梁启超传

解玺璋

简介

《梁启超传（套装上下册）》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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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序

第一章　新会少年：梁启超的家世

第二章　满门俊秀：梁启超与其子女

第三章　相敬相知：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第四章　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

第五章　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第六章　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

第七章　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

第八章　知时达务：梁启超与汪康年

第九章　血荐轩辕：梁启超与唐才常

第十章　近世双雄：梁启超与孙中山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第十四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第十五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第十六章　忘年知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第十七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第十八章　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后记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目录

序

第一章　新会少年：梁启超的家世

第二章　满门俊秀：梁启超与其子女

第三章　相敬相知：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第四章　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

第五章　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第六章　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

第七章　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

第八章　知时达务：梁启超与汪康年

第九章　血荐轩辕：梁启超与唐才常

第十章　近世双雄：梁启超与孙中山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第十四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第十五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第十六章　忘年知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第十七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第十八章　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后记

参考文献

序

三十年前，大约是 1980年前后，我读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启超传》。那时新书很少，能见到这么一部传记，真是高兴，因此立即就买下阅读。可是读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甚至愤怒。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竟被传记作者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被描述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这部传记只是一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革命神圣”的思潮压倒一切，激进主义覆盖学术界，梁启超自然也成了“历史罪人”，受尽冤屈，受尽凌辱，受尽贬抑，受尽“革命大批判”。自从有了1980年的阅读经验之后，我再也不读其他新出的《梁启超传》了。因为我害怕会再次产生阅读的恐惧，只愿意独自沉浸在《饮冰室文集》里。尤其是在国外，我的阅读研究一直处于沉浸状态。我常说唯有在沉浸状态中，才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同样，因为沉浸于《饮冰室文集》中，所以我也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

因有了三十年前的“恐惧”，此次阅读解玺璋的新著《梁启超传》，仍然“心有余悸”。没想到，一打开目录，就被他新的构架与写法所吸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谭嗣同”、“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章太炎”、“启超与袁世凯”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唐才常、杨度、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等，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这种传记构思与传记框架，与《史记》那种以“世家”、“列传”为历史之核的写法相似，但多了一个贯穿始末的主角中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络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翻过目录，进入文本，才知道此书竟达一千页（最初校样—编者注）。面对这样的长篇，我又生了畏惧，可是，一读进去，却放不下了。没想到，解玺璋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没想到的是，他的笔法竟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可称为“梁文体”。梁氏文体是中国古代文言文向中国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创造，可谓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梁文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变革。这种文体冲破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既冲破桐城派，也冲破章太炎、吴汝伦，力求明白畅达，再加上他自己于说理中掺入情感，“笔端常带情感”，便形成一种深入浅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文风，从而震撼了整个中国。解玺璋的千页大书，因为有“梁文体”支撑，又有梁氏那种把义理和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配合，便赢得古今两种语言韵味兼有。于是，愈读愈放不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竟把全书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谢谢你，玺璋兄，虽然我从未见过你，之前也从未读过你的文字，但此次拜读，却一阅倾心，觉得“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是深邃的，是有胆有识的。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梁启超也是真实的，而且是丰富的、伟大的。

常说历史是公平的。但要实现历史的公平并不那么简单，至少需要时间。梁启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痛斥、谩骂，死后又经受过谴责、嘲讽、贬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改革之风重新吹遍中华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风逐渐减退，梁启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国内评述梁启超的文章又如“风起云涌”，历史终于还给梁启超一点公道。2010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爱怨交织的往事》，表达了对胡绳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表示，我将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他商榷。他的中国近代史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量数百万册，影响巨大。我多次细读此书，受益匪浅，尤其是胡绳那种严谨而流畅的文字表述更是让我仰慕。可惜，全书的框架却有一个致命的根本性缺陷，这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单轨暴力革命史，丢失了“建构现代文明”这一重大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历史，变成一部片面残缺的单轨近代史。从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我们可以看到，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包括工艺器械建构、社会制度建构、思想文化建构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建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作了巨大贡献，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梁启超则功高盖世。他不仅研究、考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变革，其历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变革中充当急先锋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更是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说，他的启蒙广度（包括启蒙内容的广度和社会影响的广度）无人可比。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其价值在于它不仅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补救了胡绳近代史的缺陷。我们从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其中的斗争是多么壮烈，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中国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一脉。解著不是近代历史事件编年史，而是以梁启超为中轴的历史人物活动史（其实也包含着历史事件）。人是历史的载体，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也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过去常说“历史必然性”，其实，历史充满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不是机械运动，而是人的能动运作。解著摒弃章回体的编年写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这就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展示中，不仅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有冷静公正的史识、有对历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还有布满全书叙述中的“历史肌理”，即历史血肉和历史的悲喜歌哭。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1）他是一个既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有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谦和包容是中国最缺少的文化性格与文化情怀），所以朋友很少，人际交往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含的如歌如泣的诗意。解玺璋正是敏锐地发现梁启超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性格，所以才选择“主客融合为一”的写法，并获得虽只写人物却覆盖大面积近代史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构思与写法是成功的。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有人甚至认为是天才著作）的题目就叫做《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与生发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1969年49岁在河上荡舟时不幸落水身亡），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确乎如此，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氏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那么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这种变迁，在近代风云变幻多端的时代里，不正是唯国家利益为重，对个人面子不予计较的伟大人格表现吗？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认为，梁启超在理念上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则认同中国的传统人文系统。这一论断可以涵盖梁启超的早期与中期，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他的生命进入后期即“踱进研究室”之后，他则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很难用“激进”、“保守”、“革命”、“反动”这些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判断。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这样的史书，不仅还以历史公平，而且也比较可靠。见到有此可读而可靠的书，能“不亦乐乎”？所以便在读后写了上述心得，以见证解玺璋兄的立传之功德。

刘再复

2012年3月15日

美国马里兰

第一章　新会少年：梁启超的家世

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我们看梁启超，在他的早期教育中，就有三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开创辉煌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而没有成为方仲永，其重要原因，就是其早期家庭教育有许多平常家庭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讲梁启超，一定要从他的家庭讲起。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 2月 23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若以干支计算，恰逢癸酉年，属鸡。以星座论，则为双鱼。

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梁氏一族迁居此地至少已有二百四五十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一直都以农耕为业，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梁启超年谱长编》，5页），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绅士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祖父：讲“义理”，重“名节”

梁启超的祖父，名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他长大成名之后，还一再撰文称颂他的祖父。可以说，在梁启超的生命中，第一个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记的，就是他的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梁维清也最疼爱梁启超，看重梁启超。至少在六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听着祖父给他讲的历史故事入睡。梁维清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给这个小孙子听，尤其喜欢讲宋代亡国、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

当时的中国，除了科举，没有别的教育，更没有学校。多年以后，梁启超谈及他所看到的国民中的“童年”和“少年”，还是一派放任自流的景象。孩子们游戏活动的空间，离不开自家的小天地；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寻常琐碎之事。稍好一点的人家，顶多是教育家中的子弟，走科举为官这条路，能有升官发财、追求利禄、光宗耀祖的想法，也就到头了，就算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了。待他长大以后，眼里心中，竟以为天下之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还是中上阶层家庭里的情形，下层社会的贫苦子弟又将如何呢？怕是更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各地固然有村塾、乡塾，但其中施教的教师，梁启超称之为学究的，却都是“蠢陋野悍、迂谬猥贱”（《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44页）之人。他说，“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就消磨在这些人的手里，其中能够幸免的，“盖万亿中不得一二也”。（同上，45页）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国民中普遍的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苟且偷生、奢靡腐败、不思进取，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早期教育的缺失。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曾作《变法通议》一文，其中《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三章，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虽然号称有四万万人口，但其中两万万妇女没受过教育，她们做了母亲，也没有能力教育孩子。而西方学者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70%应该由母亲承担，母亲比父亲更容易了解孩子的性情嗜好，也更容易因势利导。如果母亲读过书、有文化，善于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成长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难。而教师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孩子一旦走出家门，培养他们的责任就落在教师肩上，但举目望去，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教师又何其少啊！大学教授不必说了，那些蒙馆学究，“其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同上，35页），十个里头倒有八九个。他们只能寻章摘句，鼓励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作八股，求举业，为统治者培养“终身盘旋于胯下”（同上）的奴才。所以，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

所幸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竟做了“万亿中不得一二”中的一个。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在他十岁前后，为他的求学、立志、立身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祖父梁维清，并无突出的学问专长，也没有著述流传于世，不过就是个秀才，“援例捐作附贡生”，才得到“教谕”一职，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这是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也是他一生仕途所达到的顶峰。而且，他在“教谕”这个职位上的时间并不长，终其一生，主要还是在村里教授子孙。

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白沙）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学问都从宋代理学发展而来，尤其受到陆九渊（象山）“心学”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是也。梁启超后来写道：“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梁维清），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十三，127页）这似乎说明，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义理”和“名节”这两大主题上。

陈献章后半生一直在家乡授徒讲学，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的那句诗“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是新会人，死后在新会建有白沙祠，家乡人都很推崇他，祀奉他，一直香火不断。梁维清也很羡慕这种生活方式，他用家族“公尝”奖励的“封包”买了十几亩田，加上原有的十几亩，共二十余亩，又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取名“留馀”，也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以幼子最见钟爱”（同上，127页）。梁维清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去博取功名，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畅，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能考上，慢慢也就把仕途看得淡了。三十岁以后，两位兄长先后病逝，父亲又经常生病，作为家中唯一的壮男，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一边耕种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一举而两得。

也许是因为儿子没能实现其家族的理想，梁维清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据梁启超后来回忆，他两三岁开始认字，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四五岁开始读书，则由祖父悉心指导。他在《三十自述》中提到当时曾经读过的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否还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读《诗经》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它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孩子的兴趣，但其文字的古奥，内涵的丰富，所谓兴、观、群、怨，都超出了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而《四子书》就更不能说是一部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了。所谓《四子书》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集。相传《大学》为曾参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们和孔子、孟子合称四子，是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学》、《中庸》并未单独成书，朱熹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增加了注解，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生的教材。元代从《四书》中摘出考题并以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开了考“四书义”的先河；明代以八股取士，尊程朱理学，朱元璋更把《四书》定为士子的考试用书，试题都从这里出。于是，《四书》的地位凌驾于所有典籍之上，“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七十二，1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五十二岁的时候。然而，梁维清选择《四书》作为梁启超幼年发蒙的读物，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当时的梁家，也找不到更多的可读之书。梁启超曾经写到他幼年的读书经历，除了四五岁时在祖父及母亲膝下读“四子书诗经”外，“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5～16页）。由此看来，梁维清给幼年的梁启超讲授《四书》，恐怕还是因为这是他当时最方便得到的书，也是他曾经读过的书。但也不排除他有希望孙子求仕进、求功名的心理，他只考中过秀才，儿子连秀才也没考中，他希望孙子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梁维清不完全是个读书人，梁家也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他要求孙子读书，固然有步步高升，光耀门庭的考虑，但也不排除他寄希望于孙子，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进而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应该是梁维清为梁启超讲授《四书》的另一层含义。很显然，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责任、仁爱之心，都少不了这层底色。他在《变法通议》中就曾讲到读经的两个方面，不仅揭露了“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5页）；同时又指出，祸首只是制艺，即科举考试，不能让《四书》代为受过。虽说读的都是《四书》，但不同的人从中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看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和制艺的材料；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还有人洁身自爱，将其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门径；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读书的境界有高低，由此也可见一斑。他甚至感叹：“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同上，18页）事实果然如此，在科举考试、经义取士被废除之后，还有几人用心读《四书》这样的经典呢？

在祖父言传身教下考取“童子秀”

不过，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除了读书，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和方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他很重视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的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他对儿孙进行教育的素材。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崖山不远。六百多年前（编者注：此处指距梁维清生活的时代，陆秀夫死于公元 1279年），大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在此陷入绝境。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九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投海身亡。许多宫人、官员也都跟着投海，在这里，南宋军民没有一个人投降。后来有人在此建起了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其中还有陈献章、陈恭尹（独漉）等人的题诗。明朝成化年间，这里又建起一座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为此，陈献章还撰写了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为了祭祀宋元时期死难的忠义、节烈之士，崖山还建起了忠义坛、全节庙，以表彰这些先烈。（《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2页）而梁家的祖墓恰恰也在崖山。每逢清明节，梁维清都要带领儿孙们去祭扫祖墓。从茶坑村到崖山是要坐船的，途中经过南宋舟师覆灭的古战场，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弘范灭宋于此。每次从这里经过，梁维清都要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直讲得心情沉痛，直说得老泪纵横。这时，他往往还要声情并茂地背诵陈恭尹的诗篇：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同上，14页）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不知梁启超作何感想？但是，看他成年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我们得承认：梁维清把忧国忧民的种子，播撒进梁启超的心田里，并且扎下了根，至死不移了。

还有这样的记载：在茶坑村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珍藏着四十八幅水粉工笔的古画，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所绘，每幅画都讲了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忠臣或孝子的故事，共有二十四位忠臣，二十四个孝子。这些画平时总是藏而不露，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的上元佳节，才悬挂出来，供人观赏。这时，梁维清就率领孙子们到庙里参观，指点着每一幅画，讲故事给孙子们听：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这是岳飞出师北征的故事……每年都是如此。他还为庙里撰写了一副长联，来表达自己对这些忠臣孝子的仰慕之情：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期，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屏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同上，13～14页）

梁启超和祖父一起生活了十九年，对他来说，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不只有最初的书本知识和生动的户外教育，更多的还有祖父的身教。他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令人崇敬的道德情操，并且影响到他的品格、性格的形成以及一生的事业。我们看到，在梁启超后来关于祖父的描述中，梁维清是个勤奋、俭朴、自尊、自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知识、有文化、有威信、热心公益、受人尊敬的乡绅。他是嫡出的次子，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们兄弟八人，除他之外，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以后，兄弟分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一些家产，梁维清却不以为然，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他懂得一些医道，平时为乡亲们看病，从不计较费用，遇到贫苦人家有人生病，还馈赠药品。村里的道路因年久失修，行走不便，遇到雨水天气，更加泥泞难行，村民多有抱怨。他主动把自己节省的钱捐出来修路，并号召村民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人们唱着歌来参加修路劳动，竟把原来的土路改成了石板路。咸丰四年（185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广东沿海地区，新会这个偏远的濒海之乡也有人群起响应，“四方蜂起，城日以困”（《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茶坑村离新会县城只有十余里，有些“无赖者”竟也信了拜上帝教，准备起义。梁维清是以儒学为其思想根基的，他当然不能接受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拜上帝教，也不赞成给社会造成动荡、使百姓流离失所的过激行为。从安定一方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他在乡里倡导组织“保良会力为禁止，以故一乡无乱民”（同上），维护了当地的治安，使得茶坑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维持了相对的平静。

梁启超对于祖父的教诲始终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而他可以报答祖父的，也只有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光绪十年（1884年），梁启超十二岁，这一年他再到广州应考，与他第一次应考相隔不到三年。这一次他考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这是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也是梁维清一辈子所达到的最高功名，他感到非常欣慰！而此时任主考的广东省学政叶大焯也感到惊喜异常，特地把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找来“试以艺文”。几个人中，只有梁启超对答如流，有条有理，叶大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这时，聪明的梁启超灵机一动，趁机跪倒在地，言道：“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同上，17页）叶大焯听了梁启超的这一番话“矍然”，一副惊讶的样子。我们今天读来也只有惊叹而已，很难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那种场合，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过，叶大焯很快便喜形于色，爱其伶俐，嘉其孝心，满口答应，当即提笔写下了这篇祝寿之文。在这篇洋洋洒洒的祝寿文中，叶大主考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桓、任延、祖莹相媲美；二、不可骄傲，巩固所学的知识，勤学新的知识，树立远大的理想；三、梁家教子有方，茶坑人杰地灵，梁启超前途不可限量。

梁启超带着考中秀才的喜悦和叶大主考的祝寿文回到茶坑，老爷爷梁维清惊喜得老泪纵横。当梁启超把那张祝寿文在家中悬挂起来的时候，祖父、父母都深深感受到了梁启超的一片孝心，不只看到了他在人格、学问上的长进，也看到了梁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未来。这正是梁启超当时唯一可以孝敬祖父、父母的。

父母：淑身济物

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除了得自其祖父，再有便是得自其父母的。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卒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享年六十七岁，是梁维清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寿命最长的一个。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未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居乡里，在私塾中教书，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后，才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就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他在《三十自述》中也写到父亲对他的教育，他说，六岁以后便跟着父亲读书，所读之书有《中国史略》和《五经》。后者同他此前读过的《四书》一样，也是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必读书。既然不能不走科举仕进之路，不能不将登科及第作为人生的一大理想，那么，对他来说，《四书》、《五经》就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必修课。但是，他的家庭毕竟不是世家大族或书香门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和限制。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学东渐、正统学术衰落之际，这也体现在他的读书上。据查，《中国史略》就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书，它的编写者是个德国传教士，中文名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早年在中国传教，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过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还参与起草过《南京条约》。梁家私塾可以选择他的书给学生读，可见，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太多的成见。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他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激励儿子奋发向上，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作为父亲，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动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礼节，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所谓爱之深，必责之切，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汝自视乃如常儿乎！”（《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6页）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后一直不敢忘。从现有的记载和人们的记述来看，梁宝瑛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言辞。梁启超的《哀启》是目前可以见到的记述梁宝瑛生平最详尽的文字。在这篇事实上的祭文中，他把父亲描述为一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更显得十分严。他处处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谨守祖父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不忘记社会责任，尽力为社会办事。他的生活十分俭朴，没有任何嗜好，一辈子都是这样。梁启超曾经劝他不要太苦了自己，现在有条件了，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但梁宝瑛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朴素的家风，而且对后辈生活上的优越和安逸感到很担忧。

梁宝瑛的谦谦君子之风使他在茶坑村赢得了很高的威信，村中大小事务，几乎都要他去处理。他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地维护着茶坑村的社会安宁。广东濒临大海，素来民风剽悍，新会一带则赌博盛行，盗匪出没，械斗更被看作十分平常的事。梁宝瑛为此常常感到痛心疾首，他说，这三种祸害不根除，乡里就不会有和谐平静的生活。茶坑村与邻村东甲乡积怨三十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经常发生械斗。起初，东甲人不大看得起茶坑人，以为茶坑穷，又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人。梁启超中举之后，闻名乡里，村里有人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梁宝瑛却认为，这正是和解的好时机，反对以此报复别人。他谦恭地带着儿子专程去拜访与梁氏有宿怨的东甲人，拜谒他们的宗祠，执弟子礼，让东甲人非常感动。多年的积怨、隔阂从此消除，双方变成了友好的邻居。这件事甚至影响到周围相邻的县、乡，大家都为械斗而感到惭愧，纷纷请梁宝瑛去帮助调解纠纷。梁宝瑛也不辞辛劳，乐此不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三十年中，不止新会许多乡村改变了械斗的风气，就连附近香山、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县，械斗之风也大为减少。梁宝瑛对于治赌也颇有一套办法，他把赌和盗联系起来，认为清盗必先禁赌。在他的管理下，赌具不能进入茶坑，对于野外或密室中的聚众赌博行为，他则冒着风雨，踏着泥泞去劝阻，对赌博的人晓以利害，甚至哭着劝说他们。为此他落下一身疾病，却保证了一乡的安宁。茶坑村没有一个强盗，外面的强盗也不敢来此相扰，三十年内，清乡的军队，其足迹没有到过茶坑。这都是梁宝瑛的功劳。梁启超大为感叹：“孔子称仁者安仁，呜呼，吾先君子几近之矣。”（《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十三，129页）梁仲策先生认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皆实录，无溢美之辞”（《梁启超年谱长编》，8页）。

在这篇祭文中，梁启超还讲到父亲在家庭伦理方面的表率作用。梁启超的祖父晚年多病，作为儿子，梁宝瑛在病床前侍奉父亲近二十年。梁维清去世时七十四岁，他的大儿子已先他四十年去世，二儿子先他去世也有十六年，他从六十五岁以后更是卧床不起，全靠梁启超的父亲和母亲日夜侍奉在身边。母亲去世以后，最后几年，就是父亲一人承担起侍奉祖父的责任，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打理，甚至不让其他子侄动手。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梁宝瑛以他的孝心和孝行，改变了世俗成见。在此期间，他还要操心子侄们的学业，不使病床上的祖父挂心。对于两位寡嫂，他也谨遵儒家的教诲，恭恭敬敬地侍奉到老；她们留下的三个孩子，他更视如亲子。他在道德、为人方面的言传身教，对于年少的梁启超来说，犹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在娘家一定是读过一些书的，嫁到梁家以后，也以知书达理，谨守家规，品性贤孝而受到公婆的喜爱。梁启超说，他最初识字，就是母亲教的。他还说，母亲喜欢吟诵唐诗，估计从小没少教他“春眠不觉晓”或“床前明月光”之类。母亲不仅教他和兄弟们读书识字，乡里一些姑嫂姐妹也常到梁家跟她识字，学做针线。茶坑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佳话：人们只要得知某个女子跟赵夫人识过字，学过针线活，那么不必访问，这个女子的德行、品性一定受到大家的称赞，婚事也就比较顺利。总之，她的为人在乡里是传为美谈的。她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梁启超是长子。她是在第四个儿子出生时，难产去世的。

赵夫人对梁启超都有过哪些教育，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载已不是很多，最著名的还是梁启超自己所述六岁时挨打一事。据梁启超讲，他在六岁的时候，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的母亲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9～20页）。她警告伏在膝下的这个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赵夫人自有她的道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但说谎则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就跟盗贼一样，天下万恶，都由此而产生。说谎的人总会被人发觉，最终就很难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到头来就会一事无成，落得当乞丐的下场。这一番教诲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痛悔不已，写成文章，教育后人。

很显然，梁家的家教，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再到赵夫人，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点甚至压倒了传统社会要求于学子的“学而优则仕”。尽管梁启超不满十岁就随叔伯兄长一起参加过省城的科举考试，并在不满十二岁时考取了秀才，还在十七岁那年考取了举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途远大。但综合其一生的经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似乎又是微不足道的，并非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假设他的科举仕途不是很顺利，那么，他的祖父、父母也不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他很可能和其祖父、父亲一样，退居乡间，服务乡里，继承他们家“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也正是宋、明以来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精神特质—内圣而外王，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和精神的陶冶，把“义理”和“名节”视为立身的根本。梁家不是巨绅大儒，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家学渊源，但他们受到岭南学风的影响比较多，又有多年来自耕自种所养成的勤俭、务实、淳朴、进取的品质，体现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上，也就很自觉地把道德修养和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科举要考，官也要做，但那只是更好地服务社会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梁启超曾经讲到他的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十三，127页）他这里所说的“淑身”，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而“济物之道”的“随所遇以为施”，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尽力服务于社会。

凌云壮志出少年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梁家的家教可能很不科学，很不实用，流于空疏而失当，甚至有一点迂腐，因为当今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应付考试。一切为了考试，甚至从幼教开始，都指向高考这个目标，道德、理想、心灵、品性的修为就讲得少了。现在的青年，从幼教读到大学、硕士、博士，获得了很高的学位，拥有了很多的知识，却发现心灵竟然荒芜已久，成了一片荒原。为什么高学历人群中自杀或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对此，人们多归结为社会生存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其实，追根溯源，问题还在我们的早期教育。身不立而心不正，只讲出人头地，只讲功成名就，只讲实现自我，只讲社会竞争，一句话，只讲狼性，不讲人性，只讲做事，不讲做人，只讲眼前，不讲长远，看上去是帮助这些孩子走向成功之路，实际上，是引导他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就会发现，他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十岁以前的家庭早期教育给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的天资固然是一流的，他的记忆力很好，才思敏捷，这些都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先天之本。同时，梁家以读书育人为核心诉求的早期教育，又给了他长大成人的后天之本，让他的天资和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他两岁识字，四岁读书，八岁学作文章，九岁时文章写到千余字，十二岁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但他并没有自满自足，《四书》、《五经》，科举考试都限制不了他的才思和向往。他的家乡有一座凌云塔，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梁启超经常与兄弟姐妹一起爬上村后的小山，到凌云塔附近眺望南海的波涛。据说他八岁的时候，以《凌云塔》为题写了一首诗：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9页）

在这首诗里，梁启超表达了一个孩子天真的好奇心，勤于思考、敢于怀疑的精神，以及渐渐扩大的胸怀和对新的知识的渴求。这座凌云塔也曾带给他冥思遐想，让他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向往。他还作过一副对联，表达他的心情：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同上，21页）

这副对联寄托了梁启超小小年纪就已树立的高远志向，凌云塔启发了他的“凌云”之想，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实现“凌云”之想，脚下的路还很长。他已经作好了走出家乡、走出新会、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准备，一棵幼苗已经破土而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了。

第二章　满门俊秀：梁启超与其子女

梁氏一族拥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杰出报人，就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他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

梁思顺（令娴）（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 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 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1932），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1986），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2001），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1988），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三字经》中曾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说法，但那只是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与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思想、方法和路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

我们看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理念，确实带有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特点。换句话说，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成功实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提升和转换。这么说也许有点绕嘴或不知所云，但他的做法和实际效果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我们曾经有过和传统决裂的时候，传统似乎便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现在则又把传统捧上了天，却并不了解传统的内涵究竟有些什么，只能得到一些皮毛，甚至把孩子读经（居然是《三字经》）以及穿汉服之类当作时髦。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人格，却不甚了然。这正是梁启超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无限遐想的地方。由于他的悉心教育，九个儿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又有哪些绝招？他的一位学生很羡慕老师的家庭，曾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梁启超却坦诚地表示，“谈何容易”。（《际遇—梁启超家书》，164页）

梁启超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可以说是甘苦自知。他的老师康有为也是大教育家，培养了梁启超这样的学生，但他在管教子女方面却远不如梁启超。他晚景凄凉，去世以后，家里发生了很多问题，子女们的为人处世，让其弟子和朋友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又颇感无奈和尴尬。鲁迅倒是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当时他已三十八岁（1919年），虽说他很想“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坟》，102页），但那时他毕竟还不曾做过父亲，没有做父亲的体验。他年近五十岁方才得子，儿子不满七岁，他便已去世，并没有遭遇更多的子女成长中的麻烦和问题。所以，究竟如何以“儿童本位”教育孩子，教育之后又将得到怎样的结果，他所能给予后人的，多是理论的思考和浪漫的想象，而非行动的指南。

梁启超就不同了，他有九个孩子（还不包括早殇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按照现在的习俗，二十岁常常还被父母当作“孩子”，他却已经做了父亲，不知那时他是否已经懂得了为父的不易。不过，他二十三岁（1896年）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论文，对于青少年的早期教育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44页）可见，他对早期教育，或者说幼学，是看得非常重的，认为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成败的大事，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在他看来，教育子女绝非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私事，广而言之，教育的好坏，与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兴亡，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变法图强，先要有好的教育，才能开启民智，造就新人。这是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可以说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

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教育实在是太坏了。梁启超非常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两大厄运，不幸都发生在童年，女性躲不过缠足，男性逃不脱科举。除非你不读书，不受教育，否则，你就是再有才华，再有志向，也只能俯首帖耳，被囚于八股制艺的罗网之中。由于国家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一个人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所以，乳臭小儿都被家长强迫着读《四书》、《五经》。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他举例说，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汉代的学者和宋代的学者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常常写了数千言都说不明白，现在却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跟在老师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怎会不伤害孩子的心智和身体呢？尽管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仍然坚持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因为考试题目要从这里出；进而言之，功名富贵也从这里出。事实上，正是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莘莘学子的命运。这样的教育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天性，长此以往，他们的心智被禁锢，他们的品性被沾污，他们的志气被消磨，他们的人生被引入歧途，从而变成一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苟且偷安、不辨是非的废物。他还引述严复的话说：“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呜呼，几何其不率四万万之人，以尽入于无耻也。”（同上，58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落榜。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此后，他便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变法维新的大事业。作为过来人，他自然不肯以科考和功名再来毒害自己的儿女。而且，由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梁启超的儿女们并没有赶上从小读经作八股文的时代。大女儿梁思顺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他和李夫人的第一个孩子。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第二年十月，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夫人李蕙仙才抱着女儿梁思顺来到日本，与他团聚。当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的一个院落里，为躲避清政府的耳目，他取了日本名字“吉田普”，这个院子就叫“吉田宅”。从这时开始，梁启超才比较多的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思顺一直是跟着母亲的，她的教育、学习，也是由母亲负责的。到日本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长子梁思成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次子梁思永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子梁思忠出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次女梁思庄出生，这几个孩子都成长于日本，在家里被称作“双涛园群童”。此后还有四个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分别是四子梁思达、三女梁思懿、四女梁思宁、五子梁思礼，他们都生于民国年间，其中梁思礼年龄最小，梁启超去世时，他只有五岁，比他最小的姐姐梁思宁还小八岁，比大姐梁思顺则小了三十一岁。如果也要命名的话，他们似乎可以称为“饮冰室群童”，因为他们比较多地生活于天津的“饮冰室”，是在京津两地长大的。

发自肺腑、自然纯真的父爱

面对九个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又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如何实行其教育主张？他的为父之道，又有哪些是常人所不及的呢？他在写给孩子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际遇—梁启超家书》，157页）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同上，54页）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同上，115页）他在世期间，成家的孩子只有思顺和思成，两个孩子的婚事都是他“包办”的，对此他颇为有些自得，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为之一。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或工作，或读书，这些孩子没有不盼着他来信的，常常是两三个礼拜接不到他的信，就撅嘴抱怨。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成了他的最大快乐和享受。

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本是天经地义的，它来自人的天性，过去讲舐犊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爱通常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要星星不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又有“打是疼，骂是爱”的说法。问题在于，用棍棒教育孩子，有成才的，也有不成才的，甚至有变得很邪恶的。近代以来，中国总是挨打，贫弱的原因一直深挖到家庭内部，以为传统的父子关系限制了孩子的发育和成长，鼓吹儿子造老子的反。于是，百余年来，弑父之声不绝，家教传统断裂，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也有呼吁老子自觉的，要求做老子的先行解放了儿子，给儿子以自由。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林琴南译：《孝友镜》之《译余小识》，引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注 14，《鲁迅全集》第一卷， 142页）搞得很热闹，怎么不见国家强大起来呢？

可见，不是这样简单。过去我们读鲁迅，得到过一种认识，以为父子关系是讲不得孝道，也讲不得养育之恩的。一讲，就没有爱了，就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就是重权利而轻责任、轻义务，就是利害关系、交换关系，就是“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这种认识的流行，其目的自然是要解放子女的精神和身体，造就一代新人，却也很容易变成放任和纵容。如果说传统的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么，这种标榜幼者本位、解放孩子的新式溺爱，则表现为在精神方面，在道德教育、人格培养方面主动放弃责任。特别是“进化论”的流行，使得很多人相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同上，136页）这样的教育，新的一代或能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也容易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社会情怀、人文情怀的人。为了孩子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时至今日，做父母的恐怕很少有人是不肯理解和解放自己儿女的，但如何指导他们，“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同上），却是个老大的难题。由于“弑父”在先，文化传统被割裂，精神道德信仰陷入虚无，父母在孩子面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即教育子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孩子的逆反心理是不对的，是社会在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作为人生第一个老师的资格自然是形同虚设，全部让渡给只重知识教育的所谓幼教（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家教传统既失，学校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放弃了人格培养的目标，于是，所谓“幼者本位”发展到今天，便只剩下了子女对生活的享受，对权利的要求，没有人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为社会和家人尽自己的力量，怎样报答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

娴儿思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基于父爱的教育则完全不同。梁思顺是他的大女儿，在他身边长大。刚到日本的时候，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读书的正规学校，梁思顺的早期教育只能在家里进行，由梁启超教她读书。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们迁居“双涛园”的时候。在这里，梁启超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想得可谓很周全。梁启超在宣统元年（1909年）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提到，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正在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他称之为“射利之书”，然而，“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梁启超年谱长编》，492页）女儿做了他所编写的国文教科书的第一个学生读者。梁启超对这个女儿的期望是很高的，为她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看他的《双涛阁日记》，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间，他就为梁思顺“讲书”及批改“日记”、“作文”二十余次，有时竟至彻夜。其中还有些特别的记载：“五日午后，为娴儿作《艺衡馆文卷》第一集叙”；“十二日午后，为娴儿辈讲《说文解字 ?叙》”；“二十日，为娴儿辈改所作《隈（隗）嚣、窦建德合论》竟至彻夜，复为批点日记，六时就榻”；“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能成寐，凌晨，出一策问题，示娴儿辈，即略与论文，至十时始寝”。二月二十八日，恰逢梁思顺十七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他在诗中写道：“我的娇儿令娴如今已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为之。”他在诗中历数女儿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欢娱和坎坷，记述她在学业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并告诫她治学要有恒心，不能贪图安逸，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应当立志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使今后离开这块土地，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九，1～40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拳拳之心。

梁思顺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她在少年时代就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是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小秘书。《双涛阁日记》就曾多次记载：“昨夜竟夕不成寐，晨间卧听娴儿读书，久之睡去。”（同上）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梁启超对于女儿的婚姻一直洋洋自得，过了许多年，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际遇—梁启超家书》，116页）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梁思顺多年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表达相互思念以及商量家务，都只能通过书信往复。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无论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国参与政治活动，家人留待日本时期，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顺跟随希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梁启超都曾有大量书信给思顺。

梁启超去国十余年，其间著书办报，传播新的思想，批判专制制度，推动社会变革，鼓吹“新民”之道，使得他在国民心目中地位甚高，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和黄兴，各界人士都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当他于 1912年回国的时候，受到了社会各界及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梁启超年谱长编》，653页）即便如此，他对女儿的学习、儿子的身体仍不能忘怀，百忙之中，还逛到琉璃厂，为女儿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并给其他家人买了礼物。他还在信中指示尚在日本的思顺：“思成学课归汝监督试验，若至明年二月汝书报告谓其有进益者，吾则于生日时以此赉之。”（《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71页）二十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大姐自然成为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当时的梁家，收入已不如民国初年，几个孩子海外求学，每年开支又很大，而这时的梁启超，除了稿费几乎没有其他进项。他曾把家中存款数千美金寄给思顺（后来又寄过一些），请希哲做一点证券投资的生意。周希哲算是经营有道，“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梁启超为此大受鼓舞，他设想“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际遇—梁启超家书》，230页）思顺来信劝他尽力而为，并为自己不能在父亲身边侍奉感到歉疚，他则安慰思顺不要太担心他的身体，也不要因为不能回国伺候生病的父亲而感到不安：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同上，231页）

梁启超有时显得很唠叨，心思缜密得像个母亲；有时又像个孩子，对女儿表现出某种依赖。1928年秋天，疾病反反复复，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女儿就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思顺：“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同上，260页）

可惜，梁启超没能等到他所祈盼的这种生活，三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也是为孩子操劳而死的，只要关系到孩子，事无巨细，他从来都是极热心地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并亲自作出安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发动北伐，北洋政府在财政上也陷入困顿之中，使馆经费和外交官的薪水全无着落，思顺与希哲的生活大受影响。本来，他们所得的薪水公费也算很好了，不仅能够敷衍开销，还能替父亲照顾在海外留学的四个弟妹，对家里的帮助是很大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军阀的末日已到，北京政府的命运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一来，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就成了一件让梁启超忧虑的事情。他立马找朋友商量办法，大家也一筹莫展，因为使领馆的经费此时已经断绝。他又希望能为女婿调一个有收入的缺，却并不顺利。思顺与希哲原先想调新加坡，梁启超以为可以和顾维钧（少川）商量的，经过一番了解，才知并不简单。“顾（少川）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同上，128页）面对这种局面，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出路，又给思顺以谆谆教诲，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同上，98页）

这一番话使思顺安下心来。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尤其像加拿大这种没有收入的领事馆，更没人要打主意，他们住得倒也踏实。但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梁启超还在为周希哲设想未来的生活方向。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同上，107页）。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限量。”（同上，107～108页）然而，随着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几年后，梁启超所设想的这一切，就全都化作了泡影，这当然是后话。

化育思成：治学须有兴味

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启超对他的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了一些。梁思成的童年是很清苦的，由于是在流亡之中，梁家的生活始终非常拮据。但知识渊博又充满爱心的父亲，仍然让他觉得自己的童年时光是趣味无穷的。像对待思顺一样，梁启超也是儿子的启蒙老师，并把他送到自己为华侨子弟创办的同文学校读书。学校位于神户市区，离家有很远的一段路程，每天赶小火车上学，还是很辛苦的。很多年后，梁思成回忆起童年紧张而有趣的生活，仍大为感慨。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到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凭着他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政治进程中所取得的卓越声望，很快便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第二年，夫人李蕙仙带领暂时滞留日本的家人启程回国。从此，梁家便在天津安顿下来，并送思成、思永到北京上学。梁思成先后就读于南城的汇文学校和崇德高小。大约两年后，1915年，年仅十四岁的梁思成就考取了名气很大的清华学校，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

梁思成在清华八年，终于出落成一个学养扎实、发展全面的有为青年，不仅在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在品格训练方面，作为清华学子，他既秉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又有父亲的言传身教，这使得他在学术生涯开始的时候，步子就迈得比较稳健和扎实。1923年初夏，梁思成即将从清华学校毕业，准备赴美留学。5月 7日这天，恰逢“国耻纪念日”（编者注：5月 7日为日本针对“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日），北京的学生照例在天安门前举行纪念游行。中午时分，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骑着摩托车上街，行至南长街口时，一辆快速行驶的小轿车横撞过来，当时就把兄弟俩撞翻在地。思永血流满面，跑回家中报信，思成则被压在了摩托车的下面。在这场严重的车祸中，梁思成伤势较重，左腿骨折，脊椎也受了伤。出事后，肇事者居然不加理睬，扬长而去。后经查明，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但他撞的毕竟是梁启超的儿子，思成的母亲李夫人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责问，社会舆论也闹得沸沸扬扬，迫使金某人不得不到医院慰问，总统黎元洪也亲自出面赔不是，才平息了这件事。但是，这场事故给梁家兄弟，特别是梁思成造成了巨大伤害。梁启超在事后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他曾去事故现场查勘，在离思成受伤一寸多的地方，便是几块大石头，若碰着头部，真是万无生理，现在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到底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给古老的北京城留下了一个忠诚的守护者。但梁思成出国留学的时间却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住院期间，梁启超要求儿子一边养病，一边读书，短短两个月内，梁思成便把《论语》、《孟子》和《资治通鉴》都读了一遍。梁启超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

1924年6月，梁思成携林徽因赴美留学。他们来到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学习建筑学。据梁思成介绍，他选择建筑学主要是受到林徽因的启发，当然也和自己喜欢美术不无关系。早在清华读书时，梁思成准确而漂亮的绘图功夫就为许多朋友所称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日后作出了学习建筑的选择。但是他说，如果不是刚从欧洲回国的林徽因和他谈到以后想要学习建筑，他当时连建筑学是什么还不知道呢。这年秋天，思成进入宾大建筑系本科学习，林徽因却因该系不收女生而被排除在外，只得选择美术系。

梁思成在学习方面非常专注，全力以赴，好学不倦，同学们都很佩服他这一点，梁启超也不为此担心。但是，他却很担心思成的身体。1925年，他每次写信给思顺都要询问：“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同上，92页）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信中和思顺谈起思成的身体：“思成体子（身体、体质）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同上，121页）他还对思成说：“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同上，33页）仔细体会他的这番话，梁启超对于梁思成的担忧，似乎并不全在身体，更在他的精神和治学方法，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上，32页）所以，他劝告思成，做学问不要专于某一门：“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接着讲道：

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什么叫苦口婆心？我以为，这总算是苦口婆心了。

他还谈到治学的方法：

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同上，32.33页）

这一番话是富有感情的，带着体温的，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与朴素，种种人生的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梁启超对思成毕业以后的去向、职业和生计，也早有考虑。还在 1926年，思成的学业尚未完成，梁启超就想到了毕业后的生计可能会发生困难。因为，思成选择建筑时，曾有过一个考虑，即思忠去学工程，将来哥儿俩可以合作。现在思忠要走别的路，如果思成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恐怕就不适合谋生了。于是梁启超建议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但思成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还把治学方向设定为中国古代建筑。梁启超没有因为儿子不听招呼就生气，他告诉思成，这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要到各处实地考察不可，而当时国内的情形却是到处都在打仗，一步也不可行。他提醒思成：“你回来后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圈内外做工作，好在这种工作也够你做一两年了。”（同上，75页）于是，他建议儿子不妨在西洋美术史上多下一点工夫，将来或许还可以到学校去当教书匠。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梁思成没有拒绝。梁启超更进一步替他作了安排。在他看来，如果教书，最好不在清华：“清华园是 ‘温柔乡 ’，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同上，86页）而且，清华的邀请“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他主张思成去东北，“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同上，87页）为了帮助他更加切实地了解西洋美术的历史，梁启超还专门筹集五千美金，让毕业后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以便能对欧洲的美术建筑作一番实地考察。他还嘱咐思成：“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同上，82页）为了思成与徽因在欧洲旅行时更加方便，他还特意随信寄去名片十数张，并嘱咐思成：“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同上）意思就是让梁思成自报家门，说是梁启超的儿子，请叔叔伯伯们多加关照。当时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领事，很多都是梁启超的朋友，私人交往很多，借助领事馆作为家信的中转站，至少可以比较快地得到儿子旅欧的消息。他再三嘱咐思成：“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的景况。”（同上，83页）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就像梁思顺与周希哲的婚姻一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也被梁启超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梁家与林家可谓世交，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二人共同筹划成立宪法研究会的时候。在交往中，两人的共鸣和默契表现在做人和兴趣的诸多方面，他们很快就成了意气相投的好朋友。所以，当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位父亲几乎同时想到了联姻这件事。1919年夏天，在他们的刻意安排下，十八岁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十四岁的林徽因。不过，对于儿女的婚姻，梁启超并不主张完全由家长包办代替，他一再表示，他只负责观察、挑选，给他们提供相识、了解、培养感情的机会，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儿女手里。思顺的婚姻是这样，思成的婚姻也是这样。他甚至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不过，他也对思顺感叹：“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同上，116页）说归说，他照样乐此不疲。

的确，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让梁启超操了不少心。林家原本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考虑，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主张思成和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后来急着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就是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林徽因的父亲不幸在战争中遇难，“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就困难多了”。（同上，25页）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当时的梁启超已经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不能放心万里之外的梁思成。他在给梁思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的磨）。……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1～72页）

我们体会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他是深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遭遇了父亲死难的悲剧之后，她的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影响到梁思成。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对林徽因表示安慰：“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地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同上，191页）过了不久，他又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她，我盼望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慑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担心）才好。”（同上，179页）梁思成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林徽因也在文学艺术诸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是付出太多的心血了！他们结婚之后，梁启超还有两点新的希望给他们：“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同上，54页）

梁思永：在父亲支持下成为考古大家

梁思永在梁家几个子女中是较少让梁启超操心的，这也许和他的性格中沉着稳重、善解人意的特质不无关系，再有就是，他的恋爱、婚姻少有波折。夫人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岁，八岁以后一直住在梁家，与他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长期的感情积累，使得他们的结合如水到渠成。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七日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日本，1913年随全家一起回国，1915年与思成一起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 5月“国耻纪念日”这天，他与思成在南长街被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翻。所幸思永只受到一点轻伤，很快就复元了。这年夏天，思永从清华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

梁思永选择考古及人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显然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的学问，按照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说法，早年好段、王训诂之学，“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科举考试，专注于此。师从康有为以后，所授乃陆王心学，以及史学和西学，从而接通了梁氏家学中得自陈献章的熏陶，强调“义理”的传统，所以，梁启超的学问带有调和汉宋，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的特点。虽然他很少研究甲骨学、考古学，但他所开创的“新史学”，却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不限于书本和文献，还强调实迹、口碑和古物的价值，其中就讲到野外的发现和古器物的发现。他注重“史前时代”的研究，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中国的史前史也应该包括新石器和旧石器两个时期，并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进化。这些都在事实上影响着梁思永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同上，25页），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

不过，梁启超绝非一个“自私”的人，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1926年底，他听说李济和袁复礼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力主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他多次写信给思永和李济，为他们穿针引线。他告诉远在美国的思永：“李济之（李济）现在山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04页）虽然由于社会政治动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但梁启超却担负起向他通报现场发掘情况的义务。1927年 1月 10日，他又致信思永，为他回国实习作了具体安排：“关于你回国一年的事情，今天已经和济之仔细商量。他说可采掘的地方是多极了，但时局不靖，几乎寸步难行，不敢保今年秋间能否一定有机会出去。……但有一样，现在所掘得 76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云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402页）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回来了。他在国内工作了大约一年，第二年九月，在梁启超的坚持下，思永回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他的学业。

思永回国后，曾以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助教的身份开展工作，还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和故宫博物院审查员。这期间，他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第一次将西阴村的考古收获以英文公布于世。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此之前，梁启超还曾听说“有一帮瑞典考古学家要大举往新疆发掘”的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自家承担经费，也一定要让思永加入进去。他说：“我想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际遇—梁启超家书》，27页）他兴奋得第二天就要进城去找那个叫“斯温哈丁”（斯文 ?赫定）的人商议，把路线日期计算清楚，甚至想到让清华发电报给哈佛校长，要求给思永提前放假。由于斯文 ?赫定一行很快就要出发，他的这番计划又没能实现，但思永回国以后，仍然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对思顺们说：“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 ‘学术讨论会 ’，已经不知多快乐了。”（同上，79页）

梁思忠：政治热情得到父亲肯定

梁思忠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和梁思永都是王夫人所出，却也为李夫人所喜爱。思忠小时候很活泼，又善解人意，李夫人很喜欢他，常和他下棋、聊天。梁启超也曾写道，思顺、思庄赴加拿大以后，他觉得寂寞时，便带着思忠去听歌剧；无聊的时候，也拉思忠一起打牌。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李夫人的墓修好之后，正式安葬的时候，就是思忠、思达二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的。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也是思忠一直在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八月，思忠赴美留学，仍不放心父亲的身体，时时写信提醒。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同上，160页）

在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到美国后，他首先选择了学习政治。梁启超得知后在信中表示：“忠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为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同上，150页）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说心里话，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这使得梁启超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情。对于儿子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同上，68页）也许是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是同意儿子回国的，需要商量的只是回国以后去哪里。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那里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仅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他坦诚地说明了发生这种变化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同上，68～69页）梁启超对于儿子的冲动始终没有责备和埋怨，他说：“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同上，69页）所以，他倒有些庆幸儿子最终没有赶上这个机会。但他对于儿子所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的话，却不能接受，明确讲“这是没出息的话”！他谆谆告诫这个儿子：“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 ’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同上，69～70页）

但他却仍然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谈起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可以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 —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原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为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同上，72页）思忠还算是很听话的，他在威斯康星读完政治学，又转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三十年代初，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梁思忠所在的炮兵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战斗中，他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患上腹膜炎，没能及时救治，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

梁启超其他儿女

梁家在北美的五个姐弟中，梁思庄年纪最小。她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925年和大姐思顺一起赴加拿大。当时思庄只有十六七岁，读大学不够资格，只能先读中学，一年后，才考取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刚到加拿大时，梁思庄是想直接进大学的。年轻人，满怀理想，心高气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启超便写信告诫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 ‘孩子气 ’了。”（同上，20页）听说她英文不及格，梁启超还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同上，23页）对于思庄的学业，梁启超也有很多考虑，他一直希望思庄将来能做他的助手，为此他建议思庄：“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 ‘先登者 ’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同上，33～34页）

梁启超最初并不主张梁思庄到美国读书，因为已有三个儿子留学美国，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家庭“美国化”。他劝思庄留在加拿大，读一两年，然后到欧洲去。他嘱咐思庄学好法文，就是留作去法国的本钱。不过，梁思庄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坚持学习文学，直到 1930年从麦吉尔大学毕业，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此后她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的教学和研究。尽管她选择图书馆学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但是，她的选择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和推动。从家学渊源上说，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时务报》期间就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收录西书三百余种；以后数十年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图书分类、编目的研究，但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和建立中国图书馆学两大目标。梁思庄成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她依托西方的现代理念，参照家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学目录”，被人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梁启超生前，他的另外四个子女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年纪都还很小，没能到国外留学，他们的学业都是在国内完成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梁启超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除了要在清华、南开等大学开课、演讲外，还担任了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社会职务，还有大量的写作计划要完成，非常紧张和繁忙。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病魔缠身。但是，他并未放松对儿女的早期教育，也未忽略为儿女的学业早作安排。思达、思懿都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思懿后来还转到清华，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1927年，中国政局动荡，社会乱象丛生，梁启超决定为几个孩子聘一位专教国文的先生，让他们在家读书。不久，他又请了南开中学的教员，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文和算学。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还说：“今年偶然高兴，叫达达们在家读书，真是万幸……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达、懿两人补习一年或两年便可望考进大学，六六便正式进中学。”（同上，163页）梁启超请来的这位先生，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谢国桢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追忆梁启超》，400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1917年（应为 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同上，172页）真是一幅教学相长、其乐融融的图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社会不能提供安全、正常的学习环境时，梁启超能以家庭教育作为补偿，可见他对子女的教育是不肯放任自流的。梁启超在世时，梁思礼（他称之为老白鼻）尚未到读书年龄，但他给操劳、病痛中的父亲带来了许多快乐。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等人的信中常常提到老白鼻的可爱之处，他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际遇—梁启超家书》，126页）这里既有梁启超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又能看到他教育子女的良苦用心。

造育新民

梁启超作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9页）有人会不会想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现他所说的做成一个人。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 ‘达德 ’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同上，105页）他在这里所说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我们看到，梁启超教育子女，就以这三件为究竟。有人不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有普世价值，怕是少有梁启超的慧眼和慧心。

不惑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是十分重视的，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他说：“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同上，106页）所以，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思庄这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们毕业以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求得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梁启超希望思庄报考生物学，但思庄自己不喜欢，梁启超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追忆梁启超》，459页）他一直主张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是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际遇—梁启超家书》，130页）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同上，129页）看来，梁启超寄希望于儿子的，是要他做现代中国建筑界、美术界的李、杜啊。

梁启超一生都在做“新民”的梦。但是，新一国之民实在太难了，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一生，谁又能说新了多少？扫天下不成，则不妨退扫一室，梁启超对于把自己的子女造就成为新人，还是蛮有信心的。所以，他一定不会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他说道：“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页）他戏称现在的学校都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同上），并且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学校，还是欧美的学校，都患有同样的毛病，区别只在深浅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智识的增加”，反而将更为重要的“修养人格，锻炼身体”忽略了。（《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三，5页）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 ‘智识饥荒 ’，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 ’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大大地超过了前者，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所以他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然而，疗救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挥手一指，在东方—中国与印度，他说：“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9～12页）有人或许会觉得，梁启超这里所说，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其实不然，就他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教育状况而言，“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三，6页），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这种传统崩溃、新学未立的精神文化危机中，梁启超寄希望于东方的学问道德，或能转变世风，建设新的文化。梁启超的回答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7页）这正是梁启超超过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是领风气之先的。但他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传统，而且相信，即使在今天，传统的克己求仁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完全立足于这一点。他要求孩子从小就要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梁思成被车撞伤，住院治疗，梁启超还安慰他“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这都是希望传统的道德伦理能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忧

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确立美满的人生观。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2页）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是会打算盘哩。”（同上，71页）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同上，59页）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也就是“三达德”中的第二德。至今还有许多人很看不起这一条，以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信了孔孟之道，所谓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欺骗老百姓的精神鸦片。这么说并没有错，但是，道理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却是梁启超所讲的人格磨炼。他说，什么叫做“仁”呢？孔子有个解释，“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梁启超更进了一步，他把“仁”解释为“普遍人格之实现”。他还说：“人格完成就叫做 ‘仁’。”由此可见，“仁”还有人格磨炼的意思在里面。过去的士大夫喜欢讲“内圣外王”，听起来很玄，其实，“外王”讲的是建功立业，且不管它；“内圣”讲的却是自我修养，人格实现，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仁者不忧”。然而，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梁启超认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 ‘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 ‘未济 ’，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 ’。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 ’。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 ‘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地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 ’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自然会 ‘无入而不自得 ’。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6～108页）梁启超的这种教育成果如何呢？思永有一次对梁启超说：“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际遇—梁启超家书》，257页）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家教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是要磨炼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健全的人。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提到：“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同上，46页）他对孩子们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同上，47页）这些都是他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和要求，因此，只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是不够的，还要“勇者不惧”。

不惧

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勇者不惧”呢？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叫做心地光明，恰如俗语所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8页）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

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石叟牌词》，2页）。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追忆梁启超》，54页）

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同上，87页）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 ’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 ’，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 ‘随时与境而变 ’，又随他 ‘脑识之发达而变 ’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同上，88～89页）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也是他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际遇—梁启超家书》，50页）

第二件，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他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而人又极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了。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在吓唬谁，而是真的相信，“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所以，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以此教育孩子，他曾多次与思顺谈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17页）

民国之后，有几年梁启超是在政府做过官的，也曾有过薪俸，但观其一生，主要还是靠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对思顺说，“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但也不会发大财。他当然有发财的机会，“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同上，215～216页）为什么不欲呢？自然是不肯贬损自己，使自己没了尊严。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诸君：“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为一个人。”（《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很显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第三章　相敬相知：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精明强干李夫人

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第一位自然是他的夫人李蕙仙。这位李夫人可是大有来头。据夏晓虹教授考证，她的本名应该是“端蕙”，“蕙仙”只是她的表字。梁启超曾作《上海遇雪寄蕙仙》一诗，题下有注：“蕙仙，李夫人字。”（《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五〔下〕，1页）但是，生活中大家叫惯了“蕙仙”，“端蕙”这个本名反倒湮没在历史深处，很少有人知道了。

李端蕙的父亲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为官经历贯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李端蕙就出生在他治理永定河的任上。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幼年丧父，叔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李朝仪的“北京市长”只做了两年，光绪七年（1881年），他不幸去世，全家便回到贵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李端蕙。此时的李端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拜见座师，李端棻事先就请了副主考王仁堪（可庄）做大媒，要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据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王副主考有个女儿，也不曾婚配，他对梁启超也非常赏识，一心想把女儿嫁给梁启超，没想到却被主考大人抢了先，无奈之中，也只能做这个月老儿了。

梁启超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两年后，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冬的时候，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婚后的梁启超与李端蕙暂住在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 1号的新会新馆。这一年梁启超虚岁十九岁，新夫人大他四岁，应该不会小于二十三岁。第二年的夏天，他便和夫人李端蕙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梁家世代务农，仅靠几亩薄田度日，家境并不宽裕，新婚夫妇刚到老家时，连一间像样的新房都没有，只能借用梁姓公族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房。广东的气候炎热潮湿，初来乍到的李端蕙很不适应。但是，这位生长于官宦之家、从天子脚下嫁到中国极南一个乡村的大小姐并没抱怨，也不嫌弃，很快便适应了梁家贫寒俭朴的生活，操持起家里的日常杂务，梁家上下都对这个新媳妇交口称赞。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五年前就已仙逝，继母只比李端蕙大两岁，李端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精心侍奉，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婚后的梁启超并没在家里久住，他当时正求学于康有为，为了完成学业，婚后不久，便到万木草堂读书去了。万木草堂在广州的长兴里，离新会的茶坑村有百里之遥，交通又不很便利，所以，这对新人总是相聚的时候少，分离的时候多。随后的几年里，梁启超曾两度进京参加会试，夫妻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这时的北京已然是风雨欲来，整个国家都处在危难之中。甲午一战，老大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求和，准备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白银两万万两。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康有为首倡公车上书，请朝廷拒绝和议；梁启超则日夜奔走，联络各省举子，聚议于北京城南的松筠庵，并连夜撰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造成了前所未有之大事件。此后的梁启超，其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不再把考取功名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以一个改革者、启蒙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全身心地投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及湖南、广东各地，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大声地鼓与呼。

情诗里的浪漫与风雅

这个时期他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关于他们夫妻情感、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至今我们已经很难猜想二人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但李端蕙毕竟出身于官宦之家，明清之际，官宦人家的女子大多受过一些教育，都有诗歌唱和的雅兴，有人说，李夫人从小便熟读古诗，有吟诗作文的才能，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被亲友们誉为才女。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她的作品流传下来，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其作品的记载。以梁启超的性情，如果有，不会不有所表示，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就记载了其他女性的诗作，何以对夫人的作品不置一词？最有可能的是，她确实没有写过。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梁启超写给她的诗词作品中，多少感受一点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浪漫和风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有《上海遇雪寄蕙仙》诗一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

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

江南二月，雨雪霏霏，春寒料峭，独居逆旅，梁启超想起昔日在北京与夫人围炉夜话共度除夕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暖融融的夫妻生活剪影。

还有《寄内四首》：

一缕柔情不自支，西风南雁别卿时。年华锦瑟蹉跎甚，又见荼蘼花满枝。

月上帘栊院落虚，香罗帐掩旧流苏。东风昨夜无聊赖，故作轻寒逗玉橱。

三年两度客京华，纤手扶携上月槎。今日关河怨摇落，千城残照动悲笳。

萍絮池塘乳燕飞，蛮笺细展写乌丝。殷勤寄与临安去，陌上花开莫缓归。

诗中写到的离愁别绪，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有的意境，但梁启超写来，却也表达了他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这段时间里的生命状态和心情，即在慷慨激昂之外，还有低回哀婉的一面。虽然国家的危机、现实的忧患，时时在他心中激荡着不息的波澜，但这个风华年少的青年才俊，又怎能放得下家中的娇妻爱女？夜深人静之时，他也要放纵一下自己的柔情与恋情。这种哀艳如箫声的审美意韵，也表现在他写给夫人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兰陵王 ?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写的是李端蕙归宁途中，梁启超因夫人不在身边，难以入睡，眺望窗外的苍茫暮色，梦去愁来，担心她一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

瞑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

天涯数行迹。念衾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

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

另有一首《台城路 ?黄浦江送蕙仙归宁之黔余亦南还矣》，也写到李端蕙归宁，夫妻离别的心情：

平生未信离愁，放他片帆西去，三叠阳关，一杯浊酒，做就此番情绪。劝君莫醉，怕今夜醒来，我侬行矣。风晓月残，江浔负手向何处。

天涯知是归路，奈东劳西燕，辽绝如许，满地干戈，满天风雪，耐否客途滋味。几多心事，算只有凄凉，背人无语。待取见时，一声声诉汝。

另有一首《洞仙歌 ?中秋寄内》，写他在中秋夜晚，对月思人，想起去年中秋，与夫人月下畅饮，悄悄窥视夫人的醉态：

薄醒残睡，又四更天气，明月新来太无赖。记去年，今夕双影晶帘，曾见汝一点窥人微醉。

瑶台天外路，依约年华，甚到圆时越憔悴。料脂香啼曙，镜粉敲寒，算未减花底天涯滋味，待互倩素娥愬殷勤，万一梦魂儿断鸿能寄。（《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五〔下〕，以上诗词分别见 1页和 89页）

夫妇相敬如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梁启超年谱长编》，166页）。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同上，167页）在这封信中，他还为妻兄李端棻因受其牵连而远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担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

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同上，167页）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同上，168页）直到来年的春季，这件事仍不能最终确定下来。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又一次致信李端蕙，讲到曾经准备接她到日本来，“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但忽然接到康老师的书信，要他赶赴美洲动员华侨加入保皇会，所以，只好将接家眷之事再一次暂缓推迟。不过，这一次梁启超似乎并未成行。结果，到了秋天，梁启超突然接到妻子来信，说她们已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启程前往东京，来与他团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宝瑛等人乘坐的客轮停靠在长崎港，在此等候多时的梁启超，终于看到李端蕙抱着女儿思顺，和父亲一起走上码头，全家人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在日本十四年，梁启超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过几次迁徙，但最终还是因华侨朋友的慷慨资助，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全家因此有了安居之所。此地面对大海，背靠山林，海涛与松涛齐鸣，犹如奏响了一曲雄浑的交响，梁启超爱其环境的优雅别致，称它为“双涛园”。这时，梁家的生活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襟见肘，但却是幸福和睦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使他在颠沛流离中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来之不易。据说，李端蕙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甚至性情有点乖戾。她主持家政，“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页）。梁思成在多年之后还说到母亲的严厉：“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页）他还说到李夫人对佣人也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这样看来，这位李夫人的确很严厉。

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不仅佣人和孩子都很怕她，就是梁启超，似乎也要让她几分。当时外间便有“梁启超怕太太”的传言，他的学生杨鸿烈为老师开脱，找了如下一些理由：“梁夫人既是出自当时显贵家庭的小姐，下嫁穷书生，且长梁好几岁；在梁氏遭逢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时，又蒙李端棻馈赠赤金二百两，得以这项资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梁氏在北京会试时，即已寓住李尚书公馆，累得这位号称学问渊雅，性情笃厚的妻兄，也因变法失败，而丢掉纱帽，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梁氏对这位显贵的知己恩人，既因李 ‘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 ’而对李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因此，对李的堂妹，不能不‘相敬如宾 ’。”（《追忆梁启超》，287～288页）

这里所说应该都是实情。梁、李的婚姻固然很令人羡慕，但毕竟掺杂了许多感情之外的东西，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两人关系。不过，也要看到两人在性情上互补的特点。梁启超属于双鱼座，据说，这个星座的男人总能保持一种天真、忠厚的气质，性格也比较温和，很容易相处，但却需要一个能指导其言行的精明强干的生活伴侣。看上去，这很像是一种巧合，我们则不妨姑妄听之。而实际上，梁启超也确实离不开这位严谨而能干的主妇。他在夫人去世之后所作《悼启》一文中写道：

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幼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先姊早世，遗孤甥赵瑞莲、瑞时、瑞敬三人，外家诸姪李桂姝、续忠、福鬘，皆早丧母，夫人并饮食教诲之如己子，诸甥姪亦忘其无母也。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历襄助，以粗自树立。早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二十一岁时所蓄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超启神志为壮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24～25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基本上概括了夫人的为人和性情，以及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她在这个家里就是主心骨，大事小情都要她拿主意。她比梁启超大四岁，这种姐弟式的婚姻总是弟弟依赖于姐姐，她也真像姐姐一样呵护这个小弟弟。所以，她的去世真叫梁启超悲痛万分，他在给北京《晨报》所写《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里，对于这种痛苦的情形有很形象的表达，他说：“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梁启超年谱长编》， 1023页）百无聊赖中，他只能靠读宋词来排遣悲伤的情绪。第二年，夫人安葬以后，他又写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也称作《祭梁夫人文》。梁启超很看重这篇文章，他在葬礼结束后写给思顺、思成、思永、思庄的信中说：“我的祭文也算我一生好文章之一了。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篇祭文，我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虽然还有改削的余地，但大体已很好了。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6223页）他的这篇祭文再次回顾了两人结婚以来三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最后表达了感情永远不变的愿望：“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梁启超年谱长编》，1023页）

梁启超的这种痛苦，一方面源于他对夫人的依恋，一旦失去，便感到心无所依；另一方面，或许也和他一直放不下的深深内疚有关。李夫人自 1915年冬患乳腺癌，几年来，多方求治，做过两次手术，都没有根除，1924年春天再次复发，并于当年9月 13日去世。一年之后，在给思顺等人的信中，他还在自责：“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际遇—梁启超家书》，145页）类似的话，也见于他的《告墓文》：

“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同上，1022页）这里所说的七年前，应该是 1917年，在这一年里，这对相亲相爱的夫妻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现在已很难猜测了，倒是从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梁启超对其爱妻的拳拳深情。

任劳任怨王夫人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姓王，她没有大名，就叫来喜，王桂荃这个名字是梁启超给她取的。王夫人在梁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李夫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隐藏在幕后，在各种有关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年谱传略、日记书信中，她的名字从不被提及，只有在《梁启超年谱长编》和他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她常以“王姑娘”或“王姨”的身份出现。如果细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梁启超的“非正常”状况，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1904年），十月七日三子思永生，同年四妹生。”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很耐人寻味。

最早向社会公开王夫人真实面貌的应该是梁思成，其后，梁启超的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在撰写《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时，专为王桂荃安排了一个章节。据梁思成介绍，王桂荃的家乡在四川广元，童年生活十分悲惨。家中只有几亩薄田，全靠父亲的辛勤耕作，一家人才能勉强度日。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说她命硬，克父母，经常虐待她。四岁那年，父亲又不幸暴病而亡，无依无靠的她，被人贩子买去，几年间就被转卖了四次，最后来到李端蕙的娘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夫人回家探亲，见她聪明伶俐又很勤快，就把她带到梁家做丫环。（《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3页）

王桂荃大约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依据是吴荔明曾经写道：“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1页）这样看来，她应该比梁启超小十二岁，比李夫人小十六岁。她到梁家以后，和一家人相处得都很不错，很有人缘。冯自由曾有《梁任公之情史》一文，其中讲道：“来喜深得女主宠用，在《新民丛报》时代，举家度支及锁钥概付其掌管。”（《追忆梁启超》，206页）一个丫环，掌管着全家的日常开支和钥匙，可见李夫人是非常信任她的，她在梁家的地位也是很不一般的。冯自由的父亲是日本横滨的华侨商人，与孙中山多有来往，是兴中会的早期成员，他也很小就加入了兴中会，是年纪最小的革命党。他早年曾在梁启超担任校长的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对梁启超应该比较熟悉，但因政见不同后来竟反目成仇。他这篇文章发表于 1936年 6月《逸经》第8期，其中对梁启超不乏揶揄、丑化和攻击，党派私见十分明显。后来他编写《革命逸史》，并未将此文收录，似乎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在文章中透露：“甲辰（1904年）某月启超忽托其友大同学校教员冯挺之携来喜至上海。友人咸为诧异，后乃知为因易地生产之故，盖来喜得孕，极为女主所不喜，故不得不遣至别处分娩。久之，梁妇怒解，始许来喜母子归横滨同居。”（同上，206页）看来，这个说法后来还是被梁家的人所接受，只是在当年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王桂荃身份和地位的明确而可靠的记载。

王桂荃成为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她为梁家所生的孩子中，有六个长大成人。孩子们称李夫人为“妈”，称王夫人为“娘”。但在李夫人生前，梁启超似乎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王夫人，他在写给梁思顺等人的家信中，常常称“王姑娘”或“王姨”。然而他又说，王夫人“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或在于她所具有的多重身份，她既是孩子们的“娘”，又是梁氏夫妇的佣人，按照传统的伦理规范，她不过是丫环收房做了“妾”。但梁家是个具有现代思想的家庭，梁启超也不是封建大家庭的老太爷，这使得王桂荃有可能成为其丈夫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伴侣。平时，她帮助李夫人料理家务；梁启超出门在外，则往往由她随行帮助料理生活。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秘密筹划和推动反袁护国战争。住下以后，他马上给思顺写信，要求王夫人来沪：“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他还特别强调：“吾今处此艰危且不便之境，家人固不容以跋涉为惮也。”过了几天，他再次写信催促，要“王姨非来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726页）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他悄悄潜入香港，准备从越南的海防潜入广西，此时王夫人已回天津，他再给思顺写信，要求“当即遣王姨来港”，并且说，“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同上，766页）。这些都表明梁启超对王夫人是非常依赖的，李夫人去世后，梁启超也身患重病，他更离不开王夫人的照顾，那些年他写给几个孩子的家书，几乎总是提到“王姨要来干涉了”，只好停笔休息。

王桂荃这个人虽然出身低微，但品性非常高尚，梁思成称她为“很不寻常的女人”。她的不寻常首先表现为坚韧、耐劳、上进，又具有包容性和同情心。通过吴荔明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3页）

梁家的每个孩子都很喜欢这个“娘”，他们对“娘”的回忆，总是充满了温馨的感情。有一次，思成因为考试成绩不如弟弟思永挨了李夫人一顿暴打，他说：“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页）他还讲到“娘”在这个家里的不容易：“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不行了，就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同上）

遗憾的是，梁启超过世太早了，我们无缘看到他再为王夫人作一篇《悼启》或《告墓文》，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个女人的感激之情。这么多年，他都找不到机会把自己深藏在心底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总有上千万了，却没有一个字是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女人的。这对王桂荃颇有些不公。梁启超不幸去世，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王夫人的肩上。当时，除了思顺、思成之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学业尚未完成，而主要收入来源却没有了，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能够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人，真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几十年后，梁家的子孙在梁启超夫妇墓（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园为梁思成亲自设计）东侧稍后的位置新立了一块卧碑，并在墓碑之后栽种了一棵小松树，此碑题名即为“母亲树”，也算给了王桂荃一个应有的位置。

红颜知己何小姐

何蕙珍犹如一颗耀眼而璀璨的流星，在梁启超的生命中轻轻划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作为梁启超的红颜知己，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李端蕙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事实上，根据这些有限的文字，我们已经很难恢复历史的现场，而只能借此揣摩梁氏的此番出位，在他与妻子以及红颜知己之间，激起了怎样的感情波澜。

梁启超此次美洲之行，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岁末。在此之前，康有为创立保皇会于加拿大，他担心在日本的梁启超“渐入中山圈套”而要设法解救他，于是，“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年谱长编》，181页）。这时，美洲华侨向梁启超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赴美一游。当年的 12月 19日，他从日本横滨动身，12月 31日抵达檀香山。此时的檀香山因时疫流行，华埠封闭，各港口禁止船只航行，他只能先在此地住了下来，发展保皇会组织，创办保皇会报纸，为庚子勤王之役筹款。总之，滞留该岛期间，他为保皇会做了不少工作。直到第二年八月，他原本要去美国的，但由于自立军起义迫在眉睫，同志们催他尽快回国，他才决定搭乘日本轮船东返。他与何蕙珍的短暂恋情就发生在滞留檀香山的这段时间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梁启超给妻子李端蕙写了一封家信，详细汇报了他与何蕙珍从相识、交往，直至分手的过程。他告诉妻子，何蕙珍是当地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保皇会的会员。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儿，英文水平很高，整个檀香山的男子，没有能赶上她的，而且她有很好的学问和见识，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很有大丈夫的气概。她十六岁就被当地学校聘为教师，至今已经四年了，可见是个才女，而且不是旧时才子佳人式的才女，而是有新思想新精神的才女。梁启超继续讲他和这个才女的故事。那天，何才女的父亲在家中摆下宴席，请梁启超赴宴，座中还有当地的名人士绅，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席间，大家邀请梁启超演讲，并请何蕙珍做翻译。第二天早上，当地报纸都刊登了他的演说辞，称赞他讲得好，也称赞何蕙珍的才华。说到这里他有点洋洋自得，并说最初见到何蕙珍的时候，见她“粗头乱服如村姑”，就没往心里去，等到她入座翻译时，才大吃一惊，看她目光炯炯，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子。告别时，她和梁启超握了手，梁启超在这里特别解释说，当地的华人习惯西方的礼节，见面和分手时都以握手为礼，男女都是这样。何蕙珍握着梁启超的手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面对姑娘大胆的爱情表白，梁启超只有“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同上，249～250页）

他说，刚到檀香山的时候，当地有一家西文报纸，受清政府驻檀香山领事的指使，时常刊登诋毁、诽谤他的文章，他不通英文，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发现，有人写了文章发表在西文报纸上，为他辩驳声张，却又不留姓名。他问过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作者是谁。那天晚上到何家赴宴，席间，何小姐把原稿拿出来给他看，他才知道那些文章都是何小姐所作。他因此更加感动，也更加钦佩这个女孩儿。他说，虽然这些年风云际会，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世界局势这样的大事，很少有儿女情长的时候，但见到何小姐以后，听她说话，看她做事，心里竟觉得时时刻刻都有这个人存在，放不下了，不知是什么道理。过了几天，梁启超送给何蕙珍一张自己的照片，何蕙珍则回报他两把折扇。

过了不久，又有朋友来试探他：“听说你要到美国去，可你不能说英语，很不方便，想没想过带个翻译同去？”梁启超说：“想是想过，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朋友笑着说：“先生如果有志于学习英语，为什么不娶一个通晓华语、会说英语的女人呢？一面学英文，一面当翻译，岂不两全其美？”梁启超说：“你是在取笑我吧，哪个不相识的大家闺秀肯和我结婚呢？而且，我是有妇之人，你难道不知道吗？”朋友不慌不忙：“我怎么敢和先生开玩笑呢？先生所言，我都清楚，我今天只想问先生一句，如果有这样一位女性，先生准备怎么办呢？”梁启超想了一想，恍然大悟，于是对这位朋友说：“你说的这个人，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非常敬重她，喜欢她，也非常思念她。尽管如此，我却不能背弃曾与同志们一起创立的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原则。况且，我如今还是个亡命之人，有人悬赏十万要我的脑袋，我的生命时常处于危险之中，家中有一个妻子，也是见面的时候少，分别的时候多，不能常常厮守在一起，怎能再拖累别人家的好女子呢？再说，我如今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行，天下的人都看在眼里，如果做出这样的事，人们岂能原谅我？请你替我向这位女子表示感谢，我一定以她敬爱我之心敬爱她，时时不忘，只能这样了。”朋友听了梁启超这番陈述，无言以对。这时，梁启超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忙对朋友说：“我想替她做个媒人你看如何？”朋友应声说道：“先生既然了解这个人，我也就不必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了，这个人的眼里难道有一个男人是让她钦佩的吗？她在数年前就已经发誓不嫁人了。请先生不必再说了。”

又过了四五天，何蕙珍的老师请梁启超赴宴，仍然请何蕙珍作陪。他们在席间谈了很久，梁启超不敢对她说起朋友提亲一事，她便也不说，而且丝毫没有扭捏做作、郁郁寡欢之态，只是大谈中国女学不发达是中国落后的第一个病根，并且谈到应当如何整顿小学校的办法，以便教育儿童。她还谈到要创造切音新字，自称要以完成这两件大事为己任。她是基督徒，谈话中还劝梁启超加入基督教。她说起来滔滔不绝，长篇大套，几乎使梁启超穷于应付。梁启超观察她的神色，觉得她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女子，梁启超说，他也几乎忘记她是个女子了。梁启超告诉她，自己有个女儿，如果他日有机缘，一定让她做何的妹妹和学生。何蕙珍也不推辞。她对梁启超说，听说他的夫人曾经担任上海女子学校的校长，才学一定和他一样，不知今生有没有缘分和夫人见上一面。先生如果给家里写信，一定代她向夫人问好。此时的梁启超“但称惭愧而已”（同上，251页）。临别，何蕙珍又对梁启超说，多少年来，她都以不懂华文为遗憾，时常想找一个有学问的人做老师，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她现在虽然做个小学校的老师，但并非她的志向。她准备前往美国的大学去求学，学成之后回国效力。先生他日维新成功，不要忘记她，如果要创办女子学堂，给她发一电报，她一定前来。她的心里只有先生。说罢这番话，他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梁启超继续写道，回到寓所之后，他“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同上）。既然睡不着，他索性起身，提笔给妻子写信，诉说自己的心事与烦恼。这封信写得很长，也写得十分坦白。读过这封信，我们相信，他对何蕙珍是有想法的，虽然他对朋友说了一大篇理由，但也确实动过娶妾的念头。他甚至有把握地说，如果他提出结婚的话，何小姐是不会在乎名分的。他在信中还以蕙仙比蕙珍，委婉地流露出这种意愿，他说：“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同上，252页）但他又有种种顾虑，经过反复考虑、权衡，理智终于战胜了情感。这里所谓理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的社会理念；二是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目前国内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更重要的一点是担心妻子不能同意。所以才有“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的欲擒故纵。这其实只是借口，是说给妻子李端蕙听的。他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既担心妻子不能接受何蕙珍，又怕她因此而产生误会，影响夫妻感情。在作了种种解释之后，他还是将“蕙珍赠我两扇”如数上缴，请夫人代为珍藏，并恳求她：“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何如？”（同上）

我们很难了解李端蕙读罢此信之后的内心活动，但梁启超在收到妻子六月十二日复信之后，于六月三十日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透露，李端蕙告诉他，在接到他的前一封信后，曾准备将此事通报给他的父亲。所以，梁启超上来就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同上）为什么大惊呢？因为梁的行为很可能破坏他们夫妻的关系，这是梁启超最为担心的。因此，他把曾经应付朋友的话，又拿来对妻子说了一遍。他要妻子相信，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没有时间再想何蕙珍，对她，也是“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他说这些，无非是让李端蕙放心，他绝没有要娶何蕙珍的意思。他的这段经历，“亦发乎情，止乎礼而已”。（同上，253～254页）对于这段情案，后人有从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梁启超在行动上还不能突破封建婚姻的藩篱，还受到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约束。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我们不能忽略梁启超与李端蕙这对夫妻的具体情况。李端蕙不愿意梁启超纳妾，是很有可能的。三年之后，王桂荃怀了梁启超的孩子，也要躲到上海去生产，目的就是让李端蕙平息一下怒气。李端蕙后来可以接受王桂荃，很重要的还是王桂荃在梁家的特殊身份。

第四章　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

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就读已经两年。这年秋天，他的同学陈千秋对他说：听说南海康先生上书请求变法，没有成功，已从京城回到广州，自己去拜访他几次，康的学问有很多新奇之处，是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应该到他那里去读书。

这里提到的康南海，就是后来做了梁启超老师的康有为。

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甡，广东南海县人。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二月初五生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的敦仁里，大梁启超十五岁。

康有为生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其祖父、父亲、伯祖、叔祖、叔父，都曾为官，并以诗礼传家。康有为素怀大志，六岁时，伯父教他作对子，出“柳成絮”，他应声答以“鱼化龙”，伯父于是赞他：“此子非池中物。”（《康南海自编年谱》，3页）由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 ‘圣人为 ’，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60页）

康有为既有大志，自然就关心国家命运。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阕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同上，63页）。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也是他第一次为求变法上书光绪皇帝。此前，他曾写信给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请求一见，但被翁师父拒绝了。可是，他没有气馁，很快便写出了上万字的《上清帝第一书》。这次他没有直接送给翁同龢，而是希望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替他转呈。国子监正是翁氏负责的部门之一，盛祭酒又是个极热心的人，他把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给了翁同龢，而翁同龢却没有帮他这个忙。为什么呢？据康有为的猜测：“时翁常熟（同龢）管监（国子监），以文中有言及 ‘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 ’，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马江战败实与朝廷任用清流张佩纶等人有关）。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时适冬至，翁与许应骙、李文田同侍祠天坛，许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时乡人许、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谒彼。吾谓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页）这里，康有为给第一次上书失败找到两条理由：其一，上书的时机不对，有些提法亦不合时宜，所以，翁同龢不愿递也不敢递；其二，由于他的傲慢，在京同乡对他不满，从中作梗，翁氏也不愿意因此得罪同事。当然，这些都是康有为一家之言，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对方的说法。不过，经孔祥吉先生考证，翁氏之所以未将康有为的上书交给皇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据新发现的翁氏光绪十四年（1888年）手书《杂记册》记载：

南海布衣康祖诒（康有为别名），拟上封事，由成均（国子监之旧称）代递，同乡京官无结，未递。其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乃康国器（？—1884年，字交修，广东南海人，清军将领，康有为叔祖。）之侄孙也。（转引自《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13页）

这里所谓无结，即无印结。而所谓印结，就是在京同乡京官为本省人士出具的身世证明或担保。康有为只是个布衣或荫监生（靠祖辈功名得到的监生资格），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是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上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国子监这条道既然走不通，盛祭酒又带着他的《上清帝第一书》去见都御史祁世长。祁世长也很赞赏他的忠义之心，答应代他递上去，并约好十一月初八日在都察院见面，御史屠梅君专门派人在那里等候他。“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将出，仆人谭柏来告，菜市口方杀人，车不能行，心为之动。私念吾上书而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遂死。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行。出及门，屠御史遣人来告云，祁公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还车。”（《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19页）看来事情真的不顺利，祁公久病，尚未康复，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屠梅君却又因“言事”被革职了。这时，恰逢光绪皇帝“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大家都劝他先把这件事放一放，他也就在京城耽搁下来，直到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因为“久旅京师，日熟朝局，知其待亡，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其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有“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同上，21页）

于是，他九月离开北京，在游历了杭州、苏州、南京、九江、庐山、武汉之后，终于在十二月回到广州。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其勇气和胆识，还是在年轻士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广州城里的“名人”。转年三月，学海堂的高才生陈千秋便来求见。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又字礼吉，号随生，南海人氏，是康有为的小老乡。此人读过很多书，熟悉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他与康有为坐而论道，讨论学术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被康氏所打动，大彻大悟，竟完全抛弃昔日所学，入于康门。他是康有为收下的第一个学生，其后，长兴里十大弟子便以他为首，他还担任了万木草堂学长。他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又奋不顾身帮助康有为办理西樵乡同人团练局之事。他对康有为表示：“吾穷天人之理已至矣，已无书可读矣，惟未尝试于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试之。”（同上，22～23页）但陈千秋终因操劳过度染病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执弟子礼，陈千秋是介绍人。大约在受到康有为当头棒喝的两个月之后，陈千秋带着梁启超去见康有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讲到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第二天天刚亮，他带着不能自已的心情，又去见康有为，“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平生知有学自兹始”。（《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许多年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回忆起这段经历：“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清代学术概论》，83页）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它让我们对康有为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有了最初的一些想象。由于陈千秋与梁启超的建议和坚持，康有为决定开馆讲学。时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地点就设在广州长兴里。梁启超还记得，那年他十九岁，“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开始时学生不多，他和陈千秋还动员了一些亲戚朋友及学海堂的同学前来就读。徐勤是来得比较早的，陆续还有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麦仲华、梁启勋、梁启田等人前来入学。而得名“万木草堂”却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讲堂迁到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之后。康有为说：“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梁启超）之力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5页）由于陈千秋、曹泰均早亡，梁启超成为事实上的康门大弟子，从此后的影响来看亦如此。他在开讲那一年写了一首七律送给十大弟子，即《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

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

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

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

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正是康有为的理想和抱负，他希望各位弟子明白，在这“大同道隐”、“群龙无首”的年代，还有他康有为肩负着继承圣统，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大同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大同之道何以隐呢？康有为归罪于刘秀和李斯，而刘秀的罪过显然比李斯还大。李斯仅仅鼓动秦始皇烧书，而且只烧了民间的书和地方的书，中央政府的藏书和博士的藏书并没有烧。而刘秀为了让人相信他所伪造的古文经书的真实性，故意撒了个弥天大谎，谎称秦始皇将所有的经书都烧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经书，是西汉末年孔子后裔孔安国等诸人捐献出来的。这些经书都用蝌蚪文，而不用秦汉通行的篆书，所以，称之为古文。而自汉初以来所传承的，并由汉武帝、汉宣帝立为官学，置博士教授，皆用篆书行文的，就称为今文。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则挟王莽之力，排斥今文，确立了古文独尊的地位。由于王莽所建王朝号为“新”，所以，经古文学也称“新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刘秀，并非汉光武帝刘秀，而是指西汉经学家刘歆。刘歆是西汉大学者刘向的儿子，“刘秀”是其原名。而另一个刘秀，即汉光武帝，上台后反而废除了古文，专用今文。直到东汉的中晚期，经学大师马融、郑玄、服虔等尊习古文，经古文学才再次昌盛起来，经今文学反倒衰落了，传下来的只有今文大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南北朝以降，经唐宋元明而至于清，几乎就是经古文学的一统天下。清代崇尚复古，考据、训诂之学大兴，“乾嘉以来，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清代学术概论》，74页）。《春秋公羊传》遂成为绝学，并延续了两千年。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清代学者庄存与。他的方法区别于戴震、段玉裁的学术路径，不再纠缠于名物的训诂，而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其后，刘逢禄继续了他的事业，他将其中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的意义，逐一发明出来。接下来，就轮到龚自珍出场了。龚是段玉裁的外孙，家学渊源本在考据训诂，他却好为今文，宗法庄、刘两位前辈。而且，他还喜欢联系实际，“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同上，75页）。虽然他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是清代第一个将经今文学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的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同上）。实际上，清代今文经学运动的复兴，康有为不是开创者，而是集大成者。传说康有为曾经拜访客舍广州的前辈今文经学家廖平，拜读了他的《今古学考》，很快便写出了自己那部影响巨大的《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承认：“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同上，77页）而章太炎更认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说，是晚清另一位经学大师戴望今文说的滥觞。

但康有为对今文的崇尚，与其说是学术热情，不如说是政治企图。即使是在学术层面，由于古文经学实际上统摄了清代的学术，所以，提倡今文经学，在学术上也有向清代正统派发起挑战的意义。又由于自龚自珍以降，主张“自改革”（“自改革”这个提法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的学者无论在朝在野，都取今文经说，为其改革现状的主张寻求依据；至康有为，更将今文经学推向极端，为其后来的政治变革张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康有为的“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同上，78页）。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学说比作“飓风”，就是看到了它所具有的摧毁正统学术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力量。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古文”经典的价值，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重估，昭示着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这种价值重估对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更将其比作“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如此形容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闹出的动静，倒也并不过分。很显然，如果不是他的思想之新锐，有一种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又怎能以一个荫监生之资格，领袖群伦，使陈千秋、梁启超这样的青年才俊心服口服，弃旧皈依呢？

康有为是个耽于理想甚至沉迷于幻想的人；他又是个志向远大，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他还是个执著于理想，即使失败亦不动摇的人；他更是个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常常不能被人所理解、所接受，反倒以为他有神经病、妄想症，“举国流俗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63页）。戊戌政变后陪他从上海逃亡香港的英国人戈颁，与他并无利害关系，在与他共同经历三天的海上航程后，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也说他“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7页）。他的这种表现，固然与其性情和性格有关，却也与其求学经历以及学门径有关。

康有为自言：“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慧能）、邱长春（丘处机）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页）这一年他十二岁。另有一事也能看出他的狂妄。那时，在朱九江门下求学，九江先生非常赞赏韩愈的文章，他取来读而学之，颇不以为然，对先生说：“若如昌黎（韩愈）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先生“乃笑责其狂”。（同上，9. 10页）这两段话都出自他的“自编年谱”，虽有自得之色，却也刻画出此人性格中“狂”的一面。不过，自从师事朱九江，入礼山草堂，他终其一生都对朱先生非常崇敬。他说：“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同上，11页）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是广东大儒，“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同上，7页）。这里，涑水即司马光，东莱指吕祖谦，他们都是宋朝的大学者；而顾炎武（亭林）和王夫之（船山）则是明清易代时期的大学者。在他看来，比学问，九江先生不输于他们，比德行，甚至还超过他们。所以他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同上，8页）说起来，朱九江先生使他这位学生所领悟的，首先还是对陆（九渊）王（守仁）心学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对其主观战斗精神的重新发现。清代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也称朱子之学，舍程朱而推崇陆王，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九江先生晚年将自己的著述全部付之一炬，此举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巨大遗憾，也留下了诱人猜想的谜团。我想，除了“无益于后来之中国”的借口，真正原因恐怕还是不想惹事吧。

康有为确实抓住了九江学术的核心价值：“先生（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师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1页）这段话是梁启超说的，康有为也讲到一件事，恰好做了梁说的注脚。他说自己在九江门下读书时，“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这真是康有为的自画像、自供状，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康有为“狂妄”、不切实际，但也必须承认，他的狂妄自大，首先来自其真实的内心体验。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静坐冥想，专意养心，又怎能“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0～11页）而康有为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他在政治上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实行，其人却已被淘汰出局。如果康有为的理想最终变成了现实，我们这个惯以“胜者王侯败者贼”评判历史的民族，又将如何面对和评价他呢？

知师莫如弟子

梁启超看康有为是看得最准的，知其所长，亦知其所短。他知道，老师的《新学伪经考》并非无懈可击，就学术而言，有些结论以及推导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当初作这部书，他与陈千秋都参与了，其间“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清代学术概论》，78页）。康有为从来都是这样，不承认自己有错，错了也要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就像梁启超所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同上）这是梁启超 1922年说过的话，此时康梁都已近晚年，康氏虽然健在，但听几句学生的真心话，似已无大碍。

其实，历史退回到二十年前，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里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87～88页）然而，作为学生，他又不能不为自己的老师作一番辩护：“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同上，88页）他告诉我们：“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同上，87页）

这里的所谓先时人物，是梁启超的许多创造性发明之一。他把能够影响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的人物，分为应时之人与先时之人。前者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后者为“造时势之英雄”。（同上，58页）在梁启超的眼里，康有为就是一位“造时势之英雄”。他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意大利人，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今译卡米洛?奔索 ?迪?加富尔，意大利政治家）也，无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与前两者并称“日本维新三杰”）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同上，59页）他指出：“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但是，“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其余则为枝节问题，不必吹毛求疵。这样来看康有为，则“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议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同上）梁启超终其一生，与康有为发生过多次冲突，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政治选择方面的，有时甚至关系到人之大节，但他仍然能够从大处着眼，肯定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性贡献，是十分难得的，由此也能看出梁启超为人的真诚坦荡。

万木森森一草堂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之前，并不是个无知无识的少年。他十五岁中举，正是踌躇满志，渴望大展鸿图的时候。而且，作为学海堂的高才生，他“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梁启超）一人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22页）。为什么康有为的一席话就把他征服了呢？康有为的思想、学识自有其魅力，而在梁启超这方面，他的思想、学识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在家乡，他的学业以八股、帖括之学为主，自然也读了一些经史方面的书籍，并从祖父、父亲那里接受了感时忧国、修身正心的教育。而与王阳明齐名的明代儒学大师陈献章也是广东新会人士，他的思想、学术在家乡传播很广，渗透很深，少年梁启超生活于其中，潜移默化中，陆王那一套修养功夫早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到广州后，眼界大开，先拜吕拔湖先生为师，不久，又转到陈梅坪先生门下。二位先生都有一定的汉学根柢，他们将梁启超的学问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不到十五岁的梁启超入学海堂读书。这是一所著名书院，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1825年）创办于广州城北之粤秀山，并以经史训诂为办学宗旨。梁启超说，到了这里，他才决定“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同上）。那么，这个让梁启超如此着迷的“训诂词章之学”是个什么学呢？简而言之，就是考据学，因其“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所以又称“汉学”。起初是为了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喜欢谈论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其后却发展到为学术而学术，为读经而读经，实际上是退回书斋，不问世事，放弃儒家社会关怀的传统及信仰。这在当时成为学术风气的主流，也是清代学术的正统派，阮元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处地位，处处维护正统派的学术地位，但他主张调和汉宋，已不像段、王那样绝对和纯粹。（《清代学术概论》，5页）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天，梁启超参加了北京的会试。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远行，虽然榜上无名，但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南归途中，经过上海，梁启超买了一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这本书向他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世界，一种富强民主的新型国家。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则让他们这些关注国家命运的青年士子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他隐隐感觉到书斋里的训诂词章与这个时代有很大的隔膜，无法提供救国救世的思想武器。他需要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思想启迪和冲击。康有为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在刘逢禄、龚自珍、魏源、戴望、廖平等今文经学的基础上，“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慎）、郑（玄），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 ’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 ‘托古改制 ’。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同上，6页）

当时，康有为这一套推向极端的今文经学理论，是很有点鼓动性、战斗性、批判性的。它既是批判的理论，又是理论的批判，它满足了人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政治诉求；对忧国忧民的青年士子来说，尤其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在国家积贫积弱，列强瓜分愈急，士民之气大衰的时候，有点血性的年轻人，谁不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炯远、锐利的思想，以及卓绝超拔的胆气和热诚？康有为的感召力恰恰表现在这里，“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梁启超）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62页）

这是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数年后，经历了戊戌、庚子事变之后写下的一段回忆。讲学之初，康有为作过一部《长兴学记》，以此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其渊源，恰如康氏所说：“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长兴学记 ?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3页）康有为自十八岁游学于九江门下，“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61页）。可以说，康氏贯彻于万木草堂的教育理念，来自朱九江先生的礼山草堂，“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同上，62页）而康氏“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同上，第 66页），这是他们一脉相承的地方。数年后，梁启超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也强调立志、养心、修身、读书，强调精神、道德、气质、人格的养成。他不仅重新刻印刊行了《长兴学记》，而且仿照此书作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我们只需将二者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由此及彼的传承关系，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同上，65页）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既是对先生的赞赏，也是对自己的肯定。他甚至认为：“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同上，66页）事实上，我们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也不难看出其影响的痕迹和二者的关联。

1927年，康有为七十寿辰，梁启超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其中还讲到当年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读书时的情景，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无限深情。他记得，那时的万木草堂，学生不满二十人，年纪多在十五六岁至十八九岁之间，弱冠以上的只有二三人，都是天真烂漫、昂扬向上的青年。大家相亲相爱像兄弟一样，先生则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学堂里的藏书多达数万卷，都是先生从家中拿出来供学生们阅读的。那时，学堂还置办了很多乐器，是准备习礼用的，有钟、鼓、琴、竽之类。先生每天过午升座讲课，主要讲古今学术源流，每一讲都历时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下课后，同学们各个欢喜踊跃，都以为很有收获。晚上，先生会约见学生，有时三四人，也有单独约见的。“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越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还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于戏！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28页）这样的学生生活真是令人难忘，以至三十年后梁启超想起来仍然津津乐道。这一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论语》中所记载的经典场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译注》，119页）戊戌前后同为维新阵营重要人物的张元济曾有诗赞曰：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36页）

甲午会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写道：“自此次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学生生活可以谓之止于是岁。”（《梁启超年谱长编》，36页）这是梁启超第四次参加会试。此前，他已参加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八年（1892年）及二十年（1894年）的会试，都未考中，这一次他本不抱希望，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同上，33页）

但是，这次会试却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而且，就发生在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身上。考试之后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又一次落榜了。于是，社会上便有流言传了出来。一种说法是，副考官李文田欣赏梁启超的卷子，欲拔之而额已满，于是约了另一位副考官唐景崇，去见正考官徐桐，请求给这个考生一个名额。徐桐是有名的守旧之人，他认为，这张卷子对经义的解释不合规矩，多异说，不同意把名额给他。唐景崇提出从他这里撤掉一份卷子，把他补上。徐桐开始同意了，“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国闻备乘》，24页）

梁启超是否因此而痛恨科举，我不敢说，但他很有可能是替老师受过。另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讲的：徐桐作为正考官，预先给其他考官打了预防针，他说，粤省卷子中有才气的一定是康有为，不要录取。恰好遇到梁启超的卷子，以为就是康有为的，遂弃置一旁。按照惯例，榜单的前五名要最后填写，这时，整个榜单都已写好，只有前五名未填，徐桐很有些得意，因为没有看到康有为的名字。翁同龢也是考官之一，他笑着对徐桐说，还有五个名字未填，你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康有为呢？等到把前五名填写完毕，康有为果然就在里面。徐桐因此气得面红耳赤，回家后对门房说，康有为如果来拜见，不要让他进门。

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但也能看出当时康有为在官场及士人中的声誉和人缘。由于他自视很高，性格孤傲，又好为人师，固执己见，很多人对他少有好感，或敬而远之。他的思想过于超前，曲高和寡，也使得世俗之人与维护正统的守旧人士很难接受他。翁同龢甲午年（1894年）五月初二日的日记这样写道：“看康长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郑玄）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6页）如果说，以翁同龢后来对康有为的态度，都感到“惊诧不已”的话，那么，那些以维护经学正统为己任的人有更加激烈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一年的七月，就有了余联沅弹劾康有为一事。这份奏章后被收入《翼教丛编》，误为安维峻所上。其中讲道：

再查有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腾其簧鼓，扇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伏思孔子之圣为生民所未有，六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汉儒表章，宋儒注释，而经学愈以昌明。我朝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列之学官，垂为功令，一时名臣硕辅、耆学巨儒，无不讲明而切究之。况六经训词深厚，道理完醇，刘歆之文章具在《汉书》，非但不能窃取，而实无一语近似。康祖诒乃逞其狂吠，僭号长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等诸梼杌、浑敦之族。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炽焰而障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苏舆集》，32页）

这一番言辞，用梁启超的话说，“语甚辣”。当日，光绪皇帝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

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40页）

光绪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显然已经同意了余联沅的处置方案。当时，康有为因为脚伤，先回广东去了，只有梁启超还留在北京。他得知这件事以后，认为事情非常严重，马上四处活动。他写给夏曾佑的信，提到他在京中活动的情形：

昨日嘉兴致花农一电。今日小湘乡致合肥一电。惟闻花农监临，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当耳。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电（待此间自行电去），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梁启超年谱长编》，32页）

此信写得颇有些诡秘，信中提到的“嘉兴”，即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花农”则是广东学政徐琪的字；“小湘乡”指曾广钧，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孙；“合肥”即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兄长。按照信中的说法，梁启超已经通过沈曾植和曾重伯分别向徐琪和李瀚章疏通，但他担心分量不够，还想通过张謇，请翁同龢出面，再给李瀚章发一封电报，为康有为求情。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故又称通州君，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梁启超写信给夏曾佑的目的，也是怕自己面子不够，希望他能再加一把火。

杨天石先生曾提到梁启超有一通未收入《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信函，是写给康有为的，其中讲到他的意见更加详尽和具体，他说：

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顷欲俟杨副宪出关商之，惟太迟耳！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谋蘖，亦可招大祸，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晚清史事》，71页）

梁启超此时已成康有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他的活动能力、交友能力，以及良好的人脉，此后还将为康有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且，他的眼光、见识，也比其他弟子来得深且远，看问题和做事情都比较周全，很少年轻人的冲动和冒失。在这件事上，他不同意直接将《新学伪经考》进呈给光绪皇帝，请他裁决，因为皇帝已明确表态，不可能再收回；他也反对请人写“驳奏”，首先，肯做此事的人不易得，因为有危险，不是肝胆相交的朋友必不肯出力，其次，即使有人肯写，辗转递交也要大费周折。所以，梁启超再三考虑，还是觉得只有疏通上层关系，才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稳落地，转危为安。他劝老师不必太在意一副书版，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先行毁之。

此后的事态发展，几乎都在梁启超的预料之中。由于多方疏通，李瀚章终于决定了结此案。他将此案交给电白县知县李滋然查复。李滋然字命三，四川长寿人，是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时的高才生，他对康有为深表同情，在签复时尽力为康开脱，一一否认了余联沅对康的指控。李瀚章的奏折基本上采纳了李滋然的意见，为康有为说了很多好话，除了对谕旨中已有的将该书“自行销毁”表示赞同外，对原折“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一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拟请毋庸置议”的意见。

此事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来，尤其是在曹泰与陈千秋先后去世之后，康有为更加倚重梁启超。

康梁与公车上书

这一年，中日开战，起因是高丽（今朝鲜半岛）内乱，中日两国先后出兵，势成骑虎，而国内舆论此时还不把小小的日本放在眼里。士大夫中的清流，以翁同龢为代表，都主张与日本开战；而李鸿章则寄希望于俄国的支持和援助，以为可以凭借俄国对付日本。他在军事上既不作准备，外交上又不能让步，最终只剩下“打”这一条路。七月初一日两国宣战，八月十八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决战，强大的中国海军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接着就是陆军更甚于海军的大溃败，乃至大溃逃。而李鸿章所希望的俄国支持和援助完全是子虚乌有。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并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页）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于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来参加国家会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将是未来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之后还要割地赔款，他们能不气不急吗？能不群情激愤想要救国吗？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在他们这些人中间。这时，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上书阻止政府与日本签订合约，并以变法图存来号召民众，再战日本，救中国于将亡，人们会怎么样呢？我想，这个人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所谓乱世出英雄，国难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是这样写的：“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阕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市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页）康有为能够抓住“公车上书”的机会，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并非偶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皇帝书”的基础，毕竟那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康有为因此一举成名，在众多举子中是赫赫有名的人，有一定的号召力；二是他有梁启超这样一个“笔端常带感情”的弟子，很富于鼓动性。这两条成就了他。人们历来都把康梁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康有为也常常以此自居，其《自编年谱》就是这样记述的：“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后，梁启超也在其《三十自述》中记下了类似的回忆：“乙未（1895年）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7页）

康梁关于此事的自述有时不大靠得住。康有为在这里说，梁启超先鼓动了粤、湘（楚）两省的举子于三月二十八日上书。茅海建查阅了军机处相关档册，据他的考证，根据档册的记录，梁启超等广东举子八十人向都察院递交条陈，是在四月初六，同一天，还有文俊铎等湖南举人生员五十七人，谭绍棠等湖南举人二十一人，以及奉天、四川、江西等地举子向都察院递交了条陈。难道梁启超们在三月二十八日还有一次上书不成？根据记载，广东举人确实还有一次联名上书，但不是三月二十八日，而是四月初七。这一次人比较多，列名者有二百八十九人，领衔的是陈景华，梁启超列名第二百八十四位。

另一件事也有些可疑，康说：“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康有为是否真的“先知消息”，目前已很难考察，孔祥吉找到文廷式的记述，与康的记述有所不同。文廷式说：“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转引自《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42页）按照他的说法，由于他“录之遍示同人”，才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马关条约》的具体条款，大家的怒火才被点燃，于是才有御史、宗室贝勒、将军、上书房与南书房的翰林、内阁、总署以及各部司员们的上书，反对和议。如果考虑到康有为与文廷式当时走得很近，也就不排除他从文廷式那里得到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最有可能的顺序是，最初的上书者或以在朝官员为主，但由于康梁的积极鼓动，很快就蔓延到各省举子之中，从而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上书活动。据茅海建统计，在四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 31次，加入人数为 1555人次，公车参加由官员领衔的上书 7次，加入人数为 135人次，可见参与者之广泛。在这里，康梁既是最积极的鼓动者，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近年来，颇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康梁并非“公车上书”的唯一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且，“公车上书”也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壮阔”。一句话，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这些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幕后操纵他们。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篡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丑态”；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做法同时也可能遮蔽了另外一些真相。康梁也许不是“公车上书”的直接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运动也许具有某种自发的性质，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和上述所谓高层的幕后操纵又是自相矛盾的。二者必居其一。其实，一些过来人在其记述中倒往往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世载堂杂忆》，94页）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有这种印象呢？只能说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处于领头的地位，站在时代浪潮的潮头上。

总之，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并没有置身事外。在各省举子纷纷上书的当口，康有为以一昼两夜的时间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公车上书》的《上清帝第二书》，并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誊抄，在各省举子间传阅。四月初六、初七两日，各省举子陆续来到城南的松筠庵，有记“千二百人”的，有记“千三百人”的，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说此前只是各省举子单独行动的话，那么，这次将是各省举子的一次联合行动，“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30页）其实，何止“国朝所无”，中国有史以来怕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东汉的太学生闹学潮，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规模。而康梁正是这次联合行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遗憾的是，这次联合行动的目的，即联名上书并没有实现，其原因或许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是“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孔祥吉查阅《宫中杂档》，发现了《马关条约》用宝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九日”（《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44页），也就是说，都察院是否代呈举子们的上书，与《马关条约》是否用宝并没有关系，而且，都察院也不会因为“既已用宝”，就拒收举子们的上书。那么，《公车上书》最终没有递交都察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康有为说：“闽人编修黄 □曾者，孙（毓汶）之心腹也，初六七连日大集，初七夕，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康有为原准备初十日呈递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放弃，一方面有流言恐吓，一方面条约既已用宝，无可挽回，人心因此涣散，无从收拾了。这里提到的“闽人编修黄□曾者”，据孔祥吉考证，即翰林院编修黄曾源，他与孙毓汶等权贵私交很深，专与维新党人作对，是康梁的一个老冤家。

新政与《上清帝第三书》

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就归于沉寂。各省的举子们陆续回原籍去了，王公大臣们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京城又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这样写道：“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追忆康有为》，293页）好在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大臣如翁同龢在经历了甲午战败、乙未求和、公车上书等一系列大变动后，已经认识到改革、变法的迫切性。四月十六日，即中日烟台交换和约的第三天，光绪皇帝发下朱谕一道，说：

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割，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荣，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84～85页）

光绪皇帝的朱谕在京城流传，康梁一定看到了。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是时降朱谕，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1页）这可能就是康有为撰写《上清帝第三书》的原因之一。四月二十八日朝考结束后，他考虑到前一次上书并未递上去，于是，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并调整、增加了论述改革的内容，特别指出应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并提议设立“议郎”。台湾学者黄彰健不相信康有为在上书中敢写“选议郎”这样“触犯时忌”的“语句”，但经孔祥吉的考证，发现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的进呈原本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73页）

这桩公案虽已了结，但近年又有人提出，康有为对于西方议会制度并非真的了解，“议郎”更像皇帝的咨询机构，而非民主参政。但这已经不是对于事实的考察，而近乎价值评判了。而且，这种评判带有非历史的性质。当时，对康有为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还不懂什么是议会民主；或者他有了一些了解，却还不能对皇上说。在这种场合他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难得了。朝内高官，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孙毓汶，恐怕都说不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一次都察院没有将康有为的上书弃置一旁，在他将上书递交都察院的五天后，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长篇条陈，就以原折的方式进呈于光绪皇帝面前。光绪阅后，马上发回另行抄录。五月十五日抄就，当天就将此折递呈慈禧太后，五月十九日发下交军机处封存。由此可见，光绪对此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并不多见。

此后不久，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颁布了自强谕旨，其中讲道：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同上，72页）

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军机处在向各省寄发上谕的同时，还“缮寄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其中就有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里不妨推想，光绪皇帝此时急于变法，一方面固然有外侮内忧的刺激，另一方面也由于康有为等发于忠愤的激励。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2页）朝廷罢了孙毓汶、徐用仪的官，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时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但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之后还是有一点失望的，这时他在写给夏曾佑和汪康年的信中一再表示：

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翁同龢）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页）

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页）

此间大人先生（康有为）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栋折将压，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40页）

此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细微差别，梁启超此时还有一点观望心态，不太相信光绪和翁同龢能够成事。果然，孙毓汶和徐用仪等被罢斥，惹恼了西太后，她不仅革去了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不让他与光绪单独见面，而且，将光绪皇帝信任的文廷式、汪鸣銮、长麟等人也一并罢官。于是，这次变法的动议也就终止了，大人先生的兴亡之志自然也就束之高阁了。

筹办《万国公报》及强学会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皇上这边的新政既然没了指望，他们打算自己干。他们都是文人，要干，也只能干文人所能做的事。什么事呢？一是办报，二是办学会。梁启超五月二十九日致信夏曾佑的时候，已经提到要在北京开设一家报馆。五月间他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也提到要开报馆，还提到要开学会。《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于这一年的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创刊，双日刊。关于此刊，李提摩太记之甚详：

这四十五期是最初三个月的全套刊物。1895年8月17日创刊，隔天出版。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刊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完全相同，后来经我建议更改，以免两相混淆。（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14～115页）

刊名是康有为离开北京后改的，改名后不久，报纸就停刊了。康有为捐助了每期二两白银的办报经费，而出力最多的则是梁启超，这也是他办报生涯的开始。“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他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形说，“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梁启超年谱长编》，41页）都中人那时只有看邸钞的习惯，梁启超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报纸夹在邸钞中，请人送到各官宅和王府中去。这便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3页）可见，康有为此时还对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抱有一线希望，这与他锲而不舍地一再上书清朝皇帝的做法是一致的。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办了起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7页）实际上，强学会在七月还只是个雏形，或者说影子，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叙述此事甚详：

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次亮（陈炽）谓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新学伪经考》）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辨，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三举，不成。然沈子培（沈曾植）刑部、陈次亮户部皆力赞此举。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袁世凯）、杨叔峤（杨锐）、丁淑衡（丁立钧）及沈子培、沈子封（沈曾桐）兄弟、张巽之（张孝谦）、陈□□，即席约定，各倡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张为人故反复，而是时高阳（李鸿藻）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欲使其勿散坏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4. 35页）

但直到八月末康有为出京，强学会仍未真正开办起来。八月二十七日梁启超致信夏曾佑还说：“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梁启超年谱长编》，42页）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与梁启超同被委任为强学会报纸的主笔，他在八月二十九日致信汪康年时也说：“京中同志有强学会，事当可成，或且与之委蛇而已。”（《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12页）

大约到了十月初，事情才有了一些眉目。汪大燮十月初三日、初八日曾两次致信汪康年，说他将于本月十一日移居强学书局，与梁启超一起编译《万国公报》，即后来改名为《中外纪闻》的强学会机关报。他还告诉汪康年，强学会“原以陈次亮炽、丁淑衡、沈子培、张巽之四人为总董，而张巽之意见重，气焰大，群恐因此坏事，现大致皆张主持，未能十分周妥。此勿为外人道，只可将来修补。报章则兄与梁卓如（梁启超）为主笔，有卓如之勇，甚妙甚妙”。（同上，716页）然而，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大燮再致信汪康年时已非常悲观，他说：“此间事大糟，一人为恶，和者亦半……近日冗碌已极，无一如意事，无非拂意事，乏味之至。”（同上，719页）这里所说“一人为恶”，不知是否就是前面所言“气焰大”的张巽之。

强学会的内部矛盾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由于入会者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各种政治势力混杂其间，很不容易形成一致意见，其间还发生了拒绝李鸿章三千金捐款之事。唐德刚认为，康有为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而据吴铁樵写给汪康年的信来看，应该是陈炽的意见。康有为曾讲到当时的情形：

强学会之创，京朝诸公，欲合天下之力，通上下之气，讲经新之治。自七月创办以来，朝士云集。军机、总署、御史、翰林、各曹来会者至百数，几与外国议会等。翁、孙两师傅咸主之，翁师傅拨机器一副，孙师傅租房子，楚督张香帅（张之洞）首捐五千，直督王夔帅（王文韶）、江督刘岘帅（刘坤一）咸捐五千，宋祝帅（李鸿章）及各将帅莫不入会助千数，李合肥（李瀚章）亦捐千数。经费已巨万。粤中戴少怀学士、黎璧侯学使、曾刚甫（习经）、何梅村、周芹生各主政咸在局中，御史达官能言事者数千（十）人，诚嘉会也。此会日大，朝议一变，中国变政自强，殆由于此。闻会中有某官者，甚专愎，会中诸公共恶之。本月上旬会中分一新局在琉璃厂，将某官二三人分出局外，不与之谋，某人怒而相攻，故有言官奏劾之事。（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43页注 3）

这些大人物济济一堂，争吵是很难避免的，只是这种争吵往往显得很无聊，有的是意气之争，有的则是为了私利。康有为就很不喜欢这种争执，他在《自编年谱》中记述，曾当面对丁淑衡、张巽之提出批评：“然而丁、张龂龂挑剔，张更藉以渔利，以开局于琉璃厂，张欲托之为书店之状。吾面折以 ‘今日此举，以义倡天下之士，若以义始而以利终，何以见天下乎？’张语塞，然而举座不欢。”（《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5页）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梁启超志同道合的吴樵也很看不惯强学会的这种风气，十一月十二日他受邀参加强学会议事，回来后致信汪康年：“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略坐即去，以无可与言者。伯棠（一作伯唐，汪大燮）、卓如（梁启超）均枉过，与谈甚恰。伯棠、卓如甚好。卓如以与诸人所论不合，拟辞职矣。惟此间会事大非吾辈在鄂时意料所及。中国事大抵如此，不必诧也。初名强学会，后改强学局，近更名京都官书局，大可噱也。想伯棠已有言，不赘述。与会者官气重而本领低，私意多而急公鲜，议论乱而本旨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60～461页）后面这句话道出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三个月后，强学会已被封禁，他致信汪康年再次说到强学会的情况：“是时丁（淑衡）、熊（余波）、张（巽之）诸人为政，有欲开书坊者，有云宜专卖国朝掌故书者，有云宜卖局版经书者。间数日一聚，聚辄议论纷纷而罢，然已为彼党侧目。”（同上，472页）

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上了一折，弹劾强学会，当日下发的谕旨，即“着都察院查明封禁”。对此，康有为认为：“时报（《万国公报》）大行，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当时莫知报之由来，有以为出自德国者，有以为出自总理衙门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馆，则群知必吾所为矣。张（巽之）既怀嫌，乃因报之有谣言，从而扇之。于是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沈曾植）、陈次亮（陈炽）皆来告，促即行，乃留卓如（梁启超）办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廿四日，同会诸子公饯，唱戏，极盛会也。是日，合肥（李瀚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同会诸子摈之，议论纷纭。杨崇伊参劾之衅始于此。张孝谦又邀褚成博、张仲炘入会，二人台中最气焰纵横者，盖会事甫盛而衰败，即萌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5～36页）事实上，徐桐、褚成博都未就《万国公报》上弹劾的奏章，而杨崇伊是否因为与李鸿章的姻亲关系就上奏章弹劾强学会，也很难说。吴铁樵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京会闻发难于卓如之文，渠有《学会末议》一篇，甚好，脱稿后曾以示樵（吴铁樵），不知局中谁人献好，闻于政府（闻系常熟），遂嗾杨崇伊参之。而杨与合肥之子为儿女亲，因此亦可报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63页）这里面应该也有猜测的成分，而梁启超的文章哪些地方犯忌呢？吴铁樵在另一封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内有易相之意”，而杨崇伊为了迎合李鸿章和孙家鼐，想“借此以兴大狱”，所以，“以聚党入奏”。（同上，472页）

师生初现分歧

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吴铁樵，他们的猜测都只能作为弹劾者的借口，杨崇伊的真实动机深深地隐藏在奏章的背后，后人已很难考证了。总之，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强学会”运动最终竟失败了，它的失败对康有为来说是一次大顿挫，在其后的两年里，他退出京城这个国家政治的中心，回到广东、广西，继续讲学、著书的事业。而梁启超经过这一番实际的历练，思想日渐成熟，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不能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权力者自上而下施给雨露，而应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地凝聚力量。他后来到上海办《时务报》，到湖南执教于时务学堂，都是将目光投向地方，投向民间的一种尝试。而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康有为在学术方面的分歧。

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康的《新学伪经考》引起他的怀疑：“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清代学术概论》，84页）虽然这是梁启超数十年后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我们从他留下的大量著述中还是可以了解他所说的这种分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梁启超接下来具体讲到他的学术主张：

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同上）

说起来，康梁的这种分歧还是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之内，和康有为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多少矛盾，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对于‘今文学派 ’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同上，83页），但又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正是日后他与康有为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分道扬镳的出发点。梁启超思想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是受到了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以及严复等人的影响。比如夏曾佑就曾认为，作为今文学派开端的董仲舒，不仅不是弘扬孔教的有功之臣，甚至还是孔教衰亡的罪人，因为董仲舒承袭了中国君主专制祸首荀况的学说。而谭嗣同批荀学则走得更远，也更加激烈。

我们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说穿了，就是谁为儒学正统之争—也就是说，看谁的解释更符合儒学的本意。然而，从汉末到清末，两千年来，主要是古文经学居于统治地位。清末今文经学复兴，至康有为，除了争儒学的正统，恢复孔子的真精神，更重要的是从《春秋公羊传》中引申出一套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的理论。康有为宣称，孔子是一位热心制度改革的“圣王”或“素王”，但终其一生，不为时人所用，只能通过著《春秋》来实现其理想。梁启超在《读春秋界说》中开宗明义地讲道：“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笔耳，何以谓为天子之事？盖以春秋者，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以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15页）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若春秋者，则孔子经世之大法，立教之微言，皆在焉。故孟子述孔子功德，以作春秋为第一大事，以之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并称，而太史公之赞孔子，亦以作春秋为第一大业。”（同上，57页）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新学伪经考》，一本《孔子改制考》。前者无论在官员中，还是在学者中，都引起过广泛的争议甚至麻烦。翁同龢是客气的，称他为“说经家一野狐”；不客气的，如叶德辉，则直接称他为“言伪而辨之少正卯”；学者朱一新文绉绉地说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御史余联沅索性要以“离经叛道”治他的罪，并“恭候圣裁”。这些梁启超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他也很清楚，老师的那一套，是有勉强生硬、牵强附会之处的，尤其是谶纬迷信之术，更是今文经学与生俱来的短处，所以他对“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也不能接受，“后遂置不复道”。（《清代学术概论》，84页）不仅如此，他还以康有为的思想为中介，修正、发展了康的学说，而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清末“经世”传统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为他对荀学的贬抑，以及对孟学的推崇和发挥。

从梁启超所作《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以及《论支那宗教改革》等文章中，最能看出他的这种思想。他推崇孟子，诋毁荀子，其原因在于：“汉兴，诸经皆传自荀卿，其功最高不可诬。然所传微言大义不及孟子。孟子专提孔门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为心，实孔学之正派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7页）他认为，孟子能得孔学的正派真传，秘密就在于六经中他最重视《春秋》，《春秋》给了他接通孔子的灵感。“盖凡言经世者，未有不学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同上，18页）但是，“二千年以来，无有知尊孟子者。自昌黎倡之，宋贤和之，孟学似光大矣，然于孟子经世大义，无一能言者，其所持论，无一不与孟子相反，实则摭荀学吐弃之余而已”，所谓“皆从荀学中之一派讨生活矣”。（同上，21页）这便是他所言“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清代学术概论》，84页）。他进一步认为，不仅汉学，即便是使“孟学似光大矣”的宋贤，虽然他们对于孟子的“不动心”也很重视，也很强调义理和修身的重要性，但让梁启超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没有将修身与更广泛的社会和国家责任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孔子是主张兼济天下，而反对独善其身的。他说：

孔子之立教行道，亦为救民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其意正如佛说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也。故佛法以慈悲为第一义。孔教以仁慈为第一义，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故孔子为救民故，乃日日屈身，以干谒当时诸侯卿相，欲藉手以变革弊政，进斯民于文明幸福也。而孔子则所谓行菩萨行也。然则学孔子者，当学其舍身弃名以救天下明矣。而自宋以后，儒者以束身寡过谨小慎微为宗旨，遂至流为乡愿一派，坐视国家之危亡，生民之疾苦，而不以动其心；见有忧国者，则谓为好事，谓为横议，相与排挤之。此支那千年以来最恶陋之习。此种见识，深入于人人之脑中，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此支那致亡之由也。若能知孔子在当时，为好事之人，为横议之人，而非谨守绳尺，束身寡过之人，则全国之风气，必当一变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59～60页）

他这里所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康有为立孔教的主张，他认为，这种责任感正是孔子以及孟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两千年来被儒家丢弃的东西。对此负有最大责任的，他以为是荀子。他指出荀子的四大问题：

一、尊君权。其徒李斯传其宗旨，行之于秦，为定法制，自汉以后，君相因而损益之，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异说。荀子有非十二子篇，专以攘斥异说为事，汉初传经之儒，皆出荀子，故袭用其法，日以门户水火为事。

三、谨礼仪。荀子之学，不讲大义，而惟以礼仪为重，束身寡过，拘牵小节，自宋以后，儒者皆蹈袭之。

四、重考据。荀子之学，专以名物、制度、训诂为重，汉兴，群经皆其所传，龂龂考据，寝成马融郑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为荀子学问之派。（同上，57页）

他的这番话告诉我们，政治上的专制，谨守礼法，修身养性的要求，以及学术上的给出路政策—一条逃避现实的自适之路，正是造成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懦弱无气、人格猥琐的四大原因。由此发展，梁启超走到了批判传统王权的一个临界点上。此时已非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说群序》中，他已经提出了初步的有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即所谓“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4页）这种思想至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便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以至于湖南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指责他“来湘主讲，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论其罪状，何殊叛逆”，并且骂他“肆行无惮，显悖伦常，丧心病狂，莫此为甚”。（《苏舆集》，177页）在政治上，他也走得很远，在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信中，他甚至由兴民权、兴绅权、兴办学会，进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引起陈宝箴的惊恐。随后，梁启超只好以养病为由，离开湖南，回到上海。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此时的康有为不接受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及其对封建皇权的否定。事实上，梁启超前往湖南任教之前，与同人商讨教学宗旨，主张采取急进法，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是默许的，“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梁启超年谱长编》，88页）。数年后他致信赵曰生，也说道：“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氏揽政，至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会得民主以救之。”（同上，94页）梁启超当时作《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长篇论文《变法通议》，都在宣扬老师的这种主张。直到戊戌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约谈之前，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以及为陈其璋草拟的奏章，还在喋喋不休地表达兴民权、开议院的救国方针。也许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民主、议会政治的内涵和性质，但是，他们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已经认识到国家命运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是全体国民的责任。

保国会的夭折

康有为这次入京，是在戊戌前一年的十月中旬，大约十五日前后从上海启程。就在此前一周，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七日这天，发生了德国天主教传教士韩理、能方济二人在山东曹州府钜野县张家庄为大刀会所杀的事件。二十日，德国远东舰队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侵占青岛炮台，清军则未加抵抗而后撤。当时驻守胶州湾的清朝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电告其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其中说道：“元欲战，恐开兵衅，欲退，恐干职守，再四思维，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扼要据守。”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清朝将领的复杂心态。

康有为恰逢此时到达北京，这件事再次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到，国家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而朝廷仍然“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01页）。于是，他出于义愤以及对国家存亡的担忧，很快便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并交工部代奏。与他前四次上书一样，没有人肯出援手，好像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任何人都无关。康有为亦颇感失望，他打点行装，准备离开北京，回广东老家去。没想到，就在行李已经上车这个当口，翁同龢忽然在当天散值后来到宣南的南海会馆拜会他，并希望他能留下来。恰好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就有了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上奏，保举康有为赴西洋参加“弭兵会”。光绪皇帝当天发给总理衙门的交片谕旨，要求他们“酌核办理”。虽然他们事后否决了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一事，但此事还是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不久便有了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约见的事，康有为的人生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那天，接见康有为的有五位大臣，分别是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和荣禄。翁同龢与张荫桓都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接见时的情景。综合各方面的记述可知，在大约两三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谈到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官制，设“制度局”及新政的各种机构，还有诸如练民兵、开铁路、开矿山、办邮政、筹款、借债等具体问题。这次会见对朝政的影响也许要在数月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当时显然给予康有为很大的鼓舞。他在第五天就将新的上书呈递给总理衙门。这份名为“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呈”的奏折，又称《上清帝第六书》，被总理衙门拖了整整四十天，直到二月十九日，才“恭呈御览”。如此拖沓，可见其工作效率之差，却也使人猜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康有为及其政见仍持有异见和保留。但光绪皇帝在收到总理衙门代奏的《上清帝第六书》后，却当即发布谕旨，要求“王大臣妥议具奏”。康有为不等王大臣们“妥议”出个结果，第二天，便又将条陈一件递到总理衙门，并附有一本他编译的《俄彼德变政记》，请总理衙门代奏。就在总理衙门犹豫商议期间，康有为于一周后又递上了一件新的条陈。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将康有为两次呈递的条陈及所递《俄彼德变政记》一书一并“进呈御览”，请“皇上圣鉴”。至二十日，康有为再次将条陈两件及新书《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种，送到总理衙门。这次，总理衙门没有耽搁，二十三日便以单折代奏的方式进呈给光绪皇帝。这种工作效率的提高或许反映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发生了兴趣，说不定他真的要求总理衙门，见到康有为的条陈及时上奏，不得拖延。当天，光绪皇帝就将康有为的条陈和所进图书，一并呈送慈禧，“恭呈慈览”。（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21～335页）

这时，梁启超也于三月初一日由上海赶赴北京。虽然他此次进京的直接目的是参加戊戌年科举考试，但也不排除康有为在意气风发之时，期待他的得意门生能助一臂之力。当时，梁启超大病未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专程陪护，万里北来，梁启超曾说：“幼博（康广仁）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遂居京师，而及于难。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同上，359页注 1）

梁启超进京不久，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保国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地点就在粤东新馆的戏院内，当天与会者登记名录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人，而实际人数应该比这个要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日还拟定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从所拟的条款来看，保国会应该是个内部机构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康梁或许也有这样的设想或愿望，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茶话会，而且，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它就是个茶话会。戊戌政变发生后，《申报》曾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写道：“京友来函云：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戊戌变法》四，418页）这是一篇为列名保国会者开脱的文章，其中不乏道听途说的传闻，或出于想象，比如谭嗣同，当时还在湖南，不大可能列名出席会议—但关于参与者心态的描写却有一定的真实性。

仅隔数日，闰三月一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演说，就讲到这次来京的一些感触：“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27页）在他看来，这种情形比甲午乙未（1894—1895）时的情形已经有所进步，那时，“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同上）。但他仍对士大夫的逃避责任、放任自流、坐以待毙、没心没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对于在座的听众来说，他的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或许“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或许告之以保国，来者仍抱着看客的心态；其潜台词还有，如果告之以保国，也许就不来参加了。很少有人把保国当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要求自己，他们“皆饱食以待升转，终日无所事。既不读书，又不办事，堂堂岁月，无法消遣，乃相率自沈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徵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年轻举子们的情形又如何呢？当时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有八千人，然而，“其无可消遣之情态，视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则皆能为忧瓜分，惧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说，则曰，今日事无可为，正我辈醇酒妇人之时也”。（同上，29页）这里所描述的，应该不是梁启超的夸张，但不知在座的听众有何感想。商务印书馆元老李宣龚多年后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坦言：“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梁启超年谱长编》，112页）这种蒙昧的看客心态，在当时怕是很普遍的，所以，他很赞赏康梁那时敢于冒险犯难的革新精神，他说：“然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冒犯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同上）汪大燮并没有参加保国会的活动，他在当年四月十四日致信汪康年时也谈到当时的传闻和议论：“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张元济）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783页）

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说法。看得出来，他们这时所作，主要还是宣传鼓动，以危言耸听之词，促使听众觉悟，明白国家的处境，激发大家责己救国的热情。但即使如此，亦不能为顽固守旧的学者、官僚所接受。最先跳出来攻击保国会的，是一个叫孙灏的年轻人，他写了一篇《驳保国会议》，逐条批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将康梁与孙文视为同类，说他们“叛逆之心，昭然呈露”；又说他们“与地方大光棍无异”，比喻为哥老会放票，称之为“大逆不道”。（《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69页）前引《申报》文章也曾提到：“仁和孙孝廉（孙灏）会试下第未归，愤其目无君上，逐条驳斥，付之梨枣，京外散分数千分。”（《戊戌变法》四，第 419页）他的这篇文章甚至引起了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和梁鼎芬的重视，两湖书院讲习陈庆年在《戊戌己亥见闻录》四月十八日记述：“下晚南皮（张之洞）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 ’，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又四月二十一日记述：“诣节庵（梁鼎芬），见浙江孙灏驳 ‘保国会 ’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93页）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已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不过，保国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至闰三月十二日潘庆澜出奏弹劾，总共只存在了十六天，期间也只有两三次活动，但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高度紧张。先是御史潘庆澜上《请饬查禁保国会由》，请求皇帝下旨，命“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光绪皇帝没有对他的奏章作任何批示，当日呈送给慈禧的折片，也没有潘的这一件，康有为说：“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6页）看来不是说谎。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即闰三月十三日，御史李盛铎又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光绪皇帝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李盛铎最初是支持康有为的，并有经费资助。但这时听到风声，有人要弹劾康有为，便赶忙跑出来划清界限。《戊戌履霜录》中写道：“戊戌三月，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京僚集者四百余人……御史李盛铎，初与有为倡议开会，既入康党，又依附荣禄，闻潘庆澜欲参倡会诸人，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疏留中勿问。”（《戊戌履霜录》卷二，4页）但事情还没有完，闰三月二十七日，又有御史黄桂鋆上了《禁止莠言以肃纲纪折》，他不仅指责李鸿章、张荫桓“糊涂”，而且指出：“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觉迷要录》卷一，54页）

黄的奏折再次被光绪皇帝“冷处理”，似乎传达出一种信息，即光绪皇帝在心里是接受康梁的，至少对他们抱有某种期待。这对康梁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在潘庆澜的奏折被光绪皇帝留中之后的第三天，梁启超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同夏曾佑谈起这件事：“京中卧病，办保国会，昨十二日为潘庆澜所劾。今上神明，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 ’，遂尔留中，吾华之兴废有自乎。付章程请将其事刊之于报，虽西人闻之亦必惊为创事，非如强学之封禁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10页）我们不必追究光绪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也不必追究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这句话的，总之，虽然有人弹劾，但由于光绪皇帝的刻意保护，并没有治他们的罪，他们反而大张旗鼓地在《国闻报》上为保国会大肆张扬一番。四月初六日，《国闻报》发表《开保国会书后》一文，对围攻保国会的现象进行了形象化的讨伐：

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强盗，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扶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言者既多，虽向号开新之人，以开民智救国难为事者，亦且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疑其不必骇众而贵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亦复冷讥而薄诮之。或有救国心殷，实以为宜者，亦复畏于众论，退缩却行，缄口媕默，但不加谤而已，亦不敢稍置一词。（同上，113页）

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很多人仇视他们，以为他们搅了自己的宁静；朋友也不理解他们，甚至误解他们，而理解他们的，也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但他们并没有退缩。

戊戌维新废八股

四月初，梁启超动员留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百余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70页）

可以想象梁启超当时的狼狈。废除八股，就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生路，当然要找你拼命。不过，被称为“第二次公车上书”的这次行动，像乙未年（1895年）那次一样，最终仍受阻于都察院和总理衙门这样的官僚机构。而不同之处在于，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根据慈禧的旨意，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谕旨，百日维新由此拉开了大幕。而在背后促成这件事的，正是康有为。他为杨深秀、徐致靖代拟的两道奏折，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两天后，徐致靖又上奏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于是有了光绪皇帝当天明发上谕：康有为、张元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

这给了他们新的机会，可以当面了解光绪皇帝对改革的态度。据梁启超讲：“至康有为、张元济召见，皆力陈其害，康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偿，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物、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皇上喟然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康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上曰：‘可也。’于是康退朝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康亦自上一书，疏既上，上命军机大臣立拟此旨，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上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诏遂下。”（《戊戌变法》二，25页）

这里提到的“诏遂下”，即五月初五日光绪皇帝诏谕内阁“废八股”，其中讲道：“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竟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同上，24页）其实，对维新党人来说，废除八股一直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且，按照梁启超的想法，要废除的又何止八股，还应该包括整个科举制度。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就有过集资以买通言官，请其上奏折，呼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计划。在此期间，他曾作《变法通议》一文，陆续发表于《时务报》。在这篇长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讲道：“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页）历史地看，中国的改革、变法，不是从康梁开始的。如果从洪亮吉上书批评嘉庆皇帝的“新政”，希望他能兑现其“咸与维新”的许诺，而被充军新疆算起，至此已经近百年了。其间则有龚自珍“自改革”的主张，以及包世臣、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曾纪泽等一系列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这条路上的探索。直到康梁，推动持续近百年的帝国“自改革”思潮达到高峰，他们不仅结束了“自改革”的“维新旧梦”，而且开拓出一条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宪政代替君主专制的改革思路，在体制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持续近百年的“自改革”没有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变化，也非事实，但这种变化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所谓“同光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班官僚大佬的讲求洋务，推行新政，积三十年，开了一些矿，办了一些厂，修了一些路，买了一些船，说不上真正的船坚炮利，却也可以炫耀于一时。但一场中法马尾海战，一场中日黄海海战，就让中国花钱买来的“船坚炮利”毁于一旦，灰飞烟灭。尤其是甲午战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款，弃朝鲜，甚至丧失了帝国的“龙兴之地”辽东，随后又有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大连，英国要求威海卫、香港九龙以及长江流域，法国要求广州湾、两广和云南，意大利要求浙江的三门湾。这一系列瓜分之举，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三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能救中国于万一？梁启超说：“此前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同上，8页）也就是说，洋务派的新政，对晚清政府这艘破船来说，只起到了打补丁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治初年（1864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宣称，三十年后，日本将兴起，中国将衰弱。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日本人游学欧洲，热衷于讨论学术，讲求官制，回到日本后认真实行；中国人游欧洲，只是打听哪家的船、炮更好，更便宜，好买回去用。这两个国家一强一弱的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上，梁启超此时所看到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和龚自珍当时所描绘的“衰世”景象，没有什么两样。在龚自珍的眼里，那时可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他于是大为感叹，“则非但尟（鲜）君子也，抑小人甚尟（鲜）”。在那个时代，不但没有真君子，即便真小人，也很难找到。有才干的人，却可能受到更多的没有才干的人的束缚、督责，乃至于伤害（戮之）。而且这种伤害“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所伤害的，也非身体，“戮其心”而已，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把你变成一个“不动心”的冷血动物。（《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76～77页）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饮冰室合?文集》之一，15页）民愚的结果，则士、农、工、商、兵，都没有可用的人才。搞洋务的人，主张多用洋人。固然，洋人比中国人守法、明达、负责任，做事容易成功，但中国谈论变法自强，也有几十年了，仍然依赖洋人，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为什么各个方面都缺少人才呢？其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培养奴才。那时所谓教育，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楷法之外，一概不知。好一点的，搞一搞训诂、考据，就以为是学术了，其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离得很远，只能是“豪杰与议论之士必少而于驯治天下也甚易”，读书之人都变成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其独裁专制自然容易。所以梁启超说：“故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同上）这样的人，就是中了举人进士，点了状元翰林，担任了督抚将军，又能如何呢？怕也难有什么作为。即使其中有几个通人志士，“或笺注校勘，效忠于许（慎）郑（玄），或束身自爱，归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所谓诵诗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者，盖寡能留意。”（同上，18页）至于农、工、商、兵，其教育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问题也许不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考试题目皆出自“四书五经”，答案也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就把读书人都赶到了读无用之书这条路上。而且，这条路越走越窄，“今之所以进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韵之诗”（同上，25页）而已，甚至自清道光开始，朝廷竟堕落到以楷法取士（梁启超云：常科以八股楷法取士 ,但使能作八股 ,能作工楷 ,虽一书不读 ,亦可入翰林）的地步，无论是打算有所作为，还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将精力浪费在这些无用之学上。既然是“学而优则仕”，而所谓优，又仅仅指八股文如何，诗作得如何，乃至楷书如何，势必将很多有抱负、有个性、肯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的人才拒之门外。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像很多“海归”，国家花了很多钱，送他们出国留学，其中未尝无才，国家也未尝不需要他们的才，但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没能赚得一个“出身”，便得不到国家重用，“束之高阁，听其自穷自达”，有人为了糊口，只好去洋行当买办，或到工厂做技师，“豪杰之士，安得不短气；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维新旧梦录》，27页）很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于是，梁启超拟了《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21页）。虽然他的奏折未能上达，但四月十三日，杨深秀再上一书，请求废除八股；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也上了《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五月初四日，更有康有为、徐致靖二人分别上书，请废八股。这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不顾守旧枢臣的阻挠，于五月初五日下旨废除了乡会试的八股而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又下旨废除了生童岁科各试的八股而改试策论。这是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梁启超说：“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戊戌变法》二，25页）

虽然光绪皇帝颁发了谕旨，康梁似乎有了“尚方宝剑”，但实际上，由于他们的地位不高，人微言轻，任何一项改革的措施，都很难一蹴而就。而八股取士又非一般的小事，它关系到教育、文化、官制、政治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一开始礼部就不积极，处处设阻。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亦如丧考妣，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加以反对。在这之前，四月二十五日，即徐致靖上书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五人的当天，便有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奏，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只是被光绪皇帝压了下来，置之不理。但朝中的守旧之人并未就此罢休，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联名上书参劾礼部尚书、总署大臣许应骙，称他为“新政之壅蔽”，光绪皇帝阅二人所上之折，便有罢黜许的想法，经刚毅代为求情，才改为让他“明白回奏”。（《戊戌百日志》，62页）近来有人欲为许应骙辩护，不认为他有“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同上）的举动，但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曾这样记载：“许公，迎合守旧者也，系康之座师，因其上书主持变法，深恶痛绝，常言已逐绝于门墙之外。近以交礼部议定特科章程，许犹力持八股诗赋，百计阻挠新政，以分畛域门户。皇上怒之，未敢发之，闻系康属宋劾之，旨仅令其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而刚（毅）已代许申诉于太后之前。”（《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14页）苏继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对变法的原委应有所了解。于是，五月二十日，满洲正黄旗人、御史文悌上书，参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为许应骙打抱不平。该折长达五千言，指称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之前参劾许应骙，是结党营私的行为，并痛诋康有为的学术为人主张行事，其中特别讲到一点：“至康广仁所言罢制艺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而宋伯鲁又适有此奏。是许应骙谓其联络台谏，诚不为诬。”（《戊戌百日志》，139页）光绪皇帝读了文悌的奏折是否“大怒”不得而知，但他当日即下诏斥责文悌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胜御史之任，命回原衙门行走。

如果说，黄均隆、许应骙、文悌辈还只是迂回于康有为之人，并未针对废除八股而出手的话，那么，五月二十九日浙江学政陈学棻的上奏，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接反对废八股、改策论的奏章。他指出，废除八股，造成了“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使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成不测之祸。盖改试之成就人才挽回气运者，关系诚大而远，而浮言之变乱黑白摇惑人心者，祸患实隐而浓也”（《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473页）。据说，光绪皇帝二十九日收到陈学棻的折片，第二天去了颐和园，因陈学棻为侍郎，处理他一定要经过慈禧。直到六月初一日光绪皇帝才明发上谕：“陈学棻着来京供职，浙江学政着唐景崇去。”（同上）此后，虽然不再有人直接上书反对废除八股，但守旧官僚与维新党人的斗争却贯穿于百日维新的始终。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政变发生，有人即批评康有为犯了急性病，证据之一便是急于废除八股，以为不顺人情，招致太多人的怨恨。

京师大学堂与上海译书局

戊戌变法经历了一百零三天。说起戊戌变法，人们总是“康梁”并称，实际上，在此期间，活跃于前台的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参与的具体事务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只有在幕后才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做得比较多的，是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替别人撰写奏折或其他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设置最早来自当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的建议，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二日上了请推广学校的奏折，但最后不了了之，并没进入总署的议事日程。过了不到两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再次上书，要求开设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当天便明发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需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同上，512～513页）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一直没有按照光绪皇帝的要求“妥筹具奏”。现在有学者欲为他们开脱，说他们那时很忙，一无空暇，但不能否认，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此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再次提起此事：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肆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戊戌百日志》，2页）

这一次，总理衙门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发电报给清朝驻日公使裕庚，即后来取悦于慈禧的德龄公主的父亲，请他速将日本东京大学堂章程译出，抄送总署。本来，翁同龢负责起草大学堂章程，但四天之后，翁同龢突然被罢免，此事又拖了下来。五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再发谕旨给内阁，要求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迅速议奏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毋再迟延”（同上，79页）。这时，光绪皇帝的口气已变得相当严厉，于是，总理衙门急忙在五月十四日上了《奏复遵议大学堂折》，其中附呈的《大学堂章程》，就是梁启超起草的。匆忙之间他们想到了梁启超，而梁启超亦不辱使命，不必等裕庚从日本寄材料回来，他平日的积累足以应付此事。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讲到这件事的原委：

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另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27页）

就在同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并让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一书，谕旨称：“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戊戌百日志》，109页）一直以来，民间就有一种说法，以为梁氏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依据便是王照晚年的一次回忆，他说：“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梁启超年谱长编》，127页）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本不足采信，但却影响到很多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从梁启超被召见之前的蛛丝马迹来看，对于如何任用他，光绪皇帝是作过认真考虑的。五月初十日，总理大臣奕劻等上《遵议开馆译书折》，奉旨议奏御史杨深秀、李盛铎四月十三日开馆译书之请，其中谈到译书局事务是否应特派大臣管理，或由大臣兼办，而译书一事，“全在经理得人，不系官职之大小”，接着便推荐了梁启超其人：

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戊戌百日志》，91页）

这里所说梁启超在上海集资设立的译书局，即大同译书局，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此折建议改为官督商办，每月拨给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光绪皇帝当天给军机大臣下了谕旨：

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如何筹款兴办之处，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一并筹议具奏。（同上，92页）

五月十三日，总理大臣奕劻等又上了《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片》，算是对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五日上谕，要求总理衙门查看广东举人梁启超的一次回应。片文中说：

该举人梁启超，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前在上海筹设译书局，已具规模，业经臣衙门奏请拨给经费，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责成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奉旨允准在案。该举人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拟恳恩施酌予京秩，以资观感。并可否特赐召对之处，出自圣裁。（同上，98页）

看得出来，这班总理大臣、军机大臣，对于梁启超，要比对康有为心平气和得多，评价也还比较客观，不像湖南守旧绅士、若干年后死于暴动农民之手的叶德辉，动辄便说：“夫康有为乱民也，梁启超诐士（诡辩之人）也……逞一己之私心，侮圣人之制作，其为人心学术之害，何可胜言。”（《苏舆集》，112页）他们看到了梁启超在学术上兼顾中西的特点，其为人亦不像老师康有为那样张扬、独断、固执己见，做事也很稳重，踏踏实实，有一点少年老成。所以，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再上《请京师编译局并归举人梁启超主持片》，建议将京师编译局和上海译书官局都交给梁启超办理，片文指出：

臣等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堪胜此任，奏准在案，今京局似可与上海联为一气，仍责成该举人办理，由该举人随时自行来往京沪，主持其事，所有细章，皆令该举人妥议，由臣衙门核定施行。至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所关最为重大，编纂尤贵得人。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行分纂，必能胜任愉快。至京局用款，视上海总局较省，应请每月拨款一千两，由户部在筹拨大学堂常年经费项下，一并筹措，实为妥便。（《戊戌百日志》，105页）

应当说，总署的建议和光绪核定最后的决定，对梁启超来说，不仅是殊荣，而且是人尽其才。这当然与王照等人坐直升机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但梁启超本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奢望，自从有了这个职务，他每日按时到衙门上班。他在《戊戌政变记》里简要提到了对召见的看法：

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23页）

梁启超未必提前预见到了光绪皇帝会召见他，他甚至不会想到总署的大佬们曾建议皇上召见他。很有可能，这几位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看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拟好了洋洋八十余条的《大学堂章程》，救了他们的急，对他也有些刮目相看，并给他一点回报，但也仅此而已。他对于今后能做什么事，并没有把握。所以，五月十七日，即皇上召见他的第三天，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他颇有些感慨：“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26页）实际情况亦如梁启超所言，皇上是个明白人，但朝中的这些大臣却“不足为助耳”。六月二十九日，梁启超上所拟《译书局章程十条》，请孙家鼐代奏。光绪皇帝当日给内阁的上谕说：“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着依议行。”（《戊戌百日志》， 292页）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光绪增加到二万两，每月经费原定一千，也增加到三千。由此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对京师大学堂的重视和期待。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再次通过孙家鼐代奏，请求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承认学生出身，并对书籍、报纸实行免税。光绪皇帝当日又下谕旨，准梁启超所请，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

谨案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非皇上之圣明刚决，采择新法，岂能许之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39页）

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然而，梁启超在完成这件创举之后，实际上已无事可做。由于孙家鼐被派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事，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戊戌百日志》，108～109页）。这样一来，孙家鼐便把持了大学堂的财权和人事权，很快，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就大学堂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名单，其中包括总教习、分教习，以及官书局提调等。尽管进入这个名单中的人，有请托者，也有不学无术、对时务一无所知者，让这些人来办学，京师大学堂很难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重镇，但直到今天，有人还是庆幸，此中绝无一人为康党。不知当时人们是否像防瘟疫一样防康党，但孙家鼐在当天所上的另一份奏折中，确实明确提出了删除康有为书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的要求，光绪皇帝的谕旨也很有意思：“着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同上，203页）孙家鼐还奏称，译书局编纂各书，宜进呈钦定，再行颁发，并将悖谬之书，严行禁止。光绪皇帝同意按照他的办法去做。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大家都不做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直到百日维新结束，京师大学堂没有任何作为。当然，此中绝无一人为康党，唯一的例外，即还有一个梁启超，他所拟章程虽如光绪皇帝所言“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同上，108页），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又举步维艰。他知道，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与其滞留京城，不如回到南方去教书。可惜，康有为始终看不到这一点。他以为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便可以大刀阔斧地实现其变法主张，在这方面，他确实低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他的弟弟康广仁后来死于戊戌之难，他一直劝说康有为在废除八股的目标实现之后，离开北京，但康有为始终不为所动，竟拖延到政变的前一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京城。康广仁在给何易一的信中说：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梁启超年谱长编》，122～123页）

虽然至今仍有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其中说到康有为这个人的性格及思想理念，不能说毫无根据，讲到梁启超和康广仁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除了信中提到的李端棻奏荐康有为出使日本之外，孙家鼐亦奏请康有为出京督办官报。孙的目的是想让康有为走人，对康来说，却也不失为一个离开北京的机会。先是宋伯鲁上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他的原意是想赶走汪康年，让梁启超继续主持《时务报》，改变其唯张之洞是听的局面。没想到，光绪皇帝却将此事交孙家鼐议复，孙家鼐恰好借机请康有为出京。所以，他在奏折中索性拒绝了宋伯鲁以梁启超督办《时务报》的请求，说他“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而康有为却没有具体事做，“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而光绪皇帝果然圣裁“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戊戌百日志》，230～231页）不过，无论如何给了康有为一个离开北京的机会，而且不失面子。

但他最终决定不走，并于六、七月间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改革冲击波，给人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他坚信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继续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人撰写奏章，还让梁启超为李端棻多次撰写奏章。而且，自己也多次上奏，七月十四日前，就上了《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七月二十日后，又上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宋伯鲁、杨深秀、李端棻等人的奏章，也都与开懋勤殿、开议会、开制度局有关。光绪皇帝在此期间也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广开言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二是裁汰冗员，涉及京城内外、上上下下、中央地方的各个方面，非常广泛；三是罢黜礼部六堂官；四是擢用四章京。这些举动都给守旧的众官僚以口实，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弹，张之洞上《劝学篇》，奕劻、孙家鼐驳回李端棻的奏折，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都显示出守旧派的不甘心。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之后，到慈禧那里哭诉，告光绪皇帝的状，也是告康有为的状。他们看得很清楚，只有慈禧才能使改革的快车停下来。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又并非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斗不过慈禧这一条原因。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她要的只是变法的领导权，如果光绪将变法的领导权让给慈禧，未必会发生后来的惨剧。言外之意是光绪受了康有为的蛊惑，康有篡逆的野心，想杀慈禧，导致了慈禧的反击。这种看法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

历史地看，戊戌变法的失败，首先是帝后两党力量的消长，西太后不肯放弃已有的权力；其二，康有为的学说触犯了一大批传统文人的底线，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很难被以卫道自任的士大夫所接受、所认可，而他设孔教、自称“素王”，更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包括他们的朋友或同路人，也拒绝接受康的这一套主张。湖南守旧士绅对康梁的攻击是最激烈的，其中有学术性的一面，即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但说到底，还是新旧思想之争，政治取向之争。戊戌前后，康梁曾受到来自对立双方的攻击、诋毁、批评和质疑，保守的、守旧的士绅攻击他们颠覆传统孔教、封建道统、君主制度，甚至满清政权，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革命派以及维新派内部的一些人，则质疑和批评其保教、保皇，乃至指责其野心、狂妄、自封教主云云。这些诋毁、攻击、批评、质疑乃至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人物总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离不开时代的社会历史处境。这样来看康梁，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思想、抱负、胆识和勇气，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有的，是领先的，许多批评他们的人，未必能与他们比肩。梁启超说过：“以先生（康有为）之多识淹博，非不能曲学阿世，以博欢迎于一时，但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70页）呜呼！当今之知识界、学术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能说没有，但即使有，也不会很多。

当然，第三，他们废除八股、裁汰冗员，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很多人的心理恐慌，也就制造了范围广大的反对派。梁启超说：“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转引自《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70页）这种事非有大勇气、大担当的人不肯做、不能做，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不恐不惧，独领风骚，但其终于不免于失败，原因也在这里。他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和现实条件，单独冒进，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不失败的。当然，他的行为也为未来的青年开辟了道路，梁启超对此看得很清楚，却也无能为力。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他基本上是作为康有为的影子存在的，而且把传播康氏学说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期间他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在阐发康氏的思想。其间或有一些疑问和疏离，主要是由于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影响，但无关大局，主要方面仍为康有为所主宰，他的社交大致也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八月初七日，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张之洞致电孙家鼐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625页注 2）其意似乎就在于提醒有关方面，在抓捕康有为的同时，不要放走了梁启超。而他所说的“为害尤烈”，恰恰是指梁启超为传播康有为的思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可以这样说，没有梁启超的言必称康，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传播得这样广泛。他们之间出现裂痕乃至分手，则要等到新世纪到来之后，中国的命运面临新的危险和可能的时候了。

第五章　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逃亡海外。这时，老师和学生的想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幻想着可以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梁启超在其诗作《去国行》中就曾明确表示，“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在这里，他用了申包胥为求秦国出兵援救楚国，在秦庭不吃不喝痛哭七天七夜的典故。他自比申包胥，而将日本比作秦庭，就是看到了两国之间“种族文教咸我同”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年谱长编》，158～159页）

求助日本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他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二日他从香港启程赴日的时候，诗题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住香港半月，日本总理大臣伯爵大隈重信招游，令前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电告。九月十二日乘河内丸遂东。”诗中就有这样的两句：“黎洲乞师曾到此，勃胥痛哭至于今。”（《康有为诗文选》，215页）他不仅将自己比作申包胥，将求救于日本比作“秦庭之哭”，还想起了明末清初领导抗清的黄宗羲，传说黄曾经秘密东渡日本前来求援。

按说，自甲午以来，日本给予中国的是一种深刻的切肤之痛，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还要割地赔款，真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李鸿章一直是主张联合俄国对付日本的，甲午之前，他就听信了俄国人的许诺，以为一旦中日开战，俄国必出手帮助中国，所以不必在外交上对日本让步。但实际上，俄国并没有真心帮助中国的打算，他们先是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着中国被日本打败；然后，又借调停之机，假意施恩于中国，窥伺中国东北，签订《中俄密约》，并乘庚子之乱，占据东北三省。此后的列强瓜分中国，以及后来的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由这个密约引出来的。

康有为很早就看清了中国周围列强环伺的严重局势，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上清帝第一书》中就指出：“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3页）日本位列榜首，但他也看到：“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同上，9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把日本作为变法图强的榜样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日，他通过总理衙门进呈了《日本变政考》等书，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离我们很远，风俗文化与我殊异，虽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仿效的东西，但“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慕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遂以南灭琉球，北开北海，左抚高丽，右取台湾，治效之速，盖地球诸国所未有也”。（同上，186页）他说，日本走在前面，可谓前有车、后有辙，日本的失误，我们可以作为教训，不必重复他们的做法；日本的成功之处，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不致失于举措。这真是最简便、最经济的改革途径，“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同上）

不久，康有为又代御史杨深秀草拟了《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时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40～41页）戊戌年（1898年）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的覆奏片也说到这件事：“查本年闰三月间，准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付其经费。又准该使臣来署面称：中国如派肄习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经臣备函致谢，并告以东文学堂甫经设立，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该使臣亦称：须预筹章程。”（《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209～210页）康有为的奏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拟定的，他写道：“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同上，208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中国循例派遣王之春为特使，却遭到俄国人拒绝，只得改派“有声誉于列国者”的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并许他全权处理中俄之间的一切事务。俄国人对付李鸿章的办法，就是威逼利诱。他们说了许多日本可恶、可怕的话，让李鸿章觉得，俄国才是中国的朋友，只有俄国才能帮助中国对抗日本。俄国人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不是不想参战，但由于交通不便，俄军未到，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中国要想得到俄国切实有力的援助，“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 59页），如果中国拒绝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援助中国了。李鸿章自然是害怕日本的，但他更怕俄国不帮助中国对抗日本。这恐怕就是《中俄密约》的由来。

根据这个密约，俄国不仅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全境修筑铁路、驻军、开矿的特权，而且将山东的胶州湾和东北的旅顺口、大连湾租为己用。但是很显然，俄国在远东谋求发展，绝非为中国打算，而只是为自己打算。它视中国东北三省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亦非一朝一夕，所以，决不能容忍日本也插进一脚。但日本的野心也是要占有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既然它要应对俄国的挑战，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就提出了所谓“东亚细亚者，东亚细亚人之东亚细亚也”的主张。这时，正当甲午之后，日本并无短时间内再与中国开战的企图，反而想联络中国共同对抗欧洲国家在远东的扩张，同文同种的话不断地有人提起。他们的呼声得到了康梁的响应，也给他们以希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启超的门人陈高第根据日本人森本藤吉的《合邦新义》（或译《大东合邦论》），编译改写了《大东合邦新义》一书。梁启超为之作序，他在序中写道：“故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他这里所说的“联盟”，就是与日本联盟，他认为，这“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16页）

所以，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日本是很自然的。梁启超到日本的时间比康有为早一些，他当即见了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并进行了笔谈。他要打动日本政府，说服他们与英、美联合，向慈禧施加压力，把权力还给光绪皇帝。随后，他又致信日本东邦协会的副岛伯爵、近卫公爵，陈述中国改革的详情与政变的因由，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他希望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出手帮助中国皇帝复位，不仅对中国有利，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日本固然不愿看到自己被排除于中国之外，但如果西太后当政，这种情况却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告诉日本政府：“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同上，51～54页）所以，只要中国的权力掌握在西太后的手里，日本就很难再有机会。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沦为俄国的傀儡，唯俄国人之言是听。一旦中国为诸国所瓜分，日本所能得到的恐怕只有福建一省，即使这一点点，还在不可必得之数。“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糜烂，日本能免其害乎？露人（俄国人）哥杀（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这样看来，日本真是没有理由不为康梁的“秦庭之哭”所感动，何况事关日本的生存与发展。

康有为来到日本之后，也曾与政界多方联络，乞求他们尽快采取行动，以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近卫笃麿日记》就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与林北泉、柏原文太郎一同来拜访近卫的情形。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康有为近乎哀求地说：“贵国如在此时不惜助一臂之力，削弱太后之势力，谋求皇帝复位，其事必成。若事成，贵国之厚恩，鄙邦臣民永不相忘。”尽管康有为说得如此恳切，近卫却似乎并不为其所动，依然说得冠冕堂皇：“外交之事，倘若只是贵我两国便能决定之事尚可，但此事不可不体察列强之态度。非遽然云可否之事。目前情况下只可放言漫谈。”（《清人日记研究》，15页）其实，日本政府考虑到本国情况和国际形势，此时还不想与俄国摊牌，公开对抗，更不可能为了中国牺牲日本的利益。所以，康梁寄予很大希望的“秦庭之哭”，最终只落得“放言漫谈”四个字，他们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康有为后来跑到英国，幻想得到英国的帮助，结果还是空手而归。他在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抵达维多利亚港时，对《泰晤士报》记者说：“不日即当转往伦敦，盖欲将中国危亡之故，陈说于英女皇前，望英皇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99页）《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也对此事有所记载：“（四月）二十二日，至伦敦，馆于前海军部尚书柏丽斯子爵家。先君戊戌蒙难至港，适柏丽斯由英伦来，相见甚欢，愿救德宗自任。此次子爵代请英廷拟推到那拉氏政权，实行立宪。以议院开会，进步党人数少十四人，未通过。乃于闰四月离英伦，重返加拿大。”（《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83页）

保皇运动

康梁的“秦庭之哭”无果而终，愤而转求自救。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中旬离开日本赴加拿大，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有一封写给夫人李蕙仙的家书，其中提到康有为前一日来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梁启超因此也特别激动，他在信中写道：“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他还表示：“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梁启超年谱长编》，177～178页）《清议报》第十八册刊载了康有为三月十一日在加拿大鸟威士晚士打（New Westminster，今译纽威敏斯特）埠的演说，其后有罗裕才的笔记，对当时海外华侨的民气民情有生动描写，他写道，康有为“乃起立大呼曰：‘我今谨问各乡里兄弟大众，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起立，举手拍掌，西人数十亦应声起立，举手拍掌。又大声问曰：‘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今既幽囚，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愿者拍掌。’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伸手拍掌。乃曰：‘我兄弟如此齐心，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皇上必可保存，而中国可望救矣，愿共发愤。’千人欢呼，乃散”。（《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07页）

己亥年（1899年）六月十三日，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康有为有诗记这件事的经过，他写道：“己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二十八日至域多利（维多利亚港）中华会馆率邦人祝圣寿，龙旗飘飏，观者如云，湾高华（温哥华）与二埠同日举行，海北祝嘏，自此始也。”后来常有人嘲笑他在海外导演了一出闹剧，说的就是这件事。开始似无保皇会之名，只称保商会。华侨中十人九商，保商就是保侨，也就是团结华侨爱国兴邦的意思。后来有人提出，“保皇乃可保国，乃易名保皇会”，据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84页）

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徐勤、梁启用、陈继徵、欧榘甲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余埠成立分会，会员一时达到百余万人，并且在各地创办报馆和学校，请西洋人操练学生，搞得红红火火。这是康有为与保皇会最风光的时候。这时的梁启超也没闲着。这一年（1899年）的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润楠、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等十二人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他们结义的目的本在互相激励，不致日久使革命斗志有所消磨，但此事后来却被上纲上线，成为梁启超自立山头，搞分裂的罪证。不过，那时的梁启超确实与孙中山一派过从甚密，并且讨论过孙、康两派的合作计划。康有为担心自己因此被架空，由梁取而代之。那时，在日本的还有罗普（孝高），他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他没有参加结义。据说康有为知道此事后，半开玩笑半生气地对麦孟华的父亲麦柏君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孟华的弟弟麦仲华，康将女儿康同薇许配给他）。麦孟华、徐勤也反对梁启超的做法，他们写信给康有为，说他落入孙中山的圈套，请康有为赶快设法解救

梁启超在檀香山居住了大约半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汉口发动“勤王”，不幸失败被杀，株连而死的人相当多。据李云光回忆：“梁启超潜入上海策应，但亦无法补救。康氏打了一个电报，要梁氏到香港（疑为新加坡）相会。梁氏到了香港，往亚宾律道一号去见康氏。那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洋房，是保皇会的秘密会所，那时亚宾律道三号的房子还没有买下。康梁相见检讨汉口起义失败的事，又转到君主立宪的道理，后来又责问江之岛结义的事，认为梁氏领导十余人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应当记得百日维新之时，守旧党要杀我们而甘心，湖南举人曾廉上书，举劾我们反满，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若非光绪皇帝全力卫护，我们早被杀头，哪有今日？当时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现在却要革他的命。康氏越说越生气，就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氏掷过去，口中大叫：‘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虽然康氏无意真打，一击不中，梁氏却大惊跪下，俯首认罪。从此确定了 ‘保皇 ’的路线。”（《追忆康有为》， 347～348页）

梁启超的“背叛”行为，让康有为怒不可遏，他不仅自己写信痛斥梁启超，还发动其弟子声讨梁启超，犹如孔夫子的“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梁启超写信给《知新报》同人，痛责自己去年的行为，他说：“我辈互相责善，或至词语甚严厉，正是相爱之极，如兄弟骨肉，乃能有此，若悠悠行路人，则断无责备之理也。故以后我辈宜各各自会此意。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近痛自改悔，每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时时刻刻皆以自省。盖此五者，皆切中弟之病根。”（《梁启超年谱长编》，226页）四月二十一日写给叶湘南、麦孟华、麦仲华、罗孝高的信，又一次提起此事，他说：“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并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至今回思，诚乃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戒气质之累也。”又说：“弟近年之薄窃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设日记，以曾文正（曾国藩）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不敢有迂视讲学之心，不敢有轻视前辈之意，惟欲复为长兴时之功课而已。”（同上，227页）

这段时间，他与康有为通信较多，因为自立军勤王之事，海内海外，有许多情况要及时商量和沟通，而每次致信，他总是诚恳地检讨一番，表示要自省和幡然悔改。梁启超的态度背后透露出康有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他对梁启超有可能自立门户的担忧，不能容忍他自作主张，甚至后来居上。康有为一再强调感恩、主敬，其意就在这里。当时，在康梁师生内部，他们的冲突被视为内部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从大局着眼，梁启超也只能在康有为的威严面前俯首帖耳，作出谦恭的表示。但他又是一个理智、信念很强的人，始终不肯为报答师恩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他在四月一日给康有为的信中谈到对“自由”的理解，特别申明：“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同上，234页）

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和诱惑

梁启超是一个求知欲很旺盛的人，很容易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和诱惑。康有为自诩，“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清代学术概论》，89～90页），是很自负的。梁启超则恰好相反，讲到自己时，他承认：“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同上，90页）当年的日本，对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爱国者来说，犹如西方文明的中转站，是接触西方文明的一条捷径。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就流露出当时兴奋不已的心情：“哀时客（梁启超曾用笔名之一）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80页）这是因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同上）。

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也谈到在日本读书的情况：“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77页）梁启超以善变著名，其思想发生巨变，则始于初到日本的阅读。他在《三十自述》中说：“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8页）这种变化反映在他的文章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连篇累牍地大讲特讲“自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他的“自由书”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前后写了近八十篇。开篇“叙言”讲到“自由”二字的来历，他说：“西儒约翰弥勒（约翰?斯图尔特 ?密尔）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1页）他甚至在文章中自称“自由主人”（同上，41页），可见他对“自由”的钟爱。

梁启超所理解的自由，其中固然有卢梭“天赋人权”的意味，即承认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而人们必须让渡这种天赋的“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和自由，才能换取共同契约中的平等和自由。如果人类只有结成社会才能得以保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种通过契约来让渡权利的方式，恰恰是建构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在这个契约中，卢梭强调全体公民为主权者，国家代表主权者最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如果政府或掌权者违反了“公意”，侵害了公民的权益，公民有权重新寻找统治者。这一点很符合梁启超当时的想法，所以他说：“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乎。”（同上，25页）那时，他是主张“破坏主义”的，他看到，“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50页）。他的意思是想说，重病要下猛药，矫枉必须过正，就好像给严重郁积了病邪的人用药，一定先用重泻之药，非经大刀阔斧、大黄芒硝，不能奏效，与现在有人所谓动大手术、休克疗法，意思是一样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主动破坏，还有立的可能，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破坏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演愈烈，其结果只能是彻底溃烂而终不可救。所以说，人为破坏，犹如以药攻病；而自然破坏，就是以病致死了。

但是，他并不主张蛮干。他说：“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同上）他还说：“虽然，天下事成难于登天，而败易于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坏为快心之具，为出气之端，恐不免为无成立之破坏。”（同上，51页）就好像药不治病，反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遂使天下人对药产生不必要的怀疑，甚至讳疾忌医，再要治病就更难了。说到自由，他对卢梭“人生而自由”的论断也并未全盘接受，他说：“诸君熟思此义，则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人人畀以自由平等之权利云也。”如果天能给人以自由平等，为什么不能给人与动植物以自由平等呢？人对自然界的开发、掠夺靠的不是强权吗？他引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的说法：“天道无亲，常佑强者”，由此将问题引到如何自强上来。他说：“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31页）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他所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等西学名著，传达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人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样一种观念，梁启超以此作为他所理解的自由的出发点。他在《放弃自由之罪》一文中专门发挥这种观点，他说：“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谓两者比较，则放弃其自由者为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盖苟天下无放弃自由之人，则必无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弃者，非有二物也。”（同上， 23页）他进一步引申自己的观点，指出：“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则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逭矣。”（同上，24页）他以法国和日本为例，继续发挥其观点：“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见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昔日本之国，自放弃其自由权，于是，白种人于交涉侵之，于利权侵之，于声音笑貌一一侵之。当庆应明治之间，踞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而日本国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然则，民之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于民贼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贼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扩张其固有之权，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同上）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梁启超谈论自由，最后之落脚点恰恰是要开启民智，争取民权。开启民智就是要使国民在精神上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拥有可以和统治者平起平坐，要求自身权利的实力。在他看来，“文明之世，非治者与贵族与男子肯甘心自减杀其强者之权力也，实则被治者与平民与女子，其智力既已渐进，不复安于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强者，遂不得不变其暴猛之权力而为温良之权力。……彼野蛮与半开之国，统治者之知识，远优于被治者，其驾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权力势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国则被治者之知识，不劣于统治者，于是伸张其权力以应统治者，两力相遇，殆将平均，于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温良，若是者谓之自由。”（同上，30～31页）他的这种认识自有其渊源，他说：“昔康德氏最知此义。其言曰，统治者对于被治者等，贵族对于贱族，所施之权力，即自由权也。盖康氏之意，以为野蛮之国，惟统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腊罗马，则统治者与贵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国，则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同上）

他也用其所熟悉的“三世说”解释这种现象：“如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为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为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权者抗，而至于平等，使猛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同上，32页）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世经一次革命，则有强权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群之文明必进一级。前此经过者如宗教改革、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欧洲各国有强权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几矣，然则今日西人之强权发达已极乎？曰未也。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免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同上，33页）

“新”国民：争自由，兴民权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这个国家国民的强弱成正比。数十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近十年来，中国受到日本的欺凌，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在于精神的体现者，即全体国民。他读美国历史，最钦佩的不是华盛顿，而是1620年12月22日乘“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的 101位乘客。他仿佛看到，“冽风阴雪中，舍舟登陆，茧足而立于太平洋岸石上之时，其胸中无限块垒抑塞，其身体无限自由自在，其襟怀无限光明俊伟，殆所谓本来无一物者，而其一片独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所以他说：“今之人有欲顶礼华盛顿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同上，5页）那一年冬天，他在上野街头散步，看到街上一群群日本人在送其子弟从军，“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他们手举红白相间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某君或欢送某君的字样，其中有两三面旗帜，上面写着“祈战死”三个字，梁启超见之，感到“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他被日本人的国民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他大声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同上，37～38页）

从哪里入手呢？他认为先要找到病源，才能对症下药。中国之病非一时一事所致也，积之愈深，引之愈长，其病源“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3页）他发现，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中，三大误区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梁启超称为理想）：

一曰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他说：“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缘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以此而处于今日交通自由竞争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碍耶？故此为中国受病之第一根源。”（同上，15页）

二曰不知道国家与朝廷是有区别的。他说：“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实文明国民之脑中所梦想不到者也。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民中巨擘之巨室云尔。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之中，无一人能自拔焉。”（同上，16页）

三曰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盖我国民所以沈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挚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同上，16～17页）

上述这三大误区长久以来统摄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养成了以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被动为特征的国民性。这样的国民不仅不会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即便有人替他争取到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也不会享用，甚至拒绝享用，反而视其为大逆不道。国民如此，国家又如何强大呢？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应该不只是经济落后、军事落后、科学技术落后，更有思想落后、精神落后，所以才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所谓优胜劣败，这个优，首先是人的优化。梁启超说：“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物，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秀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同上，18页）然而，国民的落后，又不是天生的、命定的，“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这里所说的政术，就是统治术，梁启超把它归纳为四种：“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所达到的效果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同上，28～29页）

首先，驯之之术，即所谓国民教育，其目的无非是使其国民失其本性，如求智之性、独立之性、合群之性，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顺民。“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同上，29页）这里所说，可谓一语中的，“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观于此，而叹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同上，30页）。

其次，餂之之术，也就是用功名利禄来诱惑国民，收买国民，“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于是，一国之中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其手段就是向人们许诺富贵，所谓“吾能富而贵之”。为了得到富贵，有人不惜出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权利。

其三，役之之术，是指役使官吏保其一姓之私产。官吏只向一家一姓负责，不向所有国民负责。因为，任命他们的权力不属于国民。“故专制国之职官，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中国之任官也，首狭其登进之途，使贤才者无自表见；又高悬一至荣耀至清贵之格，以奖励夫至无用之学问，使举国无贤无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聪明才力，消磨略尽，然后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绳之以格，资格既老，虽盲瘖亦能跻极品。年俸未足，虽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经数十年之磨砻陶冶，恐其英气未尽去而服从之性质未尽坚也，恐一英才得志，而无数英才，慕而学之，英才多出而旧法将不能束缚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蜷伏于一王之下。”（同上，32页）

其四，监之之术，简而言之，就是担心老百姓造反，以军队、官吏防备之，监督之，并以法律约束之。清代某亲王说，吾国军队是用来防家贼的。“此三字者，盖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统治者防备老百姓唯恐有疏漏，所以，“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使不得联络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故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动之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其结果，是使全体国民“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同上，33页）

有感于此，梁启超说：“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同上）他还说：“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同上）所以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为自己辩解说：“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则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梁启超年谱长编》，234～235页）康有为责备梁启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是未将法国大革命引为借鉴，而且过于轻信卢梭的学说了。但是，梁启超并不认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可以成为中国拒绝革命的理由。他说：“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诸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诸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所以他说：“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同上，235页）

他进而为自由的学说辩护：“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对于全盘否定法国革命的观点，他也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法国革命说得一无是处。他说，英国是一个立宪政治最发达、最完备的国家，对英国来说极为关键的 1832年议院改革，就是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恰恰源于拿破仑的并吞或占领。所以他说：“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同上，235～236页）

他对康有为的“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也持有异议，甚至惊讶老师怎么会说出“张之洞之言”。他认为，兴民权与开民智是相辅相成的，不兴民权，无以开民智；不开民智，又很难兴民权。尤其是当时的国民素质，不提倡自由，则民智也开不了，民权也兴不了。“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之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同上，236～ 237页）也就是说，人人自由才有可能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而给中国政治带来新的气象。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

康梁二人思想上的分歧固难弥合，但在行动上，梁启超却只能作出让步，最明显的，就是停止了和孙中山的来往，双方关于合作的努力亦付诸东流。《清议报》也交给麦孟华主持，遂了康有为的心愿。因为《清议报》自创刊以来，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发表了很多鼓吹革命、鼓吹民权的文章，鼓吹保皇的文章倒很少发。对此，康有为一直都很不满意，但他远离日本，鞭长莫及，却也无可奈何。梁启超的冲动，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梁启超派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对康有为来说，可谓一石二鸟，一举两得。梁启超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赴檀香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间返回日本，未作停留，马上归国接应将要发动起义的唐才常。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梁启超转赴香港、新加坡，见康有为，居若干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为澳洲之游，主要是为了筹款。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春夏之交，才返回日本。这段时间，康有为比较信任的弟子，对梁启超仍有一些怀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梁启超离开澳洲前致信康有为，还抱怨罗孝高对他不信任：“而孝高来书乃疑弟子有不实不尽之言。弟子之事先生，何等恩义（何等名分），而敢以权术施诸长者之前耶？”这里表面上说的还是募捐的数额，罗孝高怀疑梁启超有所瞒报，但言外之意，却很难说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他婉转地拒绝了康有为派他去南美筹款一事，表示“愿居长崎，以任内事”。（同上，262～263页）

回到日本半年后，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清议报》出至第一百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梁启超写了名为《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纪念文章，并以特大号印行出版。没有想到的是，特大号问世不久，设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的报社突遭火灾，馆舍和一应设备全部焚毁。由于保险单没有写清经理人的姓名，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只好停刊。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再次重申他对自由的向往：

《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各国议院议事时皆别设一席，以备各报馆之傍听记载）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院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盖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或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纪神权专制政体之反动力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新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49页）

说到《清议报》的特色，他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同上，54页）

从梁启超的这一番议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至此仍未得到解决，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康的批评不以为然。甚至康有为明确反对的“自由书”这个专栏，他仍然自诩为“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做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同上）。谭嗣同的《仁学》在《清议报》连载，由于其中有激烈反满和批判君权的文字，康有为几次干涉，要求撤稿，甚至下令撕毁报纸重印，但梁启超在这里仍对《仁学》称赞有加，他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同上）

《清议报》停刊不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梁启超创办了在其办报生涯中最为重要也最风光的刊物《新民丛报》。这时距《清议报》停刊只有一个多月，梁启超邀了冯紫珊、黄为之、邓荫南、陈侣笙等开创这支生力军，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梁启超年谱长编》，272页），创刊号就印了四次，以后各期也常常补印。很快，发行量就突破五千份，最多发到一万四千份，除了日本，国内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山东、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国外的朝鲜、越南、暹罗、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及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都设有销售处。这段时间，由于编辑部内部人手很少，梁启超几乎是独自一人承担了《新民丛报》的编撰业务。当时，他每晚要去大同学校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白天就在山下町《新民丛报》编辑部的三楼上写文章，每天大约要写五千余字。这是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写文章最多，名声最大的一个时期。

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讲到办刊宗旨，指出：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立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同上，272页）

由此言之，梁启超此时的思想，与办《清议报》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新民说》显然是对《中国积弱溯源论》的进一步发挥，其规模自然更加宏大，非《清议报》时所能比。这一年，他作了大约几十篇文章，有的甚至就是专著，除了《新民说》是几十万字的巨著外，还有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改革财政私案》、《新史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科苏特）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等著作，篇幅也很长。此外，他还写了一大批更有战斗性的文章，比如《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释革》、《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敬告留学生诸君》、《敬告当道者》、《敬告我同业诸君》、《答飞生》、《答和事人》等，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其中《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再次与康有为发生了冲突。

放弃保教

对康梁来说，保教不是新的问题。至少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就有了创立孔教的夙愿，并以教主自居。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期间，也是“保教”论的积极鼓吹者，“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0页），招致许多人的反感。章太炎就曾为此与梁启超等人激烈争吵，乃至拳脚相加，闹得很不愉快。这也是梁、章最初分手的重要原因。后来，梁启超到湖南长沙讲学，黄遵宪也劝他少谈保教，虽然康有为提出保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提保教却是不明智的。黄遵宪是梁启超尊敬的前辈，他的话，梁启超听了，但并没有完全听进去。另一位前辈学者严复在此之前也曾写信给梁启超，对保教提出不同看法，并与之商榷。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说得很客气，也很夸张，很有梁氏风格，他说：“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又说：“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同上）意思是说，他私下里赞同严先生的意见，但公开场合不敢说，或不便说。但他话锋一转，又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谓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篱之所合为尤广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同上，110页）

但数年之后，梁启超无须严复先生为他决之，自己就决定了放弃保教的主张。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前的小序中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0页）其思想变化之大，连黄遵宪亦不敢相信，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中国新民当出公手，万一非公所作，别有撰著之人，极欲闻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见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82页）黄遵宪是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的，他在读了《新民丛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后，给梁启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并询问作者“中国新民”是谁。他已经猜到是梁启超，如另有作者，他也希望知道他的名字，并询问梁启超对这篇文章的意见。但是，这篇文章也刺痛了康有为，虽然梁启超事先声明，写这篇文章，是“我操我矛以伐我”，但康有为心里很明白，这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对老师的背叛。当时康有为正在大力倡导设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梁启超的文章给各地刚刚兴起的尊孔保教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梁启超却不谓然，他在文章发表后数次致信康有为，申诉自己的理由和立场。在他看来，巴拿马、新加坡乃至日本横滨等地近年来搞了许多尊孔活动，其实对传播孔子的思想毫无帮助，与救国大局也没有任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同上，277页）。对于新加坡集资二十余万修建孔庙一事，他更表示“深惜之”，以为不如“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同上）

说到保教的问题，康有为仍然坚持多年前的观点，认为“教强国强”。但梁启超已经不这么看了，他说：“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他显然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今日欧美各大强国之所以强大，都经历了摆脱神权统治以及宗教精神束缚的过程，他说：“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他还看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使得“倍根（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基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同上）他由此联想到孔子思想两千年来对中国人精神的束缚，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和愚昧，因而，当今之世，不仅不应该尊孔，相反，应该使国民认清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如果说前若干年还可以借孔子之言“托古改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他认为，用孔教抵制基督教，完全是一厢情愿，不仅没有抵制的必要，而且根本也抵制不了。他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为此之为虑亦已过矣。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3页）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在科学日盛、迷信日衰、自由日张、神权日缩的时代，它不仅不能整合国民的精神信仰，使国家摆脱日益衰弱的局面，变得强大起来，反而会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块绊脚石。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既然是彰显科学、伸张自由，我们又何必逆潮流而动，拾人牙慧，袭人唾余，人弃我取，人恨我爱呢？他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77～278页）这番话能够从梁启超的嘴里说出来，是破天荒的，表明他在思想学术方面确实发生了新的重大的转变。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到这件事：“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 ’，亦不甚谈‘改制 ’。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86页）

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年未有进步，其原因就在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而“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在这里。一方面，取近世新学新理去比附孔子的学说，“是所爱者，乃在孔子，非在真理”；另一方面，先哲未尝行则我不敢行，而我行之一定先证明先哲已行。他说：“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同上，87～89页）这是梁启超在二十年后的说法。当时，康有为只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学生故意在标新立异，以此来逃避服从的义务。他甚至怀疑梁启超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小团体，担心因此造成内部的分裂。但是，梁启超不能接受这种“诛心”式的批评，他说，如果先生认为我的意见不对，批评我，教育我，我愿意接受，但也希望能辨明是非；如果说我有二心，想要自立门户，“则不敢受”。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98页）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辛丑年（1901年）底，慈禧与光绪一行启程回北京，结束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避乱”生涯。虽然，避乱期间的慈禧迫于国势舆情，不得不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宣称“维新”，并将戊戌维新时没有来得及办，或虽然已办，但政变之后又取消的事项拿来做做样子；而且，还一再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但是，明眼人看得出来，所谓变法维新，不过是这个老女人在羞愧得无以对人时，假借变法的各种诏旨来遮一遮羞罢了。事实上，人们一直没有看到清朝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作出哪些实质性的改变或进步。溥儁的大阿哥的名号虽然被撤销了，但人们所希望的光绪皇帝的复位，看上去仍然遥遥无期。而《辛丑条约》的签订，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的重负，又完全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慈禧的大人大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其实是要老百姓来为之埋单，为此各地纷纷加税，搞得民不聊生；而官员们依然是歌舞升平，贪赃枉法，醉生梦死，腐化堕落。亡国之危险，已迫在眉睫。保皇会都是忠义爱国之人，反而被清政府视为逆党，遭到严酷镇压，许多人的家属亦被抓捕杀害。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和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愤然指出：“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同上，286页）在这封信中，梁启超承认，当今讲民主、扑满、保教的确很难说出口，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讲，同门中像徐勤、欧榘甲、韩树园等人，其猖狂之言，都超过他十倍。他断然指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而且，“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同上，286～287页）凑巧的是，就在此时，美洲各地的华侨也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希望康有为能像华盛顿领导美国革命一样，以铁血革命的手段，率领大家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康有为看到众弟子和党徒的这些言论，颇不以为然，但也深感忧虑。所以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申述不能革命排满的理由，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的这两封信首先刊登于《新民丛报》，不久又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作为单行本发行。其巨大的影响力使保皇党内鼓吹革命的声音日渐其衰微，梁启超在癸卯年（1903年）后从革命向改良的大逆转，也很难排除这封信的影响。在社会上，康的这两封信更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宣言书，章太炎因此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氏的观点痛加驳斥；随后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出狱后，则加入《民报》，参与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康有为的这两封信是最初的导火索。

康有为之“反革命”

康有为在这两封信里讲了些什么呢？主要讲不能革命的理由。首先他把革命视为忘恩负义的举动，痛责其弟子和会众：“然愤激之余，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4页）意思就是说，你们天天喊着要革命，要赶走满洲人，对得起舍身救民的光绪皇帝吗？难怪梁启超后来为自己辩解时还说，推翻满清政府，不一定要赶光绪下台，可以请他担任第一代大总统。他还把这个意思写到《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中，其中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代大总统名叫罗在田，就用了爱新觉罗 ?载湉的谐音。即便如此，康有为仍然认为，如果审时度势而明义理的话，就不会选择革命，无论如何，革命都不是明智之举。

他看到的时势和义理是什么呢？那时，主张革命的人动辄爱讲英、美、法，针对这一点，他说：“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同上，475页）原来，在欧洲十六个国家当中，采取革命手段的只有法国，其他国家都选择了立宪。而且，他提醒大家注意：“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他还说，如果法国革命真能造福国家和人民，那么，实行革命也未尝不可。但事实上，“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美国革命又不同，他认为，革命在法国不成功，在美国却很成功，原因在于美国是个新国家，人口不多，没有负担，“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不过，就中国而言，既学不了美国，也学不了法国。为什么呢？“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其必然也。”（同上）也就是说，以中国目前之条件，要革命，一定是自寻死路。他的所谓义理还是“三世三统”那一套，即以据乱、升平、太平划分三个历史阶段，“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同上，476页）。他认为，现在是据乱之世，不仅不能一步跨到世界之大同，不能一步跨到民主社会，而且只能搞君主立宪。他振振有词地说，难道欧洲那些国家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吗？为什么他们流血牺牲取得了民权，还要把君主从别的国家请回来呢？因为，“有不得已之势存焉”（同上）。“不得已”这三个字很重要，说明了历史客观性对人的主观愿望的制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所以“百年来欧洲十余强国，亿兆才人志士，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同上，477页）。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结果，人民得到的是实惠，君主得到的只是个虚位，又何乐而不为呢？

康有为自诩，戊戌年（1898年）以前，他也曾鼓吹革命，“舍身为之，与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他历数自己那些年所做之事，无不为争民权，“盖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也”。可是，“戊戌之年，皇上赫然变法，百日维新，薄海额手而望自强，万国变容而为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虚想也”（同上）。英、法等欧洲国家争了上百年，流血数百万，才得到的民权，光绪皇帝“不待民之请，又非鉴万国之变，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权自由”（同上），康有为情不自禁地赞叹：“其心至仁如天，至公如地，其公天下而无少私，视天位如敝屣，此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也。夫万国力争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与民，我四万万不待流血，不待力争，而一旦得欧洲各国民自由民权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同上，477～478页）这样的皇上，我们忍心背叛他吗？就因为他要救民变法，不幸被慈禧关押起来，维新事业亦半途而废？“人以救我而至大祸，我民乃不能救之，于报施之礼，已为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祸，被缚于贼之时，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同上，478页）康有为恨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慈禧，一个荣禄；他乐观地相信，只要除掉这两个人，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根本用不着推翻清朝政府；而慈禧、荣禄的年纪都已超过六十岁，光绪却只有三十岁，一旦有变，皇上复辟是必然的。在他看来，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何不少俟之”（同上，479页）！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但他却固执地认为，革命没有必要，不如通过大家的努力，帮助光绪皇帝复辟。

康有为认为，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吉祥善事，即使革命成功了，亦不过“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而且，以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众，语言之难通，要一统天下不容易，要各自为政，拥兵自立却不难。到那时，“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同上，479～480页）法国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革命之后，乱了八十年，而中国“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列强正对中国虎视眈眈，如果中国不乱，或者还有希望；一旦中国乱了起来，必然遭到列强的瓜分，昔日之印度，就是今日之中国。他说得很沉痛：“夫始为变法自强而来，终为内乱自亡而去；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同上）又说：“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数万万，乃其本怀，原不足动其心，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屠杀，剪其种族数万万，而必至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同上，480～481页）

凡是鼓吹革命的人，都自称为争民权，争自立，对此，康有为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民权自由与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革命未必能实现民权自由，而民权自由的获取，也不必通过革命。所以，“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同上，482页）。他不很相信革命者的表白，在他看来，他们只是利用了民众对民权自由的渴望，把民权自由当作诱饵，“以鼓动大众，树立党徒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不能认为他说的全无道理，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一再为他的这种理论提供了注脚。而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不要指望他们中能出华盛顿，法国革命前，其社会发展比当今中国进步得多，但是，仍然不能阻止拿破仑的出现，何况中国向来没有民主立宪的社会基础，如果轻信了革命者关于民权自由的许诺，那么，一旦他们掌权，只能是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绝不可能是尧、舜、华盛顿。他批评梁启超等，“一二文章好异求速之人，日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同上）。即便有一天成功了，“亦不过助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之帝业”（同上，483页）。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人，不能不佩服康有为的预见性，对此人们是有切身体会的。

所以他说：“与其望之空虚必无有未可信未出现未著效之华盛顿，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同上）康有为的一厢情愿，固然有他个人对光绪知遇之恩的感念和回报，但不能说没有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故审时者，无皇上之圣仁，而绝望于西后、荣禄，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圣仁，则不必言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已遭毒弑之大变，而绝望于高丘之无女者，言革命犹可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历劫不坏，则犹有可望中国自强，生民自由之日，则不可言也。”（同上，485页）其实，康有为为报光绪知遇之恩而尽力维护清朝政府的做法，一直是革命党攻击的主要目标，但他自称保皇，似乎并不以保皇为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主张革命的人，开口闭口必攻满洲，难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吗？如果说因为政治制度不好，那么，清朝的政治制度是从汉、唐、宋、明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满洲人独创的；而且，清朝政府废除了明朝的许多苛政，康熙实行一条鞭法，取消了实行两千余年的徭役制度，使百姓再无差徭之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同上，487页）。满人固然有该杀者，不过慈禧、荣禄而已。他质问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同上，488页）

康有为的这两封信都写于旅居印度的时候，除了身边的个别人，他与梁启超等弟子门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来见面的机会很少，思想交流更谈不上，因此造成了很多误会和分歧。他所以要写这两封信，目的很简单，就是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制止愈演愈烈的思想混乱。他说：

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同上，490页）

康有为在这里说得还算克制，没有点梁启超的名，其后，《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辑录这两封信时，康有为在其所加跋语中，直斥门人梁启超、欧榘甲为“愚妄无知”，他说：

诸公终日饱食，摩腹无事，掉笔摇舌，妄放高谈，曰联邦联邦，曰邦联邦联，小民无知，震于诸公之盛名，或学者之雄辩而误信之，则中国殆哉！美、日一言而夷吾为保护国，再进乎则不知所届，其亡其亡矣。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不料今者某君又倡联邦之说，腾报全国，议论纷起，大率恐中国太寿而促其亡而已。今俄革命后分为九国，将亡于德矣，能不耸乎？综合十余年来各新学者之说，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由共和联邦一切之论，自以为知新得时，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同上，504～505页）

康有为的这两封信公开了他与梁启超的矛盾，他甚至威胁要断绝师生关系。在不久之后写给梁启超的私人信件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00页）对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件很严峻的事，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康有为在收到他的悔过信后，虽余怒未消，暂时还是原谅他了：“知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惟汝流质易变，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同上，299页）在这段时间里，黄遵宪也曾写信与梁启超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以及将来政体等问题。除了在保教这一点上，黄遵宪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外，在其他方面，他们接近的地方倒是很多。不过黄遵宪讲得很委婉，比如：“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同上，301页）又说：“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同上，302页）说到革命、排满，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同上，305页）梁启超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政府已失民心，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黄遵宪则告诫他：“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同上）他还举了义和团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当下的国民素质，是不宜以冒险进取破坏革命鼓动之的。

梁启超于民国元年（1912年）回到北京，他在报界欢迎会上演说，讲到自己思想的变化，是这样说的：“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所以，“自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同上，298～299页）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批评和黄遵宪的劝说，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壬寅年（1902年）的这一番思想激荡，恐怕也未必会有癸卯年（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之后所发生的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师生龃龉，关系恶化

然而，梁启超思想上的“出轨”，不仅给他和康有为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师生之间的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坦然，多了几分小心和顾虑；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被保皇会内部的一些人利用，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龃龉，一度甚至到了分裂的边缘。癸卯年（1903年）正月，梁启超启程赴美洲考察，并为保皇会所办各项实业集股、筹款，其中，扩大广智书局的股份，并为即将开办的香港商会集股招商，是此行的两件大事。在此期间，港、澳方面与横滨方面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保皇会成立之初，考虑到港、澳特殊的地理位置，靠近广东，便于对内地开展工作；而康有为被日本礼送出境之后，这里更成为最佳的落脚点；许多老朋友和同情康梁的人，都集中于此地，他们中不乏肯出钱支持保皇事业的商界精英；于是，便将总局设在了澳门，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主持日常工作。不久，欧榘甲被派往美洲，韩文举亦赴日本，罗璪云恰于此时加入进来，成为港、澳总局的实际领导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希望能被派到港、澳主持大局，但由于他和孙中山来往密切，又力主两党联合，引起康有为的反感和疑虑，对他放心不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几年来，梁启超在日本办报、办学、译书、写书，搞得有声有色，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明显超过了康有为，日本横滨也成为保皇会事实上的另一个中心。这种情形的出现，康有为固然不能说什么，但他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平常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了分歧或嫌隙，就会慢慢发酵出一种怨恨的情绪，从而使两个人的关系恶化，并最终演变为一种成见。

保皇会自成立以来，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会员中富商或家境富裕之人的资助；三是经营性的收入。最初，经营的项目基本上都属于文化范畴，比如他们先后创办了《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新小说报》，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创办了广智书局。这些项目均采取集资认股的方式，广智书局更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的华侨出售股票。此次游历美洲，恰好可以扩大书局的股份，梁启超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上述这些项目，除《知新报》外，都在梁启超的实际控制之下。那时，康有为正遭清政府追杀，避居在印度大吉岭，经济一度十分窘迫，接济他的主要是梁启超。自立军勤王失败以后，保皇会把工作重点转向办学和实业，香港方面也提出了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的建议。当时，梁启超曾表示反对，以为不容易成功。冯紫珊和黄慧之也不很赞成。这就引起了港、澳总局同仁的不满，以为他们意气用事，不肯帮助总局，于是，反过来攻击梁启超和黄慧之。黄是华侨富商，同时担任广智书局的总经理，于是有人说广智书局经营不善，又说福生泰（黄家生意）资本全系书局之款，黄慧之在给横滨麦孟华、冯紫珊、谭伯笙、罗孝高的信中说：“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13页）当时，香港这边主要是罗璪云、邝寿民、王镜如等，他们不仅威胁要自立门户，一拍两散，而且到康有为那里告梁启超的状，说他“欲背长者”（同上，320页），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最容易挑拨康梁之间的关系，使康有为动怒。无奈中的梁启超只能向他的老同学徐勤（君勉）求救，因为，在康有为看来，忠厚老实的徐君勉要比流质易变的梁启超更可靠。事实也正如此，为了缓和康梁的紧张关系，徐君勉说了梁启超许多好话，称他为“最忠于大局者”（《康有为与保皇会》，223页）。得知有人打小报告，诬陷梁启超和黄慧之，他赶紧劝阻康有为：“卓、为（梁启超、黄慧之）二君为吾党柱石，夫子切勿攻之、疑之，切叩 !切叩 !他人言之，尚无害。出于夫子之口，则大害矣。焉有信众小而攻君子之理。”（同上，224页）

为了接济困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几次请邝寿民拨《新民丛报》款给先生，但他并不向康有为说明这些钱来自哪里，在给徐君勉、欧榘甲的信中，甚至说是他自筹的，以至于康有为在信中多次骂梁启超为“无赖子”；再加上梁启超多次去信劝康有为节俭，不要乱花钱，康有为更因误会而迁怒于梁启超。这时，他也只能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发一发牢骚，他说：“先生处既非滥费，而吾党皆有服劳奉养之责，党中他人无能分此劳者，则其责任非在弟肩上而何？弟无论如何困难，不能卸此责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19页）

这场“官司”最终由梁启超按照康有为的要求向香港方面的四个人（即何穗田、王镜如、梁铁君、邝寿民）道歉，承认错误，而暂时归于平静。但广智书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营不善所造成的窘境，一直困扰着梁启超。几年来，康有为也曾出手为他解围，不仅亲自出资襄助，增加广智的资金投入，而且，暗中让汤觉顿为其顶股，以缓和事态的恶性发展。尽管如此，广智书局依然是不死不活，不得已宣布停息，此举更引起海外一片哗然。无奈之下，最后还是梁启超站出来主动引咎并承担责任，风潮才得以平息。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前身为保皇会），报告多年来经营广智书局的情形和解决办法。他在信中承认，广智书局受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即黄慧之贪污三万余金，“至今此款化为乌有”（同上，487页），可见香港方面有人说他在自家生意中用了书局的钱款，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梁启超当时很信任他，徐君勉也为他辩解，未能及时制止他的行为，给事业造成了损失。梁启超说，不能识人，用人失当，这是他要负的责任。

但此后广智书局在经营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当本局初办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之书，多为科场应用。及科举废后，此等书全不能销行，以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两年所印出之书，积压不售者，值数万元。此其难一也。前此内地党禁甚严，各官场皆有意与吾党作对，故欲求确实之版权而不可得。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禀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此其难二也。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然教科书必须由学部审定乃得行销。近年由学部自编自印，颁行各省学堂，则此宗利益更非书坊所能有矣。此其难三也。近年书市大坏，有江河日下之势，其资本雄厚集股至八九十万元者，且不能获利，况我局资本既少，而又经为之（黄慧之）亏蚀，虽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其难四也。（同上）

还有一事，此时也必须向持股者作一番交代，即为了资助“唐才常君遗族之家费”，数年来一直从书局借支。梁启超说：“唐君兄弟皆死于王事，而其祖母九十余岁，父母皆七十余岁，一家二十余口，非老病，则妇孺幼弱，不能自给朝夕。吾党与人共事，岂能当其死后，坐视其遗族之冻馁，而不一救援？而公款既一文无存，弟之自力复有所不及，故不得已由广智就近拨款每月一百元（近两年来因力竭渐减至九十元），而其家老人久病，所需医药费常有额外借支。自辛丑（1901年）迄今，八年有余，诸君试一计，则此数之巨，亦可想见。”（同上，487～488页）

针对这样的状况，梁启超提出两种解决办法，其一，请各位股东公举人前来稽查账目，并派人接管书局的业务。黄氏所亏三万余金，由他偿还；唐家借支万余金，如果诸君共议必须由他偿还，他也愿意承担。“惟此两项皆须限若干年陆续归还，一时不能还出耳”。第二种办法，即将现在局面维持下去，仍然由他负责，他则拼命著书，“一二年后，元气乃可恢复，然后将原股派回一半，所余一半之股乃可获利”。（同上，488～489页）

梁启超的这封信写得声情并茂，诚恳坦白，而且有理、有利、有节，股东们于无可奈何之中，又经一番算计，还是觉得没有比交给梁启超更好的办法。这些年，保皇会在海外经营的项目实在不少，但真正赢利的似乎不多。一方面固然在于经营人才的缺少，另一方面却也因保皇会内部争权夺利，人事纠纷，矛盾错综复杂，更兼有人假公济私，贪污自肥。黄慧之是个例子，谭良（又名谭张孝）侵吞十余万金，也是个例子；叶惠伯作为香港总商会会长，经营渔票酒店亏损七万，数月之所掷，相当于加拿大保皇会九年的捐款；黄宽焯（侨领）与黄日初（医生）更被看作私心好利之徒，墨西哥地产、电车等实业最终一败涂地，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再加上美国银行忽然倒闭，墨西哥地价应声大降，康有为从前寄予很大希望的墨西哥地产和电车业，都变得岌岌可危。他因此大为恼火，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他说，“为商务事累几呕血，刻下头痛肝痛”（同上，443页），但也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原来答应救广智的钱，包括梁启超等人的生活费用，也都没了着落。

这时，正值宣统元年（1909年），保皇会在海外的事业已经走入绝境。而梁启超的生活更穷困到“为饥所驱，不得不卖文以求自活”的程度。他在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就曾提到，这几个月，他一直“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尤能苦中作乐，每日与学生汤睿、女儿梁思顺一起读书，学习德文，兼学为诗，“心境之旷怡，乃过于前”，甚至表示“真不欲作出山想”了。不久，为了节省费用，德文教习也不得不停止，可他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精神日用则日出，而心境泰然，其乐乃无极也”。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党事诚不欲问，风波稍静，亦足慰耳”。（同上，490～492页）

不过，梁启超能否“专务养晦”（同上，493页）还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他给梁启勋写信的前一个半月，广西候补道员刘士骥（铭博）在其广州家中被杀。这件凶杀案引发了保皇会历史上最严重的内讧和分裂，梁启超亦受到牵连，被列入清政府的通缉名单。梁启超于当年九月二十三日给广西巡抚张鸣岐（坚白）写了一封信，自辩此案与己无关：“乃近者复闻诸道路谓我公以刘鸣（铭）博观察事，致疑及仆，甚且谓已以公牍相名捕者。仆始以为悠悠之口，殊不足信，而言之凿凿，谓非子虚，不禁大惊。”（同上，495页）他告诉张鸣岐：“数年来，海外宪政会员（原保皇会）所办之商务，仆自癸卯（1903年）夏以后，即丝毫未尝与闻。”（同上）说到振华公司，他则表示：“及振华议起，彼辈往桂谒公（指张鸣岐），以至奏明定局，仆亦毫无所知。”（同上）

振华公司案发，保皇会分崩离析

梁启超是想竭力撇清自己，但康有为却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不久，他就收到了康有为的来信，其中讲道：“而世变日积，汝又不深思，而大发权利之说，归运来华，以破二千年孔孟义理之学，故全国移风，至有今日败坏之极。夫孔学一已被攻而无可恃，则人不猖狂妄行，假借西俗以趋新利用，其将安之。故汝今论《国风》极纯正严切，然致此之由，汝实尸其咎。此事（与）汝革同，皆汝致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首罪魁，皆在汝也。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康有为与保皇会》，362～363页）在这里，康有为穷根究底，将振华公司案与梁启超前几年鼓吹革命的言论联系起来，认为他搞乱了大家的思想，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这才是造成振华公司一案的根本原因。他在信中提到的云樵，就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的同学欧榘甲，也是江之岛结义的十二人之一，他与梁启超一起鼓吹革命，曾著有《新广东》一书，主张各省独立。梁启超当年写信给康有为，还说由于形势所迫，他不言革命，别人也会言革命，“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榘甲）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辑成《新广东》一书）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 ’、‘清贼 ’之言，盈篇溢纸”。（《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康有为当时原谅了梁启超，对欧榘甲却怨恨不已，不仅将他派往美洲，甚至还有过把他逐出师门的想法。而梁启超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康有为竟把这么重要的事委托给欧榘甲，并且事先不和他商量，“不以云樵（欧榘甲）之事告我，而委信之若彼也”。由于了解欧榘甲的为人，他担心“隐忧在此”。（同上，495页）

振华公司是保皇会所经营的最后一项实业。丁未年（1907年），康有为联络广西巡抚张鸣岐，决定在广西设立振华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矿。次年，保皇会（此时已改名为帝国宪政会）遂派刘汝兴、叶恩（惠伯）、欧榘甲、梁少闲、刘义任五人作为振华公司发起人赴美洲招股，并拨款一万七千元作为他们的路费与活动经费。张鸣岐特派道员刘士骥与他们同行。康有为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再作一次努力，以此来挽回败局。但到达美国后，叶惠伯与欧榘甲却突然宣布振华公司与保皇会无关，并指责保皇会所办企业皆亏损，康有为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云云。康的外甥游师尹在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二十五日写信向他禀告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康有为与保皇会》，394页）于是，“人心九成尽归振华”，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知情人的身份，“力责商务腐败，彼等因听谣言太多，至有以为商务尽败者，至大失信于人”。（同上，395页）而且，各埠股东对于保皇会所办企业本来就意见纷纷，传言很多，经过他们这一番煽动，终于祸起萧墙，一发而不可收拾。经此致命一击，保皇会所办企业几乎全部失去了股东们的支持而濒临崩溃。

叶恩是加拿大富商，最早的保皇会员之一，因为他有办实业的经验，一直担任香港总商会会长。而欧榘甲是康有为的门生，追随康有为十几年，虽然有分歧，亦有师生之谊。他们为何选择此时与康有为摊牌、决裂？最初，有人猜测他们是见财而起异心，也有人归结为内部财务纠纷。刘士骥被刺杀后，欧、叶向清政府举报，指明康、梁为幕后指使人。康有为亦不示弱，他与徐勤当即鼓动侨商上书清政府，告发欧、叶要“借商谋乱”。据说，有人得到了欧榘甲的亲笔信函，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火），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同上，337页）也许欧榘甲真的另有所图，而在另一份揭发张鸣岐受贿包庇欧榘甲据商谋乱买凶诬仇的证书中，康有为为欧榘甲罗织了更多的“罪状”：

广东归善生员欧榘甲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梁应骝）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同上，342～343页）

在这里，康有为不仅把欧、叶说成是隐藏在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党，事实上也公开了保皇会内部多年来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振华公司案发生之后，康有为再度提起数年前关于“革命排满”的争论，就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他看来，造成这次分裂的根源，就在于思想上的不统一。尽管梁启超早已公开表示不再谈论“革命”，康有为也承认，“汝乃经七八年又反为吾”，但他仍然视梁启超为此案的“罪魁”，批评他不该“随意所之而妄尽言之”，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危难。（同上，363页）不管梁启超如何为自己辩解，康有为的这种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欧榘甲所以走到这一步，与他不肯放弃“革命排满”是有关系的。据说，他“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经“力止劝之”，但效果也很有限。（《梁启田致谭张孝书》，见《康梁与保皇会》，166页）此后，他作为振华公司发起人前来纽约，终于看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他对一个朋友说：“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伍鸿进等致列位宪政党同志义兄书》，见《康梁与保皇会》，316页）在檀香山时，他还写信叮嘱同会某君，自今以后，切勿再攻革命党。

叶恩早年也曾有过自立反清的意识，壬寅年（1902年）梁启超等人鼓吹革命之时，他甚至想要“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为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喜，以为“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致叶恩李福基等书》，见《康梁与保皇会》，103页）第二年，梁启超赴美期间，他们还有过一番交谈，都对革命心存向往。这似乎很能说明，叶惠伯与康有为离心离德也有思想上的原因。而且，叶在香港主持商会工作期间，与康有为闹过很多矛盾和纠纷，刘士骥被杀后，他曾与邝寿文联名发表《商务公司征信录》，揭发康有为侵吞港局股银十余万。然而，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后，邝寿文又公开发表《驳叶惠伯商务公司征信录》一文，揭发叶惠伯冒用其名义，将香港华益倒闭的责任转嫁给康有为。他说：“查港华益之倒闭，皆自叶惠伯所致。叶惠伯一接办商务，仅逾数月，擅办渔票、酒店及徐闻公司，连息将亏十万，以督办追之而愤，乃冒粤汉铁路招股入美。”当时，粤汉铁路已经不再招收股本，他招得股本八十余万，却没有股票交与股东，只好花高价去收购股票。所需资金都是暗中从华益银行提取的，于是，造成了华益的信用危机，法国、荷兰等银行纷纷提回借款，使得“华益声名沦落，叶乃专办振华，反攻华益，布告四出而华益随倒”。（《康有为与保皇会》，330～331页）所以，两年后康有为仍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长信中还责备他看错了人：“以汝之智，何受人些须招呼小惠，而付人以数百万之大业乎？”他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叶惠伯。在他看来：“今商务之败固多端，亦非一人，而最甚者叶恩也。”如果没有叶恩，谭张孝之流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贪污。而当时向康有为力荐叶恩的，正是梁启超。叶恩想做香港总商会会长，他先求康有为，又通过康同璧和梁炳光（子刚）转求，康都没有答应。这时，梁启超来到加拿大，“亲受其情，亲许之，至硬词请吾电认，否则汝难堪。吾深知叶赌而无商才，以汝严硬，不得已从汝所请。及到加后，叶力请归，犹不许。彼乃谓不干商务，只顶空名；与约法三章，乃听其归，又令子节（方子节，康有为表弟）管银以制之。不料港人尊戴太过，又忌子节而排不许入，又既勉（徐勤）用闲（梁应骝）代之，皆寿（邝寿民）听其允之罪也”。因此，康有为痛切地表示：“若必责我商罪，则我最大罪为不能坚守拒汝之荐叶也。”（《康有为致梁启超未刊手札》，见《近代史资料》总114号，60～61页）

振华公司一案暴露了保皇会内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既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争夺，也表现为思想认识、政治态度的分歧。特别是在刘士骥被杀之后，他们互相指责对方为杀人凶手，要求清政府追究其谋财害命的罪责，都说得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但此案的真相最终并没能水落石出。不久，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垮台，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对保皇会来说，振华公司案却是灾难性的，双方之间肆无忌惮的揭发和诬陷，使得保皇会内部由来已久的矛盾纷争、勾心斗角、藏污纳垢、腐败横行，统统暴露在世人面前，导致了它的最后瓦解和崩溃。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此时的梁启超对保皇会已经完全失望，早在政闻社成立之前，他写信给康有为汇报与杨度组党之事，就一再强调不要将海外的保皇会与新成立的组织混为一谈，不希望保皇会在海外所做之事被内地人所了解。虽说保皇会后来改名为帝国宪政会，辛亥（1911年）之后又改名帝国统一党，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梁启超年谱长编》，370页）。新组织成立，他坚持拟一新的名称，以示与保皇会的区别。到后来，政闻社虽然昙花一现，但它给梁启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特别是在各省谘议局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起入京请愿之后，他通过徐佛苏，与各省谘议局代表建立了联系。

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他还写道：“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1910—1911）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同上，512～513页）

这时的梁启超又振奋起来。他不仅暗中主持和鼓励国会请愿运动，而且公开发表文章，陈述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迟开之危险，揭露政府无理阻挠速开国会的失职诿过行为。他致函徐佛苏与孙洪伊诸君，指示他们：“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梁启超年谱长编》，513页）但政府毫无诚意，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更加激进的请愿，发誓不达到马上召开国会的目的，绝不罢休。特别是在第三次请愿中，代表们委婉地表示，政府如果仍不体恤国民痛苦，吾辈也要倡导革命了。“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同上，514页）。闻此消息，各省代表“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同上）。一年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这些代表在其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这时，梁启超的态度也转趋激烈，他在民国元年归国后的一次演说中讲到当时的情形：

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同上，502页）

梁启超说过很多“谶语”式的话，后来都应验了，字典上不复有宣统五年是其中之一。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宣统的年代便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便到来了。这一枪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当今的历史叙事往往强调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作用，其实不然，如果没有梁启超和立宪党人，单单依靠孙中山和袁世凯，怕也很难这么快就把清王朝送进坟墓。徐佛苏有一段叙述讲得很清楚，他说：

回溯川、鄂两省，因争路权而倡独立，革命之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画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府将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若就辛亥年各省先后独立之日历考，乃知辛亥共和之成立，革命党人虽系成功者，结果者，然最初之造因者，实以川、鄂二省之谘议员为最有力。假令清廷昔年不坚持铁路归国有耶，则全国人民及各省谘议局何从得一大题目而谋独立？又假令当年无各省谘议局以集中人才，监督省治，代表民权耶，则人民何从得一法定的议政机关民意机关，借以反抗清廷，扰乱清政？……若就以上事理推论之，则可简括下一断案曰：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秘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并可知先生四十年间以著作报国之历史，实以此次运动者为第二期之事业。（同上，607～608页）

辛亥年（1911年）五月，康有为来到日本，最初就住在梁启超的双涛园。八月，武昌起义发生，梁启超与康有为对于全局和进行方针曾有过一番筹划。这时，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都主张君主立宪，继而附和康有为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担心革命可能带来秩序的破坏和国家的分裂。九月初八日，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梁启超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详细谈到他们的打算：

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庆亲王奕劻）、泽（载泽），而涛（载涛）自为总理，杀盛（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即日时势不容内争。令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幸此次叛军非由中山主动，不纯然为种族革命。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其他应办之事尚多，不能具述，荦荦大端，大率如此。若果能办到，则缘有武汉之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同上，554页）

历史只能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它不会照顾任何人的情绪。事实上，康梁的如意算盘在吴禄贞被刺杀后即宣告破产。但在得到吴禄贞被杀的消息之前，梁启超仍决定作一次努力。九月十六日，他由日本乘“天草丸”号轮船返国。临行前，他在给徐君勉的一封信中说到此行的使命和整个方针：

仆明日行矣。禁（党禁）已解，此行掉臂而前，更无险象。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亦有不能行者）。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治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之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同上，558页）

梁启超兴致勃勃，刚到大连时，还以为“吾事大可为也”，打算先到滦州，随后入京。但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杨维新记下了此次随梁启超归国的经历，从中可以窥见其大概的情形：

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之后，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发表十九条，梁先生由日本回国至大连（弟同行），行前与南海有密议，（在船中计画甚多，拟即往见吴禄贞。）到连后知吴禄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使团设法维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变，梁欲即入京也）。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汤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同上，561～562页）

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并未完全失望，他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希望能从理论上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他是主张采用单一国体的；下篇讨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让他感到有些为难。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还横着一个民族问题。满族作为异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同上，565页）。虽然虚君共和最适宜于中国，但考虑到民众的情感、意愿，似乎又不能保存其皇统而虚存之。所以他说：“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566页）

他把选择国家政体的决定权交给国民，此时此刻，所表现的也只是他无可奈何的心情罢了，于是他怅然叹道：“是真可为长太息也。”（同上）不过，无论如何，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给“虚君共和”留下半点机会。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随之宣布退位，局面就全变了。这时，就算虚君共和再好，他也只能放弃而接受民主共和。但康有为仍然固守其主张，不肯改变。于是，朋友当中有些人便写信劝梁启超，不要再屈从于康有为，因为“南佛（康有为）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同上，598页）。他们告诉梁启超，南中首领即革命党，与他的感情本来是融洽的，但康有为“语言过火，挑动恶感，有一部分人极为衔愤，日恣诽谤，腾电相闻，遐迩喧传，互相指目，若不即行自辨，必于前途有碍”。因此，他们建议梁启超再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最新的政见。他们担心梁启超有顾虑，特别提醒他：“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康有为）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同上）

朋友们的意见让梁启超似有所动，他也考虑到，如果此时仍和康有为搞在一起的话，不只会引起很多人对自己的误解，更重要的是，立宪的事业也会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到了民国元年 (1912年 )的四五月间，梁启超便提出请康有为宣布退隐。这当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意见，当时，国内各方面对保皇派的攻击非常厉害，梁启超要想在国内站住脚，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就不得不如此。这一次康有为似乎并没有表示反对，出面反对的还是他的学生麦孟华。他分别写信给梁启超和康有为，明确表示：“北江（康有为）宣布退隐不预政界一事，弟谓不可。”（同上，620页）他认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康有为大显身手、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时候，如果骤然宣布退隐的话，“岂不尽失天下人之望”（同上）？但此时他已不能像当年那样，让康有为拿出老师的权威阻止梁启超了，而只能建议他们“分道而行，目前不作张皇之举动”（同上，621页）。也就是说，康梁如果一定要分手的话，只管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必张扬，也不必对外公布，所谓可做而不可说也。

康梁分道扬镳

康梁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他们再也没能走到一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反袁，二人相继辗转南下，发动了护国战争。此时，康有为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据康同璧所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十二月，袁世凯帝制将成，先君遣门人潘若海赴南京，劝江督冯国璋保持中立，并电蔡锷先收川蜀，然后出军以争武汉。电文中有以朝气方兴之义旅，对此时日曷丧之独夫，其必胜无俟言也。蔡锷，湖南人，为梁启超时务学堂高材生。袁世凯谋帝制时，梁启超即与蔡锷谋赴云南起兵讨袁。蔡锷由沪过港，先君电徐勤接船保护。未几，徐勤亦回粤讨袁。张夫人以港屋质二万金助饷，徐以十九舰攻粤，龙济光始求和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71页）

梁启超抵达上海后，范静生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住处，但是，康有为听说梁启超来了，要求他必须和自己住在一起。梁启超在十二月十九日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抱怨：“南佛（康有为）闻我至（吾未往见，适因昨日下午彼召静生往，不得不告之）。昨日半日中三次遣人来强迫我迁往彼处（夜十一时尚遣来下严厉之训令），吾为此几与决裂，可恼亦可叹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6页）梁启超的反应有点不大合乎情理，虽说他们师生二人政治见解一直不同，但感情上似乎并未走到绝境。梁启超在事过之后所写的《从军日记》中透露了当时他的担心：

此议初发生，最费踌躇者，则告南海（康有为）先生与否也。原无取隐乎南海，然南海以不能守秘密著闻，吾此行在途二十日，生命常在人掌握中，未当以为戏也。顾两月来，南海以吾凡百专擅，蓄怒既久，今此大举而不以告，他日责备，何以堪者。实则吾之专擅，良非得已，若事事秉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断之苦痛，抑凡今之与我共事者，皆将舍我去矣。难言之隐，莫此为甚。虽然，吾终不欲更开罪于长者。故濒行遂决告之。吾在沪本蛰居不出一步，仍使觉顿（汤睿）往谒将意。南海深嘉许，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觉顿咋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无价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劳他日一番收拾也。颇思在舟中作一长书相忠告，其夜君勉（徐勤）至，遂与极陈利害，讬其代诤，君勉深然吾言，然亦自审不能匡救也。吾已就睡，君勉始至，剧谈殆至达旦。时三月三日也，南海闻吾不挟仆卫行，则大诧而深忧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

梁启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康有为公开了他的复辟主张；六月，又发表《中国善后议》，主张“虚君共和”，认为“行虚君共和为最良法”（《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0页）。他这里所谓“君”，不是袁世凯，也不是黎元洪，而是他心目中的“故君”，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退位的满清皇帝。此时梁启超还在广西前线，他当即撰文，公开抨击康有为的谬论。他在所作《辟复辟论》中痛责主张清帝复辟的“耆旧诸公”：“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憨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未复其半，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17页）意思就是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你们不出面为故君请命，现在袁世凯要垮台了，你们却跑出来收渔人之利，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地道。

民国六年（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帝宣统在北京宣告复辟，康有为果然参与其中。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五月，张勋拥宣统复辟，先君到京，主用虚君共和制，定中华帝国之名，开国民大会，而议宪法、除满汉、合新书、去跪拜、免忌讳，各省疆吏概不更动。而张勋左右刘廷琛、万绳栻等，顽固自专，排斥不用。先君正拟辞去南行，而兵事已起，乃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29页）后来，冯国璋进京，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逮捕他，他发表致冯国璋的专电，揭露这次复辟另有主谋，乃冯国璋也，希望冯能够一并到案候质。他说：“公自克复汉阳而功不得竟，乃心皇室，日谋复辟，吾门人麦孺博（麦孟华）、潘若海入公幕府以来，偕胡愔仲所日夕与公谋画者，复辟也。孺博舍袁世凯教育总长而屈从公者，以公主复辟也；所与公日夕谋先倒袁者，以为非倒袁则复辟无自也。”（《康有为政论集》下册，1008页）他在专电中还说到徐州会议的情况：“不意各省督军与张绍轩（张勋）会议徐州，决行复辟，信誓旦旦而忽背之也。绍轩提轻兵六千，深入京师，举行复辟者，信诸公同心之故，不图今皆改易面目，大声疾呼，反称讨逆也。”（同上，1009页）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直没有放弃复辟清室的努力，只是这一次他过于相信军阀们的信义了。在他看来，徐州会议的结果已经达到了倒袁以收北军的目的，复辟岂非轻而易举之事？殊不知这些北洋军人早就熟悉了翻云覆雨的政治技巧，没有人会信守这种貌合神离的会议所作的约定，康有为自己却深陷其中。刚刚从政治漩涡中退出的梁启超，不得不再次出手，救民国于危难之中。七月一日，张勋正式宣告复辟。七月三日，天津《大公报》就刊载了《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同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天津马厂通电讨伐张勋，电文也出自梁启超之手。这里面固然有段祺瑞与研究系的相互利用，但不能说没有梁启超对共和的呵护和坚持。为此他不惜与老师决裂，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7页）这里的大言不惭之书生，指的就是康有为。

当时，很多人称赞他写得好，但康有为却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专门写了一首诗骂他：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追忆康有为》，450页）

在这里，康有为骂梁启超违背伦常，食父食母，禽兽不如，够狠的了。不过，这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面，他们二人的关系中还有另外一面。“凌霄一士”是徐仁锦和徐仁钰合署的笔名，他们的父亲即徐致靖，戊戌年（1898年）曾上书举荐康梁，关系自非一般。他们谈到这一次的冲突，认为：“启超中举后师事有为，执弟子礼甚谨，且为之宣传最力。戊戌政变，亡命海外，议论渐有不合。入民国，意见益形参差。惟师生情谊，尚能保持。至是乃大决裂。其后事过境迁，复为师弟如初。”（同上，204页）这里所说的“其后”，大约是指民国十年（1921年）之后，梁启超虽然一直想跟上时代的发展，但仍有被时代甩在后面的焦虑。这时，他或许慢慢理解了康有为的顽固与守旧。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康有为在上海做七十大寿，梁启超与同门诸弟子亲往祝寿，并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被认为“情文并茂，传诵一时”（《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35页）。据说，他把这篇寿言亲自书写在十六幅寿屏上，以白玉版宣朱丝阑锦缎精裱，可谓精美绝伦，当时北平的《晨报画刊》曾将其影印发表。他还集汉贤成语撰成一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梁启超年谱长编》，1124页）

这次生日寿诞之后不到一个月，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为因病在青岛去世。四月十七日，梁启超与同门诸子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当日，他撰写祭文一篇，挽联一副。其挽联写道：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同上）

这一联比上一联，更加感慨悲凉之致。这时，梁启超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他在祭文中特别提到复辟一事，他说：

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斯万世之公论，匪吾党之阿扬。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讬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呜呼哀哉，今复何言。（《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30页）

在康有为死后，作为弟子的梁启超总算给了老师一个交代。刘太希在《记康有为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祭文》，他说：“以曲笔为乃师辩护，梁氏用心可谓良苦。康氏地下有知，亦当有知师莫若弟之感，悔以前詈梁之不当吧！”（《追忆康有为》，452页）说到他们二人，还是梁启超的一番话最为精到：“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清代学术概论》，90页）

也就是说，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晚年由于太落伍，所以一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总被别人嘲笑；梁启超则以其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这一份大爱当中，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公祭后第三天写信给孩子们，还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他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我打算替（周）希哲送奠敬百元。你们虽穷，但借贷典当，还有法可想。希哲受南海先生提携之恩最早，总应该尽一点心，谅来你们一定同意。”（《梁启超年谱长编》，1124页）

第六章　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

在经历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之后，年轻的梁启超便成了晚清知识界迅速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虽说科场失利，但凭借“公车上书”积累的超强人气，他还是在风气初开、求新求变心切的晚清知识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人们在谈到康有为的时候，一定会同时谈到他的学生梁启超。科举考试结束后，他没有急着离开京城，回广东老家，而是选择留下来，和老师康有为一起，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号召，在京城官员和士大夫中奔走呼号。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他们多方联络，广交朋友，发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了维新派在国内的第一张报纸《万国公报》，数月后又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每期作一篇短文，刊载于该报首页，表现得异常活跃。

严格说来，《中外纪闻》还不是一份正规的报纸。鉴于当时的条件，康梁还做不到独立出版印刷，而只能委托印卖《京报》的报房以楷体木版活字代为排印，并请报贩子随《京报》或“宫门钞”免费分送给北京的官绅。当年北京的高门大宅、翰林学府，凡有读书人的地方，很少没有这份报纸的，最多的时候一期竟也能发到三千份左右。

康有为是主张自上而下变法的，在他看来，变法一定要从京城开始，从王公大臣开始。因为，京城是政治权力中心，而王公大臣正是操纵这种权力的人。所以，要想变法维新，首先要影响、说服这些人。康有为的这一招还是很灵的，《中外纪闻》隔日出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出版了几十期，分发了几十期，影响到朝中不少官员和士大夫，使其见识和议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逐渐对实行新法的好处有了一些了解，对变法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当然，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守旧派的恶意诋毁和强烈反对，伴随着报纸的广泛发送和传播，没过多久，“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梁启超年谱长编》，41页）。尽管如此，此时的梁启超，却通过这份报纸，向整个官场和知识界展现了他的过人才华，在康有为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境庐主黄公度

黄遵宪大约就在此时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载：当年，北京率先开办了强学会，随后，上海强学会也跟着成立。不久，京城的强学会被朝廷查封并禁止其一切活动，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被迫关闭。这时，黄遵宪很希望维新事业能继续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因此，他建议用强学会留下的余款，开设一家报馆，并请梁启超来上海主持笔政。北京强学会被查禁后，《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后虽经梁启超和御史胡孚宸尽力周旋，强学会被改名为官书局，隶属于总理衙门，专门负责译书译报，但却把梁启超完全排除在外，他的生活用品和书籍也在查封强学会时被没收，而只能“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这时，恰逢黄遵宪写信招他到上海办报，他自然欣喜异常，立刻动身，去上海见黄遵宪。（同上，41～44页）

梁启超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是在丙辰年（1896年）三月。他在《三十自述》里写道：“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黄遵宪）。”这一年，梁启超二十四岁，黄遵宪四十九岁，他们因共同的理想和主张结为好友，而且终生不渝，其交往和友谊长达十年之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十八日，黄遵宪在去世前一周还致信梁启超，讨论维新、宪政的前途和方针、策略，陈述他的见解和主张。梁启超其后作《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回忆他和黄遵宪的交往，依然是一往情深，他说：“启超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历，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前卒之一岁，诒书启超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6页；《人境庐诗草笺注》，1164～1165页）

黄遵宪，字公度，别署人境庐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等，为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终年五十八岁。他一生致力于诗歌改革，是晚清诗界革命第一人，他的《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便是晚清诗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他在临终前写给幼弟黄遵楷的信中说：“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人境庐诗草笺注》，1255页）

《日本国志》值千金

同时，黄遵宪也是晚清较早走向世界，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之一。他的《日本国志》，作为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 ‘明治维新 ’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一部 ‘明治维新史 ’”（《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363页）。它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光绪皇帝甚至把它当作指导变法的教科书。黄遵宪在二十九岁那年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年就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为使馆参赞。三十五岁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三十八岁解任回国。他在家乡生活了五年，这期间，他先后谢绝了张荫桓、张之洞的出仕邀请，闭门撰写《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五月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他抄录了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一份自己保存。但直到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之前，他才将书稿交付广州富文斋出版。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再度出仕，担任驻英参赞，第二年又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四年之后，即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清朝军队屡战屡败，这时，张之洞自湖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他以筹备防务需要人才为理由，奏请朝廷调黄遵宪回国。

黄遵宪回到国内已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年初。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日本国志》拖到此时才得以问世。有人带着这部书去见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此书如果早些问世，可以节省二万万两白银。这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国内，其中有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条款。《日本国志》一书可抵二万万两白银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无非是说，当权者如果早一些、多一些对日本的了解，这场中日之战也许便打不起来，起来也未必就失败，失败了也未必败得这样惨，战后交涉也不至于这样丧权辱国。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也只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厢情愿罢了。

不过，老大天朝竟败于东洋小日本的事实，倒是给了许多人当头一棒，大家终于从昏睡中醒来了。康有为、梁启超是先知先觉者，他们在同胞中是醒得比较早的，因此，他们到处大声疾呼，希望能唤醒更多的人。那一年恰逢会试之年，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数以万计，他们对于中国的失败无不感到义愤填膺。康梁倡议发起“公车上书”，联合十八省举人，集会于北京松筠庵，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三大主张。随后，强学会于当年十月在北京成立，内阁学士孙家鼐、工部主事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丁玄钧、张孝谦，以及袁世凯等一大批在朝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强学会的活动。八月，康有为南下，创办上海强学会。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到南京去见张之洞，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记载：“九月十五日入江宁。张之洞督两江，欲说之洞开强学会，张勇自任。”（《追忆康有为》，113页）为了表示对强学会的支持，张之洞慷慨捐资一千五百两。

一见如故，引为同调

大约就在此时，黄遵宪与康有为走到了一起，他们“纵谈天下事……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康有为诗文选》，100～101页），自然也会谈起康的高足梁启超。这时的黄遵宪，回国不久，由于不被重用，闲置一旁，颇有些郁郁寡欢。这里面有个说法，他是张之洞请来的，而且他的身份，绝不同于一般的幕僚，所以，不会不给他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传说他去拜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看上去颇为“自负而目中无权贵”，引起张之洞的不满。（同上，101页）张之洞毕竟是一方领袖，职务比他高，资历比他老，按照官场的规则，他应该表现出对领导的尊重甚至巴结，怎能在领导面前跷着二郎腿，摇头晃脑地侃侃而谈呢？所以，他只被委任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去办理五省堆积如山的教案。这个安排，对黄遵宪来说，也不能说没有人尽其才—这些教案在别人看来也许很复杂，但他处理起来却能举重若轻，驾轻就熟—但他还是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他觉得，自己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郁闷之中，他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新朋友，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心情亦为之大变。强学会被迫关闭后，他更以满腔热情，联络梁启超、汪康年、吴季清、邹殿书等人，共同创办《时务报》，并自捐一千元，作为开办基金。

黄遵宪与梁启超可谓一见如故，引为同调。光绪丙申（1896年）三月，他写信招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四月中旬便有六绝句《赠梁任父同年》。据钱仲联先生考证，黄遵宪与梁启超并非举人同年，这里所谓同年，或许是随着他的幼弟这样称呼而已。黄遵宪的幼弟黄遵楷恰与梁启超为举人同年：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佉庐左字力横驰，台阁官书帖括诗。守此毛锥三寸管，丝柔绵薄谅难支。

白马东来更达摩，青牛西去越流沙。君看浮海乘槎语，倘有同文到一家。

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又天可汗又天朝，四表光辉颂帝尧。今古方圆等颅趾，如何下首让天骄？

青者皇穹黑劫灰，上犹天坠下山颓。三千六百钓龟客，先看任公出手来。

这六首诗，要完全读懂或有难度，需要参考相关的注解，但诗人对梁启超的欣赏和期待，隐含在字里行间，是可以感觉到的。有一种说法，当初，在黄遵宪尚未结识梁启超的时候，曾有人向他推荐过章太炎。章太炎也是学问大家，有十分深厚的家学渊源。但黄遵宪喜欢明白晓畅的文章，而章太炎写文章却喜欢用古语和生僻的字。他读了章太炎托人送来的文章，认为不适合报纸宣传之用，便退了回去。章太炎因此一直都怨恨黄遵宪，常常在背后说一些难听的话。（正先：《黄遵宪》，见《人境庐诗草笺注》，1215页）

梁氏文体的魔力

但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文字却推崇有加，数年之后，他在国内见到朋友寄来的《新民丛报》，异常惊喜，马上写信给梁启超，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清议报》超过了《时务报》，而《新民丛报》更超过了《清议报》。他称赞梁启超的文字：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274页）

黄遵宪这里所说“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所指显然就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的时候。梁启超的文字在当时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学子的最爱，也征服了一些有资历、有地位的人。梁启超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执晚清舆论界的牛耳，《时务报》为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那一代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兴趣了。”（《辛亥革命》，39页）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梁启超文字的魔力。即使像张之洞这样的高官硕儒，对梁启超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梁启超应邀到武昌拜见张之洞，此时的张之洞已然成为洋务派的领袖，手里掌握着一方的军事、经济大权，然而听到梁启超来访，竟破例打开总督衙门的中门相迎，还打算鸣炮致礼。当幕僚提醒他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才能鸣炮时，他才作罢，但仍然打开暖阁，以厚礼接待。据说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宾来客往，好不热闹，张之洞竟丢下众多亲朋，与梁启超畅谈至二更天，使得梁启超一时间竟把他当作了知己。

梁启超的文字为什么大受欢迎？原因其实也简单，就在于他能与时代同呼吸，他的文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而他又敢想敢说，观点新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他的文风明白晓畅，自由奔放，不受约束，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说到当日所作言论的影响：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年谱长编》，273～274页）

人们把梁启超的这种文体称为“时务体”或“新民体”，其实是现代白话文的滥觞，在晚清和民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后来许多人的文章中，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比如毛泽东的文章，便有非常鲜明的梁启超体的痕迹。胡适曾对梁启超文字的魔力作过如下的概括和总结：

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14页）

读书，还是救亡

就在梁启超风光的时候，在朋友们之间，却爆发了一场关于他的前途的争论。起因是梁启超向马相伯兄弟学习拉丁文。马相伯，名建常，后改名良，相伯是他的字，江苏丹阳人氏；其弟建忠，字眉叔，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兄弟二人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租住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而马相伯与其弟眉叔先生就住在新马路口，相隔很近，所以经常在一起聚谈。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徐建寅、盛宣怀、严复、陈季同以及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内热衷洋务的许多名人。马先生当时已五十六岁，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马先生以任兄（梁启超）年尚少，宜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为由，建议他多读几年书，学好一门外语，不要急着出名，抛头露面。（《梁启超年谱长编》，56页）

恰在此时，钱塘知县吴小村（季清）也打算在杭州西湖找一个地方，买上几千元的书，把梁启超关在那里，再给他配备一个英文教员，一个德文教员，让他踏踏实实读几年书，然后再放他出来。这位吴小村和马相伯兄弟一样，都是梁启超的师长，他的儿子吴铁樵与梁启超、谭嗣同亲如兄弟，他们都把吴小村当作父亲一样对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冬期间，三人尚未离开北京时，每天都住在一起，可见关系是很亲密的。有这层关系在，对于吴小村的建议和安排，梁启超更不能一点都不动心。其实，他对于自己的读书问题，也有考虑。自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离开万木草堂，进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国事日非，他跟随康有为四处奔走，上书痛陈时局，开学会，主报政，一年多来，忙得不亦乐乎，读书的时间就很少了。而人在慷慨激昂之中，也很难静下心来。现在，师长们既有这样的打算，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写给夏曾佑的信中讲到跟马建忠学拉丁文的快乐：

弟近学拉丁文，已就学十余日，马眉叔（马建忠）自愿相授，每日两点钟，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恉也。（同上，57页）

他在那年给老师康有为的几封信里，常常也讲到入山数年的志愿。在他看来，学问不足，固然没有救国救世的资本，更难以担当救国救世的大责任。然而要舍弃这些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又很不甘心。他说：

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同上，58页）

在当年的另一封信里，梁启超说得更加明确了：

某昔在馆，亦曾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乃可出世。而君勉（徐勤）诸人大笑之，谓天下将亡矣，汝方入山，人宁待汝邪？某时亦无以对。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且吾不解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即多此数年入山之时日，亦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数年之功学成，学成以后，救无量世界。（《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2页）

此时的梁启超，受到夏曾佑、谭嗣同、吴铁樵等人的影响，读了几本佛学的书，正热衷于谈论佛学，所以他说，他的职责是传教救人，而不是从政。不过，他这里所谓传教，并非佛教，而是康有为提倡的“孔教”。这时他还是相信孔教不仅可以救国，而且可以救地球、救人类的。后来他所主张的开发民智和新民的理想，也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只是所用的思想资源已非孔教，而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精髓的新文化。他在写给万木草堂同学何擎一的信里也曾提到：

数月以来，益困人事，日罕得片刻暇，无所以诲吾弟者，然相念之怀，靡时忘之。弟之立身矢志，矫然有以异于寻常，他日当求大成，以任天下事。兄顷厌苦此间尘扰，决意与（韩）树园先生、孺博（麦孟华）及舍弟同遯于西湖，誓学成西文乃始出世，欲著之书，并思以一二年内成之。既遁之后，舒暇自在。……数日人事极忙（公度新从都来故益忙），弟有所陈，仍以书来。（《梁启超年谱长编》，74页）

在梁启超的朋友中，也有对他入西湖读书表示赞成的。谭嗣同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这样写道：

筱（小）村先生邀卓如（梁启超）往西湖读书，此事嗣同极以为然，何也？嗣同常虑卓如揽事太多，又兼两馆主笔，内外夹攻，实于身命有碍，能往西湖清养，可保不致如铁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笔，亦自无妨，然而却止宜小住数月，或归而再往，不宜久住，因恐自为太多，而为人太少也。（同上）

梁启超这个时候确实如谭嗣同所忧虑的，揽事太多了，不仅兼任《时务报》和《知新报》的主笔，还主编了《西政丛书》，出版三十二种，都是当时讨论西洋政事的重要书籍。他还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又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并与朋友倡议开设女学堂，每天难得有片刻闲暇。在刚刚经历了吴铁樵去世的谭嗣同看来，梁启超如果能入西湖读书，哪怕只有几个月，也会对他的身体有好处。不过，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对读书人来说，毕竟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打算；独善其身固然很好，但更要有兼济天下的社会历史情怀。

入主时务学堂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恰如梁启超的同学们所说，天下就要亡了，国家就要亡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哪里容得下你“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到山里、湖边去读书？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不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如此，1937年亦如此，百余年来，有抱负、有理想、有责任感的读书人，没有谁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

黄遵宪就以国势危急为理由，主张让梁启超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反对他闭门读书。那一年的五月，黄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六月离开北京，赴湖南上任，其间又有署理湖南按察使的任命。他经上海、武汉、岳州，于七月抵达长沙，这时的湖南，巡抚为陈宝箴，学政为江标，后由徐仁铸接任，都是开明的新派人物，变法维新的中坚分子。在他们的主持下，一场有声有色的改革运动正在湖南全省上下展开。康有为就曾指出，“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康有为诗文选》，101页），甚至可以看作是戊戌变法的前奏。梁启超也认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0页）他在《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同上，129页）所以，黄遵宪的到来，等于给湖南的新政改革添了一把火。

在湖南众多维新人士中，黄遵宪是唯一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他出使东西洋各国任外交官多年，康有为说他：“及参日使何公子峨（何如璋）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康有为诗文选》，100页）康有为说得并不过分，当时湖南维新人士在阅历、学识、办事能力方面，鲜有能超过黄遵宪的。所以，他来到湖南不久，就被认为是“陈右铭中丞（陈宝箴）之灵魂”（转引自《黄遵宪传》，372页）。陈宝箴把修铁路、开矿山、办交通这样的新政，都交给他署理。他还参与了时务学堂的创办，并建议邀请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虽然主张梁启超闭门读书的马氏兄弟和吴小村先生均表示反对，认为“黄公度（遵宪）先生为贼夫人之子”，是害了梁启超，但湖南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欢迎，即便是当时担任湖南岳麓书院山长的著名保守派人士王先谦也没有反对。据新加坡学者王仲厚在《黄公度诗草外遗著轶闻》中讲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岁，湖南巡抚陈宝箴中丞、按察使司黄遵宪廉访、提督学政徐仁铸编修，会同在籍庶常熊希龄、编修汪诒书、观察王铭忠诸绅，奏请开办湖南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皮锡瑞为正副总教习，其他教习如谭嗣同、唐才常诸人，亦皆当时维新志士。……此举乃发动于廉访黄公度氏一人，所有办学章程、授课科目，亦均由其参酌东西各国教育制度，一手订定……科目能并重乎中西，章程更适宜于新旧，且于学堂内附设南学会，公开讲学；又办《湘报》与《湘学报》，倡言改革，高瞻远瞩，规划周详，不数月而湘中风气丕变，骎骎乎驾凌京、津、沪、汉之上，而煌煌谕旨，且令各省督抚，效法仿行，谓非清末维新史上之可大书特书者乎！（转引自《人境庐诗草笺注》，1223～1224页）

梁启超于丁酉年（1897年）十月抵达长沙，第二年初春，便因病离开了湖南，返回上海就医。他这一次病得很厉害，三月入京时，尚未痊愈，康有为特意安排其弟康广仁随行。这样看来，梁启超在湖南的时间，大约只有三个多月。关于梁启超离沪入湘的具体日期，他在离沪前写给陈三立、熊希龄的信中说：“顷定以初七日偕行，约十五前后必抵湘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6页）而谭嗣同十月十九日致汪康年的信中，还提到他从邹沅帆手中买的地图股份，请梁启超帮他带过来。不过，据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二十二日记载：“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张之洞）属毁之。予谓梁君习《公羊春秋》，于为尊者讳之义，尚未熟耳。”（同上）

梁启超初到长沙，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接待，熊希龄在《上陈右铭中丞书》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卓如（梁启超）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王先谦）师、张雨珊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同上，87页）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氏，曾任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后来向张之洞告发时务学堂，称之为“革命造反之巢窟”，是乡绅中反对维新变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最初在不了解梁启超讲些什么的时候，对他还是有所期待的，也不全是看陈宝箴的面子。

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其教育方针是在上海时就与同志们讨论制订好的。据说康有为还特意从广西赶到上海，参加了讨论。梁启超初到长沙，已经将他们制订的学规课程“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同上）。但在课堂上，面对青年学子，他们“遂不无急进之语”（同上，88页）。梁启超多次讲到当年教学的情形：“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清代学术概论》，85页）他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讲过：“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 ‘烟士披里纯 ’（英语 inspiration，即灵感）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记得初开学那几个月，外面对于我们那个学堂都很恭维，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 ‘怪论 ’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梁启超年谱长编》，84页）

湖南新政

梁启超在湖南三月有余，时近百天，几乎就是后来“百日维新”在地方的演练。正先所撰《黄公度》就曾指出：

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公度（黄遵宪）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措施，有条不紊，成效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杀。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梁启超）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一百日间，竟为光绪下变法特旨三四百道。及光绪觉悟康有为之不足恃，以驻日本钦差大臣之职予公度，而不予有为，三诏严催公度攒程赴京，以图挽救，而时机已失，京变作矣。

他甚至还说：

光绪早有重用公度之意，陈宝箴、公度等在湘推行新政，已有成效，梁任公、谭嗣同等由湘入京活动，以待公度之来。光绪已以谭嗣同、杨锐、刘光弟等为章京，军机大臣之职，则拟以公度任之，俾得总领中枢，实施新政。复虑公度官职不高，不足以当军机大臣之任，特简公度出使日本，所以提高其资格，兼使在外作外交上之联络。预计公度留日本半载，所办之事已有头绪，即调之返京也。（《人境庐诗草笺注》，1233页）

这里所说，或是当时的一种情形。实际上，梁启超也对湖南，对陈宝箴、黄遵宪寄予厚望。他在《上陈宝箴书》中盛赞：“今以明公（指陈宝箴）莅湘以来，吏治肃清，百废具举，维新之政，次第举行，已为并时封疆之所无矣。”他很清楚：“我公明德耆硕，为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泽在湘，妇孺知感。有所兴举，如慈母行令于其爱子。公度、研甫（徐仁铸）皆一时人才之选，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而特聚人才于一城，以备公之用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2～13页）所以，他在湖南除了教学于时务学堂，批改学生作业之外，还希望对湖南的维新事业有更大的贡献。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参与了南学会、《湘报》、《湘学报》的创建工作，甚至对湘粤铁路公司的建设，他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在湖南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想办之事很多，能办之事和所办之事其实很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二月，梁启超两次上书陈宝箴，提出了他的具体设想和建议。他认为，有三件事是当下必须办的，“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7页）兴办学会在他看来也很重要，他说：“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为什么说是“命脉”呢？他解释道：“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学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所以名为南学也。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时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同上，137～138页）他这时的考虑，既有现实政治的考量，又有长远的对国家政体和国体的设计。他甚至建议陈宝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上陈宝箴书》，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2页）

陈宝箴没有采纳梁启超的建议，对他来说，梁启超的建议太超前了，接受起来会有困难。但梁启超却要离开湖南了。他不得不走的原因至少有三条：其一，顽固势力的逼迫，王先谦上书吏部，诋毁他的教学是“离经叛道，惑世诬民”，要求治他犯上作乱的罪；其二，康有为希望他来北京，继德国人强占胶州湾之后，俄国要占旅顺和大连，英国、法国、意大利也提出了领土要求，康有为要开保国会，不能没有梁启超的鞍前马后；其三，他确实病得不轻，只能先回上海治病。病未痊愈，康有为派来接他入京的康幼博已经到了上海。于是，他再次告别妻子幼女，在康幼博的悉心照顾下，前往北京。数月之后，黄遵宪也离开湖南，前往上海。临行前，陈宝箴送他上船，望着将要离去的人中知己，他洒泪满袖，挥挥手说：“怕是相见无时了。”

黄遵宪在湖南也受到了顽固势力的围攻。首先发难的是著名顽固分子梁鼎芬，他发电报威胁黄遵宪：“兄欲挟湘人以行康学，我能知隐情，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他还写信给湖南顽固派头子王先谦，请他协同打击康党：“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法，恰有阴狡坚悍之黄遵宪、轻谬邪恶之徐仁铸，聚于一方，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吾师主持湘学……多士攸赖……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人境庐诗草笺注》，1230页）不久，又有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宜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张砥中等，上书山长王先谦，谓湘省“民气素朴”，本为一“安静世界”，不料自黄遵宪来后，“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仁铸来后，“而多推崇康学之人”；自熊希龄邀请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后，梁“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于是湘省民心“顿为一变”。请求王先谦致函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据说，王先谦接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马上联络当地的士绅，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巡抚衙门递交了所谓“湘绅公呈”，发泄心中的不满；随后，他又纠集一些人联名函告京中同乡为官者，告陈宝箴的黑状，说他扰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怕将来会有不轨的事情发生，不能不事先预防。湖南京官接到此函，马上请了徐树铭“据情揭参”，递交了弹劾陈宝箴的奏章。但光绪皇帝申斥了他们的行为，在此之前，已着湖南督抚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皇上想见他，自然有好事。六月二十三日，黄遵宪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并连下三道诏书，要求张之洞、陈宝箴，无论黄遵宪到了哪里，都要催他尽快赶到北京。这时的黄遵宪其实是病了，他在写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的信中说：“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后来又转成了痢疾，光绪召他进京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因久病无力行走，就迟滞在那里了。

直到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这段时间是在疾病的煎熬中度过的。这时他已因病乞求辞官回乡。八月二十一日，黄均隆上奏要将黄遵宪与谭嗣同辈一样严办，并有谣传他藏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但随着康梁逃亡海外，谣言不攻自破。又经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多方营救，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遂使得黄遵宪的性命得以保全。九月初一日，他自上海启程南归，开始了晚年乡居读书的生活。根据正先所撰《黄公度》记载，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使馆，曾给黄遵宪发过密电。当时黄遵宪还没有被控制，他接到电报后，立即通知康有为在上海的学生迅速离开上海，又联络英国领事馆，请他们以军舰接应滞留在吴淞口外的康有为，并帮助梁启超的父亲和妻子逃离上海，临行前还资助他们六百元钱。梁启超的妻子李端蕙民国后还常常和朋友提起这件事。（以上参考《人境庐诗草笺注》中《黄遵宪年谱》部分章节）

平生风谊兼师友

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蛰居粤东，闭门读书，以求再起。不久，李鸿章来到广东，曾邀黄遵宪出来做官，被他婉言拒绝了。这时，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先办《清议报》，以后又办起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俨然成为舆论界执牛耳的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天，黄遵宪从汕头洋务局的朋友及香港商人那里得到梁启超的消息，马上同他恢复了联系，并陆续收到梁启超寄来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久别的心情：

风雨鸡鸣守一庐，两年未得故人书。鸿离渔网惊相避，无信凭谁寄与渠。（《人境庐诗草笺注》，845页）

这首诗很能表达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思念之情。在保存下来的黄遵宪致梁启超的九封书信中，有七封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可见在云水隔绝三年后，他们急切交流的心情。

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经历着一场海啸般的激荡，变法失败，六君子赴死，他和老师康有为逃亡海外，还有一大批朋友、师长，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涌动在他周边的血，窒息着他，使他艰于呼吸；也强烈地刺激着他，使他日趋激烈，热血贲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积极配合唐才常，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运动，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准备亲赴前线。他的言论也渐趋激进，具有破坏性，甚至希望能实现与革命派的联合，推翻满清，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而来自师门的痛责与非难，在革命与保皇之间的纠结，勤王运动的失败，几十个青年俊杰的流血牺牲，又使梁启超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对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在思想和行为的诸多方面，他们都很难再保持一致；但在感情上，他还不能和老师完全决裂，还要维护传统的师道尊严，对老师一再让步和妥协，这使他万分痛苦。所以，与黄遵宪恢复联系，重新读到他的来信，对于茫然困惑中的梁启超来说，恰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真是点点入心啊！

梁启超一直将黄遵宪尊为最亲近的朋友和老师，所谓“平生风谊兼师友”是也。他所敬重的，正是黄的识见高远，思想深沉，考虑周全，办事稳健。早在上海办《时务报》时，他们便引为同调，结为知己。后来在湖南，他们更是携手并肩，共为进退。梁启超一生中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康有为，其次就是黄遵宪。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并为之撰写“后序”。他在“后序”中谈到，读了黄的《日本国志》，“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又“责备”黄曰，因为他的谦虚，使得此书出版竟晚了十年，并造成了“中国之所以弱”；他最后称赞此书：“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岂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50页）

从保教骁将到保教大敌

黄遵宪在思想上深刻影响梁启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放弃尊孔保教，提倡思想自由。尊孔保教的主张一直是康有为所坚持的。他作《新学伪经考》是要解放思想，重估价值，冲决两千年来的思想一统；他的《孔子改制考》则是政治改革的宣言书，由此发展出变法维新的全套主张。但康氏的改革和思想解放又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为要尊孔子为教主；更有甚者，竟视自己为孔子在当代的化身。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罗织他的罪名，其中有一条说他自号“长素”，就是羡慕孔子，要做“素王”。其实，他的目的还是要为国家找到一条可以自强的生路。梁启超曾为此特别说明，康有为的“尊孔保教”，主要在于“误认欧洲之尊景教（基督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 ‘神秘性 ’矣”（《清代学术概论》，79页）。但他也坦率地承认：“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 ‘伪经 ’，亦不甚谈 ‘改制 ’。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同上，86页）他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就是一篇在政治上与老师分道扬镳的文章。

黄遵宪一直深喜梁启超而不喜康有为，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接受后者的尊孔保教。不过，戊戌年（1898年）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是紧跟康有为的，宣传鼓吹一直都很卖力。他曾作《复友人论保教书》一文，危言耸听地警告世人，如果不实行“尊孔保教”的话，那么，中国就可能陷入亡国灭种的灾难之中；在他看来，反对“尊孔保教”的人，都是没有看到这种危险。所以，他建议成立“保教公会”，以此来推广“尊孔保教”的理念。黄遵宪对此颇不以为然，在湖南时，他就曾以“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劝过梁启超，他对梁说：“南海（康有为）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黄遵宪集》，486页）可是，梁启超当时还不大能听进这种意见，严复也是反对“保教”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过同样的话：“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而且，他还说：“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梁启超在复信中则一再为自己辩白和开脱。但同时，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又承认，“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年谱长编》，77页）

不能说黄遵宪与严复的规劝没有发生作用，事实上，梁启超的态度在这几年中还是慢慢发生了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章分八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

第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

第三，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

第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第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

第六，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

第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

第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

这八个方面，核心在于第五个方面，他说：“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也就是说，在这个国民思想日新月异的时代，再把“保教尊孔”拿出来招摇，是不合时宜的，是逆潮流而动，只能束缚国民思想，不能有助于国民思想的解放。他说：“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之能御。”（《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55页）他历数中国思想界两千年来保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将一个思想何其自由的孔子，变成了一个狭隘的、僵化的、专制的孔子。从董仲舒到纪晓岚，都以为自己在保教，但由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其结果就像“群猨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保教是思想自由的大敌，也是中国思想进步的大敌。大敌当前，他没有选择固守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己见，而是选择了真理。他说：“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为什么？他这样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同上，55～59页）

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报以热烈欢迎，他在读了文章以后写信给梁启超，表达自己的心情：“乃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黄遵宪集》，488页）他也用很长的篇幅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两人的思想见解，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从革命排满到君主立宪

但梁启超毕竟还很年轻，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事实上也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表示：“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78页）此后，他的言论日趋激进，不仅提倡“革命破坏”之说和“冒险进取”精神，甚至主张推翻满清政权，实行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共和之国家。对于梁启超的激烈言辞，黄遵宪也很不赞成，但他并不直接提出批评，而是委婉地用亲身经历来启发他，规劝他。他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

他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最后他说：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不知公之意以为然否？（《黄遵宪集》，491页）

黄遵宪这一番谆谆教诲，没能让梁启超的思想马上刹车，我们看他这个时期的言论，仍然以“革命”、“排满”为主调。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的言论，使梁启超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在很多年后仍然记得梁启超的文字带给他们的激动。然而当时，梁启超却承受着来自黄遵宪、康有为等师长的巨大压力。黄遵宪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十一月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专门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以及将来的政体等问题。在这封信里，他反复说明其道理，并动之以真情，就是要劝梁启超回头。他明确表示：

公（梁启超）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

他告诫梁启超：

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他担心：

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

他特别希望梁启超能用好手中这支笔，“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他认为，若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没有谁能胜过梁启超，所以，“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同上，504～513页）

让黄遵宪感到欣慰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归来后，竟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共和的主张，转向君主立宪。黄遵宪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大发感慨：“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同上，514页）我们也还记得，黄遵宪放弃卢梭的学说，转向“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正是在美国那三年结下的果实。此时，梁启超完全接受了黄遵宪的思想和主张。即使在不久之后所爆发的《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革命与君主立宪的论战中，梁启超的立论，也基本上是在发挥黄遵宪的思想。可惜，此时的黄遵宪身患重病，已不能治。甲辰（1904年）冬，病中的黄遵宪做了个梦，醒来后他作诗三首寄给梁启超，记述了梦中的情境以及对往事的追思。他在最后写道：“我惭嘉富洱（加布尔），子慕玛志尼，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人境庐诗草笺注》，1078页）此二人，一个嘉富洱，一个玛志尼，此时此刻，也只能隔海遥望，梦里相思，让人唏嘘不已。

几个月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黄遵宪死于肺病。梁启超二十八日得到黄遵宪去世的消息，悲痛异常，当即在《饮冰室诗话》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于诗界辟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51页）

他继续写道：

先生著述百余万言，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则亦十数；壬寅（1902年）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题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国学，或箴时局，一皆经世大业，不朽盛事。鄙人屡请布之，先生以未编定，不之许也。呜呼！先生所以贻中国者，乃仅此区区而已耶？天道无知，夫复何言！先生平生所为诗不下数千首，其赠余诗仅二。畴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呜呼！吾安得不屑涕记之？（《饮冰室诗话》，105～106页）

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黄遵宪不仅由衷地敬重和钦佩，而且感情深厚，这种感情就源于他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

所以，黄遵宪在弥留之际还致信梁启超，与他讨论“吾党方针，将来大局”，颇有些交代政治遗嘱的意味。他说：“渠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黄遵宪集》，517页）他这时已经看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与梁启超谈起对待生死的态度：“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同上，518页）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但是，人不能不对虚度此生负有责任，一息尚存，就要尽应尽的义务。

虽然黄遵宪病患已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梁启超的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从随信寄来的照片中，他看到杂坐于熊希龄与杨度之间的梁启超，“意兴萧索”，“神采乃不如人，面庞亦似差瘦也”，深为他感到担忧，特意在复信中劝慰他：“公二年来所谋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于时未可。吾以为所任过重，所愿过奢也。”接下来又说：“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来磨折，苟深识老谋，精心毅力随而增长，未始非福。（七年来所经患难不足以挫公，盖祸患发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胜之。惟年来期望不遂，则真恐损公豪气，耗公精心矣。）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同上）在这里，他勉励梁启超，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沮丧，要在生活中不断地磨砺自己的品格，增加自己的阅历，相信未来一定有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

黄遵宪最后高吟着他的诗句，向梁启超挥手作别，其诗曰：

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人境庐诗草笺注》，865页）

一代思想大师与之渐行渐远，而梁启超则独行在风雨飘摇的路上。

第七章　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

谭嗣同：伯理玺之选

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这颗彗星以迅疾的速度划过梁启超生命的天空，留下一道璀璨的光芒。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初春，梁启超又一次来到北京，名义上是来参加会试的，实际上却另有所求。他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就曾这样表白：“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梁启超年谱长编》，33页）他这里所说的“略求天下之人才”，其实就是多方联络同志，壮大自己的势力，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讲求新学、倡言变法的声势和风气。这期间，他的确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和青年学子，其中有几位是他非常看重的，像谭嗣同、曾广钧、吴雁舟、宋燕生、陈次亮、杨锐以及吴季清和吴铁樵父子。在这些人里，与他结交最晚而交情又最深的，恐怕非谭嗣同莫属。戊戌政变，谭嗣同死难，临刑前他作《绝命书》两封，一封给康有为，另一封就是写给梁启超的。其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作《饮冰室诗话》，首先写到谭嗣同，称他“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饮冰室诗话》，1页）

梁启超第一次见到谭嗣同应该是在北京强学会兴办期间。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记载此事：“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8页）

人们习惯上把那种自己敬仰某位老师但未能亲自受业的学生称为私淑弟子。可是，有人不大相信梁启超的这段记述，以为谭嗣同不会专门跑到北京登门拜见康有为。其中缘由或许是康有为的名声后来颇有争议，仿佛这样就玷污了谭嗣同的名誉。因此，有人坚持要把梁谭二人会面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三月之后。然而，这个建议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梁启超一再说，他结识谭嗣同得益于吴铁樵，是吴铁樵引荐的，甚至有可能谭嗣同是在吴铁樵的陪同下来见梁启超的。如果是在三月之后，那么，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把谭嗣同介绍给梁启超的吴铁樵，都已离开北京，到达上海，见面的机会反而不存在了。这样看来，梁启超与谭嗣同定交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冬之间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以梁启超当时对康有为的态度，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总要把康有为摆在前面，这样做不仅对老师表示了尊重，也给足了谭嗣同面子。

谭嗣同的到来让梁启超眼前一亮，这个人的风采、气度一下子就把他征服了。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下第一次见到谭嗣同的印象，称他“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22页）我们不知道梁启超的第一反应是怎样的，但他很快就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以如获至宝的心情介绍这位新朋友，称赞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梁启超年谱长编》，47页）这里所谓“伯理玺”，即“伯理玺天德”，是英语 President的音译，也就是总统的意思。十二月上旬，康有为离沪赴粤之前，曾托刘善涵（淞芙）将自己所著《长兴学记》送给谭嗣同，估计就是接到梁启超来信之后的一种表示。梁启超在信中还提到陕西刘光蕡自刻北京、上海《强学会序》一事，似也说明，这封信写于十二月七日（1896年 1月 21日）北京强学会被查禁之后的可能性不大。谭嗣同在《壮飞楼治事十篇》中也曾提到此事：“乙未（1895年）冬间，刘淞芙归自上海，袖出书一卷，云南海贻嗣同者，兼致殷勤之欢，若旧相识。嗣同大惊，南海何由知有嗣同？即欲为一书道意，而究不知见知之由与贻此书之意何在。五内傍皇，悲喜交集，一部十七史苦于无从说起。取视其书，则《长兴学记》也。”（《谭嗣同全集》，445页）或许，谭嗣同离开北京时走得匆忙，并不知道梁启超曾经写信给康有为，而康有为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了。否则，康有为有什么理由把万木草堂的自编教材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

其实，谭嗣同是否曾经专门进京拜谒康有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时确有一次短暂的北京之行。此行虽未见到康有为，却结识了吴铁樵，并通过吴铁樵结识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谭嗣同对康有为早有耳闻，根据他的说法，“偶于邸钞中见有某御史奏参之折与粤督昭雪之折，始识其名若字。因宛转觅得《新学伪经考》读之，乃大叹服。以为扫除乾嘉以来愚谬之士习，厥功伟；而发明二千年幽蔀之经学，其德宏。即《广艺舟双揖》亦复笼罩古今中外，迥非耳目近玩。由是心仪其人，不能自释。”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更多了解，则来自梁启超。通过结交梁启超，“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康有为早有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他与梁启超在感情上很容易接近的思想基础。（同上，445页）

康有为主张以孔教立国，并以孔子纪年，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不仅保守派从政治上肆意攻击他，说他借尊孔而反满、反清，图谋不轨，即使在维新派内部，也有如黄遵宪、严复等人，在学理上持不同意见。他们都曾与梁启超反复讨论教可保与不可保的问题，直至后来梁启超到日本后彻底放弃保教的主张。但谭嗣同却很看重“教”的实际作用，他认为：“教不行而政乱，政乱而学亡。故今之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他甚至对于民间所传要建孔子教堂的做法亦深以为然，他告诉欧阳中鹄先生：“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某西人闻之，向邹沅帆曰：‘信能如此，我等教士皆可以回国矣。’”（同上，464～465页）梁启超也曾把传教看得很重，他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写道：“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在他看来，现在世界上强盛的国家，都有强大的宗教作支撑，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其根本原因便在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固然，由于孔教的存在，中国还不能说是无教的国家，只能说是半教的国家，但是，由于“其风俗之败坏，士夫之隘陋，小民之蠢愚，物产不兴，智学不开，耳目充闭，若坐眢井，耻尚失所，若病中风，则直谓之无教可耳”。（《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9～10页）谭嗣同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认为孔教本身有问题，在他看来，西方人批评孔教不推崇天（上帝）而只尊崇君权，是他们不了解孔教。他说：“三代以上，人与天亲。自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所以，“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得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谭嗣同全集》，463页）他乐观地估计：“孔子教何尝不可遍治地球哉？”而所以未能如此，是因为推行孔教之人的做法有问题：其一是不能将孔子尊为唯一的教主，做不到“道德所以一，风俗所以同”；其二，不能一视同仁，门槛太高，“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价值难以普世；其三为包容性差，排斥异端，“皆不容于孔子”。如果说普通民众信仰缺失，那么，责任不在民众，而在传教的方法不对，有待改进。当时有些耶稣会的教士就说：“中国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教。”（同上，465页）

恰恰是由于看到了这种危机，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都把教化民众（即大众的启蒙），当作变法维新的基础，中国复兴的根本。谭嗣同说：“今之策富强而不言教化，不兴民权者，吴雁舟所目为助纣辅桀之臣也。”（同上，466页）不久，他接受梁启超的建议，作《仁学》一书，思想又进了一步，他在《自序》中说：“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同上，290页）这时，他对孔教似乎已有疑问。但他对康有为仍保持着一种敬意，康的《新学伪经考》问世后，清政府及保守派联手封杀，谭嗣同则仗义为之辩护，他说：“排君者何尝读君之书哉！特眩于 ‘伪经 ’二字，遂诋为非圣耳。向使不名 ‘伪经考 ’，而名真经考，必皆相率而奉之矣。”（同上，436页）谭嗣同的这种态度，曾让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很担心，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与皮锡瑞谈到谭嗣同结识康梁后思想发生的变化，皮锡瑞在其日记中记下了欧阳中鹄的说法：“丙申入都，见康而议论一变，颇不信其师说，今年几决裂矣。”（《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19页）这里所谓“今年几决裂矣”，所指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因南学会和《湘报》的言论与老师发生分歧。当然，这是后话。

放浪形骸少年时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是清末维新人士中著名的三位公子之一，另外两位，一位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他也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父亲；另一位是内阁大学士、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公子徐仁铸，徐致靖曾破格向光绪帝荐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入朝，推行变法。政变后，慈禧将徐致靖列为第一个必杀之人。如果不是李鸿章、荣禄等人尽力为他开脱，六君子就变成七君子了。

谭嗣同早年丧母，经历坎坷，备极孤苦。继母是个刻薄之人，经常虐待他，挑拨他与父亲的关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所以他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谭嗣同全集》，289～290页）父亲谭继洵，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僚，官运一直不错，几经升迁，官至湖北巡抚。光绪四年（1878年），谭嗣同十四岁，谭继洵被任命为甘肃地方官，他随同父亲赴甘肃上任。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历时约三个月。漫长的旅途使他备尝艰辛，不仅身心受到磨炼，沿途的风土人情也使他大开眼界。四年后，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谭嗣同又一次从湖南赶赴甘肃。这时他已经开始研读《墨子》，“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同上，290页），并作自题小照词一首，词牌为《望海潮》：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同上，150页）

看得出来，他对自己这种人生经历颇有得意之色。此后数年间，谭嗣同一直往来于湖南、甘肃之间，南北赶考，疲于奔命。但他考得并不好，屡考屡败，从未成功过。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记载，他的功名始终是个监生。他自己觉得无所谓，谭继洵对儿子的这种态度却很不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七儿好弄，观近作制艺文，不合式。”制艺文就是八股文，不合式就是不合乎八股文的写作规范。不过，谭嗣同写不好八股文，倒并非他不肯用功或才学不够，而是“鄙视时文，不屑为”也。在这方面，他更多地受到老师欧阳中鹄和刘人熙“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的影响，而不想沿袭千百年来读书人所走的老路。（《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59页）

另外，他的性情似乎也影响到他的人生选择。谭嗣同从小喜动不喜静，幼年在京读书时，就结交了“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江湖人物，并随王五学习单刀。王五不仅教他技击之术，还把江湖上锄强扶弱的掌故以及自己冒险的经历讲给他听，这些都给少年谭嗣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着成为锄强扶弱、快意恩仇的人物。他读过《墨子》之后，更强化了他从王五那里接受的任侠思想。所以，他喜欢在粗犷的西北大漠中漫游，以此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开阔自己的胸襟。他在写给沈小沂的信中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谭嗣同全集》，4页）

在他的武学老师中，还有一位刘云田先生，是他的湖南老乡，当时在他父亲的幕府中做幕僚，曾教他骑射之术。后来他写《刘云田传》，还很怀念与其一起游历的情景：

嗣同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 ……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嚘，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土，椎髻箕踞，匊（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同上，20页）

可以想见，谭嗣同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这种略带轻狂的放浪形骸之中度过的。光绪十年（1884年），年方二十的谭嗣同第一次脱离了家庭的羁绊，来到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任职。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谭嗣同愤而作《治言》一文，此时的他，心中已经孕育着变法的思想，只是这种思想还停留在正人心、励风俗的层次。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了解，以及现实给予他的切肤之痛和思考，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幼稚不成熟。不久，刘锦棠为赡养父母而辞官，谭嗣同也只好离开新疆，浪迹天涯。那些年，他“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6页）

谭嗣同五岁开始读书，最初的启蒙老师是北京的毕莼斋。他先后拜过五位老师，除了毕莼斋，还有韩荪农、欧阳中鹄、涂启先和刘人熙。韩荪农也是他幼时启蒙的先生，他们给了他最初的知识并养成他读书的兴趣。他很聪明，“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谭嗣同全集》，55页）涂启先与刘人熙都是浏阳当地的著名学者，对儒学典籍素有研究，并恪守儒家的道德伦理。涂启先更注重儒家的知行统一观，强调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刘人熙对儒学，尤其是王船山学说倍加推崇，此外，对老庄、佛学也有相当的了解，但他死守儒学孔孟之道，将其他思想学说一律斥为异端。谭嗣同写作《治言》时思想非常保守，就是受到刘人熙的影响。不过，对他影响最大，也最持久的，非欧阳中鹄先生莫属。欧阳中鹄也是湖南浏阳人，他与涂启先、刘人熙合称浏阳三先生。谭嗣同先后师从三先生，也算当时儒林的一段佳话。欧阳中鹄信奉儒家学说，他也很看重王船山，将其视为朱熹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继承人。但他反对学术界的门户之见，对于当时流行的宋学与汉学，都有所批评。谭嗣同是欧阳中鹄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对老师十分崇拜，一直与老师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关系，几乎事事都向老师请教，有了心得也总是先向老师汇报。

谭嗣同：学思大转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二十一日，谭嗣同致信欧阳中鹄先生，谈到甲午战败和中日议和的情形，可谓痛心疾首。随后又传来湘军与日军战于牛庄而大败的消息，更引起他的极大愤慨。他的思想、学术发生变化也在这个时候。那一年他恰好刚满三十岁，特意作《三十自纪》，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总结。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写道：

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兹特其二，余待更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天谋鬼谋，偶而不奇。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同上，259页）

促成谭嗣同思想、学术发生转变的，主要有两大因素：

其一，甲午战败后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朝中官吏的庸碌瞻循，愚昧麻木，顽固守旧，苟且偷安，给予谭嗣同强烈刺激，他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出路，所得结论就是抛弃旧学，而“发愤提倡新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6页）先是，他与唐才常、刘善涵等人筹划，打算在他的老家浏阳，设立算学馆，并得到老师欧阳中鹄的支持。在他们看来，算学要比八股更有实际的用途，“小可为日用寻常之便益，大可为机器制造之根源，即至水陆各战，尤恃以为测绘驾驶放炮准头诸法。中国之所以事事见侮外洋者，正坐全不讲求之故。”（《致唐次丞书》，《唐才常集》，243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也很时尚的思想，既脱胎于洋务派又略有不同，有点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意思，但他们的做法，“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6页）其作用就在于开风气之先，打破了万马齐喑、凝固而僵化的气氛。

其二，通过结交梁启超，谭嗣同对康有为的学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也促成了他思想、学术的转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专门讲到谭嗣同的这一“变”，他说：“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 ’，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 ’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清代学术概论》，91页）

在《谭嗣同传》里，梁启超也提到谭嗣同三十岁时思想、学术所发生的变化，这里他讲得更加详细：

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窒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9页）

谭嗣同私淑康有为的情形，也被其他朋友看在眼里，叶瀚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谭福（复）生已见过，此人乃康（有为）、夏（曾佑）之使徒也，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惜尚性情未定，涵蕴未深。”（《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573页）

冲决网罗之《仁学》

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性情未定，这就是当时一些人眼中的谭嗣同。《仁学》是其“新学”的代表作，发表时，梁启超在其所作序中说：“《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仁学—谭嗣同集》，1～2页）这篇序文最初发表于《清议报》第二册，其中“光大南海之宗旨”一句，《饮冰室合集》中没有，显然是编书时删去了，透露出后来的梁启超对康有为已有保留。但谭嗣同的《仁学》确实与其三十岁以前的著作有大不同，其中康有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在某些方面，他对康有为的认同，甚至超过了梁启超。比如他和康都认为，“仁”所体现的道德理想是康的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即所谓大同）的前提和基础。他在《仁学?自序》中就曾表示：“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谭嗣同全集》，289页）而此时梁启超的思想却出现了疏远“仁”的趋势，美国学者张灏就曾指出：“带着‘群’的思想，梁正从儒家合乎道德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的文化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71页）

不过，谭嗣同对“仁”的内涵的阐释，远比康有为或梁启超要激进得多，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名教、“三纲”、天理、人欲这些问题的态度上。他不认为这些也是“仁”的一部分，相反，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些东西，把“仁”给搞乱了。他开宗明义在《仁学界说》中即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又说：“通之象为平等。”又说：“智慧生于仁。”又说：“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又说：“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这是他对“仁”的看法。他又把“仁”归结为一种自然力，他称之为“以太”，由于“以太”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名的自然状态，我们无从感知，“仁”便成为“以太”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但是他说：“其显于用也，孔谓之 ‘仁’，谓之 ‘元’，谓之 ‘性’；墨谓之 ‘兼爱’；佛谓之 ‘性海 ’，谓之 ‘慈悲 ’；耶谓之‘灵魂 ’，谓之 ‘爱人如己 ’‘视敌如友 ’；格致家谓之 ‘爱力 ’‘吸力 ’，咸是物也。”既然“仁”在谭嗣同的眼中如是，那么，他对历朝历代所谓 ‘仁’肯定深恶痛绝。他批评道：“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他还指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他对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说也很不屑：“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谭嗣同全集》，291～301页）

谭嗣同的《仁学》是应梁启超之约为香港《民报》而作。写作期间，他多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与梁启超商谈、讨论；写成后，曾给梁启超、宋恕（燕生）、章太炎、吴雁舟（嘉瑞）、唐才常等人看过。由于他的言论过于激烈，不仅直指纲常名教和君主制度，甚至直接痛诋清廷，被梁启超称为“悍勇”，却也失去了生前发表的机会。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唐才常分别把所藏原稿或抄本先后发表于《清议报》和《亚东时报》，梁启超还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称赞谭嗣同的《仁学》是“打破偶像”之书、“冲决罗网”之书，谭嗣同也在《自序》中历数将要冲决网罗之次序：“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同上，290页）其核心思想仍然是一元论的宇宙观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化的历史观。在这点上，康梁与他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康梁都不能接受他对“三纲”的批评。梁启超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流亡海外之后，虽然接受了谭嗣同批评君权、夫权的观点，公开主张民权、妇权，但对于孝道，仍然有所保留。这显然与二人童年生活经验的截然不同有关。梁启超对于孝道的认同和坚守，不仅是学理的，更是感情的，源自他从小所得到的父母之爱和伦理熏陶。

不过，谭嗣同的《仁学》毕竟是一部百余年前的作品，由于作者接受新学及西学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融会贯通，其中“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梁启超曾尽力为他开脱：“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清代学术概论》，92～93页）他的意思是说，作者的思想局限是历史的，但其解放思想，冲决罗网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他便借了主人公“毅伯”之口承认，其一生事业的大半是从《长兴学记》和《仁学》这两部书得来的。在《〈说群〉序》里，他更具体地提到《仁学》给予自己的影响：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3页）

治国要方：变“独术”为“群术”

梁启超曾有写作《说群》的计划，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见其动笔，成为其一生留下的无数遗憾之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说群〉序》和《说群一群理一》两篇。从这两篇短文中，我们很难找到梁启超所说的对康有为、谭嗣同及严复思想的发挥，但其基本观点总还露出了一些端倪。在梁启超看来，所谓群，首先是指群术，和它对立的，即为独术。他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术都是独术，统治者往往自称“孤”“寡人”，也有人称他们为“独夫”。然而，独术有哪些特征呢？梁启超说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农私其畴，工私其业，商私其价，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乡私其土，党私其里，师私其教，士私其学，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这就是“独术”统治下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无论是君，还是官，还是士，还是民，都不可能真正地负起责任，也不会形成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观，而只能是一盘散沙。所以说，这样的国，有等于无。如果是以“群术”治理国家，就不同了，他指出：“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同上，4页）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合”，“使其群合”，即如何将涣散的中国人集合或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其实已经触及现代国家的政体设计问题，这或许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群为体”。他还看到，西方国家百余年来由于以“群术”治理国家，很快使国家变得强大、富足；相反，中国却以“独术”对抗西方的“群术”，在野蛮时代，以“独术”对抗“独术”，尚可自保，在文明时代，以“独术”对抗“群术”，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他批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只做表面文章，以“中国特殊”“中国特色”为理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虽也搞了些花样，却犹如东施效颦，羊披虎皮，最终搞得中国日益衰弱，甚至落到割地赔款、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这都是不肯放弃“独术”的结果。他因此得出结论，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改“独术”为“群术”。康有为的“以变为用”，也是这个意思，如何变？怎么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变到“以群为体”，他数次上书，要求变法维新，所言都是要改体，改变天下者一家一姓之天下的“独术”体制。

梁启超认为，假如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中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体构成只是一种物质，那么，谈论“群”的问题确实没有必要，但事实恰恰相反，所以，他提出：“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向心力与离心力相反相成，如果只有离心力而没有向心力，宇宙早就毁灭了，不存在了。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组合而成，不可能独立存在。如果六十四种化学元素都不肯配合，那么，地球之大也只能有六十四种物质，不可能演化出现在这个世界。所以说世界万物，越复杂的越高贵，越简单的越低贱。而且，社会是发展的，自然界也是发展的，都是从简单向复杂进化。这样看来，“群者，万物之公性也”。这是世界万物的共性，也是基本属性，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因物竞天择而淘汰。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都为物竞天择的规律所支配。群力不弱的，固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群力不足的，则只能被“开除球籍”，落一个“断其种，绝其育”的下场。（同上，5～6页）

梁启超的这些思想，明显来自严复所译《天演论》一书，其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他生动地用于社会进化的演绎。他在写给严复的信中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就像自然界的进化“皆有一定”一样，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循序渐进，不可超越的。他以春秋三世为例，说明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的进化，一般要经历“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有人说，西方是有民主传统的，“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梁启超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妥当，“希腊罗马昔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为法也，国中之人可以举议员者，无几辈焉，可以任议员者，益无几辈焉。惟此数贵族辗转代兴，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蚩蚩之氓，岂直不能与闻国事”。他因此认定，这还不能说就是民主，只能说是多君之世，离民主还隔着两层呢。就像在花岗岩之下很难找到生物的遗迹，恐龙之前不复有人类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在君权之前，一定能找到民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他又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08～109页）

梁启超在这里指出了社会进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中国固然还很落后，但中国却不能拒绝进步。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倒退，意味着灭亡。不过，这个进步却并非康有为、谭嗣同所设想的，依赖于国民，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提高，以为“仁”就可以自发地造成一种合乎道德理想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在那里，人们因爱力彼此相吸，组成一个有机的和谐的社会。尽管君主被认为是“私而已”，民主被认为是“公而已”，而且，“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但梁启超并不认为，中国的进步靠道德的约束就可以实现。（同上，109页）这时，他的政治理想已经不是君主的所谓仁政，而是有民众广泛参与的新的政治实体。在痛斥君主的自私和君主独裁统治即“独术”的腐朽时，他和谭嗣同没有什么不同，但他所谈论的“公”与“私”，已非道德层面，而是制度层面，他巧妙地通过对“群”的探讨，提出了民权和民主的内容。利己主义不再只是关乎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君主政体的制度化身，是君主政体的本质。他认识到，西方人所说的自主之权，是指每个人都有其责任和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公”或“群术”；如果只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这就是“私”，是“独术”。他视国家为权力的象征，在他看来，世间只有三种国家，即全权之国、缺权之国和无权之国，“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他解释道，全权之国，每个人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缺权之国，一部分人有权利，而另有一部分人无权利；无权之国则不知权利究竟在哪里。在这里，一个人掠夺了所有人的权利，却不能真正地负起责任，这个权利只能是“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为什么中国人做事总是互相推诿呢？原因就在于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被剥夺，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也就丧失了，你也就很难调动公众的力量参与国家事务，这是一个国家丧失其生机和活力的开始。（同上，98～100页）

梁启超对于现代国家及社会政治整合的思考，肯定来自刚刚接触不久的西学。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群”的思想，比如《荀子》一书，就曾多次用到“群”这个概念，但梁启超所理解的“群”与荀子的“群”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荀子也将“群”看作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人因为能“群”，而成为万物的主宰，然而，这个万物的主宰也主宰他的万民。荀子是这样说的：“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简注 ?君道篇》，129页）很显然，荀子的所谓“群”是和王权、君权密不可分的，这里的“群”绝不可能包含民权、民主的内容，而只能是君主的私权，也称为君主的统治术。这一点正是梁启超不能接受荀子的原因之一。当时，他曾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发起“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他还谈到其中的学理路径，“孔学之门，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 ‘民贼 ’‘独夫 ’‘善战服上刑 ’、‘授田制产 ’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清代学术概论》，84页）谭嗣同说得比梁启超更要直接痛快：“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箝制束缚之具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谭嗣同全集》，335～337页）

通过声讨荀子，重新阐释孟子，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中，为民权、民主在君主政体范畴内的政治合法化找到了可以为更多人所接受的依据。那时，他们都为得一知己而感到高兴。谭嗣同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梁启超比他小九岁，不像吴铁樵，只小他一岁，以弟相称显得很自然，谭嗣同对梁启超，则只称卓如。梁启超基本上是个农家子弟，家风朴实，中规中矩；谭嗣同则出身于标准的官宦之家，见多识广，狂放豪迈。就阅历而言，梁启超自然是望尘莫及。如果说梁启超的学识和经验主要来自书斋和书本的话，那么，谭嗣同则除了读万卷书，还有过行万里路的经历。谭嗣同留下的影像不多，从目前仅见的几帧照片来看，他是个性情洒脱、英气逼人、慷慨磊落、无拘无束之人。实际上，他们的友谊，既基于相同的学术兴趣，也基于相同的政治观点，更基于相互之间的仰慕和惺惺相惜。谭嗣同欣赏梁启超的才情，梁启超虽然不像谭嗣同那样，经历过侠义思想的濡染，但少年气盛总还是有一些的，至少，谭嗣同的人生经历以及豪爽、自由、不受世俗束缚的真性情和阔达张扬的人格风采，都让他心生羡慕，也鼓荡起他的激情与冲决网罗的勇气。

办事读书两不误

梁启超在《〈仁学〉序》里也说：

余之识烈士（谭嗣同），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仁学—谭嗣同集》，1页，此据《清议报》本录）

多年后，在悼念亡友夏曾佑的文章里，梁启超再次回忆起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读书、切磋学问时的情景。他说：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佑）—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嗣同），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 —“衡宇望咫尺”，我们几何（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20页）

这种令人向往的境界，只有怀抱共同理想、追求同一人生目标的人，才可能拥有。他们就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思考、争辩，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并不固守自己的成见，如果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愿意放弃自己曾经信奉的东西。他们互相影响着，启发着，梁启超晚年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说：“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 ‘浪漫 ’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同上，20页）

梁启超后来所感觉可笑的，正是当时他们所困惑、所迷茫的，他们因困惑、迷茫而感到痛苦，而努力求索，谭嗣同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即《北游访学记》）中，汇报其游历京城、访师求友的经历，也谈到他的精神困境，他说：“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可倚。”他总结其原因道：“因自省悟，所愿皆虚者，实所学皆虚也。”（《谭嗣同全集》，459～460页）

谭嗣同的困惑正是梁启超的困惑，谭嗣同想要探求的，也是梁启超正在探求的。从公车上书后到戊戌变法前，约有两年多的时间，梁启超与谭嗣同大致在两个方向上努力：简而言之，一曰做事，二曰读书，如有其三，便是因读书而引起的思考和讨论。

就做事而言之，梁启超在此期间是以办报为主，他参与创办并担任主笔的报刊先后有《中外纪闻》、《时务报》和《知新报》，他的办报生涯亦由此开始，并因此奠定了他的舆论界骄子、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说到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在当时，没有人可以和梁启超相比，换句话说，当年中国人的觉悟和思想启蒙，首先得益于梁启超的文章。王照之流后来说过，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没做过什么事，以王照的眼光，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谭嗣同比梁启超更敏于做事，吴铁樵说他“精锐能任事”（《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86页），算是看得很准的。他也曾提出变法的主张，按照他的设想，则广兴学校，大开议院，训练海军，兴办商务，如此十年，等到国力强盛后，就可以逐渐修改乃至废除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谭嗣同回到浏阳，先与欧阳中鹄、唐才常等筹办算学馆，集资设立算学社，并协助先生参与了浏阳的赈灾行动。为筹集赈灾之款，他又与唐才常一起提出过在浏阳开金矿及煤矿的主张，并于当年十二月上旬到武汉去见他父亲的朋友，英国传教士马尚德，请教开矿之事，并为其产品寻求出路。此事大约并未办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半年，谭嗣同游走于北京、上海、武汉、南京之间，其间还同傅兰雅商量过浏阳锑矿的销售问题，并写信给唐才常等人，让他们到上海与傅兰雅进一步洽谈、交涉。不过，此事直到岁末也还在议论之中，并因官办商办的问题，朋友之间还发生了意见分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此时，谭嗣同大约已经结束了《仁学》的写作，更积极地投身于他所谓的新政之中。从这一年的四月开始，他开始参与时务学堂的筹办事宜；几乎同时，又与杨文会、徐积余等人，在南京办起了金陵测量学会；五月底，还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并提议以《时务报》的盈余在武汉创办《民听报》；六七月间，又有创办《矿学报》的动议；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末，谭嗣同还有受张之洞的委派，到长沙劝陈宝箴速办铁路、轮船的举动，并呈请设立湘粤铁路公司。

当年有许多新政，或是没有实行，或是半途而废，有时是因阻力太大，困难太多，推行不下去，有时是因办新政之人，不甚得力，一人任事过多，顾此失彼。这都是那个特定时代很难避免的。

做事之外，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读书。谭嗣同在南京候补一年，官场他很少应酬，书倒是读了不少，他颇为自豪地说，这一年犹如入山读书，所获颇丰。当时，他们所读之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传统旧学，再一类是所谓新学，也就是新译的西方书籍。他们努力造成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除此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对佛学感兴趣。梁启超则把佛学称作晚清思想界的“伏流”。由于作为“今文学家”的魏源、龚自珍的提倡，晚清许多“今文学家”都兼治佛学。康有为最具代表性，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也把佛学看得很重要。

除了康有为的影响和引导，梁启超治佛学还得益于朋友之间的相互启发和促进。那时经常参与谈佛的，有夏曾佑、吴嘉瑞、吴铁樵、宋燕生和谭嗣同。其中以夏曾佑、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谭嗣同治佛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99页）

他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也谈到治佛学的情形：

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暇望如天上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5页）

梁启超治佛学曾得到谭嗣同的激励，但谭嗣同治佛学却是从梁启超这里得到启发。在此之前，谭嗣同甚至“不知有佛”，正是梁启超的现身说法，使他了解到佛学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关系，才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9页）其后，在南京候补期间，他又结识了杨文会（仁山），

“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同上，109～110页）杨文会是当时的佛学大家，学问博而道行高，与康有为亦有交往。谭嗣同随他治佛学一年，领略了佛学的博大精深，在哲学认识论上接受了唯识论，并把这种影响施加到《仁学》的写作之中。学佛既然是件时髦的事，当时热衷于此的人也就很多，但梁启超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清代学术概论》，100页）

谭嗣同治佛学，吴嘉瑞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在《金陵听说法诗 ?序》中还说：“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全集》，246页）实际上，在这些人中，夏曾佑、吴嘉瑞、宋燕生在佛学方面的造诣，都比梁启超和谭嗣同高出许多。孙宝瑄（仲愚）的《日益斋日记》便记载了他们与学佛有关的聚会：

八月十四日，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

十九日过午，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梁启超年谱长编》，57页）

这里提到的七个人，即宋恕、吴嘉瑞、汪康年、胡仲巽、梁启超、谭嗣同和日记的主人孙宝瑄。据说，这张照片拍摄于上海光绘楼，孙宝瑄还在照片背面题有一偈：“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他们自比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摆出了不同的姿势，谭嗣同甚至致信汪康年，希望能通过对底片进行特殊处理，造成类似佛像的效果。他说：

雁菩萨（吴嘉瑞）又带到造像七躯拓本，具种种庄严、种种相，同人咸喜赞叹，说雁是入正定菩萨，嗣同是菩萨旁侍者，抑亦阿那含之亚也。此与嗣同平昔师事雁菩萨之旨正尔微合。前在上海，曾嘱造像之光绘楼造像，若佳，请其将原玻璃片存留，勿遽揩去，以便购回，随时晒印，务恳即为购出。并倩（请）其将雁菩萨与嗣同二躯另晒上一块小磁片，勿添颜色，第将余像暂用纸隔住，则所印止二像矣，亦甚易办耳 ……异时流落尘寰，后之考据家将曰此大魏太和几年龙门摩崖碑也，岂不亦狡狯矣哉！（《谭嗣同全集》，491页）

遗憾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并不能实现谭嗣同的想法，而更加遗憾的是，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造像，竟然真的“流落尘寰”，不知“后之考据家”能否将它重新发掘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佛学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乐趣。

“湖南之士可用”

丁酉年（1897年）十月初，梁启超离开上海《时务报》，大约在十月二十二日前就已抵达长沙。他此次湖南之行，是应黄遵宪等人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随行的教员还有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都是康有为的学生。

当时的湖南，在全国堪称最具活力，最有生气。梁启超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0页）

戊戌变法期间，新旧两党在湖南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旧党反应之激烈超过了任何地区，这与湖南的实际情形有很大关系。梁启超说：“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同上）

当时，湖南的形势非常喜人，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湖南之士可用”。所以，当梁启超受到邀请“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时，康有为显得很激动。（《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在梁启超入湘之前，特意就教育方针等问题，与同人一起商议，提出了四条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据说，梁启超极力主张第二种和第四种。而“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他们还根据所定宗旨编写了课本，后来，“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张之洞）。赖陈右铭（宝箴）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同上，88页）这些收回来的课本装满一箱，后来由狄楚青（卿）带往日本，保存在横滨的大同学校，由麦孺博负责，但以后亦不知去向。

很显然，康有为特别看重湖南，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不仅积极支持梁启超等人入湘讲学，他在与谭嗣同见面后，也“令复生（谭嗣同）弃官返湘”。那时，恰好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危机，并在西方列强中引发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热潮，“国势之陵夷”逼得他必须早作准备，所以他说：“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同上，94页）这里包含着一种最坏的打算。梁启超后来写信给陈宝箴，还在发挥康有为的这种设想。他先讲到陈三立邀请诸公讨论时局，并转达陈宝箴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商议出一个“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梁启超听了他这番话，“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而且，“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竟已六天六夜。睡不着时他想了很多，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变法之事却很难指望政府官员。如果寄希望于这些人，那么，“南山可移，东海可涸”，变法一事终究是办不到的。这样看来，就只有束手待毙这一条路了。数年之后，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列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所以，他说：“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11～12页）

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想法，梁启超并非不了解这种危险的严重性，他明白：“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但他认为，既然瓜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那么，忧国忧民的人就难免铤而走险。他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性，说道：“今日之督抚，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虽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究其他日结局，不出唐景崧、叶名琛之两途。一生一死，而其为天下之人万世之唾骂者，一而已。”（同上）陈宝箴看了他的信，估计会有一点心惊肉跳，他不希望更深地卷入到康梁的政治冒险中去，他的政治倾向、道德操守也不允许他这样想、这样做。但他并不怀疑梁启超救国救民的真诚，他知道梁启超所谓自立，绝不同于旧时代的军阀割据，只不过，他对康梁的激进亦有所不满，所以，只有采取有意疏远他们的态度。

实际上，入湘之初，梁启超几乎受到了全湘政学两界的一致欢迎，甚至像王先谦这样的守旧人物“亦称美焉”。在这里，他很快便进入角色，担负其总教习的责任。虽然他的教学生涯短暂到只有三个月，但他不仅为此制定了一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还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并附有《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这期间，他还作了《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等文章。那时，他与学生都住在学校里，每天上课四个小时，其他时间或讨论，或写札记。“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他给学生讲的主要是《公羊》、《孟子》，以此发挥他的民权思想，倡言革命。谈到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后来引起全湘大哗，群起而攻之，从湖南一直影响到北京，有御史甚至上书弹劾—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戊戌党祸的，就是这些札记和批答。（《清代学术概论》，84～ 85页）

时务学堂育英才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在其变法维新总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指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然而，民智如何开呢？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办学校。所以，他的办学热情是很高的，且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设想。这套理念和设想与他在万木草堂所受到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给了他实践这些理念与设想的机会，他将其贯彻于自己所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这个学约包含了十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与传教，其中，立志是根本，经世是核心。很显然，他所要培养的，正是以全新的社会理念治理国家的新型政治人才，从这里人们也很容易想到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思想。

他首先谈到立志，立什么志呢？他提到了孔子、伊尹、孟子、范仲淹、顾炎武等人的志向，然后他说：“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他借用朱熹的话说，立志就如同播种，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以此强调求学之始，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为功名利禄所困。他明确指出，“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因此，“有一于此，不可教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23～24页）

有了远大的志向，还要通过养心把自己修炼成一副金刚不坏之体，以抵御外界的各种诱惑，并使其成为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内在源泉，所以，他特别重视孟子的“不动心”这三个字，在他看来，孟子一生都得力于此。他指出：“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这种提醒时至今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实际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到处都充满了诱惑，一不小心，最初的人生目标就有可能被打破，被放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是来自外界的诱惑，有些则纯粹是自己主动的内心选择，主动放弃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去追求功名利禄、物质享受或无关紧要的“破碎之学”。他以曾国藩为榜样，指出：“大儒之学，固异于流俗哉。今世变益亟，乱机益剧，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历之境，其艰钜危苦，视文正（曾国藩）时，又将过之，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所以他说：“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他认为，养心有两种途径，一是静坐，二是阅历。年轻学子尚未走上社会，闭门读书，无所谓阅历，可行的只有静坐。程子曾要求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日之世，功课多，时间紧，没有这样好的条件，但每天也应拿出一小时或半小时做养心的功夫。这种静坐又并非如老和尚参禅入定，或道家的调息凝神、致虚守静，而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此是学者他日受用处，勿以其迂阔而置之也”。（同上，24～25页）

作为学者道德修养的最后一功，梁启超认为是“治身”。所谓治身，也就是严格约束自身的外在行为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办法就是每日睡前反省自己这一天的言论行事有没有不合礼法、有悖道德的情况，用这种方法不断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德。其目的就是为了“他日任天下事，更当先立于无过之地”也。（同上，25页）同时，群体精神，团结同志（乐群），以及强健身体，张弛有度（摄生），也被他纳入学校教育之中，成为学生必须完成的所有功课的一部分。这里，梁启超通过其教育理念，已经初步表达了他的“新民”思想，这应该也是其大同理想中人的改造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其后由毛泽东所发扬光大的对人进行改造和重塑的运动中，也还能看到梁启超的身影。

当然，学生以学为主。梁启超对于学生的学业也是非常重视的。他提醒，学生在其志向确定之后，还要在读书治学上下功夫，才能使得其志落在实处，“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在其所定“学约”中，其四读书，其五穷理，其六学文，看起来都在讲知识的传授与接受，但是，与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已有很大不同。传统教育也强调读书，但“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却很少，由于这个原因，“儒者遂以无用闻于天下”。梁启超不主张读无用之书，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读书一定是和经世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而且，今日所言经世，又与唐宋以来所说的经世不完全一样，要解决今天的实际问题，不仅要读中国书，更要读世界各国的书，甚至，“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这是今天的学生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所以，“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这样才能改变以往读书“于大道无所闻，于当世无所救”的状况。他说：“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意，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同上，24～28页）

可惜的是，梁启超虽有极好的教育理念，但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实践，却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戊戌年（1898年）二月十四日，他便因病离开长沙，回上海去了。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不拘形式，而朝气蓬勃、精神充沛、乐趣的、进取的学风之下，自然能够造就出非常奇伟的人才来。当初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庚子汉口革命之役，教习唐才常率领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傅兹祥等二十余学生，受着孙、梁共同的指挥，联合会党举义兵不成，踏着 ‘戊戌六君子 ’的碧血，而碎首成仁于国贼张之洞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谓 ‘庚子六君子’！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已去了一半。那时四十门徒中，最小的一位蔡艮寅，只有十六岁，大家都很爱他，他便是我中华民国建国伟人中的一位，民四护国之役的元勋—蔡锷将军。门徒中最穷苦的，要推范源濂。他在开国时期，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中国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学界的建设成绩是决然不朽的。总之，这样一种 ‘设备不具 ’的学堂，竟培养了如此伟大、质量俱优的杰出人才，真是收获着‘乐育英才 ’最大的成功”。（《梁启超传》，44～45页）这里所述，应该是时务学堂最值得骄傲之处。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学堂能和时务学堂相比。

开启民智南学会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讲学，梁启超还与谭嗣同、黄遵宪一起参与了南学会的筹办工作，并为之作《南学会序》。如果说办学校是为了培养年轻后学、少年子弟，为将来储备人才的话，那么，办学会则是为了开启民智，使民众觉悟到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并逐步养成参政议政的习惯和能力。在他看来，这是使国家由弱变强走向新生的最有效的办法。不过，南学会二月初一日首次开讲，谭嗣同、皮锡瑞、黄遵宪、陈宝箴等都发表了演说，梁启超却因病重未能参加。那时，他们的野心都很大，忧虑也很深，谭嗣同在给陈宝箴的信中就曾提到兴办南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救亡”，要作“亡后之想”，“筹办亡后之事”，他指出，既然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者不能保证中国不被瓜分，生民不遭杀戮，那么，就应该兴民权而自救之。而要兴民权，没有比国会更有效的了。学会恰恰隐含着国会和议院的性质。他说：“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既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有了学会，也就有了未来国会的基础。（《谭嗣同全集》，278页）

梁启超在《湖南广东情形》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辗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 □□□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他甚至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37～138页）

大约那个时候的维新人士都很看重西方的议会政治，《黄公度先生年谱》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会中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讲论会友，以学问渊博、擅长言词者充任，当时公推先生主讲政教，皮鹿门（锡瑞）主讲学术，谭复生（嗣同）主讲天文，邹沅帆（代钧）主讲舆地。在第一次讲学时，陈右铭（宝箴）、谭复生、皮鹿门及先生俱曾讲演。先生首倡民治于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人境庐诗草笺注》，1224页）

维新守旧水火不容

很显然，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对于湖南的“政改”，抱有一种更大的希望或野心，而关键还要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态度。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祖父、陈三立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昏庸、保守的官僚，而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有真性情且又老成持重的封疆大吏。乙未年（1895年）八月，由于荣禄的保荐，诏授湖南巡抚，甫一上任，便以“变法开新”为己任，将行新政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诉求，先后“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171页）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对此有一段非常切实的评价，他说：“湖南之焕然濯新，实自陈右铭抚湘始。当时勇于改革，天下靡然从风，右铭先生与江建霞（标）、黄公度（遵宪）、梁任公（启超）等入湘，併力启发，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长门诸藩。”（同上，226页）可见其声势浩大。不过，陈宝箴对于维新派的主张并不完全认同，而是有所保留。他几次请谭嗣同回湖南，但谭回到湖南后，却始终未被重用。据陈寅恪回忆，筹办时务学堂之初，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聘请康有为主讲时务学堂。陈宝箴征求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他曾见过梁启超的文章，“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儿子的意见，才决定放弃康有为，改聘梁启超。（《寒柳堂集》，167页）从这里也能看出陈宝箴对康有为等人的态度，一方面，他不得不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在湖南开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很难接受其民权、平等的主张，对康有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议论，也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对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请求设立南学会的真实意图是清楚的，但他总是尽可能地要控制局面，不让改革的列车驶出他所设定的轨道。所以，他在南学会的演说，并不理会谭嗣同、黄遵宪大谈民权、议会，而是强调该会宗旨在于防治有人反洋教，皮锡瑞在《师伏堂未刊日记》中记载陈宝箴所说：“中丞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4辑，77页）

此时，梁启超已离开长沙，谭嗣同则留下来继续参与南学会的组织工作和演讲。如果说他的确是在四月初离开长沙的话，那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六次到南学会发表演讲（一说八次）；梁启超离开长沙的第二天，《湘报》创刊，他还担任《湘报》的董事兼撰述人，并为《湘报》撰稿十六篇。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已不断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先是湖南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他联合杨宣霖等数人，上书院长王先谦，要求辞退梁启超等。他们指出：“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苏舆集》，164页）王先谦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并邀叶德辉等与巡抚陈宝箴交涉，受到陈宝箴的斥责。王先谦不服，再次致函陈宝箴，为宾凤阳辩护，并以辞去岳麓书院院长相要挟。陈宝箴感叹：“国家事势至此，我辈尚以口齿微嫌，龂龂不已耶。”最终只有将时务学堂教习中的康门弟子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全部辞退才算了结。

不久，又有左都御史徐树铭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并要求责令其撤换梁启超，另聘宿学老儒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实际上，在徐树铭上疏的前两天，张之洞已经致电陈宝箴，提醒他警惕报纸的言论，以防言官弹劾，结果，不幸被他言中。但徐折留中，光绪帝不予理睬。不过，此事并没有完。在湖南守旧人士的鼓动下，紧接着，便“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也就是说，光绪又把它留中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26～127页）

至此，新旧两派的情形已成水火之势，而谭嗣同在《湘报》接连发表《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以及《治事篇第十 ?湘粤》两篇文章，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不仅使守旧人士更加愤愤不已，而且，还引起了维新人士的不满，陈三立、邹代钧等人便指责谭嗣同钻营康门。随后又发生了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札记的事，更进一步造成了维新派内部的不和，谭嗣同与陈三立、邹代钧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一再谈到他与谭嗣同、熊希龄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

湘事大坏，义宁（陈宝箴）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狓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6页）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磬。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作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徧天下，可畏也。（同上，2757页）

这里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味。情况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但分歧和不满确实存在。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就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

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皇遽无措，问计秉三（熊希龄）乃尽一夜之力统加决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近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徧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谭嗣同全集》，474页）

陈三立平时对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言行或有不满，对康有为更有很深的成见。他到欧阳中鹄那里告谭嗣同的状，说他有意与康有为套近乎，自称其门人，是给湖南人脸上抹黑，要欧阳中鹄设法阻止他。这事偏巧被谭嗣同撞上，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及下午到尊处，见某在座，神色颇异，方欲与言，旋即避去。”这个“某”，所指应该就是陈三立。他是否以为谭嗣同《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一文的结尾数语是骂他，我们已无从了解，但谭嗣同认为，他是出头领了这个骂的，“乃彼则自出承当，谓为詈彼”，并由此揣测他的心机，“平日诋卓如（梁启超），诋绂丞（唐才常），（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测矣。而又往函丈（欧阳中鹄）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同上477～478页）他以为陈三立是受了别人的蛊惑和影响，希望欧阳先生能转告陈三立：“远毋为梁星海（鼎芬）所压，近毋为邹沅帆（代钧）所惑。”这个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幕僚，在海内群起攻击康梁时，他是最积极的一个。湖南维新人士间发生矛盾，致使“湘事大坏”，他要负很大责任。陈三立视康梁为洪水猛兽，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挑唆。谭嗣同激愤不已地质问他们：“康某果何罪于天下，乃不许人著一好语耶！”（同上）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就在湖南的顽固守旧人士对谭嗣同、梁启超穷追猛打之时，他二人却已先后来到北京。梁启超到北京的时间大约在二三月间。当时，俄国向中国政府索要旅顺港口和大连湾，梁启超与麦孟华协助康有为奔走其事，遂约同两广、云、贵、山、陕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并请求变法拒俄。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梁启超紧随其后，也跟着大力提倡。保国会首次开会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地点在南横街粤东会馆，众人推举康有为发表演说。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梁启超没有参加，但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会，梁启超不仅参加，而且发表了演说。

这时，发生了德军在山东即墨孔庙毁坏圣像的事件，消息传到北京，举人们都非常愤慨。梁启超与麦孟华、林旭等十一人联名上书，他撰写的《呈请代奏查办德人毁坏圣像以伸公愤稿》还刊登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1898年 6月 3日）的《湘报》上。当年五月，梁启超还联合百余举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但是，都察院、总理衙门都不代奏，举人们也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由此拉开大幕。就在光绪颁布《定国是诏》的第三天，二十五日，徐致靖上了著名的《保荐人才折》，向光绪保荐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个人，他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并称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当日虽然还有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诸人的折子，但光绪皇帝对弹劾他们的折子置之不问，对于举荐他们的折子则明发上谕，谭嗣同着江苏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梁启超年谱长编》，120～121页）

对于光绪皇帝的谕旨，总理衙门没敢耽搁，五月十三日，奕劻等就上了《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片》，称赞他“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而且称他“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建议“酌予京秩，以资观感”。（《戊戌百日志》，98页）意思就是请皇上酌情委任他一个京官的职位。其实，早在五月初十日，奕劻等在《遵议开馆译书折》中就给梁启超作了安排：“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同上，91页）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又上了《请京师编译局并归举人梁启超主持片》，主张将京师大学堂所设译书局，一并交给梁启超办理，并称：“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行分纂，必能胜任愉快。”（同上，105页）

光绪在五月十五日这天召见了梁启超，并要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一书。作为一介布衣（即没有官职的人），能受到皇帝的召见，这在当时已经是天大的殊荣。当天，光绪皇帝就下谕：“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上，109页）不过，也有人认为召见并不顺利，梁启超当时并未得到重用。梁启超去世后，曾因弹劾礼部六堂官而在戊戌政变后与康梁一起逃亡海外的王照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这样回忆：

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戊戌变法》二，573页）

梁启超倒是不嫌皇帝给他的官小，他很快就将译书局的筹办工作开展起来，六月二十九日，通过孙家鼐代奏，将他所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以及译书局筹办情形进呈给皇帝。光绪给内阁的上谕很快就发了下来，梁启超所请三件事，都得到了批准。上谕中说：“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着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置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着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至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迟延。”光绪还指示：“国家昌明政教，不惜多发帑金，该大臣等务当督催在事人员，认真筹办，务令经费卓有余裕，庶几茂矩闳规，推之弥广，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同上，54～55页）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再上一书，请求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并希望能为书籍、报纸免税，也得到了光绪的首肯。特别是梁启超提出，翻译学堂的学生，如果考试合格，学业有成，也应给予学生出身，光绪也欣然接受。梁启超后来作《戊戌政变记》，写到这里还颇有些得意：

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梁启超年谱长编》，128页）

谭嗣同进京

谭嗣同进京要比梁启超晚了许多天，因为他有些事务要处理，而且，他到湖北后又大病一场，也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对于能够离开湖南，进京发展，他还是充满了欣喜。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谭嗣同全集》，530页）在圣旨和总理衙门电报的一再催促下，他决定于六月十六日启程，应召入京。康有为 1901年写给赵必振的信里，提到谭嗣同赴京之前见张之洞的情形：“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语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复生至上海，与诸同人论。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当时《知新》亦然。复生到京师，即令吾晓告《清议》（康记忆有误）《知新》诸报，然当时京师之哗谤，文悌攻我保国会，谓吾欲为民主，保中国不保大清，致荣禄得藉此以报那拉，于是圣主几弑，而令中国几亡，酿至今八国入京，东三省被割。虽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有一（以）致之。”（《戊戌变法史研究》，3页）

康有为的这段话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一个是说，谭嗣同应召北上，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能推行维新变法，他在写给妻子李闰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他甚至告诉妻子：“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谭嗣同全集》，531页）另一个是说，朋友们不知权变，在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以后，还在大谈民主、民权，给顽固派留下把柄，诬蔑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的发生，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谭嗣同到北京已经是七月初五日，离八月十三日“六君子”蒙难，只有三十八天。在他进京半个月后，即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所作《谭嗣同传》中提到：“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饮冰室合集 ?专集》，107页）他还写到召见时的情形：“谭嗣同召见时，当面询皇上病体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尝有病，汝何忽问此言？谭乃惶恐免冠谢云。”（同上，63页）关于这次召见，坊间也有许多说法，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嗣同既得见上，慷慨论列当年之利弊，上大悦。”（见《知新报》第 75册《清国殉难六士传》，转引自《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92页）又如《知新报》第 73册载铁冶生的《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一文，其中引述了《天南新报》所录光绪皇帝给谭嗣同的口谕：

我为二十三年罪人，徒苦我民耳，我何尝不想百姓富强，难道必要骂我为昏君耶？特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我实无如之何耳……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也。（同上）

谭嗣同就在这天与杨锐、刘光第、林旭一起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按说，军机章京归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军机大臣直接领导。但是，新任命的四章京却有些特殊，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职责是专门阅看司员士民的上书，并由他们对这些条陈添加“签语”，再奏明皇帝，形成旨意，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秘书班子。梁启超把他们比作宋代的参知政事，说他们实有宰相之职，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们四人分值两班，杨锐、林旭一班，双日入值，刘光第、谭嗣同一班，单日入值。值班期间，如有司员士民上书，先由他们签拟，类似于传统内阁的“票拟”，即在这些时务条陈上签拟意见，方便皇帝阅看。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却要大于军机大臣，因为军机大臣只是奉旨票拟，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晋的四章京却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81页）

请开懋勤殿

据梁启超讲，七月二十七日上谕就是谭嗣同草拟的：“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7页）

关于开懋勤殿，命谭嗣同拟旨一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还有一段记载，与上述略有不同：“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秉命西后，即见施行。”（同上， 73页）梁启超的这两段记载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提到了皇帝命谭嗣同草拟上谕。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也说，光绪曾因开懋勤殿令谭嗣同拟旨。不过，据后来许多学者考证，光绪皇帝自七月二十日召见谭嗣同之后，一直没有再召见他，于是，谭嗣同是否替皇帝拟过这道谕旨也就变得十分可疑了。

不过，光绪皇帝那天的确发布了一道谕旨，而且要求各省督抚将这道谕旨悬挂在衙门大堂让众多的人都看到，“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在这道谕旨中，他批评了“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提出要学习西方政治，各地司员士民上书言事，督抚不能稍有阻拦，必须将代递各件原封呈递，“总期民隐尽能上达”。（《戊戌变法》二，84～85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新政诏书恭跋”里称赞这道谕旨：“此诏为国朝第一诏书，恻怛爱民，饥溺自任，以变中国二千年之弊政，定开懋勤殿选通才入直之旨。”并再次强调此诏“为谭嗣同所草”。（同上，85页）

其实，不管谭嗣同是否拟了这道谕旨，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确有开懋勤殿的打算，而康梁一党也的确一直鼓动光绪皇帝开懋勤殿。因为，只有通过开懋勤殿（又称议政局），康有为、梁启超等才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所谓懋勤殿，是宫中的一处殿阁，位于乾清宫西侧，共三间，建于明嘉靖年间。它的南面为月华门，由此可出入养心殿。月华门南为内奏事处，再往南就是南书房。明代礼部尚书夏言拟额为“懋勤”，取“懋学勤政”之意，用于收藏图史文书。清沿袭明制，凡图书翰墨仍藏于此处，康熙就曾在这里读书。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咸丰中叶，何秋涛福建主事以进《朔方备乘》，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后，殿久虚，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以其与南斋毗连也。”而光绪皇帝有意开懋勤殿，目的却是“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基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坐，讨论政事”。（《戊戌变法》一，477页）也就是光绪皇帝在原有权力格局之外，拓开一点属于自己的权力空间。

根据内档记载，光绪皇帝二十九日到颐和园乐寿堂给慈禧请安，侍膳。其间或许提到开懋勤殿的想法，慈禧没有同意。这个惯弄权术的老太太当然明白皇帝想要什么，而且在她看来，光绪皇帝的这个想法，不仅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绝不能让它实现。何况十天前光绪皇帝一怒之下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位堂官的官职，同时表彰了敢于顶撞礼部堂官，坚持上奏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赏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已经让慈禧大为恼火，被她看作是光绪的大不敬，要夺她手中的权力。现在，他又提出开懋勤殿，在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外另搞一套，对她的权力基础更是一种很严重的威胁，所以她坚决反对。慈禧的这种态度从第二天光绪皇帝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甚至感到有一些不安。所以，第二天，就有了光绪皇帝召见杨锐，赐他密诏的事情发生。

光绪密诏

但这个密诏的具体内容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公之于世。据罗惇曧《宾退随笔》记载：“宣统元年，杨锐之子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既奏上，监国询庆亲王奕劻云何，奕劻言不当宣布，以伤孝钦后地下之心，乃仅付史馆敬护而已，亦不敢卹（恤）杨锐也。是诏当时多录存者，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先后录以见示，足见德宗绝无废太后之心，特当时造谣以重变法诸臣之罪耳。”（《戊戌变法》二，92页）录存这个密诏的还有康有为的同年，广西人赵炳麟，他在《光绪大事汇鉴》中所录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目前所见最好的版本：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通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知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转引自《戊戌百日志》，528～529页）

可见当时的情形已非常紧张，而且，就在七月二十七日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湖南举人曾廉请都察院代递了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的条陈，并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课卷上的批语摘引下来，逐条加以批驳，作为他指斥康梁以民权平等之说蛊惑人心的证据，他甚至请求皇上“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国家自安”。（《戊戌变法》二，493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之《刘光第传》中写道，光绪看到曾廉的上书，“深文罗织，谓及叛逆”，“恐西后见之，将有不测之怒，乃将其折交裕禄，命转交谭君，按条详驳之。谭君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君（刘光第）与谭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敬而惊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5页）但据茅海建等人研究，实际情况应当是：当日，由刘光第、谭嗣同当值，见到曾廉的条陈，谭嗣同按规定先拟了“签语”，称言“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之，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光绪皇帝见到后，不愿将事态扩大，遂将此折作为“留中”处理，搁置了之，并下旨此条陈不再呈送慈禧太后。总之，从目前的清室档案中我们看不到曾廉的这个条陈，有传言说已被谭嗣同烧毁。但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应该是在都察院代递之前，已有很多人传抄的结果。（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679页）

曾廉弹劾康梁一事几乎可以说是戊戌政变的序曲或前奏。据说，光绪七月三十日赐杨锐密诏的同时，另有赐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八月初二日，形势更加紧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而且，又赐康有为密诏，并由林旭带出，嘱咐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戊戌变法》二，97页）这次密诏就是康有为所谓“衣带诏”。但根据今人的大量研究，与康有为有关的这两个密诏都是他事后伪造的，可以确认的似乎只有光绪赐给杨锐的那个密诏。八月初二日召见林旭，很可能只有“口诏”。在这里，光绪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在锐意改革和让太后满意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说近来揣摩皇太后的意思，不愿意将法尽变，也不希望把老臣都赶走，完全起用新人。十九日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皇太后也认为做得太过了。如果不顾一切，“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于是他问，你们这几个人，有没有什么良策，既可以将旧法完全改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让通达英勇的新人都能参政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他希望四章京与其他同志能商量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转引自《戊戌百日志》，528～529页）

不过，这几个人无论如何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使光绪皇帝摆脱困境。甚至，杨锐在拿到密诏后是否和其他几个章京商议过，现在也还不能确定。直到八月初三日早晨，林旭才将两份所谓密诏带到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希望他能拿出个办法。这时，谭嗣同恰好也在。他又把梁启超、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人召来，一直在袁世凯处襄办军务的徐世昌也来了，大家先是痛哭了一阵，商量出来的办法，似乎仍是劝袁世凯起兵勤王。《康南海自编年谱》详细记载了那一天的活动：

初三日早，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读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以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廿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招卓如（梁启超）及二徐（徐致靖、徐仁镜）、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皇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9页）

求援袁世凯

谭嗣同当天晚上就去了袁世凯在北京所寓之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这在袁世凯《戊戌日记》中记载甚详。在这里，谭嗣同向袁世凯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计划，袁世凯记下了谭嗣同的所为和说辞：

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荣禄）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67～68页）

然而，以袁世凯的巧诈多智，并没有给他具体的承诺，只是虚词应对而已。第二天一早，他在寓所遇到来访的毕永年，告诉他“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然而毕永年却因此判断“事今败矣”，并于当天中午搬出南海会馆，转寓宁乡会馆去了。（见毕永年：《诡谋直纪》，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761页）而就在前两天，谭嗣同还曾发电报给唐才常，让他尽快带人来京相助。据说，谭嗣同入京前就与哥老会的人接触过，并托唐才常、毕永年和他们联系，有几十个人可以听从他的指挥。他甚至还有过请大刀王五入宫救出光绪的想法和安排。

胡思敬也认为是谭嗣同首先提出了“围攻颐和园，囚禁西太后”的计划，他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得有鼻子有眼：谭嗣同“引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有为执嗣同手，瞪视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招董福祥，嗣同不可”。（《戊戌履霜录》卷二，见《戊戌变法》一，377页）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故意编的一个故事，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至少以谭嗣同的性格而言，他能说出这番话来。

初六日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的住处。谭嗣同恰好昨天从南海会馆搬到了浏阳会馆。他们正在商议对策，忽然有人来报，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的住处已遭查抄，并传慈禧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好在康有为已于昨日出京。谭嗣同这时倒很从容镇定，他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8页）这时他已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但他又说：“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梁启超听从谭嗣同的建议，当天就去了日本使馆，当晚就住在那里。而谭嗣同则“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但捕者竟没来，第二天，他又去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见面，劝他到日本去，并带去了自己所著书籍和诗文辞稿本数册，以及家信若干，托付给他。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程婴杵臼是春秋时的人物，为救赵氏孤儿，一个活了下来，一个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僧月照和西乡隆盛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人物，参与维新变法，在失败后的绝望中，也是一个活下来，一个死去了。谭嗣同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比附他与梁启超，希望也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同上，109页）

喋血菜市口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梁启超最初担心自己也将被捕，并在三天内被杀，他到日本公使馆去见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时候，还郑重地请他帮忙做两件事，一是救皇帝，再一个是救康有为。但林权助和伊藤博文都准备先救他，并说：“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梁启超年谱长编》，156页）大约第二天，他便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日本人的模样，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并很快登上了日本军舰大岛号。谭嗣同被捕时，梁启超应该已在日本兵舰上了。这时，他孑然一身，仓皇东渡，后来他曾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饮冰室诗话》，2页）船行期间，他还作了一篇《去国行》，慨然长叹：“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五〔下〕，2页）

谭嗣同或许是可以不死的。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一再劝谭嗣同到日本去，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当年《知新报》在报道此事时，也提到谭嗣同曾说过这番话，这与谭嗣同一贯的想法是一致的。八月十三日，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谭嗣同年仅三十三岁。梁启超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9页）也有记载说他是讲了话的，流传比较广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全集》，287页）还有一种说法，见于《知新报》第 103册：“临斩之际，曾号于众曰：‘是日每斩一首级，则异日必有一千倍人起而接续维新。’”这自然是谭嗣同所希望的，他之所以一定要死，就是想以自己的死，唤醒更多的人，投身改革变法的事业。李提摩太有一段话似乎可以和《知新报》的报道相互印证，他说：

当他们解往刑场的时候，林旭请求允许说几句话，但是被拒绝了。可是，谭嗣同不顾是否允许，勇敢地说，他听说别的国家有许多维新志士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他对刑官喊道：“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的工作，尽其忠诚去反抗篡夺。”（《戊戌变法》三，566页）

谭嗣同狱中绝笔信是真还是假

谭嗣同死后，他在狱中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笔信经报纸刊载而广为流传，并分别收入《谭嗣同全集》。但王照在梁启超去世之后写给江翊云和丁文江的信中，却揭发绝笔信为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伪造。（《辛亥革命》二，575页）据唐才质所作《戊戌闻见录》，他说，唐才常当年曾讲到，绝笔信出自梁启超之手，他伪造此信的目的，“欲藉以图勤王，诛奸贼耳”，是一种政治需要。（《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236页）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也很有名。此诗最早由梁启超刊布，他在《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中写道：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9页）

此后，梁启超撰写《饮冰室诗话》，又一次刊载此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饮冰室诗话》，14页）

关于两昆仑，梁启超认为：“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谭嗣同）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

这里略有不同的是，“望门投宿”改为“望门投止”。民国初年，谭氏后人刊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就从梁著转录此诗。再后，陈乃乾和蔡尚思等编印《谭嗣同全集》，都将《狱中题壁》诗收录其中，一直未见有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直到1969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对此提出了疑问，他的根据来自一本名为《绣像康梁演义》的小说。该书卷四记载了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在临死前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首先判定，这首诗是谭诗，却被演义作者误记为林诗；同时他认为，《绣像康梁演义》所记谭诗比梁启超所记更加真实可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保皇，故意贬低谭氏的自立民权思想，导致了他对谭诗的“润色改易”。但他也承认，《康梁演义》毕竟是小说，而且错字甚多，希望在北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努力访求谭诗早期的传抄本。

1995年 6月，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发表《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公开了自己在近代史研究所找到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戊戌年刑部传抄本。这个传抄本保留在《留庵日钞》中，它的作者唐烜当时为刑部司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 10月 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晚清佚闻丛考》，200页）

唐烜的这段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乙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进士，旋授刑部主事，尔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戊戌政变期间，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关于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尤详，我们不能不相信他的记载。

既然如此，我们再看唐烜所记与梁启超所记有哪些区别呢？首句“望门投宿邻张俭”，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宿”改为“止”，这是用了《后汉书?张俭传》中“望门投止”的原句，他又将“邻”改为“思”，却有些费解，如果说邻与怜通，显然用“怜”字比用“思”字更有意味，梁启超选择用后者，只能说他在作诗上还欠些火候。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

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树根”，梁氏将“树根”改为“杜根”，“树”“杜”音近，听错以致误记亦很难免，以梁启超对史书之熟悉，想到“杜根”是很有可能的，杜根亦东汉时人，曾上书请邓太后归政于安帝，太后大怒，杀之。幸好行刑人不甚得力，使杜根得以逃过一死。谭嗣同或许希望在他死后朝中能有人效法杜根，也未可知。至于把“树根”比附为菜市口刑场每以巨大树根剖面为刀俎，则大可不必，太过牵强了。

第三句“吾自横刀仰天笑”，梁启超将“吾”改为“我”，“仰”改为“向”，这一改动并不涉及诗的含义，只是对平仄四声的一种调整，读起来更有抑扬顿挫的感觉。

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则梁氏所记与唐氏所记相同。

至此可以认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和《饮冰室诗话》中刊布的谭嗣同所作《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并无不妥。虽然他在转抄过程中对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无伤大雅，说不上是“篡改”。这一点，黄彰健先生在读过孔祥吉先生的文章后也不甚认可，不过，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谭嗣同在狱中写下的诗作，而推测其可能作于戊戌（1898年）八月初七日与梁启超言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一抱而别”之后。由此可见，这段公案尚未了结而有待后人。但他将“两昆仑”解释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一留一去，似乎更符合诗人当时的所思所想。梁启超硬要指为“康有为”和“大刀王五”，的确有些牵强。或许他确有难言之隐，也说不定。（以上参见《晚清佚闻丛考》，201～209页；黄彰健：《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808～818页）

第八章　知时达务：梁启超与汪康年

十二岁的梁启超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便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到广州拜师求学。他的老师先后有吕拔湖先生和陈梅坪先生，后来又有石星巢先生。石先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到中年以后，他在写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还说：“此老旧学尚好，吾十五六时之知识，大承得自彼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9页）

石星巢（1852—1920），广东番禺人氏，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他的情况，只知他本名炳枢，后改名德芬，星巢是他的字。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梁启超出生那年，他考中举人，先在广西任知府，后官至四川道员，不久，便返回广东老家，以教书为业。他的寓所建在广州城南的清水壕，被称为“石室”，又称“徂徕山馆”。这个名字应该是有些来历的，北宋儒学大师石介，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人，其境内有一座徂徕山，所以，石介便以“徂徕先生”自称。八百年后，石星巢以“徂徕”命名自己的寓所，当然不只是因为姓石，更主要的，还是追慕石介先生的学问和人格。

当时，广州城里有五大书院，分别为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名气都很大。他们的首席教授，人称山长，都是当地很有身份的学者，地方长官新来乍到都要先拜访他们，对他们是很尊敬的。梁启超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学海堂读书，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离开学海堂，大约五年时光，他完全沉醉在知识的海洋里。先是插班生，后转为正班生，同时还在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听课。在这里，他眼界大开，精神豁然，从而改变了从前“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的孤陋寡闻，“乃决舍帖括”。（《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什么是“帖括”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之类的教辅书。

学海堂是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他把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流带到了岭南，广州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梁启超很快就成为学海堂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他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藏宝洞一样，贪婪地汲取新的知识。但他又是个很不容易满足的人，他在多年以后说到自己的求学：“若启超者，性虽嗜学，而爱博不专，事事皆仅涉其樊，而无所刻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十九，1页）

所以，当他听说了石星巢先生的人格、学问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拜在石先生的门下。石星巢也是汉学一脉，所授学问不过训诂词章，但梁启超对石先生似乎有更多的好感，而石星巢也很喜欢这个聪颖而又勤奋的学生，称他为“卓荦之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中举后，石星巢写信给另外一个学生汪康年，希望他能在第二年春天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的时候，给予照顾和帮助。这样看来，梁启超结交汪康年，最初是由石星巢先生牵线介绍的。

师出同门，谊非寻常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人氏，中年以后自号毅伯，晚年又自号恢伯，最早翻译《茶花女》的林纾解释为“灰心时事也”。（林纾：《汪穰卿先生墓志铭》，见《汪穰卿先生传记》，5页）他和梁启超的缘分，真是不浅，不仅同出一个师门，而且还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同科举人。区别仅在于，他的考场在浙江，梁启超的考场在广州。他自光绪七年（1881年）求学于石星巢，执弟子礼，比梁启超早六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和梁启超同赴北京参加会试，这一年他三十岁，而梁启超只有十八岁，第一次出远门，所以，作为老师，石星巢请汪康年照顾他的这位小学弟，也在情理之中。

这次会试，梁启超与汪康年双双落选，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线离开京城。汪康年选择去湖北，两湖总督张之洞请他做家教，教两个小孙子读书，不久又在自强书院给他安排了编辑的职位，还请他做了两湖书院的教员，其实就是张之洞的幕僚。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张之洞身边及湖北官场上的人，大大增加了自己的人脉。梁启超呢？他在父亲梁宝瑛的陪伴下回了广东，准备继续读书。途经上海时，他买了一本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这是个世界人文地理的普及本，初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书中以地球为引子，先介绍东西两个半球的概况，然后，又按照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方的民主制度，比如英国的议会、美国的独立战争等。对新知识充满好奇的梁启超，很快就被这本书吸引了，这时他才知道，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五大洲还有许多国家，他们也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其他外国书也让他感兴趣，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也只能望书兴叹。这一年的秋天，他离开学海堂，拜在康有为门下，并与陈千秋等人一起，请康有为开馆讲学，成为万木草堂的学生，这才有机会读到更多的西方著作。他在万木草堂读书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发生了“公车上书”这件大事，从此，梁启超追随在老师身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万木草堂，学生生涯到这里便结束了。

这几年，梁启超与汪康年有过一些书信往来，曾把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介绍给他，还托他代售老师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梁启超曾把这本书的印行比作“台风”，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清代学术概论》，78页）也就是说，人们奉行了两千余年的经典，从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一人敢违”，“无一人敢疑”（《新学伪经考》，2页），现在，忽然有个叫康有为的跳出来说，这些书都是伪造的，是赝品，是一钱不值的废纸。你想，他这么一说，不仅靠这些书吃饭的文人不答应，靠这些书为自己的权力提供合法性的统治者更不能答应。所以，该书印行不久就遭到清政府的封杀，书版被毁，发行也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代售该书应该还是有危险的，但汪康年没有推托，可见他们的交情绝非泛泛。不仅如此，梁启超在另一封信里还鼓动汪康年支持张之洞修铁路的主张。修铁路，开工厂，造轮船，这一直是洋务派所热衷的，他们很希望能在不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的前提下，通过这些自强事业使国家强大起来。张之洞便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实际领袖。就像张之洞有时也大模大样地掏钱赞助开学会和办报纸一样，这时的梁启超却也对修铁路感兴趣，他对汪康年说，如果铁路能够修成，则中国“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0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汪康年进京会试，中了第二十七名。发榜后，因突发足疾，行走不便，未能参加殿试，直到两年后，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才又入京补考，考了个三甲第六十一名。这时，梁启超也携家人来到北京，他在这里一直盘桓到十月，结交了不少贤者名流。这时，中日在朝鲜开战，李鸿章迟迟不肯调兵，外交又寸步不让，结果被迫宣战。黄海一战，中国海军战败，不久，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北京亦有风声鹤唳之感。无奈之下，梁启超将家眷送出京城，归省贵州，他也于十月六日离京南下，返回广东。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汪康年大约是见过面的，由于汪康年补考之后很快便离开京城，回了湖北，他们只能书信往还，交流各种信息，特别是中日战争进展的情况。这期间，梁启超还一再提起在京时多次讨论过的话题，即多方联络和发现人才，并说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年春天，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这是他与科举的最后一次“调情”，此后便不再有科场入闱之事。这时，李鸿章临危受命，接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前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求和，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把尖刀插在中国人的心上，每个人都有一种心痛滴血的感觉。从四月十四日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举子到都察院上书，反对朝廷签署和约。这时，聚集在北京的各省举子已有万人，大家群情激愤，康有为遂倡议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地赔款，要求变法维新。“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13页）《任公先生大事记》也记载：“乙未公车上书，请变法维新。倡之者康南海，而先生奔走之力为多。”（《梁启年谱长编》，37页）这是梁启超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开始。由于公车上书的影响力，一时间，朝野上下，包括光绪皇帝，都有发愤图强的表现。所以，尽管有汪康年写信相邀，请他去上海商量创办《译报》之事，但他却被京城的形势所吸引，迟迟不肯动身。何况，北京这时也要办报了，他在五月间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

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由）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同上，40页）

这封信在《汪穰卿先生传记》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中都被注明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其实是写于 1895年五月中旬，这里所说的办报，是指未办即夭折的《译报》。此外，所提到的开学会、编辑《经世文新编》，都是梁启超于 1895年在北京拟办之事。十月初，梁启超信中所说的学会即强学会在京成立，作为强学会的会刊，《中外纪闻》也开始随宫门钞（清代宫廷的官报。由内阁发抄，内容包括宫廷动态、官员升除等。因由宫门口抄出，故名。又称邸钞。）发送。到了十二月中旬，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先后被查封，报纸也办不下去了。这时汪康年又来信邀他到上海办报，他在离开北京之前写信给汪康年，抱怨：“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对于办报，他没有异议，只是担心报馆“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如果不成，他就打算去湖南了，“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他知道汪康年与陈三立、邹代钧关系不错，还希望能为之事先疏通。（同上，53页）

共同创办《时务报》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抵达上海，参与《时务报》的创办。此前，他还收到了黄遵宪邀他来沪办报的信函以及康有为的师命。后来他在《三十自述》中讲到此事：“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此时的梁启超，与黄遵宪尚未谋面，还谈不上什么交情，只是慕名而已。而梁启超最终选择上海办报，放弃湖南，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康先生并招出沪改办报以续会事”起了作用。（《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5页）

此时的上海，可谓风云际会。在康有为“一函两电”的催促下，去年十二月，汪康年力辞两湖书院之教职，已先期来到上海，接替康有为主持上海强学会的工作。而黄遵宪在朝廷的安排下，暂留江苏，处理教案及商务各事。他那时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恰逢上海强学会被迫停办，他本来并不热心此事—当初康有为来上海创办强学会，有十六个人加入，黄遵宪的大名亦赫然写在上面，却是由梁鼎芬代签的。但强学会被迫解散之后，竟然一蹶不振，不思再起，他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所以，“谋再振之，以报馆为始倡”。（《人境庐诗草笺注》，1215页）他的这种想法与汪康年一拍即合，并得到了途经上海的吴季清与邹殿书的支持。他们二人都是维新阵营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吴季清，与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的交情都很深，他的儿子吴铁樵与梁启超更是挚友。随着梁启超的到来，报馆的筹备工作更加紧进行，很快便有了一些眉目。梁启超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几个人“日夜谋议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且语穰卿云：‘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46页）没想到，黄遵宪的这番话竟成谶语，随着《时务报》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后来果然发生了要将《时务报》“据为汪氏产业”的纷争。

最初，《时务报》的开办经费只有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一千两百元，以及黄遵宪和邹殿书的捐款一千五百元。当时，汪康年力主要办一张日报，梁启超和黄遵宪都表示反对，认为他只是“欲与天南遯叟争短长”罢了。天南遯叟即王韬，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黄遵宪的老朋友，那时他正在《申报》任总主笔。由于梁启超与黄遵宪的坚持，汪康年暂时放弃了办日报的想法，同意办一份旬报。但他并未完全打消办日报的念头，两年后，与《时务报》同名的《时务日报》还是在上海创刊了。不过，这是后话。此时，他们只能合力先把《时务报》办好。这份每月三期的旬刊，终于在七月初一日正式出刊，汪康年任经理，相当于今天的社长，负责财务经营管理；梁启超主笔政，也就是今天的总编辑，负责报纸的内容编排。出刊前，由梁启超草拟了《公启》三十条，并经黄遵宪改定，刊登在六月末的《申报》上，“署名公启者，先生（黄遵宪）暨吴季清（德.）、邹殿书（凌瀚）、汪穰卿（康年）、梁任公凡五人”。（《人境庐诗草笺注》，1216页）四五月间，这份《公启》还曾以小册子的方式，分送给各地的同志；到第一期创刊时，又印成单张夹在报内，阅报的读者都应该能够看到。

为了办好《时务报》，梁启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时务报》十天一期，每期三十页左右，“以石版印连史纸上，极清晰而美观。所载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内容，而域外报译，独占篇幅至二分之一强”。（《中国报学史》，103页）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两年里，这份报纸共出版六十九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应邀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离开了《时务报》。在此之前，除了中间有四个月去广东和武汉出差，其余时间他都在《时务报》辛勤笔耕。他后来回忆作为总编辑做了哪些工作：“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覆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6～47页）由此可见，一个总编辑的工作是多么繁重。事实上，由总编辑执笔撰写每天的社评或时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邓拓的时代，而梁启超实为滥觞。

时务报章天下闻

无论如何，《时务报》提供了一个比《中外纪闻》更加广阔的舞台，可以任他纵横其文字，驰骋其才华。那时他的西学新知，还是很有限的，他的旧学底子，用章太炎的话说，也很一般。但他消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却是惊人的，他对媒体传播功能的领悟力也是不同寻常的，他又是个极敏感、极容易受到感染的人，所以，他的文字便有一种超强的魔力。胡思敬不是一个肯轻易说梁启超好话的人，却不得不承认：“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自《时务报》出，每旬一册，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由是康门之焰张，而羽翼成，党祸伏矣。”（《戊戌履霜录》，见《戊戌变法》一，373页）胡思敬是个守旧之人，民国后还曾积极参与张勋复辟，对新派人物绝无好感，他是真的担心康梁如此嚣张，内外结党，会给朝廷带来明末那样的党祸。正因为如此，他对梁启超社会影响的描述，应该是可信的。

李肖聃称赞梁启超“作《变法通议》数十万言，其文出入魏晋，工丽大类范蔚宗（晔），亦效龚自珍为幼眇自喜之词，旁出陈同甫（亮）、叶水心（适）、马贵与（端临）诸人之风，指陈世要，一归平实，间杂激宕之词，老师宿儒，新学小生，交口称之。”（《星庐笔记》，37页）这段文绉绉的话也许有些费解，而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则说得比较明白，在他看来，梁启超所“著《变法通议》，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这一篇文字的影响，当然是极大。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追忆梁启超》，67页）这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民智之闭塞，士风之委靡，号称智识阶级者，下焉者日治帖括，上焉者鹜于训诂词章；而梁氏日以 ‘维新 ’‘变法 ’‘新民 ’‘少年’‘自强 ’‘救国 ’之说，大声疾呼，复以其间灌输世界智识，阐发先哲绪论。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 ‘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追忆梁启超》，115页）其实，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清廷立朝近三百年，文禁甚严，屡兴大狱，敢于公开批评时政的人很少，敢于写成文章，明目张胆地批评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的人，就更少。由于甲午战败，国家危亡，大家心里憋了很多话，都不敢说。现在，梁启超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所以，朝野上下，先进保守，一时都为梁启超所倾倒。就连著名保守派人物，后来曾与叶德辉等人一起不遗余力地攻击康梁，要置他们于死地的湖南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初手谕岳麓书院的学生，称赞《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38～39页）而湖南巡抚陈宝箴与两湖总督张之洞，更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全省所有书院以公费订阅《时务报》，并要求学生认真阅读。陈宝箴的要求不仅具体，而且想得也很周全：

兹由本部院筹拨款项，属该报馆寄送若干分，发交各府厅州县书院存储，俾肄业诸生，得以次第传观，悉心推究。所有丙申年七月初一日开馆起，至十二月十一日，共十七册，均令补齐。嗣后每年，先由本省厘金项下筹拨报费，以便按月派送。（同上，39页）

在这里，除了要求全省各地书院都应订阅之外，已经出版的若干期也要求必须补齐。这说明，他们是很看重《时务报》的，也说明了《时务报》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的程度。在这期间，《时务报》的发行量一度攀升到一万七千份以上，很显然，如果没有各地官员的全力支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做法不但开了中国公费订报的先河，还因此引起了各地年轻士子对新学新知的兴趣，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所以说，“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见《追忆梁启超》，115页）即使张之洞，讲到《时务报》初创时的情形也不得不承认：“乙未（1895年）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劝学篇》，88页）这也就是说，晚清士人之觉醒，民智之初开，风气之大畅，民间办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清朝末年改良变法的主体力量由在朝转向在野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感受力和“流利畅达、声气灏大”的新文体，成了那个时代领风气之先的人物，执舆论界之牛耳。著名报人、时政评论家黄远生甚至将他尊为“报界大总统”。

不过，梁启超在《时务报》的言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和不安，甚至不满。他的好朋友吴樵（铁樵）在致汪康年的信中，便提到《时务报》在武昌的一些情况：“南皮（张之洞）阅第五册报有讥南京自强军语，及称满洲为彼族，颇不怿。此层却是卓如大意处，樵知必力阻之。吾辈议论，当思非其时非其人不可发也。此时此人，当受之以渐，声闻不可以菩萨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后此种吹求，恐天下发之者尚多，我辈羽翼未丰，断不宜犯此大阵。尚樵在申，必力阻之。卓如诚快刀砍阵，而此间讥之者亦不少。”（《汪穰卿先生传记》，57页）这里所说《时务报》第五期的文章，指的便是梁启超《变法通议》中《学校总论》那一章。根据汪诒年的说法，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批评“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引起张之洞的不满。查阅梁启超的文章，其中并没有汪诒年引述的这句话，但他在文章中的确批评了洋务派聘用洋人行新法的做法，特别提到“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铁厂之类，每年开销之数，洋人薪水，几及其半”；不仅如此，他还批评洋务派几十年辛辛苦苦做的这一切，是治标不治本，“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4～17页）所以，张之洞对他不满意是很自然的。

严复最初对《时务报》倒是大为赞赏的，他在其创刊一个半月时曾写信给汪康年和梁启超，认为“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并说以前他在欧洲的时候，“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而。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他特意捐资一百元给报社，“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严复年谱》，82～83页）但过了不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三月间，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赐书二十一纸”，不能算短了；而梁启超的复信也很长，有两三千字。严复在信中谈了四个问题，其一，叮嘱他下笔一定要慎重，因为，“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谬”（同上，87页），并提醒他言多有失，会给人留下把柄和口实；其二，变法难讲，应该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由甲及乙，由乙及丙，不可偏废；其三，由《古议院考》说到民主的传统，不必引述中国古事以证明西方有的中国也有；其四，孔子不是教主，儒学亦不是宗教，教不可保，也不必保。梁启超的回复，有讨论，也有辩解，或说明，“词气之间，有似饰非者，有似愎谏者”，但总的来说，他很感激严复对他的这一番教诲，“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母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母之外，无如严先生”。他说：“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6～110页）

大声疾呼醒世人

《时务报》创立之初，汪康年所作言论也很激烈，他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大讲民权的好处，“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他还说：“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易于措辞。”（《汪穰卿先生传记》，55页）汪康年此言一出，竟引起轩然大波。梁鼎芬与汪康年是“至好”，亦作书表示反对：“弟（指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夥，望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此时神气清明，吾辈进言亦较容易，幸时时以斯自警，岂独吾之幸哉？”（《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99页）夏曾佑（穗卿）也曾谈及他对汪康年这番言论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民权之说，众以为民权立而后民智开，我则以为民智开而后民权立耳。中国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所绝不必提及之事。”他又说，他并“不以言民权为非，而是以为此时提倡民权尚属太早”。（《汪穰卿先生传记》，56页）

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应当看到，在《时务报》时代，求新求变的人是少数，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保守的、麻木的，还处于昏睡之中。这些醒来的人看到了现实的危险性，大声疾呼，希望能够惊醒周围的人，一起想办法挽救这个危险的局面。睡着的人反而觉得他们多事，搅了自己的好梦。而且，民众之中，原本多的就是惰性，容易接受“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且又自尊而敏感。虽然知道自己落后，有大不如别人之处，不然不会被小小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最终只能靠割地赔款来了结此事，但心里想想可以，有人说出来了，便一百个不愿意。如果有人进而提出要改革我们的弊政和旧习，学习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更让一些人痛心疾首，辜鸿铭就曾用赞赏的口气写到傲慢的保守派：“已故皇家大臣徐桐，一位中国式领袖人物和满洲党的成员，说道：‘要亡么，要亡得正。’”（《清流传》，62页）更多的人则采取鸵鸟式态度，避之唯恐不及。这时的汪康年，似乎承受着比梁启超更大的压力，他的弟弟汪诒年曾指出：“故报纸初出，谤言日至，诃斥百端，殆难忍受。同人书札往还，咸以戒慎恐惧相勖，抑亦鉴于警世骇俗之论，不可以持久，惧其将一蹶而不可复振也。”（《汪穰卿先生传记》，57页）写信给他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梁鼎芬、夏曾佑、吴樵，还有汪大燮、高梦旦、张伯纯、叶瀚、裘葆良、邹代钧、瞿鸿禨等许多当时的名流，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态度此时也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他在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省各地书院必须订阅《时务报》半年之后，又发出一道指示，告知两湖地区各书院的学生，“上海《时务报》，前经本督部堂饬发院生阅看，以广见闻，但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纯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近日惟屠梅君侍御驳《辟韩》书一篇最好，正大谨严，与本督部堂意见相合，诸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同上，62页）

《辟韩》一文的作者是严复，最初发表于天津《直报》，文章对韩愈《原道》中的君主专制思想提出批评，倡导民权学说，认为这才是国家富强之道，他明确表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严复年谱》，76页）其后，严复将这篇文章连同《天演论》译稿都寄给了梁启超。经梁启超提议，《时务报》第 23册转载了严复《辟韩》一文。结果，“张之洞 ‘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 ’”，据说，大怒的张之洞自作《驳论》一篇，并以《辨〈辟韩〉书》为题，发表于《时务报》第30册，唯发表时用了屠仁守的名字。（同上，87～88页）严复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正在杭州林启幕府的高梦旦的担忧，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指出：“《辟韩》一篇，鄙意大不以为然。所论君臣一节，尤不宜说破。变法之事久为人所不喜，内有顾瑗、杨崇伊，外有李秉衡、谭钟麟，皆以排斥异学为己任。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谮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他还进一步解释道，不是说作者道理讲得不对，而是因为，“以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且并变法之可言者，亦将不得言矣”。（《汪穰卿先生传记》，58～59页）

高梦旦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这番话与前面夏穗卿的那番话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希望办报人不要因小失大，重蹈强学会之覆辙。他们这些人，都非保守派，有人后来还成了革命党，但此时他们都很小心谨慎，都很爱惜《时务报》的前途。说到底，他们是把《时务报》看作自己的报纸了，愿意它“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它“轰轰烈烈为之”，“一切忌讳须加审慎，非不欲尽言也，虑炸弹之伤我报馆也”。（同上，61页）真的炸弹或未必有，但如果有人抓住把柄，上一道奏章，也许比真炸弹还要厉害。但梁启超并没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他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就曾表示：“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7页）而若干年后，王森然亦持同样看法：“平心论之，以三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先生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岂非豪杰之士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先生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近代名家评传》初集，198～199页）

事实也是这样，梁启超没有因为朋友们的批评、指责就有所收敛，他的文字依然保持着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虽遭人非难，却并不动摇。汪康年的处境显然要比梁启超复杂得多，他曾经做过张之洞的幕宾和两湖书院的教习，还被张之洞聘为家庭教师，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对于张之洞以及张之洞身边那些朋友的意见，他不仅不能视而不见，还要给予特别的重视。他在《时务报》创刊之初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已经引起张之洞的不满，梁鼎芬一再叮嘱他，“要在行之以渐，不可孟浪”（《戊戌变法》二，644页），“以后文字真要小心”（《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00页）。不久又发生了转载《辟韩》一事，张之洞这些人更不能容忍，梁鼎芬致信汪康年，毫不客气地说：“周少璞御史（讳树模，又字少模，时在两湖等书院讲学）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痛矣哉！纪香骢（名钜维，张之洞幕宾）与梁卓如必不干休（南皮诸人皆助纪）。文字将成，必要刻入板中。（此板不刻，必刻他板。）不刻，不复与弟相识。”（同上）这里所说的刻板，就是要求把他们所作批梁、批严的文章，刊载于《时务报》，并且以朋友绝交威胁他。不久，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徐勤（君勉）又在《时务报》第 42期发表了《中国除害议》一文，继续大谈民权，梁鼎芬写信责备他：“徐文太悍直，诋南皮（张之洞）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并且担心他在《时务报》中无权：“徐文专攻南皮，弟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耶？后请格外用心。”（同上，1901页）

汪康年也感觉很冤枉，叶瀚则写信劝他“多译实事，少抒伟论”，而且还说，“大约南皮（张之洞）是鉴于强学前车，恐若斯美举，再遭中折”，并希望他能体谅“南皮劝阻之意，其情极厚，似亦不可过却。在弟为此议，一望兄少为委蛇，无令大局中裂。又望兄多采方论，则病家或一旦发 ‘死马当活马医 ’之想，事转有济，亦不可知。总之，与其决裂于旦夕，不如求全于未然之为得计，而吾党存心则仍百折不挠，共济大局”。（《汪穰卿先生传记》，59～60页）其实，即便没有朋友们的苦口婆心，汪康年也完全可以理解张之洞的良苦用心。此后，不仅自己不再作民权民主之议，而且对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也一再横加指责，甚至妄加修改，搞得梁启超“窃不自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赴湖南讲学时，他这个总编辑对报纸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不仅人事变动不和他商量，而且，他要求发表的文章，甚至“告白”都迟迟不发。他对汪诒年说：“它日若竟是如此，令弟莫知所适从矣！”（《梁启超年谱长编》，99页）《黄公度先生年谱》也记载：“汪穰卿为张香涛（张之洞）之僚属，香涛初予资助，及见《时务报》论议新颖，且有民权民主之议，每授意梁节庵（鼎芬），贻书穰卿，以抑压之。穰卿至是不敢多言民权，且予梁以干涉。”（《人境庐诗草笺注》，1216页）不仅如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康有为在北京开保国会，张之洞在武昌听说了，大为惊恐，马上致电汪康年，告诉他“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入《时务报》，千万勿刻”。（《戊戌变法》二，644～645页）

由合作而积怨

很显然，张之洞犹如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一个楔子。梁启超与汪康年由融洽到隔阂，由分歧到矛盾，关系越来越紧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夹在中间的张之洞。早年的张之洞是个清流，与李鸿藻、张佩纶一样，喜欢以儒家教义为准绳，横议朝政，褒贬人物。中法战争中，张佩纶打了败仗，被革职充军，其他几位也分别受到处罚，只有张之洞得以幸免。以后的张之洞不再以清流的面目出现，他希望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来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他不主张像李鸿章那样，一味地引进外国的军舰、大炮，但他也有所妥协，提出了著名的“中体西用”的理论。他愿意别人视他为维新党，所以，强学会在北京、上海成立之时，他都捐了银子，包括后来的不缠足会、农学会等，他也都有所捐赠，据说累计捐资高达五千两。《时务报》创刊，就用了上海强学会停办时剩余的银子。但他这个维新党，用严复的话说，并非真正的维新党，不过是个“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严复年谱》，120页）他以为，《时务报》既用了他的银子，就该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最初邀请梁启超到武昌，盛情款待，除了人人皆有的爱才之心，不能说没有讨好梁启超，欲将其收为己用的考虑。梁启超不为所动，张之洞退而求其次，这才利用汪康年，从内部入手，约束、抑制梁启超的言论。不久，他又在杭州、上海先后创办了《经世报》和《实学报》，目的就是要和《时务报》相抗衡，抵消《时务报》在读者中的影响。张元济当时曾写信安慰梁启超，“此皆例有之阻力，执事幸勿为所动也”，并斥责那些假维新党人：“所恨者，以爝火之微，而亦欲与日月争明，使为守旧之徒，犹可言也，而伪在此似新之辈。”（《梁启超年谱长编》，104页）

在此期间，康有为也成为梁汪交往中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康是梁的老师，梁启超一直很尊敬他，言必称其师。康有为主张“尊孔保教”，他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甚至用了孔子纪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和反对。梁启超则追随其后，大肆鼓吹，也写了很多文章，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甚至提出成立“保教公会”，认为“居今日而不以报国保教为事者”，一定是不了解大局危亡之故。（《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11页）黄遵宪与严复都是欣赏梁启超的人，他们都曾力劝他放弃保教的主张。他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虽然也为康氏保教之说进行过辩解，认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10页）但他此后毕竟接受了严、黄二位先生的意见，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仅不再宣扬保教，而且反对保教，并因此和老师发生了分歧。

但是，对于康有为，他仍然以为是必须奉为师尊的，而且，康的学识、人品也是不容诋毁的。汪康年、汪诒年指责他借《时务报》宣扬康的思想学说，所谓言必称其师，梁启超明确告诉他们：“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康有为）。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00页）他的意思是说，当初作《变法通议》，没有说明思想来自康有为，是考虑到报刊的发行，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其实谁不知道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如果说看到康有为的名字，就拒绝读《时务报》，那么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不是一样吗？早在《时务报》创刊之初，缪荃孙写信给汪氏兄弟，就认为梁启超不应将康有为的观点带到报纸中来。缪荃孙是固守考据、训诂的学者，他对康梁的今文学派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汪氏兄弟将来信中与梁有关的一段给他看了以后，梁启超回复道：“缪小山（缪荃孙）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他还嘲笑缪氏：“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同上，59～60页）

他们之间围绕着康有为而发生的争执与吵闹，一直发展到汪、梁公开决裂时，已经不可调和，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一文中，梁启超把积压多时的愤懑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他质问汪康年：“独所不解者，穰卿（汪康年）于康先生何怨何仇，而以启超有嫌之故，迁怒于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场中，专以诋排为事；犹以为未足，又于《时务日报》中，编造谣言，嬉笑怒骂；犹以为未足，又腾书当道，及各省大府，设法构陷之，至诬以不可听闻之言。夫谤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诬康先生之言，亦种种色色怪怪奇奇无所不有矣，启超固不与辩，亦不稍愤；独怪我穰卿自命维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8页）

还有一个人，在谈及梁启超与汪康年的关系时，也是不可少的，这个人就是黄遵宪。黄遵宪与汪康年久有嫌隙，后来几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梁启超则一直居中调和，想尽可能地维持这个局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黄遵宪的为人，“讲条理，主简易，少应酬，其为人与穰兄性最不近，故每有不以穰为然处”。（《梁启超年谱长编》，97页）那么，汪康年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脾性又如何呢？梁启超说他“应酬太繁”，他有个说法，必须吃花酒，才能“广通声气”，联络感情，所以，他每天“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同上，47页）这种做派黄遵宪不仅做不来，而且不肯做。他甚至担心汪康年日日在上海滩的歌筵舞座中应酬，无暇掌管《时务报》的全局，于是建议让吴铁樵来上海，吴主内，汪主外。他还建议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专门负责校勘和稽查，他并不知道，汪诒年现在所做的，正是他为吴铁樵准备的职位。他的这种安排很自然地让汪氏兄弟产生了误会，他给汪诒年写信，想尽力消除他们的疑虑，却由于他在此前一再要求请龙泽厚来上海，而龙泽厚又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更引起了汪氏兄弟的猜疑和不满。他们以为，黄遵宪和梁启超串通一气，就是想赶他们走。这几个人本来是有机会坐下谈一谈的，却阴错阳差，没有谈成，让误会变成了积怨。

黄遵宪是《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他倾注于《时务报》的心血，并不比梁启超和汪康年少。我们从他写给汪康年的几十封信中可以看到，只要是对《时务报》的生存、发展有好处，事无巨细，他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咛嘱咐一番。他最看重的，还是想给《时务报》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他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强调，《时务报》是大家的事业，不是一家一户的买卖，“既为公众所鸠之资，既为公众所设之馆，非有画一定章，不足以垂久远昭耳目。故馆中章程为最要矣。此馆章程即是法律，西人所谓立宪政体，谓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中也。章程不善，可以酌改，断不可视章程为若有若无之物”。他对汪康年说：“公今日在馆恪守章程，公他日苟离馆，在公而任此事者，亦必须守此章程，而后能相维相系自立于不败之地。宪纵观东西各国谓政体之善，在乎立法、行政歧分为二。窃意此馆当师其意。馆中仍聘铁乔（樵）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泽厚）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每遇更定章程，公详言其利弊发其端，而弟熟商参议而决之，似乎较善。”（《黄遵宪集》下册，463～464页）他的这一套想法，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设董事会，由董事会统领全局，再一个是立法、行政分开，有制定规矩、政策的，有实际操作的。这种制度设计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很多私人企业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他的这种想法，并非心血来潮，报纸创刊时所定《公启》之第九款，就有这样的规定，在他不过是想落实这个规定而已。

但是，黄遵宪这些可能给中国报业制度建设带来巨大进步的设想，还是被汪氏兄弟深深地误解了，以为是人事替换的一种借口，因此对黄遵宪大为不满，并牵扯到梁启超，长期以来潜藏在《时务报》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随之公开化了，关于当时的情形，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一文有详细的描述：

以此两事之故，穰卿深衔公度，在沪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徧（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以致各同志中，有生平极敬公度，转而为极恶公度者。至去年（1897年）八月，公度赴湘任，道经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议，几于翻脸，始勉强依议举数人。然此后遇事，未尝一公商如故也。总董虽有虚名，岂能干预汪家产业哉！穰卿常语启超云：“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扰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则莫有毒予者矣。”此言启超之所熟闻也。自兹以往，正名之论大起，日日自语云：“总理之名不可不正，总理之权利不可不定。”于是东家之架子益出矣。去年一年中，馆中凡添请十余人，时启超在沪同事也，而所添请之人，未有一次与启超言及者。虽总办之尊，东家之阔，亦何至如是乎？（《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47页）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写在梁、汪二人撕破脸皮之后，固然有感情用事，不及深思熟虑之处，但所言却是可信的。严复曾在《国闻报》发表《〈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一文，他也认为：“梁君节概士，其言当无不可信者。”但他同时认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除了对《汪康年启事》中“康年创办《时务报》”一言有所辩驳，指斥他把众人集资的事业视若自家产业之外，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他说，问题不在于总理是否可以“独居创办名”，而在于总理能否以自己的工作证明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夫总理之名既正矣，总理之权既专矣，则宜视其事之何若”。那么，汪氏这个总理当得如何呢？严复认为，“自梁卓如解馆以来，而《时务报》之文劣事懈，书丑纸粗，大不餍于海内之望，如是则总理不胜任也。不胜任则宜自去，丈夫何妨溺死，乃拘游哉！任事以来，未尝照章清厘账目，以塞群责，设有谣诼，其将何以自明”？（《严复年谱》，124页）

《时务报》“党争”

如果说严复因为与黄、梁过从甚密而有先入为主之嫌的话，那么，来自陈庆年的记述是不是更能说明汪康年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呢？陈庆年与汪康年一样，都是张之洞的幕宾，与梁鼎芬等一班朋友都走得很近，他的戊戌年（1898年）日记有几条与此事有关：

三月十三日过访纪香骢（钜维），适汪穰卿在座上，少谈《时务报》，知今年销数较上年为少。旧主笔梁卓如（启超）久在湘中时务学堂为教习之事，不甚作文，近以穰卿添延郑苏庵（孝胥）为总主笔，卓如遂与寻衅，恐自此殆将决裂。彼等日言合群，而乃至此，可为发喟也。

三月十四日汪穰卿见过，言梁卓如欲借《时务报》以行康教（康长素〔有为〕为梁师，其学专言孔子改制，极浅陋），积不相能，留书痛诋，势将告绝。殊非意料所及，可叹也。

闰三月二十日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遵宪）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梁鼎芬）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四月初一日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爰发其隐情以复公度。公度嘱陈伯严（三立）电复，谓其徇人言逐汪太急是实，并无欲行康学之事云。（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见《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87～93页）

到了这个时候，《时务报》的内部之争，就明显地带有“党争”的性质了，至少汪康年周围的一些人是这样看的。双方都有些意气用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一日，梁启超由长沙回到上海治病，马上给正在湖南的汪康年写了一封信，提出辞职。该信写得很像是最后通牒：“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他此时有些沉不住气，话说得就很决绝：“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弟开诚布公，言尽于斯，兄万不可作违心之言（但不愿辞，即不必辞），在此将就答应，到沪再行翻案。”但他还是希望《时务报》能够坚持下去，“《时务报》既为天下想望，不能听其倒败，故不得不勉强支持”。（《梁启超年谱长编》，103～104页）

然而，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芝栋）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据说此折是康有为代拟的，折中对《时务报》的工作大加赞赏，“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但是，由于梁启超“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因此他建议：“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他还建议：“其官报则移设京都，以上海为分局，皆归并译书局中相辅而行。梁启超仍饬往来京沪，总持其事。”（《戊戌百日志》，197～200页）

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因为看到汪康年主持《时务报》工作期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恐其败也，乃草折交宋芝栋（伯鲁）上之，请饬卓如专办报”。（《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9页）其实是想借朝廷的威力，将汪康年挤出《时务报》。此事见出康梁的局限和落后。没想到，皇上当天即明发上谕，请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处理此事，“酌核妥议，奏明办理”。（《戊戌百日志》，200页）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他受到中枢大臣们的影响，正想将康有为排挤出京，便利用了这件事。六月初八日，孙家鼐入奏上了《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他不仅请求批准宋伯鲁所奏，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而且拟请康有为赴上海接管《时务报》，督办此事。为此他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戊戌变法》二，432页）

针对宋伯鲁将《时务报》进呈皇帝御览的建议，孙家鼐借题发挥，他在奏折中写道：“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弊。”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还乘机告了《时务报》的恶状：“《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今既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戊戌百日志》，230～231页）

光绪皇帝当天即颁发上谕，同意了孙家鼐所奏。六月二十二日，孙家鼐再上《遵议筹办官报事宜折》，光绪皇帝又于当日颁发谕旨，请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但康有为并不情愿做这件事，他一直滞留于京城，不肯出京南下。汪康年则认为事关重大，光绪第二次颁发上谕的第三天，即六月二十四日，汪康年便在《国闻报》发表了《启事》，不仅声称《时务报》为他所创办，梁启超只是他聘请的主笔，还决定从七月初一日起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并请梁鼎芬为该报总董。七月初一日，黄遵宪五人连署在《国闻报》刊登启事，声明《时务报》为黄遵宪、吴德.、邹殿书、汪康年、梁启超同创于上海，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梁启超年谱长编》，132页）七月初六日，梁启超在《国闻报》刊载《创办〈时务报〉源委》一文，讲述了《时务报》的来龙去脉，以及两年来报社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矛盾纠葛。

其后，围绕《时务报》的归属所发生的各种争执，事实上已不重要。六月二十一日，《时务报》出了最后一期，第 69期；七月一日，《昌言报》第 1期出版，据汪康年所言，该报名称“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他也承认，除了总董改聘梁鼎芬，《昌言报》“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汪康年启事》，见《中国报学史》，111页）所以，过了一个多月，即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慈禧便下令关闭了这家报馆。在她眼里，《昌言报》、《时务报》都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然而，严复在《〈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中讲了一段话，今天看来，却仍然值得人们深思。他指出，梁启超在斥责汪康年的时候，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即《时务报》本为公事，却被汪康年办成了私事。但是，“奏改公立民报为官报”，是不是为公呢？他说：“然则梁之所谓私者，正吾之所谓公；梁之所谓公者，正吾之所谓私。假使汪氏而私，是亦二私互争而已。公之名，断断非黄、梁二子所得居也。”严复的这一番话，不仅独到、深刻，而且非常公允，他揭示了被康梁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即公众与公家的区别，按照《时务报》的民办性质，它是一份公众的报纸，而绝非一份公家的报纸。康有为所鼓动的改《时务报》为官报，其实是混淆了公众与公家的概念，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件事对维新人士的伤害是很大的，自从“争主维新以来，未有若此事之伤心气短者也”。（《严复年谱》，123页）

第二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日本与章太炎相遇，在章的撮合下，梁启超与汪康年恢复了交往，并时有书信往来。据章太炎记述，梁启超曾经问他，汪康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章回答：“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据说，梁启超听了章太炎的这番话，也很思念汪康年。但毕竟是不比从前了。

第九章　血荐轩辕：梁启超与唐才常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礼部主事王照与他同行。他们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初二日抵达东京，最初就住在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地高桥琢也家，生活起居悉由日本政府供给。

康有为是政变前一天离开北京的，辗转天津、上海，十四日抵达香港。在这里，他受到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辉的约见。柏氏慷慨陈词，在他面前拍了胸脯，并指头发誓，不惜一死，也要救光绪皇帝。康有为大为感动，称赞他是“雄才热血，不可多得之人”。这时，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次郎也找到康有为，并带来首相大隈重信的邀请，要他先到日本，并许诺给他以支持和帮助。他的老朋友宫崎寅藏还受日本政府委托，秘密提供两千金给他做路费。（《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6页）于是，九月初五日，康有为满怀着希望，自香港动身，与宫崎寅藏一起前往日本。他抵达东京的时间大约是九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先住在麴町区平河台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久又搬到早稻田四十二番的明夷阁。这里距梁启超所住高桥琢也家应该不远。按照他们的想法，日本政府或许可以帮中国一把，使光绪皇帝尽快恢复权力。

废立皇上

这时，距政变的发生虽仅月余，梁启超与康有为却已历经生死大限，如今总算脱离险境，但惊魂未定，用康有为的话说：“日日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危，闻捕杀之信。”（同上，67页）逃亡海外的党人和志士，以及中外媒体的报道，也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真假难辨互相矛盾的流言和信息。梁启超在其所著《戊戌政变记》中就保存了一种说法：“政变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电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4页）据说，这番话是英国驻上海领事普兰德亲口对康有为说的，但这道谕旨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人仍然心存疑问。这天，关于康有为的谕旨确有一条，其内容为：

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拏交刑部，按律治罪。（《戊戌变法》二，99页）

至于光绪，社会上流言更多，梁启超在同一书中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皇上圣躬安否？某员言，皇上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5页）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苏继祖，曾在湖北总督府做张之洞的幕僚，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载了八月初六日慈禧初审光绪时的情景：

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讯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戊戌变法》一，346页）

根据他的记载：

初七日，太后单讯皇上一次。

初八日，又同诸臣质讯一次，若原被告焉。

八月初十日，下召医进京之旨。

在他的记载中，初八日那天：

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太后旨，命皇上拜于阶下。礼成，复于便殿召群臣质讯皇上，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迅速出京之函，太后大怒，问皇上，上不敢认，推杨锐之意。时太后已接北洋袁世凯出首告密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当即饬下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禁皇上于瀛台，将近御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随侍皇上，实监禁之。二十名太监，皆太后心腹也。（同上，347～348页）

于是有了初十日召医进京的谕旨：

谕内阁：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戊戌变法》二，100页）

他也提到社会上的流言：

此时京中议论汹汹。有太监云：皇上有病，正须静养，不能接见臣下；当轴大臣有谓皇上因服康药病危甚，又有言上已大行，俟康拿到讯明酖弑逆谋之党，方声张，恐逆党逃去也。（《戊戌变法》一，348页）

尽管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看上去扑朔迷离，但梁启超还是相信，一向身体健康的光绪此刻已经有了性命之忧。他写道：

自四月以来，召见引见群臣不下数百人，日日办事，早朝晏罢，圣躬之无病，众所共见。乃今忽有此诏，盖西后荣禄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酖毒，二欲令皇上幽囚抑郁逼勒而死，三欲借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强使禅位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5～66页）

不唯梁启超这样想，其他不信光绪有病的人也有很多。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皇上的病究竟如何？王文韶说，我天天见皇上，实在不觉得他有什么病。如果非要说他有病的话，那么，他的病也只是肝病。因为皇上总是抱怨诸臣贪图安逸享乐，常厉声责备，可见其肝火很盛。谭嗣同在光绪召见他时，曾当面询问其病体如何。光绪说，我向来不曾有病，你怎么忽然问起我的病体？搞得谭嗣同很惶恐，也很狼狈。恽毓鼎曾在光绪年间担任宫廷史职长达十九年，他作《崇陵传信录》一书，应该是较为可信的。崇陵是光绪的陵墓，书中所记见闻多与光绪有关，其中也提到光绪的身体状况，在他眼里，光绪“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戊戌变法》一，474页）

由此看来，关于光绪有病的流言，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而是个包藏祸心的政治阴谋。尤其再将其与废立的传闻联系起来，阴谋的气味就更加浓重了。苏继祖也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书中写道：

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十月初，有执事太监为其侄娶妇，原定腊月，忽催其媒人改十月底，其亲再三问故，乃密曰：“皇上病重，并有传宗人府近支宗谱，凡十二岁以内，溥字辈，皆预备太后召见之旨。”当时买小花衣袍者，极多。……怀尚书之罢斥时，其家人已知其不久仍出来，且曰：“一换皇上就好了。”虽小人言语，有由来也。（同上，351～352页）

种种迹象都表明，有人想制造光绪有病的假象，以便在合适的时候，宣布他病逝的消息或强迫他逊位，而这个人就是慈禧。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据“某西报载述法医（法国医生）之言，谓皇上每日饮食中皆杂有硝粉，故病日增”。（《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6页）这位法医，或许就是英法使臣推荐给荣禄，请求为光绪会诊的那位医生，报上刊载他的话，虽不可全信，却也不可不信。谁也不敢断言，慈禧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戊戌政变是家务事的说法，把光绪与慈禧的矛盾，说成仅仅是母子之间的矛盾，仿佛只有这样，历史才更加人性化。还有人为了贬低康梁，故作惊人之语，说慈禧不仅不反对变法，而且是主张变法的，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王照：《德宗遗事》，见《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外一种〕，166页）只是在争变法的领导权而已。殊不知，如果忽略了慈禧与光绪在政治身份、政治态度，以及政治远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那么，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可能会更加遥远。梁启超说：“夫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忧国图强之原点故也，有十年读书之学识在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95页）变法之初，大学士孙家鼐曾提醒光绪，他说：“方今外患殷迫，诚不可不变法，然臣恐变法后，君权从此替矣。”光绪对他说：“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56～157页）试问，慈禧有这样的见识和胸襟吗？光绪做过的那些事，她肯做吗？可以想见，“今西后，则除一身之娱乐，非所计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论，无所闻也。彼其前此当国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覩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则彼前者应改革已久矣”。（《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95页）

慈禧既不能担负改革的历史重任，她与光绪也不能认为是母子关系。慈禧是穆宗（同治）的母亲，但她又是文宗（咸丰）的妃。光绪入继大统，过继给文宗，是文宗的后代。按照清代的规矩，凡入嗣者，是不能把妃当作母亲的。所以，光绪与慈安太后才是母子关系，与慈禧并非母子关系。就穆宗朝言之，慈禧是太后，到了德宗（光绪）朝，慈禧就不再是太后了，她只是文宗的遗妃而已。但慈禧是个热衷于权力的女人，善于用阴谋手段攫取权力。为了独揽大权，她害死了慈安；穆宗死后，她又通过立幼君的办法，继续把朝政抓在手里。她最怕光绪向她讨要皇帝应有的权力，哪怕光绪流露出一点点想法，她都很紧张，都要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下诏归政，布告天下，可谓光绪皇帝亲裁大政之始，却也是慈禧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欲将其拔除之始。随着皇帝一年年长大，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时候，恰逢中日甲午之战，皇帝是很想有一点作为的，但他手无寸权，空有抱负。“于是，有御史安维峻抗疏，言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将安维峻革职，遣戍张家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58～59页）同时，还将瑾妃、珍妃革去妃号，并加以廷杖的处罚；二妃之兄志锐则贬谪于乌里雅苏台；二妃的老师文廷式也被迫托病出京，仅免于罪。这是光绪与慈禧的第一次较量，虽以光绪失败而告终，但光绪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假我权，我宁逊位。”（同上，147页）于是慈禧遂有废黜光绪而立某亲王孙为新皇帝的计划，只是由于恭亲王的反对，入选的某亲王孙又“佯狂不愿就”，慈禧只好作罢。到了乙未年（1895年）六月间，光绪听取翁同龢的意见，将慈禧的两个亲信孙毓汶、徐用仪罢斥，“慈禧大怒，乃将翁同龢革去毓庆宫差事，令其不得与皇上有密谈”。不久，又借口长麟、汪鸣鉴与光绪议论“母子”问题，以“屡进谗言，离间两宫”的罪名，将他们二人革职查办，永不叙用。恭亲王问起长麟获罪的原因，“皇上垂涕不答，恭亲王伏地痛哭不能止”。以后更有将文廷式革职，逐回原籍以及杀宦官寇连材的事发生。

戊戌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定国是诏》，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下诏，将翁同龢革职，开缺回籍；又命在廷臣工蒙慈禧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具折向慈禧谢恩；再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朝，而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这三道上谕犹如三条绳索，将光绪手脚紧紧锁住，“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但也昭示其“篡废之谋已伏”，只待时机一到，光绪便只有束手就擒了。（同上，57～67页）而袁世凯出首密告，将康有为的“戊戌密谋”和盘托出，更激发了慈禧对光绪的敌意，她厉声质问光绪：“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竟吓得光绪“魂飞齿震，竟不知所对”。（《戊戌变法》一，347页）当时，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驻北京特派记者发来的专稿，“最能窥见满洲党人之用心”，也最能说明光绪的处境：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皇上，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太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皇上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皇上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日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皇上幸也。今托词皇上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谕，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皇上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置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7页）

康梁保皇

这时，对孤悬于海外的康梁来说，光绪不仅牵动着他们的情感神经，也蕴涵着他们的精神寄托。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大声疾呼：“吾以为海内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则宜于今日而兴讨贼之师也；海外各国，如有恤友邦之难者，则宜于今日而为问罪之举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89页）在他看来，保光绪，就是保中国；光绪有救，改革就有救，中国就有救。他还记述康有为的话说：“中国危亡如此，今躬遇圣主，安可计较祸患而不救？”（同上，1193页）当时，对于如何保全中国，有三种主张：

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梁启超逐一驳斥了这三种说法：甲说不可能，乙说亦无望，丙说则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在民智未开，民力不厚之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搞不好还会带来瓜分的危险。“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上，1198～1199页）所以，康梁此时一定要把保皇乃至勤王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并以此来号召国人。固然，他们的这种主张说服不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但在绝大多数国民和海外华侨中，尤其是在知识阶层和士绅官吏中，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所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当康有为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和温哥华创建保皇会时，真可谓应者云集。保皇会很快在南、北美洲及澳洲遍地开花，一时号称有百万之众，兴中会员多有投奔保皇会者。其势力之大，即使孙中山亦不敢小觑。“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72页）

康梁既以救光绪为当务之急，那时，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求助于日本政府，如果日本能出面干涉，光绪恢复权力或指日可待。所以，康有为抵达东京的当天，梁启超就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进行了笔谈。这显然是有意安排的一次谈话。笔谈中，梁启超除了向日本政府及大隈重信、犬养毅诸君表示感谢外，更多的是向日方介绍了戊戌变法及政变后的有关情况，并明确表达了“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的愿望。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与英、美两国合谋，仗义干涉，使慈禧归政于光绪，中国每年可以出五百万金将慈禧供养起来，并请英、日、美作为监督。为了说服日本政府，梁启超还一再表示，戊戌政变的发生，将“牵动地球全局”，而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他还说，东方的安危，全在于中国能否自立。中国能够自立，则日本“受其利”，反之则“受其害”。但是，中国能不能自立，却“全系于改革不改革”；而中国的改革能否继续并最终完成，“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梁启超年谱长编》，159页）

于是，如何保护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并使其尽快恢复权力，就成了那段时间梁启超最焦虑的问题。不久，梁启超又作《与日本东邦协会书》，重申他们的主张。该书发表于《东邦协会会报》，而成立于 1891年的东邦协会，正是日本亚洲主义的大本营，与他笔谈的志贺重昂就是其重要成员之一。他在书中继续发挥其思想逻辑，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敦促日本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中日两国有“同洲同文同种”的先决条件，只有中日联合，才能抵御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侵略和瓜分。他提醒日本人注意，俄国、法国、德国已经结盟，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强化俄国在远东的地位，以牵制英国、美国和日本。而西太后恰恰是亲俄派的首领，“惟一意求俄人之保护，甘心为奴隶”，如果西太后一派得了势，恐怕“亦非日本之利也”；而“哥杀克（哥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55页）然而，防止这一切成为事实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光绪的权力，使他能重新推行新政。

梁启超的“为日本计”，其实也是为中国计。而数月前刚刚接任日本首相的大隈，竟也持同样看法。他的“大隈主义”，其思想核心，便是以种族性作为西方侵略亚洲的根源。在他看来，日本除了联合中国一起对付西方，别无选择。因此，他很愿意帮助中国的维新派和革命党。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康有为，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上层人物的照顾和殷勤接待，不是无缘无故的，大隈重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梁启超还被安排会见了主张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近卫笃麿。在日本，近卫以其精神领袖的显赫地位，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并有众多的追随者。他的名言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424页）他既愤慨于中国遭到列强瓜分的现状，提出“东亚保全论”，主张建立日清同盟；同时，又创建东亚同文书院，其目的也在于反对欧美、俄国主导支配中国。吊诡的是，多年后，他的儿子近卫文麿恰恰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并发动了持续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不惜与英美一战”的太平洋战争。

当初，梁启超与康有为对大隈重信的确抱着很大希望，以为他迟早会履行其承诺。但谁都没有料到，就在康有为抵达日本的第五天，大隈内阁便倒台了。作为首相，大隈甚至没有在国会议政坛上站过一次。康梁的希望也因此而落了空。这时，日本政府担心康有为名气太大，长期留在日本会有诸多不便，再加上清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于是，由近卫出面，向康有为提出了离开日本的建议，并由外务省提供给他一笔秘密经费。转过年来的二月十一日，康有为过完四十二岁生日，一周后，便在几十个学生及追随者的目送下，从横滨登船，向美国驶去。康氏此行的意图，在于争取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帮助光绪收回权力。但他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反而领略了多年来他一直所向往的西方议会政治效率低下的一面。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

秦庭空痛哭，晋议自纷纭。使者是非乱，盈廷朋党分。陈桓谁得讨，武曌亦能君。只愁飞祻水，八极起愁云。（《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72页）

浏阳志士

外援既不成，他们只能把目光转向自身。

康梁初到日本时，他们的老朋友，湖南志士唐才常就从上海赶来了。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刎颈交”，多年的挚友，他也是湖南浏阳人，所以人称“浏阳二杰”。政变前的八月初一日那天，他忽然接到谭嗣同发来的急电，催他“速偕同志，来京相助”。据唐才质回忆，谭嗣同进京前曾与哥老会有过接触，唐才常与会党更是素有来往。他们曾与会首们相约，挑选数十人，由谭、唐二人指挥，并秘密地培训他们，以备急用。现在，变法到了关键时刻，面对保守派和满洲贵族的强大压力，谭嗣同急电唐才常，让他带人赴京，以助其一臂之力。（《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218页）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也记下了谭嗣同对他说过的话：“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戊戌变法》一，551页）

不料，形势发展太快，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唐才常闻讯恸哭，并以联语挽之：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卅）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唐才常集》，273页）

七十二个字，“至今读之，犹字字精神活现，凄人心脾”（《饮冰室诗话》，15页），“其悲愤之意，可以想见”（《唐才常集》，273页）。

谭嗣同戊戌死难，唐才常是准备到北京为他收葬的。行至上海，听说他的骸骨已经南下，只好作罢。于是，他返回湖南，安排好家务，又直往上海，东渡日本，去见康梁。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在康有为处见到唐才常的情形：“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物唐才常在座。”（转引自《寻求历史的谜底》，44页）这是康有为抵达日本的第五天，唐与康就见了面。九月初八日或初十日，毕永年、罗孝高（普）一起拜访了梁启超，不知唐才常是否同行。但唐才常的出现，确实让康梁眼前一亮，他所言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之计划，更让康梁激动不已。“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革命逸史》下册，1024页）冯自由的这个比喻或许带有揶揄的成分，但是，对康梁来说，唐才常的计划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显然都参与了这项计划的讨论和完善，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转引自《寻求历史的谜底》，44页）他希望唐才常早日回国，谋划此事。

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自是不同，他在写给谭嗣同的挽联中提到“扶桑三杰”，所指应该就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后者也是戊戌年（1898年）积极参与湖南变法，倡导民权的活跃分子，康有为曾想派他入袁世凯军中，协助其完成“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任务。但他不相信袁世凯，认为这个人极不可靠，拒绝前往。这时他已看出康有为的计划有可能失败，力劝谭嗣同，尽早离开北京。谭嗣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便自己先跑到日本去了。毕永年对清政府的态度较谭嗣同、唐才常都更激烈，从小便有兴汉灭满之志，即使谭嗣同等在遇到光绪的恩宠，有辅佐其实现改革理想的愿望时，他也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唐才常集》，198页）的理念。政变发生后，他得知谭嗣同死难的消息，立刻动手剪了辫子，烧了护照，表示不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他在横滨遇到孙中山，意气投合，以为遇见了知音，马上要求加入兴中会。他和唐才常同为丁酉年（1897年）拔贡，唐才常到日本后，他不仅全程陪同，还把唐介绍给孙中山。他们也谈到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的计划，此时，孙中山正与李纪堂商议发动会党在粤起义的事，自然对唐的计划表示极大兴趣。于是，唐才常与毕永年便建议孙中山，不如趁此机会，促成兴中会与康有为的联合，以两党之力，共同完成这项计划。孙中山当即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据说，唐才常“闻之大悦”，马上自告奋勇，要“约梁启超同向有为进言”。（《革命逸史》上册，64页）

然而，两党联合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原因是两边成见太深，一时很难调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述，说到两党联合的，主要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引述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日本的某些文献档案、个人回忆等材料，其中往往将两党不能联合的责任推给康有为，或说他“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或谓其“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或记其所言：“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上册，46～47页）这里所记康有为的话，或能说明他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有他狂傲自大、顽固不化、固执己见的毛病，但他讲到对光绪的感情，却应该是真情流露。《孙中山年谱长编》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讲道：“康有为避而不见，乃是因为清帝视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先生则视清帝为不共戴天之仇敌，康有为想恢复皇上的统治，囿于以往的情义，又担心受人怀疑，加上他自负心盛，以为能说服日本外相出兵牵制顽固派，挽回其势力。”（《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不过，需要指出：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去那么大。第一，康有为的思想中本来便包含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内容，他与孙中山的不同在于，孙想造反，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康想通过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第二，他在慈禧政变后提出保皇，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保皇帝，而是专指光绪皇帝而言。他们甚至有过改革成功，请光绪担任大总统的想法，这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亦有所表现。

说到底，孙、康两党在晚清社会仍然属于少有来往的两类人，孙党所依赖的，多为游民或商人，任侠好义，性情不羁，少年负气，慷慨激昂是其特点，比较容易接受反满复汉的主张；康党却是个有师承关系的群体，成员主要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老师，兼有私淑康梁的士子，以及变法维新中的支持者、合作者与同路人，他们或是青年学子，或是官吏士绅，与孙党之人即使说不上格格不入，也是相当隔膜的。唐才常周旋于两党之间，想要说服他们放弃各自的主张，求同存异，建立统一战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两党都看重他是个人才，有能力，有资源，都想笼络他。他也只能“脚踩两只船”，在两党之间虚与委蛇，见康梁则慷慨“勤王”，“清君侧”，“请光绪皇帝复辟”；见孙中山就“保种救国”，“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把乾坤扭转来”，“成一新政府”。（《唐才常集》，2页）

然而，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自非孙中山所能比。尽管有毕永年居中谋划，又有所谓保皇会比兴中会有钱的说法，但是，我们在谈到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时，还是要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与思想的一致性。这是孙中山所不具备的。

时务学堂缔交谊

梁启超与唐才常早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梁启超到长沙讲学，谭嗣同把唐才常介绍给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下了这件事：

余识唐浏阳最晚。乙未（1895年）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1897年）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饮冰室诗话》，15页）

这里所说唐浏阳与绂丞，都指唐才常。绂丞是唐才常的字，又作黻丞，亦字佛尘，自号洴澼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兴起改革运动，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先与谭嗣同、江标等创办《湘学报》，并自任总编辑兼史学、时务、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和撰稿人，撰写了很多文章，当时就有人称赞他“所为文有雄直气，高洁稍不及谭（嗣同）。两人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戊戌变法》四，90页）这年八月，江标离任，徐仁铸被任命为湖南学政，谭嗣同读邸钞得到消息，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向他介绍了湖南新政的情况，特别提到《湘学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谭嗣同全集》，270页）

不久，在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主持下，又办起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总办，并以高薪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中文教习。那时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学问，鼓吹革命。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面出现在湖南，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都是开创这新局面的急先锋。他们一起办南学会，一起办《湘报》，很快使湖南气象为之一新。梁启超一直很怀念那段日子和那些朋友，二十六年后，他在为《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所作书跋中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陈宝箴）为抚军，其子伯严（陈三立）随侍，江建霞（标）、徐研父（仁铸）先后督学，黄公度（遵宪）陈臬，谭壮飞（嗣同）、熊秉三（希龄）、唐绂丞（才常）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而余实承乏讲席。（《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下〕，31页）

他在这篇书跋中提到了唐才常赠送的一方菊花砚，他说，江标离开湖南时，船就要开了，他来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告别，碰巧看到了这方石砚，上面有谭嗣同撰写的铭文：“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江建霞看了谭嗣同的铭文，他说，这段铭文怎么能让石工来镌刻呢？能做这件事的只有我了。我要为此再留一日了此因缘。于是，回到船上，换下官服，连夜奏刀，将铭文镌刻在石砚上。第二天天将明时才解缆东去。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件寄托着梁、唐、谭、江四人情感的珍贵证物，竟然在戊戌去国之际，被他遗失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并开始发表《饮冰室诗话》，写到第三则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方菊花砚：“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更令人伤心的是：“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饮冰室诗话》，2页）

更有意思的是，这则诗话发表后，引起了远在广东乡下一位朋友的极大兴趣，他就是黄遵宪。他在戊戌政变后被逐还乡，此时与梁启超刚刚恢复联系不久，见他不能忘情于菊花砚，就在这年中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令公释憾。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金之价值。仆于近日，既用巨灵擘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楚辞》送神之曲，缄滕什袭，设帐祖饯，复张长帆，碾疾轮，遣巨舶，载之以行矣！公之见此，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黄遵宪集》，496～497页）

不知道梁启超刚接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其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余狂喜几忘寝餐。”尤其是在黄遵宪不愿过分吊其胃口，提前将自己补作的铭文拓片寄去之后，梁启超更加兴奋起来，他不仅建议以新的铭文拓本向朋友们征集诗作，并征求黄遵宪的意见，甚至想象着遗失的那方石砚有一天能由武昌或京师寄来。

这当然只是一段文人佳话，但透过这段佳话，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洋溢在这些志同道合者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友情。而这种友情恰恰是在思想的讲求磨砺与理想的追求向往中建立起来的。

唐才常与康梁

唐才常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也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其主导方面，却与康梁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内忧外患，时局艰难，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而朝中守旧大臣与地方上的顽固士绅，“惟因循苟且，偷一日之安，而不顾其后。其以洋务自重者，徒粉饰夤缘以邀厚糈，于制造学术茫无头绪。其以清议自许者，惟痛诋西学，目为异类，以自护其时文试帖之短。湘人虚憍（骄）尤甚，辄为大言曰：‘夷人特深畏我湖南耳！’及问其所以制敌之策，则曰：‘恃我忠义之气在。’”（《唐才常集》，227～228页）他们都是有感情，有血性的年轻士子，现在，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固然不能坐视不管，但“士人不得志于时，无所藉手而奏其效。位卑言高，已干咎戾，矧并无位之可言，其亦不可以已乎”？（同上，229页）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肯罢休，更不轻言放弃。他与谭嗣同互相激励，“恒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同上，158页）那时他们的心情，真是悲愤万千。特别是甲午一战，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煌煌大国，竟败于小小的日本，直闹得割地赔款的地步，而“静观朝政，秽浊之气，充塞天地”，“如再不变法，亦万无复存之理”，他担心，“如再拘泥故常，因循不振，虚以圣人之道，自欺欺人，异日求为土耳其、暹罗（即泰国）之苟延残喘而不得，乃任彼教之横行中土而无可与抗，则匪惟中原陆沉之忧，而吾千万年周孔之道，将有不堪设想之日”。（同上，228～229页）

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唐才常最终与康梁走到一起并惺惺相惜的思想基础。在湖南新旧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人诬蔑“浏阳二杰”因为追名逐利而依附于康门，他毅然写信给老师欧阳中鹄，义正词严地宣称：“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位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同上，238页）说到时务学堂的课程，“只以卓如（梁启超）勤恳付托，未忍背之”，并非专为那一点“微名微利”。他在另一封致欧阳中鹄的信中更与康梁以赞美之词：“工部（康有为）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死生祸福，早已度外置之。卓如汪洋千顷，今之叔度（东汉黄宪，字叔度），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尤非人所易知。夫子（欧阳中鹄）曾与绍航言云：‘天挺异材，五洲仅见 ’，受业（唐才常）等极叹为知人。”（同上，239页）唐才常既以知人、知音、知心自许，可见，他与康梁绝非泛泛之交。虽然冯自由素以贬低康梁为己任，他在写到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

时才常亦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先在上海发起正气会以为活动机关，继复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海上名流容闳、严复等开国会于张园（又称味莼园）。其宣言书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毕）永年以才常为自相矛盾，且违背向日宗旨，特以此相驳诘。才常借口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适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张（尧卿，以上四人均为哥老会头目）诸人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永年复力劝才常断绝与康有为关系，才常坚不肯从。（《革命逸史》上册，64页）

毕永年与唐才常虽是同年，但他对唐才常并不真懂。冯自由以赞赏的口吻讲他：“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遇乡人有称道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面呵之曰：‘吾湘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闻者为之色变。”由此也看出他的狂妄和浅薄，后来他之所以与浏阳二杰“相善”，主要是因为，“谭、唐亦夙具种族观念，佥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同上，63页）其实，谭、唐都不认为“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在他们看来，救国的途径非此一途，更重要的，以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推翻异族政府所能奏效，关键要看有没有办法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一群人。康梁在戊戌以前乃至戊戌之中，确实有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想法，康梁讲素王改制，讲春秋三世，讲民权民主，其中便隐含着建立新的国家的诉求。而且，他们的理想并非到此为止，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也就是春秋三世的太平之世。所以，梁启超认为，西方的民主也仅仅达到升平之世而已，“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页）但是，他相信，“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08页）谭嗣同的《仁学》，对于这种最高理想，也有明确的表达，以及进一步的发挥。他以儒学、佛学，乃至基督教的原理，推演了康有为《大同书》所提出的平等自由之旨，“主张各国联成一邦，进而废除国界，达到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谭嗣同年谱》，93页）

至于唐才常，却更愿意谈素王改制，他说：“欲治公法，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谁其信之？虽然，此亦无戾于吾素王也。吾素王以《春秋》为公法，或与当世乖午，而诡其实以有避，五其比，屠其赘，微其词以有需。或治据乱世之律，治升平世之律，治太平世之律，纷然殽陈。要其微言闳旨，如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以礼仪判夷夏，以天统君，以元统天，与远近大小若一诸大端，则所以纳万世于大同之准的，与天地相始终。彼西国布衣有能不戾吾素王改制之心者，乃全球之公理，而世界日进文明之朕兆。”（《唐才常集》，156～157页）他的这种讲法，很容易使人觉得他与康梁有什么关联，因为康有为治《公羊》学，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讲的就是这一套，借所谓素王改制，发挥其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思想。唐才常不希望别人误解他，为此，刻意要把“素王改制”与老师欧阳中鹄联系在一起，他作《浏阳兴算记》时强调，早在接触康梁之前，他已接受素王改制的说法：“先生早即力昌西学，至谓华盛顿为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皭然西方之圣者。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吾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往者才常偶于应试小文，引用素王改制，即蒙激赏，至贻书奖励之，亦可知为学宗旨之所在矣。”（同上，159页）这倒也透露了唐才常与康梁之间同气相求之所以然。

对于新党的异志，湖南旧党是看得很准的，他们攻击新党之稳、准、狠，一下手便抓住了对皇帝的态度问题。他们是忠君的，而新党则“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视君父如弁髦”（《苏舆集》，177页）；张之洞亦心如明镜，何况还有梁鼎芬的嗅觉，《湘学新报》在其创刊《例言》中只说了一句“或主素王改制”，张之洞马上出面干涉强令改正。这些都从反面证明，新党即康党绝非简单的保皇党，与其说康梁保皇，不如说他们保的只是光绪。他们对光绪的情感，既有报知遇之恩的成分，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成分，正是光绪，给了他们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们也看到了光绪皇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的决心。在此之前，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遇到光绪之后，他们可以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变法维新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所谓保皇、勤王、清君侧，说到底，就是要搬掉慈禧这块绊脚石，将他们的“自改革”进行下去，继续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

于是，唐才常在见过康梁之后，很快便启程回国了。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唐才常先回湖南老家，与哥老会中的朋友取得联系，动员他们起兵勤王。将抵家门的时候，在浏阳境内枨市（今枨冲镇）这个地方，他被一个姓邹的乡绅认了出来，此人是个顽固派，与旧党是一伙儿的。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也是朝廷通缉的罪犯之一，他马上报了案，并纠集一些人来围殴之。幸亏这里离唐家祠堂很近，同族的人听说了，都跑来救护，唐才常才免除了一场灾难，但左额还是被铁尺击伤了，在家休养了十几天才痊愈。这期间，他陆续见到一些老朋友，谈起湖南的情况，他们的情绪都很消沉，不敢轻举妄动。康有为寄予很大希望的南学会及公法学会都已瓦解，唐才常所称的一万二千名会员也已不复存在，只有哥老会的人还肯出力。看到这种景象，他也无能为力，只好先行离开，再作打算。大约在己亥年（1899年）的正月，他不敢再经长沙，乃绕道江西，折往上海。

其后，唐才常往来于上海、香港、南洋之间。同年三月，他接手《亚东时报》，担任主编，直到第二年庚子三月，起义迫在眉睫，无暇兼顾报纸，他才被迫离开。《亚东时报》是日本人创办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在上海出刊，开始为月刊，第六号起改由唐才常主编后，即改出半月刊，每册约三十页，并用日、汉两种文字刊登。该报创刊于戊戌变法的高潮中 ,对中国的变法维新表现出同情和支持。政变发生后，该报第四号未能准时出版，延期至同年十月初二（11月 15日）才问世。在当时中国出版发行的华文报刊中，它是唯一公开对戊戌六君子表示哀悼的，并对康梁的逃亡表示同情，反对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期《亚东时报》还刊出了梁启超的诗作《去国行》，《六士传》（即《戊戌六君子传》），以及日人深山虎太郎的《挽六士》，甚至刊出了孤愤子的《书八月初六日朱谕后》，公开否认慈禧政权。这期《亚东时报》出版时，上海各日报刊出了大字告白，进行宣传。这些举动，在当时都为清廷所不能容忍，但此刊为日本人所办，又在租界发行 ,上海地方官吏也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亚东时报》第五号起就在卷首位置开始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论党会》、《大变小变说》、《答客问支那近事》、《论支那严治会匪之非》、《支那皇帝宜力疾亲政说》以及《论保救大清皇帝会》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多由唐才常执笔，“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革改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自立会史料集》，223～224页）

《清议报》：“作维新之喉舌”

比唐才常在上海接管《亚东时报》更早一点，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两个人，一人一支笔，一人一张报，声气相投，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在戊戌政变之后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清议报》创刊于戊戌政变的三个月之后，当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第一期登台亮相，梁启超专门为其撰写了《叙例》。他想起三年前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的风光，称它为“支那革新之萌蘗”；而《清议报》作为它的精神遗产继承人，其主旨依然是开民智，通声气，新政治，倡民权，“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把媒体称为“喉舌”，梁启超怕是第一人。他在《叙例》中讲到《清议报》的宗旨，共有四项：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30～31页）

《清议报》也是旬刊，十天一期，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出刊，用连史纸印刷，按线装书的款式装订，每期三十至四十页，三万余字，几乎就是当年《时务报》的翻版。开办经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旅日侨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的投资，二是梁启超逃亡时其恩师兼内兄李端棻赠与的“赤金二百两”，由于起居饮食自有日本政府供给，这笔救命钱遂被他拿出来办报了，三是黄遵宪等人的捐助。

梁启超是《清议报》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最主要的撰稿人。他把精力主要放在办好这份报纸上，为其撰写了几十篇文章和两部专著，以及《饮冰室自由书》和《汗漫录》等专栏作品。此时梁启超的言论，要比办《时务报》时激烈得多。其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绝不像冯自由所断言的那样：“出版数月，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革命逸史》上册，56页）冯自由是冯镜如的儿子，梁启超刚到日本的时候，冯镜如带着儿子前来拜访，并请梁启超收下这个学生。后来，父子之间因家事发生龃龉，父亲请来老师痛责儿子，并对老师的教育表示不满，说他“教得好学生”。学生也因此迁怒于老师。不久，广智书局开办，编译东西各国的书籍，冯自由所译非常草率，而且不忠实于原著。书局中的同事忍无可忍，遂请梁启超对他提出批评和警告，此人不仅不能接受批评，反而忌恨批评他的老师，反目成仇，投奔了孙中山的兴中会。此后他撰文讲到梁启超，多是无端捏造，很少实事求是，其中有党见，也有个人恩怨。

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心里还装着满腔愤懑，变法维新大业的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都让他痛心疾首。他要继续死难者未竟的事业，为死难者复仇，他作《去国行》，其中有“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西乡隆盛）”之类的诗句，都是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时他的文章，不能没有保皇、尊皇、勤王，以及反对“废立”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些绝非梁启超思想的主旨或主流，他并不认为，保皇会的报纸就一定要宣传保皇。他在《清议报叙例》中讲到“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的目的，就明确地宣称，“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30页），而并非要做“保皇党的喉舌”。这是他对报纸的一贯看法。

梁启超是个具有理性自觉的报人，他对报纸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办好一份报纸、如何做一个好的报人，都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报纸到了梁启超这里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创办《时务报》之初，就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阐述他的办报主张。他开门见山便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西方为什么强？中国为什么弱？原因在哪里？他认为，就在于前者通而后者不通。怎样才能做到上下通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办报。他发现，无论西方，还是日本，“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所以，他把报纸比作人的耳目喉舌，以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0～101页）

他把报纸分成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第 57页）他的自我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得当的，《清议报》不是为保皇而办的，或者说，保皇只是《清议报》的诉求之一，梁启超讲到《清议报》的特色，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乙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同上书，54页）

在内容方面，《清议报》也有自己的特点。谭嗣同的《仁学》完成于 1897年，一直不敢公开发表，《清议报》创刊后，自第二期开始连载，直至全文载完，梁启超说：“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54页）他还以“自由书”为名写专栏，开宗明义宣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1页）这种见识，不仅在百余年前是振聋发聩的，即使在今天，人们也还仅限于向往和追求。他认为成败不在一人一事一时，往往前人的失败，给后人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所以他说：“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正谓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我必求自我成之，则是为身也，非为天下也。”（上，2～3页）他讲文明的进步，以为对民众的启蒙最重要，“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 ?斯密（亚当 ?斯密）之徒，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同上，9页）还有一则讲到天赋人权：“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氧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讲到天赋人权非宪法所赋予，而且先于政府的权力。因为有了“整齐天下”的需要，民众才“假之以柄”，“故君相之权，固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所以说，“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同上，12页）他甚至主张“破坏主义”，他说：“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他还说：“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同上，25页）他的这些议论，“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54页）

梁启超历数《清议报》的其他内容：“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太炎）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治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则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同上，54～55页）

这样一份报纸，在海内外风生水起，自然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惶惶不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十五日的上谕，命令沿海各省督抚，继续“悬赏购线，严密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着南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着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戊戌变法》二，117页）尽管清朝政府花费很大气力围追堵截，并不能阻挡《清议报》进入内地，由于有日本当局的协助，报纸出版后，则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内的日本洋行，传送到内地，清政府也无可奈何。

扶桑办学

在主持《清议报》的同时，梁启超又在日本东京办起一所高等大同学校。在日本办学的动议，最早出自陈少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横滨倡议开办中国学校，得到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的响应，决定以中华会馆为校址，经费半由会馆产业划出，半由募捐，招收华侨子弟为学生，并打算从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师。大约是兴中会里能做教师的人才十分匮乏，当邝、冯二人与孙中山商议时，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并将学校定名曰中西学校。邝汝磐拿着孙中山写的介绍信到上海来见康有为，康以梁启超方主持《时务报》笔政，建议让徐勤代往，并派了陈汝成、汤觉顿、陈荫农辅佐他。康有为一时兴起，认为“中西”二字不雅，将校名改为“大同”，并亲笔写下“大同学校”四个字见赠。戊戌政变后，国内许多新式学校纷纷停办，一些年轻有为的学子求学无门，也找不到其他出路，有人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维多利亚港）继之，其余筹画开办者，各埠响应”。（《梁启超年谱长编》，183页）高等大同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一则横滨大同学校已开办数年，有不少成绩优秀的学生，应该给那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创造必要的条件；二则神户、南洋、美洲各埠都相继开设了华侨子弟学校，一两年后，他们的毕业生也要有个深造的地方；三则国内新式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的学业如果因此而被荒废，殊为可惜，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完成学业的机会；四则国内有些怀抱远大志向的青年，自费游学海外，他们都有国学基础或其他方面的知识，办一所专门高等学校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创办于己亥年（1899年）七月，得到了华商曾卓轩、郑席儒的资助。第一批学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横滨大同学校的高才生，其中有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再有就是前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他们是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共十一人。梁启超后来多次回忆起那段经历：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清代学术概论》，85页）

他在这里提到的李，就是李炳寰，林就是林锡圭，又称林圭，蔡就是蔡松坡，即后来的蔡锷。提到蔡锷，梁启超更易动感情，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与蔡锷的交往，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

蔡公那年才十六岁，是我四十个学生里头最小的一个。我们在一块儿做学问不过半年，却是人格上早已镕成一片。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我。据我后来所知道的，他从长沙到了上海的时候，身边只剩得二百铜钱—即二十个铜子。好容易到日本找着我了。我和我一位在时务学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一间两丈来宽一楼一底的日本房子同住着，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哪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87～88页）

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的回忆，对于这段经历也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

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继续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1899年6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益、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3期，唐才质：《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186～187页）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还提到当时他们所读之书，可以想见这些人的精神状态：

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丹顿（丹东）、罗伯斯比尔（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相期许。（《革命逸史》上册，62～63页》

梁启超：善变之豪杰

梁启超是个有真性情的人，有时候他看上去温文尔雅，有时候看上去又慷慨激昂。谭嗣同曾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梁启超，他表面上很温厚，实际上内心很坚韧。常有人说他“善变”，说他“反复无常”，但是，他的“变”光明磊落，绝不苟且。他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很赞赏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的“善变”，称“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所以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27～2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讲到英国首相、大政治家格兰斯顿，认为“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他又说：“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同上，4页）这其实也是梁启超自己的写照。他的善变与他的自信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善变恰恰是他自信的一种表现。

初到日本这段时间，梁启超的思想一直处在激烈动荡之中，起伏变化很大。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政变流血给他的刺激；二是到日本后读了很多新书；三是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梁启超是个最没有成见的人，他办高等大同学校时，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不仅有唐才常和昔日时务学堂的学生，还有外校的留学生和北洋官费生，戢元丞、沈翔云、黎科、金邦平、蔡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等，那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革命逸史》上册，63页）这些人或主张排满，或持革命论调，难免互相产生一些影响。他又是个很容易被情绪感染的人，豪情满怀，下笔时谈自由、民主、民权、革命自然就多起来，但他不主张排满，他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视满、汉、回、蒙、藏等所有民族为一体。他认为，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超过了改朝换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改变国体的重要性，君主之国体也有实行立宪之政体的可能，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形，也是君主立宪政体多于民主立宪政体。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他也只是萌芽阶段，直到与同盟会诸君论战时才得以完全展开。此时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迫使慈禧恢复光绪的权力，搅动清朝权贵政治的一潭死水。他常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商谈在长江沿岸利用会党起义的计划，谈到很多施行中可能遇到的细节问题。他还与孙中山等多次密商两党合作救国之可能性。他的同学中，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表现得尤为激烈。大家委托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说服康有为，接受他们的主张。然而，康有为非但没有被他们说服，反而大为恼火；恰在此时，一直反对与孙中山联合的徐勤、麦孟华各自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告梁启超的状，“谓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181页）当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马上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拖延。

在此之前，梁启超似曾有过远行的打算。他在年初写给妻子的信中还提到康有为来信希望他能去美洲，因为那里“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梁启超还对妻子说：“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同上，177页）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没有成行，直到康有为发出“最后通牒”，他才开始为这次远行作准备。

离开日本之前，他先送走了唐才常。与唐才常先后回国的，还有与他相约同赴义举的前时务学堂学生林圭、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秦力山等人。林圭还约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同行，如鄂人傅慈祥（成城学校）、粤人黎科（东京帝国大学）、闽人郑葆成（丞）、燕人蔡丞煜（均肄业东京日华学堂）等，他们都欣然从之。出发那天，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在东京红叶馆设宴为他们饯行，并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及宫崎寅藏参加。席间，大家举杯，预祝事业成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梁启超还把两党合作的话一再提起，表达了他的殷切希望。

梁启超于“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始发东京……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而别”。（《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二，186～187页）临行前，他将《清议报》等工作移交给麦孟华主持。此一去，直到庚子勤王事败，经香港、新加坡，赴澳洲，直到1901年春才回到日本。

庚子勤王

唐才常抵达上海应该是在十月十九日（11月 21日）之前。这一天，据杨天石先生考证，他在上海给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将要赴湖南开展工作的林圭、沈荩和日本人田野橘次。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联络张之洞，谋取合法身份，以开办学堂、报馆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他在信中强调：“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但由于张之洞的关节未能打通，他们无功而返。（《寻求历史的谜底》，43～46页）田野橘次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他说：“惜哉！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自立会史料集》，207页）他这里所谓“愚物三人”，就是唐才常信中提到的“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由于他们拒绝在林圭、沈荩与张之洞之间充当中介，唐才常的这个计划事实上便夭折了。

于是，庚子年（1900年）初，唐才常与林圭等人又以田野橘次的名义，开办了一家东文译社，名为教授日文，翻译日籍，实则以此为掩护，暗中继续进行起义的筹划和准备，社址就在上海虹口武昌路仁德里五五二号。不久，他又与沈荩、林圭、毕永年等创立正气会，即自立会之前身，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以避清政府之耳目，该社社址亦成为正气会联络党人、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唐才常还亲自制定《正气会章程》二十余条，其宗旨有“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及“有标榜声华，及党同伐异，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等条款，并在其撰写的《正气会序》中讲了“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唐才常集》，197～198页）这样的话，引起毕永年、章太炎的不满和反对。“毕力劝唐断绝康有为关系，唐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自立会史料集》，13页）此时二人尚未完全决裂，有记载说，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当和尚去了。其实他并未走远，和尚当了没几天，又跑回上海，三月十一日（4月 1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仍被推为副龙头。

唐才常在国内布置筹划之时，梁启超孤悬海外，也在为筹集经费而煞费苦心。这次勤王运动是保皇会成立以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当时几乎是全体总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梁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画联络各事。当时保皇会总局在澳门，有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觉迈、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在国内从事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梁启超年谱长编》，198～ 199页）就这种安排而言，看上去确实面面俱到，而实际上，其中的灵魂人物只有两个，在内则为唐才常，在外便是梁启超。

梁启超远赴檀香山，在康有为看来或许带有“发配”的性质，但以梁启超的禀性，他却显得兴高采烈。抵达檀香山后，迅速在华侨中开展工作，发展保皇会的组织，也搞得轰轰烈烈。但他时刻不能忘怀，备感焦虑的，还是在国内发动起义，勤王救主这件大事。二月十三日，他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上来就说：“连上六书，想悉达，未得由彼一赐谕，愤悱不可任。”他在信中汇报了自己加入三合会，并被推为会魁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会众联络感情，吸引他们加入保皇会。而最让他愤慨的，是同门中很多人“无心于大局之事”，他说，“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他为此而感到焦灼不安：“弟子每一念及南中之事，时时惶惑屏营，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今筹款未必能多得几何矣，如金山之二万左右，加拿大之一万左右，地力则已尽矣。此后欲再扩充，恐无几矣。然彼出此款者，其数虽微，然其望则甚厚，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这就是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情急之下，他主动请缨，要求回香港，“盖弟子诚见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着，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同上，199～200页）

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同意梁启超的请求，他甚至没有给梁启超回信。一周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康有为，为他所言“大局之事”进行谋划。他在信中谈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汇报檀香山的捐款情况，并提到有可能赴美国纽约筹款；其二，建议借用菲律宾的散勇；其三，建议早日谋划在港、澳谋一运货入口，并安排专人负责；四是尽早安排一二人学打电报，并先期安置于电报局；其五，建议办一张西文报纸，向西方各国宣传本党主张；六是提醒康有为，不要轻易说“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他担心，“常作大言，与行者（孙中山）何异，徒使人见轻耳”。（同上，205页）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几乎每周都有写给康有为的信，他也直接写信给邱菽园，或《知新报》的同人，以及唐才常等人。二月二十日，他在写信给康有为的当天，也致信唐才常和狄楚青，向他们汇报在檀香山筹款的情况，并建议他们注意网罗通西语的翻译人才和会打电报的人，特意提到要联络大刀王五。一周后，他再次致信唐才常、狄楚青等三人，对他们的筹划、布置感到欣慰，尤其是争取到淮阳一带的“盐枭”首领，人称“徐老虎”的徐宝山加盟，更是可喜可贺。他很清楚：“今日最急者，只在款项。”（同上，208页）所以，他每信必向大家汇报筹款的情况，以安众人之心。而他最放心不下的，却是同党的敷衍、狭隘和短视，他一再写信劝诫各地同人，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办天下之大事，非尽收天下豪杰不可”。（同上，210页）他还说：“大约 ‘阔达大度，开诚布公 ’八字，为不二法门。”（同上，207页）他致信黄为之，对“江岛人物”的颓唐深表失望，“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同上，212页）

这里所谓江岛人物，指的是一八九九年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君力、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等人同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据当时叙齿，梁启超次居第五，其余诸君便如以上次序。（罗普：《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80页）他们结义的目的，自然是志在救世，而以此表明心迹。所以，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提起精神，三月六日，他致信叶觉迈、麦孟华，还一再叮嘱各位：“望刻刻提起，勿稍懒散，我辈稍松劲，则更无面目复见天下。今日真乃背水阵，真乃八十老翁过危桥，望日日以敬畏之心行之。为一大事出世，念兹在兹，念兹在兹。”（同上，215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历史责任感和博大的爱国情怀。

梁启超：保皇并非保君主专制

我们很难猜测康有为的真实想法，在梁启超给他写过数封信之后，他回复了一封信，其中讲到将要起事的种种安排，梁启超大受鼓舞，也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首先是进军路线问题，梁启超主张先取粤，即广东，他说：“弟子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同上，216页）在他看来，洪秀全以粤人而不取粤地，是其一大失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不先取粤地，作为根据地，而“以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同上）就没有必胜的把握。他明确指出：“今日我辈举义，与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诸豪杰全然不同。彼辈制胜之诀，不外流之一字，先取天下而糜烂之者也。……若我辈今日，则岂能如是。无论勤王仁义之师，不应尔尔，即以势论之，亦所不能，盖外国必不我许也。”（同上，216～217页）所以他说：“故最要之着，莫如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之以文明之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公法凡能有统治国民之责者，即认为之国家。）然后不惹其干涉。”（同上，217页）他的这种见识是看得很高、很深远的，不仅保皇党内部绝无仅有，即使革命党这边似也未见，那些打打杀杀，以为革命就是暴动，就是暗杀，就是赶走满人的革命者，对革命之后建设怎样一个国家，并无具体的设想，也难有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些方面，梁启超略高一筹，他提出了应该注意的若干事项：

大军甫动，即须以西文公文布告各国，除声明举兵大义之外，有最要者数事：一、保护西人身命财产；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关税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以上三条，与外国交涉最紧要者。一、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二、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三、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以上三条内政，而与西人有关涉者亦当布告。布告之事，使人知我为文明举动，格外另眼相待，所益不少。新宪法虽与西人无涉，亦当布告，使人重我也。（同上，220～221页）

他还提到光绪。固然，我辈如此千辛万苦，为什么呢？为了救皇上。但是，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兵力达不到，即使打到北京，俄国人难保不加以干涉，而英、法亦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能否成功更成为变数。而现时皇上已经呕血，万一出现意外，“则主此国者谁乎”？（同上，221页）他显然是在委婉地提醒康有为，应该考虑新的国家应该选择怎样的政体。“先生（康有为）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梁启超）亦欲闻之。”（同上）他甚至想到在拿下广州之后如何处置李鸿章：“得省城不必戕肥贼（李鸿章），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同上，220页）

梁启超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清楚，这一次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不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新的世界格局也不允许他们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那些以为“保皇党”一定是保君主专制的人，如果了解到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不知又将作何感想？不过，此时的梁启超亦无回天之力，他的这些设想、思想，既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落实，也只能说说而已。他们既以民间会党为主要力量，那么，被人以“闯、献”视之或自己走到“闯、献”的老路上去，是很容易的。事变发生之时，英国之所以放任张之洞在湖北杀人，就是担心北方的义和团也闹到南方来。

他还建议康有为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到第一线军营中去。先是康有为在信中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在星洲（新加坡）、澳洲、日本中间选择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驻扎之地。梁启超认为，这三个地方都不合适。他说：“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赳赳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且非欲争此权也，无此权，则无所统一，而将至于偾事也。故弟子之意，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同上，218页）

关于起义的时间，梁启超认为，虽然形势紧迫，但更要慎重。在复信给康有为的同一天，他给唐才常和狄楚青也写了一封信，希望起义发动的日期最好待至七月。不过，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再次致信唐才常和狄楚青，又说若时机迫切，不妨迅速发动，相机行事，不必久待借款。而实际上，保皇会的内部关系始终没有理顺，梁启超亦感到处处掣肘。甚至直到四月，康有为来信仍然有“或游澳洲”之语，急得梁启超只好求助邱菽园，请他“力尼此议”。他对邱说：“弟思中原事，一日百变，数省豪杰皆喁喁待南海指挥，岂可远行？”（同上，240页）

赴汤蹈火自立军

梁启超运筹于外，唐才常谋划于内。正气会成立不久，因考虑到“正气”二字含义比较狭隘，于是，改名为自立会。当时入会的人很多，声息相通，影响所及，东至苏浙，北至河陕，西南至巴蜀、两粤，纷纷响应，踊跃加入。其中以拒绝科举的青年士子为主，特别是戊戌政变前各地所办新式学堂的学生，这些人都抱有一种进取的勇气。如果有办法能救国救民，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绝不顾惜。另有一些入会之人，原为各地所办各种学会的会员，其中士绅颇多，现在亦转身加入自立会。五月间，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形势严峻，而机会亦属难得，为了更广泛地联络维新志士，加快筹划起义的进程，他又发起倡议，设立“国会”，并于七月初一日（7月26日）正式召开“国会”于上海的张园。孙仲愚《日益斋日记》记述这次开会的情形甚详：

七月一日，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应为上海张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幼）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同上，243页）

此后，唐才常又组织了自立军，“拟先组织五军，分中、前、后、左、右各军，以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河南为左军，江西为右军。以唐才常总持各军事宜，林锡圭副之。其各军分文事、武事两部，文事以文人主之，武事以江湖豪杰主之”。（《自立会史料集》，34页）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报，“当时自立军之声势，沿江沿海各省皆有组织，以武昌、汉口、汉阳为总汇，如襄阳、樊城、枣阳、随州、应山、监利、沙洋、麻城、嘉鱼、崇阳、巴东、长乐，湖南之长沙、岳州、常德、澧州，河南之信阳，安徽之大通，四川之巫山……上游则达于四川，下游则达于江西，南则达于湖南，北则达于河南，此仅据已经起义及已为清吏破获者而言。至于江苏、浙江以及广西，或已联络军界，或已借名团练，及总汇失败，遂隐忍未发者尚多”。（同上，35～36页）

自立军中，会党的势力最大，因为保皇会在海外虽号称百万，但在内地，其影响仅限于士绅和青年士子之间，所以，要举事，不能不借用会党的势力。多年后，狄楚青在梁启超五月十日写给他的信后，写下一段按语：

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于是吾人以状告任公，任公深以其票旨为虑，谓如果杀戮外人者，将有亡国之祸，嘱专以改其宗旨为第一要图。于是不能不以票易票，票既多，票名亦多，固不止富有一种也。且其票上形式亦不易改，一切仿其旧，但专改其宗旨，所以亦有□□山，亦有正龙头□□，副龙头□□也。然庚子北方闹得如此，而南方不杀一外人者，实皆赖此宗旨之既改也。此事全属任公（梁启超）之力，当以加入英法战团事同一伟迹。（《梁启超年谱长编》，246页）

由此可见，改用富有票除了要整合各个会党的力量，实现统一指挥，再有一点便是要改变其宗旨，不能以排外相号召，李宣龚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九日写给丁在君（文江）的信里提到他和狄楚青的一次谈话，就谈到当日改用富有票的原因，只是“不得已用富有二字，为扶清灭洋之交换品，此外并无其他之新意义”。（同上，246页）即便如此，没有人能够保证外国人不在关键时刻出卖他们。事实上，英国人在下决心放弃唐才常这块筹码时，唐才常还蒙在鼓里。于是，当张之洞准备动手时，汉口的英领事立刻签字放行，使得张之洞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英租界抓人。

当时正值北方闹义和团，慈禧太后不满于各国对废立之事横加干涉，下诏对各国宣战。不久，各国联军便攻陷天津，直逼北京，朝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林圭认为机会难得，催促唐才常速来汉口主持大局，乘时发难。唐才常遂于七月初自上海启程，乘船直抵汉口，就住在汉口英租界泉隆巷的李顺德堂。最初他还寄希望于几个日本人能说服张之洞，在自立军的拥护下宣布两湖独立。但张之洞始而犹豫，继而准备对唐才常下手。唐才常则“与林圭诸同志密议，定于七月十五日，武昌、汉口、汉阳同时举义。并约定各处自立军，剋期发难，近者趣（趋）三镇为接应，远者则遥为声援。部署既定，而海外之款不至，不得已一再展期。时长江沿岸戒严，信使不得达，秦力山在大通，未得军报，遂于十五日举事，以无应援而败，秦仅以身免”。（《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278页）

这时，武汉的风声也一日紧似一日，张之洞已经侦知唐才常所为是要据武昌而独立，他决定先发制人，将其一网打尽，以绝后患。而唐才常还在犹豫不决，举义的日期一变再变，从七月二十五日，又推迟到七月二十九日，没想到，二十七日这天，他们请同街的一位理发匠前来理发，言谈之中，泄露了秘密，竟被这个理发匠告发。“张之洞闻报，即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丞）、蔡丞煜、李虎生（李炳寰，疑重）及日本人甲斐靖等二十人”。（《自立会史料集》，19页）

唐才常等人在被捕的当天夜里即被杀害。据说他在临难时作了一首诗，只有两句保留下来：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邱。（同上，265页）

故友即谭嗣同。这时，梁启超已从檀香山绕道东京回到香港，因为没有说服康有为，他决定自己投身军中。他准备乘船前往上海，转道武汉，恰逢船上一人丧命，被怀疑为瘟疫，船被扣留检查，进行消毒，耽误了时间，到上海的第二天，忽然得到了汉口失败的噩耗，冥冥之中躲过了张之洞武汉杀人之一劫。

关于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教训，事后有很多说法，比较著名的是说海外汇款迟迟不到，延误了时机，最终使事情败露；事实上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布置得不够周密；唐才常与张之洞的矛盾；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康有为几次催促，唐才常心情激愤，以一死塞责耳。而《日益斋日记》所言，似乎是个更重要的原因：“（八月）十七日，祖荔轩（孙多鑫）、荫庭（孙多森）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故英领事有公文致鄂督云：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逮捕，敝国决不保护。”（《梁启超年谱长编》，247页）这似乎只能说是旁观者言。

第十章　近世双雄：梁启超与孙中山

梁启超与孙中山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二人的交互作用，开创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尽管辛亥年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之际，他们都没在国内，没在现场。

孙中山与康有为为何没能结交

孙中山，人称国父，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梁启超，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维新派、保皇党、立宪派的代表，其实，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启蒙，在于新的知识的传播，他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第一人。

胡适在 1912年 11月 10日的日记中曾经写下一段话：“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 ’，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18～19页）这是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比梁启超大六岁，比康有为小九岁。他的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距梁启超的祖籍新会县茶坑村只有百十公里，与康有为的祖籍南海县银塘乡相隔也不算太远。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二十八岁的孙中山托朋友带话给三十七岁的康有为，希望和他结交。这时，孙中山正在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挂牌行医，距离康有为讲学的万木草堂很近。但是，“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冯自由作《革命逸史》，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于是说：“总理（孙中山）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革命逸史》上册，46页）但据孙中山早期战友，“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回忆，他们并非“卒不往见”，而是登门拜访，没有见着，他说：“我想到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年谱长编》，69页）

没有见着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年的二月，康有为与几个学生，如梁启超等人，已到达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去了。如果孙中山真如冯自由所描述的那样，“以康有为妄自尊大”，那么，倒显出孙中山有一点自卑感。康有为固然有妄自尊大的时候，但在孙中山面前似乎还用不着。虽说孙中山当时已经搞出了一点动静，周围也有了一些拥戴他的人，但康有为要他“先具门生帖拜师”，也还算客气。康有为官宦出身，书香门第，又刚刚在乡试中折桂，中了举人，排名第八，几年前在京城上万言书，请求变法，也让他大大地出了风头，正是他非常得意的时候，对孙中山这个“四大寇”之一寇，又能如何呢？二月十八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曾提到孙中山，他说：

孙某，非哥（指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盖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4页）

这应该也是康有为的看法。他们不大看得起孙中山，倒并非仅对其人，更多的还在于不能认同他的做法，所谓“无能为”，就是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作为。这时的康梁，特别是康有为，还是寄厚望于朝廷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八月二十四日，留在北京的梁启超致信因脚伤提前南归的康有为，向他汇报在北京活动的情况，其中提到林奎（字慧儒，新会人，万木草堂学生），对孙中山颇有好感：“慧儒极称孙，某固亦疑之，曼宣（麦仲华）亦谓其人不足言也。此皆由未尝见人，动为所慑，其在此间亦然，凡时流与之相见者，皆退而轻薄之。”（转引自《晚清史事》，70页）他希望康有为对林奎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一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被拒绝后，愤而出走海外，重游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相号召。（《孙中山年谱长编》，74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行至上海，这一次他们见到了孙中山派往上海向郑观应寻求帮助的陈少白。那天，他们都住在洋泾浜的全安客栈，陈少白听说康梁就住在隔壁，遂往见之。这一次，“康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少白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革命逸史》上册，46页）看得出来，在这里，康梁既没有妄自尊大，拒而不见，也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而只有礼貌和客气。这时，孙中山正忙着筹划广州起义，他在广州开办农学会以为掩护，并分头联络广州周围的民团和会党参加。根据冯自由的记载，孙中山当时也曾邀请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陈千秋等人加入，但康有为置之不理，虽然“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同上）事实上，康有为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从公车上书到开办强学会，引起一班保守派官僚的嫉恨而弹劾，八月二十九日，他为躲避风头，在朋友的劝说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游山海关，到陕西，拜见陕抚魏午庄（光焘），再到上海，入江宁（南京），劝说张之洞在上海开办强学会，直到十二月才因母亲做寿回到广东。此时，孙中山原定于重阳节的起义，由于内部不和，争名逐利，起义尚未发动，有人已将起义计划泄露给广东巡抚，使起义不曾发动便归于失败，孙中山与陈少白等人亦逃往日本，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初九日，陈锦涛与中国驻澳洲领事梁澜芬（维新党人）等人在香港品芳酒楼设宴，兴中会的谢缵泰在此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相见，他一再陈述两党合作之必要。这是两派人物第一次正式会面，康广仁答应把他的意见转告康有为。此时，康有为已回万木草堂重开讲座，梁启超则尚在北京，由于京沪两地强学会同时被查封，他们正忙于在上海筹办新的报纸。而孙中山正在檀香山筹款，秘密筹划下一轮的行动。有记载表明，直到八月底，康有为才在香港与谢缵泰见了面，但所谈似乎仍为应酬，不得要领。康广仁后来向谢缵泰解释说，康有为并非忠心扶满，只是想用和平方式救国，张之洞等人都很赞成他的主张，所以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近。这一次康有为去香港，后至澳门，都是康广仁陪伴的。到了十月间，梁启超回广东省亲，也来到香港、澳门。在此期间，谢缵泰是否见过梁启超，不得而知，但他对康广仁把两党“上层”人士召集起来开个会的建议，并未表示反对。而此时的康梁，对谢缵泰乃至杨衢云，似乎也颇有好感，杨、谢并不反对他们“和平”革命的主张。

这一年的八月，孙中山自美国纽约启程赴英国伦敦，不久便在伦敦蒙难。然而，对他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正是在这里，他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推向世界舞台。此时康有为对孙中山或许仍有保留，但梁启超却已经有所不同。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消息传到国内，梁启超正在上海主持《时务报》，他在该报第21册及第27册分两次刊登了译自外电的《论孙逸仙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的一天，正在《时务报》担任撰述的章太炎，与梁启超谈起孙中山，他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启超告诉他：“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听了，“心甚壮之”。（《孙中山年谱长编》，134页）若干年后，章太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说：“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章太炎政论选集》，840页）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孙中山有被轻视的一面，这或许源于传统士大夫的优越感；但如果考虑到他也曾自诩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的话，那么，他把孙中山比作陈胜、吴广，显然又有钦佩他的一面。

梁启超倾慕孙中山，欲与之联合

事实上，从一开始，在孙与康梁的关系中，孙这方面就表现得比较主动，而康总是不以为然，缺少诚意。至于梁启超，初期则显得有些矜持，到日本后，态度为之大变，由倾慕而发展到谋求联合。这是因为，在戊戌政变前，梁启超对清政府的“自改革”尚未绝望，对孙中山反满兴汉那一套主张，也还有所保留。再从根本上说，梁启超终其一生一直致力于思想启蒙，以为可以通过开启民智，进而实现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革命；孙中山则更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他的民族革命，建立民国。他们也许会殊途同归，但他们走的却不是一条路。不过，在最初的那几年里，孙中山为了寻找更多的同盟者，尝试与各种势力携手合作，不可能忽视康梁的存在。特别是在他越来越意识到宣传、教育对革命事业相当重要之后，更不能视康梁为可有可无。不必讳言，康梁在当时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着新的社会力量的意见领袖。所以，当旅日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人于丁酉年（1897年）发起创办横滨华侨子弟学校，希望从国内聘请教员，与孙中山商议时，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他说：“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中山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这段记述出自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其父冯镜如是发起创办该校的几位侨商之一，孙中山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横滨华侨子弟学校即大同学校开学后，他曾作为第一批学生入校读书。这样看来，他的这段记述还是有些根据的，他继续写道：“邝持中山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陈少白也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讲到此事，他说：“觉得学校既然没有教员，就想起梁启超来……我就写了一封信，交横滨学校的董事，请他们派人拿着这封信到上海去见梁启超，托他代为聘请教员……校董派了两个专员，携着我的介绍信，到了上海，果然请得三个教员，一个徐勤，一个林奎，一个陈荫农。”（转引自《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1页注 2）两段记述，略有异同，大约孙中山的信是写给康有为的，指明要聘梁启超，而陈少白的信是写给梁启超的，请他代为延聘。不过，梁启超的大女儿梁令娴后来不认为康有为曾经推荐过梁启超。而按照何擎一的记述，孙中山似乎也没有参与过此事，他说：“日本横滨华侨设学，倡议于光绪丁酉夏秋间，冬月邝君汝磐至沪聘徐君君勉为教员，不闻孙氏所荐，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氏。”（《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但《知新报》第 4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刊出了梁启超所作《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文，说明他是知道并参与了此事的。他未能赴日讲学，应该与《时务报》是否需要他无关，事实上，冬天到来之前，他已离开《时务报》，应聘于湖南时务学堂，到长沙去了。他的行踪，康有为不会不知道。

不过，康有为的谨慎、小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康梁在与孙中山的接触、交往中，一直不是很主动，也不很积极，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初五日，北京的汪大燮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讲到一件事，他说：“昨日菊生（张元济）来言，译署接裕朗西（裕庚）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当即往见樵（张荫桓），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许应骙）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翁同龢）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恭亲王），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75页，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83～384页）

汪大燮是汪康年的堂兄，也是康梁的朋友。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举人，一直在京城做官，消息非常灵通。这里似乎有一点小误会，徐勤等人确是康有为的学生，这没有问题，但他们并非“《时务报》馆诸人”。如果说孙中山曾“与《时务报》馆诸人通”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汪康年。去年年底，汪康年访问日本，是与孙中山见过面的，这种事自然瞒不过驻日公使的耳目。但裕庚或许并不清楚其中的关系，他只能从《时务报》联想到梁启超，从梁启超联想到康有为，于是得出康梁结交革命党的结论。如果此时他将这件事汇报给恭亲王，而且，译署的确有人想要“兴风作浪”（《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76页），那么，康梁可能等不到八月政变就死于非命了。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康梁，正因为保国会风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说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许应骙一班守旧官僚早就想参奏他们了。试想，这样的猛料如果落在许应骙的手里，局面将会怎样？毕竟，暗通革命党不是一般的罪名，梁启超埋怨汪康年私会孙中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本意并不想与孙中山走得很近，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要拉孙中山一起参与改革，现在却由于汪康年的不检点，影响到变法的大业，甚至还有杀头的危险，所以梁启超致电黄遵宪，有“容甫（汪康年）东游，牵动大局，速派人接办报事”之语。

这里不排除汪、梁的矛盾和纠纷的原因，但汪康年在日本会见孙中山，肯定是康梁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汪康年东游日本之前，曾致信梁启超与其相商，梁启超当时就明确表示反对：“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02页）事后，徐勤也曾致信韩树园，责备汪康年“东见行者（孙中山），大坏《时务报》馆名声，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83～384页）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既已发生，危险就在眼前，最紧张的肯定是康梁，而不会是汪康年。汪大燮说，“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76页），应是实情，他们处在漩涡的核心，不可能心静如水。他主张“此事宜静不宜乱”（同上）也是对的，此时的康梁，不能不有所收敛，真闹到恭亲王或慈禧那里，不仅翁同龢救不了他们，怕是光绪也救不了他们。作为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自然更担心这种危险会波及汪康年，乃至他自己，所以，他一面给汪康年通风报信，要他早作准备，并提醒他，康梁有可能要将此事“归咎于弟”（同上，782页）；另一方面，他也积极活动，疏通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同上，775页）。

尽管在戊戌政变之后，监察御史杨崇伊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依然把康有为称为“孙文羽翼”，认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实际上，到了海外的康有为，在与孙中山打交道时仍显得十分谨慎。他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请陪同康有为来日本的宫崎滔天（寅藏）介绍他与康有为会晤，被康有为拒绝了。为此，宫崎感到很惋惜，不仅为他们二人惋惜，也为中国惋惜。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写道：“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如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是古道热肠，一片真诚。而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

宫崎滔天还说：“同时，康先生心中尚怀有另一个梦想，可能也是他不愿接近孙先生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自负心。他心中暗自有所期待，以为以自己的地位一定会说服（外务）大臣同情自己，允许派兵牵制守旧派，以便挽回自己的势力的。这种自负心是由信赖心产生的，这是过于相信自己。而这种过信自己的反作用，就变成失望和怨恨，这也是人类自然的道理。大隈伯爵得以回避此事，且能把声望维持到今天的原因，可以说受内阁瓦解之惠最大。（大隈）内阁既已瓦解，（山县）内阁组织以后，对康先生的态度非常冷淡。因此他们愈发倾心于（大隈）伯爵。然而伯爵现在已非当权之人，不能再谈回天大业了。过了不久，以前待康先生以上宾的我国人士，对他的为人逐渐感到厌腻而疏远了。这可能是因为康先生不无缺点，但是，我国人易喜易厌的老毛病也是个主要原因。”他甚至为康有为辩解：“作为个人来说，康有为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度量似乎亦狭隘，见识既不丰富，经验也不足。然而，他以一介草莽书生，受到皇上的知遇，却是事实；说动皇上，唤起他改良中国的决心，也是事实；而且辅佐皇上，颁布变法自强的上谕，也是事实；因而震撼了四百余州，也是事实；使李鸿章一时在清廷中失去威力，也是事实。虽然不幸一败涂地，一切计划都归泡影，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进取的，改良的，也是确实。仅从这一点上，我便认为李（鸿章）渺小而康伟大。因为他志在挽回国家大局，其名誉心也是为此而动。世人认为康渺小，只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不知道比较判断的分寸。”（以上见《三十三年之梦》，147～150页）都说宫崎是孙中山的革命挚友，就这番话而言，说他是康有为的知己也不为过，怕是很多中国的历史学者，对康有为也未必能有这样的见识。

对康有为来说，知遇之恩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对梁启超来说，这道坎儿轻而易举就迈过去了。到日本后，梁启超有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畅所欲言的感觉，以前约束他、钳制他的旧势力，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现在都奈何不了他了。而谭嗣同等人抛洒的热血，更激发起他的斗志，他不再遮遮掩掩，也不必欲言又止，他开始言革命，言破坏，言民权，言自由，他大声疾呼：

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五，50页）

这正是梁启超倾慕孙中山，并试图与其联合的思想基础。孙、梁二人第一次会面应该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一事，被日本宪政党魁犬养毅听说了，他担心中国新党中这两派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就约了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时，除康有为以外，其他人都到了。梁启超解释说，康有为有事不能来，特派他为代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与陈少白，却是第二次相见。有犬养毅的殷勤招待，他们三人谈得非常投机。犬养毅陪坐到三更后，回房休息。他们三人，继续讨论，彻夜长谈，各抒己见，陈说合作之利，直到第二天天大亮方散去。据说，“梁启超对先生（孙中山）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孙中山年谱长编》，175页），答应回去与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过了几天，陈少白与孙中山商量说，康有为既然派了梁启超来同我们会面，我们也应该回访他才是啊。陈少白就约了日本朋友平山周同往。到了康有为的住处，在门前碰到了徐君勉（勤）。陈对徐说明来意，徐说，很不巧，康先生今天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便要和平山周返回去。凑巧梁启超从后面出来，看到陈与平山周，便要请他们进去。陈说，君勉刚说你生病了，不能见客。梁启超说，并无其事，请进来吧。一面招呼他们到客厅，一面又进去请了康有为出来。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和陈少白见了面。这也表明，在康有为这边，在与孙中山接触这件事上，梁启超比其他人都要积极得多。

康有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梁启超摆脱了老师的约束，与孙中山的接触也就不再避嫌。他们你来我往，越来越打得火热。据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回忆：“尝闻梁令娴女士称，其先君在日本次年（1899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访，二人大谈革命。一日令娴女士在隔室中闻孙梁二先生高声辩论革命之道，以为二人争吵，急趋探视，见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3～84页）梁启超也在《杂答某报》一文中提到他们在这一年的七月间，在横滨的吉亭相晤，夜半三更，拥被长谈。那时他们谈到革命的手段，以及土地国有等问题，梁启超称赞孙中山的主张，“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同上，83页）

这期间，梁启超与杨衢云也曾有过接触，似乎是经冯镜如介绍的，他们第一次在横滨的文经商店会晤，时间是己亥年（1899年）四月二十八日。几天后，杨衢云便将会谈情况函告谢缵泰：“他劝告我努力继续做好我们党的工作，而他将努力继续做好他们党的工作。现在他还不愿意同我们合作。”（《孙中山年谱长编》，180～181页）据说，“谢初于运动两党联合事，极为热心，嗣闻杨言，始意气萧索”。（《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80页）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努力，他把自己的朋友，像章太炎、唐才常、周孝怀（善培）等，都介绍给孙中山。章太炎戊戌政变之后去了台湾，这时，应梁启超之邀，东渡日本，先后便寄寓在横滨的《清议报》馆及东京梁启超家。六月初一日，梁启超约他去见孙中山。据冯自由讲：“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革命逸史》上册，50页）但他记忆有误，此时，陈少白并不在场，三月间，他已离开日本，前往香港，筹款办报去了。章太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提到了这次会面，他说：“兴公（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6页）当时，他们讨论的问题很不少，据冯自由回忆，孙中山“在己亥庚子年间（1899—1900）与章太炎、梁启超及留东学界之余等聚谈时，恒以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其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总理以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倡导惟恐不力”。（《孙中山年谱长编》，182页）

这时，在维新派内部，因为与革命党的联合问题，也发生了两种意见。在日本的梁启超，“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革命逸史》上册， 57页）冯自由讲到当时的情形：“孙总理以梁等渐倾心革命，遂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旅日康徒半赞成之。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梁语总理曰，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对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等语。署名者同门十三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十三人为叛逆，呼之曰十三太保。是岁秋启超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并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康门徒侣向视其师如帝天，及得康有为答书严词申斥，不准所请。复因梁欧二人先后被逼离日，此十三人之团体遂无形消灭，而孙康合作之局亦随而瓦解矣。”（同上，213～214页）

冯自由的记述并不准确，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并未去过香港。不过，此时的梁启超，其言论却更加激烈，其行动也越发积极。我们看他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就知道他那时的毫无顾忌。他的《自由书》、《少年中国说》，都见于那个时候的《清议报》。他告诉我们：“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他又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1～12页）

这段话便出自他的名篇《少年中国说》，他把年轻一代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精神风貌生动地描述出来，那又何尝不是梁启超自己的心情。他积极地投身于行动之中。七月，他在横滨提议设立华人商业会议所，虽说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到八月底就宣告解散了，但它却是梁启超一手操办起来的，当时便有人说，“该所为梁启超一派把持”，并在华商中分为“梁启超派”和“孙逸仙派”（《孙中山年谱长编》，185～186页），但就梁启超而言，不过是想通过商会这种形式，对海外民众进行民主、自治的普及和训练。他的《商会议》一文，开宗明义就说：“商会者何？欲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1页）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论商业会议所之益》、《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等文章，发在《清议报》上，阐发商业会议所必须设立的理由，启发大家对权利的自觉。为什么要创设商业会议所呢？他说：“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同上，11页）

同月，他还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少年英才到这里来。其章程规定：“凡学生以立身报国为主义。”（《清议报》第 25册）“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勤、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梁自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时梁方与孙总理、杨衢云、陈少白诸人往返颇密，且有联合组党之计划，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翔云（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此外尚有北洋官费生黎科、金邦平、郑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诸人亦持革命论调，与总理及梁启超时相过从。”（《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186～187页）这样一批革命青年，追随于梁启超的身边，闹着要革命，要救国，又并非坐而论道，专尚空谈，他们一直谋划着要采取行动。唐才常于这一年的秋天离开日本回国，第二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就是梁启超与孙中山共同谋划的结果；他们还派了林圭、秦力山、毕永年等回国，联络会党，筹划起兵勤王。

梁启超远赴檀香山，与孙中山势成水火

但是，迫于师命，梁启超不得不启程赴檀香山。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两党联合的势头，也就戛然而止了。但临行前，孙中山还是写了一封信，把梁启超介绍给自己的兄长孙眉（德彰）和他的朋友。梁启超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抵达檀香山，自然多了几分便利。冯自由在《孙眉公事略》中这样写道：“是岁十一月启超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见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备受欢迎，旋赴茂宜岛访德彰及其戚属杨文纳、谭允等，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阿昌执弟子礼，复导启超乘马遍游牧场，经日始毕。启超惊其规模之伟大，抚德彰背曰，人称君为茂宜王，今乃知为名不虚传。德彰闻之大乐。启超乘便渐以组织保皇会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与令弟之宗旨实殊途同归。德彰人素憨直，且误为预得总理同意，遂允竭力助其成事。故在檀旧兴中会员李昌、黄亮、钟木贤等亦同入彀中，前后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德彰更令其子阿昌随启超至日负笈于康徒所设之大同学校。总理在日闻之，乃驰书责启超失信背义，并劝德彰及诸友勿为所愚。然德彰及在檀兴中会员受毒已深，久未觉悟，其后孙昌至日留学虽由总理代管学费，然仍申父命，与檀侨子弟罗昌（罗登桂之子）、何望（何蕙珍女士之弟）、梁文贤（梁荫南之弟）等同肄业东京大同学校，总理亦不能禁之也。”（《革命逸史》上册，196～197页）

抵达檀香山不久，梁启超怀着兴奋之情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

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以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它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以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出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弟启超。一月十一日。（转引自《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7页）

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十一日，此时的梁启超，刚抵檀岛，他对两党联合的前景仍寄予很大希望，并请求孙中山给他一些时间，他一定可以找到说服康有为的办法。但他也请孙中山体谅他的难处，“不无从权办理之事”，这里所指显然是组织保皇会的事务，后来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导火索就在这里。檀香山本是孙中山最早创建兴中会的地方，但自梁启超来了以后，檀岛的兴中会几乎瓦解，绝大多数兴中会员加入了保皇会，包括其兄孙眉，这是最让孙中山恼火之处。所以，后人中多有指责梁启超对不起革命党的，说他的“名为保皇，实为革命”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在当时，这句话正是梁启超的自我写照。他既不能与康有为正面冲突，公开决裂，也只能阳奉阴违，以保皇来敷衍他。而他心里此时还真是渴望着革命的。但那时交通不便，海阻云隔，不可能随时交换意见，隔阂日久，矛盾日增，弄到后来，只能各行其是，彼此就很难兼顾了。而以梁启超的赫赫名声，又兼当时侨商对清朝政府还不能完全绝望，保皇自然要比革命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大多数侨商转向保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有挖人墙角之嫌。所以，孙中山在其自传中说：“由乙未（1895年）初败以至于庚子（1900年），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名人自述》，40页）由此可见，与康梁的这段交往，在孙中山的记忆中，最终演化成了一段伤心往事。

此处确有让孙中山伤心之处。檀香山本是他的“龙兴之地”，现在却转移到梁启超的手中，庚子勤王之役，保皇会集资捐款近十万华银。其后，孙中山赴檀香山筹款，仅得二千余金，实有天壤之别。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新大陆之游，更将旅美华侨中的绝大部分力量吸引到保皇会一边。他的鼓动性太强大了，虽然他在思想上还保持着革命愿望，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却使保皇会的势力迅速扩张，给革命党带来了巨大压力，从而闹到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后来，孙中山只得宣布与康梁为敌，公开论战，此是后话。而当时梁启超仍在试探合作的可能性，三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希望他稍加变通，看清时势，共举勤王大旗，他说：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可得千万左右，原注），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磬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如何？（《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不知孙中山是如何回应梁启超的，可以想见的是，孙中山不大可能放弃他的“倒满主义”，更不可能换成“勤王”的旗号。或许他还会想到，一旦放弃了排满的主张，转而迁就他人，他的领导地位很有可能就保不住了。真有一天，握手共入中原，那么，谁为主，谁为副呢？而且，在梁启超的背后，还有一个康有为，梁启超能置他的老师于不顾吗？从实际情况来看，孙中山此时正忙于筹划惠州起义，他们也想借北方义和团兴起的机会，在南方首先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从而实现“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社会理想。一些日本人，如宫崎寅藏，仍然希望能说服康有为，实现两党的联合，携手同行。他毛遂自荐前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然而，正是这次行动所造成的误会，使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关系彻底破裂，不复有合作的可能了。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载这件事说：

庚子某月（六月），日人宫崎寅藏语中山，谓彼于康有为有恩，闻康近到新嘉坡，拟亲往游说，使其抛弃保皇之义，联合革命。中山以为不易，宫崎固请，乃许之。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遽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以告新嘉坡英官。故宫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狱。中山到自越南闻其事，乃亲访英总督，说明底蕴，始获释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倡道孙、康合作之议，始废然抛弃，而两党更无合作之望矣。（同上，257页）

《孙中山年谱长编》也引述了一种说法：

6月29日抵达，往访邱菽园，求见康有为，欲劝说其与先生（孙中山）合作。康风闻宫崎等系刺客，拒绝面晤，派汤觉顿赠金百元，为宫崎所拒。宫崎等一面等候先生到来决定进取方针，一面于7月5日致书康有为，驳斥“刺客”之诬。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胁迫之意，同时又有林某将此事报告总督。是年8月11日康有为致康同薇函说：“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极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然无如何，又不敢言其非，恐得罪林及英官也。”（《孙中山年谱长编》，217页）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冲突日益剧烈，鸿沟不仅没有被填平，反而越挖越深，难以弥合。自兴中会而同盟会而国民党，与梁启超一直处于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境地。1925年 3月 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4日，梁启超至中山行馆吊唁，汪精卫负责接待，其间还有国民党人质问梁启超，为什么写文章批评总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里所说文章即前一日（1925年 3月 13日）发表于北京《晨报》的《孙文的价值》一文，其中就有“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句话，但在这句话的前面，梁启超还讲到孙中山的三大价值：

孙君是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疑至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中册，957页）

接下来他便提到了他所认为的孙中山的缺点：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面目”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头，不合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同上）

所以，对于国民党人的质问，梁启超当时就回答说：“此仅感叹中山先生目的之未能达到。”有人还要继续质问，汪精卫出来打圆场：“梁君吊丧而来，我们如有辩论，可到梁君府上，或在报上发表。”算是给梁启超解了围。却也看出隔阂之深。所以，四年之后，当梁启超去世的时候，国民政府表现得相当冷淡，胡汉民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氏，直到 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吴佩孚、曹锟，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了梁启超一下。

1941年4月18日，为救治病中的梁思永和林徽因，傅斯年写信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说到梁启超身后的情形以及对他的不公：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编者注：肺结核），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耳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8～200页）

傅斯年在国民党内不是一般人物，他的一番肺腑之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梁启超在国民党人眼里，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他与孙中山是非恩怨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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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很难说梁启超与章太炎有多少共同之处，无论是禀性、学术，还是政治立场和行动方略方面，他们的差异、分歧之处都要比一致之处多得多。他们最初都是晚清思想领域内开风气之先的领袖，是近代以来启蒙的先驱，他们的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是两面十分耀眼的旗帜，只是后来插在了不同的阵地上。

《时务报》两健笔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他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学生。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当时是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1890年，23岁的章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在这里，他“出入八年，相得也”。（《谢本师》，见《章太炎年谱长编》，11页）他的国学造诣之博大精深，即得益于此，而这是梁启超始终难以企及的。梁启超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分化、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余杭的章炳麟。（《清代学术概论》，95页）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年（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他自己讲：“乙未（1895年），康有为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章太炎年谱长编》，27页）冯自由也说：“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革命逸史》上册，50页）

由于有了这段因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汪康年、梁启超就向章太炎发出了邀请。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梁启超设《时务报》社于上海，遣叶浩吾（瀚）至杭州来请入社。问：‘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章太炎年谱长编》，36页）冯自由也说：“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氏所述多有不实之词，但他说章梁的交往由此时开始，倒是真的。章氏与汪康年有旧，此前，他还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所以，他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没有迟疑，便答应了。夏曾佑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应该也是他欣然前往的原因之一。为此，俞先生还有些不高兴。《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这件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名人自述》，101页）。

丙申十二月（1897年1月），章太炎离开杭州诂经精舍，来到上海，在《时务报》馆任撰述一职。丁酉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刊登了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接下来，第十九册又刊载了他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章氏的学问、才华让人们大为叹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文章文辞古奥，典雅有余而通俗不足。谭嗣同二月初七日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便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谭嗣同全集》，514页）三月十一日，黄遵宪致信汪康年，也提到了章太炎，他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黄遵宪集》，466页）不久，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再次提到章太炎，他说：“章君之文亦颇惊警，一二月中亦可一二篇。”（同上，470页）但黄遵宪的愿望没能变为现实，章太炎在《时务报》的撰述只能到此为止了。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言语不和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于是，丁酉（1897年）三月，章太炎便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他们这一次合作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个月。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敬意与敌意之间

其实，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以及创立孔教的疯狂举动。他在三月十九日写给谭献的信中讲道：

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原注：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訽，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惺）、李卓吾（贽），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梁启超）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孟华），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章太炎政论选集》，14～15页》）

谭献是章太炎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二人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还，讨论文章学术，也交流各自的情况。谭献是浙江仁和人，字仲修，同治举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也是一位信奉常州今文经说的学者。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说他“好称阳湖庄氏”（《名人自述》，101页），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清史稿》对谭献亦有记述：“治经必求两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檃括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12页）谭献当时正在武汉，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看来，不赞成章太炎上海之行的不仅仅是俞樾，谭献也曾试图阻止他。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九日，谭献在日记中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说：“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转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15页“说明”）

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也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作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章太炎政论选集》，233页）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满洲人的末日就到了。

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以及梁启超言必称康氏，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等行为，很不满意，把他们比作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钟惺、李贽。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圣非孔、离经叛道、不守法度、强言好辩、不从流俗、宁为异端的人物。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弟子自然不希望别人这样来贬低自己和自己的老师，他们约了一个饭局，实际上是想和章太炎辩论。章太炎也非寻常之辈，他素以独立不羁、固执己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而著称，人称“章疯子”，对这种称谓他自己倒也并不否认。现在，两伙“疯子”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疯狂的举动，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说，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找打呢？说着他便冲过去要打仲华。这个仲华，是沪上一个教书先生，章太炎的老乡兼朋友，经常参加梁启超等人的聚会，席间喜欢发表议论，却又与康氏一门的学问相抵触，他常常被康有为的这些门徒说得哑口无言，梁作霖曾骂他“陋儒”、“狗曲”。

这样一打一闹，也就伤了和气。三月二十二日，章太炎致信同乡兼老友汪康年，非要离开《时务报》，说什么也不干了：“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43页）汪康年曾经出面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不肯迁就，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孔教是个问题

说起来，当时不赞成康有为以教主自居、创立孔教的，并非章太炎一人。黄遵宪、夏曾佑、严复等人，他们与康有为有更多的来往，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他们都明确反对康氏立教、保教的主张。严复很早就写信给梁启超，告诫他“教不可保”，“亦不必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那时梁启超对严复的意见还有所保留。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在家乡看到梁启超所作《南海康先生传》，再次提起当年关于保教、尊孔的话题。他对梁启超说，在近代欧洲，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反对宗教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坚持对宗教的信仰都是落后的标志，都表明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进步。所以，即使要抵御西方宗教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必要弄出一个孔教来。而且，对于极端排外的守旧分子来说，保教之说的盛行，很可能会提供一种口实，担心他们“因此而攻西教”（《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这对传播、吸收西方文化其实是不利的。他在信中还详细讨论了孔子及其学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异同，说明孔学非宗教，孔子也非教主，启发、规劝梁启超放弃康氏的主张，不要因此而误入歧途。

但无论是严复，还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的批评教育，不仅没有酿成不同学派之间的群殴，反而留下了一段文人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佳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到严复的来信，仍表示颇受感动。他说：“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年谱长编》，77页）但此时的梁启超对这个问题“固依违未定也”。（《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作《复友人论保教书》，所持观点仍然是：“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故窃以为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他还发起成立“保教公会”，“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由斯渐广，愈讲愈明，则此道之不绝于大地，当有望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9～11页）这一系列言行，说明梁启超当时仍然追随康有为，“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这竟引起当地另一些“保教”人士的不满。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人都是以卫道、保教自居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保教”，攻击康梁的“保教”。王先谦的学生苏舆还受命将湖南士绅驳斥变法维新的书信、公约、奏牍等文件汇编成册，称之为《翼教丛编》。这里所谓翼教，就是“保教”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康梁有“保教”之名，而无“保教”之实，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曾廉在所上条陈则中说得更加直接，他说：

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迹其学问行事，并不足与王安石比论，而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者，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故平白诬圣造为此名，其处心积虑，恐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其欲也。

…

康有为进而梁启超之徒皆相继而进矣。梁启超在康有为之门，号曰越赐，闻尚有超回等名，亦斯驾孔门而上之。盖康有为以孔子为自作之圣，而六经皆托古。梁启超以康有为为自创之圣，而六经待新编。其事果行，则康氏之学，将束缚天下而一之，是真以孔子为摩西，而康有为为耶稣也。（《戊戌百日志》，486页）

这样说来，苏舆、曾廉之流的眼光还是很毒的，一眼就看出了康有为的提倡孔教，捍卫孔教，其实是想自己做教主，不仅取代孔子，而且要取代当今皇上。所以他们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保教”是假，想要天下易主是真，统统应该杀头。这时，偏偏是章太炎出头来为康、梁辩护，他作《翼教丛编书后》一文，针对《翼教丛编》的观点进行反驳。他先肯定该书驳斥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到了点子上；但他认为，硬把康氏的经学观点与其变法维新的做法扯到一起，却是该书的一大缺陷。在他看来，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不能说是一回事。“以去岁变法诸条，使湘人平心处之，其果以为变乱旧章，冒天下之不韪乎？”意思是说，去年变法期间实行的那些新政，如果这些湖南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那么，他们的改革旧章程是和天下人作对吗？他指出，只有持一孔之见的儒生才会说出这样迂腐的话，诋毁、非议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

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男女平权。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舔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权者而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所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章太炎政论选集》，96～97页）

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康、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承认与康有为在经今古文方面有分歧，但这种分歧古已有之，并非他们所独有。他也反对梁启超神化孔子，认为孔子只是个学者、教授，而非教主，他更反对把康有为说成是圣人，搞他的个人崇拜。即便是这样，他对康、梁变法的勇气却十分佩服，并不认为想当皇帝就一定是大逆不道。冯自由也曾讲到一件事：“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65页）

这个时期，章太炎已然有了“革命”思想，但也只是局限于“思想”以及朋友之间的言谈，还没发展到与满清朝廷公开决裂的程度；而康、梁也还没有举起“保皇”的旗帜，他们更多地是在呼吁民权、平等，要求开议院，争取士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章与他们或有不和，却并不影响交往，有时还走得很近。有几则笔记写到章太炎的“革命”，一则是汪太冲的《章太炎外纪》，他说，张之洞因为章太炎崇尚《左传》而贬抑《公羊》，对章太炎颇有好感，请钱恂邀章太炎来湖北，“时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南皮（张之洞）不敢昼见，匿太炎于念老（钱恂）室中，午夜屏人，见太炎，谈达曙，大服之”。（同上）这里所说章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是实情，说张之洞“大服之”，却未必。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也有一则记载，说的是张之洞要办《楚学报》，遂请章太炎担任主笔，“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鼎芬）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梁鼎芬）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世载堂杂忆》，109～110页）

这段记载写得很生动，有很多细节，刘成禺自称当事人，在现场，但所记仍有夸张失实之病。首先，《楚学报》实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参与了该报的创办，还写了《正学报缘起》和《例言》，但该报并未出刊。而且，章太炎也未写过一篇“六万言”的《排满论》，张之洞或者约他写过文章，但只是请他撰文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因为不喜欢《劝学篇》中“多效忠清室语”（《章太炎学术年谱》，51页），便婉言谢绝了张之洞所请。很显然，这时的章太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康、梁这边的。

戊戌政变后思想分歧加大

事实上，章太炎与梁启超在思想感情、政治主张、革命方略诸多方面的分歧，都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源于政变流血的刺激。冯自由讲过，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亡命日本，章太炎也在日本诗人山根虎雄的帮助下，逃往台湾避难。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著一文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章太炎年谱长编》，73～74页）意思就是说，连稍通洋务的孙中山都知道满汉的分别，主张革命，你们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太可惜了。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与章太炎的看法确实不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为其同学徐勤的新书《中国夷狄辨》作序，开篇就说：“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8页）在他看来，一些儒生“攘夷”攘了一千年，夷未见攘，夷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持“攘夷”论调的人，都以《春秋》为根据，所谓《春秋》大义。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讲道：“架阁有蒋之（良骐）《东华录》，尝窃窥之，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章太炎年谱长编》，5页）其《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也讲到，他在少年时代就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教训，“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他说：“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同上）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人接他，东赴日本，在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讲到他的经历：“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与章太炎不同，梁启超幼年从祖父那里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则偏重于忠义、节烈。他家所在的茶坑村，离厓山不远，南宋末年，这里曾经上演过非常悲壮的一幕：蒙古铁骑一路追杀，将南宋小朝廷逼到此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誓死抗元的陆秀夫先将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后来，人们在厓山之下建了慈元殿，专门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陈白沙、陈独漉等文士学人都曾题诗于此。明朝成化年间，这里修建了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陈白沙为此撰写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此后，厓山还陆续修建了忠义坛、全节庙，祭祀宋元时期的忠义、节烈之士。祖父梁维清便经常在这些场所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缅怀亡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梁启超从小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情怀，这为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操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但他并没有因此觉悟到“种族革命思想”。在当地，影响最大的还是陈白沙，他与王守仁非常相似，直接从陆九渊那里继承了“心即理”的思想，强调道德修养的功夫。在陈白沙看来，立身之道就在于“正心”，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陆九渊集》，转引自《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1页）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缺少激情和勇气，但观念中没有“夷夏之大防”的所谓满汉之分。特别是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接受了康氏的经今文学，以及“三世三统”的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当然不认为仇满排满便可以救中国。

针对所谓攘夷是《春秋》大义的说法，梁启超指出：“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他说到辨别夷和夏的标准：“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所以，“《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他进一步追问：“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可见，梁启超所谓夷夏，是根据文明程度来判定的，如果中国不进步，不改革，不行新政，那么，也是有可能变成夷狄的。至于满汉的分别，梁启超看到的是政治，而非种族。他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推翻了满洲的专制统治，还会有别的专制统治。

虽然章太炎很小就有了仇满、排满的意识，却也曾追随康、梁，鼓吹过维新、变法、改良的主张。事实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他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在私下场合，他不仅不否认，甚至还用自己的经历宽慰朋友：

陶、柳二子鉴：简阅传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康有为）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今将是书呈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章炳麟白。（《致陶亚魂、柳亚庐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1页）

这里的柳亚庐，就是后来的柳亚子。而章太炎的另一位老朋友汪康年，是比康、梁还要保守的维新派，他与汪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十七日他写信给汪康年，汇报其近况，还谈到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伯鸾（梁启超）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坚贞，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这里所说，显然是指1897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等人发生的那次冲突，他说梁启超已经向他道歉，冰释前嫌，还劝汪康年也与梁启超重修旧好：“伯鸾尝问弟曰：‘穰卿果何如人？’答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自是伯鸾亦念君。”（同上，93页）此后，汪康年与梁启超恢复书信往还，正是章太炎中间撮合的结果。

实际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革命党的势力还很薄弱，影响也很小，章太炎除了听梁启超谈论过孙中山，对革命党没有任何了解，也未和革命党中的任何人打过交道，在他周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主张变法维新的，区别只在有的激进，有的保守而已。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宋恕（平子）就曾与他开玩笑说：“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自定年谱》，见《名人自述》，103页）意思就是说，难道你被明朝遗老的魂魄附体了吗？所以他后来也曾抱怨：“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如果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的章太炎，主张革命、排满的思想很少有知音的话，那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日本之行，经梁启超介绍，他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及一班革命同志，并从他们的言论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共鸣。冯自由记述：“己亥夏间，梁启超主办横滨《清议报》，与孙总理时相过从，遂致函邀章赴日，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章至东京，下榻于小石川梁寓，初以不谙日俗，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时著者亦下榻梁寓，故知其详，日妇名太田，康徒罗某之情妇也）。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于横滨，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自由的记述总是少不了八卦，但他所说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初识还是可信的。此后章太炎开始疏远梁启超，虽然梁启超为他的《訄书》原刊本写了题签，但他还是在该书出版前修改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比如《客帝》一篇，就增加了“逐满”的内容。然而这类修改并不彻底，鲁迅先生多年之后就曾指出：“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183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六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相号召，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给了章太炎一个机会，他以唐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革命逸史》上册，240页）他的《自定年谱》也记载了这件事：“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窜长安。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余谓才常曰：‘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因断发以示决绝。”（《自定年谱》，见《名人自述》，103页）不久，他撰写《解辫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称自己“断发易服”，“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亿不盈一”，即一亿个人里不超过一个。这在当时，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县人。1882年出生于日本，自幼留学日本，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时年十四岁。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梁启超而改名自由。冯自由最初是梁启超的学生，后因政见不同，竟视其为仇人。

革命与改良之争

章太炎拉开架势与梁启超论战，大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十日发表于《国民报》第四期的《正仇满论》一文。《章太炎年谱长编》也称之为“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批驳的第一篇文章，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论争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该书曾引述《国民报》的编者注说：“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先以驳斥一人之言，与本报成例，微有不合，原拟不登。继观撰者持论至公，悉中于理，且并非驳击梁君一人，所关亦极大矣。急付梨枣，以饷国民，使大义晓然于天下，还以质之梁君可也。本社附志。”（《章太炎年谱长编》，121页）《国民报》是留日学生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创办的一份月刊，秦力山自任总编辑，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刊登章氏文章的第四期问世不久，就被迫停刊了。秦力山、冯自由最初都是梁启超的学生，后因政见不同，竟视其为仇人。庚子勤王失败后，秦曾纠集一些人，到东京找梁启超算账，梁不胜其扰，只好躲到横滨去。章太炎的文章自然很对他们的胃口，是求之不得的，哪有“原拟不登”的道理？这种说辞只能视为虚晃一枪。

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是针对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作的。梁启超的这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几千年政治腐败的根源。全文分为四节。第一节：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第二节：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第三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第四节：积弱之源于近事者。首先他指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为什么会薄弱呢？在他看来，“其发源于理想之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第二，不知道国家与朝廷的界限；第三，不了解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

其次，他讲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物，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秀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故今推本穷源，述国民所以腐败之由，条例而偻论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骂尽天下也。”他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人心风俗作为积弱根源的具体表现：一是奴性；二是愚昧；三是为我；四是好伪；五是怯懦；六是无动。他说：“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经历夫数千余年，年年之渐渍，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传染蔓延也，盘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脑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万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长此安穷，贾长沙能无流涕？”这里所言，应该说，正是二十世纪关于国民性批判之滥觞，梁启超对国民性的认识，不仅影响了几代人，而且，直到鲁迅之前，很少有人能出其右。第三节，他讲到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术：“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他进一步指出说：“吾尝徧（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徧（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然后他说：“观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最后他讲到中国积弱的近因，自然与清代统治者有关。他认为，顺治朝开始实行的“严满汉之界”是一个根本性错误，直到清末，还有刚毅这样的人，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的十二字诀，仍然是“急于为满洲朝廷计利益，而未暇为中国国民谋进步也”。乾隆时代是当今很多人赞赏的盛世，然而梁启超说：“乃高宗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乃反用其才为我中国作专制政体之结局。”他把乾隆比作法国的路易十四，“中国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变，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惨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所以他说：“吾诚不愿我中国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国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后来，这曾被有些人认为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的证据。最后他讲到了光绪，他从光绪身上看到了未来之希望，他说：“今上皇帝以天纵之资，抱如伤之念，藉殷忧以启圣，惟多难以兴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爱中国而欲拯其祸也。”接着又说：“今上皇帝，忍之无可忍，待之无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来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但那拉氏的昏庸、专制和腐败，使得光绪不能有所作为，“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权耶，其仇国权耶，仇民权则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仇国权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3～41页）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明确表达了对革命的担忧，以及对光绪皇帝所寄予的希望，但他更明确地提出要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改变一家一姓将国家据为私有的现状。而改变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在他看来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在大约同时还有《立宪法议》一文发表于《清议报》，更早一点还有《各国宪法异同论》，这两篇文章更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君主立宪的看法。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章太炎却不想说得太多，他的《正仇满论》，恰如标题所显示的，关注的焦点只是作者对满洲及其统治者持怎样的态度。这再次证明，章太炎眼中只有“满洲”、“异族”，只有“夷夏之防”，而梁启超看到的却是数千年来民贼窃取民权的历史。这是他们的重要分野之一。而且，章太炎在谈到革命的时候，常常是把革命作为排满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他曾经直言，在当今中国，最急需的是“光复”而非“革命”。他在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中讲到“革命”与“光复”的区别：“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革命军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3页）其后，他更以“光复”二字命名他们的组织。可见，“光复”对于章太炎来说，是断然不能放弃的原则。此后他与孙中山发生分歧，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仍在于对“革命”的认识有所不同。

所以，他对梁启超“所极不忘者独圣明之主”绝不能接受。他是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在他看来，“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即使所谓圣明之主如光绪皇帝这样的人，也和普通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他真的能把满洲已经享有的一切都放弃，让汉人享用吗？也许他没有满汉不同的偏见，但五百万满洲人能答应他吗？“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所以他说：“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桀（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对于梁启超所批评的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官吏的腐败和愚昧，他竟认为，不过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意思就是说，他们对满洲都不是真心，“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他甚至把束身自好，优游卒岁，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统统看作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以为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有点以“仇满”、“排满”、“逐满”为是非了。按照他的设想，满洲人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东胡大抵，旷荡鲜人，水草犹多，牧马犹殖，使夫五百万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总总而居，亦犹是满洲之旧俗也”。他以为，这样对待满洲人，已经“至公至仁”了，即使真像当年满洲人对待汉人那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合于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对于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他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是做不到的。因为，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就必须要有国会和议院，“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但当今中国的民权在哪里呢？而且，当国民拥有民权之时，为什么还要尊光绪为皇帝呢？（《正仇满论》，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94～99页）

梁启超没有对章太炎的《正仇满论》作出回应。事实上，梁启超虽然也谈保皇，但自流亡海外以来，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留在保皇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何擎一将梁启超数年所作文章汇编为《饮冰室文集》，这是梁启超的著作第一次结集出版，他在《自序》中说：“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294页）而此时他的思想正日趋激烈。那时，他不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也鼓吹排满，他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同上，298页）不过，就梁启超而言，当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太复杂了。大约两年前，他与孙中山的合作意向，由于康有为的反对而被迫终止，双方不再往来。这时，章太炎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纪念会，聘请梁启超、孙中山为赞成人，梁启超先是复书赞成的，数日之后，又致函章太炎，表示自己支持他的举动，但不必具名，希望将他的赞成人名义取消，就是考虑到康有为的感受。他在这一年的四月写信给康有为，还说：“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同上，286页）

梁启超说的是实话。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左右为难。在经历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蒙难，庚子勤王失败之后，梁启超对清政府已经非常失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慈禧和光绪一行返回北京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变法维新的诚意和决心，而是更加让人失望。这年一月，奉行两百多年的满汉通婚的禁令宣告废除，梁启超写了《似此遂足以破种界乎》，他在其中写道：“今则外忧日迫，民智日开，政府窃窃然忧汉满水火，终酿大患，颇思所以调和之策，顷乃以懿旨诏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但是，“满汉之沟绝数百年矣，其俗不相习，其性不相同，虽日下一诏以敦迫之，吾知其不过一纸空文耳”。他又说：“政府若真欲除汉满之界也，则当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实利实益示之，虽无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虽通何益？”（1902年2月《新民丛报》第2号，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79页）

但是，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态度颇不以为然，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等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这两封信以《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为题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6号，章太炎看到后，当即慷慨陈词，写下了名噪一时的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苏报》上发表，巧的是，第二天，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逮捕。邹容闻之，激于义愤，亦主动投案。章太炎的被捕最初也许不是由于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叙事中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导火索。

梁启超游美记

章太炎锒铛入狱之际，梁启超正在美国考察。梁启超对美国向往已久，四年前，美国旧金山的维新会就曾向他发出过召唤，他亦欣然前往，没想到，由于当地的疫情而滞留于檀香山。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禁令解除，他才获准进入美国，却又因汉口勤王，箭在弦上，电促其立即回国，只好报以遗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美洲保皇会邀请梁启超游历美洲，终于遂了他的心愿。正月二十三日他从日本启程，二月初六日凌晨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港口。随行者有黄慧之、鲍炽二人。

关于此行的目的，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主要是三件大事：“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梁启超年谱长编》，311页）梁启超在加拿大居留两月，四月初三日，由温哥华乘车前往纽约，所行路线即著名的横贯美洲大陆之太平洋铁路。在此期间，他将《新民丛报》交给蒋智由、麦孟华、罗普、周伯勋、蒋方震、汪荣宝等人打理，自己很少再写文章，而专心于美洲大陆的考察。在美国，除了在各地参加保皇会的活动，开展募捐以外，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一路想，自东而西，历时半年有余，行程不下万里，“所见美国政俗，其感触余脑者甚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33页）举其大端，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美国的国体、政体、社会、民众自有其特质，这是美国所以实行共和联邦制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二，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最完美的，也有其弊端；其三，进一步认识到华人社会的问题，不仅离民主共和很远，甚至离民主立宪也很远，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四，革命不会使我们获得自由，倒可能得到专制。他在旅美期间时时处处都拿“我民族与彼民族”相比较，感触不限于这四个方面。徐勤为其《新大陆游记》一书作序，就曾感叹：“且彼以十月间所观察所调查，乃多为吾三年间所未能见及，人之度量相越，不亦远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页）但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对梁启超来说，就是改变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二十世纪被称为革命世纪，中国更是被革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是福是祸都与革命有关，可见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来，尽管梁启超一直在宣扬保皇，宣扬君主立宪，并自称改良主义者，但他在言谈话语及撰写文章的时候，不仅不回避“革命”这个字眼，甚至还表现出对“革命”以及破坏主义的向往。直到踏上美洲大陆，在加拿大，他仍然觉得革命是必要的。这一年的四月初三日，他在写给徐勤的信中还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勿言是因为康有为听了不高兴，所以不说。半个月之后他再次致信徐勤，仍然表示：“长者（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他不加掩饰地说：“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叶惠伯，又名叶恩）、章轩（刘章轩，保皇党，曾与叶恩等开办振华实业公司）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同上，320～321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说的“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既包含着对清政府的失望，也包含着对民众心理的认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讲革命，以什么名义向民众募捐呢？

狭义的“革命”

不过，梁启超所理解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驱逐另一个民族的暴力行动。其实，后面这一点，恰恰是从中国传统的“革命”语境中引申、发展出来的。在古老的中国，自先秦已有“汤武革命”之说，指的就是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新政权，恰如《周易》所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周易译注》，172页）这句话来自《周易》革卦的彖辞，它不仅表明了“革命”的合法性，而且指出了它的必然性。其后，在新的语境中，“革命”被等同于进化的历史观，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道德优越感，二十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均被冠以“革命”的名义，其道理或如是焉。但梁启超所说的“革命”，却与此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很早就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概念，在这里，“革命”已非传统语境中的政治暴力、天意民心，而是包含着“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0页）的现代含义。但他尚未明确反对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而是将新义和旧义纠缠在一起混用。这一方面是他在学理上还没有辨析得更清楚，另一方面，也来自现实环境的刺激。事实上，大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旅美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努力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现实中已被误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他还不想就此放弃“革命”，他撰写《释革》一文，试图对“革命”的内涵加以限定，或索性改称“变革”，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他在其中写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同上，第41页）但他又说：“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徧（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阋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同上）

实际上，即使后来梁启超选择了否定革命的态度，他也仍然回避不了“革命”这个提法。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开篇即言之：“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31页）在这里，他不再反对将Revolution译成“革命”，而是将“革命”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他说：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此前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同上）

考察美国政体

梁启超这种研究便开始于旅美期间。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

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发生则不可。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故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34页）

梁启超曾自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6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在美国究竟看到了什么，并刺激了他的哪根神经呢？他是四月十六日到达纽约的，在纽约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不断往返于纽约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等，见了很多人，看了很多地方，也讨论了一些问题。他注意到在美华人地位卑微，原因就在于没有选举权，“使我华人在美者而有此权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由此可见，在这个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选票是多么的重要。但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像在专制国家人们不敢批评朝廷的缺点一样，在这里，为了拉选票，政治家常常要媚众取宠，迎合选民，故意逃避责任，或伤害民族、国家的利益。他认为：“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34页）

在华盛顿，他拜会了外务大臣约翰海氏和总统卢斯福（编者注：即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他发现，除非在战时，美国总统的权力其实很小，没有多少自由行动的余地。其宪法规定，总统及其阁臣是不能向议会提出法律案的，也没有列席国会的权利，看上去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这一点和英国有很大不同，虽然都以三权分立为权力制衡的原则，在政治上实行的都是宪政，但英国国王却可以高居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而美国总统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忧虑，他们总是在想，如何才能避免从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中产生一个专制暴君的悲剧？这也就是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所说的：“美国自建国以来，于专制武断政体，深恶痛绝，此等脑识，传数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惧者，若克林威尔、拿破仑等人物滥用其权力，驯变为僭主专制政体也。”（同上，62～63页）他们所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权力进行分割。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各自独立，已经是一种分割，但美国人认为还不够，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分割出各州、各市、各县，乃至鸡毛小镇的权力，这些地方权力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官员也是由各地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共和政体虽然源自英国，却没有英国对贵族的依赖，他们在自治和分权方面走得更远，也更加依赖于选民的选票。

美国的这种政治设计自然有其合理性，梁启超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在离开美国以后撰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美国之能变英国政体而为今政体者何也？彼其未离母国羁轭之时，而共和之原质已早具也。当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国而移殖于他乡者，于祖国之议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习熟练，怀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陆，又不能复依赖贵族及本国官吏之力，不得不以自助及相济两主义为安居乐业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实根于此。及其自助相济之既久，习而成风，一旦而再欲加以束缚，其势自不乐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77～78页）

很显然，在梁启超看来，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在美国行得通，是因为美国国民素质的起点很高，又经过长期的地方自治的训练，相沿成习，不得不如此。他也看到，共和国体相较其他国体，确实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同上，79页）

于是，他发自内心地赞美道：

以故苟为国民者，能于共和所不可缺之诸德，具足圆满，则行此政体，实足以培养爱国心，奖励民智，驯至下等社会之众民，其政治思想，亦日发达以进于高尚。美哉共和。（同上）

尽管如此美妙，但他还是觉得，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所欠缺：

一曰贱视下级之国民也。同为公民同有自由平等之权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会水平线以下者，一律蔑视之，不独待烟剪人黑人为然也，凡与彼辈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观其待华人可知矣）此亦平等主义万难实行之徵证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杰也。凡国民之门第学识聪明才力资产挺出于社会水平线以上者，率为公众所嫉忌，而不得自效于政界，惧其含有君主贵族之余质，而将以倾覆国宪也。故共和政体者，最适于养中等之人物，齐国民之程度而为一者也。（同上，79～80页）

共和政体适合中国吗

不过，他更关心的还是美国式的共和国体能否实行于中国。在整个旅美期间，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他，念念不忘，挥之不去。这种内心的纠结和冲突在旧金山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不能平复的程度。旧金山是美国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当时有人口三十四万多，其中华人就占了两万七八千人。这里的维新会成立得最早，注册会员有上万人之多。梁启超抵达之时，人们奏响军乐迎接他，据说，盛况超过了纽约。这使他感到很兴奋，当即表示：

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外洋华人所至之地，亦分两大类，一曰白人少而华人多者，白人为特别之法律以待我，如南洋诸区是也；二曰白人多而华人少者，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如美洲澳洲诸区是也。其第一类者与内地几无以异，故亦不足研究，所研究者第二类而已。第二类之中，其最大多数之所在，莫如旧金山。（同上，104页）

梁启超在旧金山住了一月有余，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他首先考察了华人的职业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其次，他考察了华人的组织情况，各种名目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慈善事业；最后还考察了当地华人报馆的情况。他对旧金山华人社会所作的这番考察，使他看到，华人确实有其所长，比如不肯同化于外人，梁启超认为，这种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是建立独立自主之国家的元气。又如很有侠义情怀，再如很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还有勤俭守信用的美德，这些都是华人的长处。同时，他也看到了华人的短处，“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同上，121页）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宗法的，一个是契约的。前者与君主专制制度可以相安无事，不仅统治者易姓换代，其不受影响，甚至异族入主，都不能使其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9页），因而也就很难养成国家意识。而后者却是现代民主共和体制的社会基础，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以契约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州是这样，扩展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种超越了族群、乡里的自治经验，才是中国人最缺乏的。梁启超特别发现，具有乡村自治传统的中国人，一旦“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21～122页）

其二，他认为，中国人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考察美国历史可以知道，这种地方自治观念，是美国实行共和制的前提。虽然过分强调地方自治，可能使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但这里只是分寸和尺度的问题。如果分寸和尺度把握得好，对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有利的，但中国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发达过度”了，“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同上，122页）

其三，他沉痛地表示，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么说也许很不中听，但却说出了实情和真相。他说：

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同上）

有人告诉他，旧金山华人也曾有过比较规矩，比较安定的时候，但那恰恰是由于该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此后，主张严打的前任领事一离开，便故态复萌了。梁启超无奈地表示：“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同上，122～123页）他在海外走了几十个地方，所见过的华人组织不外两端，一种是领导者很强势，没有人敢反对他，“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另一种是领导者遇事不能决断，遂成无政府状态，“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或者是寡人专制，或者是暴民专制，几乎成为中国的宿命。这让他感到很失望也很伤心，他说：“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即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之混乱也就可以想见了，“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同上，123页）

梁启超最终是给出了答案的，他说：“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同上，124页）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在中国实行共和的诉求。在他看来，走向共和，就是走向灾难。他说：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同上）

这绝不是一时的激愤之词，而是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当时，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的消息传到美国，蒋智由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谈到这件事，并提到吴稚晖向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出卖章太炎的传闻。梁启超很震惊，但最初他并不相信。后来收到横滨同人的来信，其中附有章太炎狱中写给朋友的信，也认为他的入狱是由于吴稚晖的告密。虽说蔡元培后来曾出面为吴稚晖开脱，说他是冤枉的，但当时远在美国的梁启超并不知晓，以他当时的心情，在回复蒋智由（观云）的信中乃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并且声称：“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28页）

“告别革命”

这当然只是个小插曲，但正当梁启超三十而立之际，他的人生之路，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是所有人（同时代人与后来者）都真真切切地看到和感觉到的。他十月十二日乘中国皇后号自温哥华启程，二十三日抵达日本横滨，立即宣告其宗旨已经改变，他在《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连续发表文章，声称已放弃先前所信奉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转向更加稳健、渐进的改良和“立宪”。《答飞生》一文，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告别革命”的宣言书。飞生何许人？有人说是蒋百里曾经用过的笔名。他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一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有新政府然后有新民，还是有新民然后有新政府？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与“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一个道理，都是“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2页）二者所谈虽是同一问题，但心中所存答案却是两端。飞生固然希望先新政府，而梁启超则担心，“非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其孰从而变置之”？（同上，43页）

所以，他不认为“有一震撼雷霆之举，足以使沉睡之脑一震而耳目能一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520页）思想的启蒙不是一两个豪杰做一惊天动地之举所能奏效的，需要耐心地培养和教育。但革命者总是等不及，他们以现政府为万恶之源，以为打倒了现政府，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因此，他们往往主张“单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同上），梁启超指出：“吾向者固亦最主张‘鼓气’主义，乃最近数月间，几经试验，而觉气之未尽可以恃，气虽扬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与之相应，则不旋踵而瘪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页）他说，鼓气主义不可不用，亦不可常用，就像大黄、附子这样的猛药，偶一食之可以，天天吃就会出问题。“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苟非尔者，非惟建设不可期，即破坏亦不可得也”。他觉得，像《苏报》所掀动的学界风潮，以及东京留学生的抗议活动，都有点儿得不偿失，不仅“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阁（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嬴（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同上）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益矣。若章（太炎）、邹（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黄遵宪集》下卷，514页）

这样的话，当然都是逆耳之言，不仅当时的年轻人不爱听，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爱听。但他还是告诫诸君，他也曾“痛心疾首，恨不得日旋雷霆于其顶上以撼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页），那是为了激发气衰者，对于气盛者，这种方式就不适合。而且，“欲民之有气者，非欲其嚣然尘上而已，将以各任一二实事也”。（同上）他那时所谓实事，很重要的一点，即文明的输入，他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为宣传阵地，大量译介东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陈三立称他为“输入文明第一祖”（《黄遵宪集》下卷，501页），恐非过誉。章太炎站在他的立场上看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知道保皇复辟没有希望，“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章太炎政论选集》，162页），却算不得梁启超的知己。

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外人看来也许发生得很突然，其实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告别革命”代表了一个新的起点，不如说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就有对革命的怀疑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向往，这种转变只能是其某些基本倾向的最终发展。事实上，梁启超的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由许多复杂内容纠结在一起的。你可以说他是个改良派，甚至是个保皇派，但如果你细读他的文章，则不得不承认，他从最初参与变法维新，其思想意识就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与反对王朝专制的革命两大部分，即使在戊戌变法期间，也还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说法。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海外，他的言论一度趋向激烈，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曾引起康有为的责骂与批评。但他在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等问题上，并无定见。有时他承认革命的必要性，有时又把革命描绘成盲目破坏的洪水猛兽。他不接受章太炎“攘夷”、“排满”的主张，却只能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三统”、“天下大同”来立论。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的犹豫不决最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长篇小说中。他承认，这部小说酝酿了五年，但其所作，“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2页）

虽然如此，小说却另有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的地方。比如他所设计的理想的新中国国体和政体，即美式民主共和，其理想的国号，即“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为1912年，其理想的第一任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任总统名曰黄克强。这里所谓罗在田者，即爱新觉罗?载湉。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第一任总统可以由光绪皇帝担任，但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能世袭，所以有了下一届总统黄克强。

小说还用很大的篇幅追述了共和国创建之父黄克强与他的朋友李去病之间发生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便是他们应该采取哪一种政治途径，实现怎样的政治目标。李去病是革命派的代表，他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现行政府，建立直接的多数人的政治，舍此不能救中国；黄克强反对李去病的革命路线，他认为，中国人的素养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中国虽有村社自治的传统，但与现代社会从权利、义务两种思想中生发出来的自治不是一回事，所以，暴力革命只能使中国陷入法国大革命的灾难，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而且，暴力革命还可能引发列强的军事干涉，给列强瓜分中国提供新的口实。他希望能在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改良，开启民智，逐步养成国民的自治力，从而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很久以来，人们常把黄克强当作梁启超的化身，而李去病身上也有孙中山、章太炎的影子。但实际上，这两位主人公恰恰构成了梁启超一身而兼二任的两面性，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争论，完全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内心冲突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将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与一年以后的《新大陆游记》对照来读，就会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换了一种叙述方式而已。多年来，梁启超一直在撰写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并利用各种场合为实现自由、民主、民权鼓与呼，即便是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也没忘记表达对美国式民主共和的向往。但当他置身于这个国家之中，近距离地观察它、研究它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仅没有加强他的热情，反而加深了他的担忧。这样看来，《新大陆游记》不仅成了《新中国未来记》的见证，也恰好印证了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明确选择的话，那么，当他写作《新大陆游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解决。

保皇立宪与革命排满之争

这时，革命党与康梁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章太炎曾经认为，挑拨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关系，使二者互相残杀，是张之洞等人的一大阴谋，希望孙、梁二人不要落入张之洞的圈套。但“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不仅如此，革命党讲到自己的敌人，康梁排在第一，超过了张之洞，可见痛恨之深。他因此担心孙、梁之争可能危害到革命大局。他说：“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章太炎政论选集》，162～163页）可惜，章太炎最不愿看到的两派矛盾，在他入狱后愈演愈烈。革命派还把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成与保皇派公开论战之始。这时，革命派在香港、上海等地所办报刊已有《中国日报》、《广东日报》、《世界公益报》、《警钟日报》及《大陆报》数家，不久，又增加了《民报》一家，成为他们抨击保皇立宪、鼓吹革命排满的主阵地，与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在此期间，革命派这边的笔杆子主要汇集了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刘师培等。不过，《民报》创刊时，章太炎尚在狱中，所以，前五期的主笔由胡汉民担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第三号发行号外，提出了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纲领，共十二条：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号外在最后附有编者按语称：“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以解决。五号一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以上均引自《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401～402页）

旅美归来的梁启超，先是忙于保皇大会的召开，为此，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回到香港，见到了久别的恩师康有为。会后，大约在二月下旬，为了与狄楚青、罗普筹划开办《时报》等事，他又到了上海，隐姓埋名，匿居在虹口一家名为“虎之家”的日本旅馆的三楼上。在他的主持下，《时报》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并确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出刊，报名、发刊词及体例都是梁启超事先拟定的。他本人则在一切搞定之后，悄悄地离开上海，回到日本。此后一段时间，他又经历了黄遵宪去世，伯姊去世，以及继母去世等重大变故，这些感情上的波澜，在他心里久久不能平复。所以，《民报》创刊之初，虽然从第一号起便向梁启超下了战书，但梁启超并未匆忙应战。以他对革命党的了解，这些人除了造谣生事，侮辱谩骂，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此前，香港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就伪造过梁启超写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一封信，其实，这封信的真正作者是一个叫李宝森的人，而收信人是日本伯爵副岛种臣，该信曾刊登在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却被革命党移花接木，利用来攻击梁启超，其手段不可谓不卑劣。当时，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的第四十四、四十五号上连续刊登《辨妄广告》和《辨诬再白》。他说：

该报作此等举动，于鄙人何损，徒伤报馆之德义，而损该报之价值耳！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7页）

梁启超是个很书生气的人，他希望双方能“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而革命党可不管这些，他们攻击、诋毁梁启超是不择手段的。后来接管《民报》编辑业务的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也说：“任《民报》编辑。余以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梁启超），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章太炎年谱长编》，225页）许寿裳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章先生抵东后，即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其中胡汉民、汪兆铭（精卫）等诘难康、梁诸作，文笔非不锋利，然还不免有近于诟谇之处。惟有先生持论平允，读者益为叹服。”（《章太炎传》，40页）

对于革命党的攻击、诋毁，梁启超曾经表示：“鄙人向来不屑与辩，谓今日固非斗此等浪笔闲墨之时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9页）但是，他又觉得，在大是大非面前，“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针对《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认为：“强辩如彼，势亦不能不为应敌之师。”（《梁启超年谱长编》，363页）所以，他先作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分别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大论战。《民报》第三期号外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即上述所谓十二条，起因就在于梁启超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民报》诸君大为震怒，群起而攻之；梁启超亦奋起应战，以一人而敌十数人，直杀得刀光剑影，难解难分，其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为历来所未见。当时便有好事者，署名“壁上客”的将双方论辩的文章汇集起来，以《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为名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章太炎退守书斋，二人渐行渐远

章太炎的出狱，可谓恰逢其时。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孙中山特派专人到上海迎接。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讲到：“夏，余监禁期满，中山自东京遣使来迎，遂赴东京，入同盟会，主民报社。”蒋维乔的回忆就显得更加具体了：“五月初八日，章炳麟监禁期满，将于是日出狱。事前数日，会中先行预备，购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之晨，蔡孑民、叶浩吾及余等在沪会员十余人，均集于河南路工部局门前守候。十时，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浩吾陪乘马车，先至中国公学。即晚，等日本轮船。”（《章太炎年谱长编》，209页）孙中山之所以要礼遇章太炎，其目的就是要壮大自己这一党的声势。说起来，这一党人数虽然不少，但是，除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之外，其余都是弘文、法政、早稻田等几个大专学校的青年学生，而刘师培的声望和影响都不是很高，能与梁启超相抗衡的，也只有章太炎了。所以，章太炎的加入，对《民报》来说，的确是增加了一支生力军。查当年的刊物可知，从1906年7月至1908年10月，除少数几期由别人代劳外，《民报》的笔政一直都是由章太炎主持的。两年多来，他为《民报》撰写的文章多达58篇，其中，仅论说和时评就撰写了42篇，成为这个时期《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这也是章太炎一生中为报刊写作最勤、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他的受人敬重，并赢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革命战斗精神。恰如鲁迅在回忆往事时所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546页）

章太炎到了东京，孙中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迎接这位因反满而入狱的斗士。欢迎会于七月十五日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到会的留学生超过了两千人。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当时正下着雨，由于与会者超过了预计的人数，很多人不能进入会场，大家就站在雨中听他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颇动感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并为“章疯子”这个名字张目。他说：“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章太炎政论选集》，271页）他是有资格这么说的。因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富贵利禄的补剂，对他没有作用；他又坐了三年监狱，艰难困苦的毒剂，于他也奈何不得。他为此感到自豪。

在这次演说中，章太炎提出了近日要办的两件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上，272页）他这里所说的宗教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信仰，他说：“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上，274页）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哪一种宗教信仰更好呢？他认为孔教不讲神秘难知的话，是很好的，还算干净，但孔子鼓励学生做官，不敢做“反对党”，不敢说“彼可取而代也”的话，这不好，所以他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同上，272页）对革命者来说，这是断不可用的。此后他指责梁启超热衷君主立宪，也是中了孔夫子富贵利禄的毒。那么基督教呢？他认为用于中国，也不相宜。他以罗马为例，“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同上，273页）在他看来，中国罗马，可以并称伯仲，所以，基督教对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他主张用佛教，“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同上）但是，现在通行的佛教他觉得不行，有许多杂质，需要设法改良。他的办法是“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以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同上，274页）

他要办的第二件事，就是提倡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同上，276页）他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像是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梁启超强调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而他所强调的只是汉族，但就以文化养成国民精神而言，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们便通信讨论过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当时，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两篇学术论文，倡言“史学界革命”，主张以西学新说整理中国旧史。即使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梁启超在写给蒋观云的一封信中，还希望章太炎能对他的新著《国文语原解》给予批评指正，甚至想求他写一篇叙言。他说：“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78页）

可惜，章太炎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否则，真是学术界一佳话也。不过，对于梁启超停止相互攻击，和平发言的请求，却表示“欲为调停”。（《章太炎年谱长编》，208页）先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梁启超赞成徐佛苏的建议，以第三者的名义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呼吁双方停战，并责成他赶快交稿：“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梁启超年谱长编》，363页）这封题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的读者来信，是徐佛苏以“佛公”为笔名撰写的，刊登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民丛报》第十一期上。但《民报》方面一直不予理睬，于是，梁启超又托徐佛苏找宋教仁帮忙，他们同为湖南老乡。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十一月二十六日（1907年1月10日）记载：

四时，至徐应奎（佛苏）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同上，363～364页）

宋教仁很重视这件事，他马上去找章太炎商议，转达了徐佛苏的一番话，章太炎说“可以许其调和”。他们又一同来到孙中山的寓所，见到了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他们“皆不以为然”。（同上，234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十二月十九日（2月1日），宋教仁又记：“接徐应奎（佛苏）来信言，将邀蒋观云同往梁卓如处，劝其不加恶口于《民报》事云。”（同上）这说明，大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但无济于事，《新民丛报》最终于1907年7月停刊。多有论者认为，《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改良派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忽略了当时的具体情形。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梁启超的关注点已经转移，他兴奋地表示，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现在要做的，是研究过渡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民法和经济学，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有宪法、行政法、教育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切实地研究，而陷入论战之中的《新民丛报》，已无力承担这个任务，他准备办一份新的刊物，来承载大家的研究成果。既如此，也就不能再兼顾《新民丛报》了。与其让它变成鸡肋，不如使其寿终正寝。何况他还担负着更加重要的组建新党的任务，无论如何没有精力再与革命党人周旋了。

至于说到这场论战的胜败，严格说来，不是论战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使然。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最初看到这句话，很容易想起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培育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梁启超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这就等于说，政治腐败是制造革命党的温床。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政治腐败，也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革命党也就失去了煽动民众的依据。人民不信任政府甚至怨恨政府，是因为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政府，它本来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到损害；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损害人民的权利，剥夺人民的权利，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只能奋起反抗，“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这是革命党的宣传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原因。

再有一点，就是种族问题。满汉是客观存在，华夷是悠久的遗传，现实是满洲以少数族群统治中国，而中国固有之传统，则视君主与政府为一体。所以，政府的政治腐败一定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感情，如果仅仅从政治角度动员民众，能够响应的人其实很少，一旦从民族感情入手，其煽动性则是所向披靡的。所以，革命党内部无论有什么分歧，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章太炎能和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为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着想，所谓刷新政治，治理腐败，第一件事就要打破满汉界限，消除满洲特权，然而政府偏偏不这样做，他们所做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失望，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革命党一边去。比如当时，清政府做了什么呢？虽然“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排挤异己之具，借新缺位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满籍官吏中之一二人，稍得权力，则援引姻亲，布满朝列，致使新官制改革之结果，满人尽据要津，致社会上有排汉政策之新名词出现……则相排之结果，满亦何能终与汉敌？惟有满族先毙，而满汉同栖之国家，随之而亡耳”。为什么很多人仇恨政府，仇恨满洲，“则政府有逼之使不得不相仇者耳”。梁启超认定，一两个煽动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惟政府所供给之革命的原料，日冲积于人人之脑际，而煽动家乃得以投机而利用焉”。他把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比作不洁之人与虮虱的关系，“天下惟不洁之人，斯生虮虱，亦惟不洁之人，日杀虮虱，方生方杀，方杀方生，早暮扰扰，而虱无尽时，不若沐浴更衣，不授以能发生之余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45～52页）然而，清政府不会听从梁启超的劝告，他们一意孤行，最终将自己拖进坟墓，也让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归于失败，更使中国错失了一百年的良机，至今还跋涉在追求宪政的路上。

晚年的章太炎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与革命党及梁启超都渐行渐远。

尽管取得了对于改良派的胜利，但事实上，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的表现，并不令孙中山等人特别满意。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革命诉求与章太炎并不完全一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并不被章太炎完全认同。就章太炎而言，他的政治主张，其出发点只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也就是他一再宣称的光复而非革命。此后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联合陶成章等人组成光复会，也基于这种思想。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这篇文章中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复（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序言，6页）他在《民报》期间撰写的许多文章，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民报》被封禁之后，他则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章太炎年谱长编》，295页）然而，对国事及革命党人的失望，也使得他一度想到要去印度出家。至此，他和梁启超也就渐行渐远了。

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改名度，另有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曾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1894年甲午科中举，像谭嗣同、唐才常一样，也是当年名动三湘的青年才俊。

少年意气，时务学堂初较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度辞别母亲，登舟赴京，准备参加戊戌年的科举考试。二十三日，行至省城长沙，船就停泊在城外，他入城去拜见老师王闿运。不巧，老师到衡州去了。闲谈中，他向朋友打听省城中现有哪些知名人士，大家都提到了梁启超，说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正主讲于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的大名在长沙城里叫得很响，不敢说家喻户晓，至少读书人是言必及之。

杨度只小梁启超一岁，他自恃有才，并不把梁启超放在眼里。而且，在他看来，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又是王闿运在四川尊经学院讲学时所收的学生，由此论之，康有为算是他的师侄。而这样一论，梁启超就比他小了整整两辈儿。杨度也是年轻气盛，他对梁启超少年得志，借报纸赢得大名，很不服气。那天，他只身前往时务学堂，一定要会会这个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的广东才子。

当时，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们讲《孟子》，他要求学生从《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思想中，领会关于民权、民主的微言大义，以此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为变法维新、强国保种，乃至天下大同张目。杨度的到来，打断了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杨度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他首先对梁启超讳言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曾求学于王闿运大为不满，以为他“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杨度日记（1896—1900）》，78页），指责他有自立门户，招摇撞骗的嫌疑。

其次，他认为，先讲《孟子》后讲《春秋》，次序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的老师王闿运治学之初是由《仪礼》进而研究《春秋》，《春秋》的地位高于《孟子》。但是，康有为视《周礼》为伪书，专讲《春秋公羊传》，以为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到周公就断绝了，孔子著《春秋》就是延续这个传统，所以，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而《春秋》的意义就在于“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5页）这是孟子的观点，也是康有为讲经今文学不同于王闿运之处。杨度不理解梁启超为什么主张学生读书要先读《孟子》，后读《春秋》。其实，在梁启超看来，读书立志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教育学生的入手处。在这里，所谓立志，就是立孟子之志，只有立下一个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志向，你才能真正理解《春秋》的大义，才能成为《春秋》大义的实践者与捍卫者。这与杨度从老师王闿运那里得到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是不同的，孟子的平治天下，讲的是天下大同，民贵君轻，不是帝王的统治权术。

其三，杨度反对把《孟子》说得这么重要。在他看来，由于宋儒喜欢讲心性，才拔高了《孟子》的地位。他说，孟子生当乱世却没能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那个时候，整个天下都在打仗，你争我夺，孟子却空谈什么“五亩之宅”，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何况，孔子说“性近习远”，“孟氏则曰性善。孺子入井，见者恻隐，习也，非性也，孺子乍见孺子，必无此矣。故《孟子》一书，宋儒所宗，一语可以拨倒，又不足以挟持也。”（《杨度日记（1896—1900）》，78页）

他们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涉及很多问题，杨度形容自己“词气壮厉”，而梁启超“初犹肆辩，后乃遁词”。最后，他不无遗憾地写道：“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同上）

杨度此番进京，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功名。由于他恃才狂傲，竟以十三篇骈体文应付所有考卷，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他没有急于回乡，而是在京城住了下来，每日呼朋唤友，出入于酒肆戏园，以狂士自居，大言不惭，桀骜不驯，在日记中亦沾沾自喜于在京的“广东人多知余在长沙驱梁启超之事”。（同上，87～88页）

杨度（1874—1931）字晳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1907年夏，杨度等在日本成立宪政讲习会。秋，杨度归国建立宪政公会分会。后为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

一日，酒席之间，杨度又借机贬损宋儒乃至程朱，引起在座一位朋友的不满。这位朋友多饮了几杯，有些醉了，拍案而起，指着杨度大骂。然而，杨度却并不恼，眼看朋友气得面红耳赤，他却以为“态正妩媚”（同上，92页），完全是一副游戏人生的模样。他很自负地对人们讲：“盖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越虽有种而无范蠡，汉虽有何而无张良，大乱之世，未见其能从容变法也。”（同上，93页）这里说得很明白，私下里他是把自己当作范蠡、张良一流人物，而非文种、萧何一流人物的。当今之世，没有他，要变法谈何容易？所以他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同上）王闿运深知这个学生的禀性，曾写信叮嘱他千万要谨慎，“在京多往来少议论，以谓事无可为，徒以获罪”。（同上，89页）但杨度并未把老师的叮嘱放在心上，不久就被牵连到“王祚唐诬控慈母案”中，且被一些京官视为主谋，不仅没有做成帝师，反而，不得不为了求生而逃离北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庚子年（1900年）七月，恰逢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杀的当口，他正居家读书，一天，他以炎暑为由，自己放了自己的假，受到母亲责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情：“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修名不立，无以为子。日暮步游，出门里许，至汉桥边，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同上，177页）

两年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反对，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到日本自费留学。在这里，他进了东京弘文书院的师范速成班，与黄兴、杨笃生、周伯勋、张孝准等一班同学不期相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新学发生了兴趣，渐有所得，思想亦日趋激进，并参与创办了留学生杂志《游学译编》，当年十一月发刊于东京。

重会日本，惺惺相惜

第二年，在他们的结业典礼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与他就国民性与教育问题发生激烈辩论，事后又写成文章，并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由于这件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了杨度的大名。

在日本期间，他与梁启超重逢。而此时的梁任公已非当年可比，由于《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他已成为独一无二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杨度为了向梁启超示好，把自己的新作《湖南少年歌》拿给梁启超看。据说梁是这篇不朽之作的第一读者。梁启超没有因为杨度当年的张狂而心存芥蒂，他将此诗首发于《新民丛报》，而且以赞赏的口吻写道：“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饮冰室诗话》，66～67页）

杨度还作了一首诗赠给梁启超，诗是这么写的：

志（道）远学（志）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慄慄惟兹惧。噫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子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同上，69～70页）

此时的杨度，对梁启超不仅不再叹为“可惜”，还在诗中称赞他“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回忆当初的争论，也不再自诩为“驱梁”英雄，以“词气壮厉”自诩，而是轻描淡写地说成“微相忤”，是“各主师说，有异同”，是“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最后他还建议，当此国事危急之际，大家应该携起手来，共赴国难，不能再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诗的后面还附有一封短信，说得更加恳切：

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数次所面论者。因时取旧书温阅，思欲有所编述，乃每一开卷，则责人之心顿减，责己之念顿增。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历（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此必非口舌论说之功所能比较者。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反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辄以其意成诗一首。知足下亦无取乎便佞，故自附于直谅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诲迪，特录以奉呈。诗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纪实，著其离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贵苟同也。而又必称师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当出。足下担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为信乎？若能俯赐酬答，而无辜我嘤呜，是所幸也。（同上，70页）

这真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读后足以使人动容。梁启超的确大为感动，他写道：“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谭嗣同）、铁樵（吴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同上）这里也能看出梁启超心地之单纯，待人之诚恳，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用李肖聃的话说：“其时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星庐笔记》，5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了给《游学译编》筹集办刊经费，杨度取道回国。他按照王闿运的安排，去见张之洞，得到张的赏识。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网罗新学人才，仿照康乾时的故事，诏开经济特科。杨度也被保荐入京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取得了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排在他前面的，就是后来做了北洋政府财长，与杨共事并成为政敌的梁士诒。好像命运非要捉弄他一样，这一次，他又与到手的功名擦肩而过。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恨的就是康、梁，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然而，偏偏有人告诉她，梁士诒即梁启超之弟，而康有为又名祖诒，有人编造了所谓“梁头康尾”的说法，故意将慈禧激怒。梁士诒因此被除名，杨度也受到牵连，除了他曾是“湖南师范生”外，在日本，他还有过攻击朝廷的言论，策论中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于是，有人怀疑他是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所以，他不仅未能被录取，还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

不久，无路可走的杨度重返日本。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更加亲密，常常出入于梁家及《新民丛报》社。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革命、立宪两派已势同水火，互不相让，杨度则游移于两派之间，观望风向，他不想得罪梁启超，同时，又和孙中山保持联系。关于此情此景刘成禺留下了一段记载：

杨度在东京，欲谒中山先生辩论中国国是，予与李书城、程明超、梁焕彝介往横滨。孙先生张宴于永乐园，辩论终日。晳子（杨度）执先生手为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其主张，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晳子回车，喟然叹曰：“对先生畅谈竟日，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吾其为舆台乎？”（《世载堂杂忆》，176页）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民国时旧交通系领袖，交通银行总经理，号称“五路财神”。

争取路权与参与立宪，二人密切配合

那时候，杨度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有一种领袖群伦的风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担任留日中国学生会干事长，不久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粤汉铁路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南段，从武汉经湖南，抵达广州；北段即北京至武汉路段，当时称芦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丁酉年（1897年）秋冬间，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清政府与比利时人达成协议，将芦汉铁路的铺设权、监造权、行车管理权，统统让与比利时公司，该公司则给予清政府年息5厘、期限30年的450万英镑借款。这一笔生意不仅使中国完全丧失了铁路主权，还在财政上受到巨大损失，为以后帝国主义者利用债款关系控制中国铁路权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芦汉铁路既成定局，粤汉铁路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比利时公司表现得非常积极，可谓不遗余力，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但这一次清政府却将粤汉铁路的承办权卖给了美国人创设的华美合兴公司。不过比利时公司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先是通过比、法两国驻中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继而又谋求在私下里大量收购合兴公司的股权。到了1901年5月，比利时人在纽约收买的粤汉铁路股权，已占全部股权的一半以上，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席位也已达22票之多数，公司总办遂被改选为比利时人信任的何域查将军。

这种情形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梁启超在《粤汉铁路交涉之警闻》一文中就有很全面的分析，他说：“比利时者，实俄、法同盟之傀儡，全地球所同认也。彼既得芦汉铁路之敷设权，遂欲更扩张之，由汉口经广东以接续安南边境，其北路则经张家口到北京以接俄国西伯利支线，以通俄、法两国之势力范围，使相连络。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者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71页）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事已非“资本问题，而政治问题也”。（同上，173页）而且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在这场路权争夺战的背后，不仅显露出列强急欲瓜分中国的贪婪和不可一世，而且折射出列强在瓜分中国、争夺世界霸权中的矛盾冲突。梁启超在另一篇文章《铁路权之转移》中亦指出：“有间接从经济上图我者，英、美等国是也；有直接从政治上图我者，俄、法等国是也。两者目的不同，而皆以铁路政策为手段。两者结果皆不利于中国，而俄、法所挟持，尤咄咄逼人。”（同上，174页）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湖南官绅首先发起“废约赎路”的倡议。他们认为，既然合约中有所谓“此权利不得让与他国人”的规定，那么，合兴公司私自将股权转让给比利时人，就可以视之为违约，合约就应该作废。他们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广东绅商的响应，绅商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梁启超称之为“创举”的彩票赎路办法，他认为，这种彩票集股的办法虽说采用了西方公债的形式而有所改变，但其精神实质与西方公债却是完全一致的。他甚至预言：“今后之中国，不可不厚集全国总殖与列强决战于经济竞争之场。”（同上，249页）不过他提醒大家，这个办法虽然很好，也很容易被各地仿效，但主办者一定要讲信用，“而不然者，信用一坠，后此引为大戒，蒙其害者岂直一粤汉铁路而已”！（同上）

在这场争取路权的斗争中，杨度也一直冲在前头。他不仅带头请愿，发表了《粤汉铁路议》一文，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由官绅筹款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还以总代表身份回国，向王闿运讨教，督促张之洞负起责任。据说，梁启超在争回粤汉铁路一案中为《新民丛报》和《时报》写了大量文章，其新闻素材就来自杨度收集的电报稿。罗普在《任公轶事》中写道：“任公向杨晳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37页）

经过民间的不懈努力和官方的一再妥协，1905年8月29日，中国最终以675万美元的代价赎回了粤汉铁路的建路权。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与杨度配合得可谓相当默契。他们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志同道合，一个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一个高唱《湖南少年歌》，“是二人者，均当时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亦佳庐小品》，74页）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谈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0页）深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流行这样一个传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派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终日养尊处优的官僚贵胄，如果是出访游玩，摆谱享乐，他们倒也内行，无师自通。据说端方就从欧洲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在其府中试演，忽然汽锅炸裂，震伤数人，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却是要考察西方各国的宪政。这些人连宪政究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外文更一窍不通，如何考察呢？回来后又如何向皇上交差呢？这很让他们感到为难。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湖南人，叫熊希龄，是杨度和梁启超的好朋友。当年梁启超在湖南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他曾任学堂的总理。这时，他建议请一位精通宪政的人，捉刀代笔，撰写宪政考察报告。那么，这个精通宪政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他说：“我国精通宪政的人才，只有两个：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他俩目前都在日本。梁启超是朝廷的罪人，不能找，不如去找杨度，请他代写。”（《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29页）五大臣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他到日本找杨度。于是，杨度拉上梁启超一起做枪手。

此事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日俄战争停止后，清朝亲贵中一些人也附会风气，标榜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梁启超年谱长编》，353页）那时，梁启超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此事即使进行，一定也是非常机密的，他们之间一定另有联络的渠道，只是那些来往的信札，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不过，在梁启超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公前周间所惠书，今日始得见，亦此之由。所示秘事，闻之甚喜，惟在内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与一二它省人共事，颇蒙损害，故非彼稳知者，不欲共焉。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书后，亦正不迟也。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同上，353页）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这封信上写了一段跋注：

此函系乙巳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察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同上，354页）

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这里所说的某督、某大臣，很可能就是端方。但徐佛苏显然把时间记错了。由于五大臣启程之际，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火车站扔了炸弹，使得考察推迟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人员则去掉徐世昌与绍英，增加了尚其亨和李盛铎。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五大臣考察结束，“分两批回到北京”。（同上，364页）熊希龄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先行回到上海，闰四月十一日（6月2日）前后，他以“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的名义赴日，六月初五日（7月25日）回到上海，在日本停留近五十天。这时，戴鸿慈和端方已于四天前，即六月初一日（7月21日）抵达上海等他。熊希龄与梁启超见面，请他代拟奏章，应该就在这段时间内，梁启超所说在海上秘密写作二十余日，应该也是这段时间。

熊希龄回到上海，带来了梁启超代拟的奏章，六月十四日（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便启程北上回京，并于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1、12日）接连上书朝廷，介绍西方各国宪法，请求尽快实行立宪。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七月十三日（9月1日）上谕：“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政，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所以，清政府下诏宣示“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于是又声称，改革“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并且“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同上，364～365页）尽管这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姿态，且非常有限，但仍然极大地鼓舞了梁启超，他按捺不住由衷的喜悦，在致蒋观云的信中指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同上）在这里，梁启超也许显得有些着急，或者显得过于乐观，但流亡海外七八年，天天盼、夜夜想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他认为，随着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中国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过渡，如何将立宪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他很清楚，立宪不是仅凭“一纸法文之所可致”的，即使把宪法写在纸上，也未必能使我国民真正沐浴到“宪政之泽”。而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更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他预感到，要推动清政府把“预备立宪”进行下去，早日确定立宪之期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重重阻力，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这正是他责无旁贷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3页）

成立新党，领导权归属问题引分歧

这时，梁启超与《民报》的论战越来越趋于白热化，他很想尽快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把立宪的事情办好。他在许多场合向革命党建议停止争论，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徐佛苏也积极地从中调解，希望能促成双方停战。但是，革命党这边拒绝了梁启超的请求，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又让举国志士大为失望。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了厘订内阁官制的结果，过去的中央机关主要由九卿、六部、内阁和军机处组成，新官制规定，除“内阁、军机处一切现制，着照旧行”外，拟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其中新设之十一部中，“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所设“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大清新法令》第一卷，38～39页）然而，在这十一位尚书中，满人占了六人，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尚书各一人还减少一人。很显然，这种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改革，任何人都不会满意，不仅没有缓和汉人的不平，反而给革命党提供了口实，梁启超等人更因主张“开明专制”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徐佛苏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倾诉了他们的苦恼：“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哇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指黄兴）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梁启超年谱长编》，368页）

梁启超也因此深陷于两难之中，一边是革命党咄咄紧逼，亟欲摧毁一个旧世界；一边是清政府虚情假意，维持其旧制度而不思改革。他清醒地看到，此时此刻，要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他只能两面作战。他明白：“要而言之，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者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然所以有革命党者，则现政府实制造之，现政府不可不为革命党受过。故革命党亡国之罪一，而现政府亡国之罪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50～51页）但他有时也表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近日万不可缓之着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故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梁启超年谱长编》，373页）

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动单方面停止了论战，抽身去做他认为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他一方面敦促清政府兑现其承诺，尽早公布预备立宪的年限，一方面积极为立宪派人士提供思想、方略，形成一致的舆论。虽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多的还是表面文章，若干措施往往有名无实。但“预备立宪”这四个字既然已经出自政府之口，那么不管它是否出于诚心，人民都可以借助这个理由来问责政府，“人民诚进行矣，则政府虽欲不进行而将不可得也”。（1906年7月《新民丛报》第83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4页）怎样才能动员人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府亦不能小觑的势力呢？梁启超从日本改良的经验中得到借鉴，认为舍政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从这个时候起，他已把组建政党视为当今第一件大事。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指出：“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梁启超年谱长编》，369页）

如何筹划组建这个党呢？首先要有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梁启超身边恰好就聚集了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这样一批年轻有为的仁人志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末，梁启超邀请杨度和熊希龄到神户商量组党之事，他们详谈了三天三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名曰帝国宪政会。在这三天三夜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从杨度和熊希龄留下的文字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只有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当日发起组织政党的蛛丝马迹。梁的这封信应该作于十一月初，因为，十一月五日，他在接到康有为从瑞典发来的电报后，马上写了另一封信，继续汇报并协商组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前一封信中，梁启超详细地逐条陈述了他与杨、熊二人密谈的结果：

其一，成立新党，先要解决保皇会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合，不必解释，因为康有为不会有意见；分，却必须说清楚，否则，就容易引起康的误会。那么，为什么分呢？他们主要提出两点理由：第一，海外保皇会的情况，不必让内地人知道；第二，保皇会固然要改名，但不能不对外宣布，所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并不是个秘密，要“推行内地，究有不便”。因此，他们建议“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以示和帝国立宪会有所区别。

其二，还要解决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当年与孙中山的合作未能成功，原因之一，即康有为对于安排他“退居二线”大为不满，甚至怀疑梁启超要取而代之。这一次，梁启超吸取教训，先给康有为一个交代。他说，弟子出名作为宪政会的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他许诺给康有为保留一个会长的职务，不过，暂时不设会长，“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他还告诉康有为，自己虽然出名为发起人，但也不在会中担任任何职务。

其三，干事长一职计划由杨度担任。他告诉康有为，“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杨度打算先写一封信给康有为，把自己的政见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向康有为陈述一番，希望得到他的认可。梁启超则一再叮嘱康有为：“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言之，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学生对老师的这一番“谆谆教诲”，说明他是深知杨度和康有为二人禀性的，他不希望组党这件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最后毁于个人意气之争。

其四，党的纲领暂时拟定了三条：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其五，发起人除了梁启超和杨度，还有蒋智由、吴仲遥（吴铁樵之弟）、徐佛苏、徐勤、麦孟华、狄葆贤、罗普、汤觉顿等，此外还有学生十余人。为了便于在国内活动，熊希龄也不出名。

其六，计划由徐勤担任会计长，掌管财物。

其七，张謇、郑孝胥、汤寿潜都是极为紧要的人物，而且有意与我党联合。但我党目前的情况是，“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梁启超准备去一次上海，和他们当面谈谈。

其八，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熊希龄负责联络。

其九，准备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也由熊希龄负责运动，此事须秘密进行，决不能为讨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公布之。

其十，宪政会不能以筹款为目的，入会者只象征性地收取会费。其活动经费另行筹集。

其十一，海外帝国立宪会的会员是否加入宪政会，尊重其个人意愿。

其十二，开门办会，广收人才，摒弃门户之见，只要赞成党纲，志同道合，就可以吸收入会。（以上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4页）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宣布成立立宪公会，推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载此事：“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20页）

这一年的十二月间（1907年1月20日），杨度主持的《中国新报》在东京创刊。这是一本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他在《中国新报序》中表示：“夫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是之谓政治革命。居今日而谋救中国，实以此为至易至良之惟一方法，而吾人之所笃信欲有以此贡献于我国民者。此《中国新报》之所以作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页）在《中国新报》中，他陆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代议政体论》等文章，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族分裂，相信只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建立负责任之政府，汉、满、蒙、回、藏各族就可以实现共同进步。

对于与革命党鏖战正酣的梁启超来说，《中国新报》无疑是一支生力军，给予他极大的支持。他马上写了《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发表于第88期《新民丛报》，文章称赞“此报之宗旨，全在唤醒国民，使各负政治上之责任，自进以改造政府，成完全发达强有力之立宪国家，以外竞于世界”。对于杨度提出的民主立宪可能导致民族分裂，西方强国将借机瓜分中国的理论，也表示十分赞赏，认为“此实最博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满之革命派以至难之返答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476～477页）杨度也很知趣，他在《中国新报》第四期撰文《致“新民丛报”记者》，写道：“昨读贵报第四年第十六号，有新出现两杂志之批评，于中国新报，录其叙文，且为表明其主义之所以然，至为详允；于工商立国军事立国之处，尤能洞识吾人所以救时谋国之苦心。此吾人所深谢而喜得同情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874页）

遗憾的是，梁启超与杨度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我们今天很难责备他们中的哪一个，事实上，他们都为双方能够合作成功作出过努力，但有些问题又非他们能左右。最关键的还是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即由谁出任会长（总理）。本来，梁启超与杨度已经达成共识，康有为只是作为虚设的会长，不出头，不露名，也不担任实际的职务。这一点，梁启超早在十一月初就写信向康有为汇报，杨度也有信请梁启超转呈康有为。但当时康有为正在北欧漫游，他们的信很晚才寄到康有为手上，而他们收到康有为姗姗来迟的复信，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初了。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神户三人密谈后不久，大约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杨度在东京与方表、陆鸿逵等人组织了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不久，政俗调查会改名“宪政讲习所”，随后又改名“宪政公会”。这让梁启超很伤心，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信中说：“今日得一书，言某君（杨度）特开宪政会（彼既着进行故我亦不容缓），殆即兄所言宪政研究会耶？亦别一物耶？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居？”（《梁启超年谱长编》，396页）几天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徐佛苏，又讲到杨度：“某君处弟近致数函，不见复，南海有一函与彼（乃复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见复，不知其有何意见否。据公言知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为中国前途计，能无恸哭？”（同上，397页）

杨度的做法的确有些令人费解。他不久复信梁启超，除了说明收到梁启超的来信及康有为的复信外，还提出有两件事要商量，一为政党成立之时期，二为政党组织之方法。前者是说，目前成立政党，时机尚不成熟，“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与其早数月而使人疑我无势力，不若迟数月而使人惮我有势力之为愈也”。（同上，398页）他所说的先造舆论，具体言之，即以开国会相号召，这样做容易为人所理解，从而了解组党的意义，“则一言结党，而须臾立成矣”。（同上，399页）接下来，他说到政党组织之方法，先把他们多次讨论的结果推翻了，他说：“吾等前此所议种种方法，实皆不甚妥帖，即兄所拟章程，弟亦不尽为然。”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呢？他先是指责蒋智由在其中为个人争地位争权利，“始事者而存此心，将使一党之人，无不以地位权利为先，而以国事为后，则吾辈何所为而组织此党者”。他自言，组党不是为了争地位争权利，“特见中国之危亡在即”，才“思合全国同志之力，以一谋之”，如果只是为了权利和地位，“弟非不能结一特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他说，“吾人所任之事大于曾（国藩）、胡（林翼）数倍，则其道德亦应高于曾、胡数等，虽自问非能有此，然不可不以自勉也”。（同上，399～400页）

虽然杨度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为了争权利争地位，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但此时梁启超对他已心生疑虑。他与蒋智由、徐佛苏的往来信函多次谈到杨度的问题。三月，梁启超有一封致蒋智由的信，其中就谈到他的担心：“某君（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又某君之意，必欲于结党式举行后，即自在上海开一大局面，此议先生此前已极反对，弟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为然。今当结集之始，势力无一毫之可见，而先有种种意见，不能相下，将来能无破裂以贻外人笑乎？弟甚忧之。”（同上，391～392页）

此时，杨、蒋之争已不是秘密，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曾抱怨：“再弟前函论观云事，其书想由兄与佛苏观之，彼回东京告人，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同上，401页）他大呼冤枉，认为徐佛苏搞得他很被动，很难面对其他同志的质疑。他提醒梁启超：“徐之为人热诚而识闇，难与深谋。”（同上，401～402页）又说：“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同上，403页）多年以后，徐佛苏在梁启超给他的一封信上作跋注，也提到杨、蒋争权之事，他说：“及先生（梁启超）邀集余与杨晳子、蒋观云诸友议组宪团，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憍之意态，均不可当，余无术周旋其间，亦难左袒何方，惟怵心创议结社，即有此不祥之气，后患叵测。”（同上，397页）

梁启超在感情上倾向徐佛苏、蒋观云更多一点，他对杨度说：“弟初有此志时，除公之外，相与共商者，在东则为观云、佛苏等，在内则为楚青、孺博等。”（同上，393页）如果双方都不肯以大局为重，作出妥协，他加入哪一边都是问题。他劝这些朋友，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但决不能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提携。他甚至希望，即使不能同处一党，彼此也应该是协作的关系，而不要是竞争的关系。”彼此既有共同之敌，则彼此自无相敌之必要，果能循此以行，则异时必有成就联邦之一日，弟所望者在此，未识吾兄为何如耳”。（同上，394页）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双方已经没有合作的可能了。虽然杨度还在提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借口，因为梁启超早在三月给杨度的信中就明确地告诉他：“南海处弟前数月致书，已将吾辈所议详陈，南海暂不入会一节，久已约定，南海复书言一切如我所议，则此节亦在其中，不必再写信往问，其无异言，弟所能保证也。”（同上，392页）

既然如此，到了四五月间，梁启超与杨度分手已成定局。但他不希望自己这边先宣布组党，他在写给蒋智由、徐佛苏二人的信中讨论“正式结党之迟早问题”指出：“某处既有分离之说，弟意谓最好俟其宣布分离后，我乃明建旗鼓，则我有词以责彼，彼无词以责我，在前彼仍多为说词，则不能迁延久待，今彼既有此，则小待之后，我行动更可以自如。”（同上，第404页）六月八日，他写信给康有为，汇报了杨度的情况：“杨晳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同上，409页）但直到六月二十二日他还写信给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商量如何处理杨度的问题。梁启超一直期待着他的复信，如果他在复信中明确表示不接受梁启超所提之条件，准备另外成立组织的话，梁启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分道扬镳了—“故今欲再加一信与彼，今将原信呈上一阅，若谓可发，请即代发之，发后即着手于组织；若谓不可发，则须俟其复书后乃着手矣”。（同上，411页）但他也担心，一旦杨度在复信中并不明确表态，而是提出新的问题，继续牵扯下去，则必将影响他们组党的进程。“故不如当其未复书前，先以此书堵之，不然万一彼复书承认条件，则吾辈另行组织之议，反难进行也”。（同上）

成立政闻社，夹缝中的艰难努力

六月二十七日（8月5日），梁启超致信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再次提到了杨度的复信，并寄给他们一阅。不过，此时双方已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也不允许他们再拖延下去。七月中旬，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八月十三日（9月20日），清政府又颁发了设立资政院的上谕；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清政府颁发设立谘议局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务必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的议事会。这些在梁启超看来肯定都是好消息，他急于作出反应。既然当国者已经承诺预备立宪，那么，政闻社的成立也就应和了当日中国时势的必要。为此，他作了《政闻社宣言书》一文，来说明政闻社成立之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其一，今日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改造政府，“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钜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

其二，国民对于专制、腐败之政治不满意，亦不肯默认，总要寻找机会表达，但是，往往“苦于无可以正式表示之途，或私忧窃叹，对于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或于报纸上，以个人之资格，发为言论，谓其非一种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个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表示之也以空论，未尝示决心以期其实行。此种方式之表示，虽谓其未尝表示焉可也。然则正式之表示当若何？曰，必当有团体焉，以为表示之机关”。这就是说，国民要想使自己的意思之表达引起专制政府的重视，进而贯彻实行，就必须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国民人数越多，意思之表达的分量就越重。于是他说：“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等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其三，立宪政治就是国民政治，所以，国民政治素质的高低，是立宪的关键。要提高国民素质，“其第一着，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其第二着，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着，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设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那么，国民政治素质如何提高，这件事由谁来做呢？“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由此言之，政闻社可谓责任重大。

谘议局是晚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预备立宪”期间在各省设立的议政机关，此为江苏省谘议局创办的“会期日刊”。

他进一步提出政闻社四大任务：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以上均引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20～27页）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政闻社正式宣告成立，其机关刊物《政论》也随之创刊，并召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他们还邀请了日本维新元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两位伯爵，以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等人参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按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热烈的场面，与会者超过千人，但其中却有革命青年张继、陶成章等数十人在会场发难，“入场狂呼，几至互殴”。（《梁启超年谱长编》，417页）徐佛苏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并云政治集会结社是经警署特许者，警署即有保护之责，如甲派人开会而乙派人闯入毁物殴人，是违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来会场调查实情，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同上，第418页）但是，梁启超却不希望中国人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在异国打官司，让人家看笑话，他让会友向警方说明，只是会中同人发生了一点争论，不是他党袭击，也没有毁物殴人，请他们不要介意此事。日本警察便退走了。“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同上）

根据《政闻社社约》所列之发起人，有蒋智由、徐佛苏、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共七人。（1907年10月《政论》1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2页）按照事先的约定，社长一席为虚设，特别邀请马相伯先生为总务员，常务员则有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三人。马相伯与梁启超的交情很深，梁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就曾在马相伯处学习外文。所以，该社成立后，梁启超便特派社员汤觉顿前往上海迎接马相伯，请他来日本就任。十一月十一日，政闻社在东京召开大会，欢迎马相伯，到会者数百人。《政论》第三号报道了欢迎会的情形，文中称赞马相伯：“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梁启超年谱长编》，425页）梁启超在给蒋智由、徐佛苏和其他社员的一封信里也对马相伯的到来感到欣慰：“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积极主义，（觉顿言与之等见此公后五体投地）其勇更逾吾辈。今日与畅谈一日，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同上）

马相伯的到来，让政闻社的同人备感振奋，每次登台演讲，听众都有数百人，声势更盛极一时。但也引起了革命党的妒忌。十二月十五日蒋智由在给梁启超的信里甚至担心马相伯受到攻击和伤害，乃至要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先生的行程，以防彼辈探知。不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政闻社本部迁至上海，马相伯一行也随之回国。当时，他们活动的最大目标即速开国会，同时筹划在汉口设立《江汉公报》，并开办江汉公学。梁启超在岁末写给熊希龄的信里谈到他的计划：“以武汉为天下之中，畴昔兵家在所必争，政党为平和的战争，其计划亦当与用兵无异，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设一大日报，名曰《江汉公报》，二曰设一法政大学，名曰江汉公学。”（同上，435页）有传闻说，杨度也已经意识到了武汉的重要，正倾注全力在这里经营。

此前，杨度已先期回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等筹划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护杨度为会长。十月中，恰逢伯父去世，杨度回乡奔丧，料理丧事。在此期间，湖南宪政公会宣告成立，杨度出任会长一职，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是为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之滥觞。据说，这份请愿书曾请王闿运先生作过修改，湖南不少士绅名流都在上面签了名。第二年春天，袁世凯又与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是，举人出身的杨度，以戴罪之身，被授予候补四品京堂，即刻进京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兼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袁世凯还特意安排他为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宣传开设民选议院的主张。

杨度此时还是宪政公会（即宪政讲习所）北京本部的常务委员长。梁启超在给熊希龄的信中曾提到他回国后的情况：“闻龟山（杨度）在湘于吾党颇致微词，弟诚不料其如此，彼濒行时尚与弟抵足作竟夕谈，极陈将来联络之法，今反相挤，使双方社员间生出一重恶感，弟甚为龟山不取也。”（同上，436页）他这时还是清政府悬赏十万元通缉的要犯，不便出名，更不能回到国内，直接参加运动，但事实上，政闻社内外都认可他为社长，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大事小事无不取决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政闻社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在立宪这个大旗下走到一起来了。但它又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很大程度上要靠感情来维系组织内部的关系。而个人的性情不同，时间久了，出现分歧、矛盾、误会、摩擦也就难免。具体到一些事务，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看法也很难求得一致。政闻社以开创之际，要做的事情很多，不仅人才有匮乏之忧，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一些社员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日常生活亦发生困难，社内为经济所困扰，竟不能向社员提供任何帮助。加上清政府、革命党，以及宪政公会的压迫，政闻社几乎陷于困境，梁启超亦有内外交困之感，以致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春天生了一场大病。徐佛苏二月十七日写信劝他生活要规律，要劳逸结合，不能过度劳累，吃饭的时候不要多说话，睡觉的时候一定熄灯，更要讲究卫生，爱惜自己的生命。

即使这样，政闻社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还是做了许多事，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运动开国会与推动地方自治，政闻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该社社员在各省活动颇为积极，二月二十三日，张君劢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一封信中汇报该社运动请愿速开国会的情形，他说：

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之省份，以吾社为独多，而总共人数尚不满万。（安徽六七百，山东□□，湖南二千余，江苏现所签者不过四五百。）此间社员觉办事人于此方面并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万人，为一极大之请愿，以雪吾社不能活动之耻。前在神户所谈，谓合广东西两省，得万余人尚非难事，则致函粤中时，必须得一极热心、极有力之人运动此事，以必达此目的而后已。此最东京社员所希望者也。（同上，453页）

六月初二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紧接其后，政闻社也以该社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电文说：

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同上，454页）

七月中，各省代表陆续来到北京，并将近半年来签名运动的成果，即有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通过都察院带走。清政府对于各省民众的联合请愿，固不能不闻不问，于是便有了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同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政闻社的另一诉求是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对于政闻社来说，这两件事关系到他们的立社根本。办报自不待言，“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460页）极而言之，“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但这两件事进行得都不很顺利。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环境之恶劣。张之洞不准在武汉开设民办的法政学校，而且，杨度领导的宪政讲习所也在争夺武汉这块地盘。上面孙志曾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讲到宪政讲习会咄咄逼人的态势：“现闻宪政讲习所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同上）

看起来，为了遏制政闻社强劲的发展势头，杨度或在袁世凯面前有所表示，做了一些手脚，也未可知。侯延爽是政闻社委派筹办《江汉公报》的人，他致信梁启超汇报其面临的困难，其中就有“他党的倾陷”这一条，他说：“杨晳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此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晳子又从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谓爽云云，且谓不速离汉，则祸将及也，党狱若起，必连及岑西林，某军机授意如是云云。）”（《梁启超年谱长编》，461页）对于袁世凯和张之洞，梁启超最初确有联络他们的想法，他在给蒋智由、徐佛苏的信里说：“然西林（岑春煊）、项城（袁世凯）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同上，404页）但康有为却主张倒袁，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一再强调“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并计划从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入手。这本是极秘密的事，自然不能四处张扬。但社会上有些传言却也在所难免。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里就对密谋倒袁的事有所记述，他说：“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西林）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甚恐留日学界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同上，450～451页）

这样看来，倒袁、排袁为确有其事，杨度只是利用了这一点，在袁面前稍事挑拨，以此来阻遏政闻社的发展。陈景仁被革职一事发生后，梁启超致信蒋智由，还说到幕后的一些情形：“昨日雪舫（侯延爽）又有一书来，言慈宫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同上，469页）然而，真实情况不会这样简单。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陈景仁电奏的全文，但透过将他革职的上谕，还能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钦此。（同上，468页）

在将陈景仁革职的上谕发出二十天以后，清政府又发出了查禁政闻社的上谕：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钦此。（同上，468 ～ 469页）

由此可见，清政府查禁政闻社，主要还是担心其背后有康梁在运筹，欲借国内预备立宪的机会，图谋不轨。陈景仁的电奏只是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下手的机会和借口而已。十七日上谕发布不久，政闻社有《通告全体社员》一书，发表于七月二十六日《申报》，其中就讲到：“向例，惟有专折奏事权者，乃能电奏。今陈君一法部主事，何以谕中称为电奏？本社及海内外学界、商界，以电报请愿于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陈君此电独能上尘天听？”（同上，470页）其实，在陈景仁电奏之前，政闻社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给宪政编查馆发过一封电报，请求限期三年召集国会，并未得到直接的回应。但此时北京的形势已有所不同，预备立宪公会所发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正齐聚北京。而康有为又发动海外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向清政府上请愿书，提出九项要求，其中有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尽裁阉宦、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名曰中华、营新都于江南以宅中图大等四条，都是清政府最忌讳的事。清政府的立宪，本来就是摆样子的，并非真心，这时更担心局面失控。所以，政闻社恰好被拿来开刀，杀一儆百。《申报》七月二十八日的报道中就曾写道：“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同上，472 ～ 473页）

然而，查禁政闻社，恰恰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立宪的真实意图。当时颇具影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指出：“盖满洲守旧党皆谓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外洋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以上两事皆足阻中国革新之举。目下政学绅商已无敢再述及立宪二字，即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各省公派入京之代表，亦均拟束装会省。据此以观，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社员，不过借端而已。”（见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梁启超年谱长编》，473页）

这是看得很清楚的，可谓旁观者清。政闻社被迫解散之后，梁启超并没有消沉，除了养晦以待时机，他更多地以个人身份，通过撰写文章对国内的立宪运动以及国会请愿给予指导。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和志愿：

政治生活，此时固无从下手，然谓竟抛弃之，则非惟于义有所不安，即于势亦有所不可。十年来，以虚誉忝负一部分人民之望，社会之恩我不为不厚，此身惟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则纡曲其途以达之可，时机之未熟，在养晦以待之可也。若夫舍此不治，则此外更有何道以为吾报国之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473 ～ 474页）

这一年的十月，光绪、慈禧先后去世。不久，袁世凯被逐，只有杨度等很少几人到火车站送行。袁世凯走后，杨度亦请假回乡。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似乎到此为止，合也好，争也好，不复再有往来。但宣统二年，杨度忽然自上一折，奏请清政府赦免并起用梁启超，他在其中谈到与梁启超的交往：“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同上，527页）这也是一番肝胆肺腑之言。可惜摄政王载沣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的奏折被留中未发。

《字林西报》，1850年8月3日由英国人创办于上海，曾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

民国“帝师”，退隐逃禅

进入民国以后，杨度一直还做着“帝师”的梦。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请他就任教育总长，他竟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推辞不就，一口拒绝。此后，他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参政院参政，并怂恿王闿运先生来京担任国史馆馆长，后来，王闿运南归，杨度遂以副馆长代理馆长之事。1915年，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拿给梁启超看，被梁启超一通好骂。李肖聃对此事有很生动的记载，他说：

帝制议兴，杨著《君宪救国论》，议戴袁世凯为皇帝，持以告梁，谓君若反对帝制，势必出亡，使国受损，于事无补。梁言吾于亡命有经验，逊词拒之，杨乃拂衣而去。梁旋作书致杨云：“政见虽殊，交情不改。昔贤芳躅，吾岂敢忘？”著文论国体问题凡数千言，登之上海《中华杂志》。复走云南，赞蔡锷起兵讨袁。袁败，梁请惩罪魁，梁、杨交情始裂。及梁疾病，杨思往候与诀，所亲尼而止。（《星庐笔记》，5页）

关于这件事，梁启超的记述略有不同。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写道，杨度秉承袁世凯之意，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为袁鼓吹帝制。梁启超作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写成以后，尚未发表，袁世凯已有所闻，他托人以二十万现大洋收买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梁启超婉言谢之，并且将文章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5页）。

不过，李肖聃也不是外人，他与杨度是老乡，世居湖南长沙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辛亥年（1911年）归国。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部部长，请李肖聃担任秘书，他有时还为梁启超代笔。他的大女儿李淑一，与毛泽东多有交往，毛有《答李淑一》一词，脍炙人口。所以，他对梁启超和杨度的看法，应该说，大体不错：

杨以文章自负，谓此事不外说理、论事、言情，说理之文，吾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至于论事，则挟贾、晁廉悍之气，驱苏、王明辨之词，吾于诸贤，未能多让。故杨之挽梁云：“人皆欲杀，我独怜才。”犹以文言也。然梁自谢政以后，往来南北，多所著书。虽未能精思极意，上掩古人，然闳才通识，海内同称，其九牧大名，非虚致也。杨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失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悦，以自消遣。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而梁之博览古今，非杨所及也。吾以文字获事二公。于梁有挽词，而杨为作家传。（《星庐笔记》， 5 ～ 6页）

章太炎谈到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认为关键在于“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并以“虎禅师”之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在梁启超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与袁世凯的交往，甚至合作，但是，都未能善始善终，后一次，几乎搞得梁启超身败名裂。

晚清时期的第一次合作

梁启超第一次与袁世凯打交道，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起创办强学会，袁世凯亦参与其中。民国元年（1912年），梁启超自日本归国，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时，他还提起这段经历：“乙未（1895年）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顾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 ～ 2页）

康有为也曾提到此事，他说：“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立钧），及沈子培（曾植）、沈子封（曾桐）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口口，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陈炽）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时的袁世凯刚从朝鲜回国不久，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他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和出路。他拼命巴结荣禄，向荣禄递门生帖子，还把别人编译的军事著作换上自己的名字，恭请荣禄指教。同时，他又频繁出入于京城文人的各种饭局，与清流和维新人士拉关系，套近乎。据最新披露的徐世昌《韬养斋日记》记载：“乙未（1895年），三十日，晨起。看书。写信。云甫、子封来。午后看书。检什物。慰廷、巽之来，略坐，约同至嵩云草堂（疑即松筠庵），谈至二更后归。”又记：“八月，朔日，晨起。写信。出门。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陈养元（疑为陈三立）、康长素（康有为）、叔衡、子培、子封、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归。“（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 《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 ～ 52页）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袁在小站练新军，特聘徐为参谋长。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多年以后，袁世凯当上了洪宪皇帝，康有为发电报请他退位，电文中还有一段叙旧的话，他说：“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觑，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以灭亡也。”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41页）这里的徐菊人，就是徐世昌，菊人是他的号。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脑，辛亥革命后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5年称帝，不久被迫取消帝号，随即去世。此为1899年袁氏任职山东巡抚时留影。

可见，康梁等维新人士最初对袁世凯是有好感的，以为他和荣禄的部下聂士成、董福祥不一样，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新式军人。所以，戊戌年（1898年）变法进行到紧要关头，他们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能有一支军队是支持变法的，于是想到了袁世凯。根据王照的记载，最初也想到争取聂士成，康有为曾托徐致靖、谭嗣同、徐仁镜劝说王照，让他去游说聂士成，并许聂士成直隶总督的官职。但王照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光绪与慈禧的矛盾“纯为家务之争”，而且，“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近代稗海》第一辑，4 ～ 5页）

于是，六月初，康有为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字艺郛，又作义甫）到天津去见袁世凯。这次走的是徐世昌的路子。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朋友，有一种说法，袁世凯遇到大事一定先和徐世昌商量。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六月）初九日，晨起，来客。与延年谈。澄甫仲明、徐艺郛仁录，赵体仁同食，聚谈半日。“十二日又记：“午后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十三日又记：“晨起。合大操。归。与慰廷谈。午后沐浴。与艺郛到文案处。“十四日又记：“阴雨。与艺郛、仲远畅一日，云台（袁克定，字云台，袁世凯之子）来。“十五日又记：“晨起。艺郛冒雨行。”（《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页）

从徐世昌的日记中我们看到，徐仁录在天津停留了大约一周，至于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却很难说。据十二日所记，“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也很难认定，徐仁录只是“同来”，而没有参加谈话。最早认定袁世凯没有与徐仁录相见的人还是王照，他写道：“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徐致靖）之姪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即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方家园杂咏纪事》，见《近代稗海》第一辑，5页）但《康有为自编年谱》则言之凿凿，甚至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先于六月，令徐仁禄（录）毅甫（义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 ’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 ’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57 ～ 58页）

康有为一厢情愿

这些话大约是徐仁录告诉康有为的。不管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事实上，他都没能摸到袁世凯的底。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对付一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岂不绰绰有余！但康有为这边却按照他们的理解在行动。“先是为徐学士（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同上，58页）徐致靖所上《密保统兵大员折》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当日，光绪皇帝就发了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戊戌百日志》，464页）二十九日，袁世凯抵京，八月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下谕嘉奖，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而就在前一天（关于此次密诏的颁发时间，各书记载不同，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多种说法，这里采用赵炳麟所录，根据了汤志钧先生的意见），光绪皇帝交由杨锐带出了给他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京卿的第一道密诏，另有赐给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初二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又赐第二道密诏，由林旭带出，令其速往上海，以待”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同上，555页）这一天，袁世凯”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并令其初五日请训。次日初三，袁世凯就接到荣禄电令，要他速回天津备战，以防英军来犯。当天傍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向他介绍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徐致靖、林旭等人商议的救皇上的全部计划，并请他在天津阅兵时出手搭救皇上。袁世凯亦表示：“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又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42页）初五日晨，袁世凯请训，再次被召见，听说还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第二天的《国闻报》报道了袁世凯回天津的行踪：

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同上，143页）

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吗

这一天，八月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人，但据袁世凯自己表白，昨日回到天津之后，他已向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清廷戊戌朝变记》 〔外三种〕，71页）第二天一早，他更将全部内容向荣禄和盘托出，特别是说出了围禁颐和园与请旨杀荣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如果说初六日慈禧还仅仅是想“训政”的话，那么，当荣禄将袁世凯所言汇报给慈禧之后，戊戌政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六君子”更于政变发生后的第七天，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害。第二天，一道朱笔上谕道出了政变的原委和杀戮“六君子”的经过，其中就曾讲道，“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似乎可以证明袁世凯与此事之关系。无论如何，随着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及一批同志流亡海外，更多参与、同情变法的人被关押、革职和流放，袁世凯得到了加官晋爵的回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初十日……德律风（电话）传，慰廷代理北洋大臣。”（《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6页）

此后，袁世凯就成了康梁及维新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说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戊申年（1908年）十月，光绪与慈禧死后，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梁启超非常了解以载沣为代表的年轻的满洲权贵对袁世凯的态度，他以为倒袁的机会终于来了，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挑拨当权者对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外，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这封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其中写了些什么亦不得而知。不过，他当时还分别写信给蒋智由和肃亲王善耆，其中都提到了袁世凯的罪状。他在写给善耆的信中将袁世凯的罪状主要归纳为三条：

一、甲午战祸，全由彼所酿成。

二、戊戌之事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以致两宫之间常有介介。

三、团匪之变时……乃为两面讨好之计，将团匪驱逐出境，以畿辅为其邻壑。（《梁启超年谱长编》，478 ～ 479页）

关于第二点，梁启超却不得不多费一些笔墨，因为很多人相信，“谋围颐和园”一语绝不是袁世凯“无端造出”来的，所以他说：“夫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当时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爱其才，且以为彼久于国外，谙练外事，欲以为维新之助，岂有他意？若谓康与彼有密谋，康何人，敢以此密谋渎德宗之听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贼所言，有谋围颐和园之事，是必德宗与闻康之谋也，否则德宗为康所卖也。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故知此事实毫无影响，而彼贼徒为一人之富贵利禄起见，遂不惜厚诬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郁郁引歉，赍志以殁。”（同上，478页）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姑且不论，但他深知，载沣兄弟对光绪皇帝的感情，一定不肯让他背上不仁不孝的黑锅，而肃亲王善耆更是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汤觉顿有一封给康有为的信中说：“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摘。”（同上，448页）所以，梁启超把信写给善耆，也是希望通过他影响载沣。

倒袁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

戊申年（1908年）十月，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图为醇亲王载沣与其儿子溥仪（右）、溥杰（怀中所抱婴儿）合影。比利时大使柯霓雅男爵拍摄。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甚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所以，作为倒袁第一线的领导者，梁启超负责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他们的策略是，首先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袁、庆的关系举世皆知，而权贵中痛恨袁世凯的，也就是与奕劻争夺权力的那伙人，其中以载泽最坚决。当时甚至流传着“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的说法。（《我的前半生》，22页）这也说明，离间袁、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又寄希望于载泽、善耆、端方、铁良这样一些权贵中的少壮派，利用他们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的心理，以为“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而且，他们特别看重载泽，“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梁启超年谱长编》，444 ～ 445页）

其实，对于袁世凯与奕劻的关系，慈禧亦很担忧。虽然自戊戌政变以来，袁世凯由直隶按察使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可以比拟，但慈禧对于这个执掌北洋新军大权的汉人并不放心，特别是在听说袁世凯给贪财如命的奕劻大量送银子后，更提高了警惕。所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撤销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他是升官了，地位更高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到后来的情形，他说：“对他（指摄政王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 ’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我的前半生》，21页）

尽管袁世凯没有丢掉性命，仅仅被罢斥开缺，已足以鼓舞海外维新派的士气。但说到底，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并不大。溥仪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梁启超他们只是从中捡了个便宜。（同上）

民国时期再合作

于是，庚戌、辛亥这两年（1910—1911），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回光返照的景象，一方面是满洲权贵以中央集权的名义强行收回各省督抚的权力，对于汉人中的各省疆吏或罢免、或内用，前者如袁世凯、岑春煊，后者如张之洞；一方面提拔满洲权贵中的少壮派，让他们担任重要方面的尚书或重要省份的总督。辛亥四月，朝廷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新内阁总理大臣由庆亲王奕劻出任，阁员十三人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时人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一登场，全国舆论为之大哗，立宪派更是极度失望。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前批准的干路商办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自上一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以来，国内立宪派对清政府已大为不满，现在更加不抱希望，到七八月间，作为民意民权的代表，各省谘议局纷纷驰电反对铁路国有，并组织大规模民众集会，请政府收回成命。不久就发生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的惨案，结果，全国舆论更加激烈起来，结果竟促成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出乎清廷预料的，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不到二十天，又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

袁世凯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九月初九日的上谕也给了梁启超一条生路，其中特别讲道：“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梁启超年谱长编》，552页）这意味着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再次相遇。

九月初八日，梁启超在给徐君勉的信中详述了他们应对新形势的计划，其中一个大原则就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北军即北洋军，所以“或须与袁言和，同戡此难亦未可知”。（同上，554页）在梁启超看来，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孙、黄革命可能造成国家分裂，从而使外国势力坐享渔人之利。“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他说：“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同上，553页）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载涛掌握禁卫军，以对抗载泽和奕劻，必要时进驻宫门，驱逐奕劻和载泽，由载涛自为总理，杀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并立即召开国会。同时联络驻防保定的第六镇，以为己用；因其统制吴禄贞曾在庚子年（1900年）参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与梁启超也有一些交情。十数天后，情况发生变化，在梁启超启程由日本返国时，吴禄贞已死，滦州起义则在策划之中。他不得不转而实行以张绍曾、蓝天蔚二军恢复北京秩序的计划，临行前又致徐君勉一书，其中明确讲到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同上，558页）而袁世凯出山不久，也在九月二十六日通过的新内阁名单中为梁启超安排了法律副大臣的位置。双方这么快就能放弃前嫌，互致善意，并不说明他们马上就能走到一起，而只能是一种审时度势之后的策略安排。说白了，他们双方都感觉到了，要在此时有所作为，都不能不借助于对方的势力和能力。现在讲到辛亥革命，只讲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则被说成反动派、窃国大盗，梁启超和立宪派根本不提或很少提起。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辛亥革命的真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导师或领袖。他们居于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深刻改变当时的力量对比。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也看到了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恰恰是革命党。

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政体

不过，梁启超最初并不为所动。据十月初六日《申报》载，他致电袁世凯，恳请辞去法律副大臣一职，并建议“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同上，563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或者可以避免分裂之祸。同一天，他又致信罗瘿公，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职的理由以及准备与袁合作的设想。其中写道：

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袁世凯），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当今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

他还说：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此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同上，569? 570页）

梁启超所说不无道理，对于一个试图以言论影响舆论，转移国民心理的人来说，必须与政府断绝关系，确保其独立之身份，才能保证言论的客观公正性，并具有说服力。他最初的理想仍是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此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国体、政体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联邦国体的问题呢？梁启超说：“我国之大一统，逾二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27页）但武昌起义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于是，有人提出以组织联邦国的方式实现新的统一。他讥笑有这种想法的人，“手段毋乃太迂曲”——绕的弯子太大了，本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分割成若干小国，再联合成一个大国，这么做意义何在？而且他说：“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同上，29页）

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国家的分裂，乃至被瓜分，因此他一直呼吁，今日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实行虚君共和呢，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呢？就共和政体而言，梁启超列举了六种，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和利害得失。这六种共和政体分别是：

第一种，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此共和政体之最显著者，美国是也，中美南美诸共和国皆属此种。

第二种，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法国是也。

第三种，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罗马奥古斯丁时代法国两拿破仑时代曾行之。

第四种，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联邦是。

第五种，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英国是也。

第六种，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英属之自治殖民地。（同上， 34 ～ 35页）

这六种共和政体，梁启超说，第三种、第四种、第六种可以不必深论，其中我国人所最熟知的，不过第一种和第二种，尤其渴望实行的是第一种，也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因此他重点谈到对这种共和政体的看法：“此可为诸种共和政体中之最拙劣者，只可以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惟美国人能运用之，而他国人决不能运用。我国而贸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于酿乱。”（同上，37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凡立宪国，于元首之下，必别置行政府，对于立法府而负责任，两府相节相济，而治以康。独美国不然。彼固有行政府之国务大臣也，然惟对于大统领负僚属之责任，未尝对于议会而负责任。盖其系统各不相蒙也。然则为行政首长之大统领，亦对于议会负责任乎？曰：否，否。议会由人民选举，大统领亦由人民选举，所自受者同，不得而相凌也。故美国政府实无责任之政府，而与欧洲立宪国所谓责任内阁之大义正相反对者也。 （同上）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流于专制政府呢？

美国政府联邦之国也，政权之大部分，为各州政府所保留，其割爱以献诸中央政府者，实至微末耳。而即此微末之政权，其立法权之全部在两议院，行政府并提案权与不裁可权而两皆无之也。所余行政权之重要部分，上院犹得掣肘之。故美国行政府实权限至狭、权力至脆之行政府也。（同上）

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处在一个列强环伺、虎狼当道的世界，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还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已经看到了他的政府的弱点，要进行改革，我们为何要蹈其覆辙呢？

其二，既然如此，赋予大统领以广大之权限，怎么样？他说，固然可以，但其结果就是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只要看看中美南美诸国的情形就明白了。“彼诸国皆袭取美国之成文宪法以建国者也，顾名则民主共和。而民之憔悴虐政，乃甚于君主专制。”（同上，38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认为：“美国政治之大部分，出于联邦各州，而彼诸国则全集于中央。大权所集，而他机关末由问其责任，欲其不专制焉，安可得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采取美国的办法，政府权限太小，不能适应当今的时势；但如果效法中美南美，政府权力又太大，必定走向专制。“故以美洲之法系施诸我国，实无一而可也。”（同上）

其三，如果采用美洲法系，加强政府权力，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革命不断发生，国家将永无宁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欧洲诸国，有元首超然于政府之上，政府则对国会负责任，人民不慊于政府，则政府辞职已耳。政府更迭太频繁，虽已非国家之福，然犹不至破坏秩序，危及国本也。美洲诸国，大统领即为行政府之首长，而任期有定，不以议会之从违为进退。人民不慊于政府，舍革命何以哉？夫国家元首与行政部首长以一人之身兼之，此实天下最险之事。专制君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以此。美洲诸共和民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亦以此也”。（同上，38 ～ 39页）

其四，大统领的选举问题。即使美国，每次大统领选举，依然闹得“两党肉薄（搏），全国骚然”。（同上，39页）多亏美国只有两党，而美国民众的素质又比较高，不致酿成国家动乱。中美南美诸国则每届选举都要闹得”杀人盈野，非拥重兵不能得之”。所以，这些国家往往沦为军人政治，“前后相屠，国家永沈九渊，累劫不能自拔”。（同上）他们所以这样拼死相争，其原因就在于大统领的权力太有诱惑力，即使如美国的大统领，权力受到很多限制，但依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因此担心，如果中国实行美式民主共和，那么，其争夺之惨烈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国初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梁启超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他说：

综而论之，吾国若欲采用美制，则有种种先决问题必须研究者。（第一）美国之中央共和政府，实建设于联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联邦，乃积数百年习惯而成，我国能以此至短之日月，产出彼巩固之联邦乎？（第二）美国政权之大部分，皆在联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赋与中央者，不过一小部分，我国效之，能适于今日之时势乎？（第三）美国行绝对的三权分立主义，中央立法之权，行政部不能过问，此制果可称为善良之制乎？我国用之，能致国家于盛强乎？（第四）美国由英之清教徒移植，养成两大政党之风，故政争之秩序井然，我国人能视彼无逊色乎？（第五）美国初建国时，地仅十三州，民仅三百万，其选举机关夙已完备，我国今日情形，与彼同乎异乎？吾愿心仪美制者，于此诸问题一加之意也。（同上，41页）

那么，法国的制度如何呢？梁启超对比了法、美两种制度和法、英两种制度，然后指出，法国的制度在四个方面优于美国的制度：

一、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投票，纷争之范围较狭。

二、其大统领与君主立宪国之君主等，缘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

三、大统领既超然政府之外，政治有不慊于民心者，其极至政府辞职而止，非如美洲法系之将大统领与政府合为一体，施政不平，动酿革命。

四、政府由国会多数党组织，立法部与行政部常保联络，非如美国极端三权分立之拙滞。（同上，41 ～ 42页）

然而，美国的制度就没有优于法国制度的地方吗？梁启超认为是有的，主要表现在美国的政府和大统领是一回事，国会即使与大统领政见不合，也很难干扰大统领施政。法国则不同，虽然大统领地位稳固，但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将一种施政纲领贯彻到底，法国在世界竞争中常常居于弱势，与此不无关系。不过他说：“法制行之而不善，其极则足以致弱耳，美制行之而不善，则足以取乱亡。”（同上，42页）

法、英两种制度比较，他认为，英国的制度在两个方面优于法国的制度：

一、英王与法大统领，其超然立于政府与国会之外也虽同，然英王不加入政党，法大统领则藉政党之力以得选。使大统领与总理大臣常为同党，则固无甚窒礙，然此实绝无仅有之事耳。法内阁每数月必更迭一次，安所得常与大统领同党者。苟非同党，则大统领常能用其法定之权，或明或暗，以牵制总理大臣。

二、英王名虽为王，实则土偶，此种位置，惟以纨绔世胄处之最宜。法大统领既由选举，其人非一国之才望，不能中选，既为一国之才望，乃投闲置散，使充数年间之装饰品，未免为国家惜。（同上，42 ～ 43页）

于是他说，将现行的各种政体加以比较后就会明白，没有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更好的政体了，“其为制也，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故言国法学者，或以编入共和政体之列。独其所以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同上，43页）

很显然，这是梁启超心目中最理想的政体制度。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既能在当今国与国竞争日益激烈之际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能防止政府强大之后流于专制。但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却没有明确表示中国究竟应该实行哪种制度，他只是说，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制度，最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制度，是否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却不敢断言。因为他很清楚，以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让中国人接受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已不可能，其中横亘着一个难以跨越的民族情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新中国之建设因此而陷入绝境，以梁启超之远见和执著，也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46页）

多方博弈后袁世凯胜出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南北双方组成了议和代表团，南方独立、光复各省的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北方袁世凯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字少川）。他们二人不仅是广东省广州府同乡（伍是新会人，唐是香山即今中山人），而且都曾担任清政府的部院大臣，是同僚。他们于十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谈判应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期间，梁启超曾派罗瘿公等人多次与袁世凯接洽，传达其主张，并了解袁的态度。罗瘿公十月三日致信梁启超，还转述袁的话说：“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梁启超年谱长编》，567页）这里所谓“十九条”，即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为应付武昌起义而由清政府颁布的立宪纲领。不过，南方革命党既以推翻帝制，推翻满清为目标，对这些也就不屑一顾。其代表伍廷芳在谈判开始前便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北方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否则会谈没有进行的必要。唐绍仪赶紧请示袁世凯，提出了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的主张。经过一番权衡，南方代表勉强同意了北方代表的这一建议。

不久，对于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唐绍仪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密电，其中讲道：“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决议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起，不敢再莅会场。”（《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4页）他的这封电报说明，开始提出国体问题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南北双方都不接受，经多方设法，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但议到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袁世凯却又不予承认，他只好提出辞职，退出谈判。

袁世凯此举自有其理由。要知道，按照唐绍仪和伍廷芳商定的这个办法，南方将以十四省对北方八省，这样一来，不待开会，北方的劣势则已成定局。所以，他当即通电声明不承认这个协议，并指责唐绍仪的行为超越了谈判代表的职权范围，迫使唐绍仪发表辞职通电。当时，袁世凯的心理活动颇有些微妙之处。第二天，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改称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革命党曾与袁世凯达成过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同意推举他为大总统。孙中山也曾在就职前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实际上是“虚位以待”。（《孙中山年谱长编》， 605页）但孙的就职仍让他感到一丝不快。这时，唐绍仪却又自作主张，同意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老朋友的孟浪也让他很不满意。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二是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武夫当国》第一册，104 ～ 105页）这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的。一方面，他要使清政府相信，他和北洋军是拥护皇上，捍卫皇室利益的；另一方面，他也向革命党暗示，他并不一定站在清政府一边，但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手上还有北洋军可以一战。

有意思的是，南北代表协商产生的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不仅不被袁世凯接受，孙中山也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上午（1911年12月 25日）乘“地湾夏”号抵达上海的，四天后，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就被十七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南北代表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民主之国体问题。第二天，南北代表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组织、名额及召集办法。再过一天，中华民国就将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也将宣誓就职，而南北代表还在讨论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可见，国民会议在未召开之初就已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所以，袁世凯在民国成立的第三天便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立马回电告诉他，我之所以不反对议和，是不愿意看到南北发生战争，生灵涂炭，至于“民主、君主不待在计”。（《孙中山年谱长编》， 619页）

这样一来，和谈基本上就陷入了停顿状态。1月2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又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谈判，遭到伍的拒绝。伍廷芳转而请他南下，他自然也难接受。此后的谈判就以电报方式进行，由他直接与伍廷芳交涉。暗地里，杨度与汪精卫亦加紧活动，使得革命党内主张向袁妥协的人占了上风。尽管孙中山一度曾有与袁决裂、准备北伐的打算，但实际上，双方当时都没有本钱打这一仗，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妥协。于是，袁世凯作了让步，接受孙中山提出的“绝对赞同共和主义”、“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等五项条件（同上，636页）；革命党也基本上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这期间，1月16日，袁世凯遭到北方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十天以后，清室贵族中的少壮派、禁卫军实际上的统领、宗社党核心人物、力主与革命党进行最后之决战的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以炸弹击中，延至次日不治而亡。这两颗炸弹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胆战心惊、坐卧不宁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选择退位来保全性命。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提出辞职，但附了三个条件：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第二，袁大总统来南京就职时，孙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第三，袁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制定的约法。孙中山的意图是想用这个办法将袁世凯套牢，确保共和不至半途而废，但袁世凯未必肯上这个圈套。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派出专使迎接他南下就职，就被他婉转地拒绝了。他在2月21日致电孙中山，在讲了若干不能南行的理由后，又耍了个手腕，说：我“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6页）

既然袁世凯赖在北京不肯南下，于是，南京政府派出使团迎接袁世凯南下。领衔者即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袁世凯自然有他的办法。2月29日，驻京北洋军曹锟之第三镇发动兵变，并陆续影响到保定、天津一带。枪杆子确实有震慑作用，迎袁使团不仅不再坚持袁世凯南行，而且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希望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2年2月，由孙中山派出的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使在北京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左二刘冠雄，左四起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建。

第二天，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采纳了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参议院、国务员很大权力，就是希望能够以此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原本是反对内阁制而主张总统制的，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为此还与宋教仁产生了分歧，闹得很不愉快。黄兴曾出面劝宋教仁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宋教仁一直坚持己见，不肯妥协。孙中山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他认为，既然你们推举我为大总统，就不能再设置防范我的法度。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却选择了责任内阁制，规定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不使其恶性膨胀。这时，孙中山便不再反对内阁制了，因为他很清楚，既然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那么，就不能不对他加以防范。

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争议的伏笔。袁世凯绝不是个容易被约束的人，他也绝不肯做梁启超前面所讲的，超然于政府之外、无责任亦无权力的法国式的挂名大总统，虽然他在和清皇室打交道时是主张内阁制的，因为那时他是内阁总理大臣，他要和皇室争权，不能不利用内阁制。现在则不然，身份变了，他是大总统了，自然不希望别人拿走他将要到手的权力。况且，他手里有枪杆子，还是个很会耍政治手腕的枭雄，所以，他根本就没把《临时约法》放在眼里。他对南下任职提出了异议，却对《临时约法》不置一词，说明他知道一定有办法对付它。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箝制专擅；袒袁者为之扼腕叹息。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而袒袁者所无用其叹息者也。” （《远生遗著》上册，卷一，6页）实际上，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什么君主、民主，立宪、共和，都无不可，只要不影响他获得权力，实行什么他都不会太在意。

梁启超谈财政和政党问题

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抱有希望。他很清楚，现在中国这个局面，只有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是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其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他颇为乐观地说，如果袁世凯能够与他推心握手，天下事是大有可为的，他也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出谋划策。2月23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袁世凯，其中谈到财政和政党问题，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是关系他今后能否“始终其功名”的大问题。梁启超告诉他：“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未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但政府财政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财政收入几乎走到绝境，政费、军费开支却刻不容缓，而且有增无减。所以他说：“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他甚至认为：“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但是他提醒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济财政政策，不仅借不到款，即使借到款，用得不好，也会给国家种下新的祸根。他说：“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又说：“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因此他指出，新政府成立以后，应该制定一个”有系统的财政计画”，并尽快”昭示于天下”。这样才能避免列强干涉财政的噩梦变为现实。他原则给出了新的经济财政政策，即”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梁启超年谱长编》，615?616页）

应该说，这是梁启超积十年研究所得提出来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据说，两年前，他就针对中国财政改革问题，写过十万字的意见书，托人呈送给载泽，人家读没读尚且不知，采纳就更谈不到了。我们看《饮冰室合集?文集》中所收，宣统二年（1910年），大部分为研究财经问题的文章和著作，计二十七篇，一二百万字，外债问题、发行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币制问题、政府预算与财政经费问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他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袁世凯倒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称赞他”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希望他能”发挥新箸，俾有方针”。（同上， 619 ～ 620页）梁启超也很用力，1912年6月，就写成了《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被夏晓虹先生辑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题为《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其中乙编《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即1910年所作《偿还国债意见书》，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的经济财政政策，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他的办法是创办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由银行发行钞币（今纸币）。而钞币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就在于保证准备。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币与其黄金储备必须是一致的。持有银行发行的钞币的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这个现金不是现在的纸币，而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种兑换制度的确立，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数万万元内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银行发行一元钞币，就等于向公众借得一元债务，而且是一种不付利息，永无偿还期限的债务。不过，“虽债主不遽索债，然安可不常思所以应之者？故必有同量之资产或债权与之相消，然后信用乃得孚”。这就要求“银行不可不别有债权以为此种债务之保证也，于是由国家发行公债，而银行引受之。银行一面对于公众为债务者，一面对于国家为债权者”。既然如此，币制一定要统一。中国当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本位货币，银元、银两混用，所含纯银的分量即成色亦不一样，而且，纸币和铜钱仍在流通。要使这些旧钞币退出流通，在一定期限内悉数换成新钞币，那么，“非吸集现款，无以厚兑换之基础而固其信用也，故宜将所借得之外债，存入中央银行以资其凭藉。对外汇兑现款流出，则兑换之基础摇，故宜储钜（巨）款于外国银行以调节之。外债之为用，专在此两者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10 ～ 1312页）

梁启超不反对借外债，他只反对盲目借债和滥用外债。他曾举俄国度相槐特的例子，面对濒临破产之俄国政府，槐特也只能借外债。但他“思虑缜密，规模远大”，所以，“不数年而苏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16页）就连袁世凯也曾经感叹：“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同上，619页）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槐特这样的官员，即使有，在民国初年那种情形之下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列强在华势力牢牢掌控着借款的主动权，在这里，贷款完全是政治性的，他们借款给袁世凯，只是希望帮助他稳定政局，绝不可能让中国政府用借款来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唐绍仪试图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争取条件更加优惠的借款，结果以失败告终，自己却落得辞去国务总理的下场。接替他与六国银行团谈判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很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他在与银行团签下三百万两银子垫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竟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行为也被南方革命党人谴责为”卖国”。本来，他签下的这笔借款将主要作为黄兴在南京留守处遣散军队和发放军饷的费用，现在，为了这笔钱，竟然要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不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监督中国的军队，这是黄兴所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参议院责令熊希龄废除这个条约，并建议发行不兑换券，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

梁启超看到了国内舆论有反对借外债的倾向，他也认为，外国资本团乘我之危，提出监督财兵的条件要挟我国，是一种横暴的强盗行为，“所深为痛心疾首也”。但他又说：“熟鉴国内情形，苟非暂假外资以为母财，则虽有万全之计画，亦无从着手。”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23页）他指出：“抑我国民非必有所恶于外资也，恶夫缘外资而醸（酿）监督财政之恶果而已。然以现政府之漫无计画，而挥霍之跡历然，则人之不我信，毋亦我自取之耶？“（同上，1308页）所以他说：“此吾党所以不敢漫为无责任之言，侈谈拒债以迎合舆论也。”（同上，1323页）至于国民捐、强迫公债、不换纸币这三个办法，在他看来，稍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是提不出来的。

首先，国民捐是不能强迫的，否则，和强迫收税有什么区别？虽说这个捐“专诉诸国民之爱国心”，但在民穷财尽之时，爱国心所能发挥的作用怕也有限。其次说到强迫公债，他认为，如果“不根据生计上之原则，不应用财政上之学理”，得不到任何效果，操之过急还可能激起民变。于是他指出：“夫国民捐与强迫公债，皆空想而断不能收效，固无论；假使遂能实行，而其影响于国民生计者何如，又不可不熟虑也。吸集全国之游资，以供国家行政之消费，民复何所赖以从事生产者？民业既悴，税源亦涸，即国家又何利焉？“这其实就是竭泽而渔的做法。至于不换纸币，梁启超认为，作为财政的非常手段，在国家危急关头，冒险行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一个纸币滥发过度的问题，谁能保证现政府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诚意？“非直吾党所不敢保证，恐亦国民全体所不敢保证也。”（同上，1324页）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他还撰写了《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文，对于不换纸币所以不能骤然实行的原因，以及强制施行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弊端，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虽然他一再强调，应该实行他所提出的一整套经济财政改革方案，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梁启超在信中与袁世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政党的问题。这也是新政府成立以来最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告诉袁世凯，组建一个自己的党，在当今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而且，“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梁启超年谱长编》，617页）他是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的，但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毕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所谓开明专制，就是要在专制的同时服从舆论，这就必须要拉拢那些政治上的活跃分子，结成一党，为自己服务。他为袁世凯分析了目前活跃在政坛上的这些人，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则必须加以防范。他说：

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以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同上，617 ～ 618页）

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

梁启超固然属于旧立宪派，甚至可以说，他是旧立宪派的精神领袖，但他的朋友中既有旧立宪派，也有属于旧官僚派以及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打算，故对联合袁世凯及梁启超回国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徐勤、麦孟华等也对梁的下一步计划有种种意见。当时，主张联袁的人有很多，但其中多数人不主张梁启超马上回国，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联络，主要通过罗瘿公、蓝公武、汤觉顿、范源濂以及梁士诒等人转交或转述。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他在信中说，袁世凯有仰助康、梁二位先生之意，“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他还说：“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他于十一月初又致信梁启超，报告袁世凯及南方革命党的情况。他说：“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他告诉梁启超：“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同上，579 ～ 580页）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省吴江县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他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他们都是梁启超安排在北京的耳目，南北双方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很快向梁启超汇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罗瘿公。他与梁启超有同门之谊，民国后做过总统府秘书、参议和顾问，有机会接触袁世凯。最初，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就由他传递信息，他也是较早主张与袁世凯合作的人。十月三日他致信梁启超，首先报告与袁世凯接洽的情况，然后才谈到时局，谈到南北和议，外人干涉的情形。十月初六日，梁启超复信罗瘿公，请他向袁世凯陈述自己不能回国就职的理由，以及向袁世凯提出的几点建议。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再次致信梁启超，讲到袁世凯入京后如何迫使满人交出军权，迫使载沣退位，以及他对君主、民主的态度，他还提到：“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过了两天，罗瘿公又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信中说到和议的情况，已从武汉移至上海，并且加派杨度为参赞，范静生也被邀同行。他还提到汪精卫的态度，也是主张南北和平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作了不少努力，已经引起上海各报对他的攻击。他还说，南方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的人，都是老朋友，据他们来信介绍，“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晳子谓项城仍（疑为乃）可为拿破仑云”。而且，据报纸所言，唐绍仪亦力主共和。信中还谈到办报一事，梁士诒说，梁启超是主张君主立宪最有力的人，如果由梁启超主持创办一张报纸，一定可以扭转舆论。他的意思是请袁世凯出资，办一家机关报。对于此事，罗瘿公的态度是“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同上，577 ～ 578页）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北和议正陷入僵局，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而孙中山的介入让双方几乎决裂，似乎非有一战不可。罗瘿公去信谈到办报之事，说明还要与梁士诒细商，并提醒他此时千万不要去上海，“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画，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到了清帝退位之前，即十二月九日和十八日，罗瘿公两次致信梁启超，详细报告了袁世凯这边的情况，“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同上， 589页）此时的袁世凯，周旋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清政府之间，他这边把清政府作为筹码，向南方临时政府要求最大利益；那边又以南方革命党威胁清政府，迫使它交出权力，而他又不想担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名，所以，他的行为就显得很不光明磊落。他还谈到清王室的情况：“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载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铁良）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疑为昨日），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餂之耶。”（同上， 589 ～ 590页）

这段时间，国内形势日夕万变，纷乱复杂，梁启超一时也难有决断。他在十一二月间曾有过两次回国的打算，最终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海外的同志都主张他早日回国，积极进取。他们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同上，593页）

海外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同上，594页）

然而，这种空言大话于实际一点帮助也没有。

在这方面，吴贯因（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遂成为要好的朋友。听说梁启超有回国的打算，他马上写信劝其审慎从事。他首先谈到以什么名义回国的问题，提倡“义声”固然很好，但现在以什么为”义声”呢？附和民主共和之说？他认为“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仍标榜君主立宪？他也觉得不妥，一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再以此号召国民，就有些说不通了。他说：“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士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他还特别讲到清政府滥杀无辜：“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言之。”（同上，595页）

既不能标榜民主共和，也不能标榜君主立宪，没有了旗帜鲜明的“义声”，反不如养晦待时，以观后变。在他看来，机会在数月之后一定光临，他说：“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疑为或）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疑为乃）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同上，596页）

武昌起义之后，围绕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康梁一派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争论。大致以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为界限。此前，争论的焦点是速回还是待时，普遍的看法是，速回不如待时，因为南方革命党气焰正盛，难免会有对梁启超不利的举动，甚至会有性命之危。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南北之争，南方必败。袁世凯有军队，有权术，对付革命党绰绰有余，搞建设，还要靠立宪派。他们梦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梦想着袁世凯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低估了革命党，也错看了袁世凯。事实上，吴贯因所期待的机会一直没有如期而至。民初的国家政治始终如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但梁启超对袁世凯似乎还抱有一些希望，他一面为袁世凯献计献策，一面继续策划回国。于是，各种意见又纷纷扬扬传到了蜗居日本的梁启超手里，请他自酌之。

这时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年初，由孙洪伊介绍，梁启超加入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并先后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和《财政问题商榷书》两篇长文交该会印行发表。这是一个由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旧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创建的组织，其中有几位还是当地谘议局的局长，如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都是梁启超的老朋友，都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又动了回国的念头。大约三四月间，他派遣汤觉顿先行回国，探询消息。这时，国内的形势似乎并不明朗，四月二日，汤觉顿写信向梁启超汇报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他说：“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他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但他在信中所透露的康有为的态度，倒是希望梁启超能在政府或内阁中占有一席位置，袁世凯想来是不会反对的，如果说有人反对的话，也只有南方的革命党，“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同上，624页）

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中，身处海外的徐勤最拥护老师康有为的意见，他多次致信康有为，责问梁启超迟疑不决的原因：“究竟远（梁启超，有孟远之称）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所以，当他听说梁启超已有回国打算时，异常兴奋，马上致书梁启超：“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黎元洪）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同上，626 ～ 627页）

然而，久在国内的麦孟华却另有看法，他五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梁启超，反对同人中请他到天津办报的主张：“同人皆主张公至津办《国风》，弟亦期期以为不可。欲办旬报，则仍在东发表政见足矣，何必人在津（原注：人在东与在津何异），然后能发政见耶？若木来，言北中阴象环伏，土（袁世凯）慑于过庭（孙中山）、叔度（黄兴），而唐（唐绍仪）则又利用同记，唐为同所挟，土又不为唐挟制，土且与唐大有意见，今留守一事，直几如两总统，现象如此，大乱即在目前，弟意以为断断不必居津。且天地昼晦，魑魅逢人，绝无益处，何必居此险地乎？又云南北合办一报，邀公主持，此无论必不能成，即成亦两姑之妇，且公之地位，岂有为人喉舌之理，此则不待弟之陈说，公必拒之矣。”（同上，621页）他在同一天还有一封信给康有为，说到当前局势：“南置留守，权极大，俨然两总统，南中又各有势力，各有意见，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势危险至斯而极。借得外债，亦止够兵饷一霎之用，必不足有为。爆发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同上，622 ～ 623页）

据说，同人中赞成梁启超回国办报的虽然很多，但对他入政界、入党派，却都持谨慎态度，比如被称为山人的潘之博，就不主张梁启超此时回国。甚至梁的老朋友杨度也表示，这个时候请梁回国，等于害了他。这里面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不仅有梁启超个人的问题，包括他的声誉、安全、出路、前途等等，还有民初的党争，除了同盟会，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打梁启超的主意，这使他感到颇有些为难。罗瘿公有句话说得很真切：“公之归无论何时，均可自主，若一人电招，即思归来，一人电阻，又不欲归，皆非自我作主也。”（同上，642页）梁启超的处境就是这样，其进退几乎全被别人所左右。但他的确是民初组党活动中的灵魂人物，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则犹如一篇建党宣言。

五月十九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孙洪伊写了一封信给同会的黄可权，信中详细讨论了梁启超回国可能遇到的问题，他将其归纳为无一名义而有五害，所以“务请吾兄即切实作一书，以与沧公（梁启超），劝其万勿北行”。（同上，629 ～ 632页）他还要黄可权敦促何擎一、麦孟华给梁启超写信，劝其缓行。过了两天，他又致信汤觉顿，商量梁启超回国的办法：“惟就日来情形观之，似沧公归计，应俟本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并合结果如何，再定行止。”（同上，633页）他还说：“沧公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于社会上占大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同上，634页）五月二十九日，他本人也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的情形，并告之：“总统聘公之命，日内当可发表（约在南京留守取销之后，至迟不出一月）。副总统通电谅亦可办到。公归不远……然总望我公归时，勿过急速也。”（同上，639 ～ 640页）

这期间，麦孟华果然给梁启超和汤觉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劝阻梁启超，第一不要急着回国，第二不要加入统一党。他说，这是向构父、孙洪伊、黄可权的意见，他本人也是赞成的。这个统一党是章太炎创建的，最初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不久，在张謇的主持下，统一党与国民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合并，在上海成立了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该党的主要诉求即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这与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所言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强调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主张开明专制。章太炎虽然创建了这个组织，但他对一些共和党人趋炎附势、谋官谋食的做法很看不惯，所以，共和党成立不足十天，他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开会，宣布统一党独立。又过了两三个月，他索性退出了统一党，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再后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王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在此之前，他们或许向梁启超发出过邀请，拟举他担任调查研究部部长，时间应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之际。向、孙、黄、麦反对梁启超加入统一党，应该也在此时。麦在信中讲了不宜入统一党的五大理由，第一条就说，统一党推重梁任公，是为了排诋章太炎；其二是统一党内部纷扰，恐不久还要分裂；其三是说该党党员与梁没有感情基础；其四认为梁启超加入该党，也只能屈尊于五位理事之后，做不成事；其五则许诺共和建设讨论会即将与国民公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并推梁为首领。除了这五条，麦孟华还特别提醒梁启超注意，不要因此伤了大家的心，这些人为你归国，“极力布置，极力运动，皆为公出力，今公忽顾而之他，则彼等种种布置运动，岂非鄙谚所谓巴结不上，彼等自极下不去，公亦太觉不情，且公方函来电来，极力与之拉拢，今忽有此，人亦疑公之有诡诈操纵（公固不必如是，然形迹可疑），大不可也。彼等数人中颇有一二人略有不满之微词，彼等不言，而其词气神色间已可窥见”。（同上，635页）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麦孟华，别人一定是说不出来，亦不肯说出来的。毕竟他们是几十年一同走过来的老同学，才能这样说。

不过，六七月间，罗瘿公连续两次致信梁启超，却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说明当时这些人之间，关系是相当微妙和复杂的。他开门见山就说：“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同上，641页）这时，似乎有一种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组织第三党的主张，并且准备拥戴梁启超为党魁。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的人。他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们与统一党、共和党的关系却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议不决，因此才有组织第三党的打算。但他们的组织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同上，643页），于是想拉梁启超作为他们的旗帜、招牌，“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同上，641页）。罗瘿公告诉梁启超，徐佛苏不仅不赞成组织第三党，还嘱咐他提醒梁：“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同上，642页）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梁启超可能会陷入两面作战之中，不仅“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同上，643页）但他很清楚：“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同上，644页）他所说的超然，其实就是“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同上，642页）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绍兴的周善培，他自称，“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启超去世后，他写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没有了”。（《追忆梁启超》，149 ～ 162页）周善培以眼光长远著称，据说，梁启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民国元年（1912年）四五月间，他数次致信梁启超，为他出谋划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说：“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梁启超年谱长编》，636页）他的意思是反对梁与袁世凯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亲寿辰，他要回去为母亲祝寿，于是约好六月四日到日本与梁启超面谈，同行还有他的老师——以文章、学问著称的赵尧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

壬子（1912年，周善培终生不用民国年号）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汤觉顿奉任公（梁启超）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见，说：“袁世凯请任公到北京，任公决定要去了”，并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觉顿转达是无用的。这时候，赵尧生师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请教他，说：“任公是万不能去的，但非我当面去说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赵先生说：“任公曾经寄给我很多诗，请我替他改订，我也替他改订了不少，他都能虚心接受。我也想去见见此人。“于是，我就买了票。第二天，就同赵先生同船到了横滨，立刻到任公家里，从午前九时谈到十二时。我提出：“对德宗（光绪）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任公也辩论了几句，最后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赵先生说：“南海先生也主张你去吗？“任公说：“我不必多说，你们见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这时，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东京只有三十分钟火车。午后二时，我就同赵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对南海表示一种敬意，赵先生起初也是极尊敬他的，想不到谈到七点钟，我同他反复辩论不知多少，他竟坚决主张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饭，我还同他辩论，而最后一班到横滨的火车要开了，赵先生也劝我说：“朋友交情尽到为止，再说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们的来意了，我们走吧。”回横滨旅馆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馆来，我对他说：“这一次，你的命运交给南海先生了。我们既是朋友，以后总有志同道合的机会。我要陪赵先生到东京箱根和西京游览几天，就由神户上船，少受几天风浪，不再到横滨看你了。”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游了几天，就回到上海。赵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临行，还对我说：“任公是可爱的朋友，现在已到了身败名裂的时候，你还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做起司法总长来，我从此同他既不见面，也不通信了。（《追忆梁启超》，151 ～ 152页）

梁启超归国，仿佛英雄凯旋

实际上，到了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各方面呼吁梁启超归国的声音更多起来，不仅朋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昔日的敌对阵营中也有人通电敦请他归国。五月二十八日，当年在日本对梁启超大打出手的老同盟会员张继，就联合刘揆一发出通电：“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梁启超年谱长编》，644页）官方反应也很积极。六月十七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大总统及参议院，“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同上，645 ～ 646页）昔日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也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欢迎梁启超回国，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与响应。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也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实现了成立第三党的愿望。于是，梁启超终以九月末由神户乘日本大信丸号启程归国，结束了历时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归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仿佛英雄凯旋一般。按照预定行程，大信丸号将于十月初五日抵达大沽口，但由于梁女令娴发电报时错将五日写作三日，故先期由北京赶赴天津的欢迎队伍在初二那天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街小巷的客栈也搞得人满为患，“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满”。（同上，651页）其中既有袁大总统派来的代表，也有参议院、内阁的代表，还有报界、学界、政府各部门，以及军队的代表，民主党本部及各支部都派了代表和党员前来，共和党也派了张謇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以稳健著称的黄兴参加。这个庞大的欢迎队伍，有天津本地人，更多的人则来自北京。六日下午二时，大家聚集码头，迎候梁启超登岸。但由于海上风大，邮船无法靠岸，虽然都督府派出小火轮，驶出大沽口，准备接引梁启超，但仍未成功。大家只得扫兴而归，当天便有数十人因盘费用尽而回京。张謇、黄兴也因为要赶在十日那天回湖北参加开国纪念活动，故只好于七日先行离津赴鄂。梁启超在舟中困守了三天，直到八日才弃舟登岸，到达天津。

梁启超在天津住了十几天，这些天，梁启超家里“无一刻断宾客”。仅前三天，“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同上）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欢迎宴和演说会，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也来凑热闹，又是请他入党，又是请他做理事。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向政府要求，任命他为新校长。此时此刻，他得到了一种万人瞩目的满足：“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同上，653页）在这种种热闹的背后，梁启超积极策划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可以在议会和国民党抗衡的大党。十月十一日，他给女儿令娴写了到达天津后的第一封信，信中也流露出一种轻浮的满足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同上，651页）

此事最初进行得似乎很顺利，梁启超也很乐观，“连日两党议合并大略就绪，吾准二十日入京”。进京前，总统府为迎接他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最初曾打算以军警公所为行馆招待梁启超，就因为听他偶然说起，曾国藩、李鸿章进京都住贤良寺，袁世凯马上派人将贤良寺收拾妥当。对袁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罢了，梁却大为感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同上， 653页）不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同志认为，梁启超住在贤良寺仍有不妥，在他们看来，梁既“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同上，655页）

到京以后，应酬自然就更多了。“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有时甚至一天四场演说，“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麕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此时，他正在兴头上，尽管一再抱怨应酬之苦，但这种被人簇拥的感觉，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他对女儿言道：“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在女儿面前，他竟有些飘飘然了，自我感觉甚好。他继续言道：“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孙中山、黄兴曾于1912年8月来京，与袁世凯会谈）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陶醉之憨态，可见一斑。不过，他的积极活动和演说，的确鼓舞了旧立宪派的士气，“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同上，655 ～ 657页）

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

此次进京，他与袁世凯“密谈一次，赴宴一次”，10月28日，总统府又召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不过，梁启超也明白，他们之间“仍虚与委蛇而已”。（同上， 655页）但他对袁世凯馈赠的每月三千大洋，却没有拒绝，其理由是：“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同上，658页）说到底，人穷难免志短。他还透露，袁世凯向他许愿，如果他能成功地组建一个政党，还将赞助他二十万元。梁启超甚至希望能更多一些，比如五十万元，不知有没有可能。他表示到那时还要和袁世凯继续交涉。这一点暴露了梁启超以及所有党派、社会政治势力的软肋。经济上如果不能独立，又怎能祈盼政治上独立呢？实际上，除了梁启超尚未觉悟到主动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外，客观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工商业还很薄弱，资产阶级也很薄弱，中国的城市市民阶层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时的第三等级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还不足以支持梁启超所要创建的以立宪议会政治为纲领的政党，他们即使不靠袁世凯，也要靠地方军政势力的支持。早在1912年初，徐佛苏在给梁启超和汤觉顿的信中就提议“加入黎（元洪）党”，其理由之一，即“彼系军队要人，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为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同上， 599页）

同年五月二十九日，麦孟华致信康有为，也曾提到本党与黎元洪的合作，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推黎公为名誉长以张势，亦无可奈何之事。然名誉则可，万不可令直接，令有实关系，黎虽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势必趋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陆乃翔已令黎照会陆逸君在澳筹款，逸电闻即是此事。），则吾直以全党奉送与人。势虽张而党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议！此次推举，深为人作嫁，而党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筹，亦为人作嫁，于我无与矣。”（同上，622页）其实，无论是徐佛苏的建议，还是麦孟华的担忧，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现实，共和也罢，立宪也罢，最终只能走向军人政治，实力政治。袁世凯如此，孙中山亦如此。不久爆发的二次革命，不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挟军队以卫其主义”的证明吗？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的政党尽快地组织起来。在他看来，“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他在十月二十二日民主党全体党员参加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特别提到国外舆论以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究其原因，“则谓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4页）然而，梁启超急于组织政党，绝非要向外国人证明什么，以雪此辱，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当时，国会中活跃着四个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先是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了国民党；而统一党成立较早，是章太炎最先发起的，主要是同盟会中对孙、黄不满的异己分子，最初叫中华民国联合会，后与昔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人合作，组成了统一党；晚清资政院时代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有个宪友会的组织，这时也发生了分化，汤化龙、林长民率领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不久，孙洪伊又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统一党，而北方的籍忠寅、周大烈等人又成立了国民协进会，到后来，统一党与籍忠寅的国民协进会，还有湖北孙武、孙振武等人的民社联合，组成了共和党；没过几天，章太炎又宣布了统一党的独立，这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已近白热化，汤化龙、孙洪伊辈自然也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动员梁启超回国，推举梁启超作为本党的领袖，就在梁启超回国前夕的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共和促进会等几个小党合并，组成了民主党。（《中国近百年政治史》，321 ～ 324页）

这四个党，尤以国民党的势力最大。此时正当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以一个大党对抗三个分立的小党，而且，他们几乎掌控着所有重要省份的行政资源，这使得他们在选举中一直处在非常有力的地位，并最终赢得了选举。民国二年（1913年）的1月8日，国会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国民党共获得众议院、参议院的392个席位，其他三个党，共和党175个席位，统一党24个席位，民主党24个席位。国民党成了国会中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同一天，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强调要组织国民党内阁，要以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这自然引起袁世凯的不满。虽然他对政党政治并没有兴趣，也不寄予更多的希望，但此时的他，要想削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提高和强化总统的权力，又不能不依靠议会中可以为他所控制的政党。统一党倒是亲袁世凯的，不过，作为他的傀儡，这个党能力太差，势力太弱了，尤其是在章太炎退出之后，已经很难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产生不了太大影响。所以他寄希望于梁启超，在他看来，只有梁启超，有能力，也有办法，帮助他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扩张。如果梁启超真能把这个党组织起来，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

进步党：袁梁结盟

梁启超需要袁世凯经济上的支持，袁世凯看重梁启超是政治上的资源，于是，他们在组党问题上一拍即合。这时，在国会中，也的确形成了三党联合对抗国民党的大趋势。因此，三党合并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大党，就显得愈来愈迫切。不过，就三党实际而言，除了在对抗国民党这一点上可以暂时达成共识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多年积累的好恶、纷争、误解和矛盾，一时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共和党的黄为基承认：“吾党素奉先生之教为圭臬，先生虽未入党，然吾党中人皆已认先生为精神上之同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8页）而梁启超考虑到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更不能袖手旁观，竟于2月24日宣布，“为事势所迫”加入共和党，他还表示：“此后真躬临前敌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3页）其实，他始终隐身于幕后，并未亲临国会现场。不过，在这三个党中，他与民主党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些，其中不仅有许多宪友会的老朋友，更有政闻社时的老朋友，有些甚至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他就是其中一员了。民主党成立伊始，他们又公开声明：“一切待先生指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3页）然而，就在三党将要合并的当口，他却忽然宣布加入了共和党，确实很让人费解。而问题就出在由谁担任将要成立的这个党的领袖。有人提出一个方案，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共和党中的民社派和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不同意以袁世凯为党魁，他们甚至有组织新党的计划。苦闷至极的梁启超提出不做协理，“别设参事长吾任之”，众人也不同意。他在3月27日给女儿的信中抱怨：“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现状实无可为，新党亦决办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故处此职可以立于半积极半消极之地位耳。”（《梁启超年谱长编》，665页）这些党事纠纷让他产生了放弃政治生活的想法。4月18日，他在信中向女儿倾诉了自己的恶劣心绪：“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要放弃政治，专心于办报和办学。但他心里清楚，共和党人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而此时他对民主党竟已“恨之刺骨“，称他们为“民主鬼“了。4月22日和23日，他连续写信给女儿，还提到“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等等，他愤而赌气似的说：“新党成立后，吾不复与闻党事。”这番话竟引得“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闻此仓皇失色，吾本以该信登报，总统府立刻乞求各报勿登），今日有数十人来津哀求，吾尚未应之，然大约不能终隐，生成苦命无如何也”。面对这样的阵势，梁也只好表示：“在义在势皆不能辞。”并且无可奈何地说：“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同上，668 ～ 669页）

梁启超是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顺境中或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而遇到挫折或心境不佳时，又容易灰心丧气，表现得很消极。但他又是个自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就显得很纠结。他回国之初，国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竞争异常激烈，舞弊、贿选的现象很普遍，操纵选举、雇人投票，甚至军警到场百般威胁，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各地还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这些都给了梁启超很大刺激，使他对国事、党事都深感失望。他在回国两个月后就向女儿令娴倾诉：“吾昨夕因得须磨（日本地名，康有为住此地）书，烦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几欲东渡月余，谢绝一切，以自苏息也，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同上，第662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骨子里还是个文人士大夫，脑子里有时想的还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那一套。一月二十六日（3月 3日）是他四十一岁生日，京津诸友为他祝寿于天津孙家花园，说好不谈国事。但二十八日（5日）他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忍不住又说到”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为此他忧愤不已，痛言：“笔安能罄，公立所言，殆未能尽其万一，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要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而又不能不行，此所以为苦也。”（同上，663 ～ 664页）

这种消极的情绪直接影响到他对三党合并的态度，最初他以为三党合并已大概就绪，却没想到落实起来还有这么多的难处。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烂漫或涉世不深的单纯，这种性情，作为朋友也许很难得，但作为一党领袖、政治家，有时就显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袁世凯则非常直接，他不容梁启超消极、悲观，而主动伸出援手。他在4月8日国会开幕之后，明显加快了督促三党合并的步伐。4月25日，三党正式签订了合并组织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29日下午，三党在京党员举行全体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31日，《申报》专门报道了此事：

昨日进步党成立会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孙武、王印川并有演说，秩序甚整。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民国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报》北京专电，见《梁启超年谱长编》，670页）

进步党的成立最终使袁世凯与梁启超的政治联盟既成事实。在民国初年政治动荡的局势下，梁启超选择支持袁世凯，固然有他对中国命运的长远考虑。就在三党商谈合并期间，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于4月14日在北京万生园（今北京动物园旧址）宴请本党参众两院的议员，与会者三百余人。梁启超发表了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他开门见山告诫本党同志：“故为国民者，不可不洞察世界形势，以求知本国所处之地位为何等；为政党员者，不可不洞察国中形势，以求知本党所处之地位为何等。”这两条也是梁启超确定其政治方针和策略的出发点。他接下来就说到了共和党的立党之本及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说：

共和党所以设立之故，凡以欲改良政治，此我党员所同知也。然一年以来，国中有二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得达。虽然，彼腐败派之势力，乃积数百年来历史之遗传，在专制政体之下，当然不能免者。辛亥革命于国中他种善良习惯，多所革去，独此腐败官僚之势力，曾未能动其毫末。其根深蒂固也既若彼。至于乱暴派之势力，则又自革命后，以新贵族之资格浡然而兴，国中凶戾狡黠之徒，相率依草附木攀龙附凤以扬其波，其炙手可热也又若此。质而言之，则以中国现在社会恶浊乖戾之空气，实最适于彼两派之发育。此如久酸之醯（醋）宜产蛆蚋；积霉之莽，应丛蛇蝎。以嘉鱼游酸醯之甕，以祥麟入霉莽之林，安见其能生存者哉？然则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之理衡之，彼腐败与暴乱两派，在现在中国社会空气中，实为适者而宜优胜；而与彼两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实为不适而宜劣败。我共和党人，既不愿随逐腐败，又不愿附和乱暴，以此种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之党，在理实难得生存之余地，遑论发达？不宁惟是，我共和党非徒消极的不肯随逐腐败附和乱暴而已，更积极的欲矫正腐败裁抑乱暴。介于两大之间而毅然与之相抗，此无异奋螳臂以挡车毂，捧坏（疑为抔）土以塞孟津，不自量至于此极。自问亦良觉可笑。然我共和党同人，犹戮力进取而不辞者，诚确见夫腐败与乱暴两派之势力一日不消灭，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两派势力多存一分，即国家元气多断丧一分，驯至非陷国家于灭亡焉而不止。吾侪为良心所责备，所驱遣，乃不得不毅然决然，奋微力以当大敌。故地位之艰钜（巨）困衡，未有过于我共和党者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18 ～ 19页）

梁启超清楚地看到，共和党正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境地，这其实也是梁启超自身所面临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先集中力量对付危害国家最凶的乱暴派，而对临时政府所代表的腐败派，则维持监督的态度。他说：

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互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不特此也，彼腐败派与乱暴派，其性质虽若绝不相容，然彼为个人私利计，未尝不可以交换利益，狼狈为奸，则国事愈不可问。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宁有纪极。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使不得逞。一面则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认为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虽然，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充乱暴派之手段，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吾党为此懼。故虽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同上，20 ～ 21页）

梁启超对袁政府的妥协和维持，当时和后来都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指责和肆意攻击，他在此为共和党所作的辩护，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辩护。他说：

吾党过去一年间，常取维持政府之态度，此诚事实，无所容讳也。然吾党之维持政府，绝非欲因以为利，徒以现在大局，决不能再容破坏，而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故于临时时期，暂主维持政府，俾国家犹得存在，以为将来改良政治之地步。（同上，21页）

梁启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以对袁政府的暂时妥协，换取党内力量的高度集中，来对付以革命自我标榜的乱暴派，不让暴民政治祸害国家。但他并不认为政党应该放弃监督政府的职责，不仅不能放弃，还要采取“强硬监督之态度”。他说，将来无论谁来组织正式之政府，只要符合共和党的党义，采用共和党所宣布的各种具体政策，他们就举全力拥护之，否则，就举全力对抗之。（同上，22页）最初，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大体就框定在这样一个范围里。5月29日，他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重申了他的主张。他说，新成立的进步党在政治上有两大诉求：“第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第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以立政党政治之基础。”（《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592页）

何谓将中国政治导入轨道？说到底，就是将中国政治导入合法的议会政治轨道；而议会政治轨道又以政党政治轨道为基础。所以，如果中国的政党不上轨道，那么，想要中国的政治上轨道也很难。而“国之政党既共上政治轨道矣，纵有何等野心家，亦无能自外此政治轨道两得存在也”。这是因为，政党的职责就是监督当权者，而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说：

如设有人询于启超曰：君有法以去腐败政治？于启超必谨谢不敏。即以此遍告国人，恐亦无一人敢自承曰能者。然苟有人问：进步党有能力以去腐败政治乎？则启超必首先应曰：能。大抵政治通例，苟国之人民对于握政权者不加以监督，则未有不出政治轨道之外者也。即以今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论其人者多矣，有爱敬之至极点者，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爱敬为憎恶，要其为人有一种政治材能者也。此种有政治材能之人物，握有政权之时，苟无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日谋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则徒令此种政治必将溢出于政治轨道以外，不亦惜哉！故吾党惟一之任务，在以稳健抵制暴烈，而以发扬抵制腐败。一方去腐败政治而守其老成持重之态度，一方去暴乱行动而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此其事非难为也。（同上， 592 ～ 593页）

不能说梁启超对袁世凯的野心和手腕没有认识，但在正式总统选举前提名候选人的明争暗斗中，他仍然主张力挺袁世凯，“以为目前能维持国家使存在者，莫今临时大总统袁公世凯”。（同上，595页）他这么说，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推举袁世凯可以保持国家稳定，不至发生分裂；其二，他相信进步党（也是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对袁世凯实行有效之监督，不使其溢出政治轨道之外。所以，6月15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他便提出了总统与宪法等问题，请在党内表决。6月19日《申报》以《进步党大会记》为题，报道了大会讨论的内容：

十五日开会，梁任公为主席。梁演说略谓：现今时局所极应研究者，为总统与宪法之问题。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惟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此外可议及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及大借款二问题，谓宋案纯为法律问题，为今之计，宜速与德人交涉引渡洪犯（洪述祖），自不难解决也。至于大借款最要关键，则为监督用途。鄙意则主张以此二千五百万镑存放代理国库之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但于此有一先决问题，则须用何种方法整理此中国银行是也。演说毕，某君提议以梁理事所主张付表决，多数赞成，作为该党主张。（《梁启超年谱长编》，670～671页）

人才内阁

此时的形势对于梁启超和进步党极为有利。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 10时，国民党内力主内阁制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至22日身亡。梁启超因此少了一个政治上的强大对手。有人曾怀疑梁启超是宋案的幕后黑手，就是看到了他与宋教仁在政治上的竞争关系，以及政见方面的冲突。他马上写了《暗杀之罪恶》一文，发表在《庸言报》上，开篇就说：“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奸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7页）

不过，国民党内及社会舆论很快将目光聚焦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和内阁总理赵秉钧，由此又牵涉到袁世凯。于是，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激化。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兵，自称讨袁军，二次革命由此爆发。至9月1日，随着政府军克复南京，短命的二次革命则归于失败。讨袁军的导火索是宋案，宋案的导火索则是国民党在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中独占优势。不过，自宋案发生之后，国会也于4月8日开幕。至此，国会内部的党派力量对比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合并为进步党，在国民党议员张继被选举为参议院议长、王正廷被选举为副议长后，民主党的汤化龙也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进步党与袁世凯的联盟开始发挥效力，国民党内部却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困境。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就不是一个思想理念非常一致的组织，宋案之前，有主张内阁制的，如宋本人，也有主张总统制的；宋案发生后，又分成了法律派和非法律派；直到讨袁军与北洋军开战之后，国民党中的温和派仍然坚持放弃武力对抗的主张，以为利用国会就能迫使袁世凯退位。而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早已分化为不同的派别或组织，其中有人是被袁世凯威逼利诱收买的，也有自动倒向进步党一边的。国民党的势力至此已被大大地削弱，而进步党却由于其主张温和、行动谨慎，处处与被人视为暴民的国民党表现不同，颇为当时的舆论所重，袁世凯也不得不暂时借重他们以影响舆论。即使国民党中的温和派，这时也希望能与进步党联手对付袁世凯，他们迫于环境的险恶，不能不向进步党示好。

这是进步党最得意的时候。7月末，袁世凯决意改组内阁，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进步党抓住这个机会，以为可以组织一个进步党内阁，所有阁员除陆海军两部外，全部由进步党领袖担任。但熊希龄却不积极，迟迟不肯来京就任。直到梁启超再三催促，才勉强于8月28日接受了国会的任命。袁世凯自然不肯把权力全部交给进步党，他在熊希龄进京之前，已将重要阁员安排妥当，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几个闲位，待熊来配置。这当然与熊希龄所希望的相差太远。熊希龄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老搭档，他很想让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梁本意也是要做财政总长的，以便发挥他整理财政的计划。但袁世凯不同意，他提出的财政总长的人选是周自齐，梁启超只能去做教育或司法总长。熊希龄则以总理自兼财政总长的办法抵制袁的干涉，并希望梁启超屈就教育司法等闲位。然而，梁启超却不肯接受，借口党内事务繁忙，百般推辞。而梁若不出，张謇、汪大燮也不肯出，第一流人才内阁可就泡汤了。最后，经熊和袁再三劝诱，熊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梁启超才勉强接受了司法总长的位子。9月11日，熊希龄内阁正式发表，以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工商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熊氏自兼财政总长。当时人称这届内阁为“人才内阁”，由于九位阁员中梁、熊、汪、张、周均为进步党党员，所以又称进步党内阁。

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此图摄于宋教仁被刺当日。

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进步党终于过了一把组阁的瘾，但随后问题便接踵而来。袁世凯急于要当正式总统，但宪法尚未制定，何来总统选举？本来，按照梁启超的打算，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是不成问题的，但仍须遵守正当的程序，总要先制定宪法，待宪法制定后，再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来选举正式总统。梁启超甚至希望，通过制定一部完美的宪法，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旧势力，逐渐引导走上宪政的轨道。这也是他为进步党制定的大政方针。但是，制宪需要时间，而实际情况是，宪法还未制定，关于制宪的程序和立法的权限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如果一定要先有宪法，后选总统的话，那么，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仅袁世凯等不及，事实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等不及。8月5日，黎元洪联合各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国会，要求国会从速完成总统选举和制定宪法，成立一个强健稳定的政府。他们担心，如果临时政府的期限无限延长，很可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也难以消除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心理也是喜治不喜乱，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使中国摆脱战乱、贫弱的局面。这个人似乎非袁世凯莫属。特别是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袁世凯的权力接近于顶峰。梁启超也满心希望，开明的袁世凯在集中权力之后，能带领国家走上建设的轨道。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仿佛就在眼前。于是，梁启超不惜放弃先前的主张，支持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针对国内外舆论的质疑，他专门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寻找理由。他说：

法律者事势之产物也，未闻能以法律产出事势者也。与事势不相应之法律，虽强为形式的规定，而不久必缘事势所要求所驱迫，从而废之变之。即未废未变，亦决不能发生效力，寖成殭（僵）石而已。不必徵诸远，但观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而可见也。推原当时立法者之意，其求适应于当时事势之要求者半，其凭主观的理想欲恃法律条文以矫遏事势者亦半，当时勾心斗角以争辩于一条一句一字之间，以为将来一切政象，皆为此区区数十条之所支配，曾几何时，事势渐变，该约法虽俨然尚存，然其中一大部分与事势不相应者，既成为殭（僵）石，未几且为事势所要求所驱迫，弃置而更新之矣。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儒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同上，57页）

道理不妨这样讲，但事实上，却更像是理念对事势的屈从，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于是谈到了刚刚颁布的大总统选举法：

我国今度所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亦我国现时事势所产出也。其最显著之事势，为立法时所据以作前提者亦有二端：一曰我国现在国中无所谓政党，即有之而其能力殊不足以举政治，故美国当改选大总统时，常由各党推荐候补者，其人数亦二三，而选举机关则专对于此二三人以投票，中国政党既不堪此任，故只得由现大总统任此烦劳。二曰我国现在恃军队以维持国本，而非全国军队素所敬爱之人，不能节制军队，故嬗代之际，不得不由其所最爱者指定其所次敬爱者，以定分而息争。此皆中国现时事势之所要求也。（同上，59页）

这就是说，除了袁世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理由就是他手里掌握着军队，而且，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指挥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势力已从北方扩展到南方。这时，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早已没有悬念，尽管他在选举当天照常上演了一幕军警强迫议会代表投票的闹剧。10月10日，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开国国庆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特别选择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这也许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共和政体的一次示威和挑战。梁启超还期待着完成总统选举之后制定宪法呢，而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却已经不打算再和议会周旋了，更不希望以一部宪法来约束自己的权力。10月16日，袁世凯要求众议院”增修约法”，取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同时，他还向国会提出，宪法须经大总统公布才能有效。10月24日，他让国务院派出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参加制宪会议，却遭到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拒绝。10月25日，恼羞成怒的袁世凯指责国会专制，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逐条研究《天坛宪法草案》（因宪法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祈年殿，故称”天坛宪法”），并在五日内逐条电复。29日，直隶都督冯国璋致电国会，谴责宪法草案实行”议会专制”。30日，江苏都督张勋亦领衔通电，直接指责国民党破坏宪法，破坏三权分立原则，指控国民党犯了内乱罪，请大总统速发命令，将该党本支部一律解散。于是，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旅长等纷纷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宪法草案，解散起草委员会。 11月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于是，袁世凯抢在宪法会议投票之前，以暴力对待国会。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李烈钧和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书，共有460多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致使两院议员所剩不到半数，被迫停会。袁世凯的这项命令，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内务总长朱启钤是副署了的。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再经熊希龄和全体内阁成员副署，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给资遣散。至此，梁启超幻想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议会舞台已被袁世凯完全拆毁，进路已绝，但他并未完全绝望，还希望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一搏。2月12日，随着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总长职务，梁启超也于2月20日正式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却又接受了袁世凯为他安排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真假共和》下册，235 ～ 247页）

担任币制局总裁

梁启超是进步党的灵魂，精神上的领袖，而进步党又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尤其是所谓“人才内阁”的组成，国务总理虽是熊希龄，但社会舆论都以梁启超为真正掌舵之人，“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为先生一人”。所以，国民党被解散，议员资格被取消，乃至最后国会被解散，“全国舆论颇多归罪先生者”。（《梁启超年谱长编》，672页）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就在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之命令的第三天，致信梁启超，指责他对国会的存亡负有责任：

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乎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无国会，自十一月四日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同上，673页）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图为“宪法起草会”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

这其实是一种不能深知梁启超的意见。7月12日，李烈钧起兵讨袁后，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了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纷纷离京南下，其中不乏参议院议长张继这样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看到议会已不能保持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议员也丧失了言论自由，便鼓动议员离开北京，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支持讨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的活动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有鉴于此，7月25日，梁启超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他说：

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其议员公费，亦请迅即筹拨，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同上，674 ～ 675页）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致信袁世凯，提醒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并警告他：“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上，675页）

也可以说，梁启超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但他维护国会的良苦用心亦昭然可见。他并不回避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称帝后，他作《袁世凯之解剖》一文，还说：“吾与袁氏近数年来，私交尚称亲善，袁氏至今犹费苦心欲引我与彼共事，吾于袁氏历年常尽友谊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犹未改此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 ～ 9页）倒是后来者对梁启超多了一些理解，郑振铎在谈到梁启超加入“人才内阁”时就曾指出：“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追忆梁启超》，75页）他的学生张荫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画；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同上，107页）

梁启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相信，凭借袁世凯的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页）所以，即便是在国会解散，内阁辞职之后，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凯为他特设的币制局总裁一职，并在参政院成立之后，被任命为参政员之一。对此，他后来曾作过一点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锷）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但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还梦想着自己的主张能够实现，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终，连币制局总裁这个空头职务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他说：

民国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等六人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正式发表，筹安会亦于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同上，88— 89页）

周善培也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甲寅（1914年），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追忆梁启超》，153 ～ 154页）

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关心他的“出处”问题，其实是想让他尽快摆脱袁世凯。五六月间蹇季常致信陈叔通就曾询问：“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陈叔通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劝他：“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他的同门刘复礼说得更加直接，他在写给梁的一封信中说：“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士，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90 ～ 692页）

对于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不能无动于衷，而币制局的事情又由于欧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拖延，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10月30日《申报》报道《梁任公之近况》，就曾提到：“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同上，698页）

政坛失意，决心退隐

这时，梁启超对于袁氏真的是有些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渐渐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诚恳地检讨和反思二十年来自己在政治理想以及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困境。他写道：

吾亦尝欲藉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之作政治谭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论亦屡变，而往往得相当之反响。畴昔所见浅，时或沾沾自喜，谓吾之多言，庶几于国之政治小有所裨，至今国中人犹或以此许之，虽然，吾今体察既确，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但不知吾所谓佳种者误于别择耶？将播之不适其时耶？不适其地耶？抑将又播之不以其道耶？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吾尝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吾躬自为政治活动者亦既有年，吾尝与激烈派之秘密团体中人往还，然性行与彼辈不能相容，旋即弃去。吾尝两度加入公开之政治团体，遂不能自有所大造于其团体，更不能使其团体有所大造于国家，吾之败绩失据又明甚也。吾曾无所于悔，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以今日之中国人而组织政治团体，其于为团体分子之资格，所缺实多，夫吾即不备此资格者之一人也。而吾所亲爱之俦侣，其各皆有所不备，亦犹吾也。吾于是日憬然有所感，以谓吾国欲组织健全之政治团体，则于组织之前，更当有事焉。曰务养成较多数可以为团体中健全分子之人物。然兹事终已非旦夕所克立致。未能致而强欲致焉，一方面既使政治团体之信用，失坠于当世，沮其前途发育之机；一方面尤使多数有为之青年，浪耗其日力于无结果之事业，甚则品格器量，皆生以外之恶影响。吾为此惧，故吾于政治团体之活动，遂不得不中止。吾又尝自立于政治之当局，迄今犹尸名于政务之一部分。虽然，吾自始固自疑其不胜任，徒以当时时局之急迫，政府久悬，其祸之中于国家者或不可测，重以友谊之敦劝，乃勉起以承其乏。其间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于心有所未安。其权宜救时之政，虽亦明知其不得不尔，然大率为吾生平所未学。虽欲从事而无能为役，若此者，于全局之事有然，于一部分之事亦有然。是故，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义，吁求引退，徒以元首礼意之殷渥，辞不获命，暂靦然滥竽今职，亦惟思拾遗补阙，为无用之用。而事实上则与政治之关系，日趋于疏远。更得闲者，则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将中止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52 ～ 53页）

他由此得出两大教训。其一，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缺乏实际的施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只好退回书斋，做自己所擅长的理论、学术研究。其二，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需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以理论的条条框框来要求，不能太理想化。可是，现实中的权衡、变通又非他所长，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同上，53 ～ 54页）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然而，他以什么来报答这个国家呢？他一再地问自己，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莫大之天职”，就是去做国民教育，使人人明白，人何以为人，国民何以为国民。如果国民不能觉悟，愚昧无知，盲目轻信，“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同上，54页），政治建设依然无望。于是，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而且，很快就有了《欧洲战役史论》问世。新年到来的时候，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中华》杂志，特聘他为总撰述，他欣然接受，还为其策划了规模庞大的”时局小丛书”，第一集便开列十个选题。这期间他作了不少诗，并于4月末返粤省亲，为父亲祝寿。看起来，他似乎正在回到那个久违了的“著述时代”。

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恰在这个时候，欧战爆发了。日本一直梦想着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它看到西方列强陷入混战之中，无暇东顾，野心突然膨胀起来，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强行要求对华的控制权。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准备接受日本的条件，出卖国家主权。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梁这个敏于感情的人，不可能困守于书斋。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这更加重了梁启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他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

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1915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同上，143页）

但在南下省亲之前，他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提醒他“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劝他回心转意，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荒唐事。在这里，梁启超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设身处地为袁的身前身后打算，把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他告诉袁世凯：“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同上，2 ～ 3页）他甚至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规劝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同上， 3 ～ 4页）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京发起筹安会，大规模开展请愿及劝进活动，鼓动变更国体，恢复帝制，推举袁世凯做皇帝。8月22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汤觉顿）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 720 ～ 721页）他在信中提到的文章，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吴贯因见过这篇文章的原稿，他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七月（1915年8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公开反对袁氏之始。”（同上，721页）

在南下省亲之前，梁启超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图为梁启超劝阻袁世凯复辟的亲笔信，收藏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辛亥革命纪念馆。

梁启超事后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也回忆了与此文有关的一些情况，他说：“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圆，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也。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3 ～ 144页）不久，梁启超借口出国治病，于十一二月间乃与蔡锷相继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上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将要在他的领导下拉开序幕，袁世凯的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梁启超不是一个醉心共和的人，他的头上至今还戴着一顶君主立宪的帽子，但是，当筹安会诸君以立宪为理由鼓吹帝制的时候，奋起反击的，不是天天把共和挂在嘴边的人，倒是十余年来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梁启超的这篇雄文恰好可以为我们释疑。他首先告诉我们，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这一点恰恰是他立论的基础。（同上，85页）那么，何为政体，何为国体呢？简言之，政体是指或立宪，或专制；国体是指或君主，或共和。在他看来，政论家应当恪守的原则之一，就在于依据国体而立论，“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而且，国体的变更往往源自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因为政论家的赞成或反对就有所改变。所以，“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而“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同上，86页）对于革命，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同上，96页）他把筹安会的鼓吹恢复帝制称为“革命”，就是这个道理。

他不认为国体有美丑善恶之分，也不反对任何国体，只反对在现行国体之下鼓吹另一种国体，他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君主国体之下，他不主张共和；在共和既成事实之后，他又反对恢复帝制。他在清末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直到辛亥革命既起，他还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希望能维持旧国体，但在旧国体的基础上革新政治，引导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他当时能和袁世凯走到一起，甘于做他的羽翼，不过是心怀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如果“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同上，87页）事实上，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年，全国民众所受之苦痛，全部来自国体变更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动乱。现在，前一次变更国体的余波未尽，第二次变更国体的议论又已兴起。如果说前一次变更国体尚有不得不变的事势所推动，并非政治家一厢情愿的话，那么，这一次则完全是几个文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而且，怎么能说共和一定带来专制，而君主才能立宪呢？这与从前有人提出的君主决不能立宪，唯有共和才能立宪，如出一辙。辛亥革命之初，倒是有过以君主制行立宪政治的机会，但机会既失，共和已成事实，就应在共和的基础上共谋立宪，不能将立宪不能马上实现的责任推到共和身上。国体是天下重器，可静而不可动，是不能翻来覆去做实验的。只因共和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就想推翻共和，但谁敢担保国体一变宪政即可实行呢？如果不能实行，那么，有人是否又将以此为理由，要求改变国体为共和呢？这样改来改去，国家真的要永无宁日了。

辛亥之后，梁启超一度放弃了他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解释道：

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遯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同上，90 ～ 91页）

梁启超是雄辩的，他从各个角度一一驳斥了筹安会诸君关于立宪非行君主制不可的陈词滥调，告诫他们，如果真想实行立宪，不必拥戴什么皇帝，只要把新约法放在眼里，就是国家百姓之福了。他说：

自辛亥（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同上，95页）

这种情形也让一心很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一筹莫展，他想借助袁世凯的势力以造成立宪事实的理想，实际上是落空了。现在袁氏竟要以立宪为借口而恢复帝制，他担心袁氏此举将使中国陷入革命的循环往复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最后，他强调指出：

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徵诸学理有然，徵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彫（凋）敝汲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轻重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断丧所损失云何能量。（同上，97 ～98页）

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对于革命的担忧和恐惧，成为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最大误解和扭曲；而当代学人的倡言告别革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了。

第十四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梁启超既不能容忍袁世凯的一意孤行、非做皇帝不可，又失望于举国之正气消亡、人心将死，对于这件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无一人敢发正论。于是，他愤而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外，更与蔡锷、汤觉顿、蒋百里等人密谋策划，要用武力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在为《盾鼻集》所作“序”中道出了当时的情形：

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而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濒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页）

看得出来，他们师生这一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共襄义举的。梁启超在一篇未刊文字中称赞蔡锷，提到他在誓师会上的誓言：“吾明知力非袁敌，吾为全国人人格而战而已！“（《历史的另一角落》，72页）这是蔡锷的誓言，也是梁启超的心声。为全国人的人格而战，这样的誓言使得他们师生区别于历朝历代所有以武力号召天下的革命者，而独标大义于所求。

得意门生蔡松坡

蔡锷，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他是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氏，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蔡正陵，在家务农，兼做裁缝。他六岁入学，先在邻村一家私塾伴读，十一岁时，被乡里目为“狂生”的樊锥收为弟子，十三岁参加童生考试，受到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补为县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时务学堂第一期四十个学员中，蔡锷的年纪最小，只有十五岁，而这时的梁启超也不过二十四岁。

时务学堂期间，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读书，读了《孟子》和《春秋公羊传》，也读了梁启超撰写的《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从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和梁的批语可以发现，他们当时所关心和讨论的，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蔡锷从那时起就萌发了澄清天下的志向。他在一篇读后感中模仿老师的口吻写道：“国之破不足虑，种之厄不足虑，惟教之亡足虑，心之死，气之销足为大虑。心不死，气不销，则可望俾思麦生，爹亚生，萨长浪徒生也。”（《蔡锷集》一，10页）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梁启超亡命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蔡锷与时务学堂的一些同学辗转来到日本，投奔梁启超。师生再次相聚，此后，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住在梁启超的家中，还像当年在长沙时务学堂时那样，读书，写作，讨论问题，不过，所读之书以及所讨论之问题已大大地不同了。蔡锷留下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透露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在这两份“课卷”中，学生与老师主要讨论了人的自由权利，学生侧重于天演进化的原因，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独立思考、特立独行。他说：“夫千万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闭者开之，梦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险也。一人冒险，而遂开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险者，进化之大原因也。”他认为，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老师似乎刚刚读了英国大儒约翰?弥勒的书，他在批语中一再提到弥勒的观点。这个弥勒应该就是后来被严复译作“约翰?穆勒”的英国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人称“自由主义之圣”。他的《论自由》一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而此时该书尚未译出，梁启超看到的是哪个译本我们不得而知。但看得出来，他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情有独钟，比如，他在蔡锷的课卷中“批”道：“侵人自由之权，为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权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蔡锷集》一，11页）所以，先要解放了思想，改革开放才有可能。他们的讨论还涉及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十几年以后，民国初年，他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考以及对袁世凯所采取的扶助态度，不能说是没有来路的。但在当时，他们更热衷于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蔡锷写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梁启超马上“批”道：“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同上，13 ～ 14页）一唱一和，体现了师生二人思想上的默契。

蔡锷（1882—1916）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那段时间，唐才常也时常参加他们的讨论，不过，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让革命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如何使革命成为一种行动。不久，他受命回国，组织自立军，发动以“讨贼勤王”相号召的武装起义，蔡锷等一些青年学生亦追随他而去。梁启超后来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还提到此事，他写道：“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濂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毕业后在云南带兵，辛亥革命时在云南独立，做了两年都督，这是蔡公和我的关系以及他在洪宪以前的历史大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

梁启超当时正热衷于所谓“破坏主义”，他对“革命”亦心有所念，感慨系之。所以当蔡锷提出改学军事的想法后，他马上表示赞成。当时日本的军事学校，初级为成城学校，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增多，日本政府才又增设振武学堂为另一所军事预备学校。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讲到当时的情形，他说：“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联队（相当于团）试习叫作入伍生，又叫士官候补生，试习期自半年至一年，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训练，期满后以下士资格进入士官学校。在士官经一年或一年以上之试习，毕业后仍回联队为士以上之试习，自三月至半年，期满后以少尉任用。”（《蒋百里传》，7页）但当时的日本军事学校，无论自费还是公费，都必须得到清政府的“保荐”，否则，日方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梁启超答应蔡锷，尽力为他想办法，托关系，帮助他实现学习军事的愿望。当时，各省督抚中有不少人对维新派是表同情的，暗中与康梁常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17日，经过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终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资送，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作为自费生迈进了成城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军事留学生涯。与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蒋百里。蒋百里后来也成为梁启超的重要伙伴和帮手。

蔡锷在成城学校学习了15个月，修完了全部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进入仙台第二联队试习。他的勤劳刻苦以及利用课余时间译书以供学费的事迹，为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一年的9月，湖南抚院特别奖励他日钞三百元，并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1日，蔡锷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10月24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与随后毕业的蒋百里、蒋尊簋（一说张孝準）一起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广西练兵谋事

毕业后的蔡锷从日本回国，一时非常风光，成为各地竞相聘请的稀有人才。二十三岁的他此时便有一种施展所学知识、训练一支现代军队，以此报效国家的想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天，他回到故乡，登上岳麓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

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蔡锷集》一，262页）

看上去颇有些“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但现实却不容他如此浪漫。他回国的第一站是江西，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将弁学堂总教习。但过了仅仅一周，他就因夏时调离江西而辞职了。接下来，他又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回到家乡，出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习。当时，湖南的政治形势异常险恶，自戊戌、庚子事变之后，不仅清政府“防湘人特严”，湖南本地的保守势力也十分猖獗。恰好新任广西巡抚李经羲也很看好蔡锷，以优厚待遇为条件邀他赴桂任职。于是，他便答应了李经羲先去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就留在广西不走了。兵目学堂的十余位弟子也追随他一起来到广西。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31日写给陈绍祖的信中讲到他赴桂后的经历：

卅一年（1905年）五月，经桂抚（李经羲）数次电调，情难峻却，偶来桂游历，遂被羁留，奏派总理随营学堂兼理测绘学堂事，并会同督练新军。随营学堂经八个月毕业，测绘学堂现尚在办理。林抚（林绍年）莅桂时，弟拟乘间他适，奏辞三次，未得如愿。

卅二年（1906年）八月，赴河南阅操。归桂后，本拟力辞各差，摆脱去桂。适坚帅（张鸣歧，字坚白）履新，数四坚留，遂以不果。旋奏派总办陆军小学堂。现拟创设模范营，尚未开办。

此间官学二界均异常欢迎，诸事尚属顺手。惟孤掌难鸣，诸友皆不我助，殊无意味。且此间财政异常支绌，军事难望大有起色。虽张公（张鸣歧）极相信任，但无米之炊，即巧媳亦所难堪耳。张公现拟竭力整顿实业，以裕财源，但亦不敢放手做去。盖一则无人，亦则恐余款用罄，苟无急效，则势难支撑下去。广西前途颇不易易，弟于此间惟力所能及之事，无不尽力而已。（同上，264 ～ 265页）

如此说来，蔡锷在广西的境遇还算不错，历任巡抚对他都相当倚重，他们把编练新军和整顿边防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肩上，虽然他也曾几次借巡抚易人之际，提出辞职，想要离开广西，但都因新任巡抚的挽留而未能如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1月29日，巡抚张鸣歧以“‘学堂为练兵根本，开办势不容缓，而总办尤须得人’为由，奏请清廷将‘诚朴英敏’的蔡锷派充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又命其前往龙州接任讲武堂总办，并兼领龙州、南宁新军第一标统带。宣统二年（1910年）七八月间，蔡锷奉命回到桂林，接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至此，他成了一个集‘学兵营营长，兵备处、教练处、参谋处总办，干部学堂总办’各职于一身， ‘总揽全省操练新军大权’的要员”。（《蔡锷集》一，《前言》，5页）

这时的蔡锷只有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颇想有一番作为。他不满于旧式军队的腐败、涣散，发誓要为国家训练一支有用的军队。所以，他办军校、练新军，都从改良军队作风、提高军人素质入手，其核心就是人格的养成。他最看重“不要钱，不怕死”这六个字，他认为，这六个字“于办事大有效力”。（同上，274页）他招收青年学生入伍，首先询问“当兵之责任”，如果答以“为国家”这三个字，他就感到很欣慰，称赞这些新兵是“读书种子”，夸奖他们“气象倶淳朴耐苦”，“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同上，266页）他曾致信老朋友曾广轼，痛斥讲武堂在前任总办吴元泽的治理下，“丑态怪状，罄竹难书”，现在由他接管，既“辞之不得”，也只能“勉强就道”，所以，“数月以来，心力卒（交）瘁，第千荆百棘中，俱能迎刃而解，既坠之局于以复振，劳力之价值尚足相偿。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杀人之事，层见叠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改革学兵营，尤为困难，以一日而撤换官长至廿余人之多，仅留一排长。裁散兵丁二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 （同上，274页）不过，这种幸运并非上天单单眷顾于他，而是他一直恪守着“澹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自制铭言，严格自律，不徇私情。（同上，268页）梁启超的《在蔡松坡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曾以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学生：“盖先生一生绝无嗜欲，其视布衣蔬食为锦绣膏粱，无所谓荣辱也。故官之得失，位之高下，皆非先生所乐道。”（《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44页）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蔡锷恰恰是以这种精神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西官学两界的欢迎和信任。

蔡锷在广西大刀阔斧地改革，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广西人，看到蔡锷这个外省人掌握着本省新军编练大权，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这时，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乘机发起“驱蔡运动”，他们趁张鸣歧调离广西之际，要将蔡锷赶出广西。这一举动让蔡锷十分伤心。其实，在此之前，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他已经有意要“将讲武堂一差辞去，足以稍轻负担，亦足以藏拙也”。（《致曾广轼函》，见《蔡锷集》一，274 ～ 275页）宣统二年（1910年）二三月间，他在写给曾广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现预计行囊，无他项事实发生，除盘川外，约留三百金之谱。此居桂五六年之储蓄也，以告吾弟，当为哑然失笑。“他还说：“滇督念旧，托某君为先容，欲邀约赴滇。近日迭接前途函电，嘱早日离桂前往，如允即奏调云云。兄以母病道远，容缓计议辞之。盖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同上，282 ～ 283页）他说的这位滇督，就是曾经邀请他来广西的李经羲，现在已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广西既然待不下去，宣统三年（1911年）春，蔡锷接受李经羲的奏调，转赴云南，担任了新军第三十七协的统领，相当于后来的旅长。多亏了这种安排，给了蔡锷经营云贵的机会，也为后来的反袁护国保存了一块根据地。

响应武昌起义，不搞种族革命

这时，距武昌起义的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种安排冥冥之中竟把蔡锷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使他成了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的人物。10月10日，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消息传到云南，蔡锷马上与唐继尧等人秘密策划起义，并被推举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他们决定在10月30日夜里三点钟发难。由于这天恰逢旧历九月初九日，所以，后人都称为“重九起义”。次日上午，起义成功，昆明既宣告光复，蔡锷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大汉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当天发布的《大汉云南军政府告示》宣称：“大局已定，举动文明。保我同胞，鸡犬不惊。其各贸易，其各营生。凡我军队，不准扰民。”（同上，315页）同一天，蔡锷又与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韩国饶一起，向云南省谘议局的议长、议员们发出倡议，希望“诸公”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共同担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他们在信中说：“惟是破坏之责，锷等已尽，而建设之任，专在诸公。”（同上，316页）11月2日，蔡锷又以都督府的名义发表《致各府厅州县电》，提出了“仍请李帅主持大局”的主张。（同上，317页）这里的李帅，即云贵总督李经羲。他对蔡锷曾有知遇之恩，但蔡锷出面请他维持大局，却又另当别论，更多地还是考虑到地方的稳定，从而减少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损失。不过，李经羲却另有打算，不肯出山，加上云南的革命党人多数都表示反对，无可奈何的蔡锷也只好送李经羲离开云南。11月10日，蔡锷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奉劝他看清形势，速作决定，还提到李经羲的遗憾，他说：“仲帅（李经羲，号仲仙）因迟疑莫决，失机于前，现虽延住议局，相待以礼，群情不附。”（同上，327页）

在独立各省都督中，蔡锷的眼界和胸怀属于凤毛麟角。他与革命党人不同，与北洋的军人亦不同。他在云南宣告独立后当即表示：“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11月13日《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电》，见《蔡锷集》一，329页）几乎同时，他在以军都督府名义发表的《布告全省同胞文》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此次革命的宗旨，无非是要“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上，344页）也就是说，所谓革命，是革专制政体的命，并不是革满人的命。讲明这一点对于实现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的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11月26日，云南军政府发表《讨满洲檄》，其中历数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六十余年异族专制统治所犯下的桩桩罪恶，痛陈“不能不急起革命”的种种理由，以为“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一日”；但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南方诸会党、北方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的做法，“皆不可以崇效”。在他看来，对待满族普通民众，不能采取极端的、绝对的做法。顽固坚持其立场，对抗革命的满族权贵，固然可以“杀无赦”，但对于一般并无敌意的满人，还是要“兼容并包”，“一切与齐民等视”，包括选举、租税，都与汉人一样，一律平等。（同上，338 ～ 340页）他警告军人不要借口搜索逃官满人，肆入民居官宅，持枪骚扰，有“擅取官民财物，损辱官民身体者，一经报告审实，立杀不赦”。（同上，346页）云南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在推翻专制政体、驱逐满洲官吏之后，能迅速恢复正常，与他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稳健的治滇之策大有关系。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梁启超的影子。他数月之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亦曾大为感叹：“百日内事不可思议，以夙计度之，危险万状，然竟得坦途，不独全局为然，即滇中一隅，多有出诸意想之外者。此中其有天幸欤？探本穷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仁人之德溥矣。”（同上， 483 ～ 484页）

力挺梁启超归国参加建设

蔡锷把他治理云南的做法归功于梁启超的“脑力笔力之赐”，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坚信，中国需要梁启超，要治理中国目前的乱象，不能不借重梁启超。1912年5月27日，他致电黎元洪、谭延闿、程德全、陆荣廷、孙道仁等人，希望由黎元洪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梁启超归国。他说：“民国告成，迄今数月，建设之事，犹若棼纷，固由缔造艰难，然亦因政界乏人能定大计。锷意此时亟宜访求通才，不可稍（存）党见。新会梁公启超为国先觉，闳才硕学，道高德茂，海内所知，徒以政见素持稳健，致为少数新进所诟病。现为羁身海外，实为民国惜之。兹拟合词电请大总统为国求贤，以礼罗致。如果敦促回国，必能诩赞新猷。”（同上， 636页）不过，当时反对梁启超回国的人很多，即使朋友之间，意见也不统一，所以，蔡锷的这次倡议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倒是同盟会方面的张继、刘揆一在蔡锷之后发出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电报，虽说只有十六个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但言辞还算恳切。6月5日，蔡锷致电大总统袁世凯、国务院、副总统黎元洪、南京留守黄兴及各省都督，详细陈述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理由，最后他说：“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性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现值民国肇基，百政待理，非仗通才硕彦主持国是，共济时艰，无以奠邦基，而纾国难。在先生忧国之忱，久而益笃，今国家光复，其志以偿，固可无求于世。惟时艰难日迫，度济需才，锷为推崇先觉，为国荐贤起见，用敢冒陈，拟请大总统敦请先生回国。”（同上，649 ～ 650页）这一次，副总统黎元洪首先响应。6月17日，《申报》刊登了黎副总统致袁大总统及参议院为梁启超辩诬的电报：“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梁启超年谱长编》，645 ～ 646页）随后，南京、盛京、福州、黑龙江、兰州、桂林、成都、贵阳、吉林等地都督，亦联合致电中央政府，希望聘请梁任公回国。至7月初，蒙古王爷也向袁大总统递交了呈文，请大总统电召梁任公返国，从而为梁启超回国铺平了道路。

蔡锷力挺梁启超回国，固然由于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有一份师生情义在那里，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在吁请黎元洪领衔敦促梁启超回国参加建设的当天，也曾致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明确表示不希望黄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引退。他直言：“此次革命成功，应分三段：一破坏，二收拾，三建设。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现在我们只是把最容易的事做了，收拾和建设两大难事还在后面呢。再看”吾辈今日所处地位，内政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危机四迫”。所以，他认为：“吾辈既陷国家人民于险，自应拯而出之。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为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蹈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蔡锷集》一，638页）他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好的方面看，清帝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共和制度随之建立起来，总统亦由选举产生，并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成立了国会和各省议会，还制定了《临时约法》，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其中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第二，国内的分裂倾向，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难以调和，双方的权力要求水涨船高，都不肯妥协，促使国家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另有一些拥兵自重的省督则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三，新的专制倾向抬头；第四，经济上的困难。

大约就在此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这是梁启超继《新中国建设问题》之后发表的又一篇有关建国方针大计的纲领性文章。如果说前者在民国成立之前以讨论国体问题为主，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将英国体制视为最理想体制的话，那么，在民国成立之后，则接受这个现实，具体讨论以法立国的方针政策。他提出了坚持立宪，并以国家主义，即保育而非放任的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理想。他认为，国家问题是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下，只有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至世界思想，就是没有国家思想；在上，则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国家制度、国家组织极不完备。这一次革命很快获得成功，原因也许很多，但这是“诸因之总因也”。革命固然是”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而且，不破坏亦无从建设，但“破坏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故破坏不过其手段，而建设乃其目的。有手段而无目的，不可也，以手段为目的，更不可也。今破坏之事则告终矣，而建设之业，前途遐哉邈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页）现在，国体问题既已解决，民主、君主不待再计，立宪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革命完成后军队该如何自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曾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行两万册，随后又在《庸言报》发表，广为传播。蔡锷一定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对老师的思想总能够心领神会，体贴入微。所以，他在许多场合都一再表示，革命已经完成，破坏已经结束，接下来只能是收拾和建设。蔡锷是云南新军起义的领导者，但是，他对于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军人干预政治的危害，也总是忧心忡忡。他曾与朋友谈到军人的职责与操守，他告诫诸位同人：

革命功成，端赖军人，然此次革命在恢复国土，扫除恶政为宗旨，并非有望于个人之利益也。今目的已达，宗旨已伸，即心安理得，决不望有何种报酬。况我军人决心赴难之时，已置身命于不顾。今大功告成，身命尚健在无恙，得享余生，受赐已多，其有希冀报酬者，即属分外。此次革命，是普天同胞人人心理中所欲为之事，特假手我军人以成之。故军人不可说同胞未来帮忙，一味抹杀。盖革命非军人不能成事。一般人民未预闻其事，不独可以保地方之治安，尤足避意外之俶扰。云南革命后之秩序井然，地方安静，其原因在纯以军人为主动，人民未毫末参加所致。此不仅全滇之福，抑为西南边局之幸。（《蔡锷集》一，596 ～ 597页）

这一大段话，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军人有军人的职责和义务，革命或有赖于军人的参与，但民众则不应参与，这样反而有利于地方秩序的尽快恢复；第二，革命是全体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虽然借助军人以成之，但革命成功之后，军人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要求报偿，只尽义务，不求权利；第三，革命完成，军人应该自觉地让出位置给建设人才，军人不得干预行政，军务、民政不得混淆。在这里，他寄希望于别人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蔡锷也是军人，云南成立的也是军都督府，也以军政统一的方式治理地方，有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他就随时准备交出手中的权力。他一再表示：“滇省自设立都督府以来，凡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各有专司，都督并不加干涉。惟皆隶属于一机关之下，故行政甚为敏活，号令不至纷歧，而部曲将卒亦无从干预民政之事。窃意军务民政，将来必须划分，始足除武人政治之弊。”（同上，613页）

1912年，梁启超创办的政论性刊物《庸言》，《中国立国大方针》及《新中国建设问题》两篇文章均曾发表于此刊。此为《庸言》书影，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革命之初，南北各省多由军人把持政权，他们掌握着地方行政资源，不肯轻易放手，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动乱的发生必然与此有关。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就列举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八个方面的原因，他说：

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势必酿成第二次革命，此其一；就令不尔，而拥兵自重，致中央末由施政，举国支离破碎，相阋无已，此其二；就令各顾大义，咸思解兵柄以属中央，而数十万未经训练之民兵，无从遣散，哗变日告，举国骚然，此其三；就令遣散计画，次第实行，而本属游民，匪归陇亩，散在草泽，煽胁灾黎，易成流寇，以召糜烂，此其四；各省自举都督，意气相陵，奸人乘之，操戈同室，此其五；行政官吏，绝无政治上之智慧，不守立宪国之信条，教令被封驳而不知引咎，议会弹劾国人唾骂而不以为耻，犹靦然恋禄位，甚则严刑峻法以监谤，致使监督机关，成为虚设，国民欲纠正之而无其道，势必出于第二次革命，此其六；承乱后财政之窘，竭泽而渔，以求弥缝，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此其七；政府威信不立，无以羁縻藩属，一二强邻乘之，均势骤破，牵一发而全身动，此其八；数者有一于此，则必以吾国之扰乱而延致世界之扰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4页）

对此，梁启超说“吾忧之”，蔡锷又何尝不忧之呢？ 5月6日，他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就将其担忧和盘托出了：“今革命告竣，共和成立矣。第半年以来，海内俶扰，民生穷蹙，军队为莠民麋集之薮，兵嚣将窳，南北一辙。焚劫叛变之惨剧，层出叠见，加以人重私图，党见纷歧，省界加严，争权夺利，置国家问题于不顾，而内政之纷纭，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蔡锷集》一， 610页）

在蔡锷看来，军人秉政，固然非国家之福，而军人参与党派活动，则流弊更多，也更加危险。梁启超也不希望军队势力介入政党政治，他说，政党政治是议会政治，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人人得自由发表意见，人人得自由审择表决而已”。但“军兴以来，则代以手枪炸弹，稍闻异论，攘臂辄试”。所以他担心，这样一来，“则一切合议机关，适足为豪强稔恶之护符”，最终之结果，“卒成恐怖时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1 ～ 72页）蔡锷身在其中，对于这种灾难式的后果，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更直接。所以，他在5月10日给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的通电中，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主要基于三点理由：其一，军人的职责就在于“整军经武”，“专心一志，并力戎行，始能举优良之成绩，若复为政界分心，军事难期整顿“；其二，“凡一国内，政党分立，政见各殊，各出其才力以相雄长，每因竞争而国家愈益进步，故一政党组织内阁，复有他政党监督其旁，政府可收兼听之益，而不致流专断之弊。然以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或至以武力盾其后，恐内阁之推到太易，实足妨碍政治之进行“；其三，当时各省扩军，少有节制，很多游民会众加入军队，“甚至军队变为山堂，将领称为哥弟，拔剑击柱，军纪荡然“，而且，统兵将领自己加入党派，势难禁止士兵组织山堂，如果军队会党混为一谈，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他说：政党的事可以让政客去经营，军人不必参与，这样做不是要“限制军人之行为，实欲积极的以完全军人之责任”。最后，他恳请袁世凯“明颁禁令，申明条例”，严禁军人加入任何党派。（《蔡锷集》一，615页）

蔡锷的这种态度在当时要想得到共鸣是不太可能的，倒是有可能被人当作一种姿态或嘲讽的对象。人们会说，你自己参与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并担任总干事一职，却反对别人加入任何党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其实，早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成立大会上，蔡锷就已表示了他的无奈和不安，他说，他的加入只是由于朋友们一再请求，在政党萌芽之际，希望能得到他的赞助和支持，为该党拉一些人气。他在此声明：“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是为至幸。”（同上，612页）8月12日，他再次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表白心迹，并宣称退出统一共和党，他还发出各党解散的倡议：“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右者，锷妄不自揣，愿与三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锷前为人敦迫，厕名党籍，今即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 （同上，693页）次日，他又致电统一共和党本部，宣布与该党脱离关系。此时恰逢民主党成立，汤化龙、孙洪伊、刘崇佑、张君劢等人力邀蔡锷参加，但他绝不肯加入。8月14日，他在回复汤化龙等人的电报中又一次申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惟锷素主张军人不入党，未便自破其藩。且文日通电各省，力陈党祸，倡议取消，今复自行组党，出尔反尔，亦无以昭示天下。故坚守超然主义，期于独伸己见，不至为党约所拘。”（同上，694页）

苦心经营云南

蔡锷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他说到做到，而且做得光明磊落。民国初年的云南，秩序良好，政局稳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军队骚乱，就与蔡锷始终坚持军人的操守，对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等行政权不加干涉大有关系。

这时的北方与南方，袁世凯与国民党正为了总统权与内阁权、中央权与地方权、军民分治与地方自治打得不可开交，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北京的军警，在袁世凯暗中指使下，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参议院的选举；在南方，江西都督李烈钧公开拒绝了袁世凯越过参议院直接任命的民政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共和，破坏《临时约法》。李说袁实行专制，违背共和原则；袁说李对抗中央，搞地方割据，分裂国家，几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倒是偏于西南一隅的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蒙自、开化、大理、腾冲等地也发生了几次动乱，但规模不大，很快就平定了，全省的局势也得到了控制，甚至有余力“援蜀救黔”，支援北伐。他训练的云南新军是起义各省中少有的精锐武装，训练有素，建制完整，很有战斗力。他把民生看得很重，起义后第一周，即电告省内各井盐提举，要求“所有各井盐务照常办理，不得停煎误课”。（同上，322页）他对省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很重视，专门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各省铸币局推销滇产优质紫铜。他在回复同盟会缅甸仰光总机关代表陈警天陈请兴办矿务的来信时特别表示：“当此改革伊始，经营缔造，百端待理，莫亟于财政，然必以实业盾其后；莫要于治安，然必以民政植其本。”并对他所陈招募华侨商股、设立公司、集资办矿一条大加赞赏，认为“洵属根本至计”。（同上，516页）

他还提出要兴建滇桂铁路，近者，可以把滇中的矿产输送出去，扩充商业，开辟财源；远者，能使滇、黔、川、桂、粤连为一体，可以巩固国防。然修路固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滇省货物只能经滇越铁路，假道越南，转输各地，因路权在法国人手中，动遭挟制。如个旧产锡，输出外洋，需经过海防，每吨货物仅车费就要花去四十元，加上过境费、过路费和税收，更加负担不起了。“间有集股试办者，每因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同上，555页）因此，他一面建议大总统尽快修建滇桂铁路，一面呼吁收回滇越铁路的路权，以解燃眉之急。他说：“滇土瘠薄，生计维难（艰），自禁种鸦片以来，专恃矿产为命，而运输未便，仍须仰鼻息于外人，若运费日增，生机将绝，此外种种现象，尤不待言。”（同上，619页）

这些都是蔡锷为云南生计所作的谋画，有的实现了，有的则因条件所限或种种阻碍，没有实现，但云南的面貌确实大有改观。云南是个穷省，其财政状况，每年需经费库平银六百万两，地方行政经费还未计算在内，而每年全省收入尚不足三百万两，所以，自前清以来，一直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资助，但每年除了由部库拨款和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余万两外，尚亏一百余万两。“上年九月（1911年10月），滇省反正，其时库储不过四十余万两，诚恐政费军需日久必无以应付。幸全省安谧，秩序如常，公私帑藏，未经损失，而各属钱粮，除因偏灾豁免外，余悉如数按期完纳。且因商旅通行，厘税亦未减色。又经裁减薪金，厘剔冗费，刻意节流，计每年政费可节省五十余万。故现在司库存积至百四十余万，较反正前尚有增加。”（同上， 625 ～ 626页）这一番话是他向袁大总统暨国务院汇报云南财政状况时说的。可见，此时的云南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底气拨款支持中央财政。7月13日，蔡锷致电袁世凯暨国务院，就一次性”筹解中央二十万元，以应急需”。（同上，677页）这在各省都督都捂紧自己的钱袋、费尽心机伸手向中央要钱的时候，是多么难得啊！

蔡锷是梁启超政治主张的实践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梁启超所主张的努力减少革命所造成的破坏、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进行的。正由于他在云南的苦心经营，为日后他与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此时的国内、国际局势却日益紧张起来，新疆有俄罗斯策动当地居民投俄，挑起纠纷，又与外蒙古库伦当局签订《俄蒙条约》，扶植蒙古自治；在西南，英国以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否则便不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助藏独立；而滇桂一线，法国人也不断地制造事端，强求权利，英国人更是觊觎云南，日甚一日，蔡锷称之为“民国全局，殆哉岌岌”。（《蔡锷集》二，859页）

在国内，以粤、赣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开始走向公开化、军事化。 1913年初，江西民政长事件尚未了结，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在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在九江，被参谋部和陆军部以未经批准、没有发给护照为由扣押。这件事从表面看只是七千余支枪和一批子弹的归属问题，往深了看，却与民政长事件一样，潜藏着袁世凯代表的中央政府与李烈钧代表的地方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新起的地方军政势力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各省都督的表现各异，但就总的趋势而言，此时，地方军政势力向地方军阀的演变正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把“有枪即有权”视为真理。

蔡锷一直是支持军民分治，反对地方自治的，早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他就明确表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必须维护。7月31日，他在回复胡汉民的通电中还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蔡锷集》一，686页）他尖锐地指出，民国成立至今，已逾半载，而国内危机四伏，国际无人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同上，589页）因此，他一再向袁大总统发出呼吁，要求把军事、外交、财政大权由中央统一起来，官员也一律由中央委派。不久，发生了参议院表决取消大总统解散省议会权力一事，蔡锷当即电呈参议院，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盖中国各省原非若联邦国之各邦，各省之行政，中央皆有责任。省议会既无中央议会之权限可与政府对待，则谓政府不能解散省议会，理论上已不可通。更就事实言之，中央政府若无解散省议会权，设遇省议会之主张与中央政策冲突时，各省行政长官势将无所适从。脱令迁就省议会，则中央统一之计划必将破坏，中央议会更不能以行政统一之责任责备政府。其结果必省自为政，而彼此均有推诿谢过之余地。”（同上，774页）

梁启超的立国方针

其实，关于总统是否拥有解散省议会权力的争论，不过是政府能否拥有解散议会权力的延伸，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临时约法》只规定了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对于参议院能否解散却未加说明，遂成为后来制定宪法时争吵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说到底还是权力的分配、平衡问题，而且，主要是如何平衡袁世凯与国民党对权力的要求。国民党成立后，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宋教仁四处演说，主张政党内阁，就是看准了国民党将成为民国首届国会的第一大党，自然将由国民党组成政府。于是，他希望通过制定一部责任内阁制的宪法，实现由国民党完全掌握行政权力。就这个问题而言，在学理层面，梁启超与他没有分歧，他们都看到了内阁制相对于总统制对稳定国体有好处，因为，内阁不称职是可以更换的，而总统不称职就没有办法更换，如果一定要换，就会动摇国本。这是梁启超在许多场合反复讲过的，特别是在民国前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更有详尽的论述。而且他也认为，如果采用内阁制的话，那么，最好是政党内阁。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甚至辟有专章论述“政党内阁”的优越性，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之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6页）

这是梁启超与宋教仁的一点差别。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政党内阁的必要性、优越性，他还看到了政党内阁的权力来源和基础保障，所以他说：“我国政界前途之希望，惟视政党内阁之能否成立，然政党内阁，其最健之后援，实在国民。非有健全之国民，安得有健全之政党，非有健全之政党，安得有健全政党内阁。”（同上，74页）他又说：“内阁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会；国会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民。是则无上权仍恒存于多数国民之手也。故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同上， 66页）在这里，他把话说得很清楚，内阁的权力来自国会，而国会的权力来自国民，所以说到底，内阁只是代国民行使权力而已。而且，梁启超立论的基础是建立在总统与内阁为同一党派这个前提上的，如果内阁与总统非同一党派，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就很难取得一致，内阁弹劾总统或总统解散内阁的情形，也就会时有发生。现在，既然总统由袁世凯担任，内阁也就不宜由国民党组织，而且，他压根儿就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政党，也不认为它有组织政党内阁的资格。在他看来，有两种政党是不合格的，不能以“政党”称之，只能称它们为“伪政党”，一种是”官僚势利之集合”，再一种就是“秘密结社”。他解释：“政党之为物，以政治上公共之目的而结合者也。官僚势利之集合，不过借此以达个人之目的，而别无所谓公共目的者存，故不得谓之政党。政党之为物，以正大光明之手段相竞争者也，秘密结社，虽或含有政治上之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诡于正，故亦不得谓之政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国今日之党派，尚多由此两种蜕化而来”。（同上，72页）

梁启超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认国民党为“伪政党”，但他与国民党多年的党见政见之争，使得他宁肯“委屈”自己的立论，也不肯在宪法及政体问题上支持国民党。当然，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把国民党打压下去，然后由他所领导的进步党组织政党内阁。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宪法之三大精神》、《同意权与解散权》、《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多数政治之试演》、《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而核心问题就是他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提出的宪法原则，即“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这样几点：其一，“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为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95页）他这里所谓干涉政策，也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所说的”保育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精神，“首在举整齐严肃之政治以笵铸斯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51页）他具体谈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

若我国之损益调和，果当以何为鹄乎？由一方面观之，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人民天赋权利，未尝得确实之保障，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且多数国民，政治思想方极幼稚，欲掖进而普及之，莫如多予以直接行使公权之机会，则其与国家之关系日密，而政治兴味亦油然以生，此特重民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由他方面观之，我国虽号专制，然实以放任为政，求如欧洲十六七世纪之干涉政治，未尝有也。今欲锻炼吾民，使具足今世国民之资格，以竞胜于外，必先之以整齐严肃之治，然后能为功。则人民之行使参政权，自不必过其度，且共和伊始，人民多未识公权之可贵，用之太勤，反将生厌，弃权者众，而民视民听之实，终不可得举。故不如以广漠之权限，委诸已成之机关，而不必使人民直接躬亲其事。此特重国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7 ～ 98页）

其二是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在这里，他更看重的是“养成善良之政治习惯”，如果没有善良之政治习惯，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说，国会与政府应该是“相倚而相辅”的关系，“夫国家所以分设此两机关，原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倘运用之结果，致以一机关压他机关，而被压者变为隶属，则其乖分设之本意明矣。然使两不被压，巍然对峙，而此两机关者日挟敌意以相见，遇事各图牵制，则国家大计将全隳于意气，复何国利民福之能致者”？（同上，101页）

其三，关于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他在此处说得不多，而《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有一节讲到“强有力之政府”，对这个问题却有相当透彻的议论。他说：

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者有二义，一则对于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中央之权由地方赋予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二则对于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者，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51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白，无论如何，一定要组成一个强有力之政府，因为，“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所以，“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且，虽然政府的许多设施、做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但“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20 ～ 21页）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他以为，袁世凯这个“政府”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但有政府就比无政府强，政府的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如果政府很软弱，形有而实无，他那一套和平建国的方针也就无从落实。但是，他的许多想法常常只是空想，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事实上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的很多努力，说到底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时，随着国会选举临近结束，宪法起草权又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都规定了宪法由国会制定，却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起草。于是，章士钊率先出头，他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出了个主意，建议宪法的起草由各省都督推荐专家进行。1912年12月22日，程德全向各省都督发出了著名的”养电”（电报开通之初，为了节省电报费用，清政府发明了“韵目记日法”，即从韵目中挑选三十个字，分别代替每月的三十天，二十二日用“养”字代替，故称“养电”。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呼吁大家”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真假共和》下册，37页）蔡锷马上通电响应程德全，他于12月28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不仅称此举为“荩筹周至，极表同情”，并进而提出了宪法精神之所在：

窃以为其方针有二：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吾辈诚愤于满清政府之麻木不仁，是以一举而用能廓清之。今者改弦更张，若不极力扶助政府，假之以实权，而复事事为之限制，时时为之动摇，国本不固，则国脉以伤，自保犹且不能，更乌足以对外！然犹曰以专制流毒之所至也。北美为共和先进之国，素守门罗主义者，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谋发展。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此宜先行决定者一。一、必适合中国之现情。方今醉心共和，几于举国若狂。遇一问题发生，辄援欧美成例，不曰法国已然，即曰美国若是，且变本而加之厉。且无论法、美制度互有长短，固宜遗貌取神，未必尽堪则效。而一国有一国之特点，英国之宪法、惯习，不能遍行于欧洲，美国之天性自由，不能普及于大陆。矧以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而驰耳。光复以来，叫嚣呶扰，牵掣纷歧，政令不能厉行，奸宄因而恣肆，未始非《临时约法》有以阶之厉也。前车已去，来轸方遒，务期适合于现情，不必拘牵于成例。此宜先行决定者二。（《蔡锷集》一， 796 ～ 797页）

很显然，蔡锷是在发挥其老师的观点。其实，早于程德全的“养电”，蔡锷已经在12月17日致电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国会议定宪法投了不信任票，他说：“惟逆揣国会议员议定宪法，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徒为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临时政府之疲苶不振，国本动摇，实临时约法有以使之然，可为前鉴。”他还建议：“祈密召海内贤达，如梁任公、杨晳子诸人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电知，俾得联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资研究而征同意，期收先入为主之效。将来草案交院议决，若议员所主张，总统有认为滞碍难行者，通电各省，锷必与各都督联名抗争，务期达拥护中央之目的。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同上，795页）蔡锷的这些想法明白表达了以行政干涉立法、控制立法的企图，他还先后派遣范熙绩、肖堃秘密进京，向袁世凯面陈他的意见。

直到第二年的2月7日，蔡锷致电各省都督，仍然强调宪法要有利于建设一个强有力之政府。不过，围绕宪法起草权的争议一时既难有结果，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权力对抗却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势必要有个了结。2月5日，蔡锷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联名通电，对当前局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虽说没有直接点名谴责李烈钧，但矛头所向，非常清楚。电文中这样写道：

乃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虽无据，语出有因，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如系传闻失实，固如天之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民国公敌。吾辈职责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陷危亡。（《蔡锷集》二，808页）

蔡锷与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期间本有同学之谊，其后，袁世凯称帝，二人也曾与唐继尧共同发起讨袁，但在此时，蔡锷等四都督的联合通电却让李烈钧颇感为难，他回复蔡锷等人，不仅提到他们的旧谊，也倾诉了他的苦恼，希望诸公能理解他的初衷。很快，发生在江西的这次危机，在各方势力的调节下，以袁世凯的暂时妥协而得以平复。但从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家分裂的危局仍在酝酿之中。宋教仁被刺一案，就成了南北走向武装对抗的导火索。

“二次革命”留下的隐患

就在各方势力对江西军械案努力进行调解期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而此前一天，袁世凯刚刚发布了国会召集令，规定4月8日为国会开幕日。梁启超与宋教仁都把国会讲坛视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线，都把召开国会视为中国国家建设走上正轨的开始。现在，国会尚未召开，宋教仁却已死于非命。虽然少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梁启超并不感觉到轻松。他在3月25日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4页）他曾经以为，自己所领导的进步党如果能在国会取得优势，不仅可以抑制国民党，而且可以监督袁世凯。但实际上，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进步党，最初在国会是处于劣势的，这就使得梁启超不得不采取与袁世凯结盟，以对付国民党的策略。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由于处处依赖袁世凯，也就使得主观上所希望的对袁世凯的监督，变成了客观上不得已的对袁世凯的妥协。而这种妥协进一步又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从而更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到了这一年的7月，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孙中山等人的激励下，李烈钧终于决定从上海返回江西，并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要塞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他的理由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所以，“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真假共和》下册，184页）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二次革命”。不过，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于这次革命始终也没有取得过一致意见。革命前，就有稳健派与激烈派的分歧，前者主张“法律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后者则选择武力对抗，不相信法律可以扳倒袁世凯。革命发生后，也没有出现他们所期待的类似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的局面，即使是江苏、上海、广东、湖南、安徽、福建等国民党人控制的地区，也因为主政之人的各种利益考量而迟迟不肯加入反袁的队伍。也就是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旨在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始终未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只能说明，此时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人们对他还没有完全绝望，总统非袁莫属论还很有市场。7月17日，蔡锷首先致电袁世凯与黎元洪，在分析了各地的形势之后，提出了“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的建议，并提醒袁世凯，对北军要“严申纪律，免促奸人借口”。7月19日，他又致电李烈钧，开诚布公地劝他“解甲罢兵”，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同一天，他还分别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反复申述其反对把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理由。他认为，“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即使要变更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由国会弹劾，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武力呢？“充发难者之本意，无非以现政府不惬人望，成则推倒现政府，不成则划地而守，犹可以为善图。”对于这种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他质问：“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致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老百姓已不堪其苦，“民生受病，海内困穷”，哪里还经得起再折腾？但”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激刺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中人心。口共和而心盗贼，国事之不宁，根本原因，端在于此。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犹令人动容，唏嘘不已，不晓得当时有几人能听得进去。但他依然善意地对双方提出劝告：“致乱之原何在，尚望政府速自反省，示天下以诚信。赣人亦应顾念大局，勿徒为感情所驱。”（《蔡锷集》二，1072 ～ 1075页）

事实上，二次革命从爆发到失败，前后不足两个月，却给未来留下了诸多隐患。首当其冲是国会的命运更加堪忧。袁世凯是不喜欢议会政治的，他相信的是实力，是枪杆子。二次革命给了他用兵的口实，更让他看到了枪杆子的有效；而对南方用兵，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则使得他的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起来。他不再把国会放在眼里，虽然他还需要梁启超和进步党的支持，需要国会这面合法的旗子，但对国民党议员却开始无所顾忌地采取恶劣的强暴手段。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冯自由等参众两院议员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本来，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国民党中的激烈派就以议会受到北洋军警干预为由，鼓动议员南下，使制宪活动陷于停顿。参议院议长张继亦于7月16日离京南下，赴江西参加二次革命，同时号召参议院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另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人心思动，纷纷出京。据黄远生估计，出京议员中，参议员大约30人，众议员大约40人。虽然他们有的只是回乡省视，静观时变，并非南下参加革命，但对国会的正常活动却大有影响，因为，如果不能维持议员在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就只能休会了。焦急中的梁启超于25日、26日一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尊重国会的，不要给国民党破坏国会留下借口。他也提醒袁世凯：“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76页）

此时的袁世凯还是要给梁启超面子的，他很快释放了被捕议员。7月27日，他再次明确，国会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而“议员除内乱罪及现行犯外，均得受约法之保护”。（《真假共和》下册，214页）但他并未放松对国民党议员的打击，7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民党在三天之内将黄兴、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陈炯明等除名。8月1日，国民党议员伍持汉以“勾结乱党，谋叛民国”的罪名在天津被捕，并于19日被杀害，成为民国议员被杀第一人。8月10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参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27日，袁世凯又下令逮捕众议员褚辅成、常恒芳、刘恩格，参议员丁象谦、赵世铨、朱念祖、张我华、高阳藻等八人。这些都还只是袁世凯强令解散国民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的先声。对于这种种变故，梁启超也无可奈何。虽然他与熊希龄、汪大燮、张謇等人组成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也希望借此机会有一番作为，但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真正的权力都在袁世凯的手里。这时的梁启超对袁世凯已经是失望多于希望，只是有时不免还心存一点幻想，或者说还有一点不甘心，不甘心中国的前途乃至自己的前途都葬送在袁世凯手里。1914年2月20日，他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被任命为币制局局长，12月27日，他又辞去了币制局局长一职。于是，他与袁世凯分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此时的蔡锷已经来到北京。梁启超是很看重蔡锷的，1913年6月间，他曾经向袁世凯推荐过蔡锷，希望由蔡锷出任内阁总理一职。但袁世凯并没把蔡锷当成自己人，而且对他在二次革命期间以为南北双方所为均有未当之处、并希望政府反省的言论耿耿于怀。虽然蔡锷以为可以有一番作为，实际上，袁世凯对他“防之者备至”，最初是用笼络群雄的手腕，以金钱、高位拉拢他，不过想以“美爵老其志，使不为己患足矣”。（《政海轶闻》，14页）然而，蔡锷一一谢绝之，每月只领几十元的参政月俸。袁世凯无奈，又将一个经界局督办的文职闲差授予他。当时有人对他说：“君本军人，而必任以不相谋之经界事务，中央之意可知矣。”（《蔡锷集》二，1527页）

其实，蔡锷离开云南的直接原因，倒是和唐继尧有一些关系。二次革命后，云贵之间再次发生矛盾，唐继尧的滇军不得不离开贵州，回师云南。为了安排唐继尧的出路，蔡锷主动提出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并推荐唐继尧继任。10月9日，他以养病为由，来到北京。这段时间，蔡锷在北京所任均为“闲职”，没有任何作为，但他对袁世凯还是尽力维护的，直到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分裂。

师生联手，反对袁世凯称帝

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24日），他就从北京搭晚车来到天津，拉着梁启超来找汤觉顿等人商量对策，他们在汤觉顿的家里商议了一夜，都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买收得干干净净。”六年后，梁启超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在护国军云南起义纪念日那天为南京学界所作的演讲中追述了蔡锷说过的一段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唯一可以利用的实力，只有蔡锷在云南、贵州的旧部，而且，非要蔡锷亲自回去召集不可。

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因为梁启超是意见领袖，不能不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但又要确保蔡锷的安全，不让袁世凯妨碍他的行动计划，于是，蔡锷只能故意装出与梁启超闹意见的样子，主动向帝制派靠拢。8月25日，他约了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签名活动，并亲自题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一行字，然后，第一个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他在北京还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忠于袁世凯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这段对话亦出自梁启超的记忆，我们也不必太在意它的真伪，总之，都是蔡锷释放的烟幕弹，在这烟幕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武力讨袁行动，正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部署着。早在8月20日，他已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告诉他“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以觇舆情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并准备派人前往滇黔，当面商议。（《蔡锷集》二，1202页）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希望他能早日来京。于是，在蔡锷的安排下，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瓛自北京赶赴滇黔，戴戡则立即登程，离开贵州，赶往北京。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所说的“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的人叫来，这里头非费三个月以上的日子不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八、九、十这三个月里，蔡锷既要和滇黔旧部联络，随时沟通情况，他暗地给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人发了数十封电报，又要与帝制派虚与委蛇，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拥戴活动。他还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其中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见《黄兴年谱长编》，453页）

袁世凯对蔡锷本来就不放心，一直把他视为潜在对手。蔡锷与滇黔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10月14日，蔡锷棉花胡同私宅突然来了几个带着手枪的军人，要强行搜查。奇怪的是，他们翻箱倒柜，只是查找书籍、纸片之类，结果，什么也没搜出，空手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搜查蔡锷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房里头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90页）这是梁启超记得的情形。据说，蔡锷私宅被搜检时，他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蔡锷集》二， 1534页）他知道袁世凯不会放过他，一定要想个法子逃脱。于是，他就拿自己的喉疾做文章。10月30日，他以“近患喉痛，日久未愈”为由，恳请袁世凯“给假五日，俾资调养事”。（同上，1221页）既然他真的有病，袁世凯也不能不批准他的请求。五天后，蔡锷“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但他的病情却“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所以，11月18日，他再上一呈，要求“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并请袁世凯派人代理经界局帮办。这样，蔡锷就到了天津，在一家医院住了下来。袁世凯几次派人前来问病，来人拿了医生的诊断书回去，知道不是托病。11月22日，蔡锷以“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责全效，宜择空气新鲜，天气温暖之处，静息数月”为由，三呈袁世凯，请求“续假三月”，迁地调养，为其离开天津制造舆论。袁世凯批了他两个月的假。11月30日，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提出了赴日治病的请求：“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同上， 1225 ～ 1228页）袁世凯于同日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便于12月2日离开天津，到日本去了。

梁启超自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后，一直处在袁世凯的严密监视中，“侦探是常常二三十个跟着我们”，但他一直守在天津家中不动，一来他家本是这次发难的联络机关，动不得；二来担心这里一动，袁世凯更加防范蔡锷，影响他脱身赴滇。所以，直到蔡锷走了十余天后，即12月16日，梁启超才启程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赶赴上海。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讲到临行时的情形：“我临走的前一点钟，去和我的夫人作别，把事情大概告诉他。我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他拿许多壮烈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0 ～ 91页）

袁世凯派人搜检蔡锷私宅时，蔡锷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图为民初京城名妓小凤仙。

梁启超18日抵达上海，蔡锷一行也在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香港、安南，于19日抵达昆明。黄兴的儿子黄一欧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

松坡先生这次出走，是经过他与张孝准周密设计的。他一到日本，就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已经东渡就医，只以临行仓促，未及叩谒聆训。措辞非常恭顺，使袁看不出破绽。同时将随身带来的重要证件和勋章，都交给张孝准保存，并预先写好几封信，都是寄给和袁世凯最亲近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在日游山玩水的行踪，托张旅行日本几个地方，每到一地就投寄一封，表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其实，在到神户的当晚，松坡先生就上了另一艘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河内，秘密直奔云南去了。（《黄兴年谱长编》，456页）

但袁世凯接到蔡锷在日本写给他的信，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纵虎归山”的大错，急电滇督唐继尧，告以蔡锷将间道入滇，要他“严密查访”，并在越南海防、河内、老街等地广布密探，截杀蔡锷。唐继尧没有按照袁世凯的指令行事，他派人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云南开远）县知事张一鲲等人的行刺阴谋，保护蔡锷有惊无险地安全抵达。这时，李烈钧也自南洋抵达昆明。21日，唐继尧召集了有蔡锷、李烈钧参加的军事会议。蔡锷在会上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义举，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说完这番话，众将默然，一齐把目光投向唐继尧，唐则俯首无语。一位姓沈的师长跳起来说：“蔡将军的命令，我们难道敢违背吗？”众将都应和他，一时间声震屋瓦。这时，唐继尧慨然对蔡锷说：“君以为可者，吾亦可之，吾二人二而一者也。”旋举总司令，诸将希望蔡锷留守昆明，而欲唐继尧带兵出征。蔡锷对诸将说：“吾非不知君等意，然吾志在讨袁，若以责任属唐，自居后方，人其谓我何？“众将皆叹服。及举兵，唐只给了他三千羸弱的士兵，蔡锷就率领着这些士兵上了前线。

这段记述来自陶菊隐的《政海轶闻》。但另有记载认为，蔡锷与唐继尧是生死之交，事实上，他们共同领导了云南护国军起义。当时，唐曾提出要蔡锷担任“军都督”，而自己出川北征，蔡锷没有同意。后来报纸追念蔡锷的功绩，都说云南起义为蔡主动，唐被动，唐曾因此发表谈话：“余与松坡夙共患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果然主动，我亦当然主动，我果然被动，蔡亦当然被动，一生一死，乃见交情。”（《绮情楼杂记》，91页）不过，这种是非恩怨我们现在也很难搞得清楚，或许当时确有一些使人难下决断的事情。梁启超最初也以为云南起事“没有多大问题”的，但他在接到蔡锷19日的“皓电”后，一连几日别无消息，也很焦急。“还好，“他说，“南京的冯华甫（国璋）很和我们表同情，我托他帮我打封电去，这是二十二日的事，这封电却有非常的效力。因为这电是我和蔡公约的密码，由南京一等印电发去，他们以为我这个人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电文当众宣布，当场就把现成做好的反对帝制檄文用电报打出来，就是今日所纪念的护国之役历史的发端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 ～ 92页）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宣布称帝。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图为护国军出师前五人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李烈钧。

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

梁启超认为，正是冯国璋可能同情和响应云南起义这个偶然出现的“假”信息，促使唐继尧们作出了起义的决定，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实际上，蔡锷到昆明后，的确遇到了一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困难和障碍，使得护国军的进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起初，蔡锷与梁启超、戴戡在天津商议此事时，曾设想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立即宣告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4页）但梁启超说：

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因为这种障碍，本来应该在重庆宜昌一带和袁军决胜负的，闹到在叙州、泸州一带被敌人堵截我们。那时，洪宪皇帝那边的主将，便是现在候补大总统曹锟，带着张敬尧、吴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几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可怜我们最敬爱的蔡公带着不满五千人的饥疲之众，和他们相持几个月。讲到军事吗，我是外行，一点说不出来，但我所知道的，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那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那里。哎，我真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动到如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2页）

虽说蔡锷率领着他的军队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一直在苦战坚持，同时，作为整个行动的领导者、协调指挥者，梁启超也并不轻松。他曾讲到当时的情形：“自云南起义后三个多月，除贵州以外，没有一省响应，蔡公军又围困在泸州，朝不保夕。袁世凯看着我们这些跳梁小丑指日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宝座去了。我们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觉着除了以身殉国外没有第二条路了。”（同上，93页）实际情况可能比梁氏所说还要严重得多。由于邮政、电信都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蜗居上海的梁启超，与远在云南、四川前线的蔡锷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联系，他们之间几乎很难互通消息，因为“各口岸厉行拆信”，甚至连书信都不敢邮寄，只能派专人传递信息。周善培回忆梁启超刚到上海时的情形，讲得更加惊心动魄。他说，梁启超初到上海，安排他住在事先预订的白渡桥礼查饭店二楼（梁启超记为理查客店），“任公到饭店是六点半钟，七点半下楼用餐，吃完了，任公要上楼。我说：‘莫忙，方才我有人在门外探望的来报告我，说有点特别情形，等我先上楼看一看，下来后再陪你上楼。’说完了，我就带一个人上楼，走到楼口，果然看见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背着楼口，面盯着任公的房间。我立刻下楼，一面请溯初（黄群）在楼下等穿外套的北方大汉下了楼，然后把任公的洗脸用具先取来带到我家里，一面拉着任公立刻走出饭店。我们带一个学生由礼查饭店门口，每走三四条马路，就换一次洋车。换了七次，才到极司非尔路我家住下，一共住了八天，除了日本领事秘密来过一次之外，谢绝一切宾客。到了第六天以后，我门口的北方大汉又不断来探望了，我家里也不能再住了。于是，替任公租了一所房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任公搬去住了几天。阳历除夕傍晚六点半钟，我又带两个学生到他家里去闲谈。刚走到赫德路静安寺路口电车道旁边，又发现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面盯着任公住的房子，我就叫一个学生去知会任公今夜要特别注意，一面回家。此次任公到上海，本不想叫英捕房知道，现在危急了，不能不通知它。于是，我就到英捕房去，请他们派遣两名巡捕来日夜轮流看门”。（《追忆梁启超》，155 ～ 156页）

当时环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对梁启超来说，个人性命之忧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赴死的决心，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更让他焦虑的，其实还是当前形势的极不明朗。虽然他不怀疑袁世凯气数已尽，目前的张狂只是垂死前的挣扎，但各省都督中暂时取观望态度的还是多数。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梁启超年谱长编》，737页）而实际上，自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义以来，只有贵州于1月27日起而响应，宣布独立。至于他们当初计划中的广西，至此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大约在1月25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他的这封信长达三千余言，主要内容即“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因为与陆荣廷并没有太深的交往，他也“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同上，758页）但这封信或许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陆荣廷）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卿所谓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同上，758 ～ 759页）

此前，梁启超曾有过入滇之议，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在起义之初曾三次联电相邀，请他入滇主持大局。但梁启超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因为他担心，如果他离开上海，与东南各省的联络恐怕会受到影响；还有外交方面，在上海与外界联系，毕竟要比在云南方便得多。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亦表示：“仆窃认此二者为我躬现时最重之任务，未能舍去，若到时局发展稍可抽身，自必执鞭遄征，以从诸君子之后也。”（同上，741页）后来又有请他赴日的主张，他在1月21日给蔡锷的第四封信中就曾提到，“我决以二十八日东渡”。东渡就是去日本，因为，此时的日本已放弃在助袁和倒袁上的暧昧态度，明确发出了倒袁的信息，对于原本已经答应接待的袁世凯派来补贺日本天皇加冕的特使周自齐，则临时宣告不准入境，并准备派人到上海与反袁派接洽。梁启超看到机会难得，不能不加以利用，他乐观地以为，如果搞得好，联络外交，借款购械，一举两得，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始终未能成行，他在1月28日给日本的犬养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得到日本支持的意愿，并请周善培代为致意。他对犬养毅说：“周君善培，仆之畏友，而与公有旧，今特托渡谒，代陈鄙怀。”第二天，29日，他还接到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文群、程子楷、林虎六人催促他尽快上路的一封信：“盖今日于日本外交，实处于万不可败之地，策求万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驻，而一水蓬瀛，往复甚便，只须接洽就绪，即可返旆。”（同上，751～753页）

但此时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之严峻，已不容梁启超远行了。他在2月28日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吾仍非久（当在十日内外首涂）图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两度密使来）也。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时可言及。）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同上，757页）就在他们商议如何上路之时，3月1日，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恰好前来拜访他。他把目前的情况对青木和盘托出，并乘势请他帮忙，“代筹途旅”。”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

于是，3月4日午前10时，梁启超一行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自上海启程，直发香港。据吴柳隅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与梁启超同行的人中，有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和他本人，共七人。关于这段经历，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记载得也很详细：

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蛰伏舵之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每深夜群动尽息，窃蹑舷栏，一晌凭眺，谓此乐万钟不易。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数种备用。先是既为广西草电两通，一致袁氏劝退职之最后通牒，一通电各省申讨。至是复为草致广东龙张二氏之最后通牒，及檄告广东军民檄告在粤云南军士二篇。濒行之夕，唐蓂赓（唐继尧）书至，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因思两广既下，兹事信不容再缓，乃覃思其条理，以谓黄陂（黎元洪）继任，乃约法上当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无须选举。选举乃反非法也。国务院在法律上无从发生，在事实上仓猝发生，必招恶果。今方当以综核名实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为马之责任内阁，其所以异于袁者几何？故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厉行开明专制，磊磊落落，名实相符。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合议制裁决军国重事。其抚军即以现在首义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选一人为抚军长。窃以此为今日临时政府最善之制。与同行诸员往复讨论，佥所赞许。乃草拟关于元首继承、军务院组织之宣言书五通，公电四通，军务院组织条例附焉。（同上，122 ～ 123页）

梁启超一行于3月7日抵达香港。由于他们离沪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人将潜入内地，图谋不轨，各地必须严查防范，一旦查出，立即扣留。香港政府也宣布戒严，不准梁启超一行入境。袁世凯、龙济光还派了许多侦探到香港，刺探梁启超的行踪，这些侦探布满了香港大大小小的旅馆，处处可能遇到危险。而此时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噩耗，先是说袁军已经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已经攻下了剥隘。大家都意识到，此时如果再没有他省响应，那么，云贵两地护国军的命运恐怕就很难说了。如今，要救云贵，只有寄希望于广西，而欲进广西，却又受阻于香港，他们“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梁启超年谱长编》，762页）情急之中梁启超曾想冒险由广东西江入梧州，赶赴南宁，但所有人都认为，广东之地，袁世凯、龙济光防范甚严，此去无疑自投罗网，极力阻止他去冒险。最后他们决定，汤觉顿与唐伯珊乘船直接前往梧州，然后转道南宁；吴柳隅、蓝志先、黄孟曦三人暂留香港，等待时机；黄溯初则陪梁启超绕道海防，相机上岸，准备偷渡。

3月11日夜，梁启超与黄溯初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之运煤船妙义山丸，开始了偷渡海防，间道入桂的行程。因为事先与日本政府有接洽，所以，一路上全托日本人的帮助。日本人做事，不仅有计划，而且非常周密。16日夜，梁启超到达海防，就住在日商横山的家里，他遵照日本驻海防领事的嘱托，照顾梁启超与黄溯初二人。因为要在这里等待陆荣廷派来迎接他们的特使，第二天，黄溯初先被派往云南，去向唐继尧传达梁启超关于总统选举与成立军务院的意见。他们约好在此地汇合，共同入桂。住在越南潮湿闷热的大山里，梁启超染上了当地的一种热病，他在离开此地时给女儿令娴写信，讲到患病的情形：“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实则终日室中并人而无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来省视，急以一种草药（专治此病之药）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据言幸犹为轻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则亦无救矣。”（同上，768页）3月26日，他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这天，随着陆荣廷特使的到来，梁启超结束了短暂的“隐居”生活，遂一起乘汽车由镇南关秘密进入广西。

梁启超27日入镇南关，4月4日抵达南宁。而早在3月15日，梁启超还在三井洋行之运煤船上，广西陆荣廷就已宣布独立。这是因为，汤觉顿与唐伯珊先期到达南宁后，告诉陆荣廷，梁启超已从香港动身，转道越南而来广西，并将梁启超事先写好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广西致各省通电》转交陆荣廷，陆自然觉得无须再等，遂一举而解决了广西问题。当时，促使陆荣廷提早宣布广西独立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即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被袁世凯派往广西，攻打护国军。龙觐光驻军百色，极无纪律，骚扰民间，百姓叫苦不迭。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张开儒的部队与其开战，黄毓成亦率贵州挺进军助战，马济更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路，使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势将被擒。情急之中，他不得不向谭夫人求救。谭夫人即陆荣廷之夫人，龙、陆两家为儿女亲家。谭夫人乃令兼护广西军务的陈炳堃发电报给马济，勒令龙军缴械，但免去龙觐光父子一死。这样一来，广西除了宣布独立，已别无出路。

各省独立，袁世凯忧急而死

恰如梁启超所预料的，广西独立之后，不仅使袁世凯联合粤、桂进攻滇、黔的计划完全破产，也给予广东的龙济光莫大压力。他刚刚被袁世凯册封为一等公爵位，不久又加封郡王衔，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但又暗中与蔡乃煌密电袁世凯，请他速派重兵南下协防。但此时袁世凯已经自顾不暇了，他一面派出军队南下，一面又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五年纪年。以洪宪年号计算，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袁世凯的皇帝梦做了83天；如果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那一天算起，袁世凯的皇帝梦则做了103天。广东宣布独立，恰在帝制取消之后，但其所发表之独立文告，无一语指斥袁氏，也说明龙之独立，并非真心，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所以，粤中各派对于龙，几乎皆不信任，一致认为，不逐龙，广东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即使梁启超，在未抵达南宁会晤陆荣廷之前，也是赞成逐龙的。他在3月28日到达龙州后马上致电陆荣廷，先提到龙济光、张鸣歧派使者来不知所为何事，如果是以取消帝制为交换条件，换取广西取消独立，恳求您不要答应他。接着就说到了龙济光：“粤之得失，为国命所系，彼若尚持异同，非使之屈而从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请勿轻许。龙与超本有私交，岂欲过为已甚，但彼失政已甚，粤人共弃，望公如望慈父母，公安能舍而不救？至于为国家计，粤不得手，西南大局终无法维持。公笃于念旧，但允保全彼生命财产，即为仁至义尽，若公轻许彼把持吾粤，则是不忍于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于全粤数千万人幸福之消灭，忍于全国命脉之颠危，终不免以私害公，将难免于千秋之责备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32页）

但他仍然担心陆荣廷“仁厚太过，稍事优容”，同一天，又致电汤觉顿说：“龙但为禄位，宁知国家？其言不可误信。现在舍袁退位外，对京无调停余地；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同上）又致马济司令，说了同一番话：“现在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舍龙张退职外，对广东亦更无调停之余地。此两着关系全局安危，丝毫不容有失。”（同上，33页）但陆荣廷并不想与龙闹翻，他这时还对岑春煊存有希望，就因为龙曾是岑的旧部，他相信有岑的威信在，龙不能不服。梁启超见到陆荣廷之后，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在4月6日致电周善培说：“幹（陆荣廷）对粤别有规画，持之颇坚，弟初不谓然，今亦首肯。”（同上，37页）4月7日他又致电李烈钧说：“粤已于鱼日（6日）独立，其当局虽或不饜人望，然藉此免糜烂，我军得专力规复中原，自是大佳。”（同上）4月8日他还致电广东民党领袖李根源、林虎、杨永泰、文群、徐勤诸君，劝告他们：“幹公（陆荣廷）于粤事计画精详，粤之布置，全属于此间熟商之结果。龙、张（鸣歧）为幹公至诚所感，亦以至诚相应，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幹公已专电为兄等略述此意，务望苦劝各同志，协保秩序。幹公到后，断无不可解决之问题。此时若生葛藤，则是破幹公之计画，授敌以闲隙，非诸君所忍出也。要之，粤为讨贼之策源地，粤若糜烂，犹获石田，将焉取之。想诸贤必深会此意也。”（同上，39页）

就在这一天，梁启超与陆荣廷由南宁启程赴粤。4月27日，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追述此事：“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梁启超年谱长编》，775页）这个历史上称为“海珠惨案”的事件发生在4月12日，汤觉顿代表陆荣廷先由梧州来粤，与龙济光接洽。12日这天中午，汤与龙济光的部下及民党领袖徐勤等在海珠开会，会上，龙的部下颜启汉、蔡春华等突然开枪，将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击毙。梁启超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异常，他本来准备去广州的，现在只能留在梧州看形势的发展。龙济光担心事情闹大，赶忙派张鸣歧前往梧州，向梁启超、陆荣廷说明情况。但是，梁启超后来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

他的靠不住，谁也知道的。当时我们手下的人个个摩拳擦掌，说非打广东不可。但我和陆君全盘打算彻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围，再下去个把月眼看着要全军覆灭。我们把广西独立，原是想出兵湖南，牵制敌势，令根本问题早日解决。若是粤桂开起仗来，姑无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令得胜，也要费好些时日。而且，精锐总损伤不少。还拿什么力量来讨贼？岂不是令袁世凯拍掌大笑吗？论理，汤、王、谭三公都是我几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们报仇的心，我比什么人都痛切。但我当时毅然决然主张要忍着仇恨和龙济光联合。但是联合吗？他要来打我们又怎么呢？我说非彻底叫龙济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地跟我们走不可。有什么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他。当时我就把我这个意见提出来，我的朋友和学生跟着我在肇庆的个个大惊失色，说这件事万万来不得，有几位跪下来拦我。但我那时候，天天接着蔡公电报，形势危在旦夕，我觉得我为国家为朋友都有绝大的责任，万万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为什么缘故有一种自信，信我断不会横死，信我一定有八十岁命。当时无论何人也拦我不住，我竟自搭车跑广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电话告诉龙济光说我来了，要会他，龙济光也嚇一大惊，跟着我就一乘轿子跑上观音山（粤都督府所在地）去了。我和龙济光苦口婆心的谈了十几点钟，还好，他像是很心悦诚服的样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许多军官都聚起来，给我开欢迎会，个个都拖枪带剑如狼似虎的几十人，初时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啊，酒过三巡，渐渐来了，坐在龙济光旁边一员大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里大发议论，起首骂广东民军，渐渐骂广西军，渐渐连蔡公和护国军都骂起来了，鼓起眼睛钉着我，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龙济光坐在旁边整劝少说话。我起初是一言不发，过了二十分钟过后，我站起来了，我说：“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就怎样……”我跟着就把全盘利害给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据后来有在座的人说，我那时候的意气横厉，简直和我平时是两个人，说我说话的声音之大就像打雷，说我一面说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那满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当作响。我当时是忘形了，但我现在想起来，倘若我当时软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们的毒手。我气太盛了，像是把他们压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动。散席后许多位来和我握手道歉。自从那一晚过后，广东独立，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三天，我就回肇庆，陆君也带着兵出湖南去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5 ～ 96页）

梁启超这一番演说真是绘声绘色，使我们有亲临现场之感。其实，梁启超并非“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绮情楼杂记》，110页）据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5月5日记载：“本日梁任公偕日本领事太田氏及李印泉（根源）、张坚白（鸣歧）、黄孟曦等赴广州。”（《梁启超年谱长编》，782页）本来梁启超是准备去上海的，前一晚都要上船了，日本领事太田忽然带来了龙济光的口信，表示愿意与梁启超面商一切，请他与太田一起来广州。梁启超也觉得，广东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对大局确有很大妨碍，遂决定亲见龙济光一面。这时，两广都司令部先于5月1日在肇庆成立，公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两广军队都归其节制。龙济光虽自称广东都督，其势力范围仅保有广州附近地区而已。而且，海珠事变发生后，各派势力都有“屠龙”之论，但梁启超与陆荣廷从大局着眼，还是希望能把龙济光拉到反袁势力一方。所以，梁启超到广州后，先与他商议成立军务院之事，他也表示同意。于是，5月6日即通电全国，宣告军务院成立。云南起事前，梁启超与蔡锷等人曾有云贵、两广独立后成立临时政府，拥戴黎元洪为总统的计划。因为袁既叛国，总统资格已经丧失，根据《临时约法》，应由黎副总统继任。梁启超在赴广西途中，曾草拟一名为军务院之组织条例，作为临时机构向各方征求意见，唐继尧、蔡锷、刘显世、戴戡、陆荣廷、岑春煊等都表示赞成。军务院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龙济光作为独立省督，为当然抚军。但梁启超在广州期间，龙济光除接受军务院抚军一职外，其他条件都被他拒绝了。吴贯因5月8日日记曾写到龙济光的态度：“且始对于任公犹加礼貌，继而以示威之举动，令其鹰犬胡令宣等于席间大骂张鸣歧，又以恶声恐吓梁任公。任公笑曰：‘我诚畏死者，岂有来此。’继又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智，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同上，784页）

5月14日，梁启超有一封电报给蔡锷，也讲到当时他的心情和计划：“此次任事，诸贤艰苦，无过吾弟。眷言西顾，每用泪荧。吾为粤事，亦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三良，虽非龙主谋，而粤局内容，可以想见。悍将蟠于上，私党閧（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然吾深思熟计，以围攻观音山，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变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独立省份内讧之丑声，徒令老贼匿笑，友邦藐侮。故饮泪言和，奋身入虎穴，鸿门恶会，仅乃生还。”（《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51页）但接下来的形势发展迅速，先是浙江于4月12日宣告独立，5月间，各省独立运动更加势不可当。5月9日，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礼送陕西将军陆建章离开西安；5月22日，陈宦在各地各军离叛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四川与袁氏脱离关系；5月29日，湖南的汤芗铭也宣布独立，加入云、贵、粤、桂、浙、陕、川的一致行动。这时的袁世凯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陕、川、湘的独立，对他打击极大，因这些地区都是他的亲信将领所控制，一朝瓦解，竟不可收拾。内外交困，众叛亲离，袁世凯痛心疾首，忧急成疾，竟于6月6日死去了，年仅五十七岁。

这时，冯国璋发电报要梁启超来上海商量解决善后的办法，梁启超遂以5月18日出香港转赴上海。本来，袁世凯是想借取消帝制以保存总统，有不少人出面为他调停说和，北京的梁士诒、张国淦、庄思缄等，都以旧交的身份致电梁启超，希望保留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他们提出各种理由，比如外国干涉问题，各省军人多为袁旧部，非袁不能统驭的问题，甚至还有舍袁无人能任总统的说法，等等，但梁启超不为所动，一一反驳，坚持袁世凯退位，反袁护国战争才能结束的主张。现在袁世凯既已死去，退位的问题自然不再是问题了。6月7日，梁启超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总司令，促请黎元洪依法就任大总统职。黎元洪出任总统，固然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南方所承认的黎元洪的总统资格，来自民国二年（1913年）10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是以旧约法为基础；而北方所承认的黎元洪的总统资格，则来自民国三年修正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是以袁氏新约法为其依据。不久，就黎元洪的总统资格问题，南北双方到底发生了新旧约法的争执，从而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此是后话。

大局已定，蔡锷病逝扶桑

大局既定，梁启超便开始考虑他的出处问题了。7月15日，南方军务院宣布撤销。段祺瑞一直怀有野心要做大总统，但他心知其力量不足，只能暂时屈尊于内阁总理一职。他曾反对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但又不能违背众人的意志，只好采取妥协的办法，接受黎元洪继承大总统，恢复国会，恢复《临时约法》。8月1日，国会重开，黎元洪正式就任大总统。北京又组成了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10月30日，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而政府的实际权力则掌握在段祺瑞的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洋政府。梁启超则准备兑现他在起义发动之初的承诺：“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页）这时，他对政治已经感到有些失望，常常在给朋友们的书信中有所流露，以为“精神上之苦痛，恐亦有加无已”（《梁启超年谱长编》，792页）；甚至想到，“此后此种苦况恐日益煎迫，吾侪亡命于南美、南非外，无以自全”（同上，793页）；他还说，此后”形势恐更险恶，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同上，794页）？

梁启超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这使他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成为他脱离政治的一大理由。他当即给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发了电报，请求辞去担任的所有职务。8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还说到他的心情。记者问他：“自项城（袁世凯）逝世，时局锐变，国人所属望于先生者甚重，先生因守礼少接外事，未免令国人觖望。”梁启超回答：“鄙人不幸，惨遭大故，在丧期百日中，值国运变迁绝续之交，不能多所效力，诚属遗憾。”记者又说：“太公之丧，似已逾百日，先生身系国家安危，当此危急之秋，似不宜太拘古礼。”梁启超回答：“遭丧七十七日后始闻丧，既不能亲汤药视含敛，罪孽已不可赎，若区区百日哀情，犹不自尽，实不可以为人。”记者仍然追问：“愿闻百日后先生出处，今日时事万艰，先生似不能置身政局之外？”梁启超于是说出了他的打算：“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诸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汤觉顿屡劝摆弃百事，专从事于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汤君同行，间关入广西，在南宁分袂时，痛谈彻夜，汤君力言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别后数日，汤君遂殉国于海珠。亡友遗言，安可久负？顷方有所经画，若能缉熙光明，斯孔子所谓，是亦为政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32 ～ 133页）

梁启超很善于对记者讲话，这番话也说得入情入理，但实际上他一时还做不到完全脱离官场，形势和理念都不允许他抽身而退，而且，在他内心深处，对段祺瑞也还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蔡锷，他则抱有更大的希望。7月6日，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一再劝说蔡锷接受这个任命，因为在他看来，“非凭借一省，决不能遂救国初志也”。（《蔡锷集》二，1445页）他甚至想象着蔡锷能与戴戡、陆荣廷联成一体，构成他这一派的实力后援。但蔡锷的病发展得实在太严重了，他在6月28日曾致电梁启超诉说自己的病情以及面临的困难：

锷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无疗治之余裕，今已成顽性，非就专门医院速为调治，似难奏效。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乃军中会议数次，群尼吾行。目睹全军情况，善后各事，诸待部署安顿，此时实难忍绝裾而去。查锷直接所部，除川、黔军外，滇军原有三梯团，近新到两梯团，计共二十营。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遮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当两军对峙战事方殷之时，对敌观念炽，群置给养之丰歉于不问。今大局既定，恤赏之费，不能不立为筹给；以前欠饷，不能不概予补发；息借之绅民贷款，不能不依限偿还。凡此种种，均非由锷负责办清，无以安众心而全信用。以上所需各款，核计在二百万元以上。现拟派员赴京交涉，请中央从速筹发。（同上，1444页）

梁启超在收到蔡锷告急电报的第三天，立即发电报给黎元洪、段祺瑞等，“哀恳提前设法”，又致电熊希龄、范源濂，请他们帮忙疏通，还与上海中国银行协商，希望能“先垫若干”，以解燃眉之急。（同上，1444 ～ 1445页）但蔡锷所需区区善后之款，却一直没有着落，他的喉病自从德国医生阿密思治疗之后，则疼痛更甚，“饮食俱难下咽，发音更微，闷楚殊甚，精神亦觉委顿”。（同上，1456页）蔡锷在此期间多次致电北京政府、陆军部和黎大总统，请求辞职，转地治疗，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7月19日，他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说得更加痛切：“纵公等尚欲强锷以问世，试问世界中焉有哑人可以当政局潮流之冲者欤？蓂公（唐继尧）谓善后问题均未解决，系铃解铃，仍在吾辈，洵属至言。而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又说：“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段话每个字的下面加了圈点，并写下一段签注：“松公与大敌相持于泸、叙间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毙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同上，1461 ～ 1462页）

梁启超自然是有千言万语没有说，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仍然表示“不忍多说”。无可奈何之中，蔡锷也只有带病赴任，他致电北京政府：“敬惟中枢依畀之重，重念蜀民维系之勤，区区此身，何敢自爱？兹遵于七月二十一日由泸首途，力疾赴省，勉就新任。”（同上，1463页）直到8月5日，发布《布告四川文武官民文》，蔡锷才正式宣告休假治病，由罗佩金代理四川督军和省长职务。8月9日，蔡锷作《告别蜀中父老文》，启程离川赴沪。他有两首诗，也作于这个时候：

谒草堂寺

锦城多少闲丝管，不识人间有战争。要与先生横铁笛，一时吹作共和声。

别望江楼

锦江河暖溅惊波，忍听巴里下人歌。敢唱满江红一阙，从头收拾旧山河。（同上，1477页）

诗言志，歌咏言。从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体会蔡锷当时的心情。他于8月中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不久，又于9月初转赴日本治病。11月8日晨，蔡锷因肺病医治无效，在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医院与世长辞，距离三十四岁生日尚有四十天。石陶钧当时守护在蔡锷身旁，他给张孝准的信中说到蔡锷临终时的情形：

弟到东之日，松病渐倾于坏象。至本月一日，闻克公（黄兴，字克强）去世，为之大戚，因此下痢更甚，精神益衰。弟每日见面，渐不能谈话。初五、六既呈险症，乃六日晚行注射后，初七日精神顿爽。并自谓前数日颇险，今日大快矣。夜间犹嘱写信上海买杏仁露。十时顷，气喘目直视，注射后稍安息。至八日午前一时，又因痰塞，喉断呼吸，继痰出，有呼吸，已极微弱。行人工呼吸法。静掩其目，平和安然而逝。嘱书遗电时，精神尚一丝不乱也，无一语及家事。（同上，1508页）

好友蒋百里、石陶钧记下了蔡锷临死前口授给国会和黎大总统的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同上，1502页）

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梁启超、蒋百里、戴戡、石陶钧、唐继尧、陈炳焜、刘显世、任可澄、吕公望、罗佩金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及大总统黎元洪，要求“赐予国葬，并将事绩宣付史馆立传，准予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置造铜像，以彰国家崇报之典，而为后来矜式之资”。（同上，1507页）

1916年11月8日，讨袁名将蔡锷病逝，梁启超扼腕痛惜。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图为梁启超在上海致函徐世昌，介绍图书馆的筹备状况。收藏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蔡锷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12月5日，上海蔡公治丧事务所同人举行公祭。梁启超有祭文一篇。此前，他还率其弟梁仲策以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私祭之。除祭文外，还撰有挽联：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为谁。

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不久，他又在朋友中发起成立蔡公遗孤教养协会，承担起抚养、教育蔡锷遗孤的责任。他的书房“饮冰室”中至今还悬挂着这位弟子的遗像，亦可见二人情意之深，尤见其失去最心爱的弟子之痛。但松坡图书馆当年未成，“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梁启超甚至有鬻字筹款之举，却也未见成效。1920年，自欧洲返国的梁启超着手在北京筹办松坡图书馆。两年后，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及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作为馆舍，前者为第一馆，后者为第二馆。由于北海一时未能开放，故第二馆先于1924年6月开馆，第一馆则于1925年10月开馆。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松坡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来自朋友们的捐赠，还有一部分由馆内自购，比如第二馆的各国新书，而最重要的，却是著名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北洋政府曾于1915年以七万余大洋购得杨守敬藏书，根据梁启超1925年3月写给段祺瑞的签呈，可知这些藏书1918年已由国务院特拨给了松坡图书馆。但是，由于“院员偶尔失检，未及全数领取”。梁启超这次签呈的目的，是要回当年未取的那一部分图书。然而，这部分藏书早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而且，一直与故宫文物同行，直至渡海运抵台湾，至今还保存在台湾“故宫”的善本书库中。（《历史的另一角落》，73 ～ 76页）

至于松坡图书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并入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颁给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同人的奖状上写着：“北海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此次将全部藏书赠与国家，且干事会继承创办人之志，二十年来经费不足，而图书不断增加；此精神实堪褒扬，合行颁给奖状，以示嘉奖，而励来兹。”与蔡锷有关的一段历史遂告结束。

第十五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梁启超结识蒋百里是通过蔡锷的介绍。蔡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梁启超曾为他疏通关系。蒋百里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抱定了宗旨，要军事救国的，因此，蒋百里入学，也请了梁启超帮忙。后来，梁启超在为蒋百里的母亲杨太夫人所作墓志铭中提到他们的关系，就说：“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16页）

留学日本，名震百里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方震，字百里，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据朱起凤《古欢斋杂志》手稿记载：“……乃郎百里将军，六七龄时，即能讲三国志。先大父爱之甚，曰：此儿聪慧，远胜乃父，他年定破壁飞去。”（《蒋百里年谱》，2页；《蒋百里评传》附录二，250页）这位朱起凤是《辞通》的编者，他的祖父朱杏伯是镇上的名医，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曾从他学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蒋百里考中秀才。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劝他弃科举，求实学，遂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他告别母亲，东渡日本，打算报考军校，投笔从戎。在日本，他结识了与他同岁的蔡锷，又经蔡锷介绍，结识了梁启超，并奉梁为老师。由于有了梁启超的关照，蒋百里顺利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继续深造。蔡锷、蒋尊簋、张孝准、李烈钧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张孝准也是湖南人，后来做过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其名不扬，但在士官学校，他与蔡锷、蒋百里被称为“士官三杰”；蒋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一个学步兵，一个学骑兵，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图为蒋百里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与其夫人合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列为第三期士官生冠军，由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这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事，现在却被一个中国留学生享有，他们不免耿耿于怀，都非常忌妒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蒋百里回国，他在求是书院求学时的恩师陈仲恕把他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当时，各地都在编练新军，于是，赵尔巽就请他做了盛京督练公所的总参议，帮助训练新军。这却惹恼了行伍出身的淮军翼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他们担心练好新军而淘汰旧军，遂迁怒于主持其事的蒋百里。当时风声很紧，陈仲恕劝年仅二十五岁的蒋百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德国去深造。他们说服了赵尔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彰德会操结束后，由赵尔巽批准，出资万元，他与张孝准、宁调元结伴，赴德国学习军事。（据蒋百里致李小川函，他九月十四日离开芜湖，预定十五日至申，二十日东渡，这封信就是在离开芜湖以后的长江轮舟中所作，见《蒋百里年谱》36页）在德国留学期间，蒋百里得到了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的赏识，回国前夕，还去拜访了德国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其后，蒋百里在其所著《孙子新释?缘起》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

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蒋百里年谱》，255页）

蒋百里归国之时，清王朝已近末日，却也是满族排汉最激烈的时候。袁世凯已被夺去军权，回乡“养病”，一批满族青年新贵如载涛、载洵、良弼等掌握了军队的大权。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的毕业生，对他的学弟、第三期的状元蒋百里慕名已久。所以，蒋百里一回国，就被他请到自己家中居住，并请他在自己统管的禁卫军中担任标统（团长）一职。但蒋百里认为，他在日本当过排长级的尉官，在德国升任见习连长，为了不使经验脱节，他愿意担任管带，即营长，并向其推荐了时任云南讲武堂总教习的李小川，调他到陆军部军学司，筹备永平秋操。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回到沈阳，他上奏朝廷，希望要回蒋百里，仍然委派他担任督练公所总参议。清廷准其奏，破格以二品顶戴派蒋百里往奉天任用。

时隔五年，东北已经训练了可观的新军，张作霖虽然仍与新军为敌，但新军的势力已不可小觑。当时，驻防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都是蒋百里的士官同学。蒋上任不久，武昌革命就爆发了。这时，蓝天蔚、张绍曾，以及在延吉办理边务的吴禄贞，此时都在沈阳。他们三人都是同盟会在东三省的重要人物，张绍曾很早还与立宪派有过联系，并参与策划了将在永平秋操期间举行的兵谏。梁启超曾在七月间致信徐勤，告诉他“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梁启超年谱长编》，554页），指的就是这件事。但武昌起义猝然爆发，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梁启超表示，一定要积极地抓住这次机会，急起直追，他与康有为重新筹划了一个方案，其核心就是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梁启超发给国内的电文：“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与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552页）他所谓北军，就是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手中的军队，所以，他于九月十九日（11月9日）抵达大连，第二天即乘夜车赶往奉天。此时，吴禄贞已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则急于见到蓝天蔚与张绍曾。可惜，蓝、张二人已先后入都。此时的北京几乎已经成为政治真空，“都中虚无人焉，旧内阁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同上，560页）他很担心清廷内部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尤其担心革命党人乘虚而入，所以，仍寄希望于蓝、张能维持京城的秩序。他不知道，袁世凯在派人刺杀吴禄贞后，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蓝天蔚亦被赵尔巽免职，并被逼往江西考察去了。至此，轰动一时的“滦州兵谏”遂宣告失败。

而此时的梁启超还想要冒一冒险，他希望蒋百里能设法提供一些士兵，随他一起进京。此前，蒋百里曾与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策动奉天独立，但未成功。梁启超到奉天后，马上与蒋百里联系，希望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做好疏通张、蓝二人的工作。与梁启超同行的杨维新多年后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尔巽）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他写信给女儿令娴，告诉她：“秉丈（熊希龄）在大连，发电报数次来，最后又发电话来催我，必立刻行，半日不许逗留。”（同上，561 ～ 562页）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不得不打消进京计划，黯然返回日本。

不久，蒋百里也在老师陈仲恕的安排下，迅速离开东北，辗转北京南下。此时，有人向南京临时政府告密，检举他曾在清廷禁卫军中担任过管带一职。这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蒋尊簋遂被公推为浙江都督兼民政长，他上任伊始，马上聘任老同学蒋百里为参谋长。这位蒋尊簋绝非外人，他与蒋百里被章太炎并称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曾有同学之谊，自不待言；他父亲蒋智由与梁启超更是情同手足，发起组织政闻社，主编《政论》杂志，鼓吹君主立宪。1912年2月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黄兴，向他们推荐蒋百里这个军事人才：“蒋方震君留学东西洋十余年，品行学术，经验资望，为东西洋留学生冠，亟应罗致，以餍海内之望。闻蒋已由奉返浙，如畀以参谋部总长，或他项军事重要职务，必能挈领提纲，措置裕如，不独中枢有得人之庆，而军国大计亦蒙其庥。”（《蔡锷集》一，435页）也许，蔡锷的电报发挥了效力，2月25日，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各报馆为蒋方震辩诬，电云：“阅昨日报，有电称蒋方震君为汉奸一节，殊为失实。现在南北统一，人人尽力民国，断未有甘心向虏者。前有小愆，亦在所不咎，请登报声明，以彰公道。”（《黄兴年谱长编》，278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图为当时的武昌革命总司令部。

办不好学校就自杀

蒋百里在浙江任上的时间并不很长。由于官场的倾轧、排挤，7月，蒋尊簋便愤然辞去都督一职，出国考察去了。蒋百里也随之辞职回家，读书著述。不久，蔡锷有意请他到云南任职，一说民政厅长，一说民政长，但这时却发生了保定军校要换校长的风潮。蒋百里从来都把训练军事干部看得十分重要，并将造就一支国家军队视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很想去当这个校长。这时，袁世凯正在设法拉拢进步党人，希望能借梁启超、蔡锷的声望来压制国民党，而任命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恰好是对梁、蔡的感情投资。

1912年12月17日，蒋百里辞谢了蔡锷的邀请，以少将衔走马上任。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记载了第一天他到校视事时的情景：“学生看见他的风度和姿态，跟旧校长截然不同，一个白面书生，身着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的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擦得发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头高大的马，这是整齐、严肃、漂亮的象征。”（《蒋百里传》，24页）他当天向学生们训话：“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同上，25页）

蒋百里的思想与梁启超、蔡锷一脉相承，他们都担心军队成为个人或党派的工具，旧军人只懂得效忠于个人或党派，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是很危险的。因此，要造就一支国家军队，就必须从军人的人格修养、精神教育入手。上任伊始，他就向每个学生赠送了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并在每本书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此书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岁末，有感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攷（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然而，梁启超认为，所谓武士道，并非日本所专有，“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于销灭而已”。于是，为了使中国的“武士道”发扬光大，梁启超“著是书，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今而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而能振吾族于蕉顇（憔悴）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当时，蒋智由、杨度都曾为此书作序，他们所看重的“任侠敢死，变厉国风”，并非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这种风俗习气我们这里从来不缺，我们所缺少的却是“急国家之难”，为救天下，保种族，强国家而赴公义的精神。这种私斗勇，公战怯的民族性，或许正是中国武士道不及日本武士道之处。现在，蒋百里把这本书赠给他的每一个学生，其目的恐怕和孟子当年告诫齐宣王一样，也是希望大家能“好大勇无好小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2 ～ 4页）

但是，在保定军校校长这个位置上，蒋百里只坐了六个多月，不仅办好军校的计划在现实政治环境中无法实现，还差点把命搭上。身为记者的陶菊隐记下了校长室侍童史福对当晚发生之事的叙述：

校长由京里回来的那天，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距离接事时整整半年。他平日性情很温和，可是那天的脸色非常难看，我不敢向他问长问短。晚上他叫我磨墨，磨好了挥手叫我出去，随手把门闩上，但并未熄灯就寝。我疑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从门缝里张望，看见他一面喝啤酒，一面写信，我既不便走开，又不敢叩门，就靠着门框打盹，一直等到凌晨。他叫我传话号兵吹集合号。我见他精神还好，以为隔了一宵，他的一肚子气都消除了。

陶菊隐还说道：

十八日早五时，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二千余人站在尚武堂前听校长的紧急训话。学生们窃窃私议，“校长刚从北京回来，今天又忙着召集紧急训话，怕莫有特殊事故发生”。俄而看见校长着军服，佩指挥刀踱出来，把手枪藏在衣袋里，用沉痛而低沉的语调说道：“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学生们看见校长的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怳，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通，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清脆的枪声一响，划破了黎明前万里长空的沉寂，学生刘文岛提高嗓门大喊：“校长自杀了！”（《蒋百里传》，26 ～ 27页）

蒋百里的自杀震动了朝野，也振奋了保定军校所有学员的精神。蔡锷、熊希龄等立刻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查出事由，追究责任。幸运的是，他这一枪没能致命，子弹从肋骨间穿过，仅擦伤了肺尖。在日本军医平户的治疗和护士佐藤屋子的精心护理下，蒋百里的伤口很快就复原了。这期间他不知不觉地坠入情网，一定要得到这位异国女子的爱情。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佐藤屋子终于成了左梅夫人，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他生下五个女儿。左梅这个名字，也是蒋百里为她取的。因为他喜爱梅花，所以名之曰梅。

二人心灰意懒，同陷政治漩涡

伤愈后的蒋百里不再担任军校校长一职，只在总统府下属的军事处任参议这样一个闲职。他先在天津休养了三个月，然后回到北京。这时，蔡锷也辞去云南都督，来到北京。梁启超则先辞司法总长，再辞币制局总裁，开始作进行国民教育的打算。他们三人常常一起切磋问题，蒋百里也常有文章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他应袁世凯之邀，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就逐期在《庸言》杂志上连载。不久，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蔡锷发起反袁，秘密策划于天津梁启超的家中。蒋百里也是幕后参与者之一。蔡锷、梁启超先后南下，蒋百里也相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然后，又随梁启超转道香港，进入广西。1923年，蒋母杨太夫人过世，他请梁启超为母亲撰写墓志铭，还提到这段经历：“忆昔国难，同伏香港舟中。先生作家书，方震涕不敢侍，窃避以号。今几何时，而方震亦为无父母人也。方震微先生无与归。吾母微先生亦莫能传。知在矜爱，敢乞铭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16页）

袁世凯暴亡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护国的硝烟尚未散去，新一轮权力争夺已经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1916年7月6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发布了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任命，这时蔡锷的喉疾已相当严重，医生建议他离开四川，到上海或日本就医。他对新的任命力辞不就，又电请蒋百里入川，商议军队的善后问题。蒋百里从广州赶回上海，左梅也被他接到上海，并送她启程东渡，回日本归宁探亲。然后，他才化了装，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奔四川。他与蔡锷相见后，深感蔡的病情严重，不能再耽误了。8月5日，蔡锷发表《布告四川文武官民文》，8月9日，又发表《告别蜀中父老文》，准备去蜀赴沪就医。四川督军及省长则由罗佩金接任。曾有传说蔡锷想请蒋百里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但没有看到他就此事给北京政府黎、段等人的电文，恐怕也只能是传说而已。此后直到蔡锷病逝，蒋百里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临终那天，蔡锷“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瞭望日本飞机演习，又受了一次很大的刺激。他回顾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们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死有余憾。’”（《蒋百里传》，44页）蒋百里闻言，只有心痛而已，他在致电黎元洪时说：“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徼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蔡锷集》二，1507页）

梁启超既有功成身退的承诺，到上海后，又得到了父亲已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当即致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各项职务。他原本就有退出政治、专注于社会教育、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之责任的想法，现在可谓机会难得。8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就说到他对未来的设想。10月11日，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他又一次说起“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以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梁启超年谱长编》，796页）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作《国体战争躬历谈》，也说到他对今后的打算：

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义举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7页）

料理了蔡锷的后事，蒋百里曾有入川的打算，据说也是蔡锷生前与梁启超的谋画，如果他病愈回国，将推荐蒋百里为四川督军，依托四川的基础，建设西南边防，他则到北京执行其改造北洋军队的计划。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随着川滇黔三角战争的兴起，戴戡和张承礼（耀亭）被川军刘存厚部所杀，这个计划也就烟消云散了。所幸他在湘中考察蔡锷的茔地耽搁了几天，躲过了这场大难。平安回到北京的他，颇有些心灰意懒，他在黎元洪的总统府做个挂名顾问，实际上是想追随梁启超研究学问去了。

但梁启超暂时还不能如愿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他很想远离政治，但诸多政治问题却找上门来，他不期然地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几乎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而研究学问的愿望，也只好往后放一放。最初只是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依据问题，是以民国元年的旧约法和民国二年十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为依据呢，还是以民国三年袁世凯颁布的所谓新约法为依据呢？关于新旧约法的这场政论，竟然成了一年后护法运动的滥觞，这是许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

梁启超自然是主张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他在袁世凯死讯发表的第二天，就曾分别致电段祺瑞、冯国璋，以及独立各省的都督和司令们，反复申述这样几点：一、请黎大总统即日依法就职，免生枝节；二、保持北方军队稳定，保持秩序，以待善后；三、独立各省要支持、帮助段祺瑞收拾北方，毋使孤立；四、联络未独立各省，统一意见，即开国会。仅隔一天，他又致电黎大总统，特别指出：“项城以违法专欲失天下望，今宜尽反其所为，请以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公组织新阁，延揽各派俊彦，署理阁员，共图匡济，帝制祸首不惩，无以谢天下，请分别拘留候裁判，必民气平，民志定，然后一切兴革乃有着手。”（同上，54页）

但是，段祺瑞却自有主张。他不是不想当总统，然而他非常清楚，在通往总统的道路上，还有两大障碍是他暂时无法跨越的：第一，南方护国军早已提出袁退黎继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除了黎元洪，谁继任总统，护国军都不会答应，南北统一更无从谈起；第二，在北洋内部，段祺瑞的威望和袁世凯无法相比，如果他硬要当总统，恐怕会引起北洋其他势力的反对，发生内讧。据张国淦回忆，袁将死时，“段曾召集幕僚整整开了一夜会，商讨要不要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拿了笔，考虑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好吧！去接他来吧！’”（《段祺瑞年谱》，98页）

段祺瑞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可以顺应民意拥黎为总统，但他只是把黎当作一个过渡人物，暂时借作他的傀儡，大权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既有这样的打算，当然不希望弄个国会来约束自己，而如果恢复元年约法，则诸事必受国会的裁制，他要大权独揽势必就会有所妨碍。所以，他在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的拖延态度，直到6月22日，他才通电明确反对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主张仍以民国三年约法为根据。但他的通电马上遭到梁启超的驳复，6月25日，梁启超致电段祺瑞，劝他不要糊涂，还是立即宣布恢复元年约法的好。这一天还发生了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宣布脱离北洋政府海军部，率部加入护国军，并要求恢复民元约法、民二国会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段祺瑞不得不作出妥协。6月29日，他以大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宣布遵行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定于当年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同一天，又有大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策令，随后，梁启超也致电唐继尧等西南首领，劝他们尽快撤销军务院，并促成了军务院在7月14日宣告撤销。等到8月1日国会召开于北京，民国之后的第二次南北统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实现了。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约法、国会问题的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此前的权力之争还打着“约法”“国会”的旗号，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瓜分和掠夺，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督军、省长位子的分配上。这种权力的争夺最初只发生在北洋军阀与民党之间，发生在黎元洪所代表的“府”与段祺瑞所代表的“院”之间。但在国会里，研究系的人都倾向于支持段祺瑞，而民党则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小团体，分别代表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南方独立各省的利益。就研究系而言，固然和梁启超有关，其骨干分子主要是1906年以来君主立宪运动中曾与梁启超有过合作的官僚士绅，也就是后来的进步党。旧国会恢复以后，他们组成了两个团体，一个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一个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后来，由于昔日的国民党人有在国会坐大的趋势，他们才再次联合起来，统称宪法研究会，但也并非是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1927年，梁启超对他的儿女解释说：“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梁启超年谱长编》，1111页）梁启超的这番话部分地说明了所谓研究系的性质。

这时的梁启超，一方面还在为死去的父亲“守制”，另一方面，却也不想放弃脱离政治的机会。但是，他与政治的关系一时又还“斩不断，理还乱”，很多时候，不能不出面发言表态。1917年1月，结束了百日守制的梁启超，离沪入京，一路上，他还分别在南京和徐州拜访了冯国璋和张勋。不过，平心而论，梁启超此时虽然与段祺瑞走得很近，却并非完全投靠于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他的一边，还是想尽力调和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

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

谁知，1月31日，德国政府通知各中立国政府，自2月1日起，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2月3日，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与其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承诺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后的责任。2月9日，黎元洪与段祺瑞共同主持国务员联席会议，决定对德国提出抗议，并答复美国，将与其采取同一行动。同一天，在对德提出抗议前数小时，段祺瑞还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作了口头说明，并以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尽管如此，此举还是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他们通过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转达两点意见：第一，中国对德应“即行宣布断绝国交”；第二，对中国处理对德外交中的重美轻日政策表示不满。（《段祺瑞年谱》，111页）

实际上，自欧战开始以来，英国一直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最初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的结果，英国承诺在未取得日本同意时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但美国却打算借欧战之机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试图控制段祺瑞政府。他们既然得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承诺，将与其采取一致行动，便认为这是自己在外交方面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日本的抗议却使得一直以来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段祺瑞政府不得不考虑疏远美国。2月11日，段祺瑞致电章宗祥转达日本政府，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一切对德行动，均以“诚意接洽”，“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日本方面则表示“深为满足”。这样一来，美国的态度又由积极变成了消极，尤其是在参战以后，更难顾及到中国，也乐得由日本出面促成中国参战。但美国的这一转变却使得以黎元洪为首的亲美派失去了依托。如果说最初他们同意对德提出抗议，主要是想给美国一个交代，那么现在日本取代了美国，而黎又不愿意跟着段祺瑞走日本路线，所以，他只能改口反对与德国绝交并宣战。2月28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主张由绝交而宣战，并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首先应征得国会同意，绝交宣战尚非其时。3月1日，段祺瑞再次率领全体阁员前往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元洪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交国会复议。3月3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并于次日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予以拒绝，段遂于当晚负气出走天津。黎元洪先派了蒋作宾、汤化龙、靳云鹏等赴天津劝抚，无效，又想甩掉段祺瑞，请徐世昌出任内阁总理，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但二人表示拒绝。无奈之中，他又央求冯国璋赴津，请段回京，并答应了冯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此次国务会议决定之外交方针，总统不加反对；第二，国务院拟发之命令，总统不拒盖印；第三，致各省及驻各国公使之训电，总统不提异议。3月8日，回京后的段祺瑞将已经黎元洪盖印的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3月10日，众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次日，参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对德绝交令。原本，大部分督军是反对加入协约国和对德宣战的，为了统一督军们的意见，4月25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说服他们支持“宣战案”。（以上均见《段祺瑞年谱》）

5月1日，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督军团的倪嗣冲、张怀芝等人忽然闯入，强迫国务员通过宣战案。5月3日，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疏通宣战案。次日，督军团再次宴请国会议员，并派代表见黎元洪，被黎斥为军人干政。5月10日，众议院开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等大约三千多人，包围了众议院。他们散发传单，殴打议员，声言必俟宣战案通过才能解散。众议院停止会议，以示抗议，宣战案亦因此而被搁置缓议。第二天，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古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随后也提交辞呈，如果加上先前去职的陈锦涛、许世英二人，此时的内阁就剩下段祺瑞一人了。5月18日，《英文京报》披露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密约的部分内容，报道说：“一万万元大借款，以二千万元作日本改组军械厂用，以八千万元作招募及训练一特别新军之需，中国允将上海、汉阳、巩县三处之军械厂交与日本。”此事让国会议员们更加愤慨，遂决心倒段。这一天恰逢众议院例会，于是作出决议：现内阁仅余段总理一人，不能行责任内阁之实，建议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改组后再行讨论。督军团则呈请总统要求解散国会。但黎元洪不仅拒绝解散国会，更于5月23日签署命令，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同一天，段祺瑞通电声明，指责黎元洪这项命令非法。北洋的督军们亦纷纷响应，向黎元洪公开发难。第二天，张勋致电黎大总统，谓各省以中央首先破坏法律，群情愤激，唯有自由行动。安徽省长倪嗣冲率先通电，宣称本省独立，随后，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燮元，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及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在天津设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面对这种局面，手足无措的黎元洪只得发表通电，向督军妥协，并电召张勋进京调停。5月30日，张勋致电黎元洪，提出五项“北上调停”的条件：“一、解散国会；二、段公复职；三、督军参议宪法；四、摈斥群小；五、大赦帝制党人。”此时的黎元洪，完全接受张勋条件，并不甘心；重新组织内阁，又无人支持；想辞职走人，还辞不掉，万般无奈中同意解散国会，但命令拟好之后，竟连一个副署的人都找不到。

接下来就上演了张勋复辟这一幕滑稽剧。这出戏开场快，收场也快。7月1日，宣统复位，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7月3日，段祺瑞通电讨伐张勋，黎元洪仓皇躲进日本公使馆；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辫子军投降，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寻求避难，复辟闹剧至此落下帷幕。这场变故最大的赢家就是段祺瑞，他不仅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且，妨碍他专权的两大势力——国会和总统，都被打垮了。当时就有人指出：“复辟之役，乃是段祺瑞倾覆国会，推倒总统，攫取政权之一种手段。”（《段氏卖国记》，243页）7月17日，段祺瑞发表了新内阁名单：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看得出来，段内阁成员主要是由北洋派、研究系、新交通系组成的，完全排除了国民党和南方阵营的其他派别。（《段祺瑞年谱》，111 ～ 136页）

就在新内阁宣布的第二天，英、日、法、俄四国公使又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参战的要求，7月20日，日本内阁甚至作出了“援段抑孙”的决议。这更加促使北京政府把参战问题作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解决。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至此，这个影响中国政局半年之久的外交事件总算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应该是梁启超所希望看到的，他是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的。他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是段祺瑞唯一的支持者。但他与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所谓对德宣战，其实是“宣而不战”，目的是掩盖对内的“战而不宣”。这种说法源自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在他看来，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既与协约国之作战主义根本矛盾，亦无赞助协约国之真诚，不过欲借日本之武力与经济，以残杀同胞，压迫异己，宰制全国而已”。（《段氏卖国记》，257页）而梁启超是以加富尔自居，他希望能像意大利的加富尔加入克里米亚战争那样，通过参加欧战，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从一开始就指出，为何提出对德宣战问题呢？“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4 ～ 5页）他在《外交方针质言》中详细论述了“积极进取方面”和“消极维持现状”两种情况，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不论积极还是消极，都不能错过对德宣战这个机会。在这里，他专门讲到了加富尔，他说：

张勋（1854—1923），江西新奉县人，1917年发动复辟，旋即失败避居天津，图为张勋晚年照片。

其与我国今日情势最相类而为吾侪所当效法者，莫如加富尔所手创之意大利。意大利之前身为萨的尼亚（撒丁王国），实阿尔频山（阿尔卑斯山）下一小王国，其面积人口曾不能当吾一大县也。时加富尔实为萨相，当哥里米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起，加氏攫此机会，加入英法联军，遣七千人参战，因以求列席之千八百五十六年之巴黎会议。奥人侧目，而以英法之助，莫可如何。其后，意卒赖英法之助，以成统一之大业，为第一等国。以迄今兹，问萨之与俄当时有何种宣战理由，吾苦不能知之，以蕞尔之萨，慑服于强奥肘下，而贸然与欧洲一大国为敌，其冒险之程度何若？至今尚可推想也。抑区区七千人，其足为轻重于英法联军者几何？当时有与加富尔同称建国三杰曰玛志尼者，反对加氏政策，不遗余力，谓其以国家为孤注，国之亡将无日，而加氏毅然行之，英法驩（欢）然亲之，卒以创建新国家，而左右欧洲之国际团体以至今日。（同上，6页）

当时，反对梁启超的人很多，他一时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即使老朋友也不能理解他，伍庄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了一番话，就颇有代表性。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当时，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梁启超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今则国人皆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816 ～ 817页）然而，反对他的人虽多，未必证明他就是错的，许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不得达。”（《追忆梁启超》，5页）在这里，梁启超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不代表哪一党，哪一派，他只代表中国人的良知。

可以说，梁启超与段祺瑞，在对德宣战这一点上是不期然走到一起的，他们一时成为同盟者，却并不说明他们的诉求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梁启超看来，无论是主张对德宣战的段祺瑞，还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各种势力，他们的真实企图其实是一样的：“吾请赤条条直揭之曰，今度之争，曷尝有所谓外交问题，实不枝不蔓一线到底之政权问题已耳。盖国中有历史上不相容之两种势力，两造皆徒知责人，而不知自反，彼此蓄怨、积怒之日既久，日日雷风相薄，水火相射，极于今兹，殆将图穷而匕首见。今日之具体问题，即内阁与国会之生命问题而已。”这段话见于梁启超所作《政局药言》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为政局病象所开的药方。1917年5月10日，发生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冲击国会、殴打议员的恶性事件，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当天夜里，梁启超便写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边是想集权的北洋军阀，一边是要夺权或分权的革命党和各种地方势力，夹在中间的梁启超能有什么好药呢？他所能做的，只有苦口婆心地劝告双方要顾全大局，多为国家的前途安危着想，尽管他知道，“今者双方皆积愤发狂，居间者之言，何由倾听”。但他仍然“愿两造为国家之利害一倾听之，即不尔，犹愿其为自身终局之利害一倾听之”。但在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的时候，谁能听进梁启超的劝告呢？（《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页）

后来果然发生了倒阁、解散国会、赶走总统、复辟帝制等一系列政治风潮，中国的政局几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随着段祺瑞重新掌权，新内阁名单次第公布，梁启超又有了进一步与段祺瑞合作的打算。这恐怕是因为，研究系，也就是先前的进步党，在这届内阁中占了主流，又一次激发起他的希望和热情。同时，他也很看重段祺瑞在复辟之变发生后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倘非纪明（段祺瑞）有马厂之行，则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马厂出兵倘迟三日，则大江以北，称臣者从风而靡矣。”所以他这样袒露其心声：“故弟明知今日万难之局，犹牺牲一切，愿与之分担责任，诚以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37页）这倒很像二次革命后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时的情形，只不过段祺瑞比袁世凯更少了些权谋和机巧，他们的合作更不可能长久。但在最初，他还沉浸在一个要把段祺瑞引入轨道的旧梦里。7月30日，《申报》报道了他在宪法研究会的讲话：“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同上，830页）

梁启超入阁后的次日，便与汤化龙等人商议，暂时先不恢复国会，而是组织临时参议院。梁启超不懂得国会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在当时，很少有人比梁启超更了解和看重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了。但在那个特定时刻，他却认为：“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议院惟比较的无上上策。”（同上，831页）那么理由何在呢？他针对当时的三种说法，分别加以说明。首先是恢复国会的说法。他指出，国会是被总统明令解散的，绝没有重新召集的道理。而且，即使勉强召集起来，也不会再有以往的威信。他借用唐继尧的说法，把国会比作破瓦罐，既然已被打碎，要重新收拾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改选国会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虽持之有故，但做起来困难很多。这是因为，国会选举，程序非常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很多的人力、物力，如果仓促进行，恐怕蹈民国初年的覆辙。第三是改组国会的说法。陆荣廷就主张这么做。但梁启超提醒他注意，“然改组国会，必先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之机关，其职权又必为法律所许可者”。如果没有合法的机关，改组之说是得不到落实的。既然如此，合法的机关又在哪里呢？他说：“夫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之立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其立法之职权，载在《约法》，班然可考。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他还说，制定宪法的权力本属于国会，现在，各省督军主张另外组织制定宪法的机关，要这样做，必须增修《约法》，然而谁有权力增修《约法》呢？“惟《约法》上之参议院，乃有此职权，是非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不为功也。”而且，“《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05页）应该说，他的这番话已经很透彻地解释了暂时不能恢复国会，只能召集临时参议院的理由和必要性。但他还是过于书生气了，以为他们是可以讲道理的。其实，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国民党；无论直系皖系，还是两广云贵，他们支持或反对恢复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都只是一种姿态，给人看的，他们各怀着野心，就是要争权力，抢地盘。孙中山便以此为借口，发起护法运动，先做了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直接造成了南北对抗的局面。这是梁启超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不愿看到的。直到10月3日，他还致电广东省长李耀汉，痛心地说：“一国家决不能有两政府。”（《梁启超年谱长编》，839页）

退出政界，同游欧洲

一年后，梁启超已完全退出政治活动，他回答某报记者提问也就很直截了当：

现在双方，甲主威信，乙言护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将战争之责任嫁与其敌，实则使两方主战。此清夜扪心，自问何尝有所谓威信，所谓护法，盖皆有不（可）告人之隐，特借此以自掩护耳。若北方果为威信而战也，威信能行于南方与否，且勿论，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太）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若南方果为护法而战也，北方能守法与否，且勿论，试问南方举动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则护之，不便则不护，敌违法则护法，我违法则护我，以此言，护法又将谁欺？实则彼双方者，曷尝知威信护法作何解释，其心目中曷尝有丝毫威信护法之念存，直盗此美名，以天下人为可欺耳。（同上，869页）

尽管如此，这时的梁启超还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对中国的币制作一番彻底的改革，以挽救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他对某通讯社记者说：“币制改革为吾十余年之主张，予长财政部后，向四国银行团重提币制借款之议，此事实也。”他有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以统一银币为第一步，以整理纸币为第二步，以采用金汇兑本位为第三步。金本位之实行，必待银币纸币整理之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17页）

这套改革方案他在民国元年尚未回国之时就曾以《财政问题商榷书》的方式向袁世凯提出过；民国三年，他任币制局总裁，也想有一番作为，并拟订了具体计划。但“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梁启超也于无奈中辞职。（《梁启超年谱长编》，698页）但他抱定一种想法：“盖中国财政金融上苟无一种办法，则中国前途惟有黑暗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11页）此次出任财政总长，在他看来就是实现其抱负的绝好机会，所以“颇为乐观”。（同上，714页）当时有个机会是可以利用的，即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协约各国承诺将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每年可以少支付一千三百余万元，五年下来就有六千五百万元。此款如何利用，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由关税按月拨出，用于行政经费的消耗，只能是消极地维持现状，于国家财政的恢复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与熊希龄商议，想请国务会议作出决定，将缓付赔款拨为币制经费，再加上币制借款，作为发行公债之抵当，发行国内公债，一举解决币制问题。但由于段祺瑞政府一心要对南方用兵，军费支出甚巨，当年总收入，包括第一年缓付赔款的一千三百余万元，共约七千万元，全部用于中央军费及行政费，才勉强够用。而各省还在增添新的军队，陆军部也要求继续增加军费，军事方兴未艾，而财政却实在没有回旋余地。这时又传说政府正在秘密对日进行军械借款，而他这个财政总长竟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于是，他呈请冯国璋、段祺瑞，希望另选能人来接替他的职务，他说：“唯□□此次入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负疚引退。”（《梁启超年谱长编》，851页）尽管如此，他真正辞职已经是在11月15日内阁全体呈请辞职之后了。

民国以来，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梁启超一直梦想着能有所作为，但始终不能如其所愿。袁世凯当权，他几乎一事无成；换了段祺瑞、冯国璋当政，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给籍亮侪的信中劝他“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同上，862页）一个爱国者，时刻把国家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痛心疾首的话，可见其所受伤害之深、之痛，因此联想到多年前在电影《苦恋》中看到的那个巨大问号，那也是一个爱国者在冰天雪地里用温热的身体留下的巨大问号。几年的痛苦经历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透了这些人的嘴脸：“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邱（丘）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同上，870页）所以，几个月来，他不愿再与段祺瑞这些人来往，“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他闭门谢客，“邈然几与世绝”，专心致力于中国通史的写作；并为女儿令娴等讲解国学源流，“思顺所记讲义已褎（袖）然成巨帙”。（同上，862 ～ 864页）

这时，蒋百里亦闲居在京，由于薪金减少，生活也越发地困顿。但他和梁启超的往来却更加密切了。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报》和《大中华杂志》，其中有关军事的论文，都请蒋百里执笔，其“军事学者”的名声由此而广为传播。年初，张君劢致信梁启超，说到晨间唐规严来商量发起松社之事。他还提到，去年，蒋百里在天津养病，也曾与梁启超提及此举。除了以此来纪念病逝不久的蔡锷将军，他们还希望梁启超能像罗泽南和曾国藩那样，以其对社会的影响，倡导一种社会风气。他们设想中的松社，其实是一个松散的“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的团体，参加者仅以平日来往较多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军人政客为主，居住在天津的梁启超每周来北京作一两次有关人心风俗的演讲，同时兼及个人所感兴趣的学问研究。（同上，859 ～ 860页）如果梁启超肯带这个头，他当与规严、百里商议具体的办法。七八月间，梁启超致信陈敬第，提到了松社开会的时间和拟办杂志的方式，可见此事已提上日程。不过，由于梁启超著述过勤，劳累过度，八九月间忽然得了呕血病，痊愈之后，又要准备欧洲之行，松社的事就放下了。回国之后，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开办松坡图书馆，其实都是发起松社的余绪。

梁启超早有旅欧的打算，退出政界之初就已开始筹划，未能成行的原因主要是旅费一时没有着落。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投降而结束，给了梁启超一个很好的前赴欧洲的理由。经过多方周旋与接洽，梁启超得到一个以私人资格，其实是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的机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8页）此行需要经费大约十万元，其中“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873页）12月23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由北京动身，前往欧洲。这些人中，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三位是他的老朋友，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并请了徐新六作为他的财政经济顾问。但他仍感到有所不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就推荐了丁文江。由于这个机缘，梁启超与丁文江得以结识。

1919年，参加法国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讲到他们最初的行程：“我们是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修）、范静生（源濂）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念七（二十七日）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念八（二十八日）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同上，39页）

上海《申报》曾于12月10日报道，梁启超一行将于12月28日由上海启程，直航欧洲。梁启超同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也提到出发时间为12月29日，但事实上提前了一天。而且，由于船位缺乏，七个人不得不分为两路，梁启超、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英国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这天早晨，他们登船之后，梁启超意外发现，他和这艘船竟还有一段因缘。大约三年前，为了策动广西陆荣廷独立，他曾冒险绕道香港、越南，潜入广西，当时乘坐的就是这艘横滨丸。为了躲避沪港间侦探的耳目，他就藏在舱底气炉旁边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间里。现在又乘此船，而那时同行的汤觉顿、黄孟曦都已死于洪宪之难，俯仰陈迹，真乃不胜哀感。船行之后，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晨起观日出，然后，练习法文，约一时许，接着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中午稍微休息片刻，即与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生活很充实，也很有情致，“间亦作诗，为乐无极”。他在船上致信女儿令娴，感慨“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他还对女儿提到未来的计划：“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不过，由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计划结果是落空了。（同上，876 ～ 877页）

1919年2月12日中午（己未年正月十二日正午，一说1919年2月11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878页），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这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伦敦迎候他们了。战后伦敦的情形超过了他的想象，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我们住的旅馆，虽非顶阔，也还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气管是关闭了，每个房间给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点钟的燃料。电力到处克减，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自来火的稀罕，就像金刚石，我们有烟癖的人，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我们在旅馆客屋吃茶，看见隔座一位贵妇人从项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个金盒子来，你猜里头什么东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块白糖，他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盌（碗）里，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他的项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47 ～ 48页）他在伦敦居留一周，2月18日抵达巴黎，这时，巴黎和会开幕恰恰满了一个月。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一行遂决定乘此机会去战地旅游。

他们此行由巴黎出发，主要游历法国南部战地，同行的除了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之外，还有徐巽言和王受卿，加上法国政府所派随员二人，一共九人（疑漏掉徐新六）。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没有参加。法国政府对他们招待得十分殷勤，一切费用都由法国政府承担，搞得梁启超很不好意思，以为既是私人漫游，“这种礼貌，实太过优渥了”。（同上，104页）这一次，他们“是三月初六日由巴黎起程，十七日回来，游的地方，是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南返巴黎”。（同上，105页）一路上，他们看到的都是阴森景象，梁启超因此大为感慨：“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同上，108页）后来，梁启超撰写了《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一文，并请擅长军事的蒋百里撰写了《德国战败之诸因》，算是为从前他们所钦佩的德国撰写了一篇悼词。

蒋百里的这篇文章得自游历后的思考，他不是就战争谈战争，而是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所以，他看穿了德国的战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内外政治。“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自由，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战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同上，101页）他得出结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所以，梁启超称赞蒋百里讲的是至理名言，他说：“老实说一句，军阀执政的国家，非弄到这种下台，不能了帐。”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军阀执政就像“那些专讲究丹药采补的妖人，一定是因为亢阳淘虚了身子，断送他一条残命”。他说：“我们看从前有个什么‘汎（泛）日耳曼主义’到处闯祸，如今还有什么‘大亚细亚主义’到处闯祸，为什么前车既覆，后车不戒呢？说也可怜，人家是骑上虎背下不来呀。”（同上，103 ～ 104页）

他们3月17日结束了在法国南部战场的游历，返回巴黎。四月初，继续游历法国北部战场，5月中旬再返巴黎，归途中还参观了卢梭的故居。这期间，梁始终关注着和会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这次和会与历史上的和会有一点根本不同之处，从前的和会是交战双方都参加，这次和会只有战胜国参加，战败国不能参加。参加和会的国家应为三十二个，由于门的内哥未能出席，实际上只有三十一个。其中包括英美法意日五国，英属殖民地五国，其余为参加协约国联军的国家。名义上，来自三十一个国家列席参加会议的六十九人为全权代表，“但事实上不过五强会议最高会议等已经决定的条文，循例交各代表阅看，绝无讨论可否的余地”。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这回和会，事前威尔逊大张旗鼓，说什么‘废止秘密外交’，什么‘和议公开’，临到实际，还是维也纳那篇旧板文章，真可令人一叹。”他这里所说“维也纳那篇旧板文章”，指的就是1814年英俄普奥等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外交会议，其目的就在于重新分割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会上，“英俄普奥四国，万事都秘密议定，其余几十个小国代表，就只在那里宴会跳舞，临了画一个诺”。（同上，69页）梁启超很担心这次和会成为维也纳会议的翻版。本来，早在一战结束之前，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包括和约公开、海洋自由、裁减军备、生计障碍之排除等内容，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美国作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五大国之一，他的十四条也曾得到英法等国的口头赞同。所以，和许多人一样，梁启超对威尔逊一直抱有很大希望，并希望巴黎和会能以十四条为准则，保护弱小国家的利益，真正造成公理战胜强权的美好局面。初抵巴黎时，梁启超得知和会已提出青岛问题，他在2月23日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报中就显得比较乐观：“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这时，他的胃口大得多：“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面，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不仅如此，在他的计划中，还要解决关税、领事裁判权两事，他认为：“先此不图，更无机会，亦断不容延迟。”（见1919年2月28日《晨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09页）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会见了威尔逊和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在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主张，威尔逊等人当场都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这时的梁启超还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五四运动”背后的梁启超

到了3月，形势发生突变，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起因是1918年9月28日，段祺瑞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银行签订了一个借款二千万日元的秘密合同，不仅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所要求而一直没有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悉归日本之手。这时，这个密约就成了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他们甚至要挟威尔逊，因威尔逊很看重国际联盟，拿国际联盟当作性命一般，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就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这当然是威尔逊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为了迁就日本，山东主权就成了日美之间的一场交易。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3月11日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痛责政府的做法：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氏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同上，811页）

汪、林二人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有所主张。21日，他们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10页）这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2月16日，是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在此之前，即2月12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那一天，还有北京大学召开国际联盟同志会之举，亦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陶孟和、蓝公武等为干事。此次会议形成九条决议案，并电告巴黎和会专使顾维钧以及在欧洲的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会内外提议鼓吹。（《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161 ～ 162页）

梁启超是国民外交活动的先行者，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大量的工作。4月8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的各项事务。信中说：“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争取中国的权益作了最后的努力，无奈，中日间的一纸密约使日本有恃无恐。他们在和会内外大肆活动。4月29日午前，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三国会议继续召开，会上，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第156、157、158三个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309 ～ 311页）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他在5月1日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二、不签字；三、签字而将该条款声明不能承认。他认为，第一、二种办法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办法。（同上，315 ～ 316页）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30日（四月杪）当天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年谱长编》，880页）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于5月2日的《晨报》。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予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继承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尚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见1919年5月2日《晨报》，《百年家族：林长民林徽因》，34～35页）

同日，《晨报》还刊载了国民外交协会5月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稿。这个电稿由汪大燮、林长民亲自呈交总统徐世昌，以国务院的名义拍发。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他们在电文中严正警告中国专使：

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1919年5月2日《晨报》）

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一说林长民）处得知，国务总理钱能训已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遂立即返校，在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通报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参加的有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

而5月3日下午4时许，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还在开会并作出决议：

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转引自《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北京的学生们显然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来自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代表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大礼堂召开临时会议，并作出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转引自《重返五四现场》，178页）

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继而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据说，当天有三十二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立即给大总统徐世昌发回电报：

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与国民一致。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权或有瘳。启超叩。（《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19页）

这时，被捕的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释放。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北洋政府的无能行为，就是任公所揭露的。”（《五四研究论文集》，278页）坦率地说，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不过，我们在传统的、官方的历史记述中却很少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人们提到五四运动的起因，都说是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但也只是“传回”而已，至于谁传的，却故意回避不说。其中的原因真是耐人寻味。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就在争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解释权，争来争去，都不提梁启超和研究系，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继而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废除二十一条等。

而更不公正的，是有人故意混淆视听，给梁启超栽赃。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孙中山为了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在广州成立了护法政府、非常国会。所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也有广州政府的代表。三四月间，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给上海报界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称：

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见《五四爱国运动》，450页）

这个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电文，不指明卖国贼究竟是谁，自然引起国内舆论的胡乱猜测，竟然有人怀疑到梁启超的头上，国内随之掀起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徐世昌并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钧）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同上）

国民党与梁启超是多年的老冤家，如今机会难得，自然要趁机发难，煽风点火，挑起事端。4月5日，广州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作出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4月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1页）

看上去义正辞严，实际上捕风捉影，煞有介事，上演了一场闹剧。但梁启超却不得不作出回应，他首先致电《字林西报》，进行辟谣：

谣传鄙人所持意见与我国代表正式提出者不同，此种无稽之谈，意在使外人以为我人于此重大事件意见误歧，故特力为辩正。倘蒙刊载此电，无任感盼。按：中国提出于和平会议之要求，鄙人皆热诚赞助。行将以鄙人在此间发表论著、演说及谈话稿送上，藉以证明谣传之诬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16页）

随后，他又致电汪大燮、林长民转上海商会暨商团联合会，为其申辩：

仆在此所主张，曾著成小册，译英、法文，印布数千，中外共见；又曾在万国报界欢迎会席上演说两小时，中外共闻，演说词由顾使（顾维钧）译印分送。此等文字，不久当可寄到，可以令全国人知仆在外所作何事也。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山东问题，国命所关，痛陈疾呼，不待言矣。他若南满洲、高徐、顺济诸路当如何规复，关税、领事裁判权诸大问题当如何贯彻，仆鼓吹舆论，惟力是视。至谣谤之来，确有人横造蜚语，挟私倾我。谁实嗾使，未便质言。仆言论行事，为世所共见，闻百千蜚语，于我何损？惟惜有责任之人，倾其精力，用于内讧，出此下策，为可痛耳。诸公万里之外，不分情实，本爱国之诚，为投梭之怒，亦无足怪。然安能以一二宵小所造蜚语，遂以卖国诬人？令和议瞬息告终，外交究竟有无把握，诸公若诚忧国，内之宜要求政府速废高徐顺济路约及其他各项密约，使助我者易于为力；外之宜督促各使通盘筹划，互示意见，对外一意鼓勇，进行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事。失此好机，后将无望，尤不容泄沓偏废。若仆者，常率吾国民天职，为国尽力，不烦忠告也。（同上，817页）

梁启超在6月9日写给梁仲策的信中谈到了造谣者可能的动机，他说：“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指顾维钧）排象山（指陆徵祥）；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883 ～ 884页）

对于国民党的诬枉之词，以及不明真相者的围观漫骂，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首先站出来仗义执言，他们联名通电，其文云：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五四》，见《五四爱国运动》，450页）

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发表通电为梁启超辩诬，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还称赞他“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给他很大安慰。

陈独秀是不喜欢梁启超的，但他读报得知此事后，在4月13日《每周评论》第十七号发表了署名“只眼”的《国民参预政治外交的资格》一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若是一般国民的中坚分子，没有政治和国际的常识，却十分危险。譬如对于政治法律，毫没有是非可否的正当主张，单单求着苟且和平了事，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政治的资格。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518?519页）

不过，此事很像夏日里凭空飘来的一片乌云，转瞬间又被一阵风吹散了。6月6日，梁启超一行带着因中国外交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以及对强权战胜公理的失望，离开法国巴黎，启程到其他国家参观访问。临行前他写道：

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拿部历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遥遥相对，后先辉映。维也纳会议由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的将万事决定，把许多小国牺牲了，供他们的利益交换。这回还不是照样吗？维也纳会议过后有个俄普奥三国同盟，这回也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维也纳会议后，大家都红头胀脸的来办法国革命的防堵，这回又有个俄国过激派供他们依样葫芦的材料。唉，天下事有那一件脱离得了因果关系？十九世纪种种祸根，都是从维也纳种下来，如今他们又在那里造孽了。你不信，我们山东问题就是一个证据。此外像山东问题样子的，还多着哩！我在巴黎几个月，正是他们秘密造孽的时候，此时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们趁这个空游历战地去了，和会的结果，等他揭晓时候，再评判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84 ～ 85页）

6月7日，他们抵达英国伦敦。在英国，他们的行程超过了三十天，其足迹遍及英国各地。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也从伦敦返回巴黎凑热闹。此时的巴黎挤满了前来观礼的人，据说一千个法郎都租不到一张床位。好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有一所预先租下的寓庐，是他们在欧洲旅行的根据地。这里距离巴黎乘火车只需二十分钟，是巴黎人避暑的地方。梁启超回到巴黎的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他给留守在这里的蒋百里发了电报，却滞误在路上，火车也错过了，他只好深夜冒雨花高价租了车，去寻找旅馆，“回旋良久，得一逆旅，扣扉投宿”，他笑称，“亦可纪念之一夕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87页）

在巴黎住了四五日，7月18日，梁启超一行离开巴黎赴比利时，随后游历了荷兰、瑞士和意大利，至10月7日，他们才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页）接下来，他们要静一静了，“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棹（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同上，2页）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也讲到这段日子的生活，他说：

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英文已大略能读书读报了。吾用功真极刻苦，因此同行诸君益感学问兴味。百里、君劢皆学法文，振飞学德文，迭为师弟，极可笑也。最可笑者，吾将来之英文，不能讲，不能听，不能写，惟能读耳。向来无此学法，然我用我法，已自成功矣。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丁在君早已先归，刘子楷日内随陆子欣（征祥）归，鼎甫留英，吾四人明年二月游德、奥、波兰，四月归。（《梁启超年谱长编》，890 ～ 891页）

他还说，在这里，晚睡晚起的恶习全然恢复了，“百里大不以我过于勤苦为然，常谓令娴在此，必能干涉我先生”。梁启超原本计划待全书脱稿后再离开此地，但由于徐新六接到家里电报，夫人病重，只得早作回国的准备。因为他们这几个人中，徐新六的法文最好，如果他一个人先行，留下来的人会感到很不方便。于是，大家决定一起走，定了“阳历正月二十二日船期，若阴历正月杪可到家矣”。这样一来，他们匆忙中于12月12日抵达柏林，1月9日，便由德国返回巴黎，在德国居二十余日。梁启超原来尚有游维也纳和波兰的计划，后来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也都作了罢论。（同上）

欧游心影录

在欧洲期间，蒋百里注意到军事、国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在考察了瑞士的民兵制之后，有了初步的寓兵于农的思想，但直到1937年春天，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著名的《国防论》一书才迟迟问世。据说日本战败后有日本人看了此书，惊叹日军正像《国防论》中所言，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还有人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灵感，就来自蒋百里的《国防论》。这时他也注意到工程与运输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叶恭绰曾有文章讲到他与蒋百里在欧洲考察时的情形，蒋百里后来重视工程与运输，恰恰源于他的启发。他说：

欧战后，余与先生相继往欧陆考察，余任交通实业，君则任军事也。但二者亦时有关联，曾同往维尔当（法之西部唯一要塞）炮垒及克鲁苏兵工厂考察，同止宿者数昼夜。余不谙军事，仅观大略而已，君则参证綦详，为余言法之军备甚悉。——时余方注重欧战之军事运输，以为交通为军事命脉；又欧战时赴欧华工三十万强，半为余经办，其工作多偏于筑造堡垒战壕之属，因此以为军事工程及运输实足为我国借镜，君于二者固未甚注意也。归国后，荏苒十余年，“一二八”战起，君居衡山，方著关于军事之书，余令人语君，言军机而不注重于工程与运输，终皆成空论，君以为然，乃招昔年在欧与余同任考察之章君（祜）往衡山，叩其蕴奥，君以为闻所未闻，坚约章君同任纂述。（《蒋百里年谱》，71 ～ 72页）

叶的这番表白可以聊备一说，而陶菊隐的《蒋百里传》亦可做一旁证。

梁启超、蒋百里、徐新六一行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启程回国，3月5日抵达上海。游欧一年有余，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也激发他对于以往的思想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回国不久，他出版了一部极重要的著作《欧游心影录》，虽然这部著作最终并没有全部完成，但它就像《新大陆游记》一样，在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演进中是至关重要的。说到欧游对他的影响，他在当时曾与梁仲策一长书，其中讲道：

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梁启超年谱长编》，880 ～ 881页）

可见，欧游期间，梁启超已经觉悟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将要爆发一场“绝大之革命”，但这场革命将把他的思想引向何方，并结出怎样的果实，当时他显然还在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到了写作《欧游心影录》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已渐渐地清晰了，特别是其中的《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一篇，留下了梁启超思想转变的轨迹，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这一篇作品又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分为十一个小节，从思想、文化的渊源中探求欧战的所以然。他列举出以下这些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国际关系，引发战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因为和约的签订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也更加危险，尽管目前还处在潜伏阶段；其次是国内矛盾，经济破产，生产停滞，物价飞涨，物品匮乏，金融危机，财政困难，进一步造成了社会上贫富两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得不可调和。他看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徧（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工人所得的工钱，彀（够）吃不彀穿，彀穿不彀住，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生病几天，便要全家绑着肚子，儿女教养费不用说了，自己老来的日子还不晓得怎样过活。”他进一步分析道：“他们在那里想，同是上天所生人类，为什么你就应该恁么快乐，我就应该恁么可怜？再进一步想，你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疮，长你的肉。他们其始也是和中国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后来渐渐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挣来，于是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而且，这两种限是要时时改变的，得一步便进一步。还有些有学问的人，推本穷源，说这种现象都是从社会组织不合理生出来，想救济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亲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就管那个厂的事。耕田做工的人举出委员，国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经理。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前一派，俄国过激党便属后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现行代议政治之下，渐渐扩张党势，掌握政权，现时在各国国会及地方议会，势力都日增一日，好几国机会已成熟，其余的也像快要成熟了。至于后一派，俄国的火盖已自劈开，别国也到处埋着火线，有些非社会党的政治家，眼光敏锐办些社会主义的立法，想要缓和形势，只是积重难返，补牢已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他还预测：“那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7 ～ 9页）

这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现象，还有那些深藏在现象背后、支配着人类行为的思想，以及潜伏在社会底层，时时可能汹涌奔出的潮流，经过一番考察，梁启超也都一一揭示出来。他指出：“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和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法国大革命动摇了欧洲近世文明的基础，它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法国大革命既受惠于这个学说，也为这个学说的传播出了力，扩大了它的影响。十八世纪以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他还注意到：“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前者最终归结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梁启超也曾是它的信奉者。后者之集大成则为尼采，他主张所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所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以为这是“世运进化所必要”。梁启超认为：“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此外他还指出：“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昌明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把上帝踩在了脚下。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天国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彼岸世界也消逝了，“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成了纯粹的物质现象，“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作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既然人的行为都受到“必然法则”的支配，人的自由意志也就不存在了；而意志既不能自由，也就不必承担什么善恶的责任，这样一来，道德的基础也就被抽空了。没有坏人，自然也就无所谓好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而这个人却是一个被抽空了一切社会内涵的空壳，也就是一个空洞的人。梁启超说：“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而且，人一旦丧失了道德感，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指针，“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仅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他还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同上，9 ～ 12页）

他还注意到欧洲文学潮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浪漫派被自然派所取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文学霸权就渐渐移到自然派手里来”，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止一个，而不可否认的是，“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他们“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同上，13 ～ 14页）

不过，梁启超并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或真的没落，一些欧美朋友对中国文明的恭维，譬如“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之类，他听了虽然暗自欣喜，却也还有所保留。在他看来，新的西洋文明与旧的西洋文明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从前的文明是贵族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人不在了，这个文明也就消亡了。新的文明却“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得连续”。这样说来，就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西洋文明破产的结论，或者说，破产的只是旧文明，而不是新文明，因为，新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新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新的文明靠了“个性发展”给欧洲带来物质、精神上的变化，“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虽然理想和信念的破灭使得“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沈（沉）闷凄惨的景象”，但“他们并没有入到衰老时期”，“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日努力精进”。他们经历了这番挫折，反而“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同上，15 ～ 17页）

他们找到了没有呢？梁启超认为“渐渐被他找着了”，他列举了俄国科尔柏特勤（今译克鲁泡特金，1842—1921，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占晤士（今译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法国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德国倭铿（又译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伊肯，1846—1926，德国哲学家）的例子，来说明欧洲人的反省。这些学者的反省突出表现在对人的关注，人的发展，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心灵的进化与健全，人格的完善，人类的自由意志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反省中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也是梁启超最感到兴趣的问题。他说，他们的思想、学说也许还不能像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那样具有“转移一代人心”的权威，“但是，欧人经过这回创钜（巨）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他还说：“这回战争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哲学再兴，乃至宗教复活，都是意中事。”（同上，17 ～ 20页）

“为中国寻一个药方”

梁启超对于欧洲的考察，除了他所说的“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外（《梁启超年谱长编》，874 ～ 875页），更重要的，也想为中国寻一个药方，他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就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第一，要有世界眼光，“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么叫作‘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第二，可以忧患，不可以悲观。中国的现状固然很糟糕，财政困难、生计困难、军阀专横、政治腐败、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但并不使人感到绝望，因为这些罪恶都被尽情暴露出来，让人们看得惊心动魄，相比于从前的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心甘情愿地受压制，受压迫，这就是一种进步，“是国民自觉心的表现”。他说：“一个人最怕是对现状心满意足，如此，这个人只有退步没有进步，只好当他死了。感觉现状不满足，自然生出努力，这努力便是活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满身罪恶，知道自己住的是万恶社会，中国从此就开出一条活路来了，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

第三，检讨以往的精英路线，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他总结民国以来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皮（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第四，现在着手的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他一再说着急不得，实在是看到了中国民主启蒙的任务艰巨。“我国民主主义在历史上根柢本就浅薄，在地理上更很少养成的机会，所以比欧美诸国，发达较迟。如今突然挂起这个招牌，好像驴蒙虎皮，种种丑态，如何能免？但这些全不要紧，因为人类性能，是活的不是死的，只要需以时日，下番工夫，自然会把自己蜕变，和环境适应起来。”因为着急不得，所以“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

第五，尽性主义。他解释这个“尽性主义”，核心内容“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他说：“这回德国致败之原，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因为‘人自为战’的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当日中国并无所谓国家目的，但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束缚，也是一个模子，按照这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人，“天赋良能绝不能自由扩充到极际”。所以他说：“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而思想解放的前提，却是要每个人学会独立思考。“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濬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当然，思想解放的目的不单纯是破坏、颠覆、动摇，还“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

第七，思想解放要彻底，不能半途而废。他认为：“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都要经过虚心的研究，放胆的批评，“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现在要做的，是把东西方的思想调和起来，但“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迳（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但也还有个人德性的问题，“德性不坚定，做人先自做不成，还讲什么思想”。所以，祖宗的遗传，社会的环境，乃至我的五官四肢，都是我们思想解放的大敌，稍一松劲儿，就可能做了他们的俘虏，永世不能自由了。“欲救此病，还是从解放着力，常常用内省工夫，体认出一个‘真我’，凡一切束缚这‘真我’的事物，一层一层的排除打扫，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二义。”

第八，建立一个讲法治的社会。这里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契约，一个是平等。通常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梁启超说：“我初时在那里想，这个不要是我国民天赋的劣根性罢？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真可惊心动魄。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事实上，中国人的这个缺点是历史地产生的，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程度不高，长期处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中，没有形成以契约约束关系的习惯；另一方面，无论国家还是家族，其关系结构都表现为命令与服从，“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下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不仅如此，即使是在讲法治的今天，各种法律规则不可谓少，但有权有势的人，仍然不认为自己应该遵守这些法律法规，根本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这种特权思想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肆意破坏法律法规的根源。

第九，采用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的办法来挽救国会与宪法。这是梁启超针对当时国会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两个对策。前一个是要改善国会议员的成分，用有职业的国民来排除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他认为，采取这种办法选举国会议员，甚至可以给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的代表提供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的机会，也许会避免社会革命的惨剧。后一个是用瑞士的国民投票制度，以弥补国会议员不能完全代表国民的不足。

第十，自治。他在这里所说的自治，不同于各省军阀搞的什么“联省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国民对于社会管理的参预，是基于一种“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欧美非常流行，在中国，大部分人对此还相当陌生。所以他说：“我们国民，若是能够有建设北京市会和丰台村会的能力，自然也会有建设中华民国的能力。”

第十一，搞社会主义“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他承认“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却有“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很显然，社会主义理论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的，是要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当下的中国，不仅没有工业，也没有资本家，要把这种理论悉数搬来应用，“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实际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努力发展民族经济。他表示：“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见（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第十二，国民运动。如何才能唤起民众，发动国民运动，梁启超并没有直接的组织手段和办法。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与蒋百里等人多次商议、讨论回国后的方针，最后落实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是希望通过对国民，特别是青年的启蒙、教育，奠定国民运动的基础。（《梁启超年谱长编》，896页）

第十三，不能推卸的创造新文明的责任。梁启超感觉到了这种历史责任，他说：“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在这里，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不要妄自菲薄。“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后，他对可爱的青年提出几点希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现在我们天天在那里高喊输出价值观，既不了解别人的文明，也不了解自己的文明，根本不得其门而入，梁启超的办法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以上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20 ～ 38页）

一篇序言居然写成了一部著作

结束了对欧洲考察，梁启超带着对西方文明新的认知，对东方文明的深情期待回到国内。他有许多事情要办，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周围洋溢着一种新的气象，这些也鼓舞着他。他在归国之初，曾应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讲，其中讲道：“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梁启超年谱长编》，902页）可见他那时“神气益发皇”（同上，904页），颇有些“手忙脚乱”（同上，898页）。

这时，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更亲近了许多。蒋百里本来是学军事的，现在却对文化感到莫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自己欧游考察的心得写了一本书，就是被人称为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开山之作《欧洲文艺复兴史》。他在“导言”中讲到成书的原因：“兹编所述，为旅欧时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Smédée Brich氏所临时讲演者。其叙述虽不过大体，而颇能扼其要。因参酌群书以补成之。或者于今日之所谓文化运动者，有一得之助欤。”（《欧洲文艺复兴史》，5页）关于此书的来历，梁启超在“序言”中也曾提及，但是他说：“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演讲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同上，2页）

此书的问世，有一极大之背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如何造成新文化？梁启超和蒋百里等人自有其认识，他们有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和新学识，使二者融会贯通，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他们所说的“价值”和“一得之助”，即指向这一点。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 1读书俱乐部，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 2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设立共学社，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各种文稿，由商务出版丛书。○ 3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这三机构，都由百里先生主持，讲学社也由他任总干事（那几年，先后请里杜威、罗素、太戈尔〔今译泰戈尔〕、杜里舒来华讲学）。而张东荪在上海办《时事新报》、蓝介民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主编《北京晨报》，都是策动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孙中山虽是革命先辈，对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却是后觉者。国民党党人，比研究系人士也反应得迟慢一些。（《蒋百里评传》，24 ～ 25页）

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在下面会一一述及，这里先谈谈蒋百里这部著作的宗旨。梁启超在“序言”中讲到他们欧游时的情形，蒋百里常对朋友们说，他此行是为了求“曙光”。朋友们常常和他开玩笑，问他“曙光”得到了没有，他一直都说没有。回国之前，又有人问他，他严肃地说：“得之矣。”至于得到的是什么，他没有深谈，大家也没有追问。直到读了此书，梁启超说：

见其论欧洲文艺复兴所得之结果二：“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发现于此二者耶？夫“世界”则自有世界以来而即存在者也，“人”则自有人以来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为欧人于文艺复兴后始发现之。则前乎此未尝发现者也，而他族之未经“文艺复兴”之磨炼解放者，皆其未尝发现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发现耶？否耶？吾甚难言之。虽然，亦在乎求之而已矣。吾侪处漫漫长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饥渴等于百里者，不知凡几耶。不求而得，未之前闻；求而不得，亦未之前闻。欧洲之文艺复兴，则追求之念最热烈之时代也。追求相续，如波斯荡，光华烂缦，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国人诚欲求之，则彼之前躅，在在可师已。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欧洲文艺复兴史》，1 ～ 2页）

由此可知，蒋百里所发现的“曙光”，应该就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书成之后，蒋百里求序于梁启超。梁启超欣然受命，但他“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同上，1页）他另为蒋百里的书写了序言，蒋百里也为他的书写了序言，此事成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梁启超何以能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著作，秘密就在于，他从蒋百里笔下的欧洲“文艺复兴”，想到清代二百六十余年学术变迁史，也许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他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叙述，看看中国所以不如别人之故，因此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用了半个月左右，就写成一部五六万言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这部以《清代学术概论》名世的著作，最初题名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他在“自序”中讲到写作此文的动机，除了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更重要的一点，是胡适曾和他谈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巨大，而“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清代学术概论》，正文1页）

梁启超自视这部著作为“中国学术史”之一种，但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正是此书的首位读者蒋百里，他从论史的角度对此书提出了批评。在为《清代学术概论》所作“序文”中，他赞成梁启超“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的说法，但也有一些疑问：

一、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测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实地矣。循是以发达，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

二、致用之学，自亭林（顾炎武）以迄颜（颜元）李（李塨），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

三、东原（戴震）理欲之说震古铄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吾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于船坚炮利，乃设制造局，译西书，送学生，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顾今文学之运动，距制造局之创设，后二十余年，何以通西文者，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同上，109 ～ 110页）

如果说梁启超的序文是超出常规的，那么蒋百里的这篇序文就是特立独行的，既能看出二人师生关系非同寻常，也能看出民国一些学者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学的精神、气质和风度。这种质疑带给梁启超的恰恰是积极的思考，甚至引起思想界极大的兴趣，争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延续了很长时间，有些问题到现在也未必能有答案。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回国不久，蒋百里就病倒了，不过，他仍然以“未尽复原”的身体积极参与各项工作的开展，始终是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梁启超年谱长编》，905页）

致力于文化传播

成立共学社

共学社成立于1920年4月，当时就设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之内。梁启超在写给梁善济、籍忠寅等人的信中谈到共学社的宗旨和活动情形，他说：“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着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同上，909页）共学社的主要业务是编译各国新书，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所编书籍，自宜以浅近简明为主，其有特别需要之名著，似由评议会决定后，提出交社员译出为佳”。（同上，908页）这些书都被归入“共学社丛书”，具体分为十个类别：即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蒋百里为“共学社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联络、协调、组织的工作。这是民国期间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可与中华书局所出之“新文化丛书”媲美。有人统计，这套丛书自1920年9月至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各种类别图书十六套八十六种，也有人说出版了一百余种，总之是将欧美最新的思想学术文化成果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各种新的思潮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既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当时的进步作家如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人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是在蒋百里的积极推动下收入“共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共学社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出版杂志。1919年9月，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发起组织新学会，并且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张东荪、俞颂华出任主编。在出版了两卷之后，自1920年9月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由梁启超、蒋百里出任主编。张东荪于5月15日致信梁启超说道：“百里未来，杂志事总俟百里来后细商再定，盖改名称与改体裁，均有问题，非慎重出之不可。”这时他们似乎还未取得一致意见，蒋百里6月28日致信梁启超，告诉他：“接东荪来函，寄来杂志体例一纸。”看来问题已经解决，蒋百里说：“此间拟于七月一日发通知书于社员，限二十日收稿，惟出版以前，似先生另作一缘起文，以为开场锣鼓。”到了七八月间，梁启超已将发刊词和宣言写好，他两次致信张东荪，征求大家的意见。（同上，910 ～ 911页）他在第一封信里说：

杂志全稿当由百里别寄，发刊词一篇内举信条十四，非同人悉心研究不可，已别寄百里，今更钞（抄）一份寄上，请公认为应增删者，即奋笔增删之，审定后仍邀同人公同认可（修改），乃可发布。（同上，916页）

第二封信说到宣言的修改，“已即寄百里，属（嘱）彼商定后径寄尊处”，并商量宣言究竟用还是不用，他是主张用的，但“都中同人多主不用”，他说已嘱咐蒋百里再与大家商议。（同上）这一期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写的“发刊词”，他说，杂志虽更名《改造》，但“其精神则犹前志也”；体例的改动也只是为了“常能与社会之进步相应”而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9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发刊词”内列举了所谓的“信条十四”：

（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

（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

（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四）同人确信国民的结合，当由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种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

（五）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等，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工商业机会，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六）同人确信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七）同人确信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且适应世界新潮，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强立。

（八）同人确信中国财政，稍加整理，优足自给，故主张对于续借外债，无论在何种条件下皆绝对排斥。

（九）同人确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实行则赖自治机关，故主张以地方根本法规定强迫教育。

（十）同人确信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以征工制度代征兵制度。

（十一）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

（十二）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厉，并厉国人。

（十三）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十四）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同上，20 ～ 21页）

这十四个信条是他们反复研究、讨论的结果，“为同人之公共信条，虽或未备，然大端固在是，同人将终身奉以周旋”。（同上）其中明显表达了梁启超在考察欧洲之后对中国现实新的思考和认识。对于《改造》第一期的主题以及如何与实际运动结合，他和蒋百里也有过详细讨论。最初，梁启超不同意第一期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他在给蒋百里的信中说，这个题目“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相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鄙意欲改为‘废兵运动’，何如？此最投合国民心理，且可以有许多切实之谈，若吾弟国民军之主张即可以提出，弟若谓然，请即一面预备一有声光之文，一面告东荪，一面告都中同人，共同发抒”。（《梁启超年谱长编》，917页）7月2日，蒋百里写信给梁启超，说明他的意见，他有三个理由：第一，社员中有人已经准备了相关的文章；第二，“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蒋百里）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第三，关于废兵运动，“目下提出，社员中定多空论，拟俟震先将废兵运动之几种先决条件发布后，先引起人家注目，然后提出，较为切实”。（同上，911 ～ 912页）蒋百里关于寓兵于农、战斗与生活相一致的主张，后来在他的《国防论》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0年9月，新的《改造》杂志刊行，销路日增，据说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销约五千份。蒋百里每期至少发表文章一篇，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如《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等，也都陆续发表于《改造》。此外，经常为《改造》撰文的还有张君劢、张东荪。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们连续推出了九个专号，计有：新思潮研究（原拟新文化运动）、罗素介绍、废兵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翻译事业之研究。但出至第4卷第10期，即1922年9月，《改造》不得已宣告停刊。这一年的5月21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谈到经营《改造》的困难，主要是“现在作文诸人生活不定”，常有推迟出版的现象，“于销路名声，均不大好”。（同上，955页）蒋百里说的是实情，别的作者姑且不论，即使经常撰稿的这四个人，张东荪有主编《时事新报》的压力，张君劢则四处奔走，蒋百里热衷于实际运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省自治的运动之中，梁启超则忙于四处讲学，1922年甚至被称为他的讲学之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能按时为杂志撰稿，杂志的停刊是迟早的事。在张朋园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梁启超辈“所提倡的温和社会主义不受年轻一辈的欢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盛行，不激进的即被看作落伍，任公等的温和主张似乎碰到了困难”。（《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49页）

创办松坡图书馆

当然，也不排除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共学社成立之初，就遇到了经费来源问题。共学社的发起人，除了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这几个核心人物，还有蔡元培、张謇、张元济、胡汝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蹇念益、刘垣、张嘉璈、丁文江、向构甫、梁善济、籍忠寅等也都列名其中。要筹措经费，自然是先向发起人伸手。于是，梁启超带头，将其所著《欧游心影录》一书的稿费数千元全部捐出，张元济也按照合同，先拨付五千元，但与所需数目还相差很远，梁启超希望凡加入共学社的人都有所赞助，他在一封信中给大家分派了指标：“伯强兄（梁善济）、亮侪兄（籍忠寅）、溯初兄（黄群）、搏沙兄（王敬芳）（现洋叁千元）、石青兄（胡汝麟）、壬三兄（刘彭寿）（贰千乃至叁千元）、海门兄（可能是范之准）、季常兄（蹇念益）、志先兄（蓝公武）、搆（构）甫兄（向构甫）（姑任壹千元）、文薮兄（可能是袁毓麟）（姑任壹千元）。”（《梁启超年谱长编》，909页）尽管有大家的慷慨解囊，但经费困难一直是困扰梁启超的大问题。

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讲学社由蒋百里主持，也由他任总干事。图为1920年9月至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北京与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

松坡图书馆也是蒋百里热心参与的一项事业。蒋百里与蔡锷是生死之交，蔡锷在日本病逝后，其灵榇途经上海，送归湖南，安葬于湘江对岸之岳麓山。上海各界曾于1916年12月14日召开蔡松坡先生追悼会。事后，梁启超于12月17日在上海哈同花园设席，邀请商学各界名流聚叙，率蔡氏子女答谢。席间提到，他曾向各位当道倡议，建一座图书馆，以纪念蔡氏，得到在座各位的响应，定名为松社。但由于“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共学社成立之后，遂将此事重新提起，并将松社移至北京，拟改名为松坡图书馆。但直到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才得以正式成立。次日，梁启超给女儿令娴写信，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梁启超年谱长编》，1004页）松坡图书馆能有这个结果，还要感谢“大总统黄陂黎公（黎元洪）命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

松坡图书馆设有两馆，第一馆在北海快雪堂，藏书以中文为主；第二馆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7号，藏书以西文为主。松坡图书馆的组织分为编辑、总务两部，梁启超自任馆长，蒋百里任编辑部主任，蹇季常任总务部主任，下设编辑干事等职，徐志摩、陈博生、林志钧、蒋复璁、杨维新、李藻荪、丁文江、梁启勋等都曾任职于此。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完全靠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捐赠，梁启超就曾以不断卖字的收入补贴每月的支出，勉强维持其运转，大家的服务工作也完全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但它的存在不仅为传播知识，也为新文化运动尽了它所负的使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37～138页）

支持中国公学

在梁启超经营的各项事业中，蒋百里参与较多的，还有中国公学。至少自1919年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们已经有了办学的打算。张东荪几次写给张君劢、刘子楷、蒋百里、徐振飞的信中，都提到“学校计画，尤望进行”，并且告诉他们，“大学计画闻已由北京寄上矣”。（《梁启超年谱长编》，893页）这里大约是指他们曾有过请冯国璋给予资助的想法，冯氏当时正在代总统的位子上，但他在1919年冬突然病逝，断了他们的念头。张君劢在1920年初写信给黄溯初，就曾经以为大学“现时无从办起”，他没有提到办学经费问题，而是委婉地说：“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至于对梁启超如何安排，他甚至主张：“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同上，897页）

但中国公学的主动上门，又给了梁启超等人新的希望。1920年3月5日，他刚刚抵达上海，马上被吴淞中国公学请去演讲。3月15日，《申报》刊登了他在中国公学的演讲稿，演讲自然安排在此之前，也就是回国不足十天的时候，可见梁启超对此的重视。说起来，梁启超与中国公学是有一些渊源的。1905年，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之请，以“省令第十九号”发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引起留日学生群起反抗，有三千多学生停课归国，中国公学就是为了收容这些学生于次年在上海创办的。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在报上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民国八年（1919年）公学董事会改组，熊希龄、王家襄分别出任正副会长，常务董事有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等人，大部分是旧日的立宪派或进步党人物。”（《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43页）所以，梁启超欧游归来，一到上海，就被请去演讲。那时的校长是王敬芳，他还是河南福中煤矿的总经理，两头兼顾，颇费心力。他得知梁启超有办学的打算后，就想把校长一职让出来，由梁启超担任，“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同上，910页）他在这封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回顾了公学创办以来的不幸遭遇：“计公学成立仅十数年耳，当时发起同人姚剑生（宏业）以蹈江死，张□生以劳瘁殁。黄真存（名黄家兴，字兆祥）、谭价人（心休）前两年又相继去世，近接上海书，梁乔山（字恢生，号维岳）又病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910页）他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公学的创办者或历届负责人。他以为，梁启超可以帮助中国公学走出困境。

梁启超一直感叹人才缺乏，自然很想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中国公学机会难得，他决定抓住不放。但蒋百里反对梁启超当校长，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说：“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他对办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将讲义时期地点规定，招听讲生，只教（要）有一人来听，就开讲，而筹经费，请教习，定名称等事，再从容一步一步来。”他不同意将这所学校改叫“大学”，在他看来，“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他主张教育一定要区分“精”和“普”两种办法，“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学问方面。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得少数人，比如此次以二万元派十人往欧，就是一种混合办法，此后办学，万不可如此。与其以二万元成一半的十个人，不如以二万元养成一个完全的学者，此关于高等教育中之方针。一即普，普的方面，即是对于社会方面但求吾辈对于此种人多生一点关系，吾的话能使他听见，此外决不要求以何种关系，此却愈多愈好。惟多乃能对于社会占势力，惟少乃能对学问占势力，所以我主张中学部应特别注重外国文学，而高等学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紧要把任公的活泼的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有点生气”。因此他特别强调：“总之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同上，924 ～ 925页）

梁启超很赞赏蒋百里的办法，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提到办学之事，还说：“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并劝他接受中国公学教务长一职，不要担心办学经费问题，“公学款事，确有进行方法”。（同上，919 ～ 920页）但张东荪对蒋百里的主张却不能接受，他在给蒋百里的信中说：“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此说不错，但对于近世大学但求其质之对可矣，不必用大学之名。）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此则不然，号召别有办法），则学生来者稀矣。况以任公之性质而论，公谓止要有一人听，即可开讲，我恐纵有十余人听，（此说不然，东荪看错了。）而任公亦必开讲二三次即中辍矣。（任公之无常，系原于对于新者兴会之佳，非对于旧者之厌倦。）”（文中括注为蒋百里所加）他“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他认为，应该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同上，925 ～ 926页）但大家对于张东荪肯做中国公学教务长都感到非常高兴，王敬芳、胡汝麟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然而经费短缺仍然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除了王敬芳每年从福中公司直接拨付的两万元，并没有其他来源。梁启超最初把希望寄托在民国二年政府所发行之公债上，据说有两百万元，利息每年十六万元，如能以此为“经常费”，办学的最大困难也就解决了。但王敬芳告诉梁启超，这个公债是个没影儿的事，“（系二年国务会议议决而未执之案。）即有之恐静生（范源濂）力亦不任”。（同上，923页）梁启超也曾动员华侨富商林振宗慷慨解囊，他对女儿令娴说：“若彼能捐五十万，则我向别方面筹捐更易。”（同上，912页）但同样没有结果。

联省自治及各省立宪

蒋百里这时为生活所困，也想去开讲座，中国公学讲不成，他愿意到南开去讲。他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梁启超，得到梁启超的支持，认为他“宜作教授生活”，并且询问他“清华事若成则往清华，否则南开”，怎么样？梁启超此时正在设想在南开发展的计划，“鄙意君劢当主任，百里、东荪、宰平各任一门，（宰平未与切商，谅必可来。）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同上，944 ～ 945页）但这项计划像梁启超的许多计划一样，并没有得到实施，而蒋百里此时已被新的时势所吸引。

1921年8月12日他致信梁启超，报告湘、鄂局势，湘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鄂南一战，全军失利。这时，如果吴佩孚长驱直入，湘军绝非对手，长沙被攻破则易如反掌，这样一来，即将公布的湖南省自治宪法就可能胎死腹中。为了阻止战事扩大，让吴佩孚留在湖北，正在湖南协助制定宪法草案的蒋百里想到了梁启超，在他看来，此时能够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氏。他在信中表示：“极望先生对于大局有所主张，将来即以湘军代表名义，在沪宣布造成对于中国全局处置之空气，盖仅就湘、鄂局部问题，湘军着着是死着，唯一之活路全在变换大局，而促进奉、直之决裂，实为釜底抽薪之唯一办法。”他还说：“就大局言，网罗之横决早一日，即获一日之福（固不独专为湘计），此着做不到，吾辈将受致命伤。”（同上，931页）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梁启超接到他的信后，于15日、16日与蹇念益、籍忠寅紧急磋商，决定不用怂恿张作霖背后袭击吴佩孚的办法，而由梁启超写信给吴佩孚，晓以用兵的利害，并代黎元洪作书一封致吴佩孚、萧耀南等人，阻止他们的行动。

梁启超在写给吴佩孚的信中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太迷信军队的力量，舆论所体现的人心向背才是最重要的：“执事（指吴佩孚）今挟精兵数万可以投诸所向无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内后，乃徐语于新建设也。执事若怀抱此种思想者，则殷鉴不远，在段芝泉（段祺瑞）。芝泉未始不爱国也，当其反对洪宪，拯国体于漂摇之中，其为一时物望所归，不让执事之在今日。徒以不解民治之真精神，且过信自己之武力，一误再误，而卒自陷于穷途。此执事所躬与周旋而洞其症结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0页）他希望吴佩孚能认清形势和朋友：“彼湘军者，或且为执事将来唯一之良友，值岁之不易，彼盖最能急执事之难。执事今小不忍而齑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胜其悔也。执事不尝力倡国民大会耶？当时以形格势禁，未能实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时局之发展已进于昔矣，联省自治，舆论望之若饥渴，颇闻湘军亦以此相号召，此与执事所夙倡者，形式虽稍异，然精神则吻合无间也。执事今以节制之师，居形胜之地，一举足为天下轻重，若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跃三百以从执事之后者？如是，则从根本上底定国体。然后蓄精锐以对外雪耻，斯真乃爱国军人所当有事。夫孰与快阋墙之忿而自陷于荆棘以终也。”（同上，71页）

当时，梁启超的好友熊希龄，门生蒋百里、范源廉等都在湖南，蒋百里与主政湖南的赵恒惕还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有不少人在湖南任事，这些都促成了蒋百里要“急湘军之难”。梁启超在写给蹇念益的信中也说：“百里已赴湘急难去矣，吾侪为公为私，皆有所不容坐视也。”（《梁启超年谱长编》，932页）所以，梁启超一方面写信给吴佩孚，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不要逼湘军太紧；另一方面，他又建议张仲仁速速到武汉去见吴佩孚，因为有些话在信中不便透露，只能当面对他说。他不无忧虑地说：“子玉（吴佩孚）之意或欲扫荡湘军后，以独立提议解决大局，此项城辛亥时得意之笔也。不知今日情势与昔异，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于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南孙皆吴劲敌，吴虽有所建议，必无附和者，欲求如去年国民大会之反响尚不可得，遑论解决大局。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势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天下事固有一着误而满覆者，此类是已。”看得出来，梁启超担心的是湘军与吴军之争被广州新军阀所利用，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他认为吴佩孚也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但北方的直皖战争（即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争夺北京政府领导权的战争，发生在1920年7月间，以段祺瑞的皖系失败而告终）后，吴佩孚颇有些膨胀，他很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梁启超提醒他看清形势，要他明白，虽然在直皖战争中奉系帮了他的忙，但张作霖终究不是朋友，直奉之间迟早也会有仗要打；而南方的孙中山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更不可小觑。对吴佩孚来说，如何才能摆脱南北夹击的困局呢？梁启超为他指明了一条路：“简单言之，则挟湘军以自重，立刻召集联省会议以号召天下，此唯一办法也。”（同上，935页）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一再写信劝说湖南方面，他致信萧堃和雷飙，他们都是蔡锷的旧属，自然不必见外，他明白指出湖南方面应采取的策略：“今日湘军所采态度，最要紧是从大处落脉，务要将题目愈做愈大，切不可愈做愈小。”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呢？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或斤斤计较于本省和本军的利益，这都是愈做愈小，只有抓住“联省自治”做文章，才是题目愈做愈大的文章。“要之，此次出兵之大旗帜，惟在联省自治（此外概不与闻），此旗帜总希望与季子（指吴佩孚）共擎之，必至万不得已时，乃独擎此方针。”（同上，934页）他同时还替熊希龄、范源廉给湖南的总司令赵恒惕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叮嘱赵总司令：“尊处交涉，亦望单提直指，咬定题目，切勿旁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4页）

梁启超何以如此看重“联省自治”呢？此事说来话长，早在湖南时务学堂期间，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等开展湖南新政，曾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劝他以湖南自立：“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他解释其鼓吹自立的动机，绝不同于“前代游说无赖之士，劝人为豪杰割据之谋”。他主张自立的理由，一是对清政府失望，以为变法大业靠他们“终不可得”；二是担心中国被列强瓜分，如果湖南不亡，自立自保，中国就有希望。（《梁启超年谱长编》，90 ～ 91页）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地方分权自治，但对国体、政体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流亡日本后，他接触了许多新的知识，特别是长达数月的夏威夷之行，使他对美国的联邦制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他作《卢梭学案》，对联邦制则多有发挥，主要是从反对专制、倡导自由出发。他说：“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10页）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倒1903年他对美国的访问，黄遵宪说他“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梁启超年谱长编》，340页）对美国社会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显然胜过在夏威夷的隔海相望，不仅改变了他对美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识。访美归来后，他很少再谈中国的自治传统，也不再提地方自治和联邦共和，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联邦制不适合中国。这种认识被他带进了民国，他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中国不能实行联邦共和或共和联邦制，其结果不是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就是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富强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至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倒关系不大。为此，他不惜先与袁世凯合作，又与段祺瑞合作，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得到的却只是一堆痛苦的经验。他终于明白，这些军阀都是“二德”之子孙（即曹孟德、张翼德是也），靠他们，中国永远没有希望走上国家统一的宪政之路。为了能够约束军阀，他在欧游考察归来后，开始倾向联省自治的主张。

他的朋友和学生中，张东荪早在民国三四年间便与丁世峄等人提倡地方自治，是个联邦论者。蒋百里和蔡锷早对地方军阀分割中央权利有所警惕，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但袁世凯的“统一”只是要统一到他的旗帜下，他与地方军阀的斗争，只是大军阀和小军阀之间的斗争，说到底还是分赃不均的斗争，因此而把全中国拖入战火之中。这些年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如何削弱军阀的势力，他还有过“化兵为工”的想法。早在《改造》出版之初，他们在商量第一期主题时，蒋百里已经提到了“废兵运动”，梁启超所作《发刊词》也把“地方自治”作为“信条十四”之一种，他们支持联省自治的出发点，无非是以省宪来约束军阀，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

湖南对于联省自治是最积极的。李剑农是湖南邵阳人，他曾与蒋百里等人一起入湖南协助起草宪法，他后来写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对其中的原委讲得很明白。他指出，省宪运动最先发起于湖南，主要是“因为护法战争，湖南当军事之冲，受祸最烈”，因此，树起自治这面旗帜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将湖南超出于南北政争之外，南北两方均不许加兵于湘境”。当时，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湖南主持政局，他于1920年7月22日发出所谓“祃电”，“宣布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沪各处的湖南名流，对于谭氏的祃电群起响应，熊希龄等在北京并且请梁启超代行拟就一种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寄回湖南，督促谭氏实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89页）梁启超在写给梁伯强等十人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件事：“顷与熊（熊希龄）、范（范源廉）两君议，即用动议公决两方式，谋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已为草成大纲三十一条，附以理由。两君决联袂（请暂秘之）返湘鼓吹，此可喜也。”七八月间，梁启超写信给张东荪，还就“代湘人拟湖南宪法大纲”一事向他征询意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15 ～ 916页）（《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收录了梁启超所作《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的全文。）这年11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掌握了湖南政权，次年3月，他以本省宪法问题致信梁启超，又派了萧堃和雷飙到天津当面向梁启超请教。他信中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一般湘省人的心情：“湘承兵燹之后，牺牲至巨，创痛至深，恒愚（赵恒惕）谬掌军铃，愧无长策，思惟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是以屡集全省军民长官协议，决定以全省自治为全国率先，庶冀于联省自治得早日实现。数月以来，筹备进行略有端绪，现方延聘省内外邃深法学之士，从事起草，计日观成，历经电闻，想邀洞鉴。”（同上，929 ～ 930页）

赵恒惕接手湖南之后，正式宣告自治，军民两署协商制定了一种“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即省宪法）筹备章程”，交省议会决议施行。这个章程对制宪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起草，二是审查，三是复决。1921年3月20日，起草委员会在长沙岳麓书院正式开会，委员十三人（另有十一人的说法），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及经验者担任。这十三人中就有蒋百里、李剑农、彭允彝、王正廷等，这也是赵恒惕致信梁启超的原因之一，这期间他们时有书信往还，湖南方面需要经常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氏自然也乐于指导。所以，张朋园赞叹湖南宪法的民主精神：“湖南人的骄傲，任公与有荣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08页）4月中宪法草案完成，交审查委员会审查。按照章程，审查委员会由湖南各县人民选举代表一百五十余人组成，对起草委员会所制定的宪法草案进行审查、修订。由于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政客，各为自己打算，提出许多不合理的修正案，把原草案搞得支离破碎，弄得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开了三个多月的会，草案仍未通过。这时湘鄂战事发生，湘军战败；吴佩孚一意孤行，攻占岳州，促使审查委员会将宪法草案草草通过，以防湖南再受北军的宰割。于是，湖南制宪进入第三个程序，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然后公布实施。12月11日，湖南省经全民投票通过了省制宪法，1922年1月1日，这部宪法正式颁布实施。

李剑农认为，湖南省宪的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省权的列举，因为湖南的自治不单是谋一省的自治，还是希望联邦制的实现；联邦制的根本精神在于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在宪法上划分；现在国宪尚未成立，只好在本省的省宪上将省之事权列举，一为省机关定一个活动的范围，一为将来制定国宪时设一分权的标准。其二是民权的扩张。选举权普及于男女两性，省长的产出须经过全省公民决选的程序，公民或法团并享有创制权、复决权与直接罢免权。”不过他接着说：“这些权都不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所能举其实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90页）蒋百里一直很积极地参与湖南省宪的制定，他在起草委员会成立的开幕式上作了《论军事与联省自治》的演说，并撰写《五十年来的湘军》一文，积极推动湖南的裁军。省宪中关于义务民兵制的规定，就来自蒋百里的建议。

湖南的省宪推行了四年，算是最有成绩的。梁启超以讲学为名，于1922年8月31日前往长沙，受到省长赵恒惕和省里官员及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他在长沙只有两天，忙得不亦乐乎，下车后稍事休息，就访问了时务学堂旧址，并拍照、题字留念；下午四时在省立一中演讲，题目是《什么是新文化》；七时赴赵省长宴，梁启超与随行的黄炎培都有演讲。次日上午五时游岳麓山，祭拜了黄兴、蔡锷的墓；九时返城，参加省议会第二次常会，并作了《湖南省宪之实施》的演讲；十二时赴大麓学校，参加时务、求实、高等三校校友会的欢迎会，并为该校题了“自强不息”的校额；下午二时许赴商会各公团公宴，三时半赴遵道会作题为《奋斗之湖南人》的公开讲演，听者多至数千人；五时复至省一中，与教育界人士合影留念，并作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的演讲，因时间紧迫，演讲只进行了一半；六时赴教育会公宴，宴毕即与黄炎培、沈肃文等赴小吴门外车站，赵省长和省里官员及教育界人士到车站送行。（民国十一年九月七日《申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62页）

这时，各省立宪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但由于各自的目的不同，各有各的打算。在一些省里，联省自治往往就是地方军阀割地自雄的借口。浙江的卢永祥也是主张自行制宪的，蒋百里因为是浙江人，对家乡的事就特别热心，不仅参与草成宪法，还参加议员的竞选。他启程南归时，梁启超曾手书集陶渊明诗一联赠予他，诗云：“相期各努力，别后辄相思。”但卢永祥始终没有诚意，担心实行起来处处受宪法的约束，不能专擅自由。对他来说，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一面抵制直系侵扰的挡箭牌罢了。其他各省如云南的唐继尧、广东的陈炯明等，也都心怀叵测，各谋其权力，并非真要遵守宪法，实行宪法。事实上，由于军阀势力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所有的省宪运动都未能发生实际效果，湖南实行省宪三四年，可算是个例外，但也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能对实际的政治有丝毫的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个军阀横行的世界。这对梁启超是个不小的打击，他显得有些心灰意冷，即使当初抱有很大希望的吴佩孚，也让他大为失望。

蒋百里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他周旋于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希望调和直系这两派的关系，共同对付关外的奉系张作霖，或许能有一些作为。他还介绍丁文江、刘厚生、陈仪、陈陶遗等都加入到里边来，他甚至想通过唐生智的关系，让吴佩孚与蒋介石联手，结合了孙、吴、蒋的势力来对付奉张。驻防湖南的湘军师长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他此时正与广东方面私下联络。而蒋百里事先也向广东安插了自己的学生，时机一旦成熟，自然可以发挥作用。蒋百里的这番举动，让梁启超感到了一些希望，却又不敢太乐观。1925年9月3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写道：

百里现在在长江一带。军界势力日益膨胀，日内若有战事，他便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因此牵率老夫之处亦不少。他若败，当然无话可说，（但于我绝无危险，因我不参与军事行也，请放心。）若胜，恐怕我的政治生涯不能不复活（胜的把握我觉得很少），我实在不愿意，但全国水深火热，（黄萃田在广东方面活动，政府已全权委他，但我亦不敢乐观，他昨日南下，在我们家里上车，忠忠听我嘱咐他的话，说“易水送荆卿”哩。）又不能坐视奈何。（《梁启超年谱长编》，1055页）

过了不久，到了这年的11月9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另一封信中又提到了蒋百里的状况，他写道：

国事前途仍无一线光明希望。百里这回卖恁么大气力（许多朋友亦被他牵在里头），真不值得（北洋军阀如何能合作）。依我看来，也是不会成功的。现在他与人共事正在患难之中，也万无劝他抽身之理，只望他到一个段落时，急流勇退，留着身子，为将来之用。（同上，1064页）

蒋百里的谋划自然是好的，但吴佩孚、孙传芳的想法和他绝不相同，他们所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地盘，梁启超说：“北洋军阀如何能合作。”这是他几经挫折，以切肤之痛得到的惨痛教训。蒋百里一再争取孙传芳与蒋介石合作，以奉军为共同目标，进而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他甚至进一步提出具体建议，由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负责津浦线，革命军负责京汉线，以会师京津、统一中国为最终目标。但是，孙传芳没有接受蒋百里的建议，结果，继吴佩孚败于湘鄂，江西一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全军覆没，蒋百里的所有美好愿望都成了泡影。梁启超在1926年9月29日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又一次谈起时局和蒋百里的境遇，他写道：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通往前敌去里。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非寻常之师弟）。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百里当然跟着毁了）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着，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同上，1093页）

这时的梁启超与蒋百里，都有些悲从中来。

第十六章　忘年知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1918年底，梁启超发起欧游考察，请了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同行，还有徐新六做他的财政经济顾问，他仍觉得不满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家同行，才能对现代的欧洲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向他推荐了丁文江。梁启超与丁文江的交往，就从此时开始。

少年天才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1887年4月13日），比梁启超小十四岁。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一位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丁文江是第二子。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所以他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他的大哥丁文涛在他病逝后有一篇追忆他的文章，讲到他读书的情形：

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丁文江先生学行录》，54页）

又说：

亡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独不喜关云长之为人，曰：“彼刚愎匹夫耳，世顾相与神圣之何耶？”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诸儒语录学案，每毕一篇，辄系以短评。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史督师。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重其有种族观念也。（同上）

他具有那个时代早慧少年的一切特征。十岁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同上，55页）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丁父让丁文江去应童子试，他母亲坚决反对，认为：“幼年得志，反是捐其志气，美玉须求良工雕琢始成大器。父然其说，遂终止。”（《丁文江年谱》，28页）可见他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他十一岁，这一年发生了戊戌政变，丁文江受到极大的触动，作出一个改变其人生的决定，他的四弟丁文渊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中讲到这件事，他说：

戊戌变政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刚好才到了十一岁的年龄，那时他还在黄桥家乡我们家里的私塾读书，然而已经受了这个变政运动的很大影响。他在私塾里，早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在戊戌变政失败以后，他就和他的几位同学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不再临帖习字，以免虚耗光阴。那时他们的所谓“实学”，就是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实事求是，不尚虚伪，于是乃从攻读正史着手。（《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1页）

他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第二年，他“想到上海就学于南洋公学，当时必需地方官保送，因经本县知县龙研仙（名龙璋）面试，题为‘通西南夷’，二哥下笔迅速，议论豪畅，大为龙知县所赏识，因劝二哥不去上海，而去日本”。（同上）龙璋有个表弟叫胡子靖，是湖南选派的游日公费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他在赴日途中转道江苏泰兴拜访表兄，龙璋就请胡子靖带上丁文江同行。那时的丁文江，第一次离开家乡，在此之前，他从未“步行到三里以上”。（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见《丁文江年谱》，37页）

丁文江到日本后，似乎没有进过正式学校，他和一个叫汤中的留学生住在东京的神田区，那里聚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汤中写过一篇回忆丁文江的文章，其中写道：“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零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衮甫在江苏留学生中最负文名，笔名为公衣）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同上，40页）

在日本，他结识了许多朋友，除了后来与他一起留学英国的李毅士、庄文亚，还有史久光、蒋百里、蔡锷、朱先志和翁之麟、翁之谷兄弟。据刘仲平所撰《先师史久光先生年谱》记载，蔡锷、蒋百里、丁文江、史久光四人，由于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主张共和制的言论，被人们称之为留学生“四大怪”。史久光曾参与创办《江苏》杂志，得以结识丁文江；他还受到梁启超的赏识，梁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邀他担任助编兼校对。根据他的回忆，丁文江在日本时是见过梁启超的，但丁文渊则坚持说，直到1918年底欧游之前，丁文江“才认识了任公先生（梁启超）”。（《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

赴英留学的冒险之旅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丁文江离开日本，赴英国留学。他的这个决定，源自吴稚晖的蛊惑。吴稚晖是因《苏报》案流亡英国的，“此时，在苏格兰的吴稚晖致函庄文亚，对留日学生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颇为不满，并劝庄氏到英国留学”。（《丁文江年谱》，46页）丁文江在《苏俄旅行记》中也提到当时所以要到英国去的理由，他说：“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在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丁文江集》，408页）他还动员了李毅士、庄文亚同行。

这几个囊中羞涩的青年决定到英国去，他们从东京回到上海，又在上海买了去英国的船票。这是一艘德国船，在船上，他们已经感觉到旅资不支。李祖鸿具体讲到他们的经济状况：

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李祖鸿：《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转引自《丁文江传》，10～11页）

胡适因此大为感慨，他说：“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船行至新加坡，他们上岸拜访著名华侨林文庆，林氏建议他们在经过槟榔屿时不妨去见一下正在那里的康有为。康有为对于他们的来访表现出很关切的样子，问了他们的情况，也很为他们的窘迫担忧，不仅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收到他丈人的信，也寄了二十英镑给他们。李祖鸿表示：“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同上，11 ～ 12页）

丁文江的志向，原本是想到英国学海军的，因为他的朋友蒋百里、蔡锷等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他们都想为将来新中国建设国防作些准备。“可是他们到英国，才晓得非政府保送，不能学海军。”丁文渊说，“同时二哥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他认为要使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不是革命就能成功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全赖于一般人能有现代知识，而现代知识，当然就是科学，所以他辗转的就学了地质学和动物学。”（《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

丁文渊在这里所说的有点删繁就简的嫌疑，实际情况是，丁、庄、李三人抵达爱丁堡时，身上只剩下五英镑了。罗昌先生的二十英镑固然可以救急，但解决不了长远的生活、读书的问题，而爱丁堡的生活水准又是很高的。所以，经过反复商量，吴稚晖带庄文亚到利物浦去，那里是个港口，常有中国水手往来，生活水准也比较低；丁文江、李毅士则决定留在爱丁堡，他们先跟随一个苏格兰女子孔马克(Cormack)夫人学习英文，不久，他们也离开爱丁堡，前往司堡尔丁(Spalding)，进了当地一所中学（Spalding Crammar School）。丁文江后来回忆：“幸亏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水平很低；我一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丁文江集》，408 ～ 409页）

丁文江致庄文亚的信，写于1905年1月19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十九岁的丁文江以优异成绩考入剑桥大学，开始所选仍为文科。但他在剑桥只读了半年就被迫离开了，主要原因是经济上不能支持。他那时还是靠家里寄钱，但他常常因为费用不赍、增加父亲的负担而忧虑。于是，他致信两江总督端方，请求资助。端方遂命令泰兴知县每年资助他公费几百元。尽管如此，剑桥大学的费用却不是一个穷学生所能负担的。就这样，到了1906年年底，他只好从剑桥辍学了。此后他曾在欧洲大陆游历过一段时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丁文江投考伦敦大学医科，因一门功课不及格未被录取，也就放弃了学医的打算，转而投考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直到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动物学、地质学双学科毕业证书，于4月初启程回国，最终结束了历时七年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回国立业

丁文江回国，没有选择乘船直接到上海或香港登岸，而是选择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从那里乘滇越铁路到劳开，然后转车经红河桥进入中国境内，于5月12日抵达昆明。接待他的是时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的叶浩吾（瀚）。与丁文江第一次相见的叶浩吾，就向他推荐了《徐霞客游记》一书，他在《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中曾经讲道：

余十六出国，二十六始归，凡十年未尝读国书，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辛亥自欧归，由越南入滇，将由滇入黔。叶浩吾前辈告之曰：“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辈之责。”因搜昆明书肆，欲得之为长途消夜计，而滇中僻陋，竟无售是书者。元年（民国元年，1912年）寓上海，始购得图书集成公司铅字本，然时方以舌耕为活，昼夜无暇晷，实未尝一读全书也。（转引自《丁文江年谱》，69 ～ 70页）

丁文江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在叶浩吾的帮助下，他改换了行头，“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带着黑纱的瓜皮小帽”上路了。（《丁文江传》，19页）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先生还派了两名穿号褂子的徒手护兵沿途保护他。他出发那天是5月29日，途径马龙、沾益、白水城、平彝，进入贵州境内，经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又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达镇远。那天是6月29日，这一路整整走了一个月。他的一位同乡前辈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相会，坐民船下沅水、沅江，到湖南常德。在常德，他与这位前辈分手，自己雇了小火轮到长沙，为的就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朱经农记得，丁文江在病逝前一个月到湖南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想到已故老师龙研仙很有知己之感，曾作《烈光亭怀先师龙研仙先生》两绝，其中一首云：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朱经农：《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49 ～ 50页）

他说的“廿五年前”，就是1911年，到他去世时的1935年底，大约过了二十五年。离开长沙后，丁文江经汉口转乘江轮东下，经苏州、南京返乡。在苏州，他“专门探望了留日时期的同学史久光，并告以所以不能学海军而改习地质之苦衷。史久光六婶母左太夫人器重丁，以史久光堂妹史久元许配丁。离苏州时，丁文江邀史久光同回泰兴黄桥镇，一同准备京城游学生毕业进士秋闱之试”。（《丁文江年谱》，73页）

胡适曾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他的根据是房兆楹先生与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其中“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刊载“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丁文江也名列榜上。胡适认为：“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丁文江传》，20页）实际情况是，丁文江在北京参加第七次游学毕业试，是在当年的9月。10月4日《内阁官报》公布成绩，其中最优等59名，优等123名，中等311名。丁文江名列最优等。与他同列最优等的还有章鸿钊、李四光等人。此事记载见于《清实录?宣统政纪》和《泰兴县志续?选举志》，章鸿钊在《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和《六六自述》中都言之凿凿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学部考试毕，予列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出身。时同榜中尚有一学地质者，即丁文江氏也。丁氏亦于是年从英国毕业归国者，曾与之遇，相谈甚洽，此即予他日之同志矣。”（《丁文江年谱》，74 ～ 75页）可见，在这里，胡适和房、杜二先生都搞错了，房、杜二先生记成5月错在前，胡适据此推论则错在后。

离开北京，大约10月10日前后，丁文江到苏州与史久元女士结了婚。据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记载：“武昌革命的时候，他正在苏州结婚。”不久，在南京新军中任职的翁之谷、史久光先后电邀丁文江到南京，担任新军统领徐固卿的秘书长，但丁文江始终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救国莫如建设，而建设事业，又非切切实实做去不可，绝非革命动乱的时候，所能为力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最初他与四川一家矿业公司约定，要去做地质工程师的，但革命发生后，交通不畅，他就改了就近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民国元年（1912年），他便做了一年中学教员，讲授化学、西洋史、地质学入门等课程，教书所得，主要用于赡养父亲和支持兄弟读书。

地质学先驱

民国二年（1913年）初，应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邀请，丁文江到北京，供职于该司地质科。他在《地质汇报?序》里谈到初来时的窘况：

文江至，张君指其侧之一席曰：此君治公处也，君其安之。余默然就席坐。自晨至夕无所事，觅图书不可得，觅标本亦不可得，出所携李希霍芬氏书读之，书言京西地质，中有斋堂地名，询之同官者，皆谢不知。散值后余于张君又怨言。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以有成议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调查地质私议》，议设研究所。为育才计，时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皆赞助之，许以大学之图书、仪器、宿舍相假，复荐德人梭尔格博士为讲师。于是招生徒、定课目，规模始稍稍具焉。（《丁文江年谱》，86页）

随后，他被任命为工商部佥事、叙五等，紧接着又任地质科科长，着手筹备地质调查研究所。1913年10月1日，地质研究所开学，此前，他还得到工商部的任命，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11月12日，他即奉了部里命令出京，调查正太路沿线附近地质矿务。他在山西太行山里转了四十余日，年底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接到部里指令，到云南调查矿产。他在《漫游散记?云南个旧》中写道：

我于民国二年十二月底从山西回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我到云南去调查矿产。当月，蔡松坡刚从云南北来，交通部和中法实业银行新订了钦渝铁路的草约。松坡的意思要把这条铁路线经过云南的东部，再由贵州的西南部经广西到钦州。我的任务是调查假定在云南境内的钦渝路线附近的矿产。（《丁文江集》，292页）

这时，丁文江的父亲去世了。他先回到家乡办完了父亲的丧事，至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二日，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安南，沿滇越铁路，抵达昆明。在这之前，丁文江被袁大总统任命为农商部技正，继而又被任命为矿政局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在云南调查了将近一年，不仅调查了云南的矿产，测量了那里的地形，调查了当地的地质状况，还把西南人种学的研究开展起来。他回到北京，又是一年的岁末了。那时，地质研究所附设于北京大学内，已经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却苦于请不到老师。于是，回京的丁文江马上承担起在地质研究所任教的责任，教授古生物学、地文学等课程，他是中国人第一个教授古生物学的。这批学生毕业前夕，1916年的夏天，他提议停办地质研究所，希望由大学来承担培养地质人才的任务，他则专注于野外的地质调查。

在这段时间里，丁文江最终促成了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并被任命为所长兼地质股股长。这个所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中心，不仅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心。同时，他还兼顾到国家社会在矿业、石油、土壤等许多方面的实际需要。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实地调查上了，他要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中国学者已不像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所说，“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了。他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领风气之先者，当然就是他丁文江。（《丁文江传》，43页）

欧洲访学，接触北大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既要以民间的身份对外交有所贡献，又想藉此对欧洲作一番详细的考察，于是，他通过徐新六向丁文江发出了邀请。而丁文江则欣然加入了梁氏这个欧游的小群体。

不过，由于船位不足，梁启超与丁文江未能同行，他们一个经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西去，一个向东经太平洋、大西洋抵达欧洲。梁启超一行于2月11日抵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已先行到达，准备迎候他们了。梁启超说：“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馆员乘小轮来迎。我们相视而笑，算是合抱绕世界一周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47页）由于旅馆难觅，只好请丁、徐二人先往巴黎布置，梁启超与其他几个人就在伦敦多住了几日，他们趁这空暇游览了号称“英国凌烟阁”的威士敏士达寺（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留下极深刻的印象。2月18日，他们抵达巴黎，就住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丁文渊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中讲到丁文江与梁启超惺惺相惜的关系及二人性情：

到达法国以后，才和任公朝夕相处。据新六告诉过我，任公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二哥替他翻译，任公对他极为倾倒。二哥素性憨直，对人极具至性，有问必答，无所隐讳。与任公坐谈之际，尝谓任公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致误事。又谓任公的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因此劝任公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任公亦深以为然，此实任公的大过人处。像他那样，早岁就参加变政大计，而又誉满中外的一位大人物，当时还正在他的鼎盛的时候，居然能够听一个青年后辈的劝言，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逾，只有任公具有那种“譬如昨日死”的精神，才能确实做到。新六又言，二哥当时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任公以后掌教于清华研究院，据胡适之先生说，也是二哥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所主张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 ～ 363页）

丁文江对于梁启超的帮助，梁启超在写给梁启勋的信中也提到了，他说：“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梁启超年谱长编》，883页）至于劝他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固然可以为他所接受，也是他一直所向往的，但能否做到，却仍然是个问题。即使他本人希望如此，他身边的这些人，如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至少暂时还不想放弃。他们的志趣也不尽相同，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等方面的情况，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等人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在巴黎，丁文江曾到法兰西科学院旁听，不久又到伦敦参加英国王家学会开会，都是独来独往。7月12日，梁启超一行从伦敦返回巴黎，准备参观法国国庆和凯旋典礼，这时，在白鲁威等待他们的也只有蒋百里一人，丁文江已经动身到美国去了。

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一年多，回国后发现形势已大不一样。思想界活跃着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为阵地，向公众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这些人都有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不仅知识储备丰厚，而且思想敏锐，没有或很少有传统的包袱，敢想、敢说、敢做，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得益于这场运动，是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展开而崛起的一种新生力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回头再看自己这一代人，作为中国改革的思想先驱，都已步入中年，显出了衰老的症候，特别是思想上的落伍，跟不上急速变化的社会需求，面临着被时代列车甩掉的危险。这一年梁启超已四十七岁，不仅精力大不如前，健康亦急遽衰退，加上从政六年，三起三落，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这一切都影响到他的心境和情绪，见解随之改变，态度也渐趋保守，与这个时代越来越趋向激进的思想潮流呈一种逆向运动。但梁启超毕竟是一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不甘心落在时代的后面，他还幻想着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再领风骚呢。所以，他在欧洲的时候，就加紧学习英文，急于掌握直接阅读西文的手段，以便及时了解最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他还虚心向身边这几位有欧洲留学背景的门生请教，他在欧洲一年多，除了直觉的观察、思考，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在欧洲商定了一个庞大计划，其中包括：发起中比公司，组织共学社、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承办中国公学，派遣留学生出国等，其宗旨或如梁启超所说：“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同上，909页）这里所谓“新政治”，“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希望能有更多新朋友、新同志、新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种势力，“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同上，898页）这时，他把目光投向北京大学是很自然的。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明确指出：“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党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蒋百里传》，51页）

当时的情况是，蔡元培已经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他当即邀请陈独秀来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又致函胡适，请他早日回国，加盟北大。梁启超与蔡元培的直接交往不多，据蔡元培回忆，他们是民国六年（1917年）认识的。那一年的3月3日，国民外交后援会在江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和蔡元培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还曾列名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会、师范讲习社等社会组织。巴黎和会期间，社会上传言梁启超有卖国行为，蔡元培领衔发出通电，为他辟谣。他们之间也算是惺惺相惜，彼此心仪。如果追溯到北京大学的前身——由强学会变为官书局，再变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与它的渊源显然就更深了。民国元年（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人还专程来津，请他出任校长呢。

但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个时候，研究系的人在青年当中已不再有号召力，很少有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了。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记载了当时的一则寓言，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他手下有四位秘书：陈博生、李大钊、霍俪白和某君，都是研究系的知名人士，开明而进步的。有一回，李氏写了一篇以大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说这一家有三位少爷，他们一同爱着一位婢女。那大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二少爷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勇气。只有三少爷，想脱离家庭实行革命。那婢女，她对大少爷早已厌恶，对二少爷虽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后她跟着三少爷跑了。她所说的大少爷是北洋派，二少爷自然是研究系的书生，而三少爷是影射国民党和共产党。婢女便是代表如李氏自己这样的青年人，他终于脱离研究系，成为共产党的信徒了。（百里先生依旧是二少爷。）（《蒋百里评传》，25页）

丁文江自然也是“二少爷”，他还可以算作“自由派”，又有英国留学的背景和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与“三少爷”接近有天然的优势。何况“三少爷”并非全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信徒，其中还有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有很多共同语言。1919年10月，在美国游历两月之久的丁文江启程回国。这时，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已正式改称地质学系。按照《丁文江年谱》的说法，早在1916年夏，他就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有过约定，北大恢复地质学系，负责造就地质人才；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大地质学系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深造的机会。但另据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到校就职是在1917年1月4日。1月9日，他向全校师生作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分别见《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629页；中册，2页）

不管怎么说，他与北大地质学系的亲密关系，给他接近北大学人提供了最便捷的理由。胡适说：“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丁文江传》，49页）应该说，胡适与梁启超初次见面，在梁氏回国不久，大致是不错的，但他与丁文江和徐新六的相识，却应该更早一些。梁启超欧游之前，胡适曾托了徐新六的关系，想来拜访，可见，认识徐新六一定在此之前。至于丁文江，他在同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在君亲自考试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候，他已同我很熟了，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我。”（同上，25页）他还说：“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同上，49页）这些混乱的记述至少说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丁文江与胡适已经“很熟”了，熟到了“操心”胡适的饮酒问题，心思甚至细致到把胡适自己写的劝朋友戒酒的诗，请梁任公写在扇子上，送给他。这样看来，他们认识一定不在“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即从欧洲回来之后，一定在此之前。提前到什么时候呢？胡适在此曾提到北大地质学系“初期毕业生”，这些学生显然不是1919年地质学门正式改称地质学系之后首次招收的那批学生，他们毕业的时间应该是在1923年，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即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即使“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丁文江也未必能“亲自考试他们”，因为那时他已声明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了。所以，胡适提到的“初期毕业生”，恐怕是指1917年北大地质学门恢复之后招收的那批学生，他们于1918年夏天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实习，作为所长的丁文江“亲自考试他们”倒是完全可能的。他们都是入学不久的学生，考试成绩使丁文江“大不满意”也不奇怪。如果那时他们就认识的话，那么，到“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他们当然是“很熟了”。

《尝试集》，作者胡适。这是新文学运动期间第一部以白话写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诗集，显示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图为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封面。

结交胡适

不过，无论如何，恰恰因为丁文江与胡适这种“很熟”的关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才做了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来往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比梁启超直接出马方便了许多。按照美国学者周策纵的说法，“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分裂为四个主要集团：即“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五四运动史》，317页）张朋园在一篇书评中对这四大集团有一个具体解释，他说：

第一是自由派，如胡适、蔡元培、吴稚晖、高一涵、陶孟和、蒋孟麟、陶行知等；第二为左倾的激进派，也就是后日的共产党；第三为国民党，又分为激进与温和两派；第四为进步党，又分为保守与自由两派。（张朋园：《傅著〈丁文江与中国科学和新文化〉》，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437 ～ 438页）

这些人，往往又因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差异，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分歧和新的认同，进而组成新的派别。我们暂且将“左派分子”和“国民党部分党员”放在一边，单说“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一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者，无论是进步党，还是研究系，事实上早已经瓦解了，所谓“部分党员”，无非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些人，他们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但不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他们接受外来的所谓“新文化”，也不反对传统的旧文化，甚至希望“新文化”能激活“旧文化”，造成另一种“新文化”；他们在政治上比较信任制度化的民主方法，以为比杀人放火式的破坏更有效，故而积极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同时，却又把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乃至于国民教育看得更重要。至于前者，其中一部分持激进态度的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不大可能接受梁启超；而态度相对温和的人，比如胡适，就可能在他们之间找到许多共同点。所以，当梁启超向北大自由派人士挥动他手里的橄榄枝时，胡适的回应是最积极的；而梁启超也表达了很强烈的“协同动作”的愿望。

看上去，结交胡适，的确是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积极行动的重要一环。他抵达北京是3月19日，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丁文江请胡适吃饭。仅仅过了三天，21日，林长民又请胡适吃饭，这一次，梁启超在座。我们不能说这是有意安排，但也确实非常巧合，让人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研究系”诸君给胡适设的一个“局”。林长民是梁启超民初以来的好朋友，又是儿女亲家，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抬棺游行，激情演讲，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北大自由派愿意接近他。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指责研究系“勾引”胡适，从丁文江主动接近胡适的情形来看，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99页）胡适《日记》记载，在二人的交往中，几乎都是丁文江主动：“丁文江请吃饭”“丁在君邀饭”“与在君谈，共餐”“在君约看Geo Museum（地质博物馆）”等，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了二人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转引自《丁文江年谱》，144页）胡适也很在意他与丁文江的关系，始终很精心地维护他们之间的友谊，他称丁文江是“人生很难得的‘益友’”。（《丁文江传》，50页）

知识分子论政

由于有陈独秀等人的牵制，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一直是半推半就，但通过丁文江，梁启超的影响也许会传染一些给胡适。丁文江的专业是地质学，他有许多专业会议要参加，还要到各地进行野外考察，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和考察报告。不久，因为家里负担过重，政府官员的薪俸又常常拖欠和打折扣，他甚至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去做北票煤矿的总经理。所以，我们在梁启超所办各项事业中，见到比较多的是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蓝志先、林宰平等人的名字，却很少见到丁文江的名字。1920年9月1日《申报》有报道称，丁文江、赵元任等四人被公推为罗素在华讲学期间的翻译员，已经算是很难得了。但他却忽然热衷于谈政治了。大约是在1921年的春夏之交，丁文江首先向胡适提议，要组织一个研究政治的小团体，对现实政治进行批评，并提议办一份周报。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这样写道：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版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同上，53页）

“少数人的责任”

写到这里，胡适问道：“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同上，53 ～ 54页）

胡适所说也许是一个理由，现实政治的恶劣逼得不谈政治的人也要谈政治了。最初他或许还怀抱科学救国的幻想，但是，军阀横行，国家混乱，他的科学工作不断受到干扰和阻挠，最终他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他认识到，在中国，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之上，而要造成这种政治秩序，就需要“少数人”负起自己的责任。1923年8月26日，他在《努力》周报第67期发表了题为《少数人的责任》一文，这是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记录。他在其中讲道：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改良政治要从教育实业着手。

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挠的决心，有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此种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丁文江年谱》，185页）

何谓“政治运动”

美国历史学家费侠莉（台湾译作傅乐诗）认为，1919年，“是丁文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61页）那么，恰恰是在这一年，丁文江结识了梁启超。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他的思想发展完全来自梁启超的影响，事实上，他在许多地方的议论与梁启超是有明显分歧的，但分歧是在枝节方面，至于主流和基本见解，他们倒是很少有分歧。我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那个时候的一些议论。1920年9月，《改造》第三卷第一期出版，这是《解放与改造》杂志经过整顿改名之后首次面世，梁启超发表了《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他在文中开宗明义讲到政治运动之定义：

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2 ～ 13页）

如果这一点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他认为，以下数端“不得冒称政治运动”：

一、凡以个人权利之观念为动机，如现在官僚所谓运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与国家公共目的无关故。

二、运动土匪运动军队为无意识之骚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并无何等理想故。

三、向当局要人上条陈或为参谋议者，无论其动机是否忠于国家，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非与多数人协同动作故。

四、党派间之纵横捭阖，此迎彼拒，无论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不公开故。

五、一时感情的冲动旋起旋灭者，虽其动机关于政治，仍不得遂称为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无继续性故，不求贯彻故。（同上，13页）

非政治运动既已明了，那么，真正的政治运动有哪些特质可言呢？他说：

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

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

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

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

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

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

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发生效力。（对外则条约上）（同上，13 ～ 14页）

显而易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运动，正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以来所流行的社会民主运动，或者如陈独秀所说：“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权威，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Bebel（今译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7页）

陈独秀的眼光的确非常锐利，他一眼就看到了梁启超的根底。对此，梁启超并不否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两世纪间，欧美之政治史，更以此为唯一之主潮。最著者若被征服民族之建国运动，若殖民地对母国之独立运动，若平民对贵族之革命立宪运动，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税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虽其事业之大小轻重不同，其成就之难易不同，然其必由运动而成则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4页）他特别强调，政治运动的目的，最终一定要落实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并非为运动而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清末民初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鲜有结果，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说：

政治运动之所以可贵，以其经一次运动成功后，而当时国民所悬以为鹄之政治理想，遂变成制度。质言之，则空漠之舆论变为实际之法律也。法律既立，则违犯此法律之罪恶，自无从发生，一发即法律之制裁随乎其后，为肃清政弊起见，此实拔本塞源之计。至法律效力之强弱，实以国民拥护法律力之强弱为衡。经运动而得之法律，其拥护之力必强，否则必弱。故立法的运动，在各种运动中，收效最丰而植基最固。欧美之政治运动，什九皆属此类。我国不然，不致力于曲突徙薪，专责效于焦头烂额，以故过去之政治罪恶，什九无从矫正。呼号挽救，徒托空言，而未来之政治罪恶，递迭效尤，更无术以施防制。质言之，人民不先求得自卫之武器，长此徒手与盗持大权之人搏战，虽有勇夫，何能久持？前此运动，罕收良果，实运动之不得要领使然也。（同上，17页）

“好人政治”

丁文江的政治观点不可能不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批评胡适不讲政治，不参与政治，希望少数有知识的精英分子应该负起政治的责任，也就是后来他们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所说：“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他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民国卷二，70 ～ 71页）费侠莉曾经对丁文江突然在1921年离开官方职位而进入私人企业，并同时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活动感到奇怪，她似乎从丁文江发表在《努力》第42期的《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这篇对话中找到了答案。对话的两个人物都是丁文江模拟的，他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之口，说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和对历史的看法，又通过一位未指名的“外国朋友”告诫他坚持下去，不要隐退。她在自己的书中大段引述了这篇对话，其中有些话是这么说的：

我叹了一口气道——官是做不得的了！我到北京十年总主张好人努力去做官：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办法了。一来同志太少，好人多不肯做官；二来官也太难做，好人都学不会；三来许多好人做了官，就变坏了。眼看见好人做官的一天少一天，政治一天坏一天，况且一心要做好官，不肯弄钱，不肯兼差，做了十年官，仍旧毫无积蓄。到如今薪水常常发不出，衣食都不周全，方纵有一种觉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做官的心思就淡了一半。又看见我们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觉得我做的事业，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基底的，所以才改了行出来做买卖。（《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24页）

这固然是丁文江的自况，却也包含了梁启超自民初以来几次做官的辛酸。只不过，他没有让自己陷入这种好人与好政府的逻辑陷阱中去，他对政治运动的论述要比丁文江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尽管梁启超也有许多地方是过于天真和乐观了。丁文江通过那位外国朋友表达了对于政治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

——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拿全力去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当这种危机存亡，间不容发的时候，你不来救国家，反先要保全自己的饭碗，做近世国民的不是应该如此的！况且你的饭碗也没有保全得住的道理呢？

——我只有一句忠告：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力，都成一种正比例。我总觉得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庆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同上，125 ～ 127页）

看来，丁文江是把政治和好人做官等同起来了，他过于相信好人对政治，乃至对政府的影响力，很容易陷入没有好人即没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亦难有好人的循环，不像梁启超，把希望寄托于制度，即宪法和一般性法律的建立。不过也要看到，丁文江的这种观点，最初是针对着胡适所谓二十年不谈政治发表的。胡适从梁启超那里得到教训，不肯对政治发表意见，即使写文章，也“多是文学的文章”。但北洋政府的封禁使他“实在忍不住了”，再加上丁文江的刺激，他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922年2月7日胡适日记，见北京燕山版《胡适文集》第二卷，143页）不久，在丁文江的一再催促下，《努力》周报于1922年5月7日创刊。仅仅隔了七天，5月14日，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共十六人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在这份宣言中，他们提出了当前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好政府”，至于“好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宣言还对当时的南北和谈、裁军、裁官、选举等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方案。（见《我们的政治主张》，《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民国卷二，69 ～ 74页）

应当承认，《我们的政治主张》所表达的政治诉求，与梁启超所主张的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都属于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第三种势力，也就是非官方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丁文江始终参与其间，他甚至是最初的创议者之一，但是，梁启超却未能列名其中，这是让人感到非常不解的。其实，“好人政治”这个概念，最早还是林长民向蔡元培提出来的，而林长民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是否与梁启超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蔡元培年谱长编》中，我们总可以得到一点信息。1922年4月21日，蔡元培收到胡适的来函，胡适写道：“林宗孟（林长民）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王宠惠）、君任（罗文干）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先生一谈再说。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故乘便一问。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495页）

这时，距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只有二十余天。蔡元培在接到胡适来函之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胡，信中写道：

知林宗孟忽有组织团体之提议，请以弟所知奉告。弟与罗钧任在欧洲时，钧任曾先到英国，回法后见告，谓林宗孟深以亮畴及弟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有一日，在顾少川（顾维钧）所邀晚餐会上，林又以此语顾，劝顾发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彼提出蒋百里，弟以百里颇有研究色彩，不甚满意；然以军事家不易得，亦以为可。其后彼又提出先生及梦麟（蒋梦麟），又曾提及顾少川，弟当然赞成。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彼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今宗孟又来拉公，可知主动者全是宗孟。亮畴是好好先生。钧任年少而颇热中，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同上，496页）

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被拒之门外是必然的，而丁文江似乎也不能再表示什么。后来，《努力》要作关于“裁军”的文章，就没有用蒋百里这个现成的军事家，倒是由丁文江这个外行“努力”了一把，恐怕也是担心沾了“研究系”的腥。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人努力在做调和的工作。1922年5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王宠惠“邀在法学会吃饭，遇着孑民（蔡元培）、君任（罗文干）、任公、宗孟（林长民）、秉三（熊希龄）、董授经（康）、颜骏人（惠庆）、周子廙（自齐）、张镕西（耀曾）。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同上，509页）不久，“好人政府”就出场了，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都名列其中。他们曾发起一个茶话会，邀请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顾宅谈话，虽然没有请梁启超（非留学欧美），但是，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都在邀请之列，大约也是希望各党各派能打破成见，协同动作。

“救济精神饥荒”

然而，梁启超并非无事可做。《梁启超年谱长编》对他在1922年所作讲演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

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四月一日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十日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十五日为北京美术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科学》。十六日为哲学社作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二十一日为诗学研究会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五月间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五四讲演，四次，题目是《先秦政治思想》。六月三日为心理学会讲演，题目是《佛教心理学浅测》，一名《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七月三日为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题目是《教育与政治》。八月五日、六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题目是《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八月十三日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题目是《敬业与乐业》。十八日为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讲演，题目是《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题目是《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十月十日为天津青年会讲演，题目是《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名《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十一月三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题目是《屈原研究》。六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人权与女权》。十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题目是《历史统计学》。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题目是《护国之役回顾谈》。二十七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题目是《为学与做人》。此外尚有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所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篇，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讲《什么是文化》一篇，《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篇，至于《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三篇，便是明年一月间在南京所讲的了。（《梁启超年谱长编》，951 ～ 952页）

但是，11月21日，梁启超因酒醉后伤风病倒了。张君劢一直跟随着他，这时便很着急，请了医生来为他诊断，说是有心脏病，要求把讲演著述一概停止，安心静养。梁启超自认为身子甚好，还想坚持，张君劢则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刻写信各校，将我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同上，969页）

1922年，被朋友们称为梁启超的讲演年，讲演集就编印了三册，共收入讲演二十六篇，还有些未经收录和整理而遗留在外。这年冬天，梁启超是在南京度过的，每天下午在东南大学讲一小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生病，课程未能讲完，汉代以后就空缺了。后来，他把讲稿加以整理，用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书名出版。在这部著作的结论一章，梁启超提出两个问题，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这两个问题都与如何使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发扬光大有关，即所谓“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用《论语》文意），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他表示：“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轨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儒家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全属此旨。此为合理的生活，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个人，使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至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不能赞同者也。”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如何解决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大问题。当今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不讨论，不争论，任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放纵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自由竞争、欲望膨胀浸淫社会，发展成为硬道理，速度则是越快越好，虽然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称号，但其所面临而亟待解决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梁启超说：“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涂（途）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同上，974 ～ 976页）既然如此，考验我们的只能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从先圣给予我们的“暗示”中找到脱离“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的途径。

1923年1月13日，梁启超结束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学，对该校学生发表告别演说，主题仍是“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从教育现状入手，对只看重知识灌输而轻视精神启蒙的教育现状痛心疾首。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他认为：“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中国前二十年的教育，先是采取日本和德国的方式，近几年，又换成了美国式，他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将中国“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他很不看好美国的教育：“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像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所以他说，全世界的青年都苦闷，中国的青年尤其苦闷，因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人生价值的失落，还有政治社会不安宁和家国之累。也就是说，除了启蒙的必要，还有救亡的迫切。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物质的刺激、知识的积累是不行的，首要的，是要救济“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 ～ 10页）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说：

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同上，12页）

最后，梁启超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人生观贡献给在座的同学们。他说他的人生观“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从大的方面说有两条：“（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事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悲观、失望、苦恼、烦闷，“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彩。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二）人不能单独存在。”他说，“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同上，13～14页）

梁启超自信地表示：“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同上，15页）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自己的旗帜，而且，陈独秀、胡适等人不断在报刊上撰文，以不妥协的精神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号召“打倒孔家店”，在青年中很有影响。这个时候，梁启超却要宣布西洋文明破产，不能救济我们的精神饥荒，是要冒一些风险的。胡适后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明确指出梁启超是“自命为新人物的人”中公然诋毁科学的第一人，他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他还说：“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我们不能说梁先生的话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风行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伊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科学与人生观》，9 ～ 11页）

科学与玄学论战

虽然梁启超的这番举动让胡适这些人很恼火，但一时还没有人出来回应他的挑战，尽管他曾经提出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可是，自从张君劢登场之后，局面就大不一样了。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以《人生观》为题在清华学校发表讲演。由于听讲者都是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留学生，所以，他开宗明义提醒诸位同学，不要以为天下事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譬如人生观，就不受科学规律的支配。（同上，31页）其实，他的这番道理，是从他在德国的老师、著名哲学家倭伊铿那里“拿来”的。倭伊铿有一部书名为《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就是要说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他的这篇讲演刊载于《清华周刊》第272期上，成为引发这场“思想界大笔战”的导火索。（同上，8页）而首先发起攻击、挑起战火的，竟是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2月24日，也就是张君劢讲演的第10天，梁启超在天津家中“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梁启超年谱长编》，989页）他们谈了些什么呢？会不会辩论“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不过，在这种场合，丁文江是绝对少数，又有梁启超在场，他不一定能尽情发挥。

3月26日，他致函胡适，表示绝不能轻易放过张君劢的这种主张，准备写一篇批评文章。4月1日，胡适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的文化相对论和玄学式文化观提出批评，大约也使他受到鼓舞。4月15日、22日，他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在《努力周报》第48、49号连续发表，逐一驳斥了张君劢讲演中“毁谤”科学的观点，他说：“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确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39页）但是他又说：“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同上，39 ～ 40页）他在写给章鸿钊（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最早的合作者之一）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丁文江集》，67页，《玄学与科学》一文题注）他是一个如其所言“为科学做冲锋的人”（《科学与人生观》，53页），他把捍卫科学的尊严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引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同上，57页）

张君劢对于科学的疑虑，是要打破很久以来人们对于科学的迷信，并指出科学的有限性，所以他说，人生观就在科学的势力范围之外，科学对于人生观是无能为力的。他举出人生观与科学有五种不同：

一曰，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二曰，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三曰，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四曰，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五曰，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同上，59页）

但丁文江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把人生观同科学真正分家”，“他们本来是同气连枝的”。而且，“不但是人生观同科学的界限分不开，就是他所说的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分别也不是真能成立的。”（同上，42页）他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举例说，以前许多被玄学宣布为非科学的领地，最后都被科学抢去了。比如宇宙问题，玄学家认为是非科学所能解决的，但伽里略不听，他坚信可以由科学来解决，“真理既然发明，玄学家也没有法子”，于是，宇宙最终还是归了科学。他又举达尔文做例子，此人一部《物种起源》，“证明活的东西也有公例，虽然当日玄学家的忿怒不减于十七世纪攻击嘉列刘（伽里略）的主教，真理究竟战胜，生物学又变做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了独立。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同上，48页）所以他信誓旦旦地说：“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同上，40页）

他称张君劢是玄学鬼附身，这玄学鬼一个是外来的，如法国的柏格森；一个是国产的，即高谈心性的陆九渊、王阳明、陈献章。这些中外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使得张君劢错把科学看作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只能是“务外逐物”，所以要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丁文江看来，张君劢对科学的认识连皮毛都算不上，他说：“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同上，51页）

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这场论战从一开始就有点文不对题，有点感情用事，而不够科学，恰如胡适所言：“我总观这二十五万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同上，13页）也就是他说的：“这一篇论战的文章只做了一个‘破题’，还不曾做到‘起讲’。至于‘余兴’与‘尾声’，更谈不到了。”（同上，16页）但是，论战毕竟触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陈独秀称之为知识阶级的进步，“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同上，1页）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很多，从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搜集的文章来看，至少包括了任叔永、孙伏园、章鸿钊、朱经农、林宰平、唐钺、张东荪、王平陵、范寿康、吴稚晖这样一些人。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发生时，梁启超和胡适都正在养病之中，胡适在杭州西湖，“有两日竟不能走路”，梁启超亦居于北京西郊翠微山之秘魔岩，养病避暑兼写作。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以局外人自居，保持中立的态度。胡适发表了《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梁启超则发表两篇文章，即《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与科学》。毕竟这次论战，“两军主将都是我们耳鬓厮磨的老友”，他不希望因为论战而伤害老朋友之间的感情。（同上，119页）为此他提出两条“战时国际公法”：

查理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实现的。其说法传入后，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别要效尤。（同上，119 ～ 120页）

这种提醒，其作用也许很有限，但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深意是希望“这回论战能做往后学问上乃至其他主义上一切论战之模范”。（同上，120页）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以一种公允的态度谈到了论战双方各自的不足。他首先指出，二人没有把要讨论的概念搞清楚：“究竟他们两位所谓‘人生观’所谓‘科学’，是否同属一件东西，不惟我们观战人摸不清楚，只怕两边主将也未必能心心相印哩。”（同上，135页）于是，他先厘清了这两个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各有偏宕之处”。（同上，136页）

先说张君劢。

张君劢一再高谈“我对非我”，梁启超认为，既然还没有高谈到“无生”，那么，“无论尊重心界生活到若何程度，终不能说生活之为物能够脱离物界而单独存在”。他说：“总之，凡属于物界生活之诸条件都是有对待的。有对待的自然一部或全部应为‘物的法则’之所支配。我们对于这一类生活，总应该根据‘当时此地’之事实，用极严密的科学方法，求出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活。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就这点论，在君说‘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我认为含有一部分真理。”他承认自己也是“尊直觉尊自由意志”的，但他为张君劢可惜，因为，他在强调直觉和自由意志的时候，“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他说：“我承认人类所以贵于万物者在有自由意志；又承认人类社会所以日进，全靠他们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贵，全在其能选择于善不善之间而自己作主以决从违。所以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若像君劢全抹杀客观以谈自由意志，这种盲目的自由，恐怕没有什么价值了。”他强调：“人生观最少也要主观和客观结合才能成立。”（同上，136 ～ 138页）

至于丁文江，梁启超说，他的主张也很难让人全部赞成，“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在君那篇文章，很像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替在君可惜的地方”。丁文江说要统一人生观，梁启超表示：“我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跳梁反侧？除非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才有这种谬见，似乎不应该出于科学家之口。“他还表示，科学确有不能管辖的领域，比如情感，“‘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同上，138页）

因此，陈独秀把梁启超称为骑墙派，但是他又说，批他的人，其实并没把他批倒，让他信服，“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他直言，丁文江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同上，1 ～ 7页）胡适也不无遗憾地表示，拥护科学的先生们并没有回答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梁任公已经正式对科学的人生观宣战，这正是科学家表明态度的时候，但他们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郭湛波在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早就说过：“这次战争梁胡是主角，丁张不过打先锋罢了。”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更从近代西方两大思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论争入手，评价这场震动一时的人生观论战，他认为：“张君劢氏就是站在柏氏的立场了。而他的对方，就是拿出实验主义的论调来做军器的丁在君氏。”（《丁文江年谱》，183 ～ 184页）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年底，到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大体上告一段落。他的这篇“余兴”，是要对于参加诉讼的人有所答复，他说：“参加诉讼的人对于我有重要批评的是梁任公同林宰平，我对于他们两位好像不能完全缄默。但是我细看任公的那篇文章是兴会所至，信手拈来的批评，对于我的第一篇宣战书似乎没有详细研究。他看了我的第二篇答词，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态度，所以我为经济起见，只预备对于林宰平先生做一个简单的答复。”（《科学与人生观》，250页）从他的谨慎措词中，我们可以猜测他对梁启超的态度，是包含着很大尊重的。他很清楚，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否是科学的责任，这两个他所认为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始作俑者都是梁启超，至少梁氏应负很大的责任，但他在论战中却始终回避与梁启超发生正面冲突，说明他很在意两人的这种“管鲍之交”。他以管仲自况，而把梁启超比作鲍叔牙。梁启超去世后，在北平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丁文江送的祭幛就写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文江年谱》，332页）当时有人点评此联，“虽有点生硬，但尚能表达挽者对死者的友谊，远胜胡（适）、蒋（梦麟）之作”。（《追忆梁启超》，438页）

淞沪市政督办

实际上，晚年梁启超是很依赖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这些门生与晚辈的，他们也很关心他，扶助他，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他也常常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牵连。但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又常常采取协同行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内发生了“五卅惨案”，梁启超非常愤慨，当即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等发表共同宣言，希望通过和平、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随后，他又陆续写了《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谈判与宣战》、《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答北京大学教职员》等文章，同时致电罗素，希望他和作家协会诸君，能了解事实真相，并向英国政府和人民说明；他又致电段祺瑞，希望政府负起责任，用严正迅厉手段明定责任，结束本案；并以稳健和谅解手段，博得同情，从而得以修改条约，收回主权，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此时，丁文江刚刚提出辞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一职，而且于5月27日与胡适一起被外交部列名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候选人。“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除了与梁启超等发表共同宣言外，还与胡适、罗文干、颜任光联署发表长电。由他起草的这篇电文，“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为在英国抗议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正在英国留学的罗家伦对这篇电文极为赞赏，称之为：“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多亏了他的散发和传播，这篇电文争取到”工党后台最有实力的英国职工联合总会秘书长席屈林”的同情，并“由他分发给他工联中的小单位。因此，工党议员加入为中国说话的更多，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他说，丁文江“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见《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转引自《丁文江年谱》，209页）

这一年正是北方政局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奉系的张作霖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向长江一线发展，到处抢地盘、争权力，段祺瑞最新任命的皖督姜登选和苏督杨宇霆都是奉系的人。这让直系的孙传芳很不安，因为他的浙江地盘与杨宇霆的江苏地盘紧密相连。他既不肯坐以待毙，就打算出兵讨奉。他提出由吴佩孚主持全局，蒋百里做他的参谋长。他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的先后同学，还有些同学之谊。但蒋百里没有同意，吴佩孚也没有来。因为那时吴眼里的主要敌人是冯玉祥，而不是张作霖。待孙传芳打下了南京，他又请蒋百里就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蒋百里不肯做官，就向孙传芳举荐了丁文江。丁文江又转介陈陶遗做江苏省长，自己担任淞沪市政督办一职。这时，聚集在孙传芳周围的，除了蒋百里、丁文江、陈陶遗，还有陈仪和刘厚生。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就曾写道：“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093页）

丁文江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为什么肯于接受淞沪市政督办这样一个行政职务呢？原因之一是他对刘厚生所说：“我常常到关外，感觉张作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是好家伙。最近作霖因关内军人皖系直系之内战，而奉军亦已参加，将来这种混战的局面不知怎样了结。现在胡子的势力已到达山东，可能将来逐渐阑入长江地域。我们江苏人要受胡子的统治，我是不能坐视的。”（刘厚生：《丁文江传记初稿》，转引自《丁文江年谱》，206页）再一个原因，就是他曾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发挥了他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的主张，现在有了实行的机会，他自然不肯放过，他就是要负起这种责任。

梁启超为了回答儿子的疑问，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好的，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张作霖、张宗昌），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为认为党派行为，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梁启超年谱长编》，1111页）

1926年5月4日，丁文江就任淞沪市政督办，至12月31日提出辞职，在位时间不足八个月。对他来说，这是极其忙碌的八个月，5月21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特别提到丁文江在上海执政的情形，他说：“在君在沪忙极，东南片土，在短时期内总可安定。”（同上，1078页）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切的对朋友的信任和期待啊！在这里，丁文江的确做了很多事，有两件事，是胡适认为最值得记载的：“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傅孟真（傅斯年）说，在君争回这些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 ‘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曰《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相信这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丁文江传》，93页）在他争回的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又称会审公廨）。

丁文江就任淞沪市政督办大约两个月后，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最初，孙传芳似乎并不想和革命军开战，但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丁文江11月28日致函胡适，还为孙传芳辩解：“此次孙之用兵，实在出于不得已。当粤军攻湘的时候，他并没有出兵，并且用种种方法和缓广东，无奈蒋介石提出两个绝对不可以通过的条件：（一）是加入国民党，（二）承认广东的国民政府！没有几天，蒋介石的兵就到了江西了。——孙极愿讲和，但是广东方面似乎完全没有诚意，所以还是没有结果。孙的意思总是抱定保境安民的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国民党方面则完全取一种急进的政策，在上海方面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不一而足。我预料他就是能将孙打倒，内部必有问题，而且恐怕要为土匪式的奉军来造机会。这是我最愁的一件事。”（《丁文江年谱》，297页）实际上，汀泗桥失守之后，形势对于孙传芳就越来越不利了。等到他跑到天津去向张作霖和张宗昌求援，败局就已经定了。12月20日，梁启超在家书中对女儿令娴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百里联络孙、唐、蒋的计画全归失败，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101页）这时，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丁文江的安全，他多次写信，打电报，询问沪宁一带的情况；蒋百里更是几乎每天向丁文江报告前线战况，要他早作准备；丁文江发生车祸受伤后，梁启超亦致函丁文江，表示“惊念无已，入院后经过状况如何，日盼消息”。（《丁文江年谱》，304页）希望他能借此与孙传芳脱离关系，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胡适认为，丁文江对于张作霖的奉军一系是向来厌恶的，对于国民革命军倒是有相当的同情。他的根据是董显光1956年发表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当年蒋总司令所统率的国民军与吴佩孚军在丁泗桥的大战，实在是决定控制扬子江流域的重要战争。吴佩孚见两军相持不下时，便要求孙传芳派几师生力军参加助战。这时情势紧急，孙的态度足以影响大局。于是蒋总司令便叫蒋百里（方震）透过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谊关系说动孙传芳，结果（孙）未曾派兵助战，终使国民军在丁泗桥一役获得大胜。（董显光：《我和在君》，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205页）

丁文江在上海执政时期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大上海”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图为1927年3月23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合影。

董显光所说未必可靠。首先，蒋百里绝非蒋介石的部下，至少当时还不是。虽然曾有消息说，国民党方面很多人主张请蒋百里担任革命军总参谋长，但蒋百里并未打算接受，事实上也不可能接受。其次，董显光或许在天津曾与丁文江同寓很久，但他一直在天津办报，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军事秘密究竟了解多少，是大可怀疑的。陶菊隐对于孙传芳为什么不去援助吴佩孚，就另有解释，他说：

广东出师北伐，一路由湖南打到湖北，吴佩孚天天向孙传芳告急。告急电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的急电打出去，孙却按兵不动：“我从前盼望你到南京你不来，现在你请我到汉口我也不去。”他已自立为东南五省的联军总司令，不肯再受那个“空头大帅”的指挥了。在革、吴两军血染汀泗桥的时候，他还有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想利用鹬蚌相持之局，自收渔人之利，他曾对他的心腹将领道出这番心事来。（《蒋百里传》，64 ～ 65页）

从丁文江在一些场合所表达的态度来看，我们也很难说他是同情国民革命军的。1927年底，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以为照目前光景看，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丁文江年谱》，318页）胡适在另外的场合说道丁文江，指出：“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转述丁文江的话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在他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他又说：

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丁文江先生学行录》，8页）

这里隐约透露出丁文江对国民党的态度，刘厚生在其所著《丁文江传记》初稿中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丁文江并不对国民党或革命军抱有相当的同情：

蒋中正定都南京之后，开了一大批通缉名单，丁文江的姓名当然亦在其内。直到民国二十年普遍大赦政治犯时，文江方得免除通缉。

文江对于政治兴味还是一样的浓厚。但是他在民国廿五年（1936年）死前的几个月，我与他在上海见面，他对我透露，蒋介石要找他出来做什么部长，正在竭力躲避。他说蒋介石决不是可与共事的人，还不如孙传芳之能信任其部下，我已吃过苦头了，不能随便出来。（《丁文江先生学行录》，185页)

当时的情形是，国共北伐已经进入长江流域，“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南京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亦分裂为宁沪和武汉两派，新老军阀混战一团，国家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生灵涂炭，百业凋零。于是，有不少人怂恿梁启超出山，要他负起责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另外组织团体。他自己则有些犹豫不定，既不想再次踏入政途，又觉得良心不安。他在5月5日寄给孩子们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痛苦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页）他的朋友、门生中，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人是拥护梁启超出山的，他们认为当前的事比袁世凯称帝更重大万倍。丁文江、林宰平则持极端反对的意见，他们不反对前者的理由，但是认为：第一，梁启超的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顿；第二，他的性格也证明了不宜于政党活动。

梁启超最终接受了丁文江等人的劝告，他对孩子们说：“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却（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蹇）季常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同上）可见，梁启超对于丁文江的意见也还是有所保留。

梁启超逝世，丁文江处理身后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逝世。胡适记下了次日为梁启超遗体装殓时的情形：“次日，任公先生的遗体在广慧（一说惠）寺大殓，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陈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殓。任公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如贵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热泪。在君和我也都掉泪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57页）2月17日，梁启超追悼大会在北平广慧寺举行，丁文江出席并送了祭幛，上书：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同上）

次日，上海也举行梁启超追悼大会，丁文江送了一副挽联：

思想随时代而变，一暝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绩仅追刘正字。

文章得风气之先，百身嗟莫赎，少日酬知宣室，声名突过贾长沙。（民国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西神《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上海《新闻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208页）

梁启超去世后，其子女和朋友们拟办两件事：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林志钧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由丁文江负责。丁文江自己也很想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编辑年谱的计划确定之后，即由梁的子女梁思成、梁思顺（令娴）署名登报，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制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两千多封，其他各种资料仍陆续寄来。”（《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页）最终，按照胡适的说法，如果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57页）

最初，丁文江专注于梁启超年谱材料的搜集和整理。1929年4月16日他致函胡适还说：“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所放过一边，甚为忧闷。”（《丁文江年谱》，332页）他毕竟是个很忙的人，这一年的冬天，他率领一支考察队前往云南、贵州，进行地质调查，第二年夏天才从西南回到北平。1931年，他做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梁启超年谱的编纂工作亦随之开始。但那时他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实无余力，就邀请了一位青年学者赵丰田先生做他的助手。赵丰田说：“这时，我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曾撰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的大学毕业论文，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作过一些研究。燕大研究院院长陆志韦教授和我的老师顾颉刚教授乃将我介绍于丁，丁即到燕大研究院邀聘我助他编写年谱。”（《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页）自1932年暑假开始，赵丰田就在丁文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他也曾说过：“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梳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同上，2 ～ 3页）所以，这部年谱直到丁文江去世（1936年1月5日）仍没有最终完成，始终还是一部“草稿”，但胡适认为：“我们在二十多年后，不能不承认，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0页）

1929年8月8日，丁文江与蹇念益、黄濬致函张元济，提出为梁启超醵金造像的建议，这钱不知募集了多少，也许始终就没有发生，总之，一直未见下文。

第十七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胡适祖籍是安徽的绩溪，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初十生于上海。他的祖上是个小茶叶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成为官宦之家。他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妻子，十七岁时嫁给了四十七岁在外做官的父亲。他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却是父亲的第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其中二哥胡绍之对他帮助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代人。胡的母亲和梁启超同岁。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胡适出生的前两年，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十月，十九岁的梁启超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这时的梁启超已经经历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大人生美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大约两个月后，胡适才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

少年胡适，“受梁先生无穷恩惠”

十三岁以前，胡适在家乡读书，除了传统的蒙学课本，还读了一些经书和史书，也读了一些当时的白话小说。十三岁那年，他带着一肚子线装的旧书，离开家乡，来到上海。那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此时的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已有六年，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也已挂牌两年，他那充满激情和魔力且明白晓畅的文字，正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他也被人们看作是舆论界的骄子和明星。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胡适初到上海，入的是家乡人办的梅溪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梁启超写的文章。当时的情形很有些机缘巧合。据说，入学之初，他被编入小学第五班，差不多算是该校最低的一级。但由于他此前有过九年的乡村教育，积累了一定的旧学知识，渐渐为老师所赏识，“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胡适自传》，43页）胡适为此很有些自得，但当天的作业却让他为了难。这一天恰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赫然写着两个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当年的胡适并不知道“经义”该怎样做，所以连想也没敢想。而”论题”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却连日本究竟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又怎能论“日本之所由强”呢？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二哥来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二哥，“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四十自传》，43 ～ 44页）在这里，梁启超显然给了胡适很大帮助，这个帮助主要的还不是作了一篇论说，而是实现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次转折。有点像当年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得到很多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书，使他对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适也是这样，梁启超的书在他肚子里一经发酵，便使他“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胡适评传》，91页）他不仅学会了许多新名词，而且，索性就以“新人物”自居了。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四十自传》，44页）

胡适就是这班少年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后来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从此断了科举的念头，也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所在。为此，他离开梅溪学堂，进了澄衷学堂，而且，把“梁启超”也带来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陆续读了梁启超许多文章，也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在《四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

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同上，47页）

他告诉我们：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同上，47页）

他在引述了几段梁启超的议论之后越发感慨地表示：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同上，48页）

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他渐渐知道了霍布斯、笛卡儿、卢梭、边沁、康德、达尔文等西方思想家。而最让他感佩的，是梁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他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同上，49页），比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等。胡适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说：

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同上，49页）

他承认：

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同上，89页）

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也给了胡适新的见解和启发，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同上，50页）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这一点野心”当作种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很显然，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是把梁启超当作精神、学术方面的导师或引路人的。从以上的叙述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了。”（《胡适评传》，96页）

胡适与梁启超是何时第一次会面的

虽然胡适一直很仰慕梁启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们无缘相见。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7月）间，此时梁启超还在日本过着他的流亡生活。1912年10月，梁启超启程回国，而胡适却正在康奈尔准备做他的农学家。尔后，他先转入该校文理学院，主修西方哲学；1915年10月，又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学于杜威教授。这期间，他对活跃于国内的梁启超仍十分关注。1912年11月初，他读了国内报纸对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的报道，在《日记》中写道：

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年谱》，25页）

在这里，他对梁氏的颂扬或许有些过分，但其所说，却也有很大部分是实话。他很关注梁启超的学术动向，1916年在美期间，还写了《驳梁任公〈管子〉》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等文章，认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谬误。这时的胡适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少年，经过七年的留学美国，不仅眼界大开，而且，接受了欧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学术训练，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1917年初，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他也俨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这一年的6月，他离开美国，取道温哥华途经日本回到上海，时为7月10日，陈独秀正打算专程到上海见他。9月，他即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于是，胡适与梁启超会面的机会也就来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适动了要见梁启超的念头。此时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学，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梁启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请好友徐振飞（新六）致信梁启超，徐在11月7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梁启超年谱长编》，872页）

为表示郑重其事，胡适在赴津前两日（11月20日），又专门写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访的意思：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同上，872 ～ 873页）

胡适初次会晤梁启超的时间，被认为是1918年11月23日，地点就在天津梁启超的私宅，几乎所有人都言之凿凿，丁文江、赵丰田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采用的也是这种说法，其根据就是徐振飞与胡适这两封《致任公先生书》。2004年9月，余英时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其中提到了胡适的《日程与日记》，在192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宗孟（即林长民）饭，初见梁任公，谈。

余英时先生说：“这是胡适当天亲笔所记，应该最可信。”（《重寻胡适历程》，15页）巧的是，梁启超这时恰在北京。梁启超于1918年12月启程赴欧洲考察，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归国，3月5日抵达上海，19日到达北京，24日返回天津。他在25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提到“入都”一事，说是“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即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汇报旅欧的经历。（《梁启超年谱长编》，903页）朋友自然也是要见的，林长民更是非见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后来的儿女亲家，这次梁启超赴欧，以私人资格参与巴黎和会，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中国申诉其权利，在国内与他遥相呼应的，就是林长民。当他得知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将影响中国在巴黎和会收回山东主权的消息后，第一个打电报给林长民，才有了5月2日《晨报》上林长民所作《山东亡矣》一文，并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时隔半年多，梁启超回到北京，林长民组织了一个饭局，为老朋友接风洗尘，应该是很自然的事。而胡适被邀请出席这个饭局，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们知道，梁启超赴欧之前，胡适曾致书请求一见，也许当时任公先生行程紧张，当天有事，未及与胡适见面，那么，现在旅欧归来，恰好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而胡适当时未能见到梁启超，也许还有他自己的原因。1918年11月23日，即他约好与梁启超见面那天，母亲突然病逝，消息传来，或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学术之争与意气之争

旅欧归来的梁启超是很愿意主动与胡适来往的。据胡适《日程与日记》1920年8月27日记载：“梁伯强（梁善济，字伯强，立宪派元老）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等。任公谈主张宪法三大纲。……他很想我们加入发表，我婉辞谢之。”（《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359页）这是见于记载的数月之后的又一次饭局，可见当时梁启超与胡适多有交往和交流，一起吃饭的机会很多。梁启超是个很少有成见的人，既然他很想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就不能不联络新的同志。但新的同志对他这个老牌立宪党人、研究系的首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也许是他拒绝梁启超的邀请，一起搞什么制宪运动的原因之一。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交往，政治谈不到一起，还可以谈学术。

《清代学术概论》

这一年的10月18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之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梁启超信中所说“通论清代学术”一书，即《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缘起，本来是其学生兼朋友蒋百里请他为自己所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一篇序，但如其所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也就是说，他把一篇序文写成了一部书，此等事也许只有梁启超才能做得出。但他在这里又说是受到胡适的嘱托，要他写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而他也为此所打动，于是才有了这篇篇幅虽短却令人惊叹的天才著述。胡适是否有过类似的建议，并不重要，梁启超这样说，一是要在后学面前表示谦虚，再有便是和胡适套近乎。所以，他在将此稿交给蒋百里连载于《改造》杂志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并钞成副本，请几位朋友“评骘”，这其中就有胡适。其后再版，他在序文中特意说明，新增加的三个小节和改正的数十处，就吸收了胡适等人的意见。胡适在1921年5月2日的日记也记下了此事：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此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99 ～ 100页）

《墨子》论辩

不久，梁启超又有了一次与胡适在学术上交往的机会。1921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胡适见了梁启超的书，“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的墨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

《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作，为墨子门徒所编集，原有71篇，现存53篇。图为节选的明刻本《墨子》。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同上）

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其实，梁启超注意到墨子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学时期。那是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孙诒让写定《墨子闲诂》，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给各位朋友“审读”。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承仲容（孙诒让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这是二十年后梁启超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附带提到的，他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大为赞赏，认为：“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3 ～ 284页）梁启超这番话说得不错。与后来梁启超和胡适对墨子的研究相比，孙诒让“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这是因为“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2页）梁启超和胡适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释《墨经》，固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创建，并为墨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但孙诒让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直到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孙启治在《前言》仍然认为，就《墨子》学说的研究成果而言，“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果说，梁启超治墨学的兴趣最初源自孙诒让，而胡适治墨学的兴趣又来自梁启超的话，那么，可以想见，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他们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我们还记得，几年前，胡适通过徐振飞提出想要拜见梁启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墨家哲学》受到了梁启超的称赞，而且，梁启超还表示，愿意与后学分享他所珍藏的墨学材料。如今，他的新著要出版了，他不仅致信胡适，希望能为该书作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正其讹谬”。这里不排除梁启超的“客气”，但也能看出胡适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是很推重胡适的。胡适自然不敢怠慢，他既要投桃报李，惺惺相惜，又表示：“他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作一篇仅仅应酬的序。”（《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很认真也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本来应该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此时梁启超的做法却显得过于小气。原本是他让人家“正其讹谬”的，人家一当真，直言了几句，是他没有想到的，不免就有点耿耿于怀。书印出来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这已经不够礼貌了，而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适很不高兴，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这样做事“未免太可笑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

接下来的事则更让胡适恼火。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在三院大礼堂作了题为《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的演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2月，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而言，这部书划清了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界限；就他个人而言，却是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他在晚年仍对这部书感到很得意，自认“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他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胡适口述自传》，227页）但梁启超对此书一直有批评的冲动。他在1920年10月18日因《清代学术概论》致信胡适时还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可惜，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写这封信。这次北大哲学社邀他讲座，他认为机会来了。

梁启超的这次演讲，一共讲了两天，每天两个小时。数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听众对梁氏的演讲作了如下的描述：

……民国十一年秋天，梁任公应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三院大礼堂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分为两天，每次约两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到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追忆梁启超》，306页，注①）

这位听众的现场描述非常生动、传神，稍嫌不足的是他对时间的记忆，略有偏差。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梁启超的演讲发生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春天，具体说就是3月4日和5日两天。他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同上，304 ～ 305页）

胡适看上去颇有些无奈，有些哭笑不得，也有些恼怒。他在演讲现场也许还碍于情面不好发作，但当晚写日记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他今天批评我讲孔子、庄子的不当。然而他说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过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说，庄子认宇宙为静的！这话更奇了。

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

最后他还表示：

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我这部书的特点，一是时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决不会把孔子、庄子说成有同样的主张，同（样）主张“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

但是这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以上均见《追忆梁启超》，305 ～ 306页）

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管他，但发生在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却颇有一些意味，很值得记述一笔。梁任公的演讲，历来是人气旺盛的。这一次他要点名批评的胡适，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思想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其受到关注的程度之高是可以想见的。那一天，“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其中一位年轻学子，就是后来编纂《汉藏大辞典》的张怡荪教授，他在多年以后向自己的学生讲述了发生在当时的一段佳话。据说，“数千听众中，他是坐在窗台上的一个，他的笔记，是匆匆写在几张临时找来的烟盒纸上”。根据他的笔记，梁任公在演讲时曾提到《老子》一书有战国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并没有这句话，但其中第五节专门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说过“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的话，现场笔记各有侧重，也是可能的。）这位张先生回去以后便写了一份“判决书”寄给梁先生。“这是一篇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文中称任公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之一位’的身份‘受理’任公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主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

张先生的学生郑伯麒先生在1983年写文章追诉这件事，他说：“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任公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然而，梁先生收到这份“判决书”却很兴奋，尽管他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亲自为他写下了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先生的这本书出版，梁任公的题识则外套方框印在正文首页的正中。（《追忆梁启超》，307 ～ 308页）

“国学书目”之争

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书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195页）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同上，207 ～ 208页）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大约这个时候，《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将这个题目给了梁启超。当时他正在翠微山中休养，手中并无一书，而记者催得又很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于4月26日完成后寄出。或许《清华周刊》的记者曾将胡适所拟书目推荐给了梁启超，他在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后，又做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篇文章，先刊载于《清华周刊》，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这五个类别大致涵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比胡适的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分法要高明得多。而且，梁启超的“书目”在注释、提要方面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特点、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尤其是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启发青年学子，使人感到很亲切，也很实用。

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更不肯落后，他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却意犹未尽，还要做《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其中不是没有要和胡适一争高低的想法，却也是在帮助胡适回答清华记者的问题。所以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他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只从个人的兴趣出发；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第三，忘记了学生在”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9 ～ 32页）有这样一些缺点的书目，自然是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读书与治学》，208 ～ 209页）对于清华学生的这种要求，胡适有些敷衍，于是，梁启超出来替胡适做他没有做完的事。这当然也和梁启超一贯的看法有关。他从来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求知识，如果只是为了求知识才读书，“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3页）他曾经说过：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5页）

他在《治国学杂话》中依然发挥这种思想，即从做人的角度指导年轻人读书，他说：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3页）

他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生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他说：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同上，26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担当起再造中国文明，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就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书，特别是中国的古书。针对当时社会上激烈反传统，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同上，23页）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难想象，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痛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主张学习西方，也曾做过多年的“搬运工”，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他告诫那些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

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同上，27页）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作出回应。实际上，在中国留学生必须读中国书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给《清华周刊》记者的复信中就曾指出：“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读书与治学》，209 ～ 210页）很显然，除了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和怎样读书等具体问题上二人有一些分歧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分歧，所坚持的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遭到了来自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等激进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吴稚晖就把梁启超与胡适视为同党，他以轻蔑嘲讽的口气说：

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出，从西山送到清华园，又灾梨祸枣，费了许多报纸杂志的纸张传录了，真可发一笑……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隐隐说他若死了，国故便没有人整理。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科学与人生观》，301页）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革命前辈，年纪比梁启超还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蒋经国的老师，他去世时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图为1911年吴稚晖（右）父子与孙中山在伦敦合影。

提倡新文化，不一定排斥旧文化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革命前辈，年纪比梁启超还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蒋经国的老师，他去世时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他还是有名的“疯子”，喜欢骂人，有时骂得很爽，据说有一次在东京学生大会上骂慈禧，骂到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提上裤子继续骂。他年轻时也曾崇拜康、梁，自称维新派小卒，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了革命党，他骂梁启超，固然有痛恨中国旧文化的理由，但其中也夹杂着很深的党见和宿怨，以及对梁的误解和误读。梁启超并不是个守旧的人，他只是觉得，以旧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旧文化，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他主张采取调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办法，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上发生影响。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旧文化派都看得更长远些，也多亏了有他和胡适这样的提倡者、维护者，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假如真像吴稚晖辈所言，把“线装书扔进毛厕三十年”，三十年后又将如何，恐怕还要从“毛厕”里捡回来，打扫干净，平白地费了很多工夫。

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1234页）我们尚不清楚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获得胡适这部新著的，也许是在某个饭局中胡适送给前辈“批评指正”的。不过，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恰如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记载：“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星庐笔记》，38页）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们或许忘了，梁启超是最善变的呀。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

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他这里所说的“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他还说：“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同上，70页）

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

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陈独秀书信集》，306页）

胡适所谓“旧事重提”，说的就是1915年以来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之间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当时，除了女同学陈衡哲支持他，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他的反对派。他深深感到了一点寂寞和失望，不禁感叹道：“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胡适自传》，126页）但是，当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并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却得到了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如钱玄同、常乃德等人的支持，陈独秀特别撰文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同上，131页）

革命家的武断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可以不让别人说话，却不能使问题自行消失。梁启超始终相信，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他说：“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5页）而且，也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新诗写作的实践中去。就像当年胡适放弃与朋友们的争论，投身于白话诗写作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对白话诗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写不出《尝试集》一类的白话诗，但他写了不少半推半就的“白话词”，并总是抄寄胡适请他指教。《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三通梁启超致胡适的信，分别为1925年6月22日、26日和7月3日，涉及新词六首。今日发现一批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共十一通，其中论词四通，有两通我们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经见过，另有两通则不见于梁启超已发表的任何文字，信中所抄词作，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应是合集之外的“遗墨”。这也说明，梁启超与胡适的许多交往，至今还在公众视野之外，甚至不为学界所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了胡适谈到王国维和梁启超：

胡颂平因问：“我从前听人家传说，先生住在北平的时候，梁任公先生来看先生，先生送至房门口为止；王静安先生来，先生送至大门口，不晓得这种传说是否可靠？”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住在钟鼓寺，静安先生住在我的后面不远的地方。他只来过几次。任公先生就没有来过。他住在天津，我倒常去看他，吃饭，有时候打牌。这种对我的神话，外国也有许多，将来把它写出来才对。”（《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79 ～ 80页）

这些都说明胡适与梁启超绝非泛泛之交。从胡适这边说，与梁启超交往，或许还有一些顾虑，不能不顾及同一阵营其他人的感受。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书信集》，293页）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同上，309页）傅斯稜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78～179页）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却劝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142 ～ 143页）

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二十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作一篇短文。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

转型期的开路先锋

无论如何，胡适身上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他晚年的学生胡颂平为他辩白，说“先生处世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的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8页）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也写下这样一段话：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追忆梁启超》，433 ～ 434页）

胡适和梁启超都是文人，而且是当时名气最大、最有影响的文人，却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九点多钟，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看报才得到任公去世的消息。他赶忙约了任鸿隽、陈寅恪、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始终不离他的思想，认他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思想界的领袖，没有梁启超的这支笔，就没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就没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神州革命。梁启超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这一点胡适和他也很相似，他们都不是革命家，甚至反对革命，但他们都是最先站出来向旧势力发起猛攻，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有人将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三十年称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渡时代”，又说从“戊戌”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旧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日渐形成，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一头一尾，造就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历史长达数十年的活泼局面。而颇有些巧合的是，26岁（1898年）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投身于戊戌变法而崭露头角，并在《时务报》中小试牛刀，随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成为叱咤风云的舆论领袖。而胡适恰好也是在26岁那年（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遂一举成名，为世人所瞩目。随后加入《新青年》团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急先锋”。但他们并不主张激进主义，不主张流血革命，不主张阶级斗争，因此又被人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梁启超去世后，国民党中有一些胡汉民这样的人，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启超。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梁启超一下。胡适又何尝不是这样，1949年以后他到台湾，有人便开始责他落伍；五十年代大陆“批胡”，不仅说他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派，更把他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实际上，他们二人，左派反对他们，右派也反对他们；激进派反对他们，保守派也反对他们。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许为“中国新民”，他们并不守旧，他们致力于“整理国故”，但他们所瞩目的，却是中国文化的革新。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的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答案是越来越清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379 ～ 1380页）

第十八章　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

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是在1918年6月，经其前妻张幼仪之兄张君劢的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徐志摩年谱》的作者陈从周先生，是徐志摩的表弟，与徐家关系十分亲密，据他所说，“当时由志摩父出贽金银元一千元，是一笔相当大的礼金”。（《徐志摩：年谱与评述》，陈子善序，3页）

师生情谊

他在拜见梁启超后，即离开北京大学南下，准备于8月14日赴美，入美国克拉克大学读社会学。在家乡，他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张幼仪在晚年的自述中曾提到：“我是从他定期写给公婆的家书上，得知他在北大的生活情况的，其中一封家书提到，二哥（张君劢）如何把他介绍给当时著名改革家梁启超。这次面谈以后，徐志摩写了封措词谦卑的信函给梁启超，表达他的敬意和热爱，后来梁启超就收徐志摩为弟子。”（转引自《历史的另一角落》，106页。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90页不见这段话，87 ～ 88页只有下述一句话：“在写给公婆的家书里，徐志摩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精彩生活。大学〔指在北京大学〕期间，二哥把他介绍给了梁启超，后者收他为弟子。”）

可惜，这封家书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则收录了徐志摩的《上梁师任公函》：

夏间趋拜榘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谂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0页）

这封信写得文绉绉的，也不像一封完整的信函，但其极简短的文字，仍把徐志摩对梁启超的崇敬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毕竟，梁启超不是一般的先生，他的接纳，真的让徐志摩受宠若惊。由于徐志摩两个月后就要赴美留学，梁启超特意写信给他，并赠他《饮冰室读书记》（这是梁启超1918年夏天为儿女讲《孟子》一书的发端，全书包括哲理论、修养论、政治论三个部分，此书被梁认为是未定稿，未予发表，1919年2月《时事新报》连载了其中的第二部分，梁赠徐的部分因为是“发端”，故被吴能铭称为“序”）两千余言以壮其行。徐志摩有两篇杂记，是陈从周所辑，据说写于游学美国或英伦时期，可见梁启超及其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一：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壮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笔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同上，108 ～ 109页）

其二：

二十九日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未免轻亵！）（同上，110页）

透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这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是如何被梁启超那富有魔力的文字所打动的。实际上，徐志摩认识梁启超可能更早。他至少有两个途径接近梁启超：一个是张君劢，他的妻兄；再一个是蒋百里，他称作福叔。蒋百里乳名福，是他姑丈蒋谨旃先生的族弟。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书，就住在锡拉胡同蒋宅。而蒋、张二人，都对梁启超执弟子礼。这时的徐志摩，才华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的样子显得很顽皮，但是，他的学养在同辈青年中却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把徐志摩介绍给梁启超也就很自然了。不过，关于徐志摩进京的时间，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徐志摩年谱》认为是在1915年，这年夏天，徐志摩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上，19页）；《徐志摩全集》则把这件事归入1914年，徐志摩有一封写给伯父徐蓉初的信，详细记述了初次来北京的情形。据说，这封信仅记为23日所写，并没有具体注明某年某月，但在全集中却标为1914年8月，不知道依据什么。

才情横溢徐志摩

徐志摩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时，阳历为1897年1月15日。父亲徐申如，母亲钱慕英。这一年是阴历丙申年，因为他父亲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阴历为壬申年，所以取名申如。如今儿子也生在一个带申字的年份，遂取字又申（又写作幼申）。但他大名叫作章垿，字槱森，即“又申”的谐音，赴美留学后改称志摩。

他在家乡读了小学，根据《府中日记》所载，1911年，他毕业于高小学堂，投考杭州府中学（后改名杭州一中）求学。1913年春夏之交，他与张幼仪订婚。这年徐志摩十六岁，张幼仪十三岁。关于他们的婚事，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韩石山先生的《徐志摩传》采用张幼仪后来的回忆，认为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在担任浙江省督朱瑞秘书期间，到杭州府中去视察，看中了这个才华横溢、气宇不俗的青年，又打听到他的父亲就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便给徐家寄去一封提亲的信。不久，徐申如回信表示同意，遂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姻缘。（《徐志摩传》，13页）其二，曹聚仁先生的《蒋百里评传》记录了蒋百里的说法：

百里说：“哪一年是记不起来了。志摩大概是刚进了大学，我住在上海二马路的三泰客栈，因同乡人的关系，志摩和他的父亲，随便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他的父亲因我而认识了君劢（张嘉森），也因我，君劢也看见了志摩。君劢有好几个姊妹没有出嫁，看见志摩，也很喜欢他。那时，志摩也没有定亲。志摩父亲，一知道公权、君劢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这一段亲事。志摩从小是富于感情的人，被他父亲这么一说，那么一劝，也没有什么坚决的表示。在一个很难描写的环境中，总之张幼仪、徐志摩在‘我啦’硖石的丝业公所里结了婚，不是拜天地而是文明结婚的。”（《蒋百里评传》，140 ～ 141页）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是新月派代表诗人。

结婚的日子《徐志摩年谱》有具体记载：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宝山县张幼仪女士（嘉鈖）结婚于硖石商会，行新式婚礼，请萧山汤蛰先先生（寿潜）证婚，张时年十六，为张润之之女。（《徐志摩：年谱与评述》，19页）

婚后，张幼仪便从就读的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退学，回到硖石徐家侍奉公婆去了。徐志摩则继续回到北京大学读书。这时他已有出洋打算，而成行却要等到1918年8月14日。他与刘叔和、董任坚同行，乘坐南京号，横渡太平洋，奔赴美国。同船还遇到出国的汪精卫，他在《西湖记》中曾经提到他们的这次相遇。初到美国的徐志摩，形容自己是“意气方新，桓桓如出栅之虎，以为天下事不足治也”。（《徐志摩全集》第一卷，31页）在这里，他已经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到美国不久，他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汇报在此求学的情形：“生于八月中发沪，道出横滨檀香山，阅二十一日，而抵金山，然后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今所止者，麦斯省之晤斯忒（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也。入克拉克大学习，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同上，第六卷，411页）

这时的他，很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与同居室的董时、张道宏、李济商定，遵守共同制定的章程，其内容包括：“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散步阅报。”（同上，第一卷，30页）看上去并不难，而实行起来却颇不容易。他在《杂记》中写道：“雄心已蓬勃，懒骨尚支离；日者晚间入寝将十一时，早六时起身，畏冷，口腻，必盥洗后始神气清爽，每餐后辄迟凝欲睡，在图书馆中过于温暖，尤令懒气外泄，睡魔内侵；惟晚上读书最为适意，亦二十年来习惯之果。平生病一懒字。母亲无日不以为言，几乎把一生懒了过去，从今打起精神，以杀懒虫，减懒气第一桩要事。”（同上）

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却也令人刮目相看。到美国的第二年，就修完了克拉克大学的科目，取得一等荣誉奖；1919年9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政治”；1920年9月，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士位后离美偕刘叔和同去英国，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拟从罗素学，不能达到目的”。（《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6页）他多年以后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徐志摩全集》第三卷，392页）Hamilton即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联邦党领袖，此人与徐志摩留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全不相干的。而提到求学，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也有一番说明：“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同上，第二卷，334页）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起讲学社，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第一个请的就是罗素。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大会上的演说，不仅推崇罗素的学说，而且称颂他的人格：“这是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56页）徐志摩选择罗素，很难说不是尊了师嘱，要把罗素“点石成金”的“指头”拿到手。“什么是罗素先生的指头呢？先生把他自己研究学问的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用先生的方法研究下去，自然可以做到先生一样的学问。”（同上，857页）

徐志摩怀抱满腔热情去英国寻罗素，与他同船共渡的还是刘叔和。1925年10月，刘叔和病逝，徐志摩作《吊刘叔和》一文，回忆他们两渡大西洋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与叔和同船到美国，那时还不熟；后来同在纽约一年差不多每天会面的，但不可忘的是我与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时我正迷上尼采，开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他还记得“船过必司该海湾（比斯开湾）的那天，天时骤然起了变化：岩片似的黑云一层层累叠在船的头顶，不漏一丝天光，海也整个翻了，这里一座高山，那边一个深谷，上腾的浪尖与下垂的云爪相互的纠拿着；风是从船的侧面来的，夹着铁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左右侧的倾欹着。这时候我与叔和在水发的甲板上往来的走——那里是走，简直是滚，多强烈的震动！霎时间雷电也来了，铁青的云板里飞舞着万道金蛇，涛响与雷声震成了一片喧阗，大西洋险恶的威严在这风暴中尽情的披露了。‘人生，’我当时指给叔和说，‘有时还不止这凶险，我们有胆量进去吗？’那天的情景益发激动了我们的谈兴，从风起直到风定；从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记得，我们俩在沈酣的论辩中遗忘了一切”。（《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12 ～ 213页）

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起讲学社，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第一个请的就是美国哲学家罗素。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大会上的演说，不仅推崇罗素的学说，而且称颂他的人格。图为罗素（左一）访问中国时的情景。

这段形象生动的描述，出自一个浪漫诗人的笔下，固然有其夸张的一面，但毕竟真实表达了徐志摩这个人生刚刚展开、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青年所能想象的全部精彩场面。可是，天往往是不遂人愿的。徐志摩到了英国，才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即剑桥大学）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的Fellow（研究员），这一来他的Fellowship（研究员资格）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同上，334 ～ 335页）初到英国的日子里，大约有半年，徐志摩是很郁闷的。这时有两个重要人物进入他的生活，一个是英国作家狄更生先生（今译狄金森），他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和《一个现代聚餐谈话》早为徐志摩所景仰；另一个就是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

与林徽因相恋，同张幼仪离婚

这时是1921年，大约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林徽因。不过，按照蒋百里的说法：“志摩出国之前，在北京见过林徽音（因），那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很动人的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欧游，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那时，志摩的热情、思想、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看她像春天里的花苞，经过一阵和风，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极，好极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来了，徽音（因）病倒了。”（《蒋百里评传》，141页）这种充满生动细节和情感的叙述，或可聊备一说。

张幼仪到英国应该是在1920年底。据《徐志摩年谱》记载：“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7页）很显然，这个“冬”，指的就是1920年冬天，大约是在12月中旬。因为，徐志摩11月26日的家书还提到张幼仪何时能来的问题，他说：“从前鈖媳（张幼仪）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徐志摩全集》第六卷，6页）不过，张幼仪来了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甚至一步步走到了尽头。1922年3月，张幼仪生下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徐志摩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志摩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徐志摩：年谱与评述》，30页）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上了林徽因。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由于林长民与梁启超的亲密关系，她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许配”梁思成。不过，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父母只是为儿女介绍、搭桥，成不成还要靠年轻人自己交往，自己决定，父母并不强迫。徐志摩死后，胡适有一篇《追悼志摩》，是为他辩护的。胡适是徐志摩最要好的朋友，徐对别人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胡适说。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的，他说：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盖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均

引自《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106～108页）

胡适这里所说，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考虑到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有些具体的情节他似乎也不便说。而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批评，又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关系，看上去是打了折扣的，并不十分有力。而且，夫妻二人情感如何，终归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旁人是很难置喙的，中间的微妙复杂，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说得真切。再有，对婚姻的态度固然受到某种人生观的支配，可以说得堂而皇之，但具体到两个人的情感，所受伤害及内心的隐痛，也不是旁人可以体会和代为品尝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幼仪的晚年口述记录就显得非常难得和重要。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经过五年的访谈记录，最后将其充实为一本关于张幼仪的传记作品，其可靠性应该是很高的。显而易见的是，这本《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为我们了解徐志摩对夫人张幼仪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我们因此知道了，至少在张幼仪看来，在离婚的过程中，徐志摩不仅未曾给张幼仪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机会，而且完全忽略了一个刚刚生育不久的母亲的感情，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

为何放弃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

但是无论如何，离了婚的徐志摩，在回到剑桥（即他笔下之康桥）之后，似乎体会到了生活“更大的愉快”。（见《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全集》第二卷，335页）他的写诗的冲动，应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猛虎集序言》中讲到当时的情形：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全集》第三卷，392页）

又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狠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同上，393页）

徐志摩突然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启程回国，是在1922年8月。林徽因早于去年10月先行回国了。仿佛离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在剑桥，他又一次放弃了可能取得的博士学位。也许他惦记着林徽因，也许他思念着离别五年的家乡及“最爱的父亲”和“可怜的娘”，也许他听到了师友对他的召唤，不管怎么样，以他的性格，还是说走就走，绝不拖延。（《徐志摩全集》第五卷，287页）实际上，1921年12月11日，舒新城写信给梁启超，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的情形，以及今后发展教育事业的计划，已经提到徐志摩。他说，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只有师生与朋友最可靠，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一起相处久了，情意融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如果是外人，骤然相遇，不论思想如何一致，始终客客气气，决难同甘共苦。所以他建议：“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刘秉麟）、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942页）

舒新城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欧游回国后开始推进的振兴中国文化，即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实现这一计划，最急需的莫过于优秀人才。因此，催促徐志摩回国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情急之中他们甚至想到要从成立不久的湖南自修大学邀彼中良分子一两位来此。因为梁启超在给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复信中告诉他们：“徐志摩大约不能速归。”（同上，943页）这是张公权告诉梁启超的，他是张幼仪的四哥，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消息，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尚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虽然不能马上回国为老师的宏大规划助一臂之力，但他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20年9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主办的《改造》杂志整顿后重新出刊，徐志摩陆续贡献了他的文章《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安斯坦即爱因斯坦）、《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斯之游俄记》等。英国的欧格敦先生有一个出版世界哲学丛书的计划，罗素推荐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听说后，于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指出胡适此书与这套丛书的体例并不一致，也不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他又不可能专门为这套丛书动笔写一本，于是他说：“我想起梁启超先生，就是送给你一幅画的那位；他是这个出版计划的最适当人选。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并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肩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他承担此事，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想他是肯答应的。只要你挥函一通，劝他写一本标准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并将丛书的总纲向他说明，我相信这会大大推动他本来就惊人的创作力，他就必然会十分乐意把书写出来。”（《徐志摩全集》第六卷，210～211页）

这件事此后未能实行是非常遗憾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很好的、适合西方读者阅读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这是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不过，由此倒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他9月中旬从马赛起航，到达上海是10月15日。父亲、母亲和祖母都到上海来接他。毕竟分别了五年，见面后，大家都是悲喜交集，泪流满面。他先陪祖母往普陀山烧香，然后又陪父亲去南京，听了两三场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此时梁启超正在南京讲学，趁便他一并拜访了老师。不知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否回过硖石老家，但至少12月初，他已经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他在12月15日写给英国学者傅来义的信中说道：“我回到中国已整整两月了，在北京也有两周了。”（同上，424～425页）

他到北京，则引起了梁启超的一些不安。这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关系在双方家长的促成下已经得到了确认。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通报：“思成和徽音（因）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他又征求大女儿的意见：“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梁启超年谱长编》，979页）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况，迫使梁启超写了那封胡适在《追悼志摩》中一再引用的长信。梁启超是深爱着徐志摩的，他既不希望儿子的婚姻出现问题，又担心徐志摩过分沉溺在感情中影响到他的健康。3月18日，他在写给陈叔通、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的信中，谈到《时事新报》改组一事：“鄙意须由东荪负全部编辑之责，（放园主张用我名义，亦无不可，但事实上须东荪总揽耳。）每周出三张，第一张政谈及中外政治之纪载（经济状况及其他杂件），由东荪、君劢主任。第二张即学灯变相（学行及教育事项），由我主任。第三张文艺，请志摩主任。若能鼓起兴致办去，必有异彩。”（同上，990页）

梁启超的这个提议不知为何没有落实。这时的徐志摩就住在石虎胡同7号松坡图书馆，这里是该馆的二馆，专藏西文书，图书部主任蒋百里、总务部主任蹇季常都在此办公。这里还是讲学社的总部，蒋百里兼任讲学社的总干事。这样一来，徐志摩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帮助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也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5月，康有为漫游至津，梁启超盛情邀请他到北京一游，并将徐志摩介绍给他，还为徐志摩向康有为求字，他在致康有为的信函中称赞徐志摩：“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这里像极了一个父亲在夸奖自己的儿子。（同上，996页）

1924年春节，徐志摩是在老家度过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定于4月来华，为落实泰戈尔的住所问题，3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蹇季常，这时，徐志摩还没有回到北京。梁启超在信中说：“志摩既未来，我想此事（预备招待事）要陈博生负点责任。”（同上，1010页）但是，3月7日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都刊登了徐志摩的《泰谷尔来信》（泰谷尔即泰戈尔），估计就是从硖石寄出的。

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徐志摩已提前来到上海迎候。泰戈尔是应北平讲学社的邀请到中国考察的。随同泰戈尔来中国的，还有他的英国朋友恩厚之、他的大弟子KaildasNay和女秘书美国人葛玲姑娘（MissGreen），以及印度的Bose和Sen两位教授—他们一位是美术家，一位是研究宗教学的。徐志摩作为讲学社派出的翻译，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全程陪伴他们。12日清晨，到上海汇山码头迎候他们的，除了徐志摩，还有张君劢、郑振铎、瞿菊农；王统照作为讲演录的编辑，也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

泰戈尔下榻沧州饭店，下午，徐志摩陪他们游览了龙华古寺。第二天，“下午一时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到三时至慕尔鸣路（今茂名路）三十七号聚会，在蒋百里家（一说张君劢家，据《蒋百里年谱》记载：“百里在上海慕尔鸣路租屋，以为往来居住之用。”）与欢迎者摄影。十四日陪同游西湖，十六日回沪。北上至南京济南各有一次讲演，二十三日到北京，作六次的公开演讲，二十七日在京应京中各文学者的公宴。所有演讲均由志摩担任翻译。”（《徐志摩：年谱与评述》，45页）

泰戈尔访华

泰戈尔到北京后，“梁启超、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蒋梦麟、范源濂等在北海静心斋欢迎泰戈尔，胡适、陈普贤、秦墨哂等四十余人陪。梁致词：‘中、印为文化上亲属，阔别千余年，今重聚，喜可知。今先代表少数人致欢迎意，明后日为多数青年介绍中、印学识云云。’”（《梁启超年谱长编》，1017页）果然，隔了两天，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徐志摩年谱》引吴咏《天坛史话》：“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徐志摩：年谱与评述》，45页）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学界为他开祝寿会，周作人有一篇《太戈尔的生日》写道：“顶有名的一回是太戈尔的生日吧，大家给他演短剧《契忒拉》，徐志摩与林徽音（因）都是重要的演员，那时梁任公主席，胡适之英语致词。”（同上，46页）这时的徐志摩可以说是无限风光了，心情好得不得了。他与陆小曼认识，大约也在那个时候。那天，梁启超也是致了词的，他开门见山就说：“泰谷尔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做Soosim。泰氏有一天见我，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过他的自由生活？他要求我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还说他原名上一个字Rab是太阳的意思，下一个字Indra是雷雨的意思，要我替他想‘名字相覆’的两个字。我当时不过信口答应罢了，过两天他又催我，还说希望在他生日那天得着这可爱的新名。我想印度人从前呼中国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曀雰霿的状态中砉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旦字末笔表地平）这是何等境界！泰谷尔原名正含这两种意义，把他意译成‘震旦’两字，再好没有了。又从前自汉至晋的西来古德都有中国名，大率以所来之国为姓，如安世高从安息来便姓安，支娄迦识从月支来便姓支，其间从天竺—即印度来的便姓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护，都是历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日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圣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挚极喜悦的情绪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曰竺震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47～48页）

但是，泰戈尔到中国来所得到的也不全是鲜花和笑脸，他也遭到了来自激进的青年和党派的攻击与谩骂。4月18日，陈独秀就有《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第27期上。他针对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提到此次来华的宗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指出他要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于是他说：“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455～456页）

批评他的还有很多人，大家恐怕还没有忘记张君劢与丁文江挑起的“玄学与科学”的论战，而他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所谓“玄学”一派的。这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心情，也影响到他的身体，毕竟他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所以，5月12日他在北京真光剧场讲演后，便谢绝了此后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人的，一概撤销，不再发言。他被安排到北京城外静养去了。但就在那天的讲演会上，愤愤不平的徐志摩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希望大家善意地理解泰戈尔，不要向他泼污水。他说：“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他指责那些写文章批评泰戈尔的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连？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徐志摩全集》第一卷，443～445页）

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

不久，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与梁思成也结伴赴美留学，梁启超更经历了夫人李蕙仙的逝世，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了万分，“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113页）即使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梁启超还以一种审美的心态，以对联集句自娱。他说：

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同上，114～115页）

与陆小曼相恋，接手《晨报》副刊

看来，真懂得徐志摩的，还是他的老师梁启超。这时的徐志摩又陷入了与陆小曼的热恋之中。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王赓（字受庆）也是梁启超的门生，1911年清华学校毕业保送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此后转入西点军校，学成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曾以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他与陆小曼1922年结婚，不久就任哈尔滨警察局局长。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很快离开王赓回北京娘家居住。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陆小曼进入了徐志摩的视野，他们很快就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一个是离婚不久的鳏夫，一个是家有丈夫的妻子，又都是社会名流，名媛淑女与海归才子的绯闻，在八九十年前的北京，一旦传开，就是爆炸性的。很快，徐志摩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有人因此建议他出国去避避风头。

恰好泰戈尔来信约他去欧洲见面。路费有一部分还是梁启超帮助筹措的。徐志摩3月10日启程，在欧洲漫游数月，也未等到泰戈尔。“八月（徐志摩自己说七月）陆小曼病电催返国”，他便回来了。（《徐志摩：年谱与评述》，55页）他既要在北京陪陆小曼，不能不找点儿事做。除了在北大兼课，他还接受《晨报》社陈博生和黄子美的邀请，自10月1日起接手办《晨报副刊》。他有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记此事甚详，也检讨了回国几年来的精神面貌，他说：

我早就想办一份报，最早想办《理想月刊》，随后有了“新月社”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没有办成的大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倒是为我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我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我“脚跟无线如蓬转”，我自己也老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说也惭愧。我认识陈博生，因此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格的东西。去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我去办副刊，我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没奈何的勾当，一个月来一回比较还可以支持，一星期开一次口已经是极勉强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去路！我当然不听。三月间我要到欧洲去，一班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内中顶蛮横不讲理的是陈博生和黄子美，我急了只得行贿，我说你们放我走我回来替你们办副刊，他们果然上了当立刻取销（消）了他们的蛮横，并且还请我吃饭饯行。其实我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我办日报，我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也就两开不是？七月间我回来了，他们逼着我要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了，真像是讨债。有一天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我办副刊，说我不配，像我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也就完事一宗；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我办副刊并且副刊这办法根本就要不得，早几年许是一种投机，现在可早该取销（消）了。那晚陈通伯（源）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他倒说话了，他说得俏皮，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我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个；但为要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他倒换了意见，反而赞成我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他话是俏皮可是太恭维我了；倒像我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无结果。后来博生再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我，他说你还不是成天想办报，但假如你另起炉灶的话，管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你就得准备贴钱，对不对？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你来我们有薪水给你，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我不能不打算了；但我一想起每天出一张的办法还是脑袋发胀，我说我也愿意帮忙，但日刊其实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我总可以商量—这来我可被他抓住了，他立即说好，那我们就为你特别想法，你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式（适）了。我再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这样的恳切。过一天他又来疏通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我说那我只能在字数里做申缩，我想尽我能力的限度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的话，那我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多少不是好歹的标准不是？他说那就随你了。（《徐志摩全集》第二卷，134～135页）

《晨报》何以非徐志摩不可？除了他与陈博生、黄子美是老朋友，自然也因为他人缘好，有不一般的人脉资源。他接手《晨报副刊》之后，赵元任、张奚若、姚茫父、余越园、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萧友梅、李济之、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金甫、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鎛、鲍廷蔚、宗白华等，都成为《晨报副刊》的潜在作者，其中有些人原本就是这里的常客，发表过很多文章，渊源是很深的。当然，这里更少不了他的先生梁启超，“梁任公先生那杆长江大河的笔是永远流不尽的，我们这小报也还得占光他的润泽”。（同上，137～138页）

实际上，《晨报》既脱胎于《晨钟报》，从一创刊，它就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自然责无旁贷，他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在《晨报》发表的。不久，徐志摩便向梁启超发出了约稿函。这年秋天，梁启超一直处在繁忙和焦虑之中。新学年开始，他在清华学校承担了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等课程；国内的时局也让他忧心忡忡，蒋百里、丁文江等门生后辈都牵扯在里面，他也很不放心；家里为梁夫人葬礼的事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给徐志摩的回函上来就说：“你问我要稿子，我实在没有时候应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83页）为了不让弟子失望，他把自己在清华学校关于“印度之佛教”的讲义给了他，请他斟酌，还说：“若以为不可登，或者抽下来腾出副刊的空白纸实行你‘翻印红楼梦’那话，我倒是极端赞成。”（同上，984页）

所谓“翻印红楼梦”，是徐志摩无意中重复发表沈从文《市集》一文被一些读者挑眼时的调侃。一位署名“小兵”的人劝他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掺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徐志摩于是告诉他，下回再没有好稿子，他准备翻印《红楼梦》。梁启超提到这句话，也是一种幽默。尽管如此，徐志摩还是很感动。他不仅把梁启超的来信全文照发，还写了比原信还长的《梁启超来函》附志，称赞梁启超能把佛教的奥义讲得通俗明白易懂。他还提到1922年冬天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时的情景，他说：“我那时在南京也赶时髦起了两个或是三个大早冒着刺面的冷风到秦淮河畔去听庄严的大道。一来是欧阳先生的乡音进入我的耳内其实比七弦琴的琴音不相上下，二来这黎明即起的办法在我是生命的革命，我终于听不满三两次拿着几卷讲义也就算完事一宗。梁先生（那时梁先生也在南京讲学）也听欧阳先生的讲。我怀疑我们能在当今三十岁以下的学生里寻出比他更勤慎，更恭敬，更高兴的学生！是的，不止是勤慎，不止是恭敬，梁先生做学问，就比他谈天或打麻雀一样，有的是不可压迫的真兴会：这是梁先生学问成功—也是一切事业成功—的秘密。”（《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71～272页）

徐志摩把《晨报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他与陆小曼的婚事要想有结果却还须克服相当的障碍。在这件事上刘海粟帮了他的大忙，陆家接受徐志摩，王赓痛快答应与陆小曼离婚，刘海粟都是用了心思的。这时，徐的父亲申如老先生尚未开尊口，他要见到张幼仪，得到儿媳妇的明确态度，才能决定是否同意儿子与陆小曼结婚。张幼仪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她说：

我从娘家去见老爷和老太太，他们住在上海一家旅馆的套房里。走进起居间的时候，我深深一鞠躬，向他们问好，然后对徐志摩点了一下头。他坐在起居间那一头的一张沙发上。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戴了只大玉戒，色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绿的。这种翠玉叫做“勒马玉”（stophorsejade）。据说古时候有个王子曾用他的玉戒指着一匹向自己猛冲的马而救了自己一命；那匹马一看到那鲜绿的颜色，以为是草，就立刻低下头来盯着瞧。

“你和我儿子离婚是真的吗？”老爷打破教人紧张的沉默气氛，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啦，老爷和老太太早知道这回事了，可是不管离婚文件写什么或是徐志摩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要亲耳听我承认。

“是啊。”我尽量用平和中庸的语气说。

徐志摩这时发出一种呻吟似的声音，身子在椅子里往前一欠。老爷听了我的回答，显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差点难过起来。

老爷问我：“那你反不反对他同陆小曼结婚？”我注意到他用的是“结婚”而不是“纳妾”这字眼，可见他已经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摇摇头说：“不反对。”老爷把头一别，一副对我失望的样子。从他的反应来判断，我猜他一直把我当做说服徐志摩痛改前非的最后一线希望。（《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169页）

证婚人训诫新郎官

徐志摩的难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10月3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地点仍选择了北海，只是这回是在画舫斋。金岳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徐志摩与陆小蔓（曼）结婚的时候，我是他的伴婚人。那时候我本来就穿西服，但是，不行，我非穿长袍马褂不可。我不知道徐志摩的衣服是从那里搞来的，我的长袍马褂是从陆小蔓（曼）的父亲那里借来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83页）

梁启超是他们的证婚人，据说这是徐志摩的父亲所坚持的。婚礼第二天，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讲述了婚礼上的情形。他说：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赓）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闻张歆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做官，（志摩却是很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此外还有许多招物议之处，我也不愿多讲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因）、思忠们看看。（《梁启超年谱长编》，1094～1095页）

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10月3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地点仍选择了北海。

可以想见，此时此刻，梁启超的心情仍未平复。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到清华园向梁启超表达谢意，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也在座，梁启超把昨天在婚礼上发表的那篇训词，托蒋复璁裱成手卷交徐志摩保存，希望他能时时以此提醒自己。那篇训词的全文如下：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当中你们自己感受不少的痛苦！社会上对于你们还惹下不少的误解。这些痛苦和误解，当然有多半是别人给你们的；也许有小半由你们自招吧？别人给你们的，当然你们管不着；事过境迁之后，也可以无容再管。但是倘使有一部分是由你们自招吗（呢）？那，你们从今以后，真要有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勤的悔悟，—如何把苦痛根芽，划除净尽，免得过去的创痕，遇着机会，便为变态的再发，如何使社会上对我们误解的人，得着反证，知道从前的误解，真是误解。我想这一番工作，在今后你们的全生命中，很是必要。这种工作，全靠你们自己，任何相爱的人，都不能相助。这种工作，固然并不难，但也不十分容易，你们努力罢！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很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徐志摩！你是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爱情以外，还有你应该作的事情没有，从前因为你生命不得安定，父兄师友们对于你，虽一面很忧虑，却一面常常推情原谅，苦心调护，我要问你，你现在，算得着安定没有，我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从新把坚强意志树立起，堂堂的作个人哩！你知道吗？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作伴侣，如何的积极的鼓舞他，作他应作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你们今日在此地，还请着许多亲友来，这番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神，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对于满堂观礼的亲友们，负有更严重的责任。你们请永远的郑重的记着吧！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明白我这一番话没有？你们愿意领受我这一番话吗？你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起我这一番话吗？那么，很好！我替你们祝福！我盼望你们今生今世勿忘今日，我盼望你们从今以后的快乐和幸福常如今日。（见李翰章：《诗人徐志摩评传》，转引自《近代名家评传》二集，424～425页）

婚后的徐志摩很快就带着新夫人陆小曼回到硖石老家。1926年12月间，北伐军打到浙江，硖石一带正处在战线的中心，徐志摩夫妇又仓促离开老家，来到上海。此后这段时间，直到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徐志摩的生活可以说是更加糟糕。他不仅没有“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勤的悔悟”，“把苦痛根芽，剗除净尽”，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不能自拔。也许，他有时也会想起老师的这番话，但他实在做不了他爱着的这个人的主，而只能与她一起沉沦。梁启超担心徐志摩“将来苦痛更无限”，希望陆小曼不要“把志摩累死”，想不到这些话后来都成了“谶语”。

梁启超辞世，诗人飞天

这期间，他与老师见面的机会似乎很少。一方面他很少北上京津；另一方面梁启超也不再南下。自从1922年底在南京讲学期间突发心脏病，他即遵医嘱“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27页）他的健康状况就在此时敲响了警钟。此后，又经历了夫人、老友的去世，讲学、著述的辛劳，时局及生存环境的恶化，都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曾坦白，便血之症是从1925年初就发现了，只是不痛不痒，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重视。后来经X光检查，发现右肾里头有一个小黑点，于是怀疑可能是患了“癌症”。他的夫人既死于癌，他对“癌”也就多了一些惊恐。他曾说：“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向来是狠恃强的。但是，听见一个‘癌’字，便惊心动魄。因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这个癌上头。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他一来便是要命！我听到这些话，沉吟了许多天。我想，总要彻底检查；不是他，最好；若是他，我想把他割了过后，趁他未再发以前，屏弃百事，收缩范围，完成我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工作。”那时，“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同上，1000页）

不过，被认为有问题的右肾摘除之后，便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割后二十余日，尿中依然带血”。（梁仲策：《病院笔记》，见《追忆梁启超》361页）于是人们纷纷怀疑协和医院手术出错，把梁先生的好肾摘除了。陈西滢、徐志摩等先后撰文，讨伐协和。文章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上发表，引起北京社会极广泛的关注。这时，梁启超便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他这样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理由：“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都狠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良心为相当的辨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99页）这件事也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为人处事的原则性，哪怕自己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个肾，他也不希望由于医生诊断的偶然失误，而引起人们对协和医院乃至对医学科学的不信任。这是他的一贯态度，尽管他曾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科学万能提出过质疑，但他也曾请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他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2页自注）这也是他在“玄学与科学”论战中所持的态度。现在他又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为科学辩护，在他看来，西医正是科学的代表，为西医辩护，为协和辩护，也就是为科学辩护。他在文章最后诚恳地写道：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1001页）

但是，他的病却始终不见好转的迹象。这期间他先后辞去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储才馆、清华研究院，以及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等事务，“俾得解除责任，安心养病”。（《梁启超年谱长编》，1188页）但他的病情，到1928年秋天，还是变得日益严重起来。梁思成等儿女在父亲去世后写了《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追述当时的情形：“九月二十七日，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医者谓恐流血过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泻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欲全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未放弃著述，住院期间，为了撰写《辛稼轩年谱》，还在托人寻觅有关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11月27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经检查发现，痰内有毒菌，肺部及左肋也发现病变。据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参考”。（同上，1199～1201页）直到1929年1月11日，他还张罗着要自办六十岁大寿呢，但到了1月15日，病势突然加重，延至1月19日下午2时15分，一颗始终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两年来，徐志摩虽说一直未曾北上，但他仍然惦记着老师的病情。1928年12月3日，他游历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之后，刚刚回到上海，马上写信给表弟蒋复璁，劈头便说：“第一事急于要问的是梁先生的病，听说蹇老有电来，说病情不轻，不知如何？果然者，我日内当北上省师，当不出十日也。”（《徐志摩全集》第六卷，443页）

他大约是12月20日晚起身的，因路上遇到碰车事故，22日晚11时方到北京。金岳霖、丽琳、瞿菊农都来车站接他。第二天是星期一，他一早就去协和探视梁启超。他在12月25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梁先生的病情谁都不能下断语，医生说希望绝无仅有，神志稍为清宁些，但绝对不能见客，一兴奋病即变相。前几天小便阻塞，过一大危险，亦为兴奋。因此我亦只得在门缝里张望，我张了两次：一次是躺着，难看极了，半只脸只见瘦黑而焦的皮包着骨头，完全脱了形了，我不禁流泪；第二次好些，他靠坐着和思成说话多少还看出几分新会先生的神采。昨天又有变象，早上忽发寒热，抖战不止，热度升至四十以上，大夫一无捉摸；但幸睡眠甚好，饮食亦佳。老先生实在是绞枯了脑汁，流干了心血，病发作就难以支持；但也还难说，竟许他还能多延时日。”（同上，148页）

此信所显示的信息，多少透露了梁启超病情的严重程度，看来已经生命垂危了。当时他与蹇季常、蒋复璁已经谈到梁启超的身后布置。回到上海以后，他在次年（1929年）1月5日致信蒋复璁，仍在询问：“梁先生病况如何？到沪三日，未闻消息，或有转机耶？盼去协和一问。……（人参服后见效否？）上海诸友均极怀念也。”（同上，443页）

十天后，1月15日，徐志摩又去一信，询问“任师闻有转机，果人参有灵耶？抑天如（唐天如，梁启超好友，著名中医）之功”。（同上，444页）恰在这封信里他提到：“适之先生明日北上。”而胡适1929年1月19日的日记则记载：“夜九点多钟到北京，叔永（任鸿隽）与白敦庸来接。到了叔永家中，抬头见梁任公先生写的一副对子，我问任公病如何，叔永说，‘你也许见得着他。’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他是这一天下午两点一刻死的，叔永还不知道，我们到次日看报才知道的。”（胡适：《胡适的日记》，见《追忆梁启超》，433页）

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徐志摩就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商量其身后事如何安排，信中说：

梁先生竟已怛化，悲怆之意，如何可言。计程兄昨晚到平，已不及与先生临终一见，想亦惘惘。先生身后事，兄或可襄助一二，思成、徽音（因）想已见过，乞为转致悼意，节哀保重。先生遗稿皆由廷灿兄（梁廷灿，梁启超的侄子。）掌管，可与一谈，其未竟稿件如何处理，如《桃花扇考证》已十成八九，亟应设法续完，即由《新月》出版，如何？又《稼轩年谱》兄亦应翻阅一过，续成之责，非兄莫属，均祈留意。《新月》出专号纪念，此意前已谈过，兄亦赞成，应如何编辑亦须劳兄费心。先生各时代小影，曾嘱廷灿兄挂号寄沪，以便制版，见时并盼问及，即寄为要。今晨杨杏佛来寓，述及国府应表示哀悼意，彼明晚去宁，拟商同谭、蔡诸先生提出国府会议。沪上诸友拟在此开会追悼，今日见过百里、文岛及新六等，我意最好待兄回沪，主持其事。兄如有意见，盼先函知。又宰平先生等亦有关于梁先生文章，能否汇集一起，归兄主编，连同遗像及墨迹（十月十二日《稼轩年谱》绝笔一二页似应制版，乞商廷灿），合成纪念册，何如？蹇老亦盼与一谈。叔永、莎菲均候。（《徐志摩全集》第六卷，256页）

隔了两天，1月23日，徐志摩再次致函胡适商谈此事：

昨天与实秋、老八谈《新月》出任公先生专号事，我们想即以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号，想你一定同意。你派到的工作：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计画别的文章。关于第三，我已有信致宰平，请他负责梁先生传记一部。在北方有的是梁先生的旧侣，例如蹇老、仲策、天如、罗孝高、李藻荪、徐君勉、周印昆等，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我的意思是想请宰平荟集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你以为如何，请与一谈。我们又想请徽音（因）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但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盼见时问及。专号迟至三月十日定须出版，《新月》稿件应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收齐，故须从速进行。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图为浙江海宁徐志摩墓地内其代表诗作《再别康桥》石刻。

此外，梁先生的墨迹和肖像，我上函说及，你以为应得印入专号的，亦须从早寄来制版。在沪方，新六允作关于欧游一文，放园亦有贡献，实秋及我都有，通伯、一多处亦已去函征文。还有我们想不到的请你注意。我们想上海的追悼会即在开吊日同日举行，明日在与君劢商议，容再报。（同上，257～258页）

为了编纂一本梁启超纪念专号，徐志摩表现出极大热情，做了大量的筹措工作，可以说尽心尽力，细心周到。但事情进行得似乎并不顺利，原定三月十日必须出版的专号，直到三月五日尚无着落。他在当天写给英国朋友恩厚之的信中还提到此事：

最后我要告诉你，有两件事使我一直忙个不停的，就是梁启超在我离北京后三周，即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年纪不过五十六岁。这项使人伤感的消息你一定在报上读到了。他的死对我和不少的人，都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因为在他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完美学者的形象，而且也知道他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胡适和我正在编纂一本约在五月可以面世的纪念刊，盼望对梁先生的伟大人格以及多面性的天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另一件就是我在筹备一个全国美术展览，约在一个月后开幕。（同上，365页）

徐志摩为这本纪念刊费尽了心血，可惜，一直未见其顺利出刊。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学者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希望发掘其中的隐情，却至今未有线索。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暨南号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距离梁启超逝世只有一年零十个月。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告别了这个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五十六岁。

2月17日，北平、上海同时举行公祭活动，以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全部心血的伟大人物。北平的活动安排在广惠寺内，天津《益世报》为此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其中有《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纕蘅、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因）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梁启超年谱长编》，1206页）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追悼会的情形：

新会梁任公氏逝世后，已于前日（二月十七日）在北平广惠寺开吊，上海方面亦于同日假静安寺设席公祭，由诗人陈散原（三立）先生及张菊生（元济）先生等主持其事。昨日上午九时后吊客纷临，有孙慕韩、蔡元培、姚子让、唐蟒、叶誉虎、刘文岛、高梦旦等，不下百余人。学生及商界中人来者甚众。南京指导部某君与梁素昧生平，亦专来吊祭，并在礼场上声言：“论私益则知识及立志悉仰新会之启迪感化，论国事则振发聋聩为革命造基业，新会之功不亚孙、黄，故虽绝无交谊，特来致敬。”（梁启超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同上，1208页）

古人云，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只能说是例外。

1929年9月9日，梁启超的遗体悄悄安葬于北平香山卧佛寺之东坡，其门生张其昀就显得有些不安，他注意到：“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追忆梁启超》，120页）他还担心：“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纪载。”所以，他“北望西山，不禁为之泫然者矣”。（同上，125页）

张其昀的忧虑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此，梁启超于生前便有预感和先见。他在1927年岁末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就曾提到：“几日来颇想移家大连，将天津新旧房舍都售去，在大连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养老房子。”他甚至担心北洋政府的倒台，可能影响到女婿周希哲加拿大总领事的职位，安慰他官做不成也不要紧，还可以做生意。（《梁启超年谱长编》，1167页）

1928年6月10日，他写信给尚在欧洲旅行的梁思成，告诉他“北京局而（面）已翻新”，所以，先前所说他去清华任教的计划只好作罢，“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他劝思成到东北去，“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同上，1179页）

6月23日，他又写信给女儿思顺，报告北京政局发生变化，北洋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除七叔外，七叔比较的容易另想办法），个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全家十几口，嗷嗷待哺，真是焦急煞人。现在只好仍拼着我的老面子去碰碰看，可以保全得三两个不？我本来一万个不愿意和那些时髦新贵说话（说话倒不见得定会碰钉子），但总不能坐视几位至亲就这样饿死，只好尽一尽人事。（廷灿另为一事，他是我身边离不开的人，每月百把几十块钱我总替他设法。）若办不到，只好听天由命，劝他们早回家乡，免致全家作他乡馁鬼”。（同上，1184页）

梁启超墓位于北京植物园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园由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走在其中像是进了一座庭院。（解玺璋摄）

他还说：“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间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嘴里却个个都说要裁兵）。”（同上，1185页）

不久，梁启超所预见的情况果然就发生了。新外长为了要替新贵腾新加坡的缺，牵连到加拿大总领事的人事安排，周希哲只好准备让位，惹得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又一次大发牢骚：“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那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现在撵你们走，真是谢天谢地。”（同上，1195页）

梁启超对国民政府侧目而视，国民政府对梁启超自然也不肯放过，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做了一个针对“三一八”惨案的议决案，竟认为梁启超与此案曾有牵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乃至发生于数年前的这件惨案也被利用来做造谣的资本。当时，梁启超正在协和医院治病，为了说明真相，以正视听，7月7日，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发表了《致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书》，他指出：

顷阅《民国日报》载贵委员会议决案关于三一八惨案有牵涉家叔之语，不胜骇诧。鄙人多年随侍家叔，于其日常起居，皆有详细日记，今因贵会议案所云云，与事实太相违反，不得不举出极简明而极有力之反证，郑重辨明。家叔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二月十五日入德国医院疗治无效，三月二日出德国医院，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住一楼三五号病室。九日医生检验一次，十一日检验一次，俱用局部麻药，十六日上午施用烈性药，全部麻醉，行剖割手术。施手术者为该院院长刘君瑞恒。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间始渐苏醒。十九日下午，有问病者告以惨案状况。家叔奋气填膺，热度渐增，几陷危境。医生查知大怒，因此严禁探问者五日。此等事实协和医院有日记，某日某时某刻某秒病人作何状，一一记载，纤悉无遗。请贵委员会及普天下人凭常识推论，凭天理良心判断，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预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贵会既以指导民众自命，鄙人殊不愿以不肖之心相忖度，谓其有意挟嫌，故入人罪；但据报纸所言，系一种正式决议。以堂堂一政党之议案，自不应为无责任而违反事实之言，以淆惑视听。为此专函抗辩，务请贵会派人向协和医院调查医案又日历，看鄙人所言有无一字虚伪差舛。（同上，1185～1186页）

这种凭空捏造的东西很容易被事实所驳倒，而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分歧却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12月1日，原清华研究院学生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致信梁启超，问候他的病情，同时说道：“客岁党军占领江南，南北之音问遂疏，师座因历史关系，为各方所注目，邮电往来常被检查，用不便径修书候。”（同上，1197页）这就是说，梁启超的往来书信是有可能被监控检查的。这些细枝末节足以窥视民国政府对待梁启超的态度。所以，梁启超逝世后，除了来自南京指导部的某君，无论北京还是上海，两地公祭现场，都见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少有他们送的挽联，是很自然的。当时，杨杏佛曾对徐志摩说，国府对于梁启超不能没有表示，并准备去南京找蔡元培等人商议，要在国府会议上正式提出。但是，由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案也只能不了了之。梁启超的门生、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就曾以民国政府未能褒扬梁先生而深表遗憾，他说：“颇闻任公之殁，实曾有大力者建言政府，加之褒扬，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追忆梁启超》，137页）这里的“大力者”即指蔡元培，而“吾粤某巨公”即指胡汉民。结果，直到梁启超去世十三年之后，即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三日，国民政府才颁布了褒扬梁启超的明令。对此，他的另一位门生吴其昌不无伤感地说：“读竟，泫然流涕。”（同上，403页）

言人人殊梁任公

这是因党见、政见分歧而导致的对于梁启超的轻视和冷落，虽然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其影响却是长久深远的，尤其当国民党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在以叙事建构晚清民国历史时，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丑化他，甚至用忽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

同为清华教授的吴宓对于梁启超身后的寂寞也曾感到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吴宓：《空轩诗话》，见《吴宓诗话》199页，转引自《追忆梁启超》夏晓虹后记，476页）说怪其实并不怪，王国维先生比较单纯，作为一个学者，他只在书斋里讨生活，性格上且落落寡合，与社会几乎不发生关系；梁启超就不同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进进退退，几度出入于政治、学术之间，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无论人事还是国事，都牵扯到方方面面，各色人等，说好说坏都不容易，很多人说他“善变”，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梁启超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确实很难。

谭人凤是老同盟会员，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曾作过一部《石叟牌词》，开篇便说，他早年在思想上“感触于《时务报》者亦不少。故尝谓彼时之梁卓如启迪国人，功诚匪浅”。但“惜乎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判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近康有为对人言，愿世人毋以我与某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石叟牌词》，2页）

这是来自敌对阵营的看法。湖南名士李肖聃在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做过他的秘书，据说梁的有些文章还是由他代笔的，他对梁启超晚年的变化非常不满，认为“巨人长德，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欧游心影之录，清华讲演之集，所以謏闻动众者，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而中国之文气日衰，圣风愈塞矣”。（《星庐笔记》自叙，1页）

他的意见大约代表了当时并不少见的固守传统文化不肯妥协的那一部分人的看法。而新文化的代表者胡适就从另一面指责他的“善变”，在一篇日记中胡适写道：“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追忆梁启超》，435页）

这种言人人殊，各持己见的情形，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梁启超太庞大了，以至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某一角度出发去认识他的时候，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我称之为盲人摸象式。郑振铎的看法与上述几位就完全不同，他说：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同上，88～89页）

郑振铎不是与梁启超交往很深的人，但他却可以说是梁的知音。丁文江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称赞道：“已经发表的论任公的文章，自然要算他第一了。”（同上，484页）

累变不离其宗

丁文江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还提到：“我听见人说，孙慕韩（宝琦）的兄弟孙仲屿（宝瑄）有很详细的日记，所以用思成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慕韩托菊生转交，请他借给我一看。”（《丁文江年谱》，333页）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与梁启超是朋友，他的弟弟孙宝瑄此时已不在人世，信中提到的日记，即后来出版的《忘山庐日记》。其中1907年5月20日记载：“饮冰梁氏，奔走海外十年，其言论思想，屡腾诸报纸。人有讥其宗旨累变，所谓种界也，保皇也，共和也，立宪也，开明专制也。始谈革命，继又日与革命党宣战。始谈公德，继又提倡私德。综其前后所言，自相反对者，不知凡几，岂非一反覆之小人乎？忘山居士闻而笑曰：不然。饮冰者，吾诚不知其为何如人，然据是以定其为小人，言者之过也。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为君子。盖小人知反覆也，因风气势利知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忘山庐日记》下册，1043页）

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反覆”“善变”也早有认识。他早年写作《饮冰室自由书》，就有一篇《善变之豪杰》，主张在宗旨不变的前提下，其方法可以随时与境而变。后来他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也有一番感慨：

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于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6页）

梁启超的变与所以变在这里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他在晚年与学生们谈到变与不变，分分合合，不认为是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而是其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所决定的。他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追忆梁启超》，418页）这不是梁启超自夸，考察其一生经历，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陈寅恪于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指出：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寒柳堂集》，166页）

梁漱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梁启超书法：忍辱精进负荷众生。这八个字表达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任公先生是有血性的热肠人，其引用庄子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很恰当。他只能写文章鼓舞人，不能负担政治任务，其供他人利用是决定的。其卒自悔悟是有良心不昧者，以视康有为、杨度辈悍然作恶者，自有可原恕。（《追忆梁启超》，265页）

梁启超身后评价之难，固然与其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关，这恐怕正是徐志摩精心策划的《新月》纪念专号最终夭折的原因之一。胡适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怕也反射出其内心的矛盾。他在日记中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然而他也看到：“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同上，433～435页）

寂寞身后事

胡适这样说固然有他的道理，而梁启超身后的寂寞寥落，又似乎和他的门生故旧往往早夭有关。蔡锷过早去世，已是很大损失；范源濂等亦先于他过世，徐志摩、丁文江、蒋百里更在其死后不久便陆续辞世；甚至他后期的学生，有些也未能保其天年，像清华研究院首届毕业的吴其昌，即梁启超的高足之一，只看他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就不难想象他与梁氏相知之深，但他年仅四十岁即因劳累过度，身染重病而终至不起，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抱病撰写《梁启超传》，也仅得其半部，是为终生遗憾；他的另一个学生张荫麟，也是不可多得的史学人才，在新史学领域甚至梁、张并称，又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却因在战争期间患上肾炎症，缺医少药，病情日重，于1942年在遵义病逝，年仅三十七岁。梁氏弟子尚有不少，如徐中舒、王力、姜亮夫、陈守实、高亨、杨鸿烈、冯国瑞、陆侃如、何士骥、吴金鼎等，他们皆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影响很小，或完全没有影响。即使如张君劢、张东荪等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物，三十年代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作为，已经没有人肯听他们说些什么了。丁文江曾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利害放在一边，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都肯承认的最低限度的信仰，作为公共信仰，中国才有可能统一。但在国共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时候，谁又听得进这种劝告？

后面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很显然，梁启超身后所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隐藏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他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时代让很多人感到隔膜，不可避免地采取疏离的态度，而且，他的救国方案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与其说他受到某些人的冷落，不如说那个时代冷落了他。梁漱溟曾在1943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同上，258页）他特别强调：“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他建议青年们读一读梁启超的书：“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同上，262页）

可惜，那个时代的青年已经很难听进他的劝告了。他们在越来越激进的革命理论鼓舞下，正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去，哪有心思阅读梁启超的书呢？回想梁漱溟所说的近五十年，从1893年到1943年，乃至再向后推大约五十年，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舆论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调门越唱越高。梁启超最初也是革命论者，主张对旧世界采取破坏态度，至少他在1896年至1903年间的许多言论，是有反清革命倾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革命情结，梁氏还是其滥觞呢。但他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派，虽然他所反对的革命只是专以武力或暴力颠覆国家，推翻政府的狭义革命。他所主张的却是通过和平、渐进的制度或政体变革，或曰改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新生。此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无论是开明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所希望的无不是避免革命中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流血，然而革命党没有这样的耐心，清政府也一再挑战人们的耐心，从而把更多的人变成了革命党，遂有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这时他所担心的，是革命将会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他尽了最后的努力，想要实现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但事实上已不可能。民国成立后，由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军阀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国陷入了长期的纷争和战争。梁启超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实力和势力实现他的宪政理想，而他的愿望在袁世凯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面前碰得粉碎，以至于他与蔡锷不得不在袁世凯宣布登基做皇帝之后举兵反袁，尽管他们一再声明此举为不得已，但实际上他们已卷入了自己一贯反对并努力避免的杀戮无度的军阀政治之中。

中华民国政府至少有十六年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民主、自由、健康、有序的宪政制度，这也是梁启超始终为之努力的，尽管他在1917年府院之争后已从政治领域退守书斋，但他并未放弃与北洋政府的合作。直到二十年代初，他欧游回国之后，仍然对吴佩孚、孙传芳抱有很大希望，想通过联省自治、制定省宪、召开国民大会，来限制军阀的权力，促成民主政治，达到重建民族国家的目的。但此时已今非昔比，如果说民国前十年没有给梁启超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民国的第二个十年，已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军阀之间无休止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且不论，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则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梁启超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带来了新的希望，孙中山在绝望之中决心“以俄为师”，更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畴之中。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生机，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旧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均被动摇，革命风暴从城市向农村迅速蔓延，而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乘势而起，国民党对整个局势的控制已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毛泽东当时就曾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2 ～ 13页）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并且发展为一种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圭臬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冲突，梁启超以宪政为核心建立民主自由新国家的理想终成泡影。

重新认识梁启超

对梁启超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或九十年代，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梁启超的重要性以及他的政治、文化遗产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谈论，所肯定。龙应台在2000年将要来临的时候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序，6页）她把第一次阅读《论不变法之害》的情形形容为“惊心动魄”，在她看来，梁启超这篇文章“所碰撞的几个问题正好是一百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大问题之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让她大为感叹的是，“梁启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来的难道不就是我们转进二十一世纪的此刻所面对的现代化以至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吗”？（同上，10 ～ 11页）

龙应台对梁启超的阅读感受应该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发生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从她所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即民主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新道统”或“新学统”，其主链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或者还可以增加晚年陈独秀，在台湾还有殷海光和雷震，他们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不断追求的，归纳起来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梁启超是将这些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也是其权威阐释者。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根本区别，前者所倡导的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后者所要建立的却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再看梁启超的民主主义，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其思想底线，主张民权即国权，民权不能伸张，国权亦无从伸张。而孙中山晚年诠释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受到抨击，民权主义则受到“先知先觉”论、“国民资格”论的阉割，国民资格的获得必须以接受国民党训政并宣誓效忠党义为前提条件，于是，民国变成了党国，这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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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四年过去了，《梁启超传》的写作暂时告一段落，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回首这四年的一千四百多个日夜，我得承认，我所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对我来说，下决心写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书，并不容易，尽管我很喜欢梁启超，这些年也陆续读了一些他的著作和相关材料。但我心里明白，这离写一部人物传记所需要的学术准备相差甚远。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想打退堂鼓，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朋友鼓励和支持我写下去，我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所以，我大着胆子说，我的这本《梁启超传》，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因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人物，都不是四年时间可以了然的。遗憾在所难免，在这里，我真诚地希望读过此书的朋友能不吝赐教，提出批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对梁启超的研究继续下去。

在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帮助、支持我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宛振文、么志龙、萨苏、荣挺进向我提出了写作此书的建议并帮助我下了决心；还要感谢孙郁、止庵、雷颐给予我的指点和帮助，使我最终确立了写作的方向；感谢黄集伟慷慨地把他保存的民国图书赠送给我；感谢白烨、孟繁华、陈福民、陈晓明、贺绍俊、徐小斌、吴迪、马立诚、吴思、宁肯、史长义、祝勇、邱华栋、王久辛、梅毅、蒋一谈等许多朋友对我的写作一直给予特别的关心，每次和他们交流，都给我很多启发；感谢远在广东的陈聪老弟专程求得顺德县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为我复印了长达几百页的《麦孟华集》；感谢孔祥吉、朱维铮、茅海建、夏晓虹、杨天石、朱宗震诸先生，他们开拓性的研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多方面的启发；更让我感动的是，北京作家协会对此书写作提供了巨大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磨铁及铁葫芦图书诸君沈浩波、王小山、王来雨等对此书的特别关心和重视；感谢此书编辑阿丁、饶佳荣、冯俊文、郑晴蕾、黄一川、张伊、熊立章认真和辛勤的劳动；特别要感谢刘再复先生百忙之中阅读此书，并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序言。

应该感谢之人肯定还有，恕不一一。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最亲爱的妻子姚秀英，虽然她久病体弱，却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并妥善地照顾我的身体和生活，没有她的悉心照顾，我很难在短时间里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

希望此书能为我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结交更多的朋友。

解玺璋谨记

2012年3月13日夜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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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目录

序

第一章　新会少年：梁启超的家世

第二章　满门俊秀：梁启超与其子女

第三章　相敬相知：梁启超的婚姻与爱情

第四章　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

第五章　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第六章　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

第七章　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

第八章　知时达务：梁启超与汪康年

第九章　血荐轩辕：梁启超与唐才常

第十章　近世双雄：梁启超与孙中山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第十四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第十五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第十六章　忘年知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第十七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第十八章　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