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七讲鲁迅

陈丹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谈大先生／陈丹青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011.7重印）

ISBN 978-7-5495-0013-0

Ⅰ．①笑…　Ⅱ．①陈…　Ⅲ．①演讲-中国-当代-选集 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Ⅳ．①I267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844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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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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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880mm×1270mm　1/32

印张：6.5　字数：90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4次印刷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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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909年摄于东京，时年二十八岁。

序

大约七年前，我有幸认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孙郁先生高大敦厚，来自东北，像是温柔版的萧军。他常请人来馆内讲演，事先登报公告，听者据说就是京城的百姓。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果然，座中有退休老汉与家庭妇女，小孩儿玩耍着，径直走来台前。孙馆长自己安静地躲在人群后，全程站着。那天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

翌年春，得到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于是和上回一样认真备讲稿，抽了好多烟。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他说他读了我上回的讲稿，这又使我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令飞的消息倒是得知甚早：八十年代去纽约，港台报纸即披露他在东京与台湾女士相恋了，当这对鸳鸯申请前往宝岛去结婚，两岸驻日机构谁都不敢理……现在的令飞蓄一笔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也在那一回，我才明白了周家后人的处境。海婴笑道：绍兴城封我荣誉市民，赏一把钥匙，可是开得了哪扇门呢。我听了，当下开悟：对啊！南北五座鲁迅纪念馆全是国有产业，今时鲁迅走进绍兴故家百草园，可不许掀动泥砖捉蚯蚓，更别提将那长长的何首乌连根拔起了；海婴回到上海山阴路，又岂能开门进家上三楼，在他童年的房间睡午觉。前年，我拜访了海婴夫妇位于北京木樨地水泥外墙的干部公寓，陈设怡然，并不窄小，较之沪上三十年代老房子，却是不好比了。我自知不该这么比，但去过鲁迅先生好几处家，两相对照，不免想到倘若主人活得久，即便捕去坐监狱，只要房产不没收，儿孙的情形，总归两样吧。

鲁迅的一切都给没收了：包括五六十年代政府赏给许先生的四合院。我记得一张老照片，是1936年鲁迅逝世后，记者在弄堂对着二楼窗户拍摄的，照片中，七岁的海婴正在往下看——瞧着这对父子，岂不想到鲁迅，而想想鲁迅，眼前是笑吟吟的海婴与令飞。

转眼五年过去了。我竟应了令飞的坚请，和他一起作了六场关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分别是上海三次，北京两次，长沙一次，加上孙郁邀约的头一回，总共七份讲稿。其中三篇收在我的《退步集续编》，三篇收在《荒废集》，最后一篇尚未发表过，是关于鲁迅和美术，现在全部聚拢来，就是这本册子了。

这七场讲稿的头两篇，大约根据自己的感触，单讲鲁迅这个“人”；后五次都是由令飞或主办方出题目，临阵苦想，由鲁迅先生而说到了其他人与其他事——“鲁迅是谁”，直接挪用令飞自拟的讲题，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则念及上海文脉的失落，或追踪文学的歧路了；今年才刚讲过的“鲁迅与美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话题，“民国的文人”却是讲得很杂乱，因是全部应答湖南记者事先的问，讲完后，那记者说自己问得好无知，本来是给些提示的意思，怎么全用了呢——我要的就是这无知：几度上台，台下的同代与晚生，包括我自己，大致是茫然面对历史的人，且对这份泱泱无际的集体大无知，其实也无知——所以每次讲演，我还是默然服膺鲁迅先生为什么很早很早就怀疑进化论。

然而鲁迅身后多少事，毕竟难预测。他曾忿然推开“导师”的尊号，语带警觉；他暗示死后便有“是非蜂起”、“谬托知己”的种种戏，却不料围拢而来的“谬托”与“是非”那般庞大而离谱。七十多年过去了，在神话鲁迅架空鲁迅的阳谋之外，平实看待鲁迅的人却是他二弟：大哥去世那年周作人说过一回，五十年代鲁迅雕像竖起来，他又写过专文。可是喧嚣的时代有谁听他么？而“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有他无可替代的硬资格：他是周家兄弟，他是五四一代的活人证。

这一层，当着海婴父子的面，我不能说，也不敢说。

如今时代也喧嚣，只是改词换曲了：政权似乎关闭了鲁迅的频道，“不幸”而“不争”的亿万顺民们则从来不要，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借胡兰成的词语，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我是鲁迅的读者。鲁迅的读者，代代不同，代代变：从清华学生李长之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从第一代鲁迅博物馆馆长到眼前的孙郁先生，从“文革”年代书包里塞一本鲁迅著作的老知青，到我讲演时台底下喃喃背诵过鲁迅的八零后……那天讲完《鲁迅与死亡》，令飞走来说，他不清楚祖父生前这么多朋友惨死了，以至听了要落泪；而在六七十年代，不少台湾书生冒险阅读鲁迅的书，其中著名者，就有陈映真与龙应台。海峡此岸怎样呢？直到最近三五年，我始得阅读胡适之，自然，读得浅，读得少，假如见鲁迅，我能说出他所有的书，但还没自信对他说：先生，我也是胡适的读者。

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这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说来奇怪：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缘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过，又发现我关于大先生想要说的话，其实并没说出来。集子里末一篇《鲁迅的墓园》，写在2000年，当时就算借此还了爱敬鲁迅的愿。现在选作附录，顺便再补几句闲话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园注意到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墓碑给两侧的美树遮没了，及后见到海婴先生，他就说，他曾几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作修剪，迄今没下落。我暗想：花木无心，遮没了，岂不也好。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写在北京

上图：1961年，许广平先生与海婴、儿媳并四个孙儿女，摄于北京景山东前街寓中。下图：1964年，许广平先生与儿孙的全家福。在这两张照片中，最后面的那位男孩，就是周令飞。

目录

序

笑谈大先生

鲁迅与死亡

鲁迅是谁？

上海的选择

民国的文人

文学与拯救

鲁迅与美术

漫长的补记

附录　鲁迅的墓园

鲁迅，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南京路雪怀照相馆。

笑谈大先生

今天在鲁迅博物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爱默生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以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放到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碰到这类文章，总是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开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的资格。今天孙馆长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博物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出于什么理由？是怎样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为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他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喜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喜欢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文学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五十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等于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二十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左图：1946年，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像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晚年托尔斯泰。

我记得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贝托鲁奇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精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贬损，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都能够蕴涵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兄弟的面相都与大哥相像——早年的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八字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太多了，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尼采一脸凶相，叔本华一脸苦相……高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民国时期文人群像选编——自上端第一排左起：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第二排左起：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第三排左起：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第四排左起：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是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那么，仔细看来，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立宪、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国民党“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行政院院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鲁迅先生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的是，譬如傅斯年的本职就是教授。鲁迅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鲁迅也并不全是对的，如此，则当年和鲁迅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呢。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的“政治上正确”。要知道，鲁迅存活的年代还存在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公然互为论敌的言论空间，在鲁迅与所有论敌的脑袋上，并没有悬着一个庞大的、唯一的、裁断所有言论是非的“政治上正确”。是的，那年代充满拘捕与暗杀，鲁迅曾经哀鸣：“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然而老先生要是愿意，无妨多活三十年，看看他的论敌或学生怎样亲手将他双臂扭到背后，押进批斗场，再把他脑袋摁到地上去——这副景象，是鲁迅的论敌与学生们的真经历呀。

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诅咒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抽烟，成天价寻思怎样做一个爱默生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预备吃苦头。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去杨杏佛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打算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打，挨过整，没在班房里蹲过一天。我们老是渲染他怎样避难、逃亡，哪晓得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逃在租界里。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讲鲁迅，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不管它。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杀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好玩”的鲁迅图像看一看。

什么叫作“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去除层层叠叠油垢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记录内山完造那边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孙夫人即宋庆龄家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

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但又有一层需要说，却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鲁迅知道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不恰当、不大方，都没必要。而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特地搜寻着要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好，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

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老先生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意，用了点心思，又看不出怎样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看萧怎样不熟练地使筷子夹菜，还有许多令人发噱发笑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两句话，年轻时不注意，中年读到，我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在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地，或不是故意地，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起的处境就是很寂寞，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失败者、流亡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也没有国共两党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现在既是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得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关于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能写，谁必须出场，谁的名字不必点，等等等等。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把他描绘得硬邦邦。夏衍，是鲁迅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胡适算是鲁迅的“夙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他与郑振铎有好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它精良考究之类（这些信件往来正是鲁迅大叹时代黑暗，也正是柔石与瞿秋白被害的三十年代初，当我在鲁迅博物馆亲见那些精致透顶的笺谱，我就想，这精致与闲心，不也是那黑暗时代的注脚么），可是我看夏衍回忆，就说鲁迅有一个时候见了郑振铎就骂他，说在《小说月报》上照片弄错，翻译弄错，他讲两个富家女婿，一是指邵洵美，一是指郑。但有件事上两人又有同感，印笺谱，搞版本，非常要好。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某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五十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蛮开心，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文人之间的“死掐”，有也是有的，譬如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迷恋佛学，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论道，有天两人高声辩论，忽然就不出声扭打到一处，结果是废名怒冲冲走掉，第二天，又走去和熊十力聊别的学问……我们今天的文人们，有为了学问而辩论到至于扭打起来的么？没有，都客气得很——总之不好玩。

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教育——假如我们果然有历史教育的话——都是严重失实、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因为我们的“历史”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是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想必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绝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世人的想象，甚至是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只为希特勒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也只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的“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哪里比得过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早已被长期困在单一的诠释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作“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作“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写文章不见游戏性，观点便只是观点，深不到哪里去的。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的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章——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好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简直提前预告了江青的浮现与祸害。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读到结尾，鲁迅忽而笔锋一转，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晓得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诮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的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的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杂糅在一起，难分难解。

鲁迅所写的序与跋，独步古今，那种好法，真是品性毕露。譬如《集外集》序言的结尾：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这一段，适可看作他的天性的自白——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萨特、巴特、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孩子。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最时髦的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文学，玩时代，玩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够，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在鲁迅晚期杂文中，它们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真实、更深刻、更高明，因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他早就说过：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早就警告我们：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祸，中国将会变成无边的沙漠——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这些皱眉思索的“后现代”才子似乎还欠几分鲁迅似的“好玩”，亦且人世的阅历与洞见，及不过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稀有的、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此而攻击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企及他，掩盖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罕见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倒反是现代西方人能会意，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曾经左倾的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开心而浅薄的美国文化，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艾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的悲观绝望，这样的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这话说得对不对呢——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作“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是因为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中国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上图：油画《鲁迅遗容》，日本画家奥村博史作于上海万国殡仪馆鲁迅遗体旁。下图：鲁迅逝世，部分刊物迅即做成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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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所作讲演稿，后收入《退步集续编》。

鲁迅与死亡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作“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做人难、难做人：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利，周豫才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

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作《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一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

好吧，你们去怨恨去。

西洋基督教的所谓“宽恕”，固然催人警醒，中国有人居然说是“一个都不宽恕”，又是一种警醒。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一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辄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比鲁迅先生写得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矫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诵读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

莫非这是鲁迅的命？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章，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为了忘却的纪念》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近时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十五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四十岁，死于病）

范爱农（三十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三十六岁，死于急病）

陈师曾（四十七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二十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三十岁，死于肺痨）

萧红（三十岁出头，死于肺痨）

柔石（不到三十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三十六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四十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不到五十岁，死于谋杀）

许寿裳（六十五岁，死于谋杀）

陈仪（六十七岁，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六十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八十多岁，死于迫害）

瞿秋白与杨之华，摄于1924年。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个情人上吊自杀，一个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个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着。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摩、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讯，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十五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或许可以从这份名单中剔除，而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杨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说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十五位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行政长官，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被软禁，后押赴台湾，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十五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婉。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的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自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吊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芥蒂的人。又是十五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尤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十五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七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与鲁迅有涉，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四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被难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另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沙飞，与鲁迅交谊甚浅，却为我们留下鲁迅最后岁月的照片，说来离奇，他也死于死刑：三十年代末，沙飞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疯狂亲手枪杀一位日本军医，破坏了战后中日关系，不得已，被我军就地处决。我手边有他女儿赠送的《沙飞影集》，开首即是他拍摄鲁迅与木刻青年笑谈的著名照片，结尾，是沙飞死刑目击者的详细回忆，说他临刑镇定，被允许不下跪。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置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作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三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过两年也给逮住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致文人的危险，尤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赓、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绀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麟，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神，可能是这一切的总和，也是这一切的取消，直白地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写道：“某日，下完了课，有人以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把死亡讲得如此单调乏味。’”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破坏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岁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五四作家群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

七十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饰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神对账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灵感，看他怎样。

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闻知秋瑾与徐锡麟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瞩目的图景。

这里，两位俄国作家的文学主题及有关死刑的经验，或者可以是参照：青年托尔斯泰曾目睹死刑的执行，深受刺激；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陪过法场，险些丧命——论慈悲，鲁迅接近托尔斯泰，虽然他从未目睹行刑；论阴暗，鲁迅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他从未陪过法场。鲁迅说陀氏青年时期的初作即充满“暮气”，其实他自己也是一样：极度敏感于阴惨可怖，敏感于死亡与行刑，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鲁迅是第一人。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赅，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也亦属死刑的执行，描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笔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他自己说《故事新编》多是游戏之作，并非谦抑，“游戏”一词未见得贬义，而他深味笔墨的快感，只不予明说而已。

鲁迅研究者无妨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象：杀头、剥皮、斩决、枭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我可恨读书太少，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天天忙碌，文学家怎样看？怎么写？与鲁迅关于死刑的言说相比附，将会有怎样的异同与启示？而鲁迅要是读到福柯同志关于刑罚的史学，将有怎样的回应？

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评述的语气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产党员的遇难——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样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落笔，靠的是锐利的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而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什么叫作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这是他新的人生经验，也是他新的文学经验：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说：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快感与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枭首围观，并非如他蓄意攻击的那般残忍。有如一再推翻早岁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死者的“寂寞”。且看鲁迅这样写道：

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而在生者的一面，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愿说，不敢写，更不能发表。此亦鲁迅的“寂寞”，所以“积习抬起头来”，秉笔书写，使友人的死不致为市声淹没。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亡者身后的旅程，有幸者，是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被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五千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但我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褫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而鲁迅偏是一位快意于书写死亡的人。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是他的文章，他的朋友的性命，其实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鲁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这是他常说的话。他以“坟”命名他的书，对自己的文章既顾惜，又达观，与他对死的认知，如出一辙，因他洞见文章与性命同样，终不免消亡。他写道：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写下这些时，鲁迅想必得意，得意于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换取的这些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实在是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来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后，便要说到鲁迅自己的死。

五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溺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文学塑造角色，而伟大的文学家终于被他的角色所塑造，晚期鲁迅，乃成为他笔下所有亡魂在地下瞻望的那个人。关于亡友，关于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话已说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

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么？

他写道。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殒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七十年来子嗣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葬礼与光荣，无人望其项背。七十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当年的葬礼与哀荣——近来我翻阅孔另境的女公子编写的图文集《痛别鲁迅》，才知道当天抬送遗体下楼的是租界殡葬馆的外国人，才知道十几位扶棺的文学青年当时事后，争执不休……我凝视这个人的葬礼，又想到死神与他的关系。

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大旗帜写着“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此刻，我又想到当年周作人的话——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样说，那是他醒豁，也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次申说他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是他认为厌恶着他，也为他所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埃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埃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少年时又曾读到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说到诗人死前过着近于自暴自弃的宫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读者爱着他，敬重他，在他出殡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守候他的灵柩——七十年前，鲁迅自言自语，叨念那些怨恨他的人，“一瞑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围拢来，给他鞠躬，与他永别。有关葬礼的回忆写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岁，一瘸一瘸走到鲁迅遗体前，站着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鲁迅呢？此后新中国茫茫人海中，这孩子在哪里？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情状，鲁迅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文中，他忽儿笔锋一转，谈到他死后：

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深意——国民党检察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那么，我所谓的“深意”是指什么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乡会。七十年来，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洞穿脑袋的人。

这篇讲演已经太长了。去年在鲁迅博物馆讲，我只怕老先生从隔壁故居走过来；在今天的会场，在空中，鲁迅先生恐怕又在笑我们。最后，我谨“发愿”：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鲁迅。

鲁迅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的墓碑。下端碑文由周海婴手书。

鲁迅逝世后数天，周海婴摄于父亲的书房。

上图：为鲁迅送葬的人群，1936年。下四图：解放后为鲁迅诞辰或逝世周年举办的盛大纪念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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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所作讲演稿，后收入《退步集续编》。

附注：此文成稿后，请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是否有其他学者或文稿专门写过鲁迅与死亡的问题？孙郁先生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也谈到相似的话题，叫作《“人”与“鬼”的纠葛》，五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内地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则陆续被披露。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1年周海婴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治符号；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卫视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四、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五、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社会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在指鲁迅骂人的那一面，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曾公开宣判鲁迅为“法西斯缔”，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不仅左倾，而且是共产党员——当“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摹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翔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归派与今日的海归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查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麟；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人士史沫特莱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时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认知上的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乙己的凄惨末路，但绝对想不到后世的学者教授会在一夜之间沦为囚犯或贱人；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哪料到阿Q们后来可能纷纷当上役使乡民的地方长官；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作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难以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政府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钧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两岸驻日机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而他祖父周豫才和祖母许广平当年私奔结合，不必听候任何官家的批准……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争斗，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的残酷折磨，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扬同志当了文化部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整肃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的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彼此成为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要义、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列维-施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论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缘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的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信赖被尊崇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的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木刻家秘密刊印的木刻集，封面是马克思木刻像。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像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歌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伯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检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大统拥有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10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青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第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第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的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鲁迅，1928年3月22日摄于景云里寓所。其时鲁迅入住上海不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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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所作演讲稿，后收入《退步集续编》。

上海的选择

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

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解放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请愿学生刘和珍与四十几位小青年，被大兵镇压，打死了，鲁迅在文章里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说法，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入他的新书《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在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

有人会说，没关系，可以到香港发表呀，可以拿到网上去呀，是的，时代不是一点没进步，但这点进步，顶多也就是拿到香港去，拿到网上去。在我们的时代，谁要是遭遇同样的事情，全中国千千万万纸面媒体、视频媒体，照样不容他写，不给他发。

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与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四一二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四一二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上海？

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看见日本人攻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八一三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而且谋反。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等早期共产党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开黑会。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

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资源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樑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小说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现在我要说，这就是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的风流关系，传奇关系。巴黎出了雨果和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八十年前，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八十年后，上海仍然记得鲁迅，但上海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且是被迫忘记。去年，上海市政府宣传部有几位小官员很客气，请我到一座高楼顶上吃中饭，要我看看上海每年制作的对外宣传片，片长五分钟，我一看，几乎认不出这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全是拍摄新建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全是在吹嘘每年的海港吞吐量多少，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又是多少，没有半秒钟出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没有一个镜头出现一位上海的历史人物。我就问，上海和上海的历史，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多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鲁迅，是其中一位，有这么一位鲁迅在，其他上海人物的正邪明暗，这才出得来，有许多正邪明暗的人物在，鲁迅也才出得来。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物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不是，是出于利用的目的，歪曲鲁迅，同时一并歪曲了大上海。一部关于上海的对外宣传片，无非是上海向世界来夸耀上海，很好，上海应该夸耀：将近六十年前，上海终于废除了所有租界，赶走了洋大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要论建设与规模，要论富裕和繁华，要论所谓现代化，那是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什么才是今日上海真正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呢？

今天的讲题，令飞兄的吩咐是“我心中的鲁迅”，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的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令飞生长在北京，从他祖父的文字看，他比较地喜欢北京，而不是上海。我是上海人，多少总有上海情结，所以擅自把讲题改动了，叫作“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前一句，是说鲁迅，后一句，是指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什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007年12月22日写在上海

这是一张可喜的照片，1927年鲁迅移居上海，二十年后，海婴长大成人了，热爱摄影、居中戴眼镜的青年就是周海婴，在他下端是他的恋人，日后的妻子。此外都是海婴的朋友们。这是一幅自拍照，摄于1947年的上海。

上左：留学日本的上海女画家关紫兰。上右：越剧明星袁雪芬（周海婴摄于1949年）。下左：上海富家千金。下右：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周海婴摄于1950年）。

快乐而贫贱，往来弄堂的一位熟食小贩。周海婴摄于1949年。

这里的四幅照片，均为周海婴摄于1948年与1951年。

上图：弄堂里的举重青年。下图：巷口的难民。

上下图：乞食的贫民。这几幅摄影作品是原汁原味的上海，质朴传神。我年幼时在街巷目击同样的人事，下图那位孩儿多么动人！我也曾穿过一模一样的棉布小长袍。

上图：周海婴摄。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以国葬仪式为鲁迅迁墓，扶棺者有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前右一），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前左一）。上一年，全国展开胡适批判。下图：1957年，毛泽东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就在这张照片的聚会中，罗稷南先生有“鲁迅要是活着”之问，毛答以“沉默”或“坐牢”。赵丹遗孀黄宗英的回忆证实此说，照片中，坐于另桌的赵丹即位于毛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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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08年初在上海图书馆所作演讲稿，原题为“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后收入《荒废集》。

民国的文人

长沙谈鲁迅

在《鲁迅是谁？》的演讲中，你讲到“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与此类似的是否还有一批他同时代，而后在1949年选择去了台湾的学人，同样陷入这种“公案”中，如胡适、梁实秋等？

陈：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鲁迅的工作。我不是学者，居然一再谈论鲁迅，是为了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诸位同意鲁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

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当政府为鲁迅补办国葬时，胡适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他的书被全部禁止，就像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两代人，在大陆读胡适、在台湾读鲁迅，都是政治行为，都有政治危险。所以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

这一洗脑过程，在大陆，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个领域选择民国时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直到被神化，同时，贬斥该领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压制，直到被抹杀、被遗忘。以下一组粗略的名单，是人文艺术领域的小公案：

在文学界宣扬茅盾、巴金，封杀沈从文、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贬低冯友兰；在史学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陈寅恪——说起来不伦不类，郭沫若的身份严格说来并不是历史学家，但解放后他公开批判自己在民国时期的创作，从事历史与考古学——再譬如音乐家，我们从小只知道聂耳和冼星海，长期不知道黄自和黎锦晖，因为不准播放他们的歌曲；美术界则高度肯定徐悲鸿，批判刘海粟、林风眠，停止出版民国美术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艺界，推崇梅兰芳，抑制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电影界，除了民国时期左翼人物被启用，非左翼电影人逐渐消失……

以上人物和鲁迅、胡适的名声不能等量齐观，但大致是学术艺术领域中第一流人物。其中，凡是被抬高利用的“正角”多半死去或建国初期死去，譬如徐悲鸿和梅兰芳，很方便被神化。在世的则比较难办，譬如郭沫若，他到“文革”时期的表态更进了一步，公开宣称要烧毁自己的所有著作，事实上，他在民国时期的文艺创作并未再出版。至于那些被批判的“反派”，长期处境难堪：冯友兰很早作出公开检查，自我羞辱；沈从文完全放弃写作，并曾自杀；刘海粟成为右派；林风眠六十年代被逮捕监禁；民国时期广有票房的京剧名角，诸位可以阅读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就知道他们解放后从萎缩到灭绝的命运。

到了“文革”时期，几乎所有“正派角色”，亦即解放后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也几乎全部遭殃。所以“反派”人物远远不止这份名单。其中凡是留在大陆的，不容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媒体，凡是走出境外的人物，迅速被抹杀，即便出现他们的名字，也是诸如梁实秋等被鲁迅骂过的人物，但我们不可能读到梁实秋的任何文字，不知道他也骂过鲁迅，而鲁迅文字中没有提到的人物，便自动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代人才逐渐知道学者傅斯年、罗家伦、陈寅恪、钱穆、钱锺书，小说家沈从文、废名、张爱玲……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目前就我记忆，列举以上这些。

在这些人物中，鲁迅和胡适名气最大，代表性最强，被贬褒的规格也就最高。

最近二十多年，政府相对理性，逐渐松动意识形态封锁，历史景观得以局部恢复，相对正常的学术研究成为可能。但是，长期以政治目的切割历史，因人废言，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遗留给我们几代人，成为我们的细胞，甚至基因。譬如当胡适和大批民国人物的学说著作逐步解禁、公开谈论后，随即出现一种相反倾向，即贬斥鲁迅、褒扬胡适。这些议论部分言之成理，胡适的再出现也确实有益于了解鲁迅，但如果今天我们还在二者之间试图厚此薄彼，刻意贬褒，就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魔咒，因此，同样扭曲。区别，只是过去被迫扭曲，现在主动扭曲。

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他们二位的是非，牵涉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心理问题，这里不展开。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免有所偏爱、有所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断、有所选择。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

我爱鲁迅，自以为熟读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读到胡适的著作、梁实秋的散文，还包括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等其他民国文人的作品——我发现，我喜欢梁实秋的散文，喜欢沈从文与张爱玲的小说，2007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就是胡颂平编写的《胡适晚年谈话录》，我同时发现，阅读民国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对鲁迅的敬爱与了解，获得更深的理由，这种了解，有一部分即来自胡适。

五十年代初，当中国神化鲁迅、批判胡适时，胡适正在纽约流亡，他知道对他，对死去的鲁迅，发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大家会说，这是一面之词，不可能得到鲁迅的同意或反对，因为鲁迅那时已去世将近二十年，但不论我们是否相信，或怎样解释这句话，胡适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也说出了胡适，并说出了五四那代人的关系。

一个文人艺术家身后的毁誉，不绝于史，本来不奇怪，但像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孔夫子自称“丧家狗”，不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报国无门；诗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宠于楚怀王；画家毛延寿被皇帝处死是他隐瞒了王昭君的美貌；纪晓岚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结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将他召回来；至于司马迁、嵇康和金圣叹这些人物的致残和致死，是属于言论获罪。这类记载不绝于史，但毕竟那是古代，而鲁迅与胡适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

苏联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远远比不上我们。此外，有哪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政党，以至于全国、全民，会对两个文学家思想家作出类似的贬褒？在法国，萨特与他的同学，同样是哲学家的阿隆，思想对立长达半世纪，萨特和他存在主义的同志加缪，公开绝交，可是法国政府和政党不会介入这种文人的分歧。更早时，纪德与罗曼·罗兰前后访问苏联，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出了书，引起激烈争论，可是政府和政党也没有对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国著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乔姆斯基，有苏珊·桑塔格，可是美国还有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未必喜欢他们，认同他们。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在鲁迅与胡适的时代，有左翼，有右翼，还有别的主张与派系，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别的政党，即便在各种党派或集团内部，也有左翼、右翼、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如果要细分，还有极左、极右，或者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艺群体中，同样有各种主张、各种主义、各种派别，虽然有的很强大，占据主流，有的很脆弱，处于边缘，有的比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够发出声音，做点事情，能够保有各自的空间。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艺开始遭遇厄运，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风、丁玲、艾青、萧军、江丰等等“反党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命运，大家耳熟能详，不多说，到“文革”发生，党内权威理论家胡乔木、文艺教皇周扬、努力改造的小说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贺绿汀，还有几乎全部的革命画家、革命导演、革命演员，甚至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于死地……

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做好多论文，详细寻找1949年以后在各个专业领域被刻意褒贬的名单。

鲁迅与这批学人的关系究竟如何？有过一些有趣的交往吗？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版图上，他们的位置又是一个怎样的格局？

陈：从鲁迅个人交往录去了解民国的“文化版图”，肯定是片面的。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近年对民国学者做了大量清理研究，诸位有兴趣，应该读他的书。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人之间，不同门派、师承、游历、眼界，自然会有不同的圈子。鲁迅和章太炎的弟子们是留日派，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是英美派，虽说都是海归，但不免有隔阂，分亲疏。这本来不奇怪，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留学归国的海归，彼此之间也有隔阂，也分亲疏。而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的教授们，包括从事不同专业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圈子，有隔阂，分亲疏。此外，即便同一院校、同一专业的文人学者，由于不同籍贯、辈分、出身、境遇、性格，彼此谈得来，谈不来，经常走动，或从不来往，在所难免。

九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领袖，是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对他们敬而远之，有合作，有来往，遇见大是非，彼此声援，或者辩论，但平时未必是朋友，也未必是冤家。读鲁迅日记，五月四号那一天他写道：“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通篇没有一个字记载那场五四运动。

诸位有兴趣，可以查看鲁迅和胡适的书信，他俩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很客气地交往过，胡适很喜欢周家兄弟，佩服他俩的文才。胡适是交际型人物，少年得志，成名早，在主流社会地位很高，和鲁迅的经历性格很不一样，鲁迅年纪比较大，作风比较地倾向旧式文人，胡适年纪轻，属于西方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但这种差别也谈不上是非。

说起是非，1925年前后为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留日那群人和留学英美那群人意见相左，彼此的对立公开化，形成明显的营垒，建国后全部采取官方教科书说法，独尊鲁迅，抹杀其他。今天，史料研究早已公布当时各方意见，平心而论，英美派比留日派更理性，更超越，更具有现代国家的法制观念与公民意识。但不要说八十年前的语境，即便事情发生在今天，这些西方观念仍然会与国情发生深刻冲突，难以奏效。以我在美国的生存经验，我自然倾向胡适等英美派当时的意见，但以切切实实的中国生存经验，在更深的层面，我同情鲁迅，因鲁迅更懂得中国问题的纠葛，看破人心的险恶。今日中国许多大问题、大是非，英美式的理性姿态与法制观，越来越被认同，但在现实深层，处处遭遇国情的阻挠。“女师大”、“三一八”这类历史悲剧，在我们的时代多次发生，规模更大、剧情更离奇、代价更惨重，可是英美式的理性毫无余地。三一八事件发生后，各路知识分子能够立即在各种媒体上发言、争论、抗议、写挽联、开追悼会，可是鲁迅和胡适如果活在今天，唯一的选择是绝对沉默，此外一无所能。道理很简单，那时中国形形色色的文人还谈得上所谓“文化版图”，今日中国的文化人结构，顶多只能称作“文化板块”吧。

总之，用今天种种新观念强求八十年前的中国人、中国事，并以此作出贬褒，划分对错，那我们的进步其实有限，对中国现实的认知，也还是有限。

鲁迅交友之广，也是这个演讲中提到了的，但后人在照例的宣传中，只知道他有共产党朋友。鲁迅一生在对待朋友、与朋友相处方面，大致是怎样的性情？

陈：除了不可能查证核实的隐私，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像鲁迅那样被详详细细暴露在公众面前。由于长期独尊鲁迅，他生前的所有生活记录——日记、书信、大量回忆和旁证——不但全都出版，而且重复出版。诸位如果真要了解鲁迅，可能要比了解任何其他中国作家更方便。这些资料中充满鲁迅对待朋友的故事和细节，诸位有兴趣，很方便查证。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致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总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兄弟失和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这几乎也可算鲁迅生涯中的一桩超级情感公案。而且，尤具戏剧性的是，他与周作人在进入历史书写中所处的境地，甚至都可以用“神鬼”之别来描述。这个方面，除了失和内情的悬疑，周氏兄弟在对待亲情方面，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吗？就鲁迅的作品来讲，有涉及这些的吗？

陈：鲁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文学的说法，修辞的巧妙，我们就此说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辞，不懂文学，别说当不成绅士，恐怕还不如流氓，中国从前的流氓，有性情，会说话，用词很别致。如果因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说他是鬼，更不应该。你是陈独秀，是胡适，是周作人的同辈，你或许有资格骂他一句，贬他一贬，到了我们这一代，有什么资格呢？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责难前辈，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道德的高度可以遥远地责难一位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是多么轻佻的道德姿态。诸位请看看今日中国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黑矿主、王八蛋，那才真是妖魔鬼怪啊。

至于周家兄弟的情感关系，哥哥弟弟都写过。中国从前的规矩，母亲死了，大姐在家就是母亲，父亲死了，大哥就是父亲，担当权威，负起责任。鲁迅的父亲早死，此后一生，他一直是位好哥哥，不摆权威，尽责任。他留学回来，接母亲到北京，给弟弟在北大安排教职，北京两处房产是他的薪水盖起来。弟弟得病，他比弟弟还急，后来写在《兄弟》这篇小说里。但是彼此失和，直到去世，在可见的文字中，两兄弟都很得体，即便在大观点大是非上有所暗示，有所表达，也十分厚道，十分守度。从前有句话，叫作“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何况兄弟失和。大家要知道，他们周家兄弟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前卫的文人，但他们的行为大致遵行旧道德，不但他们，英美派海归的为人处世也谨守旧道德的规范。胡适在台湾去世后，蒋介石挽联就说出这层意思，我记不得原话，大致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们再回头看看从1949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发生多少卑鄙丑恶、乖张惨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像五四文人那种有教养的绝交关系，在今天，寥若晨星。

据说周作人晚景凄凉，他一生是不是都对鲁迅怀了怨恨之心？

陈：周作人晚年不是凄凉，而是孤立和悲惨。说他孤立，因为建国后他被提前释放，毛泽东批示将他养起来，写回忆，弄翻译，月薪两百元，相当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会地位。说他悲惨，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红卫兵折磨，撵到破屋子里，有个老婆子偷偷伺候他，不久就死了。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寿则多辱”，说的是实话。但他刻这方印时，还想不到会领教“文革”时期的侮辱。他因汉奸罪被审判，坐监牢，属于惩罚，不是受辱。

至于他一生是否对鲁迅怨恨，我以为不要随便揣测。即便有怨恨，那也并非是错，因他是鲁迅的弟弟。而像这样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在座诸位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但有父母、亲人、好朋友，外人公开揣测议论你们的私人感情关系，你们会同意、会接受吗？

“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的鲁迅并不只是诅咒万恶的旧中国，他诅咒之外的东西，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

陈：“吃人”的“礼教”，顽劣的“国民性”，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的压迫，等等等等——这些主题，是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全都诅咒的事物。陈独秀、胡适，当年就是发起反礼教、主张文学革命、呼吁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人物。

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不怀疑，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

那么鲁迅是否“诅咒”过其他事物呢？第一，鲁迅固然诅咒过古文、礼教之类，但对其他事物，他不是诅咒，而是怀疑、讽刺、批评；第二，他议论过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轻问题，翻译问题，美术问题，小孩子和妇女问题，留胡子和拍照问题，书籍封面设计和毛笔钢笔问题，等等等等。但他怀疑批判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轻重，有曲直，亦庄亦谐，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题，也不像长期宣传的那么极端、片面、简单。所以第三，今天议论鲁迅的年轻人，阅读过几本鲁迅的书？阅读过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阅读过，应该不会有以上问题，不会问鲁迅时代的其他文人是什么状况，鲁迅怎样对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该问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阅读鲁迅，阅读那个时代的作品，就不会有以上疑问，即便有，也不是这么问法。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我今天回答的，其实都不该是问题，结果都变成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很简单，请阅读鲁迅。可我从来不劝告别人读鲁迅，因为几代人被逼着读鲁迅，读了等于没读，或者，还不如不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扭曲鲁迅，就是我们的被扭曲。

在这个演讲中，陈先生也认为“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那么，鲁迅生前的语境究竟是怎样的？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是否能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到？或者说，我们需要如何自觉地破除掉那种强加的误导，去通过鲁迅作品，而真正了解那个时代？

陈：当我们说怎样“真正了解那个时代”，似乎暗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时代——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时代么？我看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那个时代”呢？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

鲁迅时代的所谓“语境”，当然可以在鲁迅作品中到处感受。譬如他们两兄弟伙同北京一帮不安分的教授，一再写文章公开痛骂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现在哪个文人敢骂现任教育部部长？就算有，哪家媒体敢发表？又譬如鲁迅多次提到检察机关任意删除他的文章，可是当他将那些文章凑成集，还可以补全被删除的句子和段落，而且在下面标上黑线，告诉读者这些字句段落曾经被删除。诸位要想“全面客观”了解“那个时代”，读一个人的书，绝对做不到。最笨的办法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如今的书店和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越来越多，只要你想了解，你就去买来借来读，好不好？

至于怎样“自觉破除那种强加的误导”，我的意见，是先从语言开始，从我们张口说话开始。我们几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一开口，一下笔，都是党的语言，党的文化，除了这种语言，我们没有别的语言，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但这个问题太大了，这里不展开。

《笑谈大先生》说了鲁迅的好看好玩，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评价，说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这点真的显出有“不仅还原鲁迅，还还原着一个时代”之感。希望仍以这样生动可信的方法，为我们再画一个时代轮廓背景里的鲁迅像。

陈：这也是多读书的问题。“事功”在鲁迅之上的人物，民国时代太多了。譬如鲁迅是晚清的留学生，早期留美学生中有位詹天佑，曾经建立大功劳，就是发明了“人”字形铁轨，修成京张铁路。留日学生中有位大名鼎鼎的秋瑾姑娘，为了反清，脑袋给割下来。鲁迅从来没有发明任何有用的工具，也没有为革命蹲过一天监狱，更别说献出生命，他只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叫作《药》，算是纪念秋瑾。

可是这几千字，可能比秋瑾姑娘的牺牲更有价值。秋瑾献出自己的性命，未能阻止在她身后多少百万的性命继续牺牲，白白牺牲。鲁迅借她这条性命告诉大家，中国的许多场革命何其虚枉，中国的亿万百姓何其昏昧，多少烈士以为一死之后，可以唤醒大众，可是后来几十年，上百年——容我说句残忍的话——成千上万的烈士真是白白死掉，他们以为自己的血可以免除民族的罪孽，结果民族的种种罪孽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悲惨离奇、丧尽天良的事，在秋瑾和鲁迅的时代，不但没有，而且说给他们听，他们根本听不懂。

可是民众不想到感念烈士，而且多数早给忘了。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几篇杂文中就写道，民国人早已忘了建立民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现在大家看看，什么七十二烈士，什么秋瑾姑娘，包括《药》这样的小说，包括小说中揭示的道理，多少人记得？多少人在乎？这就是鲁迅的小说的厉害——在中国，你为大家死，你死了也白死，而鲁迅呢，我看是写了也白写，他的书写的残酷，犹如血迹，是让人看了害怕而厌恶，赶紧清洗掉，弄得不像出过血才好。

所谓“事功”，大约是指某人为社会、为国家做成什么事情，可是我用这个词，意思是我们怎样看待一位文学家，怎样看待一件毫无用处的文学作品。现在对鲁迅的许多非议，其中一条就是说鲁迅只管批评，没有正面的建议。这话很好听，仿佛很正确，也是今天经常听见的漂亮话，说是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批评，不做实事——没错。鲁迅不会建造青藏铁路、不会弄个卫星升天，也不可能发明一项手机功能，或者给诸位找份工作，加点工资，教你怎样升官发财……中国这一百多年关于物质的事功，何止千万，诸位今天大学毕业，如果以为多少万年薪，弄个公寓，买辆好车，便是人生的大幸福，大目的，那真是别去读什么鲁迅与胡适，赶紧痛快赚钱，赶紧做官，任期内闹点政绩，拆几条马路，圈几块地皮，撵走居民，盖几座高楼，那才是伟大的事功啊！

在《鲁迅与死亡》中，记得有说鲁迅写故友或纪念文字，总能击中人心，音容笑貌愈加清晰，但后人再来写故去的鲁迅，却是越描越模糊。为什么意识形态会戕害人心到这个地步呢？

陈：鲁迅是个至情至性的人，鲁迅又是现代中国罕见的文体家。有这两条，鲁迅的文章这才深沉动人。所谓“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一面是泯灭人性，一面是破坏文体。为什么文体那么重要呢？因为感情性情，人皆有之，但你得将复杂细微的内心情感说出来、说得好，却是非常难。别说悼念文章，就是哭丧也要绝好的技巧。我在乡下插队落户时，亲眼见过发丧的家族特意花钱请乡里公认的专业哭丧人，调动情绪，营造气氛，那是哭得来出神入化，从低音到高音，从喃喃私语到放声号啕，那节奏、音量、姿态、表情的控制，简直叹为观止……这样来比喻鲁迅的文章，固然不妥帖，不过诸位要是读一读鲁迅的书，再查对文章写成的日期，你就会发现，鲁迅几天前写写调皮的短文，今天沉痛地悼念朋友，再过几天，他又去写妙趣横生的时评，或者老老实实的学术文章。

其实民国时代，连朱德这样的武人悼念母亲的文字，也是质朴真挚，比今日的文人写得好。那时的文人描述亲友，悼念故人，有不少好篇章，譬如朱自清的《背影》，虽然我不认为写得那么好，但也情性毕露，很可读。

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打开电视，几乎每个节目主持都用这种语言说话，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这样说话，即便说的是真人真事、真挚的感情，语言却是空洞、夸张、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你去听听一个幼儿园孩子说话，说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已经造作不堪，不像一个孩子的说话。但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也不展开。

鲁迅其实有比较长的教书生涯。他是个好老师吗？是怎么样风格的一个老师？他有情感传奇，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你也曾教书。对他的教书经历，有过特别的关注、兴趣和研究吗？

陈：鲁迅的所谓“师生恋”，在民国人物中并不格外“传奇”，算不得“轰轰烈烈”。当时著名的恋爱太多了，暗中的罗曼蒂克故事也不少。单是第一代共产党内的爱情故事就多得很，不方便说，可以公开说的，譬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徐悲鸿与孙多慈，都是有名的例子，在当时公开登报的……胡适与原配白头到老，名声很好，但他与美国恋人几十年的情书，台湾早已出版，他女朋友不止一位，当然都很得体。那位曾经要和鲁迅打官司的顾颉刚，在原配之外曾长期追求一位刚烈的革命女生，书信日记里是死去活来，那女同志解放后还在政协做官。被军阀枪毙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三房夫人，都是红颜知己，大好人。北大前校长蒋梦麟丧妻后，与一位女子的婚恋在台湾闹得一帮老朋友伤透脑筋。还有左翼大王、文化主管周扬同志的发妻，是一位大家闺秀，变卖家当支持老公闹革命，结果周扬去延安后将她抛弃，娶了新人，一直瞒着，以致含辛茹苦的夫人得知后，发疯至死。另外，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先生也有一场漫长的婚外恋，那女子解放后还写了痛苦的回忆。

上图：青年许广平。中图：《两地书》部分手稿。下图：前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左起：孙熙福、林语堂、孙伏园。1927年10月4日合影，时鲁迅与许广平初抵上海。

鲁迅因为被独尊，所以他的所有故事被放大，挡住了许多民国往事。现在，民国史料大量面世，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上海老中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其中写他和章太炎、于右任、吴稚晖的亲身交往，充满细节，好看极了。譬如于右任曾经长期躲在上海的妓院，不是为了风流，而是为了清静，又譬如吴稚晖，自己德行还好，却非常喜欢讲黄段子，逗人乐。

我不曾特别留心鲁迅的教书生涯。鲁迅不自恋，很少谈自己，谈起来，只是自嘲，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譬如教授啊、名人啊、导师啊，要么从不说起，要么就是嘲笑。可是民国的老师普遍有师德，爱学生，例子很多，举不过来。

鲁迅与年轻人的关系十分著名，生前不知帮助过多少年轻人。给他画封面的画家陶元庆夭折了，他来出钱造坟。韦素园和瞿秋白死了，遗稿都是他亲自整理，花钱出版。这些人都比他年轻十几二十岁。有些晚生后来背叛他，攻击他，鲁迅至死也并不因此失去对别的后生的好心意。而胡适对学生和年轻人也是关爱提携，不遗余力，经常慷慨出钱赞助。他提倡新诗新文学，可是自己缺少文学的才华，有位年轻诗人他赏识，可惜名字我忘记了，这小年轻老是跟他开口要钱，他也居然一次一次给，一百银元，甚至两三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文革”中自杀的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胡适就曾非常赏识，亲自介绍他到清华学明代史，吴晗不久入了地下党，解放后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还不得不批判恩师胡适之。台湾那位李敖年轻时穷困，就曾得到胡适的资助，现在李敖为了感谢他，还要自己花钱在北京大学给胡适造个铜像，我猜北大不会批准的，虽然北大的光荣，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和胡适很有关系。

鲁迅教书的细节，据学生回忆，一是清晰，一是好玩，经常逗得哄堂大笑，有位北大学生听他的课，笑得受不了，说是“好玩死了”。我只记得一个细节，是他文学史课讲到古代舞女一种发型，那发型的字，很古僻，又说到一种舞姿，是身体向后仰，鲁迅就当场作出向后仰的姿势，弯腰弯到支持不住，几乎倒下去，于是直起身子，说：“非不为也，余不能也。”其实鲁迅哪里看见过魏晋隋唐的舞女怎样跳舞，他是从古书古画中看来，凭自己想象，当场做点动作，然后特意用古语说：“不是我不愿意呀，是我学不像呀。”逗大家笑笑。

好了。我现在也来借这句话：“非不为也，余不能也。”——今天给大家勉强讲鲁迅，应该到此为止了。

2008年3月16日写在纽约

上图：鲁迅照片中唯一大笑的镜头。沙飞摄于1936年10月8日。十一天后，鲁迅逝世。下图：笑容可掬的胡适，摄于1952年。

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延安新华出版社发行《鲁迅小说选集》，收入鲁迅小说十三篇，首篇即《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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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08年春在长沙湖南大学所作演讲稿，后收入《荒废集》。

文学与拯救

纪念《狂人日记》问世九十周年

大家好！

今天的题目是《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想来想去，我勉强可以谈两点。一是鲁迅的文学才华，一是那两句著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好几年前，港台大陆三地文学评论家弄了一回活动，是从新小说迄今为止选出一百位作家，展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绩。不消说，鲁迅先生头一名。头一名既是鲁迅，那么头一篇，就是《狂人日记》了。

文学、艺术，要来选人，而且是一百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评选者的一段话，我记住了：中国的白话文小说起于鲁迅，也在鲁迅手里成熟。

这前一句话，鲁迅自己也说过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回顾中国1926年之前的小说，然后写道：“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当仁不让，但是一点不骄傲，不自得。我真喜欢鲁迅这样子说起自己。

这后一句话，鲁迅可能会不吱声。他说自己的创作是因为朋友怂恿，于是拿些“小说模样的东西”去敷衍，又说，文坛太寂寞，大概凤凰之类都休息去了，他这样的夜鸟飞出来叫叫，就被注意了。我以为这不是鲁迅装谦虚，而是真话。

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直到他去世的1936年，总共十八年，其间写小说恐怕十年不到，薄薄两本小集子，《呐喊》、《彷徨》，规模很有限。从整体看，白话文小说的历史也就这么不到二十年。他在以上同一篇序言中还告诉大家，《狂人日记》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药》的结尾也有安特莱夫的影子，鲁迅对自己、对读者，尤其对文学，都很诚实的。他是写过第一本中国小说史的人，知道什么是文学与文学史，知道文学的成熟哪里那么容易，那么快。他做了开路人，但看轻自己，写了一通就罢休了。晚年的《故事新编》，那是无可超越，又深刻，又老辣，可是他也说太“油滑”，好像不当一回事，更没有居功自赏的意思。孙郁先生说鲁迅是个翻译家，很准确，他甘心情愿给新文学铺铺路，垫垫底，并没用太多力气写小说，早就让开身子，等着英雄好汉出来超过他。

九十年过去了。中国现代小说成熟不成熟？有没有好汉超越他？我现在倒是愿意回到《狂人日记》发表时，看看中国文学大约是怎样一种状况。

1918年，中华民国才成立七年，虽然结束帝制，但整个形态和晚清差不多。文学革命，也就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时间大约是1915年。文学史专家或者知道那时中国有没有出现白话文小说，以我的无知，好像没有，有，想必稀少幼稚。照鲁迅的说法，《水浒》《红楼梦》已经精彩地运用白话，但大家知道，那毕竟是“章回小说”。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出现有名的长篇小说叫作《老残游记》，可是《老残游记》的同时，欧洲易卜生、哈代、托尔斯泰、契诃夫，早已写出了顶顶重要的代表作，叔本华、尼采的思想也被介绍进来，但这些欧洲大人物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先后死了，而在中国，那时还没人以现代的思想、现代的人格来写现代小说。

这时，鲁迅忽然扔出来一篇短短的《狂人日记》，非常前卫，非常摩登——比现在七零后八零后作家前卫得多——所以文人们很吃惊。不久，《孔乙己》、《药》和《阿Q正传》也发表了，蔡元培就给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写信，说实在是五体投地啊，五体投地！胡适和陈独秀闹文学革命，但没有创作，所以也对鲁迅大佩服，拼命说好，拿来作白话文小说的成绩，打击保守派。诸位想想看，那时哪里有作家协会，鲁迅的正职是教育部佥事，据说相当现在的处长，同时在北师大兼课，并没有名气。署名“巴人”的《阿Q正传》发表后，许多人猜测这位作者到底是谁。今天，要是北师大的老师群，或者教育部官员里又冒出一位小说家，一发表，全国文人吃一惊，那是什么情形？

鲁迅的少年志愿是做医生，并不是弄文学。除了听章太炎讲“小学”，论学历，和在座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相比，简直靠边站。《狂人日记》发表时，鲁迅年龄很不小，三十七岁，有句话叫作“大器晚成”，鲁迅是超级大器，但其实他很早就“成”了——大家要知道，此前鲁迅已经写得很多，写得很好。他那一代人旧学根底厚，他又全盘吸收当时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他写作的语言、笔力，一出手就响亮非凡，二十多岁时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足够显示他卓越的写作天赋。虽然用文言，虽然他几乎忘记这些早期作品，但那样的眼光、笔力、气势，到今天也没人能够写出来。鲁迅是个沉静的人，很早就怀疑、悲观、看破，他没有积极参与文化运动的发起，更没有领袖欲，也没有资料表明他自信有着写小说的天才。他到北京后长期闷在家里抄古碑，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物，但做学问、写文章，从来认真扎实。周作人晚年回忆，说他哥哥做一件事情完全为了自己的兴致，一点没有企图心。在他动笔写新小说时，除了旧学的教养、新学的激励，全中国并没有人可以给予他有关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本土现代文学的前辈、先例、同伙、同志，一个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从日本的翻译看了一点欧洲小说，就这样子躲在小四合院自己写起来，结果开天辟地：中国古典文学结束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明代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有历代的话本，清朝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毕竟前面有过《金瓶梅》。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自称受到普希金影响，而普希金写《别尔金小说集》时，前面没有人指引他。这种罕见的才华，无法解释。今天看，鲁迅的初作还是不可更动，不可商量。它可能单薄，但是完满，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文体，深沉锋利，这种文体不是说还要怎样锤炼、生长，它已经是典范。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子。

后来的张恨水、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论文学才华，都不得了，一上来就有自己的面孔，很快相对成熟；论题材、界面、规模、样式，也比鲁迅有拓展。但很难想象在他们出道之前，中国没有一个鲁迅。解放后，三十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八十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文学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十八世纪的曹雪芹超越了十四世纪的罗贯中和十六七世纪的冯梦龙，二十世纪的鲁迅，又以白话文小说一举超越了古典章回小说，现在九十年过去了，其间千万篇小说，论文体和语言、论成熟感、论扭转时代的力度、论经典性，可能仍然不容易超越鲁迅。但不论如何，过去二十多年毕竟兴起了大规模文学践，许多好小说诞生了，而从几代作家望过去，在起点上，站着一位瘦弱的鲁迅。今天，我们的文学视野早已超越鲁迅，我们有理由以新的制高点、新的复杂感看待鲁迅，但不论怎样议论鲁迅，我猜，弄文学的人都会拿他没办法。

接下来，要说《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历史也像发狂一般，再三再四以可怕的方式，听从这两句狂话，同时反过来对它施以深刻的讽刺与侮辱。鲁迅生前就领教了这番历史的捉弄，从《狂人日记》发表直到去世，鲁迅始终敏感于时代不断在翻脸，今天来看，这历史的恶毒，是《狂人日记》始料未及的报应。

“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为1918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命题，作了最为精炼、极其凶狠的概括，振聋发聩，大慈大悲，极度形象，极度夸张。前一句话，指两千年旧文化，后一句话，在鲁迅个人是出于绝望与希冀，在历史层面，直接指向革命：革命，在文的一面启动了鲁迅那代人倡导的“改造国民性”，在武的一面对应了国共两党的强力统治。九十年后，如果仍以形象夸张的方式引用鲁迅前一句话，他所憎恶的“吃人”社会完全被推翻、征服、消灭，“吃人”的性质变了没有呢？变了，变成另一群人在吃人，或者被吃，换成另一方式吃人，或者被吃。而“救救孩子”这句话，就是“救中国”的意思，当时说出口，就隐含大问题：谁来救孩子？怎么救法？能不能救得起？

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是一种救法，失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种救法，失败了；蒋介石的“训政”是一种救法，失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救法，大功告成，后来又失败了，为了补救这失败，此后到今，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种种救法的救法，历史地看，目前仍在穷于解救的路途中——现在，让我们改动鲁迅那可怕的说法吧！将“吃人”与“被吃”改为“治人”和“治于人”，再或者，改成“整人”与“被整”、“骗人”与“被骗”……都可以，然后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治人”与“治于人”、“整人”与“被整”、“骗人”与“被骗”……仍然到处可见。但是，不再有人跳出来大叫：“救救孩子。”千千万万孩子们早已被告知，或早已认定被“救”了起来，预备长大了“治人”或“治于人”，“骗人”或者“被骗”……总之，一个空前富强的中国正在崛起，和鲁迅那个被瓜分给欺负的旧中国，不能比了；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中国，暂时还没出现，和鲁迅目击的中国，还可以有得比。

回到鲁迅。当初他既是呼喊“救救孩子”，必定和他的五四同志们一样，以为自己应该救孩子，而文学能够救孩子。与《狂人日记》对应，他在散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另有一句著名的话：“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是的，旧式婚姻，可诅咒的古文，同乡秋瑾的死亡，鲁镇百姓的愚昧，都是鲁迅身受或目击的“黑暗”。但他自己的事好办：他书写白话文，他为了恋爱出走，但在此后的现实中，在他曾热爱并为之辩护的中华民国，他很快发现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孩子，照样是一个死——1926年刘和珍与许多同学被军阀镇压，他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31年柔石和他的同党被国民政府枪毙，他说他被“层层淤积”的血“埋得不能呼吸”；1935年瞿秋白被害，鲁迅不再写文章，书信中说起，也异常冷静。他不再叫喊，他变得比1918年更绝望，因为在他年轻时，目击的是同龄人的死亡，而在三十年代丧命的青年，都比他小二十多岁，可以做他的孩子。而三十多岁讨论怎样做父亲的那个鲁迅，那时快五十岁了，中年得子，真的做了父亲，但这位父亲很清楚，除了好好养大周海婴，其他千千万万孩子，他根本救不起。

上图：民国新军。南怀谦摄于20世纪初。中下图：被武将们环伺簇拥的袁世凯与孙中山。

柔石被难后，为释母亲悬念，鲁迅与许广平母子摄于1931年7月。照片中，鲁迅的神色既有为父的爽然，又有为儿的乖。

不久鲁迅死了。“救救孩子”这句话跟着他的小说留下来，变成一道符咒，凡是怀抱救国心的青年记得这句话，相信这句话。可是别家的孩子不说，单是鲁迅家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一旦遭遇麻烦，别说没人救，连自救也不能。而鲁迅当年是可以自救的：他和许广平先生恋爱，走去广州上海，过日子，生孩子，除了寻求母亲和原配的谅解，不必任何人同意。可是过了五十年，鲁迅的亲孙子周令飞和台湾同胞在东京申请结婚，海峡两岸驻日本官员没有一个人胆敢出面、胆敢做主，哪怕说一句同情的话。事后，大陆的高级官员把鲁迅的儿子叫过去，教训他，要他和鲁迅的孙子脱离父子关系，还要他退党。

诸位，鲁迅要是在家，拿出《狂人日记》喊道：“救救孩子！”谁理他？

但鲁迅身后，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国孩子，胸怀正义、勇气和血性，继续慷慨激昂，救中国。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是张志新还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读书人，都自以为是在“救中国”。结果呢，连自救也休想：等到他们闯了祸，或被认为闯了祸，全中国没有人能够救他们，也没有人胆敢救他们——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顾自己。

1976年，“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纠结呼号的爱国青年。吴鹏摄。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抛弃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大胜利：革命与改良、文化与制度、文学与拯救，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

但九十年前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包括鲁迅，相信革命，不信任改良；热衷于文化争论，以为制度的确立还在其次，还在其后；而那时的先锋文学，有意唤起并直接刺激国家民族的拯救意识和拯救行动。文学革命的发起者陈独秀后来自任新党的党魁，文学革命的杰出创作者鲁迅，成为革命者的精神资源。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整风过后幸存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会坦然语告：鲁迅要是活着，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反正，当鲁迅1936年去世之际，梦想自救与救国的青年，正打算上路，奔赴延安——这一切，在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一面，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在文学的一面，则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追溯到1918年问世的《狂人日记》，追溯到其中那句呼喊：“救救孩子。”

文学能不能拯救国家？如果能，过去九十年被称作拯救的巨大成绩单，我们看见了。如果不能够，九十年过去，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怎样看待文学？没有疑问，《狂人日记》是一篇卓越的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在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来自基督教，一如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欧洲。是什么，使这些概念居然在六十年前的中国成为现实？

我没有能力回答。我不愿意说，文学只是文学，文学必须纯粹，不，我确信伟大的文学拯救人心；我也不愿意说，文学理应背负拯救的使命，煽动革命，救国救民，所谓启蒙绝不单单是文学的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哪一篇小说会发生《狂人日记》这样的影响，但我看见，一场文学革命，一篇小说，一句话，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后果。

文学是可怕的。才华尤其可怕。鲁迅赋有这种才华，而且和九十年前的历史遭遇了。这就是我今天尚待清理的感想。

2008年4月25日

上图：《儿童》；下图：《托罗兹基夫人像》。均为E．克鲁格里珂跋女士所作。选自1929年鲁迅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新俄画选”，朝花社选印，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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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08年4月2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讲演稿，后收入《荒废集》。

鲁迅与美术

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做“鲁迅和艺术”，我想了想，可能以谈论鲁迅与美术的关系，稍微贴切一点。艺术各有门类，鲁迅并不都有兴趣的。他爱看好莱坞电影，但对戏剧，尤其中国戏，不肯说好话；中国与西洋的音乐，则鲁迅从未公开提起，倘若我没记错，除了有一回徐志摩说及西洋音乐，称中国人的耳朵怎样的不辨乐音，鲁迅于是写了小诗讽刺他。此外，我不知道哪份资料记述他对音乐的兴趣，但是，鲁迅酷爱美术。

清末民初、五四前后，重要的文人而能单来举说和美术的关系者，似乎很有限：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鲜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蔡元培先生，那是新美术运动的奠基者和大赞助人，他说过一句“美育代宗教”，1918年创办北平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还曾以教育总长的权力，给徐悲鸿等青年留学的名额，之后，吕斯百吴作人二位的留欧，经徐悲鸿举荐，想来也是蔡先生批准的。

蔡先生另有一桩被湮没的公案：他三十年代旅居德国时，居然买了十七件立体派版画带回来，此后战乱，不知哪里去了。九十年代经学者万青力教授搜索旧案，披露此事，相关文章发表在中央美院的杂志《美术研究》上。

再看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几位，固然是新诗、新小说、新话剧的开创者，本人就是艺术家，但论及和美术的关系，恕我无知，除了郭沫若与傅抱石交好，比较地著名，其余几位，似也未见太多一介入美术的形迹吧。

如此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鲁迅先生可能是其中顶喜欢绘画、顶热心美术的一位。说起鲁迅的种种传奇，研究者不会略过他和美术的缘分。可是相关的专论、专书，出版过好多了，我无能提供新的史料为之添加佐证或美谈，只因是画画的，向来神往鲁迅与美术的故事，或者可以清理一些自己的感想。

今天大约说几点：其一，是鲁迅的偏爱和品位，亦即作为赏鉴家与批评家的鲁迅，怎样把握他的癖好。其二，在鲁迅的时代所能看到的种种艺术中，鲁迅怎样选择。第三，鲁迅和民国时代的画家如何相处，这相处，在当时发生怎样的影响。

但以下议论，很难将这三点截然分开了谈。

大家知道，除了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院那点可怜的学历，又听过一阵子章太炎的讲席，鲁迅没上过一天所谓大学，更别提艺术学院，他与绘画的缘分，纯然是自己欢喜。在他的时代，现代中国艺术学院尚在草创的、初级的阶段，而鲁迅和当时的主流艺术圈，并不来往。可是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美术文献中，鲁迅是一位独具眼光的鉴赏家，也是富有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议论家，更是当年前卫美术的卓越推动者和襄助人——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欧美世界高端层面的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的专题展，选择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令人尊敬，但实在过时了，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幼稚。使我吃惊的是，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醒目、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横向比较，与上世纪初德国、英国、苏俄及东欧的表现主义绘画，也是即刻响应、同期跟进的。除了技术相对粗糙，论创作的动机与状态，十分强劲而活泼，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近乎同一效果。在那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是文献价值，唯左翼木刻和几份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凝着民国时代的斑斑印迹，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大家知道，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终的判断者，就是鲁迅。没有鲁迅，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鲁迅死后，年轻左翼木刻家在延安和国统区继续创作了不少泼辣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政治宣传，1949年之后，全部教条化，再之后，和鲁迅所有学生一样，或挨整，或凋谢，他们短暂的黄金岁月，就是和鲁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以鲁迅的劳碌命，这真是不可思议：从1918年发表新小说到1936年去世，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他顶多匀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收集画作，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译介或亲自书写的美术文论，价值卓然，经他染指而扶助的绘画实践，迄今站得住。这样一位自称门外汉的美术爱好者的美术贡献，依我看，却比民国年代顶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超前、更有品质、更富草根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或曰：以鲁迅当年的大名位，只要对晚辈的小说、翻译、绘画略予关注，有所扶持，总有他人不及的效力，他即便不理会美术，文艺后生们也会受他著作的影响：这说法并不错。可是鲁迅的介入美术，实在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形，深刻得多，只不过被他的文学贡献所遮掩罢了，倘若仔细考查，像鲁迅那样插一手而竟搅动美术波澜的文人，还真不易找到第二位。

古代中国，自兼写家画家的个例，很不少，但和鲁迅与美术的关系，不像一回事；近世西方眷顾绘画的文豪，也不是没有。波德莱尔与左拉均曾为印象派同志为文助阵，托尔斯泰与列宾长期交好，但这类雅兴和侠义，毋宁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教养和文化习尚；至于早先的温克尔曼撰写希腊雕刻的专书、近世的海德格尔专论梵高、福柯评析委拉斯开兹等等，则是哲学家偶或兼及美学的散例，与鲁迅和美术的关系，也不是一回事——倒是本雅明对视觉文化的世纪性直觉，可与鲁迅神交：鲁迅从来敏感图文关系，洞见图像的功能，以留日的经验而预言未来的部分教学将会为幻灯所取代，只嫌说得太早，众人听不懂——总之，像他那样的憨人，单凭热情，出钱出力，给画家打杂工、出画集、请教师、办活动、写评论，哪里去找呢。而国事家事的种种烦乱，文学生涯的密集工作，总之，在他被称为“战斗”的一生中，但凡稍有余裕，鲁迅就混在画家堆里，拿美术当自己一件正事，倾力而为，乐此不疲——要不是鲁迅格外欢喜绘画，又早经洞察视觉艺术的价值，单凭雅好，绝不会这样子用心用力，更不会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留存像样的业绩的。

《窗》，李雾城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街头》，何白涛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爸爸还在工厂里》，罗清桢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鲁迅从小迷恋绘画，据他自述，曾在童蒙时代的课桌下偷偷描摹《荡寇志》和《西游记》等民间绣像，以至积多成册，后来为了换钱，卖给小同乡了——亲手画画，下笔有神，另有一位，即天才作家张爱玲——或因家贫，或自忖才华不及，青年鲁迅选择学业时，没有考虑美术，但于绘画的热衷，终其一生。初到京，他以有限的余力收藏大量古代石刻拓片，经济稍宽，尤其移去上海之后，每年的书单必有相当数量的西洋东洋画册。他所收存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多至两千件上下，又请托留洋的晚辈替他在欧洲寻购版画，还跟苏联版画家交换作品，数年累积，多达数百件。近时由周令飞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艺术世界》，厚厚一册，刊印大量鲁迅搜罗的书画，其实只抵鲁迅私藏的百分之一。看看这本集子，就发现在我们熟知的文学鲁迅之外，还有一位美术的鲁迅：闲静，入迷，自得其乐，沉溺于观看的贪欲和收藏癖。

癖好绘画的文人，自来不少，可贵是鲁迅看待绘画的眼光，非常开阔、锐利，又相当贴己、克制，始终在自己偏爱的，可把握的尺度内，搜罗画本，议论绘画。从幼年的《山海经》到中年编印《北平笺谱》，更兼对于欧陆前卫版画的迷恋，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他感激保姆长妈妈，即是那乡下女人为他买了第一册民间画本，日后对版画的乐趣历久而不衰，是这童年记忆的延续和提升：他倒并不因此扩及并惠顾其他画种，但也不满足于旧式版画的内容与功能，遂有后来倡导左翼木刻的事迹——木刻的易于复制、传播，木刻的所谓大众性与革命性，被左翼史论，也被鲁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正合于他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版画趣味，是鲁迅文学风格自然而然的延伸。日本，又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日本可以是追寻参照的另一个资源。

我有兴趣，但比较茫然的点，是鲁迅对中国和西洋艺术的态度，是他在新艺术观念和旧文人趣味之间，如何悠然进退，如何公私兼顾。

民国成立前后，西洋文艺比较规模宏大、技术繁复的艺术，譬如长篇小说、交响乐、油画，开始介绍进来。在鲁迅成名的近二十年间，留学欧美，接受西洋文艺熏染的新派人士，陆续学成归国。胡适当时的影响，不必说了；徐志摩梁实秋等，是新文艺的弄潮儿，同期稍后，萧友梅、戴爱莲等留美青年也开始传授西洋音乐和舞蹈。在美术圈，刘海粟出国前办了上海美专，林风眠出任杭州艺专校长，徐悲鸿执掌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科。总之，西洋的新文艺是当年顶顶摩登的事物，且主事者大都比鲁迅年纪轻，意气风发，引领风潮——鲁迅，一个清末乡镇文人，一个败落的旧家子弟，一个留日学生，一个多半从日译本了解欧美的知识分子，一个几乎终生穿长袍的江南人，一个写出中国第一册现代短篇小说集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对这群西装领结，口说英语、法语、德语的海归派，作出自己的回应与判断。

以鲁迅的老成，以他当年的盛名和视野，他似乎并不折服于早期留欧的文艺家，且程度不同地看轻他们。他曾轻微嘲笑徐悲鸿，对青年林风眠个展的邀请，默然回避。或许并不视为同道，或是他所关注的人事远非这一路，公开私下，他几乎不说起洋派艺术家，偶或一提，虽非轻蔑，也属含笑的讥嘲——如他一贯地藐视权威，鲁迅疏远当时即负盛名的新派艺术家，却和贫穷无闻的小家伙结交，而他所看重的小青年，如陶元庆、司徒乔、罗清桢、李雾城等等，日后都被证明是民国年间的杰出画家，不逊于同期的名流。

此外，在鲁迅沉溺于抄写古碑的时期，北京画家陈师曾是他的挚友——陈师曾的弟弟，即游学欧美的陈寅恪——这又是他与左翼青年相对公开的艺术关系之外，比较传统的私谊，而鲁迅重情义：如他出三百大洋为早夭的陶元庆置坟，为病死的韦素园编书，为被难的瞿秋白出集子，他日后编印《北平笺谱》，部分地也是为了怀念早死的陈师曾，在为笺谱所作的序言中，给予陈君高雅的评价，那序言，通篇文言文，写得是漂亮之极。

总之，抱持世界主义观念的鲁迅，在情感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不迷信西洋回来的人，反倒亲近本土艺术家。

有个小故事，可以说说：据徐梵澄回忆，三十年代初他将留学德国，走去和鲁迅道别，当鲁迅听他说翌日就要动身，应声道：“那你在中国的时间仅剩二十四小时了。”这是极度敏感的一句话。道别之际，徐梵澄着重记述鲁迅与他的紧紧一握，目光流露极热情的鼓励和期待。日后，就是徐先生用鲁迅预付的款子替他在德国搜购前卫版画，持续寄到上海来。

其时，鲁迅已被各方苦劝移去苏俄或国外养病，均为他所坚拒。拒绝的理由，私信中说及再三，不难查阅。民国年间，鲁迅出境，不是问题，但显然，走，或者不走，在鲁迅，是个心结。我们不必强调清末民初列强辱华之于鲁迅一代的记忆，更不能推想鲁迅对晚生的出洋抱有反感，但以他性格的两极，会在寻常道别时说出敏感到近于神经质的话，随即又复欣然于学生远去西洋，并有所请托。这两个细节，或可看出鲁迅在民族与西洋之间的态度：事关自己，倔，固执，不挪步，纵然八面敌意——照他的说法是“压迫”——宁可留在国中；而事涉晚生、学问、艺术，他可就满怀好意，且不肯放过给他在域外买画的机缘了。可惜我临时找不到那份回忆录，写到鲁迅送别的目光，徐梵澄很用了几句形容词。

是的，在知识理性的层面，鲁迅从不为意气情感所左右。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通读当时可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论中，是异常开阔的世界性眼界，见解精准，形之于美文，是迄今难以超越的一流文艺启蒙。移居上海，直到去世，鲁迅每年购藏当时版本昂贵、主要由东洋人印制的西洋画册，其间，亲自编译了《近代西洋美术史潮论》——鲁迅做学问，向来谨严，晚年他应左翼的挑衅，认真研读唯物史，同样，鉴于上世纪初在西方展开的前卫艺术，自立体派、野兽派到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均为他所瞩目。三十年代，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验艺术，几乎是同步的，论讯息的制高点，他比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刘海粟一辈，更能把握西方艺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徐悲鸿当年的眼光，大抵止于十九世纪沙龙绘画，无视，并贬低他留学时期早经功业彪炳的印象派及相随的新绘画；而刘海粟林风眠在江南教学中属意于立体派野兽派、庞薰琹倪贻德等撰写的决澜社宣言等，固然是新美术运动的重要史迹，今天看来，激情多而理智少，对欧洲新艺术的来去脉络，毕竟有欠通晓——而说及西方的当代艺术，鲁迅对法国、德国及苏俄的新绘画，不但不隔，且于每一流派的来历均有清晰的认知，凡有评述，必有据而谈，他所举荐的若干个案，更是只眼独具。就我所知，五四之后，没有一个文人之于美术能有鲁迅这般博识而醒豁，可喜他谈论美术的用词、语气，都是客观的、平视的，抱持优美的业余姿态，并不过于褒扬，也未率尔贬斥：他所嘲笑的，是本土文艺名流的浅薄之谈。

从介绍西洋绘画的开初，鲁迅就在庞大的西洋美术全景观之中，精于选择个案。譬如德国的珂勒惠支，德国的梅斐尔德，英国的比亚兹莱，比利时的麦绥莱勒。他像真正精通艺术的老派文人那样，议论所出，从来落在艺术家。考察鲁迅选取的个案，同时构成鲁迅自己这一个案：历来总要强调、夸张鲁迅战斗的一面，决裂的一面，苦恼愤恨的一面，无视他闲适的一面，游戏的一面，怡然自喜的一面。他所偏嗜的画风，正好映衬鲁迅的阳性与阴性，显示鲁迅性格的多变与基调：珂勒惠支是深沉的、悲剧的、浓黑色的、自觉归属无产阶级；梅斐尔德是神经质的、敏感于阴郁的力度，倾向自我毁灭；麦绥莱勒是野性的、饱含青春的苦涩，同时是平民的；而比亚兹莱是情色的、戏谑的、幽灵式的、映射十九世纪尾端欧洲资产阶级的末世情调……在鲁迅偏爱的中国艺术中，秦汉的石像、瓦当、铜镜、拓片，质朴高古，凝练而大气，是鲁迅趣味的一面；他与郑振铎反复甄选重金刊印的《北平笺谱》，精雅而矫饰，格局小，气息弱，私淑气重，是明末清末文玩制作趋于烂熟的工艺，又可见鲁迅趣味的另一面。而鲁迅对他所扶持的木刻家群，从未主张一律，他怂恿各种题旨与风格，一再关照年轻人多练技术，还特意请了日本画家在一个公寓的某层楼里，短期开班，专授技法，由他自任翻译。日后被称为革命战士的左翼木刻家，其实有许多可喜的作品被遮没被遗忘了，同时被抹杀的，是鲁迅无比细腻、往来无碍的品位与教养。

梅斐尔德作品：制动机矿山

梅斐尔德作品：劳动者

梅斐尔德作品：小组

《新的革命的体制：一切“主义”与旧的建筑的“意匠”的混合》，克林斯基作。选自1929年鲁迅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新俄画选”，朝花社选印，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二十年代，莫斯科的前卫画家与巴黎同行同期兴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民国的艺术家几乎同步获得这些信息。鲁迅即是国外前卫美术最新讯息的提供者之一。

《“泰伊丝”插画》，法国E．C．凯亥勒作。选自1929年鲁迅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朝花社选印，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鲁迅似乎对泰伊丝颇有兴趣，曾在晚期杂文的某一讽刺中，引用过她的故事。

这三幅木刻，不见意识形态，不分左翼右翼，不辨阶级立场——鲁迅都喜欢。而鲁迅喜欢的不同木刻，不同绘画，不同作风，是这三幅的三百倍。上图：《猪》，中国张望作；下图：《岛上的庙》，美国C．B．富耳斯作；右图：《“黄书”封面》，英国比亚兹莱作。

一位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一位被尊为文化旗手的大将，一个被毛泽东举为圣人的形象，这是我们被告知的鲁迅。可是看看鲁迅私藏画册里无所不及的流派，看看他挂在墙头的西洋女裸体版画，比起那些吓人的高帽子，活的鲁迅多么丰富、好奇，多么懂得各种各样的画——绘画，是认知鲁迅之为鲁迅的另一维度，向来的论者，不论尊崇或是厌恶，都把鲁迅弄成一脸凶相苦相，其实他隔三差五泡在书店里，买书、选画册，回家歪在靠椅上，慢慢地翻看。

民国新文艺转型时期，鲁迅顶顶难得的态度，是他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基于他对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对民国时期整体文艺生态的清醒认知。他从未滥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发表喧哗艺坛的宏论，即便在文学领域，也平实自居，平实而谈——他在盛名之际几乎放弃短篇小说，他看清长篇小说的内在规律，不予轻率染指。他始终主张新文艺的首要功课是老老实实做翻译，身体力行，联合同好，译介外国的文学与美术。虽然他从未去西欧瞻望文艺复兴以降的经典绘画，但以惊人的直觉，他知道，在当时落后纷乱的中国，在美学渊源完全相异的文化之间，富贵而庞然的欧洲油画难以在中国开花结果。他敏感到相对简易的木刻能够直捷移取欧洲绘画的部分经验，这和他一开始就留心弱小民族的短篇，以为适合师法而言说本土的真实，是一个道理。和五四一代许多激进的、沉醉于宏大命题、高远目标而动辄声张的启蒙者不同，鲁迅向来姿态很低，审时度势，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从小型的、简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来。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认真仔细弄好了，只拿出来一点点。

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与直觉，还有他不曾说出的更为深广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透辟观察，兼及对西化进程的反复省思：事涉国家大事，譬如欧美议会式宪政能否适宜中国，他自始抱有怀疑；具体到西洋绘画，包括形制庞大的种种欧美文艺能否契合中国，他也向来怀疑，照他的说法，偏过头去，想一想——但鲁迅并未公开地、武断地表达这怀疑，在他某些过于乐观的、五四式的、被后来的现实证明为虚妄的政治想象中，苏联曾是他的参照与希冀——没有人在鲁迅的年代超越这希冀，包括早期的胡适——可是在这些热切而近乎轻率的想象中，请注意，不包括鲁迅对未来中国的文艺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有效资源，也从未以大而无当的世界主义，以他自己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鲁迅的怀疑主义遍及不同的问题和领域，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政治判断，并曾犯错，但遇到文艺的话题，他时或轻快地嘲讽，时或沉静观察，却不使自己的判断失据而离谱。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新中国文艺方向的大叙述：不像他关于改造国民性、攻击礼教等五四命题的早期激烈言论，也不像他对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的热烈期待，他很少展望或预言未来中国的艺术——在民国主流美术家那里，这类将来时的狂热想象，数不胜数，今天读来，多半是口号与梦话——鲁迅仅以省略的、不经意的词语打发相关话题，如老人面对孩子，也如明智者的沉默：这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恰好在他最熟稔、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写给画家的许多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新木刻的零星成绩，但对年轻艺术家的散漫、任意、粗疏，总要轻微地告诫，好比笑过之后，脸色就冷下来，藏着失望，又不忍触伤晚辈。他从未真的满意过左翼木刻，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点其间的幼稚与欠失。他谈及木刻的实验，有如对待自己的小说，只看做小把戏，总归假定是在过渡的阶段，但又从不轻言日后的进境，不说一句狂妄的昏话，这不是鲁迅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各路人马谁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质地，他就不肯苟且，百般挑剔。施蛰存回忆鲁迅请他刊印一位苏俄文艺家的铜版画肖像——好像是卢那察尔斯基——单是校样，鲁迅横竖不点头，以至反复重印四次，最后勉强默许，弄得年轻的施蛰存有点嫌烦。鲁迅自费印制的版画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没有哪个版本可以相比。而他为介绍与销售而写的广告文字，全是再平实不过的话，半点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过去了。西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在中国有了为数可观的专业学院和庞大机构，据说培养了好几代人才，出现无数长篇小说，无数油画，还有大量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我们有很多很多理由说，西洋艺术的移植，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国生根开花，而且大有成就——我无能质疑这份成绩单，评价这份成绩，过于犯忌。但我总会悬想鲁迅的标准，悬想他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悬想他对中国文艺异常冷静的不以为然，和他介于讥笑和仁厚之间的那种无所谓。我愿和鲁迅一样，保持沉默。

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他评论文学，尤其是评论绘画的文字，其实很有限，但我异常珍惜他随手撩拨、四两千斤的说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体贴。我不知道此后还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书写文艺评论，而他谈起绘画，质朴清晰，如话家常——好比他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说语言，鲁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评语言，清通，平实，高贵，富有见解，处处留有余地，不落半点批评腔。在我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高不可及的美学权威，我曾拜读，不幸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关于朱光潜指说希腊雕刻与陶渊明的“静穆”，鲁迅在《“题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应，我却读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记得，因此而学会怎样审慎地判断，怎样看取艺术的各个面向。他给柔石《二月》写的小序，他赠予木刻展览的前言，他评述陶元庆的短文，他给小朋友的大量书信，充满散装的观点和智慧，是艺术家顶顶珍贵的良言。过去百年的文艺家，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而通达历史，从来不轻用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至少，我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论家的教益。但凡有所疑惑，有所见，我从未希望听到美学家怎样想，更不试图从如今的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遇到启示。

所以，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绘画圈、美术家，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热情的介入者、清醒的旁观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的中国，也没有了。前面已经说及：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印象派诸家、左拉与塞尚、马拉美与德加，有过珍贵的友谊；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功地使一切艺术家就范于市场，文艺人之间的隔行交谊固然未曾绝迹，但以我在纽约的耳闻目击，那里的艺术家最纯洁的记忆止于六十年代中期。极简艺术家罗伯特·曼戈德1970年失望地离开纽约后，这样说道：“我不喜欢这儿弥漫的商业气息，情形变得分崩离析，艺术家都在彼此嫉妒。我只想忘掉艺术圈，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绝境。”而冷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还用说吗：无所不在的政治毒药，傲慢的文艺党官，构成无情而有效的权力网络，一步步瓦解并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初期，集体屈服、出卖、苟且，是文艺家的常态；一路扭曲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彼此提防，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的唯一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他那点学历，休想和在座诸位比——他拿得出一份像样的结业证书吗——我猜，他给贵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凭什么结交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学院教授、文艺学者，或是戴着博士头衔，身兼“副处级”、“副局级”甚至“副部级”的大艺术家？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吞回他的呐喊，继续他的彷徨，和艺术没有关系。

今天是需要记得的日子：所有与会者的发言稿都被要求事先呈交当局审查，但我不肯从命。而鲁迅的话题早已很尴尬：他给利用了七十多年，利用够了，如今被撂在一边，却弄得是再来说他，不宜，不说，也不宜：继续纪念他，只怕言论不和谐，完全不提他，他又尺寸太大，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次论坛别的不敢提，单只聊聊“鲁迅和艺术”，倒也是个不坏的招——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话，请负责审查的小老爷们，仔细审查。

2010年11月18日初稿

2010年12月31日改定

1936年10月8日，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鲁迅与木刻青年在一起，过了八天，鲁迅就去世了。摄影者沙飞也是左翼青年，日后去到延安，1948年因病中的疯狂，枪杀一位日本军医，破坏了当时的中日关系，不得已，被枪决。临刑时，上衣口袋里还珍藏着他为鲁迅与木刻青年所摄合影的底片。

鲁迅摄于1933年——查这一年鲁迅书单，美术书籍买得不多，共计各种画本画册四十七本，收藏中国画家木刻六件，并收到曹靖华从苏联寄来的木刻五十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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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篇为2010年11月19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鲁迅论坛”发言稿，事后有所增添。

漫长的补记

前一篇发言稿，写在开会前夜，太匆忙，论坛分给每人十分钟，也无可多谈。近日趁了编书，增添篇幅，追加事后想到的意思——学者作文先得备齐了材料，方始下笔，我却是乱写一通，快要收束了，这才起意翻书。此刻讲稿交出，再读鲁迅关于美术的文论杂说，真是书页间处处都是他这个人。我就想，与其自说半天，不如截引鲁迅的原文、书信和书单，给大家看看玩。

但这类资料委实太多，这里只得抄录极少极少，仅是历年的书单，就可以开我们的眼。

查鲁迅日记历年书单，因北京古旧书铺多，他在教书时期大量搜购了中国古代佛道石刻造像拓本，尤其是墓志拓本，积久盈匣，数量逾千数。这类原拓本一则制作精良，今已罕见，一则据今推想，恐怕价廉：鲁迅当时虽已收入不少，但赡养家眷，起造两处四合院，用度甚多，不会为这类纸片花大钱，可是孙郁先生告诉我，现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就藏着数千枚鲁迅收藏的古拓本——难怪他墓志铭写得那么好：鲁迅自来沉迷于死亡之事，原来他年青时代即热衷搜求古人的墓志铭。

待鲁迅移去上海，现代书店，尤其是日本人开设的书店，可就多了，鲁迅开始大买西洋画册，包括漫画大观与时人的画集，而旧习不改，仍夹杂了不少佛道与墓志的拓本。在鲁迅的年度书单中，文史哲类，包括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科学医学等等书籍，自然占多数，美术书通常约在每年购入书籍的五分之一上下，可是全部抄录，实在太多，犹豫良久，先给诸位抄写这份1928年的美术书单，已足惊人：

美术全集第29册一本，世界美术全集1一本，美术艺匠写真类聚十一本，世界美术全集第二册一本，弥耳敦失乐园画集一本，世界文艺名作画谱一本，西洋美术史要一本，美术全集第16一本，现代漫画大观2一本，陶元庆的出品一本，世界美术全集30一本，漫画大观6一本，元庆的画四部四本，漫画大观4一本，汉画像拓本一本，侯愔墓志铭拓本一枚，景印贯休罗汉像拓本一本，雷峰塔砖中陀罗尼翻刻本一卷，八大山人画谱一本，世界美术全集18一本，近世欧洲绘画十二讲一本，世界美术全集31一本，历代名人画谱四本，漫画大观7一本，漫画大观8一本，漫画大观5一本，世界美术全集24一本，手艺图案集一本，世界美术全集6一本，伊索寓言画本一本，世界美术全集8一本，漫画大观10一本。

倘若以为并不见多，请再看1931年书单中的画册：

二十世纪绘画大观一本，新洋画研究一本，D．Wapler木刻三枚一帖，葛饰北斋（日本古代著名画家）一本，杜米埃（法国十九世纪画家）一本，浮世绘杰作集（五）一帖两枚，风景画选集一本，静物画选集一本，伊苏普物语木刻图（一）八枚，同上（第二回）七枚，浮世绘大成（六）一本，川上澄生静物图五枚，浮世绘杰作集（六）一帖二枚，美学及文学史论一本，川柳漫画全集一本，浮世绘大成（九）一本，伊苏普物语木刻十二枚，复刻哥麿等浮世绘七枚，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十六）一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册一）一本，浮世绘杰作集（七）一帖二枚，伊苏普物语木刻（三）十二枚，木刻戈理基（即高尔基）像一幅，浮世绘大成（十一）一本，新洋画研究（4）一本，川柳漫画全集（四）一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卷十三）一本，浮世绘杰作（别卷十三）一本，浮世绘杰作（八回）二枚，顾恺之女史箴图一本，齐天龙寺造像拓片八枚，益智图并续图四本，郭忠恕辋川别业图卷一本，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一本，陈老莲画册一本，石涛纪游图咏一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卷六）一本，浮世绘大成（八）一本，艺术的起源及发达一本，书道全集六本，甲骨文字研究二本，索靖书出师颂一本，石涛山水精品一本，浮世绘杰作集（九回）一帖二枚，日本裸体美术全集（三）一本，珂勒惠支版画十二枚，浮世绘大成（二）一本，日本裸体美术全集（四）一本，新洋画研究一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卷五）一本，浮世绘杰作（十回）一本，田坂乾吉郎刻铜裸体妇图一枚，太田贡水彩画湖滨图一枚，浮世绘大成（十二）一本，日本裸体美术全集（V）一本，虫类画谱一本，元川克己作风景画一枚，浮世绘杰作集（十一）一贴二枚，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十七）一本，书道全集六本，东洋画概论一本，日本裸体美术全集（二、六）二本，现代艺术的诸倾向一本，浮世绘版画名作集一本，世界裸体美术全集（二、五、六）三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八、九、十二）三本，艺术的现代诸相一本，浮世绘大成（一）一本，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六）一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六）一本，山田耕作刻裸妇一枚，初伦（瑞典画家）一本，贝克曼（德国画家）一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十八）一本，书道全集（七）一本。

看到这里，诸位必定头昏，我也抄得脑涨，而书单就是书单，鲁迅当年是一字字记录在账，一笔不苟的。要是将1932年、1933年、1934年、1935年书单中的美术书籍继续抄下去，有谁耐心读么？

我想说的是：鲁迅大买画册的这些年份，他已加入左联，是他高度介入政治、密集攻击时局、持续挑衅社会、几度离家避祸的危险时期。上引美术书单的1931年，柔石等青年被集体枪毙，1932年，鲁迅秘密会见陈赓，1933年，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瞿秋白遇难，同期，鲁迅与左联的纠葛，愈演愈烈——而书单中的鲁迅，闲心不止，一本一本买画册。说明什么呢？不必说明什么：鲁迅活着，鲁迅在生活。

上海十年，长期被说成鲁迅顶顶苦闷绝望的十年，近年有论者居然认定其时的鲁迅已近半疯狂状态——这种诊断，倒很像是神经极度脆弱、承受力大有问题的我辈书生所能发出的梦呓吧——大家知道：这也是鲁迅中年得子，平然居家，兼与木刻家通信喝茶、嬉笑往来，并近乎贪婪地购买画册的十年。一个一年到头、年复一年陆续买齐《世界裸体美术全集》、《日本裸体美术全集》，或《漫画大观》与《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的人，是学者们描述的那个绝望透顶的昏人吗？

自然，成堆画册不会遮没那个强硬刚烈的鲁迅：此也是鲁迅之为鲁迅的伟大——今时画家的大画册，恐怕是鲁迅书单的多少倍，也不过画家画册而已。

鲁迅是超级一流的敌人。但凡与他一过招，便永难遇见如此认真而高明的敌手了——因此他也是一流的好老师、珍贵的好朋友。以下零星摘录鲁迅与画家书信的片断，大家看看：

1934年致李桦——

但先生的木刻的成绩，我以为极好（以下举七八件具体作品名目）……不知道可否由我寄几幅到杂志社去，要他们登载？自然，一经复制，好处是失掉不少的，不过总比没有好；而且我相信自己决不至于介绍到油滑无聊的刊物去。

这不是兜上门去的要帮忙么：又体察画家对于复制的挑剔，又保证不送去蹩脚的地方，不独是尊敬艺术家，简直有点宠——李桦，当时即广东一少年，日后延安归来，老资格，执教中央美院，满头白发，不苟言笑，学生见了他就逃。

同上——

北京和天津的木刻情形，我不明白，偶尔看见几幅，都颇幼稚，好像连素描的基础工夫也没有练习似的；上海也差不多，而且没有团体，散漫得很，往往刻了一通，不久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鲁迅热心，常如婆婆似的替小孩急。为后生的开眼与出息，他是自费出了外国或本国的版画集，连送带寄，老给自己添乱的：

李桦早期木刻《失业者》。

《木刻纪程》，1934年6月出版，鲁迅在扉页的“告白”第一条老实而调皮地写道：“本集为不定期刊，一年两本，或数年一本，或只有这一本。”四十一年后，1981年，上海鲁迅博物馆以同样的纸张和装订，完全按照当年的版本重新刊印收藏版。当时还有印厂的老师傅，版本做得相当精良。封面的字，为鲁迅当年所写。

1934年，致金肇野——

《木刻纪程》我自己还有，日内当奉寄一本，不必付钱；《张慧木刻集》，《无名社之木刻集》他们都曾给我，我可以转赠……但我得警告先生：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良友公司出有麦绥莱勒木刻四种，不知见过没有？但只可以看看，学不得的。

这又说得何其切实：看本国人是“不行的”，看外国人呢，又“学不得”——迄今的中国美术还是老病：斜眼偷学而私心攀比的，必是“本国人”，不明就里而胡乱仿效的，倒是“外国人”，所以鲁迅婆婆妈妈，说了也白说。但他好诚心，刚说别看本国人，又来替晚生呼朋引类了：

同上——

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我以为最好的是李桦和罗清桢；张慧倾向唯美，我防其会入颓废一流。刘岘近来粗制滥造，没有进步；新波（另一广东小青年）作则不多见。至于全展会要我代询他们，我实无从问起，因为这里弄木刻的人，没有连络。

上图：罗清桢《韩江舟子》。下图：黄新波《狂风暴浪》。

当年这班小青年居然劳动鲁迅纠合同好办展览，简直拿他当现在的策划人。鲁迅也果然是个自费的策划人，当其时，哪来什么美术家协会、版画家沙龙呢？时代是进步了，但鲁迅与木刻家还是活在那时好，因为彼此真：

同上——

先生寄给我的四幅，我不会说谎，据实说，只能算一种练习。其实，木刻的根柢也仍是素描，所以倘若线条和明暗没有十分把握，木刻也刻不好，这四幅中，形象的印象，颇为模糊，就因为这缘故。我看有时候是刻者有意的躲避烦难的，最显著是Gorky的眼睛，他的显得眼睛小，是因为眉棱高。

鲁迅实在喜欢画画，说到眼睛眉棱之类，观察之细，即便从旁帮人说说，也仿佛自己尝着画画的味道。但他不肯说隔行的大话，遇到专业，就要请专家了：

1935年致李桦——

开初是在四年前，请一个日本教师讲了两星期木刻法，我做翻译，听讲的有二十余人，算是一个小团体，后来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实际上，在上海的喜欢木刻的青年中，确也是急进的居多，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

“一八艺社”举办木刻讲授会合影，1931年8月22日摄于上海，前排右起第二人为日本教师内山嘉吉，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周围的青年个个头发抹着油，不知其中哪几位后来被捕，或者回家了。1949年后，想必也有好几位当了官吧。

这里的“四年前”，亦即柔石遇难，鲁迅走避的那一年，留得性命，他又跑去办画班了。画班结束后有一份著名的照片，只见太阳底下鲁迅被一群小家伙围着，一脸怡然告老的样子。我找了半天，认不出跑去延安，解放后和艾青一起接管北平艺专的江丰，他是中央美院老院长，亲自批了我的出国的申请，据说，他当年也混在这照片中的——而木刻之在当年的招忌，倒有点近乎我们十几年前的所谓当代艺术了——其实鲁迅虽知木刻家“急进”，但艺术归艺术，他并不主张木刻非要表现政治的：

1935年致段干青——

现在的青年艺术家不愿意刻风景，但结果大概还是风景刻得较好，什么缘故呢，我看还是和风景熟习的缘故。至于人物，则一者因为基本练习不够……二者还是为了和他们的生活离开，不明底细。试看凡有木刻的人物，即使是群像，也都是极简单的，就为此。要救这缺点，我看一是要练习素描，二是要随时观察一切。

1935年致李桦——

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

以上这类“表现什么”，迄今夹缠不清，而鲁迅与左翼木刻，日后双双成了革命教条的样板，给鲁迅知道，何其冤枉。他于各种文艺观点只说平实的话，并不鼓吹大道理，遇见宏大的发问，一句挡开：

同上——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

那他知道什么呢？除了他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就是他买了画册走回家，这也看看，那也看看，自己想到的：

同上——

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以上所涉，要算宏大，鲁迅私信极少说及。前面几句，中肯明了，足具史识，够专家成一专书，也为迄今的国画实践所反证。而在旧法与西画之间，他从来并无定见，都是具体人事，具体说法：

1935年致赖少麒——

看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极平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经给向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也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他们就万想不到会有这等事。所以我主张刻连环图画，要多采用旧画法。

这类朴素的见解，无意中接近贡布里希之流的研究命题。贡布里希即曾怀疑观看绘画的“天真之眼”说，以为一切艺术的赏鉴仍须积久的训练，至少辅以知识的暗示与导引，才能渐入佳境，弄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也有过同样的意思——鲁迅不过随口说说，却比当年留洋美术家的滔滔高论，更在格物致知的情境中。他的私信，多是具体而微的热心肠，自己把握不确，就远去请教外国人的意见，一得回音，连忙告诉小家伙：

1935年致罗青桢——

前曾以《木刻纪程》寄一个俄国的美术批评家P．Ettinger，他回信来说，先生的作品，是前途大有希望的，此外，他以为有希望的人，是一工、白涛、雾城，张致平（但指定是那一幅《负伤的头》）。

同样的报告，也曾写给广西青年陈烟桥。这类好意，包括给不同的青年分别送画册，送过了，还请对方宽舒：

1936年致曹白——

但是您似乎感情太胜。所以我应该特地声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了什么损失了。

这位曹白曾因刻了一幅鲁迅的肖像，被疑为共产党，给关进去过，鲁迅念他委屈，专写一篇短文，之后与他通信甚勤，临死前四天，还在复曹白的信。先前有一信甚至教曹白怎样的学外语，全是经验之谈：

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

张致平《负伤的头》。

张致平《出路》——前页《负伤的头》，这一幅《出路》，确实有力，富才华。不知版画界的朋友能否告诉我：这位张致平后来去了哪里、解放后何处高就，又刻了什么新作品？

现今的大学教授怎样教学呢？而以鲁迅这样的文豪，见了会画画的晚辈，说话老实得跟乡下人一般：

1936年致段干青——

我自己不会刻，不过绍介过一点外国作品，近来又因为杂务和生病，连绍介的事也放下了，但不久还想翻印一点。至于理论和技法，我其实是外行的。

但青年偏要听这外行说话，鲁迅便不厌其烦地说，并不单是宠着，而时时冷眼，对先前的朋友们是会坦率批评的：

1935年致曹白——

我对于现在中国木刻界的现状，颇不能乐观。李桦诸君，是能刻的，但自己们形成了一种型，陷在那里面。罗清桢细致，也颇自负，但我看他的构图有时出于拼凑，人物也很少生动的。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但他从展览会的作品上，我以为最好是不受影响。

对这曹白，鲁迅也有批评，但极是滑稽而形象，大概小伙子写了什么给他指正吧，原文无从考证核对了，鲁迅这样写道：

1936年致曹白——

至于《夜谈》，却不佳，叙述是琐细事，而文笔并不漂亮，材料也平常，吃蛆之类的无赖手段，在中国并不少有，不算奇异的。况且这种恶劣人物，很难写，正如鼻涕狗屎，不能刻成好木刻一样。

这信写在九月二十九日，十几天后，鲁迅就逝世了。

好了。要来抄录鲁迅的书信，没完的，以上不过是他写给画家的一小部分信件。如今青年，茫茫无告，假如读到鲁迅给数量更多的文学晚辈的信，怕要不肯相信中国有过这等好心可喜的著名长辈了。

最后，请大家看看《＜北平笺谱＞序》全文：

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发，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彩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清尚朴学，兼斥纷华，而此道于是凌替。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侪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记

一份笺谱，配这序言，面子太大了：短短数百字，俨然中国版画史；即于中国版画史，面子也还太大：此后及今，中国的画论或文论，哪里去找这等工整标致的美文？鲁迅竭力参与了扑灭文言文的运动，果然，文言文灭亡了。而他说自己“积习难改”，偶或给亡友写墓志铭，他就玩文言文，待弄成一部笺谱，又来一篇文言文——这是何等奢侈的积习啊，试想，这篇序言倘若出以白话文，再写得好，也不过是如今满进满出的史论稿，洋洋万言，厚厚一册，讲不清地讲，有谁愿意读。而鲁迅自己一句句文言写下来，无比快感，一路享受，而且心里得意的。他知道吗？此后的大荒凉与大灾难，是中国再也没人能写这等好史论，好文字：往后五千年，中国什么都会有吧，但绝对不再有这等精美周正的文言文。

运动原是好的，但这是我在少年时候的事，现在怕难了。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先前是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然而自从升为“先生”以来，就再没工夫干这些事，二十年前曾经试了一试，不过架式还在，不至于掉下去，或拔住马鬃而已。现在如果试起来，大约会跌死也难说了。

这是鲁迅1935年致萧军萧红私信中的笑谈，可同样是积习，怎会临到老了，下笔文言文，照样好身手？在同一信中，鲁迅继续写道：

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样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生活就因此没有规则……还有二层，一是琐事太多，忽而管家务，忽而陪同乡，忽而印书，忽而讨版税；二是著作太杂，忽而作序文，忽而作评论，忽而译外国文。脑子就永是乱七八糟……

以上所引书单、私信、序言，就是“乱七八糟”的鲁迅字字写下的。至此，我这篇乱七八糟的补记，也该收束了。

2011年元旦写在北京

“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鲁迅，摄于1933年。

鲁迅，1926年摄于厦门。他在照片的衬纸边写道：“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附录

鲁迅的墓园

上海的虹口让我想起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地面广，居民多，世纪初即有自己的历史，因被河流隔在都市主体之外，好像是另一座城，容易被忽略。自幼及长，我仅到过那里三两次。今年因故造访，越过苏州河，想起末一回来，竟隔了二十多年了。

凡1949年后出生的当地孩子，对当地历史一概无知。虹口，只因有虹口公园可以玩，如在鲁迅墓前戴好红领巾集体致敬之类，然后散开来奔跑玩耍，倦极而归。虹口的街头巷里多见造型厚重的围合式欧风民宅，虽然早已破败，那层层叠叠的拱门廊柱，还是殊异于卢湾区徐汇区一带法租界建筑景观，自有虹口自己的情调在。幼年蒙昧，哪里晓得什么是租界，现在也才知道，这虹口街市的残存旧貌，乃是沦陷期间东洋人犹太人聚居生活所留下的浓淡遗风。据说日本战败投降，大批侨民撤走前当街设摊，贱卖家当，我的一位老师即从中觅得塞尚的画册与贝多芬的唱片。鲁迅先生的骨殖被移回虹口是因他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岁月，而当年他特意迁来安家，其实为了此地是日租界的关系，这关系，自然更要追溯到他早年留学东瀛的渊源。至于后来日本人的攻陷上海、荼毒中原，直到败落、投降、撤家当、摆地摊，鲁迅已在地下，都不知道了。

他生前，只是虹口弄堂里一介居民，入住短短十年，与千万老虹口住民相比，资历很浅。现在，全虹口占尽了鲁迅声名的无限余荫，这声名早已是虹口地图中的头块招牌，犹如他生前嘲笑的“匾”。

那天下午日色淡薄。江南的、上海的三月夕阳，总是淡薄的，尤当春暖与春寒之间，用文艺腔说法，颇有芜然惆怅的况味。游人不多，草坪上仍见群孩跑跳戏耍，叫喊声清亮空远，热恋的男女自然是勾留在灌木丛里，或依偎在树下湖边。那回鲁迅写到“一·二八”淞沪战争甫告平息，就近公园又见“携手同行的爱人”，不知可就指的是这里。他是极少逛公园的，哪里想到自己的墓地会在虹口公园，还加上巨大的近年斥资翻造的他的纪念馆，而这座老公园也换成他的名姓了。他在病中说，死后便将他“埋掉，拉倒”，这样的说话，立遗嘱，中国也就是鲁迅，为了他会得这样说话，我总在想念他。

他的葬所先是在西郊万国公墓，照片上看，小而朴素。童年时我随父亲去过那里，在周璇的气派堂堂的大石墓旁立了一会儿，碑面上她的名字前刻着“电影明星”的字样，此外记得父亲还指点靳以先生的碑，我只是管自在树丛里捉虫，撒尿。不久“文革”，整座公墓荡然无存，我骑车经过，看见大片被翻掘的新土，夹着树根、碎碑，还有石雕天使的残片——那里现在早已成了“虹桥开发区”，谁晓得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底下，原是一片宁静的西式公墓——后来，我在纽约几座公墓看见数不清的石雕天使与耶稣像，想起上海，从前的高等上海人是连死后的墓园也要全盘西式的，虽然这西式墓园是“入土”也难“为安”，终于连整座公墓也统统给黄土埋葬了。

要是1966年鲁迅先生的墓还在那里，红卫兵砸不砸？或许又得向忙不过来的周恩来告急请示吧。看来中央政府真是有远见，1956年给鲁迅隆重迁葬，倒好像早就料到再过十年会有大祸。鲁迅这块“匾”，真是够大。他生前，亲近者就都叫他“大先生”。

我记得“大先生”纪念馆的规模原先很小，新馆扩建，高大豪华，白墙还新得耀眼。大堂阶梯铺满仿大理石石面，上百名中学生的喧哗在厅堂里回响，我只得先逛礼品店。有鲁迅收藏的木版画出售，宣纸誊印，效果尚属纯正，买了一幅，是漆黑的风景，看去非常三十年代，非常鲁迅。内馆的布置动足脑筋，不细说，最好看还是那些陈旧的手迹，简朴憔悴，与崭新考究的展室材质相间杂，尤显得珍贵。驻足读完的一页讲的是“言论自由”，虽早已读过，我还是笑起来。他写焦大的开骂其实是为贾府好，而新月社的骂政府，也不过是“老爷，您的长衫该去洗洗了”之类善意，结果都给主子“塞了一嘴马粪”。我每想起鲁迅，总会笑，譬如他写过别人的骂他，就接着写自己怎样躲在西晒的房间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前些年买到新出的《鲁迅与他的论敌》，两厚册，总算收齐了当年众人围攻的文字，竞相吐口水一般，且多有建国后身居高官或落魄倒霉的三十年代革命青年与文学新秀，用辩证唯物阶级斗争之类“前卫”辞令，严厉地教训，严正地批判，“文革”腔调“文革”凶相，那时即已滥觞了，至于众人叫骂的篇幅，则数倍于鲁迅所“还击”的文字，我于是想到老先生的一声不响，“浑身痱子”，倒是实话。后来见到叶公超晚年的文章，说是读过鲁迅与众人的笔战，发现众人“远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撩拨鲁迅的对手是永远失去对手了。有位长辈说起另一位为人淳厚的长辈，自称年轻时也曾发文撩过鲁迅一次，忆及“论敌”的简短回应，还意气扬扬地夸耀道：到底鲁迅，几句话，我就给他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这倒是民国与民国人的可爱。所谓笔战，双方有快感的，而社会也有快感，有笔战的社会，总还算健康。

后来呢，后来是“笔”也没有，“战”也没有了。

展厅末尾的装置颇见效果，今之上海人还是会做事的：一间录像放映室，四壁是鲁迅图像的拼贴，及顶及地，影像，当然影影绰绰，非常的民国，内容有灵柩、灵堂、葬仪，还有1946年在万国公墓的纪念会，为首即站着曾经教训鲁迅的郭沫若，另有叶圣陶先生慷慨发言，还年轻，顶着贝雷帽，西装领带配一件鸡心领毛衣的打扮，两手背在后面，活像当今“文艺界人士”，原来民国即曾有了这套“造型”模式的，难怪鲁迅总是一袭长衫，要被青年人骂作“封建余孽”。这影像室不停播放的旁白朗诵，太过装腔了，刻意压扁语音拖长声调，哽咽欲哭似的，给鲁迅听见，又要取笑的。出口走廊，也是及顶及地挂满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鲁迅著作的不同译本、版本，诚然文学泰斗相，而泰斗本人的画像照片呆在封面上，对后世的光荣铺张，一脸漠然。这书墙，这影像馆，是从西方美术馆后现代展览的装置美学中学来的，用在这里，倒是好看。此外的布置，煞有介事，我觉得鲁迅先生总会不以为然：死后由人摆布的无奈何，他早就写过的。

出馆走动，夕照映在园外石库门弄堂墙阵上，经年的乌青灰白中泛着极浅的蔷薇色，有种时光的烂熟之美。在近处公园餐厅买了一只热菜包子吃，信步转弯，就远远看见墓园前方的鲁迅塑像。幼时仰望这座塑像，高在云端，现在看，显得小多了。

我就停下来看他。他在灯光弄暗的展室里太气闷的，坐到室外，裹着类似青铜或泥灰的材质，在夕阳的背阴里可以透透风。现在看来，这件作品比后来种种夸大其词的同类雕像，好得太多了，虽然不免将他瘦小的身量竭力增扩，但做法妥帖平实，面相很逼真，很像他惯常的神态：不作表情，没有表情。他的二弟当年厌恶这样子竖起雕像作弄自己亲哥哥，二弟后来埋在哪里，墓园是怎样的呢？其实他哥哥还是幸运的：若给留在万国公墓等着给掘开，或更为不堪，挪到八宝山，岂不是连商量也没得商量。鲁迅长眠在此，绿树环侍，无人搅扰，虽在墓园的隔壁耸着巨大的体育馆，大煞风景，但这一角总算是翳然静穆。五十年代的筑造设计也甚坚固、正派、大气，据毛泽东手书凿刻的金字横联墓碑，几乎给两棵茂盛的玉兰树遮没，左右回廊满缠越冬的紫藤，幽僻萧条，我就坐下来。

时已垂暮，游人不至。身旁的石柱上端不知哪位痴汉写一行墨字：“某某发誓此生就爱梦娣一人”，下端还涂着英文“我爱你”。吴地风俗，多有为女孩取名“招娣”、“来娣”的，意谓召唤男孩，一胎化政策后，女孩芳名中这“娣”字遂绝了迹了。少顷，有位白发老人走来鲁迅墓穴前的石铺平台上，左手提一铁桶，右手握管大毛笔，往桶子里蘸蘸，毅然决然就地写起字来——这里可以涂写么？“文革”时红卫兵即曾随地刷写大标语，弄得满地红漆黑墨的——走近看，原来老人家蘸一桶清水，自练书法，比王羲之的沙地划字潇洒而威风得多了。只见他写的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千字文，每字两尺见方，俨然有碑气，转眼写满十数米宽阔的石铺地面，随写随干，通篇像是水煮活字，冒着迅速被石面吸收的细小水沫。一队日本游客走来，啧啧称奇，老人身板一挺，竟同他们讲起熟练的日本话。待我退开时，不知从哪里走出一群神情踊跃的老头老太，大声唤那书法家，像要商量什么快要发生的事情，我想起先曾听在沪的朋友说，鲁迅墓前的大平台近年是老人集体唱戏跳舞的好地方，人多势众时，就围着塑像周围的冬青树丛咚咚锵锵团团转。

这倒不坏，有点像“社戏”？我猜，“大先生”不会介意的。

好了。出园时本已没什么念头，可是路经一段湖岸，眼看垂柳涟漪，似曾相识——啊，今天不来这里根本想不起了，我眼前竟闪出老早老早的一瞬：我还小，随父母在虹口公园走，忽儿往来游人脚步放缓，纷纷看向那段湖岸，只见紧临湖水的假石上，一对恋人危然对坐着，鞋面几乎要被水波浸湿，我记得他俩欠身执手的侧影，姿势诚恳而蹊跷，母亲悄声要我走开，别看，她说你看见吗，他们是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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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写于2000年，后收入《多余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