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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12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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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类的价值

著者：罗伯特·博伊德

电子书定价：71.99元

A Different Kind of Animal: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Our Species by Robert Boyd

Copyright © 201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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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特

斯蒂芬·马塞多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特？是否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拥有更高级的智力，人类才得以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

人类进化与社会变革领域的知名教授罗伯特·博伊德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并驳斥了这种存在于大众之中的普遍观点。一开始，博伊德并没有谈及那个更为人熟知的问题，也就是人类为何如此独特，而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能够取得生态学意义上的广义成功，从而超越其他物种，比如，人类能够适应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并繁衍至今。早在10 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占据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南极洲和几个偏远小岛之外，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是“超级大脑”，那又是什么让人类获得这绝无仅有的地位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并解决各种问题，主要依靠的不是个人智慧，而是“累积性的文化适应”（cumulative culture adaptation），以及更长时间维度下，不同文化之间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各种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博伊德认为，不仅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文化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文化使人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文化是人类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让人类形成了独特的骨盆，以及臼齿上厚厚的釉质。

通过与多人的合作，尤其是与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Peter Richerson）的合作，博伊德得以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论题，也就是人类群体文化信息的传播机制。这种理论又被称为“双重继承”理论或“文化进化”理论，“文化群体选择”是其子理论之一。在接下来的各章中，博伊德对该研究项目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了梳理、详述，并对其他评论人的评论做出了回应。“博伊德所建构的框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本性，对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有着深远的启示，社会科学和人类文化领域的学者应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更多关注。”这是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在本书评论部分中所提出的观点，我对此深表赞同。对于门外汉或略有所知者来说，本书是了解进化领域的极佳选择。

本书滥觞于一场以“人类的价值”为主题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该讲座是由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于2016年4月举办的。

博伊德在论述时不仅旁征博引，还穿插了各种轶闻趣事，以期证明人类运用洞察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方式是我们未曾知晓的。人类最常用的学习方式并不是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而是模仿那些已掌握了有用的地方性“秘诀”的人。博伊德认为，选择会偏向这种心理机制，以致大多数人会因为周围人都信奉某个事物，而去信奉同个事物。事实上，他认为，即便是在最简单的狩猎-采集（hunter-gatherer）社会中，获得所需工具和知识过程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个体能力。文化是累积性的、地方性的隐性知识的“储藏室”。累积性文化进化是人类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优势。

结果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非适应性的理念和错误的观点会通过盲目模仿而被传播。不过，正如保罗·西布莱特所认为的，就总体效果而言，极为灵活的合作能力，使人类变成了一个聪明的群体，而且聪明的程度超过任何个体。事实上，因为拥有模仿学习的能力，因此“个体所需达到的聪明程度，并不需要企及群体的聪明程度”。

在第2章中，博伊德利用社会学习和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凭借模仿学习的能力，以及进化而来的“信任心理”机制，便可以解释为何社会规范会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为什么是人类，以及人类是如何成为“超级合作者”的。即便是在狩猎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物种。数千年以来的累积性文化进化帮助人类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分工和交换活动网络”。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毫无关联的个体可以结合成庞大的群体，互相合作并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博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在自然界中，所能看到的大规模合作只存在于亲属之间，但人类社会并非如此。那么，自然选择是如何改变人类心理机制，从而激发毫无关联的个体结合成庞大的群体，并进行合作的呢？

要想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就需要构建行为规范系统，并通过制裁来强化这一系统。在规模更大、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里，合作和公共产品的供应非常依赖具有制裁功能的第三方，比如警察局和法院等机构。

与合作有关的社会规范，不仅形式多样，还进化出了多个立足于不同领域的道德准则，比如结婚和继承方面的准则，以及各种政治系统。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在这些道德准则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而这些道德准则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传承力，在社会竞争中也有着不同的传播力和占据优势的力量。比如，罗马帝国之所以要放弃最初所信奉的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原先的宗教并没有互助的传统”，而基督教社区则“照顾病患”，减少了死亡率，提升了人们的福祉。当然，罗马帝国的政治机构因适应了当时的环境而得以续存。

博伊德尖锐地指出，从进化的角度对社会生活所做的解释，往往会给人一种自由意志论的错觉，让人觉得可以把社会定义为“由自利性的个体和血亲家庭之间的裙带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他驳斥了这种论断，坚持认为，即便是小规模的合作，也离不开共同信奉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而这种规范往往需要通过第三方制裁来强化。不仅如此，这些规范还为人们的持续性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在我看来，博伊德的整个学术研究以及这些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研究取向上坚持多学科并举，在立论时旁征博引，且论述材料丰富翔实。他既能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学生们一起在多地开展田野工作，也能借助“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数学建模，还善于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观点与方法。在第7章中，他谈及了与彼得·里克森的长期合作，并谦虚地回应：“我们的研究方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广泛阅读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挖掘有前瞻性的经验问题，而后用种群生物学理论来解决它们。”说起来简单，但很少有学者能够企及他所做研究的广度。

不要把“文化群体选择”和道德以及其他进化形式混为一谈。博伊德的理论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是实证研究，而不是伦理规范性研究。当然，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社会规范和广泛合作，因此，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关注“充满正义的美好社会应该建立在何种人性基础之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及社会制度基础”的人们来说，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博伊德最后所做的总结强调了其核心观点，即“文化的适应性进化”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以及拥有合作能力的“基本要素”。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灵之长，是因为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像人类这样，适应如此多样的地域环境。这种适应性，单靠个体的发明创造是无法做到的。

在博伊德的两个演讲之后，是四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杰出学者所作的评论。

艾伦·奥尔（H. Allen Orr）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他不仅研究物种的形成和适应性问题，还针对各类受众的需求进行写作。对于博伊德的文化学习模型，奥尔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且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博伊德是否夸大了“超级大脑”模型与其提出的模拟模型之间的对立性。“超级大脑”模型强调的是从认知的角度对人类的成功进行解释。奥尔认为，要想成功地进行模拟，往往需要借助神经机制方面的重要支撑。此外，奥尔还指出，博伊德的观点与著名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有契合之处。哈耶克也强调，社会的成功和进步离不开对隐性的、分散的地方性知识的运用，离不开对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文化传承，也离不开社会进化所产生的各种制度。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否因为哈耶克的政治立场，而未能对其学术理论给予足够的关注。

金·斯特林（Kim Sterelny）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科学哲学家，专注于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他与其他几位评论人一样，对于博伊德的主要观点持赞同意见：人类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所有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与奥尔和西布莱特一样，斯特林心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在解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超级适应能力时，博伊德是否对“人类独特的智力”不够重视。对于博伊德所批驳的“图书馆”模型和“超级大脑”模型，他持部分认可态度，并认为隐性的实践性诀窍的确是一种知识。此外，斯特林还认为，博伊德简化了社会学习，把社会学习看成“依照惯例的”，或者说是“信任背景下的”启发式学习法，并且过于依赖这种简化。斯特林质疑的最后一点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间背景下，社会学习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如果会发生变化将如何发生。

鲁思·梅斯（Ruth Mace）与博伊德一样，是一位人类学家，虽然她的学术取向是人类进化生态学，但她还是对博伊德在研究人类进化时所坚持的多学科取向理念称赞有加。当然，她在评论中还强调了实证检验的重要性。她认为，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规范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规范是如何得到强化的，变革的难易程度如何，等等。她的批评性意见更多一些。她还指出，博伊德认为一些行为是由社会规范和制裁所激发的，但实际上，可能是由个体自利性动机所激发的，比如，“决定参加战斗”之类的行为。她描述了自己在北爱尔兰开展的关于群体冲突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群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譬如种族之间的战斗，是否会导致狭隘的利他主义？

保罗·西布莱特是一位涉猎广泛且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博伊德的研究忽视了一个方面，也就是那些“形成人类阴暗面的因素”。西布莱特认为，如果人类既是这个星球上最具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物种，也是合作规模最大的物种，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残酷和暴烈程度上也是所有物种中最突出的；操控同类的狡猾本领亦是所有物种中最厉害的。西布莱特评论说：“在大多数社会中，大部分围绕规范所进行的沟通都会涉及某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操控。”但这种操控在博伊德所列举的例子中却几乎看不到。

在本书的最后，博伊德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四位评论人虽然各自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此深表感谢，毕竟这些评论都认可文化进化是非常有价值的。

博伊德注意到，鲁思·梅斯、金·斯特林和保罗·西布莱特都对他不太相信人类能够广泛搜集信息并做出明智决策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此，博伊德坚持己见，认为虽然个体的选择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人们的基本观念却来自所处的社会。

就艾伦·奥尔等人的相关评论来说，基本上可以认定，博伊德赞同这个看法，也就是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是互相强化的。

面对四位评论人的批评，博伊德巧妙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在结尾部分，他对西布莱特的批评进行了尖锐的反驳。他坚持自己那种更为乐观的看法，并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例，至于这个例子是什么，在此我先卖个关子。

博伊德和里克森，以及其他合作者，比如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和萨拉·马修（Sarah Mathew）所开创的这项研究，为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社会秩序、人类进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旁征博引的论述闪烁着迷人的学术光芒，并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制度设计与变革”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建议。我希望，这部内容丰富的作品能够进一步激发起学者们的探索之心，并能帮助他们提出更加具体的、明确的社会改革方案。

目录

上篇　演讲篇

01　人类的独特之处（一）：模仿学习

饿死在丰裕之地

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

智慧给不了全部答案

为什么文化传承的知识如此有用

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吗

盲目模仿的进化

模仿并没有那么盲目

难以理解的因果关系

文化的进化速度比基因更快

为什么人类的适应能力如此强大

过往的“文化幽灵”

人口规模与文化适应

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

文化的适应性

02　人类的独特之处（二）：社会规范

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

这一切并不是靠你个人创建起来的

小规模社会中的大规模公共产品生产

非亲缘性合作的人类

互惠利他主义并不是解决之道

制裁与互惠

图尔卡纳人为何而战

为何要实施惩罚

稳定的社会规范

文化的群体选择

为什么许多人拒绝接受文化的群体选择推论

文化的群体选择并非唯一的解释

人类的小规模合作

规范调控人类的小规模合作

第三方的监督和制裁可以稳定互惠关系

规范心理是如何得以进化的

文化让人类成了与众不同的生物

中篇　评论篇

03　模仿、哈耶克理论和文化学习的意义

超级大脑与精准模仿

哈耶克与对传统的尊敬

04　适应不需要洞察力？

个体与社会学习

对博伊德构建的模型的分析

关于规范的不同思考

以进化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生活

05　文化进化中的推论与假设检验

规范的制约

文化群体选择的假设检验

06　适应性、合作性、操控性和敌对

通过直接制裁来监督对规范的遵守情况

规范沟通和规范强化的重要性

规范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下篇　回应篇

07　文化、观念和决策

回应艾伦·奥尔

回应金·斯特林

回应鲁思·梅斯

回应保罗·西布莱特

致　谢

注　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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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人类的独特之处（一）：模仿学习

饿死在丰裕之地

1860年，墨尔本市的精英人士组织了一支前往澳大利亚内陆的探险队。对于当时的澳洲白人来说，内陆还是一片未知之地。这些白人队员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与爪哇岛之间找到一条架设电报线的路线，从而将两地连接起来，并由此将全世界连接起来；而另一些人则是想和阿德莱德市的精英们一争高下。后者在一年前组织过一场类似的探险活动，但以失败告终。

探险队雇用了罗伯特·伯克（Robert Burke）当他们的领队，他是一名勇敢的退伍军人。此外还有18名队员，其中包括威廉·威尔斯（William Wills），一位科学家兼制图员。8月20日，探险队出发了，带着26匹骆驼、23匹马、够吃两年的食物，以及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行李，譬如橡木炊具。包括伯克和威尔斯在内的先头部队于11月11日到达了库珀河（Cooper Creek），这是一条位于墨尔本市以北600千米的季节性河流。探险队在那里驻扎下来，等待后续队伍赶来会合。

到了12月中旬，后续部队依然未赶到，而伯克不愿再等下去了。他与威尔斯、查理·格雷（Charlie Gray）以及约翰·金（John King）再次踏上征途，希望能够到达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并在3个月之内返回库珀河。伯克让队伍的其他人在库珀河驻扎到次年的3月15日。不幸的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花了4个月才到达目的地。在归途中，格雷又遭遇了不测。当伯克、威尔斯和金于次年4月中旬返回库珀河时，营地已经被废弃。一行人精疲力竭，补给也所剩无几，很难再走上600千米返回墨尔本市。

就在此时，探险队遇到了一群扬德鲁万塔（Yandruwandha）(1)人，因处境糟糕而获得对方给予的6千克鱼。几周之后，他们又遇到了一群扬德鲁万塔人，并受到了邀请，到了对方的居住地，并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鱼，以及一种由澳洲大柄苹（nardoo）这一水生蕨类植物的种子[1]做成的糕点。这三个白人非常喜欢这种糕点，甚至觉得，现在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先学会把澳洲大柄苹的种子磨成粉。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种粉是由哪种植物的种子磨制而成的，而且此后很久，一直都没有再遇到扬德鲁万塔人。

经过两周令人绝望的寻找，威尔斯等人终于找到了澳洲大柄苹，并采集了足够多的种子，磨成了粉。然而，尽管有足够的澳洲大柄苹吃，但他们的身体还是变得越来越虚弱。到了7月初，伯克和威尔斯相继去世。最后，一群扬德鲁万塔人救下了金，给他食物，照料了他几个月，直到9月救援队伍赶到。[2]

为什么伯克和威尔斯会饿死在一片丰裕之地？至少在扬德鲁万塔人看来，那里可谓物产丰富。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本文所要回答的，更为宏大的关键问题一脉相承，也就是人类何以能成为如此独特的物种。5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不过是一群再平常不过的猿类；而在今天，人类这种生物俨然已经成为世上其他生物的“统帅”。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人类的影子；人类在数量上超过了陆地上大部分的脊椎动物，所拥有的资源超过了其他所有生物，社会关系也比其他所有生物都广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人类学会了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并不断积累着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扬德鲁万塔人看来，澳大利亚内陆是丰裕之地，这是因为其文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如何在那里生活”的知识；而伯克和威尔斯之所以会饿死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本文旨在说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拥有了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论好坏，终究让人类成了一种独特的物种。

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

大部分进化心理学家承认，人类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比其他生物更擅长使用工具；人类语言所能传递的信息比其他动物语言多得多；人类大脑相对于身体的比例，也要比大多数动物的高一些。可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多动物都具有自身特性：大象拥有长而灵活的鼻子，蜂鸟可以在空中盘旋，蓝鹀懂得通过观察星星的位置来为飞行导航。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人类拥有某些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性，因此优于其他动物。然而，很多所谓的特性已被证实绝非人类所独有。生物学家最喜欢反驳“只有人类才能做某某事情”之类的观点。制作工具、使用语言、种植作物，以及文化、教育、战争等，都曾被认为是人类的“专属”行为，后来也都遭到了驳斥。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键差异呢？人类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还是说，人类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独特？我想，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最好借鉴一下动物学标准，也就是在对其他物种进行比较并判断其生态重要性时所采用的标准，比如物种分布情况、物种生物量、能量处理方式等。如果人类在这几个方面真的与其他物种有所不同，那么就说明人类在适应环境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也说明这样的探索是值得深入的。

先来看物种分布情况这个标准。一个物种的地理分布是指它所占据的区域，而一个物种的生态幅度是指其栖息地的集合。这两个指标都很有用，因为通过它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个物种的适应能力处于何种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物种分布得越广，意味着越能在不同的环境中正常生活。在所有陆生脊椎动物中，人类的地理分布和生态幅度都是最广的。大部分陆生脊椎动物都只分布于某个大陆的某些地区，且栖息地也不会太多。人类的近亲，猿类就是最好的例证。猩猩和长臂猿只存在于东南亚的密林中，大猩猩和倭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的热带雨林中，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的热带林地中。另外，大型的捕食动物分布得最广，例如灰狼，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除热带以外的地区。[3]人类则生活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其他大陆上。

你可能会认为，人类是到了近代，借助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才得以扩张到地球的每个角落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全新世（the Holocene）(2)之初，也就是10 000万年前，这些狩猎-采集者就已经广泛分布于除了南极洲和几个偏远岛屿之外的所有陆地区域，而且栖息地的环境千差万别，从潮湿的非洲热带雨林到极度干燥的中亚沙漠，再到北冰洋的冰岸，不一而足。

我有时候也会拿啮齿目动物和人类做比较：啮齿目动物不也是遍布全球吗？是的，它们确实遍布全球，不过却包含了2 200多个物种，而其中任何一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都没那么大。人类则不同，现代智人这一物种几乎分布于地球表面的每一个地方。褐鼠看上去虽是一个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的分布范围几乎和人类一样广泛，遍布其他各个大陆。然而，事实上，直到中世纪，褐鼠都只分布于中亚，后来“搭乘”人类的交通工具，才逐渐泛滥于世界各地。[4]褐鼠和螨虫、肠道寄生虫等人类共生物一样，则都生活在人居环境之中。

如果用另外两个动物学标准来衡量，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人类的物种生物量[5]仅少于我们驯养的家禽，同时也是所有野生陆生脊椎动物的物种生物量之和的数倍。[6]人类如此多的物种生物量，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的结果。据估计，在全新世之初，地球所承载的狩猎-采集者数量约为7 000万。[7]这么庞大的数值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很多环境里，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顶级的，能够猎捕领地范围内体形最大的动物。当然，顶级狩猎者通常在数量上要比猎物少很多。据估计，在全新世之初，狮子作为顶级狩猎者之一，纵然分布范围较广，但数量也只有700万只左右。

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源自环境适应性。啮齿目动物几乎可见于人类的每一处栖息地，不过这类动物有许多亚类，各种亚类的适应能力不尽相同，虽然都能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8]河狸拥有带蹼的脚和扁平的尾巴，更适应水中的生活；美洲飞鼠拥有巨大的飞膜，能够从一棵树上滑翔到另一棵树上；更格卢鼠（kangaroo rat）拥有独特的肾脏，就算不喝水也能在沙漠中生存；盐沼小鼠则可以喝盐水。然而，它们的种种差异并不仅仅停留在生态学层面上。

不同的物种会采用不同的社会行为来适应独特的环境。有些动物遵循一雌一雄制，而有些则很混乱；有些物种习惯独来独往，而有些物种，如河狸、草原土拨鼠、裸鼹鼠（naked mole rat）等，则以集体合作的方式生活。与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同，人类是通才，不仅能够适应各种环境，还能总结衍生出各种地方性知识和专业化工具，以及各种社会安排。

最能表现人类适应能力的行为就是加工各种东西，但这种加工能力并不能让我们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很多动物都能加工东西，比如鸟能筑巢，河狸能筑河坝，白蚁能打造蚁丘等，而且加工能力在这些动物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动物制造品，就技术复杂性而言，完全可以与几千年前的人造物品媲美。织巢鸟的悬巢非常漂亮，而且复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许多狩猎-采集者修筑的茅草屋。然而，每一种织巢鸟只会搭建有限的几种鸟巢。[9]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制造出各式各样的东西，从而完美地适应独特的生存环境。人类会根据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建造不同的住所。我们的房子可能是用冰雪筑成的，也可能是用泥土、石头、茅草和木头搭建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还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设计，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

总而言之，人类在适应不同的环境方面，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会拥有这种能力？

智慧给不了全部答案

一个颇为自得的回答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人类更聪明。大部分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都认同这一点。另外，更为复杂的工具和狩猎-采集方式，以及符号行为都可以证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10]考古学家林恩·沃德利（Lynn Wadley）及其同事发现，7 000年前，居住在非洲南部海岸斯布都洞穴（Sibudu Cave）的人们，在制作箭矢或长矛时，会使用黏合剂将锋利的石片固定在木柄上。[11]实验发现，这些黏合剂是由金合欢树胶和代赭石混合加热而成的，而且比用其他方法制作出来的黏合剂更好用。

他们总结道：

我们的实验表明，这种黏合剂的体积吸收总系数（KYA）达到了70……这些制作者的技术相当娴熟，他们不仅对这种黏合剂材料的特性了如指掌，而且还会有意识地操控这些特性。[12]

这段话包含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这些制作者的技术非常娴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制作和使用黏合剂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第二个观点是，他们的技术之所以会如此娴熟，是因为他们非常聪明，能够理解这种黏合剂的特性。但是，纵然第一个观点是对的，第二个观点却未必正确。

大部分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对智慧转化为行动的具体过程都不甚了解，也不清楚如何用进化来解释智慧。最简单的观点是，人类在适应环境方面与其他物种并无二致，无非是适应得好一些罢了。其他物种在适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基因变异来适应环境，其典型实例是，居住在高纬度的动物在体型上要比居住在低纬度的同类更大一些。这种差异就是适应性的结果，因为大体型更容易保存热量。自然选择让生活在不同纬度的相同物种出现了基因差异，而这种差异影响了物种个体的体型。与此类似，自然选择也会影响行为。例如，某种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是投掷长矛，而另一种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则是伏击猎物。但是，自然选择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此基因差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居住在斯布都洞穴里的人会用金合欢树胶制作黏合剂，而澳洲土著居民则是用三齿稃树脂来制作黏合剂。

这就涉及了另一种适应方式：动物个体在生命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形态上的变化来适应当地环境。对脊椎动物而言，学习尤为重要。动物个体不仅要学习去哪里寻找食物，以及寻找什么样的食物，还要学会分析谁会允许自己与之共享食物来源地。总之，要学会灵活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因此，它们总能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能在多种类型的栖息地中生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学习通常只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学习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向同类学习。的确，很多脊椎动物都拥有一些简单的传统行为，而且这些传统行为会通过模仿等社会学习机制得到强化。然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传统行为都包含了个体采用自己的方式所掌握的行为。[13]社会信息非常有用，但并非必不可少。毫无疑问，就算不借助任何社会信息，个体也能通过学习来做出高度适应性的行为，比如制作加工非常复杂的用品。织巢鸟在没有见过同类如何筑巢的情况下也能建造出非常漂亮的巢穴。[14]刚刚长大的织巢鸟在筑巢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其筑巢的“手艺”会得到改进。人工饲养的形树雀会学习如何利用工具把虫子从树木的内皮中掘取出来；而对于有经验的树雀来说，把树皮扒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15]人类的学习过程看起来也大抵如此。

接下来我会尽力向大家证明，这么说是错误的。人类并非像其他物种个体那样，单纯依靠自身能力来适应环境。超常的智慧使人类能够适应更多类型的环境，但还不足以让人类聪明到能够以个体的方式来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适应性问题，毕竟人类已遍布全球。任何狩猎-采集群体所使用的工具、寻找食物的技术、生态知识，以及社会安排都非常复杂，绝非个体所能创造。人类之所以能够掌握在不同环境中所需要掌握的所有知识和技能，是因为懂得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在向同类学习这个方面，人类比其他任何物种做得都要好。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出于某种心理，人们很愿意向他人学习，甚至在不了解对方初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心理机制使人类积累起了极为丰富的适应性信息，其“实力”远远超过了个体的创造能力。对于人类的适应能力来说，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是非常关键的驱动力。人类如果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那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物种。

这让我们再次联想到命运多舛的伯克-威尔斯探险队。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不过是所谓的“欧洲探险者迷失经历”的例证之一罢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结局也都大同小异。[16]一小队欧洲探险者在陌生地带身陷困境，而当地土著却过得顺风顺水。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但这些迷失的探险者仍然无法找到可以用来果腹的食物，到最后往往只有死路一条；有幸活下来的人，通常也是有赖于当地土著的热情帮助。

伯克-威尔斯探险队的队员之所以会丧生，并不是因为不够聪明，[17]而是他们从未接触过扬德鲁万塔文化中的那些传统知识。正是这些知识让扬德鲁万塔人能够在库珀河流域生存下来。不妨从大柄苹开始讲起吧。这些白人没能依靠自己的探索发现大柄苹，但在看见扬德鲁万塔人将大柄苹的种子磨成粉之后，也学会了做同样的事情。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死了。

威廉·威尔斯当时觉察出事情不太对劲，曾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胃口很好，大柄苹也非常好吃，但它似乎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营养。我比任何时候都虚弱。这里的鸟儿如此怕人，根本捉不到。即便有不少鱼，但我仍然不太清楚，在只有大柄苹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能够拯救我们的，除了天大的好运，别无其他。至于我自己，大概只能再活四五天吧。[18]

然而，威尔斯并不知道，其实大柄苹含有一种酶，这种酶会降低肠胃对维生素B_1的吸收。这也就是说，虽然这些食物能提供足够的卡路里，但他们仍会饱受脚气之苦，而且很可能得了坏血病。[19]在制作大柄苹时，扬德鲁万塔人会用大量的水反复冲洗这种植物。很多植物都含有毒素，而以植物为主食的生物自然拥有各种处理毒素的方法。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就算知道大柄苹有毒，要学会去除毒素也并非易事，毕竟从未接触过扬德鲁万塔文化中的这类传统知识。如此一来，大柄苹的坏处远远超过其好处，因为它有毒。

即便如此，在那个环境中，还有其他一些食物可以吃。扬德鲁万塔人捕了很多鱼，还给了这几个欧洲人6千克鱼。罗伯特·伯克和威尔斯既然知道大柄苹不管用，那为何不去捕鱼？我们不太清楚，但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许多澳洲土著会用渔网来捕鱼。居住在库珀河流域，扬德鲁万塔部落北面不远处的另一个土著部落迪亚里（Diyari）就是这样捕鱼的。[20]这也就是说，伯克和威尔斯应该看到了扬德鲁万塔人使用渔网捕鱼，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做一个渔网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了。要想制作渔网，他们需要先学会利用当地的材料制作绳索。在澳大利亚的这一地区，土著会利用一种被称为“verbine”的，开紫色小花的灌木的树皮和根部来制作绳索。[21]在收集好这种植物后，再将纤维物质从中分离出来。为此，整株植物会被泡在水里好几天。然后，树皮会被撕成条状，经过反复敲打和揉搓而变得十分柔软。最后，晾干即可编成绳索。土著会将这些纤维放在大腿上揉搓，然后拧成双股线。拧好线之后，还需要知道如何将其织成渔网。居住在库珀河流域的人们拥有两种织网技术，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捕鱼活动。

对于扬德鲁万塔人来说，库珀河流域是一个丰裕之地，因为他们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在此生活下去。一部关于扬德鲁万塔人的“自然历史书”可能会有上百页，并分为“如何游戏”“有效的打猎技术”“如何找到水源”“如何处理有毒的蕨类、薯类和苏铁类植物”等板块。在考古学家那里，澳洲土著以技术简陋而“著称”。然而，这样一本“技术操作指南”可能会包含如何制作和使用渔网、篮子、房屋、回力标、灭火器、梭镖、毒药、黏合剂、盾牌、树皮舟、石制工具等。此外，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合作，在人类的生存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扬德鲁万塔人，还需要掌握其“社会政策及相关程序”“语法和词典”，以及“信仰、故事和歌曲”等，这些内容若是打印出来，大概也会有厚厚的一摞纸。

为什么文化传承的知识如此有用

要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适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不用重新探索和学习所需的知识，因为文化传承能带来很多适应性知识。那么，这些传统知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们如何确信传统知识是有用的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怜。在我看来，人们通常会这样想：创新是很难的。发现大柄苹有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找到去除毒素的方法更是难上加难。好在，确定一种行为是否有益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一种发明一旦出现，只要被确认是有益的，便会被传播开来。回想一下考古学家林恩·沃德利的观点，那些在7 000年前就学会了制作黏合剂的非洲土著人拥有非常娴熟的制作技术，不仅完全清楚那些黏合剂材料的特性，还会有意识地操控这些特性。[22]

因此可以说，文化就像一座图书馆。这间图书馆里保存的都是以往创新所得的有用知识。图书管理员需要判断并决定哪本书该放在书架上，但书的内容则取决于作者的能力，而非图书管理员的能力。技巧娴熟的作者通常能够写出更好的书籍。同样的道理，虽然文化会保留各种创新，但一种发明的有用性实则取决于创新者的头脑。于人类而言，没有卓越的认知能力，就无法保存任何复杂的适应性创新。

对人类进化学感兴趣的人，对文化的看法都大抵如此。在一篇经典的文献中，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伊文·德沃尔（Irven DeVore）皆认为，人类已经步入了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他动物无法企及。[23]人类能够在陌生环境中发明新工具并找到合适的技术，因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善于因果推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心智模拟。懂得相互学习，意味着每个人都不需要单独发明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事物，因而创新的成本便得以分摊。[24]

对于支持进化论的研究者来说，这种方法极具吸引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解释清楚自然界中的设计至关重要。[25]这里的“设计”指的是复杂的、不可解的事物构造；这种构造能够实现某些功能。例如，眼睛这种器官明显就是为了看东西而“设计”出来的。眼睛要看到东西就必须保证水晶体、虹膜和视网膜等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而这种结构绝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设计还适用于一些复杂的行为，比如处理大柄苹和制作渔网。自然界中之所以存在设计，唯一的原因就是自然选择，就连人类大脑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见，文化是各阶段创新的集合，而这些创新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人们欣赏其价值。

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还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看法：人们信奉不同的信仰，并践行相应的价值观。这些信仰和实践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也可能不是。而且，或许人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一种信仰和实践比另一种信仰和实践更好。人们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按照自己的一贯风格行事，因为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究竟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个体采纳某些观念和行为，是因为深知其益处，还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人皆是如此？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凭什么说某些观念和实践就是有用的？

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吗

扬德鲁万塔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大柄苹吗？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因为扬德鲁万塔人及其生活方式在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死后的几十年中渐渐消失了，枪炮和病菌夺走了他们的性命。不过，我们对当代一些种群的食品处理技术的文化进化做了些了解。

斐济群岛上的食物禁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及其同事，包括我在内，曾对斐济亚萨瓦岛（Yasawa Island）上几个村庄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长期研究。那里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80%的卡路里来自白薯、木薯、香蕉，以及其他一些田间作物，还有鱼、海龟和一些海洋无脊椎动物；20%的卡路里来自购买的食物，主要是糖、面粉和食用油。在斐济人的食物中，大部分海产品都含有毒素。

亨里奇所说的是一种被称为雪卡（ciguatera）的毒素，这是一种由生长在死礁上的鞭毛藻所产生的化学物质。[26]雪卡毒素溶于油脂，会积存在食用鞭毛藻的体内。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如梭子鱼、鲨鱼、海鳝，以及一些寿命较长的生物，如海龟等，体内累积的雪卡毒素最多。雪卡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持续性的伤害，中毒症状包括关节疼痛、忽冷忽热、腹泻和呕吐。这是困扰整个大洋洲的健康问题之一。医学研究表明，雪卡毒素对胎儿和吃母乳的婴儿危害最大。我们在走访亚萨瓦岛居民时发现，大部分居民都认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该避免食用那些容易感染雪卡毒素的海产品，比如鲨鱼和梭子鱼一类的大型海洋捕食者，以及海龟一类的长寿生物，详见图1-1。这种观念还被赋予了道德色彩，事实上，斐济人不允许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吃这些食物。

图1-1　对70名斐济妇女的食物禁忌调查。这些妇女都认为，孕妇不应该吃表中所列的禁忌食物。研究者列出了一长串食物的名称，然后问这些妇女“这些食物是否适合孕妇食用”。在询问当地人“哪些食物是孕妇应该避免的”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From Henrich & Henrich, 2010.

因此，我把这种信仰称为禁忌。斐济人将此称为“tabu”，发音与英文中的“tamboo”（禁忌）一样，而且与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所引入的词汇汤加（torgan）也很接近。多项证据表明，这些禁忌是环境适应性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它降低了该人类种群中部分弱小群体感染雪卡毒素的风险。

村民们不仅知道吃鱼可能会生病，还能识别出这种特殊疾病的症状，并称之为“ika gaga”，字面意思是“鱼毒”。他们所描述的症状与西方医学界确诊的雪卡毒素的中毒症状几乎一样。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在一生中至少会中一次雪卡毒素。他们知道，鱼的体型越大，中毒的风险越高，[27]但是并不相信食用海龟或海鳝会导致雪卡中毒。因此，这些禁忌并非源自“吃鱼中毒”这种一般信仰。事实上，它所针对的只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这些禁忌会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不能吃”的食物实际上是斐济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材，而且比其他鱼类和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油脂含量更高，是斐济人摄取油脂的重要来源之一。当然，它们深受好评还因为味道鲜美。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在吃了数周的木薯和珊瑚鱼之后，你一定会对海龟的美味赞不绝口。这些禁忌所限制的是那些极易感染雪卡毒素的物种，而就其他一些物种而言，比如鹦鹉鱼和独角兽鱼，则更常被食用，不存在什么禁忌。

大部分人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得知这些禁忌的。亨里奇和同事们询问了一些斐济妇女“是如何知道这些禁忌的”，结果见图1-2。有5%的人说，她们知道“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需要忌口”是与自己的切身经验有关；95%的人表示是从其他人那听说的。这部分女性口中的“其他人”大部分是指家庭成员，但也有大约25%的人是指那些“有智慧的女性”，比如传统医疗、孕产以及女性养护等重要领域内的专家。

图1-2　对44名斐济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所认同的“某些食物不适合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食用”的信仰来自何处？

From Henrich & Henrich, 2010.

那么，为什么斐济人会相信父母、亲戚，以及有智慧的女性所告之的这些经验呢？依照“文化是图书馆”这个观点，答案如下：这些学习对象会给出极好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应该吃海鳝、海龟等食物，并遵照这些信仰行事。这些信仰需要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品尝过美味海龟的妇女，在其怀孕时顾及这些食物给未出生的孩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选择天天吃煮熟的木薯。这些信仰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只有这样人们才敢指责一个吃海龟的孕妇，即便这种指责可能会冒犯她和她的亲属。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会得到强化，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村子里的某个人注意到，某位妇女在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情况下吃了不少海龟，后来生出的孩子在发育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亨里奇及其团队调查了很多妇女，询问她们“一个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如果吃了一些禁忌食物，会发生什么事情”，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些妇女不知道，另外一些则觉得什么也不会发生。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样做会对婴儿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不利影响到底是什么，又众说纷纭，“皮肤粗糙”和“体味难闻”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答案。这种模式与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会信奉某种禁忌，只是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它；如果要他们做出解释，得到的答案通常只是，不遵守这种禁忌便会遭遇一些不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就算无法对禁忌做出合理解释，也依然会放弃那些美味的、令人垂涎的食物。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对斐济这几个村庄的传统房屋进行过研究。这些房屋被称为“bure”，发音接近“booray”，功能性很强。不仅能遮风挡雨，还能为人们提供烹饪和社交活动场所，以及保护家庭隐私。这些房屋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但结构都大致相同（图1-3）。当然，这也是斐济群岛上最流行的建筑样式。

图1-3　斐济传统房屋的剖面图。图中的标签是亚萨瓦岛上的斐济人用当地方言写下的建筑结构名称。按比例换算后可知，标识为“duru”的立柱高约1.5米，被放置在深约1.5米的孔洞中。据我们所知，“duru”的发音为“nduru”，而孔洞未被明确标识出来。图为草屋的基本构架，屋内厚梁（vata leke）高于头顶，屋外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图中语言为斐济土著方言）

斐济房屋为何要按照这种模式来建造？为了找到答案，我重点关注了房屋结构，想弄清楚这种设计能否抵御每5年左右就会来一次的横扫全岛的台风。风暴常常会摧毁房屋。2009年，一场相对温和的台风过境，村子里约有15%的房屋都坍塌了；上了些年纪的人们至今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那一场台风，当时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建造这样一个房屋需要6个劳动力花上1个月的时间，而这与重新打理被风暴摧毁的田地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几乎相同。我寻访了8位村子里公认的最懂房屋建造的男性，请教了诸多房屋结构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这种标准的房屋建造模式比其他的要好。

在走访快结束时，我展示了斐济群岛其他岛屿上的房屋图片，并询问，如果风暴来袭的话，这些房屋是否能够抗得住。他们都认为，其他类型的房子不太好建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好建造，却说不出理由。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房屋与当地的房屋差别太大了。于是，我从这种草屋的原型出发，只改变其中一个特性，比如采用不同类型的木材或不同结构，然后再次询问，与标准的草屋相比，“我的房屋”有什么不同。对于某些特性，他们能够给出明确的因果解释，比如，“noko noko”适合在旱地里做柱子，而“vau”适合在靠近海滩的比较潮湿的土地上做柱子，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改过的一些结构不如标准结构好。

由此看来，亚萨瓦岛居民并不能为他们的食物禁忌提供很好的解释，且对房屋结构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吃着自己应该吃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建造着房屋，或多或少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无论身在何处，人们总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更正式地说，人们似乎本能地倾向于采纳他人的观点。那么，自然选择会青睐这种心理机制吗？

盲目模仿的进化

理论上，自然选择会青睐这种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会使大多数人将周围人的信仰当作自己的信仰。[28]我之所以强调“理论上”，是因为这个结论来自一套数学模型，而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通常会利用它来研究进化过程。我们不妨先口头论证一下这个有趣过程的基本特性。在这里，先假设，最优行为会存在一些变化。比如，在某些环境中，孕妇不应该吃大鱼；而在其他环境中，吃大鱼可能会比较好。在某些环境中，人们注意到，那些在孕期吃了很多大鱼的妇女生出来的孩子有问题；于是，妇女们利用这一线索推断，怀孕时不应该吃大鱼。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想要确定吃大鱼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样本太小，而影响婴儿生长发育的因素又有很多。

看起来很有可能是这样：如果环境中所出现的线索是可信的，那么就使用这些线索进行推断；如果这些线索是不可信的，那么就依靠模仿。这种策略可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这样一来，个别情况下对可靠线索的使用，就会通过模仿而被传播开来，从而使最容易被观察到的行为成为最优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口头论证，需要建立一个模型，用数学形式来表示其基本假设；接着，要用数学工具来求证自然选择是否会青睐这一特性。如果最终结论与口头论证的结论一致，就说明这个论证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严谨一点的话，需要再建立一个不同的数学模型来表示这个基本假设。如果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那么就可以确定，口头论证是对的；如果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就需要找出哪里出了问题。

接下来将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以证明口头论证是正确的。[29]本书的两位评论人建议我删除这一部分，因为数学会让许多人望而生畏。最终，我还是决定保留，因为让读者了解这种理论推导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大家尽力理解吧，如果觉得像是在读天书，可以直接跳到结论部分。

假设，有一大群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而这个环境只有两种状态。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这两种环境分别称为“大鱼有益”和“大鱼有毒”。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指斐济的鱼类禁忌模式。[30]目的是检验口头论证的逻辑合理性。假设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若非如此，他们就没必要学习了。假设环境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不断地随机切换，在一段时间里，环境处在一种状态，而后又切换到另一种状态，且两种状态存在的时长比较平均；存在两种可能的行为——“吃大鱼”和“忌吃大鱼”。当环境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吃大鱼”就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好处；而当环境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忌吃大鱼”就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由此带来的适应性问题就是，这些人需要确定自身处在哪种环境状态中，以便选择最优行为。

有两种信息可以帮助个体确定自身所处的环境状态。第一种信息是环境线索，个体可以通过环境线索来推断环境状态。可以将这种环境线索视为一种相关性，比如在学习者所知道的某个样本群中，一位妈妈吃的大鱼数量和她宝宝的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程度。因为是口头论证，所以这些线索难免会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有时候会导致推断错误；不过，学习者可以通过其所含的相关信息来评定其质量。

正如图1-4所示，当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通常为正相关；当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通常为负相关。因此，婴儿的健康状况和母亲所食用的大鱼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呈正相关，也就是支持“大鱼有益”；如果呈负相关，则支持“大鱼有毒”。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杂音，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当“大鱼有毒”时，有可能会观察到正相关关系；当“大鱼有益”时，有可能会观察到负相关关系。个体如果采纳了这些带有误导性的线索，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以及不恰当的行为。

图1-4　不同的线索价值x在“大鱼有毒”和“大鱼有益”状态时的可能性。可以把这些线索价值看作所能观察到的母亲饮食和孩子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当“大鱼有益”时，正相关的可能性更高；当“大鱼有毒”时，负相关的可能性更高。这意味着，当观察结果为正值时，环境处于“大鱼有益”状态；结果为负值时，环境处于“大鱼有毒”状态。然而，这种推断有时候也会出错。不过，线索的绝对值越大，在依靠该线索进行推断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低。

另外，大家要注意，图1-4中的函数分布是偏移的。上图表示，当环境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个体不太可能会观察到一位母亲食用的大鱼数量与其后代健康状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样，下图表示，当环境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个体不太可能会观察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相关性足够显著，比如呈绝对值时，是不太可能推断失误的。

第二种信息是个体观察到的群体中一部分人的行为。这些人常被称为“榜样”。假设，以平均值为标准，好的行为更常见。因此，如果大部分人食用大鱼，那么这个线索即表明“大鱼是有益的”；如果大部分人不吃大鱼，那么则表明大鱼是有毒的。但是这种线索也有可能出错。比如，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大鱼是有毒的，但一个学习者偶然遇到了另一群人，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大鱼是有益的。还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环境已经改变了，大鱼现在变得有毒，但大部分人依然觉得大鱼无毒。

因此，个体不得不在无法准确推断出最优行为的情况下决定该如何行动，必须赌一把。贝叶斯决策理论（Bayesian Decision Theory）是代数的一个分支，主要用来进行风险决策，让自身的平均收益最大化。假设一个单独的环境线索价值x，表示母亲的饮食和其后代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个体观察到，在一个由n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有j个榜样都在吃大鱼。因此，运用这个理论，如果j-n/2>-gx，那么选择吃大鱼就可以使预期收益最大化。在这个公式中，g是一个参数，表示个体对两种信息的权衡。虽然g值非常重要，但暂且把它放在一边，先来关注这个不等式的其他部分。

当大部分榜样都吃大鱼，即吃大鱼是最优行为时，这个不等式的左边将会是正值。因为g值总被认为是正值，因此，当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为正相关，即x值为正时，不等式的右边将会是负值。两种信息都指向同一方向，个体吃大鱼可以让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如果大部分榜样都不吃大鱼，即j-n/2<0，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是负相关，即x<0，那么不等式会告诉你，以平均值为标准的话，吃大鱼将会降低收益。

当两种信息产生冲突时，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当10个榜样中有7个吃大鱼，即n=10，j=7时，不等式的左边j-n/2等于2。大部分人都吃大鱼，这样的观察结果表示大鱼是无毒的。然而，在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又存在着负相关，相关值为-0.5，这意味着相反的推断。在这个数字样本中，如果2>0.5g，那么不等式表示的是大鱼无害。因此，你的决策取决于参数g，它表示个体对环境线索和社会线索的权衡。g值较小，意味着个体认为社会线索更重要；g值较大，意味着个体认为环境线索更重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g值小于4，那么个体会忽略环境线索，模仿大部分榜样的行为；如果g值大于4，那么个体会忽略周围人的行为，依靠环境线索行事。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参数g代表着个体如何通过学习心理机制在社会线索和环境线索之间做出选择。极小的g值意味着个体极度依赖模仿他人。为了确定自然选择是否会导致个体的“盲目模仿”，我们需要让参数g不断进化，看看到底是什么条件导致了g值变小。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模型来研究影响学习心理机制的基因与行为的共同进化。假设g值是一种基因特性，每个个体都会从父母那里遗传到一个g值；可能会因为变异而发生一些改变，但g值与性别无关。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环境线索，并观察到n个榜样的行为，然后按照上述规则选择其一。这个选择会决定个体的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的收益。如果所携带的g值能够增加个体正确识别环境线索的概率，那么这部分人将会拥有更多的后代；自然选择将会使人群中拥有这种心理机制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最佳学习心理机制同时还取决于上一代人的行为。如果大部分榜样都拥有正确的行为，更依赖社会线索，即g值较小，这种行为将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如果大部分榜样的行为都不正确，那么自然选择将会倾向于不太依赖社会线索，也就是g值较大时的行为。基因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决策又影响着下一代榜样的行为。因此，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人类不断重复着这一过程，直到g值的平均值不再发生变化。[31]这个数值告诉我们，自然选择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人类的学习心理机制的。

图1-5展示了两组不同参数被代入模型后所得到的结果。由于g的原始数值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因此我假设g值为一个长期平均值，然后测算在当前环境中掌握的最优行为与榜样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这种可能性：当最优行为比较容易学习时，社会线索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常常被忽略；当最优行为比较难学时，大部分个体会选择模仿榜样的行为。

图1-5　当环境线索质量比较高（左图）和质量比较低（右图），人类处于一种稳定的进化状态时，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概率。其中，环境线索质量高低是指某种比较受青睐的基因特性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在这里，个体会关注另外三个个体的行为；其他个体数量更多的话，个体则会依赖社会线索。受自然选择青睐的某种基因特性的分布比例指的是人群中采取最优行为，也就是“当大鱼无害时食用大鱼，当大鱼有毒时不吃大鱼”的人数比例。水平虚线表示的是只利用环境线索，也就是说，只利用个体学习所能获得的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可能性。在左图中，个体通过个体学习来选择最优行为的概率为98%；在右图中，概率只有50%。45°斜虚线表示的是盲目模仿上一辈人以掌握最优行为的可能性。黑线表示的是在稳定的进化状态中，使用最优的g值以获得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可能性。如果个体学习是准确的，那么社会学习对个体的收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个体学习不准确，那么大部分个体都会模仿榜样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平均每经历100代人，环境状态就会转换一次。

Redrawn from Perreault et al., 2012.

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吧。个体拥有一种学习心理机制，这种机制告诉他们最优行为取决于在所处环境中观察到了什么。当个体学习比较困难时，环境线索能够让50%以上的人做出正确的行为，让近一半的人做出错误的行为。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一论断：自身经验才是最优的，他们只是在模仿周围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在本能上倾向于模仿他人行为，当然也会遵循自身经验所带来的启示，但这种动机必须足够强大，他们才能克制住模仿他人的倾向。如果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与模仿相比，个体学习的成本更高，那么自然选择就会更青睐模仿。

运用这种决策规则的群体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会比完全依赖个体学习的群体获得的更多，而且在个体学习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在这个模型中有两种错误来源。首先，个体在学习时如果依据的是相关环境状态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很容易出错。社会学习使个体拥有一定的选择权，要么依赖高质量的环境线索，要么模仿他人；采取模仿行为的人越多，个体学习所创造的信息质量就越高。其次，社会学习存在的问题是，如果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个体所模仿的某个行为可能会不再适应环境。这意味着，个体的模仿行为越多，群体在追踪环境变化方面就越不准确。因此，在个体学习非常困难，环境变化比较缓慢时，模仿将会带来最大的收益。

这一结果表明：在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大家可以把“平均收益”看作“成功适应”的指标之一。这个模型说明了，当人们难以发现有益的创新时，文化在促进人类的环境适应性方面作用显著，然而人们一旦发现了有益的创新，这些创新便会长期有用。在我看来，在缓慢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解决难题，正是人类进化的本质。个体很难弄明白大柄苹是有毒的，也很难搞清楚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毒素。同时知晓这两方面知识的可能性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一旦发现了这些创新，它们便会长期有用。考古学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人们食用大柄苹的历史至少有3万年。[32]编织渔网、揉搓绳子、制作回力标和打火棒等行为，亦复如是。正是掌握了这些复杂的知识，扬德鲁万塔人才会认为库珀河流域是一片丰裕之地。就这些技能而言，掌握起来都很费力，而且其实用性也会随着人口迁移和气候变化而逐步降低。

通过其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上文中的模型只包含了两种没有关联的特性，但实际上，很多特性都会不断变化。例如弓弩的长度、宽度、弓面、箭头、反曲度等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实际效用。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假设特性的价值会不断变化，从而建立另一个模型。[33]在每一种环境中都有一个最优设计，也就是长度、宽度等的最优组合，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的最优设计各不相同。在北美东部的森林中，圆形弓面的长弓效果最好；在西部，扁平面的弓效果更胜一筹。同样，个体拥有两种不同来源的信息：来自环境中的带有杂音的信息所提示的最优特性值；从长辈等榜样身上所学到的特性值。学习就是把这两种信息融合起来。

据贝叶斯学习模型显示，最优标准即是两种信息的加权平均值，进化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两种信息的权重问题。当环境信息中充满杂音，且环境变化速度较慢时，自然选择会赋予“他人行为”很高的权重，也就是说，进化的结果是，大部分个体的特性值与其模仿对象的平均值很接近。人们的学习主要以模仿为主，只有存在明确动机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技术史专家已经清楚地证实了，逐步改进是如何变得多样化，如何改进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的。[34]新发现和新发明往往得自偶然，是不同技术传统要素的重新组合，而非天才的洞见，因为天才思考时能从问题一直想到答案。[35]

模仿并没有那么盲目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假设模仿是盲目的。社会学习者观察长辈中某些个体的行为，然后计算出某种行为的支持者和不支持者分别有多少。换言之，社会学习者并不关心学习对象的个人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声望，以及是否诚实，是否善于操控，等等。我做出这样的假设是为了让事情看上去简单些，但是从切身经验来看，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36]社会学习者会根据相关线索判定谁是最佳学习对象。确定榜样，意味着个体认定某些线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而且无须理解榜样为何要那样做。现在来看看下面两个例子。[37]

假设年轻的学习者可以观察到长者的成功。一位年轻女性在学习如何采集果实时会留意哪位女性带回来的根茎最多，谁的劳累程度最低，谁的速度最快，谁是其他妇女最羡慕的对象，等等。这样一来，模仿成功者的倾向就会被这些与采集果实相关的特性得以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即便模仿者并不清楚背后的因果关系。在可比较的特性范围较狭窄时，这一点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你观察到姑姑善于挖掘根茎，注意到她的挖掘工具又细又长，且由较硬的木头制成。于是，你模仿她的行为，开始利用这三个特性，即便只有工具的长度真正与成功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度和效率之间的关联性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信数据做支撑，在这种情况下，非随机的模仿就会变成优秀的策略。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很有用的，它可以帮助个体排除不相关的特性，比如手柄上的装饰等，而且这种理解并不需要特别精准。复制不相关的特性，比如厚度或者装饰，将让这一过程变得杂乱。

社会学习者还必须避免受到学习对象的欺骗。许多特性都具有欺骗性。一个男人如果每天都在用弓箭射猴子，很有可能觉得弓箭比吹箭筒更好用。人类的社会学习心理机制很有可能是由自然选择缔造的，所以才会关注这些“能增进可信度的行为展示”。[38]

请注意，这些关于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分析是建立在进化推理基础之上的。人们应该向那些德高望重、言行一致之人学习，因为这样的行为曾为他们带来了收益。在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假设与其他类似推理所得出的论断是正确的。[39]

难以理解的因果关系

青少年总想说服父母让自己做一些其他孩子正在做的事。如果他们的父母如我一般，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得到一个令人崩溃的反应：“哦，如果有人从桥上跳下去，那么你也会照做？”很难相信，人类的技术成就来自这样一个过程。难道人们不需要调整技巧以应对各种意外？在传统文化中，制作弓箭的技巧和桑橙木的特性有关。每一块木材都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密度各异、有无枝节等。为了制作出一张标准的弓，匠人们必须适应这些差异。难道不需要理解弓箭制作的基本原理吗？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直觉反应，但我觉得这种反应是错误的。很多动物都能制造出复杂的东西，而且是在对自身所从事的活动无甚理解的情况下。鸟巢、蜘蛛网、白蚁丘，以及河狸坝，这些由动物制造出来的事物早已为人熟知。倘若浏览一下动物学方面的文献，你还会发现一长串不那么熟悉的“动物制造”。[40]这些事物大都设计精巧、技术精湛，想一想织巢鸟织造的巢穴就知道了。

虽然这些巢穴都织造得十分精巧，但无论是观察结果还是实验研究都证实，巢穴的织造过程并非基于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相反，它更接近这样一种算法：将重复的、简单的模式化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一步步筑起巢穴。[41]首先，鸟儿会织出一个圆环，以便在织造孵卵室时在上面休息；然后，它会织造一个入口，如图1-6。织造算法的进化使个体鸟儿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可获得的材料，以及鸟巢所在树枝的形状。

图1-6　图A为织巢鸟中的乡村织巢鸟织造巢穴的步骤。这种鸟儿会先将绿草茎连接在一起，织出一个悬挂在树枝上的圆环，然后将更多的草茎连接起以填补圆环，接着在既有的圆环结构上不断编入更多的草茎，将圆环扩展成一个巢穴。图B显示的是乡村织巢鸟的鸟巢内部结构，以及织造方法。

From Collias & Collias, 1964.

白蚁、漏斗蜂、蜘蛛之类的无脊椎动物，虽然能够制造出非常复杂且功能完备的事物，却没有相应的神经机制来构思所制造事物的最终样式。[42]事实上，甚至有些没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也能制造出复杂的事物，如图1-7所示，单细胞变形虫冠砂壳虫（difflugia corona）也能建造“房屋”。动物们在制造事物时还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了调节温度，澳大利亚北部的磁性白蚁会将蚁墩大体建造为扁平状，以及南北朝向（如图1-8），不过具体朝向会根据风向和遮挡物的位置发生变化。[43]数百万白蚁在漆黑的地下协同工作，依靠简单的算法，根据不同的条件对白蚁墩的建造做出调整。

图1-7　单细胞变形虫冠砂壳虫建造的“房屋”。直径约为0.15毫米，由细小的沙子黏合而成。在变形虫分裂繁殖时，其后代中的雌性细胞将会继承这个“房屋”，另一个细胞则会建造一个新的“房屋”。冠砂壳虫分布甚广，其不少亚类也都会建造类似“房屋”，但“样式”略有不同，因为要适应当地的环境。

From Hansell, 2005.

图1-8　澳大利亚北部的磁性白蚁墩呈扁平状，其长轴通常为南北朝向，不过准确的朝向取决于风向和遮挡物的位置。

Photo by Neil Liddle.

当然，如果环境变化超出了进化算法所能涵盖的范围，那么运算就会出现极大的错误。漏斗蜂的筑巢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44]这些蜂会在倾斜的河岸地表之下筑造蜂巢，并在巢中孵化幼蜂。通往蜂巢地道的入口呈倒漏斗型，然后是一条长长的通往主巢的地道。地道的长度必须适中，这样才不会露出地面。漏斗蜂在“运算”时依据的是筑造时间，在筑造地道一段时间后，开始筑造漏斗。在实验中，我们抬高了地面，但漏斗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漏斗露出了地面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胡蜂一类的寄生蜂就可以轻松地进入漏斗蜂的巢穴，并将卵寄生在里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与人造物品。就房屋和弓箭这类复杂的人造物品而言，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比较难理解的。要想达到理想的制造效果，个体就需要与多种因素进行复杂的交互。因此，模仿他人的做法往往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即便不理解他人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违背了相应的因果关系，模仿也会带来不良后果。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模仿都会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文化的进化速度比基因更快

啮齿目动物几乎能适应任何类型的栖息环境，其“成功”靠的是最常见的基因进化和个体学习的结合。与人类相比，文化适应性在这类物种身上表现得微乎其微。选择食物、处理毒素、避开捕食者，以及建造像水獭坝那样的事物，这一切足以与几千年前的任何一个人造事物相媲美。最大的不同是啮齿类动物有2 200个亚类，而人类没有亚种。这里的观点是：人类可以适应多种环境，而其他动物却不行，因为与基因进化相比，在积累适应性知识方面，文化进化的速度更快。人类在进入新的环境后，只需几个世纪，而非上万年，就能掌握在当地生存所必需的知识和工具，并建立起社会秩序。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文化进化真的比基因进化更快？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惊人的。我父亲是在纽约北部地区长大的，在他小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话、汽车和电灯；而现在，他的孙辈们却能够轻松地使用着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或者坐飞机跨越大洲大洋。这种惊人的变化是过去1 000年间技术变革呈指数级发展的必然结果。[45]对于像人类这种寿命较长的物种而言，文化上的变化比基因上的变化快得不是一点点。

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eault）的一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化进化的速度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得多。[46]佩罗的灵感来自生物学家菲利普·金里奇（Philip Gingrich）的一篇经典文献，[47]在那篇文献中，金里奇收集了大量古生物学方面的数据，并对古生物随着时间推移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上的进化进行了测算。在金里奇的数据集中，每个点都代表着：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上，同一种生物在某些形态上的变化，比如股骨长度的变化。然后，金里奇计算出两次测量之间的变化百分比，并除以时间差。

佩罗从考古记录中收集了573个样本，主要是一些生活在全新世时期的北美地区，采集社会与农牧社会相融合的种群。每一地点都有一些人造物品，比如陶盆。通过对陶盆直径进行测量和对比，他发现这些人造物品属于同一个考古遗址在不同时期的产物。佩罗将测量到的人造物品的变化速度与金里奇样本中的古生物的变化速度进行了对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陶盆、墙壁和房屋等事物的变化速度是下颚骨、臼齿和股骨等生理构造变化速度的50倍左右。他还进一步验证了金里奇的发现，变化速度与测量时长呈负相关。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文化进化的速度确实要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很多（图1-9）。

图1-9　在化石记录中，基因遗传的形态特性在每一代的变化百分比，如黑色圆圈所示；在考古记录中，文化传承特性在每一代的变化百分比，如灰色方块所示，除以变化时长所得到的结果。图中的实线代表多变量协方差分析（Multivav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3)中的最优匹配程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间隔增长，变化速度放缓，而每一代的斜率基本都是相同的。两条实线之间的距离代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速度差异。文化进化的速度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50倍左右。

From Perreault, 2012.

为什么人类的适应能力如此强大

我常常在想，既然累积性的文化适应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工具，那为什么只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一次？这是个谜。不仅如此，在生命的发展史上，很多重大的创新也只出现一次。光合作用产生了大量的能量，释放出了大量的氧气，从而造就了这个世界的生态系统。真核细胞生物、具有大型复杂细胞的有机体，以及其他一些新品种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所有寿命较长的大型生物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横纹肌纤维可以帮助大型动物快速移动，从而使捕食者及其猎物都能不断得以进化。这些在进化过程中都只出现过一次。[48]

英国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Nick Lane）在其杰作《生命的跃升》（Life Ascending）中指出，这些创新之所以只会在进化中出现一次，是因为每一种创新既是偶然的产物，也是必然的产物。[49]一些小概率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环境条件使创新得以进化，这是创新的偶然性；而创新的优势使其能够被广泛传播，则是创新的必然性。

光合作用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蓝藻、水藻等植物都可以进行两种不同的光合作用，一种是利用强氧化剂从水中提取电子，制造出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另一种是利用强还原剂将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糖和其他复杂的有机分子。其他细菌只能进行一种光合作用，有的采用第一种方式从阳光中获取能量，有的采用第二种方式从分子中获取电子，并结合二氧化碳生成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两种系统是如何神奇地关联到一起的呢？按照莱恩的观点，这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在该环境中，紫外线辐射的强度极高，并存在大量可溶解的锰。蓝藻的祖先用锰元素来保护自己免受紫外线辐射，但这会产生自由电子，从而给第一种光合作用带来麻烦。解决之道是利用第二种光合作用将多出来的电子都吸收掉。很偶然地，某个蓝藻的祖先拥有这两种系统，而这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蓝藻和水藻等植物的进化。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让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变为不可能呢？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或许存在这样几种可能：

低精准度的社会学习。很多有机生命体都会通过大量的社会学习来延续不同的地方性传统，但是都未能表现出累积性的文化适应这个特点。例如，某些种群中的黑猩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而其他一些种群中的黑猩猩则不会，但是在所有的黑猩猩种群中，都没有出现更好用的砸坚果工具。结合社会线索，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这样：虽然某些行为是在模仿其他猩猩，但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学习来掌握。[50]模型推导也证明了，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对社会学习的精准度非常敏感。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和我一道提出了一种假设：通过观察来进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真正的模仿能力，是文化积累的基本要素之一。[51]人们一度认为，真正的模仿是人类独有的能力。然而，生物学家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及其合作者们通过巧妙的实验证明，黑猩猩也可以通过观察同类来学习新的行为，只是与人类相比，其学习精准度有所欠缺。[52]因此，在文化累积方面，高精准度的模仿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工具的潜力有限。其他灵长类动物在使用工具方面的潜力极其有限。有的灵长类动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和贝壳，黑猩猩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类型的工具，但不管怎样，它们使用工具的潜力很有限，因为是四足行走的动物，所以很难将工具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事实上，黑猩猩会在需要使用工具时就地取材，现场制作，用完就扔。显然，在制作工具这件事上，投入过多会导致得不偿失。

合作程度较低。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看到，人类的合作程度比任何哺乳类动物都要高。即便是在最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各种互惠网络，而且这种网络的规模可能是猿类互动网络规模的50倍。[53]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合作会促进文化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精准的文化学习是需要教导的。归根结底，社会学习是一个推导的过程。人们并不是在单纯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先观察他人的行为，再推导行为背后的观念。有时候这种推导很容易。如果我看到你正在吃东西，我可以确信，你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毒。然而，许多类型的社会学习都会遭遇“框架问题”，也就是说，学习者需要先判断所看到的画面中，哪一部分才是值得学习的。假如我看到你在制作弓箭，而这一过程会涉及很多行为：你盘腿而坐，削尖箭头，选择好羽毛并粘在箭尾，同时嘴里反复哼唱着小曲。很难确定对于制作弓箭来说，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心理学家捷尔吉·盖尔盖伊（Gyorgy Gergely）和盖尔盖伊·奇布劳（Gergely Csibra）认为，除非被模仿者提供了一些线索，且足以让模仿者推断出其行为中哪些部分与需要归纳的知识有关，哪些部分无关，否则社会学习不可能非常准确。[54]

教导是一种合作性行为，对学习者有益，但需要教导者付出成本。在实践中，只是向父母学习不算是进化上的奇迹，因为培养后代能够给父母带来基因上的“收益”。但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会从群体成员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只有人类表现出了这种非亲缘性的合作。

口头指导常常会促进文化学习，因此文化学习离不开合作。例如，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实验表明，在学习制作类似于250万年前的简陋的石器工具时，口头指导必不可少。[55]与那些接受了口头指导的大学生相比，那些只能依靠观察和模仿，或者只得到了一个参考物的大学生，任务都完成得很不好。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谜。在大部分物种中，发出沟通性的信号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以确保其真实性。比如狮子的咆哮和马鹿的鸣叫，要想发出这些信号，这些动物就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这些信号不可能是虚假信号。一头孱弱的狮子不可能发出可怕的咆哮，但是人类的语言却“可以低成本交谈”，因此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我可能会告诉别人，我在外出打猎时遇上了一头狮子，而且差点杀死它，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我躲在灌木丛中瑟瑟发抖。双向的监督和惩罚可以控制欺骗，但这要求个体之间存在合作。[56]在如今仅存的那些狩猎-采集部落中，说同种语言的人大约为1 000人，没有别的脊椎动物能与非亲缘同类达成如此大规模的合作。

学习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使累积性文化学习成为可能的心理能力或许最初并不具有适应性；直到后来，当它们广泛存在于在人群中时，才具有了适应性。[57]我们假设，对于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来说，新的认知机制是必要条件。比如，很多学者都认为，精准的文化学习需要人类能够对他人的信念进行思维上的表达，而这种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例如，我看到了一条蛇，同时灌木丛挡住了你的视线，所以你看不到蛇。我如果不懂这种心理理论，就不会意识到你并不知道那里有一条蛇，因此，当你径直走向那条蛇时，我会错误地以为你认为这条蛇无毒；我如果了解这种心理理论，便会意识到你没有看到那条蛇，因此会知道，你的行为基础并不是“蛇是否有危险”这一认知判断。倘若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文化进化而言，心理理论就是必不可少的。

黑猩猩似乎对同类的所见、所闻和所想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其心智能力不如人类这么强大。假设远古人类的心智能力与黑猩猩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心智能力超常的个体可能并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因为整个群体并不具有累积“地方适应性知识”所必需的认知机制。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心智能力可能就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比如马基雅维利式的操控他人的需要(4)。这种能力一旦出现，累积性的文化传播就会开始。

过往的“文化幽灵”

我在这里对文化进化所做的阐述，假设了历史会对文化适应产生影响，就像影响基因适应一样。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由衷地崇拜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神父，并十分迷恋其著作《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在这本书中，佩利热情地歌颂着自然界中的各类精妙设计，比如，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眼睛的结构特点与视觉功能的关系。在佩利看来，眼睛和其他类似的复杂事物皆出自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设计师”之手。今人大多都不会相信这一观点，但在19世纪，这一观点流传甚广。这便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人对适应性本身并无质疑，他们所质疑的是，在适应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怪诞的“非优化设计”及其残留物。既然能够创造出眼睛这样的一流“光学仪器”，为什么“设计师”还会草率地拼凑出人类脊柱这类粗制滥造的东西？为什么蝙蝠的翼骨会更接近鼹鼠或儒艮的四肢，而非鸟儿的翅骨？

当然，今天的人们自然知道，进化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缓慢地改进，从而发展出新的适应能力。这便意味着，如今某一血统所青睐的特性类型取决于其生活在遥远过去的祖先的适应情况。蝙蝠的翼骨由手掌进化而来，而鸟类的翅骨进化自恐龙的前肢，这是很不一样的。人类的脊椎最初是为了适应四足行走而出现的，后来为了适应直立行走而被不断改进，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并非像你在一张白纸上作画那样随意，一下笔就是一块椎骨。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化适应。因为文化适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有些行为变异可以用种群的历史来解释。在那些相对独立且存在时间很短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非常高；在那些相对独立但存在时间很长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则非常低。另外，对于相同的环境问题，不同的种群也会进化出不同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来自历史的影响有多重要。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人类的智慧足以解释为何人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环境。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便可以确信，人类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环境，过往的“文化幽灵”很快就会被征服。另一方面，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文化适应的累积需要经历千秋万代的话，那么显然，文化变迁势必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而且过往的“文化幽灵”则会不断地产生影响。

很遗憾，我还没来得及着手整理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北美西部土著社群的文化变迁模式。该研究由我所在的人类起源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IHO）的同事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主持。[58]研究基于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相关数据，该数据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A. L.克罗伯（A. L. Kroeber）带领学生于20世纪初期收集。学生们被分派到北美西部的各地，对当地老人进行走访，以了解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克罗伯非常明智地从不同种群中收集到了同类信息。这些资料包含了与172个种群的272种行为特质有关的信息，这些种群的生活范围非常广泛，覆盖了北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种群中，绝大部分部落都属于小规模社群，而且许多都还处于觅食经济阶段。这些被记录下来的行为特质包括：技术特征，比如是否会编制筐篮；生存之道，比如是否会种植玉米；反映社会组织形式的特质，比如是否存在母系氏族，以及一些仪式方面的特征，比如逝者是否会被埋葬；等等。

在克罗伯去世之后，人类学家哈罗德·德赖弗（Harold Driver）及其学生约瑟夫·乔根森（Joseph Jorgensen）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并补充了每一部落所处环境的气候资料，以及100种以上的动植物的诞生与消亡资料。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将这些行为学和生态学上的特征转换为457个二分类变量，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资料，补充说明了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语言学方面的共通性代表的是共同的文化历史，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则代表着文化特质的传播所带来的相邻部落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马修和佩罗利用这些资料比较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在文化特质的变化模式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59]并对不同时期文化特质的变化速率进行了考察。在图1-10中，他们将行为特征分成若干类别，并总结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效应比值（ratios of the effects）。被用来做比较的指标是经过标准化检测的，因此当数值大于1个平均值时，文化史所解释的变异量远远超出生态环境所解释的变异量；而当数值小于1个平均值时，生态环境的作用更重要。可以看出，除生存特征之外，在各类行为特征上，文化史的作用都比生态环境重要得多；而在生存特征上，文化史和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分伯仲。这意味着，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会编制篮子，一位女性是否属于某个母系氏族，某个部落是否会将逝者埋葬，那么知道他们所讲的语言要比知道其所居住的环境更为有用。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都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判断出一个人是否会种植玉米。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图1-10　条形表示的是在解释不同类型的特质时，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对每一种类型来说，条形代表的是相对重要性的数值范围。数值大于1，意味着文化史更重要；数值小于1，意味着生态环境更重要。每个条形中的垂直线表示的是该类特质的中值。条形代表的数学区间是第25到第75的百分位数，误差是四分位数间距的1.5倍。除了“生存特征”这一类型，在其他所有类型中，文化史对特性值的预测都要比生态环境更准确。

因此，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弄明白这一问题，马修和佩罗将高级语言分类作为预测变量，重新进行了分析。要理解这里所说的高级语言分类，可以联想一下英语及其相关语系。荷兰人和德国西北部的人们所讲的弗里斯兰语（Frislan），与英语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种语言都源自撒克逊语（Saxon），而撒克逊语早在1 000多年前就盛行于环北部海区。相应地，它们可以被划分到更高一级的类别中，也就是盎格鲁-弗里西语（Anglo-Frisian），而这一语系的语言又同德语以及荷兰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德语和荷兰语又都源自一个更为古老的语言社区内所讲的语言。

以上四种语言又都被归为更高级别的西日耳曼语（West Germanic）。西日耳曼语又同斯堪的纳维亚语（Scandinavian）融合，形成了日耳曼语。最终，日耳曼语又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如罗曼语（Romance）、斯拉夫语（Balto-Slavic）、亚美尼亚语（Amninian），以及包括波斯语（Farsi）和印地语（Hindi）在内的一部分印度-伊朗语（Indo-Iranian）一同被划分到了印欧语系的语门。印欧语系中的语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源自大约7 000年前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盛行的一种古老语言。高级类别对于行为的预测能力远弱于低级类别，因为语言的高级类别所涉及的文化联系通常都比较深远。这正是马修和佩罗所发现的研究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在解释使用不同层级语言的人群的行为变化时，文化史所起的重要作用。最低级的类型是个体语言，最高级的是语门。预测能力下降得最明显的是第二级和第四级的语言。这些语言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和日耳曼语。这意味着文化史的变化是以千年为时间刻度的。

Redrawn from Mathew & Perreault, 20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第三级与第四级之间，预测能力皆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些语言都属于萨利希语（Salishan）和瓦卡希语（Wakashan）之类的语系，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里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例如，人们会认为，各类萨利希语都源自同一种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出现的时间在1 000年以上。这就意味着，即便知道某人的祖先在千年之前所讲的语言，也很难以此来了解他今天的行为特征。

这一研究的结果与大量文化系统发生学（cultural phylogenetics）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化系统发生学非常盛行，它旨在对传统滑雪之类的具体技术特征[60]，以及诸如政治等级[61]、婚姻制度和生育行为等社会特征的发展历史进行重构。[62]该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在语言上存在密切关系的种群，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人口规模与文化适应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人类的适应性是基于缓慢的文化累积的。假设其他生物都和人类一样，与那些个体数量较少且与世隔绝的种群相比，个体数量多的种群拥有更多样且更复杂的工具。这一假设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接受新变异的个体数量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63]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新变异的创造者没有被他人模仿，那么新变异就有可能会随机遗失。例如，在一位聪慧的妇女不幸意外死亡之后，她所拥有的食物烹制知识就有可能随之遗失。小规模部落中的这种由“文化漂移”（cultral drift）所致的新变异遗失，在概率上往往会高于大规模部落，因为在小规模部落中随机遗失更有可能发生。

第二种观点是：社会学习常会遭遇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会弱化那些复杂的适应性特质所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达不到其“老师”的水平。个体拥有选择性学习的能力，会向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习，而这种能力可以防止文化遗失现象的发生。如果有极不寻常的“学生”超越了其“老师”，那么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就出现了。约瑟夫·亨里奇将这一过程比喻为：跑步机上的跑步者需要保持好姿势。[64]大规模群体中的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专家，因此他们的能力也更有可能获得提升。

在上述两种过程中，遗失的文化适应的多样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得到补充，进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变异，以及出现更具适应性的特质。[65]

我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米歇尔·克兰（Michelle Kline）做了一项研究：人口规模和人际接触对大洋洲岛屿种群的海洋觅食工具包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复杂程度。[66]这些工具包主要包括渔网、鱼叉和鱼钩等。我们之所以选择岛屿种群进行研究，是因为其拥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也就能对人口规模和接触频率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在调查中，各种群所使用的海洋生态系统都非常相似，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这些种群还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就减少了对文化史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具的总类型数以及每一类工具的复杂程度，都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体间存在更多交往的社会，要比那些个体交往少的社会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见图1-12。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系列预测变量，但那些变量都无法对各岛屿社会的变异量做出解释。

图1-12　左图表示的是，不同的太平洋岛屿社会所拥有的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与人群规模的比值。右图表示的是，每件工具所包含的技术单元数量与人口规模的函数关系。技术单元数量可以被看作技术复杂性的粗略指标之一。所使用的是对数刻度，因为文化漂移模型和文化跑步机模型都认为，在人口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形关系。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世界文化数据库（World Cultures）中的人种志电子信息。数据库的编码者对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和技术复杂性的平均值进行了估算。对“较低程度接触”与“较高程度接触”的认定，主要依据“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中的数据编码。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所有的大洋洲群体社会，因为采用了多重编码的形式，所以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个需要被验证的假设。

From Kline & Boyd, 2008.

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

我们还可以用模拟实验来对“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模型进行验证。我曾试图向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描述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立即问道：“是什么物种？”这里出现了误解，我所说的“实验室文化”并非是指在实验室器皿中培育出来的文化，而是指实验者在社会中进行传播的文化。某个人一旦学会了某件事情，就会成为群体中一个新的信息来源，继而该群体也会成为其他群体的信息来源。利用这类实验可以系统地记录下，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我与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同事马克西姆·德雷（Maxime Derex）使用下面这个方法检验了：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67]在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创造出类似于图1-13C所示的图腾柱，并将因此而获得报酬。一开始，参与者被允许使用6个最基本的材料，如图1-13A所示，并可以通过专门的小组研讨会将这些基本材料合成为高级材料，最终制成复杂的工具，比如斧子或绳子，如图1-13B。参与者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砍树、制作圆木，以及制作图腾柱，如图1-13C。另一些高水平的创新，比如雕刻工具或者颜料，可以用来美化图腾柱，从而提升其价值。参与者的分数主要取决于其发明数目，以及所制作的最好的图腾柱的价值。在图1-13C中，左边的图腾柱需要22项发明，可获得920分；右边的图腾柱需要54项发明，可获得6 526分。

图1-13　实验中所采用的计算机任务的屏幕截图。

From Derex & Boyd, 2015.

为了对比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的效果，我们改变了实验参与者的可用信息。在个体学习处理组中，参与者只能获得与自己的发明有关的信息，而后我们将这种条件下的结果，与另外几种社会学习条件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部分信息处理条件下，每个参与者可以看到其他5个参与者的发明，但无法看到这些发明的产生过程。例如，一个人了解到另一个人发明了斧子，但并不了解制作斧子所需的较低级别的发明，以及这些发明的组合方式。在完整信息处理条件下，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发明，以及发明的产生过程。

该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信息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其属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如图1-14。完整信息处理组中的大部分参与者的得分，都高于个体学习条件下表现最佳者的得分。部分信息处理组中的参与者所获得的中间分数（intermediate score）表明，通过个体学习是可以制造出某种特定工具的。当然，该实验无法说明个体学习者是如何制造这种工具的。

图1-14　条块分别表示个体学习组、部分信息组、全部信息组的平均分，误差条表示标准误差，短线表示个体学习组的最高分，该值小于完全信息组的平均分。

From Derex & Boyd, 2015.

文化的适应性

希望你们已经相信，人类拥有向他人学习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确保人类群体拥有超强的、针对局部环境的文化适应性。即便是在最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适应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也是相当复杂的，单靠个人学习不可能全部掌握。

然而，一些读者可能会想：“人们应该不会从适应主义的视角去看待那些无足轻重之事吧？”每年都会有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尽管他们知道，平均每20人就可能会有1人无法生还。博士生们为了获得博士学位会推迟生育计划，而后又会为了获得终身职位进一步推迟生育时间，尽管他们知道，获得相应职位的机会非常渺茫。人们会对人口数量以百万计的种族产生认同，还会青睐圈内人而排斥圈外人。类似的行为数不胜数。像老鼠和狒狒这样的动物压根不会考虑文化问题，也根本不会表现出上述行为；其行事原则就是看实不实用。而人类虽然拥有发达的大脑和强大的推理能力，却会干出许许多多的蠢事，这对人类的繁衍生息是极为不利的。

以列达·克斯米兹（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心理学，并提出了一种见解。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各种奇怪行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今时代的脑袋，石器时代的心智”。[68]这些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源自一种进化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影响选择性行为，比如如何择偶、是否重视社会伙伴、如何看待工具等。这种心态背后涉及的心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对特定的环境线索做出有效的反应。例如，对异性的潜在吸引力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这些反应所适应的环境正是其进化时所处的环境，一般认为是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较小，只拥有简单的技术，社会关系也仅限于面对面的交往。粮食的生产，尤其是畜牧业和农业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环境，而这种环境阻断了线索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因此，这种进化而来的心理状态导致了现代人行为上的非适应性。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自然选择更青睐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大规模合作。人类当前的大规模合作都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个体基础之上的，这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完全不同。一般的解释是，这种奇特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进化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小规模社会。

我对文化进化所做的描述，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独特性的解释。文化适应性总是伴随着一种内生性的权衡，有助于人们获得复杂的、难以习得的环境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单靠个体学习是无法掌握的。但是，只有当个体愿意接受周围人的行为时，这种文化适应性才会起作用，也就是使他人的行为和自身的经验相冲突。这种模仿他人行为的倾向有助于个体获得任何一种大众化行为，只要这种行为与个体自身的判断不存在明显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如果存在一些认知过程或者社会化过程，能使一些非适应性的观念为人所知并被人接受，那么这些非适应性的观念就能得以传播。[69]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心理机制，确保人们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反应。这又意味着，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应该能让人们成为思想市场上“谨慎的购买者”。那些与人类大脑的进化环境相匹配的观念，我们都应该接受。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总体来讲，这也是文化进化之所以能推动适应性行为进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学习机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偏好适应性行为。这种大体有用的学习机制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完全不同于以适应性为基础所做出的预测。例如，细微的认知偏差对人类个体所做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经由文化传播，在代际间被不断重复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异常巨大。

关于文化学习的实验验证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家汤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s）及其合作者在实验中向参与者呈现了50对数字，然后要求他们寻找数值x与y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例如，我向你呈现以下数对：2和4、5和10、33和66，你会推断出y=2x。在其中一个实验中，x-y数对是从抛物线上选取的，如图1-15所示。格里菲思及其合作者用第一位参与者的习得性行为来训练第二位参与者，再用第二位参与者的习得性行为来训练第三位参与者，以此类推。心理学家将这种结构称作“传动链”。该实验的结果见图1-16。[70]

图1-15　黑点表示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做实验中的x-y训练集。在看过训练集之后，要求一次只看一对x-y；实验人员会给参与者15个x值，让他们依据训练集中的规律推算出15个y值。灰点表示参与者的实验结果。这是个比较困难的实验任务，但是实验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偏差。

From Beppu & Griffiths, 2009.

如图1-16所示，最后的结果与最初的抛物线大相径庭。这表明，刚开始x和y的关系并不重要。通常，传动链会在最后呈现出正向的线性关系，因为人们都有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就是倾向于将两个数字的关系看作线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例子很简单。在实验室之外，即使是非常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超自然的观念就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人们会有认知偏差，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基于主体行为的解释，因此在经过重复的文化传递之后，细微的偏差被放大了，最终导致“鬼神”和“黑色魔法”等迷信思想的出现。[71]

图1-16　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传动链研究结果。在第一个实验中，即最右图所示，黑点代表实验人员给出的数对关系。在后续的实验中，黑点则代表前一位参与者在其训练集中所给出的数对关系。灰点代表的是当前参与者所认为的数对关系。

From Beppu & Griffiths, 2009.

具有适应性的社会学习的认知偏差，可能会给某些特定领域带来一些非适应性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到，个人的成功间接证明了“模仿他人是有用的”，而且数据和理论研究均表明，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享有一定声望的个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72]然而，什么是成功？在不同的地方答案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一个地方，成功是参加战斗的勇气；而在另一个地方，成功是政治上的叱咤风云。这便意味着，自然选择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普适性的“名望心理”。人们必须到环境中去了解什么是声名显赫，而周围人如何获得声望无疑是一个有用的线索。

对他人的学习对象进行模仿，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良好规则，不过有时候可能会带来过激的反馈过程，导致声望系统的标志性特征不断被夸大。[73]这可以用来解释非适应性声望系统的文化进化过程。在这种非适应性声望系统中，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雪山顶峰，或者为了在《自然》杂志上面发表文章而放弃生育。去模仿那些可以提高公信力且能够为人所见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比如，一些信仰系统在传播中要求信奉者从事某些高代价的公共行为，譬如“发誓终身不婚”，或者笃信“虽然贫穷，依然炫耀”。

文化适应性所造成的最令人惊讶、最违反直觉的负面影响莫过于，促使那些大规模群体中的毫无关系的成员形成某种代价高昂的合作性行为，比如战争。这类行为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是看不到的。人类这一物种之所以如此“卓绝不凡”，文化适应性“功不可没”。我将在第2章中就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02

人类的独特之处（二）：社会规范

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用一支普通的铅笔说明了人类这一物种的超级合作性：

请看这支铅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独立制造出这支铅笔。据我所知，制造这支铅笔所用的木材来自华盛顿州一棵被砍伐的树。砍伐这棵树需要一把锯子，制造锯子需要钢铁，而炼制钢铁则需要铁矿石。黑色的铅笔芯，虽然被称作“铅”，但实际上是一种被压缩的石墨。我不确定石墨来自哪里，可能开采自南美的一些矿山。红色的顶部是橡皮擦，里面的橡胶可能来自马来西亚。至于这个铜箍、黄色的油漆，以及画出黑色线条的颜料，还有把各部分黏合到一起的胶水，我完全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然而我知道，通过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才有了这支铅笔。[1]

弗里德曼表现得并不是特别专业。制造铅笔所用的木材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香杉树，笔芯由石墨和黏土混合而成，石墨大多来自中国和印度，金属环一般都是铝制的。[2]不过，这也正好印证他的核心观点：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细节，因为神奇的市场力量能够解决所有的细节问题。

这里颇具争议的一点是，市场到底有多神奇；而关于专业化分工，以及交换活动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没有引起争议。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衣食住行，都依赖于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充满专业化分工与交换活动的网络。

从本质上来讲，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就是合作。[3]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和服务的效率，而交换活动则可以实现利益共享。但是，交换活动也为投机取巧提供了机会。因为除了最简单的交换活动之外，大多数交换活动都存在滞后现象。你先生产产品，我随后再给你报酬，这就意味着，我总是有机会拿走你的产品而不给你报酬。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契约难以执行的时候，同时处于经济学中的空白地带。在洛杉矶，一些不择手段的人力资源主管会在未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使用劳动力，并在几周后将劳动力无偿辞退。[4]很多交易活动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卖方对产品的了解通常要比买方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买方充分信任卖方时，交易才能达成。

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往往都很少。在游牧社会里，人们常常群居而生，每个群体的人数只有20到40人，即便如此，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深入调查发现，几乎在所有的觅食部落中都存在食物共享的现象。

在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希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和金·希尔（Kim Hill）等人对南美的两个觅食部落进行了调查。他们统计了不同年龄段的男女对日常生计所做的贡献。[5]研究结果如图2-1所示。年轻男性和老年男性的消费多于产出，而中年男性则会产出大量的剩余价值。年轻女性的消费也多于产出，而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则一般收支相抵。这些觅食部落的经济活动主要依赖于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中年男性主要负责生产食物，并为其他年龄段的成员和女性，尤其是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提供额外的食物。中年女性主要负责照料孩子、加工食物、制作手工艺品，以及其他基本任务。

图2-1　图中所示当代的两个觅食部落：希维族（Hiwi）部落和阿齐族（Aché）部落中，两性所生产和消费的食物资源数量。纵坐标表示每日消耗的卡路里，横坐标表示年龄。左图是黑猩猩群体的数据。无论是雌性黑猩猩还是雄性黑猩猩，在断奶之后，生产的食物和消耗的卡路里几乎相等。而在人类群体中，中年男性会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并将这些食物分配给其他年龄段的成员和女性成员，因为这些人从事的是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

Redrawn from Kaplan et al., 2000.

这种形式的食物分配和交换活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推动了人类生活方式的进化。人类个体的生长发育速度相当缓慢，同时生育间隔期又相当短，和其他物种完全不同。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同时照料多个孩子，而猿类母亲则不用。卡普兰、希尔及其合作者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为人类生活史拉开了序幕。

不仅如此，在觅食社会中，人们还会交换各种各样的服务。根据希尔的描述，狩猎-采集者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够进行合作：

在阿齐族的森林聚居地，觅食之外的合作包括：为他人清理营地；为他人取水；替人收集柴火；替人点燃或照料火堆；为他人烹煮或加工食物；建造一个与他人共享的营地；制造、修理或出借各种工具；帮他人梳头；帮他人驱赶蚊虫；帮他人照料婴儿或未成年子女；喂养他人子女；教导别人的孩子；关心生病的人；为他人搜集药用植物；聆听别人的问题并给出建议；陪伴独守营地或独自外出的人；应他人要求逗人开心，如唱歌、开玩笑、讲故事。[6]

很少有别的哺乳类动物会显示出丝毫专业化分工或交换活动的迹象，尽管它们也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7]

图2-1还描述了黑猩猩生产食物和消耗卡路里的情况。每只黑猩猩在断奶之后所消耗的卡路里和其产出是持平的。几乎不存在任何交换活动：每只成年的黑猩猩几乎只采集和加工自己的食物，而且每天晚上也只为自己搭建休息场地。尽管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肉类，但这只占其饮食的一小部分。[8]这类情况在哺乳类动物中是非常典型的。尽管哺乳类动物的合作养育方式已经进化过数次，但这种生活方式在诸如裸鼹鼠、缟獴、猫鼬、绢毛猴、绒猴、野狗、狼和海狸等物种中并不常见。[9]此外，许多进行合作养育的哺乳类动物的合作效率也没多大提升。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会压制被支配者的生育行为，被支配者别无选择，只能替支配者养育后代；就平均适应度而言，它们只能得到很少的回报，甚至得不到任何回报。

除了哺乳类动物之外，在其他许多种类的动物群体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不过在讨论这些之前，不妨先来探究一下另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但鲜见于其他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群体中的合作行为：公共产品的生产。

这一切并不是靠你个人创建起来的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市（Roanoke）发表了演讲《这一切并不是靠你个人创建起来的》（You Didn't Build That）。对于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观众而言，该演讲可谓大失人心。奥巴马似乎是受到了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网络上发表的一段轰动一时的即兴演讲的影响。[10]沃伦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能够仅凭一己之力便成为富人。绝对没有。你建了个工厂，这对你是有利的。但我想说明一下，你要把你的产品运到市场上去，而运输时驶过的公路是我们都付了钱的；你要雇用工人，而他们的教育费用也是我们支付的；你在工厂里很安全，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为警察局和消防队支付了报酬，你不必担心劫匪们会来抢夺工厂里的任何东西。

沃伦指出了另一种关键的合作形式：公共产品的生产。虽然并不是每位成员都为公共产品的创造做出了贡献，但是诸如公路、教育、治安，以及集体防御体系之类的公共产品，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带来了极大的收益。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人想投机取巧，不付出一分一毫就坐享其成。交通、教育、集体防御体系，以及税收和法律之类的公共产品都属于惩治犯罪、砺世磨钝的现代国家制度；而另一些公共产品，比如电台等，则并不具有强制性。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公共产品的生产。

即便是在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公共产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改善当地环境，觅食者会通过焚烧或其他方式来进行公共建设。他们会建造一些基本的公共设施，比如车道和鱼堰，还会参加战斗。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常要涉及成百上千人，所以平均每个人所做出的贡献并不算多。

无论对于何种性质的人类社会而言，公共产品的生产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现象在其他物种中很罕见。黑猩猩不会通过筑篱笆来隔离邻居；狒狒也没有形成共同育儿的合作行为，尽管这种合作可能对所有个体都有好处。在蜜蜂和蚂蚁的世界里，大规模的群体性合作会在创造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得到进化，因为合作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而人类的合作则完全不同。即便是在最简单的人类社会中，为了生产公共产品，毫无关系的群体成员也会进行合作。

在这一章中，我将证明，人类社会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行为会受到以文化形式传播的社会规范的调控。在某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会持有相同的是非观，这些观念会推动奖惩制度的形成，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文化适应意味着人们需要自愿接受周围人的观念。接下来将讨论，文化适应是如何激发出社会规范，以及如何促使人们生产公共产品的。在本章的最后，我还将证明，以文化形式传播的道德观念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同样不可或缺。

小规模社会中的大规模公共产品生产

在此，我准备多花一点儿的时间来讨论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大规模公共产品生产现象。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大规模合作是近代人类社会才出现的现象，而在更新世[11]的觅食社会中，合作规模尚小，而且受制于亲缘关系和互惠互利的动机。事实上，在觅食部落中随处可见大规模的合作行为。这一事实恰恰支持了相反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适应一直在促使人们成为超级合作者。

大多数觅食部落的人们都会从事各种旨在提高当地生产力的活动。他们普遍会利用烧荒来创造生产效率更高的植物群落。烧荒之后出现的植物大多是生长快速的物种，而且能承载更多的动物。[12]例如，澳大利亚西部玛杜（Mardu）部落的沙漠土著就会在冬季放火焚烧草原。

人类学家丽贝卡·布里奇-伯德（Rebecca Bliege-Bird）及其合作者通过研究证明，烧荒能够为栖居地创造更高的狩猎回报，这些回报主要是巨蜥一类的小型猎物。[13]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说，烧荒所带来的环境变化或许应归类为公共产品。参与烧荒的人会付出一些成本，但受益的却是所有人。不过，烧荒属于一种低成本的活动，因此其结果很可能是，参与者会获得相应的收益，且足以抵消其付出的成本。若真如此，那么这就不算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了。

当然，觅食部落的人们也会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比如，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与科罗拉多河周边的印第安人，会在洪水季节过去后，在裸露的泥滩上撒播野草种子；[14]另一些部落的人会移植一些块茎植物或果树；巴拉圭的阿齐族人则会将树木砍掉，待数月后返回，从枯树干上捕获大量的甲虫幼虫。[15]或许最突出的例子来自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所研究的加利福尼亚州欧文斯山谷（Owens Valley）中的帕尤特（Paiute）部落。[16]他们在这个山谷中修建了导流坝和运河用以灌溉土地，促进水生作物的生长，以期收获更多可以作为食物的根茎植物。最大的灌溉区占地约10平方千米，其水源主要来自数千米长的运河。这样的建筑工程几乎需要所有当地人的通力合作。

为了更好地进行狩猎活动，采集-狩猎者会建造一些大型工程。驱赶线（Drive Line）是一种类似于篱笆的工程，主要用以猎捕驯鹿、水牛、大角羊、叉角羚等动物。有了这种工程，人们就能非常轻松地捕猎了。在大盆地（Great Basin）地区，这种被广泛使用的捕猎方法至少已有3 000年的历史。

在内华达州以北、莫诺莱克（Mono Lake）东部地区，有一种被称为“威士忌平地”（the Whisky Flat）的捕捉叉角羚的陷阱，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例子。[17]借助一个2.3千米长的“篱笆”，叉角羚被引入一个巨大的圆形围栏，而后被手持弓箭的狩猎者轻松捕获。这个围栏由5 000个左右的桧木桩组成。这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得去砍树、挖木桩洞，以及收集和放置起支撑作用的石头。在大盆地地区，类似的驱赶线随处可见。平原印第安人修建了数千米长的驱赶线，将惊慌逃窜的水牛群引至悬崖边。[18]在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纽特人普遍使用驱赶线来猎捕驯鹿。他们的很多驱赶线都绵延数千米，由石块搭建而成，因而被因纽特人称作“石头人”。[19]在公元1 000年以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多塞特人（Dorset）就修建了比较短的漏斗形驱赶线，或许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弓箭，他们只能使用长矛更近距离地捕杀驯鹿。如图2-2所示。在阿尔伯塔（Alberta）和密歇根也发现了类似的石头驱赶线，而且在密歇根发现的驱赶线可以追溯到大约9 000年以前。[20]

图2-2　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Nunavut）维多利亚岛上的驱赶线遗址（POD）。两条驱赶线呈漏斗状，可在秋天将驯鹿群引入一个两边皆是陷阱的狭窄空间。陷阱里布满了长矛，这种设计是用来保护狩猎者的。紧邻陷阱的是实心墙体，长度在17到40米之间。驱赶线由一块块石头修筑而成。

From Brink, 2005; Friesen, 2013; image from Brink, 2005. Photo courtesy of Jack Brink.

沿河或沿海一带的觅食者通常都会修建堤坝，也就是水中的障碍物，用来捕鱼。大大小小的鱼堰遍布世界各地的大江大河。图2-3显示的是20世纪前半叶，胡帕（Hupa）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修建的一个横跨米尔河（Mill Creek）的鲑鱼堰。这个堰是如何修建的？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我们知道，大约在同一时期，尤罗克人（Yurok）在克拉马斯河（Klamath River）附近修建了一个类似的鱼堰。[21]人们将结实的木桩放置在河床上，而后筑起围栏，以拦截每年逆流而上的洄游鲑鱼。当鱼类强行通过鱼堰的狭窄通道时，人们就可以用渔网捕获大量的鱼。砍伐树木所需的人力在150人以上，修建鱼堰大约需要70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使用了10天之后，整个鱼堰被完全拆除。大概是为了能让鲑鱼继续洄游，以维持与上游邻居的和平共处状态。

图2-3　胡帕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修建的横跨米尔河的鲑鱼堰。

From Swezey & Heizer, 1977, 21. Copyright © Phoebe A. Hearst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otograph by P.E. goddard (catalog no. 15-3301).

群体间的冲突也会创造出重要的公共产品。很多现代战争就打破了参战双方之间的平衡，战败方会遭受大范围的掠夺和侵犯。在这样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生命危险，而个体对战争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英雄和懦夫同样都会体验到失败的悲伤和胜利的喜悦。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己主义者会尽可能地避开战争。当然，在现代战争中，其他条件都是不一样的。为了激励士兵们投身战斗，现代国家还衍生出了极其复杂的制度。

狩猎-采集社会的战争，或者说群体间的冲突，是否也能创造出公共产品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尚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战争规模的大小。如果战争规模非常小，那么可能每个个体都能对战争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例如，负责在领地边界巡逻的黑猩猩通常有5至15只，它们一般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除非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对手。对于个体而言，如果发生冲突的成本非常低，那么随着领地面积的扩大，每个参与者从战争中获得的益处就会超出其付出的成本。

毫无疑问，狩猎-采集社会中也会出现群体间的冲突，而且死亡率通常很高。[22]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冲突和黑猩猩之间的冲突是一样的，主要方式为伏击和突袭；冲突双方的人数都很少，且会尽量避免打响战争，除非其中一方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23]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狩猎-采集社会也存在大规模的战争，双方都会派出大量士兵参战，最终导致大量伤亡。[24]目前的民族志资料尚不足以平息这场争议。到了20世纪，居住在阿齐族和哈扎族（Hadza）这类采集部落周围的农牧民都很有实力，因而对这些部族来说，发动战争是无利可图的。

在我看来，历史记载有力地证明了，采集社会中的人们有时候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参与者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完整的数据来自澳大利亚。19世纪初，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生活在这块陆地上的人们一直处于采集社会时期。1803年，一个叫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y）的年轻人，因为接受了他人偷窃而来的衣物而受到了惩罚，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某地。后来，他逃离了流放地，与澳大利亚土著瓦拉兰加人（Wallaranga）一起生活了35年。这段生活经历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比如谋杀、小规模袭击，以及全员参与的大规模战役。[25]那次战役的参战人数多达300人，最终双方都伤亡惨重。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专业论著证实了巴克利的描述：战争是非常普遍的，有时候规模巨大，死亡率极高，并会波及所有澳大利亚土著部落。[26]有关北美西部地区人们生活状况的历史描述也证明了冲突的普遍性。

据语言学相关资料显示，努米克语（Numic）的使用者，比如帕尤特人和肖肖尼人（Shoshone），在上一个千年里遍布整个大平原地区，不仅会和大平原周边的其他群体接触，还常常发起大规模的步兵战斗。[27]再后来，其中一个部落——科曼切（Comanche）获得了马匹，并对相邻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骑兵突袭。最终，科曼切部落实现了霸权，领地范围从科罗拉多中部一直延伸到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28]考古学也证明，在白人移民进驻之前，大平原地区的战争是非常普遍的。[29]在西部地区，使用伊努皮克语系（Inupiaq）中不同语言的各个部落，也时常会发动大规模战争。[30]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安部落中，尤其是在东南部沙漠地区以及沿海地区的部落中，战争是很常见的。[31]当然，小规模突袭也是很常见的。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大规模冲突的报道，冲突双方的参与者均在数百名以上。在定居型的狩猎-采集部落中，比如新几内亚（New Cuinea）低地的采集西米的部落，和北美西北部沿海地区的捕捉大马哈鱼的部落，也常会发生数百人参与的战斗。人类学家A. L.克罗伯曾描述过加利福尼亚州西北部地区尤罗克人和胡帕人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约有100名尤罗克人对胡帕人发动了突袭。大概一年之后，为了复仇，100名左右的胡帕人向尤罗克人发动了突袭。[32]

我认为，关于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战争，历史材料证明了如下三个结论：

1. 在觅食部落中，暴力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大部分的群体间冲突都以小规模突袭和伏击的形式发生。不过，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也会发生双方参战者均达到数百名的战斗。

2. 在大规模的部落中，战斗规模往往受限于物资的补给，而非集体行动能力。在加拿大第一长河马更些河（Mackenzie River）三角洲西部的因纽特部落中，大规模的冲突时有发生；但在远东地区中部的因纽特人部落中，冲突却很少发生，而这些部落使用的都是因纽特语，且有许多共通的文化习俗。在西部，大规模的战斗更常发生，因为那里的人口密度更高。[33]

3. 大规模的战斗还会发生在使用不同语系语言的种族成员之间。如果游牧社会的觅食部落与现代社会的觅食部落规模相当，那么参与大规模战斗的成员必然会来自多个团队。据大部分资料显示，这些团队皆属于同一部落，而他们的对手则来自其他部落。但是，对于这种结论，需要慎重对待，因为一些欧洲人会从“民族-国家”战争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有可能会存在偏见。

非亲缘性合作的人类

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的合作方式在其他脊椎动物身上是看不到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有赖于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例如，在过去的数千年间，游牧社会在这方面很可能与现代人类社会颇为相似。我们很少看到其他脊椎动物采用与人类合作类似的方式。不过，许多无脊椎动物，尤其是蚂蚁、蜜蜂、蜘蛛、白蚁等社会性动物，以及许多微生物，是会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的，也会生产公共产品。在许多蚁群中，只有一少部分蚂蚁负责繁衍后代，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工蚁或蚁兵，负责建造复杂的共同居住的巢穴。一些蚁群甚至还会培育真菌菌圃。诸如黏菌这类微生物也能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实际上，你可以将多细胞生物看作高度合作的细胞群体。在不同的机体组织中，细胞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吸收营养、安全防御和繁衍生息等。

在单细胞生物中，许多支系已经进化出了专业化分工与交换活动，栖息范围也有了很大扩展，这是生态学意义上惊人的成功。当来自不同分支的单细胞生物进化出专业化分工与交换活动时，多细胞有机体就出现了，其后代会占据非常大的细分生态位。这就好比群居性昆虫的食物占据了非常大的细分生态位，使昆虫既可以食肉又可以食草。这再次证明，无论在何种环境中，合作都能带来收益。此外，群居性昆虫会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例如，蚂蚁会共同养育下一代；合作搭桥；共同守卫栖居地；合作管理交通，不同类型的成员各司其职。[34]

一些人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合作性，是因为人类这一物种极具智慧。但现有证据表明，大脑尺寸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35]狼群和非洲野狗也会合作猎捕并分享食物，但其大脑比人类的，甚至比猿类的大脑都小得多。其他懂得合作养育的哺乳类动物的大脑甚至更小。虽然群体规模与脑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但是许多群体规模较大的物种并不是特别具有合作性。诸如乌鸦、松鸦、喜鹊、渡鸦等鸦科动物的大脑尺寸与其合作水平并无关联。[36]其他群居昆虫，以及无脊椎动物以极其有限的认知能力在庞大的群体中实现复杂的合作。它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协作；不聪明但能够解决合作中的“搭便车”问题。

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合作建立在亲缘关系之上。许多进化生物学家都认为，可以将自然选择视为最大化的广义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用第一个个体与第二个个体之间的相关度，以数量权重的形式，描述目标个体行为的变化之于第二个个体适应性的影响。相关度，也就是r值，描述了两个亲缘个体拥有某种相同基因的概率。直系兄弟姐妹，以及父母与子女的r值是1/2，祖父母和孙子女是1/4，旁系兄弟姐妹是1/8，以此类推。某种行为降低了一个人的适应性，用c表示降低的数值；同时增加了另一个人的适应性，用b表示增加的数值。当r×b-c>0时，行为的改变就是有益的。[37]这意味着，在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交往中，自然选择就像行为主体一样，对他人的适应性赋予了正值。[38]前文所提及的大部分社会性群体都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其合作行为的进化并不难理解。

在某些具有社会性的昆虫群体中，成员之间的相关度看起来比较低，但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支系在进化之初都是由关系非常密切的亲缘个体组成的。[39]有关繁殖的专业化分工一旦得以进化，工蚁就很难再繁衍自己的后代了，而对于那些无法繁衍后代的个体而言，合作的代价就会降低。最重要的一点是，专业化分工和公共产品生产在自然界中极为普遍；物种之所以能得以进化，是因为合作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

人类的合作是例外，可以在毫无关系的成员之间进行。就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到的铅笔，其制造过程需要无数人通力合作：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伐木工人、中国的采矿工人，以及华盛顿的工程师等。工程师操控着水电大坝，发出的电用于冶炼金属铝。公共产品的生产亦是如此。当代人类社会已经证明，人类具有这种非亲缘性合作的能力。

狩猎-采集社会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人们通常会在史料中看到，狩猎-采集部落的合作一般出现在成员关系亲密的小团队内。然而，我的同事金·希尔及其合作者在两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人种学对觅食部落所做的深入研究足以证明，上述描述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合作团队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有一项研究调查了32个狩猎-采集部落，[40]结果表明，平均只有不到10%的团队，其成员之间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阿齐族是一个被研究得颇为透彻的群体，就其60个团队而言，成员间的平均相关度指数为0.054。这就意味着，只有当收益为成本的20倍左右时，利他行为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第二，互利性的社会交往并不仅限于团队成员之间，而会延伸至同一语系其他群体的所有成员之间。[41]

如前文所述，狩猎-采集部落能够将不同团队的成员都动员起来，共同修建驱赶线、鱼堰和灌溉工程，而且还能召集数百名成员参加战斗。关于阿齐和哈扎这两个当代觅食部落中的团队合作，有详尽的数据资料可以支持上述观点。北部的阿齐部落大约有500名成员，而哈扎部落大约有1 000多名成员。希尔及其合作者对阿齐部落的成员进行了走访，了解他们与同一语系其他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交往情况。希尔展示了其他群体的成员的照片，并询问他们与这些人进行各种合作已有多长时间，比如分享食物和共同照料孩子。

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布雷恩·伍德（Brain Wood）在哈扎部落中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研究。[42]随后，他用这些数据测算出了每种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率（rates of interaction）。结果表明，平均来说，在阿齐部落和哈扎部落中，大部分成员会与同一语系其他群体的成员每两年合作一次。用外推法可以推测出，他们在一生中会和其他群体的成员合作很多次。当然，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要远多于“内外”合作。然而，团队成员具有非常强的流动性，个体经常会从一个团队转入另一个团队。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包括各种类人猿在内，和平共处通常只存在于聚居群体内部，而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常常是带有敌意的。人类社会则不同。尽管人类的聚居群体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有相似之处，但和平的合作性的互动常见于具有共同语言和习俗的群体之间。

在狩猎-采集社会的语系群体中，遗传学上的平均相关度是非常低的。在人口遗传学中，当群体规模非常大，迁移率非常低，且移民在定居前需要历经长途跋涉时，群体成员的平均相关度r可以通过如下公式来计算：

r≈1/(1+4Nm)

N是群体规模，m是每一代人的迁移率。[43]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就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群体而言，为何其平均相关度会如此低。对于像黑猩猩和狒狒这样的陆生物种而言，社会交往通常只发生在固定的群体中，且群体规模在100只左右。

某种性别的成员在性成熟期会向外迁移，同时在一个群体内大体上会存在两代人，因此每一代人的迁移率大概为25%，由此可得出r≈0.01。那么，在人类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情况又是如何呢？社会交往通常发生在同一语系的群体内，群体规模通常在500人左右，迁移率约为0.05，最后得出r≈0.01。考虑到地方性移民、代际间的交叠、群体规模的变化，以及两性的影响等，预期校正值会更大一些。在最近的两份遗传学研究报告中，数值分别是r≈0.03[44]和r≈0.07[45]。这就意味着，如果个体从公共产品中所获得的收益，超出其支出成本的20倍，那么公共产品的生产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三四百万年以前的类人猿时代，“人类”的群体规模还非常小，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往往互存敌意，没有交换活动，也没有公共产品的生产。大约200万到100万年以前，现代人类开始出现，人们在同一语系群体内部进行合作和交换，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群体规模在1 000人左右，即便是毫无亲缘关系的成员也能相互合作。除了人类的合作，亲缘关系还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界中其他一切大规模的合作现象。由此，一个新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推动非亲缘性合作的人类心理机制是如何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的？

互惠利他主义并不是解决之道

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我与一位年轻的进化心理学家同台演讲。我在既定时间内粗略地介绍了一下人类是如何在“不相干”的群体间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并把这个主题作为一个进化难题提了出来。对此，那位进化心理学家说：“关于合作的进化，存在两种解释：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基于此，互惠利他主义必然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合作行为。”那些试图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行为的人们也持有类似观点，尽管没有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这位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是正确的，但实则不然，除非你把互惠利他主义看成是：个体基于其社会同伴的过往行为，于当前所做出的行为选择。然而，许多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都将互惠利他主义看成是条件性合作（contigent cooperation）：如果你过去与别人有过合作，那现在我就跟你合作。不难看出，这种定义下的互惠利他主义只适用于小规模群体中的合作。大规模群体中的合作需要通过第三方来监管和执行相关的规范和制度。由此可见，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规范与互惠利他主义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从条件性合作的角度来看，为何互惠利他主义无法解释从合作伙伴那里观察到的合作行为的进化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与互惠利他主义有关的进化理论最初出现在美国进化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一篇缺少数据支撑的文章。[46]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非常简单：我帮你，希望你将来也能帮我；如果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没有提供帮助，那么我就再也不会帮你了。只有当长期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超出短期欺骗性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时，合作行为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然而，只有当个体通过频繁的交往对合作伙伴有所认知，并清楚合作伙伴以往的行为时，合作才行得通。显然，互惠利他主义其实不具有丝毫的利他性，如果合作成功，那是因为合作者从中获得了长期的回报。因此，在这里，我将使用更为确切的术语：互惠。特里弗斯在其文章的最后提到，应该利用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来建立互惠模型。

10年之后，美国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英国生物学家W. D.汉密尔顿（W. D. Hamilton）将特里弗斯的设想付诸实践。[47]他们采用了进化博弈论的研究取向，从人群中随机选取了许多参与者，经过配对后让参与者不断地进行互动。在每一轮互动中，参与者都可以选择合作或背叛。在生物学家所青睐的“囚徒困境”模型里，选择合作的人要付出适合度代价（fitness cost）-c，同时也会为对手创造一个适合度收益（fitness benefit）b，而选择背叛的人既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也不会为对手创造丝毫收益。在每一轮中，无论你的对手做出怎样的选择，背叛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对方选择合作，则b>b-c；如果对方没有选择合作，则0>-c。如此一轮一轮地重复选择，而条件性行为使合作得以维持下去。

例如，假设有个体利用某种规则，也就是博弈论所说的“策略”，以牙还牙：在第一轮中，个体选择合作，而后根据对手在上一轮中的行为做出选择。当两个讲究策略的个体碰到一起时，他们都会选择合作，直到互动结束。当一个讲究策略的个体和一个经常选择背叛的个体相遇时，在第一轮结束之后，讲究策略的个体就会终止合作。如果讲究策略的个体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那么讲究策略者的主要交往对象也会是讲究策略者，而且会从持续的合作中获得长期的回报。尽管背叛者能够得到更大收益，但这种收益只是一时的，因为别人不会再与其合作了。只要合作时间足够长，长期收益一定会大于短期收益；与背叛相比，讲究策略的合作能获得更多收益。

阿克塞尔罗德与汉密尔顿的论文引发了大量有关重复博弈“囚徒困境”的研究，相关文献以“互惠的进化”为核心，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了论述：[48]

1. 当不相关的个体进行互动，且互动时间足够长时，在条件性合作普遍存在的群体中，个体可以避免由背叛带来的危害。这类策略被称为“进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进化博弈论中的ESS。时间足够长，并非指非常长的时间。例如，如果b÷c=2，那么个体平均只需进行两轮即可做出决策。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合作策略，但如果互动能够持续进行，那么双方所采用的大部分合作策略就都具有进化上的稳定性。

2. 当不相关的个体进行互动时，非合作行为付出了代价，此时c>0，那么互动也会在进化过程中稳定下来。

3. 如果进行互动的个体是有关联的，但关系不一定非常密切，那么在一个无条件背叛普遍存在的群体中，也会出现条件性合作。例如，如果b÷c=2，双方进行8次互动，只要r>1/16，条件性合作就会取代无条件背叛。其中，r指的是阿齐部落各团队内部的平均相关度。

4. 用一种合作性策略取代另一种合作性策略往往会更加困难。与取代背叛性策略相比，取代合作性策略通常会比较低效。[49]这就意味着，虽然人际间的相关性能够确保原始的互惠策略在缺乏合作的社会中持续存在，但互惠策略并不会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进化，从而变得更有效。

运算结果验证了罗伯特·特里弗斯根据语言学推理所得的结论：在社会性哺乳类动物和鸟类中，个体之间存在频繁的交往；个体能够识别每个群体成员，并且具有复杂的认知能力，因而互惠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制裁与互惠

用互惠来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该推论的前提是一种假设，也就是认为在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社会性动物群体中，互惠行为普遍存在。但是大自然所展示出来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尽管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大多数行为生态学家皆认为，很少有典型实例可以证明，在其他动物群体中存在互惠行为，而灵长类动物只是特例；[50]即使能找到一些相关证据，那些证据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这就表明，该推论可能存在一些根本错误。在后文中，我们会再次探讨这一主题。第二个大问题更为突出，同时也是这个推论在解释人类合作时，尤其是在解释为何条件性合作只能为小规模群体的公共产品生产提供支撑时需要面临的问题。

要明白这一点，不妨把自己想象为澳大利亚的沙漠土著。你需要和数百人共用几口水井，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邻部落来抢占水井。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你所在群体的所有成员便会联合起来，将侵略者驱逐出去。有时候，侵略者会还击，并导致战斗和伤亡。尽管会害怕，但为了保护水井，人人都参与了战斗，人人都认为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假如有成员在战斗之初就逃跑了，而其他人都投身于战斗，并将侵略者驱逐了出去，那么对于临阵逃脱者而言，战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而且事后依旧可以使用水井。由此可见，防御属于公共产品。

如果群体成员都是条件性合作者，都在采用“只要其他人投入战斗，我就投入战斗”的策略，那么只要有一个胆小鬼跑掉，其他人就都会临阵逃离。胆小鬼跑掉之后，形势会十分糟糕，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保卫水井了。如果能明白这一点，那个胆小鬼或许会选择参加战斗。理论上，只有这样才能让合作稳定地进行下去。但事实上，这又可能会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当合作伙伴遇到不确定性或出现失误时，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比如，一位勇士误以为撤退信号已发出，因而错误地撤退了；或者其他人一时间看不到勇士的身影，就误以为他逃跑了。这些状况经常会发生，而且每次发生都会引发撤退风波。第二个问题在于，策略如果很少出现，就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如果人人都是背叛者，合作就不会出现，除非群体规模非常小；即使群体成员都具有亲缘关系，合作也不可能达成。[51]那些允许背叛者存在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但无法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52]

直接进行制裁，作用会更大一些。如果人们打算直接对胆小鬼进行制裁，而不是拒绝合作，那么制裁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有一些代价高昂，有一些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合作者们可以对胆小鬼进行体罚，例如，澳大利亚的提维人（Tiwi）在惩罚违规者时就会把长矛刺在其腿上。[53]这种做法的代价颇高，不仅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且还有可能会遭到违规者的反击。合作者们还可以排挤违规者，不让其使用水井，也不让其享受领地上的其他任何群体资源，这是哈扎人采用的一种惩罚形式。[54]如果违规者想方设法地使用群体资源，人们就必须采取措施来抵制，这样一来，代价就变高了。最后，违规者可能会被剥夺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通常都基于各种互惠行为。比如，当胆小鬼生病或受伤时，不会有人愿意照料他；打猎归来两手空空时，也没有人愿意把肉分给他。拒绝提供帮助，这种形式的制裁对那些潜在的助人者来说，在短期内是有益的，既让他们免受因遵循社会规范而遭遇的损失，又让他们维护了自己的声誉。[55]

这里出现了术语上的混淆，有必要加以澄清。有一些学者，尤其是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学者认为，“惩罚”一词仅仅是指会导致短期代价的制裁，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负准互惠”（negative quasi-reciprocity）这样的标签来表示那种涉及克扣利益的间接制裁。[56]而另一些学者则用“惩罚”指代所有的针对背叛者的制裁，而且会清晰地表明这些惩罚是否需要付出代价。[57]我更喜欢后一种表述方式，因为它更符合“惩罚”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所指代的意义。在惩罚孩子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剥夺他们平时所享受的一些特权。这种做法有时候会让惩罚者受益，比如，当你惩罚自己十几岁的孩子，不让他出门的时候，你也就不用开车带他去商场了。不过，为了避免混淆，接下来只有当制裁者需要付出代价时，我才使用“惩罚”一词。

在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制裁之所以要比互惠更有效，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制裁的对象主要是背叛者，而失误或不确定性并不会激发一系列的背叛行为，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合作是可以稳定存在的。第二，少量制裁者的存在确保了合作的回报性。如果受到制裁所付出的代价大于进行合作所需要的成本，那么即便只存在为数不多的制裁者，其他人的合作性也会被激发出来。换句话说，即使群体中的制裁者数量非常少，人们的合作也能得到促进。[58]第三，制裁行为能起到威慑作用。人们因为害怕受到制裁而遵守规则，同时只有在因为失误而做出背叛行为时才会被制裁，而这种情况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会太高。毕竟胡萝卜远远贵于大棒。如果使用奖励机制促进人们的合作，那么合作一旦完成，就必须支付报酬。第四，在互惠情况下，如果只有一个人被制裁，那么个体所付出的最高代价，仅限于终止合作以止损。如果制裁者实施制裁，那么制裁所造成的伤害会非常大。

上述这些论点同日常生活中一些众所周知的观念是一致的。在小范围的合作中，互惠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如果你邀请我去你家吃晚饭，而我没有礼尚往来的话，你恐怕也不会再邀请我了。如果你参加了某个小社团，而一些社团成员不愿做出贡献，那么你以后可能也会跟他们一样。在大规模的合作中，起到调控作用的是直接制裁，而不是互惠。如果上万名工会成员集体罢工，人们就不会因为害怕遭到反击而停止搭便车的行为。因此，更为直接的制裁是有必要的。对于许多公共产品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由警察局、法庭之类的强制性机构进行监管和保护。

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那些没有建立起强制性机构的社会中，直接制裁，尤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直接制裁，在合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9]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看一个被研究得非常透彻的案例：图尔卡纳（Turkana）部落的战斗。

图尔卡纳人为何而战

在采集-狩猎社会的战争中，固有的集体行动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代的狩猎-采集部落通常不会参与大规模战斗。然而在很久以前，有一些部落，比如非洲的图尔卡纳部落则会参与战斗。这些战斗与狩猎-采集部落之间的战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斗的运作机制。

图尔卡纳人居住在干旱的东非热带大草原上，过着自给自足、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迁移的范围要比觅食部落的采集区大得多，而且还会“包容”许多“素不相识”的个体。这里没有集权，也没有强制性机构。那些发挥着领导作用的人，往往是凭借占卜能力、英勇表现，或者英明的迁移决策来获得声望的，尽管在群体行动中扮演着领袖角色，但并不具备公认的强制性权威。即便如此，图尔卡纳人还是会发动大规模的突袭，从同一语系的其他群体那里掠夺牲畜。

有关图尔卡纳人的信息，来自人类学家萨拉·马修的一项研究。我们一起策划了这项研究，但具体的研究工作全是她完成的。她对118名图尔卡纳男性进行了走访，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访谈主要涉及这些男性所参加的最近一次的突袭行动，最终统计出了88次不同类型的突袭行动，并获得了详细的资料。同时，她还搜集了他们对“勇士”行为和“懦夫”行为的各种反应。为了估算战斗的死亡率，她还对一部分男性和一部分女性的家庭结构进行了重构。[60]

通常，很多图尔卡纳人都会参与到突袭行动中，不过，一次被称为“绝密”（Stealth）的突袭行动却只有一部分男性参与。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掠夺那些守护不严的家畜。另外，图尔卡纳人还会发动武装突袭，这种袭击行动不仅参与者众多，而且还会有战斗计划。如图2-4所示，每次武装袭击行动平均会有315名男性参与。

图2-4　参与武装突袭行动的图尔卡纳人人数柱状图。平均规模为315人，皆为男性。

Redrawn from Mathew & Boyd, 2011.

参战者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参与突袭行动的人不仅无暇顾及家人和牲畜，还有可能在战斗中受伤，甚至阵亡。通过对47次武装突袭行动进行分析，马修估算出突袭行动的死亡率是1.1%。马修通过走访搜集到的生活史资料得出，有20%的男性会死于战斗，其中54%死于袭击其他部落的行动，46%是为了保卫财产，死于由相邻部落发起的突袭行动。

这些大规模的突袭行动会产生集体利益，惠及每一位参战者，甚至每一位群体成员。如果突袭行动获胜，参与者们就会根据年龄，而非对战斗胜利所做的贡献来分配掠夺到的牲畜。有些突袭行动是由复仇之心所触发的，旨在报复之前袭击过他们的部落。这一类突袭行动所产生的震慑作用将惠及每一位群体成员。例如，如果一个部落在遭到袭击之后很快就发起反击，那么对方就会明白，这是在报复。参战者在出发时便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因此而获得牲畜；即使两手空空地返回，这次袭击依然是成功的。大规模的突袭行动还有助于扩大游牧区域，从而获得旱季所必需的重要水源。在马修的走访样本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突袭行动发起得十分仓促，因为他们发现另一个部落的牧人迁移到了某处水源附近，而那里原本是图尔卡纳人的取水地。马修所掌握的信息表明，图尔卡纳人发起这次突袭行动是为了将入侵者驱逐出自己的领地。

图尔卡纳人的突袭行动具备了公共产品的各种基本要素。这些行动会带来集体利益，但同时参与者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突袭行动的规模是庞大的，因而参战者个人对行动结果的影响会非常小，且付出的代价会超出所得收益。既然如此，图尔卡纳人为何还要参与战斗呢？当投机者拒绝参加突袭行动或者临阵逃脱时，为何整个系统并没有因此而崩溃呢？

事实上，投机取巧的行为的确会发生。每一位图尔卡纳男性都经常需要面对两难的选择，参加突袭行动或者退却。一般来说，突袭行动最初是由数位男性发起的，他们向群体成员传话，鼓励其他男性参加行动。男性成员有权拒绝参加突袭行动，但必须给出非常充分的理由。突袭队一旦组织起来，参战者们就会徒步数天直达敌人驻地。在行进途中，一些人会选择返回：在夜里偷偷溜走，或者告诉同伴自己生病了，或者说自己担心家里的牛群，抑或是说自己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会死于突袭行动。调查发现，至少有43%的突袭行动都出现过参战者临阵逃脱的情况。

在战斗中，参战者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突袭队在包围敌人驻地后便开始发动进攻，自此战斗正式打响了。一旦占据上风，年轻男性们就会迅速地将牧群驱赶到图尔卡纳人的领地内，而年龄较大的男性则继续进行“拖延”战，以阻断敌人的追赶。约有45%的武装突袭行动会出现激烈的战斗，据受访的参战者说，在战斗中，有的人会远远躲在别人后面，有的人不敢开枪，有的人一开始就临阵逃脱，有的人很快就撤退了。如图2-5所示。那些驱赶牧群的男性则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安全抵达自己部落的领地，然后等待其他参战者赶回来汇合。汇合之后，人们便开始瓜分战利品，然后回到各自的驻地。分配标准很明确，年长者比年轻人得到的份额多，同一年龄段的成员所得到的份额几乎相同。然而，在56%左右的武装突袭行动中，战利品的分配制度会被破坏，一部分参战者会夺走能夺走的任何牲畜。

图2-5　出现各种投机行为的突袭行动的比例。

Redrawn from Mathew & Boyd, 2011.

然而，为了集体利益，图尔卡纳人年复一年地冒着生命危险参与着大规模的战斗。那么，他们何以能解决集体行动这样的难题呢？

原因并不是亲缘关系或互惠准则。突袭队成员相互之间并无关系，或者关系并不亲近。使用图尔卡纳语的人群被划分为20个不同的区域部落，这些区域部落又被称为“领地”，规模在2万人左右。这些部落属于父系氏族，同时还会按照年龄来分组，那些年龄相差5到6岁的男性成员会被划分到一组。尽管这些组相互之间时有联系，但频繁的日常交往主要还是发生在组的内部。平均而言，每次突袭行动的参战者都来自5个不同的年龄组、4个营地，以及3个部落。如图2-6所示。在被问及是否认识参加突袭行动的其他成员时，这些受访者的回答大多是：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

图2-6　突袭次数柱状图。纵坐标代表突袭行动的次数，横坐标分别代表营地、年龄组和领地的数目。这些突袭行动中的参战者都是从不同营地、年龄组和部落中选拔出来的。营地指的是一群人长期生活的地方，人群规模从几百人到上千人不等。年龄组是由那些接受割礼时间大致相同的男性组成，人数在500名左右。对于图尔卡纳部落的男性来说，年龄组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部落成员的资格是通过继承和授权获得的，并附带有进入特定区域放牧的权力。

Redrawn from Mathew & Boyd, 2011.

制裁，帮助图尔卡纳人解决了战斗中的集体行动问题。约有47%的武装突袭行动出现了潜逃行为，而潜逃者都会受到制裁；在大约67%的武装突袭行动中，胆小鬼们都被记录在案，并受到了制裁，见图2-7。这些制裁是分等级的，从辱骂到罚款，再到体罚。体罚是非常严厉的制裁，违规者会被绑在树上，接受同龄人的鞭打。对违规者执行什么样的制裁，由群体共同决定：当地人，尤其是同龄人会对违规者的行为进行讨论。一旦达成共识，违规者所在年龄组的成员就要担负起执行惩罚的责任，即使这些人可能并没有参与突袭行动，或者并没有受到违规行为的影响。

图2-7　不同类型的投机行为所占的比例。

Redrawn from Mathew & Boyd, 2011.

或许积极的刺激也会对持续性合作起到关键作用，比如，对那些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男性进行奖励。然而，关于这一点，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勇士所获得的奖励通常都不是一次性的，很可能会终其一生不断地获得奖励。这些终身利益很难被测算。马修的研究无法解释，人们会基于何种因素来选择理想的伴侣或朋友，是某人在战斗中的行为，还是别的什么因素。然而，由直接制裁的比例可见，尽管间接制裁和奖励可能也很重要，但并非是个人价值得到提升的主要原因，如果它们具有足够的激励性，那人们就没有必要实施直接制裁了。

为何要实施惩罚

在小规模群体的人际交往中，关于“为何要实施惩罚”这一问题，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惩罚是为了制造激励机制，继而引导他人按照既定方式行事，以此提升惩罚者的福祉。

你决定惩罚一个盗贼，好让他再次偷窃之前会有所顾忌。在这个例子中，“你决定对盗贼进行惩罚”这件事和你未来的收益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在以大规模群体合作的形式来提升生产公共产品时，惩罚的实施似乎会遭遇一个难题。对于受罚者来说，惩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而言，惩罚又是有益的。惩罚可以激励人们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做出贡献，但同时也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实施惩罚？这就是“二阶搭便车”问题，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惩罚不太可能出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惩罚是其他动机的副作用之一，或者是人类在小规模的群体生活过程中进化而得的某种心理机制所造成的结果之一。

我认为这一难题出现了错位。二阶搭便车难题的解决办法同一阶搭便车难题的解决办法一样，也就是由第三方来实施规范性的惩罚。之所以要实施惩罚，是因为惩罚具有规范性。如果没有实施惩罚，就意味着要面临制裁。在有关惩罚的模型和实验中，人们需要面对的唯一选择是惩罚的程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惩罚已植根于和道德规范有关的文化传播体系内。道德规范明确了哪些违规行为应该被惩罚，什么情况可以被缓期执行，相关证据是否充分，何种程度的惩罚是恰当的，谁有义务对惩罚进行监督，等等。假如，你负责惩罚某人，但你没有那样做，那么你就违反了规范；如果惩罚了一个无辜者，那么同样违反了规范；如果实施了过于严厉的、不合理的惩罚，那么还是违反了规范。如果违反了规范，便要面临制裁。正因如此，人们才有动力遵守规范。

在复杂的社会中，违法行为皆由国家强制性机构统一进行惩治。某些法官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实施惩罚，或许是因为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某种私人关系，或许是因为被告有钱或有名。这些法官理应受到道德谴责，在制度健全的社会中，还应该锒铛入狱。马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图尔卡纳部落中，上述情况同样存在。[61]马修给图尔卡纳部落的一部分男性和女性看了一个十分简短的插画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在战斗中，参战者A目睹了参战者B的懦弱行为；在其中一幅插画中可以看到，A把这件事告诉了B的同龄人，而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对B进行了惩罚。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目睹了B懦弱行为的A什么都没有做，而B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针对不同的故事情境，马修会问他们，如何看待目睹了B懦弱行为的A？是否认为他做错了？他的行为是否会令你愤怒？是否有用？你是否会批评他？惩罚他？帮助他？你是否会跟他结婚？如图2-8所示，在得知B受到了惩罚时，图尔卡纳人对A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在得知B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时，他们对A的态度非常消极。马修还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其他几个版本，目睹B懦弱行为的A，对B实施了过于严厉，或者不公正的惩罚，对此，图尔卡纳人的反应就像得知B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时那样强烈。

图2-8　图尔卡纳人在听到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时所做出的反应。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在突袭行动中目睹了另一个人的胆小鬼行为。在“有惩罚”的故事中，他在征求了胆小鬼所在团体意见之后，对胆小鬼进行了惩罚；在“无惩罚”的故事中，他什么也没做。在其他版本的故事中，他对胆小鬼实施了不公正的，或者过于严厉的惩罚。横坐标代表60名受访者做出不同反应的人数比例，纵坐标代表“不赞同”的反应。

Redrawn from Mathew, 2017.

有时候人们会认为，这种争论会导致无穷尽的递推。惩罚会带来二阶搭便车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那些没有实施惩罚的人进行制裁。但是这又会导致三阶搭便车问题的出现：谁来制裁那些没有履行惩罚职责的人呢？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又会导致四阶搭便车问题的出现，依此类推，无穷无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追溯似乎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关于这个争论其实有两个互补性的答案。

首先，行动者不需要追溯整个序列，只需要知道，在最后一个阶段是否违反了规范。如果某人的同龄伙伴没有履行惩罚职责，那么也没必要深究这一惩罚是否合理。更正式地说，在博弈论模型中，行为可以被设置在更小范围内的一系列状态变量中，这些变量概括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状态和行为信息，并会定期更新。[62]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真的违反了规范需要大量的背景资料，以及当时的特定情境等各方面信息。那么，追溯高阶违规行为是否比追溯这些信息更困难？这一点并不确定。

其次，当人们的关注点从二阶惩罚转移到三阶或四阶惩罚时，违规行为便会很少出现了。在平衡状态下，通常只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合作，应该被惩罚；因此，只有小部分人需要承担起惩罚职责；相应地，只有极少数人不会履行惩罚职责。来看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随着一阶、二阶、三阶搭便车问题的相继出现，实施惩罚的预期代价也会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针对n阶搭便车问题的自然选择力量会非常微弱，由此可见，即便是非常微弱的进化力量也能够起到稳定整个结构的作用。

稳定的社会规范

在我看来，人们执行规范的根本动机在于，认为“执行规范”本身即是一种行为标准。促使人们将规范内化并执行规范的心理机制受到了自然选择的青睐，因为人们在未能履行相应的职责，进而违反了所处社会的相应规范时，会遭到反对和制裁。我认为，一个违规者会受到严厉惩罚的社会会激发道德情操方面的基因进化，因此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善于合作，更懂得信任，更愿意遵守和执行规范，也更少因犯规而付出代价。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具有其他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道德情操，而且人类当下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情操所支撑的。关于道德情操的进化，在此不做赘述，不过我在其他地方有过深入的谈论。[63]

如果人们执行规范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执行本身就是规范，那么随之而来的情况会是，规范的内容并不受执行机制的制约。同理，心理机制可以使无数规范稳定存在。比如，图尔卡纳人会发起或参与大规模的战斗；搭便车的人会受到同龄伙伴的惩罚；没有履行惩罚职责的人会受到制裁。很容易看出，只要受罚者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图尔卡纳人的这一系列行为就能稳定地进化下去。但是，这种机制却没办法对图尔卡纳人的种种行为做出解释。

奖惩机制可以让许多行为稳定下来，包括非合作行为。相互进行制裁可能会使“可以偷邻居家的牛来供养家人”或“不可以偷邻居的牛来供养家人”之类的规范稳定下来。惩罚也能对那些“一定范围内受益”的规范起到稳定作用。“不要去偷氏族成员的牛，但勇士们可以去偷其他人的牛”，“不要偷自己部落成员的牛，但勇士们可以去偷其他部落成员的牛”，诸如此类均属于“对内有益”的规范，第一个规范使氏族受益，第二个规范则使部落受益。几乎所有的规范皆是如此。根据规范，必须把工作分配给最优秀的候选人，或者氏族成员；有时候规范要求必须娶自己兄弟的遗孀，但有时候又会判定娶兄弟遗孀的行为属于乱伦。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大量的行为通过进化稳定下来，由此可知，某些规范具有进化上的稳定性，然而这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太多信息。如果要讲得更具体一点，不妨参考一下建筑的结构。先从一堆砖块、泥灰和木料开始，利用这些材料可以修建出不同结构的砖式建筑，比如米兰圣安布罗焦（Sant' Ambrogio）教堂那样的罗马风格建筑、蒙蒂塞洛（Monticello）地区的乔治亚（Georgian）风格的宅邸、美国东部郊区随处可见的多层别墅，以及伦敦圣潘克拉斯（Saint Pancras）火车站那样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这些建筑在力学上都是相当稳定的。重力载荷和风力载荷，以及各种外力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出了这些稳定的结构。

那么，知道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是一个稳定的建筑，就可以解释其内在的结构吗？显然不能。虽然力学定律作用下的稳定性不可能支撑起著名儿童文学家瑟斯博士笔下的童话世界里的所有建筑，但足以支撑起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稳定性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圣潘克拉斯车站会是这样的结构。规范，同样如此。知道哪些社会规范是稳定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下的各种可能性；但未来会怎样，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或做出预测。

任何有关人类合作的真实描述都应该明确社会规范的产生过程，也就是明确和规范体系有关的文化进化过程。这是较为普遍的说法，用进化博弈论的术语来讲就是“均衡选择机制”。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竞争即属于此类机制。在下一节中，我将解释它是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见到的规范的。不过我认为，其他的均衡选择机制也非常重要。我将会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

文化的群体选择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自然选择就会促成累积性适应行为：

1. 生存竞争，以使部分个体得以繁衍。

2. 变异，以使某些类型的个体在繁衍速度上远超其他类型的个体。

3. 变异的可遗传性，以使子女与父母相似。

达尔文认为，上述三个条件同样适用于人类。他在《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的第5章中提出，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会促使不同的群体选择不同的道德标准。虽然大多数生物学家都很敬重达尔文，但许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反对以下观点：群体选择可以对合作行为的进化做出解释。达尔文思想的核心在于，只有当某些过程足以维持群体间的遗传变异时，群体选择才有效。在许多关注人类行为进化的学者看来，这种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

彼得·里克森、约瑟夫·亨里奇、萨拉·马修，还有我，非常详尽地论证了达尔文在谈及文化进化时所持观点的正确性。[64]如前文所述，规范能起到激励作用，能使大量的行为稳定下来。通常，这些激励作用可以让相邻群体之间的规范差异得以稳定维持，即使群体成员和群体观念都在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间的规范差异会日趋稳定，哪怕群体产生分裂，其子群与母群也会保持高度的相似性。相邻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竞争，而竞争是为了获得声望。群体间的竞争会促进某些规范的传播，但同时也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损失。接下来我将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文化群体选择”过程对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播规范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就可以解释，达尔文的观点是如何与群体选择理论产生联系的，正如那些对社会进化感兴趣的进化生物学家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

大量证据表明，文化传播能够让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规范差异稳定下来。19世纪末，人类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对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进行了研究。经过一个世纪艰苦且危险的工作，研究者们记录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体系。居住地仅仅相隔十几千米的不同群体可能会拥有完全不同的规范，而这些规范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跟谁结婚；把谁当作亲戚；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必须支持谁；哪些行为是违法的；怎样惩罚违法者；等等。其中一些变异可能是环境差异所致，比如，与小规模的农耕部落相比，在游牧民族中，父系氏族制度更为常见。[65]

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说，大部分的变异源自共同的文化起源，而非环境差异。[66]住在沿海地带的萨利希人在行为上与住在遥远的内陆地区的萨利希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与近邻瓦卡希人的相似之处却很少，尽管其栖居环境与后者的大体相同。萨利希人之所以拥有能支配各种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共同规范，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近代文化先祖，并从这些先祖身上继承了这些规范。文化研究所使用的系统发生法告诉我们，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只发生在西部的印第安人身上。

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和价值观决定了群体将如何生存与发展：是否会被周边群体吞并；是否能吸引其他居民迁入。与那些可能会导致群体灭绝的规范相比，那些能够帮助群体生存下来的规范会被更广泛地接受。同样地，那些能够促进扩张；降低被模仿的难度；吸引更多移民的规范会得到进一步增强，而那些不能促进发展的规范则不会得到增强。

人类学者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对200个美国社会团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规范会影响群体生存。[67]所有这些团体都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旨在支持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使用。其中有88个团体具有宗教性质，其余团体都建立在某些强调集体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上。如图2-9所示，具有宗教性质的团体要比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团体拥有更高的存活率。最初，在这些团体中，仅有一半左右具有宗教性质，时至今日，那些存在了至少40年的团体几乎全都具有宗教性质。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促进了宗教团体的发展，而非普通的社会团体。在成员资格方面，这些团体各具不同的规范。一些团体会对成员提出严苛的要求，比如要求成员不断祈祷，或者要求成员保持独身。索西斯发现，那些成员更多、要求更苛刻的宗教团体存在的时间要远长于那些对成员要求不高的社会团体。见图2-10。

图2-9　社会团体的存活率与其存在时间的函数关系。黑线代表112个普遍社团，灰线代表宗教团体。

Redrawn from Sosis, 2000.

图2-10　社会团体存在的时间与对成员的严苛要求之间的数学关系。

Redrawn from Sosis, 2000.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群体间的规范差异是如何得以维持的。不同的宗教团体拥有不同的规范。一些团体的规范非常宽松，而另一些则十分严苛。那么，在要求严苛的团体中，人们为什么要忍受那些要求？因为规范的执行是在群体监管下实现的，同时人们还害怕受到排斥和惩罚。由于规范的执行是由群体监管的，因此，不同的规范会对群体的生存产生不同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坚定的人才能加入要求繁多的团体，而在公共产品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诱惑下，这些团体得以幸存，且存在的时间比其他鱼龙混杂的团体要久得多。

这一结果与最近一项跨文化领域的实验的研究结果相同。约瑟夫·亨里奇及其同事对15个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了3项带有实验性质的“博弈游戏”。[68]在最简单的“独裁者”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支配一笔钱：先给自己保留一定份额，剩下的需要分配给另一位匿名玩家。在这15个不同的群体中，某个类似于基督教的世界性宗教团体获得了23%的转让份额。

在19世纪的苏丹，努尔人（Nuer）在战胜丁卡人（Dinka）之后实现了扩张。这是一个关于“规范差异影响群体扩张”的典型实例。最初，努尔人和丁卡人各自为政，均建立起许多独立的部落。[70]在婚姻制度、彩礼规范以及政治制度等生存实践方面，努尔人和丁卡人鲜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二者差异很大。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丁卡人需要在雨季扎营并生活在一起，因而部落规模也受到了影响。努尔部落是依照男性亲缘关系组建起来的，规模是丁卡部落的3到4倍。当努尔部落与丁卡部落发生冲突时，努尔部落占据了优势，不仅因为其部落规模更大，还因为战争一般会发生在旱季，而在这个时候，努尔部落的营地规模要远大于丁卡部落的。冲突的结果是，13万左右的丁卡人被编入到了努尔人的体系中，最终被努尔人的规范同化。

这个例子说明，群体间竞争对文化群体选择是有要求的。群体之间必然会存在持久性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必然会对各个群体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失败的群体必然要被胜利的群体替代，但胜利者无需将失败者统统杀掉，只需要进行分散或同化即可。

在小规模群体中，这类竞争是非常普遍的。来自新几内亚岛的数据便是最好的证明，早期的人类学家对当地传统社会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样本。在人类学家进行研究时，这些传统社会尚未因欧洲人的到来而发生重大转变。人类学家约瑟夫·索尔蒂斯（Joseph Soltis）借助许多早期人类学家所做的，与新几内亚岛传统社会有关的研究报告，整理出了与群体冲突有关的数据。[71]许多研究报告都对群体冲突的作用持肯定态度，约有一半的报告都提到了当地传统部落灭绝的案例。有5项研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信息，可以用来对相邻部落的灭绝率进行估算。见表2-1。

表2-1　位于新几内亚岛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的5个群体的灭绝率

From Soltis et al., 1995.

通常，一个部落在与相邻部落发生持续性的冲突之后，很可能会逐步衰落，直至被完全击败。有相当数量的成员会在确定本部落已不堪一击时，向其他部落中的朋友或亲戚寻求庇护。由此，他们的部落会转向社会性灭绝。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由文化群体选择所致的变化在概率上的上限。某种新的规范一旦出现，且那些不具有此种规范的群体渐渐走向了灭绝，那么只需经过20代人，或者说500年的时间，就会通过文化群体选择，从一个群体被传播到其他很多地方性群体中。这个过程看似非常缓慢，不过相较而言，以往那些庞大且复杂的全新世社会的发展历史可是经历了上万年的时间呢。

倾向于模仿成功者的心理机制，也有助于传播那些对群体有利的规范。人们通常会知道相邻群体的许多规范，比如，这里的人可以随意采摘果实，那里的人都拥有自己的果树。如果相邻群体普遍存在不同的规范，那么相较而言，某些系列性的规范可能更有助于人们获得成功。相当数量的证据表明，人们具有强烈的模仿成功者的倾向。[72]这就意味着，一些成功群体的信念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被传播到相邻的一些不太成功的群体中。[73]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快速传播。在君士坦丁被征服前的280年间，基督徒的数量从一开始的少数，发展到后来的600万，再到3 000万，年增长速率达到3%至4%。按照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说法，许多罗马人之所以选择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在早期的基督教团体中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74]其他宗教团体并无太多互助传统，不会特别关照贫穷之人或老弱病残者。当严重的流行性疾病暴发时，互助精神尤为重要，而罗马帝国在其后期，就因流行病的肆虐而惨遭重创。其他宗教徒拒绝帮助病人，甚至拒绝埋葬死者。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当时的基督教团体则拥有强有力的互助规范，不仅能确保病患得到悉心照料，还能有效地降低死亡人数。

选择性移民也能促进某些有利于群体的规范的传播。在当今各个社会之间，移民潮频现。围绕这一主题[75]的大量文献皆支持如下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人口往往会从那些不被看好的地区流向发展前景较好的地区。第二，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大部分移民都会融入迁入地的主流文化。据人种志记载，选择性移民现象古已有之。[76]同古代中国、古代罗马，以及古代印度等复杂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体系表明，选择性移民现象并非出自现代社会。古代帝国一般是通过军事行动来进行扩张的，但是像罗马帝国这种长期存在的帝国之所以会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吸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而这些移民也接受了罗马帝国的社会规范体系。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罗马帝国最终还是消亡了，但其最具吸引力的制度，在被后来者改进后，以新的形式沿用至今。

明确地讲，文化的群体选择并不一定会带来进步。它能让那些有助于群体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规范被广泛传播。约在1万年前，食物加工技术出现了，此后，那些有助于扩大群体合作规模的规范在世界各地逐步传开。这是否算是一种进步？见仁见智。社会规模的扩大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人们带来了财富、长寿、安全保障和智慧启蒙。然而，在另一时期另一地区，文化的群体选择又可能会导致等级制度、剥削压迫、奴隶制度，甚至种族灭绝。在农业出现以前，人类至少拥有10万年的文化进化史，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小、更贫穷，但却更公平的规范反而更受青睐。而且，文化群体选择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有赖于长期存在的群体间竞争。当今世界，外部环境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的规范都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环境。

为什么许多人拒绝接受文化的群体选择推论

希望你会认可这样一个观点：文化的群体选择推论是合理的。它不仅符合我们对人类社会史的认知，而且还拥有大量的例证。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规范能对公司、大学以及其他复杂社会机构中的行为进行调控，以此在这些机构的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不同企业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有些企业规范能够促进自由创新，有些企业规范则很保守和官僚。因此，一旦某些文化差异影响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并使公司成为其他公司的模仿对象，那么文化的群体选择就会对当下同类公司都产生影响。对于宗教团体、俱乐部、政体，以及复杂社会中其他存在文化差异的群体而言，同样如此。

这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文化的群体选择理论在人类进化学上是存在争议的。群体的基因选择理论是否有用？围绕这一问题，生物学家们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事实上，群体的基因选择理论是非常有用的。该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使群体受益，但同时要求个体付出代价的行为，其核心问题在于：群体选择能否战胜群体内部的选择？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群体间遗传变异的比例。[77]增加群体间的遗传变异量会使群体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群体间存在足够大的变异量，那么群体选择就会占据上风。这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

之所以会出现争论，是因为人们还可以用广义适应度或亲缘选择来解释这些群体选择模型。想要理解这场争论的基本特点，可以参阅史蒂芬·平克(5)的文章《群体选择的虚假诱惑》（The False Allure of Group Selection），以及相关网站上的评论。当大部分变异都来自群体间时，群体内部的相关度会增强，所以最大化的广义适应度会假设有益于群体的行为更可能得到进化。在解释同样的潜在过程时，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如果计算准确，那么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答案会相同。在我看来，这两种取向都是有用的，许多生物学家也都认同这一点。[78]但是仍有许多人认为，群体选择理论常令人感到困惑，而且还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其本质上就是亲缘选择理论。[79]关注人类行为进化的大部分学者所了解的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知识都来自持这种观点的人，而他们认为基因的群体选择压根儿就不重要。

文化群体选择则不同，它是具有不同社会分工的群体选择，在进化上很是稳定，并非是指那些使群体受益且要求个体付出代价的行为的进化。在这一点上，它与上述理论截然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规范可以使一系列行为稳定下来；同时，与移民或其他形式的融合相比，文化适应更加快速，因而具有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过程可以促使规范将不同群体中的不同行为稳定下来。[80]这就意味着，在群体内部，不仅行为是由个体利益决定的，而且还存在大量的社会分工，同时每一种社会分工都与个体利益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群体间的竞争便会对社会分工起到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间的变异仍然十分重要，不过，当前的群体变异主要是由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过程，也就是文化的进化选择过程所致，并持续进行着。自然选择通常无法保持群体间变异的稳定性，或者说在这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足以抵消移民所带来的影响。[81]在与社会进化有关的遗传模型中，群体间的变异主要靠随机的遗传漂变维持着。这一差别主要会导致两个后果：首先，在遗传模型中，群体间的变异量对群体规模非常敏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群体内部的相关性会逐步降低；而在文化模型中，群体间的变异量并不取决于群体规模，不过在大规模群体中，文化学习过程能够创造并维持大量的文化变异。[82]其次，当存在多重平衡，且适应过程的作用大于移民的影响时，群体可以在不同的频率上保持稳定。不过，就算可以从整体上了解群体的频率特征，也无法预测群体内部的相关性，而需要记录下每个群体在不同频率上的动态变化情况。

因此，当适应过程强大到可以维持群体间的变异时，要将广义适应度应用于文化变迁分析是比较困难的。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一类分析。事实上，进化生物学家斯图尔特·韦斯特（Stuart West）及其同事[83]曾为这类模型据理力争。在该类模型中，适应过程的作用很微弱，群体间的文化变异主要靠文化基因的漂变来维持，因此这类模型才可以用标准化的广义适应度来解释。唯一的问题是，这类模型与文化变异的实证模式并不一致。[84]相反，群体选择理论被用来模拟由群体间竞争所引起的平衡性选择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85]广义适应度和群体选择理论具有相同的效用，而我们理应选择最实用的方法。就当前情况看来，最实用的方法应该是群体选择理论。

若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不会使用“文化群体选择”这一术语，因为它会激起部分人的消极想法，在那些人看来，只有当个体与群体发生冲突时，群体选择才是重要的。我和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提出这一理论时，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观点。当时，我正在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迈克尔·韦德（Michael Wade）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当我们提出，群体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时，周围人都表示赞同，韦德则是主要倡导者之一。

不仅如此，遗传学家塞沃尔·赖特（Sewall Wright）还提出，当不同的基因发生交互并生成多重平衡时，群体选择便会在基因进化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观点着实令人振奋。赖特所设想的这一过程的数学模型，与文化的群体选择模型非常类似。[86]历经了30多年的争论之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或许当初应该使用人类学家萨拉·马修和马尔·泽弗曼（Marr Zefferman）所提出的术语：群体结构性文化选择（group-structured cultural selection），那才是明智的做法。[87]

文化的群体选择并非唯一的解释

我认为，群体选择理论所采用的机制是比较合理的，同时大量例证表明：群体选择促成了规范的形成。不过，在我看来，许多规范转变并不是群体间竞争的结果。决斗规范的转变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88]直到19世纪初，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和侵犯荣誉有关的规范要求受侵犯的男性要向挑衅者发起决斗挑战。于是，在1829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向温奇尔西伯爵（Earl of Winchilsea）发起了决斗挑战，因为后者在国会上讨论《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Bill）时指责前者不诚实。这就好像，奥巴马觉得自己必须与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一决高下，以此捍卫自己的荣誉一样。威灵顿的枪法是出了名的差，在他失手后，温奇利西向空中开了枪。

此事件的25年后，决斗规范在英国彻底消失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社会中有关抽烟、婚前性行为、非婚生子女以及同性结婚的规范也发生了转变。所有这些转变看似都是由群体间竞争造成的，实则未必；同时，并没有任何部落消亡或扩张，也没有出现新的被人模仿的规范。

目前尚无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规范转变。历史学家对一些特例进行了看似可信的阐释。例如，政治哲学家夸梅·阿皮亚（Kwame Appiah）[89]认为，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里，因为商业和手工制造业的利益变得愈加重要，所以决斗规范才会消失。

博弈论专家[90]所提出的模型类似于种群遗传学中的“峰值漂移”（peak shift）模型。[91]在该模型中，统计结果之所以会波动，是由于有限的人口规模所造成频率的特征会随机游走。处于某一种平衡状态的种群人口会随机游走至另一种平衡状态，一段时间之后又会返回原来的状态。

我并不认为这些模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在大规模群体中，等待规范转变的时间会相当漫长，尤其是在“一旦偏离现有规范即会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其次，规范的转变是可逆的。朝某个方向转变要比往相反方向转变更容易，但每个种群内部最终都会反复发生多次转变。从模型中的变化来看，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群体越大，错误率越低；同时在规范转变发生之前，等待的时长也会越长。

人类的小规模合作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专注于大规模群体的合作。然而，人类同时也是小规模群体中的特殊合作者。劳动分工和交换活动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类社会中。如前文所述，在觅食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交换活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还使人类的生育周期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短了很多。[92]在其他动物群体中也存在许多小规模合作，不过这些发生在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似乎都只是一些低成本行为，比如相互梳理毛发的行为。[93]

由此可见，互惠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小规模合作。许多其他的脊椎动物也生活在稳定的社会群体中，也能记住同类过往的行为表现，并据此来调整自身行为。如果仅靠互惠就能使人类的交换活动稳定下来，那么我们理应也能在那些动物身上发现更多的交换行为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另外，在其他哺乳类动物的群体中，小规模合作也仅限于低成本行为，这一事实同样表明，互惠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互惠模型的关键之处并非是成本，而是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率。这便意味着，互惠可以解释食物分享之类的行为，这种行为给受益者带来了更大的收益，而代价由施予者承担。例如，当受益者因受伤而无法自理时，或是因分娩而异常虚弱时，合作的收益就会远超所付出的成本。这些皆属于日常事件，相互帮助是很寻常的现象。作为独特的哺乳类动物，人类会经常分享食物，而每当此时，人们的收益都是非常高的。[94]

接下来我将证明，规范使人类比其他物种拥有更多的小规模合作，因为规范能够解决监督和执行的相关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限制了其他物种在互惠行为方面的进化。这一观点最初是由萨拉·马修提出的，而后我们又与人类学家马斯吉斯·范维伦（Matthijs van Veelen）合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加充分的探究。[95]

规范调控人类的小规模合作

由进化论学家提出的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论述，往往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将“社会”定义为：在自私自利的个体和任人唯亲的家族之间形成的一种双边交易网络。制裁和道德就此出现，因为行动者试图以增加自身利益为目的来改变他人的行为。一些研究者承认，规范对于大规模合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对于小规模合作来说，规范就不起作用了。

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人类社会中的小规模合作通常由第三方制裁所实施的共同规范来调控。个体不能随意进行交易，事务的处理必须遵循既定规范。而且，这些规范还会对与适应度密切相关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结婚和生儿育女等。大多数社会都遵循着“婚姻”这种制度化的两性结合方式，而且婚姻定然会与既定的权利、义务相联系。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规范：禁止来自相同社会单元的成员结婚，只允许来自不同社会单元的成员结婚。这些规范往往会夸大配偶之间的潜在利益。

澳大利亚西北部沙漠中的瓦尔比利人（Walbiri）被划分为八个部落，部落成员只能与其他七个部落中的一位成员结婚。[96]规范还会明确指出，一个人可以与多少人结婚。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一位男性是不能同时和两位女性结婚的，即便他们认为这样做更符合其长远利益。规范还会对结婚所涉及的财产转移问题做出调控，因此在一些社会中，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庭支付彩礼，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女方需要向男方家庭支付彩礼。婚后的住处也会受到规范的限制。在“从夫居”的文化背景下，男方是不能与女方及其家人住在一起的，否则就会很丢脸。

规范还会对生儿育女的方式进行调控。在国家级别的社会中，规范会限制教育和训练孩子的方式。这方面的规范存在非常大的文化差异，例如，父母鞭打孩子的哪个身体部位属于违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父母不愿鞭打孩子即是失职，等等。在过去的许多社会中，送女孩去学校读书是有违规范的，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这种规范导致相当多的女性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亲代投资也会受到继承制度的约束，因为继承制度明确规定了应该如何在多个子女间进行财产分配，比如只分给儿子或女儿；分多少给长子，分多少给幼子；或是平均分配给每个孩子。在遵循平均分配制度的社会中，长嗣继承制是有违规范的；在遵循平等继承权的社会中，剥夺女儿的继承权则有违规范。

朋友之间的交往属于直接互惠的典型例证。尽管如此，对于图尔卡纳人而言，来自群体的支持和反对，为朋友间的持续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97]比如，一名妇女如果拒绝向一名口渴的男性提供饮水，就会受到指责；但是，如果她听说，这名男性曾与朋友一起潜入敌人领地偷窃牲畜时放弃了受伤的朋友，那么她大可拒绝向其提供饮水，且不必担心会受到周围人的指责。同样，当一名牧民长途跋涉，四处寻找自己丢失的牲畜时，他或许会得到某个图尔卡纳家庭的款待；但是，如果这个人之前偷窃过邻居家的骆驼，那么就会被拒绝入住。邻里之间的关系除了会受到交往历史的影响，还会受到社区的管控。

当个体之间发生矛盾时，规范也会发挥重要作用。某个图尔卡纳男性在羊被偷了之后会把此事报告给长者，或告诉家族成员们。然后，他们会叫来嫌疑人，并商议接下来该作何处理。如果嫌疑人确实犯了错，他们就会责令其向丢羊之人做出赔偿。

请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所说的话。人类并不是只知道按规范行事的机器人，而是需要维护个人利益的行动者，进行交换活动是为了增进自身利益。然而，规范会影响交换活动的类型。首先，人们会对违规所需付出的代价做出考量。在非常看重“性忠贞”的社会中，未婚双方通常不会忽略可能会遭遇的严重后果而接受所谓的“开放式婚姻”。在反对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一个贫穷的女子不会忽略自己可能会遭受的指责而选择成为一个富豪的妾室。19世纪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人们对摩门教多元婚姻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将所处社会的规范内化，这样一来，倾向就会受到影响，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在一些社会中体罚孩子是违法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体罚孩子会导致非常糟糕的后果，如果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动手打了孩子，那么事后也会感到非常羞愧；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人们会将一些和处罚孩子有关的观念内化，反而会在狠不下心对孩子做出处罚时感到羞愧。[98]

第三方的监督和制裁可以稳定互惠关系

到目前为止，相关争论尚都处于经验主义的范畴内。人类展现出了多种形式的小规模合作，比如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而这些合作在其他物种中是看不到的。在人类的小规模合作中，共同规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规范和第三方制裁之所以能够使有利于小规模互惠行为的条件在范围上得到扩展，还因为其他一些非常好的理论缘由，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其中几种。

当感知错误普遍存在时，来自第三方的监督和执行有助于稳定互惠关系。

互惠进化的标准模型假设，互惠关系在大自然中普遍存在。在这些模型中，类似“以牙还牙”的视条件而定的策略能够使无关个体之间的合作稳定地持续下去。

（1-1/T）b-c>0

这里的T指的是合作者之间的平均交往次数，b和c分别指的是受益者在合作中的适应度增量和施予者在合作中的适应度增量。[99]需要注意的是，该不等式的左侧部分表示的是广义适应度。在某种行为中，受益者的适应度增量是用（1-1/T）来衡量的，而非相关度。要想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先假设个体之间的平均交往次数为2次。然后，依照互惠进化的标准模型，只要收益超出成本的2倍，那么视条件而定的合作就会稳定地持续下去。氏族成员之间的合作也有赖于这样的收益成本比。如果个体之间的平均交往次数为10次，而收益仅比成本高出10%，那么依照此标准化理论，互惠行为理应非常普遍，并会促使那些与亲缘合作相比，收益成本比更低的合作出现。显然，这样的推断是大错特错的。相关度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中很多的高成本合作，然而互惠理论能解释的合作则非常少。

标准化理论有许多假设，而这些假设或许可以解释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标准化理论低估了误差的影响。同时，大部分此类模型都包含合作和背叛这两个选项。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许多可能的交互项。合作的一方可能会考虑另一方的行为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背叛，比如，女孩决定去滑一天冰，而不是去机场见男孩；或者会考虑另一方的行为是否只是一种失误，比如，女孩原打算去见男孩，但是车子陷到了雪地里，一时无法解决。这就意味着，是否存在合作或背叛，对于处于互惠关系中的不同个体而言，很容易产生分歧。此类误解被称为“感知错误”。如果这类错误很常见的话，那么互惠行为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解决之道是采用一种特殊的策略：“赢定输移”（win-stay-lose-shift）。该策略可以让人们从感知错误中清醒过来。[100]然而，和其他许多互惠策略有所不同，这个策略并不会频繁出现，因为它很容易被背叛者利用。即使是在实验中，当个体出现感知错误并开始遵循这类策略行事时，这类策略也不会被表现出来。[101]

因为降低了错误率，加大了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力度，所以感知错误变得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的监督和惩罚能够起到稳定互惠关系的作用。假设群体成员会对他人行为进行监督，并评判其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然后对观察结果进行汇总，并最终达成共识。在群体共识的基础上，人们会决定某个个体是否应该得到帮助。对于未参与监管的个体，人们会取消帮助，以此作为惩罚，这样便可以解决二阶搭便车这个难题了。[102]这样的第三方监督和惩罚可以让互惠行为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存在，其原因有二：第一，增加监督者的人数可以增加违规者的曝光率，并降低忠诚者被误认作违规者的可能性；第二，增加实施惩罚者的人数可以使违规行为逐渐失去吸引力。建模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103]

第三方裁定也可以增加互惠关系的稳定性，因为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机制，使人们在遭遇误解后还能重新建立起合作关系。比如，我和朋友约好在机场碰头，但她因为被困在雪地里而失约了。我的朋友会认为自己选择的是合作，但我可能会认为她选择的是背叛。于是，当她日后需要帮助时，我会拒绝。我的朋友会认为自己毫无过错，继而又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报复。现在假设，第三方对最初的争议进行了裁定，并对我的朋友是否真的选择了背叛做出判断。这样一来，个体便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公众信号，并可以依据这一信号对后续行为进行调整，从而重新建立起长期的互惠合作关系。

建模研究表明，这种调适可以极大地扩展互惠进化的条件范围，因为它能够使交往的个体在观念上保持一致，尽管这种调适过程本身也非常容易出错。[104]如果行为规范需要群体成员共同遵守，那么最容易调适的便是“一对一”的交换活动，因为它不会受到特定合作关系的制约。若非如此，在裁定纠纷时，第三方就必须对“是否偏离了特定规则”进行评估。

在地方性生态环境中规范可以确定如何进行合作。

人类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拥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栖居模式以及社会制度。这就意味着，管理互惠行为的实际策略是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的。例如，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经常会分配肉食，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有关“如何分配同类资源”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比如老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来说，动物身上不同部位的肉具有不同的价值，有的脂肪多一些，有的蛋白质多一些。互惠策略很难借助通用的学习机制来掌握。在一些经过简化处理的实验室环境中，研究者们试图教会其他一些动物依照互惠策略行事，但鲜少成功。[105]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被认为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但即便如此，当不存在任何误差，且合作建立在进化稳定策略上时，人们仍然很难协调好各种合作策略。[106]因为现实世界中存在很多偶然性，因此对于某个特定的群体来说，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可持续存在的互惠策略上则更加困难。

与互惠策略有关的文化进化规范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在觅食者分配肉食的行为中，互惠策略确实发挥了作用，[107]但这类行为往往会受到具体的文化规范的调控。比如，这些规范会明确指出，哪些个体会分配到动物的哪些部位。例如，在刚果盆地的姆班吉拉（Mbendjele）部落中，相关规范明确指出，狩猎者可以分得动物心脏，其他男性可以分得动物肾脏，猎狗可以分得动物肺部，剩下的部分平均分配给其他人。这样一来，人人都能沾上狩猎者的好运气。[108]这种文化进化规范为人们提供了合作的基本框架，既能指导分配策略，又能限制冲突范围。

一位人种志学家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与这种情况不谋而合。他曾经想要将一小部分烟草分发给研究对象，然而令他甚为苦恼的是，他发现那些人有太多的抱怨和欺骗。于是，他向一位当地人请教，自己是否可以分发这些烟草。那人阻止了他，并以一种急切的口气说：“千万别这么做，否则我们会相互残杀的。”这些觅食者每天都会分配肉食，并深知应该如何分配肉类，因为他们拥有经由文化进化而来的规范，明白在何种情况下哪些人应该得到哪些东西。然而，他们在分配某种有价值又很新奇的事物时会变得十分疯狂。

规范可能会强制施行配对交换，但有利于群体而非交换活动双方。

相较于子女自己，父母对子女之间的合作更感兴趣。不难想象，一对身处逆境的姐妹应该会相互帮助，姐妹中的任何一个在受伤时会得到另一个的照料。但广义适应度表明，只有当受益者的边际效益高出提供帮助者所付出成本的两倍时，她们才会相互帮助。然而，父母对子女之间互助性的期望值远高于此。在他们看来，如果可能的话，只要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子女们就应该相互帮助。利益冲突会导致父母和子女发生激烈的斗争，而且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然而，在氏族成员之间，如果互相帮助能成为群体的共同信念，那么这种规范便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从总体上来看，一个互帮互助的群体可以让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一些，只要那些帮助是让合作双方受益的。在群体内部，人们皆会遵守规范，因为违规者会受到制裁。在正常情况下，有利于群体生存发展的规范会得以传播，从而让群体更具竞争力。

规范心理是如何得以进化的

我和萨拉·马修认为，无论是在大规模合作中，还是在小规模合作中，人们都会受到经由文化进化而来的共同规范的调控，而这些规范是通过第三方的监督和制裁来执行的。许多进化论学家则认为，小规模合作的进化是基因相关度和直接互惠行为所致。因此，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对个体及其家庭是否会有影响。我的朋友乔和莫签订了一个对我似乎不太公平的协议。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件事呢？关键是，我为什么要对此采取一些行动呢？我的邻居艾丽斯打了她的孩子，这原本不关我的事，但是生而为人，确实又会在意这些事。在社会中，自私自利并不是人类采取某种行为的唯一原因。我们会判断他人是否违反了规范，并会据此做出行为反应。当然，自私自利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社会规范也在塑造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何会这样？

在我们看来，规范以及对违规行为的惩罚，为人类的合作养育提供了新形式。根据这一假设，在制作复杂的工具，以及加工食物以去除毒素等其他适应性的推动下，那些对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有利的能力皆得到了进化。规范衍生出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法，并以文化的形式进行传播，比如分配肉类的最佳方法。这样一来，在规模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与第三方监督和惩罚有关的收益推动了规范心理的进化。在人类早期社会中，这种规范心理促成了更加多样化的小规模合作，并且有助于弱关联群体从社会交换活动中获益。

道德心理因此而得到了进化，进而又通过文化群体选择促成了大规模合作的进化。文化的群体选择模型通常会假设，个体通过模仿成功者的行为或主流行为获得复杂的规范性行为。这也就是说，在学习其他地方性适应行为时所采用的学习机制，同样可以用来学习当地的道德规范。不过，如果缺乏某些先天因素作为支撑，复杂的道德规范可能不太容易被掌握。在某些情况下，利益会趋于一致或产生冲突，因而我们在识别不同状况的相似之处时，对规范的思考大都十分抽象。于是，道德机制变得更加复杂了。在新环境中，人们通常能够识别出常见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利益冲突，并将其同规范联系起来。然而这样的方法无法依靠通用的文化学习机制来维持。小规模合作如果能够通过规范和第三方制裁得以稳定存在，便能为先天的道德直觉的进化提供支撑，从而使文化群体选择通过这种道德直觉轻松地促成大规模群体合作。

通过这种假设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规范对小规模合作和大规模合作的调控作用是一致的。在小规模合作中，对规范的遵守和执行取决于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线索，以及交往历史所提示的线索。我是否应该帮助乔？他是我的亲戚吗？我以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是否帮过我？要实现对规范的遵守，就需要人们进行协商、深思熟虑，并达成共识。在大规模合作中，与环境变异有关的文化群体选择对规范的形成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对规范的遵守取决于和群体成员身份有关的线索。比如，我是否应该帮助琼？她是否和我属于同一族群？她是美国人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缺乏协商和共识，规范也可以得以遵循。

文化让人类成了与众不同的生物

让我们将人类进化的录像带回放到400万年前。除了行走方式较为独特之外，人类的祖先与其他猿类拥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群居方式也与其他猿类相似，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合作，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也很少见。

现在，我们快速地来到大约10 000年前的全新世之初。现代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中的佼佼者。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人类的足迹已遍布全球，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食物，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而且比其他物种更具合作性。就小处而言，人类依靠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养育出许多成长缓慢、生存成本很高的后代；就大的方面来讲，公共产品生产让更多人受益。当下，我们正在探究这一社会巨变的成因和途径。

我的基本观点是，无论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还是合作能力上的突飞猛进，都离不开文化适应性的进化这一最基本的因素。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人类之所以能遍布全球，是因为具有经由文化进化而得的环境适应能力。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制作大柄苹糕点和编织渔网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而在北极地区，制作驯鹿皮衣和海豹油灯是同样重要的能力。[109]没有其他哪种生物具有如此多样化的环境适应能力。或许人类的确比其他动物聪明，但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远比个体的创造能力更重要。这是渐进的文化累积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之一。这个结果改变了一切。文化知识的累积有赖于人类大脑中固有的权衡能力。

在人们出于自身动机而采纳他人观念时，文化累积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即便那些观念和自身经验是冲突的。基于此，可以说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人们之所以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周围人都相信这些东西，都在做这些事情。正因如此，社会规范才得以影响行为。只有当个体行为受到由第三方强制执行的规范的影响时，无关个体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合作。要想组织起数百人共同修建一道具有5 000个篱笆桩的驱赶线，必须有所激励，要让这些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修建鱼堰和灌溉工程亦复如是，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同相邻部落的战斗。人们需要共同遵守一系列规范，比如什么样的行为是有必要的，由谁执行制裁，如何定罪，什么样的制裁才是恰当的，等等。虽然无法确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规范是需要共同遵守的。

我在几年前受邀参加了一个会议，主办方要求我以“文化是否会超越生物学”为主题做一个演讲。我在演讲时将这个题目改掉了，因为在我看来，文化不应凌驾于生物学之上。因为文化是生物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就像人类身体中结构独特的盆骨，以及覆盖在臼齿表面的厚厚的釉质一样。在400万年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中，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成为一种浸润在文化中的物种，对他人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依赖。

文化使人类进化出了高度精细的适应能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以及生活史。文化还使我们进化出了复杂的、具有高度合作性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社会制度。这其中不存在任何非自然因素，或是非生物学因素。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间，由于受到了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过程的影响，人类在形态、生理和心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文化得以持续进化。文化让人类成了与众不同的生物，然而毫无疑问，人类依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03

模仿、哈耶克理论和文化学习的意义

艾伦·奥尔

罗切斯特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

我不是人类学家。作为生物学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不是人类进化，而是物种的形成和适应性。因此，我对人类文化进化的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必然处于门外汉阶段。虽然我这个门外汉的观点难免会有很多疏漏，但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尤其是拿人类进化与其他物种的进化做对比，找出其间的相似之处和必然的相异之处。

大体上，我赞同罗伯特·博伊德教授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人类是生物界的万物之灵。人类能够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种生态系统中生存；至于生活方式，其他物种只有妒忌的份儿，如果它们也有妒忌之心的话。在我看来，人类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之一。一些生物学家不愿承认人类的独特地位，这让我备感诧异。这可能是维多利亚时期，博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和其他一部分人所发起的研究项目的遗毒。那些项目非常巧妙地，有时候也没那么巧妙地从各方面将人类降格为昆虫的近亲。当然，这种观点或许是对的，但有时候所谓正确的观点可能是答非所问。

人类的生物本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何会迥异于别的物种？不得不承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只有以人类的生物本性为前提，这一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而且毫无价值：因为我们更接近天使，而非动物。在进化论被提出之后，人们开始质疑以前的答案，于是，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了。

我发现，博伊德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十分有趣，其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同生物学和文化学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对两者都非常重视，而且这种重视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他还认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具有的解释力，不管这种选择是发生在基因层面上的，还是发生在文化层面上的。我要强调的是，对于达尔文式的文化进化论，我原则上是赞同的。

无疑，这一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生物学家乔治·普赖斯（George Price）所提出的普赖斯方程（Price Equation，1970，1972）。普赖斯认为自然选择会同时发生在多个生物层面上：基因层面、有机体层面、物种层面，以及文化层面。进化生物学家有时候不愿意涉及较高层面的自然选择问题，并不是因为这种层面上的自然选择理论在理论逻辑上与其他层面上的有所不同，也不是因为这种理论不太好掌握，主要是因为较高层面的自然选择行为往往缺乏确凿的实证材料，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了确凿的材料，却发现用其他理论也解释得通。不过，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性话题，无须在这里详细探讨。至于我的观点，可以参考本人在2015年发表一些的文章。

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第一，从原理上来讲，自然选择可以作用于任何级别的生物层面；第二，如博伊德所说，即使人类文化的进化形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基因或有机体的进化形式，但在这几者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可以对此进行一些研究，以增进对人类文化进化过程的了解。当然，达尔文式的文化进化论还存在其他一些重要的看法，其中包括意大利种群遗传学家卢卡·卡瓦-斯福尔扎（Luca Cavalli-Sforza）和英国免疫学家马克·费尔德曼（Mark Feldman）等人所提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Gene-culture Coevolution）。

其次，博伊德的研究思路以精确的数学模型为基础。这种数学模型是种群遗传学家们再熟悉不过的了，而且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博伊德在演讲中对自己和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莫亚（Cristina Moya）（Perrault，Moya，Boyd，2012）所构建的一个正式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我们就以此分析为例，来说明一下数学模型的重要性。他们探讨的问题是，在环境线索非常杂乱且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是应该模仿他人的行为，还是应该相信基于环境线索所做出的推断。他们的结论，同时也是正式的数学模型的分析结果是：在环境发生缓慢变化，或者环境线索非常杂乱的情况下，个体应该模仿他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正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正确途径。

当然，这种分析方法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这类问题的最终答案。我认为，要想获得最终答案，可能需要做更多设计严谨且巧妙的实验。以门外汉的角度来看，或许会得出这样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那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此类实验是非常滞后的。如果说种群遗传学的发展能带来一些启发的话，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先有正式的理论，后有合理的实验，而且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时滞较长。只有先建立起成熟的理论，才能清楚地知道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几乎所有的种群遗传学经典实验，包括特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关于“区分平衡选择和诱变选择平衡过程”的实验，都离不开数学模型理论家们在前期所做出的贡献。这些理论家包括遗传学家塞沃尔·赖特、遗传学家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A. Fisher）和种群生物学家J. B. S.霍尔丹（J. B. S. Haldane）。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博伊德的研究思路有明确的边界，没有随意引申概念。虽然进化心理学或文化基因学也有不少言之有理之处，但其支持者有时候会忍不住将一个简单的概念扩大化、引申化。

除此之外，每一位科学家都应明白，有吸引力的理论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让人感到窘迫的是，很多时候二者都背道而驰。因此，我们接下来就不再讨论宏观的方法论问题了，转而探讨博伊德理论中的两个小问题。当然，这两个小问题并不会对其理论的总体思想构成严重的威胁。

超级大脑与精准模仿

博伊德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的文化学习能力是造就人类独特地位的根本原因。总的来说，他认为：第一，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类栖居环境类型来看，传统的基因层面上的适应理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能进化得如此之快；第二，个体学习理论对个体的学习能力要求太高。

我赞同第一点。基因变异促生适应性的速度要比许多进化生物学家曾经以为的要快一些（Lescak et al.，2015）。虽然这种适应性对晚期智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无法解释人类为何能如此快速地扩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对于第二点，即个体学习能力的有限性，博伊德所引用的欧洲探险者的迷失经历很有说服力。如果人类大脑的超强能力是人类在地球上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当那些欧洲探险者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陌生又恶劣的环境中时，也理应能够活下去才对。然而，他们却死在了那里。令人悲哀的是，个体学习能力没能帮助他们成功掌握在当地存活下去所需的本领，比如编织渔网等，而当地人在做这些事情时可谓驾轻就熟。

在演讲的最后，博伊德用大量的篇幅比较了两种解释人类独特性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即传统理论认为，人类之所以如此聪明是因为拥有超级大脑。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更高的智力水平使现代智人得以进入一个开放的认知生态位（Tooby & DeVore，1987）。第二种理论，即博伊德所提出的观点认为，人类是模仿他人行为的高手。

我所关注的是，博伊德过分夸大了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要想成功模仿他人的行为，必须具有很强大的智力，这一点非常关键。当今社会过于看重创新的重要性，因此人们很容易低估模仿所需的智力。这种智力或许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或美国学术能力测验（SAT）所无法涵盖的。实际上，精准模仿需要很高的社会性智力，因为需要解读微妙的线索，以及解决令人头疼的框架问题。博伊德承认，自己并没有考虑其中的一些要素，尤其是框架问题。比如，他提到，假如我看到你在制作弓箭，而这一过程会涉及很多行为：你盘腿而坐，削尖箭头，选择好羽毛并粘在箭尾，同时嘴里反复哼唱着小曲。很难确定对于制作弓箭来说，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区分相关的行为，需要极大的智慧。

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智力情况。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人工智能。正如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对“在餐馆点餐”和“编织渔网”之类的事所涉及的知识进行编码，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完成此类任务，人们就需要动用自身储备的大量隐性知识来进行判断：哪些情况在哪个层面上的知识，与眼下的情况有关或无关。当我们试图在计算机程序中对此类行为进行编码时，需要将这些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

另外，还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来观察精准模仿之于人类学习能力的难度。在这里，我们只能在头脑中将这个实验“做”一遍。现实中的实验材料可以在本段结尾处所提及的文献中找到。假设，我们试图通过大量的接触和训练，慢慢教会另一物种的某个个体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接下来的问题是，该物种的其他个体能否成功模仿榜样个体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所做出的行为。鉴于两方面原因，这个实验很有可能会失败。一方面，尽管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导，但该个体的智力不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另一方面，该个体学会了如何完成任务，但其他个体的智力不足以成功模仿相应的行为，要么只能部分模仿，要么根本就无法模仿；当然也有可能缓慢地掌握这些行为，但是其速度与那些没有接触过榜样的个体无异。对多种物种所进行的多项实验表明，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关于此类实验的详情，请参阅认知科学家弗朗西斯·苏比尔（Francys Subiaul）等人在2007年所写的文章《关于猴子实验的复杂历史的回顾》。

“超级大脑”和“精准模仿”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这意味着，将进化心理学观点和博伊德的观点调和到一起是有可能的。用一个简单的完全假设性模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设想一下，自然选择使人类得以有效模仿他人行为，而这会给潜在的创新者带来更大的选择压力，他们必须让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变得更加娴熟，也就是说，自然选择会推动人类步入认知生态位，以使创新者可以用某种搭便车者难以复制的方式进行创新。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创新者愿意接受创新的成本，同时不允许任何人无偿使用其劳动成果。但是，创新技巧的强化会反作用于自然选择，使之选择出更高明的模仿技巧。用进化心理学的话来说，我们会看到一个正循环，即复杂的创新基因组会不断带来更为复杂的模仿基因组。这便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现在我已完整地构建出了这个模型，说实话，我并不是很看重它。据我所知，这方面的文献早就有了。我只是想特别强调一下，调和进化心理学观点和博伊德的观点的方式有很多。

哈耶克与对传统的尊敬

我所关注的这一点，可能有点出乎进化生物学家们的预料。博伊德在演讲中探讨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实证发现：在许多文化中，很多人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自己会恪守某些禁忌。他用了不少篇幅来列举实例，其中一个是斐济岛上的妇女需要对某些海产品忌口。简单来说，斐济岛上的妇女在怀孕或哺乳时，依照传统是不能吃海龟和其他一些海产品的，而其他人却不用对这些食物忌口。在被问及这些食物会给自己以及孩子带来何种后果时，这些妇女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比如新生儿的皮肤可能会因此而变得非常粗糙。

尽管这些答案看起来荒诞不经，但这些禁忌已被证实是非常理性的，能使妇女们避开那些雪卡毒素含量较高的食物。这种毒素会在诸如海龟一类寿命较长的海洋生物和食物链顶端的海洋生物体内不断积存。正如博伊德所注意到的那样，人类摄入此类毒素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关节疼痛，以及其他一些症状。这种毒素对胎儿和婴幼儿的危害尤为明显。通过研究，博伊德得出结论：虽然群体成员可能对遵守的规范和禁忌不甚理解，但这些规范和禁忌往往是理性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社会理论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规范、守则和制度大多都是社会进化的产物。他所说的社会进化类似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只不过发生在群体层面上，并有赖于持有不同道德规范的群体之间的竞争。一些规范能使群体兴盛，而另一些则会导致群体衰败。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规范、守则和制度并不是各种可能性中的随机产物；相反，它们代表的是造就功能健全的理性社会的事物，而这类事物绝不是随机产生的。

哈耶克还认为，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已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这种类型的社会进化，他将这些思想家称为“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Hayek，1984a），包括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及很多苏格兰哲学家，还包括爱尔兰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伯克于1790年出版了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f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并在书中对突然抛弃社会进化而逐步形成的、会造成严重行为后果的规范和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包括哲学家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2008）在内的一些达尔文理论研究者认为，达尔文阅读过上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哈耶克还进一步论证了，在一个充满分散的隐性知识的世界里，个体常常无法说清传统为何会以现有形式存在。事实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类理解可能已超出了个体的认知范畴。一个典型事例是市场机制和价格水平。没有人能说清楚，市场上任何一件产品的价格何以能反映其价值，比如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原因在于，吉普车的价格会受到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互动方式可谓神秘莫测。无论是钢铁的供给，还是橡胶生产国的工人动乱，无论是打车软件的出现，还是计算机行业对塑料的需求，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莫不如是。

然而，市场会以一种看似神奇的方式对这些因素做出权衡，并以出清价格来售卖产品。由此可见，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是任何理性的个体或计划制订者都无法提供的。

在哈耶克看来，人们必须“尊敬”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传统。不管能否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传统和规范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社会进化的产物。至少，它们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至今，还让人类过得不错；至少，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战胜了其他一些种群所支持的很多传统和规范。

哈耶克还有个不太为人熟知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科学要想具有合法性，就必须深入了解传统中所蕴含的非人文知识。他对科学哲学进行过很多论述，譬如于195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以及收录在《哈耶克文集》（The Essence of Hayek，1984b）中的一系列文章。他在论述中指出，虽然自然科学验证了理性的力量，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必须谦虚地承认，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传统行为背后的复杂因素可能是任何人类个体都无法理解的。因此，只有克服他所说的“知识的伪装”，或者说“傲慢的假设”，理性的个体才能设计出比文化进化所带来的非人文解决方案更优秀的方案。

现在，博伊德应该很清楚我所说的话了。事实上，他和彼得·里克森于1993年所发表的文章《理性、模仿和传统》（Rationality, Imitation, and Tradition）对哈耶克的思想已有涉及。当然，不是说博伊德的观点和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显然，它们并不一致。博伊德的观点更具描述性：人类是模仿他人的高手。哈耶克的观点则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人类应该做模仿他人的高手。这也就是说，不管能否理解，人们都应该尊重传统。而且，在文化进化的具体形式方面，博伊德的理解和哈耶克也不一样。与博伊德不同，哈耶克对“有利的突变”，即成功的创新是如何产生的，总是含糊其词。是因为某些个体天生就更聪慧吗？还是因为社会在以某种形式进行着随机实验？另外，哈耶克很多时候喜欢用散文的笔调来表达观点，因此难免会有些含糊不清，虽然文笔很好；而博伊德偏好用密密麻麻的数学模型来表达观点，譬如他和里克森于1993年所发表的那篇文章。

这两种观点尽管来源不同，但结论的确很相似。我在想，我们这些科学家对哈耶克的了解是否有所欠缺，生物学家尤其应该感到羞愧。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我在《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Darwin and Darwinism）中所做的详细阐述。我们之所以对哈耶克不够了解，是因为与所研究的主题有关。学者们之所以会忽视哈耶克，部分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观点在学术圈里已经没那么流行了。毕竟，人们已经对哈耶克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为传统的政治秩序做辩护。很多人都对此感到不适。不过不要忘了，哈耶克还写过《为什么说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on）一文。我们应该改变对他的刻板印象。

最后，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不但做了些徒劳无功的事，而且还被困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因为，如果真像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进化思想萌芽于那些研究人类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变迁的社会科学，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岂不是把进化思想又反哺到了其肇始领域？所建构的清晰的人类文化进化模型，岂不是把哈耶克口中的那些“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再次达尔文化了？

04

适应不需要洞察力？

金·斯特林

澳大利亚哲学家

对这次演讲所涉及的主题，我一直以来都很认可。我特别赞同罗伯特·博伊德所阐释的其研究项目中的四个核心观点：

1. 的确如博伊德所描述的那样，人类，主要是近代人种是一种独特的生物。以生物进化的标准来看，人类这一物种脱颖而出的时间虽不长，但速度却很快。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注意人类和相近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要注意人类脱颖而出的惊人速度。

2. 人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遍布世界各地。这是因为人类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开采资源，并应对各种危机。这种环境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信息和行为等方面，而非生理方面。当然，文化学习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解释人类与相近物种以及祖先之间的差异时，社会学习，尤其是累积性的社会学习的进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种区域性的适应能力的形成需要经历许多世代，是一个种群层面上的过程。人类个体的适应能力、表征和理解周围环境的能力，以及表征和应对未来突发事件的能力都是相当独特的。然而，个体层面的认知能力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和地理分布，以及在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上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我认为这些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博伊德对此既赞同又不赞同。不过，仅仅拥有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3. 只依赖地方性信息是不够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模、范围，以及生态多样性还取决于社会合作。社会合作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非常少见，但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合作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人类的合作具有强制性，因而博伊德认为，需要对人类的合作进行独立阐述，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即使是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也不是完全由近亲构成，而且从来都不可能是。因此，用那些解释亲缘性合作行为，比如群居类昆虫的合作行为的进化模型来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是行不通的；作为概括性论述的直接互惠理论也是行不通的。一旦合作人数达到三至四人及以上，因失败而放弃合作的行为便会对维持合作稳定性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而，人类的合作行为的确需要详加解释。

4. 除了这些实体论之外，博伊德和彼得·克里森还找到了恰当的方法论来考察人类群体生活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进行对比和分析，围绕人类个体的动机与认知进行实验研究，以及对这些数据流和模型的联系进行分析，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模式是如何在群体层面上不断升级的，而群体又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的。

对于博伊德的观点，我没有太多的批判，主要关注的是我俩在某些观点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差别会带来的问题。我的评论将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个体智力在社会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模型的理解、将博伊德的理论扩展到不同的时期和社会学习领域。

个体与社会学习

我同意这个观点，人类所具有的独特智慧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生态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基于不少证据，博伊德怀疑，人类的智慧并非必要因素，至少在解释各种文化的变量传播时如此。这与解释文化起源大为不同。[1]在解释累积性的社会学习对塑造环境适应性反应所起的作用时，博伊德这样写道：

但在我看来，人们通常会这样想：创新是很难的。发现大柄苹有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找到去除毒素的方法更是难上加难。好在，确定一种行为是否有益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一种发明一旦出现，只要被确认是有益的，便会被传播开来。

博伊德将这一现象称作“图书馆”模型，并引用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Henrich，2010）关于斐济人食物禁忌的例子对这一共识进行了论证，接着又以房屋建造方面的例子为佐证。斐济人禁止怀孕的妇女食用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海洋生物，以防止她们中毒。这一禁忌被赋予了道德意义，而不只是一个慎重的建议。亨里奇的民族志表明，尽管恪守这种食物禁忌之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在其生活实践中，这种做法是长期稳定存在的。虽然长辈们解释不清这些禁忌食物的危险性，但这种生活实践方面的建议大多来自他们，而非“自食其果”之人的现身说法。

由此可见，适应性行为可以通过文化进化的方式稳定下来，甚至被创造出来，即使人们无从知晓这种行为的益处和影响。人类学家马尔温·哈里斯（Marvin Harris）曾发起过一个研究项目，从隐性适应的角度解释禁忌和食物偏好，尤其是那些出人意料的食物偏好（Harris，1985）。然而，亨里奇和博伊德却构建出了一个清晰的模型来解释此类隐性适应行为。

博伊德认为，行为主体在选择榜样和信任榜样方面是有策略的，因此，社会学习才成了一种建立在可靠信息基础之上的学习。然而，人类的智慧大部分都体现在对榜样的选择上，而不是对榜样所发出的信息流进行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具有降噪的作用，但并非至关重要。我将再花一些时间来阐述这种图书馆模型。第一，我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探究某种做法为何会具有适应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理解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些“默契”，因为它不是明确的、陈述性的、说明性的知识。

博伊德所列举的斐济民居的例子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未采用标准化设计的房屋会在飓风中毁于一旦，而且也并不能证明房屋建造者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加固房屋。虽然缺乏显性知识，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不具备隐性诀窍的证据。这个问题很关键，但博伊德等人却没有对此进行相关调查研究。因此，在充分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所做出的实践，与那种基于信任的盲目模仿是极为不同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由于社会交往对社会实践中智力水平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某种知识的社会传播范围也会不同。然而，我个人的直觉是，技能的传播在大多数情形下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食物禁忌这个例子中，博伊德重构了和社会传播有关的“智力-理解”模型，就此例而言，该模型所预测的社会动态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斐济人会相信父母、亲戚，以及有智慧的女性所告之的这些经验呢？依照“文化是图书馆”这个观点，答案如下：这些学习对象会给出极好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应该吃海鳝、海龟等食物，并遵照这些信仰行事。这些信仰需要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品尝过美味海龟的妇女，在其怀孕时顾及这些食物给未出生的孩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选择天天吃煮熟的木薯。这些信仰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只有这样人们才敢指责一个吃海龟的孕妇，即便这种指责可能会冒犯她和她的亲属。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会得到强化，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村子里的某个人注意到，某位妇女在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情况下吃了不少海龟，后来生出的孩子在发育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博伊德的人种志表明，此类事件并没有发生过。这种行为规范的传播有赖于一个更简单、更容易让人相信的启发式社会学习策略。

这个策略有多典型？可以参考一下通过示范和实践来完成的技能传播。不同于仅在观察条件下所展现的技能，在传播中，技能的示范要求行为主体展示出行为的因果关系。我虽然不是一个碎石匠，但体验过几次这方面的课程。我师傅对这项技能的步骤是非常了解的，他需要将这些步骤依次展示出来，做出说明，并就击石的角度、原料的选择、岩石的几何形状，以及实现目标的顺序给出建议。考古学家彼得·希斯科克（Peter Hiscock）认为，传授碎石技能所采用的主动教学法可能非常古老，因为无人指导的试错学习法是极其危险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岩石碎片非常锋利，错误的敲击会让碎片四处飞溅，并导致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Hiscock，2014）。

与此类似，生态学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曾对非洲南部狩猎者高超的猎物追踪本领进行过研究，并对所需的认知能力进行了分析。这些狩猎者在对猎物进行追踪时运用了大量的图形再认知技能，并且对大量自然历史信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Liebenberg，1990，2008，2013）。这些狩猎者不仅知道哪些踪迹属于哪只动物，还知道同一只动物在疲劳、惊恐、紧张或放松时的不同行踪。这些技能的社会传播有赖于学习者的智力水平：

青少年和年轻人会观察部落中最优秀的狩猎者是如何谈论与解释动物足迹的。根据这些足迹，高明的追踪者可以推断出动物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疲劳程度等信息。要掌握这样的技能，需要对特定物种的习性、饮食习惯、社会构成，以及日常行为模式等均有一定的了解（Henrich，2016）。

狩猎社会的经济结构要求人们掌握和领地有关的丰富的自然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博伊德在讲述探险者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所经历的悲壮又颇具启示意义的探险故事时这样写道：“一部关于扬德鲁万塔人的‘自然历史书’可能会有上百页，并分为‘如何游戏’、‘有效的打猎技术’、‘如何找到水源’和‘如何处理有毒的蕨类、薯类和苏铁类植物’等板块。”他们的后代无须通过个体学习来获得这些知识，社会学习就已足够了。

不过，后代们会通过实践来不断验证和完善这些信息。他们会不断地用外界信息来对技巧、技术以及地方性知识进行检验。如果所获得的外界信息已经过时，或者在传播过程中失实，那么就需要用一些相对直接的方法来纠正错误。一个地区的自然历史和微观地理并不会一成不变，小溪会改变流向，旧的水坑会发生淤塞，新的水坑会出现，动物的习性和数量会发生变化。狩猎者会从同辈和长辈那里了解到这些知识，同时也会通过观察外界来进行了解（Hewlett et al.，2011）。人们会接受规范与禁忌之类的法则，并依照这些法则“盲目”行事。如果某种禁忌能够帮助某个妇女避免某种危险，而这种危险在过去从未真正出现过，那么对于她来说，错误信号是极其微弱和模糊的。有人说这些技能和信息在物质世界与生物界中均发挥着指导性的干预作用，这并非事实。这是我在2012年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在我看来，这种食物禁忌在两个方面上与一系列重要的事实产生了冲突。第一，这个例子是纯粹的社会传播实例，除了少数人有过亲身体验之外，恪守这种禁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信息，也就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海洋生物很危险这个信息，来自社会学习。技能的传播涉及复杂的社会学习过程，且社会信息的输入至关重要。但是，仅依靠口头指导或行为示范，人们是不太可能学会如何追踪猎物或制作手斧的。只有在社会性的指导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时，个体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技能；行为主体往往会在实践中进行学习，不过其学习方式是由社会环境造就的。虽然信息来自物质世界，但在榜样、示范、建议、支持，以及成功和失败的作用下，运用一些技术性的专业词汇便能表达出原材料之间的微妙差异（Stout，2002）。就这一领域而言，社会层面上的信息与个体层面上的信息必然会不断结合。

第二，斐济人的食物禁忌是文化适应方面的典型实例，但算不上是累积性文化适应方面的实例。累积性文化适应是适应能力的一种，比如对火的使用。这类技能超出了个体学习的范畴，需要通过渐进提升来获得，而且很可能跨越了数代人。地方性文化适应的作用及其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不同环境中的累积性反应来解释，而食物禁忌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博伊德所列举的动物筑巢的例子也并不能证明，规则简单的社会学习能够促成复杂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些行为也不是以学习为中介的适应性行为，而是一种不了解因果关系的适应性行为；是无须理解因果关系的学习行为，而不是高度真实的社会学习行为。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能否知道某种做法为何有效，与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为何某些形状的岩石可以被制作成有用的工具，而其他的则不能？许多技艺高超的碎石专家都对所用材料的科学知识知之甚少，但对原材料的特性了如指掌，比如从某个要求严苛的角度进行敲击会出现某种状况，但这种知识所适用的范围和情况是有限的。

我估计，生态学家路易斯·利本伯格谈到的追踪技能或许也是如此。那些非洲狩猎者深知动物在基底层上留下痕迹的过程，而这种知识和动物的数量、基底层的情况以及环境的情况都有关。他们的专业知识可能无法应用于冰天雪地，而高纬度地区的狩猎者定会拥有“雪地”技能。即使是斐济人也不会完全盲目行事。正如博伊德在报告中所说，斐济人相信，违反食物禁忌很可能会致病，并普遍认为吃鱼会生病，而且有些鱼比其他鱼更危险。这种普遍认知增强了禁忌的可信度，而且与其所拥有的和世界运行机制有关的一般经验高度吻合。

图书馆模型并不正确。社会学习策略评判的是行为主体，而不是行为主体所展示出来的文化变量，因此才能对地方性的适应反应起到支撑作用。然而，如果在一个模型中，行为主体被刻画成“会产生反射性冲动，并会盲目模仿他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模型一定是错误的，尽管被模仿者可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榜样，但这种冲动也只有在外界信息足够明确时才会起作用。特别是这一模型低估了混合学习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并不需要在社会信息和直接信息之间二选一，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我看来，在传播技能的过程中，混合学习尤为重要。因此，在阐述与文化变量有关的社会传播需要哪些认知能力时，应该讲清楚，认知需求与文化变量的本质及复杂性之间的关联方式出现了哪些变化。

对博伊德构建的模型的分析

博伊德用了一个和社会学习有关的简单的进化动力学模型来支撑其人种学理论。在被他称为“盲目模仿的进化”的章节中，他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描述，并认为该模型可以证明自然选择更青睐这样的心理：人们会接受某种观念仅因为他人也持有这种观念，以及行为主体具有“采纳他人想法的倾向”。但是，是否有必要这样来解读这一模型的结果，我并不确定。该模型探讨了复杂环境中的社会学习驱动机制。行为后果取决于行为主体在特定环境状态下所做出的行为选择。行为主体掌握了来自外界的直接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很杂乱，因此他们并不能明确其他人会作何选择，毕竟周围人所掌握的外界信息也同样杂乱。这一点也不奇怪，直接信息越杂乱，想要直接了解外界的难度就越大，行为主体也就会越依赖间接的社会线索。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智能的策略性学习模型。行为主体会进行自我评估，如果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外界信息是可靠的，就会使用这些信息；如果认为信息不够可靠，就会利用信息流的优势，去观察群体中其他人的反应。[2]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如果行为主体在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之间做出了最佳的行为选择，那么在解释这种反应时，就不需要以“采纳他人想法”的心理倾向为前提了。事实上，在这个经过简化的模型中，行为主体尽可能地做出了恰当的选择。想要验证“采纳他人想法”的心理倾向的确存在，就要找出和个体接受当地主流观念有关的人种学证据，即使有更可靠的证据验证了其他的评估结果。此外，还必须考虑信息成本，以及作为特定环境中的特立独行者可能要付出的声誉上的代价。

显然，宗教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例子来证明：行为主体会忽视外界信号，重视社会信息。但在宗教领域中，特立独行者同样要付出高昂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偏好社会信息是存在隐性风险的。在这方面，我认为，人类学家奥利维尔·莫林（Olivier Morin）的看法很正确。他指出，许多社会信息都只是昙花一现：谁在哪里看到了什么。那些广泛分布于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在公共信息领域里不过是些小样本而已，而且还是非随机性的。与他人言行有关的信息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过滤掉大量的无关信息（Morin，2016）。

博伊德用材料和模型支撑了如下观点：社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简单的遵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且能在许多环境中发挥作用。对于行为主体而言，鲜有人能够以较低成本找到可靠又直接的环境信息样本。因此，人类进化出了一种学习机制，用来权衡社会学习的成本与收益。人们通常偏好相对简单的社会学习规则，但在发现自己可以轻松便利地从所处环境中获取信息时，就会开始关注环境信息的有效性，进而克服这种偏好。

莫林在其著作《传统是如何生存和消亡的》（How Traditions Live and Die）中，言辞激烈地驳斥了上述有关社会学习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学习虽然重要，但具有策略性，而且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对自身所处的信息环境，以及潜在的模仿对象所处的信息环境的评估结果；人们实则不会也不应该使用这种被简单化且墨守成规的启发式策略（Morin，2016）。

到目前为止，莫林对博伊德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后者对模型的描述过于简单。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无的放矢。现实环境中的主体行为远复杂于博伊德所构建的模型中的主体行为，而构建模型的初衷之一即是删减掉不必要的信息。

关键在于，在种群动力学上，这两种主体行为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某种影响力？至少有三种观点可供探讨，而且只能借助形式模型来探讨，因为形式模型能够表征简单策略化的社会学习者与莫林所说的高度策略化的社会学习者之间的差异。第一种观点是，这种差异并不具有影响力。因为在由信任型社会学习者构成的人群和由辨识型社会学习者构成的人群之间，存在相似的驱动机制；对比人种志和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即可见，这两种机制是相似的。第二种观点是，在具有策略性和辨识能力的文化学习群体中，累积性的文化学习是非常少见的，甚至不存在。如果个体对自身的判断力过于自信，那么就会令当前可信任的认知资本（cognitive captital）(6)水平难以得到维持，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在当前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对于累积性的社会学习而言，高度的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之一，人种志和考古学所提供的渐进性适应能力方面的证据表明，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信赖社会学习。第三种观点是，模型表明，作为累积性学习的工具，辨识型社会学习的功能性要比信任型社会学习的更为强大。在以辨识型社会学习为主的群体中会出现更丰富的微小创新，而且这些创新是可信任、辨识和接纳的，同时还能更高效地摒除错误。模型还表明，辨识型社会学习者通常不会过分追求局部最优化，不会陷入无用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um）(7)陷阱之中，而且面对环境变迁也很少会感到不知所措。

由此可见，在经验证据方面，博伊德的论述和莫林的论述的确存在差异。如果人类都是信任型社会学习者，那么考古学和人种志的相关资料是否能证明我们所预测的“适应失败”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或是只存在于某个特定领域、某个具体环境中？是否能证明存在大量的偏离局部最优化的现象？如果没有形式模型，就没有办法弄明白两人的观点是否真的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是否会体现在经验证据方面。可以看到，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为方法论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综合使用了语言分析、人种志资料和实验材料以及形式模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选择。第四种观点是由认知学家罗恩·普拉纳（Ron Planer）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8)为我提供的：或许，社会学习的启发式策略原本很简单，但后来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变得微妙了。

关于规范的不同思考

博伊德在演讲中较少提及的一个论题是：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学习策略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异，做出何种程度上的预测。

考古学资料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技能经由漫长且极度缓慢的历史进程而得以累积。从大约350万年以前到大约40万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内，除了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之外，能从资料中看到的新技能只有手斧的制造和火的使用。此后30万年间，出现了新石器技术和复合型工具。从大约10万年前起，各种技能开始加速出现。直到最近，制造、储存和累积的认知资本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个体基因差异所致的个体认知能力差异来解释。人类学家萨莉·麦克布雷迪（Sally McBrearty）和艾利森·布鲁克斯（Allison Brooks）于2000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那不是一场革命：对现在人类行为起源的新诠释》（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此后，对此类变化的解释就被强调社会组织差异或社会网络规模差异的理论替代了（Henrich，2004；Powell et al.，2009）。

彼得·里克森和博伊德就是这一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Richerson Boyd，2013）。虽然他们尚未进行过系统的论证，但我们可以从相关资料中看到一个与其研究项目相当契合的解释：社会学习的技术及工具的文化进化。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学习如何改进社会化学习的方式，社会心理学家西莉亚·海斯（Celia Heyes）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Heyes，2012）。

因此，不同时期的社会学习特征及可靠性并非一成不变；不同领域中的社会学习也同样会发生变化。毋庸质疑的是，大体上，累积性的文化进化并不能有效地发展出民间医学，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发生。大部分的民间医学都很令人生畏，与此有关的极其骇人听闻的例子有很多，有关这一点可以参考人类学家罗伯特·埃杰顿（Robert B. Edgerton）的著作《病态社会》（Sick Societies）。

致病环境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病原体会快速进化，而是因为病原体的特性和毒性会随着人口规模、经济活动和人口迁徙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当生活状态从不断运行转变为久坐不动之后，人体就会遭遇新的病原体，如同生活在垃圾堆和排泄物周围一样。但是，人口规模和人际交往方式的确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决定了病原体传播到新宿主身上的速度，以及是否会在前宿主的免疫机制启动，或者前宿主死亡之前转移到新宿主身上。前宿主的死亡会导致病原体在局部范围内被灭绝（Ewald，1994）。农业生产活动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宜于疟疾滋生的外部环境条件，这正是人类学家约翰·奥德林-斯米（John Odling-Smee）等人于2003年谈到的有关生态位构建的典型案例之一。同时，医疗环境却没有出现快速变化，个中情况比较复杂，且存在一段很长的过渡期。即使一些医疗措施并没有起作用，甚至还具有危害性，但许多患者依然得以康复；当然，另一部分患者未能幸免。但不管怎么说，医疗干预还是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

在现代社会早期，与医疗技术相比，武器制造技术拥有更丰富的专业积累。据我推测，这是因为人类选择杀戮的动机远强于治病救人的动机。当然，在拥有了武器制造技术之后，成功的创新，以及对成功的认识就变得简单多了。一项技术能否成为成功的创新，往往会很快显现出来。例如，如何用较少力气打磨边角，如何使边缘更长一些，如何将黏合剂固定在准确的位置上，反之亦然。

此外，日常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会被多次测试。如果在部分群体中出现了变异（假设只要存在创新，就会出现变异），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一些可做比较的数据。[3]通常，与技能创新有关的因果链相对比较短，也比较简单。这种因果链会将工具的使用与使用结果关联起来，从而让行为主体得到大量与各种使用结果有关的信息。不过这些信息非常简略，而且是概括性的。博伊德所提及的斐济人建造房屋的例子即证明了这一点。房屋建造者能很快发现房屋是否结实，能否抵挡风雨，不过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知道房屋能否抵挡暴风雨。

我认为，在医疗技术和狩猎技能之间，对规范及规范性创新的评价可能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我们假设当行为主体并不太重视社会稳定与双赢合作时，此类规范的建立就具有了可能性；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很难对某两种规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比较。不妨参考一下人类学家迈克尔·阿尔瓦尔德（Michael Alvard）曾提及的一个经典实例：在成功捕获鲸之后，人们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精巧的分配规则的（Alvard，Nolin，2002）。当事人或许并不太了解与社会稳定、社会合作、捕鲸装备和技术的投入等方面有关的其他规则会产生何种效用。分配规则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慢慢呈现出来的，有时候甚至需要经历一代或数代人，而且这种改变时而会与其他改变相互交错。另外，当规则被打破或发生变化时，群体成员之间或许会发生争执与不和谐。因此，他们可能很清楚，在收益分配规则遭到破坏时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不会对规则调整的结果进行评估。

或许正因如此，博伊德及其合作者才会倾向于将规范性进化视为任意群体内部皆会发生的一个过程。就已知的适应性规范集合而言，确实是群体选择的结果。我同意以下看法：人类的文化群体很可能会成为达尔文式的种群，而且其进化过程会受到文化的群体选择的影响。然而，这种复合种群的人口规模会非常小，而且种群层面上的代际转变速度会相当缓慢，同时，如果规范以集合或系统的形式存在，那么规范的变化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不应对这一过程的有效性抱有太高期望。

依照这些假设，文化的群体选择是一种高明的手段，因此规范集合也就不可能十分奏效。如果规范集合比那种杂乱且无效的选择机器（尽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这一点）更管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规范产生过程中的亲社会行为的偏差(9)来对如何维持合作性社会活动进行解释。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的模型，以及人类历史都已证明，一些令人震惊的破坏性规范能够经由惩罚和内化而稳定长存。

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认为如果规范符合人们的同理心、同情心和公正感等社会情绪的话，那么其传播性和稳定性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实现（Nichols，2004）。若真如此，那么在许多规范集合中，有助于促进合作的特征就应是偏差相互强化的结果，尽管其相互作用力有可能非常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地域性群体内部便更容易达成合作，群体也就更容易存活下去，并开枝散叶。

接下来，我想谈谈与规范有关的最后一点想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规范及规范心理。一方面，阿尔瓦尔德所提及的分配鲸的规范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明确地说出来，让参与者都有所了解，同时也要明确地告知参与者，这些规范都属于地方性知识。对于违反规范的惩罚措施也应该是明确、公开、可告知的，且是非常准确的；另外，这些规范本身亦属于该群体规范集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此类规范并不太具有认知复杂性。譬如所谓的抱怨规范，前提是他人未履行我们所期望的职责，比如，当火快熄灭时，我们希望同伴关掉火，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而我们的反应可能是生气、反对和敌视等，简而言之就是抱怨。博伊德所提到的有关规范的例子，以及对“规范如何维持合作”所做出的分析（即使在一个没有制度的社会中），都是比较宽泛的。

图尔卡纳人的规范是显性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而言，显性规范并不足以构成人类独特合作行为的全部基础。例如，语言是人类合作的产物，而非先决条件。还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博伊德和里克森对“规范在人类合作中所起作用”所做的分析，是否适用于抱怨规范或社交心理学。在人类出现独特的合作行为之前，该理论或许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点，不妨来看看博伊德所提出的高阶搭便车行为的解决方案：对那些未对违反初阶规则者进行惩罚的人实施制裁。他提出，对违规者施以恰当的惩罚本就是规范体系的一部分。促使人们遵守初阶规范的心理机制与社会机制，同样适用于惩罚违规者，以及当有关惩罚的规范对恰当的惩罚义务不起作用时。而二阶搭便车行为及其惩罚并不具有此种独特现象，需要其自身做出解释。[4]对于图尔卡纳人所拥有的这类清晰的规范而言，这是事实；但对于抱怨规范而言，这绝非事实。并不存在什么自动化机制可以确保那些会因自身期望落空而满腹抱怨的行为主体，在他人期望落空并表现出敌意时，也会表现出不满。与图尔卡纳人的规范相反，这一阶段中并没有明确且详细的制度，行为主体会将抱怨规范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默认模型（default pattern）以及基于默认模型之上的期望，只会零星地出现。

以进化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生活

上述讨论并非是对博伊德演讲中的核心思想的质疑，也不是对其所列举的那些示范与样本的质疑。正如我在篇头所写，我赞同博伊德研究项目中的大部分核心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观念上的一致性是聚合思维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博伊德和里克森正在尝试引导人们培养进化观念，[5]引导人们从进化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特性，以及支撑起这种生活的能力。在提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尝试着证明他们的研究是具有启示性、创造性，且易于理解的。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不仅因为它们很重要，还因为它们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路。[6]

05

文化进化中的推论与假设检验

鲁思·梅斯

英国伦敦大学生物学教授

能成为评论人，我感到非常高兴。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文化与进化过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对我学术生涯的开启影响深远。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并明确研究方向的著作是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0)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最初接触到这本书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它激发了我对社会进化的思考，让我最终决定去牛津大学攻读动物学。自那时起，直到现在，动物学都是适应主义者的大本营，提倡各种适应性理论。多年以后，我读到了《文化与进化过程》这本书。我不是很擅长数学，因此跳过了书中的方程式，而那些内容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篇幅，但是主要思想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

后来，我到了伦敦，成了一名人类学研究者。当时，和人类进化行为有关的研究领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学派：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和文化进化理论。一般来说，知道了一个人的学科背景、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就能大致推断出其所属学派。当然，后来这些学派的划分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就我而言，我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人类行为生态学。

行为生态学是一门兼容并蓄的学科，其重要传统之一是强调对进化假设的实证检验。不管哪个科学或领域的方法与策略，只要有助于解决研究难题，行为生态学就会借用。与进化心理学家不同，人类行为生态学家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普适性的人性，因为人类行为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对行为的基因根源或文化根源并不特别在意，而更关心与适应性有关的问题。文化进化理论关注的是文化学习及其传播机制的模型构建，以及模型之于文化进化的意义，而人类行为生态学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模式及其间的关联性。

然而，正如博伊德所说，生态和文化皆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要将二者区分开是很不现实的，因为文化是人们了解所处生态体系的一种方式，也是了解各种环境中最佳作用因素的一种方式。随着对行为起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两个学派开始合流，研究者开始利用各种方法，去真正考量文化传播和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力，进而探究进化过程是如何激发出人类某些特定行为的。因此，时至今日，我依然很难对这两个学派做出明确的区分（Mace，2014）。

规范的制约

尽管博伊德在讨论行为进化时所秉承的学科传统与我的有所不同，但对其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所有观点，我几乎都赞同。毫无疑问，规范和准则在引导人类行为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性。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当我第一次对一个小规模社会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的规范和准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研究的是肯尼亚北部的嘎巴拉（Gabbra）骆驼游牧民族的生育制度。

作为一名外来者，我理应像所有未婚人士一样躺在帐篷外边，背靠一个垫子或动物毛皮，然后仰望星空。考虑到当地炎热的气候，以及肯尼亚北部迷人的夜空，户外定然是绝佳的睡眠场所。但我很快意识到，侧着身子，两腿并拢，蜷缩起来，上身套一件长恤衫，是非常重要的。入睡肯定不成问题，但我一直很担心，早上醒来时我自己向后或向前滚，然后滚到一个完全不适合女性睡觉的地方。这只是众多令人焦虑的当地规范中的一个，若是一不留神违了规，就会冒犯当地人。因为对所属社会的文化太过熟悉，所以人们并不总能理解来自其他社会的人在适应这些文化时所遇到的困扰。

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我所在的伦敦研究团队的成员们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之后出去喝酒，聊天时谈到了乐坛传奇人物、雷鬼音乐大师鲍勃·马利（Bob Marley）。如果你是英国人、美国人、牙买加人，甚至是埃塞俄比亚人，那么应该知道鲍勃·马利是谁。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当一位新来的中国同事问起“鲍勃·马利是谁”时，其他人对她报以了善意的质疑。她感到极为尴尬，因此在又一次研讨会结束后，没有和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几个月后她才告诉我这件事，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知道，即便其他人主观上并没有想要给她施加压力，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但这位女士已然感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压力。这即是已被社会化的规范与准则。想一想那些跨文化背景的，围绕婚姻、贸易、政治处境，以及冲突等各方面问题所进行的谈判有多么复杂，就会明白人们确实受到了规范与准则的制约。

我们已经知道规范的制约作用很明显，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尚待回答，比如这些规范是如何形成的，不同地方的规范有何差异，规范是如何得到强化的，以及变革规范是难是易，等等。之所以要关注文化传播机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些传播机制能否从其他某些行为发展和进化机制中衍生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化群体选择就是这样一种进化机制，博伊德在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就他所做的论述，我会做一个评论。这是其演讲中篇幅相对较短的一部分内容，但能极好地说明文化进化理论与其他进化模型在推导方面的区别。例如，在基因系统的模型中，群体选择并不被重视，因为迁移行为会对群体基因的一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文化进化理论不仅激发了一般公众的想象，还引发了一系列学术讨论。

文化群体选择的假设检验

文化群体选择这个推论很难得到验证，不仅因为其本身在很多时候所指代的事物是不同的，还因为群体结构既可以是基因层面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层面上的，还可以兼而有之。所谓群体，可能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一群人，也可能是住在同一个村镇里的一群人，甚至是一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基因或文化基础上的。人类的行为多种多样，很多都不能作为衡量群体特性的指标，但是人类学的核心是研究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如果不同文化群体在行为上没有明显差异，那么人类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确实认为，在某些行为和制度的进化方面，文化群体选择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群体间的竞争理论上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力量。因此我认为，现在主要问题出在实证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哪一种行为在群体层面上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群体间的竞争会选择哪一种行为特性；是如何选择的；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群体产生显著的文化变化。

通过文化的群体选择，战争会促成群体内的利他主义。这种假设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广为人知的理论，在科学杂志甚至流行杂志上都能看到。这种观点倒是与我们的直觉很吻合。父母常跟我谈起“敦刻尔克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英国民众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自家的小船去营救被困在法国海滩上的英国士兵，因为英国军队被入侵法国的德国军队击败了。我父亲那时候还是个小男孩，住在萨福克郡（Suffolk）的海边，认识不少当年驾船实施跨海营救的人。当时，我嫂子的父亲是应征入伍的士兵，在海峡彼岸排着长队等待救援。虽然敌人的炮火尚未停息，但士兵们接到的命令依然是，如果不好好排队就会被上级开枪击毙。如此看来，英国军队为了维持纪律，对“惩罚”和“利他”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关于这一点，在所有和敦刻尔克有关的电影中，我都没有看到过。因为有了这场营救，丘吉尔得以将一场失败的战役转化成了一次重要的宣传活动，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传递出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假设，即个体利益是人们选择参与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图尔卡纳部落的勇士们在参与掠夺牲畜时肯定会考虑个体利益。未参与掠夺的人自然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而没有牲畜就没办法结婚和繁衍后代，因此一些年轻人会从战略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很有可能得出“这是一种值得冒险的活动”的结论。所有军队都会对那些拒不参战的人进行惩罚，以杜绝临战脱逃之类的行为；宗教或其他机构的规范也都会涉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虽然惩罚是由群体选择进化而来的一种规范，但一些领导者会利用不正确的权力来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形下，惩罚便与群体选择或利他主义的强化脱离了关系。可以看出，惩罚是群体选择的结果，但不同群体的惩罚是否不尽相同、不同群体是否会因为成功程度的不同而进化出惩罚措施，并使其成为符合公共利益的规范，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或许将来也很难知道。从自然设计角度出发进行推导，往往是检验进化假设的首选方式，但不见得是最强有力的方式。

我感兴趣的是该如何检验这样一种观念：群体间的竞争和冲突，比如种族间的战争，会导致狭隘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利他对象仅限于群体内部成员。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的博士生安东尼奥·席尔瓦（Antonio Silva）对贝尔法斯特（Belfast）地区持续了300年之久的天主教共和党（Catholic Republican）与基督教统一党（Protestant Unionist）之争进行了研究。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达成之后，冲突大体上归于平静，但并没有完全消停下来。在西方许多地方，政府修建的隔离墙依然耸立，不同宗教之间依然鲜少通婚，冲突事件依然存在。当地的许多街区都画有大幅的宗教壁画，教徒们的游行队伍也会高举宗教画报，一面鼓舞士气，一面挑衅对方。教育也是分开实行的，要么是天主教学校，要么是基督教学校。当然，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了试验法。那些愿意填写调查问卷的人会得到5英镑的酬劳，并可以将这笔钱捐给当地的学校，要么是天主教学校，要么是基督教学校，或者中立的慈善机构。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宗教信仰程度，以及是否经历过宗教主义威胁等（Silva & Mace，2014）。

我们在贝尔法斯特市的21个地区进行了试验，有的地区冲突情况较严重，有的地区则较平和。我们还委托这些参与者把一些“遗失的信件”送到其所在的天主教或基督教机构。预计，由于宗教主义威胁的增加，与控制组，即中立的慈善机构相比，被试组外部的利他主义行为会减少，而内部的利他行为会增加。在冲突地区，无论是被试组还是控制组，对外部群体，也就是非自身所属群体的利他行为，如归还信件、向学校捐赠等都会降低，这与预测的一致。战争会使人憎恨敌人，但是冲突并没有增加群体内部的利他行为。被试组与控制组的内部利他主义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状态。

田野工作完成后没多久，贝尔法斯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骚乱，起因是双方就贝尔法斯特市市政大厅里的每一种旗帜每年应该悬挂多少天发生了争执。我们立刻折返回去，在上次做过调查的一些地区重新进行试验。结果显示，在冲突期间，各种类型的利他行为都有所下降（Silva & Mace，2015）。虽然冲突是导致利他主义产生的因素之一，但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

这一结果着实令人惊讶，因为根据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因冲突而在经济领域展开对抗的群体，内部的利他行为会有所增加。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那些学者所提供的证据不够清晰。一项研究表明，2006年，以色列养老院中的老人们在参加博弈试验时，对在经济上不够慷慨的行为做出惩罚的概率远超战前和战后；但在这项试验中，既没有控制组，也没有外部参照组（Gneezy & Fessler，2012）。

另外一项研究的对象是格鲁吉亚的学生。在对待同学方面，那些有过较多战争经历的学生会比那些来自“远方的学校”，没怎么经历过战争的学生表现得更为慷慨（Bauer et al.，2014）。但是，在这项研究中，有过战争经历的成人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成人在行为方面并没有明显不同。总之，很少有研究像我们的研究这样，针对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关注真实冲突中向真实机构进行捐赠的问题，对冲突双方进行检验，而且还设置了控制组。

大量研究已证实，合作行为不仅会高度依赖具体环境，还会随着群体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也极为敏感。我并不能确定，合作行为是由文化群体选择进化而来的众多行为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合作行为相比，其他一些行为或习惯在同一种文化内或者不同文化间表现出了更为稳定的多样性。

正如博伊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系统进化法，譬如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语系进化法，是测量文化规范持久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已知的很多文化特性，比如婚姻和亲缘关系等方面的规范和准则，以及政治体制，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了文化史系统的进化迹象，这表明这种机制确实对文化特性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变异起到了强化作用。

因此，对于很多文化特性来说，习惯更容易成为群体的选择。另外，个体依据使用频率来进行行为选择，也是一种可以强化文化变异的机制，可参考中国亲缘关系系统的进化（Ji et al.，2016）。不同的行为具有不同的进化路径，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明确的实证研究，这些具体的路径能被揭示。我们当前所接触到的只是一个大型实证项目的表层，随着项目的推进，需要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

06

适应性、合作性、操控性和敌对

保罗·西布莱特

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博伊德在演讲中非常坚定且诙谐地揭示出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具生态环境适应性、合作规模最大的物种。当然，人类社会中的竞争，就残暴性而言也是所有物种中最突出的，操控同类的狡猾本领也是所有物种中最厉害的。这样的描绘看似前后矛盾，但事实上，后两种特性是前两种特性的必然产物。真相是，超级合作性不仅能使人类创造出巨大的资源和收益，还带来了竞争和操控。

如果人类的生活是一场零和博弈，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将会趋于简单直接，人们会避免做任何对他人有益之事，这样一来，互动程度将会降至最低。然而，人类生活实则是一场正和博弈。人们经常，而且理应去做有益于他人之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合作所获收益做出预期。因此，在对合作收益进行分配时，如果分配结果未达到预期，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被剥夺状态，然后，通常会进行报复，就像俗语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于那些曾经是朋友，现在却变成敌人的人们来说，应该最明白个中滋味。

无疑，在各种人类社会群体中，个体的合作对象会不断发生变化，这是合作关系的核心所在。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几种特性之间的张力。合作很少会发生在群体层面上，而常发生于亚群体和各种联合体内部，因此，群体的构成很容易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一方面要与自身所在的亚群体或联合体中的部分成员进行合作，另一方面还要面临竞争，并需要通过竞争让自己脱颖而出，以便被群体中更具实力的联合体接纳。所以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与部分个体合作的同时，还要与另一部分个体竞争；与某个个体在某种条件下合作，同时又在另一种条件下竞争。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会导致非常复杂的动机和行为。对于人类的这一阴暗面，博伊德并没有否认，但也没有展开讨论。在本篇短评中，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部分被他忽视的内容其实很重要。

博伊德的系列演讲是对他和彼得·里克森，以及一些同事和学生，比如约瑟夫·亨里奇和萨拉·马修，共同开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的完美总结。[1]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本性，对人类社会的运转机制有着强大的启示。该项目旨在揭示为什么人类成了自然界中超乎寻常的存在，为什么人类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有生命的地方存活。该研究结果认为，这要归功于人类的超级合作能力，是它使人类在群体层面上更为聪明，而这种聪明的程度远超任何一个个体。事实上，个体并不需要像群体这般聪明，因为我们的群体进化出了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比如模仿，而且在进行模仿时，并不需要理解所模仿的行为模式背后准确的因果关系。

按照博伊德的说法，这些特性不仅能帮助人类找到解决生存问题的技术性方案，还能帮助人类掌控环境。此外，还能以集体行为规范的形式帮助人类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即公共产品生产。这些集体行为规范会通过一些社会机制得以强化，比如对违规者的惩罚。这些规范会随着群体间竞争不断进化，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更具适应性的规范会更受群体选择的青睐，从而得以在群体层面上传播开来。博伊德及其合作者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群体选择”。关于这一称呼，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与生物学上的群体选择过程毫无关系。[2]

地图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化，以方便人们了解世界。与此类似，所有的模型都需要对所需建构的现实进行简化。虽然地图有时会误导使用者，比如遗漏了某个重要的道路交叉口，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对现实世界进行了简化而批评它。博伊德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挑战和社会挑战简化为了如何激励个体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由此可见，如果能够生产一些公共产品，那么群体将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如果群体领袖能通过一些过程做出一些决策，那么群体将会衍生出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来对个体在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应做的贡献做出规定，并必然会对个体进行监督。如果在监督过程中发现有个体没有做出应做的贡献，也必然会对其进行惩罚。人类学家萨拉·马修对图尔卡纳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在生产具体的公共产品时，这一过程确实有用，即使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是“参与对敌对群体的武装突袭”。

接下来，我所关注的是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具有误导性的论述，虽然这种误导性只存在于部分领域之中。来看一些被遗漏的关键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一般来说，监督个体是否遵守规范要比公共产品一例所显示的要困难得多，这就意味着，群体成员往往很难对“谁违规”“谁没有违规”达成一致意见。

2. 规范不仅需要强化，还需要沟通。群体成员通常很难对适用于一般情况或特殊情况的规范达成一致意见。

3. 虽然强化某些规范比没有规范更能给所有群体成员带来公共利益，但是群体成员往往很难做出抉择，到底要在哪个潜在规范上达成一致意见，甚至会因此而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这就意味着，一些个体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信息的传递过程进行操控，从而影响规范的强化过程，也就增加了强化规范的难度。

接下来，我将分别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通过直接制裁来监督对规范的遵守情况

正如博伊德所观察到的那样，“借助大规模群体内部的对等性来强化合作”这一观点存在很大问题。这种对等性指的是，群体内部的个体面临着这样一种威胁：如果有人不提供公共产品服务，那么其他人也会效仿，拒不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在确认谁是违规者时经常会出错，一旦出错就会导致更多违规行为出现。

博伊德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直接制裁，而且是很精准的直接制裁。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失误或不确定性并不会激发一系列的背叛行为，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合作是可以稳定存在的”。显然，博伊德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研究诸如“找出哪些孩子会给家庭或学校带来麻烦”之类的问题了。直接制裁可能会致使人们把心思花在争论“谁是违规者”“谁不是违规者”这些事情上；而规范的监管者很难直接判断出谁违了规，谁没有违规。

博伊德在好几处都做出了暗示，在大规模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种群体智慧，能够认定违规者，但没有清晰地表达出这一观点。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基本上，所有围绕着“谁违背了哪种规范”而展开的争论，注定会和肥皂剧一样不了了之。在人类生活的这一核心领域中，人们是会撒谎的；越是热切地想要强化某种规范，围绕事实所展开的争论就越难理出头绪。

规范沟通和规范强化的重要性

那些寻求强化社会规范的人需要确认所有群体成员都对规范有所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虽然规范看似是普适性的，且存在于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中，所有社会都有杀戮、保卫、性与婚姻，以及食物制作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但不同社会中的规范的具体内容却千差万别。在两个相邻社会中，食物禁忌很可能大为不同，婚姻制度也可能不一样。相邻群体间的不同规范很多时候也是族群的重要标志，例如，食物禁忌和安息日等规范时刻提醒着犹太人，自己与当地的其他人属于不同的族群。重要的沟通仪式有时候会通过很精妙的方式告知和提醒群体成员，他们需要观察并掌握何种规范，然而很多时候这都是徒劳的，因为按照上一条原则，这些规范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因此，沟通越精妙，就越有可能产生错误，人们也越有可能执行错误的规范。

规范沟通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即便一些规范是普适性的，但这些规范在具体运用中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这样一个规范：为了保护家庭成员和同胞，男人们应该挺身而出参与战斗，就算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据我所知，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有这种规范。然而，需要在何时挺身而出，谁需要做出牺牲，做出多大的牺牲等一系列问题是个体无法自我决断的，因此大多数社会都建立了某种权威机构，以进行某些类型的沟通，比如告知群体成员如何运用某些规范。就军队而言，基本规范通常主要是由军队领导人给出的；当然还存在一些深化的规范，主要是关于何时、何地、如何遵循领导人指示的。这些规范往往充满了争议。这又一次表明，在对规范的强化过程进行简化时，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在一个群体中，群体领袖能轻易地察觉出谁违了规，并对其进行恰当的惩罚。

有人认为，只有规模庞大且复杂的现代社会才会孕育出与“什么是合适的规范”有关的争论。这种说法虽然很吸引人，但有证据表明，这类争论出现的时间其实非常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最近，系统发生学分析发现，一个名叫《史密斯与魔鬼》（The Smith and the Devil）的民间传说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Graca da Silva & Tehrani 2016）。这个民间传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将两种强大的道德规范置于对立面，第一种规范是讲真话，第二种规范是拒绝与坏人合作。这个传说的主题是如何在一个充满矛盾的规范世界中行事。该主题也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核心主题，亦是印度两大梵语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的核心主题。毫无疑问，这样的争论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体在很多时候都不清楚，自己在何些特殊情况下需要遵守何种规范。这就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个体提供了通规范来操控他人的可能性。

规范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喜剧团队创作了这样一个滑稽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彼得·库克（Peter Cook）所扮演的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劝说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所扮演的狂热的爱国者珀金斯（Perkins）执行自杀式攻击：“珀金斯，我们现在应该豁出去。这会改变这场战争的基调。”珀金斯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在登上飞机前说：“长官，再见！还是应该说，回头见？”毫无疑问，他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不会再见了，珀金斯”。

这些意味着，在大多数社会中，大部分围绕规范所进行的沟通都会涉及某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操控，但博伊德所描述的澳大利亚扬德鲁万塔人在制作渔网和处理大柄苹时所进行的规范沟通，并未体现出这种操控性。在这些例子中，群体成员因为拥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会诚实地进行信息传递。很难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扬德鲁万塔人通过扭曲处理大柄苹的信息来获得收益。

但是，因为拥有共同利益而诚实地传递信息，这种情况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学家如果把这种非常态视为常态，就会低估自然选择所赋予的认知机制的复杂性。如果认为史前时期的进化对人类的要求很简单，也就是说人类只需盲目模仿所在的狩猎群体中的长者所告之的需要模仿的事情即可，那么自然会推断出，这正是今人在面对操控者时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史前时期已存在大量这样的操控者，而我们的祖先也已学会如何和这类人打交道，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为何当下的人们依然容易被操控者欺骗。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我将对神话和民间传说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出：对于群体间的信息传递而言，那些试图以隐瞒真相来获益的群体会对信息传递过程进行操控，而不会进行忠实的传递。已有许多学者对神话和传说中常见的情节进行过分析，比如著名作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49）(11)和克里斯托夫·布克尔（Christopher Booker，2006）。他们通过各自深刻的文学洞察力，对许多神话和后神话的情节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它们拥有共同的结构。

然而，他们对这种共同的结构所做出的心理学解释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因为他们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荣格的原型概念（Jungian Archetypes）(12)。不过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更令人信服的假设来对这种共同的结构做出解释，从而说明为何这些情节会如此雷同，而且这种假设与博伊德及其同事们所进行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博伊德所提供的心理学解释要比荣格的好：情节所涉及的背景可以无限延伸，但情节所涉及的内容必须有所选择。虽然这些情节在结构上大体相似，但真正重要的是细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些情节中，细节被赋予的任务不是强化“应该遵循某种规范”之类的一般信息，而是要帮助受众应对规范冲突所带来的挑战，从而让人们明白在何种情况下应该遵守何种规范。换句话说，这些情节反映出：在很多情况下，个体并不清楚自己应该遵循何种规范，而这些情节帮助他或她（在大部分神话中是他）明白该怎么做。

在这里列举几例。不难发现，所有这些情节所传达出的信息都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情节只是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的强化。

1. “打败怪物”之类的故事情节。无论是约瑟夫·坎贝尔，还是克里斯托夫·布克尔，都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故事情节，通常会被描述为英雄找到了某种制胜怪物的方法，而非依赖超自然力量。这类情节所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人们应该坚守，不能退缩”，如果是为了强调“为了保卫群体而勇敢战斗”这种规范的话，那么人们会很容易联想到上述信息。实际上，这类情节是在说，人们需要通过努力思考找到击败强大对手的最佳方法。

2. 许多戏剧和文学作品都会设定一个厉害的权威人物，但其地位早晚会被英雄人物取代。

3. 在那些关于“禁令”，比如不要打开房门，不要吃某种水果之类的故事中，总会出现“英雄对禁令的无视”之类的情节。这虽会带来危险，却不会导致灾难。如果是为了强化社会规范，那么无视禁令必然会导致灾难。实际上，这些和“禁令”有关的故事让人们明白了该如何对待禁令，以及如何破除它。

4. 直到近期，应该说直到19世纪之前，戏剧和文学故事中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女性人物进行欺骗”之类的情节。欺骗是人物施展权力的重要特征之一，但鲜有女性会这么做，除了希腊神话中的皇后和女神。显然，如果是为了强化社会规范，就不应该强调社会权威人物所具有的欺骗性。

总之，情节并不只是用来强化某种社会规范的，更重要的是为个体提供思考机会：在各种困境中该如何运用规范。情节中往往会对相关规范进行清晰的描述，以此与其他冲突性规范进行对比，或与该规范的其他运用方式进行比较。规范沟通要求沟通者都具有强大的社会认知能力，因为沟通过程是很容易受到操控的。

在此，我需要总结一下上述围绕规范沟通所做的讨论，以便回应博伊德在演讲中提到的“文化沟通”观点。文化传播是策略性行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传递者会试图操控信息接收者，虽然并不总能获得成功。有时候，传递者与接收者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比如大部分狩猎技术的传授者与接收者。然而，狩猎技术的传承并不是文化传播的典型实例。与狩猎技术的传承完全不同，围绕规范所展开的争论涉及更多的利益冲突，沟通者很少有利益一致的时候。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这类现象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时期。事实上，如果认为文化操控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那么将无法理解文化战争为何会如此令人头痛。

如果把这种沟通看作一种复杂的、具有操控性的活动，那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在可以借助集体智慧的情况下，个体智力依然会变得如此之高。个体只需拥有普通的智力便能在自然环境中行动自如，因为文化会帮助人们完成大部分工作。但是，要想在社会环境中如鱼得水，就不能只依赖与他人的合作，还需要掌握更多的技能，以使自己变得足够聪明。

07

文化、观念和决策

谢谢四位评论人，他们的评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提出的观点也很具挑战性。他们对我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严肃且认真的批评，但并没有说服我，至于为什么，接下来我将做出说明。不过，我依然很感谢他们能如此严肃认真地参与这样一个基础的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的核心是运用种群生物学的理论和模型来研究文化及文化进化。里克森和我刚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氛围可不是这样的；尽管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大部分批评都与我们的核心论点毫无关系。

很多批评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学科对文化的思考方式。”还有些批评不太礼貌。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位非常知名的人类学家应邀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对我的一篇文章进行评论，他说：“我多希望当初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篇文章上。”从那以后，批评之声越来越多。当然，比较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批评态度。另外，利用种群生物学理论对文化进化进行模型建构，也不再让人觉得太具革命性。虽然四位评论人对我的部分观点感到很不安，但至少认可探究文化进化的价值。无论是谁，对文化进化的看法大多都有可能是错误的，但实实在在的讨论肯定能让我们对文化进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四位评论人中的三位，科学哲学家金·斯特林、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和人类学家鲁思·梅斯都指出：我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对人类“搜集信息并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举证不足。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学者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如果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主成分进行一次分析，毫无疑问，第一种或第二种主成分关注的肯定是：个人决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轴的左边，将会是以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大多数20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他们强调的是社会如何创造个体；在轴的右边，将会是社会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ubbes）、现代理性选择学派，以及行为生态学家们，他们将社会视为个体选择的产物。斯特林、西布莱特和梅斯都在轴的右边。斯特林认为，人类是非常聪明的，知道自己应该从他人那里学习些什么；西布莱特认为，人们可以巧妙地操控行为规范；梅斯则认为，诸如图尔卡纳部落的突袭行动之类的合作行为可以用个人利益来解释。

对这些“位于右边”的思想家的诸多观点，我都是赞同的。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更多个人利益，任何忽视这一事实的理论都会铸成大错。问题在于，人类在做决策时通常会依据自身对世界的看法，而“右边的理论”往往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会是这样的。这一点在经济学的主流模型，即现代理性选择模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行动者的个人偏好被抽象为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us）(13)，而信仰则被抽象为贝叶斯式的先验假设。在处于平衡状态，且他人选择既定的情况下，行动者会选择能够将自身预期效益最大化的行为。

经济学家通常会假设人们拥有正确的先验条件等，并认为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如何做出合理的选择。其他学科虽然没有表达得这么直白，但基本上也都如此认为。

我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们是从自己的生活中获得对世界的认知的。我在年轻时相信，吃完饭一小时后才能游泳，否则就会抽筋，甚至淹死在水里。我之所以相信这个观点是因为身边的每个人都相信。我现在相信，吃完饭马上就能游泳，因为医学专家说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新观念可能会给我的孩子们带来极大的风险，甚至死亡。其实这两种观念都缺乏直接证据。我的确看到过有孩子一吃完饭就去游泳，然而，如果这么做会有1%的死亡风险，我该怎么办？我无法接受这种风险，而以自身经验又无法完全排除它。我母亲坚信，知道一个人的星座就能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她之所以相信这一观点是因为她周围的人都相信。她还认为，她的观察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周围的人都不认同。

我和学生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进化与行为之间的关系：200年前，人们探讨的可能是“三位一体”的教义问题。毫无疑问，自我观念一旦确立，个体选择理论就会变得非常实用。但是这样一来，在回溯历史时，就需要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确立这样的信仰，而解释又需要依赖特定的社会背景。在我看来，我在文章中所阐述的方法足以解释，人类为何以此种方式被塑造。

回应艾伦·奥尔

艾伦·奥尔在其评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文化学习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我和彼得·里克森的研究工作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术观点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我确实没有提及文化学习与智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的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因此，非常感谢奥尔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我赞同奥尔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是互相强化的。强大的认知能力能提高文化学习的效率，而文化学习则能通过积累来提升认知能力。文化学习在本质上属于推理的范畴。认知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心智能力和因果推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人们对他人行为或事件关系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他人有关的心智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在传授知识时尤为重要。

试想一下，一位初学者应该如何向榜样学习？榜样会有一些心理表征，比如认为“鸟”可以指代知更鸟，也可以指代鸽子和鸵鸟等，但不能用来指代蝙蝠。在观察榜样行为的过程中，当榜样说“看木槿树上的那只鸟”时，学习者必须推断出榜样头脑中想的是什么。[1]人类的心智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化得更完善，因果推理、物理学常识以及和物质有关的直觉等，不仅能够帮助一部分人创造出有用的工具，同时还能帮助其他人复制这些工具。

而且很有可能，文化学习会促使人类进行认知能力方面的投资，从而带来更大的适应性。向他人学习的能力帮助文化学习者接触到比个体学习多得多的知识，进而接触到更多的数据，提升认知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更具价值。通过文化所获得的知识表征，也有助于人们去学习很多原来不感兴趣的知识。例如，在指代数字的单词出现后，人们便能追踪大于“3”或“4”的整数了，[2]而这种能力开启了多种新的认知可能性。

这一推论意味着，在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关系。遗憾的是，化石和考古学资料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祖先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本质属性方面的证据十分少。大约在200万年前，南方古猿被人属物种所取代。这些人属物种个体的大脑容量比南方古猿的大脑容量大50%，[3]因此他们能够制造更为复杂的石器，而且足迹遍布欧亚大陆。但是，其发展速度与猿的发展速度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文化学习在其生活中并不重要。在接下来的150万年间，人属物种个体的大脑容量变得更大了，但从发掘出的石器来看，其生活中并没有出现累积性的文化进化。当然，考古记录总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无法保留那些容易消失的技术，比如修建居所和船只、去除食物毒素、制衣与烹饪等。30万年前的石器已经比较“现代”了，已体现出和某些技术有关的零星线索，这表明当时人类的生活已在慢慢接近现代生活。

如果要打赌的话，我敢肯定，人属物种的出现与文化学习能力的进化在轨迹上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100万年中，文化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彼此契合，相互提升，并最终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文化积累得以成为可能。由于考古记录普遍存在缺失，对文化学习背后的认知机制的研究也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此在打赌的时候不用考虑钱财的得失，对此我非常开心。

现在我要谈一下，以往学者对我们研究项目的贡献。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环境研究导论”的时候，这个研究项目诞生了。我们原计划开设一门主题为“个体的目标追求会导致环境的恶化，且任何人都难辞其咎”的课程。我们知道，在生物学和经济学中有类似的观点。彼得·克里森是生态学家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的支持者，因此想研究前工业社会中的污染问题和滥用资源问题。然而，当时在浏览主流的生态人类学文献时，我们却感到不太满意，或许是因为年少气盛，觉得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文化进化理论当时还没有成型，所以我们阅读了进化生物学家泰德·克罗克（Ted Cloak）和人类学家尤金·鲁伊尔（Eugene Ruyle）的不少文章，以及进化生物学家罗恩·普里亚姆（Ron Pulliam）和克里斯·邓福德（Chris Dunford）合著的一本杰出作品。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所写的一篇和文化进化有关的论文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后来，我们利用进化生态学方法，尤其是生态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所提出的方法做了一些创造性工作。种群遗传学家卢卡·卡瓦利-斯福尔萨和免疫学家马克·费尔德曼的论文让我们领略了模型在群体遗传学和流行病医学领域内所发挥的力量。卡瓦利-斯福尔萨和费尔德曼非常大方，向我们开放了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来自他们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种群遗传学家迈克尔·图雷利（Michael Turelli）和生物学家约翰·吉莱斯皮（John Gillespie）所教授的群体遗传学课程也让我们受益良多。此外，我还有幸能在数量遗传学复兴时期前往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麦克·韦德的实验室学习了一年。我们的研究方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广泛阅读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挖掘有前瞻性的经验问题，而后用种群生物学理论来解决它们。

我们也很关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先驱者。艾伦·奥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工作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工作存在契合之处。但在仔细阅读过哈耶克的著作之后，我发现他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我们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认为最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身上。很有可能，我们的研究结果及观点与哈耶克、塔尔德以及其他一些先驱者的观点如出一辙。若真如此，那就让未来的学者来判定，荣誉应该归谁吧。

回应金·斯特林

我有一条生活法则：永远不要与哲学家辩论。这条法则源自我与杜克大学的生物哲学家鲍勃·布兰登（Bob Brandon）就“选择发生的层面”所进行的辩论。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对选择理论的了解与常人无异，因此每一次辩论都以失败而告终。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千万不要与专业人士辩论。然而，对于金·斯特林的批评，大部分我都不认同。接下来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他错了。

有一点是斯特林和我都认同的，那就是群体智慧总需要依赖个体智力。毫无疑问，即便是“穿过拥挤的城市街道”之类的简单任务所要求的计算能力也超出了大部分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能企及的范围。当然，在这一点上，蝴蝶、狒狒和人类没什么不同。

“独特的人类智慧”究竟为何物？斯特林的说法有点含糊。是否存在一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测量出，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的一般认知能力？答案颇具争议。但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在有关工具制造能力方面的因果推理和心理理论等特定任务上的表现，比其他哺乳类动物好。[4]因此很有可能，正是这些方面的智慧造就了人类在进化上的成功。

斯特林可能认为，我的观点是“只靠文化就能解释人类在进化上的成功”。黑猩猩如果能进行精准的社会学习，那么很快就能制作出梭镖投射器和勒瓦娄哇尖状石器（Levallois point），但我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人类拥有许多关键的显性性状（phenotype），比如认知能力、双足行走、双手灵活、童年期较长以及青春期发育迅速等。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不够的。文化适应也是生物表现型的基本要素之一。显然，斯特林对此并无异议，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斯特林声称，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简单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我所理解的其所说的“依照惯例”是指，学习者掌握某种特性的概率与其所观察到的这一特性的使用人数之间存在着一种递增关系[5]，而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个体经验和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等，则对掌握特性的概率[6]影响不大。如果这是他想要表达的，那么他肯定错了，我对此并不认同。

第一，正如斯特林所看到的那样，我认为社会学习者会更关注模仿对象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模仿成功者”。这一点在文化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意味着不能把文化学习视为“简单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模仿成功者”的倾向会推动学习者以不均衡的方式学习“成功者的特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这些适应性特质将得以被传播，即便学习者并不清楚它们是如何造就成功的。对方言、创新的扩散等方面所做的研究，以及各项实验均表明，文化学习者使用的是一种基于成功的启发式策略。[7]此外，有证据表明，有些学习机制会增加学习者加入某些群体的概率，例如，群体成员与学习者相熟，或是群体成员展示出了更多的可靠性，等等。各种机制共同造就了文化学习，因而学习者更有可能获得适应性特质。你不能骑墙，如果认为“基于成功的学习倾向”更重要的话，就不能认为文化传播只是简单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

第二，人类认知机制的诸多方面共同造就了学习方式及其倾向性，从而使人们更容易学习某些事物。我在本文中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这一论题，但曾和彼得·里克森在别的文章里着重探讨过。[8]认知机制的某些方面的确会使文化学习带有倾向性，即使人们倾向于学习那些能够增强适应性的行为。例如，人类学家克拉克·巴雷特（Clark Barrett）曾通过研究指出，相较于“哪些动物可食用”之类的信息，儿童更容易记住“哪些动物很危险”之类的信息，[9]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知道“什么是危险的”更为重要。心理学家安妮·沃茨（Annie Wertz）也发现，儿童不太喜欢吃蔬菜，这可能是因为有很多植物与大柄苹一样有毒。[10]

我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数学模型并不存在此种“内容”[11]上的偏差，虽然我假设两种环境具有同等的可能性和均衡的适应性，但这仅仅只是假设。如果忽略这两个被简化的不太贴合实际的前提条件，该模型给出的预测结果会是：学习将会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学习者会倾向于掌握更具适应性的特质。[12]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倾向性会将文化进化引导至更具适应性的方向上，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足以生成可造就人类成功的复杂的文化适应性。即便人类倾向于学习“何种植物有毒”，但这种倾向性并不会告诉人们要避开大柄苹，以及还需要掌握地方性知识。

另外，在大部分的文化学习中，特定的学习倾向背后的认知机制往往进化自其他一些因素。文字系统只出现了几千年，而在几百年前，大部分人还都是文盲。因此，大脑神经系统中掌管阅读的部分在被自然选择造就之初，并非是基于认读需求的。正因如此，神经系统才会对文字系统造成诸多限制。[13]

金·斯特林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认为我的观点是：作为行为主体，鲜有人能够以较低成本找到可靠的直接环境信息样本。在我所讨论的模型中，环境信息的准确程度是一个可变参数。研究证明，当环境信息准确时，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学习规则通常会忽视社会信息。因此，对于那些获得了充分的环境反馈信息的行为而言，模型的预测结果是，社会信息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与斯特林的观点一致。模型假设，在很难学习到最佳行为时，人们将以模仿他人为主要学习方式。毫无疑问，生活充满了各种情况，而个体会在各种情况下从环境中获得大量反馈，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对于人类的适应性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路易斯·利本伯格在论述“动物踪迹追踪”时提供了许多绝佳的例子。此外，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许多技能需要通过持续练习来完善。斐济人惯用一种长弯刀来完成许多事务，包括建造房屋。无论是砍削出柱子和房梁，还是削平茅草屋顶，这些技能的掌握都离不开大量的练习。可以肯定，只依靠观察别人怎么做，是远远不够的。确实存在许多一学就会的特质，但也有许多特质是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掌握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一点上，斯特林是对的，但超出了讨论范围。

我的观点是：人类要想在各种杂乱的，或是缺乏反馈信息的环境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重视各种特质；而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心理机制，因此在学习某些特质时，人们会选择加入正在展示这些特质的群体中。在试图掌握这些特质时，人们会将特质的共性作为线索，也就是斯特林所谓的“依照惯例的启发式策略”，以及对内容进行练习，对榜样进行选择。能够获得充分的环境反馈信息的例子，并不能证明我的观点有错。要想证明我是错的，就得先证明缺乏环境反馈信息的特质很少，或是证明这类特质对人类的适应性无关紧要，或是证明人类在掌握这些特质时没有使用任何社会信息。

如果人们更常依赖社会信息，那么将出现许多会导致错误适应的文化特质，斯特林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如果人类不具有模仿倾向，那么这种看法将是正确的。当然，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模仿成功者”之类的规则将摒除那些会导致错误适应的观念；某种观念越容易导致错误适应，就越有可能被摒除。个中道理很微妙，那是因为，与自然选择一样，向榜样学习的倾向性在强弱程度上取决于群体中的变异量。当大部分人都在做相同的事情时，向榜样学习的倾向性就会很微弱。这意味着，一种错误的适应行为若由于某些原因而变得非常普遍，那么就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建构的模型会做出这样的预测：对于观察到可导致错误适应的特质，除非它们被广泛传播，否则我们不用为此而付出太高成本。

和非适应性文化传播特质有关的例子也有很多。就连斯特林也承认，人们受到了许多不正确的宗教信念的影响。不过在他看来，这些错误信念并不会给人们造成太大损失。然而，我却认为献身此类宗教会导致独身主义、自我否定以及其他一些高代偿行为。正如斯特林所注意到的那样，各类民间医疗体系似乎都含有许多无用甚至有害的用药方式与疗法。在许多地方，疾病和厄运常会被归因于亲朋邻里的恶意行径，而此类信念又常会引发一些代价极大的行为。例如，很久以前，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弗莱河流域的一支吉卜赛人认为，死亡皆由巫术所致。一旦有人死亡，他们就会进行调查，利用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指认某人犯了重罪，并将之处死。[14]纵然拥有较多财富，但在工业国家中，大部分人仍保持着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并不会把全部财富都花在享乐上。[15]若是一一列出，那么非适应性行为的清单或许会很长。[16]

还有一种可能是，很多行为虽然有用，但并非最优。它们未经严格检验却得以延续至今，因为是通过社会学习的方式获取到的。人们依赖复杂的人造制品，尽管它们会带来复杂的设计难题。斐济人的房屋拥有许多特性，建造者在材料、结构和尺寸等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正如斯特林所注意到的那样，茅草厚度之类的特性是需要参考反馈信息的。下雨时，屋顶是否会漏水？不过这么说也不够准确，因为茅草的成本和可获得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当成本较高时，“屋顶稍有漏雨”便成为最优选择。台风来袭时，房屋的结构至关重要。若是多年没有台风，一旦台风突至，恐怕没有哪栋房屋能幸免于难，当然也不排除会碰上好运。毕竟，这些房屋的构造并不是很复杂。

就算是在小规模社会中，人们也会依赖一些复杂的工具，比如独木舟、复合弓、回力标等。人们在使用许多技术时，或许并不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树薯，也被称为木薯，是一种高产的根茎类食用作物，被广泛种植于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某些树薯品种含有大量的氰化物，为了去除毒素，南美土著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17]这些技术一般都有多个步骤，需要持续数天，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他们并不能说清楚每个步骤对于去除毒素而言究竟有何效用。

那么，我们从何可知，这些复杂性会促使人们采取最优行为？有个证据是：居住环境类似但文化背景不同的群体所制造出的人工制品也不同。传统的汤加房屋在设计上与传统的斐济房屋大为不同。当然，不排除存在一些细微的环境差异使汤加房屋在汤加地区更适用，斐济房屋在斐济地区更适用，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斐济房屋的基础设计被广泛应用于斐济群岛的各个岛屿，而就这些岛屿而言，无论是台风到访频率，还是森林覆盖率以及其他一些会影响房屋设计的因素都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这种房屋设计依据的并不是当地环境的具体情况。斐济群岛东部的一些岛屿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汤加海洋帝国，所以在这些岛屿上，斐济人建造的全是汤加房屋。由此可见，房屋建造技术会与某些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后为当地人所掌握。

其他的文化特质也一样。欧洲人来到南美洲之后，将当地的树薯带到了非洲，但处理树薯的技术却未能在非洲应运而生。这意味着，仅仅利用一些线索是很难学会技术的。[18]更普遍的例子是，利用语言特征来预测技术和生活实践，要比利用环境特征来预测来得更准确，这也说明，技术和生活实践并不会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得到优化。

关于树薯的例子表明，对文化线索的依赖是一种强大的机制，能够增强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由于处理树薯的技术非常复杂，而且其中的因果关系不甚清晰，所以个体学习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环境反馈极其有限，未经处理的食物所导致的后果有时候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得以显现。如果打算先了解实践活动是如何带来益处的，而后再采纳行为，那么将无法掌握“有效去除毒素”之类的方法。另外，社会线索有助于群体逐渐进化出一些能让生活状态愈加丰富的实践活动。

斯特林还错误地理解了水獭、白蚁和变形虫等动物所构建的复杂事物与本人观点的相关性。毫无疑问，那些都与学习无关。关键之处正如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14)等一众认知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具备此种能力，那么所构建之物就无法得到改进，也就无法适应当地环境的变化。其他动物所构建的事物证明，精准的基因遗传和无声的自然选择过程将会促生一种算法，使其他动物在构建高度设计化的事物时，能做出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不需要具备任何洞察力。无疑，精准的文化传播和无声的“模仿成功者”的过程会带来同样的效果。

回应鲁思·梅斯

鲁思·梅斯和我曾在观念上有过一些小冲突，但对于她所谈到的大部分内容，我都比较认同，对此我很开心，尤其是她对进化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及现状所做的观察，令我倍感欣慰。各学科内部的自我中心主义是人文科学发展的强大敌人。本科生在选修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课程时，会接触到许多和人类行为、人类社会有关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的。理解人类本非易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情有可原。

但是，令人无法原谅的是，竟然有那么多学者坦然接受了人文科学的现状。多年来，进化学家们重新树立起了一个微缩格局，以人类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理论三个学派为主，然而这几家几乎一直在自说自话。据我所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此深感不满。我们应该在共同的进化观基础上，去解决不同学派间因差异而导致的问题。对此，同梅斯一样，我也认为在过去几年间已经出现了转机。梅斯就是这一综合研究取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运用系统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变异。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可以轻松地从心理学领域跨入有关适应性的群体动力学领域。

接下来，我将探讨文化进化理论和人类行为生态学的关联，所涉及的观点都源自梅斯对我文章的评论。累积性文化适应改变了适应性的产生规模。人类行为生态学通常依据的事实是，文化适应性使不同的人类种群得以进化出不同的局部适应性。正如梅斯所说，人类行为生态学家试图解释各人类群体间的行为变异。他们所提出的大多数假设都基于这样一种模型：人类能让基因适应度在所处的局部环境中达到最优。

人类行为生态学家偏好使用“最优适应度”这一观点，而不在意这些变异是否是由进化而来的基因差异和文化适应性，以及个体学习所致。这一情况主要源于这样一种观点：自然选择通常会形成一种发展进程，进而使结果达到最优适应度，无论其对环境中的偶然性是否敏感。人类行为生态学家很清楚，有时候近似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不要忘了，最优适应度是一种强大的启发式策略。另外，我认为生物学的经验能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我同意梅斯的看法，那就是累积性文化适应通常会让人类的适应度达到最优。

人类行为生态学家有时候会把研究工作定义为：适用于人类一般行为的生态学。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行为生态学家在研究其他物种时所关注的是不同物种间的差异，而非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间的变异。当然，这并非是说，不同种群间不存在行为差异。如我们所知，非洲西部一些种群的黑猩猩会使用石头敲开硬壳的坚果，而另一些种群的黑猩猩则不会。不过相对于人类种群间的变异来说，这种差异的规模相当有限。我们急需对人类种群间所存在的巨大行为变异做出进一步解释。

我认为，人类种群间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变异，是因为人类具有文化适应性。如果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人类就和其他物种并无二致。学习、推理，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适应性，使得种群间产生出一定程度的差异，同时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又影响着这种局部适应性，而正是这种局部适应性最终将各人类种群区别开来。有些人类行为生态学家，不包括梅斯，对文化在变异产生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质疑。譬如一位著名的人类行为生态学家在阅读完《文化与进化过程》一书后对我说：“对这么点发展给予了过多的关注。”然而，假如我说得没错的话，人类行为生态学家所研究的物种间变异是有赖于文化适应性的。

梅斯的研究完美地阐释了上述观点。人类行为生态学家尝试着从生态学角度去探究促生人类种群间差异的因果机制。例如，牧区经济是否会促使人们选择父系继承制度？为了回答这一类问题，梅斯搜集了大量和人类种群有关的资料，以研究在牧区经济和父系继承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人类学家早已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将拥有共同文化史的不同群体视为独立的取值点，只是尚未找到系统的方法来克服这个难题。比较生物学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而生物学家们找到了一些复杂的统计学方法来处理这些难题。梅斯借鉴这些方法成功地解释了文化变异的相关问题。该研究工作隐含的假设是，人类种群的历史发展轨迹类似于非人类种群的进化史。人类的文化适应性如果只依赖学习或个体知识的累积，就无法通过任何系统惯性得到矫正，而系统发生学的方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梅斯提出的那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对文化群体选择这一假设进行检验。毫无疑问，我十分赞成梅斯的看法，文化群体选择理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此外，我认为有许多可靠的实例可以支撑文化群体选择理论。当然，我也承认，更系统的实证检验方法的确必不可少，不过前提是这些检验方法需要被正确使用。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与梅斯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梅斯认为，图尔卡纳人参与战斗的主要原因是个体利益需求，而非文化的群体选择。然而，这算不上是替代性假设。文化群体选择模型表明，群体内部的行为会受到个体利益的驱动。奖惩措施能促使人们遵守规范，并使规范稳定下去。如果遵守规范无法使个体受益，那么文化群体选择假说就会失效。一个参加突袭行动的图尔卡纳人在战斗打响时缩头缩脑，待到分配战利品时，如果缺乏强制性的监督机制，人们就很难阻止他拿走一定份额的战利品，而这并不符合任何人的个体利益需求。在相互监督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遵守规范有利于全体成员的个体利益。个体利益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人们会遵守规范和执行规范，但并不能用来解释规范的形成。这就好比，图尔卡纳人会谴责突袭本部落同胞的行径，但同时对其他部落的突袭行动却有增无减。文化群体选择假说认为，规范的形成可以用群体间竞争来解释。当群体处于竞争状态下时，个体利益需求可以使规范稳定下来。

换句话说，文化群体选择模型并未显示出，狭隘的利他主义会得到进化。[19]梅斯对自己所做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描述，并表示，至少在实验中，群体内部冲突不会促生利他主义行为。这项研究非常有趣，因为与另一些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结果正好相反。梅斯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人们具有经由遗传进化而来的倾向性，因此在遇到外部攻击时，群体成员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但是，梅斯统计出的数据和文化群体选择理论无关，因为文化群体选择理论推断，由自利性动机所维持的规范也会给群体带来益处，且不需要人们变成利他主义者；文化群体选择模型还推断，真正重要的群体边界是文化边界。

在梅斯看来，在检验文化群体选择模型时，不能仅限于验证由模型设计所得出的推论。我同意她的这一看法。目前，这类实证研究的确存在，但并不十分确切。[20]但我并不认为，单靠这类研究的结果就能否定文化群体选择理论。科学研究理应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如果没有其他竞争性推论的存在，我们也就无法对“文化群体选择促生了规范”这一假设进行验证。在这一方面，人类行为生态学可能就心有余而不足了。据我所知，人类行为生态学家至今尚未提出过任何令人信服的推论来解释规范的形成。

梅斯认为，领袖的权威性能够解释人们何以能拥有当下的规范，但这一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即使在最简单的觅食社会中，规范都有赖于相当数量的成员的共同遵守。在诸如图尔卡纳部落这种食物生产型社会中，规范是由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共同遵守的。在这种大规模群体中，只有形成足够的权威性才能使个体接纳并执行新规范，而个体和小团体都实难做到。

此外，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史中，非政府控制的社会状态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文化变异的规模往往都很大，以致任何政治机构都不可能就规范的内容做出决策。经济学家在个体利益最优化的基础上构建出了和规范内容有关的进化模型，但是该模型并不能对群体利益产生帮助，而且进化过程缓慢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缺乏某些关于群体间竞争的潜在推论，因此我们应该沿用文化群体选择模型。

回应保罗·西布莱特

保罗·西布莱特认为，我围绕规范所做的阐释忽略了三个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表明，规范并没有我所说的那样有效。这三个特征分别是：第一，违规行为的判定；第二，强制性规范的判定，人们对此存在争议；第三，利益冲突会导致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人为操纵，且对操纵者有利。西布莱特的观点无疑是对的。这些特征的确都是削弱合作稳定性的因素，但我不确认，他是否认为这些特征都会破坏合作。一方面，他描绘了一个非常黑暗的画面，让人以为非正式的强制性规范永远都不会起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非正式的强制性规范的确能够解释图尔卡纳人之间的合作。

那么，我就来阐述一下个人想法。如果群体规模较小，且具有相同的文化特质，那么西布莱特所提出的问题就不难克服。在具有多种文化特质的大规模群体中，非正式的强制性规范并不能起到稳定合作的作用。复杂社会中的大规模合作一般需要经过上万年的进化才能形成规范。这些规范都非常新颖，而且更加复杂。不过，在小规模的觅食部落或者小农庄里，非正式的强制性规范则是可以促成合作的。接下来就解释一下，为何规范的监督和沟通，以及利益冲突在文化同质的小规模社会中并不会引发大问题；然后再探讨一下，我与西布莱特在对待文化传播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以及为何说西布莱特高估了那些阴暗面的重要性。

先来讨论一下有关监督的问题。我曾经常常需要从我的几个孩子中找出真正的“肇事者”，不过那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就这个方面而言，西布莱特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他的孩子与我最小的孩子差不多大，不过我不能确定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教育专家。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成人总想将自己认定的规范强加到孩子身上，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儿童世界里，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成人世界一样，孩子们的世界也充满了规范和调控。在我儿子六岁的时候，我们从郊外搬回了洛杉矶。在此前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他都生活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只跟其他两个孩子有来往。在回到洛杉矶几周后，一天，上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看起来闷闷不乐。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叹了口气说：“规则太多了。”通过进一步的交流，我终于明白，他所说的“规则”并非来自老师，因为老师制定的规则其实很简单；而是指在校园中发挥作用的各类不成文的规定，而这些规定让他很是苦恼。孩子们会相互监督并执行规范，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冷酷无情。

同现代化的、匿名的、都市化的、多民族的社会生活相比，乡村生活更像校园生活。那个世界不大，但生活通常却很开放，人们拥有更多了解外界的机会，而且对此兴趣浓烈。我曾对斐济群岛上的一个村庄做过研究，在那里，当你遇到一个人时，打招呼的标准方式是：“你要去哪儿？”作为一个城里人，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不关你的事。”但是对于村里人来说，这种回应是非常粗鲁无礼的，因为在那里，你去哪儿、做什么事情，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在小规模群体中，所发生之事皆会被众人悉数了解到，而且还会被口口相传下去。比如谁逃脱了惩罚，哪里又发生什么秘密事件，谁与谁有染，哪里又被盗了，等等。对于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人们经常会发生争执，最后再通过规范机制来平息争议。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深知，做了坏事就会被抓。当群体规模足够小且人们相互熟识时，群体智慧能发挥出最大效用。

为了了解规范的运行机制，不妨来看一下，觅食部落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促进合作的规范。分配食物，尤其是分配肉类，在狩猎-采集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种保障措施，能有效降低大型狩猎活动的风险。在许多部落中，有关规范会明确指出，哪些人可以分得猎物身上哪些部位的肉。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刚果盆地的姆班吉拉部落中，杀死猎物的狩猎者可以分得猎物的心脏，其他狩猎者可以分得肾脏，等等。在南部非洲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的一些部落里，杀死猎物的狩猎者只能分得肋骨和一块肩胛骨，年轻男性只能分得肾脏、腹壁和生殖器部位。还有些部落不允许杀死猎物的狩猎者来主导分配。例如，在卡拉哈里地区的朱·霍安西（Ju/'hoansi）部落中，是谁制造了杀死猎物的弓箭，就由谁来分配猎物，而狩猎者无法主导分配。[21]一位老人在沙漠营地里屠宰一只黑羚羊，而身边围满了着急想得到自己份额的人；若是有人拿到的肉超出了其应得份额，那他肯定会被揭发。

我想你应该不会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你或许会想，如果那些人躲在灌木丛中偷食猎物，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作弊了。这种情况确有发生，但是根据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金·希尔的描述，在阿齐部落中，此类违规行为仍然常常被揭发出来，因为阿齐人个个都是森林中的神探，可以根据犯罪现场留下的痕迹推断出是谁在此做了什么事。非常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卡拉哈里，人们都会接受这样一种文化观念：违规者在今后的打猎活动中会很倒霉。这种真伪难辨的观念会激励人们按照规范行事，从而使规范得到巩固。

西布莱特指出，涉及公共利益的合作是不难被解释的，因为人们拥有共同的利益。我则认为，公共产品生产是最难被解释的，因为在大规模群体中，互惠准则无法发挥作用。不过，要清楚的是，分配肉食不但和公共利益无关，而且还会导致参与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作为较高水平的狩猎者，年轻男性如果仗着自己身强力壮独吞了猎物，那么就会被众人唾弃。分享行为的确提供了长期利益，虽然你可能认为这种规范对于维持小规模合作来说并非必须。对于狩猎-采集部落的食物分配来说，关系亲密度和互惠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相关证据表明，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规范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22]一些灵长类动物很少分享食物，当一只黑猩猩捕获到猎物时，其他黑猩猩就会在它身边相互推搡或乞哀告怜。

西布莱特认为，规范是需要人们达成共识的，这非常重要。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如果人们在是非问题上意见不一，麻烦便会随之而来。正如他所说，现代中东地区的冲突即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例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具体的规范进行有意识的沟通有多么重要。实际上，在“面对面”的社会中，就规范进行的有意识的沟通，在规范的传播过程中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在西布莱特看来，“文化传播是策略性行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传递者会试图操控信息接收者，虽然他们并不总能获得成功”。有关文化传播的此类描述在经济学中很常见，[23]但与我从进化论取向的角度，对社会学习所做出的阐释并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这种描述与关于“文化的实际传播过程”的实验研究结果也不一致。

最重要的是，文化学习是由信息接收者主导的，而非信息发送者。儿童并不是空空如也的容器，任由成人灌输文化信息。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心智，能够从社会环境中提取有用知识。在大多数社会中，幼童会向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学习，因为那些人是随时都能接触到的。稍大一点的孩子们会在家庭之外度过大部分时间，会观察村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还会学习周围人的言行，例如语言学习，通过倾听而掌握上千个词汇的含义。知识的传授顾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说服他们使用“dog”而不是“bund”。

儿童的注意力和成人并无二致，他们会在注意力的帮助下缩小假设条件的范围，而后依据这些条件去思考词汇的含义。许多适应性技能都是这样被逐渐掌握的。人们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儿童通过观察学习着如何做这些事，进而参与其中。[24]一个小女孩观察到，所有编织席子的人都会在特定的时间收集露树叶，并会采用特定的技术来编织。讲授主要是用来帮助学习者了解“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掌握一些比较复杂的手工技能，比如编织。儿童不会任由成人操控，因为他们会观察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言行，并会用成人的实际行为来检验其所说的话。儿童在观察到孕妇忌食大型的掠食性鱼类时，因为知道放弃这种富有营养的美味很难，所以会相信这些妇女所认为的“这些鱼类对孕妇有害”。

如果接受口口相传的观念，就要承担被操纵的风险。不过，坚持言行一致这一原则可以使风险最小化。当有人告诉你，不遵守规范就会在以后的狩猎活动中走霉运时，如果他是一位从未参与过狩猎的老人，你可能会怀疑他所说的话，但如果他是一位颇有成就且一直恪守规范的狩猎者，那么这种口头教导的风险就小多了。无论是实验室研究还是田野工作，结果均表明，学习者倾向于采纳言行一致者的行为。[25]

这就意味着，在文化同质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不用在不同规范间进行选择，只需采纳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斐济人认为，身体位置高于他人是很不礼貌的，而其许多社交活动都需要席地而坐，因此在进出房间时人们都得采用爬行的方式。儿童也会经历这种场面，并从中学习到相关规范；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规范不是成人告之的，而是通过自身观察获得的。斐济人还有些非常强硬的规范，比如不允许异性表亲之间有任何社交活动，包括讲话。[26]孩子们会从成人的实际行动、偶尔的疏忽和违规，以及羞耻感中观察到许多规范。事实上，大部分规范都不是通过沟通和传播被强加给孩子们的，而是被他们自己采纳的。

规范在时空维度上的演变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上述斐济人的规范在斐济群岛的各个村庄里随处可见。欧洲人初来乍到之时，斐济群岛上的总人口大约为30万。个体决策显然无法促生适用范围如此广泛的规范。西布莱特提出，这些规范是通过某种政治过程而为大众所接受的。但是，在小规模社会中，被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在传播范围上，通常会远大于社会中任一政治机构所制定的任一规范。在采集-狩猎社会中，通常不会存在比团队更高级别的永久性机构。在复杂社会中，比如在成为殖民地之前的斐济群岛上，政治组织的规模约为几千人。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社会进入分裂状态已有上千年，并且已扩张到东太平洋地区；它也拥有共同规范，例如建立在等级森严的父系氏族制度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

除了时空维度这个因素，其他某些因素也会促使一些技术或环境发生突变，进而引发规范的突变。在公元六七世纪时，马匹被引入大平原地区，从而引发了该地区印第安部落的巨变。以觅食为生的科曼奇人、以种植玉米为生的克罗人（Crow），以及北方森林的觅食者夏延人（Cheyenne）等都陆续迁移到了大平原地区，并通过融合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基于“男人社会”规则，拥有大型的夏季营地、频繁的战争以及夏季启动仪式。

我同意西布莱特所认为的，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规范并不像“不可杀人”这样简单。大量人种志证据表明，规范亦具有偶然性。[28]当时是否属于自卫？是否喝醉了？是否和受害者是近亲？受害者是否做了一些有辱家门之事？规范实则非常复杂，且拥有一系列微妙的算法，这些算法可以用来处理偶然事件。[29]尽管如此，规范之间时而也会出现冲突，但只要冲突不常发生，规范便可以正常地运作下去。

与西布莱特不同，我不太喜欢用民间故事来解析以往的社会。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民间故事的内容并非源自某种社会功能，而是源自某些事件的趣味性或纪念价值。[30]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民间故事的内容因此而出现了偏差，所以才常常涉及冲突。这就好比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某人试图根据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小说集重构20世纪的英国生活；他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准确的信息，但肯定会高估谋杀案出现的概率。

致　谢

我和彼得·里克森的合作长达40年，这些演讲即是合作的产物。对我来说，里克森亦师亦友，他博学多识，拥有丰富的社会学和生物学知识。我认识的人无出其右。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富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想家，而且为人和善、注重实践、慷慨大方。我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人。

我以前的学生也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约瑟夫·亨里奇。他沿袭了里克森和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并把它们变成了巧妙的实证研究项目，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我很高兴，我这个年龄的人无须达到亨里奇所设定的标准。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关文化进化的知识，他的书《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The Secret of Our Suuess）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在与其他一些极其优秀的学生的合作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他们是米歇尔·克兰、理查德·迈克埃尔尔里斯（Richard McElreath）、克里斯蒂娜·莫亚以及卡西克·潘钱纳森（Karthik Panchanathan）。

最近有幸能与同事萨拉·马修合作，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高产的田野工作者。第2章中的很多观点都源自他的研究结果。

5年前，我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得以与人类起源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结缘。这真是一桩天大的幸事。我们获得了外界的资助，开展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旨在探究人类何以如此独特。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我从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同事们那里，尤其是金·希尔那里获益良多。他是在世的研究狩猎-采集社会的最伟大的民族志学家，不仅思维缜密，而且极富创造力。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来自与希尔的讨论。柯蒂斯·马里安（Curtis Marean）拥有早期现代人类考古领域的渊博学识，比尔·金贝尔（Bill Kimbel）在研究更新世原始人方面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两位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与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其他同事，如伊恩·吉尔比（Ian Gilby）、凯文·兰格格雷伯（Kevin Langergraber）、查尔斯·佩罗、凯·里德（Kaye Read）、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安妮·斯通（Anne Stone）等人的交流也让我收获颇丰。我的博士后，马西克·胡德克（Maciek Chudek）、麦克斯·德雷（Max Derex）和希拉里·伦菲斯特（Hillary Lenfesty）是我很多灵感的提供者，他们帮助我保持着学术上的警醒。

很多人都看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心理学家克拉克·巴雷托（Clark Barrett）、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人类学家摩西·霍夫曼（Moshe Hoffman）、心理学家吉利恩·乔丹（Jillian Jorda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艾莉森·卡莱特（Alison Kalett）、伦敦大学教授鲁思·梅斯、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马塞多、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莫亚、进化生物学家艾伦·奥尔、进化生物学家大卫·兰德（David Rand）、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科学哲学家金·斯特林，谢谢你们。感谢我长期的登山伙伴、优秀的散文家约翰·威利（John Wiley），他所做的编辑工作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文字水平。

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琼·西尔克（Joan Silk）。35年来，她一直在家里举办“灵长类动物社会进化”研讨会。她很善于将我那些不成熟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经过她的编辑，那些枯燥无味的表述总能变得赏心悦目，本书亦复如是。

注　释

01　人类的独特之处（一）：模仿学习

[1]　严格来讲，这种果实是植物的孢子体，也就是产生孢子的种子状结构。

[2]　Howitt et al., 1862; Cathcart, 2014; Moorehead, 1963.

[3]　Nowak, 1999, 664.

[4]　Aplin et al., 2003.

[5]　物种生物量即在给定时间内属于该物种的所有个体的数量之和。

[6]　Hill et al., 2009.

[7]　Binford, 2001.

[8]　Kay & Hoekstra, 2008.

[9]　Collias & Collias, 1964.

[10]　E.g., Klein, 2009.

[11]　Wadley et al., 2009.

[12]　同上。

[13]　Tennie et al., 2009; Dean et al., 2014.

[14]　Collias & Collias, 1973.

[15]　Tebbich et al., 2001.

[16]　与欧洲探险者的迷失经历有关的实例还有很多。在博伊德等人于201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富兰克林探险队（Franklin expedition）的经历跃然纸上；在约瑟夫·亨里奇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一些相关实例。

[17]　Howitt et al., 1862; Cathcart, 2014; Moorehead, 1963.

[18]　Cathcart, 2014, Kindle location 2158-2160.

[19]　Earl & McCleary, 1994.

[20]　Clarke 2012, Kindle location 1029.

[21]　同上。

[22]　Wadley et al., 2009, 9593.

[23]　Tooby & DeVore 1987; Barrett et al.; 2007 & Pinker 2010.

[24]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行动，是因为他们明白该行动为何比其他行动更好。在经济学模型中，行动者投入成本并完成创新，其他行动者则会采纳这些创新，因为他们明白这些创新的工作原理，并深知其好处。对此，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于1962年、经济学家罗伊·鲁道夫·罗默（Roy Rudolf Romer）于1993年所提到的和宗教法规有关的事例可作为参考。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大多也持类似观点，同时这也是常见的社会观念之一。

[25]　Dawkins, 1986.

[26]　Henrich & Henrich, 2010.

[27]　Broesch, 2010.

[28]　Boyd & Richerson 1987, 1995, 1996; Perreault et al., 2012.

[29]　Perreault et al., 2012.

[30]　当总体样本数量足够大时，抽样所致的总体样本结构的随机变化便可忽略不计。

[31]　有两个平均值需要追踪。第一个是个体间任一时刻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因为环境每隔T代就会变化一次；每次变化之后，大部分个体随即会表现出某些非适应性行为，此时，较大的g值就会受到青睐；而后，随着表现出适应性行为的个体在比例上逐步占优，较小的g值便会受到青睐。第二个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经过多次环境变化后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值，并会长期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32]　Denham et al., 2009.

[33]　E.g., Boyd & Richerson 1985, 1996.

[34]　Basalla, 1988; Petroski, 1992a.

[35]　S. Johnson, 2010.

[36]　与此有关的更为全面的论述请参阅约瑟夫·亨里奇和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Francisco Gil-White）发表于2001年的论著，以及亨里奇发表于2005年的著作。

[37]　更多事例与实验数据请参阅彼得·里克森和罗伯特·博伊德发表于2005年的著作，以及约瑟夫·亨里奇发表于2015年的著作。

[38]　Henrich, 2009.

[39]　Henrich, 2015.

[40]　Hansell, 2005.

[41]　Collias & Collias, 1964.

[42]　Gould & Gould, 2007; Hansell, 2005.

[43]　Jacklyn, 1992.

[44]　Gould & Gould, 2012.

[45]　Enquist et al., 2008.

[46]　Perreault, 2012.

[47]　Gingrich, 1983.

[48]　请参阅进化生物学家尼克·莱恩发表于2009年的论著。对于横纹肌而言，或许是两次。另请参阅社会学家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等人发表于2012年的著作。

[49]　Lane 2009.

[50]　Tennie et al., 2009.

[51]　Boyd & Richerson, 1996.

[52]　Whiten et al., 2005.

[53]　Hill et al., 2014.

[54]　Gergely & Csibra 2006.

[55]　T. Morgan et al., 2015.

[56]　Boyd & Mathew, 2015.

[57]　Boyd & Richerson, 1996.

[58]　Mathew & Perreault, 2015.

[59]　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适当减少了预测变量的维数，以使不同类别中的预测变量数据具有可比性，并以此总结出了不同类别中预测变量的相同变化量。他们利用模型对统计的变量进行了比较，并针对每个特质确定了相应的最优逻辑回归模型，然后将文化历史、生态系统和距离的标准化β值相加，生成了每个特质的总体度量。

[60]　Jordan, 2015.

[61]　Currie et al., 2010.

[62]　Holden & Mace, 2003.

[63]　Shennan, 2001.

[64]　Henrich, 2004, 2006.

[65]　Powell et al., 2009.

[66]　Kline & Boyd, 2008.

[67]　Derex & Boyd, 2015.

[68]　Cosmides & Tooby, 2006.

[69]　Richerson & Boyd, 2005, Henrich, 2015.

[70]　Beppu & Grififths, 2009.

[71]　Boyer, 2001.

[72]　Henrich & Gil-White, 2001; Henrich, 2015.

[73]　Henrich & Gil-White, 2001; Boyd & Richerson, 1985.

02　人类的独特之处（二）：社会规范

[1]　在网上可以观看。

[2]　Petroski, 1992b.

[3]　Seabright, 2010.

[4]　Greenhouse, 2014.

[5]　Kaplan et al., 2000.

[6]　Hill, 2002.

[7]　同上。

[8]　Wood & Gilby, forthcoming.

[9]　Lukas & Clutton-Brock 2012a, 2012b.

[10]　在网上可以观看。

[11]　更新世大约开始于260万年前，结束于11 700年前。

[12]　B. Smith, 2011.

[13]　Bliege-Bird et al., 2009.

[14]　B. Smith, 2011.

[15]　Clastres, 1972.

[16]　Steward, 1933.

[17]　Wilke, 2013.

[18]　Brink, 2008.

[19]　Brink, 2005; Friesen, 2013.

[20]　Brink, 2013; O'Shea et al., 2013.

[21]　Swezey & Heizer, 1977.

[22]　Gat, 2015.

[23]　E.g., Fry, 2006; Manson & Wrangham, 1991.

[24]　Gat, 2015; LeBlanc, 2014.

[25]　J. Morgan, 1852.

[26]　Gat, 2015.

[27]　Sutton, 2014.

[28]　M. Smith, 1938; Hämäläinen, 2008.

[29]　Bamforth, 1994.

[30]　Darwent & Darwent, 2014.

[31]　James & Graziani, 1992.

[32]　Kroeber, 1976.

[33]　Darwent & Darwent, 2014.

[34]　Couzin & Franks, 2003; Franks, 1986.

[35]　E.g., Sterelny, 2012; Pinker, 2010.

[36]　Iwaniuk & Arnold, 2004.

[37]　只有当自然选择的力量非常微弱，且会对其他某些看似合理的条件加以控制时，r、b和c的定义才是准确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科学哲学家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和萨米尔·奥卡沙（Samir Okasha）发表于2014年的论著。

[38]　要明白为什么，可以假设，参与建造一个地洞或驱赶线之类的公共设施，个体会损失1个单位的适应性，但群体成员将人均收获0.1个单位的适应性。再假设群体成员为100人，个体广义适应性的净变化为0.1×1+0.1×99×r-1，其中r是个体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平均值。若与群体成员没有关系，则r=0，那么个体广义适应性的净变化值即为0.1×1+0.1×99×0-1=-0.9，此时自然选择并不支持该个体参与合作。若与群体成员为兄弟姐妹，那么个体广义适应性的净变化值则为0.1×99×0.5+1×0.1-1≈4，此时自然选择会支持个体参与合作；当然，这种情况常出现在昆虫之类的动物群体内，鲜见于哺乳类动物的群体中。

[39]　Boomsma et al., 2011.

[40]　Hill et al., 2011.

[41]　Hill et al., 2014.

[42]　同上。

[43]　亲缘关系取决于群体的规模和迁移率。规模过大或迁移率过高，都会削弱亲缘关系。究其原因，不妨设想一下，在一个群体中，随机选取两名群体成员并追溯其家族史，然后可能会看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他们拥有某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遗传上一脉相承；另一种情况是，其中一人拥有移民血统，因为群体人口众多，所以难免会有来自远方的移民。可以肯定，移民与群体成员没有共同的祖先。亲缘关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两个人具有共同祖先的概率。群体规模越大，所需要追溯的年代就越久远；而年代越久远，期间所发生的迁移事件也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其中一人的某个祖先是移民。如此一来，这两个人就不太可能有亲缘关系。迁移率越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便会越大。

[44]　Langergraber et al., 2011.

[45]　Bowles, 2006.

[46]　Trivers, 1971.

[47]　Axelrod & Hamilton, 1981.

[48]　McElreath & Boyd, 2007.

[49]　Maskin et al., 2015.

[50]　Clutton-Brock, 2009.

[51]　Boyd et al., 2014.

[52]　例如，假设当有至少一半的群体成员选择合作时，个体会继续投入战斗，使得某种形式的合作持续下去。在某些情况下，当某个群体中既有合作者又有背叛者时，该群体在进化上反而会相对稳定。不过，只有在群体规模足够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将收益代价比维持在合理范范内。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合作性群体与非合作性群体皆会出现，同时，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包容性更强的策略会有所增加。当然，这一效应只会出现在规模非常小的群体中。详情请参阅人类学家罗伯托·斯科尔曼·琼（Roberto Schonmann Joan B）和博伊德各自发表于2016年的著作。

[53]　Hart & Pilling, 1960.

[54]　Marlowe, 2009.

[55]　Panchanathan & Boyd, 2004.

[56]　E.g., Raihani et al., 2012.

[57]　E.g., Panchanathan & Boyd, 2004.

[58]　Boyd et al., 2014; Schonmann & Boyd, 2016.

[59]　E.g., Marlowe, 2009; Guala, 2012.

[60]　Mathew & Boyd 2011, 2014.

[61]　Mathew, 2017.

[62]　Leimar, 1997.

[63]　Richerson & Boyd, 2005; Henrich, 2015.

[64]　Reviewed in Richerson et al., 2016.

[65]　Holden & Mace, 2003.

[66]　Mathew & Perreault, 2015.

[67]　Sosis, 2000.

[68]　Henrich et al., 2010.

[69]　Kelly, 1985.

[70]　Soltis et al., 1995.

[71]　Henrich & Gil-White, 2001; McElreath et al., 2008.

[72]　Boyd & Richerson, 2002.

[73]　Stark, 1997.

[74]　E.g., Alba & Nee, 2003; Martin, 2005.

[75]　E.g., Cronk, 2002.

[76]　群体人口密度依赖性的竞争水平亦非常重要，但为了让论述看起来简单一些，我在此就不做赘述了，请参阅人类学家朱利亚·莱曼（Julia Lehmann）等人发表于2006年的相关评论。

[77]　请参阅生物学家戴维·奎勒（David Queller）撰写的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章，他清晰且诙谐地解释了为何这两种方法具有等同效用。

[78]　E.g., West et al., 2011.

[79]　在基因进化方面，类似过程可能并不重要，因为自然选择的力量要弱得多，且无法维持竞争群体在基因频率上的差异。请参阅博伊德等人发表于2011年的著作。

[80]　群居性昆虫族群的例子未必是反例，正如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所看到的那样，效率最高的群体通常只包含两个个体，一雌一雄，以繁衍后代为目的。

[81]　Boyd et al., 2011b.

[82]　West et al., 2011.

[83]　Boyd et al., 2011b.

[84]　E.g., Boyd & Richerson, 1985, 1990, 2002.

[85]　E.g., Gavrilets, 1996.

[86]　Zefferman & Mathew, 2015.

[87]　Appiah, 2010.

[88]　同上。

[89]　E.g., Young, 2001.

[90]　E.g., Barton & Rouhani, 1993.

[91]　Kaplan et al., 2000.

[92]　Clutton-Brock, 2009; Schino & Aureli, 2009.

[93]　Sugiyama, 2003.

[94]　Mathew et al., 2013.

[95]　Meggitt, 1965.

[96]　Mathew et al., 2013.

[97]　这是个有趣的进化论解释，说明了人们为何会将这些规范内化，即便这样做会令选择受限。请参阅约瑟夫·亨里奇发表于2015年的著作。

[98]　Axelrod & Hamilton, 1981; Lehmann & Keller, 2006.

[99]　Nowak & Sigmund, 1993.

[100]　Fudenberg et al., 2012.

[101]　Panchanathan & Boyd, 2004.

[102]　Boyd & Mathew, 2015.

[103]　Mathew & Boyd, forthcoming.

[104]　E.g., Stevens & Stephens, 2003.

[105]　DalBó & Fréchette, 2014.

[106]　Gurven, 2004.

[107]　Lewis, 2014.

[108]　Boyd et al., 2011b.

04　适应不需要洞察力？

[1]　博伊德没有过多论述创新的起源，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就暂且先搁置一下。

[2]　事实上，模型参数反映的是外界信息的可靠性和各种行为变量的实际种群发生率，而做出选择的前提是，行动者能够作为这种可靠性和发生率的代表。

[3]　技术不是唯一会对成功率造成影响的因素，所以得出的数据会含有杂乱的信息。

[4]　就近似机制而言，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一阶搭便车者所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收益，可能会不同于高阶搭便车者的；另外，对一阶搭便车行为的控制也可能会不同于对高阶搭便车行为的。两种控制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

[5]　或许在人们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有关进化的观念，将博伊德和里克森视为一个“超级有机体”，并非不合理。

[6]　非常感谢讲座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讲座并参与讨论；非常感谢博伊德，以及与我一同参与评论的同仁们，这真是一次既愉悦又刺激的经历。

06　适应性、合作性、操控性和敌对性

[1]　Boyd & Richerson, 1985; Mathew & Boyd, 2011; and Henrich, 2016.

[2]　生物学家已知的群体选择更青睐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因为它能为处于竞争状态下的群体做出贡献；博伊德所说的文化群体选择则更青睐个体的适应性行为，因为它能维护群体间竞争所选择的不同规范。

07　文化、观念和决策

[1]　Scott-Philips, 2014.

[2]　Carey, 2011; Pica et al., 2004.

[3]　Kimbel & Villmoare, 2016.

[4]　Vaesen, 2012.

[5]　围绕该术语，存在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与里克森（Boyd & Richerson 1985）将“从众传播”（conformist transmission）定义为一种社会学习规则。我们认为这种规则能够促增适应性特质在人群中出现的频次和在各种环境中的可获得性。有学者对这一推论进行过探讨，但对于该规则是否真的具有上述效用，目前尚无定论（Henrich, Boyd, 1998; Wakano, Aoki,2007; Perreaykt et al., 2012）。在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心理学家使用“从众”这一术语来指代对大众化行为进行模仿的心理倾向，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克拉迪埃（Nicolas Claidière）与生物学家安德鲁·怀滕在2012年进行相关研究时也采用了这一术语。根据“从众”一词的定义，我们认为从众传播有助于促增群体中非大众化行为特质的出现。对此，科学哲学家金·斯特林的表述不甚明确，或许是因为我当年尚未提及“从众”一词，不过我猜想，他指的可能是后面这种定义。图1-6所示的ESS传播规则仅适用于出现频次很高且备受欢迎的特质。

[6]　Cladière & Sperber, 2007.

[7]　请参阅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里克森发表于1985年和2005年，以及约瑟夫·亨里奇发表于2015年的相关论著。人类学家马克西姆·德雷和博伊德即将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实验室文化模型中，对成功的偏好会导致“高回报”特质的广泛传播，且无须人们了解其间的因果关系。

[8]　Boyd & Richerson, 1985; Richerson & Boyd, 2005.

[9]　Barrett & Broesch, 2012.

[10]　Wertz & Wynn, 2014.

[11]　Henrich & McElreath, 2003.

[12]　请参阅博伊德和里克森于1985年提出的与此类偏差有关的进化模型。

[13]　Dehaene, 2009.

[14]　Knauft, 1985.

[15]　Kaplan et al., 1995.

[16]　请参阅里克森和博伊德发表于2005年的著作中的第6章和第7章，更多例证请参阅亨里奇发表于2015年，以及人类学家罗伯特·埃杰顿发表于1992年的著作。

[17]　Henrich, 2015.

[18]　因为不了解必要的加工技术，生活在城市里的委内瑞拉人也曾经历过树薯中毒事件。当地人称树薯为“yucca”。请参阅记者尼古拉斯·凯西（Nicholas Casey）发表于2016年12月25日版《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食物、药物和片刻的休息：一个饥饿的委内瑞拉男孩之死》（No Food, No Medicine, No Respite: A Starving Boy's Deathin Venezuela）。

[19]　文化群体选择可能创造了一种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自然选择将作用于偏好狭隘利他主义的遗传变异，且作用的维度与文化变异相同。请参阅里克森和博伊德发表于2005年的著作中的第7章。

[20]　Richerson et al., 2016.

[21]　请参阅约瑟夫·亨里奇发表于2015年的著作，在第9章中，他论述了觅食部落的社会规范，并展示了卡拉哈里部落的社会规范的更多细节。

[22]　Jaeggi & Gurven, 2013.

[23]　Bisin & Verdier, 2001.

[24]　Kline et al., 2013.

[25]　请参阅亨里奇发表于2009年的著作。重要的是，需要看到，可靠性之所以无法稳定地持续增强，是因为在生物系统和经济领域里，高代价信息不仅永远无法给信息发送者带来回报，还很容易被他人习得，且无须让信息传递者受益。

[27]　Oliver,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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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人类起源的故事》

◎　传统的考古学、语言学构建的人类演化史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空白。幸好，这已经成为过去时。古人类DNA测序正在掀起一场革命，重新谱写一曲50万年的人类迁徙演化之歌。

◎　大卫·赖克从古人类遗骨中提取DNA，从基因层面还原了人类祖先的面貌。原来，我们的先祖在地球上已经上演了几百万年的“权力的游戏”：在任何一片大陆上，人群都经历了多次毁灭与更迭；所有当代人的祖先都拥有一段复杂难辨的混血史，没有人是“纯种”；千百万年来的种族、性别、阶层不平等在我们每个人的DNA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　面对DNA序列分析这种最先进可靠的技术，我们以前所以为的所有关于人类演变的知识，凡是跟这本书所代表的当前科学理解不一样的，都只能改写。因此，这场革命给了两个问题迄今最为清晰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当下的启蒙》

◎　当代最伟大思想家史蒂芬·平克全面超越自我的巅峰之作，一部关于人类进步的英雄史诗。

◎　通过75幅震撼的图表，平克论证人类的寿命、健康、食物、和平、知识、幸福等都呈向上趋势，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西方，而是遍及全世界。这是启蒙运动的礼物——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　比尔·盖茨最喜爱的一本书。理查德·道金斯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尤瓦尔·赫拉利2018年最爱的书之一。

《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　享誉世界的哲学泰斗丹尼尔·丹尼特，融通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倾囊相授他一生至今所搜集的各种好用的思考工具。这本书诞生于大学新生的课堂，力图做到“人人能懂”。

◎　使用大量方便的、辅助性的思考工具，去拓展想象力、保持专注力，让我们妥当、优雅地思考真正的难题。利用各种思考工具，让你拨开各种思想的层层迷雾，你会发现，那么多明摆着的观点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明摆着”的。

◎　“直觉泵”是很有用的思考工具，作为一种思想实验，一个好的直觉泵比任何一种论证和分析都更为有力。这本书不仅带你去检验不合格的直觉泵，也让你理解好的直觉泵，更教你如何应用和制作直觉泵。

(1)　澳大利亚土著部落名。——编者注

(2)　最年轻的地质年代，开始于11 700年前。根据传统的地质学观点，全新世一直持续至今，但也有人提出，工业革命后应该另分为人类世。——编者注

(3)　使用多因素的变量协方差来进行分析，协方差常用于概率论和统计学中，是指两个变量的总体误差。——编者注

(4)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崇尚权术和谋略，并以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著称。马基雅维利主义通常分为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低马基雅维利主义；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重视实效性，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倾向于操纵他人以获得更多利益。——编者注

(5)　史蒂芬·平克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著作《当下的启蒙》已于2019年由湛庐文化引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6)　能在成员之间提供共同的陈述、目标和价值观的资源。——编者注

(7)　即博弈中的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只要他人不改变策略，自身状况就无法得到改善。当每个参与者所能选择的策略种类都受到了限制，且混合策略被允许存在时，纳什均衡就会出现。——编者注

(8)　丹尼尔·丹尼特是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已于2018年由湛庐文化引进、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9)　亲社会行为又叫利社会行为，是指符合社会希望，并对行为者本身无明显好处，而行为者却自觉自愿给行为受体带来利益的一类行为；行为出现偏差通常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方式，以及家庭功能失调所致。——编者注

(10)　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基因之河》已于2019年由湛庐文化引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1)　约瑟夫·坎贝尔的著作《千面英雄》《英雄之旅》已分别于2016年、2017年由湛庐文化引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2)　原型是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关键词，准确地说是心理原型。它不是所经历之事留在大脑中的记忆表象，而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通过后天经验来体现的心理特质；若是无法通过意识来表现，就会化身为梦境、幻想和神经症症状。——编者注

(13)　通常用来表示消费者在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与所消费的商品组合之间的数量关系，以衡量消费满意度；其公理表达简单且规范，在形式上较好地体现了风险行为类型，但需要注意的是，预期效用理论中起关键作用的独立性公理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编者注

(14)　艾莉森·高普尼克的著作《园丁与木匠》已于2019年由湛庐文化引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