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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响命运的门：人生必读的102篇人文素养经典

编　　著：马小平

出 版 人：刘清华

丛书策划：朱建纲

责任编辑：唐 明　张 璐

整体设计：萧睿子

内文制作：吴学军　进 子　李劲扬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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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人的属性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人的三种状态

生命的意义

人生

我为什么生活

第二章 人文素养的达成

论教育

教育永恒的支柱：历史和文学

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

反思道德教育

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第三章 公民意识的培养

底线伦理

公民诞生的条件

角色意识与主体性

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第四章 思想的诞生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思想的诞生

思想和思想者

警惕“真理”

精神的故乡

我的精神家园

第五章 民主自由法治

什么是民主？

罗伯特议事规则

民主概念与基本条件

自由的精神

法

民主是法的理想

论法短文两篇

三则故事

第六章 绝对的权利

论四大自由

自由与恐惧

欧洲人的权利意识

人权的性质

世界人权宣言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

第七章 平等的机会

美国的“希望工程”

帕尔梅墓前的沉思

济穷之道不在“施舍”

短文三篇

第八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

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鲁迅杂文《热风》选读

尊重谁的文化差异

第九章 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孔孟

黑暗王国里的残烛（节选）

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汉语的人心

汉语、英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第十章 环保与公民责任

我们的忧虑

人类的困境

生态灾难，也是文化灾难

谈谈可持续发展

环保与公民责任

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

拯救地球

第十一章 捍卫记忆

假如没有马克思

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战争

炉边谈话

大屠杀：日本冷脸欧洲热泪

第十二章 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巨人之死

睦邻友好的新起点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复兴

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让种族隔离制度在世界绝迹

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将世人的悲惨背在身上

第十三章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科学与人生

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我的世界观

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

公众的科学观

想起霍金

第十四章 有温度的词汇

给我未来的孩子

给儿子的信

给女儿的信

有温度的词汇

智慧的美丽

保姆

爱是世上最伟大的

第十五章 诗意的栖居大地

审美需要真诚和自信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慢慢走，欣赏啊！”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最美好的时刻

精神明亮的人

当她十八岁的时候

第十六章 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

青春

你就是一道风景

致加西亚的信

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

《巨人三传》初版序

把握你自己

看灵魂

第十七章 自信是创造人生的根本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节选）

成功者的心理品质

达成心理健康的练习

建立自信

序言　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钱理群

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近十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范围结交了一批出色的中小学教师，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因此，2004年，当我得知马老师身患癌症时，是极为震惊的。后来听说他在住院期间，编了一本中学生《人文素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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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就在深圳中学开设专题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件事不仅让我大为感动，而且引发了我的思考：马老师为什么要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投身于人文素养教育？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理想、理念和忧患？为此，我专门写了《一项“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的文章，作为《人文素养读本》的序言。此文传给了病危的马老师，他的夫人告诉我：他已经无力说话，但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当时希望马老师能亲眼看到此书的出版，但是，没有想到，马老师还是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深为没有及时实现马老师最后一个心愿而悔恨不已。现在，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这本凝聚着马老师全部生命力量的编著终于出版，我们也可以以此告慰马老师在天之灵了。为提高书的影响力，出版社决定将读者范围由中学生扩大到广大青年；对此，我是理解与赞同的，并且认为也是符合马老师的心愿的：他对中学生教育的关注，归根结底正是要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因此，在改写序言时，我还是保留了原序的基本内容，只是针对新的读者作了一些补充。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针对每一个国人的：我们生活中所欠缺的，究竟是什么？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与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的，岂止是中学生？我曾经多次说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的高扬，却陷入了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泥坑，造成了精神的危机。而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马老师这里所说的三大缺乏症。

需要提醒注意的，今天中国并不缺乏关于人类文明、人文素养、公民素养的宣传、鼓噪，甚至可以说，高谈人文素养、公民素养，也成为一种时髦。正是鲁迅说的，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有的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多次谈到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如此。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正是这样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讲起“人文精神”却是头头是道，比谁都漂亮。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问题的症结，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更是社会教育。马老师在本书里，特地编选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这位世界科学大师尖锐地提出了教育是要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时时面临的选择：是要做和谐发展的“人”，还是训练有素的“狗”？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使“人”变成了“狗”？爱因斯坦指出了三点：一是“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业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些精神”；二是“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三是诱惑人们“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同时灌输一个观念：“成功”的标准就是成为“人上人”，要“成功”就必须不择手段。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和体制下，成功者就成了前面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失败者就失去了生活目标，落入了颓废、虚无，混世。这看似极端的两个方面，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人文素养和公民素养的真正缺失。

应该看到，这样的教育和人生目标的失误，意义的丧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病的恶果。马老师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以及我们讨论的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

正是看到这一点，马老师感到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他为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人文素养教育？或者说，我们如果想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公民素养，该从哪里入手？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从阅读开始——这是马老师的回答。

马老师在书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之为人，或者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精神的追求，而精神的追求，说到底，就是对生命、人生“意义”的寻求。而这样的意义寻求，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必须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教育，进行意义的引导，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

那么，怎样实现这样的文化传承呢？“阅读”是一个关键环节。正是阅读，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我们和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相连接的重要渠道。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我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我们和无缘谋面的历史巨人或不相识的朋友进行精神的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交流与传承。我们每个人，在营造自己的物质世界的同时，还应该营造一个书籍的世界，沉湎于其间，进行精神的修养，享受人的生命的快乐。阅读应该成为我们的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我们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我们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完全可以想象，我们每个人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又想起了马老师的学生黄素珍写给他的信：“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叩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让我们也打开马老师为我们指出的这一道道门。在那里，再和马老师相遇。

写在前面的话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着这样几个问题：

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

为什么有些学生成绩那么好，而思想境界却是那样低呢？

几个事实让我感到了震惊：

1991年获得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卢刚在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仅仅因为成绩比同学稍低一点，便开枪打死导师和同学；

清华大学刘海洋拎着一瓶硫酸到动物园，将硫酸泼向一头狗熊，造成这只狗熊全面烧伤。问其原因，只是因为好奇；

云南大学马加爵因不满同学平日里欺负他，便将同宿舍的几位同学杀死。

这些人缺乏知识吗？不，他们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甚至是掌握世界级尖端科技的精英人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也并没有多大问题，但他们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出了问题。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有人说他们有心理疾患或障碍。但从医学角度讲，他们也没有。他们有的是另一种病：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质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有不少大学教授、专家在呼唤，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教育。他们说，大学生是一国之精英，有理由首先具有现代人文素养。如果连大学生都不具备人文素养，那我们离现代社会就实在太遥远了。

但是大学生是否具有人文素养，完全取决于中学的人文素养的教育。

我们中学的情形怎样呢？我们的学生是否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呢？

答案不容乐观。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一直想开设这样一门课程——人文素养课程。但苦于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来开发这门课程。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二〇〇四年，我患癌症病入院治疗，第一次有了这么一个完整的时间。就在这段的时间里，我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印象，凭着一个无线上网卡和一部扫描仪，搜集了几千篇文章，然后从其中反复筛选，选出102篇文章，编选了一个《人文素养读本》。

出院后，我向学校申请并获准开设了《人文素养》这门课程。

开课三年来，我的这门课深受学生欢迎，他们认为从中获益不少。我因此而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我的学生在去贵州扶贫支教时，还使用了我的这本教材。

我由此推想，既然深圳中学的学生喜欢这门课程，其它中学生也应该会喜欢这门课程；深圳中学的学生能从中获益，其它的中学生也应该能从中获益。

第一章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爱因斯坦说：“认为自己的生命无意义的人，不只是不快乐，而且根本不适合生活。”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意义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说过，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大多数人生活在意义的真空之中。他认为，当今世界人们充满了厌倦和麻木不仁，也充满了空虚和无意义的感觉，而这种存在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今日的大众精神病。

于是，生活便空虚、便无聊、便乏味、便无所寄托，便无所事事。每天里便等着打麻将，玩电脑游戏……

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当前社会生活中许多方面和许多人的意义的丧失和迷惘感到担忧。商品经济所引导的人对财富的追求，虽然可以激发出经济上的活力，但却弥补不了人心灵上的空虚。如此发展下去，难免不会出现人心冷漠的趋势。

有这样一个故事。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个小黑奴的时候，他的女主人开始教他读和写。许多年以后，道格拉斯成为美国黑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了几任总统的顾问。这时，他还记得当年男主人怒气冲天的情景，男主人咆哮着：“……要是你教会了他读和写的话，那就留不住他了。他将永远不适合当奴隶了。”

道格拉斯说，“平日里，女主人耐心的教导没有从根本上打动我，倒是这些话深深地打入了我的心，它一下子就点亮了我的心灯，触动了我沉睡着的感情，一个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原来‘读与写’是由奴役通向自由的通道。”

阅读和写作，这是挣脱奴役之路——不但使自己不再受奴役，也为那些受奴役的人呐喊。让更多的人成其为人，让更多人通往自身解放之路。这就是学习的意义之所在。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人的属性

高清海

人来自于物，人原本就是物，然而他却突破了物种的限制，具有了某种超物性；人是生命存在，同样有生也有死，人却从来也不满足于生命的存活，总是要去追求神圣的永恒生存。人仿佛来自两个世界，生活在两个天地里，全身充满了“二律背反”式的自我矛盾：人依赖着自然，又要不断去否定自然；人要与物区别开，又必须同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中去实现自我；人本属软弱的动物，却有能力与大自然抗衡；人的生命很有限，生存价值却可以是永恒的；人受制于必然性，却又能够同时享受自由；人并未走出自然，却完全超越了物种的局限；如此等等。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存在，以至我们说他是“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超自然的自然存在”也完全不过分。这怎么能够理解呢？在历史上，正由于人们解释不了这种矛盾性质，所以只好说“什么是人？一半禽兽，一半天使”。了解了人的自我矛盾性质，再听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反而可能认为它有一定的道理了。

说人是一半禽兽、一半天使，这话有二元论之弊。但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也有它的合理意义，它向我们表明：人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既不能把人看作单纯的物，也不能看作就是神，然而人又既是近于物同时又类于神的存在。事情的确是这样的，这里就体现了人不同于他物的奇特性质。对于人，我们已不能再用单一化的绝对观点和对象性的意识去看待，像通常认识其他物那样去认识，而必须用完全新的观点和特殊的方法，即运用两重化的观点，通过自我反思的意识，我们才能把握人作为人的本性和特质。所以在我看来，认识人的最困难之处，不是难在你把人看作什么、规定为什么，由此把人同物区别开来，这点是容易做到的；主要是难在怎样去看人和怎样去规定人的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我们不改变认识的通常观点和方法，仍然按照认识物的方式去看待人和人的本性规定，试图以形式逻辑的方法从人身上找出区别于他物的单一本性，那就不管我们把人看成什么、规定为什么，他也只能是一物，哪怕那是一个特种之物、神圣之物，例如理性动物、文化动物、符号动物、社会动物等等说法，人终究还未跳出动物的圈子，他只不过是具有某种附加值的动物，永远不会是活生生的人。以往人们关于“人”的看法，总是落入抽象化的观点，摆脱不了僵化性和片面性的弊病，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人的本性是双重性而非单纯性的，是自身肯定而又自身否定的，这样的双重性就是一种“超越性”，它意味着人既是对物的规定的超越，也是对生命的局限的超越，而且人对自身也同样是永远处在不断超越之中的。

如果说生命的产生是自然进化的一次重大飞跃，那么人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生命进化的重大飞跃。人生成为人，便意味着“生命”的本性、功能被提高到了完全新质的水平，他已是超生命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仍然从生物生命的观点去理解人了。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说人在自然给予的本能生命基础上又进一步创造出了属人的自为生命，人是具有双重生命的存在，这样才能表达出人之为人的特质来。关于双重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区分为自然生命、生理生命、心理生命、社会生命、事业生命（如艺术生命、科学生命、体育生命、哲学生命等等）……这些生命不但不是等值的，生命的长短也各个不同。这种说法就表明了，人的生命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不完全是给予的而是由人自己创生的这种特点。

生命的双重性，使人必须经历二次的生成。人不像猫，猫生下来就是它自己，取得猫的生命它就已经是猫，对猫来说不存在“为猫之道”的问题；人则不同，人仅仅有了自然给予的生命还不能算作完成的人，必须再次获得人的第二次生命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猫无须去做猫，人则必须去“做人”，还要讲求“为人之道”，只能在做人中成为人，并成就他自己。

所以生而为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远不如做动物省心；然而人所以优越于动物之处，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甚至做人的“神圣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猫不必去做猫就能成为猫，这说明猫是没有它的自我的，它的一切都在自然掌握之中，它的本性是预成的，命运是前定的，行为是程式化的，它仅仅属于它的物种，自己没有任何作为的。人之为人的特点和优长恰恰表现在这里，人不甘愿于人以外的力量的主宰和摆布，人要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安排自己的生活、支配自己的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便发挥和实现人自身的创造价值，这才使他成为了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生命活动对人来说已变成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由人自己主宰着的，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其实所谓“人”，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生命的自由主宰者的意思，我们通常说人是“主体”，其含义也在于此。如果我们嫌做人麻烦，省去了这里的一切，人之为人的优越性和高贵性也就会因此统统失掉。

动物只有它的生命生活，那是很单调的生存式的生活……如果能够把它称作生活的话。维持并延续物种生命，这就是动物奔波终生的最高追求和唯一目的。所以动物日常吃饱了，喝足了，便悠哉游哉，无所事事。对人来说就不同了。人也很宝贵从自然获得的物种生命，只是因为只有以它为基础和前提，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创造和实现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为生命。人的出现已赋予了生命以完全新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生存已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通过人的生命活动，打通生命与无生命的界限，实现整个存在的一体化，发挥存在本身蕴涵的内在潜能，进而使宇宙走向活化，变成本质统一的类存在，这才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目标和价值。

从这一意义我们应该说，人是肩负着使存在走向活化，即类化存在的使命来到世上的，所谓人的生命，可以看作也就是“宇宙生命的人格化身”。

所以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生命的存在的“存在”，对人来说，首先是在于它的“意义”，意义是人之为人的生活内涵。那种“宠物”的生存方式虽然十分惬意，它只能对猫和狗有吸引力，绝非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思索过还是没有思索过人生的人，甚至包括某些孩童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人都希望在他人中间占一席位置，不愿成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人；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把自己当做不存在。人要表现自己，追求“自我实现”，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甚至人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本能，要用“啼哭”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存在”对人怎么会成为问题，变得如此重要呢？其实，这里蕴涵的主要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存在对人并不是问题，人最惧怕的，是自己成为“无意义的存在”、“毫无价值的存在”。

人作为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归结到一点来说，就在于发挥“创造性”。创造属于生命的潜能，在这一意义上，人的超生命（即类生命）价值又只有通过生命活动才能体现和实现出来。因而人的生活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丰富多彩，人的“活法”也总是多种多样的，这点和动物也完全不同。

这一切表明，“人”这一称呼本身就是高贵的，甚而可以说有着神圣的意味儿；我们作为人来到世上，这点是值得庆幸的，应当感到自豪，因而也就要好自为之，善待他人；敬重人格，讲求修养，以便提高我们做人的水准，无愧于人的称号。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秦光涛

从古至今，关于人的定义，可以列成一个长长的单子：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人是政治动物；

人是社会动物；

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

人是意指性动物；

人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

人是循自己的计划而成的东西；

当然，如果愿意，这个单子还可以不断开列下去，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生存，这个单子就永远也不会终结。

单子之长和它的无限开放，一方面表现着人类本性深邃难穷，任何人想一劳永逸地结束它，恐怕都难以如愿。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人类对自身本性有一种强烈而隐秘的渴求之情。一串长长的单子，正表现出人类在世界的动荡和历史的变迁中对自身本性的步步追踪。

看到这一点，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显然，人类渴望了解自己，而渴望了解自己，不断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又正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我们对人的研究，何不就此开始呢？

我们知道，山石草木、风花雪月存在着，运动着，但是它们并不自知自己的存在，更不会追求存在的意义。虫鱼鸟兽也存在着，活动着，但是它们也不自思自己的存在，不去寻求存在的意义。它们彼此之间传递着各种信息，但这些信息还不是意义。

唯有人有所不同。人不但存在着，而且不断寻求着存在的意义，创造着存在的意义。对存在的意义的不同理解，还会导致人的不同的存在。

人寻求自身的意义，也寻求一切事物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妨说，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寻求意义，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这种本性，体现在前面所列出的各种本性中，同时，还可以使那些本性得到统一的说明。

例如，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是，如果人的语言没有意义，便会与鹦鹉学舌无异。

不错，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有理性的标志便是能够理解意义。动物停留于感官感知的水平，只能接受和反映感官感知的感性刺激；唯有人才能突破感性的局限，把握到对象的意义，理性对事物的本质、规律、价值的追求，就是对意义的寻求。

是的，人会制造工具，会劳动，能创造，而这些都以人知道自身活动的意义为前提。没有意义的活动，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动；意义出现错误，活动将难以成功。人一旦发现活动的意义与原有的期望相反，人也可能反过来，放弃或反对这种活动。这时，制造工具的人也会破坏工具，劳动创造者也可以去从事破坏乃至毁灭性活动。因为人的各种活动，都应该以对这些活动的意义的理解为前提。

人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而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形成，则依赖于人和人之间的意义的交往。离开这一点，单从生物的种群聚合和种群调节本能上去说明，则很难成功。经济活动、生产关系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和政治活动的基础，也需要以人对这些东西的意义的理解为中介。

卡西尔认为，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而符号这种东西，正如卡西尔自己所说，“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正是由于有了意义，一个通常的物质对象，对象的一个性质或过程才成为一个符号。符号必须有意义，没有意义的符号便不能称其为符号。意义的表达依赖于符号，但是，意义本身不能被归纳于符号。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是“意指性生物”（Signifying Ckeature），当人用名称称呼一个事物时，就是把它置于一个连接系统中，通过系统的内在关系来确定它的意义。因此，概念的意义不是来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咨询，其意义是由它所在的系统中的结构地位决定的。结构主义看重结构在人的意义活动中的作用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里隐含的前提，便是承认人要寻求意义。

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人本性的各种见解都与对意义问题的认识相关联。比如说，当尼采盛赞人对自身的超越本性，把人看作一根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认识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是一座桥梁而非一个目的时，他首先认为，世界原本没有意义，是人给了大地以意义和价值，所以人有权利改变它们，变革一切旧价值，创造新价值。当萨特宣称人就是自由，人不是一片青苔，一堆垃圾或一朵花，没有什么东西对人的命运进行了预先的安排或规定，人只是循自己的计划而成的东西，只是他自己的行为的总和时，他是以现象学的意义理论为基础的。他认为，那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可利用的客体，都具有一种与人这种意向性的存在物相关的存在方式。因此，正是通过人，世界才有其意义。当人们向外在世界寻求意义和价值陷入烦恼时，关于存在的心理分析是想让人们在烦恼中发现自己是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源泉。

一下子把这么多关于人本性的观念拿来讨论，很容易使人头痛，好像是想把寻求意义的问题作为理解所有人本性问题的阿基米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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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这里想强调的，只是这样一点：在讨论人的问题时，不要忽略了人有一种寻求意义的本性。

其实，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被发现。人在世界上生活着，奋斗着，追求着，表面上看，和动物一样，也在同各种各样的物质打交道，然而，实质上是不同的。动物所需要的，只是各种物质性东西本身；人所追求的，则往往是这物质性东西所具有的意义。以动物的眼光来看人，一定觉得很滑稽：人为什么会放着一大堆球不动，十来个人去争夺一个球，而且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围坐在高台上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并且一阵铺天盖地的欢呼之后，那个球反而被扔在一边，没人理没人要了？

人们追求物质，往往是追求它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意义的改变，常常引起人们对它的态度的转变。一则外国幽默描述了一位深谙人类这种本性的剧院经理：剧院中的女士们不肯摘下她们用来表示阔绰高雅、身份不凡的大檐帽，害得后面的观众看不到舞台，经理灵机一动，宣布说：“请女士们脱帽，有病者或年老者可以例外。”这样一来，帽子就全不见了。剧院里戴帽子不再是身份不凡的表示，反而成了有病或年老的标志，那么还有谁不愿意脱下它呢？

有时，人们为了强调人的物质性，常常把人和外物的关系简单地归纳为物质和物质的关系。这种还原论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人只看作了物，抹煞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一只猫，生下来就是一只猫，不需要再学习怎样做猫，本能就可以支配它追求什么，回避什么。而人则不然。人生下来并不就是一个人，它需要学习怎样做人才能成人。他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回避什么；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饥饿的动物看见食物只知道吃，而人则需弄清食物的意义，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与事物之间，是通过意义而发生联系的。人追求事物的意义，在对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因而人在生物学上可以被看作一个未完成的生物，他必须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意义的引导，表现出人的主体性行为。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切事物都有意义。一只猫活着可以捉老鼠，可以供人玩耍，它的各种叫声可以表达不同状况与要求，熟悉自己所养的猫的主人，可以从猫的一举一动中分辨出各种不同的意义。然而这一切其实都是猫的存在本身所具有的东西，不是它利用自己的存在所追求和创造的意义。

人的生存与此不同。人不能单纯地满足于活着，也就是不能单纯地满足于活着所具有的各种自然意义。所谓人不肯白白地活着，就是说人总要利用活着这个前提，创造出与单纯地活着不同的东西。人活着，就像拥有一定数量的颜料或墨汁，而生活，就是要利用这些东西涂写成图画或文字。当生命的颜料耗尽之时，只有有意义的画面才是图画，无意义的画面仍不过是一堆颜料而已。

由于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比其他生物多了这样一重本性，所以人的生存条件也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环境，而且需要一定的意义环境。所谓意义环境，就是指人能与周围进行意义交换，能够寻求意义，创造意义的条件，离开这一条件，仅仅满足人的动物性需求，人将难以存活下去。人要活得有意义，就是要通过活的过程，创造出某种比活更伟大、更崇高的东西。

追求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为高于自身生命的意义而生活，可以产生某种比生命本身更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人的生命，缺少这种支撑，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人的生命很容易枯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活着之所以一定要寻求意义，创造意义，并不一定是世界上真有什么东西逼迫着人们去追求，去创造，而是不这样做，人就很难活下去。

寻求意义、创造意义构成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点，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莫不与此相关。

也许有的人会说，人生寻求的不是意义，而是快乐，只要听凭快乐的指引，就会领悟到生活的真谛。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避苦趋乐，也是人之本性；缺少这种本性，人人自讨苦吃，世界也会变得可笑。然而，人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呢？人所要寻求的快乐与动物所追求的感官上的快感有什么区别呢？

笼中的小鸟，只要让它吃饱喝足，它便会高兴地唱起来，并不追问这些吃喝是怎么来的，自己身在何方。然而，人却不同。倘若人意识到自己眼前的享受是用牺牲了自由换来的，那么，即使吃的是山珍海味，也会有如鲠在喉之感。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所掀起的拜金狂热中，不少人认定钱能给人以快乐，便拼命去抓钱。然而，钱到手后是否一定快乐呢？这就要看这些钱的意义是什么了。你为弄这些金钱牺牲了什么，这些金钱就永远揭示着你这方面的缺憾。倘若一个人为了金钱而牺牲了爱情、事业或理想，那么，这些金钱就永远揭示着你的这些牺牲。人生有许多损失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境中，即使是一掷千金的无度挥霍，也难以掩盖因失去爱情、理想或事业所引起的痛苦。因为人毕竟是人，只要他还没有完全异化为经济动物或赚钱的机器，金钱本身便不能直接使他快乐。

在人的生活中，每种东西都是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出现在人面前的。这种东西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使人快乐，值不值得去追求，都要视一个人对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而定。人感觉到快乐的前提，必须是人感觉到它对生活有意义。只有有意义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快乐不能直接去寻求，它只能体现在有意义的活动中，是活动成功的一种副产物。把快乐当成直接的目的去寻找快乐的人，到时可能感觉不到快乐，因为人无法享受无意义的快乐。这一点，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认为自己的生命无意义的人，不只不快乐，而且根本不适合生活”。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意义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彻底，他在《求意义的意志》一书中说：“分析到最后，快乐原则就是自我欺骗。人越走向快乐，目的就越迷失。换句话说，‘追求快乐’反而不能得到快乐。这种追求快乐的自我欺骗的特质，可以在许多心理病态中发现。”他认为，当今世界人们充满了厌倦和麻木不仁，也充满了空虚和无意义的感觉，而这种存在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今日的大众精神病。

人类追求意义，就是在追寻自己，实现自己的本性，而整个人类文化的创造，就是人对人类自身主体性的培育和引导。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通过不断创造新意义、改造旧意义来引导人们的追求方向的文化调整能力，其后果将是可悲的。在中国当前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时代，恐怕更是如此。

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当前社会生活中许多方面和许多人的意义的丧失和迷惘感到担忧。商品经济所引导的人对财富的追求，虽然可以激发出经济上的活力，但却弥补不了人心灵上的空虚。如果人们经受不住意义变化所引起的震荡和冲击，难免会出现人心冷漠的趋势。那么，意义究竟是什么？它怎样影响社会和人生？人应该怎样追求意义，创造意义？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在思想上推开一扇新窗，观看一下我们先前很少顾及的意义世界。

文章选自《意义世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人的三种状态

张曙光

我们认为，人动态地表现为以未来为取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人格逐步地走向确立和完善。具体而言，人及其人格是由“潜在”状态走向“现实”存在进而向“理想”境界跃升的过程。

一

人的“潜在”状态。人首先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可能性的潜在性存在。所谓“潜在”，指人的能力尚未得到开发、实现，人还只是可能性的人。而既然人在潜在状态并非空无所有，而是蕴涵着有待发展和实现的丰富可能性，那么，潜在的人就必定是一个“潜能”系统。人的自然生理本能是人最原初的潜能，它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的体力、智能、意志力、理解能力、情感能力等都源自于人的生理本能。然而，较之动物的本能，人的自然生理本能又是相当低下和贫乏的。一个婴儿的生存能力远不能和一个虎崽乃至一个羊羔相比；离开了母亲的喂养和照料，这个婴儿甚至不能站立起来。即使一个成年人，其力不如牛、走不如马，无毛皮可御寒、无利爪可戮敌，单靠其自然生理本能也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有效地适应环境。正因为人的自然生理本能有如此缺陷，所以人的“智能”反而超乎寻常地日益发达起来，以智能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人的“自觉能动性”成为人社会地进化产生的最大潜能。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全都是胚胎形式的潜能，属于人类全体成员的。”马斯洛列举的人的这些潜能大都不是人的自然生理本能，而是人在社会历史中内化积淀而成的“似本能”的生理——心理禀赋和意向，属于我们所说的自觉能动性范畴。马斯洛同时也注意到人的“攻击、敌视、憎恨、破坏性的问题”，但他不同意弗洛伊德主义者将它们视为人的固有本能，而认为这些“似本能”性的问题是由于人的基本需要“受挫”而导致的病态性变化。马斯洛认为人有本能性的五大基本需要，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这五大基本需要能够依次顺利地得到满足，人就会健康地发展，形成健全的完整的人格。马斯洛的这些看法虽然有抽象化之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类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次序，并不遵循同一模式，它们往往是矛盾的；并且，他们之向“善”或为“恶”也不一定是由于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或受挫所致，何况“善”“恶”是相反相成的，并不存在纯然之善或纯然之恶），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把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潜能状态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潜能”概念，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二

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存在是人在当下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他是人的潜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开发、发挥而又未达到完全实现的存在状态。从人的可能性来看，任何人都可以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形成自由的人格、进入自由的境界。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在实际上只能在一定的尺度上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有着某种局限或缺陷的人，我们自己也不例外。人们的某些潜能在被开发、发挥的同时，另一些潜能却被忽视、埋没了；人们的某些需要得到了正常的满足，另一些需要则受到限制或压抑。即使人们摆脱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也仍然要受到自己能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显然，无论人的能力发展到何等程度，在实际上它总是有限的。据英国科学家布赞估计，人的“大脑的潜力远远超出人们一般的想像。就连我们通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平均只使用了我们脑子的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很不正确的，因为现在看来，我们对大脑的使用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这就是说，你的脑子还有庞大的潜力可供挖掘。”（卡西尔《人论》）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百分之六。奥托则指出：“愈来愈多的行为科学家认为，人只发挥了十分之一，或者较十分之一更少的潜能。”他并且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发挥潜能的历史。发挥人类潜能，也是开启人类未来的钥匙。”马斯洛也认为，人类具有大量的尚未加以利用的潜能，“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发挥着自身潜力的很小一部分，小如芥豆之微。”（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片面性”和“局限性”便成为人的发展的常规形式。健全的人格固然并不鲜见，萎缩的、残缺的人格却也所在多有。所以世上的人才总是各色各类、参差不齐，但这正是真实的人生。并且，惟其如此，人们便总是对现实不满、对自己不满，总是力求超越现实、完善自身，这便有了人对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追求。

三

人的“理想”境界。理想是非现实的观念性存在。然而理想并不是虚幻的观念，它产生于现实并表征着未来，是现实的人对人的未来的预设和希冀，本质上反映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辩证本性和价值取向。莱布尼茨曾说：“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了未来。”“现在”——现实存在——是人感性的实际的存在方式，人只能生活于“现在”，而不能生活于已逝的过去和尚未降临的未来。然而，“现在”不是一个静态的几何点，而是人的生命运动的进行时态，是过去与未来不断生成并不断转化的活的机制。在人的“现在”的活动中，人的潜能总是被开发着，新的可能性总是在产生着，而已经形成的既定的东西又总是被扬弃着。因此，“现在”才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未来”也不是“现在”的无批判的翻版。对于不满足于现实的人来说，“未来”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的更大程度的发展发挥，意味着人的更全面更完整的自我实现。由此，当未来还在时间之维的遥远彼岸潜伏时，它已经被处于时间之维的现实此岸的人们建构为具有人文价值意义的“理想”了。而“理想”一旦在人们心头浮现，它就会成为人们在精神上的栖息地。因此，理想本身也就成了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所言：“我们更多的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疑惑或恐惧、悬念和希望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回想中或我们的当下经验之中。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人类天资，因为它在人类生活中引入了一个相异于一切其他生物的不确定成分”；其实，在卡西尔看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正是凭借这个“部分”，人的活动才有了明确的目标，人才会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人们在精神上生活于理想之中，当然是为了使现实本身理想化，亦即让理想成为现实。然而，理想一旦成为现实就不再是理想，任何现实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想的。而处于现实中的人们总要萌生并追求理想。于是，“理想”在现实中重新升起并逐渐地获得了普遍的终极的意义，成为人们借以观照并批评现实、激励并引导自己的绝对尺度。也正如卡西尔所说：人的理想“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期望，不如说已变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命令。并且这个绝对命令远远超出了人的直接实践需要的范围——在它的最高形式中它超出了人的经验生活的范围”。这种理想也就是信念或信仰。柏拉图提出的人的“理念”、善的“理念”；孔子所推崇的“圣人”，庄子所称许的“真人”、“至人”，以及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向往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就是人关于自身的理想、信仰。可以说，这种理想、信仰永远也不能彻底地实现于人生的当下之中，但因此它也就永远地吸引着人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更完满的人格。

人作为由潜在到现实，又在现实中追求着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存在物，是既不能成就于先天，也不能在后天被限定的。人一旦被强制地固定在某一种尺度上，他就会向着异己的、非人的东西转化。而人只要憧憬着理想，他就会尽一切努力让可能转为现实、将应有化为现有，从而走向世界和未来，走向自身的更普遍更自由的存在。人之所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萨特语），就是因为人总是在生成着、变化着，而生成、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是）的否定、超越和对未有（非）的肯定、实现。由此可知，“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诚然是指“人之所是”，但更是指“人之当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正是在提出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这几个问题之后，总括性地提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而康德以“人是目的”作为自己的回答，这正说明人的未来、理想就是未来的、理想的人，而人是他自己永远需要加以开发和实现的最高价值、终极关怀。

文章选自《寻求人生的智慧》，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

生命的意义

罗家伦

我们人类的生命很多，宇宙间万物的生命更多。生之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我们为什么生在世上？这个问题，数千年来经过多少哲学家科学家的研讨和追求。如果做了人而对于人生的意义不明了，浑浑噩噩，糊涂一世，那他真是白活了。因为对于本身的生命还不明白，我们的行为，就没有标准；我们的态度，也无从确定。有许多人觉得生活很是痛苦，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生命毁灭掉。他觉得活在世上，乃是尝着无穷尽的痛苦；在生命的背后，似乎有一种黑暗的魔力，时刻逼着他向苦难的路上推动，使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因此他常想设法解除这生命的痛苦。佛教所谓“涅槃”，也就是谋解除生命痛苦的一个方法。不过是否真能解除，乃是另一问题。又有些人认为生命是快乐的，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宇宙间一切创作，都是供我们享受的，遂成为一种绝对的享乐主义。其他对于生命所抱的态度很多，要皆各有其见解。我们若是不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就会彷徨歧路，感觉生命的空虚，于是一切行动，茫无所措。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应该有一种初步的，也就是基本的反省。

第一，在无量数生命中，人的生命何以有特别意义？

如果就“生命”二字来讲，他的意义非常广泛。谈到宇宙的生命，其含义更深。这个纯粹的哲学问题，此处暂且不讲。生命既然很多，人类的生命，不过为宇宙无穷生命之一部分。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蟪蛄，何尝没有生命？大之如“天山龙”，固曾有其生命，小之如微生物，也有生命。但是在这无量数的生命中，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价值？为什么只有人才对他的生命发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第二，生命是变动的，物我之间，究有什么关系？

生命是变动的。我们身上的细胞，每天有多少新的生出来，多少陈旧的逐渐死去。这种新陈代谢的变动，可说无一刻停止。我们采取动植矿物的滋养成分为食料，以增加我们的新细胞，维持我们的生长；但一旦人死了，身体的有机组织，又渐腐败分离，为其他动植矿物所吸收。生命之循环，变化无已。我们若分析人类的生命，与其他动植物的生命，可以发生许多哲学上的推论。如近代柏格森、杜里舒等哲学系统，都是由此而来的。即梁启超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一段话，也是由于观察生命不断变动的现象而来的，不过他得到的是不正确的推论罢了。可见我们总是想到在生命不断的变动当中，物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

第三，生命随着时间容易过去。

生命随着真实的时空不断地过去。人生上寿，不过百年，转瞬消逝，于是便有“生为尧舜死亦枯骨，生为桀纣死亦枯骨”之感。在悠悠无穷的时间中，人的一生不过一刹那。印度人认宇宙曾经多少劫；每劫若干亿万年。人的生命，在这无数劫中，还不是一刹那吗？若仅就生命现在的一刹那看来，时光实在过于短促；生命的价值，如果仅以一刹那之长短来估定，那末人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尧舜苦心经营创制，不过是一刹那的过去；桀纣醉生梦死，作恶殃民，也不过是一刹那的过去。若是把他们的生命价值认为相等，岂非笑话！故以生命之久暂来估定他的意义与价值，当然是不妥。一个人只要有高尚的思想，伟大的人格，虽不生为百岁老人，亦有何伤？否则上寿百岁与三十四十岁而死者，从无穷尽的时间过程看来，都不过是一刹那。欲从这时间久暂上来求得生命的意义，真是微乎其微。故生命的意义，当然别有所在。这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初步的反省。我们从此得到了三个认识，就是：生命是无数的，生命是变动的，生命是容易过去的。

人生的意义在于能认识和创造生命的价值。宇宙间的生命，既是如此的多，何以只是人类的生命，才有特别的意义？想解答这个问题，是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人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人能认识和创造人生的价值。因为人类能够反省，所以他能对于宇宙整个的系统，求得认识；更能从宇宙的整个系统之中，认识其本身价值之所在。人类的生命，虽然限制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之中，但是他能够扩大经验的范围，不受环境的束缚；能够离开现实的环境而创造理想的意境。其他动物则不能如此。例如蛙在井中，则以井为其唯一的天地；离开了井，它便一无认识。人类则不然，其意境所托，可以另辟天地。只有人才能把世上的事事物物，分析观察，整理成一个系统，探讨彼此间的关系，以求得存在于这个系统内的原理，并且能综合各种原理，以推寻生命的究竟。说到人类能创造价值一层，对于生命的意义，尤关重要。一方面他固须接受前人对于人生已定了的价值表，一方面更须自己重新定出价值表来，不断地根据这种新的启示，鼓励自己和领导大家从事于创造事业和完成使命。如此，不但个人的生命，不致等闲消失，并且把整个人类生命的意义提高。古圣先哲，终生的努力，就在于此。这是旁的生命所不能做，而为人类生命所能独到的。所以说宇宙间的生命虽是无量数，唯有人类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义。

人格的统一性与一贯性生命不断地变，但必须求得当中不变的真理。我们人类虽每天吸收动植矿物的滋养成分，以促进身体上新陈代谢的变化，但是生命当中所包含的真理，决不因生理上的变化而稍移易。这种生命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就是人格。人因为有人格，所以不致因为今日食猪肉，就发猪脾气；明天食牛肉，就发牛脾气。只是以一切的物质，为我们生命的燃料罢了！至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见解，正是因为缺乏了整个的人格观念，所以陷入可笑的矛盾。世界上人与人相处，彼此之间全赖有人格的认识。大家所共认为是善人的，应该今日如此，明日也必定如此；今年如此，明年也必定如此。若是人类无此维系，便无人类的社会可言。所谓人格，就是一贯的自我。他应当是根据我们对于宇宙系统的研究与反省所得到的精确认识，而向着完满的意境前进，向着真善美的世界发展的。他须努力使生命格外美满和谐，使个人的生命与整个宇宙的生命相协调。他更须佐以渊博的知识，培以丰富纯正的感情，从事于促成生命系统的完善。这种好的人格才真是一贯的；因为是一贯的，所以是经得起困苦艰难，决不会随着变幻的外界现象而转移的。有了这种人格，然后在整个宇宙的生命系统当中，人的生命才可立定一个适当的地位。倘若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苟且偷安，随波逐流，便认为是自我的满足；那不但是无修养，而且是无人格。人与其他生物的分际，就在人格上。人虽吸收了若干外来的食物成分，变其血轮，变其细胞，变其生理上的一切，但他的人格，理想上的人格，永久不变，这就是人格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可见生命虽不断地变，尚有不变者在。这也是人类生命的特殊性。

要保持生力，从力行中以生命来换取伟大的事业生命随着时间容易过去。《庄子》上所说的朝菌蟪蛄，固然生命很短；楚南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种生命可以说是很长了，然而在整个时间系统之中，又何尝不是一刹那的过去？故生命的长短，不足以决定生命之价值。生命之价值，要看生命存在的意义如何，乃能决定。吾人之生，决定要有一种作为。生命虽易过去，但有一点不灭，那就是以生命所换来永不磨灭的事业。古今来已死过了的生命不知有多少，若以四万万人每人能活到六十岁来计算，那么，每六十年要死去四万万，一百二十年就死去八万万，照此推算下去，有史以来，过去了的生命，不知若干万万。但是古今来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名垂青史，虽在千百年以后，也还是为人所景仰崇拜；那些追随流俗，一事无成的人，他的姓名，及身就不为人所知，到了后代，更如飘忽的云烟，一些痕迹也不曾留着。所以唯有事业，才是人生的成绩，人类的遗产。孔子虽死，他的伦理教训，仍然存在；秦始皇虽死，他为中国立下的大一统规模，依然存在；拿破仑已死，他的法典，仍然存在。生命虽暂，而以生命换来的事业，是不会磨灭的；其事业的精神，也永远会由后人继承了去发扬光大。诸葛亮在隆中，自比管乐；管乐生在数百年前，其遗留的事业精神，诸葛亮继承着去发扬光大。左宗棠平新疆，以“新亮”自居，也就是隐然以诸葛亮自承。所以生命之易消逝，不足为忧；所忧者当在这有限的生命，能否换来无限光荣的事业。若是苟且偷生，闲居待死，就是活到九十或百岁，仍与人类社会无关。生命千万不可浪费，浪费生命是最可惜的事。萧伯纳曾叹人生活到可以创造事业的年龄，即行死去，觉得太不经济。他想如果人能和基督教《创世记》所载的眉寿是拉一样，活到九百六十九岁，则文明的进步岂不更有可观。但这是文学家的理想，是做不到的事。然而西洋人利用生命的时间，比中国人却经济多了。西洋人从四十岁到七十岁为从事贡献于政治、文艺、哲学、科学以及工商社会事业的有效时期，而中国人四十岁以后即呈衰老，到六十岁就打算就木。两相比较，中国人生命的短促和浪费，真可惊人！我们既然不能希望活到九百六十九岁的高龄，那我们就得把这七八十年的一段生命，好好利用。我们要有长命的企图，我们同时要有短命的打算。长命的企图是我们不要把生命消耗在无意义的方面。短命的打算是我们要活一天做两天的事，活一年做两年的事。不问何时死去，事业先已成就。我们生在世上一天，就得充分地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生力一天。无生力的生命，是不会成就事业的，无永久价值的事业的生命，是无声无息度过的。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因生命之数量过多及其容易消逝而轻视生命，不要因生命之时常变动而随波逐流，终至侮辱生命。我们须得对人生的价值有认识，对人格能维持其一贯性；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加紧地去把自己的生命，换成有永久价值的事业。这样，才不是偷生，才不是枉生！

文章选自《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赴欧美留学。1932-1941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

人生

【丹麦】勃兰兑斯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二十级或是第六十三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上从塔上的瞭望孔望见的景致是足够赏心悦目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留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了，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当他走完十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但却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的人的一生就如此过去了，从精神上来说，他们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去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或是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在人们眼前，还有一个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的广阔领域，就像撒旦在高山上向救世主显示的所有那些世上的王国。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宽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控制人和事物。军事远征诱惑着他们，而权力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永恒的愿望就是使他们能更多地占据男人的头脑和女人的心。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利用岁月，因而岁月并不使他们厌倦。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之激流。

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工场——劳动者在这个工场中是如此自在，终其一生，他们就在那里工作，每天都能得到增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年老了。的确，对于他们，只需要不多的知识和经验就够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他们了解最深，见得最多的。在这个工场里生活变了形，变得美好，过得舒适。因而那开始工作的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熟练的大师只能依靠自己。一个大师知道，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钻研和精通技艺上停滞不前是最愚蠢的。他们告诉自己：一种经验（无论那可能是多么痛苦的经验），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一次彻底的调查，欢乐和忧伤，失败和胜利，以及梦想、臆测、幻想、人类的兴致，无不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益处。因而随着年事渐长，他们的工作也更必需更丰富。他们依靠天赋的才能，用冷静的头脑信任自己的才能，相信它会使他们走上正路，因为天赋的才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相信在工场中，他们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不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可能不会到来。他们不害怕邪恶，而邪恶可能就潜伏在他们自身之内。他们也不害怕失去力量。

如果他们的工场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够大了。它的空间已足以使他们在其中创造形象和表达思想。他们是够忙碌的，因而没有时间去察看放在角落里的计时沙漏计，沙子总是在那儿下漏着。当一些亲切的思想给他以馈赠，他是知道的，那像是一只可爱的手在转动沙漏计，从而延缓了它的停止。

（罗洛译）

文章选自《世界散文精华（欧洲卷）》，冯至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文学家、文学史家。

我为什么生活

【英】伯特兰·罗素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在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深深的苦海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销魂，爱情令人销魂的魅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

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象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曾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力量，是这种力量使我在无常之上高踞主宰地位。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也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有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重活一次。

（泰云译）

文章选自《罗素思想小品》，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第二章　人文素养的达成

2002年，浙江省社科院做了一次浙江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调查问卷，此次调查随机抽取了20个市县共1920个样本入户调查。调查重点为“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程度”等。结果是总体达标比例仅为7.5分（总分为100分），这7.5分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警示。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必须赶在灾难毁灭我们人类之前，把能够应付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培养出来！另一位教育家则说：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在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古话说：“身教者从，言教者讼。”道德是社会中的力量，更是人本身的力量。因此有观点认为：“所有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因为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涉及个体内部价值体系的发展。”对于新一代的公民来说，培养优秀的人文素养与获得良好的教育同样重要。国际上普遍认为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只是外在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而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等各门学科之后，所获得的内化后的认识。它指向的是一种终极的关怀，一种对“人”的关怀。它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渴望改造世界的冲动和欲望去感悟人生的创造之美、奋斗之美；能唤起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豪感受去激发和推动他们追求比生活本身更高远的东西；能唤起一个人坚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信念。这就是人文素养的价值。

论教育

爱因斯坦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会没有影响。

人们应当反对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文章选自“人文启蒙网”。

教育永恒的支柱：历史和文学

肖川

教育是传承文明和接续历史的活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而不是控制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作为教育的内容，作为承载我们的心灵飞升的载体，历史与文学对于拓展我们的精神空间，丰富我们的内心感受，对抗我们精神的平庸和堕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历史的学习，是增进个体与整个人类的情感联系和熟悉人类经历的心路历程的桥梁和纽带。因为，“人是什么，只有历史才能告诉你”（狄尔泰）。在人类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充满了刀光剑影、生离死别、血腥与暴力、眼泪与欢笑以及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的艰辛与曲折，一曲曲的喜剧、悲剧、闹剧竞相上演，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这种丰富性其本身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世界原本就是丰富多样的存在，谁又有理由推行霸权与独裁？

历史既不是子虚乌有的过去，也不是凝固的实体性的存在。历史的丰富性、偶然性给了我们感受历史的体温、气息和色彩的畛域，给了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的广袤的空间，给了我们的心灵自由地舞蹈的宽阔舞台。在历史的荒原中，有我们可以发现的、能够深刻地校正我们观念的最为异己的文化，使我们获得对于我们自身所处状态的一种洞见，从而使我们自己获得应付陌生事物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狭隘走向广阔。

“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就都成了幻觉。事实上，只有在这个世界之内，我们才能超越这个世界地生活。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雅斯贝尔斯）。要真正历史地把握过去，就要体验到时间异质而充实的内涵，在这个体验中唤醒我们深刻而丰富的记忆，从而进入历史。

我们只有通过记忆苏醒的瞬间才能进入历史；只有进入历史，才能真正历史地把握过去。面对历史，我们可以哭、可以笑；可以追思，也可以戏说；可以歌唱，也可以怒骂。历史给了我们宣泄情感、升华体验、深化认识的处所，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了使这笔财富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培植年轻一代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摒弃那种按照某种政治需要将历史涂抹成宣传工具的企图；摒弃那种将一种解释非法地晋升为唯一正确解释的企图。

这并非危言耸听的杞人忧天。据《历史与未来》披露：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患了选择性健忘，历史教材被明显删节与肆意歪曲弄得千疮百孔。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其“二战”侵略史早已臭名远扬，而韩国那些斩手指抗议的青年又是否记得所学课本也极少涉及“慰安妇”的历史，印尼更加不会提到1965年苏哈托执政后那场50万人大屠杀，泰国、印度、柬埔寨也是这方面的“典范”。真不知道这些国家是否清楚历史是明镜，不让下一代人从完整的历史中学习与思考，又怎能期望他们能更好地建设未来呢？

文学是虚构的艺术，是想象的殿堂。无论什么时代，文学都是对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象征性的解答，因此而成为生活的教科书；文学还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文学之于读者，是精神得以寄托与憩息的殿堂；读者与文学，应该是走进这殿堂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有作家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碰触人类伤口之后流出来的血。好的小说是过渡读者精神的桥梁，通过这样的桥梁，我们可以抵达广阔的精神彼岸，奔向崭新的精神天地。好的作家，会让不同的人在自己修筑的殿堂里找到恰当的座位，让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走进去流连忘返。想一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可以构筑这华美殿堂的超凡圣手。手捧他们的作品，读着读着，我们久已忘却的梦想和沉沦的激情也渐渐升起来了。想起安徒生，想起美人鱼，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想起了爱与美，那是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它们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使我们平凡的生命焕发出非凡的亮丽。

然而，我们有一种很令人沮丧的阅读习惯：人们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要求文学作品富有更多的社会意义，或者哲学意义，或者其他什么意义。这种功利性极强的阅读习惯由来已久，文学的艺术价值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文学沦落为宣传的工具。由于这种比较浅薄和恶劣的阅读习惯，导致我们的语文教学成为枯燥乏味的、模式化的流程。

在文学经典那里找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形骸，也可能是一束思想、一点灵光、一把可以拾得起的记忆……莱昂内尔·特里林说：“文学是教会我们人类多样性的范围与这种多样性之价值的唯一武器。”相信人生许多感悟，就在捧卷细读之时——感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茶烟轻扬，书香浮动，风尘仆仆的心灵终于可以回家了。抑或在那幽静的夜晚，我们守在小窗前，望着那灿烂的星空，憧憬着美妙的人生境界，吟咏着自己宽广而又温柔的心灵。久而久之，我们的身心都与那广阔的星空、美妙的境界融为了一体，实现着人生的超越。

我们倡扬人文教育，其目的并不在于熟识作品名称、文人姓氏，而在于引导学生迈进价值观念、学术思想的角斗场，竞才智之技，将学生引领到广袤的时空之中，感受博大、丰富、深邃。惟其如此，人文精神方有望养成，才能实现教育的真正价值。

让学生从历史中、从伟大人物的传记中、从文学作品中，去感悟生命的伟大，去感悟人性的美好，去感悟人生的创造之美、奋斗之美，去激发和推动他们追求比生活本身更高远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和文学的教育价值。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历史、文学、人物传记，并不是能更直接地参与世界的改造，但它却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渴望改造世界的冲动和欲望，能唤起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豪感受，能唤起一个人坚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信念。”

教师通过历史与文学作品中的大量事例这一最丰富的资源来进行有关好与坏、对与错、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真理与谬误的辨识、领悟，从而起到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生成信念的作用。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历史与文学，在这里成为相互解读的依凭。还是孔德说得好：认识了人，就是认识了历史。而“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未来也将是盲目的”。（德国前总统魏茨曼）

随着历史变迁，作为教育的核心要素的课程，总会有所增加或者减少，但历史和文学，作为两大永恒的支柱将一如既往地支撑着教育大厦的巍然耸立。

文章选自《教育的理想与信念》，肖川著，岳麓书社，2002年。

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

上官子木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不仅是侧重理论、侧重书本，而且是侧重少数几门“主科”。仅以目前小学的课程为例，除了“大三门”语、数、外和“小三门”音、体、美以外，还有劳动课、科技课、社会课、自然课等等课程，这些被称为“副科”的课程无论从哪一门来看都设计得很完美，不仅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而且还包含有大量动手的作业，但学生们被告知，这些课程中的大多数内容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课时而不能讲授。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不仅占据了最大量的课时，而且这三门课的作业也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中小学阶段主副科的划分，以及在课时分配上各学科之间鲜明的主次地位，构成了学科的等级化，这种等级化课程教学的结果，必然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建构以及各类知识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学生正确认识知识整体，并导致群体偏科现象，即将所有学生的精力集中导向少数学科，构成群体知识结构的整体性缺陷。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曾对世界21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进行调查，其结果是，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但是，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却排名倒数第五。此项调查还显示，中国的中学生在学校用来做数学题的时间是每周307分钟，而其他国家孩子学数学的时间仅为217分钟。同时，中国学生回家后每周还要在数学上花4个小时，而其他国家孩子在家学数学的时间每周不到1小时。毫无疑问，在学数学和演算数学题上花费的时间太多，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学生缺乏参与其他活动的机会；数学能力的过度发展，实际上是以透支其他方面的发展潜能为代价的。因此，中国学生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加创造力。

从我国学校的课程安排来看，基础教育存在着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诸如历史、地理之类的人文课程，与国外相比，不仅教学课时少，而且教学要求低。即使是语文，尽管课时并不少，但语文教学对学生阅读量的要求比国外低很多。阅读引发思考和拓展视野，缺乏阅读则必然影响视野的广度和思维的深度，并具体表现为狭窄的知识面、低能的文字理解力、浅薄的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不仅重视课外阅读，而且对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有较高要求，国外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训练学生收集、查找、检索、分析信息，并结合社会生活按科学研究的程序写论文。这种研究性的写作训练与我国为应试而进行的作文训练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研究性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会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站在知识总体之上选取为己所用的知识，以及如何将所学的知识排列组合出新的阵容。其结果是，最初表现在阅读、写作、收检信息能力上的优势，最终表现在判断、组织、运筹能力上的优势。

仅以美国中学为例，即使是在数学资优班，课后的作业中也很少有数学作业，而阅读和写作方面的作业量却相当大，为了满足学校的基本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课后查阅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并不断地写出作文乃至论文。中美两国的学校在数理与人文两方面的要求存在着明显的相异之处。譬如，美国的学生若想在参加数学竞赛之前进行赛前培训，会发现很难找到相应的培训机构。相比较，我国奥校培训班遍地都是，真可谓数学竞技培训大国。对比是鲜明的，在我国的学校重视培养学生数学解题能力的同时，美国的学校重视的却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与我国的基础教育强调数理解题训练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强调的是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的训练，重视用语言来表达思维，以思维来提高语言，其中既包括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别人能了解自己，同时也包括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使自己能理解别人。我国学校在语言方面的训练，不重视个人思想观点的表达，重视的是记忆背诵名家的名篇，并模仿名家的写作方式写命题作文。由于缺乏在语言理解基础上的思维训练，使学生普遍缺乏足够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

正是因为我国基础教育偏重于数理学科的知识积累，忽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最终构成了学生整体性薄弱于人文能力与创造能力。从教育内容来看，这不仅是由于对阅读量和写作能力等方面的低要求，而且是由于学校的教学训练很少包括那些与创造性活动紧密相连的内容，诸如收集信息、加工和处理信息、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动手实践、实验操作等等。这些活动的缺乏必然导致我国学生在独立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缺陷。

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基础，因为人文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总支撑，这种支撑作用具体表现为理性的思维、宽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够的合作意识等等。人文素养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创造能力的重要内涵。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04-02-26期。

反思道德教育

肖川

一

那些永远被人们记起而且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的话题必定具有永恒的意义，比如“真、善、美”，比如教育、道德与道德教育。任何认真看待教育的人，都会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果完全去除道德教育的因素，教育也就不成为教育了。但问题在于，道德教育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们的回答是，对于精神价值的守护，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应该是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最崇高的使命。对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和守护，意味着精神有着物质无可比拟的价值，有着不能以物质的尺度来衡量的独特价值；意味着人的精神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意味着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与深邃；意味着需要审慎地防范将人简单化、物化和粗暴的裁剪与肢解。而意义，对于个体而言，既不是某种先验的规定，也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而是生活自身真切的对人的价值，是个体自主创造、自主赋予、自主诠释的生活空间中的精魂。但是，只有当我们预设了比肉体生存本身更高的意义的处所，生命才能成为生活之本，对生命之爱也才能成为生活意义的根源。这正是“意义”的玄妙之处，也正是“教育”的义理精微之所在。

没有价值的生活就是人的无意义的生存。“没有价值观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人类需要一种生活哲学、宗教或一种价值体系，就像他们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然而生命的意义是无法通过说教、灌输而获得的，只能通过对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体悟，通过对自我心灵的叩问而获得。时下，个人与人类精神文化之间成了一种走马观花式的浅表性接触，人们也逐渐失去了对高尚精神文化的敬重与仰慕，这就是意义危机。而意义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道德教育应该有助于化解这一危机，并真切地关注个体生活意义的生成。

二

学校道德教育实效低下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以往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是其重要原因。这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主要表现在：

（1）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设定的虚空或低俗，对道德教育价值认识论上的狭隘与功利——人们更多地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来看待，个人不是被视为个人，而是被视为“国民”，对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缺乏应有的尊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更多地从社会稳定与和谐、理想社会的实现的角度来强调，甚至为了“虚幻的共同体”的需要，因而缺乏应有的感召力。

（2）把道德片面地视为对人的意志与行为的限制与防范，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的接收者，普遍采用灌输。而“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之所以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包括对于那些有可能处于冲突之中的价值作出审慎的决定；之所以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育意味着尊重儿童正在发展着的推理能力和对他们所学的内容的评价能力”。

（3）片面强调学生对于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的认同，而无视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性，忽视学生的道德生活和需要，忽视引导和提供机会与情景使学生对个体的人格尊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予以体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往往把“禁止”、“防堵”，甚至“管、卡、压”作为立足点和基本手段，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发展，学生受到来自多方面不应有的限制和束缚，个性差异、独立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三

我们必须审慎地区分宣传与教育之间的差别：宣传是通过反复的、带着无可争辩的口吻、具有强权色彩的说教与宣称；而教育则力图唤醒人们理性的自主，对问题不懈地质询与追问而获得真理的澄明和内心的敞亮。教育不仅要“求得”师生理智的清明，更要“求得”灵魂的纯净和超越。

宣传是宣传者以真理的代言人的身份强说“真理”，而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和辅佐学生建构真理的过程，在宣传者那里，真理是实体性的存在；而在教育者那里，真理只是我们可能拥有的视界的融合。“用自己的头脑去判别”，对真理的执著追问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诉求，即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在个体精神世界中的确立，是教育的重要目的。

多少年来，学生一直有意无意地被看做是需要说教和灌输、缺乏选择能力和选择余地的人的集合。其实，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人才可能具有免疫力；也只有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环境中，人才能生长出抗拒诱惑的能力。道德存在于具有冲突的情境中，道德和教育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体的自主选择与自判建构。

四

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就在于，伦理强调外在规范、他律、理性认知，而道德是一种内心的生活，是立于信念（仰）之上的自主的、可以自我求取的精神空间。道德相对于伦理，更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是个体意识向类意识的复归。如果说伦理教育着眼于理性、认知、统一、规范，那么道德教育着眼于情感、意趣、个体、自由。道德是与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相关联的。道德不是只来责罚别人的，而是用来自我求取的；人总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把道德归属于个人，并不是要消解道德的社会性，而是要捍卫道德的纯洁性，捍卫个人自由作为“独立的善”的价值，把道德作为人自我实现的途径。

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遵守公共生活的规范，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奉献。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度建设也许是比道德教化更要紧的事情，假如一个制度是不公正的，是存在着等级和对一部分歧视的，那么又何以可能要求人们拥有“平等”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又如何能做到真诚？过去，我们把“伦理”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伦理、道德的三位一体；从“道德伦理化”到“伦理政治化”再到“政治伦理化”——“伦理道德化”，在这种文化境遇中，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也就成了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志，政治人物往往就成为道德的表率、道德的楷模。

五

古人云：“身教者从，言教者讼”，道德是社会中的力量，更是人本身的力量，人本身若无道德的要求，任何强力也不能使他变为道德的人；过分要求别人“有道德”，其实是有自己并不怎么道德的嫌疑的。一来是因为，宽容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己所欲，勿施人”，这才是崇高的道德境界，过分要求别人“有道德”的人是没有这种境界的；二来是，过分要求别人讲道德，也有自己企图从别人的“讲道德”中捞取好处的嫌疑：别人都奉献，自己便可坐享其成；别人都讲风格，自己便可“吃风格”；即使是非常邪恶的人，大概也都希望别人是很道德的。

真正高贵的精神是乐于分享、非自我中心的，心灵的力量是感化的而非强制性的。一般所说的良心指主体对正义和义务的内心确认，并以此作为内心的评价标准。它是人在道德上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评价和自我负责的体现。

六

我非常认同和欣赏这样一种观点：“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认为，所有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因为我们有多方面的理由表明，教育从根本上涉及个体内部价值体系的发展。”这一观念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思维”，它较之于“首位论”这种“等级思维”的产物要来得合理和高明。道德教育无疑是教育中最具人性意蕴的部分与要素；从人与动物这个维度上看，道德教育注重人的精神性与超越性；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道德教育注重人的主体性与独特性。

中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几乎就是一部德教育史，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此作出价值评判恐怕要联系到人们对道德的理解、道德在个人生命系统中的意义、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考察，以及强调道德教育的出发点等等。离开这些，来谈“优秀传统”是有些轻率的。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基本上只是“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人生意义的关照和精神价值的弘扬。

七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道德践履的要求。然而，“推己及人”何以可能？这种可能恐怕就存在于共同的人性之中，正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古老的格言告诉我们的：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分享着共同的人性。共同的人性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道德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弘扬、生发和不断地提升我们心中的“向善性”。过度防范、强制和惩罚，既与道德的真义不符，也与教育的旨趣相悖。对人充满信任，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即使遭受一些挫折和痛楚，也不因噎废食，这便是道德教育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其实，遭遇挫折本身就是我们成长中的一部分；通过挫折来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对别人的不幸有同情感。

文章选自《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

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龙应台

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你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25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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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105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25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25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跟大陆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25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的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的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

（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借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形，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位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吗呀？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领导人”？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某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

（投影打出“五蠹篇”）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秘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于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后，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己、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熏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文章选自《百年思索》南方出版公司，2000年。“政治人的人文素养”，是龙应台在应台湾大学法学院邀请后，自己选择的演讲题目。在演讲中，她形象地阐释了“政治人”要有哪些“人文素养”。她认为是文学、哲学、历史三个方面，这也许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她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作了别开生面的发挥。演讲的时间是1999年5月15日。

第三章　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元前五世纪，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那篇热情颂扬雅典精神、宪法和生活方式的不朽演讲作出了对“公民”一词的最完美的表达。始自希腊的精神文化传统在产生了公民的同时，也给出了迈入公民社会的条件。“公民”称谓首先意味着作为构成国民之一员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宪法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公民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利，包括人身财产权和思想信仰自由等。这些权利通过对国家权力行使范围以及该范围内如何行使权力的双重法律限制和由制度安排来实现的结构性约束而得到保障。而公民对于这种保护其权利的制度则有着支持的义务。

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以保证公民权利为根本。在现代社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不可侵犯的权利。公民意识的核心就是这种权利意识。不珍视自己的权利，或者不尊重别人的权利，都是公民意识欠缺的表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的常识。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是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工程。因此很多国家都在中小学生开设了公民课，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把这一课程称为“公民的诞生”的过程。然而在我们的当代教育体系中，“公民教育”的部分却成为了缺失的一块。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种现代德育。现代德育所要培养的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义务基础上的公民道德，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健康的社会总是通过教育传递着维持社会健康的社会公德。它是人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譬如诚实、守信、爱心、责任感等。这些需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现在做起。

底线伦理

何怀宏

所谓“底线”，自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首先，它是相对于传统道德而言，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的等级社会中，“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道德具有一种少数精英的性质，广大社会下层的“道德”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风俗教化，然而，当社会发生了趋于平等的根本变革，道德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成为所有人的道德，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它要求的范围就不能不缩小，性质上看起来不能不有所“降低”，而这实质上是把某种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排除在道德之外，也就是说，其次，所谓道德“底线”是相对于人生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道德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一个人可以在不违反基本道德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一种一心为道德、为圣洁、为信仰的人生、攀登自己生命的高峰，但他也可以追求一种为艺术、审美的人生，在另一个方面展示人性的崇高和优越，他也可以为平静安适的一生，乃至为快乐享受的一生，只要他的这种追求不损害其他人的合理追求。道德底线虽然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却具有一种逻辑的优先性：盖一栋房子，你必须先从基础开始。并且，这一基础应当是可以为有各种合理生活计划的人普遍共享的，而不宜从一种特殊式样的房子来规定一切，不宜从一种特殊的价值和生活体系引申出所有人的道德规范。这里涉及我对“伦理学”和“道德”范畴的理解，我理解“道德”主要是社会的道德、规范的道德，至于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我认为应交由各种人生哲学与宗教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

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的一员，即便我思慕和追求一种道德的崇高和圣洁，我也须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从履行自己的应分走向圣洁。社会应安排得尽量使人们能各得其所，这就是正义；个人则应该首先各尽其分，这就是义务。而且，当在某些特殊情形使履行这种基本义务变得很困难，不履行别人也大致能谅解的时候，仍然坚持履行这种义务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最值得崇敬、最应当提倡的一种崇高。这种道德义务与其说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不如说更多的是告诉我们不去做什么，它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做什么事都想着义务、规则、约束（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道德行为），而是意味着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有个界限不能越过，我们吃饭穿衣、工作生活的许多日常行为并不碰到这一界限，但有些时候就会碰到——当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一种影响和妨碍的时候，这时就得考虑有些界限不应越过了。总之，我们做一件事的方式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总不能全无限制，而得有所限制，我们总得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我想通过“义务”所说的，我理解的道德义务主要表现为一些基本的禁令。

确实，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不管在自己的一生中怀抱什么样的个人或社会的理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有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无论如何必须共同遵循的。否则，社会就可能崩溃。人们可以做许多各式各样相当歧异的事情，追求各式各样相当歧异的目标，但无论如何，有些事情还是决不可以做的，任谁都不可以做，永远不可以做，而无论是出于看来多么高尚、充满魅力或者多么通俗、人多势众的理由，都是如此。用中国的语汇，这一底线也许可以最一般地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可以容易地不逾此限，但当利益极其诱人或者有人已经先这样做了，尤其是对我这样做了，伤害到了我的时候，就不容易守住此限了。然而，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确实极大地依赖于把这种逾越行为控制在一个很小的、不致蔓延的范围内，这不仅要靠健全的法律和规范，也要靠良心、靠我们内心的道德信念。

从前面的阐述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底线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它是要面向社会上的所有人，是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出要求，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不是像较为正常的传统等级社会那样仅仅要求其中最居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像在历史上某些特殊的过渡时期、异化阶段那样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

……

我所理解的这种普遍主义伦理还有一个内容：即它坚持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义务的客观普遍性，这使它对立于各种道德相对主义以及虚无主义，只不过，现在用以支持这种客观普遍性的直接根据和过去不同了，不再是仅仅一种具有“唯一真理”形态的价值体系了，而是倾向于与各种各样的全面意识形态体系脱钩。它希望得到各种合理价值体系的合力支持，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独力支持。这种普遍主义还坚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道德上的一种连续性，坚持道德的核心部分有某些不变的基本成分。打一个比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支配性道德体系有时就像一个个同心圆，虽然范围有大小，所关联的价值目的和根据有不同，道德语汇也有差异，但其最核心的内容却是大致相同的。道德义务是无论是否给我们带来利害都必须遵循的，道德正当的标准应独立于个人或团体的喜好，不以他们各各不同的生活理想与价值目标为转移。承认这一点将使这一伦理学被归入“道义论”（deontological theory）之列，但我想我的这一道义论是温和的，它并不否定道德与生命的联系。

与历史上的道德相比，现代社会的道德接近于是一个最小的同心圆。这一“道德底线”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基准线，水平线。普遍主义的道德要行之有效是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上的，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则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

但是，这里所说的“法律”又不完全等同于成文法，虽然它可以说是几乎所有成文法的核心，或者说它是最基本的社会习俗。仅仅说“法律”也不可能包括全部的道德，不能囊括诸如较细微的公共场合的礼仪，以及更积极的如在举手之劳就可救人一命的情况下绝对应当援助自己的同类等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现代法律只有从根本上被视为是正义的、合符道德的，得到人们普遍衷心的尊重，才能被普遍有效地履行。而当今天的人们分享着各种不同但均为合理的价值体系时，他们要共同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就不能不诉诸一种对于基本规范的在性质上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尊重的精神。所以，如果说这种底线道德一端连着法律，它的主要内容就几乎等于法律的要求的话，它另一端却连着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信念。规范必须被尊重方能被普遍有效地履行。不被尊重的法根本不是法，其结果可能比无法更糟。而这种尊重须来自一种对规范的客观普遍性和人的有限性的认识。

上述这样一种道德义务范畴在范围上的缩小和精神方面的要求，显然有着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无奈。在我看来，西方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支持者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这样一种情况，没有充分考虑到在现时代，传统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无可挽回地断裂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期望也似乎过高。共同体主义对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甚力，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但正面的建设性的创获尚不够多。无论如何，道德的基本立场之所以要从一种社会精英的、自我追求至高至善、希圣希贤的观点转向一种面向全社会、平等适度，立足公平正直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社会从一种精英等级制的传统形态转向了一种“平等多元”的现代形态。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中，率先发生这种转变的西方社会中的学者将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发。我想，我遵循的方向可能大致也正是西方从康德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探寻一种共识伦理的方向，这一探寻也为世界上各个文明、各种宗教、各个民族的思想者所共同承担。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究竟如何可能？其底线究竟如何确定，其内容究竟如何阐明？这是一些急需论证的问题。人们在努力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伦理，而这种寻求的热望正被文明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的阴影弄得愈发迫切。而且，尽管这种希望是共同的，并且每一文明，每一民族都可对这一普遍伦理作出自己的贡献，它们却不能不都主要从自身，从自己最深厚的传统中汲取资源。我在《良心论》中的努力也不例外，读者可以方便地从书中看到，我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乃至我使用的道德语汇，仍然主要是来自中国，来自我们生命所系的历史传统。

有两个故事一直使我感动。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在众多债权人都已谅解的情况下，仍倾其毕生之力，偿还由一个并非他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意外原因所造成的一笔笔欠款；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中国记者在欧洲目睹到的这样一幅情景：公园的一处草坪飘动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气球。原因是公园规定，当春天新草萌生的时候，这片草坪暂时不许入内，于是人们连孩子玩耍的气球掉入其中也不去其中拾取。前一种行为难于做到但也难于遇到，而一个社会也许只有少数人能这样做就足以维系其基本的道德了，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深度；后一种行为则不难做到但也往往人们不屑于做到，而一个社会却必须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才能维系这些规范，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广度。虽然欠债还钱的诚信守信和对公共生活规范的遵守都是基本的义务，它们却需要一种高度尊重规范的精神的支持，虽然这种精神在各个人那里可能会展现为不同的形式。一个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一个不失为正直的好人，他可能是一个佛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伊斯兰教徒，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怀疑论者或者无神论者。

然而，这可能还不够，这还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解、关怀和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润泽，仅仅规范的道德可能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的关切之情，将可能提醒我们什么是道德的至深涵义和不竭源泉，它将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以及任何一种社会的道德形态（包括现代社会的道德形态）向新的形态转换的可能性。

文章选自《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公民诞生的条件

肖雪慧

一

“公民”一词，现在用得不可谓不多，是否名至实归，就少有人深究了。然而，并非举凡一国之民就是公民。“公民”称谓首先意味着作为构成国民之一员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宪法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公民享有不容政权染指的权利。其中，除人身财产权和思想信仰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利，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权。这些权利通过对国家权力行使范围以及该范围内如何行使权力的双重法律限制和由制度安排来实现的结构性约束而得到保障。公民对于这种保护其权利的制度则有着支持的义务。在不存在上述关系的地方，即：在政府不受限制或者政府可以便宜行事、国民因无权而对制度没有支持义务的地方，只有臣民、草民、暴民、顺民，没有公民。

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表明，公民是与民主宪政共生的。对公民与民主宪政血肉关系，我以为，公元前五世纪时留下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那篇热情颂扬雅典精神、宪法和生活方式的不朽演讲作了最完美的表达。他指出，阵亡将士为之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是这样一个城邦：她实行民主政治，“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政治生活自由而公开，由公民们而不是由官员决定城邦的政策；每个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们只服从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表现自己的“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这样的城邦一旦面临危险，公民们会奋不顾身地去保卫她。伯里克利说，在保卫城邦的战斗中，雅典人的勇敢既不是出自艰苦训练，也不是因为国家法律的强迫，更不是由于无知，“而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伯里克利所描绘的正是作为民主制发源地和早期典范的雅典民主基本的制度特征和雅典人的精神特征及其对这个制度的忠诚。雅典人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反复无常的意志的统治，而只接受一种已知的、符合正义的法律的统治；在自由民范围内每个人不分贫富地享有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许多官职从公民中抽签产生，重大问题必须经由在全体公民面前的辩论，解决争端诉诸说服力而不能诉诸权力，更不能诉诸暴力，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则使重要官职去留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公民手里，个人意志有机会介入到影响决策的过程而使公民在城邦事务上感到自己的分量。这种制度本身提供了有效的公民教育。诸如公民辩论、轮流担任公职、投票等民主经历训练出一大批智慧公民，他们身上既没有逆来顺受的奴性，也没有群氓的愚顽短视。他们抱持着“宁在民主制下受穷，不在专制之下享乐”的信念，热心公共事务、关注城邦命运。在他们面前，没有人可以在密室里操纵城邦事务，也没有人可以把自己的个人野心冒充为国家命运。

由希腊人开辟的民主宪政传统在产生了公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与民主宪政相辅相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它由对民主宪政的信念、人民在面对当权者时的主人自居心理、对自由和尊严的珍视等构成。一位政治学家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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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包含于这种特殊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信念、道德是由通过传统、教育以及最深刻的历史记忆所获得的心理背景来铺垫的。对于这种铺垫，曾经有过的民主生活及其记忆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除这类显见的因素，还有一些并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这里我想提到西方中世纪许多城市国家通行一个惯例，即：执政者就职时要在人民的代表面前向全体人民宣誓忠于自己的职责、尊重人民的权利。在有的城市国家，这样的誓词每隔半年或一年就要由专人向当政者宣布一次，以示提醒。这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惯例把执政者作为不断敲打的对象，这对城市市民的心理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至少有助于形成一种面对权势人物时的健康理性的态度。就是一些显得颇为荒诞、行同胡闹的习俗也在这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如中世纪开始盛行的愚人节。在这个大概由古代农神节演化而来的节日里，人们打破日常的社会秩序和所有的等级约束，各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可以尽情地拿权势人物开涮，管他是教皇、国王、公侯还是其他有权有势者。这种拿权力开涮的情绪宣泄对处在等级社会中的下层人民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体验。而类似的惯例和习俗既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折射，同时也对民族心理发生着影响。

二

始自希腊的精神文化传统表明，公民的产生，或者说，一个非公民社会要想迈入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制度条件，还需要制度之外的条件。由非公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正是我国现在必须要迈出的一步。暂且不谈制度条件，先就后一方面看，对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传统和现状进行审视的任务就不能回避。

首先，西方深厚的民主宪政传统和精神资源，我们是没有的。如果说民主制下的自由和尊严是西方人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体验，那么对国人来说，深入骨髓的是匍匐于权力之下的记忆。还在古代民主制形成之初希腊人就抱持的“宁在民主制下受穷也不在专制之下享乐”是欧美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追求，这在国人很实际也很杂多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谱系里却是找不到的。而始于古希腊达几百年的民主宪政实验和历经二十几个世纪的斗争、摸索确立起来的成熟的民主宪政体制使西方人接受了参与国家事务、警惕权力、约束和监督权力等多方面的公民训练。两千多年专制皇权的大一统统治给予国人的则是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皇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人内心的臣民训练。公民训练塑造了一种精神，这就是公民精神。具有公民精神的人有着对权力的理性态度、对自身权利的深刻体认以及对民主宪政的深刻认同，还有着对于超出自身之外的事务的关注和必要时积极介入的行动。这种精神国人十分匮乏，然而它既不神秘也并非高不可攀。它就在那些随时警惕着国家权力越轨或是对新纳粹运动充满警觉的人们身上，在那些对他国人民生存状况或生态环境投去一些关注的人们身上，在以权利的名义要求国家或者在遭遇国家权力侵凌时理直气壮昂然面对权力加以抗争的普通人身上生动有力地搏动着。这种精神体现着人身上尊严、权利和责任的结合。而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历史中只有王朝的更迭和更迭中专制统治的完善而无制度性质的变革，臣民训练系统全面而且不间断，它渗透于社会、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甚至深入到私人生活的细节，给民族心理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这种影响，别的不说，仅从臣民面对帝王、平民面对官家时“奴才”、“草民”之类自我称谓也可窥一斑，这类称谓反映的是与主人自居心理和自我身份认知迥然相反的心理和身份认知。

不幸，这种影响不仅作为历史惯性延续至今，而且本来就积习难改的皇权崇拜和奴才自居心理还在不断受到现实中许多强有力因素的刺激和强化。连续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对这种不良心理的刺激和强化这里就不多说了。近年来随着权力扩张而愈益严重的官本位，专制皇权时代的某些做法（诸如鸣锣开道、百姓回避）变相死灰复燃：某些还算不上多高级别的官员出行（连同游山玩水）玩起了警车开道甚至封山警戒的派；一些政府机关犹如侯门深似海，不仅一般人进不了，连所在道路都几乎成了禁地。由此类并非个别的现象所暗示的民众地位是极其可悲的。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来假“宏扬传统文化”之名而掀起的皇帝热。一个个专制帝王如沐春风不仅在银屏、书刊上大领风骚，还受到肉麻吹捧和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美化。这类影视节目和书刊极为火爆走红，既透露了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管理”对臣民心理的继续鼓励，也透露了臣民心理在民间之深厚和普遍。滑稽的是，最近有人撰文谈皇帝剧的火爆时有如下一说：“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名列前茅是不消说的了。我们不但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明，而且尤其令国人自豪的是，我们共有611位皇帝。”说到一批皇帝剧收视率之高，达万人空巷的程度，作者高论是：此乃让皇帝们发挥余热。还评论说“只要做得好，能迎合观众的胃口，观众还买账的”。接下来：“文艺的出路在哪里？就在于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在哪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上。”迎合这种审美情趣和爱好带来了高收视率和上座率以及制片人可观的经济收益，作者说这是“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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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在世界首屈一指的皇帝资源为荣，不啻以这个首屈一指背后另一个首屈一指——国人背负了最漫长的臣民身份为荣；作古的皇帝们在现今民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余热”，给了人们很多机会去反复重温臣民关系、主奴关系格局和帝王之尊贵民之卑微的感觉；因为观众买账，皇帝剧与先进文化挂上了钩，而且还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此见解解析起来荒唐、极端，但却反映了现实中相当真实也相当意味深长的一个侧面。这个关涉现行文化政策以及很具普遍性的民众心态的侧面无疑不支持公民和公民社会的产生。

同样情况也表现在对于公民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教育上。这里指的不是包括了国家制度和现实社会生活之无形教育力量的广义教育，而是主要通过学校正规渠道系统实施的教育。现行教育无论体制、目标、方法、内容都问题严重。在本文论题内，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和各级教育竞相“朝钱看”而使许多人失去受教育机会从而无缘接受应该通过教育获得的公民知识。更严重的还在于政治对教育无所不在的干预和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导致的教育功能异化。教育被长期当作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而没有独立性，内容更充斥着与教育的立人使命相背离的党派精神灌输和忠顺训练。其中，在几十年间吞噬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自我、摧毁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点公民社会基础的个人崇拜在系统灌输和训练中占有突出位置。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着意回避和扭曲历史及现实中重大真相的蒙昧主义。忠顺训练、个人崇拜排斥人的精神平等，对受众来说培植的是一种否定独立人格的跪拜着的精神状态。只要忠顺训练、个人崇拜以及回避和扭曲真实等蒙昧主义还贯注在教育过程，教育在事实上就具有反公民性质，至少是起不了培育公民的作用。无论课本上多么频繁地出现“公民”、“公民道德”、“公民精神”的词汇，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记不清是当代哪位哲人说过，在那些还未实现民主化的地方，执政者的教育政策是其对民主政治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此乃至理名言，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应从中获取启迪。

以上就公民的产生谈及的我国非制度条件的缺失表明现行文化、教育政策需要一种与公民社会的成长相适应的根本性变化。但是最关键也最迫切的是制度条件，事实上，公民社会所要求的种种非制度条件本身也受制于制度条件，所以要紧的是通过制度变革确立起与公民社会相称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性关系。确立这一关系，说穿了，就是必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以保障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对其行使范围以及该范围内如何用权的法律限制和结构性约束。民主宪政下公民的权利便是国家权力止步之处，这意味公民权利本身就构成对国家权力的法定限制，意味着国家干涉人的信仰、指导人的良心、控制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等等是违法的；结构性约束则意味着要求国家权力的分离和分离的权力之间相互制衡。除了法律和结构性约束，公民政治权利的实际运用也构成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其中，选举权使选民控制了官员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因而构成对政府权力的根本性制约。如果说选举作为公民定期的间歇性政治参与对权力的制约虽然具根本性但却来得迟缓，那么言论、结社自由则是一种随时可以启动的制约力量，特别是结社权使任何个人一旦需要便可凭借它寻求支持和联合，从而能够以有组织的力量面对国家权力。宪法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在有效制约了国家的同时也给了人们对自身安全和力量的确信。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充分舒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出有助于作为公民而挺立的精神特征。否则，如果虽有宪法，宪法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及如何行使这一要害问题上模糊暧昧，既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也无结构性的权力制衡机制，给权力留下巨大的伸缩空间，权力的扩张失控便势所必然。而作为与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如果宪法虽有条文载明却无如何加以保障的明确措施，甚至宪法中隐含着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内容，那么现实中的公民权利便往往处于虚置状态，政治权利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本质上极具扩张性的国家权力的僭越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是普通人在权力面前的无力感和无安全感。当国家权力为着制造思想和舆论的一统热衷于干涉和强制人的思想信仰良心，势必控制和操纵大众传媒使其由活跃民主精神的平台蜕变为系统灌输的工具，结果是抑制了理性精神的产生，破坏了人们真实信仰的基础和基于其上的自我同一性，与这种抑制和破坏形影相随的是不时爆发的群众性歇斯底里或习惯性言不由衷的虚假表态；当参加选举成了只在被给定的名字上画圈的游戏，选举权也好选民意志也罢便都是一种虚无；当言论受到严密监控，结社权被束之高阁，滥用权力的一方可以规避舆论和压力集团的追逼，遭受权力侵凌者则不得不只身面对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公民宪法权利的虚置状态不仅使得在自我放纵和自我扩张的权力面前的无力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经常性的体验，而且抽掉了个人负责任的基础。这种情况下，体现着尊严、权利和责任的结合的公民精神是难以普遍产生的。

公民产生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基本条件的缺失表明，我国与臣民社会还紧紧连着一条脐带，在社会需要向前迈步朝向公民社会时，这条脐带的缠绕使得前行异常艰难。要剪断这条脐带，为公民和公民社会的诞生准备条件，文化、教育政策的全面检讨和制度变革势在必行。

文章选自“学而思”网站。

角色意识与主体性

曾德雄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可。人的现代化的说法并不新鲜，且不说五四先贤关于这个问题的摇旗呐喊，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诸如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新知识、新学科的掌握上。时光转瞬到了90年代末期，人的现代化重又受到关注，这次人们的思考似乎进了一步，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这就已经相当接近了。

但到底什么是人的主体性呢？有一位学者为了说明中国人的主体性的进步，说现在中国人个个都想当老板。这个事实或许是不错的，但个个都想当老板是不是就显示了主体性呢？在法国，愿当老板的人比愿找份工作的人少得多，而且想当老板的人都是没有当过老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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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法国人的主体性还不如我们？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一些很可笑的举动，比如说漂流热。有几个外国人想来漂流长江，很是激起了一些人的义愤：中国的长江，凭什么让外国人先漂？于是漂流热就兴起来了，并且表现出更大的激情。是不是我们发现了生命在挑战自然时的乐趣？看来并非如此：那些外国人走了，我们这里的漂流热也跟着消逝了。但我们的这个德性并没有改变，比如前不久还在折腾的“飞黄”闹剧，不过这其中的“爱国”激情又加进了商业方面的考虑，但这也正符合中国人一向的行为习惯。我敢保证，如果现在的社会时髦或“潮流”是憎恨老板，我相信中国人也会个个都憎恨老板的，而学者同样也可以从中得出中国人的主体性方面的好结论。

袁伟时教授早年就呼吁过“从根救起”。的确，中国的问题就出在中国人的“根”上：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志在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但这个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最高统治者借助“天命论”成了凌驾于万众之上的神，芸芸大众则拜服于这个神的宝座之下，成了臣民。这样的格局通过礼来规范、固定，终于导致中国的礼治社会的形成。如果说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法”，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就是“礼”。

礼的实质是什么呢？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情状来看，中国人一出生，就被认定是作为角色而不是人的存在。这样的角色，我们先是无从知晓，后是无从拒绝。每个人都是诸多角色的混合物，而每一个角色都相应的有一套规范。比如说，一个人，是男人，儿子，父亲，丈夫，朋友，官员，上司，下属，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特定的关系场里边，一个人就只能是适合于这个关系场的角色，他必须遵循这个角色的规范，不可稍有厝越，否则的话，就如孔子所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个人会置身于许多不同的关系场，他就相应地要变换许多不同的角色。对于许多不同的角色的规范和遵守这些规范的要求，就构成了礼的内容。（“礼”还涉及许多“学理”的内容，论证礼的合理性，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由于每个人都会充当许多不同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必须加以规范，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礼仪的繁杂多样。

礼服从于一个最终的目的：和（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对礼的规范以及服从于这样的规范所导致的理想结果的最形象的表述。而这个表述也恰恰显示了每个人只是一种角色存在的事实除非他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儒学的功用正在于为这样的事实提供本体论的论证，使之具有某种必然性；而统治者为着维护统治权力的需要，又将其意识形态化，不许稍有违反。久而久之，中国人终于不再是人，而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角色。

作为角色的存在使中国人形成深厚的角色意识。细分之下，角色意识包括两个内容：角色期待与角色认定。角色期待指涉的对象是自己，它的意思是，在某个关系场中，一个人希望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角色认定。与此相应，角色认定指涉的对象是对方，意指在某个关系场中，一个人对于对方的角色评判。角色期待和角色认定同时存在于双方，并且同时发生作用，其最终目的是确立自己在这个特定关系场中的角色地位，以决定角色规范的选择。角色实际上就意味着尊卑高下，一如礼的功用在于“别长幼，定尊卑，序人伦”。如果角色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高低之分，那么这个关系场就会很容易达至和谐，比如老爷和奴才。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容易的是做一个尊贵者或低贱者。做一个尊贵者既可以因为其尊贵而居傲，也可以为获得道义的美名而慈祥。而低贱者的屈从或兼恭又因为这样的角色安排而心安理得。或许正因为可以达致这样的“放心”，做老爷和做奴才的愿望，是同等热切地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的。但不幸的是，更多的人既做不成老爷，又当不成奴才，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关系场中，角色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高低之分。这样的关系场就不可避免地趋于紧张和动荡。为了在关系场中占据有利的位置，角色期待是不可少的。同时，为了防止对方在角色地位上超出自己，对对方的角色认定就一定会是否定性的。角色期待与角色认定之间的这种相互拒斥，正好可以解释中国人之间的紧张。中国人即便是在国外，也不愿意与中国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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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中国人在一起，就只会建立基于角色的关系场，而要来个高低之判。倘若真的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天纵英才，固然可以一偿所愿，站居令人足以自得的角色地位。但不幸的是大家都属于芸芸众生，于是角色之间的暗中较劲就不可避免。如果有别种选择，人们是不会进入这样的关系场的。当人被认定为角色时，人的生命的权利就已经被消弭。一个人面临的是角色赋予的诸多规范，如果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他违背了这样的规范，那么他就被看作失去了作为这个角色的资格，他的从肉体上被消灭就成为顺理成章。而对于众多的消灭者来说，他们对这个生命的毁灭也不以为忤，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毁掉的只不过是个角色，且是个不符合某种规范的角色。假如这样的规范被认定具有某种道义的崇高性，那么他们的毁灭行为也相应地是正当的、理直气壮的。当这种规范的道义崇高性程度越高，毁灭违背了规范的角色就越获得充分的理由。因为角色本身的外在赋予性的特征（角色认定），如果人成了一个角色，他的生命就更加没有保障了。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那样视生命如草芥的情形，从“人被认定为某种角色”的角度去观察，的确是很有合理性的。相反，我们倒是很难想象当人被认定为角色时人的生命居然还能受到尊重。角色意识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在中国，角色甚至成了衡量、评判人的终极标准。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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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过，中国人决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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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却肯用性命来换面子。所谓面子，正是角色期待得到了满足。当人丢了面子，也就是说，当人们的角色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他人对自己的角色认定与自己对自己的角色期待有出入，只要条件许可只要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强势者，中国人是很有可能拼命的。这种流风余绪依然深潜于我们的头脑，我们看到许多的中国人会很尽心地做某件事，但目的似乎并不在那件事本身，而在其外获得某种期望中的角色认定。当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事件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比如说漂流热，这里，漂流这个事件只具有手段或工具的意义，目的是满足“中国人”这样一个角色期待。当外国人离去，“中国人”的角色已不存在的时候，漂流热也跟着烟消云散，人们一下子就忘了先前的豪情。这在那些功利性不会立竿见影的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显明，如中国人之于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态度。这些东西恰好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精神，而中国人也从没有养成真正虔诚于某种精神的心智。

当我们被限定为角色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人的权利；失去了人的权利，还谈什么主体性呢？没有人的主体性，还谈什么现代化呢？

文章来源：“八面来风”网站。

丑陋的中国人

柏扬

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么一回事？至于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我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得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么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达令”，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文章选自《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螳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20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文章选自《野火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第四章　思想的诞生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个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卑鄙。

没有自己思想的生灵形同朽木和干尸，“我思故我在”，意在于此。思想不能果腹，不能蔽体，也不能当作日常家什来使用，但是，它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生活却绝不是可有可无。思想带给我们的，是无法估量的价值。思想使目标明确，使行为合理，使方法得当，使效果圆满。思想使我们遵从理性的指引，不致狂妄与无知，不致盲从和盲动，思想提升我们的血肉之躯，使之变得优雅和高贵。

人只有因思想而高贵才是真正的高贵。谁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脑子判断和思考，谁就是天生的贵族。

思想不存在的地方，寸草不生，一片荒凉；人们的目光呆滞、四肢懒散、心理扭曲、行为怪异，除了到处蔓延不可遏制的野蛮、忌恨、猜疑和迫害以外，别指望那里会有什么鲜活和美妙的东西。人们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先要给思想一席之地。上天安在我们双肩上的这颗头颅，不是只当作标记的木桩，也不是供他人扭动的万向阀，它是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意志的枢纽，是思想的至尊至贵的“廊庙”。

热爱思想就是热爱生命。让思想伴随我们的生命到永远。热爱思想就是热爱生活，只有思想能让生活具有无穷的魅力。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法】帕斯卡尔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

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颗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

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

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如此伟大的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地显而易见，甚至于从他的可悲里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我们于人则称之为可悲；由此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有似于动物的天性，那么他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而堕落下来的。

因为，若不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得自己不幸呢？人们会觉得保罗·哀米利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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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执政官就不幸了吗？正相反，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已经担任过了执政官乃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情况就是不得永远担任执政官。然而人们觉得柏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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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国王却是如此之不幸，——因为他的情况就是永远要做国王，——以致人们对于他居然能活下去感到惊异。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幸呢？我们也许从不曾听说过由于没有三只眼睛便感到难过的，可是若连一只眼睛都没有，那就怎么也无法慰藉了。

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爱自己身上的卑贱吧。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人渴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彻底地为感情所蒙蔽；我要让他恨自身中的欲念，——欲念本身就限定了他。——以便欲念不至于使他盲目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不至于妨碍他。

（何兆武译）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卓越的数理科学家、哲学家。本文选自《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那天夜里我看见了巴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思想的诞生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

“谁在我的脑袋里一个劲儿地敲？”

“思想！”

“你要干什么？”

“让我出来！”“现在？深更半夜？当人人都熟睡了，我困得连眼皮都睁不开的时候？”

“是的，刻不容缓……要是我现在出不来，就永远出不来啦！”

“你难道没有瞧见我困得直打呵欠。你就不能捺着性子等到天亮吗？”

“我等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出来……”

“那你干吗偏偏要选我快睡着的时候呢？”

“我是无法自己选定时间的，我在你的脑袋里生长成熟了，就像母腹中的胎儿已经足月，现在该呱呱坠地了。”“既然这样，我原先怎么对你一无所知？我只觉得我脑子里空空如也，就像一个有不少窟窿眼的破皮囊。”

“我是在你一点儿也不觉察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已经有许多时候了。现在我成熟啦，瓜熟蒂落了……”

“你准备上哪儿？”

“到生活中去，到纸上边去！快起床，懒虫，去拿稿纸和铅笔来，将我公诸于世。”

“你未免自视过高了！就算现在让你出世，生活又会有什么改变？”

“谁知道……兴许生活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会变得更好、更美丽……说不定还会出现某种重要的转折，使整个生活的实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都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的思想吗？”

“是的，正因为有了像我这样的……我已经好几次这样做了。就拿从你窗口望得见的那几座金字塔来说吧——它们起初不也只是一些想法么……再譬如，把你屋子照得通亮的电灯、让你能够听到全世界各地的声音的收音机——起初不也只是一些想法么……推动人类进步的是思想，创立宗教，使人的灵魂得以超脱的是思想，创造出供人们鉴赏的艺术的也是思想……世界上的全部文明都是思想产生的。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畜类就是因为只有人才有思想，而牲畜是没有思想的。快起来，别赖在床上！应当为你头脑中产生了思想而高兴！……”

“难道只有我的头脑中才有思想？难道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有思想？”

“也有，不过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能够让思想出世的却寥寥无几。”

“你的意思是，你的价值全在于你能否出世？”

“是的，我出世以后还要活下去。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你对算术还略知一二的话，快去拿笔和纸来，你就会为以下的事而大吃一惊：世界上有几十亿人，设若每一个世纪只让其中的一百万人各自产生一种思想，那么每个世纪便会有一百万种思想！……这自然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即使一个世纪只诞生十种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并且能够给人类带来益处的思想的话——这个世纪便可称作为进步的世纪或人类的黄金时代了！”

“这么说，仅仅让你从我的脑袋瓜里出来还不够啰？”

“是的，还不够……那些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学者每天都在搜索枯肠，冥思苦想，用他们的头脑酝酿出许许多多的思想，尤其是现在，多如牛毛的人专门在炮制各式各样的思想，自以为这些思想都是永恒的真理，将它们塞满了成千上万册的书籍和报章杂志，其实它们的用处只不过相等于你每天早餐时吃的小蛋糕上的那几滴奶油！”

“我原先以为最要紧的只不过是让你出世……”

“最要紧的是让我在诞生以后还活下去。”

“这么说，重要的与其说是你的诞生还不如说是你能够活多久！”

“不错，你说得很对。对我来说，要是跟时装或者时髦货那样只不过流行一年的话，还不如根本就不到人世来！”

“那么请问，当你问世以后，你打算活多久呢？”

“无论如何也要比你本人活得长些，最起码要比你的寿命长一倍。当你的尸骨已经在地下腐烂的时候，我还正当青春年华呢……”

“愿真主诅咒你和你的愿望！”

“怎么，你死了我还活着，你觉得不高兴吗？”

“是的，当然不高兴！我只消能比你多活哪怕一个小时，我也会感到非常愉快的！”

“你的思想已经死亡后，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有的儿子都死了，当老子的还孤苦伶仃地苟延残喘又有什么乐趣可言？”

“说得对，这是真理，一个忧郁的真理，让那些个养出儿子来的人去考虑这个真理吧。至于我，眼下还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你的诞生，而且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让我这样做。我何苦要让你出世，给我招来那么多麻烦呢！”

“不过要是我出世了，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

“我出世时已完全成熟，已尽善尽美，我将成为你身上一切优秀的、高贵的品质的宝库，我将延长你的存在，也许我还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使人们欣喜若狂，从而使你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是的，确实如此，正因为我们有虚荣心，所以才会让你们这些思想跑到人世间来！”

“我可愿意利用你们的这种弱点呢。让我出来吧！”

“不过你还没有讲，你出世以后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哎哟，多么愚蠢的问题！你不妨去问问小毛虫，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须知自然界中万物都是有求生欲的呀！”

“这么说，你现在就在我的头脑里啰？”

“嗯，是的……我求你、恳求你：让我出生吧！”

“请稍等片刻，让我去拿铅笔和稿纸来。”

“可是千万别拖延时间！”

“出了什么事？”

“我的呼吸减弱了……我的光亮暗淡了。你同我抬杠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还没出世就已疲惫不堪。”

“唉，真糟糕！我记不得把铅笔放在哪儿啦……稿纸也找不到。只有桌子上有一张纸……包着我的早点。你把我吵醒倒没什么关系。要紧的倒是填饱肚子。倘若肚子里空空如也，脑袋里装得再满又有什么用处！请你再耐心地等待片刻，让我先把嘴巴塞满，再来为你办事。你放心，我吃得挺快，绝坏会让你久等的。我还可以边嚼边找铅笔嘛。瞧，这不找着了！铅笔就在桌子上……好啦，现在你可以出生啰……喂，思想！快点儿……开口吧……出来呀！真奇怪，你出了什么事？你干吗不出声？你躲到哪儿去啦？刚才你还那么健谈，唠唠叨叨的，吵得我没法睡觉，可现在你这股劲头上哪儿去啦？喂，思想，你随便讲几句也好嘛！别卡在我喉咙里！你在哪儿？你溜走了吗？……你死了吗？多么可惜！思想来不及问世就夭折了！……”

是的，毫无疑问，思想还来不及诞生便在我的头脑里呜呼哀哉了！但是难道能怪我拖延了吗！难道是我的错？说不定该怨它自己？……哼，见它的鬼去吧，让它跌进地狱吧！我这就把糕点吃完——然后上床睡觉。这样的事又不是头一回，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碰到……就这样，我的思想诞生后又死亡了，或者未及诞生就死亡了，就像数以百万的思想，在数以百万的瞬间，数以百万次地敲响数以百万人的头脑时一样……

（杨士毅译）

文章选自刘西普编《笑与泪——外国散文名篇精品赏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陶菲格·哈基姆，1898年生。埃及当代著名作家。1977年获地中海国家“最佳思想家”称号。作者是一个古老民族最先觉醒过来的人，痛感于国民思想的被钳制被禁锢、思想能力日益退化的可悲现实，作者呼唤思想的诞生，呼唤思想使生活会变得更好，更美丽！

思想和思想者

林贤治

人是什么？唯物史观教导我们说，人是从制作工具以及运用这工具从事劳动的时候开始，转身与猴子揖别的，其实，除了劳动，人还必须会思想，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独立自主的意识。这是最基本的。倘使仅仅懂得劳动，耕植和采集，充实了肚子，发达了四肢，最后也很难免于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个世纪传播历史的《世界人权宣言》，赫然写着如下条款：“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里，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并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着便可以尊为人类，从“温饱”到“小康”，如果人类只是被当做一种结构性物质，而满足于生命的维系，是无法体现存在的本质的。人类是精神的人类。没有哪一种生物，能够像人类一样热爱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有着同样涵义的成语在世代流传：“不自由，毋宁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蘖于禁锢、奴役、不自由的现实关系，以及对此痛苦的觉醒。没有先验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现实。变革现实的，是对于既存秩序的否定，哪里有一种思想是满意现状的呢？除非是统治者——鲁迅常常称作“权力者”，“权势者”，个别时候也称“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说道：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哪里会有自由思想？

纳粹有句座右铭式的话：“思想先行，行动紧跟。”这“思想”就不是自由思想。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称作思想的，因为已然失却自由的含量。思想是个体的，弱势的，异质的，非正统非主流的。人类拥有自由思想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推算起来，最早也当在“后酋长时代”。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十字架的阴影看见：怀疑与信仰共存，异端与信徒并现。思想锋芒初露，虽然随即为人与剑的方阵所包围，却依然咄咄逼人。僧侣们无法预料，他们以日夜积聚的大量的统一思想的工作，培养出一种普遍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诱使思想者在更为开阔的地带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种子，及至近世，随着“权利的时代”的到来，可以想见，思想将会变得何等活跃，至于思想者，当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伪装，睥睨气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自由言说了！然而，事实上，张捕与逃逸仍在进行，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有时候，言路特别狭窄，甚至完全被阻断！

进化论遭到挑战是必然的事情，社会的进步与否，怎么可以根据时间的先后论定呢？权力者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动地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恒定地听命于“权力意志”；而思想者，却难免为环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忧心忡忡——角逐的双方，谁也无暇顾及钟表。

近代历史确乎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说到底不过是在“原型”那里作出量的增减而已。随着大学的勃兴、科学的昌明，知识分子势力迅速膨大；相应地，权力也变得更为集中，打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阿伦特在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专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它们都是在本世纪建立起来的。盖世太保、格鲁乌、窃听器、集中营、特别法庭、秘密审讯和处决等项发明，足够叫中世纪大主教大法官的玩意相形见绌。在权力者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着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识分子。到底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精心设计的机械、技术，各种关于管理的理论，包括宪法，最大限度为谁所利用？这个问题很难量化，故而长期被悬置起来，无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贯标榜“革命”，信奉“社会主义”的，他曾经弄过一个由总统签署的非常法令《人民与国家保护法》，其中规定：“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许可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权利，还许可侵犯私人邮件、电报、电话、通信保密权，许可搜查民宅，许可下令没收财产和限制财产权。”类似的法令是否经由法学家的润饰，我们不得而知，但它通过剥夺进行“保护”是明显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较起来，斯大林于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要庄严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开始大规模的肃反了！

近代以降，权力者对知识者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大学，其一是新闻出版界，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的产床。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就是来源于一所大学和一本期刊。

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对莫斯科大学的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述，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给世界贡献出了一批富于头脑的人物。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安置了特务网，还有政法委员会之类。思想与青春结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不把成年人放在眼里，贬斥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于毒化和争取青年，他说，德国青年应当“像猎犬一样敏捷，像揉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一样经受过锻炼”，这些青年什么都具备，就是不具备思想。1933年4月，政府明令规定大学生必须加入大学联合会，还须参加四个月劳动锻炼和两个月集体军训。教师也有统一的组织，主掌管人员进行苛刻的挑选和培训。1933年至1934年，纳粹党在大学进行了一场清洗运动，有1/6的教师被解聘或被迫辞职。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开表态支持政府。著名哲学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可耻的海德格尔，在弗顿堡大学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斯大林对大学的控制一样严密。在苏联高教部的16个职能司中，属于思想统制方面的大大超过半数。所有学科的教育为政治教育所笼盖、所渗透，因为这是不能不服从于制度的总体的集权性质的。

集权主义者无不重视意识形态，重视宣传，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设立的部，就是国民教育和宣传部。据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即从中世纪在罗马设立的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专门机构演化而来。可见，思想以及对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纪的遗产。图书审查、禁书、焚书，在中世纪已经相当流行了，《禁书目录》委员会，犹如宗教法庭一样声名赫赫。但是，焚书在当时只是零星进行，像纳粹德国这样狂欢节一般的盛况，是从来未曾出现过的。1933年5月10日，时值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高举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广场上，小山般堆满了书籍，他们把火炬扔进书堆，然后像添加柴火一样再不断地把书往火里扔。据统计，大火吞噬的书籍多达20000册。纳粹党领袖之一戈林对大学生说：“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精神付之一炬，这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其他的大学城，也相率举行了“焚书日”。鲁迅曾经把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称作“希特拉的黄脸干儿”，查查家谱，其实秦始皇爷爷的“焚书坑儒”，倒也不失为伟大的经典之作。只是大不敬的人从来便有，如唐诗写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嘲笑此举的愚蠢的。在电子出版物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头傲视希特勒及其党徒吗？问题是，这些大独裁者，仅仅凭了他们的无知与专横，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战人类的尊严！

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为了便于控制，德国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国文化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等七个协会。总会章程规定“必须由国家领导”，因此名为群众团体，实系官方组织；总会及其下属各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艺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不参加组织或被组织开除，都意味着停止演出或发表作品，甚至连一张购买油彩的票证也弄不到。苏联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文艺家组织，时间不早不迟，正好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这也算得是历史的巧合罢，在苏联大清洗期间，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诗人失踪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亚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国外，不然，即便保持缄默也很难活下来，作家协会对于作家是严厉的。它挥舞无形的大棒驱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恫吓怯弱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固执的索尔仁尼琴，把天才诗人布罗茨基拒之门外，让他做苦工，流浪，劳改……斯大林以党内最高的领导地位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许多学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的命运，都必须通过他作最后的裁决。希特勒和他一样，在德国，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仲裁者。他们是敏感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从隐蔽的地方发现自由思想的踪迹，虽然许多时候神经过敏，被自己虚构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从巴黎发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道：“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伽尔询、梅叶尔霍尔德、特列基亚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如何死法，广大同胞迄今一无所知。《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50万；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80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被处决，约200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100万人，在劳改营中约700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年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达84批，共计5000人。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冤家路阔，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它是进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古希腊精神、观念与艺术，难道真的是历史残留的余晖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逃避审查官的审查，曾经一度给自己的诗加了副题，当是译作；于是也就发表出去了。德国雕塑家巴尔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任务，在巨大而庄重的碑石里，他把战争留下的创伤，悲痛和愤怒深深地镌进去，唯独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现的崇高。当然，这种逃避的艺术、最终还是逃不过纳粹的眼睛，1935年，纪念碑被拆除了。中国的鲁迅，在“党老爷”的刀锋底下写作杂文，变换笔名，使用曲笔和反语，创造了一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锋相对的壕堑战术。他声称，他不做许楮；他得“躲”起来。为了保持出思的完整，文章发表前，他说：他是自行抽掉了一根骨头，完后再由审查官老爷抽去的。那结果，有时候是连他也预想不到的坏，一篇长文只剩下一个头。无论对谁，幸与不幸，到底是有骨头的。思想就是骨头。

面对无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有人坚持到最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杀于思想之中，这时，唯有这时才开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这里，思想已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是权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战过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权话语，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断了。作为思想，它可以被折断，但自始至终是正直的；可以被粉碎，却永久保持着坚硬的质地。只要称得上思想，你便无法置换它，消灭它。正因为思想能够这样以弱质而存在，所以是强的。

但是，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思想和思想者毕竟是一个异数，一个变数，其实是极少数，也可以称“一小撮”。尤其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哪怕是开明专制罢，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里的商贩，乐呵呵地唱卖他的货色；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于主旋律；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那么作为一种精神界的现象，它是可疑的。

文章选自《平民的信使》，作家出版社，1998年。

警惕“真理”

雷颐

宗教是支配人们生活的一种最古老的原理和原则，但从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的昌明，精神信仰受到知识积累的步步紧逼，宗教则往往被认为是“前现代”的“迷信”而屡遭批判。不过，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无疑仍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精神力量。不久前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滥杀无辜的“沙林毒气事件”举世震惊，再次显示了宗教的巨大力量。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像真理教这种非常极端的邪教居然能在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的日本滋生蔓延，广招信徒。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真理教对科学却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好，拥有大量名牌大学出身的科技专家，它的高级干部几乎全是日本一流大学理工、医学系毕业的优秀人才。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受过高深科学教育的专家们中魔般地转而崇信真理教，并对未受过正规教育、且被认为心智不全的教主麻原彰晃无限崇拜，心甘情愿地为其充当杀人工具呢？的确值得深思。

现实社会总是不完美的，而对完美、至善、终极的永恒追求却又是人类无可更改的天性之一。这种深刻的矛盾，便是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精神根源。无疑，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其意义之深远和作用之重大是无法、也不应否认的。但在另一方面，“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超过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越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太人间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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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一些宗教和一些强势意识形态为背景的乌托邦总是宣称自己手握“最终真理”，而对其他宗教、思想、理论则宣布为异端，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共诛之”。这种唯我独“真”的独断性真理论，可说是专制主义的理论特征之一，“奥姆真理教”再次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对完美社会的追求往往是以道德/真理为基础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图》的主要论点便是寻求最终真理，也就是说，只有认识、掌握了形而上的“至真”才可能达到道德上“至善”的理想国。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认识、掌握真理的能力，在他的“理想国”中，这些少数人就是理应位于社会顶端的哲学家。由手握绝对真理的贤哲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统治，并对芸芸众生进行严格彻底的思想改造和控制，以使真理为大家共有。为达此目的，个人没有任何自由（因为手无“真理”），甚至婚配也要由国家来安排。这样，真理的追求就成为道德的要求，道德性要求实际又转化为政治性强迫。用不顾一切的专横强暴手段来改造人、改变人性，使之臻于“至善”（姑且认其为“善”）的企图如果仅仅是一种“企图”也还无妨，倘若付诸实施，则必定是一种可怕的罪恶。但是，全社会精神、道德高度一致的构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至于像实证主义哲学和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以反宗教著称的法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孔德在晚年也提出了“人道教”作为全人类必须崇信的最高宗教，在他的设计中，精神世界与俗界均高度专制，“精神导师”与俗世的统治者有权管理、控制、干涉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和思想，即便于他人毫无干系的纯个人事物和思想也要受到严格的管制。其理论预设也是可以用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改造人，实现一种全社会一致承认的道德信仰。所以约翰·穆勒拜读了孔德的“巨著”后心有余悸的言近旨远地写道：“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约翰·穆勒自传》，中译本第126页）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对精神和道德纯洁性（一致性）的过分强调必导致对异端思想和异己者的迫害，“坑儒”是“焚书”的逻辑发展。只有消灭“污染源”才能彻底维护“纯洁”。纳粹德国正是要维护“日尔曼精神的纯洁性”而由焚烧犹太人的书籍一步步走向焚烧犹太人的。

由于人类德行的缺欠和智识的限制显然无法使社会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因此，对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就必须要有一个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救世主”来拯救、领导、训诫、统治、管理和控制众生，才能达到目的。在全能的“救世主”面前，品德智慧都“残缺不全”的人们自然只能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救世主”有权为众人规定种种严苛的清规戒律，自己则当然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约束、监督和管治。从理论上说，他是超越现实的道德和法律的。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超人”实际却很难“超越”，有时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堕落，封闭型宗教或实行超级专制的政教合一社会中的“救世主”更是如此。如日本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为“真理教”规定的食禁甚多，必须严格遵守，但他本人的食品却百无禁忌；信徒的子女必须在“集中营”接受教育，但麻原的女儿上的却是外面的高级学校。

没有“道德旗帜”的时代无疑是平庸的，但却未必是“灾难性”的；产生“道德旗帜”的时代无疑是高尚而激动人心的，但却又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对充满豪言壮语的“教主”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否则后患无穷。恕我借用（仅仅是借用）一段警语：“你们要防止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时，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新约·马太福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一耳熟能详的著名歌词颇具哲学深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能设计出一套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终极方案的全知全能的“超人”。海耶克将那种由“超人”重新安排社会的思维方式称之为“工程师式的心态”（engineering type of mind），这种“心态”来自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native rationalism），即认为人类社会完全可凭借某种理性的“蓝图”来建构、重组，因此又可成之为“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istic constructivism）。

正是人类这种“致命的自负”，成为人类社会的祸源之一。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理性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并非全能的，其中“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作用不容低估。所谓“自发秩序”是指社会中的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关联和互动关系，并非有意设计而成的。所以社会的改造也应是点滴的，是不断“试错”的，而不是整体和一次性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终结、绝对、简约的解决方案。任何人都不能以真理的独占者自居，必须容忍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一个容许个性差异存在的社会才会是真正稳定却又生气勃勃、充满创造性；一个表面上高度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社会不仅没有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可言，而且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救世主”式的狂热和激情与其说令人可敬，不如说令人可怕。无论他们的理想多么高尚，都应受到怀疑，没有任何思想享有不被怀疑的特权。怀疑与宽容，是一平常但健康的社会所应有的基本准则，也是各类“终极”理论的消解剂。

文章选自《雷颐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

精神的故乡

赵汀阳

灵魂是一个游子

如果你吃了一顿美餐，你会感到快乐。是什么东西在快乐呢？当然，是你的身体；如果你读了一本好书，听了一支优美的乐曲，看到了一片美丽的风景，你也会感到快乐。是什么东西在快乐呢？显然不是身体了，你只好说，是你的心灵、灵魂感到了快乐。

你犯了胃痛，你摔了一跤，你被虫子蜇了一口，你的身体会受疼痛的折磨，可是，当你失恋了，你的亲人去世了，你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会死；或者你遭到了不义的事情，是你的哪一部分在痛苦呢？当然，又是灵魂。

看起来，人有一个身体，又有一个灵魂，它们是很不同的东西。有些哲学家否认人有灵魂，他们把灵魂说成是肉体的一种功能。可是，如果没有灵魂，我们怎么解释上述种种、精神性质的快乐和痛苦的根源呢？

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不像眼睛、耳朵、四肢、胃、心脏、大脑那样是人体的一个器官，但是，根据人有着不同于肉身生活的精神生活，我们可以相信它是存在的。其实，所谓灵魂，也就是承载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内在空间罢了。

人的肉身是很实际的，它要生存，为了生存便要求温饱，为了生存得更好还要到社会上去奋斗，去获取名利地位。人的灵魂就不那么实际了，它追求的是理想，是诸如真、善、美、信仰、思想、艺术之类的精神价值。我们把这种对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追求称作精神生活。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睡和赚钱，完全没有精神生活，我们就会嘲笑他没有灵魂，认为他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

灵魂好像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它总是在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这种对理想境界的渴望从何而来？当我们看到美的形象，听到美的音乐，我们的灵魂为何会感动和陶醉？一颗未被污染的淳朴的灵魂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喜欢美善的东西，讨厌丑恶的东西，它是怎么会具备这样的特性的？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他推测，灵魂必定曾经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生活过，见识过完美无缺的美和善，所以，当它投胎到肉体中以后，现实世界里的未必完善的美和善的东西会使它朦胧地回忆起那个理想世界，这既使它激动和快乐，又使它不满足而向往完善的美和善。他还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灵魂和肉体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肉体会死亡，而灵魂是不朽的，他的这个解释受到了后世许多哲学家的批评，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怎么没有听出柏拉图是在讲一个寓言呢？他其实是想说，人的灵魂渴望向上，就像游子渴望回到故乡一样，灵魂的故乡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只要生命不止，它就永远在思念，在渴望，永远走在回乡的途中。至于这故乡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永恒的谜。我们只好用寓言的方式说，那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美好的地方。我们岂不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说，灵魂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当我们享受灵魂的愉悦时，我们离动物最远而离神最近？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潜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罗马军人的剑下，当剑朝他劈来时，他只说了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图！”在他看来，他画在地上的那个图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

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视察希腊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他看来，面对他在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两则传为千古美谈的小故事表明了古希腊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珍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

珍惜内在的精神财富甚于外在的物质财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贤哲的共同特点。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旅行，入境时，海关官员问他有什么东西要报关，他回答“除了我的才华，什么也没有”。使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拥有不能用钱来估量的艺术才华。正是这位骄傲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告诉我们：“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跟它相比。”

其实，无需举这些名人的事例，我们不妨稍微留心观察周围的现象。我常常发现，在平庸的背景下，哪怕是一点不起眼的灵魂生活的迹象，也会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

有一回，我乘车旅行。列车飞驰、车厢里闹哄哄的，旅客们在聊天、打牌、吃零食。一个少女躲在车厢的一角，全神贯注地读着本书。她读得那么专心，还不时地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望着她仿佛沐浴在一片光辉中的安静的侧影，我心中充满感动，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也和她一样，不管置身于多么混乱的环境，只要拿起一本好书，就会忘记一切。如今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出过好几本书了，可是我却羡慕这个埋头读书的少女，无限缅怀已经渐渐远逝的有着同样纯正追求的我的青春岁月。

每当北京举办世界名画展览时，便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节衣缩食，自筹旅费，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来到首都，在名画前流连忘返。我站在展厅观望着这一张张热忱仰望的年轻的面孔，心中也会充满感动，我对自己说，有着纯真追求的青春岁月的确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若干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列车上的那个少女和展厅里的那些青年，揣摩他们现在不知怎样了。据我观察，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增长就容易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存斗争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灵魂日益萎缩和空虚，只剩下了一个在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躯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暗暗祝愿他们仍然保持着纯正的追求，没有走上这条可悲的路。

梦并不虚幻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真实的故事——

在巴黎，有一个名叫夏米的老清洁工，他曾经替朋友抚育过一个小姑娘。为了给小姑娘解闷，他常常讲故事给她听，其中讲了一个金蔷薇的故事，他告诉她，金蔷薇能使人幸福。

后来这个名叫苏珊娜的小姑娘离开了他，并且长大了。有一天，他们偶然相遇，苏珊娜生活得并不幸福。她含泪说：“要是有人送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从此以后夏米就把每天在首饰坊里清扫到的灰尘收集起来，从中筛选金粉，决心把它们打成一朵金蔷薇。金蔷薇打好了，可是，这时他听说，苏珊娜已经远走美国不知去向。不久后，人们发现夏米悄悄地死去了。在他的枕头下放着用皱巴巴的蓝色发带包扎的金蔷薇，散发出一股老鼠的气味。

送给苏珊娜一朵金蔷薇，这是夏米的一个梦想。使我们感到惋惜的是，他终于未能实现这个梦想。也许有人会说：早知如此，他就不必年复一年徒劳地筛选金粉了。可是，我倒觉得，即使夏米的梦想毫无结果，这寄托了他的善良和温情的梦想，本身已经足够美好，给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意义，把他同那些没有任何梦想的普通清洁工区分开来了。

说到梦想，我发现和许多大人真是讲不通。他们总是这样提问题：梦想到底有什么用？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只要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卖钱，就是没有用。他们比起一则童话故事里的小王子可差远了。这位小王子从一颗外星落在地球的一片沙漠上，感到渴了，寻找着一口水井，他一边寻找，一边觉得沙漠非常美丽，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使沙漠变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沙漠中的水井是看不见的，我们也许能找到，也许找不到。可是正是对看不见的东西的梦想驱使我们去寻找，去追求，在看得见的事物里发现隐秘的意义，从而觉得我们周围的世界无比美丽。

其实，诗、童话、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人类的梦想，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童话故事，没有读过《一千零一夜》和《鲁滨逊漂流记》，远处的河岸和对岸辽阔的田野景色就不会如此使我感动，世界对我就不会这样富有魅力。”英国诗人雪莱肯定也听到过人们指责诗歌没有用，他反驳说：诗才“有用”呢，因为它“创造了另一种存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居民”。的确，一个有梦想的人和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

如果你和那种没有梦想的人一起旅行，你在会觉得乏味透顶。一轮明月当空，他们最多说月亮像一张烧饼，压根儿不会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的豪情。面对苍茫大海，他们只看到一大摊水，决不会像安徒生那样想到海的女儿，或像普希金那样想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唉，有时我不免想，与只知做梦的人比，从来不做梦的人是更像白痴的。

生命树上的果子

按照《圣经》的传说，人类一开始是住在伊甸园里的。那时候，人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不知什么叫苦恼，所以伊甸园又名乐园。伊甸园是一所美丽的大花园，里面栽着许多树：其中有两棵很特别的树一棵叫智慧树，一棵叫生命树。上帝禁止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可是据说在一条蛇的诱惑下，他们终于偷吃了智慧果，上帝怕他们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便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我们不妨把这则传说当作寓言来读。神与人的区别，无非一是无所不知的智慧，二是长生不老的生命。吃了智慧果，人已经分有了神的智慧，不说无所不知至少也比一般动物高明得多，懂得思考了。一旦再偷吃生命果，与神一样长生不死，就和神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上帝当然不肯让人吃到生命果。与别的动物相比人一方面有智慧，足以知生死，天下唯有人这种动物在活着时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另一方面又和别的一切动物一样必死无疑。人就好像已经脱离了兽界的蒙昧却又不能达到神界的不朽，这种尴尬的位置给人带来了无穷的苦恼。

几乎每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都会有那样一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突然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这是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人生的快乐和信心因之而动摇甚至崩溃了，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无人能回避得了。我相信那些从小就敢于正视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长大之后对人生往往能持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态度。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子孙一直在寻找那棵上帝禁止人类靠近的生命树。战胜死亡，赢得不朽是人类一贯的梦想。既然肉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人们就试图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死。西方人信奉基督教根本的动机是为了使自己相信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后人的灵魂能升入天堂。在中国儒家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即留下能够传之后世的品德、功绩文章，“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道家则追求一种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的“不生不死”的境界。我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继续活着，也不认为留下身后的名声有什么意义。但是，把肉体的易朽变成一种动力驱策自己去追求某种永恒的精神价值这无疑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不管这种精神价值是否真能达于永恒，对它的追求本身就可以使人更加容易与死亡达成和解，同时也赋予生命以超出有限肉体存在的意义。

人所能及的神圣

自古以来对于那些渴望超凡脱俗的人来说，肉体似乎始终是一个麻烦，这个肉体活着时要受欲望的折磨，而最后的结局又必是死亡。神是没有肉体的，所以神不会痛苦也不会死亡。肉体似乎是人的动物性的根源，它决定了人不能摆脱动物的地位，达于神的境界。为了达于神的境界，人好像必须战胜这个肉体，在某种意义上把它消灭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世界各种宗教里都有人主张和实行苦行主义，用许多烦琐的戒律来限制和禁绝肉体的欲望，摧毁肉体固有的动物性本能。

由这个途径能否达于神圣呢？据说有极少数人成功了。例如基督教中的圣徒和佛教中的高僧。我是俗界中人，难以揣摩其中的奥秘。依我俗人之见，灭绝肉体的欲望无异于扼杀生命的乐趣，代价未免太大。而且，如此求得的那个状态究竟真个是超神入化的仙境，抑或只是因为肉体衰竭而造成的一种幻觉，实在也不好说。人生而有个肉体，这个肉体生而有七情六欲，这本是大自然的安排，在我看来任何逆自然之道而行的做法总是有些不对头的。

所以，我更赞成另一种途径，即肯定肉体及其欲望的合理性，不是甩掉肉体、而是带着肉体走向神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现本能的升华。为了实现本能的升华，前提是必须对欲望进行某种限制。一方面有健全的生命欲望，另一方面既非加以禁绝，又非任其泛滥，而是使之沿着一定的轨道宣泄，迸发为精神追求和创造的原动力。譬如说，凡正常人皆有性欲，它是种纯粹动物性的本能，如果对它毫不加以限制，滥交纵欲，人便与禽兽无异。但是，性欲又是许多美好的情感包括爱情、美感、创造欲的原动力，而为了使它升华为这些美好的情感，限制是绝对必要的。尤其在少年时候，性的觉醒和某种程度的压抑会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成为滋生这些美好情感的沃土。相反，肉欲泛滥之处，爱情和美感便荡然无存。

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身上既有动物性又有神性，人身上的神性不是灭绝了动物性而产生的，而是由动物性升华而来的。这是人所能及的神圣和超越。所谓人性，也就是动物性向神性的升华。我不相信世上有毫无动物性的神人，但是，遗憾的是，世上倒的确有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神性、唯剩动物性的兽人。这种人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价值，百无禁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残杀无辜。在当今社会上，这类人似在增多实在令人担忧。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复杂，因而要改变也就必须作多方面的努力。从精神的层面看，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神圣价值的信仰的普遍丧失，对此我只能说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要有所敬畏，相信世上仍有不可亵渎的神圣价值，否则必遭可怕的惩罚。

谁是最智慧的人

在古代雅典城里，有座德尔斐神庙，供奉着雅典的主神阿波罗。相传那里的神谕非常灵验。当时的雅典人遇到重大的或疑难的问题，便到庙里求谶。有一回，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求了一个谶：“神啊，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苏格拉底听说了，感到非常奇怪。他一向认为世界这么大，人生这么短促，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可怜了。既然如此，神为什么说他是最智慧的人呢？可是神谶是不容怀疑的，为了弄清楚神谶的真意，他访问了雅典城里以智慧著称的人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工艺大师。结果他发现，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却个个都自以为无所不知。他终于明白了神谶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有多少学问才华和技艺，而在于懂得面对无限的世界，这一切算不了什么，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他懂得这一点，而那些聪明人却不懂，所以神谶说他是最智慧的人。

这么说来，智慧有点儿像是谦虚，不过这是站在很高的高度才具备一种谦虚，打个比方说智慧的人就好像站在神的地位上来看人类和他自己，他看到了人类的局限性。他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这种局限性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却又能够居高临下地俯视这局限性，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它。

有位哲学家说得好：“一个人具有人的一切弱点同时又像神那样坦然处之，你应当把这看作一种成就。”

所以，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在能力方面的素质，例如好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反应灵敏等等。具备这些素质，再加上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你就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成为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博学的学者、精明的商人之类。但是，无论你怎么聪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的成就终究谈不上伟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古到今，聪明人非常多，伟人却很少。智慧不是一种才能，而是一种人生觉悟，一种开阔的胸怀和眼光。个人在社会上也许成功，也许失败，如果他是智慧的，他就不会把这些看得太重要，而能够站在人世间一切成败之上，以这种方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成为你自己

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美好理想的时期，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们一定会给我许多漂亮的问答。譬如说，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伟人，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曹雪芹那样的文豪，等等。这些问答都不坏，不过，我认为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是：先应该成为你自己。

姑且假定你特别崇拜拿破仑，成为像他那样的盖世英雄是你最大的愿望。好吧，我问你：就让你完完全全成为拿破仑，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有他那些经历，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激动得喊起来：太愿意啦！我再问你：让你从身体到灵魂整个儿都变成他，你也愿意吗？这下你或许有些犹豫了，会这么想：整个儿变成了他，不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吗？对了，我的朋友，正是这样。那么，你不愿意了？当然喽，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拿破仑，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你压根儿不存在了。

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还是他自己，无论他多么羡慕别的什么人，如果让他彻头彻尾成为这个别人而不再是自己，谁都不肯。

也许你会反驳我说：你说的真是废话，每个人都已经是他自己了，怎么会彻头彻尾成为别人呢？不错，我只是在假设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类似情形却常常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生着。真正成为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务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务的一架机器罢了。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呢？这是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一个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个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像卢梭所说的，上帝把你造出来后，就把那个属于你的特定的模子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感受人生。你死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意义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焕发出个性的光华。

在历史上，每当世风腐败之时，人们就会盼望救世主出现。其实，救世主就在每个人的心中。耶稣是基督教徒公认的救世主，可是连他也说：“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我，又有何益？”《圣经》中有许多谬说，但这一句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永远牢记。

文章选自《精神的故乡》，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文章选自《浪漫骑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第五章　民主自由法治

民主的实质是像尊重自己的权利一样尊重他人的权利。“民主”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里。古希腊人将“人民”与“权力”结合成“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历史发展到现代，民主则多指一定的国家制度、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社会普遍的民主意识，以及一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等等。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缺乏民主保障，就将缺乏自由。而自由首先要求有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则意味着反对唯我独尊，意味着要尽量去理解别人，意味着不带任何偏见地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一起考虑。

在通往自由和民主的不同路径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律在传播、移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逾越文明的界线，成为不仅是主权国家而且是世界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法治是人们平等、自由、民主的实现形式，而这些东西的实现必须以人为本，以人在社会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前提。因为，法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始终把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

无需讳言，西方文明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这只是因为，那个把“世界”带入人类，从而将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事件，即所谓“现代性”，始源于西方文明。然而，当现代性的后果展现于全世界，作为参与者，所有的国家、地区和人民都将参与决定自己同时也是人类的未来。

什么是民主？

马悲鸣

“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回答：“就是票决呗。”但后来有人觉得票决好像并不能概括整个民主的全部内容，于是又有人提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含义可就野了，比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就都是生活方式。

“主”字是作主的意思，因此“民主”二字应该与决策权有关。所以说“民主”是一种狭义的决策方式，而不是广义的生活方式。在民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甚至化外之地的生活方式都无人过问。六十年代末反传统运动的美国人过群居群交的化外生活者有的是。

我们描述一个事物时，不可能尽其详细，只能是某种程度的近似。那么什么是近似的程度呢？一般说来，凡是能二分的问题，都可以用2的指数，即多少次方来说这个近似程度的级别数。2的0次方等于1，2的1次方等于2，2的2次方是4，2的3次方是8，依次类推。当我们说某件事的第一级别近似程度时，就是指最简单的近似，即仅仅比0级近似，或者说比不描述要精确一步。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描述的近似级别程度。现在我们把红小豆、绿豆和大米、麦粒混合成一堆。然后问一个看得见的人：“这是什么？”如果他回答说：“这是一堆粮食。”这就是0级近似的描述，2的0次方是1，即“一堆”的“一”。如果他回答说：“这是禾本科和豆科两科的粮食。”这便是第一级近似，2的1次方是2，2即两，“两科”的“两”。如果他回答说：“这是红小豆、绿豆和大米、麦粒四种粮食。”那么这就是第二级近似，2的2次方是4，即“四种”的“四”。对于这个具体问题来说，第二级近似就是终极近似，或者说分析到底了。如果我们把五种到八种不同品种的粮食颗粒混合在一起的话，要到第三级近似才算终极近似的描述。九种到十六种粮食的混合要到“两分法”的第四级近似才算分析到底。

当有人问“什么是法治？”的时候，第一级近似的回答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比零级近似的回答“不知道”要精确一步。在这一步之后，还有许多复杂的分析来加深描述的精确程度，直到那些大厚本的成文法典。

当有人问“什么是民主？”时，第一级近似的回答是：“愿赌服输”，即不管投票的结果多么不合己意，也得忍着，也得认着。民主社会的公民好比上了赌场的赌徒，大家都按赌场的规矩办事，没赌赢的人必须服输。相反，当有人问“什么不是民主？”或者问“什么是专制？”的时候，第一级近似的回答是：“输打赢要”，如果我输了，就以拳头说话赖掉赌债；只有当我赢了时，才搬出赌场规则来要钱。

“输打赢要”的典故来自赌徒出身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当时南唐的李后主去帝号称臣，一直赔着小心，但赵匡胤还是发兵把南唐灭了。出师之名竟然是：“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赵匡胤后来当了专制皇帝，自然和民主无缘。所以我们在第一级近似上可以说，民主是“愿赌服输”，专制是“输打赢要”。这是按照我们赌徒在赌场上的用语来理解民主，当然也只有第一级近似的水平。

“票决”可以搞出许多花样来阉割民主。比如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就是以饥饿法胁迫票决的结果。所以说，票决只是很不准确的民主。

其实彻底的民主很难做到。古希腊实行真民主。为了保障公平，连竞选都不允许。官员只能由全民抽签来决定，像中彩票似的。因为一个社会里毕竟还是能力低下的穷人多。所以他们中的人被抽中的概率也最高。那时根本没有“厚俸养廉”这么一说，当官都是自费的，结果只好贪赃枉法。

为了保证公平和抵消官员的腐败，一切公众事务都进行城邦的全民投票公决。官员只是票决结果的执行者。而全民意识至多只是平均意识，并无真知灼见。所以往往是短见占上风和冤枉好人。

雅典为防专制，采用陶片放逐法，由投票决定将公众认为有独裁倾向的人放逐出雅典十年。结果大将阿里斯提德就这样惨遭放逐。其中有一个文盲老公民陶片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还是请阿里斯提德本人帮忙写上去的。结果雅典很快就遭到入侵，不得不又将阿里斯提德招回来领军抗战。

雅典还经由民主投票，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民主制度深恶痛绝（详情可见董乐山译的斯东著《苏格拉底之死》），所以他的学生柏拉图才写出大西岛《共和国》，重新设计国家。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初原型。

与彻底的民主不可能一样，彻底的专制也不可能。因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真要是让他独裁一切，他也未必愿意干，未必干得了。人类历史上彻底的独裁者数不出几个人来，当然都是能力超群的大英杰。中国出的独裁者最多，至少每朝的开国皇帝都是这种能力超群的大独裁者。

当今世界所实行的制度都是在雅典民主、斯巴达寡头或罗马狄克推多之间的制度。被攻击为专制的国家其实并不是真独裁。被恭维成自由天堂的国家也不是真民主。两者的差别在且仅在“愿赌服输”与“输打赢要”之间耳。

如前所述，严格说起来，民主不应该理解做生活方式，而应该理解成决策方式。在决策方式里，最精到的程序分析莫过于《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议事规则完全不考虑议题是大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小到鸡毛蒜皮的处理，而只考虑什么人有权提出议题，在有多少人出席的会议上必须有多少人附议这个议题，该次会议才可以和必须讨论；最后又在什么样的票决情况下决议才算通过和生效。当然还有如拍卖行一锤定音之前三次重复最后报价式的三读决议程序。

看来民主更像赌场和拍卖行。难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要倍遭仁义道德的中国人鄙夷了。

通过一连串的程序动议，然后才能决定某个议题是否讨论，最后才是决议的产生。这就是罗伯特一百年前搞出来的议事规则，也就是民主的精义。大到“三家村开发总公司董事会”，小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则议事，不管决议多么不合己意也得“愿赌服输”，这便是民主。美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的会议决议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尽管有时显得有点迂腐，但这却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三千年民主实践的经验结晶。

美国两百年前立国靠的是一部至今未改的宪法。近百年来美国腾飞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靠的就是这部《罗伯特议事规则》。

中国古语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今那些混迹过高层的智囊们却是“靠山硬则言新权威主义，靠山倒则言民主”。这种人讲民主，若非心有旁骛，至少也是驴唇不对马嘴。连“愿赌服输”这个第一级近似的理解都没有达到，居然就敢大言不惭地奢谈民主，这便是中国出类拔萃之辈横溢的才华和冲天的豪情。

本文不是《罗伯特》的缩写和简介。凡有兴趣于民主制度的人，应该下些功夫，花些时间把这本议事规则弄通弄懂，然后才可以“好为人师”。

文章选自“民主与科学”网站。

罗伯特议事规则

林达

说到开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这辈子可真是没少开，有些年可以说是天天开，一天到晚开。大会小会，什么样的会都开过。到了美国几年，大小单位我也换了好几个，感觉美国人会少，不仅少，而且短，工作中的碰头会常常是站着说。

可是如果因此认为美国人开会非常随便，没什么规矩，那就大错特错了。说到开会的规矩，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得上美国人的规矩大了。他们有一本厚厚的关于开会规则的书《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故事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麻省贝特福特有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亨利·马丁·罗伯特。一天，他奉命参加类似“拥政爱民”的活动，主持地方教会的一个会议。由于与会者对会议议题意见分歧很大，结果可想而知，这位25岁的年轻军官，把这个会主持得一塌糊涂。人们在会上争论得不亦乐乎，最终是什么决议也未达成。这样的会，开了等于不开，甚至比不开还要糟糕。

这事儿让罗伯特心里放不下了。这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军人的认真劲儿上来了，他发誓，如果不找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就再也不开会了。他开始认真探究人的智慧本质，和大多数西方哲人一样，他发现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当出现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验的不同等等，总之分歧一旦明确公开，是非常难以在短短几个钟头或几天里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服另一方的。分歧的双方找到共同点的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否则，一方说清楚了，另一方根本没听进去，还是白搭。

结果他发现，美国居然没有一部现成的开会议事规则。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民主时代开始就开会决议军政大事了，但是，那还是带有原始的粗糙，有点像我们下乡时的大寨式评工分，嗓门比道理的效力要大。尽管英国的议会有长久的议事历史，有成套的礼仪规矩，尽管美国的参众两院有议事程序，法庭有庭审规则，但是民众自己却并没有一部开会议事的统一规则。罗伯特决定自己写一部。

他开始研究已有的各种议事程序，探索这些程序的逻辑，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如果不这样规定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经过几年努力，他写出了一部议事规则。可是拿到出版商那儿，却没有人相信一个年轻军官能写出这种法理性的规范。最后，有个出版商在罗伯特答应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后同意帮他出版。先要让出版商捞回成本才有罗伯特的稿酬，另外，罗伯特要自己出钱买1000本送给国会议员、律师、教授等头面人物。他答应了。就这样，1876年2月19日，亨利·马丁·罗伯特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正式出版，并行销全国。到1915年，已经有将军头衔的罗伯特出版了修订本，书名正式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在此期间，这本开会规则卖出两百多万册，成为美国民众开会的标准手册。

罗伯特逝世于1923年。此后，他的后人和当初参与编写书的人继续修订这本议事规则，1943年出了第五版，1970年出了第七版，最新的第九版，出版于1990年。

这样的“游戏规则”，对于民主理念的具体实现和操作，常常具有决定成败的重要性。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些是针对会议主持主席的规则，有些是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多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他们遵照怎样的规则提出和表达不同意见，遵照怎样的规则进行辩论，在不同情况下遵照怎样的规则进行表决。

有一些烦琐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是十分有意思的。比如，有关动议、附议、反对和表决的一些规则是为了避免争执。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我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我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我的发言时间？是什么时候？第二，当我表达我的不同意见时，我是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是向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说话。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你来我往地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只能向主持的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发言的时候不能拖堂延时，不能强行要求发言，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插嘴，因为这都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美国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当事双方的律师是不能直接对话的，因为一对话必吵无疑，法庭就会变成吵架的场所。规则规定，律师只能和法官对话，向陪审团呈示证据，而陪审团按照规则自始至终是“哑巴”。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之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在规则的约束下，间接地实现的。

这样的技术细节，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事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低下。而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像一台设计良好的机器，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用规则来压制各自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找到求同存异的地方，然后按照规则表决。规则保障了民主程序的效率。

当然，就像有了好的电脑还要有好的软件一样，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一套洞察人性而力求公平与效率的技术性设计。在民主的议事程序中，这套议事规则的效果，则依赖于开会者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文章选自《另一种游戏，另一种规则》，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

民主概念与基本条件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策对其人民有重大的影响。例如：交通运输政策影响我们的行动和活动的进行；教育政策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成长和社会的前途；治安政策影响我们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亦可以影响我们的人身自由；即使与民生无直接关系的国防政策也对国家的安全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有影响。因此，这些政策的厘订和实施必须符合人民的需要和利益，而民主政治便可保障人民的利益。

民主政治的要义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对政策作出决定，政府则以代理人的角色来执行政策，而人民再向政府进行监察。

民主政治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里。当要制定一项政策或措施时，每一名雅典公民都有权到一个公众广场上议论和表决，这种方式可以说是直接民主。

随着社会渐趋复杂化和科技发展，各种公共政策，例如：医疗、运输、房屋等等，都涉及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一般平民由于知识和技术的限制，不容易对政策作出适当的决定，便选出他们信任和贤能的代表去议论政策，而这些人民的代表亦同时对政府直接监察。这种方式便是代议民主政制。

以上介绍无论是直接民主或间接民主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我们若要顺利实行和获得预期的效果，则必须拥有一些先决条件。

首先，我们的国家或社会必须有一套宪法，订明人民在政治上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各种基本步骤。宪法的条文就是用来维护实行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任何人士（包括政府）妨碍民主政治的实行就是违法，受到社会的制裁。一般来说，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可拥有选举权，被选权，罢免权，复决权，创制权和其他有关人身自由的权利。而实践民主政治的步骤则包括不同层面的选举，政党的成立，政府向人民交代的方法等。

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正的选举。公正选举的大原则就是任何一方不可操纵选举的结果。因此，选举方法必须包括以下几种要素。①普选。每一个有公民身份的成年人都成为选民，有投票权，他不得被种族、学历、工作等等背景所限制。②公开提名。任何选民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使候选人不限于某阶层或某利益集团所挑选。③秘密投票。投票者不需记名和在秘密情况下投票，以免在投票时影响别人或受别人影响。④多名候选人。每一个席位应有差额的候选名额，让选民有选择和避免候选名额受垄断。⑤选民可以保留投票与否的权利，以表示他们对候选人是否接受。

还有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就是人民对公众事务的理性和积极的参与。如果我们单倚赖议员，即代议者，或提出要求时只诉诸激动的情绪而不顾后果，民主政治便不能顺利进行，或甚至弄巧成拙，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人民的参与动机和正确态度是重要的因素，实践的机会和知识的传播更可加强这点。

文章选自《香港公民知识手册》，金陵出版社，1990年。

自由的精神

【美】勒尼德·汉德

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肯定一种信仰，一种对共同目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的献身精神的信仰。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国家，另外一些人则是作出同样选择者的后代。因此，我们有权把自己看做一个精英群体，它的成员们勇于同过去决裂，勇于面对在一个陌生土地上遇到的危险和孤寂。激励我们或我们的先辈作出这一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追求自由：免遭压迫的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独立自主的自由。我们那时努力追求这一目标，而今我们相信自己已经通过奋斗达到了这一目标。当我们说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追求自由的时候，意旨何在呢？我常常怀疑人们是否对宪法、法律和法庭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这些都是虚幻的希望，请相信我，这些真的是虚幻的希望。自由只存在于人们心中，如果它在人们心中死去，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法院能够挽救它，任何宪法、法律或法庭甚至对此无能为力。而当自由存在于人们心中时，没有必要用任何宪法、法律或法庭去挽救它。那么人们心中必须存在的自由是什么呢？它不是冷酷无情，不是恶意放纵的意志，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这些是对自由的否定，会直接毁灭自由的精神。假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认为不应该对他们的自由加以控制，那么它很快会变成一个只让一小部分凶狠残暴的人拥有自由的社会，这是我们以痛苦的经验换来的一点教训。

什么是自由的精神？

我不能给它准确地定义，只能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信念：自由的精神就是反对唯我独尊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尽量去理解别人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不带任何偏见地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一起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关注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他在大约两千年之前教给人类从未学过并且永远难忘的一课：有可能出现一个王国，在那里，人们对最伟大者和最渺小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现在，这种精神，这种从未存在、或许永不会有的、唯独美国才具有的精神、唯独美国人的良知和勇气才能创造的精神，它以某种形式深藏在大家心中，它让我们的年轻人此刻正为之奋战和牺牲，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自由、繁荣、安全、富足的美国——如果我们不能把人类所有美好的愿望当做信号、航标和准则，并为之奋斗不已，我们将不能抓住自由精神的真谛，我们将懈怠对自由精神的承诺。为了确定大家共同分享这一信仰，我请求大家举起手跟随我一起宣誓：

我宣誓效忠于星条旗，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建立在团结、自由与公正之上的联邦国家。

勒尼德·汉德（1872-1961）是美国最伟大的法官之一，1924年，他进入美国上诉法院。从1939年到1951年，勒尼德·汉德作为该法院的首席法官，以其才学、智慧和对民主原则的深刻信念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法官之一。1944年5月21日，汉德应邀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一个大型集会演讲，以纪念“我是一个美国人日”。

法

梁治平

回顾过去的1000年，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律在传播、移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逾越文明的界线，成为不仅主权国家而且世界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

据史家记载，公元1000年前夕，欧洲人以为世界末日将至，甚至帝国公牍亦以“兹以世界末日行将来临”等语开端，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生产情绪低落，赴罗马朝圣者络绎于途。当时人们以为，这不是一个适于讨论法律问题的年代，既然尘世就要终结，人类法律与秩序的问题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然而，预告中的世界末日并未降临，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尘世依旧，而在这个注定是不完美的世界里，法律与秩序永远是人们感到困惑但又必须面对和思考的基本问题。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人类法律史上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变化，就发生在这个以“世界末日”开始的1000年里，而且是起源于那个曾经深受“末日”观念困扰的文明。

实际上，与人类今天将要跨越“千年”的情形不同，上一次跨越“千年”并不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在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其他地区，人们完全不知道“千禧年”这回事。在当时业已发展出不同样式和程度的文明的地区，流行着不同的历法。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方法计时，并且赋予时间变化以不同的意义。法律的情形也是如此。换言之，当时也无所谓世界性的法律。法律最广阔的边界由文明来划定。在南亚和东南亚，印度的法律与印度文明一道，传播到锡兰、缅甸、暹罗、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在东亚，尤其是儒家文明所及的地区如朝鲜、日本和安南，以“唐律”为代表的成熟的古代法典体系被奉为楷模。而在伊斯兰世界，尽管存在不同的学派，某种清晰可辨的一致性借由《古兰经》而得到保证。据说一位14世纪的法官曾经漫游从摩洛哥到马来亚的广大地区，却没有身在异乡的感觉。自然，在相近的面貌下面，活跃着各种地方性因素：语言、习俗、信仰、种族，等等。如果把各种不同类型的规范制度都考虑进去，毫无疑问，法律比历法更加繁复多样。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近世西方法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之前。

把欧洲视为一个地区，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图景。不过，就在“末日”的恐慌过去不久，那里至少发生了三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第一件是十一世纪开始的所谓“教会革命”。这场革命不但产生了一个拥有自己疆界和法律体系的“教会帝国”，而且极大地刺激和带动了世俗法律的发展，以至有史家认为，欧洲法律传统正是滥觞于“教会革命”和教会法的崛起。

与教会法的发展同步，且同样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十二世纪开始了罗马法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不但表现为对一大笔宝贵的古代法律遗产的重新发现，而且在于这样一种法律观念的确立，即法有其固有的职能和独立性，且应当成为世俗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们要提到的第三个事件远不具有前两个事件那样的规模，当时也不那么引人瞩目，但其影响却一样深远。1215年，一群英格兰贵族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包含一个序言和63个条款的文件，承认并且保护一系列“人民”所固有的不可随意剥夺的权利，比如第39条规定，若非根据本国法律且经由与自己同等身份之人的合法审判，任何自由人均不得遭逮捕、监禁和流放，亦不得被剥夺其权利、财产和地位。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几百年之后，《大宪章》成为英国人主张其权利和自由的无可置疑的依据，体现于其中的自由精神，更通过近世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建构，对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民发生影响。

十六世纪，欧洲开始步入一个新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主权国家出现，等等，这些变化首先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图景，同时要求对自然、社会和人给以新的不同于过去的解释。1670年，英国人洛克提出一套立宪主义的政治理论，据此，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而进行统治，人民则保有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不可转让的权利。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在他的鸿篇巨帙《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阐明了保护自由之道，即以权力限制权力，通过分权与制衡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个人自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不但有大量激动人心的论辩，而且这些论辩激励和引导人们行动，进而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坚实的一部分。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重申了洛克关于政府权力源于和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信念，并且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其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7年的《美国宪法》遵循立宪主义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确立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足鼎立的国家结构。1791年被加入宪法的《权利法案》更详细列举了公民基本权利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与英美法律传统相对应，欧洲大陆也在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中逐渐形成另一种传统，即欧陆传统。

1789年，为革命激情所燃烧的法国人发表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像美国《独立宣言》一样，它也重申了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信条，确认了“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自然权利”，表明了立宪主义和分权原则的理念。继之而来的，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法律编纂事件都更加壮观和影响深远的法典编纂运动。在这一大陆上开始的法典编纂明显承受启蒙理性的激荡，要以体现理性原则的统一立法取代粗陋散乱的地方习惯，以统一的法制去巩固新兴的民族国家。正是凭借着国家权力和理性的权威这两种力量，辅之以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近代法典编纂运动不但席卷欧陆，而且远征世界。1804年，《法国民法典》面世，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德国民法典》颁行。前者文辞优美，明白晓畅；后者结构谨严，精密深奥。此后的欧、亚、非、拉以及后起的欧陆国家，在编纂法典时，无不出于上述两大传统之一，其中，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法律风格之影响一度大于英美体系。因此，即使还在19世纪，曾一手主持制定《法国民法典》且一度以自己的名字为之命名的拿破仑一世就敢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40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毫无疑问，近代法典编纂是一个世界性事件，部分地经由这场运动，现代法律的“世界体系”诞生了。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革命后的政权向人类展示了一种新的法律理念，据此，法律与抽象正义和平等观念的传统联系被切断。法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种新的法律观甫经确立，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竟能在英美和欧陆两大法律传统之外另树一帜，成就所谓“社会主义法系”。孰料70年后，苏联东欧巨变，与实现正义和保障权利等观念紧密联系的传统法律观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与前不同的是，经此百年之变，人类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对通过法律实现正义和保障权利的传统观念更有了新的了解和贡献。

1945年，联合国诞生。3年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列举了人类每一成员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将保障和实现这些权利视为所有国家和国际政治组织的职责所在。此后50年间，大量与保障人权有关的地区性和国际性文件被制定出来，其知名者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1976）、《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1976）等。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这些国际人权法律，或至少表示愿意接受其中的部分内容。与之相应，在国内法方面，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和理念的诉求也愈益高涨。

回顾过去的1000年，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律在传播、移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逾越文明的界线，成为不仅是主权国家而且是世界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无庸讳言，西方文明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这只是因为，那个把“世界”带入人类，从而将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事件，即所谓“现代性”，始源于西方文明。然而，当现代性的后果展现于全世界，作为参与者，所有的国家、地区和人民都将参与决定自己同时也是人类的未来。因此，值此千年之交，我们也许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曾经创造出伟大法律传统的文明，中国在未来的1000年里能否对世界的法律与秩序作出贡献，什么样的贡献？

文章选自《我们这一千年》。来源：网易。

民主是法的理想

卓泽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不过是“为民做主”、“民众之主”而已，作为法的理想的“民主”则是由西方人创设的。古希腊人将“人民”与“权力”结合成“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历史发展到现代，民主是指一定的国家制度、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社会普遍的民主意识；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它以法定民主为基本内容，以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为主要支柱。

法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始终把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法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法所体现的意志既不是个别人的意志，也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这种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的形成，必须依赖民主，也体现着民主。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可能有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占主导地位。如果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相吻合，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并不仅是个别人的或少数人的，而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如果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相左、相对立，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就会遭到整个统治阶级的反对，就会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修正、否定或取代，严重时可能导致个别人或少数人被“推翻”，被“赶下台”，被“换马”。一般地说，法不应是个别人、少数人意志的体现，只有在严重的专横、专制时期，个别人意志、少数人意志才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以法的形式成立。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主宰国家的局面，无疑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社会的惨祸，它历来受到文明、法制和法治的否定，受到民主的批判。法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的体现。法的本质的这一命题与“民主乃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求完全一致。这种“多数”，可能是绝对多数，也可能是相对多数，但至少必须是统治者内部的多数。所以，可以说民主乃法的本质性内在要求。离开了民主，法就失去了应有的本质，法就不能成其为真正的法。从这个意义上，民主是法产生的前提和存在的依据，是法的理想与追求。

法的良性发展要求它始终把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法从其产生以来，就不断经历着变革、创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否正常，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何以保证发展的正常？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其保证只有一个——民主。因为民主能集中多数人的智慧，民主比专制与集权更接近真理，更加科学，更能趋善远恶，更加符合正义。只有依靠民主，才能使法律的变革是从不完善到完善，而不是从完善到不完善，或者从不完善到更不完善；才能使法律的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反映，而不是人类倒退的记录。民主是法的理想，如果说是源于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其实，倒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真理、科学、善良与正义的向往。

文章引自2000年2月10日《检察日报》。

论法短文两篇

郝铁川

之一：我们需要一场新生活运动
13

契约关系一般来说就是法律关系，契约意识是现代法律意识的核心。培育契约意识是提高国民法律素质的重要任务，法治现代化的实质是“从身份到契约”，没有正确的契约观念，就把握不住现代法治的精髓。

培育契约意识，关键在于要把契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契约是生活的理性化的产物，理性化的生活需要借助契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透视一下美国人家庭理财方面的契约精神。

据介绍，美国的夫妻们在家庭理财方面普遍地约法三章。第一，一个家庭开立两个账户。即：丈夫开一个账户，妻子开一个账户，家里的一切生活开支一笔不漏地全都记在一个流水账簿上，夫妻双方每一季度或半年结一次账。如果丈夫为家庭开支数额较大，那么妻子就会用丈夫的家庭开支数额减去自己的家庭开支数额，将余额平均后，主动将自己少支出的那一笔钱划到丈夫的户头上去，达到家庭生活开支两人平衡。据统计，目前在美国，这样的家庭占全美国家庭总数的74.5%以上。第二，夫妻双方经济独立，但朋友是共同的。美国人认为，不管是谁，我们都可能成为朋友，每一个朋友，带给一个家庭的好处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所以，尽管丈夫的朋友妻子不认识，或者妻子的朋友和丈夫没有什么交往，但礼金费用是必须由两人分担的。第三，家庭风险投资，需先进行法律公证。家庭风险投资是对夫妻双方经济独立的最大挑战。因为丈夫或妻子个人行为的风险投资，常常对家庭经济造成威胁，对于一个家庭，法律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而不针对某一个家庭成员。现在，实施风险投资公证，已成为美国人家庭理财的一种新手段。州立法议员劳拉解释说：“如果丈夫要搞风险投资，必须经过妻子的同意。假若妻子不同意，夫妻双方可以到司法机关进行公证，以确定这项风险投资纯属个人行为，与妻子和家庭其他成员无关。投资赢利也完全属于个人赢利。如果投资失败，家庭和妻子将不承担任何风险，亏损债务将由投资者个人承担和偿还。”

于此可见，美国人在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视契约化管理。而这种契约化管理无非就是清楚地约定、划分各自的权利义务。家庭是每一个人的免费的启蒙学校，平日里耳濡目染，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精神便如同春雨润物般注进了人们的心田。

我们近年来大力宣传、倡导依法治国，进行普法教育，但在把法治变为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生活领域贯穿现代法治精神方面却考虑得很少。家庭生活中的非理性精神过于浓烈，不少家庭享受的是现代物质文明，过的却是颇具封建味道的传统精神生活，“家法”与“国法”相悖，法治与生活脱节。

因此，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必然呼唤我们进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就是确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权利，人们各有选择、各得其所，互不妨碍、互不干涉，彻底废除过去在生活上一部分人管制另一部分人、老年人时时管制青年人、所有人都在受别人管制的“奴隶制”，人人都平等地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人类历史早已告诉我们，生活方式比生产方式更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影响人们的个体和群体意识。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从意识萌芽到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影响因素大多来自于他日常的生活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造成人们一定类型的社会意识。虽然人们的意识会有许多具体的差别，但在同样的生活条件下，在最基本的方面，一定有其共同的特征。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在通过塑造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而塑造一个时代的人。

在我们今天的婚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中，有不少关于婚姻、家庭、社会交往、民族关系、风俗习惯等有关生活方式的多方面的内容，然而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是平等、自愿、自立、自尊和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精神。中国的法治必须扎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必须追求以现代契约为表现形式的理性化生活。

总之，为了中国的法治，我们需要一场新生活运动。

之二：“余秋雨风波”的法律透析
14

余秋雨先生是我国近年来声名昭著、成就突出的学者。近来，以“文坛怪才”余杰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围绕两个问题，穷追不舍地向余秋雨发难：一是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是否做到了守身如玉；二是余秋雨该不该对“文革”时期的“失身”忏悔。笔者无意介入这一风波，但感到其中的某些法律文化现象，令人关注和深思。

第一，余秋雨是否享有某些个人历史资料不为公众所知的隐私权？余秋雨是一个文化名人，其作品已面向社会，而不仅仅限于学术界。因此，可以把他列入公众人物。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保护程度要低于普通百姓，但又要高于政府官员。夸张一点地说，政府官员因其与普通百姓的利害关系特别密切，因而几乎没有什么隐私需要法律保护，他们在公众面前是“全裸”的。但作家、歌星、球星在公众面前只能是“半裸”的，即与他们取得成就的相关因素是需要向公众暴露的，而与其成就无关的隐私内容则要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因为他们和公众的利害关系不像政府官员、政治家那样密切。

余秋雨之所以能够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其散文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么，余秋雨的散文何以写得好？他受到过哪些老师的指点、受到过哪些严格的写作训练？他阅读过哪些作品、受到过谁的较大影响？这些本来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内容，但因余秋雨由其散文成就而成为公众人物，则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要求，不受法律的特殊保护。

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守身如玉，这属于余的政治表现，与其散文成就并无直接关系，无需向公众暴露，法律亦应将其列入个人历史资料，作为隐私权而给予严格保护。这样的保护之所以必要，一是有利于余秋雨的内心安宁，保持旺盛的精力，写出更多的散文；二是有利于余秋雨家人、后代的内心安宁。不恰当地抖落余秋雨的所谓“丑行”，无疑会殃及余氏家人、后代，因此，我们一定要严肃地想一想，究竟应不应该让余氏付出这样的代价？

第二，余秋雨是否享有不为自己过去行为忏悔的内心自由权？笔者未曾、也无必要去调查余氏在“文革”中有无劣迹，现在退一步来说，即使他在“文革”中确有污点，是不是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来向公众忏悔？否！

思想自由、行为守法，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要受法律的约束，而一个人的思想则不受任何强制性专政。这在现代民法中被视为内心自由权，她属于人格权范畴。即：内心自由权是一种以意志、意思决定的独立和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不法强制他人接受思想观点、接受或者变更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都属对内心自由权的侵害。

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无规定任何公民都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忏悔的义务，借助外力强迫一个人进行忏悔是有侵害一个人内心自由权之嫌疑的。既然不是法定义务，那么公民个人愿不愿意进行忏悔，完全由公民个人实行意思自治。但在这里存在一条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即：民主社会对于一个人是否做出道德高尚的行为（包括忏悔），实行自愿原则，虽然提倡、但不强迫；而专制社会则实行自觉原则，不管你是否自愿，但在行为上你都必须自觉地这样做。

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曾下跪于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陵墓之前，为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此举受到世人的普遍赞颂；但我们同样看到，在西方仍有极少数信仰纳粹的人，只要他们行为上没有违反法律，其信仰仍然受到法律、世人的容忍。这大概就是伏尔泰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政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至于他如何认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愿不愿意公开忏悔，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事情，与公共利益无关，与其散文成就无关，余杰等人口诛笔伐，并声称要“穷追不舍”地逼其就范，倒有点“文革”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全面专政”味道。

当今的农民通过“海选”、乡村自治，将逐步熟悉法律；工人、企业家亦由于涉足商海而逐渐熟知法治，而文化人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文联、作协等又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批堡垒，因此，我们真切地喊一声：文化人啊，别成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法盲部落！

三则故事

之一：最后关头的民主

李金声

“9·11”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现在想起在电视上目睹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的那一幕，心脏仍然有被电击的感觉。上周阅读《南方周末》上学者研讨“9·11”事件的文章，从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细节，这个细节几天来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沉甸甸的。

细节的详情是这样的：“9·11”这天，恐怖分子在美国上空劫持了四架民航飞机。其中的两架先后撞击了纽约的世贸大厦，另一架也扑向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被劫持以后，机上的乘客已经得知上述恐怖行为，面对就要降临的灾难，全体乘客进行了一次是否和歹徒进行搏斗的表决，表决的结果是飞机上的大多数男人赞成和歹徒进行搏斗。这一细节由于当时飞机上一个美国男青年的冷静，用手机陆续将这些情况告诉地面上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女友，从而没有随着飞机的坠毁而淹没，从而成为世界各种文字的报纸引用最多的一段新闻情节。

在现代社会里投票表决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唯独这次表决会给我以无比的震撼？这是因为这次表决充分证明了人类的理性。可能有人会说这架飞机上的乘客过于迂腐，是否和歹徒搏斗这样千钧一发的事情还要通过表决来进行，不是明摆着书生之举吗？采取表决的方法是不是因为贪生怕死？用传统观念来看待这一行为的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片面地宣扬英雄主义，培养了不少英雄也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牺牲，特别是一些英雄在自己奋不顾身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不利，是否会侵犯别人的什么权利。飞机是一个特定的场合，和劫机歹徒搏斗极有可能机毁人亡。这个时候献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搏斗者本人的生命，还包括飞机上所有人的安全。因此反抗者仅有自己的不怕死精神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不怕死能换来的是什么，要考虑别人对你的这一举动持什么意见。因为这涉及他们的人身权利，尊重众多人的权利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表决。“9·11”事件中的第四架飞机最终没有逃脱坠毁的命运，这不是乘客们缺乏勇气和果断，更不是反抗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恐怖分子的残暴才造成的。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由于进行了表决使大家空前地团结起来，男乘客们齐心合力与歹徒搏斗这才防止了第三幢大楼被撞，才使成百上千的无辜者免于死难。

民主是一个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制度，但是建设它却需要极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并不紧要的时刻需要，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更无法弃舍。它并不总能代表最好的结果，但是依靠它人类就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之二：不可饶恕

蔡玉明

一位留学德国的中国高材生，以优异成绩从某名牌大学毕业，可求职时，被多家公司拒收。高不成只好低就，他就找了一家小公司。结果，小公司同大公司一样，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

这位高材生愤怒了，嚷着要控告这家小公司种族歧视。德国人为愤怒的他送上一杯茶水，从档案袋中抽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一份记载着他曾三次在公共汽车上逃票的记录。逃票这区区小事，竟成为德国大小公司拒收他的同一理由。

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毕业回国时，在机场拿着机票却没能登机，原因仅是他在国家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而尚未归还。

北京广播学院在2002年初的期末考试中开除了7名作弊学生，其中有3名是应届毕业生。读了4年大学，仅仅是一次考试作弊就被勒令退学，是否太严重？北广说，他们这条校规定了9年，没有饶恕过一个考试作弊的学生。

和一位香港学者谈论以上几例小事，这位朋友居然为“不可饶恕”拍手叫好。她列举的理由很简单。

一是社会规则。规则是一个社会成熟与规范的标志，必须人人遵守，规范执行。

上车买票，借书还书，考试自律，在“规则”这个概念上，同不能杀人越货是同一性质的。

二是个人信誉。上车逃票是“贪”，借书不还是“赖”，考试作弊是“骗”，一个人在小事上都靠不住，还可以保证在大事上不贪不赖不骗吗？在美国，如果说你上过一次“黑名单”（信用卡透支逾期不还、拖欠电话费等），你将在以后的生活中寸步难行，没有信誉就没有了生存。

而美、英、德、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政府能够大量拨款，雇专门的义工对犯罪边缘人、酗酒成性之徒进行心理治疗，试图帮助他们重获新生。可这些国家仍在“逃票”“借书不还”这类小事上“锱铢必较”，不容宽恕。矛盾之中似乎见高招。

信息时代令社会有了更科学的执行规则与监督的手段，欧美大国，甚至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都时兴建立个人信誉档案。即使你逃过一次票，“赖”过一本书，都会毫不留情地记录在案，锁定你一生。

走近“不可饶恕”的日子，小事不小噢！

之三：在“规则”面前低头

张丽钧

最近读到一篇短文，是嘲笑循规蹈矩的德国人的：中国的留德大学生见德国人做事刻板，不知变通，就存心捉弄他们一番。大学生们在相邻的两个电话亭上分别标上了“男”“女”的字样，然后就躲到暗处，看“死心眼”的德国人到底会怎么做。结果他们发现，所有到电话亭打电话的人，都像是看到了“男”“女”厕所的标志那样，毫无怨言地进入了自己该进的那个亭子，有一段时间，“女亭”这边电话闲置，“男亭”那边宁可排队也不往“女亭”这边运动。我们的大学生惊讶极了，不晓得德国人何以“呆”到了这个分上！面对大学生们的疑问，德国人平静地耸耸肩说：规则嘛，还不就是让人来遵守的吗？

德国人的刻板可以让我们开心地一连笑上三天，他们看似有理的解释也足以让某些一贯无视规则的“国产大能人”笑掉牙齿。但是，在开心之余，在嘲笑之余，我们是否也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漠视规则已经多久了？我们总是聪明地认为，规则是死的，可人是活的，活人为什么要被死规则套住？

我想，世界上如果真有所谓的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应该比地狱的规则更详细，天堂的人应该个个堪称遵守规则的模范。甘愿接受规则约束的心灵是真正自由的心灵。相反，无视规则、对抗规则的心灵是被魔鬼钳制着的不自由的心灵。在规则面前低头，是人类崇高精神的最佳体现。

规则看守的世界才是高贵生命的圣洁花园。

第六章　绝对的权利

人权是普遍的权利，是没有义务的权利，是“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换句话说，人权是任何人都享有的权利，而且任何人享有人权并不引起社会的任何方式的成本或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做出某种牺牲。

人权是天赋的，所以人权应为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并且不可剥夺。即使最残忍的暴徒和最卑微的受难者也仍然是人，也应享有人权。

人权是一项特殊权利，其最基本的含义在于它们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利。

罗斯福在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提出过人权的四大自由：

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言论与表达意见的自由。

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

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说就是在经济上达到谅解，保证世界一切地方，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健康与和平的生活。

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说，就是进行世界性的彻底裁军，使世界上一切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任何邻国发起侵略行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以政府的名义恐吓它的人民。

人权所保护的是人的尊严。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人权文书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而保护人权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观察组织、自由之家组织等等。

有理论认为人权基本概念的出现是与市场制度的萌发同时发生的。而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出现过市场制度，因此在中国的人权概念的出现要晚于西方。但在1911年，孙中山就提出过反对中国专制皇权和博爱的口号，其实这就是对人权的诉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人权这个词。而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从1991年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的20年间，人权的概念和认知在我国获得了普及和普遍认同。我们应对中国的人权前景充满自信。

论四大自由

【美】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们努力保证未来的岁月能够安定，我们期待将来有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基础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言论与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说就是在经济上达到谅解，保证世界一切地方，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健康与和平的生活。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说，就是进行世界性的彻底裁军，使世界上一切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任何邻国发起侵略行动。

这不是对遥远未来的黄金时代的幻想。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基础。这种世界可以在这个时代，由我们这一代人得到。我们追求的世界，与独裁者企图用炸弹炸出来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正好相对立。

我们以道德秩序这个伟大的观念来反对那种“新秩序”。一个好的社会，能够毫无恐惧地面对企图主宰世界以及在别国发动革命的各种计划。

自有美国历史以来，我们就从事于改革——从事不间断的和平革命，我们持久地进行革命，默默地使革命不断适应外间变化的情况。我们的革命没有集中营，也没有万人冢。我们要建立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在一个友好文明的社会中共同工作。

我们的国家已经将她的命运交托给千百万自由的男女公民，由他们的双手、头脑和心灵来决定；我们的国家已经将她对自由的信念置于上帝的指引之下。自由就是人权在所有地方高于一切。我们支持一切为了得到并保持这些权利而奋斗的人们。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目标一致。

这种崇高的观念舍胜利而外无其他结局。

（石幼珊译）

文章选自《世界经典演讲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任期最长的一位总统（1933-1945），年轻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残废，他的精神却比一般人要健朗。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人类四大“基本自由”的纲领，来对抗法西斯的“企图用炸弹炸出来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把原本袖手旁观的美国推向二战的主战场，促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自由与恐惧

林贤治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然而，因为思想的缘故，也可以失去全部的人的尊严。一个触目的事实是：迄今大量的思想都是维护各个不同的“现在”的。其实无所谓传统，传统也是现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成了万难移易的信条。这些思想，以专断掩饰荒谬，以虚伪显示智慧，以复制的文本和繁密的脚注构筑庞大的体系，俨然神圣的殿堂。而进出其中的思想家式的人物，几乎全是权门的谋士、食客、嬖妇、忠实的仆从。还有所谓纯粹的学者，躲进象牙之塔，却也遥对廊庙行注目礼。唯有少数人的思想是不安分的、怀疑的、叛逆的。这才是真正的思想！因为它总是通过否定——一种与实际变革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肯定地指向未来。

未来，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我们说“思想”，就是指向未来自由开放的叛逆性思想。叛逆之外无思想。

思想的可怕便在这里。罗丹的《思想者》，那紧靠在一起的头颅与拳头，不是显得一样的沉重有力吗？因此，世代以来，思想者被当作异端而遭到迫害是当然的事情，尽管他们并不喜欢镣铐、黑牢和火刑柱。对待同类的暴虐行为，修辞家叫作“惨无人道”，仿佛人世间真有这样一条鸟道似的；其实，在动物界，却从来未曾有过武器、刑具，以及那种种残酷而精巧的布置。人类的统治，是无论如何要比动物更为严密的。

统治者为了维持现状，必须使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标准化、一体化，如同操纵一盘水磨或一台机器。然而，要做到“书同文，车同轨”倒也不算太难，难的是对付肇祸的思想。它们隐匿在每一副大脑中，有如未及打开的魔瓶，无从审察其中的底蕴。倘使连脑袋一并割掉吧，可恼的是，却又如同枯树桩一般的不能复生了。置身于枯树桩中间，难道可以配称“伟大的王者”吗？于是，除了堵塞可容思想侧身而过的一切巷道，如明令禁止言论、出版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之外，统治者还有一项心理学方面的发明，便是：制造恐怖！

恐怖与恐惧，据说是颇有点不同的。恐惧有具体的对象，恐怖则是无形的。正所谓“不测之威”。究其实，两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统治者力图使思想者在一种不可得见的无形威吓之下，自行放弃自己的思想，犹如农妇的溺婴一样——亲手扼杀由自己艰难孕就的生命，而又尽可能地做到无人知晓！

恐惧啊！恐惧啊！恐惧一旦成为习惯，便成了人们的日常需要；如果实在没有某种可怕的事物，也得努力想象出来，不然生活中就缺乏了什么东西。就这样，恐惧瘟疫般肆虐蔓延，吞噬着健康的心灵，甚至染色体一样相传不绝。结果，如同韦尔斯所说的那样，人一生出就成了“依赖者”，绝不会进一步提出问题。恐惧把人们牢牢地抓在一起。为了维护某种安全感，人们必须趋同。只要有谁敢于显示思想的隐秘的存在，便将随即招致众人的打击和唾弃——“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思想者是孤立的。除了自我救援，他无所期待。

苏格拉底自称“马虻”，虽然对雅典城邦这匹“巨大的纯种马”有过讽刺，毕竟是一个不太喜欢冒险的人。他曾经说：“如果我置身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总是伸张正义，在任何事情上都以正义为准则，你们想，我能活到现在吗？”无奈他百般明哲，也无法保存自己，到底被国家的法律和公民的舆论两条绳索同时绞死了！

临终之前，苏格拉底显得相当豁达。他说：

“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知道。”

简直是预言！事实证明，所有热爱思想的余生者，活着都不见得比苏格拉底之死更好一些。他死得舒服，至少没有太多的痛苦：一杯酒而已。而活着的人们，在长长的一生中，却不得不每时每刻战战兢兢地等待可能立即降临的最严厉的惩罚。可怕的不在死亡，而在通往死亡的无尽的途中。

比起苏格拉底，伽利略要勇敢得多。在黑暗的中世纪，“真正信仰的警犬”遍布各地，科学和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这时候，他无所顾忌地宣传哥白尼，同时也是自己发现和证实的“日心说”。即使形势于他不利，他仍然与专制势力苦苦周旋。然而，到了最后一次审判，他终至被迫发表声明，宣布他一贯反对的托勒密的“地心说”是“正确无疑”的；接着，在圣马利亚教堂举行了“抛弃仪式”——抛弃自己的“谬误”！

当他，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跪着向“普世基督教共和国的红衣主教”逐字逐句地大声宣读他的抛弃词时，心里当是何等愤苦啊——

我永远信仰现在信仰并在上帝帮助下将来继续信仰的神圣天主教的和使徒的教会包含、传播和教导的一切。因为贵神圣法庭早就对我作过正当的劝诫，以使我抛弃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且静止不动的伪学，不得坚持和维护它，不得以任何口头或书面形式教授这种伪学，但我却撰写并出版了叙述这一受到谴责的学说的书……

我宣誓，无论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永远不再议论和讨论会引起对我恢复这种嫌疑的任何东西，而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或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贵神圣法庭或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此外，我宣誓并保证尊重和严格执行贵神圣法庭已经或者将要对我作出的一切惩罚……

最诚实的人终于说了胡说。

虽然他依然清醒，然而，却着实害怕了。心理学家说，害怕，是可以习得的第二内驱力。

布鲁诺，塞尔维特，接连大批地非自然死亡。在教会的无所不在的权势底下，像罗克尔·培根和达·芬奇这样的人物也都只好噤若寒蝉。斯宾诺莎害怕他的著作给自己带来不幸，这个被称为“沉醉于上帝的人”，不得不接连推迟《伦理学》的出版，一直到死。沉默是明智的，“沉默是金”。

在意大利，科学沉沦了几个世纪不能复苏。等到伽利略死后200年，他的著作，才获准同哥白尼、开普勒等人的著作一起从《禁书目录》中删去。这种平反，对他来说未免来得太晚了一点吧？据说，他在公开悔过以后曾这样喃喃道：“但是它仍然在转动着！”

有谁能说清楚，这是暮年茕立中的一种自慰，还是自嘲？

至于霍布斯，有幸生于以宽容见称于世的英国，且文艺复兴的浪潮汹涌已久，竟也无法逃脱恐惧的追逮。他在自传中说，他是他母亲亲生的孪生子之一，另一个就叫“恐惧”。恐惧，是怎样折磨着这个天性脆弱的思想者啊！

当时，在英国，王权和国会两派政治势力纷争无已。霍布斯惧怕内战，写了一篇鼓吹王权的文章，引起国会派的不满，不得不逃往巴黎。在巴黎，他写成《利维坦》一书，抨击神授君权和大小教会，又遭到法国当局和流亡王党分子的反对，只好悄悄逃回英国。查理二世复辟后，情况稍有好转，时疫和大火便接踵而来。教会扬言，所有这一切都是霍布斯渎神的结果；一个委员会特别对他进行了调查，并禁止出版他任何有争议的东西。于极度惊怖之中，他只好将手头的文稿统统付之一炬！

著名的《利维坦》把国家比作一头怪兽。在书中，霍布斯一面强调君主的绝对威权，人民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一面却又承认，当君主失去保护人民的能力时，他们有权推翻他。这种把权力至上主义同民主思想混在一起的做法，很令人想起另一位政治思想家。莎士比亚称他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又有人称他为“罪恶的导师”。的确，马基雅维里写过《君主论》，为了迎合新君主而大谈其霸术，可是，如果改读他的《罗马史论》，定当刮目相看的吧？何况还有《曼陀罗花》！

——这就是思想者的全部的命运所在！

即使卢梭，一个天性浪漫的启蒙思想家，生活在18世纪的空气里，不幸地竟也因为爱与思想，颠沛流离了整整一生。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境遇：“全欧洲起了诅咒的叫声向我攻击，其情势的凶险，是前所未有的。我被人看作基督教的叛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暴的野兽，一只狼。”

霍布斯说：“人对人是狼。”这个命题，到底是他深思熟虑的结论呢，还是回想亡命生涯时的失声呼喊？

如果容许用统计学计量的话，思想者的遗产其实也十分简单，无非有限数目的著作和一些断简残章而已。然而，有多少人从中辨认过惊恐爬过的痕迹？只要有人向世界显露了一个带矛盾性的思想，只消一句“历史局限性”之类的话，便可以轻松地打发过去了！什么叫“局限性”？怎么知道前人意识不到他所应意识的东西呢？他们的思想触角实际上延伸到了哪里？这里仅凭文字著作或档案材料就可以作证的吗？难道据此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来者已经“突破”了他们？其实，他们当中早就有人说过：“真理太多了。”这是自嘲呢，抑或嗤笑后来的饶舌者呢？只要社会性质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专制和恐怖依然笼罩着人们，人们就很难避免不去重复前人的思想。甚至可以认为，对于真理，来者只是进一步诠释了前人的结论，而不是重新发现。翻开历史，多少独立的人走了过来，结果竟无从寻找他们的脚印。谁也无法判断：那是暴风厉雪所掩埋，还是一面走，一面复为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所震骇，不得不回头用脚跟给悄悄擦掉！……

思想的创造和真理的发现是一回事。思想者啊！你们发现了什么？

法国启蒙时代有一个叫霍尔巴赫的人，他这样讲述历史的秘密：“许多思想家都宣传所谓两重真理说——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但是既然通往后一种的线索已经失掉了，那么他们的真实观点我们便无从了解，更不必说有所补益。”

幸而最黑暗的地方也有光，不然太令人失望了。

今天，思想居然有史，至少证明了许多秘密的思想线索没有完全消失，统治者的恐怖政策决不是绝对可靠的。是的，人们逃避过自由，同时收获过逃避的果实；但是，当他们一旦惊恐于自己的惊恐，逃避自己的逃避时，一个新的开放社会也就到来了。

文章选自《平民的信使》，作家出版社，1998年。

欧洲人的权利意识

李永君

在伦敦大学学习期间，我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一个没有名字的小广场，确切地说是块篮球场大的空地，三面临街，一面是个小教堂。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广场的水泥地面上镶嵌着一块刻有字迹的石条。蹲下细看，记载的是小广场的来历。这里原来是块私人土地，主人就在附近居住，上个世纪初辞世。死前留下遗嘱，将这块土地捐出，作为街坊的公共活动场所。虽然主人作古已经一个世纪，而且没有后代；虽然这里是个繁华的路口，开发起来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但他的遗嘱仍然像法律一样不折不扣地被执行着。百年未变的小广场不仅彰显了后人对先人的尊重，更体现了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承认。

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游历，你随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浓厚的权利意识。而对其法律稍加研读就会发现，维护权利是其主旨。从根本法到部门法，从刑事法到民事法，林林总总，无非规定了两个大的方面：公民如何行使并维护自己的权利，国家机关如何履行职责以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其刑法和宪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机关的制约性条款。总的印象是，法律对于国家机关是义务法，对于公众则是权利法。

此种状况的形成自然有其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从卢梭、伏尔泰等开辟的启蒙时代开始，西方社会便信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他们认为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无非是公众个体将自己的权利拿出来一部分集合而成，政府受公众委托行使这部分公共权利。

欧洲人的权利意识突出表现为个体权利意识，或者说私权意识。他们的法学家把社会的全部权利分为私权和公权。私权维护的是个体利益，公权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在西方，他们承认私权，而且要寻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点。既要防止私权泛滥无度，造成社会的混乱无序，也要控制公权的过分膨胀，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和侵犯。

丹麦的人权专家克劳斯将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比做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上面庞大的公共权力处在优势，下面弱小的个体权利处在劣势。许多事情对于公权来说微不足道，但落实到个体上可能就难承其重。所以他们通过法律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使两者比例协调，维持平衡。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公权与私权时常发生冲突。遇此情况，他们总是谨慎处理。丹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一个小女孩被人奸杀于一座公寓的地下室里。警方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附近，需要对这座公寓的住户进行搜查。但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警方行使公权不能侵犯私权，搜查的范围太大，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于是经过考虑，警方将搜查范围缩小到犯罪现场所在的单元。但仍遭反对，该单元的住户认为此举不但影响他们的生活，更影响他们的名誉。警方表示，要破此案，必须进行搜查，否则谁都不得安宁。单元的住户进行表决，多数同意搜查。搜查的结果是，在一家住户里发现了与犯罪现场一致的重要证据，凶手果然在此。此案被认为是对公权私权巧妙处置的典范。

实现个体权利的前提是自我认知。英国有次庭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起强奸案，被害人是一个同多个男人保持着性关系的妇女；被告是这些男人中的一个，他被控告对她实施了强奸行为。乍看起来有点滑稽：这位女士既然拥有那么多男伴，哪还在乎一次性行为？既然被告早就是你的性伙伴，你哪还好意思告他强奸？但她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在她看来，拥有男伴再多，那是她的自由。同他虽有性史，但自己愿意。但这次性行为违背了她的意志，就侵犯了她的自主自愿的性权利。如此简单明了，并无太复杂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那位男朋友只好自认倒霉了。可见，个体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文章选自《检察日报》，2004年2月28日。

人权的性质

【美】杰克·唐纳利

人权是普遍的权利，只要是人就可以享有的权利。所有人都拥有人权，尽管当其作为市民、家庭成员、工人或任何公、私机构、社团的成员时可能享有或不享有某些其他权利、负担或不负担某些义务。

人们享有人权是因为是人，所以人权应为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并且不可剥夺，即使最残忍的暴徒和最卑微的受难者也仍然是人，也应享有人权。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人都享有他们全部的人权，更勿谈平等地享有了。

人权是一项特殊权利，其最基本的含义在于它们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利。人们主要是在国内法律和实践不能有效保障人权的时候需要人权；如果人们通过司法程序能获得食物、平等待遇或自由结社，他们就不会提起人权之要求，此时人们仍然享有那些人权，只不过是没有把它作为人权行使罢了。例如：在美国宪法和法律中都禁止种族歧视，而对于同性恋歧视的禁止，则还没有那么明确，因此，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活动家就经常主张不受歧视的权利。与此相对，种族上的少数者更多主张的是法律和宪法权。

人权基本上是被压迫或被剥夺权利的人的话语，其人权主张主要用来挑战或追求改变国内政治与法律实践，因而人权主张旨在自我实现。坚持主张人权就是试图以后不再需要主张这些权利是人权的方式，来改变现行政治结构或实践。例如：南非的人权斗争已变成改革南非法律和实践以使南非人不再需要提起人权主张。在诸如受法律平等保护权、参与政治权或健康权被侵害时，他们就能够求助于南非的立法机关、法院或行政机构。

文章来源：人文启蒙网。

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

序言

鉴于对人类所有家庭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够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制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不得被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凡受到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律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达成的。

第二十三条　（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和正当需要。

（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附注】

关于《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美国政府任命罗斯福夫人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各国代表一致选举她担任这个新成立的机构的主席，这不仅是因为她作为美国战时领袖的遗孀，而且也是对她本人多年在人权方面的工作的敬重。

《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这是联合国成立后，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件。它是人类对自己的苦难经历和生存状况进行认真睿智的反思后，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有尊严的人生活的伦理准则。

关于《21世纪中国执政党首对人权的最新表态》——总书记胡锦涛在2002年12月4日关于《树立宪法权威保证贯彻实施》的讲话中强调“二十年来，我们根据宪法制定了一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签署了一批保护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扶助困难群众，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

本文选自《＜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

【美】列奥纳德·斯维德勒

一、总则

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的伦理和宗教传统的男人和妇女，谨承诺遵行下列“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我们在此所言者，并非包含十分详尽细节的各项道德标准，而是单一总体的伦理，即对善恶的基本态度，以及将其付诸行动所需的基础原则和中程原则。

我们做出这一承诺，并非无视我们之间的差别，恰是出于我们各自的观点，因为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伦理和宗教传统中，毕竟看出有共同的信念，这些信念使我们可以宣言，要在我们对待自己、对待彼此、对待周围的世界之时，反对一切形式的非人道而赞成人道。我们在我们的每种传统中都发现有：

a）支持普遍人权的理由；

b）为公正与和平而工作的召唤；

c）以及对保护地球的关切。

我们肯定并赞成这些正面的人类价值——自由、平等、民主、对相互依存的承认、对公正和人权的承诺，它们在我们的世界上，尽管在普及中有时缓慢得令人痛苦，但仍然在越来越多地得到接受和拥护。我们还相信，我们的世界上的种种状况在激励我们，甚至在要求我们，超越那些使我们分裂的东西，要在对于保存和尊重地球至关紧要的事务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话，因此我们支持走向一种反映我们多种多样传统中的最佳价值的全球秩序。

我们确信，一种公正的全球秩序，只能建立在一种清楚表明了普遍承认的规范和原则的全球伦理之上，而且，这样一种伦理推定人们有公正行动的准备和意愿——这是心灵的趋势。此外，一种全球伦理要求精心表达那些得到支持的原则，以求得到公开的考察和批评——这是头脑的趋势。

我们的传统中的每一种，都坚持一些超出在此所表达的东西的崇奉，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伦理和宗教传统之内，世界共同体正在逐渐揭示出一种基本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方面的一致意见之种种成分，这种一致意见对于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不论是否信教，都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道德结构。在其中，我们可以同自己之间、同彼此之间、同世界之间相互关联时采取公正和尊重的方式。

为了确立一种全人类范围的一致意见，我们发现有必要发展并使用一种奠基于全人类的语言，尽管每一种宗教和伦理传统都有其自身的语言来表达本宣言的内容。

除此之外，我们的每一种伦理或宗教传统，都不会满足于最低标准，虽然这些标准至关重要；恰恰相反，由于全人类总在永不休止地超越自身，我们的诸传统还提供了可供努力争取的最高标准。因此，本宣言也提出了最高标准。但是，这些最高标准显然只是可供争取的理想，因而不能就它们提出要求，以免一些人的某些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因而受到侵犯。

二、前提

作为一份我们相信必能巩固对人权之肯定和对地球之尊重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本文件肯定并支持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各项权利和相应的责任。与联合国的该首次宣言一致，我们认为五项一般前提是全球伦理不可或缺的：

a）每个人均拥有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个人、国家和其他社会实体均有责任尊重并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

b）没有一个人或社会实体存在于道德范围之外；每一个人——所有个人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做好事而避免做坏事。

c）人人赋有理性和良知——做人的重大要求是按良知行事；各种社团、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均有责任保护并培养这种内在能力。

d）各种有助于人类和世界福利的社团、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权利存在和发展；这种权利应该受到一切人的尊重。

e）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的；伦理上的关切应该超出人类而扩及地球的其他部分以至宇宙。简言之，本宣言要反映实在，它不是纯粹人类中心的，而是宇宙人类中心的。

三、基本规则

我们提议，以数千年来在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中一直得到肯定的“黄金规则”，作为据以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用正面措辞来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条规则应该不仅对人们自己的家庭、朋友、社团和民族有效，而且针对一切其他的个人、家庭、社团、民族、全世界以及整个宇宙。

四、基础原则

1.因为自由乃属于做人的本质，所以，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表现出对有生物或无生物适当的尊重，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行使和发展一种能力。此外，行使人的自由的方式应该促进一切人的自由，促进对一切生物和无生物的适当的尊重。

2.因为一切人都固有的同等的尊严，所以，一切人都应该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来对待。此外，所有的人在同别人的每一种交往中，都应该努力最大限度地增进所有相关的人之内在尊严。

3.虽然人类比非人类具有较大的内在价值，但是所有事物，生物和无生物，都由于它们的存在而确实拥有内在的价值，因此在对待它们时应该有适当的尊重。此外，所有的人在同非人的生物和无生物的每一种交往中，都应该努力最大限度地尊重其内在的价值。

4.随着人类必然地不断追求更多的知识和真理，人们也要追求使自己认为好的即自己所爱的东西同自我相结合；通常，这种自我被扩张或超越，而包含将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人们乃为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追求好处。此外，由于有上述“黄金规则”，这种能爱和被爱的“自我”需要继续其自然的扩张或超越，而包括社团、民族、世界和宇宙。

5.所以，真正的人类之家，乃是本真的自爱和他爱，二者相依相成地以这样一种方式相联结，以致最终趋向于成为包容一切的爱。爱的这种扩张与包容性，应该被承认为个人交往与全球交往中的一个积极的原则。

6.那些对别人负有责任的人，应该帮助其对之负责的人。此外“黄金规则”意味着：假如我们陷于不能自助的严重困境，我们会想要能帮助我们的人来帮助我们。即使他们对我们未负有任何责任；因此，我们应该帮助不能自助的陷于严重困境的他人，即使我们对他们未负有任何责任。

7.因为一切人都有同等的权利认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即自己对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的解释——是真实的，所以每种人类宗教或信仰都应该被给予适当的自由和尊重。

8.此外，对话——即主要目的在于向别人学习的交谈——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人们通过它而不断扩充和深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解释，并且发展出一种不断拓宽的一致意见，凭着它，男人和妇女们就能够以真正富于人性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五、中程原则

1.法律责任：

因为一切人都拥有固有而平等的尊重，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在法律面前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为一切人提供同等的保护。

与此同时，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遵守一切公正的法律，不仅要服从其文字，尤其要服从其精神。

2.关于良心和宗教或信仰的责任：

因为人类是思考着的、并因而在本质上是自由抉择着的存在物，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个方面，允许一切人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之权利。

与此同时，一切人行使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之权利的方式，应该显示出对其自身和别的所有人的尊重，并争取为自己和人类同胞创造最大限度的广义理解的利益。

3.关于言论和信息的责任：

因为人类是思考着的存在物，具有感知实在并表达对实在的感受的能力，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拥有尽可能多地了解真相和诚实地表达真相的权利的责任。

与此同时，每一个都应该避免种种掩盖、歪曲、对他人的操纵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不适当的侵犯；这种自由与责任尤其适用于大众传播媒体、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宗教领袖。

4.关于参与一切影响自己或自己对之负责者的决策的责任：

因为人类是自由抉择着的存在物，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个方面，允许一切人有权在一切影响自己的决策中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提出意见，包括有意义地参与挑选自己的领导人并使之有责任说明决策，还应该允许一切人有同等的权利担任一切自己能力可以胜任的领导职务。

与此同时，一切人都应该努力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使其参与自治的权利责任，以便为自己和人类同胞创造最大限度的广义理解的福利。

5.关于男女关系的责任：

因为妇女与男人是天生平等的，又因为他们常常相互吸引，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些方面，允许一切人，妇女和男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去自由结婚，而且，一切妇女和男人在婚姻生活或者解除婚姻方面都应有同等的权利。

与此同时，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外和婚姻之内彼此对待的方式，都应该尊重自身和别人的内在尊严、平等、自由和各项责任。

6.关于财产的责任：

因为人类在本性上是自由的、有肉体的和社会性的，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些方面，允许一切个人和社团有权拥有各种不同的种类的财产。

与此同时，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社会，以使财产之处置带有尊重，努力不仅仅为财产所有者，而且也为其人类同胞，以及一般地为整个世界创造最大限度的福利。

7.关于工作与闲暇的责任：

因为一切人要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通常就应既有有意义的工作，又有消遣性的闲暇，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些方面，并努力这样来组织社会，以便为自己也为其社团的所有成员提供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这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一切个人都有责任适当地工作以获取报酬，并且同一切社团一起，努力为自己、为自己的社团、为其他的个人和社团，争取有创造性的工作和娱乐性的闲暇。

8.关于儿童与教育的责任：

首先，儿童对自己的生存、对自己的社会化教育，不能负任何责任；能负责任的是他们的父母。当他们不论因何缘由而不能负责之时，范围较大的社团、亲属亲戚和公民社会就有责任为孩子们提供尽可能最亲切的照顾，物质方面、心理方面、道德或精神方面以及社会方面的照顾。

因为人类只有通过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在现在越来越多地还要加上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才能成为真正富于人性的，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的发展的这个方面，并且应该努力为所有的儿童和成年男女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旨在充分发展人的人格，以及对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促进一切人（不论其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和其他方面有何差别）之间的理解、对话和友谊以及对地球的尊重。

与此同时，一切个人和社团都有责任在为自己和自己的社团的这种教育提供必要手段方面作出适当的贡献，此外，还应努力争取为一切人类提供这种教育必须的手段。

9.关于和平的责任：

因为对一切人类来说，作为暴力之消失和正义之呈现的和平，乃是所有人的充分人性分别地和共同地完全发展之必要条件，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这项人类需要，并持续地努力促进和平在所有层面上，在个人的、人际的、本地的、地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层面上之发展，同时承认：

a）和平的必要基础，是对相关的一切人的公正；

b）暴力应予避免，只在无暴力则会导致更坏结果时才采用；

c）当和平破裂之时，应该把一切努力都集中于迅速恢复和平——在对一切人公正这一必要基础之上恢复和平。

与此同时，应该认识到和平像自由一样，是一种应当不断加以培育的正面价值，因此，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作出必要的事先努力，以求不仅避免和平被破坏，而且加强和平的稳定发展和增长。

10.关于环境保护责任：

因为万物不论有无生命，都只因其存在便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又因为假如环境被严重破坏则人类就不能作为人类充分发展甚至生存下去，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在其中“我们大家生活、活动并拥有我们的存在”的生态圈，并且应该这样行动，从而：

a）除非是用于某种更大的善（例如用植物或动物果腹），否则不毁灭任何自然形态的生物或无生物；

b）只要可能办到，就仅仅消耗可替换或可再生的自然形态物质。

与此同时，一切人和社团都应该不断地保持警戒，以保护我们脆弱的宇宙，尤其是保护它免遭正在爆炸的人口和正在增加的技术可能性日益扩大的威胁。

（何光沪译）

本文选自《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55页至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作者系美国开普大学教授。

第七章　平等的机会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孔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英国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公平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

公平是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本身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应该归属为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由此，在讨论“公平”的话题时，应该将它引回人类关怀的领域。正是因为有了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才使得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出现不顾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对金钱进行赤棵裸追逐的现状。这样的“发展”实质上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而真正发展，应当是倾注了社会公正与平等思想的发展。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是唯一能够创造精神生活的高级动物。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人应该追求更美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这位先哲所说的更美的生活，应该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与和谐。因此我们在这一章节里会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博格对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的历史分析和提出补偿穷人的希望，还有“美国版希望工程”对于拓展教育资助的帮助，以及开创了著名的“瑞典模式”的前瑞典首相帕尔梅生对于消除国内贫富差异、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的卓越的努力。

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原则，但即使在动物中间，这个原则的运用也有限度，许多动物群体对本群的动物中的弱者都在保护。而作为人类，我们更加不能无视显而易见的不合理状态而袖手旁观。

追求公平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关于公平的问题尽管古老，但只要没有解决，它还会不断以新的形式被提出来。

美国的“希望工程”

丁林

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首先能够看到的两国差异，总是浮在最表面的东西。例如，当时中国读大学不要钱，而美国的大学需要相当昂贵的学费；又例如，当时中国学生的学科限定非常死，在美国修课却很灵活，你可以随意选读自己想上的课，也可以随意地转系和转专业。选课更是随便，只要交钱，就可以上一门课，专业不论。这些结合起来，美国大学好像更有了“学店”的味道，就是交钱买知识。

贷款上学很普遍

我们所在的佐治亚州，是美国落后地区。一百年前，整个州只有7所公立高中。这里穷人居多，收上来的税少，公共教育的经费也就少。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改观，整个州的公立中小学，早已实行了义务教育，并且覆盖了所有的适龄青少年。大学有了各种助学基金，建立在社会信用制度之上的学生贷款制，也很完善了。

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靠贷款读书的，她狠狠心贷了一大笔钱，上了一个在我们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似的船上大学。这个学校在一艘大轮船上，荡在海上的时候就上课，学习内容多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一段课就停泊在某一个国家。结合课本知识，眼见为实。她因此去过上海，还见识了柏林墙的倒塌。现在她辛辛苦苦挣钱，连续还了几年的学生贷款还没还完，却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可是，也说明了学生贷款的普遍。

尽管如此，佐治亚州的教育经费和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严重不足，尤其是大学的助学金少，也就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前途。佐治亚的第79届州长米勒是个很实干的人，年轻时还当过几年的海军陆战队员。许多人认为，美国人的选举，严格按照党派归属作选择，其实并不见得。佐治亚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保守州，料想应该是偏保守的共和党占了天时地利。其实到了选举的时候，老百姓一人一票的选择，总是非常现实：谁能更好地替这里的百姓谋福利，就投谁的票。米勒是一个民主党人，由于他的政绩，在佐治亚这个保守州，整整当了8年的州长，退休时还拥有85%的民众支持率，并且很快又被选为代表佐治亚州的两名联邦参议员之一。

彩票启动教育基金

米勒州长始终认为，要根本改变佐治亚州的面貌，只有从教育着手，唯有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可是，上哪儿去弄钱呢？他苦思冥想着，慢慢地，一项计划逐渐形成。1991年1月14日，米勒州长向州议会提出了一项惊人提案，建议对佐治亚州的州宪法增加一项修正案，修正对彩票的禁令，开放彩票，将彩票收入的利润，百分之百地用于教育，包括建立一项名为“希望”的基金，为大学生提供助学金。

这项提案在佐治亚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以为美国人“开放”得不得了，到处都是赌场，其实远非如此。即使一些卖彩票的州，赌场仍然是被禁止的。至于该“开”还是该“禁”，它的决定权完全在民众手里。其根据就是美国的自治原则：每一个地方，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他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要有什么样的规则，要不要彩票赌场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决定，常常会引出一个州的全民公决。

佐治亚是出了名的保守州，在保守的民众眼里，要发行彩票，那差不多就是开赌了，洪水猛兽都将随之而来。于是，整个州都沸腾起来，进行了少有的全州大辩论。尤其在州众议院以126比51票通过，州参议院以47比9票通过，还需要全州民众公决的时候，收音机里尽是辩论，公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广告，那是他们各自用募捐来的钱做的宣传。这在宁静的佐治亚是很罕见的现象。经过整整一年10个月的辩论，在1992年11月3日，最后以1146340票比1050674票的接近比数，非常悬乎地通过了发行彩票的州宪法修正案。回想起来，米勒州长确实很不容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关口。假如因此得罪了大多数选民，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从民众几乎五五对峙的投票可以看到，这位州长为了筹措教育经费，究竟冒了怎样的风险。

法案通过以后，佐治亚州并没有急急忙忙地开始卖彩票，而是在米勒州长的主持下，在此后的9个月里，设立了3个独立的彩票基金项目，希望助学基金会，对4岁学龄前儿童教育基金会，和专业技术基金会，建立和完善它们的具体运作规章。在一切基本就绪的时候，1993年6月29日，佐治亚州才卖出了第一张彩票。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佐治亚州彩票在第一年就创下全国记录，销售额达到11.3亿美元。当年就为佐治亚州的这3个教育基金提供了3.6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大家也暗暗松口气——天，好像并没有就塌下来。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早已经是免费的，所以米勒州长的计划是扩展教育的两端，就是免费的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资助高等教育的希望助学基金。希望计划是随着基金的增长，在不断地扩展它的覆盖面的。从一开始仅仅提供给公立大学的学生，到包括私立大学的学生；从资助两年，到资助4年完成整个本科学习；从仅仅提供给普通中学毕业生，到同样提供给由家庭教育的同等学历的学生，等等。希望助学金不仅条件变得越来越宽泛，提供的金额也在增加。

“美国版希望工程”创奇迹

2002年，佐治亚州的希望助学金，已经可以向每个获得资助的公立大学学生，提供除了食宿以外的全部学杂开支，私立大学学生为每年4100美元。希望基金对平均成绩在中等以上提供更多资助，也大大刺激了学习热情。从这项计划1993年开始到2000年，在短短7年时间里，有50万个佐治亚学生，获得了总数为10亿美元的希望基金无偿资助。加上原来的联邦资助和各种其他助学和贷学金，在佐治亚这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州，现在孩子从4岁进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几乎全部免费。人们已经在谈论，不用几年，读研究生也可以免费。这里的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因此被完全改变了。辛苦工作着的佐治亚州居民，不需要再为孩子的学费犯愁。他们对孩子的前途，完全有理由寄予更高的期待。千百万个家庭和他们的孩子，因此看到了希望。

希望基金的运作成功，和它严格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它的运作始终在阳光法案规定的监督之下，财务状况和运作过程完全是公开的。1998年11月3日，佐治亚人再次投票增加一项宪法修正案，保护希望助学计划不受未来的任何立法和政治干扰。就这样，一向被大家看作是落后的佐治亚州创造了一个奇迹。从1998年开始，由于希望基金的发展，佐治亚州已经连续四年，在全美国50个州的大学生资助评比中，名列第一。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参照米勒州长的思路，提出了他的版本的全国希望助学计划。

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中，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看到佐治亚州的普通人、年轻人，都因此而变得更为自信。回头望去，却惊讶地发现，我们离开时还不需交纳学费的中国，学费已经暴涨，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学费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普通人收入的增长水平，不仅大学，就连中小学、幼儿教育的费用也并不例外，而助学金制度却远远没有跟上。

于是写下这篇介绍美国版“希望工程”的短文，不知是否会对中国助学制度的发展，有一点点启发。

文章选自《一路走来一路读》，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

帕尔梅墓前的沉思

高健平

住在斯德哥尔摩时，我曾经无数次地去过帕尔梅墓，独自一人去过，也常常带着客人去。每去一次，都有不少感慨。我去那里纯粹是观看。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石板，石板下面就静静躺着这位前首相。石板背景是一块未经雕刻打磨的自然形状的石头，上面镌刻着帕尔梅的手书签名，这就算是墓碑了。石板两旁是几株小树和一个金属烛台。他的墓坐落在弗里德里克教堂周围的坟墓群之中，与周围的其他坟墓相比，它没有围栏，没有高耸的墓碑，也没有镶金雕饰，是那么朴素、自然。但如果你去那儿，仍然可以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找到它。在这座坟墓前总是有最新鲜的鲜花，总是有不灭的烛光。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十多年来，每天都有人去送花，去续那长明的蜡烛，从未间断过。中国人喜欢说“活在人们心中”一类的话，这大概能算得上了。

帕尔梅生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曾于1969年至1976年和1982年至1986年间两度任瑞典首相。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比较重大的是，改议会的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在国际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内实行有利于低收入工薪阶层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当年，在我们的国家醉心于穷过渡之时，帕尔梅满怀信心地在搞一场富过渡：瑞典模式。

这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都由社会全部包下来的制度。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可以每月领到六百至七百元（折合成人民币）的儿童补贴，并一直领到十六岁，接着再领另一种少年补贴，直到十八岁成年为止。孩子的父母有一年的产假，以后又每年都有专门在家照顾孩子的假期。这样，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母亲就用不着去工作了。中小学学生全免学费、学校发给书籍、练习本甚至在学校写字用的笔，免费供应一顿午餐。一般说来，只要想上大学的人均可申请到上大学的机会。中学考试，特别是高中考试的成绩是大学入学的参考，但实际上只是决定一个孩子能否进入最想进入的大学或专业学习而已，那些不那么热门的专业的大门，对所有学生都是敞开的。大学里也不用交学费，学生的生活费用学生贷款的办法来解决。凭着大学的学生身份证明，可以申请领到每月五六千元的贷款。贷款中一小部分不用还，是国家给的助学金，而一大部分在学生毕业后根据收入情况归还。如果到六十五岁退休时还没有还清，则可一笔勾销。对于失业者，均可领到相当于工作时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失业补助。按照规定，这种失业补助有一定的期限，到时间还没有找到工作就不可以再领了。但这种规定外有另外一些规定，工作介绍所有责任组织失业学习，学习期间照领工资。学习期满后还由国家付工资让学员去专业对口的单位实习，实习期间由国家付工资。因此，如果永远找不到工作的话，是可以永远不发愁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退休后当然有退休金。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补贴，学校的奖助学金，社会上的救济金等。所有这一切福利制度，当然得依赖高额税收，这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让穷人，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也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而让有钱人，处于强势状态的人收入少一点。穷人不会饿着肚子，富人也别想富得流油。

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原则，但即使在动物中间，这个原则的运用也有限度，许多动物群体对本群的动物中的弱者都在保护。在人类社会，这种存在于动物类型的劳动的价值而不作任何调节，面对显而易见的不合理状态而束手无策，是人类失落的表现。有人从个人角度看问题，把私有财产看成神圣不可侵犯；有人则从社会的角度看，说明当一部分有钱人一掷千金之时，许多人却连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没有，这是人类的堕落，连动物的保护同类中的弱者的精神还不如。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古老的争论，但尽管问题古老，只要没有解决，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被提出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两派意见中前者是为富人和强势的人群说话，而后者是为穷人和弱势的人群说话的。

帕尔梅属于后者。他没有采取剥夺资本的方法，而把资本家看成是奶牛，一方面养活它，一方面又挤它的奶，为社会造福，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公正。他本人遭遇的灾难是不是由他的政治态度造成的，这当然须等到谋杀案破了以后才能做结论，但在瑞典，许多人都往这方面猜测。

1986年2月的一天，帕尔梅与妻子一道去看电影。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更没有大批记者前呼后拥，甚至连小汽车也没乘。像一个平民、一个普通公务员一样，他们步行去了一家不大的电影院。在瑞典，这很平常。国家小，又崇尚平民化，就常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比方说，你在郊外散步时会偶遇国王，这时，微笑地向他打个招呼即可。一位女副首相常自己开车去托儿所接孩子。她还带着孩子亲自参加“五一”大游行，轮到她上台讲话时，就让孩子躺在讲台后面睡觉。在中国，不仅重要领导人没法做到，连歌星影星也没法做到。过去皇帝可能还会到民间微服私访，今天，电视的普及已经剥夺了任何名人的这个权利。相比之下，瑞典人没那么好奇。帕尔梅虽贵为首相，行动起来也随便得多。多年的平等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一种领导人对过平常人生活的爱好。其实，谁不想自由地上街走走呢，外国人中国人都一样。中国名人没了这个自由，瑞典名人认为他们有这个自由。然而，就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门口，一个暴徒冲过来，对着帕尔梅开了几枪。

帕尔梅死了，从此开始了抓凶手的漫长历程。抓到了几个嫌疑犯，后都因证据不足而放掉了，反惹起了嫌疑犯反诉索赔的官司。身材高大的瑞典警察走在街上时威风凛凛，身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装备，从手枪、手铐、警棍到报话机、移动电话等等一应俱全，但管得最多的是晚上骑自行车出门必须有车灯，丈夫不准打老婆、打孩子，把在公共场所醉酒闹事者送去醒醒酒。如果有人偷你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一把抓住他，但如果你用绳子捆小偷，或是打小偷，那就犯法。偷东西事小，捆人打人事大，有时被偷者罚给偷者一笔钱后偷者还不依不饶，找着警察讨“说法”，警察也依法来找麻烦。但是，有重要的足球比赛时，会临时调集一批英国警察来增援。当然，帕尔梅案是这个国家的一号要案，事关警察局的声誉，警察局也得花大气力。最近听说很快会破案了，但愿这一次证据充足一点。

帕尔梅死后，后继者发誓要继承他的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瑞典自身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东欧的变化，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税收逼走了资本家和高收入者，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把公司撤到国外去，一些网球明星申请了外国的国籍。而另一方面，高福利养着许多长期失业却活得很自在的懒人。交税的人走了，吃福利的人还在，这种政策也就越来越难维持。于是，砍福利的呼声四起，整个国家在向右转。

文章选自《走出唐人街》，高建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济穷之道不在“施舍”

【美】托马斯·博格

全球大规模的赤贫现象与全球不平等相互影响

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球的不平等也在急速加剧。从全球收入的分布情况看，富国人民享有全球收入的81%之多，而几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穷人，只享有全球收入的1.22%。从经济角度看，如果富国人民拿出他们收入的1%用于改善穷人的悲惨境遇，这对富人的生活影响不大，却可以使全球的赤贫问题得到避免。在西方，许多人认为我们对穷国人民负有积极义务，即我们要去援助他们，但很少有人讨论我们有不去伤害他们的消极义务。尽管彼特·辛格论证了我们应该大量捐款以拯救穷国的穷人，我也承认积极义务有合理的道德理由，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被人们忽视的不去伤害的消极义务。

为什么我们对穷国穷人有不去伤害的消极义务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造成世界贫困持续的原因进行解释。很多西方人认为，贫困的持续发展应该归因于穷国的国内原因，与富国无关。我们要区分赤贫现象演化的两个不同认识的问题。一个问题关注的是观察到的不同国家贫困的变化程度。为什么在近40年来，前殖民国家中有些经济发展迅速，减少了贫困，有些却情况更糟。回答这个问题，国内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但即使这个回答正确，也不足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世界范围贫困的整体演变。就全球层面如此严重和大规模的贫困事实而言，全球原因扮演了主要角色，能够说明为什么穷国从整体上境遇不能更好或甚至比过去更糟。

原因：历史殖民和现实秩序

我强调全球层面上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穷国贫困的现状是通过数代的被奴役、殖民统治和种族灭绝历史形成的。即便非洲人民现在有机会获得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经济增长率，但仍然无法克服他们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原有的30倍的差距。历史原因使一些国家成为富国，一些国家成为穷国。如果我们仅仅依据援助来解决贫困问题，那么我们忽视了我们巨大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是通过历史上破坏其他洲的社会和文化积累而来的。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制度性秩序。全球制度性秩序的一些特征造成贫困问题的持久存在。如贿赂问题。直至1999年，许多发达国家不仅认可本国企业向国外政府官员行贿，甚至允许他们从应缴的税额中扣除贿金。这一做法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惨重。一个损失是在合同投标时，国外投标企业会提高价格，因为要把行贿成本计算在内。另一个损失是，投标企业可以不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知道中标的成功取决于行贿而不取决于他们的实力。更大的损失是，那些受贿的官员几乎不关心他们以国家名义向外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否质量好，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的需要。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东西大部分对他们是无用甚至有害的。那些政府官员出于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利益，选择迎合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而不是满足本国穷得多的同胞的需要。

另一个例子是国际资源特权。我们授予一个统治集团的资源特权要远远多于默认它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有效支配。这一特权还包括它有有效转让这些资源所有权的法律权力。如果一个企业已经从沙特阿拉伯或苏哈托家族那里购买了资源，那么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这个企业都被赋予和承认为是这些资源的合法所有者。这是我们全球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国际资源特权使我们富国容易得到大量廉价和稳定的国外资源供应，因为我们可以从穷国统治者那里获得资源的所有权，而不关心穷国的人民是否同意出售这些资源或是否能从中获益。但是，国际资源特权对资源丰富的穷国却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些国家，不管谁以什么方式掌权，即使违反民意，他都能通过出售自然资源换回金钱，从外国购买武器军备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因此，资源特权给了穷国政治家暴力夺取和行使政权的强烈动因，从而导致政变和内战。同时也给予外国人去腐化这些国家官员的强烈动因。因此，全球因素影响了穷国国内因素本身，从而也影响了全球贫困问题。现有的全球秩序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对富国有利，对穷国有害。

补偿全球穷人

西方传统的在援助名义下对世界贫困问题的讨论会使人产生误解。援助义务忽视了另一种对我们更强烈的消极义务：我们应该减少我们对穷人造成的伤害；而且不应该通过牺牲穷人的利益从不公正中获利。如果我们正在推行的是一个对我们有利，而却加剧全球赤贫人数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那么我们要遵循这两个消极义务。至少我们要补偿全球穷人。不这样做，我们就是在伤害他们，并且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从不公正的秩序中得到好处。就补偿而言，我们不仅仅是“援助”国外的穷人，而是减少不公正规则对他们的伤害。

短文三篇

之一：国家要为上不起大学的人多想一点办法

谢泳

八月就要过去，马上就要开学了。对于那些家里有学生的人来说，九月是一个沉重的时刻。特别是那些已考上了大学而家境贫困的学生，九月可以说完全是黑色的。我们已经从媒体上看到了许多让人心酸的事。有些山区贫困学生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够上学，已经开始给有钱人下跪，希望他们能够开恩，为了孩子的前程，发一点慈悲。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到了这个时候，特别是那些虽然出身贫困，但天资甚好的孩子，他们家长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高校在发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上说，他们决不会让每一个考入他们学校的学生因贫困而放弃入学的机会。这消息很让人安慰，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考虑。

对于学生时代的贫困，我是深有体会的。1970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父亲早逝，家境贫寒，我上小学的时间不得已推迟了一年。那时一个小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三块钱。可就是这样的学费，我们家那时都拿不出来，我是在上了半年小学以后，才交完了那三元钱学费的，这样的记忆对我来说太强烈了。所以最近不断看到因学费而流泪的学生和家长，我的心里就非常难受。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复杂的。但我希望国家能多考虑那些贫困家庭，能多想一想那些出身贫寒而求学甚切的孩子，要给他们多一点慈爱。

如今已有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想到了那些贫困孩子的处境，他们也拿出了不少的钱为那些穷学生能踏上前往学校的路想了好多办法，但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还是希望国家能在这些方面多想一点办法，除了要严格限制学费的上涨幅度以外，真正要想到中国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现在这样的学费早已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中国人的素质，国家要多想穷人的事，而少想富人的事。

我们现在看国家制定的政策，有许多思路是为富人考虑的，而很少想穷人的处境。学费上涨以后，如果国家不能有相应的贷款措施配套，那我们可以说，现在高校的学费是极端不合理的。学费可以收，但不能只想到收钱，而不考虑穷人的承受力。所以我建议国家对于那些已考入了由教育部和各地方政府主管的正规院校的学生，可以凭他们的入学通知书而发放贷款，他们所考入的那所高校即成为该学生当然的担保人，贷款由他们在就业以后偿还，高校可以他们的毕业文凭为制约。总之要让贷款成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名为可以贷款，但对于那些山区穷学生来说，贷款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的国家要让人爱她，要让人对她有感情，这是应该的，但这些都不是空话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每天说说而已。一个国家，要让那里的人都说好，都说爱她，那这个国家就要多想到她的人民每天是怎样生活的，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国家是如何为他们想的。如果一个国家总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而不想到穷人是如何生活的，那这样的国家，是很难让人真正爱上她的。

之二：两个穷孩子的眼泪

吴兴人

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称的甘肃省会宁县，是我国最贫穷的国家级扶贫县之一。但是这个县却是我国西北地区历年考取大学生最多的地方，也是考生考上名牌大学最多的一个县。去年，此地又出了两位以高分考进北大、清华的学生；郭洋是甘肃省文科高考第一名（607分），考进了北大中文系；王国辉是甘肃省理科高考第一名（606分），考进了清华大学核工程系。记者采访他们，请他们谈一件促使他们刻苦攻读的小事。两人各谈了一件感人肺腑的事：

郭洋说：“我班有一个男同学，读书刻苦用功，但家里实在太穷，连学费也付不起。想不到他妈妈瞒着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乞讨，把讨来的饭送到学校里，她宁可默默地做几年乞丐，也要把儿子送进大学。我听说后心里有一种震惊：我们这里为什么这么穷啊？读点书为什么这么难啊？她说到这里，泪水从双颊汩汩流下。”

王国辉说：“穷，是我们县的一大杀手。买一本教学参考书要15元，相当于那里一个月的收入。我的同学张学兵，家在山区，有一天，他的父亲背着80多斤的粮食、土豆和大葱，步行几十公里，直到中午才把沉甸甸的粮食送到学校。父亲隔着窗户往里一看，只见儿子一边咽着炒面，一边看书。父亲一下子心酸了，便把口袋里仅存的12.5元塞给了儿子，说：‘孩子，你拿去花吧！’儿子懂得这12.5元的分量，是他妈妈抓了几个月发菜挣的钱。学期结束，他把这笔钱带回家了。由于张学兵舍不得用钱买参考书，考不了高分，最后辍学回家种田去了。”王国辉说完这个故事后，也潸然泪下。

之三：民工

余杰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的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文章选自“文化中国”网站。

第八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

现在，“全球化”这个词被广泛地谈论着，也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到底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我们从历时性过程这样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西方化”、“现代化”的逻辑延伸。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谈论“西方化”，因为“全球化”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人类认知模式的转变，同时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的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所以“全球化”的题中之义应该包含着“文化多元”的新思维。或者换句话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将不同文化共同体激活、使之共同参入人类文明建设这样一个过程。

然而，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文化多元化”还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因为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还要依靠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由于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并因此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但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人的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却为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

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

李庆本

引言

现在，“全球化”这个词被广泛地谈论着，也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既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又可以说是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我们从历时性过程这样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西方化”、“现代化”的逻辑延伸。今天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谈论“西方化”，否则便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嫌疑，并且人们也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是从西方化开始的。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近代西方科技军事力量所带给人类世界的影响和冲击是一个不争的实事。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特殊价值何在呢？在我看来，“全球化”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使用上的变化，它还标志着人类认知模式的转变，它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的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所以“全球化”的题中之义应该包含着“文化多元”的新思维。或者换句话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将不同文化共同体激活、使之共同参入人类文明建设这样一个过程。

1.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当然，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个悖论。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文化多元化”还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还是一个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内谈论的话题，而“全球一体化”则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都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但其理论术语、思维空间、批评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内。在赛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投射、权力的反映，他对西方的解构与批判，仍然是西方话语，而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文化多元”，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这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去年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全球化当然首先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力产生制约，会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让渡出来的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将越来越被跨国性经济组织所接替，例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全球化对人自身的影响涉及文化问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无不以对人的关怀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越来越明显，对人的主观感受也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这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果会不会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丧失，并阻止实现“文化多元化”呢？与这一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人们还需要不需要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如果需要，根据何在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全球化带给人自身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认同危机。的确，全球化不仅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而且还随之带来了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曾发生在工业化之后，大工业化生产产生了人的异化，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搜索来建立与他人更广泛、更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都无不带有一种欺骗性、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而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缺失就是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向往一片纯净的私人空间，自然会追寻那个安适的精神家园。近代诗哲们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现在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属于谁”这样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这样，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我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植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

2.如何理解“文化多元化”？

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要谈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过“文化是什么”这个头疼的老问题。据说，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150种，在将来，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文化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关的；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又最有可能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有关，人们很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界说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无所不包、无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可文化整体性概念，即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待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话，那些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会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们看来，即使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也不会使文化导向单一的一种。正像一首被广大华人所传唱的歌所说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作为深层结构的核心文化也不同于那种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诸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文化形态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个人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对于前者而言，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对于后者而言，它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会随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改变。赛义德认为，文化首先“意味着那些所有的惯例，诸如艺术的描写、传达和再现等，它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常常存在于审美形式之中，其中一个原则性目标是追求快乐”。作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化，虽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绝不是线型决定论式的关系，它还具有着一些超意识形态的特质。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决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拥护。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熟知康德哲学的人会知道，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为认知理性限定范围，目的是为实践理性让出一块地盘，是想说明存在着一块为人的认知理性（工具理性）所达不到的属于价值理性的领地。我们将文化限定在价值、信仰以及思维与行为模式的范围之内，目的也是为了给政治、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体制文化提供一块充分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作为意识形态的体制文化的发展变化，却不容易影响到作为价值系统的文化的发展变化。

假如我们将这两种文化都看成是构成文化整体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体制文化构成为文化结构的表层，而体现着民族特性的文化则居于文化结构的核心（深层）。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引发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并在核心周围构成一道保护地带，这个保护地带起着将冲击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护着文化的价值核心不受到摧毁。只有在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以及思维、行为模式彻底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核心也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彻底断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以及作出对挑战的积极回应，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在保证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续的前提下，可以无顾虑地吸收与融合来自异质文化的对本民族的整体性文化发展有益的东西，从而实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还可以走得更远些，在保证本民族文化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对于异质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本民族国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它不构成对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赖于一种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3.全球化：中国如何应对？

不可否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开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自立，除了“师夷之长以制夷”之外，别无其他法门。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说：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经历的时间很长——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觉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梁启超在此所说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别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应。这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循环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已彻底断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曾就五四与传统的辩证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用思想“内容”和思想“模式”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指称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是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而在“思想模式”这一层面上，五四却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这种在“思想模式”上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由此看来，向西方学习，并不一定会带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我们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在经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西方化循环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们也似乎正在重复着这个循环。不过顺序有所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接受西方文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政治层面的改革则显得稍微滞后。我在此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从现实的要求出发，经济改革要进行得顺利一些，管理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应地，人们的一些法制观念、公民意识、财产权、工作的敬业精神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理应得到加强和改善。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向西方学习便是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呢？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核心价值的东西。这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即我们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看成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趋向，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化的趋势宽容一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善的属于西方体制文化层面的成分，这并不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改变。而且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极力宣扬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经历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国外华人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容易体验到对中国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简单，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才更容易确立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既使我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又不致使我们丧失自己文化的认同，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

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因担心中国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制度，也没有必要因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去反对和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说到底，文化的根本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系统，两者不能用谁决定谁的单向思维来看待。目前，我们尽可以参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文章选自“人文启蒙网”。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张祥龙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的还是令人讨厌的。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这个判断。针对以上的四个标志，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儒者团体，即以传承儒家的文化范式（礼、文、仁、德、《春秋》等）为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请注意，传承文化道统的生命实践与对某个文化形态感兴趣、做研究、有好感、偶一实践等等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道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对世界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或准宗教中只有一些相当古老的，比如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才完全消失了。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就像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明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其中尽管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儒家团体与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联系过密，但由此还是可见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摧毁达到了何等惨烈的地步。

其次，以我的观察，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相比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渐低下。现代的西式教育体制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农村，村民子女受教育的水准远不如城里，而且一旦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就多半要进入工业和城市而不复回返。农村实际上成了贫乏与落后之处，摆脱贫困要靠城里人，靠“希望工程”，靠脱胎换骨不再做农民。当然，有的调查显示现在农村中的家族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是，由于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压制，这种结构要昼伏夜出，得不到有益的引导和调节。而且，由于大环境的恶化，比如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比如秀才、举人）的消失，或农村的宏观有机结构的衰败，这种家族结构也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至于城里人的生存结构，是逐渐趋向无机化，不仅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结构也正受到自愿无子女家庭、离婚、同居而不结婚以及快乐的单身汉等生存方式的损害。当代的中国人对人伦孝悌的看法与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淡化冷漠，转而注重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功利及发展。无人伦含义的“单位”、“机关”、“公司”成了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中国教育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规范与灵活掌握的冲突，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以及语文教学和不少非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伪科学现象——背后，确实有民族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消亡所带来的恶果。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新东方学校”实际上是“朝西方学校”，培训“托福”、“GRE”之处年年人满为患。出国留学者，类似于农村子弟到城市上学不归，滞留他国而为他人效力者是大多数。至于寻职创业，也很少带有传统文化的动机和内涵的，做官、赚钱、出名在主宰一切。人在面对挫折、死亡时，的确，儒、道、佛似乎还能提供某种帮助，但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宗教的影响不断扩大。

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书》、《十三经》等经典中。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不含标点、竖排的繁体文本），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以“戏说”的方式闪现在历史小说之中。呜呼哀哉！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留过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使用西文之后，偶一读到中文、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要罪过。

此外，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可看作是一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我们现在都过什么节呢？从春季开始，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或边缘化了元宵节、端午节、七七牛郎织女“乞巧”节、重阳登高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腊八节等等，只留下一个春节，但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也被禁“哑”了，与西方人庆祝圣诞节的丰富、深入、隆重、神圣化相比，我们的春节已经被剥得相当光秃了。除夕夜里只有电视屏幕上的“联欢晚会”，而没有了或很少见传统的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那些天人合一的民俗和礼节。而没有了这些能让孩子快乐、让青年纯朴、让成人充实、让老人得安慰的礼俗，和那充满喜庆与驱邪的文化功能的炮仗声，春节还有多少“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春意呢？以放炮仗伤人、引火为由来禁止放炮仗，而不是想办法趋利避害地引导，这样的政府行为中暗含着自觉与不自觉的文化歧视。吸烟每年致死者和引发火灾者、游泳淹死者、车祸撞死者……比短暂的放炮仗烟火造成的损伤要多得多，为何不禁？难道维系传统文化的习俗就“无用”吗？就可欺吗？除此之外，我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等等身体的、材料的和思想的语言又哪一个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化了呢？孩子们玩的玩具、青年人看的电影、成年人的舞会、老年人的黄昏恋，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由此可见，四个标志现象中，儒家文化或者完全缺席，或者气息奄奄；总合起来，它们指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历史的教训是，一场像“文革”这样的反文化灾难发生后，强势文化（这在现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盛行者）如过火的林地，反弹恢复得比以前还要更兴旺；而弱势文化和高雅文化则往往一蹶而不振。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家的文化，乃至总体的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黄河水中流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血，而现今的时代潮流冲走的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曾被完全政治化的问题，现在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越来越浓重悲凉的文化含义。

文章选自“中国儒学网”。

鲁迅杂文《热风》选读

鲁迅

随感录三十五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哪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遭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

——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他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做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的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尊重谁的文化差异

龙应台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

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部分亚洲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的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摒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地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3000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充满辩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辩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旋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对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它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画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谁提出这种说辞？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持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何从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到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认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国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马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国文化培育了托马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质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文章节选自《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九章　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的命题——“全球化”会不会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丧失？

目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否定的态度，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一种态度占了绝对的上风。但近年来，回归的声音逐渐加强了。

生长在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文明是伟大的和充满智慧的。它对于宇宙和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它那亘古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立在这样一些看法上面。它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它教导人们谦和忍让，它主张天下为公，它重视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它憧憬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它追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我们有堪比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圣贤孔孟。他们所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甚至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有人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百年来，同样是在这一片土地上，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辉煌后却抱持着曾有的理想和追求退化了。尽管你我使用了一个悠久文明的语言，却不得不尊奉另一种文明话语为伟大的中心和榜样，这是“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巨大冲击。但同时，我们应当明白，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因此，文化具有一种深层的稳定性。

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是文化重要的客观性载体，尤其是语言，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目前，我们众多的汉语作家们正在努力用“汉语的人心”去重新塑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成为中心和榜样，但内心却一直期待着正义、良知、精神、魂魄，赋形为人的健全、高贵和尊严，赋形为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期待着在语言中的人心的照耀下，以文明中心自居的人们怀着微妙的感觉被迫把目光投向东方，并最终承认伟大的中心正在移离他们的语言。或者至少，要让中国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

孔孟

黄仁宇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地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做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文章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2年。

黑暗王国里的残烛（节选）

鲍鹏山

一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更等而下之。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乎！”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静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一条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这个细高个冷冷地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恭敬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子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要解释两个词。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凄凄惶惶的马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前面的明君。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跨一步，彻底冷了心，闭了眼，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这世界，于是彻底绝望，从而彻底不抱希望，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愣一愣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孔子听完，无尽的迷惘。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这一段，很传神，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我尤其为孔子感动。他凄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飘荡到大海中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仲由了吧！）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和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没见过刚强的人）；“未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而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那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但他更值得我们尊敬。这就是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啦，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能比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是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以起码的价值关怀吗？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种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闻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地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这种人是难以让人生出敬意的。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人愈显扁平而单薄。

二

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这样看来，孔子的“仁”，也就是从人我双方立论，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类共存意识”吧。“仁”的内涵里，主要的两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这个“忠”，就会有足够的自我约束，有了这个“恕”，就会有足够的对别人的宽容。这个顶重要了。孟子后来讲“仁”，就不大讲“恕”了，这就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孟子就没有孔子可爱。当然，孔子的“仁”，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义。因而，在非常时刻应当“杀身以成仁”，而决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导“仁”，实践“仁”，修自身为“仁”，又要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他失败了。但他“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一丝一毫的媚俗之态！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荡荡。他亦知道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关键在于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未来的影响，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无所遁形。——既然他已经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艰苦，如此卓绝，如此寂寞，又如此轰轰烈烈，如此失败，又如此辉煌灿烂。因失败而辉煌，我以为这是古典悲剧的基本定律，不失败何以感人心？不辉煌何以长人志？但这失败必须是大失败，必须是必然的失败，是自由在逻辑面前的失败，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而且必须是主人公已经预知的失败。他已经预先知道结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无法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古典悲剧中，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将莫邪之铸剑，最后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投入熔炉，用自己的血光赋予宝剑以阳刚杀气。孔子的“得其真传”的弟子曾参，有一段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无法不为这句话而感动，虽然我已经被那些最靠近话筒，因而最有发言权的某些人的这个“后”那个“后”，还有什么“解构”，解构得没有什么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推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译成问答句：士为什么要弘大坚定？因为他们任重道远。为什么说他们任重？因为他们是把仁当作自己的人生责任的；又为什么道远？因为他们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这副担子。这就是自讨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说，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不能因为你读了不少书，甚至读了不少洋文书，知道各种主义，就能受人尊敬。你还得有所承担。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那么一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无法摆脱的宿命了，就已经知道执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献媚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了，他们怎能不伟大，又怎能不为这伟大而颠沛、造次！

那些冷了心肠的隐士讽刺孔子，还有些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面这位“丈人”对孔子的批评就莫名其妙了：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耘）。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

子路曰：“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一段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后来成为不少人批评孔子的口实。是的，在一个小农意识很浓厚的国家里，这种情形较易发生，并且较易引来阵阵喝彩。甚至人们还能这样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你连一个农夫都比不上。这种说法会引来更多的喝彩，因为很多人一下子从孔子的缺点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说，这种批评的荒谬性太明显了。在春秋后期，我们缺少一位农夫吗？减少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增添一名普通的农夫，我们就是这样算账的吗？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会因此更加辉煌灿烂吗？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就会更加文明吗？另外，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连养活一位像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经济能力都没有，还必须让他自己去耕种自存吗？或者，我们这个民族连给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都不愿意，而必欲使之和农夫一样才心满意足吗？这些问法可以换成现代式的：我们必须分给陈景润一块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种，收获，磨粉，蒸馒头，吃下去，然后再去桌子边求证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吗？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证出了“1+2”，由于他不会蒸馒头，于是我们就可以鄙夷他连一个馒头师傅都不如吗？我的这种问法不是没有道理的，20多年前，我们就这么干过。否则，要办那么多的“干校”干什么？

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后骂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现在的某些大学教材上就有这种说法。这种批评也太师心自用了。问如何种菜种小麦，需要问孔子吗？孔子的回答是“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樊迟要学这些，你何必到我这儿来？你去问老农即是。要学腌泡菜蒸馒头切土豆丝，需要去中科院问博士生导师吗？

以上的问题还在于，培养一个老农易，至少在孔子那时，还不提倡科学种田时是这样。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农业技术学校，但遍地是老农在种麦子种大头菜。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就难了。孔子的时代，传播知识，提高人口素质，似乎比自己去亲自参加劳动更迫切。所以，孔子的这些言行，与轻视体力劳动如何扯得上。这一位“植其杖而芸（耘）”的“丈人”，耘来耘去，也就那一亩二分地，所养活的，不过就是他自己及家人。这又如何能与孔子相比呢？他自己的言行能够传留后世，还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耕耘的是什么荒？是文化之荒！所培养的是什么苗？是文化之苗！前人说得好：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孔子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又如何是小农思想满脑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评的？

所以，上述的那些对孔子的批评，让我联想到今天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他们莫名其妙的对于鲁迅的优胜感。鲁迅的某些缺点确实让某些人孱弱的心性得到一种自信的证明。但他们对于鲁迅的批评，恰像旧时代老爷家中感觉很幸福从而很温柔的小妾，对现代独身女性的批评，又好比是青铜时代贵族几案上的玲珑的酒器或床底下温静的溺器，对铁器时代绿林好汉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我对古代的隐士评价不高。相应地，我对现代的周作人及其鼓吹者们也心存怀疑。我认为，一个人，比如这几年“告别鲁迅”而聚集到周作人羽翼下的一些人，他在这个社会里占有了比别人好一些的地位，财富、机会，使他能上大学读书，能明理，他理应对这个社会有所回报，有所补偿。按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数和报考数，有一个上大学的，就必有一个或更多上不了大学的。这种回报与补偿就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使这个社会有所进步，人们的幸福能有所增进。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应该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把这种知识当成自己的文雅的小妾。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周作人是把他的学识当小妾，只让她陪自己喝茶谈玄。而如果把知识当作取媚权力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掩盖自己的智慧，就是对社会的背叛；隐匿自己的发现，就是对社会的犯罪——当然，这种行为在专制社会里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文章选自《寂寞的圣哲》，鲍鹏山著，东方出版中心。

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梁治平

自然的历史依着时间顺序由过去往今天发展起来，人们对于历史的思考却往往是由当下开始而回溯上去的。在我对于历史的好奇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关切之前，我关注的只是当代史。据我对历史的观察，这是一个较一般教科书所界定的时期长得多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以受到外部世界的猛烈冲击而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说，我们可以“中国在世界”这几个字来说明这一时期里面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又可以另外几个字来说明这一时期里中华民族所作努力的根本性质，那就是救亡图存。这固然只是一个早已过了时的口号，但是在这里，我们给了它一种新的意蕴。我们用它来指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一直面临着的危机的性质。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一直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死亡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世纪之初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数十年后的日寇侵华不过是把死亡具体化，因而使这种威胁更加急迫和不容回避罢了。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死亡的含义不仅表现在政治实体的灭绝这件事上，而且也包括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无所依凭。

我们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我们有一整套评判事物的标准和对于世界的独特看法，我们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满足和失望。数千年来，我们存在着，继续创造和保持我们的文明，并不是因为历史上没有波澜，也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衰老，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尚能保有文明的完整，还可以过去的历史经验应付新的问题。然而，人类的发展不等我们像一枝花、一株草那样自生自灭。它阻断和改变我们历史的自然进程。在一场革命性的历史转变当中，我们往日的理想失落了，我们的历史经验破碎了。问题不在于这些理想是否有合理之处，或者，这些经验是否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屡验不爽。问题在于，它们不再能够应付新的挑战。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面，它们无可挽回地过时了。这就是死亡，一个社会的精神上的死亡。这种死亡与那种具体可见的实体意义上的死亡差不多是一回事。依靠完全过了时的经验去应付险恶的环境和在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情况下置身于此险恶的环境，结果是一样的。这也是清末法律改革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法律意味着秩序，然而这秩序的有效性最终又只能建立在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上面。清末的法律改革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被迫接受一种新的秩序，但是对这新秩序的信仰却要靠我们自己去建立。为此，必须调整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以求获得精神上的再生。任何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文明都是在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从来不会自动完成。它不但要靠人们的不懈努力、抗争、奋斗乃至献身，而且有赖于人们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对时势的正确判断，甚至，它还取决于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正是西方社会在比如1075年、1641或者1917年所经验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它向我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死亡的路径。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人在1840年遇到的危境，较西方人在1641年或1789年所遇到的更难以克服。在西方，革命是其历史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在中国，危机却源自历史自然进程的阻断与改变；西方的革命是在其内部孕育成熟的，中国的危机却是外部世界变化的结果；对西方人来说，新的文明并不是一种异质文明，它就建立在以往的经验上面（罗马法的复兴与继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对中国人来说，接受一种新的文明却意味着其固有文明的失败，它不可能把新秩序直接建立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面。这些差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它们只是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而不曾改变事物的性质。难道1641年的英格兰和1789年的法兰西不是处在新旧文明交替的当口，不曾受着死亡的威胁，又不曾做拼死的努力以求超越死亡获得再生？人类社会中问题的共同性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反省与借鉴的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潜伏于死亡危机中的第一种差异，一种较上述种种差异更为深刻的不同，即不同民族和文明对于死亡的态度的不同，时间观念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裁判席上，中国是胜利者，日本是战败国。今天看来，这段历史对于日本未必是不幸，对于中国也未必是幸事。日本民族在失败中最终完成了文化更新，实现了明治以来的宿愿，中国人却在胜利中迎来了一次“文化复兴”——并不是一次文化的更新，而是已死的古老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它带给中国人一种虚幻的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丧失了警醒。然而，死亡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当盲目的乐观变成为自欺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死亡的泥沼中陷得更深了吗？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经历了一场自为的大灾难之后，重新提出现代化方案和重开文化论战，这不过意味着，中国人在一百年前所遇到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仍未脱离死亡之境。谁能够想象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所依凭是个什么样子？谁能够设想一种文明在传统业已枯竭之后将会怎样？旧的文明死去了，新的文明却还没有降生，这样的社会必定是混乱的。

然而，文化的断裂并不等于文化的“真空”，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于人生的看法和对于事物的评判，文化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一种历史地形成的经验，即便在它整体上遭到破坏之后，倘没有新的经验把它取代，绝不会自动地消除。因此，与其说混乱之来是因为没有了文化，莫如说是因为没有了健康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这便是为什么“五四”以后，几乎所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反传统的旗帜下面。有人说，反传统便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在这句话里面，智巧多于真理。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所谓传统所表示的意义，确实是丑的、恶的，与现代生活的要求和理想相悖逆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丑恶愈来愈彰明，愈来愈不可救治。也许，并不是传统变了，是这时代变了。毕竟，传统之于历史并不等于传统之于现在。那个在过去数千年里保持不变格局的社会，尽管不是理想的净土，但也绝不像现在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一无可取。

固然，人们在这里找不到他们熟悉并且推重的“权利”、“自由”、“民主”、“人权”一类字眼、概念，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者都会承认，生长在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文明是伟大的和充满智慧的。它对于宇宙和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它那亘古不变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立在这样一些看法上面。它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它教导人们谦和忍让，它主张天下为公，它重视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它憧憬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它追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这样一种文明当然也像其他文明一样，从一开始就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是一种文明，一种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文明。它所抱持的理想和追求，曾经是有说服力和号召力的。如若不是这样，它凭什么能够占据如此广袤的时间和空间？又凭什么创造出如此宏大的人文气象，不但在过去造福于人类，而且注定要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文明，今天，在它自己成长起来的地方，解体了，退化了，变得丑陋不堪。传统道德中的差序格局一向是这礼义之邦的道德基础，而今却完全成了利己主义的心理哲学渊源；“大公无私”曾经是一种真实的信念，现在却只能是一套虚伪的说教；和解的观念妨碍人们建立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集体主义变成了对于个人意识有组织的扼杀；法即是刑，即是专政手段的看法阻碍着现代法制的确立；泛道德主义倾向造成了今日社会中的普遍虚伪……人们自然会把这些看成是时代的冲突，文化的矛盾。难道我们的传统不是代表着一个业已逝去的时代？难道我们的研究不曾揭示，我们千百年来尊奉的价值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不同于西方？既然我们注定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不独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我们就必须承受两种文化的冲突，改造旧观念，创立新价值。

然而，问题也许不那么简单。在传统与现代，固有文化与外来文明之间，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道路可走。西方文明固然卓越，但那毕竟是另一种历史经验，一种与我们的经验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想要回到和固守旧的经验事实上已无可能，那么，想要以某种陌生的经验完全取代我们所固有的一切，同样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移植、转换和更新也无可能。它不过表明，冲突与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绝不可能离开传统而独立地完成。史家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历史上的佛学思想时写道：“释迦之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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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移植的必经之途。因此，陈先生又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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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洋文明的关系，却又不尽是以往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断言，今日支配着国人的思想必定是与传统成功结合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这种“居最高之地位”的思想的性质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融新文化于旧传统，还是化腐朽为神奇？前者是死去的纠缠活着的，是借尸还魂，后者是死亡中获得的新生，是凤凰涅。一个不承认失败，不甘于消解，抱着不死的信念去求生的延续；一个承受失败，甘愿消解，在死亡的煎熬中去求新的生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欲求不死者只是延长和加深了死的苦难，使旧文明的衰朽变得更加不可救治。唯有正视死亡而又敢于冒险的大智大勇者才可能超越死亡，创造出生机勃发的新文明。那将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它不纯是外来的，也不全是固有的，但又同时包容了外来的和固有的。新经验与传统融合，旧传统得到了更新，于是，死亡转化为新生，腐朽转化为神奇。在这样一个获得了精神上新生的社会里面，许多固有文化的因素并没有消除，而是具有了全新的意蕴，变成新文化的创造性因素。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包袱，传统也不再是丑的、恶的，它们是民族独特性的标志，是文明的再生之源。

的确，日本民族醉心于新文化的结果，从来不是传统的失落。这个坚韧的民族在它历史上的紧要关头，经验着绝望与顿悟的时刻，毅然地“放弃了长期爱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的文明”。然而，日本既没有变成中国第二，也没有变成德意志第二或是美利坚第二。它在完成价值重建、文化更新的同时，保持了民族的独特性。

现代新儒家们注意到日本的成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资源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他们以此来论证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甚而展望儒家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复兴。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因为受着自身生存状况的困扰，对历史的解说往往失之偏激，难道这些不应受到纠正？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它们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在最古老的智慧与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联系，现代人往往在古人的艺术与精神里面获得创造的灵感，这毫不奇怪，倒是那些把历史描绘成漆黑一团、一无可取的人才是要受到指责的。然而，在任何一种文明里面，传统的更新都不是无条件的。也许，新儒家们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这里受到几乎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那种一味鼓吹儒家思想现代意义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难道那些在日本乃是再生之源的历史遗产，在我们这里没有成为沉重的枷锁？那些在别人手里的神奇武器，在我们这里不正是腐朽之物？

我们确实应当心平气和地去探究历史，那样，我们就会发现，过去的历史并不就是我们今天现状的预演。虽然那里有过战争和灾难，但是也有信仰与秩序。那是一个真实的文明，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惯于想象的那般虚伪。这个文明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已呈衰败之象，在西方新文明的挑战面前，它无力反击，只能改弦易辙，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存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以供后来的创造者发掘、享用，这些也同样是事实。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发现自己饱受“传统”之害，那一定不是因为这传统本身就绝对是丑的、恶的，而是因为，由于我们错误的历史抉择，我们失却了创新文明的良机，致使我们的生存状况愈加恶化，而在这样一种没有了活力的文化氛围里面，神奇的也将化为腐朽。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却还没有真正告别过去，它还沉浸在祖先的光荣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确曾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过，但是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获得精神上的再生——并不是因为旧的文明仍具有生命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它业已死去。诚然，我们早已不反对享用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甚至也宣讲科学和民主。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我们还制订了西方式的法典，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制。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还不等于文化的更新。从十九世纪的“中体西用”论，到二十世纪的“国情”论、“特色”论，我们何时承认过失败、承认过死亡？

我们搬用了西方的制度，却不问其精神所在；我们撷取了西方的思想，却先把它放在自家历史的染缸里浸泡；我们用以自己经验铸造的尺子去剪裁历史，以我们自己的好恶居高临下地去评点西方文明。于是，龙的故土又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一段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为了这种强化或说“文化复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最初提出的理想，虽然天真，却也有几分质朴可爱，在那一刻，我们的文明似乎有了活力。人们集合在希望的旗帜下面，似乎又恢复了民族的自信。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业已解体的文明聚集了最后力量的回身一击。这种反击注定是徒劳的，而且越来越显得滑稽可笑。它没有结束苦难，只是使苦难变得更加深重。它把一个伟大文明的壮烈牺牲，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闹剧。真诚变成了矫饰，豪言壮语只是装腔作势；虚伪是一场无望的流行病，寡廉鲜耻才能够畅行无阻。四十年代出现的道德沦丧，今天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不可疗救。许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固有文化本身的“劣根性”，因而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在文化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这种做法并非全无道理。造成普遍虚伪的强求思想（道德）一致，难道不是古时的传统？大而全，小而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人命运的“单位”，难道不是由三十年代的社会化向古代家族的倒退？思想禁锢、文字狱、权力崇拜、官本位制、身份意识、平均思想、经验主义、守旧习性、草民观念，哪一项没有古代的渊源？只是，所有这些的简单相加并不就是我们的古代文明，今天正压迫着我们的面目狰狞的“传统”也并不就是古代文明的简单再现。数千年来引导着我们民族的精英文化而今安在？经常是掌握在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手中的价值阐释权如今又在哪里？也许，这些还不是根本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在当时并不尽是虚伪的，它基本是真实的，健康的和有号召力的。在这种文明里面，那些对我们纯粹是丑恶的和有害的东西，或者是有益的，或者不致酿成大害。

今天则不同，古代文明已然死去，新的有生命的文明迟迟不能够产生。当下的社会建立在以往破碎的经验上面，力图按照历史的方式存在下去。然而，文明一旦死去，谁又能够起死回生，使它重现于世？复现的“传统”甚至已不再能被称作文明，它只是历史的余响、病态的畸形儿。这里，不见了往日宏大的气象、宽广的胸襟，只剩下褊狭、固执与蛮横。百余年来，为从西方输入科学技术，民主制度，无数先进中国人的智识与心力被耗尽了，但是最终，西方人的经验并没有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我们有几乎全套西方式的法典，但却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法律秩序。并不是因为西方的经验注定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本身就不容于现代生活，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丧失了将不同文化经验融会贯通的总和与再造的能力。输入西方政制，徒然造成了社会与文化各个系统和层面的脱节。今天的中国人，全然失去了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理解与信任，而这又不是对传统的信仰使然。传统犹在，但是不真，不善，更没有美。它已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号召力与凝聚力，失去了创立团体的能力。五千年里建立起来的文化没落了，鄙俗化了。先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改造，继而通过无情的经济讨伐，文化的精粹消失殆尽。人们以粗鄙为荣，以鄙俗为美。社会重又回复到野蛮——不是文明以前健康而活泼的野蛮，也不是征服了病态文明的生命力旺盛的野蛮，而是文明自毁以后的野蛮，就如同曾经养育过我们民族和文明的土地最终被榨干、耗尽之后的一片贫瘠。敏锐的心灵退化了，只有愚昧和麻木。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不是产生英雄的那种混乱时代。这里，没有信仰，也没有秩序和权威。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文化与自然界中的沙漠化竞相进行，环境的污染较心灵的退化同样严重。社会没有了秩序，生态失去了平衡。人们耽于享乐，只为当下活着。所有的价值都毁灭之后，生活便不再具有意义。人们甚至不再相信常理，只相信奇迹。民族乞灵于古代文明的象征物：长城与龙；个人则在古老的气功术中寻求长生之道。

五千年的文明哟，究竟是什么使你蒙受这样的耻辱与不幸？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究竟有什么让你们如此骄傲，竟然今天还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已经坐失良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再做出错误的抉择，因而在死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难道你们还不曾意识到，及至今日，最大的危机仍然在于，面对失败和死亡，你们还是缺乏承受的勇气，只是靠着自欺度日——起初是因为自欺而屡屡受挫，现在是因为不断地失败而沉溺于自欺？这就是我们的悲剧，一个伟大文明的不肖子孙的悲剧。如果说，悲剧的后面希望尚在，那么这希望必定是在我们坦率承认失败的勇气之中，是在我们毅然地告别过去，一切从头开始的冒险精神之中。这种建立在新的时间观上面的抉择，这种对我们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死亡态度，将是超越死亡的关键，是创立一种新的有生命的文明的契机。这种新的文明既不是对过去历史（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重复，同时又不偏离人类的基本追求。它以人类社会一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历史，一面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自己，一面以自己独特的经验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之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此一转变的艰难与痛苦不难想见，但这是唯一的希望。希望就在于，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还可能有忍受旧时代死亡之痛苦的坚韧毅力，有对重获新生的热烈期望。

本文选自“中国儒学网”。

汉语的人心

余世存

你我来到了一个难言的地方。

这么多的书，我们的作家、学者、思想家们写的书，以文集、丛书等各种名目出现（其中也有我的），我没想到汉语里诞生了那么多的话。

从语言出发，你我最终要走向生活；而从生活出发，最终需要语言的支撑呼应洞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写书、读书的缘由之一。

但在这里，在当下，关于你我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已如一部二十四史，难言，无从谈起。我们如果想在语言里有所言说，就得像这些书一样，“编码”，不得不借助他人、异物、大词。

若干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写诗嘲笑说，“贩卖语言的人窘态百出”。如今我知道自己同样如此。

是什么样的宿命引领我来到这里？是什么样的言路和思路引领你我来到这里？

所有那些关于新年新千年的美丽新世纪的言词和事实都离我们相当遥远，而我们有五千年的重负。

但是，回忆起来，我们确实有过一个世纪末的狂欢。在它的最后几年里，那么多人言说、亮相，如今竞相结集、出版。汉语作家们享用了我们市场化的最早的果实之一——文化产业的多样和丰富，专栏作家、记者访谈、随笔、札记、争鸣等等，从形式、规范、分工中走向大众，走向据说最为自由的散文随笔形式，一个个跻身于功成名就者的行列，成为大大小小的神祇，众神喧哗，组成了一个极为繁华的都市符号世界。这些言语如今都汇集成书，让人敬畏；在世纪末的时候，据说散文随笔类的丛书文集出版也成为一件盛事。

自然不用怀疑汉语作家们的写作功力了，对相当多的作家甚至值得花费笔墨来饶舌赞美的，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一种认同，何况打开一本本书，你就会与一个个成功人士相遇，你将听见里面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借何其芳的话，虽然接下来，照例是，“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你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好的事物：大师、领袖、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宝贝、流氓、美女，各种各样的好名称：学问、道德、传统、文化、民气、理性、公义、东方、全球化，等等（借鲁迅的话，虽然接下来，应该是，一切不过做戏，一切不过无物）。

你我因此发现我们确实经历过一个浮华的时代，我们享用过世纪末的狂欢。

但是有什么缺席了？有什么消失了？有什么受伤了？为什么这么多言路和思路领我们来到难言的地方？

甚至你我的邻居，一个下岗工人，他进了书店——为了孩子，他也感受到了当今汉语作家们的活力，那么多书啊，他们在书中都说了什么，他试着看看那些他懂得的题目，然而他只能摇摇头；甚至你我的表弟，他从乡下跑到城里，他看看杂志、周末副刊，你们又在拿我们说事儿哪，他说。他们的世界进入汉语言的世界就成了他们不再熟悉的异质的东西；甚至你我的父母，一种民间功法的信仰者，一种说唱艺术的爱好者，他们靠一种古老的活法儿支撑着自己，因为汉语里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他们为我们的“世纪狂欢”和“现代进程”所弃。

谁在背叛？什么是我们世纪末狂欢的本质？什么又是我们世纪末热烈中的积极力量？

“假如说本世纪我们民族有什么中心命题，假如说我们一百年的历史有什么精神现象，那么，没有比人的解放更能表征我们的世纪风云了。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是要民族及其成员获得解放，获得做人的感觉。这是最高的要求，其他的，做一个皇帝，一个富翁，一个其他文明承认的学者、大师，倒在其次，倒是最不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但是，我错了，世纪末的狂欢里早已丢掉了近二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或说精神，只有在部分作家那里，还有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公正自由承担，无论是林贤治先生“自制海图”，汪晖先生“死火重温”，汪丁丁先生的边缘随笔，徐友渔先生的直面历史……都有着多多少少的担当。

更多的作家，则在太阳底下过起好日子的写意，他们在一花一世界里得到了幸福，在音乐、文学、绘画那里找到了暴富的快感。每一个个体都是优秀的，你我不能不惊叹汉语里的聪明、博学、玩物、艺术。

这些众声喧哗里最具深意的莫过于作家们多在暗示笔下展示的是一个多么美丽、完整、有意义的世界，只要读者想要在文学、音乐、绘画里有所涉足，就应以之为标准，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进入那彼岸世界。历史、艺术、当下事件、崇高、苦难，都有着标准的理解或应对形式，甚至道德，也有着求助于传统的杂文的好手段（由鲁迅锻造的伟大的文体如今沦落得近乎二丑艺术了）体现出现，而忧伤，有着现代都市里忧伤酒吧或音乐会之类的进行消解。最为自由的语言形式并没有体现出人的思想、自由国度的思想。当你还在拓荒的时候，语言里已经在收获了；当你还穷弱无告时，语言里已经强大得不可战胜了；当你痛心于前现代的罪恶时，语言里已经绝望于后现代的现代性悖论了；当你甚至代言不了自身时，语言里已经代表全体了……

为什么不能随之而去，在那些一本本美丽的话语里流连？这里就是罗马，就在这里跳舞吧。为什么不能像这些时文一样，生活在表面，与风嬉戏一生？

因为汉语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着现时十数亿的人众，它的当下状况绝不是自足的、封闭的、自言自语的，而是开放的、在路上、并与他人沟通着的，每一个汉语作家的成就受限于整体的进程，更准确地说，汉语作家的成就要由他与整体间的对话交往来说明。正是在这里，对读书人来说，书不应仅仅是语言和文字技巧的混合，就像对共同体成员来说，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或有多少人可以吃饱饭，那样的读书人也就与“猪食主义者”、“猪权主义者”无别。

什么是当代汉语的思想？什么又是当代汉语的任务？

是啊，你我活在历史里，你我活在今日的中国，你我需要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安生？人生多苦辛，而有时又极易得到慰安，那能温暖我们的汉语又是什么样子的？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

但是，无论我所热爱的汉语作家们怎样“各各夺取它的生存”，成就了一丛丛茂盛的野草，“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因为做一个科学大师还不是人，做一个自己生活得小康的成功者还不是人，一个感觉良好的脚踏中土西土的发达者还不是人，一个不知人间何世的无邪者还不是人……做一个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高的文明指令。人是目的，这是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的目的。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国是。人的公正、自由、良知，乃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遗憾的是，在最需要沟通的汉语里，写作者多是各各忙于自己的美丽的新世界了。

在最为自由的文体里少见人意味着什么？你我已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了？你我已不知道一个人一个中国人的样子或理想境界了？你我已同这个人心久违了。自从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汉语就一直在铸造它，时而小成，时而大败，但这个人心并没有消失、死绝，它就在你我的耳语中，在大师们的一念之间，在兄弟姐妹们无助而抬头张望的眼光里……这个人心“花果飘零”，但它一直存在着，它等待着汉语的赋形，它等待着自己的现身。“人心总是肉长的。”你我生活过的乡下，人们吵架至极处总会如此求助，是啊，血肉之心，这也是你我听过的最简单也是最高的语言。

众多的汉语作家们努力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尽管你我使用了一个悠久文明的语言，却不得不尊奉另一种文明话语为伟大的中心和榜样，但我们自己的人心一直期待着，正义、良知、精神、魂魄，赋形为人的健全、高贵和尊严，赋形为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就像在现代化进程里一度出现反动的俄罗斯，人心也没有失去，甚至经由俄罗斯作家们的锻造，人心震撼了世界，对英语世界、法语世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正是在语言中的人心的照耀下，以文明中心自居的人们怀着微妙的感觉被迫把目光投向东方，并鼓起勇气承认伟大的中心正在移离他们的语言，因为俄罗斯人在面对黑暗的勇气和献身语言的精神中，也有着一种“逼人的辉煌”。

经历过夏天的人都感到了这个冬天的寒意，似乎整个汉语的季候一片荒凉、萧索，只剩下译语、官语、隐语和乡愿的啼唱。

为什么这个时候难言，为什么你我还要深沉地（也许是疲倦地）沉思？

是啊，我已经听见了汉语作家们沉默的声音，他们欢乐过、斗争过、哭泣过，但他们沉默了，他们活得也不容易，他们活得太累了，他们的思想已经冬眠。

舍尔巴特说：“你们都疲倦了，这只是因为你们没有集思想于一个最简单、最伟大的计划。”

文章选自《东方》2001年第4期。

汉语、英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韩少功王尧

王尧：汉语在整个世界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从汉语的文学写作特点开始，接近这个问题，慢慢地展开。西方语言学上的变革，带来文学批评和文化上的变化，对汉语的重新理解也会带来众多领域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汉语的写作，看白话文的历史，以及汉语今后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得更通透一点。比方说，汉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典故之多。

韩少功：典故之多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不仅表现出汉语的历史悠久，积累深厚，而且表现出汉文化强于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的独特文化传统。成语里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个故事，一个具体案例，一个提供意义的完整语境，“拔苗助长”、“叶公好龙”、“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这样。比方说你使用“退避三舍”，虽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让”、“避让”、“忍让”，但这个典故的丰富含义和准确含义，是这些词不能完全表达的。为什么退避？这里面有情感，有感恩报德的来由。为什么不多不少退了个三舍？这里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与原则相冲突时的权衡。还有什么叫“三舍”？这里有历史知识，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围，可以让人产生现场感和其他联想。这就是说，典故最大限度保存着话语的语境，尽力保存相关判断的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是一种准文学化语言，或者说是一种“活性”语言。一般来说，语言是对事物的一种符号抽象，但在抽象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还原具象，始终引导一种对实际生活的关注，就是典故的特点。成语典故潜藏着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哲学态度，表现出中国人更善于用实践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来推动思维。

王尧：可以与之比照的是，古代欧洲人崇尚公理化，长于概念抽象和逻辑演绎。

韩少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科学与宗教的兴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义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种话语的语境，这些问题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到足够的反省。但一个不懂中文的国外学者，可能很难从语言的角度来展开这种反省。

王尧：英语中也有成语。

韩少功：是有，但相对于中文来说非常少。英语有一点来自希腊神话或宗教的典故，有一点来自现代俚语中的典故，但总的来说很少，不像中国人，一开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语，哪怕一个农民也是这样。大家习以为常毫无感觉，但对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构成了最可怕的障碍。他们一听到你说成语，就发蒙，就一头雾水。口译员们最明白这一点，常常一听到成语就绕过去，或者适当地简化掉。

王尧：英语倒是有较为严密的语法体系。

韩少功：中国人正是借用了这个体系，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现代汉语。但这个“法治”还没有学到家，在表示时态、语态等方面暂时无法可依，或是立法不严，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中文里有很多弱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现象，受形式逻辑的浸染较浅，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体把握，靠词语颗粒之间的关系默契，才能显示出来。报上的体育栏目里常说“中国队大败某某队”，或者说“中国队大胜某某队”，意思居然是一样的，“胜”与“败”都是胜了。不有点荒唐吗？在这里，意思不取决于“胜”或者“败”，只取决于词序安排，还有那个“大”。“大”一下，情绪上来了，意思就明确了，后面说什么都不要紧。你说“大吃某某队”或者“大拉某某队”，也可以。据说，陈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夹生饭式的现代汉语语法，说《马氏文通》，其实不通。

王尧：这时候可能是语感比语法更重要。

韩少功：各种语言的词汇资源也不一样。比如中文里说到颜色，有黑、白、红、绿这一类词。但英语里冒出一个nonwhite，意思是“非白”。什么是“非白”？黑、红、绿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学等等也是“非白”呵，这个词管天管地漫无边际，岂不是怪怪的？显然，这个词就不是从实践归纳出来的，是用逻辑演绎出来的，就像数学家们可以从实数演绎出虚数，不可实证和较真，但有时候管用，管大用。又比如说吧，大名鼎鼎的being，几乎贯穿整个欧洲学术史，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心词，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既难翻译也难解读。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本质”、“规定”、“是”、“在”，还有“人”（human being）……搅成了一锅粥。其实所有这些概念加起来，才是这个being。前人译莎士比亚时，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的小说时也参照这一译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这种译法的，说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么being的原义是什么？就是“是”。如果要像鲁迅先生提倡的硬译，哈姆雷特那句台词应该是：“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昆德拉的书名也应该改成《关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轻》。

王尧：这当然只能让中国读者费解，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说话，也不怎么关注这个“是”。

韩少功：虽然也有过实事求“是”的说法，但“是”一般只作联系动词，引出后面那个东西。“我是人”，就是这样用的。“是”有时候也用作代词，比方“是人”，相当于“斯人”，意思就是“这个人”，但在现代汉语里基本不这样用了。可欧洲人不是这样的，“是”对他们的意义太重要了。他们习惯于追求公理啊，习惯于三段式的形式逻辑啊，习惯于形而上地寻根究底啊，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级，更重要，更神圣。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逻辑依据和合法程序需要严格查究。就像要领取一个上帝颁发的身份证，不然事物就没有意义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样焦虑万分了。这样，他们的这个“是”独立了，静止了，本身成了一个东西，成了一个常用名词，甚至可以带上冠词，可以翻译成“这个是”、“这个在”，“此是”、“此在”。这个东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部分哲学都是围绕事物的“是”展开。如果说中国人只是求解事物“是”什么，是一种实践指向，那么欧洲人则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么，“是”何以为是，是一种公理指向。换一句话说，中国人重thing，欧洲人重being；中国人重know，欧洲人重know to know。为了实现这一点，英语词性转化灵活，轻松跳槽，不断向上抽象化和演绎化，be可以加上一个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这样一级级往逻辑迷宫里转化和掘进。难怪外国的哲学那么难懂，那么难译，真是把中国学者一个个往疯里逼啊。他们的理性主义是这个风格，比如黑格尔；后理性主义也是这个风格，如海德格尔。很多书可以几十页不举一个例子，不涉及任何实际，康德就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那个小城，只在抽象概念的天国里长驱直入和苦打苦斗，让一般的中国人实在难以想象。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这样的，只有名家，还有西来的佛学，与之有点接近。Otherness，one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nonbeing-ness，for-itself-ness，in-itself-ness……中国人一看到这些词肯定头就大了，正像他们一听我们中国人说成语典故头就大了。

王尧：以前有人说“美不可译”，看来文化特性也难译。

韩少功：我不知道是欧洲公理化思维造就了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的语言促成了欧洲的公理化思维，但欧洲文化的遗传特性，在理论语言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简单地说，这构成了一张言必有理的逻辑之网，却不一定是一面言必有据的生活之镜。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乃至经院哲学，在这种语言里水土相宜，如鱼得水，似乎只能在这一类语言里，才能获得抽象不断升级和逻辑无限演绎的可能。

王尧：你这里作的比较很有意思。语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个大课题，现在对中文成语的使用是用减法，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韩少功：成语减少，实际上是语言弱化文化性和强化工具性的过程，是当代汉语正在简约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我想，我这里的意思不会被误解：我并不是主张一味地多用成语，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类语言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有什么不对，更不是说汉语与英语之间只有差异性而没有交集点。这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侧重地看一看汉语与英语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机能。如果我们了解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可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王尧：语言文字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现代汉语也还在生长中，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即使像鲁迅这样的语言大师，对现代汉语贡献很大，也是提供了汉语写作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汉语的使用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有了鲁迅，不能说我们现在只能做修修补补的事情，这过于自卑了。

韩少功：我觉得汉语还处于一个再生的初始阶段，鲁迅那一辈只是开始了而不是结束了这阶段。中文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失的大语种，经过了白话文的转型以后，将来对人类社会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真是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空间，是一个未知数。

王尧：语言决定了认识世界基本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区分开来。西方人有时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现象，他不能用汉语来思考，就进入不了角色。

韩少功：严格地说确实是这样。这正像我们如果不学会外文，也不能更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可惜我们仰慕西方的青年多，真正学好西方语言的少，而且西方语言似乎只剩下一门英语，其他如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荷兰语就门庭冷落，小语种更是无人问津。我在中国民航去蒙古乌兰巴托的飞机上，听到广播里有英语和日语，但没有蒙语，这种语言歧视真是既无礼又无知。

王尧：不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看他们的文化就总是隔了厚厚的一层。

韩少功：比如我们有一个中文词“国家”，把“国”与“家”组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伦理，一整套农耕文明传统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么翻译和理解呢？很难。他们曾经把中文词的“面子”，翻译和理解成“荣誉”、“尊严”、“体面”等等，后来发现都不大对，最近才有一种新译法：mianzi，干脆采个音译，将其当作一个全新的概念。其实，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些不可译或者很难译的词，有一些不可译或者很难译的语法现象。恰恰是这些词和语法现象，构成了特定文化资源的宝库，值得译者和读者特别注意。朱光潜先生早就说过这一点。

王尧：不同的语言确实有着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关。即使同一个语种，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区，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像苏南与苏北就不同。

韩少功：我读古代的书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注意作者举什么样的例子，打什么样的比方，注意这些例子和比方来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我读《墨子》的时候，发现他最喜欢用制陶、造车、筑墙一类活动来打比方，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工程师，实干家，成天在生产现场转，肯定经常有一身臭汗，与孔子、孟子、荀子那一类白领阶级不一样。我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说到牧羊人、羊皮、马、牛肉，很容易从中嗅出游牧生活背景；还发现他们常常说到船、战船、帆、船长、舵、航行、进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业繁荣的气息。钱穆先生说，读史一定要读出人，这是对的。我们读语言也一定要读出生活，就像你说的要读出苏南和苏北的生存方式来，如此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人文。

王尧：英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语言很讲究时态。

韩少功：可能就与他们的生活实践有紧密联系。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发现农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日子和年份，但对季节是念念不忘，农事活动严格依照季节进行，二十四个节气是他们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时间。由于季节是循环的，中国人也就比较容易接受时间循环的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不是特别的必要。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佛教的转世轮回说：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儿孙就是祖辈，祖辈就是儿孙。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没有这种长久的、广泛的、深厚的农耕文明史，其时间意识很可能来自他们其他生活经验，比如航海的经验。在航海中，时间是在速度与距离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距离是直线延长的，那么航行时间也是直线延长的，这一天和另一天，这一个月和下一个月，意味着航线上两个绝不相同的位置，于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不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环。这样，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们，特别是与航海联系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习惯于一种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变得极其自然，我不能确定语言中时态表达方式的差别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在这方面不是专家。但我相信语言中的时态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一定受制于特定的时间意识，而不同文化里的时间意识，一定与特定的生活经验相关。生活是语言之母。

王尧：我们可以体会到语言现象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现象是有关联的。中国人表达时间是很模糊的，说“傍晚”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好长时间。陈子昂怎样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无法言说的时空。所以中国人不会想到写《时间史》一类著作的。

韩少功：欧洲人把时间作为一个特别核心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对时间的思考很深的，著作车载斗量。在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东方民族，看来是另外一种情况。印度人就不怎么关心时间，只关心永恒。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印度人也不大重视历史，历史与神话混杂在一起，不像是历史。

文章选自《阅读的年轮》，九州出版社，2004年。

第十章　环保与公民责任

你若有心去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人类认为“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的这种意识，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冰窖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从来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一直到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美国女学者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为止。在当时，这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但是它却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问世之初，书稿里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蕾切尔·卡逊在书稿问世两年后因癌症离世，但《寂静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与蕾切尔·卡逊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还有一个创始于意大利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他们在1972年发表了给世界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

保护环境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作为公民，我们对于环境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消费者，我们的任何消费行为都是和环境状况、资源的消耗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在消费时最好去选择一种有利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什么样的消费方式，或者至少自问一下：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还能给后代留下什么？

我们的忧虑

罗马俱乐部

1.我们深信，认识到世界环境在量方面的限度以及超越限度的悲剧性后果，对开创新的思维形式是很重要的，它将导致从根本上修正人类的行为，并涉及当代社会的整个组织。

只是现在，已经开始理解到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些互相作用，二者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人们被迫考虑他们的行星的有限大小，以及他们在这个行星上存在和活动的上限。调查无限制的物质增长的代价和考虑持续增长的替代办法，第一次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

2.我们进一步深信，人口的压力在这个世界里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而且分布得很不平均，以致单单这一条就必然迫使人类去寻找我们星球上的一种均衡状态。

仍然有人口稀少的地方存在；但是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考虑，人口增长如果说还没有达到临界点，也在接近临界点了。长期的人口水平当然没有唯一的最适当的极限；宁可说，在人口水平、社会和物质标准、个人自由以及组成生活质量的其他因素之间，要有一系列的均衡。不可再生资源的贮存已经知道是有限的并且还在减少，我们的地球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增长着的人数，最终意味着较低生活标准和更加复杂的问题，这必须是普遍接受的原则。另一方面，稳定人口的增长不会危及基本的人类价值。

3.我们一致深信，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从根本上调整目前不平衡的和危险的、恶化的世界形势。

我们现在的形势作为人的多种多样活动的反映，是极端复杂的。但是，纯粹技术上的、经济上的或法律上的措施和手段的结合，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这样的改革必须包括理解和想象方面的最大努力，以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决心。我们相信，这种努力是行得通的，而且，我们希望，这本书对于使改革成为可能的力量将起动员作用。

4.这种最大的努力是对我们这一代的挑战。它不可能传给下一代。必须毫不延迟地果断地开始这种努力，而且必须在十年中有效地改变方向。

这种努力虽然最初可以集中在增长的影响上，特别是人口增长的影响上，但很快就必须提出全部世界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相信，关于和技术变革相称的社会改革，关于在一切层次以及政治程序，包括最高级的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在内根本改革的需要，能够在社会中很快显示出来。我们确信，只要我们了解没有行动可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我们这一代就会接受这种挑战。

（李宝恒译）

文章节选自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人类的困境

喻传赞

目前人类的生存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请看如下事实：

（一）“人口爆炸”。人类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转暖后创建文明的，有记载的文明史仅有5000年，估计当时全球人口约1000万，至公元0年为2.5亿，至1600年达5亿，1830年增至10亿，1930年为20亿，1975年至40亿，预计2000年超过60亿。人口增长表明是一条几何级数增长曲线，且已过转折点，现以每35年倍增趋势至2010年可达80亿。

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笔者曾从世界淡水资源和食物资源两方面作过估计，全球极限养活人数为100亿，而最佳生存环境需将人口控制在50亿以内，对于我国，极限养活人数为14亿，最佳生存环境应为7亿以内。若我国在2000年将人口控制在12亿，必须年净增率在9‰以下，而且在2010年达到高峰13亿；若按目前的净增率，2000年将达12.5亿，高峰时可超过14亿。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有所谓“地大物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说法，殊不知，它忽视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地球不能扩大；二是作为维系生命三要素的阳光、空气和水，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土地沙漠化。据联合国调查表明，目前沙漠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16%，还有43%的土地（在64个国家）面临沙漠化的威胁。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沙漠化得很厉害，这是过度垦殖后大自然的报复。

世界森林面积由5000年前的76亿公顷，1860年减至55亿公顷，1975年降到26亿公顷，1986年仅有23亿公顷。现在森林正以每天3万公顷的速度在消失，每年减少1100万公顷。以此速度只需210年就砍光了，届时地球将完全失去“肺”的功能。

非洲出现了近20年的干旱，撒哈拉大沙漠本世纪以来扩大了70万平方公里，4.5亿非洲居民有1.5亿在挨饿，22000平方公里的乍得湖完全干涸。

我国两片大的热带雨林——海南岛建国初有1300万亩，覆盖率占23%，1979年为367万亩，覆盖率仅7%；西双版纳1960年有1290万亩，覆盖率为56%，而1982年只有800万亩，占30%，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黄河的泥沙含量是世界之最，下游成为著名的地上悬河，渤海也许将于500年后填平消失。昔日丝绸之路上繁华的楼兰古国已成为考古遗址，罗布泊已于1965年干涸，黄河以北的大运河也于1976年后断流停航，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全国324个大中城市有180多个缺水，难道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事实还不值得深思吗？

（三）严重的工业污染。据我国医学界研究表明，80%以上的癌症与环境污染有关。现在地球上的岩石、水、土壤、空气和生命五大圈都已被污染，甚至南极和北极也不能例外。严重的酸雨70年代以每天灭绝一种生物的速度在前进，现在加速至几小时一种。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高，产生的温室效应到本世纪末将使海平面上升0.4-1.4米，如此下去，100年后，世界所有沿海的大城市都将泡在海水之中。

现在化学制品已超过500万种，并以每年2000种新产品的速度在增加。1985年印度博帕尔市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生产的多氯联苯毒气泄漏，造成2500人死亡，10万人中毒。1986年瑞士三多士农药厂起火，大量农药和18吨汞流入莱茵河，使这条号称欧洲生命线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现在，噪声、放射性、垃圾、重金属、农药、石油等污染比比皆是，使大片森林枯死，海洋生物大量减少，就连文物古迹也不能幸免于难。

（四）核大战。美国和前苏联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折合TNT当量，按世界人口平均，每人达数十吨，即可以毁灭地球若干次。自1945年爆炸原子弹以来，共在地球上试验核武器超过1500次，其中在大气层中爆炸约500次。1962年由于在大气层中爆炸了高吨位的氢弹和原子弹后，使当年大气层中放射性14C的含量猛增一倍，1963年后核试验转入地下。

据在广岛、长崎对距爆心附近的植物研究表明，染色体畸变最严重，像羊齿类植物等都长不大。美科学家推测在发生核大战后，首先在地球上燃起森林大火，烟雾弥漫，产生持续数年的核冬天，即使幸存者也将冻饿而死。美国和前苏联两国均意识到打一场核大战的后果，于是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占领外层空间的制空权，前苏联则发展粒子束武器和空间站，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五）天文因素。这是人类尚无法控制的灾变。

（1）超新星爆发：有史记载的超新星爆发为9次，平均每300年一次，每次地球都伴随有明显降温。这9次距地球都大于5000光年；若产生一次1000光年距离的超新星爆发，对地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种几率微乎其微。现距最后的一次超新星爆发已过去300多年了，何时爆发目前尚难预测。

（2）磁极倒转：地磁场每50万-100万年要倒转一次，根据人造卫星测量表明，大约再过1000年后地磁场将消失，地球将失去磁层、辐射带和电离层的保护，气候会出现较大异常，宇宙射线可以直接进入地球，人类将面临一场灾难。

（3）小行星或彗星与地球发生碰撞：研究地质历史时期，发现有约2600万年的生物灭绝周期，坠入地球的陨石和微彗星年年皆有，问题是若有一颗直径10公里左右的小行星或彗星和地球发生碰撞，后果与一场核大战相似，不幸者被灭绝了，幸存者得到了更有利的发展，这种几率需几千万年才会碰上一次。

至于地球上大的造山运动和大冰期则需上亿年才会发生一次，但从来都并未造成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完全灭绝，因此，具有高度文明的当代人是完全可以度过的。

只要人类不造成一个自我毁灭的环境，人类是不易灭绝的。但是由于人类自身繁衍过快，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且看由于人口过度增长而带来的四大危机。

（一）水源危机：每个地区能生活多少人，主要是由水源决定的，历史上由于缺水而导致一个城堡、一个民族毁灭的例子不少。据估测，全球有水140亿亿吨，海水占97%，冰川水占2%，地下淡水占0.76%。世界年降水量共570万亿吨，陆地为170万亿吨，有众多的动植物生命需要水，其中河水年径流量为47万亿吨，因此能供给人类生存用水的上限量为50万亿吨，即目前每人平均可分享1万吨水。若按较科学的食物水平，每人每天吃粮食0.5斤、水果0.5斤、蔬菜1斤（按1:100需水量计算），食用肉蛋鱼奶共1斤（按l：30000计算），则年需水量每人为6000吨，则用于工业和个人饮用及卫生的水量每人年均仅4000吨了，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数字，而且分配各地差别是很大的，这里仅作平均而粗略的估计。

当今世界多数用水极不合理，浪费太大。每年工业废水2万亿吨排入河湖中，造成15万亿吨水质污染，占河水径流量的1/3。加之粪便等污物大都排入江河，水质污染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国家人们喜欢饮用矿泉水，且把食用水与非饮用水严格分开。

我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4倍，用水问题也相当严重。比如上海需铺设专用管道至长江中取水饮用，华北平原表层地下水苦涩，盐碱度很高，特别是氟含量过高。

（二）食物危机：目前全人类花了极大的努力，年产粮食不足20亿吨，这仅能维持50亿人口的基本温饱。人们企图得到更多的粮食，就得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却又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恶性循环。向海洋索取动物蛋白，可是现年海洋捕捞量超过1亿吨，已超过了海洋生物的承受能力，加之海洋受到污染，名贵鱼产量逐年下降，多种鲸类数量已屈指可数，濒临灭绝的境地。

（三）资源危机：笔者认为不存在能源危机。人类当前所用能源的总和，尚不到太阳给予地球能量的万分之一。但是地球的资源却很有限，所谓的“能源危机”实则是化石燃料——石油和煤的资源危机。另外如铁、铜等矿产资源，仅能供人类开采100年即告枯竭，当然还可回收再用，故要珍惜资源。

（四）生态危机：人们应当作一番深刻反思的时候到了。人类是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制造了一个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否由于人类自身繁衍过度而使整个自然生态链中的主环失去平衡而造成的？虽然人是万物之灵，主宰着世界，但是“物极必反”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当世界上大多数物种濒于灭绝时，人类也不能幸免。

在科学发达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人们可以预见未来，控制未来，认识到我们共同生存的地方只有一个地球，应该争取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

现在，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控制人口的过多繁衍的问题。

文章选自“科学网”。

生态灾难，也是文化灾难

利雄

生态的底座正在丧失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真正经历过的崩溃时期，大部分的情况是政权解体以后，社会上立起形形色色的山头，拉起大大小小的杆子，虽然打着各种名号，但本质上都是一些军阀土匪。那些小土匪之间互相征战，打来打去，打到最后打出一个大土匪，他就登基做皇帝，就成了正统。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偷牛盗狗之辈，一当上皇帝也就神圣了，就成了历史上的头面人物。圣旨一下，威加四方。那以后社会就重新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们再重新把老百姓拢到一块儿，还是一个社会。无非是倒退了一些年，人口死亡一批。但是没关系，再继续发展就是了。

过去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最终有一个生态底座托着。如果是人满为患，个个都活不下去，土匪们还打什么呀？哪还有东西供他们抢？扩大地盘不也是多余和自找负担吗？但是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口最多也就四亿五千万，大部分时间不超过二三亿人。也就是只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那时中国的领土不比现在小。

何况那时的生态状况比现在要好得多。以蒙古草原为例，牧民说，也就是三十年前，他们放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牛羊钻到草里头找不到。草太高了，牛钻进去外面就看不着了。那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场景。可现在呢？一个兔子跑过去——别说兔子，就是一个耗子跑过草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草就那么一点儿高，稀稀拉拉。草原人回忆三十年前的“文革”时期，小学生每天早晨骑马上学的时候，靴子上都要被露水打湿。小学生个头小，腿短，脚只伸到马肚子。那就是说草原上的草还有马肚子那样高。现在早上骑马，露水能打湿的顶多是马蹄子。

我夏天开车去内蒙，走了几个盟，途经很多个旗。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和蒙古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你要是在你踩下的那个脚印上去观察，那一个脚印的面积我觉得有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么多不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又密又厚，几乎永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是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开成它们的根系的。什么叫生物多样化啊？那就是。那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对它的破坏是什么样的罪孽。

可是现在，能保持那样生态的仅仅是沿着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中国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儿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一把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土肥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但甜头就是三年，三年以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下面都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除了风，还有夏天的雨水冲刷。所有那些有坡度的地方，只要是被开垦的，你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吨的泥土在坡下堆成的稀泥滩。那都是最肥活的土啊！那不是仅仅一个水土流失就能概括的，那流失的是珍宝，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命根啊！可是只要是没被开垦的地方，坡度不管怎么大，雨水怎么猛，流下来的水都是清清亮亮，一点土都不带。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自身的安排是那样奇妙与合理。

看到那些大片大片被开垦的草原，我想到有些文人学者自豪地说我们用全球5%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7%的人口，我们活得很好，我们现在粮食多得吃不了！也许没错，这些年粮食过剩，但粮食是怎么来的？以眼前那丰饶的草原变成沙漠为代价打出来的粮食，不都是堆在粮仓，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粮食吃不了”的实证吗？然而这种的“粮食吃不了”，意味的只能是将来要有更多的“粮食吃不了”。当然不能说政府是有意做的，政府反复地禁令不许开垦草原，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停地开垦？既然政府1993年和1996年两次把粮食收购价提高了105%，那种撒下种就只管丰收的草原自然就成了逐利者眼中的肥肉。那都是一些大户，有雄厚的资金，一开就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他们有的是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花钱，给官员们一些好处，再给下面那些管事的机构来点甜头。既然都是以利为先，只要有足够的利，就能一路绿灯。下面那些管事的基层机构，乡里区里，财政收入没有来源，你上级让他们自己创收，他们的奖金福利都得自己搞，如果来一个人说我开多少土地，每年交你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对他们就是一个大数啊。他们知道，那都是荒山僻野，上边的人根本看不到。就是偶然看到了，圆活圆活也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千年形成的草原，只开垦一年就被毁掉，随后就既没有农田，也没有草原，而只剩沙漠。那沙漠还不是原地不动，它要蔓延，它注定要以沙进人退的结局惩罚人。

接着说我的内蒙之行。那是有象征性的，从那些正在被开垦的草原再往内地方向走，用不了多远就可以看到几年后那些正在开垦的地区将要变成的模样。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内蒙草原，是牧区，都是我见过的那种一个脚印里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都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接着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的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部被初期工业化了，蒙古人早被挤得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那里有一些水利设施，有一些农田，还有一些人工林带，大概是“三北”防护林——那个被捧上天的绿化工程。但那真的能改变生态吗？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夸它有多大作用，可是当你真的以对比的眼光审视它的时候，那不过是一些孤零零的树，刷子一般地在那儿立着。树种是单一的，树下光秃秃。周围耕地种的是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单一作物，除此以外就是沙子。那难道能和一脚可以踩到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相提并论吗？

中国的生态状况怎么样，每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局部都可以感受得很清楚。我在内蒙所见是有代表性的。内蒙应该算是中国仅存不多的生态好的地方，它的状况如此，别的地方可想而知。而且我刚描述的生态变化系列，囊括在几百公里的行程内，一览无余，就像一个天然的展览馆一样。它可以说明整个中国，过去的生态是什么样，怎么破坏了它，而它的惩罚又是什么。

人口乘欲望——中国的死结

现在连黄河都干了，那可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咱不说迷信的预兆，至少它足以表明中国生态系统被破坏的程度。仔细想一想，咱们这块土地上，茂密的森林还有多少，干净的河流还有多少？林子里还有几只动物，河里还有几条鱼？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所有有活物的地方，几乎都有人撅着屁股在那儿往外抠。我家旁边那条引水渠，一天到晚都有人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从那水里和水底的泥里往外弄，什么玩艺儿都给你弄出来，一点儿不拉，然后不是吃就是卖。河边卖鱼的分门别类，已经没大鱼了，从几两重的到一指长的，那都是卖给人吃的。最后是一厘米长的小鱼崽子也要分堆卖，给那些养宠物的人喂猫或喂鸟。你说那水里还能有什么东西剩下吗？

内蒙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里穿行，我开车走过那里时，亮着车灯走在窄窄的路上，暮色中不时看到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肥的大野猪，领着小野猪从路上穿过去；成群的鹿，穿过去了；狍子，穿过去了；闪着漂亮皮毛的狐狸，穿过去了。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的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已经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就宁可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地跑到对面国家去。蒙古16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多万。而这边是13亿人，都在琢磨着怎么把它们吃进肚子。之所以它们还敢到中国这边来一下，是因为那是边境线，一般的中国人不让去。而一旦有什么危险，它们一抬脚就能出国不回了。

中国的家文化为中国制造了太多的人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妻妾成群，中国女人因此都成了生育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生态毁坏的账最终要算在家文化上，但是从这种家文化中生出的伦理，过去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举一个小例子，我亲见过一老人按照老辈传下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一盘可口小菜，就连鱼鳞都不扔，小火炖足后冷却的汤可以凝成冻，又多一道菜。撇出来的鱼鳞和剩的鱼刺鱼骨一道，用油炸酥后，下顿饭的下酒菜也有了。那种节俭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你也就能理解，过去中国人对生态的消耗和索取是多么少。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中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知足者常乐那些在家文化中产生的伦理。所以，尽管家文化制造了过多的人口，如果一直维持传统伦理，几十个人的消耗不如西方一个人，也不是不能平衡。

怕的就是在已经制造出来这么多人口以后，约束人欲望的传统文化却就此解体，中国从此转上西方物质文明的轨道，每个人都以无限追求财富为目标，那就会把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地推到毁灭境地。不幸的是，中国的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完成，那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无论现在的人怎么把生态灾难的原因往过去年代推，如当年的“大炼钢铁”砍光了不少树等等，但那时就连西方社会都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如何能要求当时的人们懂得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综合考虑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人口、资源、欲望。如果人口少，人均资源自然多；如果欲望不同，人均资源的意义也不同。这三个因素，最人为的变量就是欲望。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从穷变富，尤其是暴发，欲望是最为贪婪的。因为穷，穷怕了，对财富容易产生病态的渴望。因为穷，修养少，除了钱就很少能树立别的目标。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本来是对欲望的主要制约。问题是在中国，随着文化结构的解体，随着对“私”和“利”的调动，那种制约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中国人的欲望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向“钱”看。于是中国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最”：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少，欲望最高。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状况，以最多的人口乘以最高的欲望，去吞吃最少的资源，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呢？

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欲望，但是要看平均水平。贪心不足蛇吞象者过去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认“命”的。家文化的等级意识使多数人安于自己的位置，沉重的道德也在很多方面能够压抑住贪婪。然而那一切今天都不存在了。就像装魔鬼的瓶子突然打开，压抑千年的欲望一瞬间爆发。

可以说，这些年生态破坏的最大因素，是人们集体投入到追逐财富的行列。过去时代的农民，除了种公社的地，个人开荒是修正主义，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就连养只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这一方面制造了广泛的贫困，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保护了生态免受太大破坏。改革让九亿农民焕发出了经济活力，允许他们为个人去追求财富，然而当初却不是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而是继续保持种姓制度式的城乡壁垒，限制农民“离土不离乡”，只能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去折腾。那种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让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能去掠夺生态和制造污染。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到处是破坏式的开矿、开荒、淘金、滥砍乱伐、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扒发菜。盗猎野生动物，同时千千万万的“乡镇企业”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当恶果已经形成，迫在眉睫的危害已经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时，又回头限制农民，不许他们砍树、开荒、捕猎，关停并转他们的企业，但那已经是毫无用处了。致富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那就是出了瓶子的魔鬼，再收不回去了。何况政权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大大地减弱。

然而什么是摆脱了贫穷呢？没有了等级意识，农村人比城市人，城市人比都市人，都市人比美国人。先不说真正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时是否会满足，至少13亿中国人的欲望现在就是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人均600美元的中国现状迈步到人均25000美元的美国现状，跨过24400美元的空间。谁也不能说这不是合理的要求，平等是天赋人权，没有理由让中国人只能看着别人富有而自己贫穷。然而中国的生态提供这种可能吗？

1995年9月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这个排名到1998年丝毫未变），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1/12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贪婪永无满足，即便像许多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只求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人计算，实现13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这组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怎么合理，都早已注定了很难有实现的可能。

怎么办？除非13亿中国人立刻集体把欲望降低到合理的水平，按照量体裁衣的古老智慧去安排生活，也许能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之路。然而失去了文化结构的支撑，一个丧失了终极关怀和价值体系的民族能够靠什么抑制欲望？而除了财富，又能找到什么去填充必不可少的人生意义呢？

说到这，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露。它不仅是支撑和整合人类社会的结构，也是保持人类与生态之平衡的关键所在。不幸的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被不断的革命所摧毁，又继而被拜金主义所腐蚀，已经失去血脉和骨骼。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悲观前景，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现在的勉力阻挡只不过是延迟一些时间而已，不可能根本阻止或改变。实际不需要说得那么遥远，至少现在就已经不能存在指望。当中国出现社会大动荡的时候，中国的生态已经不可能成为承托它的稳定的底座。这一事实，现在的人都不会深思其中的意义，可是它迟早有一天，将会成为致命的因素。

文章选自《守望灵魂——“上海文学”随笔精品》，贺雄飞编，中国民航出版社，2000年。

谈谈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演讲

牛文元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我想，“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目前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可能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所面对自身的发展和前途，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我记起一件事，1994年，李政道先生跟我谈过一次话，在这次谈话里他讲了这么一段精神，他说理论物理学家所关心的是物质本身的性质、来源，它的变化以及互相之间的关联，虽然非常复杂，但是我认为更加复杂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本身。我说这个话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他认为，更加艰难的和更难以把握精确行为的可能是人类社会，是我们地球。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人类勇于探索、自我前进，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有效规范的一种表达。

为了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讲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挑战。我们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人口，而且中国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20到30年，要相继来临，人口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居于首位的国情和我们必须要对待的问题。大家讲以人为本，我们首先要面对我们现在的13亿人，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经常讲，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做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而这些是其他国家无法体验的。人口问题，所谓三大高峰，第一是人口的总量，目前我们13亿，这个人口巨大的列车，它的惯性还是汹涌向前，每年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的新生人口，我们还要坚持好多年。同时，就业人口，一个是由于结构的升级、产业的升级换代，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培训，就是工厂的下岗职工，同时我们新的劳动人口应当怎样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任何一级政府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是不可绕开的大问题。当然还有第三个高峰，那就是老龄化人口。在人口问题上，应当说这是我们中国在高层决策方面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当我们的人口处于5.4亿到5.8亿的时候，实际上人口的压力我们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一些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已经敏感地感觉到人口问题将会是中国巨大的负担。当时马寅初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很可惜，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反过来把它作为一种反动思想学术权威去批判它。马寅初知道人有一张口要吃饭，要消费，没有看到人有两只手可以劳动，去创造。这个问题经过五十年以后，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因此我经常用一句话来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失策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目前我们人口数量的控制还在继续执行，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人口的结构，社会劳动力，社会抚养能力，老中青三者之间的匹配将会出现新的问题。当2050年，我们人口的数量基本稳定，或者达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更多的功夫去调整人口的架构，这需要再有二十到三十年。因此，1950年我们对人口所犯的错误，可能要到2050年才能纠正。也就是说，一百年的时间，给予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

第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改革开放以后，翻两番，而且现在速度不减，这是我们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个时代。但是毋庸置疑，我们是用什么代价换取的每年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经济增长率的换来，我们是靠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因此，我们粗放式的生产就导致了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超常规利用，而这种超常规利用，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改变过来。这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方面。

第三，我们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形曲线的逆转。大家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我们有很多环境绿化，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对我们的支持。但是事实是，据国家权威人士发布，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形势其实是整体恶化。我可以想象，在座的诸位没有人能看到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到三番，而他们的生态环境却没有受到干扰，而且变得越来越好。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碰到过这种状态。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画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环境质量，生态退化的速率，用横坐标代表人均的财富从少逐渐加大。我们看到的是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是恶化的。而且，这种恶化的速度是加大的。到了这个倒U形曲线，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再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变好，绕过这个临界点，向右侧逆转。我们统计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无一能逃离这个规律的制约。中国也不会。这就是说，即使在你非常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规律仍然是要表达出来的。

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日本达到人均八千美元的时候，开始向右侧逆转。但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肯定不能再走，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鉴。当大部分中国人均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也许就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逆转的时候。

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现代化是我们几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追求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将会在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得到具体的实现。这当然是能产生非常伟大的民族自豪感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给我们带来的肩上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它所面临的不得不承受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第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建国初期到现在，我们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就是工业化的进程，超过城市化进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人吃的是闲饭。其实弄错了，真正生产力的聚集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应该是城市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我们五十年来，执行城市战略一个偏差，造成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一个是落后，一个是城市本身完善程度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因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斯涅夫分析表明，其实在人均处于三千美元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扩大。只有过了3千到5千美元之后，他们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党和政府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解决诸如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等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改善区域不平衡。

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的真正的意义，政治层面上的作用大于经济层面上的作用。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西部那样的生态脆弱和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下子提到东部这样的发达水平。这恐怕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允许东西部差异过大。我记得朱镕基总理，上任第一天答记者问，中国的区域性经济是多少？镕基同志回答是0.39，0.4是国际上认可的警戒线，过了0.4之后，区域上的不平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目前是0.44到0.45之间，也就是超过了警戒线。因此我们看到目前的大案、要案，目前的腐败的势头，目前我们对黑社会、走私、绑票、抢银行等等，从前没有碰到过的现在都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包括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区域经济不均衡，可能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努力希望把经济系数控制在0.4以内，这是我们很大的任务。

我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知道，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根据历史学家计算，当时经济系数已经达到0.61，因此就发生了李自成的起义。李自成的纲领就是六个字：迎闯王，不纳粮。千万人跟着他把明朝推翻。清朝太平天国，搞了十几年，清朝从此以后就衰败了。那个时候经济系数是多少呢？根据历史学家分析是0.56。因此，洪秀全的起义也是不可避免。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际当时的经济系数在多少呢？历史学家的统计超过0.5，因此社会的稳定状况和整个有序状态就发生了变化。非常有意思，明朝的陕西甘肃起义、清朝的广西起义都是我们说的西部地区。因此我们光靠东部的发展，不顾及西部的发展，将来产生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西部起来打烂你东部的坛坛罐罐。因此我基本看法是与其说我们从西部换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红利，倒不如说保持全国比较安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作用更大一些。

我们面临这六大挑战，意味着必须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这些战略和方向，不是传统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经过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反复讨论而提出来，这一点我非常钦佩。这说明他们是具有远见的，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本着对人类负责的这样一种精神提出来的。

现在我要讲到中国发展到世界大国的地位，我们所谓的世界大国是领土面积超过720万平方公里国家——我讲的是陆地面积，我们才叫世界大国。有人从经济方面，我们从领土。我们不和新加坡比，因为这个不可比。这70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只有六个，我们比了这几个国家，当我们用人口平均除，中国在所有平均的下游，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列出几项，中国的国土面积的65%，也就是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国土面积的70%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当然东亚季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古代文明，但是，如果这个季风来的时间不对，或是数量不对，就会发生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因此每年三月以后，中央的防洪抗灾的指挥部就忙起来了，每年都是如此，我讲的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的55%国土的面积实际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这是很厉害的，一半以上。我们17%的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没有。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1.83倍。稍有物理常识的人就知道，离地心越远，要搞公路，搞建设，开发矿山，要建立城市，高出它一倍的地方，想想看要付出多少代价。

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每年多少次？这里每年的次数是标准化的，如果是按照标准一样，损失了多少经济、损失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面积，由此算出这样一个规律。大致在隋代的时候，每年只有1.6次，以后一直上升到现在的3.9次。将来到2030年左右会达到4.1次。这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济密度高了，同样是一种灾害在天津和新疆的沙漠里面，造成的损害当然不一样。最近我们我们写了一份报告，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灾害，应该是正常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做特殊的情况来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办？我劝在座的诸位，不要轻易相信报纸说的特大自然灾害，它有五项标准，国际上是基本相同。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中国近500年来，大致有四次，明朝两次，清朝两次。清朝第一次雍正年间，第二次光绪年间，是1880年左右。大致有这么一个规律，每发生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周期135到150年。从1880年到现在，应该说中国还没有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尤其是1959年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特大自然灾害。这个周期已经临近了，1880年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因此我们计算机反复演示的结果，认为到2010可能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中国的概率为74.6%。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计划部门，决策部门，应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考虑到这种突变、考虑到这种脉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危害，提早做好战略储备和各种准备，同时提高我们抗御灾害的能力。

再谈谈我们的决策失误。人口问题是我们第一次失误，1958年大跃进是第二次失误，“文革”十年，是第三次失误。三次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牛津大学的计算，后来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计算，大概是列出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什么呢？人口不发生错误，现在10亿左右。GDP大致这样可比的，如果现在是100的话，如果我不犯这个错误，超过现在的0.4%。人又少了，人均GDP又增长了，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套战略，这是头脑清醒的决定。我们不会再去做重大的决策失误的事情，因为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千亿—8千亿，新增人口扩大，这个要消耗掉每年的新增GDP五分之一，到目前来看，也就是20%左右，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如果你人口基本上不增长，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有的还有减少，那它新增GDP就完全可以用于它的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中国目前却背负着不可推卸的负担。

资源的压力，是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瓶颈。这个就不讲了，大家都非常清楚。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的，我们和工业发达的七个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创造的一美元消耗的能源大约是11.7乘上10的6次方焦耳，中国经济每创造一美元消耗的能源是69乘10的6次方焦耳，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创造我们的GDP。说明了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的。由此在制定战略目标的时候，必须把国家集约化生产方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集约化生产方式正是可持续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利用好，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我们人类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提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内涵，大致总结为六个方面，1.要惠及全面福祉；2.保障基本人权；3.创造机会平等；4.男女平等参与；5.弱势群体的救助；6.文明共建共享。我想它的实质就是要做到这些，以人为本的基本思考。我们所谓的全面的发展的内涵，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经济社会负责系统的全面的思考，不是光考虑经济，要考虑到社会，也要考虑到自然能不能支撑。二是我们要重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不是光搞物质文明。第三是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结构的调整。

可持续发展，有两大核心。第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必须是平和的、协和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物种，而人要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奴仆，这当然不合理，这会受到自然的严重处罚。第二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大关系是核心走向。人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多赢、共赢，而不是谁要吃掉谁。当然在系统发展某一个转换的时刻，也就是系统转换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破坏旧系统，成立新系统。但是在一个长时期里，我们要在系统进展的过程当中，互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环境还要优美。共同创建这样的一个发展是很难的，但是不走这条路，人类的未来是不可乐观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六大平衡，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另外还有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可持续供给与理性消费的平衡，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富足的平衡。这个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描绘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形态。

可持续发展催生新型国民核算体系，也就是进入绿色GDP的时代。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我们简化一点，从现在传统的GDP减去自然部分的虚数，减去人文部分的虚数，自然部分的虚数是过分地利用环境。两个车不发生事故，GDP没有任何增加，假如这两辆车碰了，GDP就来了，你要修车，要仲裁，要医院看护，这都创造财富，都加到GDP当中了。但是，我们需要那种GDP吗？人文部分的虚数包括更多，二十几项，把这些东西都减去了，才能得到真实的绿色GDP。

从社会角度看，GDP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都算为国民财富当中。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不计入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的退化，认为是可以自由取用的，是公用的。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他的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被排除在外。

从1971年开始，绿色GDP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据托宾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的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是GDP的一半。日本政府计算结果，认为1973年的GDP增长虽然是8%，但实际上只有5.8%是真的。卢佩托计算了印度尼西亚，认为增长率是7.1%，但实际上只有4.8%。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将近50年的时间，实际增长率只是官方宣布GDP增长率的70%。由此可以看到，国民财富的真实储蓄率，中国也计算了一下，1985年到现在有五分之一不是真正的增长率。

建立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对我们的挑战。为什么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如何构建，如何监控，如何进行，引入到我们对整个自然社会经济的一个全面的管理和清楚的认识，我想今天我所讲的大致就是这些。

文章引自“新浪网”，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

环保与公民责任

梁从诫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给同学们，给清华的同学们，也给电视机面前的观众们讲一讲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不参与、不支持、不关注环境保护，仅靠政府和专家，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把环境治理好的。那么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参与环境保护，公民要关注环境保护，首先第一条，我们要有一种危机感，要有一种忧患意识，知道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有多么严重，那么我不是现在给大家讲水怎么污染、空气怎么污染，我不从这个角度讲，我从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在我们中华民族，说三千年也好，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这点是大家的常识，大家都知道的，两汉一直到清朝初叶，我们人口是多少？两汉时期的人口只有两千万上下，当然中间波动得很厉害，到了汉朝大家知道，是我们非常辉煌的时代，但是那时候全国的人口不过两千万，我再重复一遍，所谓全国那个时候地域的概念和现在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绝对不会比现在更大。到了唐朝的时候，是我们国家的另一个文化特别辉煌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口多少？五千万到六千万，所以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我们的人口不过是两千万到五千万，就是不超过一亿，中国人口什么时候真正的稳定的超过了一亿呢？到了清朝的初叶——乾隆年间，那已经到了18世纪初，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亿，到了19世纪的末叶，中国的人口增加了多少呢？四亿到四亿五千万，1900年义和团失败了，八国联军打败了清政府，索取赔款，赔款多少呢？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怎么出来的？当时就是八国联军说你们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要你们每个人赔我们一两银子，所以叫庚子赔款，清华就是庚子赔款退回来的钱盖的，庚子赔款是四万万五千万两。

那么到了20世纪的中期，1949年、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我们的人口是多少呢？大概是五亿五千万，增长了一亿，就在50年中间增加了一亿，这中间当然因为战争，抗日战争对人口的增长有很大的抑制的作用。然后50年来，尽管我们中间有过大跃进，有过饿死人的时代等等，但是就在短短的50年里面，我们的人口一下子从五亿五千万，增长到今天的将近十三亿，这个十三亿还是说现在被认为的统计数字，其实很多的人口学家认为可能实际上还不止，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够精确到这个程度。专家们说，中国这块土地能够承受的最大人口不超过十六亿，我在十六亿这儿画了一条线，那么超过十六亿将是什么局面呢？专家们说叫做不可逆转的灾难，我不是小说家，我不是科幻作家，我没有办法用文学性的语言向大家描述所谓不可逆转的灾难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个话大家可以去好好想一想，不可逆转的灾难，超过十六亿人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要争夺这片土地的资源来维持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将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中国虽然很大，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本上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道理很简单，大家知道青藏高原很多地方寸草不生，一片黄沙，4000多公尺的海拔、零下四十几度的温度，那地方根本不能活，连野生动物都很难活，不要说人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大一片，西北部、西部和北部的很大一片实际上是不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就是养不住人的地方，当然新疆北部这一带稍微有一点，但是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国家公布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我们的一切吃喝拉撒都是靠这一块土地来支撑着。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而且集中在这么一片土地上。

随之而来的一个逻辑结果就是说，我们的资源按人口平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少，什么东西拿13亿一除还剩多少？我们的耕地是16亿亩也好，有的人说是20亿亩，大家拿13亿除一除还剩多少？现在我们每人平均的耕地已经不到一亩一分地，很多地方基本上农村里面已经很少有耕地了，全盖了工厂，全变成了工业企业，还有住宅区、乡镇的扩展，就是城市化了。

那么我们靠什么活？大家是学工科的，当然我这个地方不是来讲石油、天然气，讲什么矿产、铁、稀有金属，我们首先讲一讲维持我们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你别的都可以没有，你可以不开汽车，你可以不坐火车、不坐飞机，你可以不烧暖气，但是你不能不吃饭、你不能不喝水，那么饭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的耕地上来，就靠我们的土地，还有我们的草原，还有保护着耕地的森林，就是靠这些，但是现在我们的耕地已经按人口平均，不到一亩一分地。解放初期，50年代的时候，大概平均是人均三亩耕地，而现在我们下降到了只剩下了一亩一分地，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危险线，起码的人均耕地是三亩，而我们现在比联合国规定的要低了一半还要多。当然中国政府很自豪，说我们以全世界七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固然是我们政府和我们的全社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一点点耕地居然还能维持着我们现在的13亿人口的基本生存。但是这是一种临界的状态，这是在一个边缘状态，稍有闪失将会造成所谓不可逆转的灾难，这是讲耕地。

再讲水，我们国家的水资源，这个水也是不可或缺的，哪天也不能没水，你吃不上饭七天还能活着，但是七天不喝水你就不行了，水是一切生命之源。中国的水是多少？中国的水是世界人均淡水占有量的四分之一，而华北地区是全国的六分之一，四六二十四，那就是说我们华北地区人均的淡水占有量只有全世界的人均淡水占有量的二十四分之一，我们是在全世界平均的贫水国家里面，我们在100多位以下，是属于缺水国家。

我们北京人占有多少水？北京按正常年份，而不像今年这样的干旱年，正常年份大概人均淡水占有量是293立方，一个立方就是自来水表的一个字，就是一吨水，我们只占293立方。而以色列，著名的沙漠国家以色列的人均淡水占有量是多少？306（立方），我们北京的人均淡水占有量甚至于赶不上著名的沙漠国家以色列，在这样的资源状况下，我们的一切发展都受到了制约。

再说我们的森林，我们的森林按人口来平均的话，大概每个人所占有的森林面积也是全世界的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我们现在全国只剩下了不到14%的国土面积是有森林的，我们所有人的经济活动特别密集的地区基本上就没有树了。大家现在看看山东半岛这个地方，白白的一片，是不属于森林地区，但是人口非常密集。大家记得咱们看了《水浒传》，著名的打虎英雄武二郎出在哪儿？山东省阳谷县。就说明在北宋的时候，在山东省中部生态环境还好到那种程度，以至于有可能出老虎，它要没有森林能有老虎吗？没有老虎哪儿来的咱们的武二郎打虎英雄？不用说那个，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故事，后来变成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上山怎么上的，打虎上山，你现在再找个杨子荣上那儿去找老虎去，老虎全在公园里头呢，东北虎根本就没有什么野生的了，那么就是说生态破坏，不是说老虎没有，没有森林了，没有森林、没有野猪，没有草原、没有鹿，也就不可能有老虎，就是说整个生态破坏了，所以以至于这种标志性的动物，像老虎这些都是所谓标志性的动物，标志性的动物就无法生存，就说明这个地方的生态已经破坏到什么程度了。

再讲到草原，我想在北京的同学们就更清楚了，北京一年要来几十次的沙尘暴，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时候上山下乡的到内蒙，很多人后来回来讲，说那个时候的内蒙的孩子，他们看见牧民的孩子骑在马背上去上学，那个小孩的鞋袜早上被草尖上的露水会打湿，所以小孩的鞋老是湿的，为什么呢？被草的露水打湿了。那就说明那个时候的草可以到了马的肚皮，还会把孩子的脚打湿。现在你去到内蒙去看看，只要大家有机会去看看，那个草能把马蹄子盖住就算不错了，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绝对已经是过去的神话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刚才我第一句话是讲，我们的人口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因此我们的人均资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少，而这些人均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和环境改善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条件，如果我们这方面遭到了破坏，变成了很贫瘠的状态，那么就谈不到这个国家会有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安全的前提，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的经济活动规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那么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说是好事，我们经济发展了，现在GDP又是多少多少，说已经是一万亿美元了，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百分之多少的速度增长，我们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领导人讲话都是以这个作为我们国家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点是事实吗？是事实，是不是我们成就的标志？当然是，我们并不愿意做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大家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GDP的增长，国民经济的整个活动规模的增长，全是靠这些资源来支撑的，你没有土地、没有水、没有草原、没有森林、没有矿产，你有可能来支撑这样的经济活动吗？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造成了多少的污染、排放了多少的废弃物、多少污水、多少化学有毒物质？哪里去了？最后大家都消费，特别是变成了这种日用商品以后，大家消费，消费了以后所造成的垃圾，到处扔的污染物哪里去了？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以你的经济活动规模越大，就意味着我们在环境上的支出就越多，我们的资源的支出越多，我们承受的污染物、排放物也越多。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等等。还有酸雨，我们发电量越多，二氧化硫的排放就越多，因为我们国家的煤是高硫煤，二氧化碳排放越多，酸雨就越多。所以经济活动规模增长，虽然是一件好事，是我们的希望，是国富民强的一个方面，但是大家同时不要忘记，这个国富民强是要靠我们的自然资源和我们这个土地所承受的污染和排放作为代价，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更合理的结合点？而不是单纯地牺牲我们的环境、牺牲我们的资源，就为了追求这个经济规模的扩大？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我们科学技术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因此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可能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这点各位都是工科的学生，可能体会就会更深，而且这也是你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刀，两边都有刃，它既可以帮助我们改造自然，帮助我们能够为人类的幸福谋取更多的可能性，提供更多的资源，但是同时，它也会伤害我们自己。当我们科学技术使用不当的时候，就有可能伤害我们自己，所以我说一句可能听起来很大逆不道的话，我说科学技术固然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难道科学技术同时不也是第一破坏力吗？我们现在人类所造成的自然的最大的破坏，比如说臭氧层空洞怎么造成的？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全球气温的升高，以至于大家说海平面会增高，会把沿海的土地都淹没等等，这个温室气体哪里来的，如果我们不是燃烧、使用这么多的石油燃料、汽油、煤等等，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温室气体，这也是我们人类造成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造成环境灾难，早期的像50年代日本的什么“水俣病”、什么“痛痛症”，都是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结果。晚一点的像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是科学技术处置不当的结果，印度坡帕尔化学农药厂的毒气泄漏，造成那么多人的死亡，什么原因？科学技术的原因，不是天然的原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一方面可以造福于人类，但是如果我们人类在掌握科学技术上没有一个足够的智慧来限制它的不利方面的话，而一味地迷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味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很有可能科学技术这把刀最后会伤了我们自己。那么，上面我已经讲了四点，中国人口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因此人均资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少、我们经济活动规模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我们的科学技术能力，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再加上最后一点，我们全体中国人，全民现在希望、追求尽快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这是很文雅的表述方式，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发财的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

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发财愿望，而是13亿人的“发财的愿望”。13亿人的国家个个都想发财，个个都想当大款，那么其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就这点资源，各个都想成大款，咱们款得起来吗？大家都想美国人的生活多好，很多人很本能地是把美国人或者是西方的那种小别墅、小汽车这种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的好生活，这个也不奇怪，我小时候看外国画报什么的也觉得外国人怎么那么舒服啊？那么享福啊？你去向往这种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作为13亿人口，在这么一块土地上，我们有没有条件去过那样的生活？美国930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就少30万平方公里，而且大家知道美国的国土基本上是比较平均的，是很富足的一块土地，他多少人口？二亿六千万人口，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美国人在他那块土地上，而且还有将近40%的能源是靠进口的，美国一国才两亿多人口，他消耗着全世界物资的34%，咱们都去过美国人那样的日子，这个地球承受得了吗？

美国在1990年官方统计数字，美国在1990年人均能耗，大家是工科的学生，知道我们所有的这种物质生产，最后都可以折合成“能”，最后都可以换算成“能”，美国的按人平均的能耗是中国的14倍，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全中国人都达到美国人的能耗水平的话，还需要另外三个地球，要四个地球才够用。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达到美国人的那个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话，地球还能够吸收这些二氧化碳、能够自净，还需要再加上七个地球才够用。所以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前提，我们中国人，我们就这块土地，老天爷就给了我们这块地，谁叫我们自己把人口一下子升到了13亿，我们现在如果就剩两亿人口，我看日子也好过得多，可是现在我们已经13亿了，你说你赖谁这个事情？这个毕竟是我们民族自己的悲剧，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地去追求那样一种生活方式。美国现在是平均两个人一辆汽车，有一亿三千万辆汽车，二亿六千万人口有一亿三千万辆汽车，中国如果是13亿人，也要达到两个人一部车的水平，就需要六亿五千万辆汽车，什么概念？中国一国的汽车要超过今天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不是痴人说梦？全世界的石油都拿来给中国人开汽车，还不够。这样算下来，如果中国也达到那么高的汽车拥有量的话，那我们这一块的耕地基本上全都修了马路，那么我们还吃饭不吃饭？大家空着肚子开汽车，但是所有的田地都修了马路了，大家饿着肚子开汽车。所以我就讲，我们中国人的物质要求的欲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所有这五个因素，人口的因素、人均资源的因素、经济活动总规模的因素、科学技术力量的因素，再加上这种人的物质欲望的因素加在一起，给我们中国这块土地，给我们的环境造成了多大的压力，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我们的环境问题是多么的危机。大家要有一点危机感，要有一点忧患意识，我所讲的这些没有一条是耸人听闻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大家想一想，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最后的灾难都落到我们自己头上，那么20年以后就是各位了，或者各位要是轮不上的话，就到了各位的子孙了，最后这个灾难如果造成了这些不幸的后果的话，谁来承受？还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来承受。

我现再就讲第二点——公民责任。你说这一切问题是谁造成的？是我们所有人，大家一起造成的，并不只是说这政府没搞好，政府环保局不像话，我们作为消费者，对于环境的改善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大家都在骂沙尘暴，抱怨沙尘暴，谁都不高兴，沙尘暴怎么造成的？草原退化、草原的沙漠化是沙尘暴的重要原因，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草原退化中的原因之一，是过度放牧，这是第一原因。牧民为什么要过度放牧？卖羊肉啊，这不是很简单吗？他就是要多卖羊肉嘛，卖给谁啊？就卖给你我啊，就卖给大城市啊，我们消费这些畜产品和草原的退化、和沙尘暴的起因有没有关系？你是无辜的吗？这里头全是别人的责任，你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和环境状况、和资源的消耗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有的人在那儿说要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家里要豪华装修，而且要实木地板，讲究的木材做地板，你那个地板不是树啊？现在北京市汽车的尾气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空气污染中间一半以上是汽车尾气造成的，大家一方面在骂空气污染，说北京乌烟瘴气，不像话，一方面每个人都想再来一辆车，你说矛盾不矛盾？

比如说这次我被北京市邀请为北京市奥申委的环保顾问，我的最主要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在北京大力地建设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轨道交通。好，大家都不坐汽车，大家都回去骑自行车，我看北京现在1000多万人，自行车也不得了，那么，如果北京有很便捷、很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轨道交通，如果我们的地铁四通八达，那么人们为什么非得要去坐私人汽车、私人轿车不可呢？所以我跟北京市的奥申委说，你们如果能在2008年以前真正地把北京的公共交通再推进一步，特别是轨道交通和地铁推进一步的话，那真是功德无量。所以，在我们选择我们的消费方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消费方式，才是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如果现在这一代人就把这块土地所有的油水全榨干了，为了满足我们这种愿望的话，我们给后代留什么？什么叫做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能给后代留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在吃着前代的亏了，沙尘暴是几十年、上百年逐渐造成的，现在吹到我们头上来了。当年乾隆爷还上那儿去射老虎、射鹿呢，乾隆还在坝上射过一只老虎呢！那个时候的生态环境多好，但是这些年逐渐逐渐地退化，最后谁倒霉？咱们这一代人倒霉，我们现在再把现有的生态再进一步的恶化，将来谁倒霉？我们的子孙后代倒霉，而且过的日子甚至于连我们现在都不如，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公民责任，我没有讲得太具体，但是我希望大家好好地把这个问题想一想，我能做什么。

谢谢大家。

文章选自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

愚茶

20世纪人类最爱说的就是“征服自然”，还爱说：“……展示了人类的力量。”征服自然，怎么叫做征服了呢？爬上去踩两脚，这就是征服了吗？十几二十个人准备上一年半载，满负物资装备，还得有人为他们打好一个又一个前站营地，惴惴不安地躲避着暴风和雪崩，侥幸爬到了山顶就可以插上旗子说征服高山乃至征服自然了？

意大利有个女探险家独自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她走出沙漠之后，她面对沙漠跪下来，静默良久。有记者问她征服沙漠后为何跪下的时候，她说：“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我是在感谢塔克拉玛干允许我通过。”

同样的道理，登山是可以的，但登山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是征服了高山，而是应该感谢山允许人的攀登。其实反过来想想，那么多的人不遗余力地要去爬高山，那么执著那么强烈地要登顶，当他们抒发“壮志”的一瞬间，是不是已经被高山的魅力所征服了呢？

至于通过登山来展示人类的力量，更是大可不必。我们的“力量”大自然早已经领教过了。几百年长成的大树，人可以只用三分钟就让它倒下；几万年才长成的一片热带雨林，人可以几天之内将其变成一片赤土；大自然要花几百万年才能生成的物种，人可以用几十年就让它消失。山，可以炸平；湖，可以填满；海洋，可以当作自家后院的垃圾场；天，都可以戳个窟窿……还有什么我们办不到的？

老子说过：“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用力量征服别人仅说明孔武有力，靠自知之明和自律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

从古猿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我们一直都是在使用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力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自己的智慧来消除自身的“征服欲”，做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强者呢？

什么是真正的力量？我想起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一个片段。辛德勒问纳粹军官为什么我们要杀掉这么多无辜的人？军官回答：因为我们有权力。辛德勒说不对，这不叫权力。军官很惊讶，追问什么是真正的权力。辛德勒告诉他，有个小偷犯了偷窃罪，他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国王对他说，我赦免你。这才是权力！

一棵参天古树，本可以用来做家具，但人没有伐倒它；一只珍稀野生动物，可能被投进汤锅，但人保住了它；一片平静的湖水，人没有让推土机隆隆碾过；一座圣洁的高山，人们放弃登顶，而停下来欣赏她神秘且宁静的美丽，并把她的圣洁和神秘代代相传。这，才叫做力量。

拯救地球

佚名

你不可能永远留在巅峰；总得再度由峰顶降落。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大费周折？原因是：攀高者可以知道下面有什么，而在下者却不知道上面有什么。登高可以望远，而虽然降落下来，再也看不见，但已经看见的事物却永远留在心头。留在下处虽然再也望不见，但至少依然知道。

——自然学者兼作家杜默尔（ReneDumal）

下面是几个把拯救地球责任推脱给别人的做法：

*拒谈环保议题。

*忽视潜在危险的警讯，视之为开倒车或威胁恐吓的手段。

*不冒任何风险——不爬山，不涉水，不在林间走新路。

*购买动物测试的产品；购买以动物身体制作的时尚配件；穿着动物毛皮。

*杀死所有烦人的生物。

*尽量少到户外。

*认定自己微簿的力量对地球于事无补。

下面则是几个你可以帮助现在和未来世代拯球地球的做法：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明白资源有限。

*重新发现保护环境的非物质价值。

*做使你欢喜满足的事情。

*冒险——为爬山的乐趣而爬山。

*记得：你只有这一个星球可以居住。

*尊重生命；爱你自己及所有的生物。

第十一章　捍卫记忆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旧的世纪和旧的千年已经过去，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已经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

二战结束后，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面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假如没有马克思

【德】海因里希·伯尔

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

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似乎马克思都在被论证为是荒唐的。打着他的旗号的为数众多的派别，对其学说的数不清的篡改，使得他的名字成为激进派淑女聚会时的谈资，抑或成为绅士们的玩物——这些绅士们就像知道普鲁斯特一样知道马克思。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饿，这个世界还在散发着被剥削者的汗酸气，它似乎不再需要马克思。有可能，一百年之后，在今天世界上饥饿的地区，也不得不遏止消费，也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刹车——要求企业家“牟利不可过分”，也许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西方世界——它此外也在宣布信奉基督教——至今还像马克思提出他的理论的一百年前一样，除了乐善好施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外还没有别的回答。在一个大多数人渴望吃饱的世界上，有人为了吃得过饱而发愁。这个世界——当然是在理论上——取消了贫穷；贫穷这一字眼对这个世界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贫穷一词已被无社会能力所取代——该词词义不断变化，多种意思混合在一起——是疾病，犯罪，不卫生的混合体。

贫穷原是基督和其所有圣徒的神秘的故乡，有着完全不同于社会意义的意义。抽去贫穷的社会意义，从而也掩盖了剥削，剥削才是贫穷的原因。面对世界上的被剥削者，而今基督和其圣徒又陷于何等样的境地呢？看来他们的境况似乎是极其辩证的：他们为饥饿者带来乐善好施，带来福音。这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具有历史特色的福音——因为在基督诞生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势力关心到穷人——向穷人宣告这种福音。他们向他们的孩子宣布卡尔·马克思为反基督者，难道他们能够完全放弃这样的马克思吗？抑制经济增长，调节福利，以及“牟利不可过分”这样美丽的话语正如同阶级斗争那种严肃而又阴暗的字眼一样，很少是基督教的词汇。阶级斗争明确无误地意味着革命，而革命意味着流血。

马克思期望革命，希望革命。

从24岁到去世，他就一直献身于他的革命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同时代的人认识到了他的伟大，种种遗留下来的材料毫无疑义地证实了这一点。莫塞斯·赫斯在给他的朋友奥伊尔巴赫的信中曾谈到写上述文字的青年马克思：

“在这里结识一位男子，你将会感到高兴，他也属于我们的朋友，虽则他住在波恩，在那里他不久便会讲授哲学。你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也许你是在结识一位唯一在世的哲学家。他很快便会在公众中崭露头角，他将把全德国人的眼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我的偶像名为马克思博士，他还是一个青年，可他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一击；他将最深刻严肃的哲学和最辛辣的幽默结合在一起；想想看，他集卢梭、伏尔泰、费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集者并非胡乱混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博士。”

青年马克思就已唤起了希望，焕发出伟大而又令人敬畏的光辉，这从同时代人所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怕他，有人敬他，可大家都一样觉得他伟大。

年长几岁的马克思给英国人海恩德曼留下的印象是：

“我们离开了马克思的家，陪同者问我，我对马克思有何想法。我说，我想他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话刚一出口，我就已觉得这个比方不妥。首先无法想象的是他会是亚历山大大帝陛下的廷臣。此外，他决不会为了能够以冷峻枯燥的方式去把握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脱离人类的直接利益，而这正是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特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包围着他的剥削和雇佣奴役制度的憎恨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憎恨，而且也是一种强烈的有着个人色彩的憎恨。”

如果把这位同时代人的说法当真，那么要问，马克思的憎恨怎么会是个人色彩的憎恨呢？从其出身，从其成长道路来看，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个人的缘故而去憎恨周围的充满着剥削的世界。

卡尔·马克思并不愤世嫉俗，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压力和困苦。在他心中没有滋长或者出现过仇恨。他和父亲志同道合，钱足够用，享受着他的大学生活，并且写诗。在他19岁时，便和特里尔城里美丽的姑娘燕妮·冯·魏斯特法仑订了婚。后者是特里尔市府顾问路特维希·冯·魏斯特法仑的女儿，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市府顾问正是他自己父亲的补充。

熟识卡尔·马克思的人都坚信，年方26岁的马克思博士，他在官方的文件上被称为“文学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有着远大的前程。人们不由自主地将马克思想象成一位求教者盈门的年轻的教授，一位年轻进步的部长。在一幅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圈内的油画上，可看到衣着华贵的马克思阁下胸前的勋章琳琅满目，妻子在旁，儿女绕膝——这是一幅德国全家福。

在特里尔、在科隆、在波恩的博物馆里都可看到这幅可爱的油画。然而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前途：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们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24岁的马克思所写的，用于四五十岁的马克思身上，听起来有点像神秘的预言，预言已经应验；在接连不断的惊怖中，这预言发挥着《旧约》的作用。在西方的思想史上，为追求纯粹，不仅使自身，也使全家像受到诅咒一般蒙受匮乏和困苦，牺牲自己的儿女，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物。只要卡尔·马克思对现实作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得到拯救。可马克思相信的是一个与时代流行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实。马克思也像他那个世纪的另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妥协。克莱斯特开枪自裁，荷尔德林和尼采都发了疯。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生存的悲剧。他的第三个孩子夭折之后，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至他们能够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这就是马克思，他每天要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度过10个小时，为写作《资本论》而进行研读；他作为理论家，诅咒没有尊严的乞讨现象，可他对乞讨的孩子却无法抗拒。卡尔·李卜克内西曾这样描述他：

“马克思像所有坚强健康的人一样，特别喜欢孩子。他是一个最最慈爱的父亲，他可以和他的孩子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自己也成了孩子。不仅如此，那些陌生的、隐于困苦之中的、特别无助的孩子如若向他走来，他就会被他们所吸引。他在穿过贫民窟时，会突然离开我们，走向坐在门槛之上的衣衫褴褛的孩子，抚摸他的头发，并将一个或半个便士塞进他们的小手之中。他对于乞丐则疑虑重重，因为乞讨在伦敦已变成有利可图的行当，并且成了金饭碗，尽管讨到的是铜币。可是如果一个男乞丐或一个女乞丐领着一个抽泣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那么马克思就会无可救药地输掉，尽管在乞丐的脸上可明显地看出他（或她）是在欺诈。马克思无法抗拒孩子乞求的目光。”

……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可其残酷的程度远逊于我们的世纪……一个20世纪的马克思没有可能度过长达十年多的流亡生活。19世纪在恐怖、剥削和压迫方面，在进行冷酷的、有计划的杀戮方面也逊于我们的世纪。社会和社会主义者对着干，马克思肯定是对这种对抗感到是一种光荣，因为它认同了他。争吵、妒忌、权力斗争层出不穷，锋芒毕露而又固执的马克思也不无过错。如果是与斯大林历次清洗的那种冷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于事业毫无意义的残暴和杀戮相比，与即使是逃至国外也不得不生活于胆战心惊之中的那种恐惧相比，这些马克思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意是不足挂齿的。如果是将19世纪的监狱和20世纪的强制劳改营相比，将19世纪的警察恐怖和20世纪的社会恐怖相比，那就几乎没有人敢于有这样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是多余的。他人和马克思斗，马克思和他人斗，在论战的文字中、在报刊文章中、在讨论会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可是没人会想到论事之外对人进行斗争。

对思想运动及其后果加以推断，连最后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或者是对它们加以表达，这可能是想象力极具吸引力的工作，不过也可能是想象力的无用功。人们想象，如果没有某一位杰出人物，比如说没有马克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在拉萨尔、蒲鲁东和在争夺国际社会主义领导权斗争中最后一位可能的竞争者巴枯宁死后，卡尔·马克思无可争议地成了国际的首领。马克思对上述的对手曾激烈地斗争过，有时刻骨地仇恨过。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真正斗争的时代、直接政治斗争的时代才算开始。

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马克思的事业、马克思的生活。……对公众来说，在寻找所谓榜样的过程中，任何模式都可用而再用，都算不上低俗。公众一方面崇拜“理想的新婚夫妇”，同时也崇拜“理想的情妇”。但那位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燕妮·冯·魏斯特法仑所缔结的姻缘却没有希望成为样板，然而正是卡尔·马克思的这种坚贞不渝也许才使得他免遭他那个世纪受到误解的其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的命运：自杀或发疯。当然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尽管他们也出身于基督教，他们在马克思死后还是急切希望马克思遭到上述三人的命运；他们对那位女性不予尊重，因为她将其贞操献给了这些别有用心之人意欲将其从19世纪一笔勾销的那个男人；他们也拒绝尊重在德国思想史上举世无双的友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后者也像燕妮·冯·魏斯特法仑一样，为有别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斗争。这三个人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离开任何其他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年轻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数十年的不倦的细小工作中，受到恩格斯的支持，为构筑他的理论收集材料，天才地加以阐发。没有年轻的马克思，没有和年轻的马克思的相遇，思格斯即使再有天才和睿智，也有可能停留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就不会有勇气坚持下去。恩格斯在英国工业基地曼彻斯特为马克思而工作，给他以物质上的支持；在马克思流亡伦敦的整个期间恩格斯都给他以金钱上的支援，在马克思与国际内部各种思潮进行令人厌恶的长期的斗争中，恩格斯总是站在马克思的一边；卡尔·马克思如果没有这个不倦的朋友肯定也会失去勇气。像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魏斯特法仑之间的婚姻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可谓举世无双。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用来掩盖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革命者，是憎恨者，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

马克思从未出卖过自己，他与自己的家庭和他朋友恩格斯的生活以及他所描述的金钱的魔力绝然对着干，上述的描写则可以一成不变地用于当今的社会，而不适用于某些特例，比如像其父系和母系皆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犹太教经师家族的马克思。他的敌人嘲笑他，并非嘲笑他是犹太人，而是嘲笑他是一位枯燥无味、自以为是的杰出的德国教授，嘲笑他是一个德国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因为他不想委曲求全，伪装自己。马克思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他是卡尔·马克思，一位学者，生活得像个无产者。

本文节选自《卡尔·马克思》，《伯尔文论》，三联书店，1997年。

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筱敏

我经历过一个全体青少年都渴望当兵打仗的时代，今天看过去它不免荒诞，但当时的一切都是有本有源，顺理成章的，那是一个生活有如舞台布景，被装饰得如火如荼的时代。

绿军装风靡全国，成为青少年们唯一的，具有绝对统领地位的流行时装，这种整齐单一的审美趣味，自然源于这一代人所获得的整齐单一的教育。炸碉堡堵枪眼之类的英雄主义行为，雪山草地的浪漫主义传奇，是自幼年以来一直喂养我们的食品，比起异域的童话，这种喂养是不由你个人或家庭选择的，它带有统摄性和强制性，接受是一种义务。那种整齐单一的着装趣味，并非仅为审美的尺度，而更是道德的尺度了。

这一代人唱火药味十足的歌，由衷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这一代人觉得生在和平年代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甚至连“和平”这一类的字眼都是懦弱的，带有“修正主义”气味的，因为它使人生平庸，何况它几乎总与“演变”这样可耻的字眼连在一起。“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样一类名言的流行程度可以压倒当今任何一支流行曲，这一代人无论从高音喇叭里听到它，还是从友人来信中看到它，都无不为之动容，从而进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梦境状态。革命的饥渴，战争的饥渴，献身的饥渴，伴随着青春特有的饥渴，使这一代人如浸没在狂潮之中，没有立足点，也不肯沉没，于是便不断地翻卷，涌动。我们可以从当年流传下来的诗文中，看到那个时代的生命标本，比如当年广为传抄的政治抒情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这一代人不断讨论的话题，几乎是从记事以来，这场虚构的大战，就通过官方话语和私人话语，无数遍地让他们体验过了。因此，诗人的虚拟，在这一代人的情感里，是比真实生活更真实的。诗的场景是：那一场“赤遍全球”的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诗人站在北美的陵园里，站在为攻打白宫而牺牲的战友墓前，抒情和回忆。回忆中有他们共同经历的红卫兵运动，井冈山，大串联，更有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一同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出征，一同奔赴“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我手里写下“国防部的宣战令”这几个字的瞬间，突然有一种极恶劣的情绪反应，我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但在当时，我确曾为这样的诗句激动过：

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瑞士的风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

这些中国青年，就是这样踏遍了全世界，胸怀理想，也胸怀仇恨，浴血南征北战，直至“冲啊！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直至全世界一片红，共产主义最后实现。

读这样一些诗句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国际法则，不会有良心上的歉疚，更不会以为“侵略”这个向来只用于帝国主义的字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我们是正义的。何况，我们在受教育中所获得的道德准则还包括：对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直至今天，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只不过有点儿幼稚而已。

如果我们的历史课本或课外读物，向我们描述过某些我们应该知道的历史，而且描述不是限于那些意识形态的辞藻，能略微地进入某一段社会生活，比如二战前德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或许我们会获得某种对照。与历史对照可以使人较为理智地思考自身的处境。从如火如茶的舞台布景中走下来，观看了另外几出同样如火如茶的剧目以后，你才有资格有能力评价你自己参与演出的那一场戏。其实我们可以很轻蔑地对待“空前绝后”“史无前例”之类的修辞方式，对于历史来说，这些巨大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辞藻，几乎都是谵妄的，不诚实的。

命运最终没有满足我们当兵打仗的痴迷，没有真的听到“国防部的宣战令”，把战火烧到世界上去，没有真的实施“赤遍全球”的战争狂想，实在只能说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在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再从历史图片中看到那些十二三岁的德国孩子，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的前几天，列队接受“元首”的接见，准备开上战场去充当炮灰的情景，我说不出我的感受。我想，一切战争狂想都是有罪的，所谓“圣洁的情感”，不能减轻丝毫的罪愆，那些满脸稚气的德国孩子，会说他们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不是圣洁的吗？

纳粹德国的宣战令满足了德国青少年的战争狂想，而在此之前，统治者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措施来灌输这种战争狂想的。

纳粹当局严密控制自小学开始的全部教育环节，取消全部私立学校，改组了绝大部分教会学校，使教育“一体化”得以全面进行。

纳粹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出这样一代青年，用希特勒的话说：“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都要骇得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主人气概、不胆怯、残忍的青年，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也不允许有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犷野……”

在中小学教育内容方面，文化课程大幅度削减，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政治教育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为实现纳粹主义的坚强意志和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德国牺牲一切。而在可怜的文化课程内，也充满着纳粹的革命化气味：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而着重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着重激发爱国热情；生物、地理、德语等课也向种族论（而德国总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在源源不绝地制造着这一类理论）严重倾斜；数学课时常用于学习计算炮弹飞行轨迹或枪炮瞄准的提前量；而物理化学等等，就更是可以注入战争实践或军工生产一类的内容。

国家通过各种组织严密地控制了每一个青少年。从6岁到10岁，你是学龄团员，跟随你的一个记录簿，开始记录你在纳粹化运动中的种种表现。10岁到13岁，你必须通过考核——比如背诵纳粹主义要义和纳粹党党歌，野营，操练，为国家收集废铜烂铁——然后升入少年队，你必须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参加集体宣誓：“在代表我们领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你被授予一把刻有“血统和荣誉”字样的少年队员短剑，你学习服从，学习射击和投弹，铺设电话线，学习追逐整个社会都视之为荣誉的荣誉。14岁到18岁，你就成为青年团的正式团员。你必须过集体生活，住在营房里，接受按武装部队的要求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纳粹史、种族学，听时事讲座：德国被包围了，要把民族的力量聚集起来，为德意志民族夺取生存空间，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等。你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必须统一着装，必须在大型的集会游行时严守纪律，跟随喇叭狂热地呼喊……而在这之后，你成年了，你将幸运地接受国家赐予你的“最高和最后的国民教育”——服兵役。在多年的受教育中，你已深深认同这一点：德国陆军是全国的榜样，它具有最可贵的素质，即纪律、团结和牺牲精神，军队是德国“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它必须作为青年教育的终结阶段。

在这环环紧扣的教育体系中，你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个人的自由，你既没有个人行为的空间，也没有个人思想发展的空间，生活中的所有空间和时间都被集体、国家所充满。但这又有什么呢？元首早就这样教导过的：“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而且这种价值似乎是可以立刻看见的。

你走完了党所勾勒的接班人成材全过程，通过了多年不间断的冶炼，你有了挺拔的身姿和钢铁般的意志。连终日标榜民主自由的那些美国人也不禁羡慕你，并因此而怀疑他们的宪法制度是否比得上纳粹的理想，他们说：在新闻短片里，那些年轻的德国兵多么英俊多么富有生气！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则整天看电影，像一群废物。

在一个全社会都仰慕军人的时代里，青少年会为自己确定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他们的体格、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青春期的欲望，都在推涌着他们。他们仿佛站在世界之巅，俯视这个小小的世界，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何况“血统和荣誉”的短剑，是祖国早就授予了他们的呢？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为斩断套在祖国颈上的绞索，夺回祖国的自由和生存空间而战，为拯救了德意志祖国的元首而战，为血统和荣誉而战！用纳粹党的教导来说：这是进入历史的伟大时刻，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至此，难道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吗？

后世的论者试图探清为什么会发生纳粹那样的罪恶，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充当希特勒的屠夫。有学者不惮烦琐，一个一个地调查纳粹军队中士兵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结果发现，这些杀人恶魔，个个都说得上是品行端正的普通德国青年，他们的经历也不过是德国青少年从学龄团、少年队到青年团、国防军这样普通的经历。

一名上尉在法庭上如此叙述说：“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把她们杀死。……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光，并把她们推进毒气室。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的回答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片刻之间虐杀80个生命而毫无感觉，这便是纳粹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功。我想象，在说到“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之时，这名上尉依然是英俊挺拔的，内心里他依然认定自己是德意志祖国的忠诚战士。

德国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六七十年代，都已是过去了的事情，人们在形容这两段历史的时候，都喜欢用同一个词——浩劫。

但这一个词并不能结束一切。追述这些，就是由于它们在我心里总也不能过去，而且我想，没有直面于它的认真清理，所谓浩劫，是不可能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过去的。

作为这一代中人，我不喜欢听受害者对当时青少年们的“革命行动”一味地控诉，不喜欢听诸如“红卫英雄”之类的鄙称，我总是下意识地回护着少年时代的“圣洁的情感”。但有一次，当我又读到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作这种控诉的时候，有一声长叹却触动了我——“这些坏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我蓦地想起那些眼熟的军用皮带，那些涂在老师脸上的墨汁，还有，一个出身很好的中学生，把同学绑在木桩上做稻草人，用军体课上学来的很标准的甚至很优秀的刺杀动作，向同学前胸不断突刺……快三十年了，我几乎不再想起这些，这无疑是一种回避。而在读到别人的历史和别人对自身的剖析之后，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块土地曾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

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

文章选自《成年礼》，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

战争

吴春秋

战争是原始人类彼此争斗的放大。这一千年，有多少次战争？有几年的和平？有多少因战争而引起的伤亡？和平时期真的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吗？

战争，这个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伴随着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赫然来到人间，成为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后，战争变得空前惨烈：规模和破坏性越来越大，武器装备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作战方法越来越复杂，战争对人类社会诸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刻。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千年里，我们这个星球上究竟打过多少次战争？由于概念和统计标准的差异，很难有确切的说法。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他的《战争研究》一书中引证了一个很不完整的统计，表明从公元1100年到1938年共838年中，单是欧洲发生的“较大战争”即达4452次。这个统计的可靠性尚待考证。但为了获得大概的印象，我们不妨以它为基数，把统计的上下时限延长到整整1000年，再加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可以想象，总数将会大得多。

反过来说，这个千年里到底有多少和平岁月同样说不清楚。和平岁月的计算不仅要依据战争爆发的频率，而且要考虑每场战争持续的时间，难度更大。但我们也可以从现有的残缺不全的资料获得局部的、概略的印象。上引同一著作说，16、17两个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约有65%的时间正式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有35%的时间为和平时期。上述国家在18、19、20世纪正式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远征和干涉”未列入战争范畴。如果将它们列入，那么“欧洲主要列强即使是20世纪也有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和平时期当然很少了。作者特别指出，“一向标榜爱好和平的”美国，在它的“全部历史”（该书1942年出版）中只有20年时间没有动用其陆海军从事作战行动。

总之，这个千年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战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但就某些国家或某些地方而言是有和平时期的。这个时期长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短则几年。不过，以往的世界战争史表明，长远看，所谓和平时期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这句话虽然出自战争狂人鲁登道夫之口，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这一千年的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无法知道总数，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或多或少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或线索。例如，有材料说，欧洲中世纪会战参加者，有30%至50%伤亡。16世纪时会战失败一方的伤亡约为40%，胜利一方约10%。17、18、19三个世纪和20世纪前期，会战参加者的伤亡率分别为20%、15%、10%和6%。比例缩小了，但绝对数可能更大。以上的统计仅限于军人。实际上，许多战争中平民的伤亡率也很高。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中世纪末期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有材料说，这次战争的主角之一德国，当时总人口近1800万，阵亡和死于瘟疫的军民总数高达600万左右，约占总人口1/3。这里说的是局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双方的死亡总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一战死亡约1000万人，二战死亡高达5000万人；单是中国抗日战争军民死亡据迄今不完全的统计即达2000万以上。

军队和作战方法的演变直接取决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物质生产水平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这个千年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发明的火药逐步用于军事。他们万万想不到，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加上炼铁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场军事上的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新时期，它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兴起，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军队和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洲最为典型），主要表现在：由中央集权国家君主统一指挥和统一供给的雇佣军取代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亲兵，人数众多的步兵取代了少数贵族骑士组成的重骑兵，滑膛火枪取代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装备滑膛炮的炮兵应运而生，便于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线式战斗队形取代方阵成为主要的战术，分兵把口式的封锁线战略体系和以威胁敌方补给线为主要目标的“机动战略”逐步形成。同时，由于使用罗盘和火炮，帆船取代划桨小船成为舰队主体，炮击取代冲撞敌船和接舷战而成为舰队主要战术。这一系列变革经历了几百年漫长岁月，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荷兰独立战争（1566-1609）和上述三十年战争中。迨至18世纪中后期，以广泛使用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铁器时代推进到机器时代，加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又一次引发军事上的大变革，集中体现在震撼全欧的法国革命战争（1789-1798）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1796-1815）中，例如：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取代了封建雇佣军，就地征用和仓库体系相结合的后勤保障制度取代了单纯领带补给线的制度，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决战战略取代了过时的机动战略，纵队与密集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战术取代了线式战术。同时，长期以来敌对舰队按平行航向进行海战的方法被摒弃，改取海上机动战术。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等的广泛应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军事上，膛线枪炮取代了滑膛枪炮，机关枪等速射武器主宰着战场，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火药，疏开的散兵线和野战工事被广泛采用。总参谋部的建立促使对军队的指挥发生了飞跃。同时海军的帆船被蒸汽钢甲战舰所淘汰，宣告海军进入大炮巨舰时代。这一切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美国内战（1860-1865）和普法战争（1870-1871）中。

20世纪前半期，世界进入飞速发展的电气化时代，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基本矛盾白热化。在短短30年间竟爆发两次破天荒的世界大战。一战有33国15亿人口投入战争。二战有80多国20亿人口投入战争。武器家族增加了崭新的成员：坦克、飞机、火箭炮、航母、潜艇、毒气等现代化武器大量运用于战争，并出现相应的军兵种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崭新方式。登陆与抗登陆、战略轰炸与反轰炸、空降与反空降、航母编队作战、潜艇战与反潜艇战等等应运而生。首次出现一个国家战时拥有千万大军的现象。前后方的界限被打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总动员的局面。

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宣告世界军事史进入所谓“核时代”。几十年来，一系列国家先后拥有核武器，并进行了打核战争或防核战争的准备。然而出现了一个奇异现象：核武器越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这期间实际打的仍是常规战争。

当前，我们正面临一场以高技术群的突飞猛进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同时它也引发一场新军事革命。当代战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的大较量，战场已从地球扩展到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加上精确制导武器、隐形武器和小型核武器等等，军队和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传统的战争观念正面临挑战。高技术战争正向我们走来。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可以窥见某些端倪。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大事。

尽管千年来战争面貌变化多端，但战争可以划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型这一原则至今没变。战争性质取决于战争的政治目的。由于人们的立场和利害不同，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往往分歧很大，但不同时期总是存在公认的客观标准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千百年来，善良的人们无不渴望永久和平。但在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没有消除以前，永久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君不见，正当世人欢庆新的世纪降临之际，不是可以听见世界某些地区传来的隆隆炮声吗？我们希望在下个千年的某个时候把战争送进历史博物馆。但在这之前，我们只能正视战争威胁，加强国防建设，并准备在必要时为正义事业而战争。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历来是我们的立国之宝，也是从千年战争史的回顾获得的血的教训。

文章选自《我们这一千年》，来源：网易网站。

炉边谈话

【美】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的朋友：

这次炉边谈话的内容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国家安全保障，因为你们的总统所有目的的核心，就是想让你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子孙后代，不需要再通过拼死抵抗来维护美国的独立，以及美国的独立赋予你我、我们大家的一切。

今晚，面对着世界危机的来临，我的思绪回到了8年前国内危机中期的一个夜晚。当时，美国工业的车轮完全停滞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银行系统停止了运转。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坐在白宫的书房里，准备向合众国人民演讲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他们所有人的样子。我看到制造厂、矿井和工厂里的工人们；我看见柜台后的女招待；我看见小商店老板；我看到春耕的农民；我还看到担心着自己毕生积蓄的寡妇和老人们。

我努力让无数的美国人民明白，银行危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今晚，在美国面临这场新危机的时候，我想对同样的人们做同样的一件事。

1933年，我们以勇敢和现实的精神迎接了那一场危机；今天，我们以同样的勇敢和现实精神来迎接这一场新的危机。

自美利坚文明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岩诞生以来，我们还未遭遇过像今天这么严峻的危机。

因为在1940年9月27日——就是今年——两个欧洲强国和一个亚洲强国在柏林签署了和约。它们勾结起来威胁我们：如果美国干预或阻止这三个国家旨在控制全世界的扩张行动，它们最终将针对美国采取联合行动。

德国的纳粹头目们的野心已经昭然于世。他们不仅企图征服他们本国人民的思想和生命，还企图奴役整个欧洲，然后利用欧洲的资源来征服世界其他地方。

仅在三周前，他们的头子宣称：“世界上有两个势如水火的阵营。”然后在回答对手时，他挑衅地叫嚣道，“如果有人说‘有这伙人在，我们就永不得安宁’，那他说对了。我们可以摧毁世界上任何异己的力量。”纳粹头子就是这么说的。

换句话说，轴心国不只是承认，它们还公开声明，在它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政治哲学之间永无调和的可能。

就这个不可否认的威胁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明确果断地宣布：只要这些侵略国一天不明确表示放弃统治或征服世界的全部企图，美国就一天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提倡和平谈判。

此时，那些与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所有人民为敌而结盟的国家的军队，已经被赶离我们的海岸；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英国人、希腊人，还有成千上万从沦陷国中逃出的士兵和水手们所拦截。在亚洲，在另一个伟大的保卫战中日本正受到中华民族的抵抗。

我们的舰队正巡逻在太平洋上。

……

考虑到今天和未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人民：如果我们今天尽全力去支援正在反击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合众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小得多；而如果我们默许它们的失败，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战争中的攻击对象。

如果我们足够坦诚，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无论作何选择都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我深信，我们绝大多数人民都会同意，我所提倡的方案意味着现阶段最小的风险，却预示着未来世界和平最大的希望。

正在自卫的欧洲人民并没有要求我们替他们作战。他们要求的只是战争的装备——飞机、坦克、枪支和运输机。这些武器能够帮助他们为自己的自由以及我们的安全而战。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并且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把这些武器送给他们，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免受战争的痛苦与折磨，而其他人已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痛苦与折磨。

……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武器库。对我们来说，这与战争同样紧急。我们应该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像我们已经亲临战场。

我们已经向不列颠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支援，未来还将提供更多。

在我们援助大不列颠的决心中没有“瓶颈”。无论独裁者或者独裁联盟威胁说要如何对我们的决心进行解释，都不能削弱我们这个决心。

不列颠已经得到了英勇的希腊军队以及所有流亡政府武装的难以估量的军事支持。它们的力量渐渐强大，这力量来自于视自由重于生命的人们。

最新、最有价值的情报给了我一个信念，那就是：轴心国绝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没有借口倡导失败主义，我们有无数个充足的理由满怀希望——满怀和平的希望，是的，还有保卫我们的文明以及在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文明的希望。

我坚信，此刻，美国人民正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增加各种防御物资的产量，用以对抗我们民主信念所面临的威胁。

作为合众国的总统，我号召全民行动起来。我以国家的名义号召你们，因为我们热爱她、尊敬她，并以能对她有所贡献而深感荣幸与骄傲。我以我们共同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来号召我们的人民。

文章选自《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徐翰林编译，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

《炉边谈话》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广播向国民发表的家常式讲话，也是他最为著名的演讲。

大屠杀：日本冷脸欧洲热泪

丁刚

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对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总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

55年前的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仓库里，士兵们发现了成堆成堆的人发。检验表明，这些头发中含有大量的毒剂。二战大屠杀最悲惨的一幕就发生在这里。据估计，仅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就至少有150万人被纳粹分子用毒气、枪决等各种方式屠杀。

如今，德国、瑞典、英国等许多国家都将1月27日确立为法定纪念日。今年的1月26日至28日，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当中有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若斯潘、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等。本次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发出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来促使人们永远不忘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警惕新纳粹主义势力抬头。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使人类世世代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是一个永久话题，50多年来，人们歌颂了许多英雄，同时更没有忘记那场战争中的丑恶。

5年前记者曾在瑞典工作，当时媒体因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发起了一场大讨论。一些学者和记者依据新公开的瑞典战时档案，揭露出表面中立的瑞典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二战期间，瑞典的企业曾为德国纳粹生产过高质量的机械、轴承和铁矿石；瑞典还曾要求纳粹在犹太人的护照上打上印记，以便于边防人员辨认，好将这些前来避难的犹太人拒之门外。5年来，这场刮骨疗伤式的反思并没有停止。瑞典人仍在不停地揭自己身上的伤疤。据瑞典报纸揭露，瑞典的银行曾参与了纳粹掠夺犹太人黄金的交易；至少有260多个瑞典人参加过盖世太保，这些人战后回到瑞典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两年前，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发放一本名为《告诉你们的孩子》的小册子，在中小学发起了一场“活着的历史”的大屠杀教育活动。这本小册子如今已成为瑞典许多中小学的教科书，并以10多种语言在全欧发行，这场教育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美国一个犹太人组织所做的调查表明，有42%的瑞典家庭都了解这场活动；16%的家庭主动索取了这本小册子；94%的瑞典人表示，即使是在二战已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也不应忘记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上，面对各国领导人、学者和犹太人，瑞典首相佩尔松为瑞典政府当初的行为道了歉。他说，我们知道瑞典当局在二战中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瑞典政府表示“深刻的道歉”，我们将永远为瑞典社会在战争期间所做的或没有做到的，负起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奥地利总理维克托·克利马也作了真诚的道歉。他说：“我在此再次向犹太人民表示道歉，我向纳粹的所有受害者们鞠躬。”还有，瑞士也为二战期间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进行了深刻反省。

其实，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是一个永久话题。去年《荷兰人报》登出一篇文章，针对有些人说大屠杀早已是过时的老调，不值得重弹，文章用了这样一个词：Horrified（极其可怕）。那意思是说，忘记过去简直太可怕了。文章提到了荷兰的犹太小姑娘安妮。二战时，安妮一家和朋友共8名犹太人在荷兰朋友的帮助下，在“密室”中躲藏了两年，后来不知被谁告密，8人全被送进了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幸存。战后，安妮在“密室”中所写的日记以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回顾战后西欧各国的反思浪潮，它对社会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显然，“奥斯威辛”已不再只是表示那个设在波兰的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它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学术名词，象征着人类对自身文明和历史灾难的重新认识。

日本人对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日本人仅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由此产生严重的“角色错觉”

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在从网上收看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实况转播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的中小学生对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了解呢？他们是否知道日本731部队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几年前，也是在瑞典，记者在一次瑞典人组织的抗议核试验集会上碰到了一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女士。当时，她在对一些瑞典人讲述广岛被炸的惨景，用了“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听到这个词从日本人嘴里说出，而且又指的是日本，我的心里十分别扭。集会结束后，我问她：“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大屠杀？那是因为希特勒纳粹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日本又为什么会遭到原子弹轰炸呢？”她没有回答。我又问：“你知道广岛被炸，但你知道广岛附近那个岛（大久野岛）上的毒气工厂吗？”她继续沉默。我说：“你也许不知道，因为你们的教科书上没有这一节。你们的文部省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731细菌部队的罪行。但我们中国人知道，因为那里制造的毒气毒害了数万中国人。”这位女士不愿再与我交谈，匆匆离开了。

3年前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过一篇专家论文，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这种态度与德国人作了一个对比。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于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把自己看成了受害者。从此文的分析来认识日本战后的教育，我们不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角色错觉”。

德国人更理解“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这句名言的含义

英国作家威尔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在二战教育的问题上，德国人显然要比日本人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更为深刻。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中小学推行了全方位的二战历史教育。在历史课上，德国史和世界史都用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在时事课上，老师常常会结合当前的屠杀事件讲述纳粹大屠杀，帮助学生认识民主社会的价值，看清新纳粹的毒害。在宗教和品德课上，学生们通过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来认识宗教的多样性。学生们还常常就“我们是否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的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能出来阻止”这样一些题目展开讨论。在德语课上，老师向学生推荐有关反战的小说和剧本，像《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都是必读书。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是中学生。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在假期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是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记者从网上查到了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公布的有关大屠杀教育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的题目是“从反人道的思想到灭绝人类生命”。它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认识到希特勒当年崛起的社会思想基础：破坏依法而建的民主政府；强迫服从领袖的原则；通过宣传来煽动整个民族；种族歧视和恐怖威胁；反人道的优等民族思想。“原则”指出，希特勒正是依赖了这些条件才得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并且进行了一场有系统地残害人类生命的大屠杀。“原则”提出课程的设置要着重让学生了解纳粹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使学生认识到，牢牢铭记纳粹的罪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对未来有着长远的影响。

战后，联邦德国还与美国、以色列的专家一起分别建立了有关教科书的合作委员会。合作委员会的专家们依据相关历史和合作国家的教科书的编写，对德国的教科书提出意见。1985年，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委员会公布了有关调查报告，这对后来德国教科书的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色列的一些教育专家虽然对德国教科书还有一些意见，但他们的总体评价却相当高。

教育重在培养反对错误的勇气和对人类的爱心

在德国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有不少有关纳粹文件的详细介绍，比如1935年通过的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些集中营中的规定、纳粹头子格林或戈培尔的讲话等。老师在让学生阅读了这些原始文件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一个政府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那么作为个人该如何对待呢？老师不仅是在帮助学生认识这段历史，知道什么对什么错，更是在培养他们反对错误的勇气和良心，培养他们对人类与和平的爱心。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时还着重让学生认识到，在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亲自参与，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实际上也是一种犯罪。

荷兰作家布鲁马结识的一位女教师对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的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看上去很难相处，总是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有一天，有些孩子向他问起有关“第三帝国”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他说，“我们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1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反新纳粹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整个德国有30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而在当年纳粹影响深重的慕尼黑，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游行，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对纳粹有着深刻认识的不只是德国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更是德国的普通民众。

日本教育不仅仅忽视了历史的真实性，更忽视了对人性的培育

布鲁马后来到日本工作，他自然而然地拿德国与日本作比较。他说他曾看过一本日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日本军人杀人的照片，而只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和美国战舰在珍珠港沉没的照片。

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提供给记者几段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英译文。其中第一段引自1998年版的《新社会研究：历史（新版）》，据说大约41%的日本学校使用了这个课本。在题为“中日战争的开始”这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第254页）：“在控制了满洲之后，日本进入了中国北方。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未经宣战而发生冲突。”

“战争从中国北方扩大到中国中部。这一年年底，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队杀死了大约20万人，包括妇女与儿童（南京大屠杀）。”

读完这段话，我不能不为教科书的撰写者如此“用心良苦”地选择用词而感到震惊。一场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血腥战争被写成了“中日战争”，侵略被写成了“进入”（原文是Advance，意为前进）。“不宣而战”者究竟是谁，难道还要让中小学生去猜这个谜吗？

文中尽管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可稍稍关注一下有关日本教科书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就是为了这轻描淡写的一笔，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家永教授为此打了32年的官司，他获得的赔偿却只有3400美元。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特约记者在对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作了一番考察后说，教科书有关这段历史的页数与内容虽有所改善，但这种努力不完全出自政府。日本文部省对整个侵略战争记述的立场基本上变化不大，甚至在背后利用保守舆论或议员做“应声筒”，推销另一套历史观。

从日本的教科书联想到这几年从网上看到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评论，最让我气愤的并不是那些极右翼分子，因为他们的言词原本就是无赖和疯子的狂言。可怕的是那些以一副“专家学者”面目出现的讨论者，他们似乎并没有不承认这场大屠杀，只是说没有杀这么多人，是20万，或者10多万；对于日军屠杀平民，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军人化装成了老百姓，继续向日本军队袭击，日军不得不还击。他们就像是在认认认真、冷冷静静地与你探讨一个学术问题。这简直太让人毛骨悚然了。我多多少少明白了日本的教育忽视的是什么。它忽视的不只是对历史真实性的维护，更忽视了对人性的培育。

近年来，日本也建立起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展览和教育中心，其中有一个就建在广岛。我不知道，讲述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惨景时，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地提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屠杀。从网上的介绍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我还是查到这样一段颇具意味的对话。大屠杀的幸存者艾利希博士到广岛访问，与几位日本孩子交谈。有位14岁的日本小姑娘说她读过许多介绍安妮日记的书籍，有本书上说，人会变成野兽，他们甚至会像野兽一样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另一位日本孩子则问她：“在那种环境下，你会不会也成为纳粹的追随者呢？”艾利希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受过良好的热爱人类的教育。”

是啊，“请将它（大屠杀）告诉你们的孩子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又告诉下一代……”大屠杀不仅仅是20世纪最残暴的罪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罪行。任何否认和淡化大屠杀的人，都不具备最基本的人性。日本呀，请你一定要好好反省。

本文选自《环球时报》，（2000年2月4日）。

第十二章　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用灵魂的力量来抵御暴力，这可能吗？

这很难，但是有人做到了。这个人就是甘地！

在甘地的安葬仪式上曾有记者这样报道：近百万人潮涌动，护送着灵车缓缓前去。这个瘦小的人此刻正躺在自己灵柩里，神色平静，一如活着一样。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财富，也没有任何官衔，他既不是军事首领，也不是地方首长，他既无科学成就，也无文学艺术成就值得夸耀。然而，就是他领着印度人民走向了自由。他使得谦虚与和平变得强大，以至于能够战胜强大的帝国。

诚如马歇尔所说，甘地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爱因斯坦则说，后代子孙将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曾经活生生地有个这样一个人。

就连他的对手丘吉尔先生也说，这简直是一个完人。

当那熊熊的烈焰烧化着甘地的遗体时，火光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甘地的声音：“我灰心时，便记起历代以来真理和爱永远胜利；暴君和杀人狂只获得短暂的威风，但最后他们总会衰落……”

还有一个人也做到了，他就是马丁·路德·金。

在漫长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他一次次遭受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始终坚持从爱心出发，用爱来唤起良知。

他甚至说道：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三K党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其实，这样的英雄是很多的。我们这个单元所提到的有：甘地、马丁·路德·金、拉宾、曼德拉、德蕾沙等。我们应该与他们同行，或者说，我们应该行走在他们开拓的道路上。

巨人之死

记以色列总理拉宾

龙应台

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1993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

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年9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宇：“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

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

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年到1959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

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举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

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

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颂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仆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这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撒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

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文章选自《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

睦邻友好的新起点

拉宾

今天在此签署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无论是对以色列战争的一名军人来说，还是对以色列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这些犹太人正抱着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对于战争、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的家属来说，这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对于以其自身的生命保卫我们的生命、甚至为了我们而牺牲他们的生命的成千上万人来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显然，对他们来说，这个签字仪式的举行为时太晚了。今天，在实现和平，也许也是结束暴力活动和战争的前夕，我们永远铭记着他们中的每个人，并永远对他们怀着敬爱的心情。我们来自犹太人民古老和永恒的首都耶路撒冷。我们来自遭受痛苦和悲伤的国度。我们来自这样的人民和家庭：那里的母亲没有一年、甚至没有一个月不为她们的儿女而哭泣。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设法结束这种敌对行动，以便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再经受战争、恐怖和暴力行动带来的磨难。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不使他们的生命受到伤害，是为了减轻他们因想到过去而产生的痛苦。我们抱着希望到这里来并祈求和平的到来。

巴勒斯坦人，让我对你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同样的土壤上。我们的军人已从鲜血染红的战场上回来；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在我们的面前被杀害，我们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却不敢正视他们父母的眼睛；我们来自一块父母掩埋孩子们的土地，我们来同你们巴勒斯坦人作战，今天，我们用洪亮又清晰的声音、饱含着鲜血和热泪的声音对你们说：“够了！”

我们不想报复，也不想记恨你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都想建立一个家、想栽一棵树，希望友爱，和你们一道像人、像自由人那样体面、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给了和平一个机会，我对你们说，再次对你们说：“够了！”让我们祈祷，我们共同告别武器的一天终将来临。我们希望，我们共同生活的悲惨历史掀开一个新的篇章，一个相互承认的篇章，一个睦邻友好的篇章，一个相互尊重的篇章和一个相互理解的篇章。我们希望，将开辟一个中东历史新时期。

今天在这里，在华盛顿的白宫，我们将在两个民族的关系中，在厌倦战争的父母的关系中，在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孩子们的关系中，拉开一个新的帷幕。

文章本文选自《世纪档案——影响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1992年伊扎克·拉宾出任以色列总理。1995年遇刺身亡。《睦邻友好的新起点》是拉宾于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签署巴以和平协议仪式上发表的演说。该演讲在巴以和解进程中起了促进作用。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复兴

宋先科

此刻，1999年4月15日的清晨——一个窗外不时传来鸟儿鸣叫声的晴朗的早晨，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个题目，意在回顾一个美好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古老民族恢复力量的时刻，而那一切又几乎来源于一个人，来源于他的全新的思想和行动。

就在此刻，在穿越晴空的电波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新闻正川流不息；就在此刻，那些大大小小的暴君、叛国者、恐怖分子、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为了他们穷凶极恶的一己之私、分裂国家的梦幻、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使人间陷入混乱从而浑水摸鱼的图谋，仍在全世界各地上演着奴役、屠杀、爆炸、掠夺，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针对全人类的更为残酷的战争。这两场战争遥相呼应。

我们不幸降生在这个崇尚武力、迷信强权、热衷暴力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尊重基本的人权、不相信人格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当读者读到“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复兴”这个标题时，一定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国王、首相、总统、总理，还是元帅、将军、主席、独裁者？他有多少人马？他掌握着什么样的新式武器？——是威力无比的核弹，还是杀人于无形的次声波、细菌毒气？他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了多少年？

对此，我必须断然回答：不！

他只是一个人，连单枪匹马一词都用不上，在物质上他差不多是一无所有。

在那个等级森严、严格区分高低贵贱的社会里，他确实出身高贵，但他却自愿混迹于低贱——他自认是贱民的骨肉兄弟，他的行为发乎自然，出于至诚，没有任何做作、虚伪。他两眼炯炯有神、面露微笑，他的眼神安详、宁静、宽仁，但也流露出一些忧伤、哀愁、无奈。他身体单薄，但却健康坚强，虽四处奔走、劳累忙碌，却从不知疲倦。我想如果人间还有完美的话，他无疑是人类中最接近完美的人了。

他通常赤裸着上身，赤手空拳，他所拥有的只是任何一个人愿意的话都可以拥有的东西——信仰，对至善至美至真的虔诚信仰。他拥有的力量是灵魂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他掌握着人间真理，或许应该更准确地说，他坚定不移地站在真理一边。表面上看，那些掌握着残害人类的暴政机器的人、那些掌握着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中远程导弹核潜艇的人、那些掌握着各式各样细菌毒气的人，他们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然而他们其实很虚弱，是骨子里的虚弱，他们制造恐惧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恐惧，他们恐惧那些仅仅拥有精神力量的人。

一边是日不落帝国，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拥有高贵的君王、威风凛凛的总督、人数众多的军队、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取之不尽的财力；另一边则是一个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人，加上那些贱民、下民或蚁民，那些家徒四壁无依无靠的人，那些骨瘦如柴濒临倒毙的人，那些一字不识但心地干净的人，那些一直生活在黑暗绝望中看不到一丝光明希望的人，他们同样一无所有，既无武器，也无金钱。

双方进行了一场战斗、较量。初看起来这无疑是一场力量悬殊、惨不忍睹的一边倒的较量。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战胜了一个帝国。

在那个炎热难耐的地方，曾涌现过鲜活灿烂的文明，但是，后来这一文明逐渐衰落了。那里的人民贫困而短寿，因无望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和悲凉；那里教派众多，互不相容；那里贫富不均，人分贵贱；那里邦国无数，械斗无数，一盘散沙；那里长期是一个殖民地。

终于，他来了。他带来了新的信仰和理想。他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而来，他使这个民族首先从精神上统一起来。——他也为人类而来，他为了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免遭灭顶之灾而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非暴力。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甘地。

我称他为一个人，不称他为圣雄。我认为没有比“一个人”更高、更好的称呼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被写进了独立后的印度宪法，或被追认为什么。对于他来说，任何头衔和尊称都是多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谁能像他那样把“人”字写得如此高远壮阔高贵无尘？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1999年4月24日。

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林达

马丁·路德·金曾经在黑人中间作了无数次演讲。他是黑人领袖，但他始终是一个牧师。这里的牧师都是卓越的演说家，马丁·路德·金更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他的演说不仅在当时打动了所有的南方黑人，也在此后的岁月里，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他有一段讲话，是有关他的“非暴力”思想的重要阐述，也是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马丁·路德·金针对南方的KKK暴民说：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这段讲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时马丁·路德·金的理念，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南方的黑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对于他们，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这是南方黑人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力量。过去，他们汲取这样的力量，使自己能够承受生活的重压，今天，他们以同样的力量，争取自己的自由。当这里面融合了宗教的宽容、博爱和殉教的献身精神之后，数量如此之大的一个群体，才会在KKK暴民面前表现得如此克制和坚韧，基本上不失控。

在南方以外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种族隔离。在大城市里，黑人更是早就进入了现代生活。相对来说，他们的气质和当时的南方黑人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他们没有南方黑人的经历，也没有南方黑人那种由共同经历形成的相当一致的宗教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就如现代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族裔，是各式各样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甚至早已习惯了街头暴力，帮派枪战。因此，在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康姆·X针对KKK所发表的演讲，就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他说：

“非暴力反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KKK是非暴力的，那么我也可以非暴力……但是，只要你们有人还在那里实行暴力，我就不想听到任何人跑来对我谈什么非暴力。”

马康姆·X的讲话一向就是这样一种风格，非常“过瘾”，所以，直至今日，他的演讲录音带还是销量很好。他的这段话逻辑非常清楚，一点没有什么不对。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推动民族进程，或是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也都有“暴力抵抗”和“非暴力抵抗”这样两种选择。当我们相比这两种理念，我们会发现，都很有道理。虽说他们的道理好像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两种出路也都有人选择去走。

几十年以后，当这个世界上，提倡“非暴力”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美国的这段历史，体味一下这里面究竟差别在哪里。从马丁·路德·金的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同步的对于人性醒悟的信念，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终将经历“从猿到人”，相信他们的良知终将被唤醒。可是，在一种邪恶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你也确实难以使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以暴力反暴力，非暴力在最终又演化为暴力，潮潮不息的原因。

我想脱开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样的讨论，看看“非暴力”到底是怎么回事。“非暴力抗争”当然和战争或是个人对付抢匪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的条件下，一部分民众争取自己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推动不被接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暴力还以暴力，总是最早最本能的反应。只是当人们把以暴力反暴力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也可能结果是暴力对暴力，仇恨加仇恨，血流成河，打成一团。这时，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仇恨和鲜血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么维持理性，就十分困难了。而原来有着合理要求的一方，也可能在杀红眼睛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目标，迷失了自己。事实上，在当时美国一些从未实行过种族隔离的大城市，反而在那个时期黑人暴乱此起彼伏，而暴乱总是以抢劫伤害无辜者的一团混乱告终。不仅没有推动制度的改革，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且还在暴力中深深地毒害了自己。

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像打架双方扭作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文章摘选自《我也有一个梦想》，三联书店，1997年。

让种族隔离制度在世界绝迹

【南非】曼德拉

国王陛下，殿下们，诺贝尔委员会各位尊敬的成员，尊贵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首相夫人，各位大臣，议会各位成员和外交使团成员，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各位贵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内心深感谦卑。

诺贝尔委员会将我们提升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地位，我向它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胞和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获得这一崇高荣誉。

我们也要包括进两位杰出的南非人：阿尔伯特·卢图利和图图大主教，他们为反对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做出了生生不息的贡献。你们因此而授予他们诺贝尔和平奖，表达了他们完全应该得到的那种敬重。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先行者中再加上另外一位杰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也并非冒昧。

致力于我们作为南非人不得不面对的这同一个严峻问题的公正解决，他也竭尽全力并死去。

我们在这里谈论战争或和平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的挑战、种族主义或人的尊严的挑战、压迫或反压迫及自由与人权的挑战、贫困或富足的挑战。

我们今天不过是作为千百万敢于站起来反抗一种社会的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这种社会的本质就是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压迫和整个民族的贫困。

我今天也作为地球上亿万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代表和我们站在一起，不是反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南非及其人民，而是反对一种非人的制度，要求这种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尽快结束的那些政府和组织。

无数这类人们，无论是在我们国家之内还是在我们国家之外，有着那种精神上的高贵来阻挡暴行与邪恶，而不寻求个人所得。他们认识到，对一个人的非正义即对所有人的非正义，因此共同行动起来保卫正义，保卫共同的人类尊严。

正是因为他们多少年来的勇气和坚持不懈，我们今天才能确立那个所有人类一起欢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的日期。

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们将聚集在一起再次欢庆战胜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的胜利。

这个胜利将最终结束以葡萄牙帝国的建立而开始的非洲500年殖民化的这段历史。

因此，它将标志历史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将成为世界上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共同的誓约，不管种族主义出现在哪个地方，不管它装扮成什么样子。

在非洲大陆的南端，那些为了自由、和平、人类尊严和人的实现而贡献出一切，以全人类的名义遭受着苦难的人们，他们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丰厚的报偿，将获得无价的礼物。

这种报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也不能用我们所踏着的我们祖先的足迹之下这片土地下所埋藏的稀有金属和珍贵宝石的全部价值来衡量。

它将会也必须以孩子们的欢乐和幸福来衡量。任何社会中孩子们都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公民，孩子们是我们财富中最贵重的财富。

最终，孩子们必须能够在开阔的草原上玩耍，而不再遭受饥饿的苦痛，不再被疾病蹂躏，不再受到无人照料、骚扰烦恼和虐待凌辱的威胁，不再被迫从事那些其危险性远远超过了他们幼小年纪的活动。

在今天这些尊贵的听众面前，我们保证，一个新的南非将努力不懈地追求“世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目标。

我们刚才的那种报偿，它也将会并必须以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和父亲的欢乐和福利来衡量，他们必须能够不担心被劫持地行走，不担心因政治或物质原因被杀，不担心因为自己是乞丐而被人吐唾沫。

他们也必须从绝望的重负中被解脱出来，这种重负压在他们心头，与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相伴而生。

对于所有遭受苦难的人们，这种礼物的价值将会也必须以我们国家所有人民的欢乐与福利来衡量，我们的人民将打碎那些将他们分隔开的非人性的高墙。

人民大众将唾弃那种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侮辱，这种侮辱将一些人视为主子，将另一些人视为奴仆，将每个人都扭曲为靠吞食他人才能生存的捕食动物。

我们共同分享的这种报偿的价值，将会也必须以终将胜利的和平欢乐来衡量，因为将黑人、白人连结为同一个人类的共同的人性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全都会像天堂里的孩子一样生活。

我们将会这样生活，因为我们将要创造一个承认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社会，对于生活、自由、幸福、人权和好的政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一个社会将永远不会再允许有良心囚犯，不允许任何人的人权被侵犯。

篡夺者从人民那儿夺走权利，追求他们自己的卑劣目的，将和平改革的途径堵死，这样的情况决不能再次发生。

与所有这些相联系，我们呼吁那些执掌缅甸的人释放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同伴昂山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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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缅甸全体人民的利益，与她和她所代表的人民进行认真的对话。

我们恳求那些有权力这样做的人，不要再有迟疑，允许她使用她的才能和精力来为她国家的人民、为人类整体更重大的利益服务。

远离我们的国家那种艰难坎坷的政治局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加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行列，向我共同的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表达敬意。

他有勇气承认，强加于我们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他有远见，能够理解并接受南非的全体人民必须通过谈判、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来共同决定他们以什么来创造他们的未来。

然而我们国家仍然有些人错误地相信，他们靠坚持陈规陋习就能够为正义与和平做出贡献，而这陈规陋习业已被证明除了制造灾难外什么也不能做。

我们的希望是，这些人也能够获得足够的理性，认识到历史不能被拒绝，新的社会不能靠复制与之相敌对的过去来创造，无论怎样来改良或怎样迷人地重新包装这过去。

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场合对我们国家的许多民主运动组织表示敬意，其中包括我们“爱国阵线”的成员，在把我们国家引到今天这种民主转变上，他们自身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很高兴，这些组织的许多代表，包括那些在“家园”结构中发挥过或仍在发挥作用的人们，同我们一起来到奥斯陆，他们也一定分享着诺贝尔和平奖所给予的嘉奖。

我们满怀这样的希望：奋力重塑着自身的南非，将会成为一个正在努力诞生的新世界的缩影。

这必将是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世界，一个摆脱了贫困、饥饿、被剥夺遭忽视的恐惧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威胁与灾难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千百万人被逼成难民的沉重悲剧的世界。

南非和非洲南部作为一个整体所卷入的这个进程，呼唤和催促着我们所有人乘此潮流，使这一地区成为所有具有良知的人们希望整个世界变成的那个模样的活的范例。我们不相信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意在表扬业已发生、业已过去的那些事情。

我们听到了那些声音，它们说那是全世界所有寻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的呼唤。

我们懂得他们的呼唤，我们将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奉献出来，通过实践，利用我们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痛苦经历来证明人类生存的正常条件是民主、正义、和平、非种族主义、非性别歧视、每个人的幸福、健康环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

被这样的呼唤所感动，被你们所赋予我们的荣誉所激励，我们将承担我们能够做的工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更新做出贡献。将来再也不会有人被描述为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们”。

让未来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说，是冷漠、玩世不恭或自私使得我们的生活未能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代表的那种人性理想。

让我们所有人的追求能够证明，当马丁·路德·金说人类再也不能悲剧性地受缚于种族主义和战争的茫茫黑夜时，他的确是对的。

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能够证明，当他谈到真正的兄弟情谊的美好时，谈到和平比起钻石或金银来更为珍贵时，他并非只是一位梦想者。

让一个新世纪露出曙光。

谢谢大家。

（王毅译）

本文节选自《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和平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曼德拉（1918-2013），南非黑人领袖，1960年当选非国大主席，1993年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当选总统，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王开岭

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对投身人类正义事业的那些领袖们来说，“胜利以后怎么办？”是一个远比“娜拉出走”更棘手更严峻的政治性课题。尤其在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闪烁诡谲的政治运动和制度裂变——那么多“神奇”与“腐朽”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情况下，该设问更蕴含发人深省的警鉴意义。

20世纪行将落幕之际，在这份难度最大的政治答卷上，竟有一位非洲老人创造了一个几乎“得满分”的奇迹。1999年，曼德拉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将向总统一职永远告别，不再参加下一届竞选。要知道，这顶珍贵的领袖桂冠是历经27年铁窗生涯后才由民意赋予的，只要他轻微点一下头——或者不点头，只要不反对即可——就能丝毫不受訾议地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但他说：我老了，该回家了。

这句像黑皮肤一样平静而朴实的话，一经出现，立即将南非带入了巨大的心灵寂静之中。它感动了非洲，也震颤着整个地球仪。在这个为权力褫夺而肉末横飞的20世纪，若非亲眼目睹，谁会相信胜利者主动弃职的事呢？太不可思议了，打江山坐江山、夺天下者主天下、谁斗争谁当权——就像“谁投资谁收益”一样，早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国际惯例；试看世纪以来的巨无霸“枭雄”们——哪个不心安理得在龙榻上“寿终正寝”才罢休？哪座屁股不是在权力马桶上重如泰山？苏联斯大林一晃30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25年；东德的昂纳克28年；还有东南亚的“马科斯王朝”20年、“苏哈托集团”32年，更有波尔布特之“红色高棉”……

和一些双目枯陷、风烛残年的“孤家寡人”相比，曼德拉简直就像一个刚刚越野归来的长跑健将，看上去发如烈火、肌腱结实，仿佛一尊雄狮雕像。但他坚持让人们相信：我老了……

6月，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了“欢迎姆贝基、送别曼德拉”的“人民音乐会”，在这个具有经典精神意义的仪式上，成千上万的南非国民手举烛光，热泪盈眶，自发唱起了雄壮的《曼德拉之歌》……通过电视直播，这幅“心灵海洋”的感人场面传遍了全世界，人们无不为之动容，并陷入沉思。

不仅在黑人大陆，乃至全地球，曼德拉都是深受爱戴的英雄，他的贡献和精神是世界性的。人们对之的感情与信赖超越了地域、民族、肤色、宗教的界限，视其为“人”的榜样、人类的勇士。如此浩博的感召力和榜样魅力，在20世纪以来的政治家谱系中是绝无仅有的。

曼德拉出生于南非一个天然的酋长家庭，假如说这种贵族身份曾带给他什么优惠的话，那就是提供了他读书和获得理性知识的机会。然而，为了“永不统治和压迫别人”，他主动放弃酋长继承权，投身于黑人解放运动而矢志不移。在阴暗潮湿的罗本岛监狱，他说：“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一种对所有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为了换来不流血的和平民主，他顶住黑人解放阵线内部的强大压力，坚持与政敌进行马拉松式的多党谈判，团结一切力量，以化解种族怨结；他非但不支持“把白人赶进大海”，反而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他不计前嫌，与德克勒克为首的白人势力共同推动南非和平进程……奇迹终于出现，一场内战得以避免，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清除，南非首次实现了多种族平等大选。南非曾是世界上种族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但在曼德拉的坚决倡导下，新南非并没有沿袭“纽伦堡”式的国际审判方式处理历史宿怨问题，而是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可以说，没有曼德拉这位对和平锲而不舍的斗士，没有这种海纳百川、高瞻远瞩的博大胸壑与“精卫”信念，今日南非会不会仍像卢旺达、刚果、莫桑比克、新几内亚那样沉浸在哀鸿遍野、骷髅曝日的硝烟血腥之中？则很难说。没有曼德拉这位甘地似的圣雄——就没有新南非——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诞生新南非！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就在新总统任期刚满一届之际，“国父”却执意一定要将这个正蓬勃向上的、“和平、稳定、统一”的新生儿托付给年轻一代了。对此举动，媒体赞叹道：“如果说不屈的精神和博大胸怀是曼德拉魅力之源的话，那么退伍的勇气则给这种不朽的魅力增添了迷人的光环。”以其威望和荣誉，曼德拉如果想继续连任，南非人民定会举双手赞成，然而，“国父”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坚决……

正是这罕见的“然而”，使得曼德拉与那些自诩“救世主”、“万万岁”的政治“巨无霸”们赫然决裂开来。使世人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待权力的清洁态度和磊落境界，他的诚实与慷慨，他坦荡无私的“公仆”情怀……

当一个政治领袖正处于权力和荣誉巅峰的时候，他本人却敏锐地意识到：让权力过于集中或长久地滞留在某个人手中，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对人民力量的蔑视和不尊重。这基于一种品格，但更源自一种坚实成熟的政治理念。

为了向继任者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支持，在庆祝晚会上，曼德拉偕夫人特意比姆贝基提前五分钟到场（按南非礼仪，总统应最后入场），他微笑着说，自己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百姓，理应如此。从“酋长”到战士，从战士到囚徒，从囚徒到总统，再从总统到平民，历经这一环环惊险卓绝的递进与还原，曼德拉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完成了对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他表示，他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一种宁静的田园生活，在那里，一直到死……

比起五年前的就职仪式，我想，曼德拉的卸任场面更能深刻而明亮地镌刻在世人心中。有时候，一个人离去的背影甚至比其迎面走来的时刻更显辉煌、更令人震撼和激动。曼德拉永远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永远不会被胜利后的“金羊毛”所俘虏了，也永远避免了被权力所打败的厄运……因为，他退休了。他正式向自己的权力舞台告别了。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善始善终”的典例，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上了生动的一课，更令那些嗜权如命的瘾君子们汗颜淋漓了。

追溯整部近现代史，这种披覆尧舜之德的禅上义举确属罕见。仔细想想，似乎只有200年前的美利坚“国父”——华盛顿堪称此类先者。那也是一个把到手的权力奉还人民的例子，他辞职的理由同样是：我老了，我要回家……

文章节选《黑夜中的锐角》，王开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将世人的悲惨背在身上

在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做义工

李家同

走出高墙

50年前，一群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修女们住在印度加尔各答一所宏伟的修道院内。修道院四面都有高墙，修女们是不能随意走出高墙的。

高墙内，生活舒适而安定；高墙外，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粮食运输因为军队的运输而受了极大的影响，物价大涨，大批农人的储蓄因通货膨胀化为乌有，因此加尔各答城里涌入了成千上万的穷人，约有二百万人饿死，没有饿死的人也只有住在街头。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住在街上的人过着怎样悲惨的生活。我曾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用一只杯子在阴沟里盛水洗脸、漱口，最后索性盛了一大杯，痛痛快快地将水喝下去。

德蕾莎修女就住在这座高墙之内。她出身于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南斯拉夫家庭，18岁进了这所修道院。虽然她已来到了印度，但她的生活仍然是很欧洲式的。

有一次到大吉岭隐休的途中，德蕾莎修女感受到天主给她的一道命令：为世上最穷的人服务。于是，1948年，德蕾莎修女离开她住了20多年的修道院，走出高墙，进入一个贫穷、脏乱的悲惨世界。她要直接替最穷的人服务。可是，即使对天主教会而言，这仍是怪事，很多神父认为她大错特错，但她的信仰一直支持着她，使她在遭遇多少挫折之后仍不气馁。到今天，德蕾莎修女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德蕾莎修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增加对德蕾莎修女的了解，我决定亲自到加尔各答看她。

要见德蕾莎修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早上去看6点钟的弥撒，我和她约好早上9点见面。5点50分，我就到了，修女们都已到齐，大家席地而坐，这好像是她的命令，教堂里没有跪凳。除了修女以外，几十个外国人也在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义工，来自全世界。

我到处找，总算找到这个名闻世界的修女。她在最后一排的小角落里，这个精神领袖一点架子都没有，静静地站在修女们的最后一排。

弥撒完了，一大堆的人要见她，我这才发现，德蕾莎修女没有会客室，她就赤着脚站在教堂外的走廊上和每一位要和她见面的人谈话，这些人没有一位要求和她合影，虽然每人只谈了几分钟，轮到我，已经过去了半小时，而在我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在等着。

她的第一个特征是绝对的贫穷。德蕾莎修女不仅为最穷的人服务，她还要求自己也成为穷人：只有三套衣服；不穿袜子，只穿凉鞋；住处除了电灯以外，唯一的电气用具是电话（最近才装的）。德蕾莎修女的工作中没有电脑；没有秘书替她安排时间、回信（信都由她亲笔回）；没有任何公关人员；更没有任何宣传品。尽管这样，德蕾莎修女的修会却一直蓬勃发展，现在已有七千多位修女和修士们参加了这个仁爱修会。修士修女们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最穷”的人服务。

德蕾莎修女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说的一句话“我渴”。对德蕾莎修女而言，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所谓“渴”不仅是生理上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最需要的是来自人类的爱和关怀。

德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在十字架旁边，都有“我渴”这两个字。

德蕾莎的默想祷文是这样说的：

穷人饿了，不仅只希望有一块面包而已，更希望有人爱他。

穷人赤身露体，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更希望有人能给他人应有的尊严。

德蕾莎修女不只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为了服务最穷的人，她的修士修女们都要变成穷人，修士们连手表都不准戴。只有如此，被修士修女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有一些尊严。

德蕾莎修女说她知道她不能解决人类中的贫困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留给政治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慢慢地解决，可是她等不了，她知道世界上太多人过着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她必须先照顾他们。因为修士修女们过着穷人的生活，德蕾莎修女不需大量的金钱。她从不募款，以她的声望，只要她肯办一次慈善晚饭，全世界的大公司都会捐钱，可是她永远不肯。事实上德蕾莎修女更希望有人肯来做义工。在德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一句话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

一颗纯洁的心

会自由地给予

自由地爱

直到它受到创伤

说实话，我一直不懂何谓“心灵受伤”。自见了德蕾莎修女的工作场所，参加了修士修女们的工作，才真正了解所谓“心灵受伤”和爱的关系。

垂死之家的体验

我在加尔各答可以有三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因此决定去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做义工。垂死之家是德蕾莎修女创立的。创立垂死之家源于德蕾莎修女的两次亲眼所见。一次是德蕾莎修女看到一位流浪汉坐在一棵树下，已快死去。其时她在火车上，无法下来看他，等她再坐火车回来，流浪汉已去世。当时她想，如果有人在他临死之前和他谈谈，一定可以使他比较平安地死去。还有一次，德蕾莎修女在街上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她的身体到处被老鼠和虫咬坏。修女将老妇人带到好几家医院，其中一家医院最终接受了老人，老人却在几小时后去世了。

德蕾莎因此创立了垂死之家。来这里的人，必须要是病危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加尔各答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有一位义工告诉我，有一位爱尔兰女士，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如果看到病重的人，就会送到垂死之家去。

在垂死之家，病人有人照顾，直至最后去世。病人在去世之前，至少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因为修士修女们都非常和善。他们尽量握住病人的手，以便让他感觉到人类对他的关怀。

这一天，垂死之家的义工奇多，可是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我第一件工作是洗衣服。洗了一个小时，我到楼上去晒衣服，发现他们连夹衣服的夹子都没有。正好碰到大风，只好每件衣服都打个结。晒完衣服回来，忽然有人叫我：“修士，有人去世，你要来帮忙抬遗体。”我不是修士，可是也不敢否认，因此我就去将遗体抬入一间暂时的停尸间。

义工哪里来的？做什么事？绝大多数的义工来自欧洲，也有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我没有碰到来自美国的义工，也只见到一位印度义工，而且是从欧洲回来的。其他一半义工大概是在学的学生，暑假全泡在这里了，另一半大都是已就业的人士。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很多医生来了，我就碰到六位，都来自欧洲。还有一位是意大利的银行家。他每年必来，一来起码两个星期。年青的义工常常在此工作三个月之久。

义工无贫贱，过去美国加州州长在此服务过一个月，修女们假装不认识他，他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样。

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工作更多了。第一件是洗碗，用的清洁剂是石灰，看起来好脏，病人的碗都是不锈钢的，不怕这种粗糙的石灰，不过水很快就变成黑水。第二件工作是替洗好澡的病人穿衣服，我这才发现病人有多瘦，瘦得像从纳粹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似乎一点肉都没有了。在任何时刻，病人都会要水喝，我们义工不停地给他们水喝，有时也要给他们冲牛奶。有一位病人最为麻烦，他一开始认为我不该给他冷牛奶，我只好去找热水。厨房的厨娘不是修女，凶得要命，用印度话把我臭骂一顿，我不懂我做错了什么，只好求救于一位修士。后来才知道，我不该将病人用的杯子靠近烧饭的地方。好不容易加了热水，他又嫌太烫，我加了冷水，他又说怎么没有糖。好在我知道糖在哪里。加了糖以后，他总算满意了。也谢了我，而且叫我好孩子。我在想，这位老先生一定很有钱，过去每天在家使唤佣人，现在被人家遗弃，积习未改。可是因为我们要侍奉穷人，也就只好听由他使唤了。第三件工作是洗衣服，无聊之至。洗衣中，又有人叫我修士，要我送药给病人，我高兴极了，因为这件事轻松而愉快。有一位年青的修士负责配药，配完以后，我们给病人一位一位送去。所以我的第四件工作是送药。

送药正送得起劲，一个家伙来找我，“修士，我是开救护车的，你要帮我抬四个遗体到车上去。”我背部曾受过伤，重东西早就不抬了，可是修士是什么都要做的，我只好去抬。好在遗体都已用白布包好，我看不见他们什么样子。

上车以前，我抓了一位年轻力壮的修士与我同行。因为我毕竟不是修士，也不懂当地法律，万一有人找起我麻烦来，我应付不了。那位修士觉得有道理，就和我一起去了。

这位修士19岁，身强体壮，一看就知道出身富有家庭，否则体格不会如此之好。他在一所大学念了一年电机后，就决定修道，参加这个修会。这位修士其实是个漂亮的年青人，只是脸上有一个胎记，使他看上去好像脸上有一个刀疤。他十分外向，老是在讲笑话，途中我想买一瓶可口可乐喝，他说他不可以接受我的可口可乐。年轻的修士说他唯一的财产是三套衣服、一双鞋。万一鞋子坏了，可能要等一阵子才会有新的给他。他满不在乎地说：“我可以赤脚走路。”说到赤脚，他拍一下他的大腿，痛痛快快地说：“我要一辈子做一个穷人，做到我死为止。”说的时候，满脸笑容，快乐得很。

我在想这小子，如果不做修士，一定有一大批女生追他，他一定可以过好的日子，可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三套衣服，可是他那种嘻嘻哈哈的样子，好像他已拥有了一切。

火葬场到了，这所火葬场有一大片房子，房子里外全是乞丐，我们三人将遗体搬到一个炭堆上，就放在那里，什么时候火葬，我们不知道。我感到这好像在丢垃圾，非常难过。

遗体放好，我们一转身，两只大乌鸦立刻飞下来啄食，它们先用脚熟练地拉开布，然后就一口一口地吃起来。死者的手，原来放在身上的，因为布被拉开，我眼看他的右手慢慢地垂了下来，碰到了地。布一旦被拉开，我也看到了他的脸，两只眼睛没有闭，对着天上望着，满脸凄苦的表情。我们都吓坏了，跑回去赶乌鸦，我找到了一块大木板，将遗体盖上，可是头和脚仍露在外面。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位孩子无语问苍天的凄苦表情，以及大乌鸦来啄食的情景，已使我受不了了。

回来以后，还有一件事在等着我，又有人叫我：“修士，我要你帮忙。”原来我们要抬垃圾去倒，垃圾中包含了死者的衣物。垃圾场要走五分钟，还没有到，一堆小孩子就来抢，垃圾堆上起码有30只大乌鸦在争食，更有一大批男女老少在从垃圾堆里找东西。

贫穷，贫穷，贫穷，这次我真的看到了贫穷所带来的悲惨。由于大家的推推拉拉，我的衣服完全遭了殃，当时穿的围裙一下子就变脏了。

我的心头沉重无比。这种景象，以前，我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现在，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回到垂死之家，一位修女叫我去教堂祈祷，说修士们都已去了，我也该去。修士们果真在。我坐在他们后面，还没有坐稳，眼泪就泉涌而出，我终于理解了德蕾莎修女的话：

“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自由地爱，直到它受到创伤。”

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可是我总找些愉快的事做。在监狱里服务时，我老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青人做朋友，绝不敢安慰死刑犯，不仅怕看到手铐和脚镣，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我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我总不敢替“最穷”的人服务，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因此，我虽然给过，也爱过，可是我始终没有“心灵受到创伤”的经验。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爱，真正地给过。

我痛痛快快地流泪。泪流了一阵子，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平安。

抬起头来，却发现那位修士坐在我的旁边，他显然是看到我流泪过来安慰我：“先生，你的汗味好臭，我们都吃不消你的臭味。你看，修士们都被你臭走了，现在只有我肯陪你，你比我们印度人臭得多了。”我知道他是来安慰我的。他说其他义工都只穿短裤和T恤，只有我穿了一件衬衫和长裤，修士们都穿衬衫和长裤，我当时又没有戴手表，才会被人误认为是修士。他调皮地说：“下次再来，一定仍由你去火葬场，你最像抬遗体的人。”我听了以后，心里舒服多了。

第二天，我坐计程车去机场，看到一位修士和一位日本义工在照顾一位躺在街上的垂死老人。今天清晨，老人的家人将他抬来，遗弃在街头。修士在叫计程车，日本义工跪下来握住老人的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看到我，他说：“绝无希望了。”虽然也许真的没有希望，可是这位老人至少知道，世上仍有关怀他的人。

我当时恨不得不再走回计程车，留下来永远地服务。

虽然只有两天，垂死之家的经验使我永生难忘。

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

我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用杯子在阴沟里盛水喝。

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野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湿他们。他们的眼睛望着天。

我忘不了垃圾场附近衣不蔽体的穷人，他们与野狗和乌鸦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类应有的任何一丝尊严。

我也忘不了德蕾莎修女两手合一的祝福，和她慈祥的微笑。

我忘不了那么多的义工，什么工作都肯做。

我忘不了那位日本义工单腿跪下握住乞丐双手的姿态。虽然我看见了人类悲惨的一面，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善良的人。

德蕾莎修女最大的贡献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她们感动了许多人，人们因此变得更加善良。我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

让高墙倒下吧

德蕾莎修女当年并不一定要走出高墙的。她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雇用一些职员，利用电脑和媒体，替穷人募款，然后找人将钱“施舍”给穷人。她也可以只是白天去看看穷人，晚上仍回来过欧洲式舒适的生活。甚至她只要每周有一天去服务穷人一下，其他的日子都替富人服务。可是她自己变成了穷人，因为她要亲手握住贫穷人的手，伴他们步向死亡。她不仅照顾印度的穷人，也照顾艾滋病患者。最近，高棉很多人被地雷炸成了残废，没有轮椅可坐，德蕾莎修女已亲自去面对这个事实。她单枪匹马走入贫民窟，勇敢地将世人的悲惨背在自己身上。她完全走出了高墙。让高墙倒下吧，只要高墙倒下，我们就可以有一颗宽广的心。

文章选自《东方》，2002年，第四期。作者为台湾暨南大学教授。

第十三章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西方现代科学的起源在于：

①希腊的学术传统（穷根究底的追问，探究事物的本源：水、火、原子等）；

②基督教文化氛围（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如果给我最初的参数，我也能够创造世界；对世界理解的问题，这个世界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世界居然可以理解；上帝把秩序给了自然，把理性给了人类，让人类可以去探讨它）；

③资本主义的产生（因为土地资源的匮乏，生存压力的逼迫，人们不得不走出土地，寻求别样的活法。财富的增长建立在剥夺资源、分工更细和效率的提高上）；

④中国技术的传入（中国的三大技术的传入欧洲，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火药的传入，促使了对化学和物理的研究，采矿业、工厂于是发展起来，战争于是升级了，掠夺更甚，殖民地产生；指南针的传入，促进了对磁、电的研究，航海发展了，冒险精神也增强了；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圣经》的大量印刷，促使了宗教改革的发生等）。

“科学”曾经是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开出的救国良方之一。靠着科学，我们才能提高生产力；靠着科学，我们才能消除愚昧和野蛮。科学倡导一种理性的思维。理性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亚里士多德就说，人就是理性动物。那么理性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所以仍然要大力提倡科学的精神。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也渐渐发现了科学的弊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造福于人类，也危害着人类。

现代战争的升级，就是科学另一面的力量之所致。人们常说管状火器使战争告别了冷兵器时代，人类自相残杀的效率空前提高了；而原子弹，以及氢弹的问世，使自相残杀的效率提高到了可以在一瞬间让所有人一起完蛋的地步。人类在过去一千年间既学会了大大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方法，却也急匆匆地将一举毁灭自身的手段发明了出来，想想岂不是很荒唐？西方那些以“狂人发动核大战导致人类末日”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正反映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忧虑。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科学的这种影响，体现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这样的科学精神必须遵循人道的规律。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的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科学与人生

钱穆

科学头脑，冷静，纯理智的求真，这是现代一般知识分子惯叫的口头禅。然而整个世界根本上就不是冷静的，又不是纯理智的。整个人生亦不是冷静的，亦不是纯理智的。若说科学只是冷静与纯理智，则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生就根本不是科学的。试问你用科学的头脑，冷静，纯理智的姿态，如何能把握到这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生之真相。

张目而视，倾耳而听，如何是真的色，如何是真的声。视听根本便是一个动，根本便带有热的血，根本便掺杂有一番情绪，一番欲望。不经过你的耳听目视，何处来有真的声和真的色。因此所谓真的声和真的色，实际都已掺进了人的热的血，莫不附带着人之情和欲。科学根本应该也是人生的，科学真理不能逃到人生真理之外。若把人生的热和血冷静下来，把人生的情和欲洗净了，消散了，来探求所谓科学真理，那些科学真理对人生有好处，至少也得有坏处，有利也须有弊。

人体解剖，据说是科学家寻求对于人体知识所必要的手续。然而人体是血和肉组成的一架活机构，血冷下了，肉割除了，活的机构变成了死的，只在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试问此种知识真乎不真？面对着一个活泼泼的生人，决不能让你头脑冷静，决不能让你纯理智。当你走进解剖室，在你面前的，是赫然的一个尸体，你那时头脑是冷静了，你在纯理智地对待他。但你莫忘却，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庭乃至任何团体，人生的场合，不是尸体陈列所。若你真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群团体，你将永不得人生之真相。从人体解剖得来的一番知识，或许对某几种生理病态有用，但病态不就是生机。你那种走进人体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却对整个人生，活泼泼的人生应用不上。

先把活的当死的看，待你看惯了死的，回头再来看活的，这里面有许多危险，你该慎防。解剖术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曾屡次应用过，但屡次遭人非难，据说在西方历史上亦然。这并不是说解剖死人的尸体，得不到对活人的身体上之某几部分的知识。大抵在反对者的心里，只怕养成了你把活人当死人看的那种心理习惯。那就是冷静，纯理智和科学头脑。反对者的借口，总说是不人道。不错，冷静，纯理智，便是不人道。人道是热和血之动，是情与欲之交流，哪能冷静，哪能纯理智。若科学非得冷静与纯理智，那科学便是不人道。把不人道的科学所得来的知识，应用到人生方面，这一层不得不格外留神。

科学家所要求的，在自己要头脑冷静，要纯理智，在外面又要一个特定的场合，要事态单纯而能无穷反复。那样才好让他来求真。但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根本就不单纯，根本就变动不居，与日俱新，事态一去不复来，绝不能老在一个状态上反复无穷。因此说世界与人生根本就不科学，至少有一部分不科学，而且这一部分，正是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用人为的方法，把外面复杂的事态在特设的场合下单纯起来，再强制的叫他反复无穷，如此好让我们得着一些我们所要的知识。然而这真是一些而已。你若认此一些当做全部，你若认为外面的世界和人生，真如你的实验室里的一切，也一样的单纯，也一样的可以反复无穷，科学知识是有用的，然而你那种心智习惯却甚有害。而且你所得的知识的用处，将抵偿不过你所养成的心智习惯的害处来得更深更大。

原来科学家本就把他自身也关闭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的，他把他自身从整个世界整个人生中抽出，因此能头脑冷静，能用纯理智的心情来对某些单纯的事态作无穷反复的研寻。他们所得来的知识，未尝不可在整个世界与整个人生中的某几处应用，让我们依然把这些科学家在特定的场合中封闭，研究人体解剖的医生，依然封闭在解剖室里，整个医学上用得到解剖人体所得来的知识，但我们不要一个纯解剖的医学。人生中用得到科学，但我们不能要一个纯科学的人生。科学只是寻求知识的一条路，一种方法。我们用得到科学知识，但我们不能要纯科学的知识。否则我们须将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大大地解放，是否能在科学中也放进热和血之动，在科学中也渗入人之情感与欲望，让科学走进人生广大而复杂的场面，一往不复的与日俱新的一切事态，也成为科学研究之对象呢？这应该是此下人类寻求知识一个新对象，一种新努力。

前一种科学，我们称他为自然科学，后一种科学，则将是人文科学了。近代西方科学是从自然科学出发的，我们渴盼有一种新的人文科学兴起。人文和自然不能分离，但也不能用自然来吞灭了人文。人文要从自然中出头，要运用自然来创建人文。我们要有复杂的变动的热情的人生科学，来运用那些单纯的静定的纯理智的非人生的自然科学。

文章选自《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1年。

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

程亚文

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滥用，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威胁，但战争还是和平，毕竟是由人来选择的，这两种威胁人类和平的事物，因此都还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滥用，还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和平的东西？爱因斯坦显然不满意于只从外在来寻找原因，人类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难题和困境，因而也要从人自身的主观性上来发掘，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这样的内原性因素：人类自19世纪以来在对待真理、知识、智慧态度上的转变，也深深地参与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的军事主义的培养，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才使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什么是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没有明说。然而，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对一个“精神贵族”来说，科学的价值自然更多还是体现在对人的心灵的扩充上，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爱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功用的，他对人类政治的现状持批判态度，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样持批判态度。我们将看到，爱因斯坦所反对的，正是科学主义。

爱因斯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包含在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这也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关切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爱因斯坦满怀忧虑地指出：科学对人类事务的前一种影响方式，在给人类带来功利的同时，也更给人类制造了无穷困难，“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次，技术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最后，通讯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者，对科技的实际应用始终保持戒心。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此做出取舍的是人的心灵。科学的善恶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科学一旦被应用于人间的功利，就不得不被置于道德的天平。遗憾的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并不是从来和完全都是凭借理性来做着一切，人也喜欢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盖了，科学因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一面也就统统显露。

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

“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科学的这种影响，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不附和于人间的，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做努力，但这绝不是它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绌，可是，罪恶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来。”他还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来自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不过作为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对科学中的军事介入，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下，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人的崇高精神、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样的危险。1947年，他忠告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得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着的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1948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困难中人类该如何做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厄，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

1948年，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50年前与50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50多年前的声音：“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本文选自《爱因斯坦：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者》，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法】巴斯德

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到那使细菌减低毒性的发明的前途是很远大的，便亲自跑到我的家乡，好得到些帮助来建立一种规模宏大的实验室，它不但可以应用预防癫狂病的方法，并且可以研究传染和险恶的疾病。这一天，我得到了很满意的援助。这座伟大的建筑如今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质的表征。这个建筑物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造成的啊！

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了，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

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

我的亲爱的合作者们，你们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有了这样的热心，你们永远地保持着吧。但是你们还得给它找个不可分离的伴侣，这就是严格的观察。遇到不能用简单而确切的方法证明的，切切不要前进！

你们一定要尊重批评家。他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唤醒者，又不是一个大事业的兴奋者。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又难免是错误的。他终归有一个最后的建言。我现在向你们所要求的，也即是你们将来向你们的学生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发明家所最难能可贵的。

你相信你在科学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很殷切地想发表，而你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年一年地忍耐着，总想推翻你自己的实验，必要等到一切相反的假设完全消灭了之后，才宣布你的发明。是的，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在尽了许多努力之后，终归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到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人类的灵魂所能感受到的一种伟大的快乐；而一想到他的祖国也因此荣耀，这快乐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竟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文章选自《巴斯德传》，丁柱中译，中华书局出版。

我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许良英　译）

文章选自《智慧的灵光》，宋建林主编，改革出版社。

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

罗素爱因斯坦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这种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毫无疑问，在氢弹战争中，大城市将被毁灭掉。但这还只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较小的灾难。如果伦敦、纽约、莫斯科的每个人都被消灭了，在几个世纪内，世界还是会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尤其在比基尼试验以后知道，核弹能逐渐把破坏作用扩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这个范围比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大得多。

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

这种炸弹，如果在接近地面或者在水下爆炸，就会向上层空气散放出带有放射性的粒子。它们以剧毒的尘埃或雨点的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沾染了日本渔民和他们所捕到的鱼，就是这种尘埃。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的粒子会扩散得多远，但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氢弹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使用了许多颗氢弹，结果将是普遍的死亡——只有少数人会突然死去，而大多数人会受着疾病和萎蜕的慢性折磨。

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和军事学的权威都曾发出了多次警告。他们谁也不会说这些最坏的结果是一定要发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结果是可能的，而且谁也不能肯定说它们不会成为现实。迄今我们还未曾发觉，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同他们的政治见解或偏见有什么关系。就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来说，这些观点只同各个专家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发觉，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可怕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要置人类于末日，还是人类该弃绝战争？人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抉择，因为要废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要废止战争就要对国家主权作出种种令人不愉快的限制。但是成为理解这种情况的障碍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人类这个名词使人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在想象中几乎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仅是对被模糊理解的人类的，而且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他们简直理解不到，他们每个人和他们所爱的亲人都处在即将临头的苦痛死亡的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希望，只要现代化武器被禁止了，战争也许还不妨让它继续存在。

这种希望是虚妄的。尽管在和平时期达成了禁用氢武器的协议，但在战时，这些协议就不会再认为有束缚力，一旦战争爆发，双方立即就会着手制造氢弹，因为要是一方制造氢弹，而另一方不制造，那么制造氢弹的一方就必定会取得胜利。

尽管作为普遍裁军一个部分的禁用核武器的协议并不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但它还是适合于某些重要的目的。

首先，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就消除紧张局势来说都是有益的。其次，销毁热核武器，如果双方都相信对方是有诚意去这样做了的，就会减轻对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在目前正使双方都保持着神经质的不安状态。所以我们应当欢迎这样一种协议，哪怕只是作为第一步。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决议

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签名赞同下列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许良英　译）

本文选自《智慧的灵光》，宋建林主编，改革出版社。这个宣言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1955年2月11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2月16日回信表示赞同，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两天后爱因斯坦就患重病，4月18日就逝世了。这篇宣言直到7月9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数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16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解职，1944年重新在三一学院任教。曾从事过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创立“罗素悖论”。哲学上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和中立一元论等。著有《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等。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上世纪50年代因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获世界和平奖。

公众的科学观

【英】史蒂芬·霍金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过去100年间遭受到剧烈的变化，看来在下个世纪这种变化还要更厉害。有些人宁愿停止这些变化，回到他们认为是更纯洁单纯的年代。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好。过去对于少数特权者而言是不坏，尽管甚至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医药，妇女生育是高度危险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暂的。

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钟扳回到过去。知识和技术不能就这么被忘却。人们也不能阻止将来的进步。即便所有政府都把研究经费停止（而且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地道），竞争的力量仍然会把技术向前推进。况且，人们不可能阻止头脑去思维基础科学，不管这些人是否得到报酬。防止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压迫任何新生事物的全球独裁政府，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如此之顽强，即便是这样的政府也无可奈何。充其量不过把变化的速度降低而已。

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无法阻止科学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基本的理解，这样做出决定才能是消息灵通的，而不会只受少数专家的操纵。现今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相当矛盾。人们希望科学技术新发展继续导致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而不信任科学。一位在实验室中制造佛朗克斯坦机器人的发疯科学家的卡通人物便是这种不信任的明证。这也是支持绿党的一个背景因素。但是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兴趣盎然，这可从诸如《宇宙》电视系列片和科学幻想对大量观众的吸引力而看出。

如何利用这些兴趣向公众提供必须的科学背景，使之在诸如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和遗传工程方面作出真知灼见的决定？很清楚，根本的问题是中学基础教育。可惜中学的科学教育既枯燥又乏味。孩子们依赖死记硬背蒙混过关，根本不知道科学和他们周围世界有何相关。此外，通常需要方程才能学会科学。尽管方程是描述数学思想的简明而精确的方法和手段，大部分人对之敬而远之。当我最近写一部通俗著作时，有人提出忠告说，每放进一个方程都会使销售量减半。我引进了一个方程，即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
。也许没有这个方程的话我能多卖出一倍数量的书。

科学家和工程师喜欢用方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需要数量的准确值。但对于我们中的其他人，定性地掌握科学概念已经足够，这些概念只要通过语言和图解而不必用方程即能表达。

人们在学校中学的科学可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但是现在科学进步的节奏如此之迅速，在人们离开学校或大学之后总有新的进展。我在中学时从未学过分子生物学或晶体管，而遗传工程和计算机却是最有可能改变我们将来生活方式的两种发展。有关科学的通俗著作和杂志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知悉新发展，但是哪怕是最成功的通俗著作也只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阅读。只有电视才能触及真正广大的观众。电视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科学节目，但是还有些人把科学奇迹简单地描述成魔术，而没有进行解释或者指出它们如何和科学观念的框架一致。科学节目的电视制作者应当意识到，他们不仅有娱乐公众而且有教育公众的责任。

在最近的将来，什么是公众在和科学相关的问题上应做的决定呢？迄今为止最紧急的应是有关核武器的决定。其他的全球问题，诸如食物供给或者温室效应则是相对迟缓的，但是核战争意味着地球的全人类在几天内被消灭。冷战结束带来的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解表明，核战争的恐惧已从公众意识中退出。但是只要还存在把全球人口消灭许多遍的武器，这种危险仍然在那里。前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把北半球的主要城市作为毁灭目标，只要电脑出点差错或者掌握这些武器的人员不服从命令就足以引发全球战争。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在有些弱国也得到了核武器。强国的行为相对负责任一些，但是一些弱国如利比亚或伊拉克、巴基斯坦或阿塞拜疆的诚信就不够高。这些国家能在不久获得的实际的核武器本身并不太可怕，尽管能炸死几百万人，这些武器仍然是相当落后的。其真正的危险在于两个小国家之间的核战争会把具有大量核储备的强国卷进去。

公众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并迫使所有政府同意大量裁军是非常重要的。把所有核武器销毁也许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减少武器的数量以减轻危险。

如果我们避免了核战争，仍然存在把我们消灭的其他危险。有人讲过一个恶毒的笑话，说我们之所以未与外星人文明所接触，是因为当他们的文明达到我们的阶段时先把自己消灭。但是我对公众的意识有充分的信任，那就是相信我们能够证明这个笑话是荒谬的。

文章选自《智慧的灵光》，改革出版社，宋建林主编。史蒂芬·霍金（1942-），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任引力物理学教授，主要从事宇宙学和黑洞理论的研究。从20多岁起，因患有渐进性的神经疾病，一直困在轮椅上从事艰难的科学研究。

想起霍金

佚名

想起霍金，眼前就浮现出这位杰出科学大师那永远深邃的目光和宁静的笑容。

世人推崇霍金，不仅仅因为他是智慧的英雄，更因为他还是一位人生的斗士。

有一次，在学术报告结束之际，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捷足跃上讲坛，面对这位已在轮椅里生活了三十余年的科学巨匠，深深景仰之余，又不无悲悯地问：“霍金先生，卢伽雷病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

这个问题显然有些突兀和尖锐，报告厅内顿时鸦雀无声，一片肃谧。

霍金的脸庞却依然充满恬静的微笑，他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于是，随着合成器发出的标准伦敦音，宽大的投影屏上缓慢然而醒目地显示出如下一段文字：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

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

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心灵的震颤之后，掌声雷动。人们纷纷涌向台前，簇拥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人们深受感动的，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的苦难，而是他直面苦难时的坚定、乐观和勇气。人生如花开花谢、潮涨潮落，有得便有失，有苦也有乐；如果谁总自以为失去的太多，总受到这个意念的折磨，谁才是最不幸的人。

第十四章　有温度的词汇

当今，一些东西不断地被发现，一些东西同时又在不断地被放弃。现代人原本是想扔下沉重的精神包袱轻装上阵，前进得快些，殊不知放弃感动也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的独特性与崇高性。只有感动的回归，我们才能拥有一块建构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的奠基石，否则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旅途上躲避暴风雨的屋檐。哈代说过：“将来总有一天，在整个自然界里，只有山海原野那种幽淡无华的卓绝之处，才能与那些富有思想的人的感动绝对和谐。这种时刻即使还没有到来，却也不很遥远了。”心灵深处的感动是眼甘甜的井，将滋润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每个匆匆的过客。

城市匍匐着/亮丽的层楼掩盖了/纯朴的村庄/物欲极大的膨胀着

张狂的堆积在我们的精神之上/我们需要找寻/那份心灵深处的感动

……

我们几乎没有在意/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渴望

在今夜料峭的岁月枝头/瑟瑟的飘荡着

……

我们咀嚼着一些信念/记得信用卡的好

却迷失了/一份真诚

让我们真心地去寻找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让我们沉醉在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时光如箭，日月如梭，再伟大的英雄也无法与无情的时光对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多少英雄在有限和无限，希望与失望，把握与无法把握的冲突中流露出真性情、真风流。作为渺小短暂的个体存在，唯有让感动的刀锋穿透空间与时间，才能在幻化无常的世界中真实而执著地把握与显示生命的本质。

心灵深处的感动是一眼甘甜的井，将滋润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每一个匆匆的过客。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给儿子的信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亲爱的儿子，你好！

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封关于自我教育的信会引起你这样大的兴趣。你十分敏锐地看到了现代青年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容易激动，有时甚至达到神经过敏的程度。我相信，人们之间的许多冲突，以及时常发生的争吵，其原因往往是他们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更有甚者，有些人根本不注意感情的自我培养。

然而，培养自己的情感境界，这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的生活基本上是由肌肉力量以及诸如固执和残忍等神经系统的粗野本性所决定的。

每个年轻人最主要的是要记住，不要用粗野的情感，如喊叫、暴躁和凶狠来填补思想上的空虚。在人的心理深处，在潜意识里隐藏着一种本能，即动物的恐惧心理、凶恶和残忍。一个人越是缺乏文化修养，缺乏智力和美感，那么这些人的不好的潜质就会表现得越突出，让人感到粗暴无礼。当一个人无法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时，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证明的了（一般说来，情感丰富、在理智上具有涵养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或者大喊大叫，即用“本能的反抗”来填充思想上的贫乏。应该珍惜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神经系统和情感世界。要记住，现在对人来说，需要细腻的情感，如同需要空气一样，而细腻的情感来自于细腻的思想和丰富的智力。感情可以使思想高尚，但是，真正的人的感情不能离开思想而存在。感情来自思想，思想滋润感情，感情寓于思想之中。丰富的思想使人成为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独立力量，它激励人们去实践高尚的行为。

怎样培养自己具有细腻的情感呢？首先，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活在人们中间。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同你一起劳动的人，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忧虑、牵挂、思想和感受，各自的喜怒哀乐。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看来，这是人的最大的技能。细腻的情感只有在集体中，只有在同你周围的人们经常的精神交往中才能培养起来。

没有比在充满智力和美感的亲密友谊中能更好地“磨砺”和锤炼情感的了。要在友谊中培养自己的情感。友谊帮助你培养对周围每个人的细腻情感。

然而，能使人的精神丰富，帮助人战胜本能和发展人所特有的本性的这种真正的友谊需要什么呢？需要你个人精神上的充实。只有当你给你的朋友以某种帮助时，你的精神才能变得更充实起来。当然，不能奢望，在建立一个新的集体以后才仅仅几个月就能结识新朋友。但是真正的友谊终究会建立起来的。你将同他们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分享快乐和忧愁。

如果我现在有机会到你那里去，那我就去了，把你同屋的同学聚集在一起，并邀请其他一些同学，跟他们讲讲：“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你们的情感，并去培养它。要记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对于来自周围世界的影响，变得日益敏锐起来。‘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一思想里面，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但是它的深刻内涵远远没被理解。做一个朋友，这首先意味着教育人，肯定他身上的人的特性。”

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本能并发展人所特有的全部本性。

兽性就是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缺少怜悯，对别人的精神世界漠不关心，这是所有杀人犯、暴行者的心理基础。要培养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怜悯之心。你将来会有孩子，要记住，一个小孩子，他们的道德和对人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从小对飞鸟、花草和树木的态度。

寄给你一本书，A.谢伊特·埃克久佩里的《选集》。我希望你认真地读一读《小王子》这篇童话并思考它的内容。

祝你健康，精力旺盛！

拥抱你，吻你！

你的父亲

文章选自《给儿子的信》，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给女儿的信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亲爱的女儿：

你提出的问题使我忐忑不安。

今天你已经14岁了，已经迈进开始成为一个女人的年龄时期。你问我说：“父亲，什么叫爱情？”

我的心经常为这种思想而跳动，就是今天我不再是和一个小孩子交谈了。进入这样一个年龄时期，你将是幸福的。然而只有你是一个明智的人，你才是幸福的。

是的，几百万年轻的14岁的少女怀着一颗跳动的心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爱情？每一个人对它的理解都各不相同。希望成长为男子汉的年轻小伙子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亲爱的小女儿，现在我给你写的信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信了。我内心的愿望是：告诉你要学会明智地生活，也就是要善于生活。我希望做父亲的每一句话都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促使你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幼芽萌发出来。

爱情这个问题也同样使我不平静。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最亲近的人是玛丽娅，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渗透到我内心的一切美好、明智和真诚的品质都是受恩于她。她死于战争前夕。她在我面前打开了童话、本族语言和人性美的世界。有一天，在一个早秋的寂静夜晚，我和她坐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苹果树下，望着空中正在飞往温暖的边远地区的仙鹤，我问祖母：“奶奶，什么叫爱情呀？”

她能用童话讲解最复杂的事情。此刻她的一双眼睛呈现出沉思而惊异的神情。她以一种特别的、与往日不同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什么叫爱情？……当上帝创造人类时，她在地球上播下了一切有生命的种子，并教会他们延续自己的后代，生出和自己同样的人。他把土地分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告诉他们怎样搭窝棚，给男人一把铲子，给女人一捧种子，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在一起过日子吧！延续后代，我要办事去了，一年之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整整一年之后，有一天一大早，他和大天使加弗利尔来了，他看见这一对男女坐在小棚子旁边，地里的庄稼已经熟了，他们身旁放着一个摇篮，摇篮里睡着一个婴儿，这一对男女时而望望天空，时而又彼此看看，就在这一瞬间，他俩的眼神相碰在一起，上帝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和一种从未见过的力量。这种美远远超过蓝天和太阳、土地和长满小麦的田野。总之，比上帝所制作和创造的一切都美，这种美使上帝颤抖、惊异，以至惊呆了。

他向大天使加弗利尔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大天使耸耸双肩，上帝走向这对男女，问他们什么是爱情，但是，他们无法向他解释，于是，上帝恼火了，他说：

“‘那么，好吧！我要处罚你们，从即刻开始，你们要变老，你们生命的每一小时，都要消耗掉一点你们的青春和精力！五十年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的眼神里表现出什么，人……’”

“上帝为什么还能生气呢？”我问奶奶。

“是的，要知道，一个人不能擅自创造连他自己本人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你往下听啊！五十年后他和大天使加弗利尔又来了。他看见了一座非常好的小木屋代替了原来的小棚子，草原上修起了花园，地里的庄稼已经熟了，儿子们正在耕种，女儿们正在收麦，孙子们正在绿草地上玩耍。在小木屋门前坐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他们时而看看红色的朝霞，时而又彼此望望。上帝从他俩的眼神里看见了更加美丽和更加强大的力量，而且好像又增加了新的东西。”

‘这是什么？’上帝问大天使。

‘忠诚！’大天使回答说，但是，他还是不能解释。

这次上帝更加恼火了。他说：

‘人！你们为什么没有老多少？那好吧，你们的日子不长了，以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的爱情将变成什么。’

三年后他与大天使又来了。他看见男人坐在小山坡上，一双眼睛呈现出非常忧虑的神色，但是，却仍然表现出那种不可思议的美和力量，已经不仅仅是爱情和忠诚，而且蕴藏着一种新的东西。

‘这又是什么？’他问大天使。

‘心头的记忆。’

上帝手握着自己的胡须，离开了坐在小山坡上的老头，面向着麦田和红色的朝霞，他看见，在金色麦穗旁边站着一些青年男女，他们时而看看布满红色朝霞的天空，时而又彼此看看……上帝站了很久，看着他们，然后深深地沉思着走了，从此以后，人就成了地球上的上帝了。

“这就是爱情，我的小孙子！爱情比上帝权威大，这是人类永恒的美与力量，一代一代地相传。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变成一把骨灰，但是，爱情将成为赋予生命的、永不衰退的、使人类世代相传的纽带。”

我的小女儿，这就是爱情！世上各种有生命的东西生活、繁殖，成千上万地延续自己的有生命的后代。但是，只有人懂得爱。而且说实在的，只有在他善于像人那样去爱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他不懂得爱，不能提到人性美的高度，那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能够成为人的人，但是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

你的父亲

文章选自教育科学出版社《爱情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著，世敏、寒薇译，2001年版。

有温度的词汇

艾苓

想起她很突然。当时我正在外地，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在闹哄哄的餐厅里慢悠悠地吃饭对我来说已是最大的享受。那天我正独自吃着午饭，她仿佛就隔着一桌又一桌的人，隔着20年的时间走了过来。

她是我的同学李伟的母亲，我们只有过一面之缘。那次开家长会，来了五六十位家长，我和几个女生负责接待。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实在不懂得如何接待大人，只是把家长迎进来，让座、倒水，稍有空闲，我们便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地传递新闻。我记得其中一条是：“李伟的妈妈是北京人，说话和咱们不一样，特别好听。”

我循着她们的指点看过去，那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衣着和发式都很普通，容貌也算不上漂亮，不过坐在那里就是显得与众不同，她偏偏没有说话，正在认真倾听另一位家长的高谈阔论。

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有个词叫“鹤立鸡群”，我们用幼稚的眼光和自己掌握的词汇得出一致的结论——李伟的妈妈最有风度。

有一个女生倒水回来，脸颊红红的，她迫不及待地说：“我倒水时你们猜李伟的妈妈说什么？”不等我们猜，她就告诉我们：“李伟的妈妈说，谢谢。”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20年前，在这个边远的小县城，我们当中有谁用过、听见过“谢谢”？没有。有谁仅仅为倒水这么丁点儿小事说过“谢谢”？当然更没有。“谢谢”，是一个多么新鲜、多么温暖的词汇啊。

醒过神儿来，女生的倒水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争着抢着去拿壶。另一个女生回来报告：“是呀，我听见了，李伟的妈妈说：‘谢谢。’”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女生，因为激动面色红润起来，害羞的样子。

轮到我了，我竟有点儿心跳，李伟的妈妈面前的水杯已满，她轻轻地说了一句：“不用了。”

但我还是坚持着倒了一点儿，我清晰地听见她说：“谢谢。”我脸红着摇摇头匆匆走开了，那时我还不会说“不客气。”

家长会后，瘦瘦高高的李伟成了女生羡慕的对象，大家都在想，他的家庭应该怎样幸福呀。

20年过去了，曾经窃窃私语的女孩子都已过了30岁，不知道她们会不会像我这样，在异地他乡突然想起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同学的母亲，但我知道从那时开始，她们和我一样，学着使用那个词汇。词汇是有温度的。

文章选自《时文选萃》，南方出版社，2003年。

智慧的美丽

虹莲

那天晚上看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我流了泪。因为有一种真实和聪明在里面，还有那份期待和紧张。

是那个人感动了我。他的家庭梦想都是为别人，几乎没有自己一件东西。他有个妹妹在加拿大，妹妹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于是他想得到一台打印机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王小丫问，那你怎么给妹妹送去？他说，我再要两张去加拿大的往返机票啊，让我的父母去送，他们想女儿了。听到这，我就有些感动，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作为兄长，他是体贴的。

主持人也很感动，她问，那你为什么还要一台电脑给你父母？他说，因为父母很想念远在万里之外的妹妹，所以，他要给他们一台电脑，让他们把邮件发给她，也让妹妹把思念寄回家。

这就是他的家庭梦想，几乎全为了家人。主持人问，有把握吗？他笑着说，当然。因为要答12道题，而每一道题几乎都机关重重，要达到顶点谈何容易？答到第6题时他显然很茫然，这时他使用了第一条热线，让现场观众帮助他。结果他幸运地通过了，但他很平静，甚至有些沮丧，主持人很奇怪，因为要是别的选手早就欢呼雀跃了，为什么他这样平静？他答，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这道题而他不会。

答题依然在继续，悬念也越来越大了，人们也越来越紧张。到最后一题时，我手心里的汗几乎都出来了，好像我是那个盼着得到一台打印机、两张往返加拿大机票和一台电脑的人。仅仅为了他的孝顺和对妹妹的宠爱，也应该让他答对吧。

最后一题出来了，是六选一，而且是有关水资源的。

他静静地看着这道题，好久没有说话，他的父母也坐在台下，紧张地看着他，而主持人也好像恨不得生出特异功能把答案告诉他一样。

这时他使用了最后一条求助热线，把电话打给了远在加拿大的妹妹。电话接通了，他却久久不说话，对面的妹妹着急了，哥，快说呀，要不来不及了。因为只有30秒时间。

王小丫也着急了，快说吧，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妹妹，你想念咱爸咱妈吗？妹妹说：当然想。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着急了，天啊，这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慢悠悠的，难道他要放弃自己最后的冲刺吗？我几乎都要生气了，怎么有这样冷静的人啊？怎么还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

他又说了：“那让咱爸咱妈去看你好吗？”妹妹说：“那太好了，真的吗？”他点头，很自信地：“是的，你的愿望马上就能实现了。”然后时间到，电话断了。

天啊，我一下子明白了，这道题他根本就会，答案早就胸有成竹！他只是想给妹妹打个电话，只是想把成功的喜悦让妹妹早点分享！

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为他的智慧，为他超乎常人的冷静和美丽。

果然他轻轻地说出了答案，我看出了王小丫的感动和难言，王小丫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选手。

是的，从来没有，像他一样的冷静和智慧，在最后的关头，在久久的沉默之后，给大家带来了满怀的喜悦。而坐在台下的父母，眼角也悄悄地湿了。

我从来以为只有“情”是美丽的，比如爱情、亲情、朋友之情，从来没有想到，智慧也会如此美丽。它让我们慢慢麻木的心灵，在这个美好而机智的晚上，轻舞飞扬！晏子的智慧是不卑不亢，维护人格国格；邹忌的智慧委婉而讽，纳谏除弊；曹冲的智慧是独辟蹊径，攻破难关；曹植的智慧是从容不迫，七步成诗……他们是集智慧与仁爱于一身的大智大勇者，身上的智慧光彩熠熠，同样美丽。

文章选自《时文选萃》，南方出版社，2003年。

保姆

陶靖

浙西山区有一个地方叫胡家岙，自清末以来就以出勤劳能干的保姆著称。那一带山深路险，土地贫瘠，山民们生计艰难——这大概是造成当地妇女大量外出，到沿海一些富裕地方给人家当女仆、女佣直至现在称之为保姆的主要原因。

胡家岙的保姆除了勤劳能干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主家忠心耿耿。

胡林香，胡家岙小溪村人，家境十分贫穷。她20岁那年丈夫在出山卖柴途中失足坠崖身亡，当时她已有身孕，但因过度的悲伤和操劳而不幸流产。她孤苦伶仃地在家熬了两年后，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外出给人家当保姆的路。

她的第一个主家是浙东某市的一个大富商，她在他们家一待就是10年，带大了富商家的一个小姐和两个少爷。胡林香自己没有儿女，她将自己全部的感情都给了这三个孩子，给他们分别起小名叫大林、二林和小林，对他们百般疼爱和呵护，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的勤劳能干和忠诚也赢得了富商夫妇的信任，他们将家中的许多事务都托付与她，把她当做家中的一员看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到解放前夕，富商夫妇突然决定要举家逃往台湾。临走前他们与胡林香商量，请她留下来保管一批财物，说此去吉凶难料，他们要在家乡准备一条退路，万一将来有什么意外，也好回来靠着这批财物重振家业。他们留下的财物包括大量的银元、金条和一些珍贵的珠宝首饰，富商夫妇说这些东西十分珍贵，眼下时局混乱，人心险恶，只有让她来保管才可放心。

胡林香含泪接受了主家的重托，她发誓为了大林姐弟，自己就是舍命也要守住这些东西，绝不让它们有丝毫的损失。

富商一家走了，胡林香像是被人摘走了心肝，守着那座深宅大院痛哭了一场。后来她记起了主家的重托，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相信自己只要守住了这些财物，就会有重见孩子们的那一天。于是，她用厚实的布做了一条宽腰带，将那些珠宝首饰都密密地缝在腰带里，再紧紧地捆在自己的腰间。那批银元和金条她分成几次悄悄地运回到胡家岙，全都埋在自家房中的床铺底下。

藏好了那些珍宝财物后，她在家中整整等了9年。她节衣缩食，俭省得一根咸菜也要吃上两天。每天一有空闲她就坐在门口向东眺望，口中反反复复地念叨：“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有好心人劝她再找个婆家，不要太苦了自己，她谢绝了；也有人劝她再出去投一个主家，她也托病谢绝了。

她在一心一意地等着大林姐弟们回来。直到后来她自己的积蓄都用完了，为了不动用主家托管的财物，这才不得不锁上家门，又一次走上了外出给别人当保姆的路。

她的第二个雇主是浙东某军分区一个姓周的参谋。正巧军分区司令部就设在原来富商家的那个大院里，胡林香因为思念孩子，又走进了那个大院，在周参谋家当了保姆。

她在周参谋家整整待了28年，周参谋从军分区参谋一直升到军分区的司令，其间多次调动搬家，夫妇俩一直舍不得让胡林香走。她带大了他们的五个孩子，接着又帮着带周司令的两个孙女。28年来，她只求周司令办过一件事，就是托人关照胡家岙乡政府照顾好她的家，她说自己以后还要回胡家岙去，别让人毁了她的那两间茅屋。

1988年，周司令退休要回青岛，夫妇俩一再劝她一起走，到青岛去共度晚年，说青岛的条件和气候都比南方要好，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但是她却一直在思念着大林姐弟，一直没有忘记富商夫妇临走时的重托。她谢绝了周司令夫妇的盛情邀请，说自己要留下来等大林姐弟们回来，不见上他们一面她死不瞑目。

周司令一家走后，她回到了胡家岙，用几十年的积蓄翻盖了她家的那两间茅屋，因为茅屋已经相当破败，她怕一旦倒塌就要危及埋藏在屋里的那些财物的安全。

翻盖好房屋后她又在家中等了三年。此时她已经72岁高龄，多年的积蓄都已经在翻盖房屋及后来的几年中用尽，于是她决定回到军分区大院的附近。那里是大林姐弟们的家，她坚信只要他们回来，就肯定会到大院里去，自己只要在那里等着，就一定能够和他们重新相见。

军分区大院的门口依然笔直地站着两个哨兵，进出大院的人和车辆也仍然川流不息，但是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没有人认得她就是3年前周司令家的保姆了。

此时她除了腰中缠着的那些珠宝外，已经身无分文。白发苍苍的她再也不可能去给人家当保姆，为了维持生活，她只得一手拄着一根竹竿，一手拿着一个压扁了的饭盒，过起了乞讨的日子。白天，她席地坐在大院门口的街道旁边，饭盒就摆在她的面前。每天能要上多少钱她并不在意，只要天天能在这里守着，她就觉得踏实。傍晚时她收起饭盒里的几角零钱，买两个馍到郊外的一处庵堂里，与庵中的那个老尼为伴。

她就这样每天仅靠两个馍一碗水，在那里一坐又是五年。五年来，她望穿了眼流尽了泪，不顾严寒酷暑，天天像石雕铁铸般地坐着，盼着三个孩子归来。无论什么时候，走近她身边的人都会听见她在反反复复地念叨：“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城里人好奇，常有围观的人问她大林二林小林是谁，她就说是自己的孩子；又有人问他们现在怎么了，她就伤心得不再回答，接着又自顾自地念叨：“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

时间一长，大家都说她疯了，想孩子想出病来了。哪里有正常人在那里一坐就是五年，而且每天反反复复就只有这一句话的呢？

1996年7月里的一天，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后就晕倒在大院的门外。军分区里的人赶紧将她抬到医务室抢救，医生发现她的情况很危险，一边对她采取了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边松开她的上衣准备做进一步的检查。不料多年的警觉让她突然惊醒过来，随即双手紧扼腰间，拒绝医生对她再做任何检查。医生劝她，说她的病情危急，如不配合救治恐怕有生命危险。她听后流下了眼泪，自己也觉得体力不支，恐怕难以维持。于是她取出了周司令留下的电话号码，请医生交给军分区首长，说自己是当年周司令家的保姆，有重要事情要与周司令面谈，请首长赶紧与青岛的周司令联系。

军分区首长接到报告后相当吃惊，他一边指示尽全力抢救，一边拨通了青岛周司令家的电话。周司令接到电话后更加吃惊，立即搭乘最快的航班飞到省城，当他连夜赶到她的身边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周司令握着胡林香的手听完了她断断续续的一番话后，又是惊奇又是感动。想不到这个当了一辈子保姆的贫苦女人竟是如此仁义和守信，五十多年守着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哪怕是穷到了乞讨为生也分文未动。他这才明白了她临终前千里迢迢叫他来的用意。于是他恭敬地弯下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胡大姐，你放心，我都听清楚了，现在你准备怎样处置这些财物呢？”

她的声音更轻，但是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她说：“我等了他们一辈子，看样子他们是不回来了……将这些东西都捐出去，修一条胡家岙到山外的公路……我丈夫当年就是在山上摔死的……胡家岙的人太苦，给他们修一条路……”

周司令亲自执笔记录，他含着眼泪对她说：“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亲自去办好这件事。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把我的墓修在公路边上……”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像一根游丝在空中飘来飘去，“我要在路边……等大林他们……回来。”

胡林香老人去世后，她保管的那些遗物经银行收购以及拍卖，共售得现金五千八百多万元。

2002年10月，胡家岙通往山外的公路正式通车。遵照老人的遗愿，她的墓就修在公路起点的山坡上，墓门朝向东方，墓前立有两块石碑，正面的墓碑上刻着：“老保姆胡林香之墓”，落款是“胡家岙百姓敬立”；侧面的碑上刻着老人几十年来反复念叨的那句话：

“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

文章选自《读者》，2004年第24期。

爱是世上最伟大的

使得生命最值得活的事情

【美】洛克菲勒

下面我要列举的信条，是我和太太用来持家的原则，也是我父亲深信不疑，并用以治身之道。其中许多条都是我母亲教给我的。

这些信条使我们善待人生，并引导我们走向幸福之路。给予我们鼓励，让我们死得安详。

如果它们对我、对你都有所启示，那么对我们的子孙也会有帮助的。

下面就让我把它们列出来吧！

我深信人有其至高的价值，他有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种权利都包括着责任；每个机会都含有义务；而每种占有权都该有其职责。

我深信法律是为人民而订的，并非人是为法律而生存的；而政府应该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主人。

我深信劳动的神圣，不管是芳心或劳力；社会不必给予人民生活，却必须供给每个人求生的机会。

我深信无论是在政治上、商业上或个人事情上，勤俭是达成良好的经济组织及生活之道。

我深信真理及正义是维持长久的社会秩序的根本。

我深信诺言的神圣，每个人都应该守信。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原则，而非财富、权力、地位，使他具有最高的价值。

我相信人类都有义务贡献出他的能力，也只有献身的精神才能扫除自私心及发掘人类心灵的伟大。

我相信世上有一个明智又有爱心的上帝，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其名；而人类只有与上帝的意志和谐生存，才能达到最高的成就，最大的幸福。

我深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只有它才能消除恨，也只有它才能征服权势。我所陈述的这些信条，全世界的好人，无论其种族、宗教、教育、社会地位，或职业有所不同，都能够信守，然而也有许多人要受过各种折磨，甚至以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换取这些真理。

基于这些信条，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及上帝为我们的天父的新世界。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不管你是科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尽管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原则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类共同遵守的信条，即“普世价值观”。

文章选自《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

第十五章　诗意的栖居大地

有两种美学观点：

其一是距离产生美。布洛认为，审美心理是由一种“心理距离”造成的，这种距离既有空间方面的，也有时间方面的。在主客体的审美关系中，以主体不与对象发生功利关系的距离为恰当，距离过远为“超距”，距离过近为“差距”，都是“失距现象”。这种“失距现象”，既不能保持事物形式结构的真象，使主客体之间发生审美的情感交流，也不能消除对象对人的实用性和具体性方面的影响。因此，审美心理应该是一种与外物有恰当的心理距离的心理。这种心理的距离切断了人与现实的功利关系，从而获得美感。

其二是“移情”产生美。所谓移情，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自己欢喜时，大地山河都扬眉带笑；自己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凝愁。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也觉点头。柳絮有时“轻狂”，晚峰有时“清苦”。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请同学们仔细地阅读这个单元的海伦·凯勒《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吧，看看一个失明的人心里是如何的亮堂！她在三天的时间里，所看到的竟是那样的丰富！比我们很多明眼人一辈子看到的还要多得多！第一天，她看自己的亲人和友人，她会凝视她的老师，她会端详她的亲友和朋友，她会仔细观察自己的家庭。她让自己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的美色里，她会如痴如醉地欣赏身边这美好的一切。想想看，同学们，我们什么时候“凝望”过我们的亲人？“端详”过我们好友？我们什么时候让自己的双眼“陶醉”过？让自己的目光“痴迷”过？第二天，她将看一看人类所走过的历程，那是几千年的曲折的道路，那是历代的兴衰和沧桑之变。她将在博物馆里和艺术馆里完成这一切，她就这样去探索人类的灵魂。想想看，同学们，什么时候，我们注意到了艺术向我们有视力的人展示了如此绚丽的美和如此深广的意义！第三天，她将看到壮丽的日出，大街上拥挤的人流……面对海伦·凯勒，我们只能说，我们还不会生活，我们还不曾像样的生活过！

美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再让我们完成一个作业——为我们的审美找到一些关键词：诗意的生活、平凡的美丽、审美的眼光、优美和崇高、审视和谛听、吟诵和歌唱、精神的家园……就是这些了——就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生活，品味我们的生活。就让我们从现在起，亲近生活，热爱生活；就从现在起，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寻找我们身边的美；就从现在起，去向我们热爱着的人去说一声谢谢；就从现在起，向着我们的身边人撒播我们的爱与关怀。请大声地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我热爱生活，我热爱你们。不要再等了，就从今天起。好吗？

审美需要真诚和自信

徐庆平

谈审美、谈艺术，好多人觉得非常抽象，有的人讲得高深莫测，但是我觉得没那么复杂。实际上每个人生来就有着一种爱美的天性，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不注意发展它的话，这个天性它会麻木掉的、会退化掉的、会泯灭掉的，就会对任何的美都麻木不仁、没有反应。我本身是搞艺术的，通过自己的艺术的实践，通过审美的实践，我感觉到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对于艺术家是特别重要的，对于每一个审美者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要素，你从事艺术也好、从事什么也好，那就是要诚实、要真诚、要自信。

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旅游，我们在欧洲旅游的话，肯定是选两个地方，一个是意大利，一个就是法国。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呢？首先讲意大利，我们要去意大利的话，肯定要去罗马，到罗马去看什么呢？去看圣彼得大教堂和作为紧挨着圣彼得大教堂的梵蒂冈美术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美术馆之一，这个代表了整个世界上的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峰，它的艺术品都摆在那儿。你进梵蒂冈（美术馆）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箭头，就是西斯廷，按着这个箭头走，你走到任何一间屋子，前面还有一个箭头，就是往西斯廷去的。你看了半天、看了一天，好多好多的美术品，有世界上最有名的希腊雕刻，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拜尔维代尔的阿波罗》，阿波罗射出一支金箭以后，看着金箭去的方向，他那种非常的自负的样子的雕像；还有像拉斐尔画的雅典学派，巨大的壁画，但是前面总有一个箭头吸引你继续往前走，就是西斯廷，可能到这一天的最后你才走到这个地方，就是到了美术馆最精彩的、最核心的，到了“美”的代名词的地方，西斯廷就变成了一个“美”的代名词。到这儿看什么呢？就看一幅米开朗琪罗创造的“天顶画”，实际上这不是一幅画，是整个一个天顶上面画了很多幅画。为什么说它代表了人类的美、代表了美的高峰？那就是因为这幅画聚集了米开朗琪罗四年的心血。

大家都知道，十五世纪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艺术高峰，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教皇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庇护者，他当时有个伟大的理想，他要让罗马成为全世界的首都，所以他要在这儿建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最豪华的、最伟大的都市，这样全意大利的、全欧洲的能工巧匠，它的伟大的雕塑家、伟大的建筑家、伟大的画家全部云集罗马，米开朗琪罗也去了。他画天顶画之前，已经有另一位文艺复兴的第一绘画高手拉斐尔在给教堂旁边的宫室画大的壁画。《雅典学派》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上，也是美术上的一个奇迹。米开朗琪罗到那儿原来是为了给教皇设计陵墓的。这个陵墓准备做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陵墓，上面有40尊高大的雕像，如果实现了的话，也是美术史上的一大奇迹。但是这个事情被人破坏掉了，破坏者就是教皇的首席艺术顾问，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家，也是画家，叫做布拉曼特。他很嫉妒这个米开朗琪罗，他怕米开朗琪罗真正地施展了他的才能，怕米开朗琪罗夺走了自己的地位，所以他就给教皇出主意，他说你不要做这个陵墓，人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做陵墓，考虑死了，这个是不吉利的，教皇就犹豫不决了，“那让他来做什么呢？”他说现在正有一个小教堂盖起来，上面的天顶，你让他去画那个天顶画吧。看起来这是一个推荐，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阴谋，就是他想让米开朗琪罗出丑，因为在这之前，米开朗琪罗没有画过一张画，他是个建筑家和雕刻家，而且画的是张什么画呢？不是我们这么画，是要仰着脖子朝天上画的，几百平米的一个天顶啊，而且用的技巧叫做湿壁画，就是要抹灰泥，上头湿着的时候就要画，你要画慢了，等它一干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要求技巧最高的，要一个人画第一张画，就画这个画，而且旁边有一个第一高手拉斐尔在那儿跟你比，这就是让米开朗琪罗出丑了。但是米开朗琪罗接了这个工作，画了这个天顶画，在里面花了四年的时间，不让任何人进去，他的习惯是单独地工作，而大家都知道，米开朗琪罗没有结过婚，他只爱过一个女人，而且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恋，这个女的，大家可能很想知道她的样子——能得到米开朗琪罗的爱慕，大家就看西斯廷里面的祭坛画上面那个圣母的形象，那个就是以她为模特的。

米开朗琪罗的生活非常之简单，他画这个天顶画，每天不停地在上面画，在脚手架上面画。他睡觉经常是不脱衣服的，就和衣而睡，饿的时候就是口袋里揣着几块面包，就这么吃一下。经过了四年的时间，他画出了一组令世界震惊的画，特别重要的是他在这个画里面整个改变了艺术的形象、改变了人的形象、神的形象。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世界的艺术高峰是希腊，希腊神的形象是一种很神圣的、很沉稳的，没有什么激情的表达的，这是美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最早的神都是很凶的，原始的艺术家的模特肯定是他的部落里面，最年轻的、最强壮的男子的形象。到后来，这个艺术到希腊的时代，这个美已经变了，它要求神的形象是公正的，因为神不需要费那么大劲去打仗，所以大家看希腊雕刻里面的，包括维纳斯的像，非常地安稳，好像面目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到了米开朗琪罗的时候，他改变了形象，他的形象是有激情的，他的上帝的形象是跟任何的上帝的形象都不一样的，大角度地朝你飞过来，那手是指向你的，都是这种大角度，那天神是朝那个画里面飞进去，大脚板子朝着你、屁股朝着你，大透视，造成了一往无前的力量的感觉，所以他的画是激情震荡的，整个改变了形象的。而且画上没有雷同的形象，包括基督的形象。根本就不是瘦弱的、瘦骨嶙峋的，不是那个中分头的、面带菜色的，他那个神是个审判所有人的一个强壮男子的形象，身上的肌肉都在说话，每一块肌肉都有语言的。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新的、崭新的艺术风格，而且影响了整个以后的时代，这个艺术的确是达到了空前的这样一个高峰。

他画了四年的时间，画完的时候，头已经低不下来了，因为他四年里头都是仰着呆着的。他给自己作了一首打油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的胡须朝向天，我的头发垂向肩，从画笔上滴下的颜色，把我的脸画满了图案，我的眼睛已经看不清道路，只能用双手摸索向前，前面的皮肉拉长，后面的皮肉缩短，就像一张弓，绷紧了弦”，那么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接下这么艰巨的一个任务，为了什么？他没有家，没有任何自己的功利的目的。当他做这个工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工作的时候，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如果给他一分钱的报酬的话，那就是对他的侮辱，他造就人类最伟大的美，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一定能够升入天堂的，所以他是以他的全部的真诚、全部的精力、去从事这项工作的。

美术史上记载，这个教堂的门一打开的时候，全罗马都被震惊了，西斯廷这样一个教堂，因此而成为了美的代名词了，米开朗琪罗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艺术方面的美的真诚的代名词。米开朗琪罗死了以后，罗马就要把他葬在只葬教皇的圣彼得大教堂，把他作为教皇一样的安葬。他的遗体停在这个大教堂里面，在夜静更深的时候，佛罗伦萨派人去把尸体偷走了，用马车连夜运回佛罗伦萨。历史上的记载，半夜时分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佛罗伦萨人家的灯都点起来了，迎接他的这个儿子的归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去看这些地方，去审美、去找这个美的原因，为什么美，去分析它的时候，恐怕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真诚。

到巴黎，如果你现在问一句话，问一个问题，现在的西方的人、欧洲人，他们最喜欢哪个画派、最喜欢哪位画家？这个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最喜欢的就是印象派。我自己有一个体验，我在巴黎的时候，在巴黎的所有的展览会，我去看过无数展览、无数的博物馆，没有排过队，只有一个展览例外，就是印象派的一个巡回展，在大宫美术馆前头整整排了45分钟的队，然后进去看了，这就是印象派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展览。把欧美各个博物馆的印象派作品集中到一起来，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的艺术史上面，享有最高威望的名字就是“印象派”。那么人们为什么喜欢印象派？印象派，它在绘画的两个基本要素，一个形象、一个颜色，它在这个颜色上面造成了突破，而这个造成突破的画家就是莫奈。莫奈他找到了绘画上面的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表现阳光，表现阳光所造成的颜色的变化，他最著名的一张作品，叫做《花园中的妇女》，是表现几位巴黎的女孩子，穿着白色的衣裙，上面带点点的，在阳光底下、在花园里面打着伞在那儿休息、在那儿散步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张画为什么能够造成突破呢？他是完全在露天画的，这个画中的女孩子就是以他的夫人卡米埃做模特，打着伞或者是穿着衣服站在花园里面，周围的环境，草、树全部是实地写生，就在阳光下写生，他为这个挖了一条沟，一张很大的画布放在这个沟里面，可以上下地挪动。我看这张画的时候还是在卢浮宫的印象派馆里面，你进这个馆以后，你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就得跟着它走，那张画在那儿，所有旁边的前面的画全部黯然失色，尽管印象派的画在所有的画里是最亮的，但是跟这张画一比的话，就全部黯然失色了，就吸引你要走到它面前去，很大的一张画。莫奈在这画里面，找到了当时的解决这个颜色的，让它亮起来的办法，他有很多的办法。他的所有的朋友，都到他当时居住的这个小镇去学他的办法，这就产生了印象派。这个道路是很曲折的，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他吃的苦超过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画家，他的画中的女主人公，左拉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卡米埃，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后来成了他的夫人。在他创建印象派过程最艰难的时候，卡米埃死掉了，这个女孩子，巴黎的一个姑娘，生前没有戴过任何装饰品，最后只有一块徽章，这是她的母亲留给她的一个纪念物。这个徽章，就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困难了，把它当掉了，所以在卡米埃死的时候，莫奈写了信给一个医生，买过他一张画的一个医生，借一点钱，把这个徽章给她赎回来，他就穷到这个程度。卡米埃在灵床的时候，莫奈为她画了最后的一张肖像《灵床上的卡米埃像》，他为了给自己留个最后的纪念，纪念他死去的爱妻，但是他画着画着的时候，他发现他就忘了是画什么东西了，他已经没有意识到他是画他的死去的夫人，他眼睛里就是这儿是什么色、那儿是什么色，这儿是紫色、那儿是绿色、这儿是黄色，他自己后来发现，他说我可能神经上有问题。他们的画在一开始卖得非常便宜，在巴黎最有名的叫特罗澳拍卖行，印象派毕沙罗的画曾经最低的卖到八个法郎一张，当时最贵的画，十九世纪最贵的画是米莱的《晚钟》，卖十万美金，十万美金跟八个法郎比，这么悬殊。

那么，为什么他能够经过这么多的艰难困苦，靠的什么？靠的他的真诚，也靠他的自信，他走的路是任何一个人没有走过的，他创造出来的一种美，他积累的人的经验，他找到了积累了所有的科学的实验的成果，在这种基础上，他充满着自信地走自己的路，最后他成功了，他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最后的十年，因为有白内障，他就画前面，他挖的一个湖，这个湖里面种满了睡莲，这些画都是非常大的一张一张的，用笔非常的豪放，等于我们的写意一样的。在巴黎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时候，他把他的二十几幅睡莲作为一组，捐献给国家，捐献给巴黎市，并写了一封信，他说他要用这二十几张画组成一束花，献给自己伟大的祖国，巴黎市就建了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按照莫奈的设计，就像我们香山的眼镜湖那样的，两个椭圆形连在一块儿，这些画就是沿着这个边整个的围了一圈儿，而且都挂得很低，基本上都是挨着地面的，画也很高，你坐在那中间，时间长了你就看周围，你可以转到任何一个角度，就是他画的那个湖，上头有垂杨柳、有天光云影，你就像到了他那个湖里面一样，在那儿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所以这个地方人们叫做印象派的西斯廷，也就是印象派的美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审美的时候，往往进入了一些个误区，不是自己去发现美，不是自己去理解美、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而是听别人怎么讲的，这样的话他就丧失了自己的审美的基本的能力。审美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真诚，你眼睛看到的美，你觉得是美，那就是美，你要自信，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每时每刻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美的东西，只要有了这一点，我们的生活就会多一些欢乐。

本文选自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朱光潜

有几件事实我觉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同感没有？

我的寓所后面有一条小河通莱茵河。我在晚间常到那里散步一次，走成了习惯，总是沿东岸去，过桥沿西岸回来。走东岸时我觉得西岸的景物比东岸的美；走西岸时适得其反，东岸的景物又比西岸的美。对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较这边的美，但是它们又不如河里的倒影。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本极平凡，看它的倒影却带有几分另一世界的色彩。我平时又欢喜看烟雾朦胧的远树，大雪笼盖的世界和更深夜静的月景。本来是习见不以为奇的东西，让雾、雪、月盖上一层白纱，便见得很美丽。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虽然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惊讶它们的奇景；但在生长在西湖或峨嵋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嵋实在也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方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古董癖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周朝的铜鼎或是一个汉朝的瓦瓶在当时也不过是盛酒盛肉的日常用具，在现在却变成很稀有的艺术品。固然有些好古董的人是贪它值钱，但是觉得古董实在可玩味的人却不少。我到外国人家去时，主人常欢喜拿一点中国东西给我看。这总不外瓷罗汉、蟒袍、渔樵耕读图之类的装饰品，我看到每每觉得羞涩，而主人却诚心诚意地夸奖它们好看。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常觉到农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农人自己在烈日寒风之中耕作时所尝到的况味，绝不似陶渊明所描写的那样闲逸。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本来是很酸辛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很甜美的回忆。我小时在乡下住，早晨看到的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还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觉得它们真是单调无味，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免有些留恋。

这些经验你一定也注意到的。它们是什么缘故呢？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再就上面的实例说，树的倒影何以比正身美呢？它的正身是实用世界中的一片段，它和人发生过许多实用的关系。人一看见它，不免想到它在实用上的意义，发生许多实际生活的联想。它是避风息凉的或是架屋烧火的东西。在散步时我们没有这些需要，所以就觉得它没有趣味。倒影是隔着一个世界的，是幻境的，是与实际人生无直接关联的。我们一看到它，就立刻注意到它的轮廓线纹和颜色，好比看一幅图画一样。这是形象的直觉，所以是美感的经验。总而言之，正身和实际人生没有距离，倒影和实际人生有距离，美的差别即起于此。

同理，游历新境时最容易见出事物的美。习见的环境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比如我久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出门看见一条街就想到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酒店，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银行；看见了一座房子就想到它是某个朋友的住宅，或是某个总长的衙门。这样的“由盘而之钟”，我的注意力就迁到旁的事物上去，不能专心致志地看这条街或是这座房子究竟像个什么样子。在崭新的环境中，我还没有认识事物的实用的意义，事物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只是一条街而不是到某银行或某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还只是某颜色某线形的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或是总长衙门，所以我能见出它们本身的美。

一件本来惹人嫌恶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远一点看，往往可以成为很美的意象。卓文君不守寡，私奔司马相如，陪他当垆卖酒。我们现在把这段情史传为佳话。我们读李长吉的“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几句诗，觉得它是多么幽美的一幅画！但是在当时人看，卓文君失节却是一件秽行丑迹。袁子才尝刻一方“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看他的口吻是多么自豪！但是钱塘苏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伟人？她原来不过是南朝的一个妓女。和这个妓女同时的人谁肯攀她做“乡亲”呢？当时的人受实际问题的牵绊，不能把这些人物的行为从极繁复的社会信仰和利害观念的圈套中划出来，当作美丽的意象来观赏。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不受当时的实际问题的牵绊，所以能把它们当作有趣的故事来谈。它们在当时和实际人生的距离太近，到现在则和实际人生距离较远了，好比经过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它的原来的辣性，只留下纯淡的滋味。

一般人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认得太真，不能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人生世相，于是这丰富华严的世界，除了可效用于饮食男女的营求之外，便无其他意义。他们一看到瓜就想它是可以摘来吃的，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起性欲的冲动。他们完全是占有欲的奴隶。花长在园里何尝不可以供欣赏？他们却欢喜把它摘下来挂在自己的襟上或是插在自己的瓶里。一个海边的农夫逢人称赞他的门前的海景时，便很羞涩地回过头来指着屋后的一园菜说：“门前虽没有什么可看的，屋后的一园菜却还不差。”许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汉瓶是很值钱的古董，我相信他们宁愿要一个不易打烂的铁锅或瓷罐，不愿要那些不能煮饭藏菜的破钢破铁。这些人都是不能在艺术品或自然美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

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在能不让屋后的一园菜压倒门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准去估定周鼎汉瓶的价值，不把一条街当作到某酒店和某银行去的指路标。他们能跳开利害的圈套，只聚精会神地观赏事物本身的形象。他们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个道理可以拿一个浅例来说明。

王渔洋的《秋柳诗》中有两句说：“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在不知这诗的历史的人看来，这两句诗是漫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读者不能了解它，所以无法欣赏它。《秋柳诗》原来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国亡无所依附的故旧大臣，“西乌”是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假使读这两句诗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遗老”，他对于这两句诗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较能了解。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容易看这两句诗而自伤身世，想到种种实际人生问题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专注在诗的意象上面，这就是说，《秋柳诗》对于他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实用的世界。

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一个乡下人看戏，看见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样子惟妙惟肖，不觉义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杀了。从道德的观点评艺术的人们都有些类似这位杀曹操的乡下佬，义气虽然是义气，无奈是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他们不知道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比如裸体女子的照片常不免容易刺激性欲，而裸体雕像如“米罗爱神”，裸体画像如法国安格尔的《汲泉女》，都只能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照片太逼肖自然，容易像实物一样引起人的实用的态度；雕刻和图画都带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几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误认为实际人生中的一片段。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带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中世纪“哥特式”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延长。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都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中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作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许多人本来是笨伯而自信是可能的诗人或艺术家。他们常埋怨道：“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位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文章选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

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而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范围里去。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最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叮咛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的。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创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枯渴，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枯竭。“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命上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像柏格荪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画也不肯苟且。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字是“到”字，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像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著，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味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味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味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甑已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洛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伦理问题时，都以为善有等级，一般的善虽只有外在的价值，而“至高的善”则有内在的价值。这所谓“至高的善”究竟是什么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来是一走理想主义的极端，一走经验主义的极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却一致，他们都以为“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种见解在西方哲学思潮上影响极大，斯宾洛莎、黑格尔、叔本华的学说都可以参证。从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了。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可以看成“至高的善”吗？这个问题涉及西方哲人对于神的观念。从耶稣教盛行之后，神才是一个大慈大悲的道德家。在希腊哲人以及近代来布尼兹、尼采、叔本华诸人的心目中，神却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创造这个宇宙出来，全是为着自己要创造，要欣赏。其实这种见解也并不减低神的身份。耶稣教的神只是一班穷叫化子中的一个肯施舍的财主佬，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则是以宇宙为乐曲而要在这种乐曲之中见出和谐的音乐家。这两种观念究竟是哪一个伟大呢？在西方哲人想，神只是一片精灵，他的活动绝对自由而不受限制，至于人则为肉体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绝对自由。人愈能脱肉体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亦愈近。“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这番话似乎有些玄渺，在这里本来不应说及。不过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思想却值得当作一个意象悬在心眼前来玩味玩味。我自己在闲暇时也欢喜看看哲学书籍。老实说，我对于许多哲学家的话都很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趣。我以为穷到究竟，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当作艺术作品去看。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米罗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学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慢慢走，欣赏啊！”

文章选自《艺文杂谈》，朱光潜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摩罗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巴尔蒙特的这句话，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它，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诗人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害的人一样，如此诚挚、欣喜、宁静地歌颂着大地、阳光和人欢马叫、喧腾不息的世界。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写到“我”在火车停站时，见到一位卖牛奶的姑娘：“……晨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的脸比粉红的天空还要鲜艳……有如可以固定在那里的一轮红日，我简直无法将目光从她的面庞上移开……”

普鲁斯特对于阳光的敏感与迷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体验阳光、体验美、体验幸福、体验纯净、体验温馨、体验柔情、体验思念和幻想。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心理空间，实在太有魅力。即使是受尽心理折磨的尼采，到了晚年还依然怀念着年轻时代“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时光”。那些最深刻最博大的灵魂，几乎都是既能充分体验人性之暗昧，又能充分体验阳光的明朗和温暖的人。

究竟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容易感到人世间的美丽温馨，还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更容易感受到这样的美丽温馨？我老是被这样的问题所萦绕。也许无论是否受过伤害，一颗善良的灵魂总是可以敏锐地感受阳光与温暖的。

但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他不止是能够感受阳光，他就是阳光本身，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不难感到他的纯净、透明与温暖。这是任何受过伤害的心灵所不可比拟的。一颗纯净的心需要另一颗纯净的心的照耀与沐浴。由黑暗到光由痛苦而幸福，这是一种漫长的灵魂洗礼。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为了成为阳光，我祈祷于世上。

文章选自《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伦·凯勒

如果靠某种奇迹我能恢复三天光明，然后又回到黑暗里去的话，我将把这三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天

在第一天，我要看到那些善良的、温和的、友好的人们，是他们使我的生活变得有价值。首先，我想长久地凝望我亲爱的教师——安妮·莎莉文·麦西夫人的脸。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来到我家，给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为了将她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我不仅要看她脸部的轮廓，还要仔细研究那张脸，找出同情的温柔和耐心的活生生的例子，她就是靠这些完成了教育我的艰难任务。我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使她能坚定面对困难的坚强个性和她经常向我展露出的对人类的同情心。

我不知道怎样通过“心灵的窗户”——眼睛去探索一个朋友的内心世界。我只能通过指尖，“看到”一张脸的轮廓。我能感觉到高兴、悲伤和许多其他明显的情感。通过触摸他们的脸我可以了解我的朋友们。但是，我无法通过触摸来明确说出他们的个人特征来。当然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例如通过他们对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对我显示的一切行为，来探究他们的个性。但是，我不认为对他们能有更深的了解，只能通过亲眼见到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对各种思想和环境的反应，亲眼看到他们的眼神和表情即时瞬间的反应来实现。

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我很了解，因为，经过多年的交往，他们已向我显示了自己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那些偶然遇到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整的印象，这个印象还是从一次握手、我用手指触摸他们的嘴唇或他们拍我的手掌的暗语中得到的。

而对于视力完好的你们来说，这就容易得多并且也比较令人满意。你们只要观察他表情的微妙变化，肌肉的颤动，手的摇晃，就可以迅速地抓住这人的基本个性。然而，你曾经想过用你的眼睛刺探一个朋友或是熟人的内在本质吗？你们那些视力完好的大多数人只是随便看看一张脸的轮廓，并且到此为止，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举个例子，你能准确地描绘出五个好朋友的面貌吗？有些人可以做到，但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根据一个试验，我问过许多结婚经年的丈夫，他们妻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他们通常很尴尬也很困惑，老实承认自己确实不知道。顺便提一句，妻子们大多抱怨他们的丈夫不注意新衣服、新帽子和房间布置的改变。

正常的人们很快就会习惯他们周围的环境，事实上他们只注意奇迹和壮观景象。然而，即使在看最壮观的景色时，他们的眼睛也是懒惰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表明“目击证人”看到的是多么不准确。不同的证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事件。有些人可以看得更多些，但很少有人能将自己视力范围内的每件事情都收入眼底。

啊，如果我有三天光明的话，我该看些什么东西呢？

第一天将是很繁忙的一天。我要把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叫来，好好端详他们的面容，将他们外貌下的内在美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还要看一个婴儿的面孔，这样我就能欣赏到一种充满渴望、天真无邪的美，它是一种没有经历过生活斗争的美。

我还应该看看我那群忠诚的值得信赖的狗的眼睛——严肃而机警的小斯科第·达基和那高大健壮而又善解人意的大戴恩·海尔加，它们热情、温柔而淘气的友谊使我感到惬意。

在那紧张的第一天里，我还要仔细观察我家里那些简朴的小东西。看看脚下地毯那热情奔放的颜色，墙上美丽的壁画和那些把一所房屋变成一个家的熟悉的小东西。我会充满敬意地凝视我所读过的那些盲文书，不过我将更热切地盼望看到那些供正常人读的印刷书籍。因为在我那漫长的黑夜生活里，我读过的以及别人读给我听的书已经在我面前筑成一座伟大光明的灯塔，向我揭示人类生命和人类精神的最深源泉。

在恢复光明的第一天下午，我将在森林里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让自己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风景中，我将在这有限的几小时内如痴如狂地享受那永远只能向视力正常人展露的壮观美景。在结束森林散步返家的路旁如果有一个农场，我便能看到耐心的马儿在田间犁地（也许我只能看到拖拉机了）和那些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那宁静满足的生活。我还要为绚丽多彩而又壮观辉煌的日落祈祷。

当夜幕降临之后，通过人类天才的发明——人造灯光，我应该体会到双重的快乐。这是大自然当黑夜来临时，为增强自己的视力而发明的。在恢复光明的第一天夜里，我不可能睡着，脑海里满是对白天的回忆。

第二天

翌日，也就是恢复光明的第二天，我将黎明即起，看那由黑夜变成白天的激动人心的奇观。我将怀着敬畏的心情去观赏那变幻莫测的壮观景象，太阳正是用它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我想利用这一天对整个世界的历程作一瞥。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壮观景象以及历史的沧桑巨变。如此多的东西怎样才能压缩到一天内看完呢？当然，这只能通过历史博物馆了。我经常参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用手触摸过那里展出的许多物品，但是我多么渴望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这经过浓缩的地球历史，以及陈列在那里的地球居民——各种动物以及处于本土环境对不同种族的描摹；看看恐龙巨大的骨架和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漫游在地球上的乳齿象，人类就是靠渺小的身躯和发达的大脑征服了动物王国；看看那些展现动物和人类进化过程的逼真画面，和人类用来为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建造安全居所的那些工具；还有自然历史中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东西。

我怀疑有多少本文读者曾仔细观察过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博物馆里展出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展品的全貌。当然许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不过我敢肯定，许多有这种机会的人却没有好好地善用它。那儿确实是一个用眼的好地方。视力正常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度过无数个充实的日子。而我的想象中，短短的三天光明，只能匆匆一瞥便得离去。

我的下一站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向我们揭示世界的物质方面一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展现出人类精神的各个侧面。在人类历史中，对艺术表达方法的渴望几乎和人类对于食物、住房、生育的热望同等强烈。在这里，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巨型大厅里，埃及、希腊、罗马的精神思想通过其艺术表达出来。通过我双手的触摸，我很熟悉古埃及男女诸神的雕像，能感觉到复制的巴台农神庙的中楣，也能感觉出还在发起进攻的雅典武士那种节奏美。阿波罗、维纳斯以及撒摩得拉斯岛的胜利女神都是我指尖的朋友。多瘤又蓄有长须的荷马让我感觉尤为亲切。因为他了解盲人。

我的手曾逗留在罗马时代以及更晚期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塑上，我的手曾经抚摸过米开朗琪罗那激动人心的石膏像——英雄摩西，我也能感知到罗丹的才能，对哥特式木刻的奉献精神深感敬佩。这些能用手触摸的艺术品，我能理解它们的意义，而那些只能看到不能摸到的东西，我只能通过猜测来领悟那一直远避我的美。我可以欣赏希腊花瓶那简朴的线条，然而它的图案装饰我却无法得知。

就这样，在我恢复光明的第二天，我就试图通过艺术去刺探人类的灵魂。通过触摸可以了解的东西现在可以用眼睛来看了。宏伟而壮观的绘画世界将在我的面前展开，从带有宁静宗教奉献色彩的意大利原始艺术到具有狂热想象意味的现代派艺术。我要细细观察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提香、伦布朗的油画，也想让眼睛享受一下委罗涅塞那绚丽的色彩，研究一下艾尔·格里柯的神秘，并从柯罗那里体会自然的新意。啊，这么多世纪以来的艺术为视力正常的人们提供了多少绚丽的美和深广的意义啊！

凭着对这艺术圣殿的短暂造访，我不可能把那只向你们打开的伟大艺术世界里的每个部分都考虑得很清楚，我得到的只能是一个表面肤浅的印象。艺术家们告诉我，如果想真实而深刻地评价艺术，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眼睛，一个人必须从品评线条、构图、形式和色彩的经历中去学习。如果我能看见东西的话，我是多么乐意去着手这件令人着迷的研究啊！然而我被告知，对于你们大多数视力正常者来说，艺术世界是一个沉沉的黑夜，无法探索也难以找到光明。我无可奈何不情愿地离开大都会博物馆，那儿收藏着发现美的钥匙——这种美已经被人们所忽略。然而视力正常的人并不需要从大都会博物馆里去寻找发现美的钥匙。人们在较小的博物馆里，甚至在那些小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本里也能找到同样的钥匙。当然了，在我想象中能看见东西的有限时光里，我将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发现美的钥匙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最伟大的宝库。

第二个恢复光明的夜晚我想去戏院看一场电影。虽然我现在也经常出席各种戏剧表演，可剧情却得让一位陪同拼写在我的手上。我多想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哈姆雷特那迷人的形象，或者穿梭于绚丽多彩的伊丽莎白式服装的人物之中的福斯泰夫。我多么想模仿优雅的哈姆雷特的每一个动作和健壮的福斯泰夫的每一个昂首阔步。因为我只能看一场戏，这使我进退两难，但是我想看的戏实在太多了。你们视力正常的人可以看你们想看的任何戏，不过我怀疑你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全神贯注于一场戏、一部电影或别的壮观景象的时候，是否意识到并感激那让你享受其色彩、优美和动作的视力的奇迹呢？

除了在触摸的有限范围内，我无法享受节奏感动作的美。尽管我明白节奏欢快的奥妙，因为我经常通过地板的颤动去感受音乐的节拍，但是我也只能模糊地领略巴甫洛瓦的魅力。我可以想象出那富于节奏感的动作，一定是世间最赏心悦目的奇景之一。我可以通过手指去触摸大理石雕像的线条来感悟这一点。如果静止的美可以如此可爱，那么看到运动中的美肯定更令人振奋和激动！

我最深切的回忆之一是在排练可爱的瑞普·凡·温克尔，约瑟夫·杰弗逊做着动作讲着台词的时候，他允许我触摸他的脸和手。这使我对戏剧世界有了贫乏的一瞥，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的兴奋和欢乐。但是，我肯定还遗漏了许多东西。你们视力正常的人能从戏剧表演中通过看动作和听台词而获得多高的享受啊。就算我只能看一场戏，我也能明白我读过或通过手语字母而进入我脑海的一百场戏的情节。

所以，我想象中恢复光明的第二天的夜晚，戏剧文学中的许多伟大形象将挤进我的梦想。

第三天

下一天的清晨，我将再次去迎接那初升的旭日，希望发现新的欢乐。因为我确信，那些能真正看到东西的人肯定会发现，每个黎明都充满了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的美。

根据我想象中奇迹的日期，这是我恢复光明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没有时间去遗憾或渴望了，那儿有太多的东西要去看。我把第一天给了我的朋友，给了那些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人间万物，第二天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历史。今天我要在现实世界里，在从事日常生活的人们中间度过。除了纽约你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现人类这么多的活动和这样纷繁的情景呢？于是纽约成为我的目的地。

我从位于安谧的长岛森林山郊区的家中出发。许多整洁的小屋在绿地、树木、鲜花的拥抱中，充满妇女儿童说笑走动的欢乐声音在四周回荡，这里真是城市劳动者安静的休息场所。当我驱车穿越横跨东河的钢式网状桥时，感觉到了新的激动，感受到人类内心的智慧和力量。河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如果我以前能看见东西的话，我将用很多时间来欣赏河上的热闹活动。

举目前望，面前耸立着奇异的纽约塔，这城市就像是从神话故事的书页中跳出来似的。这是多么令人激动敬畏的奇景啊！这些闪闪发光的尖塔，这些钢和石块构筑的巨大堤岸，就像神为自己修建的一样。这幅有生气的画卷是千百万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我担心很少有人能够注意这些。他们眼睛经常无视这些壮丽景观的存在，因为他们对这些已经太熟悉了。

我匆匆忙忙登上那些大型建筑之一——帝国大厦的顶层，就在不久前，我在那里通过秘书的眼睛“看到”了脚下的城市。我急于把我的想象和真实世界作一次比较。我坚信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幅画卷绝不会使我失望，因为对于我来说它将是另一个世界的景况。

现在我开始周游这个城市。首先我站在繁忙的一隅，只是看来往的人群，试着从观察中去了解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看到他们微笑，我也开心；看到他们如此果断，我感到骄傲；看到他们遭受痛苦，我深感同情。

我漫游到第五大道，将视野从聚精会神的注视中解放出来，以便不留意特殊的事物而只看一看瞬息万变的色彩。我相信人流中妇女衣着的色彩，肯定是我最看不厌的灿烂奇观。不过，假如我能看见的话，可能我也会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过分地注重服装的个性化风格和个性化的剪裁式样而忽略宏观色彩的壮美。我还确信我会变成一个橱窗前的常客，因为去观看橱窗中五光十色的美丽商品一定会令眼睛愉悦。

从第五大道开始游览整个城市——我要到花园大街去，到贫民窟去，到工厂去，到孩子们嬉戏的公园去。通过访问外国居民我作了一次不离本土的境外旅行。对于开心和伤痛等一切东西我都是睁大眼睛去关心，以便能深刻探索和进一步了解人们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人和物的想象，我的目光将轻轻地滑过但不漏下任何一个细小的东西，它力图紧紧抓住它所凝视的每一件事物。有些场景是令人愉快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可有些情景却使人感到悲哀和忧郁。我不会对后者闭上眼睛，因为它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它们闭上眼睛就等于关闭了心灵，禁锢了思想。

我恢复光明的第三天就要结束了，可能我应该把这剩下的几小时用于许多重要的探索上，可是我担心在这最后一夜，我会再次跑到剧院去看一出狂喜的滑稽戏，以便能欣赏人类精神世界里喜剧的弦外之音。

到午夜，刚刚从盲人痛苦中得到的临时解脱就要结束了，永久的黑暗将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很自然，短暂的三天时间，不可能让我看完我要看的全部事物，只有当黑暗重新降临在我的身上时，我才会感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过我的脑海中已经被那壮丽的回忆塞满了，很少有时间去遗憾。今后无论摸到什么物体都会给我带来它是什么形状的鲜明回忆。

如果有朝一日你也将变成一个盲人的话，你或许对我这如何度过三天可见时光的简短提纲提出异议并作出自己的安排。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的面临如此命运的话，你的眼睛将会向以前从不注意的事物睁开，为即将到来的漫漫黑夜储存记忆，你将会一反常态地去利用自己的眼睛，你所看到的东西都是那么的亲切，你的目光将捕捉和拥抱任何你视野所及的东西，最后你会真正看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你面前打开。

我作为一个盲人，给你们视力正常的人们一个暗示，给那些充分利用眼睛的人提一个忠告：好好使用你的眼睛就好像明天你就会突然变瞎。这样的办法也可使用于别的官能：好好地去聆听各种声响，鸟儿的鸣唱，管弦乐队铿锵的旋律，就好像你明天有可能变成聋子；去抚摸你想触及的那一切吧，就像明天你的触觉神经就要失灵一样；去嗅闻所有鲜花的芬芳，品尝每一口食物的滋味吧，如同明天你就再也不能闻也不能尝一样。充分发挥每一种官能的最大作用，为这个世界向你展示的多种多样的欢乐和美而高兴吧，这些美是通过大自然提供的各种接触的途径所获得的。不过在所有的官能中，我敢保证视力是最令人兴奋高兴的。

文章选自《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

海伦·凯勒（1880-1968），美国著名残疾人作家、教育家，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两岁时，一场疾病使她变成了盲、聋、哑人。后来她的父母请来家庭教师莎莉文女士对其进行特殊教育。同时凯勒也通过自身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1904年毕业于麻省波士顿的瑞地克利夫学院。后来，凯勒专职于写作和残疾人教育事业。她一生共写了19本书，其中《我生活的故事》最为著名，对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最美好的时刻

【美】格拉迪·贝尔

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段最美好的时刻。

记得我的这一时刻出现在八岁那一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我突然醒了，睁开眼睛，看见屋子里洒满了月光，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梨花和忍冬树丛发出的清香。

我下了床，踮着脚轻轻地走出屋子，随手关上了门，母亲正坐在门廊的石阶上，她抬起头，看见了我，笑了笑，一只手拉我挨着她坐下，另一只手就势把我揽在怀里。整个乡村万籁俱寂，临近的屋子都熄了灯，月光是那么明亮。远处，大约一英里外的那片树林，黑压压地呈现在眼前。那只看门狗在草坪上向我们跑来，舒服地躺在我们脚下，伸展了一下身子，把头枕在母亲外衣的下襟。我们就这样待了很久，谁都不出声。

然而，在那片黑压压的树林里却并不那么宁静——野兔子和小松鼠、负鼠和金花鼠，它们都在那儿奔跳、欢笑；还有那田野里，那花园的阴影处，花草树木都在悄悄地生长。

那些红的桃花，白的梨花，很快就会飘散零落，留下的将是初结的果实；那些野李子树也会长出滚圆的、像一盏盏灯笼似的野李子，野李子又酸又甜，都是因为太阳烤炙的，风雨吹打的；还有那青青的瓜藤，绽开着南瓜似的花朵，花朵里满是蜜糖，等待着早晨蜜蜂的来临，但是过不了多久，你看见的将是一条条甜瓜，而不再是这些花朵了。啊，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生命——这种神秘的东西，它既摸不着，也听不见。只有大自然那无所不能，温柔可爱的手在抚弄着它——正在活动着，它在生长，它在壮大。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然不会想得那么多，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正沉浸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不过，当他看见一颗星星挂在雪松的树梢上时，他也被迷住了；当他听见一只模仿鸟在月光下婉转啼鸣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他的手触到母亲的手臂时，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安全、那么舒坦。

生命在活动，地球在旋转，江河在奔流。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已经使他模糊地意识到：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美好的时刻。

文章选自《读者十年精华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一

上上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矢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做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灵。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陪伴你的，有刚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啾，充满果汁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怒放的凌霄，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矗”和“伊始”，乃富有动感、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易受鼓舞、最能添置信心和热望的时刻，也是最能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体内某种沉睡的细胞，使我们看到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种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二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

睡眼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慵懒灌铅的腿，被浩荡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拥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霎，一束极细的猩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拂了你一下，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昏脑涨，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什么也不想，一刻也不愿再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的机会，比如登泰山、游黄山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啧啧称奇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人声鼎沸和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那个与电视里一模一样的场面——像升国旗一样，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早就被导游、门票和游览图计划好了的。美是美，但就是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不自然，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不免“主题先行”的味道，像租来的、买来的……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第几万次地打着呼噜。

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到萎靡的身体和灵魂。

三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经历了。

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可，即使你偶尔起个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

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

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有油乎乎的腻感，老有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出租车的喇叭声。没有真正的黑夜，自然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施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种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感受不到婴儿苏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昏沉的睡梦中。

四

千禧年之际，不知谁发明了“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这个诗化概念，而后，又吸引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府投资，再经权威气象人士的加盟，竟打造出了一个富有科技含量的旅游品牌。为此，浙江的临海和温岭还发生了“曙光节之争”（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曙光”赐予了临海的括苍山主峰，北京天文台则咬定在温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将“曙光”大奖正式颁给了吉林珲春）。一时间，媒体纷至沓来，电视现场直播，鞍马争趋，庙门披红，山票陡涨，那峦顶便成了寸土寸金的摇钱树……

其实，大自然从无等级之别，时间符号只是人为的制造。对大自然来说，根本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所谓“新世纪”“新一缕”……看日出，本是一种私人性极强、朴素而平静的生命美学行为，而一旦搞成热闹的集市，搞成一场阵容豪华的商业演出，也就失去了其本色的自然含义。想想我们平日的冷漠与昏迷，想想每天的昏头大睡，这种对“光阴”的超强重视简直像一种讽刺。

对一个习惯了对自然的漠视的人来说，即使那一刻，你花大钱购下了山的制高点，你又能领略到什么呢？又能比别人多争取到什么呢？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道：“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够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应该说，真正热爱日出的，像福楼拜，即这种童心未泯的人。还有梭罗、史蒂文森、普里什文、蒲宁、爱德华兹……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们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们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与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而成人世界里、几乎已没有真正生动的自然，只剩下桌子和墙壁，只剩下人的游戏规则，只剩下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逻辑……

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本文选自《精神自治》，中国工人出版社。

当她十八岁的时候

王开岭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篮枞果》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挪威少女达格妮是一位守林员的女儿，美丽的西部森林使她出落得像仙子一样亭亭玉立，像花朵一样迷人。18岁那年，为了迎接新生活，她告别父母，来到首都奥斯陆。

傍晚，她在公园边散步，远处飘来了美妙的交响乐声。

原来是在举行盛大的露天音乐会。她挤在人群中，使劲地朝舞台那儿眺望。猛然，她一阵战栗，报幕员在说什么？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下面，请演奏我们的音乐大师爱德华·格里格的最新作品……这首交响乐的献辞是：《献给守林人哈格勒普·彼得逊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当她年满18岁的时候》。”

达格妮惊呆了。这是给自己的？音乐响起，如梦如幻的旋律似遥远的松涛在蔚蓝的月夜中汹涌，渐渐，少女的心被震撼了，她虽从未接触过音乐，但这支曲子所倾诉的感觉、所描述的景象、所传递的语言……她一下子就懂了！那里有西部大森林的幽静、脆美的鸟啼、黎明的雾、枞果的清香、露珠的颤动、溪水的流唱、松软的草地、云雀疾掠树叶的声音，还有一个拾枞果小女孩颤颤的身影……她被深深感动了，隐约想起了什么。

十年前，她还只是个满头金发的小丫头。秋日的一天，她挎着一只小篮子，在森林里采摘枞果和野花。一条幽静的小路上，她突然看见一个穿风衣的陌生人在散步，看样子是从城里来的，他看见她便笑了……他们成了好朋友，陌生人非常喜欢她，给她讲故事，帮她摘枞果，采野花，做游戏……最后，陌生人一直把她送回家。就要分手了，她恋恋不舍地望着他：我还能再见到您吗？陌生人也有些惆怅，似乎在想心事，末了，他突然神秘一笑：“谢谢你，美丽的孩子，谢谢你给了我快乐和灵感，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不，不是现在，大约要十年以后……”

达格妮迷惘又用力地点点头，时光荏苒，森林里的枞果熟红了一个又一个秋季，那位陌生人没有再来……她想，或许人家早就把这事给忘了吧。

此刻，达格妮什么都明白了。那曾与自己共度一个美好秋日的，就是眼前音乐会的主人：尊敬的爱德华·格里格先生。音乐降落时，少女泪流满面，她竭力克制住哽咽，弯下身子，把脸颊埋在双手里。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演出结束了，达格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她像一只羞红的小鸟，朝着海滩跑去，似乎只有大海的胸怀，才能接纳自己内心的澎湃。在海边，在六月的白夜，她大声地笑了……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如此评价道：“有过这样笑声的人是不会丢失生命的！”

最初读到这个故事，我立即被它的美强烈地摄住了。被大自然的美，童年的美，少女的美……这样的经历，对一个孩子的灵魂将产生多么深远而奇特的影响啊！少女的明亮笑声中包含了多么巨大的憧憬，多少对生命的信心、感激和热爱……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幸运的少女会一生正直、勇敢、善良、诚实……她会用一生的努力来报答这份礼物，她要对得起它！她决不会堕落，决不会庸俗，决不会市侩和丑陋……她会用一生来追求美，她会在很久以后的某个夜晚，深情地将这个故事讲给子孙们听，她会在弥留之际，在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要求再听一遍那支曲子……

她的后代也将像她一样热爱这支曲子。和她一样，他们是不会丢失生命的。一切美好得不可思议！这是我所知道的、由艺术送出的最灿烂最浪漫的花篮，最贵重的成年礼！而达格妮，也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幸运的少女。

本文选自“蓝之韵”网站。

第十六章　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巨人，它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信念，它是一种来自未来世界的美好呼唤。

自我实现的含义就是设想可以实现一个人的真实的自我或成功的自我。

一人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一堆泥或一团黏土。人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至少是一种软骨的结构，至少是他的气质，标准的生化平衡等等，这里有一个自我。马斯洛曾说过：“要倾听内在冲动的呼唤”，意思就是要让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儿童和青年在大多数时候，不是倾听自己的真情呼唤，而是倾听妈妈的、爸爸的教训，倾听学校的、老师的或权威的或传统的声音。

其实，你就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自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来，没有一个人和你一样，你的头脑、心灵、眼睛、耳朵、双手、头发、嘴唇都是与众不同的。言谈举止和你完全一样的人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虽然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人人各异。你是独一无二的造化。

你有双眼，可以观察；你有头脑，可以思考。现在你已洞悉了一个人生中伟大的奥秘。你发现，一切问题、沮丧、悲伤，都是乔装打扮的机遇之神。你不再被他们的外表所蒙骗，你已睁开双眼，看破了他们的伪装。

关键在于你需要有积极的心态，而积极的心态是你是可以学到的。

1.言行举止像你希望成为的人

2.要心怀必胜、积极的想法

3.学会微笑，用美好的感觉、信心与目标去影响别人

4.学会称赞别人，使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要

5.心存感激，始终保持一种感恩的心

6.到处去寻找最佳的新观念

7.不要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

8.培养一种奉献的精神

9.培养乐观精神，永远不要消极地认为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10.经常激励自己，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你就能做到

青春

【美】塞缪尔·厄尔曼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态；青春不是粉面、红唇、柔膝，而是坚强的意志，恢弘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深泉的自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灵魂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好奇之冲动，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你我心中都有一根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会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一点天线坠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实则垂垂老矣；然而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即使八十高龄，行将告别尘寰，你也会觉得年轻依旧，希望永存。

《青春》的作者塞缪尔·厄尔曼（1840-1920）是位犹太人，他曾以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而闻名于世。太平洋战争打得正酣之时，麦克阿瑟将军常常从繁忙中抬起头，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镜框，镜框里正是这篇名为《青春》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直伴随着他到东京。后来，日本人在东京的美军总部发现了它，《青春》便开始在日本流传。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说，在日本实业界，几有成就之人，几乎都受过这篇美文的激励，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一直把《青春》当做他的座右铭。本文选自《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徐翰林编译，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

你就是一道风景

胡西淳

生于世界上，存于宇宙间，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同顶炎炎烈日，共沐皎皎月晖，心智不缺，心力不乏，只要你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个性及风采，那么，你就没必要去仰视别人。

你，就是一道风景！

不要隐于云海峰峦之后，不必藏于青竹绿林之中，你就是巍巍山峦的一石，就是苍苍林莽中的一株。所以你没必要敬畏名山大川，没必要去赞叹大漠孤烟，你的存在，其本身就在解释世上所有的景致；你的存在，正注释着时代的一种风情！不必去拥挤了，你就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展示你内心世界的丰富内涵，给苍白的四周以绮丽，给庸俗的日子以诗意，给沉闷的空气以清新，每日拭亮一个太阳，用大自然的琴弦，奏响自己喜爱的心曲。

自然美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性，梅花自有梅花的风韵，红杏自有红杏的丽姿，如今认清自己往往比注视别人更为重要。没必要一味褒扬别人贬低自己，应该果敢地站起，与最佳景观比肩，只要你不懈追求，相信你，不比别人差。真的，你行！

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潇洒，兰草之温柔，自然赋予各异风情，都在各自的一片土地上展示生命的光辉。如今所需的不是自谦，而是自信。很久很久了，虚假的谦逊毁掉个性的展露，模仿、装扮、整容，使人无法认清你的真面目，不知哪个是你自己，那情景似古代砖窑烧出的规格相同的陶俑。

风景这边独好！妙在独好。

我们太忽视这个“独”了。

世上被人们公认的景点都是独特的：埃及金字塔，中国古长城，法国凯旋门，罗马斗兽场……世上被人赞誉的美景也别具风采：泰山日出，威尼斯水城，热带雨林，撒哈拉大沙漠……

让个性伴你，站着该是一座山，倒下便是路基；完整时给人启示，粉碎时使人警醒……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你不用注视人们的眸光便可知道，你在阳光下用身影发表宣言：

你就是一道风景！

文章选自《“读者”精选本》，甘肃人民出版社。

致加西亚的信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在所有与古巴有关的事情中，有一个人常常令我无法忘怀。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必须马上与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加西亚将军隐藏在古巴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点，因而无法送信给他。但是，美国总统必须尽快地与他建立合作关系。

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推荐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如果有人能找到加西亚将军，那个人一定就是他。”

于是，他们将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写给加西亚的信。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拿了信，将它装进一个油纸袋里，打封，吊在胸口藏好，如何用四天的时间乘坐一条敞口船连夜抵达占巴海岸，穿入丛林，如何在三个星期之后，徒步穿越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将信交到加西亚手上——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说明的，我要强调的重点是：美国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了罗文，罗文接过信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一座不朽的雕像，放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仅仅是聆听他人的种种教诲，更需要的是一种敬业精神，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加西亚将军已不在人世，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没有人能经营好这样的企业——虽然需要众多人手，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大部分人碌碌无为，他们要么没有能力，要么根本不用心。

懒懒散散、漠不关心、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变成常态。除非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地强迫他们做事，或者，请上帝创造奇迹，派一名天使相助，否则，这些人什么也做不了。

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个试验：此刻你正坐在办公室里——有6名职员在等待安排任务。你将其中一位叫过来，吩咐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平做成一篇摘要。”他会静静回答：“好的，先生。”然后立即去执行吗？

我敢说他绝对不会，他会用满脸狐疑的神色盯着你，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

他是谁呀？他去世了吗？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叫乔治去做呢？急不急？我把百科全书拿来，你自己查可以吗？你为什么要查他？

我敢以十比一的赌注跟你打赌，在你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了如何去查那些资料，以及为什么要查的理由之后，那个职员会走开，去吩咐另外一个职员帮助他查某某的资料，然后回来告诉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当然，我也许会输掉赌注，但是根据平均率法则，我相信自己不会输。

真的，如果你很聪明，就不应该对你的“助理”解释，克里吉奥编在什么类，而不是别的什么类，你会面带笑容地说：“算啦。”然后自己去查。这种被动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愚行，这种意志的薄弱，这种姑息的作风，有可能将这个社会带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危险境地。

如果人们都不能为了自己而自动自发，你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为别人服务呢？

乍看起来，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可以分担工作的人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你登广告征求一名速记员，应征者中，十有八九不会拼也不会写，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都无所谓。

这种人能把信带给加西亚吗？

“你看那个职员。”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看到了，怎么样？”

“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个小差事，他也许能够完成任务，但也可能中途走进一家酒吧。而到了闹市区，他甚至可能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这种人你能派他送信给加西亚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许多人对那些“收入微薄而毫无出头之日”以及“但求温饱却无家可归”的人表示同情，同时将那些雇主骂得体无完肤。但是，从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如何一直到白发苍苍，都无法使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勤奋起来；也没有人谈及，有些雇主如何持久而耐心地希望感动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敷衍了事的员工，使他们能振作起来。

在每家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些常规性的调整过程。公司负责人经常送走那些无法对公司有所贡献的员工，同时也吸纳新的成员。无论业务如何繁忙，这种整顿一直在进行着。只有当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的时候，这种整顿才会有明显的效果——那些无法胜任工作，缺乏才干的人，都被摈弃在工厂的大门之外，只有那些最能干的人，才会被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老板只会留住那些最优秀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但是却缺乏自己独立创业的能力，对他人来说也没有丝毫价值，因为他总是偏执地怀疑自己的老板在压榨他，或者有压榨他的意图。他既没有能力指挥他人，也没有勇气接受他人的指挥。如果你让他“送封信给加西亚”，他的回答极有可能是：“你自己去吧。”

我知道，与那些四肢残缺的人相比，这种思想不健全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相反，我们应该对那些用毕生精力去经营一家大企业的人表示同情和敬意：他们不会因为下班的铃声而放下工作；他们因为努力去使那些漫不经心、拖拖拉拉、被动偷懒、不知感恩的员工有一份工作而日增白发。许多员工不愿意想一想，如果没有老板们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他们将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得太严重了？不过，即使整个世界变成一座贫民窟，我也要为成功者说几句公道话——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导引众人的力量，终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从成功中又得到了什么呢？一片空虚，除了食物和衣服以外，一无所有。我曾为了一日三餐而为他人工作，也曾当过老板，我深知两方面的种种酸甜苦辣。贫穷是不好的，贫苦是不值得赞美的，衣衫褴褛更不值得骄傲；但并非所有的老板都是贪婪者、专横者，就像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善良者一样。我钦佩那些无论老板是否在办公室都努力工作的人，我敬佩那些能够把信交给加西亚的人。他们静静地把信拿去，不会提任何愚笨的问题，更不会随手把信丢进水沟里，而是全力以赴地将信送到。这种人永远不会被解雇，也永远不必为了要求加薪而罢工。

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段长久过程。

这种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在每个城市、村庄、乡镇，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他们都会受到欢迎。世界上急需这种人才，这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将把信送给加西亚？

文章选自《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

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

魏念滨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巨人，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来自未来世界的美好呼唤。这个巨人很早就停驻在我的心房，引领我在十年寒窗清苦的学习生活中咀嚼阳光的味道。那段日子确实单调乏味，尤其是高三，学习非常紧张，大家绷着弦拼着命整天与书本做伴，周而复始地吃饭、学习、睡觉，有限的课外活动也是和各种各样的学习知识紧密相联。我那时苦中寻乐，有个小小的习惯，下课铃一响，经常一个人跑到走廊尽头，打开窗户，看天上的流云。一看到那些自由的白云，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激动起来，那是我心中的巨人在作怪。它让我把白云想象成未来，高远而澄清，太阳光一照，有着热烈的色彩。上课铃一响，那个巨人又会不失时机地将我从遐想中唤回，并且谆谆告诫我，要努力听讲哟，要好好用功哟，为了你那多姿多彩的未来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虽然后来我没能如愿以偿实现自己的理想，考取自己喜欢的大学喜欢的专业，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的安排，因为我心中的巨人给了我恰到好处的劝解与宽慰，它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在它的感召下，我摩拳擦掌在大学校园的各种舞台上释放青春的光芒，在它的牵引下，我如饥似渴地在校图书馆里汲取各种各样的知识营养，它总是在关键时刻将我从各种虚浮的诱惑中扯拽出来，将身心投入到更为有益的事情上去。有了它，我才知道辛苦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有了它，我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人生的旅途才不会短路。

大学毕业后，一脚迈进社会。悠闲的工作，甜蜜的恋情，宽敞的住房，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愉悦心灵的同时，也使心灵失去了动力——心中的那个巨人自以为功德圆满竟早早躺在薄薄的档案里昏昏睡去了。生活在喝茶、看报、提职加薪、家长里短中以一种惯性的方式延续，生活的目的早已模糊不堪。和周围的许多人一样，我甚至希望自己的日子能够沿着这样一种惯性一直生活下去，波澜不惊，安然至退休，至死亡。在某个不经意的早晨，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偶然间抬头看到了天上那一轮喷薄跃出的红日，映得它周遭的云彩红彤彤的一片，很是撩人情绪，记忆的一角豁然开启，心中昏睡的巨人竟以诗的形式复苏出现：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海子的诗，就是那个后来卧轨自杀的诗人。时光荏苒，青春不再，海子式的浪漫与激情早已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沉淀，“喂马、劈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琐碎的日子里，我们早已忘了还要“周游世界”，我们不再有梦，不再有追求，在面对蔚蓝的天空时我们不再有飞翔的憧憬和拥抱太阳的热望。心灵缺少精神巨人的主宰，窗外的阳光、绿树、和风就不能尽收眼底，我们只关心“粮食和蔬菜”，我们看不到“春暖花开”，我们生活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缺失的，醒醒吧，那些过早睡去的心灵巨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要主人的躯体还活着，你们就应该燃烧出感觉和温度。即使这辈子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喂马、劈柴”，我们也不该放弃理想，停止飞翔，我们要怀着一颗诗心生活，面向生活的大海，我们的内心应该永远怀着春暖花开的期待。

文章选自《时文选萃》，南方出版社，2003年。

《巨人三传》初版序

【法】罗曼·罗兰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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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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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傅雷译）

文章选自《巨人三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把握你自己

何怀宏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都是独特和不可替换的，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不是怜惜、伤感地去爱，而是骄傲地去爱。

我们要坦然地接受一切已经给定，我们不可能再改变的东西：对自己的优势善加利用，小心地改进或者避开自己的缺陷，避不开时也不妨像第三者一样幽默地嘲笑嘲笑自己，并且宽慰地想道：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包括所有的伟人。

我们也还要牢记：我们还没有完全被决定。我们的未来，还正通过每时每刻的现在而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在一个加拿大电视短剧中，有一个女孩伊丽莎白，她长得很胖，容易逗人发笑，又在学校的演出中被派定了一个她很不情愿演的角色——演一个男孩杰克，她感到十分委屈和伤心。

她姨妈察觉到了，就和她一起打牌散心，伊丽莎白拿到了几次好牌，但都心不在焉地输了，姨妈拿到了几次差牌，却都顽强地赢了。

姨妈对伊丽莎白说：“你拿了一副好牌，但你不一定能赢；同样，你拿了一副糟糕的牌，但你不一定会输。”

于是伊丽莎白明白了，她决心成为她自己，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不是幸运的丽莎或贝嘉，甚至也不是姨妈，而就是她自己，现在就是杰克！她现在首先要把杰克这个角色演好。

世界上可能有许多先天禀赋好、后天环境又好的人，但你不一定属于他们；世界上可能有许多从小就受到宠爱、性格又讨人喜欢的人，但你也不一定属于他们。

你很可能并不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命运并不特别垂青于你。

但你不一定会输。

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好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些优点的，只要他有意识地、不气馁地去善加发现。

如果不把人生仅仅看作竞技场，天地会广阔许多；而即便就看作竞技场，现在也不是终局。只要你手中的牌还没有最后地被收走，你就还有反败为胜的可能，就像一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人并不是生来就是要给打败的，人生总有几场胜利的仗要打。

文章选自《珍重生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看灵魂

林贤治

人与自然比邻而居，遂得以常常看风景。

风景是人类闲居或静处时，对自然的一种选择。所以，陶渊明有南山，梭罗有瓦尔登湖，高更有塔希提岛。即如火山、海啸，也须在不相干的远处，才能观赏到蜿蜒流畅的美丽。列维坦在崖头看海，放声恸哭，其实那已经是病，不是看风景了。

人生多辛苦。看风景是人生短暂的中断，是不带惊恐的逃跑。一直逃至踪影全无时，便是古来的隐者。

结庐在人境而无人世的烦忧，或许是令人神往的呢？然而可惜不能。威猛如魏武，当月明星稀之夜，尚有无枝可依的喟叹；豁达如东坡居士，月下访友，看庭中积水空明，树影绰约如藻荇交横，竟也无端兴起时不再来的寂寥。日落黄昏，雨打梨花，都会被风流倜傥的才子看出血泪来。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或“一树梅花一放翁”，都是在看风景时看到了自己。临到最后，人总要面对自己。

作为人类而崇尚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与其看风景，我想，不如就看灵魂。

我不能想象，世界上有哪一片大陆会比惠特曼更辽阔。在他那里，群山耸立，河川奔流，大路箭一样射向远方。在他那里，所有动植物都因为人迹的出现而充满生气，既有疾蹄，巨翮，强壮的枝柯，自然也有知更的啼唱，紫罗兰的芳馥，繁密的草叶在爱抚间变得碧绿和温柔起来。在哥尼斯堡，那个喜欢散步的智者不是仰望灿烂的星空，就是俯视自己的内心，俯仰之间，摸索着通往人类的哲学道路。康德是一个宁静的湖，因为浩瀚，致使有翻卷不已的波澜也全被人们忽略了。灵魂的博大使人敬畏。爱因斯坦飙风似的在宇宙间往来驰骋，虽或不见形迹，但在日后的圣殿的废墟中，却不难发现他的存在。

我热爱英雄的灵魂甚于太阳，我为他们庄严、热烈而慷慨的照临而常怀感激。在历史书里，我认识斯巴达克斯。如果说第一个神是普罗米修斯，那么，斯巴达克斯就是第一个人。自从他和他的兄弟握紧扭断的锁链而躺入血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于是不再相信眼泪。马尔克斯曾经描画过一位“迷宫的将军”，那是玻利瓦尔，他勇敢地放弃了从殖民者手中夺取的可以垄断的权力。由于目标过于远大，结果无人追随，在他所作的自我流放的无比孤寂的旅途中，我读懂了内心的坚强。我喜欢这个外形枯干而灵魂丰满的人，他是不屈的抵抗者、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我猜想，英雄的灵魂是由爱和意志所构成。有两个生活在囚狱中的汉子康帕内拉和葛兰西，为了守卫梦中的太阳城，他们先后战胜了无尽的酷刑、子弹和时间。当我知道他们同是意大利人的时候，是何等地惊服于人文思想的伟大啊！圣地佛罗伦萨，产生了又养育了多少伟美的灵魂！

有这样一些英雄，人生在战场和牢狱之外，却一样作无休止的抗争。他们的力量，仅仅留在纸片上，画布上，留在不可触及的动荡的旋律之中——

矮小的贝多芬，以他旋风击电般的音乐，扼住命运的咽喉。米勒毕生以农民的身份抵抗巴黎精致的画室艺术，决不肯在自己的土地上让出哪怕是木鞋大小的地方。对于上流社会，他有一种宁静的藐视，当人们向他啧啧描述王子命名仪式的壮观场面时，他感叹道：“可怜的小王子！”然而，他笔下出现的农民，一个个是圣徒般的完美。在铜黄色所铺设的同样的宁静安详底下，分明隐藏着另一种情愫，一种难言的心的悸动……

深邃的灵魂比峡谷还深。多少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望不见他那黑暗的底部，却又同时感受到从谷底升腾起来的温暖的雾气。他真诚，真诚是艺术的灵魂。卡夫卡只是因为真诚而变得极度虚怯，所有纷纭怪诞的梦，其实都缘于一种单纯。他是一棵孤独的树。西方有许多这样孤独的树。自我眷注使他们彼此远离，唯荒原的风，吹来复吹去，逐个地抚慰他们，成为他们共同的艰难的呼吸。

我喜欢忧郁的人，一如喜欢孤独者。孤独者只身应对来自庞大的实体或虚无的挑战，所以是勇敢的。忧郁却是无奈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情思的无奈；“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是哲思的无奈。李商隐守护烛火，陆游骑驴远游，龚自珍把箫而吹，都是一种无奈。忧郁是感伤的姊妹。哈代、黑塞、契诃夫和蒲宁，一生都在诉说着忧郁。哈代在上流社会中隐瞒了乡下人的身份，确乎令人遗憾，但是我知道，虚伪不是他的灵魂所固有的。谎言是环境的产儿。他早已赤身裸体站在自己的字行里了。我看得见，他的灵魂不在“麦克门”——瞧他怎样深情地凝视德伯家的苔丝吧！

陆游的神州有一个很西化的女子，一生在刀边奔逐，临死时竟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天性的柔弱吗？新大陆有一个很东方的女子，任流年似水，把青春、诗、无望的爱全关闭在一个连一朵栀子花也没有的小房间里——“与自己胸中悲哀的骑兵搏斗”——可是一种坚强？或许，坚强是人所应生成的，而柔弱是有待改变的，但谁又能说无期的忍受不是坚强呢……

美丽的是灵魂，不是风景。

“任何桌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可以是一片风景，跟整个安第斯山脉一样……”谈到绘画时，杜步飞这么说过。桌子展现的风景，究其实，乃是灵魂的辉光。

我爱看灵魂，在风景那里；我纯然是一个陌生客，始终无法变作其中的一株树，一只鸟，跟随它们一起摇曳鸣唱，而一旦与灵魂相通，便当即为它所缠裹，无从回避那人性的无言的呼喊与倾诉。风景使人在静止和优雅中瘫痪、隐遁和沉迷，唯灵魂使人奋起，逼进，正直地站立着。多年以来，我默默注视东方的一具大灵魂，以致几乎忘却外面的世界和自身的存在——那是何等奇异的灵魂啊！（灵魂的感通给人温热，给人濡润，使人在孤独和荒凉中无畏地茁长）大约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卡莱尔才讲说他的英雄，罗兰才写他的巨人传的吧？然而，大群的被称为“卑贱者”的灵魂，草野间的灵魂，痛苦而无喑哑的灵魂，却以一代又一代顽强地保护着的高贵、完好的内质，叫我感动得流泪……

乞乞科夫及其同行收买的是死魂灵，不是灵魂。

虚伪的人没有灵魂。

文章选自《平民的信使》，作家出版社，1998年。

第十七章　自信是创造人生的根本

在自然世界里，动物通常是安分地呆在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内，不试图超越，也没有其他考虑。而对于人类来说，“趋于高尚”是我们共有的目标，即便是放置在个人的层面上，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至少在本人看来是伟大的目标。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许多的选择。首先，能这样选择是人类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体现。但同时，这也可能成为带来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一切计划并使人陷于不幸的行为。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诱惑，那些华丽、壮美的光辉吸引着我们，虚荣心能够引起我们突然的热情……但这些东西往往须臾而生又须臾而逝，那些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最可怕的结果是，当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力不从心时，很快会陷入妄自菲薄的境地。

那么，如何才能达成自我实现呢？也许在你的人生中有很多能帮助到你的因素——金钱、地位、体格、运气等等。但在成功者的回答中，却有一个共同的要素——自信。自信不仅仅是一种信念和态度，一种内在的力量，它更是一种对自身的客观评价和判断，是创造人生的根本。

成功的人，首先对自己有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潜在能力和将来要去承担的角色及要达到的目标，并且能从经验中，或凭借着洞察力、反馈信息、判断能力去不断学习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其次，成功的人有很强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信心。尤其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能够积极地把消极因素转化成到达目标的一种反馈，并以最诚实的方式鉴别一切，不欺骗别人，更不欺骗自己。最后，在自我尊重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自我接受，就是要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热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认真检查我们的身体、思想、精神、头脑、灵魂，才能不让胸怀狭窄，才能与人分享、温暖世界。

面对生活，我们会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物质的享乐，也可以选择丰富的内心生活，但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你必须通过奋斗才能走向成功！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德】卡尔·马克思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的人：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灵感的东西可能须臾而生，同样可能须臾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油然而生，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我们的整个存在也就毁灭了。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但是，不找出鼓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

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厌倦、始终不会松劲、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够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它既不是依靠经验，也不是依靠深入的观察，而是被感情欺骗，受幻想蒙蔽。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呢？在我们丧失理智的地方，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制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制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但是，为了恪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救又是多么糟糕！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文章是马克思17岁时所写的中学毕业论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节选）

【美】奥格·曼狄诺

羊皮卷之二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因为，这是一切成功的最大的秘密。强力能够劈开一块盾牌，甚至毁灭生命，但是只有爱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使人们敞开心扉。在掌握了爱的艺术之前，我只算商场上的无名小卒。我要让爱成为我最大的武器，没有人能抵挡它的威力。

我的理论，他们也许反对；我的言谈，他们也许怀疑；我的穿着，他们也许不赞成；我的长相，他们也许不喜欢；甚至我廉价出售的商品都可能使他们将信将疑，然而我的爱心定能温暖他们，就像太阳的光芒能融化冰冷的冻土。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做呢？从今往后，我对一切都要满怀爱心，这样才能获得新生。我爱太阳，它温暖我的身体；我爱雨水，它洗净我的灵魂；我爱光明，它为我指引道路；我也爱黑夜，它让我看到星辰。我迎接快乐，它使我心胸开阔；我忍受悲伤，它升华我的灵魂；我接受报酬，因为我为此付出汗水；我不怕困难，因为它们给我挑战。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说呢？我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我要常想理由赞美别人，绝不搬弄是非，道人长短。想要批评人时，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时，高声表达。

飞鸟，清风，海浪，自然界的万物不都在用美妙动听的歌声赞美造物主吗？我也要用同样的歌声赞美她的儿女。从今往后，我要记住这个秘密。它将改变我的生活。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行动呢？我要爱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因为人人都有值得钦佩的性格，虽然有时不易察觉。我要用爱摧毁困住人们心灵的高墙，那充满怀疑与仇恨的围墙。我要铺一座通向人们心灵的桥梁。

我爱雄心勃勃的人，他们给我灵感。我爱失败的人，他们给我教训。我爱王侯将相，因为他们也是凡人。我爱谦恭之人，因为他们非凡。我爱富人，因为他们孤独。我爱穷人，因为穷人太多了。我爱少年，因为他们真诚。我爱长者，因为他们有智慧。我爱美丽的人，因为他们眼中流露着凄迷。我爱丑陋的人，因为他们有颗宁静的心。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回应他人的行为呢？用爱心。爱是我打开人们心扉的钥匙，也是我抵挡仇恨之箭与愤怒之矛的盾牌。爱使挫折变得如春雨般温和，它是我商场上的护身符：孤独时，给我支持；绝望时，使我振作；狂喜时，让我平静。这种爱心会一天天加强，越发具有保护力，直到有一天，我可以自然地面对芸芸众生，处之泰然。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面对遇到的每一个人呢？只有一种办法，我要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这无言的爱会闪现在我的眼神里，流露在我的眉宇间，让我嘴角挂上微笑，在我的声音里响起共鸣。在这无声的爱意里，他的心扉向我敞开了。他不再拒绝我推销的货物。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最主要的，我要爱自己。只有这样，我才会认真检查进入我的身体，思想，精神，头脑，灵魂，心怀的一切东西。我绝不放纵肉体的需求，我要用清洁与节制来珍惜我的身体。我绝不让头脑受到邪恶与绝望的引诱，我要用智慧和知识使之升华。我绝不让灵魂陷入自满的状态，我要用沉思和祈祷来滋润它。我绝不让心怀狭窄，我要与人分享，使它成长，温暖整个世界。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从今往后，我要爱所有的人。仇恨将从我的血管中流走。我没有时间去恨，只有时间去爱。现在，我迈出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第一步。有了爱，我将成为伟大的推销员，即使才疏智短，也能以爱心获得成功；相反，如果没有爱，即使博学多识，也终将失败。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羊皮卷之四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自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来，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我的头脑、心灵、眼睛、耳朵、双手、头发、嘴唇都是与众不同的。言谈举止和我完全一样的人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虽然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人人各异。我是独一无二的造化。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不可能像动物一样容易满足，我心中燃烧着代代相传的火焰，它激励我超越自己，我要使这团火燃得更旺，向世界宣布我的出类拔萃。

没有人能模仿我的笔迹，我的商标，我的成果，我的推销能力。从今往后，我要使自己的个性充分发展，因为这是我得以成功的一大资本。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不再徒劳地模仿别人，而要展示自己的个性。我不但要宣扬它，还要推销它。我要学会去同存异，强调自己与众不同之处，回避人所共有的通性，并且要把这种原则运用到商品上。推销员和货物，两者皆独树一帜，我为此而自豪。

我是独一无二的奇迹。

物以稀为贵。我独行特立，因而身价百倍。我是千万年进化的终端产物，头脑和身体都超过以往的帝王与智者。

但是，我的技艺，我的头脑，我的心灵，我的身体，若不善加利用，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迟钝，腐朽，甚至死亡。我的潜力无穷无尽，脑力、体能稍加开发，就能超过以往的任何成就。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发潜力。

我不再因昨日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再为微不足道的成绩自吹自擂。我能做的比已经完成的更好。我的出生并非最后一样奇迹，为什么自己不能再创奇迹呢？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不是随意来到这个世上的。我生来应为高山，而非草芥。从今往后，我要竭尽全力成为群峰之巅，将我的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要专心致志对抗眼前的挑战，我的行动会使我忘却其他一切，不让家事缠身。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有双眼，可以观察；我有头脑，可以思考。现在我已洞悉了一个人生中伟大的奥秘。我发现，一切问题、沮丧、悲伤，都是乔装打扮的机遇之神。我不再被他们的外表所蒙骗，我已睁开双眼，看破了他们的伪装。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风雨山石、河流湖泊，都没有像我一样的起源，我孕育在爱中，肩负使命而生。过去我忽略了这个事实，从今往后，它将塑造我的性格，引导我的人生。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自然界不知何谓失败，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也要如此，因为成功一旦降临，就会再度光顾。

我会成功，我会成为伟大的推销员，因为我举世无双。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羊皮卷之五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要如何利用这最后、最宝贵的一天呢？首先，我要把一天的时间珍藏好，不让一分一秒的时间滴漏。我不为昨日的不幸叹息，过去的已够不幸，不要再赔上今日的运道。

时光会倒流吗？太阳会西升东落吗？我可以纠正昨天的错误吗？我能拂平昨日的创伤吗？我能比昨天年轻吗？一句出口的恶言，一记挥出的拳头，一切造成的伤痛，能收回吗？

不能！过去的永远过去了，我不再去想它。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该怎么办？忘记昨天，也不要痴想明天。明天是一个未知数，为什么要把今天的精力浪费在未知的事上？想着明天的种种，今天的时光也白白流逝了。企盼今早的太阳再次升起，太阳已经落山。走在今天的路上，能做明天的事吗？我能把明天的金币放进今天的钱袋里吗？明日瓜熟，今日能蒂落吗？明天的死亡能将今天的欢乐蒙上阴影吗？我能杞人忧天吗？明天和昨天一样被我埋葬。我不再想它。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这是我仅有的一天，是现实的永恒。我像被赦免死刑的囚犯，用喜悦的泪水拥抱新生的太阳。我举起双手，感谢这无与伦比的一天。当我想到昨天和我一起迎接日出的朋友，今天已不复存在时，我为自己的幸存，感激上苍。我是无比幸运的人，今天的时光是额外的奖赏。许多强者都先我而去，为什么我得到这额外的一天？是不是因为他们已大功告成，而我尚在途中跋涉？如果这样，这是不是成就我的一次机会，让我功德圆满？造物主的安排是否别具匠心？今天是不是我超越他人的机会？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生命只有一次，而人生也不过是时间的累积。我若让今天的时光白白流逝，就等于毁掉人生最后一页。因此，我珍惜今天的一分一秒，因为它们将一去不复返。我无法把今天存入银行，明天再来取用。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一秒，我要用双手捧住，用爱心抚摸，因为它们如此宝贵。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得一口生气。我无法计算时间的价值，它们是无价之宝！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憎恨那些浪费时间的行为。我要摧毁拖延的习性。我要以真诚埋葬怀疑，用信心驱逐恐惧。我不听闲话，不游手好阔，不与不务正业的人来往。我终于醒悟到，若是懒惰，无异于从我所爱之人手中窃取食物和衣裳。我不是贼，我有爱心，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要证明我的爱心和伟大。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我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多加爱护，明天他们将离我而去，我也会离开。今天我要深情地拥抱我的妻子，给她甜蜜的热吻，明天她会离去，我也是。今天我要帮助落难的朋友，明天他不再求援，我也听不到他的哀求。我要乐于奉献，因为明天我无法给予，也没有人来领受了。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这是我的末日，那么它就是不朽的纪念日。我把它当成最美好的日子。我要把每分每秒化为甘露，一口一口，细细品尝，满怀感激。我要每一分钟都有价值。我要加倍努力，直到精疲力竭。即使这样，我还要继续努力。我要拜访更多的顾客，销售更多的货物，赚取更多的财富。今天的每一分钟都胜过昨天的每一小时，最后的也是最好的。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不是的话，我要跪倒在上苍面前，深深致谢。

（安辽译）

文章摘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美]奥格·曼狄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成功者的心理品质

【美】丹尼斯·维特利

人群中有两类人：

第一种是失败者。我们实在不愿意给以描述。他们自己没有成功感，他们也没有给别人以成功感。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的只是痛苦地煎熬和失败。

第二种是成功者。他们是那样的自然，以各种方式从生活中学习和获得。他们在事业中、在人群中，甚至在社会中，全面地发展着自己。他们制定着和完成着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的奋斗目标。

成功是什么？这是我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成功就是充分利用你独有的资源为能使你获得幸福的目标去不断地奋斗；

成功是实现自己的梦想，满足个人的高度自尊；

成功就是在一种友爱、互助、充满社会关心和责任的环境中给予和获取；

成功就是不断地进取；

成功就是慷慨地给予与奉献；

成功就是你本人；

成功是一种思想方法和一种生活态度；

成功是毫无保留的爱；

成功是一种习惯形式。

每个人在脑力资源及其他资源都是无穷尽的，有人估计，即使是最有为的人也只是开发了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你们看，他（或她）只开发了极小的资源，就获得了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努力开发自己的资源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几乎闲置了自己的资源。

为什么？障碍在哪里呢？

懒惰，这是我们开发自我资源的第一种障碍。

畏惧是另一大障碍，成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成功的人都应该是高高在上的，是危乎高哉，难于上青天。

一个消沉的自我想象，产生于消极的态度。而消极的自我态度，正是我们开发自身资源自身潜力的最大障碍。它妨碍了我们自身的解放。

一、成功者的自我觉察力

作为一个人他首先应该有这样的觉察，他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着明显区别的个体，并认为这是非常绝妙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蕴藏自己的独特的资源。

要有将心比心的觉察力和感受力，要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要学会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自己；

如果我是他们，我愿意听你这样的唠叨吗？我愿意听你拿着我跟别人比吗？我能够忍受你这样的坏脾气吗？能够忍受你一天到晚阴沉着脸，很难露出一个微笑吗？

在别人的眼中，世界是怎样的？知识又是怎样的呢？

有这么一首小诗：

学会倾听

把今天的时间留出一会儿，

听听你的朋友在说什么，

不管你怎样忙，

不管你在哪里，

都要听！

成功的人士有着非凡的能力去认识他们自己及周边环境的关系，去认识每天影响着他们生活的人和事。他们能学会在每天的生活中如何去缓和与应付那些讨厌的人和忧伤的事。他们在困难时不发脾气，而是积极主动去解决问题。

成功者不断地锻炼着自己的意志，他们有着坚强的性格。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活中的不幸、失败看作是对奋斗目标的反馈，我们就能免除许多忧虑和紧张。

当然，我们必须每天在生活中寻找现实的东西，而且要随时准备作出不同的选择，去开通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人的伟大的一生，要建立在真实和忠诚之上，要尽力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最后的成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具备适应性和内在性，并有着注视现实的自我觉察。随时都反省自己：“这是真实的吗？”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能从某种经验中寻找到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要做的事考虑得非常现实，这样我们要做的事本身也会以较大的利益反馈于我们。

成功的人士对我们所需要做的事非常敏感，但又不同于别人。他们时刻觉察到钟表在不停地走动，他们知道还有时间去争取成功。

我们有时间经受挫折，因为挫折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道。但是没有时间去失败，没有时间去抱怨。

成功的人士了解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潜在能力和将来要去承担的角色及要达到的目标。他们从经验中，或凭借着洞察力、反馈信息、判断能力去不断学习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总之，他们在生活中不是只靠力气做事，而是时常开动脑筋，避免发生错误和纠正不足。他们习惯以最诚实的方式鉴别一切，他们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

失败者说：“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成功者说：“我了解自己，我知道我的起点和目的。”

在你生活中保持强烈的好奇心，要不断阅读，要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乐于帮助别人。

要打破生活的常规，要从常规和习惯中解放出来。

要学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用别人的眼光来处理事情和看待自己。当你要做某事时，不妨想一想，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要学会体察别人。虽然你不能去体验每一个人的感情，但毫无疑问，你在体验着你所介入的每一件事物，这就是现实的自我觉察的关键。

要想象将来谈论将来。不要满足于一时的需求而使自己成为贪婪的受害者。

二、成功者的自我尊重

箴言：如果你热爱自己，那么，你还应把爱给予别人。

你知道吗？我喜欢我自己，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自己。无论我父母说的，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是这样。我非常高兴我是我自己，而不是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别人。

成功的人士有很强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信心。

所谓失败的人士，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害怕生活的竞争，他们盼望着改行，盼望着机会的到来。他们远离了生活。他们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失败和消极的因素上，这使他们人为地扩大了自己失败的范围，被外界环境所控制着。这些人总是有着过高的目标，但又都很不现实。当他们的目标一个接一个地都没有实现时，这些人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产生了一种下意识的想象。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失败中固定了只有暂时的一晃而过的成功定式。

他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嫉妒每一个人，他们像是抗议着许多事物。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一个脆弱的，需要依靠他人的内心。他们很难与别人接近，因为他们不信任别人。就像过去对他们很好的人伤害了他们一样，他们不敢让自己再受打击。他们总是以防御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别人，想使自己不再遭受打击，再受到痛苦。如果给他们一定的机会或给予他们以帮助，他们也总是避开爱护和帮助他们的人们。

成功者则不然，他们懂得，不管自己过去失败了多少次，都没有关系。他们不管这叫做失败，而只是叫它们为必要的挫折。重要的是记住自己的成功，并加深印象。

要增强自尊，就必须集中精力于成功。把生活中的失败和消极因素看作是奔向我们目标的一个反馈。我们必须学会这样去认识，学会为一个目标去做，去努力。

除了与别人相比较外，我们应在能力、兴趣和目标方面了解自己。这样我们可以一开始就有目的地去努力，去使我们的生活向较高的目标迈进。提高我们的自尊，要更多地注意带有理性的行动、决策和思维。这要比只是感情用事好得多。感情是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反映。在每天的经历和生活的撞击中，感情用事只是无用功。成功者可以沉浸在他们的感情之中——就像孩子试探着爱的深度、兴奋、欢乐和同情。但他们最终还是用生活的逻辑和常规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判定。假如我们是理智的，同时又是充满激情的，这两者又一起进入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就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向上的活力，那我们就在一步步地逼近我们的目标。

提高和增强自我尊重，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乐趣和值得骄傲的地方，不断采掘自己心中的钻石，这要比寻找新的起点好得多。我们总是应该在现实的环境中寻找长进的机会。具有自尊感的成功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显示出自己。既然还没有发现完美的人性，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障碍和鸿沟。

自我尊重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自我接受——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莎士比亚说得好：“所有这些，对你都是真实的，白天过后就是黑夜——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能是假的。”要使自我尊重不断得到增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联系自我暗示。在每一个振奋的时刻，都会助长我们下意识的现实的自我想象。这样就能使我们的想象逼真，又能及时得到修正，以符合新的环境。

失败者常用的暗示语有：不……，不能……，不是……，我希望……，是的，但是……，要是我是别人，那就好了……

成功者的暗示语则是：我能……，我一定能做得更好……，我盼望着……，我相信……，我之所以能把这件事做好，就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成功者认识到自己的潜力，他们喜欢自己，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有着很深刻的体验。他们同时渴望自己一样去爱别人。现实的自我尊重是成功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让我们更深刻地去认识这一点吧，在生活中尽快地得到体验！

因为我没时间去失败！

尽管我们天生的条件不一样，但我们生来就有感受兴奋、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大多数成功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自我价值。在他们没有什么成果的时候，连做一个梦也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健康的自我尊重感是通向成功和幸福生活的大门。

你的行动：在朋友和伙伴不满意你的地方找出自己的优点。对陌生人主动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在交流中对自己名字的重视，可以养成一种对自己也很重视的习惯。开会时或出席什么宴会时，坐在前面非常明显的地方。你的目的是注意听，认真学，与主讲人交换意见和回答主讲人的问题。

在公共场合要非常放松，步态快而有力，带有一种威严。这样行走的人，通常是非常坚定地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要有你自己内心的标准，这比同别人比较要好得多。

当你同自己说话或是同别人说自己时，要用一种带有鼓舞性的坚定的语言。要注意用鼓舞性和建设性的动词和副词。

在做每件事时，在讲每句话时，都要面带笑容！这在每一种语言中，在每一种有文化传统的国度中，都是一束光。它告诉人们，到处都存在着关怀，存在着思想和沟通。

三、成功者的自我控制

箴言：生活是自我设计，我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着荣誉和责任。

在舒适的生活中，失败者总是漫不经心地说，有一天，我将要……

而对于成功者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把“有一天”变为现在。

失败者说，我总是不幸；成功者则说，我驾驭着不幸。

人总得有自我控制，但是，成功者的自我控制是主动的，而失败者的自我控制是被动的。

一位美国人曾经作过一个这样的比喻，生活就好比打牌，每一个参加者都要面对这种游戏的现实，一旦牌抓到手里，他或她就要自己决定怎样出牌才能取得这场游戏的胜利。

面对生活，你的确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物质的享乐，也可以选择丰富的内生活，但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你必须选择奋斗，通过奋斗而走向成功！

有专家研究认为，人的资源的开发，潜力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责任感激发。有人将这称之为责任心理学。

那些做事无责任感的人，不能控制自己，他们是木偶，随波逐流，他们是失败者。

失败者跟随事情的发生，成功者使事情发生。

成功者不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他们有条不紊地追求这种机会，在他们的潜力和生活的要求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对话——这不仅是他们遇到的要求，还有他们创造出新的要求。每天，他们都在寻求着一个更光明的新世界。一位叫作加德纳的人说：“直到我们逃脱出来，我们才知道自己被束缚着。被懒散、堕落、随波逐流束缚着。”

有责任感的人，对待无情地束缚着他们的东西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声明要独立，他们维护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承担个人的责任。

选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从这点上讲，这是生活中取得成功或失败的关键。

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我们的大脑、天资、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反映出丰富的色彩。

我不想做一名普通的男人或女人，如果能够的话，我有权力成为不平凡的人物。

我寻找机会，而不是逃避。我不希望总是做谦卑的公民，让政府来照顾的人。我要去做适当的冒险，去梦想和取得成功。

我将永远不在任何伟人面前畏缩，也不在威胁下低头。

骄傲和不畏惧是我要继承的，我享有有益于我的创造，面对世界大胆地说，这就是我要做的。

成功者坚定地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成功者控制着自己的思想、日常工作、目标和生命。他们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用时间去赢得胜利。

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时间去失败。

四、成功者的自我动机

成功者有自己的愿望，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他们要向好的方面转换。从来就没有一个不想成功的成功者。成功者注重他们的愿望，充满自信。成功者走过的道路就在眼前。是的，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想到迈向成功的道路的漫长和艰难。

动机是一种促使我们行动的力量，它来自个人的内部，可解释为一种强烈的接近或是远离目标的倾向。它可以被学到和发展，不是生来就有的。

只有外部的刺激已被理解和内在化，动机才有力量。

在生活中，成功者是那些有强烈的成功动机的人。他们有奔向他们所制定的目标的能力，或是他们有扮演他们想去扮演的角色的能力。

在挫折面前，他们的内心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

动机是一种情感状态。

有两种情感可支配人类的两个相反的动机，那就是畏惧和愿望。畏惧是强有力的消极动机，它是屈服与抑制的因素。畏惧、慌张、恐慌、强迫可使你匆忙放弃自己的计划，丢掉自己的目标。

而愿望却相反，它是一个强有力的积极因素，它吸引、影响和鼓舞着你完成计划走向目标。

畏惧和愿望引导我们通向不同的命运。畏惧总是向后看，而愿望总是向前看。

畏惧非常真实地再现不易忘记的失败的经历，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失望和不愉快。它是一个固执的提醒者，总是让他们自己重复相同的经历。

畏惧的人说，我不得不，我不能，我看到了危险……

愿望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积极的紧张状态。

畏惧产生消极的紧张状态，带来压力、忧虑、疾病、敌意，发展下去可产生精神病和死亡。

成功者的自我动机是：如果我总是去走近我们朝思暮想的东西，思想总是集中到我们想到达的环境当中，这要比畏畏缩缩和不想去要好得多。

简单地说，成功者注意“解决”这个概念，而失败者注意“问题”这个概念。

在你的生活中，你对什么感到满意？你是坚持自己的目标，还是人云亦云，跟在别人的后面？

成功者怀着强烈愿望去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失败。

五、成功者的自我期望

箴言：最畏惧和最期待的一定要到来，只有承受了才知道精神避风港在何处。

失败者总是说，以我的运气，我早就知道要失败的。

成功者则说，今天是美好的，明天会更美好，下一次我一定成功。

从现实的自我期望可以辨认出一个成功者来。

成功者们期望成功。他们懂得，所谓的“运气”是准备和觉察的结合。他们把生活看作一场非常真实的竞争，而不是冒险。他们期望成功出于三个主要的前提：

欲望——想要成功。

自我控制——懂得成功是由自己去创造的。

准备——准备成功。他们已准备好了。他们已摸清了成功的特性。

如果一个人没有准备，他（她）就不能真正看清环境，并从中得到收益。成功者们似乎是幸运的，这是因为他们现实的自我期望是他们做好了迎接机会的准备。

机会只为有所准备的人提供。

生活中的成功者相信自己预言的能力，保持着努力向上的势头，期望能把自己的工作干好，期望保持健康的身体，期望有热情的友谊和新的成功。成功者总是把问题看作向能力和决心挑战的机会。

乐观和热情的综合态度是真正成功者的共有品质。成功者们懂得心理可引起身心的疾病，肉体表达着精神所包含的内容。他们懂得生活是一个自证预言。失败者说：“以我的运气，我必定失败。”成功者们说：“我今天很好，我明天会更好。”

畏惧和忧虑会使人感到痛苦，会引起内分泌和抗体的变化，会使抵抗力的水平降低，这就使得人更易于生病和发生意外的事故。相反地，如果精神和肉体正遵照你的指示，形成“体内平衡”或稳定的条件。如果你的内心的期望是健康的、有创造力的，那你的肉体就会以健康、充满活力的条件去寻求表现。

有所行动：从早到晚都进行积极的自我勉励：“这又是我快乐的一天。”“事物总是指出我的道路。”“我期望一个伟大的时代。”“下次我将做得更好些。”

六、成功者的自我意象

成功者表现出成功者的样子：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根据看到的图画、体验到的感情和听到的语言，进行想象，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吸引力。

你“看见”的，就是你要得到的。这是想象。

“觉得”自己是谁，就是谁。这也是一种想象。

人们对外界的指导和批评是很能适应和非常敏感的。心理学家们搞过这样的实验。他们对某一群学生说：“最近科学报告已证实，在学习上，蓝色眼睛的学生比棕色眼睛的学生具有更好的天赋。”他们让学生自行组合称“蓝眼睛组”和“棕眼睛组”。要求学生把自己的组别写在小牌子上，随时带着。大约一周，“棕眼睛组”的能力水平明显下降，而“蓝眼睛组”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他们对全体学生宣布，弄错了，蓝眼睛和浅色眼睛的孩子才是弱者，而棕色眼睛的孩子才是强者。很快，情形又倒过来了。这就是自我意象的能量。自我意象决定了我们是哪一类人或是哪种范围的人。它是我们生活的遥控装置。我们的意象停留在我们的下意识想象水平上。

成功者能认识到自我意象的重要性。他们想象中的角色可以在自我意象的创造和升级中扮演。他们还知道自我意象可以改变，因为下意识没有反复详细区别真正成功和想象成功的能力。成功者自勉：“我看到自己在变化，在成长，在成功！”失败者则说：“它们是我的障碍、缺点和愚蠢，我被难住了。”

成功者站在成功的位置上看自己，他们感觉到有分量的奖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们听到观众的掌声，闻到了花篮中的玫瑰花香，他们碰到了手中的奖状，他们感觉到了在前进中自我尊重，无论是崇高的，还是谦卑的。

成功者感到自己就是成功者。成功者用成功者的眼光来看自己。

你今天“看”到了什么，你明天就会成功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到成功吧！

没有时间去失败！

文章选自《成功者心理学》【美】丹尼斯.维特利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

达成心理健康的练习

——积极的自我对话

【美】博恩·崔西

心理健康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乐观、自信，能让你对每件事情保持愉快心情的态度。它和身体健康很像。为了要达成这个计划，你一定要每天不断地去做，直到它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为止。

这样的过程并不容易，但是不断的努力与持续的练习将会让你辛勤耕耘之后得到丰收。这种过程绝对会让你整个人生变得更好。

这些练习的第一项是积极地自我对话。几十年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发现，自我对话的方式比其他任何一种因素更能决定你的感觉。你的生活情绪或“生活的情趣”取决于你内心的对话及信仰。

宾州大学的马西·谢利格曼（Martin Selignmn）教授，在他《学习来的乐观主义》一书中，称此为“解释形态”。

你的解释形态就是你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物的解释方式。神经语言学家称之为“加框”（framing）。你改变对这些事件的自我解释，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解释，则称之为重加框。

这就是你对你周边事件的解释方法。它组成了你的内心对话，也就是说，当你从外在环境得到讯息之后，脑海中立刻会闪过一些文字，然后你会透过思想加以处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事情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全看你怎么去想它。”

心灵学派大师以色瑞·甘（Izrat）曾经写过一句话：“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问题。”你的生活似乎是被一些负面的事件所充斥。

所有收音机及电视节目、新闻报道、报纸及新闻杂志都充满了负面和感伤的故事。你周边朋友所讨论的内容大都是绕着问题、是非、忧虑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打转。你和客户讨论的话题，也不外乎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企业的状况会不好，而无法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

你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习惯性的负面思考。你会一开始先看到事情的负面，再看到正面。

你会一开始先去注意到玻璃杯里有一半是空的，而没看到另一半是满的。你偏向负面思考的心态是一种很自然的倾向。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老是在谈论那些让你生气、让你受委屈的人。你一再担心自己的财务困扰、本身的问题及恐惧。即使并非故意要如此，但你会发展出一种负面的态度。

这种态度会影响你的个性，进而影响你的销售业绩。你很容易慢慢地变成一种很消极、怀疑而且愤世嫉俗的人。而且因为你周边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你就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利用控制内心对话及积极的自我对话，而非消极的对话方式来对抗这种负面的倾向。

你能决定自己要怎样去跟自己说话，进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这个决定控制内心对话的行动，将带给你乐观的感觉与个人的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你对自己一些简单的自我肯定对话，往往会带来很惊人的效果。你只要对自己再肯定，用一种非常热忱且坚定的口吻对自己说：“我喜欢我自己！”和“我热爱我的工作！”等等，你就会把这项讯息深深植入你的潜意识中。

你会觉得更加肯定乐观，并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你会觉得更有能力与自信，更加盼望下一次的拜访及销售展示。

你越是对自己重复说这些话，就越相信它们是真的。

当你说服自己是位“最杰出的人士”时，你的谈吐、行为以及行动都会开始和这样的想法相符合。

举例来说：你若对自己的感觉不好，你就无法真正对自己说出“我喜欢自己！”这句话。不管周边发生了什么事，你越说“我喜欢自己”，就会真的越来越喜欢并尊敬自己。你会觉得更快乐、积极、乐观，每一件新的尝试都会表现得更好。

我最喜欢的，而且也行之有效的一个组合肯定句就是：“我喜欢自己并且热爱我的工作！”

控制你的内心对话，就是控制你跟自己说话的方式，是达到巅峰表现的关键。

这就是主导自己的心思并把焦点集中在你渴望的理想，而不仅维持现状的方式。这是你克服困难阻力而让思想感觉能够经常保持积极的一种方式。

请记住，要对理想中的自己说话，而不要和现在的自己说话。你要说真话，但是提前说！

文章选自“卓越尝试”网。

建立自信

【美】马尔登

约翰生博士曾经写道：“自信是做大事的首要条件。”美国超绝主义作家爱默生说：“自信是成功的最大秘密。”罗马诗人维吉尔这样说：“让每一个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自己的身上吧。”

自信——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便自你心中泉涌而出的速成自信，就是你的伟大内在力量。

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东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有过一些成功的生活——不论在别人眼中看来多么微小、多么卑下、多么不足道。

这些成功就是你建立内在力量的根基，你必须晓得珍视你这些得意的时刻，以你的心眼观照它们，在你的心中描摹它们，直到它们成为你的一部分——呼吸、生活、思想、观察人类的你。

你必须观照又观照，描摹又描摹——因为这不是一种简单、自动的作用，特别是在你曾有过许多失败需要替代的时候——你必须在你心中描绘这些美好的时刻。你必须记住：你是为了成功而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失败。

你必须不断努力，努力再努力，替你自己制造最富成功意义的产品——使你获得成功的力量。你必须明白你具有的优点，因此你要原谅你的缺点，并超越你的过失，使你达到自我肯定和成功的胜利。

这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办到的事，但你可以一天一天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一年又一年地，在你的心中扩展你这个成功的自我心像，不停地以新鲜丰富的经验补充它，直到你拥有一个伟大而又光彩的武器——速成的自信。

这里有一个关于米开朗琪罗的故事。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次在意大利的一个石矿中工作时，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心里非常高兴。

他伸手把玩着它，从它里面看到了摩西的精神。他开始雕刻这块石头，经过许许多多的钟头之后，终于雕成了一尊伟大的艺术作品——他的伟大创作：摩西雕像和十诫。

现在，我在请求你做你自己的雕塑家，以慈祥与谅解做你的工具，使你能够以你的心眼看清你的内在优点，像米开朗琪罗雕刻摩西一样，雕塑这个心像，并使它保持生动灵活。

因为，能够引导你过去多彩多姿生活的，就是你的自我心像，它的价值重于一切。只要你能承认你的优点；只要你能观照你的成功，并使它们保持下去，你的生活就不会有太大的恐惧，你就可以屹立在人生的洪流之中，去做事、感受、交往、与他人互相关联。

我提供你一个可以用在创造生活的“十诫”——自信（Confidence）：C—O—N—F—I—D—E—N—C—E：

1.C：专注（Concentrate）一个坚强的自我心像。

2.O：给予（Offer）它跟你充分合作的机会。

3.N：决不（Never）使它消失——你必须加强你的自我意识。

4.F：以你的自我心像成就（Fulfill）你自己——它是你的知心好友。

5.I：以慈爱灌注（Infuse）你的自我心像——在你遭遇艰难困阻的时候。

6.D：每天培植（Develop）它。只有你的真正自我意识，可以使你坚强不屈。

7.E：以你的自我心像提举（Elevate）自己，以使你不必畏惧竞争。

8.N：滋养（Nourish）它。

9.C：创造（Create）一种可以使它成长的环境——每天花些时间，谦逊地想想你自己和你的世界。

10.E：享受（EnJoy）它。继续不断地发动你的成功本能——你的成功机运。

不要忘了，只有你，以及你自己在心中建立并在心中跟着你一道生活的这个自我心像，才有办法跟他人建立有效益的积极关系，使你的岁月充满情趣。

自信包含着宽以待人的意味。你因为感到自己坚强而不怕威胁；你因为感到自己光彩活泼而不易受到情感的伤害。因此，你可以宽谅他人。

你宽以待人，而不带别的意思——心地光明磊落，不含丝毫指摘之意。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你可以办到。

而你也要宽以待己，就像你宽以待人一样。因为，宽恕只是自信与不自信的另一种反映。

好，你已经看出了自信的重要，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我称之为速成自信。

你已经明白它跟成功机运的关系，它跟你的自我心像的力量关系，因此你已经知道，它是人生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论什么人，凡是想达到目标而获得成功和满足的人，都不能没有它。在人生中可能有很多有助于你的因素——金钱、地位、体格、运气。目光的大气可以增长你的精神，朋友可以做你的后盾。但是，你的生活布局全在于你，全在于你的内在力量——或内在的弱点。

适当的背景也许令人感到愉快。

但它并不是根本的东西。

你的内在力量，才是创造人生的根本。

磨炼你情感的力量，开始得愈早愈好。

你从二十一岁开始，不算太早。

你从一岁开始，不算太早。

另一方面，如果你从四十五岁开始，不算太老。再进一步，如果你从六十五岁开始，也不太老。

你必须在你的内心中发掘你的固有财富。你必须专心致志地去做，为了你自己，以你的心灯照亮一生的成功之处。这件事情也许很难，但值得你辛苦去做。

这是打开你成功之门的钥匙。

进入创造的一生。

文章选自《幸福学》，马尔登著，三秦出版社，2001年。

[1]
此《人文素养读本》后更名为《叩响命运的门——人生必读的102篇人文素养经典》。编者注。

[2]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此点为阿基米德点。—编注

[3]
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曾因房屋产权问题而强迫钱穆先生迁离；钱先生迁屋不久即去世。1998年陈水扁曾为此事公开表示忏悔。

[4]
迈克尔·罗斯金等人著《政治科学》，第六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130页。

[5]
《我看“皇帝剧”》，载《读书时报》，2002年7月17日。

[6]
陈家琪：《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7]
陈跃红：《国人似贼？》，《东方文化》，1999年第五期。

[8]
鲁迅：《说“面子”》，《且介亭杂文》。

[9]
鲁迅：《我之贞烈观》，《新青年》第5卷第2号。

[10]
保罗·哀米利乌斯于公元前182年与前168年曾两度任罗马执政官，第二次任执政官时击败马其顿王柏修斯。

[11]
柏修斯，马其顿末代国王，公元前179年—前168年在位，公元前168年为保罗·哀米利乌斯所败后被俘。

[12]
卡西尔：《人论》，中译本第93页。

[13]
文章引自2000年4月5日《检察日报》。

[14]
文章引自2000年5月17日《检察日报》。

[15]
陈寅恪为冯著《中国哲学史》所作之“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16]
同上。

[17]
昂山素季被授予199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8]
1894年至1906年间，法国有一历史性的大冤狱，即史家所谓“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大尉被诬通敌罪，判处苦役。1895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发觉前案系罗织诬陷而成，竭力主张平反，致触怒军人，连带下狱。著名文豪左拉亦以主张正义而备受迫害，流亡英伦。迨1899年，德雷福斯方获军事法庭更审，改判徒刑十年，复由大总统下令特赦。1906年，德雷福斯再由最高法院完全平反，撤销原判。毕加大佐为昭雪此冤狱之最初殉难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义——蒲尔民族为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人，自维也纳会议，荷兰将好望角割让于英国后，英人虐待蒲尔人甚烈，卒激成1899年至1902年间的蒲尔战争。结果英国让步，南非联盟宣告成立，为英国自治领地之一。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

[19]
神话中的火神，人类文明最初的创造者。作者常用以譬喻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