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捱过寒冬，倍觉春暖（代前言）

第一章 癌症将是人类新常态

癌症，就是人类的新常态

患癌，再常见不过的一类现象

人类抗癌成败史百年回顾

从躲避，到征服，到博弈

与癌博弈的战略性转折：成效初显

第二章 应对癌症新常态，从改变认知做起

一个悖论引发的质疑

癌症的概念须重新界定

癌症新共识：只是一类慢性病

癌症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癌症机制的“同花顺”假说

癌症的“早诊断”，需要不需要

来自患者的感受：积极治疗未必是福

何谓“抗癌”成功

癌症发病的“车祸”隐喻

第三章 面对癌症肆虐，该认真思考生命意义了

尼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乔布斯临终遗愿：想与苏格拉底喝半天茶

于娟：我们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认清活着的意义

美国才女崔雅临终前的反省

癌症患者遗憾启示录

台湾“美名富”的生死经历感悟

钱买不回来命:赚那么多钱，结果只是让你能住特需病房

生命的主张不能放弃

中国亟须生命观启蒙教育

借着意义的寻找，体悟人生，学会好好地活

第四章 生命的神圣及脆弱

天人合一：生命是大自然的馈赠

生命——自然之礼的缺憾及困顿

生命：呈现为抛物线样规律

生命是“瓷花瓶”，有使用期限且脆弱

生命：不堪承受之轻，超载超重早晚易折

生命有自我修复功能，但能力有限

喧闹的医院与“300万中国人早死”

为什么医生生了癌，死得更快

远离大病盯缠，常始于对自我生命的尊重

你怎么珍惜生命，生命就怎样回馈你

第五章 生命的本能与智慧需尊重

西方的本能及需求说

肝主疏泄的中国“本能说”

郁为百病之源

过度压抑本能：类同于自我渐灭生机

放纵自我：不亚于自寻短见

躯体智慧超乎想象，善领悟者康

学会“顺纳”自己的一切

康复本能的内外因激励之差异

快乐追求的双重属性

生命不欣赏赌徒性格

第六章 心身和合，方为完整的生命

心身和合，人方为天下“贵”

心身关系：莫衷一是之历史认识

心身“共轭”：用科学数值揭示的客观事实

中医传统认识：心身互动的层次特点

心理常可“暗中支配”躯体

临床医学：从关注实验室，到查论文，再到讲故事

善于从“20世纪困惑”中走出

从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到积极心理学

积极情绪“拓延-构建”理论的启示

第七章 患了癌，先学会心灵自救

三分之一癌症长在心上

恐癌之害，关键在于恐惧本身

木桶短板理论：癌症患者先救心

患者需要的，首先是安全感重建

自救：先从爱自己，尊重自己开始

善于及时自我激励和“奖赏”

不断给自己加油，输入正能量

学会自我转移聚焦焦点

及时适度调整期望目标

“逆时针”心理效应，重返最佳状态

期待效应：心存企盼，会有善果

善用心理学的“巴纳姆效应”

斯托克代尔悖论的启示

加入组织，找到“家”

需要社会支持，善与健康者为伍

第八章 人生意义的多元性

一段对话引发优秀生自杀：需尽早思考人生意义

“我”的本性之多重

人生意义的多元性：“合乎德”即可

受本能驱使，充其量只是“宠物生活”

别过他人给你设定的人生

也别给他人指定或计划人生

控制欲：双刃利剑，内心虚弱的表现

愤青：社会并不只有一个标准

拓宽视野，或许就能改善

会生活，从理解生活意义开始

听从内心的真实呼唤

康宁在“五福”中的核心意义

合乎德，益康宁，就是有意义的生活

同样快乐：或益寿，或折寿，取决于合德与否

第九章 生活，只是自我态度的映射

你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怎么回报你

雨中情、艳阳天，都包含着美

积极态度者，更容易体验成功

支撑生活的正是这些点滴小事

从做最好的自己，到生活在闲暇随性中

挣脱完美主义，才能享受生活

放低标准就幸福：很多事，够好了就可以了

别被虚幻的“面子”囚禁了

双面人的生活：即使再成功，也要不得

言情小说不等于现实

生活无处不精彩

只过自己能够承受的生活

第十章 生存：最核心的是简单

关于快乐:哲学家与亚历山大的对话

莫言：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

简单：生存的本质，远离慢性病的关键

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要想活得长久些，只能活得简单些

千万别把“想要”的，统统变成“需要”的

是你拥有了房产，还是房产囚禁了你

过于算计和功利：戕害健康

富翁姐弟“比拼”的悲剧

胰腺癌患者：“幸福藏在简单里”

单纯的人也许傻，复杂的人才会蠢

停一停脚步，让灵魂跟上

减法生活，带给你快乐

知足，不仅常乐，且可助成功

第十一章给予和接受：人生最大意义所在

学会给予，幸福人生的真谛

笑纳生活赐予的一切

若只是占有，定会空虚，索然乏味

人，赖他人以活！核心是“爱”

家属亲友的爱，不可替代

一句我爱你，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给予”与“爱”，其实很简单

给予，可以使人长寿

被需要不仅是幸福和责任，也是生存动力

救人者，也救了自己

心存感恩与感激：不仅关乎道德，也关涉康寿

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奉献

精神上的“授”与“受”：最丰满的意义

第十二章生命：在适度张力中最滋润

在悲观与乐观两极中，尽可能游近乐观

面对病困险厄：善在征服和妥协中选择

学会在认真及糊涂之间做“二八”区分

在奉献与当下享受中求得平衡

协调好人生的最高目标及最低期望

张弛于积极进取及惬意闲暇之中

革命与保命中的取舍——不值得的拼命

在感性与理性中自在地游弋

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登得了峰”与“下得了山”皆英雄

生活打不打折中的辩证法

生活，“允执厥中”才滋润

第十三章 重新认识自我，活在本真中

无聊为百病之源

最简单的，就是把分分秒秒填满

生活，虽缺憾很多，但仍是美好的

哲人眼里的生活意义

“生活意义”的自我评估

善于讲和，生活的第一课

舍弃琐屑，获得大益

不行春风，焉得秋雨

宽容、包容与从容，愉悦生活的要素

认清自我，安顿好心灵

过灵魂相伴随的生活

第十四章 乐龄患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老年，人生新的驿站

“阶梯人生”和“黄金时段”

乐龄中的人生哲学

智者：“胸无块垒”而康寿

高龄患病，乐龄之事

知晓生老病死之理，更需要追求善终

向死而生，活出真滋味

从容善对生死离别

能否让人们安详地睡去

活着惬意，死有尊严

跋

版权信息

书名：《大病之后才明白——何裕民透过癌症悟人生》

作者：何裕民

出版方：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8月4日

ISBN:97875352798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捱过寒冬，倍觉春暖（代前言）

我发现，一个人从失败与痛苦中学到的，远比成功所给的还要多。——[美国]凯瑟琳·赫本

我的藏书中，有着几十本特别值得珍视的书，都是关于癌症康复者的书。这些书，一大半是当事人成功抗癌后写下的自我体验，送给我留着纪念的，弥足珍视；有些则是临终前他对生命的感怀及醒悟，就像于娟写的《此生未完成》，令人唏嘘不已，心痛彻背；也有些是他们走后，别人对他们的留念和回忆，如《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折射出对生存智慧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死亡的检视等，有着特别沉甸甸的人生哲理。在我几千册藏书中，这些书充其量只占1%左右。但因为这些书都是当事人面临死神时泣血滴泪写就的，闪烁着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凝聚着对生活本质及人生意义思索的结晶。生活在健康或亚健康状态中的普罗大众，因缺乏对这些关乎生死等严肃重大问题的思索及领悟，全然不知健康之可贵，疾病危险之临近，大多仍犹如温水中的青蛙，故泣血滴泪写就的这些书，就显得十分凝重而有普遍意义与价值。俗话说得好：参悟了死，才能更好地活。我十分看重这些书中所提及的关乎人类共性难题：一些拷问结论及心得，尽管我没有每本书都认真看完，但是书放在那里，就是一种精神力量—经常提醒我，也促使我—一直在反思生命、生活及人生的一系列最基本问题。

在某大城市癌症俱乐部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该城市副市长亲笔写的一个条幅—“向战胜癌症的生命强者致敬！”这句话我赞同一半—的确，癌症康复者是生命的强者，他们经历了苦难的折磨，渡过了癌症难关，赢得了胜利；但不是战胜了癌症—人类最好别奢谈“战胜”癌症（包括各种疾病），曾经有假冒我的名义出版的《癌症完全可以战胜》一书，我第一时间提出抗议，要求立即下架。因为战胜疾病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梦想，体现着新教主义人类至上、无所不能的狂妄。其实，人类应该卑谦点。不用说癌症，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也包括风湿、关节炎、感冒等，人类能够“战胜”吗？除非江湖郎中或医学骗子，否则，严肃的医学家都会耸耸肩、摇摇头，说不可能，但这不等于人类无能为力。人类能够推迟或延缓它的发生发展，减少它的危害，控制一些症状，帮助当事人守住健康。

俗语说得好：缺啥别缺钱，有啥别有病。因为谁都知道，生病，特别是生了癌是可怕的、要命的；而且是生不起的—不管在身心上、财力上、社会生活中，都是难以承受的。人们离癌症等疾病最好都能远远的。然而，现实又是残酷的，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8个人被确诊为患了癌，而患了其他疾病的就更多了。你越不希望它黏上你，它却非常看中你，不时地就会盯上你。因此，对癌症等疾病的躲避与防范成了人们的一大愿望。但不幸的是，它还是时不时地发生着、发展着。

俗话说，经历过寒冬，方知春暖。我们这一代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就是因为经历过太多磨难，其中不少人才有着坚韧的毅力。与大病博弈也一样—要么大病把人打趴了，一蹶不振；要么坚毅者更强大，并在磨难中得到升华。

在与癌症患者长期接触切磋中，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我特别看重他们通过痛苦而备受折磨的抗癌历练，不少人对生命及生活的意义深有感悟。有些人则面对人生的基本难题，进行痛苦思索，凝练出了对生命真谛的深刻认知，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病痛的芸芸大众所欠缺的。

笔者总结出他们的精神财富，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会“活在本真中”。

“人就是人”（命题看似重复，却是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的哲学遗著，也是他最后写成的代表性册子《人就是“人”》的书名）。人有不同于其他生物的诸多特性。就理想状态而言，人应该“活在本真中”。

何谓“本真”？咬文嚼字的话，指事物（这里指生命、生活、人生）本来所有的属性，不去追求、获取不属于自身之物，或强行改变自己。

也可以说是本源、真相、天性、原本状态；不加修饰的内心世界及追求等。

或简单地说，本，就是本来、本质；真，就是真实。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们换句话说：平平淡淡就是真。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自知”—大病一场，有些智者往往痛定思痛，善于自我反思，冷静下来思索—知晓自己真实需求，明白自身优劣，找准人生定位；然后追随内心，凡事坦然，不为外扰，活在真我中。

而平平淡淡，既指“自知”后的平常心与淡然（其实，人内心真实的需求是不多的，很多都是相互攀比后添加的）；又指因为内心平静后遇事坦然，不易为外扰所困。《黄帝内经》之“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即此意。而“真气从之”，生命处于本真中，机能协调，内外平和，自然可活得舒畅、康宁、好德而寿。

其实，诸葛孔明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名言中，明志，从入世解，可释为明确志向；从出世解，也可释为洞悉自我需求。致远也一样，从入世解，可释为实现巨大抱负；从出世解，可释为活得更久远、舒畅。前提都是淡泊、宁静。

当然，这些从理论上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但结合患癌症等大病之后的思索，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存故事及人生领悟，可就显得沉甸甸且富有醒世意义了。

众所周知，凯瑟琳·赫本是20世纪一代影后，一生获奖无数，被评为美国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位居第一名。晚年，她患有恶性肿瘤，并兼有帕金森症等病。关于恶性肿瘤，由于年事已高，她自己决定不进行医学干预，医生尊重了她的选择。96岁时，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安详地驾鹤西去。她曾经富有哲理地说：“我发现，一个人从失败与痛苦中学到的，远比成功所给的还要多。”

笔者只是一位临床医生，充其量是个对某些医学哲学问题爱好思考者，何以不知天高地厚地涉及生命、生存、人生等纯哲学命题或宗教范畴？绝非闲来无事，而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在与大难不死的癌症患者长期交往中，历历在目的所见所闻，触动了我的神经，有时，甚至深深地戳痛了我（笔者在电视节目中，谈到一些勇者抗癌经历时，眼睛多次湿润就是例证）。我心静时会反思他们的经历，回味他们的体验，感受他们的领悟。与数万例患者或长或短的接触后，我有种使命感，非要把这些人类痛苦体验的“精华”（或者说财富）形成文字不可，以便有一本当今众人可以享用关乎生命、生存、人生意义的活教材。

当然，平素笔者还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近年来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中医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在温习古文献的过程中，我们深刻领会到了中华民族既是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个经历了诸多磨难和坎坷的民族。先秦的哲人们就已睿智地归纳出了人生的要义，这些体现在儒家、道家等典籍中。例如，《尚书》中就归纳了“五福”一说，历代也肯定并延续了这一说法。所谓“五福”非常明确，“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核心则是“康宁”，康宁包含“体康”“心宁”；康宁决定着寿和富；寿、富、康宁又取决于“好德”，取决于品行；而这些又决定着寿命。重要的是：只有平平淡淡，活在本真中，才能体康心宁。

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古文献及古代中国智者们，践行着“五福”等的宗旨。历史的深厚积淀给了后世（包括现代人）莫大的智慧，指引着人们思考该怎么活，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生命、生活的本真..这些，可以说是指引人生活的一盏明灯。而如今，由于社会急剧变化，旧有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尚在建构中。芸芸众生的人生旅程缺乏路标和目的地，光怪陆离、诱惑无穷的现实商业世界，直把人刺激得神魂颠倒，天天踮起脚尖、拼命地赶路，却不知路在何方？目的地在何处？如此赶路究竟为了什么？因此，放眼当今世界，财富倍增，幸福感却暴跌；生活必需品不缺，温饱唾手可得，心里却慌得很；医疗技术迅猛发展，各种疾病（怪病，包括癌症）却泛滥成灾；期望寿命有所延伸，心身康宁却成奢望..在如此喧闹而无所适从的时代，静下心，好好重温古贤哲们的教诲，并结合癌症康复者磨难后的领悟（他们毕竟是在生活旅途中有过大坎坷、摔过大跟斗、经历过极地酷寒而倍知生活之春暖者），也许能够平静我们内心的浮躁，抚慰我们枯竭了的心灵，唤起你我重新寻找真实的生命价值、生活意义、人生真谛。至少，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这类问题。

透过癌症领悟人生，学会好好地“活在本真中”。

因为平平淡淡，身心康宁才是真。

第一章   癌症将是人类新常态

很可能，癌症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正常态，我们注定最终走向致命的结局。——
[美国]悉达多·穆克吉

癌症，半个多世纪前，恐怕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现在却谈癌色变，成了经常纠缠人们绕不过的最常见话题。癌症究竟怎么了，我们还是从它的发病史及危害现状说起吧。

癌症，就是人类的新常态

悉达多·穆克吉是印度裔美国医生、科学家和教授，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生和研究员，有感于人类应对癌症的尴尬，他历时6年，凭借翔实的历史资料、专业文献、患者专访等信息，追寻和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且较系统地分析、总结了人类对抗癌症的漫长历史过程及现代状况，写下了洋洋大作《众病之王·癌症传》，此书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获得了普利策奖等殊荣。他通过前瞻性分析，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明确指出：尽管历史上癌症并不多见，但进入现代后，由于多种因素，癌症，就是人类的新常态。他在书的最后总结道：“很可能，癌症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正常态，我们注定最终走向致命的结局。的确，在一些国家受癌症影响的人口比例无情地从1/4增长到1/3，再增长到1/2时，癌症无疑将成为无法避免的新常态。于是，问题不再是我们在生命中是否会遇到这种永恒的疾病，而是我们何时会遇到它。”

以前（几乎包括整个20世纪前半叶之前的所有时代），人们总认为癌症只是生命中的一种例外，是灾难降临当事人，是身外的“恶魔”缠身。因此，汲汲于用各种方法去除此恶魔—包括早期的宗教驱邪、烙铁烫烤、截肢隔断，也包括近代的扩大根治术、大剂量化疗、放疗等等。究其认识论根源，都是基于癌症是恶魔缠身，务必彻底清除干净这一基本点。就其病因而言，无论是病毒说、放射说、污染说、毒素堆积说等，都只是对“恶魔”缠身改换了“门面”的解释。

然而，直到20世纪后半叶，人们才开始逐渐弄清楚，原来癌症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是不那么令人喜欢的一部分。癌细胞只是体内的“坏孩子”，它和“好孩子”同根同源；只是发育（细胞成熟）不良或退化而已。到了8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更为惊人的事实，居然“原癌基因”原本就是正常基因，之所以成为驱动癌变过程的“元凶”，可能是因为相互间协调出了差池，或信号传递上有些不畅。直到2003年，科学家才明白原来细胞的“正常”和癌细胞的“异常”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其主要区别只是在于积累的基因突变释放了癌细胞的标志性行为。或者说，只是某些基因表达偏高或偏低的差异。

因此，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及医学的进步，癌症的发病率将继续飙升。因为进步让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进步的标志是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生活在纯粹人造的环境中，被各种化学毒素所围困；进步又让人一改过去自然界恬淡地栖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癌症发病率的攀升。这可谓是一个人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可它却是真实的。

患癌，再常见不过的一类现象

其实，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被癌症盯上是芸芸众生再常见不过的一类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专家就预测，如果美国人均期望寿命达到90岁，将有47%的男性及32%的女性最终将以患癌方式结束生命。

又如，2013年6月，据英国慈善机构麦克米伦癌症援助中心预测：近20年来，英国癌症发病率增加1/3以上。到2020年，47%的英国人将罹患癌症，但其中40%的癌症患者可长期“带癌生存”。

再如，据2015年初最新的英国研究结论：1960年以后出生的英国人，有一半将会患上癌症。该研究机构利用一种复杂精确的癌症风险计算方法，推翻此前有关“1/3英国人将患癌”的预测。该机构估计，将近54%的男性将会患癌，而女性患癌的比率不足48%。

根据英国专家的分析，更多人患癌的原因之一是死于心脏疾病和感染疾病的人数不断减少，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加上有许多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导致多数人患上癌症。但好消息是，患癌后治愈的概率越来越大。

从事该研究的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教授皮特·萨西尼说：“癌症并非不可避免，许多方法可以预防癌症。”例如，减肥、戒烟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会将患癌症的风险从50%降低至30%。

困境不仅仅是欧美的，而是全世界的。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14年公布了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GLOBOCAN，2012）。该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新增 1410万例癌症患者。其中，中国新增 310.2万例，占 22%（这个数据绝对是保守的，中国每年的癌症新增患者应该比这个数据高出至少15%以上）；全球820万人因癌症死亡，中国占27%，即 221.4万人死于癌症。全球 3260万人带瘤生存，中国占 15%（489万人）。IARC认为，到了 2025 年全球每年新发癌症患者预计将达 1930万例，主要与人口增长、生活方式和老年化有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癌症负担将持续增加。

中国癌症发病的快速飙升情况更为严峻，尤其以沿海大城市为甚。2012年，我国首次发布癌症发病情况登记年报，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为312万例（数据是缩水的，因为农村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报告制度），平均每天约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据上海市权威的官方机构分析显示，2014年上海癌症发病率已达418/10万。换句话说，每年每千个上海人中，便有4人被诊断为癌症。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只是256/10万。

仅以肺癌为例：2006年与1973年相比，全国增加465%。就北京而言，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数据显示，2001—2010年，北京肺癌的发病率增长了56%，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中。素以严肃著称的新华社媒体，也以“癌症爆炸”的醒目字眼出现于某期刊的封面。（《瞭望东方周刊》， 2007年第24期）

癌症高发，你我将难以幸免，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现实。你我可能会被癌症盯上，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因为患上癌症就是新常态。“问题不再是我们在生命中是否会遇到这种永恒的疾病，而是我们何时会遇到它”（悉达多·穆克吉）。还有，就是怎么更好地认识它、更有效地防范它、更从容地应对它。

人类抗癌成败史百年回顾

1971年1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其椭圆形办公室里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总统还用了约100个词，强烈提议开展深入的癌症研究，以寻找根治癌症的方法。现在看来，这未免太狂妄了点。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政治家们的无知，因为科学家们早就在摩拳擦掌，一门心思地准备迎接癌症被战胜的那一刻。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美国著名学者坚信癌症很快将被攻克。196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所长恩迪克特更认定：“下一步，（癌症）完全治愈，势不可挡。”1968年，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盖伯教授则出版了《治愈癌症：国家目标》一书。可以说，政治家是在科学家的捣鼓下，大张旗鼓地鼓动全国力量来征服癌症的，且有积极的配套措施，包括巨额的经费投入。仅就资金而言，要精确计算美国从1971年至今在癌症研究领域投入多少经费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各方面总投入不会少于2000亿美元。

然而，略带嘲讽及苦涩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人不断地检讨说这是一场不可能见效的错误运动。2002年国际癌症预防联盟（CPC）在文件中明确承认：“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也在世纪之交时承认这一点。

在美国政府对癌宣战40年后，全球顶级的两份科学期刊—英国的《自然》杂志和美国的《科学》杂志于2011年先后发表了与癌相关的纪念专集。《科学》杂志评论说：癌症领域，是40年前令人不解的问题，如今依然困扰着研究者。但客观地说，巨大投入，包括兴建了诸多研究机构和癌症中心，至少奠定了癌症研究基础；人们初步了解了癌症基因性质，对于某些相对较为罕见的癌症，也有了一些有用的治疗药物。人们已明确，很多癌症源自慢性感染，而慢性感染又与病毒相关，故开发了一些抗病毒疫苗，如抗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降低了宫颈癌发病率；乙肝疫苗的开发和推广，也将改写肝癌的防范史。

2012年9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载了《癌症研究200年》一文，指出“癌症之战才刚刚开始，要想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刊回顾了创刊200年以来人类与癌症抗争的历史进程，认为“癌症研究初露萌芽”“癌症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的‘黑匣子’状态过渡到了今天的‘蓝图’规划阶段”。在系统回顾几大疗法（手术、放疗、化疗、免疫、靶向等）得失的同时，该刊特别强调：“无论癌症治疗是否变得容易，预防仍然是最重要的”，而“预防癌症的重中之重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尼古丁是已知最有成瘾性的物质之一。迄今为止吸烟或被动吸烟是导致肺癌的最常见原因，估计其致死者占癌症死亡人数的40%。从20世纪60年代厉行戒烟，到1970年美国禁止烟草广告，多种措施使吸烟人数显著减少，在美国，吸烟人数锐减到1950年的一半水平；1990年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开始下降，随后1991年肺癌死亡率开始下降。可见，主要是预防有效地减少了癌症的危害。

该刊还系统地回顾了美国癌症患者生存率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所有癌症的5年相对生存率为38%，而现在是68%。线性预测表明，到2015年5年生存率会升高到80%；美国自从1990年开始，癌症整体死亡率下降24%；直线预测表明，到2015年，癌症整体死亡率将减少约38%。到那个时候，人们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能力会变得更强。NEJM总结说：“总而言之，把癌症转变成可治愈或慢性疾病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道路也是曲折的。”

因此，可以预测，综合的方法将会改写人类与癌症的交往历史。英国帝国医学院的肿瘤学教授卡罗尔·西克拉（K.Sikora）在名为《癌症2025：癌症医护的未来》的报告中写道：“到了2025年，癌症将会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哮喘一样成为慢性病，虽然会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却不会导致必然死亡。”

从躲避，到征服，到博弈

我们认为，近百年来，人类与癌症的“交手”史可以如此总结—其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以前是以“躲避”为主，最好别被恶魔盯上，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面对癌症无能为力，只能听凭自然，好在当时癌症发病率并不很高。

第二阶段，整个20世纪人类可以说是狂妄的，一心试图“征服”癌症—无论是外科的根治术（始自于1891年的外科泰斗霍尔斯特德倡导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内科的超大剂量联合化疗；放射科的大射野、超剂量照射；包括几种方法同用，甚至再加上骨髓移植，都是如此。其宗旨只有一个：用狂轰滥炸来彻底“战胜”癌症。

最典型的要数沃纳·贝兹沃达的疗法。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最“杰出”和最“成功”的癌症治疗专家。他以大剂量化疗加移植，每位患者数十万美元的诊疗费用，取得了征服乳腺癌的“非凡成功”，轰动全球。整个90年代，他不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大谈他的成功。甚至大胆宣布化疗“剂量限制的障碍”已被“克服了”。大量妇女蜂拥而至，接受他的治疗，全世界约有4万名乳腺癌妇女进行了这类治疗，涉及费用20亿～40亿美元。结果，20世纪末真相被披露，整个事件就是欺诈、数据捏造，一场骗局。2000年2月，随着贝兹沃达的身败名裂，狂妄的癌症征服疗法终于偃旗息鼓，很不情愿地退出了它所主导的癌症治疗舞台。

此事件之后，人类低下了高昂的头，检讨了自身无知所带来的狂妄，开始了新一轮与癌症的“交手”，这就是第三阶段。这一轮的“交手”，既不是试图“征服”癌症，又不是无奈地逃避，而是尽可能努力地在知己知彼基础上，借助智慧与癌症进行“博弈”。就像NEJM所说的有了“蓝图规划”的、相对有底气的相互对垒与抗争。

现在，可以说人类正式进入了借助智慧与癌症“博弈”的阶段。

20世纪人类对癌症征战的“落败”，确实需要系统反思。笔者总结认为：

（1）19世纪前的“躲避”：惹不起，可以躲么。但实际上，当时，想躲也躲不了。这只是人类对癌症一筹莫展、十分无奈的流露，也体现着人类的谦卑。

（2）20世纪的“征服”：伴随着科技进步，促使人们一心想征服它，不惜代价。折射出该时代“科学至上”、科学无所不能的科学主义之印记；也留下了人类狂妄而不可一世的痕迹。

（3）21世纪的“博弈”：在极其痛苦（患者所承受的）及卑劣（欺诈、捏造、骗局）面前，敦促人们进行了沉思与反省，与癌的交手进入借助智慧“博弈”的新阶段。今天，对癌症再也不应奢谈征服了，这种带有敬畏的态度，或许显得更为理性、从容与科学，从而会更有实效。

与癌博弈的战略性转折：成效初显

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分析检讨了20世纪美国抗癌的百年曲直历史：提示美国从20世纪初一心狂妄地试图征服癌症，一连串地碰壁、失败，到了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明显的战略性转折，包括手术、化疗、放疗等都开始有所收敛，讲究适度，并接受辩证地看待“根治”与“姑息”、治愈（cure）与呵护（care）的关系，加强了有效预防、姑息呵护等。例如，手术从一味地扩大根治，转向局部或改良；化疗从多药物、大剂量、长疗程，转向少药物、适度剂量、短疗程；放疗则更主张局限于有限照射域。与此同时，对微创、靶向及自然疗法（包括传统中医药）等则又寄予了厚望。

其实，随着医界贤哲、美国的恩格尔教授（1978）倡导医学模式须从原先单纯的生物医学，转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部分医界精英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在人与疾病抗争过程中，怎样设定目标，才是最适度，且合理的？

例如，美国哈斯廷斯研究中心发起的、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全球性“医学目的”之讨论—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应如何理解医学？医学的最终或最佳目的究竟是什么—已于90年代中期得出结论：很多情况下医学应适度收缩自己的野心及狂妄，应从一味地对疾病“征服”，转向必要时的“姑息”。该中心并以《倡议书》方式，向全球医疗机构及其政府主管提议：对于疾病，需从只知道“治愈”，转向更多的“呵护”。很显然，这可以视为医学界的一大战略性转折，它折射出人类重新开始学会了敬畏（自然、疾病）、尊重（规律、本能），并表现出适度的谦卑与恭敬—因为人只是“自然之子”，而并非只知道狂妄并想凌驾于自然之上。癌症领域的上述战略性转折，则是其体现之一。

更可喜的是，10多年后，这一转折在癌症领域收到明显的效果，以美国女性癌症的发病率变化为例。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重全民癌症预防工作，经过若干年努力，已在女性中明显获益了。不久前，美国公布了新的癌症调查结果，就明显地体现出这一成果。

（1）原先发病率最高的乳腺癌，近几年来发病率已趋于稳定，90年代后，死亡率逐步下降，2004年较1990年下降了25.4%。

（2）女性发病率处于第二位的肺癌，1990年以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呈增长趋势，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3）胃癌、肠癌和子宫体癌发病率近年来略有下降，90年代后死亡率逐年有较明显的下降。其中，肠癌死亡率下降了25.4%。

（4）卵巢癌发病率1990年后轻微下降，但死亡率数值稳定。

（5）宫颈癌也有变化，与1990年相比，2004年子宫颈癌死亡率下降了31.0%。

1998—2006年，女性癌症发病率每年下降0.5%；1990—2006年，女性患者死亡率下降了12.3%。

上述成绩，主要是普及健康的卫生知识及防范癌症常识，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性行为等所获得的。

据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的分析，女性癌症（特别是乳腺癌）控制明显成功，源自两大因素：①重视普查；②告诫少用雌激素。笔者补上重要的两条：①强调适度治疗；②善用自然疗法。

男性健康也同样出现了曙光。2010年7月，在《癌症》杂志上，美国癌症学会公布了该国癌症的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查出1529560个新发癌症病例，其中，男性789620例（女性739940例），前三位是前列腺癌（28%）、肺癌（15%）和直肠癌（9%）；2010年，全美有569490人死于癌症，其中男性299200例（女性270290例）。2000—2006年，男性癌症发病率每年下降1.3%。男性癌症发病率下降较多是因为肺癌、前列腺癌和直肠癌发病率明显下降；女性癌症死亡率下降主要因为乳腺癌和直肠癌发病率明显下降。由于在癌症预防、检测和治疗方面的进步，1990—2006年，美国男性癌症死亡率下降21%，期间被癌症夺去生命者减少了76.7万（含男女）。在所有癌症中，男性的三大杀手是肺癌（29%）、前列腺癌（11%）和直肠癌（9%）。

例如，最鲜活的数据（均来自美国癌症学会）是2013年男性新发肺癌患者较2010年少了353例（从2010年的118443例，降至2013年的118090例）。

这些结果被癌症专家们称为“希望之光”。“这个数据非常鼓舞人心，人们在预防、诊断、治疗癌症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终于看到了回报。”美国肿瘤流行病学家大卫·奥斯佩博士指出：“以往发病率最高的15种癌症，男女性发病率都有所下降。其中，男性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下降明显；女性乳腺癌和结直肠癌下降明显。”出乎意料的是，在各类癌症发病率中，男性的下降比例都比女性要高，“他们在健康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值得赞赏”。

而男性肺癌发病率下降的成就，悉达多分析认为，主要归功于有效控制烟草。

控制烟草，也就是控制自我不良行为。联系到乳腺癌等女性癌症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下降，一大半归功于少用雌激素、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那么，人类应该学会“好好生活，活在本真中”，看来就是防范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疾病、守住健康、争取尽享天年的不二法则。

第二章  应对癌症新常态，从改变认知做起

医学科技进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以至人们来不及思考进步中带来的很多问题，常常忘记医疗的根本目的，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既然癌症已经成为新常态，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这可是个严肃而需要理性深刻反思的大命题。

一个悖论引发的质疑

有研究提示：1975—2005年的30年间，美国甲状腺癌、肾癌、乳腺癌、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都增加了3倍左右，但这5种癌症的死亡率并没有明显变化。一种解释是：在这30年间癌症发病率的确不断增高，但由于诊疗水平的提高，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这与后面将要提及的相关研究揭示不同癌症筛检组和对照组死亡率并无明显区别的结论相矛盾。因此，更可能的解释应该是：近几十年医学诊断技术的快速进步，查出了很多本来不治疗也不会死的“癌症”患者，人为地拔高了发病率。

后一个结论是韩启德院士做出的，他是资深而成就显著的病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认为主要是不必要的癌症筛检，查出了很多本不致命的“癌”，引起人群广泛恐惧的同时，还人为地拔高了癌症发病率。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此论可谓是惊世骇俗，被媒体誉为“颠覆医疗认知”。我却为他的深刻分析及敢于直言而深深折服，他的所言表明，他是一位睿智且有道义感、有良知的学者，故值得尊敬。

当然，笔者完全认同他的这一分析。

事实上，现已有不少严肃的科学研究支持这种解释。例如，有研究发现：对非死于甲状腺癌者的甲状腺做薄层切片病理检查，其中36%的人患有甲状腺癌，如果切片更薄些，也许会发现更多的甲状腺癌患者。法医学家尼尔森在对死于非癌症的40～50岁妇女进行尸体解剖，乳腺组织切片中发现约40%女性乳腺已经癌变。底特律的科学家萨克尔等进行研究，对525例意外死亡的男性死者前列腺做病理切片，发现即使20多岁的年轻男性中也有近10%的人前列腺已经癌变。而且，癌细胞的检出率与年龄明显相关，70岁以上者，80%以上患有前列腺癌。但他们生前并没有任何症状与征兆。

由于诊断水平的提升，诊疗中无意发现的肿块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是非致命性癌症。韩启德院士举例说：一项在50岁人群中进行的研究，肺脏CT发现，吸烟人群中50%有肿块，只有3.6%会成为致命性肺癌。非吸烟人群中15%也有肿块，只有0.7%是致命性肺癌。肾脏和肝脏的CT扫描，分别发现23%和15%的人有肿块，其中，只有0.2%和0.5%为致命性癌症。对甲状腺做超声检查，发现67%的人有肿瘤，其中，只有0.01%为致命性甲状腺癌。

可明确地说，人群中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终生没有征兆、不出现麻烦、不做病理切片也不会被发现的“癌症”。结合进化论及遗传学家的研究，细胞在适应中时时刻刻都在呈现“钟摆样”效应，摆动幅度过大，就可能出差错（细胞蜕变），差错积累过多，可诱发癌变。因此，只要生存着，只要有进化，细胞癌变就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蜕变不等于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致命性癌魔。

癌症的概念须重新界定

鉴于上述事实，国外也有强烈的呼吁。例如，2013年，美国一些重要癌症研究机构担任顾问的资深肿瘤专家建议：应当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彻底改革。其中，特别强调须改变癌症的定义本身，把这个恶魔般的词从一些常见的诊断中彻底去除。

这些建议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个专家工作组，他们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论文说：一些癌前病变或症状，如影响乳房的原位导管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癌”，应当去掉“癌”这个字，进行重命名。这样，患者就不会太害怕，也不太会寻求很可能是不必要的乳房切除手术。

他们认为：许多在乳房、前列腺、甲状腺和肺部等部位进行癌症筛查中所发现的所谓“癌变”，完全不应被称为癌症，应当被重新归类为IDLE（indolent lesions of epithelial origin）症状，意思是“上皮来源性的慢性病变”。其中“indolent”（可译为“慢性”）意思是惰性很大，发展缓慢，或不活跃的。

“我们需要一个21世纪的癌症定义，而不是19世纪的癌症定义，而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后者。”美国癌症学会首席医疗官布劳利博士（O.W.Brawley）说。

呼吁重新定义癌症的更强大原动力来自医生、科学家和患者权益倡导人士对现状的担忧。因为今天冷酷的现实是：每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男男女女正在接受不必要的、有时有严重损害的诊疗方法，以治疗癌前和癌性病变，而这些病变本身很有可能永远不会产生致命的伤害。

近年来，高敏度筛查技术的出现，提高了发现这类所谓“偶发瘤”的可能性。偶发瘤，指医学扫描检查时意外发现的肿块或异常病变，这些肿块几乎永远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一旦医生和患者得知这样一个病变存在，他们通常会认为必须马上进行活检、治疗，并想尽办法摘除它。这一定会为患者的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和风险，这通常被称为过度诊断，因此而承受不必要治疗则称过度治疗。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称：过度诊断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该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重点。“我们还是无法说服人们，乳房X线胸片检查、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测试和其他筛查手段所发现的问题，并非总是传统意义上会杀死你的恶性（癌症）征兆。”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瓦默斯博士（H.Varmus）说，“正如公众正在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一些科学家也正在认识到这一点。”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巴克乳房保健中心主任埃瑟曼博士是这份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她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更改筛查中发现病变的名称。

其实，笔者完全赞同这一倡议。临床上，像一些老年性的前列腺局灶癌、一般甲状腺局灶癌、肺的肺泡癌、脑垂体微腺瘤，包括胃的肠化生、多发性肠息肉等，都是常见的惰性很强的病变。动不动就手术，化、放疗，往往得不偿失。

但我深知，这些提议短期内是不会被接受的。阻力主要来自医疗界，包括部分社会人群。刊载上述消息的《纽约时报》在同一篇文章中，就转引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劳德乳房医学中心的医疗总监诺顿博士观点，他反驳说：“哪些原位导管癌会演变成恶性癌症，哪些不会？你能告诉我吗？”“我很希望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但并没有非常精确的方法。”

此话不假，就像当时对于根治性乳腺癌手术的反对者的诘问一样。因为多数民众被灌输了癌症绝对是另类的恶魔，故一旦已知，的确多数人进入了癌变快速发展的倒计时，恐惧、担忧足以促使它加快进程。如果不知，或者没被发现，这些“上皮来源性的慢性病变”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发展成恶性癌症（注意，癌症前面多加了“恶性”两字）。丹麦学者的基因探针研究发现40岁女性乳腺组织中40%有异常蜕变细胞，到了50～60岁后，这个比例逐渐减少。美国的前列腺局灶癌前瞻性研究发现，20年后只有7%的患者最后死于此癌，都是例证。

的确，我们不主张鸵鸟对策。但对被恶魔化且泛化了的癌症概念，却坚定地认为有重新定义之必要。因为仅仅“癌症”这个词本身，就足以杀死很多无辜者。

考虑到历史上“癌”的诸多艰难变迁，相信癌症的重新定义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还有不少人“寄生”在癌症防治的利益链上，会有人为的大阻力存在。

癌症新共识：只是一类慢性病

笔者在几年前写下了《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仅获得了许多奖，销售了数十万册，而且，被誉为是癌症领域认识上的一场革命。现在，癌症是慢性病已经成为医界及社会的普遍共识。

大学有关部门曾要求笔者就这一观点申报科技进步奖。而申报科技进步奖必须委托第三方“科技查新”，证明你的创新性。一检查，这观点居然是本人最早正式提出的（笔者在2002—2003年间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民生健康节目里，最早公开且多次宣讲此观点；2006年6月，在一份公开报刊上发文阐述“癌症只是慢性病”观点；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12月在一份文件中，以《面对慢性病：癌症》为题，涉及此观点；之后，国内著名化疗专家孙燕教授也明确谈及了这一点。此后类似的观点讨论就越来越多，《健康报》等都就此展开了专题讨论）。

问题不在于谁先明确提出，而在于凭什么这样说。

换句话，为什么说癌症只是慢性病？“慢性病”代表什么呢？很显然，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深入浅出地做出回答。

20世纪80年代起，医学界就讨论过到底要把癌症分到哪一类疾病里面去，那时候，国外专家们倾向于最好把癌症单独分成一大类疾病。

可经过20多年的研讨，人们逐渐改变了看法，并渐渐地达成了新共识：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只不过有点特殊而已。这是对癌症认识的根本性变革。

癌症是慢性病包含了几个含义。

第一，癌症的发病常常是一个漫长过程。从生物动力学来看，从细胞蜕变发展成癌症，最短的要4～5年，稍快的10余年，通常需要20多年。所以，临床看到的胃癌患者往往是40～50岁发病的；源自母体感染的肝癌患者往往是30～40岁发病的，他也许从小就是肝炎病毒携带者；肺癌患者则大都是50～60岁出现症状的，他也许已经抽了20～30年的烟..这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是慢性病的一大特征，它提示人们—完全可以早期防范，杜绝或推迟癌症的发生。

形象地说，临床所看到的癌症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下边还有很大一块未发现。如把癌症比喻为一场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最后一幕，已是尾声，没有看到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既然已认识到癌症的孕育、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过程，就应该重视早期防范。因此，确定癌症是慢性病，就要将临床工作重点往前移，不能等到了生癌之后，而要在健康时就从生活细节做起，防癌要趁早。

鉴于此，癌症防治须前移才能出成果。因为在几十年前，这些致癌的危险因素就已存在，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预防，做到早期阻断。如果不前移，让癌症发展到了晚期，就只能看到糟糕的后果了。前述美国的成功，就是例证。

第二，临床上如果合理应对的话，大多数癌症的病情发展并不快，不是马上会要命的，甚至可能不影响寿限。对此，后面引用的韩启德院士的研究，癌症有3种发展类型，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第三，即使已经出现了临床症状，甚至属于晚期，合理的对策是想办法令其转化为慢性病，让其进展速度慢下来，让其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得到控制，让患者能与癌和平共处很多年。目前很多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可以很好地带癌生存。最好的例子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可以生存几十年。

作为辅助证据，研究表明：癌细胞的进程往往是走走停停的，常会停顿于某个阶段，不再恶化，或长期带癌生存而不表现出明显的进展。若应对合理，甚至会倒回去，回归正常。这一事实既可解释为什么很多死于其他疾病的老年人，尸检发现有恶性实体癌，活着时，却没有任何不适；更可说明很多癌症有自愈现象，或者没有运用征服性疗法，只是使用各种温和的自然疗法而临床痊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晚期癌症还可能扯扯“后腿”，把它转为慢性疾病，这是《健康报》上专家讨论的共识。晚期的乳腺癌肝转移、肺转移，肠癌肝转移等患者活了10～20年的不是少数，也是铁证。例如，沸沸扬扬的自行车赛手阿姆斯特朗曾经因为偷吃禁药而被炮轰，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抗癌英雄。1992年起他参加国际比赛，1996年世界顶级公路赛时被确诊患了晚期睾丸癌，癌变已扩散到体内。当时医生对其康复不抱希望。但他于1998年2月复出，并在其后创造了环法大赛七连冠的奇迹，被人们称为“环法英雄”。他偷吃禁药，是品行问题，而从晚期睾丸癌中康复，有足够体力参与这类高度竞争性的比赛，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至少是癌症康复患者的楷模。

美国有研究提示：乳腺癌有转移的，术后合理治疗，15年生存率仍旧可以高达82%，更是明证。请注意，这是指平均值，而不是个案。

试问：严重冠心病平均可以活多久，有资料说只有8年。那癌症不是慢性病是什么？

第四，有生物学研究提示，在有效的免疫监管下，加上周边微环境良好，蜕变的癌细胞可以长期休眠，不再发展。这既是对癌症不同类型的生物学机制解释，也是韩启德院士所说的最后一种类型，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癌症的慢性病特征。

当然，癌症慢性病特征，需要我们以对付慢性病的方式来对待。如果还是停留在过去“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的征服式对策，那么，结局仍将是令人悲哀的。此时往往不是真正死于癌，而是死于无知的狂妄对策。

癌症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如前所述，由于诊断水平的提升，临床诊疗中，无意中发现的肿块越来越多，但其中多数并非致命性的癌症。这些肿瘤常被称为偶发瘤（incidentaloma）。

基于上述事实，韩启德院士认为：据其进展程度，癌症（恶性肿瘤）可大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类：发展极快，一旦发现后，即使立刻治疗也往往难以逆转。

第二类：进展比较缓慢，症状出现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窗口可被检出，且病理上还属于早期，通过治疗后可以减缓或中断其病理进程。

第三类：属于惰性很大的停滞型，其发展非常缓慢，患者的生命终结时还不会出现症状或引起死亡。有些甚至自动消失。很多人其实早已存在这类癌症，自己没有发现，且一直相安无事而已。

韩院士进一步指出：其实，每种癌症都包含这3种类型，只是不同癌症中所包含具体类型概率不同而已。如食管癌、胰腺癌中多数为第一种类型；结肠癌、子宫颈癌中含第二种类型较多；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中多数为第三种类型。

他还指出，近年来，在乳腺癌、肺癌和黑色素瘤等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第三种癌症类型者。

结合临床4万余例癌症患者的长期观察，笔者补充认为，就总体而言，临床第一类占5%～15%；第二类则占35%～45%；第三类占45%～50%。

根据笔者临床观察，每种癌症的确都包含这3种类型，但其百分比大不相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中，1%～3%属于第一类型；胰腺癌、胆管癌等中，超过40%属于第一类型。而且，不同细胞病理类型也大有差异。例如，同为肺癌，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很高，60%～75%属于第一类型的，不过其特点是来得快，若积极有效地控制，去得也快；第一时间失误，则后果严峻。肺泡癌则85%～95%属于第三类型，除非过度化疗等，激活它。胰腺癌也一样，一般腺癌恶性程度不低，神经内分泌癌恶性程度要低得多了。其他癌症也可细分出很多亚型，分别有着不同的属性特点。

依据上述分析，韩启德院士表示癌症早诊断的价值取决于不同癌症病理特点。例如，结肠癌、子宫颈癌等一般属于第二类的“渐进型肿瘤”，筛查后有一段时间可以进行有效治疗，以避免其进展。而食管癌、乳腺导管内瘤等是“进展极快型肿瘤”，相比而言，前者的筛查意义高于后者。或更直白地说，“进展极快型”癌症即使发现了，积极措施的实际价值也比较有限。更重要的是，包括前列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黑色素瘤等在内的绝大多数肿瘤都是“滞进性肿瘤”，或可与人体较长期地和谐相处。因此，患者能否从目前的筛查手段中获益，综合效益如何，还需进一步思考。

当然，对于当事人或家属来说，自我很难确定发现的瘤究竟是“滞进型”的偶发瘤，还是已进入“渐进型”进展的肿瘤，抑或是“进展极快型”的肿瘤。因为，仅仅凭肿瘤发生的部位，并不足以确定这一点。对此，我们的经验是“一停、二看、三通过”。短期内不妨做些追踪，根据追踪结果，再下定论，决定对策。对此，我们在《生了癌，怎么办》一书中，较为详细地做了阐述。在此不作展开。

癌症机制的“同花顺”假说

尽管癌症很复杂，其大类型有200多种；细分更多，且各不相同；有些类型虽然伤害不大，但没有人会喜欢它、乐于接受它。而对付癌的最好方法还是预防，早预防绝对是对的。但预防要有抓手与切入点，要有针对性。

这些，都涉及对癌症发病机制的认识。

虽然癌症机制的科学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有成果的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然而，由于认识方法局限于生物学细节，缺乏整体思维之引领，故依然如同瞎子摸象般的，成果高度碎片化—虽局部细节了解不少，各个亚分科似乎都有比较明确的进展，但总体认识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大致清晰的框架。

这些，制约了对癌症认识的深化，也影响到癌症的防范，包括如何从癌症的磨难和挫折中走出，并提升人类的生活品位。

笔者喜好沉思。一个亲诊案例分析，也许能帮助理解癌症发病的机制。

我有个老患者，姓冯，从事汽车配件的。1998年时他的企业已相当不错，他原来就有胆囊炎、胆结石，我建议他手术切除。但因为没有征兆，他也的确一直非常忙碌，自认为没有时间。该年年底前的一天，他告诉我要到北京去与外商谈个大生意。那天，他踩着时间节点匆匆赶到机场。非常遗憾，天下了点雨，他的车和别的车撞了。他匆忙处理后赶到机场，飞机已飞走。那时航班没有如今这么频繁，当晚在机场宾馆住下，他有点不舒服，因为与人理论时淋了点雨。第二天他赶头班飞机到北京，到谈判地点时，外方代表已走了，不谈了。他很郁闷，驱车回机场路上，感到很不舒服，被重新送回北京城里医院。经检查：高热，胆囊炎发作。只能住医院治疗，一住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他特郁闷，仅仅因为小的擦碰，大订单丢了，生了一场大病，人也瘦了。回到上海，企业也出了点事，等他把企业调整好，慢慢恢复了活力，生龙活虎，好像一切过去了。没想到，春节过后3个多月，他妻子发现他脸黄、尿黄，出现黄疸。经检查，确诊为胆管癌。其实，我很早就提醒他，要控制胆囊炎症，实在不行，早点手术。他一直没当回事。

这个癌症个案，非常典型，其发病就是叠加效应。他一直处在持续压力的慢性应激状态（经营企业），又有慢性胆囊炎、胆石综合征（慢性炎症），局部也许早就有异变（癌前病变），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他是工作狂，平时非常累，也不会轻易“吭”一声，充满激情，所有不适都被自我忍了、掩盖了；病症早期的蛛丝马迹被忽略了。如果不淋那场雨，如果能赶上飞机，如果不丢大订单，如果没有重症感染，如果不郁闷几个月，也许，直到今天，他还是癌前病变，不会发展成胆管癌。但祸根总是存在的，或许，有一天会爆发；或许会被一直隐藏着，直至老去。患者本人事后则完全同意我的分析。

这类例子经历多了，我总结出了癌症发生、发展的“同花顺”假说。所谓“同花顺”，就像打牌，抓了一手的顺号牌，最大的了。笔者发现，促成癌症的发生，几乎都有着“同花顺”现象—是一连串因素，如持续压力、基因变异、免疫力偏差、饮食不当、代谢失衡、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等；复加上环境污染、个人嗜好不良（抽烟、酗酒）等；再遭遇某些小概率事件，诱发了“蝴蝶效应”，最后促成癌症的发生、发展。至少，大多数癌症发生机制，不是一两个环节失常所能解释的，每每涉及多个因素或环节。其中，除基因、饮食、环境等因素外，其他一些都与慢性应激相关，可以说慢性应激是这一过程中的基础性环节。

这样，我们可以拼出癌症发病机制的总体图案，尽管多数细节失之粗疏。

基于此，防范癌症就有了粗略的路线图：各个相关环节都需纠治，以改善癌变可能的基础状态；持续的慢性应激不可取，会导致沙漏样效应；小概率事件不可大意，以堵住“蝴蝶效应”的放大..而这些，都涉及生活方式。

癌症的“早诊断”，需要不需要

笔者从事癌症研究30多年，熟知癌症防治有朗朗上口的“三字诀”—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但从90年代后，在诸多的论著或科普书籍（含讲座）中早预防依然是笔者十分强调的；早治疗则要看癌是“什么”类型；对早诊断则很不以为然，认为盲目强调，很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因此，近20年来，笔者绝不再提癌症的“早诊断”问题。

韩启德院士有感于今天临床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过度控制及对癌症的过度筛查（即俗话说的早诊断）之利弊， 2014年10月在南京医科大学讲课时，他强调说：“人们所公式化认定的癌症‘早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能够降低癌症死亡率。面对癌症，很多人都有个观念：要早发现、早治疗。人人都去检查，健康体检都要带上癌症指标的检查，这个有没有用呢？结论是否定的。”

他并以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论证这一点。

他先以前列腺癌为例，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来筛检前列腺癌被认为是十分可靠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PSA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有一个很规范的循证医学研究，对7.6万多例55～74岁男性进行追踪，其中，一半人入筛检组，每年做一次血液PSA检测，外加直肠指诊（肛门手指触诊，是传统的前列腺检查方法）；另一半人为对照组，不做任何筛检。92%的人完成了10年随访，近六成人完成了13年随访。结果显示：定期筛检组中发现前列腺癌108.4例/（万人·年），对照组中97.1例/（万人·年），筛检组较不筛检组多查出12%的患者。但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数，筛检组为3.7例/（万人·年），与对照组的3.4例/（万人·年）没有显著差别，而筛检组死亡率还高出10%。因此，显然缺乏明确的意义。

欧洲多中心的前列腺癌筛查随机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他们研究了18万名中老年男性，其中72890人每4年做一次PSA检查，其余为对照组，不做相关检查。近9年的随访中，累积发病率在筛检和未筛检组分别为8.2%和4.8%，有些差别，筛检组的死亡率相对下降约20%。但如作进一步思考，死亡率相对下降20%意味着每筛选1409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之差，每筛选1409人，将多检出49例患者，其中48例属过度诊断，患者常活在恐惧中。故韩院士认为，综合性地看，筛检者并没有从早诊断和随后的早治疗中获得明显的益处。

进一步以肺癌为例：美国一项45万人群的荟萃研究，比较了运用各种筛检肺癌检查的效果。与不筛检组比较，每年X线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没差别；每年两次以上检查组，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X线胸片加痰细胞学检查与单独X线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统计学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吸烟和曾吸烟（戒烟少于15年）的肺癌高危人群，显示CT检查与X线胸片检查相比，肺癌死亡率有所降低。而与前面欧洲前列腺癌降低20%死亡率例子一样，落实到个体则意义不大，没有说服力。故普通人做肺癌筛检，并不能减少肺癌死亡人数，而抽烟者肺癌筛检则有一定意义。

2014年，《柳叶刀》医学杂志发表了加拿大研究人员的结果，他们在近9万人的研究中发现，按照先前美国建议的40岁以上女性每年接受一次乳房钼靶检查，在5～25年之间，尽管发现的乳腺癌患者有所增加，但因此死亡的人数却没有变化，故他们否定了每年一次钼靶筛检的意义。尽管美国等的学者对此有异议。因为他们先前的研究表明：钼靶筛检能使乳腺癌10年死亡率降低30%。即便如此，从绝对数看，人群中乳腺癌死亡率只是从0.33%降到0.23%。即每年每筛检1000个人，才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似乎同样可忽略不计。

韩院士还提及了国外2011年的一项研究：50岁男性意外检出的肿块，包括肺、肾、肝及甲状腺在内，99%左右都不是致命性的癌症，10年死亡风险几乎都小于0.1%。鉴于此，他指出一些终生没有征兆或症状、不产生麻烦的癌，以当前的筛查手段进行干预，将造成过度医疗。早诊断的科学价值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来自患者的感受：积极治疗未必是福

我与某位胰腺癌患者因长期医疗来往，发展成了挚友。2007年他被确诊为中晚期胰腺癌，去了全球最著名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肿瘤中心。当时，他的主治专家是以色列裔的美国人，很权威，也很直率，明确告诉他：“我是全球最权威的胰腺癌专家。你这个病，化疗可活6个月，不化疗只能活3个月..”且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其他可能！”他回到国内，因化、放疗没法继续了，在我处寻求中医药治疗。此后，他又去了美国，这时，胰腺的肿块缩小了，也已经大大超过医生断定的6个月了。那位医生很诧异，要求对他进行追踪，他俩也变成了朋友。因为他俩都喜欢打高尔夫球，常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聊天。那位医生闲聊到：美国从尼克松时代签署“国家癌症法案”后，加强对肿瘤研究的投入；千军万马研究癌症。尽管对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没有直接作用，却研发出非常多的成套而精密的检测设备与方法。若干年后，人们突然发现：这些设备与方法尽管标志着科研的重大进步，对癌症的早期认识或蛛丝马迹的发现，似乎很有好处，但这些东西推广后，是福是祸，说不清楚。似乎并没有显著延长人们的生存时间。那位专家认为：许多肿瘤早发现，不见得是好事情。例如，前列腺癌高龄老年男性都会有，一早发现了，告诉患者，你患了癌症，然后需要一连串的诊疗，也许只能再活四五年，够积极了吧。但如果没有发现，他优哉游哉，没有症状的，也许就能拖个七八年；有了症状后，再诊疗，还能再活两三年，不是更好吗？该患友把这个观点转述给我，他是深刻赞同该专家的意见的。因为他自己是从容与癌症博弈的受益者，而且，“对手”是凶险的胰腺癌。

我当然更赞同，由于接触临床患者多了，太有感触了。

笔者的一位亲属，插队落户在外地，1994年回到上海，插队所在地是内陆，食的不是海盐，而是矿盐，长期缺碘，加上工作压力大，回上海时她脖子一大串硬结节，医院高度怀疑甲状腺癌，强烈建议她第一时间手术。她找到我，我摸了摸，像是一块块小石头，蹦蹦硬，且不可移动，也确认她患的是甲状腺癌，建议她尽快手术。没想到她笑笑，根本不当回事。只求中医药治疗。仅吃了两年药，后来她遗忘了。20年过去了，身体没有变化，局部硬块反而软化了，原来脖子的憋闷紧绷感也早已消失了。当然，除了中医药治疗外，上海饮食不缺碘，加上退休了，压力减轻了，优哉游哉地生活等都是促使她康复的因素。

何谓“抗癌”成功

随着对癌症认知的深化，我们面临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何谓“抗癌”成功或胜利？

以往，经典的癌症治疗理念是彻底杀灭癌细胞。肿瘤治愈的经典概念认为：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的唯一前提是借助各种疗法以达到体内无癌的程度。这显然是既不现实，又往往造成过度治疗及无谓伤害的。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早在10多年前就呼吁：是到了该好好思考这得不偿失的目标合适不合适的时候了。

而改变的核心，首先是治癌的目的与目标的适当调整与修正，应如实定义。

国内持类似见解者越来越多。著名肿瘤学家孙燕院士就曾指出：“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肿瘤治好而患者变成残疾或功能严重失调因而过着悲惨生活的情况，‘病是好了，人也残了’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更何况，按照过去的思路，多数情况下患者的病情只是暂时得到控制，癌症并未真的完全治愈。

在这里，回顾一下古人的认识是有意义的。悉达多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曾诙谐地分析说：希腊人用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词形容肿瘤—“onkos”，表示“肿块”或“负担”。这个词比他们所能预知的更有先见之明。癌，确实是我们基因组中的负担，也是与我们渴望永生、希望与之抗衡的沉重砝码。如再往前追溯，它源于古字“nek”，是主动负担的意思，不像onkos是静态的，它意味着携带，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负载着东西，穿过长长的距离带到一个新地方。这种意象不久勾勒了癌症转移的能力，也预示着科学发现的漫漫轨迹，以及人们对它的某种无奈。他最后说道：“希腊人使用‘onkos’形容肿瘤的确有先见之明。癌症天生就‘搭载’在我们的基因组中，等待着被激活。而我们注定在基因里携带着这种致命的负担，这就是我们自己遗传的‘onkos’。”

换句话说：癌症是人类的新常态。人类不可能彻底摒弃它、战胜它、躲避它。因为它天生就存在于我们的基因组中，等待着被激活，我们注定在基因里携带着这种致命的负担，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因此，一心想与癌症宣战，试图征服它，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之狂妄，就像人类想战胜人类自我一样荒谬。

对于第三类的癌症，人类无须过度关注，定期观察即可。对第一、第二类癌症，人类所能够做的，或者说合理的对策只是尽量让它晚一点“光顾”，让它发展减缓，对健康及生活的危害和影响尽可能小一点，并努力减少它对寿限的消损。诚如悉达多在回顾整个人类抗癌史后提出：“我们应该专心于延长寿命而不是消灭死亡。赢得这场抗癌战争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

而我们的定义是所谓癌症防治成功或胜利，标准是活得长、活得好。有生存质量的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活着就是硬道理”。

癌症发病的“车祸”隐喻

哲学家说:“大自然喜欢躲藏起来。”

科学哲学家则说:“仅凭实证科学，难以真正揭示复杂事件之谜。”“很多情况下，人类只能借助‘隐喻’。”

的确，笔者相信：错综的癌症之谜在可预测的时间内，难以借科学手段来系统揭秘。只能求助于“隐喻”，或者借助“类比”。

享誉世界的著名基因研究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格斯坦曾经借“司机”与“乘客”的隐喻，来解释诸多参与癌变的基因组之间的互动关系（参见拙著《生了癌，怎么办》）。受启于此，笔者隐约觉得以“车祸”类比癌变的发生，比较熨帖。

众所周知，癌变和基因有关。基因缺陷就像车辆在设计上有问题一样，这是基础性的问题。研究表明：谁的基因都有点缺陷，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基因。而且，基因组研究揭示，与癌变发生相关的基因组多达上万个，人体整个基因谱也就是两万多个，你能说清楚吗？至少相当长时间内说不太清楚。

车辆设计也一样，再好的车，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问题只在于，这个缺陷（含“基因”及车辆设计）是致命的，还是一般的。这个问题主要是父母遗传决定的，它在癌症发生中虽很重要，但一般来说，所占比重不大，5%～8%。

第二个是车辆制造问题。车辆制造中某个螺丝没拧紧啊，某个细节没注意啊，等等，这辆车就易出问题。类似于个体其出生及发育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偏差。人从分娩到发育，以及成熟的整个过程都有可能受内外因素影响而出现某些偏差，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在心身医学的病因学中，这些偏差被称为“生理始基”。“生理始基”影响到一些疾病的易罹患性。例如，有的人，从小胃就不太好；有的人，肺先天性差一些。这些，就是先天或后天发育（制造）的问题。这些脏器往往更脆弱，在某些内外因素作用下，更容易患病（如胃病、哮喘等），包括该脏器的一些细胞也许更易于癌变（如胃癌、肺癌等）。

这些问题可能部分怪父母，但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不同的人，比重不一。往往等自己意识到了，已经颇难有所作为了，因为成年后才会意识的。此时，小心呵护，可以“补其强半”，有所改善。

第三个是使用寿命，就是老了的问题。你的车，行驶时间长了、旧了、生锈了。按规定，车辆都有使用年限，超过一定年限要报废，因为此时更容易出车祸。人也一样，不能说报废，但老了，代谢次数多了，克隆过程中出差错次数倍增；且体内自我检测（免疫监视及对异常细胞的清除）能力下降。所以，年老了癌症更普遍、更高发。

这个问题应一分为二：年老了，是规律，难以违背，但小心驶得万年船。经常注意保养，小问题及时修缮，很多人即使百岁，依然生机勃勃。就像善于维护的私家车，使用20多年，行驶50万～60万千米，可依然车况良好。而公家车（如出租车）等，不善保养，仅五六年便破旧不堪。因此，关键是平素养护，小心呵护。

第四个是路面及周遭环境问题。路况差、天气恶劣、能见度低、路面腻滑等，都大大增加了车祸的概率。比喻人生活的环境等外界因素对癌的诱发影响。今天，环境污染等应该对癌症高发承担很大责任—越是发达的沿海地区，癌症越是高发，就是明证。对此，埋怨没用。只有政府承担起责任，社会达成共识，每个人积极投身于改善过程中，从自身、从周围一点点小事做起，才能有所克服。

第五个是怎么使用你的车辆，也就是如何善待生命问题。研究提示，长期过度疲劳，生活少有规律等，人处在不规律的慢性应激状态中，也是癌症等慢性病易发的高危因素。一如车辆，要么不开，要么一上路总是高速，油门踩到底，不断超车，那么，车祸就离之不远了。哪怕是宝马、奔驰。车在匀速时最有助于安全行驶及车辆保养；人也同样，有规律的张弛结合，最有利于健康，可远离多种疾病（包括癌症）。为什么“癌”喜欢盯上那些拼命三郎、要强女人？道理就在于斯。

第六个是超载超重问题。大家知道，交规明确：超载超重违规。很多时候车祸是长期超载超重，如果捆绑得不好，车也容易翻啊。类似于我们自我生活方式不好，油腻的吃得太多，蔬菜吃得很少，酒肉一股脑儿往肚子里灌。现在，中国癌症有个奇怪的现象：城市癌症发病率大大超过农村，东部地区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大大高于西部的。可以说，生活条件越好，癌症发病率越高。为什么？长期超载超重，还加上易于超速啊。这点，完全和自我的生活方式有关，也是不会善待生命的表现。

第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乘客干扰。乘客唱啊、跳啊，驾驶员分神了，难以集中精力驾驶，车就容易闯祸。就像有些人在生活中，始终心神不安宁，情绪不稳定，很焦虑、很敏感，追求完美极致等，那就等于不断地干扰着正常有序的生理代谢过程，包括影响正常的细胞克隆（复制），出偏差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更容易生癌。生了癌，也不利于康复。谁都知道，车辆要平安行驶，各种干扰因素应该尽可能降低。

上述隐喻，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癌症发生的错综机制，包括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隐喻，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

其中，有些因素我们难以避免（或难以改变），如基因自我没法改变（至少目前没办法）。生理始基我们很难彻底纠治：胃已经不好了（虚弱），且多少年来就不好，这难以颠覆。但注重生活方式，饮食注意（别超载、别超重），适当减减速（别老是自我施压），别把自己搞得太累..还是可以有所修复，维持尚好的。

对于外部因素个人无能为力，政府应该发动社会力量来做好它，包括管好饮食安全，管好环境，管好水，尽可能给个蓝天白云..这些，是政府的职责，必须做的。当然，芸芸众生应积极配合，大家共同生活在蓝天下，有共同的责任。

其他一些因素，都是关乎个体自身的事了。每个善待自身的个体，都应努力做好它，而且，完全可以做好它。让自己这辆“车”，能够安全行驶千万米，充分享受自然赐予生命的恩惠，尽享天年。

比如，到了中老年，你更应该注意，你这辆“车”有点老了、破了，你就别再快速超车行驶啦。开慢一点总可以吧，开慢一点闯祸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平素，别老是超重超载，让我们身体的负担轻一点，不难吧。

我们老强调守住健康的要点是“生活节奏慢一点，悠着点”。这也不难吧。

更重要的是“乘客”别干扰，稳定自己的情绪，别人为地造成车祸。总之，借车祸隐喻，我们可以明白很多很多。

其实，守住健康，远离疾病（包括癌症等常见慢性病），尽享天年，并不是很难很难、高不可攀的。

难的只是如何“知行合一”。

而要做到知行合一，须认识生命的真正意义，理解生活的真正情趣，领悟人生的真实价值，在此基础上，人们通常才会义无反顾地信守准则，好好地活着。

第三章   面对癌症肆虐，该认真思考生命意义了

人们行走在世上，总是会为峻岭之巅、海之波涛所惊叹，
为悠然流淌的河流、浩瀚无
边的海洋、数不胜数的繁星
所倾倒。然而对于自身的事
情却弃之不顾。⋯⋯对自身
的事情敷衍了事的态度值得
我们警醒。
——[ 古罗马] 奥古斯丁

癌症之所以恐怖而可怕，因为它常常可以置人于死地。因此，面对癌症肆虐，人类该好好思考很多问题了，包括生命的真正意义何在等。

尼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就像前一章最后所说的：守住健康，远离疾病（包括癌症等），尽享天年，并不是很难很难、高不可攀的。难的只是如何“知行合一”。

而要做到知行合一，须认识生命的真正意义，理解生活的真正情趣，领悟人生的真实价值，通常，在此基础上人们才会义无反顾地信守准则，好好地活着。

哲学家尼采曾说道：“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知晓生命或活着的意义，从而有了动力和目标。

法国学者曾做过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9%的被访者承认，人需要某种东西（动力），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中确有某种较神圣的（或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驱使自己好好活着。

经历过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奥斯维辛集中营之苦难侥幸存活下来，且后来成为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的维克多·弗兰克尔，曾特别关注过集中营中最后极少数能够活下来的难民的共性特点。他发现：集中营里能够幸免于难的，并不是拥有强烈求生欲望的，而是有坚定生活信念者。“只有那些经历过了数次磨难，在生存斗争中已经无所顾忌的人才能活下来。”弗兰克尔用总结性语言说，“人们活着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一生中被赋予的最艰巨的使命。”而他自我拷问，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寻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凭借这些，他们（含其他活下来的难民）拥有一个活下去的充足“理由”，让这些虚弱不堪的难民能够承受如此折磨而活着。因为他们坚信：生活是充满意义的，生活是有终极目的存在的。

这些，驱使这位当年在集中营里被编号为119104的待决囚徒，把自己的磨难、经历及体验写了下来，写就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后者成了影响全球的精神食粮。书中传递这么一种信念：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便是在诸如集中营这样最为恶劣的情形下。

弗兰克尔在书中指出：人们要摒弃环境的侵扰，学会追寻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活得更好。弗兰克尔的告诫，对大病后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同样有意义。

经过与无数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之深入交往，我们也认为：寻求生命的意义，重要的不在意义本身，而在于探寻，意义就寓于探寻过程之中。

一个人即使天资并不十分聪慧，只要他锲而不舍、愿意思考，且持之以恒，同样可以领悟生命的意义。走红网络的脑瘫诗人余秀华，不就借诗抒发真情性，领悟着生活的真谛吗？有人赞誉她的诗是将“苦难熬成了心灵鸡汤”。至少，她在写诗中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着生活的真实情趣。

反观当下，在精彩而瞬息多变的社会，多少人匆匆忙忙地活着，但却并没有很好地思考过生命究竟是什么？生活的真实意义何在？什么才是人生的真谛？

等健康警报鸣响，或者生了大病，进了医院，或者意识到老年已至，才万分慌忙，追悔莫及。这是被初诊患上癌症时，所有患者共有的心态。其实，造成这一尴尬的因素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应归因于中国缺乏对生命或生活意义的教育。或许，有人会辩称国外情况也一样。但别忘了，泱泱历史大国中，唯独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宗教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类似的教育，尽管教育的底本不完全一致。

因此，是到了我们该认真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候了。尤其是我们已进入了小康社会，生命及生活的意义不同于以往，更突显出这一命题的重要性。甚至我们认为要从小开始，加强对生命意义的系统教育。第一，要学会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第二，要知道生命过程中，总会伴随坎坷、灾难等的，这是生命常态，谁都难以回避。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都会生病。故应该学会如何从容面对，包括学会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然后善于生活，并从容面对患病等人生坎坷。

生老病死为人所习见，却只有释迦牟尼产生了顿悟。哲人周国平先生如是说。

乔布斯临终遗愿：想与苏格拉底喝半天茶

不久前媒体披露了乔布斯临终遗言，也许，它的真实性还可存疑。但对相关人生难题的诘问却跃然其间，值得品味。

据媒体介绍，乔布斯临终时深沉地说：“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财富于我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正如我肥胖的身体一样—都是多余的东西。

“此刻，在病榻上，我频繁地回忆起我自己的一生，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全部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

“我也在深夜里多次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估价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即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能给我的是什么？有没有？

“黑暗中，我看着那些金属检测仪器发出的幽绿的光和吱吱的声响，似乎感到死神温热的呼吸正向我靠拢。

“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

“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我都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它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它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些话究竟是不是乔布斯所说已不重要了。因为它的确是濒临死亡者发自内心的最后呐喊。而且，追溯及思考都有足够的深度，故令世人震撼。至少，这段濒临死亡者的真心话，是当事人经历最痛苦过程后对自己一生的全面剖析，不仅是善意的、真诚的，并且是深层次的，许多都是洞悉了人生曲折后升华的不刊之论。

什么才是生命的真谛？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才是生活的价值？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在商业巨星兼科技骄子的乔布斯临终遗言中吸取教训和警示。而如此天才、富可盖世的他，仅仅享寿56岁。

如此风光的商业及科技骄子，居然认为“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能给他带来什么”。相信如果他有第二次生命或者生命还能够延续的话，他定会花更多时间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它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它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这就是人生的绝唱，且是出自一位顶尖商业及科技的成功者。

媒体还揭示了他临终前的一个遗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遗愿更是耐人寻味。有人认为这是逝者的绝唱；也有人认为是他对自己拼命工作，未顾及生活其他意义的后悔..不管怎么样，此话语中告诫生存者—别再这么匆忙了，别再如此废寝忘食地工作。不妨闲暇时停停脚步，与大师轻松交谈。让内心能够安宁些，让生活回归原本意义..这些意蕴是昭然若揭的。

而所有这些遗愿，我们可以翻译成—应该回归生命及生活的本真。

何谓本真，原是指事物的本源、真相，天然特性、原始状态，也可指真实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内心世界，或事物的真正意义所在。

就乔布斯看来，生命及生活的“本真”就体现在能给人带来宽慰快乐，并能沉淀在记忆中的纯真感动、无关物质的爱和情感，也包括艺术、自我追求、儿时梦想等，甚至包括与大师苏格拉底喝喝茶，与亲友在海滩边沐浴阳光，在星空下观望眨眼的繁星，诸如此类。

这些，才是人生真正的趣味与感受。

其实，这也是很多其他患者深思后获得的感知与体验。

这些，对于现代城市的芸芸众生，尤其是患着病或潜在的患者，都是应该沉下心来，好好思考思考的。

于娟：我们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认清活着的意义

近年来，不断地有年轻英杰因为生癌而夭折的噩耗。几年前，上海复旦大学青年海归教师于娟30岁刚刚出头就死于乳腺癌，引起一片唏嘘感慨。不久前，复旦大学又一位年轻女教师因乳腺癌谢世。其实，类似的绝对不是个案，已是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而这些青年精英罹患并夭折于癌症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共性。

于娟走了。就像朋友在其那本《此生未完成》中写的序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好人，透彻明净的好人。尤其表现在生命晚期，拼了命地写着博文，插着输氧管还在写，不为名利，只是为了多留些警醒世人的思考，以免重犯低级错误。

她的思考关涉到生与死，更关涉到内心和理想。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完全放下了生死、名利、权情等，透彻地剖析着自己，思考着生命及人生的意义。

朋友的书评中说，该书中“所有的浮躁沉淀了，所有的伪装剥离了，所有的喧嚣远去了，所有的执着放下了。只有一个普通的女子，普通的女儿、妻子、母亲对生命最单纯的感悟”。

的确如此，她呕心沥血，“用心血写就的文字—将穿越时空，直指人心”。

笔者不止一次地翻阅过《此生未完成》，为于娟留给同代人的一份精神遗产而心酸并感慨不已。

于娟在书里写道：“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地想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副教授的目标后该干什么，我非常茫然。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这个哀鸣，不和乔布斯如出一辙吗？可惜，太多人陷入其中而不知。

她生病后接受了痛苦的癌症治疗。为此，书中她诉说着“..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

一次治疗间隙，一岁半的儿子趴在她膝盖上，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听着听着，她心焦如焚，痛苦万分，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也许会落到此般境遇。这时候，她想：“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污衣垢面趴在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于娟儿子）的手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因为活着、家庭和爱，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她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走了，告别了这个世界。尽管她病后已大彻大悟，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完了。她只能用酸楚的“此生未完成”来总结自己短暂而遗憾的一生。并发出了“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之悲哀而震撼寰宇的人生绝唱。

周国平先生书评中写道：“如果于娟能活下来，她的人生一定会和以前不同，更加超脱也更加本真。她的这些体悟，现在只成了留给同代人的一份遗产。”

遗憾的是，人生没有假设，生命只有一次，不容许再来。

《此生未完成》一书的封面设计是我的老友,著名的设计大师朱赢椿先生。此书朱老师特地用了淡素面的色调，《此生未完成》标题前用了一连串省略号，“完成”中的“成”字，只体现了一半，还有一半在折页后，并选了于娟的一句话：“我们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认清活着的意义？”

整个设计其意蕴太深邃了，应激起所有人的震惊与沉思。

美国才女崔雅临终前的反省

《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记载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美丽、活泼、聪慧的美国女子崔雅，36岁时才邂逅了思想界奇才肯·威尔伯，两人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喜结良缘。然而，就在婚礼前夕，崔雅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浪漫而美好的姻缘遂引发为两人共同挑战病魔的感人故事，并催化了他俩对于生存意义的深思。“一切痛苦折磨也因此成了人未走向彼岸的津渡”。他们在人生大修行中放下了自己。崔雅死后，肯·威尔伯在悲痛中根据与崔雅的对话及自己的思索领悟，写下了该书。不久，该书便广受重视，成为一本有世界性影响的名著。

临终前，作为才女及思想感情丰富，且有着比较光鲜成就的崔雅，反省了自己的人生，剖析自己为什么会生乳腺癌的原因，归纳了几条，列举如下。

（1）长期过度地压抑自我情绪，尤其是愤怒和哀伤。

（2）几年前经历了一段重大的人生转折、压力和低潮，一连好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哭泣，情绪过于低落。

（3）太过于自我压抑与自我批判了。

（4）年轻的时候摄取了太多动物性油脂、蛋白质和咖啡。

（5）使命感太强，急于确立人生价值与目标。

（6）小时候常觉得非常寂寞、无助、孤立，无法且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觉。

（7）长久以来一直倾向自给自足、自制和过度独立。

（8）灵性修持（譬如内观等)一直都是她最根本的目标，但没有全力以赴。

（9） 没有早一点遇见所爱的人（她恋爱较晚)，长期缺乏情感支持。

崔雅虽是美国人，但上述致癌的缘由，在中国的成功人士癌症患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笔者接触过国内诸多类似的、患了癌的青年英才俊杰，其危险因素似乎还可以加上几条。

（1）拼命工作，忽略所有其他。

（2）好胜心太强，信奉“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3）追求太多，且急于实现。

（4）自我要求太高，信奉完美主义。

（5）付出太多，生活没有规律。

……

以上这些，都是自我强加给自己的，超离了生命之本真，并非生存本然所需，而且，都是可以放放手的。也许，放放手，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癌症患者遗憾启示录

《论语·泰伯》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终，其语多半是善意的，大都是真心大实话。

笔者长期拳拳于肿瘤探究及防治，并与很多患者结交甚深。对临终时癌症当事人的想法也很关注。这些话，对活着的人，常常有特殊的醒世意义。

因此，了解癌症患者的临终遗憾，对于今天的健康者，颇有醍醐灌顶之功。

临床总结表明：中国城市癌症患者临终最为遗憾的，按前后次序排列，从高到低，大致可以分列为：

（1）我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拼命，不知道爱惜生命。

（2）我为什么这么急，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做好。

（3）我为什么不下决心戒烟或戒酒（此项多为男性）。

（4）我为什么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么爱操心（此项女性为多）。

（5）我为什么不早点治疗某病（常常是肝炎、胃炎、小叶增生等），这么大意!

美国有位从事临终关怀的护士，她30年亲耳所闻，认为美国癌症患者临终遗憾程度从高到低，呈现出下列排序：

（1）希望当初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2）希望当初我没有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错过了关注孩子成长的乐趣，错过了爱人温暖的陪伴。

（3）希望当初我能够控制一下生活节奏，安排点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4）我当时为什么要长期压抑愤怒与消极情绪，不及时释怀呢？

（5）为什么我不能让自己活得开心点，而只是习惯于掩饰，在人前堆起笑脸？

澳大利亚有位女护士,她的工作就是照看那些生命仅剩下三四个月的癌症患者。她记录下了那些临终人死前最为遗憾的5件事:

（1）我真的希望我有勇气活出自己,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期望中。

（2）我真的希望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努力工作。

（3）我真的希望当初能够经常停下脚步，安排一些像休闲修行类的事情。

（4）我真的希望当初能多与孩子及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乐趣。

（5）我真的希望当时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幸福些。

日本也有医务人员总结了该国癌症患者临终前的一系列遗憾，涉及更多，按次序主要排列如下：

（1）我为什么要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工作？

（2）我为什么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3）我为什么始终这么忙，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

（4）我为什么没有实现当初那个梦想？

（5）我为什么没有对某某人明确表白我内心真实的意愿。

很显然，尽管各国文化存在差异，但人们回忆一生（特别是作为癌症患者临近生命终点，痛苦地回忆一生）时，虽然具体表现有些差别，但也有共性的地方：比如，为过去的拼命工作而懊恼，因生活节奏太快而悔恨，对放弃重要的事宜（或稍微跨过一步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失之交臂）而遗憾，生活失去了不少应该有的情趣，大概可以看作是共性的。

可以说：他们的悔恨，是所有活着的人的镜子。

台湾“美名富”的生死经历感悟

张淳淳是台湾著名美女、娱乐圈名人、作家，后又转战房地产，被誉为“房地产女王”，30岁不到就名享天下。可谓典型的“美名富”——美丽、出名、富有。她天生丽质，才华横溢，曾是诸多影星的体型教练。但一场灾难（她整形抽脂感染了罕见的“非结核分枝杆菌”，这是种罕见而难以治愈的病，严重时要截肢）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观。现在，她不但没有截肢，还奇迹般地基本康复了。尽管治疗还在继续，而九死一生的经历（两度自寻短见，并差一点让母亲为其自杀），让美名富的才女张淳淳开始领悟到：能健康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多才多艺，曾经眼里只有事业，一刻都不停、完全奉献于工作的她，现在发现：赚再多钱，买得起好车，住得起“帝宝”（台湾最贵的房子），却买不回健康与亲情。“你可以买陀飞轮（顶级奢侈表），但买不到时间；你可以买下帝宝豪宅，但买不到家庭的温暖；你可以买下一家医院，但买不到健康。”这就是她病后真实的感悟。

她几次想到自杀，她母亲悲痛万分，也想一死了之。这时，她醒悟了。“我才发现，弃械投降的消极态度，对我的母亲和孩子，伤害很大。”于是，她对母亲承诺：“我一定会勇敢，一定会好起来。”

重病，也让她学会了坚强。当时，她病痛万分，常需要大剂量注射吗啡；需要清理大大小小的脓疮伤口，“最多的时候，高达99个”。现在她不仅每天自己清创，而且泰然自若。显然，她已学会与病痛和平共处了。

大病，彻底改变她对金钱及成功的认识。她曾坚信拼命工作赚钱，就是成功的象征。但生病之后，“我突然觉得，钱财是万恶的渊薮。”“我开始痛恨，我这么努力，结果拥有的却是会吸引别人作恶、让人嫉妒的东西（钱财）。”“人生赚那么多钱，结果只是让你住头等病房。”后面这句话，注定会成为经典格言。

生病期间，她最羡慕的居然是看护，“看到她轻轻走路，可以出去帮我买便当，我当下泪流满面，好羡慕她。”

原来，做一个平常人，可以走路、睡觉、吃饭、洗澡，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若有机会好起来，不要再疯狂地工作，不要再用生命换财富。” “我很幸运，上帝让我体会死亡，更幸运的是，它没让我死，还可以有机会看林书豪打篮球。”大病一场后，张淳淳不仅学会了宽容，也学会了珍惜简单的幸福。

“40岁以前你折磨你的身体；40岁以后，身体就会折磨你。”

这是她经历过寒冬，生不如死磨难后，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芸芸众生的忠告。

钱买不回来命:赚那么多钱，结果只是让你能住特需病房

不管是美国的商界及科技界骄子乔布斯也好，中国名牌大学的普通教师于娟也好，面临死亡时都醒悟到一点：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健康，而一份恬淡的生活最是渴求。美名富的张淳淳说得更好:“赚再多钱，买得起好车，住得起‘帝宝’，却买不回健康与亲情。”为钱奋斗了许久的她，没有病时，享受着成功与满足。一旦有病，“突然觉得，钱财是万恶的渊薮。”“我开始痛恨，我这么努力，结果拥有的却是会吸引别人作恶、让人嫉妒的东西（钱财）”。

然而，就是在这点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前赴后继，犯着同样的低级错误。到后来，一次次祈求，希望能用钱赎回健康，但等到的多半是遗憾和含恨。

几年前，东莞首富在广深高速路的某下匝道路旁，建了一家非常豪华的民营医院，号称东南第一大医院。然后，就在医院快落成时，第一个住进去的居然是他自己。医院最早送走的人，也是他自己。他患了胰腺癌，知道我是这方面治疗专家，并得知我正好在深圳。他的一帮助手就在机场把我拦截了，拽着我，车开到了该医院。我非常感叹有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设备。因为准备开业，故只有几个患者住着。最重要的就是他本人，是他自己投资这家医院，并首先收治了自己。不能不说是种讽刺。然而，我见到他时，病已属晚期。由于他刚在香港做了个手术，失败了，造成胰漏，发热，痛苦不堪，已无妙计可施。虽努力了，最后还是无奈地走了。对这家豪华医院的拥有者，我无言以对，沉思了许久许久。

我老家有个房产商，曾排行当地首富，身价几十亿。他一心“抓钱”，在当地口碑不佳，认为他很“抠”。甚至，作为大老板的他，会与民工因为运石沙多了几块钱而发生争执。他患肺癌后，初期病情不很重。如此状态时还死“抠”着钱不放，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很好地遵医嘱。结果，情况一天比一天糟。这时，他大概意识到大事不好了。恳求我再出一趟诊，告诉我愿意以多少财产来换他一命。我淡淡地笑了，很委婉地说：医生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有内在规律，如果早一两年意识到，也许就不会这样。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变了个样，到处撒钱。出殡时还特别要求，灵柩车沿着他开发的楼盘巡视一圈，也许是依依不舍或心有不甘吧。但留给众人记忆的，只能说是他糊涂，没有搞清楚钱与命，孰更重要。

上海近郊有个房产商，其合作伙伴患癌长期在我处治疗。他被确诊为胰腺癌，（家人）骗他是胰腺炎，做了手术，算是比较成功的。自己以为无所谓了。其合作伙伴知情，劝他小心，生意放一放，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有的是钱，能住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根本不当回事，我行我素。术后9个月出现肝转移。这下慌了。找到我，苦苦哀求。看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承诺，不放心。第二天我正好外出。他知道了，让成年的孩子在校门口拦住我，一定要上他的车。车上，孩子和我“谈判”，说我能维持他爸两年，将付百万酬劳。我说：“对不起，我不做这个交易，我的钱够花了，你爸很危险，我只能尽力而为..”

其实，很多情况下，钱只是一堆纸而已。

常有癌症中晚期患者或家属信誓旦旦地说：砸锅卖铁也要治好病。有这个意愿是好事，但它并不能感动“病”啊。病就是病。对付病，临时抱佛脚，没用。

在重商主义氛围浓烈的现代中国，很多基本的东西被扭曲了。

例如，很多人就认为：钱比命重要，钱财高于一切，权力也高于一切。而一般情况下真正高于一切的生命却不被重视。

很多人铤而走险，贪赃枉法，也是这种可悲的根源在作祟。

我们前面说过张淳淳“人生赚那么多钱，结果只是让你住头等病房”这句话，注定将成为经典。因为它揭穿了重商主义和金钱至上者的致命悲哀。

这只能说是一种时代和民族的悲哀。

但愿这种悲哀尽快地消解。

我们呼吁：要寻回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及尊重。

生命的主张不能放弃

“生命的主张不能放弃”是身为哲学教授，后又从事企业管理，并颇有建树的郑宏波先生（成功拯救濒临破产的大企业屯河而成为哈佛商学院经典教案）患了没法手术的晚期胰腺癌，康复多年后的深刻感悟及内心呼唤。以此题目，《健康报》等主流媒体都有过多次采访及追踪报道。郑总本人把诊疗及康复的具体过程写成了《病患真言》（曾叫《我与癌症》）册子，中粮集团内部广为传播，网上也可下载阅读，在此不作展开。

笔者作为他的主要治疗医生及与他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8年的深入交往中，也深深感受着他对生命本质认知之睿智，及大病后思考生与死大命题之彻底。由于他是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之高足，而所面临的疾病又是如此之严峻（胰腺癌是真正的癌中之王），其之思索，便显得尤为深邃，值得分享。

的确，疾病是伴随人生的影子，疾病又是认识人生的契机。人生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经历过求学、工作、事业、爱情等之后，都会使人对人生有新的认识。

郑总谈道：经历过重大疾病后，更会使人对人生有深刻的体悟。因为大病和战争一样，是波动剧烈的大事件，是直接威胁生命的考验，不是那些平和的经历。所以，对人的刺激大、影响深。现实生活中，一般人是很少会想到死的，如果偶尔想到过，那也只是一闪而过，不会细细去想。但当一个人患上了绝症，并且生命已经有了一个为期不久的期限以后，生死问题必然会经常缭绕在心头。从临终的角度看人生，类似于从退休角度看工作，你会得出许多和常人不一样的结论。生是什么？死是什么？日子该如何？活着为啥？等等，都不是很容易想清楚的问题。但是想过和没想过还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人总有生老病死，这是常识。知道这个常识不等于病了就一定很坦然。得病有个想得通的过程。真正想通了，不但会安下心来养病，而且，连生死都看透了，是大有好处的。得病的人都希望康复，但有些病是不可能康复的。得了这些病就要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思维方式。一旦改变了，人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片天地。生存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思维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思想内容和思考结果的变化。随着这些变化，人会走向更加成熟。

他强调：生命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自然中有许许多多的生命（植物的和动物的），正是它们的生生死死才使大自然呈现出多姿多彩。因为人是大自然的精灵，人有精神智慧，所以人的生命就和其他所有生命不同，有其独特的宝贵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的思想和智慧可以流传下来影响他人，是一种其他生命所不具备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的意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你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多少精神财富，你给后人留下了多少记忆。

尤其是他发出了“生命的主张不能放弃”之呐喊，更是洞悉本质，且响彻寰宇。故很多主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健康报》等），都以这个（或类似含义）作为醒目的标题，对此进行声张。同名文章不断被转载、传播。因为它涉及了每一个人，不管是谁，都需要思考这些基本问题。

郑总的这一主张，既体现着对生命的极其尊重和小心呵护，又折射出一种不折不挠、理性明智而顽强争取生存的态度。笔者与他交往颇深，多年间，疾病对他的折磨及治疗之痛苦，仍历历在目。面临如此苦难，一般毅力者往往会选择逃离或情不自禁地退却，但他则从不放弃。例如，一旦体力容许，他就会挣扎在绿茵场上，进行户外活动，以求更好地康复。

笔者结合郑总求治及康复过程，细析“生命主张不能放弃”这一主张，理解其包含着多层含义：

（1）生命是美好的，它体现在健康的活着中，故需认真维持生命，并守住健康，不能轻易放弃。

（2）生命是脆弱的，小细节都可能伤害它，需理性善待，不能忽略小节，要小心加以呵护。

（3）生命是自己的，应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自我的相应权利（含治疗方法等的确定）应努力争取。

（4）受损后健康的恢复是个痛苦且漫长的过程，为了美好的生命，需要坚忍。

生命的主张不能放弃践行在他的实践中。例如，他的求医问药和康复过程，就是个客观理性过程。为了治病，他曾遍访各地名医，进行比较，而不盲目追从；他的求医治疗过程，更像追求真理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从不放弃参与疾病的讨论和治疗，从不犹豫对治疗的自我选择，从不放弃对生命的强烈主张。

“正确而理性对待”，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功从癌魔中走出的真谛。正确对待，不仅包括正确的药物，正确的疗法，更重要的是，对待癌症体现出的正确人生态度。这还包括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冷静客观；选择治疗方法，积极果断；面对漫长的康复过程，耐心乐观。“自信、自主、自觉”，这类积极的情绪，引导着肿瘤的发展方向，构成了生活质量的主线，也就成为我们生命质量的一部分。

对他发病过程的点滴了解，我坚信：他之所以生这个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先拼命地去拯救当时濒临破产的“屯河”。不惜生命代价（过度透支生命）地去治理“屯河”。所以，公司被拯救了，但是，过度透支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为了拼命工作，曾经4天4夜没合过眼，一波接着一波地处理难题。人体是肉做的，不是铁铸造的，这方面的教训同样值得汲取。

中国亟须生命观启蒙教育

几年前，笔者与京城一些投缘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聊到现实，大家有强烈共识：中国现代社会十分缺乏生命观教育——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教育：“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却成了顺口溜。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物质至上，金钱第一，此外，无畏于一切，甚嚣日上；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主导性观念。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探寻生命意义等，居然成了稀客和怪论。

呜呼哀哉。正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难以理解的惨剧：河南新密母子三人被锤杀，凶手竟是孩子的亲爷爷。

为了“一夜暴富”，云南曲靖两名离校的“90后”高中学生，9天内在湖南、广东、云南疯狂作案，残忍杀害了7人。

为了满足丈夫的兽欲，怀孕女子居然诱骗青年女性到家，供其丈夫发泄欲望，事不成竟然配合丈夫将其残忍杀害。

从接二连三残忍地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未婚妈妈，到周而复始出现的一对对年轻夫妻赌气时便随意将婴儿抛出窗外，到仅仅因为挡路就把婴儿从婴儿车中举起摔死，及经常出现的校园门口残害幼儿事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杀医丑闻，不胜枚举。我们真的要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如果说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能说是低层次人群的偶然事件，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那么，我们的天之骄子，社会未来的栋梁，又是怎么样呢？

从马加爵、药家鑫的乱杀无辜惨案，到不久前被宣判死刑的某名牌大学的学生会领袖毒死同学事件，再加上几乎频繁发生的（频繁到人们已经熟视无睹地步了的）大学生自尽事件，不都是一场场残忍而无法理喻的悲剧吗？而且，这些可都是高智商、有知识的人群啊。

纷繁离奇事件的背后，尽管原因或诱因诸多，共性的只有一个：生命意识的缺失及对人性的冷漠。尽管还涉及法治的无知、行为的鲁莽和生性的残忍等。

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意识集体缺失，而且是完全缺失。这才是最可怕，也是最恐怖，更是最可悲的。

联系到生了病的（包括癌症）患者，我们认为他们生病前对生命理解的不足，只是这股漠视生命浊浪中的一些浪花而已。

但透视这些浪花，却可以帮助分析一些缘由，找到一些对策。

是到了必须加强国民生命观启蒙教育的时候了。

而且，亟须立即行动，并从孩子做起。从强化对生命的基本认识开始。

透过生了癌这本很好的生命教材，让我们感悟人生，学会生活吧。

借着意义的寻找，体悟人生，学会好好地活

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炼狱般生存状态中幸存下来的弗兰克尔，不仅没有消沉，而且超越了自我，结合自己苦难经历，开创了新的意义疗法，激发更多的人绝地重生。他在那本被美国国家图书馆评为最具有影响力之一的《活出生命的意义》的封面上，写着“借着意义的寻找，将自己超拔出来，去重新爱”。

也就是说，借助对苦难的深刻审视，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重新开始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其实，初步答案上述分析中已经明确给出了。如乔布斯感受到所有的名誉和财富都是虚幻而次要的，或改成中国人的说法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包括闲暇时散散步，与大师交谈交谈，让心神安宁些。这些，就是生活原本的意义。

于娟认定，生死临界点时她才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诸如论文、教授头衔等都是非必需的。

曾是明星的体型教练张淳淳，病后突然悟道：“可以走路、睡觉、吃饭、洗澡，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遂告诫自己，“不要再疯狂地工作，不要再用生命换财富”。有机会看看球，欣赏欣赏艺术等，也都是挺不错的。

古罗马的哲学家塞涅卡曾经这样说：“我们应该这样生活，仿佛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最后时刻。”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你才会认真思考，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在意什么？剩下的有限时间，自己应该怎么过？因为是无休止的欲望操控着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始终无法宁静：浮躁的心，加上被此折磨而难以片刻停顿的脚步，我们何从体验幸福、快乐或满足，更何以品味人生的意义。

其实，哲人早已说了，芸芸众生只有宁静下来，才会发现原来的我，一直处于一个满足感的“跑步机”之上。

诸葛孔明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历代被人们所称颂。它作为醒世格言，多少人的口头一直挂着，但现实社会中，又有多少人能这样践行呢？

其实，心静下来想想，每个人内心真实的需求是很有限的。或者说，本真的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所需的，是很单纯的。今天的绝大多数人，谁都不缺柴米油盐。今天人们缺的只是房子、车子、票子，以及位子（官爵），包括孩子上的学校好坏。甚至，连车也不缺，房也不缺；缺的只是原来用的普通帕萨特，四个轮子的；邻居（或同事）最近用的是宝马，且“宝五”的；我能不能搞一辆“宝七”的，或“奔驰”的，超过他，压过他。因为我们的社会，灌输给人们太多似是而非的理念：追求越多，获得越多，证明你越成功。生命所谓成功的标志，就是你大学毕业后，若干年内，能不能赚个三千万、四千万；一个亿、十个亿更好。以有形的财富，作为衡量人成功的主要尺度。然后，驱使着每个人踮起脚尖，拼命赶路，处在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满足感的‘跑步机’之上”。你能行吗？值得吗？

事实上，你的人生旅途只要简单的行装就可以了。但是，扛上了车子、位子、票子、房子、孩子，还有越来越高、越来越重、不断许愿更新的追求，逐渐地你走不动了，累垮了。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的。埋怨的同时，享受不到一丝的快感。这些行囊，远远超出了你所需要的和所能承受的。因此，有人中途病垮了，更多人折寿了，甚至像罗阳、李明等一声不吭地撒手人寰了..

有些人，只是到了生死临近前那一刹那，幡然醒悟：原来，我背得很累的这些行囊，几乎都不是必要的；不是内心真实需求的，并没给我带来真正的满足感，或者让我有多么开心。充其量，只是攀比后一闪而过的虚幻的荣耀感。然后，新的目标又滋生了。就这样，在无休止的追求中，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无效功，在陀螺旋转般的拼命中，消磨着纯真而宝贵的生命。

本来，本真的生活，原味的人生，基本底线只渴望能轻松地活着，本然些，喝喝茶，和大师及朋友聊聊天，感受一下自我内心，欣赏一下艺术运动，和亲爱的人相守一起，和孩子嬉闹，这是生活最底色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教育却蔑视最底色的东西，强行把它抹去；而叫人们去摘取那些并不太值得的东西。

据报载：黑帮老大刘汉行刑前后悔不已，他感慨之所以走上不归路，主要是野心太大。红极一时的芮成钢，曾是多少年轻人的“楷模”，但冉冉升起后突然坠落，原因也就两点：心太大，心太急，要得太多，故后半生戛然而止。

因此，回过头，静下心来认真思索一下人生，特别是悬崖边上人的告诫，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很值得我们作为一面镜子，照一下自己—多给自己一点宁静的时间，仰望窗外天空，向内省视一下自我：反思我这一生，走到今天，内心的真正需求是什么？真缺的是什么？不太需要的又是什么？那些浮云给我带来的，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也许放下些，感悟真实的自己，那我就活得轻松得多、惬意得多、幸福得多了。同时，行囊负担的减轻，我也健康得多，我可以释怀了。我可以随性地说，我活在自己的本真中。

有个新近的调查让我感慨：在中国，小学水平的人，幸福感最强。活得最累，最不幸福，且最危险的是今天的高官高管。越是学历高者，越活得不痛快。其实，我们的社会教育，芸芸大众的社会价值指向，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因此，我们每个人才会挣扎着、埋怨着、痛苦着、被病盯着，然后，一步步走向了灾难或疾病的深渊，导致了每年300万生灵的早死。

停下脚步，听听内心的呼唤，思考一下真实的自我需求，也许是每个人今天应做的必修课。他会让你幡然醒悟，重新开始你想要的生活。

强者总是自我宽慰地说：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正在做自己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审视后发现，许多人（特别是强者）“命运才是他的主人”。

这不是戏话，而是真实，尽管有点苦涩。

要做自己的主人，首先要感悟自己真实的需求。

理解生命的一般生物学属性特点，也许是思考生命诸多意义及特征的起点。

第四章   生命的神圣及脆弱

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 德国] 亚瑟·叔本华

理解生命的一般生物学属性特点，也许是思考生命诸多意

义及特征的起点。

天人合一：生命是大自然的馈赠

古今中外贤哲都认定，生命是进化的产物，是大自然的馈赠。

中医学认为：生命起源于自然。人和自然万物一样，都是天地自然演进的产物，只不过是演化到较高阶段的结果。《黄帝内经》指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其生死取决于气之聚散。“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庄子》也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 “生命是整个自然的结果”“是整个自然演进的产物”。

《素问》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自然对生命有决定性意义。故中医学倡导“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模式。人须“顺其自然”，适应四时气候等内外环境，令机体与自然协调，才能增进健康，减少疾病发生。

哲人如是说：人，栖居于大地上，来自泥土，归于泥土，天地自然是人的永恒家园。而今天，人为造就的一切，阻隔了人与自然丝丝入扣的联系，切断了人的来路和归宿，这样创造，无论多么先进与奢华，算是什么家园呢？

而今天的很多病，就是源于过度地与自然隔绝，癌症就是其中之一。工业化促进了癌症的飙升，环境激素（往往是聪明人类创造的“杰作”）直接诱发了许多疾病（包括部分癌症）的发生，此话一点不假。在中国，越是发达地区，越是生活在人造环境中，癌症发病率越高，更是这一论断的最佳脚注。当然，其间因素复杂，非本书所欲阐述。珍视大自然的馈赠，善待自然，善待自我，时时讲究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却是必须强调的。这也是中医学“天人合一”、人应该努力“顺应自然”的天才思想之现代解释版。

敬畏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回归自然，或尽可能地亲近自然，走入自然怀抱，以及在亲近自然中理解/领悟/欣赏自然之秘、之美，包括借此揭示部分生命及疾病的奥秘，并加以遵循或运用，这就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因此，我们既举双手欢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理解及揭秘，又对雄赳赳地对自然进行征服（包括医疗领域动不动就是对疾病的“战胜”）持有相当慎重的保留。须知，以往人类在狂妄地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已遭受了不少自然界的“报应”及惩罚。

生命——自然之礼的缺憾及困顿

作为大自然的馈赠，人并非完美无缺的。相反，他一降生，就充满了遗憾，并由此伴生了焦虑。其中，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人生最大的遗憾与焦虑之一：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终将走向终点。而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

对此，中国古贤十分睿智：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来消解—既然活着的事还没有弄清楚，就别去研究死了吧。庄周则以“善妖善老，善始善终”（《庄子·大宗师》）来应对。故其妻死后他“鼓盆而歌”。在他眼里，人的生死就像春夏秋冬交替一样，循环往复，只是宇宙演变过程的一刹那。因而，明智的人生态度应该是顺其自然。

讲究人生哲学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则认为：人类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命运那里“借来的”，命运可以不经我们允许而将它收回。物归原主了，又何必过度伤感呢。当然，常人很难如此洒脱思考，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对此，斯多葛学派则给出了两招，以指引人生。

既然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命运那里“借来的”，故时时要想到：我们并没有得到可永远拥有它的承诺，任何事早晚都会完结，因此，要把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每过一天，应不时地停下来思考“我们不会永远活着”；须考虑怎么来欣赏这天活着的精彩，并让我们来充实这一天的生活。如亲吻孩子时，要记住他终有一死，因为他是作为“礼物”给予我们的，绝不是“不可分离的或永久的”，故应充分享受眼下的快乐，和他多接触交流，尽可能地赋予他爱。又如，当和朋友说再见时，应悄悄提醒自己，这也可能是最后告别，要倍加珍惜。

这些，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对生活的享受。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足常乐”的古希腊版。

日常活动中，还要好好考虑自我生存的目标，并加以整理，将它们按主次进行排序。序位中塔尖部分的目标，就是我们生活的高远目标；它是一些我们不愿为其他琐事而牺牲的大目标。从而，自我可以有个明晰的规则：抓主要的，舍次要的。当不同目标可能相互冲突时，就知道了该舍弃什么，或先做什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以实现最终有价值的生活目的。

同时，斯多葛学派主张在为明天做思考和计划之际，记得好好欣赏今天。

人生又一个巨大的遗憾、焦虑与困顿是：在人生的终点或接近终点时，很多人有可能发现自己虚耗了生命。

我们这代人，对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耳熟能详。书中对生命意义的总结，也许都记忆犹新：“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然而，时过境迁，革命已不再时髦，战争已远去。再如何定义人生，的确成了普遍问题，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焦虑。

太多的人，活到了老之将至，甚或濒临生死之际（如乔布斯、于娟）却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真正活过。或者说，没有活在自己想要的生活之中。这是一类引起人们普遍焦虑和困顿的现象。

其实，作为生命观教育的一大环节，就是要促使人们尽可能早地展开对自我生存意义的思考与提炼。

思考与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他的生活质量及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适当展开讨论。

在此，只想就其一般意义做些分析。

上述斯多葛学派的部分观点，也可作为一种参考，提供某种生存智慧。

人与人是不同的，禀赋、个性、经历、背景皆大相径庭，并没有统一的人生目标及意义。但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一定共性的。

哲人周国平先生如是说：“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

“人生的意义，在世俗层次上即幸福，在社会层次上即道德，在超越层次上即信仰，皆取决于对生命的态度。”“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和核心。”所有的赚取钱财、建功创业、致富猎名，若其结果不能让自己安身立命、心神安宁，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物质的世纪，尤其要找到精神家园，以安身立命，安顿心灵。

周先生强调说：“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

心中有神圣感，就会知道敬畏、尊崇、有所撙节，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周先生还颇有意蕴地说：“一切从工作中感受到生命意义的人，勋章不能报答他，亏待也不会使他失落。内在的富有找不到，也不需要世俗的对应物。像托尔斯泰、卡夫卡、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没有得诺贝尔奖于他们何损？得了又能增加什么？只有那些内心中没有欢乐源泉的人，才会斤斤计较外在的得失，孜孜追求教授的职称、部长的头衔和各种可笑的奖状。他们这样做很可贵，因为倘若没有这些，他们便一无所有。”其实，乔布斯等的感悟也是如此。

借助哲学家深邃的思考，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你我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但至少提供了破解的思绪与路径。

人的社会属性导致的人际关系之遗憾、困惑及尴尬。斯多葛学派哲学大师墨索尼亚斯说：人类的本质非常像蜜蜂。蜜蜂是不能单独生活的，一只蜜蜂被孤立起来就会死亡。人也一样，多数人只能生活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人与蜜蜂又有所不同。蜜蜂是最讲究相互协同的，特别是工蜂。人际交往却不然：既不可或缺，或缺了很难顺利生存；交往中又往往招致苦恼、麻烦、焦虑、冲突，甚至战争等，这些，是人类痛苦及灾难的一大来源。故有“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是人，给人带来最大痛苦的也是人”之说。

对于此类遗憾及困惑，中国先秦的哲人圣贤给出了处方：

（1）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际交往价值体系，强调“仁”是立身之本；待人处事原则，并归纳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的一系列行为准则。

（2）把“仁”及道德水准与个体的生存状态，包括健康长寿等联系在一起。“仁者寿，智者康”一直是历代信奉的信条。《尚书》“五福”中，寿、富、康宁，直接受制于好德（“攸好德”），而且，可以从是否享有天年来倒推他的道德水准（“考终命”）。对此，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

本书后面的章节对此命题会有进一步的展开。

生命：呈现为抛物线样规律

生命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通常呈现出抛物线样的规律。中医学把这一过程粗略地分为生、长、壮、老、已几大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着各自的特点。《灵枢·天年》就以十岁为单位，描述了健康机体一生的发展变化。一般说来，十岁、二十岁时，机体处于生长发育状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三四十岁时，人的功能和精力最为旺盛，“五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四十岁前后，功能出现了趋向衰减的先兆，“腠理始疏，荣华颓落”；五十岁阶段及其后，衰老过程加速，“五十岁，肝气始衰”“六十岁，心气始衰”“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九十岁之后，机体已非常虚弱，常处于老态龙钟状态，“故言善误”；进一步发展下去，便可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在这发展过程中，男女又有着异同，女子表现出以七年为阶段的演变规律，男子则更多地显示出以八年为阶段的发展过程，《素问·上古天真论》便分别对此作了颇为经典的阐述。

人类是自然的馈赠。馈赠不是“全免费”的，而是需要付一定“利息”的。而且，息滚息，越来越重，故有生、长、壮、老、已之阶段性特点。中年以后，利息加重，人也无一例外（尽管有程度及时间的差异）地进入衰老状态。衰老，似乎可以视同于加倍偿还利息了。此时，往往表现为：

（1）机能衰退，百病始生。唐代名医孙思邈说：“人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计授皆不称心，视听不稳，多退少进。”（《千金翼方》）寥寥数语，勾出了老年人的心身特点。研究表明：60岁以上老人，各种疾病的患病率超过230%。癌症也有一个62、63（岁）现象（退休一两年内，出现了一个癌症发病率小高峰）。而最近调查则强调，近50年来，世界平均寿命延长约15年。但在增龄的15年中，约70%时间将伴随着各种病态。因此，伴随着老龄，人们应该客观地接受：老了，患病是常态。

（2）生活质量及心身状态直线下降。有诗描绘老人之态：“老态年来日日添，黑花飞眼雪生髯。扶衰每借过眉杖，食肉先寻剔齿签。右臂拘挛巾不裹，中肠惨戚泪常淹。移床独坐南窗下，畏冷思亲爱日檐。”（《刀圭闲话》）把人的老态龙钟及孤独凄凉心境，惟妙惟肖地点画而出。

（3）进一步觉悟，日益意识到了遗憾。社会上曾有58、 59（岁）现象，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会铤而走险，做出一些违规之事（比如有权者的贪腐、一般男性老人侵袭妇女等事件倍增）。研究认为这与老之将至，岁月无多，遗憾感日益增强，再不行动将永远没有机会等认识有关。

这些特点决定了老年人的疾病（包括癌症）的高发。当然，高发的首要因素还应该是生理性的衰老，导致了各项机能的衰减，出错率（含细胞克隆、免疫监视等的出错）倍增，但上述心身因素也不容忽视。否则，无法解释62、  63（岁）现象。

也有调查表明：不少人老年人的幸福感较之其他年龄段，有所增强。可能是这些老年人善于换位思考，认识到老已至，负担也轻了，该好好享受生活了。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常常能够让人获益。

针对人的生命（生理）抛物线样的规律，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哈佛教授艾恩海姆提出了人生的两种意象：第一种是传统的、生物学观点的弧形（arch）（即抛物线样）模式，即生命从个体呱呱落地开始，逐渐攀升，青壮年时达到高峰，然后开始下行，逐步走向衰老。也存在着爬阶梯（staircase）模式，也就是让自己的生命一步一步往前发展，向更高的境界迈进。其实，个体怎么看待老化过程，往往也就是弧形（抛物线样）人生观和阶梯人生观的PK（Player klilling，网络游戏用语）过程。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著名老牌影星、两届奥斯卡影后得主简·方达就是后者的受益者。对此，将在本书第十二章中做出介绍。

生命是“瓷花瓶”，有使用期限且脆弱

2013年春季，沪台两大电视台联袂举办了一个公开讲堂，讨论怎样管理自己健康，我应邀代表上海专家做主题报告：强调随着社会进步，医学发展，20多年后，人均期望寿命可再延长15岁，达到近百岁。具体到每个人，只要平素加强健康管控，就可以在现在平均接近80岁的期望寿命基础上，多活15年。更多人活过百岁应该不是梦。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

在直播的公开讲堂上，我形容说：“生命只是瓷花瓶，需好生珍惜才是。”

所谓“瓷花瓶”，好看，但平素持有者往往并不十分在意。只有当不小心碰破了，甚至碎了，人们才格外后悔，痛心疾首。这是人们对待健康的常见态度。当身体良好，生命中有健康伴随着，疾苦征兆没有显现时，珍惜者不多。这也是历史上有过的通病。《黄帝内经》曾批评说：“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故不知持满，不知珍惜“瓷花瓶”者，难以享受寿限，大多“半百而衰”。

当然，“瓷花瓶”碰破了（生了病），如破损一般，多数还可修修补补（通常借助医疗手段）；摔碎了，散了架（像生了癌症这样的大病）能否补好，是个问题，谁都不敢肯定。但就算是能够借助某些手段（医学）加以修复，修复后的瓷花瓶，毕竟不同以前，是个碎过了的花瓶，其价值大打折扣。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珍品及正品了，而只是次品及廉价物了。人生也同样。生过病，特别是大病后，许多行为都受限，许多做法都不被容许。否则，再次破碎，或许终将彻底遗弃（不救）。

其实，大自然是很宽容的，给我们大多数人的使用年限不算短。据研究，人的生物学年限在120～150岁之间，略有个体差异。对此研究结果及计算方法，笔者在《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一书中已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可以参见。

换句话说，生命“瓷花瓶”的寿限在120～150年之间。然后，凡夫俗子就开始做“减法”。各种各样的伤害、事件、劳损、疾病，包括情绪剧烈波动等，就都在这个限度内被“扣分”。如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每抽一根烟，减寿10分钟；醉酒一次，减寿7～15天；感冒一场减寿2～4天；大病一场（如结核病），减寿3～7年；通宵熬夜，减寿1～2天；严重疲惫（若很快恢复），减寿2～4天，若持续无法恢复，则减寿更多；大吵一场，减寿2～3天；持续抑郁，则抑郁持续时间除以3，约等于减寿时间（如持续抑郁达1年，约减寿4个月）..很公平。总之，在个体寿限内，越注意起居操行，减寿越少可以活得越长。相反，则不断被“扣分”，可期待的寿命就越短。可见自身行为，关乎健康长寿。

故对易碎而有年限的生命“瓷花瓶”，可不善加敬畏、尊持、爱惜乎？

然而，现实是芸芸众生，醉生梦死，贪图一时之快，耗竭生命。著名医学专家、中华医学会前会长钟南山先生讽刺说：“中国人40岁以前，以命搏钱；40岁以后，想用钱买命。”钱能买回命吗？钱根本就买不回命，更买不回健康。

一次飞机旅途中，碰到一个同龄人坐在身旁，他年轻时到欧洲学习，如今回到国内发展。和我聊天时，他说：“我现在太不理解我那些老同学了，天天拼命工作，生了病也要干，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拼命是为了什么，他们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吗？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吗？”一席话，令我沉思良久..是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伤心事，促成我决意要写这本原非我专长的书。

2014年1月，寒假前几天，我多年的老同事兼老朋友、接近退休的沈老师突发脑血管意外，虽经积极抢救，仍撒手人寰，仅仅是一根血管破裂了。稍后，一位与癌症抗争了整整18年，没有任何先兆，只是因为重感冒拖延了几天，肺部严重感染，因为抗生素过敏，也走了。正好59岁，应了民间逢九是关一说。

另一位东北的肺癌患者，在我的建议下，几年来冬天都在三亚待着，待得好好的，肿瘤控制了4年多，没有任何不适。因为赶回老家沈阳，参加女儿婚礼，准备婚礼后即回三亚。却路途中伤了寒气，到沈阳当天晚上咳嗽不止，一口痰梗阻在气管。急送医院，已窒息而亡。婚礼变成了葬礼，全家痛苦不已。

2014年年初，小马奔腾的董事长李明走了，走得匆忙，才47岁，他被称为传媒新大亨，正在成功打造影视大业，但只活了47年。几天后，另一位传媒神奇人物邵逸夫也仙逝了，活了107岁，他打造了东方好莱坞，捧红了一批明星，更以乐善好施闻名，很多人对他充满敬意。两个人都是搞传媒且成功的，生命却整整差了一个甲子—60年。如果李明还能够继续生存，他也许能成为第二个邵逸夫。真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此之前，令人更伤感的是，航母下水了，航母飞机起飞了，就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揪心的是指挥罗阳走了，只活了50岁多一点。但同样搞航空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整整活了98岁..这类事例举不胜举。

其实，沈老师之撒手人寰，只是脑内一根血管出了问题；罗阳不辞而别，可能也只是某根冠状动脉血管有了偏差；东北老患者之死，只是一口痰作祟；看来，这些都是太不起眼的小概率事件了，后果却是剥夺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古人云：命悬一线。更可谓“一线悬命”，生命之精致、脆弱及易损，可不慎乎？

的确，中国人需要补上生命伦理教育一课，接下来再认真思考“怎么活”。

至少人人应该记住：生命是脆弱的瓷花瓶，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摔破。需小心善待它，把它放在第一位，至生命健康于先，学会敬畏、尊重，遵从生命，呵护健康，从而提高生存质量。就像悉心呵护瓷花瓶一样，这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生命：不堪承受之轻，超载超重早晚易折

哲人如是说：一切灾祸都有一个微小的起因。

的确，瓷花瓶之破碎，往往也在于一时之过，或曰：“风起于青萍之末”。

生命也同样。生命大堤之“管涌”，很可能始自一个“蚁穴”，一个平素忽略的生活方式或坏习惯。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个人的健康及寿命，不到15%受制于遗传，10%由社会因素决定，8%取决于医疗条件，约7%与气候等环境因素相关，剩下60%多则取决于自己生活方式与行为。可见，大半掌控在自己手中。

进一步分析提示：20世纪60年代以前，超过60%的中国人死于感染；2006年，全国死于感染的只有2.6%；70%～80%是死于各种慢性病。而这些慢性病不同于感染，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控，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及抑郁症等。不能说防控了就不会被盯上，但至少可以延缓它的发生，减慢疾病进程，从而让生命较好地延续。

研究已非常明确：现代社会中，上述重大疾病是折寿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50多岁英年早逝者，要么卒于脑血管意外，要么猝死于心脏病，要么夭折于癌症。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专家曾经预测：人类若能有效防控心脏病及心脑血管意外，人均寿命有望延长10.4岁。

癌症是现代人第二大折寿因素，已成为64岁以下中国人首要死因。2006年卫生部的调查数据，64岁以下死亡者中，城市27%死于癌症，农村则为25%。之所以划出64岁界线，是因为64岁死亡可以说完全是非正常的。研究疾病控制的专家预测表明：如果能延缓癌症的发生，则可提高期望寿命4.5岁。

此外，代谢性疾病对人的平均寿命影响也较大。有人估计，在美国它造成了人均减寿3.2岁，主要集中在50岁上下人群中。

如此一叠加，仅仅三四种大病的有效防控，就能增寿18岁之多了。当然，这只是理想化状态。但努力加以防控，人均延年15岁，绝非空穴来风。

别看这些张牙舞爪的慢性病，似乎影响因素很多，相互间关系不很明朗。实际上，其发病学大都符合“沙堆效应”，属于自组织系统的临界点突变。

人们注意到小孩在玩堆沙时，初起沙子一直可往上堆，形成一定规模的沙丘，直到最后一粒沙子放上去后，看似突然，实则必然地引起整个沙丘“崩溃”。这粒沙子中国人俗称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蝴蝶效应”也是其同义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物理学及系统科学家巴克（Per Bak）据此提出了“沙堆效应”，并由此发展出了系统科学中著名的“自组织临界”理论。研究中，巴克等发现初始时落下的沙子对整个沙丘影响很小。然而，当沙堆到一定高度时，落下的每一粒沙都可能导致整个沙丘发生细微移动。一旦达到“临界”状态，只要再有一粒沙子新落下去，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小，但是能贯穿整个沙丘，把碰撞依次传递给所有沙粒，导致沙丘发生整体性连锁改变，最终发生结构性失衡——坍塌。简单地说：最后一些沙子，不是简单叠加，而是诱发了处于临界点的整个沙丘的综合效应（突变）。或者说，骆驼不是给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而是在这之前它就出了问题，只是没有累积到临界点而已。“临界态”则是系统处于一种特殊敏感状态，微小的局部变化可不断放大、扩延至整个系统。生命是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当该系统达到自组织临界态时，即使小概率的干扰事件也可引起系统发生灾变。慢性病的发生，大都属于这类现象。前面阐述的癌症“同花顺”理论及“车祸”隐喻，都是同一道理。

事实上，涉及生命大部分现象都不能用经典物理学常识来解释。经典物理学定律就是因果律，简单的线性联系。它可以解释自然界许多简单现象及事实，却不足以解释复杂现象。特别是与生命相关的疾病发生等现象。就癌症等慢性病发病而言，在持续刺激下，复杂系统（如生命）会出现突变，因为该系统中一部分会影响其他部分，且作用力持续明显放大，从而诱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仍以“车祸”隐喻为例，为了交通安全，交通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行车不可超重、超载、超速，否则车祸在即。生命也同样，持续地超负荷，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潜伏着危险，都可能累计成祸根，或者使身体在不知不觉中濒临“临界点”。到了此时，细微的小概率事件，足以诱发大的致命灾祸。

笔者的好朋友郑总，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屯河”，超负荷地拼命工作，甚至4天4夜没有合过眼。结果是企业活了，人被胰腺癌盯上了。

2013年年中，一个马鞍山的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人高马大，至少一米八几的个，体重115千克，身材魁梧，绝对是泰森级的人物。来找我时，同行有4个跟班的小兄弟，加上他老婆，一帮子人。一看报告，我傻眼了——因为他半个月前喝酒后吃东西，胸有点憋痛，一检查，先是查出食管癌；还没开始治疗，住院再一检查，发现喉癌；再仔细查，又伴有鼻咽癌；系统查体，则问题更多了，肝内也有疑似肿瘤病灶，原发还是转移尚未确定。但他自我感觉只是稍微有点胸背疼。对于这位才30多岁的患者，一看什么都明白了。直奔主题：你好烟酒？他承认，老婆在旁边数落他：“他可不是一般的好喝酒。每天喝得个烂醉，白酒可以喝1千克。”然后，又数落着其身后的这帮小兄弟：“都是你们这些人纵容的，几乎餐餐围着他，哄着他喝..”这些小兄弟个个躲在身面，面面相觑，不敢作声。看来，他人缘大概不错，但生活方式太糟糕，太率性了。虽然这时他还若无其事，其实生命已垂危了。

他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父母给他的身体多棒，多好的先天资本啊。就是因为长期超负荷酗酒，所以喉舌邻近部位，都被浓烈的酒给烧灼坏了。真的，生命具有不堪承受之轻。如此折腾，咎由自取。此君只看过一两次病，没再联系。估计很快走了。

逞一时之能者，必将遭长久之痛。

生命有自我修复功能，但能力有限

我们说大自然是有智慧的，而且是大智慧。

生命也是有智慧的，也是高超的大智慧。

只不过由于近代科学的进步，加上人类的轻浮与狂妄，把自己凌驾于自然及生命之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想操控自然及生命，实际上这是枉然的，甚至会走向反面。今天令人恐惧的地球变暖，就是人类自己造的孽。

生命的智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生命的进化，从最简单的生物，演绎到今天天下之最贵的人，这里就包含着太多的智慧。

有研究表明：人类近百年来还在继续进化过程中。在没有发明电之前，天黑了，人们只能入夜而歇，机能也日落而低，七八点就很快进入睡眠；现在则不然，因为电的普及，以及电视盛行，现代人前半夜精力最旺盛。很多人很多的创造性工作都在前半夜完成。研究揭示：目前人类的机能状态和百年前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进化的结果。

我非常喜欢以科技馆旁边的小池塘为例，来说明自然的智慧。15年前，由于建科技馆的需要，人们在一条水渠旁挖了个坑取土，坑形成了有活水的“水塘”。事后坑被人们“遗忘”了，遂给了大自然“休养生息”的机会。几年后，当年的水坑逐渐成了栖息着诸多野生物种的生命池塘，形成了大上海城区里唯一一块“自然”而成的小湿地。这片几千平方米的湿地里，各种野生动植物不少于170种。其中，野生植物超过55种，昆虫不下70种，鸟类20余种，有少见蛙类3种、鱼类4种和兽类2种。正是市民的“不知道”和“遗忘”，造就了这片自然湿地。专家研究后得出一个富有哲理的结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最好措施是人类少干预。

无为而无不为。中国古代贤哲如是归纳说。

因为自然界（含人的身体）本身充满智慧及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维护健康、修复疾病伤损方面也一样。也许有时候，少人为地干预，可能有助于健康的维护或恢复。汤钊猷院士在讨论肝癌术后治疗时，就睿智地告诫说：“有时候，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因为人为的科技并非无所不能。

的确，研究证实个体确实有某种自我修复能力，但这种修复能力是有限度的，且其强弱是变化着的、相对的。超过了限度，不但不能修复，还会走向反面。就像现代医学说的“免疫功能”是中医说的“正气”的主要组成部分，免疫弱则易被感染而生病；免疫过强又易发展成自体免疫性疾病，防治常更为棘手。

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呵护健康，包括促使癌症患者更好地康复，最好的措施也许是适当、适度干预，并敦促他遵循生活规律，顺应康复功能，而不是积极地人为、过分地干预——表现为不断地、拼命地进行创伤性治疗。否则，结果往往更加糟糕。

以肝癌为例，临床肝癌死亡率很高。我们数据库里共诊治了4000多例肝癌病例。可归纳出这类常见情况：介入等创伤性治疗次数越多，预后越差，活得越短；悠着点，该出手时才出手，适当且适度地干预，是最好的。

有时手术后什么都不做，不强行干预，只是严密观察，也很不错。

如有位章姓院长，是外科医生，肝癌术后复发了，AFP指标曾高达200～300（正常值是20）。生病后由于他积极参与癌症康复组织，接触了太多的癌症患者，看多了，对常规的那一套（治疗）持怀疑态度。明确转移后，坚信此理念，不过分干预，只是严密观察追踪，排斥了介入靶向治疗等，仅用中医药调整，配合必要的生活方式调整，一两年后，指标稳定下降，现在停留在2～5。10多年了，肝硬化都明显改善，恢复得很好。苏北一位姓王的小学校长，2005年后肝癌手术复发，多次介入，求助时已没办法做介入了。我也建议他观察，不到万不得已，别轻易介入，这期间，只做过一次介入，现在离手术时已10多年了，也恢复得非常好。

类似的例子很多，数十名肝癌患者多年存活后，兴奋地说：我已经逃脱了几十次的介入。现在活得越来越好，肝的质地明显改善了。这就是信奉自然基本规律—“无为而无不为”的善果。须知，人自身有康复及修复能力。

其他疾病也类似。笔者接诊过一位先天性单个肾的患者，即使单个肾，药物性损伤导致肾功能严重受损（他是中年男性，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用了某种抗生素，出现水肿，一检查，发现单个肾，此肾功能也明显受损，只有正常的15%）。照理说，他根本没有生存能力，谁都不敢给他再用药（怕诱导肾衰竭）。结果，他自我调整（饮食、生活方式等）后，居然肾功能恢复到30%左右，生存了好多年。

肺也同样。研究证实：借助呼吸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切了肺叶者的动态肺功能。临床上，这类现象并不少见。

如果患了慢性疾病能够痛定思痛，积极加以控制，有效调整和优化生活方式，且持之以恒者，通常可以有所改善，甚至可以使其对寿命影响有限。

雷洁琼、周有光年轻时都是体弱多病者，他们却都成了百岁人瑞了。特别是周有光，年轻时体弱，又患过肺结核和严重的忧郁症，结婚时人们断定他只能活到35岁，但他已经庆祝了自己110岁的生日。

邵逸夫也同样，他是肠癌患者，享年107岁而驾鹤西去。

我引以为自豪的一位肠癌患者，乐女士，93岁时生了癌，没法手术、化疗、放疗，只是中医药治疗，并乐滋滋地活着，现在106岁了。

有时候，人们放放手，遵循内在规律，也许事情就会好一些。

这也应该是至理名言。

总之，生命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的，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且只对善用者存在。

睿智的人，应善于理解自我内在的这种能力，并努力加以开发利用；而欲如此，前提是学会敬畏生命，尊重它，悉心地去领悟它的这些能力。

喧闹的医院与“300万中国人早死”

我经常被邀请去各大医院会诊，看看患者，感触越来越深。说今天的医院如同喧嚣的车站码头、集市菜场，一点不为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应该十分庄重、宁静、神圣的生命休整场所，却比什么地方都来得喧嚣浮躁。

2015年春节前与几位老医生一起吃饭，一位著名大医院退休了的老院长，年过八旬，因肺部感染，住了一次自己曾经一手管理并发展起来的医院，感慨万千。有学生辈的院领导来看望他，并谦虚地咨询他意见。他说他直摇头，今天的医院，看不懂，看不懂。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这哪像是医院，就像是城乡结合处的农贸市场..

其实，这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集体无意识地喧嚣，个个焦躁不安，踮起脚尖拼命追赶，却不知赶往何处，因而神魂不宁，身心分离。其结果是百病倍增，医院人满为患。不是吗？就在前不久（2015年1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了《2014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该权威报告称：超过300万中国人过早（70岁以前）死于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

WHO认定，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过早死亡的情况尤为突出，并仍在快速发展中。这些，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思考吗？

3年前（2012年1月），陈竺还是卫生部部长时，呼吁要警惕“中国正处于慢性病井喷前期”。同月（仅稍早于此），世界银行发出“慢性病在中国已进入高增长状态”的警示。而在当年官方召开的关于慢性病防控的会议上，专家报道说：中国每年新增慢性病患者1000万人，每天都有18000人因为慢性病而死亡。慢性病“井喷”之严重性，可见一斑。而且，据权威专家分析，这些慢性病患者中的绝大多数（占70%以上），生病都是患者自身“创造”的。

很明显，大医院林立，人满为患，300万人早死，都只是透出一个讯息：中国人到现在还是没有活明白—平素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及自身康健；生了病，只会（或者说“只能”）把命交给那些并不那么可靠的医院、医生及药物。而对加强自我防控，包括开发自我防范疾病能力，无动于衷。须知，医生及医院可靠与否，也可以从医生自己的平均寿命看出来。他们都没法活得比常人更长（至少有研究揭示：西医生的平均寿命短于当地大众的期望寿命；而中医生长于期望寿命），那你又凭什么将生死大事及疾病管控权完全交给他们。

另外，仅就医院而言，在这种喧嚣浮躁的氛围中，心神可能恬淡宁静吗？身体可以得到休整吗？疾病有可能康复吗？

记得20世纪70年代时，我们刚刚做医生，偌大的龙华医院次序井然，静悠悠的，患者也不少，但远未人满为患。上海其他一些大医院的情况也差不多。

当时，人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富庶，却比较安逸，心态相对平和。

而今天你到上海的任何一家大医院，都会憋得喘不过气来。提着CT片，匆匆而行的，宛如最热闹的大街上赶着上班的人们。

病房的过道上，临时病榻挤满了所有空间。

今天，只要是大医院门口，交通一定是最堵的，人、车拥塞，往往寸步难行。

只要是大医院，里面一定是沙丁鱼样的人罐头，人挤人的。

只要是大医院，都是充满了喧闹和焦躁的。

2013年年底我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市特地去了列治文中心医院（该医院类同于上海的区中心医院），多年前还去过巴黎及伦敦的一些大医院，这些医院的宁静、安详而有序，使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的龙华医院（尽管当时龙华医院的硬件差多了）。对比之下，简直无语！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医院彻底“焕然一新”了。中国大城市中，最豪华的也许就是大医院了，最繁忙的也是大医院了，最喧嚣的或许还是大医院了。而且，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天天与高精尖医疗设备及医疗健康知识打交道的医生，他们的寿命却都不长，低于当地的期望寿命。

一种解释是：较之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的确是增加了。但是生病的比率却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人口充其量只是加法式的略增而已。

另一种解释是：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的确如此，但医院里躺着的不都是老人啊？更多的只是50～60岁，甚至40～50岁的人啊。耄耋老人更多的去了养老院等处。

也许，谁也统计不出来现在的人均患病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多少倍。

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值得我们好好检讨、好好分析、好好反思一番吗？

至少，我们要大声地说：就医院和医疗来说，问题太多了。笔者曾以今天的医学本身“病了”为题，发表过刺耳的批评。它病得不轻—它的导向错了，价值观错了，它的导向就是治“好”病（须知，很多病是治不好的，因此，哈斯廷斯中心强调要从对疾病的“治愈”，转向对患者的“呵护”），它的评价硬指标就是门诊量、住院人数、医院营收，论文发表数量、得奖数量及级别..

至于生命的呵护，疾病危险因素防控，患者最大利益维护等，因为太软了，看不见，摸不着，统统隐藏掉了。没有医院管理者会在意这些。因为他们都不傻。从极端意义上说，这样做，违背了他们的真正最大利益。病少了，客户也少了。

其实，辩解者可以说：医院只是喧嚣浮躁社会的一个角落而已，医院也得生存，你也没法让它置身度外。也正因为这样，处于陀螺中心拼命旋转的医生们，心身康宁难求，自我身体或生命难保，故折寿者不少，期望寿命短于民众。

鉴此，笔者曾呼吁：需要好的医学。并就此展开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且开设了视频公开课。但似乎是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且提醒得太早了。除了医学人文学者外，呼应者寥寥无几。因为重商主义，容不得人文精神。

既然求医学改弦更张很难，那么，退而求其次，芸芸众生应学会善待自己。

须知，生命和健康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却无意中蔑视了它，冷漠了它。因此，它对你的淡漠不以为然，开始惩罚你了。

醒悟吧，别再把赌注全都压在了医学、医院及医生身上了。他们不是圣徒，他们也只是在熙熙攘攘中谋生的，且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自身的康宁及寿命都难保。

善待自己，守住健康，从敬畏生命、尊崇生命，学会活在本真中始步。

为什么医生生了癌，死得更快

医生自己生了癌，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大大低于百姓（特别是西医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2010年上半年接连发生在上海和台湾的两件悲伤的事，可以作为脚注。

该年春节后不久，上海最著名的肝胆专科医院，某位40多岁且颇有声誉的临床医生，在为别人肝区查体时，偶尔弯腰发现自己肝区有轻微不适，一检查，确诊为肝癌。马上住本院治疗，就1个多月，他走了。这个医生声誉挺不错的，我的很多患者都熟悉、喜欢他。听说他走了，唏嘘不已，伤感万千。

同年3月份，台湾某大学医学院的一位38岁的医学博士、副教授，肝胆肿瘤外科医生，也是在给人做手术时感到自己肝区有轻微不适，确诊为肝癌。赶紧治疗，也只生存了1个多月。

通常，一般人患肝癌被发现后，特别是首发症状是肝区轻微不适的，至少可以活上3～6个月，那是最起码的。但他们都只活了1个多月，就走了。

这类事件的屡屡发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思。

3年前，无锡一位和我同龄的女主任医生来找我。轮到看她之前，我就发现她眼睛红肿肿的。轮到就诊了，还没有开口说话，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哭了好久，才平静下来。说万万没想到：“我自己是兢兢业业的医生，没想到会生这样的病？”原来，她患的是肝脏胆管癌，首发症状是黄疸，求治时已经做了手术。整个求诊过程中仍啼哭不止。我大声喝道：“你如此状态，怎么给他人看病。”她才停止哭泣。我说：“你这个病，又不是太危险（因为手术做得不错），如此状态，怎么面对他人呢？”她一个劲地说：“我后悔啊，我不该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即使后面复诊，开始1年内也老是这个样子，情绪比常人更差。而且，医生患了癌，情绪往往远较一般民众为差。

现在，已经3年多了，她总算情绪稳定了，癌症也可以说基本康复了。

为什么医生本人生了癌，死得更快，最难治，原因很多。

其中缘由之一，医生往往以健康呵护者的身份出现。现在自己都生了癌，一定会自然联想到自己作为医生的彻底失败。甚至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全盘否定。“我这样行医多年的人，居然自己都没法管好自己。不是害人害己吗？”如此自我否定性的精神状态，确实无法帮助他们很好地从癌症阴影中走出来。

缘由之二，大多数医生都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更容易生癌，这已是定论（后面章节将展开讨论）。完美主义者更无法接受自己在这问题上犯低级错误。门诊时常有医生一遍遍地对我说：“我这个人怎么会生癌？”其实，生癌不是犯错，而只是生物学上的一种必然性而已。因此，尽管他们近水楼台，治疗方便，但这类完美主义心结（特别是认知上严重偏差，行为上拒绝），绝不利于康复。

缘由之三，较常人更甚的恐惧感。由于他们往往已到中年，临床看多了因为癌症等带来的痛苦及死亡。因此，医生自己生了病（包括其他慢性病），常较普通人更为恐惧。他们看到的只是那些痛苦而常常缠住医院的患者。康复而潇洒活着了的，离他们的视野较远。因此，负面（特别是恐惧）情绪常死缠着他们。

缘由之四，赌徒心理严重。医生见多了，各种疗法利弊得失常都了然于胸，因此宁可赌一把的人不少。而且，往往是排斥本专业的。最多见的是，内科医生排斥化疗的。好几位西医生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坚决不考虑化疗。”而且，没有理由（其中有一位甚至被人认出他是肺科肿瘤专家，对其他患者他强烈主张化疗一次不能少，必须足量，足够疗程。而自己则拒绝化疗）。其实，汉堡-埃盆朵夫大学医院就有过这么一次调查，临床要试用一种新的肺癌化疗药。有人对肿瘤科医生做了专项调查：问题是“万一你自己得了肺癌，你会参加这项研究吗？”79位接受调查的肿瘤科医生，有64位表示拒绝。他们认为这些化疗药毒性太高，疗效并不确切。因为医生更多地了解利弊，故宁可不用，赌一把。

上述这些都是重要缘由，但并非我们讨论的重点。

我们认为，医生更容易囿于旧的思维模式，才是问题的又一主因。

今天，绝大多数西医生都是受主流的生物医学模式熏陶成长起来的。这种医学模式认定人就是个生物体，说简单点：人就像搭积木一样，10大系统（或11大系统）通过积木一样堆成人体；虽有内在联系，但只不过是线性的；医生能做的，就像修机器一样，某个地方坏了修一修。因此，医学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就越来越局限化、细致化。研究者之所以在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中容易取得些许成绩，主要在于深入细致钻研这一块，有可能把细节搞清楚，那至少这个难题基本解决了。因此，医生不会把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等看得很重。因为，在这个小圈子里他已经透彻地了解了。

癌症却不然。癌症无法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来解释。它本身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同为一种癌症，往往又是多因多果的，非线性因果关联的。进化医学家认为它是遗传产物，和进化失序有关；环境学家认为是环境激素或污染导致了它的肆虐；偏重于研究代谢的医学家则认为是代谢产物堆积导致癌变..诸多解释，莫衷一是。因此，尽管在基因研究中人们已取得了无数成果（见诸已发表的天文数量级论文），但整体上的认识还是碎片化的、支离破碎而残缺的。

人们已形成共识：癌症本质上是生物体的内乱，多环节的机能失调，是一种慢性病。故好生加以治疗调整，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康复很好的。常人本身是张白纸，愿意接受这类更好的解释，比较甄别后做出取舍，故相对从容得多。

西医生们原先有着固定的思维模式。让他们改变这模式，接受全新的，很难。在旧有框架内，他们（特别是专业医生）没法理解癌症究竟是怎么回事，无法做出解释。对他们来说，没法解释的，一定是无能为力的，故引起恐惧万分。

而癌症只是慢性病的这些告诫，在生物医学模式占主导的现代医生脑海里，却没有立足的空间。他们仍把癌症看作是真正的“恶魔”而感到不知所措。惊慌失措中意志丧失了，生存信心荡然无存。故往往比常人死得更快。

远离大病盯缠，常始于对自我生命的尊重

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人自身的愈病能力，称其为“自愈力”。他曾说：“患者的本能就是患者的医生”“患者最好的医生是自己”。《黄帝内经》主张“正气”为主，正气就是人体内原本存在的自我修复能力。每个个体都存在这种能力，只不过有强弱差异。中医学强调“正气来复”是自我修复很多病态的关键。临床中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治病，而是扶正祛邪，促使“正气来复”。

有位山西籍的原姓老同志，在我这诊疗了10多年，我们早已成了忘年交。他第一次找我时，是2002年。开门见山自我介绍，和我校老校长曾同过学，共过事，交往不浅。该老校长是我敬重和关系很好的领导。因此，一开始我就对他有了一份别样的关注。那时，他刚刚退休不久，人精瘦精瘦的，身患多种疾病。最后把他打倒的是3期肠癌，升结肠癌伴多发淋巴转移。然后，他自我介绍说他们这代人是工作不要命的，生性认真又追求完美，当上了一个副厅级干部，只知道工作，40来岁就先后染上了高血压、糖尿病、严重失眠、高血脂，并伴有肠易激惹综合征等，但还是不辜负组织的信任，玩命地干。直到退休后不久，人消瘦，确诊为是中晚期肠癌，这下子彻底垮了。他想：“我这把年龄，该生的病都生了。爹妈给我的时候，是一个好身体。现在竟被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了。”

他做完了手术第一时间就接受我的后续治疗，对我传授的一整套理念非常赞同。我则明确告诉他：“你所有的这些病症，其实都是生活方式惹的祸。因为长期自我施压，所以血压才会高；追求完美，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往往会伴生肠易激惹综合征；长期应激的生活，会诱发失眠、血脂和血糖代谢的异常，因此，这些病只能说是你不善待自己招致的。当然，现在还来得及。才60多岁，刚跨入生命新门槛，你还有纠治可能，还可以很好地发挥自身内在康复的潜能。但必须痛改过去生活方式，学会善待自己，学会尊重生命，对自己宽容、从容一点..”

他文化素质很高，又接受我的所有理念，加上已退休，享受着正厅级的待遇，生活无忧。他说：“我需要重新生活，不然太对不起我自己这一生了。”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是一年见三四次面，后来是一年两次，一年一次。现在见面已不再讨论治疗了，而是聊天了，因为他早就甩掉药物了。

2007—2008年开始，他每一次见我都带来惊喜：原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他的血压完全控制了，原来每天两种高血压药都控制不好，现在不依赖高血压药了；然后，又告诉我血糖也完全不要药物而控制了；他最纠结的肠易激惹综合征，这些年再也没有犯过了；严重的失眠，就在自我锻炼中不知不觉地好了（他把这归功于我的抗癌中药，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生活方式调整）。现在，人也胖了，脸色很红润，虽奔八十的人了（1938年生），但整体状态比60岁时好多了。他说：“原来这些病死命地盯着我，缠着我不放。我稍微改变一下活法，居然都与我拜拜了。”当然，肠癌更是没有问题。他浓烈的山西普通话，听得令人别有一番滋味。

其实，要远离诸多慢性病的盯缠，不完全靠药物，甚至主要不靠药物；而是要学会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特点，发掘生命内在的康复潜能，好好地生活，合理地调整自己起居饮食，一步步地重组良好的生命状态。

我的癌症患者中，原来患有高血压、严重失眠、慢性肝病等的十分常见；有抑郁焦虑倾向等的也很多；在癌症威胁面前，不少患者痛定思痛，学会了善待自己，充分利用自我康复潜能。因此，很多人已把原来必不可少的抗高血压药减掉或停掉了，因为他们的血压已正常了；也常常抛弃了对抗抑郁药和安眠药等的依赖。

总之，守住健康，远离大病，常常始自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活本然的恪守，顺其自然之性，本真地活着，这是颠覆不灭的真理。

防范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更应该如此。因此，在前文提到中国每年早死300多万人的分析中，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还强调：这些早死案例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加以防范的。至少可以减少其中70%的早死人数。这份权威研究中的70%是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可以减少210万人的早死，多么巨大的数字啊！

你怎么珍惜生命，生命就怎样回馈你

有个故事很富有哲理：某小男孩，因被母亲训斥，一气之下，跑到屋后的山谷里，大声喊：“我恨你，我恨你..”没想到，山谷传来清晰的回音：“我恨你，我恨你..”小男孩十分害怕，跑回家对母亲说：“山谷有个坏的小男孩说恨我。”母亲再次带他到山谷里，并要他喊“我爱你，我爱你..”小男孩照做了，这次却听见一个和善的声音在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

其实，生命或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它只是你行为的反馈及结果—你怎样做，它就怎样回馈你。生命中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你怎么看待生活，生活就同样怎么看待你。你想要别人善待你、尊重你，你首先需要善待他、尊重他。

守住健康，何尝不是这样。你先要善待（生命）健康。

笔者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注意到这类现象太常见、太普遍了。甚至有朋友建议我一定要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书名都帮我拟定了：就叫《生活的回馈定律》。

我有一位哥们，既算是同学，也算是同事，但是这个哥们是“过去式”了的，20多年前，他尚未提到校领导岗位时，我俩关系不错。我比他年长一些，两个人都是插队落户的。我回上海读书后，醉心于学术和专业，以当好一个教师、医生为本分；他却有政治天赋，努力表现，很快入了党，提了普通干部。那时候，他还十分谦和，因为我在学术上出道较早。记得1989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俩还在老校区对面的小饭店畅谈了很久。他当时很迷茫，已是副处长了，再上去也难；想出国，到日本去；不想再干了，因为前途不明。我则劝他，到日本，从头开始也难。很快，时来运转，之后迎来了一波提拔，他很快接连提升了两级：从副处级提为正处，没多久，又提为副厅级了。副厅级算是高级干部了。以后，我们见面少了，也没发生过任何过节。我发现，他对我的眼神变了。因为我比他大，我职称评得很早，所以，他原先是非常尊重我的，一直称我为“教授”（我是我校最早升教授的，故有此雅号），但这时候，他开始叫我“小何”了。而且，老是居高临下的一副官腔。因此，我们渐行渐远。我隐约感到他老是猜忌我，给我“小鞋穿”，但我也不在乎。搞学术及临床的与搞行政及走官场的，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黄河与长江；谁也干涉不了谁，但总是有牵挂。毕竟同学一场，我研究肿瘤的，知道肿瘤有易罹患性格。他具有部分这类特点：压抑自我；公开场合戴着面具，努力掩饰着；从不流露真实情感；为了目的，善于委曲求全..

就在三四年前，一位老领导问我：他来找我了吗？我说没有。原来他患了晚期癌症伴肝转移，而治疗这类癌，我是有优势的。也许他拉不下这面子，他也没告诉任何其他人；甚至没有在学院附属医院做手术，而是在其他医院进行了治疗；坚持瞒过了很多熟识的人。特别是病成这样，还为了争取某些东西而努力着..听毕老领导此说，我当时苦笑着，说看不明白，真的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究竟要争取什么？然后，经常隐约听说恶化了，起死回生了等的消息，让我感慨不已。由于当事人没有明说，我也不便去看他。中医学还有个“医不叩门”原则（即医生一般不宜主动请患者找自己治疗），但我很关心他的进展。不久前，讣告出现了。刚过60岁的他，走了。唏嘘之余，未免有点伤感。毕竟，不善待生命，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谢世了。如果珍惜一点，一定不会是这么一个过早的结局。

我所了解的他的一生，不能说不成功，因为他官做到了正厅级；也不能说成功，因为他只活到60岁。今天，活到70岁的算早死。他的生活不能说不谨慎，从来不乱吃，也很少喝酒，从未听说过喝得酩酊大醉；几十年来，他每天坚持早起跑步，很注意锻炼身体。但也不能说很会生活，平时总是戴着假面具活着，强行自我压抑的。我知道，他的城府很深；始终克制着自己；公开场合从不乱说一句话。追求着所谓的成功。我想，也许就是把目标放错位置，过分在意官位的大小，过分防范他人对他可能的伤害，硬憋着，不善于珍惜本我之生命，所以憋出了这个大病。然后，又过分忌讳别人对他的评说，讳疾忌医，导致了如此后果。

当然，对已逝的人，做出这些评价也许不是很道德的。但，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恰恰非常常见。故讨论、反思这些的目的，只是为了警示后人—为了更多的人能够醒悟。更多的人能够经常想想：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人应该活在本真中，学会善待生命。那么，生命也将会很好地回馈你。

老是自我压抑，老是戴着假面具生活，尽管短期内可能口碑不错，却压制了真情性，那将是健康之大敌。

但愿人们能够记取教训。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之一，也被泰勒斯认定为世上最难为的事情之首。然而，“认识自己”又是睿智者希冀更好地生存的基本前提。

认识（人类）自己，似乎可以从探讨人生命的本能及智慧开始。

东西方都对生命本能进行过探索，为便于论述，我们先从西方近代认识开始。

第五章   生命的本能与智慧需尊重

人们只是用了他们全部潜能的极小部分。每个人身上都
存在着伟大的潜能，经过充
分挖掘，可以使人生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
——[ 美国] 威廉·詹姆斯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之一，也被泰勒斯认定为世上最难为的事情之首。然而，“认识自己”又是睿智者希冀更好地生存的基本前提。

认识（人类）自己，似乎可以从探讨人生命的本能及智慧开始。

东西方都对生命本能进行过探索，为便于论述，我们先从西方近代认识开始。

西方的本能及需求说

严格意义上，本能（instinct）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词，其基本含义是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不学自会的能力，它包含着欲求、冲动、天性、天资等。

一般认为：本能是大自然赋予生物体自身生存变化的能力，通过本能，生命可以适应自然而求得生命的延续。故没有本能，便不会有生命。没有本能驱动，就不会有生命的产生及进化。人的本能，主要源自人的动物属性，但又得到了某种习得性因素的升华。

西方心理学认为，本能主要可以通过无意识的行为举动等显现而出。

近代，最早涉及本能概念的是达尔文。他认为：动物本能是一种先天的生物动力，预设了动物按一定方式的活动及进化，使得动物在生存中表现出一种可预见而且相对固定的模式。

美国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詹姆斯则承启了达尔文的观点，强调人有着巨大潜在本能（潜能）尚待开发。例如，人的意识中只有少部分为人所理解和利用。

其后，桑代克、巴甫洛夫等则运用本能概念来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机制，并进一步被其后的心理学家用来研究人类行为及其动机。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建立了以本能为基础的动机理论，认为本能驱动并决定着人的行为模式。他认为虽然有着数不清的多种本能，但认定性本能是其核心，故他的学说又被称为“泛性论”。他创造出“力比多”（libido.，原欲）等新名词，认为力比多是包含着“爱”的所有本能力量。他强调性本能须获得施展，若受压抑，会导致个体异常，甚至得病。性本能的良好施展可以转化或升华为推动社会发展或文化创造的力量。

稍后，洛伦兹等动物学家将本能定义为种属特有的、不变的系列行为。他们发现：在种系发展阶梯上，越是高级动物，其种属特有的行为越少，而通过习得来满足需要的行为越多。正是人的本能决定着人类文化发展方向。这些动物学家被称为本能研究的“习性学派”。

20世纪中叶的马尔库塞则以“爱欲”指代弗洛伊德的“性欲”以阐释“本能”，并突出了爱与创造性劳动在人类本能中的意义。

有人曾这样认为，人类自我认识有三大革命：第一次是哥白尼的天文学—地球不再是天国中心；第二次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只不过是整个动物链中的一个环节；第三次是本能说—它否定了人的行为纯粹受理性支配的传统观念。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常用内驱力、内部动机、内部倾向、内在需求、天性及基因等概念来取代旧的“本能”一词，其涉及的基本内容却并没有改变，其中，最基本的涉及人生理方面的需求，如饥、渴、性、痛苦解除，等等。

20世纪中叶，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推动了本能的深入研究。他指出了早期研究中的不少错误，但强调它仍是值得心理学界充分重视的核心内容。认为“我们的机体远比一般所认可的更值得信赖，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本能”。“机体内部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有些个体遭受挫折时会产生病态，而其他人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促进了健康，另一些则不会；其背后都有一些更为基本需要存在，且这类需求十分“顽固”，常常没有通融的余地，它只求适当的内部满足，而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因此，不理解一个人其行为内在的动机和目的，要想深入了解他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马斯洛深究后认为，通常讨论的这些本能只是最基本的生理性需求，在此基础上，还会递增性地产生出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在这些需求递增层次和序列中，前一种得到适度满足后，后一种就从潜在状态中浮现出来，突显到主要地位。这一系列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常常决定着个体生活的健康与否，社会生存状态的好坏等。

由于早期的本能说主要是根据动物的行为来定义的，故常把本能看成是强大、顽固、不可防控且不可压抑的。但进一步研究揭示：本能之力是随着动物种系的发展阶梯之上升而递减的。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只遵循本能，只受本能驱使；人除了本能动力外，还受制于环境和文化等，是综合多个因素后所决定的。比之动物，人的动物本能偏弱，易被氛围及文化压抑、改变甚或扭曲。故马斯洛用“似本能”一词（类似于弱本能、本能残余），以免与动物本能相混淆。

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及力比多、本我、自我、超我也好，马斯洛的“似本能”及五个需求层次也好，都揭示了生命内在的动力结构。理解这些，并适度加以实现，是确保个体心身健康并远离大病的关键。

现实中，太多的人因漠视了生命本能，故活在不甚健康、幸福、快乐之中，或已被疾病缠身。上一章最后的那个案例，就是长期自我强行压抑本能，扭曲而虚假地生活着，最后所招致之恶果。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教训太多。因此，希望健康地生存，首先需要学会了解并尊重自我内在需求，并适度地加以施展或实现。

肝主疏泄的中国“本能说”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这是中国古贤最早涉及的本能问题，且清晰地归纳出两大基本点：饮食，维持生命需求；色，延续生命需求。后续学者对此还展开了更多的讨论。其中，医学界的探讨集中在“肝主疏泄”理论中。

名医朱丹溪指出“人之情欲无涯”“夫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他把本能视为一种抑之不得，与人的自然质性相关的冲动。并认为正是依赖这种“动”，人得以生存和充满活力，种系赖其以延续（“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强调：“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朱氏眼里，源于人之动物自然质性的本能，有着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生命种系延续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这种本能常易妄动，过于频繁、强烈的欲求冲动可损形折寿。朱氏进一步把它与肝联系起来，指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物所感则易动。..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其意思是说：这类本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心”（泛指思维及意识等），一旦受到诱惑（心感物）便欲求发动，即便没有性交（交会），也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疏泄）。

这就确立了著名的肝主疏泄理论，形成了中国的“本能说”。

所谓疏泄，“疏”讲疏通，“泄”为发泄；都是指由内而外的发散过程；隐喻人类的欲求冲动往往由内而发，指向外界。

中医理论中“肝主疏泄”有着诸多功能。归纳之，主要涉及：

（1）促进脾胃运化，确保食欲良好，消化功能正常。

（2）促使胆汁分泌排泄正常，这又有助于脾胃运化。

（3）促进男女性功能，包括男子的射精，女子的行经、排卵等。

（4）促进人的精神情感，使之舒畅、稳定、和顺，中医称此为“调畅情志”。

（5）调畅血与津液在体内的运行过程，使之循行有序。

（6）调畅气机。

中医所说的“气机”，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自主神经-内分泌功能。故气机调畅，可使全身内脏功能协调，各项生理过程和顺，既不卑弱，又不过于亢奋。

总之，肝的疏泄正常，则个体在生理、心理诸多方面皆可和谐、稳定。否则，常常陷入心身异常之病理状态。

透过层层纱幔，可以说中医的“疏泄”一词，就是古医家用来委婉指代人的本能性的欲求与冲动。

“肝主疏泄”则是指“肝”主管着这类欲求与冲动。

中国人对“肝失疏泄”也许都不陌生，它是民众所熟识的病理术语，经常用来描述一些病症。本意上，指的是本能受抑后所出现的一系列不适或症状。

为什么“疏泄”归之为“肝”的功能呢？其实，这是个隐喻。中医学认为：肝主春，性质象征“木”，主“升发之气”（“升发”乃升腾、发动之意，含内在动力之意）；一年之计，唯春天生机盎然，万物萌生，草木恢复一派生机勃发姿态。自然之态的草木，既有赖于春暖之气的催化，又需要宽松舒畅的周边环境任其施展枝叶；故有“木气条达”、（枝叶）“舒畅”，自在地萌发、生长之说。人的生命类似于同样有生机的草木，其本能也需要自在地疏泄、施展、发挥，实现其欲望，不愿意受到过多扭曲、抑制、戕害。可见，这一隐喻意蕴深刻。人洞悉了自我本能后，就应尽可能地顺应自然之性，在客观容许的限度内，充分舒展自我，条畅情性，疏通发泄，一点点、一步步地展现自我，实现多重需求。

就是我的这位老乡、前辈朱丹溪，金元时期的医著中就明确讨论了奶岩（乳腺癌）的发生，多半由于自我压抑，不得于公婆，不得于姑嫂（家庭人际关系紧张），长期肝气不舒、肝失疏泄所致。

生命的本能需要尊重。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活得更自在，也更好些。

郁为百病之源

朱丹溪有一著名论述：“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的门生和弟子，都反复强调：“郁为百病之源”“百病皆生于郁”；不厌其烦地论证“郁证”的普遍性和危害性。郁证，简称“肝郁”，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抑郁，但其含义广得多。它的主要病理机制就是肝失疏泄。

临床上，郁证（肝失疏泄）的确很普遍。通常表现出下列病理情况：患者由于受某些刺激（多半是消极性的挫折、失意、意愿不遂、伤感忧愁等），从而在情绪上表现为闷闷不乐、唉声叹气、悲哀欲哭、哭笑无常等情绪消沉之症；生理上则出现诸如胃口不佳、食欲大减，甚至厌食、腹胀满等；伴有不自主地长声叹气，性欲冷淡，性功能低下；女子尚可见乳房胀痛、少腹作痛，乃至月经失调等。郁证可进一步引发胆囊炎、胃脘痛、胃肠功能失调、心律失常、失眠、头痛、血压升高、情绪障碍等。长期的郁证，可最终发展成恶性肿瘤。总之，临床上它引发的病症非常常见。这些病症中较典型者，即可断定为“郁证”。

概言之，“郁”有两层含义：①是情绪抑郁；②是气机失于疏泄而瘀滞；都可表现为（或伴生有）内在诸多脏腑功能不协调，偏于低弱或受阻状态。这非常常见，遂有“郁为百病之源”“百病皆生于郁”之说。

其实，换成现代语境：今天之抑郁，乃是百病之源，百病皆生于抑郁。只不过较之过去，抑郁之发病，倍增不减，其来势之凶猛，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君不见，城市里的癌症、心脏病、高血压、严重失眠等，包括一些棘手的结缔组织疾病（像红斑狼疮、类风湿、硬皮病、强直性脊柱炎等）的受害者，追根寻源，很大一部分可以发现早期有抑郁在其发病过程中起着诱导或催化作用。

君不见，在高智商人群中，抑郁的发生率高达20%～35%（含有严重抑郁倾向者）；越是现代化都市，抑郁越是高发。《旷野无人》的作者，记者出身，先患癌症，后又被抑郁缠上，结果她在自传体的书中总结说：抑郁之害，远胜于癌症。

君不见，自杀已成为国人第五大死因，且以莘莘学子为多；高学历、成功人士（企管、官员、学者）占相当部分。而促成这些人自杀的，往往就是抑郁。

其实，好好领悟一下古今贤哲的教诲—想想肝之疏泄、春生之气、草木条达等的隐喻，就不难走出阴影了。的确，秋冬天好抑郁，阴霾天抑郁更是常相伴；被抑郁盯上者，往往自我感觉“生不如死”。但冬天已至，春天还会远吗？春天一定是生机盎然，一扫阴霾的。须知，人的状态有高低潮，就像是有春冬一样，这是自然规律。作为一位资深的、行医近40年的临床医生（特别是心身医学方面有较深造诣者），笔者认为抑郁其实并不难纠治。比起癌症，可以说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问题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正视它（抑郁），突破抑郁是心理弱者的认知之误区，领悟抑郁与生命本能的关联性，学会正视它，接受它，从而扬帆起航，令生命本能充分舒畅通达，展现自我，借一个个需求的实现来克服它。

当然，主动寻求专科医生的指导十分重要。今天的抑郁治疗，已不再是太大的医学难题。

此外，充实自己关于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等的常识，也是大有裨益的。

过度压抑本能：类同于自我渐灭生机

中医学把本能视为源自人的自然质性之冲动，抑之不得；“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正是依赖这种“动”，人才得以生存和充满活力，种系赖其以延续。

有个经典认识：一部分癌症患者偏向于自我压抑，平素较郁闷，不爱说，好把想法深藏于内心。这在胃癌患者身上体现尤其充分。东亚民族，特别是日本人，性格比较含蓄、内省，好自我压抑。日本人的胃溃疡和胃癌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奇高，其中一个因素，就归因于习惯自我压抑。移民夏威夷的第一代日本人群中，胃癌发病率还是很高；直到第三、第四代移民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学会释怀后，发病率才与当地接近，更说明这一点。

中国的情况类似。临床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闷格子”（上海人指称不爱多说者）更易患胃癌。无论男女的中年胃癌患者，都有一个特征——拘谨，善自我压抑，人缘好，很少在公开场合发火。不是说他们没有“火”（指俗语说的火气、怒火），而是愤怒时习惯于向内转移，只是郁闷压抑、自我强加控制。情感不轻易显现，喜怒不随意外露。这是典型的自我压抑型的个性特征。

研究揭示：这种个性者郁闷时易导致胃的保护性因素被削弱（处于强烈自我压抑状态时，胃黏膜下的血管收缩，黏膜缺血，保护性黏液分泌减少）；与此同时，破坏性因素增强（胃酸分泌多，可伴有胃痉挛），短期内可导致胃的不适（俗话说：“气出”胃病或胃痛来）。反复创伤与不断地修复，久而久之，可诱发并导致胃的癌变。

因此，传统文化津津乐道的“万事忍为先”，从社会学角度或从人际关系而言，也许是一种优良品行。但从健康、防治癌症角度而言，却有害而无益。日本人的胃溃疡和胃癌发病率居全球第一，也许就和大和民族凡事“哈依”“哈依”（日本语，即“是的”），点头弯腰先于认可的态度密切相关。这其实是压抑了自我表达、自我申张、自我宣泄的本能性需求。

心身医学呵护健康有一个重要原则：须学会及时表达自我意向、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可以说是针对这类漠视自我本能的纠治良策。

早在200多年前的18世纪中叶，就有研究提示：修女的乳腺癌发生率高于其他妇女；独身女性乳腺癌发生率也高于已婚女性。现代社会，独身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同样高于已婚女性。这是反复被证明了的事实。

进一步研究揭示：年龄超过40岁的修女，其乳腺癌发病率甚至超过独身对照人群。修女乳腺癌不仅仅高发，而且发生的年龄较对照组为早。在45～49岁期间有一突变增加的高发年龄段，而国际乳腺癌的平均高发年龄段则在56～59岁之间。修女的乳腺癌高发年龄段也较消化道癌的突变提前了5 年。

深入分析提示：修女乳腺癌发病率之所以超过独身对照女性，是因为今天的很多独身女性仍有其性伙伴，只不过不固定，性生活不那么频繁而已。

这提示：因为修女长期孤独，情绪及性的需求被压抑，长期得不到满足，所以乳腺等有内在张力后难以释放，容易癌变。

结论是：性是人的本能之一，长期压抑，得不到释放，会戕害身体。

另有研究表明：长期抑郁者，其平均寿命短于当地的期望寿命；长期抑郁者，几乎没有长寿的。也就是说长期抑郁影响寿命。

深入对照研究提示：陷入抑郁者，折寿时间相当于抑郁持续时间的1/4强。即抑郁1年，折寿约3个月。如果20多岁开始抑郁，若持续，在50多岁时，他已经相当于70多岁年龄了。加上长期低质量的生存状态，很多机能已明显退化了。要想活到高寿，勉为其难。

回到中医学的传统认识，本能是生命动力（相火）。

压抑本能，等于自我慢慢地熄灭生命之火。说其是慢性自灭生机，并不为过。

而冬春交替，乃自然之道。一如人之状态，高低潮起伏。只不过有些人明显些，有些人不太明显而已（研究揭示，人都有低潮偏于抑郁时刻）。

多想想春天之美吧。春风徐徐，万物萌动，春意盎然，绿油油的，一片生机，冬眠之虫也开始惊蛰而出，性的冲动也有所增强，一派活力，多好。

尽情去拥抱春天吧。趁早激发自我生命本能，找回机体内在活力吧。这样，我们不仅仅可以活得更快乐，而且可以更少生病，更加长寿，更有效率。

所需要的只是尽快积极行动，克服自我认知障碍；并坚信借助各种方法，这些障碍并不难克服。

放纵自我：不亚于自寻短见

中国人对生命本能的认识是睿智的：对于本自动物属性的本能，既不得压抑，又不可放纵，需讲究适度。体现出了中庸、中节为度的中国哲学深刻之理。

中医养生学文献浩如烟海，精髓就是这些。

中医的病因学、疾病防治学强调的也就是这些。

古代养生的代表作《沈氏尊生书》强调：“欲之当节，自少至老，莫不皆然。”

放纵自我本能，其危害无须一一细加评说，只需简单枚举一些例子即可。

纵酒为害，常令人瞠目结舌。笔者在临床上看见太多典型案例，罪在酗酒。一位马鞍山青年，30余岁，每天好酒，白酒1千克是家常便饭，结果是短期内接连查出4种癌：先是因为吃东西噎，发现食道癌；还没开始治疗，只是系统检查，又见喉癌、鼻咽癌；再一检查，肝内有病灶，原发还是转移尚不得知。

今天非高发地区男性的鼻咽癌、食道癌、喉癌、肝癌（尤其是北方）患者，大都为好酒者（超过70%），且“酒风佳”，喜一口闷，不醉不休者。

研究表明：一生酗酒可平均折寿12～14 岁。俄罗斯就是典型，其男性纵酒世界著名。俄罗斯男子期望寿命只有58～59岁，比该国妇女和欧洲发达国家男子平均低14～18岁。如1994年该国期望寿命63.9岁（男57.5岁，女71.1岁）；2004年期望寿命65.3岁（男58.9岁，女72.3岁），一般情况，同一个国家男女期望寿命相差只是2～4岁。可为明证。

抽烟可以严重折寿，这是肯定的。美国权威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60 年代就确认了这一点，但具体损失年岁说法不一。一般认为17岁起抽烟，平均1天1包以上，损失寿命为15～20岁。每抽1支烟，折寿7～10分钟。也许，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但严酷的事实不容怀疑，美国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控烟，且越来越严格，成效已经显现。世纪之交后，美国男女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都呈现下降态势，而且越来越明显。例如，2000—2006年间，美国男性癌症发病率每年下降1.3%。原因是肺癌、前列腺癌和直肠癌等高发癌症患者数的减少，带动了总体癌症发病率的下降。据估计，从1994年开始的20余年间，肺癌的发病率下降了17%；而男性肺癌发病率、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就归功于烟草控制。如201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控烟得力，2005—2009年期间，美国男性肺癌发病率每年下降2.6％，女性肺癌年下降1.1％。其中35～44岁年龄段的发病率下降最快，男性年下降6.5％，女性年下降5.8％。更需强调的是，烟草不仅仅导致肺癌，且对食道癌、鼻咽癌、肾癌、膀胱癌、前列腺癌等的发生都有“贡献”。有人做了粗略统计，美国数十年的严格禁烟，一共挽救了20多万条性命，让美国人多活了1.5亿个生存日（折算成41万人/年）；即约等于让41万人多活了1年。

须知，这是在中国肺癌发病率快速飙升同时发生的。例如，21世纪头10年间，北京市的肺癌发病率就上升了60%。真可谓触目惊心。

酗酒、吸烟，起先都只是源自好奇，习惯化后便成为一种本能性嗜好，但并非生存所必须。而戒烟少酒并非很难，只在于自我意志力是否强大，能否严加管控。

在食欲驱使下，胡吃海喝，率性饮食，也是放纵本能的一大典型。

美国健康的第一大敌是放纵饮食后的肥胖。调查显示：2/3美国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其中，肥胖超过1/3。来自全美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的数据显示：相对于欧洲10个发达国家，美国50～54岁人群在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和肥胖等方面更为普遍。且肥胖还是诸多癌症，如肠癌、乳腺癌、卵巢癌、肝癌、前列腺癌等的头号元凶。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分析认为，放纵饮食，对促进发达地区的癌症发生，起着35%的作用。

“腰带短，寿命长”的谚语典型地显示了管控食欲本能的重要性。

既不宜抑性，放纵之也是健康大敌。除了性病外，至少女性宫颈癌、阴道癌，男性前列腺癌等直接或间接与首次房事过早、性伙伴较多、性方面不够检点有关。而且，生了癌还继续纵欲者，癌症控制的难度大大增加。

任性而爱发脾气，也威胁健康。观察表明：暴躁性格是多种疾病的诱发因素，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临床很多肝癌、肺癌患者往往性格暴躁，难以自控。特别是食管癌患者，多数暴戾急躁。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就是这类性格的典型。他性格非常暴烈，随时爆发。有分析认为，他之所以被胰腺癌盯上，一定程度上和他的任性、脾气暴烈有关。

任性放纵的表现还有很多，如喜熬夜、沉湎于网络、日夜无度地嬉戏等，都损伤健康，久之则招惹疾病。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年轻人：别熬夜。

总之，在本能调控问题上，重温古人的训诫是有益的。如《寿世保元》归纳养生要点时强调：“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语言，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可以说是高度总结性的。

须知，生命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不管以哪种方式，超过了这种限度，早晚会出问题的。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年轻人“千万别熬夜”，既深含了对年轻人的厚爱，又告诫大家须尊重生命。长期熬夜等已被证明是很多疾病（包括癌症）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它超过了生命所能承受的限度。

躯体智慧超乎想象，善领悟者康

很显然，生命之本能既不可以压抑，又不可以放纵—压抑则生命动力减弱，忧郁消沉；放纵则亢甚为害，甚至肆虐妄行，戕害生机。

怎么办？当遵循古人教诲：学会中节、中庸，撙节而行，掌握适度。

这毕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究竟怎么掌握这个“度”？既和人的生存经历有关，又和个体是否意识到生命本身的智慧有关。

生物体数十万年的进化中，在对周遭环境的适应中，逐渐发展出了诸多智慧，这些智慧常常超乎想象。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本名著，影响了几代人，书名叫《躯体的智慧》，作者是W.B.坎农，20世纪美国贡献最大的著名生理学家，曾来中国援华抗日。他发现机体充满内在智慧，特别是在研究内分泌及神经系统后，他惊讶万分：鬼斧神工般的精致与微妙，机体内在的自我调控能力，远在人的想象力之上。据此，他提出了“自稳态”理论，并强调生命智慧之错综复杂，体现在各个层面及环节。这些进展，促成了仿生学、工程控制学等的快速发展。著名学者N.维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影响整个20世纪的“控制论”，也彻底改写了世界面貌及科技水平。

当然，我们不可能都成为专家。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留出点时间、精力，好好领悟自我身体智慧，倾听一下身体声音，了解一下内心发出的讯号。

被尊称为年轻人导师的李开复，患了淋巴癌后改变了原本的生活，才突然领悟到：原来，周遭的很多东西都是很美好的。他以前根本没在意。他过去的焦点都集中于外在的，诸如怎么“做更好的自己”。从没关注过内在的细小变化。

人都一样。中医有个说法叫“有诸内必形诸外”。意思是说内外一体，内在有变化，一定会在外表（或某些感受）上体现出来（这是中医学独特认识论之一）。通过对这些感受的领悟、觉察、体验，你可能知晓生命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呼唤、有什么需求，包括生理方面的，也涉及病理征兆的。就像当年的李时珍，强调“内景反观”“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躯体内在变化，唯向内体验者能够觉察到）。他正是借助这类方法，总结了“奇经八脉”现象。

当然，我们没法像专业人士那样深入发掘或觉察生命深奥之理。但我们可以给自己留点时间，创造氛围，关注一下自身—在喧杂外界逼迫你做的那些事之外，倾听一下自我内在讯息。其实，心宁静后，真正留意一下自身变化，常可领悟一些信息，发现一些问题。生命的确会在很多情况下发出“讯息”的。这些讯息常常很有意义，可能是提示，可能是呼唤，或者是警报。自我若漠视它，灾难性事件很可能接踵而至。临床上不少癌症患者，回忆起发病前，大都能依稀记得早先已有所觉察，只不过自信而没在意，从而错过了最佳时机，追悔莫及。

其实，典型的就像罗阳，出事前肯定有过阵发性心前区憋闷感。

复旦大学一位学者56岁死于胃癌，他好酒、抽烟，且抽的是雪茄，半年多前就感到雪茄味变了，但依然我故，结果8个月后剧痛发病，已属晚期不治。

很多人发病前确已有讯息，只不过那时候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身外—诸如事业、金钱、地位、提升等，常漠视它们。通常这些讯息很微弱，只有心静时才能有所感受及捕获。因此，关注自己，常给自己放放假，静静心，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媒体常大谈癌前的几大信号、心脏病发病的几大信号、糖尿病的几大信号等，其实，意蕴差不多。但常人在“健康”时，根本没兴趣加以关注。

明代著名学者吕坤著《呻吟语》，其中养生篇曰：“饥寒痛痒，此我独觉，虽父母不之觉也..自爱自全之道，不自留心，将谁赖哉？”诘问得多好。

更早的汉代，曹操有诗曰：“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须自我善待身体，不忘经常体察自我变化，听听内在讯息，如此，方可自爱而求得康寿。

生命的智慧至少体现在：身体若出了些小故障，它会主动发出讯息，或有些蛛丝马迹，向主体求救。问题只在于当事主体是否看重生命，是否尊重生命，是否善静心地体悟，自我能否觉察，会不会遵循这些讯息速行调整，改变自我行为。

再说，生命还具备自我修复某些病变的智慧。例如，即便是癌症，研究表明：早期癌细胞都是走走停停的，甚至有自愈倾向。这些自愈过程也可看成是生命体自我修复智慧之体现。但这只在早期有效，过了时间节点，往往一泻千里，只有追悔的份了。

至于哪些身体讯息重要，可能会是什么问题，不仅一般的健康科普书中充斥着这些常识，笔者在《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及新近将推出的关于《康商》（暂定名）的书籍中，都详细涉及。

但我们心里很明白：这些，只是常识。重视者，可视为指南；漠视者，一堆白纸而已。

学会“顺纳”自己的一切

接纳自我可以看作是动物的本能之一。没有动物因为自己丑陋而自卑；也没有动物因为自己残缺而离群独居。动物生存法则中包含接纳自己一切的本能。

这也应该是人类生存的一个要点。由于人类有了社会意识，有了美丑，有了对与错等的各种价值标准后，能否顺利地接纳自我却成了一个障碍，成了一个问题，甚至成了一个人生的大难题。

幸福心理学的创导者本·沙哈尔强调：人能否“顺纳”自己，是能否幸福的前提条件。犹太教的生存智慧之一，就是强调要接纳自己。只有接纳自己，才会获得丰富的物质创造力和精神享受力。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肿瘤患者，能否接纳自己，真的成了问题。

就人类而言，研究表明：一般人都乐于接受自己阳光、成功、美好的一面，而难以接受自己病态、缺陷、丑陋的一面。其实，只有完全接纳自我，包括负面的自我，才能真正成熟起来，人生才更加丰富。因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痛苦、丑陋也是你（包括所有其他人）生活的一部分。

心理学家甚至强调：顺纳自我，是为了改变自我所采取的关键性第一步。

所谓“顺纳”，指“顺从地接受”、积极地包容或者“愉悦地接纳”，故“顺纳”又称“悦纳”。它比通常所说的“接纳”，主动积极得多。

讲到“顺纳”，人们常以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作经典的例子。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3位总统之一（还有两位是华盛顿和林肯），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美国。传记记载罗斯福小时候，长相欠佳，牙齿参差不齐且外突，自卑自闭，缺乏信心，怯于交往，是父亲用爱激发了他的自信，促使他立志从政。但初期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39岁以前没有成功过。就在39岁那年，他救林火后跳入冰水中，遂感一阵钻心之痛，双腿麻痹，动弹不得，确诊为脊髓灰质炎。正值壮年的他，成了永远依赖轮椅的瘫痪。万分痛苦后，他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也可以说是“顺纳”）。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时，3年后（1924年），他在儿子詹姆斯的搀扶下出现在州长竞选会场。他的勇气和毅力得到了非同一般的认可，遂竞选州长成功。8年后，在美国经济最困难的1932年，他竞选总统成功。政敌们常用残疾来攻击他，他自己也不得不终生与瘫痪抗争，但他总能以出色政绩、卓越口才与努力的付出，将这些劣势转变成优势。传记作家分析说：“他受人爱戴的一个原因是有着慑人的魅力，愉快地工作，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困境，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了捍卫民主政体，帮助世界实现了安全。”2007年还有传记作家这样说：“他把自己从轮椅上举起，把整个国家从自我屈服中解放出来。”

罗斯福的格言是“实现明天理想的唯一障碍是今天的疑虑”。包括对自我的不认可等。因此，能否接纳当下的自己，常常决定你能否实现明天的理想。

生活在深圳的小说作家刘某，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文笔流畅的才女，三十四五岁时已出版了几部文集。正当她踌躇满志时，却被确诊为左侧乳腺癌，做了手术。她原来乳房非常丰满，在南方生活的她，曾以此为自豪资本。她原本又生性活泼，所以，在文学沙龙中常侃侃而谈，很愿意交往，颇有人缘。

手术很成功。术后由于怕排异反应，她不敢植乳（做人工假乳）。由于一侧缺了乳房，她总觉得已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自己是个残缺的女性，是个有严重缺陷的人。她不敢面对这些，对所有朋友封锁消息的同时，一度消失了。然后，她不远千里到上海求我诊治，且开始时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情绪非常低落。

几次接触后，我知道她所担忧的不仅仅是乳腺癌问题，还有更深层次问题。从她送给我的书中，我知道了她的过去，跟她闲聊起来。原来，她说：“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少奶奶（少了一个乳房的女性），我有何脸面见人。”

她没法接受自己乳房生癌这一事实，更没法像过去那样面对他人。她甚至说：“走在大街上，几乎所有人都关注到我左右胸不对称。”可见，心理障碍明显。

我觉得这问题比较棘手，这是个没法自我接纳的问题。我就建议她不妨看看本·沙哈尔的幸福心理学。因为幸福心理学有个原则：你只有接纳自己的全部，不管是完美的、欠缺的，快乐的、痛苦的，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只有全部接纳它，才能面对它。小说家本身对这类东西有兴趣。她看了后复诊时和我说：“我好好想了想，想明白了。生乳腺癌不是我的错，我没错；也不是我的罪，我无非就是身上少了一块，与几百万姐妹一样（世界上活着的乳腺癌患者有数百万），别人也看不出。我还有健全的脑袋，还有良好的心身。”她说：“我想明白后，倒真的痛哭了一场，现在情绪好多了。”“没什么了不起，我同样可以坦荡地面对大家。”从那以后，她像换了人似的，继续她的创作，继续她的积极社会参与。

只有学会全盘接纳自己（或者说“悦纳”，或者说顺纳），才有可能承认并接受事实，才能在认知上认可自我，才可能在情感上包容自我。然后，才有可能面对现在真实的我，一步步走向更好的我。

街道办工作的康女士，很能干，被提拔为街道办副主任后，工作非常烦琐，常处于各种矛盾焦点中。她本身就风风火火的，拼命投入工作后，每天下午嗓子都是嘶哑的。2010年主抓小区动迁，更忙了。第二年体检时被确诊为喉癌。第一时间做了手术。喉癌术后，我没有主张她再接受放疗，以免损伤更明显。但仔细看，她的脸还是因为手术变了点形。她也没法像以前那样说话了，声音几乎发不出了。

面对人生的剧变，不到50岁的她，彻底垮了。她说：“我没法接受目前的我，我完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现在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活在世界上了（她拒绝同事来看她，也离原先单位远远的）。”她产生了严重的厌世心理。

在众多病友的帮助下，我们一起给她开导：“你的喉癌，我认为一半与你长期有慢性咽炎而没有多加注意有关，长期哑着嗓子拼命工作；当然社区工作还包括应酬（她经常要喝点酒），可能也有一定关系。这不都是你的错。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就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你只有承认了它，了不起就去学学发音（用喉发音），换一种嗓音。”我还给她开着玩笑说：“前几年，刀郎的歌，那么流行。那个破嗓子。你现在嗓音，如果走红的话，也能像刀郎一样受欢迎。”她笑了。

我还给她强调了家庭对她的期盼：“原先，你太忙，根本不顾及家。现在好了，有充分理由了，可以补偿对家庭的欠缺了。再说，你的脸部变形并不明显，谁会盯着40多岁女性的脸看，除非有病..”并也给她传递了一些幸福心理学的思想。

在悉心开导下，她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回到了原来街道办。同时，我们也告诫她：“你以前说话嗓门太大，频率太快，需要少言、慎言。你现在应该改一改，换一种方法，学会发喉音。我相信大家能够很快地理解你，喜欢你的。”

她这个人本身就很热情，街道里口碑不错。大家认为她是热心为大众而累坏了的。所以，她换了个面貌，以沙哑的声音，继续从事原来工作时，人们反而对她更尊重，更热情，更接受了，说她真是个好人。

她后来自己也感慨地说：“生了病，倒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不然，以前只知道干活，什么都顾不上。现在，大家也理解了我的工作。”

现代主流心理学强调：自我悦纳（顺纳）是动物的本能之一，尽管不那么显而易见；自我悦纳又是维系健康情感生活的先决条件。

罗杰斯是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我对他倡导的“咨客中心论”一直很推崇，并实施于圆桌诊疗中。“一个奇妙的悖论是：只有当我们接受‘我是什么’时，恰恰是本人改变开始发生时。”他总结自己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后说。

临床医学家威廉·沃登对哀伤治疗有国际性影响。他总结哀伤治疗包括4个阶段：接受丧亲事实；处理哀伤与悲痛；调整失去逝者后的生活；继续新的生活。他强调，不经历这4个阶段（包括没按顺序实施），将阻碍丧亲后哀伤及悲痛的康复进程，且有可能导致持久性的并发症。其中，前两步就是针对“接纳”的：接受事实（认知接纳）；经历并体验痛苦（情感接纳）；后两步则是行为的调整与重新开始生活，是“顺纳”后的主动调整对策及举措。

可见，只有积极接纳（接受并认可事情本来面貌）后，我们才可能选择自认为是最适当、最有价值的行为。故当下炙手可热的幸福心理学大师本·沙哈尔如是说：“只有接纳自身感觉，才有可能做出高尚的行为。”

康复本能的内外因激励之差异

同样生了癌，甚至是同一种癌、同一病期、病理类型一致，接受同一医生诊治，但往往结果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因素就是康复的动因不同。

康复动因也是一种本能。因为没有人（除非伴有严重抑郁）不想活下去。活下去就是种本能的渴求。但这种康复本能还是需要不断地加以激励的。

深入分析，此类激励也可细分成外因和内因激励两大类。

大多数患者对为什么要康复而活下去的答案表面上都是一样的：我想活，我还没有活够。但进一步仔细作分析，又有很大差异。

有些人可能更多地归因于一些身外之物，如：“我有很多钱，我没有好好享受过，我有地位、名声，我有很好的住所，我生活条件刚刚改善，我还有哪些地方没去旅游过，故就这样死，我死不瞑目。”

有些人则主要归因于强烈的内心需求，如：“我的自我价值还没有体现；我的人生任务没有完成（如子女还小）；我还需要赡养父母，报答养育之恩；我一辈子醉心的课题只进行到一半；这件事只能我来做，不做好，我死不瞑目。”

心理学家把前者称为外因激励，后者则是内因激励。

外因激励虽有效果，但很难持久，碰到困难（如治疗痛苦）很快就会消退。

临床上畏惧痛苦而漫长的治疗者，往往主要就只有外因激励，缺乏内因激励。

内因则重在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所在。这些，就成了他能够克服重重痛苦和困难而坚持下去的强烈动机。因此，可以持久维持较高水平的激励效果和全身心的投入。

我们观察发现，内因或外因激励似乎与男女性别没有太大关系。不少女性内因激励强烈，特别是为了家庭、子女和后代，能够坚韧地坚守；很多男性则缺乏内因激励机制，一有变化或痛苦，便意志低沉、埋怨、退缩，乃至放弃。

内因或外因激励与年龄因素有较大关系：很年轻的，内因激励通常不很强烈，可能涉世不深；高龄老人通常也不强烈，也许走了这么长的人生路，酸甜苦辣都经历了，不再过分留恋了。

两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很巧，两个人都是神经内分泌型胰腺癌，都有肝转移；而且生病年龄都在五十四五岁；都是从事管理的，一个是企业管理（某央企董事长），一个是机关行政管理；都是厅级或副厅级干部。搞企管的生病在先，2007年时发现泄泻、消瘦而确诊。由于开始时误诊，把体检中看到的肝内转移灶误认为是肝囊肿，直到手术中才发现已多发性肝转移，手术失败了，只能把部分胰体病灶切除。但术后出现伤口溃烂，高热，愈合不好。我被要求会诊时，他十分消瘦，低热，难以进食，呈恶病质态。伤口溃烂问题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愈合了。他是个非常坚韧的男性，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明确地告诉我：这辈子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一定要活下去完成它。再大的痛苦，再苦的药，再不能承受的治疗，他都能坚持下去。因为他还想做完很多事。他的毅力真的令人佩服。以前很少锻炼的他，伤口刚好，身体还很弱的情况下，就让人扶着，贴着墙尽可能地活动锻炼。一旦身体许可，他就进行了球场上的锻炼，风雨无阻。坚持了四五年，终于逐渐康复了。2013年春节前，上海著名的B超权威胡兵教授悉心检查，发现他肝内的绝大多数转移灶已趋钙化，没有活性了。大家都为他感到很高兴。

另一位也患了神经内分泌型胰腺癌肝转移的患者，2010年通过大学找到了我。他做文秘出身，官至副局长（副厅），一般情况尚可，没有手术，没有特别症状，就是厌食，时有泄泻。我还牵线让他向前者请教（前者经过3年多治疗，此时总体状态已经挺不错了），开始时他还是信心满怀的，一定要活下去。但情绪起伏很大，稍有不适就阴雨绵绵，情绪一落千丈。胰腺癌患者多少有点疼痛。但他的疼痛充其量只是轻中度的，不需要特别处理，情绪好时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我去看过他多次，每次吃药都紧皱着眉头。他常和我唠叨：活得太累。这辈子尽管混了个副厅，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却患了个最凶险的胰腺癌肝转移，太亏了。我则激励他，日子还早着呢，争取往后活得更好些吧。他老婆则天天劝他吃药，哄他吃药，他甚至为此和老婆争执，说：“我都是为了你们才吃药治疗的。”他有一次情绪低潮时和我这样说：“家人之所以希望我活下去，因为他们可以享受我的高薪（他薪水很高，一年总共有30多万元）。”他自我并没有这种强烈意愿。我分析原因，可能他是一直夹着尾巴上来的（做秘书出身的）。尽管前面同病相怜的患者给他开导过几次，但效果最多两三天，很快又有点自我消沉了。认定活着没有多大意思，就是可以多点钱。活着是遭罪，活着只是为了家人。自我缺乏内在强烈的激励机制。一年半、两年、两年半，检查显示其病情并没有明显发展，但总体状态是病恹恹的，丝毫没改善。2013年夏天，因为贪凉，吃了冷饮，诱发肠梗阻，从此江河日下，国庆后去世。其实，去世前胰腺病灶及肝内转移灶变化不大。

本质上，每个人都有内在的生存及康复本能，都有活下去的意愿。

但为什么要活下去，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有的人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如令人非常敬佩的南浦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先生，25年前在造桥紧要关头查出晚期胃癌，他不弃不退，继续在病房边化疗、手术，边指挥工程。他认定自己一辈子还有很多意愿没完成，他想造更多的桥。他此后的确又指挥了黄浦江上的另两座大桥建设，现已84岁高龄，还在为社会作奉献。而25年前的晚期胃癌活到今天，本身就是奇迹。这是崇高的内在驱动力所致。

也有些人是觉得“我还没活够，我应该活下去。”哪怕是为子女、家庭活着。这些人也有内化了的康复驱动力，也常能活得很好。我在《癌症只是慢性病》里介绍的倪女士，就是期盼女孩成才，1998年确诊晚期乳腺癌，多处转移，当时被断定只能活半年，同病房的同一病期病友纷纷走了，她却越活越好，完全康复了。

还有些人缺乏强大的内在激发因素，就像前面秘书出身的那案例，他很想活，但经不起痛苦，一碰到曲折，马上退缩；与其这样活着，找苦受罪，不如随它去，甚至一死了之。同样的治疗，对于他们来说，效果差多了。尽管他也接受治疗，但是被迫的，因为家人的劝，因为亲友的期盼，而不是他内在的激励。

从对治疗的反馈、指标等的认识，都可分析其内因或外因激励的强或弱。内因激励为主者，往往对这些更愿意从正面去积极理解与接受；外因激励为主者，多半消极理解，老是埋怨。这也可能是导致前者更容易走向康复的因素之一。

作为医生，我们要努力发掘患者内在的康复本能，激发他活下去的人生意义感，从更为高远的层面去激励他。但作为患者自我，也应意识到生命高于一切。对于你来说，活一天不只是两个半天问题，还有更多的意义与价值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在困厄中永远激活且高扬生命之活力，克服困厄，走向成功。

快乐追求的双重属性

众所周知，追求快乐，是动物和人的本能。讨论人本能时弗洛伊德将其分成生与死两类最基本的。生本能是驱动一切指向快乐的行为动力之总称—包括爱欲、性、享受，能带来愉悦的所有内驱力。死本能则又分成向内和向外的两亚型：向内如自嘲、自卑、自闭，乃至自残、自杀等；向外的指向他人，如嫉妒、蔑视、嘲讽、诋毁、谩骂、攻击、施虐，甚至残杀等。学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分类。

细言之，追求快乐有多种形式，也可分成两大类：单纯满足快感的享乐型和伴有价值实现的意义型。表面上，它们同样都能带来快乐，新近研究表明对身体及健康的长期影响却大不相同—纯粹享乐，酒吧舞厅，游戏人生，心无目标，纸醉金迷，尽管瞬间也有快乐感，就像《黄帝内经》所言：“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务快其心”，惜大多夭折，“逆于生乐..半百而衰”。

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在分子水平上，人体对所有快乐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它会对不同类型的快乐做出不同反应，从而对生存造成有益或有害的长期影响。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2013年7月期发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领衔研究的结果，发现由“崇高目标”驱动的幸福感可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自我满足型的长期则可能造成负面效应。尽管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或愉悦感。

“长期以来哲学家一直对快乐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她在论文中写道，“另一种则是更深刻的‘幸福论’（它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形式的快乐。”“这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

她们的理论假设是：如果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是“享乐主义”还是“幸福论”驱动产生的快乐，其基因表达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她们发现情况绝非如此。“以前，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形式的快乐不仅会减少压力和沮丧情绪，还会增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们获得的信息却有些不同。”

她领衔的团队在研究中揭示：由“幸福论”驱动的快乐（即做有意义的事而产生的快乐，或伴随着“道德感”的快乐），会大幅度减少与应激相关的
CTRA 基因
的表达。相反，“享乐主义 ”的快乐则会明显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对这两种快乐的基因表达结果的分析显示：纯享乐的快乐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析言之，那些有着高水平实现的幸福感（由深切感受生活目标和意义而获得的愉悦感）的人们，他们的免疫细胞中显示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基因表达谱：其炎症基因呈低水平表达，抗病毒及抗体基因则强有力地表达。而那些享乐型幸福感（由于满足自身欲望而获得的快乐感）的人，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他们拥有不利于健康的表达谱：炎症基因高水平表达，而抗病毒和抗体基因则呈低水平表达。

研究者最初对这些结果感到吃惊，因为被观察的志愿者都报告说自己感到了快乐。细细分析后她解释认为：一种可能性是纯享乐主义的快感享受者在情感上是“零热量”消耗。“这些满足欲望的日常活动只是提供了短暂快乐，长期来看却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她深入分析说：“一些单纯的愉悦体验会让我们快乐，但是这些‘零热量’不会以有益于健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或塑造能力。在细胞水平上，人体似乎对一种不同的快乐会做出更好的反应，那就是建立在归属感和使命感上的快乐。”从短期的自我感受看，“有高水平享乐型幸福感的人的自我感觉并不比有高水平实现幸福感的人要糟糕。两者似乎具有相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然而，他们的基因组反应却非常不同，即便是他们的情绪状态同样的积极”。“这项研究告诉我们，过有意义的生活和感觉到享受对于人类基因组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即便它们产生了相似水平的积极情绪。显然，相比于意识，人类基因组对于获取快乐的不同途径更为敏感”。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了太多的癌症患者，往往是中年人，由于生了癌，不胜悲哀及痛苦，追悔莫及，认为自己过去太傻，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享受，错过了很多享受生活的好机会。故他们学会了尽情地享受生活，打牌跳舞，娱乐旅游，当然也很好，很滋润，很快乐。但这些患者一旦有风吹草动（如某些指标偏高，或受到某些挫折），往往春风吹又生，再次进入病态。且从概率上说，他们进入病态的比率要高得多了。生物学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CTRA基因组的高表达。

总之，享乐主义的快乐，可令人感到短期快乐，但潜伏着健康危机；其基因层面可表现为CTRA基因组的高表达，会导致许多健康灾难的接踵而至。而有意义地活、做有价值的事（仁者）的幸福感，也能带来愉悦，表面上两者没差异，但后者可同时大幅度地降低CTRA基因组的表达，让人更容易远离各种疾病的骚扰。

生命不欣赏赌徒性格

动物本能中都有赌徒的印记，这是“丛林法则”中动物生存本能的延续。差异只不过在于不同个体赌徒痕迹的强弱，或者何时何种占主导而已。

从本能角度看，赌徒的特点在于破釜沉舟，或过度自信，且后者居多。他们始终相信自己预期的结果一定会出现。即使暂时没有出现，后面一定会到来；故常常越战越勇，加倍下注，提高筹码，直至输得精光。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和我们教育灌输的顽强精神有关。我们常告诫学生：别轻易放弃，要愈挫愈勇，“失败乃成功之母”，下一次很可能就是成功等，却欠缺了基本的理性思维培养。

赌也是人的一种本能表现。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赌徒历年来都那么多见。甚至有研究表明：很多政治家或企业家都是赌徒属性浓烈的，带有豪赌的性格。

如果说，在政治、商业或科研创造方面，赌徒心理还有可取之处。那么，在生命和保健领域，敢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那是绝对不足取的，往往会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

我们可以感性地对待生命，倾听和感受生命微弱的呼唤，更需要理性地对待生命—就像对本能既不能抑制，又不能放纵一样。

但绝对不能任性地豪赌生命—以搏一记来讨巧获胜。

有一个案例我印象特别深刻：2006年春节前后，广州来了个患者，斯斯文文的女同志，自我介绍之前先送给我一本她写的书，书名是《陈老师教你怎么做得更好》。然后，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我也是教师。”我一看书名，说“你是教成功学的。”“对。”她是搞励志教育的。然后，她要求我别在圆桌上讨论她的病情，希望我到旁边的密室谈一谈。我应允了。到了密室里，她脱了上装。原来，她被怀疑患的是乳腺癌，左乳房外上限有个1厘米大的结节，很硬，乳房表皮已明显看出橘皮样皱褶了，一摸，手感质地既硬又不光滑。凭多年经验，肯定是癌无疑。我问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我知道，所有医生都告诉我了，这是乳腺癌。”我继续说：“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忙？”她说：“我明确告诉你，我是教‘成功学’的，我就不想手术，故千里迢迢来找您咨询。想先问问您，我一定要手术吗？”我说：“一定要手术。”她反问我：“手术的转移概率是多少？死亡的概率是多少？”我说：“贸然的,我很难立即明确回答你这问题。但手术后，乳腺这种癌的生存率是很高的..”她说：“我不手术能成功吗？”我说：“成功率很低。”她说：“低到多少？”我说：“不会超过5%。”她说：“你前面那个老太（排在她前面的正好是一个高龄老太，也是乳腺癌患者，因身体不允许没做手术，带癌生存着，优哉游哉已活了3年多了），不是就没做手术吗？她不是3年多都活得很好吗？”我说：“那情况完全不一样。那老太高龄了，她能够活个10年，很成功了。你才四五十岁，你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但她坚定地回答说：“我和她的信念不一样，我比她坚定得多..”我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谈，我首先希望你理性对待。希望你做个手术。这个手术难度不大，损伤也一般..”她说：“我这一点坚定不移，我拒绝手术。我倒要试试看，我能不能战胜它。只要有1%的可能性，那我就愿意付出100%的努力。”

我还很少碰到这样任性的人。我继续对她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我一定建议你这个年龄，做个手术。但你一定坚持的话，我可以配合你治疗，但我相信你会后悔的。”“不！”她说，“我要创造奇迹，我要赌一把..”很典型，带有明确的赌徒心理。医患双方为此相持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还是没能说服她。

她要求我答应她一件事：每隔两个月让她复诊一次，我同意了。1年下来，肿块没有任何变化，还有点变软了，很好。两年看下来，也没有任何变化，且全身检查没有任何转移迹象，她很得意。其实，我心中很打怵。乳腺癌不比其他，受内分泌影响明显，内分泌受制于情绪及心理，谁能确保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情绪长期很稳定？要说变化，随时会有变化。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识了。我还是建议她：“手术做掉吧，反正你已接近更年期了，做了手术也不影响美观。”她回答说：“做手术对正气创伤太大。我不能伤了元气，我还学过一点中医。”又是一个陈晓旭（那时候，陈晓旭的死社会影响颇大），我以陈晓旭的例子开导她，她断然说：“我是教师，不是艺人，我比她们坚定得多。”我彻底无语。

然后，3年多一点，约2009年年底，由于金融风波波及国内，南方经济受到点影响。励志学不那么吃香了，她的学生也少了。可能还受到一点小挫折，隔了半年多她才来看我。我看她脸色不好，就问她。她说问题不太，遇到一点小挫折，我坚信能挺过去。这次，我给她做检查，局部肿块没有变化，但左锁骨上出现了淋巴结。我知道事情不好，还是建议她做点化疗，配合中药，再争取手术。她说：“既然我已经扛了3年多，眼看就要成功了，你让我退缩。我当然继续抗争下去。”“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总有一天我能彻底战胜它。”“我会像世人宣告我的成功的。”她发了一通慷慨激昂的高论。我想，大概是职业使然，励志教育不就是这样鼓励人们勇往直前的吗？但从医生角度看，我完全没法理解她。

结果，又过了1年多，脖子上的肿块更大，局部乳房还没变化。大概2011年前后，肝脏出现了肿块。这时，离她最初来看病已经5年多了，她还很坚定。说我这5年已经初战告捷了。然而，我心里很酸楚：“你这也输得太惨了。”自2011年国庆以后，她再也没来找过我。估计她走了。

其实，很多人生了癌症还是任性而不是理性。特别是一些演艺明星和有些稍微有点成功的人士，总认为自己过去凭能力过五关斩六将，今后也能顺利地战胜一切。但对待生命，赌徒心理千万要不得。因为生命你输不起。财产输了你还可以重新争取；企业输了你还可从头开始。但生命输了，没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人是既感性又理性的动物。其感性往往是生物本能之残留，理性则是其社会属性之升华。缺乏感性，他必将枯燥、乏味、古板而不可爱，且内在生命动力不足；缺乏理性，则又每每盲目、随意、难以很好生存，犹如隔着玻璃窗想飞向窗外阳光的苍蝇，一次一次碰壁后，不断再撞向玻璃；也像与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一样。因此，真正成熟而领悟了人生真谛者，应是理性主导下的感性丰满—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既活力盎然，人情味十足，又不越规矩，知晓撙节，从而能较好地享受人生者。

面对生命，最要不得的是感性走到极端的“任性”，往往可招致人生之大败。

本能等并非人类生命的独特现象，感知觉等也非人类所特有，而欲探讨人类生命独有的属性特点，恐怕回避不了身心灵等问题。尽管在中国，所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对此忌讳，但没法回避。唯此，人方对得起“最为天下贵”称谓。

第六章   心身和合，方为完整的生命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
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

本能等并非人类生命的独特现象，感知觉等也非人类所特有，而欲探讨人类生命独有的属性特点，恐怕回避不了身心灵
等问题。尽管在中国，所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对此忌讳，但
没法回避。唯此，人方对得起“最为天下贵”称谓。

心身和合，人方为天下“贵”

身心灵问题近来很火。由于芸芸众生踮起脚尖赶路过程中无法顾及自我内心的康宁静谧，“灵修”作为辅助方法应运而热；更因为一些鱼目混珠的“大师”夹带着商业利益的着力推广，它日趋走红天下。除从宗教与哲学外，却并没有严肃的学者对其概念等进行必要而可信的阐述。书店中堆积的心灵读本中，只是一些完全靠自悟的语义支撑着。一百个讲“灵”者，也许有几百个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却做出了解释的灵性、灵魂、灵修等的含义或解读。

笔者从接触医学开始，就对心身问题（特别是心身互动）十分感兴趣，从事临床工作30多年，深感这问题是关键；担当专业学术团体领路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委或副主委）20多年，常组织这方面的探索，目前还承担着心身关系研究的科研课题。但总觉得探究这些关系，我们这些人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但苍白无力不等于不重要。

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除科学解释之外，临床上注意到了太多的、非常识所能解释的现象。本人临床中就常常碰到一些奇特的怪现象，似乎涉及心灵等，甚至其背后完全无法用常规科学来解释的因素。故心灵学、超心理学等世界范围的流行，并非空穴来风，了无依据。一些早年醉心于脑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后皈依宗教，也不是偶然而不可接受的。因为科学理论解释不了，只能说今天的科学有欠缺与困境。科学大师们最后皈依宗教，只是对自我终身醉心研究却仍然无解的这一困境的一种解脱。

问题卡在“灵”字上。身心都可解释定义：身，就是躯体生物；心，就是精神心理。灵为何物？身心灵并列，显然身心之外，还有一个灵。不属于身，也不归于心。为了探究，近来读了不少心灵读本，对照原有认识，似乎有点开窍了。

众所周知，各古老民族从蒙昧时代走出时，诸多的差异促成了他们的思维特点不一。源自古希腊的西方主流，发轫于商业与航海，喜好的是逻辑思维，建立了较严密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锻造出了科学。农耕没有促使中国产生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关注的是实用，春耕秋收，一分耕种一分收获，有人称为实用理性，故诞生了实用性见长的农业、建筑、水利、医学等领域的优势。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盛，即便不劳作，也饿不死。故印度贤哲更喜欢冥想。不管是佛学，还是印度教，色、空等虚玄概念老是盘旋在他们脑海。因此，他们领悟能力超强。但在实证科学和实用技术方面，并不见长。身心灵概念就是印度人好冥想之产物。在世界物欲横流之际，加上科学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空灵的身心灵，可满足人们暂时宁静心绪，自由而无限地发挥，遂一步步流行走红了。

其实，身心灵这个概念本身逻辑上就有问题。身心之外有灵？那么，灵在心之外。意识、觉悟算什么，是心，还是灵？何以古今中外通常“心灵”并称？其实，心与灵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不同层次而已。故心灵常可以并列。事实上，很多严肃的中外学者也基本上是这样使用这些词汇的。

所以，回到荀子对人的定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生，主要指生物特性；知与义，则涵盖了心理特征，包括高层次的灵魂等。故人的“心”，内涵则大大超越了其他所有物种。如此心身和合，方成其为“天下贵”。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上述认识有着丰富而明确的论述。

经典的如中医学强调：“形（身）神（心）合一”“形与神俱”等。并一再指出，“形神俱备，乃为全体”“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其中，形对应魄，魂对应神；两者缺一不可，乃成为完整的“人”。“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这些认识置换成现代语境，可以说“人是心身相关的”，心身和合才是完整的个体。这同样是个体能否“尽终天年”、享尽康寿的关键。

所谓形神合一、心身相关、心身和合，指的是精神心理与躯体生物之间，相互存在着共生、共荣、共轭、互动等密不可分的有序整合关系。换句简单的话：心身之间相互关联，谁都离不开谁。这才是人成其为“人”的最主要特性。

这也是现代心身医学的核心思想所在。

当然，心和身各自有着不同的层次结构，且各层次之间的关联十分错综。

其中，灵（魂）是心理结构中最高层次的，对心有着统摄作用。通过心身互动，这种统摄之力也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整个个体。

为此，人们才会醉心于身心灵之说。本质上，就是痴迷于其中的“灵”。

心理（神）的最高层次是“灵（魂）”

研究揭示，心理是有结构的，就像生物躯体有结构，也像原子有构造一样。

整个20世纪，人们破解了原子，一层层析下去，质子、中子、夸克等，到了最本质的“弦”理论；目前只能止步于此。

生物体也类似，从大体解剖，一直到细微细胞构造，到基因片段，一层层地，暂时止步于基因片段。

心理也有结构。关于心理结构的揭秘，虽历史悠久，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现在仅仅只是开始。

西方现代心理学讲究“知情意”等，就是对心理结构的一种认识。

中国历史上的相关认识复杂得多：中国传统首先把心理统统归为“心神”范畴，简称“神”。神又可分阳和阴：阳神曰魂，是最高层次的；阴神曰魄，魄是与生俱来的，包括小孩痒了会挠，痛了会叫，母亲的奶头来了会吮吸等，它含有很多本能性的东西，故常与体互称，曰“体魄”，可以视为低层次的。

魂，又常与灵互称，故曰“灵魂”。古贤认为它是等到身体发育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出现的。其具体来源古人语焉不详。其实，今天也没能说清楚。中医学认为魂是外来的：五脏俱全，魂才来安居；魂安定了，此人的生命就完整了。

中医学认为，魂魄之间还间隔着很多层次：如欲、情、思、智、志、意、义等等。对此，《黄帝内经》有段名言：“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并还有一些丰富的相关论述，都是探讨问题的。鉴于过分专业，深奥复杂，没法细究。笔者在国家级研究生规划教材《中医心理学临床研究》中有较为系统阐发，有兴趣者可参阅之。

简言之，其中，欲即本能，包括各种欲求或冲动；情，包括情绪、心境、激情等；思，含感知觉，及由感知觉所启动的感受、记忆、思虑（思维）等；智，思虑或思维的产物，还包含知识、智慧、决断等；意，含注意、决意、决断及各种意向性或志向性活动；志，坚定的志向性活动，如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等；“义”则更多的指自我内在的道德约束、行为规范等，如仁义、道义之类；或自我接受且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举措，且这些规范往往是得到社会公认了的。

当然，心理本身过于复杂，其内在结构错综，且相互间有交错，中国文化的逻辑意识并不强，上述的只是粗浅的概说。本书非此类专著，无法细述。

概言之，其中“智”以上的，如智、志、意、义等，逐渐进入“灵”之范畴。

归纳传统认识：“魄”主要指一些与生俱来的、本能性的、较低级的神经心理活动—如新生儿啼哭、嘴触及乳头会吮吸等非条件反射性动作，以及四肢运动、耳听、目视、冷热痛痒等感知觉和一些初级记忆等。

“魂”主要指一些非本能的、高级精神活动。《诸真语录》强调：“随魂往来谓之识。”朱熹《朱子语类》指出：“魄能记忆在内”“魂能发用出来”“人之能思虑计画者，魂之为也”。明朝名医张景岳把梦幻、想象、性识、精神等视作“魂”之用。可以说，“魂”是高级精神活动，含想象、评价、决断、意志、梦想等；且相对于魄，魂具有兴奋、发散及主动性等特点。故曰魄属“阴神”，魂为“阳神”。这一分类虽古老粗略，却不无深刻和可取之处。

可见，“魂”决定着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而不是别的什么的本质特点。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有基本契合内在的魂、本质的我，才能“形与神俱”“心身和合”，也才能心身康泰，远离疾患，而尽终其天年。

鉴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之所以成为人，且最为天下贵，正是因为有灵魂。灵魂是个体精神心理的最高层次，代表着内在、真实、本然的自我。没有（灵）魂的人，常被斥之为“行尸走肉”，是不屑一顾的。

因此，人之病，最重莫过于形神分离，“魂不守舍”“魂丢了”之类。遂有各式各样的“招魂术”“安魂术”招摇过市；传统医学也有一些相应疗法。

由此类推，大凡内在整体而有活力的，都有（灵）魂，且其是核心和命根子。如国有国魂，军有军魂，党有党魂。

推而广之，医学也有魂，医学之魂就体现在对人性的尊重和人文精神的恪守。今天中国的临床医学，问题重重，本质上是把“魂”给弄丢了。故笔者最近写了本册子—《召回医学之魂》。

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快速发展，面貌日新月异，而很多方面一时跟不上，故出现了许多问题。今天，关于停一停脚步，让灵魂跟上的呼声，不绝于耳。

著名作家贾平凹不久前在上海讲演，强调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为社会招魂。

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说身心灵的走红，有其必然性及积极意义，尽管它的逻辑概念有瑕疵。在喧嚣嘈杂且飞速变异的商业社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熙熙攘攘，利来利往，被困扰于身外杂物，太多的人濒于神魂颠倒、魂不守舍之大病边缘，并已诱使了诸多心身疾病之飙升。300万人的早死，不能不追究其责。

这股风气之走红，可促使人们对自我灵魂之沉思，对内在、真实、本然的需求之追问。至少，可以让我们静心宁息地思考一些更本质的生存问题。这些本质问题的寻觅与思考，对我们每个个体的安身立命都是有益的。不至于迷失在喧嚣之市井中。不至于像个幽灵般地迷茫于途中，不知去向何处，没有了自我。

灵魂是心理深层次的，表层的是人们易于注意的，如欲求、情绪等。故如何安顿好灵魂，将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涉及。

心身关系：莫衷一是之历史认识

心身关系十分错综。笔者由于醉心于斯，故曾多次做过总结。

古今中外关于心身关系的假说不下20余种，至今莫衷一是。

在此，先简单介绍一下西方的有关认识。如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心身二元说，认为肉体降生后，灵魂潜入前来依附，两者是割裂、瓜葛不大、不相干的。肉体死后腐朽，灵魂可以不死。

希波克拉底提出心身一元论，认为“心灵是脑的产物”。

伊壁鸠鲁信奉原子论，认为躯体是原子的组合，“灵魂也是原子”。

文艺复兴时的笛卡儿从机械论的立场出发，把人看成一架机器，心理则是另外存在的，充其量这个“我”借助了依附于松果体与身体发生某种作用。

德国莱布尼茨、洛采、杰克逊等认为生物与心理现象是平行的，互不隶属。

近现代一些学者，如赫胥黎、福格、布劳德、艾耶尔、普切蒂等认为心理只是脑生理活动引起的结果，是脑生理过程的副产品。

英国的维特根斯坦认定心脑是完全独立、无关的。

也有人持灵魂控制说。著名学者如奥古斯汀、阿奎那、弗洛伊德、图尔敏、波普尔等都持类似观念。他们强调心理控制或支配着生理及躯体变化。

麦独孤、埃克尔斯和马戈利斯等则认为心身是二元的，但彼此相互作用，脑是心理活动的基础，但脑又受心理控制。这一理论一度十分流行。

其中，埃克尔斯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脑科学家，他将大脑比喻为计算机，认为“自我”是大脑的编程员。故他被称作是“现代脑科学家中的笛卡儿”。

也有很多人主张心理与生理活动是一回事，且每每一方隶属于另一方。

如英国贝克莱大主教认为躯体是“虚无”“存在就是被感知”。万物只是“观念的集合”，真正的“主动实体，就是我的心圣、精神、灵魂或自我”。

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自然是极端且荒谬的。

西方学者费希特、黑格尔、马赫，哲学家怀特海得等则持近似的唯心灵论观念。认为世界（包括脑在内）都只是心灵的产物或表象。

日本学者大森庄严提出“无脑论”，认为没有脑也可以有心灵。

还有一些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把生命现象（身心都一样）看作是一种“刺激-反应系统”。而真正的心理是不存在的，它只体现在躯体的、可量化研究的行为之中。代表人物如华生、斯金纳，及人工智能之父的英国学者图灵等。

此外，现代两位颇具影响的哲学家：罗蒂和奎因等都持类似的观点。

日本学者养老孟司则推出了否认心理存在的“唯脑论”。

此外，荷兰的斯宾诺莎、美国的詹姆士和卡尔纳普、英国罗素、德国石里克和奥地利的费格尔等则认为心身都受控于一类尚属未知的实体。这类“实体”既非心灵，又不是脑组织或躯体，心和身都只是这类未知实体的两个方面或属性。

许多学者认为可把心理还原为简单的物理现象。历史上持此见者就不少。现代心理生理学家拉什利、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等都认为心理可最终还原为脑的物理活动之集合。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也持同样观点。当今临床西医生中，持此见者居多数。因此，潜意识里他们往往会漠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20世纪，巴甫洛夫及其学生发展出了大脑功能定位和内脏大脑皮层相关说。他们认为心理活动作为一个功能系统，依赖于脑各个部位的协同活动；意识等就是这些系统整合后活动的结果，并开始了分层次、分结构地探讨心身关系。

从事脑研究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学者斯佩里提出了可归纳为“一元交互作用论”的脑与意识关系的新理论，认为意识是整个大脑活动所“突现”的一种新的特性；由于它位于脑系统内物质活动的最高层系，故一旦产生，对脑的各个层系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就是通常哲学家说的物质可以产生精神，精神一旦产生后，又对物质具有强大的操控作用。其实，类似观点在中国宋明时期已有了完全雷同的“摹本”（见后述的绮石之观点）。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在斯佩里贡献的基础上，一大批脑科学家、哲学家接力棒似地丰富了“突现的一元论”。此说认为：心理是大脑整体活动的突现性集合。“突现”指系统各要素原本所没有的性质突然出现，由系统“跃迁”式地发生质变。包括3个要点：①一切心理过程，均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过程；②心理过程是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组织细胞活动的突现；③所谓心身关系，指中枢神经系统的不同子系统之间或它们与有机体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也强调：意识等一旦“突现”（产生）后，对脑的其他各个层系，包括全身机能都具有决定性操控作用。

“突现论”相对较合理地解释了“心身（意识等于脑组织）”之间的错综关系，故颇受现代学者重视。

在此不厌其烦地简介西方心身认识的历史脉络及概况，只是想突出3点：①心身关系非常重要，太多的学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②心身关系异常复杂，故各种观点纷呈，莫衷一是；③新近的认识，既注意了基于躯体（脑）产生了心理，也特别关注了心理（含意识等）一旦突现后，对生理及躯体的强大操控作用。

这些事实至少告诫我们：心身关系很重要，古今学者很重视，心身联系很错综复杂；粗略了解其间关系特点，对每个人更好地生存，意义突出。

心身“共轭”：用科学数值揭示的客观事实

在具体介绍中国传统认识前，先提供一组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科学结论。

笔者在2006—2010年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亚健康”课题研究，对社会因素、心理变化及躯体症状3个方面的互动关系做了实证性的调查分析。其中社会因素分成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社会适应、自信心或满足感；心理粗略分成抑郁、焦虑两大倾向；躯体则涉及常见的9类状态或症状：疲劳、消化、睡眠、机能失调、免疫力、过敏、衰老、疼痛、便秘。在对全国1.5万份第一手资料分析中，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大样本结果经数理分析后清晰提示：心理-躯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共轭现象”—心理变化影响躯体症状的总系数高达0.79，躯体对心理的影响仅0.14，而社会因素引起心理变化的总系数高达0.68。并揭示出社会因素对躯体影响常需通过心理“中介”，而后才作用于躯体。

其中，受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躯体症状从高到低排列：疼痛（0.9）、免疫力（0.79）、疲劳（0.77）、过敏/机能失调/衰老（并列0.74）、消化（0.73）、睡眠（0.69）、便秘（0.57）（括号中的数值是心理影响系数，数值越高，提示影响越强烈）。换句简单的话：1分的心理偏差（抑郁/焦虑）可诱导0.9分的疼痛症状；即便是最弱的便秘，此数值也高达0.57，近六成的便秘，受制于心理偏差。总结这类明确且密切的互动现象，我们喻之为“心身共轭”。深究的话，这些躯体症状还间接受制于社会生存状态，因为心理受制于社会的系数值是0.68。

在早先（1996）结束的前期科研中，我们已经发现青年、中壮年时，心身关系以心神主导形体为主；伴随着衰老和疾病（往往是大的慢性病），或者说到了老年，则躯体状态对心神每每有着更明显的支配作用。

这些是人们第一次用数据清晰揭示社会-心理-躯体症状之间的内在联系。结论非常明确：社会因素明显影响着心理状态；并通过心理诱使出现躯体症状。而抑郁、焦虑等心理倾向，则几近“共轭”式地影响着躯体。这就是“形神（身心）合一”的科学说明，只不过它依据了清晰的数据事实，从而也更有说服力。

中医传统认识：心身互动的层次特点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学）对这问题的认识丰富而深刻。

如《黄帝内经》就阐述了“五脏生五志”“五志伤五脏”等，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学说。中医学认为形神（心理或生理）两大机能活动，既是各成系统，各自有着内在系统结构的；又是相互关联，错综地维系成一体的，这叫“形神合一”。而合一的复杂互动过程，是通过“心”的整合作用而有序进行着的。《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灵枢·邪客》：“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指出“心”不仅是脏腑形体之主，且是精神心理之府舍；不仅控制着各生理过程（形），而且还主宰着精神心理（神）。身心两大机能正是借助于“心”，被有机地整合成一体的，故个体才能身心互动，健康活泼，生机盎然。

其实，其他学者也对这兴趣很大，论述很多。两汉的桓谭与王充就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争，他们讨论身心关系时，分别用烛与火、米与米袋来比喻。南北朝时范缜的身（形）心（神）观尤为深刻与彻底。他在《神灭论》中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强调躯体与精神是对立统一体，精神心理从属于躯体，身形在就有心神在；人死了，心神也就随之消亡；形与神互为依存，不能分割。并比喻形神就是刀刃与锋利的关系；刀刃在，就有锋利的功能存在。

名医绮石曾指出：“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就是精神心理有赖于躯体功能而产生（精指躯体或物质，气指功能活动）；一旦它产生后，又将对功能或躯体有着巨大的操控（役，通“御”，役使，驱使，驾驭）作用。其实，宋代名医刘河间就已指出：心神产生后，“能御其形”。这可视为是斯佩里现代认识的中国历史摹本，也是中医生之所以在临床中特别注重精神心理的理论依据。

细细寻觅，中国历史上还认识到在不同层次，身心关系是不一样的。中医学区分出3个神，分别是“元神”“欲神”“识神”。其中，元神本自先天，“人有此则活，其灭则人死”；始终发挥着生命之主宰作用。可近似解读为皮质下各级中枢神经对内脏功能和生命活动的调控机构及其机能。欲神则源自人生物本能，含深藏于内的欲求冲动等，它是生命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它与皮质低位中枢（含丘脑、下丘脑、垂体）等机构的功能有关，支配着性腺等内分泌靶器官。这两个层次都是生物（脑）决定着元神与欲神；呈现出“心（脑）→身（躯体或内脏）”平行的因果调控关系。在这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情绪活动。一般情况下，元神常常调控着欲神；但欲神（本能）一旦勃发，又可干扰或破坏元神功能。古代学者养生特别讲究“守神”，就包含守住元神，减少欲神干扰元神的意蕴在内。

“识神”是在元神基础上的高层次精神活动，似含意识、认知、意志等，与灵魂可视为同义词，可近似地看作是大脑皮层及部分皮层下的脑功能。它依赖脑功能而产生，受内外因素激发，一旦产生后，又远远高于一般脑的活动，可反过来驾驭控制身或脑功能。这一层次的心身关系是最高层次、最错综的。它们不是简单的对应因果关联，也许，引进“突现”概念，加上中医学的“神可御形”理论强调的“御（驭）”或“役”字，可更深刻地揭示这一层次的心身关系。

前文揭示的心身共轭现象，就是借助科学手段对错综心身关系事实之求证。

可能各位看后仍会如坠云里雾里，但结合临床实例来分析，就一目了然了。

心理常可“暗中支配”躯体

从两个亲历的案例故事中，了解分析心身之间的错综关系。

一个晚期乳腺癌患者已在我这诊疗了4年多，各方面情况都稳定，但内心仍纠结。她是学财务出生，一辈子小心翼翼，喜欢较真。这次是她姐姐陪同来的，情况明显较前一段欠佳。她说：“教授，上次回去后不久我就出现一个大问题，这一个多月没有排便，几乎没吃东西，肚子痛得要死。一直住院，做了各种检查，又是拍片灌肠，又是CT、磁共振，查来查去，没有任何问题。大家解释不了..”病区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她是不完全性肠梗阻，因为没有排便。但看片子，又没见肠腔的气液平面。乳腺癌转移到肠道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故只能怪罪于她后腹膜有个淋巴结，直径1厘米左右，但这个淋巴结以前就有的。

我看了看所有检查结果，包括CT、磁共振等，怀疑后腹膜淋巴结引起肠梗阻？这从临床也好，从理论也好，无论如何说不通。但她的确表现为肠梗阻症状。看看片子，肠胀气、气液平面都没有，也没法解释啊。

我反复追问她发病前后情况。她想了半天，叹了一口气，说：“怪我自己不好，我想起来了，我这些年通过中药调理，恢复得挺好。病重时一直是老公干家务，现在他不想干了，说我已好了，应该我继续干了。那天，老公吃完饭就想出去，我叫住他了，他就大声嚷嚷，坚决不干家务了。老公嚷完撒腿走了，气得我浑身发抖，抽搐。两三个小时后，肚子剧烈疼痛，排不出便来，从那以后，就一直不好。”我一听，全明白了。其实，她根本不是一般器质性的肠梗阻，而是剧烈情绪诱发的自主神经系统极度紊乱，后者支配着肠道蠕动，故既出现阵发性的剧烈绞痛（肠痉挛），又表现出不排便（肠瘫），而肠腔内却始终没有气液平面。

当我给她解释，说这些症状是一种心身症的表现，是大怒后（没用歇斯底里一词，怕刺激她，毕竟是贬义词）肠功能紊乱。她听后愣了半天，说：“教授，你的解释我完全接受，我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然后，我给她对症用药，内服药疏肝理气，调控情绪，外加外敷药。让她一星期后再来。一星期后她告诉我，回去没多久，就放屁了，大便通了，情况好多了。当然，偶尔有隐隐腹部隐痛。此事现已过去3年了，她自我调控情绪，未再复发，已一切恢复正常。

很显然，她是由于本能（欲神）勃发（大怒），诱发皮层及皮层下（识神）功能紊乱，强烈的紊乱，干扰了自主神经中枢（元神），导致了肠的痉挛，肠蠕动受阻，故表现出肠梗阻，而且，居然持续了1个月有余。

临床上，这类病症人们总希望从病理上，或组织形态上找原因。但忽略了精神对身体的影响。前不久，媒体报道一个案例，印度某离家在外的老妪，得知家中高龄丈夫死了，几分钟后她也无疾而终。这就是典型的实例。可解释为老妪获悉先生死讯后，彻底丧失生存下去意愿（识神或灵魂已熄），遂元神跟着而“灭”，生机自然慢慢地削弱，直至终止了，就像油灯因油耗竭而熄了。

下面的案例更值得玩味。

数年前，笔者诊疗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患者，老年女性，很时髦的打扮，但嘴是歪斜的。子女告知，是在外地旅游时，突然出现不能吃东西、失音等，然后面部逐渐歪斜，大便秘结，且越来越重。回到上海，很多医院会诊，全身检查后（因为她原来是乳腺癌患者，有几个转移灶，但没任何变化），只能断定说要么是喉返神经受阻了，但谁都没法下最后结论。因为她的肺和纵隔没有问题。就这样，从4月份一直到6月份，病情不断加重，极度消瘦，没有医生愿意接治她。最后，多家医院集体会诊后，认为她只能接受姑息治疗（潜在意思是等死了），没有对策了。

她退休前是新华社卫生记者。我在与她用笔交流时，失音的她，突然崩出了几个词，很显然，这不能用喉返神经压迫来解释。我让她好好回忆当时情况，她回忆半天说，4月8号那天，突然觉得很不舒服，然后，症状就越来越重。我怀疑病情没有这么简单，就请她再好好想想，结果，她突然清晰地崩出：“肯定是这样，很正常。”我更断定不是喉返神经问题。不然，不可能清晰发出声音的。她还告诉我说，她大便很有问题，排不出，且胃口挺差，消瘦，只能靠营养液维生，面瘫也是呈进行性发展的。我更怀疑她的发病与精神情绪有关，因为这些都是不同系统的功能失常，不可能是某一生物性或物理性因素所致。就请她及陪同来的两个家属再好好回忆回忆，发病前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坚持说没有。但是她媳妇和女儿想了想，在旁边说“有”“肯定有”。原来，就在发病前一天，她好好地在外地疗养，突闻儿子生病，很快，第二天就获悉噩耗了..

原来如此！我终于挖掘出真正病因了，我知道她是老资格记者，从事医疗卫生报道的，她自己潜意识里应该知道症结所在，但明意识让她否定这一点，故自己拼命回避了。其实，根本不是器质性病变，只是纯心理驱动的癔症性改变。

接着，我明确告诉她：“你没有到只能姑息的地步；你的症结主要是精神和神经科问题。你表现为神经功能失常（喉返神经、面部神经、肠蠕动神经等），但真正问题是精神上的。是巨大的精神刺激引发了功能性紊乱，癔症性失音和癔症性进行性面瘫，不妨先综合治疗。”这时，子女们舒了一口长气。因为该母亲很强势，又是搞卫生的，了解自己的情况，却恰恰回避问题。

她病情加重前好好的，在外地疗养时突然接到家里电话，50岁的儿子突发脑卒中，第二个电话说病故了。去世前还在单位加班，但单位把他所有医疗信息都毁了，不愿承担责任。老太一急之下，先出现音哑，又出现梗阻、吞咽困难、进行性面瘫，是个典型的癔症性发作。老太接受了我的解释，尽管有点勉强。

据此治疗两个月后，复诊时的症状基本消失。

其实，她只不过是剧烈的心理应激，激发了强烈的精神障碍而已。如果认定自己病情很重，“哀莫大于心死”，也没法消解病因，且只能进入姑息治疗，再加上恶病质加剧，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见，心身互动关系密切，特别是识神层面（后一位患者是卫生记者，也许知晓一二，但潜意识里不承认自己存在精神障碍）时，常会出现很多没法解释的症状，因为识神常调控全身。这些，仅希冀借助药物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忽略了人的精神心理，就像射击没了靶心，疾病防范没了重心，劳而无功。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案例笔者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叙事医学的精髓（见下文），讲故事，挖掘其发病缘由，不仅有助于分析真正的症状起因，以便针对性处理，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效治疗—在叙述过程中，患者往往会暗中情不自禁地长舒一口气，“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高度恐惧之情顿然获释。

临床医学：从关注实验室，到查论文，再到讲故事

讲故事并非笔者所独创，它本身就是医学的一大传统（历史上，东西方临床医学都重视问诊及对此进行解释，也可以看作是讲故事的原型），更是现代临床医学一种新趋势，称为“叙事医学”。欲要把人视为心身合一而完整的，此法意义重大。

当然，上述理论很多西医学者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往往会反驳说至今科学没有拿出心→ 身（心理作用于生物）的明确实验室证据。

哲学家说：从个性（散在的经验）→ 共性（散在归纳而成的某种规律）→ 再到个性（从一般共性再到具体化），体现着认识的深入及科学的螺旋式发展。

的确，医学领域也是如此。比如，20世纪的西方生物医学（特别是临床），取得了太多的辉煌，但也夹带着太多的无奈；百年西方临床医学，就大概经历着三波值得重视的变化。透过这些变化的表象看本质，很值得玩味。

第一波，强势的纯生物医学。19世纪中叶到80年代以前，表现为强调所有的疾病解释（含病因和疗法等）都必须有确凿的生物学依据。例如，乙肝患者必须找到乙肝病毒存在及其生物学特征的确凿依据，冠心病确诊需要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室确凿依据。就像新医学模式倡导者恩格尔教授所批评的— 精神异常的患者，也要给出明确的生物学证据（且往往要求是组织结构上的改变）才能解释；这些，显然是不够现实的。为此，恩格尔提出要抛弃旧的，倡导更为宽泛的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我们关于心身共轭现象的科学研究，可以说是对此的强有力支持）。但这种转变十分困难（难度和阻力都很大）。

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循证医学。所谓循证，寻找临床可信的证据（已不再是拘泥于生物学或实验室证据了）。不管人们给循证医学下什么定义，它本质上是对强势生物医学模式的一大修正—多数情况下，有过硬的临床依据，即使找不出生物学上的改变，也能被接受。由于这种模式更适合临床，因此，广为传播，临床医生都开始“循证”了。但人们隐约觉得，有临床依据好是好，但这里只有疾病（含疗法），没有生病的人；且只讲一般共性（例如，某癌症用某种化疗药，有可信的论文提示疗效达到35%，就可以了），没法兼顾个性；而临床的疾病，每一个都是个性化的。就像黑格尔说的，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中国西医内科开山鼻祖张孝骞教授总结自己看了一辈子肠伤寒的经验，认为几千例患者中，没有两例是完全一样的。而肠伤寒是伤寒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算是比较单纯的疾病—其致病菌伤寒杆菌只有简单的几类。远比各种慢性病，特别是癌症来得简单。简单的传染病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疾病。因此，循证医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去人性化”“去个性化”倾向。这显然是捉襟见肘、挂一漏万的。例如前两案例，如果仅借助循证方法，永远是无解的，因为她们比较特殊。但临床几乎每一例难治性疾病，都是特殊的。不兼顾特殊性，就没有针对性。

问题更在于，每天涌现的循证医学证据“汗牛充栋”。美国医学专家粗略统计：1998年以前，一名全科医生收到的各种临床指南合计重22千克；如今（2010年），一名内科医生想在本领域跟踪新知识（循证），每天需要读19篇文献。以前，一位医学大师可掌握80%以上的医学知识，且具有绝对权威性。现在则根本不可能。现有超过4000万份公开发表的医学文献，被他人引用超过200次的仅0.5%，有一半论文没人关注。循证医学强调的是严格的临床试验。但即便是遵照这些执行的，其效果也令人尴尬。如对降脂药预防心脏病的大规模研究表明：每100位服药者中仅1位能够受益，其他99位终身服药者却一无所获，而每年需花费1500美元。因此，按照循证医学的诊疗，只有利于一个抽象群体，无法惠及具体的个人。

第三波，进入21世纪，叙事医学应运而生。所谓叙事医学，本质上说就是诱导患者以叙事方式描述不适及其起因，医患双方不只是运用拗口枯燥的专业术语，而需要多多加强相互沟通、了解、阐述、解释。就像前面两个案例，只有认真诱导启发患者回忆发病过程细节，讲述发病的故事，通过这类叙事，找寻蛛丝马迹，分析可能因素，才有可能对症分析，针对性处置。

笔者认为：叙事医学不仅是更强调人性化、个性化，而且也是医学模式的一种变革（或者说复归）。因为叙事医学强调的是叙事，带有感情色彩地讲故事，医生要学会讲，更鼓励患者要学会讲。就在讲故事过程中，具体个体的疾病特点，才能剥笋似地，一层层披露出来；而只有知道了他的疾病（症状）的真实起因，你才能进行分析、破解，从而才可能真正帮助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医生自己也增长了见识。更重要的是，叙事中，双方沟通交流，也起着治疗作用，前两位症状的缓解，与叙事后自我醒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密切相关。如此，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的医学。

很显然，要真正了解患者，分析其疾病发生过程中心身互动特点，只能借助叙事方法。其实，中医学四诊的一大关键就是“叙事”（当然，方式是传统的）。

非常有趣，尽管临床医学家往往看不起心理学家（特别是临床心理咨询医生），但医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真的很密切。生物医学可以说对应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心理学行为主义学派强调心理都可具体化到可计量的外显行为中，就像生物医学主张疾病行为都应该用生物学印记来定义一样）。而叙事医学则是直接从心理学中吸取营养的（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心理学出现了叙事心理疗法，直接启发了医学家）。问题是，进入21世纪，心理学早就在倡导要克服“20世纪困惑”，主张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并把努力发掘患者自我康复潜能（本能）放在第一位。而临床医学呢？似乎还在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掌握着制胜法宝，可以傲视群雄。其实，临床医学仍只是堂吉诃德式的狂妄与傲慢。细细想想，今天多少慢性病真的能够借助目前生物医学手段来很好地解决？如果我们真的尊重现实，就只能，而且必须低下高傲的头，认识自己太多的盲角，努力拓展自己视域，吸收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知识精华，才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善于从“20世纪困惑”中走出

人们注意到，随着生活水准的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日趋丰盛，收入及居住条件、医疗保障、工作环境等较之以往，有了质的飞跃，然而，人们的健康水准及心理满足度却没有相应提高，甚至显现出明显的剪刀差。

例如，在笔者主持的国家课题亚健康研究中，云南的王志红教授领衔云南地区心理满足感及幸福感的调查显示：该省诸多地区，收入最高的省城昆明，幸福感、心理满足感最低；一些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收入只有省城的1/4～1/3，幸福感却很强，心身健康情况总体上赢过省城。

又如不久前（2015年2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国民幸福报告2014》，对健康、收入、婚姻、学历、职业等各因素与幸福的关系进行解读，发现收入最高的10%人群，若身体不健康，还不如收入垫底的10%但身体健康者。每小时工资为20～30元时幸福指数达到峰值，超过后幸福指数便开始回落。高收入的“白富美”“高富帅”与低收入的“屌丝”人群幸福指数相当。

每天工作时间越长越不幸福，故通过加班熬夜换来的钱不能增加幸福感。

“90后”的幸福指数最高；“60后”最不幸福。也许“60后”既要养家糊口，又要担心子女教育、就业、结婚、买房等；同时父母年事已高，有赡养老人负担。

特别是调查揭示：学历越高越不幸福—小学学历者幸福感最强；博士学历者最低，博士中又以男性为低。

其实，这类情况并非中国独有。早已有美国学者注意到：尽管20世纪人类比过去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但疾病患者（特别是心理疾患，如抑郁、焦虑等）只增不减，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这些，被学界称为“世纪的困惑”。

导致这一尴尬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方社会在利益驱使下，物质上追求越多越好，讲究重商主义。把成功简单定义为掠取更多，获得更多。而中国改革开放后，没守住原先的文化底线，也跟着这股风气拼命跑。在这过程中，人们只是为了满足物质上的快感，似陀螺般地转个不停，丧失了心灵的依托。用灵修家的话来说：就是只为了追求小我的快感，失去了本我。由于学历较低的人他的追求往往受到限制，更容易满足，故幸福感较高。这是解释之一。

与此同时，环境的跃迁，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足，尽管通信方法便捷，却也使人们被迫地囚禁、捆绑在一个小的利益圈内等，很少与自然亲近，都是可能的因素。

再次，医学界也应检讨。医学科学家们尽管发明了很多新的仪器设备，透析身体奥秘，洞若观火；却很少关注心身的另一面—精神心理，且很少讲究心身之康宁。有的只是对躯体进行代价高昂的创伤性治疗；这也许能治愈部分疾病，但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心身康宁。故我们已呼吁：需要更好的医学（好医学）。

而在这方面，心理学界已经走在了前面。心理学家做了比较系统的检讨。他们认为过去心理学，陷入了类似的错误“空档”之中，延误了问题的解决。

他们分析说，搜索电子版的《心理学摘要》，截止到20世纪末，关于焦虑的研究有57800篇，抑郁的70856篇，提及积极或乐观情绪的仅3809篇，消极与积极的研究文章相比为34∶1。熟悉的心理词汇也都是病态的，如狭隘、愤怒、嫉妒、抑郁、恐惧、焦虑、狂躁等，很少有积极阳光的词汇。这事实表明，两个世纪以来，似乎多数心理学家的任务只是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消极情绪和行为。

他们检讨认为：这种消极取向的心理学模式，缺乏对人类积极品质的研究与探讨，由此造成心理知识体系的巨大“空档”，应对上述尴尬负有一定责任。

进一步言：心身关系中，共轭现象的确是种客观存在，但它具有积极、消极的双重性。所谓积极，就是良好的心理促进了躯体健康，后者又激励着积极精神。消极互动则相反，躯体不适导致情绪低落，情绪不振又反馈于躯体，加重了不适感受。而在上述趋势下，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心身的负性互动上。其中的原因还在于：负性互动可导致明显的症状，或加重病情，更易被人注意到。

以往的研究（特别是临床）都是以患者为主的，常局限在负性情绪上。

因此，有人批评说：这类研究偏离了主题，需要有个新的模式、新的研究导向，必须关注如何使生命过得更好。

鉴此，笔者在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17届年会（2011年11月，石家庄）主旨报告提出：心身医学的“本质”是“承认且注重心身互动关系（包括健康、疾病及整个生命过程），并试图借助各种方法、手段，促使形成积极的心身互动关系，以利于守住健康，防范疾病或促使康复，或促使生存质量改善。”且应主动与积极心理学等的联袂，接受辐射，而不只是汲汲于关注病态情绪等的传统。

总之，如何破解“20世纪困惑”，是每位希望生活得更好而又理智者无法回避的难题。尤其肿瘤患者，更应关注自己如何从“20世纪困惑”中走出。

从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到积极心理学

其实，贤哲们对此一直有关注，其渊源甚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先秦时期。

20世纪中叶，马斯洛倡导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他认为每人都具有精神健康的潜能，可谓“人人皆可为尧舜”，人都有形成健康个性的天生倾向。但多数人只使用了自己潜能的一小部分。个体之所以出现心身障碍，是内外因素阻碍或限制了个体内在潜能的发挥。故应该积极帮助人们消除阻碍或限制，努力发掘其潜能，促使他们更健康或实现自我需求。他称心身健康者为“自我实现”者，这些人具有自发、坦率与真实，能接纳自己与他人，有良好的现实知觉；常以身外问题为中心；有独处和自主的需要；功能发挥自主，愉快体验常新；有神秘的或顶峰体验；有社会兴趣；人际关系深刻；有民主的性格结构；有创造性；抗拒遵从等。马斯洛开创了研究个性积极面（精神健康）而不是消极面（心理疾患）。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心身综合健康运动，哈勃特·邓恩是运动创始人。他认为WHO关于健康的经典定义只将健康视为一种静止状态，而真正的健康应该是一种向最适功能状态的不断追求过程，是一种对意识和生活或生命的审慎推进，而不仅仅是找不找医生和保健部门。他并认为WHO的健康定义只涉及躯体、社会、心理3个维度，远远不够。他们强调心理维度就还需考虑智力（理性思维）及情感（情绪）、心灵或精神安宁。人类心灵空虚时是不可能发挥最适功能的。故心身健康应有5个维度：躯体、社会、情绪、智力及心灵。

1990年，这一学派再一次扩展健康的定义。提出了安康（wellness）的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最适的健康状态。安康使生活具有活力、生机和能力，生命就达到完满（fullest）。最近，这一运动的拥护者们又增添了第六个维度，即环境健康。包括微观（即时、个人）及宏观（生态）环境。

安康（wellness）的6个维度如下。

（1）躯体的：指基因遗传、营养、体能、躯体结构及免疫状态等。

（2）社会的：理想的安康指形成友谊，有亲密关系，且付出和接受爱和情感；能够给予自己，也能与他人同甘共苦。

（3）情绪的：与人接触，有表现和自控能力，了解情绪是心灵镜子，助人不断接触外界；良好情绪中享受生活，并从中吸取独有的丰富经验。

（4）智力的：智力的安康涉及能以理性方法有效处理信息，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也包括创造性、自觉性及发现新的事物等。

（5）心灵的：有宗教精神，并在此准则指导下生活；能通过崇高的社会活动体验生活意义；积极参与环保，助老携残，维护和谐，促进有意义事业等，感受到在一般生活外，还有更有意义的事。

（6）环境的：认识到周遭人文及自然环境对健康有重大影响，并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参与良好人文环境及自然环境的重建工作。

该学派强调：从健康到疾病，到死亡是个连续过程。一般健康就是没病，其次是亚健康，再次是病态、残疾，直至死亡。最佳健康表现为高水平安康，身心完美统一。所有人都可以从增进安康中受益。安康者应对工作满意、充满激情、享受休闲时光、拥有健康体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高水准安康，需具备善待自己的能力，能给自己信心和信任；能积极感知自我，积极参与健身运动。

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的出现是一个新风向，主张用一种更加开放、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认为缺乏对人类积极品质的研究与探讨，将造成心理学知识体系上的巨大“空档”。

该学科的创始人是美国学者塞里格曼、谢尔顿和劳拉·金等，积极心理学是大陆的翻译，台湾将其翻译成“正向心理学”，香港则译为“正面心理学”。

塞里格曼注意到长期以来对人类的研究，95%聚焦于抑郁、焦虑、偏见等负性情绪。而心理学应有3项使命：防范心身疾患、使生活更丰富充实、开发人的潜能。如此偏差，显然忽略了其他使命，使得其逐渐退化为受害者的心理学。

他们强调每个人本身都存在可抵御心身疾患的力量，涉及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因此，他们主张积极预防，预防疾患的关键在于系统地挖掘和塑造个体内部各项积极潜能。其具体的深度策略包括：灌注希望、塑造力量和叙述过程，其内涵是增强被治疗者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修复他的某些缺陷。因为对以往经验的总结明确了一点：人们不能依靠对问题的修补来谋取幸福及健康，必须转向对人内在积极品质的认识、开发及弘扬，借此帮助人们真正到达健康幸福的彼岸。

积极心理学非常注重对深层次心灵世界的揭示，认为关注人性积极层面更有助于深刻理解人性。因此，他们热衷于探索人类的美德，如爱、宽恕、感激、智慧和乐观等。他们有一句格言：“积极就是一种爱。”

积极心理学研究证实：和一般人相比，那些具有积极观念的人具有更良好的社会道德和更佳的社会适应能力，能更轻松地面对压力、逆境和损失，即使面临最不利的社会环境，也能应付自如。因此，他们更少患病，更为健康幸福。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客观地看待自我状况才是正确的。泰勒等却发现：对未来不现实的乐观信念更能使个体免于病的致命危害。这是她们对患有癌症、艾滋病等威胁生命重病患者系统研究后得出的重要结论。研究中，她们发现具有乐观情绪者其严重症状出现得更晚，活得也更长久。“乐观主义的积极效果主要是在认知水平上起作用：乐观的癌症患者，更可能实施增进健康的行为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她们分析指出。这一发现对癌症等患者如何康复，启示意义重大。

塞里格曼本人领衔的研究也揭示：世界上多数人都是悲观的，且倾向于认为别人比自己更乐观。但乐观者更长寿。他测试了70个心脏病患者，其中17位最悲观患者中，有16位再次心脏病发作后去世；而19位最乐观者，只有一位第二次发作后死亡。可见，乐观是抗病康复的一道重要防线，癌症、心脏病都一样。

积极心理学家强调：幸福感的关键是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定位如何在外部事件与生活质量之间进行协调。这些观点促使人们更易于理解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和爱比克泰德（古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等古代贤哲的相关思想。“不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件决定了他们是否感到幸福，而是人们对事件的解释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

因此，积极心理学家致力于人的积极品质，这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和赞扬，也是对人类特征的深层次挖掘。人“最为天下贵”，人一定存在着优于其他生命的本质属性。积极心理学家认定，它就是人外显的或内在的积极品质。正因为这种品质，使人类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保持着人的自尊，并在与其他生命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中担当着主导，且使整个世界能以万物共存方式不断发展。

积极指的是一个行为过程，包括过程的体验。因此，不能将幸福、快乐简单理解成是终点。这些只是在对有意义的活动追求过程中的副产物。“当自我实现被当作是一个终点、一个目标时，那么自我实现是不可能达到的”。

积极与个人处境既有关，又无关。积极心理者在任何环境中都能选择最适应的生存方式，并发挥最高潜能。它是个人把所有力量都调动到最佳而问心无愧的人生态度。例如，癌症患者和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作家，虽然直面的境况如此不同，但在人生态度上可以一样，都可以是积极的。只不过前者在与疾病抗争中感受着生存勇气，后者体验创作巅峰而领悟到生命激情，其本质是一样的。

积极心理学家并不主张把积极等同于成功，不是取得了显赫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就是积极。因此社会精英，如企业家、首富、名演员、体育明星等只是外在的积极。他们更强调人内在的积极—它是人的一种出色的心理素质和生活态度。更具体地说，积极指的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出色综合心理素质，包括相应的人生态度。这种素质使得他热爱自己，热爱他人，热爱整个世界，并拥有着快乐和幸福。

积极也不等同于成功地干成某件事或某些事，或征服外部世界，更不认可超越了自身能力范围的完美主义者。

积极也与财富无关。幸福者不一定是富人，穷人也可以是很快乐积极的。积极状态者不一定拥有万贯财富，但一定是幸福、快乐和乐观的。

而且，积极的评价也有着时代烙印：过去认定节俭、勤奋、贞洁、谦卑、忍让等是积极品质，而现代社会则更注重创新、自主、主动、合作和外向等。

作为一个总原则，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要满意地包容过去，幸福地感受当下，乐观地善对未来。

积极情绪“拓延-构建”理论的启示

积极心理学从关注人类疾病或弱点转向关注人的优秀品质，有3层含义。

（1）主观层面上，研究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感和满足(过去) 、希望和乐观主义(未来)，以及快乐和幸福流(当下)，包括它们的生理机制及如何获得。

（2）个人层面上，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爱的能力、工作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美感受力、毅力、宽容、创造性、关注未来、灵性、天赋和智慧等，并关注于这些品质的起源及其效果。

（3）群体层面上，研究公德，促使个体成为具有责任感、利他主义、有礼貌、宽容和有职业道德的公民的社会组织，包括健康家庭、和谐社区、理想学校、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等。

瑞恩等在比较内在与外在动机对个人行为的支配作用时，完善了自决理论。所谓内在动机，指源自内心的要做某件事的动力，并不是为了迎合外在需求（外在动机）。基此，他们认为人类有3种积极的基本需要：胜任需要、归属需要和自主需要。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将是乐观的。因为此时个体受内在激励，能充分发挥积极潜能，努力应对各种挑战。

弗雷德里克（1998） 提出积极情绪“拓延-建构”理论，认为某些看似不相干的积极情绪（哪怕是片刻的），如高兴、兴趣、满足、自豪和爱等，都有拓延人们瞬间的知行之能力，并帮助构建和增强人们积极心理资源（如增强体能、智力、心理调节和社会协调性等），即促进了积极心理的产生，提升人们主观幸福感；而消极情绪则消解了这一资源。此外，良好的社会氛围、积极的人格特性（包括正性的利己特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等），努力加以拓延，也都可以促进良性心身互动。特别是乐观的个性特征。换句话说，即使是片刻的积极情绪，经常加以拓展，都有助于积极个性的形成。

他还指出：虽然积极情绪带给人们更多的是间接利益，但是能使人长时间（甚至终身）受益，增强人的心理社会适应性，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且积极情绪不仅能对个人资源产生长期持续的效应，也能产生弥漫性的溢出影响，如高兴状态时，往往在体力、思维、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均表现出溢出性的积极效应；能经常体验积极情绪者，相关的能力会被遗传编码，成为其个性特性的一部分。

在《癌症只是慢性病》中，笔者介绍过一个案例，女性，阴道口大阴唇患恶性黑色素瘤，局部切除术后腹股沟淋巴转移，夫妻关系不佳。当时（2002），医生判断她只有两年寿限，她太绝望了，生不如死，想过自杀，但顾及女儿还小，为着女儿才活了下来。开始几年，笔者一直和她多谈女儿，激发她内心生存下去的积极动力。现在13年过去了，一切不错。她常说：“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生活会这么美好，现在吃得下，睡得着，体力也很好。母女俩的生活中（后来离异了）有干不完的事，用不完的劲，好像每日都很开心。”“过去的事我再也不想了，现在天天想着怎么把每日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舒舒服服的。”退休后的她又迷上了插花。近来，外甥也上小学了。她有一次告诉我说：“以前，自己天天忙于工作（她曾经是某学校财务处处长），对家庭也疏于照顾，家庭关系紧张，单位人事复杂，一切都是不顺心的，这些年，自从离异后，重新学会了生活，也看了些灵修的书（她的文化层次颇高）。现在似乎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事，以前，一到家就怒气冲天，一到单位就闷闷不乐，现在看什么都很轻松，老同事说与以前的我相比较，完全换了个人似的。以前到家做饭，怨气十足，现在做饭似乎是享受，看着女儿、女婿、外甥吃饭，心理很有成就感、满足感。我真的换了个人。”

大难不死，可能促使她深刻反思了，也可能帮助她自我调动了积极心理。总之，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积极情绪的“拓延-建构”理论—她通过小的快感的连续拓展，建构起了积极生活的个性特征。

积极心理学家泰勒等在对患了包括艾滋病、癌症等在内的重病患者进行追踪研究时发现，有积极乐观情绪者，症状出现明显延迟，生存时间明显见长，表明情绪状态显著地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时间及生存质量。这在中国的癌症患者中更为突出。广东省抗癌协会一位肿瘤专家出身的领导曾经指出，在发达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因心理因素而死亡的肿瘤患者，高达约50%。可见，患了癌，学会心灵自救至关重要，甚至，笔者根据30多年癌症临床经验，提出“治癌先治‘心’”。

第七章   患了癌，先学会心灵自救

中国的癌症患者，有三分之一强是死于心理休克或持续性的消极情绪困扰。——笔者手记

积极心理学家泰勒等在对患了包括艾滋病、癌症等在内的重病患者进行追踪研究时发现，有积极乐观情绪者，症状出现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因心理因素而死亡的肿瘤患者，高达约0%。可见，患了癌，学会心灵自救至关重要，甚至，笔者根据30多年癌症临床经验，提出“治癌先治‘心’”。

三分之一癌症长在心上

几年前，《北京晨报》以“三分之一的癌症长在心上”为题，整版介绍了对笔者的相关采访，阐述了癌症发生发展及致命结局与个性心理的密切关系。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它早已成为民间的顺口溜：“癌症患者，1/3是治死的，1/3是吓死的，1/3是该死的（指死于疾病本身）。”

再往前推，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及古罗马时期，癌与心理的关系已被学者们清晰地观察到。此后，关于癌症与心因关系研究的文献不断出现。

近现代（19世纪以降），这方面证据越来越多。研究癌症防范及治疗康复时，癌症与心因的关系，是个绕不过的话题。就患者当事人而言，这更值得重视。

这个问题至少涉及5块。

（1）从发生学角度，癌症发病与心因关系如何？

（2）知道自己生了或可能生癌了，有何心理或情绪变化；如果是负面的，又当如何有效应对？

（3）心因在癌症治疗及康复中有何作用，据此如何做出相应调整？

（4）癌症会对当事人的生活、心理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如何从患病及治疗过程中吸取一些积极养分？

本节只是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长期观察中，我们发现癌症的发生，多少有心理因素存在。不过有些关系十分密切，有些关系一般，很明确或不很明显。

例如，部分癌症与心因及个性关系十分密切。如乳腺癌、胃癌、卵巢癌、胰腺癌、肾癌等；部分癌细胞类型（如黏液腺癌、神经内分泌癌、透明细胞癌、印戒细胞癌、某些肉瘤等）也常常对应于某些个性特点。

也有部分癌症，如主要与代谢或炎症有关的，如结直肠癌、膀胱癌、宫颈癌等，以及一些遗传性肿瘤，包括高龄老人中，往往很难寻觅心理或个性背景。

因此，并非所有癌症都有心因。癌症这个大家族中，只有一部分比较明确的与心因有关，还有部分其关系有待厘定。

我们早在多年前就已做出这一发现。在领衔主编《心身医学》（2000）大部著作中，笔者就给出了“心身相关性癌症”名称，只涉及心身相关性癌症。

心因在癌症发生过程中，起着两种类型的作用。

慢性心理应激：致癌的基本类型。

近年来，关于心理或个性致癌类型及机制，已有了相对明晰的认识—即它们通常不是作为直接致癌因素（即通常所说的“病因”）起作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类危险因子或诱因，某些心因或个性的长期存在，使当事人陷入了易于癌变的准病理状态：诱导了癌变进程，或营造了适于癌变组织进展的微环境。

这其实是持续慢性应激（chronic stress）的一大特殊类型。

近年来，癌症基础研究的一大进展是揭示持续的慢性应激在漫长的癌变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慢性应激可以是慢性炎症性的（如在肺癌、肝癌、胃癌中所见），也可以是长期代谢失常引发的毒素堆积所致（存在于部分结直肠癌、膀胱癌、前列腺癌患者中），亦可以是前期损伤诱发的不停顿的自我修复（见诸部分骨肉瘤、直肠/肛管癌及乳腺癌等患者中），同样更可以是个性/压力/情绪/心理障碍等心因所导致的（见于心身相关性癌症）。换句话说：心因致癌的一大机制，造就了持续性的慢性应激状态。

科学家揭示，心理因素也是主要应激源之一，可引起某种共性的机体反应，被称为应激综合征。持续的慢性应激也有着类似的共性机体反应，但具体机制错综复杂得多了。这些机制很可能塑造了有利于癌细胞蜕变及进展的微环境。

诱导慢性应激的心理因素是多种类的，既可以是持续压力紧张，又可以是经久的情绪起伏；既可以是素来急躁易怒，更可以是长期抑郁；既可以是反复挫折，也可以是个性刚烈或永不服输。至少，城市女性癌症患者有着鲜明职业分布特点，财务、中小学老师、办公室的中低管理阶层更易被癌盯上，则是有力佐证。

防范癌症发生（包括杜绝转移复发），有效应对慢性心理应激是重要一环。

触发作用：又一种心因致癌类型。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18个省市做过关于食道癌的联合调查，发现约六成患者在发病前半年左右经历了剧烈情绪刺激，因此断定是情绪刺激导致了食道癌，这显然是有点勉强的。因为现已洞悉，癌变是个慢性持续的过程，多数要经历数十年。国内外有关情绪刺激的资料很多。临床也观察到：约40%的新患者和复发转移者可清晰地记忆起此前3个月到两年期间，有过令人不堪的精神刺激，其中半数集中在3～6个月，这显然无法用慢性应激来解释。

在本书第二章，笔者以叙事方式，介绍了老冯的癌症发病经历，提出其发病呈现出“同花顺”现象。在其发病过程中，短期内一连串的心理刺激就是触发因子（trigger  factor）。

很显然，肿瘤等许多慢性病的发生，不再是过去那种一因一果的线性关系，而表现为多因一果（或多果）的非线性方式。例如，研究表明：每个人身上都有癌基因问题（癌基因与抑癌基因是同一个基因，只是表达不同而已），没有一个人基因完全正常；我们同在蓝天下，吸入这空气，吃进那饮食，能说完全健康吗？不太可能。伴随着衰老与代谢，总有废物产生并不断堆积，罗列一下，癌症危险因子中谁都有了三五项，如果你再日夜颠倒，饮食再不注意，情绪又出大的波动，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凑齐了“同花顺”，促使癌细胞加速进展，进入病理发展的“快车道”。其实，老冯在去北京之前，多年的胆囊炎症，可能就已潜伏着局灶性的癌前病变，但如果没有后面的一连串事件的强烈且持续应激，这潜在的病变也许会优哉游哉地止步于癌前的局灶性病变，而并没有启动进展进程。也许，还可能永远停步于此（就像一些事后回顾性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此时的强烈心理刺激，就成了触发病理快速进程的触发因子，也成就了导致癌症形成的“同花顺”的最后一张牌。

其实，回过头来看看，非感染性慢性病的发病，几乎都是如此—非线性的、多因一果（或多果）的，凑齐了就成为横扫一切的“同花顺”（包括癌症）。而心因则在此中可以起到启动其快速进展的作用。

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防范其触发作用？就像是防控一样。前面章节有所涉及，但问题太大，只能容以后专书探讨。

恐癌之害，关键在于恐惧本身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就席卷全球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引发的极大恐惧说：“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的确如此，恐惧，往往并不在于外部的恐怖事件，而只在于恐惧本身。对癌症的恐惧，更是如此。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癌症”二字已与死亡画上了等号，甚至比死亡更可怕。因为在确诊癌症之后，每一寸光阴都像是生命的倒计时，这段日子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放疗、化疗、手术，各种治疗的高昂费用，又令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

2004年年底，长沙某地发生了一件事，刚退休的某中学某老师，因为头晕得厉害，去找一位已成为主任医生的中学同学咨询，主任医生仔细听了他的述说，并做了初步检查，然后，比较严肃地告诉他：有可能是脑瘤，是原发还是转移说不清。希望他明天下午来做一个磁共振检查，确诊或排除一下。他是自己骑自行车去医院的，听了这消息后，醒来时，已躺在家里的床上，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第二天下午，他没法起床了，自然也没去医院，去不了了。到第二天后半夜，他死了。你说这个人死于肿瘤吗？显然不是，是心理休克。

早在20世纪80年代，石家庄就有一位张姓的处级干部，因为血液检查发现“火箭电泳”（当时检测肝癌的指标，类似于今天的甲胎蛋白）数值高，被护士直接告知：“你可能患了肝癌。”也是当场晕倒，第二天晚上死了。死后得知，“火箭电泳”高的不是此张，而是另一位张姓男士。他却因为得知错误消息，“生癌”死了。

前有述及，印度老妪因为获悉老伴死了，很快机能衰竭而去。机制类同，都源自心因。一个是彻底失去了生存动力（老伴走了），一个是急性心理休克。

早年，有个经典的心理学动物实验：将野生小鼠置于装满水的木桶中，小鼠没法爬出。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小鼠任其挣扎；一组颈项部用夹子夹紧，使它动弹不得。结果，可挣扎的，活得很长；不能挣扎的，很快都死了。设计者解释说：尽管处在同样状态（水中），能挣扎的小鼠心存希望，拼命挣扎，故生命延续时间长；没法挣扎的，四肢动两下很快就不再动了，丧失生存信心了，遂一两个小时后便心搏停止，死了。可见，动物都是如此：“哀莫大于心死。”

更常见且反复发生的是因为得知生癌自尽的。某医院18楼肿瘤病区，一天内接连4位跳楼自杀，都是获悉或确信自己生了癌症。

因此，恐惧往往是源自于恐惧本身。如何破解困局？首先需破除误解。

的确，由于治疗手段和疗效有限，加上人们对癌症认识的滞后，使得诊断为癌症演变成严重的精神疾患：恐惧、孤独、绝望。加之中国几千年来对疾病“讳莫如深”的社会心理，更加剧了这种身体病变的精神性伤害。一想到癌症，几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一幅凄凉图景。以至于很多患者并非死于癌，而是被强烈的对癌症之恐惧感所击垮，触发了死亡进程。

恐癌，已成为社会公共消极心理中最常见的一种。

可是，这些对癌症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并不正确，或者说是过了时的陈腐观点。中国人对癌的恐惧和误解太深、太久，是到了消除误解之时了，是将人们从对癌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之时了。中国需要一场癌症认识革命。

本书第一、第二章介绍的对癌症的颠覆性新认识，也许能为人们一扫阴霾。

对癌症恐惧的消解，只能借助正确的认识及对策。就像罗斯福当时处理美国经济危机一样。关于癌症新共识的形成，为消解恐惧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其实，癌症，就是人类的一种新常态。患癌，将是中老年人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人类对于癌症，已进入“博弈”阶段。与癌的博弈，已成效初现。以前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导致了过激处置（盲目地滥杀无辜）；不仅没有效果，还加重了痛苦，更激化了恐惧。

记住：很多癌症并不威胁生命。美国人患了癌，平均可以活10年左右，且生存质量可以。很多长寿的名人，如宋美龄、邵逸夫等，都曾经是癌症患者。因此，从容一些，多了解一些癌症特点，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恐惧自然可以消解。

特别是那些已渡过了治疗期，安然生存了多年的老患者，更应该走出阴影，不要陷入自我设置的癌症牢笼中。学会告别癌症，更阳光地生活。

笔者在临床中感受到，很多患病多年的癌症患者，其实还是有这道坎需要过的。人们需学会直面慢性病—癌症，跨过去。须知，没有过不了的坎，只有趴下了的人。

木桶短板理论：癌症患者先救心

管理学有个“短板”理论—木桶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板，而是最短的板。生命也同样。临床观察表明：癌症患者的短板，就是他的精神心理状态。他能活多长，很可能就取决于他这方面的状态。

另一意义上，精神心理是目前人们唯一能够修复的短板。

在肿瘤患者康复过程中，尽管各种疗法都重要—手术、化放疗、中医药、靶向、微创等都有相应意义，但为什么同一种病（甚至病理及分期都相同）在不同人身上结果完全不一样？当然，造成差异的因素很多，可能是癌细胞的生物学特征不一，可能是对该患者的病理认识欠准确，更可能是诊断时有所疏忽，原因不一。这些，大都属于目前人类力有未逮范围，尚属不可控因子。

其中，唯一可以自控（或说可自控且可影响生存）的重要因素，就是个人的精神心理，包括认知、个性、情绪等。我们把它称为肿瘤康复中的“短板”。

这有两层意思：

（1）心理障碍这块“短板”，是经医患多方努力后可以避免或改善的。

（2）这个短板改善后，每每可以创造生命及生存的奇迹。

笔者临床以诊疗胰腺癌为优势，此癌恶性度公认最甚。但我们诊疗了近2000例，成功比率很高，很多都是晚期伴多发转移的，且无论是胰腺癌，还是乔布斯患的神经内分泌型癌肝转移的，都有奇迹存在。有的还被《健康报》和《人民日报》树为典型。究其背后，尽快修复其心理短板是唯一共性。因此，癌症患者先救心是关键，常能明显提升生存率和生存时间，改善生存质量。

人们总以为人类是理性的。但现代研究非常明确：人类都是非理性的。尤其在危难时，应对方式几乎都是非理性的。

癌症患者先救心，涉及医患双方。而且，当事人自己往往更重要。

心病还要心药医。自我心理救赎，可以从深入了解病情真相，破解似是而非的误解误见，寻找类似榜样，请求过来者帮助，请求专业指点等多环节切入。

20世纪80年代某市的副市长，现已88岁高龄了，3年前来找我。原来，干部例行体检时发现PSA（反应前列腺癌的指标）明显升高，但自我没有任何症状。这三五个月来，他陷入了无休止的困惑与焦灼状态。给他检查的医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立即手术，做穿刺先明确，再尽快手术，强调早治比晚治好。另一派主张没有任何不适，观察是最聪明的。家里也形成两派：爱人坚决反对伤筋动骨的创伤性诊治；子女天天动员其尽快治疗。老市长因此而惶恐、不安、疑虑，不知道后果怎样。焦躁不安中体重明显下降。主张手术开始占上风，说：“看，症状出现了（消瘦），再不抓紧更危险。”他心里排斥手术，但又恐惧。因此，在一位患癌已康复了的老部下的陪同下，要找我聊聊。老市长拐弯抹角地问了很多问题，但就是不提癌症。因为我事先得知一些情况，故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却和他谈了韩启德院士最新发布的论文新观点：直接谈到高龄男性前列腺指标升高是常态（80%），非常普遍。甚至在20多岁的年轻人中病理检查也发现有近10%的人患有“前列腺癌”。而后又告诉他：近几年来国外新思潮—需重新评估癌症。特别对高龄前列腺癌，新观点不主张动不动就手术。正好我案头有相关资料，当时就给他看了。看完了他轻松地说：“我明白了。”来时愁云满面，走时笑嘻嘻地说：“你真会劝说，不正面解释，不直接切入话题，却让我想得很明白。”

此老领导的自我救赎，就是从请求专业医生指点，了解病情真相，破解误解、误见开始的。当然，这个专业人士的寻找很有讲究，最好能够接点地气（不是书生气十足，只会背数据者，此等专家有时反而害人，因为不察患者心理需求），且了解国内国际相关领域最新动态。否则，囿于陈旧观点，往往事与愿违。

考虑到肿瘤患者有强烈的寻找类似病情的患者为榜样，请求过来者帮助之需求，笔者倡导建立了以癌症患者交友为主题的互联网“青稞网”平台。该平台有数以几千计的康复了的癌症患者，也许很容易找到类似患友，大家交流交流。

患者需要的，首先是安全感重建

确诊癌症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出现或显或隐的心理巨变，对于千奇百怪的心理波澜，观察者们做出了各种描述：从愤怒、恐惧、失态、失控、发火、郁闷、不语，到痛哭、焦虑、怨恨、自责、指责、悔不该等形形色色，不下数十种。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大多数心理偏差的形成，一般可归结为某些“原型”没得到很好发展，受阻所致。稍后，知名心理学家李曼写了《恐惧的原型》一书，把各种主要的人格偏差归结为四种原型。因此，了解“原型”，常是破译纷繁心理现象背后的“核心”。

在对数万例患者的贴近式观察分析中，我们发现怀疑或确诊为癌的患者，他最初一段时间心理反应的“原型”是“安全感”的骤然缺失。几乎所有表现，核心因子就是安全感缺失，而且是“骤然”“彻底”的缺失。例如，伴随着衰老，老年人的安全感也会缺失，但只是慢慢地，绝不是骤然发生的，也不是彻底的。一些严重慢性病患者（如大面积心肌梗死）急性发作，如意识清醒，也会一度出现类似情况，但要么生命结束了，要么伴随着抢救成功，转为安全感的部分缺失。而不像癌症患者“骤然”“彻底”缺失。这的确是癌症患者独有的情绪变化“原型”，此时，尽管表现因人而异，千姿百态，但核心要素则一致：“安全感”缺失。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一般人都能满足。吃喝拉撒睡得到满足后，接着就是“安全感”。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们需要远离痛苦和恐惧，需要有规律地生活以感到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当安全需求未能得到相应满足时，它会对个体起支配作用，使行为的目标全部指向安全。可以理解，处于安全感缺失状态下的人，其一切行为表现都可能只是因此而衍生，并为重获安全而展开的。

马斯洛指出：“就安全的需求而言，我们有充足的资料来探讨。恐惧、害怕、焦虑、紧张、担心、不安等，都是安全需求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如具有安宁感、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对未来充满信心、感到安全等。”当然，他也承认：同为安全感缺失，表现可以大相径庭，它带上了明显个体性格、经历等的烙印，“无论怎样描述，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与感觉安全的人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差异”。

在长期临床观察中，亲历患癌后的各种各样离奇表现，仔细梳理，似乎都可以（也是只可以）用安全感的骤然缺失为“原型”进行分析。包括许多患者或家属想尽方法，蝎毒蛆蛹、蜈蚣斑蝥都愿试，抓阄拜佛都不放，其体现的深层次是安全感骤失的慌张中，抓住的也许就是“救命稻草”的不理性思维。

安全感重建，医生、患者、家属、朋友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当事人自己。他人没法代替你攻克艰难，渡过安全感缺失之难关。

对于医生来说，应该时时把促使患者重建安全感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暂时性、安慰性的，也很起作用。因为泰勒等积极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即便是对未来不现实的乐观信念，也能使个体免于诸如癌症等重病的致命危害。

一个真实案例令笔者感怀：某中年女性，早年母亲死于乳腺癌，15年后她发现自己也患了乳腺癌，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医生初诊完毕时，笑嘻嘻地对她说：“女士，祝贺你。”她不解：“我生癌，为什么还要祝贺我？”对方和蔼地解释：“因为你生的是后果最好的一种癌。”她顿时如释重负。多年后她回忆说，当时场景历历在目。其实，她患的癌与她母亲完全一样：浸润性导管癌。中国医生很少会这么说，但这位令人尊敬的加拿大同仁，却用充满人文味的“临床告知”技巧，消解了患者的恐惧，有效地重建了她的安全感。

笔者在10余年前主编《现代中医肿瘤学》规划教材时，基于小样本研究，提出肿瘤告知的适当原则：在适当时候（一般是3个月左右），以适当方式（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准及个性特点），告知适当部分（如晚期的，某些转移实情就不一定全盘托出）。笔者在哈尔滨医学人文学会议演讲时，进一步阐述这观点，强调关键是稀释负面信息，让患者有个心理准备期，有助于患者重获安全感。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于2008年推出《肿瘤患者告知与同意的指导原则》，基本精神如出一辙。可见，医生可以从如何“告知”切入，帮助患者重建安全感。

重建安全感过程中，家属作用非常重要。临床上，每见家属陪同来就诊述说症状时，有意识夸大，以求引起医生特别重视，特别是女性家属。其实，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对患者本人来说，这对他的安全感无疑是一种摧毁，而不是重建。

朋友亲属等也有或强或弱的作用。有位曾任领导的患者事后回忆说：他生病了，人们络绎不绝地来看望，都带来鲜花，床脚边放满了鲜花。当时他潜意识里就感到像开追悼会，自己躺在鲜花丛中。然而，让他更难以接受的是：“来看望的同事和部下几乎都是同样的话，‘你不用担心啊！会好的，放心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安慰性的假话。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却让我想入非非，潜台词也许就是说，你将不久于人世了，还是抓紧最后机会享受吧..”

当然，安全感重建的主体是患者本人，本人重建的方法很多。

前面谈到的心理自救都有用。较直接而更可取的是寻找和自己病情相似且心态积极者，经常主动寻求支持。

十几年前，有位乳腺癌患者的提示，让我豁然开悟。她忧郁、恐惧、敏感，情绪很差，很长时间没法彻底改善。有一次，我又开导她。她却说：“教授您给我说的，我全都听进去了。回去一段时间内不错。但几天后，当我静下心来时，自然而然地消极情绪占据主导。有时会想：您站在岸边，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医生朋友都可以轻巧地说，但孤独时我自己丝毫没有安全感，感到自己很快不行了。这时候，多想有个人帮帮我，拉我一把..”当时，这真切的述说真的震惊了我，对啊，谁都是这样的。她不可能找我聊，为什么不帮她搭搭线，找些康复了且热心的乳腺癌患友和她交朋友，经常帮帮她。于是，我很快牵了线，帮她与几位乳腺癌患者建立了联系。这还真的救了她一命。最初，她一有困惑、恐惧、迷茫，就会主动与她们联系。此后，她又热衷于帮助她人。这后来成为我们一项制度性安排，当然，前提是患者本人有这个强烈意愿。

其实，多阅读一些正能量的肿瘤科普书（包括我的册子等），也有助于自救。有太多的患友告诉我，说枕边放了《癌症只是慢性病》《别让癌症盯上你》《生了癌，怎么办》等，一有恐惧，经常翻阅，每可宁神定志，驱赶恐惧，甚至可以促使自己入睡。

再如，积极参与社团活动，特别是民生健康家园、癌友协会、康复乐园等，也有帮助。对此，将在后文中具体涉及。

自救：先从爱自己，尊重自己开始

西方有句古谚语：上帝只拯救可爱与自爱的人。自救，应该从自爱开始。

2014年年底，我在某省城巡诊遇一患者。她排到候诊时，我冷眼观察，觉得她满脸阴沉，充满愤懑怨气。与圆桌诊疗中其他患者笑嘻嘻的、特别是老患者间高兴地握手，说明年再见的氛围完全不合。轮到她了，她给我第一句话，居然是愤愤不平地说：“我其实不想活了，我想死，我只是为了爸妈还活着..”她年龄应该接近60岁了。当时，我愣了一愣。了解她的职业，是省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医生。从她愤懑中，我觉察到她纠结的内心特点。便顺着说：“你既然不想活，谁也救不了你。别跟我公开讨论想不想活。你有意愿来找我，证明你说的不是真话。你充满怨恨，这样说，只是一种无奈、愤恨，并夹杂着恐惧。其实，你心里很想活，所以，你才会等很久（她为了看诊，等了半个多月）求我帮助。只不过你对自己、对现状太失望了，才违心地表现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着说着，她眼泪滚了出来，后来居然失态地大哭起来，并开始了控诉..

原来，她早有成就，40多岁就提升主任医生。她事业心特别强，控制欲也强，一直埋怨老公不争气，因为老公地位比她低多了。她忙于工作，故对老公严加管控。想不到，老公受不了她，在外偷情，有了“小三”，几年前居然主动与她离婚了，对她打击巨大。问询中得知她对儿子也要求苛刻，儿子成年结婚后疏远了她，很少联系（事后了解：她做科主任多年，下面人恨她又惧她，人际关系紧张）。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反而觉得自己很好，对这个家费尽了心血，其他人都亏欠她。她唯一觉得有点歉疚的是：父母亲都健在，还没忘父母的养育之恩，故才有为了父母而活的气话。

其实，她只是乳腺癌有淋巴转移而已，病情远没有到不治地步。只不过她长期活在自以为成功的虚幻中，没有顾及生活的其他方面，更由于十足的怨气和紧张的氛围，接连的挫折，再加上癌症的打击，让她一下子失去了本我。

我当时就说了：“你这个病，并不重。”席间其他患者也七嘴八舌地劝开了。有的说，“我也是乳腺癌晚期，而且肺转移、骨转移，都十几年了，你看，我现在多好。”还有人说，“我是肝癌晚期，你这算什么..”大家一片诚意的劝说，让她眉头舒展了。她说：“其实我真的不想死，不仅是为了父母，也为了自己。我就这样死了，人们会笑话我的。只不过得知自己患了癌，且有转移，我情绪坏到了极点，1个月来没有合过眼，脑袋一团糨糊，生活一片黑暗。我怎么这么失败。”

笔者乘势分析说：“你的病，其实并不重，各位现身说法你也听到了。你之所以生癌，自己有一定责任，你是一个事业心太强而不太懂得生活的人，更不太懂得张弛结合；长期高度紧张或压抑的氛围，不生病才怪。痛定思痛，你想想自己。犹太人有个生活智慧：爱就像手里捧着一堆沙，捏得越紧，沙子漏得越多，所以要学会适当松一松。你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不会珍爱自己的人，拼命工作什么都忘了，一心只想着事业和自己的成功能行吗？只有爱自己，才能辐射到爱他人，包括父母、子女、老公。只是管控，认为就是成功，就是对家庭的贡献，但老公、子女可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说，家庭这些事件，你自己不能说没有责任；儿子也一样，儿子有他自己头顶蓝天，你覆盖不了。”

我分析时，她停止了哭泣。一通话后，她脸色大有改善，开始舒展了，擦着泪和我说：“我以前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只是觉得他们负了我。没想到自己的确也有值得检讨之处..”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且与在场的几位乳腺癌患者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更多地得到她们的帮助。

我最后与她分析说：“你现在最糟糕的不是癌症，而是你的心态和生活态度。不珍爱自己的人，既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也不会被别人爱。这是至理名言。”

的确，笔者坚信：要自救，首先学会爱自己，然后才能把爱辐射到亲人朋友；能量更强的，辐射到周遭，甚至是博爱，普及天下。那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

作为后话，该医生离开我时，在门外与我的女助手深谈了很久，心扉完全敞开，表示一定积极阳光地活下去。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她一切很好。

善于及时自我激励和“奖赏”

癌症（特别是中晚期）患者安全感缺失明显，情绪极不稳定，一点小事极易引发波动，且“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他获悉的往往都是负面消息。怎么办？此时医生及家属应善于捕捉苗头，及时给予激励。而患者本人则应该逐步学会自我奖励。这是重建安全感的主要途径之一。

几年前，某位央企高管，偶尔体检，确诊晚期胰腺癌肝转移，初期没有症状，他心存侥幸，希望是误诊。但不久后出现黄疸，听说黄疸出现意味着寿限只有两三个月了。“无情的事实”让他一下子坠入万丈深渊，情绪极差。这时，其他治疗措施也不能用（因为肝损）。笔者当着他面与其妻约定，努力争取，希望1周左右后能让黄疸有所消退，他们只需观察小便颜色及肤色即可自知。同时想尽中西医方法，包括加强药物利黄及灌肠等。而当着他面说，就是希望他能接受暗示。

果真，综合治疗3～5天后小便有所变清，1周后黄疸明显改善，笔者建议及时上了1次小剂量化疗。与此同时，笔者又给他暗喻了红军抢占泸定桥事件，敌我双方谁争取主动，谁就占得先机..他一点就通，彻底明白了。还有希望，就看怎么努力了。故态度从消极怨恨转为积极配合。再治1个疗程，指标开始下降，肝功能基本稳定，他看到了希望。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建议他有思想准备，如出现一些周折是正常的。他也学会了把治疗中出现的反应或反复看成是获胜所须经历的过程或付出的代价，而不只是消极地感受痛苦和埋怨。因此态度越来越积极，效果也非常好。几次化疗加上大剂量中医药治疗后，他肝内转移基本控制，我们则让他直接对照着CT片看（转移灶CT上有明显阴影），并告诉他已进入“抗战的1942年”（转折年），他更是信心倍增，积极配合..他已存活了多年。

明清时治虚劳（类似于肺结核）而享誉医界的绮石曾指出：需患者“自讼自克，自悟自解，然后医者得以尽其长”。那时的肺结核类似于今天的晚期癌，也属“不治”之证。绮石的这段至理名言值得推崇。的确，心理学研究表明：以不同态度接受同一事物，当事人的感受和结果常大相径庭。积极态度，有正性期盼感，他会把痛苦看成是磨炼和必须支付的代价，他会努力期盼成功，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就更容易出现，当然这大大有助于患者康复。如果皱着眉头，消极等待，认为疾病及治疗只是种折磨。或者天天唉声叹气，悲观失望，那么可以预料，各种治疗一定产生递减效应，不是递加的正能量。而怎么创造递加效应，医生应在给予治疗的同时，让其“自讼自克，自悟自解”，学会及时自我激励与奖赏，推动心身良性互动，充分调动自身潜在（康复）动力机制。这是屡试不厌的技巧。

不断给自己加油，输入正能量

一般心理危机和癌症患者的心理危机不一样：一般心理危机随着经历远去，情景消解，会逐渐被遗忘，慢慢淡化。除非再次陷入同样情景唤醒他。癌症心理危机却不一样，危机诱因是内源性的，患者的情绪障碍随时随地会被激发，甚至许多患者心绪宁静下来，独自一人时就自然想到“我生了癌”“我将不久于人世”，所以，消解非常缓慢，诱因甚至终身存在。

临床上我们发现很多康复得很好的患者，一定要隔三岔五地找你聊聊，听听你对他刻下状态的评价，并不在乎是否开方用药。只是为了一种安全感的需要，或抚平一些心绪。我把这称为“加油站原则”。其实，患者潜意识里正性的心理康复动能和负性的恐癌情结始终在相互抗争着，正性的常渐渐削弱；负性的时不时春风吹又生。“加油站原则”就要求我们定期回访，患者有这种需求，就要给他一些支持，哪怕一个笑容，一个号脉，一个握手，一句话—你很好。都是强有力的心理支持。我们创办了“青稞网”，就是为了肿瘤患者随时能够得到医患（或患友间）的相互支持。当然，这个支持须是正性的。我们发现一个明确事实，同病区（同病房）出院后常联系的患者，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三五个月内其他几个都会先后出问题。这就是心理感染现象。故需强调正性心理支持。“加油站原则”就是主张对肿瘤患者的心理支持应是持之以恒的。

有个著名女作家，身患肺癌5年多了，开始时非常恐惧，一度不想见任何人。经笔者不断激励，包括与我们牵线的其他患者交流，逐渐走出阴影。但她每隔3～5个月一定要找个理由千里迢迢来见我一次，目的不为其他，就为获取正能量。对此我非常理解。见面时我从来不主动和她谈癌症问题，每次总是嘉奖她：“气色越来越好”“人越来越有精神”..她每次总是满意而归，并有了新的康复目标。她生癌两年后创作的题材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热播，收视率很高。现在她又瞄准了新的题材，努力投入新的创作之中。

肿瘤康复过程中不断给自己加油，输入正能量，方法及成功案例太多太多。

笔者有个老患者是福建的房产商，2004年患的晚期肝癌。他病情稍稳定，便一方面借中医药巩固，另一方面周游各地，借旅游陶冶情性，摆脱恐惧。他为了抗癌，在上海买了房，家搬到了上海。开始一两周诊疗空闲时，近处走走；两年后开始计划走遍中国。那时候，他已无须汤剂了，我们帮助他制成丸药和片剂。他说他要弥补以前几十年拼命工作对自己的亏欠。近5年，他又开始周游世界。11年间，他走遍了《中国地理》杂志推荐的国内值得去的近300个地方，足迹遍及全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北极、南极等角落都去了。他每次只身一人，带上相机；一路走，一路吃药（针对他调制的丸药与片剂）康复，一路欣赏感受，一路吸收正能量，一路留影，自摄的世界集锦照片垒起来有好几米高，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全新的生活；并每隔三四个月找我换换方，戏说这是“加油站”“整修车间”。就这样，他既陶冶了情性，又不断地从自然界吸取能量，康复良好，并真正享受着生活。

广东女患者黄某，临近退休时查出恶性肿瘤，也一度沮丧、恐惧。她自我激励的方法是进入老年大学，老有所学，学会了钢笔画，并迷上了钢笔画写生。2014年年底，她送给我一本自己复印装订的《钢笔画习作集》，汇集了几十幅她的习作。并颇为骄傲地告诉我，她争取画得更多、更好，正正规规出一本习作集。这是她的成绩，也是她享受生活、促进康复的动力。

其实，人都需不断地给自己加油，输入正能量。对肿瘤患者来说，这尤其有意义。且方式、方法很多，不拘一格，善于把握利用，都可成为生活动力和康复源泉。

学会自我转移聚焦焦点

历史上“移情疗法”是被《黄帝内经》所强调的，精神分析学派更把它视为治疗的重要环节之一。由于癌症患者因思虑焦点就只是癌，不从这一点转移而出，要想自救，勉为其难。自我（或在他人帮助下）能否转移聚焦焦点，就成了决定其情绪及心理状态的关键之一。因此，要学会“移情易性”。

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在主编的《心身医学概论》中，介绍了一亲诊案例：某妇，与夫相爱甚笃。夫死于非命，其痛不欲生。终日凝视居室中夫之遗像，抱夫骨灰盒哭泣。常彻夜不眠，饮食不进，时呼心胸闷痛，历两月余，骨瘦如柴。慰藉劝导无效，日进汤药数十剂罔功。遂劝其子强持母亲去乡下老家暂时居住一段时间，须好生侍候，设法分心恬情，并将骨灰盒移走下葬，家中摆设都重新作一调整。乡下居住月余后，情绪稍稳，接回家中，初有嗔怪之语，不久便习惯如常，绝少再有悲哭不止、彻夜难眠之事，也很少再提及亡夫。一段时间后恢复如初。此虽非癌症患者，却也因为丧亲之痛，难以走出阴影，借移情以改善。

笔者在《癌症只是慢性病》中记载了一例江西病案，很有借鉴意义。笔者在井冈山开会，一位乳腺癌患者求治，几个月来她一直伤口侧胸痛，比较厉害。检查没有发现阳性征兆，就是痛，很担心。笔者号脉后详细了解情况，心里判断她是神经性疼痛，便随意说了一句：“你现在又不痛？”她说：“是啊，看到您，我就不痛了。”笔者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肯定不是器质性病变，更不是癌症转移，最多只是条件反射，并以很肯定的口吻告诉她：“你以后也不会痛了。”她兴高采烈地退下了，此事笔者也就忘了。

到了年底，笔者巡诊时，她也来了，但笔者没认出她。轮到她时，她告诉笔者：“何教授，真神奇，自8月份看了您以后，您的一句话，我这4个多月来一次都没痛过，完全好了。”接着，把她的神奇变化大声告诉了在场所在患者，大家都啧啧称奇。其实，这就是“暗示”与“移情”起到的作用。

以兰花草著称的康复者于女士，是一位卵巢癌肝转移的晚期患者。她的事迹通过她自己写的自传体回忆录《活着，努力地绽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告诉了大家，鼓舞了众多姐妹。2009年，因严重腹水，她被确诊为卵巢癌肝转移。当时，大连医生没法手术，由北京协和医院顶级妇科肿瘤专家做了姑息性卵巢切除。但肝转移灶没法手术，只能化疗，几次化疗后，指标没有降，反而飙升，且肝内肿块没法控制。西医已束手无策。专赴上海求救。我当时给她一个建议：既然西医疗法已黔驴技穷，索性抛弃这些，什么也别查了，专心中医药治疗，并努力完成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她接受了，选择了写回忆录。当时估计自己没法写完，与朋友交代了故事脉络，准备请她帮助续完。那段时间，除了中医药治疗，就是写书，什么也不管了。没想到，近一年后，书写完就出版了，想起来应该去查查了，忐忑不安中拿到报告单，指标居然正常了，惊喜的她和孩子痛快地拥抱在一起，痛哭起来。而且，进一步影像学检查，肝内转移灶也控制了（现已消失）。2014年底，我在大连参加了她的家宴庆生日，一家其乐融融，甚是喜庆。

更为惊喜的是，我得知她第二本书也要马上面市了。

奇迹就是在她的移情易性、全身心地专注于写书，“遗忘”了自己仍是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实现了。

我的另一位癌友，山东临沂汉子张翼，晚期肠癌全腹部转移，被判为最多只有60天寿限，实施过自杀，老天爷救了他（自杀未遂）。遂开始以微刻止痛（转移注意力有一定的止痛功效）。没想到，微刻不仅让他剧烈疼痛逐步缓解，居然肿块也小了，肚子也软了（证明癌症控制了），而这时候，他也完全没用西医方法了。他是1998年患的病，现在已经整整17年了。歪打正着，他也成了著名的微刻专家，并以此为终身事业，事业红红火火，发展得很好。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邀请我和他做了一档访谈节目，反响很大。为了确凿起见，节目播出前既调了他的原始档案，又带他在北京某大医院做了个严格的全身检查，确定的确已经痊愈。

可见，学会自我转移聚焦焦点，把焦点移至其他更令自己感兴趣，同时又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以自然消解对癌的恐惧与不安，对患者的自救，意义积极。

及时适度调整期望目标

癌症患者之所以心理危机持续加重，往往与自我过高的期望值相关联。许多患者一心想彻底治愈，彻底解决问题。不现实的期盼与不够理想的疗效现实，导致或加重了焦虑与失望，更可诱发心理休克。对此，应以充分事实告之患者，现在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病治疗目的与标准，已从过去的强调“治愈”，转向更现实的“呵护”，有效控制或基本控制其发展，生存质量尚可，也算是种很满意的结果。而目标的适当调整，对他们心理自救，极其关键。

研究表明：希望是生存动力之源，也是消解人们心理危机的核心所在。临床上，癌症患者（特别是那些中晚期患者）应学会随时调整目标，适当调低期望值，最好能够设置一些近期的最低目标，这个近期最低目标是努力一下可以实现的。比如，对于有骨转移疼痛者，先争取解决疼痛问题；并发感染者，先争取控制感染。有了可实现的短期目标，就可激发自我生存下去的动力，创造奇迹。

但千万别设置一些虚幻的目标（如某某癌胚指标怎么降，降多少），更不能定得太高。期望值越高，越难实现，挫折感越强，陷入泥潭而不断沉沦。

2014年3月福建长乐的林老头又一次找我复诊了。看病前又是感谢，又是握手，又送贺信。贺信内容密密麻麻。他耳朵背，声音特别大。“教授，”他说，“奇迹发生了。”并告诉我他“和军区总医院医生吵了一架”。我说：“发生奇迹为什么争吵呢？”他说开了，他是2012年4月初诊的，当时右肝肿块非常明确，但因为年纪大了（74岁），子女都在海外，就不想手术，也不想做介入等治疗。开始家人怕他恐惧，没有告诉实情，只是陪同他来找我，骗他是酒精性肝硬化，需要中药治疗。为此，他戒酒了。治疗后不久便感到吃得下，睡得好，且血压也比以前好多了，唯一就是脾气急。他开始几次复诊时反复问我：“我究竟生的是什么病？”我反问他：“你怎么问这个问题？”他说：“子女们好奇怪，以前三五个月才电话问候我们两老，最近则几乎天天有电话”（他共有5个子女，不是在美国，就是在欧洲）。他是中学教师，文化层次不低，开始怀疑自己生的不是一般的病。2013年春节，孩子们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回来看他。他更觉得奇怪（以前是多年才能凑齐），肯定自己是大病，再加上当地肝癌高发，他心里明白了。就在去医院复查时，他偷看了病史，证明了自己的猜测。但肿块比一年前检查有所缩小，他心里更踏实了。他想：自己反正活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不痛，能吃能睡，就满足了。

2014年春节，子女们又一次齐刷刷地千里迢迢从海外聚拢来看他。他很高兴。子女要他再查一检查，他开始拒绝，但子女们求他。他也和子女挑明了说：“查不查一样，老爸已经知道了，我只要吃好睡好就可以，不想再折腾了。”但拗不过子女，在他们陪同下，再去军区总医院检查，医生CT看了半天，报告上写“手术后，肝部肿块消失”。他看着医生写，当时就嚷开了，说自己没有手术，医生坚持说他手术了，老头火了，撩起衣服给医生看，手术至少有疤痕啊？医生一口咬定，要么搞错了，要么介入或放疗了。老头更不依不饶了，拿出随身带着的旧CT片给医生看。该医生愣了半天，前后比较了好几次，说：“你现在只有一个7厘米×4厘米的囊性区域。”原先的实质性占位病灶已没有了。老头得意了，说我就是吃中药，然后天天优哉游哉活着。但医生在最后报告上还是写着，“经治疗后，病灶消失，局部见囊性区域”。我仔细对照了前后片子，的确如此。这种情况临床不多见。老头说：“我现在当起了中医治癌的宣传员，半个长乐都知道我了。”

其实，教师出身的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很现实。知道够好了就可以了，没有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很容易满足的他，也就更容易活得很滋润。

对那些处于慢性胶着状态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如短期内既不可能完全控制，又不见得急剧恶化者，不妨现实点——信奉“活着就是硬道理”。也许还可以争取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与癌症的消磨互动过程中，慢慢地占据康复的主动地位。

“逆时针”心理效应，重返最佳状态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有个叫作“百年国会”的组织，很多“国会”议员都已是八九十岁，甚至近100岁的老人了，大都是从大陆过去的。他们在台上兴致很高，看上去身体都不错。改革开放之初，大陆的全国人大、政协主席台上就座的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也往往是神采奕奕的。真的是因为他们身体比别人更好吗？这也许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自我有社会价值感，他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抛头露面感受到自己有价值、有地位、活着有意义，从而让他们得以更轻松地面对衰老带来的种种困惑，也让他们活在一定“张力”中，这种“张力”使得其内在的躯体智慧能够把自我心身状态调整得更好，因而显得比常人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

反观今天的很多老同志，60岁退休回到家，老两口天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除了无语，就是郁闷。许多人加速了衰老进程，并很快出现健康问题，没过几年生了癌，甚至死了。我们周围，有太多的人退休两三年后生了大病。有的甚至因此而谢世。多年前，《宁波日报》有记者为此采访我，我把这称为“62、63（岁）现象”。通常老百姓则会说这个人是劳碌的命，不是享福的命。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其实是种角色转换不当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人都需要一种关爱，在一起大家可以相互感染，相互接近，从而可活得很好。因此，癌症等大病康复过程中，我们积极鼓励患友们多多参加社会活动，多多参加像民生健康家园、癌症俱乐部这类集体活动。这类活动可以有效缓解抑郁、焦虑、无奈、无聊等，相互感染中让快乐传递给更多人，也让大家康复得更好。

当然，这首先要有意愿。意愿这东西说不清，却不能不重视。积极的意愿可以转化为积极的动力，导致积极的结果；消极的意愿则适反，人们常说“哀莫大于心死”，许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疾病，更多的是死于心理休克、自我放弃..

美国心理学家最近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实验：他让二十来个几十年前的大学同学、都已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共同一起回到年轻的大学生时代，回到校园，生活在一起，并提示他们要忘记年龄，去体验旧时的同窗生活。老人们在这环境中欢笑、开心地生活两周后，对他们进行检测，居然发现几乎他们所有生理指标都较实验前有所改善，包括他们的饮食、睡眠等都有明显好转，甚至血压、血糖之类都有所改善。大家都知道老化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返老还童只是个梦想。然而，这些人短期内却做到了。为什么呢？这里有个重要的心因，那就是人们自我期望问题：自己认为自己老了，那就真的老了，有很多事情被认为绝对是不可能的。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情。

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哈佛大学一位叫埃伦·兰格的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书《逆时针—哈佛教授教你重返最佳状态》。所谓“逆时针”，就是说许多问题的“可逆性”，故他又把自己研究的心理学，叫“可能性心理学”，专门分析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指出：当一个人被贴上某种“确定”的标签，譬如“老人”“忧郁症”“癌症末期患者”，就会朝着标签所预示的方向走；以至于结果就是这么糟糕。埃伦·兰格认为，“确定”是一种残酷的力量，它让人不相信其他可能性。当一切都确定，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保留“不确定性”才能创造出自我掌控生命的选择权和创造机会。他认为：很多情况下心理对生理影响非常巨大，有了心理期望，就有可能实现。因此，一门“反确定性”的“可能性心理学”诞生了。

期待效应：心存企盼，会有善果

“期待效应”，也称皮格马利翁效应，又称为罗森塔尔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人物，他是一位雕刻师，精雕了一位美丽姑娘，并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情感，希望雕像能成活，上帝为其精诚所感，令雕塑姑娘获得了生命，最终成了他梦寐以求的情侣。指持之以恒的“期待”会产生回报，故有期待效应之说。

罗森塔尔是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他以心理教育实验方式证明：一旦人对自己（或别人对他）有一个希望或期盼时，就会按照那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并激发出自己的潜能，最后有可能真的成为自己或他人所希望的那样。也就是说，他以实验方式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客观存在。

简单地说：你所得到的，往往是你所期待的。充满自信的期待，相信事情定会发生，每每事情真的降临。同样，若相信事情会很麻烦，阻力有时就会不断产生，癌症患者天天担心会复发转移，就一定比常理更容易复发转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唯心主义的。其实，罗森塔尔的实验证明：这不是唯心的，而是自我激励或他人期盼，调动了当事人内在相应机能所致。故它可以是正性（产生积极后果，源自积极期盼），也可以是负性的（源自消极的暗示或期盼）。

许昌的一个老妪让我非常感慨。第一次求诊时是她三四个子女一起“冲”到上海的，告诉我，他们母亲的病很麻烦。原来，该老妪左脚脚趾的恶疮，确诊为恶性黑色素瘤，已经左腹股沟转移，同时伴有左边的乳腺癌，乳腺肿大得很厉害。

老妪其实病了很久，因不愿意麻烦子女，故一直没说。直到伤口发炎发臭，疼痛厉害，子女们才知道。这时候，她既不能手术，又不能做化、放疗。子女们可急坏了，匆匆赶到上海找我。那是2003年的事，那年夏天特别热。他们找到我时，七嘴八舌，好几个人都哭了。当时，我只能说试试吧，先把中药用上去，希望对乳腺癌及全身情况有所控制，然后再做全身调整。

这个老妪有个愿望，想在美国念书的孙子能回来看望她一下。我让他们转告她，我们努力，她一定能见孙子一面。据说老妪回去后就天天惦记此事，孙子真的9月份来看她了。然后说明年夏天要带女友一起回国，再来看奶奶，希望奶奶放心等着。当年冬天，我去郑州，子女们开车从许昌把老妪接来郑州看我，当时，总体情况明显好转，乳腺肿块用中药后有所消减，脚上的恶疮也没再发展。

此后，我（包括我教其子女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每年给她强化新的希望，包括2004年看到孙子的女朋友，后来的看到孙子大学毕业，看到孙子继续深造，还想见到新的孙媳妇，还想抱重孙，直到2009年我们失去联系（2009年后，我很少再去郑州）。这期间，虽然她每次见我时总是哭哭泣泣的，但我每次都会让她产生一个新期盼。这位淳朴的农村老妪，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希望及企盼当中。

希望，是使人坚定生活下去的支柱之一，有希望就有可能。心身医学中有一个理论：认为希望是作为“生命的最后通路”而存在的。意思是说：有希望，才能有康复信念与活下去的信心。俗语说：“哀莫大于心死。”其实，临床上很多人的确不是死于疾病本身（包括癌症），而是死于失望或绝望。

因此，自己若想好好地生存下去，首先可正性地利用“期盼效应”，自我产生积极的企盼与希望，心存理想与等待。而千万不可放弃希望，丧失信心。

医生及家属，不可随意地断定患者死期，让其绝望。笔者特别反感医生随便给患者下判决：你还能够活多久。此时，给以消极暗示，无异于协同“杀人”。很多人最后真的在预测期“死”了，死时家属还认为医生水平真高。其实，这就是“皮克马利翁效应”的负面表现。壮实的牛从小被绳子牵着，长大后系在一个小桩上，它不会犟脱。因为它从小被牵惯了，认为挣脱不了了。这就是习惯的控制力，也是一种自我暗示的强大力量。

负性期盼临床上并不少见。我曾经有3个乳腺癌患者，都是浸润性导管癌，分期都是Ⅱa～Ⅱb，她们曾住在同一医院，手术、化疗是同一组医生做的，年龄仅相差3～5岁。其中一位坚信自己已康复，整天疯疯癫癫地在外游玩；一位听医生说起过这种类型癌症，复发率很高，十分笃信医生判断，天天小心翼翼；还有一位则并无主见，和前一位在一起就阳光灿烂，和后一位在一起就阴雨绵绵。3位同样采用中医药治疗，对待我和中医药态度也一样。但特别担心的那位，两年多后复发了一次，她说：“你看，我没有说错吧。还有点先见之明。”渡过难关后，她仍然坚信她会复发，认为其他两位也别高兴太早，一定会和她一样。结果，4年后，她转移到了骨头，又渡过了一关；不到两年，肝内又发现了..这次，她没有再侥幸逃脱。其他两位依然无事。临终前，她们去看她，她百思不得其解。“我命运怎么这么糟糕，偏偏是我，多次复发转移，我比你们谨慎小心得多了。药也吃得比你们认真，为什么偏偏是我..”她们转告我她临终想法时，也只能说她的命不好。我则认为：对她来说，长期自我负性的期盼，是促使她夭折的元凶。在某种意义上，是她自己造成了如此被动的后果。而那位“阳光灿烂”的，已经10多年了，中西药也都停了三四年了。一切都很好，则是积极期盼的后果。

至少，在正性及负性期盼下，体内多方面机能状态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积极阳光的人，更容易创造工作业绩和良好心身状态；一个怨天厌世的人，更容易陷入困境，并容易屡屡被疾病或病态给盯上一样。

从“期盼效应”中人们可以得出启示：肯定、赞美和积极期待常具有超常能量，改变个人行为、思想及心身状态，激发康复潜能。这是这些年走红的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的核心精髓所在。也是笔者临床更倾向于用肯定语言，激励患者，指点康复方向；而不用消极或否定的语言及态度，对待患者的缘故所在。

善用心理学的“巴纳姆效应”

有一个患者是我义乌老乡，20世纪90年代末患了小细胞肺癌，晚期，已有颈椎多发转移，头都没法动弹了。当时，包括我在内，都对她的康复没信心，肿瘤医院的老乡（外科医生）直接告诉她先生，没有任何治疗意义了。但这个人的文化层次不高，是农民，而且是一点都不知情的，只知道自己背痛是因为生了一种不太好的病。而她先生是很有钱的企业家。她化疗后，病情并没有控制，化疗已无法继续了，只能颈椎放疗，同时，带着几个月的中药，回到家乡。我给她先生建议，给她找点事做，她最好能“钻”进去（此夫人属于那种爱管控、操劳类型的），一则别让她再操心企业了；二则可分散对病的注意力及对身体的关注。先生想了想，说：“让她去信佛学吧。她原来没有接触过佛学，不过在我家乡，佛学影响力很大。”先生很有能耐，把当地一个佛学大师请来，大师这样那样给她说了一通，对她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描述了，说她眼下有一个大难，大难过了，可一帆风顺，多少岁以前你会很太平的..她认为说得很准，便笃信这位大师。从此以后，她虔诚地皈依了佛学，每天的生活乐趣变成了烧香、诵经、拜菩萨、做善事。她说：“我开始拜菩萨是为了请菩萨保佑我活下去，后来，是因为自己好了，得益了，故请菩萨保佑所有生病的人都活下去。”两三年后，她无意中知道了生癌的实情（因为没有文化，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小细胞肺癌有多严重）。但这时候她已笃信佛学了，并没有太多地把病放在心里。三五年后，再见到她，我几乎要不认得她了。现在已经过了10多年了，她能和正常人一样陪着其他患者来找我看病。我回家乡，她还会开着豪华车来接送我。她一直说是中医药和佛学诵经帮了她。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而是她的积极心态促使了她的内在机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作为一位晚期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的患者，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着她，而这种精神力量借助佛学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其实，从心理学角度，这是“巴纳姆效应”，或称“福勒效应”。

巴纳姆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实验证明的。它以当时一位广受欢迎的著名魔术师肖曼·巴纳姆命名。人们常有一种倾向：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从而加以尊奉，并依此行事。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坚信大师说的一切（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吻合），因此，自己的命运已经清晰，过了这个坎，就将万事大吉。

其实，此效应产生的原因是“主观验证”。主观验证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容易相信或接受一些外界信息的暗示。如果想要相信一件事，我们总可以搜集到各种各样支持自己的证据。就算是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逻辑让它符合自己的设想。

为什么星象学预测这么受欢迎？血型人格分析那么有道理？算命大师说得这么准？生肖性格分类如此火红。其实，都有“主观验证”因素在起作用。

俗语说：认定自己倒霉的人，会越来越倒霉。认定自己幸运的人，会越来越幸运。这位老乡的皈依佛学，无心插柳似地利用了“巴纳姆效应”，然后不断地正性暗示自己，激励自己..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了正性期盼的类似作用。

总之，在癌症康复过程中，如何很好又巧妙地运用心理学效应，促进康复，这是一门大学问，需要充分加以发挥。

斯托克代尔悖论的启示

1965年，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代尔在越战时被俘，关押在希尔顿战俘营。作为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他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先后遭受了20多次拷打，曾一度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出去，直到8年后获释回国。与此同时，关在同一战俘营的其他美国战俘，都比将军年轻，身体状态也要好得多，却很快大批死亡。

美国学者吉姆听说这一情况后去采访，问道：“8年时间你有很多同伴不幸遇难，为何你能熬过来？”斯托克代尔想了想：“我一直渴望活着出去见到家人，这个愿望一直支撑着我。”

吉姆不解地问：“可是那些死去的人，应该也渴望见到亲人的？”“那你同伴中最快死去的是哪些人呢？”斯托克代尔遗憾地答：“是那些过于乐观的人，他们总盼望圣诞节就可以被特赦，可是节日过后没能如愿；于是又想复活节可以，结果还没被释放..这样失望接着失望，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停顿片刻后，斯托克代尔长叹了口气，讲起发生在监狱里的事。由于各自被关禁在不同的牢房里，同胞们彼此看不到，于是发明了一种秘密传递信息的方式，约定相互敲墙，以敲击的节奏来代替英文字母。开始时，大家都用敲墙来鼓励对方，节奏也严格按照约定。可是没多久，就有人破坏了规矩，经常在节日前后用急促的敲击来宣泄情绪，节奏与平日大相径庭。越来越多的人烦躁地敲着，监狱里喧闹难堪，此后死去的人也日益增多..

对此，斯托克代尔总结出规律，那些刚进监狱的人，通常敲墙的节奏较为缓和，死亡概率很小。而那些被关禁较长时间的人，一旦敲墙的节奏变得急促而起伏较大，往往就将不久于人世..莫非胡乱敲击是不幸罹难的预兆？斯托克代尔惊诧于这个发现。此后，他便常提醒同胞要冷静，注意保持敲墙的节奏。他与同胞约定，每天只在相对固定时间敲墙，大家一起平和而有序地敲，这样持续了数百天后，果然，很少再有人死亡..

“有节奏地敲墙，其实是大家表达活着出去愿望的方式，可是如果杂乱无章，则将适得其反。”最后，斯托克代尔总结说：“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对未来失去信念，但千万不要盲目乐观，现实世界永远要比我们假想的更复杂残酷。”

学者们了解了这一现象后，思考得更为深远。采访者吉姆·柯林斯就写了畅销的管理学专著《从优秀到卓越》，他提炼出了管理学著名的“斯托克代尔悖论”，亦即：遇到困境既不可丧失信心与信念，又不可盲目乐观，操之过急；需要掌握一定的度和节奏。就像斯托克代尔将军主张的那样：有节奏地敲墙，既是坚定地表达活着出去愿望的方式；避免杂乱无章，又可稳定情绪，防范因为焦躁或情绪失衡而陡生它变。

长期临床中，笔者观察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之为规律的现象：癌症患者确诊后有两个死亡高峰，一是确诊后3～6个月。哲学博士出身的胰腺癌患者郑弘波先生就曾发问，为什么所有医生看了后都断定生存期3～6个月（他国内外找了数十个医生），不是更多，也不是更少。因为这已成了医生潜意识中的脱口词，看多了。笔者解释：这类型多半是没有渡过心理休克关，大半是那些失望、绝望、信心缺失者，倒不一定是因为疾病本身，而是死于心理危机。第二个高峰就是1年左右，相对集中在冬至到春节前后（延续到正月底）：这有3类情况，一是高龄老人，过不了冬至关，往往是外界生机最弱，自身体能也差者；二是阳历年底前人们习惯于做个全身检查，结果大失所望，丧失信心了；三是想想1年或1年多了，还没有康复，过年人们又习惯于总结，怎么还不好啊？无望了。后两种多见于那些特别焦虑，急于康复，天天盯着指标看，扳指头盼康复者。

这里，可见也有个“斯托克代尔悖论”。因此，笔者明确主张：生了癌，既要有一定能康复，或可活下去的坚定信心与信念；又不可操之过急，力求速效。须知，癌症是慢性病，操之过急，往往欲速则不达。故既不能丧失信念，又不可盲目乐观。既要自我积极暗示，又要知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需要有节奏，持之以恒，方能取得最好结果、最后成功。

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加入组织，找到“家”

多年前，我们在南通地区做了场大规模调查，调查了2000多位患者及其家属，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凡加入当地康复乐园等社会团体的，康复效果就是好。这些是癌症患者的自救团体。因此，在那之后我们积极推进这种自救组织的建立。当然，这还涉及另一方面，患者本人应该有主动意愿，寻求他人帮助。至少主动有意愿参与社交活动，在嘻嘻哈哈过程中，赢得了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认同感，特别是和已康复者经常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取正能量，促进康复。

在我的门诊患者里，有4位患者从2006年开始自发组成一个小团队，包括三男一女，3个男性都是晚期肺癌患者，女性则是卵巢癌肠转移者，病情都比较重。他们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常来看病而相识，年龄相仿，无意间组成了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非正规团体。开始，他们常凑在一起打牌、聊天，约在一起娱乐。而后，结伴近郊旅游，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不久这些患者一个个走出癌症阴影，队伍也越来越大。现在，这支队伍已经增加到20～30人。非常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凡是进入这个团队的，原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患者，逐渐变得阳光了；有些晚期患者，比如说囊腺癌全肺转移的，晚期肺癌骨转移的，进去后，居然一个个都神奇般地活着。他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自娱自乐享受着生活，享受着康复过程。这就是相互之间给予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就是通过相互凝聚在一起产生的。

在世纪之初（2002），笔者主编国家级教材《现代中医肿瘤学》时，我们就积极建议患者自救时，加入“组织”，找到“家”，倡导回归社会，实现社会康复。

但需要强调的一点：这类组织中，核心人物一定要很阳光，有正能量，千万别和只有消极负能量者厮混在一起，除非你比他气场更强，能够扭转他。笔者早就注意到：健康有群集现象。常与健康者为伍，可帮助自己守住健康；常与病恹恹者交往，你也会受累。包括观察到肿瘤患者出院后经常和谁联系，和谁在一起，长期与哪些人交往，都决定着他们能否顺利康复。

需要社会支持，善与健康者为伍

推而广之，这对康复者及健康者都很有意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医学教授认为：对男人来说，维护健康的最好事情之一是结婚，有一个家庭；而对女人来说，维护健康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和培养与女友之间的友谊。女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互动关系，她们互相提供支持，帮助对方应对压力和生活困境的体验。有研究显示：女人之间高质量的聚会，可让她们的体内创造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有助于防范抑郁症的神经递质，并能给女人创造良好的自我感觉。所以，女人凑在一起聊天，是可以治病及康复的方法，至少可避免消极状态的发生。

鉴于此，女性应该有个可以经常聚会的小团体，时常聚会，有无主题无所谓。在这种互动中，女性之间可交换感受，寄托情感，有些微小的不快，可能就在别人的开解中释然了，一些郁积的烦闷，可以在姐妹面前宣泄一通，不仅你的压抑释放了，对方也因为你能对着她哭诉，感到你对她的信任和真诚，这又增加了感情的深度，成了连家人都不能代替的心理伙伴。因此，漫无边际的聊天、逛街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支持。

从心理上说，男性和女性需要得到的社会支持方式不一样，男性更适合参加一些社会性活动，而女性更需要经常与女伴们聚会，从而获得心身愉悦及社会支持。男性之间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活动或事件基础上的，男人很少会坐下来与好友聊天，他们不会去聊自己对某些事物或私人生活的感受，他们会一起关注汽车、钓鱼、打猎、打高尔夫等，而女人总是在交流感情，探讨自我感受，可以说，她们和姐妹、母亲在分享自己的情感，这与女性的感情特点有关。

而且，研究进一步证明：交友是有原则的，“与健康者为伍”是关键。

最近，美国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弗里德曼等经过多年研究，从多如牛毛的生活习惯中总结出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列出了长寿关键要素排行榜。其中，第一位的居然是人际关系，第二位的是性格特征，第三位的是职业生涯，第四位的是生活细节，第五位的才是戒除不良习惯，第六位的则是与健康者为伍。这些都有振聋发聩之功，因为不是老生常谈，而且都很有意义。当然，他们是心理学家，比较偏重于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与健康者为伍”更是值得重视。

弗里德曼等的研究表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经常与谁在一起也关系到是否能长寿。他们还表示，群体特征决定个人生活类型，朋友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习惯。要想健康，就应该经常和生活方式健康的人交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熙熙攘攘中营生，在利来利往中消耗着时光。然而，人类最大焦虑之一：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在日趋接近人生的终点旅途中，老之将至，我们都有可能发现自己正虚耗着生命。且无论你如何努力，最终都难免进入多病及衰老阶段，以至于将彻底失去一切。故哲学家曾如此评价说：现实世界中，很多人尽管天天忙碌着，但静心一想，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生活过。

因此，如何尽早开始思考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在人生剩余的日子里，努力安放好自己，以便及时与世界和谐相处，获得有品质的生活，是一道生存难题，放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古希腊著名的斯多葛学派曾强调：“过安宁的生活，拥有更美好的生命。”

的确，有人会说：生活中有太多让人分心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至于人们没有心思、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必要思考这些纯哲理性的问题。

但你想从对日常生活无休止的疲惫及不满足中，从折磨现代人的心理慢性应激中抽身而出，让自我的内心归于从容和安宁，过上更惬意的生活，不得不思索这些难题。“思考过和没有思考过是大不一样的”，借用一位贤哲的话来说。

尤其是劫后余生的肿瘤患者，更迫切需要思索这些生存难题。

第八章   人生意义的多元性

因为了解到世界的广博与多元，并觉察到自我的局限与
狭隘，故允许自己不懂得他
人，也认可他人不理解自己；
既不试图凌驾于他人意志之
上，也不轻易投身于他人制
定的评价体系之中。
——无名氏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熙熙攘攘中营生，在利来利往中消耗着时光。然而，人类最大焦虑之一：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在
日趋接近人生的终点旅途中，老之将至，我们都有可能发现自
己正虚耗着生命。且无论你如何努力，最终都难免进入多病及
衰老阶段，以至于将彻底失去一切。故哲学家曾如此评价说：
现实世界中，很多人尽管天天忙碌着，但静心一想，突然发现
自己没有真正生活过。

因此，如何尽早开始思考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在人生剩余的日子里，努力安放好自己，以便及时与世界和谐相处，获得
有品质的生活，是一道生存难题，放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古希腊著名的斯多葛学派曾强调：“过安宁的生活，拥有
更美好的生命。”

的确，有人会说：生活中有太多让人分心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至于人们没有心思、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必要思考这些
纯哲理性的问题。

但你想从对日常生活无休止的疲惫及不满足中，从折磨现代人的心理慢性应激中抽身而出，让自我的内心归于从容和安
宁，过上更惬意的生活，不得不思索这些难题。“思考过和没
有思考过是大不一样的”，借用一位贤哲的话来说。

尤其是劫后余生的肿瘤患者，更迫切需要思索这些生存难题。

一段对话引发优秀生自杀：需尽早思考人生意义

《中国青年》几年前报道：一位电视记者对偏僻乡村一个放牛娃的现场采访，竟触发了一位14岁品学兼优的中学生自杀，他自杀前正踌躇满志准备考高中。

事件是这样的—电视记者与放牛娃的对话如下。

问：“孩子，你在这放牛为了什么？”答：“让牛长大。”

问：“那牛长大了呢？”答：“卖钱，盖房子。”

问：“有了房子又做什么？”答：“娶媳妇，生娃。”

问：“生了娃呢？”答：“让他再来放牛呗。”

对话播出后，引起该学生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从放牛娃的循环生活中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尽管处境不同，他有书读，是校级三好学生，但本质上他和放牛娃是类似的，加上升学竞争的剧烈，未来的渺茫，生活的残酷，生活只是如此循环而已，并无特殊意义可言，故服毒自杀了。他留下的遗书里这样说：

“那天我看了一个节目，记者现场采访一个偏僻乡村的放牛娃。我想到了自己—我为什么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为什么？找一份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又怎样？找一个好老婆。然后呢？生孩子，让他读书，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生命轮回，周而复始..”

显然，善于思考的他，已悟觉到了那种动物式循环生命对人生的荒诞性。的确，循此思路，人生就是一个闭合的圈，看不到穷尽，也感觉不到意义，更谈不上生命价值和值得追求之处，故他年纪轻轻，选择了自杀。

令人扼腕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思考。

高清海教授在《人就是“人”》书中曾讨论过此案例，指出：由于缺乏思想导引，他无法看到超越生命本能的出路，以致在正值花季的年龄就成了本能生活的牺牲品。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理论”的悲哀，“教育”的无能。

台湾著名企业家、宏碁创始人、华硕集团董事长施崇棠，为人低调，甚少在公众和媒体前曝光，却不止一次给大学生演讲。他强烈建议：“即使是大学生，早一点思考人生意义，早点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也是很有帮助的。”他鼓励学生：“从现在开始，就把人生的每一刻当作一种修行。虽然你还没有真正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甚至你永远没有机会获得足够多的财富，你也可以慢慢领悟到小我跟大我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大海里的一个水滴，我们都在大海里面。如果你体悟到其中的意味，就会学会慈悲，增长智慧。即便你的财富很少，但能用来帮助别人，那么，你的人生意义一定超越一个有钱却不懂得奉献的人。”

他并强调说：“人生真正的快乐不是往外持久的，不是从外在的物质那里来的，而是源自内心的。”

睿智的哲学家如是说：价值观偏离，往往导致他眼里整个世界的颠覆。

上述中学生的悲剧就是例证。价值观实际上是个人生存的灵魂。人往往是在价值观驱使下进行着各种活动的。而价值观本身又是个博大的问题。首先涉及对“我”这个人的本性的基本认识。

“我”的本性之多重

高清海教授在讨论上述案例时指出，应区分两种不同的生活：一是源自动物本能的生命；一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的生命。他说：“人的本性具有两重性，本能生活和自我创造的‘类生命’..前者属于物种规定，后者属于自由自觉的人的智慧本性。人的生命也是双重的—有‘本能（生命）自我’与‘类性（人类属性）自我’。”

然而，历史上哲学家们总希望对人的生命做出单一特征的界定。如柏拉图说：“人是驯化了的开明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人是有理性能思想的动物。”叔本华强调：“人是披着文明外衣、套着法律枷锁的野兽。”此外，还有诸如“文化动物”“语言动物”“经济动物”“符号动物”等的代表性思想，但都只是强调了人本性之单一，不足以符合复杂的人之本性。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独创了人的三重组织结构：本我、自我、超我。并解释说“本我”是由遗传本能和欲望构成的原始的无意识结构，属于我的本源性存在。“自我”是外部因素通过知觉意识中介之影响而形成的本我一部分，承担着协调内外关系的职能。“超我”则是社会道德等超越个人的因素，含思想、良知、道德感、行为准则等，对个体有着制约作用。显然，弗氏的学说超越了过去认识，不仅在自我中容纳了矛盾，且认为“一仆三主”，“我”要同时侍奉三个“我”，不能不经常处于对立冲突之中。这些思想，是颇有深意的。高教授解释说：他双重生命中的本能自我和类性自我，大体类似于弗氏说的“本我”和“自我”。

高清海教授阐述说：从两重的生命观来看，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所表现的，正是人性中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生命性和超生命性，个体性和超个体性，本能欲望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常和我有冲突，“我”限制我，“我”反抗我，我压抑，我懊恼，我反省，我空虚..这些发生在自我内部的冲突，人人都有深切的体验。因此，如何处理本能自我与类性自我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区别开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自我。

他进一步说：自我的矛盾只能由自我来解决，它需要调解..否则我就会陷入崩溃、走向精神分裂。正常人的行为也经常闹矛盾。但他总有他的自我一贯性，哪怕是自我矛盾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才真正构成了一个人的自我本性。高清海把它称为我的“人格自我”。

因此，高清海教授的人性结构就是由三个自我所构成的复杂结构：生命（本能）自我、类性（理性）自我、人格（个性）自我。简单理解就是本能自我源于动物的生存本能（包括前一章涉及的躯体智慧等），它受快乐原则所驱动：我要吃、我要喝、我要性满足、我要舒服享受等。类性自我可简单理解为仅仅人类属性所共有而令人不同于动物的自我（主要涉及认知、意识、意志、决断等，故也称理性自我）：这件事能干，这件事不能干，此时能干此事，届时则不能干，等等；人格自我则是每个具体个体所具有的（区分出张三之所以为张三，李四之所以为李四）的自我，故又称其为“个性自我”。

他进一步分析说，“‘我’就是这样一种由对立矛盾复合而成的（三位一体）存在。如果把本能自我看作我的‘肯定性’，类性自我便是我的‘否定性’，而人格自我则是使二者有机融合”，从而成就为“我”这个完整的个体。

其实，还需要加上一重自我：生活的背景、历史、文化、家族等所附加给“我”的属性要求。如传统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一直被规范要求做到忠、孝、仁、义等，而佛教徒要求苦修或过苦行僧生活，基督徒强调活着就是“赎罪”等。又如，西方人士对中国人聊天时爱打听诸如结婚、收入、生病等他们认为私密的事本能地感到费解和不满。又如，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可能在其他文化中被认为是不可理解之事（如供奉祖宗牌位、烧纸钱敬祖、严格讲究排位次序等）；某些国度常见事，在我们的文化中则是匪夷所思的（如为宗教献身等）。这些，属于这类文化自我之体现。它往往已内化为生活在此氛围中的“我”的自觉行为，并成为自我一部分。姑且称其为“文化自我”。它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有近似之处。

人之为人，就是由这多重的“我”相互间协调统一而成其为“天下贵”的。

简单地说：动物的我、人类的我、人格（独特）的我及社会文化的我，成就为完整的我。四者缺一，便愧对作为“天下贵”的我。其中，本能（动物）自我与类性（理性）自我在矛盾冲突中抗争着，综合协调后形成了人格（个性）自我。如果这种冲突抗争能够达到较好的妥协与协调，那就是内外一体而和顺的人格自我；如没法有所妥协与协调，就表现为一定意义上的自我人格分裂。不是本能自我，而是类性自我、人格自我和文化自我决定着我的生存意义及我与众人之不同。特别是人格自我与文化自我，给了个体以鲜明的人生意义。

正因为人之本性的多重性，决定了人生意义的多元性、多样性。造就了芸芸众生之中人与人之不同：你就是你，我只是我。也赋予了每个人的自我价值。

上述中学生自杀，是只考虑到本能自我（动物的我），而没有人指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还在于类性自我、人格自我、文化自我等的恶果。

梭罗曾戏说：“有时生病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生存危机可敦促你做出思考，领悟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患癌后死里逃生者，更需要进行这类有意义的思索。

人生意义的多元性：“合乎德”即可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我是独一无二的，我天生与众不同，我敢说我不像世界上的任何人。如果我不比别人好，那我至少也跟别人两样，大自然铸造了我，然后就把模型打碎了。”其实，大自然之美就在于“天下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更何况人，人和人的差异就在于人格的我、类性的我，包括文化的我之不同。

虽然人人都有自我，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人有着多重特性，因此每个人的自我也就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可以说除本能自我以外，诸如类性自我、人格自我、文化自我都不是天生便有的，而必须靠每个个体自己去创造。

因此，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及空间截然不同，且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至少，除了日常维持生存的起居饮食及性爱外（属本能自我范畴），生活还包括家庭的、私人的、社会的、学习的、工作的、政治的、物质的、经济的、艺术的、精神的、宗教的、人际交往的、自我享受等，其中，没有一项不存在着独特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只在于你能否领悟与理解。

人类生活还烙上了传统、民族及区域习俗特征等的印记；再加上兴趣、爱好、追求、欣赏角度等的个体差异；更造就了生活的趣味及丰富多彩。

正是这些千姿百态，成就了人类生活之精彩。

因此，世界是广博而充满魅力的，人生是多元且丰满的。每个具体的人都是独一的。他头顶有一片自己的蓝天，且仅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对于他，并没有划一的标准。故每个人应学会过自己想过的日子，自我安排人生。既别轻易投身于他人制定的评价体系之中，又不要凌驾于他人意志之上，规定或规划他人的生活。既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欣然接受他人不理解自己。因为你就是你，你要活在自己的生活中。或者说：要活出自我来，要活在本真中。

当然，人生的多元性、多样性不是没有基本尺度的，更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妄行的。评价的基本尺度主要有两个：①人格自我的平和与宁谧，这是协调了本能自我与类性自我冲突后的结局（简单地说，既申张了本能自我，又遵循了人的理性自我）；②人格自我与文化自我较为高度的契合。这种契合，就是合乎“德”（道德）的体现，尽管“德”还可以区分出大小德、公私德等。

古人认为：合乎“德”的人生，不仅是有道德生活之体现，而且促进着个体康宁、幸福和长寿。现代研究进一步证明，这样的人生，的确可以增进康寿。

受本能驱使，充其量只是“宠物生活”

哲学家梭罗就曾强调：“构成一个人生命特殊性的，并不是他对于本能的顺从，而是他对于本能的反抗。”

有记者采访一位电影明星，话题是谈论生活的。明星的回答令人脸红。他解答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活着。你看‘活’字多有意思啊。左边三点水，右边舌字。就是说：人活着就要吃，就要喝，还要吃得洋洋得意，有滋有味。”这话不假。但这和动物的生命有两样吗？此明星之认识远不如那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还知道思考人生的意义，只是缺乏正确指点而已。此明星却不然，他只是活在动物本能自我中。高清海教授评价说：他充其量只过着“宠物生活”，还洋洋得意。

哲人区分说：动物生命只顾生存，人的生命才构成了生活。而生存和生活都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区别在于生存只是为了生命的保存（吃）和延续（性），而生活却具有诸多创造性意义。正是类性自我、人格自我、文化自我决定了个体的创造性，享受着他独有的幸福快乐，并赋予他多重浓烈且五彩缤纷的生活意义。

坊间，几乎天天充斥着这个影星因吸毒被抓，那个明星由于嫖娼被逮了等。在“狗仔队”协助下，很多文化底蕴欠缺的明星，时时刻刻都在刻意地表演着（似乎越丑态，证明他们越“行”），以各种方式争取上新闻头条，赚取眼球，乐此不疲。其实，深究之，本质上是他们内心空虚且人生迷茫之折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有意义的生活。故只是受动物本能驱使，活脱脱的只是像“宠物”样地生活着，摇头摆尾、卖弄风骚地博得主人们（往往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拥趸）的欢笑而已。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类性自我欠缺，人格自我匮乏，更何况文化自我。而时不时地吸毒嫖娼，或频繁地制造相互勾奸以图枕席之欢的桃色新闻，则是自我内心实在空虚，只是设法填充无聊生活，打发时光而已。

笔者曾诊疗过多位患了癌的年轻明星，虽生癌他们颇感后悔，但仍任性且自我。遗憾的是，大都没法逃脱他们的宿命。他们看上去很光鲜，却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而且，似乎他们的癌症发病率，也较同龄人为高。这只能说是他们自我折腾挥霍生命的恶果。

而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德艺双馨，康宁且长寿的。因为艺术可陶冶情性，宁静心绪，养性悦目，延年益寿，如老一代艺术家王丹凤、秦怡、张瑞芳等。

其实，《黄帝内经》就抨击了“以酒为浆，以妄为常”等的本能性生活，认为这只能图一时之快，最终半百而衰，折寿损命。或许，纵欲可短暂地满足“本能自我”，快乐片刻，却与“理性自我”严重冲突，故不可能导致“人格自我”的平和宁谧。且一时之快后，便戕害身体健康（后文中这结论已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持）。至于黄、赌、毒、偷、抢、伤害他人等，更为文化自我所极力排斥。

高清海教授认为：动物没有它的自我，生活并不属于它自己所有；动物属于它的生命，它只是它的动物生命。只有人类才能够超越动物本能，形成人格自我。张三、李四各有自我。从而有意识地主宰和驾驭自身生命活动，实现自己的意愿和目的，进而把有限生命拓展到无限的意义境界和永恒的人生价值中。故他强调：需要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有全新的理解，须建立在尊重双重生命（动物本能生命和人类生命）基础之上，超越有限生命，才能理解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人生的多元性、多样性，但强调应该而且必须在上述两个尺度的约束下“合乎德”地生活，追求人生真正的朴实意义。

别过他人给你设定的人生

梭罗曾经告诫说：“从今以后，别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而去过你想过的人生吧。”所谓“你应该过的人生”，其实是社会习俗或家长、亲友给你设定的人生，这是文化自我强势而人格自我泯没的表现之一。恰恰在这一点上，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确只是活在别人（包括社会成见）给他规定的生活中。

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仕途是知书达理之人唯一选择。古往今来，为了及第，年过花甲还寒窗苦读，一生只有一个及第目标，居然还常受颂扬。其次，长期以来，内省文化强调万事忍为先，家长推崇子女别出头，“出头的椽子容易烂”，要学会“忍”，温顺的“羔羊”一度成为国人性格的标志。稍早，前30年的教育，号召人们放弃自我，甘当工具，永远做个“螺丝钉”，只赞扬铺垫的小草，默默奉献，不求回报，整个社会十分平稳，却死水一滩。稍后，改革开放以来，重商精神风靡上下，赚钱压倒一切，不讲手段，只求达到目的，且只是以有形资产评估人生意义甚至成为风向—“没赚到4000万别回来看我”居然成为课堂上的经典。其实，这也是对早先埋没自我的“螺丝钉”说教的一种物极必反的自我反叛。但它太极端了。造成迷失人格自我的人，往往误以为活着就是为了拼命地占据财产，却不知道占据了这些财产有何用？床底下藏着亿万巨款却天天忐忑不安、蹬着旧自行车上班的贪官，或动不动挥霍万金以彰显自己有钱的土豪们，他们有自己真正富有意义的生活吗？显然没有。这些畸形表现，本质上都是迷失了人格自我，生活在他人设定的人生格局中。

放眼望去，最近“打虎拍苍蝇”中，身陷囹圄（甚至命丧黄泉）、曾不可一世的“枭雄”们，不都是在这一基本问题上栽了筋斗，翻了大船吗？

因此，每个人应该对适合自己的有意义生活有一种直觉。

毕加索说：“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和人不一样。”的确，只有意识到与他人不一样的“你”，才能成就你自己；才能使你具有充实的内心生活，成就你平凡生活中的伟大和奉献。我们过去也讲奉献，但是连个体的“我”都没有了，奉献后我们还怎么谈人生的价值呢？

应该如此理解：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了每个人的人格自我—独特的我的人格特征和我的存在价值。因为人的本能生命只是让你具备了生存条件，文化自我只是约束了你的一些行为边界，这些对所有人都是共性的；而只有超越本能的生命，特别是独立的自我价值，才是你作为你而存在的真实意义所在。

你作为你存在，每个人都不一样。毕加索就是毕加索，罗素就是罗素。就一般人而言，每个人都要学会思考自己的特点。有时，你真正需要的，也就是一般身心灵专家所讲的“本我”—你的本我也许只是一份宁静的生活；也许，特别渴望一个能够享受读书的氛围；也许，更希望有个自我表达平台；也许，想按照自己意愿生活，努力实现..你的自我价值就在这些过程中，逐渐彰显出来。

笔者有数万例康复患者。其中，很多人的康复过程就是以各种方式重新享受他过去也许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快乐的自我生活。

实际案例太多太多—有爱写书法的，挥毫之余，成了书法协会引领者；有喜好旅游的，走遍世界，赏尽天下美景；有迷恋摄像的，留下佳照无数，甚至得了大奖；有爱跳舞的，不仅舞跳得癌逃得远远的，且成为远近有名的大妈舞领舞者；有善编织的，成了非物质遗产继承人；有喜好文学的，出版了多本小说或传记；还有做工艺美术的、出家的、绘画的、乐于教育第三代的、帮助子女带孩子的，等等，都活得其乐陶陶。更多的康复者则从事公益善举，乐在其中。

其实，不管怎样，这些，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的类性自我和人格自我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协调。甚至，他的人格自我大有升华，又契合社会文化的自我。熟识的人一谈到他，往往马上会联想起：他有什么特点，他的人生意义所在。这不就是人格完美的过程，十分充实且惬意的人生吗？

也许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即便如此，你同样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你的家庭，你的先生、你的子女，你是不可替代的。你的一日三餐，供养着他们，让他们餐食无忧，烹饪中未尝没有奉献及成就。你的情感凝聚力，对你的家庭来说，更是顶梁柱和核心所在。为什么“老干妈”“外婆家”等品牌这么吸引人，就是家庭主妇的社会价值泛化并广泛被接受了的体现。

笔者常看到一些50～60岁的、操控欲特强的家庭主妇，老是唠唠叨叨的，整天这个不满足，那个要管管，并常常认为自己活得没意思，只是给家里人打工，做娘姨（上海话：做阿姨）。我就经常会劝她们：“其实，你换个角度去思考，家里谁都少不了你。你离开家几天试试看？你再想想，小外甥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外婆；小孙子睡不着的时候，也会找奶奶讲故事；儿子在外，回家最牵挂的，可能是希望再尝尝妈妈亲自做的菜..这不是你的人生意义之所在吗？这不是你独特的生活价值吗？只不过你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俗话说：失去的，一定是最好的。某副厅级干部，主管当地工业及经济等，很忙。妻子是中学老师，平素双方各忙各的，疏于沟通。妻子患了癌，开始先生没有太上心，不久复发，先生急了，拼命努力，为时已晚。妻子走后，方知妻子之不可替代，他彻底失落，不久便重度抑郁，神情恍惚。熟识者唏嘘不已。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人生价值有大有小。但你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我还常给家庭主妇们打比喻说：“太阳天天照耀大地，但它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奉献。一切都是自然的。因为，无私所以恒常。你也一样，奉献给了家庭，家庭也少不了你，奉献才是生命的本质。”

有一位退休教师，还真的特别赞同我的这个论述。她在单位有点地位，风风火火的，退休了，又生肠癌，非常失落，郁闷，认为从此人生完了。我就以此开导她。几个月后，红光满面的她来复诊，告诉我说，以前从来不知道做女人该怎么样？有啥意义。现在看看还是挺不错的。以前我贡献给家里的就是工资，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围着我转，我是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主心骨，太有意义了！

总之，理解生活，并活在自己的生活中，而不是别人（包括社会）设定的模式中，你才是你，你才能实现自我人生意义和发挥自我人生价值。

也别给他人指定或计划人生

当然，这同时也提醒人们：别轻易给别人设定生活，规范人生。不管你是谁，老师、家长都一样。他人头顶上也有自己的蓝天—如果强行给别人规范人生，只有两个结局：要么以双方关系破裂为代价，要么以对方难以成长为恶果。

然而，临床太多患者（尤其是完美主义女性）正是这样的。

我常举的一个案例：某财务女总监，天天和老公吵架，夫妻关系紧张。吵架的主题居然只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她约定：家里什么都要有规矩。老公好喝茶，杯子必须放到该放的地方。什么东西都须有条理，美其名曰：从小事做起，培养好习惯。因此，夫妻几乎天天吵架。她认为是丈夫的恶意不配合，导致了她患病。席间，我猜想地试问：“你和儿子关系也不好吧。”她说：“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肯定要求儿子这个该这样，那个该那样。对吗？”她说：“是啊，我都为儿子好，掏尽了心肝对他好，他却就是不听我的。”“儿子自己头顶上有自己的蓝天，他已经成年了（念大学了），他为什么要都听你的，顺从你呢？你们关系会和顺吗？”“这就使你始终生活在紧张、压力及焦虑之中，患癌是你自我折腾的、也是最坏的结果，值得吗？”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第二类情况，就是以对方难以成长为结果。因为他的很多事都被人包办了，导致他的自我人格严重发育不良。1998年笔者曾参加市里一个“告别清涕，防治过敏性鼻炎”的公益活动。看到一个戴着围兜、土不拉几的家庭主妇，带着一个29岁的做IT的儿子来咨询。儿子严重哮喘，伴过敏性鼻炎，脸色苍白。笔者问诊时，他每次回答问题时，至少先要扭过头，向身后的他妈看看，似乎是咨询母亲的意见，且大都是由他妈抢先来代他回答。笔者一看，男孩人长得非常英俊，可惜人格没成熟。我当时就批评了他妈。他妈很早就守寡，对唯一的孩子十分溺爱，什么事都由她一手包办。所以，这个孩子尽管智力上成长了，成绩优秀，但情商和整个自我人格很不成熟，非常遗憾。之所以他的哮喘和过敏一直没有很好地控制，也与此有关。因为研究早已表明：过敏性哮喘患者本身的人格特征就容易表现为“恋母情结”。对他来说，“恋母情结”是因是果，一时难以定论。但这个强势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促使这孩子长不大，强化了恋母情结是肯定的。

因此，切记：别活在他人规范的生活中。你也别给他人设定生活。

当然，作为生活导师，对晚辈指点迷津，指导生活，关键时候参谋参谋是应该的。这与帮人设定人生不是一个概念。

帮人设定就像是包办婚姻一样，在今天，一定是以失败告终的。

总之，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别人评论不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自己。

控制欲：双刃利剑，内心虚弱的表现

心理学研究揭示：控制欲是人类原始本能之一。每人或多或少都想控制一些事物或他人。通常，自我内心强大者，不需要特别的控制行为，以其影响力（气场）就足以影响他人。安全感不强的人，往往控制欲也强；特别是那些谨小慎微、追求完美、心里忐忑的人更希望控制别人。因此，控制欲是内心恐惧的表现。

但这些人的控制欲往往无法得以满足，故他们每每伴发焦虑、抑郁，甚至导致患上多种疾病，包括癌症。笔者临床观察到许多家庭主妇（特别是50岁以上者）之所以患癌，往往就是无法实现的控制欲在背后作祟。

前不久的一天，我接连看好了几位60岁上下的家庭主妇，都是乳腺癌，子女陪着，看上去，子女很孝顺。再仔细观察，发现这些主妇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不仅仅爱管事、喜操劳、性急、脾气急躁，而且操纵或控制欲特别强。或者说，她们什么都想管，什么都不放心，并想立即按照她们的意愿管好它。

笔者曾在《好女人，别让癌症盯上你》一书中把这视为中老年妇女患癌的共性规律之一，并做了进一步分析。

细析之，她们长期处于社会活动圈外，活动范围只是几十厘米的灶台和有限的屋内，过于狭小的生活空间与家人在外宽阔的活动场所形成了巨大反差，她们潜意识里滋生了严重的恐惧及不安全感。而且，天天围着灶台转，忙忙碌碌，一日三餐，时时打扫，且并无多少正性的社会回报；其家人在外辛苦赚钱养家，她们潜意识里又产生愧疚感。不安全、忙碌而无回报，再加上愧疚感，造就了她们极强的操纵欲、控制欲、回报欲（管得更多也许更好）和急躁情绪等；且日益异化为一种持续的行为特征及内源性压力，让自己始终处在慢性应激状态，促使神经-内分泌-免疫轴的长期紊乱，久而久之，助生了癌症。

这些年长的主妇多数特别爱干净，追求完美，希望打扫得干干净净（也许是为了回报家人在外的辛苦，也许是认为这样可体现自我的努力及成就），但如此辛苦的努力，常得不到回报和肯定（子女或先生常会不自觉中认为这是应该的）。一方面，一转身，灰尘又来了；另一方面，家人回来后很少赞扬她的辛苦；再说，别看她只是做家务，其实很烦琐、很累人的；没有成就感，缺乏正性回报，又有危机感，到了五六十岁，容颜彻底消退，所以，造就了她潜在的、挥之不去的郁闷和内在压力，并自然转化为对她所能够看得到的事物的强烈控制欲和急躁情绪。凡是患了癌症的家庭主妇（包括五十朝外的村姑），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这种性子急、爱管事、操控欲强、什么都看不上、什么都不放心、什么都想自己控制，然而事实上什么大事都管不了的人。

江苏靖江农村的一位女患者，50岁刚刚出头，由老公与孩子陪同来求助。她年纪不算很大，癌龄却已经不短。40多岁时，患了乳腺癌，折腾了几年，刚刚稳定下来，去年因为咳嗽、胸痛，一检查，患了肺癌，而且是原发的。

我好奇于她的癌症发病史：经了解，她初中毕业，婚后一直是家庭主妇。老公比较能干，20多年前办了一个小加工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她主内，操持家务，洗洗涮涮，虽不算是兢兢业业，却是一位常焦躁、爱纠结，无事自寻烦恼类的主妇。初期家境不良，她忙里忙外的同时，天天担心柴米油盐；有了钱，多数时间一人在家，又开始担心老公会不会在外面有“小三”，常常不放心。这种情况保持了几年，先是被乳腺癌缠上，全家齐动员，帮助她渡过了难关。她又开始担心自己因乳房切了，老公会不会嫌弃，天天缠着老公；又牵挂儿子会不会学坏，能不能接上班，时时叮咛儿子，始终在烦恼中度日如年。就这样，她又被肺癌缠上了。在求治过程中，她依旧忐忑不安，怀疑家里没人，会不会出事..很显然，家庭主妇“职业”的长期折磨，已使她成了一位典型的焦虑症患者，且近乎癔症状态了。这些，不能说与她先后两次被癌症缠上没有瓜葛。

对于她，诊疗时除了针对性的中西医措施外，我还建议她配合抗焦虑治疗，同时，接受心理疏导。因为心因在她的发病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并把她大儿子叫住，给他叮嘱该如何做—包括教他怎么去疏导他母亲，帮助母亲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经常试图与母亲沟通，主动告诉一些企业进展和个人情况等；以巧妙方式，消解母亲的控制欲及焦躁情绪。目前看来，综合治疗，效果不错。

总之，心理学认为：建立广泛的兴趣爱好，协调人际关系，既可以满足这些人的控制欲，又不伤害别人，常可有效地缓解这类不良情绪。

愤青：社会并不只有一个标准

愤青（Angry Young Men），舶来词，始自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原指有思想或才华、但没有资本或实际能力，书生气十足的空谈理想主义者，他们常对社会现状极端不满，处处伸张自己意见，并急于想改变现实，用自己观点指责排斥身边所有的事或人。尽管很多成功人物年轻时可能是愤青，但如果长期过度的“愤青”，缺乏客观性和变通性，常会对社会和自我造成伤害。

他们其实只是生活在狭小的自我世界内，把自己的观点或标准作为唯一正确的尺度，来丈量世界，评判一切，决定取舍；且往往为此而耿耿于怀，愤怒不已。本质上，这是忽略了人生及世界的多元性及多样性之局限所导致的。

临床上，“愤青”的癌症患者不少见，常见于中年以上的男性，女性也偶有所见。以下一个案例让笔者颇有感触。

我在音乐圈里有一些老的患者朋友。2007年他们让我给一位晚期膀胱癌患者诊疗，此患者当时刚70岁，因为尿血，浑身骨头疼，被查出膀胱癌伴全身骨转移。此君也是音乐界翘楚，但很固执，坚持己见。“文革”时曾是个积极分子，后受到过冲击。有非常典型的“愤青”性格，对社会很多问题看不惯，似乎对所有现实都持批判态度。因此，周遭人际关系较紧张。但好在他专业领域非常优秀，因此仰慕他的人不少。他没子女，也没人敢或愿意告诉他晚期癌症伴骨转移之实情。在笔者建议下，他中西医结合，配合相应的骨治疗后，基本康复了。甚至一度能爬上屋后的小山丘。他则坚信自己没问题。只是膀胱炎症伴老年骨质疏松。依旧我行我素，烟酒不断。当时，笔者婉转建议他改变一下嗜酒、抽烟等坏习惯；让他能够继续接受巩固治疗，他对于我等医生的建议，不敢当面驳斥，但始终不听从。他觉得自己总是对的，都是别人搞错了，何必大惊小怪呢。很多问题大家与他没法深入地交谈。这样，不听劝告地自动停了所有的治疗，还继续东奔西走的。持续两年后更是逢人就说，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开始时，他的情况还真的不错。因为“愤青”的人，多少有点偏执。以前曾有研究表明：偏执的人患癌，容易不治“自愈”。我还在庆幸中，或许，他的情况好转了，奇迹发生了。因为谁也不敢挑明了与他说，医生也没法强求他接受巩固治疗。能够自愈，不是天大的喜讯吗？

到了2011年，问题还是发生了。骨头又痛了，小便时有癃闭（困难），可能是脱落血块阻塞尿道所致。所有的学生、朋友都小心翼翼去劝他，要去复查，要接受治疗。他总觉得：“你们好像设计好了来骗我似的，我才不相信呢。”只顾按照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然后，一次登小山丘时突然摔倒，再也起不来了。急送医院。一检查，压缩性腰椎骨折（骨转移加剧所致），伴膀胱癌肝内多发转移，但谁都没法（也不愿意）直截了当和他谈这问题。学生们帮他找了很多医生，都给了他一些治疗建议。也把我请了，让和他好好谈谈，我则建议住一段时间医院，系统地中西医治疗。他还是那一副“愤青”样子，似乎这个社会谁都不值得信任。很快，几个月后衰竭而死。而且，据说死时很痛苦。临死前，都不承认自己是患了这个病。其实，膀胱癌的死亡率是很低的。他如果能够不那么“愤青”，不那么固执己见，也许，不至于就此而结束生命。

上述只是极端例子，但绝不是罕见情况。

“愤青”者，本质上说就是以自我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而他的标准就是对的，且是唯一的。事实上，他的标准很可能停留在过去。因此，对于“愤青”者，尽管你可以听他说出一大堆理由、理论，实际上，他忽略了人生之多元或多样性，忽视了世界之发展，不顾事态之变化，只是活在过去的自我中。也正因为这样，他承受着认知上的痛苦，经历着人际关系的破裂，感知着心灵上的苦闷。这些，对他的身心康宁是极为不利的。现实中，身心康宁而长寿者，很少见到严重“愤青”者。而在冠心病、高血压、卒中、某些风湿病、硬皮病等的诸多顽固慢性病患者中，严重“愤青”的比率却出奇得高。

其实，有点“愤青”倾向不见得就是坏事情。很多成功的人士多少有点“愤青”倾向。“愤青”，证明他对世界及自己的问题有一定的看法，一定程度坚持己见。这种性格或倾向，有时对健康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但是，过了头，只坚持自己这一套是对的，别人都错了；且执迷不悟，那问题就大了。往往不仅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社会交往严重受阻，而且，自我只是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还自以为是，常可误事，甚至会延误重大问题，招致严重后果。

对于“愤青”者，我们说需要学会宽容地看待社会，宽容地看待周遭变化，包括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改变一下自我唯一的标准，认识到社会的多元性、多样性，也许是重要的，可能会帮助他们生活得更滋润些。但这对中青年“愤青”者，也许能够做到；对老年“愤青”者，却很难让他有所改变。

拓宽视野，或许就能改善

高清海教授曾在《人就是“人”》书中分析过一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这样：

一个修道者在山坡上修炼，坡下有条大路，路边有一池清泉，天气炎热，来往者走到泉水边都要坐下来喝水，歇息片刻。修炼者在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

一天，一个背着钱袋的人来到泉边，喝完水歇息中睡着了。来了第二个人，喝完水看看前者还在梦中，便拿起他的钱袋走了。前者醒来发觉钱袋不见了，急忙四处去寻找。尔后来了第三个人，照样喝水休息，这时丢钱的人折回来发现有人坐在那里，便向他索要，两人发生争吵，前者一怒之下把第三人杀死。修炼者看在眼里，颇有感慨地说：“世间人眼睛短视，看不清事理，真是可怜，明明是第二人拿了钱袋，你不去追赶，却把无辜者杀了。”修炼者自以为看清了一切，这时，山顶上有声音，原来，更高处也有修炼者。山顶人发话说：“你不要以为你看清楚了世间因果，你不过看到其二，还没有看到其三。我在山顶修炼了几世，今天的事，证明他们的上世因缘：上世第一人欠下第二人的钱没还，第三人杀死了第一人，欠他一条命..”今天，正好各自还旧债，这才是他们的真相。

当然，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表明人的眼界受到视域的制约，往往雾里看花，并非真切。如果拓宽一点视野，提高一些境界，或许，生活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案例让我耿耿于怀：大概2007年前后，一位中年女性找我诊疗，她人精瘦，很羸弱，告诉我她是个肠癌患者，已经几年了，现在已发展成晚期肠癌，身体显现出恶病质。述说病情时，她告诉我第一句话，说：“何教授，我原来应该是和你一样的。”我朝她看了看，没吱声。她继续说：“第一，我们年龄差不多；第二，我也是搞科研的，我在研究所工作；第三，我也30多岁时就很有成果，完全可以晋升副研究员了。但是，当时我们的党委书记硬是给我穿小鞋，硬是不让我升，他害了我一辈子。”我当时觉得好奇，问道：“为什么？”原来，她37～38岁时，有科研成果，符合破格条件，但由于名额有限，第一次没被推荐。此后，她就和主管的书记卯上了。她说：“没给我升，我就天天反映。”后来，即使给她报了，因为她自己精力转移，成果有所欠缺，高评委没有通过，故她一直没升到职称。我就更加好奇了，追问说：“后来怎么样呢？”她回答，就一直和书记闹，最后，书记调了单位。她几年前刚刚升了副高，不久便被查出患了肠癌。而且，开始是单纯性的，没有转移，她还是把这个归罪于该书记。其实，那时，距离最初事件，已过去近20年了。她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很快，又被发现肝转移了，此时，该书记已退休了。她苦笑着说：“我这一辈子，就被这个书记给害了。”“这个书记真不是东西，害得我半辈子这么惨。”

我在大学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对这类情况不可说不了解。或说，这类情况并非罕见。表面上，的确那个领导或许有不妥之处。实际上，你自己不该深思一下吗？第一，你一辈子就为了一个副高吗？后半辈子就围绕着这一点，愤愤不平。第二，大学及研究所，升不升职称，谁可以升，很难说；僧多粥少；不是你够格就可以或一定升了。也不一定是该领导当初就想给你穿小鞋。第三，如果你提升自我境界，换角度思考：这次升不升职称，不这么重要，下次我还是可以升。只要自己的实力在那里。你最后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20年就纠缠此事，值得吗？毛泽东有诗曰：“风物长宜放眼量。”有人添一句：“莫为浮云遮望眼。”说得多好。事情过去多年了，这个故事包含的教训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真的，有时，我们活在自己设定的牢笼里，外界因素（如该书记不支持）充其量只是诱因而已。

高清海教授结合上述神话含义分析说这里有3重境界：人世间境界、山坡修炼者境界、山顶人境界。境界，意味着观察视野、思想阔度、精神高度。

境界不同，所见情景就不同，认识和理解的深度也不同，对真相的把握更是截然不同。视域和境界也是人的一种胸襟、气度、心理容量、气节抱负，或者说人的更高远的精神生存空间。精神生存空间不同，人生态度、处事方式、气节涵养、气质风度便都不同。生活的情趣、感受及意义，也就大相径庭。

因此，有时，我们需要站在更高角度，来俯视自己和周围的人与事，或换一个视野来看待人与事。这样，我们对己、对人才不会太苛求了，也不会耿耿于琐屑之事，或已无法挽回之事，从而可以更从容、自在些。生活或许因此而改善。

会生活，从理解生活意义开始

也许，人的生活外表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人人一日三餐，吃了睡，上班下班，娱乐交往。其实，真正不同的在于人的内在生活。

内在生活不仅有丰富内涵，且是更重要的—它既体现着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真实的自我感受，又彰显着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人格自我。人的外在生活充其量只提供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且外在的生活是要由内心世界来主导和制约的。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是唯一能够“理解”生活的动物。

人需要理解自己的生活，生活本身就包含着自我理解在内。

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就是“理解”的生活。人对生活理解之不同，生活态度和感受也就大不相同。生活态度本身就包含在生活内容之中：以你的理解和理解后的态度，生活向你呈现，并给予你回馈。你对生活的感受也因此而大相径庭。

一位上了年纪的北京老患者，在我这里诊疗好多年了。我们最近小聚一餐，她自我觉得最近越活越有滋味了。她原来是个忙人，京城的著名人物，天天踮起脚尖拼命地像陀螺一样赶着转。后来生了肺癌，且多发性的，部分医生怀疑是普通腺癌，部分医生怀疑是腺泡癌。因为多个病灶，没法手术。只能中医治疗为主，情况十分稳定。当时，我就给了她一个建议：放慢节奏，好好生活，改变以前活着只是工作的生活方式。不妨出国去旅游旅游。后来，她真的经常出国了，去了多个国家。她最初有点感受，但不是很深，觉得当时出国，其实还是带着一种走马观花，拼命赶车，拼命赶景点，拼命拍照的“中国式旅游”。多年下来后，也许是自我有了新感悟，也许是反复听了我的建议，经常上我的博客；她说她最近的出国旅游，和以往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她拒绝带照相机，什么都不图，就是慢悠悠的，静静欣赏，边走边看，看看蓝天白云、海景风光，感受各地的人文及景观，感受深刻多了，觉得和以前大不相同，世界真的太美了。生活情趣真的太丰满了，而且，这一切，就在自己真实的感悟之中。

这也可以说是近日人们热衷说的“深度游”“体验游”“感受游”。

这些，也促使她体验到生活情趣的多方面，甚至无处不在。问题只是我们以前不理解，我们被“快”的文化所驱使，只知道赶时间，到过这地方，匆忙拍照，就算到此一游。其实大不然。故要学会“理解”生活，理解“游玩”的真正旨趣。

哲人说：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除非你选择了它并赋予它价值。如一棵草，你不会欣赏，它只是野草。但也可以从野草的翠绿中悟觉到它勃勃的内在生命活力及点缀大自然之美的不可或缺性。因此，梭罗说：“没有哪个地方有幸福，除非你为自己带来幸福。”“等到我们迷失了，我们才会开始了解自己。”

同时，人们只有理解了生活，才会赋予它相应的意义。例如，为了生存我们都要工作，工作可以赚钱，维持生活。但对待工作，你可以满腹抱怨地干，疲惫万分；也可以充满激情地干，乐在其中。结果是大相径庭的。笔者的门诊工作量很大，学生跟着抄方往往难以支撑。但门诊看到最后，我往往越兴奋，并无疲惫之感。弟子不解。问曰：“我们都受不了了，老师您怎么越看越来劲。”“因为我喜欢临床，并从与患友的交流中，吸取着营养；借患者的反馈，获得了正能量。”

听从内心的真实呼唤

如果个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只用于生命本能享受，追求活得尽心潇洒，滋润精致，那么，表面上他是在享受，其实内心空虚，多半百无聊赖。无聊时不是陷入声色犬马，借酒发泄；就是以声嘶力竭的卡拉OK、狂扭的迪斯科等释放郁闷；甚至借助大麻等毒品的虚幻快感，来满足虚空的内心，所谓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追求曾经拥有”便是这类“过把瘾”就死的人生态度流露。用高清海教授的话说：“他们一般静不下来，穷极无赖，富极无聊..”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喧闹时你是无法感知自己内心世界真切需求的。而宁静时它时不时会冒出来，影响你，甚至在梦中提醒你。从本质上说：人的一生就在于创造个性的自我，在个性自我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自我首先体现在个体锻造的内心世界里，通过呼应内心世界的需求，自我才可能积极创造外部世界，更大程度实现我的现实价值。

笔者32岁时（1985）获得上海市劳模称誉，36岁、39岁分别荣升为副教授、教授。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教授可与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真可谓凤毛麟角。一直有同行对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从政？”其实，一直有人捣鼓我从政。包括有领导约谈，让我兼任行政职务，或到校外荣升某某长。但我都微笑着拒绝了。因为，我喜欢作为一个学者身份，自由自在地思考。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自己没有协调或管理他人的特殊能力；却有自由思想、自由思考、自我探索、不受约束的自我特征。特别是“文革”后期，看到很多被狠狠批斗的人曾是我们所敬仰的。经历过这些，便觉得每个人约束好自我生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也许这样社会也就比较完满了。你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协调不好，你怎么去掌控他人，决定他人事宜？特别是毛主席的那段话：“粪土当年万户侯。”汉朝时的万户侯，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地委书记吧。有多大价值？只是“粪土”而已。因此，40年来我一直坚守自己，认定自我就愿意这样做。当然，生活也成就了我。至少，在专业领域我如鱼得水。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常给高层领导或商界精英诊疗，很多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不止一次说：“何教授，还是你对。你活在你的学术生涯中，坚守你的学术探索，多好。”那就是生活对我的回馈，也是我理解的生活，给了我充实的感受。因此，学会理解生活，并持之以恒，走自己的路，活出自我来，十分重要。

理解生活重要的一点，就是静下心来，多听听自己的内心呼唤。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自己最适合做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古代贤哲一直这样说。贵有自知之明，很重要的就是倾听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需求的，热爱的。绝不是跟风，跟着别人去抢位置、赚票子、争妹子、比车子，去炫耀财富，去怎么怎么样，只是过自己惬意且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自我生活。

周国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切外在的信仰只是桥梁和诱饵，其价值就在于把人引向内心，过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

最近，一则“百万年薪老总隐居终南山”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祖籍广东的刘某，曾任某企业总经理。几年前一个人慕名来到终南山。回广东后再也不适应城里生活，感到难受，慎重考虑后，决意在终南山隐修。“我觉得（过去的）生活就像永无止境的圆圈，追寻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车子..但最终不知要去哪儿。”在记者采访时，刘某如是评价以前的生活。他现在每天可坐在蒲团上鸟瞰群山，环视苍穹，远观飞禽走兽，或坐禅沉思，或练字看书，或舒展腰腿，并强调“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他不是因为受了刺激，或者妻子离异，或者商场失利，而纯粹只因为自我的选择。过去他每天忙忙碌碌，“花天酒地”，特别累。虽可赚不少钱，但没了自我。现在简朴的生活，宁静而充实，且禅意样地栖居着。

他抛弃高薪而隐居，初期亲朋好友不理解，认为他是发了神经病，后来陆续理解了，不少人还羡慕他现在的生活。他计划今年春暖花开后，把父母也接到山上住一阵子，让他们来感受一下终南山的薄雾晨霭和青山绿水。

一位老患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1998年确诊为胃癌的，开始属早期，胃癌术后，很快就投身于工作，他那时任某大公司财务总监，20世纪90年代末就享受近20万的高额年薪。不料，术后不到1年就复发转移了。当时，医生断定他已没有治愈可能，生存期充其量1～2年。他痛定思痛，认为商场上尔虞我诈的生活不适合于他，遂决意改变生活方式。他是个很宁静的人，喜欢思考，但不适应喧闹。和我交流后，我建议他先中西医结合治疗，待病情稍稳定，可以改变活法。他选择了隐居禅修，找到浙南山区某旧寺庙，倾其所有，整修一下，便开始隐居，他欢迎癌友们上山修身养性，亲近自然。他现每一两年回上海一次，见见朋友、医生，但拒绝媒体及喧闹场合，他已近花甲，但神采奕奕，没特殊不适。而且复发转移后他已宁静而恬淡地生活了15年之久。他偶尔会与笔者长谈，说些关于人生感悟、心身关系等。他有次说，这才是他真正喜欢且享受的生活。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生活，让他不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而且创造了生命奇迹。

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哲学大师梭罗的告诫：“充满自信地追求你的梦想，去过你梦想中的生活。当你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宇宙的法则也会变得简单。”

多么富含哲理和人生智慧。

中国古人讲内外合一，这个内外合一就是你所追求的（本能自我与类性自我协调后产生的人格自我，或者简单地说是内心追求的）和你所能达到的行为目的的有所合一（人格自我与文化自我的协调合一）。这就是“合乎德”的最高境界。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也有类似命题：所谓道德生活就是“自我和非我的统一”。

康宁在“五福”中的核心意义

通常，生命只有生存着才有意义。但要生存着，且有质量地好好活，并不那么简单。人们可能会反驳说，活着，那还不容易，吃喝拉撒睡就是。其实不然。梭罗在其名著《瓦尔登湖》里留下一句名言：要好好思考怎么活，“以免当我临近死亡时，却发现自己从未活过”。哲学教授威廉·欧文则认为：“我们人生哲学中的缺陷—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一种生活哲学。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迷乱、不安及折寿。”他进一步指出，“生活哲学有两大组成部分：告诉我们生命中哪些值得拥有，哪些不值得拥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获得那些值得拥有的事物。前者讲的是价值观问题，后者讨论的是方法论问题。”

换句简单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好活，应该怎样才能好好活着。

特别是，今天的生活方式病独占鳌头，癌症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病，更突显出生活方式思考对医学的重要意义。其实，细究《黄帝内经》，开卷前几篇不全都是讨论民众应该如何合理生活，不都浸满了生活哲思吗？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哲学太丰富、太值得深入挖掘。它大致可分三大层面：①价值观层面的，诸如生活目的、意义及标准等；②实施（合理生活）的方法论原则；③具体操作层面（合理生活中）的理论问题。明代哲学家王艮提出了著名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就是指操作层面的“百姓日用”中也充满了“道”。

就价值观层面，《尚书·洪范》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是公认较为经典的阐述。五福的核心是“康宁”，这既体现着生命的评判标准，生活追求的基本目标，又表达了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寿和富，“寿”就是尽享天年，“富”既指生活无忧，又隐含着精神富足。这些，构成了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完整的生活价值链，凸显了中国传统生活哲学中独到思想。

其中，康宁这既古老，又亘古弥新的概念，是传统人生意义中最闪亮的部分。所谓康宁，需深入解释。中国古贤追求的生命、生活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康和宁—“康”是讲躯体康泰无大疾；“宁”表达的是心里安宁、静谧、知足。两者合为一体，身心（形神）康宁，这就是生活的理想状态。其实，今天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安康运动、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要趣是一致的。

基于康宁，强调“寿”，身心康宁基础上追求寿，尽享天命而善终；而不是病恹恹的苟延残喘。与之同时，再讲究富，生活上丰衣足食，精神上心满意足，且这三者是个递进关系。三者共同受制于自我品行，故“四曰攸好德”—自我品德行为，维系着自身的康宁及寿富与否。这更是中国人独特的看法。

五福中最后一个概念是“考终命”。历史上人们做出多种解释。我们更愿意接受的解释是把“考”当作考评之意，可以通过你是否尽享天年（终命），作为标准倒过来评估你的品行，评估你的康宁。换句话：康宁寿富与否，可考据于是否“终命”。尽管考终命含义，似有多义，仍可商榷。但几乎春秋以降的所有传统读书人都把对“五福”的追求，视为生活和活着的目标及标准。

其中，“德”是维系康宁及寿富的不可忽略的关键要素之一。而在评估多元的人生意义时，侧重点则在于检讨其是否“合乎‘德’”，常此以久，是否能够令人身心康泰安宁，从而增加寿与富，并促进其尽享天年而终（考终命）。

何谓“德”？“内外合一”“自我非我的统一”“生命自我/个性自我/人格自我/文化自我的协调一致”，都是很好的答案。只不过简略详尽而异。

合乎德，益康宁，就是有意义的生活

“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或生存哲学地位的确突出。历史上素有“仁者寿”“智者康”的观念。对此，笔者曾指导博士宋婷做过专题研究，从历史文献并借助现代研究方法，提炼出“德寿率”“德康率”。

事实表明：道德品质维系着心身康宁，甚至影响人之寿命。

所谓的人生意义，是为了尽享天赋的生命及其生活中的幸福与成功；而生命的评价则可围绕五福展开。那么，人生意义的多元性，其取舍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利于身心康宁，且需要有一根道德尺度。电视剧《士兵突击》中可爱的许三多，多次反复说了同一个意思：人“要好好活”；而他理解的“好好活”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尽管此大白话没有说明两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倒像是同义反复，它却一度成了坊间流行语。从上述逻辑关系中，不难理解“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就是说做事不在乎形式，但其底线在于有道德尺度，利于身心康宁。而坊间广为流行，说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类似的认识，根深蒂固。

的确，好好活是民间大白话，它历史久远。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不仅自我心安理得，心底坦荡，道德良好，受人尊重；德全可寿长且安康。秦汉的《黄帝内经》就形成了“全德保形”思想。

其实，不管士工农商，要好好活并不难。简言之，凡事思忖一下，择善而从，既不损人害社会，又自我内心舒畅，就是好好活着。

21世纪以来，国外有多项研究发现，高龄者大都品行良好。巴西医学家马丁斯经过长期追踪观察，发现90%的百岁长寿者都是德高望重的。他解释认为：道德良好者每每与人为善，遇事常为他人着想，很少争名夺利；办事不违公心，尊重他人，自会受人尊敬，总处于心境宁谧中，人际关系良好。这种心态让大脑平静有序地支配体内各种生理功能，处于良性运转中，自然健康而平和。

研究揭示：当人处于平静快乐心境时，神经内分泌系统运转正常，各脏器间功能便能如常有序地发挥，自身免疫力增强，疾病也就缺乏了生长土壤。故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与人为善，平静快乐者，更容易身心健康。即使身体出了点问题，也较他人更容易渡过难关。宋美龄70多岁生癌，动了多次手术，她早年热衷于社交活动，对近现代中国及中美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晚安安详，生了癌还活到了106岁。邵逸夫，一位可敬的老人，一生慈善，捐助公益无数，70多岁患肠癌，107岁高龄驾鹤西去。可见，仁者寿，非虚语也。

同样快乐：或益寿，或折寿，取决于合德与否

新近研究表明：同样快乐，对人体及康寿的长期影响却大不相同。天天酒肉，纸醉金迷，游戏人生，心无目标，尽管短期也可以感到快乐，就像《黄帝内经》所言：“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务快其心，逆于生乐”，短期享乐性快乐却导致易夭折，“故半百而衰也”。

美国学者揭示：分子水平上，人体对所有的快乐并非一视同仁，它会对不同种类的快乐做出不同反应，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有益或有害的影响。

2013年7月底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结果。发现：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自我满足”的快乐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

“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快乐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她指出，“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游戏人生。”“另一种则是更深刻的‘幸福论’（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形式的快乐。”（就像许三多说的“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这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

如果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是“享乐主义”还是“幸福论”形式的快乐，其基因表达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但研究发现，情况绝非如此。弗雷德里克森说：“以前，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形式的快乐不仅会减少压力和沮丧情绪，还会增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我们获得的信息有些不同。”

他们的深究表明：由“幸福论”产生的快乐（做有意义的事产生的快乐，也可以说伴随着“道德感”的快乐），实际上会大幅度减少与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相反，“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快乐的基因分析显示，纯粹“享乐主义”快乐事实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具体而言，那些有着高水平实现的幸福感（深切地感受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而获得的快乐）的人们，他们的免疫细胞中显示非常有利的基因表达谱：其炎症基因呈低水平表达，抗病毒及抗体基因则强有力的表达。而那些享乐型幸福感（由于满足自身欲望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拥有不利的表达谱：其炎症基因呈高水平表达，而抗病毒和抗体基因则呈低水平表达。

最初研究者对这些结果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参与研究的志愿者都报告说自己感受到了快乐。最后，他们解释认为，一种可能性是，体验到更多“享乐主义”快乐的人，在情感上是“零热量”消耗。“他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短暂快乐，从长期来看，却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她们分析认为：“一些单纯的愉悦体验会让我们快乐，但是这些‘零热量’不会以有益健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或塑造能力。在细胞水平上，人体似乎对建立在归属感和使命感上的快乐会做出更好的反应。”从短期自我感受来看，“有高水平享乐幸福感的人感觉并不比有高水平实现幸福感的人要糟。两者似乎具有相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然而，他们的基因组反应却非常不同，即便他们的情绪状态同样积极。”“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做得好和感觉好对于人类基因组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即便它们产生了相似水平的积极情绪。显然，相比于意识，人类基因组对于获取快乐的不同途径更为敏感。”

CTRA基因高表达的特点是：炎症相关基因表达增高，抗病毒反应基因表达下降。其结果则是容易促进炎症形成，引起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其他（包括癌症等）疾病的发生，并可损害人体对病毒感染的抵抗力。

总之，享乐主义的快乐，尽管也令人感到快乐，但潜伏着健康危机，其在基因层面可表现为CTRA基因的高表达，会导致健康灾难接踵而至。而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情（仁者）的幸福感，也能带来快乐，表面上没有差异，但后者可以同时大幅度地降低CTRA基因表达，让人有可能远离各种疾病的骚扰，自然，“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或者简单地说：“仁者寿宜长。”

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及健康哲理还是非常深刻的。

尽管你无法控制生活中将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面对这些事件时的态度、情绪及反应。而这些态度、情绪及反应，正是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的确如此，因为太多的事实表明：生活正是你自我态度的映射，自我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的生活及健康状况。

第九章   生活，只是自我态度的映射

世上的事，纷纷扰扰，全是身外的。我就是我，遭遇只是遭遇。惊涛拍岸，可卷起大浪；但，岸仍是岸，它从容地观望着变幻莫测的一切。——无名氏

尽管你无法控制生活中将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面对这些事件时的态度、情绪及反应。而这些态度、情绪及反应，正是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的确如此，因为太多的事实表明：生活正是你自我态度的映射，自我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的生活及健康状况。

你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怎么回报你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先生曾引用他老师的话，说：“世界在善感者面前是悲剧，在思想者面前是喜剧。”

一个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揭示了一个含义同样深刻的道理：

有一天，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与佛印禅师聊天，两人均盘腿而坐。聊到高兴时，苏东坡问佛印禅师：“你看我现在像什么？”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笑着对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堆牛屎。”

佛印禅师笑笑，没有说什么。

苏东坡以为他胜利了，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

他妹妹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

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

其实，这不仅仅是认识问题，也是人生态度问题，并决定着人的生活意义。

这可以简单归纳说：“你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怎样回报你。”梭罗睿智地说：“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我们的展望也这样，当更好的思想注入其中，它便光明起来。不管你的生命多么卑微，你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不用逃避，更不要用恶语诅咒它。”

张淑芹医生有一段时间跟我随诊，有一次，在与一位无锡患者沟通时她有感而发，写了一个故事及她的感想：

当你面前有半杯水时，你是在想：“太好了，我还有半杯水呢！”还是在想：“哎，我怎么只有半杯水了呢？”

一位年届七旬教师出身的肺癌患者一直在纠结：“我平时习惯都很好，怎么偏偏得了这种病？”“我前些天一只眼睛就突然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急剧下降，我以后不会看不见吧？”“我的指标最近一直老高了。我一直在研究自己是怎么得了这种病的..”各种问题、抱怨不停，听得我们也揪心，教授（指笔者）就给她讲了“半杯水理论”，她恍然大悟，并表示尽量改，还一直感谢教授解开了她心中一个大疙瘩。

此患者性格较真，有较高文化水平，多年养成的认真、一丝不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很难改变，但从她开始的愁眉苦脸、满腹埋怨，等听了“半杯水”理论之后，脸上露出微笑、恍然大悟的表情，并下了彻底改变决心，可以看出她真诚地感谢教授给她指点迷津—知足常乐。希望她能真正改变，真正体会其中真谛。

她患癌已经3年多了，同期的病友大都已作古。她原先想用靶向药，当时教授建议她且慢，观察观察再说。3年间除了做过微创，什么都没有做，就以中医药为主，肺片显示控制得很好，完全可以说临床痊愈了，非常成功。但随着衰老进程，出现了一些衰老症状。而较真纠结的性格，加剧了其对症状的感受。如果老是纠结在这些问题上，那消极结果可想而知。她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看到的是缺少的那一半，有的人看到的则是拥有的那一半。快乐的关键是要看到拥有的那一半，总想着拥有的那一半。对于我们的人生，只看到缺少的那一半，就是在扼杀快乐，就是在自己折磨自己。

其实，只要我们能真正体会这一理论智慧，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无限美好。

小张医生在最后说：“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我们总能找到拥有的，我们总能得到满足。记住：能左右我们心情的并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心境。能决定我们是否幸福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

笔者接触的人多了，悟出了一个共性规律：所谓幸福快乐，并不一定是事件本身所导致的，很多情况下只是自我看问题的方式所决定的。很多患者每一次来总述说一大堆不适，你可以说他心理恐惧，也可以说他老戴着灰色的镜片看世界。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他们的预后每每差得多。而临床康复得好的人，通常都是更愿意述说积极感受者。可以说是自我看问题的态度，决定了自我的生活感受。

推而广之，作为规律，常感到快乐幸福者，都是那些积极看待世界的人。

世界只是人生的映像或镜子。你怎么看它，它就同样反馈地折射给了你。

俗语说：如果你感到世界充满爱，生活很美好，那是因为你自己内心充满爱和美好；反之亦然。

雨中情、艳阳天，都包含着美

梭罗有一段名言：如果你消极，“最富有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是最贫穷的”。“吹毛求疵的人即便在天堂也能挑出瑕疵。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都可以过自得其乐的生活”。“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犯不着千辛万苦求新，无论衣服还是朋友”。他最后说：“万事万物没有变，是我们在变。”

临床上，很多人非常纠结，特别是一些女性肿瘤患者。天天有消解不完的郁闷—今天这又不好，明天那个又有问题。看似有理，其实大可不必。其实，每天每人都要碰到许多事情，碰到的不都是顺心的事情。毕竟是现实社会，世界很无奈，何况你还患了病。问题就在于你怎么去看，怎么去思考？

一个富含智慧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老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卖鞋的，一个儿子卖伞的。老太一看天阴了，就时时在想：我那个卖鞋子的儿子可怎么办呢？今天生意肯定不好。一看到天晴了，她又在想：我那个卖伞的儿子怎么办？他今天生意肯定不好，日子怎么过。因此，她总是处在焦躁思虑之中，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尔后，有人给她推荐了一位智者。智者就和她说：“其实，你反过来想一下。一看到天晴，就想：我卖鞋的儿子今天生意肯定很好。一看到天阴，就想：我卖伞的儿子今天生意肯定不错。那你不是天天开心吗？”老太破涕为笑了。

事实上，世界不正是这样吗？同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去解读了，怎么去理解了..其实，这个世界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人很快乐？有的人很不快乐呢？其中一个问题就在于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尔·盖茨大学不读，成就了自己的亿万富豪..某些官员一路青云直上，直冲云霄，到头来，身陷囹圄，身败名裂..更多人平平淡淡，一生无奇，却过得快乐自足。烦恼往往就在于你有过多不必要的求索与思考。

可惜，很多人习惯从悲伤、消极方面去思考，总是只看阴暗面。整个世界、整个现实，在她眼里就变得灰蒙蒙一片。如果换个角度，从阳光方面去思考，从好的方面去思考，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阳光，自我就会满怀希望。

临床上，很多肿瘤患者，拿着指标给我看，往往都是这个特点：他一连串改善了的指标从不重视，好的他忽略了，认为是应该的。他看到的只是某个指数稍微升高一点，就耿耿于怀，不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于是，少数指标的升高，就变成了天大的事，心理能够踏实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太，卖鞋还是卖伞？天晴和天阴都有她纠结的原因。

其实，“艳阳天”“雨中情”“雪景美”，很多事，只在于你怎么看待它。它本身并没有特殊或者固定的意义。

积极态度者，更容易体验成功

临床上，老是抱怨的人很多，而且，抱怨是很容易的。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很多人习惯于抱怨。正如心理专家所言：“抱怨带来轻松和快感，犹如乘舟顺流而下，那是因为我们是在顺应自己负面思考的天性；而停止抱怨，改用积极的态度去欣赏事物美好光明的一面，却需要意志力。”结果却大不相同。

笔者有一位海归的医生副手李颖菲硕士，她热衷于癌症康复事业近10年，目前负责重庆地区肿瘤患者的全程呵护。她记录了一件事，很有启迪意义。

“乐园（指重庆民生健康家园）的一个肺癌患者，体质非常差，不能做任何西医治疗，一直接受何教授的中药调理，肿块也逐渐在缩小，病情稳定。一群病友坐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无不感叹羡慕她。疗效欠佳的病友一直拉着她的手在交流经验，为什么你的效果那么好？患者腼腆地说：‘我和教授有缘分，我一直坚信他们的积极努力可以帮我把疾病控制好..’

“在我（指了解具体情况的李颖菲医生）看来，病友们现在看到的是她好转的一面，可是这中间该患者经历的痛苦，可能只有我、她及她爱人方能了解。连续几个月的高热不退，剧烈咳嗽，胸痛，夜晚不能入眠，口吐鲜血，患者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话，喊过一次痛，甚至在用药的第三天，她告诉我没有那么痛了。口吐鲜血时，她爱人打电话告诉我，我们都在为她焦虑的时候，她反过来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观察过了，每次吐完鲜血，接着就可以把肿瘤坏死物吐出来，是好事情啊。’就是这样一个乐观而不抱怨的患者，用意志力，告别了抱怨，顽强地和病魔做着斗争。

“反观那些效果欠佳的患者，经常给我打电话，不是抱怨痛得厉害，就是抱怨服药没有预想的效果。而我呢，这样的电话接多了，挂电话之后，也开始抱怨，心情也会开始变得烦躁焦虑，甚至影响到一整天的工作情绪..连锁反应一直继续下去了。

“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一书中指出：“我们抱怨，是为了获取同情心和注意力，以及避免去做我们不敢做的事。”现在想来真的是很惭愧。在我抱怨的同时，殊不知这些消极情绪已经影响到周围的人，甚至患者的情绪了。

“其实，细想一下，我们抱怨的初衷是什么？一定是想在抱怨之后舒畅自己的情绪。因此，抱怨的过程应该是个倾倒垃圾、清扫内心的过程。抱怨的结果应该是把负性的情绪排解掉，把信心留下来，这才是抱怨的价值。为此，你在抱怨之前，要斟酌一下，这个抱怨的结果如果还是给自己添堵，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前面说的，是过去的事，是纠正不了的事，我建议你最好是忘掉，不想它，而不是通过抱怨来强化它。因为我们抱怨，是为了使心情平复，是为了以后不抱怨。如果你的抱怨只会联想起更多值得抱怨的事，我就劝你赶快打住，去想一个能让你愉悦，能联想到很多愉悦的事。

“时间长了，这个患者我很了解。她真正地创造了肺癌康复的奇迹。要问奇迹是怎样发生的，上述故事中积极的态度说明了一半，坚韧的信念及毅力，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合理治疗和康复运动，成就了另一半。”

通俗的解释可以说是积极的态度，形成了正能量，持之以恒的正能量转换为强大的康复力量。而从机体与癌的博弈看，坚韧的勇者每可获得最终的成功。

支撑生活的正是这些点滴小事

戴安娜原先是美国的一位家庭主妇，丈夫和两个孩子在车祸中遇难，她经历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苦难后，开始学习哲学和心理学，成为颇有名气的心理咨询师。一次，她应电视台邀请，做主题为“路上的风景”节目。

她感触很深地告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并享受身边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当时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但这些生活的片段才是最珍贵的。

节目中她回忆起了高中老师的一堂课，尽管事情已过去好多年，却历历在目。该老师受丧亲切肤之痛后醒悟：生活无处不精彩，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懂得欣赏它，并是否有闲暇的时间去领悟它。这才是生活的本然意义及情趣所在。

该中年女教师，相爱的丈夫因急病突然撒手人寰，初起她情绪低沉，十分伤心，认为一切都完了，但最终领悟了。一天，她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谈了内心感受。那是个下午，夕阳西下，就要下课了。老师合上讲稿，说：“要下课了，不过，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想法，虽然不是课上要学习的内容，但我觉得很重要。”

她娓娓道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要经历从生到死，这个过程或漫长或短暂。谁都不知道这种美妙的经历将于何时结束，它随时都可能被取走。也许，上天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充实地过好每一天。”

讲着讲着，她眼睛湿润了，充满感情地继续说：“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无论在上学路上，还是在家中，都要注意一些值得关注的美好事物，无论事物大与小；它不一定是你看见的，可以是一种气味，如邻居家飘出来的面包香味；也可以是微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或是秋天落叶遍地的美丽场景。请你们留意这些东西，并好好地珍爱它们。尽管我这样说很老套，但这些东西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值得欣赏的东西，是一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

那天，教室里出奇的静。老师说完，大家似乎很有感受，默默地离开教室。在回家的途中，戴安娜注意到的东西比以前几个月的还要多。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戴安娜都会想起这位老师，想起她的叮嘱，而且戴安娜总是试着去欣赏那些常被忽视的小事。后来，不幸的是，戴安娜也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而且，更为严重（丈夫、儿子都去世了）。回头看来，支撑戴安娜走下去的正是这些点滴小事。

戴安娜最后说：“让我们感到遗憾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而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故“一定要关注并享受身边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当时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但这些生活的片段才是最珍贵的。”

的确，生活就是由这么一些数不清的细微情景支撑着；生活的情趣和人生的意义，也存在于这些点滴小事中。可以说生活无处不精彩，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闲暇心思去欣赏它、感受它，并从中吸取些许能量及快感。

这位女教师及这位心理咨询师正是从噩运中吸取了生活的力量，并借此自我转移负性聚焦点，从丧偶的痛苦中醒悟了人生，时时欣赏着自然的美。

从做最好的自己，到生活在闲暇随性中

李开复是科技达人，创业名人，一本《做最好的自己》走红天下，被视为年轻才俊的精神导师，影响巨大。

一年半前，因确诊为4期淋巴瘤，需接受系统治疗而偃旗息鼓了。最近，李开复又复出了，且轻松地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回忆起自己这段彻底改变的经历：每周至少3、4小时的运动，漫步、爬爬山；和96岁的母亲吃饭；为女儿申请大学、一起策划摄影展..一切都生活在闲暇随性中。

他说：“刚开始对大家表现出来的乐观、淡定，其实是装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在医院检查时，看到肚子里像小鸡蛋一样的肿瘤都是亮着的感觉。”

这段时间，他也读了不少书：关于健康、养生、癌症医疗的书，这些书，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经历了癌症磨难后，他对生活有了更透彻的感悟，看世界的角度也变了。他强调说：原来，生病是一种礼物，促使他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第一，再忙再累也不能让身体垮了。

第二，当生命很快要结束时，才会发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和朋友，以前虽然号称自己是个好老师、好爸爸、好丈夫，其实都没做到，现在会对这些方面更加敏感及努力。”

第三，避免太过于功利。

“我以前的人生，概括起来基本上就是我的书名：最大影响力、世界因我而不同、做最好的自己。要有最大影响力就需要帮助最聪明的人、最可能成功的人，以结果导向评估一切。但生病后，我发现不应该用原来的眼光来看世界。”他总结说。

他说：“病中的日子对他最大的触动之一，是避免什么事情都太过于功利，生病让人真正意识得到众生平等。”

他阐述的趣事更有醒世意义，与上面的故事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生病静养中，他到朋友家做客，一进门就闻到桂花很香；主人说，以前也是这样啊。他又发现，主人家里非常漂亮。主人说，以前也是这样啊。接着，他又注意到外面院子里放着的躺椅不错，很想躺一躺；主人说一直都是这样啊。李开复问：“你家不是刚装修过？”主人一脸疑惑：“没有啊，你来过我家好多次，你怎么会这样说？”李开复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多次去他家，因为“满脑子里都只是工作，对那些美好的东西根本视而不见”。

其实，他朋友家一直没变，是李开复自己变了。现在，他终于静心宁息，有闲暇心思，故可以闻到桂花香，观察到周遭生活的情趣及美景了。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笔者有位患友和李开复情况如出一辙。他也是台湾人，姓郑，1996年，38岁时拖儿带女到大陆来创业发展。也许是环境不同，也许是当时创业氛围不像今天这么宽松，也许是因他太拼命工作，4个多月就发现腹痛，一检查，诊断为恶性淋巴瘤，胃肠型的、已属4期。1997年初，接受我的中医药治疗，最初三四年间，他来我处求诊很勤快，几乎两三个星期一次。现已整整18年了，一年只来一两次了，因为已完全康复，且康复得很好，他的事业也红红火火。过去我每次劝他别太累了，别给自己施压了。现在已不需要了，他调整得很好。他夫人也成了我的老朋友。她告诉我说：“老郑现在悠悠闲闲的，既经营着企业，又享受着生活，一家生活得乐滋滋的，很好。”

挣脱完美主义，才能享受生活

近年来，完美主义与健康的关系，广受重视。人们从完美主义中区分出两类情况：积极完美主义与消极完美主义，就我们观察而言，完美主义对工作或许有一定益处，对健康却弊大于利。完美主义者更容易患病和生癌，这已是定论。

为此，人们进一步区分了积极与消极完美主义，所谓消极完美主义，常具有完美主义的强迫症倾向，总希望自己及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尽善尽美；对于任何细微的过错和失误都绝不容忍，常有洁癖，讲究秩序，不允许有丁点失误。

笔者曾指出：城市女性癌症患者中，70%属于好女人，且集中在财务、中小学老师、办公室中低级管理人员中，她们的一大共性特点就是完美主义倾向，且多数属于消极完美主义者。而消极完美主义者又常被称为完美强迫症患者，这种倾向往往是“人生的毒瘤”。

2006年前后，有一位郭姓的女士，西北人，来上海工作10年，才36岁，先患了乳腺癌，手术、化疗后不久又转移到肝脏。她来找我看病时，肝脏转移正在治疗中。我与她接触的第一时间就猜出她是会计师，因为她给我看的病史，和她自己总结的检查指标变化，哪怕一个指标这次比上次升高0.5，她都会如临大敌，算出上升百分比，反反复复问为什么？而且，每一次来都有新问题，她只看指标中有所上升的，从来不关心指标大幅度下降的。故消极完美主义倾向明显。

她每一次来，开始都是愁容满面的。当然，有一点很好，愿意听我解释。有一次她母亲陪来，告诉我说，她只有听我解释后，门诊回去两三天内，情绪比较好，过几天又不行了。因此，她曾提出要求两周一次门诊，我没有答应。我想，哪怕她天天和我在一起，也会是这样的较真、焦虑不安，每一次，我都要批评她这种追求完美、爱较真及焦虑特点，她口头接受，却秉性难改。我一度给了她抗焦虑的中西医药物，有所改善。她的治疗效果还不错，肝内转移灶控制了（化疗同时，中医药加射频消融），病情稳定了。可惜，依然是寝食难安，天天提心吊胆，较真焦虑。我告诫她，你虽然初战告捷，但秉性不改，还会陷入泥潭。

她天天关心的只是身体的细微变化及指标的点滴升降。三四年后相安无事，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万分，寝食不安，一定会想法找到我。尽管查体一切正常，可老是心神不宁的。每次来，都有一大堆临床主诉。我也无奈。建议她长期服用谷维素，谷维素有一定的稳定自主神经功能。但她吃了两个月，认为感觉不到，没有再坚持。

2012年年底，她没有任何不适，只是自我担心，做了个全身检查，肝、肺、乳腺都很好，但甲状腺有个结节，她是个不放过一粒沙子的人，追踪到底，疑是单纯性/局灶性甲状腺癌可能，这下又急坏了。一定加塞看门诊。我与她说明白：“一般人，这种类型观察就是，鉴于你的个性，我一定建议手术，否则，茶饭不香，寝食不安，光这些足以致命。她同意了，很快做了手术，事后又开始纠结：“我怎么这么倒霉，连中几次“奖”？”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个癌是你自己求出来的。太追求完美了..早就与你说了，自然界不完美，天底下不完美，你一定要追求完美，违拗了自然，故要改一改性格，建议你生活中学会万事放松些，把事情看简单些，学会二八区分，不要逢事就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认为天塌地陷了，万事一定要问个明明白白。如此，长期精神紧张，心里一定很累，没有松弛，不利于内环境稳定。而且，肯定干扰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等的功能状态，无助于疾病的控制与康复。你的乳腺癌、甲状腺癌是一根藤上的几个苦瓜，一定程度上都与你自己的这种个性有关。你再如此生活，执迷不悟，癌症还会不断盯上你..”她的母亲与丈夫也非常认同我的分析，而且其丈夫一再证实自己妻子多年来过日子已经处于高度焦虑、紧张的“程序化”状态，事事过分认真，从来不尝试放松的机会。为此，他们的日子里没有简单生活的愉悦感。

临床上我经常开玩笑地对完美主义倾向的患者（包括这位女患者）说：“天底下原本不完美。你看自然界完美吗？老是有风雪，老是有暴雨，还有厄尔尼诺现象。太阳完美吗？太阳不是有黑子吗？有完美的人吗？天下没有一个完人。你追求完美，违背自然界原有的特点。因此，越规是会受到惩罚的。”当然，我们应这样看：很多东西要保持一定的“度”，在重要的或决定性的问题上，尽其所能地去追求完美，追求最好，追求超越，不为过。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不重要的，都要完美，那就严重过了。让它去，随意些，可能更好。

而且，事在人为，有时候，很多重要的问题上也要学会“够好了，就可以了”。那你才能活得很舒畅、自在。

我进一步建议她，学学郑板桥“难得糊涂”。告诉她，生活上，学会“难得糊涂”是种境界，是种合理、健康且科学的生活方式。并举“和谐”概念加以引申：和谐，某种意义上就是学会必要时“妥协”，而且，首先学会自我“妥协”。实在困难，不妨自己出游一下，换换环境。多次类似的谈话后，也许因为两次打击的关系，她真的开始尝试改变个性了。甲状腺手术后，索性离开上海，带着中药去四处神游了。而且，去的都是道教名山及佛学寺庙，并几个月回上海一次，才检查一次。真的开始放松后，据她称自己茶饭都香了，几十年没有改善的睡眠障碍，基本消失了。大多数时间可以躺倒就睡了。她最近门诊时说：“反正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天天游弋在天地山川之间，很少再去想病了，自在得多了。身体也没有什么特别不爽、不适了。”

当然，这中间，她的个性也开始潇洒起来了，自我压力自然消解了。不再那么追求一丝不苟的完美至上了。我表扬她说：“你这才开始学会了生活。”

放低标准就幸福：很多事，够好了就可以了

笔者前一段时间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够好了，就可以了”的博文，讨论的是又一个生活准则问题。

笔者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史蒂芬·克拉斯纳在《洛杉矶时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美国人一直有种错误观点：认为他们是最强大的，故美国的目的是根据他们的意图，为所欲为地想改变一切。史蒂芬教授认为：这从根本上错了。美国人必须改变他们的目标，应定位在“适度”及“够好了”就可以了。 博文中我还展开分析说，不仅国际政治、军事领域，即便是医疗保健领域，也须强调“够好了”就可以了，且是一定范围内“够好了”就可以了。不要把目标盲目扩得太大。包括肿瘤领域，不要动不动就是最新靶向药；动不动就是一连串放疗、化疗，赶尽杀绝；动不动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追求“够好了”就可以了，也许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

其实，现实社会中同样如此。很多时候把标准定得太高，达不到此目标，人们则会因此而苦恼烦躁，忐忑不安，甚至患者会加重病情。但是学会调整目标，把目标放低一点，也许情况就大有改变。这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智慧。

笔者有两个肾癌患者的比较，很有意思。她们都是透明细胞癌，年龄都在60～70岁；一个姓曹，一个姓姚；来求治时都已用了靶向药：一个用索拉非尼，一个用舒尼替尼；而且都用了足量，每天4粒。她们是差不多时间来找我的，都已快7年了。来求治后，因为都受不了剧烈的副作用，我给她们都调整了用药剂量，很快就把靶向药的剂量减下来了。现两人都只用1/4的量（每天1片）维持着。姓姚的女士是军校的政治学教授，来时脸刷白，血压很高（索坦的副作用），情况很差。然后，逐渐调整，现在脸色红润，气色很好，血压正常。每次来求诊，总是咯咯地笑。她的检查结果，尽管肾功能有部分指标还不够理想，蛋白尿常有（+～++），经常伴有少量白细胞。我解释说：这不完全是肾癌关系，因为你以前可能有过慢性尿路感染，这种情况在中老年女性中要彻底改善很难，放低一点标准吧。她完全接受这解释。现在又是旅游，又是上老年大学，生活得优哉游哉，很充实。她三五个月找我一次，每次都笑呵呵地说：“我这次比上次好。”“我这一次又比上次好。”

姓曹的比姚老师早3个月找我，年岁稍长些，接近70岁，她来时右背部剧烈疼痛，右肾肾癌侵犯到膈肌、右肺底部，侵袭神经末梢之故。中西药调整后疼痛很快缓解，现已不痛了。她当时由靶向药（索拉非尼）所致的高血压，也改善了。然而，就是肾功能有点问题，性质与姚老师一样。开始，她满怀信心的，因为每一次尿检都有改善。但到一定程度后就改善不了了，始终存在少量蛋白尿，有时还有脓（白）细胞，其他指标都可以。最后这点小麻烦可让她犯愁了。每次都反复述说：“我肾功能不好，以后怎么办？”我经常给她开导，说：“其实，中年以上女性不妨做个普查，有少量蛋白尿的肯定不在少数，有白（脓）细胞的也非少数，这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现象。很可能是以前慢性尿路感染/肾盂肾炎引起的（因为女性尿路短，易被感染）。要放低点标准，只要肿块没变化，你就应该心满意足。听我说完，她也觉得坦荡些，但回去后又不时地纠结。她老公经常跟我述说：“她老是为此担心，这次蛋白尿又高了点，这次尿中白细胞又有点上升，其实，连续地看，上上下下并没差异。”

有一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如果规定1.8米的身高才算是正常中国人，那我们这些人都算是残废了。这不是把目标制定得太高的缘故吗？问题是中老年女性都有类似的肾功能不足，何必这么要求自己呢？再说，少量蛋白尿、白细胞对你的生存及今后并不会有太大影响，够好了就可以吧..”她活得就远没有姚老师好。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放低点标准，就会增加生活幸福感，感到很快乐。为什么大城市成功人士的快乐感、幸福感远远不如中小城市，甚至明显逊色于一些边远地区，就是因为自我价值观制定上的偏差。标准制定得越高，越难以快乐。懂得生活的人，往往会合理制定自己的目标和期望值，“到哪个山，说哪个话。”（康复到哪一步，再争取新目标和标准），而不是一味地拔高自己的标准。

按照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或许还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行为。但在生活中，一定不是一个懂得生活，且很难快乐、幸福、满足的人。

事实上，前面说的李开复先生，他开始强调要“做最好的自己”，也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目标定得高不可及。他摔了个大跟头。回过头来才知道，生活还有更多的选择；还有亲情，还有家庭生活，还有闲暇随性中的桂花香、朋友家的躺椅不错等更多的。所以，闲情逸致中，他开始主张要适当放低点目标，享受生活。这时的他，才真正成了年轻人创业的心灵及人生导师。

其实，很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现实的困惑，而在于你的认识问题。你怎么规范自己，你怎么认识及限定自己，才决定着你的生活感受及成就感等。

别被虚幻的“面子”囚禁了

19世纪中后叶来中国的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Smith，中文名：明恩溥）在1894年写下了分析中国人性格的第一书：《中国人的素质》，其中第一章就是《面子要紧》。因此，中国人特别讲面子，便不胫而走，成为公认的了。

中国人最讲面子问题，丢面子是大忌讳。所谓面子，只是虚幻外表的“我”，并非真实具体的“我”。但就是这个虚幻外表的“我”，却害人不浅。在知识女性中，这更是明显。笔者从医经历中，因为太要面子，以致最后罹患癌者，绝非少数，尤其集中于女性。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熟识的女性中有多位属于此类“倒霉”者，有些我早先曾有过善意的提醒，可惜未能起效。特记录几例，以为警示：

某兄弟医学院校一位同龄的学术人才，专业上不错，但绝非顶尖，政治上亦努力争取上进，因此，总体上比较风顺。就是特别要面子。每年评比总希望自己是第一。由于结婚较早，婚姻状况很一般（其实夫妇关系不和，只是因为要面子，从不承认而已），子女也多，丈夫又收入有限，家庭开支捉襟见肘。但她仍然在各方面都刻意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假象，平素，她各方面都善于自我压抑。其实，熟识的同仁都知道她爱要面子的特点，有时候，有意让着她。

有一次，有个海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表面上她无所谓，内心却觉得非她去不可。自然是一场尔虞我诈的暗中恶斗，最后，她如愿以偿。出行前，一番慷慨激昂的表态，让很多人大发感慨。我得知后，颇有点深秋里的雾中看花，看出了雾后的寒霜，托人转告她，身体第一，别过于折腾自己。别后，一直没有如期回国。初起几年间还断断续续有消息，后来，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得到些传闻而已。三五年后，传闻她在国内的家搬了。又过几年，传闻她离异了。再一两年后，又听到了她罹患胃癌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有猜测说她因病重已回国姑息了。只是因为太要面子，不想让熟识者获悉她不太理想的现状而已。

施教授是“好女人”要面子的另外一种类型。她原先在上海某普通高校任一门通识课的副教授，颇有才华，且十分努力，在全国学术圈内有点小影响。升了正教授后，嫌原先学校平台太小，全国影响力不够，花九牛二虎之力，调进了某著名211大学。本想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可惜天不遂其意，刚刚拼命干了两三年，稍有起色，一纸卵巢癌晚期的诊断报告，让她彻底晕了，痛哭了一场。

手术、化疗后，她非常虚弱，找我诊疗，当时信誓旦旦：一定以命为本，调整生活方式，不再在乎他人议论，好好活着要紧。当时，陪同她来的另一位教授也劝告她：“你女儿还小（她是单亲家庭），学术是无底洞，悠着点吧。”

没想到，几个月后，她体能有所恢复，便把我们的劝告一股脑儿丢在身后，故态复萌，中医药治疗也忽略了。心存侥幸地想：再好好干几年吧，别让新学校的同仁们耻笑。故又天天挂念着科研、论文、教学等。不久，卵巢癌复发了。这次，尽管她又信誓旦旦，并努力治疗，但命运没有再给她机会，刚过50岁就撒手人寰。在最后时刻，她痛哭流涕，承认是太要面子害了自己。

其实，弄清楚哪些是自我真实的需求，哪些只是表面而虚幻的，至关重要。就像施教授，我等多次劝她：“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先放慢点，稳定身体再说。其他可以一步步来，做学问也像煲粥，长时间煲出来的粥，更是味香而稠，急火不行，熬段时间再努力没关系。但她面子上过不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人最讲面子，也最容易被虚幻的面子所囚禁，以至于戕害健康而不觉。如何从这个困境中走出，考验着每一位的生存智慧。

双面人的生活：即使再成功，也要不得

最近，一位我熟悉的外地女学者（已经弃学从政多年）被确诊为肠癌晚期，听说情况已经比较糟糕了。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二三十年前就有所接触。表面上，她是一个典型的“好女人”，实际上是一个双面人。她以非常优秀的一面展现给公众—完全以他人的标准来约束自我生活，在公开场合从来没见她发过火，事业上很勤勉，日常行为很讲究，说话也很有分寸，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然而，内心并非如此，脾气暴躁，私下常埋汰他人，哪怕是闺蜜、长期的好友，且经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人使坏；自我能力一般，却定下很高目标，一心想在职务上不断攀升。她基本如愿了，30多岁当处长；40多岁时，告别了学术生涯，当副局长；等到50多岁，当了一厅局级干部，荣列高级干部队伍了。

几年前，因为她比较光鲜，引人注目，一些朋友们在一起私下聊天时就说起她，多数认为她势头正旺，并一帆风顺，生活方式讲究，又注意锻炼身体，肯定很有前景。我当时就不以为然。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她这种性格，以双面人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对健康的祸害。”最后，一语成谶，反倒让我挺内疚。而且我们一直认为肠癌患者个性很不明显，她却是个例外，发现时，已属晚期。

其实，现实生活中，双面人还真的不少。历史上，拿破仑就是典型的双面人格，拿破仑有胃癌可疑史（至少，他兄弟姐妹中死于胃癌的好几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被认为具有典型的双面人格。他们的死，都是说不清楚的历史事件。

今天，癌症患者中也有不少类似个性者（男女中都不少），何以他们更容易被癌症盯上？一种解释：实际上，双面人是很累的，内心一直很纠结，他需要长期巧妙地掩饰自己，戴着面具生活着，多数时间扭曲着自我“真情性”，内心时时处于严重的应激状态，身体机能不断地“抗议”，只不过为了虚假的面子，他们大多不予理会罢了。因此，内心的弦，长期绷得紧紧的，就易崩断了。

总之，即使一时没有“崩断”，他们也活得比常人累多了，毕竟时刻要戴上假面具生活。而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辨识真假的能力，还是越来越犀利了。

想健康生活，真正成就自己，享受康宁与寿福，看来最好还是活在真实的自我中—既没有时刻当着演员、掩饰自己真相的累，又无须过分违拗自己意愿，可真情性而惬意地生活着。

言情小说不等于现实

其实，今天每个知书达理的人，或说每个受教育者，生活中都有个参照系，都有个模式，并以这个模式来衡量自己的生活。而这个模式的选择和确定正确与否，往往决定着他对生活的评估，甚至影响到他的康与寿。

临床上，可归纳出这么一种生活类型：很多人过度沉湎于一些典型化的、过于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并以此来衡量自己及自己的另一半—先生或夫人；因此，总觉得自己活着与理想的那个，有太大的差距；总是和想象中的生活太不一样；因而，总是愤愤不平，或闷闷不乐，甚至感到活在死亡边缘。

有这么一对从江西来的，在上海打拼、生活的大学同学配偶，已婚后五六年，孩子早有了。先生做的是工程师，搞机器人设计的，相当不错，但属典型工科男，比较腼腆，因为和我同姓，有意无意认我作为他的长辈。妻子姓姚，在一个公司已坐上了中管，也相当不错，他们不缺钱，生活也比较滋润。然该女子是位文科女，也是一个文艺范，细腻又要强，原来，年轻时沉湎于琼瑶之类言情小说。结婚前，两人感情很好，甜甜蜜蜜的。婚后，她老是以言情小说里的那种情节来要求先生和自己，并苛求生活情趣化。故老是在私下及闺蜜的闲谈中埋怨，觉得老公这个不懂，那个不清楚。比如，情人节应主动送花；又如，结婚纪念应该记住；某些情景，应该表现出像谁谁一样，才有情趣。但先生比较木讷，对这类东西既不感兴趣，又很少会有主动反应。所以，夫人始终不满。但她的不满只以一种试探方式，隐晦语气，提醒对方，希望老公能够自己领悟，有所进步。并希望借此改变他，让他们的生活更丰满、更富有情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说该女子错了吗？没错。但她不是生活在现实中，而是存活于虚幻言情故事里，在不存在的世界期盼着、焦虑着、忧郁着。因此，就在生完孩子3年后，由于长期轻度抑郁倾向（有个准规律：凡特别细腻，讲究情感，对言情小说情有独钟，把生活等同于小说者，往往易陷入抑郁状态），最后，她普查时发现右乳有异常结节，确诊为乳腺癌。

当时，她的乳腺癌是单纯性的，只做了手术切除，并没淋巴转移，也没化疗，不久便康复了。然她仍旧郁闷难解，觉得这一大半都是因为老公没有情趣，不懂得生活所致。她承认抑郁和生癌有关，但抑郁不是源自工作，而是根源于夫妻生活，感情世界。两年后，当她好不容易从第一次癌症阴影中走出，却再一次发现对侧乳腺又有了结节，一检查，还是乳腺癌，且是原发的。因为细胞类型不一样。这次，夫妻俩精神都垮了。“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当夫人坐在我诊桌旁时，先生低着头站在背后，满脸充满了内疚。像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大男孩，总觉得自己没有尽责，没有善待她，有一种愧疚感。但也觉得自己很冤的，自己尽力尽心，没有做错什么啊。

由于求治已有一段时间，我了解双方特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生活”这本书，绝对不是小说家所写得那么有情趣，那么有味道。日常生活其实是简单的，婚姻大道就是柴米油盐。过好日子，两人恩爱就可以了。那些，只不过是小说家想象中的世界，添油加醋地变着法，插进去的故事。而且，言情小说家自己的生活很少滋润的，生癌的也不少。三毛不就自杀了吗？她们的小说，只是寄托着她们梦想着却根本没法实现的东西。千万别把言情小说当现实，当成生活的指南。否则，谁都会失望、抑郁，甚至自杀。因为这些本身就是虚幻、不现实的。

诸如上述女性的这类情况，临床非常常见。

笔者注意到太多的疑似现象：女的文科生或小说家更容易生癌，文艺范也一样；特别是患乳腺癌、肺癌、卵巢癌等。患了这些癌的女性，康复期间很多人成了作家，至少写出了自己的书。交谈中，她们年轻时的梦中，都曾有过小说家的理想。这不能不说是种规律性现象。

有文学梦、文艺范不是坏事。如果把虚构的文学世界看作是现实，或者追求虚构中的文学般的烂漫、情趣生活，就脱离了现实，很可能埋下了健康的隐患。

生活无处不精彩

生活哲学家如此说：生活无处不精彩。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意识并发现它，学会欣赏及享受它。前面述说的李开复故事也好，《支撑生活的正是这些点滴小事》中的戴安娜情节也好，体现的都是同一哲理。下面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

春节后，脸晒得黝黑的习女士隔了近半年又来找我复诊了。复诊时，带着一个大的蛇皮袋，里面装满了东西。我问：“这是什么东西？”她说：“不值钱的，我自己种的新鲜蔬菜，送给您。”我好奇地问：“您怎么真的去种菜了？”她说：“对啊，我在崇明找了块地，开始种菜了。你别看，种菜过程中，天天看着菜长大，还是很有成就感、价值感的。这不，刚刚开春，给您的蔬菜可新鲜了，绿油油的，绝对不上农药化肥，上海很难找到这样的蔬菜，对吗？”一脸的自豪感。

原来，5年多前的她，是一个颇大公司的副总，主管销售的，能力特别强，性子也特别急。然后患了乳腺癌，因为比较单纯，所以手术后没化疗。不久，她觉得什么都好了，尽管还在用内分泌药。故她又重新投入了工作，而且，比以前更拼命。不久，她发现右肋骨痛，一检查右肋骨转移了。这次，给她有点打击，她认真治疗了，但还是放心不下公司的事情。又过了不久，约一年半，一次重感冒后，出现胸痛、咳嗽、气急，虚汗淋淋。一检查，左肺转移伴有大量胸水。这时候，她彻底垮了。她说：“两年多时间内，我接二连三受打击，太厉害了。”

她原先是个性急的人，也是个本科学习西方科学的人，早先对中医不太感兴趣。连续两次转移，迫使她只能来寻求中医配合了。诊疗时，她不断地唉声叹气，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这辈子前半生非常光鲜。这几年开始不行了，老是犯了什么大忌似的，被可恶的乳腺癌紧紧盯住不放了..”

我仔细了解了她的经历后，给她进行了分析：她承认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什么都追求最好，什么都要做第一。而且，有典型的A型性格，绝不服输。因此，一直活在高度压力状态下。我提醒她：“您已经年过半百了，要好好思考思考人生的意义了。人生就是销售指标、业绩，超越他人吗？”并主张她不妨尽快调整调整。在接受中西医治疗的同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因为她已过了退休年龄，但还可以继续干。我建议她：“您应该换一种生活方式，好好享受新的生活。”她应允了。

自那以后，她在上海治疗了1年多，康复得很好。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闲着难受。如果回到原岗位，说不准会故伎重演。故我给出了个点子：“你不妨找点你特别想干的事..”此后不久，她告诉我，朋友在崇明有块地，她想到那边去种种地，养养生，休闲加康复。我觉得这个蛮好啊。她欣然选择了这条路，且把家安在了崇明，开始与泥土打交道，起早摸黑，种菜了，且很少回上海的家。从那以后，她真的爱上了这个行当。她说：“以前的我，总觉得闲下来生活太枯燥，必须努力干，实现某个目标，我才有奔头。现在觉得天天和蔬菜水果打交道，看着绿油油的果蔬长大，自己吃不完，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很有成就感，且乐此不疲。”两年多下来，其他一切都好，查体也没有问题；唯一就是干累了，会有点腰酸，转移处微微有点酸楚感。除了脸色黑黝黝的，没有不适感。她自己也充实而很满足地生存着。你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好生活。

高女士是我较早的老患者之一，1996年生的恶性平滑肌肉瘤。她最初不知道这个病的恶性程度，然后医生看多了，才知道非常可怕。开始单纯西医治疗。第一次手术后，三四个月就复发；第二次再做手术，又是三四个月内复发。1997年香港回归前，在癌症俱乐部介绍下找到我。当时，她和先生都忐忑不安。因为所有的医生都告诉她，只有几个月寿命了（那时，靶向药还没有问世）。没想到，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症状很稳定。因为她找我时，已出现第三次复发了。半年后，我建议她做了第三次手术。这次手术做完后，近20年来，除了当中又有过一次复发外（她吃中药8年后误以为康复了，自动停止了，结果半年就又复发），一直用中西药物控制得很好。

她的专长是研制印泥，她对这个很有研究。当时，康复后身体不错，精力颇佳，闲着没事，很想回到自己工作单位。原单位最初很怕她再复发，给单位再惹事，避之唯恐不及，拒绝她的请求。我们几个医生一捣鼓，给她单位写了个证明，建议单位接受。且告诉单位，她若有热爱的事干，可以康复得更好。单位最终同意了。她又操起了旧业。一晃，快20年了。她尽管已退休多年，但随着书画市场的红火，人们纷纷找上门来，她自制的印泥供不应求。她乐滋滋地用土法做着印泥，既有收入，又回馈社会，且重新实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带有乐趣的生活，对于心身的稳定及健康的维持，对她人生意义的完善，也都有积极意义。

可见，生活的精彩并不局限于人们熟识的、趋之若鹜的、俗套了的那些领域，生活可以说无处不精彩。心潜下去，热爱它，做什么，都可以体验到它的意义和快乐。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善于潜下心，去发现它，领悟它，享受它。

而且，生活是否精彩，与钱多钱少并没必然联系；与官位高低、名声大小、利益多少也没有瓜葛。全在于内心自我的体验及享受。

须知，过多的财富只能换取奢靡者的挥霍；心灵必需品通常无须用钱购买。

只过自己能够承受的生活

前已述及，每个人身心承受的能力是有限的，你生活的活动半径及极限都是客观存在的，忽略这些，短期也许无所谓，但长此以往，一定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许多英年早逝者，往往在这一点上犯了迷糊。而且，悲剧还在一幕幕地上演着。北京每天有十几位年青才俊，突发疾病，送往医院急救，一到医院，已经不救，死于过劳。中关村创业者人均寿命一度不到58岁，都是鲜活的实例。

因此，认识到生活之精彩，创新之价值，还要强调生命之极限。

我们强烈主张：只过自己能够承受的生活。

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本人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非常繁忙，天天被填满了的日程所驱使，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很紧要，没有歇息闲暇时间。一个星期天上午，匆匆赶着出门前，念小学的10来岁女儿问我：“爸爸，你的生活中，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吗？”女儿一句话，居然把我问噎了。是啊，天天匆匆忙忙地，挤干了时间在忙碌，究竟在忙些什么？除了这些，生活就没有其他了吗？这句话让我沉思良久。而且，当时体检我已出现不少健康问题的信号。我想了很多，且想得很通透，沿着现有的这条路走下去，自己能够走到的最高顶点就在那里（就像名声在外的学术前辈那样）。那，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切吗？何况，能否走到那个顶点还是问题呢？当时，我已经40多岁，奔五十的人了。

自我诘问的结果是：应该而且必须尽快做出调整了。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对自己、工作及他人说“不”字，学会了甄别、取舍，有些事，学会了放放手，甚至放弃了很多颇有诱惑性的事，开始信奉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这辈子事情是永远干不完的，干下去永远都有新任务。因此，应该恪守一条底线：以身体能够承受，生活能够适应为边界。应信奉“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原则；尽早学会自我调配生活，调控时间，调慢节奏。自我好好安排生活和工作。在放慢生活节奏中，自己也摸索了一些经验（见拙著《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一晃，20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自认为的效率并没有太多下降。然而，至少健康状态比之40多岁时，没有太明显的恶化，优哉游哉地生活着、工作着、思考着。因此，不以透支自己生命为度，只过自己能够承受的生活，那应该是一条生活的底线。

几年前，京城一位著名学者打电话给我，要我赶快帮帮一位学界翘楚，他的好友。此君的确是上海某名校的著名教授，该校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来主持学术研究。我曾在《文汇报》上经常拜读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一件黑中装，一手叼着雪茄在讲演的照片。按时下俗话说：那张照片“酷呆了”，讲演的内容也很精彩。所以，对他并不陌生。他是国内公认的多个学科领头羊，多个学科中都有较大建树，故京城朋友才会匆匆求我搭一把手。他因为嗜酒（且只喝茅台），基本不吃饭。不久前喝酒后剧痛，一检查，患了胃癌，且已属晚期。我在肿瘤医院病榻上看到了他，一副憔悴和慌张神情，拽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我们算有缘分了，好好救救我吧。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的确，他才50岁刚出头。我也下决心努力一把。可肿瘤医院是他所在大学的附属医院，医院已给他上了化疗（且50多岁胃癌晚期，化疗是可以接受的）。故只能先建议化疗间隙，争取配合中医药，以求能够有最好的效果。遗憾的是，一次化疗后，他白细胞直线下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就一次化疗，送走了他。

他的离去，令我感慨万千。一位学界翘楚，多个学科领头羊，难得的才俊，就这么匆匆走了，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牵挂及反思。我去看了他3次，每次恶病质情况在加剧（可能癌性出血难以控制），而他求生欲望极其强烈。他送了我4本来上海后主编的书，都是厚实沉甸甸的。这，浸透了他多少日夜煎熬的心血。他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者。被引进后，为报知遇之恩，非常执着地主持着多项重大科研，没日没夜地干。但陪伴他的就两样东西：雪茄烟和茅台酒..

我非常欣赏他的个性、才华和执着，以及他的学术能力。然而，作为一个医生，只能遗憾地说：他对生命意义之认识太欠缺了，对生命本身的尊重或对生活的理解太单薄了。健康管控的意识极度欠缺。我没有资格评论他的生活态度，但有义务提醒人们（包括这样玩命干的才俊），须学会尊重生命，生命或生活都是有极限的，要想更好地发挥自我才华及潜能，就要“过自己能承受的生活”。“留得青山在”，才能持久地发光、发热。肆意的透支，过度的折腾，早晚会受惩罚的。

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后，很多纪念文章都对他的去世哀悼不已。我也非常惆怅伤感。但这一切又能怪谁呢？父母给了强健体魄，故我们要像珍惜瓷花瓶一样，珍惜自己生命。只希望到头来医院医生妙手回春，赌注毕竟太大了。

而珍惜生命的一个原则就是：过自己能承受的生活。

自我庆幸：小女天真的提醒，能让我早点醒悟这一点，过自己能承受的生活。

梭罗曾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简单，简单，再简单。”“当你过于注意细节的时候，却是在一点一滴地浪费你的人生..一切要简化！简化！再简化！”

在 2015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冯骥才批评指出：今天社会风气，人人围绕着财富名利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为时尚。而稍早一点，莫言在日本举行的东亚文学论坛上作了《悠着点，慢着点》的演讲。强调说：如果还是循今天你争我夺的态势快速走下去，“人类啊，你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些声音，振聋发聩。

活在当下社会，人人都需为生存而努力，而竞争。因此，熙熙攘攘并非不可理解，或者绝对排斥，否则人类无以进步，甚至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然而，努力和竞争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是争取幸福快乐生活的手段和途径；如果努力及竞争不能令人健康、幸福和快乐，甚至带来疾病及痛苦；或者异化为生活的终极目标或唯一导向，那么，人类一定会被这个自身创造的“增富”怪物所毁灭。

鉴此，哲人周国平先生如是告诫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问题就在于，以什么作为生存的价值导向，然后进行取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第十章   生存：最核心的是简单

不甘放下的，往往不是值得珍惜的；苦苦追逐的，往往
不是生命需要的。——
无名氏

梭罗曾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简单，简单，再简单。”“当你过于注意细节的时候，却是在一点一滴地浪费你的人生⋯⋯一切要简化！简化！再简化！”

在2015 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冯骥才批评指出：今天社会风气，人人围绕着财富名利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为时尚。而稍早一点，莫言在日本举行的东亚文学论坛上作了《悠着点，慢着点》的演讲。强调说：如果还是循今天你争我夺的态势快速走下去，“人类啊，你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些声音，振聋发聩。

活在当下社会，人人都需为生存而努力，而竞争。因此，熙熙攘攘并非不可理解，或者绝对排斥，否则人类无以进步，甚至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然而，努力和竞争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是争取幸福快乐生活的手段和途径；如果努力及竞争不能令人健康、幸福和快乐，甚至带来疾病及痛苦；或者异化为生活的终极目标或唯一导向，那么，人类一定会被这个自身创造的“增富”怪物所毁灭。

鉴此，哲人周国平先生如是告诫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问题就在于，以什么作为生存的价值导向，然后进行取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关于快乐:哲学家与亚历山大的对话

第欧根尼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生活在亚历山大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雅典后，第欧根尼问他还要做什么。亚历山大回答说：“我要征服波斯。”“然后呢？” 大帝回答曰：“我要征服全世界。”“在你征服全世界以后呢？”大帝答曰：“那我就快乐了。”哲学家说：“那你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快乐呢？”

其实，这是个著名的难题：人何时才能快乐？怎样才能快乐？

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典型。他是个空前绝后的军事天才，有着强烈的征服欲，试图通过征服和改变世界取得快乐。这是一条永远不可能成功的路。与哲学家对话后，很快他就征服了波斯。成功后他本可安返家园，但他征服欲没法满足，故继续挥军征服了印度。在印度得胜后，其部下已厌战，他不得不暂时停止远征而归。回归后不久，又开始整顿军队，想进一步征服罗马。结果，新的行动未能开始，他自己却突发疾病而倒下，10天后死了。其时还不满33岁。只经历了1/3的人生，而就才华来说，却又是那么的盖世无双。这不是一种嘲讽吗？

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的这段经典对话，太有醒世意义了。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帝最后的结局，论证了哲学家之睿智。

其实，人生的路，不在于远近；重要的在于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从何开始？

因此，如欲获得幸福、快乐、成功的人生，首先要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得先明确方向所在，目的意义何在。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行进的方向，目标迷失了，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到达目的地。

类似的故事太多了。顺手举一个为例。

美国一个企业家出身的富商，有次到海滩去玩。看到海滩上有一所渔民房子，便进去做客。正好渔夫从海上抓了几条鱼回来，这些鱼又肥又嫩。渔夫很好客，做了鱼汤请他喝。企业家吃完后，赞不绝口，问他：“你每天能打多少鱼？”渔夫答曰：“我每天只是中午前后出去一两个小时，打个几条鱼回来，够吃就可以了。”那个富商告诉他：“我给你投资。你多打点鱼，我包销；慢慢地，你就可以造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渔夫问道：“造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为了什么呢？”“为了你能赚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又为了什么呢？”富商说：“你会更幸福。”渔夫哈哈大笑，说：“我现在睡到想起就起，生活得很自在。下午悠悠闲闲的，很充实，也很快活。要说为了快活，我现在已很快乐了。我的目的已达到，那又何必呢？”

富商满脸惊愕地看着渔夫，百思不得其解。天下哪有这样的思路？但他又无法反驳渔夫。

说真的，渔夫的人生哲理是纯真的、清晰的。

问题倒出在了富商，他自己受社会习惯势力之驱使，没有想明白赚钱的意义究竟何在。陷入了与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的怪圈中。只不过，世上芸芸众生，大都类似富商，熙熙攘攘，皆为求利。求了利，又会怎么样？很少有人会去细细琢磨。

放牛娃的对话诱导了中学生自杀，那是走向了问题的另一个极端。

而真正生存、生活意义及价值的寻找与选择，应该在这两个极端取向中，允执其中。朱熹就说了：“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尽管可以包容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和而不同），但在本能自我与文化自我两端中，允执厥中。

人生走向快乐幸福的路，其实不多，主要就是走向纯真的自己，走自己的路。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快乐。故哲人如是说：“快乐更多地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曾说：“财富是‘大’的负担，康乐是‘生’的充实。”他是能够完全理解并认同渔夫的快乐幸福观的。

周国平先生有曰：“物欲是社会刺激出来的，不是生命本身带来的。其满足诚然也是一种快乐，但是，与生命的快乐比，它太浅；与精神的快乐比，它太低。”

莫言：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

著名作家莫言先生曾在东亚文学论坛上以《悠着点，慢着点》为题，做了一场可谓振聋发聩的演讲。他的讲演主题是文学在当下的意义，他从本能讲起，追寻了世界主要矛盾及人类痛苦或欢乐的根源。他尖锐地说：“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100多年前，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30多年前，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他痛心疾首地抨击：“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接着，他清晰地提示，文学作品就是“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借助文学，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要“告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

他最后说：“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铿锵有力的剖析、抨击、警示中，知识人的睿智、良知、危机意识及责任感跃然其间。而我们更关心作为一位作家，他所分析的问题核心所在：他揭示今天的危机，源自人类的逐利本能；是无法自控的逐利本能，病态贪欲，驱使人类疯狂地索取；并招致了生态灾难，自身内心虚空及痛苦，且是诸多冲突之根源。

简单：生存的本质，远离慢性病的关键

莫言大师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基本精神，生活原本是简单的：“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科技的进步，尽管送上了诸多新事物，但不见得都是正面的。笔者演讲时也常说：“科技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美酒佳肴。”莫言强调：今天贪欲刺激下的科学病态发展，已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故大声疾呼：“悠着点，慢着点。”

对此，笔者要大声说个“赞”。的确，生活原本是简单的。正是因为人类无法自控的欲望，以科技进步方式，给人类自身带来了重大灾祸。

今天最常见的慢性病，从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井喷，到癌症的飙升，无一不是“文明进步的副产品”，无一不是背离了简单生活的恶果。

仅以癌症为例：18世纪末，意大利某城镇的癌症总致死率只占死亡人数的0.7%；而200多年来的快速进步，现世界范围内已接近占1/4。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癌症年发病率在128.03/10万； 但到了2011年，全国癌症的年发病率为250.28 /10 万。20多年间上升了195.5%，几近1倍。

而且，越是发达地区及城市，越是高发。上海、北京荣登榜首，两大城市年新发病率都远远超过400/10万。据上海官方机构分析：2014年上海癌症年发病率已达418/10万。每年每千个上海人，便有4个多人被诊断为癌症。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只是256/10万。仅17年间，上海癌症发病率就快速飙升了163.3%。

据2006年权威机构统计，中国64岁以下非正常死亡者中，死于癌症的，城市占27%，农村占25%，都超过了1/4，而64岁以下，可以说仍为壮年时期。

尤其是肺癌，中国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仅肺癌发病率就飙升了465%；而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北京地区的肺癌发病率就飙升了56%。

癌症，越是发达地区/城市越高发，上升幅度越快，不得不考虑与科技及文明进步休戚相关。

作为一个佐证，笔者一共诊治了4万多例癌症患者（2009年起建立的数据库里就超过2.1万例），其中，出家师父（和尚）仅4例；有两例还是超高龄的耄耋老人（都近百岁），如寒山寺老主持，百岁而有膀胱癌。比例大大低于常人。

何也？出家人的生活方式简单、质朴。

当然，谁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生活，怎么办？笔者的见解与莫言大师如出一辙：悠着点，放慢点。尽可能回归简单。

笔者《生了癌，怎么办》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些。

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合理对策及选择。

推而广之，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代谢综合征等，何尝不是如此？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中国要加强对癌症等慢性病的管控。其中，仅饮食回归简单，就可减少35%～40%的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涉及上百万人。而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代谢综合征等回归简单生活及饮食，其功更伟耶。

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历史上，古贤哲已为后世树立了恬淡简朴、安贫乐道的生活模式及道德榜样。《黄帝内经》开篇（《上古天真论》）指出：古人知道生活规律者，善于自我管控（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从而可享受天年，百岁乃去。强调“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主张“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愉悦地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推崇质朴的生活，并学会抵制诱惑，“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正因为这样（故合于道），他们才“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德全不危，道德品行良好，所以健康状态颇佳。

历代更有亲力亲为的典范。孔子的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简单的饮食，生活在简陋居室中，颜回同样从中享受着快乐，人们多加劝说，他也不改意志。

庄子的生活态度更值得一提。他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使臣请他出山做官。他对使臣比喻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奉在庙堂之上自在呢？还是活着在泥塘水池中摇尾逍遥呢？使臣答曰：那当然是活着在泥塘水池中逍遥自在多了。庄子用隐喻，提示着简单生活的意义，并包含了适度退让以避祸的智慧。

反观当今社会，不管是“打虎拍蝇”所揭示的各种各样贪腐，还是打黑所揭秘的刘汉之流，本质都一样：忽略了生活本身的简单原则而贪得无厌。故其结局只能是命丧黄泉或身陷囹圄。更多的不知简单者则身陷病态，难以康宁。

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卡耐基曾这样评价比较：“拿破仑拥有一般人所追求的一切—荣耀、权力、财富，他却对圣海莲娜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而海伦·凯勒，又盲、又聋、又哑，却表示：‘我发现生命是这样的美好。’”海伦·凯勒是因病致残者，她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享年89岁，并曾荣获“总统自由勋章”。盖世英雄拿破仑，占有一切，“光耀天下”，享年仅52岁，且自认为没有过一天的快乐日子。

可见，生活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无穷的欲望及在其驱使下的无限占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曾说过：“对放肆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此言善也。

笔者临床上经历过太多这类典型实例。

姑且以一位被媒体广为报道、颇为知名患者的前后变化为例，说明之。

一向以严肃且倾向于政论为主的上海《新民周刊》，2011年曾刊载了一个追踪癌症患者的长篇报道，题目是《癌症是思想病？》，下面只是内容节录。

故事主角叫老布，一个膀胱癌患者。为了能活着，放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搬到京郊的小乡村，一心一意过起了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3年（现应7年）过去了，不吃药、不打针、没有放化疗的老布写了4本书，旅行了5万千米，癌症也奇迹般地好了。回忆生病当初，老布再次感慨万千，2008年，“我这双眼睛看到的世界都是灰色的。现在，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让我能以独特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患癌前，作为艺术圈内小有名气的收藏家、评论家、作家，喝酒、应酬，不分白天黑夜的作息是老布以往生活的全部。那是一段“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日子，他总在黑漆漆的夜晚外出活动。“我躲在一个没有任何窗户、任何灯光的小屋子里混淆时间概念，我家屋里没有任何绿色，连一片草叶都没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喝酒、开车玩，还想做些大事。我追求的东西就是认为能吃、能喝、能睡、能玩，就是我老布有能力的表现。”

每天喝10杯咖啡、吃一顿麦当劳，按照老布自己的统计，在他得癌症之前的10几年里，至少喝了40000瓶啤酒，40000杯咖啡，吃了约3650顿洋快餐。“我喝酒喝得胃切除，喝酒喝得我脖子让汽车撞断。为了喝酒，我一周睡两觉就过去了。周一晚上喝到周二早上，睡上一大觉就是周三下午了，然后再去喝一次。”他不知道什么叫身体透支，也不知道健康是什么。发病前他已看见自己血尿，没当回事。2008年年底，又频见血尿，他意识到自己生癌了，那时，他48岁。

老布回忆说：“其实，癌症是有先兆的，可惜我忽略了。” 北京所有诊治的医生都要求他手术切除。他不想做切除，因为膀胱切除的人基本上就等于一个“阉人”。这对有着强烈大男子主义的东北爷们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

此后，老布阅读了大量关于癌症和健康方面的书籍，还听佛经、二人转、看戏剧、喜剧片，自娱自乐。为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他仔细辨认唐诗宋词。

“得癌症3年（现已7年多），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癌症的认识。很多人，包括我，最初总是想打败癌症；几天之后我就改了，我要和癌症做全面的抗击，因为癌症是打不败的；再过一个礼拜，全面抗击也抗击不了，我要和癌症做最后一场关于生死的战役。癌细胞是有记忆的，是有哲学思想的。我就开始思考，癌细胞从你生命开始时就存在，如果你要把癌细胞杀死，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我意识到我要跟癌症好好相处。”

“癌症可怕吗？不。癌症就是生命的知己，你生命的合作伙伴。它没有独立颠覆或扼杀我们生命的能力，必须借助他人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化学物质。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和癌症和谐共处。医治癌症的方法，应该回到生命最初的自然状态，走出家门，到大自然中去。要有信仰，要缓慢地以最自然的方法恢复。”

现在老布每天五点半起床，喝点普洱茶，然后上上网，写写日记，再接着就是在地上爬100步，运动运动。午睡一个多小时，之后领着两条狗去田野，走一到一个半小时，走出一身汗回来。下午五点多开始做晚饭、吃饭。

吃什么，不吃什么，如今是老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根据这几年的摸索，他觉得土豆、胡萝卜、白萝卜、长茄子、紫皮洋葱是必需吃的，还有海里的海带、海芥菜、海藻。“我主要吃种子，埋在地里就能长出，吃有生命的东西。而且粮食要好，我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二十五六种粮食配比：有黄豆、花生米、薏米、黑豆、紫米、黑米、大麦、荞麦、小麦、糙米，还有十几种豆。”

“我觉得吃素食以后，心平气和了，思维又恢复到以前了。我曾经有段时间记忆力突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酗酒，失忆，现在我记忆力特别好，什么东西都能够想起来。而且，在我看来做饭是很开心的事..感觉很幸福。”

老布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似乎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老布说要想活得健康，就必须坚持，必须改变。对于生癌或没有生癌的人来说，人生的“痛苦”莫过于改变自我。殊不知，自己身体这片沃土，就是要靠修正本性来还原的。

“癌症说到底，是生活方式与思想的一种疾病。我们对待癌症，不能祈求神奇的、快速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慢生活、少欲望是必需的。”

现在，老布身体的其他各项指标都好于正常人。他自信地说，“我与其他癌症患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按照当下癌症的主流方案进行过医治。我不是不治癌症，而是不像别人那样医治。”

几年下来，老布养生获得了诸多体会：“养生分3个层面，最基础的是养身，然后是养心，养心就是心平气和，最后是养神。现代人信仰缺失，忙着挣钱，忙着造假，贪念太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什么都当作财富，车、股票、房子、名利..唯独没有健康。”老布现在认为，活着就是生命最大的幸福。

“表面看起来我的生活很简单，其实很难做到。自然疗法就是缓慢地恢复，简单的想法、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维护，以一个幼稚园孩子的心灵看这个世界，不攀比、不嫉妒、不仇恨、不抱怨，积极正视当下生活的状态与现实。”其实，这段话与上述《黄帝内经》所言，可谓是异曲同工。

“每个人不在身处绝境的时候是不会改变的。我现在能改变，是因为我与死神打了个照面，然后我扭头就走，我幸福了..我觉得总是有一些事情出现才使我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认识生命。我现在把我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癌症不可怕。我认为我这一生最有意义的就是患癌症的这些岁月。”

癌症也许是个噩耗，但是对于老布而言，未尝不是一次新生。“生命无常，常于善人”。先要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生命，才能善待别人、善待自然。

凯瑟琳·赫本曾说：“从失败与痛苦中学到的，远比成功所给的还要多。”

之所以长篇地从《新民周刊》引用上述内容，主要是该案例很有典型意义。老布错综的抗癌经历，及其对癌症的思考，包括生活意义的领悟也颇有深度和穿透性。可以说，老布等人走出癌症阴影的成功经历，已超出纯粹抗癌层面，正成为人们在当下遵循“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简约生活方式，从而更合理地生存的、可参照的、活生生的好榜样。

要想活得长久些，只能活得简单些

笔者曾经收到一条短信，一直贮存在手机里，时常调出来与朋友共勉。其说：“若要活得长久些，只能活得简单些；若要活得幸福些，只能活得糊涂些。”这句话很有哲理，尤其对许多癌症康复期的患者，颇有醒世意义。

生活简单些，不仅仅体现在饮食等方面，更反映在诸多生活细节中。

研究已确定：完美主义者易被癌盯上；生性认真，一丝不苟，十分较真者，也易患癌。因此，如何学会二八分，对一些非本质问题学会简单些、糊涂些、马虎些，也是生存的简单要义之一。这往往决定着个体能否活得幸福些、长寿些。

有一位胡姓的肠癌转肝癌患者，找笔者看病时，第一时间笔者就猜出他是工程师。原来，他给我看病史和自己总结的检查指标变化，都用柱状图、曲线图清清晰晰地标明了。包括这一次与上次相比较，某个指标上升幅度是百分之几等。

当时，笔者就批评了他这种太过于较真的态度。他初起很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搞了一辈子桥梁，事事认真负责，并认为这是很好的性格。做事情必须要弄明白才可!他现在始终搞不清楚，他患的是早期癌症，按照常规（循证医学）的结论，化疗6次足够了，一切都会好的。可偏偏是自己很快又复发了，且复发化疗后，指标仍一直不稳定。“这是为什么呢?”他反复问笔者。

对于这么一位把职业特点异化为生活禀性的人，笔者很能理解，且表示同情，然而不能认可。

笔者明确告诉他，这种生活态度不利于疾病康复，并和他说理：

（1）生物学/医学本身是一门不确定性的科学，与工程学截然不同（建议他可参考相关的著作），指标上升、下降幅度与病情没有必然联系。

（2）生活中万事求完美，不放松，不简单化，寻根刨底地弄个明白，是好的职业态度；却不是理想的养生及康复态度。如此，你的精神心理一定始终很累，没有松弛。这从心身医学角度而言，又不利于内环境稳定，可干扰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等的功能状态。因此，常得不偿失，无助于康复。

他的老夫人在一旁，帮助批评了他不会放松自己，不会简单生活的禀性。

笔者顺势从手机中摘出了这段全文，“若要活得随意些，只能活得平凡些；若要活得辉煌些，只能活得痛苦些；若要活得长久些，只能活得简单些；若要活得幸福些，只能活得糊涂些。”并嘱咐他，有空不妨锻炼锻炼，到处走走；同时，建议他常读些佛学或禅宗书，也许有帮助。

有理有据的分析加批评，多次后，他接受了，也相应地改变了。

此后，只是认真地中医药治疗，也不再半月一检查指标，改为3～4个月一检查，也不太计较今天高明天低了!约半年后，指标开始稳定，他心态也就更从容了。

现在已10年过去了，他一直康复良好。

临床中，类似情况十分常见。因此，我们经常会奉劝各位学会简单些。

而“若要活得随意些，只能活得平凡些；若要活得辉煌些，只能活得痛苦些；若要活得长久些，只能活得简单些；若要活得幸福些，只能活得糊涂些”也可以作为生活哲理，指导日常生活，推荐广为遵行。

千万别把“想要”的，统统变成“需要”的

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发现：大城市的人，普遍没有农村的来得快乐与健康。

最近一份权威调查也表明：相对于今天的城里人及白领，农村人及农民对社会现象更感到满意，更能够宽容、包容、从容些。

何也？可能与我们对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需要重新认识。

对此，有一本书很值得一读，书名叫作《相约星期二》。

书中的主人翁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资深的社会学老教授，叫莫里·施瓦茨。1994年，他被下了死亡判决书，患了与霍金类似的ALS（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也是一种不治之症，且已经是晚期了。他的临床症状则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他有个20年前的学生，叫米奇·阿尔博姆，临终前几个月的每个星期二，一共14个星期二，他和他的学生的对话，检讨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包括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真谛等。米奇把这些对话辑成《相约星期二》一书。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被译成了30多种文字，在全球销售了几千万册，影响了太多的人。

其实，想认真活的人，此书值得一读。它揭示了生存和生活的一些本质。

身患重病，游离于生死之间的老教授感慨地说：“这个世界太和谐，太美丽，充满了诱惑，很难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

正因为有这些感性认识，加上他是社会学资深教授，他的发问和思考具有深刻意义，分析也常具有醍醐灌顶之处。

莫里教授认为：立足于商业的人类现代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认识误区，且一代代地误导着人们；现实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社会的大问题，而只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如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模像样”，大家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诘问自己：难道这些就是我想要的一切吗？

莫里教授尖锐地评说：“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的，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就是商业文化和教育灌输的恶果。

就像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相约星期二》的序言中评论说：由于现实文化不鼓励人们进行这种深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盲目攀比竞赛的结果。

例如，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了，所谓的“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的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奢侈的地步；明明住房只求舒适安居即可，但装潢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明明有代步的车就行了，所谓的“车风潮”却要求不断地置换高档的、大功率的、SUV..

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

这些批评，不也正是在鞭笞中国现实社会中芸芸众生之像吗？

因此，莫里教授呼吁人们：应该阻断这种全球性的商业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人们应该努力远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只有这样，才能不落入“他人的闹剧”之中。

他强调说：“只要明白了什么是自己真实的需要，就会走向关爱和奉献。”

因此，每个人应学会努力“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只有“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豪华的“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也就是说，生活本质是简单的。生活和生命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满足自我欲望，不在于追求更多，不在于把许多只是“想要”的（不一定是必需的）转化为“需要”的；更不在于盲目攀比后的“显摆”，土豪似地挥霍性消费；而是在于给予。给予他们你应该或者能够给予的东西。

你奉献出了你的爱，你才能心安理得。你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的价值和健康。

甚至，你只是用出自内心的微笑与人打招呼，都会得到善意的回报。

印度箴言有曰：“对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对事情的进展感到高兴。当你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缺时，整个世界就都是你的了。”多有哲理啊。

是你拥有了房产，还是房产囚禁了你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有时候，就源自于和他人攀比后的心理失衡。

2010年，我在广东看到一个十分焦虑的女性案例。其经历，令人深思。

她是一位生得比较瘦小的女性，患了晚期肺癌。当我给她号脉时，发现她焦躁倾向明显，问她什么职业—这是我的习惯—她说她是搞文化管理的。广西某县文化馆的管理人员。我顺口说：“文化管理其实是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你怎么会这么焦躁，你工作压力很重吗？怎么会生这个病的呢？”

她的老公在旁边接茬说：“对啊！她的工作的确很轻松。但是她就是不满足，天天在想：怎么才能多创造些财富。心思一刻不宁。这10多年间，看到周边人家炒房产赚了不少钱，她也醉心于炒房产，一心想着如何让自己的财产增多。因为买了太多房产，所以天天算计，还参加专门的培训班，想尽各种办法筹钱、买房、还贷款，心里时时纠结着，且天天与别人攀比，每天回来就是算计哪里的房产增值快..看似十分轻松的工作，却因为过多的追求和算计而活得非常累..”“现在家里房子是有七八套了，但都空着，没有人住。这些年，房控了，房价跌了，贷款涨了，她天天愁怎么还贷。结果，贷款还没有着落，她自己却‘中奖’得了个肺癌..”“开始人们还很羡慕她，说她有能力；这不，贷款涨了，还贷困难了，不知道到哪里去筹钱；她却又生了这个病，人们看她笑话了。”我示意先生别再说下去了，因为夫人眼角里已挂满了泪水。先生还是一个劲地说着，有句话让我的心震了震，他说：“究竟是你拥有了房产呢，还是房产囚禁了你呢？”

的确如此，我不敢说她的肺癌跟这个超出能力炒房产有直接关系，但至少有一定瓜葛。很多女性肺癌患者，或缘于过度追求完美，或缘于过度操劳，过分累心，以至于诱发或加速了癌变。像她这样，原本就偏于焦虑者，又跻身于如此高压力和高风险行当，即使不被癌症盯上，也难免会出现其他健康问题的。

从另一角度：不能一心只想着赚钱，好像生活离开了赚钱就不成其为生活。一方面，你越想赚钱，就越容易亏钱（就像赌徒一样）；另一方面，生活本身的意义，不只是赚钱，如此急迫地赚钱，最后只可能落下个人财两空。而该夫人，真的没有多久就含恨而撒手人寰了。事后我得知，他们夫妇俩在当地算是高收入人群—先生收入很高，家里经济一点都不拮据。先生一直反对她炒房，夫妻俩老为这个吵架。所以，先生认定，是贪得无厌的“房产”囚禁了她。

叔本华曾说：“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此话用在此女身上，可以说十分熨帖。可惜，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人绝非少数。

其实，财富的积累，就像幸福一样，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过于算计和功利：戕害健康

我们早就注意到，从事财会的很容易生癌，而且，生了癌，康复较一般人困难些。心理学家研究后发现：过分“会算计”的人，也容易生癌或生病。

“会算计”者与“敌意”“好胜心强”虽不是一个概念，但研究表明有着类似的心理-生理机制。至少，这些人内在的神经-内分泌-免疫轴总是紧绷着的，中医学说“肝郁气滞”，健康就更容易出偏差，甚至是疾病问题。

美国心理专家威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经历，也许可以为人们带来一些启示。

32岁前，威廉很“聪明”，极能算计：他知道华盛顿哪家袜子店的袜子最便宜，哪怕只比其他店便宜几分钱；他知道方圆几十千米内，哪家快餐店比其他店多给顾客一张餐巾纸；至于哪辆公共汽车比哪辆公共汽车车票便宜5分钱，何时去电影院门票价最低等，他心中都留意着，十分有数。

虽然威廉很会算计，但他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在30多岁前后落得一身疾病。在30岁之前，他经常到医院看病。他虽然知道哪家医院医生的医术最高、哪家医院的药费最便宜，却没有健康；病魔缠身，无一天舒服日子，更谈不上有什么幸福了。

32岁那年，在高人的指点下，威廉终于醒悟了自我病恹恹的原因，并开始了关于“善算计者”的科学研究。他跟踪了数百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出惊人的成果：凡是太能算计的人，实际上都很不幸，甚至是多病与短命的。太能算计的人90%以上都患有心理疾病，这些人感到痛苦的时间和深度，比不善于算计者要多上好几倍。

太算计的人通常是个事事计较的人；无论表面如何大方，内心深处都不会坦然；他自我内心先已失却平静，陷于一事一物的纠缠里；爱算计者常与别人闹意见，分歧不断，内心布满了冲突；他的目光总是充满怀疑，骨子里还浸透着贪婪，拥有太多的欲望；常把自己置于世界对立面，树敌过多；为了抓住所有机会获取更多的，他们平素没有一点儿快乐；生命中常没有彩色。

太会算计的人心率一般较快，睡眠不好，常有失眠现象伴随；消化系统易遭受破坏；癌症、高血压等也容易纠缠着他。中医学所说的工于心计、殚精竭虑者，每每易气血暗耗，阴阳不调，正气虚损，百病易缠。

威廉的这一经典研究成果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赞同和肯定。

“能算计”的对立面是“糊涂”，该马虎时马虎。古往今来，“糊涂”一直是一剂保健良药。人们常说：“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对于大事或原则性的问题，应该头脑清醒，毫不含糊，弄得清清楚楚。对那些无关原则的、不中听的话、看不惯的事，装作没听见、没看见，甚至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种“小事糊涂”的处世态度，其实是健康长寿的不传之秘诀。

前面笔者提到的二八分，也是这个意思：通常，特别重要的大事（占两成左右）需要拿得准；剩下的事（约占八成），也许糊涂马虎点更好。

千万别精于算计分分厘厘之得失了，除非工作需要（精算师）。

富翁姐弟“比拼”的悲剧

攀比，是现代人的通病。而且，盲目攀比不仅存在于同事、亲友之间，有时候，居然存在于亲骨肉之间。有社会学家就曾指出：越是亲近的，越容易滋生彼此攀比，甚至是恶性攀比。

笔者的患者中有一对姐弟富翁，相互比拼财富，互不让步，最后酿成了悲剧，值得深思。

在笔者最早门诊部所在的区，有一个老朋友/患者和我是同龄人，她是个女强人，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小作坊式的印刷厂搞印刷，跑业务，能力很强，很快有了点积累。便大胆下海，发展自己的印刷加工厂。当时，大批低质量的集体企业破产了，她大胆收购，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变成当地很有影响的骨干印刷企业。在这过程中，由于设备、投入等的优势，她的企业取得了垄断地位。在她起步后不久，比她小5岁的大弟也开始下海，最早是她支持大弟做的小餐馆，正好赶上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餐馆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弟的事业，一跃千里，非常红火；而印刷业是匀速发展的，不可能大起大落。大弟原来一直是仰视姐姐的，后来大弟的资产大大超过姐姐（那个时候，大弟已达到上亿左右资产，而姐姐只在数千万元之间徘徊）。家庭中，原先姐姐一直是中心人物，一言九鼎的。然后，随着大弟的财大气粗，大弟的话语权也比姐姐强多了。姐姐是个不服输的人。姐弟俩就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当时，他们俩都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个小弟弟也是乙肝携带者，三弟最早在二弟下面打工。这个女强人—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女汉子—不服输的结果，就是拼命扩充设备，加强管理，拉订单；一心想把自己企业做到上亿，做到上市，势头上压过大弟。他们姐弟俩嘴上不说，明里客客气气，但暗中心里斗得厉害，上海人说“互相别苗头”！

其实，那时候的姐姐已是政协委员了，已很有声望，社会地位远高于大弟；但她就是骨子里不服输，一定要争个你高我低，争个财产上的老大，恢复以往家里一言九鼎式的地位。那时候，他们一家姐弟三人都有乙肝（母系垂直感染所致）。小弟最早出现症状，故小弟只是在大弟饭店里做做下手，帮帮忙。大弟和她差不多时间查出活动性慢性肝炎，轻度肝硬化。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大弟还不够风光时。她找我诊疗，各方面情况都可以，指标也控制得不错。我当时给她建议：活动性慢性肝炎加肝硬化的患者，“肝乃罴（通‘疲’）极之本”，最忌讳操劳过度。她在医院刚发现时，非常恐惧。但一段时间后，麻醉了，有点无所谓。到了90年代中期，大弟风头明显压过她了。周边都在盛传，她大弟怎么了不起，餐饮业的影响很大，朋友圈也很广。大弟也是得志便猖狂，在家属亲戚圈内有点嚣张了，她的话语权明显旁落了。她感觉到自己的慢性肝炎已四五年了，还好。便铆足了劲，争取一定要超过大弟。那时，她已是近“天命”的人了，却又投身于新的创业过程中，更新设备，扩大订单，招工扩张业务。原先她一定两三个月要找我一次，后来拖延日久，一两年都不见一次。这样，拼命地你争我夺，持续了3年光景。到后来，她总算超过了她大弟，倒不是因为她经营的怎么样，而是大弟所在那条街的餐饮业全面萧条—餐饮业是有生长周期性的，她的印刷业至少持平而稳妥地发展着。约在世纪之交，先是大弟出了健康警报：因为餐饮业要饮酒应酬招徕客人，大弟确诊患了肝癌。这时，尽管她总算“别出了一点苗头”，挣回了脸面，但她心里怵了，想起自己也还是慢性肝炎患者，几年没有复查，总算再去检查了。然而，此时一检查，肝内也有明显的结节状多个病灶，这下子，她彻底垮了。不敢攀比了，企业老老实实地交给了先生及儿子，她则重新开始认真治疗了。但已错过最佳防范时间窗了，因为癌变一旦启动，短期内很难停下来。约在两年后，2003年初，她也被确诊为肝癌，原发性肝癌。这下子，她彻底萎了。当然，积极治疗后，现在还活着，且活得可以。只不过再也不那么争强好胜了。她事后自己检讨说：当时昏了头，大家都劝她，她就是听不进。就想争一口气，其实争来争去，都是自己人（他们从未公开翻过脸），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怜的是，她大弟走了，肝癌后4年多死了。她虽然活着，但打上了肝癌患者印记，活在了阴影中。全家最好的是小弟，最早发现肝有病变，最早逍遥自在，帮助打打工，活得不错，钱虽没有两位兄姐多，却也离肝癌远远的。

其实，争强好胜不是坏事情。但竞争只是为了生存。如果竞争的结果把生存的基础（健康）都给摧毁了，这种竞争有意义吗？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自己的生存底线，理解生活的真谛。然后，择善而从，选择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

一味地争强好胜，一个劲地不知满足，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场悲剧。

回过头来，再看看前述的莫里教授的教诲，就会更有感触了。

胰腺癌患者：“幸福藏在简单里”

临床上，笔者对胰腺癌情有独钟，因为胰腺癌最富有挑战性，治疗最棘手。美国2013年4.2万多例胰腺癌患者，85%（3.6万）1年后死亡，仅15%活过1年。2009年起笔者建立的数据库，有胰腺癌患者资料1500多例。正因为胰腺癌难治，疗效大大优于此，故胰腺癌是检验很多理论和方法的试金石。

从很多康复了的胰腺癌患者经历中，笔者深信：有时，幸福藏在简单生活里。

幺老师毕业于美术专业，一直对美术写生特别感兴趣，画的是水彩，作为美术老师，长期供职于某中学，在画界小有名气。然而当他行将退休时，2006年因腹痛，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在我校附属的龙华医院进行了手术，打开后没法切除。只能关腹，装了一个支架，因为有阻黄（梗阻），也没有做胃肠吻合术。当时，他十分沮丧，很懊恼。术后第一时间，在夫人陪同下来我处治疗，因为当时都判断他就两三个月寿限了，故没人建议他接受放疗、化疗。

他夫人是一个非常认真、也非常爱他的人，对他的生活关照很多。但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很严格，严格限制他做很多事。但笔者坚决主张他只要不乱吃，想干什么，干什么。他就一个爱好：写生。笔者极力促成，夫人总算同意，附带了一系列条件（如一周只能一两次，天阴不行，天冷不行..）。

没有想到，就这样，中医药调理着，快乐写生着，简单生活着，幺老师康复得很好。奇迹真的发生了。两三年后，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已没有任何不适。影像学检查一切正常，但腹中偶尔有点微微作痛，我估计是金属支架关系。在我强烈的建议下，他回到龙华医院，要求医生把支架拿掉，主刀医生起初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因为没有这种先例。最后，经反复做工作，增强CT片看上去也相当不错，故同意了。说这是“破天荒的，胰腺癌手术失败后，居然还能把支架取掉”。术中很顺畅，那已经是2009年的事了。自那以后，因为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很好，闲着无事的他，只要天气允许，就野外写生。夫人说他：几乎一有空，一有晴天，他就背起画板，各地写生，乐此不疲。

现在，幺老师康复已接近10年了，一切都很好。也很少来门诊看我了，因为一则安全了；二则所有注意力、所有心思都投入到他感兴趣的爱好中，简单、幸福、快乐、健康地生存着。

其实，满足患者合理的意愿，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疗法。因为简单的生活，包含着健康；而快心遂意更可愉悦情性；综合之下，协同中医药，促进了康复。

柳姓的胰腺癌案例也非常值得深思。他是上海一位抓经济的处级干部，2005年年底确诊为胰腺癌。准备手术前一天的检查中，发现已裹住大血管，属于晚期，已没有手术可能了。他是干部，生性谨小慎微。夫人也非常谨慎。最初，只是夫人代诊，一直没把他带过来。因为，一是对中医药能治疗胰腺癌多少有点怀疑；二是怕人多口杂，让患者得知真实病情。用药几个月，症状有所缓解后，才把他带来亲诊。但对我有个基本要求：不能让他得知实情。所以，每次看病，都是他夫人先来排队，患者被子女堵在诊室门外。轮到他了，才插着队排上来。开始，他情况确实很不好，消瘦、失眠、心窝下及后背部隐痛。逐渐地，几个月过去后，老柳的脸上才有了一点儿血色；又一年半载后，心窝下的疼痛无须用止疼药了。这时候，老柳才找到了一些乐趣，脸上露出了笑容。在开始治疗后不久，我就通过他夫人给他一个建议：让他找点事情干干。听我建议，他开始了炒股。因为他原来是抓经济的，是行家，故把所有精力及聚焦点都放到了股票上，赚了不少钱。三四年后，一次他夫人走开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其实不用说，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的实际病情了。夫人瞒着我，我也瞒着她。”他说，“反正我把自己的命，都交给夫人了，省得操心。稀里糊涂到底，简简单单活着，炒炒股，比以前工作轻松有趣多了，且对大家都好。简单而幸福地活着，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晚期胰腺癌的他，优哉游哉地，已整整10个年头了。

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例，更有说服力，他曾是某央企的董事长，2008年确诊为胰腺癌、神经内分泌类型，伴多发性肝转移（与乔布斯相似）。也是撒手不管，统统交给夫人，他说以前工作累了，现在想弥补弥补，只做两件事：打高尔夫球和游泳。现在，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没有放、化疗），安然度过了7年多。

笔者曾总结说：胰腺癌患者很大一部分是和过强的生活或工作压力有关，很多患者，正是借助简单的生活，告别了过去的压力，从而活出了奇迹，活出了幸福、健康，故“幸福藏在简单里”，绝对是至理名言，值得推崇及效仿。而且，其意义远远超出胰腺癌，直指所有健康难题。

单纯的人也许傻，复杂的人才会蠢

哲学家如此分析说：单纯的人也许傻，复杂的人才会蠢。这是至理名言。

也许，人们会说：复杂总比傻好吧。但事实表明，完全不见得。

生活中，特别是涉及健康问题，简单与单纯，有时远比复杂较真来得好。

徐某，原上海环卫学校图书馆的，2000年底得了胰腺癌，中山医院剖腹探查时见癌已裹住大血管，5厘米×5.5厘米大小，主刀的是她亲戚，只能摇摇头，关了腹。紧接着，接受我的中医药治疗。她有一种很好的性格，很单纯，大大咧咧的，好像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似的。其实，她是很有生存智慧的。家属哄她：说胰腺全切了。她就真信了，一点不纠结。术后很长时间，她心窝下痛，其实是癌痛。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是刀疤痛。她也信了。约半年后，症状都消解了，想上班，我同意了，她也就上班了。结果，上班后多嘴的同事让她知道原来癌肿没切掉，换作别人，肯定急。但她也没特别的反应，自己很想得开。说反正已不痛了，没有任何不舒服，它（癌）愿意在里面就让它在里面吧。就这样，她单纯而若无其事地生活并快乐着，治疗着。2001年底CT检查发现：胰头肿块小了。她逢人就说：我胰头癌肿块变小了。2002年底复查CT，胰头正常，无肿块。她更快乐地说，胰头癌消失了，没有了，治愈了。2003年5月，她肝区胀痛，也不紧张。我说查个CT吧，结果发现胆囊多发性结石。我建议她还找给她剖腹探查的那位主任医生（她的亲戚）手术，切除胆囊。她没有任何异议，遵嘱执行。手术中，资深的中山医院外科主任发现：她的胰头居然完全正常了，根本没有癌变踪迹。要知道，她整个治疗过程中，没用过一天的西医治疗，只是吃着我的中药，结果胰腺癌“不战而胜”。对这个结果，她又是笑呵呵地告诉我说：“医生说怪了，你的胰头完全正常了，你们说怪不怪？”就是这么一种乐天的、大大咧咧而单纯的人生态度，使她活得乐悠悠，也躲过了癌症的劫难。她的奇迹后来还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的兴趣，2014年专门做了采访报道并以专题形式播出。

作为反面例子更多。上海原南市区有位统战干部，姓钱，1998年4、5月份发现的胰腺癌。她妹是某大学数学教授，患肠癌，我的老患者。姐姐确诊后在瑞金医院手术。打开一看，肿块太大了，8厘米×8.8厘米，且周围裹着大血管，没法切除，只能关腹。她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统战无小事”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由于工作性质，她非常认真、谨慎、追求完美；别说很复杂，小问题都不放过。术后她妹妹第一时间把她送来我处。当时我在五楼办公，她体质非常羸弱，没法上楼，我是下楼去看的病。之后，我们统一口径，都告诉她，手术已切除，且是良性的，很好。只需加强调理即可。2000年时，她的确恢复得很好，已能天天上街买菜了，也旅游了多次。2001年春节，妹妹去美国探亲，她老公陪她到医院做定期检查。原先，妹妹事先都会与医生打招呼，但她老公老实巴交的，不会说话。还真的碰上个认真负责的年轻医生，仔细地给她做B超，因为有点疑惑，怎么肿瘤明显缩小了。做完后对她说：“钱某某，祝贺你，你胰头肿块明显小了，才2厘米了。”她当时就傻了：“怎么，我还有肿块？你们不是说已经开掉了吗？”迅捷感到心窝下疼痛，回家后，疼得不能进食。她老公马上给她妹妹打电话，她妹妹赶紧从美国赶回来劝她，也紧急把我请去。我们把每次检查的正式资料如实放在她前面，告诉她，她就是不信，认为自己肯定不行了，5月份就走了。

她是老一辈大学生，很有文化；一辈子较真，很多问题愿意从复杂角度思考，容不得半点瑕疵，智商绝对不低。但这是聪明，还是愚蠢？至少，没有生活智慧。

生活是单纯的，因此，单纯些就简单些，生活也就滋润些、快乐些。

复杂的人，尽管事事周密，容不得瑕疵，却违背了生活真谛。尽管活得累且不潇洒，并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能说是十分愚蠢的。

停一停脚步，让灵魂跟上

长期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现代国人不太会“活”（生活）。芸芸众生匆匆忙忙的脚步，踮起脚尖人挤人地赶路，却不知赶往何方？目的地何在？究竟追求什么？生活和生存是否还有其他意义？海外人士说：当下的国人最功利。大家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为的只是争取眼前功利性的东西。

此话有点刻薄，但不无道理。

至少，临床癌症患者及诸多慢性病患者中，存在着匆匆忙忙地赶路而不知路在何方之惑。笔者始终认为，这也是导致许多疾病高发的内在原因之一。

2014年的一天，我在浦东机场二号航站楼准备登机。通过安检通道后到下面的候机大厅，有巨大的空间落差。几台很长的电动扶梯缓慢地滑行着，扶梯正前方有个巨幅广告：画面是美丽的海边沙滩上，一个裸露上身的壮实男子，棕铜色的皮肤，眺望着远方。广告介绍的具体商品我没有一点印象，但上面写着的几个大字深深地震撼了我—它引用的是印第安人的谚语：“停下你的脚步，让灵魂跟上。”在这几个大字前，我凝视了半天，真的深深地被触动了。

的确，看着候机大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又多么需要深入做出思考。

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且变得迅捷而令人难以企及。尤其是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以降，生活一日千里，转眼瞬变。

像我们这代人，尽管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但小时候是在困苦及饥饿中度过的，年轻求学时政治纷争不断；等到而立与不惑之年，幸遇改革开放，有了机缘，迎来了可以放手，按照自己意愿，努力争取，奋力拼搏之际；有份很好的工作，时不我待，总想努力拼搏一番；然瞬息万变的社会，又常常让人们无所适从，身心疲惫；时间又在我们转身的缝隙中快速溜过，人人都有几分无奈。

由于无形的社会大潮之推动，我们脚步匆匆，踮起脚尖都跟不上时，太快的生活节奏，加上骤变了的氛围，又让众人多多少少出现了一连串的身心问题。

笔者曾在《生了癌，怎么办》一书中，花大篇幅讨论过上述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促使人们处在长期慢性应激状态。而慢性应激是潜在致癌及致病“元凶”—多年前人们就注意到持续慢性应激者，其DNA损伤后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慢性应激会导致P53丧失正常功能；慢性应激可损伤染色体，导致端粒缩短，从而加速细胞衰老，启动衰老及癌变等患病进程。研究发现：长期慢性应激状态下，影响寿命达10年左右。可见，长期的慢性应激者折寿而短命。

长期的慢性应激，换句简单的话就是躯体走得太快了，灵魂没能跟上。

因此，停一停自己的脚步，让自我的灵魂跟上，才有那么大的震撼力。

而如此做法的关键，是学会适当放慢脚步，悠着点。

这也正是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演讲的主题—悠着点，慢着点。

笔者《生了癌，怎么办》的核心也是学会悠着点，适当放慢脚步。

这首先是个重要的意识问题，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考虑怎么做。

减法生活，带给你快乐

土耳其有句谚语曰：“快是魔鬼的使者。”

域外还有句名言：“慢，是传统文化的珍藏。”

减法生活，储存明天，是简洁的生活态度，也是健康心态，更具有高度自信。能够防范诸多疾病（包括癌症），还包含着积极奋斗等。适度放慢，可减缓压力，舒缓紧张，消解焦虑，阻断慢性应激。因此，意义广泛，宜积极推广。

现实生活中，有部分“快”的确是生活逼迫而不得已的，但也有很多“快”是人们自找的。压力也同样。高压力人群中，部分压力是属于现实生活或工作所夹带的客观压力，较难回避，但可以调控（至少可以借助科学分配时间，抓大放小，讲究效率等大幅度加以调控以减负荷的）。也有很多则是人们自揽自找的。比如，不断给自己加压，提出过高目标：今年挣15万，明年挣30万；不断提高自我欲望值，明明有车就可以了，有了“别克”想“宝马”，有了“宝马”要“宾利”；再如，官瘾特别大，几年弄个处长、再几年弄个司、局长当当；还有，就是追求绝对完美，操控欲强等。这些，往往就是自找的，自我强化的。如此的话，最终只能人人跑得气喘吁吁。

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对此类问题的教诲是有意义的：她认为现实社会成功人士中，重点不在于规避或免除高压力及长期应激，这是不实际的；而在于调整他们对待压力及应激的应对方式—面对高压力、快节奏及挫折感等的长期应激，要学会第一时间及时稀释、接受与释放，而不是让其转化为慢性应激，或令其发酵，也不可耿耿于怀无法释放，更不可自我徒增压力。

一个搞生态的著名教授，患了一种恶性程度略高的甲状腺髓样癌，他本身生性谨慎认真，工作事业又很投入。正当壮年时生癌，自然非常恐惧紧张。几年中西医结合调整下来，总体康复得不错。一次来复诊时，我发现他又忘我而玩命地投入了工作。我郑重其事地劝导他。再次复诊时他还是没法从现实的忙碌中解脱出来。我对他原本的癌症倒并不怎么看重，因为控制得不错。但对他如此拼命的工作状态大为不安，因为这往往自身启动着新的癌变进程（甲状腺可说是压力器官，持续的紧张和压力状态会刺激甲状腺功能，潜伏着新的癌变可能），因此，我再次劝说他，他回答曰：“何老师，不瞒你说，我实在无奈，分身无术。现在重视生态，到处是求我的，到处要我必须做到，都是重要的，我辞也辞不了..”我停顿了片刻，想了一想，说：“建议你不妨做个三分法，把所有的工作捋一捋，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第一档，你必须做且能够做的，时间再紧你也想做的；第二档，你可以做也愿意做，但不是那么急的，可先放一放；第三档，可做可不做，碍于人情，你可以推一推，或介绍他人参与，你来辅导；第四档，不想做或没法做的，你要学会拒绝，你完全有理由拒绝。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兼顾了这个，就兼顾不了那个。我们暂先从效率角度来谈，也要学会区分。更何况，你又生了病，使你的工作受限了..”

他听我说完后，舒眉地笑了笑。说：“我明白了，从明天起，要学会像你一样，善于分类与拒绝..”

其实，人真的要学会说“不”。这个“不”字对快乐、幸福生存很重要。只有学会了说“不”，很多重要的事，你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只有学会了说“不”，才能留得青山在，悠悠享长寿。学会按照自己意愿生活。而这个，实际上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总结。正因为被女儿的提醒触动后，自己逐渐学会了对工作和事业进行分类、分流、放弃、拒绝、授权、辅导等；信奉“减法生活、储存明天”之信念；如此，的确未见效率明显降低，却给生活带了愉悦及满足感。

该教授半年后复诊时说，自己奉行新的对策后，效果还真的不错—烦恼少多了，再也不“开夜车”了。也很少再为该不该赶时间而痛苦了。夫人则插话说：“老钱（该教授姓钱）有更多时间闲下来待在家中了..”

说白了，人生就是一场旅行：过程和所经路段不一，终点却相同的旅行。每个人目的地都是走向坟墓。我们每消磨一天，就是离坟墓近了一天。

门诊上对于特别性急、焦躁、拼命地赶着人生“路”的初诊患者，我常会遥指着窗外隐约可见的浦江对岸高耸着的东方明珠塔，慢条斯理地说：“看得见的前面，也许就是你我人生的终点。大家排着队，静静地，悠悠闲闲地走向终点，也许还能走30～50年，多好。”“千万别加塞、插队，或让别人往前冲，这才最为聪明。”“玩命地赶路，不就等同于人生旅途排队中的‘加塞’‘插队’吗？这样，你也许只有2～3年了。值得吗？”虽是戏话，却常赢得众人点赞。

当然，这是个悖论。现在社会发展需要快。太慢了，可能遭受惩罚，但过快又会出现很多问题。每个人总体需跟上社会步伐，但又要在这过程中保持自我可控的适度节奏，掌握自我平衡技巧。因此，放慢脚步，适当控制一下节奏—或者说：在快慢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是防范癌症及诸多慢性病的重要措施。

切记：慢是历史传承的瑰宝。

减法生活，常可带给你快乐。

知足，不仅常乐，且可助成功

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是名人，他70多岁患了癌，20年间生了3个癌，且有转移，却活到90多岁高寿。他的一生，颇带传奇而悲剧色彩。他于1953年领导柬埔寨取得独立，结束了法国90多年的殖民统治；但20世纪70年代起，又几经坎坷，被废黜，又东山再起，又失势。因此，70年代后，他多数时间在中国。

在生命的后20年间，他饱受癌症、高血压及糖尿病等困扰，但他曾3次击退癌症，成为传奇。且几次击退，都得益于中国医生，包括中医学。

1993年，西哈努克长期沉寂后，重新出任柬埔寨国王，但10月在北京的一次例行体检中被诊断为B细胞淋巴瘤。对此，笔者的解释是：20年间，因为国内政局动乱，他一直寄人篱下，又一心想重振山河，诡秘不测的局势，使其长期处于严重慢性应激状态，埋下了癌变根基；一旦时局稳定，他得以复出，突然释怀，则内在机能张力突降，症状遂明显显现，病情加速发展。就像很多人工作时身体“康健”，退休后百病丛生一样。也像很多人，长假一休息，感觉浑身特别疲惫一样。尤其是B细胞淋巴瘤，完全与长期过度疲乏有关。

作为一位老人，他同时被发现身患前列腺癌。然而，绅士的他，对病情表现出十分淡然。因为他很清楚，他祖上都没有活过70岁的。故当他71岁时得知自己患了癌，很不以为然，并无悲哀恐惧情绪，因为已比祖上活得长了。亲王自己说：他这王室一脉的家族血统并不长寿，他知足了。

经过医疗人员的精心治疗，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知晓的人应还记得：进入21世纪，为了王位，一段时间里他家庭内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几经折腾，总算有了结果：2004年10月，他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位，其子被任命为新国王。然后不久，2005年初，西哈努克亲王11年前治愈的癌症再度复发，前列腺癌扩散到胃部，他又接受中国医生的治疗。

2008年12月，确诊他患有新的癌症。

2009年6月，西哈努克宣布，第三次癌症“完全消失了”。并对帮助他治愈癌症的中国医生表示感谢。他说：“如果说我两次患癌症都能够治愈，并且在87岁高龄仍然健在，那都是因为伟大、友好、慷慨的中国，医术高明的中国医生和无与伦比的中国护士。”

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张九桓对媒体记者说，西哈努克患癌症后，“是中国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好了他的病”..

2009年10月，西哈努克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他认为自己已活得太久了。他写道：考虑到长辈们活不过70岁，“冗长的寿命于我而言是不能承受之重”。他有点厌世了。2012年10月15日，在其91周岁生日前几天，他离世了。

他3次抗击癌症成功，以及厌世3年后驾鹤西去，说明了一些道理。

（1）期望值放低一点更好。知足容易常乐，当亲王71岁时得知自己患癌后，并无太大悲哀，因为他已满足了，自认为已比祖上活得长寿了。

（2）患了癌，悠着点更好。亲王没有接受法国邀请，而是借助中西医结合治疗，足以明示他并不急吼吼地第一时间希望根治它，而是信赖中西医结合。知足不仅使他少忧伤，而且帮助他在与多种疾病博弈中，游刃有余，取得成功。

可见，知足不仅常乐，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取得生活上的成功。

亲王的案例，足以使许多人醍醐灌顶式的醒悟。

上述箴言无法考证是否真的佛祖所言，但它符合佛祖精神，故我们宁可相信是他的思想精华。其实，人本真的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愉悦地接纳着，快乐地给予着，便不失为富有、康宁和幸福。

哲人更明确地说：“对生命而言，接纳和给予才是最有意义的—不论是接纳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消失；给予他人你所能给予的—不管是微笑、帮助，还是支持，也包括财富。”

现流行的印度箴言也说：“最悲惨的人都是忧心自扰的人，最快乐的人都是忘我而为别人服务的人。如果我们抱怨生活，那是因为我们只想着自己。”“善待所有人，喜欢很多人，爱一些人，成为我们所爱的人需要的和想要的人，这肯定是得到幸福的捷径。”

因此，我们坚信：给予和接受，是人生的最大意义所在。

第十一章给予和接受：人生最大意义所在

健康为最好的天赋，知足为最大的财富，信任为最佳的
品德。
——[ 印度] 释迦牟尼

上述箴言无法考证是否真的佛祖所言，但它符合佛祖精神，故我们宁可相信是他的思想精华。其实，人本真的生活并不需
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愉悦地接纳着，
快乐地给予着，便不失为富有、康宁和幸福。
哲人更明确地说：“对生命而言，接纳和给予才是最有意
义的—不论是接纳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
或一件事的消失；给予他人你所能给予的—不管是微笑、帮
助，还是支持，也包括财富。”

现流行的印度箴言也说：“最悲惨的人都是忧心自扰的人，
最快乐的人都是忘我而为别人服务的人。如果我们抱怨生活，
那是因为我们只想着自己。”“善待所有人，喜欢很多人，爱
一些人，成为我们所爱的人需要的和想要的人，这肯定是得到
幸福的捷径。”因此，我们坚信：给予和接受，是人生的最大意义所在。

学会给予，幸福人生的真谛

因身患重病而游离于生死之间的莫里教授感慨地对学生说：“这个世界太和谐，太美丽，充满了诱惑，很难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

作为一位资深的社会学教授，莫里思索了一生的收获就是：给予和接受，是人生的最大意义所在。他临终前，通过与学生讲授，把这些传递给了全世界。

莫里死后，记录这些的《相约星期二》走红全球，重印了几百次，发行几千万册，则是世界民众对他揭示的这一真谛的普遍接受且由衷欢迎。

莫里教授反复强调：人们应努力远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商业“闹剧”而活在纯真的自我中。

弥留之际，他一遍遍重申：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爱本身是动物本能。动物间也存着质朴的爱：一片森林着火后，人们在枯焦树根旁发现了一只烧焦了的鸟，翅膀张开而直立着，羽毛已发脆，一动就脱落；枯焦的羽毛下，居然一只雏鸟嗷嗷待哺，毛发丝毫未损。很显然，成年鸟为了保护雏鸟而没有飞走，并张开翅膀，宁可活活烧死而呵护后代。令人唏嘘不已。

就在笔者写这段文字时（2015.3.30），网上报道：印度一头母象，因为10个月的小象掉进陷阱中，它拼命抢救，死命地刨坑，坑越刨越大，小象越陷越深，足足刨了10多个小时，眼看不行，它只能呜呜大声哀号，召唤远处村民一起抢救，最终成功救出小象。这些，不都是爱的体现吗？

当然，出自本能的动物之爱，可能是以延续物种为旨归的，比较单纯。人类的爱，则还附加有呵护义务、道德教化、感情交流、培养责任等升华了的人性成分，远较一般动物本能来得深邃而意义久远。

人源于动物却高于动物。唯有人，才需要思考他们人生存在的价值。

就像中国文化强调人人关系（“仁”）一样，莫里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须把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放到人生意义追寻的中心。

他进一步指出：“只要明白了什么是自己真实的需要，就会走向关爱和奉献。”“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

他强烈主张：人“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每个人应学会努力“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

他以患了重病的自己为例：“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 。

他分析说：豪华的“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莫里批评说：“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他们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曾有人这样睿智地说：“为什么有的人有名誉却很烦恼？有爱情却很寂寞痛苦？有金钱却十分忧虑呢？”仅仅是占有，并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及幸福。因为“理想、信念和责任都不是空洞的，而是体现在人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之中。故必须改变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学会给予，生活本身才会有意义。名誉要服务于大众，才会有快乐。爱情要奉献于他人，才会有意义。金钱要布施于穷人，才会有价值。这种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里的人普遍没有中小城市（甚至乡村）人快乐而满足的原因之一，更是那些所谓的“星”们虚空至极而借赌、毒、嫖等方式聊以自慰的原因。

天下的大道理都是相通的：人生的真谛，在于给予。

笑纳生活赐予的一切

“笑纳生命给予的一切。”哲人如是说。

“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莫里也曾说道。

这些之中，体现出了生命存在的质朴意义。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先生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被人拿他的个人形象作为攻击和埋汰的话题，他却微笑着回答：“我妈喜欢我这张脸。”多么智慧、幽默，并体现着笑纳自己一切的大度，赢得爆场的掌声。

莫里进一步说道：笑纳接受生命和生活给予的一切，也包括“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可你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够说‘走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也就是说，只有笑纳了生命中一切，才能够享受它，改变它，超脱它，升华它；并因此活在本真之中。

人们常感到孤独，有时孤独得想哭，我们的文化却强调“不让泪水淌下来”，因为社会习俗认为人“不应该哭泣”。“有时，我们从心里对伴侣涌起一股爱的激流，但我们不去表达，因为我们害怕那些话语可能会带来的伤害”。而莫里的态度截然相反：“打开水龙头，用感情来冲洗。它不会伤害你，它只会帮助你。”如果你不拒绝恐惧的进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常穿的衬衫穿上，那么你就能对自己说：“好吧，这仅仅是恐惧，我不必受它的支配，我能直面它。”因为我笑纳它，体验它，然后，就有能力争取超脱它（恐惧），不再受它的支配与左右。

其实，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需要这样的感情处理方式。

郭某总经理是我的老朋友，他是1997年患的胃恶性淋巴瘤手术后，一直中医药调整，约4年后，自在且顽强地生活着、工作着。他夫人也生了多个肿瘤，也控制得不错。他的顽强和坦荡我十分佩服—作为男子汉的他，不仅事业上非常成功，生了癌后，他继续作为一个超级出版集团的销售老总，快乐地抗击着癌，努力工作且阳光地生活着。我的《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就是在他的积极鼓励支持下得以问世的。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说：“我生了癌，我感到很自豪，感到很骄傲。我快乐地接受了它（癌症），且战胜了它（癌）。”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唤：“癌症患者万岁。”“癌症让我更加坚强，我抗击了癌症，走了出来。我走出来后，又继续努力干了10多年。”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他参与经营的那个出版集团是个超级大社。而且，很大一块是由他亲自主管的。他自豪地说：“如果论成功，我比你们在座的各位都要更有资格，因为我经历过癌症。你们都没有这个经历。我知道癌症是怎么回事情，而且，抗击癌症后我又努力干了10多年。”

他在很多场合大笑着说：“生癌光荣。”“生癌者是英雄。”“生了癌，能够帮助我更强壮，让我更成功。”“我的经历中，有一份非常了不起的、所有人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我曾经是一个癌症患者，最后，我战胜了它。”

他这种笑纳一切的态度，感染了太多的人，鼓舞了他们面对癌症，直接加以接纳、抗击、超越的信念。这才是一个生命中的强者，人们敬佩的榜样。

笑纳，也包括从容接受自己的不足、失败、失误、病变、挫折及消极情绪等。

我的一位骨癌患者，她是骨肉瘤两肺转移的患者，因为骨肉瘤，开始局部切除，很快复发，2006年前后被锯了腿。当时，她年纪很轻，才30岁出头，相貌娇好，锯了腿后，一段时间内情绪非常低落，没法接受自己的这一现实。开始找我诊疗。那是2007年初，我让她做了一个全身检查，一检查，发现两肺里有很多结节，明确为骨肉瘤肺转移。那是很可怕的病变。开始时，她极其低沉，更没法接受这一切。我当时就加以开导：你现在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事实不会因为你不接受而改变，只会因为你不接受、愤怒、恶化而不可收拾。早前，她锯掉那条腿（骨肉瘤的患肢）有过外伤史，我分析就是起病原因。既然你已锯腿，一两年内便转移了，你现在只能接受这些，往前看了，想想以后怎么办。经历了几次极其痛苦的化疗后，她已经没法承受，只能停药。中西医结合治疗后，病情倒趋于稳定。在反复劝慰下，她的情绪也调整过来了。认为是死是活，都是这么回事了。

当时，她说：“我已经接受我今天的一切了。我还有容貌，我还有内心，我还有一片热情，我还有我可爱的女儿和可敬的丈夫。”“和我一起生病的，都已经走了。我接受了我的病，包括我的转移，但我不想再退缩了，我希望能够和它（病）相安无事地相处着，继续快乐地活着，尽管我一拐一拐的。”就这样，一晃8年多过去了。虽然她人很消瘦，却很精神，并充满着生活热情。她还会笑嘻嘻地说：“我还要到迪拜、孟买等地旅游观光。”

试想：如果她仍然是生活在埋怨及愤懑中，不接受现实的一切，总是怨恨，还会活到今天吗？

若只是占有，定会空虚，索然乏味

很多人往往只是把生活看作是追求更多的、更好的，却没法理解生活和人生的真正意义及价值。莫里就曾指出社会中到处都会遇到一些对新的东西充满了占有欲的人，他们“想拥有新的汽车，想拥有新的财产，想拥有新的玩具。然后沾沾自喜地向他人炫耀：‘猜我得到了什么？’”

莫里教授接着说：“你知道我对此是怎么解释的？”“这些人都渴望得到爱，但又得不到，于是就接受了这些替代品。他们乐于接受物质的东西，期望能得到类似于拥抱的感情回报，但这是行不通的”。原来，他发现这些人是因为得不到爱，得不到精神情感类的奖赏，只能借助更多物质类替代品的占有来弥补。本质上，是心理空虚的表现。但“钱无法替代温情，权力也无法替代温情”。

“你无法用物质的东西去替代爱、善良、温柔或朋友间的亲情。当你最需要这份温情时，金钱和权力都无法给予你这份感情，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或权势。”莫里教授反复告诫说。

“真正使你感到满足的是什么？”“给予他人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而这个社会（包括美国和中国）在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很困惑的。莫里是美国教授，美国的商业精神浸透的就是更多的占有。而重商主义起步较晚的中国，似乎正在步美国后尘。但很显然，此并非阳关大道。

笔者的患者中有一位江苏震泽的女富豪，她与先生共同创业后，家财万贯。但她患了乳腺癌，先生已移情别恋多年，两人表面上维持着夫妻关系，实际上已分居日久，只是因为财产上的纠葛，也因为潜意识里想拖死男方，双方没有履行离婚手续。男方则同意，女方想怎么花钱都可以，家里有的是钱，就是不希望干涉男方的新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女方只有两个嗜好：上街购物，回家毁物。闺蜜们看不下去，建议她买了后送送人，也比毁了好。她就是不依，认为毁了至少比送给小秘们，让她们有姿色再去勾引男人们要好得多。其实，她的内心是极其痛苦与空虚的，毁物后往往号啕大哭，跺脚捶背。而且，癌症也没能很好控制，术后不久锁骨上就出现转移。在老患者劝说下，勉强前来我处求医。笔者感到她再不迷途知返，会有生命之虞。建议既然无法挽回，就别再留恋了，不如一刀两断，干脆重新开始。子女也赞同，并站在母亲一边。2005年前后他们分了手，她开始了新生活。在子女支持下，她东山再起，很快恢复元气，又生龙活虎，朝气蓬勃了。相反，男方却因疏于经营，且矛盾不断，很快濒临破产，流离颠沛了。

她事后感慨地说：“当时，我的确万念俱灰，除了有钱，什么也没有。而最不值钱的就是‘钱’，除了买东西，钱给不了我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现在好了，我的生活又滋润而充实了。尽管钱不如当时那么多，但我活得可有意义多了。”

就在笔者写这段文字时，新闻里播出：温州20位平均年龄50岁的大妈们，家里都很有钱，平素除了带第三代，就只有做美容、打牌度日，生活太空虚单调，无聊至极，寻找刺激，聚众吸毒，一举被警方抓获。

可见，只是物质钱财占有，生活一定是空虚而没有真正意义的。

人，赖他人以活！核心是“爱”

每个人都依赖他人而活着。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生永恒的主题。

垂暮之年且生了重病的社会学教授莫里，虽生活在异域（美国），却也洞悉了“人，依赖于人而生存”的不争事实。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基本属性。他揭示说：“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在生命的终点或病态时（像患病这样），你也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活着；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这，既是古往今来所有生活的真实情景，也是探究人生意义的逻辑起点，评价人生价值的关键性尺度。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高度概括的话，只有一个“仁”字。

“仁”的造字，体现一个核心：人，依赖人。两人以上，才能组成社会生活。

“仁”是中国文化中含义极广的行为道德准绳。本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它确立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境界。孔子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诚、惠等，都涉及人人关系。“仁”之最本质的，就是人与人的友爱、帮助、同情等。

2500年文化写就的中国历史大卷中，浸透着“仁”之精神及感人篇章。

莫里教授分析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它需要双方用爱心去促成，给予双方以空间，了解彼此的愿望和需求，了解彼此能做些什么以及各自不同的生活。”“如果你不尊重对方，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如果你不懂怎样妥协，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如果你们彼此不能开诚布公地交流，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这个你们双方，涉及甚广：兄弟、姐妹、父子、夫妻、情侣、祖孙、师徒、同事、朋友、上下级等等，不一而足，但都需贯彻友爱、帮助、同情等仁爱精神。若隐去莫里的美国教授身份，完全像个中国传统学者的谆谆教诲。

莫里还指出：“在商业上，人们通过谈判去获胜。他们通过谈判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爱不同，爱是让你像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别人。”中国不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传统原则吗？可见，普世的人生价值观是没有国界的，适合于所有人类。

人们早就注意到：修女易生乳腺癌，鳏寡独居者易生癌，丧偶者在丧期三五年内出现了癌症及心脏病等的高发；结婚可以增加寿命，平均近7岁；离婚则减寿，离婚初期几年内意外死亡、心脏病猝死的概率倍增，癌症及高血压也呈现一个发病高峰；这些都是例证，表明“人，赖他人以活”，需活在人际交流中。

其实，何止人类，这也是群居动物的本能。实验揭示：群居小鼠出生后被剥夺与母鼠共同生活，隔离关养，接种癌瘤的成功率倍增；且死于癌的也成倍增加，生存期更短。可见，相互需要及交往，是一种生存的必需品。

人，赖他人以活！核心是“爱”，爱的体现形式是给予和付出。因为在早先的交往中，你已接受了他人赐予你的许多。

接受与给予，应该是对等的。这，构成了人生的核心主题和最大意义所在。

“我们获取多少，就得补偿多少。”“这很公平。”莫里如此总结说。

家属亲友的爱，不可替代

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环境中，交往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他的心身健康及社会适应状况。因此，事实催生了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越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社会环境的挑战。

在长期癌症的临床诊疗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鲜明事实：同样生癌，夫妻恩爱，每次就诊夫妇随诊的；以及老年患者中子女孝顺，每次陪同就诊的；或社会交往比较广泛的，其疗效较佳，康复的概率大增。特别是胰腺癌等难治性肿瘤患者尤其明显。我们曾经追踪了40多位生存期超过3年的胰腺癌患者，发现90%以上的康复良好者都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

我指导的研究生李中平（现任职于上海中医药大学）2006年前后曾在南通通州市做过一个癌症社会学调查，发现家庭关系和谐、夫妻和睦的癌症患者，康复效果要好得多。可见，家属亲友的爱，不可替代。

可以说：给予和接受关爱，可影响个体的健康状态及癌症等康复疗效。

为此，笔者2000年前后主编“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中医肿瘤学》时，就列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一问题，强调“家庭成员关爱的重要性”。强调家庭亲友的关爱，常起着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健康呵护与支持作用。

当然，给予与接受是相互的。社会支持是一个双方互动过程。每个当事人自我要有这类意愿，并解除自我封闭，给予积极反馈，这种互动才能持久。

许多人生癌后，把自己封闭起来，所有朋友一概不再交往，这十分有害。

一句我爱你，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有个真实感人的故事：2001年春节前，我应邀与上海市癌症俱乐部的同志一起赴山东教育电视台做“肿瘤康复”专题电视节目。当我们走进直播室时，一对中年男女（他们是被邀请来做观众演员的）突然走到我们面前，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何教授，是您啊！谢谢您！谢谢您！”他妻子说：“几年前，就是您的一句话，激起了我们共同抗击癌魔的信心。这几年，我天天不断地对我丈夫说：‘我爱你，你一定能坚持下去的！’”丈夫也感慨地说：“这几年，我老伴每日鼓励我，我们的关系从来没像这些年这样好。老伴让我增添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我一定要活下去。”

原来，他们就是几年前让我看病的那对山东夫妇。1995年身为副主任军医的丈夫张某是内科医生（妻子则是护士长)，被确诊患了原发性肝癌，手术后进行了介入等规范治疗。1997年6月再次被确诊为肝内复发，伴转移。当地医院认为已没有“控制”的可能，夫妻俩失望之极，前来上海求治。补做了一次介入后，主治医生告诉他们，西医治疗就此结束，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无奈中，他们找到了上海市癌症俱乐部，俱乐部同志建议他来找我，由我给予他中医药诊治。而第二天，也就是7月19日，我正好在上海市科协会堂做“肿瘤康复”的公益讲座。他们夫妇俩也来听了。我在讲到亲情、关爱对癌症患者战胜癌魔的作用时，强调说：“当丈夫生了癌以后，妻子不妨多说几句‘我爱你’，反之亦然。夫妻间恩爱，可以帮助患者走出困境。”此言一出，激起了全场400多名癌症患者的会心大笑和一片掌声，没想到这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他们完全照此践行，且大获成功。这对山东夫妻相濡以沫战胜疾病的事迹，让在场所有做节目的人无不动容。电视编导当即表示改编原节目脚本，把这段感人的真情故事加进去。节目播出后，据说在泉城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个故事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2006年间《健康报》展开了“怎么做一个好医生”的讨论笔会，邀我写第一篇文章。我就讲了这个故事，强调人性化治疗的重要性，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我说得很对，强烈支持，包括很多资深专家和医院院长。但也有很多人极其否定，有人甚至嘲讽说：何某认为只要用宗教方法，就能解决医学问题。其实，恰恰是他们，忘了医学的一个基准点：除科学技术外，医学也涉及人文关爱，更需要懂得人性特点。人是靠精神活着的，这一点怎么说都不过分。人性关爱，有时候胜过一打药物。

“给予”与“爱”，其实很简单

作为人性的一部分，给予有时候其实很简单。

它可能就是相见时的一个善意微笑，出自内心的一声问候，倾听他的述说，需要时的“搭把手”—就像张和平老师在2015年春晚上作词、孙楠演唱的《搭把手》一样：“搭上一把手”“不以善小而不为”“就像寒冬腊月的暖流，是久旱甘霖的雨后”“一滴水，也能映出四海五洲”“人生旅途一起走”。

问题只是在于你意识到没有，愿意实施与否？

3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时，一天门诊时突下大雨，后面没有患者了。有个老太看完后，开了方走不了，就滔滔不绝跟我倾诉：媳妇等怎样怎样对她不好，尽是家庭琐事。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其他患者，就态度虔诚地听她说。讲完后，老人站起来，说：“你这个医生真好。我跟你说了后，心里开心多了，不吃药病都好多了。”我当时纳闷，不过很快就领悟到一点：人都有郁闷时，都需要宣泄。我的倾听，只是给予了她倾诉的机会。这，不也是一种“爱”吗？

笔者在公开场合转述的故事，现已成为医学伦理学教科书的经典案例：苏州某离休老同志，患高血压与糖尿病，一直用同样的药，控制得很好。他每个月求诊一次，开同样的药。在医院他有3种选择：5元钱的普通门诊号，全部可报销；15元钱的专家号，自己承担一部分；50元钱特需专家号，费用全部自理。由于他病情已稳定，完全可以只挂普通门诊号，但他每次都挂特需门诊号。人们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回答：“5元钱的普通门诊号，医生不让我说，也不和我说；15元钱的专家号，医生听我说，却不与我说；50元的号，医生让我说，听我说，也和我说..”其实，就是占用点时间，表现出耐心及爱心，给予他倾诉机会，并不费吹灰之力，倾听倾诉而已，何以善小而不为呢？

2013年，美国心理学家报告了一个研究结果：对女性癌症患者康复贡献最大，第一位的是闺蜜们经常聚在一起，逛街、聊天、购物、喝咖啡。相互间的亲密关系，可决定患者康复状态。本质上，是相互获得了对方给予的情感支持。

遗传学家马太教授进行的大鼠实验表明：大鼠如果尽可能地和更多的同类接触，种植在它们体内的肿瘤会明显缩小。他们把大鼠分成5只一组，安置在一起，提供充足食物和玩具，出现了有助于癌症康复迹象。进一步，把15或20只大鼠分成一组，安置在大家庭中，并有充足空间、食物和玩具；很快大鼠身上的癌进入自然康复过程。一个月后肿瘤重量减轻77%，体积缩小43%。且不少大鼠在入住新家的3周内没有表现出恶化趋势；相反，住在狭小而单独房间里的大鼠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马太教授强调说：“动物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流抑制了肿瘤的增长，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针对这结论，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杜林教授指出：生存环境中社交活动极其丰富程度是癌症康复的关键之一。“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减少压力，而是让大鼠过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杜林教授说，“大家不能孤立地看待癌症。这么多年来，医生只善于借助手术、放化疗治癌，却很少涉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如果我们把患者放在环境和社会交往中去考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才能真正影响癌症的治疗效果。大家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的研究不具一般性。”

巴金曾说：“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其实，给予与接受是同步的。在给予时，你也接受了他的反馈：你积极给予，对方就会有良性反馈；你也就接受了他的给予。因此，每个人主动地学会多付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有一首歌词很好：“爱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爱是仰着头的喜悦，爱是说不出的感谢，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双手合十不在乎考验。”“让爱传出去，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不管有多遥远，总有到的那一天，让爱传出去，那前方漫漫人生路。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去的苦。”这是人类本性的需求；爱的给予，也很简单。

给予，可以使人长寿

美国的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提示：善心的确可以使人增寿。

发表在2003年7月的《心理科学》研究报告指出：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社会交往有助于身体健康，而其中部分奥秘在于“给予”。

在长达5年的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423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开始，都会对每一位测试者进行两项调查：一项是“物质上”帮助，如亲戚朋友间的搭车、捎带东西，或帮着照看孩子；一项是配偶间的精神支持。在持续几年的研究过程中，有134名测试对象过世。研究人员发现：曾经从别人那儿获得过帮助，对本人的生存情况影响微乎其微。而令人吃惊的是：给予别人帮助，则对自己的生存大有益处。排除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及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外，研究人员发现，给予别人“物质上”的帮助，能使致死率降低42%；而给予他人精神上的支持，也能使致死率降低30%。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托尼·安托露丝对此发现评论说：显然我们过去忽视了行善的重要性。而研究人员之一斯蒂芬·布朗则表示：看来，人们要想增进寿命的话，不妨去试一下关心和帮助他人。

类似的支持性例证，比比皆是。

2014年春节期间网上的一组照片及新闻，令我感慨万千：一位97岁中国老太，通过捡破烂，一直抚养并照顾着两位年过花甲的患了精神痴呆的儿子。

无独有偶，2009年，类似的故事发生在美国洛杉矶，一位也是90多岁的耄耋老太，照顾着两位同样有病的花甲儿子，一起生活在一辆1973年出厂的破轿车里，两位儿子患的都是风湿性疾病，活动不便。借助政府抚恤金，比捡破烂好些，行动不便，比痴呆好一点，但都好不到哪里去,这两位耄耋老太都已抚养照顾病儿多年了。我不想从社会学或伦理等角度说三道四，只想分析这两位耄耋的老太，在如此厄境中，是什么力量支撑她们如此坚韧地活着，并且活得如此长久？

其实，抛开烦琐的科学解释，有一点不能忽略：她们生了病的孩子需要她们，她们被需要了。她们需要给予患病的孩子尽可能的照顾，这，演化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撑力量，支撑着她们不仅艰难地活着，而且，尽可能地照料患儿。

强烈的“被需要”，虽艰难，却快乐且有意义地支撑她们活下去。

再看看两组相反的例证：据《印度时报》2012年11月报道，一印度耄耋女子，听闻丈夫死讯后，几分钟内便自我崩溃，无病仙逝。这对夫妻结婚70年，感情非常好，当时她在另一个村庄，在听到远在家乡的丈夫死讯后几分钟，她也自然去世。而且，两人都是自然死亡。医生无法解释这种事情，仅称或许是因为多年的生活使他们之间有非常强烈的联系，双方都觉得没有对方无法生活下去。其实，这一解释是对的，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人靠什么而活着？特别是耄耋老人或身患大病的人。靠的是精神及相互需要，而精神则由希望和愿望维系着。

2014年10月，有报道称：英国一对夫妇，结婚60周年，均已是耄耋老人，身体一向可以。但随着90多岁的先生上午自然去世，夫人并不悲哀，下午，接近90岁的她，也平静地跟着仙逝。

这，无法用生物学机制来解释。只能说是种“需要与被需要”、“给予与接受”的爱之互动力量。被需要不仅是种给予，也是种幸福，且可以转化为生存动力，并有效促进长寿。人总是存在着需要与被需要的。需要时要坦然接受和获取，被需要时则又应该积极给予和付出。这就是人生的最大奥秘及价值所在。

人们常负面地看待被需要，消极地认为给予只是种负担。其实，大谬也。

作为一个有趣的佐证：2015年清明节前，世界长寿老人、享年116岁的格特鲁德·韦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长寿的最重要秘诀是“善待他人”。

被需要不仅是幸福和责任，也是生存动力

有一个案例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想明白，直到女主人近日去世后，我方恍然大悟。意识到被需要不仅是种幸福和责任所在，也是一种强大的生存驱动力。

有位姓潘的老太，教师出身，75岁左右时（2008年前后）确诊为左肺晚期肺癌，当时做过一次化疗，没有再做了。也没有放疗和手术，因为心脏有问题，只能以中医药治疗为主了。她有点哮喘，又有冠心病。因为她比较特别，一是年龄偏大，二是略显肥胖且病多，三是离我的门诊部不远，故她有个特别要求，时不时地能够见到我（因为笔者患者太多，有个限制，一般稳定患者只能两三个月复诊一次）。鉴此，我破例同意她可以随时来找我。一来二往，我们比较熟了。我知道她很不容易，子女都在海外，经济不成问题。但有个老伴，比她大7岁，得知她患了肺癌，一急之下，出现卒中。她之所以只做一次化疗，就是因为化疗时，老伴卒中了，生活都没法自理；当时子女匆匆赶回来照顾一阵子，但毕竟不是持久办法。因此，她主动放弃了后续的西医治疗，反过来照顾卒中的老伴了。75岁的晚期肺癌老人，不仅生活要自理，还要照顾耄耋的偏瘫患者，其之艰难，可想而知。她每次来都和我述说：她的身体状态之糟糕，一半是因为老伴，伺候老伴所致，伺候老伴有多累多累。我曾开玩笑地说：既然经济条件许可，为什么不找几个保姆帮帮手，帮你伺候老伴？没想到，她回答说：“我只是晚上找阿姨看看，白天还是要我陪伴老头。老头‘作’（上海话：爱闹），要被他活活‘作’死的。”老伴原是个知识分子，患帕金森症，卒中后又出现老年痴呆。只要一见到她不在，就烦躁不安。阿姨管不住。她在，老伴情绪就稳定了。老伴因常年卧床，后几年体重已达90多千克。她一个高龄女子，又重病在身，就这样伺候着。我每一次都强调：“你不能太累。”她每次都和我说：“没有办法啊！累啊！累啊！老头子难伺候啊！”发牢骚归发牢骚，但看上去她至少活着，活得还可以。我相信也许还有夫妻恩爱的力量在支撑着。她经常和我说：“不知老伴走了后，我会怎么样？”我总是安慰她：“没关系的，老伴走了，你的负担也轻了，会更好些..”

2014年冬至前后，她老伴走了，走于91岁。她年前来找我，有点伤感，说：“这下老头总算走了，也没痛苦，算是一种解脱吧。我也可以轻松轻松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说她解脱了，病更容易稳定了。但没想到没多久，她又来看我了，情况明显比以前差。她不再唠叨了，也不再述说烦恼了；情绪十分低落，觉得“自己回到家，空荡荡的，很空虚，不像老头在时，烦归烦，至少还可以伺候他，还可以发发牢骚..”“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真没有意思。”

我明显地感觉到她厌世了。春节后没多久，同事告诉我：她走了。我惊愕万分，她怎么会走的，年前不还是好好的吗？

子女前来代为表达谢意时，并告知：她妈妈走的时候十分安然，没有一点痛苦和留恋，算是够幸运的了。因为她已经84岁了，也算是解脱了。年前，她母亲自己就反反复复地说：“要去照顾老头了。”

这件亲历的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需要与被需要的客观存在。尽管老太每次门诊都唠叨，一直嫌老头难伺候。但这些，只是表面的；本质上，双方谁都离不开谁，需要与被需要，接受与给予，都是生存的巨大动力。它超脱了金钱羁绊，体现了一种人性光辉。也许，这些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个妇女是20世纪90年代诊断的晚期乳腺癌患者，膝下有个女儿，她很爱女儿。当时女儿还小，就七八岁，丈夫早逝。据她回忆，丈夫快死时对她说：拜托她一定要活下去，抚养女儿长大。她说她就是为女儿而活着。女儿的确懂事，也很孝敬。每次都陪着母亲来看病。母女俩相依为命。这个女患者初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包括放、化疗的剧烈呕吐，头发脱光。但很坚强，因为她心里有个信念：“女儿需要我，我要好好地活下去。”就在所有人认为这个晚期转移患者最多只能活3～4年，她却活了说不清多少年了。现在，她女儿已结婚生子了。患者本人不能说生存质量很好，但依然活着。我粗略算了，她至少多活了17～18年。

可见，被需要不仅是种责任，也是种幸福，更是种促进生存的内在强大动力。人只要发掘出内在强大的生存动力，她很可能就是奇迹的创造者。

笔者以前做内科医生时抢救患者，常常见到这类情景：濒临死亡者，眼睛一直不闭，直到他心里特别牵挂之事有了明确着落（如最想见的人来了，最想听的消息到了），才合上眼。

心存期盼，期盼也许就会成为现实，更会促使人们不断地争取期盼兑现。

救人者，也救了自己

人们总认为：“爱”是付出，“给予”是投入；按商业原则，付出与投入是要讲究回报的。奉献：奉出，献给，很像是一种可能亏损的买卖。其实大不然，生活只是自己行为的映射。给予与接受，爱与被爱，往往是一对同步出现的孪生胎；只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给予过程中，你就接受了对方真诚的反馈。

《后汉书》有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人们都以为只有拿到别人的东西才是收获，却不知道给予别人也是一种收获。

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参加全国学术活动，结束时，外省某医学院素昧平生的赵老师，返程的钱款丢了。他向住同一房的会议同道借款（那时没条件一人一房）被婉拒，又向同省同道的借款，也被拒。因为大家并不熟识。他不知何故，找我借款，且开口50元，那时50元相当于半个多月工资。我没加犹豫，欣然应允。不久，他如数寄回借款。年底，他寄张邮政贺卡给我，那时邮政贺卡很火，可以刮奖。我每年要收到百来张贺卡，挂满陋室墙壁上。但就他那张贺卡，我刮中了200元大奖。200元？那时可是个颇大的数字啊。

我想，这也许就是给予与接受的因缘果报关系。尽管我不是个佛教徒。

有一个经典的历史故事更是令人深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战之际，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法国某地返回总部，参加紧急军事会议。那天大雪纷飞，特别寒冷，汽车一路疾驰。荒野途中，他忽然看到一对法国老夫妇坐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便立即命令停车，让翻译官下车询问。参谋急忙提醒：“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此事还是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吧。”艾森豪威尔坚持说：“如等警方赶来，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就冻死了。”原来，他们是去投奔儿子的，但汽车抛锚了。茫茫大雪中不知如何是好。艾森豪威尔听后，二话没说，立即请他们上车，并特地改道，先将老夫妇送到儿子家里，然后才绕路赶回到总部。

他命令停车的瞬间，没太多思考，只是出于人性善良本能。然事后得到的情报让所有随行者震撼不已。原来，那天德国阻击兵早已预先埋伏在他们必经之路上，但阻击流产了。只是为了救老夫妇于危难之中，他们改变了行车路线。

历史学家评论说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善念躲过了暗杀。否则，历史可能改写。善念不是随时发生的，而是需要积累，需要品行，关键时不加思考地实施。

“给予”与“接受”是一对孪生胎。帮助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环球时报》转译的一个实例也令人深思：两个好朋友加恩和马里安喜欢爬山，他们约好假日一起去登山，来回需要3天时间。第一天，他们很顺利，登上了计划中的半山腰。第二天，出发时天气很好，爬到山顶时，风渐渐大了起来，“要变天了，咱们赶紧下山。”加恩说。很快，天下起雨了。雨变成了雪，没过多久，雪下得很大，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天气越来越恶劣，气温骤降，两个人把所有衣服都套上还很冷。雪越下越大，两个人轮流在雪中开路。下午，他们突然看到路中间有位冻僵而昏迷不醒的人。这时，救还是不救？两人争执不下。马里安一怒之下说：“我不想陪你们一起死。如果你一定要带上他，那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他头也不回地独自下山了。加恩则使出浑身力气，把昏迷的路人背身上。此人微胖，他只能小步地慢慢挪动。天越来越黑，他感到背上的人越来越沉。但是，由于背着人，使出了浑身劲，他的身体开始变暖，没有之前那么冷了。后来，他感到背上的人也不像最初时那么冰冷，而像是件保暖衣服，帮自己抵挡了严寒。有时，他实在背不动了，真想歇一会儿，但不敢，一旦他停下来，可能就再也没有力气将那人背上了。他只能一边走，一边自我鼓励。两人在大雪之夜的山上慢慢移动着。第三天晨曦初现时，他看到前面有灯光，便用尽气力大声呼救。原来是警车和救护车。他们得救了。被抬上救护车时，加恩看到躺在担架上另一个人，是马里安。他已经死了。救护人员说：“你是幸运的，你幸亏背着人，动员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而他的身体又给你保暖。你救了他，他也救了你。”故事最后结尾总结说：很多时候，选择并没有对错。但最终证明加恩的选择更正确，救了别人的同时，也救了自己。

给予，就会有接受。爱，必定会被爱。善念，一定有善报。

心存感恩与感激：不仅关乎道德，也关涉康寿

俗语说：“感恩会有回报的。”

科学家长期观察表明：善于感恩的人，往往更健康。我们临床数十年的观察也表明：感恩不仅是一种美德，善于感恩的人，往往比事事愤愤不平者，更容易从肿瘤阴影中走出，也更容易康复。康复后的生存质量往往更好。

美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感恩情绪不仅会让人生活更美好，也会给人的健康带来积极影响。美国三所大学的学者通过一系列联合实验发现，心存感激会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并让他们更好地享受生活。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感恩会影响到人们血液中某些特殊蛋白质含量。这些蛋白质含量的异常，会导致慢性炎症发生，并可引发一系列慢性的健康问题，如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在为期6周的试验中，一些参与者写下了令他们感激的事情，另一些参与者虽也记录了积极事件，但并不带有感激的情绪。结果显示，前一组参与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明显下降。

美国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感恩还能让人变得更无私。在实验中，参与者在使用电脑时，一部分人的计算机系统突然崩溃，此时，一位和蔼的陌生人帮助他们修理好故障。随后，所有人参与了一项经济学博弈，他们都有机会独自获利，或是与他人合作。结果，从陌生人那里得到过帮助的人，更乐意和别人合作，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而且，收获通常更丰盛。

同时，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学家研究了感恩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77对婚姻关系持续了4年的夫妇进行调查后发现，常对伴侣说“谢谢”的人，婚姻生活满意度更高。

因此，如果说以前强调的感恩，只是些道德层面的说教，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包括我们的临床观察），却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感恩还会有现实的回报，至少对健康是有益的。

我小时候喜欢看阿凡提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几十年来一直铭记在心：记住别人对你的恩赐，忘记你对他人的帮助。记住你对他人的过失，忘记他人对你的冒犯。我想，这就是做人的智慧，也是健康生活的保障。我们讨论的德寿律，强调的从容、包容、宽容等，其实都含有这层意思。

有谚语曰：“茶叶因沸水的冲泡，才释放出清纯的幽香。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磨难，才留下人生的足迹和意义。”

“懂得时时感恩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了人生幸福的人。”

让我们学会感恩吧。感激祖国、感激大自然、感激父母、感激同仁、感激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吧。

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奉献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这一说法比较宽泛，在中国这一特定语境中，积极奉献于社会，才是公认的最高境界之一。而且，人们往往可以从中享受到内在的生活充实感及满足感。

朱志豪先生是笔者由衷敬佩的人生典范之一。他原本是上海市多项重大项目的总工程师或总指挥，1987年56岁时，担任了南浦大桥建设总指挥。由于劳累，一两年后病倒了，一检查，晚期胃癌，肝门处多个淋巴转移。在黄浦江上修座大桥是他一生的夙愿。因此，尽管领导强行要求他病后休息。他就是不下火线，边手术、化疗，边指挥，在他手上，硬是把创造多项世界第一的南浦大桥高质量地建成了。此后，杨浦大桥上又有他的身影，再后，徐浦大桥总指挥仍是他。难以想象，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领头人，被媒体称为创造了“上海速度、上海风格、上海效率、上海精神”的花甲老人，居然是一位晚期胃癌患者。而且，是承担了重任后确诊为此病的。确诊后，又继续冲锋陷阵，一度把病房当成指挥部，接二连三地为上海建成一流大桥。尽管他现在已经85岁高龄，仍然乐呵呵地发挥着余热。常常深入学校，为莘莘学子讲课，传授积极人生知识，送上可贵的精神食粮。

大我整整一轮的乐俊仁先生，原是一位中药研究者。1990年，刚满50岁的他，接受了直肠癌根治术，至今，他癌龄已有1/4世纪，我们的交往也有20多年了。这期间，他奉献着光与热，成了一位知名的癌症康复运动倡导者及社会活动家，实现着自我的人生价值。即便在今天，他看上去仍60岁刚过似的，永远的笑脸，精气神十足，乐观开朗地面对生活的每一天。“永远做生命的加法”是他的口头禅。他倡导了“六乐”理念，并自我践行着，使他获得不枯息的生命活力—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苦中作乐、与众同乐和求真最乐。

他又奉行6条座右铭： ①向人生倾注赤热之心，为社会奉献诚挚之爱。②笑谈生死百十回，情系病友千万家。③为了人类的抗癌使命，请多利用我。④以平和的心态，快乐的心情，希望的心路笑对人生，与癌共舞。⑤横眉冷对癌魔凶，俯首甘为病友牛。⑥品读癌患人生，谱写康复心曲。这些，彰显了他热忱服务社会、服务癌症患友的奉献型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先后担任了40多项社会志愿者工作，受到社会广泛赞誉和肯定，《人民日报》等多次报道他的事迹。

他亲手创办了普陀癌症康复俱乐部，组织千余名会员群体抗癌，探索达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共识，并创造了5年生存率的全国高纪录。他曾对我说：“人都只有一次生命。为什么不在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上努力发光发热，燃烧生命呢？”

真的，如果我们能够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并能安身立命之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又能够感到由衷愉悦及充实。这不是拥有了自我人生的最高价值吗？

“获得精神快乐的途径有两类：一类是接受的，比如阅读、欣赏艺术品等；另一类是给予的，就是工作。”哲人如是说。

给人以生命欢乐者，自己必定是充满欢乐者。积极奉献者，自己必定是积极人生践行者。

精神上的“授”与“受”：最丰满的意义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花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中的时间越来越少，空闲越来越多。每天的86400秒里，很大一部分是闲着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上班族的中国人，1周6天工作，只有星期天休息，还要忙忙碌碌、里里外外打扫，没有闲暇时间。现在则不然。人们已开始讨论4天工作制。即使工作，性质也和以往大不相同，很少有剧烈的体力付出。大量的闲暇时间需要妥善安排。怎么安排闲暇时间？折射出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及其品位。

不会安排，空虚了。那50多岁大妈吸毒了，影歌星们嫖赌了；普通人百无聊赖，或两口子相对无语而坐，62、63（岁）现象涌现（无聊导致百病）；或养老院就是麻将室，借此聊补空虚心灵；或期盼着第三代早点回来，填充一下滴答分秒。

金山银山、宝马奔驰、豪宅广厦，再多的物质占有，都没法帮你填充这闲暇时光和空虚心灵。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交往，感情上的付出，可在一定程度上填充，故煲电话、泡吧、逛街等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核心，但毕竟你还有大量闲暇之时。社会上（公益性）工作上付出，忘我劳动，是利他的，高境界的，但也总有休息之际啊。停下来怎么办？唯一一条充实自我精神心灵，让闲暇时光滋润的途径，那就是精神上的“接受”与“给予”—所谓精神上的“接受”，指通过不断学习等，自我充电，自我滋养；精神的“给予”，则是同时传递给他人，滋养他人的心灵。

周国平先生曾说：“一个人，只有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内心世界，才能让生活体现出更有价值，人生也更有意义。”而这方面，我国还是个“赤贫”的国度。人们一定注意到：世界读书排行榜，中国是殿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的调查显示：全世界阅读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年均每人64本；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年均每人一本不到。上海全国排名第一，只有8本。更麻烦的是，终于有时间读书了，却发现已失去阅读能力，不再习惯于欣赏文字，而只是醉心于荧屏上宫女太监秘史、短信中的明星绯闻。读书成了枯燥而累人的事。

我们从温饱走出后，一方面百无聊赖，一方面有大量闲暇时间却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不会生活的表现。学会精神上的接受与给予，才是充实我们人生意义的最丰满措施。且是唾手可得，人人平等，价廉（书都不贵）物美的。

有位同事的母亲，患的是卵巢癌，她原来有较高文化水平，病情已稳定。已退休闲暇在家，让打麻将，她不愿意，玩手机没有兴趣；只能静静待着，晚上带带外孙（白天外孙在幼儿园），非常无聊。因此，老两口总是对着干，除晚上外孙在家，气氛调和一下外，双方冷暴力不断。

同事非常担忧，因为她母亲的卵巢癌复发过。而她也知晓，防范复发的，不只是药物，更重要的是如何令母亲的生活丰满起来，找回人生的意义及价值，才能使心身宁静，灵魂安居。因此，向我请教，我给出了个点子：她妈本来就有较高文化水平，我手头正好有朋友送的一本关于张艺谋自传，转送给了她，让她转送给母亲，因为我相信女人对明星经历都比较感兴趣。我还给这同事两个建议：“你自己也看看，然后时常与你妈讨论书中趣闻；了解你妈还对谁有兴趣，找来他的传记，放在你妈床边，诱导你妈学会看书。”这一招还真管用，因为她妈原本文化水平不低，工作后就再也不碰书了，电视剧等只能给人热闹，没法给精神充电和心理安抚。通过诱导，她妈真的有了新的兴趣爱好，喜欢上看书。尔后，还逐渐提升了所看之书品位。

该同事回忆说：“我妈在看这本书时，最初有点感动和感慨，话语明显增多。看了其他几本熟悉的名人传记，她就放不下书了，主动问有没有谁的书。”此后，逐渐地看了一些佛学和身心灵的书，包括我写的癌症书。一段时间后，她妈情绪大有改善，话语越来越多，脸上笑容灿烂了，和她爸也很少吵架了。两个人还会经常交流。因为她爸好在外走动，对社会新闻及国际时事比较热衷。事后一次见她妈，她妈回忆说，中小学时，她也是个文艺青年，很喜欢看书。那时看的主要是苏联小说，常常会自我陶醉。但逐渐地，就被烦琐的杂事所困，再也没拿起过书。得了病，现又迷上了书，似乎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好像是在还青少年时期的债。生命是有尽头的，应该尽快弥补这一刻，去做一些以前一直想做，但总没有能够去做的事情。她妈心情阳光灿烂后，又传递给了家庭很多正面的东西，因此，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大为改善。

我们今天的书读得太少。其实，读书，使人聪明，读书，使人丰满；读书，使人精神充实，内心成熟；读书，使人生意义更加厚实。而精神上的收获和给予是非常重要的。两口子后来话语增多，就是双方精神交流与授受过程。

这才是生活中很有意义的事。

其实，让人生意义更丰满的方式、方法很多，加以践行的话，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添加别样的价值。比如，亲近自然，可让我们在彻底松弛中充满乐趣，感受自然之恩，因为我们是自然之子。若再践行环保主义，更是意义深远。又如，像爱护动物，曾看到一些照片，有些人收留了几十只流浪猫、流浪狗，在友善人类的动物朋友同时，他自身的价值也提升了，内心充实了。

哲人如是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肉体生命的快乐，如健康、亲情、与自然的交融等，这是生命需求得到满足带来的快乐；另一是精神愉悦，包括智性、情感、灵性及信仰层面的惬意，这是人的高级属性得到申张后的满足。而人体和物质的快乐毕竟是有限的，精神灵性层面的享受可以是无限的。

遗憾的是，现实世界中，只是拼命地追求有限快乐，甘愿舍弃无限的愉悦者太多了。所以，大家普遍地活得不快乐。

有个段子很有深意：“牧民说他很快活，因为他随时可与野花攀谈，与林鸟对话，随着白云起舞。”人生乏味与否，只在于自我能否找寻趣事及品味意义。

画家说：“大师的作品常常‘留白’，太满太挤容易使人失去想象的空间。”人生并不因为完美而滋生乐趣及魅力，很多情况下，意义在于对缺憾的回味。

坊间人士说：“最能让人开怀大笑并深刻领悟的，并非哲人隽语；往往是那些插科打诨、卡通埋汰、漫话自嘲。”深刻，不一定和严肃相伴随，更多的存在于轻松诙谐中。

人生意义的寻觅，不在于千山万水，异域他乡，只在于咫尺之间。

其实，生活充满辩证法。惬意且合理的人生，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取其某种平和与协调。或曰：在两极张力中，保持适度。因为生命在适度张力中最滋润。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中庸、中和，允执厥中，也是这一智慧之体现。

第十二章生命：在适度张力中最滋润

我们的生命，像世界的协奏曲，由相异的因素组成⋯⋯
由各种各样的声调组成，美
妙的和刺耳的，尖锐的和平
展的，活泼的和庄严的。
——[ 法国] 蒙田

有个段子很有深意：“牧民说他很快活，因为他随时可与野花攀谈，与林鸟对话，随着白云起舞。”人生乏味与否，只在于自我能否找寻趣事及品味意义。画家说：“大师的作品常常‘留白’，太满太挤容易使人失去想象的空间。”人生并不因为完美而滋生乐趣及魅力，很多情况下，意义在于对缺憾的回味。坊间人士说：“最能让人开怀大笑并深刻领悟的，并非哲人隽语；往往是那些插科打诨、卡通埋汰、漫话自嘲。”深刻，不一定和严肃相伴随，更多的存在于轻松诙谐中。人生意义的寻觅，不在于千山万水，异域他乡，只在于咫尺之间。

其实，生活充满辩证法。惬意且合理的人生，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取其某种平和与协调。或曰：在两极张力中，保持适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中庸、中和，允执厥中，也是这一智慧之体现。

在悲观与乐观两极中，尽可能游近乐观

乐观与悲观，是最显而易见的不同生活态度，也是常见的价值取向差异。

生活中，谁都知道乐观者优于悲观者。但通常，并没有绝对的乐观者，也没有纯粹的悲观者。它们只是一种呈现为正态分布的有所偏离倾向：这种倾向既有一定的先天性—如果父母悲观，孩子通常也更多具有悲观倾向；也与后天经历有关—人文环境良好，则乐观趋向可以加强；且这种倾向性每个个体可以自我有所改变。因此，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通常只是游离在悲观与乐观之间—处在某中间段的较为偏离一侧的地方，且有周期性的起伏变化。

世上真正乐观者并不多见。实验证明，将动物和人置于绝望环境中，人为地让他们无法逃脱失败或惩罚，仍然有1/4的个体永不放弃。这1/4个体可以说是最乐观的。因此，人天生就存在着一定的悲观、乐观倾向性差异。

有资料进一步提示：人人都有乐观的天性。人的乐观倾向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固定在大脑里，成为一种本能反应，并不断地被强化。因为乐观也是促使人类进化的重要机制之一。遗传学家认为，进化选择了乐观。原因之一在于积极的期望可提高生存概率。支持性证据之一就是乐观者更长寿、更健康。

悲观与乐观的差异及其对健康和人生的影响，人们做了很多研究。证明：乐观者的确不仅常常活得更好，而且更容易成功，更趋向于健康。

例如，研究揭示：现代社会中，虽然个人能力和动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存结果，但同时更是个人的精神状态之较量；乐观者远比悲观者来得成功，更容易笑到最后，笑得最好。

以前，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能力和动机欲望，如个人拥有天分且很努力地投入学习或工作，他就一定会成功。但塞里格曼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天分意愿都很充足时，失败也可能发生。而这很可能仅仅只是因为这是个悲观的人。

悲观的人，总相信坏事都是自己的过错；坏事一旦发生，一定会持续很久；且会毁掉人生的一切。而乐观者遇到同样厄运时，通常会认为失败只是暂时的；每个失败都有它自身的原因；不完全是自己的错，可能是环境、运气或其他因素的后果。或者说，他们会想尽办法为自己找出开脱的理由，哪怕只是自我安慰性质的。比如，面对职业面试失败，悲观者往往认为都因为能力太差、形象欠佳，且意味着以后也不太会好；乐观者则每每认为“此山不留君，自有留君处”，他马上会去另一家重新面试。就是这小小区别，决定着个体人生的幸福、充实、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的身心健康，甚至，寿命上都体现出明显差异。

悲观者更容易被癌症盯上，这是很早就明确了的研究结论。塞里格曼指导了一个研究，更证明了这一点：给大鼠种植癌细胞，将大鼠置于不同环境中。第一组大鼠可以通过逃避（如抓碰开关）而成功摆脱电击（乐观组）；第二组则在第一组成功逃避电击时再次被电击—因为碰到开关同时，接通了电击线路，它们无论如何逃避不了电击（悲观组）；第三组大鼠在没有危险的环境中（对照组）。结果，第一组大鼠患癌率只有1/4，第二组患癌率3/4，而最后一组患癌率1/2。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处在逆境，而是在于你怎么应对。积极有效地应对危险，可大大提升自我健康水准，包括大幅度降低癌症发病率。

综合研究结果表明：乐观情绪能让人们放松大脑，舒缓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心脏病患者中乐观的与不乐观的相比，其发病或复发的危险性均明显降低。

深入研究揭示：乐观情绪是前额叶皮质与大脑深处皮质下区域沟通的结果。前额叶皮质是人类大脑最新进化的产物，人类的这一部分结构远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发达得多，这是人类拥有许多复杂功能的核心区域。这一结论还与对大脑另外两个关键区域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一是大脑的杏核体，它是大脑处理情绪的重要结构；另一个是前扣带回皮质喙部，是前额叶皮层中调节情绪和动机的区域。研究表明：越是乐观者，在想象未来时，这些区域的电化学反应越趋活跃，这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正是这两个区域，往往是抑郁症患者大脑内活动异常之处。因此，激发、拓延乐观情绪，也是纠治与拮抗抑郁的妙法。

积极心理学家形容的悲观者，就像是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他们推崇的积极应对生活问题者，好比是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后记上日记的人。他可以快乐自豪地回忆日记中所有充实往事，那些他曾拥有过的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也无妨啊？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不会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常会这样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乐观者往往稍带主观，有些“傻”。他们习惯于歪曲现实世界，当现实世界不利于他们所认为的现状，或有些危险时，他们倾向于人为地淡化或忽视危险，或缩小危险；常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天塌不下来，等等再说吧。

研究证明：乐观还是抵抗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其机制之一是促进了积极的心身互动。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去激发、拓延人们的乐观情绪，并促使其在心身互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乐观倾向是可以培养的。有充分证据证实：教育可以明显改变悲观倾向。

远离悲观、游近乐观有一整套的方法措施，积极心理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可以参照之。

我们的经验表明：肿瘤患者患病初期往往都偏于悲观，此时可努力纠正之。可采取的方法如下。第一，告诉大家事实真相：悲观和乐观只是个体自我的一种感受，只是一个过程；谁都有情绪低落时，就像是月圆月缺一样；在低落时尽可能正视它，告诫自己，这只是暂时的；悲观很快会过去，月缺总有月圆时；别把消极因素放大了。第二，对问题应全面看，尽可能多地理解正面意义，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置为负面的，都往负面想。悲观和乐观者的一大差异是思考方式方法不同，一个是积极往上的，想着阳光，考虑明天会好的；一个是消极往下走，老想着明天更差，这需要努力纠正。第三，设置一些努力一下短期可实现的目标，情绪消极时，自我可找点简单的事干干，设定一个简单的目标：比如，体质很差，要活动，可出去走走，今天争取走300步；走了400步，就是很成功了。明天争取走个600步，以短期的成功，激励自己，积极看待。

还可借助的方法包括经常和阳光者相处，多参与集体活动；多到阳光普照的环境中活动；在家里，则尽可能把光线开亮；因为光亮度和温度都会提高人的兴奋程度—越是阴暗阴冷的地方，人越容易消极悲观。

面对病困险厄：善在征服和妥协中选择

生活，是由无数意外组成的，填充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也一样。我们总是天真地在想：生活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将一直如此下去。但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了的分分秒秒。总有一天，我们的人生列车会突然受阻：“天有不测风云”—不测之变乃是生活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人生命题中的应有之物。任何人都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看作是例外。因此，要有思想准备，你我时不时地会面对险恶或困顿，包括癌症之类大病来袭。

对此，若逃脱不了，应对选择无非有两种：战胜它、征服它，与它妥协、讲和。一味地信奉其中的一种对策，往往会黔驴技穷。

智慧的生存，就是善于在两者之中做出考评，学会择善而从。

生活充满了辩证法。多数人一定义无反顾地选择战胜它，特别是面对癌症，没有任何异议地首选征服它。过度治疗之所以猖獗泛滥，彻底战胜癌症的根治性诱惑和人们潜意识里不假思索习惯性思维，也起着不可或缺的推波助澜之功。

记得青年时看《列宁文集》，当时，年轻的苏维埃面临列强围剿，是妥协，还是负隅顽抗，大家争执不休。列宁以比喻方式，提出权变对策，让年轻的我，初觉不解，后来才意识到这也是伟人过人的智慧。他假设：在荒郊野外，遇到明显优于自己的劫匪，喝令留下钱财，放你性命。此时，与之顽抗，还是顺从？前者的结果是人财两空；留下钱财，还可东山再起。正确的抉择不很清晰吗？

面对癌症不也同样吗？急吼吼的太想战胜，往往反而枉送了性命。

对此，笔者有一对案例太有说服力了。中国中部某省先后两位省政协常务副主席都是我的患者。前一任于2000年初到上海，通过市有关领导请我会诊。当时，我们还在零陵路老校区。办公室很小，他带着秘书，一身军大衣，现在印象都很深。他原本是省府秘书长，要提副省长，某种原因，改任政协常务副主席。准备外出考察时体检发现肺内有结节，再一检查，已是晚期肺癌，没法手术。他是个明白人，没法手术也就没强求。正在做化疗，要求中药配合，一段时间后，化疗实在做不下去了，他也不强求。我建议他改用局部放疗，他应允并照办了。做了一半因为反应太大，也只能停了，回当地调养。他开始时情绪很差，每一次复诊都一声不吭。回去3个月后，有一次我在外出差，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非常兴奋地说，到上海复查了，胸科医院主任医生告诉他，肿块完全控制了。故他在电话里非常亢奋地陈述着，久久不愿意挂断。我完全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又过了约半年（2011年底），他告诉我检查结果让医生感到吃惊：肺部的毛玻璃状阴影都吸收了，只剩下少许痕迹，这完全是奇迹。诊疗后，我们成了忘年交，他当初每三个月来上海一次，后半年，后一年；我也常去当地，他完全接受我的理念，悠着点。2010年前后，一切都好，但一次卒中，他身体情况差一些了。直到不久前，我还去看他，只是有点老年痴呆了，而肺内依然很好。

没多久，他的继任者，继任的常务副主席也来找我，他是一个军转干部，湖南人，非常豪爽。而且他的病比前任轻多了，那个时候，靶向药已问世，我建议他接受化疗，加中药即可，其他暂缓。这个军人出身的高级干部，口头上赞同我的理念，却住进了北京，又是化疗，又是靶向，又是免疫治疗，还天天练功，而且坚持不懈。我跟他本人及他的秘书（此秘书和前任秘书很熟）都说，也跟他家属建议：“治疗过度了，十八般武器一股脑儿都用，不是好事情。”“悠着点，够好了，就可以了。”“要留点后路，适当时，学会妥协..”这位豪爽的主席，口中答应得好好的，但心里就一味地要彻底征服癌症，完全战胜癌症。他秘书私下告诉我，“领导说了，既然江主席（前任）控制得这么好，我一定要彻底战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何教授的那套思路方法，稳定后再说，也来得及..”他总是表现出军人风度与思路，寄希望于彻底战胜癌症。

初期，他的情况的确很好。肺内癌肿一度完全消失。他颇为得意，沾沾自喜地认为一定能够超过前者，创造更大奇迹。其实，他第一时间根本不需要用靶向药物，因为在位，有权，全报销，他还有不用白不用思想。后来，就是半年左右，第一种靶向耐药了。又想用第二种，这时候他有点紧张，专程来上海咨询我。我态度坚决，先观察观察，不急于用，但没能说服他。秘书告诉我，领导回去后不久，想了想，还是去北京了（当时，此药只有北京有）。第二种靶向药也只用了一小段时间，又耐药了。其实，我们早就评价说了，靶向药就像是漂亮的肥皂泡。他用靶向药时，总觉得中医不急，先控制再说，所以不是很坚持。这时，因出现喘息，他紧张了，开始把赌注都压在中医药上面，认真追求中医药治疗了，且天天拼命练功。大家知道，靶向药一旦耐药，有时状态会一泻千里，迅速恶化。就像是肥皂泡破裂，瞬间之事。不到3个月，他已进入恶病质，前后总共3年时间不到。我一直去看前任，因为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任秘书打电话给我：说领导最后想看看我。我转身到他病房去看他。他一见到我，话已说不出来了，老泪纵横的，拽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也许，他是想说：悔不该当时不听劝告—够好了，就可以了！而是一心想彻底战胜癌，结果落得了今天这个地步，短短时间内，就让癌彻底打败了。我只能望着他，轻轻地安抚他，帮他擦擦汗（他额头直冒虚汗）..结果，我离开后的第三天早晨，他就走了。而他的前任，现已过去了15年。除患老年痴呆外，其他情况都还可以。

中国人讲中庸，有时，需要在征服与妥协中也保持一种中庸之道：够好了，就可以了。这既是种生活态度，又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一种生存智慧。

推而广之，面对人生的病困或险厄，需要学会善于在征服与妥协中选择，保持一种中庸之道，也许最为智慧，也长期效果最佳。

学会在认真及糊涂之间做“二八”区分

在现实社会中，如果你不能认真工作，做好该做好（或必须做好）的事，将可能被社会边缘化，甚至惨遭淘汰；但如果你事事拘谨认真，一丝不苟，什么都想做得最好，又会陷入消极完美主义泥潭中，心身疲惫，终至患病或罹难。

临床上，完美主义性格者易患癌，已被证明是铁律。为什么女性癌症患者中，财务、中小学老师等居多，好女人占主导，分析其深层次的，往往就是一个典型的消极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戕害健康，已是定论。

有鉴于此，我们主张：会生活者，需学会在追求完美主义的极端认真、较真，与适度糊涂、满足于“够好了就可以了”的两极之间，做出“二八”区分。

这首先要求帮助患者（或当事人）认识到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都非常重要，都必须认真对待，非达到完美不可。实际上，根据我们和国外的有关研究，每个人所面对的事情中，只有5%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必须认真对待；15%～25%是比较紧迫的；剩余的大多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也就是说，70%～80%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事事认真，势必长期有重压感而感到心身疲惫。长此以往，肯定会导致身体功能紊乱，从而出现许多健康问题，包括癌症等先后都会找上你。而且，事事追求完美，势必人际关系也较难协调。

有个杯子的故事，是我经历而印象深刻的实例。

有个做财务出身的乳腺癌患者，在我处求诊了很长时间。她每次来总是述说活得“很累”，并且常常埋怨他人。有一次，打开话匣子，她说：“我活得一点儿都不称心，一点都不快乐。例如，昨天晚上回家，又与老公吵架了。我和他说做什么事都要有规矩，可他就是不听我的。我叫他喝完茶杯子要放在这里，他偏偏乱放，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因此，每天少不了吵架，很累人。”

我一听说，来兴趣了。问曰：“杯子放这里、放那里，很重要吗？”

她说：“我是做财务的，必须一丝不苟。这些小习惯弄不好，以后怎么行呢？”

我说：“杯子与你的财务数据是一回事吗？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紧接着，我与她探讨了人生的一些规律：包括二八律。告诉她：“人生天天面对的事，只有20%左右的事，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剩余的，其实大多无所谓，这就是重要的‘二八定律’。就像你，什么都这么看重。你不是自己把许多本身并不必要当真的事，当作沉重的压力背上了吗？你不累，谁累呢？这个累，岂不是自找的？我相信，你的这种性格，如果有子女，你们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你把要求定得太高了，超越了现实..”也许，这些话刺痛了她。

她思忖良久，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是过分了点儿。”

我接着说：“你不学会放下80%包袱，你的生活、你的病都很难有改变。”

最后，她接受了，并一点点地做出了调整，现在活得轻松多了。

为什么财务等容易生癌症或其他病呢？我的分析，很多人就是把职业行为泛化为生活习惯，并折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想追求极致，追求一丝不苟。一句话，消极的完美主义者。最后，自己把自己给拖垮了。

有时候，哪怕是心里明白，装糊涂也是好的，也比始终追求完美要好。

一个肺癌女患者，是个官员，手术后，开始是由丈夫陪同来看门诊的。丈夫对笔者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告诉她实情。其实，以她的文化水准和对医学的了解，每次来我们独创的为患者开设的“圆桌门诊”，前后讨论的病情，包括手术等（但没有化疗)，早已心知肚明自己患了癌症。但她很有趣，每次来总是打诨：“何医生，我其实是没有病的。肺内不是什么大事，良性的，也不需要化疗。”“你看，我现在多好啊，吃得下，睡得着，也没有咳嗽。前几天刚刚出差到泰国和大马（马来西亚），天天急着赶路，同行的伙伴，包括年轻人都很累。可是我一点都没觉得费劲。我感觉自己没任何毛病，你只需开方给我调补调补，抗抗衰老就可以了，女人嘛，怕老。”每次说完，都狡黠地一笑。

其实，我们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她吃药复诊非常认真、及时，一点都不马虎，因为我相信她清楚得很。我与她之间关乎“癌”，大家心照不宣，没有必要捅破这层“纸”而已。这层纸对她，还可能存在一丝幻觉，也许不是恶性吧？但是须认真对待的。笔者非常欣赏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生活态度—不是她不知道，而是她有意地回避负面的心理情绪，不去强化它们，这是很实用的。这还可以让人心存侥幸，借此，以尽可能游弋于乐观情绪中。此外，这，还有助于调节情绪，改善生理功能，调整免疫，促进康复，并让生活依然充满情趣等。

在奉献与当下享受中求得平衡

我们的文化过去一直强调奉献，默默无闻地做个螺丝钉—既埋没了个性，埋没了自我，又压抑不同需求，且让很多机会和享受白白地错过。

有一个女患者，接近退休，是财务主管，患的是乳腺癌，其实病情已稳定，但情绪一直不好，很伤感。她知道自己患上乳腺癌，是因为长期疲劳、过分认真、过度自责。她和我说，自从工作后，她从来没请求休过一天假。她最遗憾的还不是这事，而是生病前后让她痛彻心扉的事件：她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80多岁了，从60多岁开始，就希望女儿能够陪她去九华山一趟。母亲也是个肿瘤患者，已康复多年，年轻时曾多次结伴去普陀山烧香朝拜。然后有个心愿，还想去佛学圣地九华山朝拜，苦于无伴。她很孝顺，10多年前就一直应允着：有空就陪母亲去。应允后，今年等明年，明年再等后年，一晃，10多年过去了，仍在应允之中，直到她已临近退休了，母亲已80岁了，她答应母亲，“等我一退休，好好陪你到九华山住一段时间”。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临近退休前一年的例行体检时，她发现患了乳腺癌（和母亲一样），但比母亲要严重些，已经骨转移了。当时，全家围绕着她，进行治疗。陪母亲去九华山的事情就搁下了。等她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稳定了，有可能陪母亲了，母亲却因卒中走不动了。不久，母亲去世了。这个事让她太伤感，留下了永远的缺憾。她觉得人生有时只顾了这头，不顾了那头，太不应该了。其实，真正的生活，应该是在奉献和享受中求得平衡，而不是只有一头。偏一头的生活，一定是有缺憾的。

哲人说：“无论有多么光鲜的事业，多么伟大的成就，人最终还是要回归自身。自身和自己的灵魂是个体唯一能够真正拥有的。”

临床上，有患者早先活得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挣钱机器，始终高效运转。开始时，还能从赚钱中感到些许快乐。后来，迟钝麻木了。他一直给自己许愿：再干两年，不干了，好好享受生活，世界各地走走。可惜，惯性使他无法停下来。只能因病而被迫停止工作，此时一切晚矣，“人快不行了，钱没用完”。太遗憾了。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 真正快乐的人生是不断关注存在的人生，时时刻刻悉心体会美与爱的人生，是不断回归自我和审视自我的人生。在关注、审视的过程中，看自己有没有体验到生之愉悦，体验到何种程度。

更多的老一代国人，过着完全利他的生活，牺牲了自己的乐趣和舒适—工作时担负着赡养全家；退休则成了志愿者，抚养第三代；一生只是奉献，吃苦耐劳。当有钱有闲暇准备过自己的生活时，已走不动了。终身被迫只做苦行僧。

有个故事令人唏嘘：某人在整理刚刚去世的夫人遗物时，发现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巴黎旅游时买的。昂贵而顶级的名牌围巾，价格标签还挂着。活着时夫人一直不舍得戴，希望等个特殊日子才用。然而，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先生感伤之余，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生活应是一种自我珍惜的当下体验，而不是要捱着过的日子。

很多情况下，人们总以为日子还多着呢。有些特别有意义的，暂先留到那时再说，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过。“将来”“总有一天”其实是不存在的。

活在当下，享受当下，该高兴，今天就庆贺；该干什么，尽快就干。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

我们常想出国旅游旅游，但总是在等待最适当时机。

我们总想给老朋友写封信，表达浓郁的情意，但总是一拖再拖。

其实，每天早上睁开眼时，都要告诉自己这是新的一天了。今天过了，日历翻过就永远不会再重复了。因此，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可贵的。

真正有意义且快乐的人生，是应该兼顾自我的人生，是在奉献及享受中求得适度协调平衡的人生。而且，记住：享受应该及时。

协调好人生的最高目标及最低期望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确定自己的生存目标：即便是前述的放牛娃，他也有目标啊，盖房子、娶媳妇、生娃。当然，他期望中（尽管没有明说）房子要大点的，媳妇要漂亮点的，孩子尽可能多一些。这是人的本能。

目标的缺失后果严重—中学生的自杀、明星们以毒赌嫖等挥霍生命、大妈们聚众吸毒、大老虎小苍蝇的贪腐犯罪，不都是目标缺失或迷茫之故吗？

人必须确定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前进就没有方向，缺乏动力。笔者最近注意到渔民的后代、民间长跑达人陈盆滨，他没有其他追求，就是对跑步无比热爱和固执，想跑出自己的新天地。他执着于自己的努力，终于成就为世界唯一一位跑遍五大洲加南极、北极的顶尖级的优秀运动员。

人生的这个目标也不可以确定得太高。确定得太高，达不到很可能会心灰意冷，招致失望；或诱使铤而走险，甚至严重犯罪，就像很多贪官一样因为确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后，不择手段，走向犯罪。但也不能太低，太低的话，动力不足，很可能落入俗套，或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或借助官瘾等的推动，行尸走肉般地生活在逐利现实中。

比较可取的是把这个目标分成两大块：一个远期的、长远的；一个近期的、短期努力下可实现的。两者之间应有所协调。笔者刚上大学时就确立了一个目标：希望成为一个好医生、好教师，并在玻璃台板下压了一条钢笔写的字，给自己定了一个口号—“立志须存千载想，闲谈不过五分钟”（这是书法家沈尹默的词，借以自勉），这是我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措施。当然，随着进步，我的人生目标有所调整，有所提升，总希望能做得更好点。

莫里教授即使生了重病，他还是有自己明确目标的。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其实，那时距他死亡不过几周了），把他终身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通过某种方式留给世人，传承千古，也让他自己的精神和思考永垂不朽。所以，他制定了个计划：接受电视台采访，通过电视采访扩大影响，使学生们知道老师病了，就有学生来探望他，探望他的过程中，可以与学生沟通，通过一次次交谈，让学生把他对人生的严肃思考，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传播出去，泽被天下。

他的短期目标呢？学生问他。他回答短期很简单：如果他还有完整的一天，他愿意上午吃什么，中午吃甜面包卷，晚上最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

长期目标的确定有高雅和低俗之分：高雅的可能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某些有意义的事，希望在某方面做出重要建树。就像朱志豪先生，一心希望在黄浦江上建更多的桥，这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也有一般的，我这辈子要赚多少千万，官至哪一级，家里居住条件如何等；更有纯享受、甚至荒淫无耻的，如这辈子要与多少人上床，玩多少女人（日本某中学校长高岛雄平，到菲律宾嫖娼12600人，老少通吃，且每次都留照存念，相册里有其性交照片14.7万张）。这些，尽管都是人生的目标，却区分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之良莠—高雅和低俗。

目标确定后，有个具体实施过程。如只有空谈，而不付诸行为，只是空洞的目标，虚假的目标，永远是碌碌无为的。与苍蝇在屋内玻璃窗前飞来飞去一样，有光明没有前途，永远飞不出去。目标，需要付诸实施，一步步脚踏实地。

很多癌症患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位江西老患者，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老头现70多岁了，工于做石砚，因为手颤抖影响做砚，一检查，确诊为脑瘤。他不想手术，医生告诉他，手术后，一是手会抖得更厉害，他肯定不能再做石砚了；二是他爱石砚艺术，子女还要靠他做石砚来赡养。2009年找我时，他的目标是“还能够安安心心做5年”。现在，5年已过去，脑部占位没有发展，脑瘤控制得很好，第一个目标实现了。第二个新目标产生了—有生之年，能够再多干几年，积累一些，办个展览。现他兴致勃勃地追求着办个人展览。可见，即使生了癌，还是可以兑现相对较高的目标的。

世界上，有些东西自己是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世和做人，目标远大与否，其意义如何等。至于结果如何，有时并不重要，只要自己好好努力争取着，就已经足够了。但也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意外事件，或社会上的舆论和毁誉等。那就不去管它们，顺其自然或许更好。

目标，其实就是人生一个坐标，让你不断努力的方向。努力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努力过程中，你可以享受成功失败的各种感受。当然，能够成功最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有时，你努力了，结果不理想，那你也需要适当承认：或者继续加强努力，或对原先做法做些调整优化，或坦然接受现状。即便不是最好，而是次好，次次好，也从容地接受它。这，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生存方式。

须知，幸福也是一种苟且。不愿苟且者，不太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哲人如是说：“人生原本就是有缺憾的，人生中需学会妥协。不肯妥协者，和自己过不去，其实是一种痴愚，是对人生的无知。”的确如此。

张弛于积极进取及惬意闲暇之中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格言：“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此话不假，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精神。但即便是做将军，也仅仅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已。

然而，人们更愿意推而广之，如坊间走红的“10年间，钱不赚个4000万，别回来看我”“官不至省部级，不成功”“不成为红歌星，誓不休”“这辈子不混个院士，白活了”等，却有点太离谱，或严重失误了。

进取，作为路标与方向，是人类生存的动力所在。有着进取精神和某种路标，人才会努力拼搏，奋勇争先；才能推动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个体则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某种价值。但把进取界定为生存唯一原则，且把其标准化为某个现实的尺度（多少身价、多高官阶、多少论文），并以此作为生活唯一选项及评价单一尺度，那就问题多多，偏离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及真正价值。

人要生活，就要获得生活资料，就须付出劳动及创新，取得足够收益，才能较好地生存下去，这是“进取”背后人类物种生存的原始动因。林语堂曾戏说：世界上，只有人类是吃饱了、喝足了而仍旧不满足，尔虞我诈地、你争我夺地生活着。因此，从人类个体来说，“进取”又体现着某种“丛林生存”法则，我要比你更强悍，获得更大成功。更大成功又是为了什么？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被哲学家第欧根尼所诘问的（亚历山大回答说“更快乐”。很显然，他缺乏悟性，没能“认识他自己”，故尽管骁勇善战，百战百胜，但只能征战致死，没能享受一天快乐，且仅仅是短命的30多岁）。我们相信多数人会回答说：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很显然，积极进取不是目的，只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利于自我自由支配、自由享受及自由创造，从而更好地活着。既然是为了更好地生存，那么，积极进取的同时，学会惬意地休闲，就是必然之理。如果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能够听懂哲学家的劝告，情况也许就大为不同了，他可以一边继续完成他的伟业，同时也还可以享受成功带来的快乐及幸福，更不至于30多岁就夭折，抱憾终身。

须知，积极进取获取的只是自我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属于“必然”劳动；而有更多的自由支配、创造、享受的闲暇时间，则属于“自由”生活。显然，后者的层次要高得多。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约翰·凯利教授在《你生命中的休闲》中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飞快变化的时代，而变化最快的领域当属休闲。”过去，人们为了温饱而努力，为了更好而拼命进取。但今非昔比，生存，已不再是一个大难题了。如何自由自在地生活，才是关键。鉴此，约翰·凯利教授强调：“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所谓“‘成为人’意味着，摆脱‘必需后’的自由；探索和谐与美的原则；承认生活理性和感性，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统一；与他人一起行动，使生活内容充满朝气并促进自由与自我创造。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

林语堂的嘲讽中，隐含着很多人虽碌碌地活着，却还不如动物之贬义。而从生活本真意义上做出理解：“必需”（进取、劳作）后的“自由”（闲暇、创造、享受），才是人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了动物，而活在自我之中。故约翰·凯利教授把自由闲暇而有意义的生活提升到了“成为人”的高度，无疑是睿智的。

总之，本真的生活，应该是张弛于积极进取及惬意的闲暇之中。而不能舍其一端只求另一端。换句话说：既要努力拼搏进取，又要活在惬意的闲暇中。

革命与保命中的取舍——不值得的拼命

过去有一句流行很广的口号：拼命干革命。

以前，我们推崇的榜样是轻伤不下火线，咬紧牙关，努力继续。

我们突出宣传的，都是那些死在工作岗位，而后被发现的英雄。

也许，这一切在革命及战争年代，涉及生死存亡，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今天，人的价值凸显的新的和平建设时代，显然是与尊重人的社会新风尚格格不入的。

更何况，很多汲汲所求的，只是一些虚幻的财富瘾、官瘾病之类。

有一个小字辈的老患者，认我做长辈，因非常优秀，所以来往很多。他是潮汕人，在深圳工作，2000年患了鼻咽癌，当时好紧张，通过放疗和中药治疗，恢复得很好。三五年后，又生龙活虎，不久提了个科长。由于能力比较强，因此提科长后，工作更进取，他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放弃了治疗。玩命似的投身工作。最初几年，我每到深圳，他一定会来看我；后四五年，他越来越忙，很少再看病。在我印象中，2010年后，他逐渐消失了。我只知道他干得越来越好，又升官了。偶尔电话联系时，我总劝他，你是个生过病的人，好自为之才是。他总是爽朗地笑笑，说没有办法，身在江湖，不干不行。不久前，一个紧急电话，说想见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又出问题了。原来，他的确5年前升了副处，但升官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烦恼。他被安排在负责社区维稳，每天面对的都是些棘手事，需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压抑自我，天天赔笑，几乎天天搞得很晚、很累。这两三年来，他开始有点消瘦，1年多前有一次咯出点血，有点担心。检查鼻咽部，很好。身体强壮的他，比较注意锻炼。咯出血来，查不出问题，他又我行我素了。但癌症还是没有放过他，春节前又见频繁咯血，这次他慌了，住院一检查，肺内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已属晚期，没法手术了。这结局令他彻底垮了。电话中，他悲哀万分，希望马上见到我，我应允了。他赶来上海，流着泪，献我一束花。我看完最后一个患者时，他也不愿离去，噙着泪花，对我忏悔地说：“我悔不该如此。其实，我想我一生努力，混个副处是不够的。至少，也要混个正处。所以，我知道自己活得很累，我这样的病，不该这样干。但为了正处这目标，只能日夜地干着，看看目标就在前面了，很可能两三个月后就获提升，但现在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再活两三个月？能不能第二次再见到你？”因为，我建议他两个月后再复诊。他说：“我知道您要批评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给您打电话，希望正处升好后再告诉您。现在，一切已没有意义了。我已彻底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了。”“当时，大家都把我当成康复榜样，现在，居然自我作孽到这一步。”“现在想想，都是虚荣心作怪。正处与副处，有多大不同啊，却偏偏赔上一条命。”“我自己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只能怪自己了。”

我给他安慰鼓励和下一步治疗意见的同时，的确也在想：他是完全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这个筋斗摔得太大、太惨了。他深刻检讨时说：看着别人一级级爬上去，作为男人总应有点志气。所谓“志气”，就是不断地升官？也太愚昧了点吧。且明明知道此路没有穷尽，却不顾后果地盲目追赶着。终于，代价惨痛。

30多年来，见了太多类似的例子：一个副省长任命已下达，常规体检见晚期肺癌；习总书记接见过一位贵州优秀女干部，人人都说她只有工作，没有闲暇休息，脚痛已好几个月，却轻伤不下火线，通知去接受新的任命（升职），途中不小心一拐，大腿骨折，一检查，晚期肺癌骨转移。遍寻良医，也急招本人施以援手，但病已膏肓，无人能救。唏嘘，38岁谢世。

如果说这些官员多少还有为社会奉献的可贵因素存在，值得敬佩与留恋。那么，贪婪于财富占有，却赔了身家性命的，不仅更普遍，且太不值得挂齿了。

鉴此，切记：本真的生活，一定是张弛于积极的进取及惬意的闲暇之中。

在感性与理性中自在地游弋

17世纪法国以分析性格而著名的哲学家拉·布鲁耶尔曾说过：“用感情生活的人，生命是悲剧；用思想生活的人，生命是喜剧。”笔者同意他以感情与思想来粗略分类人生态度，却不太认同他喜剧、悲剧之结论。

中国社会不知何故，分别给感性者和理性者贴上了标签。所谓感性者，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是比较自我的、随性的、不那么符合科学的，因此，不太值得信任和尊奉的。所谓理性者，则被认定为一种科学的、严谨的、非常好的生活态度，值得尊奉的。其实，纯粹理性的人，一定干巴巴的，生活没有情趣，而且健康状态不一定佳。纯粹感性的人，当然喜怒哀乐形于表，一切都显示于外，虽然可爱，但不一定那么令人信服。而真正懂得生活者，应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间保持着某种“度”，应该是游弋于理性和感性的两级之中。既不能是个纯粹理性主义者，又不能过于感性，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高清海教授曾分析说：“关于‘理性’，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它被人们看作人性的现实表征—称呼‘人’为理性动物，认为理性的创造无条件地有天然合理性。特别是从中世纪宗教文化转向近代科学文化的那个时代，人们把‘科学理性’对宗教信仰的否定，看作人性的伟大胜利，以为‘理性’就代表了时代公平、正义的合理意识，把它推崇为现实社会的最高审判官，一切都要提到这个法官面前进行重新审查和通过。”很显然，这是误读。他继续分析说，“即使对人特有的创造性本质—‘理性’，人也不能去迷信，这不仅是因为理性自身也会走向迷误，还因为人对它一旦陷入迷信，就会使理性失去对人的合理导引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病理学家韩启德院士最近猛烈抨击带着理性皇冠的现代医学，他说：“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他精辟地引用他人言论嘲讽说：“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而把科学当作魔法，就是对理性的极端朝拜，迷信科学。而今天临床令人恐惧的过度诊疗，滥杀无辜等，往往都是在理性（科学）的大旗下，堂而皇之进行着的。癌症领域尤其是重灾区。

笔者有几个案例的结局非常有意思：5个患者都是肝癌，都是男性，都是2008年前后的患者，当时年龄都在60岁上下，都是从东方肝胆医院转过来的，都做了手术；有的做了一次介入；有的因为怕伤身太大，没敢做介入；然后差不多时间到我这治疗。其中，有一位姓谢的中学物理教师最为典型，他是最后来找我的，伴中度肝硬化、多发性小结节，手术切除后，肝的质地尚可。医生建议他接着做介入。然后，他查了书，认为介入能够控制转移复发。所以，信奉了，遵嘱介入1个半月1次，第二次，做下来后反应很大。一起治疗的病友就推荐他找我中医药配合，他也查资料了，觉得很好，故信誓旦旦地说：“我的肿瘤就交给西医介入，肝质地就交给中医调整。”初看很合理且理性。但我细看了他的影像学资料，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再做介入；建议他拉长时间，细心追踪观察就是。他一方面怕介入剧烈反应，一方面又死守理性，怕不介入不杀癌，会怎么样？故犹豫再三，他还是选择一次次做了，只是时间稍微拉长了点。他的理性态度典型地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饮食，他绝对一丝不苟，是位完全严格参照饮食指南制定每一餐饮食细节的人，包括多少克、几点用餐等，一点都不马虎。不到1年，大概是第七次介入后，他出现肝衰竭征兆。这时，医生不敢给他再做了，他自己也怕了。这才停止介入。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及肝脏，结节性肝硬化有增无减。他郁闷了，先他来的那几位，单纯用中医药的，不仅安然无恙，且经两三年调整后，肝质地都不同程度地明显改善。他更预期性地焦虑了（因为预测着应发生什么而为此焦虑，却因焦虑导致该事难以发生），老是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好？我这么认真、理性，偏偏改善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事实上，其他4位情况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高度一样：一半理性，一半感性；听说介入损伤挺大的，他们或只做了1次，再也不做了；或1次也不做，只是定期观察追踪；听从自我身体感受，自我感觉可，能不做就尽可能拖。因此，4个人加在一起，介入总次数比他还少一半（3次）。而且，这些人中，都有肝硬化，程度还算他是比较轻的。这4位现在都还活着，个个活得滋润得很。他却早在2012年初，肝癌手术两年多一点，介入停用1年多，撒手人寰。

高清海继续分析：“无批判地让理性去独断地支配一切”危害很大。“由于技术理性的统治，代替宗教的压抑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暴政’，一切都被纳入程式化、技术化、标准化、计量化的结果，使生活愈来愈像机器运行，人性与物性之别也日渐泯灭；更何况自从人类迈进文明门槛以来，由于理性的过度滥用，已制造出了无数人间悲剧。”因此，他最后告诫说，“决不能给理性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物”，防范人类误以为科技无所不能。

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生了癌症等，是个生活的非常事件，绝大多数人都会陷入沉思，怎么办？就应对智慧而言，也许，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是值得推崇的。

温州著名的企业家老王2008年国庆前确诊为晚期肝癌，他原本就有近30年的乙肝史，多年前曾报告为肝硬化；当年8月的一次应酬后，出现腹胀，开始没太在意，长时间不消解，再去医院一检查，有腹水；转到上海某专科医院系统检查，一纸报告：晚期肝癌，肝内可疑多发性转移灶。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死刑判决书。且当时正值金融危机，他的资金链也有些问题，一连串的打击，他差一点被击垮了。好在当时我的助手小王帮了他不少，他自己也挺了过来，该关的企业关掉，该放权的放权；自己则一门心思看病，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

50多岁的老王前期人生非常顺利，多年前就是一个集团公司老总，该集团最后还做了房地产，资金及企业规模在整个浙江也算可以的。但就在他最疯狂、最风光之时病倒了。他自我总结5年多肝癌康复经验，归纳一个原则：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也许，常年的企业经营，他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2014年年底，他做了个系统检查，兴冲冲地拿着新结果来我处。说：他这些年，除了做过一次手术外、两次介入，一直只是依赖我的中医药，康复得很好—肝的质地明显好转（肝硬化明显改善），肝、肾指标都正常，原先有的糖尿病、高血压也消解了。原来还有脾大、脾亢等，现在都改善了。然后，闲聊中告诉了我：“当时，自己正当事业顶峰，得知这消息，的确是天塌下来了，想想我这么成功，究竟图的什么？命没有了，一切都是空的。而且，外部的经济不景气，确实想过自我了结，一了百了，免得还要遭痛苦的治疗之罪。”他是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所有结果的，想了很久，大不了是个死，做好了最坏的死的准备，然后努力争取争取，或许还有奇迹..痛定思痛，他大胆做了必要切割（关了几家企业，剩下的也转由他人经营，自己只是过问过问）；自己则一门心思求医，好在他也不愁资金。开始，即在北京看过，之后长期待在上海求治，甚至到了海外（美国、日本）去求医，因为他有条件。一圈兜下来后，分析评估，还是中西医结合最为妥当（当时他认识了我的另外一个肝癌朋友老宋，那时候已患肝癌五六年了，也是做企业、做房产的，抛弃企业后，到处旅游，康复得十分理想），故坚定信念，中西医结合治疗。他想：既已如此，我不如接受最坏的后果，努力争取最好的成功。因此，切割企业同时，他彻底改变了性急暴躁、应酬多、好喝酒等所有不良习惯。这些年来，企业交给团队管理。他只做一件事，闲暇中轻轻松松地在周边走走，游玩游玩，享受下自在的生活。

开始时，他有过反复：一个是生活不习惯，不像以前那么风光，觉得好无聊，捱日子很难过；病情也有反复，补做了两次介入。很快，他适应了，觉得这种生活挺惬意自在的。现在，他已非常适合淳朴自在的活法，不再喧闹，简简单单过着每一天。以前，他的舌苔总是厚腻得很；现舌淡红、苔薄；原来，他血压、血糖都高；第一次来看时，空腹血糖11毫摩尔/升，现在始终在5点几毫摩尔/升，完全正常了，而且控制血糖、血压的药早就不用了。因为他严格遵循了康复指南中的要点。

这次，他特别高兴的是：脾脏明显缩小了（这体现了肝质地的改善）。血小板从最初最低的时候20毫摩尔/升、30毫摩尔/升，上升到了110毫摩尔/升，而这两三年一直维持稳定在130毫摩尔/升上下；白细胞早就正常了；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正常，说明脾亢的控制。

他总结说：“我当时的确是万念俱灰，想了想，人生只不过是一趟通向天堂的列车，早晚要达到终点的。我不妨做好最坏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思考，他心淡定了，不再纠结了。然后，义无反顾地享受着新的宁谧生活，并因此获得了成功。

他临走前对我们再三表示感谢。并很有感悟地说：“健康不健康与其说是爹妈给的；还不如说是自己观念诱导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因此，痛定思痛，的确健康就掌控在自己手中。也别太寄希望于各种层出不穷的新药（因为他有的是钱，曾试用过很多新药，最后都让他有所失望）。最好的健康药，就是认识到自我的问题所在，知行合一，努力改正，同时持之以恒地中西医结合走下去；会一点点见到显著而综合的效果的。”

他不愧为做企业出身的，说得很对，而且总结都是一套套的。

他的经验告诉人们：碰到这种情况，别急，先想清楚，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且知行合一，持之以恒，努力改正..这些，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登得了峰”与“下得了山”皆英雄

谁都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在攀登珠穆朗玛峰过程中，很多人不是失败于攀登过程，而是失败于下山事故。因此，“登得了峰”与“下得了山”皆英雄。更何况，假如你已没有体力或精力攀登学术上或商战上的“珠峰”，但你也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一看其他奇峰异景，游览一下别样的人生意境，赏遍隽美山川，你才不枉此人生。因此，下山和上山不必过于纠结，都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笔者有个老患者，20世纪末任上海某化工集团的总工程师，享受国家级高工待遇。他70多岁时因小便淋漓，查出了前列腺癌。然后，中西医结合方法控制，效果相当不错。他身体很好，平时也经常活动，因为患了前列腺癌，领导安排他从第一线上退了下来。他在我这里治疗很长时间后，我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患者相对较少时，他跟我聊开了。他说：“唉，我就像古书里说的‘飞鸟尽，良弓藏’，我被他们给挤掉了。新提拔了一个50多岁的总工，我现在没什么事情可干，但我精神很好，还很想多做一些事..”当时，我说：“您已70多岁了，要发挥余热当然可以，人上山后，总有个下山之时，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你须面对现实..”他又唉声叹气地说：“我孩子还小，现在孩子买房子也很困难，原来我还可以补贴补贴他。”原来，他还困惑于经济问题。我开导他说：“其实，您忙了一辈子，整整工作50年了，您有没有闲下来的想法，把祖国大好河山好好欣赏欣赏？说真的，你该放开手脚让孩子们自己去拼搏，您的父母也没有给您留什么东西啊..有句古话，叫下得山的，更是英雄。”“您现在除了工作外，总有退下来的时候，组织上现在对您是个照顾，已安排得很好了。”那天我还告诉他，尽管他现在工资看上去很多，但几年后又值多少呢？10年前的工资，现在看来算什么？还是让子女自己去奋斗吧。

也许，我的开导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自己想开了。两三天后他来告诉我：“教授，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我要旅游去了。”此后，他优哉游哉活到今天，10多年过去了，现在他来看病的时间少了。但是，至少他的生活充实得多了。因此，退一步，未尝不是英雄。

在日本很多高管退休后选择了自杀，这就是只讲求登峰，不推崇“下山也是英雄”之故，是错误文化误导的恶果。

有一位著名的工程学教授，古稀之年患了晚期癌症，有所控制后初期还坚持主持某项重大研究项目，担任总协调人，病情反反复复。在笔者坚决建议下，辞去累人且烦人的总协调一职，只负责自己专长部分，剩余时间自我安排，尽兴完成过去想做而没能做的事。7年间，悠闲自得，不仅工程进展顺利，他负责的部分也出色地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他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身心康泰，病情稳定，且接连出了3本集子：除一本一直想完成而未果的专业著作外，还总结出版了两本独特的册子，颇有意外的成就感。他承认，如果当时汲汲于“登山”，继续拼命，能否全身安然而退是个大问题；而这些集兴趣而成的册子，更无从说起。

生活打不打折中的辩证法

网上有个故事值得深思：某公司女领导，曾是个非常担忧未来的人，总担心事业，想攒更多的钱，读更多的书，拿更高学位；高龄时怀上孩子，可当时在读博士，学习紧张，为了更优秀，彻夜苦读，结果孩子流产，后再也没有怀上孩子。她后悔了，彻底醒悟了。检讨说：潦草而廉价应付当下生活的态度大错特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必要的享受是人生进步。为将来而省略生活中应有享受时，生活就打了九折；如果牺牲自由与亲情，生活打了七折；如果放弃自己意愿，生活就打了对折，再富足的生活也经不起打折。因此，她倡导不能过打折的生活。

此语不虚。的确，对年轻人，有精力，有能力，不应该过分委屈自己。但很多情况下，生活打个折也同样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在两者中做出一种取舍。

部队退役的老曹患了鼻咽癌，他是先发现左颚下转移的淋巴结肿大才确诊的。因此，化疗同时，局部还做了较大剂量放疗。他第一时间就用中医药配合，总体康复情况不错。比同期同病房患者来说，局部症状（包括颚下硬块，口干咽燥程度等）都要轻得多。然而，因放疗等的关系，他左耳出现了明显的放疗后水肿和中耳炎，逐步失聪，伴严重耳鸣，嗡嗡作响。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焦躁，老觉得生不如死，每次来都是埋怨：早知道这样，宁可不放疗。他夫人一直劝他，没用。他原来期望的生存目标，就是想再活三四年，虽然已大大超过了期望值，但情绪不好，脾气依旧。我注意到这些，每次都开导他，效果也不佳。有一次，我和他说开了：“相比你所有同期及同病房的患者，你算是够幸运的了。除耳鸣、听觉略有丧失外，你基本上是个准健康者，生命维持着，够可以了。充其量只不过是生活质量打了点折而已。相比起那些夭折了的、发不出声来的、难以下咽东西的，你已经好多了。”“生活中，伴随着衰老，伴随着疾病，谁的生存质量难免都会打点折。你这样去想，无非就是提前进入衰老而已。”“耳鸣，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就算了。中耳炎可以适当用点药，无非就是听力减弱、丧失而已。你一侧听力还在，打个折，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千万不要和没病者相比较，也别和你的过去相比较。要比，不妨和你同期患者相比。这样想一想，就只是打折而已。没有根本性影响。”“再说，打了折，听力不好，视觉还可以啊。对吗，一侧不好，另一侧听力还可以啊。”“发展到后来，实在不行，还可以用助听器嘛。”

我建议他多从这些方面思考一下。同时，加强了抗焦虑治疗。现在10多年过去了，他再也不提这个问题了。偶尔谈及，他反而觉得听力差一点，少烦心。有些事，不知道更好。当然，他听力没差到那地步。调侃着这样说，也是生活智慧的体现。

生活打折与否，需从多方面进行评估思考：首先，要考虑问题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其次，考虑缺陷是必然的，还是可改变的；基此再做出不同的抉择。

以现实生活的透支（打折），甚至不可补救的损失，换取虚幻的，可能不存在的利益，那是不值得的（除非有强烈宗教信仰）。就像那位女领导，只是因为担忧未来而牺牲现实的生活（包括造成孩子流产等），那是不可取的。

但若缺陷（折扣）是现实的、没法改变的，或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可能令人不那么舒适，却还是应该欣然地接受它。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既然无法改变，只有坦荡地接受它，哪怕是再严重的缺陷或不足。唯此，才能直面它，逐渐地适应它，并争取与它和谐相处。须知，容许人生有缺憾，也是生活智慧之一。

可见，生活处处充满了辩证法。

生活，“允执厥中”才滋润

真实的生活中，充满着辩证关系。而真正滋润的生活，往往就是那种在两端中保持某种适度张力的态度及方式。用老祖宗的话，就是要“允执厥中”。

此语出自《尚书·大禹谟》，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的言行举止要适度、中庸，符合中正之道，不宜过激。

这也许过于文绉绉了。其实，用白话文就是说生活中不宜走极端，什么事都要掌握个“度”，要有分寸，要适可而止。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或真谛；也是中国人所讲究的生活，有别于其他民族之人的本质不同之处。

其实，这也可以视作为当今幸福理想生活的核心要素。

例如，幸福心理学强调：所谓幸福，就是在“工作与生活中寻找平衡点”。

就工作的难易度而言，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有关快乐体验的研究证明：为获得高峰体验和巅峰能力，无论在幸福生活上还是成功上，我们需要参与的工作必须难易适中。如果挑战的难度不够高，我们会感到无聊；而当期望值具有过度野心时，我们会感到焦虑。“在最高、最困难的目标里通常会呈现出最高水平的努力和表现；但是某个高难度目标超越了自我能力上限时，即使付出极大的努力，结果也将停滞不前或下滑”。那时，焦虑不安等就会形影相随。

因此，幸福，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一直想得到的东西之结果，而是对我们现已拥有的东西掌握和享受之感受。哲人归纳说：幸福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停止担心自己力所不逮之事。

又如，每个人都想争取最好的生活，而真正能够获得好生活的，却一定是那些自认为当下生活已足够好了的人。他们往往承认“我的世界并不完美，但已足够好了。”且足够好了的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铁定的，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足够好了”的辩证思维背后，基本理念是认可须从整体上接纳和遵从人类生命的限制，寻找最佳或接近最佳方式来分配仅有自我的时间及精力。

就自我价值实现而言。哲人说：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就越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因此，所谓的“自我实现，绝不是指某种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因为人越是追求某个具体目标，越是容易失去它”。换句话说，“自我实现可能是自我超越唯一的副产品”。

而且，人生的精彩与否，并不在于他留住了多少珍宝、财富，或豪宅，而在于他留在记忆里的美好时光有多少，还有多少想留而没能留住的。

就生活中的挑战而言，也充满辩证关系。人们既没法回避挑战，或说喜欢挑战；又惧怕挑战，因为害怕失败。其实，挑战可以使生活变得更有趣—胜了，可增添生命的意义；败了，怎样应对，则可影响你的生命的精彩程度。

总之，生活并不是一场事先彩排好的话剧，可按照脚本一幕幕展开；若是这样，生活将索然无味，人生将意义顿失，生存的快感全无。

生活，充满未知，充满变数，充满坎坷崎岖，充满着未完成式。正是这些未知、变数，坎坷崎岖的阴影中，暗藏着生活的本质。故生活无所谓好与坏，但求直面真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应对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这过程中，善于两端执其中，不失为一种有智慧的对策。

此外，还须知晓“逝者如斯夫”！未完成或无法完成，是每个人的生活常态。故只能活在当下，唯有珍惜当下，努力活好今天，尽可能争取明天而已。

“野心倘若能下降为平常心，同时也就上升成了慧心。”周国平先生如是说。

其实，人生就是一本书。活着的过程，也可视作为读书和写作过程；这本书怎么读、怎么写，大有讲究。有的人，快合上书页时，里面要么全是空白，一片茫然；要么满是涂鸦，缺乏意义；有的人，则留下了太多隽永词句，人生典故，并给整个人类社会添姿不少。

而从另一角度而言，每个人的生活又都是由分分秒秒组成的。如何填满这分分秒秒，既让当事人感受着生活的滋味，也折射出每个人的情趣、教养、文化、价值观及人生意义等，更塑造着他的品格德行，心身状态及康寿与否。

第十三章    重新认识自我，活在本真中

人生就像一本书，傻瓜们走马看花似地随手翻阅它；睿智而懂得生活的人，会用心地阅读它。因为他知道这本书每个人只能读一次。——（神学家）保罗

其实，人生就是一本书。活着的过程，也可视作为读书和写作过程；这本书怎么读、怎么写，大有讲究。有的人，快合上书页时，里面要么全是空白，一片茫然；要么满是涂鸦，缺乏意义；有的人，则留下了太多隽永词句，人生典故，并给整个人类社会添姿不少。而从另一角度而言，每个人的生活又都是由分分秒秒组成的。如何填满这分分秒秒，既让当事人感受着生活的滋味，也折射出每个人的情趣、教养、文化、价值观及人生意义等，更塑造着他的品格德行，心身状态及康寿与否。

无聊为百病之源

20世纪80年代以降，笔者在临床上注意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人生活无忧，身体状态良好，不愁吃不愁穿，却落下了一身病。当时，笔者听闻一句名言：“无聊为百病之源”，颇有感慨。

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人类起居条件等的改善，生活越来越便捷了。然而，人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快乐、幸福起来。相反，无所事事中，感到无聊、空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再需要为争取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辛苦劳作（就像我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插队落户为了生存，须起早贪黑，1年300多天风里雨里耕种），也不像以前那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于买、汰、烧等，时间多了出来，悠悠闲闲的。悠闲中，人们好像尚未适应，没有调整过来。因此，突然间，很多人天天活着，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打发时间居然成了活着的难题，生活似乎失去了意义。

我们今天似乎有太多的空闲时间，没法打发。因此，产生了无聊。

无聊是对生命的折磨，折磨中滋生了百病。

西方有句谚语：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

的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人人忙于维持生计，时时考虑下一顿饭在哪里，哪有这么多的抑郁、焦虑患者？忙忙碌碌能够填满肚子就可以了，也够累了，哪有闲暇工夫兼及其他。一两个月看场电影已是够奢侈的享受；周日休息一天，是唯一的自我支配时间，还要被各种必需的生活安排所挤压，那时候，每个人的生活，大都可以说就是工蜂，没有时间悲哀，也停不下来。

笔者最早是在香港听说“无聊为百病之源”的。刚听此话时，还愣了一愣，不以为然。此后，笔者越来越觉得此语堪称经典—反观今天，太多问题的确是因为无聊。很多人没有学会新时期的新生活，穷极无聊。各种“星”们吸毒嫖娼、聚众赌博、调情取闹，包括毕姥爷在酒桌发飙，都是因为无聊；50岁大妈聚众吸毒是因为无聊；网络上拼命灌水滋事造谣起哄，也是因为无聊；官场上打老虎之前，很多官员天天热衷于跑场子、上馆子、找妹子，其实也都是无聊至极，借此想填充一下缺乏意义的单调生活..人们主要不是因为钱，而是缺乏打发时间的生存技巧，或说缺乏对生活意义的认识。

更多问题表现在临床上。我的患者中，退休不久患上肿瘤的特别多。因此几年前，《宁波日报》某女记者采访我，我介绍说：社会有着59（岁）现象（指人58、59岁，快要退休了，认为自己快没有机会了，一改以前行为，很多人会铤而走险贪腐），而健康领域里有个62、63岁现象：往往原先是单位有一定地位者，工作时好好的，像上足了发条似的，很充实；一旦退下来就不行了，62、63岁患上这个癌、那个病的，比例非常高。原因在于，原先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意义，荡然消失了，整天只是老夫妻俩相视而坐，沉闷无语，没有了生活兴趣、意义及价值，人生缺乏了兴奋点。很多患者也可表现为免疫力降低、肥胖，或为抑郁、焦虑、严重愤青等，追根寻源，都可能有无聊因子从中作怪。有鉴于此，我们非常强调：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好。首先，要让生活充实起来，学会随时调整自己生存目的、态度和方式。至少，必须及时告别无聊。

从社会学角度，退休后角色转换不及，老两口无所事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适应不了闲暇的生活。从内在机能角度看，原来工作时，因为环境等的刺激，机体长时间面对一定的应激源，神经-内分泌-免疫轴处于相应的生理张力之中，现在一下子彻底松弛了，又没及时自我调整；因此，无所事事中，内在的生理张力自我调低了，引起一连串的免疫力低、代谢低下、精神空虚失衡等，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健康问题，常会蜂拥而至。而且，男性问题远比女性来得严重，因为大妈们既忙于管内（多少还要操劳家务），有空也更愿意上广场跳跳舞。60多岁男性大多只能干待在家中，百无聊赖。这其实是很要命的，常度日如年，会招致许多健康问题，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故说“无聊为百病之源”。

推而广之，肿瘤患者的康复过程中也最怕寂寞、无聊、无所事事。故我们一直主张要重视社会康复，患者尽可能回归社会。回归社会的长期效果明显为优。至少，要想尽办法把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千万不能逃避，或自我封闭。家属则别把他们当成珍稀的大熊猫等看待，而应该鼓励他们走出家门，寻找乐趣。

最简单的，就是把分分秒秒填满

生活的一大要旨，就是把每天的分分秒秒填满了。

生活对每个人来说，有一点是非常公正、公平的，每个人生活的每一天都是86400秒；也许，人均寿命不一，寿命长的可以多达3万～4万天，短的可能只有2万天。但每天的86400秒都是一样的，问题就看你怎么安排了？过去，为了满足基本生存，获取一份工资，填饱肚子，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花费大量时间。也许，一天平均有个1000～3000秒是自我支配时间已是颇为奢侈的了。现在则不然，生活越来越简便快捷了，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供自我支配。以前是忙碌而“累”并快乐着，今天，很多人则是“闲”并无聊地痛苦着。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生活的艺术就在于怎么填充这86400秒时间。

当然，你填也好，不填也好。你都得过86400秒。鸡鸭猫狗没有时间意识，但每天也捱过这段时间。问题在于，“人”就是人，人是有意识、有感受的，生活的这分分秒秒，你是主动地过，积极地去充实；还是被动地过，稀里糊涂地被生活拖着，捱一秒算一秒？你是有计划地去统筹安排；还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捱一分钟算六十秒？你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填充它，还是被迫地、无可奈何地、赶鸭子上架似地去度过？捱时间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充实感、快乐感、成就感；还是索然无味，快点过去就算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感到有特殊的意义，有正性的社会回报；还是平淡的、甚至负面的？所有这些差异，决定着我们每个人生活情趣和水平、生活的品位及人生的价值等，也决定着自我的感受。前者占主导的，则可视为好好地活着者，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后者占主导的，只能说是活着，像鸡鸭猫狗一样捱着日子，却无从谈及更多的人生意义等。

安排好每天的86400秒，充其量只能说是最简单的生活。尽管简单也是一种生活，但难以体现出“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因此，在最简单生活的前提下，主动地去充实，有计划地统筹，以自我喜欢的方式来安排，并在此过程中，体验着快乐、成就、幸福，并感到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们努力应该争取的。

笔者的患者中最年长的，是肠癌患者乐奶奶，现已106岁高龄了，她已很少来看我了，只是媳妇不定期的来配配药。据她媳妇说：老奶奶最大的快乐和意义，就是整天与第四、第五代重孙们厮守在一起，乐呵呵的，成为大家庭的主心骨和绝对中心，而且，有她在，就有家的温馨与欢笑，就有家的味道，虽简单，但多好。

生命对于谁来说，都不可能有两次。但如果主要以后面一种方式去捱时间，那么，也许你连一次真正意义的人生都没有度过。

你只是活着，但不自觉地被时间推着，无意识中移向墓地。仅此而已。

生活，虽缺憾很多，但仍是美好的

生活中虽然满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琐屑小事，缺憾不少，但仍是值得期待的。罗丹说过：世间活动缺点虽多，但仍然是美好的。生活也同样如此。

歌德曰：“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

即便是生了病，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学会顺纳它，可以增加你人生溪流直泻而下中的壮观程度，平添生活之情趣。就像我的老朋友兼老病友郭某总经理所言：“我生了癌，我感到很自豪！感到很骄傲！我快乐地接受了它（癌），且战胜了它！”“癌让我更加坚强，我抗击了它，走了出来！我走出来后，又继续努力干了10多年。”他曾自豪地说：“如果论成功，我比你们在座的各位都要更有资格，因为我经历过癌症。你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又如，我的另一位朋友，30多年的肠癌患者赵继锋老师，20多岁生了癌，做了人工造瘘，但这30多年间，他不仅没有趴下，而且很滋润地活着，且用他的康复经验和郭林功技巧，帮助了数万个患者。他的郭林功弟子人数之众及虔诚程度之甚，真可谓是胜过孔夫子门下。

可见，一个人的生命长短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财产的富有和光鲜度（为社会及他人所关注的程度）等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或许是其生命之热度及充实度。

所谓“热度”，指奉献出的爱，指向他人的付出，以自己微薄的光与热，照亮温暖着他人；所谓充实度，指在这过程中，自己感受到满足、惬意及充实与否。重要的是，这分分秒秒中的自我感觉是怎样的：有意义吗？愿意吗？值得吗？累，并快乐着的吗？

快乐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完美的，只是意味着你的眼界已超越了不完美。

人生，绝对不是费尽心思的财富搜刮中蝇营终日—我想，现在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曾显赫一时，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而身陷囹圄的高官达人们，他们一定追悔万千。也可能是那些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中苟且度过，因为毒、赌、黄而身败名裂者，或许他们也会流下忏悔的泪水。

无可置疑，多数人一生都将平凡而过。但平凡平淡中奉献的光与热，却是再伟大不过的事了。就像郭总、赵老师、乐奶奶等等无名的生活强者，也许，他们从未静下来思考过人生的意义，但成就了一种伟大—平凡中的伟大。

活着，需要体现自我的存在，证明我活着是与死的确不同的。

活着，毫不犹豫地去做自己想做而又一直没能做之事，别带着遗憾离去。

哲人如是说：人生在得失、苦乐之间不断轮回，“在一切失去时，希望依然存在”。

须知，生活不只是一种负担，挚爱生活者就能够充分享受其中的乐趣。

我们拥有的是活着过程之精彩。绝非人生结果之短暂。

生活中，好的、光鲜的，都不会永驻，总有一天会消退的；但爱是永恒的，纪念也可以长久。

爱生活，人生就快乐；爱他人，生活就幸福；奉献于外，自我就光彩。

热爱生活的点滴细微，珍惜今天的拥有，人人将感到幸福、快乐永恒。

泰戈尔说：“采摘花瓣的人得不到花的美丽。”因为摘花者不懂爱的真谛。比花儿美丽的是爱，爱的花朵是人用心灵浇灌而成的精灵。

爱是高尚的，爱是多元且多层次的：爱，首先源自于爱自己，但只爱自己者，与其说自私自利，不如说其不懂得真爱。因此，更重要的是爱生活、爱他人、爱芸芸众生、爱国家。一句话，具有博爱的心灵，才能算得上高尚的灵魂。

爱是平等的，也是会有回馈的。你发出什么，它就返回什么；你给予他人什么，就得到什么回报。爱心，要靠心来交换，感情只有用感情来博取。

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只有懂得爱的人，才能享受着本真的生活。

生活分分秒秒中的风风雨雨、艰难痛苦、成败得失，既充实着我们生活中酸甜苦辣之感受，让自我活在了真实中，又使得我们的人生，有了跌宕起伏，多姿多彩，多出了回忆时的无穷韵味。

有意义的生活，既可以细化为分分秒秒的充实，也可理解为以付出为主旋律的活着，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境界，且又是一种在两极中的游刃有余状态。因此，生活是丰富的、美好的，尽管也是坎坷而崎岖的。

哲人眼里的生活意义

正因为生活是美好的，也是坎坷崎岖的，故先贤哲们留下了不少关乎生活意义的隽永论述。品味其中一二，常可令人获益良多，甚或指导生活。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我热爱生命，栽培生命，并不期望生命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所组成。”只有热爱生命，才能谈及其他。

康德曾呼吁说：“老年时像青年时一样高高兴兴吧。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晨歌；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人生每个时期，都有意义。

叔本华分析指出：“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在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态。”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诗人海涅指出：“认识了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就不会放弃生活。”谁都需要认识活着的意义，从而不放弃生活。

印度文豪泰戈尔认为：“人生虽只有几十春秋，但它绝不是梦一般的幻灭，而是有着无穷可歌可颂的深长意义的，附和着真理，生命便会得到永生。”

《我们在旅途中》一书作者，亨利·凡·戴克说：“要对生命充满喜悦，因为它给了你去爱的机会，去工作，去玩乐，并用能仰头看星星的机会。”

德国诗人里尔克指出：“假如你觉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不要去指责生活，而应该指责你自己。”因此，你应该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

法国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杜伽尔强调：“去生活，不管怎样，不管什么地方..睁开眼睛，瞧文明席卷而去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想不到的、不可想象的。兴许此后你才能对人、对社会、对自己说出点见解。”

美国现代教育之父、成功学倡导者卡耐基和他的学生兼妻子姚乐丝·卡耐基在合著的书中说：“确定了人生目标的人，比那些彷徨失措的人，起步时便已领先几十步。有目标的生活，远比彷徨的生活幸福。没有人生目标的人，人生本身就是乏味无聊的。”因此，想告别乏味的生活，关键在于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这样说：生活如同不停地走路，“生活如山路，向前跨一步，便可发现一条更好的路，它使生活更充实，更有乐趣”。

革命老人谢觉哉曾朴实地说：生活就是工作劳动，“人生最大快乐，是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成果。农民劳动得了收获，工人劳动出了产品，医生劳动治好了病，教师劳动教好了学生，其他工作都是一样”。朴实中，道出了真谛。

民间许多谚语中，也折射出生活的意蕴及情趣：

“你越对人生有所期待，人生便越美好。一个认为自己已享尽人生的人，实际上并未生活。我宁愿相信我一生最好的时光还在后头。”充满期望，可以让每个人活得更好、更滋润。尤其是患过大病者，更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

“热爱生活的人，生活也爱他。”因为人生本就是折射板。

“生活的本意是爱。谁不会爱，谁就不能理解生活。”爱的确是人生的本意。

“生活就是一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这样可口。”让我们自己不断地为自我酿造醇和而香浓的生活美酒吧。

“生活中的许多情趣意义，都是在无关宏旨的小事情中俯拾的。”关注小细节，你才可能不断地享受生活无限旨趣。

“我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以前我总觉得那些东西是上苍赐予全人类的，但今天我知道，那是我的，我一个人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的才意义突出，无人能够替代。

有人戏说：如果人生也能有第二版，我将会如何认真地修改校对。

可惜，人生没有第二版，抓住眼下这一版，好好活出意义来，才是最真实的。

“生活意义”的自我评估

众所周知，社会学有个“恩格尔系数”，通过分析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所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评估贫富状态。一个家庭收入越少，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收入增加，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也将下降。笼统地说：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

笔者突发奇想，觉得可以对生活意义也来个评估。

我们在亚健康的国家支撑项目研究中，总结了评估个体健康状态的“康商”体系，认为可以从健康文化、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健康感受、健康指标等5个维度来测评个体及群体的健康状态，并可以进行动态的观察、追踪等（参见《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等书籍）。

透过对癌症患者生存状态及人生意义的沉思，笔者发现也可创造一套评估体系，来测评个体的生活意义及感受，姑且命之曰“生活意义指数”。

初步考虑：生活意义指数评价体系可分成两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和满足生活所需（如吃、睡、上下班等所需要）的时间，其所占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越高，证明你忙着，更多的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生计，或者说，只是为了生存，养家糊口，能够活下去。这个比例越低，说明你越有时间，可自由支配；你的闲暇时间越多，怎么活的问题就越是彰显。

例如，你每天需要花7小时睡觉、4小时吃饭洗澡等，与生活直接相关就需要11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加上路上2.5小时，平摊到每天，就是7.5小时[（8+2.5）× 5/7]，11+7.5 = 18.5；每天可自我支配的时间平均仅23%（约5.5小时），显然较低，却是一般上班族的概况。也有些人，除了11小时外，都可自我支配，那就是54%（13/24）。时间非常富裕，怎么好好安排，大有讲究。而过去，1周6天工作，回家还要多忙一个小时，那么12+9=21，每天可自我支配时间不足3小时，只占12.5%。因此，那时汲汲于生存者，没时间叹息，更没时间抑郁焦虑。当然，那时候，有太多的人处于神经衰落状态。1

第二大块就是在这基础上，根据前文所述的，你怎么安排这自我可支配时间，给出加权系数。主动安排的，可乘上系数1.5；有计划性的，又可乘上1.5；以自己喜欢方式安排的，还可以再乘1.5；有积极自我反馈的（如充实感、快乐感、成就感），还可以再乘1.5；有正性的社会回报，又乘1.5；因此，根据最后数值，来评判你的生活意义。当然，这数值越高越好。

其中，第一大块只是单纯按照时间多少来考评的，因此，只是个量的概念；第二大块则重点兼顾了生活意义质的方面，涉及生活的主动性、计划性、喜悦性、正性反馈及社会意义等。因此，更多的提示着生活的质量。

换句话说，即便是你很忙，为琐事而困，自我可支配时间只有区区的20%，但即使是这20%，如果主动性、计划性、喜悦性、正性反馈、社会意义等都取得高值，你仍旧能够得到151分之高分；证明你虽忙碌，却高效且高质量（生活充实且有意义得很）。而你即便是空闲时间很多，基本生存所需的11小时外（13小时），你都可以自主安排，但在其他方面，你没有加权系数（缺乏主动、没计划、没兴趣、负性反馈、缺乏社会意义），那么，你充其量只有54分。与前者相比，差异巨大。说明你真的是无聊至极、无精打采，缺乏意义地活着的。

与上述问题相伴随，国外20世纪末出现了休闲学的专门学科及其研究机构。美国这一领域的先驱，杰弗瑞·戈比教授曾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9年，第12期）撰文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的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也许10～15年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而休闲行为不只是寻找快乐，也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它也是人存在过程的一部分。

当然，生命的意义是多元的，且总是变化的。上述评估中，只是粗略地讨论了生活意义的评估大线条问题，没有涉及意义的本身界定。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心理学的意义疗法，该学科主张用3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

（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获得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

（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例如，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如去爱某个人，来彰显出生活的意义。

（3）当个体处于某种状态或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所采取某种应对态度，也体现出生活的意义。

很明显，其中，爱，被认为是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且这个“爱”，是广义的，或说就是中国倡导的“博爱”—涵盖爱生活，爱亲友，爱他人，爱家庭，爱社团，爱自然，爱国家，爱天下。

当然，首先是爱自己。一个不会爱自己的人，是不会兼爱天下人的。

善于讲和，生活的第一课

要爱自己，关键的环节是“学会与自己讲和”。

《相约星期二》一书中，莫里教授临终前反复对学生开导：要学会“跟自己和解，跟你周围的人和解”。学会讲和，不仅体现了智慧、包容，而且也是生命的本来意义之一。何况，“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其实，所谓“讲和”，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别苛求。有时候，够好了就可以了。生活中需讲究智慧与境界。善于讲和者，心灵易静谧安宁，容易满足。

学会讲和，首先涉及与自己讲和，其最核心的，是理解生命和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以及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自我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

笔者年轻时是个拼命三郎，也是什么都努力追求做得最好，什么都不愿意放弃的人。所以，上海高校林立，人才辈出的环境中，32岁能成为劳模，20世纪80年代末，40岁不到能够连续两次破格，升为教授。然而， 40多岁后，发现了很多健康问题，自己开始反思了：搞医疗及健康的，首先应该自己健康。自己不健康，别人凭什么把健康托付给你？自己再这样下去，小车不倒只管推，那么，健康出大事故只是早晚的事。到那时，斗而铸锥，再来治疗，有意义吗？

思考许久，得出结论，应该而且必须同自己讲和了。该放弃一些追求了。只关注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自认为最有意义的。20多年下来，放弃反而得到更多，既很好地体现了自身新的价值，而生活节奏放慢后，效率反而有所提高。再者，原来潜在的健康危害或没太大发展，或有所缓解。看来，讲和，也就是学会退一步，其实，往往有助于更扎实地进步。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必要的时候学会“妥协”。而妥协也就是“讲和”的一种方式。这里，富含着生活的智慧。

与自我讲和中，关键环节是要学会与自我的生活讲和。莫里教授认为：“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与生活讲和。”的确如此，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许多虚无缥缈的身外之物，乐此不疲；不仅光阴虚度，而且，不断透支着生命与健康；至死不悔，殊是可悲。

10多年前，有位女中医生匆忙从某省城赶到上海求助。原来，她妈生肺癌了，由于年事已高，无法手术和放、化疗。为此，开了中医药治疗，3～5年间，她母亲的病情稳定。期间，我注意到她每次带她妈妈来看病时，有一个奇怪现象，总戴着口罩和塑料手套，而且，提CT片的那只手也同样戴着手套。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她答曰“手裂了”。其实，我心里明白，她说的是假话，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手裂了。而且，她从来不坐诊室的凳子，不碰诊室的桌子，我心里非常明白：她有洁癖。我当时就隐晦地告诉她：特别爱干净，这是习惯。但过分了不太好。她点了点头，没有当回事。我私下与助手说，她很危险，是一些疾病的高危对象，早晚会出问题。结果，一语成谶，2009年来求诊时，她母亲好好的，她却哭哭啼啼告诉我，好倒霉..近期查出了乳腺癌。然后，过了1年多，乳腺癌还没有完全控制住，肺部又出现结节，而且，判断是原发的..后来确诊是肺泡癌。她百思不得其解，请教我说：“教授，我是非常讲究卫生的一个人，我的生活习惯很好，什么都要洗得干干净净才吃；污染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从来不吃；脏东西也从来不碰。医院上临床只有我一个人始终戴着口罩，洗手也是我最勤快，为什么偏偏是我生了癌症？惹得全院上下都笑话我。更可恶的是我居然会生两个癌？而且，先后只隔了两年..”我笑了笑，告诉她：“不瞒你说，我预料到你会生病，且曾委婉地提醒过你。可惜，你没有听进去。不信，你问问徐主任（我的助手）。”我继续说：“你有一个习惯，看上去很好，其实很可怕，说你洁癖，也许有点过了，你不一定乐意。但你的确特别爱干净，爱干净有点过头了。如此，往往是生活在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过程中..你有癌症家属史；你母亲患癌又使你陷入焦躁状态；这些，促使你处在高危状态。”其实，她就是不善于与生活讲和，自我要求适当放宽些，以至于自己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

讲和，重要的还包括与他人讲和，要学会原谅他人。莫里教授指出：“人与人的关系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它需要双方用爱心去促成，给予双方以空间，了解彼此的愿望和需求，了解彼此能做些什么以及各自不同的生活。”这时候，就需要“学会与他人讲和”。善于与他人讲和者，心态更容易平静，更容易安定好自己的心，也更容易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取得健康、长寿。其实，先秦的大贤荀子早就说了：“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

因此，学会且善于与生活讲和，是维持健康长寿的不二法则。说极端点：百岁长寿星中，没有苛求自己者。不善于与自我及生活讲和，类同于戕害生命。

其实，“讲和”是“爱”的前提。善于“讲和”，不那么斤斤计较，或能够换个角度看看，也许，就能发现美，就能滋生爱。

而讲和的关键，在于善与自己讲和，与生活讲和，与他人讲和。

舍弃琐屑，获得大益

舍得舍得，现代人常朗朗上口，却颇难做到。生活中，这却往往至关重要。

舍得舍得，字面上理解：有舍才有得，要想得到，必须先有舍弃。

其实，“舍得”语出《易经》，它并不仅仅是舍与得之间的日常斤斤计较，而是拥有了超越的境界，对已得和可得的东西进行决断的一种情怀和智慧。

因此，舍得是一种生活智慧和人生态度，它也关涉着康寿。

不久前，笔者接诊了一位患者，她女儿陪她来门诊，她先是生了胃癌，不久又生了乳腺癌，这次因为新发现甲状腺癌而求诊。她的工作并不繁重，但发现她在看病过程中，还不断地在叮咛女儿该怎么带好外孙。说她女儿不管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然后，述说自己这一辈子很累，很苦，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亲力亲为，不然，事情一定就砸了。我当时开玩笑地说：“你自己想一想，离了你，这个地球还转不转？没了你，你的女儿就没法生活下去了？你的母亲也是这样对你的吗？”

她笑了笑，说：“我现在做不到。事无巨细，我都放不开，她们做的我都不放心。”

我就直奔主题，告诉她：“你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被癌症盯上，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放手，什么都要你自己亲力亲为。舍得、舍得，你舍去这份操心（其实，潜意识里是种权力），就能得到儿女们的成长，更能够收获你自己的康健。问题只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放放手。你已‘高中三元’了（隐喻她接连生了3个癌），结果够惨的了！”“舍得，不仅是种气度及生活智慧，更是种药物，有助于你健康。你缺的不是药物。”她笑了笑，说：“道理我懂了，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到..”

舍与得，也是“讲和”的一种体现：你能够讲和，退一步，也许就能获得更多。其中，舍与得之间体现着辩证关系。有时，索性放弃了，反能得到了。

一位有工程师背景，成长为地方领导的干部，50多岁时确诊为胰腺癌，做了手术。由于她是高级干部，所以进入了高干病房。术后，她自己得到的正面消息是手术很“成功”。但她无意中听到两个护士议论她的病情，获悉原来自己的手术不算“成功”，留有不少遗憾。护士在议论时说了主治医生的意见，她的胰腺癌属于某种特殊类型的，如果某个指标（也许是CA199、也许是AFP）进一步上升的话，某医生确定她的寿限只有3～6个月。

而她在手术后第一次检查时，这个指标的确没有正常。

她是个有知识的人，也是有修养、原先经常在电视等处曝光率很高的领导干部，知道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自己病情的真实情况。于是，表面上无动于衷，内心开始非常焦虑。时刻关注这个指标。本来，医生要求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她则要求医生每5天给她检查一次。连查几次后，指标只见上升，不见下降，她口中一语不发，心中自然想：“我这次肯定在劫难逃了。”“与其这样被消耗折磨而死，不如好好规划，以什么体面的方法结束生命吧！”因为她是个公众人物，不想死得很惨，破坏因为经常出镜已在民众中留下的良好形象。苦思冥想，她想到服安眠药的方式了结自己，既无痛苦，又不毁容，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她从其他渠道了解，安眠药要至少120片才可以安全地致死，为了更加保险，她则把自己致死量调高到150片。她开始和医生提出自己睡眠不好，要求服安眠药。医生开始只给她一天两片，因为对肿瘤患者一般医院都会控制安眠药的使用量。但是，她一算，这样至少要两个半月才能凑齐。她想，到那时候，自己保准已经很不行了，仪容皆损了，因此，需加快进程，她不露声色地反复哀求医生，总算增加到了每天3片。她在算，我50天处理完该处理的事，药片积累得也差不多了，就自我了断了..

正因为把问题想明白了，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她也不再关心那个指标了，甚至主动放弃了检查。住在医院里，她只是想：“我要让最后一段时间活得光鲜一点，也给公众留个好印象。”所以，像以前一样，她开始讲究打扮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并努力与所有老朋友打电话，请同学聚会，同学及朋友们都感到纳闷，以前找她很难，现在她主动找我们，而且，谈笑风生，心情很好。其实，她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安排。这些天，她了却所有的事宜后，过得很快乐（至少表面上），所有的人都发现她连脾气都改了，她的体重原来直线下降，现在开始上升了，脸颊也红润了..可以说一切都很好。

然而，到两个月时，她的安眠药也正好积累到150片了。这时，她感到自己最近身体没有不舒服，反而越来越好，不妨做次检查再决定吧。检查结果让她大吃一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没有任何异常。影像学检查也提示，康复得不错。这时，她再也不想自我了断了。她独自找了一个没有人踪的地方，痛哭一场。然后找到笔者，要求加强中医药治疗（原先，她接触过笔者，但不愿意接受中医药。她事后说：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何必再吃又苦又涩的中药呢？）。调理一两年后，有一次，她给我讲了这么一段她自我深埋着的坎坷而充满趣味之故事。

其实，生命本身就充满了很多偶然性。也许，最初，正是因为她听到了这个坏消息，故天天纠结于指标的降与升，自我的活与死，故开始的十天半个月，她体重下降，指标数值升高，各方面都越来越差。后来，索性抛弃了一切杂想（尽管是以消极的、准备自我了断的方式），但毕竟从无穷的纠结中义无反顾地走了出来。不再纠缠于得失后，倒反获得了解脱，最终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如果她当时不破釜沉舟，仍纠结于指标高低，也许她今天已经不在世上了。

舍得，是种境界，更是一种生活智慧。

她因为舍弃了生活中的琐屑之事，真正回归到爱自己，爱生活—包括活得光鲜，该怎么就怎么，经常同学、朋友聚会，快乐地活好，也不再纠结于指标高低；她反而获得大益，收获了健康。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活在本真中的人生。

不行春风，焉得秋雨

舍与得，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人生命题。

它的类似表达方式很多，“授”与“受”，给予与接受就是其中之一。

给予，既是付出，也是爱的一种形式。只有乐于且心甘情愿地付出，不图回报地给予，才是真正的爱，也才能获得回馈或接受。这种接受，是付出后的自然折射与回报。这样的生活，才是平和而充实的。

只有自我先付出，才能启动日趋充实、温馨的生活，自动趋于优化过程。

因此，歌词唱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不行春风，焉得秋雨？”既是一种常见自然现象，也是民间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哲理的诗意化概括。

人们往往吝啬于付出，只是渴求得到。这可能吗？

殊不知，世界存在着基本的补偿机制：我们获取多少，就需要补偿多少。

春风秋雨之间，就体现着鲜明的补偿机制。

而且，本质上，人与人之间一直是相互依存的：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依赖别人而活着；在生命中途，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到了生命终点，我们更需要别人支持。人人都需要别人的关爱与帮助，包括生活的、情感的。

因此，与其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感情世界）被动地补偿，不如主动地付出。故先要学会“付出”，然后才是“接受”。莫里教授提出：“真正使你感到满足的，给予他人你应该给予的东西。”“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不管付出的形式如何，“只要你做的是发自内心的，你（做）过后就不会感到失望，不会感到妒忌，也不会计较别人的回报”。

笔者经历的动车上的故事，令人深思。动车上，一对女孩坐在我前面，她们在大声地聊天。一个女孩很年轻，另一个稍微年长一点；年长的女孩已经结婚，她们可能是结伴回家过年。两人声音很响，旁若无人。先是年长的女孩抱怨：她的婆婆怎么不好，不给带孩子啦，怎么向她老公要钱啦，从头到尾，一直在数落婆婆。旁边的女孩看上去17～18岁，患有小儿麻痹症，开始时一直没有吱声。过一会儿，年长的女孩又开始抱怨她弟媳，怎么不好，常常跟她妈妈吵架，如何不懂得善待她妈。这时，年轻女孩说了：“你对你婆婆这样不好。婆婆也是你丈夫的妈，你不尊重婆婆，那你哪有权利要求你的弟媳来尊重你妈呢？”年长女孩还在狡辩说：她婆婆怎么与别人不一样，不好；她妈怎么好。但年轻的女孩坚定地说：“人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我的话，我首先要对我婆婆好。那既是我的本分，也是做样子给我弟媳看。你自己都不善待你婆婆，你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你弟媳善待她的婆婆（你的妈），你没有资格说你弟媳不好..”

这时，车上前排乘客刷的一下，都回过头来，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女孩，透出了赞许和惊讶的眼光。也许，大家都在说她说得对了。我坐在后排，也朝她的背景投去了一个敬佩的眼神和肯定的点头。

不行春风，焉得秋雨？你不付出，你自己这样对待你的婆婆，你有什么权力要求别人？听话间，明显感到年长的女孩情绪不好，满是牢骚，相信她的心灵不可能健康，而这不健康完全是因为只想索取，不想付出所致。

其实，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这是一个等式。

需要和被需要，给予与接受，都是生活之本义，都存在着折射效应。

肿瘤临床中，笔者注意到一个不言之秘：凡是乐于帮助新患者，无私提供各种帮助（包括康复经验指点、名医推荐介绍、困难勇于出手相助）者，康复效果明显为优。胰腺癌患者郑总，十分乐意帮助相识或不相识的患者，常不厌其烦地指点、劝说他人。一位与我同姓、同年的何女士，乳腺癌晚期，左锁骨淋巴转移，心脏因为化疗而严重受损，她多次默默相助他人，一位远道而来的陌生女患者，途中钱财被偷，正在哭泣中，她主动关心，二话没说，掏出1000元钱给她。而我知道，她家境平常，只是个拿退休工资的返沪知青。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且，他们就有奇特的康复效果。这类现象非常常见，反面的例子也有。

是因为康复得很好，所以他们更乐于施善？还是他们乐于施善，故有助于康复？我们不敢断然下结论。但是，他们乐意于行善施乐，且从中获得了愉悦，有助于心身康宁，增加了自我积极心理，愉悦中促进了诸多机能的协调和顺，这一层机制在起促进康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古人主张“道法自然”。一如太阳的东升西落，照耀大地时从没索取过什么，只是无私奉献着阳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无私，所以才能恒常。

人生，难免要依赖他人，故需要奉献。付出与接受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明白并践行了这一点，才能享受快乐、幸福及长寿。因为只知索取者，虽得到时会有一时欢快，但终究是痛苦的；而只有付出，才可能收获持久且真正的愉悦。

宽容、包容与从容，愉悦生活的要素

寒山、拾得两位是历史上著名诗僧及佛学大师，相传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化身。关于他们，民间流传故事很多。如寒山曾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曰：“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倡导包容解除苦难之说。

2014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北京卫视养生堂做了一组“健康管理”的养生节目。播放当晚，老朋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袁钟教授打电话告诉我，他接到该大学一位老校长的电话，与他重点讨论了我节目中所说的“包容、宽容、从容”与健康的关系问题，赞不绝口，说我说得好。

的确，宽容、包容与从容，愉悦生活的要素，它折射出了“德寿律”。

节目中，主持人悦悦问我：能否用一个词概括传统文化的“德”字？我答曰：“容。”因为林则徐曰：“有容乃大。”有容乃有文化也；有容，有德行也。当然，进一步分析此“容”包括“包容”“宽容”和“从容”。

笔者进一步析曰：欲从疾病中求康复并追求心身康宁，则①应该承认并包容世间的各种差异；②应学会宽容，善于讲和；③需从容对待生活和万事。

佛学星云大师写有《包容的智慧》《宽容的价值》等，指出包容就是“放下顽强固执的己见，解除心中的框框，把心放空，让心柔软，这样我们才能包容万物、洞察世间，达到真正心中万有，有人有我、有事有物、有天有地、有是有非、有古有今，一切随心通达，运用自如。”因为世界大不同，你有你的见解，他有他的原因；承认差异的存在，并加以体谅和理解，这就是包容，它是健康生存的关键。莫里认为：“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

宽容的核心，则在于学会讲和。它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一种讲究重新适应与调适的生活智慧与境界。善于讲和者，心就容易平静安宁，容易趋向康宁。

前已述及，讲和涉及与自我讲和，与生活讲和，与他人讲和。

讲和，也涉及与疾病及死亡讲和。其实，许多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很多情况下是生命过程的一个必经环节。如老年男性的前列腺癌、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许多退行性病变，等等。对此，汲汲于攻击、征服，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徒增痛苦，且缩短寿限。而学会讲和，学会与某些疾病（包括癌症）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何尝不是一种成功，一种智慧，一种大度又超脱的双赢境界。我们在老年肿瘤患者中，太多地借助这一思路，大获成功。

莫里教授说：“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那么，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讲和吧。”特别是当人们“在死亡面前真正懂得了与生活讲和，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现场”。

经常听病友们说，看了我的《癌症只是慢性病》后，“充分理解了癌症的性质与意义，心里坦荡多了。就把生病看作是一种考验，把生病看作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吧。现在开始学习努力与病‘讲和’，心里开始坦荡起来了，安宁些了。即使稍稍有点忐忑不安，把该书当作枕边书翻一翻，也就平静些了”。就是这种学会和疾病（包括癌症）讲和的心态，使得很多患者开始优哉游哉地、一年年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活得很长。

从容，既是一种生活智慧的体现，也是信心及自信的反映。从容中还包含着“讲和”。佛学星云大师与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先生合著了《修好这颗心》一书。书中，长乐先生回忆起他请大师看过的一位肺癌患者，医院确定“他的生命只有4个月了，在疾病的折磨下，老友越来越烦躁易怒。无奈之中，他弟弟对我（长乐先生）说：你和星云大师很熟，能不能带我大哥去见见大师，给他点拨点拨？我（长乐先生）知道您（大师）非常忙，也很劳累，但人命关天，安抚一位垂危者也很重要，踌躇再三，还是向您说了，您立刻爽快地答应了。见面那天我感冒了，但不愿错过当面求教的机会，就戴着口罩和老友一起去了。”

“您（大师）当时对我们讲了两层重要的意思—”“生，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生命是激流，我们只有先认识到此生为人的弱小，才能‘向死而生’，勇敢地面对恐惧，面对死亡..”“您讲得泰然，朋友听得入神。回去之后，我这位朋友的情绪变化很大，非常和顺平静，甚至能用一种诙谐的豁达对待生死。他走得很安静、很坦然。”这也就是学会了从容地面对生死，因此，他能够走得很安静、很坦然。可见，宽容、包容与从容，确是愉悦生存的要素。

包容、宽容、从容，有个基本前提，都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善美的，而不是虚伪的，假意悻悻的。这就涉及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应该善念常存，别心存恶念。这似乎契合佛学等宗教教义。却确确实实是健康人生的一大要义。

已有多项科学研究证明：“心存恶念的人更容易短命。”

几年前，荷兰科学家曾对男性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心地善良的男性比心存恶念的男性活得长。2013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医学家发表研究结论说，他们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一项涉及10万名女性的多年跟踪调查显示，不善良的女子，活得更短。研究人员对受访者发放了复杂的问卷，以便了解其生活观念和对人的态度。8年的跟踪调查表明：与经常对他人怀有恶意的女子相比，善良友好的女性心脏病发病率要低9%，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概率也低14%。此外，不善良的人把更多的时间放到琢磨他人上，而善良者则会把时间用在增进快乐的事情上。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希拉里·廷德尔教授表示：善良者更乐观向上，喜欢微笑，她们胸怀更广阔些，从而更容易挺过艰难与不幸。不善良者则因常对他人怀有恶意，斤斤计较，长此以往，必定损害自身身心健康，让心情总处于憋闷郁怒状态，而且容易患上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疾病，从而影响生活质量和寿命。

发端于善念的包容、宽容与从容，既是会生活的愉悦态度，体现着人生的智慧与生存技巧，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生命中最本真的部分。人总是带着善念、厚道、关爱自我和他人而来到世上的。包容、宽容与从容，都体现着对他人及自我的关爱和厚道。

认清自我，安顿好心灵

笔者在本书前几章中，分析了很多晚期患者的临终忏悔，提出要透过生癌这本渗透着血的生命教材，更深刻地感悟人生，认清自我，学会好好生活。

前已述及，当下，探究身心灵之风走红。暂不谈其科学性如何，至少，此类思考可以促使我们静心宁息地思考一些更本质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包括对自我灵魂之沉思，对内在、真实、本然需求之追问。而这类本质问题的寻觅与思考，对每个个体的安身立命来说，都会是有益的。不至于迷失在喧嚣市井之中，不至于像个幽灵般地迷茫，不知去向何处，没有了自我。

也许，灵魂两个字，人们比较忌讳或陌生。其实，专业点，用“深度或深层心理”一词或许更易被接受。深层或深度心理，就是心灵，就是灵魂，指的是人深层次的、常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实质。相对于它，其他心理活动则大都是表层的，易被注意到的，如感觉、欲望、需求、情绪、知觉、思虑、知识等。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医学）对于灵魂等的论述，我们已在第六章中有所介绍。

何谓心灵/灵魂，国外的贤哲们对此也有着太多论述。如四五世纪，在著名学者、被奉为天主教之圣师的奥古斯丁看来：人赖灵魂以生存；灵魂有着不可探测的深度；灵魂深处，人们才能够寻找最终真理。因此，需要拯救人的灵魂。

讨论灵魂时，诸多学者都肯定或涵盖了一点：灵魂指人的内在尊严、深层次的心灵和精神实质，它决定着个体“张”之所以成为个体张，个体“李”之所以不同于个体张的本质特点，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萌生之处，是梦想和渴望起飞之地。灵魂主导着内心活动，让人摆脱日常的琐屑和人世间之冷漠，回归内心，丢失灵魂者往往人情冷漠，只浮于表面生活，无法抵达生活实质，无法与人深交。灵魂还涉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感觉，静下心时，人们就能够捕获这些感觉。通过它，既彰显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又令人感受着人生的真实意义。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还认为：灵魂是世界和人的本质反映。它的多样性促使人们可从无数侧面去分析和考察。灵魂还可指代人的“自性”和“独特性”，自性是与人的可塑性相对的另一维度，或可理解为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特性。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影响颇巨的心灵学导师艾克哈特倡导“重新发现灵魂”，强调须发掘自我灵魂深处，要引领人们注重精神之旅，从而走向完整纯粹的自我。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重新与灵魂沟通是身心健康的前提。倘若每个人都关注自我灵魂，并给灵魂更多的空间，相信内在感觉；那么，人与人之间，及整个世界将会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和顺关系。

不管是乔布斯，还是于娟，不管是佳丽张淳淳，还是才女崔雅，生了大病，感慨都一样—为什么不倾听内心灵魂的呼唤，健康时活得更本真些？不管是中国版、日本版、美国版、澳大利亚版的临终忏悔，都彰显出一点—何必如此拼命地掠取一切，何必天天踮起脚尖急奔快跑，何必放弃生活中的点滴乐趣，何必不早点听听自我内心真实的呼唤。

因此，重新发现灵魂，善于与自我灵魂对话，发掘内心深层次的真实需求，就有了确保个体生存，帮助守住身心康宁，从而促进康寿幸福的普遍意义。

笔者行医40余年，送别临终患者不少。临终前，没有人会关心自己挣多少钱，有多少车，多少房，多少珠宝，是正厅级还是副部级？甚至，像小品调侃的那样—很多人为如此拼命挣钱，“人死了，钱没用完”而懊恼万分。或者说，挣了这么多钱，只是为了自己能住高级病房，用些进口药而郁闷。其实，死亡之际，心里牵挂想念之事，就是你我平素应努力而为且生活真实意义所体现之事。

临终前，很多人最牵挂思考的是：“亲人好吗？”“家人平安快乐否？”“我应多和他们说：我爱你们！”“我死后，他们会怎么样，生活会过下去吗？”“也许，我有对不住亲友家人之处，请原谅。”

层次高一点的个体，临终前常常会思考：“我这一生值得吗？”“是否充实地活了？”“我为世界做了什么？”“我是否实现自己梦想？”“我是否善用了老天给我的资源，把它发挥出来，让人受益了？”或者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情怀一样—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前者是最为常见、最普遍的，指向了对他人的爱。后者是高尚的，指向了对社会的奉献。这，才是人生最本质的意义。

树，有根才能活下去。人，懂得生存的本义才能真正地活着。

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写了《把心安顿好》，扉页内指出：“老天给了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把命照看好，就是要保护生命的单纯，珍惜平凡生活。把心安顿好，就是要积累灵魂的财富，注重内在生活。”在书的封底，他又说：“人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心灵。而若能享受本真的生命，拥有丰富的心灵，便是幸福。”

星云大师在《修好这颗心》书中认为：所谓修心，“就是为心找一个可以安顿之处”。但“心安住在哪里呢？”大师诘问道：“安住在钱财上，它可能失去；安住在情感上，它可能会变化；安住在荣耀上，它可能不长久。”大师指出：应“安住在禅定上，所谓‘以定安住，一切皆定’。禅的世界，充满洒脱、自在、活泼；禅的风光，可以与宇宙天地永恒并存”。然而，“凡人”是无法达到“成佛”的境界，因此，“禅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行方法。

而更通俗、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回归内心世界，回归单纯，回归自我本真之需求。这本真之需求也很朴实，关键的只有两点：一是“爱”，包括付出爱与接受爱；二是恬淡、平静、平和的生活。具备这两点，你的生活就十分愉悦。

身心灵专家们为了把这些问题阐明，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概念：如小我、真我（本我）等，其中，部分借助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们强调说“真我”才是真正的“我”，本然的“我”（本我）。他们反复阐述：芸芸大众是被“小我”所挟持的；而小我是易受外界诱惑的，表现为被名誉、钱财、地位、曝光率等所驱使或裹挟，整天碌碌地奔忙着。每个人在小我驱使下，时时带着假面具在演戏—扮演好先生、好妻子、好子女、好媳妇、好员工、好朋友、好同事，乃至好人。但这些都不是“真我”。不仅不是“真我”，而且猖獗活跃的“小我”，往往遮掩了“真我”，压制了“真我”。人类所有苦难、痛苦及不快乐的根源，就在于不清楚自己是谁（“真我/本我”之迷失），而被小我驱使，盲目地去攀附、追赶那些我们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为什么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却这么少？事业、家庭、成就，都不是真正的我，而我却如此地认同于它们，认为我拥有了它们，就是拥有了幸福。可是老天爷可以在一瞬之间，把它们席卷一空。”身心灵传播者们如是发问。并回答说，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我，不择手段地去认同各式各样的事物，好延续它的存活”。

应该说身心灵传播者的苦口婆心，与哲人的睿智、宗教家的点拨，都道出了同一要害（尽管用语不太一致）—人们应回归内心世界，了解自我本真的简单需求，借此，既可安顿心灵，又可快乐愉悦地生活。这同样也是医学家悉心观察、检讨了数万例癌症患者坎坷生存状态，数十年反思所获得的结论。

过灵魂相伴随的生活

生活如何才能快乐幸福？很显然，需要倾听自身内心呼唤，了解自己真实需求，并努力提升心灵品质，争取过上有着灵魂相伴随的生活，才能是本真的，真正愉悦而无太大太多遗憾的。

中医学中，素有形与神俱，心身合一乃为健康之说。可以说，心身合一是躯体健康的前提条件。它的反义同样成立—心身分离（涉及魂魄飞扬、魂不守舍、神魂不宁、心神不安等诸多具体概念）则是临床常见的诸病之病根（中医学说的“病机”）。同理，生活中所作所为（自我行为）与灵魂（内心真实需求）不契合甚或严重分离，也是导致生活十分疲惫（累）并始终痛苦着（而不是“累并快乐着”），甚至，它是最后招致诸多疾病的深层次根源。

网络疯传的打油诗《疯油经》唱道：“急事快快做，缓事当天出。大事优先办，小事要兼顾。忙得眼发直，累得屁股木。喝茶看报纸，哪有闲工夫。”这的确是今天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写照，但我们在《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中已指出，它是可怕的，会招致诸多疾病。问题还在于，尽管这种工作，能够赚来较多的钱，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它是我们真正所喜欢的吗？它，除了给自己带来一大堆纸（包括纸币、奖状、发明证书、文章等各种纸化物），还有其他乐趣吗？在这个过程中，能让自身灵魂宁谧且紧紧地跟上躯体行为吗？当然，只有跟上，才能谈及灵魂“相伴随”。而只有灵魂相伴随，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和舒适。

怎么才能提升心灵品质，争取过上有着灵魂相伴随的生活呢？至少，从大病患者的教训中，可以提炼出几大要点，有助于人们兑现这个目标。

1.协调好自我的内外索求

人生的追求，无外乎两大方向：一个是向外的持续索求，一个是向内的自我追寻。如果只有向外的追求，即便探索到更广阔的空间，获得了再多的收益—包括像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世界，自我内在的心灵仍是空虚的；而当一个人内在充实之时，他并不需要这么多外在物质、荣誉等作为支撑，也可以过得愉悦、快乐、满足，并有生活意义感。这就是笔者对星云大师“安住在禅定上..一切皆定”的通俗解读。

然而，芸芸众生毕竟并非佛教徒，多数人难以静心地单纯向内求索；而且，现实的物质世界，如果没有向外的努力索求，很难立足生存，更枉论安身立命和社会发展。因此，本真的生活，在于人们向外努力求索同时，还应不时地向内自我追寻，内外求索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今天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只知道拼命地向外求索掠取，不顾一切地希冀获取更多、更多、更多，却忘记了反向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须知，“人生的最大快乐和满足，是在于自己并不需要额外地去追求快乐和满足之时”。鉴此，如何向内地自我追寻，就属于生活哲学领域“补课”性质的必需品了。

其实，现实中国社会，参悟佛禅之学热、修行身心灵热、练习瑜伽热、研学儒/道家传统文化热等，都体现出心灵“饥荒”后人们饥不择食，饥渴地摄取着心灵养分，这是好事情。从历史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内求的。因此，一定意义上，可裨益当今商业世界汲汲于趋利重物之偏差，因为它更倾向于促使人们心灵反思和回归。

总之，人应该经常追问生命的本然意义，协调好内外求索的关系，使两者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能只求一头，忽略其他，回到人生发展的应有之路上。

杨绛在《百岁感言》中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越是生活经历丰盛，越会感受到自己内心世界之感知，才是真切的、重要的、无法替代的。

2.静下心，慢下来，才能有所参悟

如何得知自我内心的真切需求？心静下来，才能感知自己的心声；心灵安宁了，才能洞悉事物本性。其实，今人的脚步太匆忙了，心太浮躁了，根本无暇顾及生命中很多更重要之事。就像临终忏悔录所揭示的，很多平素苦苦追逐的，却不是生命所需要的；日常不甘放下的，也不是有多少价值的。这些，只有等人们静下心，慢下来，才能有所参悟。

建议经常劳作之余，静心宁息地好好想一想。最好能在夜晚的室外，看着繁星，耳闻蝉鸣，迎着徐徐微风，学学孔夫子“吾日三省”，做些回顾思考，哪怕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这段时间过得怎样？哪些是对的？哪些似乎没必要？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哪些并不重要？不时做出调整。借此，还常可聆听内心真实感知及需求，包括自我躯体发出的微弱信息。这时，所闻所悟所感知到的，也许是最真切的。经常如此扪心自问，一段时间后，你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大不相同。

3.学会欣赏并享受日常的点滴美

其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有着美，都存在令人喜悦的东西。愉悦与美，是无所不在的：包括迎风招展的小花，婴儿甜蜜的微笑，飞翔而过的翠鸟，阳光下闪亮的绿叶，朋友随性的赞美。只不过，芸芸众生，为琐事牵挂，视而不见罢了。如果能够经常静下心，宁神虚空，你就能观察体验到太多过去被自己蔑视了的生活真正意义及情趣。

4.以轻松方式自我学习，提升心灵

自我学习，特别是通过阅读方式，接受新知，提升自我品位，素为人们看重。近年来，国际上更是倡导读书节。因为现在闲暇时间增多，学习的迫切性加强。故人们尤为推荐把休闲与阅读两者结合在一起。一些著名学者甚至认为很多忙碌一辈子、风风火火、指挥若定、发号施令的风光人物，退休后迅速衰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打发闲暇时间。

“读书”意义毋庸赘述。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在《阅读史》（2002）中开篇引用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话：“阅读是为了活着。”陈平原在写《休闲时代好读书》中，引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并引有趣的《礼拜六》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意思是读书好，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陈先生接着推荐，“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作为文学家，陈平原教授的建议是对的，并有自身特点。而笔者同时还推荐读读生活、人生哲学的书（如道家思想、斯多葛学派介绍等）、佛家的通俗版、身心灵的书，包括幸福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的普及本等。

读书，不一定力求实用，那太功利了。读书，最简单地说，帮你打发空闲时间，逐步提升个人品位。而且，也许给你带来现实的快乐，因为读书有助于明理。因为很多情况下，让我们痛苦或者受伤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分析判断，和围绕着这些事件自我所编造的“故事”。明理后，常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何必计较。遂胸中郁闷团块顿开，拨云见雾。

5.尽可能早地兑现自己的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梦。这些梦，也许是儿时形成的，也许是日常生活中逐渐萌发的。但平时因为被太多琐碎的事困扰，多数人一直没想尽办法来兑现它，却借各种理由，把兑现这些梦的时机尽可能往后拖、往后挪。希望等以后有空了，再来兑现它，但往往已经没有机会了。终成一生遗憾之“梦”。此时，你会感觉到尽管生命已接近终点，自己却没有好好活过。现实社会中，太多的人就是这么回事情。须知，人生是有限的。人生应学会在有限的生命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早地实现自己的梦，践行自己的理想。因为梦中往往包含你自身真实的需求与期盼。

现在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患病和患癌的更是普遍。然而，进入老年，并非是悲剧的发生，相反，你首先应该庆幸，因为以前的岁月你都已经度过，而现在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须知，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阶段的，夭折于此前的诸君，便不那么庆幸。比起他们，你应该强多了。至于年轻人，你也不用嫉妒，他们只是你的后来者；也许，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没有你这么幸运。须知，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可以进入人生老年驿站的。

第十四章    乐龄患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有三件事人人都要经历：出生、生活和死亡。他们出生时无知无觉，死到临头，痛不欲生，活着的时候却又怠慢了人生。——[ 法国] 拉布吕耶尔

现在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患病和患癌的更是普遍。然而，进入老年，并非是悲剧的发生，相反，你首先应该庆幸，因为以前的岁月你都已经度过，而现在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须知，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阶段的，夭折于此前的诸君，便不那么庆幸。比起他们，你应该强多了。至于年轻人，你也不用嫉妒，他们只是你的后来者；也许，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没有你这么幸运。须知，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可以进入人生老年驿站的。

老年，人生新的驿站

伴随着衰老，人的精血日见不足，诸多脏器功能日渐减退，关节不利，渐次出现一些老衰之象。唐代名医孙思邈曰：“人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计授皆不称心，视听不稳，多退少进。”寥寥数语，勾出了老年之态。而孙某自己高寿至110多岁，可见，后面其路漫漫。

年高之人，肾气渐虚，不能充养髓海，致思维迟钝，言语多误、健忘，甚或痴呆；又因患病等，脏腑亏损，气血失调，容易情绪异常，或多虑多疑，或淡漠孤僻，或急躁易怒。故应自我有所掌控，别再“不减当年勇”，逞能而为。

年老之人，脏腑日亏，阴精虚少，气血不足，机体处于低能量代谢的弱平衡状态，故常反应力差，有外邪侵犯则无力抗争，易被邪困；老年人还常有宿痰痼疾，稍失节宜，易为内外所伤而发病。故需好生将息，自讼自克，加倍小心。

“衰老人肠胃薄弱，不能消纳。”（《寿亲养老新书》）老年人大多脾胃不健，食少纳呆、口淡乏味、腹胀。故饮食用药均须注意“老少有别”。吴鞠通就曾提出：老年人用泻药，以一当十；用补药，以十当一。

老年患者多阴血不足，不能养心安神，寤寐不安，时时易醒，乱梦纷纭等睡眠障碍。《灵枢》指出：因“营卫枯涩”，老年人常白天精力不支，夜寐不宁。

从现代研究结果看，衰老往往是综合的，常表现为多脏器各系统的某种衰退。

由于各组织器官的退行性变，老年人生活质量受到日趋加重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体现在：①视力下降；②记忆力减退，常常前说后遗忘，有时会反复陈述；③注意力不集中；④反应变慢、行动迟缓，说话吐词过慢，不连贯；⑤词不达意，造成交流的障碍；⑥生活自控能力减弱。

老年人总体上体现着“老化着的”心理特征。有诗描绘了老人之态：“老态年来日日添，黑花飞眼雪生髯。扶衰每借过眉杖，食肉先寻剔齿签。右臂拘挛巾不裹，中肠惨戚泪常淹。移床独坐南窗下，畏冷思亲爱日檐。”（《刀圭闲话》）这些，可以看作是对老人精神状态的概括。

此外，部分老人表现情绪多变，古怪而不合乎常理。陈直《寿亲养老新书》中说：“眉寿之人，形气虽衰，心亦自壮，但不能随时人事，遂其所欲。虽居处温给，亦常不足。故多咨煎背执，等闲喜怒，性气不定，正如小儿。”这就是难以遂愿的怪癖老人。

总体上，人老了，易表现出自尊心增强，特别喜欢周围人们敬重、恭从他；易失落和孤独，常表现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独断专行、易激怒、好挑剔责备等；或特别怕孤独寂寞，且生活单调，与他人缺乏交流沟通，常产生被抛弃感，沉默寡言。还有就是恐惧和焦虑，烦躁不安、痛苦呻吟等。

Bengtson（1985）总结后认定：早年适应模式较好者到了晚年后仍有较积极的生活适应模式。但还是有些变化的，且变化有些规律，简单地说，要求精力充沛的快速运动，一般的活动性、反应性、自我控制能力等，都随着增龄而降低，而刻板性活动则有增强趋势。

随着增龄，对多数人来说，同时也经历着从社会逐渐隐退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增龄而体力精力日见不支，一些活动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社会也渐渐地不能容纳他们，至少不像壮年时一样地包容他们，他们被挤入一种很难参与社会活动的状态，只能履行一些次要的社会职能。美国老年社会学家伯吉斯称这种状态为“非角色之角色”。如要顺利地进入老年，就必须保持足够程度的社会活动。

虽然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老人确实比中青年来得孤独些，社会角色要少得多，然而这也使得他们有了更多自由，更多自我支配时间，更少社会义务。他们所关心的只需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件。因此，可以过得更自得其乐。

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前半部分述说了衰老的不幸，后半部分笔锋一转，颂曰：“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老了经历的事多，理解深刻透彻，看事看物，一目了然，洞察力深邃，思考深刻，体验着人生精华。最后强调说：不要说日到桑榆已是晚景，映得满天红彤彤的晚霞还灿烂着呢。现实中的确如此，确实有些老人退休后锐气大振，开创了新的生活，甚至新的事业，从而对社会感到更满意。可见，真有实力的人还能一定程度上支配自己的人生走向。因此，年近七旬的周国平先生提出：“适时地退出竞赛，省下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享受生命的乐趣。”

其实，这关键取决于老人自身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所以，调整观念及价值取向，学会适应，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显得极其重要。

“阶梯人生”和“黄金时段”

简·方达是享誉全球的影星，拿过两届奥斯卡影后奖，现年近八旬，仍健康阳光，生机勃勃地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她的亲身经历及所总结的“阶梯人生”与“黄金时段”理论，堪称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绝佳注脚。

2011年法国坎城影展上，年轻女星们争奇斗艳。而最后抢得媒体集体青睐，让镁光灯闪个不停的，竟是一位73岁高龄的美国老妇简·方达。她的出场艳压群芳，且充满活力，看不出已是年过七旬之人。人们一片赞叹中纷纷问她：“你的康寿秘诀是什么？”她从容解释说，除了运动、饮食、爱情等外，不老的秘诀包括改变看待老化的态度——老年不再是黄昏，而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段”。

她反问道：“现代人愈来愈长寿，多出来的这一大段人生，你要怎么过？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早先，她曾经以有氧舞蹈的录影带，掀起了全球健身热潮；后来，她又以新书《黄金时段》（Prime Time）鼓励大批陆续退休的老人，活出更精彩、更健康、更快乐的老年时光。

她自己回忆说：“我从来没料到，自己可以活得这么久，而且愈活愈快乐。”“是只有我这样，还是很多人老了也都是如此？”“为什么没有人把老年当成人生中的‘黄金时段’？”因为这些疑问，简·方达深入思考，故写就了此书。

美国科学家曾有过一个针对35万名美国人所做的大型研究，发现多数人在50岁后，通常会比过去更快乐。他们会变得较少有敌意、较少焦虑或紧张。而且，不论男女、结了婚或单身、富有或贫穷，随着增龄，很多人的人生渐入佳境。因此，简·方达归纳认为：50岁后，人生渐入佳境，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段。

简·方达解释说：“因为此时的你，已是过来人，看过、走过、经历过的人生很多，知道哪些危险别再碰，哪些错误不再犯，哪些东西你并不需要，哪些事情你应该放手。”她以自己为例，“多年来，我深受忧郁症所苦，而且我父母亲也都有忧郁症。我常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被许多负面的情绪淹没。直到40多岁后，我发现，这些想法未必都是真的，才慢慢学会不再陷入灰暗的思考。”

她为了写这本书，访问了很多人，发现他们体力也许大不如前，被病痛折磨，却多半都很乐观。因为他们的生命随着岁月而成长，增加了智慧、觉悟、心灵上的自在。所以，“并不只有我是这样”。事实和科学都证明：人可以愈老愈快乐。

鉴此，简·方达提出了“阶梯人生”的新观念，以拮抗陈旧的“弧形人生”理论。所谓“弧形人生”，是过去对老年的习惯性看法，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中医学导论》时，就介绍了“弧形人生”之说，认为生命是一个抛物线，中年以后呈现“弧形”下降趋势，直至老衰而死。这一度曾是科学界关于老年的定论。

但哈佛学授艾恩海姆提出了的两种意象：一是传统的、生物观点的弧形模式；还有一种爬阶梯模式，还可让生命一步步往前发展，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简·方达接受了后一种模式，并做出了进一步阐述。

她以贝多芬为例（因为她刚演出了他的舞台剧），强调说：“贝多芬就是在晚年写出了最好的作品。”画家莫奈也是例子。“他老年时得了黄斑部病变，在几乎全盲状态下，完成了最好的画作。身体的退化会让你变得迟缓，但这种迟缓反而使你有了不同的领悟，就像莫奈的印象派绘画所捕捉的。你会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那些细微差异。”故“我们应该用爬阶梯方式，看待生命的老化”。

她指出：“我们的文化一向迷恋青春，所以只看到弧形的模式，老化被视为生命的衰亡。”而阶梯模式可以让人在老年时，即便是老眼昏花，也有机会再造巅峰。她发问道：“这一代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他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多了34年。多出来的这一大段人生，你要怎么过？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

她进一步建议说：为了守住黄金时代，需要经常运动，以减缓衰老改变，各种各样的运动都可以；饮食也很重要。要吃得健康，且年纪愈大，愈要降低热量摄取；还要锻炼自己的脑力，包括进行诸如玩填字游戏、缝拼布；老年人要保持头脑灵活健康，最好的是去学新东西，例如学习新语言、玩新乐器等。

她还以当年凯萨琳·赫本对她这个后辈的特别照顾、关怀，传给她许多人生智慧为例，指出要想让自己的老年活得健康快乐，需要具备“代际关怀”精神。要发挥作为长辈的角色，照顾并关心下一代成长。

因为研究已证明，具备这种关怀的人，往往老得更慢，相对更健康。

简·方达的自我经历及阶梯人生、黄金时段的解读，显然是极具意义的。

乐龄中的人生哲学

简·方达的老年“阶梯人生”“黄金时段”之说，并非她的首创，只不过作为享有国际盛誉的影星，她的自我形象展示及解读，影响更大些而已。

1981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伦·兰格曾进行过一项著名“逆时针”实验—营造昔日场景，让老年人重返几十年前的生活，以唤醒他们年轻时的心态；回到过去的目的，是激发当年激情，治愈当下颓废。埃伦·兰格发现，当老人焕发斗志，把“那怎么可能”转变成“为什么不能”，突破自我设限后，可明显变得年轻化。为此，他倡导了“逆时针”生活，关键3点：①用心活在当下；②摆脱自我限制心态；③找回对自我生活的掌控权。“逆转”的核心不在躯体生理，而在于心态，积极的心态将促使人们（包括老年人）生活在最佳状态。

信奉把“那怎么可能”变成“为什么不能”的赵慕鹤，现年104岁，是宝岛台湾的名人。他66岁从学校退休，75岁当背包客畅游欧洲，95岁考上研究生，98岁拿到硕士学位，101岁在香港办书法展，不久成为畅销书作者。近百岁时从头开始学计算机，百余岁的他，现在生活起居全都自理，家住4楼，每天上下10来趟，神采奕奕，健步如常人。他的信念是“活着必须创造奇迹”！他虽已104岁，但仍有生活目标，有自己的喜爱，无忧无虑享受现实生活可爱之处。

康德曾说：“老年时像青年时一样高高兴兴吧。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晨歌；老年好比夜莺，应有他的夜曲。”而赵慕鹤就是践行这些的典范。他曾反问：“谁说70岁后反应变慢，出国自助旅行很危险？80岁后记忆力变差，计算机、英文，通通学不会？90岁后骨头脆弱，不能做高难度动作？100岁以上太过虚弱，不能独处，不能出门？错。”他现在唱戏、练腰、习字、读硕士、学计算机，样样都还可以。埃伦·兰格教授也曾总结说：“如果你任由自己受到心态的限制，不再对活动投入心力，有一天，你才会真的‘老’到什么都做不了。”

现实生活中，这类“逆时针”而快乐生存着的老人（包括生了癌的）还真的不少。笔者的患者中，接近百岁老人10余名，最年长的乐老太，93岁肠癌，无法手术，没有化疗、放疗，只靠中医药，她当时的梦想是超过宋美龄，现在梦想成真，她每天重孙绕膝，偶尔还会打两局牌，因为她并不认为自己老了。

著名现代文学家王蒙，已九十有几（1934），年长于简·方达，仍耕耘不已。他最近一篇讨论“黄昏哲学”的自述，既承启传统，又直指现代，颇有韵味。

他认为“人老了之后，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要有自己的专业；二是要有朋友；三是要有自己的爱好”，并强调“老年是最美好的时候”。因为“愈来愈感觉到老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成熟、沧桑、见识、自由、超脱。可以更客观地审视一切，特别是自己，已经有权利谈论人生，谈论青年人、中年人和自己这一代人了。可以插上回忆与遐想的翅膀让思想自由地飞翔了。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不少事，也可以少做一点，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回味，多一点分析，多一点真理的寻觅了。也多了一点享受、休息、静观、养生、回溯、读书、个人爱好，无论是音乐书画、棋牌扑克、饮酒赋诗，还是登山游海..”

他戏说：“人老了，应该成为一个哲学家。不习惯哲学的思辨，也还可以具备一个哲学的情怀，哲学的意趣，哲学光辉笼罩下的微笑、皱眉、眼泪，至少有可能获得一种哲学的沉静。”“老年又是和解的年纪，不是与邪恶的和解，而是与命运，与生命、死亡的大限，与历史的规律，与天道、宇宙、自然、人类文明的和解..所有这些都会使一个老人变得更可爱、更清纯、更智慧光明、更哲学一些。”因此，王蒙的“黄昏哲学”，完全可以称其为“乐龄哲学”，虽年事已高，却快乐不减，甚或有增的年龄段之人生哲学。

杨绛在百岁时写下的《百岁感言》曰：“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其实，以“乐龄”来标注“高龄”很好，体现“快乐生活年龄”之意蕴。而乐龄的人生哲学，就在于心态不老，找回自我快乐之事。安排好每一天的86400秒—埃伦·兰格教授的“找回对自我生活的掌控权”，王蒙的“要有自己的专业，要有自己的爱好”，赵慕鹤的变不可能为“为什么不能”都带有这一旨趣。

智者：“胸无块垒”而康寿

历史上，素有“智者康”一说。在当时平均寿命30多岁的情况下，孔夫子（72岁）、孟子（83岁）、老子（100岁？）、庄周（84岁？或94岁？）、荀子（75岁），后世的包括孙思邈（101岁？）等哲人大家，都属十分长寿。也许，人们是从智者哲人长寿现象中，总结出这一规律性现象的。

其实，这可以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

有人专门以北大哲学系为例：北大哲学系楼宇烈教授曾谈到，自己虽年已80岁，但在北大哲学系不敢称老人，因为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北大哲学系教授中90岁以上乐龄者有10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者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过半数。

进一步深究表明：哲学家长寿是个常见现象。原因之一在于：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心中无垒块”故每每易于康寿。北大教授李中华说，“我想长寿的秘诀就是儒家所讲的‘以德养寿’‘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的养生突出‘德’，不做亏心事。”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胸中少有块垒。因此，可以尽享天年。如张岱年先生活到95岁，尽管历经诸多磨难挫折，却一直很达观，且著作不断。

而且，长寿哲学家往往随性而生活，不刻意追求养生。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等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生活平淡自然，也不怎么刻意运动，吃得很普通，生活大都很简朴。如周辅成先生活到98岁，他认为，吃饱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气，没有过多欲望要求；美学大师宗白华享年90岁，平日非常逍遥，穿的就像平民百姓，常背的黄色背包里装着饼干，到哪里饿了就拿一块吃，活得很坦然。

哲学家长寿的重要一点是从容豁达。王博教授说：张岱年先生长寿的原因，就是6个字“坦荡荡，看得开”。“一个人如果能看得开的话，他的胸中就没有垒块，我们经常讲郁闷，郁闷就是胸中垒块。”这，涉及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看待成功等，从容、豁达等会对生命的康寿产生重要影响。

把事业当生命也是哲人长寿之因。李中华教授分析北大哲学教授长寿原因时，认为哲人高寿还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融汇到工作中。很多人在去世前还在动脑子，思考问题，“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老先生离不开工作，把事业当生命，活着就是在创作，不追求安逸享乐。如从85～95岁，冯友兰先生重新写了7本书，加起来200万字。第七部书是在他95岁去世前3个月完成的，完成后他就放心了，如没有完成他还会挺着。“文革”时冯友兰在劳改大院，人们担心他会自杀，他却淡淡地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他还说：“学哲学的人应有这样的智慧，不能轻易地自杀。”李中华指出：“梁漱溟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就不能公开讲话，也不能发表文章，拮据了几十年，但是他还是那么长寿。”

这些，是对王蒙所倡导的老年人生“一是要有自己专业，一是要有自己爱好”的绝佳脚注。当然，最重要的当属借助哲学智慧，随时解开胸中块垒。

前已述及，依据传统文化我们总结出了“德寿律”“德康律”。所有这些，都只是对“德寿/康律”的进一步充实。且此“德”并非高不可攀—学会爱自己，爱他人；善于付出并接受爱；不做亏心事；善把生活分分秒秒填满（与此同时若能兼顾意义及爱好，如有喜爱的专业等更好），就是生活充实；随性而不苛求；基本生存满足后，能过上恬淡平和的生活，且并无过度欲望..这些，就是本真的生活，有德行的生活，也有助于康寿的生活。当然，若能进一步习书明理，兼具哲人情怀，且随时消解胸中块垒，更是理想、惬意且快乐的人生。

高龄患病，乐龄之事

然而，即便是再理想、惬意的人生，生老病死等生物学规律仍不可违；生、长、壮、老、已等仍将接踵而至。人人都应坦荡地迎接垂暮之年的不期而至。

研究表明：20世纪，全球人均寿命延长了约30岁。其中，上半世纪因营养不良改善和部分传染病控制，约提升了12岁；下半世纪，又提升了约20岁（19岁），后者提升的贡献中，生活方式改善加部分感染性疾病的进一步被控制，约占了其中14年；治疗手段的高科技化，贡献了约5年；而后面这个5年中，心血管疾病高科技治疗手段的进步，又独占鳌头，贡献了约2.5年。

很显然，20世纪延寿记录给人们的启示是：

（1）经济及社会发展，对民众康寿的影响巨大。从发达国家期望寿命可高达80多岁，到非洲一些国家不到40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2）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期望寿命提升之贡献，大大高于纯粹治疗疾病的高科技手段等。而生活方式改变中，生活态度、精神情感等的意义不容小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自我掌控命运（包括康寿）的时代真的已经降临。

（3）工作方式改进，老年期延长，闲暇时间大增，怎么安排闲暇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如何能够在闲暇中“怡情养性”，惬意地安排好每天的生活而又不骄不馁、不卑不亢、不愠不火，在两极中形成一定的张力，成了一个难题。它不仅体现着个体品位、学识、心态等，而且也关涉他的患病与否，能否康寿。

（4）延寿中将有慢性病相伴。“福兮祸之所伏。”延寿自是好事，但也潜伏着不幸。2012年12月底《柳叶刀》公布的全球健康研究报告：人类与1970年相比平均寿命增加了10年，但这10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与癌症等疾病做斗争。

这项研究指出：到2010年，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与1970年相比已上升了11.1年，女性上升了12.1年。尽管人们活得更长，却更多地受到疾病的侵扰，罹患如癌症和心脏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乔希·萨洛蒙说：“在过去的20年中，人类的寿命在全球范围内已增加大约5年，但其中只有约4年的健康寿命。”他说：“可以把这理解为相当于增加了4年的健康和1年的病痛。”更有其他研究资料认定，人类增寿的10年中，平均约有70%将不同程度伴随着病痛。

研究显示：除部分地区如非洲外，世界各地的病痛也出现明显转变，人类从过去的传统疾病，更多地转化为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2010年，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占据每三例死亡中的两例，而1990年的比例不足1/2。

2010年死于癌症的人数比1990年多50%，从580万人上升到870万人；高血压（940万人）、吸烟（630万人）紧接其后；还有酒精中毒（造成500万人死亡）。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运动也与约1250万人的死亡有关。

这些疾病将导致人渐渐失去劳动能力，且往往与增龄有关。因此，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早亡率下降，更多的人进入这些疾病多发的高年龄组。

简单地说，好消息是人们的期望寿命延长了。坏消息则是：所延长的这些年月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将与癌症、冠心病等相伴随，而这就是辩证法。

换句话说，人人可以期盼高龄，但高龄中往往又有慢性病痛相伴随；乐龄之年生病，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因此，要坦然接受这一自然趋势，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或许可以减少延寿岁月里的疾病痛苦。

若欲减少延寿岁月里的病痛，主要不在于依赖高科技医疗，而是须改善自我的生活方式，优化人生态度，提升自我精神情感，并善于在闲暇中“怡情养性”，尽早努力过上惬意而本真的生活。

知晓生老病死之理，更需要追求善终

众所周知，人生只是通往死亡的一次旅行，终点出生时已决定，那就是死亡。谁都难以逃脱。但现实生活中，似乎谁都不在意这一点，且不接受这一事实。好像死亡离你我远远的，只是天国之事。

鲁迅《野草·立论》中的故事，深刻地折射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高兴透顶。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得到大家合力的一顿痛打。“说富贵的说谎，说要死的必然。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看来，中国人谁都乐生恶死。但有生必有死，这是铁定的规律。

蒙田明确指出：“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因此，理解善始善终，就是人生一门必备课程。尤其对于中国人。

本书前面已提出：中国人需要进行死亡教育，了解生死相依。正因为缺乏对死的必要理解和接受，现实中，死对于国人来说，是完全难以接受的。

我们每个人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生命将永远延续着。但疾病或死亡迟早会光顾—病或死，常中断我们习惯成自然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生命的列车会出轨—不测风云乃自然之本性，旦夕祸福乃无所不包的人生之必然命题。心存侥幸者，结局只有破灭。笔者临床看了太多的面对病或死而措手不及，号啕大哭或顿足捶胸者。有的已耄耋之年，有的已垂暮已久，有的则病入膏肓，但仍本能地排斥死亡，拒不接受“死”乃生命之终点、人生最后驿站之规律。

鉴此，对死亡之反应，可谓国人最强烈—不仅当事人常死不瞑目，且临终时的现场、送葬方式、死后仪式等，都强烈地折射出不接受自然规律之意蕴。

相比印度的恒河边随意进行的升天仪式，尼泊尔人生活中不排斥与尸为伴，基督天主之徒临终前牧师神父祈祷，平静、庄严而肃穆，反差何止一点点。

须知，善终，也是人生一大命题及快事。

无疾而终，或一觉睡过去，未尝不是幸福。

中国人往往在受欢迎中降生，痛苦地活着，极其失望而不愿意地死去。

心理学研究证实，越是排斥而没有心理准备之事，降临时带给当事人及相关者的痛苦、折磨及难以接受程度就越大。

因此，有善始善终意识，对中国的芸芸大众来说，善莫大焉。

人来自大地，栖居于大地，最后也归于大地。大地，才是人永恒的家园。

杨绛在这方面做了睿智者的表率，她写的《百岁感言》曰：“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记住，她用的是“回家”一词，太确切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她最后说道，“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其实，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死亡，这是人生最后独一无二的经历。

我们的人生，需要补上两堂课：一是要尽早接受自己会被病痛盯上的可能性；二是要知晓早晚会降临的死亡，并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接受病或死的事实，是人生教育的必修课程。

只有接受了它，你才能从容应对，早作准备。

而对病或死是否有心理准备，决定着当它们真实降临之际，你的应对及事态的结局将大不相同—有睿智而善生活者，面对这些，尚能一定程度支配自己剩余的人生走向，适时地退出“竞赛”，省下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安排好应完成之事，并享受生命的乐趣，尽可能做到人生结局之完美。

须知，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就一定有终将离开之时。这一生怎样走好过充实了，怎么让生命之花尽可能怒放，我们应该及早开始思考，并按照自我意愿践行。否则，前面罗列的临终忏悔录，就将成为你届时的样板。

英国杰出思想家罗斯金曾告诫说：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黎明看作是生命的开始，把每一个黄昏看作是你生命的小结”。

这，不失为一种生活智慧，它能为不期而至的“病”与“死”做好平时之操练，它或许还能帮助提高每一天的生活趣味及意义。

一位朋友的父亲生了晚期肺癌骨转移，疼痛剧烈，大剂量吗啡无济于事，患者烦躁不安，痛苦万分。夫妻俩一商量，将本不信佛的父亲，送到了寺庙，请高僧为他诵经祈祷。他们则时时在身边相伴随。几天后奇迹发生了，听着诵经，父亲心绪平静了，疼痛缓解了，吗啡剂量减了，最后几天居然不需要吗啡了。脸上有了笑容与血色。尽管半个月后走了，但走得安详平静，四肢柔弱，并无多大遗憾。夫妻俩也总算心理平静了，毕竟，父亲是安详地驾鹤西去的。与此同时，他们在寺庙遇到另一位老人，也是癌症患者，疼痛不已。然该老人有世事未平，心有不甘，尽管同一批高僧、同样诵经，却未见有效。且死时仍旧痛苦万分。不像朋友之父，死时四肢柔弱，平静安详，他仍四肢紧握，肌张力很高，眼不能闭（死不瞑目）。可以肯定地说，后一位患者，临终时是带着太多的愤懑悔恨与遗憾离世的。他最后的结局是非常凄惨而不完满的，这将是他的人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西方有哲学告诉我们趋乐避苦，东方有宗教开导我们摆脱苦乐轮回。可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而一起接受，就包括接受早晚会面临病或死降临之事实。

向死而生，活出真滋味

“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蒙田如是说。

前述的百余岁老人赵慕鹤活得精彩，人们追问他何以如此？归因到原点，竟然是他以死亡为师。他说：“我这辈子就是逃难心理，人生是不停的逃难。”曾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与白色恐怖，经历九死一生的他，认真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从不闲下来，且活出了真滋味。

其实，每个人一出生，就面临生老病死问题。有戏话说：每个人都排着队，走向坟墓。因此，怎么面对死亡？它是所有活着的人都必须选修的一门关于生与死的课程主旨。

莫里的学生米奇在《相约星期二》一书的封底写道：“从那14个星期二到莫里慢慢地、令人揪心地衰竭，直到安静、不失尊严地死去。然后是他的葬礼，我独自的哀悼，在地下室里写这些文字的日日夜夜，预料不到的是接下来的200次重印。这段旅程（指书的传播）不仅走遍了这个（指美国）国家，还走到了其他国度。我目睹了这本书在许多学校里讲授，在婚礼和葬礼上诵读，还有不计其数的书信、电子邮件、评论以及来自陌生人的含泪拥抱，所有要表达的都可以归结为：你的故事感动了我们。”可见，此书影响之大。

为什么影响如此巨大？是因为老教授倡导：不要拒绝衰老和病痛，因为那是规律，谁都没法避免。教授首先提醒学生米奇：“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那就是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临，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吗？”我们每个人，应该记住这一教诲。

老教授强调说：“我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生老病死本身就是一个规律，谁都无法规避的规律。只有对这一点有了认识后，你才能坦然面对。因为，谁都已经或者即将经历生老病死这一规律。只不过是在规律来临之前用什么心态去对付它，才能获得不同的结局。

莫里教授死得很坦然。这是洞悉了生与死，拥有了本真而健康心态的结果。

同时，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想到了比自己更痛苦的人，把全部自身痛苦都化为了关爱。

他很有哲学味地说：“境界，让死亡也充满韵味。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其实，人生，客观上说就是从一场由喜剧走向悲剧的过程，毫无例外。新生儿呱呱坠地时，所有人都来庆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然而，谁都知道，生就意味着死。而死亡，却很少有人会庆贺（庄子也许是个例外）。人生就像一出戏，有的人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潮；有的人平平静静，也许从来就没有过高潮；更多的人只是从高潮，一直走向低潮..但谁都会最终走向结局，就是死亡。“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越是高傲的人，往往面临这些时越是痛苦。

认识到这些以后，面临死亡的莫里教授坦荡地说：“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分？”

“我们之所以对死亡大惊小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视作自己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既然是人，就得高于自然。”其实，“我们并不高于自然，有生就有死。”有生命就会有疾病、痛苦与死亡。

“陷在对生老病死的遗憾或恐惧等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这不但会于事无补，而且会加重你的苦痛，加速你的死亡。

莫里也像蒙田一样强调：“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的确，情况正是如此。向死才能生（活下去），才会生（活）。

我的朋友兼胰腺癌患者、哲学家郑弘波教授也正因为有着“向死而生”的哲学思考，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他才大声说：“生命的主张不能放弃”，并一步步从晚期胰腺癌困境中走出，走向临床康复。现已整整8年了，创造了奇迹。

其实，国内人文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人缺乏的是死亡教育，缺乏的是对死的正确认识，尤其对待肿瘤这类问题时。没有认识到：生病与死亡是谁都难以避免的历史过程。也因为这样，对活着、对生命、对生活的意义也就不理解或参悟不透，对癌症也就产生了非同一般（指与相邻的印度、尼泊尔及信奉基督教的多数国度民众相比较）的极度恐惧与悲伤。

笔者书架上一直放着《向死而生》这本书。它是挣扎彷徨在死亡边缘的日本人北野武在严重车祸，生命垂危时所感悟到极致的思索的产物。北野武在事故发生到疗养期间，将自己的点滴心迹，赤裸地加以剖白，重新检视生存的意蕴，他不断诘问：“人究竟为什么而活？” 不断而严酷地自我“哲学”拷问，他终于探寻领悟了自己的生死观。这也促使了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大有成就，成为杰出的导演与伟大的艺术家（他先后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首次设立的“导演万岁大奖”和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功勋奖”）。

众所周知，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或说是“向死而生”；他建构了著名的死亡本体论—向死而生。意即：明白了生与死的关系，才能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地生活。

然而，中国的芸芸大众，大多数没有理解这一点：只有坦荡地面对生老病死，才能学会真正的“活”。就像莫里教授所言：“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有像这位社会学教授的境界，但是面临疾病，面临苦痛，面临死亡的威胁，老教授正确提出你应该“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老教授特别强调：“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此话确也。他的最后14节课的确可谓是价值连城，他的学生米奇在封底写的那段话可以为凭。

有人曾用亨利·亚当斯的一段话来评价莫里：“教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因此，要追求惬意而本真的生活，首先需改变认识，直面生死，学会应对。

从容善对生死离别

哲学意义上，人生难以避免苦难。苦难和幸福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苦难也就无所谓幸福。有时，苦难可磨炼人的意志。苦难也是生存的一部分。你不能排除它的存在，就像死与生一样。很多情况下，虽然遭受痛苦不是寻找生活意义的必要方式，但即使在遇到困难、遭受痛苦时，也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

问题只是在于你怎么去理解、面对它，包括面对生死离别。

庄周妻死，其鼓盆而歌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庄周认为生生死死之变化，如同春夏秋冬四季那样周而复始。现妻子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活者就没有必要哭啼了。否则，有点太不通达天理了。当然，能有庄周境界者太少了。需从容面对生死离别，却是生活的不刊之论。

笔者中学时代正值“文革”动乱，有一位比我们年长得多的老师曾给过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小青年们一些指导。等我长大，投身社会后，感到这位老师对我等的教诲还是很有意义的，故留有深刻印象。插队回城，大学毕业工作后，得知他在电视台工作，相当不错，遂加强了联系。20世纪80年代后他生癌了，患的是鼻咽癌，我们师生关系就进一步密切了。他在我处治疗，康复得很好。90年代中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师母也生癌了，患的是肺癌。师母性格内向，曾经患过严重抑郁症，那时，他俩都已70多岁高龄了。师母身体素质很差，已没法手术，也没法化、放疗，那时，靶向药还没问世。因此，仅以中药调整，一段时间后生活尚优哉游哉，很好。有一年冬天（应该是2004年前后），特别冷，一场重感冒，让师母一蹶不振。当时，老师流着泪跟我说，如果师母先他而去，那么他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几个月后，师母还是先他而走了。处理完后事后，老师拖着残弱躯体来找我，眼泪汪汪的。那时，他已80岁有余了，他说他厌世了，觉得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没有办法接受师母先他而去，因为他爱她。当时，我很为他的执着而感动。这位老师原来教政治的，学的是哲学。我要求他重新认识，我肯定地说：“你俩夫妻恩爱，真的值得我们学习。但你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您先师母而去，她还活着。那结果会怎么样？”老师顿了顿，说：“那她肯定更痛苦，更活不长。因为她比我脆弱多了，而且她还照顾不了自己..”“那你应该这样想啊：师母已近80岁了，她是一场重感冒后很快走的，没有多大痛苦。现在，她去了她该去安息的地方，她免除了她的痛苦。现由您来代替她‘享受’着痛苦。当然，代价是您还需活着，您觉得您愿意她代您吗？”老师想了半天后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而且，情绪逐渐有所好转。后来直到其子女接他出国定居，失去了联系。

历史故事及现实中，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并不少见。很多相伴数十年的老夫妻会选择以一种默契的方式双双离开。通常是一个先走了，另一个很快会追随而去。日前，美国肯塔基州就有一对结婚73年的恩爱夫妻，相隔两分钟先后离世。此前不久媒体报道，还有两对老夫妻，一对携手走过55年后，丈夫在妻子临死前，亲口向她告别，承诺“我很快就会去找你”，几个小时后，丈夫果真离开了人世；一对结发70载，也是相隔数小时，夫人追随仙逝的先生，驾鹤西去。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同赴黄泉的，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人们还必须接受现实，从容善对生死离别。毕竟，走者已去天国，他已安静地长眠，不再有痛苦。活着的，既享受着活的感觉，又帮着逝者承受着所该承受的一切。

就像我这位老师，当时，子女都在外地及国外，强烈希望老师能活下来。所以，笔者诠释活着的意义，就是代替他的老伴来经历这个痛苦—为了子女，让他们仍有家的感觉，仍有长辈需要伺候，需要尽义务，故他须好好地坚持活下去。最后，不管怎么说，他直面了离别之苦，换了个角度，接受了生死相依之事实。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解脱，只是种认知的转换，参悟了生死后认识的升华。

“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哲人告诫说。

能否让人们安详地睡去

有明确研究结论：全球范围，晚期癌症患者，情况已极度糟糕，但在死前半个月（已进入濒临死亡状态）还有9%～11%在做化疗。这究竟是救治，还是折磨？

20世纪90年代初，我熟悉的大学某位领导，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我爷爷85岁发现胃癌，有梗阻。请教怎么办？”已85岁了，还能怎么办。我问：“吃东西困难吗？”“还可以，就是人有点消瘦，疼也不厉害。”我俩当时商定，别手术，也别创伤性治疗，而姑息性呵护。这也许是最有利于高龄老人的，但他的其他亲属坚决要求动员最好的医生积极治疗，先手术再说。结果，请来上海滩最好的医生手术，手术后第二天，还成功见报：“某医院在高龄老人中成功切除胃癌”。两个星期后，他打电话给我，呜咽着说：“何老师，我爷爷走了。”

自那次经历后，笔者一直在思考：高龄人如何才能安详地谢世，能不能让人走得从容安静点。善始善终，善而终，安详而睡去，少受折磨。

台湾政治大学汪琪教授的网上“医祭”，促使我加深了对这些难题的追问。

她写的是她母亲生命垂危时在医院经历的情景：

她母亲卒中后一直卧床，但神智清楚。因为吃了不洁食物而呕吐，以致滴水不能进，出现休克，紧急送进医院，诊断为消化道出血、肾衰竭。经抢救，情况居然转好，但肺部开始积痰、积水，出现肺炎征兆，最后住院半个月后死亡。

汪琪教授感受到：生、老、病、死原为人生所必经，但贵为现代人，医疗延续了生命，却也拖延了死亡，也拖延了当事人及家属的痛苦。

今天重症监护（ICU）的抢救医生们习惯于插管子，这是专业训练，也是科学需要。“问题是，有多少患者有幸拔掉管子，又有多少是带着满身管子企盼人生的终点而不可得？”“一根根看似无害的软管，有粗有细，每一种都有它的功能，由进食用的鼻饲管、排泄用的导尿管，到点滴、用药、灌肠、抽痰、心导管与胃镜检查、人工呼吸，以至于种种监测人体状况的仪器，无管不行。对于一线的医疗人员来说，‘管子作业’是基本训练的一环；因此也是他们最普通的一项日常工作..如果患者来挡、拔或挣扎，就把手或身体固定、绑住..这些管子确实也带来不少方便。有了点滴的管子，患者不需要承受打针的痛；有了鼻饲管，看护省去喂食的辛苦。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些管子呢？”

“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管子都由一定的路径进入身体里面。点滴的管子由针头到血管，鼻饲管由鼻子进入食管、通到胃里，导尿管由阴部到膀胱，抽痰的与人工呼吸的管子则由咽喉进到肺部..也有的管子是在使用时就需要不断地转动、拔出再插入、拔出再插入..例如抽痰，我母亲在临终前，医生坚持1天必须抽痰4次，而有的患者多到1个小时抽1次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设计来承受这些管子的。”我们是让人最后一刻走得好一点，还是折腾？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

“由于我和母亲早已读过这些议题，所以我在母亲入院第一天的时候就签下放弃急救声明；但是之后的几次决定，就没有办法这么明快。”

“首先是胃镜检查的问题。医生说，如果不做胃镜，就无法确知消化道出血的地点与病灶，也无法对症下药；出血可能是溃疡，也可能是癌症..在这期间我开始思考下一步的问题：对一名高龄的患者，即使是癌症，可以手术吗？可以化疗吗？如果不能，那又何必去确定它是不是癌症呢？”

在她去世的前3天，“我签下放弃抽痰的声明。当晚医生打电话来说，如果不继续抽痰，可能转成肺炎或呼吸衰竭，新采用的药物可能是有效的。何况抽痰之后患者会比较舒服，我因此改变主意，母亲继续忍受1天4次抽痰的苦楚。”两天后，她的呼吸加剧到1分钟40次，每一口气都是挣扎；同时她的肺部出现感染的迹象；这表明新的治疗不但没有发生效力，而且可怕的事情仍发生了。“当医生来通知须作进一步处置时，我第二次签下放弃抽痰和急救的声明。在我签过声明之后，当天半夜又有护士来抽了1次，看护未能阻止，第二天母亲就走了。让我想到当年父亲临终的时候，因为心力衰竭，所以不停地打强心针；之后肺衰竭而插管，痛苦万分地插管之后，1个星期不到他就因为肾衰竭而辞世。”

“最后的一段日子，他在加护病房，我们也很少有机会作伴。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打强心针，父亲会少存活1个星期，但可以省去后面的折磨；那‘必须要’的医疗措施究竟要依什么标准来判断？”

医护人员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信医疗的正面效果。例如，抽痰会让患者比较舒服。而一根管子在喉咙里不断地搅动、插入、拔出的滋味是什么？他们无法关注，也无暇关注。但是健康的我们，能忍受一根管子在我们的喉管，每小时这样进进出出吗？母亲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病房外面涕泪纵横，挣扎着在医生面前说出‘我宁愿她走’..”

这种情景其实在医院里每天都不断地重复发生着。

现代人，为什么“善终”这么难呢。想从容地睡去都做不到。如果换成自己躺在病榻上会怎么样？难道愿意接受这些折磨？只是因为濒死者无法言语，活着的人，就有权利这样做吗？因此，真的很值得我们每一位认真思考。

“此刻我最大的希望，相信也会是我父母亲的希望，是未来人们可以重新检视救人的意义，也希望医学家们能够更积极地思考如何发展更人道的医疗方式，而不再坚持单一的治疗思想。由延长患者痛苦，转而帮助他们接受更平静地结束。或者有一天，让所有医学生体会插管感受的‘医生医疗体验营’，会是医学训练的第一步。如果有这么一天，我就可以更坦然面对母亲最后的那声‘谢谢’。”

这里，笔者想插入图姆斯的意见，她是个哲学家，生病后写了《病患的意义》，她说：“医生的世界和患者的世界，是两个世界。”医生只是在观察，冷眼关注你的病（生物学上的常与异）；而患者则是在体验，体验自身经历着的种种痛苦。

美国医生刘易斯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最遗憾的是，医生本人没有生过病。”

希波克拉底也有一句格言：“医学的最高原则是不伤害原则。”源自道家的中医学，其最高原则也是无为无不为，我们过分征服的结果很可能是加重痛苦。

好在目前这一窘境引起了关注。以罗瑞卿大将之女罗点点为首的一批公益人士，发起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强调要“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她们在《我的死亡谁做主》一书中指出：“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忍受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心脏电击等惊心动魄的抢救。即使挽回生命，也可能只是依赖生命保障系统维持的毫无生存质量的植物人状态，不值得。”因此，她们倡导“生前预嘱”，自我提前安排好后事，反对轻易进入ICU病房，认为尽管在ICU里有最好的设备，却分不清楚住在里面的是“人”，还是“动物”？

怎样告别美好人生？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早晚须面对的严肃问题。提前思考，争取在亲友簇拥下，感受着亲情，安详地睡去，也许是最值得期盼的。

活着惬意，死有尊严

毛泽东曾就刘胡兰的牺牲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活得惬意，死有尊严。

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活得怎样，精彩与否，活得长与短；而且，还在于死的方式，痛苦与否，有无尊严？罗点点等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尊严死”。

萨达姆、卡扎菲等尽管活着时号令天下，一呼百拥；然而，他们的死，却被凌侮，既无尊严，又极其痛苦。他们的人生，只能说是失败的，可悲的。

笔者几十年的记忆里，对几位患者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他们的谢世，是有尊严的。一位姓洪的中年男性，20世纪90年代末生晚期肝癌，治疗两年多后，因复发而行将谢世。他在家人搀扶下，颤抖抖地找到我，给了我一份他详细记录的治疗体验，并给了一张卡，里面有千把块钱，说是赞助癌症研究的。我当时涕泪泉涌，顿时语塞。一位重庆的农村妇女，患了肉瘤，家境困难，媒体呼吁大家凑钱数万资助。两个月后，她托人如数归还，一分不少。原来，她知道这笔钱就算用于化疗，仍无济于事（因为肉瘤治疗效果欠佳）。因此，不如放弃，钱一个个归还。西安一位农村老太，卵巢癌晚期，严重腹水，中医药治疗控制3年多，很好。因泄泻后又出现腹水，料想自己不行了，知我在西安巡诊，请子女借了辆车，等我门诊结束时要求一见。且她只能坐在车上（肿胀得无法动弹），只是为了亲口对我说声“谢谢”！令我感慨万千。后两位女性都是没有文化的，但人性的光辉一点不亚于圣者—传统文化的多为别人着想，不亏欠他人，知恩图报等，既朴实，又感人。

王一方教授《医学人文十五讲》里讲了一案例：阮明霞，建筑工程师，静静地走于无雪冬日的凌晨。她入院时已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全身转移，放、化疗已无力回天，内心的撕裂可想而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而生”。然而，躯体日渐衰弱的女性，她居然悲欣交集闯黄泉，一开始还有阅读；后来听亲人细数往事、磁带音乐，最后锁眉沉思。濒死前一天，例假来了，此时，她已无力再说什么，只是以眉头的舒展来庆幸女性的自得，然后吃力地写下几个字，让家人为她系上卫生垫，她要最后一次完成做女人的仪式，不容半点马虎，即使死神来临。她那份对生的执着和坚毅，令王一方教授感动，也让从未晤面的我永远记住了她。

死有尊严，是每个生命活在世上最后的仪式。它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十分感人。不久前（2015年3月1日），比利时荣布雷德尔体育场发生的一幕，便令整个世界为之唏嘘。洛伦佐·斯库博特是球迷，20年前，他被查出罹患绝症，长期治疗已宣告失败。难以忍受病痛折磨的他，将选择接受安乐死。他原本该在当地时间3月1日一早接受注射，但家人与球场是他离别时难以了却的牵挂。“我想给女儿留下一段值得珍藏一生的记忆，让她在长大后能为我感到骄傲。”洛伦佐如是说。为此，他将安乐死的时间推迟到了比赛结束后，希望能在离世前，亲眼见证主队的胜利。主队则邀请他与妻子、女儿一同观看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特别的一场足球比赛，现场两万多名球迷陪他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90分钟绿茵时光。比赛开始前，迎着全场球迷“你永远不会独行”的歌声，洛伦佐和女儿生平第一次站在球场中圈，为比赛开球。周遭的看台上，到处是写满“YNWA（你永远不会独行）”的温馨标语，令肃穆与悲伤一去无影踪。是夜，布鲁日队在下半场连进3球，以3∶0的比分横扫对手。赛后，在主队更衣室内，球员们一一为他送上祝福与拥抱，门将马特甚至哽咽到难以言语，洛伦佐的眼眶彻底湿润。“美梦成真，我已能安息，会在天堂与所有人一同庆祝胜利。”而这也是他在镜头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一早，他满意地告别了世界。

著名作家毕淑敏转述的一个故事，也令临终前的人性，熠熠生辉。

作家环航世界的船上，遇到一位外国医生，是专为癌症晚期患者做临终治疗的。毕淑敏问：“癌症晚期，基本上回天乏力。您可有什么绝招吗？”医生说：“我没有任何秘方，只是陪着他们，走向渐渐隐没的过程。”然后，该医生讲了个故事：有个年轻的女厨师求助，谈到最后心愿，是再做一桌菜。长期的化疗，她的味觉器官已全部毁坏了，尝不出任何味道；胳膊肌肉萎缩，已举不起炒勺，更无法亲自采购。医生经过努力，郑重地告诉患者，已协调好了，一切准备就绪。甚至还为她准备了雪白的工作服和高耸的厨师帽，并指派了一个助手，听从她调遣。

女厨师很高兴，但不放心，说：“体力不支，一次做不出整桌宴席，只能一道道做。”医生说：“一切以您的身体承受力为限。”女厨师凄然一笑说：“就算这将是一桌真正的宴席，可是，食客在哪里？谁会来赴宴？”医生说：“我已找到了食客，他会长久地等待，耐心地吃下您所做的每一道菜。”

她的体力非常糟，根本就颠不动炒勺，菜烧得生的生，煳的煳。最后几道菜，味道就更怪异了。从女厨师开始做第一道菜，到最后她离世，一共是整整21天。那天他丈夫告诉医生，说女厨师在清晨的睡梦中，平静地走了。她临睡前说非常感谢医生，并转交一封信。其实只是一个菜谱，是那道没有完成的主菜菜谱。因为食客每次吃得非常干净，没有剩下过一丝剩菜，想必对味道很满意。为了弥补遗憾，患者就把这道菜谱奉上，让食客得以自行凑成完整的一桌。

作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问：“那些菜肴都是谁吃下的呢？”医生答曰：“我。”

这3个故事，尽管都不无遗憾，却充满了人性温度及尊严。反观ICU里冷冰冰的仪器设备，除了吱吱作响外，又能给人带来什么？

让人充满尊严地离世，其实并不需要很多额外的东西。只是需要对生命及人性的尊重及敬畏，对生命善始善终的恪守，对人内在心灵世界的洞悉，“己所欲施于人”，愿意付出一片爱。

跋

晨曦已白，手机里传来嘟嘟的短信信号声。拿起一看，有人这么早发来了短信贺劳动节快乐。啊！原来，现已是劳动节（2015.5.1）上午六时许。看来，我以独特的方式，庆贺了自己今年的劳动节，在节日清晨，完成了本书稿。

此书原非写作计划内之事，只是因为该出版社同仁的努力催促，也因为癌症患者接触多了，仅仅就一般因素泛泛而谈，似乎已不解渴了。故萌生愿望，想写一本讨论与癌症相关的人生意义之书。癌症，说到底，是种生活方式病，与人的怎么活法大有讲究。生活方式，不只有吃喝拉撒睡，还有更为重要的是怎么活。恰恰在这一点上，医学家不敢涉及，营养学家鞭长莫及，心理学家力不从心，社会学家无法讨论，哲学家视其为过分形而下，成了真正的空白点。而它又是这等的重要，也许，很深入的讨论，激发起民众重视，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初笔者提出“癌症只是慢性病”之新见解，并日益成为癌症新共识之反响。

我们生活在喧闹的物欲世界里，琐碎的日常生活，踮起脚尖拼命赶路之际，芸芸大众难得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更难得有时间思考人生之类颇大的话题。可是，当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或疾病，特别像生了癌症之类，往往一下子被打蒙了，打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也给我们提供一个静心思考的机会，让我们和现实世界拉开点距离，回到了自己内心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开始对自我人生获得了一种新的感悟：一个历经坎坷（比如生了癌）而热爱人生的人，就会借助对苦难或大病的反思，从中提炼出生命和生活的真谛。

哲人如是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又说，生老病死为人所习见，却只使释迦牟尼产生了顿悟。当然，佛祖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

但新的时代—新媒介、互联网、MP3、动漫，一切都正在被改变着—特别是原先相对悠闲的生活，已不再有。别说“采菊东篱下”是空想，就是回到朝九暮五的上班时代，也已是奢望。芸芸众生想不踮起脚尖拼命赶路都很难。

癌症飙升，慢性病井喷，中国人每年冤而早死300万。所有这些，都非陈旧思维所能破解。都不得不说，与时代的快速变迁，生活节奏的陀螺化旋转密切相关。而停不下来的生活陀螺，还会进一步把芸芸大众甩向其间，令其拼命旋转。可以预料，在几十年内，生癌的、生各种慢性病的、冤而早死的还将更多。

毋庸讳言，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有车有房，却越来越不幸福。别说抑郁焦虑一大把，疲劳/亚健康已是常态；累死的罗阳、邵市长（杭州前市长）等几乎天天占据新闻；更有那些自寻短见的，目不暇接，数不胜数。

都说中国人不会活，或者说不懂得怎么生活。的确如此。

笔者阴差阳错，接受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研究，研究中涉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态度，对人生意义认识等。初步研究的确提示：中国人确实不太会生活。

刚刚从饥寒交迫的农耕社会中走出，拼命奔向小康的国人们，舍去了一切（包括应有的宁谧、应有的平静、应有的坦然和平常心、应有的心身康宁），不顾一切地在商业社会中尔虞我诈地拼搏着，是导致上述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常说，只有失去了的才是最重要的。健康领域尤其如此。健康伴随你时，你不会珍惜它。当健康要离开你时，谁都愿意砸锅卖铁地赎回它。这是一位身为老总的癌症患者家属亲口跟我强调的。

中国人40岁以前，以命搏钱；40岁以后，想以钱赎回命。但钱能赎回命吗？不行。近20年来，我朦朦胧胧中总觉得有个问题：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生意义等的思考，太苍白、太乏力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思考过。

中国人追求的是大干快上，快马加鞭，“时间就是金钱”。

中国人追求的是竭尽所能地争取一切，一窝蜂地拼命赶。

国际舆论场上有两个说法：20世纪80年代，记得好像是撒切尔夫人曾说过，日本人是工蜂。她说“工蜂”的意思是：日本人不知疲倦地只知工作赚钱。

所以，那个时代，日本大量涌现出了“过劳死”现象。

中国卫生部前部长陈竺曾呼吁说：目前，中国正面临慢性病“井喷”前期，癌症发病快速飙升，癌症及各种慢性病等还会继续发飙。

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各种疾病，特别是癌症，人们陷入了慌乱之中，束手无策了。北京、上海大医院门口的景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时，难道我们不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思考。不管你是生了病的，还是没生病的（可能生病的），都应该深思一下：生命和生活本质究竟是什么？人生意义何在？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才能让生活改善的同时，幸福感随之上升？

这些，本身不是一个医学家思考的问题，而是个带有宗教韵味的哲学家思考之命题。但做了30多年的肿瘤科医生，与死亡边上的各式各样癌症患者交往多了，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脸孔。在与他们的对话和交流中，思考琢磨着这类人生的难题。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他们带着血的教训，他们以命换来的体会，历历在目，醒世性地召唤着我，迫使我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些写下来，公之于众。因此，有了这本册子的构思及大量素材。

笔者始终认为，与教学相长一样，医患也是相长的。医生指导着患者进行治疗康复，患者的康复经验、患者的人生经历，也给了医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生活哲学。因此，这也是一本集合了医生在场观察和患者自身体验的册子。

人生意义这个话题很重要，也很沉重。对这类话题的思考和求索也许是永远的。

笔者只能借着与数万例患者面对面的接触、熟悉、交流之体验，把点滴所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对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改善，有所帮助。

有哲人曾戏说：西医临床医生发展到极致，常常是个好的科学家。中医临床医生发展到极致，往往会成为好的人生哲学家。我赞同这一看法。

现代医学的所谓保健，无非是远离病因，防止伤害，定期检查，没法关涉生命及生活本身的智慧等深层次内容。它不在乎如何尊重生命，按照生命的规律行事。西方医学雄赳赳、气昂昂一心想征服疾病（包括它的宿主—生命）。其实，正是这种无知并伴有些许狂妄，面对真正问题时，人们往往彻底地灰心丧气。西医生患了癌更容易治疗失败，就是最佳的脚注。

而癌症的真正控制或治愈，在我们看来，除了通常的所谓抗癌措施等外，还更多地依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发挥身体原有的潜能，通过多个环节（包括饮食、心理、情绪、生活方式等），从内而外地消解癌症得以生存的内环境因素，从而使机体的整体状态得到某种改观。有的医生只是药物运用的专家，他们没法接受这些更为本质的东西。因此，即使他们被迫跟着一般癌症患者调整饮食，也只是想碰运气，这些，导致了他们的治疗和康复效果大打折扣。

“我忘不了别人给过我的恩惠，也不抱怨别人对我做过的坏事。”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您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这是某病友给我的评论。这两句话我都很喜欢，故均录于此，以致劳动节的自我纪念。

何裕民

2015年 5月1日

于上海湖庭

1.CTRA 基因
（conserved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指对逆境的保护性转录反应。CTRA 基因高表达的特点是：炎症相关基因表达增高，抗病毒
反应基因表达下降。其结果则是容易促进炎症形成，引起心血管疾病、神经
退行性疾病以及其他疾病（包括癌症等）的发生，并可损害人体对病毒感染
的抵抗力。

2.
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特殊现象，20世纪70年代前，看到太多的中年人，特别是中年女性，表现为神经衰弱：失眠，消瘦，常有低热，很少有抑郁的。现在，抑郁成了人的心灵感冒，成了人真正的第一大病。似乎很多人都要经历这心理过程。其中一个原因是：70年代前我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满满的（尽管低效，出工不出力），然后挤车，回到家，又是洗，又是烧；唯一的星期天还得忙于整理家务。因此，那时候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也没空暇去想其他，每天是忙碌地上着班。那时候人的想法也单纯：活着一天，填饱肚子，吃饱了（还不能说吃好了），有穿的，只是想着下一次加工资能不能有我份……仅这些而已。

现在大不一样了。现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满足生活必需的时间越来越少，大量闲暇时间空出来。似乎人们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没能适应。在打发空闲时间中，人们还无法应对。因此，空极无聊，百无聊赖，制造出很多生理上、社会上、自我感觉上的严重问题。大城市的人为什么幸福感大大不如中小城市（或者农村）？因为用在生活必需品获得时间的，大城市少得多了，他有更多闲暇时间，加上外界更多的诱惑，自我却没法满足，形成了巨大剪刀差，导致幸福感等的丢失，并滋生出很多心身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