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崎市定中国史／（日）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39-2397-2

Ⅰ．①宫…　Ⅱ．①宫…②焦…③瞿…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　Ⅳ．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0055号

版权登记号：01-2019-0400

CHUGOKUSHI

by Ichisada Miyazaki

© 1977, 1978 by Kazue Miyazaki Pear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7, 1978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宫崎市定中国史

GONG QI SHI DING ZHONG GUO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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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　李声笑

著　　者　（日）宫崎市定

译　　者　焦　堃　瞿柘如

责任编辑　刘　芳

封面设计　水玉银文化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1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397-2

定　　价　78.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售后客服电话，010-82069336。

序言

大正十四年(1)，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但我曾试图致力于达到从来研究所堆积的山脉的最高棱线。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一个事实的被发现：概说并非单纯的整理归纳工作，而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早期所写的研究论文，完全是为了向此间诸位先生呈览而撰作的，当时满心里想的，都是做出来的东西不要见笑于他们。而与此同时，其中也藏着一个愿望，想要来测一测这些伟大未知数的数值如何。这是因为，为了要追赶诸位大师，如果未知数只是未知数，那就根本连目标都设定不出来了。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宽大地包容了我的努力。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做一点点改变。我觉悟到，必须以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以此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轻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陈词滥调地反复说教，令未知数们饱而生厌，固为不可；然而如果用花言巧语来惯坏了未知数，却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

宫崎市定

1977年6月

(1)　即1925年。书中没有特别意义的日本年号纪年已改为公历。（脚注均为译者注）

凡例

一、天子在位年数，从实际即位次年改元开始，算到最后一年。但革命之际，从新天子即位之年算起。

二、所有年龄均照中国习惯，以虚岁计。

三、为表示地名之所在，或冠以现今省名。

四、卷末附录简略年表、参考文献解说。

五、基本的参考文献，可参阅拙著《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同朋舍发行）及《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朝日新闻社发行）。

目 录

序言

凡例

总论

一、何谓历史

二、时代区分论

三、何谓古代

四、何谓中世

五、何谓近世

六、何谓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三代

二、都市国家的时代

三、战国时代

四、秦

五、前汉

六、后汉

第二篇　中世史

一、三国

二、晋

三、南北朝

四、唐

五、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北宋、辽

二、南宋、金

三、元

四、明

五、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中华民国

二、国民政府

结语

自跋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附录3　宫崎市定的生涯

总论

一、何谓历史

历史的个性　对将要阅读这本书的各位，我想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平时对“历史”的思考。这既是为了不让读者失望而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我借以重申多年来所持主张的权利。

首先，希望各位放弃这样的想法：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学问，所以不管谁来写，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在历史叙述中，确实有不管谁来写都一样的部分，例如年表等，不管谁来做，都大同小异，主要部分是不会改变的。然而历史并不是年表。据说，战争时期曾有一位参谋本部的军官造访某大学教授，询问要记住多少年代才能当上大学老师，这让教授大吃一惊。年表确实是压缩过的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然而单单年表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就算某国于哪一年灭亡这种事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但对其所蕴含的意义的评价可能是一人一个样。就算殷王朝灭亡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这件事究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还只是局部性的政权变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许多种回答，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也难以一概而论。我在写这本书时，首先力求做到的就是忠实于自己。对于历来的所谓通说，虽然也尽量不忘介绍，但难免会厚此薄彼吧。

何谓时间　第二，我想主张，在历史学中，对时间的评价非常重要。我认为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应当有无数的原因，而要将这些原因结合在一起以产生某种结果，则需要时间。比如在人类懂得火的使用之前，在多长的时期内、有多少人曾目睹过自然发生的起火燃烧现象！而当其中的某人吃了被火烤过的肉、白薯和南瓜时，该有多么深切地感受到比生的东西更好吃！然而在当时，并非所有这些人都有了将火据为己有的念头。恐怕在数千年间，只有很少的人萌生了这大胆的欲望。幸而人类的手指已灵活到足以将燃烧的木棒拿起，而且人类已经能够直起腰来拿着那木棒行走，而且发现了用来保存那火的洞窟并住在其中。因此，当时要做的事只是将火种从现场运到洞窟，此外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不断添柴，以使火种不会熄灭。然而这么简单的工作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火在途中熄灭的事不知发生了几次、几百次、几千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其间已经有几千年、几万年的岁月流逝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漫长的岁月中会有更有利的条件出现。比如，燃烧物和居住的洞窟之间的距离很短，或者虽然并非如此，但燃烧的木棒碰巧是松树的枝节，上面堆满了松脂，能够像火把一样在点燃的情况下拿着走很远。这样，原本困难的计划就能一举达成。不过，不能不说这种情况是千载难逢的。只能说，对于人类不断的努力，漫长的时间终于给予了必要和有利的条件。

不过就算火暂时被人类掌握在了手中，如果使其不断燃烧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从而导致火种熄灭的话，那么人类就又回到了原点—必须创造出新的火种。而时间又会毫不在乎地流去，也许几千年、几万年转瞬即逝。然而如果人类的智慧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最初的火种分出了第二、第三火种的话，就可以防止火种中途绝迹的不幸。这些分出来的火种并不一定是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可能反而是—敌对的部族知道了这魔法一样的火的存在后，派出间谍，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偷出火种，据为己有。而不管怎样，结果都是相同的，火的使用范围越是扩大，人类就越不用担心火种灭绝，最后，火作为全人类的遗产被代代继承。

事实上，火种向其他地域的传播应该也伴随着种种困难，并非轻易就能做到，但与最初保存火种的发明相比，难易程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发明、发现是非常困难的，而模仿、挪用却比较容易。

如此思考下来，我必然要站在文化一元论的立场上。我认为，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发展起来的，接着向世界各地传播后在各个地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明。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例如在我看来，铜和铁都是发明于西亚，随后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距离的评价　文明从西亚传到欧洲，因为距离很近，还很容易设想，但要传到中国，对于其究竟是怎样克服横亘在两者之间的广大空间的，必定会有人提出疑问。其实在这件事上，解决的关键仍是时间。铜器本身或者铜的提炼方法等，或因战争，或因交易，或因结婚和臣服之际的赠与，不断向东方前进。最初可能只前进了十公里便停下了，第二次可能前进了一百公里后又停下了，然而几十回、几百回之后便能够到达一千公里以外的地点，并在那里建设基地。下次从这个基地出发，继续向东前进。这样重复了几十回、几百回之后，总有一天会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定居。只是这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如此想来，中国和西亚绝不能说是两个互相隔绝的地区。不仅如此，还必须承认世界上的各个地区都通过某种方法与其他地区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并持续地进行着交流。这与现在通过火车、轮船、飞机等旅行相比，在速度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总有一天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假设一辆货车所装载的货物可以由一百头骆驼分担，如果火车的速度是骆驼的一百倍，那么使用一万头骆驼，或者花上一万倍的时间，便可以将同样的分量运到距离相同的地方。

就算是同样长的时间，比如一年，其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重要事件发生，也可能社会几乎陷于停滞，毫无变化。总的来说，越往古代社会变动就越是缓慢，越接近现代变动越激烈。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古代的缓慢变化在经过了长时间后所达成的重大成果。另外，对于在现代急剧的社会变动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对人类全体有益的进步，也必须慎重地加以确认和评价。可以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研究。

词语逻辑　第三，我想要主张的是，历史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门关于事实逻辑的学问。我一直在想，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大体上有两种类型。有些人重视词语，对于词语和词语间的关系，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跟得上其逻辑展开。这一派人遇到具体事实后立刻将其抽象化，并且认为不加以抽象便不算是进行了理解。他们的头脑中堆满了抽象用语，并认为对抽象语和抽象语的关系进行体系化便形成所谓理论，而学问的目的则是完成这种理论。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对事实进行抽象并制造出抽象用语后，这些词语就算没有事实的佐证也会有独立行走的危险。例如，从日本模仿中国制定律令这件事，有了“律令国家”这个词。而在中国，本来就有律令的隋唐当然也是律令国家。在这种时候，“律令国家”这个词就会开始独立行走。如果因为同为律令国家，便从中国的情况来推测日本的情况，那还算好；要是从日本的情况来推测中国的情况，那就非常危险。比如因为日本的律令国家属于古代，而类推中国的律令国家也必定属于古代，则实在是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算都有“律令”这个名称，在自发产生的地方和将之引进的地方，其存在基础不一样，存在形态也不一样。然而“律令国家”这一抽象用语却会无视这些条件的不同，像幽灵一样独立行走，还会相爱、结婚。

最过分的例子便是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日本的历史事实进行抽象，或者号称进行了抽象，无数的抽象名词被制造出来。“皇道”“神国”“八纮一宇”等词语脱离真正的日本历史而独行，事态十分严重。后来听说发明了这些理论的极右翼评论家或者是由左翼转变而来，或者是借用左翼的逻辑编造了自己的学说。对于被借用的一方来说，这当然是种困扰，但从个人的想法来说，我总觉得世间颇有自称为“唯物论”的观念论，蕴含着可以被任何一方借用的危险。

事实逻辑　另一方面，还有与上述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这种头脑遇到具体的事实便原样放到脑子里，对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即便是极为复杂、冗长的，也能够立刻理解。但是如果被抽象化了，便没办法跟上词语间的逻辑，因为词语没有具体性。然而，如果是具体的事实，对其在由地理横轴和时间纵轴所组成的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进行整理之后，事实的逻辑便没有混淆冲突之虞。而我认为，制作出联结事实与事实的网眼，补上过去不足的部分，将纠缠在一起或者接错了的网眼解开并恢复正常，便是历史学。只是，世间似乎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工作在历史学中是最为低级的活儿，至少他们认为，只做这些不能形成理论，欠缺思想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才是历史学家的正道，也是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做到的事。由此我得以自安，别人怎么想都与我没有关系。

时间与空间　不过我觉得，成为问题的是时间与空间所组成的坐标轴的幅度。最近大家都说学问逐渐专业化，专业化便是细分化。这当然有它相应的长处，但在历史学中，如果坐标轴的设定范围过窄，便发挥不了坐标轴应有的作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为地理上从北半球东经七十度到一百三十度，时间上从10世纪到13世纪，除此之外统统交给别人，若被问到研究范围的终极意义，在回答时究竟能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是制作地图的话，每个人分别承担一定的范围，最后将各个部分接起来便立刻成为完整的世界地图，接合部不会留下障碍。然而在研究历史时，单纯将各个部分合起来仅成为集合，而不是综合。这是地图与历史不同的地方。在制作地图之前，只要确定好方法，不管谁来做最后都是一样的。然而历史却绝非谁来做都一样，如果每个部分的作者不同，那么最后就会形成有着不同个性的部分，没法将它们硬拼到一起，就算是硬拼到一起，也没法用同样的个性将它们统一起来。

或许有人会说，世界史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就如某种年表所提示的那样，想做的话不是立刻就能做出来吗？然而，在我所要求的世界史的坐标上，不论是纵向发展的时间线，还是横着的平面上的地理线，如果都是数学上的线的话，就会让人很难办。数学上的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这种线很难成为历史的坐标。我认为能成为历史坐标轴的线必须既有宽度，也有重量，并且首先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这不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而应该是学者自己创造出的线。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以上所述的内容，以实例来说明应该比较便利吧。

世界史简略年表　图1（见下页）是我设计的世界史简略年表，其中根据我的时代区分论表示出了时间的坐标，即斜着的曲线。从古代到中世、从中世到近世的分界线一般应使用直线，而这里却使用了曲线，这其中是有理由的。一部历史从古代向中世过渡时，在某个时间点所有的事物都发生了变化，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以宋王朝建立的公元960年作为中国社会从中世变为近世的一年，完全只是权宜的做法。其实不言而喻，进入近世的趋势很早就开始了，而到基本完成则当然花费了更长的年月。因而，如果要使用色彩来表示从中世到近世的变迁，只需将其交界处渲染模糊即可。如果将中世涂成蓝色，将近世涂成黄色，那么交界处便成为混杂着两种颜色的地带，蓝色渐渐变淡，刚刚成为绿色，绿色又开始变淡，向黄色过渡。但这里因为不能使用色彩，便用曲线来试图表现逐渐过渡的情形。

图1　世界史简略年表

这张表我已多次使用，但并没有对其意义特别加以说明，因此似乎很多读者每每会眼睁睁地看漏我的苦心。为此，我在这里试着用实例来加以注解。

东洋的近世　请各位读者首先看东洋地区的近世部分，这一区域以王朝名称来说，包括了宋、元、明以及清朝的大部分。根据我的思考，在东洋的中心中国，三国、六朝、唐和五代的中世状态到了末期，逐渐出现近世的要素。进入宋代后基本上确立了近世的形态，并且大体相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的19世纪中叶。而从此时开始，最近世（近代）的要素则开始强烈地显现。

再来观察东洋的近世，可见其与旁边的西亚的近世有所接触。但西亚的近世比东洋开始得要早得多。根据我的估计，在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君主哈伦·拉希德(1)在位时期前后，西亚的近世便已经大体形成。如此说来，西亚的近世必定对东洋的中世产生了影响，并对后者的近世化给予了刺激。用我的话来说，西亚的文艺复兴影响了东洋，并对后者的文艺复兴的出现作出了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较晚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成熟度上会更高。因而可以想象，虽然同是出现于近世，但东洋的文艺复兴会倒流到西亚，并进一步提高后者的近世文化，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东洋的近世还隔着西亚与欧洲有联系。在东洋开始近世化的初期，欧洲还处在中世。这样一来便可推测，东洋的近世文化也有可能经由西亚对欧洲的中世产生影响，并促进其近世化。据我思考，事实也正是这样。换言之，可以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必定有着东洋文艺复兴的影响。而最后出现、最为成熟的欧洲文艺复兴又会再次倒流，从而对西亚和东洋产生影响。

如图1所示，与其他地域相比，欧洲的近世非常短。这是因为成熟度很高的欧洲文艺复兴持续发展，最终得以到达更高阶段的工业革命。

最近世　由工业革命所象征的最近世文化，当然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域产生影响。不过本来应该首先将邻近的西亚最近世化，再来影响东洋，然而实际上，当时西亚的土耳其帝国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结果欧洲新文化绕过西亚，被引进到了东洋。在东洋，历史上关系较深的中国首先与其产生接触，但当时的清朝亦做出不逊于西亚土耳其帝国的拒绝反应，因而最近世化出人意料地首先在落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进而经由日本的中介，促进了中国引进欧洲文化，终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这只是政治上的现象，经济、社会等的一般状况还没能完全摆脱旧套，不过由此近代化的方向得以确立。话说得有些太远了，还是再说说之前的宋代以后的近世吧。

像这样我们对着世界史简略年表，比如要思考宋朝建立以后大约九百年间相继发生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考虑它在东洋近世史之中有什么意义，之后还要不断地追问其与东洋的中世、其他地域的近世，以及最近世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逐次相关的，最后则必须对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做出评价。

过去也不是从来没有类似的方法，比如在研究清朝的康熙帝时，便会比较说在欧洲有法国的路易十四世，在俄国有彼得大帝，在日本则有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但这只是举出某一年代同时出现了强有力的专制者这种类似的并行现象，没有进一步对内部的关联进行追究。而且就算追踪其间的关系，得到具体有意义的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在历史学上，同一时代和同一阶段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将我在旧作《亚洲史概说》（收于本全集(2)第十八卷）及《东洋史上的日本》（收于本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所述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图表化之后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中日时代对照表

虽然在这张图中没有表示，但如果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视作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标志，那么古代王朝在日本明确地建立起统治则大约应当是雄略天皇（457—479年）的时候，两者之间有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差。这么大的差距，就算日本再怎么努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得上的。中国的古代帝国秦汉王朝在持续了大约四百年后灭亡，从随后的三国时代起，进入了中世的分裂时代。统一王朝时代的长度可与古罗马帝国的寿命—从奥古斯都的登场（前27年）到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395年）为止的约四百二十年—相匹敌，从常识来讲也可以说是妥当的。然而日本古代王朝的成熟期，即奈良、平安两个王朝却晚得多，几乎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日本在这一时期从相邻的中国引入了律令制度，进行了若干修订之后加以实施。仅就这一点来说，可以称之为律令国家、律令时代。但若由此一跃而进，认为同样是律令国家，既然当时的日本是古代，那么中国的隋唐也是古代，这种议论就实在太草率了。虽然中国的隋唐实施律令是事实，但律令在中国始于汉代，经过隋唐，到宋代、明代都一直得到施行，只凭律令是不能体现时代特色的。此外，被认为体现了隋唐律令特色的“均田法”源于三国魏的屯田法，由来很古老，作为土地法体现的反而是中国中世的特色，这一点不可否认。而且到了隋唐时代，均田法已经进入衰落期，只是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在引进了这一制度的日本，由于外来物不能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的悲哀，法令在制定之后便立刻崩溃，连国籍都没有得到便被忘却了。其原因，首先应当在当时两国间的时代差距中寻找。也就是说，两国虽然在空间上是平行存在的，但中国是中世，而日本还是古代，两国之间有着一个阶段的差距。采用像这样将两国的关系通过图表化诉诸视觉的方法，便可以明确互相间的位置。

历史的地域　虽然如此，我也必须承认这一方法还有不足之处。首先，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界线画成了直线，在这一点上本应再花些功夫使用曲线的。想来在西亚与欧洲之间，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有时属于西亚史，有时又属于欧洲史。像这样的变化如果用曲线画出凹凸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这么做非常烦琐，有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就算笔者能够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对看的人来说，不进行相应准备的话应该也很难理解。因此我觉得在目前，对这种直线画法的缺陷，妥当的做法就是双方都加以默许。

就像将世界史图表化时只能忽视具有两种属性的巴尔干半岛，眼下不需要处理的地域也只能将其省略。前文的世界史简略年表中，印度、美洲、非洲都被省略了。另外在日中两国关系的图表中，两者之间必须有的朝鲜也被省略了。当然这种做法绝非正当，但既然图表这种东西是以简略化为前提的，那么省略就可以说是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总之，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必须绞尽脑汁不忘世界史，准备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对个别的历史进行最具体的研究。

世界史的立场　采取世界史的立场，对选择什么作为研究题目，即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贡献。自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以来，其间在各地不知有几亿、几万亿的人生活过，要一个一个地进行追踪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研究题目的选择必不可少。而据说研究的价值有一半是由研究题目是否适当所决定的。“适当”的条件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概括来说，我觉得越是与世界史有关联，研究的价值就越高。当然这牵涉到具体是怎样关联的，不过也并非只限于像“东西亚之间文化交流”这样的直接关联。很多情况下，是像“经由西亚的东西关系”这样间接，甚至间接又间接的题目，不过这也无妨。另外，和世界史有关联的，并不只限于广泛地域内的共同问题，其他地方都没有而只在一个地区存在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与世界史发生关联。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应当是各人在积累了经验后才能够到达的境界。

现代史　接下来第四点想让大家注意的，是世界史研究或对世界史一部分的研究与现实中不断进展的世界形势相关联的问题。当今世界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变动着，其中必然包含了将与人类的未来有很深关系的大事件，并且与其相关的信息也会像洪水一样涌来。与此相对，对过去世界的研究经常迟迟没有进展，就算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世界史的体系，也不免立刻一天天地与现在产生距离。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学者们能否在从事对过去研究的同时，跟上现实中世界史的进展？特别是对将所谓现代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必将成为重大的烦恼之源。

然而再一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不断地预测将来，为将来做准备，并生活在当下，创造新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回首过去，对过去进行整理。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整理，明天的生活也会遇到障碍。过去并不就此消失，其中必要的部分在将来还会再现，因此整理过去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进展。两者虽然看起来方向相反，但其实都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生活行为。

历史与人同在　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但重点则在对过去的整理。而我们所认为的“现在”，也会在一瞬间忽然变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历史的人有必要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对现实社会的动向做出反应，进行观察并加深理解。这是因为对现实问题的体验、把握、理解、记忆和整理，最终会成为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珍贵史料。或许这样的做法并不需要特别提出来让人加以注意，因为即便不是历史学家，大部分的人也都实践着这种做法。换言之，老成的人们本身就是一种史料，时下的年轻人如果有动不动就因高龄而轻视高龄者的风气，那不得不说是很大的错误。

在这里抬出我个人的体验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生于本世纪(3)初，因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起，便进入了个人的有史时代，从孙文最末期的活动开始，我对于某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准确记忆的。

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其指挥下的部分军队进入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对侨民实施了暴力行为，这便是所谓的“南京事件”(4)。对此，英美军舰从长江中炮击城内进行报复，日本军舰虽然也在现场，但没有参与炮击。然而，在最近(5)中国出版的历史书中，似乎将日本也放进了炮击者的行列中。日本的很多年轻学者又相信此说，有人将其原样转载到自己的书里。我见了之后感到奇怪，在与学生偶然谈及此事时，我极力说明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并拜托学生加以验证。结果在进一步查看可靠史料后，果然证明我没有错。

信息与选择　面对现实世界的动向，要把它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并进行整理时，最为头疼的就是信息太多。如果要将报纸原封不动地进行保存的话，房间、家里乃至仓库都会很快堆满，因此只能做成剪报加以保存。由此便会产生应当选取哪些报道做剪报这一选择的问题，而这其实是个很不容易解决的大问题，搞不好过了几十年后会后悔攒下来的全是没什么用的废纸。

人生中没有比选择更重要的事。对美术馆馆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能够看出绘画或古董等的真正价值的眼力，这样才能做到只买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在世画家的作品，如果盲从作者在社会上的名声而购入，而人们的评价其实被政治因素、权力和俗论所歪曲，结果就会背上一堆拙劣的作品，几十年后会成为连展览价值都没有的累赘。另一方面，如果活着时遭到忽视、怀才不遇的美术家的作品在其死后得到承认，并且价格不断上升，却没有处在它理应在的地方，才是无上的耻辱。做剪报时的情况也一样。最近报纸的页数变多，报道也丰富起来，要判断哪些报道有持久性的价值非常困难。然而对有志于历史的学生来说，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做一做这件事。保存剪报也是个问题，贴在简报本上最为理想，但也相当费时间，需要毅力，要一直坚持下去很困难。而且，簿籍很快会堆积起来，整理也更加困难了。如果不能很容易地对需要的报道进行检索，就算好不容易做了出来也和没做一样。亲自做一做这些工作，就会知道史料究竟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理所当然地使用着的史书，其实是以前的人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和劳力才整理出来的。

历史与记忆　史料这种东西，如果太多的话会难以整理，太少了又不顶用。这不仅限于有形的史料，堆积在头脑中的记忆也一样。人的大脑的运转有其限度，如果过多的记忆占领了脑子，思考能力就会衰退。虽然这并不是在咨询了医生之后得出的结论，但也是我根据经验自己做出的判断。过去的中国学者在学习时以科举为目标，最下功夫的就是博览强记，因而在记忆力上恐怕要胜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但一看他们写的东西，却发现真正头脑清晰的人出乎意料地少。因此我总是尽量在记忆的学问上适可而止，而努力在大脑中为思考留下空间。所幸现在所谓的“工具”都得以完备，有词典、年表、目录和地图，可以根据需要加以参照，而以前的中国学者必须将这些全部塞到脑子里才行。话虽如此，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记忆，也无法进行研究。而这最小限度的要求也与日俱增，难以等闲视之，很容易给记忆力造成过重的负担。因而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的问题就变得迫切起来。

方法的选择　选择的重要性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也存在。研究学问有很多方法，这与人生道路是一样的。一开始很平坦的道路，走了一阵后可能就变得险阻起来，最后可能会走不下去；或者最初是丰稔的沃土，但前方接续着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沙漠。与此相反，最初狭窄险峻的坡道，越过山顶后却可能看到平坦的大道一览无余地延伸着。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最初就明白的话，那谁也不会迷路。虽然就是因为不明白才会迷路，但概括来说，还是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诱惑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往那里去，便也沿着那个方向前进并不一定好。总之，要选择有难度但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学习方法。而且如果始终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做出决定，就算实现不了预期的目标，也不会后悔。

历史学的功用　最后应该思考的第五个问题，是怎样让历史学对社会和人生有所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要让历史学直接对社会，并进一步对政治发挥作用。这种看法当前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得到政府的鼓励，并被付诸实践。有鉴于此，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也有意见认为应当让历史学对阶级斗争有所贡献。这一派似乎认为不管是政治、军事、外交还是法律案件，每当有事件发生时，历史学者都有发出声明、发起运动的任务。

此外还有与此相对立的看法，这一看法将历史学规定为研究客观事实的科学。其实我也是站在相同立场上的人，因而在此不如将我的看法加以论述。

我认为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中最根本的基础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比如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都包含在历史学中。因此对历史学来说，没有必要说需要哲学或者需要经济学等。但是对从事哲学和经济学等的人来说，必须实际注意到，如果将历史学置之度外，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不成其为完整的科学。最广泛地为其他领域的学问所需要的便是历史学。

然而一直以来，没有比基础性的学问更不能直接顶用的东西了，而且它也不可能顶用。与自然科学类比较一下，便能立刻理解这一点。解剖学者大体上都不能看病，专业是解析几何的数学家并不一定会测量。作为学者，能写出被很多人阅读的书当然不是坏事，然而，从事能对他人的研究有所贡献的研究、写出被别人的论文所引用的论文则更为必要。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直接参与政治，也没有义务参加运动。当然，这并不妨碍想这么做的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

历史学的中立性　不过我认为，历史学家要想让历史学作为基础科学保持纯粹中立性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参与实际政治的好。一用了“中立”这个词，往往会有人根据左翼的逻辑反驳说，没有这回事，中立便是右翼。然而要我说，中立没有一定要左翼来定义的道理。只是我也自觉到，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不偏左也不偏右的纯粹中立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要做的只是尽可能保持中立的志向，就算事与愿违地陷于多少有些偏倚的结果，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为了保持中立，精神的自由不可或缺。而要保持不受他人干扰的自由境界，不参加派系性质的团体比较有利，最好是一人一党。当然一人一党的话，发言在现实社会中会缺乏冲击力，这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法。不过，学问并不一定要追求速效。

一人一党，换言之就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意见。这在统制国家中可能会成为问题，然而在自由主义社会里却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连学术研究的结论都要权力者来决定的话，那是无法忍受的。每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从中选出比较好的，再长年累月地进行确认，这才是自由社会的法则。

权力与历史　在苏联，据说国家认定的百科全书是最高的权威，然而其内容却会在每次中央的实权者发生变更时随之改变。负责编纂这部百科全书的是政府委员，人民大众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反映。

凡是选择一门职业，都需要有最低限度的觉悟。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就被要求不能有曲笔。这应当是指，所有的判断都要在基于自己的决定并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做出，不能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如果是左看看、右看看再来决定自己的态度，那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搞历史学的好。

(1)　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786—809年在位。

(2)　指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下同。本书为全集第一卷。

(3)　指20世纪。

(4)　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干预中国革命的反动事件，应该加以批驳。

(5)　指此书原版出版时的20世纪70年代。

二、时代区分论

三分法之一　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一点要讨论，那就是关于我从现在开始要论述的中国史的骨架—这应当可以概括为时代区分吧，我觉得应当首先说明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虽说根据各人的不同意见，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过最近广泛流行的区分法大体可以由以下三种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种理论认为古代=上古至战国末，中世=秦汉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现代。这是见于守屋美都雄《亚细亚史概说中世篇》（1940年）的时代区分法，想来也大体上代表了现在东京方面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的意见。这一时代区分的意义，是将重点主要置于中国皇帝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维持上，将此期间称为中世，将此阶段之前的准备期间作为古代，又因为中国式的中世在进入清朝后受欧洲异质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质，将其称为近世。

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长，从秦统一天下到明末，将近一千九百年，其长度足以涵盖欧洲历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历史大系》的东洋史部分（完成于1939年）也与上述意见大致相同，只是将秦汉放进了古代，因此中世相应缩短，但是也有一千四百年以上。东洋部分的七册中古代占了一册，中世占了四册，近世占了两册。这两种区分都是中世特别长。而将秦汉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了后述的内藤史学的影响。

三分法之二　第二种分法是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论，构成了“内藤史学”的中心。博士很早就在大学讲授这一学说，但作为论著问世却反而很晚。这还是因为继承了博士学说的稻叶君山博士出版了《支那政治史纲领》，其中对内藤学说多有采用。

内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后出版的讲义笔记《中国上古史》（1944年）、《中国中古的文化》及《中国近世史》（均为1947年）三本概论，后来均被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将秦汉包括在古代史中。历来对秦汉统一天下都很重视，特别是抓住被视作中国史特征的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创立并持续到清末这一点，将由战国过渡到秦的期间作为大的时代分界线。然而内藤学说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有很强的连续性，将到后汉为止都算作古代。想来在西洋史的时代区分中，虽说罗马帝国实现了广大领土的统一，但并没有立刻被拿来作为时代的界标。罗马帝国到灭亡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并被称为古代帝国，这一古代帝国的灭亡时期被作为中世的开始。的确，罗马帝国是古代的顶点，此前作为社会基础的都市国家(1)在帝国时代成为自治体，一直存续下来。同样的情况对中国也适用，秦汉是中国的古代帝国，而将到秦汉为止都作为古代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二个特色是，将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作贵族时代，并以此作为将其算作中世的理由。从后汉时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世袭官职的贵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文学、书法、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流行着封闭的沙龙艺术。贵族的地位是在历史中赢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预。实际上，这一时代对掌权者来说是革命(2)篡夺的时代，特别是六朝时期短命王朝前后相继，因而君主说起来都是暴发户，与累世的贵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这一点在婚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使王室向贵族请求联姻，也会因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绝。这种风习，就算威风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幸免。

第三个特色是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历来都将唐和宋连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家文”等，强调两个王朝相似性的倾向比较强。然而，内藤学说认为在唐宋之间有着社会、文化上的巨大断层，并以此作为时代的分界线。虽然历来也有承认唐宋间断裂的学说，比如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东洋小史》这样的古典名著都将此处作为中古与近古的分界线。但其理由主要是从东亚全体的形势来看的，从唐末开始异民族的独立运动逐渐活跃，特别是五代初契丹（辽）的太祖在北方独立，以后金、元相继，北方民族的势力迎来了全盛时代。

然而内藤史学则将重点置于中国内部的变迁，强调在社会、政治上中世的贵族没落，而庶民势力的兴起，在文化上历来的贵族文化衰落，而以新兴庶民阶级为背景的新文化诞生。其详细内容在发表于1928年的《近世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论述。而诞生于宋代的近代文化颇为优秀，与现代的西洋文化相比也不逊色，因此从宋代到现在是连续的近世。故而这一学说的特色在于近世非常长，即使算到清朝的灭亡也有大约九百五十年。

根据内藤学说，在中世贵族已经没落的近世，垄断政权的皇帝作为旧势力的唯一代表残留下来，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独裁权力。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贵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针，此外在宫中还苦于宦官的跋扈，甚至废立之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进入近世、君主的独裁权力得以确立后，宦官的地位却因此而下降。虽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认为不下于唐代，但宦官恣意弄权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时候，一旦被天子发现并解职，不管之前多么横暴的宦官也会立刻丧失地位和生命。这种天子独裁的政治形式从宋代到清末，持续了约九百五十年，这是确切的事实。

内藤学说在日本国内自不用说，在海外也有众多赞成者，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特别声明采用了内藤的说法。法国的白乐日（Etienne Balazs）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德国的葛林（Tilemann Grimm）教授，苏联的康拉德（Nicolai Konrad）教授诸人都是如此，他们均将宋代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近世的开始。

三分法之三　第三种时代区分法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宋至明末，近世=明末至现代。这明显是内藤学说的翻版，在日本受到了众多唯物史观论者的信奉。

这一学说的确立，始于前田直典于1948年发表题为《东亚古代的终结》的论文，其后年轻学者的团体历史学研究会采纳了此文，并正式承认其观点为该会的方针。不过其理由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古代的奴隶制度、中世的农奴制度、近世的自由劳动制度正好适用于这一时代区分。而自称为“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在日本出现，这应该是首次。

根据此说，中国从古代到唐末实行奴隶制度，古来的奴婢不用说就是出现在唐律中的“部曲”，而“客女”也不外乎是奴隶。接下来宋代以后的社会流行大土地所有，在富人的土地上劳动的佃户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因此这一时代被看作中世。关于以上所说的部曲、佃户的实证研究则多有赖仁井田升和周藤吉之两位博士。前者著有《中国法制史研究》全四卷（1964年完结），后者有《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1954年）等。

因为有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这面大旗，这一学说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中很有影响。但据我看来，这么做有些操之过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后与中国的交流重新开始，两国学界交换信息后，发现中国学界虽然同样基于唯物史观，但通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区分法—中世的封建时代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哪种时代区分正确与是否基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两个问题，就像计算是否正确与用计算机还是用算盘毫无关系一样。尽管如此，这却反映出日本四处蔓延着重道具而轻实质的倾向。

中国的时代区分论将中世的开始设在公元前，这明显失之过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观中的时代区分同时标志着社会的发展阶段。西洋中世的开始通常被定在公元4世纪的民族大移动，如果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开始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那么其间相差大约八百年。换言之，中国社会要比西洋先进八百年，但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吗？究竟是通过什么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才有了这种先进性呢？对此没有任何说明。看来这是只有在中国才通用的时代区分论。

那么日本的另一套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法又怎样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长。当然古代始于悠久的太古，或许可以说其末期以百年为单位的年数长短并不是问题。但其实这样不行，因为古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世的开始。根据此说，中国中世的开始比西洋还要迟将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是如此落后吗？这样一来，与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不是完全一样吗？

当然，如果这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复所指出的，这一看法所依据的实证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两位博士的结论，有着重大的缺陷。虽然特意用了唯物史观，但中日两国好像都犯了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绍的日本的时代区分法均采用了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观从最初便采用这种三分法，并且坚定不移，这可以理解，但其他两种也都站在三分法的立场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原样采用了西洋自古以来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观的三分法本身，其实也只是依照了古来西洋所采用的三分法而已。换言之，日本的三种时代区分不管自觉与否，都不外乎是原样照搬了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此以前还有最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视为陈旧而遭到舍弃的时代区分法，而这些区分法大都采取四分法。其代表是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其后的《那珂东洋小史》等也采用四分法。只是时代的名称与现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战国时代，中古=秦汉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后。其实通观中国漫长的历史，这四分法不才是能够自然得出的结论吗？换言之，虽然时代区分这一方法本身无疑是西洋式的原则，但在对其进行实施的方法论上，可以说创造出了适用于中国的完全独特的方法。

至于我自身的时代区分论，因为历来已有众多先学的苦心经营，感觉重要的地方已议论殆尽，而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其中的哪些来创建新的区分法。因此虽然说不上是我自己的方法，但却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的结论。

我的四分法　我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以上时代中，将秦汉包括在古代中，将中世划到五代，将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这些都和内藤史学一样。只是在漫长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不能无视其重大的影响。故而以明确体现了其结果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来区分时代，将此后作为最近世（近代）。或者将西洋的影响开始显现的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线也可以，有时我可能也这样作了区分。虽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最近的显著倾向，是历来持三分法论的人们逐渐改为以四分法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绝非我的创举，但有一段时期我感觉只有自己在对抗外压，孤守四分法的营垒。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我在时代区分论上已经做出了某些功绩。值得注一笔的是，现实中标榜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研究会从三分法转向了四分法，而这也是因为西洋史分会首先改用了四分法，最后东洋史分会才不得不跟着也采用四分法。

(1)　“都市国家”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据作者在后文中的说明，此语对应意指古希腊城邦的“Polis”一词，因而亦可译为“城邦”，但考虑到其与下文出现的“领土国家”等名词的对应关系，仍使用“都市国家”的称谓。

(2)　此处的“革命”意思是变革天命，即改朝换代。以下出现的“革命”一词也有很多是指此意，不再一一说明。

三、何谓古代

古代史的发展　如前所述，我所采用的时代区分法是古已有之的四分法的复活，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中，前两处是对内藤学说的继承，第三处也已有前例，并不一定是我的创见。因此如果对我的理论进行分解，那么各个组成要素都已存在，我只是将它们拿来进行了组装而已。虽然如此，关于整体构想和对各个时代所赋予的意义，我自认还是有着我自己的基本原理。它们并非不能把握实体的抽象理念，而尽量以显而易见和在现象上对时代进行把握为原则。首先关于古代史，我将其理解为，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倾向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将历史理解为在时间内展开的逻辑，因此我并不以静止状态作为时代特征，而是加以时间考量，捕捉运动乃至趋势，并以此来对时代进行说明。

太古的人类恐怕是和今天的猴子一样，成群地生活。进步之后，在产生家族等小单位的同时，也产生了由其集合而成的氏族、部族等团体。在部族要结合成更为强固的组织时，在历史悠久的地方通常会形成都市国家。这种现象最初始于西亚，向西传播后成为希腊、罗马的都市国家，而恐怕向东传播后便成了印度、中国的都市国家。

都市国家　我在这里所说的都市国家是英语的City State，再向古代追溯，则是古希腊的Polis。如果因为“都市国家”的名称，而联想到现在的商业都市、工业都市，那是不行的。古代“都市国家”的实体，在原则上是将农民集中起来的城郭都市。我在古代中国所发现的，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农业都市国家。

中国的都市国家被称作“邑”“邦”“国”等，周围环绕着城郭，人民居住在其中，耕地在城郭之外，农民每天出了城郭到耕地上劳动，傍晚回到城郭内的家中。这样的都市国家才是能称为国家的人类最初的国家形态，但也因为是最初的形态，在一开始只能将以前的氏族制度原样带入其中，与之共存。不过在经过了长期的都市国家生活后，氏族制度变得有名无实，终至消失。为了克服氏族制度、实现更大的团结，可以说都市国家才是最为便利的形态。

都市国家并非单独产生，多数情况下是成群地出现。在初期，各都市国家都有独立的主权，原则上不从属于任何他者，也不接受任何他者的从属。但各国自由独立，意味着在国与国产生纷争时，并不存在制止这种纷争的权力。因此最后不可避免地发生武力冲突，结果就产生了胜利者统治和失败者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统治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战败国的国民被掳到战胜国，成为奴隶式的劳动者，因此会形成有着庞大人口的都市国家。这样，国家内部就会产生自古以来的居民“士”和新来的俘虏庶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士维持着历来的氏族制度，而庶民的氏族制度则被强制消解，只能够维持家庭。战败产生的第二种从属形态，是战败国不被灭亡，依然得以维持国家的地位，但要承认战胜国的霸权，平时要纳贡，战时则要派遣援军。所谓春秋时代的历史，就是前代已形成的强大都市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连续，其形势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诸国争霸的过程颇有相似之处。

争夺霸权　在古希腊，一方的霸主与另一方霸主进行战争时，分别从属于两方的同盟国的军队也要参加。这种时候右翼的地位较为崇高，因而由本国的军队所占据，越往左翼地位越低，用来布置弱小同盟国的援军，对手也用同样的方法布阵。因此双方的右翼军队都努力击破对方的左翼军队，问题在于哪一方的右翼能够更快击破敌人的左翼，并乘胜席卷敌人的右翼。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与此完全相同，右翼（右拒、右军）经常是地位崇高的位置。唯独本是蛮夷之国的楚国风俗与中原不同，主力置于左翼，因此中原诸国在与楚交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在欧洲，进入罗马时代后，因为骑兵的发展，重武装的精锐步兵部队被置于中央，而左右两翼以骑兵作为辅助。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前216年）中与罗马军队交战时，在中央布置游兵，步步后退而诱使敌军主力深入，然后以强大的主力部队从左右包围敌人，最终取得全胜，这在战争史上极为有名。而晋军曾使用完全相同的战术，在鄢陵之战（前575年）中大破楚军。当时楚军的布阵正是将主力置于中央，而将不可靠的援军配置在左右两翼。

霸权国家在将弱小国家置于统治下时，必然要驻扎军队以将其变为卫星国，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在希腊，斯巴达掌握霸权时，在底比斯设置驻屯军，并压制民主运动。但从底比斯逃走并藏匿在雅典的志士佩洛皮达斯等，趁斯巴达的驻屯士兵在晚宴上酩酊大醉的机会，回到故乡赶走了驻屯军，恢复了底比斯的独立（前379年）。

与此完全相同的事，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也发生了。霸主齐桓公灭掉了小国遂，并设置驻屯军镇戍该地。但遂人不服，豪族因氏等设计让齐的镇戍士兵饮酒，乘酒醉之际将其全部杀掉（前677年）。

以上的春秋时代的事实乃是根据《春秋左氏传》。《左氏传》据称是由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但其来历颇为蹊跷。如此详细的记事文，不管怎么看都似乎是战国以后，甚至汉代的作品，因此其中记载的事实应当也有相当部分是后来掺入的。故而，比较相应故事的年代时，中国总是比欧洲早，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根据我笼统的想法，这一类的故事在哪里有着共同的起源，西方是在罗马时代，东方则是在汉代，它们分别被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新的时间和地点，又不知何时变成了确切的历史。如果是这样，那就越发说明东西方的社会有着相似的形势，因而能够将相似的故事接受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眼前想象《左氏传》等书中所记的春秋时代，那么将希腊的历史置于座右一并阅读应该也是一法。

领土国家　都市国家争夺霸权的战争，其剧烈程度年复一年地增加，结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便是以强大的都市国家为中心，产生了可称为“领土国家”的存在。在希腊，这是在雅典兴盛、提洛同盟结成时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虽然沿袭了以前的同盟形式，但实际上已形成可称为“雅典帝国”的存在，而这一点也已为史家们所共同指出。

在中国，经过了春秋末期的准备期，进入战国时代后，“战国七雄”都已成长为领土国家，相应地君主们都已使用王号。作为七雄中心的国都已不是以前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权的国王的治所，国王则是整个领土的最高统治者。被包含在领土内的以前的都市国家，虽保持着原来的形态，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只不过是在国王的庇护下被允许自治的地方组织。

进入领土国家时代后，都市国家时代的霸权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争霸战长期延续，迟迟不能终结，这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文字各自不同，产生了自己的国民性，爱国心带来的团结力很强大。

战国的领土国家并立，就西洋来说则类似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状况。一度在西洋长期独立活动的都市国家，此时都被吸收到领土国家中，只是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单位才被允许存在。

古代帝国　领土国家的对立斗争，最终以其中一国将其他国家全部吞并而落幕。在西洋，罗马帝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中国则同样有秦的始皇帝吞并六国，由此古代史再次迎来了新的局面。我们将这大一统的国家称为“古代帝国”，以区别于之前的领土国家。

古代帝国的特色之一是规模极为庞大。汉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人口将近六千万，与罗马帝国相匹敌。秦汉帝国便是为了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免于互相争夺、和平共存而诞生的。

以往的历史学急于考虑质的问题，而可以说完全忽视了量的问题。这恐怕是由偏重所谓理论导致的。量的原理或许无法用理论来把握，但这样的理论不是有着某种缺陷吗？

我们试以客观的反省来看，人类在和平对自己有利时便爱好和平，可在和平对自己不利时又喜好斗争。斗争往往过分而威胁到全体的和平。为了抑制斗争、维持全体的和平，产生了国家和政府。中国古人的性格也很粗犷，在路上行走时也都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央，因为互相碰撞或者觉得对方太傲慢就会发生争执。在城郭外的农田中，也互相将自己的边界向外推移，为了争夺所有权而争斗。为了调停，地域共同体选出有威望的人物来处理民事案件，但如果发展成杀人、伤人的话，就需要都市国家的政府来审理并断罪。不过对于都市国家与都市国家间的斗争，却没有抑制机制，于是霸主出现并进行调停，而霸主随后则成长为领土国家的战国七雄。七雄间的斗争比以前更加激烈，战争大规模地展开，人民遭受的灾难极为惨烈。最后，因为古代帝国王朝的出现而实现统一，和平终于降临到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之上。

古代的景气(1)　然而，这大一统并非基于全体人民的意愿通过投票实现的，反而是通过动用专制君主掌握的军事力这种极为野蛮的力量实现的。虽然如此，这种军事力绝不是突然出现的，背后有着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此外，要维持这样出现的大帝国，必须有与之相称的文化和智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换言之，在古代帝国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凝聚了人类长久以来进化的历史。

那么，什么最能象征到古代帝国出现为止的漫长历史的动向呢？我想回答说是经济的发展。然则，什么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呢？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古代没有今天这样的统计，不能举出明确的证据来加以断言，但据我的推测，这一指标必定是货币数量的增加。换言之，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再换言之，可以认为出现了古代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经济学家总是像宣读神谕一样宣称，景气这种现象只限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名词这种东西并非只能按专家规定的那样使用。而且不管专家学者怎样严密规定，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得到了学者的允许才存在的，因而也不会向他们征求意见，而是独立地变化发展着。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技术稳健进步，另一方面资源得到开发，商业得以扩大。同时地下的铜矿得到勘探，铜钱得以铸造且保有总量也逐步增加。商人为追求黄金而进入周边的异民族中，推销丝绸和工艺品等中国的制品。造出来便能立刻卖掉这样喜人的经济状况出现了，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开发。

战争的作用　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战争有时会成为巨大的障碍，不过有时也会带来刺激景气、促进生产的结果。根据古代的记载，中国最初分为万国，因此各国领土狭小，人口也很少。据说最大的国家也只不过有三千家，就算一家有两个壮丁，加起来也不过六千人。因此就算动员全部壮丁，也只能编成这个数目的军队。然而，进入战国时代后，据说齐的国都临淄就有七万户，从每家征发三个壮丁，便可动员二十一万人的军队。这还只是在国都可以即刻动员的数量，如果在全国征集的话，便可组成庞大的军队。韩虽然是比较小的国家，但也可以动员三十万人，更大的魏国可动员兵卒七十余万人，战马五千匹。到战国快要结束时，秦在灭楚时派遣的兵力据称有六十万人。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后，对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便能动用如此多的军队进行远征，这背后必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其实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动员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力量则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到都市国家，再进一步从领土国家到古代帝国，这一过程正说明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业资本　不过，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让所有人民平等地受到恩惠。那么，是不是政治上的掌权者相应地掌握着经济呢？也不一定，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原理不同。整个春秋战国，大都市中都设有叫作“市”的商业区域，商品的现货买卖都在其中进行。发财的捷径便是在市中囤积商品，等到涨价后再卖出去以获取利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再怎样积累财富，或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商业资本。但同时有些富人则经营铜山，招集数百个像奴隶一样的劳动者从事炼铜和铸造。这已经超出手工业的范围，而接近资本主义了。在西洋的古代，也出现了大致同样的现象，如今学者们似乎也开始了对“古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此，如果声称“古代”与“资本主义”是不能两立的概念而无视事实逻辑，那么历史学的正确发展便无所指望了吧？

虽然资本的积累本来与政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政治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如果能够预知政治上的事件，或者对政治做些工作而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形势，便可以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并一本万利。比如战争发生后，军需品和粮食的价格会上涨，如果有先见之明地事先囤积，便可获得暴利。乘人之危牟取私利的“死亡商人”也是自古就存在的。

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不免有人试图利用经济实力进入政界，并亲自掌握权力。在罗马，富豪克拉苏凭借财力与恺撒等联手，并试图建立三巨头政治是有名的事件；可以称为中国的克拉苏的，便是秦国的政商吕不韦，他在始皇帝在位初期成为大臣并左右国政。然而两人最后均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这当是因为政治与经济的本质终究还是不同的。

形成了古代顶点的秦汉帝国，以繁荣的经济为基础而夸耀富强。作为其实力象征的，是当时的君主支配数量巨大的黄金这一事实。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现象，在其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汉多黄金”。秦为了收买敌国有权势的人，散掉三十万斤黄金；汉高祖为了离间楚霸王项羽的臣下，用了四万斤黄金；据记载，前汉末篡夺帝位的王莽灭亡之前，政府中还有六十万斤黄金。不能确切地知道当时的一斤到底有多重，如果和今天差不多的话，则一万斤大约为六吨(2)。掌权者能够自由使用如此多的黄金，表明了当时的经济实力。赵翼的“汉多黄金”一语，道尽了古代史发展的全部。

(1)　此处的“景气”为日语词，意指经济、商业的运行状况，考虑到翻译时的便利和前后一致而加以保留；作者在自跋中对“景气史观”作了说明，可供参考。

(2)　按东亚传统计量体系，一斤约为六百克，书中其他几处也是按此计算。

四、何谓中世

中世史的发展　从古代到中世的变迁究竟是堕落还是进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争议的地方。根据以往的历史观，中世是古代没落之后出现的黑暗时代。但近来发现，人类的文化在中世也取得了扎实的进步，因而对中世重新进行定位、将其视作比古代发展阶段更高社会的想法逐渐得势。特别是唯物史观阵营极力主张这一点，认为在中世农奴制度是取代古代的奴隶制度而登场的。

诚然，无论在哪个世界，人类的智慧在中世都有着发展进步。在这一点上，中世优于古代。不过，是不是因此就能将中世黑暗时代说作为彻底的迷妄而舍弃呢？不管怎么说，在进入中世后，古代培育的众多进步现象发生了停滞和倒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比如，古代盛行的货币经济的衰退和自然经济的再兴便是如此。而且可以看到，像是与此相呼应，古代比较自由的人际关系，在进入中世后出现了贵贱的阶级固定化，形成了身份制社会的不良现象。中世这一时代，绝非能够尽情赞美的进步时代。

这样说来，中世是明暗交织、有着复杂特性的时代，那么当时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世界呢？这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

不景气的时代　之前我说到汉代社会有很多黄金，换言之，这意味着当时是通货膨胀带来好景气的时代。然而在有汉一代，这些黄金却逐渐消失了。其原因是汉武帝时与西域开始交通贸易，内地的黄金因为交易而逐渐流向西域。一般来说，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与落后的国家发生接触时，发达国家的工艺制品输入到落后国家，而落后国家的货币则流向发达国家。将中国与西域相比较，无论如何，西域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发达国家。当然中国也有丝绸之类的特产，但这些还是更接近于初级产品。与此相比，从西域进口的则是玻璃、琉璃等需要高度技术的玻璃制品。当然，虽说黄金在流出，但当时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每年流出的数量可能都很微小。但同时，当时经济的根基也还很浅，同样的趋势持续数十年、上百年，其后果便不能忽视了。于是，中国的古代社会形势一变，像今天的入超国似的不景气的狂风横扫肆虐。大概在经济现象之中，没有比景气的好坏更能直接影响一般民众的生活了。景气好时可能还感觉不到，但如果一变为不景气，那就会铭心刻骨。特别是社会的下层比上层、穷人比富人的感受更为深刻。生产停滞，工作岗位消失，潜在的失业者增加，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生活水平不得不降低。富人通过紧缩经济活动，缩小生产规模，减少雇佣，节约消费，还不至于陷入破产的境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节约余地的穷人，一旦家计持续入不敷出，那就只能首先将有限的财产耗尽，然后卖妻鬻子，最后背井离乡在外流浪，失去自身的自由。与古代相比，这种情况普遍化的中世绝不能说是光明的社会。换言之，人类智慧和文化的进步，与经济情况的改善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中世虽然有中世的进步，但在经济上却是退步和恶化的时代，这便是中世的特色。

对土地的投资　进入不景气的时代后，富人在投入资本时，比起追求较大的利益，更加愿意选择安全的行业，而最安全的投资对象莫过于土地了。不过不可思议的是，汉代的司马迁虽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古来富豪的事迹，但却并没怎么提到农业。景气好时，资本周转比较慢的农业是魅力比较小的行业，因而不怎么受青睐吧。所以司马迁也将之称为“拙（掘）业”而加以轻蔑。不过，同时他也相信农业是最安全的投资，没有忘了补充说，应当以工商业生财，以农业守财。并且虽说是“拙业”，但还是举出了因其经营方法而成为人称州郡第一富豪的秦阳为例。

不过正如司马迁所说，从他生活的时代开始，出现了很多通过开发土地发财的人。其代表是宁成，他的做法是从地方政府那里借来土地，通过灌溉工程使之成为沃土，然后招雇贫民耕种，自己作为地主征收地租。这种做法的特征是，在开发土地之前要先和官府搭上关系，以获得租借土地的权利。被招雇的劳动者是离开原籍流浪的民众，因而被称为“客”。虽然他们最初与一般民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到后来便脱离了政府的掌握，变为隶属于豪族地主的贱民。这便是唐代“部曲”的起源。

庄园的兴起　汉初，都市国家时代遗风犹存，人民都集中居住在城郭中，组成地域共同体。因其大小，分别被称为“乡”“亭”“城”等。人民大多是农民，在城郭外有耕地，每天前去劳作。对政府来说，人民集中居住在城郭内，不管是派遣劳役，还是征募从军，都极为便利。然而，如果贫民放弃城郭内的生活，被吸收到远处富豪的土地上，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政府的掌握。相应地，政府在租税收入的经济方面和征用徭役的劳动力方面，都要大受打击而衰弱下去。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豪的个人实力则成反比例地增大，又以其财力为后盾，反过来干涉地方政府的政治方针。由此，出现了中国中世的大土地所有亦即庄园制的流行，以及以庄园这一世袭财产为背景的豪族势力的扩大。随后，这类豪族的官僚化、贵族化成为普遍现象，阶级制差别社会开始确立并发展。

分裂倾向　中国的古代与其他世界一样，是向心力强烈发挥作用而迈向统一的时代，但进入中世后，离心力开始占上风，倒退到分裂割据的倾向显著起来。这是地方上豪族盘踞，首先忙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恃以立足的财力、武力为豪族所侵蚀而无可奈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从三国开始，经南北朝到唐末五代，中国都处于分裂割据的时代。

这当中的例外，是有着辉煌统一的唐王朝时代。因此，史家之中也有意见认为，不能将分裂作为中世的特色，并进一步将唐作为汉的后继者，要将汉唐连起来作为古代帝国。但我们在把握时代特色时，不能只捕捉静止的状态，还必须看出贯穿其状态而向前的牵引力的方向。唐王朝虽然持续了近三百年，但保持统一的只不过是从开国到玄宗末期的大约一百三十年，终究不能与前后汉各自大约两百年的统一相比。而且从后汉末到唐初，还夹着约四百年的分裂时代，对此视而不见，却将汉唐连在一起，实在是太勉强；这种做法就和将古罗马与神圣罗马帝国合在一起称为古代一样。

中世的唐王朝　而且，唐王朝的出现也并非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追踪唐王朝的起源，可发现它来自异民族王朝北魏设置在国境上的边防军，即所谓武川镇军阀。如果要在西洋史中寻找类似的例子，那便是出身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时代远隔，出身也不同，因而实在不能将汉和唐连成一体。

我们将中国中世的政治形态理解为贵族制度。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提出的说法，认为当时实际领导着社会的势力不是皇帝，而是贵族。皇帝大多是出身军阀的暴发户，因而缺乏教养，而且因为革命频繁发生，短命王朝很多，皇帝的门第远远比不上累世贵族，也不被一般人所尊重。然而，有些贵族之家渊源远至汉代，在乱世之中依靠家族的凝聚力维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生来的精英。他们各自将家门的古老历史和高贵地位作为荣耀，婚姻之际都要比较门第，认为门当户对之后才可能联姻。从这种贵族的价值观来看，帝王之家只是身份远为低贱的门第。

当然，帝王是最高权力者，如果有敌对的贵族，可以将其杀掉并灭其家。但就算能够击溃单个的贵族，也不能对贵族集团全体发号施令、随意操纵，不能实施侵害贵族集团利益的法律和政策。如果失去了贵族集团的信赖，天子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

异民族与中世　中世同时也是异民族入侵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中央政府衰弱，能够动员的人口减少，以及贵族追求私利并对政治缺乏关心的必然结果。先是归服汉王朝并移居内地的匈奴族，趁着继承三国的西晋在政治上的混乱，暴动并独立，随后“五胡”出身的割据政权在华北遽然兴起又忽而崩溃，上演了“十六国”的兴亡闹剧。十六国被北魏所统一，但后者又与江南的汉族政权对峙，进入了南北朝时代。北朝的北魏随后衰退，武川镇军阀兴起，产生了北周王朝，承北周之后的隋一度吞并南朝统一天下，但不久便灭亡，唐代兴起再度实现了统一。隋唐虽然被称为汉人王朝，但属于武川镇军阀系统，是相当异民族化的中国。从唐代中叶起，又有新的异民族入侵，这便是安禄山之乱，被平定之后依然残存下来形成了军阀势力。从军阀之中出现的“五代”短命王朝忽又消失，五代之中有三个王朝可以明确地指出是异民族的系统。

这样的中国中世形势，酷似西洋的中世。西洋的中世也是异民族势力扩张的时代，最初日耳曼系民族越过莱茵河的防御线入侵罗马世界，并在所到之处树立起割据政权。这样的异民族入侵又发生了很多次，这些不速之客随后成为以欧洲为舞台的西洋史的主角，同时他们也采用了罗马的文化和法律而文明化。

封建制与贵族制　然而，在西洋史上，一般将中世定义为封建时代。那么这与中国的贵族制有什么关系呢？据说，西洋的封建是君主赐领土给臣下，作为代价后者要宣誓效忠，因而主从的身份关系得以确立。但这种像是画在图纸上的原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事实而存在的呢？看起来，对西洋的事，日本人很容易相信现实和写在书本上的一样。不仅是对封建，对近代自由劳动的确立也一样，只要有一个雏形，便立刻将其普遍化，觉得在整个西洋都得到了实行。但这不正是带来误解的原因吗？所谓西洋的封建，看来像是强者在无政府状态下通过暴力划分地盘，再根据利害关系而人为地确定保护和效力的关系。如果和平出现，那只是因为在权力与权力之间实现了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便会立即发生争斗。而压制并避免争斗的抑制力在哪里都不存在，因为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皇帝羸弱无力。虽说是皇帝，但其地位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而是凭诸侯的选举得来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力量也不足为奇。

与此相反，中国中世的贵族还多少受到皇帝权力的统御。皇帝在即位时要受到作为贵族代表的大臣的辅弼，但帝位本身是依靠自身力量或者继承作为当然的权利的。虽然离心力在发挥作用，分裂倾向很强，但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皇帝与贵族妥协，一面通过尊重其既得权益让其发誓效忠，一面操纵着贵族实施自己的政策。贵族也与皇帝妥协，通过承认其主权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并进一步追求利益。

在这里成问题的是，虽然在西洋史中将中世称为封建时代，但封建真的是中世独有的东西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封建制本是日耳曼系北方异民族的风俗，在接受希腊罗马文化以前，北欧、东欧的游牧民族中存在着一种与东洋的蒙古民族类似的封建制，而中世的封建制可以认为是它在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后结出的果实。

中国的封建制由古代的周王朝代表，但周本来是西北偏僻地区的落后民族，在进入因为殷文化而更加开化的中原后，其封建制才得以成熟。这种古代封建制的因素在蒙古族中得以保存，在成吉思汗进行征服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封建制的倾向。

如果参照日本的情况，日本的封建制始于镰仓时代，而完成于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在日本史中一般被视为近世。而且在日本，封建制也不是从大和朝廷继承来的正统，而是起源于“东夷”的落后地区，这与西洋和中国是一致的。

如此想来，所谓封建制，其因素原本是蕴藏在最不开化的民族之中的，而在“蛮夷”入侵文明民族的居住地区并文明化时最容易确立。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封建制度是古代的延长或变形。因此封建制可以产生在古代，纵使在近世也可以产生。在西洋，因为偶然赶上了古代的末期，所以才成为中世的特色吧。换言之，将封建制作为中世的特色只在西洋才成立，推及其他世界而作为普遍的原理是很困难的。郭沫若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却拘泥于中国的封建名称，将中世的开始定在周代，这只能说是看错了。通过将事实抽象制造出抽象名词后，便会产生名词脱离实体而开始独行的危险，这可以说又是一个例子。

贵族制的本质　既然这样，那么作为中国中世特征的贵族制度又有多少普遍性呢？如果在西洋寻找类似中国贵族制度的例子，那么比如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的贵族便与此相当吧。作为其中心的路易十四时代，存在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这一般被认为是近世。在日本的例子则有藤原氏的摄政时代，而这无疑属于古代。这么一来，可以说中世贵族制是只适用于中国的原则，而无法推及其他地域。就算同样是贵族，他们在与君主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各自不同的。日本的古代贵族扮演的是辅佐天皇实施统一政治的角色，西洋的近世贵族也以辅弼独裁君主发扬国威为务。与此相反，中国的贵族虽然自身不曾成为分裂的核心，但却屡屡扶持割据政权，助长了分裂倾向。三国的分裂是因为各地的贵族拥立割据政权。在南北朝，南北贵族也分别与各自的王朝合作，特别是北朝治下的贵族，即使最高统治者出身于异民族，也毫不介意。归结起来，中国中世的贵族虽然处于君主制之下，但却以自主性极强为特色。如果强调这一点，那么可以说与西洋中世的封建诸侯有一脉相通之处。结果，无论封建制还是贵族制，其自身都没有时代性。遇上了向心力强的时代，便成为助长统一的力量；遇上离心力强的时代，则成为助长分裂的力量。西洋中世的封建制和中国中世的贵族制，因为所处时代是分裂割据的时代，所以只能采取顺应时势的形态。换言之，中世的特色不应在封建制或贵族制本身中寻找，而应求之于本来是离心的、具有分裂割据倾向这一点中。

中世的社会　最近的倾向是，在仍然使用中世封建制这一命题的同时，以社会底层的劳动形态来说明封建制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将古代定义为奴隶制，中世定义为农奴制，近世定义为自由劳动制，因此中世在土地制度上是庄园流行的时代，而庄园中的劳动者则被认为是半奴隶式的农奴。

不过在中国史上，对于有没有类似西洋农奴的存在这一问题，历来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宋代以后的佃户即相当于农奴。的确，在宋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中，地主的土地被称作“庄”，其中有佃户提供劳动，这是事实。但是依我看来，很难认为“庄”便等同于西洋的Villa和Manor，佃户便相当于Serf。首先就“庄”这种土地来说，很多情况下是所有者将小块的零碎土地拼凑起来而强加的名称，终究不能与西洋那种大片完整的土地相提并论。如果要找大片完整土地的例子，其实在六朝和隋唐最为兴盛，这些土地也被称作“庄”“庄园”，很符合这些词的原意。盖因“庄”本来应该叫作“别庄”，是指在远离城中的乡村别墅周围附带有山野田园、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生活的如同领地一样的地方。

其次，在中国寻找类似于西洋农奴的存在时，将宋代以后的佃户与之对应也是很大的错误。佃户是通过契约租种土地、向地主支付地租的农民。虽然大多都是贫民这一点确是事实，但是他们为了独立维持生计也要进行经营，因此甚至会将租来的土地再转租，赚取地租差额。当然在土地稀少、贫民众多的地方，佃户因为难以租到土地，势必只能低声下气，而地主难免会趁机胡作非为。政府也会从保护地主的立场出发，在佃户向地主施加暴行时，对其施以比一般人更重的处罚，在相反的情况时则减轻地主的罪责。但是佃户与一般人民地位完全平等，绝不是贱民，而且完全可以自由地将租来的土地还给地主，还了以后在法律上便可恢复与地主的平等地位。因此，佃户就算不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地劳动者，也绝不是在封建制下被夺走自由的半奴隶式的农奴。相对来说，将他们视作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时的一种歪曲形态下的租地农民，应该是妥当的吧。

佃户不是农奴　宋代以后，地主拥有土地，也只是单纯为了收取地租的经济行为。他们从来没想要支配佃户的人身自由，同时对佃户的生计也从来没有感到责任，因此并不禁止佃户从别人那里租种土地并成为别人的佃户。如果佃户前来解除契约，地主也没有理由拒绝。但地主要无缘无故地收回土地时，政府有时会加以干涉，保护佃户。对政府来说，土地的使用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可以放任不管，但如果租税减少了却会很头疼，因而在土地有荒废的危险时不得不进行干涉。如此看来，宋以后的佃户绝不能与西洋中世的农奴等量齐观，而且可以说，宋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与西洋中世的庄园制在性质上绝不相同。换言之，因为佃户的存在而将宋代以后作为中世是绝不可能成立的。

部曲与农奴　那么，是不是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洋的农奴那样的存在呢？我可以回答说有，那便是唐律等规定的“部曲”。历来的史家往往因为独特的偏见，而倾向于将部曲强行视作奴隶，但部曲绝不是奴隶。首先从整体来看，唐律中将贱民大体分为两种，即奴婢和部曲。奴婢的性质大体上不外乎是奴隶（slave），因而不可能在奴隶之外另有一种奴隶。因为可以说奴隶的人格是零，零是绝对的，零之上不会有零，零之下也不可能有零。从这一点来考虑，既然将奴婢视作奴隶，那么地位比奴婢要高一些的部曲就不可能是奴隶，因而应当是农奴式的存在，这在常识上是可以推想出来的。没有比失去常识的历史学更可怕的了。

事实上，如果把唐律读得再详细些，可知其中对部曲的性质有着如实的描写。奴婢根据主人的意志允许结婚，但却不能拥有家庭。奴的妻是婢，其后代男为奴，女为婢。与此相反，部曲可以过上家庭生活，也可以与良人身份的女子结婚。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出，奴婢主要从事家内劳动，而部曲则是在庄园里集体劳动的隶属农民。换言之，部曲与西洋中世庄园中的农奴是极为类似的。

均田制与庄园　不过在日本，历来都认为似乎在隋唐等实施均田制的时代，天下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均田农民，个人的大土地所有没有存在的余地。然而，这也是好好读读唐令便能明白的问题。拥有朝廷官位的特权阶层受到特别的恩典，可以永久地私有大量土地。比如一品官可以拥有永业田—也就是私有财产—六十顷，即大约四百公顷的土地。如果其子也有官位的话，根据官位也可拥有相应的永业田，并且能够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因而仅是一家私有的土地便有相当可观的面积。当然官人的永业田不是政府给的，而必须各自购买或者开垦，但全国不知有几千家的官人既有钱又有权，肯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获得耕地。至于这些土地由谁来耕种，最为合理的答案当然是他们役使的部曲。本来意义上的庄园和部曲完全是同一制度的两面，与西洋的庄园没有什么不同。

在社会的上层有着与庶民相隔绝、夸耀高贵门第的贵族，在下层则有着从庶民中落伍、被当作贱民的奴婢和部曲，特别是部曲从三国时就出现，到了唐代固定下来，因而可以将中国中世视作身份制得到完全贯彻的时代。当然毋庸多言的是，身份制在其他世界和其他时代也存在着。

五、何谓近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换言之，中世身份制社会是凝固、低迷的社会。但进入宋代后，社会突然打破沉滞，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活动。可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了。不用说“文艺复兴”是描述西洋近代之诞生的名词，但类似的现象在其他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时期都曾发生过。例如在西洋的历史上，查理大帝时就发生过小规模的文艺复兴。我认为文艺复兴在伊斯兰世界也发生过，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统治下的巴格达文化，便可称为西亚的文艺复兴。中国也曾屡次发生类似现象，但不论从规模还是性质而言，我相信只有宋代的新文化才配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当然，在“文化”一词中，除了哲学、文学等精神文化，也包含着其背后社会组织的进步。

内藤博士以庶民阶级伴随着中世贵族的没落而崛起这一命题，来把握唐宋间的变迁。这里所说的庶民是相对贵族而言的，因而的的确确是庶民。但在趋于兴隆、文化经济发展的黎明时期，庶民也必然分裂为上层和下层。下层的庶民依然是庶民，但上层的庶民却成为新的贵族。我想，将后者称为士大夫，或者读书人，或者新官僚，或者地主都可以。虽然名称的内涵与外延稍有区别，但所指代的实体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贵族的没落　使中国近世的到来成为可能的，是中世贵族的没落。从唐末到五代的混乱期是武力万能的时代，不需要用贵族文化来装点政治，因而贵族失去了政权的保护，被卷入战乱之中而一个接一个地没落下去。不过历来在动乱发生时，也不免要发生贵族的没落。但在以往，旧贵族没落了以后，立刻就会有同样性质的新贵族起而代之。实际上，隋唐之际也发生了大量的贵族交替，但从整体来看，贵族制这一大伽蓝只是更换了柱梁，几乎没有改变本来的面目而保存下来。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旧贵族灭亡之后，他们所搭建的大伽蓝从地基开始坍塌，已经无法修补，并且也没有要对其进行修理的势力，因而便从大地上消失了。此后，出现了从一开始便有着不同设计的建筑物，这便是近世的士大夫阶级。

到唐末为止的中国，有着很强的武力国家色彩。王朝兴起是因为掌握了精锐的军队，有了武力便能得到财力。然而进入宋代以后，继承唐末以来的倾向，财政国家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以财养兵、以兵卫国的方针正式树立起来。而在官僚中，文官也比武官更受重用，并且虽说是文官，其实质则是财务官僚。因而宋代的官僚无论是什么样的诗人、文人，不懂财政的官僚一个也没有。

科举官僚　虽说如此，官僚是天子的代理，理应成为人民的表率，因而不能将财政能力作为招收官僚的首要条件。政府还是通过自隋唐以来逐渐流行，也在民间得到认可的科举，来选拔有文学、经学之才的士人，任命为官。但通过科举难关赢得进士称号的新人们，很难有机会继续研究学问或者耽溺于写诗作文。他们大多首先被任命为地方官，而地方官的表现首先便是根据征收租税的成绩来评价的。因而新上任的官僚们不管愿不愿意，都要面对经济、财政的实际状况。他们的成绩会报告给中央，而升迁的快慢也取决于成绩的好坏。

作为官僚首领的天子，也无法安闲度日，他要与大臣们一起为了人事的升降和国库的盈亏而操心费神。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能亏欠官僚和军队的工资。如果到了拖欠军饷的地步，天子也保不住自己的位子。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明朝灭亡便是很好的例子。

中世之前的武力国家　天子有必要掌握兵力和财力，这当然并非始于宋代，在古代和中世也一样。但在中世以前，天子要面对的只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兵力、财力的问题。在中世分裂割据形势较强的时代，中央政府只是直接管辖首都附近一带而已，地方的政治都交给地方政府，因此天子的统治权难以贯彻到每个角落。不过正因此，即便中央政府稍有混乱，地方政府也能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地方，有时甚至还能匡正中央的政治。因此，天子所掌握的兵力和财力也都很有限。

又因为兵力在原则上是从人民的力役中征发，因而常备兵力很少。财力则通过租税向人民征收，农民要缴纳谷物布帛，商人则要缴纳金钱。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援很少，因为地方独立的倾向很强，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财政国家　不过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便是唐王朝开始转变为“财政国家”的存在，这一变化到了宋代大体完成。而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也已经成熟。

中世的中国经济就像庄园所代表的那样，尽量自给自足，以自然经济为方针。农业生产离开都市，转移到郊外的田园村落，剩下来的都市则变为政治中心，成为官僚和军队的居住地。根据他们的需要，城中设立了被称为“市”的商业区域，但因为流通经济规模逐渐缩小，市况并不活跃，政府就算对商人征税，也得不到多少收入。

这种情况从唐末开始起了变化，到了宋代已经面目一新。这是因为在中国内部进行了资源的开发，各地发展出了独特的物产，因而形成了地区分工，而这必然会促进流通经济。而且，恰好隋代开凿的大运河虽然最初是政府的交通线，但在各种设施得到完善后，民间企业也开始使用，南北大干线开放给了普通人民。

主要以政治职能为目的而存在的都市，其经济使命重新得到了重视，开始作为商业都市而发展。以前的狭窄的市已经无法容纳商人的活动，商业区域逐渐扩大，都市的形态彻底改变了。对商业来说，交通的便利程度关系重大，因而商店占据大道的两侧，都市的大街几乎都成了市场，住宅区不得不退到小巷子里。政府在向商人课税时，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市这一地区征收，于是让商人根据行业的不同组织起叫作“行”的公会。政府承认行的垄断经营权，作为回报各个行承担主动纳税的责任。而对于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政府又进一步将其作为专卖品，将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作为专卖商加以特别保护，同时让他们缴纳高额的专卖税。这些商品中有代表性的是食盐，早在唐肃宗时，就已收天下之盐作为专卖品，并将盐税收入用作军费。以后，中国人民通常都不得不购买高出原价数十倍的食盐，这在压榨下层人民生计的同时，带来了种种副作用，扰乱了政治经济的秩序。而得到可靠财源的天子除了统领都下的禁卫军，还让全国的战斗部队直属于自己，依靠武力巩固了独裁君主的地位。

好景气时代的再来　像这样的商业的扩大，意味着经济迎来了空前的好景气，同时也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而技术上的革新首先是由燃料革命带来的，自唐末开始，煤炭被用作燃料。本来煤炭烟很大，味很臭，不适合做燃料，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森林被大量砍伐，木材匮乏，不得已只能将煤炭作为代替燃料。其间发现将煤炭炼成焦炭，或者做成煤球便可以去除臭气，而且还能增强火力。进入宋代，大都市中的厨房和暖炉几乎都使用煤炭，而最重要的是，煤炭也开始被用于制铁。铁矿分布于中国各地，但燃料补给一直是瓶颈，现在有了近乎无限的煤炭，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高热，于是铁的产量开始激增。据说不管在哪个世界，铁的使用量都标志着文化的程度。能够容易地使用铁，成了使宋代文化向上发展的杠杆。

铁在制作农具、工具和武器时都不可或缺。如果能够毫不吝惜地使用铁，就可以配备各种各样的齐全器械，使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而且，在中国铁还有特殊的用途，那就是用于炼铜。宋代南方的铜山使用叫作“浸铜法”的精炼方法，先将黄铜矿溶解得到硫酸铜，再投入铁屑得到硫酸铁，同时铜则会游离出来。用这种方法炼取一千克铜，需要消耗两千克以上的铁。不过这些铜被政府用来铸钱，而铜钱是当时的本位货币，因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又刺激了经济界，有利于带来好景气。

尽管有政府的禁令，但成本低廉的铁还是越过国境流到外国，中国铁的名声一直远播西亚。此外，到宋代时已臻成熟的陶瓷器也输往西亚。而自古以来的特产丝织品，为诸外国所珍视更是自不待言。这些特产输往外国时，作为货款流入中国的则是白银。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但在当时已经形成高度流通经济的中国社会，铜钱过于沉重，使用不便，白银自然作为高额货币在民间得到使用，而且对白银的需要与日俱增。中国内地的白银产量并不是很大，但所幸从外国流入的白银满足了需要。这些白银被蓄积在社会上，直到民国初年为止，中国实际上都是银本位的国家。

新文化的兴起　以如上所述经济上的良好环境、好景气和高速发展为背景，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被称为世界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在宋代得到普遍使用。在文学、经学方面，则呼吁古代的复兴，绘画特别是山水画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可以说与其他任何地域相比，宋代的文化都更有资格矜夸先进和优秀。

不过，这一优秀的文化究竟是完全由中国自己发展出来，还是受到了其他地域的影响而产生，还是一个疑问。关于这两种可能性，都没有找到能加以证明的确切证据，也没有研究能够完全加以否定。然而据我个人推测，中国肯定从以前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亚受到了某些影响。特别是在唐代，伊斯兰势力在西亚崛起，灭掉了中世波斯萨珊王朝。萨珊王朝的贵族、商人逃到中国，住下来并受到保护，被中国人称为“波斯人”。这些波斯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本国的风俗和语言，均以豪富闻名。他们应该对中国动产资本的崛起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沿着波斯人的足迹，随后到来的是阿拉伯人，他们被称为“大食人”。阿拉伯人的萨拉森帝国最初在倭马亚王朝(1)时建都大马士革，也就是说，与西方的地中海方面关系比较深。而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将首都迁到巴格达，因而其兴趣也转移到东方，并且在9世纪中叶时发生了文艺复兴现象，复兴了古希腊的文化，建立了比其他任何世界都要先进的近世社会。从这一时期到宋初的大约一个世纪中，来到中国的“大食人”必定以阿拉伯新文化刺激了中国。

宋文化与西亚　不过，中国在大约北宋一代展开自己的文艺复兴之后，其文化已凌驾于西亚之上，于是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文化潮流。其中能够明确观察到的，是中国绘画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伊斯兰教在西亚普及之后，绘画、雕刻等所有表现动物形状的方式，都随之被连根拔起地破坏掉了。因为伊斯兰教基于禁止偶像崇拜的方针，排斥一切可能引发崇拜的生物形象。给这种情况带来少许变化的，是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进入10世纪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权威扫地，被作为佣兵役使的土耳其人趁机左右了朝政，同时地方上的土耳其军阀也树立起割据政权，于是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而称霸。当然，土耳其人在进入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也改信伊斯兰教，遵从相关戒律。但本来信奉泛灵论，也多少受了中国影响的土耳其人在信奉伊斯兰教方面，毕竟不可能像阿拉伯人那样严格。成为统治者，开启文明化并且生活富裕之后，他们开始比较谨慎地在装饰中使用动物的形象作为主题，从这些绘画的手法中可以看出中国画的影响。而更加推进了这一倾向的，是蒙古族对西亚的征服。13世纪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势力大大崛起，太宗窝阔台时派遣远征军入侵波兰、德国，随后在西南亚建立起伊儿汗国，在其北面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领有西亚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域，因而不久后以国王为首的征服者集团被当地人同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以往就比土耳其人更深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爱好和理解中国画方面，要胜过土耳其人。因而，在这一王朝下制作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书籍的插画中，有很多色彩浓重的工笔画，其中与中国画难以区别之处也不少。

中国与欧洲　其次，欧洲世界从古代开始，一直在西亚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众所周知，欧洲的近世是在11世纪末十字军运动开始后的数百年间，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发生的。那么，在这里当然能够想到，中国的近世对欧洲的近世应该也作出了若干贡献。因为中国文化既然已对西亚产生影响，那么当欧洲世界接受西亚文化时，当然应该设想其中包含了中国的要素。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最能够得出可靠结论的依然是中国画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洋的文艺复兴中，雕刻领域有希腊、罗马的古代遗物作为明确的复兴对象，而在绘画领域，希腊、罗马对于文艺复兴的人们却没有任何能发挥指导作用的材料。对于在中世纪的教堂等地方看到的寒碜壁画，文艺复兴的人们必须提高其格调，使之与生机勃勃的雕刻相匹配，而此时他们利用的是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西洋的文艺复兴画家将《圣经》内容入画的同时，也描绘了当时西亚人的风俗。比如大马士革的高贵衣裳，土耳其式的武器和甲胄，而背景中则出现了像是使用了中国式皴法的山岩。这是中国画对西洋产生影响的第一阶段，还只是通过西亚的间接影响。但到了17、18世纪，中国的山水画被直接介绍到欧洲，其影响下的西洋风景画得以确立，占据了与人物画同等的地位。在绘画以外的领域，恐怕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但当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支持明确的断定。

中国文化的停滞　中国的近世在宋代已近乎完成，但以后却稍呈停滞的倾向。根本原因应当是经济上的好景气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经济现象与政治形势大致平行发展，而在北宋末年，中国社会在呈现出达到景气顶点气象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极为危险的征兆。那就是由贫富不均带来的上层阶级的奢侈生活和与此相伴的政治腐败，以及地方上人民的反抗苗头等。东北的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趁此社会不安之际入侵，宋朝只能弃华北而退守江南，勉强维持着长江以南的领土。从此以后，在中国的整体景气一变而转为下降。政府努力维持民间社会的景气，试图以人为的政策加以挽回，但反而阻碍了实质的经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政策最终破产时，南宋政权几乎与金朝同时倒台，中国迎来了新的征服者—北方新兴的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

元王朝初期，在宏大的蒙古帝国领土内，东西交通变得活跃，经济一时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不久就出现了内乱和西亚诸汗国的独立，好景气没有继续下去，再度陷入停滞低迷。不景气的潮流之下，元王朝难以支撑，终至覆亡。

景气的变动　明王朝取代元朝后，景气逐渐好转，大约在孝宗弘治帝时达到顶峰。人民也因而稍稍安堵，但之后的景气又是失调和停滞的重复，从整体来看，依然处于下降阶段。在明末的万历、天启时期，虽然看起来是空前的好景气，但只不过是消费景气，实际上反而是在恶化，生产停滞不前。明王朝又受到满族清朝来自北方的入侵，不堪一击而陷于灭亡。

清朝取代明朝后，中国社会逐渐扭转了经济形势，经过康熙帝，从雍正帝到乾隆帝的初期经济迎来了全盛期。但到了乾隆帝漫长统治的后期，景气便早早地显示出了颓势。根本原因是白银外流，而其中英国人的鸦片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社会为了购买毒物鸦片，让历代苦心积攒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了英国。由此出现的便是典型的不景气现象，正与后汉末以后出现的因货币外流而产生的不景气相同。而且在之前的中世，长达七百余年的时间内，王朝屡屡更迭，由于受到政治好坏的影响，经济现象也不规则地变动；而清朝时，不景气则是在同一政权之下集中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内，作为典型的纯经济现象持续存在。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就好像虽然并没有进行实验的意图，而历史却给我们做了实验。

不景气首先打击企业，使生产活动停滞，就业机会与人口增长呈反比例地减少，实际和潜在的失业者增加。失业者加入以走私贸易为目的的秘密结社，治安紊乱，社会骚然不安，而这又进一步妨碍生产。

景气的周期　整体来看，从宋开始进入近世后，景气变动的周期与以前相比大大缩短了。以前古代是上升期，中世是停滞下降期，两者合起来构成一个周期，而从宋代开始，大约一个王朝的长度便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这显示出社会的变动相应地加快了，而此后单个周期的长度越来越短，到了最近，几年便是一个周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以宋代来说，据说在北宋初期，政治运行之良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背后则有着前所未见的好景气的浪潮。由此必须想到的是，在好景气的时代，政治容易取得效果，即便多少有些失败，也不会留下痕迹。在这样的时代，就算昏庸的君主在位，其缺点也不会被大肆议论。而如果与此相反，碰上了不景气的时代，不管在政治上怎么努力，都难以挽回形势，结果大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舆论则将责任算到君主和大臣头上，抨击他们无德无能。于是产生了治世因名君而生、乱世因昏君而始的历史法则，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治世便是好景气，乱世则是不景气的别名。而景气与不景气，很难由当时君主个人的政策所左右。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自古以来对君主的传统评价，未必十分得当。比如清朝的康熙帝，有时被赞为不世出的名君，但其实未必如此，看起来他只是很普通的人。只是他在位时间很长，并且正逢明末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国际贸易持续黑字，经济上也受到空前好景气的恩惠，可以说碰上了好运气。而且在其治下，清朝的纲纪早早趋于紊乱，幸亏继位的雍正帝整肃了官纪，建立了清朝独特政治机构的基础。世人对这一事实不加注意，总是将康熙、乾隆连称为清朝的鼎盛期，却经常忘掉其间最为重要的雍正时代。

近世的统一　在这里我想改变视点，思考一下在统一或分裂的问题上，应该怎样对近世进行说明。近世是对中世的否定，负有继承遥远古代的任务，因而必然是显著体现统一倾向的时代。但实际上，宋的统一在规模上不及汉唐；同样在欧洲的近世，不用说罗马帝国的规模，就连加洛林王朝那样的统一也不曾有过。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统一除了规模大小这一量的意义之外，还有质的一面。首先不能忘记的是，宋的统一虽然从领土面积而言，比起前朝的大一统不免逊色很多，但却有着非常坚固的性质。因为到了这一时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很强的民族自觉，除了政治统一这种形式，更有内部的团结来支撑统一。唐虽说持续了三百年左右，但中间因武周革命而中断，天子几度被迫舍弃国都而蒙尘地方，并且对领土内独立、半独立军阀的割据束手无策。然而，在北宋的约一百七十年之后，南宋又保持了大约一百五十年的命脉，南宋灭亡之后，拥戴王室子孙图谋复兴的计划又持续了数年，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是看不到的。

近世民族主义　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在宋王朝的中国，在周边的异民族之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周边的异民族甚至有着更强烈的倾向。因为这些外敌，宋朝屡屡被迫割让中国人居住的领地，比如向辽割让燕云十六州(2)，接下来又向西夏割让了陕西边缘的数州，而后整个华北更是被金夺走。

同样的倾向在欧洲也能观察到。近代列强的直接起源，大多都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世找到，这些国家的国民文学也都发源于这一时期。表面看来，近世是欧洲分裂割据极为严重的时代，但这是因为向心力根据地形的不同而作用于各个局部，必须说，这与中世无政府的分裂割据在性质上是极为不同的。

(1)　萨拉森帝国即阿拉伯帝国，依次经历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亡于蒙古西征。

(2)　割让燕云十六州者为后晋石敬瑭，作者原文有误。

六、何谓最近世

最近世的发展　欧洲受到西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晚经历文艺复兴，却因此创造了最为成熟的文艺复兴文化。而且一旦经过了这一阶段，其后的进步便非常惊人。其中有着美洲新大陆以及前往旧大陆的航线的发现，这些都是其他世界不曾有过的成果。由奴隶挖掘、精炼的新世界的白银被带到欧洲，使欧洲因为空前的好景气而受惠。另一方面，因为印度洋航线的发现，之前所渴望的旧大陆的香料等珍奇物产，现在可以自由购买了。拜这些绝好条件所赐，欧洲世界创造出了几乎可以让之前的旧文化失去价值的工业革命文化。这始于18世纪后半叶，而从此时开始，欧洲的历史一跃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将其称为“最近世（近代）”，以区别于之前的近世。“最近世”是我在京都大学时，即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存在过的文学部讲座的名称。我很喜欢这个名称，因为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明白，最近世绝不是近世的反对命题，而是将近世的倾向更加有力地向前推进的意思。以前在地质学上也将Pliocene译为“最新世”，用“最”这个字来表明层次，最近不知为何改译为“鲜新世”，但“鲜新”让人弄不明白意思。近来也流行将最近世所指称为近代，那么近世和近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自然科学的时代　当近世的文艺复兴告一段落，其后便没有什么急速的进步，一直徘徊在同一水平上。但进入最近世，在工业革命之后，各个领域却依然一个接一个地有着飞跃式的发现和发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着实让人惊叹，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实现了急剧提升。如果要将从古至今的进展都表现在图面上，一张纸恐怕是不够的吧。

首先产生于欧洲的先进的工业革命文化，必然要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但不可思议的是，距离较近的西亚令人意外地反应迟钝，而距离较远的东亚受到的影响却很深刻。而新文化侵略的目标不用说就是中国。

当然，中国直接遭遇欧洲文化的尖兵，始于16世纪，明朝嘉靖年间澳门出现了葡萄牙人。其后东来的欧洲人日益增多，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且取悦于明朝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介绍了欧洲的学术。这确实是之前的中国历史不曾有过的新局面，并且成为后来中国西化的伏线，因而在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上，有意见认为应将这一时期作为一处分界线。

但是，我的想法与此相反。盖因明代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文化，确实以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为基础，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其威力却并不是非常强大。它与中国经历过的文艺复兴文化大体处于同一平面上，只是其表面稍稍隆起而已。因而在当时，无论是什么样的欧洲人，如果要与中国通商，就必须成为朝贡国—即便只是在名义上，要拼命表现出恭顺的态度。在传播教义时，充其量也只能仰朝廷鼻息，通过看起来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请愿来得到许可或默认，用武力来逼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康熙帝的时候，俄罗斯侵犯到黑龙江畔而企图南下，立刻就遭到反击，如果发生战争，输的必定是俄罗斯。

工业革命文化　但是，到了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统治时期的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进行，到19世纪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时制海权转移到了英国手中，英国作为西洋诸国的代表与中国展开了交锋。而这时的英国已非昔日的葡萄牙可比。对于蛮不讲理的鸦片贸易，清朝最初消极抵抗，试图通过约束本国人民来加以禁绝，但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取缔英国人输入鸦片的活动，于是两国间开启了战端。中国的海港成为战场后，英国派来了蒸汽船，其动作之灵敏，炮火之猛烈，绝非中国的帆船所能敌。最后中国只能忍受签订《南京条约》的屈辱，与英国议和。其后，欧洲的工业革命文化便堂而皇之地横行于中国内地了。

因此，如果要将中国史的近世和最近世的分界线定在鸦片战争，或者两年之后签订《南京条约》的时点，我并没有异议。因为中国的最近世化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对新来的异种文化抱有反感，进行了持续抵抗。而在对待西洋文化方面，日本人的反应则稍有不同。当然，日本也有很强的攘夷思想，但另一方面还有开国(1)思想进行中和。因而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沿袭了之前德川幕府不情愿地实施的开国政策，以至于将求知识于世界作为国是。在今天看来，这是极为明智的态度，不用像中国那样做出很大的牺牲，却顺应了世界大势。

日本的开国　日本通过文明开化的进取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至于在富国强兵这一点上凌驾于清朝之上。因而从日俄战争起，以顽固闻名的清廷，也终于不得不改而信奉开国主义。但是，因为清朝本是异民族的征服王朝，所以清朝希求的开国目标与民间希求的开国理想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最终，民间的理想打碎了清朝的希望，经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不用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就此崩溃了。此事表明了西洋的最近世文化究竟有多么强力，而将此作为中国史由近世进入最近世的分界线，可以说是最为名正言顺的。

共和制中国　中国在进入最近世后，与历来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采用了近代的国家形态。在之前的皇帝制度下，中国是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国家，不承认对等外国的存在，外国在理念上都应该是中国的属国。因为没有对等的外国，从而也没有与外国对等的中国，这便是为什么有意见认为，到清朝为止中国与外国之间都没有国境。

但清朝倒台、中华民国成立后，必然只能成为与外国性质相同的近代国家。而且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各外国的压迫下被迫接受了有害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民国以废除这些条约为首要目标而开始了困难的斗争。

(1)　指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指建立新政权、新朝代的“开国”在书中也有使用。

第一篇　古代史

一、三代

古代史研究法　我想提醒诸位，在学习与日本古代史极为不同的中国古代史时，首先必须有相应的心理准备。而这并不仅限于中国史。古代是悠久的过去，因而缺乏适当的史料，就算有，也很难理解，就算理解了，很多时候史料的价值也很值得怀疑。因而其研究方法与史料齐备的中世，以及史料多得难以取舍的近世相比，自然要有所不同。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关于古代的记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古代人来说，记录并非出于要将史实传达给后世的动机，而更多地只是为了达成当时的现实目的而留下的痕迹，与后世史家出于学术思考写下的著述迥然不同。因而就算是儒教经典中记述的神圣事迹，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难以当作史实的可疑之处。

在老一套的中国史中，古代史以黄帝、尧、舜、夏禹王的顺序开始，其中黄帝、尧、舜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这一点早就受到批判，而夏以后的历史则一般被认为大概是真实存在的。夏禹王的事迹虽被详细记录在儒教经典《尚书·禹贡》中，然而根据我的思考，这一篇的内容实际上肯定是创作于秦朝到汉初时期。大约四十年前我整理发表了这一想法，而今天我仍能充满自信地主张这一点。

夏殷时代　那么，是不是将夏这一时代抹消掉也可以呢？却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所谓夏王朝定都的安邑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这里因有著名的盐池，恐怕从太古开始便是一处经济中心。有理由推想，在殷王朝兴起之前，这一带有一个叫作“夏”的富裕的都市国家，关于它的记忆经由殷代传到了周朝。

不过，中国学术界的最近倾向是认为中国的历史在非常古老的过去便已开始，因而想承认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以至于要将传说对应到考古遗物上加以解释。如果这种做法是出于国粹主义，那么在参考时就必须十分谨慎。

今天一般认为，自被认为是继承了夏的殷代开始，确实存在过的王朝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过，对殷代历史的具体内容我们真正明白多少，又会冒出许多疑问。

首先，关于殷末期首都商邑的位置，一般认为位于发现了据说是殷代王陵的小屯村一带的高地上。但据我看来，小屯村附近虽然是殷代的墓地，但却很难被认为是都市的遗迹。我认为，都市一定是位于远离墓地、靠近黄河的平原中央，也就是现在的安阳市一带。而且在商邑的“殷墟”上，卫国不久便建起了都城。因此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应该能够发现殷都重叠在卫都之下，在小屯附近一带的墓地中，还应该有卫侯的墓与殷王的墓一起被发现。以上是我个人与众不同的见解。

众所周知，作为殷代的史料，有所谓甲骨文字或者“卜辞”。但要说它们究竟传达了多少殷代的史实，那么怀疑的理由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首先，刻了文字的龟甲兽骨真的全部是占卜用的遗物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书写文字和实施占卜必定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因而让人担心这些是不是用于练习后堆积的残骸。

在西亚，书写时使用黏土板，写完后晾干使其坚固。而学习书写时也使用黏土板，不过在学习之后马上重新揉捏黏土以再次使用，因而很少会存留下来。即便如此，据说还是发现了可以肯定是学习用的黏土。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学习书写的材料应当还是甲骨吧。学习需要长年累月，因而写过的废甲骨应当达到了庞大的数量。然而这些废甲骨是怎样处理的呢？从后世的情况来推断，如果是记载神圣的文字的甲骨，应该不允许随便丢掉。有理由推想，废甲骨应当是集中在一起，被埋到了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如果发掘出这样的东西，该如何将它们与占卜所用的甲骨区分开呢？

甲骨文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甲骨文字都是殷代的东西吗？占卜必定是作为独门秘技被继承下来的，所以文字的形式被原样传承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用龟甲占卜却贯穿整个周代，甚至一直延续到汉初。后世的东西在出土时怎么与殷代的东西区别呢？根据我的想法，甲骨文中有着并不是很原始的变形，并且其文词的内容中也确实夹杂着与殷代并不相称、像是很久以后的时代的思想。面对苦心孤诣解读让人一头雾水的古文字的先学，这种话实在很难说出口，但我绝不是故意刁难。对于以后有志于斯道的后学，我感到有义务将这些话先说在前面。

考古学　这样一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史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属于地质时代的北京人暂且放到一边，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陕西发现的彩陶（彩色土器）反映出，西亚文化一直传播到了中国，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特别是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发掘的仰韶遗迹，被看作是彩陶文化的代表，从而出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名称。彩陶文化后来过渡到黑陶文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迹是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的龙山遗迹，其所代表的龙山文化一直分布到朝鲜及中国台湾。这一文化被认为是连接着殷文化的，但更为详细的情况尚不清楚。

殷代属于金属器时代，但对于金属中最初出现的青铜武器和容器的起源，还没有什么确切的了解。不过从普遍的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信殷代的青铜并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并且其根源应当和其他文化一样，都是在西亚地区。

殷周革命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事实中确切的部分，似乎可一直追溯到殷周革命。根据古代记载，殷从其祖先汤王开始，到第二十八代时出现了纣王，纣因宠爱妲己致使政治紊乱。正好此时周在西方崛起，其先祖由山地南下，定居于渭河盆地，建立了都市国家，在文王时开始强大。文王之子武王纠合邻近的异民族进攻殷，攻陷了殷的首都商邑（在今河南省），并杀死纣王。随后武王回到根据地固守国都镐京（在今陕西省），一直延续到第十二代幽王灭亡为止，是为西周。武王之子成王时，其叔父周公营建洛邑作为别都，负起监视东方诸侯的任务。而幽王灭亡后，其子平王逃到此处定都，之后便为东周。

关于纣王，与之类似的故事在其以前和以后都有。之前有夏桀王的故事，说桀王溺爱妺喜而使国家大乱，为殷的汤王所灭。之后有周幽王的故事，说幽王宠爱褒姒，对她言听计从，结果失掉人心，遭受异民族的入侵而灭亡。三者必定来自同一渊源，那么要说哪一个是原典，在这种情况下，时代最靠后的应当是原典，其内容陆续被投射到较古老的时代，因而产生了好几个改编的版本。这么一来，可以推测，最初有了幽王的故事，而纣王的事迹是二次的投射传说，桀王的事迹则是三次的投射传说。这不仅限于小说，在被当成史实讲述的英雄传记中也必定有类似现象。

将纣王的故事和幽王的故事相比较，幽王的故事要可信得多。幽王在之后的历史中有春秋时代紧接其后，与后世的历史具有关联性。尽管纣王之后直到周幽王为止的历史有着巨大的空白，纣王这一部分却例外地有清晰的影像，从遥远过去的星云中浮现出来，这怎么想都很不自然。虽然幽王之前还有宣王的故事，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这其实也是孤立的故事，与前面和后面都接不上。

如果要从两个故事中得出事实，大概应该是这样吧：殷代末期，崛起于西方的未开化民族周受到更加不开化民族的压迫，逐渐被排挤到东方的平原上，其间也有消灭发达国家殷的武功。而这便结晶为武王的英雄传说。然而在同时，周的根据地也被异民族夺走了，这便成为幽王的昏君传说，并不得已留在了周民族的记忆中。在这种情况下，光辉的胜利故事大多夸张地流传下来，而灰暗的战败故事则作为微弱的声音残留下来。后来应当是两者分离开来，而光辉的故事被放到灰暗故事之前的遥远过去了。

周的封建　所谓周武王封建的事迹，也有让人难以轻易相信的地方。根据古代记载，武王灭殷后将其弟周公封到鲁国，将召公封到燕国，分别守卫东方和北方的国境，又将其弟康叔封到卫国，让他在殷的遗迹上建都。而到了下一代成王，又将王弟唐叔封到唐国，其子继位后改称晋侯。此外又有郑侯，据称其祖先是幽王的叔父。

我怀疑这一系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我认为这是后来编造的，不外乎是将从东周初期开始的周与诸国的同盟关系表现为亲戚关系。这种将国际关系置换为亲戚关系的思维方式似乎是中国独有的，宋代也将与辽的盟约作为兄弟关系，接下来南宋与金之间则定为叔侄关系。在东周之初，与周关系最亲密的是距离最近的郑国，因而在这一同盟中将郑的祖先定为幽王的叔父，这应是最为古老的吧。随后周与卫国建立了同盟，便将其祖拟为武王之弟。接着，鲁被当作武王弟弟周公之子伯禽所建之国，接下来晋国强大后周受其保护，因而将晋作为成王之弟所建之国。如果对方是异姓的国家，比如齐，在桓公成为霸主后，其祖先太公望是文王、武王之师这种算不上系谱的系谱也被编造出来了。

都市之神的系谱　其实与此相似的事在希腊的都市国家之间也发生过，只是希腊是以都市的守护神来代表都市，编造出了神与神的系谱。众神的系谱反映了希腊都市国家间同盟关系的推移。

古代希腊的都市国家都有各自的守护神，在强有力的霸权国家的守护神之间出现了系谱。最初的霸主是奥林匹亚，其神宙斯便在诸神之中占据了最高的位置。接着，海上都市波罗斯的神波塞冬成为宙斯的弟弟。随后成为同盟霸主的是德尔斐，其神阿波罗便成为宙斯之子。接下来变得强大的斯巴达的神阿尔忒弥斯成为阿波罗之妹，而随后强大的科林斯的神阿芙洛狄忒又成为其妹，最后称霸的雅典的神则成为最小的妹妹。

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也有各自的守护神，比如宋国的神是大辰，因而宋被称为大辰之虚。同样，陈被称作太昊之虚，郑被称作祝融之虚，卫被称作颛顼之虚，鲁被称作少昊之虚。表示这些神关系的系谱今天并不明了，但有的被说得像是正统的最高统治者。这些传说恐怕是在周民族入侵之前流传，还没有最终完成便被周的入侵打乱，最后终于被忘掉了吧。其后形成的则是假托于周的系谱的一系列亲戚关系，对想要当作亲戚也找不到办法的齐、楚，师徒关系就被编造出来了。其实师徒关系受到重视是在很久以后—恐怕是始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时候。

周的东进　归根到底，我认为不论是周武王灭殷建周，还是幽王灭于西方，以及其子平王东迁洛邑，都不过是传说。但我相信这些传说有一个核心的史实，那就是一场历时多年的民族移动，即周民族在今天的陕西一带受到异民族的压迫，被排挤到东方，又征服了原住的殷系统的都市国家。殷被灭的年代，可以推测为所谓周室东迁的公元前770年前后。

我还怀疑武王平定东方并将亲属分封到各地建国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在周民族建立的都市国家中出现较为强大的都市，并形成同盟关系后编造的系谱，与希腊诸神的系谱异曲同工。

研究古代史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信古派，一派是疑古派。信古便是对写下来的文字尽量不加怀疑，遇到矛盾之处，才不得已将两者分别长短，但绝不夹杂臆测。中国的传统学风基本属于这一派，遵守《论语》中“信而好古”的教训。

疑古派史学　疑古派则与此相反，不管多么古老的记载，也不管有多少人相信，只要不合道理便加以怀疑。只是怀疑也各有程度，从尽量尊重传统的折中派到有罪推定的极左派，各种各样的派别中，我这样的恐怕属于左派。虽说如此，却也并不是要抹杀一切，只是有这样的洁癖—怀疑再怀疑，只相信怀疑到底后剩下的东西。

大体来说，古代史的年代有越研究越缩短的倾向。历来日本的正统古代史观在纪年上要比实际早六百数十年，现在这已基本成为定论，而得出这一结论则花了五十多年。

西亚的历史同样有研究越是进步年代就越缩短的倾向。比如据我所知，古代史上的大人物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大王的年代，在1880年是前2300年代，到1916年则向后调整到前2100年代，在1934年变成前1950年乃至1900年，到了1960年又向后修正到前1700年代。大略算来，每研究一年就缩短十年，有趣的是日本的纪年大概也以同样的比率缩短。如果认为在尚古癖不逊色于任何其他世界的中国，古代编年中没有任何水分的话，这种想法不是很奇怪吗？

二、都市国家的时代

都市国家的起源　根据中国的古代记载，中国在古时有万国。这里所说的“国”相当于后世所说的“邑”，而将其称为“国”，表示它们互相独立，是不从属于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从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的数量既然被称为“万”，其面积就必然很小。继万国之后，记载又说其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1)假如一丈相当于三米，那三百丈就是九百米，如果城郭是正方形的，那一边的长度是二百二十余米。如果一家有五口人的话，那人口不过一万五千人。不过，太古的数据是否真的一直保留到形成这样记录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怀疑的。后来都市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甚一日，独立国家的数量逐渐减少，于是当时的形势被投射到过去，才有了周的初年有一千八百国，殷的初年有三千国，而在之前有万国这种计算吧。

就算如此，还是应该注意到，在太古中国存在着无数的独立小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有城郭这种说法。到了汉代，仍然有无数叫作“亭”的、可以说是太古“万国”后裔的小自治体，它们都被城郭包围着。而在提到外国的时候，人民是否居住在城郭中，便被认为是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的区别。

都市国家的城郭最初必定是一重，建造地址尽量选在便于农耕的平原中稍高的丘陵上。春秋时代的都市国家中，屡屡有被称为某“丘”的出现在记录中，比如卫被称为帝丘，齐被称为营丘，等等。

都市的城郭　虽然最初的都市国家很小，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开始流行合并。数量减少后，面积则成反比例地增加。合并既有出于对抗外敌的必要而自发进行的，也有在战争后被吞并的，不能一概而论。

古代的聚落为了防备洪水或者敌人的攻击，在周围环绕墙壁以自卫，这被称为“城”。城这个字就如其字形所示，是用土筑起来的，目的专在防卫，因而有守卫的含义，与有着同样目的的“干”（盾牌）合在一起，出现了“干城”这一熟语。随后由于人口的增加，人民出了城居住其下，城内则成为神殿的所在，或者君主等特殊阶层的居住区域。但一旦有紧急情况，所有的人民都聚拢在城内，致力于保卫战。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后，又在城下的一般居住区周围筑起防御用的墙壁，这被称为“郭”。郭有包围的含义，但并不包含防御的意思。郭大多呈方形，根据其方位被称为“东郭”“北郭”等，这些词同时也成了郭所包围的居住区的名称。由此产生了可以称为内城外郭的都市。

在战争时，郭很容易被强敌的入侵攻陷，市民必须逃到城内。春秋时代的记录中有很多“入郭”的事例。但随着市民财富的增加，郭内遭到敌人的劫掠时，经济上的打击越来越沉重。于是各国争相致力于巩固外郭，甚至出现了厚达二三十米的坚固墙壁。由此郭成了第一道防线，不久后郭也被称为“城”。同时内城的防御设施遭到忽视，变得形同虚设，最后消失了。至此，“城”实际上就是“郭”，如果城墙遭到占领，整个都市便陷落了。

在城郭内的住宅区，道路呈纵横走向，大的叫作“街”，从街上分出来的岔路叫作“衢”。被街衢围起来的一片地区称为“里”，其周围环绕土墙，叫作“墙”。里的入口有被称为“闾”的门，里民在进出时必定要通过闾。进入闾后通往民宅门前的道路称作“巷”，如果是狭窄的空地，则叫作“陋巷”。各个民宅的周围也都有土墙环绕，这也叫作“墙”。

白天人民在城郭外的耕地中劳动，天黑后则回到里巷中的自家休息。城郭的门和里的闾门都是清晨打开，晚上关上。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严禁不经过城郭的门而翻越城墙，违者要受重罚。闾门的周围有被称作“塾”的空地，里巷的孩童都在此处玩耍。大人中的闲人则聚集到街衢交叉处的十字路口消磨时间。在大都市中设有被称为“市”的特别商业区，这里也是市民的社交场所。

氏族制度　在都市国家形成之初，古时候的氏族制度被原样带入其中。在中国，这叫作“姓氏制度”更为恰当。中国古代自由市民的人名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姓、氏与名。姓是最大的分类，周王族姓姬，齐的君主一族则是姜姓。从姓分出来的集团的名称是“氏”。氏中以居住地命名的最多，自周以下，鲁、晋、卫、齐等都市国家的名称便成了该国君主的氏。而在从这些公室中又分出来的家中，有孟孙、叔孙等以始祖与公室的亲戚关系为氏的，也有司马、史、卜等以世袭职业为氏的。最后还有个人的名字，即父亲所起的“名”，这则千差万别。只是中国有避免直呼本名的习惯，因而在本名之外还有叫作“字”的名称。孔子因为据说其母祷于尼山而孕，便以“丘”为名，而字“仲尼”。

“姓”这个字由“女”和“生”组成，并且“姬”“姜”“姒”等姓都是女字旁，于是有意见认为这应当是中国母系社会时代的残留，并一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其实是误解，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母系家族制度，并没有实证，就算有，古老时代的情况也不可能传递到现在的汉字中。这是因为“姓”这个字，还有实际的姓“姬”“姜”等字，都是由偏旁组成的合体字，换言之就是较晚才出现的汉字。那么为什么这些字都是女字旁呢？这是因为姓是和女子关系最为密切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有着女称姓、男称氏的习惯。女子不仅在未婚时通常以姓来称呼，结婚后也仍然使用娘家的姓。因此周王室一族的女子在年幼时是姬，嫁到别家后仍然是姬。如果有区别的必要，就按照排行称为“孟姬”“仲姬”等。因此“姬”虽然本来是固有名词，但自春秋时代以来，上流社会中姬姓的女子最多，因此“姬”后来变成了普通名词，就算不是姬姓，也将显贵女子称为“姬”，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的姓氏制度不可思议地与古罗马的氏族制度相似。在罗马，拥有完全市民权的人也拥有三个名字，分别相当于中国的三个名字，只是排列顺序不同。比如Caius（名） Julius（姓） Caesar（氏），最前面的是Persona，即个人的名，也叫作Praenomen，相当于今天的First Name。接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一族的名字Gens，相当于中国的姓。习惯上，对男子一般将姓省略不称，也与中国一样。而女子则与此相反，总是称姓，像Julia这样是将名词女性化的称呼，不管是在年幼，还是嫁到别家以后，都一直是Julia。后来罗马的Gens的名称被普遍用作个人名，Julius屡屡出现在男子的名字中，Julia则屡屡出现在女子的名字中。排在最后的Caesar是Familia，即家族名，相当于中国的氏。Caesar家代代都是皇帝，因而后来这个名字成了皇帝的意思，进入德国后变成Kaiser，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2)初。

士与庶民　在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随着都市的发展扩大，其内部也产生了阶级的区别。拥有姓的同时还拥有完全市民权的士，与没有姓也没有完全市民权的庶民形成了阶级对立。前者，也就是士阶级的男子，在战时有武装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参与国政，担任官吏。士只能与有姓的女子结婚，而没有婚姻权的庶民女子就算与士结合，也只能得到妾的地位。士与庶的区别是由战争中的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产生的，此外，从别国移民而来的人，如果没有被士的社会所接纳的门路，也只能永远埋没在庶民中间。

中国的士庶对立可以与古罗马的Patrician与Plebeian的对立相类比。罗马的庶民也没有姓，只称氏与名，最初也不被授予完全的市民权，既没有成为战士的权利，也没有成为战士的义务。

古罗马展开了历史上典型的阶级斗争，而问题的核心在于，虽然战时从军的义务逐渐被强加到庶民头上，但他们参与国政的权利却丝毫没有得到承认。然而当时的罗马正在向外扩张，国政必须得到庶民的支持，因而士族逐渐向庶族让步，歧视最后终于撤销了。

在中国的都市国家中，应该发生了同样的事。士阶级有持“戈矛”即武器，从军作战的权利，而庶民则只是在战时作为夫役被征发，没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当时的战争中普遍用车战，一般是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四牡”即是指此，而以“四牡翼翼”“四牡业业”等歌颂其勇壮。观察从西亚到罗马一带的古代浮雕，可以看到许多四匹马牵引战车的画，我们也可以由此想象中国古诗想要表现的光景。

持有武器的权利　最初，车马武器原则上都是个人自备，但进入春秋时代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而且频繁发生，个人逐渐难以承受自筹军费的负担。于是兵制得到改革，其中之一便是设立常备军。历来的做法是按照需要召集有从军义务的人，但是这样很难制订准确的战争计划。于是编成能够随时动员的部队，就算还没到职业军人的地步，也预先确定好必要时能够立刻召集补充的人员。到这时，从历来没有从军义务的庶民中征发战士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其次是取消个人筹备武器的做法，由政府代为准备。但这需要财源，这些费用必须用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税被称作“赋”或者“军赋”。不过到了某一时期，只从历来自筹军费的士阶级征收，必定不够用，因而势必要向庶民征收。由此，租税制度的改革也不可避免了。按照历来的原则，军赋应当作为人头税来征收，但为公平起见，根据财产—主要是土地—来征收较为恰当，也应当较为容易。在春秋的发达国家中，这两方面的改革，看起来是在以前600年为中心的一百来年间相继实施的。

阶级斗争　在古罗马，完全的市民权由任官权、参政权、结婚权和财产权组成。这四项权利逐渐难以为士族所垄断，被相继分配给庶民，这一过程便是古罗马的阶级斗争史。不过在分配市民权以前，还有法律明文化的阶段，比如十铜表法便是如此。如果依照由士族垄断的习惯法来审判，不知其内容的庶民便会很不安，于是十铜表法应发布成文法的要求被制定出来。但是人们对它的评价非常差，于是又加上两个铜表，作为十二铜表法来使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记录中也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春秋时代，成文法第一次得到制定，在晋国它被铸成鼎上的铭文（前513年），在郑国则被写在竹简上（前501年左右）。

像这样整顿军备，并且依照成文法来审判后，必然要对政府机构加以扩大整备。由此产生的便是官僚集团的出现，以及掌握了这一集团的君主的权力之扩大。

都市与君主制　关于春秋以前诸侯国的历史，我并不打算完全相信《史记》等书的记载。这些书中除了开国时与周的关系之外，就只有接下来的君主系谱，这些人的事迹则完全一片空白。这正与日本神武天皇之后十代左右的空白相似。而到了春秋时代，即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以后，以鲁的历史为中心，多少能够追踪附近诸侯国的动静。

在周代，王室自不待言，鲁、晋、齐等诸侯国也都采用君主制。在这一点上，认为西洋古代的都市完全不同是不正确的。希腊诸国在初期都是君主制，斯巴达的君主制一直持续到了最后，罗马在初期也是国王制。在中国，君主制只是没有崩溃而一直持续下去而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一直持续下去这一点是应当思考的问题。恐怕这是因为实力相当的众多国家并存，并在互相进行战争的同时互相扶持以尽力维持君主制。“兴灭国”便是当时称道和尊敬的义举。

虽说叫作君主制，但其实与后世的君主制极为不同，远不是儒教所说的那种尊贵的君主。在据称是由孔子编纂的《春秋》中，“弑君”的记载据说有三十六处。儒教据此将春秋时代的大约二百五十年解释为君臣关系紊乱的时代，但这是因为设想了在以前有着君主权力很安定的所谓三代的太平盛世。春秋以前的真实历史并不清楚，因而没有证据能够让我们断定实际上比以前好了还是坏了。不过能够确定的是，直到这一时代为止，君主权都没有得到确立，君主与其亲戚和官僚在身份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地位也很不稳定。而且因为君主权逐渐增长，很容易与周围产生摩擦，反而成了引发悲剧的原因。

奴隶制　在都市国家时代的社会中，除了士族与庶民的阶级对立，还有奴隶。其中男子称为“臣”，女子称为“妾”。这是由战争时的俘虏、掠夺或者人身买卖产生的，所有者是君主及其贵戚、富豪等。特别是君主拥有众多的臣妾，伴随着君主权的扩张，其数量也日益增多。应当注意的是，协助君主参与政治的官僚集团，最初也是模拟为君主效劳的奴隶而发展起来的。

后世官僚集团的统率者被称为“宰相”，“宰”是厨师，“相”是协助主人起居的护理人，都由奴隶担任。此外，据史实所示，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曾经因与桓公作对而成为俘虏，是从死囚中释放出来的奴隶。辅佐秦穆公的百里奚曾将自己以五头羊的价格卖掉，因而也是奴隶。而出现在时代更早的故事中的傅说，是殷天子见其从事奴隶劳动而赏识提拔的，其姓“傅”是指看小孩的人，也是奴隶的工作。这样看来，先是在君主的侧近有奴隶集团，其中有能力的人成为政治上辅佐君主的顾问，从而提高了地位，掌握了大权，虽然身为奴隶，却受到世人的尊敬。于是有人开始主动投身于这些奴隶之中，进而形成了官僚集团。此时，这些官僚便在君主面前自称“臣”。君臣的关系由此确立，本来就和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仕于鲁哀公时也是采取臣的形式，因此就算其地位是大司寇，也与后世的高官不同，只是哀公家臣集团的一员。

官僚制与孔子　政治机构的整备在国内成为当务之急后，会有相应的人才需求，特别是充实官僚集团成为必要事项。顺应这种社会要求而负责教育人才的是孔子。孔子可以说是私塾先生，向弟子传授君主所要求的教养、文字、语言、朝仪、礼法、音乐、弓术等，并在有需求时挑选弟子加以推荐。也就是说，他开设的不仅是负责教育的学校，同时还是职业介绍所。

孔子在教育弟子时最为重视的是礼。“礼”如同其示字旁所表示的，本来是指祭神时的仪式，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了交际时的规矩等广泛的职掌典制的实践。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以往的做法作为不成文的规矩而加以尊重的习惯，在这一时代已形成。祭祀自不待言，在政治、外交和日常生活中也都必定有一定的规范，对其严遵不背是做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所必需的条件。负责汇集保存这种典故来历，在政府内是君主的近史的职务，在民间则由巫、祝等作为专业来传承。巫、祝都是在祭祀、葬礼等场合负责协助仪式的职业，孔子本人就出身于这种家世。

同礼一起，孔子将诗与书也作为教学的科目。诗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民谣之外，还包括有着古老起源的祭神歌之类，都是在宴会或祭祀时配着音乐演唱的歌词。将这些歌词加以编纂形成了现在的《诗经》，虽然据说是孔子所编，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实际口述教授的诗却有很多没有包括在其中。《诗经》恐怕是到了很久以后，流行歌已经完全不同的时候，由孔子学派的人搜集的吧。

书本来是文字书写的学问。当时需要文字知识的，只限于以政府为中心的少数特殊职业，主要目的是记录政治上的大事，或者在铜器上刻铭文。在练习书写这种文字的时候需要范本，而最恰当的自然还是以前的记录。一般相信孔子为此编纂的便是现在的《尚书》，但这里面还有很多疑问，比如被当作是周武王及其弟弟周公的训诫之语的部分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信，恐怕是今后值得研究的好题目。

孔子与儒教　孔子向弟子们传授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实用学问，并且为他们介绍工作。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在当时做着同样事情的塾师恐怕比比皆是，为什么只有孔子的事业流传到后世，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他在传授实用学问的同时，还阐述了人生的理想。他认为实用、实利的背后必须伴随理想。在教授礼的时候，他告诫弟子礼不只是动作的方式，还必须包含对君主的尊敬、对朋友的信义、对死者的追慕等真情。在将古代的记录作为文字范本加以学习的时候，他教育弟子要从中学到政治的理想、胜利者的圣德、失败者的愚蠢行为，并应用于实际。他还强调诗和音乐不单是享乐，还必须有助于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中的和平与情操。他传授的既是立足社会需要的职业学问，又是省察内心、自问人应当是什么的伦理学问。由此必须说，将孔子作为中国式的人伦学之祖是极为自然的结论。

孔子被后世当作儒教的创立者，受到极度的尊崇，但是由此却产生了种种误解。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在一定程度上真实传达了他的面貌，但是《论语》本身也一直存在诸多曲解孔子原意的误读。比如这本书被认为是阐述以“忠孝”为支柱的道德，但实际上孔子所说的“忠”并不是这种意思。忠的意思是不仅对君主，对某一相识的人也要诚实，而且“忠”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反而，孔子最为强调的是“信”。信是在通常的人类生活中，特别是都市国家市民之间的信赖感，正是应当成为社会道德基础的东西。信当然是友人之间的原则，同时也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君主与人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如果没有信，人类社会就无法保持和平。要维持都市国家，也要以市民之间信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像这样读《论语》的方法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歪曲、被遗忘了。

对孔子的评价　对孔子教诲的解释随着时代变迁，因为当政者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孔子加以利用，结果不管什么时候孔子都站在掌权者的一边压迫人民，就成为在所难免的倾向。所以，清朝灭亡后的民国初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生了思想革命运动，陈独秀、胡适等先锋宣扬打倒儒教。然而社会安定以后，孔子依然和以前一样，成为人民崇拜的对象。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针对林彪的“批林”运动一起，反对孔子的“批孔”运动也再度发生。思想革命时期攻击儒教，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集中非难儒教牺牲弱者而不加顾惜；但批林批孔时有所不同，主要针对孔子的教诲是维护旧体制的反动教条这一点。公平地说，孔子出生于两千五百年以前，其教诲已不适合于现在，固不待言。其实，问题更在于在如此长的时间中一直利用孔子的势力，但是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孔子是一直活着的，所以思想革命、批林批孔被认真地宣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与此相反，作为指导日本人的原则，孔子的教诲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滥用并给人民带来不便。因而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批林批孔那样的运动首先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的幸运，而由此，孔子在中国也未必找不到辩解的途径。

孔子与历史学　孔子被后世当作学问始祖的同时，也被当成历史学的开创者。因为据称是中国最古老记录的《尚书》和《春秋》都是由孔子亲手编纂的。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过孔子曾经参考使用与现存《尚书》类似的古代记录亦见于《论语》，因而这必定是确有其事的。不过现在的《尚书》从被称为古代圣王的尧、舜开始，经由夏禹王，以周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的事迹为中心，编辑了据称是到周穆王时代的记录。现在的《尚书》包含古文和今文两个系统，清代的考证学者证明古文部分是后世的伪作，只有今文系统是真的。那么，今文部分真的记载了历史事实吗？这也大有疑问。孔子本人似乎认为周的历史中到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为止都是确切的史实，但今天看来，这些事迹也值得怀疑。据内藤湖南博士分析，现在的《尚书》中首先形成的是周公前后的诸篇，因而是最古老的部分，而在此之前，关于殷的部分最早被附加上来，接下来夏的部分、尧舜的部分被陆续补充进来。这便是“附加”的学说。

在孔子的时代，文、武、周公的传说被认为是历史的开始。其后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历史逐渐向古代扩展，本来只是传说的东西被当作史实，获得了历史上的地位。于是最初有圣天子尧，其晚年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王位通过“禅让”的方式传承。但禹将王位传给其子，因而变成了世袭制，夏王朝建立，最后到了桀王的时候因为暴虐而被殷（商）王汤所灭。殷在纣王的时候施行暴政，于是被周武王所灭。现在所信奉的中国古代史就这样形成。

比《尚书》还要可疑的，是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据传，孔子根据其祖国鲁的古代记录，编纂了从鲁国君主隐公元年（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命名为《春秋》。据说编纂的目的，是根据孔子是赞美还是批判，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使用不同的笔法来记载，以此让不忠之臣和不孝之子感到畏惧。孔子是否有这样的历史观并不明确，他编纂了这样的史书是不是事实更是让人感到怀疑。《春秋》这一记录，恐怕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经由孟子等人之手成为宣传儒教思想的参考书的。

春秋时代　不过由于有《春秋》这一记录保存下来，而且在对其进行注释的书中有《左氏传》，我们得以把握春秋这一时代的整体趋势，这必须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春秋》的记录过于简单，欲了解其意义，《左氏传》是必不可少的注释。但《左氏传》恐怕不是一开始就作为记录流传下来，而是口耳相传，可能是到了汉代才被整理成文字，而此时已经过了种种变形，添加了新的要素。但是除了《左氏传》，已没有别的记载当时史实的书，因而我们只能谨慎利用它，以追踪历史的变动。

我们看《春秋》的内容，可以知道在所谓春秋时代之初，在以今天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平原一带，即“中原”地区，同时存在着数十个强大的都市国家。此前在中原诸国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洛邑的周，这时已经失去实力，变为历史上的存在。这大概相当于古希腊强国争霸时代的德尔斐吧。鲁国位于今天山东省靠近河南的地方，威势似乎曾强大一时，但在其北方又有齐国崛起，桓公时齐国达到鼎盛，以至能够号令中原诸国。这便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之后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相继称霸。

五霸是什么　抛开古代记录的道德史观，站在今天的历史学立场上来考察春秋时代的史实，可发现其意义在于中国文化的扩张普及，以及作为对此的反动异民族开始民族自觉，并建立了强大的都市国家。所谓春秋五霸，应当都是与周民族不同的民族。据传齐是出于周文王之师太公望的姜姓国家，但实际上是受到鲁国文化影响而新兴的国家，因为靠近海岸，依靠制造和贩卖食盐强大起来，并压倒鲁国而称霸。晋崛起于山西，通过将牲畜从北方的游牧民族转卖到中原诸国获利，在文公时成为霸主。其祖先据传说是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但这样的晋周关系很值得怀疑。楚、吴、越三国在春秋时便被称为蛮夷之国，尤其楚被称为“蛮”，而此“蛮”似乎与中南半岛的孟族有关系。此外，吴与越是同一系统的民族，越是分布在从今天浙江省的海岸地区往南直到越南的海岸民族，越南的“越”不外乎就是春秋的“越”。住在越民族以北海岸的是被称为“夷”的民族，而“越”与“夷”本来的发音可能是一样的，而齐国可能就是出于夷族。

向领土国家的过渡　五霸出身于异民族，因而与周系统的民族必定有很多不同。特别是在政治组织上，它们虽然受到中原都市国家文化的影响，但其发展方向却并不是都市国家，而是有着很强的成为领土国家的倾向。比如齐国以临淄这一强大的大都市为中心，将附近的小都市变为属国，使其隶属于自己，不承认各个都市的独立性，将它们一律作为领土加以支配。而且依靠这些领土所提供的财力和武力与中原诸国打交道，将鲁以下的各国都置于名义上的同盟之中加以支配。之所以没有将这些国家变成彻底的领土，是因为各国都有作为都市国家的历史，独立精神极为旺盛，要将它们变为领土还有非常大的困难。

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市国家的历史并不能追溯到很久远的古代，其形成比较晚近，并且受到周边异民族的压迫，未能长期保持自身的繁荣。因而它们未能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独特的都市国家文化，并将其作为遗产留给后世。不仅如此，就连都市国家的存在本身都被后世的史家忘却和忽视。

尽管如此，在进入随后的领土国家时代之后，都市国家文化依然保持着生命并继续发展，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向后世放射出异彩。

(1)　见《战国策·赵惠文王三十年》。这里的三百丈应该不是如作者下文所认为的指周长，可能是指半径。

(2)　指20世纪。

三、战国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　如果将据称是孔子所著的《春秋》所包括的年代称为春秋时代，那么这一时代应当终结于前481年。但一般都将其大幅向后延长，将直到同一世纪末的时期都计算在内。这是因为到了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起笔于前403年，即当时的强国晋分裂为赵、魏、韩三国的时候，尔后便在习惯上将这一年以后称为战国时代。本来司马光应该紧接着《春秋》结束来写自己的书，但他认为这样是将自己当作圣人孔子的继承人，很是不安，因而没有这样做。(1)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文公死后也维持着强国地位，特别是将以河南省为中心的周系统诸国置于支配之下，并逐渐加强统制，变为领土。因而晋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先进得多，长期占据了指导性的地位。晋国强盛的原因，在于领土内有直到后世都很有名的被称为解州盐池的食盐产地，而且在北方有适于畜牧的原野，在南方则有伏牛山下的武器制造厂。

将军的出现　晋国依靠地利，组织起强大的常备军，并长期维持国威。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却逐渐脱离王室的掌握，落入世袭将军之手。在春秋五霸强盛时，霸主只不过是联合国的领导者，所动员的军队也不外乎是从同盟国驰援而来的乌合联军，而指挥这些军队的是霸主国家的被称为“司马”的贵族。但当常备军得到设置，战争规模变大，并且越来越呈现出永不停歇的倾向后，便产生了对精通军事的职业人才的需求。这些人一直统领军队，负责训练，被称为“将军”。兵权由司马转移到将军手中，这种现象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出现。在希腊是由Archon（执政官）转移到了Strategus（战术家）那里，在罗马则是从Consul（执政官）转移到了Imperator（将军）那里，而Imperator到最后成了皇帝。

晋有三军，六名将军轮流担任各军的正副指挥官，晋国的政权便转移到这六家手中。然而这六家为争夺权力而互相攻击，最后留下来的韩、魏、赵三氏便分割了晋国的领土，建立起独立政权，其姓就此成了国名。在司马光看来，这一分裂的完成是在前403年。

三晋与齐　在新兴的三国中，赵位于北方，据有从今山西省到河北省西南一带，在军马生产上较为有利。魏在河南省内占领了黄河两岸，包括解州盐池在内，因而在财政上处于有利地位，领土也到达了陕西省。韩占有河南省南部，领土最狭小，但却将有名的武器产地棠溪握在手中。

与晋的分裂相平行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在齐国，桓公的子孙被大臣田氏夺去王位，伴随着这一革命，齐也一变成为军事国家。南方的楚吞并了吴、越两国，占领了长江沿岸一带，向南一直到达今天的广东一带。这一区域相当于现在中国本土的大半部分，但当时土地还没有开发，人口稀少，生产力不高，文化也很落后。楚国还保存着与中原诸国性质不同的原始文明，因而依然被北方诸国目为蛮夷。

秦的崛起　此时崭露头角登上战国舞台的是西方的秦国。陕西省西南部的黄河支流渭水的盆地，自古以来是易于发生民族融合的地方。以前周系统的民族曾将此处作为根据地向东扩张，征服中原。其后秦国兴起于此，春秋时也曾屡屡入侵晋国，让后者吃尽苦头，但因为地处偏僻，其分量还不足以改变列国形势。然而到了战国，其分量却骤然加重，因为它向西扩大了领土，得以有效利用丰富的资源。

陕西省现在是生产力最弱的贫穷省份之一，因为土地过于干燥。但是在古代，其实干燥的土地才最适于农业。在日本，奈良县现在也绝不是土地肥沃的农业县，但在古代其生产力却足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的原动力，原因是地势较高，便于排水。陕西省也是地高土燥，适于农业的地方。在古代，在干燥的地区进行灌溉比较容易，而要在低湿的地区防止水害的发生却很困难。但人类的定居会使土地越发干燥，随着历史的前进，像陕西省这种地方的土地变得过于干燥，屡屡受到旱灾侵袭而没有办法防止，因而每次都会带来饥馑。相反，古代时地势卑湿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长江下游地区，在逐渐干燥后却成了最适于农业的沃土。在最近的日本，同样有爱知县、大阪、关东等大河的下游地区在生产力方面崛起，人口也集中到这些地方。

秦逐渐强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征服了居住在甘肃省一带被称为“义渠戎”的民族。虽然被称作“戎”，但他们却建设城郭都市居于其中，似乎保持着程度很高的文明。而且有火葬风俗，与中国完全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印度—伊朗系的民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可能完全孤立于西方的同族而殖民，必定保持着与西亚文明圈的接触。秦可能借此开辟了与西亚的交通，获得了吸收西亚进步文化的机会，还得以进口珍奇物产并转卖中原，从中获利。古代东西交通的道路比后世更为偏北，从黄河大拐弯向西去；溯渭水而上到其源头附近再向西的路线，则是很久以后开辟的。

燕与日本　在以上六国之外，另一个新登场的强国是河北省北部的燕。虽然传说燕是周武王的弟弟召公所封之国，但毫无疑问只是假托而已，其民族也应当与周不同，是北方系的民族。燕国远离中原，因而与天下大势几乎没有关系，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它必然要向辽东方面扩张势力，起到了向朝鲜传播中原文化的作用。因而它对古代日本的开发，也应当有很多间接的贡献。

战国的王权　春秋时代，就算是强国的君主，称王的也只有与中原诸侯传统不同的长江流域新兴国家楚、吴、越。进入战国时代后，除了吞并吴、越的楚以外，齐、燕、秦、韩、魏、赵的君主相继称王，这是决不屈服他国霸权的表示。他们当中，有的是从春秋时代君主之下的将军发迹而成，这一事实表明王位只是依靠武力维持的。他们是现实中的强主，所以在解释其主权的来源时已不需要宗教式的神话。

国王在国都附近设置强大的常备军，并亲自掌管。战争时，临时任命将军，但向将军授予明确任务，后者不得超出职权自由行动。就算凯旋归来，也要在进入国都前解除兵权，只身入朝。这些制度都是为了防范政变导致的革命于未然。

在领土内，曾经的都市国家丧失了独立，大多与新兴的经济都市一起成为叫作“县”的行政区域。“县”与“悬”一样，都是指依附于中央的都市。县除了向中央输送租税以补充经费外，在常备军的兵力不足时还要征发本地壮丁，作为辅助军队出动。有时将几个县合在一起称为“郡”，以便中央监督。“郡”的意思是“群”，不外乎是县的群体。“郡县制”便萌芽于战国时代。

领土国家　战国的领土国家与春秋的都市国家之不同，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国境。在都市国家时代，被认为最为重要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环绕在住宅周围的城郭，城外虽然散布着耕地，但与邻国耕地的界线并不很明确。在界线附近可能残留着没有开垦的原野，而很多情况下这些原野属于谁并不清楚，因而曾有游牧异民族沿着这样的间隙一直深入到中原腹地。进入战国后，在都市失去独立而依存于中央的同时，中央为了保护居民，将支配权扩展到都市之间的空地，开始将广阔的平面作为领地占有，于是自然产生了国境的概念。有时为了保护本国的领土，开始沿着国境线修筑长城。尤其感到这种必要性的，是大致位于中原的中央而四面都被别国包围的魏国。魏沿着与秦的国境，修筑了与黄河平行的长城。

只是应当注意的是，战国强国的领土本来是将都市国家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因此国境线常常犬牙交错，凹凸出入非常厉害，有时在他国的领土内拥有飞地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按照后世的思维来读当时的历史时，常常会碰到难以理解的现象，有时就是因为这个。

都市的改观　包含在领土内的都市，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分别担负起特殊的任务，生态发生了分化。国都在拥有众多军队和官僚等非生产阶层的同时，为了提供蔬菜等新鲜食品，依然必须有相应的居于城中而在郊外耕作的农民。但是谷物等可以贮藏的食品则从领土内的各个地方运来，民间也有富豪在市中设立仓库，囤积物资以追求投机利润。

在大都市，为了交易而设定的特别商业区被称为“市”。在市中直接进行买卖的，只限于得到政府许可并登记在册的商人。但从商被视为贱业，因此大资本家以用人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交易，甚至出现了富可敌国的人物。货币经济的流行使资本的积蓄成为可能。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经济都停留在所谓自然经济的状态，谷物和丝绸被用作货币。黄金和青铜货币得到大量使用，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燕、齐一带有被称作“刀”的小刀形青铜货币，在赵、魏一带则有被称作“布”的铁锹形青铜铸币。这些都是用于小额交易的货币，巨额交易则使用黄金。在地球上，黄金以沙金的形式广泛分布，不管是哪里，凡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经常有沙金被河水冲刷后自然聚集而被发现。中国的商人为了寻找黄金，组织商队进入未开化民族的境内。结果在普及中国文化和促进当地民族自觉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中的黄金日益丰富。这又刺激了经济，使好景气时代到来。但是一旦地表的沙金被采尽，生产就不能继续，因而伴随着资源的枯竭，依靠黄金的增加而形成的好景气便难免要走到尽头了。

市的繁荣　在战国时代的好景气之下，物资与黄金集在市中，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市不仅是交易场所，因为出售酒水和食物，也是市民交际和娱乐的场所。春秋时代开始的庶民地位的提高和士庶区别的取消，在进入战国时代后基本完成，导致了本来意义上的姓的消失，而在称呼人时只用氏和名的习惯得以普及。到最后，氏也被称为姓，氏和姓成了同义词。古来延续下来的同姓不婚的习惯，如今变成了同氏不婚，这一风习直到最近都是中国的习惯法，长久约束着人民。在引进了中国制度的朝鲜半岛也是这样，并且由于此处氏的数量较少，同氏的人很多，因而常常给民间的婚姻带来障碍。唯独日本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而在旧中国的人看来，这难免成为违背人伦的行为。

赢得身份解放的庶民如果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便可以聚集在市中尽兴玩乐。有人弹琴唱歌，有人吹笛跳舞，有人以斗鸡、赛犬、博弈、蹴鞠为乐。又有人聚众说书，讲说的内容有尧舜和三代帝王的事迹，也有商队从远方带来的新闻。有时这些市井的口述传说会就此升华为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的市，正可与古希腊的Agora和罗马的Forum相类比。只是西洋的市不仅仅是交易、社交场所，还经常是谈论政治的地方，有时还是进行政治运动的场所。与此相比，中国的市政治色彩非常稀薄，这一点与西洋不同。之所以说“稀薄”，是因为并非完全没有。例如，当齐湣王为燕国打败并被杀时，王孙贾来到市中招募市民，募得四百余人，袭击篡夺者并将其杀死，掀起了齐国的复兴运动。(2)然而市最终没能成为庶民政治运动的中心，因为中国都市国家维持独立的时间非常短，市没有来得及发展成熟。市得到发展是在进入领土国家的专制君主统治以后，而以专制君主的朝廷为中心出现了第二个社交场。这一场所日趋隆盛，市作为社交场的意义则反比例地日渐稀薄。中国之所以没能培育出民主主义，原因中有着这样的都市构成上的因素。

政治与学问　春秋时代，君主所支配的领域比较狭小，其政治也为传统所束缚，并且受到世袭贵族阶层的掣肘，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实施新政策。但到了战国，君主终于掌握了强大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施政。然而即便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运用政治，也希望有可以依据的基本原理。于是，各国的王争着聘请通晓政治理论的学者以资顾问。结果朝廷变成了一种社交场所，国内外的学者聚集到此，互相论难，为推广自己的道而互相竞争。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总称。

学派的产生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中有人继承师道，开设私塾教授弟子；有人找门路仕于战国王家的朝廷而成为官僚，并从事教育。孔子的学派—儒教—兴盛后，便有人模仿其做法而创立一派学问，其中比较早的是墨子，他应当生于孔子去世后不久。

孔子将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作为理想中的圣人加以尊崇，彰宣其道，墨子则提出应当遵从时代更早，因而更为有德的夏禹王的教诲。据他称，禹王力行勤俭，为民楷模，是平治黄河、拯救世间的君主，因而政治家应当以禹为榜样，节约简葬，废除音乐等无用的娱乐，赴汤蹈火也要为他人服务。在墨子看来，儒教所主张的“仁”不外乎是有差等的爱，厚待自己周围的人，而关系一疏远，待遇便随之变差，作为德是不彻底的，不分彼此的同等“兼爱”才是最高的理想。儒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军事攻击，墨子则认为这是没有兼爱精神的结果，战争只有在不得不防御时才得到容许。所有人民和平共存是支配着人类的鬼神的愿望，因而对能够契合鬼神意志的人，鬼神必定会在冥冥之中给予赏赐，这可以由历史上的事例得到证明。而在现实中表明鬼神意志的便是大多数人民的呼声，这是墨子的结论。墨家的学说在战国时非常盛行，达到与儒教相伯仲的地步，但汉代以后就衰落了，已不成学派。我们今天读墨家著作，其中有战术，有逻辑学，是重实用的功利主义学说，反而有很多适合现代的地方。只是其学悬绝已久，因此其书艰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也有不少文字错讹。

如果说墨子的学说是中国的斯多亚学派，那么与其同时，还有可称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杨朱所提倡的自爱说流行。他写的书没有流传到今天，因而详细内容并不清楚。但似乎是主张人生来都是利己的，因而应当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活；他人也有自爱的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如果互相都守着自己的本分的话，社会便能够和平地得到治理。这一学说本身没有风靡世间，但对后来的诸家学说却有很多影响。

孟子　对于墨子和杨朱学说在世上的流行，试图站在儒家立场加以反击的是孟子。因为墨子已经在文王、武王之前放了夏禹王，孟子便抬出尧、舜，宣称自己的儒教是尧舜之道。尧、舜不私天下，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然而禹将王位传给其子，世袭制由此开始。在这一点上，禹的德不及尧、舜，而墨家之学也同样不及孔子的儒教。“兼爱”的无差等的爱反而有损向父母尽孝这一自然的感情，因而要加以反对。

在与不同的学派战斗时，需要各种武器，而学问的武器便是书。儒教方面开始用《春秋》作教科书，应该是在孟子的时代，即前4世纪中叶前后。《春秋》的正文只是极为简单的编年史，虽然被认为基本上传达了史实，但要以此确立《春秋》学，除了须将其记载作为历史加以解释外，还必须以某种政治理念来进行评判。在《春秋》的解释学中，《左氏传》主要站在追求事实关联的立场上，而在理论上发展出特殊解释学的则是《公羊传》。比如在《春秋》“隐公元年”条中有“祭伯来”三个字的记载。这是说周王室的大夫祭伯逃亡到了鲁国。这种情况一般应当使用“奔”这个字，为什么这里用了“来”呢？《公羊传》回答说，因为祭伯是王之臣。根据其解释，王是天下的主人，就算是鲁国，也是王所统治的土地。因而祭伯的行动只是没有得到王的命令便改变居住地，对此不使用意味着出奔的“奔”字。在这一解释的背后，有着王是天下的主人，不能有与之相对立的外国这一政治理念。

老子　虽然一般都相信孔子在年轻时曾向老子学习礼，但从现今保存下来的《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这肯定是比《孟子》还要晚出的思想。所谓老子之学，是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属于比其本身早很多的杨朱系列。但它并不是杨朱之学那样的快乐主义，而认为应当超越快乐。同时，以超越儒教所尊重的礼制和获得精神自由为理想。具有完全相同倾向的著作还有《庄子》，两者合称“老庄”。这一学派将黄帝作为其开创者，因而又被称为“黄老之术”。

有用之学　战国时，随着各国竞争的激化，有用之学受到追捧，学问因而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由此产生了兵家、农家、法家等，分别提供了关于兵法、农业和法律的专业知识，并著书立说。当然这些学问古已有之，其实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常识在各个领域的专家之间传承下来的，但到这时整理成了系统，并以理论武装起来，以用来打动各国的君主和有权力的政治家。

兵家中有名的是孙子和吴子，合称“孙吴兵法”，这二人均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只是他们与现存的兵书《孙子》《吴子》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还是个疑问。最近(3)在山东省的银雀山发现了《孙子》的竹简，由此得知《孙子》有两种，但即便如此，前述的疑问还是无法打消。

本来农业知识必不可少，《孟子》中也曾出现研治以农业为专业的神农之学的人物。而神农氏被认为是实际存在过的皇帝，则是很久以后的事。

荀子　以上这些学派互相竞争，而儒教依然是最大的学派。只是在儒教之中，因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所选择的教科书也各有差异，因而又分化为种种学派。这表明当时儒教还没有固化，仍然持续成长着。战国快要结束时出现了荀子，他反对孟子乐观的性善说，主张性恶说，认为应当以礼制防止作恶，集礼学之大成。然而礼究竟是什么？据荀子说，便是古代圣人制定的生活规范，是必须永久遵守不误的至高准则。为什么后世的人民能够遵守过去圣人制定的规范呢？因为人的本性没有变化，圣人推求人性的平均值而制定了适用于所有人的礼制，可以永远通用。荀子的学说在后来被承认为儒学的主流，一直到汉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继承荀子而汇集关于礼的学说的是《礼记》，其中有一篇名为《中庸》。一般认为这一篇是孔子之孙、孟子之师(4)子思所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古老，《中庸》的思想在《荀子》中已经有所叙述。然而在宋代，因为朱熹推崇《中庸》，将其放入四书之中，《中庸》便被认为是连接孔子和孟子的中间思想，但这并不正确。

法家　到荀子时，礼被认为是对自古以来的良风美俗的制度化，因而能够约束人们的生活，开始带有与法律极为相似的性质，只是没有强制力而已。既然如此，便产生了使用权力对背礼的人进行处罚更为有效的想法。由此在荀子的门下出现了李斯、韩非子等法律专家，提倡法家学说。不过法律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世间所需，因而自古即有，自不待言。只是在与其他学派的关联中赋予法律以理论，树立起一家之学的人物中，要特别举出这两人。

在被算作法家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后世的伪作。比如《管子》据称是春秋之初齐桓公的宰相管仲所著，但现存的《管子》是很久以后的作品，可能是出自汉代人之手。其内容极为繁杂，而以水为万物之本的思想，让人觉得或许与希腊的泰利斯等有关。

法家作品中还有《商君书》，据称是仕于秦孝公的商鞅所作，但现存的《商君书》似乎也是后世的伪作。

古代帝王的系谱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看，应当注意的是，进入战国之后诸子百家相继而起，并在古代帝王那里寻找自己的渊源，古代帝王的系谱由此形成。孔子举出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可信的帝王，墨子在前面添上了夏禹王，孟子又声称之前还有尧、舜的存在，而道家老庄又论说更为古老的黄帝之道。到了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便将黄帝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天子放在最前面，其后为尧、舜，接着从夏禹王经殷代而至周文王、武王，探求其事迹而列于本纪之首。司马迁也知道在黄帝之前还有神农氏，但这是农家信奉的始祖，他并没有采信，因而没有将其放入正统君主之列。但到了很久以后，神农氏的正统性也得到了承认，并且又在其前加上了伏羲氏，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相连续，被称为“五帝”。伏羲被认为是易学的始祖，“易”即是卜筮之术，最初是与儒教没有内在联系的职业，而最晚被儒教所吸收。易学指南书《易经》，也与自古已存在的《诗经》《尚书》以及接下来的《春秋》《礼》，一起被称为“五经”而得到尊崇，而且在列举五经的名称时，习惯上总是将来历最为可疑的《易经》放在最前面。

七国争霸战　太古时被称为“万国”的独立的邑，进入春秋后变为并存的数十个都市国家，而进入战国之后又被整编为“七雄”，这不外乎是战争导致的弱肉强食的结果，只有强者才能存活下来。既然武力争斗得到认可，也没有任何人能加以阻止，那么作为必然的趋势，战争持续发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互相吞噬，直到一国统一天下为止。只是，历史虽然注定要循着这似乎不可更改的情节展开，但实际上演时还需要演员。

战国之初，最以富强闻名的是魏国，它位于诸国的中心，有着最先进的文明，并拥有繁华的都市。但是这些长处也是短处，因为它与除了燕以外的所有列强接壤，因而卷入国境纷争的风险很大，与一国开战时，必定有别的敌国在背后虎视眈眈。故而魏在与赵、韩作战时，被齐国从背后袭击，结果国威扫地，从此沦为二流国家。趁着魏国的衰落而兴起的，则是西邻秦国。秦在七国之中本来是最落后的，但在引进魏国的文明和整顿国政之后逐渐强盛起来。秦夺取了魏在黄河以西的领土之后，必然要将矛头指向解州的盐池。魏都最初是靠近盐池的安邑，但因为接近与秦的国境，为了避开兵锋而移都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但仍然倾尽全力想要守住盐池。

合纵连横　如果盐池落入秦国之手，秦的势力就会无止境地增长，其他诸国的命运也会陷入危机，因而出现了六国联手保魏的运动，即苏秦的“合纵”。而想要破坏合纵、瓦解各国同盟的，是秦国一方张仪的“连横”策略。以双方虚虚实实的权谋霸术的往来应对为中心而编纂的是《战国策》，不过这本来是纵横家学派的教科书，因而虽然借用六国的形势为舞台，但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史实，却很值得怀疑。然而，司马迁在记述战国时代形势的推移时，多有将此书用作史料的地方，因而记述难免有陷于混杂的遗憾。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提出苏秦等是否为虚构人物的问题。但这恐怕是多虑了，苏秦、张仪等人的名字在《孟子》中也明确出现过。

至今为止，纵横家的学说往往被认为不过是辩论的方法，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类似现代演讲术的东西。在辩论之前，还有从数理的角度对现状进行的分析。在对现实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依据客观的均衡感做出缜密而大胆的判断，辩论才会有说服力。但这也是优秀的政治家早就在做的事，只是没有特别宣称是什么学说而已。由于纵横家的出现，这些秘密被公然摆到桌面上，得以作为一家之学进入实践。在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在外交上，也需要这种均衡感，但总觉得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可能是因为没有纵横家的学问吧。

统一的进展　最终使战国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的是战争中的两项发明，即铁器的使用和骑兵战术的应用。铁与其他金属一样，首先发明于西亚，何时传到中国并不十分清楚，但战国时铁的用途逐步扩大却是事实。不过在中国，首先是铸造技术取得了进步，由于其性质，铸铁必然被广泛应用在农具等钝器上，用于武器等有刃的锐器还较少。由于铁器的应用，之前必须使用青铜的地方可以用铁来代替，相应地可以将青铜节约下来。由此青铜生产的压力得到缓解，得以武装大量的军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而这又使战争的胜负具有了决定性的效果。对失败的一方来说，东山再起变得很困难，而胜者则能够充分享受胜利的果实，获得了日趋强盛的立脚点。

其次，骑兵战术的应用不仅使战术为之一变，而且导致诸国之间的强弱差距愈发扩大。战国初期，战争中即便使用马匹，也只是牵引战车，而战车的行动难免很不方便。然而如果是一人骑一马，就算很陡的山坡和狭窄的小路，也能轻易通过，行动更敏捷了。特别是如果能够有效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将敌人包围歼灭也并非不可能。骑兵的出现与现代战争中坦克的出现有着同样的意义。

骑兵战术　似乎长期养马的人都能想到骑马奔驰，但实际并不是这样。骑马的方法也首先在西亚发明，然后向四方传播。骑马首先要驯马，而驯马必须有马衔。这些工具和技术的发明实际上并不简单。恐怕花了数千年才发明出来的骑兵战术，首先在中亚的游牧民族之间传播，又经由游牧民之手到达了中国。在中国，首先从邻近的楼烦学到这一战术并编成骑兵部队的，是赵武灵王（前？—前295年）。

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放牧马群，却在很长时间内不会骑马。他们学会骑马，应该比将骑马的方法教给赵人早不了多少。不过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自古便在西亚发展起来的骑兵战术开始流行于东亚的游牧民族之间呢？看起来，似乎是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包括骑兵在内的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占领撒马尔罕并到达锡尔河畔，是在前329年。在这里，他受到土著波斯军队的反抗，而其中也有斯基泰人的骑兵部队。恐怕就是在这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得到了学习希腊军队更为优秀的骑兵战术的机会。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据说是在前307年，距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只过了约二十年。越是精锐的文明，其传播速度就越快。

赵国自从采用骑兵战术后，国势大振，在北方扩张势力，将异民族纳入领土，又扩充骑兵与四方国家作战。由此，赵国名将的时代拉开序幕，取代了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对赵奢、廉颇、李牧等人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中大书特书。

秦的强盛　然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战术效用的却是秦国，虽然秦向赵国学习并稍晚采用骑兵战术。在前4世纪末，秦昭襄王即位，任用将军白起，频频向中原诸国发动进攻，尤其是迫使魏割让了旧都安邑以及邻近的盐池（前286年）。秦为了确保这一地域，将当地人民交还魏国，随后又从本国迁移来志愿移民的人，并将罪犯强行遣送到此地负责防御。取得这莫大的资源之后，秦的国力终于如日中天，蚕食诸国的领土后又实行强制同化政策。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东方诸国只能仰秦鼻息，汲汲于贪图一时苟安。昭襄王在位长达五十六年，他去世时各国争相派遣使者参加葬礼，尤其是靠近秦的韩，国王亲自奔赴秦国吊唁，暴露了前所未闻的丑态（前251年）。

昭襄王死后，孝文王成为国王，但第二年便去世，其子庄襄王在继位后的第四年去世，而继位的庄襄王之子便是后来成为始皇帝的秦王政。以其即位后的第二年为元年（前246年），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去世为止，他扫平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建立了皇帝政治。

(1)　刘恕在《通鉴外纪·自序》中记载，“治平三年，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前481）？’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为法矣。”

(2)　史载前284年，燕国将军乐毅率联军攻破齐都临淄，湣王奔莒，楚顷襄王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入齐，湣王委任淖齿为国相，但是淖齿却杀了齐湣王，并与燕国分齐地。文中“篡夺者”即指淖齿。

(3)　银雀山汉墓竹简发掘时间为1972年。

(4)　现在一般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

四、秦

始皇帝即位　据称，战国前期秦孝公在位时任用从魏国逃亡来的商鞅，实施法家式的改革，由此奠定了霸业的基础，但这实在很难让人相信。据说商鞅的政策是压抑商业，鼓励农业，从农民中征发战士以强兵。但实际上秦是落后的国家，自然商业不繁荣，农民占了人口的大部分。追踪其后的史实，秦其实应当是充分利用商业实现了富国。

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在年轻时作为质子居住在赵国，在那里结识了大商人吕不韦，借其金钱收买秦国朝中的大臣，得以归国即王位。然而他在位没有多长时间便去世，其子嬴政十三岁继位，以吕不韦为宰相。商业资本家依靠财力，得以操纵一国的命运。因为君主年幼，吕不韦得以随心所欲施行政治。

然而始皇帝十年（前238年），吕不韦因内乱受到牵连而被罢免，从楚国亡命而来的李斯继而得势。李斯信奉法家之学，秦国的政治基于法家理论，应该是李斯得到重用以后的事。李斯的政策看来并不是重农主义。只是在始皇帝即位之初，韩国的水工郑国来到秦国，引泾河之水灌溉荒地，使秦国获得沃土而致富强，这是事实。李斯依靠这些农业资源，以及前朝所获得的盐池之利，实施积极的政策。有了丰富的粮食，就可以供养大军；有了食盐换来的黄金，则可以施展收买外国将相以作内应等计策。此外，秦国还有便于从北方相邻的游牧民族中进口军马的好处。而同时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除秦之外再无他国。

长期持续的七国相争的场面，到了最后收场的时候却十分无聊。首先是在庄襄王时秦灭掉了周。周在末年分为西周国和东周国，此时所管辖的只是洛邑附近的几十个小邑而已，对于天下的形势已无足轻重。在始皇帝即位之前，两国都为接壤的秦所灭，土地、人民均被吞并。

韩赵的灭亡　到始皇帝时，六国中首先灭亡的是最为弱小的韩。濒临灭亡的韩国将法家学者、李斯的同门韩非子派到秦国游说，以冀侥幸活命，但据说韩非子反而被李斯杀掉。三年之后，始皇帝十七年时，韩将领土悉数献给秦而国灭（前230年）。

两年后，赵国灭亡。赵是崇尚武勇的国家，善于马战，之前也曾屡屡与秦国作战而互有胜负，对秦来说，赵是最为危险的存在。然而就算是赵国，也已经在始皇帝出生的前一年遭到了沉重打击。名将赵奢之子赵括率领四十五万大军与秦作战，结果被秦将白起的骑兵切断与后方的联络，全军覆没。据说当时赵也中了秦的离间计，罢黜良将廉颇，任用了徒有虚名的赵括，结果大败。此后赵国大衰，但不愧是尚武之国，不乏勇将。李牧代替廉颇，在北方击败匈奴，在西方与秦对垒，轻易不肯屈服。秦再次散布黄金，收买赵王的近臣，诬告李牧谋叛，致使李牧被杀。秦军乘此间隙袭击赵国，俘赵王而灭其国。(1)

魏的灭亡　三年之后，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魏国灭亡。魏是七国之中最为发达的国家，因而作为发达国家的弱点也最先暴露出来，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列国的烦恼，这很值得玩味。专制政体原本就有容易腐败的性质，而在列国之中，越是文化进步的国家，到了末期国王的统御就越是松弛，并逐渐失去统治权。于是，与国王同族的公子在旧体制之外另行建立新体制，在政府之外组织起新政府，开始领导国政。在魏国，信陵君首先创造了这一方式，他从各国召集游侠，豢养三千食客，威名远扬。这里所说的“游侠”与其说是日本的侠客，不如说更接近于浪人(2)。列国并立而征战不断，使各国人民都萌生了爱国心和国粹情节，同时也出现了无视历来祖国的存在而站在国际立场上寻找职业的游士阶层。信陵君将这些“游侠”召集到幕下，量才而用，又依靠这些食客的力量参与国政。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赵国，平原君也由此得势。信陵君与平原君都无视本国的政府，联络他国，图谋结成抗秦同盟，即“合纵”。虽然这在现实中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但不依靠政府的私人的国际活动开始出现，是应当注意的现象。再考虑到游侠的活动，可以说个人有了超越国家的自觉，形成了国际人这一新模式。而这实际上是天下一统和古代帝国建立的基础。

不过理所当然，信陵君的新政府与国王直辖的旧政府产生了龃龉，在始皇帝登基之初，信陵君受到国王的排斥，于失意之中去世，于是魏国愈发衰落，不久便被秦国吞并。分割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大强国晋国的领土而形成的韩、赵、魏，即“三晋”就这样都成了秦的领土。

楚燕齐的灭亡　接下来秦的兵锋所向，是南方的楚。春秋时威胁中原诸国而令人胆寒的楚国，民族尚未开化这一点同时也是其长处。但随着领导者逐渐中原化，楚国蒙受文明之弊而逐渐衰弱。以王室为首，贵族习惯于骄奢淫逸，与下层人民产生隔阂。诗人屈原的烦恼正是这种世态的反映。虽然是王室的同族，但面对王室的孤立、权贵的腐败和当权者的昏聩，作为中国化了的知识分子，屈原在忧愤中能做的只是独唱悲歌。他投汨罗江而死，被认为是在前277年左右，相当于秦昭襄王在位的中期，而当时楚国已经处于末期症状之中了。只是因为楚国领土广大，气候风土也不相同，秦在蚕食其领土的同时没有将其彻底征服。

讨平三晋之后，秦将军队派往楚国，将军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杀到，一举征服了楚国的广大领土，时在始皇帝二十四年（前223年）。

第二年，秦王派遣远征军前往燕国将其灭掉，又过了一年，远征军在返回途中突袭齐国而灭之。六国之中，齐因为不与秦接壤而没有敌对关系，秦以甜言蜜语欺骗安抚，又用黄金收买齐国权贵，使其掉以轻心。这样秦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前221年）。

皇帝制度　从平定天下已经在望的时候起，秦国朝廷内部似乎发生了关于统一后政治体制的议论，而中心人物则是李斯。本来朝廷大臣的官位按顺序依次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李斯不过是廷尉，但其学识却凌驾于同僚之上。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后不久，重要的诏书接连发出，其宗旨概括起来可以用建立皇帝制度一语道尽。历来政治上地位最高的是王，虽然秦曾和齐约定一起使用“帝”这一称号，但不到一年便作废了。帝本来是对最高神的称呼，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君主的称号。然而这一次，秦使用“皇帝”这一名称作为中国君主的称号，以后这一称号在两千一百余年间被继承下来，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只不过始皇帝为自己定下了死后的称呼“始”，希望子孙称二世、三世而一直延续到万世，而这种世数制伴随着秦政权的崩溃，只延续到二世。

“皇帝”的出现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在实质上也包含了许多新的意义。首先是古代王者应抱有的理想的复活。这种理想也与法家排斥的儒教思想一致，可以说正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特色。《孟子》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新生的皇帝必须体现这一理想。也就是说，皇帝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君主，还必须是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的最高统治者。换言之，就是不承认对等的存在。皇帝是宇宙间唯一的存在，因而是专有名词，不需要任何限定性的形容词。始皇帝的“始”是对之后的二世、三世而言的，其在位期间的诏书中都只称“皇帝”。这一制度在秦之后也延续下去，天子自称时不会加上王朝名而称“汉皇帝”“唐皇帝”等。与此相反，对外国的君主则加上地名，称“倭王”“日本国王”等，以表示是某一有限地区的君主。

进一步说，始皇帝在位时，“秦”这一国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在相对于前朝的周时才有秦，对于后世，则没有必要特意区别，因为皇帝是要一直持续到万世的。在此，中国失去了国名，变成了皇帝之国。不过实际上，在即将灭亡之前，本应成为三世皇帝的子婴即位时，秦已经失去了中原的所有领土，只剩下秦本国，因而废去皇帝号，像以前一样称秦王。也就是说，子婴已经不是天下的王，而是退回到有“秦”这一限定的王。

郡县制　平定六国之后，朝廷中立刻就有议论说应当在遥远的燕、齐、楚等地区仿周制封王，李斯则反对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就算现在立近亲为王，几代之后关系便会疏远，各人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会带来无穷的祸患。于是将新领土都置于天子的直辖之下，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郡之下有县，县设令、丞。这些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因而只要一纸调令，就必须交出官位。

郡守、县令是长官，郡尉、县丞是副官，郡监则以监督辖下各县为职责。监督郡守的则是中央的大臣，特别是御史大夫。而皇帝自身也要“巡狩”，即行幸各个地方，在亲自监督地方政治的同时炫耀统一君主的威力。其情形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到之处都要立石，刻上歌功颂德的文章，而有一部分碑刻至今仍然留在当地。为了行幸，始皇帝在天下广建被称为“驰道”的道路，此事不见于《史记》，但记载于《汉书·贾山传》。书云，始皇帝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也就是说，以国都咸阳为起点，开辟了通往今天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和湖南省的大道，宽七十五米，每隔七点五米种植杉树。不用说，紧急情况下驰道可作军用，以调遣大军和运输补给。

对外政策　虽说皇帝制度在理念上不承认对等的存在，但现实中皇帝的权力并不是无限大，对于敌对国家的存在和国境冲突的发生，皇帝也没有办法。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民族也形成了大统一的趋势，匈奴族中出现头曼单于，并渐趋强大。于是始皇帝派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并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南下。从战国时代起，燕赵等修筑了一部分长城，而秦将它们接续起来，建成了西起黄河上游、东至辽东的空前大要塞。长城在此后经过几次移动和修复，最终固定在今天的位置上大体是在明代。相比现在的长城，秦长城在西端向内地缩进很多，从临洮即洮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一带出发，沿黄河北上，然后横穿现存的长城一线向北，包着河套继而向东，沿着今山西省北部的阴山一线渡过东方的辽河，将现在的沈阳一带包括在内。

始皇帝最初划定的三十六郡领土中，并不包含现在的福建、广东和广西各省。在兴建长城的同时，始皇帝还派大军越过五岭，征服了当时叫作“陆梁”的越人的土地，并移民以同化当地人，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南海大体上是现在的广东省，桂林相当于广西省。而关于象郡，历来都将其与汉代的象林县相混同，认为相当于现在越南的顺化一带，但其实秦的势力没有扩张到那么远，还是认为止于河内附近比较恰当。

现在的福建省一带，当时居住着被称为“闽越”的民族，在自称是春秋时越王勾践后人的闽越王之下，各地都有小头领割据。始皇帝废掉闽越王，在当地设置闽中郡。至此，秦的领土为四十郡，大体上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内地十八省”的区域轮廓。只是详细说起来，秦的版图在西北不包括甘肃，在西南不包括云南，而在东北方则拥有辽河流域，即今天的辽宁省一带。

强化统一政策　始皇帝为了统治这空前庞大的领土，采用李斯的法家学说，在所有方面都强制推行划一政策。中央制定的法律无视当地习惯，一律不加妥协地强制执行着。度量衡统一为法定标准，马车的宽度也有规定。此外在战国期间，各国文字的字体变化发展为各种式样，始皇帝命令李斯等人进行校订，统一为《仓颉篇》的字体。这便是所谓的“小篆”，而仓颉据说是黄帝时史官的名字。恐怕李斯等人是对自古流传下来的“仓颉体”进行了修改吧。秦篆是用硬笔书写，线条没有粗细变化，而在进入汉代后开始使用毛笔，因而出现了隶书，又随着毛笔的进步而形成了今天的楷体。

秦的法制所依据的原则，与后世普遍化了的儒教道德极为不同。始皇帝在最后的巡幸中登上会稽山，立石刻文，记载说，如果丈夫通奸，可将其杀死而不算犯罪；母亲弃夫改嫁时，丢下的子女即与她断绝母子关系，等等。这些恐怕是当时秦本国的风俗。要将这种秦国式的法律作为通用于天下的法律而一概强制执行，就难免处处产生摩擦了。

秦虽然废除了以前的所谓封建制度，但并不代表随后出现的就是现代的平等原则。爵位阶级制度被创造出来，以取代封建制度。爵位的最低一级叫作公士，这便是自古以来的所谓士族身份。第二级为上造，之后层层上升，第五级是大夫，由此以上相当于据说是古代周朝的制度中的大夫。再往上，第十九级为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相当于周制的诸侯，但在秦的制度中关内侯只是名义上的地位，而彻侯则分予狭小的封邑，可以食其租税。

阶级制度　没有爵位的人也就是历来的庶民，被改称为“黔首”。黔首不管多么有钱，也不能享受社会上的特别待遇，有时甚至反而因为富有而蒙受灾难。统一之初，十二万户富豪被迁移到首都咸阳，据说这是强干弱枝的政策，同时也有着尊崇农业与抑制被称为“末业”的商业的意味。既然如此，资本家是不是受到了彻底的打压呢？却也不一定。巴蜀的寡妇清经营祖先传下来的朱砂矿而能守其业，始皇帝表彰她为贞妇，并以客礼相待。巴蜀一带很早就成了秦的领土，当地居民似乎受到了朝廷的优待。

黔首之中，还有比一般人身份更低的人，此外还有比黔首低一等而被当作贱民的人。前者是在派遣士兵长期驻扎新占领地区时首先被指派的民众，包括户籍有污点的人，即曾犯逃亡罪的人，或不分家而入赘到女方家并改姓的人，以及被注册在商籍中的人等。比黔首地位还要低的是被免去刑罚而沦为奴隶的罪人，因为秦的刑罚很严酷，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人。始皇帝营建壮丽的宫殿阿房宫，以及修筑其陵墓时所使用的罪人，据说达七十万人。在废除封建阶级之后，秦又建立起皇帝制度之下的新阶级制度，明确区别阶级之间的尊卑贵贱是立国的大方针。

法治主义　在始皇帝实施的政治中，最为人诟病的暴政是焚书坑儒。不过也有人解释说当时被杀的是所谓方术之士，不是儒者。据说始皇帝为求长生之术，曾派遣徐福等去东海仙山寻找秘药，但方士中有人骗得他白白花费大量金钱，又说他的坏话并逃走，始皇帝一怒之下杀死了四百六十人，而将这称为“坑儒”并不合适。

又在李斯的建议下，让天下人学习法家之学，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历史书中只认可秦的史官所写的东西，在政府学官的藏书之外，民间的《诗经》《尚书》以及记载百家之言的书都要交给政府并加以焚毁，是为焚书。不过关于医药、卜筮和农业的书籍则允许民间拥有。发布这一禁书令，其实是在杀诸生的前一年，两者之间或许有内在的关联，但表面上却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

始皇帝是伟大的专制君主。我在这里不称其为“独裁”，是为了与宋代以后的独裁君主制相区别。在我看来，宋代以后法律上的独裁君主作为一种制度而出现。当然，开国君主依靠其个人才能，发挥了充满个性的独裁，而其做法就此成为制度，为子孙后代所继承。独裁君主在制度上只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机关，所有政策都由各个下级机关来准备，最后由宰相加以审查。如果宰相认为天子在做决定时有两种以上的选择，便在准备草案时将两种方案都写在内，请君主做出最终决定。然而在古代以及中世，这种政治模式还没有形成制度，君主依靠个人的能力进行专制，而一旦君主去世就会产生全新的局面。如果后嗣昏庸无能，大臣可以辅助，但这完全依靠个人之间的信赖。如果信赖产生动摇，就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结果。

古代帝国的理念　我们将始皇帝创立的秦王朝作为古代帝国加以评价，并将它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西洋的罗马帝国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进行对比。这是因为在这些王朝的时代，各地域自古以来的统一倾向都开花结果达到最高潮，出现了最大的版图。而且将这些王朝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

古代帝国的第一个共同点是，在统治广大的领土时不设立封建领主，而是从中央派遣官吏担任地方长官进行统治。最先树立起古代帝国模范的波斯大帝大流士一世任命总督为地方长官，这是有名的事件。而秦的郡守便相当于波斯的总督，其他世界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波斯的大流士大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都采取了在领土内巡幸以向地方民众炫耀统一君主威力的政策，这与始皇帝的巡狩很相似。巡幸需要修建道路，而大流士大帝和罗马皇帝均注意整修军用道路，这与始皇帝建设驰道如出一辙。

君主在巡幸过的地方立石刻铭，夸耀功业，也有大流士大帝和阿育王的先例，始皇帝的刻石或许未必不能认为是对他们的模仿。但中国的刻石始于始皇帝之说并不正确。始皇帝巡幸今山东省南部海岸的琅邪台时，在刻石铭文中说，古代的帝者德行并不很高，却仍将所作所为刻在金石上，为了给他们树个榜样而竖立此石。由此也可以知道刻石并不始于始皇帝。

始皇帝之死　大专制君主始皇帝突然去世，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带来重大震荡。作为专制者的始皇帝甚勤勉，据说每天处理的竹简文书要用以十斤，即六公斤为单位的秤来称量，给自己定下指标，而能够做到同样事情的别无他人。而且他的去世很不凑巧是在巡幸途中，丞相李斯为宦官赵高所制，合谋篡改了始皇帝的遗诏，将太子扶苏赐死，而让少子胡亥即位，这便是二世皇帝（前210年）。

二世皇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当然也不可能立即回到正道上来。首先是对二世的即位表示不满的兄弟接连被肃清，最后优柔寡断的李斯遭到赵高陷害而被杀。知道自己的施政不受欢迎的二世为了防止内乱，从外郡征发五万军队入都，又因为害怕前太子的部下发动叛乱，派遣新军替换了北方边境的老部队。

河南省南部的民众陈胜受到征发，成为一支部队的新兵首领，在赶往长城戍卫的途中，因雨水连绵而无法行军。在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按时赶到后，陈胜与部下商量说与其违反期限而被处死，不如冒险谋反而死，遂杀死长官发动叛乱。秦的刑法极为严酷，反而成了诱发叛乱的原因。

在战国期间，一方面社会上形成了迈向统一的趋势，另一方面各国长期拥有同样的文化，实行同样的法制，自然形成了共同的情感，产生了爱国主义。在被秦讨平时，虽然诸国并没有很强烈地抵抗，但一旦受到了秦的统治，地方官都是前来赴任的秦人，加之语言差异，行政、审判都依据不考虑地方传统的秦律来强制执行，因而地方官和人民之间不免发生摩擦。特别是对战国时代曾经身为地方领袖和特权阶级的有权势的人来说，历来的既得权力完全不被承认，而新近从中央赴任而来的官吏举止专横，激起了很大的反感。对这些地方上的不满分子来说，陈胜的起兵完全足以成为一同奋起举兵的导火索。

齐地有田氏起兵成为齐王，楚地则有以前的王族被拥戴为楚王，赵地也有赵氏起而为王。这些势力都标榜复兴故国，而除此之外还有刘邦起而称沛公，与陈胜一样是民间的新兴势力。

这些势力联合对抗秦军，再现了以前六国时代的形势，并称为合纵。而成为合纵盟主的则是楚的项羽。

项羽与刘邦　楚是春秋以来的强国，面积广阔，因而随着土地开发的进展，潜在势力日益增强。项氏仕于楚国，是世代为武将的显赫之家，最初项梁举兵战败而死，其侄项羽继承其后。

项羽打算与刘邦分道入秦，救援被秦攻击的同盟赵国，结果在巨鹿与秦军遭遇。项羽为求必胜，命令全军携带三天的口粮，渡过黄河后又沉船以示不胜即死的决心。赶到巨鹿城外后，也不向其他盟军求援，孤军奋战，九次交锋后大破秦军，巨鹿之围遂解。同盟军眼见奋战之惨烈可怖，不敢出战，只得龟缩在自己的阵地中作壁上观。获胜之后，同盟军的将军们进入项羽阵中祝贺时，都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于是项羽自然获得霸权而成为合纵的首领，率领诸军向西前进。

然而在同时，刘邦由南路挺进，攻城克邑，由武关入关中。当时赵高弑杀二世，并立胡亥之侄子婴，又使其去皇帝之号而称秦王，结果秦王又在赵高觐见时杀了后者。秦在内讧之后进一步失去了抵抗能力，当沛公刘邦的军队逼近首都时，不战而降于其军门。此时是子婴即位后的第四十六天（前206年）。但项羽随后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了壮丽的阿房宫，并东返以彭城为都，自称西楚霸王，以联盟领袖的身份号令全国。

项羽将故国楚的国王后裔立为义帝，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没有给予任何实权。在各地，号称六国后裔的旧势力和打着反秦旗号揭竿而起的新兴势力混杂割据，项羽为调整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煞费苦心，而最难处置的便是沛公刘邦。因为刘邦在项羽之前进入咸阳，立下降伏秦王的大功，并且麾下精兵可观。项羽嫉妒刘邦之能，给予汉水上游的汉中并封其为汉王，但那里是尚未开发的贫瘠之地，汉王自然不满。正好项羽因与义帝不和而擅自弑杀义帝，汉王便以此为罪名起兵讨伐项羽。汉王首先北上平定了秦的故地，利用秦的地利和人力物力资源，与项羽的楚军连年交战。这正好是战国以来秦楚之战的再现。而且正如秦在秦楚之争中取胜一样，这次也是汉王最后获得了胜利。项羽在其出生地附近的长江畔的乌江被逼得走投无路，战败而死。

秦始皇帝历来被说成是残暴君主的代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在指责孔子及儒教鼓吹反动思想的同时，又说法家学说具有进步意义，始皇帝也被看作是开明君主。但如果历史的记录是真实的，那就不能否认始皇帝的政治独擅和专制，以及因为急于求成而流于苛酷。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他在七月去世之后，第二年（前209年）的七月便有陈胜揭竿而起，天下陷于混乱，结果大量无辜的人民成为内战的牺牲品。虽然为将来考虑无疑是很困难的事，但万能的专制君主只能保证死后一年的和平这一事实，就是其政治是一场大失败的最好证明。只是成功和失败都源于专制，说在使他完成平定六国伟业的专制中潜藏着死后大乱的原因，也未尝不可。

(1)　这一年赵王迁被俘，公子嘉逃至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王，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秦灭代，赵国最终灭亡。

(2)　日本的“浪人”是指失去所效力的主君和职位而四处流浪的武士。

(3)　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五、前汉

从秦到汉　到了承秦之后的汉朝，虽然彻底的和平没有立刻降临，但至少社会还是大体上恢复了平静。仅是前汉，从高祖刘邦数起，到第十四代的孺子婴被王莽夺去皇位为止，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命脉，其间至少没有足以将王朝卷入灭亡的大乱，这些都是事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秦统一天下时与汉平定天下时相比，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历来中国式的解释全是儒教式的道德论，其中的代表是汉文帝时贾谊的《过秦论》。据他说，秦在二世皇帝即位时，正值始皇帝的积极政策导致天下穷乏，是施善政、得人心的绝好机会。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不可能满足不了人民的最低欲望。如果此时裂地分封功臣子孙使其立国，宽缓法律而清空牢狱，暂免严酷的刑法而将罪人送回家乡，打开政府的仓库而赈济贫民，减轻赋役让人民安堵，再行文教让各人自爱其身，应该能够充分期待天下太平。但二世的政治却反其道而行，继续着与此完全相反的暴政，最终走向崩溃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番议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始皇帝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强硬的积极政策，因而总有一天必须做出改变，转变到消极政策，而二世却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秦统一之初，社会上还保留着实行积极政策的空间。但到了汉初，天下萧条，疲敝已极，不管谁得了天下，都已无法再采取积极政策了。

从春秋持续到战国的战争，一方面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丰富的体验，有促进文化技术发展的一面，但同时更加招致了民力疲敝的结果。贾谊在形容秦与六国的战争时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而秦始皇帝的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有汉楚争霸继之而起，又造成了更大的惨祸。项羽在巨鹿之战获胜后，虽然降伏了秦将章邯，但却不知该如何处置其麾下的二十万秦军，最后将这些人全部杀掉。这支军队原本是为修建秦始皇帝的陵墓而役使的七十万刑徒，也就是犯人，他们免于处刑而被用作苦役，此时又被临时派上战场，因而本来就品性恶劣。而类似的惨剧应该到处都有。据高祖的臣下娄（刘）敬所言，汉与楚“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因而虽然勉强打倒了项羽，但据《汉书·食货志》，人民失掉了产业，无从劳作，加之饥馑肆虐，一石米的价格涨到了五千钱，人民相食，死者过半。民间当然没有积蓄，就连天子也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至于文臣武将，根本用不上马车，只能用牛车。

一治一乱　不过实际说来，正是这种疲敝的状况成了战后社会复兴的基础。汉政府最期望的是时局安定，与民休息。为此只能宽刑省法，简政裁员，轻徭薄赋。就算想采取秦始皇帝那样的积极政策，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而且一旦在国初实行消极政策，并成为中国这样重视传统的国家的常态，如果其后没有发生极为特别的事，同样的政策便会维持下去。

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生产设备的破坏，无疑是经济上的沉重打击，但也会使其后的发展更为容易。当时的人口一共有多少并不清楚，但在还没有充分开发的时代，就算是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很少的人口，一旦达到了饱和点，也会不断引发如何处置多余人口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人民居于城郭而在城外拥有耕地的社会形态下，城内的住宅用地会很快紧张，而城外的耕地如果开拓得太远，往返就太费时间，因而耕地也容易不足。在灌溉设备也不完备的地方，就会屡屡出现歉收的危险。

不过在大乱之后，如果人口减半，城内的住宅用地就会宽裕。而农业则会从水利最为方便的肥沃土地开始，因而不怎么需要担心天气带来的歉收。只要能够忘记过去的创伤，人民就会有干劲和盼头。换言之，战乱消除了导致战乱的原因。

这是非常残酷的事，但事实上在中国，这种悲剧后来也一直重复着。这是应该从历史中充分吸取的教训。当时还没有统计的想法，也不曾在数量上思考人口、资源和生产的关系，只能认为周期性的大乱不可避免，而将其归结为机械的“一治一乱”宿命论。

对已经过去的事没有办法，问题应当在于今后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在不发生惨祸的情况下调节人口和衣食住之间的供求关系。

姑息政治　汉高祖统治天下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安定，而为此首先实行的是封建和郡县并用的姑息政策。这里所说的“封建”并不是要周代复活。与楚争天下时，刘邦对部下的大将与其说是当作臣下，不如说是视作盟友，战事正酣时让韩信称齐王就体现了这一点。统一天下之后，就此承认诸将当时所拥有的势力而给予相应的领土，是最为现实的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使封建在现实中成为必要的状况。秦的郡县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边远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同等地承担赋役，比如长城警卫工作，远方的人民同样要出动。但如果将这些土地作为封建君主的领地，人民就只需对封建领主尽到义务即可，可以因此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当时还没有治理统一帝国的经验，只知道划一地实施法律，因而只有在郡县和封建之间两者择一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封王建国是使边远地区的人民得到休息的唯一方法。

接下来，如果中央政府想要在避免强烈抵抗的情况下削弱诸王势力，首先可以采取改变封地的办法。最需要防备的是齐王韩信，此人是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以一己之力平定齐地，并且半是威胁地让刘邦封他为齐王。在项羽被消灭后，汉以韩信的故乡是楚为由，将他改封为楚王，又趁楚国基础未牢，在建国满一年时（前201）撤除了韩信的楚王之位。接下来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的大国，继而其他小国，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没收了，并且很多情况下是采用暗算手段。

亲族封建制　不过汉并没有消除封建制本身。异姓诸侯多数是风云际会之际从民间崛起的有武略的将军，汉害怕他们会成为将来的祸根，于是消灭功臣诸侯，又将高祖的同族分封为王。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高祖的弟弟楚王、儿子齐王、哥哥之子吴王等，共有九王，高祖甚至留下“非刘氏不王”的遗言。只有长沙王是例外，此王为吴氏，或许因其领地位于边境，又最为狭小，朝廷才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名义上，诸王私有分封的土地和人民，可以自治。但事实上，他们只因是汉室的同族才被提拔，其中凡庸的君主很多，因而在政治上必须依靠中央。而这正中中央的下怀，趁机将能干的官僚作为傅或者相派到各王那里充当顾问，在教导诸王的同时也进行监视。

从这一点可知，汉的同姓封建制一直处于中央的监视之下，性质与郡县没有大的不同。不过作为监视者被派往诸侯国的傅、相却甚尴尬，他们虽是中央派来的，但在各自的王国却又是王的臣下，不知有多少人夹在中央与诸侯之间左右为难而死于非命。有名的文人贾谊被任命为梁王的傅，但因梁王落马而死，他慨叹没能完成傅的任务而时常哭泣，过了一年多便在三十二岁时英年早逝。

匈奴政策　汉初的消极主义也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当时最大的强敌是新近在北方崛起的匈奴游牧帝国。匈奴应当是蒙古系的民族，曾因秦将蒙恬北伐而受到打击。接着在汉初冒顿出现并成为单于，征服戈壁周边，形成了广大的领土。这是蒙古地区的第一个大帝国，也是骑兵战术传入后引发的现象。

匈奴族居无定所，带着帐篷与畜群逐水草迁移，他们从孩提时起便骑在马背上，喝着马奶长大。财产就是牲畜，但衣食都用畜牧产品来满足既不健康也不经济。用饲养的牛马交换农民的谷物，则双方都有好处，只是交换时由于语言习惯不同，很容易产生纠纷。而一旦爆发战争，对中国军队来说，机动性较强的匈奴军队是很难对付的。

在高祖分封的诸王中，战国时的韩王室的后裔、名为信的人被封为韩王，此人与名将韩信是同名的两个人。汉初，韩王奉命将封国迁到山西省北部的代，此处是与匈奴接壤的地方，容易受到攻击。代王向中央求援，但中央的援助并不充分，代王终于向匈奴投降。不久，匈奴挟代王南下入侵，一直深入到内地的晋阳，也就是今天的阳曲一带。中央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了，于是高祖亲率大军出动。本来高祖不擅作战，名将韩信曾评价说指挥十万以上的军队对刘邦来说负担太重，然而此时高祖却带着三十多万人出征。起初形势很好，一路追着退败的敌人向北前进，但这其实是匈奴的计策。当高祖来到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时，却被匈奴重重包围。敌人的大军据说多达四十万，超过汉军的数量。高祖被围困在小城中，过了七天都无法与己方取得联系，只能在签订屈辱的和约后撤军。汉向匈奴赠送了数量巨大的黄金和丝绸，又将同族的女子称作高祖的长公主嫁给单于，此外每年还要赠送大量金帛。不过这些花费换来了和平，与进行战争的军费相比还是很低廉的。

高祖其人　高祖在被项羽封为汉王的第五年（前202年）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八年（前196年）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最终因此时所受的箭伤而死。他生于今江苏省北端的沛，是中等农民之子。这一带在当时相当于华北与华中的分界线。历来独裁者多出现在文化的分界线上，这是因为受了两种不同文明和风气的锻炼，头脑的运转比较复杂，最适于在乱世应付困难局面。并非高祖一人如此，与他共同举事的萧何、陈平、曹参等都是同样性质的人物，并辅助了高祖。以万夫不当之勇闻名的樊哙，也不是只凭蛮勇的武夫，而是懂得进退的通情达理之人。汉的天下是由这些聪明人合力缔造的。因而即便是张良这样的功臣，也因为是外人而没有融入这一集团的自信，在天下统一之后就主动抽身，安于小领主的地位以自保。

高祖临终时，吕皇后问如果大臣萧何去世，该由谁来接任，他回答说可用曹参，又问曹参的后任，他回答说应当并用王陵和陈平。这些都是高祖家乡附近的人，如果张良还在朝廷做官，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最后问到陈平的后任时，高祖回答说不知道，这就是说同乡中的人才已经用尽了。

后来前汉崩溃时，中兴汉朝的后汉光武帝起于南阳，此地接近河南省的南端，也是华北中原文化的尽头。接着取代后汉的魏的曹操，家乡在谯，同族对他多有支援，而谯则在今安徽省北端与河南省接壤处，与沛极为接近。

高祖死后经过一千五百余年，再度由民间匹夫的身份崛起即位的是明太祖。他是淮河流域的凤阳人，而到了此时，华北文化的南方界线已经南下到了淮河一线。

不同地域的交界处容易出现独裁者，似乎是全世界的共通现象。希特勒生于德国与奥地利的国境附近。在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都来自尾张、三河，而这一带位于使用银的西日本与使用金的东日本的分界线附近。明治维新之际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出生地萨摩、长门，是日本的边境地区，通过琉球和对马从事海外走私贸易并与海外保持接触。乱世争霸之际，最为必要的就是头脑的运转不因划一的教育而固化，能够对事物进行相对的思考，发挥均衡感而采取基于现实情况的行动。

惠帝与吕后　高祖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去世，庙号太祖，谥高皇帝。因而“高祖”的称呼很奇怪，但司马迁恐怕是根据当时的称呼在《史记》中设立了《高祖本纪》，这一称呼就此固定下来。后来班固写《汉书》时，将本纪的名称正确地定为《高帝纪》，但在文中依然称“高祖”。高祖死后，其子惠帝继位。

“惠帝”当然是死后的谥号，而这似乎是给昏庸天子的。后世的西晋也出了一个惠帝昏君，埋下了亡国的种子。汉惠帝虽然不至于此，但其生母吕太后掌握了权力，行事专横，汉的天下几乎要落入吕氏一族之手。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中紧接《高祖本纪》的是《吕后本纪》，而完全无视惠帝的存在。

高祖死后吕后掌权的情况，与源赖朝和北条政子(1)的关系极为类似。高祖起事之初，其妻吕氏出身于门第较高的豪族，因而高祖多有依靠吕氏之处，并且在性格上也往往受到吕氏的掣肘。幸好吕氏没有能够处理时政的父亲，同族也都很平庸，因而事态得以止于吕后一人作恶。成了寡妇的吕太后召来高祖宠爱的戚夫人，断其手脚，挖出眼睛，示众杀死。惠帝见到这一惨象后受到惊吓，日夜饮酒淫乐，不理政事，在位七年，二十四岁时去世。惠帝之子被立为天子，而吕太后公然摄政，天子在位四年后将其杀死而改立其弟(2)。其间又将吕氏一族提拔为大臣、大将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幸亏在朝廷还有高祖同乡集团的大臣陈平、周勃等。其实他们与吕氏也属同一集团，在吕太后活着时明哲保身，在太后病死后则趁机拉拢近卫军，发动政变，诛灭吕氏一族，又迎立惠帝之弟文帝。

文帝的政治　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是最被称道的太平之世。宫中的生活也极为俭朴，文帝曾想在宫中营建小亭，工匠估计需花费百万钱，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于是中止了营建计划。不过到了文帝晚年，建国已四十年左右，关于战争灾祸的记忆逐渐远去，生产也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伴随而来的种种弊端开始引人注目。使人悲观的因素，见于当时文人贾谊所著的《新书》。据他所言，在被后世称为太平治世的文帝年间，也有事势之可痛惜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至于其他背理伤道的事，则不可遍数。

贾谊指出的最大忧患，是封建诸王的势力过于强大，往往有反叛中央的倾向。封建之初，诸王是甘苦与共的同族，但随着世代往下，自然开始与本家疏远，并且私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人民，容易流于奢侈暴虐。这也是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儒教式的教育，天子之家本来没有教养，因而也没有所谓家法，子弟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当时正好发生了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自杀的事件，贾谊担心同样的事件会继续发生。而到了下一代景帝时，果然爆发了吴楚七国的大乱。

接下来，贾谊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匈奴的侵寇。他说，匈奴的实际势力还不及汉的一个大县，如果骑兵有六万，按五人中征发一人来计算，全部人口不过三十万。然而积极侵略的却总是匈奴一方，汉则为防御而疲于奔命，这是因为对策不得当。在比较分析了敌我的长短之后，贾谊最终得出结论说，汉应当依靠财力取胜。到景帝之后的武帝时，匈奴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

然而，还有自从贾谊指出以来，岂止景帝、武帝，在后世都永远没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贫富悬殊和瑰玮淫侈。当时建国已三四十年，生产力也已经恢复，在自由放任的政治之下，蒙受恩惠最多的是富人大贾。据说，他们在家中的墙壁上铺上本应用来制作天子衣服的锦绣，让妻妾身穿本应用来制作皇后衣服的罗纨。贾谊说这样的奢侈浪费了社会的积蓄，一旦遇到荒年，人民就会陷于饥馑，并成为盗贼产生的原因。所以应当制定制度加以禁止，劝勉人民致力于农桑，不要趋向商工末业。贾谊早逝，未及充分施展才能，因而司马迁怜悯其志，在《史记》中为他立传，并与战国楚的屈原同列。贾谊本人也同情屈原，曾亲临屈原所沉入的湘江(3)，写下《吊屈原赋》，投入水中以示祭奠。

吴楚七国之乱　到了在继文帝之后的景帝时，正如贾谊所担心的那样，爆发了封建诸王的叛乱。叛乱的主谋者是吴王濞，为诸王之中最年长者。吴国濒海，有鱼盐之利，又开发铜山以致富强。因吴王有专恣行为，朝廷欲加抑制，决定采用晁错的建议，削减以吴为首的诸王领地。于是吴王拉拢楚等六国，以声讨晁错离间同族之罪的名义起兵。景帝大惊失措，斩了晁错欲以安抚七国，反而使对方气势更盛，一直攻到洛阳附近。正如晁错所言，诸王骄横，削亦叛，不削亦叛。景帝想起父亲文帝的遗言，以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上将征讨东方诸侯。周亚夫由间道驰入洛阳，取出武库中的兵器装备军队，在依靠阵地阻止敌军的同时，以骑兵威胁敌人后方，断其粮道。在长期对阵后，吴楚的军队用尽食粮，全军瓦解溃逃。吴王经过数十年准备的叛乱计划，就这样彻底失败。对汉朝来说，这下反而因祸得福，有意反抗中央的大诸侯几乎都被趁机消灭，中央得以改封众多小诸侯。而一旦领地被零分碎割，便失去了与本家兵戎相见的力量。一般认为，诸侯势力的衰落是由于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但实际上“推恩”在景帝时就已经得到实行，此事可见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但司马迁又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主父偃向武帝献策而实施推恩令，前后自相矛盾。公正地看，列传的根据较为暧昧，不及年表事实记述得准确。但后人习惯了王安石著名的《万言书》中所引《平津侯主父列传》的说法，因而相信列传所言，而不顾年表之说。或许主父偃劝说的并非武帝，而是献策景帝而得到采用。总之，统御大诸侯的问题在景帝时得到解决，这是事实。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好不容易平定了七国之乱，却没能有效利用当时的形势，这对景帝时的政治家们来说，实在是没脸见人的事。

武帝完成统一　景帝的十六年统治结束后，其子武帝继位，在位时间达到空前的五十四年，而汉的国势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绝顶。不管武帝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他完成了统一历史上出现的古代帝国这一重大使命。经过高祖依靠武力的统一和景帝对诸王的镇压，敌对势力的妨碍已经被消除，但这时出现的应当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试制品，古代帝国在内部还残留着使其无法成为彻底统一体的弱点。到武帝时，才逐渐对细节部分进行雕琢，最终打造出与其他世界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古代帝国。

武帝实施的第一项统一政策是统一思想。汉初继承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形势，朝廷官僚的兴趣也各不相同，儒学、老庄以及法家之学浑然并行。比起学问，武帝更喜欢文学，即位之初便进行了选拔文学之士的策问，即以文章回答天子的问题。在对策的一百多人中，董仲舒的文章最合武帝心意。董仲舒的主张是以儒教指导政治，一般认为朝廷由此决定采纳儒教，但事实并非如此，董仲舒的话不足以决定政府的方针。虽说后来在公孙弘的建议下设立了博士弟子员，实施英才教育，但目的是培养实际有用的文学之士，并不是为了振兴儒学教育。归根结底，朝廷中儒教系统的大臣官僚逐渐增多，因而儒教自然获得了官学地位，似乎这才是真相。

那么为什么儒教能够压倒其他学派而获得胜利呢？其实还是因为儒教学问自身有着足以占据优势的特点吧，最大的长处即以历史学为基础。老庄尊崇无为自然，排斥人为，因而没有历史学；墨子之学只有《尚书》而没有《春秋》，也就是说有古代史而没有中世以后的历史；战国纵横家之学，只有近世史而没有古代史。但儒学在古代有夏商周三代的全盛期，其后有春秋，而春秋末期是孔子的时代，之后有孟子、荀子等学者接续，一直到达现代史。拥有这种连贯的历史体系的只有儒教。换言之，只有儒教能够教给人们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应该是什么样。

归根结底，武帝爱好文学是事实，但似乎并没有将儒学作为国教的想法。然而通观起来，在武帝漫长的统治期内，儒教成为学问正统的趋势已经确定，可以说时势的力量超越了天子个人的意向。既然如此，那么说武帝表彰六经也并不算错。而以后其他学派大都沉沦，儒教实现了对思想界的统一。

年号制　在武帝自己想出来的统一政策中，包括年号的制定。历来的纪年法都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数纪年。战国时代，七国当然都是使用各自君主的即位年数，进入汉代以后，封建君主在其领地内依然以各自的即位年数纪年。在中央，因为文帝在位时间稍长，到了第十七年时又将该年作为元年。将这一年称为“后元年”加以区别，则是后世的加工。接下来的景帝改元两次，将第八年作为中元年，又将之后的第七年作为后元年。这种方法在整理记录时容易混淆，极为不便。特别是皇帝直到死后加谥号为止都没有名称，后世可以说“景帝中二年”，当时则只能说“皇帝二年”。此外加上地方上封建君主的即位年数，更容易混乱。到了武帝时期，将六年作为一轮，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元年，但改元几次之后，前后就难以区别了。于是在第五次改元时，为元年制定了“元封”的年号。此外又追溯以往，分别给每个六年追加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的年号。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和方便的制度，中央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国内所有地方，并且不管多少年后，后人据此都能立刻明白是指哪一年。而且，如果让承认中国主权的异民族国家也使用年号，共通年代的范围便能相应扩大。在中国，最终没有产生像基督教纪年那样将某一起点定为元年而永远数下去的想法。

创立年号后，武帝又进一步制定历法，并命名为“太初历”。“太初”是当时的年号。按照今天的区分，太初历是太阴太阳历，是将以月亮的运行为根据的太阴历和基于太阳运行的太阳历合在一起而成的。一年的长度是三百六十五零四分之一天，并分为包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这是属于太阳历的部分。月份分为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两种，基本上轮流设置以符合月亮的盈亏，这是太阴历法。只是为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协调，如果两者之间相差超过半个月，则插入闰月进行调整。每年重新确定历法是皇帝的特权，使用皇帝颁布的历法是承认皇帝主权和成为臣下的证据，被称为“奉正朔”。

对匈奴的战争　武帝时期，在对外政策上也对历来的方针进行了大转变，改而采取进攻性的积极政策。对汉来说，正面的敌对势力是北方的匈奴，但自从高祖战败以来，一直小心翼翼，一味采取避免战争的政策。十八岁(4)即位、年轻气盛的武帝耻于沿袭祖先的退缩政策，决心一战，不过背后似乎也有经济官僚的怂恿。建国以来持续和平，朝廷又注意节约，结果到武帝时朝廷的财政已经有了富余，以至仓库中陈米盈溢，铜钱生锈。如果财物这样藏而不用，就会导致不景气。但如果在这时发动战争，消费则会旺盛，因藏匿而退出流通的货币和物资进入社会，经济会呈现出活跃的盛况，而这又能刺激生产，使雇佣盛行，从而救济失业者。在后世的经济官僚中，似乎也有人抱着同样的想法而煽动战争。

然而，同匈奴的战争并不像武帝最初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匈奴方面拼死反击，战争长年持续。不过汉在后方有着丰富的生产手段和资源，进入长期战后，形势开始对汉有利。汉用投降的匈奴士兵作为先锋，又在内地大规模养马，练成骑兵大部队后派遣远征军，而匈奴方面只能用游击战抵抗。

武帝选拔青年担任远征军的将军。一般认为在战争中不仅士兵，指挥官也是由年轻人来担任为有利。在古今战争史中，观察大战役中指挥官的年龄，可以发现获胜的将军比较年轻似乎是一个原则。不过就算任命了年轻的将军，如果士兵心中不服，也起不到效果。于是武帝便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侧近中选拔人才，以天子个人的权威将他们任命为大将。卫青是卫皇后的同母弟弟，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李广利是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这三人的出身都很低贱，但却因此而得以接近天子，被任命为大将后都立下了不负委任的军功，反而是贵族气、作风老派的名将李广等接连失败。如果是在后世有品格的独裁天子的时代，像武帝这样使用人才的方法反而会在朝廷招来纷纷议论，大概终究无法实现，而正因为是古代能够强行己意的专制君主才做得到。有趣的是，关于这三位大将的选用，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使用了类似非难的语气，并且不可思议地认为他们立下大功是“理之不可解者”。

积极的对外政策　武帝利用这些将军沉重打击了匈奴，将之驱逐到戈壁沙漠偏远之处。与此同时，在南方、东方和西方也都展开了军事行动。设置在今广东的南海郡的郡尉赵佗，趁着秦末内乱，吞并桂林、象郡而独立，自称南越王。然而汉自从高祖以来，极力息事宁人，只是偶尔派使者催其朝贡。武帝则在讨伐匈奴获得胜利后征伐南越，生擒赵佗的玄孙建德，灭其国，设九郡，而最南端的日南郡据说相当于今天越南的顺化一带。

武帝又在东方征服朝鲜。自古以来，朝鲜有自称殷代箕子之后的箕氏朝鲜国，但到了汉初，从燕国逃亡而来的卫满取代箕氏成为国王。其孙卫右渠在位时正值武帝时期。趁国境发生纠纷，武帝从海陆攻击朝鲜，灭国设四郡。其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是郡治位于今平壤的乐浪郡，为中国政治、文化前进的一大基地。中国知道在东方大海中有一个倭国，也是通过乐浪郡。

张骞出使　在西方，武帝也大事征伐。与匈奴交战时，武帝听说匈奴的仇敌月氏国占据伊犁一带，依然在抵抗匈奴，便派遣张骞出使其国，想与之缔结攻守同盟。然而当张骞到达时，月氏已经因匈奴的追击而逃向西南方，并灭掉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征服了从大夏国领土阿姆河沿岸一带直到印度西北的地区，建立了大月氏王国。从天山北路的伊犁一带到阿姆河畔似乎很远，但实际上这条线路曾几度成为北方民族南下印度的通道。张骞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大月氏的国都，提议夹击匈奴，但大月氏已经在新领土上安顿下来，没有接受汉的提议。新大月氏国的中心在今天的撒马尔罕附近，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并且位于从东西洋交通的干线转赴印度的交叉点上，是四方物产辐辏的要冲。张骞没能达成本来的目的，但在逗留大月氏期间，他调查了附近的西亚诸国、锡尔河畔的大宛国和占有波斯及其周边的安息国等地的情况，在完成十三年的旅程回国后，向武帝作了报告。

武帝根据这些新信息，与取代大月氏占领伊犁一带的乌孙民族结盟，共同对付匈奴，此后两国的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

另一方面，武帝得知西亚有着与中国不同的文明，多有珍奇物产，便派遣商队展开交易。两地之间横隔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西又有将亚洲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险峻的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旅行不仅有很大困难，还频频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劫掠的威胁。于是武帝将万里长城的西端向北推进，并在南侧设置酒泉、武威两郡，以保护从内地到大漠出口敦煌的道路。

敦煌有玉门关，从那里往西，沿着大漠边缘散布着伊朗系民族的都市国家，汉将这些国家变成朝贡国，让它们保护往来的商队。再往西越过葱岭有大宛国，位于现在的费尔干纳地区。

西方贸易　武帝听说大宛国有叫作“汗血马”的名马，便派遣商队前去求马，结果大宛杀掉使者、夺走黄金，不肯出口马匹。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大将，征讨大宛。汉军两度到达大宛城下，第二次终于降伏大宛，得马三千余匹而返回。这应当便是今天所说的阿拉伯马，但其实是原产于伊朗高原的品种，肺活量很大，适于赛马。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对大宛以外诸国的记载则应是基于张骞的报告。

东西亚之间的通商并不是此时才开始的。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不仅富有移动性，还对交换感兴趣，必定从太古时起便进行着接力式的物物交换。有理由推断，在古代波斯帝国建立以后，其商队已到达中国附近。但是国家之间，特别是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商队贸易则始于武帝时期。

大规模的贸易开始后，势必要对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想从西亚获得的是宝石、珊瑚、玻璃、香料等，很多是加工品、工艺品，输出的则以黄金和丝绸为主。因为丝绸是中国的特产，而黄金的价值在东方的中国比较低，越往西越高。比较当时的文化水平，无论如何都是西高东低。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发达国家出现黑字而落后国家出现赤字。在汉代，中国拥有的丰富黄金年复一年流向西亚，长年累月之后就招致了中国的货币量减少的严重后果。

财政政策　因为连年对外征战，汉政府的国库支出剧增，曾经无比丰富的积蓄也被用尽，随后陷入穷困。另一方面，战争给资本家带来了大发横财的好机会，特别是制铁业者通过制造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于是武帝在救财政之急的同时，以惩抑不法大工商业者的名目，将当时的代表性商品盐和铁转为政府专卖。然而一旦付诸实施，便发现无论如何都需要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因而只能将民间的盐商和制铁业者任命为政府的盐铁专营官吏。本来官营商业的效率就很低，又要从中获取利益，结果民间不得不购买有杂质的盐和劣质铁器，纷纷抱怨。因而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之后，从地方上推举的候补官吏，也就是贤良文学之士，要求大臣桑弘羊等废除盐铁专卖，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经过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成为今天了解当时实情的珍贵资料。

只靠盐铁专卖仍然不能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于是武帝又向车船征收商品流通税，将酒也作为专卖品，又让诸侯捐献黄金，如果捐献的黄金品质恶劣，则要没收领地，用尽手段增加收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均输法”以调节物价，并在历史上首次尝试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据记载，这些新政策大都以失败收场，但在后世，宋代的王安石曾试图复活均输法，而将白银用作货币的做法也在此后逐渐流行，到了明代白银终于被承认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

《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　可以说，汉在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期。其实这不仅是汉的鼎盛期，也是古代史发展的顶点。汉代秦成就了统一，而且是超过始皇帝统一的大统一。使大统一成为可能的，是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虽然一进一退—大体上顺利持续发展的经济上的好景气，其背后则有货币的不断积累。武帝以青铜铸造五铢钱，历来没有标准的铜钱形状得到统一，并长期成为后世的标准。黄金作为称量货币与铜钱一起使用，而黄金一斤（大约600克）相当于铜钱一万枚。除了中国所产，黄金还从异民族的国家源源不断流入。

武帝时代经济的繁荣景象，就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载的世界。在描写年入二十万钱、与诸侯享受同等乐趣的富商大贾的同时，也记载了这些有钱人家里多达八百一千的奴隶的存在。这表明，经济发展使暴发户辈出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自由民的没落。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繁荣，令人无可奈何的阴影也不知从何处悄然降临。好景气不会一直持续，当时的人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不久就会到来的巨大反作用，并准备了对策。司马迁将其概括为“以末致之，以本守之”，意思是通过商业投机获取财富，而后以投资农业保全。盛极必衰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司马迁已经预感到中世停滞的到来。

昭帝　汉初，天子与大臣通过同乡的信赖关系结合在一起，没有后世那样被“忠义”等道德所限制的君臣关系。因而如果过于依靠这种信赖，就会出现吕氏弄权那样的危险。随着时代的推移，同乡之间的纽带逐渐淡薄，但君臣通过信赖结合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在漫长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武帝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决定将皇位传给昭帝后，虽然其生母赵氏没有罪过，但仍将她赐死。这是为了预防昭帝过于依靠信赖关系而重蹈吕氏事件的覆辙。武帝又从大臣之中选出最值得信任的霍光和金日两人，托以后事。霍光是大将军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与卫青同是卫皇后的近亲，因而具有容易形成信赖关系的条件。金日是匈奴王之子，出身于朴素民族，因而人格正直，足以信赖。

昭帝在位的十三年，承前代对外征战造成的疲敝，又回归到立国之初的精神，以休养生息为宗旨。昭帝死后无子，其兄之子昌邑王刘贺被迎为天子，但因年少喜狩猎，多奇矫之行，霍光认为他没有天子的器量而对其死心，在位两个月(5)后便将其废黜。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是青年天子不知道亲近朝廷的大臣，难以切断与以前一起嬉戏的近习之间的信赖关系，想将其带入朝廷。

宣帝　接下来，霍光等人又从民间迎来武帝的曾孙宣帝即位。宣帝是在逆境中辛劳长大的，因而有能够忍耐的一面，也努力亲近朝廷的大臣，但却没能融入盘根错节的大臣集团的贵族氛围。而大臣方面也无法不抱有同样的情绪，为了拉近与皇帝的关系，大臣们采用了非常手段，霍光的妻子悍然毒死皇后许氏，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

然而宣帝却隐忍不发，顺从大势，在霍光死后重用其兄、其子，允许霍氏一族备极荣耀。另一方面，宣帝开始亲自施政，勤勉地处理各种事务，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人事升降。这在霍氏一族看来是侵犯自己的既得权力，因而各人心中都有不满。此时有人告发霍氏一族企图谋反，宣帝便将霍氏一族诛灭，霍皇后也因牵连被废。

宣帝留心地方政治，提拔成绩出色的地方官为中央的大臣。同时，这也是为了扫清朝廷中自然形成的门阀势力，要将人事方针转换到重视才能的效率本位上。不过，这是只有像宣帝这样拥有专制条件和能力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去世后，平庸的君主接连即位，选用大臣时又开始重视个人之间的信赖。于是最容易得到信赖的外戚开始专横，随后达到篡夺皇位的地步。

宣帝曾公开声称并用王道与霸道是汉朝的传统，而“霸道”是指法家的方针。据法家之说，君主应当亲自掌握权力，不能借与他人，对大臣也不能放松警惕。然而“王道”，也就是儒家学说，则提倡选拔大臣之后应当用人不疑，将政治交给他们处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欠缺自主性的态度。

元帝、成帝　宣帝的太子是许皇后之子，宣帝还在民间时，多有受许氏一族保护，因而虽不情愿，但还是立了这个太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太子过于柔弱，看起来容易被信赖关系所牵绊而丧失自主性。太子即位之后便是元帝，而当宦官与大臣发生争执时，元帝果然无法裁决，只能任由事态发展。其间宦官的阴谋发挥了效果，使硬骨头的大臣萧望之被杀，而宦官石显获得了权势。汉初宦官不曾干预政治，但从武帝发挥专制权力而在宫中大兴宴游时起，他们逐渐得势；到了宣帝为压制大臣而重用宦官的时候，便开始在暗中积蓄势力。

元帝在位十六年去世后，其子成帝继位，朝廷中的形势陡然一变。幼时以好学闻名的太子，在二十岁即位后却喜好淫乱，耽于饮酒，对政务丝毫不感兴趣，将政治委托给母亲王太后的哥哥王凤。王凤将得势的宦官石显罢免并杀掉(6)，到这时为止还算好，但此后信赖关系的平衡被打破，王氏一族利用既是大臣又是外戚的优势掌握了权力，形成王氏指导天子的形势。

王凤死后由其弟王谭(7)接替，王谭死后由其弟王商接替，王商死后由其弟王根接替，这样王太后的兄弟相继成为大臣。王根因病退出政界后，又轮到其侄王莽成为大臣，掌握了实权。王莽因为父亲早死，在王氏一族之间被当成继子，因而发奋勤学，被称为模范青年。非难王家专横的声音在朝中逐渐高涨后，王太后将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在王根之后加以任用。

王莽的登场　成帝死时无子，其侄哀帝被迎立，在位六年去世时同样无嗣，其堂弟平帝在十岁时被立为天子。当时王太后已经年老，不能监护幼帝，王莽作为大臣自然代替天子来主政。

王莽随后篡位，建立起新王朝而使汉王朝中断，但终归失败。而关于王莽这一人物，至今仍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有关王莽的史料全都写于后汉时代，自然把王莽说成是最大的伪君子、十恶不赦的叛徒，但他的行动和政治之中，还有无法简单看成是坏人所作所为的部分。因而，最近又有将王莽看作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理想主义者而加以美化的看法，但似乎也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如果有第三种方法，那就应该首先考察当时的形势，再将王莽放在背景之中进行总体观察。

首先，王莽依靠一族的力量坐上了大臣的位子，这没有错。但他在年轻时受到王氏一族的冷遇，因而并不想在得志之后继续成为王氏的傀儡，为一族的繁荣尽力。他似乎还有将王氏一族历来的行为视作丑恶，并进行反抗的正义感。

经学集团　王莽既然脱离王氏家族，打算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那就势必要找能够合作的人。幸好，他年轻时几乎放弃仕进念头，转而刻苦钻研学问，因而有同学集团。这是刚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经学集团，中心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这一集团与武帝时得到任用的文学之士相比，性质稍有不同。文学之士因其文学才能得到任用，他们的经术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刘向等人的经学则试图将经学的理念原样付诸实施。但作为经学根据的经书毕竟是古典，不得不承认原样应用是很困难的。于是，刘向等人的新经学要对经典进行现代式的解释，再进一步加上基于经典的预言学，也就是谶纬学说，以使儒教获得新生。

但是不管什么时代，要将从学问中获得的理念实施于现实，不能不遇到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找强有力的庇护者，而当时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王莽。然而，即便王莽以代表王氏一族沿袭从来的做法为目的，要稳固掌握政权也必须面对相当大的困难。朝廷中还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反王势力，伺机寻找王莽施政的破绽。所以，舍弃历来的做法而实施新的政策，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尽管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中，王莽还是毅然将古代儒教的理念付诸实施，因而其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异常的性质。

王莽的执政　王莽是依靠外戚的地位接近权力的，因而首先必须与处于同样地位的其他外戚斗争。对手首先是前代天子哀帝的母亲丁氏和祖母傅氏家族，王莽以他们在哀帝时举止专横为罪名，将他们全部赶出首都，贬回原籍。接下来对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假仁假义地以避免重蹈丁氏、傅氏的覆辙为理由，将他们扣留原籍，禁止入京。此后，王莽模仿周公辅成王的先例，以周公自任，但并不只是演戏，似乎真的进入角色，陷入自我陶醉。王莽之子王宇反对他的这种行为，与其师吴章合谋，计划以神怪之事吓唬自己的父亲，并将卫氏一族召到首都。吴章是《尚书》的博士，因而关于周公比王莽知道得更清楚。愤怒的王莽杀了王宇和吴章，并株连卫氏一族，将他们全部杀掉。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又将女儿嫁给十二岁的平帝做皇后。平帝因自己和生母卫氏见面都遭到阻挠，对王莽怀有怨恨，王莽察觉后将十四岁的平帝毒杀。平帝临终时，王莽模仿周公故事，写下愿代平帝去死的祷文，放入金滕之匮，藏于殿中。平帝死后，王莽一边在宗室中寻找继承人，一边在得到王太后的许可后，以“摄皇帝”之名处理政务。第二年王莽改元居摄，让平帝侄辈两岁的孺子婴即位，而十四岁的寡妇皇后王氏则负责监护。

这样，王莽掌握了所有权力，但他的前路却比过去更为艰难。因为当时的社会以武帝时期为顶点，繁荣的绝顶已经逝去，而经济萧条则逐渐不知不觉到来。同时，政府内出现了王朝末期症状，纲纪的废弛和官僚的堕落在加速进行。而让不景气更加严重的，是社会贫富悬隔持续扩大，货币集中、停滞到富豪手中，货币流通量不断减少。这些不良现象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最底层的民众陷入涂炭之苦。政府也试图救济，但总是失败，如果不发生奇迹，似乎没有什么打开局面的办法。王莽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掌握政权，他从自己接受的儒教立场出发，得出了近乎信念的理想：要纠正社会的不良现象，只有让古代圣王的政治复活。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进行了最初的户口调查，据这次统计，当时的户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户，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据说是汉代最高的户口数。虽然奴婢应当没有包括在内，但其数量并不会太多。然而从整体来看，恐怕以当时的开发状态而言，人口已经达到了饱和点，水旱灾害带来饥荒时，都会有大量的人饿死。另一个原因是，从事生产的人口少而游食之徒众。对于豪强兼并带来的空闲土地的增加，政府屡次想加以抑制，但对土地所有设置的种种限制总是失败。贫民要经常性地面对失去土地的危险，饥荒时如果不卖身为奴婢，则要么饿死，要么沦为盗贼。

最初，王莽试图以阻力最小的转变货币政策的方法来突破局面。他首先禁止黄金私有，让所有者将黄金交给政府，作为补偿则发给值五十、五百和五千的新铸铜钱，让人们与旧五铢钱一起使用。不管什么时代，大钱的面值一般都要少于实际价值，因而受到民间的排斥。显然王莽当时也失败了，他似乎认定失败的原因是自己只是摄皇帝，也就是临时皇帝，因而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加之地方上有人以打倒王莽为名而起兵，他认为只能发动真正的革命，于是取代四岁的孺子婴，成为真正的皇帝。最初约定孺子婴成年后复位，但到第二年王莽就违背誓言，将孺子婴降为臣下，将自己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新王朝　王莽将国号改为新，作为变革的第一步，又大改官僚名称，任命四辅、三公、四将等。接下来全面改革货币，将五铢钱等全部废除，重新铸造大小两种钱币。另一方面，基于土地公有的原则，将天下所有土地命名为“王田”，禁止私自买卖，如果拥有超出耕种能力的土地，则要首先分给亲戚，其次分给地方共同体。以前奴婢可以牛马般在市上贩卖，如今叫作“私属”，禁止买卖。在还不清楚新政能够在多大范围得到实施时，一个接一个的其他新政又陆续推出了。

其中应当注意的是以调节物价为目标的“五均法”。基本内容是：设置司市官，在春夏秋冬的第二个月制定商品的标准价格；如果民间有销售不掉的物资，均官则以标准价格买进，如果这些物资的价格高涨，则以标准价出售；人民只能以标准价格互相买卖商品；在人民急需用钱时，以百分之三的利率向司市贷款。此外，禁止民间酿酒，改为官营。即位之后三次改革币制，铸造“货布”和“货泉”。

这些新政策在理念上有极为进步、合理的地方，但要说为实施新政进行了多少准备，那实在是令人不胜寒心。从一开始就认定疏于实务的官僚不堪经营之任，于是任用富商大贾，结果他们只将账面粉饰一下，暗地里贪赃枉法。无法通过改窜文件蒙混过关的政策，以及禁止买卖土地和奴婢等有价值的政策，在实施时遭到很多反对，不出几年就不得不撤销。王莽的新政，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新铸的铜钱货泉广泛分布于东亚，今天也有很多从各地的遗迹中出土，因为是在很短的时期内铸造的，我们能很方便地推测这些遗迹的年代。而这一货币广泛流通的理由，在于它与王莽想要改换的五铢钱有着同样的质量，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王莽的失败　王莽的空想式新政不仅使国内陷入混乱，还导致了与四方异民族之间的摩擦。对于从宣帝时便臣服于汉的匈奴单于，王莽将其印上的“玺”字改为“章”字，重新制造赐予，结果匈奴怒而入寇。王莽也不落下风，将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兴三十万大军北征，结果天下骚动，叛乱四起。其中以在今湖北省荆州起事的绿林军和平林军势力为最强，置身平林军的汉室后裔刘玄，受诸将推举而即皇帝之位，攻破武关后进入首都长安，王莽在乱军之中被杀。

王莽死后，检查政府的金库时发现还有六十多万斤黄金。此事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世态，那就是面对经济上的不景气，上到政府下到个人都形成了习惯：一旦得到金钱便藏而不用。而金钱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旦错过时机就永远不会再有使用的机会，即使再用也不会有效果。

到了接下来的中世时代，吝惜金钱的风潮更加普遍，因而可以说王莽为中世做了表率。而且并不仅限于此，对于中世，王莽树立了众多先例。他利用外戚和大臣的地位篡窃神器，而这在中世成为普遍的王朝交替形式，只是名称变成了“禅让”。此外，由王莽首先实施的基于儒教主义的政治，也在接下来的后汉时代被继承为王朝的基本方针。可以说，将儒教公开定为国教始于王莽。

(1)　源赖朝是日本镰仓幕府（1192—1333年）的建立者，曾被流放到伊豆国；北条政子为其妻，出身伊豆国豪族。

(2)　惠帝驾崩（前188年）之后继位的是前少帝，为惠帝皇后养子，生父不明，四年后被废黜、处死。之后，后少帝刘弘即位，是否惠帝之子存疑，吕后去世后在政变中被杀（前180年）。

(3)　屈原沉入的是汨罗江，不是湘江，但贾谊是在湘江上写的《吊屈原赋》。

(4)　应为十六岁。

(5)　此处作者说的“两个月”时间未知其出处。《汉书·武五子传》载“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

(6)　贬回原籍途中病死。

(7)　应为王音。

六、后汉

光武帝即位　王莽政权末期，四方群雄割据，其中有很多是自称汉室同族的刘氏。最初得势的是更始将军刘玄，第一个进入长安消灭王莽并称帝。然而，在山东起兵的赤眉军拥戴刘盆子，攻入长安杀掉更始，立刘盆子为帝。其间更始的属下刘秀进入河北，与在邯郸自立的刘子舆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刘秀方面宣称刘子舆是假冒成帝之子，其实是卜者王郎；而对方好像也针锋相对地宣称，刘秀自称景帝之后是假的。其实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是假的都无所谓，但不能忽视的是自称汉室之后在当时是非常有利的。就算不是因为汉王朝的恩泽深入人心，这样做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吧。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说明王莽的政治不得人心。

刘秀打败刘子舆，也就是卜者王郎之后，中原一带落入其手，成为霸业的基础。由此刘秀得以自立称汉皇帝（25年），西征降伏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又平定四方的独立政权，最后统一天下。这便是后汉光武帝，因以河南省的洛阳为首都，因而也被称为东汉。

前汉与后汉　后汉一代就如其名称所示，有很多重复前汉的地方。专制王朝以武力立国，因而在初期武力强盛的时候，依靠其威力凡事都能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王朝自身腐败衰退外，社会上也产生了不良现象，以致严重的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堪重负，陷入混乱，王朝也随之灭亡。创造出这种模式的是前汉，而最初继承这一模式的是后汉。

后汉第一代皇帝光武帝统一之初，正与前汉高祖的时代相同。因为王莽之乱，据说户口减半，社会疲敝已极，因而光武帝一向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三十年间，避免与北方的匈奴开战，对新疆地区，也就是西域则弃而不顾。

经下一代明帝、第三代章帝到第四代和帝时，民力已经恢复，财政也丰裕了，因而对外政策开始变得积极。在前汉，这正相当于武帝、宣帝的时代。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归服于汉，汉则用它攻击北匈奴。同时威服西域地区的都市国家，并按照前汉的先例设置都护进行监视，保护与西亚地区的贸易。西域都护中功绩最大的是班超，他置身西域三十年，先后让西域五十余国向汉朝贡。此外还派遣甘英出使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甘英到达了安息（帕提亚）的西邻条支，也就是叙利亚，来到西海即地中海岸边，得知前方航海极为困难，于是就此返回。在日本，从白鸟库吉和藤田丰八两位博士开始，便将甘英所到达的西海认定为波斯湾，这看来是有问题的。在想要前往大秦即罗马时，绝不会有来到波斯湾而返回的道理。这一错误来源于对途中经过的斯宾、斯罗国名的处理。两位博士都将其认定为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巴比伦附近），并且这一认定在音韵上被认为是铁案如山、丝毫不受怀疑的。只要有这样的先入之念，那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前方的海洋确实只能是波斯湾。但如果退后一步，思考一下斯宾、斯罗是否可以有别的认定，则其实还有更加合适的地名。这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游北方的索菲尼国和南方的奥斯若恩国，斯宾和斯罗正是指这两国。而来到这里之后，横亘在前方的西海便是地中海，条支则不外乎是叙利亚。在白鸟、藤田两位博士的新说出现之前，比如那珂通世博士之说正是将条支正确地认定为叙利亚。地名的考证如果过分拘泥于细节，则可能会在大局的把握上发生错误。

武帝派遣的张骞只到达了撒马尔罕附近，而到了后汉班超的时候，东西之间的交通变得容易多了，这从甘英的出使也可得知。班超在和帝时期回国，此后都护不得其人，西域诸国背叛汉朝，而汉也断了设置都护的念头。

北匈奴受到后汉和南匈奴联军的攻击，屡屡败北，又遭到崛起于东方的鲜卑族的侵寇，人民大都投降鲜卑，北单于直辖的部族则远遁西方。其后经过大约二百五十年，在罗马帝国末期入侵欧洲而成为民族大迁徙原动力的匈族被认为正是北匈奴的后裔。

前汉自从武帝以来虽说尊崇儒教，但也只是允许臣下学习儒教而已，天子自己并没有成为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后汉，明帝的时候建立了被称为“辟雍”的天子的学院，并亲自行儒家之礼。这意味着天子皈依了儒教，而天子的宗教便是人民的宗教，因而可以说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后汉的衰落　和帝之后，第五代殇帝即位，到此时为止，天子的系谱都是一脉相承的父传子。但殇帝在位不满一年便夭折，没有子嗣，因而其堂弟安帝被迎为天子。从这时开始，后汉王朝出现了衰落的征兆。这首先表现在系谱混乱所反映的事实：天子的生活流于奢侈，所以身体不够强健，年纪轻轻便去世；又从旁支中迎立后嗣，而所迎立的新天子同样身心都很虚弱，这样的情况一再重复。在前汉，这种情况开始于极晚期的第十一代成帝的时候，而在后汉，早在中期第四代和帝之后就开始发生了。由此可以说后汉作为王朝，其生命力同样很脆弱。这种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不是外戚的专权，便是宦官的阴谋。和帝十岁即位，因而窦太后成为监护人，由此太后的哥哥窦宪及其一族垄断了朝廷要职，多有横暴之举。天子对此感到不快，与宦官郑众合谋杀掉窦宪，这样一来宦官又开始扩张势力，形成了将宫中据为己有并与政府对立的形势。

和帝在位十七年后去世，皇后邓氏将出生一百多天的皇子立为天子，这便是殇帝。殇帝不久夭折，邓氏迎立安帝，自己作为皇太后成为安帝的监护人，同时邓氏一族得势。

安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时，皇后阎氏想模仿前代的先例，以监护人身份施展势力，与其兄阎显合谋，将安帝的皇子撇在一边，迎立安帝的堂弟、年幼的少帝，自己当了皇太后。然而少帝在位七个月后即去世，宦官孙程等趁机发难，拥立曾是安帝皇太子的顺帝，杀掉阎显及其一族。此时有功的宦官十九人被封为侯，宦官的势力愈发扩大。

顺帝十一岁即位，长大后立梁氏为皇后，由此皇后之父梁商和其子梁冀相继以大将军身份专擅朝政。梁氏一族相当于前汉的王氏，但结局并不相同。顺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梁皇后迎立两岁的冲帝，但三个月后即去世，于是又让冲帝堂弟辈的质帝入承大统，并以皇太后充当监护人。质帝八岁即位，虽然是个孩子，却厌恶大将军梁冀的专横，走嘴说出了“跋扈将军”。梁冀听见后内心惊恐不安，于是向质帝进毒饼将其杀死。质帝在位只有一年半。

其后被立为天子的是质帝叔父辈的桓帝，当时十五岁。和帝以来的八位皇帝中，寿命达到三十岁的只有两人，在位超过二十年的一个也没有。未满十岁便去世的有三人，在位时间都只有一年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天子别说是亲政，就连发言权也丧失了。桓帝即位时十五岁，在位达到二十一年，在年龄和在位时间上并无难处，但才能很平庸，无法承担起恢复皇室权力的重任。

桓帝娶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在位第十三年皇后去世后，宦官单超等趁机调动近卫军，诛杀了梁冀及其一族。然而，其后的事态很严重，因为这项功劳使宦官的势力变得更加难以撼动，似乎永久地掌握了政权。在中国的历史上，此后宦官的专横一般来说以唐和明两代为甚，而后汉则开了先例。

党锢　自从明帝以来，以儒教作为国教，以“明经”或者“孝廉”的名义选拔地方上的学生，担任中央政府的官职，其效果到此时开始逐渐显现。首都的太学中有学生数千人，纵论朝政、人事，而在地方上学生也团结在名士周围，与首都遥相呼应。他们的批判锋芒，必然要指向宦官和与宦官为伍的官僚。宦官唆使桓帝，以诽谤朝政为由拘捕太学生二百余人，称他们为“党人”，并禁止做官，这被称作“党锢”。在中国，有志于学问，是为了将来能被任用为官吏，从而实现学问中的理想，而处以禁锢也就是剥夺做官的权利，在今天来说则相当于逐出大学。禁锢的理由在于结党，因为官僚应当绝对中立，并直接与天子相联结，官僚之间横向结成党派，自然会被看作是应受惩罚的罪恶。只是，当时因为皇后的父亲窦武以及大臣陈蕃的活动，禁锢不久便解除了。陈蕃在顺帝时被举为孝廉，此时官居太尉，成为全国学生群体的领袖。

桓帝死后，窦皇后拥立侄辈的十二岁灵帝，同时以皇太后身份处理朝政，以窦武和陈蕃为辅佐。两位大臣眼见宦官扩张势力、干涉朝政，谋划削弱宦官，但宦官等先发制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两位大臣，受牵连而死的达一百人，遭到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

使用了这样的非常手段，朝廷的声誉不可能不受影响。朝廷为了挽回名声，在首都新建太学并召集学生，命令学者校定五经的正文，用古文、篆书和隶书三种书体将正文刻在石头上，立在太学门前。这便是“熹平石经”，今天只有断片残留下来，是现存最古老的五经文本。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不可能打消知识分子的不满。

对知识分子的禁锢，也意味着封闭了地方人才到达中央的途径。这最终有招致地方背叛中央的危险，因而政府大开卖官之途，作为最简便的选官方法，中央大臣司徒的位子只要五百万钱便可买到。这也有化解财政困难的意图，自不待言。通过这一做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但也只限于地方上的富有阶级，并且只是不学无术、品质恶劣的有钱人与宦官乃至宦官党羽之间的联系而已。

乡制的崩溃　不过，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协调的最大的原因，应当是后汉以降地方自治趋于崩溃。到前汉为止，古代都市国家的遗制在相当程度上残留下来，人民的居落必定有墙壁环绕周围，其中的居民都被强烈的归属感支撑着，具有共同体意识。这些居落根据大小被称为“乡”“亭”，其内部则分为里，里的周围也有墙壁环绕。里一般包括一百户，在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有时一个里就是一个亭，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亭都包括数个里。将近十个亭合在一起称为“乡”，而其中最大的亭也被称作“乡”，这个亭还被特别称为“都亭”。之所以称“都亭”而不去掉“亭”字，是因为有土地属于亭而人民属于里的原则。在表示土地的位置时，一定要说某乡某亭的某处，不能将亭省掉。同样，人被称作某乡某里的某人，不能将里省去。几个乡合在一起成为县，县令及以下的官吏都由中央任命，而县治所在的乡被称为“都乡”，也被称作“县”。在县之上有郡，郡直属于中央，郡太守及以下的官由中央任命。

被称为“乡”“亭”的拥有城墙的居落是古代的邑，也就是都市国家的后身，因而居民有着强烈的独立自治意识。换言之，就是在收税以及审判等方面不喜欢中央的干涉，而尽量以居民自治的方式进行。为此，在乡中设有从居民中推举的掌管教化的三老、负责征收租税的啬夫和治安官游徼，亭则有亭长。民间的小型刑事和民事案件不需劳烦县里，都由这些“乡官”负责处置。这是汉代地方制度的特色，在后世被称赞为最理想的好风气。然而，这种乡制逐渐落后于时代的趋势，变得有名无实。

首先在政治方面，以专制君主为首的中央权力，携带着不好的夹杂物，逐渐向地方渗透。政府的大官或宦官等，在地方上寻求土地而投入资本后，地方上就会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与他们勾结，并与地方上的一般人民产生摩擦。纠纷发生时，中央权力介入其中，保护中央的利益，结果就破坏了地方自治。

豪族与庄园　其次，从地方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的普及使地方人民的贫富差距拉大。历来所谓的“豪族”只是指大家族，与其他家族之间只有量的区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量的区别变成质的区别，豪族的生活中充满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发生这种情况后，同一个乡和亭的人便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了。

另一个原因是庄园的发展。在货币经济达到顶点并开始出现阴影后，对利益敏感的富人开始将资本投入到土地上，以图保全。本来人民的耕地围绕着城墙，在亭的外侧基本上扩散为圆形，大多数情况下再往外则是横亘的原野。富人不满足于搜购已经开垦的耕地，又开拓原野作为自己的别墅。这被称为“别业”，而“业”就是产业，也就是田产的意思，与西洋的Villa和Manor意思相同。它不单有新建的住房，还在周围附带有山林、原野、池沼和耕地，有各种各样的物产，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一大片土地。其中的劳动力则由招徕的贫民充当，半奴隶式地被役使着。

这种风气始于前汉，在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有关于袁广汉的记载。此人是长安茂陵的富人，财产达到数亿，来到洛阳后在北邙山下建立了庄园。庄园东西长四里，南北长五里（1里约等于450米），其中造山引水，种植奇树，饲养异鸟。役使的童仆达八九百人，无法想象他们的衣食是从别处买来的，因而庄园肯定附带自给所需的耕地。这是模仿天子的苑囿而建的，而后世贵族庄园的中心部分也是类似的结构。

前汉末期，樊氏的庄园更加重视生产能力。开垦的田地有三百余顷（1顷=150米×360米），以宏伟的建筑为中心，池中养鱼，野地上饲养牛羊，建立了有求必给的自足体制。要制造家具什物，则种植梓树和漆树，待其长大。这是因为进入不景气时代后，一旦使用金钱，再想赚回来就必须付出好几倍的努力，因而尽量不花钱。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货殖列传》，记录了从上古到当时的大富豪的事迹，但从那以后似乎绝少出现类似的暴发户，因而后汉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完全照抄《史记》，无法加上武帝以后的新材料。后汉以后的正史中则没有《货殖传》，取而代之的是樊氏那样的庄园主的事迹。

在历来的地方都市乡、亭的远郊出现庄园后，政府的力量对其鞭长莫及，因而租税负担都落到留在乡、亭中的人民的头上，且愈来愈重。他们愈发穷困后，只得抛弃原籍，逃入庄园成为客，这正是后世部曲的起源。庄园不用缴税，因而吸收的流民日益壮大。而与此相反，政府徒有户籍，能够役使的人民却逐渐减少，租税收入也每况愈下。

太平道运动　在这种时候，最受苦的其实是一般老百姓。一方面政府的诛求日益加重，另一方面又受到富豪庄园的压迫。乡制也逐渐崩溃，乡官的力量已不足依赖。总之，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安心继续了。大家都在思考新的互助方法，结果出现了太平道运动。

巨鹿的张角自称得到黄老之术，创立了名为“太平道”的宗教，宣称自己依靠符水咒语，不用医药就能治病，召集信众，十余年间发展了数十万信徒。势力扩大至北方的幽、冀，东方的青、徐，南方的荆、扬，以及中央的兖、豫，共八州。在地方上设立三十六方，大方统领万余人，小方统领六七千。最初只是民间的互助团体，但势力渐大之后，就趁着民间的反政府情绪转化为革命运动了。因灵帝中平元年干支正当甲子，便宣称这一年是起事之年，在全国同时掀起暴动（184年）。

至于太平道的性质，似乎其团体中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当然很多，但说它是农民运动，却又不然。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在十几年间发展几十万信众，并且在同一天掀起全国暴动，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手段和情报传递是不可能做到的。看起来核心群体应当是交通运输业人员，而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与同时在西方兴起的五斗米道联系起来看。

五斗米道　与张角同时并使用同样手段召集信众的，还有益州的张鲁。张鲁的祖父张陵来到蜀地传道，征收五斗米作为入会费，因而被称为“五斗米道”。中原的张角信众向东方、北方和南方扩展，而在西方却止步不前，应当是因为这里有张鲁。而且张鲁方面从其祖父便开始传道，因而肯定这一派才是正宗。

张鲁的手法也是看病不用药，通过让病人喝符水和交代自己的罪过来治疗，与张角完全相同。此外，据说张鲁还让人在路旁建设叫作“义舍”的住宿设施，在其中放入义米、义肉，允许路人按需要使用。此外对犯了小过的人，则让其修治百步道路以赎罪。看来，这一宗教应当是以交通从业人员为核心而实施互助的。这样说来，张角方面也是同样的人员团结在一起而形成大势力吧。

张角的太平道信徒掀起暴动后，发挥了农民无法拥有的机动性，出没于各地，为了区别自己人和政府军队，便头戴黄巾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黄巾贼”。据记载，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党人的本质　政府在出动正规军征讨的同时，又大赦之前被处以党锢的士人，要求他们协助讨伐黄巾。将这些党人拉到自己一方有什么好处呢？本来黄巾中几乎没有读书人加入，如果知识分子加入黄巾成为智囊，那将很难对付，这算是消极的理由吧。不过还有积极的理由，那就是“党人”就如“党”这一名称所示，有着他们自己的联络通信网。在内乱等情况下，这作为情报来源应当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在情报传递方面，安帝时宦官蔡伦发明了纸，这想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此外，党人中有包括地方上有势力的阶层在内的、拥有宏大庄园和众多隶属民众的人，如果以他们为中心组织义兵，政府方面能够动员的力量便可能倍增。

另一方面，对党人来说，他们虽然反对宦官和腐败官僚，但对于汉王朝自身却没有敌意，反而想要恪尽忠诚。因而从一开始，就与明确提出要革命、企图树立新政权的“黄天”来取代汉的“苍天”的黄巾军水火不相容。所以只要政府做出邀请的姿态，他们就会立刻顺水推舟地响应。只是他们与宦官本是仇敌，因而在黄巾之乱平定后，出现了很多像荀昱这样再度与宦官争斗而被杀的人。

黄巾本是乌合之众，没有合格的领导者，一旦正规军与民间的义勇兵协同作战，便在各处先后败北，很快被平定。但此时组织义勇军从民间崛起的英雄，却因为与部下的团结极为牢固而逐渐显露头角，政界越是混乱，他们越是能够扩大势力。河北涿郡的刘备，以及原是政府小官的曹操都属于这一类人。随后，这些新兴势力开始与以政府为背景的旧势力官僚展开争霸。

宦官的诛除　平定黄巾后，后汉朝廷终于松了一口气，但灵帝二十二年的统治闭幕后，宦官与官僚之间爆发了大冲突。灵帝之后，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与其兄何进作为监护人处理政事。担任首都长官司隶校尉的袁绍，劝说何进诛戮宫中的宦官，以除祸根，但何进优柔寡断，结果反而中了宦官的计，被暗杀在宫中。袁绍见事态紧急，便率兵入宫，遇到宦官不分老幼一顿乱砍，将两千多人全部杀光（189年）。

这是非常粗暴的做法，但当专制君主无能时，宦官便会起而弄权，其弊害不可胜数。当时被称为“十常侍”的宦官集团专断政治，将亲戚党羽派遣到地方上，囤积土地，以图生财。这必然会侵犯地方官的权限，进而导致政治混乱。而此时受害的总是无辜的地方人民，而且对地方的申诉，中央绝不会受理。郎中张钧眼见这些实情，上书要求将十常侍斩首以谢天下，反而遭到下狱虐杀。

然而宦官被一扫而空之后，天子也跟着权威扫地。昏庸的灵帝曾将一个宦官称为父，而将另一个宦官称为母，一味依赖他们。而此后即位的少年天子因为失去宦官的支持，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杀光宦官的袁绍官位尚低，没有足以成为政府中心的威望。于是将军董卓趁机率大军开进首都，为确立自己的威望，废掉即位不到半年的天子，而让刘辩之弟、九岁的献帝即位，自己以相国身份左右朝政。

天下大乱　反抗董卓专权的袁绍逃离首都，纠集东方诸州郡，组成联军，攻打在洛阳的董卓。董卓见联军来势汹汹，便弃城而逃，带着献帝迁都长安，但他为人暴虐，被部下所杀。

聚集在袁绍麾下的诸将因董卓逃亡而失去目标，各自返回根据地以自保，天下陷入四分五裂。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袁绍和曹操，前者以河北省冀州为根据地，后者则领有今山东省东部的兖州。袁绍出身名门，家族四代中连续出了五位朝廷最高官，号称四代三公，因而代表了位于后汉延长线上的旧势力。与此相对，曹操可以说是新兴势力的代表，其武力基础在于乡里中根深蒂固的亲戚、朋友关系，以及乡党式地团结起来的农民。

两方隔黄河争霸，曹操将献帝由长安迎到自己的根据地河南省的许，并将此处作为首都，“奉天子而征四方”，讨伐袁绍，结果大破对手；袁绍死后，又追击其子，吞并冀州。打败这一强敌后，黄河流域自然平定，曹操被献帝封为魏王，领有汉版图的大部分，进而建立了比汉天子更有实力的魏国这一独立势力。

如果这是在两百年前，那么黄河流域的平定便意味着全国的平定，无法想象还会有敌对势力存在。然而在后汉期间，南方的开发有了大的进展，以至于出现了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与华北对立的势力。这便是据有长江上游蜀地的刘备和以长江下游吴地为中心的孙权。刘备在中原辗转迁徙，与曹操争霸而失败，最后入蜀，以成都为根据地。而孙权纠合土著豪族势力建立政权，并帮助刘备在赤壁击破曹操南下的军队，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三国分立的形势。历来中国的大趋势是从分裂迈向统一，但从此时开始出现了很强的分裂倾向，就算有时出现统一，也会立刻被卷入分裂的浪潮。由此可以很明确得知，世间的情形发生了变化。

第二篇　中世史

一、三国

中世禅让的开始　据说魏王曹操把自己比作周文王，而他死后，嗣子曹丕趁机逼迫汉献帝让位，开创了魏王朝（220年）。这便是魏文帝，又追谥其父曹操为武帝。这次的王朝变更实际上是一次篡夺，但模仿尧舜的先例在表面上进行粉饰，号称“禅让”。其实同样的事前汉末的王莽已经做过了，而以后的七百数十年间，这种禅让作为正统王朝必需的革命形式不断得到遵行。仅从这一点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时期叫作“中世”而与前后相区别。

中国朝廷所行进的政治仪式中包括“礼”，其内容在礼书中有巨细无遗的记载。禅让之际也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筑坛登临，老皇帝将象征主权的印绶传授给新皇帝，随后宣布新皇帝即位。不过新天子觉得自己的王朝会永远持续，因而认为禅让之礼只需举行一次，不将其作为会一直被重复举行的礼仪。然而实际上，禅让之礼在中世发生革命时便会重复，因而这样的礼外之礼应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众多礼的研究者中，似乎还不曾有谁对禅让之礼进行研究。

即使在表面上伪装成古代的禅让，但终归是依靠武力的篡夺。据说在当时，实施篡夺的魏文帝曾叹息：经书中所说的尧舜禅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过考虑到事情能够和平进行，避免了武力革命之际必然发生的血腥牺牲，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如果政权交替是在光天化日和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的，那它就是最光明正大的政权授受了。这恰好与现在通过总选举来决定最高领导人一样。

在得知汉魏之间的禅让后，蜀国的刘备以汉室宗亲为由，主张自己有优先继承皇位的权利，在成都即位。稍迟一些，孙权也在吴国即位，死后被谥为“大皇帝”，史称“大帝”。于是中国暂时出现了魏、吴、蜀三个皇帝。本来皇帝是万民的统治者，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人得到承认。这样一来，三个皇帝中只能有一个是真皇帝，而其他的必然是假货，由此产生了关于正闰论的论争。

正统论　其实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关于皇统的正闰论，但当时的正闰论基于五行说。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德，五行说的主要内容是每个王朝禀受五德中的一德而生成，德尽以后便会被禀受其他德的另一个王朝所取代。不过汉代的五行相生说却认为，汉的火德跨越了秦朝而直承周的木德，这样秦不被算到正统王朝中，而被置于闰位。这正与闰月虽然在正式月份之后到来，却不被算在十二个月之中相同。因而这样的正闰论主要是关于王朝是被算在正统中与前后相连续，还是不算正统而被跨越过去的问题。从“正闰”的字面上来看，这也是正确的用法。

不过这次产生的正闰论，却是要决定在并存的几个王朝中哪个是正统，哪个是闰位。被算作正史之一的《三国志》将魏作为正统，将蜀和吴降到闰位。一般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将魏作为正统，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司马光自己曾说，因为是逐年记述，所以自然形成了这种样式(1)，只是为了便于记述而已。南宋的朱熹，则在其《通鉴纲目》中将蜀定为正统，甚至特意改写了《资治通鉴》中的纪年。不过将蜀作为正统的理由在于刘备是汉室后裔这一点，而司马光对此有所怀疑，并说其系谱似乎并不明确。从历史学的立场来说，司马光的看法更为合理。

不景气的潮流　从三国时代起，中世的特征在于不景气愈发严重。原因首先是前汉时看起来数量甚多的黄金逐渐减少，而这无疑是黄金流向西亚造成的。《汉书》中到处可以见到关于莫大数量黄金的记述，而进入后汉后，这样的记述几乎绝迹，记载财产和交易额时大多用铜钱表示。但当时铸钱的数量并不多，这样一来货币的数量就会不足。这应当是经济萎缩的根本原因。

货币不足导致的不景气变得严重后，货币更加被贮藏起来，结果不景气加速进展，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布帛和谷物成为替代货币，出现了社会一变而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假人为的自然之道，是上天的拯救。因为它导致农业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为了种粮养蚕，必须开发地力，需要大规模开垦土地，不过问题是当时只能通过庄园这种形式来实现。

庄园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而围起来的一大块地，选择地形复杂之处，以游玩、休憩为主要目的，当然也备有用以获利的生产设备。从前汉袁广汉和两汉之交樊氏的庄园，到中世的晋代石崇、南朝宋谢灵运的庄园，都属于这一类。与此同时，也有人以“名田”的名义大量占有土地。这是指大量购买现有的耕地，其弊害在前汉末就已经很严重，而朝廷也讨论了限购土地的方案。名田主要着眼于谷物的生产，谷物在当时具有商品性，是收益率较高的投机对象。兼并他人名田而占有大量土地的行为，在对社会的影响上与庄园没有不同。

客与部曲　至于庄园中的劳动者，汉代多称“童仆”。“童仆”按照字面的意思不外乎是奴隶，但中国有很多比喻式的表达，因而“童仆”并不一定都是指真正被买卖的奴隶。到了后汉末，又有“乡曲”“私付”“宾客”，或与童仆同时出现，或者取代了童仆。他们与奴隶那样用钱买来的财产不同，其人格得到承认，但是隶属于主人，不能摆脱主人的支配，可以说介于奴隶与自由民之间。这样的贱民在不同的时代有种种名称，到了唐代统一叫作“部曲”，而在称呼部曲中的女性时又特别使用“客女”。

按照唐律，部曲与奴隶不同，不是交易得来，因而也不能买卖。不过部曲可以转而侍奉新的主人，也就是换东家，而按照规定，这时新主人要付给旧主人衣食钱。关于“衣食钱”的意思，历来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解释为部曲从旧主人那里领到的衣食钱。这完全说不通，如果是这样，越是到了老年而干不动活的人，其衣食钱就应该越多。其实应当解释为部曲到成年，也就是十六岁为止领到的衣食钱，即养育费。这就是说，典型的部曲是在饥荒等情况下被父母抛弃而被主人捡来养大的孩子。这种恩义使他成为主人的仆人，并且不能离开主人。而与此相类似的人，比如被半解放的奴婢等，也都包含在部曲的范畴之中。在六朝时代有“衣食客”，这里的“衣食”同样是养育的意思。“客”是对离开原籍而常住他乡的人的称呼，换言之就是脱离政府掌握而寄身于他乡富豪的人。西洋的“Colonatus”便相当于中国的客。

饥饿的时代　后汉末发动的叛乱并非只有黄巾。冀州有黑山军，并州有白波军，其他州郡也各有本地的叛乱者，大者聚徒党两三万，小者六七千。叛乱的原因，应当在于严重的不景气潮流中的失业问题，以及进一步爆发的饥民暴乱。加上政治无能，为平定某地的叛乱而在其他地方征发军需物资时，又导致这里的人民加入叛乱，骚乱无止境蔓延，全国陷入混乱，局面不可收拾。然而如果任由叛乱者到处掠夺，只会更加阻碍生产，因而产生了以新兴的军阀为中心，筹划重建秩序的动向。只是这些维持秩序的军队，互相之间为了争霸而攻战，结果混乱愈发严重。据说曹操与袁绍争霸时，其领地内谷一斛值五十万余钱，这意味着通过正常手段绝不可能得到谷物，因此在接下来才会有“人相食”的记载。

据记载，曹操最终打败黄巾时，接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打败黑山军后收降十余万人，击破匈奴的入侵后收降胡汉二十余万口，在获得其他胜利时想必也要接收类似的降人吧。占领的敌人的地盘，只是荒废的贫瘠土地，接收的降人，只是除了身上衣服之外一无所有的贫民，因而战后事宜比战争本身更困难。曹操能够最终打倒强敌，基本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他除了是军事战略家外更是政治家。只是今天看来，他的政治手法是绝对无法赞成的权宜之计，而他之所以那么做也是时代使然，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戒严令下的时代　可以说，曹操是在长期的戒严令之下治理天下。他的军队是从盗贼和异民族的降人中挑选最勇猛的人组织起来的，管理时也用最为严格的军律。军人可以说像奴隶一样，称作“军户”。一般民众也不是古代那样的自由市民，而是农奴式的半自由民。只有政府的官吏和担任军队指挥的武将，作为特权阶级残留下来。

不过，这种阶级分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本来战国以后，古代都市国家内部的士庶之别逐渐淡化，进入汉代后曾一度似乎完全消失。然而后汉时萌生了一种复古主义，在地方上，郡太守与治下的吏民之间被认为是有君臣之分的，对太守恪尽忠义被赞为美风。换言之，官尊民卑的风气浓厚起来，接着吏与民分离，在朝的官吏地位崇高，在野的民众地位低下。自魏时起，这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随着时代的进展，又在官中出现了宛然身处封建制下的特权贵族。这可以说是古代士庶阶级对立的复活，但并不是直接继承古代，是后来再次发生的，中途有间断，因而性质自然不同。新生的贵族阶级也被称作“士”，但他们鄙薄武事而尊崇文化教养，与古代本质上是武士的士大不相同。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与中世的不同。

九品官人法　助长了这一贵族制度的，则是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在即将篡汉即位时，为了除去历来在选用官吏时往往受到豪族势家左右的弊端，根据陈群的建议，精选候补官吏，严格审查资格，又在地方的郡中设置中正官，负责评定候补官吏的资格并推选到中央。按照规定，被中正评为二品的候补，首先任用为中央所设的九品官阶中比二品还要低四品的六品官。以往将这一做法称为“九品中正”，但并不正确，应当按照当时的称呼叫作“九品官人法”，也就是按照九品任用官吏的方法。

这一立法本意虽好，但当时社会上正洋溢着贵族制的气氛，新法立刻变得有名无实，反而变成维护贵族制的堤防。地方的中正本身也是贵族，对贵族的子弟总是给予二品以上的高评级，随之二品成为这一家的既得权益，成了表示门第的标志。这样一来，不管多么优秀的人才，第一个官职都由门第来决定，如果第一个官职太低，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希望了。

九品官人法的目标中，有联结地方上有势力的人与中央政府的意图。虽然当初不受关系左右任用人才的目标没能达到，但应该起到了联结地方与中央的效果。然而，它带来的后果是形成一个同时占据中央和地方的浑然一体的贵族集团，而全国性的门第等级自然也确定下来。

村制的流行　在日本，将汉代经六朝到唐代视为社会性质相同的时代，并将其命名为“古代帝国”的看法很有地位。但是，从汉代到三国期间，社会有很大的变迁，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其实例在聚落形态的变化上也可以找到。古代都市国家“邑”的遗制一直延续到汉代，县、乡、亭等在形式上都是环绕着城墙的都市，而其居民都是农民。因而这些都市必然成为谷物的集聚地，到了举国暴乱、饥民四出的时候，便成了绝佳的掠夺对象。而都市的防御力甚薄弱，于是政府将小都市的居民迁移到大都市中，以便齐心协力进行防御，但这种做法也有很多危险。如果移居时间过长，那么人口密度过大将导致耕地匮乏，而一旦人口集聚的大都市陷落，则会发生规模更大的惨祸。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想到了更为聪明的躲避祸害的方法。那就是不再执着于集中居住在都市中的生活方式，而在自己的耕地中建起临时住处，三五成群以村落的方式生活。这种做法从前汉末起逐渐盛行，豪族的企业式庄园中的农民便以这种方式生活。这时农民在都市被战乱破坏后，已经不打算重建，而是造起类似庄园村落的农村，开始新的生活。如果敌人来袭，就将谷物藏在地窖中，暂时逃到别的地方。敌人入侵了没有食物的地方也不会久留，等他们退散后农民再回来，修缮被破坏掉的屋子，继续居住。如果敌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农村是这样，可以预计他们不会袭击小村落。这是将现实世界当成梦幻泡影的浮萍式的生活，对谛观无常的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在后来的南北朝混乱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上经常保持中立，在敌对的两个阵营之间也能够自由往来，起到了收集情报并传递给人民的作用。

纵然是临时的，移居无疑也会对生活的连续性造成重大打击。因此在容易频繁遭到敌人袭击的地方，农民想到要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于是，他们在战略上重要的地点建起小型要塞，作为储藏粮食和武器的地方，一旦有紧急情况则固守其中，这种要塞被称为“坞”。战争都是相对的，敌人也要考虑到得失，对所得甚少的坞，他们是不会付出大量代价发动攻击的。

都市的变质　后汉末期，一度垄断政权为所欲为的董卓，考虑到自己可能在政治上倒台，便在长安附近建起万岁坞，作为倒台后的落脚之地。万岁坞的城墙高和厚都有二十米，积蓄了够用三十年的谷物。董卓曾言，事成则雄踞天下，不成则在此处度过余生。然而不久他被部下杀死，安置在坞中的一族老少也被斩尽杀绝。政府没收了坞中的财宝，共有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其他锦绮宝物堆积如山。万岁坞对董卓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关于当时坞的概念。

这样，地方上历来被称为“乡”“亭”的农业都市衰败下去，逐渐过渡到村落生活，但对政府来说，县以上的大都市在军事和行政上都是必要的，不能解散。于是政府把农民赶出去，将都市武装起来，将其转变为专供官吏、军队以及工商业者居住的要塞。在较大的都市，只将其中的一部分用坚固的城墙防御起来。而这个小要塞并不在中央位置，而是偏于一方，以便与外部直接交通，这是与古代都市国家的内城所不同的地方。这种形式也影响到首都的布局，在北魏的洛阳和唐的长安，宫城位置都偏北，可以从北方的城门直通城外。日本古代国都的设计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形式。

异民族的内迁　和欧洲的中世一样，在谈论中国的中世时，也不能忽视与北方异民族的关系。在罗马帝国末期，越过沿莱茵河、多瑙河一线的长城移居内地的日耳曼人，作为军阀发展壮大，扰乱内地；同时又发生了新的日耳曼民族的迁移，他们越过莱茵河的防线进入内地，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独立王国。一般便以这所谓的“民族大迁徙”作为西洋中世的开端。而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建国之初，后汉便与北方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光武帝在平定群雄时，对乌丸民族的骑兵，也就是“突骑”的武力多有依赖。统一天下之后，汉的国力强盛，而匈奴的南单于因与北单于斗争失败，请求内附于汉，光武帝令其八部居于山西省北部的并州。他们在汉的郡县之外自成系统，由单于统领并受汉的监督，不过每当发生战争时，都要应召从军。汉末董卓组织大军进京时，部下中有很多西方、北方的异民族。接下来袁绍割据于今河北省冀州时，也将邻近的异民族编入军队。曹操杀死继承董卓军队的吕布，破袁绍、平冀州，每次都收编敌军，结果军中自然有很多出身异民族的战士。这亦是其军队被称为“军户”，并受到低于普通农民的半奴隶式对待的原因之一。

曹操讨伐袁绍的外甥高干而平定并州时，其中也包括南单于的匈奴部落。对于还没有充分汉化的勇武匈奴民族，曹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匈奴分为五部，各个部落分别设置部帅统领其众，此外又派遣“匈奴中郎将”进行监督。换言之，曹魏将很多出身于异民族的人收容在军队中加以役使，并依靠军队的力量统治异民族。

屯田　那么，当时混有异民族的军队，为什么甘心听从魏政府的指挥呢？答案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源。动乱的世界同时也是饥饿的世界，社会处于人相食的状态中，因而只要能在一定的秩序之下得到食物便满足了。幸而在动乱初期，中国这片土地和勤劳农民的生产力可以满足军粮的需求。然而随着动乱的长期化，农民相继去世、逃亡，眼看会有军民同归于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屯田来实现军粮自给的方法应运而生。

从前汉时代起，在国境屯驻大军时便屡屡实行屯田，而最大规模地实施的则是三国时的魏。曹操最初将根据地设立在河南的许时，召集农民进行屯田并取得成果；当与南方的强国吴争霸时，又利用大军南征的机会，引淮河支流淝水的河水，开辟了芍陂的屯田，这是大规模开垦耕地的开始。其实这样的开垦并不是曹操的发明，作为政府责任人，他模仿实施了民间早在前汉末便开始流行的庄园开发。因而曹操死后，名将邓艾继续在首都洛阳至淮河之间的地域开辟更大规模的屯田，而与魏敌对的吴、蜀两国也实施了屯田。吴国将军陆逊在与魏国接壤的国境地区屯田，吴王孙权前往视察时，亲自做样子引牛耕地。蜀相诸葛亮在攻打魏国时，也曾就地屯田以省运输之劳。

本来军队应当专心于军事，食粮由人民提供。然而三国时，不管哪个国家，军人都且耕且守，在兵农两方面受到役使。换言之，军人从政府那里领到自己耕种所得的谷物，然后又以兵役为政府服务。然而从政府的性质来考虑，这也不足为奇。不管哪里的政府，都是向人民收取租税，又利用租税来统治人民。屯田制的特别之处是对军人的榨取比普通农民更多，一半以上的收成都要作为地租上缴。考虑到屯田本来的性质是政府的庄园，这也并非不可思议。

不安定的政治　即便如此，当时曹操的政治方针肯定也是极为冒险的。他利用异民族众多的军队压服异民族，通过分配军队上缴的谷物让军队服从。在实际执行时，稍有差池便会产生危险的破绽。因而要维持这种制度，必须实施极为严酷的法令，这就意味着将全社会恒久地置于戒严令之下。

正如曹操的政策所示，中国中世历史的推移是以异民族对策和土地政策为主轴展开的。而进一步探索，则会发现这两个问题背后的共同要素是为了吃饭而展开殊死争夺。异民族和贫民都没有提高生活品质这样悠闲的愿望，在充满深刻不景气的世道，异民族不得不为了求食而彷徨，贫民不得不为了谋生而流浪。然而，在悲惨的底层人民支撑起的上层社会，优雅的贵族阶级却一派繁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戒严令这种东西，对实施对象来说意味着涂炭之苦，对实施者来说，却没有比这更求之不得的了。关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日本人的战时生活就可以明白。

三国国力的比较　虽然统称“三国”，但其国力绝非同等。后汉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各州设刺史进行监督。魏在中央司隶州之外还拥有幽、冀、青、徐、兖、豫、并、凉，共九州，吴拥有扬、荆、交三州，而蜀只有益州一个。这样算来，三国的国力为9∶3∶1，但吴、蜀的土地面积广阔，开发规模也较大，因而户口数比较多。现据263年左右的统计做一下比较，则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63年三国户口数

户数比大约为7∶5∶3，但这一比例不可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国力情况。口数比为4∶2∶1，这应该比较接近真实情况，但魏的口数实际上肯定更多，因而三国的实力对比应该在6∶2∶1左右。

将表1中的数字合计，那么户数为146万，口数为767万。这与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统计结果，即户数1067万、口数5648万相比，户数和口数都减少到了七分之一左右。当然统计总会有误差，特别是在这一统计中，被吸收到庄园中的隶属农民等，可能没有上报，因而实际数字或许没有这样急剧减少，但政府能够掌握的户口减少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知，当时记录中所说的“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并不只是比喻。

三国之中，魏以洛阳为都，领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九州。虽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一地区也是蒙受战祸最惨重的地方。因而魏虽然在武帝曹操、文帝曹丕两代几次进兵到长江边，企图平定吴国，但每次都因战力不继而失败。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吴和蜀结成攻守同盟，承认对方的皇帝与己方平等，形成了共同阵线，因而对魏来说，全力进攻也有危险。然而，等形势暂时平静下来，建立起秩序后，魏在数量上的优势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蜀汉灭亡　魏文帝之后，魏明帝继位，而将军司马懿因抵御蜀国丞相诸葛亮有功，逐渐将朝廷的权力掌握在手中。明帝之子齐王曹芳在位时，司马懿发动政变成为丞相，其后实权归于司马氏一家，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成为大将军，废黜天子曹芳而迎立曹芳的堂弟高贵乡公曹髦。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继承其位，而新天子不堪司马氏的专权，起兵攻打司马昭，反而被杀。司马昭迎立被杀天子的叔父辈元帝。

此时，蜀相诸葛亮已经去世，昏庸的后主刘禅在位，政治混乱，司马昭派遣邓艾等人攻打蜀国，后主投降。蜀历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父子两代，享国四十四年。这里的“先主”“后主”的称呼是遵从将蜀置于闰位的《三国志》的写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人，而晋继承魏，因而必然要将魏置于正统。如果像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及这一系统的史书那样，将蜀作为正统，则应以刘备的谥号称其为“昭烈皇帝”，并接在后汉献帝之后。刘禅向魏投降，没有天子的谥号，因而不得已称“后皇帝”。而奇怪的是，理应将蜀汉作为正统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却依然使用“先主”“后主”的称呼，而对魏武帝、魏文帝等则皆直呼其名为曹操、曹丕云云。

(1)　指《资治通鉴》中只有《魏纪》，蜀汉和东吴无纪。

二、晋

晋兴吴灭　在魏国，掌握实权的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开始呈现出魏晋双重国家的面貌；而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晋王之位，又废掉魏元帝而自立。这便是晋的第一位天子武帝。

在吴国，当时算是长寿的大帝孙权在位三十一年后去世，其后屡屡内讧，国势不振。晋军趁孙权之孙孙皓荒淫之机，渡过长江攻陷建业（今南京），孙皓投降，天下再度统一。

晋的统一是在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的第一次统一，然而统一的前路上，却潜伏着险恶的困难。其中最为重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异民族在内地的杂居。位于今山西省的并州地区，自后汉以来便有南匈奴部落。他们在隶属于郡县的中国人之外自成系统，由部帅统领，居住在原野中的帐篷里，经常与中国居民发生摩擦。在今陕西、甘肃省，即当时的凉州地区，据称有人口百万，而一半是戎狄。这里所说的“戎狄”是藏系民族，当时一般的称呼是“氐”“羌”。从后汉末起，他们发动叛乱，侵入中国的郡县，而当时后汉以“内入”的名义将中国人迁往内地。曹操则反过来将羌人移民到内地，终于到了与中国人口参半的地步。

此外，在今河北省、辽宁省等当时的幽州地区，有不少鲜卑、乌丸等北方民族内徙而来，并且在其背后还有着游牧部落的大部队。

面对这样的现实，武帝不得不对王朝的未来怀有危惧。而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克服困难，只能依靠同族的团结。晋之所以能夺走魏的皇位，是因为自从祖父司马懿以来，司马一族历经三代都紧密团结，在朝廷内扶植了潜在势力。而且，当初是作为大臣在不断与反对派作斗争的过程中扩大势力的，而现在已经是晋的天下，表面上没有反对者，因而似乎要强化司马一族的势力基础是极为容易的事。务必注意的是，曹氏因同族互相憎恨和迫害，最后天子孤立无援而灭亡，司马家绝不能重蹈覆辙。

八王之乱　于是，武帝大封同族到各地为王。诸王应当成为皇室的藩屏，因而可以在领地内维持强大的军备，在军事上独断专行。而且为了提高诸王的权力，将州郡长官指挥下的军队都裁撤了。这样一来，州刺史、郡太守都只不过是纯粹的文官。然而事态真的按照武帝的设想发展了吗？

武帝死后其子惠帝即位，但不辨菽麦，昏庸愚蠢。皇后贾氏是功臣之女，据说极为专恣又长于奸智，废掉皇太后杨氏并杀掉其父，掌握朝政后频频杀死大臣。最初贾氏让宗室中年长的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又恶其专权，与惠帝的弟弟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掉司马亮，事后又将楚王杀掉。汝南王的弟弟赵王司马伦眼见朝政紊乱，率兵入宫，废掉贾皇后又将其杀死。到这一步还算好，可司马伦又趁势废掉惠帝，自己即位。这么一来，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举兵讨伐赵王，将其杀死，又迎惠帝复位。此时骚动似乎平息了，然而有功的诸王又起内讧，齐王首先被杀。这是诸王受到属下军团首领的掣肘，被随意摆布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幕后操纵诸王的是张方、孙秀等出身社会下层的军阀将领。张方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煽动河间王和成都王背叛朝廷，又杀死站在天子一边的长沙王司马乂。在此前后，张方已然成了独立军阀，能够脱离诸王而自由行动，甚至胁迫天子移居长安。不过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些做法太过火，不得人心，随后张方被河间王所杀。而河间王和成都王也相继被杀，只剩下东海王司马越一人辅佐皇室。

这些事实显示出，为了强化皇室，武帝将同族封王建国并授予兵权，结果以惨败收场。大凡人类的天性不过如此：在困难时能够紧密团结，但到收获成果的时候却反目为仇。这并不是同族间才有的现象。

后汉末的袁氏在四代中出现五位三公，同族之间必定曾紧密互助。然而到了最后袁绍据冀州称霸时，几个儿子却立刻失和，互相排挤，终致灭亡。曹操最初正是趁此机会纠集亲朋，树立起了霸权。尽管参与创业的第一代人能够紧密团结，平定其他势力，但到了曹操晚年，这一集团也早早产生龟裂。据传言，曹操即将大功告成被封为魏王(1)时，被比作汉高祖之张良的参谋荀彧因与曹操意见相左，被迫自杀。曹操的长子文帝曹丕与两个弟弟，即长于武艺的曹彰和文才优秀的曹植争得你死我活，朝臣也跟着分派而斗，结果给了司马氏可乘之机。所以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取代曹氏的司马氏也不可能例外。

贵族的奢侈　晋王朝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贵族化、奢侈化，而这也是重蹈前朝的覆辙。后汉末，在王朝眼看就要灭亡的情况下，灵帝听信宦官之言，向天下田地每亩征收十钱，用以修缮宫殿，并让人铸造毫无用处的铜人。曹操身为武将却爱好文艺，自己写作诗赋。其孙明帝则喜好奢侈，大事营造洛阳宫，又建芳林园，遍植奇树，饲养异兽。明帝之子齐王曹芳在位时，遭遇司马氏崛起，与之对抗的是同族的曹爽，以及同乡功臣的后裔夏侯玄等，但这些人都已经贵族化，优柔不断，遭到司马懿的反击而被杀。到了晋王朝，虽然第一代天子武帝在即位之初颁布俭约令，甚至亲自取出宫中称为“雉头裘”的华美毛皮在殿前焚烧，以为百官示范，但随即又软化态度而沉湎于甘美的奢侈生活，以至后宫美女数以千计。本来晋王朝的官僚很多是从魏继承来的，大都已贵族化，在安逸的环境中长大而不知武事。八王之乱虽是由出身社会底层的军人暗中引起，但正因为诸王及其身边的官僚无能，这些军人才会如此猖獗。而比起内乱，来自外部异民族的冲击更为可怕；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贵族化的官僚更显无能。

异民族的暴动　八王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发动叛乱时曾试图将并州的匈奴部帅刘渊招入军中。刘渊与其子刘聪商议后，表面上接受成都王的招请，而等到接受北单于的称号、统领五部兵马后便自立为汉王。此前，匈奴单于曾屡次与汉朝公主结婚，因而刘渊使用汉姓刘，号称继承了汉的正统，并号召民众承认自己的统治。

不过匈奴人的汉在刘渊死后持续内乱，刘渊的族子刘曜与部将石勒同时得势。晋惠帝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其弟怀帝即位后，不仅匈奴，氐、鲜卑等异民族，以及内地人民的叛乱在各处爆发，天下陷入四分五裂。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晋政府的状况却让人心中没底。在八王之乱中唯一幸存的东海王拥立怀帝，但怀帝却因猜忌而不给他权力。司马越怀恨在心，做出闯宫杀死天子侧近等举动，愈发失去人心。而就在此时，石勒入寇，东海王传檄四方，召集援兵，却无人响应。不得已，东海王率领亲兵出阵，而参谋则是在朝野颇有名望的王衍。

王衍是魏末晋初在社会上名声很大的清谈派“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堂弟，他本人也属于清谈派，名声有时甚至凌驾于王戎之上。“清谈”本是从当时的贵族主义中诞生的畸形儿，一边标榜老庄虚无思想，一边又不否认自己对名声和权力的欲望比别人更强烈，因而是只在特权阶级中才行得通的极为自私任性的思维方式。

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敌军声势浩大，而己方的援军迟迟不来，劳心过度而病死军中。失去主帅的军官们将名声很高的王衍推举为大将，而王衍在这种时候也没有说出个不字。他一面说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完全没有出人头地的念头，因为接到命令，不能断然推辞，拖拖拉拉一直来到这里，现在这种情况，靠自己的才能实在应付不了，一面却不坚决推辞，反而接受了推举。石勒的军队如同怒涛一般汹涌袭来，包围十余万晋军，自王衍以下的将领被一个不剩地俘虏了。石勒召来王衍，质问西晋的政治情况。王衍虽承认西晋的政治失败，却声称自己没有任何责任，还对石勒说如果想要称帝自己可以帮忙。这下石勒也惊呆了，当面指责王衍说：你从年轻时就开始当官，一直做到大臣，声名盖世，居然说自己对朝政的失败没有责任。说完令其退下。石勒嘴上说让这种人活着对世人没有好处，却又不想招来屠杀名士的指责，便等到夜里，让人将王衍住处的墙壁推倒，将其压死。从此以后，王衍的下场成了窝囊死法的典型。而这与其说是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乎当时贵族社会形态的问题。

西晋的灭亡　石勒向洛阳进军，与刘曜合力攻陷洛阳，俘虏怀帝并送到汉的首都平阳，不久将其处死。

怀帝之侄愍帝接到洛阳陷落的消息，在长安即位，但不久又因受到汉军的围攻而投降，也被送到平阳杀了。

当时异民族的暴动并不只限于首都附近并州的匈奴，而是四处蜂起，民族间冲突不断，天下陷入不可名状的混乱。这意味着，之前曹操最先采用的用异民族压服异民族、用军队统御军队的冒险政策露出了破绽。这种政策本来就危险而勉强，因而一旦有一处出现混乱，便会立刻波及全体而无法停息，这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战乱开始在中原扩大后，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早早对华北断了念头，转而占据吴的旧都建业，图谋自立。他将中原名族召集到帐下，又安抚当地土豪，在接到长安陷落之报后受到部下的推戴而即位，这便是东晋元帝。

晋的南渡　东晋立国的基本方针，是收容从北方中原逃难而来的军队、难民，与他们合力守卫国防前线。国防的第一线是淮河，这条河在地理上是区分黄河流域的华北中原与长江流域的江南的界线。今天依然以这一线为界，分为以北的旱田地带和以南的水田地带。国防的第二线是长江，这条浩荡有如海洋的大河自古以来就是阻挡北来侵略军的天险。魏的曹操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在赤壁与孙刘联军会战而遭到大败，并不是很久远的事。幸而江南有丰富的资源，足以负担增强后的前线国防军的军饷。当时江南的开发还在进行，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无论新来的移民有多少都能容纳。更加幸运的是，在中原蜂起的异民族并非只有一族，他们互相反目，反复进行种族战争，因而在大征服者出现并树立霸权之前，没有余力准备南征东晋，而这为东晋留下了重整旗鼓的时间。

五胡强盛　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因而被称为“永嘉之乱”的民族斗争所带来的大乱是史无前例的。屠杀一再发生，中原的人口据称到了百无一二的地步。异民族被总称为“五胡”，除了汉的刘氏所属的匈奴以外，还有被称为羯的匈奴别种，石勒即属此族。并州的拓跋氏和幽州的慕容氏是移居到长城以南的鲜卑人，他们的根据地原本位于长城以北。关中则有氐族苻氏和羌族姚氏，他们虽同是藏系民族，却互相对立。对此，汉人也殊死抵抗，到处建造起小型的要塞坞，以图自卫。

从总人口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汉人占多数，而异民族是少数，并且又分为数种、数族，因而某一政权之下的人数更少。所以进入五胡时代后，不管哪个种族得势，其霸权都不能持久，统治范围也有限，大约一百三十年间兴亡于中原的国家多达十六个。

出身匈奴的刘渊所建立的汉在其子刘聪死后，分裂为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并互相争斗，石勒取得胜利，领有中原的大半，到其养子石虎时盛极一时，却也早早显露出衰亡的征兆。辽东鲜卑的慕容氏和关中氐族的苻氏代之强大起来，前秦的苻坚登场后，消灭慕容氏，称霸中原，趁势南下，企图击败东晋，实现统一天下的野心。

当时东晋正值元帝之孙孝武帝在位。不过，在元帝和孝武帝之间在位的天子共有七个，因而从第一代武帝算起，孝武帝已经是第十二代。就在前秦苻坚南下大军锐不可当、东晋朝野震骇的时候，将军谢石、谢玄等在淮河的支流淝水之畔，迎击苻坚并使其大败溃逃。也就是说，东晋成功地在国防第一线阻挡了敌人的袭击。当时朝中谢石之兄谢安执掌大局，因为一族立下大功，自此以后，谢氏便成为与东晋开国功臣王氏相比肩的名门，受到崇敬。不过在淝水之战中奋战立功的，其实是驻扎广陵、中原出身的军阀部队“北府兵”。

在淝水之战中惨败并退回关中后，苻坚被其宿敌、出身氐族的后秦姚苌所杀。到姚苌之子姚兴时，后秦以长安为都，盛极一时，特别是佛教繁荣，印度的经典有很多都是这时被翻译为汉语的。现在日本使用的《佛说阿弥陀经》便是其中之一。

(1)　应该是封“魏公”时（212年）。

三、南北朝

北魏兴起　与后秦同时，慕容氏的后燕在东方兴盛。但随后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在长城之南建国，依靠未开化民族的力量，一步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其首都平城靠近今天的大同，残留至今的大同石佛寺佛像雕刻便是北魏时代的遗物。

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河北的大势力后燕英主慕容垂派遣四五万人的军队入侵，北魏在参合陂迎击并将其歼灭，这是北魏称霸华北之前的第一次胜利。慕容垂病死后，北魏开始反击，攻灭后燕；又转向西方，在世祖太武帝时灭掉匈奴赫连氏所建立的夏，从而平定关中；接着又讨平直到敦煌为止的诸国，统一了黄河沿岸的中原一带（439年）。

北魏之所以能最终称霸，是因为在长城之外有着同一游牧民族的集团，可以从那里源源不断接受人员和马匹的补给。反过来说，之前诸国的霸权之所以不能持续，比如后赵石虎、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等，盛极一时后很快凋落，就是因为同族的人口比较少。占据绝对多数的地方人民，由于种族间的反感而不断图谋叛乱，要将其压服就必须将同族的军团常驻地方要地，进行监视，但无奈的是能够依靠的心腹军队数量很少。大军团召集起来后，地方的驻军数量就会变少，威令无法贯彻到末梢。然而如果到处配置军队，又会使兵力分散，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集中起来的兵力吃了败仗，遭受沉重打击，霸权就会立刻动摇。在这一点上，北魏可以说受惠于人力资源的丰富，然而也是有限度的。长城外的鲜卑族大量移居内地后，蒙古地区的人口变得稀少，随后在漠北崛起的新民族柔然得势，而北魏则要直接面对这一威胁。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到太武帝的玄孙孝文帝时，北魏将首都从北方的平城迁到中国历代的首都洛阳，这意味着鲜卑族王朝的汉化。未开化的异民族，在与汉族接触时逐渐汉化是自然的趋势，或者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命运。只是这时的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过于激进，特别是禁止说鲜卑语、穿鲜卑服，甚而连鲜卑固有的人名都改为中国式。对此等做法，不仅后世的历史学家，当时的鲜卑人中也有认为太过分的。事实上，这次改革后，鲜卑人在汉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朴素刚健的风气而变得柔弱，王朝的衰落也由此开始。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在统治中国时必需的无奈之策。鲜卑族的人口虽然在五胡之中算比较多的，但终究不能与汉族的人口相比。而且在文化上，汉族处于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要让鲜卑王朝的统治持续下去，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变得和汉族人一样。此外，为了弥补人口不足的缺点，有必要与其他胡族混为一体，以便得到他们的协助。然而，鲜卑族本身没有能够同化其他胡族的文化，因而不得不采用汉族文化。想来，这一切肯定都是孝文帝与侧近进行了缜密的利害计算之后而断然实施的。

东晋衰微　在北魏征服华北的同时，江南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便是东晋王朝的衰亡。

东晋政权的弱点，在于自身是一个流寓王朝。本来东晋是西晋皇室的一支，他们带着官僚、军队，从华北流落到江南的新天地，怀抱着终有一天恢复中原的理想而暂住下来。为此，与皇家一同南下的官僚和人民都被赋予了莫大的特权。首先，官僚垄断了中央政府的要职，将本地的贵族当作比自己低一等的阶层来对待，不让他们参与显贵地位的分配。此外北方流民的户籍被称为“白籍”，与本地居民的“黄籍”相区别，冠以原籍的州郡名，他们拥有的土地被免去租税。换言之，北方流民拥有所有权利，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义务。

对于这种不公平，本地的南人当然会不满。但这种不满却没有达到爆发的地步，因为他们在害怕朝廷的北方军队的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支军事力量，更加恶劣的华北胡族就会南下。与其受到异民族的征服，不如被晋王朝继续统治。

不过，本来应当恢复中原的东晋政权，却又从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撤走，过了近一百年也没有行动的迹象。事实上，华北势力强大，而南风不竞，东晋政权似乎要就此一直偏安下去。如果东晋变质为江南王朝，本地的江南贵族就必须要求纠正他们与北人之间的不公平。于是取消黄白籍的区别，将北人也作为本地人编入户籍，也就是“土断”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对于这些在旁观者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极为正当的要求，东晋朝廷却丝毫没有解决的能力。朝廷的贵族愈发贵族化，只顾维护既得权益，只要是对自己稍有损害的提议，便充耳不闻。九品官人法也日益形式化，个人的仕途完全由门第决定。而且在同一官品的职务中，又产生了“清官”与“浊官”的区别。上层贵族可以由清官到清官，官品从高处上升，最终到达三公；下层贵族只能由浊官到浊官，官品从底部上升，并且会因在中途失去上升的阶梯而到此为止。即便是北方来的贵族，如果门第较低，而又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也可能会对让人提不起干劲的政府产生厌恶，转而投身于反对运动。而更加感到不满的是一直被压抑在底层的当地贵族，自不待言。

这种不满屡次被野心家利用，在现实中突然爆发为叛乱。叛乱随后被镇压下去，军人则获得了显露头角的绝好机会。而且世上的人们都在期待着英雄的出现，希望他能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打消自己的不安。

刘裕兴宋　在这种时候出现的便是刘裕。他出生于靠近北方国境的彭城，年轻时从事贱业，其间得到军阀北府兵将领刘牢之赏识而入其麾下。刘牢之正是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刘裕跟随刘牢之屡次平定内乱，建立功勋，刘牢之被以长江上游为据点的大军阀桓玄欺骗而死后，刘裕讨平桓玄的叛乱，威名愈高。

掌握兵权的刘裕参与朝政，实施了悬搁多年的土断，将白籍编入本地户籍，对历来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土地和人民课以税役。由此财政也渐渐宽裕，刘裕于是毅然实施北伐。

当时华北已经接近五胡时代的末期，后秦的姚泓领有从晋的故都洛阳到长安一带，承其父姚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正是国力疲敝的时候。因而刘裕的远征军不费力气地占领洛阳，又进逼长安，俘虏姚泓。

然而，刘裕看到的洛阳和长安，已完全失去了东晋人魂牵梦萦的故都的面影。见到故都在五胡战乱中几度遭受劫掠而荒废的样子，刘裕断了迁都此处的念头。只是，如果他在当地只留少量守备部队，是因为以为这样就可以继续占领的话，便是将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而犯下错误了。刘裕的主力撤退后，长安和洛阳立刻被伺机而动的胡族国家夺回，不久就成为北魏的新领土。

然而，此时占据刘裕头脑的已经不是旧都的事了，篡夺看起来气数已尽的东晋、建立新王朝才是他所想的。掌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一旦下定决心，禅让的计划就被一步步付诸实施。这样，一百五十年间不见于历史的禅让又在现实中发生了，而且一旦开始，便进入了被不断重复的时代。

刘裕弑杀安帝，让恭帝即位，不久又接受恭帝禅让，定国号为宋（420年）。这就是第一代天子武帝，而三年后，后来统一华北的北魏太武帝即位。从这一时期起，中国南北两个王朝互相对立，因而被称为“南北朝”。

南朝的侧近政治　宋武帝虽然实施了东晋政权下的悬案土断，但没有对流寓贵族与当地贵族的待遇差别进行任何调整。他是崇尚实力的军人，对贵族问题不感兴趣，恐怕他觉得将当地贵族的地位提高到与北方贵族一样，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吧。看起来，他更打算将贵族制度本身变得有名无实。也就是说，表面上尊重贵族的既得权益，实际上则不给贵族大臣权力，另外在自己的侧近中设立直属机构，谋划机密事宜。这一直属机构即中书，可以说是尚书的分支机构。

后汉光武帝为了亲自裁决政治，不给正式的宰相三公权力，专与宫中的直属机构尚书共同商议政治。然而，当尚书实际掌握了议决政治的实权之后，其地位自然也正式化，如果大臣实际执掌政局，就必须得到“录尚书事”的头衔，获得指挥尚书的权限。三国魏的曹操在事实上代理天子处理政治，因为尚书是汉朝天子的正式机构而敬而远之，设立了与尚书有着同样职能的中书作为自己的顾问。因而在魏王朝建立之后，在正式的尚书之外，又有直属天子的中书暗中出谋划策。然而中书的重要性增加后，不久也变成与尚书一样的正式机构，贵族则被任命为长官。出身军人而非贵族的宋天子，在原样保留中书机构的同时，将其僚属中书舍人召入宫中，谋划政治上的机密事宜，并将决定传达给中书的长官中书监和中书令加以实施。这便是后世中书舍人院的起源，这一机构的奇特之处是虽然是中书的分支，却又直属天子。

不过，宋天子任命的中书舍人都是寒士，他们虽然有优秀的才能，却因门第较低而在升迁上受到压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尚书方面，寒士出身的下僚令史执掌了实际事务。由此，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发生了变质，表面上还是与之前一样的贵族制，但贵族位居表面的公开政府从实际事务中浮游出去，而军阀天子和寒士出身的下级官僚在暗中推动政治，当时实行的就是这种变态的畸形政治。

由卑贱的寒士推动的中书政治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政治可以不受过去的人情关系和贵族体面的拘束，能够迅速做出决定。武帝之后，经过被废的少帝和其弟文帝，文帝之子孝武帝即位，更加重用中书舍人，实行侧近政治，完成了祖父武帝遗留的土断。

朝廷的高级官僚因为不愿既得权益受损害，历来反对土断，刘裕也不得不将上层贵族分布较多的地方除外。而到了孝武帝时，已能够不顾贵族的意志而断然实施了。

不过另一方面，侧近政治容易陷于武断，特别是当昏庸的天子在位时。因为所有决定都仓促做出，应当起到制止作用的机关来不及发挥效用，就连杀掉大臣和亲戚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无缘无故地轻易发生。这是在东晋的贵族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的异常情况。宋的九个天子中，被废黜杀掉的达到六个，得以保全性命最后病死的仅有三人。

因为这种政治运行上的致命事件重复发生，宋在统治了六十年后被大臣萧道成所灭（479年）。

从南齐到梁　萧道成即位后，定国号为齐，这便是第一代天子高帝。到其子第二代天子武帝为止都太平无事，但第三代天子废帝因为品行不端而失去声望，被同族的萧鸾所杀。萧鸾立废帝的弟弟为帝，但又将其杀掉，自己即位，这便是明帝。明帝即位之后，将废帝系统的一族全部杀尽，报应在他死后不久就来了。继承其后的东昏侯对自己的荒淫行为不加反省，而又害怕廷臣觊觎大位，将有名望的重臣一个接一个杀掉。第十个被杀掉的是萧懿，于是萧懿的弟弟萧衍在长江上游举兵叛乱，围攻首都时城中有人响应，杀死天子向萧衍投降。萧衍立东昏侯的弟弟为帝，即和帝，但不到一年便将其废掉并弑杀，自己取了大位（502年）。齐王朝和前朝的宋走上了同样的失败道路，天子轻易杀大臣，皇族也互相残杀，最后大臣废掉天子并将其杀掉。七个天子之中，有四个死于非命。

取代齐的萧衍便是梁武帝，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早就作为一流的文化人闻名于世。梁武帝统治的前半期，在血腥的南北朝期间最为和平，据称当时人民歌颂太平，而梁武帝创造了在位四十八年、享年八十六岁的罕见纪录。然而到晚年，他因为醉心于佛教，以慈悲的名义放过罪恶，又因年老，魄力不足，屡次错过转变政策的机会，终于招致国废身死的结果。而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则是华北政治斗争的余波。

北魏的衰微　北魏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表面上华丽的贵族社会繁荣兴盛，以新都洛阳为中心出现了汉文化的复兴。追随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理想，基于三国魏以来实施屯田法的经验，北魏颁布“均田法”，试图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便是隋唐土地政策的直接起源，但当时在多大范围内得到了有效实施，则不得而知。

反而，在孝文帝的政治中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之处。跟随孝文帝移居洛阳的鲜卑人摇身一变成为汉族式贵族，子孙也能够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但留在地方上的同族却依然过着军营生活。军人在建国之初虽然是很光荣的职业，但在站在汉化立场上飞黄腾达的鲜卑贵族看来，他们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贱民。曾经为国家的建设携手奋斗、甘苦与共的同族，如今分裂成了贵族和贱民两个阶级，互相之间意气不投。其实，在内地服役的军人还算好，最为劳苦而报酬最少的，则是沿着长城外的阴山山脉驻扎的前线部队。

为了防御当时在蒙古地区得势的游牧民族柔然，北魏设置六镇。最初，如果在这条前线上建立战功，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走上出人头地的道路。然而迁都洛阳后，守卫部队的长官都是中央派来的汉化贵族出身的将领，他们矜夸家世，将军人视作奴隶，战功则归到自己头上，军人越出力就越吃亏。

因为六镇军民的这种不满和穷困，爆发了镇民的叛乱，叛军势力在葛荣的带领下逐渐扩展至内地，河北的要冲邺面临危险。孝文帝之孙孝明帝大为惊慌，眼见正规军的力量不足依靠，便向山西省北部的大豪族尔朱荣求援。北魏的中央政府虽然已经汉化，但在地方上还保留着古代氏族制时代的遗风，有着被天子当作客人而允许自治的部族。尔朱荣是当时最大的一支部族势力，他们放牧的牛羊驼马以毛色分群，布满十二座山谷。

当时北魏发生内讧，太后胡氏毒死孝明帝，并立三岁的孩童为天子，自己处理政事。尔朱荣率军进入首都，将太后和年幼的天子沉入黄河，又杀死追随太后的朝臣两千余人，迎立孝庄帝。在消除了后顾之忧后，尔朱荣驰援邺，以骑兵包围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生擒葛荣。葛荣的军队本是由被胁迫的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在允许他们互相寻找亲属并离开后，数十万大军一朝云消雾散。

此时尔朱荣被北魏皇帝封为太原王，同族布列朝廷，因贵族化而一时萎靡不振的北魏政府似乎顿时恢复了活力。但是内心已经彻底汉化的北魏皇室无法忍受朝廷被粗野的尔朱氏占领，受到尔朱荣拥立并娶其女为皇后的孝庄帝，也无法压抑对尔朱荣的反感。孝庄帝以皇后生下了男孩为名，将尔朱荣骗入宫中，将他与近亲等三十人一起杀掉。

然而，虽然除掉了尔朱荣个人，却没有出现实权回到北魏天子之手的形势。据说孝庄帝事先研究参考了后汉末董卓在宫中被杀的先例，但董卓是没有后援的个人，而尔朱荣却是在背后拥有强大部族的族长，情况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

北魏分裂　果不其然，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率领一族宗党进攻洛阳，俘获孝庄帝并将其绞死。然而尔朱兆没有统帅之才，曾被尔朱荣评为不过是三千骑之将，如今无法承担收拾混乱的重任。动荡的局面，对能够洞察时势的英雄来说，正是横空出世的好机会。

尔朱荣的旧部中有名为高欢者，曾前往洛阳求官，结果眼见朝政混乱而死心，回到乡里后广交地方豪杰。高欢曾在尔朱荣手下建立战功、显露头角，但看到尔朱兆的庸碌后便开始谋求自立。他怀柔了当时被尔朱氏残酷驱使的二十万六镇遗民和葛荣的旧部下，独立后占据冀州。

高欢攻陷邺并转移到此处，为了夺回邺，尔朱兆聚集大军疾驰而来，却被高欢迎头击破，大败逃窜之后自杀。高欢进占洛阳，从北魏宗室中迎立节闵帝。由此，关东的中原大部为高欢所统治。

在此期间，在以今天陕西为中心的关中展开了另外一番形势。葛荣之乱时，北方六镇中唯有武川镇采取了与其他镇不同的行动，在宇文泰的率领下进入关中，占领长安作为据点。正巧此时被高欢拥立而取代节闵帝的孝武帝，因不满高欢专权，从洛阳出逃，投奔长安的宇文泰。

高欢没能追上孝武帝，又从北魏皇室中拥立孝静帝，并迁都邺。由此北魏分裂为孝静帝的东魏和孝武帝的西魏，但两边天子都被架空，实权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掌握。在西魏，宇文泰因忌惮孝武帝的为人而将其毒死，改立其堂弟文帝。

东西魏的灭亡　高欢与宇文泰为了打倒对方、统一华北而互相竞争，攻战连年，但棋逢对手，不分上下，战力日渐消耗却决不出胜负。于是双方都觉得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在国内巩固势力才是上策。在东魏，孝静帝坐拥虚位十六年后，经高欢之子高澄，到高澄之弟高洋时篡夺天子之位，定国号为齐（550年）。这便是北齐的文宣帝。

在西魏，文帝死后其子废帝继立，因憎恶宇文泰而欲杀之，反而被废黜弑杀，改立其弟恭帝。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废掉恭帝，即天子位，国号为周（557年）。这便是北周孝闵帝。西魏的灭亡比东魏晚了七年。

在总是为名分问题而喋喋不休的中国，微不足道的东魏和西魏都只是名义上的、偏于一隅的王朝，却也发生了关于谁是正统的争论。北齐的魏收在编纂《魏书》时基于自己的立场，将东魏作为正统写入书中。然而到了后世，又有意见认为如果将继承北周的隋作为正统王朝，北周及其之前的西魏也必须是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遵从这一说法。到了清代，谢启昆著《西魏书》，主张西魏是北魏的继承者。但是这些议论并没有意义，因为当时是南北朝对立的时代。如果不是将北朝作为正统，东西魏的正闰之争便毫无意义；如果承认南北朝并立，那也必须同样承认东西魏的并立。而在中国，几乎没有将北朝作为正统而将南朝置于闰位的说法，将南朝作为正统是一般的常识。正统论同时还要讨论实力和名分，在当时的形势下，东魏和西魏在实力上没有很大的差距，而从面积和人口来说，东魏更胜一筹。从名分上来说，两者是半斤八两。就算认为高欢拥立的孝武帝逃到了宇文泰那里，因而西魏是正统，但孝武帝后来被宇文泰毒死，因而其后被拥立的文帝并没有主张自己是正统的权利。这样的正闰之争完全是鸡毛蒜皮的议论，但通过在这种事情上发生争论这一点，能够窥见中国思维方式的特色。

侯景之乱　在前面说到的东西魏灭亡之前稍早，在东魏时值高欢已死、其子高澄继任大丞相，在西魏则是宇文泰还活着时，以侯景这一人物为中心，在东魏、西魏和南朝梁三国之间发生了微妙的纠纷。而最后触了最大霉头的却是贪心过头的梁武帝，这实在是一个讽刺的结果。

侯景出身于北魏的北方六镇，跟随尔朱荣征讨葛荣时立功，开始为人所知。尔朱荣死后，侯景成为高欢的属下，被委以统治河南十三州之任。然而高欢死后，他与高澄不和，向梁提出想带着自己统治下的河南投降。东魏的高澄知道侯景怀有二心，出兵攻打他，侯景又改而向西魏求救。虽然西魏因为揣测不透侯景的心思，没有过分介入，但动了心的梁武帝却派出军队，甚至打算制订与侯景一起攻打东魏的计划。

然而，东魏不愧有着自高欢以来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无敌军队，侯景战败，请求在梁的境内得到保护而前来流亡。侯景的部队虽然在东魏面前败退，然而与梁的军队相比却格外强大。不久，侯景看出梁的弱点并发动叛乱，渡过长江后围攻梁的首都建康。半年后梁武帝以讲和的形式向侯景投降，结果反被幽禁起来，最终饿死。当时的八十六岁，可以说相当于现在的百岁长寿了，谚云寿则辱多，此言不虚。

然而拥有原始野蛮人强悍的侯景及其军队，却因行为过于暴虐，招来江南人的愤怒。梁军从四方聚集而来，侯景不支败退，最终在逃亡过程中被杀。

经此骚乱，曾经繁华一时的建康一带化为瓦砾焦土，因而梁武帝之子元帝舍弃此地，移都长江上游的湖北江陵。

在梁发生侯景之乱期间，东魏高澄被刺杀，其弟高洋继位，又废掉东魏皇帝而自立，成为北齐文宣帝。北齐趁着梁的混乱出兵南下，越过淮河，吞并了淮南之地。

西魏此时也无法坐视，丞相宇文泰进攻梁元帝所都的江陵，降伏元帝（554年）。元帝在投降之前焚烧藏书十余万卷，叹息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文武之道尽矣。侯景之乱时，建康的图书也蒙受兵燹，因而这一时期书籍接连遭了灾难。西魏军队将城中男女数万人作为奴隶带回北方，接下来又立梁武帝之孙为天子，让其领有附近数州，作为西魏的属国，这便是后梁宣帝。其父被称为“昭明太子”，以《文选》的编者闻名，但因为武帝长寿，没等到即帝位便谢世了。

之前平定侯景之乱有功的将军陈霸先，在建康拥立元帝之子敬帝，随后又逼迫敬帝禅位给自己（557年），这便是陈武帝。然而其领土与前朝梁相比要小得多，长江以北一半被北齐夺走，一半被西魏和后梁所占，仅保有长江以南。

北齐北周的灭亡　与篡夺西魏的北周相比，北齐土地更为辽阔，文化更为繁荣，按照常理应该能够压倒北周。然而，在继承高欢的诸帝中有很多性格异常者，虽然文武才能出色，却因猜忌心太强等原因，同族之间互相残杀，进而大臣之间也国论分裂，反而给了北周可乘之机。

北周的宇文氏自从祖先宇文泰以来，大致能够互相扶助，维持国势。此时，以根据地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在生产力上不及北齐，在数量上往往被压倒，但这似乎反而使北周上下团结得更为牢固。例外情况是第一代闵帝和其兄弟明帝接连被堂兄宇文护毒死，但其后即位的闵帝和明帝的弟弟武帝得以杀死跋扈专权的宇文护而亲政。

在北齐，第一代文宣帝高洋嗜酒好杀，屠杀了众多大臣诸王，以及前朝北魏的皇族。其子废帝即位后，被叔父孝昭帝夺去皇位，而只有孝昭帝看起来像是正经的普通人。其后孝昭帝之弟武成帝即位，杀掉孝昭帝之子而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不久禅位而自称太上皇帝。武成帝是不逊于其兄、第一代文宣帝的暴君，让王朝彻底失去了信誉。在武成帝死后继位的后主与武成帝同样昏庸，并且杀掉国家的柱石之臣，国政愈加混乱。趁此机会，被藐视为积弱已极的南朝陈发动反击，夺回了被北齐占领的淮南江北之地。而西邻的对手北周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北周武帝发布总动员令，首先攻陷北齐的军事根据地平阳，接下来占领了北方重镇晋阳，并乘势围攻北齐的首都邺。北齐后主让位给太子并计划出逃，结果被俘虏，旋即被杀（577年）。持续了六代二十八年的北齐至此灭亡，而回想当初其始祖高欢与劲敌宇文泰交锋，上演了无比壮烈的白刃战而不分雌雄，北齐在灭亡时竟难以置信地脆弱。

然而，胜利者北周与北齐同样短命。武帝死后宣帝即位，立同为武川镇军阀出身的杨坚之女为皇后。宣帝是之前北周系统中未曾有过的淫虐天子，作风更像是北齐诸帝。为了沉溺于个人的放纵生活，在位一年便让位给幼主静帝，自称上皇。成为上皇后一年，因荒淫而年纪轻轻去世，外戚杨坚被封为隋王，成为幼主的监护人。成为监护人一年后，杨坚废掉幼帝而即位，这便是隋文帝（581年）。再次统一华北的北周武帝死后仅仅过了三年，北周的政权转瞬之间落入隋王朝之手。

隋的统一　在公元6世纪末，隋王朝之初，中国的中心依然在华北中原。从大势来说，如果华北出现了牢固的统一政权，江南的割据政权便难以一直保持独立。因而南朝的灭亡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对南朝陈来说，不幸的是在明主宣帝在位十四年后，昏庸的后主继承了皇位。喜爱游乐的青年天子大兴土木，装饰宫殿，带着以宠妃张丽华为首的美人，日夜摆酒设宴，痴迷于玩乐。这对伺机统一天下的隋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隋文帝为了获得进攻江南的跳板，废除了占据长江要冲江陵的后梁政权，将数州置于直辖之下。隋在江陵组建沿长江而下的水军船队，与直冲建康的陆军两路攻陈。在此突袭之下，脆弱的陈王朝陷于崩溃，后主成为俘虏（589年）。

至此，长期分裂为南北的中国，在隋王朝之下再次统一。从东晋建立以来已过了二百七十余年，而从北魏太武帝统一华北与南朝宋对立开始，已过了一百五十余年。但在中国的传统史观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隋王朝并不与之后的唐连在一起合称隋唐，而是被算作南北朝中的北朝之一。因此，唐代李延寿所著的《北史》记载了从北魏一直到隋的灭亡为止的史实。

此外“六朝”一词在指称以建康为都的江南文化时，是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但这个词还可以用来统称包括南北在内，从三国之后的晋到唐代之前的、可以说是过渡期的时代。比如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六朝”便包括从晋到隋，而对此书进行增补，并收集了从上古到唐以前全部散文的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的“六朝”也是同样的用法。

中世统一的意义　中世是分裂倾向很强的时代，但应当注意的是同时有着迈向统一的趋势。而又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促成统一的原动力并非产生于以往的中国社会，其时机乃酝酿于与汉族不同质的异民族之中。

后汉时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的异民族移居者逐渐增加，他们发动暴乱的结果便是“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然而，随后因为鲜卑族的移居，以鲜卑为核心的强大的北魏政权带来了华北统一。这是“五胡”在经历诸多变迁后，逐渐失去自己独特的国民性，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被最为落后的鲜卑所同化的结果。但是，在北魏朝廷因为汉化政策而失去迈向更大统一的能量时，有必要再次退回到原初状态，而这转化为六镇叛乱，华北一时陷入大混乱。其间以武川镇军阀为核心，再次迎来了迈向统一的时机。这第二次的统一趋势，完成了北魏朝廷未能成就的事业，那就是不仅要把华北，还要进一步把江南囊括在内的大统一。但要说这次统一已经稳如泰山，却也不尽然。在中世的中国，分裂的因素本来就强烈发挥着作用。因而隋朝短命而亡，其后又是天下大乱，而这次的大乱被武川镇军阀的最后代表唐王朝所收拾。唐王朝动辄被视作与汉王朝有着同样性质的统一王朝，有时连称汉唐，被认为是古代帝国的延续。但仔细观察，汉与唐之间夹着大约四百年的所谓六朝时代，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因而两者的性质绝不可能相同。

此外，因为有隋唐的统一，有意见认为将中世定义为分裂时代有很大障碍。但我想指出的是，中世并非指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时代，而是指分裂倾向很强的时代，也就是说，不是就状态而言，而是就趋势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有作用和反作用，在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出现统一趋势也绝非不可思议。特别是当它不是自发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可以说是被从外部带进来时，就更是如此。表面上形似空前大统一的唐王朝，却意外出现了很强的分裂倾向。随着接下来对其历史的轨迹进行追踪，这一点将会逐渐明朗。

隋文帝的事业　隋文帝杨坚在历史上被算作名君，但当时的评价却未必如此。杨坚虽然与北周宇文氏同属武川镇军阀，但其门第并不高。他因运气好而轻松当上了天子，但似乎正因为这一点，他的猜疑心非常强，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将宇文氏一族悉数杀死。武川镇集团往日一致应对困难，杨坚这种破坏团结的行为受到了严厉指责。

然而要让文帝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为了天下人民，想实施公正的政治而已。为了考验官吏，他暗地里让人行贿，看他们是否接受，如果接受了，则严厉处罚。这样的行为虽然被指为非天子所应为之事，但他期望官吏清廉的意向应该得到体谅。历来的九品官人法与立法的本意相反，成了守卫贵族主义大本营的护符，因而杨坚将其废除，开始实施以才能为本的科举，这也反映了同样的意向。特别是对于科举的功过，虽然有种种不同意见，但不管是好是坏，这一制度都在其后一千三百年间的中国得到实施，因而必有可取之处。顺便一提，一般认为科举开始于文帝之后的炀帝大业年间，但这是误解，其实是在文帝开皇年间。

炀帝的命运　隋文帝灭掉南朝陈，完成了再次统一分裂已久的中国的大业，在位二十四年后去世。一般认为文帝被其次子炀帝所弑，但此事并不确切。此外，说炀帝是史上罕见的暴君也言过其实，与北朝齐和南朝齐的诸君主相比，他并不昏庸。只是他喜爱奢侈，频兴土木，导致民力疲敝，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考虑到其中有开凿大运河，也不能一味非难他；大运河北起白河，中间经过黄河、淮河和长江，到达钱塘江，将东西流向的大河南北贯通，带来的交通革命泽被后世。只是大运河最初是政府专用的官营水路，民间也开始大规模利用是唐代中期以后的事。这正如科举真正摆脱贵族式的操作，要到宋代以后。在中国这样广大的社会，开始与盛行之间总是有着以百年为单位的时间差。

对隋炀帝来说，最为致命的是征讨高句丽的屡次失败。而这与其说是出于炀帝虚荣心的黩武，不如说是抑制不了军队妄动的隋政权的本质缺陷导致的。无论何时何处，国家的军人都以战争为职业，没有战争他们就不能出人头地，因而总是期望发生事端。隋王朝虽然是以武川镇军阀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在这些军阀之间却不怎么受欢迎。因而如果强制压抑他们的欲望，对方的不满就会转而向内，未必不会将矛头对准皇室的软肋。炀帝的父亲文帝，也没能抑制住他们对外征讨的欲望，兴师讨伐高句丽，结果遭到失败。军队一旦失败，便想着下次一定要恢复名誉，更加受到战争欲的驱使。炀帝的第一次进军被阻挡在辽东城，撤军时承受了莫大的打击。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各地发生了反抗隋朝统治的叛乱，但隋朝置之不顾，强行发动第二次征讨。前线战斗正酣时，掌管后方补给的大将杨玄感谋叛，阻断了炀帝的归路。炀帝虽然一时陷入危机，但因为杨玄感没有声望而败亡，炀帝得以渡过难关。然而，隋朝仍不引以为戒，孤注一掷发动第三次征讨，这次终于迫使高句丽在名义上投降，但其间内地的叛乱已经无止境地扩大，情况严重到无法收拾了。

炀帝察觉到根据地长安的军队无法依靠，便重新组织近卫军，沿着大运河南下扬州，在此观望天下形势，结果为部下所杀。而当时，同属武川镇军阀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北方的前进基地晋阳举兵，进入长安后立炀帝之孙为天子，即恭帝。对李渊父子来说，占据历代都城长安，可以利用既存的组织获取天下情报，是最大的有利条件。当时关东有很多著名英雄豪杰的割据政权，而李世民逐个将他们讨平。

不久，李渊废掉隋恭帝而即天子之位，这便是唐高祖。当时普遍认为要成为正统天子，就必须采取禅让的形式。因而高祖尽管并不需要奉戴隋皇室，却也花费了不必要的功夫。其实，唐朝李氏在武川镇军阀中的门第比隋朝杨氏更高。

四、唐

唐王朝的性质　唐代大约三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高祖、太宗与高宗父子相继之后，由于则天武后的篡夺而发生了意外的中断，而镇压这次骚动并中兴唐朝的则是玄宗，至此为前期。前期的唐，位于始于北周而为隋所继承的武川镇军阀政权的延长线上。虽然隋唐的皇室都声称自己是汉人，但其实与之前北周的宇文氏没有多大区别，拥有异民族气质浓厚的所谓汉胡混血的血统，甚至有人说就是异民族。比如隋炀帝与父妾私通，唐高宗将父妾武氏立为皇后等，从纯粹中国的立场来看，完全是骇人听闻的乱伦行为，但在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却是极为普通的习俗。

在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唐代因为制定实施了日本王朝时代法律的样板“律令”，特别受到注意，甚至有将两者都称为“律令时代”的说法。但实际上，律令在中国早自汉魏、晚至明清都得到实施，并非只限于隋唐。其在日本之所以被注意，似乎更是因为唐代律令中包含的土地制度，即均田法。

不过，北朝所实行的均田法，远承三国魏的屯田法和西晋课田法之后，直接始于北魏，其后为周、隋所继承，一直到唐代。而这一制度及其实施方法，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的法典没有完全流传下来，另一方面，虽然最近敦煌文书等基本史料被发现，但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有着很多不同意见，现在无法把握此法的全貌。因而必须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在我理解的范围内介绍我的看法，绝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首先，我注意到的事实是，均田法并不是在全国同样实行，而主要以华北中原地区为中心。其次，这一土地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而唐代已相当于其末期，包含了众多矛盾而濒临崩溃，绝不可能按照法律字面得到实施。我想首先从均田法即将崩溃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统计开始解说（见表2）。

表2　755年户口统计

表2中，万以下的数字都被舍去。最初的“应不课户”，是指与课没有关系的户，换言之就是与均田法没有关系的户。正如北朝法律中的“不受地者不课”所示，这是贯穿整个均田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从政府那里接受土地之后才会产生“课”的义务，如果没有接受土地，就完全不用负课的义务。那么应不课户有哪些种类呢？首先是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僚，他们的耕地是祖先留下来的永业田，或者天子的赐田等，不接受政府分配的公田。其次是坊郭户，也就是住在市区的工商业者，他们在原则上也不接受耕地的分配。接下来第三种，在长江流域以南，有的地方从一开始就不实施均田法，而采用其他税法。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计算都不可能有三百五十六万这么庞大的数字。

课户的身份　从政府那里接受分配耕地的，则被称为“课户”。因此课户是一种身份，与接受土地面积的多少没有关系。而课户内的丁男，则自动成为课口或户丁，其义务是每年缴纳田租，包括粟二石、绢二丈、二十天力役，以及四十天以下的杂徭。这一义务也与受田面积无关。不过就算是课户，如果户内没有丁男，也不能承担课的义务，这被称作“课户见不输”（虽是课户但目前不输粟等），有时也被称作“不课户”。因此不课户与应不课户不同，前者是临时不课户，而后者是本质上的不课户。只是这两者有时被混为一谈，因而需要注意。

承担课的是课口，平均每课户中有大约一人半。课口以外都是不课口，但上表中将不课口放在应不课户的后面，实在容易混淆，其实多数不课口都是课户的家人。课口与不课口合起来便是天下的总人口，而口数比两者加起来还要多一万，乃是两项中被舍去的部分相加的结果。部曲、奴婢等贱民，应该都被算在不课口之中了。

那么，是不是课户以外的户完全没有租税负担呢？并非如此，他们要缴纳财产税。天下的户按照财产多少被分为从上上户到下下户九等，唐中期以后，上上户要缴纳四千钱，以下每低一等少缴五百钱，至下上户缴纳一千钱，而下中户缴七百钱，下下户缴五百钱。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递增税率，相对于最下等的户，最高等的王公贵族的税率也只相当于其八倍。据说，在此以前的玄宗时，税还更轻，中下户四百五十二钱，下下户二百二十二钱。但即便如此，对贫穷人家来说，肯定也相当难受了。

课役，也就是租调力役，是与户税原则完全不同的税法。课役的基础是徭役制度，在现实中，租与调有时被分别换算为十五天的力役，与本来的二十天力役合在一起，每年一共要服役五十天，这是最初的形态。这与当时的大地产庄园有着酷似之处，而所谓课户，可以说是政府拥有的部曲。

与此相反，户税是根据财产的多少以货币征收的，可以说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因而是以庄园主和大商人等自身没有课役义务而经济实力雄厚的人为对象。不过课户也多少有一些资产，因而不免要作为八九等的下户被征收小额户税。

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中，户税所占的比重最初很低，但中期以后逐渐加大，并且设立了新的税种。德宗初年（780年），将历来的各种税役合而为一，颁布了两税法，而这与户税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在摆脱中世徭役制度，摸索取而代之的新制度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唐王朝的性质。

太宗的业绩　唐高祖在即位后的七年间，将天下群雄全部讨平，完成统一，而其间功劳最大的是次子李世民。在即位后的第九年，高祖让位给李世民，成为太上皇，而新天子便是被称为旷世名君的唐太宗。的确，平定天下时，太宗作为军人展现出了优秀的才能，但这也是有背景的，即北周以来武川镇军阀的团结。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唐一度向东西魏时开始在蒙古地区兴起的突厥借来援军。但天下统一之后，突厥反而成为唐的不速之客，以致带来麻烦。

正如太宗自己所说，守成之难不亚于创业。太宗在位、年号贞观的二十三年，被称为空前的太平盛世。但这与其说是因为天子有德，不如说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从当时的户口数来看，隋炀帝大业二年有八百九十万余户，而在太宗之初仅有三百万户。在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各个方面都需要劳动力，因而没有失业问题。而且战乱导致的东西交通长期隔绝刚刚结束，西亚方面对中国的特产丝绸有着强烈需求。不过，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阻碍着东西交通，将新疆沙漠边缘的都市置于支配之下，企图征收高额的通行税。于是太宗派遣将军李靖、李击破东突厥，降伏突利和颉利两个可汗，并令其部众守卫北方长城；又灭掉位于新疆东端的高昌国，改设西州，让其监视沙漠的各个都市。到了接下来的高宗时期，唐又派遣将军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将直到与波斯接壤的地区置于统治之下。由此东西贸易趋于繁盛，而此时西方的白银作为丝绸的货款流入中国，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好景气。

唐室内讧的背景　唐朝初期，朝廷的官僚大体上有三种出身。第一种是北周以来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旧贵族，代表是长孙氏。第二种，是趁着隋末大乱从民间崛起、因功登上高位的人，代表是李。他在隋末随群盗而起，在投降唐朝以后，因战功而位至宰相。李本姓徐，随唐室改姓李，本名世，为避太宗“世民”讳而改名李。中国人改姓是很大的事，说明他原来身份低贱。第三种是中国的土著豪族乃至贵族，被称为郡望。他们大都以可追溯到汉代的古老门第为荣，在南北朝战乱时期藏身地方，培植自己的经济基础，到了和平时期，又以地方为立脚点，进入中央政府，寻求显达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些贵族之间自然形成了全国性的排名。在唐代，崔氏和卢氏被认为是地位最高的名族，按照贵族社会中的评价，和他们相比，天子之家李氏也不值一提。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门第并不高，但因为唐以关中为都，他们沾了首都繁荣的光，实力急剧上升，成为豪族。高宗的皇后武氏和中宗的皇后韦氏，之所以能拥有巨大势力，并非只凭个人才智，还因为武氏一族是并州的豪农，移居长安后负责经营天子的私有庄园，而韦氏则是长安的土著豪族，同族都在背后支援她们。

则天武后　太宗之子高宗即位后，将太宗的妾、已经成为尼姑的武氏带回宫中，加以宠爱，并用作秘书(1)，其间武氏开始在宫中扩张势力。最初是与宫中的对手皇后、贵妃(2)等争斗，相继将她们杀死，接下来又与朝廷的大臣等较量，最终将外戚的元老长孙无忌流放并杀掉。长孙无忌的祖先出自北魏皇室，是历经西魏、北周和隋的名门，其妹妹被太宗立为皇后，因而是唐初地位最高的贵族。这样的人，败给武氏实在是很丢脸，武氏则借此掌握了朝廷的全权。高宗死后，武氏立中宗为帝，但不久又废掉中宗，自己即位，将国号改为周，这便是所谓的则天武后。

武后夺权本来是很勉强的事，因而在蛮干一次之后，必须继续蛮干下去。她将抱有敌意的反对势力、唐的宗室，以及世代功臣之家等逐个打倒，并诛其同族。但长远来看，这可以说对唐皇室产生了好的影响，因为此后唐皇室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甩掉负担，自由施政。

改国号十六年后，武后年龄到了八十二岁，宰相张柬之等举兵，杀死武后的侧近，迎中宗复位，武后则在幽禁中去世。然而，因为肃清并不彻底，残存在宫中的武氏势力，与中宗的皇后韦氏联起手来，韦后宛如武氏复活一样君临朝廷。宰相张柬之等因为失策，被韦后用计杀死(3)，随后察觉到韦后形迹不轨的中宗，也被毒死。中宗有一个弟弟睿宗，曾在武后时被立为名义上的天子，此时其子李隆基举兵，将皇后韦氏及其侧近，以及武氏的残党等，一股脑杀死，迎父亲睿宗复位。即位三年后，睿宗让位给李隆基，这便是在位长达四十四年的玄宗（712年）。

玄宗朝的荣华　之前武后曾肃清旧贵族，现在盘踞宫中的传统势力又被一扫而空，唐王朝在玄宗的带领下迈出了重生的第一步。朝廷的人才选用也不为旧套所束缚，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玄宗在位初期的太平时代，因其年号被称为“开元之治”，而此时的宰相姚崇、宋璟都是没有背景的官僚。

玄宗在位初期，在经济上也是好景气的时代。唐代最初的户数是三百万，到高宗时达到三百八十万，而到玄宗末期达到了与隋代一样的八百九十万，这说明生产力持续增长。初期的经济还是自然经济，丝绸和谷物被用作交换媒介。因而在继承从前形式的律中，规定将丝绸用作货币基准，赎罪时则说铜几斤，而不使用“钱”这一单位。唐初的好景气，也意味着农民自己生产的丝绸，作为货币拥有购买力，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用丝绸买到。这些丝绸后来都被集中起来卖给外国商人，变为银子流入中国，然后被贮藏到富豪的仓库中。

唐高祖时铸造了名为“开通元宝”(4)的铜钱，但并没有高度通行，从高宗时改变钱的样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然而，到玄宗时又铸造了同样的开通元宝钱，之后则成了货币的标准形式。不仅其重量在后世被长期沿用，而且传到日本，成为日本钱的范式。其重量也精确地传到日本，成为“一匁”（3.75克）这一单位，而“匁”是“钱”的简略写法。自从汉的五铢钱以来便中断的货币制度，至此得以复活。

而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发展的，则是波斯人以及接下来大食（阿拉伯）人的到来。正值唐朝初期时，在阿拉伯出现了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建立起所谓萨拉森帝国，在太宗时期灭掉波斯萨珊王朝，势力逐渐扩展到中亚。与阿拉伯人宗教不同、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被阿拉伯人追赶，沿着中亚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是娴熟的商人，尤其擅长鉴定宝石和贵金属，精于殖利之术，进入中国后发挥其特长，作为动产资本家而闻名于世。当时，“穷波斯”被当成罕有之物的例子。中国动产资本的崛起，应当与波斯人有着很大关系。

继波斯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大食人，也就是阿拉伯人。他们不仅从陆路，也从海路前来，在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有居住区。这些地区除大食人以外，波斯人自不用说，还有犹太人等居住，被称为“番坊”，唐朝政府则允许这些人自治。

同时，纵贯唐朝国内的交通道路，成了世界性交通道路的一部分。如果将地中海定为起点，就可以沿着叙利亚—波斯—中亚—新疆—敦煌—长安—洛阳—开封—大运河—扬州—东海—泉州—广东—占城—马来—锡兰—阿拉伯海—红海—叙利亚的路线，绕亚洲大陆一圈。当然，从这条大干道上的任何地点出发，还有着无数条通往世界各地的支线。

从唐前往日本，则有北环线和南环线。前者从洛阳、开封一带开始，沿黄河来到山东省北岸，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到达对马；后者从扬州附近的海岸出发，横穿东海，再由五岛列岛到达九州。自古以来多用北环线，而唐以后，南环线得到了普遍使用。

玄宗时期唐王朝得以复兴，国际贸易也极为繁盛，于是玄宗模仿贞观时期设置的六都护府，在边境地区设置十节度使，负责守备国境和保护贸易。十节度使中的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都位于新疆，是同名都护府的复活，都以保护商队为目的。

安史之乱　这样的经济活跃现象虽然是好事，却也带来了弊害，那便是贫富之间的阶级差别很快开始显著。玄宗时期，各个方面都有异常活跃的新兴阶级，他们在感受不到传统束缚、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同时，沉溺于旁若无人的奢侈生活，丝毫不加反省，这使贫富对立更加突出。天子玄宗自身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与杨贵妃的安逸享乐使官僚和军队纪律涣散。而异民族色彩浓厚的河北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一起，“开元之治”的荣华一朝便委于泥土。

玄宗避乱入蜀，其子肃宗即位，在位的五年全都花在平乱上。上皇玄宗在七十八岁时去世后，肃宗也马上去世，其子代宗即位，在位达十八年。

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平定下来，但此后的唐已经不是以前的唐了。安史之乱的主谋者虽然被诛灭，但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军团残留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地区，表面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名义持续割据的军阀。玄宗末年，户数超过八百九十一万，到肃宗时减少到二百九十三万。这并不都是实际的减少，同时是由军阀等处于半独立状态，很多地方不向朝廷报告户口数导致的。无论如何，中央政府所掌握的人口减少这一点是肯定的。

变质为财政国家　与此同时，唐作为国家也开始变质。之前的唐是继承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之本，通过武力维持治安、施行法制、征收租税并维系政府。在这种运行体系中，货币所能介入的余地很小，政府不通过任何中介而直接将人民用于军事和力役的情况很多。然而在直面安史之乱时，政府发现这样的体系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不得不转而采用新的方式，那就是专向人民收税，用税收供养军队。

肃宗即位后的第三年（758年），唐政府根据第五琦的建议实施榷盐法，也就是盐的专卖法。盐的专卖曾在汉武帝时实施过，其后时行时废，而从此时起，则被历代政府继承，几乎成为中国的国策。而且，其目的在于用专卖所得充当军费，因而税率颇高。最初，在一斗盐的原价十钱上加上十倍的一百钱，以一百一十钱贩卖。这已经是贵得吓人的价格了，而随着时代推移，政府的财政愈发困难，盐价也随之上涨，变为三百一十钱、三百七十钱。这相当于原价的三十七倍，而唐以后的各个王朝，也大体上维持着同样水平的税率，一直到清末。明治以后，日本人来到中国，吃惊地发现盐竟然比糖还要贵。

专卖并非只限于盐，几乎同时，酒的专卖也开始实行，不过因为实施较为困难而时行时罢。接着，茶的专卖、矿山税、津渡税等，都开始实行。只要能成为收税对象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找出来，能收的税全部收走。

肃宗之后，经过代宗，德宗即位，其在位初年实施了两税法。这意味着均田法被废除，允许农民将公田作为自己所有，并规定在春秋两季缴纳税钱，以取代之前的课役，即租庸调。在实施了各种商品的专卖之后，政府运营财政以金钱收入为中心，因而土地税也必然要用钱来缴纳。只是，因为承担纳税义务的农民没有现金收入来源，用钱纳税的方法实施起来很困难，因而实际上不得不采用以丝绸和谷物折纳的简便方法。另外，两税法的本意是政府每年编制预算，根据预算计算税金，只征收必要的金额。但对长期以来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官僚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无法适应，因而采用了机械的、不能灵活变通的方法—将最初确定的税额一直继承下去，如果不够则附加征收差额。而土地使用状况发生变化后，很少会根据变化编制新的账册，因而课税往往不公平。

从肃宗到德宗期间开始实施的一连串新经济政策，使唐的国家性质为之一变，武力国家由此变为财政国家。财政被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认为只要岁入增加、财政充裕，和平和文化都可借此获得。如果国内发生叛乱，便用金钱雇佣异民族的军队；如果遭到异民族的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种财政国家的方式，为以后的宋王朝树立了先例，而且这一政策并不只限于中国，在西亚的文明古国也屡屡实施。

党争之弊　在经济政策上亦可看出，唐王朝进入后半期后，失去了北朝的色彩，开始显示出浓厚的汉化色彩。唐王朝的前半期，武后、韦后等女性插足政治，这些在汉族式的社会中是无法设想的现象，说明唐王朝具有异民族性质。而这一性质在玄宗以后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源于汉族式社会弱点的种种特征。这便是在后汉末也曾发生过的官僚抱团结党，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宦官专权。

在德宗朝，宰相卢杞得到重用，把持权力，人称奸邪。在德宗之子顺宗不满一年的在位期间，野心家们结成党派，企图左右朝政，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在其中。不过顺宗死后宪宗即位，这些人全部被贬到外地。宪宗时，李吉甫成为宰相，据称用人得宜，而其中包括诗人白居易，不过也有人非难李吉甫逢迎天子。李吉甫之子便是李德裕。

穆宗之子敬宗在宫中被宦官弑杀，其弟文宗、武宗相继成为天子。文宗时，李德裕任翰林学士，身处言路，因憎恶崭露头角的李宗闵曾非难其父失政而排斥李党。李宗闵则求助于宦官，又提拔牛僧孺，两人一同成为宰相，反过来将李德裕及其党派赶出朝廷。当时将李宗闵和牛僧孺合在一起称“牛李之党”，而后世弄错了这个词的意思，将其理解为李德裕和对立的牛僧孺两派的党争。

朝臣党争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特别是当时，李德裕因沾了父亲李吉甫曾是宰相的光，没有经过任何铨选就当了官，是“任子”出身；而与此相对，李宗闵和牛僧孺是进士出身，而且两人还有同年之谊。任子与进士都是中国式的制度，而以此为背景的党派之争，其后一直延续了二十年，结怨之深，也不得不说很有中国特色。

牛僧孺因为在任期内采取的西藏政策失败而倒台，接着李德裕成为宰相，又将李宗闵赶出朝廷。然而，李德裕因为反对宦官而去位，李宗闵取而代之成为宰相，李德裕被罢免。在这一时期，李德裕是任子出身的贵族，自尊心很强，不屑与宦官结托；而与此相反，李宗闵等进士派，像暴发户经常做的那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甘受宦官指使，由此招致恶名。

武宗继承其兄文宗成为天子后，又将李德裕召为宰相。牛僧孺和李宗闵理所当然地被罢黜，遭到贬谪。然而在武宗死后，武宗叔父辈的宣宗即位，立即将李德裕贬到地方，第二年再次贬官并流放；而几乎同时牛僧孺去世，李宗闵已死于前一年，两党的首领终于被一扫而空。在唐王朝后半期的君主中，宣宗与宪宗一起被称为名君，不过他虽然平息了朝廷的党争，却没能抑制住宦官的专横。宣宗死后，唐王朝似乎完全成了宦官的王朝。不过，宦官势力的扩张并不是突然开始的，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玄宗朝。

宦官专权　玄宗宠爱杨贵妃并沉湎于宴乐，掌管宫中事务的宦官自然得势，据称在朝的官僚要想升到将相之位，捷径便是请宦官高力士从中斡旋。不可思议的是，高力士娶了美人，耽溺于荣华，又积聚金钱财货，建筑佛寺道观，达到了国家都做不到的尽善尽美。其后被称为名君的宪宗，意图削弱宦官势力，结果反而被宦官弑杀。接下来的穆宗在位四年而死，其子敬宗在位两年后为宦官所弑，敬宗之弟文宗被宦官拥立。然而，文宗并不喜欢宦官的专权，与宰相李训等图谋诛戮宦官；而掌握近卫军的宦官等出手反击，将李训等朝廷大臣全部抓获并杀死。虽然终究没有对天子下手，但自此以后，政事悉归宦官之手，天子和宰相只是在文件上署名，就连天子的废立宦官也可以任意行事。文宗对宦官的专横咬牙切齿，却最终没能找到对抗的方法，在位十四年后郁郁而终。文宗死后，宦官违背其意志，拥立其弟武宗。当时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可知官僚之间虽然发生党争，但非关政治的核心，只是着眼于官僚的人事变动和升迁快慢而已。接下来的宣宗，也是宦官所立。人称英明的宣宗虽有诛除宦官之志，但最终也没能找到机会。其子懿宗、懿宗之子僖宗和僖宗之弟昭宗，都是宦官拥立的天子，据称当时的天子只不过是宦官的门生。然而，就在朝中大臣结党相争、宫中宦官愚弄天子、天子自暴自弃而沉湎于奢侈宴乐的时候，社会上却进展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黄巢之乱　政府实行食盐专卖，以昂贵的价格卖给人民，不止在经济上让消费者受苦，而且必然要带来更大的副作用，这便是秘密结社的产生。所有的统制必然伴随着黑市，而统制价格越高，黑市买卖的利益就越大。如果放任不管，官盐就会卖不出去，因而政府严厉取缔，对于黑市商人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重罚。于是，黑市商人也想办法自保，组织起秘密结社，在全国范围内互相联系，最终做好了武装起来发动反抗的准备。自从唐朝实行食盐专卖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畸形的状态，一方面有秘密警察，另一方面有黑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时时受到威胁。此后的中国社会，即便是在号称和平的时代，也经常在局部发生或大或小的叛乱，就是这个缘故。而这种叛乱的最初例子，便是发生在唐僖宗初年的王仙芝、黄巢叛乱。

这两人都在山东省内靠近河南省境、交通便利的黄河沿岸，秘密贩卖私盐。趁着各地因灾害和重税爆发小规模叛乱，王仙芝首先起兵，接着黄巢响应而起并成为头目。当时社会上遍布失业者，因而立刻有数万之众聚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似乎混杂着很多投降后被配流到各道的异民族。这些人天生就是娴熟的军人，此外，秘密结社的通信网络遍布天下，因而叛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都要大大超过官军。在这一点上，这次叛乱的性质绝不能说是农民战争。叛军横行天下，如入无人之境，渡过长江，攻陷广州，又往复于长江南北，最后途经洛阳，直捣首都长安。

天子僖宗出奔蜀地，并向移居到山西省北部晋阳的沙陀部族酋长李克用求援。沙陀是突厥系的民族，此前降唐并被赐予国姓李。李克用频频击破黄巢，并与从贼军投降过来的朱全忠联手，把黄巢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杀死。

此后，平叛有功的李克用和朱全忠为了争霸而互相攻战，李克用被击破后回到山西，中原成了朱全忠一个人的舞台。他占据了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开封，据此牵制唐朝廷，在僖宗之弟昭宗时率兵进入长安，将宫中的宦官悉数诛戮。

然而，从宦官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唐朝廷却更加孤立无援，除了杀掉宦官的朱全忠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眼见天子昭宗一身英气，怀抱中兴之志，朱全忠感到畏惧，于是将首都迁到靠近自己根据地开封的洛阳。从百官到人民，都被迫退出长安，上演了一场大骚动。在上下哀号中，天子到达洛阳，不久就被杀掉，其末子哀宗被立为帝。哀宗的九个哥哥都被杀掉，而其自身也在即位后的第四年被迫禅位给朱全忠，禅位之后很快就被杀掉。这就是盛极一时而延续近三百年的唐王朝的末日，而朱全忠便是五代后梁的太祖。

(1)　应为昭仪。

(2)　应为淑妃。

(3)　张柬之被流放襄州（今襄阳），气愤而死。

(4)　正式名称应为“开元通宝”，“开通元宝”是当时的俗称。

五、五代

最后的分裂时代　安禄山之乱后，唐王朝已经不是统一国家，各地军阀割据，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以长安为都的唐王朝保住了大运河沿线地区，得以变身为财政国家并延续命脉。由此，中世的分裂倾向再次强烈出现，而对唐王朝来说，幸运的是分裂倾向也波及地方军阀，使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大团结。然而，黄巢之乱使天下陷入大混乱，其间各地出现了局部统一的中心。其中最大的是朱全忠集团，这不外乎是由黄巢军的核心势力蜕变而来。虽然朱全忠篡夺唐朝，建立起五代梁国，其政令所及的范围，却只限于黄河沿岸的华北中原。在长江流域以南，以同样由黄巢集团分化而来、虽与朱全忠敌对却有着同样性质的军人集团为中心，逐渐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建立起独立政权。

首先在浙江省一带，建立起了钱镠的吴越国，而从北方包围着吴越的是地跨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杨行密的吴国（南唐）。在吴国以西的湖南省方面，形成了马殷的湖南国（楚）。这三个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心都是从黄巢集团分化出的派别。而在由此被切断与华北联系的福建省，有王审知的闽国，在广东省则有刘䶮的独立南汉国。此外，在四川省有王建的独立蜀国，而向东在与其相连的长江中游荆州附近，高季兴的荆南或称南平国，则是在周围势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的半独立政权。这些南方诸国，出于贸易上的必要，有时在名义上承认中原梁王朝的主权并执臣下礼，做出和平的姿态。而对梁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占据山西省北部的李克用的沙陀王国(1)。此国的国号为晋，到了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时，与衰落下去的梁相反，凭借当地的特殊资源迅速重振势力，成为强国。晋国最后压倒梁，成为后唐，后唐则为后晋所篡夺，后晋倒台后建立起后汉，而后汉则禅位给后周。这便是“五代”。地方上大小独立政权则层出不穷，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从其中选取出十国，模仿《史记》为其设立《世家》。“十国”是将吴与南唐分为两国，将蜀分为王氏前蜀和孟氏后蜀两国，加上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以及从后汉王朝分出来的东汉(2)，加起来一共十国。

在这一时期前后，中世的割据达到顶峰。在之前的中国，分裂大多发生在华北，江南则大体上保持统一。这说明江南地区的开发还不充分，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撑各地建立并维持独立政权。然而，五代却主要以长江流域以南为分裂主体，特别是像楚国这样的例子很罕见，之前从来没有湖南省这样的地方较长期地支撑独立政权的例子。

军阀的合并　即使是这样的分裂形势，发展到尽头之后，又一变而产生了统一的趋势，并加速迈进。这其中有两个可以考虑到的原因。

第一是军阀势力的动向。割据政权是战争的结果，而持续的战争总有一天会分出胜负，统一会以此时的胜利者为中心向前推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原的后梁朱氏与晋国李氏的战争。

李存勖的根据地晋国，出产优质铁矿和无烟煤，因而制铁业从唐代起就很兴盛，以制造利器知名。此外还有明矾这一特产，是鞣制皮革不可缺少的物品。士兵则是游牧民族沙陀，可以从长城之外无限接受战马的补给。因为有这些优势，晋国在面对开封的后梁政权时，逐渐占据了上风。

后梁则因为是黄巢军团的后身，所以缺乏教养，杀伐之风太盛，作为统治者的资质并不是很充分，这是不利的因素。因此出现了与安史之乱的最后阶段相仿的局面，和安禄山、史思明都被其子杀掉的先例一样，梁太祖也被其子朱友珪弑杀。友珪虽自立为帝，但立即就被其弟末帝朱友贞所杀。

在后梁领内的河北地区，自唐代以来便有军阀以魏州为中心保持半独立状态，这是安禄山集团的遗孽。正是魏州军阀叛变并向晋投降，对后梁形成了致命打击。晋王李存勖以魏州兵为先导进入开封，攻杀梁末帝。到了这一步，末帝仍然担心自己的兄弟谋叛，将他们全部杀掉。

晋王李存勖，也就是庄宗，占领开封即帝位，因为自己姓李，便声称继承大唐而定国号为唐，因为洛阳是唐的东都，所以又离开开封，定都洛阳。

因为后唐的建立，华北的三大军阀被合并到一起。其中心是沙陀族，再加上安史集团的遗孽河北军阀，以及黄巢集团的后身后梁的降兵。换言之，大唐后期的军阀被集约到新成立的后唐王朝之中，而迈向全国统一的原动力由此形成。

后唐庄宗被义弟明宗篡夺了皇位，明宗之子闵帝又被义兄潞王篡位并杀死，而潞王又被义弟石敬瑭攻杀。

契丹的兴起　石敬瑭将国号定为晋，以其庙号被称为高祖，建国后又将首都迁到开封。在与后唐作战时，石敬瑭从新近崛起于长城外的属于蒙古种的契丹那里借来援兵，并将长城内的“燕云十六州”作为成功的谢礼割让给契丹，而这为后世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一般所说的燕云十六州中，“燕”其实是指幽州，而十六州便是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等各州。后来后周世宗夺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而契丹则又新占领了易州，因而进入宋代后仍然成问题的有十五州。此外还有营、平、滦三州，因为很早以前就成为契丹的领土，所以没有被当作问题。

在中国中世，统一倾向从五代中期后唐的时候开始出现，而在北方的异民族之间还要更早，从唐末起就开始了，以长城外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契丹帝国逐渐崛起。在此之前，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早已在松花江流域建国，灭掉与日本和唐有交往的渤海国，逐渐吞并内外蒙古，成为亚洲最大的武力国家。这似乎是古代匈奴帝国和中世突厥、回纥帝国的重生，但与之前的诸国都兴起于西方而向东扩张相反，契丹在历史上第一次崛起于东方而威服西方。这一现象说明，亚洲大陆东西之间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

亚洲历来都以帕米尔高原为境分为东西两部分，而西亚诸国与东亚相比，在文化和经济上基本都处于优势，因而文明从西向东流动。而这也必然要影响到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形势，能够直接接触西亚文明的西方游牧民族，经常压倒东方游牧民族而称霸。然而，从唐末五代时起，出现了新局面，东亚的中国文化逐渐兴隆，在生产力方面凌驾于西方之上。而这也随即反映到北方，由此，兴起于东方的契丹才可能成就其霸业。

契丹的崛起，也是东亚诸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强烈的一个表现。这里的“诸民族”当然也包括中国人。而民族自觉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一个特征，成为区别近世与中世的一个标志。

民族纷争　在后晋，高祖之子出帝时，朝廷中民族主义的国粹论高涨，耻于对契丹执臣下礼，要求实现地位对等的国交，并停止馈赠年例，结果契丹大怒。太祖之子太宗大举入寇，进入开封，打算自己统治中原，并将契丹的国号改为中国式的“辽”。然而，中原人民并不服从异民族的统治，游击活动到处爆发，太宗只得放弃统治中原的念头，收兵北归时在途中病死。晋与辽的战争是两个民族间国粹主义的冲突，结果证明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压倒对手。

在中原人的游击活动四处蔓延时，山西省的军阀刘知远起兵协助游击战，在辽军北归后乘虚进入开封，即位并定国号为汉。这位高祖在位一年后去世，其子隐帝即位，但在位三年便被周太祖郭威篡位。后汉仅持续了四年，在被算作正统的历代王朝中，其历时之短暂空前绝后。

进入后周，中国终于看到了统一的曙光。而这是因为后唐以后，政府的中央集权政策逐渐发挥了效用。当时的中原地区虽然服属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但中央的政令尚不能贯彻到地方的每个角落。因为地方政府的军节度使和州刺史在当地征收租税供养军队，将这种封闭性作为各自势力的基础，所以自治性很强，往往将中央的命令当成干涉加以抵抗。于是，中央政府逐渐改变政策，先把地方的租税集中到自己手中，再交付给地方，让其供养军队，这样军队就直属于中央了。此外，还从地方军队中选拔强壮的士兵送到中央，强化都下的禁军。

名君后周世宗　后周太祖在位三年去世，其养子世宗即位。世宗被称为五代五十余年间首屈一指的名君，最初通过击退北汉的入侵树立了威名。之前后汉被后周篡夺时，后汉一族的刘崇在山西北部自立，不服从周的统治，被称为“北汉”。而北汉瞄准周世宗继承太祖还没有确立起统治的机会，举全国兵力来袭，意图决战。世宗亲率禁军迎敌，激战之后大获全胜。在战斗即将开始时望敌而逃的军官七十余人，受到世宗的斥责并被全部处斩。这是为了惩治当时军队共同的恶习—被敌人重贿引诱而欲做内应。另一方面，在这次战斗中有功的将军赵匡胤等受到重赏。世宗振肃军纪，赏罚严明，因而得以驱使无比强大的军队。

此后世宗将兵锋南指，夺取了淮南江北之地，迫使南唐成为属国。由此，天下形势急转直下，持续了五十年的势力均衡面临崩溃，开始向统一迈进。这是因为，在获得这块包括海岸盐场的新领土之后，周得以制长江上游诸国于死命。

在中国，盐的产地有限，因而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结合自然会逐渐固定。而使这一趋势确定不移的，则是从唐代开始实施的专卖法。某一产地盐的消费区域被严格指定，并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边界上设立了严格如国境的警备线。设立这种人为的边界之后，其两侧的官盐价格不免要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果将盐从价低地区带入价高地区，就算携带的是官盐，也要受到和贩卖私盐一样的严酷刑罚。由此，生产地和消费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唐代，长江流域的开发大为进展，为了向这一地域供盐，江苏省海岸淮南盐场的产量急速增加，所以领有此地的南唐得以称霸江南。而这片盐场被后周夺走后，南唐残留的部分以及湖南、荆南地区，不得不从后周接受盐的供给，而盐价必然奇高，仅仅因为这一点，这些地区便失去了自立能力。

这一形势，也波及在沿海地区立国的吴越、闽和南汉诸国。这些国家因为领地狭小，维持独立格外艰难，必须在农业以外通过充当贸易中继站，或者通过培育茶、陶器等特殊产业来增加收入，以供养官僚和军队。各国的努力形成互补，才能勉强保持均衡，而一旦南唐这根顶梁柱开始摇晃，其影响自然非同一般。在北方的重压之下，各个南方政权逐个崩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周世宗的运气实在太坏，没能将这些可以预见到的成果收归己手。他虽然做出了北征契丹并恢复后晋割让的部分领土等惊人举动，但在位仅仅六年便在三十九岁时英年病殁。其子恭帝七岁冲龄后发生兵变，近卫军大将赵匡胤被拥立为天子，建立宋王朝。这便是宋的初代皇帝太祖，而后周世宗遗留下的统一事业经他之手得以大致完成。被废黜的恭帝，避免了历来禅让后的残酷命运。三国魏的先例，即禅让是具有充分实力的人堂堂正正举行政权授受的手段，丝毫不用担心前王朝的反击和复辟。与此同时，中世宣告终结。宋太祖即位后，被视为中世特征的禅让，永久地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

(1)　李克用为沙陀人。

(2)　即北汉。

第三篇　近世史

一、北宋、辽

宋的统一　继五代后周的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间，先后扫平南方的南唐、后蜀、南汉等六国；其弟太宗随后荡灭北方残存的北汉与长江口的吴越，再度统一了自唐末以来久经分裂的中国。但五代时已被北方游牧契丹民族的辽占领的白河流域，即燕云十六州之地，虽经太宗再度挥师，却未能克复，不得不长久沦为辽的领土。

宋太祖因继承前代后周名君世宗的遗产，统一事业比较顺利，而第一项遗产就是强有力的禁军。五代分裂时，华北地区虽保持表面的统一，但内部军阀割据，树立着半独立的政权。然而，这些军阀政权进一步分裂之后，就造成了弱化的后果。于是中央政府乘机吸收地方财政，用以增强天子直属禁军的实力。这种军事力量的中央集中政策，始于后唐，经周世宗强化，由宋太祖完成。太祖时禁军有十九万人，到第四代的仁宗时已达八十二万人。

太祖从周世宗处继承的第二项财产，是从淮水至长江的沿海食盐产地，即淮南盐场所得的财政收入。该地所产食盐大部分供给长江流域，政府课以高额盐税，获得了巨大收入。太祖以此制造兵船、充实军器，而后大举南下。南方诸国几乎无力抵抗，唯有投降。

然而，对南方显示出压倒性优势的宋军，在面对北方的辽国时却是另一番面貌。因为对手拥有精悍的骑兵部队，可利用机动性优势直击宋军的弱点。宋军主力为步兵，虽自知行动缓慢，但始终未能转换为骑兵战术。正因此，与前代的汉唐不同，宋朝虽然有统一中国的背景，却没有创下一如前代的赫赫武功。不过，两者究竟何者更佳，则另当别论。

宋代的政治机构　五代的五十余年间，正如五代之名所示，有过五回革命。此外，还有一个王朝内部发生过三次非正常的帝位继承，这个时代真是革命不断。换言之，天子地位极不稳定，原因是天子与军队的力量不均衡。

五代的华北军队中，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军人很多，但和古代日耳曼人一样，他们也保留着浓厚的共和思想，认为君主不应代代继承，而是每次更换时进行推选。因此，与罗马王政末期的君主自日耳曼军队中推选一样，五代的军人皇帝亦多由军队内部的舆论动向决定。但从中国传统的立场而言，这是革命，也是篡夺。

太祖死后，天子之位远离太祖的子孙，落入其弟太宗之手，不难看出五代遗风犹存。从中国的传统来说，太宗即位绝非正当，他能顺利即位是因为军队并无异动，反而善意保护。但之后太宗传位给真宗，太宗对后继者的决定权获得了上下承认，完全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形式进行。这种形式一旦确定，之后北宋一百七十年、南宋一百五十年，总共三百二十年间，对于天子的继承形式就毫无疑问了。宋朝一度呈现出中国史上未见前例的高度安定的局面，这可视为天子独裁权确立的结果。

宋代政府的统治形态在太祖、太宗两代已定下基础，基本方针不外乎是分割统治。首先，迄今为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禁军之团结必须打破。因此，太祖将之分割为三个系统，设置三名最高指挥官，即都指挥使，其权限绝对平等，直属天子。而且这三名都指挥使只是单纯的部队长官，并不参与作战计划。相当于总参谋部的是枢密院，正职枢密使、副职枢密副使，大率由文官担任。甚至出征之际的总指挥官，也多从文官中临时选拔。平时禁军奉命驻守地方要塞，当时仍置于经略安抚使指挥下，而这也是文官。一言以蔽之，军人最高到部队长官即止，几乎不许再晋升，通常由文官在上面制约。如此一来，军人自然无法动念发起革命，但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导致士气消沉，出征时缺乏斗志。因此宋军每与外敌交战，多遭败北。

在行政方面，宋朝天子也实行分割统治。在地区划分上，全国分作二十余路，路以下设州，为地方政治的核心。其中特别重要的地方称作“府”，府的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州以下有县，相当于州的派出机构。

宋代以后，中国的行政特色在于，所有的行政机关末端都有胥吏负责具体事务。胥吏的起源可溯至六朝时代，而确立其固定地位则可以说始于宋代。胥吏形式上受政府任命，实际则是寄生于官府的业务承包者，不拿政府俸禄，每次完成事务后从人民那里征收手续费。他们就像活打字机，并无裁决权。拥有裁决权的，是中央政府指派的文官，重要职位皆为科举出身的官僚所占据。

地方政治末端的县，有胥吏数百名，其上有以知县为首的数名文官。知县的主要工作是征收租税与裁决案件，但断案权限极受约束，最高量刑权只有杖一百而已，重要案件悉数送呈州级政府。

州衙门亦有许多胥吏，其上有数名知州为首的文官。知州断案虽有死刑判决权，但实施还需通过路一级的提点刑狱呈报中央政府，经再审、三审，获准后方可执行。州级政府内还任命有相当于知州副官的通判，但并非知州下属，而与知州同样直属于天子。因此名义上知州虽是地方政府的长官，其实并无相应的实权。这与日本江户时代封建制之下，一百万石的大名都对领内人民拥有全部生杀予夺的权力相比，实在大有差别。宋代政治一如此处所示，是一种没有长官的政治。

至于最大行政区划的路，连名义长官都没有了。掌管经济的转运使、掌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各按职务监督下属的州。掌管军事的经略安抚使，兼任路中最重要的州或府的知州或知府。这三者都不是路的最高长官，只是监督州的官员而已，称为监司。

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为中书与枢密院，中书乃宰相之府，设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一般皆为多名。国家最高政策的决定由天子主持，并召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集议。有时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也会参加，在此情况下，最后决定仍由天子作出，不许其他任何人专断。因此虽是宰相府，却是没有长官的办公机构，对天下政治的重要事项予以决断，是天子一人的权力，亦是其责任。宋代的中央官职在第六代神宗时有大改革，虽然恢复了许多唐代官名，但办公处不设长官这一根本精神却无变化。

总之，宋代的政治机构，建立在军人易革命、文官易渎职这一基本认识之上，重点是防止弊害。在此制度下，不论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无法指望创下超群的功绩。南宋朱子批评北宋政治，称其尽多议论而少实绩。然而，就允许言论自由这点而言，我们也应承认宋代社会的进步性。

与辽的关系　宋太宗时，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两度与辽开启战端，然而皆意外败北，此后两国边境上的小规模争夺持续不断。

辽王朝是有史以来，最初在长城以外树立安定政权的游牧民族国家。其领土南逾长城，统治十余州的汉族居民，西至天山山麓。

自五代之初辽太祖即位（916年）以来，至第六代圣宗在位的四十九年（983—1031）间，可称辽的极盛期。在宋的第三代君主真宗时，辽圣宗大举南侵，攻破国界，抵达黄河，包围澶州。宋真宗率军亲征，与辽军对峙黄河。宋军不擅野战，并无取胜信心，然而在坚壁防守上还是展示了相当的抵抗力。因此辽军征服宋朝的企图终未实现，遂回应了宋朝的和睦之议，订立了澶渊（澶州别称）之盟（1004年），约定宋朝每年向辽赠送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互不侵犯国境。

直至北宋灭亡的一百二十余年内，双方均遵守此约，真是难得的现象。于宋朝而言，此条约屈辱非常，因为除了奉送岁币的义务，还需称异民族王朝的君主为皇帝，不得不以对等地位进行国交。但在宋朝一方，确实也有不可忽略的益处。中国自古虽有万里长城防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因受蒙古地区各游牧民族争霸之战的影响，难免卷入骚乱。即便想缔结互不侵犯的条约，也难寻对象，乃因沙漠政权变幻不定。然而这时，因有辽王朝这样安定的政权，宋朝得以直面这位合适的谈判对手。岁币固然是经济负担，也是不甚名誉的义务，但作为和平的代价，并非过分昂贵。作为经济大国的宋朝，对发展中的辽施以无偿赠与的经济援助，确也无可厚非。

从宋朝政府的财政来看，给辽的岁币似无多大痛痒。非但如此，立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国库收入也不断增加。虽然看起来也令人羡慕，但每年的盈余皆用作积累，许多金钱、物资深藏国库，反倒抑制了民间经济，致有经济萧条之虞。因此，为了放出政府保有金，滋润经济界、促使经济繁荣，政府的经济官僚劝说真宗大兴土木，壮丽至极的景灵宫等建筑，就这样被相继提上日程。虽属无益的建造，但总强于牺牲人命的战争。

货币经济的隆盛　史载，第四代君主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幸运的是，经济发展仍平稳持续，自建国初已有百余年，这在中国史上亦是难得现象。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背景，产生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足为奇了。

北宋初期的经济繁荣，其最显著的指标是货币经济的盛行。古来中国的法定货币为铜钱，而汉代五铢钱流行之后，进入中世，货币流通转而衰落，政府也失去了铸造铜钱的热心。唐代的开通元宝制钱虽盛行，但一般认为，现今大量存在的开通元宝多为五代南唐时铸造。南唐乃南方大国，资源丰富，文化亦十分荣盛。五代北方正统王朝的钱币中，后周的周通元宝数量甚巨，传世亦多，足可说明五个王朝在后周时国力之强大。到宋代，从最初的宋通元宝开始，铸有历代年号的铜钱数量极多，中国自不必说，连日本也不鲜见，故而宋钱的古董价值甚低，几乎不值一提。这似乎是因为各代宋政府都认为，全力铸钱、供给大量货币，是维持民间好景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铜钱千文一束而用，单位曰缗，或称贯，重量单位的贯，即从千枚铜钱的重量而来。不过实际中，亦有以七百七十文左右为一缗而通用的情况，是一种货币贬值现象。

由于铜是价值较低的金属，进行大额交易时铜钱重量巨大，不便处理。故而金银，尤其是白银也作货币之用。汉代以后，金属重量多以斤（约600克）来衡量。但到宋代，斤作为贵金属的重量单位已显过大，故一般取斤的十六分之一的“两”为计量单位。到宋代，中国黄金储备已很少，白银产量亦不多，社会普遍有不足之感。因此，与铜钱交换，金银有从外国流入的倾向。但古来中国的金银比价标准为六比一，与外国相比，金价低而银价高。所以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渐有积蓄趋势，到明代，白银储量丰富，即便作实际的本位货币也未感不足。

宋代，随着商业的活跃，金属货币之外，有价证券也被用作货币。首先是四川地区的富豪私自发行名为交子的存款凭证，持有交子者，不论何人，一见此据即可支付。最初只有存款金额的交子，但得到世人的绝对信赖后，便如纸币一般流通于民间了。于是受到鼓舞的交子铺超量发行，得来的现钱则用来投机，以企获取双重利益。这样的投机事业一旦失败，自己开出的部分自不必说，客户托付的交子也无法兑换现金，最终导致拒付票据的产生，还有因民众蜂拥提款而破产的情况，引起了恐慌。政府勒令民间资本家停止发行，开始推出由政府担责的交子（1023年）。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不过从政府的交子运营法看来，其发行数量绝非严守准备金的范围，而敢于大量超额发行，终于又招致与增铸货币的同样结果。尽管这未必意味着财政或经济时常不健全，但万一政府的准备金告罄，引起兑换不畅，交子就会丧失信用，无法按照面额流通。总之，交子的价值下跌与物价上涨有直接关联。探讨此后中国纸币的历史，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的弊害，不单在宋代，其他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发生过。

作为在四川明确出现过的纸币，交子应当受到重视，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其他票据、证券或权利证等证明文件，不应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起过货币的作用。在当时，这些已成为必要，实可称进步。它们与金属货币相辅相成，使当时的交换经济平稳发展，但利害常相伴，随之而来的弊端也无法避免。

大运河时代　因为货币经济即交换经济，为使其发展壮大，广阔地域内的相互交通成为必要的基础。在宋代，成为交通大动脉的当然是连接东西走向的自然河川而贯通南北水道的大运河。

因与北方精悍的马背民族国家辽相对峙，宋朝凭借物产之丰，坚固城塞，充实兵源，以备不时之需。国防第一线的重地，是入宋以来新设(1)、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雄州。每年大量的军需品必须从江南经由大运河远道而至，供给前线军营。

大运河自雄州南下，与黄河交错的地点即国都开封府，和西面不远处的古都洛阳西京对应，开封被称作东京。这里除去中央政府的百官，还是禁军大部队的驻地，是军事上的最大基地。为与独裁君主的都城相衬，全国的人员与物资均被吸引而来，人口逾百万。

开封府原为唐代的汴州，得名于流经此地的汴水。利用汴水的运河即汴渠一段，为古之通济渠，南端与淮水交汇处乃楚州。自此南下的运河即山阳渎（邗沟），抵达长江附近有扬州城。扬州作为淮南海盐的集散地得以繁荣，邻近的真州驻有运河行政总监督，亦称发运使，掌管国家财产的运输，即漕运。长江以南的运河又称江南河，与太湖东岸相接处有风光明媚的水乡苏州，是文化中心。江南河与钱塘江合流的终点有杭州，乃五代吴越国的旧都。杭州湾对岸的明州，作为东至日本、南抵南海诸国的海船出发点得以繁昌。

宋代以后，直到清中期，中国的经济都可称为大运河时代。其间人口集中于大运河沿线，发展出庞大的商业都市。国内交通也以大运河为主干，与之相接的自然河川成为大小支线，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

乍看岭南，也就是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似乎独立于上述运河网，而事实上，联络湖南湘江上游与广西桂江上游的分水岭运河的挖掘工程(2)，在仁宗末年已经完成（1058年）。所以，理论上而言，从北方的国境到面朝南海的广东，可以进行不必登陆、单走水路的旅行。但实际上，大运河各段以及与之交错的大小河川的水面、风浪等具体情况均有不同，因此不得不屡番换乘。不过，在分水岭上以运河连接南北两大河源的想法，是交换经济渗透到河川末端的深山农家之后的结果。事实上在宋代，农村角落都已被卷入货币经济的旋涡了。

中国内地如此广阔，只要有人居住就会有交通路线，未必要等到宋代。然而，问题在于路线当如何安排，原本交通的形成，并非先广开陆路与水路，再使往来繁盛，而是先认识到交通的必要性，接着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不得不调整交通路线。若将交通路线比作血管，那么为了身体的生长，含有养分的血液应身体各部的要求，循环系统的器官先要发达起来。若说输出血液的鼓动之源在哪里，当然只能是国都开封府了。

东京开封府的繁荣　宋代的国都东京开封府，既是政治都市，也是军事都市，还是文化都市。当然只要是国都，大概就会有这样的共同性质，不过程度有别。宋代的国都与前朝的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

如果来到唐代都城长安，那里就如东京都丸之内(3)一样，左右只能看到长长的墙壁。长安城内有百余个街区，又分为坊，长方形的坊周围墙壁环绕，形成一个城，只能从东西南北四面的坊门出入。进入内部，始有民居，商业活动则只许在特别设立的东、西市内进行。

而宋代的开封，城内大部分如东京都上野浅草的繁华街区一般，道路两侧商店、摊铺鳞次栉比。这说明，唐代只限于“市”的商业区，已扩展至全部地域，城内皆已市街化。

无论什么时代，国都闲人都多。且当时尚未有今日的学校制度，就学年龄的年轻人若没有找到工作，就只好在市内追求娱乐，无所事事。有从地方来京城的求职者，也有任期已满、等待赴任的官僚，他们趁此机会叩开权力者的大门，四处活动。中央政府的官僚也有所谓的“旬休”，即每十天休假一次。军人除勤务之外，自由时间也很多。若以百万人口来计，即使十人中有一人轮到休息，也有十万闲人。

都城必须使这些闲人的时间得以消化。每日清晨五更（凌晨四点左右）即解除宵禁，各处城门和城内的关门一齐打开，城内外民众陆续出现于道路。戏剧、杂耍聚集之处称“瓦肆”，还表演说书、魔术、杂技、皮影戏等取悦观众。

食肆酒馆，到处可见。一迈进小酒馆的门槛，就有唤作“茶饭量酒博士”的伙计头和手下叫作“大伯”的小厮上前接待。不必招呼即有妇人上前斟酒、换汤。或有伙计近前询问有无何事，可需艺妓，等等。又有下等妓女围来献唱，直到获得小费才离开。闲人多的地方，剩余劳动力也多，因此所有服务都可用金钱买到。

城内近中央一带，有最著名的寺庙相国寺，每月有五次市集。届时宽阔的寺内挤满人潮，巨大的山门楼上是宠物市场，各类品种的猫、狗等珍禽奇兽应有尽有；进入山门，广场内有临时搭起的小摊，从席铺、箱笼、盥桶等日用品到鞍辔弓剑等武器，一应俱全。而且，这里还有前所未见、令宋之所以为宋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商品，那就是书籍、古玩、书画、笔墨等类。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书籍的商品化。

大众传播时代　东洋印刷术的起源，可以说早于其他任何地域。尤其是日本法隆寺的百万塔陀罗尼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770年），而中国还可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发现实物。宋初以来，已有大部头的佛教经典被印刷，儒教经书更不用说，甚至当代名人的著书、文集都能以盈利为目的而印刷发行。

据记录可知，仁宗时毕昇已开始活字印刷。但因中国的汉字很难分解成字母，苦心的发明却并未广泛流通，以至停止使用，被世人遗忘，这是长期以来人们相信的传说。其实中国的活字印刷一直继续着，从未中断，到了这个时代也渐渐明显起来。它传入朝鲜，成为铜活字，又被带到日本，于是才有了庆长活字版(4)书籍的印行。

中国汉字的不便印刷屡屡被提及，但考虑到中国领土广阔，方言差别很大，此说也就不能被完全接受。现今的北京话到了上海，一般人也无法理解，两者的差别就像法语和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之间的距离一样。因此，如果中国没有汉字，而用罗马字这样的阿拉伯字母，北京发行的书籍到了上海或广东就很难读懂，且到各地都不得不翻译成本地方言才能出版。如此一来，中国会因语言的差异而分裂成多个文化圈，最终也难免导致政治的独立。

汉字的优点就在于不受发音限制，在视觉上字形是共通的。同一文字，北京人用北京话读，广东人用广东话读，甚至日本人用日语读，也能明白其意思。将汉字雕版，费一回劳力，之后就可以通行全国，这和多次翻译、改版的劳力相比，到底更便利。

出版作为盈利事业，不考虑盈亏就无法发展。好在宋代中国的约一亿人口当中，优秀读书人阶级所占比例不辱文化国家之名。且与唐代相比，可见读书人的数量有相当的增加，而这无疑是由科举盛行促成的。

宋初太祖时，尚是五代战乱结束不久的时代，科举也不过仅存名目。但从太宗开始，一变而为抑武尊文之风，管理统一后的广阔领域需要大量文官，因此科举的规模也很盛大。

最初，科举考试的科目大致不外乎经义、诗赋、策论三种。经义是儒教经书的义理，即考问其含义，类似今日的哲学。诗赋是古体韵文，规定题目与格式，因此是文学。策论是有关政治问题的意见，因为大多必须从前代史料求取例证以论述，所以广义理解上相当于史学。总之，因为考试科目包含了哲学、史学、文学，可以说科举测试了全面的人格教养。

为了科举应试，就必须学习过去所有的学科。但只按照历来的方法解读古典，按照历来的形式创作诗文，也是不够的。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也会进步，这是自然之理。而且，唐代以前的中国是贵族社会，贵族主义的文化尊崇形式。哲学是形式理论，文学则盲从规则的整齐之美，史学则没有创见、千篇一律。与之相对，宋代的知识阶层几乎都是没有门第、庶民出身的新兴阶级，而庶民肯定有独特的人生观与崭新的正义感。

阅读儒教经典，也不再满足于根据从前烦琐的经院学派注疏来解释，而是利用经过佛教洗礼的理论，树立起新哲学，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宋学。被视为宋学之祖的，是活动于仁宗统治中期的周敦颐（1017—1073年）。其著作《太极图说》为宋学的宇宙论、人生观提供了根据，门下则有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该学统远至南宋的朱子，由朱子集宋学之大成。

诗赋是韵文，但一般认为赋成于汉代，诗成于唐代。因此到宋代，诗赋已是古体文。科举要沿袭这一传统形式，而宋代发展起来的新体韵文是词。这种又有长短句之称的新曲，与杂剧，即戏剧舞台上主人公配合音乐所唱的歌词，是同一种东西，好比歌剧曲辞。宋词与唐诗并列，都被认为是代表其时代的文学。

科举策论，议论内容当然关键，文章同样重要，不可逊色。唐以前的中世散文是四六骈俪体，以四字句与六字句排列成对句，一字一句的匀整都必须倾尽精力。这种文体，以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就像明治时的教育敕语，节奏颇具庄重感。一方面，适合向读者灌输作者的意志，但要展开微妙的论理，则很难期待有令对话者接受的说服力。不过宋代知识阶层所要求的不是先验的，而是推理与归纳。所以，为表达这种要求，倒是骈俪体形成之前没有固定形式的古文更为合适。于是兴起了古文复兴运动，其中被视为代表的，就是仁宗时代作为文人和政治家显露头角的欧阳修（1007—1072年）。但当他提出科举考试的答案也不用四六体而用古文时，就招来了很多物议。不过许多人倾向于滔滔的古文体，以晓畅之作闻名的文学家也层出不穷，王安石、苏东坡即是例子。宋代的新文化之所以能以文艺复兴，即古代的复兴命名，就是因为认可了这场古文复兴运动的重大意义。

科举中，书法亦是不可忽视的重大要素。为防止考官与考生勾通舞弊，规定科举考试答案均另外誊写，再交给考官，还要将考生姓名部分密封，只露出考试号，这称作“糊名誊录法”。但最后的殿试只糊名而不誊录，因为要很快公布结果，没有誊录时间。又因这时考官虽由朝廷大臣担任预审官，而最终由天子作出决定。虽然大臣不能打开糊名的部分，但天子可以破封并在看到姓名后再作决定。此时是以原试卷来审查答案，所以笔迹也要列入考虑范围。今日已无法看到宋代的答卷，但严格而言这相当于给天子的奏章，字体恐怕是谨严的颜楷吧。但在其他一般场合，宋人的书法并不拘于前人定式，努力发挥个性，苏东坡的书法就是其中的代表。到了南宋，人格谨严如朱子，其书法也表现出与时代相应的奔放气势。

西夏的建国　宋代国运从国初至仁宗时，大体顺利。伴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持续繁荣，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因此宋代官僚常讴歌泰平，曰我国内外无事，三代以来无有如今日这般治平之世的兴旺。

但到仁宗中期，繁荣当中已开始出现阴影，形势无法令人一味乐观。因为正当国内官僚机构僵化、贫富阶层分裂等痼疾相继表面化时，西北边境的藏系党项民族也独立建国，是为西夏。宋与之作战，屡遭败北。

宋代商业以国内的大运河为干线，山山水水都被卷入交换经济。余波自然也影响到国外，国外贸易亦趋隆盛。对海外方面，打开了从明州到日本、广州到南洋诸国的交通，中国的铜钱漂洋过海，散向外国。澶渊之盟以后，就连对北方敌对的辽国，也在国境一带设立特定的贸易地，即榷场，以进行和平交易。

自古以来，对中国而言，西方贸易比其他三方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与文化先进的西域各国交易。现在的新疆，即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都市国家，古时为伊朗系民族的居住地。唐末土耳其系游牧民族回纥人侵入这里，征服了原住民，将此地土耳其化，各地割据，建立了独立政权。与前代一样，宋通过内地西北部沙洲敦煌的回纥人与西域、印度文化保持接触，进行交易。此地回纥人虽然在语言上使原住民族土耳其化，但文化上则被伊朗人的传统所同化，作为商业民族，充当东西交通的中介角色，以贸易谋生。

而觊觎这种贸易之利的，就是住在黄河弯曲所包围的河套沙漠地区的藏系党项族。酋长李继迁企图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于宋真宗时占取长城以南的灵州，并以此立足（1002年），不久在此建都，成立西夏国。

宋与西夏之间除了争夺东西交通路线之外，还存在是否向宋地进口西夏所产食盐等棘手的经济问题。西夏境内，靠近河套西南端的长城附近，有乌池、白池两处咸水湖，所产青白盐自唐以来一直输入中国，供陕西一带消费。到宋代，虽然加强了食盐专卖制度，即所谓的盐法，确立了向境内百姓供给国产食盐的原则，但青白盐一直以来的既得权唯独得到默认，仍然继续进口，因为青白盐的价款是维持党项族生计的重要收入。然而如今李继迁揭起反旗，宋政府便趁此良机禁止青白盐的进口，陕西地区也以解州池盐配给人民。这进一步招来党项民族的反感，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迈向独立政权的树立。

李继迁与宋作战的同时，与西方回纥族斗争而战死(5)。之后西夏虽以宋的朝贡国形式恢复一时和平，但到继迁之孙李元昊时，就计划以兴州为都城，自称大夏皇帝，完全独立。宋仁宗派有名臣之称的范仲淹、韩琦等发动大军，与西夏军对决，苦战四年也未得胜利。西夏因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缔结和约（1044年）。岁赐当中，茶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中国的茶已与绢一样，或者作为国际贸易品比绢更重要。绢更多是奢侈品，困难情况下没有也不要紧，而饮茶一旦成为习惯，茶就成了健康方面的必需品。

因为西夏的独立，宋放弃了甘肃地区的领土，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区域悉数被西夏占领。对宋而言，这意味着西域交通线被夺去。当然，交通并没有断绝，但掌控了该交通要道的西夏，可任意向过路商品征收关税。这让宋如鲠在喉，可想而知，宋对西夏比对曾经的敌国辽有一种更强烈的抗争决心，拼死力而战。但宋虽在物力方面占优势，却屡遭败北，最终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

由于宋失去了历来的交通要道，需要寻求替代线路，于是对居住在青海地区的藏系西番族施以怀柔之策，从渭水上游的秦州到青海，沿祁连山脉南侧，与新疆的回纥族交通往来。当时回纥族是熟悉商业的民族，他们自新交通线东来，甚至在国都开封府定居，开展盛大的贸易活动。

中国向西的交通线，除此之外还有西南方途经西藏抵达印度的道路。但这条线路必须穿过深山幽谷，且有大河阻拦，在当时横穿大河意味着必须越过高峻的山岭，这比在茫茫单调的沙漠中行走更困难也更危险。因此就这条线路的价值而言，西藏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都较受忽视，这也是无奈的结果。近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历史学家只把兴趣集中在特殊地域，对所谓文化落后地区的冷淡倾向也屡屡引来质疑之声。然而仔细想来，历史动向也与交通量略成比例。在以古代东地中海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现今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北大西洋沿岸诸国，其区域内的交通量也极微少。因此，以世界动向为问题的历史学家，亦不大会重视那个时代的那些落后地区，毋宁说是必然的结果。

民族主义的时代　西夏的存在与宋的历史大略并行，成立稍晚于北宋，灭亡稍先于南宋。西夏在成为强国的过程中，其文化程度也绝不能说很高。灭亡后，其民族虽行迹杳然，但西夏今日尚为历史学、文献学很好的研究对象，是有特殊理由的。这就是西夏在沙漠中留下了丰富的遗物。

现今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经沙漠而蒸发的附近，到元代为止都有绿洲，是繁荣的土地，因此沙漠中存在的古老遗迹与遗物很有名。遗物中有数万件汉代木简，称为“居延汉简”，居延是当时存在过的内陆湖之名。西夏时的遗迹叫作“黑水城”，因俄罗斯科兹洛夫探险队从这里采集了大量的遗物而出名（1908—1909年）。其中有以西夏文字记录的西夏语文献以及西夏语和汉语对译的字典，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中国近世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不单中国如此，周围异民族之间亦可见昂扬的民族意识。与中国相比，周边无论哪个外族，在文化方面都是落后的，它们在长期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放任自流，则会渐渐中国化，最终必然导致忘却语言、习俗以及独特的传统。因此，没有什么比防止语言的中国化、为本国语言创造特别的文字更必要了。所以辽太祖造契丹大字（920年），其皇子(6)迭剌创契丹小字，并在所领区域内推行。辽在东亚是一大强国，文化也达到相当高度，尤其是印刷了佛教《大藏经》，不过契丹文字的遗物却比较少。从辽宁省巴林左旗白塔子发现的三座墓—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中出土了用汉字与契丹文镌刻的墓志铭，是最重要的史料。惜乎汉文与契丹文并非完全对译，作为语言资料来研究，并无特别大的价值。后来兴起于满洲并消灭辽国的女真民族金，也效仿辽发明了女真大字与女真小字，相关资料也出乎意料地少。

与之相较，西夏文字的资料则远为丰富且齐全。或许部分原因是西夏王朝持续的时间，有辽、金两朝前后持续之久，但主要还是由于黑水城因蒙古军入侵等沦为废墟，成了没有居民的死都，遗迹得以在沙漠中保存。敦煌千佛洞石窟，或许也是因为寺庙住持在蒙古军入侵时将重要经文、书籍封存洞中，这些唐代以来的古文书才得以大量保存。两相对照，真是极有意思的事。

在科兹洛夫带走的西夏书籍中，有题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和汉文对译字典。虽然只是二十页的小册子，而各段分四列，中间右列是西夏文单词，其右以汉字标记发音，西夏语对应的汉文解释标记于中间左列，其左以西夏文字标注汉字发音，真是一部极为亲切的字典。由此可知西夏文字的性质，其构成完全与汉字相同，由偏的部分与旁的部分合成。若举例说明，则可联想到日本所造的汉字“裃”(7)与“峠”(8)之类。但日文汉字的要素是保留汉文原样，西夏文字却没有与汉字相通之形。

中国周边的民族用各自文字写本国语言，并不要等到近世。唐代突厥就用所谓叶尼塞文书写突厥语，外蒙古留下了刻有这种文字的石碑。该文字受到西方希腊字母的影响，与汉字的构成完全不同。西夏文字，则是在汉字原理的基础上创造的异体字，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的本质虽尚未完全清楚，但从外观来看，它们与汉字极为相似，无疑是受汉字影响而创立的。

若将这些民族文字的确立视为民族主义产生的一种标志，那么从年代来看，日本假名文字的成立是非常早的。日本在6世纪左右已有万叶假名出现，即将汉字当作单纯的表音符号来使用。到平安时代初期，即八九世纪之交，又演变出了纯粹的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这比契丹文字早了百余年。与之相对，朝鲜自7世纪起开始使用吏读，即如万叶假名一样以汉字音表记朝鲜语，但纯粹的音符文字谚文的成立，还要到李朝的世宗时代（1443年）。不论日本还是朝鲜，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独立的音符文字的，应当注意的是日本比朝鲜早了许多。虽然事实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大多经过朝鲜，而日本的接受方法往往并非模仿朝鲜，由此一事即可知。这种差异的产生基于与中国的距离远近，朝鲜不得不最切身地感受中国的实力，而日本可以有单就文化方面来评价中国的从容。

财政的僵化　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1022—1063年），至其末年，立国已有百年。这百年间虽有辽的入侵及与西夏的战争，但都止于局部骚乱，整体而言，大概是和平的统治。这样的百年太平世道，历史上几无先例。

这一和平时期的出现，实因其接在五代的离乱之后，可以说是一种改革的社会。其后和平若一直持续，那么就该是积蓄和平余弊的时候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困于此弊，难保百年和平，而宋代的运气却例外地好。但幸运无法战胜历史的必然，宋朝开始出现危险信号。

宋政府直面的问题，是政治僵化和社会与经济的没落。国初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好景气虽有曲折，但也一直持续。然而麻烦的是，这是非常不平衡的景气。无论什么时代，法律总是更多地维护富人的权利，而不关怀贫民的困苦。因此和平长久持续的过程中，贫富悬殊自然渐渐加剧。这种不均衡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表现，也就是说，一方面官吏与庶民之间的差距加大，另一方面，都市与农村之间也开始产生不平等。

在唐代，官户是隶属政府的贱民，到宋代则成为官吏出身之家和从政府获得种种特权的统治阶级的名称。其核心人物无论如何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官僚，但此外也有高官子弟由父兄推举或因长年功劳而得授官衔者。此外有武官，或由武举出身，或因年功、武勋等获得任官者。总体上，官衙机构与军队数量呈逐年膨胀的倾向，文武官数量亦持续增加。尤其是科举官僚，在三年一度的殿试中能产生数百名进士，只要成为进士，即便未被任官，也能得到和官吏同等的待遇。而且文武官出身之家，即官户，在纳税或徭役等义务上一般都能得到减免等特典，如此，这些负担便不得不转嫁到一般民户头上。

宋代的都市与乡村有严格区分。居住于都市者称“坊郭户”，租税之外还需承担物资调度之责。农村人民称为“乡户”，承担徭役义务。不过乡户的徭役实际上并非力役，而是协助租税征收或自治警察等地方行政基层的业务。这样的业务一部分委托给职业化的胥吏，而即使是想职业化，最终却因缺乏活力而并未职业化。也就是说，吃亏的业务任何时候都会有剩余，于是就作为农民的徭役。这不但耗费时间，也无法避免若干金钱的负担。特别是金钱的负担沉重，深为农民所恐惧的是从县被征召到州，在州被命以“衙前”职务。当然，这样的大任务是在农民中资产较多的上等户里挑选分配的，但由于花费很大，陷入破产等情况也相继发生。

对这些深可忧虑的社会经济动向，朝廷官僚并没有相应的办法。中央与地方的要职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占据，可以说，百年来一直以某个团体的专制来指导政治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所以当此之际，即便想知道怎样的对策好，怎样的改革好，历史上也无先例。要说先例，除了立国以来先辈们留下的，别无其他。因为官僚往往重视先例，害怕新的计划，一心因循守旧，在追随先辈足迹的过程中，社会的倾颓日益严重，阶级的割裂也渐渐成为定局。无论如何修补表面，最终还是会迎来无法平衡的时刻。因为从与西夏的战争可知，宋的政治弱点一下子暴露了。

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先是以钱财换取与辽的和平，其后对西夏也奉行金钱至上的处理方法。最初是专恃物资丰富进行对抗，一味扩编军队、扩充军需，试图压倒西夏，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除以金钱换取和平之外，别无他法。战争过程中，政府财政眼见枯竭，因为政府并非企业，岁入大致固定，黑字赤字基本由支出左右。国初政府机构简单，军队数量也不多，财政常有结余。太祖以来的剩余资金积存在天子的内藏库，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对辽的开战。与辽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剩余资金大量积蓄，藏而不用，以致压抑了民间经济。然而与西夏的战事使支出激增，积蓄见底。而且支出一经膨胀，即使战争结束，也很难缩减，财政开始经常性地连年赤字。对朝廷官员而言，财政的紧迫已是无法含混过关的严峻现实，无论如何都必须采取措施。

与西夏的战争也定然给民生带来重大影响。但唐末以后的中国，兵农分离，天子禁军是政府募集的佣兵，战争的影响呈现出与从前不同的样态。除了战场以外的地区，人民并不直接蒙受战祸，也不会被征兵，可以继续和平生活。但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却无法避免。这影响带来了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有大发战争横财的商人，另一方面，人民苦于临时增加的物资征发与租税负担。无论何时何境，相比都市，这种情况下都是农村受害更多。

政府一旦苦于财政，中央就会将地方的储备收回。地方的州财政穷困，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强迫徭役，命令衙前缴纳课税金额。衙前虽多为大地主，但也难以承担州的财政压力，破产者相继有之。此时，就只能尽快让子弟读书，因为科举官僚出身的家庭可以免去此种灾难，按规定，徭役不加于官户之家。官户不但可以免去自身的灾难，而且越来越有机会吞并破产地主的土地。农民地主因破产而数量减少，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就更重一层。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对政府而言，最简单的增税方法就是加收专卖利润，尤其合适的是提高盐价。物价原本就因军需扩大而高腾，如此一来物价益高。这种时候最受苦的都是贫民，他们完全体会不到军需景气的好处，只能忍受物价腾贵之苦，只有他们的世界异常萧条。这样的穷人到了走投无路之时，采取的最后手段就是投身秘密结社，成为非法商人。幸而盐价经政府之手加高到极限，官价越高，黑市买卖越赚钱。秘密结社的增加使社会突然骚动起来，他们被官府追赶，穷鼠啮狸，遂公然叛乱。这类叛乱的特征在于有机动性，辗转扰乱地方。因此定义为农民叛乱是不恰当的，即便原先是农民，一旦加入秘密结社，身份就转变为黑市商人，并以这样的身份进行活动。

事态至此，即便再慢悠悠的朝廷科举官僚，也无法坐视不管，必须筹谋重整国政。仁宗末年，朝廷官僚之间已为政治观点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官僚们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却遭遇意外的阻碍，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一意外即所谓的濮议。仁宗死后由旁系的英宗继承大统，此时围绕应如何对待其生父濮王这一问题，朝臣责难当局者处置不当，引发争议，结果把英宗不算长久的四年在位期全部浪费了。

濮议　仁宗因年高无子，以堂兄濮王之子宗实（后改名曙）为养子，且立为皇子。仁宗五十四岁时驾崩，其后登基的是三十二岁的第五代皇帝英宗。继位之际，英宗与仁宗皇后曹氏似有感情龃龉。英宗深信曹皇后欲立他人而毒杀自己，即位不久便称病，不问政务，反是曹皇后行摄政之权。大臣韩琦、欧阳修等劝说皇后归政，但事实上曹后并不情愿交还天子印玺。英宗终于渐行天子之事，而皇后一方则称英宗厚待自己的子女，对先帝的公主却寡情冷淡，甚为愤慨，并责怪大臣们。就在这一情感芥蒂酝酿之时，即位次年，正当英宗生父濮王的祭典，这典礼就成了问题。英宗与大臣们提出在祭文中称濮王为皇亲，而朝廷的年轻官僚对此激烈反对。理由是仁宗既已养英宗为皇子，那么英宗就完全是仁宗之子，与此相比，与生父濮王的关系不过是私事，在公开层面必须无视。但濮王是仁宗兄长，那么又是英宗伯父，于是司马光、吕诲等主张，若天子英宗祭祀濮王，则应称皇伯。从此论者占大多数。

与之相对，当局者一方的欧阳修等人认为，呼生父为伯父古来闻所未闻，《仪礼》中也写道，成为他人养子者亦须为亲生父母服丧报恩，且称父母，并未改变称呼。司马光又反驳说，《仪礼》的文章并非此意，应当理解为“曾经的父母”。两种观点僵持不下。

濮议之争的根本，在于曹后与英宗之间关系恶劣，司马光等人不愿伤及太后颜面。于是大臣们预先安排，以求太后与英宗和解，收拾事态。首先让太后一方向英宗表示，称濮王为皇也好亲也好，都无妨。而后以濮王并未登帝位为由，令英宗去皇字，但称为亲。

但论者仍追究大臣们支持英宗称濮王为亲的责任，以滥用言论为由，要求下令停职。大臣一方也暴露了内部缺乏统帅的弱点，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留下恶劣影响。

在中国，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日本江户时代亦有尊号事件（1789年）(9)。不过因濮王已去世，濮议全无给实际政治带来坏影响的隐忧，无非是意识形态之争。经常能听到类似意见说，中国人很现实，对理论没什么兴趣，其实绝非如此。为了理论的理论也相当盛行，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不同罢了。

对濮议一事，何必如此执念，以致将英宗短暂的四年时间浪费于论争，也完全无必要将天子折磨到神经衰弱的地步。由此可见宋代科举官僚的弱点，他们精英意识强烈，表现出对异见不宽容以及倚恃众力、雷同轻率的姿态。这是接下来使宋代政治陷入混乱的党争的序曲。

神宗与王安石　英宗在位四年，三十六岁崩，太子神宗继位，时年二十岁。翌年改元，乃熙宁元年（1068年）。自日本明治元年回溯，恰好在八百年前。

其时政府的大臣欧阳修与韩琦遭到濮议的打击，相继请求辞职。神宗也想振刷人心，自己调整人事，试图打破政治僵局。于是任命老臣富弼为相当于总理大臣的同平章事，任命年轻新锐的王安石为相当于副总理之职的参知政事。神宗的本意当然在王安石，富弼不过是为了压服众议的有威望之人罢了。在宋苦于西夏入侵之时，辽又提出难题，强迫修改条约，富弼是处理此问题的功臣。但此时他已年近七十岁，难以承受繁重事务，遇有舆论责难，也缺乏对决的勇气，频以老病为由，请求辞职。政府的中心自然是由王安石坐镇了。

王安石是旧属五代南唐领内的临川县人，是为宋朝政治文化吹入新风的“南人”群体当中的一员。他曾在仁宗时上书天子，陈述政治改革的必要，该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称为天下名文。

他在文中说，现在中国外受异民族之侮，内则财政穷困、人民劳苦，究竟是何原因，答案是政治未行得当之法。他更认为还有人事的问题，政治不得当也无法获得人才，结论是人才缺乏的原因是教育恶劣。他认为，如果只是人的问题，那么凭人力不可能无法修正，而成功与否和天子的热情有关。神宗很赞成王安石的意见，且倾倒于其人，日夜与他讨论政治，并决心进行诸项果敢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是诗人，同时也是哲学家。但其哲学并非意识形态武装的理论思想，而是一眼就能分析把握事物真相的直观主义。他不喜欢受意识形态约束的理论，批评说那是被“理”遮蔽的东西、为了理论而迷失真相的东西。因此，他的政治改革并不为描绘遥远未来的虚空影像所吸引，而是始终直视现实，究明其中的不平衡，匡正其中的不合理，将政治引入合理化轨道。他从儒教经典中选出号称记载周公所定政府机构的《周礼》，为之添加新注释，名曰《周官新义》。这并不是描写遥不可及的远去的理想国，而是认为，在任何时候，古代的政治原理只要付诸实践，都可成为行动的典范。他的政治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合理主义。

均输法　王安石最初着手的是财政合理化，即“均输法”。均输也包含调节物价的意思，但不同于平准。原本物价的起伏有两种，一种是时间的变动，另一种是地域的差距，两种都对民生有很大影响。物价涨跌剧烈时，政府在物资贬值时买入，腾高时卖出，这叫作平准法，从前汉武帝和王莽新朝都曾试行。均输与此不同，在交通尚未发达、信息不流通的时代，如果相同的物资在一地有多余，在别处则脱销，价格就有很大差别，此时就以政府之力将物资从富余之处调往不足之地。据说这在中国也曾实施过，王安石试图恢复。

当时政府的财政尚未完全货币化，米、绢自不必说，还有征收各种现货作为租税的。这种现货收入一旦被规定，就成为固定的实际成绩，即使政府已不需要，也仍继续征收；另一方面，民间已经不再生产的物品也会被强制征收。这是财政未得预算化时常有的弊害。

王安石修正了相当于当时财政部的三司的规则，首先是财政的预算化，预先计算一年之中的必要物资。而后命令地方财务官员将实际情况作调查报告，在物资调度方面，确立尽可能从近处或便宜的地方入手的原则。这就是均输法，现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理所应当的政策。然而回溯至八百年前，在日本则相当于“前九年之役”(10)之后、即将进入封建时代的前夕，这一政策竟能把握统一大帝国内每一角落的物资动向，的确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但王安石的合理新法，必然要与现实的既成势力产生利害冲突。当时已发展为财政国家的宋朝政府，大小政商群体均卷入旋涡。任何时代、任何场合都如此，对官商勾结而言，没有什么比腐败的政府和不合理的政策更让他们喜欢的了。政府尽可能从人民那里搜刮不必要的物资，又尽可能以低价卖出，这样的政府，对他们来说真是值得感激的存在。现在政府突然要采取合理主义，必要的物资从人民那里取得，完全没有多余的物资，政商群体束手无策。他们遂团结起来，煽风点火反对新法，试图寻找与王安石对立的政治势力以结同盟。其口号，即用孟子所说的，王者“不与民争利”。

青苗法　王安石接下来着手的，是以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为目的的青苗法。当时农村也被货币经济渗透，其结果是很多时候农民不得不用金钱支付，尤其是作物青黄不接之际。作物播种后，要开始生产活动、购买和修理农具，以及储存新的收获到来之前所需的食盐与谷物，这些都是最需要金钱的。向债主借贷，利息异常高，从春到秋以一年计算，利率竟可达五六成。即使在如今日本这样利息比较低的时代，一旦借贷，通常也很难还清。利息到了五成以上，就很有陷入破产的危险。青苗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的融资办法。想融资的农民集十户以上为一保，承担连带责任，可以不用抵押，从官府借钱。还债时，可按借债时的价格以谷物清偿，如果当时谷价腾高，也可用金钱偿还，但利息不得超过二成。也就是说，一般认为青苗法是二成利息的借贷，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原则上是贷出钱，而以谷物偿还，而且偿还是根据时价而定，并未说要收利息。其实这是有理由的。

当时军队数量非常多，作战部队的禁军有八十二万，此外从事劳动和杂役、仅有军队之名的厢军的数量也大略相同。再加上官吏，政府不得不供养的非生产人口就成了庞大的数字。另一方面，租税并非如古代那样只以谷物为主，所以靠租税并不能养活他们。因此就有了称作“和籴”的方法，从民间强制收购谷物，但政府苦于财政，无力足价支付，又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青苗法承担了和籴负担，预付购买谷物的金额。政府找出以前闲置的财源，预先放给民间，民间得以低利息融资，解燃眉之急。

青苗法发布后，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反对之火立即燃烧起来。政府内部的老臣富弼因惧怕舆论攻击而辞职，王安石的同辈吕公著因反对而被罢免，同时期弟子程颢也突然改变态度，成为反对党，也遭罢黜，苏轼、苏辙兄弟也因相同的态度遭罢职。如此，反对之声日益高涨，相附和而离开者也越来越多。另一方的神宗与王安石认为，这才只是政治改革的试手阶段，如果现在就屈服于反对党，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于是对反对观点加以驳论，陈述信念的同时对离开者也表明不挽留的态度。因此在实施青苗法的时候，朝臣之间的两派阵营大致确定下来，反对派因大多远离政权，并未对后来的新法造成多大障碍。

市易法　在政府内部逐渐确立地位之后，王安石开始公开明确态度，对当时盘踞在国都和地方大都市支配经济领域的财阀寡头垄断体制，推出匡正的政策。这就是市易法。首先在国都置市易务，在地方大都市设市易司，收购滞销货，抵押卖出后又可以向民间放贷。此时经济已飞速增长，资本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少数财阀的寡头垄断体制支配着市场。特别是当运送物资的外国商队到达国境或首都等市场时，本地大商人就联合抵制，再杀价购买。因为这是自由商业的原则，也无可奈何。但这阻碍了物资流动，使价格腾贵，物价的变动又给财阀们带来了牟取暴利的机会。尽管这种弊端是任何人都承认的，但运输者也好，小商人也好，消费者也好，凭个人之力都不可能对抗这种强者行使的权力。王安石听取了对这种不合理情况的诉求，设立了国立银行性质并兼有仓库业务的新机构。但他的意图绝不包含打压资本家阶级，始终表现出使商业顺利运作的合理主义。因此，后来大资本家们在需要现金时，也会抵押自己的商品，从该银行借贷。

募役法　几乎与市易法同时，推行了募役法，以保护农村富裕阶级的利益。宋初，农村的乡户以资产分为九等，一等到四等的徭役义务称“差役”。“差”即使令之意。虽然在县衙服役期间没有多大开支，但一、二等户要被送到州衙门承担“衙前”之役，这时就严重了。管理集中到州的租税，监督运送到中央政府的公物，担当官员宴会的干事，这些职务的经费称“陪备”，都必须自己负担。如果保管的公物有损失，则倾家荡产也要偿还。这样的情况如果任之不管，待上等户全部破产，就会出现政府无差役的局面。

募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役法，王安石在这里还引入了预算制度。首先计算州县衙门的必要徭役人数和经费，从承担徭役义务的四等乡户处征收资产，名曰助役钱。再用这笔钱财募集劳力到衙门服役，由官府支付必要的经费。这样一来，制止了从前州县官吏轻易榨取农民、浪费钱财的恶习，除了正规租税之外，只向承担徭役的人征收附加税，即维持政治运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经费。从一开始，新法就绝不以农村资产家的存在为坏事而对之怀有敌意。

与农村乡户陪备义务相对应，都市坊郭户工商业者的义务则称作行户的“祗应”。都市的工商业者按不同行业组织公会，称作“行”，相当于西洋中世的“同业公会”（Guild）。各行业的独占权被承认的代价，是向政府无偿提供必要的物资，这就是“祗应”。但因官员以各种借口索取物资，行户常苦于没有节制的勒索。对此，王安石也进行了合理规划，预算官府必要的物资，根据行户资产征收这笔金额，叫作“免行钱”。已经缴纳免行钱的行户，可以从以往的祗应中完全解放出来，官衙则以免行钱购入必要物品。

保甲、保马法　此外，新法中还应举出的是保甲与保马法。这对唐末五代以来采用的佣兵制度进行反思，一改其弊害，打算尝试回归古代的兵农合一制度。

佣兵制度即军人的职业化。军人已经是职业，那就不能轻易解职。同时或因个人老龄化，或因政府财政紧张，经常有调整人员的必要，于是就有产生失业问题的隐忧。而且，职业军人完全靠俸禄生活，参军的主要目的往往就是领俸禄，而缺乏守卫乡土的斗志。这一缺陷实际上也显现了宋代军队在中期以后就几乎没有立过显赫的军功。他们不但难以对抗外敌，在内地发生叛乱的情况下，大多也只知自保，没有守卫乡里的斗志。

因此，王安石指导农民组织保卫乡里的自卫团，这就是保甲法。保与甲皆由人民组成。以乡为单位组成自卫团，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各有一长，十大保为都保，设都保正、都保副，农闲时教习武艺。最初充当保内的警察，将来代替正规军，在保卫乡土时受命出动。至于所需经费，在禁军有退役者并不补充缺员时，将其费用储存，称为“禁军阙额钱”，即以此支付。这就是保甲法。

战争时军马不可或缺，但宋代时内地已充分开垦，少有成片的牧场，以致禁军都很难有机会骑马。于是王安石给出奖金，让保甲购马，或供与官马，命其养育，有事时征发马匹入伍，加入政府军队的战斗行列。

除上述之外，王安石的新法在数不胜数的各个方面都有开展，一改从前的惯例。这些新法当然不是王安石个人想出来的，每项改革都有各自的提案者，其中很多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间人士。他们根据经验提出改良方案并进言，王安石认真听取意见，上与天子、下与官僚谈话，深思熟虑之后作出决断。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杰出之处。即使是现在，政治家若不能听取受苦的下层人民之意见并用于政治，也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家。王安石新法的特征在于，它不是为了政府的方便而进行的改革，而是站在拥护弱者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莫不如此，但要保护弱者权益，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就是侵犯强者的既得权领域。因此，招致朝野当权者的反对气焰，也是必然的趋势。但如果认为，因为他们是资本家王安石才盯上他们，则完全是误解。倘若王安石有所憎恨，也并非因为他们是富户，而是因为他们利用富豪之力兼并小民。因此王安石有题为《兼并》的古诗。对此苏辙批评曰：“王介甫（安石）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这判断完全不在点子上。

旧党　神宗统治前期年号为熙宁，大致是王安石为宰相而担当政治重任的时期。后期的元丰年间，年届三十的神宗亲政，王安石栖隐于如今南京郊外的半山。

神宗亲政之初，改造唐末以后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机构，复兴唐代确立的六部。六部以上所立宰相、补充六部的官衙、九寺等名称，以后数度变迁，但作为行政中心的六部一直延续至清末而未变。

神宗的母亲皇太后高氏，原本就对新法持反对意见，神宗于三十八岁死后（1085年），其子哲宗即位时才十岁，故而太皇太后高氏摄政。她与朝野喧哗的舆论保持同一论调，计划改变政治方向。最初只是将之前左倾的政治稍微拉向右边，而一旦反对新法，提倡恢复旧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进入政府后，无法与一直以来实行新法的蔡确、章惇等共事。新党渐遭排斥，近二十年来无奈被贬的旧法派政客取而代之受到重用，新法之种种相继被废止。当此混乱之际，隐退的王安石病死，享年六十六岁。

由于王安石的新法，从前持续赤字的国家财政得到好转，反生盈余。但在过于健全化的政府仓库中，金钱与米谷堆积如山，又招致经济停滞的结果。当然，这并未令下层民众受苦，至少可以知道，在失业者不多的神宗时代，几乎不曾听说秘密结社叛乱的报告。问题反而出自过去在放任政策下享受经济景气之好处的资产者阶级，新法似乎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缺乏投机的余地。这样的事态令资本家怀有深刻的不景气之感，而旧党的政治家没有看透这点，因此资本家趁着废止新法的混乱，从国家财政中捞了不少油水。恰好在如今的日本，战败的混乱也引起了政商黑幕的活跃状况。

市易法废止之时，资本家从市易务借走相当多的钱。市易务向民间贷出的两百二十七万贯，乃此前政府与民间争利的储蓄所得，故而以人民之物返于人民的理由，全部慷慨销账。事实上，上述金额中一百五十四万贯乃六十二户大资本家所借，因此每户平均从中获得两万五千贯。与之相比，两万五千户小商人共借了四十六万贯，结果每户平均只得十八贯。即便如此，政府这样无度的慷慨，无疑也带来了经济状况的骤然好转。然而一旦废止市易法，大资本家获得大额资金后，从前那样联合拒斥或包购买断商品的弊害，岂不是又要复活了吗？这是任何人都能预见到的。

在政府一方的损失也没有考虑和无代替方案的情况下，市易法就被下令废止了。役法方面，虽然叫停募役法，下令恢复仁宗末年的差役法，但也未曾实施。从仁宗末年到此时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在政府结构、人民户籍均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却说要回到二十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地方政治陷入大混乱，各地发往中央政府请求指示的文件纷纷涌来，但中央无法做出快速的应对。无原则、无方针的行政就此开启。

中央政府方面，靠神宗时代的积蓄度日，还是能勉强维持政治的运行，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一则，天子哲宗渐长，智慧增加的同时，也从近身的宦官等人处听闻了父亲时代的故事，开始对祖母的政治方针抱有疑问。哲宗十八岁时，祖母亡故，终年六十二岁，谥宣仁皇后。她是旧党依赖的梁柱，被称赞为女中尧舜云云，但其实她脾气暴躁，为旧党所利用，以致将宋朝政治引入超出必要范围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此类女性屡见不鲜。太皇太后死后，新党开始反扑。每遇政权交替，党争总是愈演愈烈。

在王安石去世的时点上，虽说新党将政权让给了旧党，但当时两派的敌对情绪尚未尖锐。王安石谥为文公，应是旧党政府之意。“文”这个一字之谥，是身为人臣者至高无上的谥号，接下来就是二字之谥的“文正”了。在王安石之后去世的司马光谥文正，说明连旧党政府也认为司马光不及王安石。但随着其后党争逐渐加剧，对二人的评价也几经逆转。

对二人的大致评价是到南宋之后才确定的，一般认为司马光是诚心诚意的杰出人才，王安石则是充满偏见的独断乖僻之人。这几乎被认为是永久的定论，不过进入清朝后，考据学兴盛之际，考据学家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考证了以往不可靠的史料造成的王安石形象错误变形的情况。清末梁启超作《史传今义》，收入《王荆公传》，详细介绍蔡上翔之说，使之流传于世。如此，王安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人物，与之相反，历来被视为优秀人物的旧党政治家则成了嫉贤妒能的小人。后来的评价多半沿袭此说，在如今的中国，对王安石的评价似乎也很高。

新法的复活　哲宗亲政之后，改年号元祐为绍圣。元祐是旧党的象征，“元祐”的“祐”是仁宗最后的年号“嘉祐”的“祐”。当时旧党提出回归仁宗时代的口号，这才称年号为“元祐”。而哲宗亲政后，因为要复活其父神宗的政治，取传承神宗圣德之意，故称“绍圣”。

政府遂罢免主张旧法的苏辙、范纯仁等人，重新起用新党的章惇、蔡卞等人。章惇同辈的蔡确此前遭宣仁太后憎恶，以罪贬谪，已病死于流放之所。因此新政府恢复王安石政治的同时，开始计划为旧党时代遭迫害的同僚图谋报复。

此前旧党大臣上奏宣仁太后的上疏都保存在宫中，现在新党完全扣押了这些文书，并按作者分类，名曰编类章疏。如此一来，旧党时代何人所做何事即一目了然。铁证如山，先调查言行，后进行处罚，无一人可免。尚在人世的苏辙等人自不待言，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亦遭追罚，荣典被撤。编类章疏今虽不存，幸而其重要部分已被引入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部分阅读起来十分有趣。此书是完备的北宋一代编年史，可惜涉及王安石活跃时代的内容有所欠缺。但从书中也可窥见政治动向的细节，因此不单是有用的资料，还是饶有趣味的历史书。相比之下，《宋史》则完全是机械罗列干燥无味的史料，毫无意思。但我们不必因为《宋史》无聊，就认为宋代的历史无趣。当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确也是史料的堆积，但自从将其作为连贯的通史阅读以来，日本的宋史研究似乎才开始进步。

徽宗与蔡京　哲宗生来身体虚弱，性格也颇神经质。在位十五年间，前半部分是旧党之世，忙于推翻新法；后半部分新党得势，但新法尚未复活，却已先沦为不问政治的新旧意识形态之争，造成了实际政治的迷失。没有子嗣的哲宗死后，其弟徽宗趁即位之机，开始消解左右对立，实行中庸政治。以神宗皇后、徽宗谪母太后向氏为中心，这一切得以实现。受到处罚的旧党被恢复官职，政府内的新党大臣章惇、蔡卞、蔡京等被罢免，以韩忠彦、曾布等大臣代之。徽宗即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韩忠彦是仁宗时的大臣韩琦之子，曾布原是王安石的追随者，作为新党旁系一度遭到排斥。

但新旧两党之争已水火难容，即使如韩忠彦、曾布等人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上，行事亦颇稳当，也无法满足两派中的任何一方。事态已发展到非黑即白的地步，不旗帜鲜明地彻底击败对手，绝不罢休。问题只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时候，结果往往是对政治抱有信念与节操的人无用武之地，反而能相时而动、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变通主义者取得胜利。

最初，元祐政变中，旧党掌权之时，司马光发出紧急命令，要求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就在全国的地方长官阵脚大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天子脚下的蔡京却在一日之内改新法为旧法，报告已恢复差役法，进而获得司马光的奖赏。但蔡京是新党的出色人物，这也是无法隐藏的事实，所以最终还是受到弹劾而下台。

第二次，绍圣政变中，新党复权之时，章惇与蔡京商量将差役变回募役的方法，蔡京建议就用熙宁时废除差役的方法。但蔡京因贪财遭到很多人的反感，徽宗即位之初即被停职，归隐杭州。宦官童贯受天子之命，往杭州搜集书画古董，向蔡京请求协助。童贯虽是宦官，却人高马大，颇好耀武扬威，在文化趣味方面并不擅长。蔡京是当时水平一流的文化人，是书画、文学、音乐无所不通的才子。二人达成同盟，约定童贯在宫中向天子举荐蔡京，蔡京在外接受童贯的一切要求，努力满足天子的欲望。在天子独裁权已确立的时代，与天子身边的宦官结为同伙，是外廷大臣保全地位的最有效策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过，此前如果大臣使出这样的卑劣手段，很快就会遭到责难，反而只会害己。但蔡京却公然与宦官勾结，无所忌惮。这显然是因为已至末法时代，若只有权力与金钱通行于世，那么陷入奸诈权谋也属无奈。

童贯归京复命，向天子举荐蔡京，此时政府内部尚有旧党韩忠彦与新党曾布争夺势力，于是曾布计划将蔡京召回京中，复兴新法。先是赶走韩忠彦，次年又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意，明确了朝廷方针。号称建中靖国的中庸政治，仅一年即告崩坏。

年号一改为崇宁，朝廷就对一度取消处罚的旧党进行再次惩罚，死者夺官号，生者驱下台，子孙亦遭连坐。其间，负责人曾布因处理宽容，即遭攻击而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最左翼自居的蔡京。蔡京一当上宰相，便按约定彻底打压旧党，制作党人名册，按罪名大小区分等级，将其职位、姓名刻于碑石，立在全国各官府门前。中国自古不许官吏私自结党，不论是何目的，结党本身被视作应该惩罚的行为。因此单是党人二字，意思就足够恶劣。

此后，蔡京专权的时代持续了约二十年。不过蔡京清楚知道，独裁君主制度下的一名大臣，要长期掌握权力是何等困难。就连君臣间有号称鱼水之交的神宗时的王安石，其掌权也不过七年，未足十年。蔡京能够掌权近二十年，也因他有独特的处世之术。

首先，要让天子安心，不可令其对大臣的专横有丝毫担心。有必要令天子有这样的自信，只要他命令一下，就可以免去大臣的职位，令其放手权力而下野—一时也好，多次也好。

最初的下野是在崇宁五年，当时对镇压旧党过于严酷的责难呼声很高，彗星出现、太白星昼见的异象发生，蔡京撤去党人碑并引咎辞职。虽自汉代以来即有因天象而辞职的前例，但在宋代并没有人真的认为大臣因此必须辞职。所以，若以此理由辞职，就是最无损伤的全身而退的机会，换言之，很容易东山再起。蔡京一党声明天象之变绝非大臣的责任，当然宦官也从中运动，果然蔡京次年即返宰相之位。

第二次下野是两年之后，此番也别无罪状，只因天文家奏报说日中出现黑子，蔡京又引咎辞职。然而因彗星再现，蔡京遂遭贬官，隐居杭州消磨时光。但等彗星消逝，蔡京的责任也就一笔勾销。两年后又被召还国都，且被授予“太师”这一政府最高官衔，免去实务，以元老的身份充当政治顾问。

此时蔡京已六十六岁，之后近十年，他依然稳坐权力宝座，这毕竟不合常理。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平均寿命较短，一般而言更易衰老，蔡京的精力体力，已因担当国家重任、处理繁杂事务而过度虚弱。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权力落入他人之手，而是提拔其子蔡攸，以替代自己。不过在蔡攸看来，父亲早是老衰无用之人，于是始终握权不放的蔡京与其子开始了权力争夺。在此情况下，蔡攸胜出，获得天子的信赖，迫使其父辞职归隐。

政治的崩坏　蔡京掌权期间，宋代政治大为混乱。他向天子鼓吹丰亨豫大之说，劝其采取积极政策。丰、豫都是《周易》卦名，意为卜到此卦时若坚持采取积极行动，总能得偿所愿（亨），得到良好的结果（大），是相当单纯的乐观论调。

蔡京为证明该预言无误，对经济趋势极为关心。但他关心的是资本家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居住在地方乡村的贫苦人则被牺牲、忽视。他的政策是竭尽所能榨取地方，将收入输往都市供人挥霍。如此一来，就保证了天子脚下的都城的经济繁荣，人民也的确讴歌太平。宋代天子为了巩固其独裁权，拥有不经过政府的直属特务机关，即皇城司。该机构负责在民间搜集舆论，上报朝廷，但其范围不过首都周边，耳目并未遍及遥远之地。蔡京在串通宦官童贯之外，将这些细节也列在谋算之中。地方的人民如何受苦，并不能通过舆论上达天听，只有都会的群众有评价政治的权利。

对舆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阶层与官僚群体，蔡京对此也细心留意。为了在官僚之间获得人气，没有什么比大方给予官位更有效了。话虽如此，官位也必定有限制，不可能很快就满足要求。于是进行官制改革，变更宰相之名，以太师、太傅、太保之三公为真正的宰相，以少师、少傅、少保之三少为副宰相，且皆无定员。这就扩大了官制规模，创造了新的职位，可按序分派。蔡京自己是最高位的太师，此外还有童贯，太傅有四人，太保十一人中则以蔡攸为首。三公共十八人，至于三少则数不胜数，可谓浮滥已极。对这些人，当然也要支付正规的俸禄，此外还有种种额外的赐予。这正合丰亨豫大的积极政策，可谓视官爵财物如粪土。

这样，表面上可以出现沉醉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而不见光的部分却不得不蒙受经济惨淡和恐慌痛苦。对这样的失衡经济，可有对抗之法？事实上大有办法。首先，人们涌入秘密结社，秘密从事食盐等违禁品的走私贩卖。一旦某处燃起叛乱之火，他们窥得机会，便立即加入其中，改变复仇的方法。如果说有所谓的历史必然，那么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吧。即使聪明如蔡京，却连这点洞察力也没有。狡智毕竟不如拙愚。他是太师之首，位极人臣，盛气凌人之际，因果报应也在酝酿，陷阱已等在那里，这也是谁都能想到的吧。

蔡京被迫隐居，其子蔡攸一旦受到徽宗宠信，政治就更加糟糕了。蔡京当宰相原本只是帮闲性质，对天子一味卑屈谦恭，全无国家栋梁的体统。因此最后毫无抵抗，即使被罢职，也无处申告。见惯父亲这般态度的蔡攸，自然认为谄媚天子即政治。宫中演戏时，蔡攸与同僚大臣王黼一道涂白粉，抹胭脂，混在优人当中扮丑角，博得一片喝彩。其父蔡京毕竟经历过激烈的党争，品尽世间甘苦，而后才悟得帮闲的最高战术。但恰比父亲年轻三十岁的蔡攸，可谓遗传的天生帮闲；而且天生的浪荡子徽宗与其父神宗完全不同，蔡攸与他极为投契，两人好得无以复加。好结果的实现需要无数有利因素，而恶劣的结果只要一个大缺陷就足够了。不称职的天子加上不称职的臣子，当然会把国家推向危险的命运。而此番外部又发生了一起大事件：一直保障北方国境安全的辽国灭亡了。

金的兴起　宋因蔡京的政治，都市与农村之间景气的不平衡日益显著，而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北方的辽国境内。

在辽圣宗之孙道宗长期统治（1055—1101年）的时候，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复合体所产生的矛盾逐渐明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辽与南方的宋保持着大致的和平，国境贸易持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也滔滔涌入。如此一来，统治阶层的契丹贵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一向是勇武的马背民族，此时却渐渐成为中国的城市人，说中国话，学习中国文学。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也意味着为了维持生活，中国的物资变得不可或缺。而要获得中国物资，就必须有货币。因此契丹的统治者利用其地位，使尽一切方法榨取被统治者，著名的例子就是契丹官吏强制女真族进献沙金。

当时，在黑龙江支流松花江流域居住着女真族，他们臣服于辽，每年狩猎海东青进贡给辽。为了催促贡品，契丹官员来到松花江口附近巡视，获知此地出产沙金，遂要求除了海东青之外还要上交沙金作为礼物。不论何时何地，黄金总是作为高价货币通用。因此女真族与契丹官员之间纷扰不断，女真族的不满也无法上陈辽国朝廷。另一方面，沙金的出产为女真族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使他们实力增长的同时，无疑也起到了促进民族自觉的效果。他们终于意识到，没有理由一直忍受辽的虐政。

在宋蔡京第三次掌权后的第二年，女真酋长阿骨打公然叛辽，攻破辽的远征军，并于次年即皇帝位，定国号为金（1115）。在金军乘着新兴民族独立运动气势的猛攻面前，已陷入衰颓期的辽的防卫努力，全部化为泡影。金在顷刻间平定了辽河以东，朝着渤海湾海岸进攻。此时，金隔着狭长的海湾，接近了宋的领土。宋廷得知这一形势后，理所当然地判断，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到了。但两国始通来使，交流意见后未能迅速发展为军事同盟。因为不凑巧，此时宋正与西北的西夏作战，招抚藏系的西番，企图将如今的青海地区内地化。而统领大军的就是有监军头衔的宦官童贯，他在获得战功之后早已不是宦官身份，拥有正式的官职，可以指挥军队。

但就在这时，金已势如破竹，攻陷了辽的根据地上京临潢府，前锋则朝长城一带南下猛进。于是宋急忙与金交涉，结成军事同盟，确立了两军南北夹击辽国、夺取燕云十六州并归还于宋的方针。不过，对此计划最热心的是童贯与蔡攸，蔡京到底是老臣，知道这是极为危险的赌博，始终不同意蔡攸的提案。而蔡攸立功心切，强逼父亲辞职，与不甚可靠的天子徽宗商议后，决心发出大军，恢复领土。

而更不巧的是，西北国境的军队必须转向东北，刚在国都集结，东南浙江就起了方腊之乱。方腊是睦州的地主，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压榨而举兵反叛，立刻四方响应，瞬间占领数州之地。特别是杭州陷落，事态严重，此地乃大运河的终点，如果叛乱沿运河蔓延，会益发严重。因此，宋廷命童贯率领集结于京中的远征军改发东南，很快平定叛乱，凯歌还都。方腊之乱的同时，山东淮南又有宋江动乱一方，但也很快被俘虏。小说《水浒传》写宋江归顺后，加入讨伐方腊的军队，战功赫赫，其实是因童贯还有一名部将名宋江，由此产生误传。

在此期间，金军已越过长城南下，攻陷辽国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占领附近数州。童贯的军队火速北上，进攻辽的南京，即燕京（今北京），但或许是因刚刚讨伐方腊，军困马乏，反被辽军攻得节节败退，丑态毕现。

蔡攸与童贯密谋寻求金军援助，金军很快攻下燕京。因为是约定之外的出兵，金要索取军费，宋军只得答应，金军这才安然撤退，但城中贵重之物早已悉数被抢掠一空，只余难民哀哭空城。即便如此，对宋而言，这仍是久违的收复失地的大事，举行了盛大庆典，又将燕京附近数州命名为燕山府路。

但西边的大同府仍被金军占领。此前两国结盟之际，对行动范围与战后的处理规定得含糊不明，金军当然将大同视为战利品，据为己有。

北宋的灭亡　至此，北宋恢复领土的目标仅达成一半。若失此时机，恐怕又要等几百年。出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浅薄之见，宋派人打听逃离辽国首都的末代天子天祚帝的下落，寄书敦促其重兴辽国，建议共同对抗金军。天祚帝是道宗之孙，比宋徽宗晚一年即位，在位已二十四年，对辽的灭亡负有比任何人都更重大的责任。如此昏君，与徽宗真是如出一辙。

然而天祚帝在阴山下被金军虏获，宋的密谋暴露，宋金同盟关系一变而成敌对关系。其时金太祖阿骨打已病死，其弟太宗即位，骤起战端，金军南下，长驱直入东京开封府（1125年）。

北宋上下狼狈不堪，慌乱之中，徽宗匆忙让位给其子钦宗，逃往南方。被金军包围的钦宗政府同意了金军的议和条件，除了巨额赔款，还割让了作为河北山西前线阵地的三镇，金军这才扬长而去（1126年）。

当时舆论纷纷谴责蔡京等人之前的政治外交失败，蔡京被流放海南岛，死于途中。童贯先被处以流刑，又被赐死。同时，蔡攸也被诛杀，王黼则在抵达流放之地前死于暴民之手。如此，之前北宋政府的负责人已全部被清理，但新政府的外交却并未好转。

因为金军撤退之后，宋政府内部强硬派论调忽而高涨，既不想赔款，也不想割地，罔顾形势，反而要加强守备。没有打胜仗的自信，却屡屡毁约，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

次年，金军又疾风般南下，此番上皇徽宗无暇出都，与钦宗同被敌军包围。部分宋军出城应战，不但无济于事，城墙反被完全占领，以致天子、百官和军队成为囊中之物，生杀予夺悉由金军掌控。

金军将徽、钦二帝呼入军营，作为人质，要求交换巨额金银。宋政府强制征收都人所有的金银，却依然无法满足金军要求的十分之一。于是金军将城中府库的财宝悉数掠夺，将徽宗及宗室三千余人掳至金国，在汴京立大臣张邦昌为楚天子，誓为金之属国，这才撤回大军。但金军北去后，张邦昌的楚国很快垮台。

宋金两国的交锋，以宋的惨淡结局收束。毋宁说宋要负大半的责任，拙劣的外交政策招致了大祸，所有的办法都难以摆上台面，事态终于到了最糟糕的地步。这暴露了宋朝政治家的本质，说明国内通用的最有效政略，对外不过是最愚蠢低劣的小聪明而已。因为金国与其后出现的蒙古族不同，人口稀少而经验匮乏，乡下莽夫而已，一开始就没有称霸世界的大野心。如果宋朝的对策不错误至此，一定有消弭灾难于中途的余地。陷入如此境地，盲目主战派也有责任。大凡国家存亡之际，似乎都有最不合适的人担当国家政要。

北宋的文化　徽宗的政治最终走向悲惨的破灭，遭后世耻笑，但如果没有这个结局，或许也能享有创造一种都市文化典范的名誉。即便说这一切建立在牺牲全国农村的基础之上，但在首都集中如此丰富的物资，容养出知识阶层如此精致洗练的生活，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美术史上称为宣和时代的“宣和”，是徽宗最后的年号，事实上美术的黄金时代不限于宣和的七年间。所谓宣和，是代表北宋后期的总称。

宋代朝廷设翰林图画院，聘用待诏，即天子近身的画家。中国的绘画与其他地区一样，最初只是单纯的装饰画，画家不过是画匠而已。到唐代，绘画经知识阶层之手，与书法同被认为是艺术，特别是王维的山水画被后世视为南画之祖。从五代到宋代，山水、花鸟、人物绘画均得到长足发展，画院也网罗了各个流派的画家。神宗时，郭熙有山水大家之称，徽宗时，米芾创米点山水。徽宗自己就是画家，花鸟画技艺出众，创作了一种纤细流丽的重彩工笔。

徽宗兴趣广泛，是无可挑剔的文化人。他在汴京东北构筑艮岳，是贵族享尽都市奢侈生活之后渴望回归朴素自然的体现。但所用的岩石花木要从遥远的江南运来，担当此任的朱勔仗天子之势逞威，成为后来方腊等叛乱的起因。从这点来看，艮岳实无可取之处。但如此建成的艮岳，却无意中营造出自然之趣，建筑的柱板都保留了白木的原色。

而今造访巴黎的旅人，大概没有人不会去勒阿莫农庄（Le Hameau）看看，这是与凡尔赛宫相邻的小特里亚农宫（le Petit Trianon）的一部分。它是来自奥地利王室、嫁给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年）留下的舞台设施；她在饱享欢乐之后，也开始心仪朴素的田园生活，追求心灵的平静。这与徽宗的艮岳如出一辙，虽然两者相隔六百多年的时光。如此说来，北宋时代，山水画已在艺术史上获得稳固地位，而在欧洲最终获得独立身份，则要到尼古拉·普桑（1594—1665年）与让-安东尼·华托（1684—1721年）的时代，前后也相差数百年。无论如何，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这也是东洋进步的佐证了。

(1)　应为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收复瓦桥关时所置。

(2)　应指宋仁宗时对灵渠的修建疏通。

(3)　东京皇居外苑与东京站之间的繁华办公区，日本金融、经济中心区域。

(4)　庆长年间（1596—1915年）受朝鲜铜活字本启发与影响而刊行的木活字本，汉籍底本可能据宋元旧本，价值较高。

(5)　应是与和宋合作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作战时受伤而亡。

(6)　耶律迭剌应是阿保机的胞弟。

(7)　江户时代武士礼服的一种，由质地、色调相同的无袖短外衣与裙裤组成。

(8)　山口、岭，登到山路高处将下坡之处。

(9)　江户后期京都朝廷与江户幕府之间围绕赠予闲院宫典仁亲王尊号一事而起的纷争。

(10)　平安后期奥州（东北地区）发生的战役，结果是安倍氏灭亡，清原氏称霸东北。

二、南宋、金

南宋的中兴　单从经济条件而言，北宋的灭亡还不具必然性。换言之，北宋政府虽感知到前途危机重重，但其机能可以正常运作的部分还有很多。从通货方面看，徽宗宣和及此前的政和年间所发行的铜钱，与从前各代的铜钱余量相当，尤其是宣和年间的制钱还很精巧。因此依政治情况看，尚有长久的可能。

另外，由金拥立的张邦昌楚国政权毫无支持、在金军北去后迅速崩溃的事实，可能也是宋王朝尚未被国民完全放弃的证据吧。

北宋宗室，以徽、钦二帝为首，全部三千余人悉数被掳往北地，只有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因使金离都，得以驻留河北观望形势，免于灾厄。如今父兄二帝北行，天下人心都意外集中在康王身上。张邦昌弃位后，率群臣迎康王至河南南京应天府，拥立为帝（1127年）。

口称大义名分的宋朝知识分子担心，新帝高宗即位，到底是否算正统。因为上皇徽宗正式传位的钦宗，即使身处敌国，也还在世，既然没有退位，那么原则上钦宗才是正统天子。如此一来，弟弟高宗当然是有问题的。因此，高宗搬出了上皇徽宗之兄哲宗的前皇后元祐太后。

最初，哲宗不喜欢祖母宣仁太后偏向旧法的政策，也不喜欢太后所选的皇后孟氏。太后死后，就到了新党的时代，皇后被废为尼，住在宫中。金军掳掠宋宗室时，孟皇后因已非皇族，幸免于难。这位元祐皇后是族中地位最尊者，对上皇徽宗而言也是嫂嫂，地位在上。所以，无奈中以奉元祐皇后之命即天子位的形式，强调其正统性。即便在外人看来，理论之争实在滑稽，但相关的人却郑重其事。

听说金军所立傀儡楚国溃败，而宋廷又自立新帝，金国再起大军，挥师南下。高宗守不住河南与山东，遂渡过长江，辗转苏杭，躲避金军锋芒，甚至一度从宁波逃到海上。最后在杭州临安府落脚，定为行在，即临时首都。而这已是与金军作战并流浪各地十二年之后的事（1138年）(1)。也可以说，此时高宗的天子之位逐渐稳定，国内也呈现出基本的安定。

战争时，宋军完全不是精锐金军的对手，而金军无法攻下高宗南宋政权的原因，是宋人齐力反抗。高宗借此在各地组织义勇军，共战金军。其间，也产生了军阀势力勃兴的隐忧，其中引人注目的将领是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韩世忠是徽宗时代平定方腊之乱并亲自生擒方腊的猛将。岳飞据说是河北佃户出身，军队义军色彩尤浓，他与部将及部将与士兵之间结成紧密的关系，越团结力量就越强，屡屡立下卓越战功。如果是在唐以前，这样的大将可以演变成封建领主。然而在南宋，即便承认对军队内部的人事变动有临时的自治专断权，也不允许将领统治土地与人民。必须任命文官治理地方，征收租税，充作朝廷财政，再供给军需。因此即使将领专横，也不至于封建割据。

金军稍往南宋内地深入，就会受到严厉反击，必然败退。因此，金国认为上策是将领地大致局限在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等地，河南、山东以南地区作为卫星国，以宋人统治。于是拥立刘豫，以开封为首都创立齐国，试图以河南、山东为领地，在金军的援助下逐渐蚕食南方，最终吞并南宋。

宋金和议　在宋人中毫无人望的齐国军队虽受金军援助，南侵却总被岳飞等人击破，屡屡败退。结果，金军反而感到特意拥立的刘豫是负担，于是宋金之间产生了进行和睦交涉的可能。

高宗背负着宋王朝的历史，因此其行动自然受到限制。如果他是如岳飞那样崛起于民间的英雄，自然可对仇敌金国发动乾坤一掷的大决战。而一旦失败，则有失去一切的危险，那就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了，宋王朝也要随之消灭。因此无论何时，他都不得不慎重而保守，表面上鼓舞部下将士，说要迎回徽钦二圣，内心却希望和睦，尽量守住领土。

看透高宗心思的是近身的秦桧。他是北宋太学生出身，国都陷落时被掳往北方，途中逃归，向高宗汇报敌军情况后，得到被赏识的机会。也有说法称，金国某将领与秦桧密谋，为使两国结成和约，要他做间谍，所以才放他回去。这个说法实在太牵强，但正如流言所说，他的确热心于推进议和。

高宗与金计划议和的绝好理由，就是如果和约成立，父亲徽宗和生母韦氏都可以回来，他也得以尽孝。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孝行比忠君更重要，于是这就成了正当的名目。而一旦着手实行，开始为谈判而往来使节，反对的舆论就立刻沸沸扬扬。因为不能直接攻击天子，就极力批判负责此事的秦桧，宣称赞成消极妥协的政治家都是国贼。因主战派受欢迎，所以太学生与尚未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面对这一切，强行压制反对意见并力促议和的秦桧，力量颇大。

两国一旦决定和谈，就只剩下如何实施的问题了。宋一方反对议和的势力受到打压，金国也消灭了刘豫的齐国。一开始就没有人望的政权，即使灭亡了，在民间也全无波澜。缔结和议之后，先前属齐国的河南、山东地区理应归南宋。然而，这一前景在金国内部引发了政变，主战派掌握政权后立刻打破和睦，双方再度陷入战争状态。而秦桧仍然忍耐着，没有放弃议和的希望。随着战争的进行，金国没有得到令主战派满意的结果，和平的机会又出现了。于是，即便齐国的领土归金国，南宋只拥有淮河以南的领土，秦桧与高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

如此恶劣的和议条件公开后，就无法压制反对和议的势力了，其中最成问题的是握有兵权的将领。因此，秦桧企图解除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的兵权，将其召回都中委以枢密使、副枢密使等。这些官职是名誉高位，表面上看是异乎寻常的提拔，实际上是割离他们与部下的关系，使其陷入孤立。接着，令他们的旧部将领直属中央，并提高地位与待遇，这足以使单纯的军人由衷高兴。即便如此，秦桧还是觉察到，刚直的岳飞必然还要反对和议，于是先发制人，罢免岳飞，而后以谋反之罪投狱。不久岳飞就被冤杀，而之前一直倾慕岳飞的部下和士兵却噤若寒蝉，未有任何骚动。

如此牺牲之后，两国之间总算缔结了和约（1141年），南宋不但要向金国赠岁币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绢，大宋皇帝还要对大金皇帝行臣下礼。这真是闻所未闻，无比屈辱。毫无疑问，宋已完全被当作和刘豫的齐国一样了。

作为屈辱与和平的代价，高宗迎回了徽宗的灵柩与尚在人世的生母韦氏。说是徽宗的灵柩，但里面到底是什么，无从知晓。因为韦氏并非徽宗皇后，恐怕在金国是被当作奴婢使唤的吧。幸而得以归来，被尊为皇太后，受到无上的尊崇。没有比人的一生更难理解的事了。说来高宗之兄钦宗亦尚在世，却没有迎归，因为南宋没有要求。若迎回钦宗，那么如何对待，就很麻烦，到头来，大义名分论带来了非常不人道的结果。

南宋政权的性格　至此，徽宗末年以来持续二十余年的战火终于停歇。而战争不仅对宋王朝，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黄河沿岸的华北，即中原地区，数度沦为战场，土地荒芜之后又成为金国的领土。金国虽定都燕京，但为了统治的方便，命大量女真族移民，保留惯有的部族组织，即千人一组的“猛安”、百人一组的“谋克”，耕种土地的同时也从事军务。如此必然要征收汉人的土地，也就难免与汉人发生摩擦。

蒙受战祸最严重的，是淮水以南的运河沿岸地带。金军多次南下，又扬长而去，居民屡遭铁蹄践踏。此地又是为广阔的长江流域提供食盐的产地，一旦成为战场，就无法为上游地区提供食盐。因此福建、广东海岸所产食盐，越过群山流向内地，当地则产生了新的私盐黑市组织，形成了足以与官府对抗的独立政权。

平定此番叛乱的是岳飞，当时的叛军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虽然是盐徒，但他们还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与明末李自成等乘王朝末期症状兴起的农民军的不同之处，因此，说岳飞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将军之类的批评是错误的。当时，宋王朝若要对金国采取灵活的军事行动，为了调度军费就必须整顿盐法，也就必须调动一部分在对金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岳家军。

南宋的重建和高宗政权的树立，当时就被称为中兴。说是中兴，其实是不甚繁荣的中兴，无法与后汉光武帝的中兴等相比。不过，与北宋末年的状态相比，各方面都有一些革新之象，倒也是事实。

如果从政治上来看，与北宋末年相比，南宋初期的政权机构亦可说恢复了流畅灵活的姿态。无论哪国都如此，官僚组织原先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本末倒置了，官僚成了主人，为了官僚的存在，人民反被役使。于是，官僚组织当中就掺入原本没有任何作用的混杂物而寄食其间，官僚组织随之逐渐繁冗，最后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如此，人民不得不将官僚的存在视为彻底的麻烦。北宋末年正是这样。

不过，仓促间成立的南宋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官僚仅是勉强凑成的。军队编制也完全交给将领，将领为了提高战绩，精选兵士，淘汰老弱，高效的军制得以运行。

虽说如此，领土、人口减半，北部更面临着随时准备进攻的、不可信的金国，因而必须不断补充军备，对南宋政府而言，这是很大的财政负担。

于宋而言，金是远比前代的辽更加不可大意的危险存在。辽国以马背民族的游牧国家自居，首都置于沙漠中的上京临潢府，包含内外蒙古的北方区域乃其乡土，汉人居住的燕云十六州不过是殖民地。然而，金过早与宋接触，扩张的对象主要是宋朝的领土，对蒙古地区的治理没有显示出丝毫兴趣，一心南向入侵，占领了半个华北。其首都也置于燕京，被汉人包围，必须与汉人共同生活。所以，即使特意与宋缔结合约，也会发生突然毁约而入侵的情况。

与宋高宗缔结和约的金熙宗是金太祖之孙，继金太宗之位，乃第三代君主。但他于在位的第十五年被堂弟海陵王所杀，后者遂成为第四代皇帝（1149年）。

海陵王爱好中国文化，据说亦善诗文，但这样的人更是宋朝不可大意的对手。海陵王自命中国统一者，迁都至北宋旧都汴京，践踏和平条约，进攻南宋领土，意欲渡江后直捣南京。宋军在南岸采石矶迎战，大破金军，海陵王不知所措，无功而返（1161年）。

海陵王在金国是暴戾的君主，国人无法心服，遂密谋拥立其堂弟世宗即位。海陵王走投无路，被部下所杀，世宗主权得以确立。该事件使宋对金的立场有所好转，宋高宗之后的孝宗时新缔结的和约里，金宋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即叔父与侄子的关系，且之前宋所交岁贡的银与绢各减五万两并五万匹，定为各二十万（1165年）。

由于这样的状态，屡屡缔结和约也无法安心，南宋政府常苦于军费支出。为解财政之急而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发行名为“会子”的纸币。纸币的发行是南宋从北宋继承下来的便利政策，但正因其便利，很容易滥发，一旦滥发就招致物价高腾，造成人民与政府都痛苦的结果。因此，高宗时代不得以作为军费而滥发的会子的善后工作，必须等到接下来的孝宗之世。

孝宗的政治　高宗仅有一位皇子，但已夭折，而近亲全被金军掳往北方，不留一人。通过与金国谈判召回是可能的，但在高宗看来，比起有当然的即位权利的近亲，还不如找亲缘虽远但可以亲自确认的人。如此一来，就只有从一直被疏远的太祖后人中寻找。

原本，宋太祖死后，其弟太宗即位之事就极为怪异，自宋以来一直被怀疑，因为当时太祖有两位已经成人的儿子。故而有传言说，太宗也许是趁探望兄长病情之机行弑篡逆，由此端坐天子之位。说起来，太宗即位是十月，一般要等到次年才改元，但那年却在迫近十二月时突然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这是十分奇怪的（976年）。其后，太祖二子皆受迫害，不得善终，其子孙益发被疏远。不过，祸福难料，正因为被疏远，宋宗室被金军连根拔去时，他们当中得以幸免藏匿的倒很多。当时有些煞有介事的传闻，说金军总帅容貌颇似宋太祖，是太祖转世云云。

高宗从他们当中选出太祖次子德芳的六世孙，即相当于自己侄子的孝宗，作为皇子养育在宫中，五十六岁时让位，自己做太上皇，又活了二十多年，八十一岁时去世。他虽然壮年戎马倥偬，备尝艰辛，晚年却能够安度余生，与兄长钦宗境遇完全相反。钦宗一直苦等宋政府遣使迎归，却到底没有如愿，最终惨遭金国暴君海陵王杀害。

高宗选出的孝宗不辱模范青年之名，堪当养父的委任。作为远亲过继的养子，被后宫、老臣包围，于忧劳繁重的环境中，他能以谦逊勤勉守住自己的地位，正好比日本的上杉鹰山(2)。

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除战争中增长起来的累积赤字。政府财政不足，若在今天，就以发行国债来摆脱。在当时，也是完全相同的意思，试图通过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会子”来解决。会子本来也是兑换券，但其本钱已挪作他用，明明没有兑换希望，仍继续发行，以供应政府支出。因此发行越滥，价值越跌，且一旦下跌，下次就必须发行更多的会子。会子价值跌落，物价就反比例上升。无论什么社会，压迫一般人民生活的元凶，头一条就是物价高涨。

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抑制会子的发行额度。因此，有必要在完善政府财政、确保岁入的同时减少支出。无论在什么时代，政府的支出都与家庭的经济不同，必定有许多浪费。因此如果要厉行节约，即便有许多节约的余地，一旦着手，反对意见必然甚嚣尘上，故而，问题在于如何压倒这种反对。像以前的王安石一样，孝宗坚持抵抗，亲自贯彻财政紧缩，为他人示范。

幸好，在北宋末期的混乱之后，南宋的官僚机构得以简化，抛弃了多余的累赘，拥有灵活的性质。虽然领土变小，但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尚包蕴着无限的开发潜力，所以倘若恢复和平，人口增加，人民勤于生产，政府的岁入自然也能增加。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会子在民间重获信赖，有些情况还能兑换比面值更高的价值。想来这也理所应当，因为使用轻便的纸币远比沉重的现金便利。纸币开始使用之后，在民间经济生活中，比景气的变动更受重视的，是纸币价值变动导致的物价变动。或许，景气状况和纸币信用最终还是一致的，因为南宋时期，纸币信用最为可靠的孝宗朝，也被认为是生活最好的时代。

朱子学的创立　孝宗时代，和平繁荣的背景之下，学问得以繁荣。这与科举的隆盛也有关系，不过由于科举是选拔官吏的考试，因此无论如何都会介入政治。政治上严禁结党，但还是会自然形成党派，因为学风这种形式也会影响到科举的答案审查。

北宋的党争持续到南宋。高宗即位时利用了元祐皇后，徽宗的失败是由新党蔡京的过错造成的，这样的舆论确定后，王安石的学问开始在朝廷中受到排斥。但由于南宋初期的政治家多受北宋末年的新党教育，其学问还是倾向于王安石的流派。特别是获得高宗信任的秦桧，因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所以接受的是王安石的学问。故而，在南宋朝廷掌权的实务派官僚都源自王安石的流派，虽然相信学问与政治是并存的，但一旦成为官僚，说到底还是会偏重实际的政治。

与之相对，旧党一系在学问方面，就算在北宋末期新党全盛的时代，也绵延不断地持续下来。其主流是在旧党学者中，宗仰程颢、程颐兄弟为祖。在蔡京专权的时代，有传播二程学说的杨时（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他因蔡京推荐而得官，但在金军南下之际却弹劾蔡京，并上奏称蔡的学问继承自王安石，应当承担责任，王安石所获得的尊荣也应当剥夺，此举曾招来非议。杨时在南宋高宗初年去世，但学问扩展到南方，承其后者中出现了朱熹（1130—1200年）。

朱熹是中级官员之子，科举中进士后，避开宦途，继续求师问学，在有福建第一名山之谓的武夷山，筑室勤读。朝中有人知晓朱熹的学问与为人，屡屡请他出山为官，但他辞而不受，就算接受了也不久留。当时有称为“祠禄”的年俸制度，他一生几乎只出任过名义上的官职，辞职之后接受“祠禄”。所以，当时对知识阶层而言确实是很好的时代。

但朱熹弟子一多，他的学派就屡屡以道学之名受到攻击与排斥。道学是程颐学统的总称，而自朱熹成为道学大成者之后，就将所谓的朱子学、宋学称为道学，后来西洋人所说的新孔子学派也称道学。后来元代编纂的《宋史》中，在传统的《儒林传》之外还设《道学传》。《儒林传》记载汉唐以来的注疏学者，《道学传》则以朱子为中心，似是记述上溯至周敦颐和二程子的新学派，而今日看来，并无判然之别。《道学传》大概意味着某种殊荣，为的是给复兴孔孟之道的有功之人设置特别席位，加以优待。

那么，朱子道学屡屡招来非议的理由是什么？大概其一是极端的观念论，其二是相信该观念论可以立刻实行而强求他人接受。

若说观念论这点，不单道学，宋代的学问皆是观念论。王安石学派一方面重视客观，有实际性，而同时也因此被批评为对现实过度妥协。然而，道学派有时近乎禅宗，甚至可以说是有儒教之形的佛教，有主观与独断的缺点是肯定的。

朱子的学问基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这是对原本被认为是出于道家之手的太极图的说明，朱子做了进一步发挥。朱子学讨论了宇宙的生成，但不是物理学，不是天文学，也不是生物学，勉强可称为先验的宇宙论，然后由此导出人性论。当时的学问，无论是什么，如果能据此很好地说明，就是真理。

朱子的宇宙论，是包含精神原理之“理”与物质原理之“气”的二元论，终极情况就是无运动、绝对静止的“太极”，此时“气”包含于“理”，乃混沌之境。同样，在人性论中，天然之性的“良心”与气质之性的“欲望”相对立，到绝对静止的“敬”之境，气质之性包含于天然之性，由此性善说得以成立。

朱子从此出发，重新解读了以往的经典，亲自加以注释，尤其是对《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解读，合为《四书集注》，广行于世。五经也按朱子之意附以新注，依次整理，不过后来，四书比五经更受重视。五经追根究底是广义的礼学，因此其解释自然就依逻辑学最终成为经院哲学。四书则好比佛教的论部，解释时可以注入自由新鲜的思想。也有非难称，朱子的注疏因易于理解而大为流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的注疏，即所谓的“古注”却渐渐无人问津。

朱子又著《朱子家礼》，作为实践规范。按说圣人所作之礼不许增减，朱子此举或属多余。佛教中也有被非难为律外之律的部分，禅寺清规可以说是按照时世变化的要求实行的。

朱子还基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资治通鉴纲目》，目的之一是鼓励学生阅读历史。总而言之，中国的正史卷帙浩繁，在朱子的时代，到五代史为止有十七史，读完也非易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谓正史的摘录，至少朱子认为读了这本书就算通读历史。不过这也有二百九十四卷，并不是谁都能读完的。因此，朱子命门人将之进一步简化为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记述分纲与目，可以更高效地通读。身为朱子，居然在书籍编纂工作上假手他人，可知宋代的知识阶层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者，并不怎么读书。所以清代的考据学者很轻视此书，别说收入《四库全书》，连《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未列入。

《通鉴纲目》是在大义名分意识形态下写的书。尤其是在正闰问题上，《资治通鉴》形式上将三国中的魏列为正统，纲目中将蜀汉改为正统。因为朱子认为，国家要作为道义国家才有存在的价值。但若以蜀为正统来记述历史，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而这并非问题之所在。朱子学的这种态度，一旦转到现实的政治外交方面，别说于分析现状无益，还难免大发空论的危险。

宋金的和战　孝宗六十三岁时，让位于其子光宗，隐居称寿皇。然而光宗为皇后所迷惑，乏于孝养，五年后寿皇驾崩之际甚至未曾临丧。因此，大臣们以高宗皇后、当时的太皇太后吴氏之命，迫使光宗让位于其子宁宗。这是南宋持续三代有太上皇的原因。

此番让位之际，展现手腕的是韩侂胄。他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母亲是皇太后之妹，侄女是宁宗皇后，是双重外戚，并且出身名门。因此，宰相赵汝愚在建议内禅时，就把他当作联络人。不过赵汝愚属道学家一派，韩侂胄是新党一派，故而二人同朝共事并不相合。且道学很受新进学子欢迎，科举时中进士者渐渐多为此派，终要担心官界要道学化了。故而韩侂胄先着手在朝廷里排斥赵汝愚一党，又在科举与任官之际发布不采用一切道学之徒的思想限制令，这就是“伪学之禁”（1196年）。伪学就是道学，道学之徒全被认为是伪善者。因此，并不是为了维持治安把学问当作危险思想加以禁绝，只是当作政治家统治人民时不合时宜的曲学加以鄙视。所以，削去朱子官位也并非以经学原因，而是说他以吃菜事魔的妖术簧鼓后进。吃菜事魔是当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祆教，当然，说朱子宣传这种宗教，不可能是事实。

然而，似乎将朝廷权力集于一身的韩侂胄，却轻易陷入了自取灭亡的境地，这源于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当时金的后方、外蒙古地区兴起了鞑靼族，传来了金欲讨伐鞑靼却大败的消息。对宋而言，金向来是积恨深重的敌国，不但夺走华北领土，还屡有屈辱之仇，所以对宋朝政府当初与金议和一事，反对论调也一直不断。尤其是道学派从大义名分论出发，主张与金断绝关系。其实就这点来说，朝廷的实务派也一样，在现实外交政策方面二者是共通的，但因为政治上的现实问题，与金开启战端并无成算，只得暂且隐忍自重。于是，道学派就攻击实务派卑怯，说他们更重视盘算而不是正义。

如果金国濒临灭亡是事实，则另说，在实际政策上，实务派与道学派之间的差异或许也能因此消解。恐怕正因为双方都以为北伐有望，持续八年的伪学之禁才得以缓和，已经去世的赵汝愚、朱子等人也官复原职。而后朝议愈发倾向于北伐，岳飞被追封为鄂王，褫夺秦桧所赠王爵，并改谥为缪丑。这些都是道学派乐见的。

然而，实际上北伐并不顺利。宋军一越过国境就遭到迎击，反被金军侵入领土。金国确实苦于北方蒙古成吉思汗，但还是有对抗南宋的余力。挑起战争的南宋不得不再度求和，颜面尽失，丑态毕现。又依金之要求，将战争负责者韩侂胄处斩，首级送予金军，更添一层耻辱。据说金军反而感到吃惊，谓此乃爱国者头颅，愿妥善处置。但韩侂胄自己对这结果也有责任。拿破仑曰：“政治家的过失甚于犯罪。”因为不能以动机为失败辩护。南宋如此丧尽颜面的媾和虽然有损国威，但后来知道，金国因蒙古的进攻陷于苦境乃是事实，宋若再等几年或许就好了。但当时不知道这一层，这到底是致命的失策。

当时，在金国有稀世名君之称的世宗死后，是其孙章宗的时代（1190—1208年在位）。韩侂胄的首级送抵金国那年，章宗去世，其叔父卫绍王继位。因继承失序，内乱爆发，卫绍王被杀，章宗之弟(3)宣宗即位（1213年）。宣宗一代苦于应对蒙古，当宋再次提出断交时，已无反击之力，最终陷入向宋求和而被拒的境地。

物价与景气　宋宁宗天性愚蠢，在外戚与大臣的辅佐下才勉强守住帝位，对韩侂胄的仓促鲁莽行动也无法控制。金军入侵时，慌忙暗杀韩侂胄的是大臣史弥远与第二任皇后之兄杨次山。其后，朝政的指挥权落入史弥远之手。

宁宗在位三十年，死后无子，不得不再度迎来远亲的太祖子孙继位。此番即位的理宗，乃太祖之子德昭的九世孙，即宁宗的堂侄。在中国，无论多么远的亲缘关系，要论继承，还是习惯于避开同代从下一代中挑选。

实务的史弥远讨厌道学家，屡屡与他们冲突。当时道学领袖是真德秀与魏了翁二人，他们共同批判政治，因违逆史弥远而遭贬。虽然如此，道学流行已是大势所趋，不能阻止。首先，理宗本人喜欢道学，明里暗里加以庇护，尊崇道学家，并召见因对朱子提出异议而受到部分人士推崇的思想家陆九渊（号象山）的子孙，赠予官爵，又追封朱子为太师信国公。认为道学是儒教正统并在旧派儒教之上的常识，是理宗统治期间形成的。其谥“理”过往未曾有过，而得此谥正是因为他重视道学之理。

宰相史弥远在世时，理宗对他尚有顾虑，不敢公然召道学家入朝。史弥远于七十岁死后，理宗才有机会在朝野内选拔有名声的道学派新人，并着手对惰性导致的因循姑息的政治大行改革。

当时社会上最为关心的是物价腾贵。从开始使用纸币以来，政府一旦财政紧迫就轻易增发会子，敷衍一时。但这必然招致物价的上升，物价上升使政府财政愈发艰难，接下来不得不继续增发会子。正面蒙受物价上升之害的，一直都是民众，特别是贫民。因此滥发会子造成的贬值，是谁都能一目了然的。民众对政治动向也抱有关心，甚至会对朝廷的人事变动作出敏锐的反应。当此之际，民众愿意接受的往往是在野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道学派。一般而言，从宋代开始，印刷渐趋容易，从前不易成为书籍内容的学者语录等，都能印刷并广为流传。此种语录之学，有类似于现今传媒机构的作用，虽然有非难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对学问草率随便的态度，但它使大众接近学问的功绩也不能否定。

在野的道学派的政治议论，首先通过印刷物在知识阶层扩大，之后又以口头传播的方式在民众之间流传。物价腾贵是因为政治恶劣，政治恶劣则因政治家恶劣，若说政治家恶劣在哪里，那便是他们内心恶劣。圣人君子不在其位，小人奸邪占据要职，所以政治不清明。那么，现在谁是贤人？说来只有真德秀与魏了翁。当时国都有这样的歌谣：“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直院是直学士院，待遇同翰林学士，乃真德秀职名。

史弥远死后，理宗亲自开始改革政治，次年改元端平，力度之大，令人振奋，这就是“端平更化”（1234年）。首先，将真德秀与魏了翁召入朝中，凭资格无法直任宰相，故而任命为相当于天子顾问的翰林官。因录用深孚众望，都下民众引领以盼。而真德秀入宫后，先进所著《大学衍义》，谓政治之要义必须从“正心”开始，作了一番格调高雅的讲说后离宫而去。但之后经济并未有任何改善，物价也一点未下降。故而都人死心，续前句歌谣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翌年，真德秀任副宰相，不久逝世。魏了翁亦继而去官，大约两年后去世。

蒙古的兴起　理宗在位时，北方蒙古世界发生大变动，由此生出的波动终于迫近南宋国境，动摇了宋朝政府。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居住的满洲，不同于蒙古人居住的草原，毋宁说是森林地带，因此女真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的狩猎民族。他们与辽不同，对蒙古的沙漠草原地带没有兴趣，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不是西向，而是南下，以至于侵入中国，占领华北。故而从前服从于辽国的蒙古地区没有出现霸主，而是陷入群雄割据的无政府状态。重新整编蒙古民族并建立庞大帝国的成吉思汗由此崛起。

在有戈壁之称的大沙漠周边称霸时，经常被当作根据地的是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古代匈奴，继而突厥、回纥，皆在此处设立基地。古代匈奴起于与汉相接的内蒙古东部，之后的突厥、回纥等中世游牧王朝，则皆起自西方而势力波及东方。该事实说明，游牧民族争霸战，原本就是与他们相接的南方地区的文化优劣之反映。

然而中世末期，从内蒙古东部的临潢（今辽宁省林西县）兴起的契丹族辽国，再次证实了东方的优越性。这归根到底说明的是，那里有制造武器所必需的丰富铁矿。满洲北部自古就有制铁业的事实，乍一看颇不可思议。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了在黑龙江流域广为分布的室韦族，而据说此地出产金银铜铁，人民善于制造铜铁器。1961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部的阿城县（今属哈尔滨市）发现了古老的冶铁遗址，证明这是事实。同时发掘的北宋神宗时代的元丰通宝钱，恐怕是在辽代大量流通的。其后女真族的金国崛起，也是在附近一带设上京会宁府。

辽统治蒙古族时担心他们变强，严禁输贩铁器给他们，而到金代，铁禁渐弛，尤其是金占有华北时，陕西地区发行的宋朝铁钱流入蒙古族之中。铁钱当然是铸铁，或许他们已经知道将铁钱重铸成锻铁或钢铁的技术了吧。有了大量的铁，就可以自由使用武器，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势力也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成吉思汗统一了沙漠以北的外蒙古的蒙古族，南下后首先降伏西夏。自北宋时西夏勃兴以来，这个国家就控制了西域和中国的交通路线，对过往的商队课以重税。因此西域的商队考虑避开西夏，穿过其北部的内蒙古沙漠，而后向东，到达辽的上京临潢府或燕京。在沙漠中旅行，毕竟需要适当的方法，或许是扩大商队规模，并充分准备足够的骆驼。因此，作为这条路线的要冲，安插在后世所指绥远附近的天德军得以繁荣，“天德”之名在后世的西洋地图上也必然会出现。这条路线有一段北上，先是进入内蒙古地区，再到外蒙古，构成了世界交通的一环，并促进了蒙古族的勃兴，最终使该地区成为成吉思汗发起大规模征服行动的根据地。

之后成吉思汗向金进攻，迫使金国从燕京迁都开封。混乱往南发展，蹂躏华北之际，汉人蜂拥而起，对掠夺土地的女真人纷起杀戮。此间兴起的军阀势力从属于蒙古政权，如封建诸侯般在各地树立起割据政权。当时的蒙古族也是根据封建体制扩大统治，因此认同相同性质的政权，认为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最为便利。其时，负责经营中国并被封为太师的是成吉思汗的得力部下木华黎。

之前辽灭时，耶律大石率领部族逃往西域，攻破西域霸者塞尔柱人，并扩张领土，在如今的新疆地区建立起西辽王国。这时，被成吉思汗打败的乃蛮部残党逃往西方，篡夺西辽国王位，成吉思汗听说他们计划对蒙古复仇，于是将经营中国之事全权交给木华黎，亲自领兵西征。

蒙古军一战扫平乃蛮势力，平定西辽旧地，接着开始攻略雄视西亚一带的土耳其系花剌子模王国。成吉思汗与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相继夺取以富强闻名的西突厥斯坦各城邑，打败并逼死花剌子模王，追讨王子扎兰丁，侵入印度北部。此外，蒙古先锋军进攻土耳其系的钦察部领地，同时与俄罗斯援军交战并将其击破。这是蒙古军与欧洲人交战的最初经验。此时，蒙古军征服的东西突厥斯坦地区大都交予二子察合台，形成了察合台汗国。

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吞灭西夏，其后欲攻打金国时染病而亡，终年七十四岁(4)（1227年）。蒙古族并不认为君主有权指定后继者，确定领导者时由强者在集会上推选，这与欧洲日耳曼民族的习惯相通，蒙古族将此集会称作“忽里勒台”。作为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第三子窝阔台在忽里勒台上被选中，即汗位。中国式的庙号为太宗，他承袭父亲太祖之志，立志征服金国，提议与南宋结盟，共同作战。

南宋理宗朝廷这次又重蹈了此前灭辽时的覆辙。宋对金固然有二帝被虏的深仇大恨，但比起之前勃兴时期的金国，新兴的蒙古是更加可怕的强敌，对于这点，宋廷似乎缺乏认识。金的末代天子哀宗被蒙古军赶出开封，逃至邻近南宋国境的蔡州，宋协助蒙军将之攻灭（1234年）。这自然是好事，但其后南宋见淮水以北并未确立稳定的秩序，错误地判断蒙古军会抛弃此地，于是发出恢复故都开封的军队，前进到黄河沿岸。故都及周边曾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此时却因战乱而荒废萧条，呈现出不堪入目的凋零之景。宋军祭祀了附近的北宋皇陵，但陵墓在之前刘豫的齐国时代已被悉数盗掘。然而，宋军北上的情报一经传出，蒙古军不知何时已从四方集结而来，宋军大败逃归。此时违反条约的责任在宋，之前对金犯过的错误再次上演。

对宋而言，幸运的是尽管打破了和平，国境不断有小规模战争，但似乎蒙古军并没有大举入侵之势。这是因为元太宗转而进攻欧洲了。

蒙古的西征　指导这支远征军的是成吉思汗的孙辈。术赤之子拔都为总指挥官，太宗之子贵由和拖雷之子蒙哥也加入其中。蒙古军队首先蹂躏俄罗斯，然后进入波兰，于西里西亚的列格尼卡攻破波兰与德国的联军，长驱直入，逼近意大利，但碰巧太宗讣报传来，大军折返。是时，包含俄罗斯大部分在内的被征服地区，概与拔都为领土，根据其东邻的住民钦察部之名定国号称钦察汗国。

《元史·食货志》可见，这次远征之前，元太宗在河东道西京大同路与交城县建立冶铁之所（1236、1237年），目的无疑是给次年(5)开始的西征补给武器。无论何世，决定持久战胜败的最大要素都是军需品的补给。因为战争无非是消耗的竞争。蒙古军队进攻到欧洲深处，战争不断、消耗不断，却丝毫未显衰势，是因为后方不断有武器供给。由于中国在宋代以后引入煤炭冶铁法，原料铁材的生产量居世界之冠，而中国的生产力则成为蒙古大帝国建立的基础。

蒙古的太宗在位十三年，终年五十六岁。据说他酗酒，自知其害却无法控制，故而早死。太宗死后，皇后乃马真担心召开忽里勒台推选后继者时发生异议，便自己摄政，强行坚持四载。其后，乃马真皇后主持召开忽里勒台，成功推选其子定宗贵由为大汗（1246年）。然而定宗在位三年即死，继承又成问题。定宗皇后海迷失模仿母后故事，自己摄政，行使大权两年。不过这次不像之前那么幸运，有实力的王公贵族撇开海迷失后召开忽里勒台，推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蒙哥为第四任大汗，按中国的习惯称宪宗。表示不满的定宗皇后被新政权杀死。

蒙古族有幼子继承的风俗，年长诸兄依次分家，而幼子因与父亲长期共居，父亲死后，自然就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拖雷最受成吉思汗喜爱，一直共居，故未分得自己的领地，而大汗之位又被太宗一系攫取，拖雷仅得到中国内地的很小封地。此时拖雷之子蒙哥能成为大汗，也是因为王公们都很同情他。

但因汗位世袭制并未确立，大汗直接管领的蒙古与华北区域，未必都能由子孙统治。因此宪宗计划扩张领土，作为子孙永久继承的封地。

宪宗令其弟忽必烈攻略中国，又命三弟旭烈兀进攻西南亚。旭烈兀依次征服从阿富汗到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土耳其割据诸侯，攻灭了名目上的主权者—以巴格达为首都的萨拉森帝国的末代哈里发谟斯塔辛（1258年）。进而平定叙利亚地区，建立伊儿汗国。

另一方面，忽必烈攻入南宋领土，经四川、云南，征服西藏，怀柔当地喇嘛，并将之置于保护下，进一步平定中南半岛。至此，南宋已被蒙古势力从三面包围，任谁都能看出，南宋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贾似道的时代　南宋理宗为宁宗养子，作为模范青年，前途备受瞩目。老宰相史弥远死后，始得机会亲理百政，着手录用大儒，进行有端平更化之称的政治改革，但其结果却与期望完全背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儒教思想毫无招架之力。失望的青年天子转而成为虚无主义的游荡天子，在宫中大行宴游。宦官得势，大兴无用建筑，拼命博天子欢心。对此，都下学子标榜道学，不断攻击当局的颓败无能。临安知府见学生运动肆虐无序，欲以强力镇压，而学生愈加拒斥，企图举行联合罢学，沸反盈天。最终政府为了安抚学生，只得罢免知府。

与此同时，物价益发高涨，人民如蹈水火。在史弥远时代，理宗内心未必有多舒畅，但他想到当时人们对政治的评价虽差，时局倒还能收拾，便决定任用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希望重现强权政治。察知此事的太学生们，以史嵩之正居父丧为由，攻击说即便有天子之命，夺情任显职仍是不孝之极。朝臣中也有响应者，优柔寡断的理宗不知所措，最终只得取消任命。对南宋而言，幸运的是蒙古太宗死后有四年无后继者的空位期，定宗死后又有两年空位，政局持续动荡，对外行动受到掣肘。然而宪宗即位后，蒙古再次开始积极政策，国际关系骤然紧张。

蒙古大汗宪宗已开拓西藏至中南半岛一带新领土，欲分三路攻打南宋。一旦准备就绪，便亲率大军进攻四川，令其弟忽必烈自正北方直取长江中游，副将兀良合台自中南半岛入侵广西、湖南；三军会师长江流域后合力东向，欲横扫南宋。然而，宪宗在四川平原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未能到达重庆即病死军中，其部队只得撤回本国。

另一方面，忽必烈在今武汉渡过长江，包围鄂州城。南宋理宗贵妃贾氏之弟贾似道督率诸军，组织防卫，与蒙军对峙。忽必烈已知宪宗死讯，犹敢盘踞此地，是为了获知西南偏师的信息。结果，兀良合台虽已进入湖南，却未能与忽必烈会师，到江西后才渐取得联系，于是定下日期，准备渡江北归。而侦明此事的贾似道率大军与北归的蒙古军战于长江，趁地利取得相当的优势。

此番蒙古大举入侵，南宋朝野震撼，恐慌无极。蒙军纵然是因宪宗之死才撤回，南宋朝野却恢复了自信，贾似道因战功被大肆宣扬，一跃成了时代英雄。他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宰相，获得理宗无比的信任，一手掌握了军政大权。从这时起，直到南宋灭亡，出现了大约十五年的贾似道时代。

他在南宋的地位，可比北宋时的蔡京。但与蔡京在徽宗面前的一味卑躬屈膝相反，贾似道保有大臣的矜持，有时甚至态度不逊。理宗身后无子，其弟之子度宗即位时，贾似道宛然以辅弼成王的周公自居，加太师位，封魏国公，于西湖以西的葛岭构别墅而居，十日朝觐一次，仅处理政务。不过要说政治如何，较蔡京常与宦官沆瀣一气，贾似道运用权术抑制宦官，不许他们在宫中轻举妄动。又一改从前外戚干政的情况，在贾似道的威权面前外戚地位沦落，不敢混淆公私。更令人吃惊的是，此前动辄以联合罢学威胁政府、置喙人事并左右舆论的学生运动也被封禁，学生们唯唯诺诺，听从学官指导。“其术盖有过人者”，时人如此评价。

贾似道利用在政府内的坚固地位，开始实行安定经济的新政策。当时通过正规的两税，无法为北方边防军队提供足够的兵粮，所谓的和籴实际上是强制征购米谷，在民间引起不少骚乱。贾似道想出的一劳永逸之策是收买公田，即向民间大土地所有者强制征买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公田由政府经营，所得收获则供给军队。贾似道认为，设置公田时虽不免骚乱一时，但却能为将来长久安定的财政运营提供基础，遂在当时谷物产量较高的浙江西岸六府州实施。

政府经营大规模土地，并未将租地人当作农奴。至于当时征收地租成为可能，则是因为大土地所有形态已完全改变。当时的大地主多为居住在都市的富豪，对土地等并无兴趣，只是每年要收取充当地租的米谷。因此他们与佃户立约，缴纳地租之外，并不干涉土地的使用方式。所以，随着耕作集约化，土地生产力得到提高，同时佃户也成了小地主。也就是说，佃户将租来的土地转租给劳动者，再收地租，只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即可。实际上，随着经济环境复杂化和农作物多样化，土地被细分后散落各处，大地主不可能留意到土地上的每个角落，也不可能向每个佃户发送指令。因此，干脆承认佃户的独立经营权，自己则成了食利的资本家。可以说，资本与经营已分离，这也正因佃户原本就是自由民才可能。就此而言，也绝不能说佃户是农奴之类的存在。

只有在这样的大土地所有形态之上，贾似道的公田政策才有可能出现。政府向过去的所有者征购部分土地而成为地主，土地经营还是交给之前的佃户，只是改由政府征收作为地租的谷物。由于这种地租的性质为佃租，政府征收的税率必然高于其他地税。故而即便是在邻接的区域内，也产生了公田（或曰官田）与私田向政府缴纳谷物多寡悬殊的结果。这在南宋政府持续时期也还好，不久南宋灭亡，进入元代，官田与私田之本意被遗忘，只留下两种不公平的税率。该地的历代官吏与民间，必然苦于过重的地税和因不公平而产生的不满舆论。

为解决由不兑换的会子跌价造成的物价高涨问题，贾似道推出的新政策是发行可兑换的新纸币“关子”，并逐渐废除会子。据当时的记录，此项政策与之前的公田一样，也令民间颇为不满，物价反而一味走高。要结束百余年间交替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自然难免一时的混乱。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观其效果，南宋就已灭亡，所以我们也没有用以确切判断该政策的史料了。

元的统一　为整顿南征大军而撤退的忽必烈，驻扎在东蒙古的开平。另一方面，宪宗的直属部队守护宪宗灵柩，撤到外蒙古的根据地和林，与驻守在那里的宪宗之弟阿里不哥会合。至此，蒙古有了两个中心，开平的忽必烈与和林的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的态势已经形成。如果号召西方诸汗国的实力王公召开忽里勒台，形势必然对阿里不哥有利。但控制资力最丰富的华北地区，得以利用其人力物力的则是忽必烈，他决意只召集倾向于自己的实力王公到开平参加忽里勒台。如此一来，他果然被推戴为大汗。接着，忽必烈更进一步，宣称蒙古大汗也是中国皇帝，以燕京为都，称大都。为了统治中国，构建了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新政府，任用以汉族人为主的官吏。同年建元，定年号为中统（1260年），不过国号依然是大蒙古国，取自《易经》的国号“大元”还在十年之后。忽必烈的庙号“世祖”是他死后不久定的，而追尊先祖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以及其下定宗、宪宗，则是第七代武宗时的事（1309年）(6)。由此可知，尽管出现了世祖忽必烈这样胸怀远大的君主，蒙古民族的汉化一时还很难实行。

对于世祖即位，阿里不哥为首的和林派王公一起反抗，决定推举阿里不哥为大汗，至此，两派冲突已不可避免。世祖一方有中国资源的支持，因而在对抗中占据优势。最终阿里不哥战败乞降，兄弟虽告和解，但支持阿里不哥的诸势力，特别是太宗窝阔台汗的子孙依然心怀不满，为后世埋下祸根。

平定和林势力后，世祖再度对南宋发起积极攻势。南宋鉴于之前蒙军轻而易举蹂躏内地州县，倾国力加强了国境的防卫。蒙军不能像以前那样凭奇袭轻易取胜，不得不发起正面攻击，集中攻略南宋防卫最为严密的襄阳城。襄阳在湖北东北(7)部，与河南接壤，居长江支流汉水要冲，乃南北分裂之际的必争之地。

双方在襄阳攻守死战六年，以南宋守将吕文焕的投降为终结，此间宋朝倾注的举国物力人力全部化为泡影。南宋自恃坚固的第一线一经溃败，蒙军即以狂澜怒涛之势席卷内地，迫近首都临安。

当时虚弱的南宋天子度宗已驾崩，其子恭宗赵㬎幼年即位，由祖母谢太后辅佐。舆论不断以专权和战败责任弹劾宰相贾似道，最终后者流放福建，又被杀于当地。在元代编纂的《宋史》中，贾似道与蔡京、秦桧、韩侂胄共入《奸臣传》，不过像奸臣的只有蔡京，其他三人应该说是权臣，而非奸臣。由此可知，影响《宋史》的道学思想何其偏颇。当时甚至有议论称，王安石也该入《奸臣传》。

贾似道被流放后，南宋朝廷没有一人能承担责任，只得陷入混乱。大臣一个两个地潜逃，后任刚补上又逃走。于是，年轻人意外登上宰相之位，文天祥即其中之一。正如世人所知，后来他出使蒙古军营时被扣留，逃脱后在江西举兵勤王，战败遭虏，最后被送往大都杀害。

摄政的谢太后对群臣彻底死心，最终在蒙古军统帅伯颜阵前投降。同是首都降伏，南宋与北宋有很大不同。据记载，南宋政府的府库财宝和宗室、大臣被送往北方时，临安人亲眼目睹这样的大事件，却不罢市，照常经商。

恭宗的兄弟帝昰、帝昺由张世杰等军人拥出，逃至海上，相继称帝，计划复兴宋室，但回天无力，最后的残存势力于广东崖山海面全军覆没。这是都城陷落、政权崩溃三年之后的事。

历史的反复　有宋一朝，共延续三百一十七年命脉，南宋占一百五十年(8)。宋代历史与文化，长期垂范后世。宋代的政治要适应崭新的近世社会，必然产生异于从前的形式。因此，朱子所著、堪称宋人传记集的《宋名臣言行录》，作为后世中国政治家处世方略的指导书而广受喜爱。唐以前人物的行为，则早已不适合近世人。宋代的人物若生活在清末，也不觉奇怪；反之，清末的曾国藩若生活在宋代，亦不使人有多少不协之感。

宋代的文化、社会高度发达，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飞跃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内藤湖南博士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学说影响之大，甚至欧洲产业革命文化也被压到与宋代文化相当的程度。文化进展既已停顿，之后的历史不过是反复。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历史即可见到反复的现象。

宋在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同时，展开了自己的历史。但其间社会内部矛盾积蓄，产生了老化现象，最终在与北方辽、金、蒙古等后起势力的竞争中败亡，中国迎来了元王朝的统治时代。若将宋至元当作一个周期，其反复者即之后的明、清两代。明朝恢复了汉人的天下，以再现宋王朝为己任，但也与北方的鞑靼民族持续抗争。最终，明王朝也伴随着老化，逐渐不敌取代鞑靼的清王朝之攻势，顷刻而亡，又开始了大清帝国称霸东亚的时代。

这样看来，宋的反复乃明，元的反复乃清。再者，这四个王朝都是近世王朝，从这点而言，大可说后续的三个王朝都是宋的反复。对历史这门学科，从各个角度加以重新研究与讨论，可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在此处进行这样考察时，根本的标准是宋代的历史。我为宋代花去大量篇幅，或许超出了必要，但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1)　将临安定为行在应是1129年，1138年定都于此。另1138年金撤销伪齐，把包含东京开封等三京之地的河南、陕西归还南宋。

(2)　上杉鹰山（1751—1822年），江户中期的大名，出羽国米泽藩第九代藩主。因外祖母为米泽藩第四代藩主之女，十岁时成为米泽藩第八代藩主的养子。在位期间厉行节俭，推广平民教育，推行经济改革，为后世称道。

(3)　宣宗应为章宗异母兄。

(4)　应为六十六岁，1162—1227年。

(5)　西征开始时间应为1235年。

(6)　太祖、太宗、定宗及宪宗的庙号应该均为忽必烈时所定，武宗时加谥成吉思汗。

(7)　应为西北。

(8)　以1276年临安陷落为终点。

三、元

元代的政治　元王朝自世祖灭南宋、统一天下，统治中国约九十年，但此前还有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以后的大约七十年的前史。因此，世祖绝非创业之君主，应该说是守成与扩张时期的君主。不过，他一面背负着蒙古的历史，一面必须承担作为统一中国的君主的责任，即整顿宋金灭亡后的社会混乱。

首先，作为蒙古大汗，世祖当然是成吉思汗之后征服活动的推动者。其征服方法也是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战术，可称为“推顶战术”(1)。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实质上是武力征服的统一。此后，统一的蒙古民族的力量，首先被用于征服中国的华北。华北除了汉族，还有许多南迁的契丹人、女真人，统称为“汉人”，世祖此番正是用汉人攻灭南宋。最后大举南侵时，本打算以汉人史天泽为统帅，但因其急病，代以蒙古人伯颜。于崖山灭宋幼帝的元军将领张弘范，也是汉人。南宋灭亡后，其旧地居民称为“南人”。之后向日本输送进攻军队时，就轮到使用南人了，此时的大将吕文焕、范文虎就是被降服的南人。

在朝鲜方面，亦是同样的情况。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在蒙古太宗时降服，不过叛服无常，到二十四代国王元宗时，为平定内乱而寻求蒙古援助，成为完全的属国。下一任忠烈王之后，历代皆从蒙古迎娶后妃，内治外交均在蒙古的指导下进行，官吏全结蒙古式发辫，还有人起了蒙古式的名字。古代中国设郡县统治的时代另当别论，民族国家成立的中世以后，朝鲜最外国化的时代就是这时了。在此情况下，世祖进军日本之际，专门动员高丽军队参与进攻。文永之役（1274年）时，因南宋尚未灭亡，进攻军队的主力就是高丽兵；接下来的弘安之役（1281年）中，则令北路高丽军与南路南宋降军包抄日本。当然，其时的高丽、南人军队在蒙古人指挥下行动。

当时北条氏镰仓幕府，拒绝元世祖要求朝贡的劝诱，也是理所应当的态度。作为中国皇帝，世祖送递日本的国书的确比较客气。但若成为朝贡国，渐渐就会成为属国，属领化无可避免，最好的例子就是王氏高丽。

接着，蒙古大汗忽必烈作为中国皇帝的继承者，必须将居住了汉人的金国故地华北，与自己征服的南宋旧地相融合，进而打造成一个新的中华帝国。

在华北构筑世袭封建势力的汉人军阀，早在元宪宗即位之后就渐渐被消灭，因此，在中国全境组织一体化的政治已并非难事。但元代的地方政治到底与前代有不同之处，这在行省制度上可见一斑。皇帝政治下，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衙门从来是隶属的形式，两者名称完全不同。而元代中央有中书省，直辖黄河以北的广大领域，又在十多处设置与中央完全相同的行中书省，控制几与中央匹敌的辽阔地域。“行”是派出的意思，“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又单称“省”，即地方行政区域的名称。这就是沿用至今的省名之由来。元代的行省名称，存留至今者有河南、陕西、甘肃、江西、四川、云南六省，不过面积都比现在各省广阔，甚至有近两倍者。

中书省与地方行省的权限当然不相同，因为国都的中书省直属天子，可接受天子的裁决。地方的重要案件，则从末端的县传达到州，再由州到府，由府到路，由路到行省，由行省把文书送到中书省，最后中书省得到天子圣旨，再反过传达到末端。圣旨先由天子用蒙古语发布，再直译成汉文下达。这些文体奇妙的汉译圣旨，今日亦可在《元典章》等法律典籍中见到，为学者提供了合适的研究题目。

乍一想，也许会以为朴素的蒙古族统治中国时，行政会简化而传统的繁文缛节会消失。但这看法毫无依据，没有像元代官府这样不顾文书往返之频繁和时间之浪费的时代了。因为元政府长期不行科举，不取进士，主要任用熬出头的胥吏为官员。进士所学虽然无用，但他们由精英意识主导，尚有个人的决断力；凭经验上位的实务胥吏，则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避免做决断，只知道滥发文书，一味迎合上司。

元代的社会　在元代，蒙古人、汉人和南人之外，还有色目人集团。因为是对回纥人等西域迁来的多民族的统称，故曰“诸色目人”，即诸种类人，简称色目人。他们多为商人，很早就为蒙古帝室王公所用，趁蒙古人经济观念未发达，以其独特的理财能力被用作会计顾问，管理金银财宝，以本生利，自己也能获得可观的利益，足以向储户支付利息。蒙古大举西征之际，又委托他们保管数目巨大的掠夺品。这正是色目人最受欢迎的原因，可以说，蒙古西征也是他们指导的结果。

对蒙古君主而言，征服得来的领土也是掠夺品，可以用来生利。人民缴纳的租税，与其说是国家经费，不如说是对君主个人的贡奉。为了尽可能向领土内的人民征税，世祖任用波斯人阿合马为政府的财务官—制国用司使，让其承办租税业务。野心家为了追求个人私利，使沉重的税务负担成为天下人民的命运。政府的汉族官吏提出反对，激愤于阿合马的专横，于朝廷将其击杀（1282年）。接下来，回纥人桑哥被任命为宰相级别的平章政事，也因频频征税而成为人民怨嗟的目标，最后遭弹劾，和党羽一起被处死（1291年）。因为任用这些色目人，元代的税制遂带有显著的西方色彩，一改将土地作为主要征税标准的习惯，除了主要以户数、人口为征税标准外，还采用征收白银、生丝等新方法。但吞并南宋后，军费支出减少，也惮于骚扰新领地的人民，没有改变江南一带施行的两税法。

故而，华北与江南虽同为汉人的居住地，却产生了税法相异的奇特现象，不过使用纸币“交钞”的货币政策并未变化。在宋代，纸币尚是辅助性货币，到元代则成了本位货币。此外因为白银、铜钱只有辅助性地位，宋代一度大量铸造的铜钱，一到元代，只在极短的期间内，铸造发行了仅有的以年号命名的几种。

尽管纸币成为本位货币，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元代初期，人民却很少苦于通货膨胀及随之产生的物价腾高。这是因为，政府发行纸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收。但要说人民生活较之宋代是否更轻松，也绝非如此。原因是，为了回收纸币，又以盐为中心课以重税，所以即便货币稳定也毫无意义。贫民的生活总是无助的。

元代社会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范围宽广的市场向所有人开放，因为随着大帝国的出现，此前的国境撤除了。市场扩大使远距离商业变得容易，商业隆盛的结果是好景气的到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沿着所谓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大都谒见元世祖，又南下从泉州出发前往波斯湾。即便带有公务性质，如此大规模的旅行也需要庞大的费用。他并不是出发时就携带了全部旅费，而是到一处购买商品，再到下一处售出，在精明的买卖中前行。商品价格的地域差，自古也有固定不变的，比如黄金越往西越贵，相反西亚的工艺品越往东价越高。但陶瓷器之类，在宋代以后就从中国向四方输出。银价则依时而异，自古中国就是白银输入国，元代使用交钞后，即如劣币驱逐良币之原则，白银流向西方。而且北宋时所铸巨额铜钱，当时已流往日本和南洋诸国，南宋时持续如此，到元代则更为严重。

就在最近，1976年，韩国木浦附近的新安冲发现了沉没的中国海船，船体货物的打捞开始后，截至1977年7月，发现了以陶瓷器为主的六千七百余件遗物与十万枚左右的铜钱。这些铜钱多为宋钱，最晚的是元武宗时代的四年里（1308—1311年）铸造的至大通宝。据此推测，该船可能是满载当时销路最好的商品，在驶往日本的途中沉没于此。如果船不沉，抵达日本后，铜钱大概会换为金银，并在日本卸货。事实上，日本各地也屡有报告称，发掘了以宋钱为主、包含元明制钱的大量铜钱。

征服王朝　在中国人看来，世祖忽必烈似乎是宽厚的仁君。但其在位的三十五年间，政治却充满矛盾。这是他必须同时扮演蒙古大汗与中国元朝皇帝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必然结果。

元朝之前的两个征服王朝辽与金，在这点上也一样。最先占据汉人领土而必须统治汉人的辽王朝，发明了国家的二重体制。对北方民族设北面官，依据传统习惯法统治；另设南面官，以中国法制统治汉人。统一两者的是契丹的汗，也是辽国皇帝。但在辽代，中国的要素比较少，实质上终究是大契丹汗国。

继承辽代的女真族金王朝与辽相反，不论领土还是人口，中国要素均占决定性地位。因此，其君主的两种性质中，女真大勃极烈的性质不如中国金王朝皇帝的性质强。同时，女真民族的汉化也极为显著。因此金被蒙古攻陷灭亡时，纯如中国王朝覆亡那样充满哀愁。

而元朝无论哪一方面都表现得极强烈，这正是其特色。首先，对蒙古大汗来说，除本部的东亚直辖领土之外，还有横跨北亚、中亚、西亚的同族四汗国的宗主地位。特别是世祖继续蒙古的征服任务，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之后，更向日本、爪哇送去远征军。为筹办军费，任用色目人在中国内地前所未有地大幅增税，极尽横征暴敛。

可以说在蒙古诸君主中，世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最深的理解。他任用汉人，特别是因优待儒士，即以儒教修身的有教养之人，南方的道学亦首度传入华北，开始盛行。在蒙古人看来，儒教是一种宗教，学习儒教的儒户与道教的先生、佛教的僧人、基督教教士也里可温等，被置于同列，不但规定免除徭役，还鼓励他们专心修行。因此，世祖重用汉人许衡、南人赵孟頫，也是出于公开怀柔汉族人的目的，绝非自己真的与儒教有共鸣。汉族知识分子热切盼望再行科举，但并未实现，汉族官吏屡屡请求的律令编纂，最终也没有实行。不过，世祖颁布了作为判案基准法则的《至元新格》，明确了施政方针。但因这部法律只是极简单的规则，实践中不敷应用，不得不积攒具体判例，编辑成习惯法例规集。元代法制胜于宋朝之处，在于允许公开刊行法规与判例。在贯彻其自我意志的独裁制度下，宋代天子认为法制只在统治者一方，一般庶民只要遵循古来的道德规范即可。对于违反这种道德规范的行为，站在统治者立场的官吏进行的处罚，则是德治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仅禁止出版成立于宋代、可称为政令集的“编敕”，连前代的唐律也禁止刊行，正是基于这样的顾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旦他们知道法律，就会想尽奸计逃避法律，反而会对风俗教化产生恶劣影响。而元代公开法律，明示人民必须遵守的行动基准。这是甚为进步的，或许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抛开政治立场，打动世祖及一般蒙古人的是流行于西藏的一种佛教—喇嘛教。世祖即位前，受兄长宪宗之命，由四川入西藏，遇喇嘛八思巴，闻其说法后尊之为帝师，统辖天下僧侣。世祖对喇嘛教的深奥教义理解到何等程度虽有疑问，但一般蒙古人对喇嘛教的理解，毋宁说主要在世俗应用方面。不过，喇嘛教寺院在蒙古各地广泛建立，俨然国教，还是很久之后的事。

诸汗国的叛乱　元世祖得以成为中国的皇帝，仰赖蒙古历史的背景，但此事未必总是对世祖有利。他同时是蒙古的大汗，因为被卷入蒙古民族的内乱，所以不能成为专心统治中国并享受和平的元朝皇帝。

从属蒙古大汗的西方四汗国中，最不满太祖的是太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第一代的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仅得到国都和林以西邻接的阿尔泰地区的贫瘠土地。但其父死后，他以大汗身份统治满洲、内外蒙古及中国华北，相较长兄后裔的钦察汗国、次兄察合台汗国，并未感到劣势。而在其子定宗贵由死后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大汗之位被宪宗一系夺去，窝阔台汗国又多苦寒不毛之地，与其他三汗国相比，被排挤到最为穷蹙的地位。一如预想，窝阔台汗国诸王在忽里勒台被集体排斥，被宪宗一方以武力压倒，不得不忍耐下来等待时机。宪宗死后，形势又有变化，两位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开始各自召开忽里勒台，争夺势力。窝阔台汗国诸王最初与阿里不哥联合对抗世祖，但阿里不哥一旦战败就丧失斗志，降于兄长门下。而自矜有尊贵血统的窝阔台汗一族尚不肯罢休。

窝阔台汗国的中心人物，是定宗之侄海都。他趁世祖与南宋对抗之隙，伙同察合台汗、钦察汗等势力召开忽里勒台，并被推戴为蒙古大汗，摆出公然挑战世祖的架势。世祖苦于这些敌对势力的进攻，等到攻灭南宋，即命当时的统帅伯颜引兵讨伐海都。窝阔台汗国的军队与宋军不同，乃是蒙古民族中保留了最原始状态的游牧部队，所以这场战争是异常酷烈的考验。不过伯颜足堪此任，数度化解友军危机，最终未令海都得逞。但内乱前后持续将近四十年，蒙古大帝国从整体上被弱化，行动受到阻碍。后来，先是元朝一边的世祖与伯颜相继去世，世祖之孙成宗继位；另一边的海都亦殁于两年后(2)，三汗国的联合也随之解体。最终，察合台汗国征讨窝阔台汗国，将之吞并，又与元朝讲和，至此内战终于结束（1304年）。

元王朝的中国化　蒙古民族的旧制，作为主权者的大汗，应于实力王公集会的忽里勒台上推戴出来，任何君主都没有立储权。忽里勒台虽为集议，但因大势所向在事前有预知的可能，所以有阴谋丛生的余地。实际上，忽必烈也察觉到若召开正规的忽里勒台，当选的可能是其弟阿里不哥。故而只召集支持自己的王公召开小规模的忽里勒台，使自己在形式完备的情况下成为大汗，接着又对照中国的情况称皇帝。因此可以说，皇帝之位就如大汗宝座的影子。然而世祖以皇帝制度为基准，对大汗宝座进行了新的解释。首先着手的是，立嫡子真金为皇太子。对汉族皇帝来说，立皇太子是常例，对蒙古大汗来说却没有什么皇太子。大概世祖的真意是自己死后皇太子即皇位，且必然附随着大汗之位。若如此，就破坏了蒙古的传统，是以汉族改变蒙古，而这必然招致蒙古人的极大反感。毫无疑问，西方三汗国叛乱及世祖一派内部与之呼应的原因，正是这种汉化的权宜政策。

然而，皇太子真金先于世祖而病死。这位皇太子比父亲更理解汉文化，听从儒臣之言，是深受汉族人瞩望的有识之人。不过，皇太子之位一旦确定，很快就受到中国式朋党的困扰，据传真金晚年与世祖不和。因此皇太子死后，世祖似乎不打算再立太子。虽然对皇太子的第三子，即后来的成宗寄予期望，但并未立皇太孙，只是授皇太子之印，让他监督北方军队。这并非正式的立储宣言，仅是对亲信表示自己的意向。因此，世祖死后，成宗之所以能即位，主要就是因为顾命大臣伯颜的决断。伯颜斥退诸臣的异议，让成宗即位，又令诸王宗亲和文武百官朝觐新皇。此时已没有召开忽里勒台的必要，汉式的君臣之分也由此定下。但蒙古人之间流传的君主公选传统，有其根深蒂固之处，其后皇位继承之时也难免纷扰。

成宗在位十三年，死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1308—1332年），是围绕皇位继承持续前所未有之混乱的时代。蒙古的传统已经失去，汉的传统尚未定下，于是只有依靠实力和谋略的权力斗争了。即便在宋之前五代的纷争时代，也未曾发生如此过分的混乱。

成宗效仿世祖立皇太子，但厄运也一如世祖，独生的皇太子先于成宗而死，且无后嗣。两月之后，成宗崩，骚动在所难免。大臣们计划拥立世祖之子，即成宗的叔父安西王，但这是失序继承。成宗近亲的后辈有兄长之子海山等人，海山与其弟凭武力进入大都，杀死反对派，即位而成武宗。武宗立其弟为皇太子，死后其弟即位，乃仁宗。

仁宗的政治　仁宗在位的九年（1312—1320年），是混乱时代中唯一例外的安定期。武宗、仁宗兄弟对汉文化比较理解，据说也常用儒臣之言。最令汉族文化人喜悦的，则是南宋灭亡以来久已废绝的科举得到复兴。

不过，不能一概乐观地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尊敬中国传统。进士及第(3)的一科百人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尽管形式上平等，但若考虑到人口与知识程度，就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了。据统计，在这前后，汉人与南人加起来的汉族人总数，约一千三百万户、五千八百八十万口；移居占领地的蒙古人估计有四十万户；色目人数量虽不明，但肯定不会比蒙古人多。看这数字分配，就知道当时元朝政府不但要有汉族人进士，还一定要有蒙古人进士与色目人进士。因为按元代官制，所有官厅的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主要担任低级官职。当时的蒙古人自尊心极强，少有习汉语、汉文者，官厅长官要处理有关汉族人的案件时，可用人才极少。从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官职的数量而言，五十人已相当可观；但从汉族人的立场而言，考虑到宋代曾一科有进士五百人，甚而九百人，五十人实在不算什么。这样一想，再行科举的意义，无非是通过求取精通中国文化的官吏，奖励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到底无法与以前汉族的进士相比。而且，使蒙古人及第的同时，录取同等人数的汉族人，不过是为了陪衬，这才是真相。虽然如此，渴盼已久的科举重开，还是足令汉族读书人狂喜。因此，汉族史家认为仁宗是稀有名君，对他不惜赞誉之词。不过事实上，仁宗嗜酒长醉，是连上朝处理政务都嫌厌的怠惰之人。只是仁宗不像蒙古君主中常有的不辨是非的横暴之人罢了。

抛开天子个人不谈，仁宗时代毕竟是一个转换期。世祖以来，蒙古人的统治到了这一阶段，已自然形成一种模式。元王朝自世祖《至元新格》以来，没有完整的根本法典，但一些可依据的法典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此，各官衙将工作中作为必要先例的文书保存下来，用以指导政务，这些规则到仁宗统治结束时已渐趋完整。宋代以来，江西民间乃法律思想兴盛之地。仁宗统治结束、英宗即位的延祐七年（1320年），江西官衙编纂印行了《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简称《元典章》。两年之后的至治二年（1322年），追加了增附的《新集条例》。在元代，没有类似唐律那样的编纂，也没有宋代那样编敕的集大成。即便《元典章》由地方官府的人员编辑，不是在政府命令下编纂的正式法典，作为混合中国式与蒙古式习惯法的记录集成和贵重的法制史料，还是弥足珍视。

帝位继承的内讧　武宗立仁宗为皇太子并传位一事，也有遗留问题。这样的情况下，经常引起纷争的是接下来应传位给兄长之子，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单天子困惑，大臣的意见也不统一。此时，仁宗不顾兄长之子，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英宗，这显然违背了其亡兄的遗志。朝臣之间对英宗多有异议，于是他怀着地位不稳的疑惧，一心经营佛事，以求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朝廷财政也因此陷入困难，发生灾害时人民苦于饥饿。大臣们见皇帝没有人望，遂结党弑君，拥立泰定帝。泰定帝是世祖皇太子真金的嫡孙，按汉式的说法，他是最有权继承皇位的人。但在此前的四代天子统治期间，他一直处于臣下的地位，且远离政权，与朝臣关系亦疏薄，大臣当中偏向武宗子孙诸王者，并不在少数。

泰定帝在位四年而死（1328年），九岁的皇太子即位，为天顺帝。诸臣之间果起动荡，武宗之子图帖睦尔乘机起兵，进入大都，天顺帝出逃，下落不明。泰定、天顺二帝死后无有祭祀，也无庙号，为方便起见以当时年号呼之。事实上，天顺帝九月即位，威令尚未行诸都外，十月就已失势，因此几乎没有实行天顺之年号。

进入大都的图帖睦尔不想自己即位，而是迎立其兄，这就是明宗。明宗无视天顺帝的存在，同年九月改年号为天历，这是革命的形式。明宗把有功的弟弟图帖睦尔立为皇太子，奇妙的是，翌年在召见这位皇太子之后明宗即猝死。史载的“暴崩”，往往是弑逆之际的写法。

皇太子即位，乃文宗。他自小有英明之誉，为泰定帝所忌，辗转边地而改封他处，最后隐匿于外蒙古的沙漠。趁泰定帝之死举兵，受大臣燕帖木儿拥护而入大都。众人皆望其登帝位，但他固辞不受，让于兄长明宗。因他兄弟只有二人，众人皆赞其谦虚。然而明宗最终意外横死，他登上天子之位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然而，即便是深孚众望的文宗，一旦成为天子，也难以满足天下的期待。文宗尊信喇嘛僧人，从西藏请来帝师，命大臣等出迎郊外。儒教一方也乘机要求追赠孔子父母、颜回、曾参以及二程子以王公之封爵，但这场对抗战实际上以儒教告败收场。后来与喇嘛教的日益兴盛相反，儒教萎靡不振。

顺帝的即位　文宗在位三年而死，因后嗣尚幼，皇位继承再成问题。大臣们立明宗次子为宁宗，但在位仅两月即死，又立其兄顺帝。这是元朝从世祖以来的第十一代天子，也是王朝最后的天子。

顺帝在位三十五年（1333—1367年），时间上超过了世祖，但仅是时间长，却完全不光彩。

说起来，顺帝虽是兄长，却在其弟宁宗之后即位。其母出身异族，明宗居沙漠时结婚而有此子，故受明宗冷遇，在叔父文宗的时代还被赶到高丽，并未受过皇子该有的待遇。宁宗死后，外无近亲，虽为失序继承，顺帝还是继位为天子。即位之初，朝廷大臣燕帖木儿掌握政权(4)，无视天子王公，专横至极，贪受贿赂，耽于享受。但因燕帖木儿沉溺酒色，不久即病死。可是顺帝年仅十四，还无法趁机掌握政权。不仅如此，失序继承一事也长期引起议论，成为其统治的瑕疵，并导致皇帝地位的弱化。顺帝即位之际，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叔父文宗的皇后，即当时的皇太后。她先立顺帝，又会同大臣与顺帝约定之后皇位传于文宗之子燕帖古思，并将其立为太子。但在顺帝二十一岁时，皇太后发动了拥立太子的兵变，失败后反被顺帝废黜。顺帝将太子流放高丽，并在途中将其杀死。又将文宗与臣下弑杀明宗的罪恶揭露出来，进行了褫夺文宗庙号的非常处置。这等无情的举动，当然又在朝臣间引起很大异议。

燕帖木儿在其专权时代，将其子塔剌海作为文宗养子，又将女儿立为顺帝皇后，塔剌海之兄唐其势在父亲死后也玩弄权势。顺帝不喜燕帖木儿一族的专权，推举伯颜为太师右丞相，将政治全部托付给他。蒙古制度与汉制相反，右比左更尊贵，右丞相一如字面意思，是宰相中权势最大者。燕帖木儿的子孙对此不满，唐其势因而谋划政变，试图排挤伯颜，行废立之事，结果败在伯颜反击之下，并遭捕杀。其弟塔剌海逃至皇后膝下躲避，也被拉出斩杀，血染皇后衣衫。伯颜进而欲执皇后，皇后向顺帝求救，但顺帝平静地将她赶出宫外，处以死刑（1335年）。

如此，伯颜的权力愈来愈大，是年十一月改元至元。至元是世祖持续使用了三十一年的年号。同一王朝两次使用同一年号是前所未有的事，有效仿世祖、祈祷长久在位之意。但即便年号相同，世祖之时元王朝正当日出之势，顺帝时的元王朝，已是濒临衰亡的落日命运。顺帝的至元仅维持了六年，而前后两个至元给历史记述造成了很大麻烦，习惯上将顺帝的至元称为后至元，与前至元相区别。

伯颜是民族本位主义者，取消了好不容易由仁宗重开的科举，因而在汉族人当中更遭恶评。取消的理由是：原本重开科举的目的是奖励蒙古人向学，计划任用理解汉族传统的蒙古政治家，但事与愿违，参加科举的尽是汉族人；蒙古人即便不从事无聊的学问，亦有出人头地之途，所以不想多此一举参加科举。

伯颜以其弟之子脱脱为养子，授以宿卫之兵，作为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而这位脱脱很早就修习中国古典之学，师友亦多汉族人。他见伯颜专横过甚，恐累及自身，遂与天子策划，将伯颜流放岭南，后者最终病死途中。

伯颜失势而死，脱脱得以承担政局，一改旧政方针，改至元为至正（元年为1341年）。一度宣告废止的科举亦复兴，并持续到蒙古北遁。脱脱之名在中国传统正史中，以《辽史》《金史》《宋史》三史之总裁官列于各书卷首。三史之编纂，自世祖时已开始准备，但义例应当如何，一直意见不定，以致一再拖延。这时，才任脱脱为国史院都总裁，任欧阳玄等为总裁官，开始修史之业。而立刻被提出来的，又是一贯的正统论。汉族人的意见多以宋为正统，将辽金收入其中，主张可用《晋书》的体裁。对此，蒙古人无法同意，说因为辽建国早于宋，且南宋对金执臣礼，故不应一概视宋为正统。这的确也是合乎情理的议论。也有议论称，或将辽金合为《北史》，以北宋为《宋史》，南渡以后为《南宋史》。结果如现在这样，辽、金、宋各为一史，承认彼此的独立性，可以说是最合理的做法。但这也造成了承认同时并存的两位皇帝的结果，正统论被埋没，在汉族人当中留下了不满。

自顺帝即位以来就掌管政治的脱脱，也无法匡正顺帝的个人生活。他比前代诸位君主更尊信喇嘛教。此类喇嘛僧人往返于西藏与大都之间，征用沿途人民的劳力、物资和房屋，一旦反抗就处以“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元史·释老传》）的极刑。甚至可以说，元朝的天下大半毁于喇嘛僧之手。

叛乱纷起　因为这样的状态，汉族人对元的统治反感强烈，自顺帝即位十五年以来，长江流域叛乱纷起。叛乱根深蒂固，一处被镇压，其他地方很快又爆发，这样的情况的确是王朝末期的症状了。而叛乱都是在蒙古人最为轻视的所谓南人的居住地，即长江流域发生的，这是当时的特征。

危机四伏之际，偏偏黄河又大起泛滥（1351年）。河水从宋朝旧都开封府一带流向南方，几与大运河平行，涌进淮水，一同入海。因此黄河一泛滥，就牵连到大运河的水路，情况相当糟糕。大运河的功能一旦丧失，华北就粮食不足，不仅政府，民间也陷入巨大恐慌。

所以必须修改黄河河道，使河水流淌于堤坝之间的固定水路，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恰好当时经济不景气，失业者甚多，所以劳动者很容易招募。但考虑到时局，工程结束后解散劳动者和善后工作反而更加可怕。众易集而难散，是中国自古的教训。中国的内乱，很少真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大多都是失业者的叛乱。因此，只要失业者多到感觉威胁时，就集中大量劳动者，而解散时该如何处理，就成了当时政治家忧心的源头。但若对大水灾置之不顾，饥民也会蜂拥而起，这是显而易见的。故而脱脱作出的最后决断是：“役不大兴，害不能已。”

这是漕运使贾鲁建议的结论，脱脱采纳此条，将治河工程全权交付贾鲁。贾鲁使役黄河南北兵民十七万，通过五个月的连续施工，成功将黄河水纳入河道。作为技术者，贾鲁是有能力的官吏，当时的计划也甚为合理，此时定下的河道长久被后世称为“贾鲁河”。

但是，竣工之后，劳动者的解散以及之后产生的失业问题，就是技术家贾鲁力所不及的政治问题了。曾一起工作的劳动者们，解散后仍互相保持联络，求问职业是当然的目的，但若无正规职业，落入黑市交易和秘密结社的群体也在所难免。这样一来，接着很快就是公然的叛乱了。

不过，叛乱很早就已发生。单说之后持续发展的大势力，就有浙江台州的方国珍、河南颍州的刘福通、湖北罗田的徐寿辉，等等。方国珍利用海运业者的身份贩卖私盐，谋取利益，受官府追捕后发起叛乱，做了“海贼”。元代，国都在大都，即现今的北京，运送江南谷物，若通过大运河，则路程太远，故也利用海运，从长江口入海，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白河口。因此方国珍一旦在海上作乱，海上的漕运也会受影响，政府想尽办法寻求妥协，但反而每次都使方国珍的势力更强大。

河南刘福通，则趁黄河泛滥和修复工程兴起之际聚集人众，势力骤然壮大。刘福通信奉韩山童，伪称他是宋徽宗八世孙，必将取代元而成为中国之主。韩山童是秘密结社白莲教的祖师，自祖父以来就以弥勒佛转世诳骗民众，他与刘福通一起举兵，人称“红巾贼”。韩山童不久遭政府军讨伐而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脱，与刘福通共同行动，被其后兴起的各路叛军尊奉为精神支柱。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初期也承认韩林儿是大宋皇帝，并臣服其下，被任命为副元帅。

朱元璋最初投身的叛军，是起兵自淮水沿岸之濠州的郭子兴部。郭子兴是尊奉韩林儿并求其庇护的群雄之一，爱重朱元璋，将养女许配为妻。这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有贤德，被称赞为贤内助。郭子兴借助朱元璋的行动，渐渐开始在群雄中崭露头角，但不久即病死，其部下归入朱元璋帐下。朱元璋觉悟到，与韩林儿等红巾军共事不会有作为，考虑自己开辟天地，于是南渡长江，攻下南朝旧都南京作为根据地。

朱元璋的出生地濠州，在淮水正南。淮水是历史上的南北分界线，以此为界，自然环境、农作物、经济状况和人情风俗，皆迥然两样。而此分界线上成长的人，因兼具两者性质，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因为从那里北上或南下，在任何土地上都不会有违和感。

与朱元璋南下以江南为根据地相反，其宗主韩林儿向北，与刘福通共入河南，攻下宋之旧都开封，并以此处为都。其别将毛贵，入山东攻陷济南，一时北伐军威势大振。不过毛贵不久在内讧中被杀，韩林儿亦受元政府讨伐而被逐出开封。刘福通随韩林儿南下，渡淮水，驻扎于安徽安丰，结果被以苏州为根据地、自号周王的张士诚的部下所杀。韩林儿向朱元璋求助后被救出，但不久也被杀死，僭称宋帝历十二载而亡。

韩林儿势力旺盛时，响应者覆盖华北中原，占领上都，烧毁宫殿，与高丽相接的边境地区亦被卷入骚乱。见此形势者，或许会认为向北方发展对韩林儿大有裨益。但他的部下毫无军纪，专擅掠夺杀戮，尽失民心，终至土崩瓦解。与之相对，元政府的正规军虽然衰颓，但尚有相当的战斗力，若与乌合之众的叛军正面对垒，多数情况还是能够获胜。但即使元军在战争中取胜，却已没有彻底扫平叛乱的能力了。王朝末期的症状，已经恶化到连军队的力量都无法治愈的地步了。

朱元璋尽可能避免与元军冲突，南渡长江，真可谓明智之举。如果在古代或中世，这只是以江南为根据地维持割据势力的保守政策，但是到近世就不同了。即使韩林儿在华北打败元军，也必然要面临粮食补给的问题。若不能从南方获得谷物补给，华北政权亦难维持。这个原理，必定要由元王朝来体现。如果长江流域分离而独立，蒙古朝廷在华北也难以为继。

给韩林儿、刘福通以最后打击的周王张士诚，也是私盐贩子出身。他是最大的食盐集散地扬州附近的泰州人，与三个弟弟共同乘船卖盐。台州的方国珍也好，张士诚也好，都是中国叛乱领导者的典型代表。日本学者总爱说“农民叛乱”，不管什么都归为农民，而我经常奇怪的是，这些农民到底是地主，还是佃户？如果是地主联合的叛乱，那么也不好称为农民运动；若是佃户，则因交际范围狭窄，很难掀起大的骚动。叛乱要成功，事前须有广泛的联络，所以利用交通网的才能是不可或缺的。拥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才是叛乱最合适的巢窠。

在当时蜂起的群雄中，张士诚可以说是难得的文化人。他以苏州为都，以江浙区域为领土，而这里是当时中国生产力最高的丰饶之地。初时国号为周，其后改为吴，称王号。因张士诚的出现，粮食完全无法北上，元政府大受其苦，屡屡谋求妥协而受挫。因吴国的富有及相较而言的平和，许多文化人前来避难，并得到张士诚的优待。但也因为太富裕，张士诚反而失去了进取气象，安心于封闭国境而耽溺于奢侈逸乐，也不知外界群雄形势，最终被西邻的朱元璋吞并。

朱元璋的活动　朱元璋虽然占据了长江上的战略要地南京，但东边的张士诚和西边的陈友谅，都是不可大意的豪强。陈友谅是武汉一带长江上的渔民之子，或许正如《水浒传》中张横、李俊之辈。他最初投奔的，是起自家乡附近罗田的红巾军徐寿辉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夺得江西江州（今九江）作为根据地，不久杀徐寿辉，取而代之，自号皇帝，国号为汉。

朱元璋被裹挟于这两股势力之间，受到双方压迫，但他看破张士诚安于现状、无有进取之心，遂姿态谦恭，曲意逢迎。也有人说朱元璋可能曾以臣自称，奉张士诚为正朔。如此令张士诚安心之后，西向与陈友谅争霸，率军船溯航长江，打败陈友谅的舰队，攻下江州。败走武汉的陈友谅稍后重整旗鼓，再度袭来，两军于鄱阳湖上展开决战，汉军受到火攻，战船被焚，领导层悉数战死，以大败告终。其残存势力亦于次年被平定，沿江群雄中，汉国首先被灭（1364年）。

接下来，朱元璋向东与张士诚作战，这次与战陈友谅时一样，无法短期决战。因为张士诚倾尽财力，加固城邑。朱元璋先入侵南北国境外围，然后收缩包围圈，从四面向孤立的苏州逼进，苦战十月后终于攻下，俘得张士诚而归。张士诚据苏州十二载而灭。

至此，朱元璋的势力覆盖了长江中下游的平原，重要的经济中心悉数收入囊中。浙江的方国珍受伐而降，据有四川的夏国明玉珍已死，幼弱之子明升嗣位，但已不值一提。于是，一直与张士诚对抗而同称吴王的朱元璋受群臣推戴，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擅实务，精通财政与法律，有如汉代的萧何、曹参；徐达是得力干将，如汉之韩信。因此又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军北伐，不久打败元军，攻破大都（1368年）。在中国史上，自中世以来，以南方为根据地北伐而成功的，明为首次，之后的例子就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了。

元顺帝逃离大都，奔往上都。明军追击，攻下上都，继而平定华北，顺帝隐遁外蒙古的根据地和林，两年后病死。太子即位，虽然守着皇位，年号改称宣光，但中国统治者的实质已全部丧失，回归为元世祖之前的沙漠游牧国家。大都陷落、顺帝北遁之后的元王朝，史书上一般称作北元。

元王朝的弱点　蒙古民族以破竹之势征服欧亚，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又以世祖为元朝皇帝，攻灭南宋，统一中国，历九十余载而终。作为近世的王朝是比较短暂的，归根结底说明元在中国的统治是失败的。虽然武力强大，令人畏惧，但实际上，可以说武力过于强大正是统治失败的原因。

蒙古人的民族自觉非常高，持有的信条可称蒙古至上主义。尤其是政治上负有责任的最高官僚达鲁花赤之位，几乎全为蒙古人独占，色目人为辅佐，汉人、南人仅有很低的地位。作为统治中国的主权者，却很少考虑自古以来汉族思想的传统。天子是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汉族理念，他们终究不能理解。

蒙古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拥有足够的兽群，而以狩猎为生。因此即便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政治上仍是狩猎者的理论，即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不过是狩猎而得的战利品。换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运营对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于物件，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其政治极为残忍苛酷，亦在所难免。

他们的主权者，虽然是由实力王公聚集的忽里勒台推戴而出，但这里也有一个限制，即一旦出现伟大的征服者，新任君主就一定从其血统中挑选。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征服者，故而其后蒙古民族中各部族的汗，一定要从他的子孙中选出。这项规则据说一直延续至最近。这是基于成吉思汗的领土即成吉思汗的私有物的理论。同样，世祖建立元帝国后，皇位继承之际，虽然纷扰不断，但能被选为皇帝候补者的，往往是世祖的子孙。因为元帝国是由世祖大举征服而建立的，元帝国是世祖的私有物，所以应由其子孙继承，他人不得侵害其所有权，这是道义所在。其后严酷的反复斗争，都是为了主张所有权、守护所有物。这种政权之下，必定无法期待为人民考虑的政治。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成绩是最糟糕的。

(1)　原文为“押出し戦法”，相扑术语，即两手或单手扣紧对方腋下，将其推挤到赛场外。此处指后文所论征服某地之后，又征此地人入伍，推到下一场征服战的做法。

(2)　海都死于1301年，忽必烈死于1294年（成宗即位），伯颜死于1295年，此处时间有误。

(3)　应为会试中选者。《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

(4)　燕帖木儿去世之后，顺帝才即位。

四、明

宋与明　明代历史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在重复以前，特别是宋代的历史。因为自然地理环境没有太大变化，文化方面由于宋代时过于进步，其后也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进展，所以历史出现重复，不如说是必然的结果。之所以从来觉得明代的历史没有意思，也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一因素，读明代的历史时，便自然会发现相应的有趣之处。盖因就算舞台布置大体一样，换了演员之后，表演的内容自会有所变化。就算明代有将宋代的历史作为底本加以模仿的倾向，最后的作品，从模样到音色都有所不同，终究还是一代王朝的独特历史。

对于明代是宋代的重复这一点，其创立者太祖似乎在内心也有所自觉。太祖所设想的明帝国，是像宋代一样的民族国家，异民族居住的殖民地反而会成为重担，因而并不需要。而且从单一民族国家再往前一步，就是锁国主义了。中国地方广阔，文化先进，生活所需要的物资无有不产。然而，四方的异民族因为地处偏僻，缺乏文化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只能求之于中国。中国虽不吝将此等物资作为贸易品给予他们，但须有一项条件—外国需要的物资也是中国所需的，外国君主若想得到这些物资，须对准许贸易的中国皇帝的宽大慈悲深怀感激，成为朝贡国，恭顺地执臣下之礼，且告诫管束其人民，不得侵扰中国。这一朝贡贸易制度的渊源，见于宋代，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成为国策，可以说是明代的发明。

明太祖任用儒臣刘基、宋濂等为顾问，但他们的地位是很低的。太祖的方针是，比起儒臣更加重用办事人员，比起办事人员更加重用军人。虽然到了后世，刘基在史书中被描绘得如柱石之臣一般，但开国之初他的俸禄只有每年二百四十石，而负责办事、在大臣中排在最前面的左丞相李善长有四千石，位阶排在下一位的右丞相徐达因为是军人，有五千石之多。刘基其实是被当作没什么大用处的书生，而这可能是在模仿宋太祖对宰相赵普说过的“汝等书生辈”的先例。不过，宋代的赵普所受待遇要优厚得多，而明太祖尚武轻文的态度，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继承元代的习惯。

蒙古的统治持续了九十余年，其间汉族人的心理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重殉死的风俗在明初普遍流行，必定是因为蒙古的影响，这归根结底是基于轻视生命的观念。由此在明代的政治上出现了很不好的现象，那便是天子无缘无故就可以轻易杀掉大臣的恐怖政治。这是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变，据说宋太祖曾立誓，除了赃罪之外绝不杀士大夫，即便犯了死罪，一般也只是流放到气候恶劣的岭南而已。可是在明代，大臣官僚像猪牛一样被屠杀的事也不少见，而这一切则始于太祖。

太祖的政治　明太祖理所应当地沿袭了宋代以来在中国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然而对创业君主而言，在统一天下之后，想要实行君主独裁，最大的障碍就是此前并肩行动的开国功臣。在对峙群雄、需要临机应变时，对部下的重臣，必须放手授予自行处理的权限。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则难以很快改掉，进入守成期后，重臣表面上虽然尊重天子的权威，但实际上仍然容易流于惯性。即便没有皇帝制度，只要是在独裁体制之下，形势一旦大体安定，血腥的肃清总难避免。

太祖最初用李善长为宰相，承其后的汪广洋获罪贬死之后，又由胡惟庸接替。然而，胡惟庸被指责利用宰相之位结党营私，由一己爱憎决定人事进黜，并且有流言说，在受到天子怀疑后，胡惟庸唯恐贬谪而打算暗杀天子。于是进行了酷烈的审问，弄清了胡惟庸的罪状。但其中一条是与日本通谋企图推翻太祖的政府，让人难以相信。想来，审问过程中没有任何物证，只是靠各人的供述得出结论。这虽是距今六百年左右的事，但想到当今的文明国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也并非不可思议。只是让人吃惊的是，这一疑狱所导致的牺牲者的数量之巨。包括受到株连的家人在内，被认为是胡惟庸一党、参与了谋逆而被处死的，据称达到一万五千人（1380年）。而且这件事并没有一次解决，其后不断有人被指为同党而遭决。事件发生是在正月，到了秋天，儒臣宋濂之孙宋慎也被揭发为胡惟庸一党，宋濂本人以七十二岁的老躯被判了死刑，因为马皇后极力说情才保住一命，但旋即死在发配四川的路上。

更甚者，八年之后，已经去职的前丞相李善长也被认定是胡惟庸一党，七十七岁的老臣被赐死，一族七十余人连坐被杀。除此之外，众多著名的功臣及其家人遭连累被杀者，据说又有一万数千人。

最后，最为酷烈的屠杀发生在将军蓝玉之狱时。蓝玉是在徐达之后崭露头角的武将，曾屡次指挥远征军，有平定四川、云南之功，而且曾和元军作战并立下战功。徐达死后，蓝玉成为军队的中心人物，同时有专横之举，有人告发他意图谋叛，太祖便趁机诛戮了蓝玉和被视为同党的人，被杀者包括家人共两万余（1393年）。经过屡次肃清，帮助太祖建立明王朝基础的文武大官几乎被一扫而空。太祖此时已六十六岁，以当时的平均年龄来说，算得上是少有的长寿。同时其精力似乎已经衰微，失去了自信，但猜疑心却反比例地日渐增长。一旦考虑到子孙的将来，所有重臣在他眼中都成了觊觎帝位的强敌。他在这种心态下成了偏执狂，一旦开始杀人便无法控制自己。

这样，太祖被孤独感所袭扰，最初是在五十五岁时失去了糟糠之妻马皇后，此后皇太子也先他去世。于是，太祖立太子的嫡子为皇太孙，但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在六十五岁的太祖看来，只是个靠不住的未成年人。为了给这个羸弱的皇嗣树立藩屏，太祖对之前分封到各地的诸子藩王，也就是皇太孙的叔父诸王的协助寄予了厚望。

太祖在位三十一年，七十一岁时挂念着皇太孙的命运，在孤独中病死（1398年）。其年号始终称洪武，未尝改元，以后在中国便确立起了一世一元的制度。于是在称呼天子时，也不再用之前的谥号、庙号，而改以年号称之。天子的谥号，在古代只是一两个字的、极为简单的美称，然而到后世却越变越长，到明太祖时已经达到二十一个字，臣下略称不免失礼。庙号历来都是一个字，但各个王朝使用的庙号都大体固定，太祖、太宗、仁宗等名称频繁出现，容易混淆。而使用年号，比如称洪武帝等，虽然不是正式名称，却一目了然，不用担心弄错或混淆，极为便利。

苦命天子建文帝　太祖死后，皇太孙建文帝即位，时年已二十二岁。然而，辅佐他的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大多只是没有实际经验而好发议论的人，即使在外人看来，这套阵容也让人心中没底。肃清丞相胡惟庸之后，太祖不再于政府中设置丞相，而由天子亲自兼任，直接指挥六部。但这是太祖这样富有经验、身心强健的人才能做到的，对软弱的建文帝来说则负担太重。新帝虽然有聪明好学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又柔弱而不果断。他从朝臣中选出齐泰等作为顾问，但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重理论而轻现实的书生气，因此招来了动摇国基的大灾祸。

前汉高祖大封亲族为王之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历史教给人们的事实。当时晁错指七国专横，削之亦叛，不削亦叛，劝景帝实施强硬政策，这也是有名的事实。于是，齐泰等向建文帝进言，打算应用削亦叛不削亦叛的理论。汉代诸王的专横实际存在，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到第四代的景帝时，出现削藩的意见也不奇怪。而明代，在皇太孙即位的当年，还没有改元为建文的洪武三十一年，就要着手削藩了。确实，对想要独裁的天子来说，过于强大的藩国会成为障碍，自不待言。然而，大家本来是一家人。假使建文帝先树立起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努力实施，如果诸王有所抵抗，则仔细考虑善后之策，等到对方的叛意终于明确时，再实行镇压，这不才是事情的步骤吗？然而，建文政府的做法却是先发制人，在事实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为了贯彻政治上的理念而主动搅起波澜。可谓是《太平记》中“天皇御谋叛”(1)的中国版了。

太祖有皇子二十六人，除皇太子外，其他二十五人都封到各地为王，并委以兵权，授予两千人至两万人的军队作为直属部下。其中，沿着万里长城设置的“塞王”们最为强大，这当中又特别突出的，是被封到北平，也就是元大都的燕王朱棣。他是太祖第四子，才能杰出，兵力也极为强大。因此，建文政府所确定的目标也不外乎是这个燕王。但是燕王越强大，建文帝的下手时机便越是问题。要么趁其不备，首先以迅雷之势将其收拾；要么先在其他地方试验，有了信心之后再断然下手。建文政府首先谋划裁撤河南的周王，派将军李景隆带兵前往，不容分说逮捕周王，剥夺爵位，废为庶人。此举对诸藩王冲击甚大，特别是燕王悟到接下来被盯上的就是自己，便开始备战，坚定了叛意。眼见岷王、湘王、齐王、代王被废为庶人，燕王终于下定决心，杀死建文政府任命的地方官，掌握行政权，公然开始反政府的行为。建文帝召集了三十万讨伐军，但却在谁为大将的问题上不知所措，因为堪用的武将在太祖的肃清中被杀光了。好不容易找出来的是名叫耿炳文的老将，此人虽是在徐达和蓝玉手下经过百战磨炼的勇士，但已经六十五岁，怎么看都靠不住。出击到河北中部与燕军遭遇后，果然吃了败仗。建文帝立即将耿炳文免职，让李景隆率领五十万大军向北平前进。李景隆虽是开国勋臣李文忠之子，但本人缺少实战经验，只是纸上战术家。李景隆进逼到北平郊外，两次会战皆大败，只得撤到山东。

就在双方的对立似乎要进入持久战时，在外交上也逐渐站稳脚跟的燕王，率领精骑，径直南下，攻打南京。守将李景隆和内廷的宦官等从中接应，城陷，建文帝自焚而死（1402年）。燕王进入南京即位，将次年的洪武三十六年改为永乐元年。在明代的钦定史书中，延续四年的建文年号被革除，太祖的洪武年号则相应延长，与永乐相连续。建文年号恢复是在清代，乾隆帝元年时，建文虽是前朝皇帝，但仍给予恭闵惠皇帝的谥号，因此在乾隆四年修成的《明史》中也立有《恭闵帝本纪》。但奇怪的是目录中却作“惠帝”，两者合起来才是“恭闵惠皇帝”。

成祖永乐帝　燕王便是永乐帝，其庙号最初为太宗，后改为成祖。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官僚受难之残酷，没有更甚于明代的了。除了每遇事端便一再进行的大规模杀戮，还有随时因为琐细过错而到来的不测责罚。太祖时，官僚经常惴惴度日，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官僚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职责，因而将责任追究到底的原则是正确的，其实明王朝正因此才保住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不过官僚的生活因此很不安稳，难以忍受。虽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不喜欢，不当官僚不就行了？然而，官僚的身份自古以来便万人垂涎，地位提高后，从当天起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耍威风，这么有魅力的职业别无能比。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都甘愿入虎穴。幸好恐怖的时代不一定会永远持续，时代变了之后，官僚的黄金时代说不定又会回来。不过，有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这么可怕的职位，绝对不干。他们不要官阶，不要特权，情愿一介庶民，在都会的尘埃中享受身心的平和。像这样，文化人的生活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裂，是明代的特征，也是与宋代不同的地方。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

威服南海　永乐帝在南方也采取了与太祖相反的积极政策，第一项是合并越南。当时安南王陈氏衰微，身为外戚和大臣的黎季犛掌握权力后最终废掉陈氏，自立为王，国号大虞。陈氏的余党和邻国占城不服，与大虞国相争，结果永乐帝出兵灭掉大虞国，将其编入明的领土，并设法内地化。这显然是永乐帝扩张主义的体现，无非梦想着重建大帝国。同时这也是锁国主义的结果，因为对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若要自由进行国境贸易，就只能将国境无限向前推进，将占领地内地化。这种做法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抗，黎利领导安南人掀起抵抗运动，永乐帝死后，明终于不得不承认安南王黎氏的独立地位。

永乐帝的第二项南方政策，是命令宦官郑和进行大规模航海，对南海诸国进行招谕。实施锁国政策后，之前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诸外国观望形势，并没有像明政府预期的那样前来朝贡。这样一来，窘迫的反而是明朝，就算夸口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产，那也有限度，比如给陶器加彩用的钴，据说就全部产自波斯，此外香料、宝石等多是南洋所产。其实即便如此，如果像太祖时那样万事以节俭为原则，没有这些东西也能过得去，但永乐帝喜爱豪奢，举行盛大的朝廷仪式时，装饰品缺一不可。于是，永乐帝任命郑和为指挥官，组织大型贸易舰队，巡回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示威，逐个贸易，同时劝诱他们前来朝贡，对于不肯顺从者则使用武力。

最初的远征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将士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别乘坐六十二艘大船，由南京出发，顺江入海，最终到达印度海岸。归途中，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受到华侨陈祖义的反抗，将其击败并擒获带回。以后的航海也大同小异，第二次时派出别动队，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亚丁）、天方（麦加）。第七次是最后一次，于永乐帝之孙宣德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出发，航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后返回。

这一壮举表明，当时明的航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恐怕是受元代世界帝国遗风的影响，并在已知的航路上应用伊斯兰航海术而实现的。这与大约八十年后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情况类似，当时葡萄牙沿用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萨拉森人的技术，开始在海上活跃。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绕行非洲大陆，并在木骨都束停泊，但他无从得知在同世纪之初明朝的郑和已经到达此地了。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劝说南海诸国朝贡，宣扬国威，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甚难理解。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美国的佩里舰队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日本又对朝鲜做了同样的事。其实，郑和也曾来到日本，并劝足利义满入贡。幸好当时两方想法一致，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被授予朝贡义务和贸易权利。这样看来，义满朝贡、明进军安南和郑和远航，都可以理解为明朝对外政策同一实质的不同体现。即便如此，明的政策也实在是肆意到极点。首先奉行锁国主义，拒绝外国自发前来，又严禁本国人民前往外国贸易；然后对没有意愿的外国威逼利诱，使其成为朝贡国。而且，并非成了朝贡国就可以自由贸易，除了朝贡次数，贸易船只的数量和人数都有限制，许可范围之外的物品交易要被当作走私予以严惩。这一切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意愿强加到他国头上。因为安南曾是中国的属地，便不由分说征服占领。因为日本在太祖的遗言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成祖也有所顾虑，所以只是极力劝其朝贡。在永乐帝南方政策的范本中，果然还清晰残留着元代的世界地图。尽管如此，明的国力接近元世祖当年时，还勉强能达到目的，而一旦政治紊乱、国力不振，对外政策中隐含的矛盾便会立刻浮现。所谓的倭寇战争，可以说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专制还是独裁　明太祖和永乐帝的政治，虽然被称为君主独裁，但其性质与宋代的君主独裁制甚为不同，毋宁说是古代专制政治的复活。我们所认为的中国近世君主独裁，是指君主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形式，所有的政务都由官僚再三推敲，再由大臣重复审查，最后送达天子，请求裁可。所以，天子本人积极提出设想的情况反而比较少见。然而古代的专制君主，比如秦始皇等，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向大臣询问实现其意愿的方法，如果对大臣的提议感到满意，则付诸实行。当然也可以将自己的意愿直接传达给大臣和亲信，让其实施，比如秦二世这样愚昧的君主，也能够将大臣李斯杀掉。太祖和永乐帝的政治和这比较接近。然而要这样，由天子发挥主导权来推动政治，天子自身没有相当强韧的身体和精神是办不到的。明朝在永乐帝之后相继出现了体弱的天子，因而无法继续实行之前的专制政治，而必然要转换为宋代式的君主独裁体制。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成祖死于远征归来的途中，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是仁宗洪熙帝，当时四十七岁。然而，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刚改元为洪熙，便于年中病死，皇太子宣宗即位，次年改元宣德。宣德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去世，皇太子英宗九岁即位。十余年间，天子之位由成祖到其子，由其子到其孙，又由其孙到其曾孙，像滚皮球一样从几代人中径直穿行而下。这种情况下，天子根本不可能发挥主动性实施个人的专制政治，因而，作为天子亲信的宰相一职成为必要。但既然已经依照太祖之命废除宰相，就不能公然违背祖法加以任命，于是以天子私人秘书的形式设立了所谓内阁。此前，永乐帝在宫中设置了以文渊阁、文华殿为名的学术机关，从翰林院的学士、编修等当中选拔文学优异之人，置于其中，以备天子顾问的同时，还承担教育皇子皇孙的任务。这些家庭教师中有“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教过后来成为仁宗的皇太子。仁宗即位后，这三人的地位顿时提高，被任命为殿、阁的学士、大学士，并成为天子最亲信的顾问，这便是内阁制度的滥觞。不过，他们的名义身份很低，还是原来的翰林官，凭其官位不可能比得上六部的尚书。宣德帝即位之后，三人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大受信任。这主要是因为在宣德帝的叔父汉王叛乱时，杨士奇、杨荣在对大局的判断上没有犯错误，建议天子采取强硬措施并大获全胜。其后英宗即位，祖母张太后摄政，处理政务时一切听从内阁大学士的意见。当时三杨全部进入内阁，受到张太后的莫大信任，内阁制度由此确立，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与此同时，天子的性质也变得与宋代的独裁君主相近。但因为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家，名义上内阁只不过是翰林院的分号，大学士只是兼职，因而必须依据本来的官职排座次。大学士的地位在制度上得到确立并排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从很久之后的嘉靖帝时代才开始的。

在内阁大学士的职务中，最重要的是票拟，也就是拟旨，“旨”是天子的决定。大学士预先代天子阅览百官的奏章，并草拟天子应当下达的旨意，这称为“拟旨”。所拟的旨写在小纸片，也就是“票”上，并贴在奏章的最后，因而又称“票拟”。如果在处理方法上有两三种草案，就写出两三张票。随后天子引见大学士并做出最后决定，但多数情况下，只是将拟草案中的词句原样用朱笔抄在奏章的空白处。其后再将奏章发回提出它的衙门和长官那里，案件便依照天子的意见来处理。宋代没有票拟制度，宰相只是在天子面前陈述意见，再由天子做出决定，从头到尾似乎都是口头进行的。随着时代推移，为了让政治在后世留下证据，这一套程序都改以书面进行。有趣的是，天子的意见是以口语体将所说的话原样记录下来，这与元代将圣旨翻译成汉语时的文体一模一样。可是，后来依据这些原始文件编纂实录等史书时，却又写成了文言文，所以我们今天很难见到明代天子的口语体圣旨。

宦官的专权　天子将大学士的拟旨写到奏章的空白处，应该并不费劲，但数量多了以后还是会感到疲劳吧。于是天子只在票上打钩了事，然后由贴身宦官将拟旨的词句抄到文件上。这种宦官称作秉笔太监，所谓太监是宦官中的最高级别，之前说到的郑和也是太监。宦官一旦有机会参与到天子政务中最为重要的政务审批中来，便迈出了代替天子掌握实权的第一步，也开启了祸国殃民的大门。专制或独裁政治下，君主的权力极大，因而一旦被盗用，就会被行使到不可设想的方向上去。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与后汉和唐并称为宦官专权严重的时代，而其实明太祖鉴于过去的历史，已严厉约束了宦官的行动。他在宫门树立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十一字，并将宦官的数量限制在百人以下，薄其禄，低其位，尤其严禁读书，并严厉取缔与外官交通。接下来的建文帝也薄待宦官，因而心怀怨望者，便在靖难之役中内应永乐帝。为了奖赏宦官，也为了贯彻独裁而强化特务政治，永乐帝把利用宦官当作上策。奠都北京后，他营造宏伟的宫殿，蓄养的宦官多达数千人。宫中形成了宦官小政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的地位最高，秉笔太监也出自其中。太监原意是一监之长，但到了后来所有宦官都被称为太监。在宫中形成小政府之后，宦官必须有操笔作文的才能，于是太祖的训诫被抛诸脑后，宫中设置了教宦官读书的文书房。

对有才能的宦官的需求，并非只限于宫中。永乐以后，宦官作为天子的代理，被派到驻扎地方的将军那里担任监军，也就是眼线。此外，北京城内设置了称为“东厂”的特务警察机构，上自提督东厂的所有密探都由宦官充任。由此看来，永乐帝根本不信任朝廷的官僚，而他所信奉的哲学让人相当困扰，那就是文武官僚都追求私利私欲，为了防止他们营私舞弊，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完全是另一系统且属天子私人的宦官。归根结底，这不外乎是受了这一欲望的驱使，即将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作私有财产，并用尽一切手段将其传给子孙。这与蒙古天子的想法若合符节。宋代的天子虽然也将皇位视为不赀之富，却终究没有这样露骨地蔑视人民的存在。即便只是表面上，也还是遵从儒教的教导，声称君主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在天子独裁制度下，皇帝稍有差错，带来的影响也极为重大，想来明代的人民比宋代的人民更不幸。历史并不总是随着时间进步，特别是在历史重复时，模仿往往比原型更拙劣。

一般认为明代的宦官弊害始于英宗时代，但英宗在位的初期，正是张太后任用三杨、内阁政治的原型形成的时期，宦官还处于蛰伏状态。然而，当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后，司礼太监王振迅速得势，开始暗中操纵政治。在英宗还是皇太子时，王振曾教其读书，英宗即位后仍称他为先生。年少天子还没有将大臣和宦官区别对待的见识。从宦官专权这一点来看，明代的政治也不及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到即将灭亡为止，宦官虽曾扰乱政治，却从没获得可以愚弄大臣的权力。但若与汉、唐相比，明代的宦官只有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专横，一旦失宠，转瞬之间不仅地位，就连性命都难以保住。汉、唐的宦官固守宫中，以兵权威胁天子，恣行废立，这种情况在明代没有出现。这也是天子专制与天子独裁之间的区别。专制天子的权力属于个人，包含着重大弱点；而独裁天子则是制度上的，属于私人的宦官势力就算与之对抗，最后也会败下阵来。

在三杨的时代，王振就利用天子的信任，以司礼太监的地位插手政治、人事，权势渐大。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死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地干预朝廷的最高机密，而这也成了他最终倒台的原因。

英宗的失败　在当时的蒙古沙漠，东方的鞑靼和西方的瓦剌以明的军事行动为支点，重复着你荣我枯的跷跷板游戏。到了英宗时代，瓦剌部落在也先领导下强盛起来，因为起于国境马匹贸易的争执而大举入寇。王振劝天子出师亲征，经直隶的宣府到了山西的大同，但眼见敌势浩大，群臣劝谏天子回军。由宣府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土木堡遭到瓦剌军的包围，永乐以来的勇将悉数战死，全军溃灭，据称战死者有数十万人。王振为近卫将校扑杀，英宗成了敌军的俘虏，被掳到沙漠。威服四海的天子，成为北方民族的俘虏，这种非常事态还是自北宋末徽宗以来的第一次。

接到战败之报后，朝野一片愕然，皇太后孙氏急忙让英宗之弟景帝即位，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中心，制订守御计划。这种时候，靠资历当上内阁大学士的官僚和六部尚书，无能至极，不堪一用，于是刚从侍郎升任尚书的于谦便负责指挥。此时，官僚政治僵化、难以发挥作用的弱点无意间暴露出来。如此一来，宦官掌权也不足为奇。

宦官几乎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因而长于世故，高级官僚则生于读书阶层家庭，长于饱食暖衣的环境，一门心思以科举为唯一目标，最终通过在无益的学问竞争中获胜取得官位，两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是不是索性废掉科举官僚，将所有事情都交给宦官政府去办就行了呢？却又不是这样。宦官可以说是置身于廉耻之外的逐利的集团，绞尽脑汁利用地位贪图贿赂。当然，在前近代的中国，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是普遍现象，就算表面上贵为宰辅之臣，接受与身份相应的馈赠也是半公开地得到允许，只是过于显眼时会受到非难。比如对三杨之一的杨荣，责难声音就很大，说他“颇通馈遗，边将岁时致良马”。这样一来，他也没有资格指责宦官的贪欲了。只是宦官获得权势时，收入私囊的数额异乎寻常。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宣布王振的罪状，诛杀族党，没收家产，结果发现其家中金银库房有六十栋，珊瑚树中光是高六七尺者就有二十余株。这不仅仅意味着如此多的财富从国库中消失，巨额财宝落入宦官腰包的过程中，有多少营私舞弊、给社会带来多少毒害才是问题。

天子被俘、宦官专横，这些已经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了。另一个在英宗时代出现的末期现象，是江西农民邓茂七的叛乱（1448—1449年）。最近，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叛乱成为研究对象，其中大多都被认定为农民叛乱，但实际考察其内容，便会发现多数并不能称为农民叛乱，而是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或者走私分子，又或兼有两方性质者所为。议论者似乎大都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这一点作为前提，轻易下结论说，在农业社会发生的叛乱就是农民叛乱。然而，只有邓茂七叛乱的性质稍有不同，似可定性为真正的农民叛乱。与黑市交易者等不同，农民是最不易发起叛乱的。此次事件中，农民在没有领导人、不懂战术的情况下暴动，并且立即扩散到广大区域，虽然不久被镇压下去，但依然不外乎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以北宋时代而言，方腊之乱在性质上与此有若干相似之处。

到英宗时代，明朝开国刚八十年，通常来说正该是王朝的极盛期。此时出现末期症状，乍一看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然而，这正是重复之所以为重复之处。虽然王朝看起来被赋予了新生命，但作为根基的社会中沉淀着前朝以来的历史，到处潜伏着引起末期症状的病灶。因而政治稍有差错，毒素便会随时随地喷发出来。只是，王朝不一定会因此而灭亡，年轻的王朝有着不输给病毒的活力。

英宗的复辟　俘虏英宗的也先，乘势攻到北京附近，但因为景帝和于谦督励将士全力防御，且其间各地勤王之师聚集而来，也先终于未能得志而撤退。本来，也先的入寇是由贸易问题发端，如果发展成全面战争，进而使贸易全部停顿的话，扣留着英宗对也先也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也先屡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议和，但景帝却左右为难。如果达成和议，暂时被奉为上皇的英宗就要回来，如何处置，让人大伤脑筋。然而，大臣们讨论后认为大势已定，景帝已经即位，就算英宗回来，现状也不会动摇，决定接受也先的议和。因为对北京政府来说，与沙漠民族对立，时常要为国境上的小冲突费心劳神，不胜其烦。于是英宗在经历一年多的幽禁生活后被放回，景帝将其安置到别宫居住。然而，上皇与皇帝的兄弟关系，因皇太子问题产生了深刻的裂痕。景帝即位时，同意以英宗所立的皇太子为继承人，将来仍将帝位传给英宗一系，这样才得到孙太后的应允。但当上了皇帝后，却又想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收买大臣等，压制反对意见，废掉身为英宗之子的皇太子，改以自己之子为皇太子。此事招来朝野上下的诸多非难，而新太子却不幸不久病死。此时虽有过让前太子复位的议论，但一旦两皇关系恶化，景帝便再也不情愿传位给对方之子，朝臣也分裂为景帝派和上皇英宗派。即位八年后，景帝病重的传言四起，上皇一方的朝臣、宦官等人，武力占领宫中，迎英宗复辟。景帝移居别宫，就此病死。英宗立即将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而这是改朝换代时的做法。景帝死后没有被祭祀在太庙中，因而没有庙号，且一度被削去帝号，后来只有帝位得到承认，被谥为景帝。之前英宗的年号为正统，之后的年号为天顺，以年号称之会产生混乱，因而只有这一个天子通常以庙号称为英宗。

将英宗复辟与南宋高宗的态度放在一起考虑，会非常有趣。高宗嘴上说要将父亲徽宗和哥哥钦宗恭迎回来，但实际上并不想他们活着返回，因为这会立即影响到自己的地位。而明英宗时，或许是因为也先那里有聪明人，为了让明的朝廷混乱，故意将英宗放了回来。这种智慧，不对比前朝的历史是无法理解的。

明王朝虽然很早出现了末期症状，却没有因此立刻灭亡，这是因为对官僚的责任追究很严厉。英宗复辟之后，杀掉了拥立景帝并在敌人进攻时守卫北京、立下大功的于谦。然而，在查明这桩冤案乃是由大学士徐有贞和武将石亨的谗言所致之后，尽管这两人是英宗复辟时的功臣，还是先将徐有贞流放云南，随后又以企图谋反的嫌疑将石亨杀掉。另一个英宗复辟时的功臣是宦官曹吉祥，后来失宠时，企图发动政变逼迫英宗让位给皇太子，失败后被处以磔刑。类似事件在整个明代反复上演，不管是官僚还是宦官，得势时权倾朝野，却又在转瞬之间倒台并身首异处的情形很多。没有一个朝代像明代这样杀了如此多的官僚。宋代以不杀士大夫为原则，只有赃吏，也就是贪污的官吏不能免于死刑。但想来一般人民被置于严峻的法律之下，一旦有轻微的罪过就要受到严刑处罚，而官僚却能在犯罪犯错时受到宽大处理，也是很明显的不公平。明代在士大夫和庶民之间不设差别，同样以严刑对待，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是公平的政治。仅从不承认特权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说是民主的政治。近世的君主独裁制度，如果推演到极致，自然不得不如此，因为在天子面前万民必须是平等的。因而明代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名门，这一点与宋代很不一样。在宋代，虽然是很罕见的例子，但仁宗时的宰相韩琦之子韩忠彦在徽宗时当上了宰相，再往下到南宋，韩琦的曾孙韩侂胄当上了宁宗的宰相。这是因为宋代去唐代尚不远，中世的门阀制度自然还残留在社会的某些地方，其实韩氏的例子与天子独裁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门阀严格地限于天子之家，才是近世的特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代很明显的比宋代进步了。这种平等精神在更久远的古代并不稀奇，但到了中世反而成了罕见的现象，而它得以复活，说明社会有了相当的进步。

明全盛期的文化　据说英宗复辟之后反省了之前的失政，因而天顺时代的八年间（1457—1464年）在政治上得以平安无事。接下来宪宗的成化时代的二十三年中，虽然在宫中有宦官汪直的横暴和贵妃万氏的专恣等暗影，但最终没有导致严重结果。而且，随后而来的是被称为明朝一代名君的孝宗弘治的时代（1488—1505年），共十八年。这位天子一即位，立即驱逐权臣万安一党，改革种种弊政，颇有明察之称。孝宗的母亲纪氏是广西贺县的苗族女子，以其敏慧受到宪宗的宠爱并生下了孝宗。然而，据传宠妃万氏知道这件事后，嫉妒之下将纪氏毒杀。幸好因万贵妃的阴谋而惨遭废黜的原皇后吴氏，在宫中养育孝宗，使其得以平安长大。想来逆境中的成长影响了孝宗的人生观，使他必然对丑恶的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

明代皇帝很少迎娶功臣、贵族之女，不只纪氏，后妃大体上都是从生命力旺盛的中下层阶级中选择。看来这种做法对防止帝室贵族化很有效果，没有一个天子因为身体羸弱而生不出子嗣，因而天子之位大体上一直连续向下传到了孝宗之子武宗。这是历代王朝中不曾有的现象，只有北魏王朝与此有些近似，但北魏本来就是朴素的异民族王朝，而且反而以代代都与汉人通婚生子为惯例。

孝宗前后被称为明代最繁荣的时代。孝宗作为名君的声誉虽高，其前一代的宪宗和下一代的武宗却都近于昏庸，政治为宦官所乱，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妨碍明迎来极盛时期，是因为有经济的繁荣。在明代，政治中心虽然是北京，但经济、文化中心却是江南三角洲地带的要冲苏州。

苏州以繁荣著称并非始于明代，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国的国都，唐代又与杭州并称为江南地区代表性的繁华都市。然而，苏州胜过其他城市、独享文化都市之名，却是在元末张士诚据此建立吴国之后。明太祖灭掉张士诚时，扶植张氏政权的各种势力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富豪财产被没收并被迫移居南京后，苏州一时间在经济上陷于濒死状态。甚至和张士诚政权没有直接关系、住在苏州的知识分子，也受到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著名诗人高启（青丘）。他只因在庆祝新建府衙门落成的文章中写下“龙蟠虎踞”，便被处以腰斩之刑。龙是天子的象征，因而让龙蟠在苏州便是有谋反之志，其实这不过是极端厌恶不顺从的知识分子的太祖在找借口。到了其子永乐帝的时代，为了充实北京、削弱南方经济实力，再次命令苏州的富民移居北京。尽管屡次遭受政府打击，苏州仍不屈服，每次都恢复过来，确立了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的地位。就算能够对人加以打击，自然环境和江南整体的经济生产却是打击不了的。苏州面临太湖，位于通过大运河和河渠网络连接起来的大平原的中央，不仅是粮食的宝库，而且是丝织物生产和染色加工的一大中心。

文化总是被吸引到经济中心来。苏州及其附近，学风昌盛，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中，来自此地的应试者的成绩总是异常优秀，因而高官亦随之辈出。但我们并不能期待中国的文化经由他们之手得到提高，因为当官之后俗务繁多，无法继续像年轻时一样学习。在这一点上，明代的官僚不如宋代的士大夫。宋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中，有很多也是占据要职的活跃政治家。

反观明代的文化，则是由宦海失意、以市民的身份埋没于都市尘埃中的“市隐”所推动的。当然宋代也有隐者，然而其代表人物如苏舜钦、林和靖等，在当时拥有实力的人物之间，只能占有边缘地位。不过虽然他们从中心被挤了出来，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反抗。而在明代，隐者占据文化的中心，且与以北京朝廷为后盾的似是而非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展开了彻底的对抗。

当然隐士有时也会聚集成群，但他们本来都是个性很强的独立个人，因而并不组织结社。弃世在形式上也有不同阶段，不能一概而言。现在来看一看其中算得上代表人物的祝允明的情况。

祝允明以其号“枝山”广为人知，生于苏州，一开始追随世间潮流，有志于科举，但没能考上进士，止步于举人。曾在广东省担任知县，又成为南京应天府的通判，但因为对官吏生活感到厌倦，任期只过了一半便回到苏州，以后作为市隐度过一生。他通晓经史，擅文章，工书画，在所有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没有一味拘泥于信念主义。因其文名盖世，受人之托撰写家谱碑铭之类，可获得很多润笔费，但收入一到手便立刻花在玩乐上。他将这种文章称为应世之文，也就是与俗世往来应酬的文章，别人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写。他的处世哲学是不和傻瓜当真，在做这种事情时就算扭曲了自己的信念也不以为耻。在这一点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言行不一。但假如不是天子，要想过上注重情趣、磊落不羁的生活，就不得不如此。这种隐者在前朝没有先例，大概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新生活方式。

阳明学的形成　祝允明的生活方式，是文明已纯熟到极点的城市中所特有的，陶醉于兴趣却没有体系，有实践却没有理论，反权力却并不斗争。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儒教，而是异端。于是有了对能够成为普遍教育原理的哲学的要求，应此要求出现的，是比祝允明晚十年左右出世的王守仁（阳明）。他走上了正规的宦途，作为政治家和军人，都表现出杰出的才能。然而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他作为学者树立起的与朱子学相对抗的阳明学。以禅宗来说，朱子学类似于曹洞宗通过积累修行而开悟的渐悟，而阳明学则与临济宗集中精神突然开悟的顿悟有相通之处。朱子学以太极无极的理论为根基，通过读书理智地寻找成为圣人的途径。阳明则认为，通过这种像物理学一样的太极理论无法导出伦理学，宣称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伦理学，是作为人的主体的心的问题。人心本来是绝对的善，因而必须使其返回到作为本来姿态的绝对的善，这便是“心即理”的学说；为此，必须使在心的作用中最为重要的“良知”最大限度地活动，这便是“致良知”的学说；其中的“知”不仅是认识，还必须是能将自己的认识付诸行动的认识，这便是“知行合一”的学说。像这样，其学说是由一上来就必须怎样的命令式构成的。

王阳明的学问立刻风靡江浙一带，各地建起阳明学派的书院，作为讲学的道场。然而对苏州，阳明学却只是包围周边，而未能进入并占领中心地区。王阳明是靠近浙江海岸的余姚人，因而其学问也是土里土气的意志哲学。其实，这正是其优点，但却并不符合沉湎于兴趣的苏州城里人的性格，阳明学反而有为苏州文化同化的倾向。比起开山祖师王阳明那样有能力的政治家来，阳明学派的学者们作为个人乐道的隐者，色彩更浓。阳明的三传弟子李贽（卓吾）等，被称为“人妖”，受到世间的非难，其风格比起王阳明来，更接近祝允明。

历史的周期　祝允明和王阳明都是主要活跃在孝宗弘治年间的人物，当时明朝正处于鼎盛期，特别是江南享受着经济上好景气的黄金时代，还可以说是幸福的。经过随后的武宗正德年间，到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时，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世间人情不由得嘈杂起来，经济上也开始出现阴影。关于这般社会状况的变迁，明代人已经基于切身体验而看得很明白了。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中引用了名为《歙县风土论》的文章。歙县是安徽徽州的治所所在，位于接近浙江的偏僻的山地。因为土地的生产能力很低，人民大多外出营生，作为商人活跃于以苏州为首的各个地方，形成了徽州财阀而执经济界之牛耳。因而虽然地处山间，却是对中央的经济变动感受最为敏锐的地方。这篇文章的作者，将整个明代的盛衰比喻为一年四季，加以如下描写：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岂特宋太平、唐贞观、汉文景哉？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此处无暇对这段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讲解，不过想来各位读者可以大致理解其意思，这就足够了。举凡读书一事，有时可以花上一年半载对一字一句进行穿凿，而有时只要掌握大意就可以了。在读外语时不用词典而掌握大意，与查阅词典的方法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此文将开国至弘治的大约一百四十年比喻为春，而将以后至嘉靖初的不足二十年间比喻为夏，长度比例明显失调。然而没办法，这是当时人的实际感受。读了这段文章，如果能够看出嘉靖以后骤然出现异常并导致明的没落，就足够了。

武宗在位十六年，在三十一岁去世时没有子嗣，这在明王朝是没有先例的。在此情况下，其叔父兴献王之子即位，这便是世宗。翌年改元嘉靖，这一年号持续了四十五年。

世宗一即位便产生的政治问题，是祭祀其生父兴献王时该怎样称呼，也就是“大礼议”。按照中国的习惯，世宗虽是从旁支入继天子之家，但因为和武宗是同辈，所以不能成为武宗的后嗣。如此一来，需要成为其伯父孝宗的后嗣，大臣杨廷和等主张称孝宗为父，也就是“皇考”，而兴献王因为是孝宗之弟，当称为皇叔父。对此进士张聪(2)在上奏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生父称为叔父是搅乱人伦的做法，非常合世宗的意。然而，几乎所有的朝臣都支持大臣的意见，反对世宗将兴献王称为皇考献皇帝，杨慎等朝臣二百三十余人在宫廷中举行了静坐抗议活动。天子派宦官令其退散，结果他们擂门大哭，哭声传遍宫中。天子愈发生气，将其中的一百三十余人逮捕下狱，大臣以下六十八人免职。随后世宗发布诏书，宣布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孝宗的皇后、当时还健在的张氏为皇伯母，一切都按照天子的意愿得到解决。这明显是宋代濮议的翻版，官僚们不讲人情的专断逻辑也并不比宋代逊色。所有的意识形态争论，在当事者来说都是极为认真的，然而若是稍微站远一些，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很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像明代的“大礼议”，虽然大臣和官僚的意见都遭到无视，但这既没有影响到国家存亡，也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南倭北虏之患　世宗的嘉靖年间，是苦于南倭北虏的时代。然而这也可以说是墨守祖法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的结果。

明代前半期经济的好景气，大概是因为通过海外贸易，大量白银流入国内。而作为白银的供给地遽然显露头角的，则是日本。因为足利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日本获得了朝贡贸易的权利。但这种贸易只给极为有限的特权阶级带来好处，与地方上的豪族和商人的希求完全无关。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除了极少数被允许与日本接触的特权商人，都被严禁分享贸易之利。于是，两国人民之间开始出现走私贸易便是极为自然的趋势了。

最初作为走私贸易的中转地而出现的，是浙江宁波附近的海岛双屿。其起源不甚明了，恐怕是从明初开始就一直有或多或少的贸易活动，也应当间接促进了江南，特别是苏州的繁荣。然而一直以来都被放任的走私贸易，到了嘉靖年间，突然遭到禁止。这好像亦是因为有报告说葡萄牙人从南洋北上，参与了双屿的走私贸易，从而刺激了明朝官员的神经。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日本则是天文十一年，宁波知府对双屿岛的贸易实施了最初的取缔。第二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日本并传来火枪，这应当是日本商人从双屿带来的。明朝政府虽然最初没有对双屿的贸易根据地本身进行武力镇压，但眼见交给地方官处理收效甚微，中央政府专门派遣都御史朱纨，开始逐个拘捕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人。

对此进行反抗、掀起暴动的便是“倭寇”，但其实从事叛乱的主要是中国人，日本人只是援助而已。骚乱逐渐蔓延开后，对两国人民都是困扰。因而中国方面的贸易代表王直居间调停，让明政府追究朱纨专杀之罪而将其免职，又让日本和明朝的民间方面迫使暴动的肇事者自首，并交给明政府。然而，因为政府和民间的不信任，调停中途风云突变，明政府认定王直才是走私贸易的罪魁，并决意将其逮捕，骚乱愈发扩大了。

不过因为战争状态持续，贸易被完全阻绝，从事走私贸易的人南下来到福建厦门海面上的浯屿，随后又南下来到南澳屿，在那里设立新的根据地并开始贸易。然而，这新的走私交易场所也没能逃过明政府的严密监视，不久政府的监察船队蜂拥来到南澳屿，和平无事的交易场所转瞬之间化作血流遍地的战场。

从事走私贸易的一方开始反击，福建沿岸一带都遭到了“倭寇”的侵略。

战线扩大后，中国方面也感到难以应付。只靠本地常备军有所不足，只得从其他地方请求“客军”的支援，可是客军纪律紊乱，据称所酿成的灾祸更甚于倭寇。由此引发了对于倭寇产生原因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外乎是锁国主义。

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去世，其子穆宗即位后改元隆庆，明政府趁此机会做出极为英明的决定，开放包括厦门在内的漳州港口，允许中国人从此处前往海外，并在从事贸易后返回。由此，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开始出现在菲律宾等处，日本人和西洋人得以在这些地方与之自由贸易。

在此前后，明朝的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不仅欧洲人，日本人也被允许自由出入此地。日本将此地称为天川，进入桃山时代(3)后，“御朱印船”(4)眺望着右侧的中国海岸却不靠近，到达澳门后才能满载外国商品而返。

在中国人能够从漳州出海，而外国人可以自由到澳门停留后，明朝的锁国主义实质上已经全面崩溃了，只是残留着非常拘束的场所上的限制。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发现问题，而像这样让祖法名存实亡呢？这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完全脱离人民。国初因为方国珍的残党在海上抵抗明朝的统治，或许还有必要暂时约束人民，断绝与海外的联系。然而，这种暂时的政策却被一直保留下来，并成为被强制遵守的祖法，一直没有意义地被执行着。人民只是想得到外国的白银，并无他意，却以“通番”，也就是与外国贸易的罪名被处以极刑。这其中也包括富有的上层阶级，因而地方上的大人物屡屡向上面提意见，但即便这样也没能让中央做出改变。尽管如此，南方的问题还是勉强得到解决，而始终带来恶劣影响、到最后要了明王朝的命的，则是与北方民族的关系问题。

先前俘虏英宗、威势大盛的也先，在内乱中被杀，其后西方的瓦剌衰落，东方的鞑靼代之而强盛。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达延汗，崛起于孝宗、武宗时代，其孙俺答汗在世宗嘉靖年间与南方的倭寇同时，侵扰着北方边境。他先征服青海并将其蒙古化，为了统一国内舆论，又与西藏的达赖喇嘛联手，将喇嘛教普及到内外蒙古一带，使其获得国教的地位。为了在蒙古地区巩固势力，将北方民族组织起来，又将对中国妥协作为上策，甘愿接受明政府的册封，在接受顺义王封号的同时被授予贸易特权（1571年）。然而，他利用喇嘛教和平地同化国民的政策，虽然暂时巩固了地盘，从长期来看，却招致了将蒙古民族的活力消耗在宗教中的结果，好不容易确立起的蒙古人的优势和让中国吃尽苦头的业绩，不久都被东邻的满洲族夺取了。

万历的政治　穆宗隆庆帝六年的短暂统治结束后，幼子神宗万历帝继承皇位。万历帝在位四十七年，比祖父嘉靖帝还要多两年。当时顺义王俺答汗已降，东南倭寇已息，表面看来是国家全盛的时期，但这只是外表，里面不知从何时起已被病毒侵蚀，逐渐成为空洞。即便如此，万历之初，因为有被称为明代王安石的张居正辅佐十岁即位的幼主，担当起政治的要冲，也还算好。为了使租税负担公平，张居正实施土地清丈，结果招致富民的怨恨，死后受到处罚并被剥夺生前的封爵，家产也被没收，亲族都被发配到远方。此后，朝廷的政策没有一定的方针，只是如同随风披靡的芦苇一样，动摇不断。

没有了张居正的监视，宦官立刻在宫中得势，后宫的费用开始膨胀。为了负担这些开销和确保财源，神宗将宦官派遣到地方上，越过地方官，声称是奉了天子的敕命开发矿山、征收商税，这便是“矿使”“税使”。矿税之害据称遍及天下，各地发生暴动，反抗宦官的胡作非为，温顺的苏州人也屡屡掀起暴动。但这绝不是以革命为目标的暴动，而是要求天子政治家反省。然而当局理解不了这种要求，明王朝逐渐为人民所抛弃。前文介绍的《歙县风土论》如此描述这般世态变迁：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迄今三十余年，则夐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隐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

最后一段写的是隆庆之后三十余年，因而是针对万历三十余年的状态，对严重萧条、无可救药的现实发出的悲痛呼喊。

在此前后，发生了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大事件，但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注意到此事的重要性。这便是满洲腹地的女真族酋长努尔哈赤崛起，并日渐强盛。

努尔哈赤的活动最初开始引人注目，是在俺答汗和张居正相继去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于图伦城打败了仇敌尼堪外兰，但此时他的势力还十分微弱，只有兵百人、甲三十副。逐渐趋于隆盛，乃是和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有关。

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突然起兵入侵朝鲜，但这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呢？背后似乎有着堺(5)的商人的煽动。堺商人曾进口枪支火药提供给丰臣方面，但国内和平后，他们的生意随之关门大吉，似乎是为了让战争继续，他们煽起了秀吉的妄想。

以后的七年间，日本在朝鲜和远道前来的援朝明军作战，而在因明军的通过而受惠于军需经济的满洲，努尔哈赤一步步扩张着势力。面对满洲的崛起，朝廷所依赖的，则是土豪李成梁的私人军事势力。李成梁祖上是朝鲜移民，直到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十岁去世稍前为止，他一面享受着朝廷的官爵，一面扶植自己的势力，子弟也被擢升为高官。与日军作战的李如松、李如柏是他的长子和次子。然而，他到了晚年多有恃功专恣之举，谎报胜利、贪图赏赐，而其间满洲的势力则逐渐增大。他去世的第二年，努尔哈赤终于在兴京（今新宾县）即帝位，兴京位于辽河支流浑河的上游，国号为金（后金），建元天命（1616年）。对此，明政府派出四路远征军前往讨伐，但主力在临近浑河的萨尔浒山全军覆灭（1619年），努尔哈赤由此确立起了在满洲的霸权。当时李如柏也率领一路部队出击，但在接到主力溃灭之报后狼狈逃归，受到御史的弹劾后因畏惧而自杀。

不过努尔哈赤的出现远在万里长城以北，明朝君臣并没有将其当作重大事态，他们的心思都集中在关系到儒教意识形态的宫廷琐事上了。最能体现当时官僚态度的事，是爆发于万历末至天启初的“三案”。

围绕三案的党争　神宗晚年几乎不上朝，政务都在宫中与宦官裁决。长子出生后立为皇太子，但之后又专宠郑贵妃和其所生的福王，传言说神宗有意废立太子。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乡下男子举着棍棒闯入太子宫中，被捕后只是当作疯子，以不敬之罪而处以磔刑。但朝臣中不断有人主张这是郑贵妃暗杀太子的阴谋，应该彻底追查。此事称为梃击案（1615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然而光宗在服用了朝臣李可灼所进献的红丸后，病情迅速恶化，于九月病死。光宗的长子继承皇位，即是熹宗。即位次年改元天启，但如此一来光宗朝的年号便没有了，因而，又向前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改元为泰昌元年，但实际上光宗在位只有一个月。对于光宗的突然死亡，朝廷只是以李可灼用药过错进行处置，但朝臣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也是后宫的阴谋，要求追查。此事称为红丸案。

此前光宗失去正妃后，宠爱宫人李氏，即位后欲将其立为皇后，但没能实现。由于李氏依照光宗的旨意，代替熹宗的生母养育熹宗，大臣们担心她在宫中得势，要求将李氏移到别宫。李氏一党的宦官魏忠贤等，认为这是忘恩之举，发起反击。这场争论称为移宫案。

三案的推移，首先由于宦官魏忠贤的强硬手段而暂告一段落。魏忠贤先是通过熹宗的乳母客氏获得熹宗的信任，随后又在朝臣中找到支持者，内外相应指责反对者为朋党。与魏忠贤合作的朝臣被称为“阉党”，“阉”即宦官的意思。攻击宦官与阉党最力的则是东林派政客，“东林”原本是书院的名字，由宋代杨时创建。明代万历年间，顾宪成等学者被朝廷罢黜后聚集到此处，重建书院作为讲学场所，并品评朝政是非，逐渐达到了左右天下舆论的地步，因而大臣中也有人对他们加以荐举，以作为自己的支持势力。另一方面，魏忠贤成为可以说是特高警察(6)的东厂的提督，并利用职权对反对党派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逐个逮捕下狱，屈打成招，很多人惨死狱中。

如此一来，已经没有政治可言，只剩下依靠恐怖手段的统治。东林派的政治家被一个不留地逮捕，或杀或流放。不知何时爬到了天子代理人位置上的魏忠贤，令人公布了名为《三朝要典》的官板书，其中将指责梃击、揭发红丸以及支持移宫的，都宣布为企图阴谋夺取政权的邪党。借此统一了舆论的魏忠贤自诩有回天之功，命令地方官建造生祠、歌功颂德，将还活着的自己作为神来供奉。然而，这种蛮行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天子熹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其弟庄烈帝一即位，形势便在一夜之间逆转。

明代已不同于过去的唐代，宦官魏忠贤再怎么弄权，都必须有天子支持，宦官中也有很多人服从天子的命令，对魏忠贤却并不心服，况且在朝廷中阉党的反对派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新天子即位，万事就取决于天子的态度。而新天子庄烈帝当时十八岁，正值年少有为，也不可能没听说过兄长的失政。看透形势的朝臣，开始陆续揭发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恣，由于新天子的英明决断，魏忠贤被处以流放之刑。他自觉到没有被宽恕的可能，心灰意冷之下自杀了。结果朝廷将其尸体运回，与客氏的尸体一同处以磔刑。

后金国的兴起　内部问题由此得到解决，但更严峻的问题出现在北方国境线的内外侧。在外侧，满洲后金国的势力日益壮大，自不待言；在内侧，明军中出现了极为异常的状况。

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胜后，将满洲的敌对势力一扫而空，并顺着渤海湾海岸南下，全力攻击宁远城。宁远是护卫万里长城东侧起点山海关的前线基地。在这场保卫战中，明军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由巡抚袁崇焕率领的炮兵部队，其大炮称为红衣炮，乃由西洋人汤若望（Adam Schall）设计。后金太祖不知这大炮的威力，逼近攻打宁远，结果被炮弹打中，负伤而归，据说后来就是因为此时所受的伤而去世。就算是百战百胜的英雄，也敌不过这近代兵器，真是失策。

太祖死后，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内部纠纷，结果太祖的第八子太宗皇太极即位。皇太极得以即位，其母出于满洲名门这一点应当是理由之一吧。太祖本人在满洲民族中的门第其实很低，太宗之母是他从败给自己的敌手名门叶赫部迎娶的妻子。太宗即位时，满洲族中还残留着封建制度，天子的地位并非至尊无比。之前太祖曾创立有名的八旗制度，将全体人民分为八部，从各旗中征发一定数量的壮丁编成军队。太祖一家是领有这些旗的封建君主“贝勒”，太祖自己领有两旗，又在其他六旗的领有者之上行使统治权，仅此而已。所以太宗的所谓即位，是在自己固有的一旗之外又获得太祖的两旗，成为三旗的领有者，并得到了八旗总指挥的地位，而其他五旗依然有其领有者。

太宗即位之初，后金的前途未必让人乐观。首当其冲的弱点是武器落后和物资不足。满洲族的战术是骑兵马上射箭，这在野战时很有效，但在攻城时却不怎么有效。然而，由于明政府的内讧，看家宝贝红衣炮落到了后金手里。明军前线的督师袁崇焕文臣出身，虽然有死守宁远之功，但也屡屡因失败而饱受责难。年少的庄烈帝听信宦官的谗言，怀疑袁崇焕有意谋叛，尽管证据并不充分，还是将其处以磔刑。庄烈帝在诛戮宦官魏忠贤一党时展现了果断的一面，但其后眼见国势日颓，他变得焦躁莫名，屡屡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大臣，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袁崇焕部下的炮兵队长脱逃后，将众多大炮献给了后金。在武器方面达到同一水准后，后金瞬间压倒明军，取得优势。

后金太宗在即位后的第十年将国号改为清，其后为了多少缓解资源匮乏，率军南下，将朝鲜变为属国。朝鲜之前已经向后金投降，但太宗改称大清皇帝后要求朝贡，朝鲜国王仁祖回答说因为已有明朝皇帝，再将别人称为皇帝的要求难以接受，结果触怒太宗。仁祖被困在南汉城中五十天，终于力尽乞降，成为清的属国，又在三田渡树立歌颂清朝宽大处置的谢恩碑，并发誓效忠。这件事必定对缓解草创期的清朝的财政困难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政府全力抵御清的入侵，在北京以北的东起山海关、西至大同的长城一线严密防备。攻防战拖久了之后，双方均感疲惫。最终，明的防卫破绽不是起于面对清朝的前线，而是起于接近长城西端的陕西内部的兵变。

明亡于内乱　陕西在古代是国都所在，并且是有名的生产力最高的丰饶土地，但随着时代推移，气候逐渐干燥，最终成为旱灾频繁的贫瘠之地。然而它作为军事要冲的地位没有改变，明朝的九个边防重镇中有三个设在陕西。不过，明朝的北方防卫有偏重东部而忽视西部的倾向。因为西部交通不便，运送军需品比较困难，所以将银两作为军饷发给，就地采办军需。但银两容易进入官员私囊，而且因为土地贫瘠，当地难以获得粮食。终于接连出现了军队因饥饿而发起暴动的事态，但政府没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叛乱规模日益扩大。甚至，前去讨伐叛军的官军也因受不了给养的恶劣而发起叛乱。

在这些叛军中，势力最大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最初张献忠在延安发起叛乱，李自成与之会合，以后两人时聚时离，成为“流贼”，辗转四川、河南、山西、安徽诸地，从事劫掠。明政府有时也以必胜的决心派遣大军前去讨伐，但不管胜利多少次，叛军都毫不减少，这正是一种末期症状。李自成和张献忠虽然屡屡败退并险些成为俘虏，但即便他们被捉住杀掉，叛乱也应该不会因此平定。作为王朝末期症状的叛乱，并非一两个人的图谋，而是作为社会的必然结果，由饥民、饥军发起。

对于这种重大局面，若要问明政府采取了什么对策，实际上几乎什么对策也没有。而这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被祖法所束缚，无法对形势的变化作出回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清朝的力量还很微弱，虽然在太宗时平定了内蒙古的鞑靼部落，但相对力量仍然不及宋时的辽。清朝也自觉到这一点，多次向明朝提出建立平等、和平的贸易关系，甚至提出如果明朝坚持皇帝制度，那么清朝方面可以不称皇帝，使用汗的称号也行。然而，明朝君臣都认为与夷狄对等地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从始至终都要求建立朝贡关系。在这一点上，明朝完全缺乏宋将辽称为大辽国并与之缔结平等条约的灵活性。自开国以来，到鞑靼的俺答汗为止，这种顽固的强硬政策勉强维持住了，然而在代之而起的清朝这里却不管用。在长期战争导致的疲敝情况下，先是国内的弱点暴露出来并引发内乱，随后终于落到自取灭亡的地步。

庄烈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回到陕西称大顺王，改元永昌，并设百官。此时已是他发起叛乱的第十五年，此前他一直劫掠各地，这次却回到久别的叛乱起点并僭称王号，必定是有什么新的打算。随后他率军横穿山西，钻过官军的空隙，向着北京进军，一路上没什么能阻挡他的步伐。

李自成的军队进逼到北京近旁时，明政府才命令国境上的精锐部队驰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徒有其表的北京守卫部队弃械溃散，在城门发生一两次小冲突后，天子亲信的宦官打开城门向敌人投降。天子召集百官，但没有一个人进宫，于是崇祯来到皇城内的景山山顶，手刃皇后和公主之后自杀(7)。死前在衣襟上写下遗书：“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宦官只有一人殉死。明王朝在持续二百七十六年后，于此灭亡（1644年）。

庄烈帝是具备明君素质的天子。即位当天的傍晚，他一个人坐在殿前冥想，突然怪异地感到情欲的萌动。猛然一看，只见附近的香炉里升起奇异的香烟，他急忙叫来宦官把香炉拿走。清代写成的《明史》中称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崇祯实录》中记载：“太监曹化淳进江南歌姬数人，甚得嬖。”

最初锐意政事的庄烈帝，终于败给有着数百年传统的宫中氛围和宦官之流的狡猾诱惑。宦官曹化淳正是打开北京城门、最先向李自成投降的头号叛徒。更进一步说，庄烈帝之所以信任这样的宦官，背后原因乃是朝廷大臣都是墙头草，谁也不愿意负责任。明朝的灭亡，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因为政治腐败堕落到了极点，王朝天命已尽。而这也是一味依靠权力的高压政治的必然归结。

(1)　《太平记》是以1318—1368年间日本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天皇御谋叛”是其中关于后醍醐天皇意图推翻镰仓幕府而失败的故事。

(2)　史书中一般将其姓名记载为“张璁”。

(3)　指日本历史上16世纪下半叶中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的约二十年间。

(4)　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携带官方许可从事海外贸易的日本船只。

(5)　即现在的大阪府堺市，在当时是由商人统治的贸易港口。

(6)　即特别高等警察，战前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

(7)　皇后自缢，崇祯手刃贵妃、公主。

五、清

清朝的统一　当时明清对峙的主战场，在长城东首的山海关，明方由主将吴三桂率精锐防御。与之相对，清朝恰好是太宗在位十六年而死、其子世祖顺治帝六岁冲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的第二年。睿亲王继承父兄遗志，发起举国大军，启程征讨明国。但对于世祖的继位，内部颇有异议，此际为统一国论，只有进一步对明展开积极攻略。

吴三桂相继接到入援京师之令与北京陷落的噩耗。进退两难的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收复北京，扫平叛军，遂向清朝讲明事态，请求援助。此时睿亲王对形势的判断精准高妙，随即率大军入关，受吴三桂之迎。但这姿态并非对等的同盟，而是接受吴的投降。对此，吴三桂毫无异议的余地。清军以吴三桂为先导，向北京进发。

另一方面，北京的李自成进入明朝宫殿，登上王座，自号大顺皇帝。召集明廷百官时，除了少数毕竟知耻而自尽者，几乎全部官僚都唯唯诺诺，接受新的任命。李自成的部下有不少是专事打仗掠夺、流浪以活命的暴乱之徒，因此北京市民所受的灾害是难以言尽的。

这时传来的情报是清军与吴三桂共指北京，南下而来。李自成总是在野战中打败明军，于是亲率精锐迎击。但这次的对手与之前的明军完全不同，李自成军为清军骑兵包围，被打得一败涂地。仓皇返京后，将钱财席卷一空，继续西逃。这正是十五年的掠夺生涯教给他的智慧。李自成到这一步，毕竟与庄烈帝态度不同。据说近臣建议迁都南京时崇祯也毅然说：“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不为所动。

睿亲王拥清世祖入北京，奠都于此，一方面劝诱明朝中央、地方的官僚归顺，一方面遣军追击李自成，最终经陕西至湖北将其杀死。同伙张献忠此前与李自成分头行动，在四川东部频行虐杀。他也受到清兵追击，终被捕杀。随着各地流贼概被讨平，华北轻而易举成了清朝的领土。

之前北京庄烈帝自杀之报一经传播全国，神宗之孙福王在留都南京受众人推举而即皇帝位，翌年改元弘光。但该政权未保住一年。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里，到这种时候仍然不忘一直以来的党争，置外敌于不顾，竟把全部精力浪费在各派的内部斗争上。其后清军率众多降伏的汉人军队蜂拥而至，南京政府顷刻崩溃，福王亦被捕杀（1645年）。随后福州的太祖九世孙唐王称帝，翌年改元隆武，但该政权亦只维持了一年余两月。接下来代起的是福王的堂弟桂王，于粤北自立，翌年改元永历。但被清军追至广西，又奔走云南，最后逃入缅甸，而清军仍穷追不舍。清军主将就是之前在山海关降清的吴三桂，他最终俘虏桂王而返，以此功被封平西王，镇守云南。明朝边将、早已降清的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以及福建靖南王耿继茂与吴三桂并称三藩。

此外，明太祖十世孙鲁王闻说南京陷落，于浙江图谋恢复，但被清军攻破，逃亡海上，被郑成功拥立，并逐出荷兰人，据守台湾（1661年）。郑成功是中国沿海人民组织的海船队领导者。本来，以海洋为领土、以船队为国家的海上势力在西洋史上屡屡出现，但在中国却很少见。此前唯一的例子，是东晋末期的孙恩于海上扩张势力，发起叛乱后被将军刘裕平定。当时的海上势力，想是促使日本所谓的五王(1)向南朝入贡的原因之一，那以后，明代的倭寇重兴于海上。郑成功的势力极为强盛，清朝海军无法与之匹敌。于是强令沿海居民迁徙内地，采取比明代更为严厉的锁国政策，严禁中国人民与海外的一切交通。台湾郑氏政权北与日本、南与南洋诸国联络，计划大举反攻大陆，但以失败告终，仅以割据政权孤立存在。尽管如此，郑氏从郑成功到其子郑经、其孙郑克塽，延续三代二十三年，与清朝对抗，雄视海上，也是稀有的事。

明的末路与宋极为相似。但宋朝二帝逃亡海上，仅四年即于崖山之战败亡，而明朝称帝者有三人，最后遁入缅甸而灭亡，此外鲁王未称帝，以代理皇帝的监国之名据守台湾，保住最长的命脉。两相比较，可见明朝抵抗力更强，但如果因此下结论认为明代中国人的攘夷敌忾之心比宋人更旺盛，又未必合适。毋宁说是因为宋代以后至明末的近四百年间，华南的经济开发有显著进展。在宋代，台湾尚是没有开发的荒蛮岛屿，且经广西过云南、逃入缅甸，如此交通的可能性也几乎未被考虑过。

康熙帝的武功　清朝征服汉地，是以绵密的计算，一面考虑自身实力，一面慎重推进的。清初的兵力，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每旗以七千五百人为标准，二十四旗即约十八万人。如此考虑，人口大率在百万。要征服超过一亿人的汉地，还是相当艰巨的事业。

汉军八旗虽为汉人归降者，但全被强制要求遵从满洲国俗，剃去四周头发，只留中央一块，以之结辫。因此清朝一进入北京，就对归顺的官吏、军队与人民同样发出剃发令。汉人对此强烈反对，各地反抗之火愈演愈烈，清朝惊讶之下只得中止。想来，清朝认为无法在被征服的汉地强制推行征服者的辫发风习，也就无法要求人民绝对忠诚吧。征服南京的福王政权后，又以十分强硬的决心再度在全国发起剃发令，对违反者处以和谋反罪一样的刑法，“留发不留头”。各地发起暴动与反抗，但清朝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只有僧侣与道士可幸免，允许保存之前的样子，因此各地违心作僧人打扮者可谓引人注目。

征服汉地以后，允许南方三藩存在，也是现实政策的结果。但在远方保留半独立的三藩，任其成为不平者与野心家的收容所，必然不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军中多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旧部下，清朝每年要以庞大的军费来蓄养这些不良军人。

世祖顺治帝与年龄不相称地喜爱儒学、擅长书法，据称亦通禅机，在位十八年而死，享年二十四岁。其子圣祖康熙嗣位，之后诸帝皆修习汉族学术，都是出色的文化人，没有出现一位愚昧的君主。这一点，不但与元朝君主轻视汉文化大不相同，与历代汉族王朝相比也可以说毫不逊色。

康熙八岁即位，在位六十一年，在中国史上留下前所未有的长期统治记录。可以说，清朝的中国统治就是在这期间确立了稳定的态势。

康熙首先做的是撤三藩。因为令这样的特殊分子残存，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统一。这样的情况下，经常会提起前汉晁错的理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云南的吴三桂听闻朝廷已先撤广东的尚可喜并令其北移，打破三藩一角，便与福建耿精忠计划，联名上疏，奏请与广东一样废藩，实际上是打算以此威吓朝廷。然而，康熙仿佛正等着这一切，允其所请，派出处理撤藩事务的官吏，指定三王迁到山海关以北。不料吴三桂举兵反叛，名义是复兴明朝。但这名义是极为拙劣的，因为捕杀明朝最后的皇帝桂王的正是吴三桂，且他自己已遵从清朝风俗，剃发梳辫。顺逆之理一开始就显而易见。

吴三桂进军湖南，但未能与其他二藩共同作战，福建与广东被各个击破，湖南的战线亦定在岳州。康熙鼓励新降的汉人部队绿营兵，谓此番叛乱是汉人叛乱，也期待汉人军队奋起镇压。战线一旦固定，物资丰富的政府军就渐渐占据优势。终于觉悟到战败的吴三桂不知如何想的，突然宣布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周，改元昭武（1678年）。或许是自觉将败，想死得荣耀些吧。三个月后即病死，其孙吴世璠嗣位，改元洪化。昭武年号虽短暂，刻有“昭武通宝”的铜钱却有相当数量传到日本，大概是为了发给军饷而大量铸造的。

吴世璠时，大周国疆域愈来愈小，湖南难以守住，逃归云南，清军追迫于后，最终包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遂平定。

与三藩呼应的台湾郑氏政权，亦袭击沿海一带，但当时郑成功之子郑经已死，内讧之后，郑克塽即位，幼弱而无法统帅诸将。清朝乘平定云南之势，攻破郑氏海军，进攻台湾，降服郑克塽（1683年）。康熙因而开海禁，允许诸国至中国海港贸易。

而后，康熙着手经营长城外的北方民族。内蒙古虽早在太宗时归顺，但外蒙古的喀尔喀部持续与西邻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相争。准噶尔部是瓦剌的一部，明末统一瓦剌部而强盛，征服西藏，与喇嘛结盟，又征服天山南路伊斯兰化的都市。当时，准噶尔部出现了自称明代瓦剌部首领也先子孙的噶尔丹，东向侵入外蒙古，又迫近内蒙古。外蒙古的喀尔喀部逃向清朝，请求援助，康熙纳其归降，率大军亲征内蒙古，于热河附近的乌兰布通大破准噶尔军。此时清朝一方使用的大炮之威力决定了胜败（1690年）。六年之后，康熙又发兵外蒙古，予噶尔丹以致命一击。

中国天子亲征外蒙古，是明永乐帝以来首次。但永乐帝当时并未使外蒙古臣服，而康熙因外蒙古受准噶尔部侵略而发起保护，得令准噶尔部发誓完全服从。这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之后两百余年，外蒙古也完全是清朝的领土。

元与清　清朝统治中国，在世祖期间大致定下规模，康熙长期在位，形成了统治组织。清朝从北方民族之间兴起而征服汉地，这点看来，正是元朝的重复，但其政治远比元朝卓越。

首先，元对自身强大的武力过分自信，将汉族土地、人民看作自己取得之财产的倾向很强。然而，清朝一开始就打着救汉地人民于疾苦的大义名分进入中国。南京的福王政权，曾对盘踞北京的清朝提出退出山海关、修邻国之好的提议。对此，睿亲王代表清朝表达了如下立场：清朝原是明的同盟，然明政治紊乱，又遭流贼之乱，遂至失社稷，陷人民于涂炭之苦；故清不忍见，讨伐流贼，救人民于祸乱之中；因其功德，受百姓推戴，君临中国，故为天命；今南京明遗臣等虽主张明代后继者之权利，但汝等早知崇祯皇帝苦于流贼侵寇，未尝送一矢之援。(2)

这是对南京政权的严厉诘问。同时也是宣言，称只有清朝才是受天命、被赋予安抚万民之任务的王朝。既然是宣言，就应当忠实遵守。从立国精神来看，清朝也与元朝不同。

当然，宣言也必须打些折扣来听信。清朝征服江南之际，曾在各地进行大屠杀，罪证难掩。但比这更严重的事，李自成、张献忠都做过。或许，当时的绝大多数汉族人民不管是明是清，只希望早日收拾混乱、恢复和平吧。

元王朝的中国统治，是为了蒙古民族。中央、地方官衙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掌握政治上的所有决定权，汉人官吏只是辅助官僚。与之相对，清朝采取的是满人与汉人合作的政治形式。在中央，上自内阁大学士，高等官僚满汉人数皆同，采用形影相随一般的二重体制。比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三人；其下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吏户礼兵刑工之六部，尚书、左侍郎、右侍郎也都是满汉各一人；其下郎中、员外郎、主事亦皆用满汉相同人数。公务用语是满语，汉语为辅，因此为了翻译，各衙门都置笔帖式若干人，都任以旗人，称作“旗缺”。所有衙门的实际事务都由汉人胥吏运营，故而所置总负责人的首领官是“汉缺”，即为仅任用汉人的职位。

地方政治方面，清朝采取全由汉人自治的方针，很多位置上都任用汉人，但为监视起见，亦有设满人之举。不过，只有首长位置用满人，乃是为了保持满人的品位。

地方防卫由汉人组织的绿营兵担任，受省的总督、巡抚、提督统辖。总督、巡抚，毋宁说是民政长官，与汉人并列，也任用满人。地方的军事要冲命八旗兵驻防，而其指挥官将军是“旗缺”，即专用旗人的职位。

清朝的政治组织极为巧妙，说是满汉协力合作，听起来的确不错，但实际上是出于满汉相互牵制、监视，不得企图恶事的考虑。不过，没有坏事的同时，也很难有好事。中国向来对政治家，比起要求行善，还是要求莫行恶更强烈一些。

不论中央政府内大官人数如何满汉相同，只有天子是满人一人，绝不能再添一位汉人。因此，仰赖天子裁决的文书悉为满文，汉文文书或翻译成满文，或翻译要旨，再呈给天子。天子下达的命令、诏敕，也是满文原文附上汉文翻译，两种文体共同颁布。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内阁，故而清初的内阁与其说是草拟政策，不如说是忙于翻译事务。而且因翻译颇费时间，不论决定还是实施，即使不延迟，机密在途中泄露的弊端也很显著。这虽说是异民族王朝宿命的课题，但也不是这样原封不动就能解决的问题。康熙之后的雍正帝才得以解决。

清朝鼎盛时期的开始　康熙长于武术，亦精通中国古典，擅诗书。在位六十一年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退却准部，臣服蒙古，巩固了清朝统治的基础。故而在中国历代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名君，不过一方面也是因为时代眷顾。平定台湾之后，开放海禁，允许海外贸易，荷兰、英国等渡海而来，时至宁波贸易。明代一直以旧教国葡萄牙为主的贸易对象，到清代加入了更活跃的新教国家，需求中国的物产茶、绢、陶器等物产，于是大量白银流入。由此，中国的经济界受惠于异常的好景气，在此刺激下，生产益发扩大。这也必然造成国库收入的增加。历来，中国几度欲采用预算主义，但每一次都失败。虽然试图一次得出岁入岁出的预算、再根据预算确定课税方针，结果不知何时固定下来，反倒是养成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岁入，根据岁入增减岁出的传统。因此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岁入也持续增长。这样的时候若发动战争，取胜是当然的事，康熙外征的武功，实则不足称伟。

而战争一旦结束，财政就会产生剩余，金钱谷物积蓄于国库，无处流通。且现金大量闲置也会影响景气，有产生不景气的危险。原本是为了追求景气而采取的政策，最终却产生了必须消费积蓄的结果。在宋代，也一度有这样的时期，但稀里糊涂开始构筑宫殿，之后的维持费用成为沉重负担。而清代的财政家想到的办法是天子游览旅行，地点莫过于风光明媚、气候温暖的江南。于是，天子南巡开始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天子东巡，以祭祀泰山、祭拜曲阜孔庙为名目。但下泰山后，并未到附近的曲阜，而是向南而去，名目是视察河工。当时黄河自河南开封向东南与淮水汇合，向东流去，但因河道狭窄，屡屡泛滥成灾，又浸漫运河，所以投入了巨额费用以图治水。康熙视察了治河现场，又发足渡江，经苏州至南京，由此而返，再至泰山脚下的曲阜祭拜孔庙。宣称东巡，却突然南巡，有点像逃课而归的坏学生模样。本来江南的风物就是北京一带不得见的优雅，故而天子之心难忘此乐。虽说江南乃财赋之地，而人情不及北方淳朴等，而那以后，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前后还是举行了六次南巡。因为是天子之旅，规模颇为壮大，但费用悉由政府支出，天子自己则称，对人民皆予赏赐，不使有一钱之搅扰。

此外，康熙为支出国库的盈余而进行的事业，还有恩惠后世的图书编纂。通常所谓康熙时代的钦定图书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等等，在众多种类中只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是名副其实的压卷之作。如此盛大的文化事业在元朝当然没有，就是在汉人王朝中，非要找的话，也只有宋初能见到若干类似的事。为了此等事业，全国的文化人被召集至北京，北京亦成为有力的文化中心。要提一句，当时苏州、杭州等江南区域仍然是文化渊薮，这一点没有变。

康熙的南巡及图书编纂事业，由其孙乾隆更为盛大地继承。在一个王朝的短时间内，历史的重复也屡屡进行。故而后世言及清朝盛世，总称康乾，其实还存在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统治较短却意义重大的雍正时代。

雍正帝的内治　康熙帝子嗣繁盛，有三十五个儿子，但到了晚年，皇帝身心已见老衰，产生了皇子与朝臣结党争势的弊害。康熙于六十九岁去世后，由四子雍正嗣位是幸运的。其时雍正四十五岁，有长居储位所得的经验，又有天性明察的资质，计划收紧康熙末年流于放纵的政治，肃清纲纪。

雍正见明代以来内阁制度之不便，别设军机处为最高机关，取而代之。清初，内阁因天子及亲信为满人，故第一公用语为满语，与汉地相关的汉文文书亦必须逐一译作满语。事实上，清朝自顺治帝以后，至少天子皆善汉文，或是甚于汉人的文化人。因此，为了裁决而翻译汉文文书，实则全无必要，不过是为了保全征服者的体面。奉行合理主义的雍正帝则认为这是愚蠢的传统。趁西北与准噶尔部战争之际，他于宫中设军机处，任命数名军机大臣及其下的军机章京，皆满汉同数。前线来的文书，若为满文，则由满人章京处理，若为汉文，则由汉人章京应对。天子与大臣交谈，满文文书则用满语，汉文文书则用汉语，分别给予裁决。如此，一一翻译文书的手续与时间得以省掉，可以快速应对。军机处建立后，紧急重要的文书逐渐经由此处，内阁处理的尽是每月的会计报告等文件。由此，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实权移到军机大臣之手。其下的军机章京，则选拔有能力的年轻政治家任之。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迅速写出文章，因为军机处例外地不置胥吏，章京还要承担胥吏的功能。胥吏之弊害，历代都有批评，但直到清朝，才终于在中枢机构创立这样的新式机关。不夸张地说，正因此，清朝的命脉才比其他王朝延续得更久。

雍正帝的政治原则，是如王安石那样的合理主义。中国的官吏薪俸，向来被控制得极低，不足以生活，于是就在租税之外私自强征称作“火耗”的附加税，再自行平分。雍正帝修改此法，设定限制，公开征收附加税，其中一部分用来给官僚加薪，称作“养廉银”。

公文之外，雍正帝还与地方大员保持私人亲展信件的往来，命其将地方实情无所隐瞒地呈报。他经常亲自披览奏折至深夜，以朱笔作答，再返回朱笔谕旨。这种朱批谕旨文书最后还要交还天子处，据说在宫中大量积存，以至于堆满走廊。雍正这般精力充沛的勤勉之人，还是首度出现。即便在君主独裁的近世中国，这样典型的独裁君主也只此一位。可以说，清朝特有的中国统治体系是由雍正帝完成的。

汉人君主的特权中，包括建储权。而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的君主，应通过实力者的集会由选举产生，换言之，君主只限一代。在清朝，到太宗为止都不能预定后继者。到世祖时，渐渐成为汉式的天子，但即便如此，还是根据死后的遗诏指定康熙帝。完全成为汉式的天子，是到康熙帝时，他年轻时就册立嫡长子为皇太子。然而，趁皇太子不肖，志在看准太子前程的朝臣趋奉太子，拉帮结派，最终发展至意欲阴谋弑逆父皇。故而康熙帝废掉皇太子，一直搁置行使立太子的权利，到临终时才指定雍正帝继承。雍正帝因目赌此次失败，自己也不立太子，设计了所谓的秘密立储法。即将后嗣之名书于札，封入秘匣，藏入宫中正大光明匾后，若天子未指名即死，就用大臣集会开箱、遵遗旨立新天子的方法。然而实际上，雍正帝也是即位第十三年临终时才指定皇四子高宗，命大臣遵行（1735年）。高宗乾隆在位第六十年，立仁宗为皇太子，翌年正月禅位，为太上皇。表面上的理由，是不想打破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不过其实，应该是不喜欢遵从秘密立储这样没有颜面的办法，想堂堂正正行使汉式独裁君主的建储权。

乾隆的政治　乾隆的六十年，与康熙的六十一年重复部分很多。祖父时代以来就成问题的与准噶尔部的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清军席卷准部盘踞的天山北路，平定其下属的南路沙漠周边的伊斯兰都市，合并南北两路为新疆省(3)。因南接的青海、西藏自雍正时代已归顺，故而至此形成了清朝最大的版图，汉地十八省与满、蒙、回、藏之藩部合为一块领土。

乾隆帝的图书编纂事业，远远超过康熙帝，其中之最，无论如何都是《四库全书》的完成。康熙时代的编纂是摘录之业，将特意搜集的资料删减摘录，排列合订，故而面向读书人、以使他们省去检索之劳为目的。与之相对，乾隆的《四库全书》是下令全国进呈所有图书，将其中认为有价值的全卷照收而成的大丛书。将经史子集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七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卷装帧为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册，先抄四部，藏于北京宫内、圆明园、奉天、热河，这是天子个人所用之物；接着又造三部，藏于当时民间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即扬州、镇江、杭州三处，以供学者阅览。其目录解说，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都是目录学上不可或缺的文献。

康熙帝爱好朱子学，而乾隆年间是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对著成《四库提要》贡献最多的纪昀，也于考证花费最大的努力。从考证学的观点看，将资料剪贴拼凑的是通俗之书，无足珍重。

清朝虽可见元朝的重复，但倾注国库进行的修书事业，则是元代蒙古人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元代完成的书籍，只有《辽史》《金史》《宋史》，且因撰写极为草率，可以说甚为低劣。但另一方面，因为元代对汉文化无甚理解，放任自流，也没有发生类似清代“文字狱”那样的笔祸。

满洲出身的君臣对汉文化抱有理解，阅读汉人的文学图书，由此窥见了汉人攘夷思想深刻的一面，被无法言说的不安攫住。汉人表面上服从清朝，看上去讴歌其政治，但心底到底如何想，并无从知晓。因而，清朝的统治究竟能持续到何时，颇可怀疑。满清朝廷不管情愿与否，都不得不与汉人的攘夷思想对决。

顺治末至康熙初，发生了最初的文字狱。庄廷出于沽名钓誉之动机，将他人所著明代历史之书冠名《明书》出版，因其中对清朝有贬低之辞，包括本人在内的两百余名相关者被处以死刑(4)。此事之后，朝廷虽欲编纂《明史》，但学者恐惧，逃避责任，不愿认真书写，直至在乾隆四年才完成，作为钦定书出版。同时，于历代正史亦着手整理，对北方民族等固有名词中出现的贬低性文字予以修改，合《明史》而成《钦定二十四史》。既然是钦定书，任何人引用任何部分都无妨，即承认该范围内的学术自由。

到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依然一再重复。事实上，即使如《四库全书》的编纂，也可以看出，其间隐藏的深意是检查全国图书，欲肃清不慎留下的攘夷记载。若不稳妥的记录极少，就将该部分订正，允许继续刊行；攘夷思想包含较多的，即定为禁书，公开刊行自然不可，就是个人收藏亦属严禁。这场搜查禁书事业进行得非常彻底，攘夷记载至少表面上从社会消失了，汉人似乎也忘了清朝是异民族的事实。然而，这些禁书流入日本并保存下来的有不少，清末又回流中国，成为煽动攘夷思想的因子，也是奇妙的因缘。

清代的文化　我说过，清朝的历史很多是重复元朝，除前述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即元与清有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一共同点。元代，西方的四汗国自不必说，中国本土亦有西亚移民，即色目人，他们传入了西方文化。尤其显著的是在天文历法领域，元朝用的郭守敬授时历为回回历，即根据伊斯兰历法而来。他所用的天文观测器械，其后经明清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天文台遗址。

清代的文化不同于元代，受到欧洲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不是从清朝以后突然开始的，而是明代中后期就有的现象。特别是利玛窦于万历年间经广东到南京，与当时的政治家、文化人交游甚密，使其中有些人改信基督教，又向有些人传播西洋学术。其后，同是耶稣会的传教士相继而来，向中国介绍西洋文化的同时，也研究中国文化，将其成果汇报给欧洲。中国人首度获知地球的形状以及中国的位置，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日本亦通过中国，得知世界地图的正确样子。

17世纪，在欧洲是文艺复兴大致收获成果的时代。传教士们将这些成熟的文化带到中国，正因其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证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很大。中国以明清交替为转折，经学上唯心的阳明学衰落，实证的考据学兴起，我认为，该崭新学风就是受欧洲文化的刺激而产生的。

虽然当时欧洲文化的确优秀，但我认为，对其优势不宜过度评价。就结论而言，当时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文化基础都在同样的文艺复兴阶段。只是中国很久以前就经历过文艺复兴，而与之后中国未展示出新发展的低迷相反，欧洲因为远远落后而发达起来，从西亚、中国汲取的必要要素，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开花。创新的努力长久持续，形成了比任何地域都优秀的近世，这种新锐文化又反向传入中国。

但因当时中国与欧洲的文化落差极小，必要的长处很快能够学习掌握。明王朝借西洋传教士之力创造了红衣大炮，兴起于满洲的清朝很快得到一门，得以在进攻明朝时使用。特别是在康熙时代，也凭此大炮之威力对抗强敌准噶尔部，于外蒙古沙漠中的遭遇战中大获全胜。

康熙帝直面的其他强敌，还有侵略西伯利亚以东的彼得大帝率领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军队出现在黑龙江上游，一面建设殖民地，一面南下，于是康熙派兵攻占了俄罗斯的前进基地雅克萨。虽也有俄罗斯军队距离本国遥远之因，但军事主导权总掌握在清朝一方。战争的结果，即所谓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流域几乎全被定为清朝领土（1689年）。

比较当时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文化，虽说欧洲文化有优点，但不能忘记中国文化也有出色之处。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前面虽已指出，自宋以来中国文化反复颇多，但这种反复中也有进步的性质。

若以陶器为例，宋元的青瓷已达到相应的完熟之境，呈现出一种极致。不论从实用还是观赏而言，都到了难以超越的地步。而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出现，又展现了一种极致。但并不能说所有方面都比前代青瓷更出色。到接近明末的万历年间，出现了红花瓷，也是一种极致。但同样，难说是可取代前代的进步。到清朝，完成了华丽的五彩瓷，当然也是一个极致，但也不是说全部用五彩就够了。陶器发展到如此多样，毕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无论如何，历史这种东西，只有经过重复相似内容的漫长时间，才能够进步。先于青瓷有青花，先于红花瓷有五彩瓷，都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看，历史的反复绝不能说是无用的。

相比之下，清朝时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极浅。正因为时间短，才出现了难以开发的部分，在进步内面隐蔽之处留有空白。从这样的角度来眺望古老文化的地域，那里有自己绝对难以企及的优点，由此心醉神往，也是极自然的。18世纪欧洲的“中国情趣”，就是从这样的必然性产生的。

从这样的立场来看，以18世纪下半期为中心的乾隆时代，东西文化取得平衡，实可称罕见。乾隆帝命传教士在北京西郊的离宫圆明园内仿凡尔赛宫，开辟一隅，安装喷水设施；在欧洲，各国王侯于宫中设中国宫、日本馆，或以宫中一室为中国室，日常展示中国陶瓷藏品，向内外臣僚夸示财力之丰富与趣味之高雅。

广东的英国贸易　像康熙帝不屈服于俄罗斯一样，乾隆帝亦不屈服于英国。之前，康熙帝对经澳门入境的西洋传教士宽大对待，某种程度上也许可基督教传教。但自雍正帝以来，开始倾向于严格控制，严禁中国人入基督教，禁止内廷之外的传教士入国。乾隆帝虽然爱好欧洲文化，但限制对欧洲贸易，关闭沿海的通商港口，只允许于广州一港进行交易。而广东贸易中代表欧洲的是英国。

16世纪欧洲人航海之初，站在前头的是葡萄牙人，不久于澳门设居留地，逐渐扩大侵占范围。进入17世纪以后，新兴海洋国家荷兰、英国、法国活跃起来。荷兰以爪哇为中心，相继掠取东印度诸岛，取得与日本的独占贸易权。与之相对，英法两国趁莫卧儿帝国衰微，志在领土扩张而争夺霸权，反复死斗，终于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英国以印度为立足点，利用物资打开广东贸易，其他各国遂无法与之竞争。

然而，广东的中英贸易并非依据平等原则进行，明代朝贡贸易制度之精神被清朝原封继承。虽然清朝没有要求诸外国向天子朝贡，但依然认为贸易是中国天子给予其属国的恩典。因此，外国的贸易当事人对中国的官员，必须采取更低一级的陪臣之礼。所以即便英国欲提出各种要求，也不会超出人民对长官请愿的立场。

英国想对中国推销的特产是毛织品，因此在暑气甚剧的广东很不利。如果可能，则远远北上到渤海湾沿岸进行交易；如果不能，至少要北上至靠近长江口的宁波附近。这样，英国想要的中国茶叶也有望以更低的价格到手。

对于广东不知持续到何时的不利单边贸易，恼怒且无奈的英国获得中国天子的许可而派遣使节，希望展开直接谈判，申诉英政府的要求。于是任命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率领使节等分乘三艘船，自渤海湾的大沽进入白河，登陆后经北京去往乾隆帝避暑的热河离宫。谒见之际，大使被要求行三跪九叩的臣下礼，即下跪三次，每次磕三次头。虽然英方认为，大使代表独立国家的君主，应以客礼迎之，但中方认为，大使相当于皇帝臣下的英国国王的臣下，也就是陪臣，天子恩准赐见已经是无上的光荣了。最终，乾隆帝虽然在礼节问题上予以宽容，允其行单膝下跪礼，但关于贸易的交涉则完全不接受，始终把贸易理解为蛮夷的朝贡，以优越感十足的敕语谢绝了英国的要求（1793年）。

英国未能通过外交交涉达到目的，却又因国内需要，必须从广东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不能就此放弃。当时，产业革命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实验正在进行中，需要巨大的设备投资。因此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卖入中国，结果意外地契合中国人的嗜好，鸦片输入额连年增加，一直以来的贸易收支不久逆转。为了结算毒品，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的18世纪末，英国的产业革命如火如荼，相邻的法国则是政治大革命正值高潮。这种物质与精神双方面的革命一经成功，影响所及，不单是欧洲社会，很快全世界的社会组织的根本，都不得不彻底变革。正面承受这一世界性冲击的，即便是有强大传统支撑的中国也不例外，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

鸦片问题　康乾黄金时代，不单是清朝的政治隆盛期，还因国际贸易、白银流入，保证了经济的繁荣。但乾隆帝之后，进入嘉庆帝时代，贸易收支骤然逆转，此前积蓄的白银开始流出，直接表现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衰退导致失业，失业又招致不法商人的增加，而这与叛乱勃发的因果关系是素来被历史证明过的。

果然，嘉庆年间，各地叛乱纷起，无有宁日，清朝的统治始见阴影。该时代的叛乱多称“教匪”，即白莲教徒蜂起。信奉被禁止的白莲教，其实不过是黑市经营者巩固团结的权宜手段。不可忽视的是，该时代的叛乱主力与过去的秘密结社性质不同。他们在走私鸦片的同时，成立新的另外系统的秘密结社，与此前的系统平行扩张势力，也是事实。这种新团体多称作“三合会”，也称“会匪”“烟犯”。会匪系统的秘密结社势力扩大极速，从广东到长江，更蔓延至华北的黄河平原。从前，食盐的情况是私盐一旦盛行，地方官盐就滞销，政府察觉危险信号后立即严厉取缔私盐。然而，鸦片作为单位极小的商品，潜伏性极强，即便大规模交易，外部也不现征兆。吸食鸦片产生的恍惚之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应当站在取缔鸦片贸易立场的官僚、衙役、军队，也堕落此中，甚至身居要职的官员也沾此恶习。

仁宗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接下来进入宣宗的道光年间（1820—1850年），朝廷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置鸦片。具体来说就是应当如何监管中国人，断绝吸食鸦片的恶弊，以何种方略禁止英国人的鸦片走私，如何压制弥漫全国的秘密结社之蠢动。无论哪一条，对已不断衰弱的清朝政府来说都是很大的难题。

面对如此事态，政府内部的黄爵滋等人持严禁论，主张无论怎样牺牲都要阻止鸦片贸易；另一方面，有人持甚为现实的弛禁论，主张干脆承认鸦片买卖，这一派虽然是少数，但也应当注意。据弛禁论的代表者许乃济等称，严禁鸦片会使交易转入地下，产生法外价格，不单外商与秘密结社会增加，现银也会继续大量流出。他认为，如果承认鸦片买卖，经正规途径纳税，作为合法商品的鸦片的价格会下跌，最终既可以加以必要的限制，也可以消灭秘密结社，有利于社会治安。但若如此，可预料到吸食鸦片的人数会益发增加，结论是应当教化他们，令其自制，对不服从的乱民则不予考虑，这就是弛禁论的弱点了。

最终，道光帝与大臣们的结论是，不可坐视毒品侵蚀人民健康这一形式上的正论。这点而言，清朝毕竟是欲恪守国初以来为人民的政治这一口号，要是在元朝，恐怕一开始就不会成为问题。

对于此事，英国人的想法也很独特。他们称，鸦片是商品，有买者才能卖出；如果清朝真想禁绝鸦片贸易，那么监管自己的人民即可，他们无法把商品卖给不想要的人。这不过是狡猾的遁词，但也的确触到了清朝的痛处。

深思熟虑之后，道光帝任命强硬派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筹划禁烟。此事进展不顺，发展成鸦片战争。而此时的英国，已在产业革命中取得巨大成功，不再是五十年前乾隆年间的英国了。攻击广东的英国海军主力尚是帆船，但驶入广州湾的辅助舰已是汽船，其敏捷的行动给作战带来了巨大便利。

对于广东发生的冲突，英政府认可了驻外官僚采取的态度，展开全面战争。获得增强的舰队攻击中国沿海并一路北上，终于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清廷恐大运河航线被切断，遂在屈辱的《南京条约》上签字，以求和平（1842年）。

中国的港口开放　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然，当时的英国也是创造了人类未经历过的产业革命的新帝国。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新锐文化相继袭来，向中国历史的常识之网投下过去想捞也无从捞起的异物。但中国文化到底源远流长，因其悠久，不会一概被外来文化同化。表面上即便再新鲜的事物，实际上能用传统的古老理论解明的也不在少数。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准确辨别当时新旧的真实面目，是最重要的课题。根据历史显示的事实，最初的异物作为点固定下来，尽管不断被排斥、抵抗，但渐渐扩大了存在，不久成为线，成为网，终于树立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事实上，这也是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多次重复的结果。在这当中，有了历史的进步。

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但鸦片问题却丝毫没有解决。对林则徐销毁的鸦片，清国要支付赔偿金，但并不认可鸦片输入，对中国人民的鸦片贩卖禁令依然有效。英国人不喜欢鸦片战争的名称，称战争是由两种不同体制，即锁国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冲突导致的，是为了使中国开放。但这是本末倒置的敷衍，开启战端是为了保护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这种事实不可覆蔽。

在《南京条约》中，除广州之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被开放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居住、交易。此外，割让广州南面的香港岛给英国，该岛当时是海盗根据地，也是没有任何设施的荒岛。发展成今日这般繁荣的国际大市场，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与漫长的岁月。在当时的贸易振兴策略中，香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英国而言，最有益的是上海的开放。

此前，对马戛尔尼开放广州以北港口的要求，乾隆帝没有许可，说是担心内地产生失业者。也就是说，如果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长距离运输，还必须越过五岭到达广州。这种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其利益就落入英国人之手。

从这点而言，上海的开放的确正中英国人下怀。以英国为先导，欧美各国迅速将对华贸易的据点移往此地，上海后来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正以此为开端。正如马戛尔尼所料，上海的中国物产远比广州丰富，入手价格也低得多。

那么，会不会产生乾隆帝担心的失业问题呢？说起来，问题的确很严重，而且引起了动摇清朝国本的重大结果。太平天国的骚乱，就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产生的畸变恶果。

因上海开港，内地物资通过更短的距离由外国船运来，单说这点，中国的劳动力产生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外国物资运往中国内地的路线也发生了很大变动，难免出现之前繁荣的路线骤然沉寂的现象。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路线，特别是因为该路线是将广州卸货的鸦片运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因为鸦片是贵重商品，一般路线不便运输，而此偏僻山道恰可避开官府耳目，反而很方便。

可是，与其他贸易品一样，鸦片卸货的港口从广州移往上海，造成的是广西湖南线路鸦片商人的失业。说产生了严重结果，是因走私商人原本就多为失业者，善意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此番失业，意味着无法再领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又失业，他们到底何去何从？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于是有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表面上的主谋，是在广州学习了基督教教义的洪秀全，但实际的中心人物是杨秀清。洪秀全产生了自己是基督之兄的幻觉，提倡信仰上帝、扫尽世上妖魔，组织了上帝会。上帝会作为邪教，受到官府压迫，渐渐发起叛乱，而洪秀全的作用到此为止，之后主导权移往杨秀清之手，洪秀全几乎不再出场。

上帝会发祥地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附近一带居民是半开化的山民，他们成了太平军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的广西老兄弟。洪秀全不久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还创历法太平天历。时值清朝宣宗道光帝三十年统治结束，其子文宗咸丰帝即位，咸丰元年（1851年）即太平天国元年辛开（辛亥）。此后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清政府一直忙于同太平天国作战，无有宁日，咸丰帝未能见到叛乱平定，死前叹为最大恨事。

发起于广西的太平军，避开清朝讨伐军的先锋，背后出击或乘胜追击，从根据地出发，越过分水岭，在北流的湘江上游进入湖南。沿途与三合会会众合并，吸收湖南失业矿工，壮大势力，流布湘江，进入长江。更沿江而下，攻陷南京，以此为都，称作天京（1853年）。

在清朝时太平天国被称作长毛贼，近来其革命性与近代性反被高度评价，但该运动中可以根据古来中国社会理论解明的部分很多，不同性质的部分反而很少。毋宁说，平定该叛乱的主力、曾国藩的湘军，有着更显见的新要素。湘军原为曾国藩个人按政府要求组织的义勇兵，领导将校由读书人担任。这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新构想。接下来，他在湘江、长江的水战中引进使用西洋大炮而获得成功。战争长期持续的过程中，两军都使用了大炮洋枪，不过以清朝国力为背景的湘军还是比几乎没有固定领土的太平军远为有利。再者，曾国藩同僚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得到上海商人的后援，且与欧美人任指挥官的常胜军联合作战，断绝了太平军与外国的接触，使其陷于孤立。后来淮军成为清朝常备军的主力，使其军事体制为之一改，这又反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原因。比起太平军的叛乱本身，随之而起的军备近代化，被认为有更大的意义。

同样的变化在清朝的政治，特别是外交方面也有发生。以广州港内中国官府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为发端，英法两国舰队北上，在渤海湾的白河口三度作战，尤其是第三次时招致了两军陆战队占领北京的非常事态。清朝无奈而结城下之盟，支付军事赔款之外，还追加天津等为开放港口，许可外国公使驻扎北京，允许外国人通行中国内地（1860年）。

中国的开国　《北京条约》的意义极为重大，《南京条约》时中国只是开放了港口，这回却不得不打开国门了。中国天子引见外国公使，不得不以对等礼仪交际，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清朝中央政府有处理与朝贡国事务的鸿胪寺，但没有处理与对等外国交涉事务的外务省。因此清朝新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任命咸丰之弟恭亲王为总理大臣。而这以后，对外交涉成为清廷的政治中心问题，实权移到总理衙门，一直以来的军机大臣失去发言权，成为闲职。

有了《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对清朝政府的态度放了心，为了有效实施条约，希望早日平定太平天国，制订了以武器援助清朝的方针。恰好，讨厌外国的咸丰帝薨于热河离宫，对外国抱有理解的恭亲王辅佐冲龄的穆宗同治帝行新政，督励湘军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见识到西洋文明种种威力的清政府，计划任用“洋务派”的新知识分子改革政治，即所谓的“同治中兴”。但以古老传统为背景的旧体制虽已显崩坏之势，却不会轻易瓦解。新旧冲突的时代尚将持续。

同治中兴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平定内乱，但“中兴”是知识分子的评价，灌输了一种自信，实际内里是国家主义的抬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北方白河口的大沽和南方的广州被占领，北京也被攻陷，离宫圆明园被烧毁。结果，除支付赔偿金之外，还要答应在通商港口设置租界等屈辱要求。更有俄罗斯乘人之危，通过《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1858年）之地，又签订《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之地（1860年）。在中国人原来的天下主义里，近代的国家观念很薄弱，但如此四方压迫之下，不可否认的是，产生了国家及国民的自觉。于是认为，连番屈辱皆因太平天国内乱，如今内乱平定，就产生了对外也可安泰的自信。因此，曾国藩与李鸿章被视为国民英雄而信望聚集。事实上，同治在位的十三年里，对外的确未发生什么大的破绽。

同治帝十九岁而死，未有子嗣，这是清朝立国以来的异常事态，因此在选定继位者的问题上议论沸腾。同治帝的生母西太后，欲拥立同治的堂弟德宗光绪，虽有很多异议，但西太后力排众议、果敢行事，确立了权威，作为监护人独裁政务。

清朝的衰亡　然而，进入光绪时代以后，使同治中兴的自信逐渐丧失的事件接踵而至。光绪七年的《伊犁条约》中，对俄国割让巴尔喀什湖一带土地（1881年）(5)，四年后中法战争失败之际，又承认朝贡国越南归属法国。但最严重的还是败于日本，放手朝贡国朝鲜和割让台湾之事（1895年）。

清朝的败因，是陆海军尚未成为完全的国民军，最大的军阀首领李鸿章的淮军未摆脱私人军队的性质，残留着太平天国战争时的浓郁特点。作为中国海军主力的北洋舰队，也与轮船招商局一样，被认为是李鸿章的财产。与北洋对立的南洋舰队的大臣，竟要求日本归还一艘在战争中被俘获的船舰，理由是这艘船被误认为属于北洋舰队。

甲午之败暴露了清朝的弱点，列强争先对清国要求权利，铺设铁道、采掘矿山之外，又划定租借地，德国占胶州湾，俄国占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占威海卫。这与通商港口的租界一样，如国内之国，对中国行政带来很大妨碍，但同时介绍普及新文化的效果也很显著。

外国的这般专横，当然难免招致中国人的反感，于是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是最朴素的形式下产生的排外运动，但其中很难看出近代的进步性，终究还是如实表现了旧中国体质的内容。暴动原因，是大运河搬运工们由于海上轮船的运行而失业，痛恨外国文明。被看透其性质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在辖区内扫平后，义和团又转向北京。守旧派居多的清廷将他们引为同道，召之入京，结果灾难更为扩大（1900年）。终于，日、英、俄、德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朝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金，产生了以关税担保的事态，并修改《南京条约》时被迫同意的从价五厘的低税率而予以提高，清朝的处境愈发艰难。

面对这等局面，国家主义当然也会变质。一直以来，朝野一致拥戴清廷，但后者屡屡失策而失去民心，于是认为打倒清朝是国家主义的捷径。于此产生了以革命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其契机则是甲午战争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在欧洲看来也是大国而对其有所忌惮的俄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上下的觉醒。

当时毫无理由的“黄祸论”正被提倡，其实，在白种人强国于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的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也产生了东洋民族互相帮助、共同对抗欧美的意识。在中国革命家孙文等人的初期理想中，可以看到为了打倒清朝、成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期待日本援助的态度。

而阻碍孙文等人革命运动的，竟是以中国改革论者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康有为此前得光绪帝知遇之恩，志在以清朝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欲照搬日本明治维新实施于中国。他的运动被西太后镇压，也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1898年）。他自己逃亡海外，但身为儒者的他，无论如何无法抛弃对清朝的忠诚，与敌视清朝的革命党激烈对立。日本政客不喜“革命”之名，与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有共鸣者却不少。其影响特别是在军部、保守政界的实力派中长期残留，及至后来出现了“满洲国”，溥仪最初的年号就是“大同元年”。在日本政府方面倾向于康有为的同时，对孙文的革命运动有所协助的，毋宁说仅限于民间的有志之士宫崎滔天，以及在野党的政治家犬养毅等少数人物。于是，日本的政策渐渐乖离中国的民心而行进了。

(1)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等载“倭之五王”，即赞、珍、济、兴、武。

(2)　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和硕豫亲王）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台湾华文书局，1964年，第121页。）

(3)　正式设省在光绪十年（1884年）。

(4)　案发时庄廷已死。

(5)　割地条约应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　清末至民国，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不在首都，也不在古文化都市苏州，而是在新兴的上海，这是因为那里有外国租界。但该租界也不是在《南京条约》签订时就注定了繁荣的命运。最初只是指定远离县城的偏僻之地给外国人居住，为的是将他们封闭于此。然而外国人可以自治，不受清朝官府管辖，也未受内乱影响。有实力的中国人一旦知道这里是中国最安全的土地，就争相进入，租界很快夺去县城的繁荣，更取代附近苏州的地位，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文化经济都市。

上海所有方面都开始洋化，从日本输入铅活字，也发行报纸、杂志。活字本来是中国的发明，但此时这般迅速大量的印刷发行是前所未有的，正是一场重大革命。伴随而来的是新知识阶层的产生，不论历代政治家多么努力，都没有使如此众多的民众阅读经书或者文学，此时他们却贪婪地阅读新闻。内容只要不是反抗称得上是租界政府的工部局，印刷或从日本引进发布任何革命文件都没有问题。不过，越过租界与上海县的边界时就有问题了。

德宗光绪帝晚年被西太后幽禁，不过徒守空位，在位三十四年后与西太后前后脚去世，清朝益发气若游丝（1908年）。光绪的侄子溥仪三岁即位，亲生父亲醇亲王摄政，翌年改元宣统，但第三年的辛亥之岁就发生了革命（1911年）。

但准备不足、偶然爆发的革命运动，从结果来看，却被继承李鸿章衣钵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利用，陷入困境。完全是侥幸占领武汉、南京的革命军，也不是足可信赖的军队。事实上，军队本身几乎是缺乏指挥的乌合之众，也没有得到期待中外国援助的武器与军资，因此只能一味等待舆论高涨，天下响应。

另一方面，迫使醇亲王下台并取得朝廷全权委任的袁世凯，有财政，有军队，有武器弹药，独缺大义名分。如果压制革命运动，成为落后的旧式政治家，定会内外见弃，因此他在两者之间进行幕后交涉。革命受到武力压迫，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无奈退位，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如此令人震惊的协议竟然达成了。革命军是以袁世凯来南京接受孙文让位为条件的，但袁并不照办，在唆使部下军队胁迫宣统退位之后，据守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这与古来的篡位毫无区别。

虽然如此，自秦代以来持续的皇帝制度崩坏，共和国成立，的确是政治上的一大变革，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可惜政府形式虽然变了，但管理的主人还是陈腐的旧人物。袁世凯一味信奉权力效用，对共和政治的意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全无理解。新政府设立了一院制的国会参议院，但袁世凯以种种借口压迫孙文等国民党议员，又趁镇压二次革命的反袁军事运动之机，剥夺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会陷入自然消灭。

袁世凯悉数罢黜反对派、掌握全权的同时，也开始了昏聩的独裁。但他的独裁受限于共和制，无法像皇帝那样操作，感到这种不满后就想复活帝制，开始抱有当皇帝的野心。在左右阿谀中，他于中华民国五年元旦即皇帝位，准备改年号为洪宪。毕竟还是有很多反对，先是云南发起第三次革命(1)的呼声，举起反袁大旗，诸外国也不惜干涉内政，一致劝告延期实施帝政。袁世凯只得屈服，取消已在国内部分实施的帝政，安于大总统之位。但内外弥漫的反袁运动愈演愈烈，相继有省份宣布脱离中央，袁世凯穷于进退，五十九(2)岁时病死（1916年）。

袁世凯的确是旧式人物，他在世时尚能统帅追随自己的军阀，但他一死，大小军阀就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意外地出现了类似战国时代的局面。此后约十年间，主要以华北为舞台，被目为袁世凯直系的皖系段祺瑞、旁系张作霖以及与张对立的直系吴佩孚等，走马灯似的出没。不过，这些军队只是雇佣兵，因此即便被迫参战，也全无斗志，据说一下雨就自然停战。但因军队素质低劣，每有战争，则反复掠夺杀人，一般民众蒙受的灾害无法形容。

新文化运动　北京政府成立以后，尽管民间评价非常恶劣，但还是有一座聚集国民信望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七年(3)，蔡元培任校长，文科聚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才。北京大学公开发行的刊物，有古典研究的《国学季刊》(4)，这自然是有益的，但面向更多大众并带来更大影响的是他们私下编辑撰写的《新青年》。以此杂志为舞台，产生了种种新文化社会运动。

其一是陈独秀首倡的思想革命。他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大新主义为纲领，批判中国的旧思想，特别将儒教的害处攻击得体无完肤。他称儒教是人吃人的封建时代之教条，其创始者孔子给后世的罪恶比当时祸害一时的大盗盗跖更为严重，数千年间，持续蛊惑人民。当时，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康有为尚在世，对国会提出定儒教为国教。陈独秀批孔，也包含了反驳康有为的意味。

其次是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主张排除特权阶级独占的贵族文学，提倡为了民众的新文学建设。因此，文学用语必须是当时的口语，而近世文人模仿古代文体创作的没有独创性的拟古文，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相反，对素来被斥为恶俗的元代白话杂剧与元曲，则予以高度评价。

再次，钱玄同计划改良汉字，提倡汉语罗马拼音化，被称作文字革命。这些总称为“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巨。以所谓“礼教”侍奉权力，是孔子的发明，向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有之才得以区别于周边野蛮人，如今却因为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被当成糟粕来排斥。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前所未有之事。与之相比，清朝兴起的考证学等，其方法虽然并非没有科学之处，但对其新鲜性不宜过高评价。特别是清中期以后，考证学者的学问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人生观乃至实践行动方面，是依然故我的朱子学。他们对中国社会，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事物。

而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民众的人生观，使日用文体与言文相一致。文字方面，政府还制订了类似日本假名的注音字母，甚至应用于教育实践中。

这场新文化运动，大致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前后，以受此刺激的学生为中心的新一代革新运动，则在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达到最高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出兵山东占领胶州湾，袁世凯被迫承认所谓的“二十一条”之际的排日运动的继续，也是抗议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提议被无视和排斥亲日派的段祺瑞和曹汝霖等的实际行动。运动背后也有大总统徐世昌及反皖系的策划。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因波及了各个方面，其提倡者之间也有意见分歧，因此有缺乏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方面。相反，一生反复讲说个人信念的是三民主义的首倡者—孙文。

孙文与三民主义　孙文生于广东，在香港学医，于澳门、广州经营医院时开始怀有革命思想。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使他确立了打倒清朝的决心，从那时开始他就是一位爱国者。最初在广东从事的革命运动失败后，他亡命日本、美国、英国，此后因持续对本国政府采取反抗态度，大部分时期都不得不在海外度过。但上海租界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故而与三民主义并称的《建国方略》是在上海写的。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据他说，此三民主义相当于林肯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口号，又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时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标语。但他的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与时代共同成长、变化的。

他最初提倡的民族主义是颠覆满清的统治，恢复汉族的自由。因此认为放手藩部，即由清朝武力统合的满、蒙、回、藏之领土也无不可。因此中华民国成立当初，曾认为民族主义已达成，而将三民主义变为二民主义。但后来又产生了五族共和论，即满、蒙、回、藏与汉地联合成为共和国的理论。而且，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孙文，通过更新内容，又使民族主义复活。其论点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以中国军阀为爪牙，欲推进中国的殖民地化，故而必须与之对决，恢复中国民族的自由。于是五族共和论就吸收这种民族主义，认为中国领土内的各个民族凭己力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存续，故而应在中国的指导下合为一体而共存。

最初民权主义的矛头也是专指清朝，是要排除异民族统治、恢复中国人民的权利，但后来他采取了五权宪法的具体形式。他认为，民权中的政权是人民在小区域内直接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以及政府作为代表者间接行使的治权。代行治权的政府在西洋以三权分立为原则，但这并不充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还有必要分立监察权和考试权，而这是历代中国政府已经实施的。监察是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西洋的惯例是由立法院行使，但这与立法的宗旨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别立御史系统，专司弹劾，这样的制度才是监察的主题。考试是官吏的资格认定，西洋是由行政机构实施，但他认为这并不合理；中国自古就以科举制度独立实施考试权，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在他看来，完整的政府必须具备这种五权分立的形态。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有本质不同。但共产主义的要点是为广大无产阶级谋取利益，而民生主义是为所有人民谋取利益，因为大可兼小，所以共产主义包含在民生主义当中，是其一部分。达成民生主义，也不需要像俄国那样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目前还没有大资本家，企业家、地主与劳动者同样贫困，但将来产业振兴之际，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可以充分预见到的，因此必须计划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将来地价腾贵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因此收益部分必须以高额的土地税返还社会，对此提出异议者，政府可以强制征收其土地。

中国人对异文化的包容　在欧洲文化输入之际，中国人绝不会原封照搬，往往亲自消化一番之后，再作为自己的东西来发表，不仅孙文是这样，先行于他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康有为原本是儒者，《大同书》是他在听到西洋的社会主义学说后所著，甚至吸收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描绘了大同之世的理想国，这尚可理解。而比起中国古典，孙文更熟悉的是西洋医学，三民主义的主要部分全为西洋思想。尽管是与中国的传统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也不想彻底与中国思想断绝关系，反而可以窥见他将三民主义置于正统思想延续线上的努力。若非如此，就很难被中国社会接受。

这一点与日本相当不同。日本引入西洋事物时，宁愿附有可证明原产地的直译体。通常，明治时代的新学说中，如果不附上“培根曰”“牛顿曰”之类，是不会被尊重的。明治时代是与从前的传统断绝的时代，古老的东西因古老而评价特别低。所谓文明开化，就意味着唯西洋、欧美马首是瞻。这种倾向如今依然持续着。

但我不能说这就是不好的，所有物事均有短长。日本正因举国崇拜欧美，才得以急速成就所谓的现代化。如果执着于古老的传统，这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有这种热情，才能将西洋文化的长处深入探究到某种程度。客观来看，既然西洋文化有优越之处，坦率地认可其优点对落后国也是有利的。

(1)　即国内一般所说的护国运动。

(2)　应为五十八岁。

(3)　应为民国六年（1917年）。

(4)　《国学季刊》创刊于1923年，《新青年》1922年已终刊。

二、国民政府

孙文的活动　在百鬼夜行的军阀争霸之内乱时代，令民众感受到一缕光明的，是孙文的活动。他的三民主义，是不是所有阶层都完全理解，不得而知，但民众将孙文的活动理解为正义的爱国运动。事实上，他的三民主义虽言“三民”，但并不是价值相同的三民并立，其主体是民族主义。在受到四方列强压迫、置身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袁世凯一死，北京政府的控制就松弛了，南方诸省的军阀产生了叛离北方的倾向。这是因为南方财政丰足，不愿意岁出剩余被北方夺走。于是借着支援遭袁世凯驱逐的国会议员的名目，另外树起正统政府。

民国六年（1917年），孙文与国民党系统的议员应邀入广东，召开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1)。南方的分离从此表面化，但孙文等开明政治家，未必能与单纯想借机强化势力的旧式军阀一直顺利合作。次年，早已是广东实权人物的陆荣廷改组军政府，孙文被排斥，亡命上海（1918年）。这是孙文第一次在广东起义(2)的结果，但到底南方受孙文的感化很深，即便是逃亡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另一方面，以北京政府为中心的华北政界中，段祺瑞是实力派人物。因为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常常暗中行使实力，故以不好名利的形象在日本人之间拥有很多支持者。虽然他最终都没有登上大总统之位，但作为实力者，是第一位的，即便是反对派掌权的时期，在野的他也有影响政界的力量。北京政府是列国承认的正统政府，故而南方诸省采取独立行动时，北京当然考虑武力解决。但北方政府财政贫弱，唯一可依赖的是关税收入。当时关税以英国人为总税务司，从中国的行政系统分离，直属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向无关，税收直达北京。北京政府的军队也是不正规的佣兵，发起军事行动需要庞大的费用，所以任何时候都只是空喊口号。

然而，民国九年（1920年）军阀陈炯明进入广东，掌握实权后再次请来孙文，后者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任大总统，宣告正统在广东。但是，当他为讨伐北京所谓的伪政府而发动北伐军，并进入湖南、江西时，陈炯明因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而发动政变，消灭了民国政府。孙文又逃亡上海（1922年），这是他第二次广东革命的结果。

接着，陈炯明失去人心，无法维持地位，孙文一派的云南、广西军队开进陷入混乱的广东，赶走陈炯明后第三次迎回孙文（1923年）。他被推选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3)。

孙文被赶出广东之时，在上海频繁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派遣的代表取得联络，致力于再建国民党。最终反省之前的失败，得出中国革命必须有苏联提携的觉悟。

国民党的改组　第三次掌握广东政府的孙文，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苏容共的政策，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所谓的国民党左倾，但很快也有人认为这是共产党侵夺的开端而脱离国民党（1924年）。

这之后，国民党的活动忽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孙文为了模仿苏联红军组织国民军，于黄埔设军官学校，招募学生，培养干部。在学校创立两三月后发生的广州商团事变中，学生军很快派上了用场。当时广东的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左倾感到不安，在英国等外国的援助下组织自卫团，以谋防卫。双方在广州市内爆发战斗，军政府实行火攻，学生军勇敢作战，镇压了商团。之前孙文的起义总以失败告终，是因为想利用已有的军阀势力，依赖不可靠的军队进行革命。这次，以一开始就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学生为干部组织军队，取代此前阵容混乱、没有斗志的旧式军队，作为政府的忠实部下，可堪指令。广东残存的军阀部队被逐渐清除，以苏联武器武装、苏联式方法训练的新军成立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段祺瑞，因日本原内阁(4)的成立而失去支持者，与直系斗争失败后下野，引起骚动。然而，直系军阀的曹锟受部下吴佩孚等人的推戴，逐个收买旧国会的议员，恢复国会，被选举为大总统，被时人称为贿选总统。对此，反对派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北京，迎击的吴佩孚虽有压倒性优势，却因部下冯玉祥倒戈而一败涂地，结果曹锟逃亡，吴佩孚退隐河南的根据地。奉系军队将冯玉祥迎入北京，又担心民心不服，遂求段祺瑞出山，拥立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计划借他之手恢复全国和平。

段祺瑞采取临时执政这样奇怪的称号，是与南方交涉妥协的结果，想借此请广东的孙文来北京共同收拾事态。对此，孙文力排左派的反对，答应段氏的邀请，将后事托付给右派的胡汉民，在汪精卫等人的陪同下，乘日本汽轮踏上北上之途。孙文的决定受到了左派的严厉责难，谓其不顾以往的失败，竟又与军阀妥协。但不可忘记的是，孙文虽然容共，却并不共产化，无论如何他都是国民党的首领。

这时，孙文最关心的是与日本的关系。在北上途中特地腾出时间绕道日本，因为今后要交涉的对手段祺瑞以及支持段的张作霖，过去都与日本保持着深刻的联系。也许，他是怀着通过国民会议使南北妥协、收拾事态的腹稿，期待取得日本朝野的支持。不幸的是，当时的日本完全不理解孙文的心情。

孙文抵达天津后很快发病，病情恶化，再者，段祺瑞政府的态度亦尽令孙文失望。次年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病逝于北京，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享年六十岁。他虽是革命家，可更是政治家，通晓世界情势，对中国人民的处境最是优先考虑。他的哲学，正如《建国方略》所言，“行易知难”，是将王阳明的“知易行难”颠倒的新学说。他主张“心理建设”，革命的根本目的到底还是立足于此。

孙文之死令南北形势骤变，和解无望，混乱愈深，特别是北方的张作霖与冯玉祥决裂。冯以政变推倒段祺瑞政府，但又被张作霖打败，沿京绥铁路向西北移动，谋求联络苏联。张作霖进入北京，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与宿敌吴佩孚和解，组织安国军，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国民政府的北伐　在南方，孙文一死，国民党就将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时内部产生动摇，左右两派对立激化，其中顺利扩展势力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他也曾留学日本，此时刚从俄罗斯归国，被视为左派主力，但就如他的名字中正，任何时候他都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居。

由于有年轻军官的支持，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党的实权，开始相继叛离对他不满的右派，尤其是孙文身边的老政治家。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后，蒋以武力镇压反对派，驱逐胡汉民等右派（1925年）。次年，以共产党有计划政变的嫌疑，蒋率先逮捕了被疑为政变据点的中山舰的舰长。后来该事件被暧昧处理，受牵连而被驱逐的苏联顾问等亦复职，但蒋介石还是想借此向内外阐明：国民党无论如何都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国民政府内站稳脚跟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踏上孙中山未竟的北伐之途。革命军势如破竹，同年席卷湖南，进入湖北，占领武汉，又沿长江东下，攻占江西首府南昌。这正是当年洪秀全的太平军通过的路线，而革命军速度是太平军的数倍。

然而翌年，革命军进入江苏、占领南京之际，蒋介石认为国共终究难以相容，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彻底镇压。与共产党分裂也意味着和苏联分道扬镳。

革命军能够以破竹之势席卷江南一带，共产党在大都市的劳工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一旦蒋介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北伐的进展就骤然停滞。而且，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态度相异，党内斗争益发激烈。尤其是蒋介石背离苏联后，计划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必然也会导致非左派党员的不信任，因为突然由左转右，操之过急。同时也可以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内部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他们联合国民党左派，集中反蒋势力，最后却因引起国民党左派嫌厌而被驱逐。

此后蒋介石定都南京，集中国民党的力量，又以上海、南京的资本家为后援，北伐得以继续。蒋介石与冯玉祥及山西军阀阎锡山取得联络，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山东济南之际，因日本出兵而受阻碍，但北伐军避而不战，绕开济南，继续北上。北伐军迫近北京近郊时，张作霖见形势不利，率军返回奉天。然而，他的列车通过京奉铁路与日本使用的南满铁路的交叉点时，桥梁上安置的火药爆炸，张作霖受重伤而死。这是日军的阴谋，在当时已被内外指出。一直以来，张作霖利用日本的势力确立了对东北三省的统治，同时以东北为根据地对中央行使发言权。但正如西洋民间传说中利用恶魔积累财富的人，最后却被恶魔杀死一样，他也走向了完全相同的命运。之所以被恶魔杀死，是因毕竟没有完全服从恶魔，张作霖虽也行恶事，但并没有完全成为日本的爪牙。

蒋介石一进入北京，就到西山孙中山墓前报告北伐的完成，而后要求全国人民效忠国民政府。其时，在沈阳继承张作霖地位的张学良，无视日本劝阻，挂起青天白日旗，表明与国民政府合并，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司令（1928年）。于此，蒋介石权威确立，各地虽多少残存有蠢蠢欲动的反蒋势力，但因世界各国皆认可国民政府，国内的情势也渐趋沉静。这正是蒋介石立于得意巅峰的时期。

日本与美国　动摇蒋介石政权并最终使其在中国大陆失去立足之地的，并非内政僵局，而是复杂的世界形势。特别是日本，必须负很大的责任，但背后起了更大作用的则是美国的外交。

到日俄战争为止，美国都对日本示好，这场战争的终结仰赖美国仲裁之处也很多。然而此后，日本反对美国的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反与俄罗斯勾结，拒绝美国进入东北，故而美国政策一转，开始敌视日本。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日本虽然都站在同盟国一方，但任务不同。美国向欧洲战线输送军队，成为决定胜败的原动力；日本则在占领胶州湾之外，专以海军力量警备海洋，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扮演了所谓东洋看家狗的角色。美国股市大崩盘（1929年）之后持续的经济大萧条，造成了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强化，没有殖民地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处境尤为艰难。

陷入这种情势的日本，不得不固执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张学良的态度失望后，日本转而拥立杨宇霆，企图树立亲日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先发制人杀了杨宇霆。于是日军使出最后狠手，动武驱逐张学良的军队，占领了全东北（1931年）。其后请出蛰居天津的宣统废帝溥仪，令其执政，不久又扶上皇帝位，制造了“满洲帝国”，耍出一幕脱离时代的大花招（康德元年，即1934年）。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外受日军压力，内受以江西瑞金为根据地的共产党红军的威胁。虽数度出动大军包围红军，但皆败北，最后，国民党切断物资流入，进行封锁作战。红军苦于食盐不足，被迫突围，进入湖南，开始“大长征”，最后进入陕西，在延安建立根据地（1935年）。

抗日战争　挑起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的，是驻守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他提倡世界最终战论，认为日本军队行使武力应以本次事件为终结，将东北建设成世界模范的王道乐土。然而讽刺的是，“终结战”成了世界大战的开端。殖民东北之后，日本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出现了比石原更加异想天开的东条英机，由他来指导国政。

中国方面，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与红军领袖毛泽东达成和解，约定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接着，日军整顿强化了东北的中国战线，于同年再次先发制人，采取积极策略，让驻北京的派遣军在演习中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即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此后，从东北出发的日军越过长城，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在南方，日军自杭州湾登陆，占领南京时大肆实施虐杀暴行，受到各国谴责；接着沿长江而上，攻略武汉，又南下占领广州。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退守四川重庆，尽管不时遭到空袭，却艰苦忍耐，坚韧不拔。

事实上，战线的扩大对日本来说是更为沉重的负担。重庆的国民政府在云南通过滇缅公路获得美国、英国的补给，全然不见崩坏之兆。多少令日本放松一点的是欧战爆发，正面受到德国攻击的英国无暇东顾（1939年）。与德、意订立《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后，日本气势大振，但因东西相隔遥远，彼此之间不过是单纯的精神鼓励罢了。

美国则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压制日本的手段，即切断石油供给。因为当时德国几无对抗英国的海军实力，同盟国的大西洋防卫靠英国的海军力量就足够了。所以，美国将海军力量集中于太平洋方面，能够安心采取石油禁运措施。此后不久，日本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企图从中央突破所谓的ABCD对日包围网。ABCD的A是美国（America），B是不列颠（Britain），即英国，C是中国（China），D是荷兰（Dutch）。荷兰为了防卫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常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日本海军以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虽然首战获得若干胜利，但在美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之前，已节节败退，激战四年后终至投降（1941—1945年）。日本本土被同盟国占领后，在中国的军民全部撤回，但在东北因苏联突然参战，日侨当中出现了莫可名状的惨剧。苏联进而占领了库页岛及千岛列岛。日本与苏联之间存在中立条约，却因单方废弃而立刻遭到攻击，这是始料未及的。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海军受到国民的绝对信赖，但一旦开始大规模战争，其指挥的拙劣就暴露无遗。陆军在中国持续增强兵力，拖延不绝，毫无效果，犯了兵法大忌。海军则执着于旧式的巨舰巨炮主义，举全国之力制造武藏、大和等无用的大战舰，而使用又不得其法，没有派上丝毫用场就白白断送。战争之初，虽然亲眼目睹了空战的威力，却不知更新战术。再者，军纪颓废败坏，特别是上层军官的腐败堕落简直无法容忍。可笑的是，对此愤慨批评最为用力的正是石原莞尔，以至于身为内地师团长的他常常被其他系统的宪兵监视。

蒋介石于大局的战略亦可言失败。他尽可能将共产党军队安排到抗日前线，企图消耗，而将直系部下引入内地，保存实力。然而，一旦日军队瓦解，国共两军就开始争夺地盘，结果不惯实战、贪图安逸的国民党军队输给了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着手处理战后工作，但又事与愿违。国民党本是革命政党，和共产党并非不能在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但美国顾问的干涉限制了蒋的自由，终致国共合作再度破裂，发展至全面内战。由此暴露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虚弱，及其背后被美国拜金主义毒害的干部的腐败。国军接连战败，退守到此前一直被日本侵占的台湾，代之而起掌握大陆全部领土的共产党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中华民国纪元，采用新历，毛泽东任共产党主席，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1949年）(5)。

共产党军队进入北京之前，国民政府已将故宫宝物、图书馆贵重藏书等运往南京，再以驱逐舰送入台湾。在台北安顿的国民党政府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遵守孙文遗志，维持五权分立，称大陆的共产党为“匪”，而北京政府则呼对方为“贼”，彼此对抗，互不相让。这与东德、西德和朝鲜、韩国的对立又有不同之处。

(1)　即国内一般所称的护法军政府。

(2)　即第一次护法运动。

(3)　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国内一般称广东革命政府。

(4)　1918年，原敬任日本总理大臣，改变了此前寺内内阁支持段祺瑞的政策。

(5)　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结语

在本书开篇，我就提出了“何谓历史”的课题。对此的回答，倘若重复千万言，也仅是空虚的抽象语词，那么就不能说是历史学家的答案。因为如果不能将这样的问题具体说明，就不符合历史学的宗旨。因此，我试图将中国史当成这样的问题，以阐述我的看法。对历史学家而言，就算是历史概说，也应当同时是历史哲学。

我撰写这本书时，对于已有的概论书和类似书籍，不论是别人写的，还是自己的，都尽可能不看。以我的自身经验可知，特别是教科书之类，一看之下，在自己书里就会不知不觉产生那也想写、这也想写的欲望，内容自然就多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也被隐于其后。因此我尽可能只依赖我的记忆，选择写入此书的题材。如果有我记忆中完全忘去的事实，那么我也有自信判断，那是只有遗忘价值的事实。

话虽如此，为了确认我的记忆，还是利用了诸多种类的图书。有必要的话，还会检索《二十四史》。这时痛感到的是，自己曾经阅读并做过标记的部分，几乎完全从我记忆中消失了。除我之外没有谁碰过的书，却意外有了磨损，然而想想其中写了什么，却完全想不起来。似乎有这样的谚语：笔记之学最怕火灾，背诵之学最怕热病。纵然幸而未遭火灾，也未罹患热病，而学习的效果还是逐渐消失了。但这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只有这样才是有帮助的。如果我头脑中原封不动塞满《史记》《资治通鉴》，稍微想思考点什么的话，一定会在打开开关时就发出爆炸之声吧？

会忘记的东西，迅速忘记也好。其中若有难忘而留下的，一定才是不能忘记的、重要的事实。我就以这些免于遗忘而留下的记忆为中心，撰写了本书。

历史学走到某一点，似乎再往前就会变成文献学。清代的考证史学就是如此，全是断定，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但这并不是历史。我竭力避免如此，故而一遇到文献学，就改变方向，常常彷徨于历史学与文献学之间。话虽如此，我绝不是要无视文献学，只是尽量不要适得其反。

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

我想提供一种范例，即所谓概论书，是可以这样写出来的。我写书时，并不采取沐浴斋戒而面向书桌、苦思冥想之后始动笔的态度。我认为，愉快地书写，才是最好的著述态度。若作者自己不怀着兴趣，那么读者也不可能阅读得有趣味。一百名读者中，哪怕有一人也好，若能觉得学问有趣而阅读，不正是学者无比的幸运吗？

自跋

本卷合收了岩波全书本《中国史》上下二册。东洋史是我一生的学问领域，因此东洋史的讲义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我生于1901年，在十五岁、旧制中学三年级时，从桑原骘藏所著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中学习了东洋史，此后旧制高中的课程中也有这一科目，最后大学时我选择了东洋史为专攻。后来登上讲坛，教授东洋史，最初负责京都府立一中三年级的课程，后来成为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高等学校东洋史的专职教授，需要根据每年班级的总数，重复授课。

但说到中国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怎么回忆，我都不记得在学校里讲授过中国通史。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仿佛是着手撰写这部《中国史》之前的事。

东洋史与中国史，屡屡被当成完全一样的内容，虽然如此，因为是长期的习惯，似乎不必表示太强烈的异议。但我们将两者区别使用时，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

讲授东洋史时，我喜欢用的手法是，认同中国为一个文明社会，周围的异民族虽是难称文明的未开化状态，但同时又保持着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的民族主义。着眼于这一点，综合考虑，欲从“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对立的观点来叙述历史的演进。

将东洋的历史以此两者对立的视角来考察时，朴素主义的民族在军事及政治方面很优秀，文明主义的社会则在文化及经济方面发挥出色。但历史叙述着重置于政治方面时，往往陷入重视朴素民族的活动而对文化经济的发展等闲视之的结果。我屡屡反省，自己也有这样的偏向。

那么，现在就从东洋史中单取出中国史，将最大的关心集中于文化及经济上。当然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但更重要的着眼点，毋宁说是汉地与外部异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中国文明社会发生、成长时，与外部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更直接地说，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或者说，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吗？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用怎样的历史学考证方法解决，都有力不能及的困难，因此不应过早下结论，但穷极思考的界限，并进一步考察发现，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我的想法是，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成为都市国家的要素，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难存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东西。这不是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现实的历史中学得的结论。

说到都市国家，一般总会想到希腊、罗马，实际上都市国家的存在远远延伸到东方，经叙利亚、波斯，到达印度东端。不过，这些城郭国家的人民是否都过着与希腊都市国家一样的生活，恐怕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居民于四周设城郭、并居于内部的模式，会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故而把遥远东方的印度国家与希腊一同总括于都市国家的名下，也绝非没有理由。

的确，历来的世界史中，似乎尚未找到一例，将中国古代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与希腊同列。但我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将中国古代的城郭国家，乃至城郭住民都称为都市国家，一点也无妨。

汉代的著述家凡与西域中亚沙漠中的居民接触，就考察他们是否为城郭居民，又严格记录城郭之有无。他们内心好像相信，若是城郭居民，就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一定程度能形成类似中国的社会。实际上，中亚的城郭居民是接受伊朗文化洗礼的文明民族，达到了与伊朗人无异的生活水平，将其视为都市国家，应当毫无问题。若果真如此，那么反过来，将与之东面相连的中国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不也应当毫无反对理由吗？

如此看来，在古代世界的文明发祥期，从西方的大西洋海岸至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的带状地域内，存在着相似的都市国家。换言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都市国家时代。于是，可以说，各地域的文化都是以都市国家为母体而发祥成长的。

各地域孕育的文化各有特色，绝不相同，但要探究共同点也非绝不可能。这些不同的文化原本是相同的，到底是因土地之异而发展成不同的形态，还是最初互无联系、各自发展，而在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起来，并无立刻决定的手段。究竟是文化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或许是永远的谜题。但是我们只要说，产生这些的环境，都是在类似于称为都市国家的状况下进行的，不就觉得安心了吗？

虽然一般认为都市国家是古代人发明的杰作，但它无法永久持续，到达某一时期就会走向没落，取而代之出现在各个地域的是领土国家。都市国家都是保持完全主权的自主国家，一旦各国利益不一致，就很容易诉诸武力，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却是没有的。这种战争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开启这样的局面：某个都市国家征服其他都市国家，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土。首先是多个都市国家群立的地域被几个强力国家瓜分，出现战国时代的形势。这时，幸存的强国已经不是自由市民组成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力军队的由国王统治的人民集团，不论征服国家还是被征服国家，其构成人员都是隶属君主的人民。

在强国对峙的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持续表现为国家数量逐个减少，最后只有一国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幸存下来，这即是古代帝国。从都市国家林立到古代帝国成立的转变，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在世界各地发生。因而可以说，一个古代帝国的疆域，决定了世界地域的区分。从西数起，依次有罗马地域、西亚地域、东洋地域，也可承认中间的印度地域。

从都市国家群到古代帝国成立为止，换言之，就是古代史的发展，如前所述，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进展的，但有必要注意，国家内部存在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这一因素。在都市国家时代的战争中，战车是核心，它看起来甚为优雅，但也难免沦为很不实用的装备。与战乱时代领土国家的出现大约同时，骑兵战术流行起来，骑兵无论是在集中上还是移动上，都远为迅捷。最后，为了古代帝国的成立，步兵集团的出现是必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兵团的创立与应用也是实际进行过的。这种战术的进步，并非由各地域分别设计—而是某地域的发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其他地域，这样想应该是合适的。至少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史书明确记载，骑兵战术是战国时由赵武灵王自西方引进的。

中国史上的古代帝国由秦始皇开创，秦灭亡后，汉帝国继承之，以约四百年的繁荣为傲。然而，看起来如此强盛的汉帝国也难以承受诸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最终走向衰亡，中国社会转而进入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

但古代帝国的衰亡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或早或晚，相继迎来了中世时代。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是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原因有所变化呢？判断古代帝国没落的原因，成了决定世界史观状态的目标。若将道义颓废、政治腐败视为汉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将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策略落后于时代视为灭亡的原因，那么便是阶级史观、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视为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史观。此外，还可以举出几百年周期说、盛极必衰的宿命说等种种看法。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分析方法原封不动是各派的史观，所以肯定是对全部历史过程都有效的历史理论。若非如此，此人对历史的态度就欠缺一贯性。

因此，若问我的立场，自认最接近经济史观。但这里的经济究竟指的是什么？生产是经济，流通是经济，消费也是经济，我认为，经济实体与民生最直接的相关面，是经济领域的景气状况。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史观无非是景气史观。

外国大概没有“景气”这个词。而且，对于景气为何物，实际上有复杂的解释，外行并不知道。比如说景气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而此前没有的现象，诸如此类，有很多理论。这当然是各人解释各样景气本质的结果。这样一来，对于历史上的景气现象，我似也有给出自己解释的余地。

历史上的景气与货币流通量有最重要的关系。货币流通量大、容易入手，且通货信用度高的时候，可以说是景气最好的时代。在这里，若回溯至古代史的源头—我所说的古代史的发展，即从都市国家林立到领土国家混战，再经过弱肉强食，最后古代帝国成立—考察景气对历史的影响，则历史内部发生作用的经济变动，正是好景气的持续。虽然频仍的战乱导致人民疲敝，但因为有好景气的支持，强者能够以胜利为起点，进一步迈向征服。若非如此，则两败俱伤。好景气产生的原因是周围各民族看好中国社会，黄金不断流入。可以断定，这种现象无间断地持续到西汉。

在汉代，黄金以生金的形式作为通货，这种富有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一章中所指出的一样。然而随着黄金逐渐减少，社会不景气开始了。赵翼叹息，减少的原因是中土产地已近枯竭，而佛教徒等制造金箔，镀金写经，如此消费的黄金无法复原，故而黄金存量一味日益减少。

但除赵翼的这番说明，还有无必要稍加补充？有，那就是古来中国的黄金价格比其他国家明显低廉这一点。在汉代，规定黄金一斤兑铜钱百万，但如果将铜钱作为共通的通货，黄金价格就太低。即便以不是共通通货的白银换算，西亚地区古来规定银金汇率为十三兑一（铸造通货时为十兑一），相比之下，中国普遍约为六兑一。因此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黄金自然不可避免地流向西方。事实也的确如此，东汉以来，中国开始感觉到黄金不足。

经济繁荣的时代，通货与商品的流动都极为活跃。因此，在市场上包购商品、待价而沽，欲博巨利的资本家不曾绝迹。这是《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当然，若预测有误，市价下跌，也会有抱着亏损的觉悟清空库存的情况，这是没办法的事。而一旦经济萧条，因为银根吃紧，一度放手的通货不会轻易回来，买东西非常容易，但卖东西就极其困难。所有人都攥紧手里的钱，不想放开，于是，市场上通货和商品的流动都变得缓慢，极为滞涩。因为大资本家将资本金藏入地窖，不愿意投放到市场上，萧条益发严重。

在这样的状况下，若要增加财产，我认为，只有尽可能不使用金钱，而采取以物易物的方法。于是可见庄园制度的流行。领主发动政府取得广大土地，招来贫民，令其耕作。让这些被称作“部曲”的庄民尽可能从事多种生产，然后物物交换，设法避免使用通货。这样，部曲消费了必要物资之后，剩余的生产物就成为庄园领主的收入。对这些物品收入，领主若有机会便变卖，但绝不会急于售出，宁愿以此为资本扩大庄园的规模，或者选定新的土地，构筑第二个庄园。

说到最重要的庄园生产物，谷物与绢帛是代表。它们是生活必需品，搬运也不那么困难，因此也可用作通货。

不单民间通货紧缩，政府也大为苦恼。政府的支出中，军费向来是沉重负担。政府绞尽脑汁寻求不用经费就可以维持军事力量的方法，于是三国时代出现了曹魏的屯田制。这并没什么大不了，是政府照着民间的庄园制度模仿的。即收容衣食穷困的贫民，分配一定面积的土地，平时耕作，有事之际即征发入伍。一旦投身屯田，就被列入军户，无法回到一般民户，身份还会传给子孙。军户与民间庄园的部曲都不是法律认可的完整人格，被当作地位更低的隶民，在刑法适用方面也受到区别对待。至此，中世的阶级社会出现了。

汉代物价的标示是铜钱多少贯、多少文，但铜钱在民间有信誉，是因背后有黄金通货的支持。当黄金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时，人们对铜钱的信赖也就消失了。民间熔化官铸良币，重铸为劣币，谋求不当得利，政府也渐无防范手段。

针对这种状况，魏文帝即位之初就下诏废铜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该诏令虽不能长久，但政府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以后南北朝的交易，都无外乎是一任民间自行为之。政府虽然无能，在刑法应用方面还是不得不顺应民间时势，建立起公平的制度。这就是将汉以来盗赃标准以铜钱计的制度改为以绢帛匹尺计。

中世政治紊乱，加上异民族入侵、割据，甚而占领华北等情况，社会混乱愈发深刻，因此民间交易益发萎缩，社会陷入不景气的谷底。呈现出些微恢复，要到进入唐代之后。

实际上，唐朝政权不能说是纯粹中国风格的政府。应该说，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入汉地的异民族留下的种子，正应与欧洲加洛林王朝的出现相对照。但西方的加洛林政权仅统一了欧洲的中央地区，而唐朝则超越了汉地本来的领域，向四方延伸势力，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土。这背后对应的事实则是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汉代以来，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以作自家货币之用而努力生产绢帛的。绢帛在中国内地变得丰富后，又出乎意料地受到西方世界的瞩目，输出渐盛，甚至取代一直以来的黄金，成为主要贸易品。这也因为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西亚秩序得到维持，交易趋于盛大，余波影响到了中国。绢之外，中国的茶叶、陶器等特产也成为贸易对象。对此，要说西方世界以什么来结算，那就只有作为西方通货的银币了。而且在中国内地，汉代黄金之后身的白银成为通货，同时作为铜钱的后盾发挥有效作用。唐朝政府为了恢复铜钱的信用，倾全国之力从事开元通宝的铸造，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如今，连日本都被断定存留着相当数量的开元通宝铜钱。当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与劣币作斗争，稍有疏忽，良币转眼就会被劣币驱逐，即从世上销声匿迹，又被铸成劣币，重回世上。但唐朝政府的理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宋代。在宋政权出现之前，中国从西方输入银币，铜钱的流通也形成了良好的环境。

宋初，有一则某著名政治家出任地方官时的逸话。(1)某日，他登临城门，远眺城下大道，看到好像是刚从市场回来的农夫，手里提着葱走路。他令部下将农夫叫来询问，果然是刚从市场买菜回来。于是他严厉训诫农夫，身为百姓为何不自事生产，还要花钱买农产品？训完方令农人退下。若仔细思考这段话，总觉得奇怪。这样的情况下，错误的一方毋宁说是地方官吧？官大人胸中的理想形象，仿佛是一个时代之前的中世庄园农夫。中世庄园应有的图景是所谓的“闭门为市”，即将农人封闭于庄园，自给自足。不足之物先在庄园内彼此物物交换，暂且应付，只有像食盐这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自足的商品，才允许花钱购买，此外一文钱也不可带出庄园。但这样的生活样式渐渐陈旧过时，难以维持。农人逐渐各自独立，依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他们尽可能种植容易卖出的作物，换为金钱，再用这笔钱购买自家必要物资。如此，效率大为提高，这种新样式是旧式的庄园自给自足方式败给现实的结果。进入宋代，时代已完全改变，即使是农民，也逐渐开始携带小笔钱款。读四书五经、科举出身的官员大人们已经落伍了。

虽然不知道这一时期的农民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他们是知识阶层，大概也会这么说吧？他们加入货币经济的姿态是崭新且自然的。仔细想想这种崭新，也并不是新奇的发明，实际是恢复古代中国的样式—不过是原样回到书写出《史记》《汉书》的汉朝全盛期而已。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文艺复兴精神本身呢？因为与此前的中世诀别，原样复兴古代，也就进入了近世。事实上，宋代的文化人也产生了这样的自觉，其表现即我们呼作中国文艺复兴的现象。

《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九卷《东西关系》中所收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最初是1940年至1941年间分两次在《史林》发表的，因此是我较早时期的文章。撰写该论文的动机之一，是向日本读者传达当时欧洲学界的动向。

1937年，我受文部省外派研究之命去法国，在巴黎度过两年有余。当时巴黎的东西文化关系研究正成为一大潮流。说起来，东西文化关系史领域，前一时代的硕学考狄(2)博士有庞大的研究，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0）。

不过考狄先生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实在很冷淡，认为法国人虽然引进了种种中国文物，但只是好事者的趣味之物，未对法国文化的根本产生任何影响。这当中有当时欧洲人难以摈除的欧洲文明优越感，可见硕学也难以抽离出这种风气。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对这个问题大大认真起来。最后结果是，提出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是来自外界的刺激，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波西纳的《中国、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开端》（Pouzyna：La Chine，l’Italie et les Débuts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1935）。

当时日本学界还很落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一点，连内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文化论》都不能被坦诚地接受。这篇难得的著名论文又经东京文化人(3)之手，一夜之间被改写，变形为宋代封建文化成立论，并有以此为学界主流的趋势。这一观点对于宋代文化的评价，认为近世以来几百年很有可能是倒退的。如果宋代文化果真有封建落后性，它就不可能成为影响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因此，我为了启蒙国人，决心传达欧洲学界的最新动向。

同时，我当时刚开始学习的西亚文化要比中国更为古老发达，于是想到西亚也能见到文艺复兴现象。因此梳理中国、西亚、欧洲三地前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及其相互关系与近世论，完成了一篇论文。

然而意外的是，日本西洋史学界出现了反对意见。极难理解的是，他们并不是在专家的立场上依据事实对我列举的证据提出反论，单以“不要到别人的领域来插嘴”这样排斥异己的议论而告终。这样的态度在国内也就罢了，如何能与欧洲学界的人们，譬如波西纳等人对话呢？恐怕只能成为笑柄吧。

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实现了，之后整个近世大约都持续着好景气。虽说如此，原本景气的好坏就是相对问题，因此好景气当中也难免交错着不景气。概言之，到18世纪为止，作为世界性通货的白银不断在东西方之间流动。若西亚的白银流向中国，与中国的好景气相反，西亚就经济萧条；白银流向相反的时候，景气的好坏也随之相反。即便世界上白银的自然增加，其总量也是有限的，很快埋没于过去也是常事。然而发生了犹如颠覆世界景气观念那样的大变化—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后，在美国开发银矿，空前数量的白银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流入欧洲，其影响不久也波及中国。

受到这种前所未有事态的正面冲击后，欧洲诸国中最敏锐、最坦率地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反映当时好景气的是产品需求的激增，无论投入多少现有的劳动力从事生产，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开始向机械装置寻求帮助，此时起到自动机器作用而登场的，是蒸汽机等机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威力发挥了空前效力，近邻诸国当中，抵抗者悉数衰亡，被同化而合作的则走向繁荣。如此，新文明瞬间风靡全欧洲。世界史显然进入了性质几乎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我将这之后称为最近世史。要之，这个新时代绝非一反过去逆行其道，而是持续近世化，不过速度大大增加了。

这种新文明所向无敌，不管东西方，不论过去文化积累的厚薄，几乎都无条件地屈服在新压力面前，必须跟上最近世史的步调。这种情况下，有值得骄傲、更古老的历史背景的东洋各民族也不例外。而此际，各民族在本国方向上的决断对之后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日本这样一早察知世界趋势，进而顺应最近世潮流的国家，此后步入极为顺遂的命运。然而像中国这样执着于近世，更无视新文明威力而采取反抗态度的国家，此后国运极艰，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最后的结局仍是不得不与最近世合流。但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以及对中国旧文明给予忘我信任的朝鲜，却不得已屈从于日本。

在此事实上，若再结合《中国史》被这两个地区翻译并广泛阅读的现象，这结论似乎过于牵强附会。1980年，《中国史》由当时在日本做研究员的邱添生君翻译成汉文，标题不变，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刊行。虽然不知在当地普及到什么程度，但一定程度流传于世，这可以从不久之后此书传入韩国并似乎被翻译成韩文一事推测出来。该韩文译本被寺田隆信教授门下的留学生带到了仙台，所以我听说了。拿来实物一看，这位叫曹秉汉的人恐怕是从台湾译本转译的，除去汉语的固有名词，全以谚文记之。将必要之处翻译成日语来看，这是1983年历民社出版的。想来，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怎么说呢？毕竟这两地的民众在心底难以信赖日本文化吧。从韩文译本的译者序中可领悟其意味：

本书翻译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中国史》，他是日本东洋史学界两大流派之一京都学派的代表大学者。本书是作为中国史概论而创作的，但因著者有很高的历史学识与见解，及独特的著述态度，它最终并非单纯的概论书，而达到了有深度的通史水准。著者通过长期的学问生活培养了世界史的视野，在中国古代至最近世范畴内留下了广泛的业绩。因此，在本书中，著者基于博识，即学者的良心，通过独特的历史观，试图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加以体系化。

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有哪个历史学家曾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

围绕我的中国史概说，为了说明其存在意义，我利用书写跋文的权利详细说明景气史观的本质，最终就必须处于世界史的体系。但这绝非离题之语。若要说明我中国史研究的立足点，探讨就必须落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不过这绝非因为我的中国史观点特别出色。总之，研究中国史应有的立场必须如此，只不过从前没有人说起罢了。

宫崎市定

1992年11月

(1)　此处似指宋初张咏事。见《梦溪笔谈补笔谈》“官政”条。

(2)　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曾旅居上海（1869—1876年），回国后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是重要的东方学刊物《通报》杂志的创办人。

(3)　此处指东京历史学研究会（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见解不同的情况。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这份年表的制作方式，使其即使离开正文也依然有存在的意义。在读完正文后，也可以阅读本年表来进行复习。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编辑参考文献解说，是想让这册《中国史》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想法。深思熟虑之后，只收录了我的著述。如要列举基本史料，那就没有尽头了。即便是重要的文献，如果写得与我的想法不同，也许还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而且我想，若读了我的著述，自然也就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了吧。再次重申，本书并不是写给大学者们看的，也不是想要网罗所有的学说。

文中频繁引用的书名用了简略符号。同朋舍发行的《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第一至第五（1957年以后），用（Ⅰ）（Ⅱ）（Ⅲ）（Ⅳ）（Ⅴ）表示；朝日新闻社发行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中下（1976年），用（上）（中）（下）表示；同社发行的《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1971年），表示作（学）。

总论

我的世界史构想是很简单的，有关著述是《世界史序说》（Ⅱ）；关于亚洲史，极简单的有《何为亚洲史》（「アジア史とは何か」），略微详细的单行本有《亚洲史概说》（『アジア史概説』）（学生社，1973年）。我感觉，亚洲大陆也好，欧洲也好，从历史上来看，并非世人所想的那般距离遥远之存在，实际上要近得多，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写这些书的。

以某一观点概观中国史，《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上），是想着重考察中国史的南北对立的文章。《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中国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羡不足論」）（Ⅰ），论述了奢侈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の本質」）（Ⅱ）、《中国的历史思想》（「中国の歴史思想」）（中）、《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中国経済開発史の概要」）（Ⅳ）、《历史与盐》（「歴史と塩」）（Ⅱ）、《从粮食看中国史》（「食糧から見た中国史」）（Ⅲ）、《中国的官吏任用法》（「中国の官吏登用法」）（Ⅳ）、《中国河川史的考察》（中国河川の史的考察）（中），皆为简单的梗概。关于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有《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中国南洋関係史概説」）（Ⅱ）。概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的文章，可以参考《东洋史上的日本》（「東洋史の上の日本」）（下），与前面提到的《亚洲史概说》的最后部分。对有关时代区分的其他学说之批判，可以读书评《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下），以及弘文堂讲座《家族》月报7月号（1974年）所载给福岛正夫教授的私人信件。

关于中国史资料的总说，可见《中国史学入门总编》（Ⅲ），还有我个人的著述目录《宫崎市定著作目录》（『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四号，1971年3月）。

大致说明古代史的，有《中国古代史概论》（上），特别着重经济的，有《东洋的古代》（中）。概观中世的，有《大唐帝国》（河出书房，《世界历史》，1968年7月），实际以唐代为中心，涉及整个中世，以及《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上），乃六朝社会之一瞥。

关于近世史，《东洋的近世》（上）略微详细地说明了近世的特色，特别以宋代为焦点。最近世史中，《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论述至国民政府的北伐。

第一篇　古代史

关于殷代的历史，我的想法与通说略有不同，故在《中国上代的都市国家与其墓地》（「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中）、《有关中国古铜鼎形态的变迁》（「中国古銅鼎形態の変遷について」）（Ⅴ）中论及。

关于古代都市国家，有《中国上代是封建制还是都市国家》（「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Ⅲ）、《有关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中国にいける聚落形体の変遷について」）（中）、《中国城郭的起源异说》（「中国城郭の起源異説」）（Ⅰ），等等。关于古代的盐，有《关于贾的起源》（「賈の起原に就いて」）（Ⅱ），从赋税角度论述中国古代的，有《古代中国赋税制度》（Ⅰ）。

关于古代思想，有《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思想の特質」）（学）、《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の歴史観」）（学）、《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Ⅰ）、《中国古代天、命与天命的思想》（「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天と命と天命の思想」）（中）。关于《论语》的专著，有《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岩波书店，1974年），若要知其要点，《论语的新读法》（「論語の新しい読み方」）（岩波书店，《图书》第239—241页，1969年）则可代用。

进入战国时代，有《战国时代的都市》（「戦国時代の都市」）（中）、《关于游侠》（「遊侠に就いて」）（Ⅰ）。关于秦代，有《读史记李斯列传》（「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Ⅴ）。关于汉代都市，有《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中）。关于《史记》，有《史记货殖传物价考证》（中）。关于《史记》的写作，于《姿态与文学—有关〈史记〉写作之一试论》（「身振りと文学――史記成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中）论及。关于汉代与西域之关系，在《条支、大秦与西海》（Ⅰ）中，关于条支的位置，反对了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两位博士的新说，而赞同之前的在叙利亚的说法，并加以论述。关于后汉的专论，只有《汉末风俗》（Ⅱ）一篇。

第二篇　中世史

中世前半部分，即所谓的六朝。关于六朝的文章，大约有《六朝时代的华北都市》（「六朝時代華北の都市」）（中）、《六朝时代的江南贵族》（「六朝時代江南の貴族」）（中）、《中国村制的成立》（「中国村制の成立」）（中）、《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Ⅳ）。关于六朝实行的官吏铨选法之专著，有《九品官人法研究》（同朋舍，1956年3月）。

三国时代虽然简单，但仍可举出《三国志的时代》（「三国志の時代」）（Ⅴ）、《魏晋的户口数》（「魏晋の戸口数」）（Ⅰ）。关于近代以后的税制，特别是屯田法、均田法，有《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制に就て」）（Ⅰ）。关于以晋为中心的士风，有《清谈》（Ⅲ）。进入南北朝之后，《南朝与北朝》（「南朝と北朝」）（Ⅴ）是简单的解说。关于隋代的专著，《隋炀帝》（『隋の煬帝』）（人物往来社，《中国人物丛书四》，1965年）之外，有《隋代史杂考》（Ⅴ），虽然比较短，还有《隋唐文化的本质》（「隋唐文化の本質」）（学）。

关于唐代所谓均田法的税役制度，在《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中）当中，特别讨论了杂傜的问题，《有关吐鲁番发现的田土文书之性质》（「トルファン発見田土文書の性質について」）（中）则主要讨论了屯田应有的状态。此外，《日本的官位令与唐代官品令》（「日本の官位令と唐の官品令」）（中），通过比较日本与唐朝，以求更明确地理解官吏的位阶制。在极短的文章《四家为邻》（「四家を隣と為す」）（Ⅳ）、《关于突厥的字音》（「突厥の字音について」）（Ⅳ）中，陈述了笔者的新见解。

关于五代史中山西的重要性，《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Ⅲ），说明了晋阳李氏的活动。另外，《五代军阀系统》（「五代軍閥の系統」）（Ⅰ）亦值得一读。

第三篇　近世史

本书虽以宋代汇集了近世史的诸种特色为立场，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但以下各种研究也不单是说明宋代，而是想同时讨论近世。

最简单地概括宋元史的，是《宋元时代序章》（Ⅴ）。关于土地问题，有《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Ⅳ）。关于商业，有《商业的发展》（「商業の発展」）（Ⅴ）、《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Ⅲ）。关于矿业，有《中国的铁》（「シナの鉄について」）（下）、《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下）。关于法制，有《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宋元時代の法制と裁判機構」）。

在官僚制度方面，宋代以后是科举的时代，对此，有《科举》（中公新书十五，1963年）。关于与官员对立的胥吏，有《以胥吏的陪备为中心》（「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Ⅲ）。

关于宋元与西域的关系，《宋元时代的西域》（「宋元時代の西域」）（Ⅱ）是极为简单的概括。《东洋文艺复兴与西洋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サンス」（Ⅱ），阐述了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宋代的文化对西方产生了影响。反过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之一例，有《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Ⅱ）与《中国火葬考》（下）。虽涉及琐事，但因二角五爪龙象征宋代以后天子独裁的禁令，所以撰写了《关于二角五爪龙》（「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下）。

宋代固有的研究，若作为概说的《北宋史概说》（Ⅰ）、《南宋政治史概说》（Ⅱ）太过简单，则可阅读与佐伯富教授合著的《宋与元》（『宋と元』，中央公论社，《世界历史》，1961年6月，后亦收入中公书系、中公文库）。关于宋代官职，有《宋代官制序说》（同朋舍，佐伯富编，《宋史职官志索引》收，1963年）。关于地方制度，有《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与特色》（「宋代州県制度の由来とその特色」）（Ⅳ）。关于人口统计，有《宋代的户口》（「宋代の戸口」）（Ⅰ）。关于出版法，有《书禁与禁书》（「書禁と禁書」）（Ⅱ），等等。此外，因宋代是铸造使用巨额铜钱的时代，故而撰写了《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星野书店，1943年），但目下已绝版。尽管宋代是进步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残存着野蛮的风俗，于是在《宋代杀人祭鬼的习俗》（「宋代における殺人祭鬼の習俗について」）（Ⅴ）中有所指出。

关于宋代官僚的风纪，在《宋代的士风》（「宋代の士風」）（Ⅳ）中，论述了未必是以往所称赞的那样。此外，这是中国历代几乎皆有名无实的太学教育实际推行的时代，故而在《宋代的太学学生生活》（「宋代の太学学生生活」）（Ⅰ）中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

像这样列举，个别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很贫弱。首先，关于从宋太祖到太宗的继承问题，有《宋太祖被弑说》（「宋の太祖被弑説について」）（Ⅲ）。关于仁宗朝的西夏战争，有《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西夏の興起と青白塩問題」）（Ⅰ）。关于王安石，有《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策》（「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Ⅰ）、《王安石的黄河治水策》（「王安石の黄河治水策」）（Ⅱ）等。小说《水浒传》虽只是明代完成的文学作品，但将其中所涉以徽宗为中心的史事阐释清楚的，是《水浒传》(1)（中公新书296，1972年）。考证《水浒传》写作过程的，是《水浒传的伤痕》，在此举出该书，或许不合时宜。

一直跳到南宋灭亡之际，有《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南宋末宰相の賈似道」）（Ⅱ），但这是笔者毕业论文，只是摘要的略传，将来若有时间，想以原研究为基础，发表详细的传记。当然其中是包含《鄂州之役前后》（Ⅰ）的。

关于元代的正式研究，只有一篇《围绕元朝统治下蒙古官职的蒙汉关系》（「元朝治下の蒙古的官職をめぐる蒙漢関係」）（下）。《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十字軍の東方に及ぼした影響」）（下），陈述了蒙古西征是十字军引起的，这种意见于此举出大概是合适的。另外，围绕元代来到东洋的马可·波罗将地理学知识传入西方的问题，创作了《马可·波罗留下的亡灵》（「マルコ·ポーロが残した亡霊」）（下），无非是好事者的研究罢了。

进入明代，《从洪武到永乐》（「洪武から永楽へ」）（下），讨论了明初国家性格从太祖到成祖的变化。《帖木儿王朝的遣明使节》（「帖木児王朝の遣明使節」）（Ⅲ），阐明了永乐朝廷的一个方面。此外，关于永乐帝招抚南海诸国，有《中国人的海外进出》（「中国人の海外進出」）（Ⅴ），说明了与此关联的“西洋”一词的，则有《关于南洋区分东西洋之根据》（「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ついて」）（Ⅱ）。

关于英宗朝社会的动摇，《中国近世的农民暴动》（「中国近世の農民暴動」）（Ⅲ），以邓茂七的叛乱为研究对象，想来在日本是最早的。

明代盛期的文化以江南，特别是苏州为舞台，大概最早极力主张这种说法的，是《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Ⅳ）、《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Ⅳ）。研究嘉靖时代的倭寇，论及其最初未必是以劫掠为目的的，是《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倭寇の本質と日本の南進」）（上）。描绘明亡前后乡绅生活的，是《张溥与其时代》（「張溥とその時代」）（Ⅴ），以张溥为中心讨论明亡，这在日本大概是最初的尝试吧，不过这个人物无暇在本书正文中出现了。

进入清代，《清朝文化及其背景》（「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Ⅴ）一文概观其盛衰之大势，《清帝国的繁荣》（『清帝国の繁栄』）（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9月）讨论至乾隆时代。关于异民族王朝征服者的满语与被征服者的汉语如何调和的问题，在《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Ⅲ）中有所考证。雍正帝的政治在清朝有重要意义，这在近来已被明确了解，也与笔者的提倡有关，《雍正帝》（下）是原先岩波新书中的一册。《雍正硃批谕旨解题》（下）、《清代的胥吏与幕友》（「清代の胥吏と幕友」）（下）、《雍正时代地方政治的实状》（「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実状」）（下）等篇，亦为同一主旨。

乾隆帝时代，欧洲是“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代，《法国的中国趣味之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学）对此作了概观。《18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的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Ⅲ）特别单以绘画为研究问题。关于乾隆时代学风的代表，有一篇《章学诚的文章论》（「章学誠の文章論」）（Ⅲ）。关于早期的广东贸易，在《清代对外贸易的两种资料》（「清代対外貿易の二資料」）（Ⅱ）中，于第一种资料内有所介绍，不过第二种资料是描述《南京条约》之后不久的事。

关于太平天国，笔者有独特的见解，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太平天国の性質について」）（下）中有所讨论。关于混乱中发起的英法联军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英法联军的北京入侵》（「英仏連合軍の北京侵入」）（Ⅱ）中特别论述了外交交涉的原委。作为其结果，清朝无奈打开国门，而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其意义的，是《中国的开国与日本》（「中国の開国と日本」）（上）。

清末，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被废止，关于这之前不久面向举子出版的善书之命运，于《有福读书堂丛刻》（Ⅴ）中论及。

第四篇　最近世史

最近世史与我个人的现代史是一致的。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是明治天皇去世之年，同时也是大正元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当然，我当时对中国的事之类还完全无知，但如今回头看中华民国的历史，我是渐渐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新闻加以接受的。若将其作为从无限大距离来眺望的纯客观历史来研究，实在太近，但通过整理自己的见闻经验来研究，又太遥远。将其作为学校教师必讲内容加以整理汇集，结果就是《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以及《京大东洋史Ⅳ—东亚的近代化》（『京大東洋史Ⅳ、東亜の近代化』）（创元社，1952年）的最后三章。此外，专门为委托调查而撰写的，有《大战前西藏外交论》（「大戦前チベット外交論」）（Ⅲ），概述了围绕西藏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也渐近知天命之年，于是经常有人要求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虽然说是介绍现状，但因有史学专业者的立场，必然会试图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延长线上加以考察，因此有数种随笔论说。《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人民共和国の前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の教訓」）、《批林批孔的历史背景》（「批林批孔の歴史背景」）、《从历史来看西藏的国境问题》（「歴史から見たチベット国境問題」）、《最近中国国际关系的看法》（「最近の中国国際関係の見方」）等皆属此类。特别是最后一篇，以外蒙古为中心讨论了中苏关系。在我是自明之理的事实，日本评论家却绝口不提，我现在也觉得难以想象。这些都收入了《东风西雅》（岩波书店，1978年）之中《新中国视角》（「新中国への視角」）一部。

(1)　这里的《水浒传》指作者的一种著作。

附录3　宫崎市定的生涯(1)

文/砺波护

一、从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

开创于1908年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当时，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有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位教授，西洋史学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助教授，富冈谦藏（1873—1918）及羽田亨（1882—1955）两位讲师，一共五人，不久还有朝鲜史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到任。从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的视角而言，内藤与富冈二位属于支那学派，其余都属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陈列馆筑成，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与研究室搬迁，本学科教室也移至陈列馆楼下。其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确立了三讲座制。这以后，本教室的历史学学风要比支那学的综合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后来常被视为内藤史学后继者的宫崎市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于长野县东北地区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现在的饭山市）的静间，是宫崎市藏与悦的次子。秋津村与作为岛崎藤村小说《破戒》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藏是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校当老师。宫崎市定曾就读于家乡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1919年9月成为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的高一学生。初高中时期，他极热衷于作和歌，因岛崎藤村之故，起了宫崎藤仙或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中，与几位同级生发行过油印版同人志。父亲市藏曾给《阿罗罗木》(2)投稿，被岛木赤彦选中刊登，受此影响，宫崎市定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刊载于该杂志。这一时期，他勤奋作诗，为成为文章好手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

新设的松本高中没有法语课，下课后，他与几位友人去天主教堂跟塞斯林（Gustave Cesselin）神父学习法文，这对他后来的生涯起了很大作用。松本高中的后辈中还有曾我部静雄与仁井田升，日后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自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他高中时订阅《东方时论》(3)，对三宅雪岭之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了共鸣，立志要当政治家，后来转变方向去了京都，考入文学部攻读东洋史，据说是受到1919年毕业于京大地理学的浅若晁的劝说。在他年逾九十之际所著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有这样一段饱含感激的回忆：

我改变志愿，去京都大学文学部，是因受到京大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大力怂恿。“去了京大，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他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好书。”他几乎要用热切的语气说，想跟我一起读《史记》。他说去了京大东洋史，绝对不会失望。而如此充满自信的劝说，我之前从来不曾遇见过，之后也没有。仿佛先生同时让我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

宫崎在京都的宿舍，也在浅若的住处。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拜入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门下，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君山，1868—1947）。东洋史以外的文学部各学科，比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教授等人的课，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听讲。语言方面，他在诗文创作课上多受狩野的指点，还修习了西夏语学者尼古拉·涅夫斯基(4)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时，他的笔记上有题为《去京都的工作》一篇，二十页自问自答地写满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感想，最后标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家中书毕”。笔记中有一项为《塞外民族与支那》，表明了宫崎即将进入大学时的热情。因为对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史，宫崎很早就怀有兴趣，便选定“作为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涉之一个场面的南宋灭亡时期”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受到内藤湖南选定一个人物为焦点来研究的启发，他以蒙古的忽必烈和与之对峙的贾似道为研究对象，很快写完了《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一提交，即参加了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考察团，巡游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参加论文答辩，提问的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共五位教授。1925年4月，他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创刊号上发表，连载四期。

毕业后，担当教室副手、在研究者之路前进的宫崎，在指导教授桑原骘藏的指示下，完成了乔治·雅各布(5)所著《东洋在西洋的影响》的选译工作，刊载于史学研究会会刊《史林》。雅各布的论述丝毫不见欧美的优越感，依靠德日辞典翻译此书的日子，对后来的宫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宫崎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业绩的评价，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宣传册上，《刊行之际》的概括可称精彩：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所谓京都东洋史学的学风，由先生继承与发展。因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这些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入世界史的发展中……先生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通史才是终极目标。很早就注意到西亚地区历史意义的《亚洲史概说》、以流畅文笔及明快逻辑作支撑的《中国史》等通史杰作，都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此种特质。一位历史学家，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

生于1901年的宫崎的著述活动，始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最后的文章，是1995年3月出版的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序，时为《宫崎市定全集》完结后约一年，距他逝世仅两个半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为止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自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然自适、直到去世的三十年。

二、战败前的二十年

这一时期的宫崎，本职是旧制第六高等学校与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接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其间不仅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法两年有余，还置身军籍，为陆军辎重兵少尉，于一·二八事变及二战末期，两度出征。

大学毕业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宫崎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为一年志愿兵。兵役结束不久，作为教授往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赴任，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教授。这两次学校任职，皆出于桑原骘藏的关照。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与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投稿学术论文。一篇是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改写，另一篇以宋代王安石新法为题材。是年10月，与松本高中的同学、六高的同僚小西谦教授之妹松枝结婚，次年九月长女一枝降生。

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随着一·二八事变的扩大，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的宫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因为事出突然，无暇购买军刀，遂向地理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琢治借取宗正铭的名刀。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军马场场长后，来到上海附近，但因停战协定的签订，仅负责维持治安，三个月后平安返回。

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很关心，但之后不久便对中国本身的社会与文化抱有兴趣。先是埋头于宋代研究，之后将研究对象移往古代史范畴。这是因为他担任旧制高校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之际，苦于没有可靠的东洋古代史著作，于是自然转向古代史的研究。1933年（昭和八年），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论述《古代支那赋税制度》与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得出称为“纸上考古学”的结论，在学界首次指出中国也存在古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

又及，宫崎年轻时曾受到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1881—1938）的极高瞩望。宫崎的古代史研究法，同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与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皮特里(6)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宫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观点，并称这是从纸上考古学得来的结论，滨田也赞赏这是很有趣的内容。

当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内藤湖南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但无人从事东京大学加藤繁开拓的经济史研究。宫崎怀有弥补空缺的志愿，首先考察了古代的赋税制度，于1934年发表《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て」），将唐代均田制的起源归于晋代占田课田制，并提出追溯至三国魏的屯田制的雄大构想，给学界带来冲击。宫崎的经济史方法很重视制度史的手法，很久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年），也可以说是其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

作为三高教授，除了东洋史，宫崎还讲授西洋史课程，并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制度与党争，1933年开始的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负责“支那地理书讲读”，对他日后的研究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京大文学部助教授。迎来三十岁后半期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两年整。1936年2月20日，自神户港搭乘箱根丸号，与高浜虚子、横光利一等同船赴法，即将抵达香港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不久，收到追加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为留学目的国的文件，但当时已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已开幕，因此放弃了去中国的计划。

留法的两年里，宫崎致力收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55年刊《中国新地图集》、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年刊全四册《中国全图》、1638年刊林斯柯顿（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著《航海志》、1897年刊诺登斯科德（Nils Erland Herbert Nordenskiöld）著《航海记》等西洋出版的地理书稀见本，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约翰内斯·扬松纽斯（Johannes Janssonius）的铜板古地图，这也是因为他去欧洲前一直在地理学教室授课，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留意。

留法期间，宫崎抓住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1937年9月，作为日本代表首度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后，在西亚各地游历两个半月，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断了去中国的念头，宫崎也感觉法国的研究生活颇安适，便延长了居留期间，直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经美国返回了阔别两年半的日本。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作为内阁直属国策机关的东亚研究所开设，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以任务，宫崎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忙碌。归国不久，发表了考证汉代西亚地名的论文《条支、大秦与西海》（「条支と大秦と西海」）。

1939年5月，宫崎代表京都史学研究会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以《羡不足论》为题作了公开演讲。次年将该演讲以《羡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論―支那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为题，加以补注发表，近二十年后收入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アジア史研究　第一』），作为得意之作置于卷首，改题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

翌年，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中，宫崎出版了通史《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气将毕业论文以来关注的问题书写出来。论述了古代以来，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单是因生活样式与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立，还有根植于深层人生观的对抗，以及日本本来是朴素主义的民族等问题。此外，本书随处可见对中国各时代社会特质的独创见解。譬如，强调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有密切关联，春秋时代有着希腊城邦般的城郭都市生活。本书还被置于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卷的概说篇卷首。

留法期间，宫崎不仅收集地图帖或地图，还搜罗东洋趣味的铜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

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

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的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年，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学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说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

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

三、退休前的二十年

战败不久，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教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

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　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

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务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世》。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开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

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

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

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的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面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

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

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对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月归国。

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

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7)，宫崎一直在谆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

四、悠然自适的三十年

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任德国汉堡大学及波鸿鲁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外，没有去任何大学授课。他避居近邻京大的吉田山东麓家中，专心创作《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中国史》《谜之七支刀》（『謎の七支刀』）之外，还相继刊行了《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木米与永翁》（『木米と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等随笔集。此外，因旧著的文库本化而获得诸多江湖粉丝，三十年来，当着作家，度过了平静安稳的市民生活。仅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中公文库，就收录了由《菩萨蛮记》改题的《西亚游记》（『西アジア遊記』）等十数册，他去世后，岩波文库、岩波现代文库亦收入数册。

宫崎虚岁七十四岁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这部成果将儒教之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完全等同于其他古代文献，以史家态度进行解读，而不是将之特别视为圣典。与吉川幸次郎译注的《论语》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进行忠实解读不同，宫崎试图努力究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之本来思想。当然，二者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很重要。

宫崎有关孔子与《论语》的最初论考，是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旋即被译成中文，题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后回国不久写下的，虽然在参考文献里未指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宫崎受到欧内斯特·勒南《耶稣传》（1863年）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勒南是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是《圣经》解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部明晰、流丽的著名传记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宫崎倾倒于勒南的宗教史研究方法，可以在1944年刊《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五穆罕默德的兴起”的附记里得到确证：

穆罕默德前后各章，几乎原文借用法国硕学勒南《宗教史论考》中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起源》。坊间多有称穆罕默德传者，但无出勒南这篇很短的论文之右。

此后的宫崎，忙于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大展辩论，真正研究《论语》，还是在过了花甲后。从京大退休前的1964年，给文学部东洋史本科生讲授的演习课题目就是《论语》。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朝日新闻社刊行了《亚洲史论考》全三卷，收录了绝版的单行本与《亚洲史研究》等未收的论稿。两年后，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他亲眼目睹了此前预见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圆满完成了《宫崎市定全集》 （全二十四卷、别卷一，岩波书店，1991—1994）的出版，并在各卷末亲自撰写长文加以解说。1995年（平成七年）3月出版的随想集《游心谱》之自序为其绝笔。5月24日，以虚岁九十五逝世。碰巧，这天正是恩师桑原骘藏的第六十五个忌辰。

宫崎去世后，学界内外评价极高。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年月内，学界的一部分人对宫崎的论著持续进行执拗的攻击批判。宫崎一周年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宫崎的最佳史料。长达七十年的岁月里，有关教室及言论界所见闻的宫崎历史观及人物形象，可参考全集各卷月报(8)所刊载的五十二篇文章，以及《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四卷第四号所载六十五篇追忆文章。《东洋史研究》是宫崎担任四十年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之会刊，兼有逸话的追忆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论及宫崎其人。

特别是全集第二十四卷月报所载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系谱论》（「宮崎史学の系譜論」），确认了宫崎自己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序文中所言“世间似有人目我为内藤史学的后继者，但我自己并不曾有意这样做。就专门客观考察事物，以期彻底解读史料这点而言，我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更接近桑原博士”，得出“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结论，意味深长。此外，我主持的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先学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学』第百辑，2000年9月）中，附加了逾百册的宫崎著作一览。

又及，宫崎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法时所搜集的洋书与地图中，钤有“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的得意之作，皆由宫崎长女一枝赠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为“宫崎市定收藏”，特别放置。

(1)　本文原载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的百年》（『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220—239页。作者砺波护为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也是宫崎市定的弟子。

(2)　日本短歌杂志，伊藤左千夫等人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创办，是大正、昭和时期歌坛的主流。

(3)　1916年中野正刚等人组织的国家主义政治团体“东方会”的会刊。

(4)　尼古拉·涅夫斯基（Н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92—1937），俄罗斯语言学家，专精东亚语言，当代西夏语研究奠基者之一。

(5)　乔治·雅各布（Georg Jacob，1862—1937），伊斯兰学、东方学研究者；《东洋在西洋的影响》原书名Der Einfluss des Morgenlands auf das Abendland，日译名为「西洋に於ける東洋の影響」。

(6)　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1853—1942），英国的埃及学者，确立了考古学的系统手法。

(7)　即本书自跋。

(8)　这里的“月报”是指附在《宫崎市定全集》中的小册子，内容为与作者有关的回忆录、散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