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沧桑往事

方方

故纸中浮出汉口（代 序）

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代河。

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汉口竹枝词》·徐志（清）

一

汉口汉口，汉水之口。所以，要说汉口，当然要先从汉水说起。

与气势磅礴、浑厚稳重的长江比，汉水是一条清澈而活泼的河流。它从陕西的嶓冢山一路喧哗着奔来，穿山绕峡，蜿蜒跌宕，一直欢乐地跑到武汉。倘若没有长江横亘在前，或许它还想自己奔往大海。可惜浩浩长江切断了它独行的道路。就像一个一心富于个性和自由的人不甘于突然间失去自己一样，汉水也不甘于就这样终结前程。它努力地为自己寻求出路。它不停地改道，东突西窜，四处突围，一忽儿从这里冲出，一忽儿又从那里突入。它的出水口在无数年间，不断地变换。似乎想要为自己寻出一条突破长江的通道。然而，无论它作怎样的抗争，无论它从哪里冲出，它最终的结果却总是跌落进长江。这就是它的命运。命里注定它只能被长江裹挟着一路东去入海。

大约在五百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终于向长江屈服：它作了最后的一次改道。它把出水口选择在了龟山北麓一片开阔的地带。从此结束了它活泼好动、游移不定的生涯。它只能认命。

于是，有了汉口。

二

其实，当时的武汉双城夹江，由来已久。武昌和汉阳，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城镇。久远得要从千年以前说起。武昌在夏商时期就有较大的居民点，及至汉末，已成商镇。汉阳呢，它建城的历史比武昌更早，只是它拥有“汉阳”这个名字要稍晚一点。到了唐宋时代，它的市镇便已呈繁华之态。

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武汉三镇合图(清),繁华气息尽透纸上。

当年崔颢跑到武昌的黄鹤楼上消闲写诗，李白也去到楼上送孟浩然远下扬州，他们远眺江北，满眼所见到的只是历历杂树和萋萋芳草；而伯牙在汉阳鼓琴，子期听出他高山流水之志，故事业已传遍整个中国的时候，汉口还没有出现。这也就是说，当武昌城里楼阁重复、灯闪歌呼的时候，当汉阳镇上人喧市井、月照楼台的时候，汉口那厢连个人影都没有。今日之汉口地盘上有的只是汉阳属地内一片荒滩野地和接连天际的芦草。这样说起来，我自己有时候都不太敢相信。

但是，汉水来了。汉水把汉阳从中劈开。它将汉阳的大片土地活生生地自然剥离成一块新地域。双城夹江的格局因了它这突如其来的介入，变成了三镇鼎立。从此一个崭新的城镇出现在汉水口北岸。这便是汉口。在很长的时间里，汉口一直都是汉阳的属地。若要认祖归宗的话，这汉口乃汉阳所生。它是汉阳不折不扣的儿子。

汉口有居民的历史大约在五百四十年前后。书上说是明代天顺年间，这是汉水改道的前夕。一个叫萧二的江夏县民将龟山北麓一带的河滩废壤承佃了下来。他如同一个“二地主”，顺手又将这片地转包给一个叫张天爵的人，然后每年从张家收取三分银子。于是，张天爵领着他的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在这里筑基盖屋，从此定居于此。汉水改道后，张天爵家便成了汉水边上的第一代居民。五十年左右的时光过去，及至嘉靖四年，汉口便已有人家一千三百九十五户。

相对于浩浩长江，汉水的水势实在是太小。那些打渔或种地的张天爵们便很朴素地把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叫作了“小河”。小河的水流弯曲，水质清澈，水势平缓，水深适度。临近入江口时，水域陡然阔大，由此它便成为船只集结的天然良港。比之水急浪大、波涛汹涌的长江，这里更适宜行船走水、避风泊岸，显然它的岸边也更适宜人家居住。木船时代的人们想要与长江的风浪一试高低，恐怕还嫩了点。

民国初年从蛇山看武昌城北（胭脂山至花园山地区）。

清末武汉三镇鸟瞰透视图。

1925年从蛇山看武昌城南。前为国立武昌高师，中间即长湖和滋阳湖（今紫阳湖），长湖左岸即黄土坡（今首义路片区）。

小河天然就成了人们的首选。居于岸边的老百姓，沿着小河筑圩、修堤、填土、打基，建起一座座吊脚楼。楼的一半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上。沿河一溜搭下，场面颇是壮观。而楼下的水面上，帆樯林立，桨声喧哗。

于是就有了码头。

于是就有了贸易。

于是就有了市场。

于是就有了汉口作为商业都市的雏形。

写了汉口第一部城市兴衰史《汉口丛谈》的范锴说：“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入江。”

汉口的老城门（皮忠勇先生收藏）。

三

汉口这个镇子因商而兴，因此它有点野生野长的味道。它不像武昌和汉阳，是依靠行政权力所建构的城镇，以城市品位或省或府或县诸如此类进行正统的规划和布局，筑城墙、设衙署、建街市、盖城隍庙、修钟鼓楼，一派官家风范。

汉口不是。

19世纪汉口汉水与长江汇合处的龙王庙码头。

1900年从英租界工部局看汉口江滩。

汉口起初没有独立建置，没有行政管理机构，它毫不设防，来去自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有人卖了东西，又买了东西，走了；有人买了东西，又卖了东西，却留下了。汉口是靠小河上来来往往的船与人自然形成的。是靠买卖堆积起的人气，靠人气形成的街市。它的房屋随人口的渐次增多而即兴搭建，它的街道随买卖的渐次兴旺而即兴延伸。它沿河而立，自发形成。生意越来越兴隆，于是街市和居家便由小河向内陆一点点推进，一点点扩展，河街、正街、堤街，在人们不经意间便冒了出来。虽然一个荒无人烟的汉口因兴旺的买卖形成了繁华闹市，但它街窄径曲，屋陋房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杂货摊一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章法。

到了明朝晚期，才由汉阳在汉口设立巡检司。这个巡检司守在汉水南岸即汉阳那边办公，官员们只偶尔划条船过汉口来瞧瞧。到明代更晚一些时候，巡检司才搬来汉口。1861年，汉口开放后，城市扩大，外交事务日增，清政府设汉黄德道台于汉口。这个汉黄德道台是省以下府以上行政长官。它分管汉阳府、黄州府和德安府。汉口的地位因此而大大提高。但奇怪的是，这个汉黄德道台只管汉阳府、黄州府和德安府三府，却管不了汉口。而汉口仍然隶属汉阳，并无自己独立建置。直到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十年后的1898年，大概他也过意不去偌大的汉口交由小小的汉阳隔江而治，于是，奏准划出汉口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盘，成立夏口厅。从此，汉口的行政建制方与汉阳平起平坐。而江城的三镇鼎立到此时才名正言顺，名副其实。

四

离开江河之岸，朝汉口纵深处行去。那里地势低洼，湖塘遍布。当年云梦大泽的遗迹无处不在。但逢雨季和汛期，便成一片泽国。所以，汉口的人们一般都将房屋营造在地势偏高的墩台上。为自保性命、抵抗水害，他们又围着这些墩台修堤围垸。汉口星罗棋布的墩台和遍布四周的水面，令人觉得汉口像是一座湖上的岛国。汉口五百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水斗争的历史。人们一旦定居汉口，在生意之余，便得忙忙碌碌地修堤、填湖，把陆地连成一片，把水驱逐之外。这样的事，一干便是几百年。说它是世界上最巨大最漫长的土方工程一点也不为过。

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代河。

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汉口竹枝词》·徐志（清）

对于汉口来说，“两堤一堡”的修建，是它发展成大都市的关键工程。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两堤一堡”是代表着汉口发展的三个时期。可见汉口全然是一座以堤为命的城市，是靠着修堤建市、筑堡扩市的城市。

两堤指的是袁公堤、张公堤，一堡指的是汉口堡。

1635年，也就是明朝的崇祯八年，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筑了汉口的第一道堤防。当时的汉口处于长江、汉水和后湖三大水域环抱之中，水灾于汉口人是随时即来的灾难。于是修堤便成迫在眉睫之事。这道由袁焻主持修筑的大堤，长达10华里，上至硚口，下达堤口，呈半月形。因就地取土，堤修成后，堤外便成壕沟，人们将汉水从硚口处引入壕沟，又让其从堤口处流入长江。于是，汉口在修成一条长堤后，又同时挖出一条河来。汉口人为这条河起名为“玉带河”。这条玉带河上有小桥30多座，在明清时期成为汉口著名的风景点。这条长堤的修建成功，保得汉口一方平安，水患大减，居民激增，汉口的发展一下子就有了全新的速度。此堤因是袁焻主持修建，故后来人们叫它“袁公堤”。

1908年的汉口江滩。

1890年的汉口商业一条街。

民国初年的汉口城区。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与清军继续作战，战事危及汉口。汉阳知府钟谦害怕汉口遭到捻军攻击，决定在汉口后湖筑堡。汉口的老百姓也恐惧战争，纷然捐钱集资，集资款达20多万。汉口堡上起硚口，下迄今之一元路，全长11华里，如偃月形环绕袁公堤外。堡基木桩密布，堡垣红石层叠。汉口堡在抵挡战争的同时，也抵挡了来自东西湖、后湖方向的水患。堡内低洼地渐被填平，汉口的城区因此而扩大。位于堡内的袁公堤，在历经两百多年后，已失阻水功能，成为了汉口著名的长堤街。

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建后湖官堤。后湖水患始终是汉口的腹背之敌。尽管汉口不断填土，但低洼之地仍然遍布于城。汛期时，后湖的水自是汹涌而至，即令非汛期时，也常有大水不请自来。为彻底解决后湖水患，张之洞共耗资80万两银，专请来外国工程师设计，一举建成全长34华里的后湖大堤。此堤东起堤角，穿岱家山、姑嫂树，直抵硚口。这使得圈在堤内的近十万低洼荒地全部变成了良田，汉口的地域因此扩大几十倍。而汉口堡的功能又因后湖官堤的修建，失去意义。两三年后，拆除城堡，改建为马路。人们为纪念张之洞，将此堤叫作张公堤。

1916年前的汉阳晴川阁。

20世纪20年代的汉口江汉路片区。

汉口中山公园大门。

从汉阳看武昌。

20世纪20年代末拆除城墙后的武昌黄鹤楼旧址全景——右至左：胜像宝塔、警钟楼（旧黄鹤楼址）、奥略楼、抱膝亭。

由袁公堤到汉口堡再到张公堤，每一次都将汉口的地域向北推进一大片，一直将沿着小河起家的汉口演变成一座大汉口。汉口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让自己的名声和繁华盖过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镇武昌和汉阳，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五

1858年12月6日，应该是很冷的一天。想象得出江风是如何在长江呼啸而过。平常的江面，几无船只，天苍苍水茫茫的一派寂寥。然而这天，两艘英国巡洋舰和三艘英国炮艇突然从下游方向驶来。它们由上海经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抵达汉口，然后便抛锚泊在了汉口的江面上。率领它们的是英国特使额尔金。汉口的命运便因了这个寒冷的日子而得以改变。

来自西方的文明和来自列强的凌辱也都自这一天起，开始由所有的缝隙向汉口渗透。所以历史学家说，这一年对于武汉来说，既是陷阱，也是阶梯。陷阱让苦难的老百姓又多出一重苦难，阶梯让正在崛起的汉口又大步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苦难总是和发展相随相伴。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数学游戏。

额尔金选择了汉口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汉口英租界也在该月同时划定。

此时的汉口闹市和民房几乎都集中在汉水岸边。那里货栈云集，作坊密布，店铺错落。而开阔平整的长江北岸却仍是寥无人迹，荒野一片。英国人在为自己的租界选址时，撇开了热闹的汉水地带，而选择了长江北岸。此时的英国人，经过了工业革命，早已告别了木船时代，他们征服长江和利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全然不在话下。

随着英租界的开辟，三十多年后，德国人于1895年10月、俄国人于1896年5月、法国人于1896年6月、日本人于1898年7月，也都划出了他们的租界区域。五大租界将长江南起江汉路，顺江流而下，北至黄埔路，长达七八里的沿岸地盘全部占据，面积达数千亩。此外还有十个未辟租界的国家在汉口设有领事馆。

汉口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洋鬼子们在长江的岸边盖建了风格与本土完全不同的建筑群。高楼大厦风一样快速地矗立在了长江边上。花园和草地，马路和洋房，赛马场和跳舞厅，以及电灯电话，以及脚踏车自来水，以及汽车洒水车，以及煤气自鸣钟，诸如此类在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娱乐设施和物品，都出现在了长江北岸这片多年都无人打理的荒原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以及西方人的文化习惯，足令居住内陆深处，无缘见识国外的汉口人一时间目瞪口呆。

如果说沿汉水的老城区是即兴而随意发展起来的，那么沿长江的租界区却是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的。新老区域无论是房屋风格还是生活方式，都绝不相同。于是形成了土汉口和洋汉口之分。土汉口杂乱肮脏、物质落后、生活粗糙，而洋汉口干净漂亮、物质文明、生活精致。一切的一切，都反差巨大，汉口人自是深受刺激。一种对西式文明生活的向往，在汉口民间自然形成。有钱人几乎都搬入舒适的租界居住。与租界相邻的华界地盘也迅速地繁华起来。从此，整个汉口的商贸中心，便摆脱汉水岸边的小街小巷，而逐渐东移。来汉的过客，目光和印象也都落在洋汉口上。老汉口人有些痛心，却也无可奈何。社会要进步，就总得面对一些残酷的现实。

当年的日本驻汉领事小野幸吉写了一本名为《汉口》的书，他在书中说：“汉口今为清国要港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几乎同时，美国的一本叫《竖琴》的杂志上也刊出名为《中国芝加哥》的文章，其中写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

这样，汉口人就总喜欢跟人说自己是“东方芝加哥”。

从这时候起，大汉口的形象基本定格。

六

19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处于工业化的浪潮中。各大城市的改造也随之而来。1811年纽约重新制定了规划总图。1852年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改建。几乎同时，日本定都东京，规划兴建了西方式样的都市化地区，道路取巴黎式，铺面取伦敦式。东方人都在逐渐地抛弃自己，而选择西洋人的道路。

相对于这些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汉口的规划几乎晚了几十年。在租界洋人生活的刺激下，汉口华界终于明白要过上文明的生活，必须对城市进行改造。

1928年春夏之间，兼任国民党中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发表了一篇关于要建设新湖北新武汉的演讲。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吴国柄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看到这篇演讲，便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可为建设新武汉效力。李宗仁收信后第二天便接见了吴国柄。不久，便成立了武汉市政委员会，聘请吴国柄为设计委员。当时的市长是刘文岛。

吴国柄在武汉推行新汉口计划，他认为武汉百姓光是抽鸦片、打牌、睡觉，没有公园和树木，没一个透气处，连春夏秋冬都不知道，所以，他建修了第一座公园，即中山公园。

沿江沿河的吊脚楼岌岌可危，一遇大水，楼即垮塌，水退之后，原地又建，还是危楼，所以，吴国柄将汉水边的吊脚楼悉尽拆除，建了新的堤岸、码头和马路。

汉口华界居民区没有下水道，吴国柄又建筑了下水道。有了下水道，汉口人方用上先进的卫生设备。有趣的是当有钱的人们用上抽水马桶后，总也弄不清大便怎么会不见了，便常常会扯着吴国柄问：大便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城市郊区，浮棺无处不在，野粪遍地都是。老百姓病得严重了，便躺在路边等死。吴国柄又设法清除了郊区随意弃放的浮棺，并安装了简易的公厕。并与医院联系，救助路边濒死病人。

汉口因了这一系列的改造，成为华中最新式的城市。一时间名声大噪，许多来过汉口的人称，汉口建设比上海南京还要好。连蒋介石来汉后，也慕名去中山公园逛了一圈。

这时的汉口，真的是有模有样了。

七

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长江之畔。汉口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涉及中国人也涉及外国人。在漫漫的时光中，老建筑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它们似乎随着光阴一起一寸一寸地淡出我们的生活。

有一天，我偶然地走进了这些正在老去的建筑和故事中。突然之间，我觉得零星散落的它们，有点像汉口这个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能听到汉口很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看到了汉口是怎么由蹒跚而行的步履到如今大步流星的姿态。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懂得了汉口，才能懂得武汉，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于是我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它几乎全部是往事，是深藏在故纸堆里的东西。我从一大堆泛黄的书页中，把它们找出来，然后一丝一缕地梳理着它们，让它们活动在这本书中，也活动在读者的面前。

这一篇就算是引子。

1929年汉口市清道夫疏洗街沟。

清末汉口租界码头驳岸。

清末武汉全景（从汉阳看武昌、汉口）。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后湖堤岸枕江梅，田海沧桑一瞬移。

他日造成新汉口，大家都要感南皮。

——《汉口竹枝词·后湖堤》·罗汉（清）

他是个矮小而简朴的人，平易可亲，质朴的服装表现了庄严的气质。这种卓越的风度显出他是一个完美的最高地方长官。尽管身躯矮小，可是绝不有损于大官的气质。我不相信中国别的官员都像这样充满中国人的美德和富有裨益人民的运筹。我发现很容易与他亲近而又畅快地接谈，同时他能仔细倾听别的人讲解。

——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

一

光绪十五年的一天，也就是1889年10月12日，总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温暖的日子。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交卸了总督篆。一番简单的打理后，27日，他登上了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从此离开了广州。

粤秀轮驶出珠江，进入大海。阳光下的海风湿润而柔和，让人沉醉。船上的张之洞或信步甲板闲看海上景色，或独守舱中阅读荆楚书籍，更或是找几个幕僚畅谈如何在他即将赴任的湖广总督位置上施展抱负。轮船经由香港、停靠上海再拐入长江溯水而上。走下来用去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张之洞在这一趟的行船走水中几乎没有闲着。

粤秀轮抵达武昌司门口时，已是1889年11月25日。武汉业已走进了秋天深处，江上的风也已带着丝丝的寒意，冬天就在眼边。张之洞在湖北巡抚奎斌率领的各大衙门官员的迎接下，踏上了武昌的土地。

此时的武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但历史却向我们展示了它真实的情景：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1903年京汉铁路，张之洞下火车官员迎接的场面。

初到武昌任湖广总督时的张之洞。

二

一个普通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时候真很难说。他或许可以使这座城市出尽风头（比方拿奥运金牌以及有顶尖产品），或许可以使这座城市漂亮洁净（比方建造世界最美丽的大厦以及将环境卫生做得无与伦比）。但那种对于一座城市所必需的深远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以及一种可以代代相传的风气，却是尽一个普通人最大的能力也是无法做到的。

如果把问题放在一个有权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能有多大的尺度上，那个答案就不可以跟普通人同日而语了。一个贪官的能量可以毁掉一座城市或使其落后几十年几百年，而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能官，或有着远思近虑的勤官，或一个清正廉洁的清官，却可以开一代风气，可以造就一座城市，为它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使它的强大和繁荣延续千百年。

现在，运气的武汉，把河北南皮人张之洞等来了。

1837年秋天出生的张之洞到武昌府做总督时业已52岁。这是一个人的人生最成熟的岁月。历经了清流党的高谈阔论，历经了山西巡抚的兴革岁月，历经了两广总督的对法作战，阅历早已促使张之洞由一个空谈者成为一个实干家。武汉这个潜力无限的场地便成为他的收功之地。张之洞督鄂十九年，他成就了武汉，而武汉也成就了张之洞。

20世纪初的汉阳兵工厂。

1900年的高炉工人。

1911年湖北起义军攻克汉阳后占领下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马丁铁炉。

登高下瞩，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20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中国十大矿厂记》1914年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最初的奠定；张之洞在武汉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张之洞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拥有今天这样的城市规模；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风一时兴起，今天的武昌因了当年的雄厚根基而成为大学林立之地。教育带动着科技的发达，科技则给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莫大动力。

汉阳铁厂生铁炉。

亚洲最大钢铁雄厂——汉阳铁厂。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在一个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年代，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内地、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生平最大的一次起飞。

1911年外国人远眺汉阳铁厂。

可以说，张之洞当年的政绩至今仍影响着武汉。而时间却已经过去了百年。

三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来汉已经五年的张之洞在修好武昌南北两条长堤之后，决定修建汉口的后湖长堤。

那时的汉口，始终受后湖水患威胁。汉口堡之外的大片土地，夏天汛期来时白浪滔天，冬季水退之后泥泞没胫，十分让汉口人头疼。张之洞为修此堤成立了工程处。当时的德国领事馆心血来潮，想让德国商人来承包修堤工程，张之洞闻之，断然拒绝。他大笔一挥道：“此项堤工，极关重要，湖北当自行筹办，毋庸德商干预。”张之洞派江汉关道员桑宝为总办，又请了曾经留学日本的监利人张学溪为负责人。

据说他们在后湖中搭了一个高台，张之洞站在台上，用望远镜四下一望，扬手指定，上到哪里，下达哪里，中间经由何处。大堤的走向就这样确定了下来。根据张之洞手指之处，规划和测量路线。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只写了四个呈文。一是请款，二是申报开工，三是送决算，四是报告结束。干净利索得让人有些讶异。

后湖大堤实际上是两道。一道长堤，一道横堤。长堤以牛湖广佛寺即现在的堤角为起点，向西北越过岱家山，在此转一个九十度大弯，折向西南，经姑嫂树，至禁口止，共27华里。横堤则以皇经堂为起点，由南而北，经长丰垸旧堤至禁口与长堤相连，长7华里。全堤长34华里，高以铁路路基为标准，堤面宽二至三丈，堤根宽六至八丈。除了民工分段承包外，当时驻在汉口的军人也参加了这一工程。这做派跟现在差不多。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因要修建长堤，便觉得汉口堡再留下已然无用，既不挡水，又无利交通，于是便将汉口堡拆除，拿了当年修堡的墙砖作修堤之用，实在是有经济头脑。这道堤，共花银子80万两，法商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捐出50万两。堤修好后，涸出大片土地，刘歆生几乎购买了其中四分之一的土地。他因此而暴发起来，成为武汉最大的地皮大王。因为这个，他曾经豪迈地对清亡后第一任都督黎元洪说：“都督，你创建了民国，我创造了汉口。”口气是如何之大。

后湖大堤不仅挡出了随时威胁汉口的水患，同时也将汉口的面积扩大了几十倍，它将汉口真正变成了一个大汉口。人们后来为了纪念张之洞，在堤边修过一座张公祠，又将长堤称为张公堤，将横堤称为张公横堤。1931年的大水将张公祠冲得无影无踪，但张公堤却一直屹立到今天，历经百年，依然守卫着汉口。

阅读汉口的资料，深觉张公堤对汉口的意义非同寻常。于是在前不久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里，我特地驱车去看张公堤，从头到尾将张公堤走了一道。张公堤现在依然是汉口一道重要的堤防。堤上甚至遗留着五座不知道哪个年代修建的碉堡。碉堡上的枪眼历历在目，虽然它的四周已经一派平和，碉堡却仍然披挂着它满身的沧桑。张公堤上行车方便，是一条很好的马路。过往的车辆极多。两车相会，也不是十分困难。有许多农民工正在为大堤加修护坡。

站在张公堤上，心里充满对这个人的感佩。就觉得要写武汉近百年间发生过的故事，必须从这个人写起，必须从这道堤写起。

四

1907年夏，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19年后，奉旨进京，离开了武汉。这一年，他已经71岁了。当年以壮年之身来汉赴任的张之洞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姿态告别了武汉，也告别了他一生中的辉煌。

在北京，虽然张之洞的权更大，位更高，但他却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光绪皇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宫廷内部斗争日益激烈，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崩溃的前景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张之洞满心忧患也满心悲凉，却无能为力。两年后的夏天，他也撒手而去。再一个两年时间到来时，清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也成为历史，终结它的第一枪就响在张之洞督鄂的首府武昌。张之洞全心全意地忠于这个王朝，为他废寝忘食，为他呕心沥血，为他惨淡经营。但却正是他的开放和改革，替这个腐朽王朝挖下了一个埋葬它的深坑。历史就是这样毫不留情。

两湖书院，先后改为两湖文高等学堂和两湖总师范学堂。

德式装备的湖北新军。

张之洞像。

应该正确承认，张之洞并不是懦弱的偏心者。即使他不是中国人物中最伟大的，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国家没有正直的爱国者和有才干的政治家是不会前进的。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他可能成为一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和公共福利上。

——著名英国传教士杨格非

1907年秋，张之洞离鄂赴京任军机大臣。其门生为追慕张之洞，在武昌蛇山建风度楼，张之洞改其名为奥略楼。

1909年张之洞去世，张在军界的学生在武昌蛇山建抱冰堂，以兹纪念。

张之洞离开武汉后，他的门生们出于对他的思慕，纷然兴建纪念性楼堂，以追忆张之洞在汉之政绩。文界人士筹款在黄鹄山（即现在的蛇山头）修建风度楼，军界人士则集资在蛇山尾部修建抱冰堂。据说远在北京的张之洞闻说此事，立即去信阻止，信中说：“……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但张的门生幕僚们并未在意张之洞的指示，依然施工，做成了他们想要做的纪念物。张之洞也只有默认。

风度楼修成后，张之洞觉得楼名不好，便用《晋书·刘弘传》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的语意，改名为“奥略楼”。以张之洞的意思是“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张之洞也真有学问，这个楼名显然比先前的风度楼要典雅和意深。不久，由张之洞亲笔书写的匾额“奥略楼”三个字又挂了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游客都将奥略楼当作了黄鹤楼。1955年，武汉因修长江大桥，毫不犹豫地将奥略楼拆除一尽。现在想来，实在可惜。

武汉军界在蛇山东端依山修建的抱冰堂也如期完工。“抱冰堂”原是张之洞读书堂的名字。张之洞当年将自己的读书堂叫此名是取《吴越春秋》中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刻苦自砺以成大业、以振邦家之意。晚岁的张之洞为自己起名“抱冰老人”。抱冰堂是传统的重檐歇山顶木结构建筑物，有回廊环绕，雕梁画栋，风格卓然。抱冰堂留存了许多年，它犹如历史的见证，提醒着人们勿忘前人之开拓，勿忘张之洞。但在今年春天我去蛇山看抱冰堂时，发现旧的抱冰堂业已不在，一座崭新的抱冰堂成为张之洞纪念馆立在那里。新屋虽好，显得隆重，但却没了时间，没了风雨的痕迹，便找不见那份沧桑，亦闻不到张之洞的气息，令人不免生出若有所失的怅然。

在武昌，张之洞经常走动的地方，曾经有一条名为“张之洞”的路，现在也没了。

不过，我们只要永远记得这个人为这座城市所做的一切就行了。

红楼前的革命

191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个季节是武汉很为舒服的日子。秋天踏着它的步子一天天朝深处走去，天色也比以往要黑得早了一些。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

驻扎在武昌紫阳湖与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营表面上看过去，静悄悄的，但是一股巨大的骚动不安的暗潮却在涌动着。这是一支负责守卫楚望台清军军械库的部队。晚上7点钟的头道名点过之后，排长陶启胜查哨，发现许多人都不在房间，又见两个兵士金兆龙和程正瀛正忙着擦枪。陶启胜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叫了两个护兵意欲对金兆龙进行下枪并捆绑。金兆龙见事不好，大叫一声：“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

这是一声惊天劈地的叫喊，它像一根火柴，呼一下燃起了四周早已洒满汽油的柴火。他的话音未落，程正瀛举起枪托猛击陶启胜的头。蓦然间被士兵揍打的陶启胜吓得拔脚欲跑。程正瀛不知道陶启胜逃跑掉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于是端枪射击。

砰！就只这么一声，寂静的夜空被划破，声音响彻云霄。

这粒子弹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但它的结果绝不仅仅如此。

穿越了陶启胜身体的子弹，一直朝着逝去岁月疾行。它高速而有力，带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愿望，瞬间洞透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让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中国历史因了它的横空出现戛然断裂，新纪元的曙光便随着子弹的落地而冉冉升起。

枪声过后，沸腾的声音立即在武昌城里响起。蛇山的炮声也从夜半轰然到天明。

辛亥革命武汉战场略图。

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第八镇炮队。

第二天的武昌城里便插上了红旗。满街老百姓都在奔走。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咨议局门口。他们知道了一件大事：革命了。

革命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程正瀛在这个秋天发出的第一枪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因为这粒摧毁帝制的子弹原计划要在这天的夜晚射出去，发射者本应是工八营党人代表熊秉坤。

革命当然是蓄意的、有准备的。所有的偶然中都深伏着它的必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引颈就义。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唤醒了一大批中国有志之士为国求变的良知。1900年初春，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有着“浏阳双杰”之称的湖南人唐才常建立了自立会，并在汉口成立了自立军。这年的夏天，自立军拟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聚集了十几万人，意欲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以成大业。这是一次介于戊戌变法和武昌起义之间的革命。他们的思路与戊戌变法的思路是一路延续下来的。他们反对慈禧而力保光绪，他们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结果，正当他们弯弓待发之际，原与自立军默契相处的张之洞审时度势，突然反目，一夜之间，长江两岸陷入白色恐怖。自立军的主要领导唐才常等人亦在汉口的宝顺里和李慎德堂被抓获。第二天晚上便在武昌紫阳湖畔就义。谭嗣同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抓入狱，他在狱中墙壁上题下绝命诗。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唐才常则在引颈就义时亦口占二绝。诗云：“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唐才常之死距谭嗣同之死不过两年。“浏阳双杰”的鲜血在革命前夜已然流尽，但却滋润了更多的革命种子。这些种子在武汉的土壤上四下里发芽。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

共进会会长孙武。

此时的武汉，张之洞的开放、洋务运动的发展、工商业的兴旺、教育业的崛起，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对留学生的派遣，直接对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张之洞们派留学生走出国门，是为了让他们回国后继续办洋务并成为清王朝的栋梁之材。但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产生了莫大的误差。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1903年，从日本回来的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借孙茂森花园之李廉方寓所，邀上一些归国留学生及本地学生，进行聚会，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组织，却实实在在地点燃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火种。

1904年，武汉成立了它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宗旨标明科学，实际则以革命排满为密约。现在他们讨论的话题，不再是改良，而是革命。同年，他们与湖南的华兴会响应，意欲起义，结果流产。

就义前的杨洪胜。

1906年2月，革命者又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组建了“日知会”。日知会原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1901年开办的宗教文化团体。以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而命名日知会，下设一阅览室。前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在这个阅览室躲避风声时将它开辟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一年之后，因叛徒出卖，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亦被捕入狱。

1907年9月，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好几个湖北人都是发起人，其中的孙武无论在唐才常的自立军还是在刘静庵的日知会中，都算是活跃分子。孙武1908年回到武汉，立即在本地成立了共进会。他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军队，自命为“抬营主义”，即整体地把士兵变为革命者。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专为此而当兵行伍数年。这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1911年元月，也就是辛亥年的大年初一，一群革命者在黄鹤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此时距武昌起义只有九个月。它在新军中的社员已达三千人之多。

对武昌起义起着巨大影响的正是共进会和文学社。

对于革命者来说，摧毁清朝，建立共和，已是志在必得。武装起义是迟早的事。

惨烈而黑暗的起义前夜

起义最初定在10月6日，这天是中秋节。起义的临时总指挥定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参谋长则是共进社负责人孙武，以南湖炮队发令为号。

决定起义的时间是9月24日，从决定到起义期间的准备不足两星期，便是在这两星期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南湖炮队有人退役回家，其他人为之饯行，大约也是喝了酒，感情有些奔放，于是遭到官长的干涉。这帮炮兵情急之间，全然忘却起义前夕要谨慎行事，拖起炮来与官长反抗。这件事显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第二件事更加要命，中秋起义的消息，居然被泄漏了出去，它堂而皇之地登在了报纸上。

起义为策安全，也因湖南的来信，向后延期十日。信是湖南共进会焦达峰写来的。湖南方面希望与武昌同时起义。但10月6日中秋这天，他们准备还不足，希望能延迟十天起事。两省共同发难，胜算自然会大得多。起义指挥部便将起义时间改在了10月16日。

革命者的生涯也是多灾多难。马上就要起义了，可10月9日的白天他们还在自制炸弹。这些炸弹是准备用来扔进湖广总督瑞澂的卧室里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制作炸弹的地方却选择错误。他们把这个制作地点放在了藏有诸多重要文件的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这是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家。

起义的参谋长孙武在做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轰声震天，满屋硝烟弥漫。制作者孙武满面是伤，他被其他人从后门扶出，迅速送进了医院。他们前脚走人，俄国巡捕后脚便进了门。放在这里的起义所用的钱款、旗帜、名册以及诸多公文全部都被搜寻而去。同时被抓去的还有刘公之弟刘同。刘同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又是富家子弟，经不起严刑拷打也是必然。刘同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招供。瑞澂按照他所提供的东西，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人。

在这紧急情况下，根据孙武的提议，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当晚12点起义。起义的号令为南湖的炮声。然而，负责前去南湖传达命令的联络员却在12点过后才抵达南湖。准备起义的人们通宵等待号令，但南湖的炮声却没有响起。

而当晚小朝街起义指挥部却被人出卖。正当他们等待南湖炮响时刻，军警却将他们团团包围。三个重要人物被抓住，他们是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彭和刘是起义的军事筹备员，杨则是起义的交通员，他是在送弹药的过程中被抓住的。

彭楚藩身穿宪兵服，审讯他的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怕牵连他的妹夫、宪兵营管带果清阿，便替彭楚藩开脱，说他是前去抓革命党的宪兵。但彭楚藩却不吃一这套，他慷慨陈词，历数清廷种种罪状，并直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表示自己既从事革命，个人生命早不在乎。彭楚藩临刑时直立不跪，从容就义。

刘复基是革命党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智勇足备，几乎相当于诸葛亮一类的角色。他一进公堂便道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铁忠早知他是革命党的骨干，志在必杀，果然也不多问。在刘复基高喊口号时，刽子手举起了刀。

杨洪胜死在彭、刘二人之后。与彭、刘二人知识分子身份不同的是，他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专门负责运送军火。就在这天早上，他还给即将起义的工八营送去了子弹。铁忠想要从他口里得到更多的同党，对他进行严酷的鞭刑。杨洪胜全然不在乎，说：“老子连死都不怕，还怕你的鞭子？”此后亦骂不绝口。被斩首时，依然口号连天。

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人被刀砍死在总督衙门内，其状甚惨甚烈。这使得武昌城内白天的气氛格外紧张。总指挥蒋翊武逃亡在外，参谋长孙武被自己炸伤，刘公亦避走他乡，革命党突然间群龙无首，而革命将何去何从，无人知晓。巨大的危机摆在了周身热血业已燃烧的革命者面前。

刘复基（右）和彭楚藩的头颅强烈地刺激了革命者。

此时，另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便是后来被孙中山称为“熊一枪”的熊秉坤。

利箭已经扣在紧弦上

彭刘杨三人英勇就义的消息，瞬间就在革命党人中间遍传。悲痛与愤怒，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我总觉得没有这三人壮烈牺牲，恐怕武昌起义还不会有这么顺利。正因为他们的死，正因为他们为了革命宁愿引颈就义的壮举，把无数人的悲痛、愤怒和对他们的敬仰聚集到了一起，成为一股无坚不摧的动力。坚定的革命者更加坚定，动摇的人们亦不再动摇。他们的鲜血就像是凝固剂一样，将多少还有些松散的力量拧成了强烈的、巨大的能量，这是比原子弹更为激烈的东西。

10月10日，在工八营的早餐时间，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将那里的党人代表集中，熊秉坤说：“吾辈名册已经被索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他的话得到众人一致的赞同。他们定于下午出操时起义。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各营下午一律停操。于是，熊秉坤便改为晚上头道名点过后，二道名点之前，即七点之后，以熊秉坤的枪声为号，举行起义。

驻扎在武昌紫阳湖与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营是辛亥革命的发难处。

武昌蛇山上的起义军炮兵阵地。炮队第八标进城后，在蛇山上架设大炮，轰击湖广总督署和新军第八镇司令部。

被起义军占领后的清朝湖广总督署一派萧条。

晚，头道名点过后，熊秉坤去各队查看士气，便是在这个时候，金兆龙与他的排长陶启胜发生冲突，他的战友程正瀛抬手朝陶启胜开了一枪。枪声成为起义的信号。

熊秉坤闻枪声而至，他追在陶启胜后面连连开枪，但未击中。此时的武昌城，已然喧哗起来。早已摩拳擦掌的革命党人，倾巢而出。喊叫声枪弹声将武昌的夜晚打得粉碎。

官长们闻声意欲弹压，但抵挡不住士兵们的抗击，工八营的反动势力很快崩溃。熊秉坤立即吹哨集合队伍，响应者有四五十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他们朝楚望台进发。

楚望台的革命党人听到营房传出的枪声，知道那边起义了，于是立即呼应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军械库，大开库门，将大批的枪弹交给起义前来的革命军。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下令，本军称“湖北革命军”。今晚作战以破坏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清朝督署为作战目标，口号为“同心协力”。

革命常常是混乱不堪的，但在此混乱当中，却又会有一些极其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总来自那些格外冷静的人，熊秉坤就属于这类人。熊秉坤在发出号令后，察觉出兵士们对他的不以为然，他感到极不自在。考虑到自己在军中位卑职低，恐难服众，担心局势若失去控制，功亏一篑，于是顺应了兵士们的愿望，将总指挥之职让给了曾经参加过日知会，又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并在官兵中被称为“智多星”的吴兆麟。吴兆麟时为楚望台左队队官。

工八营的起义全然是熊秉坤策划和组织的，在革命的最关键时刻，职卑位低的熊秉坤主动地挑起了大梁，工八营的革命党人在他的指挥下起义行事，并将这场起义的胜利变成了全国性的胜利。所以称他为“熊一枪”，从广义上讲也不为错，虽然真正的第一枪，并非由他发出。

吴兆麟当即以总指挥名义发布了命令，他对起义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后，着手攻打总督署。口号改为“兴汉”。

总督从后花园钻洞逃亡

南湖炮队在武昌城外。最初的起义计划是打算由南湖炮队发难。起义军的主力也在这边。在工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时，其实这边也已经开始了行动。可是因为距城区远，行动难度比工八营要大。

工八营曾经惹起开枪的金兆龙被派去迎接南湖的炮队。金兆龙率人到城门时，守门的人都逃得干干净净，城门紧锁，连开门的钥匙都没有。这个金兆龙大概是个习武之人，他将一尺长三斤重的铁锁用力向怀中一拔，竟把锁碎成数段。

金兆龙在半路与携着大炮向城内进发的炮兵第八标主力相遇，他们将大炮安置在楚望台和蛇山。炮队由蛇山后上山，天黑路难行，几门大炮几乎是被起义的兵士扛上蛇山。

应该说吴兆麟指挥起来还是有两下子的。大炮一到位，他便指示：“今夜如果不将敌击溃，一待天明，吾辈必为所虏。”于是，炮火直接对准了督署衙门。

武昌起义，可以说，如无这些大炮的优势，想要一夜之间致敌兵溃如山倒也不太可能。

其实早在炮轰总督署之前，湖广总督瑞澂已经听到了兵变的消息。虽然在白天他杀人如麻，而此一刻，他却十分紧张。瑞澂立即叫了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商量应变的办法。瑞澂是个无能之辈，他的手下又焉能有强能之人？即使有，出的高明主意，瑞澂又怎能认得清楚，听得进耳？他的手下人中，的确也有清廷忠臣主张死守制台衙门，以等救兵；但也有人表示仅此一点兵力，无从谈守，既如此，又何必在此等死。瑞澂既是一个胆小无能之辈，他选择逃跑的方案便是必然。

占领汉口的革命军。

1911年汉口起义军官兵。

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大炮，成为起义军与清军的作战武器。

1911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清军冯国璋下令火烧汉口街市，压制革命军依靠巷战的抵抗。汉口老城的繁华地段悉被焚毁。

是时，革命党人已经打了过来，从前门出逃业已不太可能，而制台衙门又没有后门。有人提议瑞澂家的后花园离长江楚豫轮的停泊码头颇近，可以在墙上打上一洞，钻洞而出，逃到楚豫轮上去。瑞澂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领着一群家眷，什么也没有带，进到了后花园。此时大约在晚上九十点。瑞澂令手下用枪托将墙泥捣碎，再用刺刀将砖撬松，最后用枪托把砖捅开。很快墙被打出一个大洞，瑞澂一行人从洞中钻出，步行了约二十来分钟，抵达楚豫轮。他们一上船，即令起航。楚豫轮朝汉口驶去。

轮船刚刚离开码头，就听到总督署枪声四起，炮声轰鸣。

从某种程度上说，瑞澂的无能和胆怯，也帮助了武昌起义大获成功。

黎元洪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一句老话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不知道这话用在黎元洪身上是否合适。可是多少年来我看宣传文章，就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

事实上也是，武昌起义后由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显然是革命党人的一件最无可奈何的事。因为革命党所有的重要人物斯时斯刻都不在汉，而局势又必须有人出面前来稳定，在这个关口上，黎元洪便被人死拉活拽地推到中国历史这个最重要的关口上。现在看来，他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可在当时，黎元洪自己却是百般的不情愿。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说起来也是科班出身。他原是海军，甲午海战后，他所在的军舰被击沉，于是，便投靠了张之洞，之后又被派到日本学习，归国后就参与训练湖北新军。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比较温和，心地善良，待士兵亦不错，所以，他在士兵中口碑颇好，也算是有些威望。

10月10日夜，黎元洪闻知兵变讯息，起先还想效忠清廷，前去镇压，后来发现情况不对，便也只有一逃了之。黎元洪藏到了他的手下刘文吉家中。可是去到之后，想起家里的积蓄及细软倘若悉尽丢失，也很不甘。于是派伙夫回家搬运。该伙夫挑了三只皮箱出来，恰恰与巡查的革命党人程正瀛等相遇。对方以为他是乘乱抢劫者，便喝令止步。伙夫经询问，不得已供出自己身份，并说明自己奉何人所派，箱子主人为谁。这一说不打紧，革命党人立即与伙夫一起去到刘宅。黎元洪知道自己再藏也无益，便说：“我平常对你们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为难我？”革命党人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请你出来主持大计。”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带到楚望台。

总指挥吴兆麟考虑次日城内百姓知道兵变恐有大乱，必须赶紧写出安民告示。但是告示署谁的名字，却有讲究，否则难服民心。他便提出找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担当鄂军都督。当时亦有人反对，提出了一系列名单，可是合适的人却都不在武汉，而在汉的人，除了黎元洪外，竟是找不出一个更为合适的人选。好在革命的目的是反清驱满，首领只要是汉人，就问题不大。所以最终只好决定找黎元洪。

恰这时，黎元洪被起义军找到。接到信息，总指挥吴兆麟将兵士排成一排，鸣号欢迎之。黎元洪穿着青呢马褂，灰色长呢夹袍，头上戴了顶瓜皮小帽，从兵士前走过，有些胆怯，又有些恼怒，却无力左右自己的行动，其状想来多少有些可笑。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炮兵在黎元洪走过来时，大呼要黎元洪下令作战。黎元洪的手下在一边嘱黎不要理会他。炮兵正在革命的兴奋中，听此一说，怒不可遏，举刀便欲砍杀黎元洪的手下。黎元洪只得以身蔽之，幸亏吴兆麟及时制止了兵士的行为。

起义者占领位于武昌阅马场的咨议局，并在此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起义军攻占武昌后，在汉阳门设岗戒严。

湖北军政府大楼远景。

天亮之后，众人拥黎元洪到阅马场咨议局。因湖广总督署受战火破坏，一时不能修复利用，经众人商议，决定以省咨议局办公楼作为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办公之用。

黎元洪走到门口，有人高呼“黎都督到了”。黎元洪默然不语。纵然如此，但在他一脚跨入咨议局大门那一刻，这里立即成为新的革命中心。

革命的地点，随着黎元洪的身影，由狭窄里巷中那些秘密的房间，堂而皇之地转向了街面，转向了这幢红色的楼房。

红楼的光芒照亮中国

1905年6月，慈禧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大臣们在海外经洋风一吹，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便奏请“宣布立宪”，以立宪来抵制革命共和。这回慈禧同意了。为了立宪，必须成立一个民意机关。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并限各省在一年内一律成立咨议局。湖北自不例外。

既要成立咨议局，便得有办公场地。于是新建办公室及会议大厅也就顺理成章。咨议局新楼的地址选在了位于蛇山南麓的阅马场。这地方曾是明代的教场，当年有演武厅三间。明代教场往往被人称作阅兵楼，故清朝顺治年间，湖北巡抚在此重建教场后，称此地为阅马场。它是清军练兵演武的操场和举行武科考试的考场，有演武厅。清军绿营兵的营房也在这里。1688年，被裁的绿营兵起事，在阅马场建立总统兵马大元帅府，从那以后，阅马场就成为老百姓聚集反抗的重要场所。1853年太平军也曾在此筑台“讲道理”，并举行进军南京的誓师仪式。所以，这块地皮上，叠压着不少反抗的传奇和革命的往事。

1908年由清政府出资，在阅马场北面修建起湖北省咨议局大楼。大约在1909年，大楼建成，它成为湖北咨议局办公所在地。当时的议长是汤化龙。

大楼紧靠蛇山南麓，占地28亩，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分办公和生活两个部分。主要建筑由咨议局办公大楼和议员公寓组成，此外尚有东西平房、大门及门房。它的设计者是日本人福井房一。这个人在武汉还设计过什么房屋以及他的生平来历，全无资料可查。可以一说的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把房子设计成日本东洋风格，而是采用了近代西方行政大厦和会堂的建筑形式，几乎就是对西欧议会建筑的模仿。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平面呈“山”形，构图对称，庄重典雅，很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它的室内二层大梁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武汉地区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之一。因是政府出钱，后台老板颇大，所以整幢大楼的形式和规格都极其追求完美，说它是武昌城近代建筑之最一点也不为过。直到今天，时间业已过去了几近百年，走近它，细看它，觉得它仍然是那么爽目，那么富有气质。

咨议局大楼的外墙是用特制的优质红砖砌成的清水墙，屋顶变化多端，但全以清一色的红瓦铺就。红砖红瓦使得整个大楼焕发着一种鲜艳而明丽的色彩，故通常被人俗称为“红楼”。中国革命者喜欢红颜色，不知道是否由此开始。

黎元洪走进咨议局时，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宪政派人物也都业已到达。不管他们后来路是怎么走的，在当时，他们却都是革命的支持者。汤化龙首先便发言表明了支持革命的态度。吴兆麟当即在会上提出公举黎元洪为湖北省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全场鼓掌，一致赞同，只有黎元洪一个人表示不同意。黎元洪再三表白自己不能胜任此职，但会议业已通过，无人理睬他的表白。这个都督无论他当与不当，都必须强制执行。

早已写好的安民告示拿了上来，现在需要黎元洪签字生效了。可是黎元洪依然在推辞。他连连摆手说：“莫害我！莫害我！”坚持不签。革命党人对此终于有些忍无可忍，心道没有杀你已经是对你不错了，而选你当都督，是我们临时无人，更是让你占了大便宜，你居然还这样不识抬举，推三阻四。一个叫李西屏的革命党人怒而举枪，他对黎元洪说：“你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这一刻的黎元洪不知革命的前景如何，依然死活不肯，最后李西屏只好代他签下了一个“黎”字。很快，咨议局大门外便张贴出了一张写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安民布告第一号。

湖北军政府大楼远景。

这就是著名的红楼。

红楼今貌。

这张告示下“黎元洪”三个字的确起了莫大的作用。无论国人还是洋人都没有想到，堂堂协统黎元洪竟也是革命党人。清军残部士兵也大为惊心，一时间纷然易服逃亡。

但是人在咨议局内的黎元洪却在起义之后的两天内，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不闻不问，因此他得了一个外号“泥菩萨”。到了第三天，武汉三镇全部被光复，胜利消息频传，更兼有人以“黄袍加身”的故事启示他，黎元洪突然醒悟一般。他不仅开口说了话，并且同意剪去了自己的辫子。

黎元洪最后的出山，一来是革命党人的胁迫，二来也是他自己在长考过后，未能禁得住功名利禄的诱惑，最终成为起义军的首领。此后，他又被独立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举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因了他最后的决定奠定了下来。无论他以前有过怎样的反动行为，也无论他以后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情，都丝毫不影响他在这一场举世闻名的革命中所立下的功绩。历史记录常常十分简单：不计过程，只看结果。

而这幢由清政府出大钱修建的红楼，也成为革命党人宣布废除清朝帝制，成立中华民国的所在地。这个时间距大楼的落成时间才不过两年。

武汉这个地方，地处内陆深处，几千年中并没有多少可以传诵久远的故事。这场革命的爆发，给武汉面向全世界做了一次最大的广告，也让武汉有了无数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往事，它们都成为武汉人永远的话题。

二十年后的1931年，红楼的前面树起了孙中山铜像；七十年后的1981年，这里成为辛亥革命纪念馆。红楼前的革命成为人们不可磨灭的记忆。

现在红楼的地址是武昌武珞路1号，它已经一百多岁了。

阳夏保卫战中的一群革命军新兵。

被俘的清军士兵（图中部）加入革命军阵营。

北岸的桅杆

汉皋创后倍繁华，水电今时用更奢。

依旧公司无起色，不闻红利派东家。

——《汉口竹枝词·水电公司》·罗汉（清）

一

在武汉，哪怕生活的时间很短，也会知道中山大道上的水塔。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就像一根高高的桅杆一样，孤独地立在长江的北岸。晴天的日子里，隔得很远，也能看得到七层楼高的水塔在阳光下焕发着红色辉光。它曾经是汉口的一个重要坐标点。我们要向人讲述一个地方，多数的时候都会取水塔为原点，然后沿着它的四周展开方向和里程。我有时候觉得，中山大道上如果拿掉了水塔，它一路的风景就灭了一半，中山大道就仿佛难称其为中山大道。

对于汉口来说，水塔几乎无可替代。对于汉口人来说，水塔同样无可替代。

现在我就要说说水塔的故事。

二

我想，在我说水塔之前，先说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为好。

说来也有意思，在中国，无论朝代怎样更替，无论政策怎样变化，有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所有的统治者都重农抑商。几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的地位极其卑微，在民间的形象也十分丑陋，文化人似乎更是对商人痛恨有加。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文艺作品中，商人给人留下的多是贪婪狡诈、重利轻义、厚钱薄情的形象。如此印象，百年千年地代传下来，几乎就成为定格。

甲午海战前的实业，以官督商办为主。也就是说，由商人来办企业，由官员来监督。说得更彻底一点，就是本金由商人出，而利润由官员得。这真是个天下最没道理的事。民间资本家对官方的如此盘剥愤怒并厌恶到极点，却莫可奈何。在这样的官府垄断下，工商实业想要得到发展几乎只是一句空话。

水塔建成之前，即使租界也要依靠挑江水过生活。图为汉口德国租界江边的挑水工。

汉皋遍地是金钱，局运来时易转身。

盐豆花生野鸭子，发财一半是穷人。

——《汉口竹枝词》·叶调元（清）

甲午海战的惨败，深深刺激了中国朝野。一些官员因创巨痛深而幡然清醒。他们认识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乃中国积贫积弱。而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又在于工商实业的极不发达。他们天天议论这一话题，于是这个观点被皇帝接受了。当然，朝廷接受这样的观点，还有迫不得已的原因，那就是战争期间大量的军费开支和战后的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之中，也只有去开辟新的财源，来摆脱这种危机，而发展工商实业便可能是一条捷径。中国的经济政策自此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终于有一天，皇帝把要发展民间工商实业的观点写进了上谕之中。从此，当朝对商人自办企业不再限制阻挠，而是给予保护；官员对私人行商也不再刁难歧视，而是采取扶持。被王朝和官府压抑了几千年的可怜的中国商人们，终于熬出了头，他们在世纪的末尾，迎来了自己的灿烂岁月。那些有眼光的商人开始把他们小本经营的作坊和店铺朝大处做。他们可以开厂设局，可以修路开矿，可以设置银行，可以制造机器，可以出洋行贾。诸如此类，几乎只要他们想到了，只要他们有钱，他们都可以设法去做。他们的成长和发达，使得历史书中多出了一个提法：民族资本家。

这就是宋炜臣，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可他的生意却做得这么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叫宋炜臣的民族资本家以怎样的姿态向汉口走来。

三

宋炜臣是浙江镇海人，1866年生。镇海这个地方，属于宁波府。宁波人会做生意，由来已久。与许多地方重文的传统所不同的是，宁波人看重商业。明末清初，宁波的学者就提出了“儒者可以谋利以为身，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的说法，在当时很有点惊世骇俗。国内商帮长期以来，主要是以徽、晋两帮南北对峙。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便已然演变为晋帮、粤帮、闽帮、宁波帮四强争雄的局面。开埠之后，宁波人在上海做买办的为数不少，其势力在上海一直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叶澄衷即其中之一。

宋炜臣是叶澄衷的老乡。他原来在一家南货店当学徒。他的远房亲戚叶新安回老家探亲时，带他来到了上海，并将他介绍给了叶澄衷。叶新安是叶澄衷的族叔，亦是叶澄衷的亲信。那时的叶澄衷在上海商界业已赫赫有名。他的顺记五金商号，业务与分号遍及十多个省份。他还大量投资房地产、钱庄和经营船舶运输业。所经营的钱庄，最盛时达一百零八家，遍布全国各地。在上海，他几乎被公认为首富。因是老乡，又是族叔推荐，叶澄衷让宋炜臣当了自己的助手。这一趟上海之行从此彻底改变了宋炜臣的命运。

宋炜臣看到叶澄衷曾经和他一样，也是苦孩子出身。他在上海的无限风光，全然是靠了自己的勤奋和诚信才打拼出来的。叶澄衷是宋炜臣近在眼前的榜样。宋炜臣便像年轻时的叶澄衷一样，拼命地学习，努力去了解所有他想要知道的事情。他也像所有的宁波商人一样，能吃苦，肯用心，又善察言观色，提出的建议也十分到位，很快宋炜臣便获得叶氏的器重，身份也渐次由助手而成为亲信。

1888年，叶澄衷在由日本回上海的镇海同乡张阿来的怂恿下，在上海投资办了燮昌火柴厂。火柴厂的业务实际上由宋炜臣主持。业已22岁的宋炜臣经过几年的历练，已经成为经营能手，理财专家。更兼他为人性情谦和，交际广阔，处事灵活，使得燮昌火柴厂很快发达起来，其产品“燮昌”、“渭水河”及“双狮球”亦都能与洋商的进口火柴相抗衡。这样的结果，使得宋炜臣让上海实业界刮目相看也是必然。随着叶澄衷的身影，又一个宁波人步入了上海新兴实业家的行列。

八年之后的1896年，宋炜臣衔叶澄衷之命，逆水而上，去寻找他们新的投资场所。船至汉口，当长江岸边英国人的楼房落入他眼里时，敏锐的宋炜臣立即意识到这里将会成为他理想的实现之地。

此时的武汉，处在张之洞督鄂七年之际，正呈一派新兴的气象。张之洞曾经在上海与叶澄衷有过一面之缘，宋炜臣带着叶澄衷的信拜谒了张之洞。原本就对新兴实业家们颇有兴趣的张之洞，读罢此信，很自然地对宋炜臣有着特别的好感。宋炜臣在武汉叱咤风云的前景，便是在这第一面就埋下了伏笔。

四

汉口曾经有许多的火路和水巷，它们记载着汉口无水无电的历史。

汉口的房屋密度很大，可谓“后市前街屋似鳞”。房屋的材料大多为木板和茅草。无电的夜晚，点着煤油灯和蜡烛，稍不小心，便引发火灾。火一燃起，一烧便是一大片。为了在火灾时便于担水救火，汉口人在盖房时，便会特意地留下一条火路。大的火路就叫“大火路”，小的火路就叫“小火路”。

在汉口生活，很少有喝井水的。汉口的井水味苦质杂，所以汉口人的饮用水多是到汉江去挑。经过沉淀后，然后饮用。因为饮水量大，汉口便有专门担水的职业。每天下河担水的人川流不息，不计其数。因而也就有了为挑水方便而专门开辟的巷道，汉口人就管它们叫“水巷”。水巷亦有“大水巷”“小水巷”。水巷的路，日无干地。《汉口竹枝词》中说：“九达街头多水巷，炎天时节不曾干。”

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汉口，无论买卖多么兴旺，也与繁华无关。

1861年英国人在汉口登陆，沿着长江北岸，开辟了他们的租界区。当时的汉口，除了工业用电外，市区几乎无一处有灯光。英国人后来在合作路创立了“汉口电灯公司”。这也是汉口的第一个电灯公司。汉口夜晚的第一缕生活电灯光便从这里亮起。30年后，德国人来了。德国的美最时洋行在一元路附设了电灯厂，这是汉口的第二个电厂。此后日本人又在三元里建了“汉口电灯厂”。各国电厂都各自供电，只为他们自己服务，因此租界之外的华界地盘上，却依然靠煤油灯、菜油灯来度过漫漫长夜。太阳落山后，除了沿江灯火通明外，它的背后却昏暗一片，街上亦行人寥寥。至于饮水，无论洋人还是华人，都是从江中取水，经过自己沉淀而饮之。用电灯和喝自来水，在商业渐次繁荣渐次兴旺起来的汉口，已经成为市民引颈企盼的生活。

此时张之洞尚在督鄂。顺应民情，兴办水电，也是张之洞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洋人、买办和巨商们都想把这桩事揽到自己的手上。1889年到1899年，曾经有商人及买办们三番两次向张之洞提出创办水电企业。起先他们都被张之洞批准，但很快又被叫停了。张之洞虽然是“洋派”人物，可他却自有自己的原则。他觉得像水电这样重要的企业，事关中国主权，他是不能允许洋人沾边的。前几位申请者，都是因为被他查出所办水电企业的股本“并无华股，全是指借洋股”，所以张之洞断然叫停。这件事便搁了下来。

宁波人宋炜臣在这个空当中，恰到好处地来到了汉口。

1897年，宋炜臣以42万元的股本，在汉口城堡通济门外即现在的芦沟桥路一带购置了1.7万亩地，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这是汉口第一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企业。它生产的“双狮牌”和“雄鸡牌”火柴，销路十分之好，工厂的规模甚至超过了上海的燮昌火柴厂，产量亦一度居全国首位。

1906年创办的“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接下来，宋炜臣又在歆生路即现在的江汉路开了家华盛呢绒皮件号，原材料均由上海供给，服装也专请上海手艺高强的师傅掌作。时逢湖北编练新军，整饬军容，官费学校也要为学生配给制服，而高官富商盛行乘坐马车，也需要配制皮件。因此他的皮件号一下子成为大受欢迎的东西。汉口人长年来都特别喜欢上海产品，不知道是不是从这里开始。

相信宋炜臣在汉口创业也有过艰难的时候，不过经历过大上海风雨打磨的宋炜臣在汉口办厂还是轻易得手。聪明并深谙中国国情的宋炜臣知道，想要赚大钱，成大事业，仅仅靠本事，显然不行。更何况他一个外乡人，意欲在汉口立足并发大财，没有权势背景，没准也会落得个打拼一场徒劳一场的结果。好在，他已经有了钱。老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自然，宋炜臣也是一个知道应该怎么花钱的人。他在自己的商号二楼，辟设雅室，大小间皆齐备，装饰豪华别致，设施一律洋货。他用这些雅室来招待达官贵人豪门巨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关。宋炜臣很快与在军队当统制的张彪和做协统的黎元洪交了朋友，又以巨额金钱捐得候补道官衔。他以道员和巨商的身份稳坐一方，当地名流刘歆生、蔡辅卿等也都成了他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他迅速地把红道黑道黄道都走通了，于是在汉口，宋炜臣形成了自己的气候。江浙人的聪明和练达，你不能不服。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大王庙电厂。

这时的宋炜臣，再想要办什么事，就不难了。

五

以宋炜臣的精明和远见，他不可能不知道办水电企业对他的好处。同时，他也很容易地体察到张之洞在办水电企业上不准洋资染指的决心。对于宋炜臣来说，他的机会就来了。

1906年6月，汉口的天气已经颇有些热了。但决意涉足汉口水电业的宋炜臣并没有因热而心情烦乱。他邀请了浙江、湖北和江西三帮上十名工商巨子，聚集于江汉路他的华盛商号内。他们在这里集资筹股，意欲联合开办汉口水电业。他们就在此商号里设立了筹备处，并取“水火既济”之意，为即将成立的水电公司取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水火既济”取自《易经》第四十三卦。《周易浅述》上说：水在火上，则水火有相济之功，而其终也有相克之患。盖水能灭火，火亦能干水。思其患而预防，则相为用而不相为害。这帮商人，说起来也还有些文化，不像今天的一些款爷们，取名只会“大富豪”或“维多利亚”之类。

宋炜臣们在集资了300万元后，便联名向张之洞呈请，希望创办水电公司。他们为保障自己的利益，还提出了专利：在汉口地区，除租界外，不得再另设电气灯、煤油汽灯、自来水公司。

汉口水塔

宗关水厂办公楼

就仿佛张之洞正等着这份申请的到来。几乎没有犹豫，张之洞当即便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不仅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并表示要拨款30万元，作为股东，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 张之洞的态度，令宋炜臣大喜过望。

当年的7月，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在江汉路正式成立。这个地方到现在仍然是江汉路水电公司的营业处。宋炜臣自然做了公司的总经理，曾经当过德国美最时洋行的买办并且办过电厂的王予枋做了协理。成立时，官钱局立马拨交了钱款30万元，张之洞说过的话，他们也不敢马虎。

公司的业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开始了。他们请了英国人穆尔设计和监督施工。电厂地址选择在硚口汉水边的大王庙，水厂地址选择亦在硚口汉水边的韩家墩和宗关之间。1906年8月，也就是他们筹备的两个月后，两厂便同时破土动工。其效率之高和速度之快，让人讶然。

两年后，即1908年的秋天，汉口华界开始通电。当年即装电灯一万八千盏。汉口的繁华地区，待天一黑，便呈万家灯火，这一壮观景象，着实让汉口人兴奋不已。宋炜臣的名字，也随着这明亮的灯光，遍传武汉三镇。

水厂的完工比电厂晚一年。为方便向远距离的市区供水，水电公司又建筑了一座水塔。这就是我马上会详细讲述的、汉口人人都熟悉的水塔。1909年夏天，宗关水厂正式向汉口市民供水。供水时，市民们并没有像对来电那样欢呼雀跃，反倒是担心机器水不干净，不敢饮用，生怕喝了得病。宋炜臣闻讯，便亲自到汉正街，在供水的当天，他当众打开水龙头，喝下了汉口第一杯自来水。他这仰头一饮，便从此结束了汉口市民直接饮用江水的历史。

六

1908年破土动工的水塔修建在后城马路张美之巷口即现在的中山大道前进五路路口。它也是由英国人穆尔设计的，营造商是广荣兴营造厂。开工一年之后便宣告竣工。它紧挨着刚拆不久的城堡边缘，此时的城垣已经变成了后城马路。它的背后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湖荡。在平展无坡的汉口，在简陋低矮的民房之间，高耸的水塔就像一个巨无霸，高出云表，一望无际，在长江的北岸傲然雄视着一切。远远地望去，它就像汉口这艘大船的桅杆。直直的，挺挺的，一副永不倒伏的派头。

这是一座高达6层的建筑，如果加上顶楼的钟楼，便算作7层。它占地面积为350平方米，建筑面积则达2000多平方米。它的外观漂亮时尚。红色的墙面，八角形的楼体（设计借助了八卦的形状，与“既济”二字形成呼应），41.32米的高度。楼里有198级踏步的木制转梯紧绕三根铁管盘旋而上，可直达塔顶钟楼。因水塔建在湖沼地上，所以它的塔基深达15米左右，层层用花岗岩和水泥垒砌，在基础的每面墙体之间，还用桩墩加固，每座桩墩又用铸铁件相连接，钢制桩墩直达顶层。水塔中心还有深埋于地基下的直径为12英寸的铸铁管，其坚固前所未有。1931年的大水浸泡了水塔达一个月之久，整个水塔却毫发无损。

花岗岩从地下一直垒砌到第一层，二楼以上则全部为红砖清水墙，色彩明媚漂亮。一到五楼，均为房室，六楼上安装着容量为1500吨水的大水柜，有8条大铁铸管吸水和送水。顶楼亦是钟楼，楼上有一吨重的大铜钟一座，作为警钟。曾经一段时间，塔顶上有望丁四人，日夜轮流巡视，以监视全汉口地区的火警。倘有火灾露头，警钟便轰然响起。以钟声所响的数字来表示失火的地区。先是一阵乱钟敲响，然后便是钟鸣。一响，表示失火地区为洋火厂至华景街，二响为歆生路，三响为花楼街到堤口，四响为堤口至四官殿，五响为四官殿至沈家庙，六响为沈家庙至大王庙，七响为大王庙到五显庙，八响为五显庙至仁义司，九响为仁义司至硚口。幸亏那时的汉口还不算太大，若像现在这样，还不得数到上百响？如果有地方失火了，白天塔顶上就挂起红旗，倘在晚上，则亮起红灯。这座水塔，实际上承担着供水和消防瞭望的双重使命。果然就是水火既济。

水塔以它的巨高，也以它的重要，实在是让九十多年前从未见过如此高楼的武汉人倍加敬仰。于是，它很自然地成为汉口最早的标志性建筑。

1979年，英国保险公司给既济水电公司发来一函，通知水塔原定70年的保险期已过。武汉人这时才恍然，当年的水塔竟然办过保险。洋人做事的一板一眼，真让人领教了。

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泵房

而今，距收到那封英国来函业已又过去了30多年，水塔依然像它以前那样傲然地站在那里。它的傲然不再以它的高度，而是以它所经历的岁月。掐指算来，它站在那里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它的面容也一年年苍老，而汉口却在它的眼皮底下日新月异。

它所在的地址，现在是中山大道539号。

七

宋炜臣在开办了既济水电公司后，又联合了一批富商，雄心勃勃地开创了扬子江机器厂。此厂一举成为湖北唯一大规模的新兴机器制造机构。此后，他还开办了其他别的实业。宋炜臣在武汉名声日隆。用上电，喝上自来水的汉口市民更是对他有口皆碑。及至武汉商界，宋炜臣亦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句话说出来，便立即会像一阵风刮到商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外乡人，远离家乡，到汉口来打天下，事业干到这个份上，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他行商的几十年里，所办企业其实也有成有败，他本人的运气当然也有起有落，但这一切，都不影响他作为一个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在汉口所有的功绩。

1921年，宋炜臣自觉年老体弱，便辞去了他一手创办的汉镇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几年后的一天，也就是1927年，他溘然长逝，时年61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死在汉口，或者他业已安排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后事。无论如何，他都死得早了一些，让人多少觉得有些可惜。

最早的都市乐园

一个叫刘友才的人

1917年，环球百科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叫菲尔德维克的英国人所写的一本名为《现时远东印象及在国内外都有名的人》的书。书中，对汉口的名人刘友才作了这样的介绍：

[刘友才少将] 一名刘春霆，是汉口稽查处处长。现年52岁。年轻的时候，曾在汉阳水面炮艇上当兵，在他30岁以前，脱离军事职务，进入湖北警察界。在那里他以其天生的敏锐、勇敢和热情迅速地提拔到领导位置。当他被任命为武汉市稽查处处长的时候，他又有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政治与严重犯罪案件要做。在武昌，黎元洪的继任人给予他以充分的信任，由于他们的推荐，他才这样迅速地提拔到少将衔的位置，并被袁世凯政府授予五等勋章、两个奖章和文虎嘉禾勋章。在袁世凯称帝时期，他保持着高尚的品质，在扬子江各省的官员中是非常有名的。

但我在中国人的描述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刘友才。

刘友才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稽查处处长，又名刘贵苟，是流氓出身。既不是“青帮”又不是“洪帮”，而是一个依靠自己的权势和钱财拉帮结派起家的“仁义大爷”。青洪两帮的喽啰们反倒要听他使唤，所以他又被人称为“刘三老板”（有一说是“刘四老板”）。总之他是一个能在汉口呼风唤雨的人物。汉口的第一家集资兴建的大旅馆——汉口大旅馆——就是被刘友才强占而去。这座1913年投资兴建的、曾经叫“扬子江饭店”、现在又叫“人民饭店”的建筑坐落在江汉路上，往日富丽堂皇，至今气派依然。汉口著名的华商跑马场的开办也有刘友才的一份。想当年，汉口的巨富刘歆生们想要在汉口玩得轻松，不拉拢刘友才这个官家大约也是不行的。官商合作，利益均沾，这条游戏规则多少年前便是众人尽知。所以，在汉口早期的城建资料中，刘友才的名字频频出现，可见他在汉口地位的举足轻重。

1919年汉口新市场有限公司股票。

1919年汉口新市场开业广告。

大约是经营汉口大旅馆的成功，刘友才多少有些得意，于是决定发起并组织开办一处大规模的娱乐场所：汉口新市场。

当时的汉口，已是华中地区的物产集散地，商业繁荣，市场兴旺。开埠后，洋人涌入，汉口的热闹更加引人注目。像许多的城市一样，一旦商业旺起，为人起减压作用的消闲娱乐便立即会成为人们的急需。但当时的汉口却只有商场，少有娱场。闲暇时，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几无消闲之去处，整个城市多少有些畸形。修建一所大型的娱乐休闲处，很自然成为人们心灵上的渴求。

刘友才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以他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建议自然也就得到诸多人的认同。

为了筹建新市场，刘友才采取的是集资募股的方式。他的主要对象是两类人。一是当时的大军阀大官僚们，二是汉口的大买办大商人。前者如湖北督军王占元等，后者如湖北巨富周星棠等，都成为新市场的股东。身处刘友才这样的位置，大概特别适合做这样的牵头人。

刘友才集资50万元，股东们组成了两大公司，一是“汉口新市场协利股份有限公司”，二是“协兴房地产公司”。新市场的地址选在了六渡桥。

只是刘友才忙碌了一场，自己却并没有亲眼得见这座可容万人同时娱乐的新市场。1918年，刘友才一病而死，而新市场落成却是在1919年的春天。刘友才死后，汉口的华商挑起了这副建设的重担，主持者是汉口巨富周星棠。

我们对人物的评价，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刘友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所以我也无从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凭着他在官商之间游刃有余的活动，凭着他一个稽查处长，能利用大笔的财富做商业投资，想必他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至于钱的来路何处，也不必多说。反正，他是当时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对穷人颐指气使的有钱人，却是毫无疑问。

六渡桥的新风景

当时的汉口，老的华街在汉水一侧，新的洋街沿着长江。六渡桥因不靠江畔河岸，便有些清冷，只有一些断垣残屋，显得一派荒凉。

这一带很早以前，曾经是黄陂和孝感两地船民经黄孝河到汉口起岸的终点，所以，它的地名叫作“上土垱水码头”和“下土垱水码头”。后来，德商咪吔洋行牛皮厂将这里用来作晒牛皮的场地。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便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道。

应该说看准这块地皮，刘友才还是有眼力的。虽然这里不靠江河，但距江离河都不太远，有一点两江夹角的意味。无论是住在老市区的人们或是居于新市区的人们，来此游玩都比较方便。这块地方，成为汉口的闹市，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1917年，牛皮商人亦是新市场的股东之一的杜树棠以“协利”和“协兴”两家公司的名义，买下了咪吔洋行的全部地产，也就是说，这块地皮是由两家公司共同出资买下来的。从此这块臭烘烘的土地根除了它散发已久的气味。同年，新市场破土动工。

新市场的设计者是祝康成工程师，他仿造上海大世界的功能进行了设计。所以，它的初名叫Hankou New World。内部的园林布置是日本设计师做的，走的是西式园林路线。江合顺营造厂承包了整个工程。

新市场分两步建成。前半部分即七层塔楼和它两边的三层楼房由协利公司承建，它们完工于1919年；后半部分即大舞台和新舞台，再加上一些附属的民房二十多栋则由协兴公司承建。主楼部分是文艺复兴式的，以主入口为中心对称布置，中部的七层塔楼，层层缩小向上，上覆穹顶，穹顶上设有钟楼。从正门一眼望去，整个大楼像一只展翅的大鸟，两边的三层楼便是它张开的双翅，给人一种立刻就要展翅飞翔的感觉。朝外的门、窗和阳台与穹顶风格完全一致。

商人做事自有商人风格。临街的一面率先建成，它们几乎都做了出租商店，说是用来推销国货，繁荣市场。综合性的娱乐场在后期完工。设有剧场三个，书场两个，电影场、中西餐厅、弹子房、游艺室、阅报室、陈列室、室内花园、哈哈镜、溜冰场等，还外加雍和厅、大舞台和新舞台。整个新市场融游览、观光、娱乐和购物多种功能于一体，在当时是一所特大的超级市场，也是武汉唯一的一处大型游乐场所。整个经营格局的策划和设计思路，就算放到现在都不过时。

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在新市场举行

当年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完整的建筑图应该是这样的。

1919年的农历五月初一，新市场正式开张营业。消息传出，武汉老百姓奔走相告，相携而来。新市场门前只一条后城马路，但这丝毫也挡不住人们娱乐的兴致，许多人皆是乘船而至。一时间，曾经荒凉的六渡桥车水马龙，笑语喧天。文人墨客亦呼朋唤友，乘兴登楼，吟诗作画，慨当以慷。有一首诗云：“新市场中几度游，呼来鸳侣与莺俦。楼台百尺最高处，望到隔江黄鹤楼。”诗写得糟烂，却是把新市场的味道写出来了。

新市场的出现，使得在清初便已是名镇的汉口，方显示出它作为商业都市的成熟面容。

繁华和热闹永远浮在面上

第一个进新市场破台演出的是汉剧。作为本土文化，汉剧在汉口拥有它最大的观众群。市民们对汉剧的喜爱几近狂热。京剧在汉口的市场也很广阔，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李万春等名角都曾在这里出没。有一回，梅兰芳在这里一连演了六天，最后一场戏演完后，戏迷们意犹未尽，便抬起一块早做好的写有“文学博士梅兰芳”七个字的大匾，上街游行。那种发烧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小年轻对歌星的追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楚剧，在当年叫花鼓戏，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剧种，但在1927年，新市场被叫作“血花世界”的时候，它们也被迎进了大门，并从此更名为楚剧。它每天日演一场，夜演一场，场场爆满。至于电影，因为新鲜，观众更是多不胜数，有时一天要放五场，到夏天的时候，电影开放夜市，在露天里放映，游客们品茗纳凉，通宵达旦，所以，新市场又被人称作“不夜城”。

新市场从开门到关门，成天演出不息。市民们白天黑夜逗留在市场内，连台看戏，连吃带玩。汉剧、京剧、楚剧、文明戏、杂耍、鼓书、电影、游艺，应有尽有。倘若过年过节，新市场便会举办一些特别活动，例如燃放焰火，表演奇异的武术杂技。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市民都会拥挤在那里，万头攒动的场面，成为汉口一道最热闹的风景。于是，新市场的名声也迅速地在远近传播开来。

繁华和热闹永远浮在面上，而曲折和伤痛却总是深藏内里。其实，从新市场开张到现在的八十多年里，从来也没有特别顺畅过。它的不幸，几乎从它最初落成的时候，就开始了。

六十年间，八易其名

1917年南洋烟草公司简氏兄弟，在新市场的家门口修起六层楼高的南洋兄弟大楼。由于相互竞争，抢夺场地，又没有相应的规划部门限制楼与楼间的距离，故南洋大楼几乎是贴着新市场的躯体建起来的，它把新市场的身姿遮挡了一半，原来展开的双翅仿佛被折了一只似的，使得新市场大失风度，其外貌立即就逊色了不少。以至于新市场从盖成第一天起，就没有办法拍出一张拥有建筑全貌的照片。这真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用迷信的说法，新市场的风水也因了这幢南洋大楼之临门一堵而惨遭破坏。

不断地更改名字，便可看出它动荡不宁的生涯。

落成的时候，“新市场”便是它的正式命名。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从广州搬到汉口，政府机关就设在与新市场贴身的南洋大楼。新市场作为逆产被没收，并被改名为“中央人民俱乐部”，又叫“血花世界”。蒋介石还专门用杏黄字为之题写了“血花世界”四个大字。

血花世界的主任李之龙是个新剧爱好者，所以，他在任的时间里，大量地演出新剧。在排演《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时，李之龙登报征求扮演孙中山角色的人，结果无人应征，李之龙便自己扮演了孙中山。据说演出时，剧场里寂然无声，演出完后，掌声惊天动地不说，最后竟爆发成狂呼。

1922年新市场扶雅社灯虎同人联欢摄影。

20世纪30年代的新市场杂技厅。

也就是在李之龙演新剧的这年，著名的有着“现代舞之母”称呼的美国舞蹈家邓肯也到了血花世界。她在这里一连演出六天，就汉口这么一个大俗之地，竟然买不到看邓肯演出的票。《汉口民国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座位悉满，站立者亦踵趾相接，几无隙地。”读如此消息，不免让人有讶然之感。

血花世界还开过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太平洋劳动会议”。

只不过，血花世界的存在不足一年，夏天里，汪精卫叛变后，血花世界被命改组，当局还专门成立了“中央人民俱乐部改组委员会”，不到一年，它又被改名为“汉口民乐园”。

民乐园几经起伏，到1929年，便演变成一个以出租场地为主的商场，每天充斥在里面的叫卖声远远高过婉转逶迤的唱腔。其情状，大约就像现在的民众乐园那样。5月的时候，汉口民乐园又被要求改名。这回它叫“武汉特别市民众俱乐部”。可是才不到一年，也就是1930年农历五月初一，在“新市场”落成纪念日里，它又被改名了。这回叫的是“兴记新市场”。

“七七事变”之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宣传的中心。各类抗日的演出，也都出现在新市场内。冼星海在这里指挥过音乐会。汉口的戏剧名角们也都踊跃地投入其中。他们不仅将演出的收入捐献给身在前线的军人家属，还参加了汉口规模盛大的献金活动。但是，汉口还是沦陷了。

兴记新市场的老板在日本人来后，便当了汉奸。汉口被占领的第二天，新市场门前就挂出了“湖北自保团”的牌子，这是武汉最先出台的汉奸组织。这个组织专为日本人拉夫修机场、拆房屋以及搭桥修路。

汉口的戏剧演员们，大多不愿生活在日寇的统治之下，他们在戏剧公会的组织下，分成几支队伍，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撤离了武汉。剩留在新市场内的演出团体并不算多，其中有一个叫“亚细亚班”的魔术团。这个魔术团的班主会讲几句日语，日本人一来，他便立即与他们勾搭上了。然后他就被日本人任命为新市场经理。因为这个人叫王文明，新市场便取其名字中的一个字，叫作了“明记新市场”，这是1938年。明记新市场的演出自然要围着日本人转，所以，很让汉口的老百姓反感。1939年2月，亚细亚班正在演出时，突然从楼上的看客席中飞出两颗手榴弹，演出场上顿时大乱。这是新市场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爆炸事件。可惜却没有炸着汉奸，也没有炸着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明记新市场由“和记公司”承租经营，因此它又易名为“和记民众乐园”。新市场落成26年后，几经演变，几经颠覆，终于叫出了现在的名字。此后的汉口百姓，都叫它为“民众乐园”。1966年，它又被改名，是为“人民文化园”。但这个名字基本上没有叫开来，人们嘴上说的，脑子里记得的，都只是民众乐园，及至1979年，民众乐园的名字又正式恢复。六十年间，八易其名，其曲折经历，个中滋味，真难以言说。

上海有大世界，天津有劝业场，南京有夫子庙，汉口有新市场。这四大娱乐场所，在国人中有口皆碑。但是，我不知道，前面三家的命运是否也像汉口新市场换过那么多的主人，改过那么多的名字。

已然不觉园中有乐

虽然我在汉口长大，但我几乎就没有去过民众乐园。有一次，听几个汉口的老人饶有兴味地讲起民众乐园的种种轶事，觉得很长见识。心想如果把它们写下来，岂不是更有意思？于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里，我跟朋友一起跑去了民众乐园。

此时展示在我面前的民众乐园已经是一个杂货铺一样的商业中心。各类的进口服装店、小礼品店、小吃店，一个门面挨着一个。不知道封了什么地方，开出了一家网吧；顶上还在装修，据说要做一个酒吧。当年大大小小的剧场发清音、舞长袖的情景，全然不见。汉口的老人们讲述过的那一切，也都无从体会。虽然说本土文化曾经在此发育发展，虽然说外来文化曾经在此交流碰撞，虽然说这里记载着武汉的半部文化史，但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当它不容你的时候，不管你有过怎样的辉煌，它都会毫不留情地剔除掉你。因此，在这个曾经充满着地方色彩和文化个性的乐园，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并上演过一部又一部曲折动人的人生大戏的舞台，商品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轻易将之吞并。减价的叫卖声以及精品店的流行音乐声替代了原本有过的一切。商场将文化场彻底地消灭。

民众乐园永远照不出一张全景照片。

20世纪50年代的汉口民众乐园。

走在这里，已然感觉不到“乐园”二字的含义，只有一种淡淡的悲哀在心头挥之不去。

它在近年又一次被改了名字，现在它的全称是：新民众乐园。

民众乐园里面是这个样子。

民众乐园更名小资料：

1919年：新市场

1927年：中央人民俱乐部（又名“血花世界”）

1928年：汉口民乐园

1929年：武汉特别市民众俱乐部

1930年：兴记新市场

1938年：明记新市场

1945年：和记民众乐园

1966年：人民文化园

1979年：民众乐园

现在：新民众乐园

南洋兄弟大楼

强盗商标三炮台，纸烟牌号亦奇哉。

攻心伐髓君知否？寸寸巴沽是劫灰。

——《汉口竹枝词·香烟》·罗汉（清）

一

从我记事起，六渡桥就是一个热闹地方。

南洋大楼就在六渡桥。这是一幢六层楼的房子，很庄重很威严的样子。我曾经从它的门口走过多次，却从来也没敢踏上它的台阶。当年六渡桥一带无甚高楼，它就算是引人注目的楼房了。可我一直不喜欢这幢楼，因为它隔壁的民众乐园要好玩得多，可是南洋大楼却兀地往人家门前一立，阔胸宽肩，活活地将民众乐园的一半身子挡在了它的阴影背后。原本民众乐园的样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鸟，结果叫南洋大楼八面无情地压住了一扇翅膀，民众乐园在八十多年历经坎坷，几易其名，我总觉得就是它门前的南洋大楼破坏了它的风水——当然，这有点说笑了。

南洋大楼能有如此气魄抢地盘建高楼，它果然也是有来头有背景的。所以，既然扯到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得从头说起。

二

佛山在广东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但它下面的南海县黎涌乡却很是一般。一个叫简汉达的男人带着他的妻子住在这里。1870年，春节刚过一个礼拜，简汉达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欣喜中的简汉达为自己的头生子起了“简照南”这样一个名字。

几年过去了，简照南陆续有了四个弟弟。但是家里却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他的父亲因为劳累交加，一病而逝。正在上小学的简照南突然就面临了生存的压迫。虽然他的母亲靠着捏制泥茶煲出售能挣回一点点钱养家糊口，可作为长子的简照南却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母亲支撑这个家庭。于是他放弃求学，每天上山砍柴，晨出晚回，以分担母亲的压力。

1938年的六渡桥。路右高楼即南洋大楼。

简照南有个叔叔叫简铭石，他在香港做生意。一年回家探亲，看到兄长家过得这么辛苦，便表示愿意把简照南带到香港闯天下。叔叔的这个建议，很让简照南心动，因为他也觉得若要摆脱家里的贫困，作为长子的他，必须出门闯荡，凭着自己的能力打出一个天下来才行。于是，他决定跟着叔叔去香港。当简照南搭乘海船前往香港时，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正在改变。

叔叔简铭石在一家名叫“巨隆”的瓷器店做事，他的工作就是去日本收取账款。他带着简照南来到香港后，便将此事交给简照南去做。一个成功的人最终能够成功，其实从一开始做小事情时就能看出来。简照南做事认真细心，往来账目多而复杂，他却从未出过一次差错，因此他深得老板的喜欢。因为信任，老板又派他和简铭石去越南处理客户的欠款。糟糕的是，事隔不久，巨隆瓷器店竟因资金出了问题而导致倒闭。简铭石便只好带着简照南在越南自己做生意谋生。他们开过陶器店、玉器店和棉布店。简照南在经商的过程中展示出自己过人的才华，在有了一点积累之后，简铭石便拨了一笔资金，让简照南自立门户，独立发展。

简照南曾经长驻日本收款，对日本商场上的情况比较清楚，人熟地也熟，于是他离开越南，转去日本。他在神户开设了一家名为“东盛泰”的商号，专门经营日本海产品和布。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商业十分发达，简照南在这里如鱼得水，生意也做得很火。很快，业务多得他忙不过来，于是，在1893年，他把刚满16岁的弟弟简玉阶带到了日本，这一年简照南自己也不过23岁。从此，两个兄弟联起手来，开创他们的简家天下。兄弟企业也是到这一年才开始萌芽初露。

临近世纪末的香港，商业已经显露出它的繁华姿态，简照南住在日本，又常在东南亚走动，比照之下，他觉得回到香港做生意，市场更大。因此，他带着弟弟简玉阶回到香港，两人合开了一家名为“怡兴”的商号。商场上的格杀从来都残酷，一百多年前就是这样。但简氏兄弟因长期经营，对客户甚好，并且很有信誉，所以，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站稳了脚跟，并且生意还越做越大。

长期以来他们靠租船将日本的货物行船走水向东南亚销售，因此，在他们有了钱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开了一家轮船公司，大约也是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吧。公司的名字叫作“顺泰”，两个字都很吉利。初始，他们靠租船跑海，资金雄厚之后，他们便买下一艘叫作“广东丸号”的货船。不幸的是，吉利的名字并没有给简氏兄弟带来吉利的后果，在一次前往日本的航程中，广东丸号遇到台风而沉没于海，顺泰公司由此而破产。

1902年简照南加入了日本国籍，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松本照南。我没有找到资料来说清他何故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我觉得他是个商人，大约是为了经商方便之缘故。因为这个，许多书上都说简照南是旅日华侨商人。同时也因这个，简照南后来吃了不少苦头。

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简照南和简玉阶开始了令他们名扬天下的创业。这一年的正月初八，也就是简照南三十五岁生日那天，他们在香港罗素街租下一座旧式仓库为厂址，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此时的中国，在经受了甲午海战失败的痛苦后，深知国弱便挨打。一批有识之士奔走呼号，主张实业救国，振兴商务。各地成立了商会，人们纷然联合起来，抵抗洋货的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对洋货最大的抵制，便是大兴国货。简照南显然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简照南在公司的成立大会上，公然挂出大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

1931年大水中的南洋烟草公司大楼（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民国武汉烟标。

汉口南洋烟厂。

汉口南洋烟厂。

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摆出了与洋烟挑战的架势。

三

香烟这玩意，无疑是从海外传进来的。20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离不开香烟了。有资料记载说，烟草最早于明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末期从菲律宾传入我国台湾，由台湾而福建而广东。开始流行的吸烟方式为烟斗，为水烟、鼻烟、嚼烟。18世纪以后，烟制品多了，制烟业亦趋向手工作坊生产。19世纪中叶广东沿海一带就出现了用小纸片卷烟丝吸用的形式。

1890年，美国一个叫老晋隆的洋行在中国推销他们的“品海”牌卷烟。这是首次将纸烟输入中国，此烟一上市，便大受中国人欢迎，吸者甚众。美国人一看有利可赚，立马就在上海设立了卷烟厂。中国机器制造纸烟的历史，由此开始。

洋烟在中国市场的大肆横行，也让许多的中国人焦虑。曾经有一拨资本家提出口号：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与此同时，也兴起办厂热，以与洋人抗衡。1902年，一个叫黄暻的商人，集资9万元钱，其中吸纳官股2.7万元，以官商合办的方式，在天津创办了“北洋烟草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的机制卷烟厂。几乎同一年，世界卷烟托拉斯英美烟草公司也到中国圈地设厂，推销洋烟。

英美烟公司一进中国，便采取了强力推销方式。他们仗着资金雄厚，又有洋人背景，所以行为做派都摆出一副霸道不过的面孔，意欲在竞争中打败中国所有的对手。他们做起广告来，不惜人力财力，形式也变化多样。写大招贴、传单、报纸广告、油漆牌子、马路广告、墙壁广告、火车站广告、月份牌广告等。还有格外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广告，从天黑亮到天亮，非常有诱惑力。他们还雇用大批的推销人员，扛着广告牌，敲锣打鼓，四处游走，并向各商店免费散发香烟。有时候，他们甚至在闹市里，将成百包的香烟撒向街头，让市民自抢之。而在晚上，他们会在电影院门口守着，人们只要买一盒烟，就可看免费电影。即使是小集镇和乡村，他们也不放弃。削价推销、向代销店赊销诸如此类手段，他们也都使用过。有一次，上海拉黄包车的人突然全都穿上了一种马甲，马甲背后，有一个大大的“烤”字。黄包车夫们在上海的每一条路上奔跑，人们都对这马甲倍觉好奇，不断打听，方知，这是英美烟公司新推出的“翠鸟”牌烟广告，这种香烟的烟叶是用“烤”法制造的。好奇的人们更加好奇，便纷然买此烟品抽，这一抽，便中了英美公司的招。如同这样的轰炸式的推销方式，效果自是惊人，他们的“哈德门”“红锡包”“三炮台”“老刀”等烟，很快便家喻户晓。烟这个消费品，容易成瘾，尤其一旦习惯抽某一品牌，烟民们都不肯轻易换之。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迅速地有了自己一批固定的烟民。

南洋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公司且打出如此与英美烟草对着干的口号，自是令对方恼火透顶。但此一举动，却大受国人欢迎。南洋公司最先推出的产品为“白鹤”牌卷烟。当时恰逢发生了美国政府虐待华工事件，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美爱国运动，抵制美货行动亦进入高潮，全国的主要大城市在商会的领导下，提出了“不用美货，不订美货”的口号。因此，作为国货的“白鹤牌”便有了一个绝好的上市机会。它几乎是一举打响。简照南见市场如此之好，立即又推出“飞马”“双喜”牌卷烟。这两个牌子的烟标，大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图案不断变化，但牌号始终存在，它们被上海卷烟厂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国烟标史上迄今用得最长的烟标牌号。

中国有句老话传了一个多世纪，这话就叫作“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这自是中国人亲身体验后所作的总结。目击自己的产品输华值连年剧烈跌落，洋人们焦虑万分。他们不敢直接面对抵制他们的中国商家与百姓，但他们却会给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他们知道，清廷政府是怕他们的。这一招果然管用，政府在洋人的压力下，竟下令各地镇压老百姓的抵制洋货运动。及至1907年，抵制洋货的运动转入低潮。

英美烟草公司志在一心独霸中国香烟市场，他们上面既有本国以及清政府撑腰，手上又有雄厚的资金作底，因此，他们投以重资，以用来打压中国民族烟草业。商场竞争，打击的手段是非常凶狠的，资金微薄的华人制烟公司连连倒闭，1906年北洋烟草公司亦宣告破产。

灾难也终于落到了南洋公司头上。英美烟草公司先是以南洋公司“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模仿了英美公司的“玫瑰”牌香烟，是侵权行为，向港英当局提出诉讼，并要求给予法律制裁。香港当局因怕洋人，便作出判决，强令南洋公司烧毁已经生产出的香烟和业已印好的商标。这对于原本就利小势薄的南洋公司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事隔不久，英美烟草公司又故伎重施，再一次将南洋公司的“飞马”和“双喜”送上了法庭。沉重的打击又一次落在了南洋公司头上。南洋公司因此元气大伤，债台高筑，营业遂一蹶不振，终至1908年5月宣布破产。看着自己亲手创建起来的工厂突然间清静无人，工人们纷然另谋生路，上门来讨债的人接踵而至，简照南终因愤而悲，因气而病，以致他生命后来的五年里，一直处于病痛之中。

在自己的国家被洋人如此欺负，这口气不光是简氏兄弟咽不下来，就算是旁的人也看不过去。同时，简照南自己也冷静地反思公司自身的问题。他意识到除了英美公司有意刁难外，自己“资本不足及制造之未精”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1909年，简照南的叔叔简铭石在关键时候，再一次伸出援手，筹资13万，让简照南进行第二次创业。这一次，简照南给公司注册起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同年2月，再次在香港开业。有过一次教训的简氏兄弟，重订了章程，重新规划改组。为了开拓市场，简玉阶亲自走赴南洋，推销公司的香烟。虽然初始颇为艰难，但时运也总会眷顾那些永不言败的人。南洋兄弟公司波折了几年，到底也有运气来的时候。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南洋公司的香烟在东南亚一带销量猛涨。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给民族卷烟业提供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南洋兄弟公司的业绩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一家。于是从1916年起，一直落脚香港的南洋兄弟公司开始在国内重要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济南等地设厂办公司。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生产的长城牌香烟。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来武汉，落脚在南洋大楼时，武汉市民集会庆祝的场面。

汉口这个热闹的华中重镇，自然也是简氏兄弟看好的地方。

这样，1917年，我们的南洋大楼就从规划的图纸上，走入了汉口人的视线，它现身于即将繁华起来的六渡桥。

四

1917年南洋公司的产量飞速增长，与1912年相比，此时已是彼时的7倍。简氏兄弟终于出头了，他们有钱了，他们气壮了，他们可以把子公司撒种子一样撒向全中国了，他们完全可修气派非凡的大楼了。

其实我真的没有查清档案，到底是新市场（即民众乐园）的东家先看中的六渡桥这块地皮，还是南洋公司先看中的。也没有找到有关他们两家争夺地皮的资料。但我相信，在当时地皮并非紧张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两幢房子如此这般地肩贴着肩来建造，背后一定有着复杂的理由，甚至有过激烈的冲突也说不定。所有的资料都表明，他们俱在1917年开始破土动工。甚至他们的营造厂都是那家叫“江合顺”的厂家。资料上虽无明确的动工日期，但在读资料的感觉上，应该是新市场修建在先，南洋大楼修建在后。于是，这便让人觉得南洋大楼仗着自己钱多腰杆壮，他要在自己看中的地方修楼，根本也不把一边正在修建地新市场放在眼里。他们的这种强硬，使得汉口的城市建设起步不多久，便出现大败笔。中山大道上最难看的地方，说是这里也不为过。及至现在，时光过去了80多年，对这样的败笔建筑，拆也不是，留又难看，实在不知应该如何是好。所以，从这点上讲，我觉得汉口人就不应该原谅南洋兄弟公司。

南洋大楼建成是在1920年。它有五层楼高，算上中间的塔楼便是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南洋大楼的设计者是谁，已经无从查询，所有介绍它历史的书籍，都特地注明了“设计者不详”几个字。只是听说它可能是由一位美国工程师设计的。介绍这幢建筑的人们对它大多称赞有加，说它雄伟气派，说它内里富丽堂皇，说它历史地位显赫。但我却不以为然，至少从外形上看，我是一点也不喜欢它的。它的样子显得呆板而霸道（有这样的感觉，实在与它无理地挡住民众乐园半边身子有关），一副有钱人发了财想要挥霍一把的派头。虽然它楼顶建有回廊，两角上又有圆顶装饰，塔楼下两处窗台都做成拱门的样子，阳台也尽力雕琢，显得很富有欧式建筑的风格，但它怎么看都不漂亮。说朴素也不朴素，说华丽也不华丽，就像一个东北老农着一身灰布大褂，却又要抹点脂粉、缀几粒金饰的架势。它除了具有挺胸昂头站在中山大道（以前的后城马路）的大派头外，没什么值得多说的。或许正是这种派头，它才容易被好露富的商家喜欢，被爱显贵的官家看中。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武汉，办公机关就选在了这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首领们都在这里频繁活动，它几乎是汉口名人出入最多的一幢大楼。所以，它现在主要被当作武汉国民政府旧址来介绍以及保护。

五

继续说南洋兄弟公司吧。

南洋公司经过数年努力，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的烟草企业。纵是如此，英美烟草公司也从来没有放过它。他们使了很多手段，试图弄垮南洋公司，但在羽翼业已丰满的南洋公司抵抗之下，都未能成。从1911年起，英美烟草公司甚至拉拢了南洋公司在上海的股东们，几次都要收买和兼并南洋公司。连简照南自己都有些顶不住了，觉得英美公司势力之大，“若与为敌，则我日日要左顾右盼，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即为吞噬”。如果不与他们合并，以后的日子更难。但幸亏简玉阶态度分明，他表示“纵有若何好条件，亦不甘同外人合伙。倘大兄不以为然，弟唯退隐，无面目见人而已”。简玉阶冒着宁可与其兄长关系破裂的危险，坚决抵制，最终使英美烟草公司的计划流产。

1919年，曾经加入日本籍的简照南又宣布脱离日籍，恢复中国籍。但在1923年，因病疼多年缠身，简照南终于撑不下去了。这年的10月，他在上海病逝。他的弟弟简玉阶经过多年历练，独自当家已经毫无问题。简玉阶认为南洋公司“内以国货为号召，外仗社会之赞助”，才是民族烟草发展的必由途径。

说得也是，南洋公司自成立起，就一直打的是爱国牌。尽管英美烟草公司无时无刻不想要整垮南洋烟业，但简玉阶依然以不变应万变，循着南洋公司的老传统，继续打爱国牌。1925年“五卅”运动后，南洋兄弟公司制造出“长城”牌香烟，并且在烟盒上醒目地写道：“不吸香烟，固然更好；要吸香烟，请用国货长城牌。”

南洋兄弟公司多少年来一直与英美烟草公司对着干，以弱抗强，不屈不挠，让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在世界的注目下，闪烁出其高贵的气质之光。在读着它艰难的成长历史时，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感慨万千。

六

南洋兄弟公司的后话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它的总公司被宋子文买了过去，简玉阶也从此坐到了闲散的位置上。而南洋兄弟公司1926年在汉口开办的制造厂也是流年不利。先是汉口发大水，接着汉口沦陷，汉口南洋厂迁往重庆。其间遭受巨大损失，也是自然。1949年，因为经营缘故，汉口南洋厂和汉口分公司全部停办。1953年12月南洋烟厂正式命名为“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制造厂”。中间又经历了一些合并、体制更改之类的变化，1964年汉口南洋烟厂改名为汉口卷烟厂。“南洋烟厂”四个字从此在汉口结束了它的使命。及至1968年，汉口卷烟厂再次改名为“武汉卷烟厂”。

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随着体制的变化，随着创业者的逝去，也都几乎一一逝去，几乎所有的私营公司，都成为短命的公司。现在的汉口人已然不知什么南洋公司之类的了，它只存在于老人们的记忆里，却从来没有进入过年轻一代人的心中。但英美烟草公司却一如既往地运行着，抽它香烟的人，依然很多。

现在的南洋大楼。

至于南洋大楼，它现在所在的地址是中山大道712号。它的楼下开着商店，楼上设着饭店。当然会有一座纪念馆。只是纪念的内容并非民族资本家简氏兄弟，而是国民革命政府。商人跟官人在一起时，无论他多有钱，他总是只占下风。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汉口第一路

买办仍须靠外援，首先讲造要抛盘。

不须认得西洋字，请个先生代出番。

——《汉口竹枝词·洋行买办》·罗汉（清）

江汉路（Jianghanlu）位于汉口城区中部偏南。东南起沿江大道武汉海关大楼北侧，向西北延伸，穿中山大道跨京广铁路抵解放大道。沿路与黄陂街、洞庭街、鄱阳街、花楼街，江汉一、二、三路，铭新街、吉庆街、京汉街等相交连通。沥青路面。此路为江汉区与江岸区行政辖区的分界线。西侧分属江汉区花楼、水塔两街辖区，门牌1—247号；东侧分属江岸区上海、大智两街辖区，门牌2—250号。

江汉路是全市著名的街道，也是主地名。由它派生得名的有江汉一路及四路，以及在其北端、隔解放大道与之相望的江汉北路。此路从早到晚，人流如潮，十分拥挤。

江汉路口上的刘园

其实在每个城市里，都有自己叫得最响亮的街路。它们闻名遐迩，令外来的游客心驰神往。在北京是王府井大街，在上海是南京路，在武汉，当然就是江汉路了。武汉人常说，没去江汉路，就等于没来过武汉。

说得是！

江汉路很长，它的一头伸到了江边，另一头搭在解放大道上。在通向解放大道的江汉路口上，曾经有一座很大的花园，叫刘园。园内亭台掩映，花红柳绿，来往尽豪贵，进出无穷丁。汉口百姓从其门前经过，都会忍不住勾起脖颈张望一番。它实实在在是汉口的一处名胜之地。刘园的修建是在1901年，时间竟然业已过去一百多年。如此之漫长的岁月，它被人们淡忘也是理所当然。其实，刘园故址现在依然花木葱茏，只是主人早已替换。许多年前，它成为中国船舶公司的办公地点。过往的人们只知道这里是他们常见的一处机关，不再对它有任何好奇之心。他们哪里知道，这里曾经是汉口著名的花园，又何曾知道，花园的主人在汉口曾经有若何名声，更不知道，江汉路就是这个人折腾出来的。

现在我要说出“刘歆生”这个名字了。

其实我跟很多汉口人说起刘歆生时，大家的神情多是很茫然，这个名字太陌生了，陌生得就仿佛从没听说过。然而回望几十年，“刘歆生”这三个字在汉口真是叫得比现在的“江汉路”三个字还要响呵。

汉口当年盛传，刘歆生见到黎元洪，对黎元洪说：“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创造了汉口。”这口气真够大。而如此狂妄之言，不是刘歆生，一般人又怎敢说得出口？

那时的刘歆生，是汉口著名的买办。

修建了歆生路，号称“创造了半个汉口”的汉口商人刘歆生（右三）与家人的合影。

民国初年太平路、歆生路（今江汉路）英租界与华界相邻区域（近前四层为汉口大旅馆“楼外楼”）。

1929年歆生路加铺柏油兴工情形。 ◎ 民国初年太平路、歆生路（今江汉路）英租界与华界相邻区域（近前四层为汉口大旅馆“楼外楼”）。

民国成立，汉口商业街歆生路（今江汉路）遍插五色旗。

1929年新铺柏油路面的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

近代新出的名词：买办

现在让我先来说说买办，因为这两个字，近些年已经深让我们有陌生之感。而想要了解刘歆生以及我在后面将要陈述的其他汉口故事，不将买办说透，恐怕会生出一些理解上的误区。

在中国的老书上，显然是找不到“买办”这个词的，它是近代洋人来华后方有的词，属于外来语。它最早是由谁用起来的呢，我也没有弄清楚。

有一说是：洋人最初来中国经商时，首先到的地方是广东。但那时的洋人不被允许上岸，只能待在船上，因而他们的商业活动，便全靠中间人的往来。这个中间人由广州具有掮客性质的十三行（又被叫作“十三夷馆”）派出。在洋船来时，中间人上船看货定价，然后再由官厅派人同来开舱起货。货完过后，洋人要购买当地土货回国，开出单子，亦由中间人代为购进。后来这个中间人便被称作“买办”，其意即为代外人买办物件者。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日多，外国洋行也尾随军队登陆中国，他们在各口岸上都开设洋行。洋商们因对中国行情不熟，必须雇请中国人为其中介，以便更好地赚钱，于是，职业买办便应运而生。那时在洋行当买办的人以广东人居多。

初始，上海人将买办叫作“康摆渡”，此词来自英文Compradore的谐音，词源却来自葡萄牙语的Comprar。但可能因如此叫法有些拗口，便将广东的“买办”一词借来所用。这时的买办，完全受洋人雇佣。他跟中国人打交道时，必须完全站在洋人立场上，他的个人利益与洋人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此时的买办之意，与最早广东所叫的买办之意，已然有了根本的差别。

最初去洋行当买办，很为中国人瞧不起。开埠之后，中国人对洋人在自家地盘上占地盖房，十分痛恨，所以，对那些为洋人做事的人一律呼之为“洋奴”。有正当职业的人以及中国的本土商人，根本不屑去给洋人当什么买办。所以，最初的买办相当多都是杂役出身。比方为洋行当厨师呀看门呀管库呀什么的。他们服务日久，对洋行业务以及洋人习性有了基本的了解，同时多少能呷几句洋文，聪明能干的便渐次被洋人看中，一步步提升起来，做了买办。所有到洋行当买办的人都必须交纳一笔寄库金，即保证金，这是洋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所定的规则，这在洋行和买办之间已经形成制度。

1927年，不会讲中国话的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

汉口民众冲击英租界。

因为一系列的失败，清政府惧怕洋人，所以，洋人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享受了许多中国本土商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若用今天的话来说，政策一好，经济效益就好。因此在洋行工作的收入便相当高。同时，随着洋行的日益增多，经营面的日趋扩大，洋行对买办的需要更为迫切，从而也对买办的身份、工作性质以及与洋行和社会的关系有了定位。

人们眼睁睁地看到那些曾经远不如自己有本事的杂役们或者和自己一样做杂役的人，有朝一日当上买办，便立即又富又贵起来，于是自然而然便放弃了歧视，开始巴望自己加入其间，成为其中一员。

中国的本土商人也由此动心，而这些人是洋行更为欢迎的对象。他们如有大商号作保以及名人推荐，甚至可以不必交纳寄库金。

1900年后，清政府财政困窘，连连向外国银行借款，而在借款的活动中，买办们担当了重要角色，往往买办们的一句话能够在银行方面起重要作用，于是整个社会都不得不对买办们高看一眼。官僚们对洋人的态度由害怕转而为逢迎谄媚，而作为洋人之奴的买办们，在此背景下，其地位自然是水涨船高，其气焰当然也就越来越嚣张，歧视买办的风气也在社会上倏然消失。

至于买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身份的人，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说得好透：“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

说到底，买办表面上看过去，有钱有势，算得上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们与洋人的关系却只是一种主奴关系，他们跟着洋人做事，必须随时看洋人脸色，仰洋人之鼻息，靠捡洋人嘴边的唾余发财，所以，他们的日子常常也很不自在。我看过一份买办自己写的文章，文中说，他们这些做买办的，非常讨厌自己被称为买办。

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越来越多，他们不必通过买办即可直接与洋人贸易。在如此背景下，一些洋行开始裁撤买办，买办制度于是在20世纪初时便趋于衰退和没落，取代它的是高级职员制和经理制。

所以，买办的生活距我们实际上十分遥远。遥远得我们只知道它是政治课本中经常出现的两个字。

放完鸭子当买办

1875年，东西湖柏泉刘家嘴一户刘姓人家，生了一个儿子。父亲刘作如给他派名刘人祥。乳名刘祥，别号歆生。不知道这些名字当时就这么取着，还是后来另取的，总之，它们都是刘歆生的名字。

刘歆生家并不富裕，所以，当他稍长大一点，便去外面替人放鸭子。刘歆生划着小划子，跟着鸭群，在四处都是湖面的汉口转悠。哪里的洼地夏天会涨水，哪里的湖水雨季会泛滥，他都了如指掌。当时还没有修张公堤，湖水一直漫到城堡的墙根下。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否就想过，他的小划子经过的地方，将来都会成为他的地盘。

刘歆生的祖父和父亲刘作如都信奉天主教，刘歆生长大之后，自然也入堂奉教。在长期与神父和教友接触中，刘歆生很快能说一口英语和法浯。要说起来，这个人也算是能干。因为与教会的关系，刘歆生进了汉口的太古洋行打工，他在里面当练习生、写字以及跑街。总之做杂役而已。月薪有十两纹银。从这十两纹银起步，刘歆生开始了他在汉口商场打天下的历史。

老话说，善有善报，这话你不信还真不行。曾经有个叫刘长荫的河南人流落汉口，经人介绍给刘作如当了养子。刘长荫也信奉了天主教，他在轮船上工作一阵后，又辗转当上了上海立兴洋行的买办。我之所以要把这件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人事写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血缘的哥哥为了刘歆生的出头，助了相当关键的一臂之力。

1899年，刘歆生满24岁，正是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的年华。这一年，法国立兴洋行在汉口开业，要物色中国商人为其充当买办。教会推荐了刘歆生，与此同时，时为立兴洋行上海总行的买办刘长荫也立即将刘歆生好好作了一番推荐。几乎没有什么周折，刘歆生一举而成为立兴洋行汉口分行的买办。这个肥差，多少人垂涎而不得，他年纪轻轻的刘歆生竟然轻易到手，要说他有运气，你也不能不信。

有一阵，上海的各大洋行需要大量的白芝麻，刘长荫将此信息告诉了刘歆生。于是刘歆生便到一些生产白芝麻的地区设庄收购，然后在汉口集运前往上海销售。几趟水跑下来，贱买贵卖，质好量多，竟大赚了五十万。商场这个地方，服的就是能赚钱的人。资格高低，阅历深浅，年纪大小也都不在话下。你赚到钱了，就算你有本事。刘歆生这一趟生意做下来，大大提高了他在商场上的知名度，从而成为汉口的商界名人。

他的运气还不止于此。法国东方汇理洋行在汉口物色买办，竟又相中了刘歆生，从此，他的事业便如日中天。

一跃而为地皮大王

刘歆生人聪明，跟人闲聊天，也会留意其话间有无信息。他既是天主教徒，自然常去教堂。教堂的神父和传教士以及去那里的洋商们常会对汉口的一些事情作预言。有一回，他们预言汉口的市场将来必有大前景，而四周的地皮也会因市场的发展大涨其价。远在上海的刘长荫听刘歆生说起此事，也觉得投资地皮肯定是件可图大利的事。

刘歆生于是来了劲，他把他卖芝麻赚的钱，全部都用来买地。沿着芦汉铁路两边的湖地，无论面积大小，刘歆生几乎是见卖就买。买得自己的钱都不够了，他亦不顾利息负担，宁肯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也要买下。那时候，张公堤未修，汉口堡未拆，城外皆湖沼和洼地，城内亦尽水凼和土坑。因为地势低洼，下雨便积水，陆地常常就是湖，农民无法种植，所以，觉得不如卖了省事。这样的劣质土地，对它们感兴趣的人少极，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格外低廉。刘歆生买地时，因地已成湖，他便先在四界立上旗杆，然后撑着小划子，以划桨次数为计量单位，一片一片地将土地的主人改为刘姓。几年时间内，他前前后后收购了上至舵落口，下迄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当时堤还未修），南至租界共约60多平方公里的湖淌地。1901年刘歆生就成立了填土公司，他开始将他那些湖沼和低洼地填实。

这期间，张之洞要修后湖堤，刘歆生自是极其拥戴，因为这堤修好，它的地价将成倍上涨。因此，当张之洞修堤的钱不足时，刘歆生慷慨掏出五十万银两给张之洞。整个工程需用银两八十万，他刘歆生一人就给五十万，你当他是如此热衷公益事业？当然不是。大堤一修好，他在堤内的土地全部都升值，从中所获的价值，又何止这个五十万。

一切发展都在刘歆生的预计之中。1905年，张公堤修好后，堤内涸出的大片土地几乎都成了良田，而这些土地之四分之一都属于刘歆生。1907年，汉口堡拆除，原有的城基改修为后城马路，刘歆生所拥有的城内外的地皮虽然尚是湖淌和土坑，但市区向外扩展的趋势已经十分明确，它们的前景业已相当可观。

毫无疑问，这时候的刘歆生已经成为汉口名副其实的地皮大王。

当时汉口有句俗话，叫作“六渡桥是陷人坑，水塔外叫鬼摸头”。但在刘歆生的填土公司努力下，以十年时间，将他所有毗连相邻的洼地土坑都依势填平了。当这些土地达到屋基标准后，刘歆生便将这些地皮予以开发。按地区和街道的地势和方向，他修建了大量的房屋，或铺面，或住宅，然后出租予人，自己收取租金。江汉路由胜利街口起至铁路两旁的铺屋以及生成里的全部建筑，都是刘歆生投资所建。这时候的地皮大王，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房地产大王了。

从此有了江汉路

江汉路这个名字当然是后来起的。但是这条路却有着很老的资格。这原是一条土路，因为临近江边，往来贸易便利，便一直很热闹。商人集资修整了这条路，并为之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广利巷。这便是江汉路最早的名称。清末时期的地图上，便能找见这个名字。

开埠以后，英国人在与广利巷相邻的地盘上建起了他们的租界区。广利巷紧贴着英租界，为方便商贸，汉口当局便将广利巷扩展成碎石马路。又将此路改名为“太平路”，取意于“对外忍让，唯求太平”，可见官方害怕洋人之心。

英租界的西北边，有一大片水塘荒坟，地的主人即刘歆生。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米勒一直觉得英租界与此地段犬牙交错，不便管理，亦不安全，便想把这片地亦扩展成英国人的。米勒便去找刘歆生商量。而此时的刘歆生也在想要如何把这片荒地变成熟地，米勒的出现给了他机会。米勒表示如果刘歆生想要土地尽快升值，就必须把这片洼地填实加高。而租界内有大量的煤渣，可借刘歆生用来填土。但是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洼地填高之后，要将它纳入到租界范围内，由工部局修马路。面对米勒的条件，刘歆生亦提出了条件，那就是路修好后，剩余的土地，产权仍归刘歆生所有。米勒也答应了这一条件。最后两人形成的协议是：英租界工部局将租界内的煤渣运到荒地一带，供给刘歆生填地。而刘歆生志愿将已填高土地的一部分纳入租界范围，由工部局在此建筑马路，筑路剩余的土地仍归刘歆生所有。

江汉路的东南方向由江汉关起头。

20世纪30年代的江汉路。

英租界因为刘歆生与之的协议，越界筑路，凭空地将其界址扩大了三分之一多。他们在填好的土地上修建了两条马路，一条是杨子街，另一条，英国人为哄刘歆生开心，特报请英国女王批准，起名为“歆生路”。

紧接着，刘歆生将叫着自己名字的道路，以及越过后城马路，一直向西延伸到铁路边的路，统称歆生路。同时还与此路相垂直，南向开辟出歆生一路、歆生二路和歆生三路。当这一片道路连接起来，形成热闹气候时，他的土地升值的速度也让人惊叹和咂舌。

填土时的江汉路，每方丈为五十两银子，填土后的1915年便涨到了二百两一方丈，及至1917年才不过两年工夫，地价又翻了几番，为每方丈一千两。地皮大王刘歆生这时候想要不富都不太可能。

1926年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在这年底由广州迁到了汉口。1927年元旦，武汉各界因此而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活动一连好几天，结果在3日这天出了件大事。这天下午，一群学生在太平路临江的沙滩上作讲演，这是中英交界之地。许多码头工人和海员都围在那里听学生讲演。人有些多，但秩序却很好。正当学生们讲得起劲时，一队英国巡捕越过英界突然跑到沙滩上来。他们意欲驱散聚在那里听演讲的人们。可是人们却认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肯离开。英国人也是横行惯了，见中国人驱赶不散，便立即动用武力。他们从英国军舰上调来大批水兵登陆，架起十六架机关枪，并在沙包前置电网，以此恐吓中国人。当听讲的民众渐次退入到华界内时，英兵竟闯入华界，举着刺刀向民众乱砍乱刺，结果一个叫李大胜的海员被当场刺死，另有几个身负重伤，轻伤者亦达三十好几。这样的霸蛮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于是，惨案之后，整个武汉都仿佛被燃烧了一样，反英的浪潮亦掀天而起。

当晚，国民政府即向英领事提出了口头抗议。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叫陈友仁。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只会讲英文而不会讲中国话。陈友仁限令英方24小时内把水兵撤回军舰。次日后，武汉全市罢工、罢课、罢市，30万市民举行反英示威大会。此后是一个多月的谈判，精通英文和西方法典的陈友仁态度非常强硬，英方迫于压力，于2月19日签订了《汉口英租界协定》。3月15日，中国正式收回了自1861便设立了的汉口英租界，从而结束了英国人在此盘踞了66年的历史。

曾经横亘在租界和华界间的铁网以及栅栏一夜之间统统拆除，而由江边一直通向循礼门的这条分别为太平路和歆生路的特长街路亦合二为一，实行统一管理，它被起名为“江汉路”。名字来源于原太平路口上的建筑江汉关。

从此，汉口便有了这条江汉路。从它被命名到现在，也已经有了76年的历史。（编者注：江汉路被命名的时间是1927年，作者写作本文的时间是2003年，故此处为“76年”）

路边风光无限

江汉路可以说是汉口最豪华的一条路。尤其近年，它被改为步行街后，它的豪华便更加突出。无论是它路边被修饰得花团锦绣的店面，抑或是它被铺设得极尽斑斓的地表，当然不说它走上十几米便会出现的雕塑也不行。至于到了夜晚，霓虹灯自然也是不让江汉路夜眠的。还有飞得满街的音乐，响通了整个一条马路，一直要到夜半三更。

有人气方有闹市。江汉路的热闹，最关键的便是门面紧贴着门面的商店。人气是它们聚集起来的。汉口人以往买东西，首先要去江汉路，总觉得最好的最时髦的东西，肯定只有在江汉路上才能买到。这种心理，似乎到了近年，大型商场多了，才淡化了下来。

汉口日清邮船公司老楼。

日清邮船公司，它是1928年完成的建筑。

但江汉路除去它曲折有致的历史，除去它店铺林立的商业，它还有着尤具看相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经年已久，伴随着江汉路经历了无数风雨沧桑。走通整条路，就像走在一个天天都在开放的近代建筑的展示会中，一路的老房子，很容易让人凝视和流连，此时你想不怀旧都不行。

现在就让我从江边向解放大道方向走起吧。

第一幢当然是与路名有关的江汉关。这是1921年设计、1924年完工的一幢建筑。它由英国建筑师斯九生设计，上海魏清记营造厂承建。这幢大楼特意被放在两条道路的交会处，又利用突出江面的地段进行布置。大楼东西两面对称处理，兼顾着江面与江汉路的对景关系。高楼钟耸，大钟电控报时，按刻奏乐。夜深人静，钟乐声起时，响彻三镇。它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汉口的城市标志。

1916年建成的日信洋行。

台湾银行建成于1915年，它似乎是江汉路上最老的一幢大楼。

与它对街相望的是日清轮船公司和日信洋行。日清轮船公司是1928年完成的建筑，而日信洋行则老得多，是1916年时期的建筑。日清轮船公司的设计和承建都是汉口著名的公司，景明洋行和汉协盛营造厂合作的结果。它立于江汉路拐角处，拐角处的顶部建了一座两层圆顶塔亭。外墙的花岗岩一直到顶，大楼的平顶上设有露天花园。整幢大楼端庄气派，一经盖成，便成景观。日信洋行因为年代太久远，已然不清楚它的设计和营造者是什么人了。但整幢大楼三段式的构图，壁柱分格，拱门长窗，线条分明，一眼望过，满目繁华，仔细再看，却又朴素不过。漂亮的房子就是让人看了还想看，每一眼产生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两幢大楼，一幢现在是武汉证券公司，另一幢则属广州军区。

接下来是台湾银行。这幢大楼建成于1915年，它似乎是江汉路上最老的一幢大楼。它的设计者不太清楚，而营造者则是汉协盛。汉口最漂亮的建筑一大半都是这家营造厂承建的。我们面前的这幢台湾银行大楼风格变化多端，一、二楼的弧窗拱门，有着强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色彩，而三、四楼外廊和细部装饰都十分古典，四楼的屋檐上还有一层，却又线条简单明快了起来，乍看去，颇有现代味道，但这却是上世纪初的作品。它目前的主人是武汉商业银行。

现在我们就要说说两幢颇具现代风格的大楼了。它们是中国实业银行和四明银行。比较起前面几幢大楼，它们是晚辈。一幢建成于1935年，一幢建成于1936年。它们都是中国设计师卢镛标的作品。卢镛标曾经在汉口著名的设计所学习过两年，然后去美国学土木工程，在那里，他接受了欧洲新建筑的思想。上个世纪30年代，卢镛标开始从事建筑设计，并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这两幢大楼应该是卢镛标的代表作。与以往的充满古典意味的建筑相比，它们都具有明显的现代风格。造型追求简洁、明快，给人一种硬朗朗更或是直来直去的感觉。这两幢大楼更突出的是注重内部功能，采用西方先进的结构技术，这种摩登的外形和新式的内构，在当时的汉口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不过当我们看惯了后来遍地开花的现代建筑的这种仿制品大楼后，当我们现在欣赏到现代建筑更为成熟的作品后，便不觉得早期的这种建筑有什么漂亮，反而觉得它面孔呆板而缺少表情，少了许多可供赞叹的细节，也少了许多可供把玩的装饰，于是就觉得也少了许多的看相。但是我觉得卢镛标的意义并非完全在于建筑本身，而是自他出现后，汉口一举扭转长期以来建筑设计由洋人垄断的局面。现在，中国实业银行的东家是湖北药材公司德仁堂，而四明银行的东家则是中国人寿信托投资公司。

建于1935年的中国实业银行，它是中国设计师卢镛标的作品。

1936年完工的四明银行，与古典建筑相比，它有着鲜明的现代风格。

继续朝西走，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幢四层楼高的漂亮建筑建成于1920年。我最喜欢它下面那一条一条的麻石。它们朴素而淡雅，既给人基石的厚重感，又给人强烈装饰感。拱券门窗亦是麻石垒砌，凸凹有致，又浑然一体。记得小时候走在江汉路上，把手伸进麻石的凹处摩来摩去，觉得真是好玩得很。这幢大楼与前面的台湾银行风格上有些相像，但它两侧的阳台加了柱子和三角形的房檐，而四楼的栏杆又加了两具装饰，看上去便替这房子生出累感，觉得它负荷太重，倒不如台湾银行显得干净利索。它现在是工商银行汉口支行所在地。对了，这里还应该多说一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的行长叫周苍柏，就是他在武昌东湖边创办了“海光农圃”，东湖风景区能有今天的规模，离开了周苍柏最初的开发便无从谈起。还要补上一句，周苍柏的女儿就是著名的歌唱家周小燕。这些渊源往事一扯起来，就觉得很有趣。

现在我们就要越过中山大道了。这条当年的后城马路与江汉路交叉成十字路。就仿佛打了一个结，两条热闹的道路把汉口的富丽繁华给系在了这里。我们走过的一段路，便是以前的太平路，而我们将走下去的这段路，则是老歆生路。同老资格的太平路相比，歆生路段的风景要逊一些。但幸亏国货商场及璇宫饭店撑住了它的半边江山。

这幢大楼是三十年代上海联保水火公司投资兴建的，它于1928年开工，1931年建成，原本只是普通的商场和酒店。在30年代的国货运动中，它的一楼成为汉口的国货公司。但它还没有来得及运作，日本人便来了，国货公司也便徒有其名。待它重新开张，其实已经是1946年的事了。这幢大楼是景明洋行仿照上海永安公司大楼设计的。它造型活泼，花样多端，临街的立面既古典又摩登，行家们便说它用的是折中主义的手法。它的塔亭层层攒上，在白云蓝天映衬之下，给人小巧轻盈亭亭玉立的感觉。而它的五楼为呼应一楼两侧的入口，也分别挑出吊楼式圆拱顶柱廊，使得五楼格外花哨于其他几层楼。这幢大楼是商场和饭店的混合建筑。区别它们也很有趣，有阳台的便是饭店，没阳台的便是商场。现在它仍然是商场和饭店。只是商场在1950年改名为中心百货商店，这名字一直叫到今天。

1920年建成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

璇宫饭店即国货商场建成于1931年，它是商场和饭店的混合建筑。

汉口璇宫饭店广告（1937年）。

江汉路大大小小的老建筑还有不少，而江汉路可看的也不只是老房子，它满街明亮璀璨的商品其实对大多普通人来说，应该比老房子更有吸引力。人们到江汉路去，更多是冲着它们。老建筑在此无非陪衬而已。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但这条街，有没有这些陪衬的老建筑，感觉是不一样的。它们使这条商业的大街，比别处更多出一些可以观看的历史，行走在这里，内心的道路会沿着往事向纵深处延伸。它会让我们突然在一瞬间感受到，生活不仅仅只有商品。其实老建筑本身经过无数岁月的冲洗后，它作为建筑本体的意义，作为商业功能的意义都已淡化得近乎于无，而越来越突出的却是它作为文化的意义。是文化的精神，使人们在看到这些近百年的老建筑时心头会蓦然间凛然一振，然后会有一种本能的感动漫向身心。

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头路。

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汉口竹枝词·歆生路》·罗汉（清）

继续说刘歆生

地皮大王刘歆生敢对总督说他创造了汉口，显然他所做的事还不仅仅是江汉路。要说起这个人物，汉口的好多事都少不了他的份。

资料上说，刘歆生这个人虽然由贫寒之家而为暴富，却并没有那种暴富之人一掷千金拼命显富的恶习，倒是依然衣着朴素，讲究实惠，平时也并不怎么大摆阔宴，也未听说在花界酬酢。辛亥革命前，他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买办，代东方银行向各钱庄贷款，有钱庄因遭受兵灾损失无力偿还者，他也能垫款代还，因而很得人们信任。他在汉口做了好多事，像华商跑马场开办、汉口模范区的建设，诸如此类，他都是发起人和参与者。平心而论，汉口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格局，刘歆生这个人到底也是有大功劳的，尽管他最初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不过，我现在也像通常庸人作书一样，全部都只以结果论人论事，而事情的过程一定不会这么简单。当刘歆生如此大面积地将农民的土地买入时，那些卖地的农民会怎么样呢？是心甘情愿还是被强人所迫？这中间，发生过多少家破人亡的故事？在当年的旧报中，我看到关于后湖农民为土地暴动的消息。同时也看到刘歆生因囤积地皮而发财，导致农民闹事，亦导致当局不满，因此而要加入法国籍，以求保护的消息。这些没有细节的消息，告诉我们地皮大王刘歆生的购地盖房加快了汉口繁华的步伐，但这繁华的背后，却一定深渗着失去土地的农民们的血汗与泪水。历史从来都只会用文字把这些面上的繁华都描绘得如花似锦，却将那些血泪轻易地筛漏和剔除得几无人知。人生其实就是这么残酷。我在写这样一篇文章时，心中不断生出一种宿命的悲观，但同时，也只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残酷。

20世纪30年代的江汉路，路左是浙江兴业银行大楼。

1941年，刘歆生在汉口车站路伟英里两层楼的商务房里去世。这是汉口沦陷的第三年。刘歆生这一年已满了84岁。

江汉路现在是汉口最著名的步行街，日夜游人如织，灯火通明，歌笑声贯通整个一条长街，成为汉口人的一份骄傲。刘歆生泉下有知，想必也会十分得意。

西风烈

利玛窦来到中国

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从骨子里到衣裳外、从经书内容到修行方式、从供奉的神像到庙堂的式样，都很是不同。相通的却是人类的内心。所以我一直觉得，纵是东西方宗教各自行事，但有一点应该却是大体一致，那就是人类要通过宗教给自己在尘世中业已奔波疲惫的心灵寻找一块憩息之地。

几千年中，中国的宗教场地放眼望去皆庙宇。木鱼声声，青烟袅袅，佛音道曲，晨钟暮鼓。中国人对之习以为常，只当是自己生活周边的一个现象，多数人都处于信与不信之间。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相比，中国的宗教倒显得有些小菜样儿。很多的时候，它倒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并非是一种宗教信仰。

中国人对自己本土的宗教尚且持如此散漫的态度，又怎么会轻易地接受西方人竭力想塞给自己的上帝？

这种心态，西方人不懂。所以他们还是带着上帝来了。

1581年，耶稣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到澳门学习中文，这自然是准备让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其实早在1540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就要求罗马教皇派传教士到中国活动。第二年，一个叫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士被派到东方。他先去了日本，在日本传教九年后的1550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1552年他坐着一艘小船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上。沙勿略央求一个中国商人用船送他去广州，商人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个可怜的传教士与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却不得而入。不久，便死在了上川小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触到中国土地的传教士，虽然他连中国的大陆都没看到。

然后来的才是利玛窦他们。他们得以进到澳门的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1557年明朝嘉靖皇帝允许传教士进入澳门。澳门由此而成为远东传教事业的补给站。但是，他们规定只能待在澳门，不准进入中国内地。

清末年间，位于武昌昙华林文华大学内的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圣诞堂。

1937年汉口中华基督教会格非堂（今荣光堂）。

民国时期汉口上海路天主教圣若瑟堂。

聪明的利玛窦们便换了一种方式。他们假作商人进入肇庆，向地方官员赠送厚礼，建立联系，混了个脸熟后，又继续送礼。大大小小礼品一送出，开口就容易多了。他们用一种可怜巴巴的文字请求当局允许他们在肇庆居住。洋人跟中国人的文化不同，但对中国人的心理却吃得很透。利玛窦们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他们几乎央求式地表达自己之所需：“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

一向傲慢的中国当局拿了人家的东西，又见对方央求自己的面孔如此可怜，最终便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利玛窦只身一人堂而皇之地住在了肇庆。他这一留，便为中国的宗教开辟了新的篇章，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大陆的传教士。

位于汉口的圣约瑟天主堂是武汉最大的教堂。

住在肇庆的利玛窦当然不会只是隐居和默想，他目的是传教。他为了他的上帝四下活动自是必然。有意思的是，这个利玛窦是一个聪明善变之人，他传教时，将中国和尚的法衣穿在了身上。他非但没有为他的宗教盖建教堂，甚至将教堂的称谓也改为寺庙。他四处游走活动，结交名流和官吏。时间长了，他又发现身着和尚袈裟反而更不方便，因为中国人对和尚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敬意。于是他又忙不迭地改穿儒服，对人自称为儒者。他的变通能力最终使他获益匪浅。

1601年，利玛窦终于抵达他朝思暮想的北京。

这时已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皇宫中接见了他，并且接受了他送上的一堆礼物。他被万历皇帝赐住在宣武门外。

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建造了一座教堂，他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教堂名为“南堂”。无论建筑还是名称，都满带着中国的气息。利玛窦知道，只有如此，他的一切作为方能被中国人认可并接受。

中国的大门就这样对传教士开了一缝，每年都会有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教科书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科学，但也带来了西方的野心和西方的侵略。因为每一个传教士都天然与其本土殖民势力血肉相连。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都为本国的殖民利益效劳。

汉口的格非堂

第一个到武汉的基督教传教士叫杨格非，他来时已是1861年。距利玛窦到北京，时光过去有260年之久。武汉的基督教发轫日，正是由杨格非从轮船走下，一脚踏上汉口土地的那一刻算起。

杨格非是1855年来到中国的。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他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在海上走了四个多月，从春天的五月走到秋天的九月。这个身材矮小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开始了他漫漫的中国传教之旅。

杨格非于1831年的冬天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在他出世的第八天，他的母亲便一病而亡。以后，杨格非便跟着他的姑母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监工，家境也颇为寒微。他十二岁就到一家店子里当了学徒。这家店子的主人十分器重他，很想培养他。但小小年纪的杨格非却对此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献身宗教。于是，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布道。他非常擅长演讲，听过他布道的人都对他的评价甚好，觉得他似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十七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生活更加穷困。靠了亲友的帮助，他进了神学院，成为一个职业传教士。

走出国门，到异邦传教，这是杨格非很早就有的愿望。可他初始却并未打算来中国，他想要去的地方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只是，在他决定去那个岛上的时候，岛上的统治者正在赶杀传教士和基督徒，于是，他便被派到了中国。

杨格非来中国前夕，教会为他和他的同伴举办了一个欢送会。当杨格非去参加欢送会时，看门的人却死活不许他进入会场。直到杨格非表明了身份，看门人才疑疑惑惑地放行。放行之后还忍不住大声说道：“你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个看门人一定想不到，他喊出来的“小孩子”，在中国一待便是57年，成为著名的“街头传教士”和“华中宣教之父”。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杨格非最先到的是上海。那时正是太平天国的时代。1853年，笃信基督教的洪秀全领导着他的太平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传教士们在太平天国初建时期纷纷到天京（即南京）访问。但是随着太平军的内讧和军事上的失利，从1855年到1859年间，传教士们却不再去天京活动，他们似乎都在观望着等待着什么。1859年，太平天国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专程从香港去到天京，意欲辅佐他的兄长洪秀全。洪仁玕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抵达，令观望已久的传教士们大为快意。他们再次一批批地到达天京。1860年在洪仁玕抵达天京后第一批前往太平天国的人中，就有杨格非。

杨格非到那里去的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首领处获取一份宗教自由的诏旨，完全准许传教士到起义者的地方居住和传教。杨格非直接向被封为干王的洪仁玕提出这一请求。结果他成功了。他获得幼天王以天王的名义颁发的“宗教自由诏旨”。杨格非还问洪仁玕：“这个诏旨是否把太平天国全部开放给传教工作？”洪仁玕说：“是的。但是他们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不可触犯‘天规’。”

近看博学书院礼拜堂。

文华大学基督教圣公会圣诞堂内景。

洪仁玕的出山，并没有给太平天国带去多少转机。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经过长久围城，终于摧毁太平天国。而实际上，三年之前，人们便已对太平天国深为失望。杨格非不愿蹲在上海等待时局的演变，1861年，他带着妻儿溯水而上，来到华中重镇汉口。

据说杨格非一到汉口，便认为这里是他最理想的工作区。他与比他晚到六个月的传教士郭修理爬到龟山上，眺望武汉三镇，两人指点江山，划分出各自的负责区域。杨格非和郭修理分属于基督教的伦敦会和循道会。杨格非的伦敦会负责长江一带传教，郭修理的循道会则负责汉江一带的传教。

19世纪末的武昌崇真堂。

1880年，杨格非在汉口英国商人的支持下，以2500两白银，在后花楼居巷购得大块地皮，他在这里盖了一所能容纳300人的平房礼拜堂，取名为花楼堂。此后，他又在武昌的戈甲营和昙华林购地，修建教堂、医院和学校。当然，他们最主要的事情，还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传播上帝的声音。1868年，杨格非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位于戈甲营44号的基督教崇真堂，就是杨格非于1864年主持兴建的，它是武昌的第一座基督教堂。1924年这座教堂进行了维修改造，这座单层拉丁十字形的哥特式建筑，说起来，也有138年的历史了（注：作者本文写作时间为2002年）。“文革”期间，曾经废除，被当作一家工厂的车间使用了许久，直到2000年才重新整修复原为教堂。

杨格非在武汉整整住了51年，直到1912年他才离开中国返回他的家乡英国，而这一年他已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回去没过多久，他即与世长辞。杨格非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真不知该有怎样复杂的心情。

1920年，英国伦敦会决定在汉口重新建一座礼拜堂。从1923年起，他们发起募捐，筹备建堂，并且成立了建堂董事会。初始募捐活动非常不顺，四年时间，只募捐到4000多元，离建造一座教堂所需要的费用，差得太远。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说1931年是杨格非的百岁年，盖一座新堂以纪念杨格非，名正言顺。汉口的教徒们对杨格非有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这个招牌一打出，很快便募捐到4万余元。

1931年12月在杨格非的百岁诞辰日，新堂破土动工。翌年竣工。新堂占地面积为530平方米，全部造价为5.3万余元，建安营造厂修建，设计者不详。教堂虽为哥特式建筑，却既无欧洲教堂拔地冲天的派头，亦无西方教堂富丽繁华的外表。它一副朴实的样子，立在当年的云樵路上，静静地，不显山不露水，倒颇有一些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气质。礼拜堂的名字就叫作“格非堂”，以示饮水思源。格非堂的铭记中专门谈到杨格非，说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等等。

格非堂一经建成，便成为汉口最现代化的礼拜堂。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日本人进城后的第三天，格非堂便被强占为日本人的兵站，后又改为日本庙宇，并取名“皇民道场”，专放日本人骨灰。想想也真是让人别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汉口光复后，格非堂才重新回归教会。经过一番整修后，格非堂恢复礼拜，但这已经是1945年底的事情了。

1951年，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此名来自《新约圣经》：“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弃“格非”而改“荣光”，自是与杨格非传教士的身份有关，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传教士定位在侵略者的位子上。

迄今为止，荣光堂即格非堂仍是汉口基督教信徒聚会礼拜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它现在的地址是汉口黄石路29号，它依然朴素而安静。

圣约瑟教堂

杨格非虽然是第一个抵达汉口的基督教传教士，但与天主教传教士到武昌的时间相比，他的到来就不算早的了。

早在汉口开埠前，西方天主教便已经传入武昌。《武汉天主教志》记载：“明崇祯十年，葡籍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华来湖广开教，次年建堂于武昌蛇山脚下，1639年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卖掉房屋逃往福建，该堂不久被毁。”这个天主教徒何大华比杨格非到达汉口的时间几乎早了200多年。

从明朝崩溃、清朝建立一直到鸦片战争的200多年间，由于传教士曾在明朝败退之际鼓动明室入教以便反清复明，且屡屡干涉中国内政，很为清朝的皇帝们恼火。他们对这帮金发碧眼的传教士毫无好感，因此几朝皇帝都坚持采取禁教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传教士的行动大受限制，他们只能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展隐蔽传教活动。

1839年，罗马教廷任命一个叫李文秀的意大利人为湖广教区天主教主教。初始，李文秀在汉的传教活动几乎都是偷偷摸摸式的。不久，鸦片战争爆发。武汉深处华中腹地，尚未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因此，武汉仍是禁止外人传教之处。李文秀在武昌私自传道且不说，并且还在鄂西北一带游走布道。直到1840年，清政府弛禁天主教，李文秀的地下活动才得以浮上水面。曾经被武昌当局没收的天主堂，也被他讨要了回来。1847年的一天，李文秀在武昌草湖门外的教堂举办活动，被当地一个廪生以煽惑民心、扰乱治安为由告到官府。官府立即将李文秀捉拿归案。上了大堂，李文秀非但不肯下跪，而且出言不逊。地方官又气又怕，气的是李文秀竟不怕官，怕的是引起国际纠纷，于是将李文秀一干人押解至广州。李文秀在广州脱身，转至香港，坐镇南方遥领湖广主教。直到1856年，罗马教皇将湖广教区分为湖南、湖北两个教区，另派意大利人徐伯达出任湖北教区代牧主教，李文秀一事才算告一段落。

天主教在武汉的传播就是这样延续了下来。

鸦片战争后，各式各样的条约都在签订。及至1858年，连“传教宽容”也被作为条款，塞进了条约之中。这使得在华的传教士底气大增，他们的待遇也大为改善。

1865年的时候，湖北教区的主教早已由意大利传教士明维笃接替三年前去世了的徐伯达。这时武汉的天主教已经今非昔比。教徒人数业已上万，而教堂数量也年年增加。重建的旧教堂姑且不计，新修的教堂竟达20多座。明维笃修教堂的钱并非自筹，而是从战败的清廷向西方国家赔款的白银800万中得来。湖北教区从中分得了2.5万两。明维笃还用这笔钱在汉口英租界怡和路购下了大块地皮。

1876年，明维笃在这块地皮上修建了一座大教堂，教堂奉圣约瑟为主保，所以教堂便起名圣约瑟天主堂。

圣约瑟天主堂的设计者已经不知谁人，施工者为孙裕泰营建筑厂。圣约瑟教堂属罗马式建筑，呈十字形平面，长40米，宽26米，三廊型巴利卡式。后侧左右各有圆形塔式钟楼一座，堂顶十字架处高达22米。整个教堂的总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2000人，是汉口总主教区的主教座堂，亦是武汉最大的教堂。

看大教堂和看小教堂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前者让你在感觉压抑和紧张的同时又无端地生出崇拜，一些久远的精美绝伦的艺术会一起涌到你的眼前，让你赞叹让你激动万分；而后者却多是以十分平易近人的姿态出现，它朴素而纯净，每当你心里生出无助感的时候，它就会悄然浮在你的心头，让你感到温暖感到亲切。我想，圣约瑟天主堂在汉口虽然已经是最大的了，但跟欧洲的大教堂比，它仍然是小小的。所以，它的装饰没有让你感觉到神秘感的气质，它的外貌也缺少压迫你内心的气派。当你走进它的大门，你听到唱诗班舒缓而轻悦的歌声和风琴简单而纯洁的声音时，你的内心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常态，你感到一切都很平和，一切都很宁静。其实说到底，宗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的内心深处平和而宁静，永远处于常态。

丁韪良（右）、杨格非主教（中）、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1906年在汉口（见丁韪良《中国觉醒》）。

圣约瑟天主堂现在的地址是上海路16号，每天有无数的车辆和行人从它的门前经过，不知这些成天匆匆忙忙的路人是否被里面传出的圣乐感动过。

关于传教士

传教士们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他们坚定不移地宣传他们宗教的精神，有时真不能不让人心生钦佩。他们往往能走到最偏远最穷困最封闭的乡下，对那里一些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生生世世都过着懵懂生活的农民宣讲他们的教义。他们能够抛家离子，在凄风苦雨中跋山涉水。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是在把真理和信仰带给那些最需要这些的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对上帝总是提不起兴趣。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来中国传教，有一次他在他的教堂里布道时，为了让人们更多地知道上帝拯救他们的旨意，他讲的时间有些长了。于是听众们开始纷然离席。在中国，多数人内心对宗教没有神圣感，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时离开庙宇。但赛兆祥似乎对此有些不习惯，所以，他颇觉尴尬。这时，一个中国的老太太发现了这一点，她转过身对那些要走的人们说：“别惹这个好心的洋人生气。他是来我国朝圣的，为的是能到天堂里享福，让我们帮助他拯救他的灵魂吧。”这一番反客为主的话，令传教士赛兆祥目瞪口呆。

光凭一张嘴宣讲上帝的精神，想让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传教士们对中国人的心态有所了解之后，他们也尝试着用别的方法。此时的中国已经在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于是传教士们便将科学技术、医院、学校，出版等等，带进中国，当然他们肯定是要把上帝夹在这些中间连带着一起传给中国人的。正是传教士们带来的这些东西，致使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大大地加快，亦使得中国及时地与世界文明接上轨道。

有趣的是，顽固的中国人把传教士带给他们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学校医院等，一股脑地接受了下来，却仍然将上帝拒之在外。所以，尽管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到处都是，但信奉上帝的人却总是有限。

汉口的教堂曾多达几十座，但在后来大多拆毁和废弃。有些建筑留了下来，却或改作他用，或成一废屋无人理睬。昙华林湖北中医学院内的圣诞堂便是其中一座。与它相距不远的1888年天主教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建的一座小教堂也是其中之一。前者成了一处办公场所，后者则成了某家医院弃之不用的小仓库。

意大利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像个废墟。

没办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自己独立而顽强的文化，以这种文化形成的民族心理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中国文化对宗教的轻慢和漠视由来已久，佛教道教花了几千年的工夫、用了几千年的耐心，也没有为自己培养出多少信徒，而西方教会只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又怎么能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强化起来？上帝在中国人心里依然没有多少神圣感，人们说起他的时候，很是随意，只觉得他仿佛是家中一个成员、生活中一个朋友似的。

其实这样，不也很好么？

巴公房子

一

每一个走到鄱阳街上的人，都会注意到这幢红色的三角形状的房子。因为它与四周的建筑相比，太为独特。它满带着异国风情立在道路当中，三角形的锐角部位，像一块大礁石，将一条宽阔的马路，河流分岔一样变成了两股。其实这不过是一幢普通的住宅楼，可是因为这建筑设计得标新立异，于是它就变得非常有看相。走到这里，忍不住就想多看几眼，心里也忍不住揣测：这是什么人盖的房子呢？他怎么要这样盖呢？

这幢房子，汉口人都叫它“巴公房子”。

我一直这么觉得，每一幢房子，只要你想探究它的背景，你就总能听到它背后那些或饶有趣味或深沉曲折或耐人寻味或潸然泪下的传说和故事。一幢建筑无论好坏，它的那些原本单纯的砖砖瓦瓦砂砂石石，就像单纯的文字一样，一经合为一体，就不再只有单纯。砖瓦砂石将背景和往事、原因和结果、时间和过程，都砌在了建筑之中，把流动的历史和波动的人生中的一个小小段落或细节，凝在了这个固定的时空。于是，你在透过每一条砖缝细细看时，就像是看着一篇旧时的文章，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很丰富很复杂很令人长想。

巴公房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

巴公房子所在地是以前的俄租界。所以，这段往事我们就得从俄国人来的时候讲起。

最初的俄国人到汉口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们有些鬼鬼祟祟的样子。资料上说，英国人在汉口开埠之后，俄国商船在事先不通报的情况下，也陆续来到汉口。他们在这里兑换桐油、白蜡等货物，他们语言不通，也不与官方打招呼，来来去去，只任意地装载些货物。早期的俄国人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汉口人见面的。

1861年7月，俄国驻上海领事夏德尔兼任着驻汉口领事的差事。因为在汉口没有领事馆，为此，他们在汉口的通商事务便由美国领事代管。这关系有些莫名其妙。直到1869年，俄国人才在汉阳设立了领事馆。他们想在汉阳划定租界，但未被批准，于是只好将领事馆迁到汉口。1903年，领事馆设在现在的黎黄陂路和洞庭街交会的武汉市基督教协会处，后来又迁至现在的洞庭街74号湖北俄罗斯城。

那时节俄国人在汉口做得最大的生意是茶叶。说起茶叶，华茶在世界上名气大得很。有一说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全世界的饮茶习惯以及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说法让爱喝茶的中国人感觉尤好。有一点可以肯定，茶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华茶曾经长时间独占世界茶叶市场。当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绿茶和砖茶。红茶主要销往英国，绿茶主要销往美国，而砖茶则销往俄国。在北部草原，有条一直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的驼道，它纵横上千公里，一路驼铃不断，那就是俄国人用来从中国运输砖茶的古道。这条道路的崎岖艰难自不必说，俄国人在这条道上用骆驼从中国内地运送茶叶回国，一走就是上百年，把驼道两边的荒郊野地都走出了城镇。直到开埠后，改用水路，驼道方日渐荒芜。

1872年英商在汉口设立的砖茶厂。

汉口的俄国东正教堂又称武汉圣阿列克桑德（亚历山大）大堂，位于武汉市鄱阳街48号，建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

20世纪20年代汉口第二特别区（旧俄租界）河街，图中建筑为新泰大厦。

1902年建成的汉口俄租界工部局巡捕房。 ◎ 1904

1904年建成的汉口俄国领事馆。

汉口俄租界，从巴公房子看美国领事馆和俄国领事馆顶部。

俄国人最初收购华茶，多是通过晋商为中介。鸦片战争后的1850年，俄国茶商取得清政府贸易许可，得以深入到鄂南羊楼洞一带收购茶叶和砖茶。有此前提，俄国人便将晋商抛开，直接面对茶农。随着汉口的开埠，他们在汉口成立了多家洋行，进行贸易往来。顺丰洋行、阜昌洋行以及新泰洋行多是在这一段时期建立。茶叶生意的兴隆，使得汉口渐次成为中国的茶市中心。

1863年，俄国茶商李凡诺夫在湖北蒲圻的羊楼洞建立顺丰砖茶厂。阜昌洋行、新泰洋行也都设厂于羊楼洞。当时以羊楼洞为中心，茶庄有近百余家，设庄范围东起通山，西迄临湘，南达通城，北至咸宁。每逢茶季，方圆数百里内，舟车往返，水陆如织，茶农们肩挑背负，前后踵接。凭着一个“茶”字，偏僻的羊楼洞迅速发展成一个繁华热闹的小镇子。羊楼洞用当地的观音泉和三条小川的水制茶。当时就有“长盛川”、“巨盛川”、“三玉川”等“川”字号茶。在茶砖上压上“川”字，是羊楼洞的标志。直到现在，那里的茶厂依然沿用着这个“川”标志。

1873年，也就是李凡诺夫在羊楼洞建砖茶厂的十年之后，他将顺丰砖茶厂搬到了汉口，显然，这里比羊楼洞更占有地理和贸易上的优势。

顺丰砖茶厂是汉口的第一家外资工厂。它的厂址选在了英租界下游方向的江滩边，即现在的黎黄陂路口。在这里，俄国人修建了几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围成方阵，耸立三座烟囱。楼房里有当时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多种制茶机械设备，说起来，这也是汉口的第一座近代工厂。为了这个工厂，俄国人还在江滩建立了码头，这也是汉口的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

关于李凡诺夫这个人，我没有查到他更多的资料，只知道他是个俄国商人，在汉口的俄租界内拥有大量地产。当年从沿江大道到洞庭街，从黎黄陂路到车站路，大部分房地产都为其所有或为其夫人所有。因为他们财产多，交的税款多，所以，在旧俄租界纳税人常年大会上，李凡诺夫和他的夫人每次都同时参加。坐落在当年俄租界的吕钦使街即今之洞庭街60号的一幢式样别致的红楼，便是著名的李凡诺夫住宅。这个地方是法俄租界的分界线。所以常常有人认为李凡诺夫的房子是在法租界内。李凡诺夫红楼是典型的俄式民居特色楼房，三层砖木结构，红砖清水外墙，屋顶高低错落，一端有六角形尖塔。它现在已经被住在那里的居民搭建得乱七八糟。纵是如此，我们依然能透过凌乱的色彩和杂乱的外表看出它曾经有过的华丽岁月。

民国初年的汉口俄租界鄂哈街（今洞庭街），路左边是临江的新泰砖茶厂，右边是巴公房子。

斯人已去，只剩红楼。李凡诺夫住宅具体建筑时间已然查询不到。有人说，他的后人曾经来汉口寻找过其祖父的房子，时过境迁，我也无法与他的后人取得联系。

三

紧接着顺丰砖茶厂来汉口建厂的是阜昌砖茶厂，那是1874年，比顺丰砖茶厂只晚了一年。阜昌砖茶厂厂址设在英租界的阜昌街，街名因厂名而起。这条街便是现在的南京路。几乎同一年，俄商新泰砖茶厂亦在英租界下首吉祥街即现在的合作路江边开办。俄国人在内地开办的最大的砖茶厂便是顺丰、阜昌和新泰这三家。

在汉口的茶叶贸易中，俄国人相当厉害。英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与俄国人相争，但最后终于败北。到1894年，由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国人占去了总数的85%。汉口的茶市，几乎被俄商完全垄断。

俄国皇太子尼古拉1891年到中国游历，专门跑来汉口一趟。虽然，他参观了铁厂，对张之洞的实业也颇为关注，但实际上，这位太子之所以对汉口大感兴趣，也还是因为俄国茶商在这里十分活跃的缘故。这一年，是新泰砖茶厂25周年庆典。皇太子专程来参加这一庆典活动。

俄皇太子在汉口显然很是开心，走前表示要捐一座教堂给这里的俄国侨民。两年后即1893年，这座教堂便建成了。它就是位于鄱阳街83号的俄国东正教堂，原先在英租界内。正像李凡诺夫的红楼一样，这座东正教堂也算是比较典型的俄罗斯式建筑。它的体形不太大，造型活泼。底层砖墙面由多向透视拱券组成，各面窗口上端均砌成尖拱。外墙采用壁柱、拱券和有雕刻的线角作装饰，处理十分精细。上层平面呈六角形，屋顶则是绿色六坡攒尖式，铁皮屋面也是绿色的。整个教堂的外轮廓富于变化，飘逸流动。既有其端庄典雅的一面，亦有其轻盈艳丽的一面。由于其风格与中式建筑和众人常见的西式建筑全然不同，故而它在汉口给人独树一帜的感觉，据说东欧的一些小教堂大都是这样的风味。

李凡诺夫造型别致的红房子。

民国汉口俄租界，左为巴公房子（小巴公一侧）。

教堂虽说是皇太子所捐，但修教堂的钱肯定不会由他自己掏腰包，最后出钱的人自然还是这些把他弄来汉口的俄国茶商们。这位皇太子从汉口回去不久，就当了俄国皇帝，是为尼古拉二世。可惜他的好运不长，俄国革命后的1918年，他被苏联红军处死。这座与他相关的俄国教堂在时隔110年之久，却依然屹立在汉口的土地上。

按照书上说，教堂已是武汉市房屋交易所办公地。但不久前，我去那里的时候，交易所似乎已经迁走，这座百年教堂空荡荡的有如废墟，斑驳的色彩就成了支离破碎的往事。

倒是邀请皇太子参加建厂庆典的新泰砖茶厂所盖建的新泰大楼，近年经整修后，依然以一种簇新的姿态立在汉口的闹市区中。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一落千丈，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将砖茶当作奢侈品，不准进口，汉口的砖茶厂几无生意可做。除了新泰被英国资本收购外，其他那些砖茶厂均已停工。新泰大楼是它的新主人英国人修建的。1921年新泰砖茶厂位于俄租界河滨街列尔宾街口即今天的沿江大道兰陵路口的原建筑被拆除，并在此址上重建了一栋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它竣工的时间是1924年。新泰大楼的设计者是景明洋行，施工者是永茂昌营造厂。景明洋行依然采用古典主义的手法，三段式的构图，中立圆柱，上建塔楼。但是比之它曾经设计过的同类型大楼，新泰大楼省去了许多繁杂的雕刻和装饰，显得简洁清爽而又不失庄重。

巴公房子的这一面叫小巴公。

四

与巴公房子密切相关的是阜昌砖茶厂，现在我们就来说它了。

虽然顺丰砖茶厂来得最早，但规模最大的砖茶厂却是阜昌。它的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工人达2000人之多。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科伦坡以及莫斯科它都有分公司。

阜昌砖茶厂的老板叫巴诺夫，人们叫他巴公，也叫他巴洋人。据说巴公是俄国贵族，沙皇的亲戚。他于1869年来到汉口，不久即被新泰洋行聘为大班。1874年，巴诺夫同另几个在汉口颇有权势的俄国人共同开办了阜昌洋行，巴诺夫做了洋行的联合经理。1896年俄租界开辟时，巴诺夫被推选为俄租界市政会议（即董事会）常务董事。1902年前他甚至还出任过俄国驻汉口领事，算起来，这位巴公巴洋人也是汉口的一位呼风唤雨的人物。曾有“长江流域第一买办”和“汉口首富”之称的刘辅堂刘子敬父子，便是靠了巴公的提携，倚了巴公的势力，而成为汉口声名赫赫的大富豪。

早在俄租界开辟前，巴诺夫即买下了当时尚是荒地的汉口城堡内的一块地皮，洋人在汉口最初的跑马打球之地就是利用的这块地皮，后因嫌其小，方又在租界外即现在的解放公园一带购地重建。1909年，巴公花了15万两银子，由广大昌营造厂为他修建了这幢汉口著名的公寓大楼。大楼分两期修建，靠兰陵路一边的先完成，因其建筑面积较大，便被称为“大巴公”，靠黄陂路这边后建，被称为“小巴公”。大小巴公合二为一后，便成了现在被人叫惯了的“巴公房子”。

巴公房子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高达五层，共220套房间。它的设计者到底是谁，却无确切资料介绍。有一说是景明洋行，也有一说是一个俄国工程师设计的。而房地产局的资料在设计者的位置上，则以二字替之：不详。

在汉口，巴公房子是最早的多层豪华公寓大楼是毫无疑义的。只是，它在汉口的著名，并非因此，而是因了这房子的与众不同。它同我们已经看惯了的直角四边形或多边形建筑不同的是，它的平面呈锐角三角形。它立于汉口三路交会处，用房屋的三边画了个三角形，三角形中间的空洞自然形成一个三角形天井，以替内院，仔细琢磨，这构思也够绝的。如同许多老式楼房喜欢另外加顶一样，巴公房子的锐角处也加盖有尖顶，其顶形如一顶扣在头上的僧帽，令这房子莫名就生出些趣味。整个巴公大楼以平面单元式布局，各单元分别设有出入口。单元分户明确，户内各功能房间布局都极合理而紧凑。

1910年，巴公房子以它独有的姿态矗立在了汉口的街头，它的红墙白顶、三角外形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俄罗斯式的情调和风格，都令路人情不自禁而驻足观望。同时它亦成为有钱人十分喜欢租住的公寓，尽管它的租金很贵。

1912年，生意头脑灵活的巴诺夫将这幢楼卖给了广东银行，价格是18万两白银。他做此屋时花去了15万两银子，不过区区两年时间，他靠这幢房子，便赚下3万两白银。对于普通百姓，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巴公房子现在的地址是鄱阳路46—56号。只是经过岁月风霜，它的外表业已显得苍老，细看到处可见颓败，尤其当年极让人得意的三角中空的天井，而今已然无法入目。用脏乱破旧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93年过去了（注：作者本文的写作时间为2003年），虽然时间在剥蚀着巴公房子，但我以为更为够呛的是人造行为。从不修缮和保护房子，本身就是一种破坏。

春天的时候，我绕着巴公房子走了一圈，进到天井里细细地看了一番后，除了扼腕长叹，再无话说。

后话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结束了沙皇统治。随着这轰隆的炮声，俄商在汉口繁华热闹的茶叶市场也日渐萧条。顺丰和阜昌砖茶厂，均在1917年后停闭，而新泰砖茶厂苦撑了一些年后，终于也于1932年转租给英商，英商将之易名为“太平洋砖茶厂”。

俄商独占汉口茶市的局面从此结束。时过境迁，俄国人也如潮水一样退出了汉口。在汉口这块他们曾经发财和享受的地方，只剩下这些老旧的房子，是它们把往事依然牢牢地嵌在汉口人的记忆之中。

附记：

最近在网上看到武汉市档案馆所办“兰台在线”中谈及东正教堂时，这样提到：“19世纪下半叶，此间住有许多俄国茶商。因俄国以东正教为国教，在汉第一位俄领事与俄茶商即在60年代末筹资建堂，1876年由俄茶商波特金从俄国运来建筑材料，初建活动教堂。接着由俄茶商伊望诺夫出资将教堂建成为砖木结构，并于1878年将该堂产业捐献给教会所有。”武汉方志办的吴明堂说，一般认为这个教堂不是俄国皇太子捐的，是俄国茶商捐的。

我查的资料乃来自涂勇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武汉城市建筑要览》一书，不知谁的提法正确。

大智门火车站

智门车站往京津，送客朝朝逐软尘。

汽笛一声留不住，有人含泪拂罗巾。

——《汉口竹枝词·火车站》·罗汉（清）

一

现代文明最显著的一个标志，便是铁路修通，火车来了。

但是在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想要修铁路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它至少经历过两建两拆的过程。说起这些，真觉得好没面子。

1865年，英国人在北京永宁门外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中国铁路，大清帝国的子民们，骑马坐轿惯了，突然见铁轨上竟能走车，讶异过后，便硬要认定此为不祥之物，惊呼大叫着，生恐铁路会断龙脉，以致皇帝亲下圣旨，强行将此铁路拆毁。1876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又修建了另一条仅长十余公里的铁路，清政府依然无法接受，竟掏了一大笔钱将此铁路买了回来，然后再次清除拆毁。唉，有时候真搞不懂这帮人是怎么想的，只能慨叹闭门锁国把人弄傻了，弄得人既没见识，又没常识。

1864年，英国怡和洋行的原股东斯蒂文更提出以汉口为中心修筑中国四大铁路干线的详细计划；1880年，直隶总督刘铭传则提出修筑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干线建议。这些建议，或被置之不睬，或被反对派驳回。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你们别想修铁路。当欧洲的铁路串连成网，火车四通八达时，中国的土地上除了水路，依然离不开轿夫和车夫，离不开马车驴车如此交通工具。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提出立即修建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他列举了修此铁路有七大利而无一害的理由。说是此铁路不近海口，敌不可资，可广开商旅之列，可促进煤铁开采，可方便漕饷之运，可利军队调动诸如此类。

此时的清廷业已经历了一系列的惨败，因此也意识到铁路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把张之洞的话听进去了，并立马把张之洞调至做湖广总督，以便监修卢汉铁路的南段。恰在此时，沙俄在东北搅和，清廷因形势所迫，改变计划，把修卢汉铁路的钱用来修了关东铁路。

汉口法租界街景。右边是德明饭店。“德明”是法语“终点”音译，意即京汉铁路终点总站大饭店。

清末繁忙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

1895年，张之洞再次吁请修筑卢汉铁路。他提出“萃四方之商力，注卢汉一路”的投资方案。但实际上，中国的商力在如此巨大工程前，显得微不足道，官商招股，几无着落，工程不断受挫，工期也一拖再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之洞也只能救助于洋人。消息一经传出，英、法、德、美及比利时诸国资本家纷起竞逐。清政府自思比利时国家小，流弊少，不会像英国那样随时借端生波，以致造成无穷后患，所以，决定向比利时借款。1897年4月，大清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代表与比利时国银公司在武昌签定借款条约，以牺牲部分路权为代价，借到了1.2亿法郎，使得这条贯穿中国腹地的最重要的南北干道得以修建。

1905年，卢汉铁路全线贯通，清廷派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验收。1906年，卢汉铁路正式通车后，又接通卢沟桥至北京一段，总长共1200公里，最后定名为京汉铁路。

百年时光过去，这条铁路对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所发挥的功劳，自不必多说，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我国南北道上最重要的一条干线。这样想想，张之洞实在是功不可没。

二

京汉铁路修成通车，汉口是它的终点，得修建一个有模有样的火车站自是必然。当时的汉口，城堡尚在。车站的地址选在了城外的大智门、玉带门和循礼门一带。尽管那里尽是泥淖水洼、荒郊野地，但买下它也花去了1243万两银子。被买下的这片地大约有1397亩。

1898年，几乎在铁路动工时，汉口的车站也开始兴建。因正在城堡的大智门外破土动工，所以它便被人们称作“大智门火车站”。车站的工程由法国工程师萨杜和普多曼负责。

车站站房建筑的设计者亦是法国人。这是个平面略呈长方形的建筑。它正面临街，前后从左到右分五段对称设置。中部大厅与两侧相通，皆为候车室用，面积达520平方米。站房的两端面积一样大，都是二层楼。楼下售票以及候车，楼上则作办公室用。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前后立面相同，中部大厅设有大型的半圆拱窗。拱窗上的高出屋顶的石牌上写着“京汉火车站”五个小小的与车站的派头绝不相称的字。而牌上歇有一只鼓着双翅的苍鹰，仿佛从远方刚刚飞来此地，暂时落脚，随时将振翅飞翔，很是耐人寻味。这只苍鹰比“京汉火车站”五个字要醒目得多。大厅四角各有一座高20米的圆尖顶塔堡，堡顶为绿色的铁皮瓦，呈流线方锥形，直上蓝天。在天色的背景相衬下，尤显明亮鲜艳，人们称之为法国四堡式建筑。整个站房一眼望去，直线弧线交替，白色绿色相映，既繁杂却又不失古朴，既典雅却又不缺活泼。

大智门火车站百年来成为京汉铁路最有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新中国成立后，它被改名为汉口火车站，因客流量的锐增，它经过增建和改建，面积相当于原来的4倍。它的地址就叫作“京汉路特一号”。

三

但是大智门火车站修的位置一直让汉口人不满意。从它建成开始，有关人士便在讨论有关迁移一事。汉口的绅商们也一直要求将之迁移到循礼门，以振兴华界的商事。为了此事，官方也开过好几次会议。

搬迁的理由有四条：第一，大智门毗连法国租界，而与汉口市街相距颇远。商旅往来，必须经过各国租界才能达大智门，旅客既艰于道途，商货亦增多运费，并且商货运经租界时，必须得到捕房许可，且缴纳一笔路捐，手续稍有所疏，即遭捕头责骂呵斥，既不方便亦让人不快。第二，汉口站既然以大智门为起点，旅店以及运送业者，都在大智门设点，但大智门附近又未开辟街市，因此商店不得不集中居于租界，以致法界房子的租金增至十倍以上，而汉口市街反显得冷落。如不早搬，汉上房主必然会大受损失。第三，汉口为中国第一商场，市政厅之组织当在指顾之间。现总站设在大智门，与汉口市街相去甚远，市政厅难以首尾相顾，比如戒严时检查旅客以及税务局查验商货，都因此而无法施行。第四，就军事上而言，汉口为南北咽喉，军队征调移防每月数起，凡军队之装卸非经租界不可，没有租界捕房签字，便不能整队经过，而且还必须依规则卸除武装，遭受种种牵制。但如不走大智门，则必须绕道而行。与其绕道费时，不如迁移车站。

大智门车站总是热闹之地。

1911年辛亥革命时，乘火车仓惶出逃的清朝官吏。

1911年辛亥革命中，外国士兵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前守卫法租界。路障外着浅色军装的是清廷北洋军队。

说起来，这的确都是关系到地方之利权和国家之行政的事。当时还就迁移的地址进行了讨论，认为自玉带门至循礼门至大智门三站，以地点而言，大智门偏于租界，玉带门偏于内河，唯有循礼门居其中，与租界、市街相互关联，最为合适。讨论、申请诸如此类的事当年的报纸也登了不少，但最终似乎不了了之，因此大智门火车站作为汉口一大站一直使用到九十年代。

1991年9月，新建的汉口火车站落成，大智门火车站于9月30日零点正式迁移而去，从此结束了它近百年的营运生涯。

没有了往昔的人气，听不到往昔的喧闹，周边曾经红火富足的小店亦日渐萧条，人老珠黄的大智门火车站仿佛突遭沉重打击，精神一下子垮了。清冷的大门和颓败内庭，以及墙上的涂鸦，以及被租用者们改造得怪异的门面，以及候车厅前后空地上臭气熏天、随处可见的大小便，以及四围不堪入目的一切，都在叙说一个时代的终结。我去的那天，百年建筑大智门火车站站房，就是这副样子。

听说，市政府要将这座老建筑改造为一座博物馆。风声已经传了许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实际性的动作，所以，我们陪着这个老车站一起期待着这天的到来。

清末京汉铁路汉口总站大智门火车站候车厅。

大智门火车站正面全景。

灿烂汉协盛

先说说宁波帮

在说汉协盛之前，我们必须说说“宁波帮”。

宁波帮是中国四大商帮之一。大约是指那些出生在宁波或祖籍在宁波、又离开宁波在外经商的人。明代万历年间，宁波人借着自己的海上优势和从不轻商重农的传统，便已初步形成宁波帮。明末清初，“无宁不成商”即已在民间流传。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洋人蚕一样爬上中国这片桑叶。随着一座座城市的开放，敏锐的商人们发现自己的商机来了，一个个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于是以来源地为主而形成了商帮。精明的、思想天然开放的宁波人自然早早就嗅到了这股开放的气息。

宁波是最早开放的门户之一。它与正在兴起的上海只一水相隔。而上海因其处于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水上交通尤其方便，很快便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人因其路途方便，更是大量涌入上海，据说到清末年间，在上海的宁波人已经达到四十万之多。宁波人对商事有一种天生的敏锐，人又大多聪明而谦逊，克勤克俭，看重信誉，因此，在商场上有着很好的名声。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买办多数都是宁波人。宁波人凭着自己的本事，迅速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和地位。直到现在，宁波人依然爱说：宁波人撑起了半个上海。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最著名的有四大商帮，它们是徽帮、晋帮、潮汕帮和宁波帮。朝代变迁，社会动荡，许多商帮都衰落或消亡了，像徽商和晋商，只有在讲述历史故事时，人们才能看到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而宁波帮，历久不衰，声名远播，一直到今天。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宁波人在商场上的神出鬼没屡战屡胜是否有神明相助。

汉口英商平和打包厂。

汉协盛沈祝三。

实际上，宁波帮商人的长久成功，除了他们最倚重的诚信之外，便是他们对小事的精心和负责。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人要买一块钱一个的零件，先去了汉口人开的店，店里伙计一看便直接答说没有货。买家希望他能找找看，他的数量会要得比较多。伙计见这一件货连一毛钱的赚头都没有，便懒得寻找，又一次干脆利索地回绝掉了。这位买家便又去了一家宁波人的店。宁波伙计也说没有货，可是他不等买家央求他找，便主动说他去库里找找看。结果他找得一头灰土出来，依然告诉买家说库里也没有货，只是，他还是没有等买家开口，又主动请他留下地址，他马上去进这个零件，然后给买家送上门去。这笔生意最后当然是做成了。但从此以后，这个买家需要任何东西都直奔宁波人的店子，而绝不会再光顾汉口人的店。他给这个宁波人开的小店带去大量的生意，同时他把自己的经历说给许多人听，又给宁波人的小店带去了大量的顾客。宁波人小店便逐渐地开成了大店，大店赚了钱，又开办了企业。汉口人依然开着他的小店，而此时宁波的小店主却已然成为企业家。朋友说，大多宁波人的生意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1931年建成的金城银行大楼。

汉协盛出资为景明洋行修建的景明大楼。

其实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多少大事，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小事聚成。而大多的商机，也都靠了这些小事，得以抓住。宁波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不放弃任何一点小事，把所有的只有小利的事情也当作有大利的事情来做，他们的认真做到这样的地步，又怎么会不到处受人欢迎呢？

一个叫沈祝三的人

汉协盛的老板叫沈祝三，沈祝三就是宁波帮商人。

1877年，也就是光绪三年，沈祝三在宁波东乡一个叫沈村的农舍出生，他原先叫卓珊，后来不知何故，他按其音韵将“卓珊”改成了“祝三”。沈祝三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一病而逝，他读了几年私塾，无力再继续念书，便去学了木匠活。不久沈祝三跟着舅舅孙仁山去到上海，替人做临时工。大上海改变了他的命运。

舅舅有个朋友叫王文通，在上海杨瑞泰营造厂做事。他见沈祝三做事勤快，心思细密，很得人喜欢，便介绍他到杨瑞泰营造厂当了监工。杨瑞泰除了杨氏的营造厂外，还与朋友另组建有一家名为“协盛”的营造厂。沈祝三在杨瑞泰营造厂干了一阵子后，又被杨瑞泰介绍到了上海协盛营造厂。沈祝三自知想要有本事，必须学习，因为做工，没有上学的机会，一切便都只能自学。恰逢上海协盛营造厂承包了英国平和洋行即建的平和打包厂的工程，沈祝三便被协盛营造厂派去做监工。沈祝三利用当监工的时机，白天跟技术人员学看图，晚上则向守门的印度人学英语。沈祝三懂了外语，能直接与洋人对话，又懂了业务，能看懂图纸协助施工，再加上他为人忠厚笃实，做事勤快干练，又讲信誉，整个过程都与洋人合作得很好。尤其在凿旱井的工程中，因是日夜开工，天又下雪，夜间工人畏寒，不肯下井，沈祝三便亲自下井自己动手干活，这一举动大得洋人赞赏。这项工程给沈祝三后来的道路做了很好的铺垫。

汇丰大楼是汉口首屈一指的漂亮大楼。

20世纪30年代汉口电报局大楼。

1905年，平和洋行又要在汉口建造打包厂，该行大班依然请上海协盛营造厂做这项工程，但点名要沈祝三去汉口主持整个工程。于是，沈祝三便离开了上海，来到了武汉。

也算沈祝三来得正是时候，汉口开埠之后，洋人沿江建起了高楼，华商们亦纷然开厂建房，整个城市都处在一派兴旺向上的当口，建筑业亦蓬勃发展，到处都有巨大的商机。像沈祝三这样机敏的人，当然不会视而不见。沈祝三一边主持着平和打包厂的工程，一边又伸手承包其他的工程。这本来是上海协盛营造厂很为高兴的事，但老板杨斯盛却怕这些工程万一有了亏损得由他来担待，故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汉口的业务一切由沈祝三个人负责，与上海协盛无关。在此情况下，1908年，沈祝三便索性脱离了上海协盛，在汉口开了自己的营造厂。但为了不忘上海协盛给予他的机会，他将自己的营造厂取名“汉协盛”。这就是后来声震汉口的汉协盛营造厂。

日清轮船公司大楼，一经建成，便成景观。

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电信局大楼（原汉口电报局，屋顶部分在抗日战争中被损毁）。

在汉口，没有哪一家营造厂能赶得上这个宁波人创办的汉协盛。

当沈祝三遇到海明斯

古代的中国，因房屋以木结构为主，楼层不高，几乎没有自己的建筑设计师，一切由木匠搞掂。开埠之后，洋人的高楼跟着洋人一起开来中国，在石头楼房和后来的钢筋水泥建筑面前，木匠的手艺自是派不上用场。这时中国才开始渐渐有了自己的设计师，但近代社会早期的建筑主要是洋人设计。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实在令人赏心悦目。

1908年创立的汉协盛营造厂自然也得经历这一过程。便是在这时，沈祝三结识了英国人海明斯。

海明斯到底是哪一年来的汉口，我一直没有查到资料。但他在上世纪初便到了汉口是毫无疑义的。像许多洋人为淘金而闯中国一样，海明斯来中国当然也是想赚一笔钱财，创一番业绩。海明斯是建筑设计师，他这时候的到来，可谓恰到好处。

设计和营建也算同行，在业务上撞见也是必然。关键是沈祝三与海明斯相遇后，两个人都发现自己需要对方的支撑，互补共进。沈祝三需要海明斯这样的洋人设计师，他凭着洋人身份可以接到许多项目，他的设计可以交由汉协盛来做；而海明斯同样需要沈祝三，他一个外国人只身闯汉口，匹马单枪一人，除了有技术有背景什么都没有，他需要沈祝三的财力支持在这里站稳脚跟。

两人一番交谈，发现彼此非但一拍即合，而且意气相投。于是沈祝三掏钱，帮助海明斯开设了专营房屋设计和监工业务的“景明洋行”，而景明洋行承揽的设计工程概由汉协盛承包施工。这对搭挡一经联手出山，汉口的街面立即多出许多风景。

景明洋行是汉口第一家房屋设计事务所。建筑师就是海明斯，工程师是伯克莱，也是英国人。景明洋行除了收取业主5%—10%的设计费用外，还可以得到汉协盛5%—10%的费用。看上去，这笔钱像是中介费，若说得刻薄一点，几乎算是汉协盛给海明斯的好处费。这是沈祝三的公关手段。所以尽管景明洋行大赚其钱，但他们与汉协盛的合作却一直很顺利。几十年合作下来，靠了沈祝三，景明洋行成为汉口排名第一的房屋设计事务所，甚至在上海、南京都开设了分行；而靠了景明洋行，汉协盛亦成为汉口最负盛名、业务最发达、规模也最大的营造厂。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联手，是双赢。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合作，让整个武汉多了许多可值夸耀的建筑，这些建筑让武汉增添了许多出彩的地方。

据说沈祝三为了感谢海明斯，专门出资为景明洋行修建了一幢大楼，这就是现在仍然矗立在汉口的景明大楼。偌大气派的一个景明大楼，除了设计绘图由景明洋行自己担当外，其他的一应俱全，都由沈祝三包圆。这个好处费就显得有点大了，但精明的沈祝三肯定算过这笔帐，那就是：他得到的比他付出的会更多。

汉协盛盖的房子

掐指算来，汉协盛营造厂在汉口盖的房子可真不少。在看那些老房子时，甚至会生出这样的感觉：武汉最漂亮的房子差不多都是汉协盛盖的，它们几乎撑着汉口老房子的半壁江山。

20世纪30年代汉口横滨正金银行新大楼（皮忠勇藏）。

1932年汉口信义大楼。

三北轮船公司大楼修建于1922年。

汉口总商会是汉协盛1921年的作品。

沿江大道青岛路口的汇丰大楼是汉口首屈一指的漂亮大楼，富丽堂皇，一派大家风范，它迄今已有91年历史（注：作者写作本文的时间为2003年），无论外观还是细节，依然百看不厌。

江汉路口的日清轮船公司和日信洋行，一幢已有75年历史，一幢亦已有 87年的历史，两幢大楼都是景明洋行和汉协盛营造厂合作的结果。它们端庄典雅，满目繁华，一经盖成，便成景观。

青岛路上的保安大楼虽然现在已呈一片破败，但走近它细细看过，你完全可以看出它在当年曾经是何等的豪华大气。这幢有如破落贵族一般的房子，依然顽强地证明着它曾经有过的华彩岁月，透过它的缝隙和角落，以及它的浮雕和拱型窗口，能瞥见它闪耀着的光芒。它建于1914年，距今也已有89年的光阴了。

武昌第一纱厂办公楼，亦是汉协盛所造。可惜两侧的副楼被人拆掉了，华丽之中，多出了残缺之感，正如一个漂亮的人被砍掉了两边胳膊，纵是它的色彩被涂抹得鲜艳明亮，但还是让人觉得少掉了往日的谐调，只剩一副孤零零的残缺之身。它建于1919年，这么多年过去，它里面的楼梯扶手和墙壁都依然完好。

在沿江大道和南京路交会处的横滨正银银行是海明斯本人设计的，它建成于1921年，是一幢既古典又现代的建筑。巨型双柱顶部与底部的细节都非常考究，而麻石的墙面则一直升到顶上，透出一种分外干净清爽的感觉。

汉口的电报局现在依然在做电信业工作，是电信局在天津路的营业处。这幢建于1920年的房子，朴实沉稳地站在中山大道上，青灰色的墙面和砖砌的花饰，很容易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

三北轮船公司大楼也是不能不说的。这是汉协盛在1922年建的一幢颇有现代味道的大楼，当然，它拐角的大门还留着古典主义者喜欢的手法，但古典和现代的风格结合得完美无缺。只是后来人们在大楼的一侧加盖了一层楼，使得整幢大楼顿失对称感。没办法，在缺房住的年代里，在旧有大楼上乱加盖是居住者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它已然形成都市的风气。它们像瘤子一样，很不谐调地生长在各式各样的老建筑上，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老建筑的厚重结实，也为这个瘤子提供了生长的基础。

夏口县志上的汉口总商会建筑图。

景明大楼便是汉协盛送给景明洋行的大楼。1921年由景明洋行自己设计绘画，汉协盛营造厂承建，盖房花掉白银约8万两，外装修设备费又花掉约6万两。汉协盛为维持与景明洋行的关系，也算是花了血本。后来景明大楼曾经出过一桩轰动武汉的美军强奸妇女案，使得漂亮的大楼凭空添出一段丑闻，只这事与设计大楼的景明洋行以及与盖大楼的汉协盛全然无关。

汉协盛建造的房子当然远不止这些。像平和打包厂、金城银行、捷臣洋行、璇宫饭店、同丰里、德林公寓、信义公所大楼、汉口总商会等等，都出自它的手上。

1925年的德林公寓，看得出曾经是一幢漂亮建筑。

修建于1924年的同丰里。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濒临东湖的武汉大学，这座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它的主体建筑的建造者也是汉协盛。汉协盛为了这所大学耗时多年，费尽苦心，终以完美的建筑使得这所大学蜚声海内外。但不幸的是，汉协盛却也正是栽在了武汉大学上。因估价错误，施工中又遇大水灾，加上工程的艰难，以致汉协盛高度亏损，重伤元气，从而结束了它的兴盛时光，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璇宫饭店建成于1931年。

1916年修建的日信洋行。

武汉大学图书馆。

武昌第一纱厂办公室。可惜两翼的副楼被拆除。

无论如何，汉协盛曾经在汉口大放光芒，经它的手修建的老建筑经年已久，早已成为都市之经典，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感谢汉协盛。

汉协盛后事

在很长的时间里，汉协盛的业务都非常火。经常有一二十个工地同时施工。最旺的时候，多达40个项目同时进行，其场面之大，令人慨叹。起关键作用的当然还是沈祝三。他为人精明透顶，但这种精明利己而不损人，他做事又极守信用，对工程又极讲质量，再加上他会说一口英语，可直接与洋人打交道，这也给他带去许多便利。有这样一个能干的老板，他的企业不蒸蒸日上也说不过去。还有一点应该说也很重要：汉口的浙江兴业银行的经理王道平与沈祝三是老乡，善于处理这种关系的沈祝三让王道平的弟弟王佑霖当了汉协盛下属企业的总管事，这样的裙带关系，自是让沈祝三拥有了强大的银行背景。沈祝三在资金周转不过来时，兴业银行常常给予透支，有时透支金额达三四十万元以上。

沈祝三常能以比别的营造厂要低得多的价格接下项目，其中重要原因是他能充分运用先进设备，并且尽可能节省中间环节，降低成本。他的许多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他的起重设备是电动控制的，他还有英式打桩机。他还添置卡车以及轮船拖驳等。他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建立业务往来，每年以低于市场20%的价格直接从德国购进钢筋，完全不受汉口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有时候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常常会被一个能人的光芒所笼罩。企业的光芒实际上来自这个人智慧和能量的光芒。汉协盛亦是如此。照耀汉协盛的这个人当然就是沈祝三。

1918年，也就是汉协盛创建十年后，沈祝三因青光眼而导致双目失明。尽管他四处寻访名医医治，甚至不惜巨资东渡日本求医，但终未成功。然而，这个人的本事在于纵然自己已是盲者，却依然从容不迫地领导他的汉协盛，指挥着汉口这个大工地上的建筑交响。他坐在家里听取汇报，对关键性的问题，果断作出指示和决断，对于建筑上的事情，他几乎是了然于心，许多大楼都是在他眼睛完全失明后建成的，他的成功使得他雄心勃发，甚至想独揽所有汉口的营造工程。当然，雄心归雄心，能否做成，则是另外一回事。

武汉大学的工程完成后，汉协盛亏损达四十万元以上，经济状况每下愈况。在沈祝三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将他所盖建的一些房屋和他的砖瓦厂抵押给银行，靠借款为生。这笔债他也还了许多年，直到武汉沦陷时，方才还清。

1941年，64岁的沈祝三终于在自己的萧条岁月中一病不起，同年去世。他生在宁波，却死在汉口。斯时，他的两个儿子在后方读书。待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返回武汉继承父业，但这时候的汉协盛光芒不在，没有沈祝三的汉协盛，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从1908到1949，汉协盛在汉口如同太阳一样升起，又如同太阳一样落下，每一个工地都是它的舞台，它足足上演了四十一年的大戏，留下的果实至今依然辉光四射。

1949年，汉口解放，汉协盛从此完结，但沈祝三这个人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20世纪20年代，夏日的汉口汇丰银行和亚细亚火油公司（此处俗称英国四码头）。

美丽的武汉大学成了汉协盛的滑铁卢。

江汉关

一

设关的故事发生在1862年元旦。

这一天，江汉关正式建立。初时，它设于汉黄德道，后来迁至汉口河街，全称为“汉黄德道兼督税务江汉关署”，简称“江汉关”。其任务是稽查来往船只及进出口货物。

实际上，在此之前，为设关还是不设关也有着复杂而漫长的纠葛。汉口开埠之后，却并没有立即设立海关。湖广总督官文上奏朝廷，力主在汉口设关，说“自洋人到汉口通商，两湖厘税均无”。而署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却认为不必设置长江内河的海关。双方为此事扯皮也扯了一年，其中的麻烦以及各自的道理，几本书也写不清，在此也就不说了。重要的是，这一年，江汉关建立了。它的建立使得武汉这座新兴的都市一举打碎自己闭关自守的形象，展现给世界一种开放的姿态。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二年，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它规定割让香港、五口通商等。这个条约自是让中国吃尽大亏，但同时，也的确因了它的出现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为应对新出现的形势，外滩沿江当天就设立了盘验所。及至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落地生根，租界成为外国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黄浦江边停靠着许多外轮，大量的货物在此上岸，于是上海官方便在盘验所的对面，征地建立专司各国商船税务的新关，这就是上海的“江海北关”。江海北关的关署是一座中国衙门式的木构房屋，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被愤怒的起义者摧毁。1854年，英法德三国领事便趁机与上海订立协议，建立中国的新制海关，这就是中国现制海关的起源，也是海关主权旁落的开始。

民国初年，汉口江汉关老楼（左插民国五色旗者）和日本三菱公司支店（右插日本太阳旗者，一楼墙上钉着中国邮政局的牌子）（皮忠勇先生收藏）。

如同国家的海关权在洋人手上一样，江汉关自设立以来，海关主权同样由外籍人操纵。江汉关在机构设置和内部管理上基本上采用西式海关模式，负责人被称为“税务司”。虽然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海关监督”由湖广总督选拔任用，但海关各方面的事务，全都听命于英国人赫德以及他任命的各关的税务司。话说回来，海关是件新鲜事，那些迂腐的中国官员也的确没办法弄清其中的道道，他们既对海关一窍不通，又能监督出个什么名堂？因此海关就仿佛独立于中国各级政府之外的一个地方，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的路数和做派，而税务司便是它的实际主持者。鉴于此，洋人们便自夸说自己是“外人帮办税务”，洋洋洒洒、无所顾忌地在海关内说话行事，往来文牍、电报、信函，都以英文为主。反观中国人，在海关则只能充当文书以及杂役之类的角儿。一直到1908年税务学堂成立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才能出任核税员办事员之类的差事。1929年，南京政府提出实行关税自主，并与几个国家签订了关税条约，纵是如此，海关却依然是洋人天下。

1922年江汉关大楼动建，1924年完工。图为正在建设中的江汉关大楼（右）。

1924年后的汉口江汉关及轮船码头。

1926年的江汉关。

1935年，从江面上看江汉关。

江汉关主要对经汉口进出口的货物进行检验、估价、征税、查私以及管理出入国境的外侨和中国居民的非贸易性自用邮寄物品。但实际上海关远不止只管这些事，其他诸如港务、航道、引水、气象、邮政、检疫等业务，他们也一并包揽。

稽查货物、制止走私是海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江汉关负责稽查的叫“总插子手”，下面再有插子手和验货员。总插子手和插子手亦都只能由洋人担当。税务司和总插子手各有巡船一只，漆成白色，而其他插子手使用的船则涂黑漆。所有巡船都挂上“江汉关巡查”五个字，验货员头戴大帽，身穿蓝羽绫马褂，佩戴着银牌，牌上刻着“汉关”二字，见可疑船只，手扬银牌，凡船都得停驶，想想觉得也蛮神气活现的。只是据说，但凡遇到洋人走私船时，巡查人员更多的时候装聋作哑，以致大量的走私物品，比如毒品、武器、伪钞等，都能轻而易举从江汉关闯关入内地。这样想，就觉得海关从它设立起，就从来没有完全干净过。

1923年的宗彝，时任武昌关监督，“江汉关”题字人。

最要命的也不得不说的是，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清政府与列强诸国签下多如牛毛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承担的赔款数字惊天。这些钱大多由海关税收来抵偿。江汉关也难逃此运，它每年的巨额关税收入都必须交由汉口的英国汇丰银行，由他们操作，从中强行扣抵外债和赔款。有数字说，江汉关在它头68年中，即1861年到1929年中，光是在关税汇兑手续上就受英国银行的剥削达500万银两以上，至于抵偿钱款，更不知多少。

二

到十九世纪末，汉口港的进出口贸易急剧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口岸。原有的海关办公室已经远不够用，重新择地盖建新的海关大楼便摆上了海关税务司的议事日程上。从1899年起，便就此事开始与相关人士讨论、磋商、谈判，什么建筑用地呀、码头呀、差价呀等等，这一轮转下来，前后耗时竟去了21年，直到1920年才基本达成协议。

新的海关大楼选在了原英国工部局的旧址上。工程设计采取招标方式。不知何故，在我看到的资料上，江汉关大楼的设计者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景明洋行的斯九生设计的。另一说是由上海斯蒂华达生——斯贝司公司的辛浦森担任的设计。前者的出处是涂勇主编的《武汉历史建筑要览》，后者的出处是皮明庥和吴勇主编的《汉口五百年》。至于施工者几处说法都一致，是为魏清记营造厂。

1921年，江汉关大楼就开始清理现场打桩，但奠基典礼则一直等到江汉海关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1922年的11月4日——才正式举行。这是一个我不太理解的日期，因为我查找的资料中几乎都说江汉关的建立是在1862年1月1日，而这个11月4日不知作何解。不过，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江汉关大楼现在开工了。开工典礼非常热闹，各国领事、商界巨头、官方首领、社会名流，总之但凡汉口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这个典礼。当时的总税务司、曾经当过江汉关税务司的安格联专程从上海赶来武汉，典礼上，建筑工程师将一把银质的泥刀赠送给了他。而总税务司夫人更是出尽风头，由她将一个内装武汉报纸和货币的小匣子安放在基石下面，以资纪念。奠基完后，仪式似乎还意犹未尽，人们在江汉关大门左侧专门立石碑一块，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四日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奠此基石。这个马屁拍得可真响呵！

俗话说，慢工出细活。这幢大楼从浇灌基础、全面施工到完全落成，前后跨了三个年度，直到1924年的元月21日才正式完工。整幢大楼占地面积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9平方米，主楼四层，正方形结构，底层为半地下室，钟楼亦有四层，总高度达46.3米，一经建成，它便成为武汉当时最高的建筑。

应该说江汉关大楼无论外观还是建筑水准，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它的主面设计采用三段构图的古典手法，以钟楼为中心形成对称。而墙面、山花、窗楣与入口半圆形拱门的处理则是欧洲文艺复兴式风格，外墙用湖南花岗岩石叠砌，楼东、西、北三面墙均带花岗石廊柱，柱头饰以变形的“科林斯”。北面的8根大柱直径为1.5米，高及三层楼，一副气势顶天的派头。

江汉关大楼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设计师重视了地理环境的因素。汉口颇多水患，大楼设计时便充分考虑了长江水位对建筑的影响，底墙厚达一两米，正面入口，直接抵二楼。汉口历经1931年和1954年的大洪水，市街已成泽国，但水位均未超江汉关大楼一层地面的标高。显然，设计师当初必是以长江汛期极限水位作为确定大楼设计标高的依据。

当然，最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还是大楼顶上的钟楼。钟楼四层内有钢梯直上顶层。第三层外墙嵌有直径3米的钟面，拥有7个不同音阶的大钟。大钟为英国蔡司吐麦士钟表公司和安德森迈尔公司制造，漂洋过海运抵武汉后，由汉口著名的亨达利钟表行安装成功。第一记钟声敲响在1924年的1月18日，从此它便成为武汉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声音。钟楼上的小平台上还有7米高的桅杆，桅尖上装有风向仪，上有铜铸的英文字母E、S、W、N以示东南西北。风向仪中间曾经有一座鎏金的英国帆船模型，大约是表示英国人对中国大陆的征服吧，中国人看罢总觉得心头不爽，所以在1949年，海关由中国人自己主持后，便将这只船模拆掉了。

江汉关的大钟是每时每刻都要敲响的，它每日按时敲钟，按刻奏乐，夜深人静时，尤为清亮，不知进入过多少人的梦中。在我看到的很多资料里都说，江汉关的钟声奏响的是英国女王加冕时所演奏的《女王万岁》主旋律，并因此而痛斥英国人的可恶。最近我看到的另一份材料上说，这是一个误会。江汉关的钟声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敲钟乐——英国西敏寺教堂的音乐《威斯敏斯特曲》。整个曲子分为四段落，每一刻钟演奏其中一段。一刻钟时奏响四个音符，半点时奏响八个，四十五分钟时是十二个，整点时演奏十六个，一个小时刚好把整首曲子奏完。不过，不管是《女王万岁》还是《威斯敏斯特曲》，它们都在1949年消失在云天之外，武汉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它们的旋律到底是些什么。倒是《东方红》的曲子在三镇的上空响了很久很久。2000年9月9日，这座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海关大钟——江汉关大钟——因为时日已久，机械部分磨损严重，误差逐年增大，从而正式引退。烟台北极星特种钟厂生产的“石英子母式塔钟”顶替了它的位置，成为武汉老百姓新的报时钟。据说这款新钟，内部装有全球卫星定位校时系统，走时准确，每十万年只误差一秒；钟声采用了数码录音技术，响亮悠扬，深夜里响起，三镇依然人皆可闻。

江汉关大楼的正门上方凿有豪放的“江汉关”三个大字。它们出自当时的湖北教育厅长宗彝之手。宗彝学过颜柳，又摹过魏碑，笔力遒劲，善写斗方，其书法精深，在武汉诚不可多得。因江汉关之“江”笔画简单，而“汉关”的繁体字笔画复杂，想要搭配得好看也不太容易。为这三字宗彝也是数易其稿，最后才一挥而就。要说江汉关请高人写字也算舍得，为求此三字，他们支付给宗彝润笔纹银500两，这可真不是笔小数目。宗彝后来倦于做官，淡出政坛，退居于武昌皇城角私邸靠鬻字为生，因他的名气大，每月靠卖字也能挣不少钱。1930年元月，因心疾而逝，只不过五十多点岁而已。汉口当日报纸在报道他的死讯时说：“武汉大书家无多，先生其一也。”

三

其实，几乎在武汉盖海关大楼的同时，上海、广州、天津也都盖建了海关大楼。其中建筑规模最大的是上海，最小的是武汉。有意思的是，武汉的江汉关却最为出名，它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许多人的文章和著作中。其中最重要原因，盖因为武汉江汉关的地形位置选择得特别好。它地处江汉路和沿江大道交会之处，沿江大道在此恰好有一个大弯，设计师巧妙地利用突出江面的地段布置，将大楼置放在这个拐角处，又将东面和北面都挺出来展示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既利于监视江面活动，又兼顾江面与江汉路的对景关系。

船行江面，远远就能看到江汉关立在岸上的高大身姿，南来北往的所有人无法不对它留下深刻印象，为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人们从水路进入武汉所看到的最为醒目的建筑。

女作家韦君宜在她的一部作品中曾经这样描绘：“轮船大声吼叫着转过弯来，驶近码头。巍峨的江汉关已经望得见了。旅客们纷纷收拾东西。她拎着小皮箱抢出舱来，就站在船头甲板上向前眺望。江汉关！又看见了！”这段文字，很让我感动。

20世纪30年代汉口江汉关全景。

漫漫的79年时光过去了，年届80的江汉关大楼依然昂首挺胸地立在长江之畔（注：作者写作本文的时间为2003年）。解放后，它曾先后改名为汉口关、武汉关。但在民间，老百姓依然喜欢称它为江汉关。它仿佛是植根在民间的一个地名，根深蒂固，任你关名如何修改，我等顺口喊出的，还只能是江汉关，时间用了它七十多年的耐心，形成了人们固定的称谓，要改变这个，也不是件易事。1956年5月1日，由于对外贸易形势的变化，武汉关奉令撤销。时隔24年后的1980年4月11日，国务院又专门发文批准成立武汉海关，它的办公地点仍在江汉关。地址是沿江大道86号。

现在的江汉关下车水马龙。

江汉关紧挨着长江。

江汉关。

跑马溜溜的汉口

风道扬镳各自由，此风原是创西欧。

莫轻驰骤夸先进，合算华人胜一筹。

——《汉口竹枝词·西人跑马场》·罗汉（清）

汉口的跑马场

其实很难想象，在汉口这样一个地方，曾经一度开有三家跑马场，比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都要多出一个。第一家西商跑马场在解放公园一带，第二家华商跑马场在现在的同济医科大学一带，第三家万国跑马场在唐家墩附近。三家跑马场相距甚近，打个的顶多是个起步价。原先一直搞不懂汉口要这么多跑马场做什么，怎么会这么热衷赛马这项体育娱乐呢？后来见汉口人赌博热情之高，干劲之大，方悟出，跑马场的修建既非为了体育，亦非为了娱乐，它更大的乐趣正是在于赌博。

当然，第一个跑马场并不是汉口人建起来的，将跑马之风带来武汉的是洋人们。汉口自开埠以后，随着五大租界区的建立，洋人们纷然登陆。由他们带到汉口的西方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大大地冲击着汉口本土的生活。洋人们在租界内又开“夜总会”（当时又称“波罗馆”），又办网球场（汉口现在还有个地名叫“球场街”，便是因洋人在此办网球场而得名），这些玩乐，当然也包括玩赛马赌博。汉口因商而兴，商业气息浓郁，商战中一赌输赢的事是常见的，因而汉口的赌风一直是很盛的。

中国人的赌博方式很多，以动物为主的中式赌博，多是斗鸡斗狗斗蟋蟀，虽然喧哗热闹，可跟赌马的浩荡气势相比，这种赌博完全提不上筷子。赌马是大规模的赌，千人参与、万人观看着赌，这种好玩，这种刺激，汉口人自是抵挡不住，因而，赛马这样的赌博一到汉口，立即便成为汉口人热衷参与的游戏。

跑马场的赛马赌博是公开进行的，政府非但不制止，反而会调派军队和警察现场维持治安。因为赛马是要上缴5%的赛马税的，因此，赛马会全盛期间，政府一日可收到银元八九千元。此外，前去帮助维持秩序的人，每场下来，除净挣个七八百，还外带一顿好酒饭。如此好事，又有何人愿意制止之？利之所趋，跑马场成为公开的赌博场也就很自然了。

当时赛马大赌博的方式据说主要是两种，一是买彩票，一是买马票。估计与现在的赌马方式也差不了多少。汉口有很多的“马迷”，他们每场必到，风雨无阻，他们熟悉各种马的性能和骑师的特点，知道什么马善于跑长路，什么马善于跑短路，也知道什么马追劲大，什么马耐劲大，还知道什么马喜欢阴雨湿土，什么马喜欢晴天干地。他们掌握一手资料，积累出成套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然后再选购马票。当然，更多看热闹的老百姓是不谙此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靠蒙靠猜，所以一些赌上瘾的人因为赌马而倾家荡产。据说当时曾经流传着一首赌马的歌，歌词为：一进马场，喜气洋洋，谈的是“汉生”，说的是“庄王”。马下跑道，输得精光，拿的是“会钱”，当的是衣裳。再下马场，男盗女娼。

“汉生”是马名，“庄王”也是马名。

关于汉口赌马的故事流传甚多，在此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说汉口的跑马场。

西商跑马场

世界上最喜欢赛马的莫过于英国人。英国人走到哪里，就把他们喜欢赛马的爱好带到哪里。比方被英国人管治过百年的香港也热衷赛马，以致香港回归时，中国方面还得答应他们“马照跑，舞照跳”。

汉口的跑马场当然也是最先到汉口来开辟租界的英国人率先弄起来的。1861年英国人趾高气扬地在汉口划地，盖好楼房住上人之后，便想要玩乐。最初他们看中的是租界迤东的荒地，即现在的兰陵路和黄陂路一带。未经中国官方的许可，他们自行辟出一马道子和球场。随后，俄、法、德、日租界相继开辟，这块地划归了俄租界，英国人又把他们的马道子和球场修到了现在的复兴街昌年里一带。1902年，法租界扩展，又把复兴街昌年里一带扩了进去，于是，英国人又开始新一轮的策谋占地。英国人其实也是想借开办跑马场的理由，在租界外为自己占据更多的土地。这一次，他们把目光盯到了汉口东北郊的荒地上。

1902年，在英国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的主持下，他们以四十文一方的超低价格，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手上买下了大片土地，尔后又以一二十文一方的贱价，从农民手上强行购买了一些。按今天汉口方位测定，这块地大约东起永清路，南抵解放大道，西连解放公园路，北邻惠济路。我们今天看到的解放公园只不过是其中面积的五分之二。解放公园在我们眼里已经就算一超大公园了，可见当年西商跑马场的面积之大。

英国人买下这块本属中国土地产权的地之后，向香港英国政府登记，便堂而皇之霸为自己的地盘。其中的管理权、警卫权都操之于英国人之手，为了防止中国人通过，他们还沿渣甸路进口两旁，高筑了两道钢筋水泥的围墙，其结果也就跟租界差不多。

西商跑马场的全称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通常就叫它“西商跑马场”，或叫“六国洋商跑马场”，六国指的是英、法、俄、德、日、比六国。说是赛马体育会，但它的影响不在体育，而在赌博，久之，便很少有人提“体育”二字了，都只叫“赛马会”。初始时，这里一年中有半年泡在水里，跑马练马只能等到秋后水落。直到1905年张公堤的完工，这里才摆脱水患的侵扰，正式辟为跑马场。

西商跑马场产权归英国人所有，董事长是英国人杜百里。杜百里是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他在怡和洋行供职30多年，其中有20多年都在汉口，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汉口王”。怡和洋行在中国素有“洋行之王”的称号，它们曾经声称“只要中国什么地方有买卖可做，怡和就要到那里去”。怡和洋行的开山鼻祖是英国人渣甸（汉口因为他还将一条路名叫作“渣甸路”）。他在中国的绰号叫“铁皮老鼠”，他的起家全然靠的是在中国贩卖走私鸦片。鸦片战争的爆发很难说跟这个家伙没有关系。

1905年建成的汉口西商赛马俱乐部，专供外国人赌马娱乐之用。

建于1905年的汉口西商跑马场。

汉口西商跑马场全景，约有八百多亩地。

汉口西商跑马场。

汉口赛马会（1911—1912）。

汉口西商跑马场看台。

络绎香车去马场，春秋两赛竞华商。

先鞭一着齐呼彩，赢得佳人为捧觞。

——《汉口竹枝词·华人跑马场》·罗汉（清）

在渣甸创办的洋行中爬上大班之位的杜百里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杜百里在汉口为怡和洋行置办的房屋有100多栋，西商跑马场西北方向的怡和村就是他建成的。杜百里曾经还想在英租界外建立怡和租界，最后终因1927年英租界的收回，杜百里的梦想被打碎。

对于这样的人，英领事自是十分赏识，所以，杜百里在汉口英租界内身负多职，甚至还是汉口市政府的参议。英国亦大肆褒奖他为英国所作的贡献，并由英女王授予勋位。在我初学英语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关于要学好英语的著名传说。说是一个华人得罪了洋人大班，洋人大班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写了一张纸条让此华人送到巡捕房去。结果华人送纸条到巡捕房后，立即被逮捕了。原来纸条上写着：此人犯了法，把他抓起来。华人不识英文，竟是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据说这个洋人大班，就是杜百里。

杜百里对中国人的傲慢是有名的。他除了跟几个买办、大班打打交道外，其他的中国人他一律不屑一顾。由他当董事长的西商赛马会员亦都为洋人，中国人一律不得参加。非但如此，跑马场还到处都竖着“禁止华人入内”的牌示。赛马场又是在汉洋人们聚会和社交的场所，凡有节假日，他们也会在此举办舞会招待会之类，但对中国人却非常排斥，就连中国的富商甚至官员亦都不被接纳。数十年间，能到赛马会作客的中国人屈指可数。据说1928年，英国领事府在马会举行英皇加冕典礼，蒋介石、宋子文和吴国桢作为临时宾客被邀请过一次。其他人，几乎都没怎么听说。但是赛马时的马票是公开出售的，他们热烈欢迎中国人前去购买马票。赛马会每年赛3次，每次7天，每天10多场比赛，每场收票款约3万多元，马场从中抽成15%，没有中国人踊跃买票前去观看和参赌，他们的钱又从哪里去赚？

汉口有不少专业马贩子，他们每年从张家口贩运大批赛马到汉口来。马到后，首先由马会的会员选购。好马高达上千元，差马也要百元左右。挑好后，马主便将马放在马会的马厩里寄养，并负责训练。有一匹好马，就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杜百里的一匹名为“波斯顶珠”的马，每赛必胜，另一匹名为“飞狐”的马，也是胜多负少，这两匹马为他赚了不少钱。

西商跑马场占地面积大约有800多亩。房屋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除了跑马圈外，还建有各种球场。如高尔夫球、足球、网球、马球、篮球、橄榄球（当时人们叫它青果球）、排球等。一球一场。会员可任意选择，据说在全盛时期，这里每天都有五六百洋人在里面游戏玩耍。

跑马场内设有一座巨型看台。看台约有2000平方米，分为两层，底层为台阶式，上为平台，供中国人观看赛马，这里可容纳上万人。临近终点的公正亭旁边的场地是洋人观看处。有舒适的藤椅座位，四周用白色的木栅栏作标示，只许会员入场。中国人看赛马是要买票的，而洋人则是赠票。

在看台西边邻近围墙处，是长排马厩，里面能容下200多匹马。距看台不远，有一酒吧间。酒吧下方还建有公正亭，亭子分上下层，上层供裁判监视竞赛全程，记录并决定胜负，下方则供摄影师拍照。

赛马会俱乐部是一组西式建筑，主楼上建有尖顶，俱乐部内有游泳池、跳舞厅等娱乐场所，同样也只供洋人使用，禁止华人入内。

整个西商跑马场工程的完成是在1905年。而跑马场全盛时期是1925年到1935年这十年间。每逢开赛日，争相前往观者，风起云涌。途中车马一定堵塞，而场内几无立锥之地，更谈不上坐下。万人喧哗之中，马场还要邀请汉口英国巡捕房的乐队前来奏乐，其热闹几可掀天。那时的跑马场不算赛马时的收入，日常玩耍每月的总收入都高达4万多银元，如果是赛马期间，一天的收入即可达20多万银元。如此掐算，仅一个西商跑马场，就不知道挣去了多少中国人的银子。

1938年，汉口被日本人占领。初始，赛马会的产权依然在英国人手上，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全盘接管了赛马会，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原有的董事会不复存在，新的董事长是日本人，而会员也只剩下日本人自己。与当年的盛况相比，此时的跑马场已然十分清冷。非但如此，半年后，日军将之军管，跑马场便成了高射炮阵地，跑马圈战壕遍布，曾经驰骋在这里的马师的身影也都换成了跑来跑去的日本兵。跑马场从此走向萧条。

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

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

——《汉口竹枝词·华届》·罗汉（清）

1945年日本战败，这里又成了关押日本战俘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英国人才重新掌管了他们的赛马会。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赛马活动全部都停止了。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

1949年，这块被英国人掠去达45年之久的土地又回归中国。政府将这里的建筑分派给了五家单位。1953年，政府用原跑马场马道子场外的3.8万平方米的地建设公园，1955年5月16日，也就是武汉解放六周年的日子，公园建成开放，政府为它起名为“解放公园”。

原来西商跑马场的遗迹，只有在解放公园和它附近的解放军通讯学院和武汉歌舞剧院内还能看到点点滴滴。

华商跑马场

华商跑马场的开办，说起来就有些意思了。这个话头从汉口华商总会说起来可能比较顺畅一些。

前面说过，开埠之后，洋人们都在自己租界内开办的“波罗馆”消闲。“波罗馆”内有诸多玩乐设备，什么酒吧间、弹子房、壁球房、大餐房、牌房、图书室、理发室、浴室以及舞厅等等，总而言之，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各洋行的大班以及其他洋人高级职员，业余时间都喜欢泡在“波罗馆”里，声色犬马，尽兴玩乐。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买办们虽然有钱有势，却终不能与洋人们平起平坐，这些地方，他们是无权进得门去的。对于迷恋西式生活的买办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痛苦。

于是，他们模仿洋人的形式，组织华人买办悄然成立了自己的夜总会。他们把这个夜总会命名为“华商总会”。华商总会的原始发起人，有美最时洋行的买办王伯年、瑞记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立兴洋行兼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刘歆生等人。

华商总会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几年，会所设在英租界内，大约是鄱阳街与江汉路交叉的一所房子里。因为在租界，终究还是要受洋人的气，这帮买办们曾经还与洋人发生过一次冲突。那是华商总会刚成立不久的事，有一次，这帮有钱人在会所正玩得开心，不料英国巡捕房的一个捕头却领了一些巡捕前来将会所的赌具筹码一起搜走。此一行动，让这帮中国买办们深受刺激，认为遭受如此奇耻大辱，绝难忍受。于是相互约定，从次日起，都不到洋行上班。各洋行的大班突然发现日常天天见面的买办们一下子都不见人影，大为惊讶，询问后方知原因。大班们以经济效益为主，担心买办罢工，势必影响洋行业务，于是联合起来，出面向英巡捕房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原物全部奉还，从此不再干涉华商总会的活动。这场风波，华商显然是赢了。自此后，华商总会便成了租界内一个公开的华人夜总会。他们在这里有得吃有得喝，赌博是必不可少的，狎妓抽大烟也是可以的，其间也有下棋打球品茗阅报之类健康活动。当然，来者皆商，大多有钱有地位，彼此天天在这里碰头，拿这里当了个华商们交际和议事的场所也是必然。

1908年的一天，良济洋行买办张永璋去西商跑马场看赛马，以为自己是买办，地位不逊于洋人，可以走正门登台看赛马。不料行至台口，却遭到守台的印度人阻拦，这且不说，在他辩白时，印度人竟是当场踢了他一脚。这一遭遇使张买办气得够呛。当晚到了华商总会便与大家谈及此事。这一说便引起大家的公愤。因为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有此类遭遇，就连卖地给英国人的刘歆生也被毫不客气地挡在正门外，看门的人说：华人只能由侧门进去。

愤怒过后，华商们一则相约从此不去西商跑马场，同时也酝酿自己的跑马场。地皮大王刘歆生一马当先，首先表示他可划出一块地皮作为投资，其它华商亦纷然入股，响应的集资者达三十多人。由当时的华商总会负责人、汉口总商会会长周星棠，阜昌洋行买办刘子敬、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太古洋行买办章学周、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等组成董事会，公推周星棠为董事长。宗旨是要团结华商团体，与西商跑马场竞争，以期挽回利权。口号还是蛮冠冕堂皇的，但如果跑马场赚不了钱，估计也不会有人去争它这口气。

刘歆生提供的地皮即是现在的同济医科大、航空路、万松园路一带。跑马场全称为“华商体育运动会”，通称则是“华商跑马场”，又叫“跑马厅”。它的建筑设施和组织系统与西商跑马场几乎相同，最为不同的则是：它不收门票，不分中籍外籍，一律平等，都能前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

华商跑马场面积大约为三万三千多平方米，建有一个圆形的跑马圈，周围一公里半。在跑马终点，设有三座看台。跑马圈四周有茶座、冷饮、中西餐馆等，亦有一些摆摊者。这些都采取的是承租方式，租金交给跑马厅。

由于华商跑马场的免票进入，它一开张，就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华商跑马场的时间与西商跑马场一样，也是定在春秋两季，但它的赛期比西商跑马场多。它除了跑马场自己的规定赛事外，还要举办一些“赈灾”或“助学”之类的义赛。不过，华商跑马场尽管不收门票，但由于他们从马匹的数量到马师的水平都不及西商跑马场，因此他们的效益一直都没有超过西商跑马场。

武汉沦陷后，华商跑马场的赛马亦陷入停顿。抗战过后，由汉口的青红帮联手组织过几次马赛，后来局势一直不稳，战乱连连，人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赛马或看赛马，于是赛马会也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解放了，赛马运动随洋人的离去而离去。在华商跑马场地皮上，盖起了一幢幢的楼房，华商跑马场从此连一点遗迹都没有留下，只有一幢华商赛马公会的楼房孤独地立在汉口。

这幢房子现在为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办公处。它修建于1927年，汉合顺营造厂修建，设计者不详。它的地址是：汇通路20号。它似乎在提示我们汉口曾经有华商跑马场这一段往事。

万国跑马场

万国跑马场最后建成，那时已经是1926年了。西商跑马场和华商跑马场都进入了他们的全盛时期，每场马会都能赚得个盆钵饱满。于是已经在西商跑马场赚得够多的杜百里还嫌不过瘾，又联合一帮华商另行集资合股，开辟了汉口的第三家跑马场。这个中西合作的跑马场正名为“万国体育运动会”，通称“万国跑马场”。

万国跑马场的地点选在了唐家墩和姑嫂村一带。几乎有十来年的时间，三家跑马场同时赛马，整个汉口数万人同时叫喊喧哗，其声势是何等吓人。那些年，是汉口赛马最为疯狂的日子。

这种疯狂的日子，随着日本人的入侵，一夜之间全部结束。从此赛马进入低潮。日本占领期间，西商跑马场和华商跑马场都停业了，只是万国跑马场为日本人所利用。当时给日本人在汉口当市教育局局长的高伯勋成为万国赛马会的会长。其实这样的赛马会也跑不起来，1945年，日本一投降，这个赛马会也就立即解体，从此万国跑马场也消失不见，只成为书本上的五个字而已。

《铁蹄下的民众》

这是1929年11月4日汉口《碰报》上登的一篇文章：

武汉民众，近来这些时，完全在铁蹄下过日子。

只要你肯每天到马路上逛逛，车马轰轰，连公共汽车上面也像提倡赌博地贴上到马场去的乘车价目。有钱人，手中的钱拿着发烧，拼命向马场奔去；没有钱的穷光蛋，想发横财，东拼西凑弄钱去买马票。明知赛马是赌博的玩意，明知赛马黑幕重重，可是，一般人还是执迷不悟地到马场去。有的将生命整个牺牲于铁蹄之下，有的将金钱牺牲于铁蹄之下，得利益的只是赛马场和马主。哀哉，铁蹄下的民众。

仅以此文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华人买办悄然成立了自己的夜总会——华商总会。

1931年大水灾中的汉口西商跑马场看台。

华商赛马公会。

渣甸与怡和

20世纪30年代汉口怡和（EWO）洋行。

汉口洋行遍地

你无法去进行这样的设想。100多年前，汉口的街上到处是洋人。他们悠然自得地在大街小巷来来去去。虽是外来者，可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倒是本土的汉口人，却没有他们那一份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华界，但汉口人则不能随便地进出他们的租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没什么道理好讲。

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汉口成为洋人们眼中的热土。一经开埠，洋人们便纷至沓来，前来汉口淘金，及至租界圈定后，汉口一时间洋行林立。

最早到汉口来经商的洋人是俄国人。他们是为茶叶而来。早在1850年，俄国茶商便取得清政府贸易许可，深入到鄂南羊楼洞一带收购茶叶和砖茶。于是，汉口有了第一家洋行。此后的1862年到1905年间，在汉口开张的洋行几乎令汉口人目不暇接。各国洋行共114家在这里落户，再加上250家商号，汉口经商的洋人实在是让汉口人数不过来。

洋行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简单点说，就是进出口贸易。他们将海外的商品运来，再将本地特产拿走，如此而已。但是，不能简单视之，洋行的活动几乎渗透在汉口各个重要的商业行当。进口贸易上，英美的洋行垄断石油、纺织品，德商洋行几乎垄断五金机械、染料，日本洋行则在棉纱、食糖等方面要与英美抢夺一杯羹；而在出口贸易上，俄商洋行自是垄断砖茶市场，英商洋行又垄断蛋品、红茶等，德商洋行在羊皮、牛皮、桐油、五倍子输出中占据巨大份额，而日本洋行主要将棉花、油脂、杂粮、猪鬃等贸易抢在自己手上。不同货物之间的对流，各种商品吸纳和吐出，使得汉口的商业流通跳出了自己以往的格局，变成了真正的国际化流通。

满街林立的洋行，要做生意，自然得直接与汉口人交往，它需要汉口人作为中介，于是有了买办和洋行职员；它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为其工作，于是，有了产业工人；它需要洋人们居于汉口经营洋行，于是，有了与汉口民居不同的洋房；它需要满足他们在国外时的享受，于是，就有了跑马场、网球场以及宽阔的街景以及花园以及其他一切曾与汉口无关的设施。如此这般，它使得地处内陆、土气十足的汉口渐然改变，它改变了城市面貌，改变了价值观念，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道德判断。而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整个汉口城市的气质得以改变。

所有来汉口的洋行中，名气最大的并非来得最早的俄国洋行，而是比俄国人晚来一步的英国人的怡和洋行。

渣甸与怡和

1827年，一个叫威廉·渣甸的随船医生被他的雇主英国东印度公司解雇了。公司给了他两箱鸦片作为补偿金。长期随船走水的威廉·渣甸深知鸦片在中国的市场，由此他带着两箱鸦片到了广州。这两箱鸦片为他获取的暴利令他看到了自己的前景。于是他将他赚到的这笔钱作为定金再向英东印度公司赊销鸦片。就这样，来来往往了几年后，他的荷包一天天鼓胀起来，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已经发了大财。

1832年，渣甸和他的伙伴马地臣合伙开设渣甸洋行。他们在广州与十三行会馆签订了租赁东生行义和馆的租约。

“十三行”当是中国最早的洋行，它的称谓在康熙年间便已出现。当年洋商到了广州之后，他们的买卖只能够由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负责，洋商在广州的一切起居行动也得由行商负责。因此，他们在广州时只能在行商修建的“夷馆”中居住。当时中国的行商，在广州城外西南处建起了丹麦、西班牙、法国、美国、瑞典、荷兰等十三间“夷馆”，专门租给洋商居住，故通称十三洋行。

渣甸洋行成立后，依然做着他们的老本行：贩卖走私鸦片。林则徐当年在广州禁烟时没收了2万多箱鸦片，渣甸洋行便占了7000多箱。理所当然，渣甸和他的伙伴马地臣被列入了中国驱逐出境的走私贩子的名单之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渣甸洋行卷土重来，他们把洋行的总部移到了香港，同时将渣甸洋行改名为“怡和洋行”。

1843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不久后又在其他20个城市中设立了分支机构，除了继续从事他们的老行当走私鸦片外，同时也展开了丝、茶出口等贸易。尤其在上海与香港两地，它的业务范围涉及极广，除了经营航运、造船、公用、地产等之外，还与汇丰银行一起，组织“中英银行公司”，作为对华铁路和矿山投资的专门机构。怡和洋行一直是汇丰的大股东。1876年，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长十余公里的铁路，也是怡和洋行领衔做的，最后导致愚蠢的清政府竟掏一大笔钱将此铁路买下并清除拆毁。中国的好多事情，都跟怡和洋行扯到了一起。

到了二十世纪初，怡和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一个势力伸展到中国诸多经济部门的大托拉斯，成为英国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垄断组织。用怡和洋行自己的话说，它“网罗了从寒冷的南方”所产的各种各样“适合市场销售的土特产”，“只要中国什么地方有买卖可做，怡和就会在哪里出现”。因此，怡和洋行被人称为“洋行之王”。而它的创始人渣甸因为善于钻营，无孔不入，既机诈又强硬，则被人叫作“铁皮老鼠”。据说他的办公室从来不为客设座，有事找他，立谈而决，属于铁腕一类的人物。1839年他返回英国，1841年还当选了英国国会议员，但是只两年工夫，他便在伦敦去世。终身未婚，他的外甥女的儿子成为他的继承人。

太古洋行，建于1918年

当年的太古洋行外围景观。

日信洋行，建于1916年。

珞珈碑路红房子，原是汉口的高级住宅。

卜内门洋行，建于1921年。

捷臣洋行，建于1908年。

怡和村别墅。

景明洋行，建于1921年。

怡和落脚汉口

1862年，“洋行之王”怡和洋行在汉口设立了分行。它的行址在汉口沿江大道104号。

怡和洋行最初的业务以轮运为主，它有两条趸船，一条名叫“汉口”，一条名叫“汉阳”，另有三艘名字分别为源和、昌和、吉和的轮船，行驶汉申、汉长（长沙）、汉宜三条航线。雄心勃勃的怡和当然不可能就此打住，它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自己。及至清末民初时，它的业务就涉及汉口商事的各个行业中。在贸易上它设立了进口部和出口部，如同其他洋行一样，它倾销西方工业产品，采购本地土特产、矿产原料，靠不等价交换在汉口淘金。除此外，保险业，航运业，金融业，公共事业诸如此类，它也都四处伸手，一一涉猎。

至于汉口正处于兴盛时期的房地产业，怡和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怡和洋行在汉口的大班虽然是英国人，却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杜百里。杜百里在怡和供职30多年，其中有20多年是在汉口当大班。说杜百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似也不过。杜百里最大的梦想是想在汉口的英租界外，另行建立他的怡和租界。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在汉口当大班期间，到处买地建房盖楼，将他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大地扩展。在租界之外，怡和前后修建起的房屋百余栋，它专设了产业部负责经营，对外出租牟利。租期不少于一年，预付押租两个月。仅凭房租，怡和每年的收入也达20多万。

1919年，杜百里在俄租界内购地1000多平方米，建起三层高洋楼27栋之多。洋楼底层有汽车库和杂房，以及佣人屋。二楼为门厅、客厅、餐厅，三楼则为卧室和书房等。屋内卫生设备齐全，还特别建有烤火的壁炉。房屋上下错落，高低有致，清水外墙，红瓦坡顶，带着一点点西班牙建筑的味道。这组建筑的设计者是德国人开办的石格司建筑事务所，施工者则是汉协盛营造厂。它位于黎黄陂路和兰陵路之间的珞珈碑路。一踏上这条安静的小路，便能看到这一组散发着异域气息的红色民居。行走在房与房相隔的小道上，很能感觉到这房子给居住者带去的那种平和宁静的人间情怀。

与此同时，杜百里在胜利街也买了地皮盖起了房屋。这是一幢造型怪怪的房子，它立在街头，颇为抢眼。它的外墙和屋顶都各行其是，绝不一致。墙面分成了三种，或拉毛墙，或清水墙，或麻石墙，屋顶亦或平或尖。这幢房子后来成了铁路局职员的宿舍。因住房紧张，人们在平台上乱搭建了些房间，于是这幢本来就颇为异端的房子，看上去就更怪了。

汉口三教街公寓的出名倒不是因为怡和洋行，而是因为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的“八七会议”。当时是苏联人洛莫卓夫住在这个名为“怡和新房”的公寓里，“八七会议”就是在莫氏所住的二楼一个房间里召开的。怡和新房是怡和洋行1920年建成的高级公寓楼。这是一幢欧式建筑，共三层。拐角的楼顶上有一座嵌着大玻璃窗的圆顶塔，塔下的檐线上留有“1918”四个数字。但它的初建时间是1915年。很朴素，也很实在的一幢房子。当时开“八七会议”时，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岁月，因此会议是秘密的。洛莫卓夫向前去开会的共产党领导人交待道：如果有人来问，就说是开股东会。去开会的人，零散着去，分批地走。去了之后，便不能外出，只能住在那里，饿了就吃干粮。现在的三教街公寓的地址是鄱阳街46—56号，“八七会议”纪念馆便设在原处。其他房间，仍如往昔，作为商店和住宅在继续使用着。

1920年，杜百里在西商跑马场西北方向购地9.9万平方米，他在这块荒郊野地上盖起了一个别墅村。杜百里将此村命名为“怡和村”。怡和村中有花园一处和别墅洋房十多栋。村中建筑一般为二至三层，绿树掩映，亭台相间，款式各异，院落大小适宜。专家们说，这十几栋别墅在平面功能设计、立面造型以及材料的用法上无一雷同。总体自由布局，四周绿荫环绕。当时此属郊区，村外天开地阔，空气新鲜，远离噪音，是一处极舒适养人之地。

因购地有多，怡和洋行也能算计，他们将建村后所余的地皮，悉尽租给农民种菜种粮，年年还可回收一笔钱回来。

怡和村的居民大多为洋行大班以及领事馆官员，为方便这一干人的进出，怡和洋行还在村前修了一条马路，马路一直通到租界街。这条路便以怡和洋行的创始人渣甸的名字命名，叫渣甸路。这条路名沿用了很久，是汉口人十分熟悉的路名。

1955年，怡和洋行在汉口最终下旗关门走人。当然，杜百里走得更早一些，他最后一次真正离开汉口是在1947年。抗战后，已经回到英国的杜百里重返汉口，他想在他的故地重新振兴因汉口沦陷而深受重挫的怡和洋行，但是时局已变，洋人们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大势已去，杜百里完全无望重续他的梦想。所以他将怡和洋行的码头、仓库、趸船等都租给了民生公司，他的房地产也大部出卖。这一年杜百里离开汉口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现在的渣甸路也已改名为解放公园路。怡和村花园仍在，小楼仍在，只是主人已改。它现在的地址是解放公园路53号。

汉口三教街公寓，著名的“八七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

汇丰大楼

圜法应当属国家，洋圆浸用到中华。

权利既落西商手，汇水由他任意加。

——《汉口竹枝词·各国银行》·罗汉（清）

一

车下了长江二桥后，由三阳路拐到江边，顺着沿江大道上行，便是汉口的外滩。这一带是当年洋人开辟出来的，所以沿途都是满带欧美风格的大楼。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光的消磨，这些大楼也已是风霜满身，沧桑的气息透过麻石、透过拱形的窗户、透过石刻的花纹、透过巨大的圆柱，铺展在阳光之下。但是仿佛从它们身上碾过的年轮、在它们身边弥漫过的硝烟都没有让它们衰弱和苍老，它们的身姿似乎依然挺拔坚固，以一副泰然自若的架势接受着新世纪的来风。

建筑学家说，这是当然，因为它们从建筑的开始就是以百年而计。历史学家说，这是必须，它们站在这里的意义，就是见证历史。诗人说，这是关键，它们是城市诗篇中最沉重也最富内涵的字眼。社会学家说，这是文化，它们原先有过的商业价值和建筑意义都随时间一起流失了，它们现在最重要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

我想，他们说得都对。

沿江上行到青岛路口，这条路上最炫目最有风采的一幢大楼出现了，这就是汇丰大楼，我们此行，就是来认识这幢大楼。

故事的时间当然得拉回到一百多年前。开头的人物是一个英国人。

1864年的一天，一位中文译名叫苏石兰的英国人（他的英文名字叫Thomas Sutherland）在一艘邮轮上。海天空旷，海水无边无际，海岸线在遥不可及的地方。闲极无聊的苏石兰随意翻看杂志。杂志上有一篇介绍苏格兰银行传统的分析文章。苏石兰在阅读间，突然想象力被激发，心绪也大开。他想，原来开银行赚钱这么容易，连政府也要对银行家敬畏三分，为什么我要经常坐在轮船上漂泊在外，而不开家银行坐在家里等人送钱上门呢？

华丽的汇丰银行大楼，现为光大银行。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而茫茫大海本来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背景。

当然，苏石兰不是一个穷小子。穷人再怎么幻想，也不会想到去自办银行。苏石兰是英国大英轮船公司的老板，他有数不清的钱财为他的想象垫底。

苏石兰想到即行动。他四处找英国洋行的大班游说，终于说服了他们中的十几个，我们熟悉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都是它的董事和主要投资者。苏石兰共集资了500万港币，1865年便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开设分部。1866年8月在香港注册，正式成立公司组织。当时的银行名叫“香港上海银行”。十几年后，一个华人买办找测字先生算笔画测凶吉之后，建议银行改名。改名后的银行便叫“汇丰”，取“汇款丰富”之意。这名字一经叫出，便是一百多年。

汇丰银行是第一个将总部设在中国的英国银行。苏石兰发起建立这家银行的目的，就是来赚中国的钱。当然，它的发起书并没有说得这么直白。发起书中说：“目前在中国的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需要。”

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建于1865年，是汉口第一家外国银行。

汇丰银行成立后的头十年，营业相当顺利，其增长的速度，高于其他外国在华银行，居于前列。1873年，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停滞，汇丰银行出现了一段低潮期。但此时的汇丰根基已稳，两三年后，形势便迅速开始好转，及至进入到八十年代，汇丰进入了它的高潮时期，盈利迅速上升，无论在扩展的规模还是增长的速度，都是其他外国在华银行望尘莫及的，连汇丰的创始人们都感到讶异，他们从来没有料到汇丰竟会有如此之高的利润。它的势力强大到中国各地外汇市价和黄金价格要以汇丰的牌价为准。及至世纪末，汇丰已经被公认为一家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银行了。

汇丰总行落脚在中国，它的活动中心亦在中国，那么在中国诸多城市开设自己的分支机构则是必然。

1866年，汇丰银行溯江而上，在汉口登陆。

二

1911年，汉口华俄道胜银行（皮忠勇先生收藏）。

英商麦加利银行执照（1947）。

其实最早到武汉来的外国银行不是汇丰，而是麦加利。

汉口开埠之初，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远距离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多。但汉口的金融机构，却只有票号和钱庄。前者从事公私汇兑，不向外放款；后者从事银钱兑换和放款业务。远不能适应近代商业贸易之需要。在汉的洋人要得到自己本国来的汇款，必须先通过上海的外国银行办理结汇，然后再转汇到汉口，这使得收款人要多付一笔汇费和电报费，更要命的是，如遇到汉口市面银根吃紧时还有汇率变动的麻烦，因此，在汉口的洋商们不停地呼吁银行来此地设立分行。

1863年的夏天，汉口的茶叶盛市也到了。英籍麦加利银行根据茶商们购茶春来秋去的季节性需要，派了一名英籍职员率数名华籍员工来到汉口。他们租下房屋，对外营业，向洋商们提供购茶贷款以及办理押汇业务等等。麦加利银行虽只是一个小小的行动，却从此拉开外国银行登陆汉口的帷幕，也从此改写了汉口的金融史。

汉口俄租界华俄道胜银行背面。

两年后的1865年，麦加利银行在汉口英租界内（现在的洞庭街50号）购置下地皮，正式设立分行，固定营业。紧接着，1866年，汇丰银行也进到汉口。汇丰选择了英租界四码头的一块地皮，即现在的青岛路口，在此建行营业。以后，德国的德华银行、华俄合资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也都纷然长驻汉口。及至1922年，在汉口的外国银行已有20家之多。而中国自己开办的银行进到汉口是1897年，来者是中国通商银行，虽然是中国最早的一家，但比起第一家进入汉口的麦加利银行已经晚了32年，这真是一个不短的距离。

汉口汇丰银行开业之时，因同是英人缘故，立即把海关的业务一把揽到了手。江汉关将其征收的关税全部都存入了汇丰，存到一定的时候，便以支付中国国债名义通过汇丰转账提走。这种无息使用周转资金，让汇丰大占了便宜。汇丰在汉口迅速成为最具实力的银行，海关为它垫了一个大底。当然，汇丰的成功，自有其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但它的现代机制和经营方式比之中国传统的票号和钱庄更适应当时市场以及人们的需要，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有意思的是，汇丰的存户除了外商洋行、公司、教会外，个人客户中数中国官商最多。原因一则是当时的时局混乱，豪门大户一遇风吹草动，便赶紧把现金存入到外商银行，而汇丰牌子硬、派头大，因此吸收到存款为数最多。二则是一些贪官，将贪污得来的钱化名存入汇丰。因怕被人发现，故存款用化名，所使用的印鉴也是化名的。一但存入后，家人大多不知，即使知道的也不知其化名为何。这种“无主存款”，渐之便成了汇丰银行自己的家底。据传仅清末湖广总督瑞澂一人就化名在该行存款10万两，而第八镇统制张彪亦有大笔钱款留在了汇丰。辛亥革命后，汇丰得了不少类似这样的意外之财。

这些不费半点劲得来的钱，成了修建汉口汇丰大楼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

汇丰银行1866年初来时所盖的楼房只有两层，面向长江，并不很起眼。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已经赚得钵满盆溢的汇丰银行决定为自己建造新的大楼了。沿江大道青岛路口紧靠长江，是一处再好不过的地址，因此汇丰大楼决定就在它的原址上拆旧建新。

大楼的设计者是上海汇丰总行派纳工程师，而营造者则是汉口著名的汉协盛营造厂。整个大楼占地35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44平方米。主楼地上3层，附楼地上4层，地下均为1层。工程分为两期进行。1913年，第一期工程开工，这一期主要是附楼的修建，1917年竣工；第二期在1914年动工主体，因为欧洲战争缘故，不得不停工几年，到最后完工时则已经是1920年了。

20世纪20年代的汇丰银行。

汉口日本正金银行前江中帆船。

美国花旗银行汉口分行旧址，建于1921年。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建于1902年。

清末时的汉口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及街景。

汉口横滨正金银行旧址。

汇丰大楼精致的正中顶部。

花蓝吊穗点缀着麻石的墙面。

汇丰大楼是汉口最典型的西方古典式建筑。它的沿江立面造型严谨对称，基座、房身、檐口形成明显不过的上下三段构图，左右展开划为五段，主入口由正中凸出。它的醒目，使大楼的立面具有明确的垂直轴线，确定了建筑的主从关系，西方18世纪流行一时的古典主义手法都喜欢这样。立面空廊的十根大柱全用麻石砌成，修长而又有力。柱头的卷涡纹图案，如同两只卷曲的羊角，定睛看去，这种精雕细凿的小细节又让雄伟高大的建筑在不经意间透出一点隽永和清秀的气息。源于古希腊的爱奥尼克柱式是西式建筑中最常见的，它们列在这里，除了令大楼给人庄重沉稳之感外，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大楼的体形，显示出它的强壮和力量。大楼的外墙由麻石一直砌筑到顶，花篮吊穗、火焰球等装饰浮雕点缀着檐部和墙面，它们让素朴的麻石突然间华丽起来。内廊以大理石镶嵌墙裙，室内正中的营业大厅，用天井采光，穹隆一样的天井使得大厅有一种格外的别致。楼中夹有四座大银库，布局十分紧凑。屋顶上还有花园。

说汇丰大楼是汉口最漂亮最精致的建筑一点也不为过。它的内部装修也是极其豪华，说是除了在砂石外，所有建筑器材及设备，都由国外运来。纵是漂亮豪华以及舒适需要大量的钱财垫底，但对于资金雄厚的汇丰大亨们来说，这都是小事。他们对自用的大楼非常大手笔，只要堂皇只要华丽只要舒适，钱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横空而来的“无主存款”，半点功夫也没费，不用白不用。所以，汇丰为建造这幢大楼，一挥便是150万银元。

四

汇丰银行虽然财力丰厚，却也有着自己的沧桑往事。自抗日战争开始，汇丰的业务便一落千丈。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汉口沧陷，日本人便没收了汇丰银行所有的财产，相关账册报表全都交给了横滨正金银行，而汇丰大楼也成了日军特务的办公所在。

铸着的卷涡纹图案，如同两只卷曲的羊角。

内部营业大厅的采光非常别致。

1945年，抗战胜利，汇丰来人与汉口当局一同接收了汇丰行址和家具等，重新修整一番后，继续开始了他们的营业。只是，今不如昔，当年的辉煌已然不复存在。1949年，汉口解放，汇丰停顿观望，想寻找机会重新出山。几个月后，他们在看不到任何前景的情况下，于1950年3月，正式提出申请：停业。

而这幢豪华漂亮的汇丰大楼，初始交由我国花纱公司和房地产局使用，后又由大华企业公司接管。一度又做了湖北省副食品公司和武汉市商委的办公处。一直到1999年，光大银行出巨资买下了这幢大楼，并对大楼进行全面整修，整旧如旧，如此，这幢富丽堂皇的大楼今天才能像它以前那样，威风八面一派大家气度地屹立在江边。

营造商汉协盛在营建汇丰大楼的协议书上载明这幢大楼的保固期是一百年，时至今日，汇丰大楼业已走过了自己81年的岁月（注：作者写作本文的时间为2001年），它一直看着这座城市的成长和进步，现在它还将继续看下去。

詹天佑故居

詹天佑像。

都市的深处，总有一些相貌平实的老房子，或与我们相邻，或在我们惯常经过的路边，你从不介意，也未曾特意对它投过去一眼。但在某一天某一时刻，你蓦然回首，却会发现，这房子原来大有来头。

汉口洞庭街我也算是走过了多次，却从未注意到这里有一栋房子是詹天佑的故居。而“詹天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父亲当年在上海交大学的是土木建筑的铁路桥梁专业，詹天佑曾是他的偶像。他在大学期间还专门跑去参观和考察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因此，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述过关于詹天佑如何为中国人争气的故事。我对詹天佑的熟悉，就仿佛他是我早已认识的一个熟人一样。所以当我头一次听说詹天佑在洞庭街有一处房子，并且他本人在此居住多年直至他去世的消息时，惊讶得竟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唯一做的事，就是立马跑到洞庭街，将詹天佑的故居——现在的詹天佑纪念馆——细细地看了一遍。

詹天佑的故事想必你也是爱听的。

1861年的4月26日，詹天佑在广东的南海县出生了。要说起来，他并不是广东人。詹天佑的祖辈乃从婺源迁居此地，他们在这里经营茶庄生意。生意做到詹天佑父亲詹兴洪手上时，已由萧条败落到破产，因此詹兴洪主要靠代写书信和刻印章讨生活。

詹天佑故居。

当时的中国，国门已开，仁人志士已经看到中国衰落的趋势，于是纷然为民族为国家寻求富强救国之道。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容闳从美国学成归来。他向清政府提出了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十五年的建议，结果得到采纳。当时社会留学风气未开，敢于让子女小小年龄飘洋过海的父母寥寥无几。容闳手上的120名指标在上海竟没能招到，于是他转道香港继续招生。

詹天佑的父亲有个老朋友叫谭伯邨，是广东香山人，他很喜欢詹天佑，并已将第四个女儿许配给了詹天佑。谭伯邨因常去澳门经商，思想相对开放，认为出国留洋方有出息，便鼓动詹兴洪送子赴美。詹兴洪听取了老友意见，决意让儿子出门闯荡。1872年，十二岁的詹天佑在香港考中了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他在自己的志愿上填写的是“技艺”。

出发的那天，他怀里揣着一张由父亲亲笔画押的出洋证明，登上了远行的轮船。这张证明上写着“徜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十个字的每一笔都透出生离死别的气息。

詹天佑抵达美国后，从小学读起，又读中学，然后又考入耶鲁大学，他用九年的时间，顺利地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188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设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道工程专业。这一年，詹天佑二十岁。

也正是在詹天佑毕业的这年，清政府采纳保守派反对幼童出洋留学的主张，兼之美国政府在1879年制定了《排华法案》，推行排华政策，于是第一批留学生在这一年中全部被命撤退回国。他们中大多的人虽都尚在美国的大学或高中就读，但皇命难违，只能乘船归来。完成学业拿到学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叫欧阳赓，另一个便是詹天佑，他们都是刚刚从耶鲁毕业。

回国的留学生们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相反，清政府视这批学生为异己。因为多年的美国生活，使他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而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旧有的迂腐说教多少都有些抵制，因而他们受到当局冷遇也是当然。说来好笑，詹天佑回来后，非但没有用他所长，倒是被派福建马尾水师学堂学习海军轮船驾驶。对于这位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这样的学习自是不难。一年以后，他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经在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的詹天佑无疑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当法国舰队进入闽江并对中国军舰发起突然袭击时，“扬武”号在詹天佑的指挥下，灵巧地左突右进，抓住机会击中了法国海军的指挥舰“伏尔他”号，令法国远征司令险些在此战中丧命。据说英商在上海创办的《字林西报》曾报道：“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很难想象得到，一介留洋之书生，竟也能在炮火连天中从容不迫，勇立战功。这段往事，我以前也从未听说过，它实在是给詹天佑的生平添加了不少传奇，尽管这场海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当然，詹天佑更多的传奇沿着铁轨传扬，而非在炮火的硝烟之中。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离开所学专业七年之久的詹天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本行上，从此开始了他为之服务终身的中国铁路建设。初入铁路建设行业的詹天佑最初参加的是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的建筑。他的名声也是因这条铁路而鹊起。

津榆铁路必经滦河，架设滦河铁路桥是关键。但是，滦河河床泥沙很深，恰又遇上水涨流急的时间，桥墩打桩难度很大。首先指挥打桩的是英国工程师，结果他失败了；接下来换了日本人，日本人亦束手无策；最后德国人出马，他同样也铩羽而归。见此状况，詹天佑表示让他来试试。走投无路的英籍工程负责人无奈中把此事交给了詹天佑。詹天佑细致分析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又亲自带着工人进行实地调查，分析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他改变了外国工程师确定的桥墩位置，然后请来一帮滦河两岸水性好的青壮年农民，让他们轮流潜入急流中打桩，同时配以空气压缩沉箱。詹天佑用中国传统方法与机械相结合一举获得成功。滦河铁路桥长630余米，是黄河大桥建成前我国最长铁路钢桥。

一个年轻的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这件事对世界同行的震撼当然是很大的，中国自己的工程师向世界亮相也由此开始。1894年，詹天佑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他成为加入此学会的第一名中国工程师。这一年，詹天佑33岁。

此后，詹天佑在国内辗转过许多铁路线，由关外铁路到津卢铁路，再到江西萍醴铁路、新易铁路、潮汕铁路等等。数年的实践，也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铁路专家。终于，令他在全世界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那就是京张铁路即将修筑。

京张铁路指的是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钱。张家口是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不言而喻。这是一块肥肉，虎视耽耽的洋人们谁都想咬它一口，所以京张铁路即将修建的消息一经传出，英国人志在必得，俄国人亦誓不相让，这两家相争不下时，自己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人工程师，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动手，他们双方便都不再争。在此情况下，清廷便只有物色自己的工程师了。

好在国内已有詹天佑。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京张铁路地形复杂，尤其关沟一带，重峦叠嶂，沟密林深，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坡度极大，工程之难在世界也属罕见。洋人们见中国人真的揭榜自修铁路，怪话纷然而至，或说中国“自不量力”，或说詹天佑“胆大妄为”， 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他在1905年5月25日的一篇关于京张铁路的通讯中这样写道：“中国仅有的一位工程师是一个名叫詹的广东人。他已被任命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从未做过独立的工作。……我们在山口碰上了他和他的同伴。詹骑着一头骡子，两个助手骑着毛驴，苦力们则背着经纬仪和水平仪行进。他们显然不打算测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大批满载的货车免税通过厘卡，以便运销张家口，获取暴利。”在这个记者眼里，骑着骡子疲惫地奔波在山间的詹天佑不是在测量，而是在走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詹天佑与同仁在汉粤川铁路督办总公所门前合影。

詹天佑和他的家人在武汉。

詹天佑与家人合影。

在所有的不利的舆论前，詹天佑都没有动摇。他给他的美国老师写信道：“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的工程。”

京张铁路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在詹天佑细致的测量、精心的设计和顽强的施工下，整条路线所战胜的险阻、所攻克的难关，不计其数。在开凿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隧道时，他首创两端开凿、中开竖井施工法，而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他运用“折返线”原理，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使得列车得以顺利行驶。

1909年8月11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原计划用六年时间完成的铁路只用了四年。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完成的重要的铁路线，詹天佑的业绩令那曾经瞧他不起的洋人们瞠目结舌。还是那个《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又写通讯道：“所有的工程师都告诉我，这项工程是不错的。现在如果要在我的报告中有意地去抹杀这条铁路的任何赞美之辞，我以为是不公正的。”

有一句老话叫作“什么都不要说，让事实说话”。詹天佑就是让京张铁路这个最大的事实来说话了，他的这个最有力的话语，让世界从此对中国的铁路和中国的工程师刮目相看。

1908年和1910年，詹天佑分别受聘于商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和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任总经理等职，主持修筑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出卖路权和时局的瞬息万变，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更是困难重重。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帝王时代一夜间轰然崩塌。辛亥革命后，新生的民国政府接管了全国铁路，确立了铁路国有政策，而正在修筑中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被命继续修筑。1912年12月，川汉路和粤汉路的管理机构合并，定名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总公所，詹天佑任会办。

正是这年的年底，詹天佑从广州来到武汉，他在汉口的俄租界鄂哈号也就是现在的洞庭街51号买下一块地皮，他亲手为自己设计了一幢住宅楼。1913年，房子落成后，詹天佑举家迁来汉口居住。

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拱形的门窗使房子有着优美的线条，跨五级台阶入正门后，一道半拱圆形内廊直通房屋深处。内廊两边是不同用处的房间，屋内铺设着地板。木地板下有半层空间，通风口朝外。武汉潮湿，隔潮的半层空间是必须的。整座楼房体量并不大，但风格却很大气。既简练庄重（房子体型）又复杂活泼（屋面线条）。詹天佑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在这幢房屋生活了七年。

这七年是詹天佑非常辛苦的七年。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不安之状况，汉粤川铁路的督办频频更换，及至1914年索性任命原为会办的詹天佑为该路的督办。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政府自己也焦头烂额，修路的钱款不能如期到位，两条铁路便时开时停，督办詹天佑为此费尽了脑力和体力。纵是如此，修筑两路仍如一场马拉松式的战斗。直到1916年6月，广州至韶关段方才通车，而武昌至长沙段则一直拖到了1918年9月。这是继京张铁路后，詹天佑主持修的又一条铁路干线，他为此而获得了政府授予的二等嘉禾勋章，然而损失惨重的是：他付出了身体的代价。至于川汉铁路却因国力衰弱、政府无能而始终没能修完。

1919年，因长期的劳累，詹天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可他依然没有歇下来。这年1月，美、英、法、日等国组成特别委员会，在海参崴和哈尔滨举行会议，想要共管原由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二月，詹天佑便奉召赴京，他被委派为中国方面的技术代表。这时的詹天佑已经抱病在身，但他深知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铁路的重要性，因此带病北上。詹天佑在会上据理力争，竭尽全力强调中国的立场：中国铁路应该由中国人管理，不需要协约国委员会来监督。两个多月里，他白天冒着严寒去开会，晚上又研究各种文书议案，生怕主权有损。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令詹天佑的病况不断恶化。及至4月，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于是被紧急送回了武汉。

詹天佑在4月20日回汉，次日便住进了汉口的仁济医院。但是似乎太晚了。尽管医生已竭力抢救，心力衰竭的詹天佑依然溘然离世。这一天是4月24日，是他从东北回到武汉的第四天，距他58岁的生日只差两天。

詹天佑的突然去世，举国莫不震惊。

5月，詹天佑的灵柩临时安放在汉阳广东山庄。根据詹天佑生前愿望，1922年迁至北京西郊。同年，詹天佑的青铜全身塑像在北京八达岭青龙桥车站落成。从此他就站在这青山绿水间，用他清澈的目光看着自己亲手修筑的铁路线蜿蜒地伸入崇山峻岭。

汉口洞庭街51号詹天佑故居在1992年作为詹天佑纪念馆向全社会开放。

我去的那天，几无参观者。在这个充满庸俗讲求实惠的时代，又有几人能记起詹天佑呢？陈列室里静悄悄的，看着詹天佑的照片和他的遗物，想到这个人一生梦想着工业救国，并倾其全身心来实现这个梦想。而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他奋斗他努力他奔波他呼叫，甚至为此而拼掉了健康拼掉了生命，但他仍然无法让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这一切，都令我的心里充满感动，同时也充满哀伤。

1936年9月，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首航的是英国产机车。

粤汉铁路北起武昌，南抵广州，于1896年开始筹建，1936年竣工通车。图为民国年间粤汉铁路施工工地。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首列广州发出的客车9月3日到武昌徐家棚车站，历时44小时。

汉上花园

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

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

——《汉口竹枝词》·叶调元（清）

汉上名园无几家，稍栽花木便争夸。

夏来逭暑浑无地，纷向刘家吃夜茶。

——《汉口竹枝词·刘歆生花园》·罗汉（清）

私家花园，是何等容易让人心旌摇荡的几个字，如果在花园前面再加上一个“后”字，那么花园便多出了许多风流浪漫和妩媚暧昧的意味，古代传说中多少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都因花园而起。可惜，武汉现在已经是一座没有花园的城市了。满街房地产商叫得天响的所谓花园，只不过是公共绿地而已。

据说，旧时武汉也是一个私家花园颇多的城市。这话我有些不太相信。但资料却告诉我们，明清时期，武汉大大小小的私家花园多达百余家。只是被记录在册、有名有姓、地址详细的不过三十几家。武汉三镇，花园最多的是武昌，毕竟这里是官家云集之地。计有熊园（熊廷弼家的花园，在紫阳湖一带）、乃园（大成路一带）、憩园（司门口区政府内）、梅亭书屋（起义门内的山上）、东山小隐（蛇山上）、寸园（胭脂路）、紫藤仙馆（候补街一侧）、止园（胭脂路）、孙森茂花园（花园山）、杨园（现在还有杨园地址）等。汉阳和汉口相对少一些，但也有葵园（归元寺内）、江园（龟山上）、白园（汉口后湖）、谁园（硚口居仁坊）、西园（中山公园内）、刘园（循礼门）等等。这份武汉的花园名册中，连只有一亩地大的花园也计算在内了。所以，我觉得以武汉地域之广大，历史之悠久，城市之富裕，就只这么点花园，实在没什么可夸耀之处。尤其近代以后，私家花园只减不增，及至而今，几乎无有，多少也是憾事。

1929年开园的汉口中山公园，前身是私家花园——西园。

武汉三镇，要说起来，武昌是官府之地，汉口是商家之地，汉阳是工业之地，各个都有重点，却都缺少文气。尤其汉口兴起后，洋人西来，租界划定，银行洋行满汉口设立。商事的发达，致使汉口的名声日日盖过武昌和汉阳。商人重利轻情，讲究实惠，诸事诸物都量金度银而计，由商而兴的汉口，自然骨子里就缺少一些花前月下的浪漫。汉口这边强大的商气轻易地越江而过，致使整个武汉都无法浪漫得起来。倘硬要说它有什么浪漫，至少也不是文人雅士们所认准的那种浪漫，恐怕得另一种解读才是。如此想过，武汉私家花园的稀少，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实惠的商人们从骨子里就没有浪漫气息，但真正的私家花园拥有者，却还都是他们。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花园里山石树草小桥流水亭台楼榭都是需要钱来垫底的，浪漫无羁的文人们于花园有心有情，手中却没有银两，只好把这份本该自己所有的花园情结让给商人们附庸和夸耀。

武汉的花园因为缺少文气而没听说什么有趣的故事，无趣味的花园跟菜园相比，又有什么两样？恐怕还不如菜园那样有自然风味，有人间情怀。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要把武汉的私家花园弄几个出来写写。这几处花园，规模略大，都有些来头，并且我们目前还能找到它们的原址，尽管它们早已都不是花园了。

刘园

刘园在汉口。它地处于循礼门，是武汉的地皮大王刘歆生的花园。它占地约25亩，大约在1900年前后建成，这一时期也算是刘歆生事业的全盛时代，也是他本人有钱有闲有心的时代。刘园另外的名字又叫刘家花园、歆生花园以及爱国花园。园因人而名，故刘园因了大名鼎鼎的刘歆生缘故，在汉口也算一座名园。曾经有人写过一篇《刘园夜游记》的文章，文章云：“出歆生路近循礼门车站有刘园焉，汉口名胜地也！”可见刘园在汉口的地位。

关于刘歆生这个人，我在另一篇文章《汉口第一路》中已经详细写到。像刘歆生这样场面上的人物，需要交际，需要应酬，需要风雅装点门面，需要场地享受人生，再加上他的权势和钱财，都使得他必须有自己的花园。刘园自然应运而生。

应该说，刘园的选点是很无趣的。它修建在闹市区内，铁路线旁，四周无景可借，既无山秀，亦无水灵，从这点上看，刘园大约纯粹是为了交际，连享乐也不过是在吃喝玩乐中打转，却无半点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意味。

好在刘歆生有钱，所以，纵是没有景观，却可自己为自己添景。他在园内筑了山，又在园内挖了河，修了亭台楼阁。学那雅人，也给亭取了名，一为翠寒亭，一为绿天亭，说雅不雅，说俗不俗，正好符合刘歆生的趣味。

因为有铁路和街道，刘园内的山水处理都与中国园林的“北山南水”之传统相悖，它用的是“南山北水”。据说刘园的水面上还筑有半岛，有一座名为“板桥” 的小桥可以直通半岛上。半岛将园内湖的水面变成葫芦形状，形成大小水面。两片水面上都建有水榭。小水面的一边为“清妍亭”，大水面的一边为“浮碧亭”。浮碧亭地势颇高，在亭间可观见全园景色。只是不知道是否能看到墙外的街道和铁路。清客们在此闲聊，女眷们在此嬉戏时，火车轰隆隆地从墙边擦过，笛声震耳，不知是否会将雅意和玩兴挫掉一半。刘园没有动物园，却养了豹子，所以刘园内还有豹房亭。豹子吼叫时，园内四处有震荡感，令人闻声骇然。

刘园这个地方，实在不宜用来作花园。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战火从武昌蔓到汉口，刘园成了军政府的临时司令部。这个风花雪月之场地立即被硝烟席卷。倒霉的还不仅如此，冯国璋率清军打进汉口后，起义军退至刘园据守，于是，两军相互炮击，可怜刘园的繁花绿树，何曾经得起如此摧残，瞬间成残花败柳矣。清廷镇压辛亥革命，汉口损失惨重，刘园地处要冲，也成了垫背。1913年，状态不太好的刘歆生大约无力支撑刘园，便将刘园租赁给了一家名叫“建华”的公司。建华公司将刘园重新修缮后，便对外开放，自此刘园便不再是刘歆生的私家花园了。

刘园的运气一直不是太好，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太过特殊，所以，每次社会动荡，刘园都会跟着波动。1918年，曹锟领军南下汉口，刘园被征为军用，段祺瑞下了火车就来这里主持军事会议；北伐胜利后，刘佐龙军部亦设于刘园；1929年夏斗寅任武汉警备司令，刘园又成他的司令部所在地；1931年叶蓬任警备司令时，在刘园大兴土木，新建了办公大楼并重建了大门。他当汉奸后，效忠日本人的伪警备旅的司令部依然放在刘园，为防空袭，叶蓬还在园内修建了防空洞。刘园经过叶蓬的这么折腾，已然失去了园林风光的大半；抗战胜利之后，刘园更惨，它成为国民党的军事法庭所在地，防空洞变成水牢，刘园的外墙围起了铁丝网，四角建起了炮楼，办公楼后还修了一个供简易飞机起落的跑道。一方园林，沦落至此，哪里还是园林呢？

刘歆生做生意，倒地皮，玩房产都有一手，可是为花园选址却实在没有眼光。当年他若将此园修在龟蛇山上，或滨湖边，而并非放在铁路边的火车站旁，刘园至今没准风光依然。

还是那句话，刘园这个地方，实在不宜用来修建花园。以致现在跟人谈起汉口的花园，提起刘园就觉得没劲。

刘园旧址上现在是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从公司庭院内的浓密的树中，依稀可想念当年刘园的风采。

杨森花园

汉口比刘园更没劲的是杨森花园。

杨森这个人是个军阀，一介武夫，在他活过的96岁生涯中，他的风流韵事比他的战事更加广为人知。尤其他讨过十二房妻妾，到90岁还取过一个17岁的女孩，并且这女孩在她18岁那年还为杨森生了一个女儿。市井流传的杨森故事大多都与他的情史有关。如果他的这些情史浪漫而雅致，借着这些旧事来谈他的花园，倒也有点意思，可惜他的这些所谓情史细细一看，全都无情，只有欲望、占有以及声色犬马这一类的色彩，还兼带着一些血腥。这样的烂事，还是不说了吧。

1884年2月一个冷冷的日子，四川广安的龙台寺乡一个姓杨的邑武庠生家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杨淑泽，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森。因受父亲影响，杨森自小对习武从军便有兴趣。因而清末年间，他在南充读到中学毕业，便投考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很多军阀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们被叫作“速成系”。

杨森毕业后被分至新军第33混成协见习，从此步入职业军人生涯。

在常人眼里，中国的军阀都是传奇人物，但杨森在这些传奇人物中有点“之最”的味道。原因在于在中国诸多军阀中，他活得最长，他的活动空间最广，而他的经历也最为复杂。他经历过辛亥革命，参加过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军阀混战他在其间生事，抗日战争也有他一份，打内战也没少他的事。总之，中国近代历史中许多巨大的事件，似乎杨森都在其中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当然，他色彩斑斓的私生活是这些传奇中最容易被人活灵活现地述说的。细考起来，这个人干过很多坏事，但也做过一些好事，这使得人们在评价他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说他是个色鬼大约总归是不会错的。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他逃到台湾。此时的杨森虽然已经很老了，但雄心犹存。除了给老蒋当一系列的顾问外，因他喜欢体育，老蒋还让他做了一个体育协进会的理事长。要说杨森这个人，玩还是有一手的。他70岁时，还学会了驾驶飞机，据说在台湾曾经轰动一时。他还喜欢登山，每逢周日，无论天晴下雨，都要去爬山。86岁时，他登上了台湾海拔4000米的玉山，以此高龄登此高山，原本可说是高人之壮举，可惜他站在玉山顶上却高呼“总统万寿无疆！”未免就有些小人俗气了。就算老蒋给你天大的恩惠，似乎也犯不着如此这般。杨森到底只是杨森，尽做一些不大让人瞧得上眼的事。90岁那年，他再次登上了玉山山顶，并在山顶上题字照相，被世人认为是一大奇迹，但这次他有没有再山呼万岁就不知道了。

1977年的春天，娶了12房太太、活了90多岁、生命力无比旺盛的杨森终于合上了眼睛，他死时，他最小的女儿才会说话没多久，要说这也是奇迹。

杨森因为身边的女人多，他必须为这些女人提供游走和玩乐的场地，所以，他走到哪里都修花园。在他的老家广安，他有“涵虚山庄”，在重庆他有“渝舍”，在沪州他有“沪庐”，这些花园别墅的名字起得还都不俗，但在汉口的，却不知何故就直接叫了“杨森花园”。或许原名并非如此，而是后人为方便所叫。

汉口的杨森花园修成于1928年。那时节，诸多官僚军阀都在汉口大修公馆别墅，杨森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

杨森花园可以说是杨森为他的三姨太刘谷芳修建的。刘谷芳是云南人。1913年，杨森尚在滇军中混迹时，奉命替长官黄毓成在昆明的安宁温泉监造别墅，刘谷芳父亲刘柱卿亦是当时施工现场的“小包工头”之类人物。想来刘柱卿也是个善于观察和钻营之人，他见杨森一派军人气质，身材魁伟，办事也算精明能干，直觉此人将来前景不可限量，便一定要将女儿许配给杨森。杨森本来就是好色之徒，虽然家里已有妻室，但有这等好事送上门来，他又何不笑纳？刘柱卿以女贿之，图的是将来能有好报，结果这个梦想竟然被他实现。几年后，杨森在军阀混战中腾达起来，身为岳父的刘柱卿也忙忙碌碌地跟着走了大运。

二十年代末，杨森的20军在汉口设了办事处，他的岳父刘柱卿便出任了这个办事处的处长。曾经当过建筑包工头的刘柱卿盖房子自是老手，因此，他一来汉口，首先就想到要给女儿女婿修建花园别墅。在夏斗寅的鼎力相助下，他立马主持兴建了杨森花园。

杨森花园选址在高等洋人的居住区怡和园附近。花园占地面积56200平方米。花园内的主体建筑是杨森公馆。公馆属西式别墅，连底层车库共为三层，平面为L形。拐角处设为正厅，每层楼都有大客厅。倾斜的汽车道一直筑到门口。公馆内有房间20余间，二楼两侧设有阳台。室内均镶木地板，设有环形的楼梯，楼梯间通两侧。整个公馆外露气派，内显豪华，与商家别墅又有全然不同的架势。

既是花园，少不了要种上名花异树，肯定也修有亭台楼阁。绿树浓荫中，加上波光荡漾的荷花池和水波清亮的游泳池，更兼有名媛淑女的珠光和笑语，杨森花园成为汉口的名园便很是自然。

1946年5月，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在杨森花园内召开了著名的“汉口会议”，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议》。这样协议必定苍白无力，因为仗该怎么打时还是怎么打，一份协议又岂能约束得了？

只是，这时候杨森花园的女主人刘谷芳已经因肺病在抗战期间死去。她在这个花园里为杨森生了两个儿子。

杨森花园建成时间是1928年，它现在是武汉市老干局的办公地点。它的地址是惠济路39号。

曹家花园

在武汉的花园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曹家花园。因为它的园址选在了珞珈山下，东湖之滨。在花园里散步或闲坐在亭阁内小憩，抬头看得到山，侧身望得见水，而这山并非石头堆砌的小山，而是绿树苍然的珞珈山，水也并非荷塘小水，而是烟波浩渺之东湖水。花园原本给人的是精致小巧、人工雕饰的感觉，但曹家花园却背靠大山，与大湖为邻，因此，它的背景便给人浑然大气的感觉。

曹家花园的主人是武汉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曹祥泰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曹云阶和曹琴萱兄弟。曹祥泰的牌子是他们的父亲曹南山创出来的。这也是一段说来话长的往事。

曹南山是武昌卓刀泉一带的人，自小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1863年，即同治二年时，曹南山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他和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母亲。在他们无以为生的时候，街坊行善，借给了他们一点钱。曹南山用这钱买了一升熟蚕豆，从此开始了他的小贩生涯。这一年曹南山13岁。

或许是曹南山心地善良，或者是他天生善做生意，卖蚕豆的曹南山但凡有人买他的蚕豆，他都比别的小贩慷慨，他不是小把抓豆，而是大把抓豆，于是他有了一个外号，叫“曹大把”。这个曹大把靠着自己的勤快和他薄利多销的生意原则，渐渐地把生意做了出来。他的销售工具由小提篮一变而为小担子，又由小担子二变而为小摊子。于是他又发展业务，开始经营干果和水果。

曹家花园已成这个样子。

曹家花园的种因别墅。

他的两个弟弟在他做小贩的过程中长大了。两个弟弟亦聪明好学，二弟善卖桃子，三弟善于储藏梨子。曹南山本人善于盘瓜。俗话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曹家兄弟三人各有所长，又同心协力，终于使他们这个几乎断了活路的家，发达了起来。

1884年，也就是光绪十年，曹南山在武昌后长街的新街口正式设店经营，“曹祥泰”三个字便由此开始起用。“曹”自是指曹氏家族，“祥泰”则取“吉祥安泰”之意。我原先一直以为曹祥泰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方知它只是企业的牌号。

曹南山的生意原则始终同他卖蚕豆时一样，那就是薄利多销。这条原则使得曹祥泰的业务日益兴盛。不多久，三兄弟分了家，二弟开茶馆，三弟另开了曹祥泰元记杂货店。两个弟弟的店子都无大起色，只是曹南山的杂货店比较兴隆。

在曹祥泰的生意一路顺畅时，一个沉重的打击几乎令曹南山崩溃。那便是他最初打江山的福记杂货店被一场大火吞没，东西烧得只剩下不怕火的铁锅。面对如此灾难，曹南山一直顽强进取的信心，一下子垮掉了。尽管他的朋友力劝他重振江山，并借钱三千两让其恢复业务，但曹南山依然心灰意懒，无意东山再起。曹南山的朋友权锦泉是汉口晋和铁号的经理，他觉得曹祥泰一向讲信用，讲质量，在民间口碑甚好，重新立起这块牌子，依然会有号召力。曹南山接受了权锦泉的借款，但自己却决意退出江湖。他把重振家业的担子交给了他的儿子曹云阶。曹祥泰第二代掌门人就此出山。

曹家花园内的池塘。

1931年武汉水灾中的汉口杨森花园。

1907年，曹祥泰杂货店迁移到武昌长街即今天的解放路417号复业。年轻的曹云阶深知父辈们的创业艰难，生怕家道中落，因此在掌管曹祥泰时格外刻苦勤奋。曹云阶自小生活在商人之家，父亲和叔叔们生意上的来来往往也都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有着如此的耳濡目染，他对商业经营也十分在行。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曲折的过程，他的店子就火了起来，比他父亲掌管时，还要红火。在他走马上任的当年，他便还清了三千银两的借款，非但还了债，他的手上还略有盈余。从这年起，曹祥泰进入他的第二个高峰发展期。曹祥泰的店品种齐全，货色新鲜，周转期快，价格低廉。民间对曹祥泰之好口口相传，于是它的名声不仅高扬于武昌，周边的人们甚至鄂州葛店一带的人也都跑到曹祥泰来打货。当时民间甚至有民谣流传：“曹祥泰，不愁卖。”及至清末民国初年，曹祥泰已成为武昌最大的杂货店了。1910年，曹祥泰又开设了米店、钱庄以及槽坊。为了加以区别，他又以“福禄寿喜”四字为记，分别称为福记杂货店、禄记米店、寿记钱庄、喜记槽坊。前面统一冠“曹祥泰”三个字。

曹氏家族另一个重要人物在这时候出场了，这个人便是曹琴萱。在武昌第二中学堂读过书的曹琴萱是曹家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崇尚实业救国。他想到日本留学，以追随孙中山闹革命，被曹南山坚决制止。曹南山不愿意儿子弃商从政，要求他到杂货店做生意，曹琴萱对此一直郁闷不乐。

踏上生意场，即是生意人。听从父命而成为商人的曹琴萱对曹祥泰的理想绝不仅仅限于在杂货业的发展上。他希望能形成曹氏家庭的工业体系。1915年，曹琴萱在武昌的都府堤正式开办了肥皂厂。有民主爱国思想的曹琴萱，将他的肥皂起名为“爱国”“爱华”“警钟”等。当时正值一战时期，欧洲忙于打仗，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处在它们最兴旺的发展期。曹琴萱的肥皂厂也赶上了好时候。曹祥泰的肥皂一上市，就畅销开了。尤其“警钟”牌肥皂大受欢迎。曹琴萱先是以自己家的杂货店为曹祥泰肥皂的推销商，但因肥皂销量的增大，杂货店已然不能满足销售所需，所以，1917年，曹琴萱在汉口的龙王庙码头又开设了曹祥泰西号百货店，以此作为祥泰肥皂的总发行所，并兼营日用百货。祥泰肥皂最盛时期，销售竟占了武汉市场的70%，甚至远销到河南、江西、广东以至南洋群岛。“九一八”事变后，一腔爱国情的曹琴萱在祥泰肥皂厂楼顶上制作警钟以及“勿忘九一八，勿忘国耻”九个大字的霓虹灯装置，过往人员以及江上船只，全都可清楚望见。

曹琴萱打理工业，初战告捷，这期间，他与洋商交往甚多，汉口著名的洋行都与他有过交易。当礼和洋行推销碾米机时，踌躇满志的曹琴萱又于1921年与他的兄弟曹慕尧一起，在汉口的沈家庙创办了曹祥泰机器米厂。原来的禄记米店成了米厂的分销店。

曹琴萱虽然是学生出身，但生意经也念得熟。他开办的工厂，全都是根据他销售百货的经验而办，用现在的行话来说，他的工厂全都建立在充分的市场调查基础上。1924年，曹琴萱创办了铭心纽扣厂。那是因为曹琴萱看到日本纽扣充斥中国市场，而本省又有丰富的纽扣原材料资源，于是他从日本购进生产扣子的机器，又用本地的蚌壳为原料，成本低而利润大，一下子就在市场上铺了开来，活活把日货挤出了市场。1928年曹琴萱又创办经新针织厂，那是他看到百货店里经销的上海袜子成本高而利润少，而本地的袜子质量又过不了关，于是他开办此厂，生产中档袜子。

曹祥泰的企业，便是由曹南山的小本生意，经由曹云阶的努力发展和曹琴萱的规模提升，一步一步形成极富中国特色的民族资本企业。与汉口诸多著名的富人所不同的是，曹家的江山，完全是靠自己一拳一脚地打出来的，而不似刘歆生、刘子敬等豪门那样，以洋人为靠山，站在买办的位置上，靠丰厚的薪水靠难得的机遇而发家致富。比较起来，我总觉得，曹家兴旺的道路走得更扎实、更本土化却也更艰辛更漫长。

曹家在自己的事业最发达的时候，买了下珞珈山南麓、东湖之滨的一块地皮用来修花园。我没有查到曹家花园是哪一年开始修建的，只知它的建成时间是1935年。虽然历经了汉口的大水，但曹祥泰的事业在此时依然处在高峰期。花园是曹云阶和曹琴萱兄弟两人共置的。园内的别墅和三间开的大楼的设计者是曹家读书最多、思想最洋派的曹琴萱。别墅被命名为“种因别墅”，一个有点怪的名字，不知叫此名的缘故，我猜想这名字大约也是曹琴萱亲自起的。

这亦是一座面积颇大的花园，园内有湖，湖中有岛，岛上有亭。垂柳沿湖而种，鹅群在湖中游荡。别墅和大楼之间有一个网球场，球场边筑有假山。西式风格的别墅和中式味道的亭子相距不算太远，一眼望去，让人觉得不算协调。曹琴萱是个生意人而不是建筑师，经他手统筹设计的园林和房子，从美观程度上说，应该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么好的园址，依傍着这么好的山水，却没能把花园设计得美轮美奂，多少有些可惜。

曹南山1918年即去世，他没能看到曹家最发达的岁月。汉口沦陷后，曹家人员一分为二，曹云阶留在武汉，而曹琴萱则带一批人去香港。留在武汉的曹云阶关闭了所有曹祥泰企业，改名换姓藏在汉口的一个里弄里，誓不与日本人合作。1946年，在他62岁时，将曹祥泰企业悉数交给了儿子曹美成管理。1964年，曹云阶去世，这一年他78岁，此时曹家的企业都已经“公私合营”了。逃到香港的曹琴萱没有他的哥哥长寿，他在1940年便死在了那里。这个曹家最有创造力也最敢想最敢做的人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其实他在他设计的花园里并没有住多少日子。

曹祥泰第三代传人曹美成接下曹祥泰企业时，已经是曹氏企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局势的剧变，时代的动荡，他根本没有力量来振兴曹家。1956年公私合营，曹美成接受了对私改造。从此，曹祥泰企业与曹家便没有多少关系了。曹美成1989年去世。他吃的苦头比他前面两代人创业时还要多，他当过右派，下店劳动，想必批斗也是少不了的。待他被平反时，已经是耄耋老人。所有的繁华和富贵都与他了无关系。

曹琴萱创办的“经新针织厂”所申请的精心牌袜子的商标。

曹家第三代最出名的人还不是接管曹氏企业的曹美成，而是他的堂弟曹立庵。他是曹云阶和曹琴萱的弟弟即曾经与曹琴萱一起开机器米厂的曹慕尧的儿子。因了曹慕尧的早逝，曹立庵没有踏上商路。说起来也有点意思，曹立庵的出名并非因为商事，而是因为文化。曹立庵是国内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和画家。

曹家的百年商号其实到了第三代便已然落下帷幕。并非曹家后代不努力，实为局势使然也。曹家花园亦早在1951年就连土地带别墅都卖给了中南军区，它长期成为军区的一个招待所。上个世纪80年代，我参加过的好多会议都在这家招待所召开，那时花园的规模历历在目。只是到了现在，时过境迁，城市到处都在改造，人们拆起老房子来一点也不手软，曹家花园亦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除了种因别墅尚留存外，其他的似乎都已经随时光一同离去，曹家花园也只成了一个空洞的地名。

所以，现在我们在武汉，已经看不到真正的私家花园了。

滨湖的大学

一

我写的这座濒临湖边的大学当然是武汉大学。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

谈到武汉大学的风景，我想，无论如何，应该从叶雅各这个人写起。他虽然不是武汉大学最重要的人物，却是确定校址的关键人物，否则武汉大学的美景无从谈起。

叶雅各是广东番禺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拿了学士学位后，又到耶鲁大学森林学院拿了森林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了著名的农学家。他在大学给学生讲课，常常在黑板上画满树叶，一片片各式的树叶排列在上面，如同列队的士兵。叶雅各的专业注定了他必须长期在野外奔波。看树种，看树群，看土壤，看植被，诸如此类。武昌一带的山水，显然他也跑得差不多了。

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正式筹建。8月，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的名义，任命刘树杞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等人为新校舍建筑筹备委员会委员。李四光为委员长。

李四光在筹备会上提出旧的校区武昌东厂口空间狭小，又身处闹市，已无法承受新的大学的需求，新的武汉大学应该在武昌城郊另寻校址，另建新舍。筹委会一致赞同李四光的意见。

但是武昌城郊哪里最适合新的大学落座呢？又有哪一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地势风光以及它的周边环境都能配得上这样一座新的大学呢？

这时叶雅各出现了。叶雅各告诉李四光，武昌东湖一带就是最适合的地方，其天然风光不独国内各校舍所无，就是世界大学亦所罕见。这一论断立即吊起了李四光的兴趣。于是有一天，李四光和叶雅各带着干粮，骑着毛驴出了城。城外尚是一派的荒凉，行人越走越少，但风景却越来越好。他们来到了东湖之滨，看到了珞珈山和它对面的狮子山。这块有如仙境的土地，挟着山带着水，半岛一样伸向波光浩渺的东湖中。李四光见之立即激动起来，跳下毛驴便握着叶雅各的手，惊呼：就是这里了。再也没有比这里更漂亮的地方了。叶雅各自然也大为开心，这是他一眼看中的地方。他知道在这里建起来的大学将会有着怎样广阔的前景和怎样响亮的名声。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立武汉大学全景。

李四光回去后，便将所有新校舍筹委会的人都弄来视察。当时的湖北省是方本仁代理着省府主席，他也去看了。去者几乎人人认为此地依山傍湖，景物清幽，与中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想也十分吻合。且山地也多属荒山旷野，不扰民，不为迁徙人户而额外花钱，的确是绝好的大学校址。人人都对这块地皮表示满意。于是，新的校址就这样在人人看好的情况下决定了下来。湖北省政府第十七次政务会议提出议决，通过后即依照中央颁布的土地征收法于1928年8月15日正式公告。校方将省府核准公告详情上报核准备案。新校址圈地所需要的一切法律手续经办完毕。

武汉大学前身——1913年开办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汉大学武昌东厂口老校址大门。

二

当然，武汉大学的开创远不是从1928年才开始，在此前它已经有了35年的历史。

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是张之洞在1893年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起开办的学堂之一。它一改中式书院传统，而依照西方教育模式，采取按斋开课方法，入学要担保和考试。这是武汉的第一个专业学堂。有意思的是，这个学堂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明文规定学生不准抽洋烟，毕业后，不得为洋人做事，否则将追赔学费。

由自强学堂始，经过数年演变，从方言学堂，到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昌中山大学被盘踞在汉的新桂系军阀摧毁，一时间，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竟没有了大学。这一百年多年来，唯此一年，武汉的大学史上出现空白。

1928年5月新上任的省教育厅长刘树杞认为武汉曾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文化教育却瞠乎其后，于是提议在武汉重新办一所新的大学。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是蔡元培。蔡元培立即表示支持筹办武汉大学。时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以及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周鲠生也都极表支持和关注。

当时的湖北省府从自家角度出发，提出办大学当然必要，但最好由省里来办。蔡元培却没有同意。蔡元培认为湖北政局素来动荡频繁，官员们走马灯一样更替，很难保证学校的正常发展，而一所大学学校需要的是长久稳定的局面。所以，武汉大学应该办成国立大学。

靠了蔡元培的一锤定音，敲定了武汉大学的大盘。没有“国立”二字，以动荡不宁的、不时由军人当政的湖北省府的水准和眼光，武汉大学又何曾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能熬到今天都不是件易事。其他至于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舍也都只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蔡元培为武汉大学的今天提供了最大的前提，整个华中地区都应该感谢蔡元培这定音的一锤。

三

校址决定好了，现在进入了规划设计阶段。崭新的大学当然不能草草建筑，它必须完美，必须要经受得了百年时间的考验，它必须不同凡响。用新上任的王世杰校长的话说，它的建筑要保证用两百年。

李四光为此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凯尔斯（F.H.Kalse）来做新校舍的设计师。凯尔斯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很有一番研究，他曾经为上海设计了许多大型的公用建筑。生于1869年的凯尔斯接受武大的设计项目时，已是六十岁的人。凯尔斯到汉后，从空中到地面，对珞珈山进行了多番考察和实地勘察。对有着如此山水景色的校区，甚为称道。凯尔斯的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然景观的原始风貌，尽可能让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同时既让建筑本体呈现中国的民族风格，又让其功能西方化现代化，以适应教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方案，一出台，便获得大家的赞许。

被叶雅各和李四光看中的这片优诗美地，沿着东湖，相偎相依地坐落着大小十来座小山丘。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珞珈山、狮子山外，还有火石山、侧船山、半边山、小龟山、团山等。其中珞珈山为群山之首，海拔最高处为118米，东西长1280米。按乾隆《江夏县志》说，此山原名“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也有人说叫“落驾山”）。在确定校址时，著名诗人且又是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建议将山名改为“珞珈山”，一是与原名谐音，二是取它字形的华丽漂亮，三是以坚硬玉饰之意来象征新的大学。此议一出，立即得到所有人赞同，新上任的王世杰校长当即便批准。从此罗家山或落驾山退隐，珞珈山浮出。珞珈山对面的狮子山海拔65米，为校区内的次高山。图书馆就是修在狮子山上。不过，这里并非是狮子山的最高点，最高点为图书馆左边的原文学院大楼。为了使其低于图书馆，并与法学院对称，建筑时将山顶削去了10米。其他几座山头，均在海拔50米以下，散立在珞珈山和狮子山旁边，构成美丽的起伏线。东湖的水面辽远阔大，临湖水线长达两公里，水质清澈，水鸟飞翔，远处的磨山、南望山清晰可见。湖水的清香和树林的清香混成校园里的空气，鲜活而清新。

美丽的环境大大激发了凯尔斯的创造热情。他认为像这样山呼水应、远离闹市的地方，是极好的校址。因山不高，建筑可以依山而筑，山石可利用，坡地可利用，山谷可利用，到处都有的湖水和泉水能提供水源保障。于此山水间修筑大学，再好不过。

筹备工作顺利地进展下去。设计与修路都开始进入状态。山上民居很少，校方张贴出公告后，逐一买下他们的地皮；山间还零星有一些坟地，校方亦贴出了迁坟告示。

原本以为事情进展顺利，不料突然发生了变故。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武大新校舍的计划几乎流产。

四

事情来得其实有些突然。此时原代校长刘树杞已经离任，到位的是新校长王世杰。

王世杰是湖北崇阳人。因他的字为“雪艇”，所以更多的人称他为王雪艇。王世杰读书读得杂，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采矿冶金专业，后来留学英国，学的是政治经济。他在伦敦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跑到法国，在巴黎大学拿下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回国后，去北京大学当了一阵子历史教授，然后又做了南京政府法制局局长。还被派到海外，在荷兰海牙的公断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公断员。

武汉大学最初的校长王世杰和王星拱。

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

武汉大学牌坊（1935年）。

武汉大学珞珈大道（1932年武汉大学至武昌大东门城内通公共汽车）。

狮子山顶的图书馆，如武汉大学的皇冠。

狮子山上的老斋舍，有人称它为“布达拉宫”。

老斋舍上的亭楼。

远看老斋舍。

由老斋舍楼下到狮子山顶的图书馆要走很长的楼梯道。

远看老斋舍和理学院。

1929年5月王世杰走马上任武汉大学校长，几乎一到位上，他就面临着这场新校区是否还能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兴建的轩然大波。

引发风波的是周边的居民。领头的是一个叫陈云五的人。陈云五领着一拨人四下告状，试图阻止武大新校区建在珞珈山一带。其最大理由便是：珞珈山狮子山是当地老百姓墓葬地，那里埋着他们的祖坟，这是不能动迁的，所以学校必须改换地方。陈云五的申诉状字写得极是漂亮，行文也非常煽情。信说：“有墓者闻之莫不泫然流涕。我祖我宗，何辜而罪？此翻尸倒骨之惨事，外者闻之亦莫不黯然长嘘。以一大学之建设，重增人民之痛苦，此果何为耶？”又说：“谁无父母？谁无祖先？设身处地，情何以堪。且进而言之，既非全国铁路之必经，又非与敌之作战。垣建校址，何地不可？卜迁改弦更张，庶生者不致饮恨吞声，死者亦戴德于九泉之下矣。黄雀虽微尚知衔环，我独何心，岂有人不如鸟者乎？青天白日之下，数千民众延颈待命，哀痛迫切，冒死陈词。”

武汉大学工学院，现为校行政大楼。

面对如此声泪俱下的申诉信，湖北省府立即动摇。武大校长王世杰对此则表示：“现一切建筑计划均已完成，修路购地各项工作业经开始，已用去计划绘图及建筑费高数万元之多。所谓变更迁地一节，决难置议。”王世杰指出：“在新建筑地段，此时急需迁移之坟墓，估百余冢，该民等统称千冢亦不相符。”

但是，原本同意并下发了文件在此建校的湖北省府的态度却由此而变。不知是恐怕民众闹事，还是陈云五这些人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背景，省府很快向上面打报告，希望武大校址另迁他处。报告称老百姓得知公告，“惊悉之下，群情震骇。窃以为王世杰校长圈定该地区，违背法理，拂逆人情。蔽上罔下，用意良深”。又说：“武昌城东南南湖一带营田，城东徐家棚丙段旱地，均有外江内湖之胜，平旷空阔，风景佳丽，田内全无坟舍，地势毫无平陂，一经勘测，即可建舍，工程亦极简易。”而“珞珈山一带地区，冢墓累累，姑置之不论，其他地势，珞珈山狮子山……其间山岭错综，环地起伏，最低度达三、五十米。而该地区地质仅地面有黏土，纯系岩石”等等，反正就是说在这里建筑既伤民，又花钱太多，你们还是换地方就是了。

政府当局站在了原居民一边，而校方坚持不退让。结果风波越闹越大，学生们一怒之下到省府抗议，要求按原计划修建学校，而原居民亦群情愤然，跑到省府请愿，反对在他们的坟地上修建学校。老百姓们还冒着雨去到武大交涉。王世杰并未出面，接见他们的是事务主任熊国藻。老百姓从学校回来便说，接见过程中，来了一帮学生，声称谁请愿就打谁，一切都得由校长做主等等。

在此一片混乱中，湖北省府一纸决议下达到武大。决议上说“本府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函武大立时停止掘坟，免酿意外风潮，另觅无坟地点，再行规划”等等。

武大的新校址是刘树杞当校长时与湖北省府共同定下的。王世杰上任后，只是继续前案，料不到却遇上如此让人头大的事。但王世杰也不是怕事之人，或因为博学广见，阅历丰富，经历过大场面，遇再大的事也能从容应对，镇定如常的缘故，王世杰根本没有退怯之意，他为坚持武大珞珈山校址据理力争。在给省府的信中王世杰抗辩道：“现在训政伊始，重在建设，故中央所颁土地征收法第三十三条特别规定，凡在圈定范围以内之坟墓应全迁移。省政府治省道鄂东鄂西鄂北沿道旁迁坟墓何止千数，首都建中山马路远在明宗之坟亦有迁移者。岂他人之坟则可迁，独陈云五之坟独不可迁乎？又谓无地无资者力不能迁，敝校通告载有贫苦坟主当酌予资助。”

对于省府提出的新的校址，王世杰认为徐家棚为商业区，地势平垣，无山水之秀；而南湖为营房区，乃战争所必争之地。两处经专家考察，远不如狮珞二山之环境。此外依山建造，非但不像所说那样不经济，反倒能利用山基，无需建筑高厚之房基，利用山石，可节省砖料，在经济上实际最为合算。至于陈云五等人既不知建筑原理，又扯风水祸福之说，以阻挠国家之百年树人之建设大业，遁词荒谬根本不值一辩。

应该说，没有王世杰的鼎力相争，倘依然照现在人的做派，一切以领导的意图为准，武大算是建不起来了。但王世杰却并非如此。面对省府强硬的态度，王世杰一方面以更强硬的态度抗争，一方面派皮宗石教授去南京当面陈述，与此同时自己又亲给教育部时任部长的蒋梦麟致电。王世杰说：“我校落驾山新校舍一载以来，绘图设计修路种树购地盖建筑监工房屋所费，已达数万元，乃正拟开工，竟有豪绅陈云五程桂生等以自己祖坟各有一冢在新建筑范围地段之内，一再捏词申诉。经湖北省政府议诀，函我校另觅无坟地点，再行规划等。因我校建筑计划，几费经营，中途变更，物质精神将两受巨大损失而工事更不知何日开始，我校全体教职员学生以新校舍之建筑关系武大生死，群情愤激，莫可过止。除另由皮宗石教授赴亦面陈外，将先电闻。”

蒋梦麟很快便给王世杰回电。蒋的电文中说：“该校建筑新校舍案经呈行政院指令已如请令饬湖北省政府切实晓喻，并令该大学按照定案进行工事，特电知。”

行政院果然也下了令。令湖北省向陈云五等人晓谕：勿许抗阻新校舍的建筑，同时令武汉大学按照定案从速进行建设。

扯了几个月的皮，以行政院一纸电文落下帷幕。一切都按照原计划去进行。武汉大学落座珞狮山下的方案不可更改。风波的结局是以王世杰领导的武汉大学大获全胜。此时已经是1929年年底，翻过年便进入了30年代。

五

武汉大学新校区的规划出台后，即向全社会进行了招标。1929年3月破土，一直到1935年方完成大部分建筑。汉口著名的营造厂汉协盛以及袁瑞泰、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共同接下了这项工程，分别承建各处建筑。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场面。武大拥有珞狮两山及山麓上万亩土地，校区地盘也达3000多亩。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师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建筑面积几近8万余平方米。如此集中如此浩大的建筑活动，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也属罕见。

因校区在数座山丘之间，地势高低落差颇大，建筑便依山就势，既借山坡，亦借山谷。设计师凯尔斯为了搞好武大新校舍的总体规划，他上上下下，反复多次进行勘察。正逢天寒地冻，他考察地形，为寻找建筑在山坡山谷中的感觉，在冷风中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他的规划中，连什么地方种什么品种的树，都一一标明。王世杰校长见他如此尽心努力，如此追求完美，称他完全是一个艺术家。

有人说凯尔斯的设计采用北京故宫为蓝本，也有人说凯尔斯仿照了承德有名的八大处的格局。只是，无论是故宫或是八大处，凯尔斯全部设计思想都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这样浓烈的中国传统建筑原则，在武大诸多组建筑中都清晰可见。凯尔斯把这种理念和原则巧妙而纯熟地与西方的古典建筑风格、西方的建筑技术和最新的建筑材料结合了起来。利用珞珈山和狮子山形成的山势和山谷，布置校区，使得校区内的建筑在彼此风格上浑然一体，又与起伏有致的自然环境谐调相处。正是因为这种东西方优势的组合，方有了武汉大学建筑群的美轮美奂。

教学中心区建筑群三面环山布置，形成两个大组。一组是以图书馆为主体，坐北朝南，展开在北山丘陵地带的狮子山上。居山顶而中央突出的图书馆，外形全然中式宫殿模样，副楼屋脊歇山连脊，八角的塔楼有如皇冠，隔得老远都能远远望见它立于高处的风姿。图书馆两翼分别为1930年修建的文学院和1935年修建的法学院。法学院大楼修建时，湖南省政府为此楼捐款12万元。文、法大楼外观几乎完全一样，如同孪生，但内里却各自有异，与图书馆一样，屋顶亦是宫殿式的。文学院修建得比较早，因此学校前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都是在这里办公。图书馆下的学生宿舍抱坡而建。这就是著名的老斋舍。老斋舍始建于1930年，它的建筑平面采用不同层次的依山组合，在顺应自然地势变化的同时，亦借助山势以构成大气磅礴的立面效果。不同标高处，沿等高线建成不同层次的房屋，基座各有高低，屋面则同一平面，从而形成“天平地不平”的格局。老斋舍共有4个单元，300多房间。每两单元间依山设有95级台阶的楼梯。它既是进出宿舍的楼道，亦是通往图书馆及教学区的路径。体量大且跨度长的老斋舍与图书馆、文法两大楼连成一体，形成狮子山上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站在图书馆和老斋舍之间的平台上，武大山地全貌历历在目，而山下不远处的东湖亦尽收眼底。老斋舍的名号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它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来为宿舍编号，从第一栋起，由下而上，顺次称为“天字斋”“地字斋”“玄字斋”“黄字斋”等等，以此类推，真是又雅致又深奥，还充满着东方文化的神秘古韵。它们毫无疑问地成为武大标志性的建筑，是武大的门面、武大的招牌、武大的花心、武大的胜景、武大的布达拉宫，它更是老武大人怀旧时聚会时的必去之地。

第二组建筑则以运动场为中心，理、工两学院为主体，从狮子山东头一直拉开到对面的火石山上。而两山之间的低洼山谷便形成天然运动场，运动场的看台依坡而筑。工学院和理学院遥遥相对于运动场的两头。立于狮子山东头即图书馆以东的是理学院，它建于1930年，当时的汉口市政府为建此楼捐赠了17万元钱。直径近20米的穹窿圆顶是用钢筋混凝土做成的，带着强烈的罗马拜占庭式风格。它的内部空间开阔，进得门去，是层层下降的扇形阶梯教室，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阶梯教室。当年我们的历史课就是在这里上的。我们高高地坐在上面，老师站在最底。在如此屋中以如此状态听老师讲述久远的事情，感觉真是格外不同。理学院左右各有一个配楼，它们分别是化学楼和物理楼。此二楼前排被设计成庑殿式的中国城楼，以孔雀琉璃瓦盖顶，后排则是西方现代的平顶楼，主配楼之间乍一看觉得反差巨大，细一瞧却又能看到它们在局部上的彼此呼应，连廊将三座建筑沟通为浑然整体。火石山上的工学院则建于1934年，绿色葱茏的珞珈山成为它的背景色。工学院的主楼是四角重檐攒尖顶的正方形大楼，玻璃盖顶，中间则为一个集中采光的封闭天井，阳光可从顶部直射厅内。高大的墙体、削斜的侧角和宽大的落地窗，以火石山为基础，以珞珈山为靠背，加上两个作为配景的穹窿屋顶小屋（俗称天文台）活泼地站在大门之前，工学院无论怎么看，都能显出一派大家风度。再加上它四幢漂亮的中式裙楼站在四角护持着它簇拥着它，更令它有一种雍容华贵之感。无怪后来的武大领导将之改作学校行政大楼，令其成为学校的中心。站在工学院看理学院，觉得理学院庄重而典雅，站在理学院看工学院，觉得工学院沉静而洒脱，两个学院隔着运动场，南北对视，真是相看永不厌。

1933年的理学院。

这两大组建筑群与武大的诸多小山及东湖一片阔水，彼此关照，天然相配，蓦然间就让这片曾经人烟稀少、荒凉寂寞的地带，充满生机。

武大的树林是有名堂的。运动场西向山起箕口，地势骤降，这成为学校下沉式中心园林。林中杂树繁花，种类多极。四季不同，花色便不同。任何季节，步入林中，都能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色彩，闻到你想闻到的芬芳。尤其秋天，银杏树叶黄了，头上脚下满是金色的小扇子，那种情调，那种韵致，由不得你不怦然心动。

树林漫向西边，林子的边缘是体育馆。体育馆坐西面东，朝向与两大组建筑群不同，仿佛一扇绿色的大门，将这个下沉的箕口封住。体育馆建于1936年，经费是由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和黎绍业兄弟将黎元洪生前筹设江汉大学的基金悉数捐出来修建而成。据说黎元洪生前十分看好珞珈山的风水，1935年他去世后，其家属表示还可以再捐巨款给武大修一座总办公楼，但前提条件是将黎元洪葬在珞珈山上。这一要求遭到武大方面的拒绝。现在想来，武大的校方当时还真有点个性有点傲劲。

细数起来，整个武大建筑宏观上大气磅礴，而对细节的讲究也是既精亦巧。比如文学院应该活泼，所以它的飞檐翘而尖；法学院应该稳重，所以它的飞檐平而缓。在图书馆，取暖的烟囱装饰成通灵宝塔，冲洗拖把的池子则做成了西式的“吊脚楼”。如此之类，它的精雕细琢，使得人们站在风景中远望建筑是享受，走进房子里凝视细节也是享受。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武大校园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

与老斋舍毗邻的礼堂及食堂（1932年显真楼摄）。

六

1932年1月，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在春天的三月中，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正式迁入珞珈山新校舍。5月26日，武大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先生专程赶来祝贺并讲话。校长王世杰在介绍蔡元培时非常有名士派头。王世杰说，介绍这个人只需要三个字，就是蔡元培。见了这三个字，就了解了这一个人，用不着多说。然后王世杰就请蔡元培讲了话。蔡元培的讲话热情洋溢。他称武汉大学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

这话一点也不为过。武大一建成，便以校区美丽扬名。但凡到武大看过的人，几乎都赞不绝口。武大的建筑外观漂亮自不必说，其实它屋内的设施也极是先进。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的木地板下设有取暖道，取暖方式与故宫的方式相近。最寒冷的日子里，那里也温暖如春。学生宿舍，每间住两人，内有双人用桌、木板凳及钢丝床。钢丝床的样品出来时，为了保证其结实，据说由学校身体最重且曾经是运动员的叶雅各在床上跳动实验过。两小时后，毫不变样，方算合格。王世杰说，学生都是青壮，不给他一张结实的床，是难持久的。每斋都有抽水马桶和洗澡间，有管道直接送热水至各斋，据说热的程度几乎达到开水地步。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贵族化的生活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都没有如此这般的条件，老斋舍热水管道早就失修弃用了。生活条件优裕，武大学生所摊的费用在全国大学中标准最高也是必然。

建于1936年的体育馆

武汉大学第一教职员住宅区

新校舍修建的同时，珞珈山下亦修建了十八栋小洋楼。当时便被人称为“十八栋”。这是给教授住的房子，靠山面湖，阳光充足，室内宽敞实用，生活设备一应现代化，住在里面非常舒服。王世杰说，没有舒适的住所，难得名牌教授。这话说得一点不错。武大首批教授，是以留学英伦的为主。王世杰（校长）、王星拱（下一任校长）、周鲠生（再一任校长）、杨端六、袁昌英、任凯南、李剑农、陈源、皮宗石、邵逸周、石瑛等，全都由英国留国回来，然后云集在了珞珈山下。当初文、法、理、工四大学院的院长除了闻一多是留美的之外，其余三个皮宗石、王星拱、石瑛都是留英的。留美的闻一多在武大没待多久也因人事问题而离去。这一群人为武大的学术基础以及武大的学风作了很好的奠定。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1948年，牛津大学致函给中国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授予牛津高级生资格，享有牛津研究生地位。

在珞珈山的半山上，还建着一幢石屋。石屋又叫半山庐。两个著名的单身教授任凯南和李剑农曾经住在这里。当年四周的山上，因是荒郊野外，树种单一稀稀落落，山上到处是秃斑，放眼望去，土色浓于绿色。建校期间，王世杰校长带领着学生，从东厂口步行至珞珈山造林，半年之内，植树50万株。有了当年的辛勤种植，方有了现在珞珈山四周的郁郁葱葱。这是真正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山上还有一座水塔，这是武汉的营造商汉协盛赠送给武大的。汉协盛是武汉最著名的营造厂，却是在建筑武大的过程中，因估价错误，兼之施工中又遇大水灾，而学校的工程偏又艰难复杂，加上修路和赠送水塔，从而导致高度亏损，重伤元气，结果由此而走下坡路，及至后来全面衰落。这是武大美丽的校园背后的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

新校舍修好后，武大师生并没有好好在此教学和生活几年。抗战期间，武大从未被轰炸过。当时住在武大的郭沫若等人都猜说，一定是日本人也喜欢这个地方，他们要留下它来休息享受。汉口沦陷后，武汉大学于1938年4月被迫迁往四川乐山。在乐山一住便是八年，回来时已经是1946年。正像郭沫若等人所猜测的那样，日本人占领武汉后，将他们的司令部设在了武大这个美丽的地方。他们侵占武大期间，沿着老斋舍种下了许多樱花树。时光任苒，这些樱花树长大开花，把这里变成武大最著名的樱花道。每年初春，武汉市民都涌来这里欣赏樱花。走在落英缤纷的樱花道上，几乎无人记得这美丽的花朵因何原因在何时间越过海洋来到这里。

七

武汉大学迄今为止，已经有了百年多的历史，珞珈校区亦走过了它75年的历程。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环绕着老的中心校区，更多的建筑涌现出来。但是不知何故，它们无论以群体相比，或以个体较量，都无法与老建筑媲美。除去建筑本身的漂亮外，或许是因为染满着岁月的沧桑和风雨的痕迹，以致老建筑别有一种风霜的容颜，别有一种绵长的意味。从它们的门前窗下走过，我们内心中涌出的感情无法言说。时间加重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也更加张扬它们在人们心里的骄傲。有了它们的永远存在，方有了武大的永远美丽，方有了武大的无可替代。

跋

这是一本有关汉口旧事的书。

这书写出来有几年了，一直很受欢迎。尤其武汉人，看时都会说，真想不到武汉有这样的故事呀。之前写完书，未写一字后记，这次再版，觉得有些话需要说。

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老建筑遍布武汉三镇，尤其近代开埠以来，租界的开辟、里巷的兴建……历史给武汉这座城市留下了诸多的百年建筑。这些老建筑承载着武汉百年间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也镌刻着祖辈们创造武汉的往事，是我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武汉有五大租界，英法俄德日五个国家均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修建房屋。加上过去老派的汉式建筑和现代的新式建筑，使得武汉城市给人一种奇特之感。仿佛移步换景，走一片小区换一种风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时期各类建筑物的混搭，使得武汉的城市风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武汉人与这些老建筑长相厮守，已将它们与自己的感情和记忆溶成一体。老建筑早已不只是砖瓦水泥的没有生命的房子。岁月用了它近百年的耐心，把它变为了历史，变为了文化，变为了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热爱和怀念，变为了漂泊者们一份永难释怀的乡愁，变为了都市永恒的记忆。

正是为了这份记忆，我开始写这本书。我将汉口的老房子作为此书的入口。

我在武汉满街行走，实地查看那些已是沧桑满目的老建筑。在我窜街的过程中，不时看到有老建筑在拆毁。我几乎是一边写一边呼吁。越是呼吁，拆得却越快。我真是担心我所热爱的武汉，给我们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而给我们的亲切感则越来越淡薄。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汉口。武昌偶有一点。

武汉由三镇组成：武昌、汉阳、汉口。与古老的武昌和汉阳相比，汉口只有五百多年历史。它因水路而发达，因商事而繁盛。尤其五大租界的开辟，带给它屈辱的同时，也带给它全新的面貌，令它一度被人紧随“大上海”之后称为“大汉口”，甚至被夸为“东方芝加哥”。

像许多城市一样，它的发达和兴盛过程，充满传奇。这些传奇，曾让无数武汉市民兴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奇距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遥远，遥远得许多武汉人竟然完全不曾知晓。就连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的我自己，也对自己居住的城市了解模糊。

有一年，我应出版社之约写《到庐山看老别墅》一书。为查询汉口传教士的资料，我泡进了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查询过程中，近代的武汉形象，竟是渐渐地从我模糊的印象中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看到刘歆生对黎元洪说：“都督，你创造了民国，但是我创造了汉口。”看到这个，突然觉得远去的传奇又一一凸现在眼前，并且放大数倍、生动数倍。于是我想，我应该为武汉往事写一本书才是。

之后就有了这本《汉口的沧桑往事》。因为大家的喜爱和敦促，这次决定再版。

再版整理之间，我再次去了档案馆。在市府当秘书长的老朋友唐惠虎先生正负责武汉老建筑的保护和改造工作。他把我介绍给了档案馆杨朝伟馆长和张嵩副馆长。两位馆长听说此事，给予了大力支持。档案馆的照片，任由我选用。于是，我将原书中图片大部分换过。不清晰的换上效果更好的；以前缺少的，也增补上全新的。有些甚至是我以前未曾见过的老照片。给予我帮助最大的是档案馆史料研处的副研究馆员宋晓丹先生。他按照我提供的篇目和要求，一张张替我寻找和扫描，同时还帮我向收藏家皮忠勇先生讨来非常罕见的老汉口城门等照片，然后刻成光盘一并给我。工作量非常之大，令我万分感动。在新书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帮助我的这些朋友表示感谢。希望新版的图书，他们也会喜欢。

汉口留有许多老房子。汉口传有许多老故事。在漫漫的时光中，老房子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而今，这些零星散落在城市里的老建筑，就像汉口这篇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可以听到汉口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可以看到汉口是怎么走到了今天。

只有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才能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方方

二〇一四年夏

Table of Contents

故纸中浮出汉口（代 序）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红楼前的革命

北岸的桅杆

最早的都市乐园

南洋兄弟大楼

汉口第一路

西风烈

巴公房子

大智门火车站

灿烂汉协盛

江汉关

跑马溜溜的汉口

渣甸与怡和

汇丰大楼

詹天佑故居

汉上花园

滨湖的大学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