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哲学史

［英］莱斯莉·莱文 著

陈丽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哲学是什么

第1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第2章 希腊的哲学大家

第3章 罗马时期的哲学思想

第4章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哲学家

第5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

第6章 理性时代

第7章 启蒙时期

第8章 进入19世纪

第9章 现代哲学

名词解释

哲学测验

参考文献

谨以此书献给乔斯、西里尔·莱文、露丝和彼得·斯潘塞。

我们都坚信要以哲学的态度看待人生。

前言

哲学是什么

能剖析自己妄想的人叫哲学家，其余的叫疯子。

——安布罗斯·比尔斯[1]，《警言录》

本书介绍的哲学思想时间跨度长达2 500多年。这足以说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然而，显然人类自有文字记载时起，就在不断提出哲学问题，试图了解世界、了解自身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的引言中指出，哲学介于科学和神学之间，旨在运用人类的理性对一些利用现有知识尚不确定的领域进行思考。有意思的是，虽然人类的知识体系在不断完善，问题却一直都存在。不过这没什么，只要你见多识广，就会知道没有什么活动能比深度的思考更令人愉快了。

本书回顾了数千年来哲学思想的发展，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阐述了众多哲学家的思想及其起源，希望读者可以在一览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同时，也充分领略哲学的真谛。

我要感谢迈克尔·奥玛拉图书公司的露易丝·迪克森和西尔维亚·克朗普顿，感谢你们在本书成稿的过程中给予我的耐心和支持。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安妮·李、理查德·桑多弗和彼得·斯宾塞，你们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耐心听我唠叨，还帮我找资料。我在此郑重声明，我若有一天当了编辑，一定向你们学习，绝不抱怨作者拖稿。

[1]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约1914），美国作家、记者，以短篇小说闻名，语言辛辣。——编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编者注）

第1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顾名思义就是在苏格拉底之前出现的哲学家。古代早期的一批思想家可以归为这一类，当然还包括一些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哲人，他们极有可能对苏格拉底的思想有所了解。从公元前7世纪末至前5世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试图以多种方式解释世界的构成，并探索现实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最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来自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爱奥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境内。从约公元前1000年起，爱奥尼亚逐渐沦为希腊的殖民地。到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生活的时期，该地区已有诸多城邦兴起。城邦兴起的原因在于这里与周围国家及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往东与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文明的摇篮——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今伊拉克）交往密切，向西与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直至希腊本土互通有无。另外，根据《荷马史诗》这部文学巨著，我们知道爱奥尼亚还与璀璨的迈锡尼文明有一定联系。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成为推动思想家成长的有利条件，在诸如米利都、以弗所、科洛峰和萨摩斯等各大人口集中的城邦中兴起了阵阵新思想的热潮，对古希腊文明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泰勒斯

（约公元前624—约前545）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明白自己所言的人。在他看来，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是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泰勒斯是希腊哲学乃至整个欧洲哲学的奠基人。可惜泰勒斯没有任何作品流传下来。人们对他所有思想的认知也只能基于后人对他的评述。泰勒斯是一位务实且兴趣广泛的哲学家，他也是著名的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政治家。据说，他曾远游埃及，在那里研究当时的数学热点问题——三角函数。他利用古巴比伦的星座图准确预测了公元前585年出现的日食。

为什么我们称泰勒斯及其后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为哲学家，而不是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呢？这是因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内在统一的，是可以确定的实体，人们需要理性地研究和理解世界，才能确定世界的本质。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不清楚世界究竟是由哪些神奇的物质构成的。

一开始，哲学家对于世界本质究竟是什么有过诸多错误的猜想。然而，这种研究本身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不再用神话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件。早期哲学家认为诸神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万物如此的理由，他们试图以直白的描述和分析来系统地解释眼前的世界。

泰勒斯提出了水本原说。泰勒斯看到水呈现出多种状态（比如雾、冰等），认定水是宇宙的基础。他认为整个扁平的地球漂浮于水面之上，如果巨浪拍打陆地，就会引发地震。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称泰勒斯为“希腊七贤”之一。然而，泰勒斯在奇闻逸事中，更多的是以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示人。据说有一次，他因为忙着观察头顶的星象，一不小心掉进了水沟。

阿那克西曼德

（公元前610—前546）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出生于米利都，据说是泰勒斯的学生。他和泰勒斯一样，有着广泛的科学方面的兴趣。他绘制了世界上的第一张地图（虽然这张地图的精确度不高），从事过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他认为云层撞击产生了雷声），还把日晷的指时针介绍给了希腊人。阿那克西曼德还是一位政治家，曾当选城邦在黑海的新殖民地——阿波罗尼亚的领导人。他可以说是继泰勒斯以后的又一位哲学大家，也是第一位著书立说的哲学家。不过，他不同意泰勒斯的水本原论，事实上，阿那克西曼德反对把任何一种物质元素当作哲学的第一原则。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如果水是世界的本质，那么火等其他元素就不应该是世界的组成物质。因为水能转化为雾或者冰，却无法同时包含截然相反的两极，如干燥和潮湿。他想找到一种更加普遍的世界本质，这种物质是不受物理属性限制的。他提出了“无限”的概念——阿派朗（apeiron），无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属。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当“无限”发生分离时，就产生了宇宙与其所有的要素以及对立。

阿那克西曼德详细阐述说，这个未经分化的“无限”由于运动分离出不同的实体，先是热，然后是冷，接着，更沉重的冷雾凝固形成了地球——一个悬浮在宇宙中心的巨大的圆柱体，而热则不断膨胀，形成了围绕地球的巨大火轮。火使得它与地球之间的气体形成了雾，雾中存在间隙，我们才得以看到巨大火轮散发出来的光线，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恒星和行星。世界中存在多个互相关联的两极——干与湿，冷与热等，这些都源自一开始“无限”的分离，但它们反过来又想回归“无限”，这也正是宇宙的节律和统一。

阿那克西曼德还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理论。产生了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的有序过程很有可能也创造了其他人类未知的世界。他说，人类的皮肤本来有刺，就像鱼的皮肤一样，是在水从陆地上退去时，在沼泽地上产生的。总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水十分迷恋，这一点在阿那克西曼德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阿那克西米尼

（活跃时间约为公元前545—前528）

米利都还出了一位哲学家，名叫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可惜史书上对其生平的记载很少。他又回归到泰勒斯的观点，认为世界只有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气，他称之为aer（空气或雾），他还指出按照浓缩的程度不同，这种气可以转化为其他物质。稀释气，它可以变成火；浓缩气，它可以形成水和地球。气与物质世界有明显的联系（天空中的太阳就是火，云产生闪电，雾下落后形成雨）。阿那克西米尼将空气与生命的呼吸和灵魂联系起来，总结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对于阿那克西米尼而言，地球是扁平的，像叶子一样飘浮在空中，不断升腾的蒸汽则逐渐形成了天体和火盘。

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570—约前490）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出生于希腊的萨摩岛，没错，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那个毕达哥拉斯。据说，他曾经去过埃及和巴比伦。大约公元前530年，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克罗顿定居。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最终发展为数学学校和宗教团体的团体。毕达哥拉斯本人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有关他的一切，大多数来自后人关于他的著述。由于年代久远，人们难免添油加醋，这些描述最终演变成神话和传说。有传闻说毕达哥拉斯有一条腿是纯金的，他会分身术，还能用一面镜子把文字反射到月球上。

相对可靠的说法是，毕达哥拉斯发现音阶的高低会随着琴弦的长短而变化。由此，他断定数学比例是音乐和谐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音程的概念。他认为数学在现实中居于核心位置，不是水，也不是其他物质，而是实实在在的数。数界定了物质对象的形状和形式（想一想阿那克西曼德关于“无限”的概念），正如数决定了恒星和其他天体的运动一样。天体间和谐的数学关系，就像是天体间的音乐。

由此，毕达哥拉斯主义发展成一种人生哲学。其信奉者遵循谨慎节制的生活方式，他们群居生活，男女平等，财产公有。他们希望通过道德禁欲和身心的宗教净化，寻求和谐的世俗生活，禁食豆和肉类就是手段之一。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信灵魂转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在人死后，其灵魂会转入另一个躯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前世曾属于另一个人。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很多观点在柏拉图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柏拉图尤其强调纯粹现实，认为纯粹现实是不完美的表象的根基。这与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和灵魂不朽的理论不谋而合。

色诺芬尼

（约公元前570—约前475）

大约在公元前546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小亚细亚地区大肆扩张，所向披靡，将隶属希腊的城邦国家爱奥尼亚并入波斯帝国。同年，色诺芬尼（Xenophanes）离开家乡科洛封，开始在地中海附近游历，并在此度过了余生。他在西西里住过一段时间，还去过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亚。埃利亚诞生了众多哲学家，他们后来与色诺芬尼来往密切。色诺芬尼还是个诗人，有一些诗作的残篇流传于世。色诺芬尼兴趣广泛，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作及他人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

色诺芬尼提出了一个人们困扰已久的哲学难题：对于我们从未亲眼见到的事物，我们何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知晓其真理？换言之，色诺芬尼指出了观点和真知之间的巨大差异，就算真理存在，我们也只能揣测一二。从这一点出发，他谈及了多个话题。

在宗教范畴里，色诺芬尼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用神的随机行为解释事件的发生，而是积极地批评了传统的荷马式的方法，他认为不能把人类身上存在的诸多缺点（比如通奸、偷盗和欺诈）归结为神的旨意。色诺芬尼指出，这种得到背书的非道德行为以及将人类特征归因为非人类因素的人神同性论是一种逻辑谬误。埃塞俄比亚的神是黑头发的，色雷斯人的神是红头发的，这本身已经够让人糊涂的了，那牛和马的神又该长成什么模样？色诺芬尼指出，存在一个万能的神，它如同世界一样是球形的，永恒不变，无论是它的外表还是本质，都与人有根本的区别。神以自己的意志掌控万物。

色诺芬尼试图改善民众的道德行为，他公开反对酗酒，驳斥吃穿用度奢靡，反对给予成功的运动员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一切都似曾相识。此外，色诺芬尼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观点，但更加贴近实际。他看到从海上漂来的鱼的化石后，断定大地曾经被水覆盖，从而提出：大地和水以多种形式的混合，形成了万物的基础，这一过程中云则是一种过渡状态。

赫拉克利特

（约公元前535—前475）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出生于以弗所，家世显赫。他似乎向来无心参与公众生活，以不喜奢华为由拒绝了波斯权贵的所有恩惠。他显然更加无意于虚名，总是谴责人类愚钝，竟然敢“挑”色诺芬尼的刺，说他博学多才却并无见地。据说，赫拉克利特撰写了一本名为《论自然》（On Nature）的书，该书仅留存下来一些残篇，加上其他作家对这本书的评论，我们才得以对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略知一二。

赫拉克利特最著名的论断让人费解——流乃万物常态，难怪他获得了“晦涩之集大成者”的美名。他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掉进同一条河里，因为第二次你的脚所接触的河水早已不是之前的河水了。世界“看似”是一个稳定统一的整体，正是这样的前提使得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以及其他哲学家努力寻找一个统一的元素。但是赫拉克利特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他认为，世界并非看起来那般永恒稳定，在静止的外表下，只有通过事物所含对立面之间不断的斗争，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他举的例子包括上下、冷热、干湿、黑夜白昼之类司空见惯的东西，也有生死攸关的事情，比如生死、战和、贫贱等。这些对立的事物彼此依存，都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对立面。相反的两极有着共同的结构特征，赫拉克利特把这种特征称为逻各斯（logos），即理性。逻各斯就像是永恒的宇宙公平，保持着某种平衡，规范着不断发生的变化。

对于赫拉克利特而言，世界的统一位于其内在的结构中，存在于总体的构成方式，而非取决于某种特定要素。他认为火是最原始也最美好的一种元素，是逻各斯呈现的方式。

巴门尼德

（约公元前515年——前450）

巴门尼德（Parmenides）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埃利亚。人们一直认为巴门尼德是埃利亚学派的核心人物，该学派认为现实具有不变的性质。巴门尼德早年的生平不详。据说，巴门尼德在65岁的时候，极有可能遇见了年轻的苏格拉底。巴门尼德影响了苏格拉底甚至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巴门尼德是首个使用逻辑和语言而非依靠观察得出有关世界的结论的哲学家。事实上，一碰到观察这件事，巴门尼德恨不得跑得越远越好。

通过一首150行的三段体诗《论自然》，我们得以了解他的观点。在第一部分，巴门尼德描述他遇见了一位女神，女神答应他要向他展示真理之道（又称现实）以及意见之道（又称观点）。在此基础上，诗歌引出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根本上来看，就现实而言，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并谈论某些事物，逻辑上说这些事物是肯定存在的，即它是（is）；而人们不可能想到并谈论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即它不是（is not）。

巴门尼德认为，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你肯定能推导出：没有所谓的过去和将来，因为过去和将来在当下都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从来就没有变化，将来也不会有变化。运动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有了运动，就意味着当下要变成虚无；也不会有实质的变化，因为如果存在实质的变化，就证明存在着过去。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变化都是虚幻的，是表象，而非真理。

无论巴门尼德的逻辑如何，这里的推理看起来都不够严谨，他的论点建立在针对动词“存在”（to be）的含糊不清的解释基础上。但是他提出的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冲突却是真实存在的，它一直驱动着后世的哲学家们不断思考。

阿那克萨哥拉

（约公元前500年——前428）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祖籍是爱奥尼亚的克拉左门尼。他在雅典生活了长达30年之久，是第一个将理性探讨引入希腊的哲学家，此后，理性探讨一直是整个古希腊的中心。因此，阿那克萨哥拉影响了很多雅典人，包括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和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阿那克萨哥拉被问及他存在的意义时，他给出的答案是“研究宇宙”。经过研究，他最终断定太阳是一块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且能发光的巨岩。这样的观点让当权者非常头疼。因此，阿那克萨哥拉以不敬神的罪名遭到起诉，在被判决有罪后，被驱逐出了雅典。

为了更好地解释物质世界，阿那克萨哥拉接受了巴门尼德关于事物不会形成、消失的论断，他尝试用普遍存在的变化这个证据来调解这个观点，结果形成了努斯（nous）理论。努斯指心灵，它是所有事物中最美好、最纯粹的。整个世界是由各种粒子组成的，努斯驱动万物进行旋转。不同的颗粒整合分离，形成事物的各种形态，整个世界也形成涡流。所有事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努斯不会与任何事物混合。在任何特定的时点，每个物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规定了其属性。而旋转颗粒不断的组合和分离不仅使变化成为可能，也使其成为必然。

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努斯是主要的推动力，并为事物运作提供了纯粹机械的解释。后来的哲学家则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开始寻找事件背后的目的。

反证法：芝诺悖论

埃利亚的芝诺（Zeno，约公元前490—前430）认为宇宙是静止不变的，他是巴门尼德的追随者之一。芝诺提出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悖论，来证明运动的不可能。

让我们先从阿喀琉斯和乌龟的例子说起。作为希腊的超级英雄，阿喀琉斯以速度著称，而乌龟则是个慢性子，行动迟缓，毫无目的。假设阿喀琉斯和乌龟开始赛跑时，乌龟领先阿喀琉斯100米，那么阿喀琉斯每次努力赶超乌龟的时候，乌龟肯定也往前稍微挪了一点儿。哪怕乌龟领先的距离不长，阿喀琉斯也要努力追赶才能试图超越乌龟。但每次阿喀琉斯到达乌龟先前的位置时，乌龟肯定又往前挪了一点儿距离。如果我们把这种努力赶超和继续前行的任务分解为无限小的分段（芝诺非常喜欢这种分割），阿喀琉斯就得不断努力赶超，才能赶上乌龟之前到达的位置。这个过程就会没完没了。虽然这样解释看起来非常荒唐，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芝诺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按照相同的逻辑，芝诺解释了人们为何无法从赛道的一端穿越到另一端。在完成全程比赛之前，你必须得先走完一半路程，然后再走完剩下的一半路程，这个过程无穷无尽。换言之，你有无限多个一半的路程要走，以至于你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任何地方。

然后，让我们看一看弓箭的悖论。你站好，瞄准目标，然后射出箭。但是无论你站在哪个位置，你的弓箭始终是要占据一点儿空间的，就在箭欲离弦，将发未发之时，箭肯定是静止的。由于所谓的弓箭的飞行是由一系列静止的时刻构成的，那么从理论上讲，箭矢无法真正地动起来或者被发射出去。

芝诺

芝诺在和巴门尼德一起前往雅典的时候，曾与苏格拉底碰面。结果芝诺成为柏拉图对话集《巴门尼德篇》中的主角，还被苏格拉底称赞为世界上首个使用辩证法的人。辩证法是一种正式的辩论方法。论辩双方需要找到对方的论证中前后矛盾和荒谬的地方，而这些又会把我们再次带回刚才的悖论中去。

恩培多克勒

（约公元前495—约前435）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出生于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阿克拉加，即现在的阿格里真托。恩培多克勒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诗人，还是有名的医生、科学家和政治家。传说他有非凡的抱负。他曾经纵身跳入埃特纳山的火山口，来证明自己的神力。可惜，据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引用的诗所描述，恩培多克勒的实验最终以自己浑身着火、被烧得一塌糊涂而告终。

恩培多克勒的哲学代表作是一首诗，是的，就是我们在前文提过的《论自然》，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流传了下来。巴门尼德认为宇宙是静止不变的，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宇宙是由无限种物质混合在一起创造的，而恩培多克勒则认为世界万物由四种永恒的基本元素或“万物之根”组成，这四种元素是土、气、火和水。在被恩培多克勒称为爱与恨的两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这些元素会聚合或分离，形成不同的物体。宇宙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一开始爱占主导，然后恨来主宰，一段时间后，爱重新赢得统治权。

要说恩培多克勒的观点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直接联系，肯定有失偏颇，但是恩培多克勒的确在以一种类似于进化论的方式讲述生物的起源。关于生命起源问题，恩培多克勒认为在初始阶段，生命的形式更为多样，肢体会自由活动，有些生物呈人面牛身的形态，还有的人类孩子长着牛头，这些奇怪的物种经过逐步演变，成为我们所熟悉的生命状态。他还提出了理论来解释我们的意识：其他物体的分子和我们的感官发生交互作用，进入我们的毛孔，在毛孔里，这些分子被我们人体内相应的分子监测到，从而发生作用。

他的第二首诗作《净化》（Purifications，这首诗可能是《论自然》的一部分，也可能不是）的观点则非常宗教化。恩培多克勒似乎已经把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有关灵魂轮回的思想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说，灵魂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开始了身体的旅程，从似神的天真堕落到世俗状态（这是人类和动物流血的结果），而后进入净化和神化的过程，爱恨交织再次推动生命的诞生，于是新的周期开始。

普罗泰戈拉

（约公元前490—前420）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出生于希腊东北部的阿布德拉。他会定期去雅典和其他城市讲学。在雅典，他遇到了伯里克利。伯里克利邀请普罗泰戈拉给雅典在意大利的新殖民地图里撰写法典。这部法典是对普罗泰戈拉关于正义和美德观点的最好证明，下文中将提及。普罗泰戈拉可能是第一位作为智者而闻名天下的哲学家。他对很多哲学和实际问题都有专门的论述。他的理论深受学生敬仰，学生们还会付费听课。普罗泰戈拉主要教修辞学。在古希腊，修辞课是所有打算参与公众生活的人的必修课。此外，普罗泰戈拉还教授诗歌、语法和句法。根据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的描述，普罗泰戈拉还曾自称能讲授美德。

普罗泰戈拉最著名的学说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他认为，人是衡量一切的度量标准，是所有存在的事物之存在，以及所有不在的事物不存在的衡量标准。他将自己的观点提炼为这世界不存在固定的客观标准，世界万物都会随着个体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与巴门尼德的理论截然相反。也就是说，身在夏日的北欧，我可能会感到炎热难耐，而一个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的人则很有可能觉得北欧的夏日十分凉爽。普罗泰戈拉把这个观点加以深化，提出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美、美德、真理和公正等范畴。在他眼中，从本质上看，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

普罗泰戈拉对相对主义的态度比较积极，他认为相对主义是对现有的哲学和宗教束缚的突破，为民主辩论开辟了道路。但因为他允许诸多不讲道德的人玩弄辞藻，让人们沉浸在“一切安好”的假象中，他也遭到了一些批评。这也是如今诡辩术广为诟病的一点，一些人不顾伦理的限制，颠倒黑白。然而，普罗泰戈拉和老一代智者哲学家都以诚实和守法闻名于世。至于诸神，普罗泰戈拉认为他没有办法确定神是否存在，也无法确定诸神存在的形式，这个主题太过深奥，而人生又过于短暂，无法回答。

普罗泰戈拉强调，主观性在我们理解宇宙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他使哲学从自然哲学逐渐转移到关注人的价值。为了对包括普罗泰戈拉在内的智者们的哲学理论做出回应，柏拉图开始求索那支撑人类经验的、超验且永恒的真理。

第2章

希腊的哲学大家

如果你去问那些对哲学不太感兴趣的人，他们知道的哲学家都有谁，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已经流传了数千年，他们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的出现使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个人，他们之前的哲学著作和《论自然》都是自然哲学，而他们之后的哲学强调以人类的理性来追求智慧和美德，由此，个人幸福甚至更广泛的政治安宁得以成为可能。据我们所知，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都曾长住雅典，这当然不是什么巧合，当时的雅典是整个古典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掠夺，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伊壁鸠鲁倡导的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和芝诺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兴起，并从希腊化时代直至罗马时期持续产生影响。

苏格拉底

（约公元前470—前399）

箴言

“不经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出自《申辩篇》

出生于希腊的苏格拉底并没有任何文字著作流传后世，也未建立任何哲学学派，没有正式的弟子，却被世人视为古代哲学的第一位哲学大家。因为他的思考标志着与早期有关宇宙本源和性质的哲学思考的决裂，并由此转向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的分析。

我们对苏格拉底的有限认知有如下几个来源：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军官色诺芬尼和苏格拉底的学生——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显然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看待苏格拉底的角度。阿里斯托芬在他的戏剧《云》（The Clouds）将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小丑。而对色诺芬尼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战士，行动果敢。我们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大多来自柏拉图，我们应当好好感谢他。柏拉图以对话体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他用戏剧的手段勾勒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论（辩证推理）和哲学思想（追求美德）。《申辩篇》（Apology）、《克里托篇》（Crito）以及《斐多篇》（Phaedo）都精准地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教导。

苏格拉底与政客、学生和亲朋好友问答式的对话，篇幅较长，覆盖主题广泛，体现了苏格拉底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看法，包括德性、公正、勇气、谦虚、智慧和虔诚等。柏拉图说，苏格拉底总是说自己非常无知，他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而是鼓励大家用逻辑来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人们就必须直面自己的论证中的矛盾。通过排除法一层一层地剥离伪逻辑，才能让人们接受自己的无知，在揭示更高的善的过程中追寻人类生活的基本德性。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正直的生活是关键。这包括抵制名利的诱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以恶报恶。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灵魂的道德安宁，这是追求真正的幸福的必经之路。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哲学思想：一旦明确并理解了美德的含义，你就会变成一个客观意义上更好的人，不会被亲友影响。

不幸的是，苏格拉底不断多次挑战既有的信仰，触怒了当权者。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鼓动人们信仰新的神，被指腐化青年思想而判处有罪。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姑且不提，那个年代政局动荡不安却是事实。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公元前401年才恢复。此前30年的时间里，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从此希腊人民被由斯巴达操纵的三十僭主统治。三十僭主残忍地杀害了许多雅典公民，其残暴统治也因此只维持了一年。由于苏格拉底乐于指出新当权者的错误，又曾经是三十僭主之一的老师，所以苏格拉底不受当权者的待见，并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在审判的时候，苏格拉底并没有背弃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可以选择支付罚金以免除死刑，但他拒绝了。之后，苏格拉底本来有机会向狱吏贿赂，然后逃跑。但他同样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无论结果如何，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城邦的法律。为了哲学，苏格拉底一生没有妥协，最后他喝下毒芹汁，为哲学献身。

奥斯卡金像奖（学院奖）

柏拉图在纪念英雄阿卡德莫斯（Akademos）的果园中为哲学家设立了学校，因此它被称为学园（或学院，the Academy），这进而解释了为什么研究学术的人被称为学者（academics）。如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学名就简称为学院奖。

柏拉图

（公元前427—前347）

箴言

哲学始于疑惑。

——《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贵族家庭，在师从苏格拉底前，柏拉图的人生规划其实是从政。但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令柏拉图清醒过来。公元前399年，柏拉图离开雅典，开始游历希腊各地、埃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约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并创建了一个学园，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柏拉图创办学园是为了开展哲学、数学和科学研究，从而提升希腊各城邦的政治生活水平。柏拉图一直主持学园的事务，直至终老。柏拉图流传后世的作品均以苏格拉底和其他各色人等的对话的形式呈现。由于柏拉图本人没有出现其中，我们可以认定，他是赞成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的。

在早期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试图以谈笑的方式定义德性，他向每个人追问有关信仰的问题。比如，他和宗教方面的专家尤西弗罗谈论虔诚的问题，和将军拉凯斯探讨勇气。苏格拉底讲话逻辑缜密，他严谨的方式让对话者就算一开始非常自信，但随着谈话的深入，由于前后矛盾，其观点也会逐步瓦解。到最后讨论结束，大家却迷茫了，连苏格拉底本人也是。这种对话对苏格拉底本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令人满足的智力锻炼，却足以让其他人发疯。

在中期的对话中，《斐多篇》谈到了苏格拉底的死亡，进而讨论了不朽；《理想国》（Republic）讨论了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公正问题。这些对话的方式更加积极，也更有建设性意义。柏拉图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灵魂是不朽的，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负责满足基本欲望，第二部分负责对诸如勇气之类的积极的品质做出回应，第三部分代表智慧）；知识是不朽的灵魂被肉体囚禁之前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客观对象组成的世界在不断变化，掩盖了形式方面的永恒现实，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通过知觉、观念或者信仰认识到的现实的影子，而形式的绝对永恒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完美和理想化的形式则是知识的终极目标。

著名的洞穴寓言出现在《理想国》中。在这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把人类比作囚徒。这些囚徒终身困在洞穴之中。他们面前是一堵墙，身后则是篝火。换言之，他们看到的只是影子，而非现实。而这些影子就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家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是离开洞穴，最终看清世界的真面目。

哲学家能够协调灵魂中的三个组成部分，而不让任何一个部分占上风。同理，社会也是一样。柏拉图将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和社会的三个阶层（统治者、士兵和普通民众）联系起来。社会存在的前提是每个阶层都各司其职，而统治者必须深谙哲学，完成自己的使命。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柏拉图两次指导狄奥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II）如何成为一个哲人王，希望将自己的理论在叙拉古[1]付诸实践。很可惜，他不久便被卷入政治斗争，返回雅典。

柏拉图后期的对话没有深入研究知识的概念，而是转向对形式的探讨。他修正了原先关于理想化的共和国的设想，试图通过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药学等方面的研究探索自然世界。

柏拉图学园一直开办至公元529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试图压制作为异教的希腊文化的发展，关闭了这所学校，但柏拉图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今天我们称之为哲学论证的概念的哲学家，其哲学兴趣的广度和深度至今无人超越。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欧洲哲学传统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

什么是柏拉图之恋？

众所周知，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指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恋。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定义源于柏拉图有关形式的理论。性欲需要即时满足，并且常常取决于肉体的欲望。超越性欲存在的、理想化的美，才是真正的爱情所追寻的东西。至少，理论上如此。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前322）

箴言

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因为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

——《尼各马可伦理学》[2]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希腊北部斯塔吉拉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正在发迹的马其顿王室的御医。公元前367年，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一开始是柏拉图学园的一个学生，后来留校任教。20年后，亚里士多德离开柏拉图学园。可能是因为没能在柏拉图逝世后继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衣钵，他对此有点儿不满。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要担任年幼的亚历山大的导师（当时亚历山大还没有称帝）。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返回希腊，创办了自己的学校。这所学校地理上靠近纪念阿波罗·吕开俄斯（Apollo Lycaeus，是化身狼形的阿波罗神）的神殿，因而被称为吕克昂学园（the Lyceum）[3]。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学园任教了12年，直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当时，希腊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其顿的浪潮，亚里士多德也受到了影响。他不得不离开雅典，暂避风头。

亚里士多德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以论文或者演讲稿的形式留存下来的。关于世间的一切，只要是存在的，他都似乎有话要说。他的思考领域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诗歌、文学评论、气象学、天文学、生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等。亚里士多德的讲稿和注解一开始是为严肃治学的学生准备的，而非普通读者。公元前1世纪，这些著作由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of Rhodes）收集整理，最终编辑成册。这也说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首次面世是以后人的阐释为基础的。后来出现的拉丁文译本和阿拉伯语译本自然也是如此。感谢这些编者，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Organon）、《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政治学》（Politics）、《论修辞》（On Rhetoric）、《诗论》（Poetics），以及其他大量著作。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学，提炼出可以帮助我们追求知识的普遍推理原则。举例如下：

第一：所有人都会死；

第二：苏格拉底是一个人；

第三：因此，苏格拉底也会死。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应用了演绎推理。简言之就是假如第一个命题（大前提）和第二个命题（小前提）都为真，则可推导出第三个命题（结论）也为真。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亚里士多德有关形而上学的著作，形而上学是对第一哲学的追寻。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划定为某个范畴，比如实体范畴、质量范畴或者数量范畴（亚里士多德列出的范畴有时多达10类）。范畴与范畴之间存在等级之分。以苏格拉底为例，前面举例的三段论的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人，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应该归为实体范畴。他个人的品质无法超越他的实体。同时，实体本身是由物质（生理组成部分）和形式（结构，通常由功能决定）构成的。这并不是柏拉图理想化的存在于其他某处的“形式”，而是扎根于此时此地的任意对象的普遍本质。接下来，亚里士多德界定了形成物质的四种根本原因：质料因（组成物质的基本材料），形式因（决定事物其本身样子的原因），动力因（事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和目的因（事物最终的目标）。

就伦理学而言，亚里士多德指出，虽然每个人都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但美好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性质。在判定一个人是好人之前，他得先决定自己的作用是什么。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他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个人目标。因为人的作用——他所能做的且其他物体对象不能替代的——是推理，而通过推理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所以在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就会受到伦理或者道德的影响。美德是为了找到恰当的平衡，存在于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的所谓黄金平衡点。

我们可以继续阐述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观点，但亚里士多德在多个学科领域中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他所提出的理论和得出的结论。亚里士多德这些清晰、敏锐的分析令他在一众哲学家中脱颖而出。从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哲学，到现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类社会。

有人说过你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吗？

如果有人这样评价你，那么他们的意思是你是那种认为人纯粹受自我利益驱使的人。但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援引了与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se of Sinope，约公元前410—前325）有关的哲学流派的观点，即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提倡极端的禁欲主义和自给自足，相信美德在于抛弃文明的枷锁，回归简朴纯真的本性。第欧根尼以无心社交、不贪恋物质享受而闻名。他宁可住在浴缸里，也不愿意住在大房子里。当被人问到为何大白天还要提着灯笼行走在雅典的街上时，第欧根尼声称自己是在寻找诚实的人。还有个传说，当亚历山大大帝问第欧根尼他想要什么时，这个哲学家的回答是：“请你不要挡在我面前，你遮住了阳光，在我的身上投下了阴影。”换言之，他对成功的外在形式并不感兴趣。第欧根尼毕生的事业是破坏虚伪的价值观和在他眼中已然道德崩坏的社会制度。

伊壁鸠鲁

（公元前341—前270）

伊壁鸠鲁（Epicurus）出生于萨默斯岛的一个雅典人家庭。他一开始在小亚细亚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之后在约公元前307年定居雅典。他在自家花园创办了著名的花园学校，后半生一直在那里担任教师。虽然他的作品只有少数篇章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追随者的著述了解他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在《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中对伊壁鸠鲁观点的阐述。

作为一位出名的享乐主义者（该词源自希腊语中的“快乐”），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永远代表美，人们可以通过避免痛苦来获得快乐。快乐关系着身体健康，而完美的健康是快乐主义的最高形式。快乐关系着心灵健康，是免于恐惧和焦虑的自由。虽然所有的快乐都是好的，但有些快乐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痛苦，这就让智慧有了用武之地——智慧令人们得以对快乐做出最佳选择。

伊壁鸠鲁采纳了原子论的观点。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由空旷的空间中移动的微粒构成的，这个观点是由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按照平行直线向下运动，就像雨点下落一样。但是这些原子也会按照既定的方式互相碰撞，从而产生变化。伊壁鸠鲁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认为原子可以偏离直线且无须任何理由。也就是说，原子具有自由意志。伊壁鸠鲁是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以观察和演绎为基础。

伊壁鸠鲁的这些观点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一旦没有了既定的秩序，任何神灵都无法控制人类的生活，人类焦虑的潜在诱因之一就不存在了。我们不应该担忧死亡，因为死亡意味着意识的终结，人死了，就什么也感受不到了。不过伊壁鸠鲁十分重视友谊，认为友谊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赞美简单的快乐（比如食物和住所带来的快乐），认为其比财富和政治的力量更容易令人快乐。所有这些都让人很难相信，当代的快乐主义以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竟然起源于完全不同的概念。

斯多葛学派

这次可不是悖论。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创始人芝诺并不是芝诺悖论里的芝诺。斯多葛学派的芝诺来自西提姆（Zeno of Citium，约公元前333—前262）。他20出头时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学园学习一段时间后，芝诺在画廊（Stoa Poikilē）里开始了教书生涯。画廊地处城市广场，也就是市集所在地。正因为如此，芝诺创办的学派被命名为斯多葛学派，该词即源于“画廊”一词。

由于政局动荡，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城邦逐渐衰落，人心惶惶，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分崩离析。毫无疑问，斯多葛学派正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按照现代人对斯多葛学派的解释，他们高度节制、坚忍克制，对生命的哀乐和命运的沉浮保持漠视的态度。具体而言，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养成正确道德态度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学识的基础上，可以与美德相提并论。对于斯多葛派而言，幸福来源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情境下，知道做什么是正确的。而追求成功则与幸福无关，不值一提。

人们逐渐接受并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在罗马时期再次占据主流，引人注目。

[1] 又译锡拉库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希腊城邦，曾被狄奥尼修斯二世统治。

[2]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3] Lyceum一词意为“学院、学园”。后人称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学校为亚里士多德学园，亦作亚里士多德学院。

第3章

罗马时期的哲学思想

公元前382年，随着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希腊，雅典在政治上走向了衰落。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12年内征服了波斯帝国，他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俄国的大草原、阿富汗和旁遮普。希腊内部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他打下的江山被他的三个继承者——安提柯（Antigonus）、托勒密（Ptolemy）和塞琉古（Seleucus）瓜分。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分别占据马其顿、埃及和帝国东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王国里继承和发展希腊的文明，更把希腊文明的影响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地方。而雅典依然是所有对哲学研究感兴趣的人聚集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新的思想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征程时，罗马开始活跃。公元前3世纪中期，罗马已经取得了波河南部意大利的控制权。由此出发，亚历山大大帝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西西里、科西嘉和撒丁岛。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变得岌岌可危。约公元前200年，罗马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罗马文化，再加上它本来的政治体制，共同为罗马共和国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最初，所有有志于学习哲学的人都涌向雅典，多个哲学流派的活动在雅典陆续开展。公元前87年，罗马政治家和将军苏拉（Sulla）围剿雅典，这座城市遭到洗劫，城中的所有哲学研究活动也被迫停止。哲学家们纷纷带着自己的哲学著作逃离雅典，前往地中海地区的其他中心，包括罗马。

公元2世纪初，罗马鼎盛时期的版图

罗马并没有自己独创的哲学流派，更多的是借鉴希腊哲学思想家的思想。事实上，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前，还没有用拉丁文撰写的哲学著作。卢克莱修本人提到，要用恰当的拉丁语词汇来表达伊壁鸠鲁学派微妙的物理学思想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当时已有的哲学学院（学园），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学校已在多个方面影响着罗马人的生活。他们对修辞和语法的强调为高等教育做出了贡献，其对伦理和灵魂的分析则推动了宗教的发展。公元前27年，罗马内战爆发。这导致罗马共和国瓦解，同时宣告了第一罗马帝国的诞生，而哲学家们提供的思想框架可以帮助罗马共和国元老院的议员们承受丧失权力的后果，缓解他们的痛苦。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影响深远。显然，这个学派的思想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局势。1世纪中叶，一位支持斯多葛学派思想的伟大哲学家成为未来皇帝尼禄（Nero）的老师。2世纪，一位罗马帝王鼎力支持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他就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塞涅卡

（公元前4—65）

箴言

不知如何死得其所的人活得很悲哀。

——《论心灵的平静》

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人称小塞涅卡）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他的父亲老塞涅卡是著名的修辞学家和历史学家，家境殷实。小塞涅卡一直打算从政，所以年纪轻轻就开始在罗马学习哲学和修辞学。他在罗马结交了很多权贵，30岁时塞涅卡已跻身王公贵族的圈子。在王室宫廷中，面对阴谋和钩心斗角，人很难明哲保身，置身事外。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

塞涅卡在卡利古拉（Caligula）统治时受到重用。但在公元41年，塞涅卡被指控与卡利古拉的姐姐朱莉娅（Julia）通奸。朱莉娅是新皇克劳狄的侄女，据说是个放浪形骸的人。塞涅卡因此被流放至科西嘉长达8年，之后被召回担任年幼的尼禄的老师。公元54年，尼禄登基成为皇帝，塞涅卡一开始很受尼禄皇帝的重用。三年后，塞涅卡出任执政官，此间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可惜伴君如伴虎。尼禄性情阴晴不定，猜忌多疑，塞涅卡很快失宠，于公元62年辞官隐退。但是这并没有打消尼禄的疑虑，三年后，尼禄命令塞涅卡以死谢“罪”。塞涅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塞涅卡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著作《道德论文集》（Moral Essays）和《致卢奇利乌斯的道德书简》（Moral Epistles to Lucilius）中。《道德论文集》里收录了10组对话和124封拉丁文书信，里面详细阐明了塞涅卡对一系列主题的看法，比如天命、友谊、生命的短暂、对死亡的恐惧、莫名的恐惧、愤怒、美德、幸福生活、利益、仁慈、简朴的生活、安宁等。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宽慰》（Consolations），其中有两封非常著名的书信。一封是他在流放科西嘉的时候写给母亲赫尔维雅（Helvia）的信，另一封是写给一个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名叫马西娅（Marcia）的女子的信。这两封信都在努力阐明理性如何通过勇气来帮助一个人承担不幸。塞涅卡所有的著作都说明自我调控非常重要。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学会主宰自己和控制欲望，不然就只能是凡夫俗子，与伟大沾不上边。苦难是对人们的考验，可以让人们更加坚强，而愤怒、悲伤和恐惧则是能够奴役人的情感陷阱。

有人说，塞涅卡的自我克制主义是他竭力应对苦难并与之斗争的结果，并非源自大家认可的哲学思想。诚然，作为政客的塞涅卡拿着极高的俸禄，效忠皇帝，还要与政敌周旋，而作为斯多葛派哲学家，他过着自我克制且隐忍简朴的生活。这两种身份和形象难免冲突。但无论如何，塞涅卡都在努力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现实生活，作为帝王之师，他有比常人更好的条件应用哲学思想。

尽管塞涅卡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矛盾，但他死时还是保留了尊严，而且十分勇敢。在接到尼禄的命令后，塞涅卡试图用匕首割脉。但这种死法没有让他死去，他又喝下了毒药。这种方法失败后，他只得让仆人把自己放入一个盛满热水的浴缸里，最终蒸汽使他窒息而死。

“塞涅卡总是忧心忡忡”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御前大臣波洛涅斯（Polonius）在谈论在艾尔西诺演出的临时演员时，说了句“塞涅卡总是忧心忡忡”。这表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的观众已非常了解剧作家塞涅卡。除了哲学著作外，塞涅卡撰写了8部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悲剧，分别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Furens）、《特洛伊女人》（The Trojan Women）、《腓尼基女人》（The Phoenician Women）、《美狄亚》（Medea）、《菲德拉》（Phaedra）、《阿伽门农》（Agamemnon）、《梯厄斯忒斯》（Thyestes）和《俄狄浦斯》（Oedipus）。这些剧目有些改编自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三人的剧本。希腊的剧作家喜欢将暴力设定为剧作的背景，塞涅卡则将暴力冲突、复仇和超自然的力量一起作为戏剧核心呈现在舞台的中央，最后以舞台上的一堆尸体作为结束。这大概让你想起了莎士比亚吧。而对于塞涅卡同时代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可能更容易让他们联想到尼禄统治下的腥风血雨。

爱比克泰德

（55—135）

箴言

哲学是什么？难道不是让我们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吗？

——《论文集》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是弗里基亚地区希拉波利斯（今属土耳其）的一个奴隶。他生来为奴，随主人前往罗马，在那里师从斯多葛派教师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后来，他为自己赎身，重获自由，开始担任教师。但在89年，爱比克泰德等哲学家被皇帝图密善赶出罗马。爱比克泰德决定在希腊西北部的尼科波利定居，并在那里创办了一所非常成功的学院。

他的学生阿利安（Arrian）日后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把爱比克泰德有关早期斯多葛派著作的评论汇总编成了《论文集》（Discourses）和《手册》（Handbook）。《论文集》原文以希腊文撰写，旨在用哲学的观点探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部著作共计8卷，但是只有4卷流传下来，话题包括友谊、疾病、恐惧、贫穷、获得和保持宁静以及为什么泄愤有错。《手册》是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理论，还包括将这些伦理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例证。

在这两本著作中，爱比克泰德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让人们按照各自的天性并在对他人负责的基础上生活，追求美德、追求幸福。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审视，尽量对生活中的可控和不可控因素进行评估——我们正是由于担心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才会不幸福。所以我们有权决定自己的观点——喜好、判断等。但是健康、财富和各种各样的公共舆论却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人们需要做出的选择如下：如果用道德意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自由就会手到擒来；如果你被成功的外在标准误导，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奴役。有了自律和自知之明，再面对人生的苦恼和灾难时，就可以做到保持安宁和无动于衷。这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双重目标。引用《手册》的话便是：“不会有人再强迫你或者阻拦你，你不能恨他人、怪他人，你不用违背个人意志做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你不会有敌人，也不会有人想要伤害你。”

爱比克泰德标榜的实践斯多葛主义不是讲给统治阶级听的。虽然皇帝哈德良（Hadrian）也会经常来聆听爱比克泰德的演讲，但实践斯多葛主义是针对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当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政治领域他们没有多大权力与帝国的国家机器抗争时，听一听爱比克泰德的演讲，无疑会让人更加安心。

《写给自己》

马可·奥勒留本人并没有使用《沉思录》（Meditations）作为书名。事实上，这些文章并不是他为同时代的人撰写的，在他的那个年代，这些文章也没有问世。它们最早出现在1558年苏黎世的安德烈亚斯·格斯纳（Andreas Gesner）出版的书中，对应的拉丁文译本是威廉·克叙兰德（Wilhelm Xylander）翻译的。当初编写图书所援引的手稿曾经存放在巴拉丁伯爵奥拓·亨利希的图书馆里，现已遗失。而显然，手稿中写有《写给自己》这个标题，这一点表明马可·奥勒留当时是在记录一些私密的个人反思，并非写给他人。

马可·奥勒留

（121—180）

箴言

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看作是正当地发生的事情，如果仔细地观察，你会发现它就是这样。

——《沉思录》

皇帝哈德良向来很喜欢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曾经师从罗马多位名士，包括演讲家弗郎特（Fronto）。马可·奥勒留从孩提时代就表现出了对哲学的喜爱，尤其喜爱爱比克泰德的著作。138年，马可·奥勒留被安东尼·派厄斯（Antoninus Pius）收养。同年，安东尼·派厄斯接替哈德良成为国王。140年，马可·奥勒留成为执政官。145年，马可·奥勒留再次成为执政官。他在尽心尽力担任公职的同时，还不忘继续钻研哲学和法律。161年，马可·奥勒留登基成为皇帝。

主政期间，马可·奥勒留不得不应对来自帝国东方和北方的军事威胁。东方，安息人侵犯了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北方，莱茵河沿岸、多瑙河以北，与英国磨擦不断。更糟糕的是，东部军营和罗马相继爆发了瘟疫。在170至180年的10年时间里，马可·奥勒留不断亲自出征处理问题。他在驻扎的军营中，记录下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这些本来是以希腊文写就的私人日记，最终成了12卷本的《沉思录》。

《沉思录》可以说是一本斯多葛主义者的自助手册。对于马可·奥勒留而言，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与宇宙和谐共处，所有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最终要回归宇宙。要实现与宇宙和平共处的目标，应当忽略世俗享乐的纷扰，努力用理性实现自控。比起“你是谁”，更加重要的是行为方式，人们可以遵循斯多葛主义的原则训练自己从而有更好的表现。马可·奥勒留这位皇帝最看重的品质包括节制、朴素、坚定、自制、服从天命、控制愤怒的能力，以及对于无法改变的事物的不在意。

1503年，马基雅弗利盛赞马可·奥勒留为罗马“五大贤德皇帝”中的最后一位，称他恪尽职守，毕力躬行。奥勒留从一位君王的角度很好地阐释了斯多葛派哲学的要义，强调勇于承担责任、自制坚忍，在饱受战乱和瘟疫横行的时代可以宽慰民心。

希腊哲学思潮再次流行

马可·奥勒留对哲学兴趣浓厚，加上身为罗马帝国的一国之君。马可·奥勒留于177年设立了四个哲学教职，分别针对当时的四家主要哲学流派——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每位哲学教员的待遇也十分丰厚。

普罗提诺

（约205—270）

普罗提诺（Plotinus）在埃及出生，后来到亚历山大里亚城学了11年哲学。243年，他加入戈尔狄安皇帝（The Emperor Gordian）的波斯远征军，希望借此机会学习波斯和印度的哲学。但戈尔狄安皇帝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杀，于是普罗提诺随之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逃往安提俄克（今土耳其）。之后，他从那里返回罗马。244年回到罗马后，除了曾短时间离开罗马外，普罗提诺毕生都在罗马任教。

253年，普罗提诺开始撰写论文。这些论文在他去世后由学生波菲利（Porphyry）收集整理成六卷的著作。这部巨著大约于300年出版，由于每一卷都包含9篇文章，所以后人称之为《九章集》（Enneads）。该著作综合了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学派及斯多葛学派等早期的哲学理论，为新柏拉图主义奠定了基础。普罗提诺和柏拉图一样，坚信理性高于感觉，精神世界高于物质世界。他的宇宙可以分为几层事实。居于最顶层的是“一”，一般译为“太一”。“一”没有属性和组成部分，自身超验，完美圆满。它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善”类似，“一”就是至善。它像太阳挥洒光亮一样，产生（用普罗提诺的话来说，是“流溢”）下一级世界——“努斯”（同第17页的nous，亦译为理智、心灵）。努斯是一个理念和概念的世界，它由唯一的精神层面产生，与柏拉图所说的“形式”对等。由理智产生的下一级世界是灵魂世界。灵魂是永恒的，它能积极主动地创造有秩序的可见宇宙。“灵魂”流溢的产物是充满人类灵魂的形式，之后再下沉到实在性最缺失的物质世界（质料），不再有散发物质的能力。每个人体内都拥有质料、形式、灵魂和理智四个部分。人必须通过沉思和自我修养才能逐渐上升，最终回归太一。普罗提诺声称自己体验过与太一合成一体的狂喜（亦译作“解脱”）状态。

普罗提诺融合了早期思想家的理论成果，他提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可以说是对经典哲学的最后一次重大贡献。此外，新柏拉图主义强调思考是卑微的人与至高无上的上帝直接交流的方法。这对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学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搭起了古代世界向中世纪平稳过渡的大桥。

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这个词在古代世界未必会被认可。19世纪中期，德国人首次使用了这种表达。学界普遍认为，普罗提诺及其追随者有明显不同于柏拉图的新思想，虽然他们自称是柏拉图主义者。因此我们采用新柏拉图主义这个词以区分两家的哲学思想。

第4章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哲学家

公元308年，罗马世界显然内外交困，战乱不断。同一时期执政的国王至少有6位。三位在东部，三位在西部。这个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眼看就要一分为二。经过一番殊死搏斗，西罗马帝国的权力之争在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和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之间展开。312年，他们在罗马附近的米尔文桥附近决一死战。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神的庇佑，最终以少胜多，打败了对手。

欧西比乌斯（Eusebius）以基督教历史之父名垂青史，他在米尔文桥之战爆发时任巴勒斯坦地区凯撒里亚的主教。他的著作《君士坦丁大帝传》（Life of Constantine）描述了米尔文桥之战前夜君士坦丁大帝看到的情景。书中说，君士坦丁大帝看到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上面写着：“在这个符号下，你将所向披靡。”这个符号就是基督的符号，互相交织的希腊字母符号构成了基督名字的前面几个字母。虽然有关这次关键战役的描述有各个版本，但每个版本的作者都认同君士坦丁由此转变了信仰，改信基督教。在随后一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大帝和东罗马皇帝李锡尼（Licinius）共同签署了《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赦免基督徒。显然，基督徒四处活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他们首次得到官方的认可。基督徒再也不会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而被捉去喂狮子了。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向前快进300年，此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另一个帝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约570年，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出生。40岁那年，经过对宗教教义多年的思考和积累，穆罕默德开始以《古兰经》为基础宣传教义。他说，真主安拉公正而富有同情心，是他显灵将《古兰经》的精神展示给穆罕默德。获得神启的穆罕默德公开反对偶像崇拜和迷信，劝导人们要通过祈祷、禁食和布施过上美好的生活。可惜，他早已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而麦加人也最终起来反抗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圣迁到麦地那——这一年被穆斯林认定为伊斯兰教元年，穆罕默德及其信徒来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成为这座城市的审判者和统治者。从麦地那开始，穆罕默德发动了针对伊斯兰的敌人的战争。630年，穆罕默德占领了麦加。这一次，他被人们视为城市的统治者和新宗教的先知。之后，穆罕默德开始占领整个阿拉伯地区。穆罕默德于632年最后一次到麦加朝圣，回来没多久就生了病，于当年去世。

穆罕默德的继任者被称为四大哈里发，他们掌管整个军事扩张时期的各种事务。在此期间，伊斯兰教传入曾经属于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土地。在他们之后，倭马亚的哈里发（the Umayyad Caliphs）掌握了政权，不断扩张，通过北非从首都大马士革直攻西班牙。之后出现了阿巴斯王朝（the Abbasids），阿巴斯王朝从大马士革迁都至新建的城市巴格达。从8世纪中叶至13世纪，以巴格达为中心，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统治了数百年，直到被蒙古人消灭。

在阿巴斯王朝的鼎盛时期，巴格达成为孕育理性的温床，是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的家。他们努力将本来有可能失传的哲学、科学、药学和教育等方面的经典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出现了很多反对穆斯林的政权，就连他们也鼓励学术和理性研究。法提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开罗、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安达卢西亚的科尔多瓦都成了著名的宗教和文化中心。这些城市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采取宽容的政策，令不同宗教背景的伟大思想家得以茁壮成长。

在早期穆斯林扩张的时期，信奉基督教的西欧停滞不前。纵然黑暗时代并非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但学术界的发展也乏善可陈。12世纪，在巴格达和其他城市，这些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哲学著作再度风靡，重新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西方世界得以再次拜读这些经典，其中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到了中世纪，三大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和希腊哲学融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这三大宗教的主要参考来源，此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关注也方兴未艾。三大宗教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为参照这一点，影响了后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各个教派都声称自家的阐释最值得人们注意。而他们之所都这样做，无非是要将伟大的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应用于宗教理论罢了。

第二位宗师

这个称号是献给法拉比（al-Farabi，约870—950）的。法拉比是早期的一位伊斯兰宗教哲学家，阿拉伯语称之为“falasifa”。他的著作《伟大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圣人观点的和谐》（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Opinions of the Two Sages the Divine Plato and Aristotle）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想把对普罗提诺及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神秘的“一”和首位宗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经验主义思想综合提炼，再应用于宗教。他的方法对后世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圣·奥古斯丁

（354—430）

箴言

请赐予我贞洁和自制，但别那么快就赐予我。

——《忏悔录》

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他的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虽然圣·奥古斯丁一开始和基督教没有太大关系，但他却可以视为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之间的桥梁。年轻的时候，他在新兴的知识分子聚集地迦太基担任修辞学老师。奥古斯丁在迦太基时，他和情妇有了一个非婚生子，并开始和摩尼教来往。这个教派的核心是关注黑暗与光明、善良与邪恶之间的不断斗争。之后，他开始信仰怀疑主义，然后是新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和米兰教书的时候，奥古斯丁开始对新柏拉图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387年，他改信基督教。388年，他接受了洗礼。391年，他成为神父。396年，奥古斯丁成为希波（今阿尔及利亚）主教。

奥古斯丁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忏悔录》（Confessions）和《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至今仍有广泛的读者群。对于奥古斯丁而言，哲学和神学密不可分。当他改信基督教后，基督教就成了他真正的哲学。以前所信奉的异教信仰以及感兴趣的哲学流派都被他视为尚未发展成熟的神学资源，可以帮助他更好地阐释基督教教义。

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理论中，奥古斯丁看到了稍纵即逝、不够完美、通过感官获悉的物质世界与通过理性认知的永恒的完美世界之间的区别，即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存在于这种广泛的互相交织的层级关系中，从绝对的统一开始，随着物质性的增强，一级一级不断下降。上帝是绝对统一的，是所有与之相关事物的终极源泉。上帝与存在、善意和真理同在，上帝是能够在永恒、理性的层级关系中统一所有事物的固定点。个人必须向上帝敞开心扉，否则无法获得智慧和启迪。

那么，如何解释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存在恶这种现象呢？摩尼教的二元论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把恶归结为原罪。我们身上存在各种神性，却被伊甸园之罪恶玷污，从而失去光芒。不过，我们都有救赎的机会，那就是受到神恩的保佑。上帝的选择，即遴选，能让人脱离地狱的严惩，从而得到既定的救赎。这种遴选不会因个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意志被削弱。因为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精神世界是永恒的，上帝知道人类会有怎样的反应，所以在遴选前，他对一切已经心中有数了。

对奥古斯丁来说，信仰是第一位的，是追求智慧的起点。奥古斯丁受训成为教师，从教修辞学到教基督教，他用自己的一生为之写下注脚，同时用审慎的智慧阐明了大量在他看来尚待澄清的教义。

究竟在何方？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勾勒出了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法拉比则谈到先知阿訇并把麦地那视为由穆罕默德统治的理想城邦。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之城绝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片精神领地。而教堂可以说是人间的上帝之城。

飘浮的人

阿维森纳（Avicenna）请你想象这样一种场景：一个成年男子突然飘浮在半空中，他的眼睛被布蒙住，四肢张开。他看不见任何事物，也摸不到任何东西。但就算没有了感官，他依然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这难道不是最早版本的“我思故我在”吗？

阿维森纳

（980—1037）

阿维森纳是伊本·西那（Ibn Sina）的拉丁译名。在西方世界，阿维森纳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10岁前就能背诵《古兰经》。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全才型的学者（他的著作涵盖逻辑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天文学等）。他出生于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根据阿维森纳那本谦虚的自传，他在布哈拉接受教育，18岁时就已经学完了在那里所能学到的一切。他在自传中特别提到，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借助法拉比的注释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翻来覆去研读了40遍，才算读懂了这部巨著。

阿维森纳主张将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应用在伊斯兰教的研究中。这一倾向在他的哲学著作《治愈之书》（The Book of Healing）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该书涵盖了逻辑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容。他探讨了必然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区别。换言之，他探讨了作为本来面目的实质存在和偶然事件的实际存在之间的区别，即事物的本质和形式之间的区别。对于任何事物的本质而言，要有实际的形式，必须得有先前的原因——其存在更有力量，等级也更高。各种存在的实体之间存在等级关系，而居于顶部的存在不可能有什么“前因”。这正是必然的存在，其本质和实际的存在完全相同。实际上，这就是上帝——上帝本身即存在，而且创造了其他实体。

传统伊斯兰教研究者拒斥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的观点，阿维森纳则反对伊斯兰教的这种传统。他认为世界没有开始，而是上帝存在的自然结果，是唯一，其本质是知识、意志和力量。作为缺少前因的第一因，他必然就是造物主。这种论证符合逻辑或者还有其他解释吗？

圣·安瑟尔谟

（1033—1109）

箴言

因此我相信，只有信仰，才能让我理解。

——《论说篇》

圣·安瑟尔谟（St Anselm）出生于奥斯塔，于1056年离开意大利，加入诺曼底的贝克本笃修道院，师从朗弗朗（Lanfranc）。朗弗朗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学者。1093年，安瑟尔谟接替朗弗朗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死后安葬于大教堂。

安瑟尔谟被视为第一位经院哲学大师。与其说经院哲学是一种哲学流派，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用辩证推理来分析出现的问题，进而解决中世纪神学中的明显矛盾的问题的学习研究方法。安瑟尔谟的目的是保持理性和信仰的一致。因为他认为，虽然理性无法取代信仰，但是理性能够引导人们理解他们通过信仰所接受的东西。

安瑟尔谟提出了能够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并因此闻名世界。他在《独白》（Monologion）一书中指出，在称某样东西好之前，必须得有一项客观标准：这项标准就是我们能用来作为判断依据的绝对的善。而这种绝对的存在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在《宣讲篇》（Proslogion）一书中，安瑟尔谟进一步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个词是后人赋予的）：如果大家都认同上帝是绝对的，就不存在另一种无法与之匹敌的东西，那么上帝必然也在现实中存在，否则应该存在另一个更加伟大的存在者。

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论断有些道理。但是在当时，安瑟尔谟没少受学者嘲笑。多年来，这个论证曾被多位哲学家探讨过，包括笛卡儿（Decartes）、莱布尼茨（Leibniz）和康德（Kant）等。

阿威罗伊

（1126—1198）

箴言

由于哲学是真实的，而启示的经文说的也都是真实的道理，所以两者之间就不会有什么不和谐。

——《论宗教和哲学的和谐》

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es）本名伊本·路西德（Ibn Rushd），出生于科尔多瓦一个位高权重的法官世家。阿威罗伊一开始在家乡做法官，后来到塞尔维尔和马拉喀什等地做法官，最后在马拉喀什逝世。除了哲学外，阿威罗伊还对包括法理学和药学等多个学科的问题进行论述。他还是哈里发的医生。

阿威罗伊在西方以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了38篇评注而闻名。他的评注以亚氏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为基础，一部分是常识性的概要，一部分则是针对后来评论者的评述。这些评论者不仅有新柏拉图主义者，也包括法拉比和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的目的是再现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真实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为了削弱来自伊斯兰法学家和神学家因误解而对亚里士多德发起诸多攻击的影响。阿威罗伊想表明，宗教和哲学之间没有冲突，两者是为了实现真理所采用的不同方式而已。宗教律法（伊斯兰教教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不能也不应该被检验，也不应该要求人们得受过专业训练才能理解。因此，一些神学家和他们的争辩只会让论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哲学的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少数的精英拥有承担研究哲学的智力水平，想想柏拉图和他致力于培养的哲人王，你就明白了。

阿威罗伊的著作曾被译为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直到17世纪中叶前，西方世界都一直在研究他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他的著作受到了正统宗教学者的非难，他们并不认可阿威罗伊所说的宗教律法和哲学具有相同目标这个观点。

迈蒙尼德

（1135—1204）

迈蒙尼德（Maimonides）亦称摩西·本·迈蒙（Moses ben Maimon），是一名犹太哲学家，也是研究犹太教法典《塔木德经》的学者。他又名拉姆巴姆（Rambam），来自他的全名拉比·摩西·本·迈蒙（Rabbi Moshe ben Maimon）。他出生在科尔多瓦，父亲是一名法官。迈蒙尼德在13岁时随家人离开西班牙。在北非辗转多年，最终于1165年在开罗附近定居，并成为当地犹太社区的领袖。迈蒙尼德研究希腊哲学和医学。1183年，他出任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din）的御医和萨拉丁首相的私人医生。萨拉丁因反抗十字军东征而闻名于世。

迈蒙尼德是位多产的学者，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困惑者指南》（Guide to the Perplexed），这本书最初以阿拉伯文写成，之后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译本的读者范围更广。他的另一部著作是针对犹太教法典《密西拿法典》（Mishinah，亦作Mishneh Torah）所写的14卷评注，用希伯来文写成。《困惑者指南》中的迷惘者指学习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学生。由于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圣经》和犹太法典《密西拿法典》中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关于上帝本质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矛盾，他们非常迷惘。《困惑者指南》这本书旨在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希腊科学和《旧约全书》中的真理。鉴于所有的真理都是唯一的，《圣经》中包含上帝启示的文字也应该能成为理性的补充。为此，迈蒙尼德举例说明，他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有关物质是永恒的观点，是基于理性而非信仰的，因为如果他相信与亚里士多德相反的观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圣经》的创世故事了。

迈蒙尼德虽然信赖理性，但是他也虔诚地相信《圣经》是神启。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利用理性证明宗教信仰是真理，反对那些看似与神启矛盾的教义。

否定神学

很多人甚至没有办法说出这几个字。当迈蒙尼德竭尽全力思考令他的学生们困惑不已的、有关上帝本质的问题时，他提出了否定神学的思想，即否定有可能被加诸上帝的各类属性。

由于上帝的存在是绝对的，没有任何组成成分，我们无法得知其本质，只知道上帝存在。然而，由此便推断上帝具备积极的属性是错误的。在引领心灵相信我们必须相信的真理的过程中，否定属性的思路很有必要。因此，当我们说某物存在时，我们的意思是它不可能不存在。它是活的——它就不是死的；它是第一因——其存在就没有原因。它拥有力量、智慧和意志力，那么它就不软弱，也不无知。上帝是唯一的，不存在多个上帝。每个用来表达上帝性质的属性都隐含对它相反性质的否定。《困惑者指南》中第1部第58章的内容大体就是如此。现在你清楚了吗？

罗吉尔·培根

（约1214—约1292）

箴言

获取知识有两条途径：一条依靠理性，另一条通过实验。

——《论实验科学》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读书。他博学多才，涉猎广泛，在哲学、数学、科学和炼金术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是个闻名遐迩的大学者。1256年，他加入了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创立的基督教修会——法兰西斯修会（Franciscan Order，另译为方济各会）。培根不仅充分利用西方世界的希腊文和阿拉伯文文献来研究公认的演绎推理路径，还提出了使用科学试验来加深理解的方法。

约1266年，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 Clement IV）要求培根拟定一份大学使用的研究项目大纲。这个大纲包含了哲学、科学和语言学的前沿观点，旨在推进教会神学的教学工作，由此进一步提升教会的权威。该项目的首个成果是《大著作》（Opus Maius），随后《小著作》（Opus Minus）和《第三著作》（Opus Tertium）也很快问世。

培根区分了两大概念：经验和实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科学规范。经验是天生的、内在的，是所有动物都具备的对事物的认知。而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规范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它令人们得以发现新的真理。培根归纳了数学、天文学和光学中的实验，比如计算天体的精确位置、修订历法、确定阳光在水中折射产生的光谱，他还描述了有关眼镜和望远镜的理论构想。培根甚至描述了飞行器，提出了一些可能给轮船和马车提供机械动力的想法。

当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1268年去世后，教会权威对于培根的教育方法的热情也随着这位教皇一起进了坟墓。最终，培根也失去了法兰西斯修会的喜爱。1278年，培根的实验工作受到了质疑，教会以所谓的“标新立异，其心可疑”的罪名指控培根，据记载教会甚至有可能将培根囚禁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培根倡导教会和科学共同合作的实验惨淡收场。

统一的中世纪风格

“大学”（university）一词由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衍化而来，意思是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团体。在大学作为拥有学术表达自由的、自治的学习中心正式出现之前，高等教育是由教会学校或者修道院提供的，在这些地方，僧侣按照教会设定的教学方式教育学生。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西方世界重新风靡，中世纪的大学成了现代大学的雏形。罗吉尔·培根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曾经求学的巴黎大学（建于1150年）和牛津大学（建于1167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所大学。

托马斯·阿奎那

（1225—1274）

箴言

……只要想获得真理的知识，凭你是谁，都需要神的帮助。

——《神学大全》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与意大利伯爵阿奎那（Aquino）有血缘关系，托马斯在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和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接受教育。他的家人为了防止他和多米尼克修会（Dominicans）有任何瓜葛，把他关在家里近一年。但他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加入了这个布道修会。他在科隆大学和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他在1258年接受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传召，到意大利教书。托马斯·阿奎那有个绰号叫“大笨牛”，这大概是因为他块头比较大，未必针对他的智商。30来岁时，他出版了多本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论。此前包括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在内的一些评论者为了让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加符合他们的神学思想框架，已经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阿奎那想做的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原始意义，为此，他试图将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理性综合起来研究，也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理性的融合在很多方面奠定了天主教教义的基础。

阿奎那认为理性和信仰是独立的，但也是互补的。前者可以辅助后者，却和后者没有从属关系。这个世界充满了我们可以看见和认知的事物，但在这些事物背后存在着第一因。上帝的存在可以通过理性展示，而具体的教义（包括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都只能通过信仰获得。

阿奎那有两大著名作品，分别是《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1259—1264）和《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1266—1273）。前者是多米尼克修会的教义手册，而后者虽然直至阿奎那去世还没有完成，但已列出基督教哲学的所有信条。阿奎那最著名的观点是提出了“五条道路”，即通向上帝的五条路径，这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证明。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术语，提出了五种证明。第一，上帝是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是他推动了其他事物的运动；第二，上帝是引发其他事情发生的第一动力因；第三，上帝是非偶然性的，是支持其他偶然事情存在的必要性；第四，上帝是最伟大的存在，是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完美性的原因；第五，上帝是一切事物和谐、有序、仿佛是有目的地被安排的设计者，具有知识和智慧。

显然，阿奎那对体系情有独钟。除了这五种证明外，阿奎那还提出了有关上帝性质的五大陈述（上帝是简单的、完美的、无限的、不变的以及唯一的）、四大主要美德（谨慎、节制、公正和坚毅）和三大神学美德（信仰、希望和宽容）。

奥卡姆的威廉

（约1287—1347）

奥卡姆的威廉出生于英国萨里的奥卡姆。在去牛津大学学习神学之前，威廉便已加入法兰西斯修会。他一生都没有完成所修学位，也没有获得教职，主要是因为他的观点撼动了当局者的权威，连大学校长都指控他是异端。结果，他被召到阿维农教廷面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接受教皇的问讯。这一次，他又深陷论战之中，论战内容是法兰西斯修会的修士们是否应该坚持贫穷的誓言。威廉认为应该，而教皇则认为不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威廉决定快速逃离。而他也被教会除名。他在路易斯四世的保护下在巴伐利亚度过了余生。

在威廉最著名的著作《逻辑大全》（Summa Logicae）中，他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做了新的解读。他提出，包罗万象的普适原则、本质或者形式是不存在的。相反，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我们通过心灵（即直觉认识）意识到这些物体的存在。当我们需要同时思考多个物体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些诸如“普适”（Universal）的观点，但这些都只是一些名词而已。这也正是威廉的学说被称为唯名论（nominalism）的原因。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单一的。这些个体，没有哪一个会自动成为另一个的起因或结果，因此这些个体的共存并不能改变它们是单一的事实。由此，威廉得出了一个结论：“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情，请不要以较多者去做。”[1]这句话无非是“保持简单”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也是隐藏在奥卡姆剃刀背后的原则。

威廉认为上帝的存在无法证明，不管其他学者提出了多少可靠的所谓“证据”。不过他认为没有必要将信仰和理性联系起来。信仰对他而言，无非是一种纯粹的启示罢了。

奥卡姆剃刀

“奥卡姆剃刀”比“奥卡姆的威廉”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这个词的含义是，为了抓住事物的本质，需要用奥卡姆剃刀剃掉论证中的冗余部分——这就好比一个土豆去皮机……因此，如果你面对着几个看来都很合理但彼此矛盾的论述，那么哪个前提越少或者能够被删除的内容越多，你就该支持哪个观点。

这种思维又被称为思维经济原则。不过，这里把“经济”换成“简洁”可能更好，因为奥卡姆剃刀的含义可以简单概括为：越简单的解决办法越好。

[1] 原话直译为“不要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或基质”，今天人们更爱将其概括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第5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

当历史学家想要用一个词描述一个思潮复古的时代时，他们往往会想到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就是重生。阅读完前一章的内容后，你自然会知道历史上12世纪出现了长达百年的文艺复兴，这是理性热情高涨的时期，始于12世纪基督教学者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要意义。而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则发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随后波及整个欧洲，一直持续到15、16世纪。乔托（Giotto）、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多那太罗（Donatello）、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文艺复兴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除艺术和建筑领域外，还影响了文学、政治、科学、宗教，当然，还包括哲学。因此“文艺复兴之人（Renaissance man）”指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智识活动的人，是博学的人、多才多艺的人。

关于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主要关注与文学和历史相关的经典文本。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中世纪神学转至人文思想。不过他们并没有摒弃基督教。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教会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仍然是思想家的重要保护伞，只是思想家们看待教会的角度有了变化。在每个研究领域，现实主义和人的理性都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专注古典思想，而且在研究中使用了新方法，他们更关注现世的人生，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来生。要理解这种哲学研究对象的变化，我们要谈一谈两位重要的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基雅弗利。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466—1536）

箴言

斗鸡眼能成为一群瞎子的国王。

——《格言集》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他的父亲是一位神父，在返回尼德兰教区前，一直在意大利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毫无疑问，他的父亲深受文艺复兴精神的熏陶。伊拉斯谟在荷兰东部的代芬特尔一家全国顶级的拉丁语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在海尔托亨博斯一所由旨在提升基督徒品德和忠诚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管理的学校学习。有人鼓励伊拉斯谟加入位于豪达附近的斯特恩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他确实也于1487年加入该修道院，并在1492年被委任为牧师。

显然，伊拉斯谟不想待在修道院里，因为他很快就成为康布雷的主教秘书。这份工作没做多久，他又前往巴黎学习神学，之后在巴黎任教。在巴黎，伊拉斯谟生平第一次得以面对面地接触受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潮熏陶的人。作为一名年轻人，他早就质疑过传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局限性。而在巴黎，他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他开始了他漫长的在欧洲的学者生涯。在这期间，他与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等当时顶级的思想家保持通信。借着印刷机这个奇妙的新发明，伊拉斯谟还出版了著作。

伊拉斯谟并没有打算和天主教会决裂，但他希望把理性批判应用在教学和实践中。他公开批判教会领导依靠迷信和传统来实现统治，主张人们应该在真正理解教义的基础上用更简单或者更理性的方式信教。为此，他还翻译并出版了希腊文的《新约全书》。伊拉斯谟最著名的著作是献给托马斯·莫尔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在书中他对当时的主教、神父和修士的罪恶行径，包括他们的世俗、傲慢、贪婪和淫荡进行了讽刺。

伊拉斯谟的批判表达了当时社会人们对教会的普遍不满，一些改革者［比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接受这种立场。路德利用这种观点成功瓦解了教会，开始了新教改革。而此时，伊拉斯谟却努力与之保持距离，并没有参与他的著作所引发的日益强烈的对宗教的斗争。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1469—1527）

箴言

被人畏惧还是被人爱戴，一定要二选其一的话，被人畏惧更加安全。

——《君主论》

佛罗伦萨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从不主张明哲保身，置身于论战之外。他早期的人生经历鲜有人知，但是在1498年，他被任命了两个行政职位：第二大法官秘书和十人执政团秘书（负责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事事务）。在之后的14年间，多项外交事务中都能见到马基雅弗利的忙碌身影，他接见了多位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物，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和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马基雅弗利的报告和信件表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洞察力研究了这些人物及其行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形成了日后出现在名作《君主论》（The Prince）中的那些思想。

1512年，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这个家族虽然从未以王族自称，却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这一年，美第奇家族重新得势，标志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结，马基雅弗利的外交生涯也到此结束。更糟糕的是，1513年，马基雅弗利被控犯有阴谋罪而饱受折磨。尽管马基雅弗利后来得到了赦免，但他就此退出了公共事务，开始潜心写作。

1513年，《君主论》最初以书信的形式呈现，是马基雅弗利作为统治者指导手册献给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礼物，直到1532年它才作为一本书出版。这本书对君主执政应具备的言行提出了建议。此前的政治理论家往往关注如何促进公共利益以及推动社会公正，马基雅弗利则更关注统治者该如何巩固政权。他表示，如果谋杀是最有逻辑的做法，那就只能这么做，斩草除根很重要，前任统治者的家族中不能留下任何漏网之鱼。

《君主论》提出，如果暴政能让臣民害怕进而顺从，那么就应当实施暴政，杀伐决断。如果要保持臣民的欲望，则不可随意奖励。统治者应该精通权谋之术，因为大众是肤浅的、易于哄骗的。不过统治者也应该伪装成有德性的形象，以免受到臣民的憎恨。

总之，《君主论》主张统治者应该为达目的在所不惜——只要你觉得结果是值得的就可以，手段并不重要，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这种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是马基雅弗利对政治哲学的伟大贡献。

马基雅弗利本人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吗？

虽然马基雅弗利本人是历史学家、剧作家和诗人，但他为世人所知却是因为《君主论》。因此“马基雅弗利主义者”（Machiavellian）这个词被我们用来形容那些狡黠、精通权谋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尤指政客。

第6章

理性时代

教会和国王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行使统治权，这些在过去看似牢不可破的传统，到了17世纪已经土崩瓦解。英国保皇派和议会派斗得不可开交，最终以国王被推上断头台作结才结束了内战。放眼整个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君主制的本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都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幸运的是，尽管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为了逃避迫害常常背井离乡，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们写出影响至今的政治哲学巨著。

这一时期，哲学脱离神学的趋势日渐明显。虽然斯宾诺莎（Spinoza）因无神论被驱逐出犹太教区，莱布尼茨也受到声讨，但这并不代表人们怀疑上帝的存在，人们只是已经不再满足于盲目的信仰。任何观点或主张都必须公开陈述理由，经过论证才能获得支持。而在17世纪，人们对于符合这种逻辑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讨论热烈。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将主要的研究方法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理性主义者阵营中，哲学家主张用理性，即逻辑（比如若A成立，则B成立）和数学来证明，这种推理可以成为所有知识的有效基础。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而经验主义阵营则认为只有通过感觉和经验才能获得知识，比如十分依赖自然科学中的实验的两位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

托马斯·霍布斯

（1588—1679）

箴言

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利维坦》

据说霍布斯是个早产儿，他可怜的母亲临盆时听到了来势汹汹的西班牙舰队。此事无法验证，反正他是这样跟大家说的。霍布斯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之后主要担任德文郡卡文迪斯家族的家庭教师。凭借这个身份，他有了到处旅行的机会，也因此结识了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包括伽利略和笛卡儿。

霍布斯在40岁时迷上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的确定性可以应用于对人与社会的研究中。换言之，霍布斯认为政治科学也可能存在类似规律。当时的英国正值多事之秋，内战即将爆发，所以霍布斯关注政治科学也不足为奇。而议会正在用民主对抗查理一世（Charles I），双方正呈剑拔弩张之势。霍布斯在《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中得出了结论：君主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他认为逃跑是最明智的，因而逃亡法国。截至1651年，霍布斯在法国已经待了11年，他甚至还担任了未来的查理二世的老师。

1642年，霍布斯写成了《论公民》（About the Citizen）。在这本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他关于社会起源的论点。这本著作直到1651年才被翻译成英文，当时他已经把这些思考综合起来，写进了他的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中，这本著作体现了他对形而上学、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

1636年拜访伽利略后，霍布斯把机械动力学的观点纳入自己的思考中，希望以此解释人类的行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坚信世界是一个纯粹的机械体系，是由运动的物体构成的。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这些物体被互相吸引和排斥的力量驱动。这些作用力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决定人们对于“好”（吸引）和“恶”（排斥）的判定。由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完全自私的，会为了一己之私互相斗争，这必然导致战争和生命的短逝。本节开头引用的名言描述的正是这种场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放弃一部分独立性，以换取更美好的生活。如此一来，人们愿意达成一份社会契约。一个由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统治的公民社会就此诞生。为了不受战争的纷扰，每个公民都需要服从君主的领导。如果君主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责任，便会陷入麻烦。此外，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民众，君主对公民、军队、司法及教会事务均享有绝对控制权。

霍布斯一定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会冒犯所有人。他对君主制的支持令议会派不快，而否认君权神授又令保皇党不安（当然查理二世一向尊重老师，对此并不介意）。教会则控告霍布斯是无神论者，一些牧师不仅鼓动人们烧毁他的著作，甚至要烧死他本人。当然，最后还是查理二世出面救了霍布斯。

怪兽利维坦

利维坦是深海里的怪兽，最初出现在《圣经·约伯记》：“他是最自豪的孩童们的王。”霍布斯本人被反对者冠以“马尔麦斯伯利怪兽”的称号。

与哈利·波特无关

霍布斯临终前曾与他的朋友商定如何写墓志铭。他认为最适合的一句——“这是真正的哲学家的墓碑”[1]，最后并没有用上，也许是给哈利·波特的魔法石让路吧。

勒内·笛卡儿

（1596—1650）

箴言

我思故我在。

——《方法论》

我在本书首次出版时曾借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作为本书的标题。这位哲学家出生在法国图赖讷地区安德尔–卢瓦尔省的一个小镇。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这里改名为笛卡儿。笛卡儿在安茹省的拉·弗莱什耶稣会士公学接受教育。这段教育为他奠定了深厚的经院哲学的基础，而这恰好成为他日后所怀疑的对象。笛卡儿接着在普瓦捷学习法律。由于他希望自己能深入体验生活，于是在1618年前往荷兰共和国，并加入了拿骚的莫里斯的军队。1619年，笛卡儿在德国服役时做了很多梦。这些梦启示他：如何在数学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将哲学和通常意义的知识构建成统一的体系。1628年，经过了10年在欧洲游历的生活，笛卡儿定居荷兰，并在这个国家度过了余生。他的代表作《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1637）、《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1641）和《哲学原则》（Principles of Philosophy，1644）也在这里诞生。

笛卡儿的出发点是寻求确定性，他发现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感官可能会被欺骗或蒙蔽。他提议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因此，为了判定所谓的知识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支撑，我们只要针对一个命题是否为真提出怀疑即可，哪怕有一丝站不住脚就说明其不可靠。通过排除那些可疑的命题，笛卡儿得出了他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他确信自己的存在，否则他根本无从思考。

笛卡儿接着分析了他思考的内容，提出了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完美实体的概念，他认为完美实体就是上帝。笛卡儿确定上帝真实存在于他的思想之外。因为，如果上帝不真实，或者不在他的思想之外，那么“我思”本身就非真。这听起来又有点儿经院哲学的味道。不过，这一次完美实体可以帮助证明人类理性的可靠。完美实体就是上帝，上帝拥有所有科学的智慧。既然上帝令笛卡儿相信外在世界的物体是物质的，那么外在世界就是物质的。因为完美实体不可能欺骗笛卡儿。正如下文中的蜂蜡实验所展现的，是理性而非感性告诉笛卡儿：他可以相信理智所提供的证据。这种二元论——笛卡儿的二元论，即非物质的、能思想的心灵与物质的、机械的肉体之间的二分法，至今仍是人们感兴趣的理论。

笛卡儿一开始并非没有遭人非议，当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下决心要学些哲学课程的时候，她首先传召的人就是笛卡儿。笛卡儿决定应召去瑞典。遗憾的是，这次经历并不顺利。克里斯蒂娜女王喜欢凌晨5点就开始上课，哪怕在严寒的冬日也是如此。而笛卡儿则是喜欢早晨待在床上安静地读书和思考的人。到达瑞典6个月后，笛卡儿便因感染肺炎而去世。

笛卡儿坐标系

在哲学思考之余，笛卡儿还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那些曾经在数学课上因为x轴、y轴的坐标和画图问题而头疼的人，可以怪在笛卡儿头上。他的坐标系能帮你在平面上确定位置，也能让你用代数方程来表达几何图形。在数学课上这些可能很枯燥，但是在看地图时，它真的非常有用。

蜂蜡实验

将一块蜂蜡放在蜡烛的火苗上，蜂蜡的质地、形状和大小都发生了变化。这时，它还是蜂蜡吗？当然，它依然是蜂蜡。即使它给人的感觉已经与刚才的蜂蜡有很大不同。因此，笛卡儿说：“我以为我正在用双眼观察物体。实际上不是，我是凭借我心里的判断力了解这个物体的。”（《第一哲学沉思集》）

约翰·洛克

（1632—1704）

箴言

我们拥有的知识，不可能超越我们拥有的观点。

——《人类理解论》

约翰·洛克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大学期间，洛克认为当时风靡的经院哲学已经落伍，自己也与之完全不对付。他对牛津大学中由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等人开展的物理化学实验及医学更感兴趣。对，就是“玻意耳定律”中的那个“玻意耳”，他研究了气体容积和压力之间的关系。1667年，约翰·洛克以医生和科学政治顾问的身份，加入了著名政治家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的阵营，得以与伦敦的名流接触。当阿什利成为沙夫茨伯利第一伯爵和查理二世的大法官时，洛克也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不过后来洛克请辞，于1675年去了法国。洛克看似以健康原因为由的出走，其实可能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1683年，洛克前往荷兰，在那里接触了支持英国的奥兰治的威廉。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洛克才回到英国。在英国他见证了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的登基大典，即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在《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90）中，洛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革命提供了理由。洛克讨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国王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关于社会契约的观点比霍布斯更进一步，融入了主权（Sovereign）的概念。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在有人想到共同组建政府之前，人们有权捍卫自己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为了解决各种因捍卫生命、健康和财产而起的争端，人们可以建立政府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只有当被统治者同意时，政府统治才得以进行。如果政府无法保护人们的权利，那么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会被人们推翻。正因如此，这种观点在18世纪的北美和法国很是流行。因为当时的北美正在努力摆脱英国的统治而寻求独立，法国人民则想着把自己的君主送上断头台。

洛克的哲学代表作《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倾注了他20年的心血，他想要探究的是人类知识的源头、确定性和人类认知的程度。这个任务可不简单。洛克认为我们的精神就像一张白纸，我们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观点的。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感知事物，就会先出现简单的感觉，然后从感觉发展出反思形成的观念。知识源于我们对感觉的反思，所以意识、知觉和思想最终都源自经验。也就是说，洛克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建立在源于感官的经验基础之上。这刚好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对科学实验的价值的肯定。

信贷紧缩

洛克不仅是位哲学家，还是个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专著《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the Raising of the Value of Money，1691）至今仍值得银行家一读。

巴鲁克·斯宾诺莎

（1632—1677）

箴言

自由人以理性为指导生活，不受恐惧的驱使，而是直接追求真善美。

——《伦理学》

荷兰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又名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巴鲁克和本尼迪克特在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中都指“受庇佑的”）。斯宾诺莎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中，为躲避天主教迫害逃亡到葡萄牙。显然，宗教对他而言一直是个问题。1656年，他被逐出犹太社区，他的自由思想对犹太教会来说太超前了。

斯宾诺莎是一个从事磨制和抛光光学镜片的匠人，以此生存。但是在业余时间，他与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保持通信，一生致力于思想研究。随着斯宾诺莎越来越出名，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研讨他的著作的社团。1663年开始，他在海牙附近的家成了知识分子们聚会的地方。就在这一年，他出版了《笛卡儿哲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Descartes’ Philosophy）。这是他唯一一部以本人名字出版的著作。1673年，斯宾诺莎拒绝了海德堡大学提供的哲学教职，因为他希望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四年后斯宾诺莎死于肺病，这与他常年吸入大量玻璃粉尘密切相关。

斯宾诺莎有关宗教的观点的正式出版是在1670年，这本书题为《神学政治论》（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他是以匿名方式出版的。由于触怒教会，该书于1674年被禁。斯宾诺莎在书中表示，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才能解释《圣经》，仅靠支持现有的观点和教条是不行的，他还指出，现有的许多关于上帝和宇宙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另外，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只会按照自己的本性做事，心中不会有任何特定目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宗教宽容，自然不会受人待见。

斯宾诺莎更具争议性的作品是《伦理学》（Ethics，1677），这本书在斯宾诺莎去世之后才出版。这本书分为5部分，每部分都像是在解数学题一样，开篇是定义和公理，再在此基础上推出定理或者给出证明。斯宾诺莎抛弃了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他认为，只有一个实体存在，它既是上帝，又是自然。这就是泛神论，即相信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的显现。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然既是无限的，也是完美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根据自己的规律运作。这意味着概率或者自由意志等是不存在的。任何认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只是不理解决定他们行为的起因。也不存在客观的善和恶——这些只取决于你的立场。占有财富或者用情感永远无法获得幸福。过有理性的人生是唯一的出路，至善来自对神的认知。

对于斯宾诺莎而言，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不靠实验，而在于理性的运用。斯宾诺莎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

无形学院

这听起来又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不过不是的，这是罗伯特·玻意尔给一个自然科学家社团起的名字。这些科学家在伦敦的一个酒吧定期聚会，交流思想，讨论实验。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成立。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担任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他与斯宾诺莎保持通信长达15年之久。同一时期，莱布尼茨也来到这里演示他设计制造的计算器。这个计算器是一个巨大的金属装置，通过手柄和仪表盘运转。莱布尼茨的这台手动计算仪器是世上首个能够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机器。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1646—1716）

箴言

若不是有一个为什么事情得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由，则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

——《给塞缪尔·克拉克的信》[2]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出生于德国莱比锡。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伦理学教授。莱布尼茨14岁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663年毕业，然后留校从事研究三年，期间发表了一篇有关法律教育的论文。美因茨选帝侯发现了莱布尼茨的才华，并请他为自己工作。

那是德国的动荡时代。法国对德国虎视眈眈，准备随时进犯。美因茨选帝侯希望能够找到维持欧洲和平局势的方法。莱布尼茨努力为基督教建立既适合天主教徒，也适合新教徒的理性根基，即宗教宽容。为了游说路易十四，莱布尼茨在法国逗留了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与顶级学者多有联系，还曾出访伦敦，后当选英国皇家学会成员。1676年，美因茨选帝侯去世，莱布尼茨成为汉诺威的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的图书馆馆长。在返回汉诺威任职的路上，他拜访了斯宾诺莎，当时斯宾诺莎刚好完成《伦理学》一书的写作。之后，除完成公职工作外，莱布尼茨还负责编撰不伦瑞克家族的历史，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文章和书信。

《神正论》（Theodicy，1710）是莱布尼茨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之一，该书阐述了如何调和万能仁慈的上帝和世间普遍存在的不如意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充足理由律，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和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关于决定要创造怎样的世界这件事，上帝也一定是有充足的理由才创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在道德方面是完美的，他的选择（的价值）由对我们所在世界的价值决定，这也反过来说明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可能的存在。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无情地描述了这个“最好的世界”，小说主人公信奉莱布尼茨学说却不断遭遇各种惨剧。

莱布尼茨的晚年作品《单子论》（Monadology，1714）包含了他对宇宙构成要素的结论。他认为宇宙由一种名为“单子”（出自希腊语，意为“单独存在的”）的物质构成，每个单子都是永恒不朽的。这些单子表面上看会相互作用，但它们本质上并未发生作用。因与果都是假象，时间和空间也是假象。说得更明确一点儿，每个单子都遵循既定的行动规律，因为它们本身是宇宙内在本质的一部分，它们既是过去的结果，同时又孕育着未来，它们就像种子一样。仁慈的上帝已经为单子预设了和谐，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一个微小映像。

莱布尼茨的写作涉猎广泛，遍及历史、法律和政治理论等多个领域，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数学方面的研究。他和艾萨克·牛顿都宣称自己发明了微积分。莱布尼茨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机器。他认为数学的内在逻辑是完善哲学推理和客观地验证论证中的错误方法，而这确实是理性解决争端的完美方式。

莱布尼茨饼干

莱布尼茨巧克力饼干与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之间的确存在关系。当位于德国汉诺威的饼干制造商白乐顺（Bahlsen）想以名人命名饼干的时候，莱布尼茨成了他们的首选。

[1] “哲学家的墓碑”英文原文为“philosopher’s stone”，与《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一书中“魔法石”一词英文相同。

[2] 出自《书信集》（A Collection of Papers），即1715至1716年期间莱布尼茨与克拉克博士的通信集。

第7章

启蒙时期

受到哲学思潮的推动，18世纪涌现了大量的知识、科学和文化活动，而这些活动又进一步反哺哲学思想，使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艾萨克·牛顿的分析方法在自然界的成功运用，令哲学家们在研究人类时也纷纷运用起这种方法来。这一时期，对传统价值观的不断的质疑，已经驱散了很多无知的阴云，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这个时期被称为“启蒙时期”。从这时起，理性成为我们探究世界的唯一标尺，而又有谁能比哲学家更擅长找到系统性方法呢？

不同的哲学家按照自己对理性的不同定义，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很正常。因此，启蒙运动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人们讨论了诸如自由和民主等重要的观念，还进一步对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权威提出了质疑。这些新观念和权利的契约基础为人们所接受，引发了各种政治动荡，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的代表。

世间没有回头路。康德曾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1784）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是脱离人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的口号是：“要敢于求知。”

乔治·贝克莱

（1685—1753）

箴言

存在就是被感知。

——《人类知识原理》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郡附近，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接受大学教育。1707年，贝克莱担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707年，他被任命为教堂执事，1710年成为神父。

贝克莱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他早年出版的《视觉新论》（Essay toward a New Theory of Vision，1709）、《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和《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1713）。贝克莱于1713年出访伦敦，接下来又在意大利和法国游历了数年。1721年他返回爱尔兰。贝克莱对自己一路上亲眼所见的堕落和腐化现象忧心忡忡，由此匿名发表了著名文章《论如何防止大英帝国的毁灭》（Essay towards Preventing the Ruins of Great Britain），该文章是“对经济政治的奢侈和道德的沦丧的抨击”。与此同时，为了能在美洲传播福音，这当然也是为了防止此处的毁灭，贝克莱开始致力于帮助在百慕大建立大学。1724年，贝克莱被选为德里座堂主任牧师[1]。1728年，在伦敦为大学项目游说一番之后，贝克莱和新婚妻子继续向西航行。他们在罗得岛暂时落脚，等待赞助者们允诺会资助的资金，然而这笔资金从未落实。三年后，贝克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梦想，返回家乡。1734年，他成为克洛因教区主教。

贝克莱不仅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还是一位重要的唯心主义者（idealist）。这个词在哲学上与追求有价值的理想毫无关系[2]，唯心主义者坚信物质对象只存在于能够感知它们的人类的思想之中。贝克莱自认为是一个具有常识的人，而他显然又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此，他备受怀疑论和无神论的困扰。怀疑论否认知识的可能，认为感官会误导人们对物质本质的认知，而物质本质很可能在一开始根本不存在。在无神论方面，贝克莱则受洛克的影响，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的运转与神毫无关系。

摆在贝克莱前面的出路出人意料：他否定了物质的存在。以苹果为例：“可被观察的特定的颜色、口味、味道、形状和硬度，这些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名为苹果的东西”。这就是苹果的存在意义。如果没有人感知这个苹果，它还存在吗？贝克莱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拥有无处不在的上帝，所以苹果依然可以被感知。那么，观念最初的来源是什么呢？答案还是上帝。因为只有无所不能的上帝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如果物质不存在，科学理论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答案非常直白。这些理论适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令我们得以预测结果，而这就是全部了——它们无法离开我们的思想而存在。

在更浅显的精神意义层面上，贝克莱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也是他最畅销的著作）《西利斯》（Siris）中表示，焦油水是一种能够医治所有疾病的神奇药物。他以极大的热情像传教一样宣传这种药的神效。

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

1861年，美国加州学院（College of California）与农业、矿业、机械艺术学院合并成立加州大学。如今，加州大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顶尖学府。在当局考虑应该以谁的名字来命名新的大学时，他们选择了善良的大主教贝克莱，以此致敬他对殖民地教育的关怀和期待。所以贝克莱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大学——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3]

伏尔泰

（1694—1778）

箴言

怀疑不会令人愉快，确信却是一种荒谬的状态。

——《给腓特烈大帝的信，1770年11月28日》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阿–马利·阿鲁埃（Francois-Marie Arouet），出生于巴黎，曾就读于耶稣会的路易大帝中学。二十几岁时，伏尔泰因撰写嘲讽时弊的文章而惹了麻烦，被驱逐出巴黎，甚至被囚于巴士底狱。在狱中，他改名为伏尔泰。1726年，伏尔泰被批准出狱，但条件是他必须马上离开巴黎前往英国。之后，伏尔泰在英国待了三年，与当地的文人墨客及政界人士来往密切。他对英国的新思想和方法论很感兴趣，包括公民自由、君主立宪以及约翰·洛克倡导的经验主义方法。伏尔泰还受到了牛顿的影响，牛顿为他提供了挑战法国的迷信和无知的理性框架。

在此之前，伏尔泰已经创作了大量诗歌、戏剧和散文。但此后，他的写作则更多地关注哲学。回到法国后，他开始撰写《哲学通信》（1734）。在这部通信体的著作中，伏尔泰表达了他对在英国所见的自由的赞赏。这种自由的态度与法国绝对的君主制度、根深蒂固的贵族制以及公然的宗教不宽容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伏尔泰致力于挑战现有体制和当权者。但他的书让他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也让他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这次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伏尔泰前往乡村隐居。1750年，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伏尔泰离开法国，前往普鲁士宫廷。虽然几年后两人的关系一度闹僵，但他们一直保持通信。

1755年，伏尔泰迁居瑞士，在日内瓦附近安顿下来。在瑞士的这段时间他发表了小说《老实人》（1759）。小说借家庭教师邦葛罗斯博士之口讽刺了他的学生即小说主人公所信奉的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邦葛罗斯说世间万事的发生皆有其理由，包括地震、战争、强奸、谋杀等，这都是以最有利于这个美好世界的因果。伏尔泰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他相信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但他不是基督徒。他亲眼目睹了太多组织化的宗教所引发的破坏。伏尔泰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1764）是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哲学口袋书，收录了一些反对教会不端行为、支持自由言论的词条。教会的不端行为主要是鼓励迷信、压制自由和宗教不宽容。

伏尔泰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作品包括历史性、科学性的著作以及大量书信，他是教会和当局者的眼中钉，也是名副其实的理性之王。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即将爆发的法国大革命。

邦葛罗斯眼中的世界

邦葛罗斯是一位博学的教授，他信奉形而上学和神学。他告诉学生老实人：“事物就是你所见的样子。万物被创造都有其理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放眼看去，鼻子的作用是让人戴上眼镜；腿的作用是让人们能穿上长袜子，所以我们穿上了长袜。”即便感染梅毒这种倒霉事也无法打击他的乐观主义。邦葛罗斯教授是这样辩解的：“哥伦布在美洲一个岛上感染了梅毒，玷污了生命之源，甚至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健康。这违背了自然的伟大。然而，如果哥伦布没有感染这种疾病，我们也不会有巧克力和胭脂红。”所以，哥伦布感染梅毒也是有道理的。

大卫·休谟

（1711—1776）

箴言

数学较人事科学有一种大优点，它所以有优点，正在于它的各个观念是可感的、明白的、确定的。

——《人类理解研究》

大卫·休谟（David Hume）出生于爱丁堡，在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一开始从事法律工作，而后转行在布里斯托任职。1734年他前往法国拉弗莱什（笛卡儿就是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的）。休谟在拉弗莱什学习了三年，其间完成了他一生第一部重要的作品——《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之后回到苏格兰。休谟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Reasoning into Moral Subjects）。这清晰地表明，休谟倾向于采用包括洛克和贝克莱等早期经验论者的逻辑结论，来彻底排除那些以虚构而非经验为依据的解释和说明。他将《人性论》分为三个部分，包括“论知性”（Of the Understanding）、“论情感”（Of the Passions）和“论道德”（Of Morals），其中还包括了休谟对个人和社会相关的知觉、因果、身份和伦理学的观点。这本书大有横扫一切虚幻观念的势头，但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休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转而投入了《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on Moral and Political，1741—1742）的写作。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休谟在学界的声望也日益壮大。他把《人性论》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进行改编，以《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和《道德原则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两个单行本分别出版。之后，休谟还出版了6卷本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54—1762）。

作为顶级学者，1763年，休谟应邀担任英国驻法大使的秘书。在法国，休谟结交了法国的文学名流。1766年，休谟陪同著名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前往英国，但是这次旅行中，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不欢而散。由于一生都被教会指控为无神论者，休谟搁置了自己最后一部哲学专著——《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的出版。这本书直到1779年才出版。

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心智来源于知觉，知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印象（感觉、情感和情绪），一般比较强烈和生动；第二类则是观念，包括思想和推理，一般是印象的微弱反映。我们不能说印象代表真正的物体，因为我们没有实物可以进行比较。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生活在由存在于时空的物体组成的世界中，这些物体遵循因果律，但这只是风俗和习惯的结果，过去的经历决定了我们想要看到什么。而激情是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力量，每一次激情总会超越理性。另外，伦理和道德的确定性无法通过对事物的描述来推演，比如好与坏，这些只是个人评价而已。只是因为这样的怀疑对生活没有帮助，出于实际的考虑，我们便认为感官所告诉我们的是关于真实存在之物的。

休谟没有根据这一立场来进一步提出某种终极的现实，而是提出一种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自然主义、非形而上学的解释——没有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也没有第一原理。休谟在有生之年一直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而他关于人们是如何知晓自身认知这一问题的努力回答，对后世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才是休谟最重要的贡献。

除了诡辩和幻想，什么都不是

休谟说，推理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有两类关系：“观念的关系”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比如，15是30的一半，这一点可以通过推理本身发现和证明，而不需要借助其他形式的证据。因此，这是第一类联系——观念之间的联系。然而，比如“太阳明天会升起”这类命题，就不能光靠理性来证明。如果这些命题的反面的命题也可以理解，我们就能依据经验来判断这些命题是否为真，那么这就是第二类关系。

对于休谟而言，数学是唯一有价值的证明推理形式。他指出，凡是不包含数学证明或者经验推理的书籍，尤其是那些关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书籍，都应该被扔进火里烧掉。因为这些书里全是诡辩和幻想。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

箴言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出生于日内瓦城，这座城市信奉新教的加尔文宗。他的童年过得颠沛流离。母亲在生下他后没几天就去世了。10年后，他的父亲为躲避牢狱之灾逃亡外地，留下卢梭和叔父一起生活。卢梭早年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他于1728年离开日内瓦，辗转于意大利和萨伏伊之间。直到1742年，卢梭才最终搬到了巴黎。

在巴黎，卢梭靠做秘书的微薄薪水和抄乐谱赚外快谋生。他完成了歌剧的创作后，吸引了伏尔泰和狄德罗（Diderot）的关注。结果，卢梭为百科全书先后撰写了有关音乐（1749）和政治经济学（1755）等专业的词条。1750年，卢梭在获奖文章《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中提出，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进步不仅于人类无益，相反却腐化了人们自然的良知，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on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1754）中，他提出，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是善良而自由的，但却因为社会经历，思想受到了腐化，人才变得不幸福。而社会的建立可以追溯到第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时：一个人把一片土地圈起来，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我的”。稍晚，卢梭在他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1762）中再次阐述了这些观点。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为了获得社会提供的保护，个人把自己自然的权利交给集体的共同意志，便形成了《社会契约论》中的“社会契约”。卢梭所说的主权是指制定法律的权力，由人民的共同意志决定，因此只能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法律应该由政府颁布。所有人都应享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不仅公共意志要保护一个人的利益不受到另外一个人的侵害，而且集体制定的法律也不能戕害个人的自由（虽然任何不同意的人是有权被强迫获得自由的，这当然是最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卢梭并没有说他所提倡的那种共和国政府在小型城邦（比如日内瓦）而非大型的国家中最奏效，但是一个国家应拥有超越个人意志的集体意志，这种理念已经被许多大国接受。

卢梭有关教育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他的著作《爱弥儿》（Emile, or On Education）中，他建议鼓励儿童按照自然天性进行发展，而非遏制或者利用纪律去约束孩子的天性；应该从榜样身上学习，而非从课本或者讲课中学习。卢梭的教育理论头头是道，你肯定很难想象他其实是一个把5个子女都丢到孤儿院的人。

百科全书

1745年，巴黎出版商及印刷商安德烈·勒布雷东（André le Breton）决定把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编撰的英文版《百科全书》（Cyclopædia）翻译成法文。但关于如何具体开展这个项目，他没有头绪。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后，他最终决定请狄德罗担任法国版《百科全书》的主编，请让·勒朗·达郎贝尔（Jean le Rondd’Alembert）为副主编。1751至1765年间，《百科全书》陆续出版了17卷，几乎包括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哲学、数学、政治和宗教。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很多代表人物，包括伏尔泰和卢梭都以执笔的身份参与了《百科全书》的词条编写工作。

伊曼努尔·康德

（1724—1804）

箴言

请按照普遍原则来行动，你有能力让这些原则成为通用的律法。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个马具商的儿子。他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这里度过。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念书，毕业后留校担任讲师。1770年，他成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康德生活平静，深居简出，光是这一点，就远近闻名。当然，他为世人所铭记是因为他的哲学著作。

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中，康德综合了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对现有观点的演绎，而经验主义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纯粹的观察。康德的结论是人们有关世界的知识依赖于心灵结构。纯粹理性是先于经验的。换句话说，心灵并不是被动等待对象在其上作画的画布；心灵会对感知的信息进行加工，在获取知识时扮演着非常主动的角色。我们对对象的理解，与其说与对象本身相关，倒不如说是我们作为观察者重新创造的结果。

康德认为自己的结论无异于哲学界发起的哥白尼革命。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个伟大的发现彻底推翻了地心说。康德界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认为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并非永恒，因此不能通过经验习得。相反，它们是我们理解世界的理论框架的基本概念。尽管心灵没有创造世界，却是构成世界所呈现样子的必要组成部分。

对于康德而言，现实的本质和人类道德都扎根于理性，这是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则。自然有其规律，道德也有其律法。自然规律和道德律法都是心灵将法则施加于我们接收的各种信息的结果。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s of Morals，1785）中，康德完善了他对于绝对道德律法的定义，即著名的绝对命令原则。说白了，如果你想做正确的事情，你就得采用正确的行为模式，即你乐意看见的且能以普遍原则应用的行为方式。这要求你把其他人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你的目的的实现手段。

《实践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也涉及了伦理学和道德律法的问题。《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1790）谈论了审美判断的问题，最终指向了神学。艺术家和艺术表达了自然之美，即造物主创造之美。而在谈及知觉和伦理学的时候，康德着力构建了美学先验原则，以解释我们对于美的理解。

康德的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先验”或者“批判”的理性主义，综合了由哥白尼等科学家提出理论所带来的科学巨变，旨在调和科学的权威与人们充满了道德、美学、文化和宗教观念的世界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康德先生，现在几点了？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在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史》（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里写道：“我认为，哥尼斯堡教堂大钟的工作方式未必比伊曼努尔·康德的日常生活更规律和冷静。康德先生从早晨起来到喝咖啡、写作、阅读文献、用餐、散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规定的时间。邻居们都知道，每天康德先生都会穿着他的灰色紧身外套、手持一根西班牙手杖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从家里出来，前往菩提树路散步，这条路就是现在著名的‘哲学家之路’。”

还能听懂吗？

如果你对目前所说的哲学思想没有感到任何困惑的话，你不妨试着读一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然命题说的是逻辑上的现实或真理，例如在一个假言的理性推论中，前件在大前提中出现为或然的，在小前提中出现为实然的，而且表明这个命题已经按照知性的规律而与知性结合着了，必然命题则把实然命题思考为由这些知性规律本身所规定的，因而是先天断言的，并以这种方式表达了逻辑的必然性。”[4]康德的哲学著作通篇都是这种表达，后面还有……现在你感觉如何？

[1] 德里座堂主任牧师指爱尔兰圣·哥伦布大教堂的主任牧师。

[2] 作者之所以解释这句，是因为这个词在英文中还有“理想主义者”的含义。

[3] Berkeley既可译为“贝克莱”，也可译为“伯克利”，指哲学家时，学界惯译为“贝克莱”，指地名则为“伯克利”，此处为局部统一，均译为“贝克莱”。

[4] 参见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第8章

进入19世纪

法国大革命及其影响让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民主政治的理想没有实现，各国反而陷入嗜血成性的杀戮和动乱中。拿破仑战争爆发，火车发明也提上日程，科技革命使本没有太大政治影响力的民众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1848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发表。同年，无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和德国全面爆发。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资本家们则在努力推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19世纪70年代，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运动促使这两个国家得以统一，成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统一的国家。除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外，哲学家也没有停止努力。他们经常提出用以解释正在发生的各种变革的各种理论，而他们的理论似乎又推动了社会上各种运动的发展。

杰里米·边沁

（1748—1832）

箴言

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础。

——《平凡之书》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律师世家，从小就注定要从事法律工作。他在12岁时前往牛津大学求学，15岁时即被林肯律师学院录取。不久，边沁认为法律过于关注非理性的技术性细则，并对英国的著名法理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尤为不满。面对英国立法的这种局势，边沁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澄清一个公正而理性的法律体系的基础。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一书阐述了边沁思想的基础，即功利性——“任何容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1]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看其能否为绝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的幸福，这就是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幸福等于愉悦（包括不存在痛苦），只有通过规则和理性的应用才能获得。也就是说正确的法律能够产生幸福，正确的法律符合理性，因此也就符合功利原理。为了确定一种行为有多大可能促进幸福，边沁设计了一个幸福的计算公式，又称快乐计算公式，来量化行为提升行为的程度。这个计算公式考虑了快乐和痛苦的强度、持续性和可能性等多种因素。

边沁热衷于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为此，他设计了著名的监狱——圆形监狱。这个监狱中间是瞭望塔，周围的建筑环绕这个瞭望塔设计。囚犯囚禁于环形建筑中。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清楚自己是否被监视或者瞭望塔里是否有人。通过这种设计，圆形监狱训练囚犯们的自律，监督并规范他们的行为。边沁认为，由于所有的惩罚都是痛苦的，所以只有当惩罚能够减少他人的痛苦或者增加他人的幸福时，它才是合理的。如果惩罚能够威慑人们，阻止他们继续做那些可能带来更大痛苦的事情，那么就可以这么做。而为了惩罚而惩罚，则是毫无意义的。

边沁认为没有所谓的自然权利或者义务，也没有社会契约。权利只在法律的基础上产生，与以功利性为由确立这些权利的权威有关。一旦人们开始讨论道德权利，他们就会诉诸更高层的道德权威，而这是非理性的。无论如何，除了上述反对传统的理论外，边沁还斥责用类似法国大革命的、令人恐惧的暴力来主张自然权利的方式。

边沁曾经寄希望于政客能够看到革命在提升大众幸福度中的优势，但是当边沁明白政客看不到这些优势时，他对于民主变革的热情和推广投票权的热情与日俱增。他认为，随着教育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性地计算哪些是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的，大多数人的幸福从而得以实现。

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关注当下和未来。所以法律应该是由民主议会根据理性制定的规定，而不是追溯习惯法和范例。惩罚的规定和遵从应当是为了预防未来的伤害，而不是对过去行为的惩罚，或者根据过去的承诺而惩罚。

边沁像

“边沁”坐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里一个小陈列室里供人瞻仰。这其实是边沁的骸骨。他穿着生前的衣服，戴着蜡像头颅。本来，头颅部分也应该是边沁本人的，但是由于头颅保存不当，校方只好用蜡像头颅来替代。这就是地道的边沁本人的遗体圣像。按照边沁的遗嘱，以这种方式保存边沁遗体是为了教育所有的子孙。还有个传说是，边沁遗像会定期列席参加学院会议，但是只出席，不投票。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770—1831）

箴言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法哲学原理》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出生于斯图加特，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家庭教师，后来于1801年成为耶拿大学的讲师。1805年，在耶拿战争爆发的前一天，黑格尔完成了《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1807）这本专著，这是他一生中四本著作中的第一部。1806年，拿破仑取得耶拿战争的胜利后，黑格尔供职的耶拿大学被关闭。第二年，《精神现象学》出版。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黑格尔在纽伦堡担任中学校长，并出版了两卷本的《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分别于1812年和1816年出版）。1816年，黑格尔成为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在海德堡大学，黑格尔完成了《哲学科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ical Sciences，1817）的编写。1818年，黑格尔担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随后，黑格尔在柏林写成了《法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ight，1821）一书。他在柏林度过了余生，直到最后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黑格尔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构建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最完备的哲学体系。黑格尔认为，世界并非是由多个独立的矛盾个体组合的整体，事实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体是整全的统一体——“绝对”——的一部分，这些个体能够被组合、改善、发展成为对现实更加完美的理解。现实必须是理性的，在我们努力统一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个体时，现实的基本结构就通过我们的思想结构得到映射。我们为得出逻辑事实所必经的各个阶段与现实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是相同的。现实发展历程的关键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spirit），或可称之为思想（mind）。这个概念通过辩证法得到了更高形式的演化。

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描述了思想的发展过程——从最基本的意识，经过自我意识和理性，一直到纯粹知识的精神意识阶段。在《逻辑学》中，黑格尔阐释了现实事物中的精神概念通过辩证法展示的过程：先提出命题，接着肯定这个命题的反命题或者对立命题，这些命题的矛盾中会产生新的综合命题。通过这种方式，两个矛盾命题中产生出新的综合命题。这是人类理性演进的方式。不仅逻辑学遵循这个演进方式，历史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走向“绝对”的。黑格尔的演讲笔记就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黑格尔把他的辩证法应用于所有的知识领域，而《法哲学原理》包含了他的政治哲学。

黑格尔有关历史、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演讲稿在他逝世之后出版。他认为历史是人类走向自由的发展历程：从只有统治者是自由的古老的东方帝国，发展到建立了城邦国家的古代希腊，再到个体意识获得自我救赎的新教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时代精神的支持下，黑格尔坚信进步和目标等概念。他对19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黑格尔有关历史进步的演讲是卡尔·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推理（除部分唯心主义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进程。

黑格尔的三一律

这里提到的Triad，和中国清末时期的洪门三合会（英译Triad）可没有任何关系。我说的是黑格尔的三一定律，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用黑格尔的例子来阐明：首先提出命题为“纯有”（being）；然后提出其对立命题——“纯无”（nothing）。合题就是“转化生成”（becoming）。简言之，正题和反题调和得到了“转化生成”的概念。

亚瑟·叔本华

（1788—1860）

箴言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视野的限制当成是世界的限制。

——《悲观主义研究》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出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的父亲非常喜欢伏尔泰，他的母亲也非常热爱文学。1793年，普鲁士吞并但泽市后，叔本华随家人移居汉堡，家人送叔本华前往法国和英国的学校上学。毕业后，为了让父亲开心，叔本华成为一名公司职员。但是他不喜欢生意场上的事情，更希望成为一名学者。1805年，他的父亲自杀，给叔本华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不再有人束缚的叔本华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1809年，叔本华在格丁根大学学习哲学。1811年，为了学术研究，他迁居柏林继续学习。1813年，叔本华在耶拿大学完成了题为“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On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的博士论文。他在论文中质疑了现实即合理的这个观点，换言之，他质疑了世界是可知的这一观点。然而，叔本华的母亲认为他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母子关系就此僵住。1814年，叔本华移居德雷斯顿。在这里，他开始撰写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1818）。1820年，叔本华成为柏林大学讲师。因为瞧不起黑格尔，叔本华把自己的课程安排在和黑格尔上课的同一时间。但当时的叔本华还只是个讲师，而黑格尔已是一名教授，所以来听叔本华的课的人寥寥无几。叔本华对此愤愤不平，因此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全心投入写作。

对于叔本华这个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些短暂的印象，而终极的现实是意志——毫无目的、非理性、令人费解且无法安抚。盲目奋斗而无法彰显人类智慧的人生注定令人失望。作为最早受到印度教和佛教等东方思想影响的哲学家，叔本华坚持认为痛苦是普遍的，只有通过禁欲和克制来战胜意志，才能获得救赎。他还提出了三种自我拯救的方法：研究哲学，欣赏艺术作品和聆听音乐，以及同情他人。每个个体的表面下，终究是一样孤独的灵魂。同情他人就是同情自己，也是拯救自己。在叔本华后期的著作《论自然的意志》（On the Will in Nature，1836）中，他从经验科学中获得了支持自身观点的证明并在《道德的基础》（On the Basis of Morality，1840）中阐述了自由和宿命论等问题。1844年，叔本华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修订版。相比之前的版本，修订版增加了50章，篇幅是首版的两倍。但是修订版出版后，依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附录与补遗》（Parerga and Paralipomena，1851）出版后，叔本华才得到了世人对他早就该有的关注，这部成名作收录了他后期撰写的一系列哲学文章。

欧洲发生战乱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不聊生，因此悲观主义盛行。而作为悲观主义的典范，叔本华哲学自然十分流行。叔本华本人也成了悲观主义者的代名词。然而，他也不是一味消极。他主张通过艺术超越人类的悲惨境遇。也正因如此，叔本华得到众多作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的青睐，比如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普鲁斯特（Proust）和托尔斯泰（Tolstoy），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以及哲学家尼采（Nietzsche）等。

妇死，吾一身轻

虽然叔本华认为同情心是道德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但他本人似乎在道德行为方面没有太受同情心的驱使。据说他曾经将一位女裁缝推下楼梯，之后不得不负担这位女裁缝的日常开销作为补偿。这位女裁缝去世时，叔本华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妇死，吾一身轻——老妇归西，我总算卸下一份重担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806—1873）

箴言

坏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对此，好人只要袖手旁观，就已经是助纣为虐了。

——1867年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就职演说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出生于伦敦，是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儿子。小穆勒从小天资聪颖，且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他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学习拉丁文，刚满10岁，就先后学习了逻辑、政治经济学、历史、法律和哲学。这些思想武装了小穆勒的头脑，令他一开始就加入了哲学激进派的阵营，成为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积极倡导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人生按部就班，一切如他的父亲所愿，他参与组建功利主义协会，并积极向《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投稿。然而，1826年，穆勒陷入了他后来在自传中提及的“精神危机”。从此，他一改强硬的功利主义者姿态，从信奉边沁的功利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改革者。

穆勒笃信经验主义，相信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获得真理。他认为，如果没有经验仅凭直觉，就会加深现有的偏见。他希望构建可以应用于政治和道德科学的经验主义知识体系。他的首部重要著作《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1843）奠定了他作为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的地位。在这本书中，穆勒详细论述了逻辑和数学的原则，阐明了演绎和归纳、观察和分类以及推理中的谬误和道德科学。由于穆勒希望自己构建的知识体系能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这本书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

而穆勒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论自由》（On Liberty，1859）。这本书讨论了与社会和国家相关的个人自由问题，提出：只有一种情况下，政权可以违背民众的个人意愿正当实施，并超越文明群体中的个人意志，那就是防止其他人受到伤害。这时，民众的个人利益，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利益都不足以成为豁免的充分理由。穆勒的立场不是出于对权利的思考，而在于对于功利的信仰。如果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幸福，他们就能合力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绝大多数不应该强制排除异己者，而是应该鼓励言论自由，因为真正的辩论允许人们审视自己的观点。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3）一书指出，世间存在正义和德行的客观标准，即最大幸福原则。但是，穆勒发展了边沁的思想，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在《妇女屈从》（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一书中，穆勒发展了他关于个人自由的观点。他表示，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具有法律的从属关系，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从大众的普遍利益出发，这样的屈从已经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障碍。

穆勒和他父亲一样，在东印度公司效力，工作时间长达35年，直到1858年公司倒闭。1865年，穆勒进入议会，他积极争取妇女权利，推行工会制度，主张废除奴隶制，着力解决自由主义者关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他本人还是伯特兰·罗素的教父。

哲学激进派

名字说明了一切，这是一群受到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功利主义哲学启发的激进的思想家。有几个激进派哲学家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议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政治改革。该团体的言论喉舌是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二人于1823年合办的季刊《威斯敏斯特评论》。

索伦·克尔凯郭尔

（1813—1855）

箴言

知识和认识者之间存在一种关联，认识者本质上是一个存在的个体，因此，所有现存的知识都与存在有着本质必然的联系。

——《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

作为存在主义之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富裕家庭中。他是家里7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迈克尔是个虔诚的教徒，性格忧郁，认为索伦已经被上帝诅咒。父亲害怕孩子们都会先他而去，毕竟，他已经亲眼目睹5个孩子先后离世。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却发现自己对哲学和文学越来越感兴趣。这令他焦虑不安。他希望通过放纵自己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因更深刻的焦虑和痛苦而备受煎熬。于是，克尔凯郭尔计划成为牧师，而后结婚。但是，他在1840年解除了婚约，并放弃了从事神职的所有想法。之后，他成为一名作家。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和宣传手册，包括几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他经常采用假名，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样做是为了从不同的视角入手潜心写作。

克尔凯郭尔强烈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哲学传统，尤其反对黑格尔认为生命只要通过理智就能解释清楚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种试图高抬人类取代上帝的歧路，忽视了人类在客观判断方面具有的种种限制。克尔凯郭尔本人十分重视个人的重要作用，认为意志和自由选择是关键。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只要涉及人类的行为和判断，都免不了受到主观性的限制。他把这种哲学立场写进了他反体制化的基督教的著作中。他戏谑地称这种体制化的基督教为基督教世界。在此，他再次强调了个人选择的重要性，表达了对盲目接受丹麦路德教会的宗教仪式的反对。

在《非此即彼》（Either/Or，1843）一书中，克尔凯郭尔对照了审美和生活的伦理。前者与当下享乐有关，包括感官、肉体和精神快乐，都可以归为当下享乐。而伦理生活则以道德和将来作为生活的基础。克尔凯郭尔认为一旦人们认识到审美生活方式只能给人们带来焦虑和绝望，人们就会选择伦理生活。在《恐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1843）一书中，他引用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命令，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故事来解释，信仰的飞跃对从伦理生活转向宗教生活（第三种生活方式）来说必不可少，因为上帝本身是不可知的。这种对伦理生活的目的性终止表明了宗教信仰的终极目的和对上帝意志的无条件服从。克尔凯郭尔实际上承担起了凭一己之力在基督教世界重新建立信仰的伟大使命。

在《哲学碎片》（Philosophical Fragments，1844）以及《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中，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他对黑格尔关于精神科学概念的挑战。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主观性就是真理，黑格尔则主张“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克尔凯郭尔的其他作品包括《焦虑的概念》（详见下页）和《致命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1849）。这两本书都强化了克尔凯郭尔悲观厌世的哲学家的形象。他的著作对于那些关注宗教和伦理问题的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存在主义哲学家受到的影响最大。

焦虑

英语世界的人们要感谢克尔凯郭尔引入了“焦虑”（Angst）一词，从而得以描述他们内心极度不安和恐惧的感觉。在丹麦语中，焦虑就是不安或者惧怕的意思。克尔凯郭尔在他的著作《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又译为《恐惧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中提出，选择的自由令人们处于一种对于自身对神所承担的责任的永远的焦虑中。对于后来的存在主义者而言，这更像是一种针对个人、个人原则和其他人的责任感的焦虑。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根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模式……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将）终结于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紧接着引出了“共产主义”的定义：“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存在阶级分别的社会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所有社会成员完全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合作财产的泉水会越流越富裕。共产主义遵循的伟大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哲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1967）］。

听起来挺简单的，对不对？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箴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

卡尔·马克思在普鲁士的国际大都市特里尔出生、成长。为了躲避反犹太主义者的迫害，他的父母亲从犹太教改信路德派基督教。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了一年时间，于1836年转学至柏林大学。在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

1842年，马克思开始担任科隆的自由主义报《莱茵报》（Reinische Zeitung）的编辑，但是政府很快于次年查封了这份报纸，马克思不得不移居巴黎。正是在法国，马克思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遇见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一生的挚友。1845年，因为政治原因，马克思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1845—1846）。该书介绍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之后，两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我想大家对于《共产党宣言》都很熟悉。1848年法国爆发政治暴乱，马克思返回科隆，开始担任《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这是原来的《莱茵报》的激进版。1849年，《新莱茵报》被迫关停。马克思移居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马克思开始撰写《资本论》（Capital，1867）。这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巨著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表达了他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和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资本论》预言，社会主义必将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观点的哲学根据是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

如果说18世纪的唯物主义观点认定除物质外一切均不存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观点：应当以辩证法来看待历史演变。历史表明，人类历尽千辛万苦缔结社会契约并受社会契约的约束，乃是为了维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劳动分工伴随着社会中阶级的分化，即奴隶和奴隶主或者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分化，历史唯物主义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了人类是如何自我组织和持续发展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因为人类会生产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人类要依靠什么，如何开展生产活动，具体生产什么，本质上由物质条件决定。这个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产生的。马克思对比了自己所采用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见证的那样，每个社会阶级都会滋生推翻这个社会的力量。社会矛盾孕育着新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正题、反题和合题。

马克思将哲学和哲学的政治经济的所有复杂性引入现实世界中。他的许多理论曾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且引发了重要的结果。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它关于经济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的观点，至今仍颇具影响力。

实用主义二重奏

美国哲学家查理·皮尔斯（Charles Pierce，1839—1914）首次将“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引入哲学领域。他明确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原则，借此来澄清任何特定观念的含义。“谈一个观念的影响，就是在考虑这个观念可能产生的、令人信服的实际影响力，这使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观念的目标。如此一来，观念的影响就是观念的整体目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刊于《科普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1878年第12卷）］。也许是意识到这种澄清方式不够清楚，皮尔斯重新表述了这个观点：“为了正确理解观念，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观念所对应的结果。”因此，与其说实用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不如说它是关于意义的理解和理论。

尽管皮尔斯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了5年的逻辑学课程教师，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皮尔斯认为应当用检验科学的假设方式来检验观念。正如我们通过检视科学思想的效果以及我们利用它们的方式来分析科学思想，同样，一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真理”，与该理论所产生的后果密不可分。而且，真理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明确，也不能脱离其影响和结果单独存在。对于皮尔斯而言，则是“观念必须获得所有审视者的同意，才能被称为真理，观点所代表的对象也才是真实的，而这正是我解释现实的方法。”［《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1935年第5卷］或者说，一旦我们都认同某些事物是真实的，这就成了我们的现实。当皮尔斯的同胞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开始把实用主义的应用范围拓展到皮尔斯意义理论之外时，皮尔斯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词来表达自己的哲学，从而区别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他创造的词就是“pragmaticism”（实效主义）。

威廉·詹姆斯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了一阵子书后，他的学术兴趣很快转向了哲学和心理学，并成为这两个领域的教授。詹姆斯所著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篇幅达1 200页，至今仍被视为心理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该书强调了科学、实验室的实验工作以及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植根于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人们通过这些对象的功效来理解它们。

詹姆斯进一步发展了皮尔斯的观点。詹姆斯认为，如果你用如何使用一个观念来定义其含义，那么真理一定在所有成功的事物中。他确信，观念和思想一样，能够通过其功效被人研究讨论。在詹姆斯著名的哲学著作《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一书中，他指出：“如果你按照实用主义方法来做事，那么你就必须得讲出每个字的实际价值且换算成货币（指对我们的实际效用），并切实在实践中发挥其作用。”观念是积极行动的一部分，不应该是待检验的静态对象。詹姆斯认为意义就是行动。“‘真的’（thetrue），简言之就是有关我们思想的一种方便方法。如同‘对的’（the right）不过是一种关于我们的行为的方便方法一样。”换言之，能够产生有用的经验方法的就是真的，而有助于我们处理经验的就是好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

（1844—1900）

箴言

我所理解的哲学家就是一堆可怕的炸药，它危及一切。

——《看哪这人》

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的一个路德派牧师家庭。上学的时候，尼采聪颖过人。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读书时，他也是一名聪明的学生。在波恩大学时，尼采主修神学和语言学，当时的他想要成为一名牧师。然而，日后当尼采丧失信仰时，他便不再可能走牧师这条职业道路了。为了潜心研究语言学，他搬到了莱比锡。在这里，尼采偶然间翻阅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此，他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69年，年仅24岁的尼采成为巴塞尔大学的语言学教授。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尼采成为一名战地医务兵，不过因为健康原因而退伍。这是他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病痛的开始，1878年，尼采不得不离开大学。1889年发疯后，他再也没有恢复理智。

尼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传统哲学家一般会有条不紊地构建有关知识性质的新理论。相反，尼采在多部著作里广泛地讨论了道德和宗教问题，这些著作深刻阐述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后世的弗洛伊德发现，那些他称之为尼采的预感和见解，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结果惊人地吻合。

在尼采的首部著作《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1872）中，他对比了古希腊阿波罗（日神）崇尚的秩序和理性与狄俄尼索斯（酒神）崇尚的天性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尼采担心人们忽视了后者的重要性，并对荷马勇士的英雄品质表达了崇敬之情。

尼采之后的著作都是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出现的。尼采指出，恐惧和渴望强力是关键的动因。他宣称强力意志是最基本的驱动力。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1883）和《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1886）两本书中，尼采提出了一种肯定生命力、以自信的自我肯定为基础的新道德观。强力意志体现在尼采的“超人”概念中。超人非常强大，能够从传统的道德观中挣脱出来，控制自己的激情，引导自己的能量进行创新，这就叫作主人道德。超人生活于当下的世界中，不会坐等虚构的来世生活。

强力意志的提出与尼采反对基督教并行不悖。尼采认为基督教无非就是否定充满生命力的激情。基督教推崇软弱和低贱，鼓励奴隶道德，弱者在尼采所说的勇敢的新世界中无立锥之地。对于尼采而言，科学和世俗理性的发展戕害了宗教的利益，甚至已经杀死了宗教。他宣称“上帝已死”。上帝赋予的整全的视角已经不复存在，人类遵循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伦理的根基在于人类的存在而不是神启。

尼采害怕欧洲会陷入毫无道德体系的虚无。他拒绝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这些都是奴性的思想。幸福和“更伟大的利益”则是无力的目标，缺乏主人积极向上的品质：强力、财富、勇气和健康——这些尼采至死都明显缺失的东西。后来，纳粹把尼采的超人思想纳入了他们关于优等民族的意识形态中，而这使得尼采名誉扫地。

[1] 参见边沁著《道德与立法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8页。

[2] 这句话也刻在了马克思的墓碑上。

[3]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之《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93页。

第9章

现代哲学

如今，似乎没有必要提起战争，但是在19世纪兴起的欧洲民族独立运动却要以眼泪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几百年的繁荣，政局动荡，欧洲的政治版图有了很大的改变。美欧两大洲的经济形势在繁荣和衰退中交替发展，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这一时期，在哲学世界里爆发了另一场大战，英美的分析哲学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分庭抗礼。前者以罗素、G. E. 摩尔（G. E. Moore）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为代表，他们以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为工具，先是分离出特定的哲学问题再处理之。而后者的阵营有海德格尔、萨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他们认为哲学与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由此发展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些对于分析哲学历史而言，就如雾里看花，莫可名状。

当然，结果证明哲学世界的这场论战只是一场口舌之争。两个哲学派别有很多交叉的地方，虽然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伯特兰·罗素

（1872—1979）

箴言

正确地看待数学，它不仅包含真理，还具有崇高的美，这种美严肃冷峻，如同雕塑。

——《数学研究》

伯特兰·罗素出生于英国蒙茅斯郡特里莱赫的一个贵族家庭。4岁时，罗素成为孤儿，此后由祖母带大。他的祖母是自由主义党第一代罗素伯爵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的遗孀，该爵位在1931年由伯特兰·罗素继承，他成为第三代罗素伯爵。罗素在家接受教育，学习的内容是现代语言、经济学、宪法历史、数学和科学，而不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按照他的出身，学习这些其实更加实用。这些学习为他广泛的学术兴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90年，罗素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1893年，罗素开始学习哲学，次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895年，也是婚后不久，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从柏林度蜜月回来后，罗素撰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德国社会民主》（German Social Democracy，1896）。这是一本研究政治学的著作。同一时期，罗素结识了一群德国数学家，他们希望通过研究数学的基本概念令数学拥有一致的逻辑基础。对于罗素而言，这些数学家的观点不仅对数学意义重大，对哲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数学真理能够得到客观的论证，那人类知识的真理为何不能呢？

罗素逐渐远离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希望建立哲学的统一体系，罗素则关注深入的逻辑分析。他在《数学的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3）中提出，数学应该当作逻辑学的分支。在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Mathematica）中，罗素则强调了数学的逻辑演绎，书中还包括证明日常语言和语法不足以传递真正的逻辑形式的哲学分析。这些观点建立在他早期的一篇题为《论指谓》（On Denoting，1905）的文章的基础之上。在这篇文章中，罗素强调了与我们在命名和描述对象时使用的语言相关的哲学问题：我们是如何有意义地表述当前不存在的事物（罗素给出的例子是“法国当前的国王”）或者说出一些从不存在的事物（如“圆的方”这样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意义。

罗素的答案是尽可能简化事物——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用单词代替数学概念用于缜密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将哲学分析方向从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研究转向语言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乃至原子主义研究。因而，罗素也被称为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之一。

罗素以善于深入浅出地将复杂的思想传授给大众而著称，他的著述涵盖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理论，再加上数学和哲学，作品销量之高是今天人们梦寐以求的。他于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至今还在不断重印。

作为一位热情的传播者，20世纪四五十年代，罗素参加了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很多广播节目，并在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位活跃的政治社会活动家，直至生命的末尾才退休迁至威尔士。

政治动物

1907年5月，伯特兰·罗素在温布尔登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候补选中落选。三年后，他受邀出任贝德福自由主义者代表，但他拒绝了这次邀请。1922年，他代表切尔西共产党竞选，却没能在议会中赢得席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一直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1918年，他因信仰问题不幸入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公开主张削减核武器，在核裁军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61年，由于在白金汉宫前参加静坐示威，罗素在耄耋之年再次遭受牢狱之灾。

G. E. 摩尔

（1873—1958）

箴言

所有的道德法则只是在说明某些行为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伦理学原理》

G. E. 摩尔出生于伦敦，曾求学于剑桥大学达尔威奇学院和三一学院。他一开始学习古典学，在结识伯特兰·罗素之后便转修哲学。毕业后，摩尔开始自学，后于1911年返回剑桥大学讲授哲学课程。1925至1939年，他担任精神哲学和逻辑学的教授。摩尔退休后，维特根斯坦接替了他的职位。1921至1944年，他担任著名哲学杂志《心灵》（Mind）的主编。

摩尔在他的自传《G. E. 摩尔的哲学》（Philosophy of G.E. Moore）一书中说，他早年对世界或者科学倒不怎么感到迷惘，反而对于其他哲学家对世界和科学的看法有诸多困惑。像罗素一样，摩尔发现自己无法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保持初识时的热情，之后便坚信唯心主义毫无道理，所以他转向了更加简单的分析方法。他先是在1903年刊登于杂志《心灵》的文章《驳斥唯心主义》（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里提到这一点，后又在《为常识辩护》（In Defense of Common Sense，1925）和《外部世界的证明》（Proof of an External World，1939）等著作中重申了这一点。摩尔认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同意，关于这个世界我们有大量共享的信念，这些信念可以通过直白的命题表达，这些命题的意义不仅非常清楚，而且显然是真实的。

在摩尔眼中，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早期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性质或者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出现了错误。为什么他们会为不存在的意义问题而烦恼，或者对事实上十分明确的命题的真假摇摆不定？摩尔认为，哲学家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分析这些直白的命题，然后总结其中的意义。

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谈到了自然主义谬误——混淆自然属性和道德定义，从而分析最根本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摩尔说，你无法用幸福来定义善良，因为这又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幸福的就是善良的吗？”其他属性可以归结为善，但也只是展示了什么是善，而非定义善良。摩尔的结论是：善是一种简单的、不能再加以分析的品质，只能通过直觉把握。我们最多也只能问什么事物是善的，于是他不假思索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友谊和美的体验。难怪摩尔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非常受欢迎。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在三一学院时，罗素和摩尔都加入了精英讨论小组——剑桥使徒社，其他成员还包括罗杰·弗里（Roger Fr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E. M. 福斯特（E.M. Forster）和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这些成员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还包括克莱夫（Clive）、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人。这是一个名流云集的欢乐的团队，大家从1905至1930年，定期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碰面。弗里是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凯恩斯是远近闻名的经济学家；福斯特是著名的小说家；斯特雷奇则是职业传记作家，在评论界享受盛誉。他们有关美学和哲学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他们的行为都深受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以及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影响。这两部著作提出了他们自己对真善美的定义，是对刻着维多利亚时代烙印的艺术、社会和性别观的挑战。

马丁·海德格尔

（1889—1976）

箴言

在我们这个发人深省的时代，最引人深思的事情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思考。

——《思考是什么？》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出生于德国巴登的梅斯基尔希镇。他的父亲是一个天主教堂的司事。中学毕业后，他以见习修道士的身份加入了耶稣会。一个月后，因为身体原因，海德格尔不得不放弃成为修士的想法。接着，他去了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不久后开始学习哲学。1915年，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师。1923年，他被马堡大学聘为教授。1928年，他被弗莱堡大学聘为教授。1933年，海德格尔成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此后不久，他加入了纳粹党。在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中，海德格尔公然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军队，这也是今天人们提起海德格尔时最易想到的第一印象。

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927），这部在很多人眼里并未真正完成的著作提出了与海德格尔后期很多作品呼应的主题：“存有问题”（Seinfrage）。海德格尔没有将其简单地归为通常意义上的“存在”，而是觉得有必要先对传统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的模型进行拆解。哲学家们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使用形而上学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根本没有揭示存在真正的本质。相反，真正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所在世界的意识或者对世界之于他们的意义的意识。用海德格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此在”（Dasein）。接着，海德格尔引入了“时间”的维度，即该书书名中的“时间”。由于生命是有限的，所以人类必须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亡的事实，从而真正地生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在这个他们出生的世界奋斗。只要活着，可能性就一直存在。

在海德格尔眼中，现代科技使人脱离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密性和庇护所”，过着不如我们祖先真实的生活，我们的祖先与自然和谐幸福地相处着。

这种现状令海德格尔十分烦恼。而所有这些则催生了20世纪历史和思想的关键主题：个体的自由，人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真实、焦虑、罪恶和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而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这样的存在主义者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样的解构主义者正准备大显身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889—1951）

箴言

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

——《逻辑哲学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书香门第，在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他的父亲是一名功成名就的实业家，酷爱音乐，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维特根斯坦本来要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商人。1906至1908年，他在柏林学习机械工程，然后前往曼彻斯特大学读书，维特根斯坦在那里深深地迷上了数学。于是在1911年，他转到剑桥大学师从罗素，学习数学逻辑。两年后，罗素宣称他已经将自己平生所学全部教给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兴趣在于揭示数学的逻辑基础，维特根斯坦则希望彻底了解逻辑本身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维特根斯坦曾加入奥地利军队。而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完成了《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2）的写作。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

在1918年维特根斯坦所写的一篇序言里，他坦承：“至此，我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所有哲学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这都与语言哲学相关，所有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的问题，具体而言，则与语言的内在属性和基本规定性有关。

世界由独立的原子事实组成，原子事实构成了更加复杂的事实。而语言的目的是陈述事实，相当于语言是由原子命题组成。原子命题组合则构成更复杂的命题。语言和思想一起创建了它们所指代的事实的图式。为了使语言有意义，语言必须指代构成这个世界的事实的图式，而且语言必须指代真实的事物。这就引出了大量的思辨哲学以及毫无意义的价值判断。如果语言的局限就是思想的局限，那么看一看本节开头的引用就知道了。在构建了逻辑一致的推理过程后，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已抵达哲学的尽头，并开始寻找新的事业。谢天谢地，也正因为有了这种逻辑，大家再也不用说一些无意义的话了。然而，后来的事表明这不过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第一哲学阶段的结束而已。

1913年父亲去世时，维特根斯坦继承了丰厚的遗产，1920年，他把所有遗产都捐了出去，开始在奥地利农村任教。这项事业失败后，他又开始转行做建筑，给居住在维也纳的一个姐姐建造房屋。1929年，维特根斯坦遇见了维也纳学派的一些人，他们正致力于把《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发展成为严谨的逻辑实证主义原则。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令维特根斯坦相信，在哲学领域还有很多研究尚待完成。同年，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大学。起初，他在三一学院担任研究员。1939至1947年，他成为哲学教授。在剑桥，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有了新的转向。这一点在他的新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中有所体现——该书似乎放弃了维特根斯坦当初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大部分观点。

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不再把语言视为静止不动的逻辑体系。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现实世界中的交流工具，是一种促进社会发挥作用的工具，而且还会随着语境变化而变化。由此，维特根斯坦界定了他提出的“语言游戏”的概念，即有不同种类的语言有不同的用处，而它们都有各自的规则，不过组合在一起便成了哲学家的工具。只有先承认这种多样性，我们才能认清语言的作用。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最终的目标应当是使用语言去纠正哲学家所制造的语言误解，是清除哲学家问题，而不是解决哲学问题。

维也纳学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维也纳大学学派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或者逻辑经验主义学派，他们对于科学和数学的兴趣使得他们把数学逻辑当作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

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从来没有加入其中，他的《逻辑哲学论》却对维也纳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维也纳学派发布了一本小册子，列出了他们的基本原则：知识来源于经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在解决哲学问题之前，必须先将其澄清（这是符合逻辑的）。未证实的命题将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伦理、宗教、美学问题都属于这类无意义的命题，因此我们不应该讨论伦理学、宗教和美学的问题。很快，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力超出了德语世界。可惜，因为纳粹的欺压和战争的影响，这个学术团体几年后就解散了。

吉尔伯特·赖尔

（1900—1976）

箴言

机器里幽灵的学说指的是笛卡儿的二元论。

——《心的概念》

吉尔伯特·赖尔（Gibert Ryle）出生于英国布莱顿，在牛津大学读书，1924年毕业后留校教授哲学。“二战”期间，赖尔在军中服役，从事情报工作。1945年战争结束，赖尔返回牛津，成为莫德林学院怀恩布莱特讲席哲学教授。此后，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968年退休。1947至1971年，他接替G. E. 摩尔成为《心灵》杂志主编。

作为语言分析或者说日常语言学派的倡导者及代表人物，赖尔认为自己身为哲学家的使命是消除日常语言中的常见误解及荒谬理论的根源。在他看来，哲学的错误和混乱来自所谓的“范畴错误”。用明显属于某个逻辑范畴的语言表达另一个逻辑范畴的事实，就是范畴错误。赖尔经常引用他的专著《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的一个例子。“她回家时痛哭流涕并且坐着轿子。”（She came homein a flood of tears and a sedan-chair.）这句话看上去没有任何语法错误，却把本来属于两个范畴的词（泪水和轿子）连在一起使用，就非常荒谬了。前者是心灵范畴，后者是物质实体。赖尔认为，以这种方式将语言的荒谬推到极限，就能暴露出其中的哲学问题，从而解决之。

在《心的概念》中，赖尔用同样的方法来驳斥他口中的哲学的“官方（或正统）学说”：笛卡儿的二元论，即心灵与肉体二分的观点。赖尔认为这是一种导致所有范畴错误的范畴错误，因为笛卡儿缺乏我们如今熟悉的生物学知识。在赖尔眼中，认为心灵是某种存在于人体中的幽灵般的实体，而肉体则是空间中遵守物理定律的实体——这种观点是没有逻辑和缺乏理性的。相反，赖尔认为情绪、感官、自我认知、想象力和智慧都应被视为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自发的行为方式，换言之，根本不存在心灵与肉体的二分法。

在赖尔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不仅针对语言哲学写有大量专著，还写了很多关于知识论（研究知识的学说）和哲学史的专著。正是因为赖尔的影响力，牛津大学成为战后英国哲学研究的中心。

卡尔·波普尔

（1902—1944）

箴言

从严重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这一点非常难。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富庶家庭，于191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曾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很快就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波普尔的家族也失去了所有财富。而波普尔本人已经大学毕业。不过，维也纳依然是学术中心，是很多学者的家，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和维也纳学派中的众多学者一样，波普尔也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1930年起，波普尔开始担任教师工作。1937年，由于担心在德军占领期间受到政治迫害，波普尔移民新西兰，直到1945年，都在克赖斯特彻奇的坎特伯雷大学学院教授哲学。1945年，波普尔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1949至1969年的20年期间，他一直担任该校的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教授。

波普尔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尽管与维也纳学派关系密切，但波普尔早期的著作认为，我们无法通过语言或者意义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他也并不认为科学比形而上学更加可靠。在《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34）一书中，波普尔对科学是归纳过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重复的观察和实验不能证明命题的正确性。他甚至断言，没有足够多的观察能保证某个前提正确，而只要有一个相反的观察结论就足以推翻这个前提。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无法证明一个理论的，证伪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波普尔对科学与非科学做了区分。科学能够产生理论，还能通过经验检验其推论。如果检验失败，人们便会摒弃这个理论。真正的科学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类理论能够对经验做出预测，而产生可证伪的假设。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一个反对该假设的观察结论，就可能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消除假的理论后，就只留下与事实相符的客观的科学知识了。

政治哲学方面，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57）中反驳了历史是必然的这一观点，认为该观点不过是为狂热分子或压迫者的行为辩解的一种无法验证的、不科学的断言而已。他质疑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波普尔认为，历史总是会受到未来的发现的影响，对此，我们无法预知，而政治行为——无论之前有多么周密的计划和安排，总是会有无法预料的结果。所以，他发自内心地真诚呼唤开放民主的社会。如果有必要，应该进行温和的“社会工程”。

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1946年，卡尔·波普尔曾给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做一个题为“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的讲座。他后来提起这次演讲曾说，当时至少有一位听众听不下去了。这个人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所以波普尔根本无权讨论哲学问题。他们最初的10分钟对峙只是在辩论。可后来，维特根斯坦斗不过竟拿起一根拨火棍开始四处挥舞。波普尔说，最后维特根斯坦要求波普尔举出道德规则的例证，而波普尔举出了例子。波普尔说，他当时是这样解释的，“不要用拨火棍来威胁演讲的人。”维特根斯坦听到这句话以后，扔掉了手中的拨火棍，落荒而逃。当然，这只是波普尔的一面之词。

让-保罗·萨特

（1905—1980）

箴言

人注定是自由的，肩膀上承载了整个世界的重量；他要为整个世界负责，也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

——《存在与虚无》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生于巴黎，长于巴黎，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福柯和德里达是他的学弟。1931年，萨特开始在勒阿弗尔讲授哲学。这一时期，他获得了一笔柏林法兰西学院的奖学金。1934至1935年，萨特前往德国追寻他的兴趣，从事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著作的研究。回法国后，他先后在勒阿弗尔、拉昂和巴黎等地教书。随后，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恶心》（Nausea，1938）。“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1940年7月，他不幸被德军俘虏，被遣送至战俘营。萨特并没有为自己的遭遇自怨自艾，反而在战俘营为其他战俘开班讲课，教授海德格尔的哲学。1941年春，被释放的萨特回到巴黎教书，直到战争结束，其间他还一直积极参与法国抵抗组织的活动。“二战”结束后，为了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也为了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斗争，萨特笔耕不辍，放弃了学术工作。

萨特无疑是存在主义的代名词。他在哲学著作中所定义的原则在他的戏剧和小说中也有体现，是一直贯穿于他终生的观念。以下是他在1946年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演讲中的一段话：

我作为无神论存在主义代表，在此郑重宣布……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也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这个东西就是人，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人的实在（human reality）。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1]

在早期著作《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中，萨特探讨了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到头来都是孤独的，我们每个人就要对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负责——我们注定是要自由的，我们如何与其他人产生关联，又如何与这个世界的事物关联呢？他提供了两种选择。我们可以消极地接受现实，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也可以挑战现状、追求更美好的事物。不过这将导致另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可效忠的对象，我们只能效忠于自己。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还会实现道德行为或者政治承诺吗？

通过创作戏剧《禁闭》（No Exit，1944）和小说《自由之路》（Roads to Freedom，1945—1949）三部曲等文学作品，萨特试图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在《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1947）中，萨特表示，他认为写作不是为了写而写，不是为了简单地描述人或者情景，而是为了解决一些与人类自由问题相关的方法。文学必须努力完成这个使命，因为艺术创作是一种道德行为。作家有义务参与社会和政治问题。这就解释了萨特为何一开始与马克思主义者来往，后来又与法国激进的新左派来往甚密了。

A. J. 艾耶尔

（1910—1989）

箴言

我们用来检验事实命题真实性的标准是可证实的标准。

——《语言、真理和逻辑》

A. J. 艾耶尔（A.J. Ayer）出生于伦敦，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是吉尔伯特·赖尔的得意门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耶尔曾从事情报工作，之后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员，后成为伦敦大学学院格罗特讲席教授，教授心理学和逻辑哲学。1959年，艾耶尔前往牛津大学，任威克姆逻辑学讲席教授。

20世纪30年代，艾耶尔参加了维也纳学派的会议。在他的首部专著《语言、真理和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ogic，1936）中，他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英文解释。他声明只存在两种类型的知识：可通过经验进行验证的知识（可通过观察验证）以及可分析的知识（符合语言学的法则）。科学命题和日常事实的命题都是前者的典范，而数学命题和逻辑命题则是后者的代表。艾耶尔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论点，提出如果介词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类型，那么介词就不具备意义，就只是纯粹个人观点的表达。艾耶尔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命题都归于此类，比如“上帝存在”或者“上帝不存在”这样似是而非的定义，以及存在着超现实的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

1972至1973年间，艾耶尔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担任古福德讲席教授。这些演讲后来收录于论文集《哲学的中心问题》（The Centr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1973）中。在这本书以及《知识的问题》（The Problem of Knowledge，1956）中，艾耶尔反复强调，哲学家的职责是用逻辑澄清科学的基本概念，而不是提出一些以形而上学或者神学为基础的荒谬的思想体系，并由此来揭露有关事物真实存在的伟大想法。

A. J. 艾耶尔打倒了麦克·泰森

根据本·罗杰斯（Ben Rogers）1989年撰写的艾耶尔的传记，很多年以前，艾耶尔曾经出席由时尚设计师费尔南多·桑切斯（Fernando Sanchez）在纽约主持的派对。有人请求艾耶尔帮忙，因为她的朋友被人骚扰了。艾耶尔便过去想一看究竟，他发现“拳王”迈克·泰森（Mike Tyson）正在纠缠年轻的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2]。当时的娜奥米才刚开始自己的模特生涯。艾耶尔喝止了泰森，但是泰森只是上下打量艾耶尔并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重量级的世界拳击冠军。”艾耶尔听了回答他说：“我是前威克姆逻辑学讲席教授。我们在各自领域都有自己的长处。我建议我们要像理性人一样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正说着，娜奥米·坎贝尔小姐已经趁乱溜走了。

米歇尔·福柯

（1926—1984）

箴言

今天，哲学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它已不再是确定已知，也不是了解技巧和决定何时要换一种思考，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快感的享用》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法国普瓦捷出生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去了巴黎，然后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除学习哲学外，在经历了一段极度抑郁的时光后，福柯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还在里尔大学教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学。在国外度过短暂的时光之后，福柯返回法国，先后在克莱蒙费朗大学和万森大学讲授哲学。1970年，他成为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

福柯基于对历史、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兴趣开始分析历史和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史无法被视为揭示客观真理或者提出普遍可用的经验教训的统一体系。在福柯眼中，对某个时期的人们有用的知识，一定受这一时期相应的社会规范、文化表达方式、语言使用方式以及当时流行哲学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某个时期有用的知识都受到该时期的思想体系的限制。在这样的视角下，人们视为标准的东西应该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应该由不同时代的不同因素来决定。

为了确定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福柯采用了他所谓的考古学方法。他选择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仔细研究该时期常常被忽略的一些领域（如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体制、性行为），从而揭示产生特定的风俗习惯、体制和理论等的条件。

在福柯看来，这一切都与权力有关，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社会排斥哪些疯子、囚犯和性变态者来理解。在《癫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961）中，福柯宣称启蒙理性将疯狂全盘接受，冠之以精神病院之名，而在《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一书中，福柯对于医学的理解也类似于癫狂。他说，那些所谓的治疗方法的进步以及医疗方面对人道主义的倡导，不过是社会和政治管理手段而已。《规则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通过对监狱的研究证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惩罚的内涵也发生变化。福柯长达六卷的《性经验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中，只有三卷得以出版，其中第一卷《认知的意志》（The Will to Knowledge，1976）则讨论了性别认同的趋向性。

然而，福柯并没有说权力和自由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权力本身就是件坏事，而是说权力只是生活中的事实而已。但是，福柯认为，自由是客观的且可以通过国家来保护——这种说法是谬论，他对历史研究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同理，认为真理可以通过追求理性来获得的观点，则是历史的另一种发明。追求真理，尤其是有关我们自身的真理依然是正当的，只是寻找答案的过程会十分艰难。哲学的角色是帮助我们思考得出那些难的答案，即那些曾经难以言表的思想。

语言学家如是说

自1955年起就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发起了语言分析的革命，这也让自笛卡儿和洛克开始、已持续300年的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再起波澜。

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1957）这本书中，乔姆斯基质疑了当时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孩童可以通过指导和体验来习得语言的观点。对于乔姆斯基而言，孩子掌握一门语言的速度表明，他们具有一种内在的语言习得禀赋，而这表明存在一种天然的通用语法。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语言，这种语法都能提供一种容易被识别的规则。在乔姆斯基的语言体系中，存在两种层次的语言学知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指所有语言都具备的普遍语法，表层结构则包括特定语言中的特定单词和声音。在乔姆斯基看来，我们天生都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在著作《笛卡儿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1966）中，乔姆斯基重申了理性主义者即反经验主义者对这个观点的影响力的看法。

雅克·德里达

（1930—2004）

箴言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论文字学》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他先是在索邦大学教书，1964年起返回母校教书，而且在那里教了整整20年。德里达被视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最初只被当成文学批评——文字批评认为可以不考虑作者的意图来研究作者的文献。但是他渴望看到自己的方法论被推广应用于哲学之中。

1967年，德里达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和《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介绍且推广了解构主义的基本概念。解构主义专注于普遍的符号、象征、理念、感知或意义的理论。为了阐释术语，德里达坚称早期哲学体系已建立在对立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如内与外、超验与经验、普遍与特殊等。在这些互相对立的词语中，某个词总是优于另一个，而后者就会被淘汰。通过分析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术语，德里达证明，将一个词优于另一个的做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被置于优先地位的词语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有被淘汰的做对比；既然那些术语却已经被淘汰了，那么这些专用的具有“优越性”的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对于德里达而言，不存在什么宏大的体系，也没有可以普遍应用于外部世界真理的标准，批判文本分析才是一切。德里达认为解释具有无限的可能，实际上这也表明明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德里达提请人们注意这个事实：西方哲学试图通过理性来确定必然之事物，其方法是提高某种解释的可信度，同时压迫其他解释，而这导致了西方哲学的根基不够牢固。

我就是自命不凡他本人？

德里达的学术方法在整个学术圈不太受待见。据说，1992年，剑桥大学想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时，就有好几位知名学者表示反对。这些人说德里达的贡献不过是针对理性、真理和学术的似是而非的攻击罢了。此外，乔姆斯基就指责德里达用“做作的修辞”来掩盖他的简单观点；而福柯则激动地说德里达的文风晦涩难懂，有一半文字根本不知所云；如果你读明白了且要批判德里达，他就会说你愚蠢至极，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观点。

也许这些不看好德里达的批评家的确太过愚蠢，无法理解他的思想。不过这些反对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的人最终没能在投票中获胜。于是，德里达还是被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1] 参见萨特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

[2] 娜奥米·坎贝尔是史上最成功的黑人超模之一，生于1970年。

名词解释

原子论（atomism）：通过分析，将事物分解成独特、独立的组成部分，从而理解事物。

概念论（conceptualism）：抽象概念存在且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存在一些终极真理，但其仍有限制范围。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通过研究概念和语言的内在运作机制，即研究隐藏在表达形式背后的意义和假设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哲学和文学语言。

自然神论（deism）：相信存在上帝或者造物主，但不干涉宇宙（参阅有神论）。

道义论（deontology）：对责任和义务的性质的研究。

决定论（determinism）：所有事件和行为最终都是由意志以外的原因决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和历史事件是由物质需要导致的社会矛盾产生的结果。政治和历史事件可被视为一系列矛盾及这些矛盾的化解。

二元论（dualism）：分为两类范畴或者组成元素（参阅一元论）。

情绪论（emotivism）：价值判断，尤其是伦理判断，是在表达情绪而非陈述事实。

经验主义（empiricism）：所有知识都基于来自感官的经验。

认识论（epistemology）：研究知识，尤其是知识的方法论、合法性和范围——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已经认识的事物。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个人作为自由和负责任的个体存在，通过对意志的实践行为决定自身发展。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事物就是它们在整个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人本主义（humanism）：认为人是最重要的，而非神或者超自然的物质。

唯心主义（idealism）：认为认知的对象取决于心灵的活动。

意识形态（ideology）：一种思想观念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负面含义，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由统治阶级决定。

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相信自由意志而不是决定论。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实证主义的形式，只考虑能被逻辑分析解决的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唯物主义（materialism）：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或其存在以物质为基础。

元哲学（metaphilosophy）：有关哲学本质的理论。

形而上学（metaphysics）：哲学的一个分支，与事物的第一原理有关，包括存在和认识等抽象概念。

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思想或者风格，尤其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相关联，其目的是打破传统形式的束缚。

一元论（monism）：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参阅二元论）。

自然主义（naturalism）：认为自然和自然科学是所有事物的根基，因此，超自然的或精神的解释都是没有必要的。

唯名论（nominalism）：认为共性或者抽象概念都只是名称，没有任何与之对应的现实。

本体论（ontology）：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与存在的性质有关。

超泛神论（panentheism）：认为上帝比宇宙更加伟大且包括宇宙，与宇宙合二为一。

泛神论（pantheism）：认为上帝即宇宙，或者宇宙是上帝的表现形式，即上帝和自然是一个整体。

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为思想植根于特定的视域，因此判断真理或者价值有多种方法。

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认为人类的知识局限于感官反应的表象（现象）之内，表象是知识的基础。

现象学（phenomenology）：关于与存在本质有着显著区分的现象的科学，研究对象为意识和直接经验对象。

实证主义（positivism）：只承认那些被科学证实的，或者能被逻辑或者数学证明的思想体系。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20世纪末关于艺术、建筑和批评的风格和观念流派，主张远离现代主义，其特征是有意识地运用远古的样式和手法，融合多种不同艺术风格和媒介，普遍不相信理论。

理性主义（rationalism）：认为理性而非经验是知识确定性的前提。

现实主义（realism）：认为共性或者抽象概念不存在客观或者绝对的存在。

相对主义（relativism）：知识、真理和道德与（其时的）文化、社会或者历史环境密切相关，都不是绝对的。

唯我论（solipsism）：认为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知或存在。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人类认知、行为和文化等都可以通过集中对比观念体系中相互关联的要素来分析。

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知识是主观的，不存在外在或者客观的真理。

目的论（teleology）：通过现象所服务的目的而不是假定的原因来解释该现象。

有神论（theism）：相信存在一位或者多位神灵，尤其相信存在能够干预宇宙的造物主（参阅自然神论）。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只要一种行为有用或者有益于大多数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正当的。

哲学测验

请尽可能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来回答下列问题。答题时如能与好友一起，小酌一杯，就更是一件乐事了。

1. 如果我说这句话不是真的，那么我讲的话是真的吗？

2. 一棵树在无人的森林中倒下，它还会发出声响吗？

3. 如果我见过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是否说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4. 如果一头狮子会讲话，我能听懂它所说的话吗？

5. 如果车是因为大家都同意叫它车，才被命名为车，那么事实上，它不过是人类建构的概念，它发生事故的时候，还会产生很大的伤害吗？

6. 我的车刹车失灵，而我不想撞到正在过马路的一群孩子身上，所以不得不打转方向盘，结果撞倒了人行道上的一位行人。我的行为可以被原谅吗？

7. 如果我的鞋底和鞋跟都被换了，这双鞋还是原来的那双吗？

8. 如果我做了换脸手术，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9. 一个人能穿越到自己出生前的时间吗？

10. 机器人是人吗？

神学家和犯罪小说作家罗纳德·诺克斯受主教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这个观点的启发，写了一首打油诗，主要与存在和感知相关。让我们以此作为本书的结尾吧。

有个年轻人说，上帝

肯定会在猜

院子里空无一人踩，

怎么还会有树在？

很快有人替上帝答道：

你的问题真奇怪；

我一直在院子里待

树就在院子里栽

只要有人看

树就一直在

参考文献

Berlin, Isaiah,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Mentor Books, New York, 1956

Blackburn, Simon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8

Boardman, John, Griffin, Jasper, and Murray, Oswy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1986

Chamb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Chambers, Edinburgh, 1990

Chambers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 Chambers, Edinburgh,1994

Critchley, Simo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2001

Critchley, Simon,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Granta,London, 2009

Grayling, A. C., The Meaning of Things, Weidenfeld &Nicolson, London, 2001

Hampshire, Stuart, The Age of Reason, Mentor Books, New York, 1956

Honderich, Ted (ed.),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5

Kaufmann, Walter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y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1989 (extract from Jean-Paul Sartre lecture translated by Philip Mairet)

Knowles, Elizabeth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9

Kohl, Herbert, The Age of Complexity, Mentor Books, New York, 1965

Mautner, Thomas (ed.), Pengu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Penguin Books, London, 1997

Monk, Ray, and Raphael, Frederic, The Great Philosophers,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200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4

Pirie, Madsen, 101 Great Philosophers, Continuu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Rosenthal, M., and Yudin, P.,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Richard R. Dixon and Murad Saifulin,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67

Russell, Bertran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George Allen &Unwin Ltd, London, 1961

Soanes, Catherine, and Stevenson, Angus (ed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5

Urmson, J. O., and Rée, Jonatha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Philosophy & Philosopher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简哲学史/（英）莱斯莉·莱文著；陈丽芳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Philosophy in Bite-sized Chunks

ISBN 978-7-5086-9931-8

I. ①极… II. ①莱… ②陈… III. ①哲学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0670号

Philosophy in Bite-sized Chunks by Lesley Levene

Copyright © Michael O’Mara Books Limited 201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ICHAEL O’MARA BOOK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9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极简哲学史

著者：［英］莱斯莉·莱文

译者：陈丽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00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680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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