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序

旧时光里的永恒

[无名街路] 父子对坐

[民生社区] 二十三路奔驰公交车

[台湾大学] 日语老灵魂

[淡水] 木炭与面摊

[外双溪] 单车上的人生道理

[双城街] 神秘又亲近的美国

[圆山] 外婆村

[竹围] 死亡的幽微身影

[台北清水] 大排水沟那头

[南昌街] 最早体会到的永恒

[南昌街] 记忆的暗巷

在音乐中迷失

[新生北路] 堤防都阻挡不了的灾难

[新生北路] 有钢琴有谱架的客厅

[民权东路] 通往地狱的步径

[民权东路] 如何对自己诚实？

[中山北路] 严厉而沧桑的声音

[吉林路] 想要迷路的冲动

文青未完成

[双城街] 阅读起点

[中山桥] 没拍成的照片

[开封街] 摇滚乐和甜不辣

[中华路] “好味道”、周梦蝶、唱片行

[西门町] 虚构、欺瞒的同质环境

[西门町] 浪掷挥霍的生命时光

[西门町] 留住眼前的电影

[敦化北路] 白色悬浮的梦幻图书馆

[敦化北路] 挤满文学意义的小巷

[中部横贯公路] 迟来的阳光之歌

[重庆南路] 逃避平庸无聊的方法

[重庆南路] 在惊愕中成长

[民生社区] 篮球大梦

[台北棒球场] 世界在另一边

[国际学舍] 密语暗码，也是低吟音乐

[中华路南站] 如果在冬夜，两个年轻人

奢侈的诗意

[内湖] 盛气凌人的少年

[内湖] 骚动的星光

[台北学苑] 秋风的名字

[台北学苑] 青玉般的感情

[嘉义] 和她的过去短暂交错

[台北学苑] 安静空荡的戏院

[民生社区] 地缘的道理

无关风景的漫游

[台中] 那隐约、无法确知的危险

[高速公路] 失落的速度感

[台湾大学] 有“傅园”的风景

[双城街] “步行范围”内的冒险

[台淡线] 不一样的地理学

[淡水] 我的乡土补课

[台中清水] 对河猜疑

[花莲] 穿过海洋

[花莲] 认识湖水的深邃力量

[花莲] 奇特的温暖

[碧潭] 如果我不存在了……

[淡海] 似酒的十月秋阳

[淡水] 下午的俗世风情

[花莲] 当夜色罩满湖面

沿着马路，我们朝中山公园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向右转进一条很安静的巷道，在一间很安静的日式旧宅前停了下来。然后，M从旧宅门里仿佛像梦一般走出来。

人生中有一段时期，我以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刻，半躺在小小的木船上，手里拿着一本诗集，或一本带着诗意的书。

在中华商场唱片行里，买了自己拥有的第一张古典音乐唱片，贝多芬第六号田园交响曲。

二十多年前，台大还没有那么大。

在达人女中的石阶上，我们谈起梦想，不过没有谈梦想实践，却谈梦想的破灭。

何况苏花公路一路还有山与海的交错变化，海潮海浪以及海面光影荡漾，再精彩不过。

整个西门町的人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要去电影院买票的人，买到票等电影开场的人，和刚看完电影的人。

等我们磨磨蹭蹭晃到贵阳街口，北一女放学的人大量涌出，我们自虐地让自己混在大群绿衣黑裙间，感受更强烈的尴尬与窘迫。

自序

一

波德莱尔的诗：

老巴黎消失了

（一座城市的形体，唉，有着比人心还要更快的变化）

中文只能译成“人心”的，波德莱尔的法文原文是：le coeur d’un mortel。关键在于mortel，特别指向有限的、必定会消亡的生命，呈现出更强烈的对比。人必有死，相较于以砖石所造的城市，人寿如此有限，而人的感受与念头，又是人类经验中变动最快的。此刻想的、感受的，下一刻很可能就有了戏剧性的逆转变化。

然而，走过巴黎街道时，波德莱尔却如同被电击般意识到：他所居住的城市已经彻底失去了其恒常特性，以让人无从准备防备的速度，持续变化。应该提供我们安稳依赖的砖石之物，背叛了我们的期待，翻身比我们念头的转换，变得更快更剧烈。

描述如此的冲击领会后，在这首标题为“天鹅”的诗中，波德莱尔接着近乎宿命必然地在心中召唤起了记忆，关于“老巴黎”的记忆：

曾经这里有一座活动动物园

一天我在这里看见──当天空之下

寒冷，盈透晨光，劳动者刚被唤醒

扫街工人将他们制造的尘暴推向沉静的空气中

他看到了一只逃出来的天鹅，走向干涸的水沟边，怀想着它曾经拥有过的水塘。

变化的现实，让诗人想起过去他曾遭遇过的，也正在想起过去的那只天鹅，双重的回忆交叠在一起。

二

这样的情感情绪，是由地理环境引发的。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熟悉的地景消失了，尤其当人置身在一个自以为应当熟识的地方，却惊讶且尴尬地发现被陌生的形体、活动与声音包围。那时，消失了的地景，会以记忆的形式，格外强烈、明显地，排山倒海地冲涌过来。

那一年一个夜里，我开车到台大，行经基隆路舟山路口，发现记忆中的舟山路变魔术般消失了；继续前行，在基隆路上找到一个过去没有的门，转弯进去，到下一个路口后，我就迷路了，完全不知道要出席演讲的场地究竟在哪里。

带点雨雾的夜色中，现实的陌生影像上，很快地叠上了二十多年前，我所熟悉的台大校园。我仿佛看见年轻时候的自己，骑着蓝色的破脚踏车，在舟山路的小门前跳下车，将车抬过铁栅门槛，然后又骑上去，朝向造船馆的方向去。二十多年前的我，感觉自己已经骑了很远很远，离开一般活动的台大校园了，心中带着一点无奈，要去造船馆找高中死党，跟他商量另一个高中死党碰到的严重感情问题。

那很可能是大学四年中，我唯一一次走进造船馆，也因而二十多年间，根本从来没有回想过；但却在那一刻，当我窘迫地迷路在现实台大校园中，它不自主地回来重现在眼前了。那晚，回家之后，我写下了这本书中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有“傅园”的风景》。

三

之后一段时间，各种不同的机缘，将我带到许多留有青春成长记忆的地方。我愈来愈明白波德莱尔试图表达的，因为我也活在一个地理地景不再可靠的环境里，非但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不论砖或石或钢铁都无法阻挡快速、剧烈的改头换面。三十年没见的小学同学，乍然相遇眉目依稀，然而很多才几年没有去到的地方，却很可能除了地名，没留下什么旧时痕迹。

只留在我的记忆里。变动不居的地景，因而就成了对于记忆最自然也最强烈的刺激。走到哪里，熟悉的旧日时光不待召唤，也无从抗拒，就固执地服贴在陌生的现实影迹上。而且神奇地，被时间淘洗磨淡，理应褪色的旧日情怀，竟然就是比眼前历历的现实声光，更清楚更深刻。

我将这一幅幅的旧日时光显影写成了一篇篇的文字，完成一本“记忆地志”。还是用波德莱尔的比喻──现实的情景像是写在已经反复被使用太多次的羊皮纸上一般，再也清除不掉刮不干净的旧内容的渗入干扰，于是原本早已逝去的青春，从雾色中隐约穿透，可以被保留在今天当下的地理环境中。

以文字，摸索着回到青春的路途；同时，找到了青春当时寻找人生方向的种种摸索。

旧时光里的永恒

小房间铺着地板，顶上有个天窗，

阳光会从天窗上透下来，

照到坐着的祖父的脚，

那是我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

[无名街路] 父子对坐

每个人生命中应该都曾闪过些意外的荣光，意外比荣光更使我们难忘，或说意外使得本来无足轻重的荣光，留下记忆刻痕。

初中时期，在升学主义笼罩下，每学期有一个最大最残酷的考试，叫“竞试”。跟平常月考不一样，“竞试”要全年级一起排名，一共二十二个班，超过一千个学生，从第一名一路排下来，排到一千多名，用大张的板报纸写得密密麻麻，贴在穿堂的大布告栏上。

初中二年级，每天踢足球逃课乱混，成绩当然好不了。印象中，二年级下学期的“竞试”应该排在三四百名左右吧。我自己都懒得去穿堂人挤人看成绩，等别人看了回教室告诉我。管它的，几名就几名。

上了初三，“竞试”改个名字，变成“模拟考”，但千人大排名的形式没改，只是从一学期一次，增加成一学期两次。跟我一起踢球乱混的死党们，几乎都被分到放牛班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升学班，上学变成一件很无聊又很寂寞的事。而且刚好那一年，住家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我开始搭公交车通学，于是，连放学也变成很无聊很寂寞的事。无聊寂寞中，在家里就躲起来练吉他；在学校，就只能慢慢收拾课本，认真做参考习题。

第一次模拟考很快来了，跟联考一样，连续考了两天。考完后第三天的下午，理化老师高大的身影突然闪进来，打断了导师正在上的数学课，理化老师对着我们班导说：“你们班李明骏（我的本名）模拟考第一名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导师也愣了一下，说：“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理化老师说：“他们正在贴啊，我凑过去偷看，最上面的名字，就是‘李明’两个字，难道还有别的‘李明’吗？”

理化老师讲到这里时，班上好几个同学同时反应：“五班的李明媛啦！”

噢，理化老师之前没有教过我们这一届，才会不认识女生班的考试高手李明媛，如果是她模拟考第一名，那就不意外了。理化老师怏怏地自认错误，喃念着：“怎么真有两个李明李明……第一名贴的位子那么高，玻璃又反光，干吗？故意让人家看不清楚吗？”不情愿地走离我们教室。

理化老师既然预告了，一下课，几个热心的同学连忙跑到穿堂去。导师还没离开教室，其中一个就狂奔回来，疯了似的大叫：“真的是李明骏，李明骏第一名！”怕大家不相信他，又赶紧加上：“五班李明媛第九啦！我都看到了，不会错！”

教室里闹成一团，我清楚记得那吵闹的样子，好像大家都中了爱国奖券一样。我怎么样也想不到，我的成绩竟然可以给全班带来那么大的快乐。

所以记得那次考试成绩。

还有一次，也是初中，周会时要上台献奖，也很意外。我参加了全台北市的语文竞赛，其实就是作文比赛，得的甚至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二名，我自己没特别觉得怎么样，去中山堂领回了一方木质奖牌。老师本来通知，下周周会，校长会在全校师生面前再将奖牌颁给我一次。每周周会，反正固定有“颁奖”的程序，至少会颁当周整洁秩序奖，还有许多校内活动比赛有的没有的，没什么大不了。

不料，周一早自习，训育组长却到班上把我找出去，去跟司仪及升旗手特别预演。“颁奖”变成了“献奖”，换成是我拿着奖牌出场，献给校长。“献奖”的场合不多，就得事先演练了。

我回想，是啊，在学校好像总共只遇过一次周会献奖，那是我们的软网校队得了第一名，举好大一个奖杯献给校长。可是我只有那么小小一方牌子，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校队，就我一个人带一只笔去写了一篇作文，如此而已，为什么也能献奖呢？

训育组长解释：“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状，那就颁奖；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牌奖杯，那就要留在学校里陈列，所以就要献奖，就是这样规定的。”

紧张兮兮上台献奖的经验，让我记得了这个第二名，本来照道理讲不可能记得的一点小小荣光。

我甚至不记得那次竞赛究竟在哪里比的了，我只记得是父亲暂时放下店里忙得不得了的事带我去的。我真的只带了一只圆珠笔，在口袋里，没有别的。因为父亲特别问过：“这样就可以吗？写错了怎么办？”我做出身经百战的镇定模样说：“要先打草稿再抄，一个字一个字抄，不会错。”我脑中闪过一个担心，怕父亲接着要问：“要是这只笔没水了怎么办？”我就不知该如何回答了。不过，父亲只是点点头，没有再问。

比赛进行了一早上，父亲等到我比完，带我离开那个学校，就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进到店里吃了一碗牛肉汤面。

许多年来，那家牛肉面店被我在记忆里搬来搬去。每次走过一条街道，发现一座学校旁边有牛肉面店，我就仿佛看见年少时自己和父亲坐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吃面，心中准备着如果父亲问起比赛的事，要怎样说我写了什么，觉得自己写得还算不错，可是父亲一直没问。那面店应该在长安东路上吧？还是青年路上？还是归绥街上、重庆北路上？

我知道，最简单的方式，是问问父亲，是父亲查的地图，查的公交车路线，他比我有可能记得。然而也不知为什么，许多年来想问却都没有问。终于到父亲过世，再也没有机会问了。那神秘的、安安静静的牛肉面店就继续神秘、安安静静地留在一条永远无名的街路上。

[民生社区] 二十三路奔驰公交车

爸爸一直都没有原谅李登辉。爸爸比李登辉小七岁，都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最后几年成长的，而且同姓李，都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闽客，爸爸的政治立场当然也是倾向于打破国民党威权专制，追求台湾人的自主权益。有那么多身份上的理由和李登辉相同，可是爸爸就是没办法将他的票投给李登辉，因为李登辉当台北市长时，拆了我们家在双城街的房子。

那是一间本来就知道被划归为“违章建筑”的小平房。“违章”是因为它坐落在公园预定地上。可是对当地的人来说，这份“违章”有很让人不服气的暧昧。房子先有，公园是后来在新都市规划时才冒出来的，而一旦都市规划成案，本来好好的房子，突然就变成非法的了。

更暧昧的是，公园预定地不等于公园。没有人知道公园预定地什么时候会开发变成公园，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永远不会。而且，整个台北市有那么多公园预定地，为什么先盖这座后盖那座，也没有个固定的道理，至少没有我们住在双城街违章建筑里的人可以理解的道理。

所以公园说要盖了，违章建筑必须拆掉，而且政府只付地上物补偿，不会给征收费，当然引起群情激愤。为什么不先处理林森北路本来是康乐殡仪馆的那块大公园呢？新生南路、信义路那边不是还有更大的一块公园预定地吗？为什么也不拆？一下子，邻居人人都成了都市计划专家，大家门口一站就开始谈计划里的空中楼阁，我们小孩在旁边听，也长了不少知识。

例如，知道了建国南路被从中间分开，只剩下两边各一条窄窄的巷弄，那么大片房屋也都是违章建筑，为什么不拆了，真的把建国南路开成计划中的七十米大道？七十米大道要给谁走？

讲来讲去的结论：我们十巷、十三巷口这两小块地，根本不算什么，没有道理比别人先拆。这么小两块地，像个公园吗？会要被拆，还不是市政府觉得我们好欺负，别的他们不敢动，就整整软脚虾吧！

很难想象，爸爸那样古意，和社会一直保持相当距离，又经常敏感于自己从花莲来的背景的人，竟然也会参与了去市政府抗议沟通的行列，放下家里的生意，一次次出门。透过各方关系，见到了当时市府秘书长马镇方，谈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大家说无论如何，至少总要见到市长吧！终于市长出面了，可是市长的姿态比秘书长强硬十倍，会谈不欢而散。

见过市长没几天，我们十三巷这边就发生了火灾。大家早相传警告过了，拆违建最恶劣的手段，就是放一把火将房子烧了，反正烧掉的房子是不准盖回来的。因为有警觉，火没有烧得太厉害，而且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火烧后，爸爸铁了心要离开双城街，可能也同时铁了心一生不会原谅李登辉。违章被拆的，是家里的店面，我们还有完全合法的两层公寓住家，而且那几年服装店生意很不错，也累积了不少积蓄，绝对可以在附近再找一个店面重新开张。

心情中夹着激愤与害怕吧，爸妈很快地将两层公寓也脱手卖掉了，然后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找寻新家。上初三没多久，我们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

那个年代，民生社区多么遥远！从松江路到敦化北路之间，还没有民生东路，只有民生东路预定地，上面当然又是盖满一堆违章建筑，甚至还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民生东路从中山北路延伸到松江路，然后就突然断掉了，几千米外才从敦化北路又神奇复活。那头的民生东路门牌，从一号排到两百号左右，于是，这头复活的民生东路，就一跳从七百号开始算。

民生东路不通，所以只能从左右绕道才能进民生社区。一部分公交车走南京东路转敦化北路进民生社区；另外一部分公交车则从民权东路转敦化北路进民生社区。我突然之间变成了班上少有的通勤学生，每天要搭公交车上下学。更奇特的是，我搭的公交车，不管来回，从民权东路不会直接转敦化北路，一定要进到松山机场绕一圈搭载机场的乘客。机场变成了我每天必定进进出出经过的地方。

通勤带来的新鲜事物还不只机场。光是每天要搭的公交车都有趣极了。可以到学校的六十三路，和可以到衡阳路的六十七路，开来的班车竟然还有长长的鼻头，本来以为只有在老电影才看得到古董车，还在路上跑，车上没有改装的两排对坐座椅让车内空间看起来特别宽。跟我一起等车的同学问过司机，司机说这型的车是一九五〇年左右日本“五十铃车厂”出产的，已经有快三十年的车龄了。那个时代大大的引擎还装在车外，所以突出一个大鼻子。可是司机说，很多公交车司机还宁可开这种旧车，因为后来的车把引擎移进车内，在司机座位旁边好大一块，行进中热气一直冲上来，让人受不了，有时候还会烫伤乘客。

而和六十三路一起绕机场的，还有二十三路，每一班车用的都是公交车处最新买的大车，最特别的是，车前车尾耀武扬威地挂着奔驰标志。也是问司机得来的知识，那批公交车底盘还真是跟德国奔驰买的。政府突然规定不能再跟日本买大巴士了，就改买德国货。而且还有德国人跟着车来，到唐荣铁工厂指导打造车体，所以车体设计跟其他车都不一样。车门开得没那么靠前，乘客不会一上车就踢到引擎盖，引擎盖旁边还可以多设两个单人座位，变成全车视野最好的特别座。更特别的是，司机脚下有一个用脚跟踩的副刹车，适合转弯减速用。

我搭的二十三路车开进机场的环状道路，司机很帅气地踩着副刹车，让车子利落过弯，一下子就超过了凸着大鼻子的六十三路。左摇右晃中，敦化北路上的美丽林荫哗地在眼前展开了。

[台湾大学] 日语老灵魂

台北武昌街中华路口的“鸭肉扁”还在，每天师傅勤奋地在门前切鹅肉。等等，“鸭肉扁”切的，怎么会是鹅肉？没错，这家老店，就是“挂鸭头卖鹅肉”。要吃鸭肉，你得去金山庙口才对，中华路没有好的鸭肉，却有最棒的鹅肉。

不过，说人家“挂鸭头卖鹅肉”，不尽公平。这家店真是老，老到它招牌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认识的字。别太自信说你认识“鸭肉扁”三个大字，那不是你想当然耳以为的。招牌上的“鸭肉”不是中文，而是日文汉字。我们叫作“鸭”的两脚动物，日本人用假名拼成kamo的发音，而日本人用汉字写的“鸭”，却是我们叫作“鹅”的动物。

还有“扁”呢？接在“鸭肉”后面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猜猜看？鸭鹅之分，是懂日文的父亲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刚上高中，开始和同学去西门町看电影，吃了“鸭肉扁”，回家说是“好吃的鸭肉配油面”，被父亲纠正了。应该就是这件事，引起了我对日语日文的好奇，日语突然除了家中爸妈拿来讲秘密的用途之外，有了新的意义。

在那之前，印象中我只学会过一句日语：“关电灯！”每晚睡前，父亲固定仪式性地用日语宣告：“关电灯！”不一定是要妈妈或我们去关灯的祈使句，常常他自己手按在开关上，也会用日语说“关电灯”，郑重表示一天的结束吧。

应该就是鸭肉鹅肉之辨，让我开始跟父亲学日语，用的是开封街老书店“鸿儒堂”卖的课本，很明显颇有历史的课本，说不定还是战前就编的了。保留了大量汉字，反正汉字好认，用这种课本学起来进度快，有成就感。

上大学时，我已经跟父亲学了三年日语。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图书馆书库里闲绕，看到架子上有一套精美华丽的《川端康成全集》，拿下来一翻，心神为之荡漾——怎么会有这么美，却又这么艰难的日文？《雪国》开头的一页，我用尽脑筋顶多看懂三分之一，可是光是这样，文字间就传来扑面难挡的诱惑，挑逗身上感官极度不安。

我决心更认真学好日文，到可以阅读川端康成的程度。那几天，人生没有比这个决心更重要的事了，甚至重读《论语》时遇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都觉得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应——有一天，让我能够彻底领会川端《雪国》里文字所要传达的美，我就能无憾地闭眼死去了吧！

我去听了历史系学长们上的日文课，却发现“日文一”“日文二”课堂教的，没有一样是我没学过的，太简单了。那个时代，台大还没有日文系，辗转听来，有一位嫁了台湾人的日本老师开在法学院的日文，是全校最难的，据说一个学期的进度，就等于别人两年。川端康成的魅惑引我搭上〇南公交车从校本部去到法学院，摸索找到日本老师的课堂。老天！这个老师用的课本，竟然和爸爸选的一模一样！

我在法学院上了两年日文课，那两年耗在法学院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校本部全部时间加起来可能都多。一度，我也想在日文之外，找些法学院的课上上，从公布栏上贴了一大片的课程表中，选了两门最吸引我的课，一门是“法哲学概论”，一门是“罗马法”。我兴冲冲地记了时间，兴冲冲去了课堂上，却以为自己跑错教室了。“法哲学”课堂上，除了我，只坐了三个人。老师来了，看到我们竟然露出微笑说：“今年人比较多。”然后老师要我们自我介绍，听到我说我不是法研所学生，想要来旁听，老师脸拉了下来，悻悻地说：“你不能选课？可是课至少要三个人选才能开啊！”后来，“法哲学”没开成。“罗马法”呢？更惨，第一堂课连我来了两个人，从头到尾，老师都没出现。噢，有一个大概是助教的人，上课钟响五分钟在教室门口晃了一下，看只有我们两人，他连门都懒得进，直接就宣布：“这课不开了！”

这两门没上到的课，却比很多修了上了也得了分数的课，对我影响更深，让我确切理解到自己真是个怪人，我有兴趣的东西，大概在这个社会就没什么机会得到热门关注。一直到今天，我都习惯带点歉疚地跟从事出版的朋友说：“啊，你们出的这本书我太喜欢了……不过，恐怕不太好卖吧？”

在法学院，只能乖乖上日文。日本老师的课真的很拼，第一学期期末考，别班大概还在考五十音怎么认怎么写，我们班已经都考问答题。我印象深刻，最后一大题，给了图像显示天气状态与温度，然后要求写出一段青森县天气预报的广播稿！别人叫苦连天，我却庆幸感觉自己离川端康成愈来愈近。日本老师自己说话极细致极好听，平常她也不太在意我们的日语发音。上到第二年，有一天，或许是要奖励我的日文程度吧，老师突然要我起来念新要教的课文，我也没多想，捧着书就念了。文章蛮长的，一边念一边发现老师怎么怪怪的，身体开始不自主地微微扭曲，等我念完文章，老师终于忍不住爆出笑声来。想想，那么端庄淑丽的日本老师嗤嗤地笑起来！大家都很惊讶，也都不知道老师在笑什么。

老师好不容易停了笑，红着脸尴尬地解释，造成她失礼的原因，是我发出的日语。明明是一个二十岁的男生，为什么口中的日语听来像是五十岁的欧吉桑，而且还有浓厚的乡下九州腔！

讲战前九州腔的五十岁欧吉桑，那是父亲。透过日语，父亲灵魂的一部分，我最陌生的，他的日本占领时期成长经验，竟然附体在我身上。那一刻，我的年轻身体和父亲的老灵魂不意交错交杂了。

[淡水] 木炭与面摊

那条路，到现在还叫“英专路”。“淡江英专”早已经消失许久许久了，先是改名叫“淡江文理学院”，后来又成了“淡江大学”，学校的大门改了个方向，不再直接对着阶梯，另外开了马路方便车子上去，然而原先从车站通到学校的马路，竟然还留着“英专路”的名字。

这样的怀旧坚持，在台湾还真罕见。我开始搭火车去淡水时，“英专”就已经走入历史了；更早，我表哥从花莲北上考大学，念的就已经是“淡江文理学院”的日语系了。我有印象的，是周末表哥会到我们家来帮上了初中的姐姐们当家教，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穿制服，表哥常常在阳台拆了裤带，用铜油认真地擦他的皮带头，擦得金光闪闪。表哥跟姐姐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他讲起什么事都习惯用一种得意洋洋的口气，听来就像是一连串不停歇的夸耀，跟正经历青春期浪漫别扭的姐姐们的情绪，老是犯冲。姐姐们用各种脸色表情与肢体动作，反复表现她们的不满，表哥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爸妈也不可能没察觉，然而站在补贴表哥生活费的立场，爸妈还是坚持周末的家教课要继续上。

直到有一次，表哥带了同学一起来，上完家教他们在阳台上聊天，聊到前几天到英专路的面摊上吃面，三人点了三碗麻酱面，然后合力干掉桌上满满一罐免费提供的辣菜，辣得直吐舌头。要走时，看到老板垮下来的脸色，他们觉得有趣极了，边讲边又大笑一场。

这段聊天对话，被爸爸听见了。连续好几天，爸爸耿耿于怀，想起来就说：“三碗麻酱面才给人家几块钱，怎么可以这样！”爸爸还对着妈妈跟我们几个小孩，回忆起战争时代，家中最困苦的状态下，卖过木炭。木炭是一车一车卖的，装满木炭的车要用绳子绑起来，牛拉的车子动起来，一不小心没捆紧的木炭会掉出来，祖父总是坚持一有木炭掉了，就得停车捡起来塞回去，大姑姑有一次嫌麻烦不肯捡，说：“就只有一根木炭嘛！”结果挨了揍，祖父生气了：“一根炭就可以占人家便宜吗？为了一根炭的便宜，害神明诅咒我们李家，值得吗？”

爸爸深信，无论如何不能占人家便宜，何况是为了恶作剧糟蹋人家的好意，害卖面的人平白损失一罐辣菜。从那以后，表哥的家教就取消了。

淡水客运站就在英专路口，遥遥与火车站对望。整条英专路排满了各种摊子，贩售所有学生生活中可能用到的食衣住行物件。走在英专路上，我不免想起表哥和他们的恶戏，东张西望看看哪一个面摊最像是表哥他们光顾的，同时东张西望看看哪一个面摊，可能是陈映真小说取材的依据，会不会刚好是同一个面摊呢？

本名陈永善的陈映真是我知道真正念淡水英专的人。那个时代，淡水英专真的是专门教英文的，所以陈映真念的当然是英文，也才会凭借着他的英文背景，先是当英文老师，后来进了药厂工作。

最早在图书馆里难得借到一本远景版的《第一件差事》，极喜欢陈映真充满沉痛温情的小说。然后不晓得从哪里读到陈映真曾经坐牢，小说也被查禁的事迹，于是陈映真早年的小说，跟刘大任的《红土印象》就成了我最希望能读到的书了。高一在校刊社，竟然就遇到一位学长炫耀自己手上有一本《将军族》。想尽办法把那难得的书借到手，二话不说，准备了一叠白报纸，坐下来就开始抄写，抄下来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面摊》：“‘忍住看，’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着看吧。’”

努力地抄，花了四天的时间才抄完。将宝贵的禁书还给学长，自己手上有了更宝贵的禁书手抄本。小心翼翼先用订书机一篇篇订好，再拿蓝色的海报纸裁了张封面，捏出书背，用散着浓厚米味的糨糊贴起来，书封上什么都没写，再将做好的书藏进衣橱里。

如此抄写的过程，再细的细节都不可能放掉。我当然知道《面摊》的小说中，明白地提到了西门町，可是那里却完全没写到电影院、荒芜的街景形容，让我觉得很难跟西门町联想在一起，毋宁更像一个热闹小镇上会发生的事吧！

正好像淡水那样的小镇，英专路那样的街道，适合让从莺歌来的陈映真有所感触、有所取材吧！而那个艰苦养着弱病小孩的面摊主人，也像是会保留着从乡下带来的淳朴古意，习惯在桌上摆着一罐免费辣菜，让客人的面多点滋味、少点寒酸，也因而很可能就成了恶戏的大学生作弄的对象了。

走在英专路上，借由一个我从来无法确知其实情的面摊，我慢慢摸索理会自己生命根源价值的来龙去脉。我会被陈映真的小说如此吸引，或许必须远溯自祖父不能忍受牛车上掉下来一根木炭的态度，早在那里，就注定了我会有着对于公平正义格外敏锐的反应，也因而对于人生面对种种诱惑的巨大堕落可能，有着强烈的焦虑。

原来，这些不见得是偶然的际遇造成的，而是某种经由血液决定了的事？

[外双溪] 单车上的人生道理

我先知道“沙仑成衣厂”，在我知道“沙仑”是个地名之前。长大一点，每次到沙仑海水浴场，心中总有错乱的影像。眼前开阔天际线下涌动的海浪中，浮贴着一层模糊的山壁幻影，山壁与山壁间夹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寻溪流的来向抬头，看见一连串落差不大的小瀑布层层跌落，那瀑布酣畅跳动的水，跟海浪波涛彼此呼应。

“沙仑成衣厂”的字样，醒目地写在客货两用的小车车身上，而车就停在溪边一块碎石铺成的空地上。那是外双溪，我们几辆脚踏车散乱摆在树底下。“沙仑成衣厂”的客货车，是至善路还没拓宽之前，从外双溪要进入内双溪，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我们开始到外双溪玩时，溪里就总是挤了很多人在摸蛤仔，溪边还有人堆石头烤肉，吵闹不堪。如果不想在那里人挤人，就往内双溪走吧！

从外双溪到当时被称为内双溪的连串瀑布段，颇有一段距离，走路大概要一小时左右。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那么远，于是就帮位于山上的“沙仑成衣厂”制造了周末外快的机会。

我从来不晓得“沙仑成衣厂”的确切位置，更不晓得明明位于深山里，怎么会取了个海边地名当厂名。不过我记得，那车子勉强挤挤挤，一次最多坐到十五六个人。一趟收费五元，来回就要十元，车子白天不停歇地跑来跑去，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我算过，一趟车如果收到五十元，来回九趟，差不多是两小时的时间，就有九百块了，够买一辆我的迷你脚踏车。小学四年级，刚学到基本的平均数概念和乘法运用，而且刚得到了一辆脚踏车，爸爸带我到万华康定路“贼仔市”花九百元买的二手车，所有条件配合让我对“沙仑成衣厂”的私营交通车留下深刻印象。

我没有上过“沙仑成衣厂”的车，但却常常拼命踩着脚踏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跟客货两用车比赛。一边踩，其实心里毛毛怕怕的，想起妈妈强烈反对让我在马路上骑脚踏车时的表情，还有爸爸替我求情时给妈妈的保证。

学会骑车后，曾有两件事让妈妈暴跳如雷。

林森北路上，有新建好的新兴综合市场，楼上隔成住家出售，一楼和地下室则安排市场摊位，让本来在传统市场上做生意的人进驻。地下室卖鸡卖猪卖菜，那么多垃圾怎么办？当然要让垃圾车能够下去载运了，所以有一道长长的斜坡从地面层通向地下，构成了骑脚踏车最过瘾的加速道了。

才会平衡上路，我就被同学带到新兴市场去试胆量。那坡道长得令人头皮发麻，可是既然来了就没有打退堂鼓的道理。心一横，把住龙头就往下冲，车愈跑愈快，快到简直要飞起来了，坡道还没到底，我就连人带车斜滑出去了。当然跌了个鼻青脸肿，车子没散开，算是幸运。

一拐一拐牵着车走回家路上，同学讶异地说：“你怎么一直冲下去都没按刹车减速，这样当然会跌倒！”

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去那里，就是要直直冲才英勇啊？怎么晓得他们都有按刹车！

那次，当然很惨，身上涂满了红药水，痛了好几天。而且那么醒目的伤口，妈妈看到一次就骂一次。连姐姐们那几天都刻意避免跟我一起出现在妈妈面前，免得妈妈骂得不可收拾，牵拖到她们。

还有一回，没跌倒没出事，却也挨骂，骂得很惨。住在巷子里斜对门，有一个幼儿园曾经跟我同班一学期的女生，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不过她有一个小她一岁的弟弟，那个弟弟跟我一样喜欢在巷子里乱混乱玩。我经常骑脚踏车进进出出，有时在巷口碰到那个弟弟，他会故意凑到我旁边来拔腿就跑，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也就猛踩踏板加快速度，竞速看谁先到达我家门口。

这样玩了很多次，习惯成自然，根本连想都不必想。所以有一天妈妈问我：“你骑车在马路上跟李宜静的弟弟比快？”我内心毫无警觉，大剌剌地回答：“每天都比啊！”

妈妈气炸了。这比去新兴市场滑斜坡更没脑袋，不只自己危险，还可能害了别人。两个人那样乱冲，妈妈就要担两份心，哪一个跌一下撞一下都是她跟爸爸的责任啊！妈妈夸张地骂：“你要撞要死随便你啦，万一撞的死的是别人家那个，我们拿什么去赔？”

还好有爸爸说情，我才勉强保有骑车的权利，才开始了离开“步行范围”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也才能到外双溪和内双溪。那时候，我当然还无法体会，妈妈那份对别人的责任焦虑，会用什么方式影响我长大后的思考与判断。妈妈的表情、妈妈的眼神明白显现了：与对别人的负歉相比，自己的损失容易承担多了。

我也还无法体会，爸爸坚持应该对我，一个十岁的小孩，有充分的信任，不愿意用限制的手段来保护我，是多么难得的成人态度。在那样的情境下，他要禁止我骑车，太容易也太方便了，可是他宁可多费工夫要我弄清楚，即使只是骑骑脚踏车，都有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骑在外双溪通往内双溪的崎岖道路上，我正要开始思考人生的责任问题。

[双城街] 神秘又亲近的美国

我记得，家里第一台电唱机，是三洋的。那年头的电唱机，好大一台，堂皇地站在客厅中。运送电唱机来的业务员，郑重其事地从包包里拿出一块东西，告诉妈妈那是特别的附带赠品——唱片擦。用细致绒布精制的，专门用来拂拭唱片上会有的灰尘。业务员再三交代，如果唱片不干净，就会伤到唱针，而受伤的唱针又会刮坏唱片。唱片唱针，一样坏就必定两样坏。

我看着唱片擦，把手上有几个英文字母。那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那是英文字母，然而我随口就说：“三洋。”业务员吓了一跳，妈妈也吓了一跳。“怎么会知道是三洋的？”因为上面的字母写的就是三洋牌啊！

业务员真心称赞的模样，还有妈妈真心高兴的模样，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吧，以至于到现在都没忘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幼儿园大班上了一学期就停了，每天混在家里。

我是在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上，看到三洋电器的广告，所以认得了那几个字就代表“三洋”。可是，我不记得电视是什么牌子的了，只记得大家都说，那是台湾没有的牌子。

电视跟电唱机不一样，不是电器行里买的，是从“美军顾问团”里转手卖出来的。妈妈有一个朋友，在“美军顾问团”旁边开了一家专门卖仿制油画的店，因而认识了一些里面的美国军官。透过美国军官，可以得到许多美国东西。

我最早学到的英文发音，一定是PX，那是“美军福利社”的简称。我接触的第一件美国东西，一定是后来正式进到台湾叫作“芬达”的果汁汽水。

妈妈说的，我没有印象了，因为有PX流出的芬达橘子汽水和葡萄汽水可以喝，我总是要跟妈妈去那个朋友家。然后突然有一天，却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去了。一说要带我去那个朋友家，我就大哭大闹。弄了半天，后来妈妈才晓得，原来朋友家的儿子，名字发音跟我的名字一样，在他们家里，我老听到妈妈的朋友骂我。

是这位妈妈的朋友，帮我们家抢了一台人家搬家带不走的电视，让我们家提早跻身电视家庭的行列。还没买电唱机，先有了电视。

美国、美军是我们那一带日常生活普遍的一部分。我的小提琴老师雷老师，他哥哥也是画画的，主要也卖画给“美军顾问团”的美国人，另外一小部分，卖给住在天母的台湾人，雷老师说的。那是我第一次对天母有了记忆，天母的台湾人是会愿意出我们难以想象的价钱买画的。

离我们家很近的农安街中山北路口，有一家“圆山图书”，然后沿着中山北路朝北走到民族西路口，另外有一家“林口图书”。若是转往南边，还是沿中山北路，过了锦州街，还有一家“敦煌图书”。这三家书店，都是卖英文书的。

我开始对书产生兴趣，就对这三家在我平日游逛范围的书店，充满好奇。在店门口绕啊绕，无论如何都不敢进去。一直到小学快毕业了，班上一位同学J过生日，他爸爸让他邀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到双城街上的“统一牛排馆”庆生。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用刀叉，而且不只对我是稀奇的经验，回家之后，连爸爸妈妈都忍不住详细问我到底在牛排馆里看到了什么、吃到了什么。

从“统一牛排馆”出来，J的爸爸说要去“圆山图书”逛逛，我无论如何都要跟去看看。别的同学各自回家了，我巴着J跟他爸爸，终于进了满间都是英文书的地方。让我意外的，那地方没有想象中古怪陌生。J熟门熟路站到一个书架前，拿下书来翻给我看。啊，那不是国语日报上看得到的《淘气阿丹》吗？J再拿下一本书，啊，是《小亨利》，那里卖的《小亨利》上面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就只有图。而且我发现，不需要平常在国语日报上的那些旁白文字，其实都可以看得懂《小亨利》的故事。哇，多神奇，我竟然可以在英文书店里看懂里面卖的书！

除了画廊、书店，还有许多美军会出没的地方。双城街上酒吧分布的密度，绝对是全台湾最高的。酒吧很好认，不管招牌上写什么，只要看有长头发穿高跟鞋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店，就是酒吧。可是认得酒吧外观，却完全无助于了解酒吧里面究竟在干吗。酒吧很神秘，最神秘的地方在——大人斩钉截铁不准小孩问任何关于酒吧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吧，有一阵子班上的女生传着读小说，而且故作姿态不让男生看。

我好不容易央求Y给我瞄一眼她看得津津有味的小说书名，然后就到书展上仔细地找，我才不相信会找不到她们看的那本书。找来找去，找到一本书名类似的，叫《小寡妇》，我没多想就买下来了。回家一读，吓了一大跳，《小寡妇》写的不是别的，就是专门招待美军的酒吧里的故事，酒吧主人、酒女，还有光顾的美军。借由那本书，我终于透视到神秘兮兮的酒吧内部了！

没多久后，我当然就知道了，Y她们女生读的，是《小妇人》，不是黄春明写的《小寡妇》。但我一点都不在意了，写着我周遭酒吧故事的《小寡妇》，比《小妇人》精彩太多了。

再过几年，“美军顾问团”消失了。妈妈的朋友把画廊搬去台中大里，雷老师的哥哥把画廊搬去罗斯福路上。家里的黑白电视坏了，换了“新力”的彩色电视，然而我们最常看的，却是好莱坞的黑白老片。一切都变了，只有《小寡妇》开启我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喜好，留了下来，一直没有改变。

[圆山] 外婆村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开始，都有一种特别的兴奋情绪。

总是坐在桌前，慎重其事地开始列出假期计划。有几个项目是好几年持续出现的：早起，五点半起床，跑家里的楼梯上下运动，从三楼到五楼，反复十趟，练书法，打扫房间还顺带帮忙打扫家里，帮爸爸整理线纱赚零用钱……感觉自己会有一段充实而美好的假期，因而快乐着。

小时候，不会察觉这里面的矛盾。如果按照自己列出的计划过日子，那么我的假期会比平常上学还要辛苦还要累。上学的日子被强迫着推着，都做不到该做的，没有人强迫没有人逼，又如何可能完成那样的生活计划呢？

所以，刚开始自己为自己安排生活的兴奋很快过去了，计划中的项目就一个个被忽略被遗忘，一直到假期结束前，才不得不对着原本写得那么工整的计划表，再次承认自己真是个没有毅力的小浑蛋。

一切计划中无论如何少不了的，是不赖床每天早起。而一切计划中，执行最低，最快就被放弃的，也一定是不赖床每天早起。

记忆中，那么多个夏季冬季过去，只有一年暑假，我真的天天早起。那一年，外婆住在我们家，她每天五点钟左右就把我叫醒，跟她一起去“爬山运动”。

外婆的作息跟我们不一样，外婆的生活习惯也跟我们不一样。妈妈从来不是个专职主妇，爸爸又从小灌输我们自我负责的观念，我们家中离“一尘不染”颇有些距离，但四个小孩每天要排轮值值日生，把基本的清洁收拾工作做好，只要低标过关，就不会被啰唆。

外婆来了就不一样，她随时都在收拾东西，随时都在碎碎念指责我们的混乱。她好像总是不快乐。童年少年的我们，很不愿意被她的不快乐感染，开始想方设法躲着她。

几个理由让我没有像姐姐们躲得那么远。第一，我是唯一的男孩，外婆明显地对我差别看待。第二，尽管年纪最小，我却是家中最强烈感受到外婆带来的饮食变化的人。

和妈妈无心粗心做出来的饭菜，以及街角小吃店千篇一律的包饭菜色相比较，外婆的手艺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赏赐。外婆会做有特别名称的菜，我们猜不出材料和做法的菜。例如，我最喜欢的是“西卤肉”，汤汤水水上铺着一层金黄色松软多汁的神秘物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炸过的蛋汁铺在类似台菜“白菜卤”上面而成的，更后来才听说那竟然是宜兰的乡土名菜。

我最好吃，外婆又最疼我，所以就有机会跟外婆“注文”
[1]

菜吃，也因此不可能保持像姐姐们跟外婆之间的那种距离。

那个夏天，天刚刚亮，我就随着外婆出门。钻进晴光市场，看到菜贩们正在摆摊，鸡贩的竹笼挤了满满的鸡，肉贩正在分解刚到的大片猪身，经过铁门深锁的一排委托行，从中山北路穿出来。右转北行，空气凉凉的，偶尔才有一辆车从路上经过，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中山桥上，外婆不忘记再说一次：“这里以前是‘神宫前’。”

外婆的“运动爬山”，就是拾阶而上，绕行圆山。我盯着看，眼前庞大的高楼饭店在晨光中展现出特殊的柔和轮廓，与它平常的张扬霸气，很不相同。周遭安安静静，听得到雀鸟早啼，风摇树梢枝叶轻轻的骚动。然后，超过了一个高度，惊人地，声音环境令人来不及准备地改变了，人声，说话的声音取代了之前所有的自然安宁，藏在清晨圆山里，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和外婆年龄相仿的人，还有那么多讲话口气、讲话题材都跟外婆那么相近的人。突然间我被几十个、似乎无穷多的外婆包围了。我当然分得清哪一个是我真正的外婆，但是我的外婆彻底失去了她本来具备的，那么清晰突出的独特性。

在我们的生活里，外婆是被她连绵不断的唠叨抱怨定义的。她委屈地讲着舅舅的不是，舅妈的不孝；委屈地讲着妈妈身上许多凶悍霸道的习惯，都不是她教出来的。这些话，让我们辨认我们的外婆，外婆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而且除了外婆，别人都不会这样。

可是在清晨圆山，我却听到每一个围着那一小块空地休息的人，脸上有同样走向的皱纹，嘴边挂着同样委屈无奈的笑容，然后讲着同样不孝的儿子媳妇，还有同样不受教不够文雅贤惠的女儿。她们淹没了我的外婆。

我一直记得圆山是个外婆村。在那里，我第一次闯进了老人群中，第一次感受到老人不只是以个人的个性身份存在于外婆身上，相对地，外婆不过是这共同老人质素的具体化身之一。我不再能用以前辨识外婆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外婆跟这惊人“外婆村”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凭什么她是我的外婆，而不只是一个外婆，任何人的外婆？

从圆山走下来，看着外婆的背影，我如此困惑着，那一整个夏天，花了许多计划表上没有预计的时间寻索着。

[竹围] 死亡的幽微身影

相簿里留着一张很蠢的照片。我们家四个小孩的合照，蠢的是我，拿着一个烧饼，嘴半张着，眼睛没有看镜头，却看向旁边镜头外的不明物体。

妈妈说，那是在院子里拍的。一大早，我还没吃完早餐，站在那里胆小紧张地提防着家里养的叫“莉莉”的狗。

大约三四岁时的事，我完全没有印象没有记忆。听爸妈和姐姐回忆，后来莉莉生了小狗，然后某一个早上，莉莉和小狗都死了，大概是吃到跑进院子里的死老鼠，一起被毒死了。

那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死亡。因为年纪太小，也因为跟莉莉来不及有感情，所以它的死亡，对我没有冲击。

后来小学时，接连两年，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我长大有记忆时，祖父就中过风，身体很不好，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中庭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小房间铺着地板，顶上有个天窗，阳光会从天窗上透下来，照到坐着的祖父的脚，那是我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

祖母胖胖的，身体比较强健，可是因为裹过小脚的关系，也不太能活动。我们住在台北，祖父母难得来一趟，我只记得他们来通常会带一大袋花生来。那几天，爸爸会拿酒瓶自己压花生粉，屋子里满满的花生香。

回花莲时，当然会跟祖父母请安。然而出于幼童的本能吧，我一般都跟祖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吧。

本来比较有活力的祖母，竟然先去世了。我们从台北赶回花莲奔丧，带着大包小包行李。快到门口前，爸爸突然将行李都放下，跟妈妈一起跪下，一边大声哭号一边膝行前进。我吓了一大跳，从来没有看过爸爸激动的样子，那样的爸爸让我极度陌生。

丧葬仪式持续了三天，大门口路上搭起的棚子里挂满了“地狱图”，我们大家配合道士的指挥，时而集合在棚子里行礼或跪拜，仪式一直到晚上。我清楚记得，子夜时分，大群家属绕着一个大汽油桶烧金纸的情景。火光熊熊往上蹿跃，先照亮了每个人身上的白布麻衣，空气对流卷得披在头上的幡巾不定向乱飞，夜空被划开成两段，有火光掩映变换颜色的动态部分，还有外圈本来宁静的黑暗。

三天中，中风后不能言语的祖父，坐在门口摆放的藤椅上，一动不动。没多久，祖父也走了。我们又回花莲，换成三天送走祖父的仪式。那些仪式如此类似熟悉，以至于我每次抬头都错以为会看到祖父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然后才意识到他已变成挂在灵堂上的一张黑白照片。

算是幸运吧，对于死亡，死亡的不可逆，死亡带来的悲伤，老实说，小时候的我没有太多体会。死亡一直是件抽象、遥远，知道但却没有直接感受的事。

后来开始读小说，接着开始自己模仿写起小说来，倒是在小说里碰触了许多死亡。死亡是个终极的结束，读小说写小说让我确切体认，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没有“再来呢？”可以问了。

所以好多小说都是以死亡结尾的，或者该说，好多能够说服我感动我的小说，都是以死亡结尾的。不晓得为什么，想事情，我总是忍不住问：“再来呢？”今天之后是明天，今年之后是明年，一直有新的时间接续而来，也就一直有“再来呢？”的问题在我心中回荡。

小说，别人的生命别人的故事，怎么结尾？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小说结束处，可怜的爸爸突然开始往脸上涂粉，举动的确让人惊讶也让人感动，但我无法不在心里问：“再来呢？”小孩看到爸爸又成了小丑，就又会笑了吗？

只有死亡阻止探问，无法再探问下去，死亡跟所有事物都不一样，具备别的事物没有的终极与终结性质。从小说中，我隐约感知了这点。

那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写小说了，喜欢搭北淡线火车去淡水。火车路线平行着观音山的山脚，看着窗外，将视焦放远，可以看出观音山优雅美丽的轮廓；然而若是拉近视焦，观音不见了，只剩下一丛一丛绵延过去的坟堆。从火车上近看，观音山其实是一大片坟堆，无穷无尽的死人聚集栖息之所。

我脑海里反复响着痖弦的诗句：

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世界总这样老这样，似乎太有道理了，但世界究竟总如何老如何呢？

北淡线有一站叫竹围。我在竹围乱走乱逛，突然看到一块招牌，写着“马偕医院分院”，中山北路上的马偕医院我再熟不过，却不晓得竹围这边还有另一座“马偕”。我信步顺着指标走上去，一段斜坡路后，出现了很不像医院的建筑。我甚至没有靠近去确认那就是“马偕分院”，心中自然地将幽静环境中的病院，和河对岸的坟堆，牵接了起来。我仿佛看到一位我从来不认识，但注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情人，形影漂浮在前方的小路。我好像是来到这里探询她细致而微弱的生活的，但同时又好像已经知晓了，在另外一个时间里，我将越过淡水大河，爬上观音山路，去看她长眠的墓地，上面长了各式野花。

一时，死亡竟然对我有了具体的意义。我放弃了原本要去淡水的旅程，搭上回台北的火车，想着回家要写一篇与死亡有关、可生可死的爱情小说。

[台北清水] 大排水沟那头

清水祖师庙的庙埕望出去，是层层叠叠人家的屋顶。或许，当年开庙时，这片面河的坡前还是空阔的吧，看得见河与河上来往的点点渔舟，应该也看得见更远处的河海交界。后来人口渐渐密稠了，大家都挤靠在庙旁边，图平安保佑，也图离有各种热闹的庙口近些，于是陆陆续续就将庙和河间的下坡路堆满了。

我坐在庙庭前，看着那些屋顶发呆，慢慢地，注意力无法继续集中在淡水，开始滑离出去。为什么明明位于淡水的庙，却叫“清水祖师庙”呢？清水不是另一个地方的地名吗？不，我所知道，我所认识的，就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清水。

一个清水，是阿姨住过的地方，要去的话，须在青岛西路等公路局车。下了车之后，沿着一片种满七里香的道路走，夏天的时候，那些树会先开小小的香花，淡淡的却可以传得很远的气味，让人立刻体会“七里香”名字的来由。再过一点日子，修剪得矮矮的树篱，就长满一颗颗结结实实的红色小果实，最适合摘来放进自己绑的竹枪里打仗。

路的尽头，有一条大排水沟，要在那里左转，转上沟边的泥土路。有时候会看到穿着雨衣雨鞋的人站在沟中，水差不多淹到他的胸口。爸爸会低声骂一句：“电鱼的，一电鱼死一大堆，大的小的都死光了，那么小的都电死，以后哪还有鱼？”

妈妈则忙着照看我们几个小孩，不能太靠近水沟，免得掉下去，也不能离水沟太远，会摔进另一边的田里，那衣服鞋子就都完蛋了。叫来唤去，妈妈却还有余力讲她小时候在花莲，地方上要开大圳，引水道往吉安那头灌溉稻田。圳开来了，却迟迟没注水，原来是传统迷信要找一个“走水人”，把一个人放进圳中，开闸门让水进来，那人往前跑，水凶猛在他后头追，这样引水让水知道该顺着圳路走，以后就不会改道泛滥。

“走水人”不好找，因为危险性很高，一不小心，“走水人”跑输后头的大水，就成了大圳龙王庙的第一个祭品了。

也许乡人本来的习俗，就是要安排一个人淹在大圳水里，才算吉利？听说找来“走水”的，都是没某没猴的流浪汉，死了也没人计较的那种人。通向吉安的大圳找不到“走水人”，消息被外公知道了，外公很不能同意这种旧习俗，于是花了很多时间跟地方人士沟通，劝他们取消“走水人”的仪式。最后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大圳没有“走水”就开通了，很多日本大官都来参加开通典礼，好热闹。有一阵子，那条圳俗称“阿谦的圳”，意思是如果淹水出了事，外公许锡谦要负责。

妈妈转头问爸爸：“你家就在圳旁边，你说有淹过水吗？”爸爸笑笑，没回答，径自找了一条田埂右转，在我看来，每条田埂长得都一模一样，可是爸爸就是会记得哪一条通向阿姨家。田埂很窄，窄到我们前后排成一列，专心看着脚底，没有工夫讲话。一会儿，安安静静的空气突然被狗叫声扰动了，好像在狗叫传入耳中的瞬间，嗅觉也才醒过来，闻到了稻田的味道，也闻到稻田边小池塘里滞水蒸酝出的特殊气息。

狗一叫，屋前一定就出现人影，阿姨或者姨丈，后面跟着他们家的小孩。姨丈的广东腔很重很重，我常常没办法第一时间立即听懂他说什么，不过几乎毫无例外，从屋里出来迎接我们时，他一定是讲吃的，屋里准备了哪些东西要给我们吃。

杀了一只鸡或是包了一桌水饺，要不然就是有部队里带回来的面饼，这是姨丈的好客表达。然而我们不是为了好吃的东西来的，阿姨家有其他有趣好玩的。阿姨家没有自来水，门口立着一口小小的水井。井口用厚厚的木头盖盖着，旁边放一个绑了长绳子的水桶。小表弟最喜欢带我们到井边，逞强用尽力气打开盖子，邀请我们用桶子打水。水桶丢进去，握着绳子东摇西摇，兴冲冲地将水桶拉上来，哇，怎么会没水？比我们年纪都小的小表弟，就在等这个必然的结果，他挺直了背接过水桶，一抛一摇一拉，光看他涨红脸费力拉绳子的样子，就知道桶子里是满水的！

阿姨家的房子外表没有敷水泥，当然更不会上油漆，一块块砖明明白白显露着。大表弟会带我们一人去敲一小角砖块下来，就可以拿去屋后画图了。屋后还有一片竹林，大表弟表演功夫，高高跳起抱住一根竹子，用全身的重量加力量，把竹子弯曲下来，让我们看到竹子惊人的弹性。大表弟想象着，如果能够长得再高些，跳得再高些，弄得竹子再弯些，有一天，竹子产生的弹力，在反弹回去的瞬间，就可以把他甩飞出去，像有轻功那样飞过竹林梢头。

阿姨家的房子里面，也没有我们习惯的天花板，所有小孩们大家一起躺在一大片木板床上，抬头就看到一根根的木头梁柱，还有梁柱与三角屋顶间形成的种种奇特幻影。

电灯熄了，眼前不是黑暗，而是不同深浅的影子，远远近近凹凹凸凸，而且此刻是远的，下一刻会变成近的，凹下去的悄悄变成凸出来了。

睡了一晚起来，厨房里有特别的香味，蒸馒头的味道。一人手上拿一颗馒头，不必像在家里那样坐在桌前，可以到门外去吃，外面的清晨空阔朦胧，隐约看见一道长长的墙，姨丈发现我一边啃馒头一边盯着那堵墙，靠近过来跟我解释：“那就是姨丈部队驻守的地方。”那年，姨丈官拜上尉，他的部队，负责看管土城看守所。他们都不太爱说自己住“土城”，宁可用比较小比较没人知道的“清水”，一个静静小村庄的名字。

[南昌街] 最早体会到的永恒

我最早有印象的公交车，是四十四路。站牌在我们家巷口林森北路上，站牌下有一家杂货店，店门口摆一张小桌，顺便卖车票和报纸。那时候钱币的单位里还有“角”，公车成人票一元五角，半票八角，票券是长条型薄薄一张纸。万一车子很久等不来，妈妈都要叮咛：车票不能老捏在手里，手心多出一点汗，车票就会被泡软泡烂了。那样轻则挨电车司机白眼，严重还会被电车司机拒收因而上不了车。

四十四路车从林森北路南下，经过热闹的南京东路口、长安东路口，就遇到了宽宽的铁道。车行地下道挖通前，每次经过都一定要等火车，等到天荒地老，等到每次妈妈都要提高音量抱怨，每次爸爸就再解释一次，那里是调度机房所在处，随时都有火车来来去去。

过了火车铁道，突然间，车子好像走进一个神秘的异乡。两边的房舍灯光愈来愈稀疏，一直到完全不见了，代之以两堵向前无限延伸的水泥高墙，远远才出现一根的路灯似乎就挂在墙上，除了墙顶绵延的铁丝网之外，照不亮其他什么东西。车子愈走愈快，可是景物却都没变化，让人怀疑自己在一座鬼魅的洞穴里。

那是早年的联勤总部大营地。从东门一路伸展到南门，硬生生隔开了北区和南区。军方勉强答应，让林森南路从营地中央穿过，马路两旁再筑起又高又厚的墙，才会有那样古怪的行车气氛。这块地，到我上初中时，蜕身一变，变成了中正纪念堂，林森南路不能再从中央穿开过去，就在过了仁爱路之后钻进地下，在地下的狭仄空间中走，竟然维持了原本洞穴式的感觉。

还好洞穴总有尽头。那时候，不晓得洞穴尽头再看见人间灯火的地方，有罗斯福路有南海路，更不可能知道罗斯福是谁，也不可能预见后来会有三年时间在南海路上来回走动，上学放学。那时候，只知道洞穴走完，就快到南昌街，就快到舅舅家了。

南昌街跟我们住的双城街一样热闹，甚至更热闹。双城街上也有卖果汁的小摊小店，但爸妈从来不让我们去买果汁。可是在南昌街上，过了宁波西街，爸爸会停下脚步，让我们每个人买一杯柠檬汁，看欧巴桑拿出重重铁制、形状怪异的机器，将切开的柠檬放进去，把手一压，柠檬汁就倒出来了。黄白柠檬汁倒进杯里，给人特别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安全感与幸福感，还来自从舅舅家开在南昌街上的文具行中，看十米外的福州街口。舅舅总是忍不住一次一次反复地说，说我三岁那年在店门口玩，听见卖烤番薯摊车摇着卡啦卡啦的竹具过来了。我说要吃烤番薯，正在招呼店里客人的舅舅随口答应了一声。忙完回头看，咦，怎么小孩不见了？舅舅赶出来，看见小孩正朝马路上冲过去的背影，舅舅连忙追出来，口中大喊：“有小孩！有小孩！”在那个繁忙路口上，所有的车辆被舅舅的吼叫声硬是冻结住了，只差几厘米救下一条小性命来。

我一直都相信，如果没有舅舅及时大吼奔出，就没有我了。这也是我思考生命的开端，我无法不去想，“没有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在这里，不在这个生命里，会在哪里？不是我的我的生命，到底如何理解？那个年纪，我当然想不出任何答案，可是我却清楚记得，只要每次思考这明明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心中就会涌现对于竟然还有“我”能够在这里思考这件事的温热安全感与幸福感。

过了许多许多年，这份安全、幸福感都没有消失。我喜欢读哲学与哲学史，看不同的人如何试图探索生命的根源目的。对于“生死”，我始终缺乏真实的感受，但对于“如果不是这样的生命？”我却始终好奇。我回到三岁时，其实完全没有记忆的南昌街福州街口，仿佛看到自己在广阔的马路中间，介于这个生命与另一个无从知晓的生命之间，两个生命的恍兮惚兮摇动中，被舅舅决然地拉回这个生命，告别了另一个生命的所有一切可能，包括想象的可能。

而我是如何感激这个生命的复归。文具店外一盏四十烛光的日光灯点起来，舅舅将小桌搬出来，摆上棋盘，邀爸爸对弈。我看着他们一手一手移动棋盘上的棋子，心中笃定。这盘棋爸爸或许会赢或许会输，不过一晚上下下来，爸爸赢的盘数，总是舅舅的两倍，这是不会改变，无论如何不会改变的。这是变动中的不变。

我于是有种错觉，爸爸和舅舅这样对坐下棋的情景，因而也不会改变。我们总是会搭四十四路到南昌路，喝完一杯柠檬汁，进到舅舅的文具店里，看舅舅将最新的玩具或鞭炮搬出来现宝，听妈妈跟外婆总是在亲近讨论中夹杂争吵争执的对话，然后看爸爸和舅舅一次次挪动那棋盘上的棋子，得到同样不变的输赢结果。

那是我最早体会到的永恒。永恒不是静止，永恒是变动总会回到原路的安全。我希望南昌街上眼前看到的，就是永恒。

[南昌街] 记忆的暗巷

舅舅的文具店每搬一次家，我对台北的认识，就多了一块角落。没有问，也没有机会问舅舅，为什么搬家一搬就搬那么远，从南昌街搬到万华华江桥下，再来又搬到景美，都在台北，但是这几个地方彼此似乎没有太多的共通处。

没有问，也没有机会问舅舅，为什么每搬一次家，文具店的规模就小了一号，而他每天花在喝啤酒上的时间，就多了许多。别的大人给我的感觉是，时间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作用，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小孩总是惊异感叹：“长那么大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在我们的成长变化上，他们才知觉时间，这是他们“看着我们长大”的真义。唯独舅舅不一样，他似乎跟我们比赛变化的速度，与其说他看着我们长大，不如说我们难过地看着他清清楚楚在眼前老去。

高中时，舅舅搬到了景美，文具店再度缩小到只剩一个玻璃柜里摆放些铅笔橡皮擦。店里其他空间改放油盐酱醋，舅舅还去申请了烟牌，所以铅笔旁边有一条条长寿烟总统烟，冰箱里永远有一排排的台湾啤酒。

我偶尔去，舅舅总是高兴地将小桌子摆到门口，邀我跟他对坐，像是当年他和爸爸对坐一样。我取代了爸爸，跟舅舅下起象棋来。不过我们的棋下不久，一来因为我没有爸爸的棋力，二来因为舅舅一边下棋一边喝酒，喝了一阵他的精神注意力就不在棋盘上了。外婆会过来叨念阻止他再从冰箱里拿酒，舅舅就不耐地反抗。外婆阻止不了，就叨念得更厉害，舅舅就喝得更多喝得更猛。天才刚黑，舅舅已经将自己灌醉了。我只好尴尬地拒绝了外婆准备的晚餐，一个人走那条长长下坡的巷道，出兴隆路等车。

虽然学校就在附近，但那一两年，我竟然从来没有回南昌街去看看当年舅舅文具店的旧址，一步都没有踏到南昌街福州街口。放学出来，我们走重庆南路，或穿过植物园，不会往南昌街的方向。编校刊时，打字行在南海路南昌街口，送稿到了那里，也不会再向前多走一步。

一直到高三，情况才改变。校刊编完，校刊社移交给学弟了，死党们再度分班拆散了，大家都感受到联考的压力，也都不能再混了。我处在矛盾的时间感里。一方面，黑板上快速减少的数字，显示着联考步步逼近，再紧急不过了。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了可以晃荡的友伴，又不敢安心阅读课外书籍，让我觉得每天的日子如此冗长，停留在无聊的课本内容上，不动了，等不到尽头。

为了解决这样难受的矛盾煎熬，我主动跟爸妈要了钱，去补习班报名补数学。那家补习班在南昌路上，好大一间，每天有好多建中学生进进出出。既然连建中学生都要补，也就更吸引了其他学校学生慕名而来。

不想去又不能不去的建中学生，就老喜欢拿那家补习班的招牌开玩笑。补习班本来叫“朝阳”，建中学生就一定念成“遭殃”。后来补习班改名成“文海”，建中学生又换用闽南语念成“稳害”。

我每周有三天，包括星期六下午，要自己走到南昌街去补习。让自己意外的是，我还真不讨厌补习班的课。补习班的老板，也是头号王牌名师，用他沙哑到已经没救的嗓音，从头讲坐标、几何、三次方程式到虚数复数，条理清晰概念明白，我竟然都听得懂。还有那一屋子上百个男男女女学生填塞出的拥挤气息，上课前上课后一些男学生女学生偷偷摸摸的互动，我也竟然看在眼里觉得自己都懂，不时在自己内心露着奇异的微笑。

有一次，下了课，很懒得跟别人一起挤楼梯上去，我就留在座位上等着，同时大概想些与文学或电影有关的无用之事吧。想得入神了，竟然没察觉整班的人都走光了。突然有一个女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轻轻地说：“他们要关灯了。”我抬头，只看见黄衣黑裙闪过去，连忙收拾了书包走出来。外面，星期六下午的秋阳暖暖地照着，我故作无事状又忍不住四下张望，却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黄衣黑裙的背影。

心中有什么东西骚动着。我没有按照回家应走的路走，选了反方向，沿南昌街走下去。睁大眼睛看街上每个背影，因而看清楚了街上每家店和每个招牌。离补习班不到一百米，有一家弹子房，在楼上。我突然有个冲动想去确认一下那里会不会有高中生，尤其高中女生穿着制服混着。到了楼梯口，胆子不够又退了回来。

就这样走啊走，走过了宁波西街，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从前舅舅文具店的位置上了。旁边的眼镜店，我配生平第一副眼镜的地方，竟然还开着。文具店旧址和眼镜店间，有一条窄窄的巷子。我想起来，巷子那头有个阁楼，阁楼人家的小女儿，跟我差不多年纪，曾经跟我们一起玩。有一回，我们在阁楼上，突然停电了，那是我小时候经历过最恐怖的黑暗。我几乎都吓哭了，因为无论如何不敢摸黑走下通往阁楼的那道陡梯。

我站在南昌街上，望着那似乎藏着许多秘密记忆的暗巷，发了好久的呆，迟迟无法走开。当下我知道，我迟早会以这条暗巷为背景写一个关于秘密与记忆的故事。我只是不知道，还要等十几年，那个故事才成形为我的长篇小说《暗巷迷夜》。

[1]
日语，意思是要求。

在音乐中迷失

我反复探索，

还真的找不出自己曾经有过迷路的慌张恐怖感受，

怎么可能，

一个在音乐上一直一直迷路找不到方向的人，

竟然没有现实街道上迷路。

[新生北路] 堤防都阻挡不了的灾难

初中时在学校操场踢足球，不远处的背景上，几乎随时都有各式的重型机具，那是新生高架桥正在施工。跨越诸多路口的行车便捷，对那个年纪的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真正现实的，不是高架，而是架桥之前，先要将本来的一条大沟盖起来。我常常望着那凌乱的工地状况想，真的吗？难道大沟和沟边的堤防，真的就要消失，同时带走我跟大沟、堤防那么多的记忆吗？

那条水沟，身世复杂。它的南端接上原来的瑠公圳，所以有人直接将新生北路这段也称瑠公圳。可是在附近住得够久的居民会告诉你，北边这段大排是大排，南边瑠公圳是瑠公圳。瑠公圳从十八世纪开挖，是引南边新店的水来灌溉农田。日本人进行殖民建设时，将一两百年自然发展的圳路做了一番整合，于是瑠公圳不再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多水道的灌溉系统。而“大排”顾名思义，就是都市废水排出的管道。灌溉和排水，不同的功能，不能乱混。

会造成混淆，是因为到了三〇年代，台北城排水愈发复杂，日本人将本来北边的大排，和南边瑠公圳的一条支脉贯通连结，发挥更大的排水作用。南边那段本来灌溉用，后来改成排水用的沟道，一九七二年又被加盖建设成宽广的大马路，这条夺水路而成的陆路大道，命名为新生路。可是因为水路原本连结，所以顺着南边新生南路形成，北边也跟着有了新生北路。

严格来说，新生南路名副其实有路新生，新生北路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北边大排并没有跟南边同时加盖建设，只是整修了沟路两侧的堤防，让窄窄的马路从堤防上走。站在新生南路路边，你会看到大大的车道，可是站在新生北路路边，你只会看到眼前高高升起堤防。

堤防有斜陡的坡，坡上长满了野草野树，一年四季都有各色花开。其中最醒目的，有几棵高高的樟树，还有一排排茂密的夹竹桃。只要有樟树，附近人家一定就有上吊男鬼女鬼的故事，传得绘声绘影。有夹竹桃，就有反复对小孩的警告，提醒夹竹桃的花叶有多毒，不小心吃到了就会死翘翘。

我们常常在堤防上玩。同样的游戏搬去堤防上玩，似乎就比在巷弄街道或校园里玩，多了许多野趣。堤防和沟路，还分隔开了我们的区域概念，堤防和沟路的另一边，似乎就没有那么容易亲近，带着陌生与威胁的气氛。

我前后两个小提琴老师，都住在堤防那头，我老是记得自己一次次提着琴盒，努力爬上堤防，绕到有桥可以跨越的地方，辛苦地去学琴。

第一个小提琴老师，是学校里的音乐老师。开始学琴，有今天的家长小孩无法想象的简单理由——我们的班级乐队需要小提琴。不是因为爸妈喜爱音乐，不是因为别人有学，不是因为谁的鼓励，纯粹是学校每年有班级乐队比赛，校长很重视，老师就有压力。班级乐队规定班上每个人都得上场，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大部分的同学，只能选响板、三角铁或十八块一支的塑胶笛子。可是由这些便宜乐器组成的乐队，怎么得好名次？要好名次，大家的经验，就要靠能演奏出好听旋律的乐器——口风琴和小提琴。

口风琴就锁定家里有给学钢琴的女生，连钢琴都学得起，一定有钱买一架口风琴，钢琴的键盘手指，又可以直接拿来演奏口风琴。那小提琴呢？就找班上家境好一点的，鼓励他们买琴学琴吧！

我们家那时在双城街开服装店，老师都知道我们家的华丽衣服，贵得很，专门卖酒吧上班的小姐。二年级的导师就上门来跟妈妈说小孩应该学学小提琴吧！妈妈怎么敢跟老师说不？就这样开始了我的音乐历程。

小提琴老师是导师安排的，琴是小提琴老师代买的，每星期一次到老师家上课。在老师家第一次看到钢琴，甚至也是第一次看到乐谱和谱架。夹好小提琴拿好弓，我拉的第一首曲子是《荒城之夜》。老师就用这个曲子教我同时认谱，同时听音，同时记小提琴弦上的位置。老师拉一句，我跟着学样拉一句，拉完整首曲子，老师就说：“回家每天练五遍，音要拉准噢！”

我很想照老师吩咐的做，可是回家打开琴盒拿起琴来，才拉出第一个音，妈妈就慌张地说：“到后面去，不要在店里拉。”我进到藏在店后面小小的生活空间，才又拉了一个音，三个姐姐就齐声大叫：“怎么这么难听！”

别说每天五次，我根本找不到地方找不到时间，可以在家里拉一次。没有练，但下星期的课还是要上啊！上课时间到了，被妈妈推出门，拖着沉重的步伐，感觉平常嬉戏好玩的堤防斜坡，怎么变得如此艰险。越过堤防那边的房舍如此古怪，走啊走走到老师家，老师满脸带笑地一边帮我调音一边问：“练好了吗？”我只能勉强点点头，等待下一句：“那就拉给我听听看吧！”

上了一两个月，有一天老师突然问：“你们家住哪里？”我心砰砰乱跳，强烈的不祥预感冲撞着，不敢不回答：“晴光市场那边……”然后连忙补上一句：“要过堤防，堤防另一边。”希望老师听到“堤防”也会觉得很远。老师停了一下，还是继续问，要我讲清楚家里的明确位置。

直到现在都记得，回家的路上，心底反复响着“完了完了”的声音，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然而却清楚预感那一定是件灾难。看着眼前浮升如楼的堤防，我努力试图说服自己，“没关系，老师不会真的来，还要爬堤防过桥，太远了，老师一定会觉得太远，就不想来了。”那一瞬间，在我跟灾难之间，只剩下堤防与大沟，那是最后一道保护，最后一点希望。

[新生北路] 有钢琴有谱架的客厅

小学二年级，我拥有了生平的第一把小提琴。到现在还记得，那把小提琴要价八百元新台币，是一把单纯入门的台制琴。

第一次带琴到学校练班级乐队，发现自己的琴原来那么单纯，那么入门。班上还有另外两把小提琴——“姚”拉的琴，是德国制的，四千新台币；“陈”拉的，则是日本制的，一万新台币一把。而且他们至少都学了一年以上，他们拉出来的声音，跟我拉的如此不同。我得庆幸自己用的是台制琴，还有一点借口解释为什么我拉不出跟他们一般响亮的琴音来。

更糟的是，问了“姚”和“陈”，我才知道真的有“天天练琴”这回事，我也才知道老师帮我买的小提琴教本，原来一共有六册，“姚”刚拉完第二册，“陈”已经进入第四册了，他们的爸妈每天盯着他们一定要练琴，没练完进度不能吃饭。

我的情形刚好相反，偶尔勉强打开琴盒拉几个音，爸妈和姐姐们就赶紧想方设法要我去做做别的事，省得他们要被难听的琴声折磨。我心里清楚明白，让我学琴，本来就只是对老师交代，班上凑满三把小提琴，不至于在跟别班竞赛时“输阵”就是了。班级乐队比赛上场能装模作样应付过去，我的小提琴也就可以收起来了。

然而不练琴去老师家上课，心情还是很紧张。老师怎么可能看不出听不出我没练琴？尽管老师脾气再温和不过，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还是担心老师随时可能突然发怒，痛骂我不认真拉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住在新生北路堤防那边的小提琴老师，出现在堤防这边的双城街，我们家的店门口。才一听到老师的声音，我就躲到后门口，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我想我知道老师要来干吗，老师一定是来跟爸妈告状：“怎么有那么懒惰的小孩，琴都不练，学了两三个月，还拉得这么难听！”我想我知道爸妈会怎样反应，他们一定会不好意思地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忙没管好，他皮不听话，琴没拉好，那老师你就处罚他啦！”更重要的，我觉得很委屈很委屈，爸妈绝对不会告诉老师他们也都不希望我练琴，他们只会把我推去让老师打让老师罚。

我的直觉反应是从后门溜走，去同学家开的修车厂。可是又不敢走，必须知道老师到底讲得多严重。我听到小提琴老师还是笑笑地跟爸妈寒暄，然后停了一下，预告要讲重点了，才说：“以后可不可以叫小孩每星期来上两次课？一次好像不太够？”爸爸很快反应：“当然当然……”但是显然妈妈有不同的顾虑。妈妈犹豫了好久，才说：“我们开店做生意，靠大家帮忙还过得去，可是也都是辛苦钱，而且谁知道客人今天来明天还来不来……老师也很辛苦，我们可以多交一点点学费啦，老师也很辛苦，但我们做生意同样辛苦……”

老师听懂妈妈的话了，连忙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多上一次课，没有要多收钱，原来的钱就好了。只是要让小孩进度快一点，他蛮能拉的，一星期上一次课他不用怎么练都可以应付，所以我想叫他多学一点。”

妈妈的口气马上变了，变得高兴，我也放下了高悬的心。老师知道我没有练琴，可是他非但不责备我，还要花费更多时间教我。

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我更频繁地跨过新生北路堤防，甚至开始有余裕去探索堤防和堤防那边的风景。堤防上有圆圆的公交车站牌，上面写着“〇北”。那个年代，台北的公交车系统不太发达，才刚发展到两位数的公交车路线，让人眼花撩乱的两段票三段票都还没出现。搭公交车，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记得五条以〇命名的路线。〇意味着这几路公车都是绕圈圈的，从哪里起就回到哪里，然后依照绕的方位，分成〇东〇西〇南〇北，还有一个走中央的〇路。我们家的方位偏北，所以当然是〇北通过。然而〇北的名字，念起来像是闽南语自夸骂人的“你爸”，小孩很快就学会如何在话语中混淆这两者，创造出明明说了闽南语，却又可以不被罚的自得乐趣。

上小提琴课，要从〇北的“民权东路口”站，走到“稻江家职”站。理所当然那里有一所学校，放学时间会有很多大女生挤在〇北的站牌下。不知为什么，或许被那么多大女生的形影吓到了吧，我从来没有弄清楚稻江家职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只感觉就刚好在我要上琴课时，神奇神秘地，从屋宇巷弄中不停息地吐出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大女生。她们单独看，跟家里的姐姐没太大两样，可是几十个几百个穿着一样的制服，前后相接走在一起，就变得如此不真实，既像真人又像复制的影子，似乎从身边交错过去，她们就会在我背后变化，变得透明轻盈什么的。黄色半锈车身的〇北巴士来了，停一下又去了，回头看大女生不见了大半，我真的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她们都是被巴士载走了。怎么可能！那么窄小的车厢，那么一大片的制服女生！

我一次次越过堤防，去到老师家有钢琴有谱架的客厅，一次次试验着可以拉出什么样的小提琴声音，一次次感觉到人生原来有那么具体的听觉，耳朵原来那么有用那么有意思。新生北路的空间实景，在记忆中都带上了一层音乐音符。

[民权东路] 通往地狱的步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的服装店生意一切顺利，爸妈决定在本来兼作住家和店面的房子之外，多买一间房子。新屋就在对面，三、四两层楼，一共五十坪左右吧，够让我们四个小孩一人分到一个房间。

还有五楼。屋顶天台上搭了铁皮棚顶，立了几个钢架，拿来存放服装店需要的原料和机件。钢架上有一排裸露的电灯泡，方便爸爸晚上取料。然而没多久，最常用到那排灯泡的，却是我。

每一个星期一晚上，吃过饭我就抱着小提琴上到顶楼，那是练起琴来最不容易打扰到家人的地方。我常常一练就练到超过午夜，困得眼睛都几乎张不开了，却不敢停下来，不敢下楼睡觉。

因为星期二要去雷老师家上小提琴课。

我的小提琴启蒙林老师教了我半年多，有一天他又跨过堤防，出现在我们家的店门口。林老师带着兴奋的语气跟妈妈说，他当年在师范学校最棒最优秀的同学，从维也纳回来了，林老师想把我转给雷老师教。林老师显然在上次跟妈妈商量上课次数时，对妈妈的反应印象深刻，马上解释说他前一天跟老同学见面畅快聊天，老同学豪气地表示教学生不是为了赚钱，愈好的学生他就收愈低的学费，真的够好的，免费他都愿意教。林老师要带我去给雷老师看看，如果雷老师认为我程度不错，可以用跟林老师收的学费相当或更低水平教我，才转去给雷老师，不然林老师会继续教我。

妈妈没有理由反对。第一次去见雷老师时，我连一首曲子都没拉完。雷老师从头到尾皱着眉头，几乎我每拉一个音他就纠正我一次，而且中间穿插指着乐谱问了好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了，因为我一个都听不懂。可是大出我意料外，上完课，雷老师还是皱着眉头，却对陪我去的林老师说：“下星期开始正式上吧！”

我当时完全没有意会到，更没有预料到雷老师说的“正式”，有多“正式”。雷老师住的地方也在堤防的另一边，不过跟林老师家又隔了一条宽广的民权东路，离我们家更远了。我去上课的步行路程，又多了十分钟左右。雷老师跟林老师家一样，一进门就摆了一架钢琴。雷老师第一句话问：“会自己调音吗？”我点点头，走到钢琴前面打开琴盒，准备对钢琴的音高调音，雷老师却没有打开琴盖，将我直接带进琴房，拿出音叉，轻轻一敲，说：“调吧！”我不敢跟老师说我没用过音叉调音，勉强摸索半天，雷老师问：“调好了吗？”我说：“好了。”

“啪！”我先听到声音，在我肩头上传来，然后才感觉到痛，然后才意识到老师用手上的弓利落地抽了我一下。我吓到反应不过来，甚至没有听到老师说：“再调。”于是，三秒钟后，肩膀又挨了一记。痛得我叫出声来，眼泪也同时流了下来。老师用平静的语气，又说一次：“再调。”

不记得第一堂课总共挨了几记抽打了。只记得出来前发现琴房靠墙站了一排，大约七八支琴弓，我忍不住打身体里发起抖来。还有，记得——不能不记不敢不记——雷老师交代的上课规矩。第一，指定的作业要拉熟，要能背谱拉奏。第二，每首曲子要对节拍器拉三种快慢不同的速度，下次上课自己默数拍子要能准确拉出三种速度。第三，曲子是什么调，就要同时练那个调的两个八度音阶加琶音。

这三条规矩，后来六年从没有改变过，成为我每周二上课时，最大的恶梦。这三条规矩没做好，一定挨打。三条规矩以外的，还有很多理由也可能挨打，不过那通常看老师心情好坏，不像三条规矩，丝毫没有侥幸的机会。

一周又一周，我一个人在顶楼，就着昏黄的灯光，跟乐谱乐曲奋斗。不只要反复拉奏，还要想办法将谱背下来。最恐怖的是几本练习曲，凯萨、克罗采，同样的句法在不同音高来来回回，怎么背都背不熟。一边练一边背，一边还要担心地设想，这些曲子究竟藏了什么玄机可能被老师拿出来问？大调小调，中间有没有转调，转去哪里又怎么转回来，为什么这样转不是那样转？乐曲结构段落怎么分？第一段跟第二段是什么关系？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呢？这一段是否在后面重复出现呢？哪里出现了前面都不曾出现过的新鲜元素，应该特别凸显拉奏出来吗？

夜色愈深，心情愈低抑。不管我如何准备，老师一定会问到我答不出来的问题。更难的是，就连一个我清楚明白老师会问的问题，我都十之八九答不好。老师一定会问：“你用什么样的情绪、感觉拉这首曲子？”我不能说我觉得害怕恐惧和厌恶。我必须去揣摩老师认为乐曲可以表达的感觉，还要用琴声表达出来。老师坚持音乐中要听到我的感觉，没有感情的音乐是老师最痛恨最没办法接受的。

每个星期二，我提着琴盒在路口等待越过民权东路，心中总有深刻的绝望涌上来，如果有地狱，那么地狱入口大概就像雷老师家门口那个样子吧！过了民权东路，我就走上通往地狱的步径了，每走一步脚就重一斤，每走一步天光就暗一分，往黑里走，往痛苦里走。

[民权东路] 如何对自己诚实？

我跟雷老师学琴将近六年，学到了许多自己以为一定忘掉，却要到中年之后才晓得无论如何都忘不掉的事。

雷老师打人打得凶，打我打得尤其凶。一上起课，有太多太多理由被打：调音没调准会被打，背谱没背对会被打，拉出不对的声音当然会被打，有时候稍微一恍神没注意听老师讲的话，也会被打。

那个时代很多老师都打人，可是没有一个老师打人让我那么受不了。雷老师一贯用手上的旧琴弓冷不防抽打一下，其实没有那么痛，可是他打人时的表情，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他不生气，我几乎没有看过他真正生气，他的表情明明白白是伤心。

雷老师反复说他打我不是因为我对不起他，而是因为我对不起音乐。他反复说，说到我觉得厌恶厌烦，要先学会对音乐和音乐家谦卑，才能学音乐。怎样谦卑？认清楚一件事实：依照我们的平凡资质和平庸际遇，本来只能听到一些简单无聊的声音的。然而，因缘际会，有了这些天才音乐家写了这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才有机会听到不属于我们生命本分的奢侈享受。学音乐是学技能重现这些音乐，学音乐是帮助我们提升自己接近音乐家的天才天分。

不懂音乐的人很可怜，他们的一生被关在有限的、贫乏的声音里。借由音乐，我们变成不一样的人，变成更丰富的人。我们要感激音乐与音乐家，我们要尊重音乐与音乐家，不是为了音乐与音乐家，是为了自己，必须抱持尊重感激态度，我们才有机会真的进入音乐的美妙境界里。

我厌恶雷老师的话，他每次说我都在心底暗暗顶嘴：“美妙个头！音乐只给我生命带来痛苦！”我厌恶雷老师那副伤心的模样，偷偷替自己辩解：“那么多人连一个音都拉不出来，我哪有多差？”

印象中，有一次心里的话脱口而出。应该是丹克拉的变奏曲，其中一个变奏怎么拉都拉不好，不是触到旁边的弦有了杂音，就是背错谱。情急之下我低声说：“干吗写这么奇怪的变奏！”雷老师停了弓，说：“你再说一次。”我脾气拗起来，就大声说：“他干吗写这么奇怪的变奏！”

我预期雷老师的弓马上会打在我肩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雷老师没讲话也没动作，五秒钟十秒钟，还是没有讲话也没有动作。大概过了一分钟吧，雷老师才说：“你收琴。你回家去。我没办法再教你。我要罚你。”我浑身绷紧了，等待那一定很严重很严重的惩罚。雷老师说：“我不让你拉琴了。你把琴留下来，人回去。走，就回去，马上回去，这个礼拜不能拉琴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惩罚吗？一个星期没有琴拉，那会是多么快乐的假期！我赶紧趁老师反悔前，逃了出来，一路像是偷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般半跑回家，心里还一直自我确认着：“哇，我没有琴，不用练琴了！”

那一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又到星期二，又到了老师家。开了门，雷老师站在钢琴前面，指着门口，轻轻地说：“你的琴在那里。”果然，我的琴盒被放在我的脚边。

“你想清楚，要不要学音乐？老师拜托你不要学了。你只是在为我学，为了应付我学的，那样没有意义。你拎了琴走，就没事了。回家去，回去，你跟音乐就没关系了，也跟我没关系。对自己诚实，如果你觉得一星期没拉琴没练琴也都没怎样，就好了，拎了琴回去。你真的觉得没拉琴很不舒服，你才进来学琴。”

我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心中闪过千百个念头，最后决定拎起琴来走进去。我并没有按照老师要的那样对自己诚实，一星期中，我从来没觉得不拉琴不练琴有什么不好，我好得很乐得很，可是我无论如何不敢拎了琴走回家，我知道雷老师会有多伤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忍受他那种伤心的表情，不能忍受自己是让他那样伤心的原因。

三十多年过去，我还是无法评断那样走进去，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决定。走进去，打开琴盖拿出琴来，站在谱架前拉出一个星期来的第一个小提琴音，我彻彻底底明白我就是为了雷老师才学音乐的。因为怕他，莫名其妙的恐惧，所以学下去，如此就注定了几年后，雷老师离开台湾，我也就不再拉琴的结果。可是当时若是就照老师说的，回头回家放弃了，我不可能有机会从雷老师那里得到深厚的音乐训练，成年之后，自己豁然认识了音乐之美与音乐之乐。

我能够确认记得的，是那天上完课走回家时，沿着新兴初中的长围墙，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中的隐约无奈。有些事还真是没办法，大概是这样的忧伤。像是对雷老师，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在他眼睛注视下拎了琴回头呢？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简单地跟爸妈说我再也不想学琴了，可以把钱省下来？明明都可以做的事，却又明明没办法，这是我以前从来不晓得存在的一种人生况味。

围墙尽头，是一座高高的陆桥，我得爬上去，才回得到家。

[中山北路] 严厉而沧桑的声音

记忆随时戏耍着我们。记忆的戏耍来自我们的轻忽与信任，所以记忆就能恣意变形影像与事件。

只有特别清醒的情况下，我才突然意会到，每当想起少年时代，眼前浮现的父亲，包括他跟我说话的神情，都是进入老年后的模样。我十岁左右，算算父亲才四十来岁，就是我自己现在的年纪，当然不可能有那样的老态。我记忆中，一个十岁小孩和年老爸爸的互动，绝对是错的。然而，未老前的父亲，就是那么难以被记忆登录，早早就被后来我更熟悉的父亲影像取代了。

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不忠实。有些人在记忆中永远不老，尤其是那些和我们的生命交错而过的人。常常在街上看到一张感觉如此熟悉的面孔，像极了二十年前就分手的女友，或三十年来没见过的中学同学，心脏砰砰跳着，犹豫该不该打招呼相认。然后才蓦地惊觉，那么年轻的路人，不可能是我的前女友或同学。他们，那些前女友和同学们，应该都跟我一起老去变化了，不会保持记忆中的年少年轻。

另外有更诡异的情况。有些人明明应该是年轻的，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老去后的样子，可是记忆召唤出的模样，却总是比事实老上许多，无论如何改不了。

像是小学时碰到的老师们。认真用理智想，这些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不过就三十岁上下吧，甚至连中年都还说不上，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总是老老的，以一种永恒的稳重老态出现。

完全无法想象，让我最害怕的小提琴老师雷老师，当年绝对不是个老人。他师范毕业后，在台湾教了三年书，有了我无法理解的奇特际遇，出国去维也纳深造，靠制造名画仿制品卖美国人的哥哥供应，在维也纳和巴黎待了将近十年。这么说，他开始教我时，不过三十三四岁吧，应该是个英挺有型的年轻男子。

我完全不记得雷老师的长相，也没有留下他任何照片。只记得一个高高老老的人，三不五时会推开我们家漆写着“艺新服装店”的玻璃门进来。即使我人就在店里混着，他也不会改变永远一样的开场白：“李明骏在吗？”爸妈当然客气地招呼老师坐，同时连忙把我叫过来，可是雷老师总也不坐，像是带点不耐烦地站着，也总是沉默，不知道该和爸妈讲什么。

通常是星期六下午，雷老师把我从家中带出来，穿过晴光市场到中山北路上等车。一离开家，雷老师就牵着我的手开始说话。他说的，几乎都是音乐。有些话，他可以重复讲一百遍一千遍。他会说要尊重音乐，不能随便，乐谱上每一个音符都不能随便。他会说这些音乐家留下来的作品太好太棒了，我们这些凡人其实根本不配听到，更不配拥有这么美好的音乐。音乐带我们超越自己，进入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到达的地方，所以一定要珍惜。不珍惜音乐的人，别学音乐别听音乐。

这些话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不可能没听到。他还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调性和声作曲家风格，那些我就没有能力吸收了，不只是内容艰深超过我理解，更重要的是，我紧张到一直听到自己不正常的心跳。

因为我太清楚再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车子往城里开去，经过火车站左转那时候还没有改成单行道的博爱路，再右转衡阳路。下了车往回头走几步，雷老师带我进了“大陆书局”，从一整墙的乐谱架上，熟门熟路取下一本来，退到书局角落，翻开乐谱，开始认真解说。

那个年代，书店店员可没有什么“服务业”的观念，通常他们都自觉是看守者，看守书店财产不至于以任何形式损失，所以也就习惯摆出看守者会有的严肃与不耐。不过显然雷老师和“大陆书局”建立了特别默契吧，在那里一站一两个小时，从来没有遇见店员来干预过。很多时候，我还偷偷查看店员到底都藏哪里去了，多么希望他们凶巴巴地来赶人，让我可以不必继续跟天书般的乐谱奋斗。

雷老师的说法：“很多学音乐的人，只看要演奏的曲子的谱，简直荒谬绝伦！”他选给我在“大陆书局”看的谱，都是我没拉过，甚至没有机会拉的曲子。从作曲家作品背景开始讲，然后调号谱号，然后一行一行分析。一个乐章讲完了再回头，要我想象听到乐谱记录的音乐，再更细腻地挑出段落来比对研究。

好不容易从书店出来，雷老师一贯用轻松快活的语气说：“我们散步回家吧！”那不是散步，那是漫长的街头考试。雷老师把刚刚在书店里读的谱，变化出各种题目来。

有的简单可以背出答案来——“发展部转去什么调？”“为什么这样转？”——可是还有些一听就只能傻眼说不出话来——“钢琴伴奏第一个左手和弦是什么？”“你听听这段，应该选哪个把位拉？用三把跟用五把会有什么不同效果？”

我永远记得，沿着中山北路走回家，雷老师格外严厉也格外沧桑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着，问一个又一个问题。如果难得有了长一点的沉默，我就得赶快绷紧头皮，果然，头上挨了一记，痛得眼泪几乎要掉出来，一路路树因而变得模糊婆娑，枝影错落。

[吉林路] 想要迷路的冲动

星期二的下午，天快黑了，我提着琴盒从雷老师家走出来。那是年少时记忆中，最甜美的时光。

离下一次琴课，还有整整一个星期。快步走着，离雷老师家愈远，肩上刚刚被打的地方，痛楚愈来愈模糊，然而奇怪，雷老师说的话，却随着反过来，愈来愈清楚。

通常我不会走对的路、直的路回家。绕过吉林路，穿越民权东路，再转德惠街，从那边过桥，远远看到统一大饭店的白色建筑外表，在林森北路口的庙前晃看一阵水池里的鱼，尽量延长这段如释重负的快乐时刻。

一般都是在吉林路上，才开始明了前一个小时上课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应该是我小时候最奇特的自我经验吧！明明上课时我就在老师家，就在那里当场看着听着，然而或许总是紧张提防着老师突如其来的脾气和冷不防抽在肩上的琴弓，我从来没办法就在那里直接、明确地感受。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变形成为记录器，先记录储存下来，等到离开了现场，离开到够安全的距离，那些被记录储存下来的影像与声音，才在脑中播放。

真实却又间接的经验，奇怪透了，像是后来才有的，看电影入戏的经验。坐在电影院里看着看着，浑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个观众，误以为银幕上进行的，就是我正在恍惚体验的，把自己当成在场的角色了。可是在关于雷老师上课的记录中，我明明就是在场的角色啊！

透过脑中播放的影音，我才知道，雷老师刚刚发了好大一顿脾气，是针对我弓尖的运用。我总是将本来该用弓尖表现的地方，改成中弓。我从来没学会怎样分辨弓尖制造出的优雅干净，与中弓的平庸规矩，效果如何天差地别。

雷老师的教学很肉体，却又很疏离。不满意他就打，可是他却从来不碰我的手。他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碰我的手矫正我的姿势。他会示范，但示范前，他一定是说：“耳朵打开！”他示范的是声音，而不是动作。他不要我学他的动作，他说：“我不管你怎么拉，就是拉出这样的声音来！”

雷老师讨厌“标准动作”，他冷冷地说：“在维也纳，我从来没看过两个人拉琴动作一样的。”他甚至不太在意弓法，我拉的过程中不小心错乱了上下弓，他都没怎么管，他又有他的说法：“反正如果将来要拉乐团，会有首席帮你画指法弓法。”可是他在意声音，在意得不得了。每次翻开一首新曲乐谱，雷老师不惮其烦，一定重新问一次：“什么是‘声音五要素’？”我也必然复诵：“音高、音量、速度、音色和方向。”

拉琴之前，我必须看清楚乐谱上这五项元素的要求，前面三项不难，难在音色与方向。弓尖的运用，牵涉到音色，也牵涉到方向。雷老师再说一次：弓根可以发出雄厚有力的音色，中弓稳定沉着，可是只有弓尖可以优雅飘逸。音色的变化，也有其方向，从哪里往哪里发展，变化错了，就“迷路了”！

上课中，雷老师原来说了那么多次：“你迷路了！”走在吉林路上，我才意识到。

该由粗而细的音色变化没做出来，老师说：“你迷路了！”该从狂风暴雨中突然脱身进入神圣教堂的剧烈转折没做出来，老师也说：“你迷路了！”原来在音乐的领域里，我是个胡闯乱撞的路痴。

我也才意识到，刚刚老师花了好多时间，跟我解释什么是方向性。方向性是古典主义时代音乐最大的突破。光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就都该去海顿坟前磕头，因为是他最早写出方向感强烈清楚的音乐。巴洛克时代的音乐，是平板的，古典时期变成立体。海顿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乐句可以没有方向。从强到弱，或从弱到强，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方向。还有和声走向，是另一个简单的方向。由松而紧，或由紧而松，不可能停着不动。要走，要分辨出来怎么走，从哪里走到哪里，音乐性的差别就在方向感。

老师问我懂不懂，要我讲他到底教了什么？我笨笨地回答：“不能在原地不动。”老师叹了一口气，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不管你现在懂不懂，就是给我记下来，也有些音乐是好像不动或动不了的。贝多芬很多奏鸣曲的开头，都像是找不到主调，在那里晃来晃去绕来绕去，但那不是真的不动，那是为了酝酿后面更大更强烈的方向动能，知道吗？音乐最怕的，是无头苍蝇般乱窜乱飞，没人知道你要去哪里，最怕的就是找不到路，就是迷路，迷路就完了，知道吗？”

我走在吉林路上，耳边都是雷老师平静但严重的话语：“迷路就完了，知道吗？”我望着前面，熟悉的街角熟悉的房舍，突然感到极度地不耐烦，突然对于“迷路”这件事有了高度的兴趣。我反复探索，还真的找不出自己曾经有过迷路的慌张恐怖感受，怎么可能，一个在音乐上一直一直迷路找不到方向的人，竟然没有现实街道上迷路？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迷路？又怎么可能让自己迷路呢？刚跨过民权东路，我停在下一个巷口，探头看看，确信那是我不曾走过的巷子，于是义无反顾地转进去，希望这路会通往某个神秘陌生难以辨认的地方。

文青未完成

如果没有遇到这样一座图书馆，

我还有可能读那么多杂书吗？

更难想象，如果没有读那些数量庞大的杂书，

我人生的道路有其他的选择，

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双城街] 阅读起点

小时候读到的第一篇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叫《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土地？》，讲一个很简单的道德故事。有人交了奇特的好运，只要他从早到天黑跑一个圈圈，圈出来的土地，就都是他的了。于是他拼命跑拼命跑，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圈到的土地大一点，一整天跑完了，他也累得倒下来，再也没有办法起来了。所以，究竟“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土地”呢？最终的答案是——一块棺材大小的土地，供他下葬永远栖居。

让我难忘的，不是小说内容，而是这篇小说的奇特来处。这篇小说，印在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第二册的国文参考书里。

班上每个人都用参考书，可是就我所知，没有人跟我用同样版本的国文参考书。我的版本，是在台南印刷出版的，冷门得很。编者叫作何瑞雄，书是我在民权东路上“盛大行”里找到的。

别人都用参考书，爸妈也让我用，不同的是，他们让我拿了钱自己去选。爸爸说：“这么一点事，总会自己决定吧。”所以我翻遍了“盛大行”书架上排列的参考书，很认真当一回事地为自己决定，才会意外遇见了何瑞雄编的怪胎参考书。

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国文参考书，该有的课文、解释、重点整理和模拟测验，都有。可是在其他参考书都有的这些内容以外，多了很多东西。

难怪这本参考书，字印得比其他参考书都还要小。几乎每一课，从“蒋公训辞”到现代诗，参考书都附上了丰富的“参考内容”。但就像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一样，这些“参考内容”好像跟课文都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我一直记得那本参考书，记得里面甚至还有何瑞雄自己写的诗。多年以后，证实了我小时就怀疑的事，何瑞雄是个热爱文学、热情写诗，也参与过文坛活动的国文老师。

他干吗编参考书？显然不只想要帮学生准备考试，顺便为自己赚一点钱；他是用参考书的形式，将文学偷渡给年轻学子啊！

我可以想象别的学生买了这本参考书回家，跟我一样兴味盎然地读起托尔斯泰有趣的故事，家里的大人靠过来一看，噢，原来是在复习功课，点点头就离开了。本来在课业压力下，没什么机会看课外读物，也没机会接触课外读物的小孩，或许就靠这么一点偷渡的内容，保留了文学的根苗。

我一直忘不了少年时期，曾经领受到一位长者这样的隐约用心。大学毕业，自己在文学出版圈稍稍有点交接，还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暑假回台湾，我还郑重其事地跟那时在远流工作的陈雨航提起编参考书的计划。

雨航当然很惊讶，一个写小说写散文，又没教过初中的人，编什么参考书？而且参考书有参考书的出版流通系统，编参考书，干吗找远流？

我解释，我不是要编普通的参考书，我想做的是像何瑞雄那样的工作，把它做得更大更扎实。既然台湾是个考试至上的社会，既然为了考试，学生得花那么多时间只读课本，既然老师家长认为只有跟课本跟考试有关的东西才值得读，那要解救台湾的学生，让他们不要那么封闭那么可怜，能做该做的，就是偷渡。把远比课本丰富多样的内容，用参考书的形式打进学生的生活，让他们能理直气壮不被骂不被没收地读真正的知识。而且我有把握，这样的参考书打开学生的眼界，挑起他们的好奇，连贯了课本的条理，还一定可以有助学生在考试中得到较好的成绩。

我不想找初中高中老师合作，更不想找参考书出版商，他们一定不会支持我的想法的。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潜伏的教育革命与文化改造运动啊！

暑假很短，没一会儿，我又去美国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了。远流和雨航也有很多旧的新的出版计划要忙，“编参考书救台湾学生”的构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编丰富有趣参考书的想法，从来没有离开我的脑袋。总觉得，当年在“盛大行”的角落里随便翻开一本参考书，竟然能启发我看到那么大的文学世界，何瑞雄给予我的，我应该要用什么方式传递回报给下一代的台湾小孩。

我的《新英文法》也是在“盛大行”买到的。又是另一本初中时稀松平常的参考书，却在生命游历中，慢慢加深其意义的书。《新英文法》的作者是柯旗化，他是英文老师，也是几十年被关在绿岛的政治犯。靠着《新英文法》的流通，换来版税，才养活了他们一家。柯旗化好不容易出狱那年，有本叫《台北人》的短命杂志专访他。访问中，他说到：“当政治犯最艰难的，是决定如何教小孩是非价值。教他们相信父亲，因而怀疑法律与政府吗？还是教他们听从政府，因而厌恶父亲？不管是那一种态度，小孩的人生路途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是吗？”

我读到这段文字，泪流满面，真切感受到上一代的苦痛。我和当年帮我进入英文这种异质语言世界的《新英文法》，突然有了不同的联系。也和那民权东路上的小书店文具店，有了不同的联系。“盛大行”，做为我的阅读开端，盛哉漪哉！

[中山桥] 没拍成的照片

舒国治写过名文，叫《水城台北》，平平淡淡四个字，却含藏着真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大企图。“水城”该是威尼斯吧？再怎么富于想象力，也很难将台北和“水城”扯在一起。

台北当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被水包围的环境，至少从原本台北大湖被切出关渡水口，露出台北盆地底部之后，就没有了。不过，曾经作为一个大湖，怎么可能没有在台北留下众多水的记忆、水的痕迹？

舒国治是对的，台北原本水路纵横，早年发展的方向，受到水路很大的影响，水怎么走，人的聚落就跟着怎么变化。直到一百年前，带着现代殖民经营图谋的日本人进来了，挑中台北作为行政中心，开始用他们新学到的西方几何理性进行“街路改正”，水路才逐渐失去地理上的决定性位阶。

原本歪歪曲曲的巷路，一条条被拉直了，当然就得克服原本让巷路长得歪歪扭扭的因素。巷路歪，因为水路歪。家住水边最方便，可以取水也可以排水。要拉直巷道就要破坏水路，将本来的沟渠溪涧填塞起来，或掩盖起来，用现代化笔直的自来水管跟大小排水管，代替本来沟渠溪涧的功能。

经过日本建城的努力后，台北生活不再被水流水声包围了。水驯服在水管里，要不然就被放逐到城市的边缘河流中。

日本人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台北人和流经盆地的几条河流相安无事，然而进一步的变化毕竟无可避免。日本人的旧规划，预期到二十世纪结束，台北城的人口会增加到一百万。但事实却是，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台北市的人口就破百万了。这还没加上淡水河对岸台北县几个卫星城市更快速更拥挤的成长。人多，排出的污水就多，河流就愈来愈脏愈来愈臭。人多，需要的居住空间就愈多，河水能够穿流的河床面积就日益遭到侵夺了。

累积变化到一定程度，淤积的河道愈来愈恐怖。平常发出扰乱生活的臭味，六月梅雨季，夏天台风来袭，又必然“做大水”，淹水造成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七〇年代之后，台北进行新一波改造，高高的堤防陆续筑起来，新店溪、景美溪、大汉溪、基隆河、淡水河，全都被围在围墙外面，彻底跟市民生活隔绝了。

算起来，六〇年代初出生的我们这一代，是最后一代台北“水人”，水经验到我们就结束了。小时候跟外婆去圆山“运动”，下山后固定到基隆河边走走。那里有一个河滨公园，公园里的凉亭是全新的，做成像是巨大香菇的造型，颇具童趣。从河滨公园抬头看，最美的景观却是旧的中山桥。日据时代的圆山是神社所在地，神社的起点是表参道，因为圆山跨立在河边，表参道就以桥梁的形式建造了。桥的表面平直庄重，桥下则是圆拱的桥柱与桥洞，过桥的人看不到，要转下来到河边，才能感受那几何图形中理性和浪漫的巧妙结合。

那个年代，桥柱桥洞并没有封住，很容易就可以爬进去。人在水泥桥洞里看出去，看到河滨公园的大香菇，看到基隆河缓行的河水，看到两边河岸，心中有某种奇特的东西，就被启发、被打开了。

无以名之，勉强说是对于形象的好奇吧！就是在桥洞中，听着水声和头顶车辆压过桥面的隆隆声相杂混，在形与音的变与不变落差中，我第一次萌生出要把爸爸的相机偷来用的冲动。

相机在爸爸手里，有着一贯老式老派的稳重。爸爸教过我们怎么调光圈快门，怎么对焦，方法都是固定、标准的。通常连在什么地方拍照，要让什么景色入镜，爸爸也都有他自己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不曾觉得拍照有什么好玩迷人的地方，也不自觉地相信，有一天我负责拍照的话，拍出来的相片一定会跟爸爸拍的一模一样。

是在圆山水边，十岁左右的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原本的照相观念何其错误。照相，把影像与时间分离留下来，是件多么迷人又多么自由的事。

我和姐姐密谋，有一天真的把相机带了出来，看准了里面还有十几张底片。我们兴奋地赶到中山桥下，从不同角度看那一弧弧弯曲曼妙、既静又动的桥体结构，然后试着将桥体弧形和各种不同的背景形态相配合。然后走到河滨公园，走近基隆河，另一种新鲜的经验开展了——第一次，透过相机的观景窗，我设想着，如果快门这样一按，眼前看的景象就被保留下来，可是视窗之外就消失了，尤其是本来跟此般景色贴合的声音，就完全被隔离在外了。视觉永久存留，听觉却永久消失。我们的经验，可以这样分别开来，甚至还可以这样改造。

我永远记得那份发现的兴奋。一整个下午我的脸都是通红的。两只耳朵烧热得难受。在水边，我大概下决心三百次，要按下快门，拍自己生平的第一张照片，不过最后，一张都没真的拍。因为和姐姐商量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要如何瞒过爸爸，让这些相片能够冲洗出来。

这些没拍成的照片，就只能存在我的记忆里。没多久后，高速公路开始兴建，圆山的水景与桥影快速改变了。河滨公园拆掉了，基隆河也被围起来，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最后，中山桥也拆了，想象记忆中的相片元素，就这样完全解体了。

[开封街] 摇滚乐和甜不辣

台北开封街上，有一家老店“赛门甜不辣”，这家店的老资格旧资历，就写在它的招牌上。

短短五个字，“赛门甜不辣”却说了好多。“甜不辣”不是中文，是日本裹粉油炸食物名称的翻译。日文原来的汉字写成“天妇罗”，简称为“天”，在日本看到店名叫什么什么“天”或“天”什么什么的，九成九是以“天妇罗”为主力商品的。

台湾人发挥了高度套用误用的本能，将人家“天妇罗”的发音转译过来，创造了“甜不辣”，可是台湾的“甜不辣”，虽然也是油炸的，但并不是日本的“天妇罗”。

台湾“甜不辣”的基本原型，是用绞碎的鱼浆调味，做成片状或条状，放进油锅里小炸一下就完成了。这种“甜不辣”，可以在基隆夜市和士林夜市吃到现炸的，旁边加上一点酱和几片腌黄瓜（不过摊子的招牌写的却又是“天妇罗”！）。然而，“赛门甜不辣”卖的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除了炸鱼浆之外，还有鱼丸、油豆腐一起放在萝卜汤里煮。这种食物，也是从日本来的，不过在日本，当然不叫“甜不辣”或“天妇罗”，而是“关东煮”。

光是“甜不辣”已经很复杂了，“赛门甜不辣”的“赛门”两字，也有来历。“赛门”不是中文，是英文Simon的翻译。怎么了？这家店的创始老板原来是个外国人？还是老板三十几年前就预见了今天的职场风气，帮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英文名字？都不是，是三十几年前，还只有“台视”一家电视台的时代，台视买了一部美国的电视影集，叫《七海游侠》，播出后大受欢迎。“七海游侠”有一个极为容易辨识的影集标志，简单几笔像粉笔画出来的人形，头上挂着一个圆圆的光环。影集还有一个讨人喜爱的男主角，名字叫Simon Templer或Simon Templar。我现在查不到确切的拼法，不过估计叫Templar的可能性应该高些
[1]

。或许美国编剧就是故意取这样的名字，影射在西洋教会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圣殿武士”（Templars）
[2]

。“圣殿武士”是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秘密团体，护卫教会与教义，有各种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的说法，指称“圣殿武士”累积了惊人的财产，而且其秘密组织到现代都没有真正消失。丹·布朗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中提过“圣殿武士”，另一本畅销小说，艾柯的《傅科摆》根本就是以“圣殿武士”的秘密与密谋作为主角的。

“圣殿武士”到了台湾，却因为读音的关系，失去了神秘与紧张，添加了庶民喜感，变成了“甜不辣”，“赛门甜不辣”成了大家习惯称呼“七海游侠”男主角的方式，于是脑筋动得快的老板，就借这个流行名字，在开封街卖起“甜不辣”了！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赛门甜不辣”的老本店，是和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一起等电影开演时，他带我绕过去的。那位同学小学念的就是和“赛门甜不辣”隔街相望的福星小学。坐在“赛门甜不辣”简陋的位子上，同学开始回忆起念福星的往事。福星是台北市最早有音乐班的小学，他就是因为钢琴弹得好，才到福星念音乐班的。

我很惊讶，原来他从小学琴，更惊讶为什么班上没有人知道他学琴，更没有人听过他弹琴。他的答案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觉得女生才弹钢琴，如果被知道他弹琴，一定有人笑他娘娘腔。而且也正是觉得学音乐的男生“怪怪的”，没什么前途，家人才会让他离开音乐班，到我们学校来。

我忍不住告诉他一样没有任何同学知道的秘密——我才刚刚中止学了多年的小提琴课，正在自己练吉他。我还讲起我喜欢的几个吉他乐手，木吉他当然是唱Vincent的唐·麦克林，摇滚电吉他有一个疯狂的亨德里克斯。另外我最近逛功学社，找到一本神奇的吉他乐谱，怎么练都练不起来，可是想象那音乐一定很惊人，那个乐手的姓很长，叫作“蒙特甘马利”，但名字很短，叫“威斯”，看他的谱，我才知道原来吉他可以这样弹。

我一边讲，同学低着嗓音，开始哼唱起当时最流行的摇滚乐团英文歌曲来。先是Chicago，再来是The Who，再来是ABBA，被他的歌声逗起兴趣了吧，我不自主地在手上装模作样弹起并不存在的吉他来。同学突然说：“来组个团吧！”他扳着手指算，他自己是键盘手，我当吉他手，以前音乐班同学里有一个敲定音鼓的，后来改打了一阵爵士鼓，可以找来当鼓手，那么就只缺另一把吉他了，说不定还可以找个女生来代打主唱……

奇特的气氛让我们陷入一种做梦的情绪中，被无法解释的快乐淹满了。两人轮流唱着脑中不断浮涌上来的各种歌曲，一边没头绪地讲些片片段段的话。例如说，这个乐团可以躲在他姑姑阳明山上的别墅里练唱，乐团里他会是列侬，那我就要当哈里森，我们可以自己做歌，不过要填英文歌词可能蛮困难的……

一直到他瞄了一下手表，大叫：“电影开演了！”我们拔腿狂奔往电影院去，一边跑一边疯狂大笑，弄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每次听到那个年代的乐团歌曲，我都不自主地从记忆中闻到“赛门甜不辣”萝卜汤的香味。摇滚乐和甜不辣，奇异却又再自然不过的感官组合。

[中华路] “好味道”、周梦蝶、唱片行

那年，中华商场的长排建筑还在，切开台北的火车铁道也还在。

难得台北不下雨的冬天下午，我从北门往西门町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我跟这个地区竟然有那么深的渊源，那么多的故事。

我从来没住过靠近中华路一带，事实上我们家住过的地方离中华路都很远。可是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唯一固定庆祝的节日，是妈妈生日。爸爸的生日不会有同等待遇，因为爸爸向来讨厌为了自己的事麻烦别人，即使麻烦我们一起出去吃顿饭，他也不愿意。

妈妈生日，我们全家挤上一辆出租车，我必须塞在前座坐爸爸腿上。车子沿林森北路向南，转民权东路再转中山北路，然后过了忠孝东路穿进一条小巷，越过馆前路，再越过重庆南路，到达武昌街的“好味道排骨大王”。据说，“好味道”原来从路边小摊做起，出了名才换成店面。店面有两层，店员用极大的音量上下吆喝，不过奇怪的是，他们吆喝些什么，为何这样吆喝，我从来听不懂搞不懂。

“好味道”的鸡腿，是我童年能想象的最佳美食。表皮炸得薄且酥脆，没有一般平庸的浓厚酱油味，代之以香而不辣的胡椒，格外衬出腿肉的鲜嫩。每年一次的打牙祭，我们一家走出来，必定在门口右转，朝中华路的方向去，一到中华路口，光亮的“第一百货”昂立眼前。

后来我总是想，如果不是右转而是左转，那我应该会看到街角摆着小小书摊的周梦蝶了？也应该看到高挂的“明星咖啡屋”招牌了？如此神巧的事，“好味道”竟然就在“明星”隔壁。小时候吃“好味道”，我不知道“明星”与周梦蝶，上了高中，才从各种文学书籍杂志里反复读到“明星”的传奇。我多次去武昌街，在周梦蝶的摊上翻阅新新旧旧的诗集诗刊，“好味道”油锅中炸出的醇厚胡椒味一波波涌出来包围着我，我每次都要挣扎捏紧口袋中的钞票，鸡腿面和《创世纪》绝对不可兼得。每一次，都是诗集诗刊赢了，我递钱给似乎随时入定、对钱视若无睹的诗人，赶忙离开，离开“好味道”对我的食欲与童年记忆的强烈诱惑。

应该是高二吧，有一回习惯性地从重庆南路弯进武昌街，意外地眼前没有周梦蝶。突然我像是偷赚到一个假日般，毫不犹豫步子一迈，就进了“好味道”，以不让自己后悔的速度点了一碗鸡腿面。然而，不可能真正不后悔，吃掉本来打算买《蓝星》的钱，心里一直有着难以排解的罪恶感。像是呼应我的罪恶感，我清楚记得，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在“明星”楼下看到周梦蝶了。他消失了，接着，留在柱边的书架也消失了。

高中时代，参加校刊社，交出去的第一篇作品，写的是北门，承恩门。很多人知道北门，没那么多人知道北门牌楼上挂的正式名称是“承恩门”。我们几个不怎么守规矩的同学，有一天下午越过正在盖高架桥的工地，越过将北门团团包起来的围篱，进到城楼下。想象自己是百年前的“古人”般张望城门内外，一抬头，看到“承恩门”大字，大有浪漫家国与时空感触，就写了那样一篇词藻华丽的文章。那篇文章让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了《建中青年》，然后一切就排跶而来。更多的文章、选上校刊社社长、请公假编校刊、因校刊上的文章闯祸，多少年我的名字和《建中青年》一直牵牵扯扯。

还有在中华商场唱片行里，买了自己拥有的第一张古典音乐唱片，贝多芬第六号田园交响曲，应该也是第一次在那张唱片背后的曲目说明上，看到奇怪的德文。中华商场和士林文林路，都有众多唱片行林立，但士林的唱片行满满盗版的“热门音乐”，不像中华路会穿插原版的古典音乐。一张古典音乐唱片，两百多块，够买十张“热门音乐”了。

不晓得为什么，走过中华商场唱片行，我脑中老是会记起一个读来的故事。作曲家林二描写他如何在一个雨夜中，走遍中华商场每一家唱片行，问他们有没有林二的新作品《相思雨》，每一家都没有。一直到他绝望回头时，一位唱片行老板叫住他，问他：“你要找的是杨小萍的《相思雨》吧？我们只有杨小萍的《相思雨》，没听过什么林一林二的。”

林二写这故事，为了感叹作曲家的不受重视吧，不过我脑海浮现雨夜中一个人走遍中华商场的模样，却提醒了我这一排多少唱片行多少唱片的惊人数量。我忍不住胡想，听完所有这一路的唱片，要花多少时间，一辈子，三辈子，还是五百年？连续不断听五百年音乐是什么样的经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我又胡想，所有那些唱片，真的都留着封面上记录着的那种音乐吗？谁能确知里面没有藏着奇怪的声音、奇怪的讯息，躲在架上等待被听到？如果一个声音一种讯息留在架上，都没有被拿下来也没有被放上唱盘，只记录在唱片线条间，算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走进中华商场，就是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走着走着就遇到火车通过，我常常站在走廊下看放慢速度的列车，速度慢到看得清楚窗口每一张脸，我突然紧张起来，害怕会不会下一秒钟，就在窗口看到跟我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紧张着，直到火车走完，才安心相信，世界上应该只有一个我，然后继续起步走那仿佛总是走不完逛不完的中华商场。

[西门町] 虚构、欺瞒的同质环境

那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明确方位概念的，不过区域界画倒是早早就成立了。

从位于双城街的住家辐射放散，有一块“我的”地理范围。一头到圆山，一头到大桥下，一头到双连，一头到恩主公庙，大概就是这样的范围。这个范围内，是日常生活，想走就走，超过这个范围，就带点特殊的冒险意味。

冒险、新鲜经验，一般是按照交通工具分类的。步行远一点，就跨过双连，穿经满是青草店的街道，用嗅觉感受春天新割草的气息，转化成时间沉积才能累积出来的南北货混杂味道，那是迪化街大稻埕。如果是骑脚踏车，就会绕行圆山再往北走，以外双溪或天母公园为目的地，通常是夏天，大汗淋漓从车上跨下来，就是溪边，凉凉的水哗哗流着。还有一种方式是搭火车，在双连站买一方硬纸车票，付的车费到忠义，但只要有机会就混到淡水才下车。沿途火车先是走在矮矮的屋户边，清楚看得到人家檐下晾晒的衣裤，不时还有屋内人影似幻似真忽忽闪逝。在永远无法预计察觉的尽头处，突然，屋舍消失，大河涌现。伴随着大河的，是云影下的卧延山形，伴随着山形的，是痖弦的诗句：

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这是我认识，我最早认识的台北北区，我真正的生活故乡。那时候没有特别察觉，这已经是盆地的北缘地带，从圆山展开的连串层叠、愈来愈高的山岭，以大屯、七星两座拔高超过千米的山峰为顶，接着快速背降，那一边就是金山、万里，就是海。那时候并没有特别察觉，这里有一种暧昧的复合式生活形态。是都会，紧邻着台北最重要的南北干道，以及跨越淡水河最早最重要的大桥，但却同时有着浓厚的田园闲散。是老早开发的市区，可是同时杂混着最新最奇异的东洋西洋风俗。有“美军顾问团”、有圣多福教堂、有整排卖油画的画廊，还有座落在街角的日本驻台机构。是繁华近乎堕落的商业区，酒吧毫不客气地闪着夸张的霓虹灯，同时却也是保留许多古老仪式的生活旧址，青草、药材，庙埕展现着一种回光热闹。

我穿梭在这些暧昧复合元素间，很自然地将之视为生活而理所当然，直到接触不一样的台北区域，尤其是是西区。

我的西区经验来得比北区晚，因而也就无法确认自己感受的差异，到底有多少来自不同年龄带来的不同感官选择。我的台北西区有两块最重要的地盘，一块是重庆南路书店街，一块是西门町电影街。高中时，每日下午放学和死党们最重要的讨论就是：沿重庆南路北行，过了“总统府”之后，究竟要继续顺着走到台北车站，还是在宝庆路或衡阳路左转。

不管再走或左转，这两块地区都有近乎让人目眩的同质性，近乎奢侈、近乎执迷的同质性。一家书店之后是另一家书店，之后又是一家书店。一家电影院的旁边是另一家电影院，再旁边又是一家电影院。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家书店和电影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其数量以一种毋须解释的大剌剌存在着，那不断重复的景致，构成最令人难忘的经验。

我在那里，稍稍理解了“耽溺”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其对人的特殊情感。逛一家书店，和连续逛很多书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逛几家书店，和走过更多家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再进去逛的书店，又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那个年代，重庆南路提供的，不只是具体可以逛可以浏览可以买书的书店；更重要的是那种让你觉得这里丰藏堆积了你永远逛不完的书架的那种绝望边缘的诱惑与兴奋。

西门町的电影院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死党们常常挂在口头上：“哪一天一定要把这里所有的电影看完！”在那样的少年阶段，这是跟立志联考数学要考满分同等具体，但可能又同等虚无缥缈的梦想。高中毕业后，上了大学的第一个寒假，过年期间，我真的有一天在西门町近乎不可思议地连赶了四场电影。第四场散场出来，夜已经深了，武昌街上东北季风吹着几张零乱飞舞的报纸。心底突然生出强烈恐惧，觉得如果顺手将风中的报纸抓过来看，上面应该会有一个未来的日期，或有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字，或，刊登着多年之后我自己的死讯讣闻，如同电影剧情里会有的。

重庆南路和西门町展现的同质性，还包括了环境内其他元素与书店及电影院之间的关系。西门町区域里所有的商店、街道都是为电影院而服务的，至少是和电影院构成呼应和谐关系的。从骑楼下用纱网小箱摆放鸡脚鸭舌的单车摊、巷子里的牛肉面店、大街上突然间接连林立以木瓜牛奶为号召的冰菓店，到从“来来”“万年”满涌出来的牛仔裤店，它们都不是要将人的注意力从电影吸引开的，反而混和成看电影经验的一部分。合理化当时电影院要提早排队买票，买好票到进场前通常还有半小时有待消磨，以及各场电影要么在餐后时间开演，不然就是散场刚好在用餐时间的安排方式。看电影之前或之后，如果没有了穿梭在这些商店街面的热闹，就不像在西门町看电影了，甚至就不像在看电影了，让人立刻油生诡异鬼魅的感觉。

重庆南路也是如此，骑楼、面包店乃至人潮人流，都是配合书与杂志而存在的。就连满满都是补习班的南阳街，上面都有一家华欣书局，等补习上课或刚从补习班下课的年轻人群，很自然地就涌进书店，又从书店涌流出来。

不同于北区的暧昧复合，我记忆中的西区，建立在迷人的同质性上。书店与电影院组成的同质性，都不会让人感到重复无聊，相反地，散发着召唤一再重返的吸引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书店架上摆放了什么样的书，在文字里记录了什么；你也永远猜不准电影院放映的影音内容，要对你开展、诉说怎样的故事。

书与电影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西区没有日常生活，只有无尽的冒险。对我而言，那是一个虚构、欺瞒的同质环境，为的是掩饰掩藏内在真实的危险性。短短的几条街上，你没去哪里、去不了哪里，但是透过书和电影，你却又哪里都去了，甚至去了永远叫不出名字的时空，甚至去了自己最深远的潜意识人格渊源之处。

[西门町] 浪掷挥霍的生命时光

八〇年代后期到美国留学，感觉最奇怪的美国经验之一，是看电影。好大的一个门厅走进去，有八九个不同的电影放映场一起营运，不只是买票不用排队，而且想看电影不需要先找报纸看影片时刻表，走进电影院再抬头对照有哪几厅快要开演了就可以。

那个年代，在台北看电影可不是这样。每一家电影院都只有一个大放映厅，大得惊人，国宾日新乐声这几家，规模与座位数，甚至超过“国父纪念馆”的表演中心。那么大的戏院，却还满足不了想看电影的人的需求，电影院一律从开演前一小时开始卖票，稍微热门一点的电影，票窗打开时，都已经排了长长的人龙。换句话说，这些想看电影的人，必须在开演前一个半小时就来到戏院，不然可能就买不到票进不了场。

“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套用这句咖啡馆迷的名言，那个时代，整个西门町的人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要去电影院买票的人，买到票等电影开场的人，以及刚看完电影的人。因应这样的电影生态，才有了西门町的独特热闹形态。

例如说，成都路圆环边，有卖杨桃冰的小店。杨桃腌得够酸够咸，另外还可以配上同样强烈刺激唾液分泌的“李咸”，是夏天很棒的消暑小点。不过，杨桃冰店还有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功能——店面墙上随时贴有当天最新的报纸电影版。想看电影的人，与其花钱买报纸查影片放映时间，不如用同样的钱买一杯杨桃冰，坐下来一边喝一边对着墙指指点点，讨论哪家戏院哪一场最适合。

又例如说，那个年代大学男生遇到心仪的女生，想要凸显自己的男子气概，最常拿出来炫耀的，一是在成功岭上受的军事训练，另一个就是如何在西门町对付黄牛伸张正义。

很多男生吹嘘过自己如何对付影票黄牛，不过事实上，真正的正义场面没那么多，还有，西门町的黄牛，没那么容易对付。想想也知道，电影院戏票那么抢手，那么难买，当然会有黄牛卖黄牛票。黄牛们每天在电影院售票口混，混好混坏直接影响一家生计，也当然会发展出他们的办法来。

黄牛一靠耐心，二靠霸道，三靠勾结。要耐心排队，免不了。但如果只是耐心排队，一场一人一次只能买四张票，够干吗？所以耐心是用来让自己早在票窗开启前，就占好最前面的位子。然后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票窗一开，就改用霸道本事了。前一个买完，后一个先护航让他插队回来，自己再买。买过了的又插队回来，两三个人就轮番在窗口四张四张买。票开始卖了，但后面排的队伍却不会动，因为都是黄牛霸着窗口。

排队的人当然会生气，会骂。黄牛却看准了一种人性心态，直接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是最早就来的，他们虽然目睹了黄牛的嚣张行径，但动手阻止的机率却最低。他们心里会想，尽管黄牛恶霸多抢走几张票，毕竟不会影响到他们买到票的机会。反正黄牛插队插几次，总还是会离开，黄牛一离开，就换自己买票了，犯不着硬要跟黄牛杠上，破坏了高高兴兴看电影的情绪。

最恨黄牛的，其实是排在后面的人，焦虑自己到底买得到买不到这场戏票。可是他们隔绝在密密麻麻排队人潮后面，不容易搞清楚前面发生什么状况，等他们确定人龙被黄牛堵住都没前进，要有激烈反应时，往往黄牛们也都买够可以加价转售的戏票了。

所以还真不容易轮到排队的人来主持正义。真正能主持正义的，是窗后卖票的小姐。小姐如果不卖票给反复插队的黄牛，黄牛就真的没辙了。所以黄牛还要想办法勾结卖票小姐，这倒也不难，小姐每天要上班，黄牛很容易就找到她们，她们又何必为了不认识的、每场不同的“消费者”，得罪天天要碰到的黄牛？

这样的生态中，还有一环，是警察。经常发生的是有人看不惯黄牛嚣张，等自己买到票了，就打电话报警。西门町不缺警察。有一段时间，警察专门埋伏在西门町，重点抓披头散发、奇装异服的男生，和迷你裙太短的女生。还有一段时间，警察重点抓街上拉客的“三七仔”。还有一段时间，警察重点抓红楼附近的男同志。我开始在西门町看电影的时代，台湾稍稍开放了些，这些“重点”活动退烧了，可是警察还是大批大批布置在西门町，西门町是最容易遇见警察的地方，到处看得见除了做做样子赶黄牛维持秩序外，总也无所事事的警察。这里，也是闲散警察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

假日午场，是西门町电影的大热门。算一下就知道，一点钟那一场，十二点开始卖票，大家十一点出门，十二点前到票窗前排队，买到票还剩半个多小时刚好可以去吃中饭。三点那场呢？中午在家里吃过饭再出门，两点前来排队，看完电影五点左右，也刚好赴上晚饭时间。

戏院周围因应出现了许多让等电影开场的人方便吃饭的地方。国宾旁边有老山东拉面，武昌街口有鸭肉扁，汉口街有老黄焢肉饭，开封街上有赛门甜不辣。

看电影真不方便，所以看电影就不只是看电影。连带的，既然动辄花一整个下午才看得到一场电影，那电影似乎也就有了不一样的，严重一点的意义。

在那个时代的电影里，我们必然看到了自己生命时间的浪掷，因而不甘心电影看过了就从经验里溜走。我们讨论我们思考，继而我们梦想电影，要将投注在排队与在街头闲晃的时间，一起从电影里要回来。

[西门町] 留住眼前的电影

忏悔轻狂年少干过的一件事。

高中三年级，名义上当然已经离开校刊社，不管事也不能管事了。不过舍不得校刊社办那种天高皇帝远的感觉，常常回社里晃。晃着晃着发现学弟们对社办好像没有我们那种依赖，加上他们的公假数遭到缩减，所以社办冷清了许多。好吧，冷清无人管的空间，适合窝在里面K课本准备考试。

所以也就没有跟学弟们的编务脱节。一天，在新进来的稿子里发现了一篇李行导演的访问。快速浏览一下，编那个专栏的学弟靠过来，好奇地问：“觉得怎样？”我苦笑摇头：“糟透了，两千字，什么都没谈到，最糟的是连访问的气氛都没有！简直像是李行去帮《中央日报》写关于电影的社论一样。”

学弟也附和地讲了他对这篇访问的负面评价，你一言我一语，顺便聊了些对于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前途的看法。讲一讲我自告奋勇：“这样吧，我帮你们把稿子修一修，修得口语一点有趣一点，也让它至少篇幅看起来长一点，不然访问个大导演却那么没分量，难看啊！”

学弟表示求之不得。我把稿子拿回家，真就改了起来。改了一夜，天快亮了才完工，这一改，原本两千字的访问爆增成一万五千字。

只改语气不可能多加一万三千字出来。我手上又没有原来去访问李行的录音，这一万三千字大部分是我自己脑袋里想的，借访问稿放进想象中李行大导演的嘴巴中了。

造出来的内容有好几种。一种是我看原来稿子中李导谈话，有些可以进一步说明解释的。一种是我从别的地方读来，李导讲过的精彩的话，像是关于《秋决》，我简直不敢相信本来去访问的学弟竟然只字未提我心目中李导最杰出的作品。所以当然就挪用了李导多年来陆续讲《秋决》的内容，编成了一大段问答。还有一种，是我直接将我对电影的看法，假借李导的口气，放了进去。我记得最过瘾的，是一大段谈年轻后辈导演作品的，举王菊金的《六朝怪谈》为例，分析了新一代导演的优缺点。

稿子交回校刊社，心虚地将几个段落圈出来，请他们拿稿子给李导过目时，特别要取得李导的同意。之后，我开始专心准备第一次模拟考。一个多月后，校刊出刊，发现李导那篇访问，几乎完全照我编写的样子登了出来。

会不会是李导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精神看高中校刊的访问稿，稀里糊涂就让它过关了？我没有追问，因为我宁可相信，李导看过稿子，觉得我添增的部分，还蛮有道理的，放进去当他的意见，没什么错，也不丢脸。

那个时候，看电影、想电影成了高三勉强逃避联考压力最棒的选择。前两年，放学出校门，习惯性地沿重庆南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台北车站。那样的地理动线，注定了书店和书，是生活的依赖所在。升上高三，一起走重庆南路的同学，各自埋头准备考试，很难再一起耗两小时走到台北车站。我不想经历那种对照冷清，所以每次过了“总统府”，最常改转长沙街，穿过中华路后，就接到了西宁南路。西宁、成都、昆明到武昌，这几条街，走几步路就碰到电影院。平常非假日，下午五点那场不会有太多人，所以我可以散散地在各家戏院门口看看板看海报，遇到有兴趣的，就买票进去。

不过付了钱，心里常常就开始后悔。倒不是后悔没有回家或进图书馆K书，而是心疼电影院戏票那么贵，因而格外意识到重庆南路和西宁南路的差别。重庆南路上买到的，是可以保留收藏的财产，西门町买的，价钱比书昂贵，却两个小时后就化为无形，什么都没有了。

应该就是这种对照心态作用吧，那一阵子我总是困扰着努力着，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眼前闪逝的影像，两小时后不至于就必须承认钱花掉了。

我用一种留住财产的态度，看着电影；我用一种与书籍对照的方式，看着电影。我发现，最能够留住电影——印象与感受——的方法，就是尽量了解电影的逻辑、电影的道理。不只看电影本身，更想办法看透电影的内部，所有这些幻像是如何产生的，于是我就能在电影院中，得到了双重的满足，既满足于幻象，又思考追踪幻象的道理。像是个魔术的学徒看魔术，我不只享受被魔术魅惑的片刻悚然，还兴奋于自己似乎偷学到了魔术功夫。

而且这样看过的电影，神奇地就忘不了了。那是录像机都还未进入一般人生活的时代，更不必讲什么DVD或网络下载了。没有方法可以保存电影来随时重看温习，电影演完就是演完了，再看一次就要再付一张门票钱；而且，电影下片了就是下片了，你只能等待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在电视上偶然和旧片重逢相遇，而就连电视排什么样的旧片，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保存电影唯一的方式，只有记忆。记忆电影，对我而言，只有一种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假想眼前看的电影，是我自己拍的，或至少是我有可能去拍的。那开场的大远景，啊！必须将镜头用吊车拉上去；那制造吓人效果的音乐，一定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那让人流泪的对话，当然要逼着演员的脸拍……想着想着，也就记得了，同时生出许多对于电影的意见，真的以为自己和李行那样的老牌大导演，有着某种神灵交会。真的这样以为。

[敦化北路] 白色悬浮的梦幻图书馆

认真回想，高中三年，我竟然完全没有进过学校的图书馆，也就对建中图书馆内部没有一点印象。

图书馆的一边，是学校围墙边老旧的侨生宿舍，我进去过，对他们简陋的居住环境留下清楚记忆。图书馆的另一边，是科学馆。我记得高一时在那里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众多青蛙的生命在我们面前活生生被剥夺了，而且过程中有着许多不愉快的联想。青蛙被麻醉了，然后用大头针张开四肢钉在板子上，像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样的姿势。我不是教徒，然而我刚看了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里面那个宣扬爱与自由的耶稣让我着迷，自然连带讨厌、痛恨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青蛙的皮肤被剪开，接着肌肉被翻起来，露出里面的内脏，老师还要我们看那明显还在跳动的心脏。注定在我们眼前走向死亡的青蛙，心脏每跳一下就少一下，每一跳都像是抗议与控诉。解剖该做的都做了，该看的都看了，有同学竟然就将青蛙放进烧杯里煮了，还大胆地吃了一口煮熟的蛙腿。过早就有太多生命哲学思考的我，愣在座位上想着，这对于生命的轻蔑多么惊人。

高二以后，换成去科学馆做化学实验，我几乎都窝在校刊社请公假逃掉了。不过倒常常去科学馆地下室的餐厅，早上买一个夹蛋或肉松的馒头，五块钱；中午则去买自助餐，配一大锅浮着几片菜叶的汤。读到朱天心的小说，应该是《大学生关琳的日记》吧，里面讲到女主角穷得没办法，厚起脸皮在学校餐厅死命捞汤底的菜来配饭。我一时好奇，学着捞捞看，发现那么大的锅，那么圆的勺子，那么稀疏的菜叶，要想捞满满一碗菜叶，还真需要很大的勇气，在锅旁站上许多时间呢！仔细捞过了，也才晓得，汤里原来放的是高丽菜，另外还有一点点（一颗？）西红柿。

这些我都记得，就是不记得图书馆，跟图书馆彻底无缘，一次都不曾动念想进去看看图书馆长什么样子，又有些什么书。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书，而是生活里已经有其他更有趣更迷人的接近书的管道。

如果要看新书，要享受亲近书及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翻阅的乐趣，我去重庆南路的书店。如果想把书带回家慢慢读，有钱时当然买书，没钱时，我就去行天宫图书馆。

行天宫图书馆在敦化北路的巷子里，又是一个搬到民生社区后进入我生活的新奇地方。白色的四层建筑物，设有开阔宽敞的阅览室，大方地对外免费开放。更吸引人的，阅览室竟然还有冷气，天热时真的不时会开；更吸引人的，新开的图书馆知道的人不多；更吸引人的，男生女生可以坐在相邻的桌上读书。

初中三年级下学期，我就发现了行天宫图书馆，在阅览室度过了最无聊难耐、苦读课本的时光。必须承认，在有别的大小年纪女生进出的空间，没事可以抬头看看左右女生的侧脸模样，而且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其他可以进一步“肖想”的，对于准备联考，还真有帮助。那一张张或远或近、浮显在眼前的俏丽面容，加上一点点对于俏丽面容主人的有限想象，调剂了背课文背公式的单调，让我能够坐得住坐得久。

考完高中联考，散步时又回到行天宫图书馆，发现整个馆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我信步进到入门左侧的借书处，眼前是一排排像药柜般的卡片架。打开来，每一格都放了厚厚一叠卡片，每张卡片代表一本藏书。

反正是最悠闲的一个夏天，柜台小姐在冷气吹拂中，陷入半昏迷状态，我觉得很安全很自在，就慢慢寻找理解这些卡片的道理。墙上有一个大大的表，写着“杜威分类法”，我以为那应该就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到过中国访问的杜威，他真厉害，还发明了把所有书籍分类的方法。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此杜威非彼杜威，图书馆分类的那个杜威，曾经是跟爱迪生齐名的发明家，我们现在办公室里无处不在的资料夹，就是他的伟大发明之一。资料夹让大量纸张有去处有办法找，而且巧妙地使纸张能够立起来收藏，节省大量空间。

看来看去，对照墙上的表，和柜中的卡片，我很快就发现，十进制分类法中，以8字开头，尤其830附近的书籍，对我有着最大的吸引力。而且多么巧，那个分项刚好也是图书馆里卡片最多的部分。

找出了道理，卡片就活了起来，一张连一张，攀亲带故，彼此呼应。前一本是我知道我读过的，那么后一本我不知道、没读过的，就格外引人好奇。我迫不及待动用了早就办了的借书证，填上两本书的号码和书名，客客气气交给柜台小姐。小姐抬头看我一眼，问：“只有这两本书想看？”怎么可能！我直觉地反应：“不是一次只能借两本？”小姐说：“填五本吧，这样万一单上的书被借走了，不用再把单送出来让你重填。”

原来如此。从那天起，有一两年的时间，我每天搭〇东放学时，总是提前在台北学苑站下车，穿过宽阔的敦化北路林荫大道，进到行天宫图书馆，从书包里拿出两本书和一张借书单，还书同时借书。借书单送进去，等待的时间，我就翻查卡片，写明天的借书单。我的书包里几乎随时都有两本贴了行天宫图书馆标签的书。带到学校，下课读、上课也读，设定应该要在放学前读完。如果没有读完，公交车就直接搭回公教住宅站，取消从图书馆走回家的舒服散步，算是某种惩罚吧！

就这样，那两年中我大量读书，尤其读了不会想在书店里买的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遇到这样一座图书馆，我还有可能读那么多杂书吗？更难想象，如果没有读那些数量庞大的杂书，我人生的道路有其他的选择，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敦化北路] 挤满文学意义的小巷

行天宫图书馆所在的那条巷子，一进去有一家卖米粉汤的小店，小店旁挂着标示地址的铁牌。我偶然抬头一看，吓了一跳，我认识这条敦化北路巷子的号码。前一阵子，姐姐在书店买了一本《皇冠》杂志，杂志里刚好有一项周年庆有奖问答，其中一个题目问：“《皇冠》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是什么？”我高兴地反应：“自由女神像！”陈铭藩办的《爱书人》杂志，有专栏介绍各种老牌杂志的创刊号，我看过那里翻拍出《皇冠》创刊号封面。这样一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答案，竟然真的赚得了免费订阅一年《皇冠》的奖品。而当时把写有答案的明信片寄出去时，上面写的就是这条巷子的地址。

怀着兴奋心情，我越过行天宫图书馆继续走下去，眼前果然出现了一栋楼，墙壁上挂着“皇冠”两个大字。原来这里就是“皇冠”的总部。我在花莲堂姐家看到忘记要吃饭的四大册《微曦》，冯冯的苦难自传小说，是从这里发行出去的。先在电视上看了陆广皓（看到他老是让我联想起革命志士陆皓东）演的关八爷，而去书店找来熬夜读的《狂风沙》也是。还有我书包里正躺着的一本从图书馆借出的奇书——《蒋碧薇回忆录》，也是。

《蒋碧薇回忆录》的分量不比《微曦》或《狂风沙》轻，然而书中基本上只讲一件事——蒋碧薇和张道藩的中年恋情。反反复复的生活细节，没有戏剧情节推进，照理讲应该很难吸引像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读者。可是好怪，我竟然就厌不烦地一页页读下去，读完第一册再去换借第二册。那段阅读经验，不只在读书，还一直不断对自己质疑，为什么我会想继续读这样的书？爱读这样的书，显示我是个怎样正常或不正常的人吗？

我当然不敢走进“皇冠”的大门，甚至连走到门口都觉得有压力。到“皇冠”隔壁，一间不起眼的小矮房前就停了，停了半分钟吧，看着“皇冠”的楼房，想象里面必然数量庞大的书籍，以及必然浓厚的印刷油墨气味。半分钟后，转身回到行天宫图书馆继续读我的《蒋碧薇回忆录》。

夏天过完后，我在一个多风的日子进到建中注册。注册流程的最后一站，是缴交校刊费用。别人几乎都在那张不起眼的桌前问：“可以不缴吗？”得到的答案是：“一定要缴才能完成注册。”只有我到了桌前问的是：“要怎样参加校刊社？”得来的是桌后学长睥睨的眼光，懒洋洋地回答：“我们学校只有‘建青社’，没有‘校刊社’。要参加建青社，就到社办报名啊！”

真是个骄傲的社团。注完册，外面有一排摊位，各种社团的海报在风中被吹得颇有些狼狈模样。一路看过去，努力招揽新生的社团里，果然没有建青社。走了一圈，出于现在自己一点都不记得的理由，我报名了慈幼社。

不记得当时报名慈幼社的心情，主要是因为后来的其他经验记忆搀杂进来严重干扰。当时的社长林本炫，后来成了台湾重要的宗教社会学者，多年来经常碰面，他后来的学者模样，干扰了在我记忆中，他高中时充满爱心的社长风格。更重要的，慈幼社两位跟我交往最密切的学长，影响我更大的反而是在文学活动方面。

刚参加慈幼社，下课后在一间还被秋阳晒得闷热的教室，听社长讲了一番介绍忠义育幼院的话后，突然有人拍拍我肩膀，问：“你就是李明骏吗？你是不是寄了一篇稿子给《三三集刊》？”我吓了一大跳，这个笑起来很温和的学长，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我的稿子是偷偷寄的，连家人都不知道，也没有被登出来啊！

学长还是温和地笑着：“本来以为你应该会去参加建青社，没想到你也来了慈幼社。”学长解释，他也喜欢写作，试写过一篇小说，看到书店里的《三三集刊》好看，就寄了稿子去，因此认识了《三三集刊》的人。大家聚会讲起来，说有一个男孩寄了一篇像小说又像散文的《廊风》给《三三集刊》，“集刊”没有登，但朱天文给男孩写了信，一来一往知道了他刚考上建中。

是的，那个男孩就是刚刚开始做文学梦的我。那篇《廊风》，就是我在淡水线浪游，对着观音山的坟堆思考生命的结果，写的是对一个虚构的早逝女孩的悲苦思念。感情浮滥、文字浓烈，一看就是矫情的习作吧！不过一起编《三三集刊》的成员朱天文，却认真正式地回了我一封鼓励的信，信中有一句“青春是最大的奢侈”，应该就是对于我那堆砌的文辞与感情的温厚评论与建议吧！

学长接着问：“星期六下午，‘小三三’有聚会，来吗？”我迟疑一下，想还是该弄清楚：“我可以去？”“当然可以，大家就是轻松聊一聊啊！”“我记得《三三集刊》在景美……”“喔，星期六下午是在敦化北路，‘皇冠’在哪里你知道吗？聚会就在‘皇冠’的隔壁……”

我当然知道“皇冠”！怎么可能这么巧！学长告诉我的地方，星期六下午过去一看，就是夏天时我停下脚步看“皇冠”楼房的那里。原来“皇冠”盖了新楼，留了一小间旧屋当仓库。屋里有闲空间，《三三集刊》由“皇冠”代理出版发行，所以顺便就将闲空间借“三三”用了。

那条短短的巷子，距离民生东路新家十分钟步程，塞挤了三个我文学启蒙的关键。空间决定了我不可能拒绝接近“三三”的机会，决定了我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旧文学书籍，决定了我能够实际看到文学的光华。那一栋靠文学一字一字堆砌起来的坚实楼房，象征性地昂立在我年少易感易兴奋的眼光中。

[中部横贯公路] 迟来的阳光之歌

那是在洛韶，我几乎一夜没睡。房间里没有一点灯火，其他铺位隐隐约约传来沉沉的呼吸声。或许有人打呼了，但我不能确定，因为耳朵里满满是立雾溪的水声。

房间窗户是开着的，我从上铺坐起来，外面也都没有光，显然整座山庄切断了主要电源，只看到完全的黑，不过却是浓淡不一、块块拼接起来的黑。我努力睁大眼睛辨识，淡一点的那块，应该是天空，开始变浓的交界处，也许是棱线的树梢。最浓的，是河谷对岸一丛丛攀生在斜坡上的树。仿佛还看得出枝叶茂密一点的树，树影是泼墨般浑然一片，旁边陪衬了细密点状组构成的另一种黑，没有那么茂密的树吧！我还试图分辨树影是否有被风拂吹过动摇的迹象，这块黑和那块黑暧昧游移着它们的边界……

看不到谷底的溪流，然而溪流就在我身边，比任何看得到的东西更明白明确。我脑袋中浮现“眼见为凭”四个字，愉悦地在心中否定了这成语的效力。不见得要“眼见”才能“为凭”，立雾溪以其丰沛的夏季水量，滔滔发响，流过我身边，那哗哗然泠泠然落落然不断变化的声音，包围着我，用不容一点点怀疑的姿态，伸张证明了它的存在，和时间一样不容怀疑、不容轻忽的存在。

那是个诗意的夏天。我离开了台北的燠热，在中横山林里躲了整整十天。像个偏执狂般，我报名了两个梯次的中横健行自强活动，一个梯次从梨山走到武陵农场，另一个梯次再从武陵农场走到花莲。

死党们只愿意跟我报梨山那个梯次，他们都觉得十天太多太神经了。都是中横，而且都是早上背起背包出发，一直走到傍晚，干吗要走十天？没人陪我，我还是坚持要去，心里还有点悲壮的情绪——“你们都不去更好，我可以一个人孤独安静地走，孤独安静地跟我的诗在一起。”

孤独、走路、深山、一条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路，这些都是我少年时认定跟诗有关、最浪漫的元素。

当然，我不可能真正孤独。“救国团”安排的自强活动热闹得很。早上要读训，晚上有晚会，中间还穿插各式各样的比赛，所有行动以小队为单位，不准脱队。更糟的是，在那个计较学历文凭的时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念建中的，就是会被选上当小队长。小队长要整队要点名，有时还要充英雄抢先帮队上的女生背背包。

两个梯次，我都当了小队长，也都尽量合群地参加了所有团体活动，除了不那么热心和最漂亮的女生接近，宁可跟别的男生并肩走，或去陪伴队上看起来外表最不起眼的女生之外，看起来就像个跟别人一样的高中男生。

然而，我偷偷想象着自己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身份，那就是诗的学徒。这是我给自己选择的训练场，大自然，天与云与高山与溪涧，是教室也是考题也是老师。漫长的健行过程中，总有安静下来单纯走路的时刻，我就自觉地从平庸的高中生身份脱离开来，在没有其他人察觉的情况下，进入我的神秘角色里。

光是这样想象地穿透在现实与诗意空间中，犹如魔术般变换身份，就够让我感觉到戏剧性的兴奋了。最常是下午，睡过午觉醒来，整队重新上路，阳光烈烈逼着大家紧挨着山壁边求一点阴影，上午的疲累还未消散，下午的精神仍然有待被唤醒。那是话最少的时段，而且只要走进阳光中，就可以避开小队的其他人，别人不会想晒太阳的。

其实，那样的阳光很好，热中带有凉凉的风，像是一个坏脾气的人老去了，不免还是会有自己都收束不住的仁慈流露出来。我想起痖弦诗里用的“老太阳”，太阳也是会有年纪的，或者说，诗帮助我们感受到太阳的年纪。

太阳老了

光阴暗了

时间慢慢地锈蚀了它的机器

像是卷错了速度的影片

一切突然变得温吞

就连杀人的刀举起来

都缺乏了威胁

我们相信

在刀落下来前

还有空当好好抽根烟

我抬头看着太阳，一边在脑中记录这样浮现出的句子。接着分歧的课题同时涌来，让我有点错乱慌张。是应该追索着抽烟的想法，锻炼下一个句子，还是应该先记录抬头眼中出现的层叠巨木所创造的感受？想了一下，挺挺胸，该试试更难的挑战的，烟与巨木，没有理由必定要分开，不是吗？

所有的树叶

都化成了烟

他们渴望风一般的翅翼

所以总是摆出朝上的姿态。

有一天

风来了将他们统统化为上升的烟

山谷里飘满了绿色的雾

每一棵树都是一根根绿色的烟

而山，就是那群聚的巨人

一起在抽烟，谈着

谈什么呢？

谈太阳老了

光阴暗了

时间慢慢地锈蚀了它的机器……

我得意极了，通过了一道诗的考题，得到一些可以当作诗的草稿的句子。再下来，大自然给的下一道题目，是跳跃在溪水上的粼光。我离开纵列的队伍，走在靠溪的那边，正要开始想我的明喻与暗喻时，队上一个成功高中的男生靠了过来，冲着我说：“你有没有觉得第六小队的女生最漂亮？”瞬间，像是听到午夜钟声的灰姑娘，我从诗的学徒又变回了无趣无聊的高中生，勉强回答：“有吗？我没有特别注意……”成功的男生还要补一句：“我明明看你老是往她们那边看……”

还好，夜里，溪水自己来找我，把我唤醒，让我在别人的黑梦中，听见下午的细碎晃漾阳光。是的，我听到，听到溪在歌唱，唱一首迟来的阳光之歌。

[重庆南路] 逃避平庸无聊的方法

固定的程序是这样的，三点五十分下课钟响，收了书包戴上帽子，在教室外的走廊晃个几分钟，等散在不同班级的死党们聚齐，然后出发。一出校门，就把头上的圆盘帽拿下来，放在手上捏啊捏，反正就是不能让它恢复原本中规中矩的模样。如果是春秋两季，还可以把夹克脱下来，拎背着。那时候我们都爱看《荒野大镖客》里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尤其喜欢他身上的大斗篷，和嘴角永远咬着的烟卷。我们当然不可能大胆到穿着制服在街上抽烟，但有夹克披在肩上，至少有点自己想象的风沙江湖味道。

那时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别像个高中生，别感觉到自己是个高中生，能够跟其他生命形态扯上关系，就算再勉强再边缘，都好过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高中生。

越过南海路，进入植物园。绕大小两个荷花池走，我们的左边是历史博物馆砖红色的高墙，池的尽头有一座小凉亭，右转看到一排高大而且树皮永远发着耀眼金光的南洋杉，就可以走出博爱路的侧门。从博爱路右转爱国西路，然后再左转，就到了重庆南路。这一路空间都是开阔的，车辆稀少，人行道平整宽大，不只适合闲散走路，还可以让我们自在地追逐打闹，高声冒出一些脏话，也没有别人会被冒犯。

不过上了重庆南路就不一样了，眼前的建筑物是法院，背景上更突出的是“总统府”。虽然明知我们的行为就算违反校规，也不至于跟法院有什么干涉，却还是不免避忌地放低音量和减少夸张的打闹动作。更不自在的是我们的步行速度，通常都会开始放慢一点，因为走到法院前约莫是四点二十分左右，北一女刚响了听来刺耳的下课号角声，绿制服的女生们还没出来。等我们磨磨蹭蹭晃到贵阳街口，北一女放学的人大量涌出，我们自虐地让自己混在大群绿衣黑裙间，感受更强烈的尴尬与窘迫，于是脚底不自觉在“总统府”前加快了速度。

真的完全没有要干吗，不是为了要去跟女校学生搭讪，甚至也不是简单地去“看女生”。那样被几百个女生夹着走的状态下，也根本看不到什么。只是在那青涩的岁月中，尴尬、窘迫都成了生命中的正面价值，让生活没有那么想当然耳，没有那么行礼如仪。什么都比“正常”的高中生好，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自己如此平庸无聊。

抱持着这样的心情，我们继续往前走，走经老台湾银行，有时候边门会开着，刚好看到行员们将一箱箱破旧的纸币从车上抬进去。一个行员回答过我们好奇的询问：“这里是所有钞票最后的终结。各地收到不堪流通的破旧钞票，都要送来这里统一销毁。那每一箱，如果装的是一百元钞票，就是一百万元。”

我们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彼此讨论，如何从里面偷出一箱钞票，再脏再臭都没关系，然后开始想象，如果有了一百万可以干吗？其实我们对于财富的想象力，极其有限，所以这话题讲不了太久，就必须放弃了。还好我们也走过衡阳路口了，眼前有了一家又一家连绵展开的书店。

一过衡阳路，我们必定要进去的书店，是“中华书局”。没什么别的道理，因为“中华书局”没有摆放任何想象中高中生应该有兴趣读的书。那是一家从大陆搬过来的老书店，时间好像在书店里冻结住了，或许该说书店里的人似乎决定要忽略时间的变化，以此来怀念遗留在海峡对岸的故土。和“中华”一样冻结在时间里的老书店还不少呢，同样在重庆南路上的，就有“世界”“商务”，不远处还有“东华”“开明”等等。他们的墙上摆满了都是大陆时期就出了的书，还得减除当年政治敏感、判断不宜的部分，包括作者留在大陆的，也包括对国民党、对中国文化不够友善崇拜的。如此一来，书单书架上留下来的，就只能是古书古籍了。

像是“中华”，一进门，最抢眼的是一大面《四库备要》丛书。这些书用美丽工整的仿宋字统一重排，都是中国古典的重要著作。我们曾经去过中研院，参观胡适纪念馆，保留下来的胡适故居书房里，有一个木头书柜就是专门用来收《四库备要》的，而且我们靠近贴着看，发现柜中几乎每一本书，都夹插了小纸条，显然胡适先生都读过了！令人惊讶，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因为那一套书完全没有标点，我们读来多么吃力而缓慢。

到我们念高中时，能够读古书古文的人，都已经凋零寥落了，那么像“中华”这样的老书店要如何支持下去？意外地，就在“中华”门口的书摊上，翻读当时地位暧昧的党外杂志，里面刚好就有一篇文章“揭露”了“教育部”教科书的黑幕。原来有几十家这种“特权书店”挂名在中小学课本的“总经销”名目下，不需费什么力气，每年就能坐享“经销”课本产生的庞大利益！我看看文章，再回头瞧了瞧被点名的“中华”，想想竟然是我每学期缴的课本费，帮忙维持了这样古书古籍寂寞满屋的局面。突然，我心里非但没有愤慨，反而生出一点庆幸与安慰来。

虽然绕了好些弯，毕竟我们和这如此异地异时情趣的事物，有了明确关系。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摆脱无聊高中生身份的理由，因而庆幸，因而得到安慰。

[重庆南路] 在惊愕中成长

高中一年级，第一次到学校办完注册手续，回到家，将带去注册剩下来的钱交还给爸爸。爸爸郑重其事地从中间抽出五张一百元钞票，正式告知我，过去每个月两百元的零用钱，从那天开始，增加为五百元。

如果没有重庆南路，没有放学散步经过重庆南路的习惯，我想这样的零用钱额度，应该会让我高中三年过得很不错吧！反正每天吃饭有便当，学校费用可以另外支领，就只剩下每张六十元的公交车月票固定要从零用钱里支付了。每天到餐厅多买一个馒头夹蛋不过十元，看一场电影学生票也才七十元吧。

但是却存在着重庆南路，和重庆南路所有的诱惑。应该这样说吧！重庆南路是我人生经济学的第一课，让我开始清楚意识到要用有限资源去追逐无穷欲望的痛苦，以及思考应付这种痛苦需要的智慧。

重庆南路是一整排的书店与书摊。在那个还没有金石堂和诚品的时代，我们不是逛书店，而是逛书街，从这家书店走出来，马上再走进另一家书店。有些是像“中华”“世界”“商务”那样的老字号，店里卖的都是自家出的书，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可是也有像“建宏”“三民”“文化”“大中国”等综合书店，店里同时陈列许多不同出版社的最新出版品。

逛书街最大的麻烦是，你喜爱但舍不得买或买不起的书，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在不同的书店里，反复考验你的抗拒能力。比如说传记文学出版了刘绍铭等人合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教授原来用英文写的大部头作品，里面讲鲁迅讲老舍讲钱锺书，都是留在大陆的作家，是我们无缘接触的，但至少可以透过夏志清的叙述，知道他们究竟写了什么样的东西。里面还有一大章讲张爱玲，我正在热情耽读的作家，夏志清讲得眉飞色舞，好看极了。先在文化图书公司翻到了这本书，一看，厚厚一本定价超过一百元，实在买不下手。站在书架前读了一段，悻悻然将书摆回去，走出来。到了隔壁宏业书局，跳入眼中的，赫然又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口袋里的钱，不会因为从“文化”走到“宏业”就突然变多了，但被逗引起的渴望却倍数增加。勉强忍住，再往前走，弯进店面最宽广的建宏书局，没走两步，自己悲凉地叹息了，还是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浅褐色的封面在架上招着招着！

老是觉得穷，觉得钱不够花。因为重庆南路教我们体会到人生最早的财产满足，书是一个十几岁少年唯一能够拥有、累积的明确财产。书店里那些财产一字排开光溜溜地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展示着，然而我们能带回家的，却那么少又那么有限。

家中其他东西都是爸爸妈妈的，或家人共有的。只有书，我们自己选中买下搬回去的书，是我们的，伸张着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独特地位，因而书的多寡也就似乎直接象征了我们生命的厚薄程度。

走在重庆南路上，从一家书店换到另一家书店的空当，我们谈论着如何克服有限资源与无穷欲望的巨大落差。最简单的答案当然在对话中浮现出来——有办法不付钱就把书“拿”出来吗？我们宽大的夹克，或是吊在大腿边的破烂书包，可以掩护我们将书“拿”出来吗？需要什么样的快手技术，才能瞒过店员的眼光呢？几个人应该怎样互相配合阻挡店员视线呢？万一，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想了很多，谈了很多，也模拟想象了很多，但最后一个问题：“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得不到可以说服人安心的答案，那么其他想的谈的模拟想象的，也就都没有意义没有用了。我们不敢。

正因为不敢，这个话题就成了我们那段时间的执迷。讲来讲去，不晓得是谁，用了应该称为“逆向思考”的原则，找出了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兴奋的办法。“我们不要偷书，但我们可以进到书店，故意装作好像是偷书贼一样。晃来晃去，故意把手伸进夹克里，故意好像腋下夹了东西似的，故意没事翻一翻书包，故意把手放入书包中店员一定会过来查我们的夹克和书包，我们说没偷书，他们一定不信，我们就说：‘如果没查到你们的书怎么办？可以给你们搜，但没搜到你们要负责！’他们当然查不出什么来，那我们就大声嚷嚷要他们赔：‘叫警察来！诬赖建中学生是偷书贼！’”

这真是个好主意！或许店家不好意思，会送我们书表示歉意，或许下次看到我们，他们再也不敢盯着我们看，我们轻轻松松就可以把书“拿”出来了。主意好到我们马上付诸实行，就近找了一家我们知道店员最多看得最紧的书店，大家分头进行假装偷书的把戏。几分钟后，我们的演技显然奏效了，突然之间，店里三个店员同时起身靠近我们……

他们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拉住我们的书包，然后就将我们用力朝店门外拉，毫不犹豫地拉向店旁边的暗巷中。唯一一个大概因为演技太烂而没有被拉扯的同学，慌张大叫，可是并没有引起旁人太多的关心。在暗巷中我们原本准备好的说词与威胁毫无用处，一个个书包被那几个恶煞翻倒过来，我放在书包里的手表重重敲在水泥地上，玻璃壳碎裂开来。没有偷来的书，那三个人非但没有丝毫歉意，还好像因此更恨我们，更想揍我们一顿。

唉，少年想象的大人世界，总是少了那么一点没有提防到的现实，让少年惊愕，在惊愕中成长。

[民生社区] 篮球大梦

考完高中联考的那个暑假，清晨天还没亮，就赶忙起床，抱着篮球出门去。

家刚搬到民生社区，旁边巷口拐个弯，竟然就有一个篮球场，更惊人的是，篮框上竟然还挂有篮网，空心球投进去，会发出很过瘾的“刷”一声。

那是琼斯杯开办的第一年，也是我看篮球看得最多的一年。

搬到新家后，不管离高中联考只剩半年，还是花了好多时间探索周围环境。那个环境里有太多不可思议。

机场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公交车进出绕行外，从家里散步过去，差不多十分钟就到了。半圆弧形的建筑是民航局，对着一片长方形的水池，池里有变化的喷水图样，池缘用整整齐齐的石板砌成。外围有一年四季不停开放的花，还有修剪得干干净净的树篱。那样的景色，不输要买门票才能入园的荣星花园。

而且，机场不像原来想的那样戒备森严，没事不搭飞机的人也可以进去，不会被盘问，不会被赶出来。机场进门就有一个长条柜台，每个人坐在高脚椅上喝咖啡。二姐带头，我们鼓起勇气到那个充满咖啡香的角落，吃了一顿早餐，咖啡、果汁、吐司加小碟子里一坨“阿罗利奶油”。坐了两个小时，坐到悬空的腿发麻，还花掉半个月的零用钱，然而，感觉真好！

民生社区里的巷子，都不太像巷子。两边种了树，树叶到秋天还会变色，很有一种台北少见的季节感。最美的一条巷子朝南走，尽头处是长春路，一个干冷的冬夜我们远远就被一团白烟吸引，靠过去看，是家卖红豆汤的小店，热呼呼的红豆汤里加入了适量的软揉汤圆，半溶化的汤圆将深红的汤弄得格外浓稠，而且汤本身入口即化，美妙极了。

绕过边上的小路，眼前就是中华体育馆巍巍站立。这就是平常我们看电视转播中正杯、自由杯篮球赛的地方。飞驼、裕隆、公卖局、国泰、亚东、南亚这些队伍就在这里厮杀争霸。真难想象，中华体育馆和机场一样，也在走路可以轻易到达的范围内。

有球赛的夜晚，体育场的几个入口处会放射出白花花的光亮。那光好像脱离建筑物，自己冒出来，再看一眼，却又好像朝后退去的、会动的漩涡，把人不由自主吸过去。然后就会听到声音，各式各样嘈哗的人声。

手上有点钱，就自然靠过去贴在买票队伍的尾巴。就算知道赛程，也会装作不在意地问前面的人：“今天谁对谁？”一方面是让自己身上沾染点老球迷什么球都看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借此跟人家搭讪。球队名称端出来，就可以开始聊球员聊教练，打发排队时间。

那是吴建国还在打中锋的年代，裕隆队的后卫是钱一飞，裕隆的死对头是飞驼。那还是两个家族称霸篮坛的年代。程伟、程嘉宝、程官宝、程禾宝，他们是一家兄弟。程伟最高，可是他跟后来NBA出现的巨怪奥尼尔一样，不会罚球。我曾经在中华体育馆和电视机前仔细反复看程伟投篮的动作，确定了他之所以罚球罚不准，是因为他不会用手腕，他的手腕跟石头一样硬。所以后来看到奥尼尔打球，我嘴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家伙没有手腕……”

另外一对兄弟，是洪浚哲和洪浚正。程家兄弟都够高，个个一米九以上，洪家兄弟却是一般矮，都“号称一八〇”。可是他们在场上却能切能投，轻易主宰战局。

那年，洪浚正转往美国发展，在NCAA的第二级学校惠德学院打后卫。那已经是台湾球员空前了不起的成就了。电视台特别做了一个专辑，介绍他的篮球生涯。有个画面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洪浚正灵巧地运着球爬基隆中正公园长长的石阶，两手交换将球拍在窄窄的石阶上，双脚快速登梯，竟然没有一点闪失。旁白说，他小时候每天清晨起来在中正公园的阶梯上苦练运球，才练出那样一身本事来。除了运球上下阶梯，他每天还要投篮至少三百次，练出神射本领来。

清晨苦练，这是个迷人的概念。在别人起床之前，篮球场是我一个人的，我可以自己安排先左右运球各跑三圈，然后练跳投、练上篮，然后想象球赛当中需要用到的特殊技能，反复演习。

从底线空手跑出来，到罚球线边四十五度角接球立刻急停刹车跳投。从罚球圈顶向右运球朝底线，在被逼向死角前突然转向篮框擦板跳投。同样从罚球圈向右运球朝底线走，突然加速沿着底线往篮下闯，右手运球过了篮框起跳改以左手勾射擦板。快攻三角短传到禁区边，对方球员回防堵住了切入的路径，临时改成骑马射箭的方式行进中出手。还是行进间突然背后换手运球，假动作晃过防守者，稳稳跳投。

这都是从球场跟电视上看来，洪氏兄弟的招数。我一次次反复地练，仿佛自己的身影就跟洪浚正叠在一起了，有一种特别的满足。

一直到天色大亮，别人陆陆续续拍着球进到球场。凑足四个，就开始斗牛。多来两个，就打三对三。八个就换全场。很快地，想象中的洪浚正不见了，无论怎么努力预想准备，就是找不到对的时机用上我苦练的招式，只有拿不到球满场跑来跑去的空脚步，运球一不小心运到别人手里，或者失去准头的球怎么样也不肯飞进篮框里。

擦擦汗，十几岁的生命不会承认梦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更不会颓然放弃篮球梦，只会咬咬牙想：明天还要起得更早，练得更多。

[台北棒球场] 世界在另一边

神奇的夜晚，小巷子暗忽忽的，只有几盏远隔的路灯亮光，勉强对抗着满满的黑，都市住家的民生社区不像原来住的双城街，有那么多店家招牌，感觉格外静寂。可是穿过一片残留着各式腥味的市场后，却像破晓般，一寸寸迎向柔柔的光晕。光晕浮托着一大块蛋糕状的建筑，那是正在进行篮球比赛的中华体育馆。循着光晕的指示继续往前走，突然之间，在中华体育馆背后升起更高更白更显眼的光芒，一根后面接着一根，后头的光簇拥着前头的光，好美的一片光点光线光面构成的如花的图案。那是台北市立棒球场全开的夜间灯光。

本来遥远到总是透过电视转播才能看到的地方，竟然就在简单信步可以走到的距离中。小学迷棒球时，心中有清楚的梦想排行。排行第一名，成为一个像许金木那样的英雄投手。第二名，不管打什么位置，只要能成为中华少棒队的一员，从远东区选拔赛一路打到美国威廉波特去。第三名，不然就化身成为电视镜头里，那些可以在威廉波特挥舞旗帜，亲眼目睹中华队收拾美国队——管他美东美西美南美北——拿到“世界冠军”的观众。第四名，如果出不了岛，那就到棒球场看中华队打日本队。第五名，半夜起来看越洋卫星转播时，妈妈好心卤了一大锅鸡脚，让我们可以从第一局啃到第六局。

梦想排行前三名，唉，用膝盖想也知道实现不了，连想欺骗自己都没那么容易。第五名最接近现实，不过却没有什么值得拿去跟同学炫耀的分量。算来算去，真正热切期待的，是第四名。

整个小学时代，去过市立棒球场两次，两次都靠一位家里开杂货店的好心同学。他们家有一辆车，他爸爸愿意开车载我们去看球。第一次去，难得远东区少棒赛轮到在台北打。同学的爸爸晓得对日本的比赛，一定买不到票，给我们两个选择——看中华队打菲律宾，还是打印尼。我们三个人讨论了一下，这两场都是稳赢的，印尼好像比菲律宾还弱，或许可以看到比较多全垒打。

没想到大失策。对上中华队的前一天，印尼队爆出冷门，竟然只以二比五输给日本队。我们照预定在赛前一个小时到球场，哇，只看到满满的人头，连售票处在哪里，排队人龙的尾巴在哪里，都找不到。我们的车甚至没有真正停下来，就掉头回去了。

为了弥补我们，夏天过后，秋天上场的第一个锦标赛，应该是蒋公诞辰那几天打的“中正杯”吧，同学的爸爸又出动了车子载我们去。这回顺利买了票，进到了外野的座位，完完整整看了一场球。但是，现场看球还真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啊！

从头看到尾，我们都没搞清楚究竟是哪两队在比赛。没有我们习惯的电视播报在讲话，而且从外野看，投手怎么投，打者怎么打，都不像电视上那么清楚。这真的是棒球赛吗？比起电视上看的，现场的好模糊、好虚假。

回程路上，我们三人都不太知道该讲什么，各自瞪着身边一箱箱的黄酒发呆。同学家的车，是载货的货车，我们坐在棚子遮盖的后车厢，屁股震得好痛，而且闷热得一路汗如雨下。

遥远的棒球场，不再遥远了。我经常走过没有球赛、空无人影的棒球场。很奇怪的感觉，好像闯入了棒球场的私密情境里，也因此跟棒球场有了一份特殊的亲近。露天的棒球场，和有屋顶密密实实盖满的体育馆，很不一样。体育馆的空间隔离在墙里，棒球场的空间，却总是摊现在宽广的天空下。

没有比赛时，我完全不会想去靠近体育馆，可是没有比赛的棒球场，却对我有着绝大的吸引力。最接近体育场那边，有一扇铁栅门用一条长长的铁链扣着，稍稍用力推一下，太长的铁链会让出一段够让我钻进去的缝隙。然后球员休息室旁边有一个开口，可以直接走进球场去。

这样溜进去，马上就到了右外野。那时刚读了杨牧写的《浪漫的右外野》，心中浮现他描写的那个孤单单守着右外野的家伙，球要么不会打到右外野，要么打到右外野的他也接不到。人家内野热闹地叫来叫去，他也听不清楚在叫些什么。闲得发荒，他甚至想坐下来，拔一根草咬在嘴里，想自己的事。

我是想着自己。想自己在一个完全空阔的球场，比杨牧笔下的那家伙更孤寂。我甚至没有一场可以感觉到疏离的比赛。我真的坐下来，总是有点潮潮凉凉的外野草地，真的拔了一根苦苦的杂草咬在嘴里。望着看台，望着内野，想象真有一场球赛在进行，大家都是为了球赛进来，只有我，格格不入，跟球赛，跟这个世界。

可是，也只有我，才真正拥有这座球场。溜进球场里，就是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是我的，只有我看到、理解的深沉安静的球场，整个球场和我在一起，只和我在一起。

我索性在右外野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天空压在我眼皮上，好像本来的距离消失了。连这片天空，都是我自己的。这里，是我的秘密角落，好大的一个角落！最大的一块地，绿色的、红色的、有着模糊白线的，加上最大的一片天，竟然都是我一个人的，把我和外面的一切分隔开来，我、棒球场在这边，世界在另一边。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有人可以跟我分享这样的秘密角落？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人，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我、她、棒球场在这边，世界在另一边，多好！

可是谁会进入我的秘密角落？我不敢再想下去了，静静闭上眼睛，宁可让自己迷迷糊糊地睡一下。

[国际学舍] 密语暗码，也是低吟音乐

我晃着逛着，在一个既熟悉却又总是充满惊奇刺激的空间里。

以为应该逛得差不多了，却在出口的地方，看到摊位上摆满了我没见过的封面。每一本都一样，不，是乍看下以为都一样，其实只有图案一样，书名虽然类似，却不尽相同。

书名相似之处，是都叫《自选集》，不同处，当然就是前面的作家人名了。好几十本作家自选集洋洋洒洒摆开，煞是壮观。大约每三本中，就有一本我没听过的作家名字在上面。没关系，我认识的其他三分之二，够惊奇够刺激了。

洛夫、张默、司马中原、朱西宁、张秀亚……这是一家叫“黎明出版社”的摊位，作家自选集显然是他们出版的强项重点。

多年之后，高中毕业的暑假，上了成功岭受训。连队教室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书柜，可是长官们从来不会如实地称它为“书柜”，而是沿用比较贫穷克难时代的老名字——“连队书箱”。我在“书箱”里看到完完整整全套同样的作家自选集，只有一个小小不同，这些书的出版者，不是我习惯看到“黎明”，而是“总政战处”。我恍然大悟，这些自选集之所以编辑出版，原始用意在充实军中的“连队书箱”，后来才交由军方的外围机关“黎明出版”扩大发行。

这是藏在历史中，少为人注意的另类“台湾奇迹”。很难想象有别的地方、别的社会，军队与文学曾经连接得如此密切，那真的是历史交杂的误会与偶然才造成的奇观。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来，检讨丢失大陆的经验，归结到中国共产党灵活的思想战、文艺战影响了青年学生，还进一步渗透进军队，才导致内战攻守易势，胜败翻转。

国民党要强化思想教育，要强化文艺政策，可是在那个动荡的节骨眼上，别的单位，包括教育单位，都一穷二白做不了什么事。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的预算，都放在军事上，只有军事有钱，只有具备军事功能的事务，能够有资源来推动。

原来文学可以强化思想，原来写文学办文学杂志可以当“反共复国”后盾，那干吗不花点钱搞搞文学呢？于是军中鼓励写作，军队有文学书进驻，军方预算拨来编印文学杂志文学书籍。“反共文学”当然是首要的支持对象，然而“反共战争”既然被领袖明白界定为“总体战”“全面战”，那么“反共”的面向宽广，“反共”的定义也必然宽松了。

古往今来的军队，都要军人思想简单，也就都不希望军人多看书多思考，只有在那被中共吓得惊魂难定的二十几年间的国民党军队，把文学放进军队里，甚至还让军队成了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和流传的核心力量。

小时候，我是在“国际学舍”体育馆的门口，第一次接触到军方编辑出版的作家自选集。翻看书页时，眼角可以瞥见远处高高挂着的篮球架篮球框，地板还画着密密麻麻不同球类比赛的场地界线。

我从来没有在那里看过任何一场球赛，尽管叫“国际学舍”，我也从来没在那里看过任何一位“国际人士”。不只这样，我认识的同辈朋友，没有人在“国际学舍”看过球的，没有人到“国际学舍”拜访“国际人士”的，大家记得的“国际学舍”只有一件事——书展。

体育馆里不打球，却长年办书展，而且展的就是台湾各出版社要拿到市场上贩卖的中文书，绝对和“国际”扯不上一点关系，这也是一种小型的台湾无厘头“奇迹”吧！

“国际学舍”在今天的大安森林公园里，后面是一大片低矮眷村，跨过信义路的对面，是招牌高大醒目的“小美冰淇淋”。我已经无法准确记忆，第一次到“国际学舍”看书展的经过，应该是哪个姐姐先跟同学去过，然后又带着我去的吧！只记得，发现那么大一个体育馆装满了书的壮观景象，正好是“盛大行”愈来愈难满足我的时候。我三天两头信步走进“盛大行”，一眼就能查知书架上有没有新书。最大架的东方出版社两大系列——世界文学名著和中国演义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了，平均大概每在人家店里站着看完三本，会不好意思地买一本回家读。而且就算难得有新书，那种阅读的新鲜感愈来愈淡薄。《粉妆楼》的许多内容，不都和《小五义》重复吗？看过《彭公案》，《施公案》就没那么刺激了。

剩下一小架现代文学真正吸引我。那里每一本书都长得不一样，外表、内容都不一样。我刚刚找到一本“四季出版社”的《年轮》，里面的文字对我扑袭而来，如同密语暗码，又如同低吟的音乐。

如果“盛大行”多一些这种书就好了。怎么也没料到，在“国际学舍”简陋的球场空间里，聚集了超过“盛大行”几百倍几千倍的书，在那狭窄的走道上，人真的被书淹没了。那里也有东方出版社，可是在“盛大行”里看起来那么气派的东方出版社书籍，到了国际学舍相对如此渺小，只是众多摊位的一角。我贪婪地在各个摊位上东翻西翻，翻到了更多的密语暗码，翻到了更多的低吟音乐，翻出了我之后几十年与文字与书籍分不开的生命主题。

[中华路南站] 如果在冬夜，两个年轻人

我一直记得这样的情景，黄昏时刻，我搭乘〇南公交车，从台大到中华路南站下车。下车时，腋下夹住的书差点掉了，不过老实说，没掉才是奇迹，因为那样一本书厚到没有什么方法能安全地携带。那是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台大图书馆藏有日本版原书，共分装成十二大册，然而神奇的台湾盗版商，就有本事用大开本，每四页缩印成一页，硬是让十二大册变成一大册。

阮芝生老师的课堂上，一定要带这样一本约莫有四块砖头大，两块砖头重的大书。还不只这样，阮老师的期末考，还会出默写题。

我在站牌下，找到一辆停放的摩托车，将《史记会注考证》稳稳放在后座上。另外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影印的书页，上面印的是《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就着残剩的天光，继续背诵。给自己的进度是，必须在回家前将这两篇文章背下来。

能否完成进度，取决于一项关键因素——那辆载着女友Z的公交车，什么时候会到达中华路南站。我知道Z几点下课，但这项信息完全无助于我预测她什么时候到中华路南站。下了课，她要走到校门口等公交车，等车的队伍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发出来的车班，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最麻烦的还是公交车要一路走纵贯道，经过新庄车站，经过三重、二重，上中兴桥，才钻进贵阳街出到中华路来。那一段路，每一个路口都可能在黄昏尖峰时刻大塞特塞，我清楚得很，因为我常常陪着Z坐这段路程。那两年，我去辅大的次数，不会比去台大少。

那是没有手机可以联络的时代，所以我们都拥有今天难以想象的丰富耐心。只有说好，下课后在中华路南站见面。我一边等一边背书，同时咀嚼着心底的矛盾，如果Z早早到了，我就不可能继续背书；然而要有充分时间背书，就表示迟迟见不到她那甜甜的笑容，总是开朗的眉宇和眼睛。

Z还没来，冬天的夜晚却先降临了。我一步步离开天光笼罩的地域，退后寻求人工灯火照明。在我身后，是军队的文艺活动中心。贴着海报的橱窗灯亮了，接着售票口的灯也亮了，还有通向楼上艺廊入口处的灯都亮了。我忍不住将眼光离开悲愤的太史公对李陵的描述，抬头检查一下。啊，今天的戏是由严兰静担纲的，心砰砰地跳着。我第一次自己进到军队的文艺活动中心看戏，看的就是严兰静，坐在最远最偏的角落，却明明确确感受到她的眼光飘过来，飘上我的脸，在我脸上停留。那远远的笑容竟然违背物理原则，越过空间距离，仿佛就贴着我的脸，比电影里占满银幕的近镜头特写，还要逼近。我就是在那一瞬间，理解了看戏和看电影不一样的感动与乐趣。

我正盯着严兰静的照片看时，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回头，果然是Z小跑步地过来了，而且她胸前抱着的，竟然就是我丢放在摩托车上的《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抱在她手中，简直像个小娃娃一样大。也许也因为那样，她特别喜欢帮我抱这本书，让书塞了满怀，而且还露出总也不厌倦的好奇与骄傲——怎么有人读得懂这么厚的书啊！

我们商量一下，将晚饭的选择减少成两个。对面的“徐州啥锅”，或是宝庆路口新开巴而可楼上的“大车轮”。“大车轮”卖的是日式料理，有热热的锅烧乌龙面可以温暖冬天冷冷的胃肠。而且总是在柜台呼叫的老板，是个极有趣的人，很乐于帮我练习正在学习的日语会话句型。他甚至还帮过我的日文作业，教我写了一篇关于日本食物的文章。老板会说却不太会写，他耐心地在柜台前不管其他顾客的眼光，一句一句讲，我赶忙一句一句抄在笔记本上。老板还会告诉我们他十三岁就被带去日本当学徒的故事。不过，老板有个坏习惯，Z很不喜欢。跟我们熟起来了，老板不时会冒出带暗示性的语言，测探我们两人之间的身体亲密程度。

好吧，那就去“徐州啥锅”。和“大车轮”刚好相反，早听说了“徐州啥锅”的老板是大明星葛香亭，可是我们却从来没在店里见过他。“徐州啥锅”最大的吸引力，是那里的食物带着的神秘陌生性质。我和Z都在台湾本省的市井环境里长大，对外省餐饮少有接触。别说“啥锅”，配“啥”的糁子饼都是新鲜奇怪的东西。看来像细麻花，怎么会是“饼”呢？原来外面还要包上一层软面皮，软中有脆、脆中有软，让人想起士林夜市的“大饼包小饼”。还有江米莲藕，黏黏的米饭塞在莲藕的孔洞里，而且还甜甜的。

去“徐州啥锅”，我们回返成两个好奇的小孩，牵手一起探索所有未知的神秘，弥补我们来不及相识的童年。《史记》、严兰静、“啥锅”，便是这探索与弥补最好的奖赏。

[1]
男主角的确名为Simon Templar。

[2]
Templars有译为“圣殿武士”者，亦有译为“圣殿骑士”者。

奢侈的诗意

我们的匆匆行色，

在清冽的空气里，

划出一种轻唤你的声音。

[内湖] 盛气凌人的少年

二十一岁那年，我写了一篇自己到今天都还很喜欢的小说《启蒙》，一个高中男生的纯情故事。小说的开头：“我还记得那是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第一次，我想到这个世界，想到一些深沉在心中的事。联考发榜，如同预料的，我没有考上任何一所公立高中，突如其来地，第一次在这整个人间生活里，我发现前面的轨道如此地分歧、模糊，甚或可以说是尚未完工的。”

这位迷惘的男孩，还是得去找个私立学校念书。“九月，爸爸终于决定让我去一所教会办的私立中学念书。学校就在市郊，依着山层层级级地盖出来的。”当我在稿纸上写下这段文字时，我心底很明确有着这所学校的模样，那是位于内湖的方济中学。

这辈子，我只到过方济中学一次，而且已经全然忘记为什么去了，事实上除了学校在缓斜的山坡上，校门口马路边歪歪设着一支公交车站牌外，我对那个学校也没有留下其他印象。但我记得，那次去方济，是爸爸陪我去的；而且我私心里坚持，这样一篇要写盛气凌人的少年高中爱情故事的小说，背景非得要有内湖不可。

我更想选的场景，是同在内湖的另一所教会学校——达人女中。达人和方济一样，都依傍着山盖出来，我不会记错，达人女中操场的尽头，有一排往山坡上去的石阶。问题是达人只收女生，我没办法让小说里的男生去那里念书。

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台北市“救国团”办的文艺营，选在达人女中。那个年代，最有名、最重要的是“救国团”总部办的“全国复兴文艺营”，那是暑期青年活动中很抢手的项目。市团部的文艺营则是针对台北市的几所高中校刊编辑，提供文学写作与编辑上的训练，所以不是公开招生的，而是发文给各高中（那年代全台北市加起来只有八所高中！），由校方选派校刊社人员参加。

训育组长看到公文上写着，营队中还会举办写作及版面编辑比赛，很紧张。把我们找去，表示既然有比赛就事涉校誉，建中不能输，建青社一定要派最好的好手参加。商量半天，前后两任主编当然都要去，还有我们编校刊时的几个核心死党。

去就去吧，没有道理为了这种事为难组长。我们几个人依照通知去到达人女中，填完资料分了组，跟别的学员进行自我介绍，傻眼了。

别的学校派来的，都是高一升高二，准备要接编校刊的，只有我们学校跟北一女，把已经编过校刊，马上要升高三的人送了过来。这什么跟什么嘛！我们是人家的学长，更重要的，他们要学的东西，我们不早已经玩过了吗？我们来做什么！

从第一堂课开始，就意兴阑珊。看课表，更是满肚子火。萧萧来讲中国文学史，向阳讲西洋文学史。主办单位不认识这两个人吗？两个都是诗人，讲现代诗讲写诗读诗，有道理；讲文学史，不通不通！

一个多小时的课，能讲什么文学史！想睡又睡不着，难免就生出一点捣蛋作乱的念头。坐在最后一排，却大剌剌举起手来打断萧萧老师的话，站起来更大剌剌地说：“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些课本上会有的东西？我最近读了老师跟张汉良编的《现代诗导读》，觉得那里面谈的有趣多了，也有用多了，难道不能改讲那个吗？”萧萧迟疑了一下，坚持还是应该照课表上，但可以多留一点后面问答的时间谈现代诗。

向阳上课上到一半，我又来了，手举得高高的。向阳很客气让我说话。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你刚刚说的希腊史诗般的作品？最近‘时报文学奖’设‘叙事诗’奖，鼓励人家写两百行以上的长诗，是要创造我们的史诗传统吗？向阳老师你自己将方言入诗，还写形式方正的‘豆腐诗’，也是要在诗里面加入什么样的新精神吗？”

向阳开心地笑了，开心地说：“啊，这位同学你把我摸得很透澈！”然后顺势回答我的问题，就讲起自己的诗、朋友的诗，再也没有回去讲什么西洋文学史。

M后来跟我说：“第一天还没过完，营队里的老师和辅导员都知道来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建中学生。”

盛气凌人，有吗？我辩解：“我只是想办法给自己找点乐趣，不然四天三夜要怎样熬得过去？谁叫你排那样奇怪的课。”

M是市团部负责文教事务的人员，文艺营就是她一手打造的。她露着宽容的笑容，耐心跟我解释，文艺营的课程长官要管的。他们不懂现代文学，不了解文学创作，只知道课本里教的那些，所以非得有中规中矩的文学史课程不可。可是她又很想找熟识的年轻作家来跟我们聊聊，所以才干脆把萧萧排去上中国文学史，商量向阳上西洋文学史。

原来是这样！我怎么会知道？

那个时候，在达人女中的课堂上，我只知道这是个荒谬的错误，我不该跟一群高一学生坐在一起，我只怨叹报到后得等三天才能离开。我不会知道，人生中许多最深刻的经验，往往来自别人或自己的错误。我不会知道，这一切背后有一个二十八岁、抱着文学梦想的大女生。我不会知道，这个大女生的办公室就在台北学苑“青康戏院”的旁边，更不会知道往后几个月，我每天放学都将忍不住绕进那间有冷气的办公室，找大女生聊天。我不会知道，在达人女中发生的无聊、琐碎的事，后来将一辈子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再也忘不掉。

尤其是通往坡上的那道长长的石阶。

[内湖] 骚动的星光

那天夜里，我们几个人坐在达人女中的石阶上，高蹈谈论。M应该来听听，那才真正叫作“盛气凌人”。

起先应该是讲起校刊编印的事，毫不留情地嘲笑其他学校的做法。他们都没有我们这种独自闯荡江湖的经验，所以也就不可能对打字、印刷有深入的认识与了解。我们都知道，北一女的校刊长期跟一家印刷厂合作，她们的完稿都不是在校刊社里做的，是拿到印刷厂，由“黄老板”帮忙完成的。我们都知道，北一女校刊社的美编可以不懂照相打字，可以不懂特殊效果，那都是“黄老板”决定的，难怪她们校刊的标题字那么俗。我们都知道，今年景美也跟进，把校刊拿去给“黄老板”印了。

或者该说，我们自以为知道。重点不在别人怎么编校刊，而在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只跟别人不一样，还要跟别人想象的建中学生不一样。没有人想象建中学生每天背着书包在外面跑打字行、跑印刷厂。没有人想象建中学生每天窝在校刊社里仔细精算这期经费的分配，三不五时打公用电话跟厂商讨价还价。没有人想象建中学生发现了新的影印机器，可以放大缩小，于是机灵地将照相打字的标题拿去放大缩小影印，这样就可以省下不少打字费来。

那个年纪，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想象的不一样，如此重要。

对我们的不一样，自豪地维护着，即使是失败的异样经验。上一届的学长，用校刊社的钱，特别打造了两个水晶玻璃的数字，“6”和“9”，然后找专业摄影在棚内打光，让那两个字闪亮金光，做成六十九期校刊的封面。我编的那期，则是用社刊社的钱，买了一块玉制的龙，也是找专业摄影，拍了龙的照片，将龙的影像缩小复制，当作封面的滚边花纹。中间的部分，则是以重复曝光显现三个建中红楼，一个比一个明亮，呈现“从阴暗中现身”的主题。最后要求印刷厂用特别的银色当底色，完成好复杂的封面。

在达人女中的石阶上，死党们不忘花很多时间嘲笑我“精心设计”的封面。印出来的成品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银色没有发亮，成了平庸的灰色。龙被缩得太小，根本看不出绿色玉质来。更糟的是那三栋红楼，我自己以为是“由暗而亮”，很多人一看却直觉认为是红楼渐次消失在黑暗中了！

那是个失败的封面，但我们讲起来，却没有一点沮丧，因为光是这种失败的存在，都让我们骄傲。那张三重曝光的红楼照片，还是爬在校刊社屋顶上拍的，我们跟摄影师整整耗了两天。我帮忙拿着专业的测光器，留意太阳的位置，反复测光，摄影师不断调整镜头前用来遮光的纸片，十一月的季节，大家的衣服竟然都汗湿了。

我清楚记得，我将这样的过程，讲给编北一女校刊的S听，她眼底闪耀羡慕与崇拜的光芒。她说：“你们真的在实践梦想，我们只是在编校刊而已。”我相信，我当然愿意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

在达人女中的石阶上，我们谈起梦想。不过没有谈梦想实践，却谈梦想的破灭。我先讲读了宋泽莱《打牛湳村》的感动，那萧家兄弟，一个老实、一个机灵，却都在家乡农村的环境中沉沦，让人心惊。

H顺着讲起黄凡的《赖索》，从《赖索》讲到索尔·贝娄的《何索》，又讲到以撒辛格的《傻子金宝》。我稍一闪神，话题突然又拉回《赖索》，H和C激烈地争辩，小说里“韩先生”那个角色，到底是影射廖文毅还是邱永汉。廖文义和邱永汉我都不认识，只能在旁边试图缓解他们愈来愈激动的情绪，没想到H性子起了，火花连带烧到我这边，嘲笑我耽爱杨牧的诗，只懂得欣赏抒情诗，却对洛夫以降的超现实主义诗风一知半解。我怎能忍受H说我不懂洛夫、不懂《石室之死亡》？H却不理会我的辩解，连珠炮般强势地问：“那商禽呢？那碧果呢？你真的读懂了商禽，怎么可能还读得下《莲的联想》和《北斗行》？”

有人提议：都别吵了，睡觉去吧！我止住了冲到嘴边、跟H抬杠的话。抬头，看见满天星斗，只是好怪，星星的碎光似乎会动，而且朝离开我们的方向动着，随着暗黑的天好像愈变愈高，愈变愈空旷。

第二天一早，我们都从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要求早餐后到营队办公室去。原来是晚上查铺时，我们不在房间里。“你们去干吗了？”M故意板着脸严肃地诘问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跟她面对面，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她。后来，我诚实告诉她：“一张刻意想让人害怕的脸，却没有成功。”我怎么可能怕这样一个清清秀秀的大女生？甚至没有一点罪恶感，我代表大家描述了我们前晚的行踪，以及我们谈论的内容，或许特别对文学的部分加油添醋吧，这样才能理直气壮作结论：“来文艺营，不能谈文学？那干吗要我们来？”

我以为我会激怒M，我以为我会让M尴尬困窘，我以为她就像我们其他老师一样，不能忍受也不知如何处理学生满口他们不理解的事。我错了。M牵牵嘴角笑了，对H说：“不见得喜欢商禽，就不能喜欢杨牧啊！杨牧跟商禽，还有黄用，也都是好朋友，不是吗？”

不敢想象，原来她跟我们是一伙的？我还来不及收拾惊讶，M转过来对我说：“你们睡不着觉要谈文学，可不可以来我这边谈，这样我才晓得你们没有失踪，顺便也可以旁听一下。”

走出办公室，H挨在我身边，低声悠悠地说了一句：“她是个好人。”突然，我心底竟然有了一股莫名的嫉妒不受控制地升了上来。

[台北学苑] 秋风的名字

M在《北青选集》的“编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平时，学生们常来，一下子探看《北青》出刊没，一下子拿了篇新作来研讨，一下子又讨论校刊，甚至只为了与我聊聊，转了几趟公交车、请了公假、淋了雨，给我的总是满满满满的关怀、浓浓浓浓的情感。”

M说的是实话。她有一种天生容易亲近少年学生的气质，尤其容易让爱好文学、尝试创作的别扭孤僻少年觉得安心。半年多的时间，我没事就从团部办公室后门，钻进去找M聊天。好多次，都碰到了M笔下那些给她“满满满满关怀、浓浓浓浓情感”的学生们。

有一次我刚到，跟M聊起前一天没有讲完的话题，应该就是前一年编“建青”搞得风风雨雨的事吧，我本来就答应告诉M，校庆那天被叫到校长室所发生的事。我在那里把校长秘书激怒了，他竟然动手要打我，我直觉地起身躲过，然后跑出校长室，校长秘书也追出来。在走廊上遇到校长陪着北一女的邓校长，我尴尬地停了脚步，随两位校长回校长室，瞥见校长秘书脸上阴晴不定，一方面想看我倒霉的好戏，一方面又怕我不晓得会在两位校长面前讲出什么话来……

这段经过，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没有告诉建青社的死党们，当然更不可能告诉爸妈家人。我只信任让M知道。

讲着讲着，进来了一位刚上台大念中文系的女生。M跟我提她的名字，我马上辨认出，她的作品常常刊登在《北市青年》上。M请那女生先坐在对面同事空出来（下班了？）的座位上，继续听我讲完那段荒谬的校长室奇遇记。我放低声音讲，认真地回想许多细节，没有自觉究竟讲了多久。突然，台大女生站了起来，笑盈盈地走过来，把手上一张小纸片交给M，又笑盈盈地摆摆手就离开了。M大方地让我一起看台大女生写的纸片，她说她得先走，等不到跟M讲话了，还说上大学很新鲜，最近努力写一篇关于自杀的小说，要去参加联合报小说奖。

那个女生叫简敏媜，就是后来的简媜。

过了没几天，我走进M的办公室，发现我习惯坐的椅子上有人。三个附中学生环绕着M的桌角把她围住。M用眼神示意叫我坐到对面同事空出来（又下班了？）的座位上。我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我那时候习惯使用的八开白报纸，试着将开了头的诗写下去。那是一首情诗，那种岁月，不写情诗要写什么？

诗的标题，我还记得，是《秋风的名字》，来自于我那时读到的一篇川端康成的掌上小说《秋风的妻子》，小说是从遗留在梳妆台上的一小撮卷得圆圆的头发写起的，我的诗呼应地如此开头：

以你的黑发，发茨中的暗与光

为秋风命名，

光在风顶，暗在风脚，

思念在秋风吹过送来凄清的我的额际……

写了一两行吧，我抬头看见M，看着她半长及肩的发丝随着讲话的动作微微摇摆着，上面有办公室日光灯色晃漾。突然，诗写不下去了，我换了一张白报纸，写我的另类日记。将我的所思所为，以寄给一个不存在的恋人的方式记录下来。我写：

Dear You：

今天我在复习的中国文化教材里读到悲剧，真正的悲剧。那些曾经在去年让我兴奋激动，立志要克服艰难做个“君子”的众多字句，孔子的循循善诱，在我眼前，毫无迟疑、不容商量地倒地死去。所有熟悉的字画熄灭了他们的光彩，褪色成统一的、暗晦的联考的颜色。世界，被联考笼罩统治了，连孔子都没有躲过。

写到这里，再度抬头，M和附中学生的谈话还是没有要结束的迹象。一股愤怒不期然地笼罩了我，我在日记那张纸的角落，草草地写下：

我走了，我不要像个傻瓜一样在这里等。谁叫我晚来，跟上次简敏媜一样，晚来就是该等，等到你有空。我当然也不会有特权。

尽量用最利落的动作将纸角撕下来，折得很小很小很紧很紧，越过桌子我将纸团交给M，勉强挤出一点笑容，我背起书包来离开，自己觉得那姿态悲壮悲凉，像在展示着某个悲剧。

或者该说，在预演着某个悲剧。那样冲动的举措，字句中掩藏不住的激动，逼我看到事实——我觉得、我希望我拥有特权，M会为了我把别人排开的特权，至少不会依然平常地继续跟附中的学生讲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坐在对面的位子上等，显示了在M的心里，我和简敏媜一样。更惨的是，如此角色交换，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我和那些附中男生没有两样？

我被自己挤到很窄很窄的墙角，比M办公室角落更小更小的地方，咀嚼着不能承认又不能不承认的嫉妒，我嫉妒那些占据M时间的附中男生，我认为他们没有资格，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

在敦化北路街上，我愈走愈快，风随着愈吹愈急，可是我的身体在炽热燃烧，旺旺的火烧着对那三个附中男生的愤怒。我必须走得更快，让风把火烧得再旺些，至少不能让怒火停歇下来，因为潜意识里我明白，一旦怒火停歇了，我就必然要看到围在火势旁边的幽暗念头。我会知道，附中男生没做什么，要气应该气M，气她心中并没有留给我特别的位置。我会知道，真正要嫉妒，对象不是附中男生，而是M的丈夫，她心中、她生命里确确实实最重要、最有地位的人。

敦化北路很宽很宽，可是我却觉得路在我前面聚拢和合，让我喘不过气来了。

[台北学苑] 青玉般的感情

那个时候，南京东路、敦化北路口的圆环还在。于右任的铜像也还高高站在圆环中间。我上学搭的〇东要在那个路口从南京东路左转敦化北路，我一次又一次在车子绕着圆环急转弯时，抗拒着离心力，压着随时可能从肩上被挤掉的书包，努力朝车门走，准备下车。

那一站的站名，是“台北学苑”。我在那站下车，跨过七十米宽的敦化北路到行天宫图书馆还书借书。后来，我在那站下车，到青康戏院查看门口的海报，或许就赶晚饭前进去看一场旧电影。再后来，我在那站下车，走进“救国团”台北市团部的办公室。

办公室一大间，摆了十几张桌子吧。M的办公桌在中段，旁边有个过路走道，后来才晓得，走道一边通向主任办公室，一边通向隐密的后门。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主任不从前门出入，他走后门，来无影去无踪，不让同事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又什么时候走。这样的安排真有道理，我就可以推开反正没有什么人敢用的后门，直接走到M的桌边，不需要从前门接受她团部同事口头或眼光的询问。

M的桌边常常摆着一张椅子，因为不时会有学生去找她。她负责编《北市青年》，一本开放给全市中学生投稿的刊物，在那个团部势力还很大的时代，全台北市每一个中学生注册时，也都要缴费订《北市青年》。每一期投稿到《北市青年》的数量一定很惊人吧！却全部都由M过目筛选，也都由她一个人负责编排校对工作。

投稿获得刊登的学生，还要到办公室找M领稿费汇票。M通常会亲切地留他们在办公桌边坐一下聊聊，绝对没有一丝官僚晚娘气息。

升高三，我早就不看《北市青年》了。觉得自己有更高远的文学梦想，对于分龄习作有着强烈的反感。要写就写最好的，法国诗人兰波十九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所有重要的诗了。白先勇他们上大学就办《现代文学》，用杂志和作品改变了文学史。还有，李昂十六岁写的作品就登上了《现代文学》，惊艳文坛。这才是我在意的前例。我的小说《约·会》也已经刊登在蔡文甫先生编的《中华副刊》上了，我觉得我有资格如此梦想，也有资格睥睨专门刊登学生习作的《北市青年》。

没想到文艺营结束后，M找B跟我一起帮《北市青年》做系列报导。B念成功高中时经常投稿《北市青年》，因而跟M熟起来，上了大学就半打工地帮M处理“北青”的稿件及编排。所以他才会在文艺营当辅导员。

我记得跟B去了一趟三峡祖师庙，看李梅树的设计，也看到了庙后面的雕刻工坊，老师傅们在阴暗的空间里敲凿，外面是清朗漂亮的秋阳照耀。后来我们又去了一趟外双溪的中影文化城，看经历过武侠电影盛事光景之后，开始衰败的影城街道。B负责拍照，我则写了极为抒情的记录文章。

在准备报导的过程中，开始跟B一起探访M所在的办公室。B对中学、大学校刊生态变化格外熟悉，跟M谈着他们共同认识的人，谁考上了哪里，谁又接了那本学生刊物的主编、总编。那种话题我搭不上，不过我可以跟M聊台湾的作家们。M每期会约几个名家帮“北青”写稿，她邀的人，我几乎都知道，也都读过他们的作品，尤其是诗人，我对诗社诗刊诗集的理解，比M还多。

然后，M就拉我一起参与她手上进行中的《北青选集》。她大方且大胆地将选集里最重要最醒目的文字，都交给我写。包括放在全书开头，不具名的精神宣示，也包括书中每一个专题前头的题词。我也自信满满不客气地写了。

标题叫“喝彩”的那一栏，我写的题词是：“夜幕未降／而那些星子一个接一个地点燃了。”另一个写给“激情”栏目的题词是：“你的歌即阳春即白雪／你的寒噤应被阵阵暖流融解了。”“回响”栏则是：“在白云之外，在忧伤之外，将有更多庄严的负荷。”还有一个栏叫“年轻”，我写了：“我们的匆匆行色，在青冽的空气里／划出一种轻唤你的声音。”一个叫“变调”的栏，我则写下了：“映影在这样清澈的夜空中／你，就像一个不甘沉默的惊叹号。”

书最前面，我写了“出发”：

“虽然，现在似乎还未到该我们来往后看的时候，但一种自觉与感激驱策着我们来见证这么亮洁清明的青年盛气。

“在成长的过程里，青涩比什么都可贵，因为青涩含蕴了惊人的野心，年轻的生命满得要溢出来了。更重要的，年轻赋予每一个人给世界惊喜的权利，叫世界都来振奋。

“更何况，文学向来是文明大海中最轻柔亦是最激昂的波澜，即使是这波澜里一颗飞溅的小水珠，都饱藏了多少人世的风景。

“青涩和波澜，以及长者的言语，汇集成《北市青年》这一小小段落的精品，我们献给您，青玉般的感情。”

我用上了我能掌握的所有美好的诗意修辞，排除了其实我更拿手的晦涩语法语句。因为在这些片段的句子中，藏着一颗年少心灵对于M青玉般的感情。

[嘉义] 和她的过去短暂交错

有些地方，鲜明地印在记忆的地图中，再清楚不过，所以也就不可能也不需要到现实里寻索了。

我记忆中的嘉义，完全不同于现实里去到、看到的嘉义。现实里的嘉义，我最熟悉的喷水池，喷水池旁的夜市，夜市里的中正路，中正路上的“林聪明沙锅鱼头”，那是去嘉义最大的理由。南来北往，很多机会到台南、高雄乃至屏东演讲、开会什么的，但奇怪，演讲、开会却几乎都不在嘉义。没关系，只要目的地是台南、高雄、屏东，而且是自己开车，我一定找一程，看是去程或回程，从高速公路溜下来，走垂杨路进市区，去吃一碗“林聪明沙锅鱼头”。

林聪明这个名字很有亲切感。小学五年级吧，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就叫林聪明。林聪明也许没有特别聪明，但却有一项没人有、以前也没人听说过的大本事。他在之前读的学校，好像是云林，参加过体操队。所以他可以跑几步，起跳，轻松来个前空翻。

林聪明的前空翻我们永远看不腻，永远看不够。太厉害太神奇了。不幸的是，班上有不自量力的白目同学，看林聪明前空翻神情愉悦一翻就过，以为自己也能够垫步起跑起跳，给它翻一下。结果呢？当然没翻过去，摔下来撞伤了头。老师发起脾气，禁止林聪明再表演前空翻。

还好，晨间打扫时，我跟林聪明分在同一组，负责扫林森北路围墙外的人行道。我们扛着竹扫把在规定区域随便走一圈，就聚集在偏僻的角落，用尽一切办法，央林聪明翻筋斗给我们看。那不是一个小小的筋斗，在林聪明的筋斗里，我们得到坚强的示范证明——武功这回事，毕竟是真的。

嘉义沙锅鱼头的林聪明，当然不是小时候表演前空翻的那个林聪明。卖鱼头的林聪明豪迈好客，知道我从台北绕路来吃，会坚持多打包一点鱼汤让我带走，有时还顺便多包一个炸好的大鱼头。买鱼头送汤，有道理，哪有买汤再多送鱼头的？

前一阵子去，赫然发现林聪明的店大翻修了。远远看一眼就蛮吓人的，整间店都用原木材料包起来。近看更吓人，那还不是普通木头，从上到下，从墙壁到桌凳，统统都是台湾桧木。

看我目瞪口呆，林聪明把我带进他店后面，还有更吓人的。嘉义闹区夜市里，他那房子后面竟然有一片上百坪的院落，院子里长着参天大树，没有几十年长不成的大树，树下散放着更多的台湾桧木木料。

那片院落曾经是最早的嘉义女中校地，他那间店原来是日据时代的老诊所。他爱鱼头，更爱台湾桧木，只要有人拆旧房子，他就赶快想办法把拆下来的桧木料救回来。

真是大隐隐于市的嘉义一景。后来遇见一位世居嘉义、已经移民美国的朋友，聊起来才发现他竟然不晓得家乡有林聪明这神奇一景。听我描述，他回乡探亲时赶紧去找林聪明沙锅鱼头，为自己的家乡理解补了一课。

这位朋友的家就在嘉义火车站前，开照相馆。在美国初遇时，听他形容，我的直觉反应是：“啊，我有印象！”

是的，最深刻记忆里，十八岁第一次去的嘉义，有那么一家照相馆。我和B搭野鸡车下去的。野鸡车没有固定的车站，在火车站前绕了个弯，停下来放客人，就刚好是照相馆前。

照相馆是我到嘉义第一眼看到的。从照相馆开始，每一样东西，都深深烙印在我记忆里。

沿着马路，我们朝中山公园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向右转进一条很安静的巷道，在一间很安静的日式旧宅前停了下来。然后，M从旧宅门里仿佛像梦一般走出来。

一个不在团部办公室的M，总让我觉得不真实。不对，也许是反过来，不在团部办公室，卸下了“救国团”文艺大姐姐的身份，M才变得真实，太真实了，我以为只能在梦中遇见。

那是M少女时代的旧居，M结婚后才真正搬离那间留着木门木窗的房宅。要去美国留学前，她特地回家与父母告别，顺便也告别在嘉义的往事经验吧。再从嘉义上台北时，M就不会再去团部办公室上班了，只剩下打包行李确认所有手续都办妥当了的一点时间。

去嘉义，是B提议的，“要不然就没有时间道别了。”是啊，要不然就没时间了。那个下午，我们进入M的少女回忆，她带我们看她少女时代的房间，稍稍褪色了的照片，然后去附近的市场闲晃，最后晃到中山公园，看公园里巨大的树木，没有几十年长不成的大树。

B正式说了“一帆风顺”“到美国要写信”一类告别的话。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愿意说，只是很认真地想办法将那短短几个小时的嘉义景色，包括初春灰晦的天空，街上回荡着苍老的闽南语，统统记进脑海中。我知道，我清楚明白，我只有这个机会，只有这短短几个小时，和M的过去，和她的记忆相交接。这是，这会是，我进入M的过往生命的唯一机会。

天黑了，B和我搭上回台北的野鸡车，去程一路说话说不停的B完全静默。坐靠走道座位的他，眼睛直勾勾盯着前面的挡风玻璃，我则转头看窗外快速飞逝的路边风景。

我知道B在想什么，其实我一直都知道B对M也有很深的迷恋，我还知道表面开朗、多话的他，是个胆小鬼，必须拉着我才敢到嘉义送别即将远去的M。或许，比我还胆小。

不过，我没有办法理会B，我没有力气去想B的感情，我被我自己的痛苦逼到车窗边，努力拒绝告别嘉义，仿佛那样也就可以不必告别M。

[台北学苑] 安静空荡的戏院

我的电影启蒙书，是但汉章写的《电影新潮》。那是时报出版创立初期的出版品，后来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了，似乎也没有重出过。我初中二年级时，在住家旁的“盛大行”书局信手翻开，但汉章序言里开头的一段话，吓了我一大跳。他说书里的文章，原本出现在《中国时报》的专栏上，栏名叫《新电影性电影》。专栏里谈的，是台湾看不到的电影，西方六〇年代性解放风潮下，诞生出大量挑战裸露与性行为禁忌的电影。但汉章坦白说，专栏见光，受到很大压力，后来不得不改名成《电影新潮》，拿掉了“性”字。而且，看报的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满脑子肮脏淫念的老头子。

栏名、书名里没有“性”，但文章内容却仍然处处是“性”。而且还附上了或清晰或模糊的电影剧照，大部分都超过了市面出版品的色情尺度。这种书，怎能不鼓起勇气来付钱带回家？

想想，还真不知道但汉章在那种年代怎么找到那些材料的？大概是靠用各种管道偷渡到台湾的进口杂志吧！他最大的本事，是用文字将这些他自己应该也没机会看到的电影，写得精彩深入，让人不会怀疑那其实是转手、二手的资料。后来我们了解了，这番本事背后，是他对电影巨大、专注的热情。他后来拍了《怨女》，找来夏文汐演张爱玲笔下的女主角。我坐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着银幕上闪烁流影，一边想象但汉章一定充满野心，想把这部电影拍成诠释“性压抑”的经典作品，向他年轻时写过的那些“新电影性电影”致敬兼竞争吧！

我在《电影新潮》里读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时间上与我所活的世界平行，但却是几乎没有交集的世界。碧姬·芭铎的“性感”，玛丽莲·梦露的全裸月历彩照，库布里克《发条橙》里贝多芬交响乐与杂交行为的韵律搭配，帕索里尼怪诞淫荡的《十日谈》，一直到在美国爆红的“深喉咙”。啊，“深喉咙”原来是那样的“深”法！

我还读到了那个世界在性暴露与表演背后更古怪的逻辑，读到了法国新浪潮运动昂扬的导演“作者论”，读到了安东尼奥尼对于“真相”的尖刻怀疑态度，更读到了美国学生运动与古怪的“嬉皮”生命哲学。

那个世界和我生存的世界少有交接，又让我不得不感到好奇与讶异。从但汉章的书中，我知道了电影《毕业生》中达斯汀·霍夫曼演的男主角原本是迷惘困惑地周旋在一对母女之间，但是进了台湾之后，透过字幕翻译，母女硬是被改成了姐妹。而我们还该对这样的改造拍拍手，因为如果不改，如果检查单位不接受这种改法，那么《毕业生》根本就进不了台湾。

冲击最大的，还有从书里发现：我曾经看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竟然也被动过手脚！剪掉了一段两人在朱丽叶房内幽会，罗密欧背部全裸，朱丽叶上身半裸的镜头！

但汉章解释：莎士比亚的戏里没有这段，然而加上了这段显示两人身体亲密程度的戏，却能让后面两人殉情的结果说服力大增。不然，前后只有几天的相遇相恋，怎么可能刺激出可生可死的浪漫强度来呢？

在我懵懂少年心中，仿佛点开了一线光明，却又快速盖阖起来。难道性不是件可耻阴暗的事？与令人羡慕向往的爱情对比，反而是爱情的构成成分，甚至是爱情中最强烈浓烈的部分？难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爱情，都含藏着不道德的因素？这样的爱情岂不就不再伟大了？

矛盾的感受在我心中，不，在我身体里激荡着。我强烈渴望着，能够再看一次那部电影，来寻求安定。然而，少年的我活在一个还没有录像机、录像带的时代里，到哪里去再看一次《罗密欧与朱丽叶》呢？我找不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过，搬家到民生社区后，有一天，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找上了我。我一如往常在行天宫图书馆念书，累了走出图书馆，穿过我的秘密通道，进棒球场里看蓝天衬着右外野不完美的草地。混了一下，该回图书馆了，先越过南京东路，眼前一片玻璃小窗中，赫然展示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海报。玻璃小窗挂在一个白色建筑物门口，白色建筑缩在一道铁栏杆围墙后面。围墙的大门敞开着，旁边飘扬着两面“救国团”的绿色团旗。多次经过，我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没有动机要去弄清楚。

《罗密欧与朱丽叶》给了我充分动机。我四下张望，没看到会喝斥人的警卫，大起胆子半蹑着脚进去，才发现玻璃窗边有一片招牌，上面写着“青康”两个字。啊！原来这里就是“青康戏院”！那个报纸电影版躲在角落，总是一次放映两部电影的最末轮电影院！

我从来没想要去“青康”，因为“青康”放的电影老到通常在周末“电视长片”节目里都播过了，而且想象中的末轮戏院，会有多脏多臭多可怕！竟然搬家也把自己搬到“青康”旁边，竟然“青康”干干净净，毫无可怕之处。

后来知道，围墙围住的，是“救国团”的“台北学苑”，戏院本来是住在学苑里住宿生的“青年康乐中心”，常常放电影，干脆对外开放卖点票。跟藏在都市角落的其他二轮三轮戏院当然不同。

我在票口买了票，进入空荡荡的戏院，重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心中想着但汉章说的那段被剪掉的戏，我抱持好奇精神，重新体会整部戏的每一个爱情段落，自己将那原本该有的镜头补了回去，安安静静沉陷在自己的迷惘里。

[民生社区] 地缘的道理

我们是四个人，W、L、C和我，星期六下午，会回到学校一起念书。W每天都最早到学校，所以老师就将一把教室钥匙交给他保管，他就邀我们在放假日回学校。

W虽然是“学艺股长”，却是我们四人中最顽皮好动的，学艺股长要负责每堂课准备好点名条给老师点名以及打平时成绩，可以进出教务处。

W只要看周遭没人，就偷拿女生班的点名条。点名条上有名字也有学号，如果有人看到哪个漂亮女生，偷瞄记下学号，W马上就能够查出女生姓啥名啥。不管要写情书或上课时胡思乱想，总得要有个名字做依赖吧！有了名字才有下一步，换个角度看，有了名字就比较可能有下一步。我们班会成为老师眼中最难管、最常出事的班级，想想跟W的“服务”不无关系，每当他掏出那一叠女生名册，多少颗骚动的心就往那个方向飞去了。

L是班长，功课最好，还参加了学校里最风光的软式网球队，而且他的书包永远是全班最大最重的，塞满了各种课本和作业。L的个性里有一种特别的沉静稳重，就连W施出浑身解数都不一定闹得动他。通常，刚进到空荡荡的学校，进到没有人的教室，会让人不太敢大声说话活动，生怕吵扰破坏了安静的气氛。我们会落座在自己的位子上，真的拿出书本来读读。然而，没一会儿，一定是W先坐不住了，他会轮流换到别人的身边，伺机讲话或恶作剧。C出身在很重视成绩的公务员家庭，对考试非常焦虑，老是怕自己会考不及格，可是偏偏没有像L那样的定力，只要W稍微招惹一下，他就忍不住起身跟W绕着桌椅乱跑、丢粉笔或弹纸球了。W和C闹开来，一般来说，我大概也只能勉强让注意力盯在课本上五分钟十分钟吧，就跟着加入，接着三个人合力在L身边乱吵，一直吵到L也捡起身边地上的粉笔还击才满意。

然而，我清楚记得有一种特别的例外。有时候，我会无论如何钉坐在桌前，不管W和C闹成什么样子，不动就是不动。我不动，L也就不动。四个人就分成了两组，一组打到走廊上去，一组死心塌地地留在教室里。

我一定是专心地在作业本上抄绘地图。先将地理课本上印刷的地图打上一厘米见方的格子，然后将作业本的空白页也画成零点八厘米见方的格子。再仔细比对描画省界、河流、等高线，标上各种地理名称，最后用色笔涂上厚厚的颜色。

画地图时，别人怎么吵，都影响不了我。就是坚持要画出最精确又最美的地图。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画地图这件事真的那么吸引我，还是因为无论如何要得到地理老师的最高作业评分。

周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初中地理。她是我最喜欢的老师，而且我知道也是班上很多人最喜欢的老师。在教我们的所有女老师中，周老师算是最不起眼的一位吧！别人都羡慕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全校公认的头号美女，我们的理化老师刚从大学毕业，又年轻又漂亮，就连有一点年纪的工艺老师，都顶着让人不敢直视的胸前双峰，号称是学校里身材最好的老师。和这些老师相比，周老师眼睛太小、嘴唇太厚，而且个子太瘦小。

可是周老师每次都充满精神地进到教室。她每次都从第一分钟讲到下课钟响，真的觉得时间宝贵，不够她把所有要讲的东西讲完。她要讲、能讲的东西那么多！她不念课本，而是把地图往黑板上一挂，然后就指着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条河经过，所以这座城和那座城发生特别关系，后来筑了这条铁路，本来要从这里去的人，就改成从那里走。产铁的山上，有一个好大的铁矿场，旁边发展出一个城镇来。那个城，一定有铁沿河运出去，要不然就是有煤沿河运进来。一定有矿工们居住的地方，还有处理铁矿煤矿的地方，还有矿工铁工特别信奉的神和庙。

周老师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那个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她自己也绝对去不了的中国大陆就在我们眼前活了起来。周老师口中的地理，真的是“地的道理”。山脉、河流、等高线、等雨线，有它们必然的道理，河上游河下游山脉走向，都不会乱来的。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条件确定了，人在这样的大自然上干什么不干什么，更是不会乱来。人是适应、配合地理条件的动物，有什么自然地形，就有什么样的人类活动。

周老师教会我懂得了地理，尤其是地缘的道理。有时候，我不免纳闷惊讶：所以人其实没有太多自由选择，我们以为是人做出来的事，其实都是地理地缘决定的。离开了那样的地理条件，同样的人就不会有同样的命运遭遇。

人原来那么脆弱，人原来那么不自由，被地理力量轻易摆来荡去。从周老师那里，隐约学到了这样的教训，因而那么专心坚持地画着地图，在地图上感觉自己似乎具体碰触了那些决定几千万人几千年命运的神奇神秘力量。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家即将从晴光市场搬到民生社区，很多事都将随着这么小的地理变化，发生在我身上。正因为从周老师那里学来的地理观念，让我无法坦然地接受，这些就是我的生命历程，总是不断地想——如果当年没有搬家，那个留在晴光市场的我，会读些什么样不同的书？会用什么方式走上文学的道路？会怎样谈第一场、第二场恋爱呢？

无关风景的漫游

没有更高的幸福形式了，

我不相信人生，

还能在湖水山色与诗行之外，

创造出更强烈的幸福。

[台中] 那隐约、无法确知的危险

中山北路上，一下子少掉了两栋大楼。

一栋是长春路口的国华人寿大楼，八〇年代后期，翁大铭呼风唤雨的时代盖起来的。那时候，他蓄着长须、柱着拐杖、开着劳斯莱斯进“立法院”迎接摄影机镜头，是台湾最“后现代”的景象。从“立法院”出来，“翁委员”就回到他位于国华人寿大楼顶楼的豪华住家。那栋楼，完全符合“翁委员”的后现代风格，刻意复古，活脱脱像是十九世纪巴黎河岸建筑原样搬过来的。

我还记得从美国回来，第一次看见那栋大楼。和朋友约在长春路上那家藏在满溢春色大厦里的台菜餐厅吃饭。喝了一点啤酒，走出来，朝中山北路方向走没几步，眼前幻影般出现那栋纯粹欧式模样的楼，楼下人行道上还有特别设计的投影灯，一边照得大楼古意盎然，一边照得路树叶影婆娑，那楼本身似乎从周围脱离开来，自空而降的移植梦境。

一起走的朋友，热爱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学者，突然感慨地说：“翁大铭‘俗得很雅’，比许多‘雅得很俗’的建筑师更好一点。我还宁可多一点人就像这样规规矩矩认真抄人家的，别搞什么四不像的‘东西融合’！”

虽然那时我满脑筋在想“台湾主体性”的问题，面对那样的景观，却想不出话来反驳我的朋友，因为我的视觉感官告诉我：“这，还真蛮美的。”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不到二十年，那楼和翁大铭的政商王国，一并消失了。现在从长春路看过去，看到的是很现代、没有一点时间风味的“中山市民运动中心”。

还有一栋也快快就被拆掉的，是锦州街口的富都饭店。我对“富都”没有感情，然而“富都”的前身，是更有名的“中央大饭店”，我留有深刻印象。说得再精确些，当年，将近三十年前，中央大饭店顶楼有台北唯一的一家“旋转餐厅”，坐在餐厅里，人不必走动，整个楼面会慢慢旋转，让你看到不同方向的台北街景。这样的神奇装置，不可能不让人好奇。

我从来没有进过“中央”的旋转餐厅，那是太豪华太奢侈的地方，爸妈不可能带我们去的。等到我可以存钱培养足够勇气自己去时，旋转餐厅已经机件老旧，早转不动了。而且周围陆续盖起跟“中央”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楼，从“中央”顶楼也看不到多少风景了。

然而，每回走经原来的“中央”，后来的“富都”，都帮我回忆起另外一栋楼，一栋我叫不出名字，也找不到确切旧址的楼。“中央”“富都”是那栋楼的替代记忆。

那栋楼在台中，楼顶上也有一个“旋转餐厅”。更重要的是，我小时候真的进了那家餐厅，吃了一顿有炸鸡的午餐。我清楚记得，走进“旋转餐厅”的第一个感觉——没有在转啊？失望中坐下来，请客的主人，我们叫“台中阿妈”的，指着底下的楼房，我才察觉了原来旋转餐厅是用那么缓慢的速度在转！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去台中，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走中部横贯公路，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住旅馆。好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用旅馆里附的牙刷，还有牙粉。家中从来都用牙膏，没用过牙粉。牙粉只在电视广告上看过，说是帮助抽烟的人去除口臭的。没想到牙粉沾在牙刷上会变得黏黏的，刷在牙齿上又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摩擦。还有，旅馆里没提供一般毛巾，只有小小条白色带有奇怪味道的东西，叫作“纸毛巾”。像纸又像布，有点吸水又不太吸，很不舒服很暧昧的性质。

不过，所有这些新鲜事物，毕竟都抵不上中横。照理说，我已经走过不晓得多少趟苏花公路，甚至可以准确算出车子抵达清水断崖的时间，所有车行的颠簸、危险，窗前风景的快速角度变化，我也再熟悉不过了。何况苏花公路一路还有山与海的交错变化，海潮海浪以及海面光影晃漾，再精彩不过。

然而，中横还是让我惊异。不只是立雾溪那么深的溪谷，到处悬吊的大小瀑布而已。还有那一个接一个的山洞，每一个洞口都显现着奇怪的凿痕。一座又一座反复跨越立雾溪的大小桥梁，一下走到溪左，一下又回到溪右，那高高低低从来没停过的山景变化，我感受到了走苏花公路没有过的强烈冲动。我希望车子慢下来，甚至希望车子停下来，这样我才有办法认真地、恣意地感受中横。

像是听到我心中的无声请求般，我们的班车停下来了。中横和苏花一样，都是单向通行，所以要等来车。我们下车看了美好的风景，按照电车司机吩咐的时间又上车了，但车没开。跟我们一起等错车的大车小车，纷纷从我们旁边过去，我们的车还是没动。我们的司机在座位上一直忙着，然后又下车，再上车。等了很久很久，显然通行时间过了，旁边来了另外一批车，司机竟然下车跑到一辆货车里去。好一阵子，司机上车，货车先开了，然后我们的巴士终于动了，紧紧跟在货车后面。

乘客当然有着低声的种种议论，爸爸辗转打听到了，我们巴士的大灯坏了。山里马上要天黑了，没有灯怎么看得到那么复杂危险的弯路？可是又不能停留在半路，唯一的办法，只好商量货车在前面带路，走慢一点，让司机可以借货车的灯光开车。

讲完这些，爸爸就没再说话了，一下子，妈妈也不说话了。慢慢地，整辆车都没人说话了，大家屏着气随车子的每一个弯轻轻摇晃。我不晓得爸妈在想什么，我只知道那隐约、无法确知的危险，让窗外的景色多加了一层超越现实的深刻迷人意味，再也无法忘怀。

[高速公路] 失落的速度感

南北高速公路、北回铁路、铁路电气化、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港、苏澳港、大炼钢厂、大炼油厂、大造船厂、核能电厂。

到现在我还一口气背得出“十大建设”的项目，当年反反复复不晓得被考过多少次，背得滚瓜烂熟，自然也就刺激出了好奇心，想要看看这些伟大建设的真实面目。

一种方式是打开报纸电视，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宣传意味很强的照片或影片，而且画面里常常伴随着戴工地安全帽的蒋经国或其他官员。另外一种方式，则是想办法到现场去。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回花莲的路上，就可以同时看到北回铁路的山洞正在挖，过了南澳有一段铁路平行沿着公路走，还能追踪铁路整地铺轨的进度。还有苏花公路的起点处，一个大上坡，爬到最高点，往车窗外看，苏澳港的全景尽在眼底，除了原本会有的大小渔船之外，多了许多重型机具置放在港口码头，最醒目的就是高高的起重机。

高二时，要轮值到万华站当纠察队。早班七点不到就得站上月台，不可能先进学校，所以在月台尽头仓库区边，有一间小屋堆放着纠察队的行头。包括头盔、肩带、皮带、绑腿和导护棍。行头上身后，人看起来就不像高中生了，有一种特别的气派，不过那种气派中又夹带着不称头的半吊子，明显是想学军人又学得不彻底的模样，而且还得杵在人来人往的月台上一个多小时，蛮尴尬的。

换装的小屋旁，就紧邻着一根电气水泥柱，上面拉着层层叠叠看来蛮吓人的电线。站在月台上，我们也有多得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可以盯着那一排排整齐的电线杆看，一班班的列车进站了，远远就分辨得出对号以上还是以下的班次。对号、平快和慢车，还是用柴油车跑，不像观光、莒光号改成电气车。柴油车头上面没有扣住电线的拉杆，而且柴油车会不断发出强烈的味道，我们可以清楚体会铁路电气化造成的变化。

不过最感兴趣最好奇的，还是高速公路。很想知道在高速公路上，究竟能跑多快，跑那么快究竟是什么感觉。第一次看见高速公路的全貌，是在电视上《翠笛银筝》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最大卖点，就在出外景，把歌星们送到各种不同地方，在不同风光中对嘴唱歌。那些歌没什么稀罕，但外景镜头却真的能满足很多没那么容易出门游玩的观众。

高速公路完工通车的第一段，是从台北到中坜。正式通车前，《翠笛银筝》外景来到了泰山收费站。看到崔苔菁站在多得数不清的车道前面主持开场，还真的蛮震撼的。短短半小时节目里，崔苔菁反复说了好几次：通车以后，高速公路随时有车辆飞驰，再也不可能站在那里入镜拍摄了，那真是难得的、空前绝后的历史画面。

我一直记得泰山收费站那片壮观的景象，不过还得隔几年，阿姨家从清水搬到新竹后，才真正有机会体验高速公路。

阿姨仔细交代了路程：到台北车站，但不必去公路北站搭公路局班车，更方便的方式是到馆前路口的一大块空地，那里会有游览车停放，买了票直接上车，乘客坐满了就出发，不用在站里傻等，车上有冷气可以享受。那是第一代的高速公路野鸡车。我们上车的地方多年之后，终于盖起房子，一盖就盖了超过五十层，就是今天的新光人寿站前大厦，一度是全台湾最高的楼。

游览车外表漆着奇异的浅蓝色，配上咖啡色的隔热玻璃，看起来像以前“保密防谍”宣传画里不怀好意的匪谍。上了车还真的有冷气可以吹，而且真的快快就坐满位子出发了。

可是出发后，却不是立刻上高速公路，而是先过桥进了三重，在拥挤的马路上走走停停。车子停得久些，冷气就变温了，让人的心情更加不耐，高速公路到底在哪里，陆地飞行般的快感何时才来？

好不容易车子终于从都市的街道中脱困，开始沿着圆弧形的匝道绕行，看过多次关于高速公路的报导，我知道这就是进入高速公路的开端了，我还可以由记忆中叫唤出看过的美丽空照图，交流道的多条弧线组构成像是蝴蝶轮廓般的图案，想想自己搭的车正在其中的一条弧线上加速，等转直了就可以从拘锁中解放，在高速公路上自由飞驰。野鸡游览车转直了，后面的引擎努力地拉高声响，速度稍微增加了一点，然而还是清楚感觉到庞大车身的笨拙啊！完全没有突然轻盈向前冲刺的快感，甚至比不上我参加运动会跑百米时的那种速度刺激，这真的是高速公路吗？

我在心里算着：中运会百米赛跑我最好的成绩是十二秒左右，用那样的速度一分钟跑五百米，六十分钟三万米，也就是每小时三十千米而已。可是明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可以开到时速九十千米，还有报导说非法野鸡车为了赶时间抢客人，会超速开到一百千米以上。怎么在车上的速度感那么平庸？

我很想离座到前头去查看司机的仪表板，看他怎么在高速公路上开慢车。没办法真的离座，还好没多久发现了，路边规律立着标示牌，清楚记着应该是里程的数字。大绿牌写着三十六，没多久下一个绿牌就写三十七。我知道了，拿起有秒针的手表，我仔细地算，绿牌和绿牌之间，一千米的距离费去了四十秒，换算后，一分钟应该可以跑一点五千米左右，原来我们的游览车每小时速度真的有九十千米！

理解这项客观事实后，我颓然地让自己窝靠入椅背，放弃想要从车窗景色获得速度刺激的欲望，闭上眼睛看看能否在到达新竹前稍睡一下。

[台湾大学] 有“傅园”的风景

二十多年前，台大还没有那么大。从新生南路大门进去，直溜溜的椰林大道，两边顺次立着物理馆、总图书馆、文学院、工学院、行政大楼、农学院、研究图书馆等新旧不一的建筑物，然后路底有一大片振兴草坪，草坪一边是医护室，另一边是王大闳设计的有着折斜屋顶的学生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后门开向另外一条路，那条路上则有普通教室、综合教室等重要场地，另外还有篮球场。

篮球场后面是有跑道的大操场，跑道再过去则是棒球场和橄榄球场，隔着一条马路，是外表全白的体育馆，然后沿着辛亥路，校园的最边陲，散置了一排破落的男生宿舍。

回忆这些，是为了凸显其实那样的台大，在我们的眼中，已经很大了。已经觉得学校里有很多地方可供我们游逛探索。我们绝对想不到，在毕业之前，学校就悄悄朝后方扩张，多出了一块校地摆放新的语言中心、视听馆，当然更想不到离开学校几年后，台大不只愈涨愈大，甚至索性整个转了方向。

许多年来，新生南路罗斯福路口众多商家，依赖台大学生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力活着。十年前，诚品开书店，也还是选了新生南路的位置。可是现在到那附近游逛，却明显感觉到学生少了许多。台大并没有减招，而是因为学生活动的区域变大，重点也转移了吧！

移到当年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到的辛亥路那一端。隔着种满绿树的辛亥林荫大道，对面以星巴克为原点，附近的巷弄中快速长出了大量的店家。这里，取代新生南路，成了台大学生最主要的活动区域。

台大变那么大，对老台大人的记忆，还真是个尴尬的负担。不得不怀疑究竟还有没有资格称这里是自己的学校。我已经不只一次进到台大要参加活动，却找不到那栋我离校后才盖起来的馆舍。迷路了，在一个日夜生活过四年的地方迷路，蛮糗的。

我不认识的台大，已经超过我认识的台大了。另一个感慨，也就愈来愈怀疑，那么我所认识的那一部分“老台大”“小台大”，对今天在台大念书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意义吗？他们的空间经验被稀释了，他们的空间记忆搬离了，那么我们认定的台大，对他们岂不等于不存在了？

如果不再以新生南路为主要出入门口，那么势必更少有机会走进傅园了。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念完台大，从来没进过傅园，可是那个时代，毕竟傅园还维持了一种浪漫鬼魅的独特形象。傅园不大，但功用真大。傅园的中心，是老校长傅斯年的埋骨所在。在傅园，可以讲傅斯年的故事，五四运动参与“火烧赵家楼”的革命青年，办《新潮》杂志和老师们的《新青年》相呼应。后来成了杰出的历史学家，更活跃于经营“学术政治关系”，运用手腕促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事实上，史语所是“中研院”开院的第一个研究所，至今留着“天下第一所”的“大号”。这样的人来台湾接掌“台北帝大”改制成的台湾大学，却在省议会和省议员激烈争吵，突然间脑溢血，就过去了，所以才会埋骨台大。

革命时代的人，声音大、脾气爆烈而且行动快速，这些特性傅斯年都有。还有，革命世代讲起话来，口气都很大，不是傲慢的那种大，是气派的大，这傅斯年更有。他写论文，“夷夏东西说”就要彻底改写过去对中国古史的习惯看法；他讲起“大学”，就用英文中的“大学”叫university，字里藏着universe，于是就鼓励学生要有“贡献宇宙”的精神。老天，不只是“世界”“人类”，而是“宇宙”！傅斯年最重要的史学信条，也以同等夸张的语气长留下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

傅园的深郁气氛，和傅斯年的大气刚烈，形成强烈对比。这里是整个台大大树密度最高的地方，不管任何时间都是阴影满地。所以另一个功能，这里最适合孤僻没什么人缘，没课时不知去哪里好的人，独处闲坐。校园的其他地方，行只影单都难免不自在，只有在傅园，一个人坐着无所事事，理所当然。想起来了，我年少时期许多小说的发想，还有许多自认为最为深邃的哲学思辨，都是在傅园中枯坐坐出来的。

傅园还适合情人们讲悄悄话。大概因为有老校长傅斯年幽魂犹在的气氛吧，这个静僻角落倒是很少会有情人们躲着火热约会，不过如果只是要说小声不能被别人听见的话，傅园就是最佳选择了。我们同学中，至少有两对是在傅园里表白定情的，不过也至少有两对是在傅园里洒泪分手的。

最靠近傅斯年陵寝的地方，有一棵大树，每年累累结实，那果实，大家都称“面包果”，只有我从来不习惯，对我而言，那就是“巴吉陆”。其他人看到树上树下的果实，通常心惊警告：“被打到了还得了！”只有我兴高采烈地将果实拾捡回家，给妈妈加排骨煮汤。毫无例外，妈妈会说：“只有花莲人懂得拿巴吉陆煮汤。”语气里听起来，好像捡回巴吉陆煮汤能证明我的花莲身份根源，是我念台大最值得肯定的事呢！

[双城街] “步行范围”内的冒险

已经逝去的年代，生活中有今天很难想象的不方便，却也有今天很难想象的方便。

刚去美国时，最好奇最有兴趣的东西，是信用卡。台湾没看过没用过的神奇东西，薄薄一片，带在身上，就可以当钱用。怎么看也看不出钱要怎样藏进那一小片塑胶里，更不敢相信拿那样一张塑胶真的可以吃到饭买到东西。

遇到早去了几年的台湾学长，他不无炫耀意味地打开皮夹，里面赫然躺了好几张信用卡。土包子如我者，才知道原来不同的银行会发不同的信用卡，所以一个人不只可以有信用卡，还可以有很多张信用卡。

当下，我马上想起了小时候姐姐随身带的小皮包。里面当然不会有信用卡，一张都没有，而是有很多张公交车月票。我还在念小学，大姐在内湖、二姐在士林上专校，都要搭公交车。那时候有很多家不同的公交车，自己开自己的路线，也自己发行自己的车票，这家车票不能用来搭另一家公交车，如果希望来的车都能顺利搭上，没办法，就只能随身准备很多张票。二姐搭的路线，很多公交车都到，好处是不太需要等车，坏处呢？每个月得跑不同地方办好多张月票，市公交车、光华、大南、大有、欣欣……

那是还没有“联营”的时代。各自为政的公交车，是生活上很大的困扰。不能只记得几路公交车，要更精确地了解哪家公司的几路公交车。有些号码，特别普遍特别热门，也就特别容易混淆。几乎每家公司都有“五路”车，每家公司都有“十路”车，连平日再清楚再精明不过的爸爸，都有搭错公交车的经验。

不过正因为这样的不方便，就对照了走路的极度便利。台北还没发展成一个不适合走路的城市，出门不用先考虑车怎么开、捷运站有多远，而是信任自己的脚，先走了再说。

因而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生活中有一个清楚的“步行范围”，就是英文里讲的walking distance，跟这块走路可到的地方，发展出特别的亲近关系。

我小时候的步行范围，界画明确。北边到圆山，顶多延伸到圆山山脚下的北安公园。南边到南京东路，那里开了一家欣欣大众百货公司，是走路可以到的最热闹地点。

偶尔冒险多走一些，越过南京东路，就是几条通几条通，充满日本味的区域，那里逐渐发展出来的小酒吧，跟双城街的气氛很相似。往西走，会一直走到“大桥下”，虽然正式的名称叫“台北大桥”，我们都还是习惯那就是“大桥”。往东呢？行天宫是最理所当然的终点地标。

我们在这块范围里游晃走路，我们的同学、老师也几乎都住在这块范围内。三年级的导师是我记得的唯一例外，他住在虎林街。老天，那是什么地方？老师曾经邀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也去了。搭很久的公交车，再走过一片绿绿的稻田，虎林街简直就像是世界边缘，和美国苏俄没什么两样的遥远地方。

只要在“步行范围”中，我们就觉得安全，就觉得可以穿街过巷没有关系，因而最接近的“步行范围”反而才最有机会给我们探险惊奇。

在靠锦州街的一个巷口，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玩具摊。摊上卖玩具，也提供抽奖游戏。五元可以买一条纸条，一一剥开看里面印了什么样的讯息。不同的是，这个玩具摊抽到的，不是大小玩具，而是实实在在的钱！花五元买十次机会，最多可以抽到一百元！而且神奇的是，第一次去玩抽奖的人，常常有机会抽到一百元，让你惊喜到叫出来。

抽到一百元，赶紧到“红宝石酒楼”隔壁，新开的一家餐厅去。那里有用玻璃杯装的冰淇淋，上面还插一片饼干，这叫作“圣代”的东西，一客卖五十元。除非抽到头奖，平常是绝对没机会有如此豪华享受的。

剩下的五十元，当然又拿回玩具摊去试手气了。五十元花掉后，你就对那种下一张纸片剥开跳出百元大奖的期待上瘾了，以后领到零用钱，你必然会先回到玩具摊上的。

在吉林路的巷子里，我们则发现了一家装满了书的店铺，但那不是“盛大行”般的书店，而是另一种新鲜事物，叫租书店。店里的书封面都订上厚厚的纸板，让书不容易翻坏，再在上面用签字笔写书名。租书店里不会有参考书，却有老师警告我们不准看的书，漫画、武侠小说，还有一种老师都没提过，我们原来也不知道存在的书。那种书看来就像一般的小说，不过里面多了关于女人身体的描述，还有男人跟女人搂搂抱抱的情节，通常都放在书架最高的地方，要我们中间长得最高的同学垫脚才拿得到。

在晴光市场的小店里，我们发现了玻璃大罐中躺着一片片巧克力，售价贵到只有领压岁钱时才能买。冒险买了，冒险放进嘴里，老天，那是什么滋味！满口都是融掉的巧克力，包裹着香脆的花生，原来，我们的嘴巴还可以感受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真是蛮幸福、蛮值得的！

安全与冒险，陌生与熟悉，日后将要分道扬镳的生命情调，那个时节，竟然都在“步行范围”里神奇地统一了。

[台淡线] 不一样的地理学

去淡水有比搭巴士更好的方式。那个时候，北淡线的火车还在跑，我发现可以坐公车到郑州街后火车站，从后站买票进去，因为北淡线总是被排在最外面的第五、第六月台，如果由前站走，要花许多工夫才到得了。

而且后火车站是个多么有趣的地方！小时候家里开服装店，每隔一段时间，妈妈就得走一趟后火车站，那里有台北最大的纽扣店。连绵一整排的店，每家都有架子放满白色或牛皮色的纸盒，纸盒打开来，里面是各式各样的纽扣。纽扣店中间，还穿插了几家散放浓厚香味的店，那是台北最早的化妆保养品集散处。那个时代化妆品的最大宗，还是香皂跟花露水；或者该说，那个时代，连香皂都还算得上是重要的淑女化妆用品呢！

妈妈通常会趁去买纽扣时，买几盒半打装的蜂王香皂和黑砂糖香皂。不是我们家用得了那么多香皂，而是先留好过年过节送礼用的。送礼对象，几乎只有一种，就是学校的女老师。爸妈平常没那么多时间管我们的作业功课，所以更仔细准备给老师的礼物。

端午中秋，只要是女老师就送香皂。四年级以后，我的导师是男的，没关系，妈妈想出新办法，冬令救济要捐旧衣服时，我带到学校去的，是依照老师太太身材裁减做好的新衣，那几天老师总是会对我特别好些。

为什么纽扣、香皂集中在后火车站呢？爸爸告诉过我，每个城市都有火车站，都有前站跟后站，前站和后站一定长得不一样。

这是有道理的，火车站当然要有火车铁轨，而且一定有很多条铁轨经过，以前的时代，铁轨贯穿，就把城市的交通切开来了。平交道不方便，陆桥更少更不方便。所以前站后站，看起来很近，但被铁路一隔，就变得再远不过了。

前站是要吸引外来客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做过路客生意的，旅社、餐厅、特产行这类的。后火车站就不一样。后火车站的生意，不是要卖所有过路客，而是让远方买主有道理坐火车来买。

站前忠孝西路馆前路南阳街，有很多补习班，每天都是少年人进进出出。补习班设那里，主要就是考量交通方便，五路人马都能到这里来。道理上看，后站跟前站一样方便嘛，可是补习班就比较少开到后站这边来，后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跟少年人有关的商店。

后火车站，尤其是郑州路，以前最热闹最有名的，是卖纽扣，全台湾的纽扣中心就在这里。纽扣店旁边自然生出其他跟裁缝做衣服有关的材料店，像是卖毛线卖蕾丝边等。为什么这里卖纽扣？因为纽扣式样可以比衣服式样变化快，而且纽扣轻，所以台湾各地做衣服的人，都能够每隔一段时间就搭一趟车，上台北来选几包纽扣，带在火车上回去用。不能让人家来台北还要转车，所以当然要靠近火车站，可是又不是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都要买纽扣，所以不必开到前站区去，后站就是最佳选择了。

香皂化妆品的道理也差不多，轻便容易携带，南来北往的人只要从后站出去，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买齐他们在自己乡下地方买不到的时髦物品，带回家去送人或炫耀。

这是我从爸爸那里学来的，跟学校教的大不相同的地理学。

学校教：淡水古称沪尾，是台湾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埠，因为处于淡水河口，吃水够深、河面够广，可以供远洋贸易船停靠。

学校也教：中国第一条铁路兴筑起来后，因为被居民抗议，不得不拆掉，拆下来的铁轨，后来就被运到台湾，用来铺设从新竹到淡水的铁路。

可是学校课本没教，这条铁路沿线，经过多少精彩的地方。与其说是搭火车去淡水，不如说搭火车一路玩到淡水。从台北站开出，没几分钟就到了双连。虽然双连从家里走路都可以到，我还是喜欢下了火车，出了站，站前两排街坊都是卖青草的，突然之间眼中映满深浅不同的绿色，那种感觉很奇特。从火车下来看到的双连，不再是家里附近的熟悉地方，一转沾染上强烈的异质甚至异国情调。走在双连站前，空气中都是浓浓的青草味，店家当然不会理会一个东张西望的初中生，兀自走到街尾，买一杯青草茶，或者想不开时买一杯苦茶，我就在没人理会的情况下再走回火车站。

下一个有趣的站，是士林。和双连一样，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没有必要搭火车去。可是我实在太喜欢那个小站的味道了，保留了日本人小巧的木造风味，而且受到开马路安排的影响，士林站跟全台湾所有火车站都不一样，没有站前广场，没有以火车旅客为对象的商店，只有一条幽幽的地下道，出站就只能一头钻进地下道里，从小北街街边钻出来，眼前看到另外一个从日本时代忠实保留下来的木造建筑，一个透着安静意味，和车水马龙格格不入的派出所。

士林很热闹，士林站却很冷清。除了少数几十年养成习惯搭火车进城的欧巴桑之外，谁还会要坐火车到士林？我常常一个人下车，一个人在月台上晃荡犹豫，到底要不要出站，如果下一班车迟迟没来，可能就晃到出口，绕着小小的花圃走走，回头看那风味站屋，然后进入地下道，自己晓得这样的行动毫无道理，却就是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

[淡水] 我的乡土补课

前几天，在电台节目上，跟来宾聊到张文环写过一篇关于“槟榔篮”的故事，顺道提起台湾传统的“谢篮”，我随口附和说：“以前主要拿来装谢礼的篮子”。话讲完，脑袋中突然闪过大姑的面容，我没时间多想，继续把访谈进行下去。

节目结束了，一打开录音室的门，我敲敲自己的脑袋，唉，话说得太快太草率了。“谢篮”不是望文生义装“谢礼”的，任何需带出门的重要东西，都会装进编织得精美漂亮的“谢篮”中，因而传统上最常用到“谢篮”，是到庙里进香时提献神供品的啊！

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大姑会在那瞬间跑出来。因为大姑是我们家的“拜拜顾问”，关于拜神祭祖，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怎样的东西用在怎样的场合，妈妈向来都依赖大姑的指导。

妈妈对一些事反应跟别人大不相同。家里的相簿中，唯一一张在行天宫照的相片，相片中有三姐有我有妈妈，还有一位叫Lisa的阿姨。Lisa阿姨不是外国人，她留着长长直直“苏西黄”似的头发，一看就知道是当年在酒吧上班的小姐。妈妈完全不在乎自己是有四个小孩的“良家妇女”，跟Lisa好得很，会带我们去行天宫，是因为Lisa要去拜拜。

家里的相簿还有一张妈妈跟楼上邻居的合照。以前每个看到那张照片的人都会尖叫：“这是杨小萍！”那是成名之前的杨小萍，天天在洗澡间里练唱歌，我们楼下都听得清清楚楚。杨小萍后来大红特红，可是妈妈从来没动过念头去找人家至少要个签名什么的，连进到唱片行帮外婆买美空云雀，都不会好奇顺便买一张杨小萍。

后来开服装店，正在电视上主持《翠笛银筝》的崔苔菁晃进店里来，看上一件凉纱连身裙，多讲了几次价，就被坚持不二价的妈妈赶了出去，甚至没有看在人家是大明星的份上少骂一声“奥客”！

最特别的还有妈妈在拜拜这件事上惊人地没概念、没兴趣。德惠街上有一间庙，小时候我会去庙前的水池看鱼，却完全没有印象曾经进去烧香拜拜过。后来我们家隔壁的干洗店老板兼营一间庙，经常在我们巷子里搭棚子大拜拜，我记得门口供桌上满满都是红龟粿和白米的惊人景象，但也完全没印象曾经进去烧香拜拜过。当然，我们更没有什么到远处进香迎神的经验了。每次家中需要拜拜的重要节日，大姑都不放心地赶来照看，而且几乎每一次都真的会有让她不能放心，不该放心的状况出现。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对拜拜的独特无知，是小学毕业前到三峡白鸡远足。下了车，老师就赶鸭子般赶大家：“先进去拜拜，祈求神明保佑平安，然后再到庭中大树下集合。”

别的同学都自然地从边门进去，只有我傻傻地差点闯了大门。人家一进去就到香火处拿香点香，只有我连到底该拿几支香都没一点概念，只好紧跟着一位同学，看人家怎么做就跟着做，觉得在庙里面绕了好大一圈，绕得头快晕了，才把手中的香插完。

那样“拿香跟着拜”，拜不出个名堂，更记不得任何程序，还是对别人视为再简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感到极度陌生。我真正学会如何在庙里拜拜，还要再等三四年，到我高一时，在我反复前往淡水的旅程经验中。

那时候，“乡土”概念开始流行了，乡土文学也有了相当的气候。我在淡水自己晃啊晃，晃进了窄窄的重建街，宛如闯进了乡土小说的场景里，大为惊异。在重建街上来回走了好几趟，开始觉得自己或许也可以赶流行写一个乡土故事：住在穷街角，只认识自己乡土小镇的老人，思念他那去了大都市讨生活的儿子，于是就牵着孙子，先到旁边的庙里拜拜，求签问儿子是否平安，不料抽中的竟然是个下下签。老人慌了，前思后想放不下，终于鼓起仅存的所有生命动力，用轻颤的声音对孙子说：“走，阿公带你去找爸爸！”

重建街走出来，高高低低的土阶连过去，就是清水祖师庙。那应该就是老人要去的地方。我在庙庭前，感到一股强烈的羞愧。是的，我的小说在这里打结了，因为我无法具体想象带着小孙子的阿公，到底要如何求神拜佛，以致得到那张让他惊恐不已的下下签？

勉强还记得进门必须走右侧的边门，不能踩到门槛。我在龙柱下假装专心欣赏那细密的雕刻，尽量缩小自己的形影不被注意，偷偷地观察每一个进到庙里来的人，跟随他们每一个动作步骤。看着他们到水槽旁拿盘子，将带来的水果供品放上去，在供桌上摆好；看他们打开一包香，在油灯前点燃整把香；看他们走到门外对着天空拜拜，在外面的香炉里插香；更仔细地看他们如何拿筊杯，如何掷筊，如何抱起签筒里的签条找到对的一支，回头再到神明前掷筊确认，然后认号去取签诗……

我在那里待了两三个小时吧，每一分钟都认真在看，甚至认真在记，那是比学校功课更重要的功课。我知道，那是我的乡土补课，后面有我对于自我乡土无知的愧惭。

从清水祖师庙走出来，我重重地呼了一口气。还好，我跟那个想象故事里的老阿公又接头了，透过庙里的层层仪式，在那当下，那仿佛是人生最要紧的一桩身份与资格。

[台中清水] 对河猜疑

后来知道，有另外一座庙，跟清水祖师庙一样有名，叫清水紫云岩。都有“清水”二字，不过此“清水”非彼“清水”。清水祖师庙的“清水”指的是祖师爷的来源，清水紫云岩的“清水”才是标示庙的所在地方的。

第一次到台中清水是跟一群高中死党一起去的，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老家在清水。我们从台北搭火车，没耐心多讲究，有平快车来就上，到了竹南下车，从山线换海线。海线车没来前，先出了站吃饭，走进一家小店，老板问我们哪里来的，念哪个学校，听到答案突然兴奋起来，说：“建中的应该很厉害喔，我问一个简单问题，答对了这顿饭免费。”老板自己定了游戏规则，他问完问题后，喊一二三，我们要一起讲答案，必须每个人都讲对，只要有一个人讲错，就算错。

好吧，反正错了也不会割一块肉。老板问了：“你们现在在台湾省的哪一个县？”一二三，我们一起回答：“新竹县！”只有一个同学说：“苗栗县！”老板很得意地摇摇头，我们都转身瞪那个白目说“苗栗县”的同学，没想到老板微笑着说：“只有一个人答对。”

可是我们明明在竹南站下车啊，竹南怎么可能不在新竹？老板跟我们解释：竹南是日本占领时期留下来的旧名字，那个时代没有苗栗县，只有新竹州，竹南是新竹州南边的大站，山海线的交会点。可是后来改制，竹南就被划进苗栗县了。

老板又追加一个问题：“新竹为什么叫新竹？难道有‘旧竹’吗？”我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老板叹口气：“有没有听过竹堑？堑就是垄起来不高的矮城，城外有沟叫堑壕，竹堑就是上面种竹子的矮城，后来矮城废掉改建坚强的石城，就叫作新竹城，这样懂吗？”

应该懂了吧。老板又叹口气：“建中的学生这些东西都没学到，太可怜了，送你们每个人一块油豆腐吃好了！”我们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不过却很乐意接受油豆腐的“安慰”。

吃着吃着，老板端过来一盘炸排骨，递给刚刚说“苗栗县”的同学：“你本来答对了，却被他们拖累，排骨送你吃。”哇，好慷慨！顺便老板又问：“这里是竹南，那么有没有竹北？”我们试探地微微点点头。“有没有竹东？”也试探地点点头。“那有没有竹西？”这下不敢点头了。迟疑一阵，一个同学说：“有关西，我表哥在关西当兵。”

“可是没有竹西，对不对？为什么没有竹西？还不只这样，你们看，有台北有台南有台东，可是就没有台西，为什么？”

我们怎么会知道为什么？老板指着马路那头，豪气地说：“看到没有，那家招牌上的饭店，是我们竹南最气派的一家，你们下次回来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竹西没有台西，我就请你们去吃那家饭店。请建中的高才生，是我的荣幸！”可惜，后来我们谁也没去找出那问题的答案，也没有再回去竹南找那位豪气老板。而且建中毕业了，台大毕业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新竹的地名里没有竹西，也不确定这个问题真的有答案吗？

被老板如此牵延，我们没有赶上原本看好的火车，又在月台上多晃了大半小时，到清水时，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在同学老家吃了一顿火锅，天就暗了。到紫云岩上，偌大个庙好像被压扁了，浮贴在薄薄的残剩天光上，很没有真实感。朝庙门走去的路上，突然庙门上的三盏灯眨巴眨巴地亮了，白白的光萤萤飘飞起来，连带庙也跟着离地，仿佛随时不小心就会摇摇摆摆升空去似的。

绕过庙，同学把我们带到庙后面一片空地。给我们看那里的河谷，应该就是大安溪切流而过的位置。河床很宽很宽，不太看得见河对面的景色。然而同学要我们努力看，就在紫云岩石的正对面，有一波波的山陵线条起伏，接着他还要我们在暮暗里看，那边的山影中应该有一个更黑更深沉的黑点。

那是他小时候去看过去探险过的山洞入口。据说洞口是自然的，但是进去没多久就会看到壁上有清楚打凿的痕迹，那是日本占领时期后期，大批日本兵进去开挖的。美军打下了硫磺岛，大家都猜下一个登陆作战目标，会是台湾。驻台日军积极准备殊死战，选择重要的战略据点挖山洞，做为部队最后退守的基地。

那山洞究竟挖了多深，没人知道，因为没人有办法走到山洞尽头。不少人试过，其中还有几个人进去就没出来。于是地方有各种传言，说洞里面有机关，甚至说里面还留有日本兵。那不是单纯的军事防守山洞，一定还藏了日本人特别搬进去的种种宝藏。日本人在台湾搜括那么多资财，战后怎么都不见了，没有交给接收的人？一大部分应该就藏在里面。

“哇，那我们一定要去！”“我们一起去，反正走多深算多深，说不定让我们找到宝藏！”“里面是不是很多弯弯曲曲的叉路？说不定以前的人都没走对的路？”我们七嘴八舌讨论，同时热切地问在地同学他去山洞探险的经验记忆。

“可是说不定会死哪，有人没回来呢！”在地的同学警告。“反正要死一起死，像温瑞安小说《凿痕》里面写的那样，在探险中一个一个死，也过瘾！”忘了到底是谁说这话的，但话一出，每个人都觉得热血沸腾，竟然真的有可以让我们死在一起的冒险处所，多么神奇！

可惜，后来我们也没有安排那想象中的冒险队去探访山洞，山洞里真的有宝藏有秘密吗？

[花莲] 穿过海洋

我还在梦想着一种旅程，美国留学时从杂志广告上看来的。有那种专门绕航南美洲的货柜轮，船上附有少数几个客舱，可以从佛罗里达登船，船启程往南走，沿着南美洲的海岸线，到每个国家的大港就停靠一下，下货柜上货柜，通常过个夜，等天亮后再度出发往下一站去。到麦哲伦海峡转折朝北，破浪平行航过阿根廷、秘鲁、智利长长的海岸线，再经凶险的哥伦比亚，最后到达美国加州南部的圣地亚哥，结束旅程。从头到尾，费时三十五天。

那会是多么划算的三十五天。我将走过加勒比海，走过中美洲，走过神话、诗与魔幻写实的家乡。走过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富恩特斯的家乡，更重要的，我还能把印第安神话、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甚至博尔赫斯的全集都带在旅程上，在那小小的甲板上，有海天相伴，快乐读书。

在我根深蒂固的偏见里，继续坚持只有航海旅行或者长程铁路旅行，才是“真正”穿过海洋的旅行。我们现在习惯的飞机航程，总有一段无法说服我的部分。你得脱离习惯的生活，进入一个无聊而且同质化的空间——机场，把自己塞进不见天日的飞机狭小座位里，一步步让自己封闭隔绝，然后在那个不管航空公司再怎么宣传广告，都极度不舒服的座位上，经历旅程中最关键的段落——把自己挪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得不到一点点挪移的讯息。飞机飞了，地面不见了。然后，飞机停止，不是将你载到你想象的异国，而是到达另一个长得类似的机场，通过类似的行李转轮和类似的海关窗口，这些仪式都结束了，才开始旅程本身，那时你已经因无聊而感到疲倦了。

长途铁路旅行不是这样。火车上的人从来没有、从来不会离开窗外的实质世界。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实实在在地经历挪移。从这里到那里，实实在在。贴地的感觉，让旅行不会失焦，人还是人，恩怨德行不会被抽空了。所以会有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那样的精彩情节。那样的报复谋杀集体共犯，只能在火车上进行，搬到飞机上就不能想象了。

至于航行海上，不会把人变成谋杀犯，却有巨大的诱惑让人都变成哲学家。某种业余的通俗哲学家，自知其业余，但又抗拒不了说出些哲学道理的诱惑。在袤广的大海上，在全无遮蔽的天空下，人直接和宇宙、抽象的时间空间，肉到肉地碰触，无所逃躲。所以钱锺书的《围城》，必定要从船上的场景开始，所有那些既正经又荒谬，既像鬼话又像真理的言词，只能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才有了说服力。是的，大海大船大天空，就是会让人忍不住脑中浮现各种明明是胡说八道的精彩真理。

对于西伯利亚洲际铁路，我只有靠克里斯蒂帮我描述，但对于航海，至少是短程小型的航行，我有当年“花莲轮”的记忆可供资借。

我曾以各种不同方式回花莲。公路、铁路、飞机，有的快有的慢，不过在时间完全不值钱的少年时代，快慢一点都不重要，要紧的是和海洋之间的关系。花莲虽然和台北同在岛上，但只要曾经走过一趟苏花公路老路，感受过一路仿佛腾架在海上云端的惊险，很容易就会接受——台北和花莲间隔着海，必须跨过海，征服了海，才到得了花莲。

以前苏花公路窄到只能单向通行，车班总是走走停停，走的时间跟等管制的时间差不多。苏花公路惊险到公路局要特别定做车头较短的巴士来跑，车头够短，司机才能精确掌握车轮与道路的相关位置。台北到花莲，一趟跑下来，差不多要八小时。从台北发的末班车是九点半左右，别弄错了，不是晚上九点半，是早上九点半，因为顾虑到苏花公路没有路灯，天黑了还走，那可真是玩命。

用性命与苏花公路相搏，才有办法克服横在空间中，再巨大再具体不过的海洋。车窗望出去，海那么近，几乎就贴在鼻下，可是白浪的涌动，以慢动作般的速度展开，又提醒了海那么远。

在北回铁路完工之前，先有“花莲轮”，从基隆出海，到花莲入港，对我们来说，如此顺理成章。花莲本来就在海的那一边，本来就要越过海，才到花莲。登上八千吨的大轮船，感觉刚好是苏花公路车程的逆反。车明明走在陆上，却仿佛随着海的呼吸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摇晃；船明明漂在海上，却反而有一种奇特的坚实垫着脚底，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在海上，不会被海水沾湿。

站在船尾，看得到轮船螺旋桨努力翻搅出的白花泡沫，可是换个角度，无论选择什么当参考点，都察觉不出轮船的移动，它自顾自拼命在原处费力地动作吗？那么慢的行进，真的能走完巴士必须轰隆隆跑上大半天的距离吗？

没有人爱待在船舱里。刚上到甲板，哇，那么大，大过几个篮球场的平铺空间。可是只要走到船舷边，靠着栏杆看到随着云影天色反映或蓝或绿的海面，简单测量一下海面与甲板的比例，空间比例观念马上变了，哇，那么小的船！

从大到小，变化太戏剧性了，以至于很难理性地了解，而是直觉地想起《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情节，人瞬间变小变大，有一种过瘾有一种刺激，也有一种迷惘迷惑，跟掉进洞里的爱丽丝一样。

[花莲] 认识湖水的深邃力量

脚踏车，尽管只是一台九百元的迷你车，却扩大了我的活动范围，尤其让我接触到居住巷道里没有的溪河经验。

骑着脚踏车出中山北路北上，过了圆山后，往右边一直骑，可以穿过自强隧道到达外双溪。隧道必然带有的荒凉鬼气，对喜欢试验自己勇气的少年有特别的吸引力。过圆山如果直直骑下去，就会到天母。藏在路底有天母公园，公园里清凉哗哗的磺溪流过，水面比外双溪窄些，水流更急些，因为没有那么多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石头横亘溪床中，溪底没有蛤仔可以摸，但水更凉更清。

天母是个怪异的地方，然而不会比我们住的双城街晴光市场更怪。天母怪的，就是有很多外国人居住，还有美国学校开在这里。不过我们在晴光市场，看过许多美国大兵来来往往，美国人还会陪酒吧上班的小姐，到我们家开的服装店做衣服，也会到同学H家开的修车厂修车子，没那么稀奇。

比较稀奇的是，传说天母的地名来源都跟外国人有关系。故事里讲：外国人到了今天叫天母的地方，觉得很好很喜欢，就问旁边的路人：“这是什么地方？”路人一看是外国人讲话，很自然的反应是回：“听呒啦！”
[1]

外国人以为闽南语的“听呒”就是地名，以讹传讹，就变成了“天母”。

小时候真喜欢这个故事，听起来有趣极了。回头问来问去，可惜，我们住的地方，就没有这种传奇。“晴光”是日本时代就留下来的名字，“双城”是中国东北的一座城市移过来的名字，都跟“阿凸仔”
[2]

没有关系。

天母公园可以玩水可以打水仗，自己用竹管做水枪，身体从干玩到湿透，从水里起来，到旁边的迷宫玩鬼抓人。那迷宫总共只有几面矮墙错落摆放，就可以遮去视野，钻来钻去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被迷宫一隔，抓人游戏好玩太多了！多增加了不可预测的运气成分，随时可能一转弯就撞到鬼，同时也就增加了惊讶刺激。还有，每一个转角都考验你的反应速度，反应够快才能不被抓，也才能在当鬼的时候抓得到人啊！

迷宫玩一玩，身体干了，又可以回水里去喷水枪。中午近了，旁边有人烤肉传来浓浓的香味。哇，肚子好饿。没关系，水枪战被喷得最惨的，就上岸去，反正旁边一定有小摊卖整条吐司，别人是买来夹烤肉的，我们买一条，四五个人就啃饱了。

不过元稹说得好：“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大海的人，回头就不会再那么欣赏河流景致了。我的切身经验是“曾经平湖难为溪”，因为看到了湖，因为湖上的景色与经验，让我慢慢离开了外双溪，也离开了天母公园。

我的第一片湖，不在台北，是远在花莲的鲤鱼潭。花莲是爸爸妈妈的家乡，尤其是爸爸那边，亲戚都在花莲，叔叔伯伯姑姑表哥表姐一大串。放寒暑假时，很容易找到地方将小孩托放一下，让大人喘口气。

应该是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夏天，到了鲤鱼潭边，带我们去的表姐夫还很慷慨地判定——我够大到可以学划船了。

木头的船在湖上摇呀晃呀，看起来还没有荡秋千来得厉害，谁怕谁啊？上去了才知道没那么简单。荡秋千有其规律，船的摇晃却是极度放大你的身体重量；这边摇了，你赶紧要平衡自己，结果换成另一边摆过去，差点整个人斜倒进湖水里。

哇，开不得玩笑，我不会游泳啊！好不容易才在小船上背对着船头坐下来，一握桨，又吃一惊，老天，用原木雕凿出来的船桨那么重！

乱划了一阵，放弃了，把桨交给对面的表姐夫，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漂浮在湖上。离岸渐远，山却仿佛近了，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湖水随着船的行进漾动，一波波水涟展现一种规律的数学模式。然而在固定间隐约有变换的亮点，眼睛看得渐渐要花了，身上才会意过来有风。轻微淡雅的风吹着，然后才发现山上的树并不是一片大绿静止着，而是闲闲慢颤着，和船和风形成特别的节拍韵律。然后才进一步理会，山的绿有很多不同层次，颜色组合本身又是另一种无声的、空间的韵律节奏。

湖的平静既真且假，当下少年的我如此体会。湖水不像溪流那样哗然热闹，闯过膝胫的冲撞扎扎实实。湖水连打在前进中的小船侧舷都有节有制，像在示范着雷老师教的小提琴重音拉法，瞬间摩擦出音量，马上收回运弓的力量，让后面的琴音平顺酣美。可是湖水自有一种溪里不会有的威胁，惘惘然藏着，水波愈是浅浅从表面划过，就愈是提醒了，波下深不可测的水，和我们的船，和我小小的个人，如何不对等。

于是，我央求表姐夫再把船桨给我，重新让船桨入水，不再只是操控船只的动作而已，是跟湖、跟湖水的亲密连接。臂膀上筋肉挺直的酸麻，具体诉说着湖水的深邃力量，和我对抗着，又具备我永远无法揭露的神秘。我一桨一桨划着，愈划愈怕却又愈划愈起劲，终至将自己的虎口磨破了都不自觉，血迹留在船桨粗粗的木质纹路上。

[花莲] 奇特的温暖

花莲老家在中正路上，离老花莲戏院不远，也就离最有名的“液香扁食店”不远。朝花莲戏院相反方向走一段，路边出现一所学校，叫作“吉安小学”。喔，原来那里就已经超出花莲市的范围，进入吉安乡了。

二〇〇〇年，我在《明日报》当总主笔，老友刘克襄在《明日报》的副刊有专栏，一回，他写了一篇关于“吉安寿丰”的文章，在网络上快速引发了流传狂潮。吉安乡和寿丰乡，都是花莲的地名，都在花东铁路沿线上，刘克襄从吉安搭平快车到寿丰，他买的旧式硬纸火车票上，正正直直地标示“吉安寿丰”四字。吉安寿丰，多么讨喜的祝福好话啊！

受克襄文章影响，一时之间，“吉安寿丰”车票大卖，还有旅行团游览车特别绕到吉安车站，只为了让一车观光客下车买“吉安寿丰”的车票，带回家当纪念品。据克襄说，一两年内，卖了十几万张，帮台铁增加了一笔意外之财。

有意思的是，克襄自己最早买的“吉安寿丰”车票，上面有标号，好像是九百多号吧！意味着从台铁开始经营花东线，到二〇〇〇年，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从吉安到寿丰这段火车旅程，只卖了不到一千张平快票！

还真是冷门的一段路程，我问过花莲各家亲友，没找到任何一个曾经搭火车从吉安到寿丰的人。对花莲人来说，道理很简单，火车是长程交通工具，谁会要搭火车去寿丰那么近的地方？要去寿丰，一定是骑车嘛，以前骑脚踏车，后来就骑摩托车，干吗还要去火车站买票等火车？

说的也是。年少时候，我就曾经多次从中正路的老家出发，踩着脚踏车到位于寿丰乡的鲤鱼潭去。通常是暑假夏天中午过后，天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顶多就是在脖子上多挂一条毛巾，不必停车就可以擦汗。

记得路途中会经过机场附近，抬头东张西望，却不容易看到飞机的踪影，班次太少了吧。必定看到的，是机场边一家旅馆的招牌，大剌剌地取名为“三宝大饭店”。“三宝”？在我们家日常语言中，不是拿来嘲笑差劲事物的吗？“他的脚踏车好不好？”“啊，那三宝的！”“三宝”几乎就是“三流”的代名词，把自己的旅馆取作“三宝”，谁去住呢？

一定不是花莲本地人开的。看着“三宝”招牌，想起花莲人都熟悉的另一面招牌的故事。“森林木材行”，开木材行，取“森林”为号，不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吗？然而，这家木材行营业没多久，就倒闭关门了。大家才意识过来，店名取得有多糟。看，第一个字有三个“木”，第二个字变成两个“木”，第三个字剩下一个“木”，第四个字呢？只有半个“木”，更别提第五个字完全没有“木”了！木头愈来愈少，生意怎能不每况愈下呢？

往寿丰的路够长，可以想很多这类既有趣又无聊的事，同时感受自己跟花莲奇怪的关系。我是个花莲人吗？亲戚们都将我当客人，毕竟这里没有我自己的家，而且他们直觉反应第一句跟我说的话，几乎都跟台北有关。在他们眼中，我是台北小孩，但没有别的台北小孩这么熟花莲吧？

熟到可以自己骑车到鲤鱼潭，拿出五十元给船家，换来一只船，还可以指定要我觉得最顺手的那组船桨。熟到可以不必回头探看，有把握维持船头的准确方向，划啊划，划到鲤鱼潭的对岸去。

我喜欢在湖里一切都不必花费心思的感觉。手臂机械地动着，船就等速平顺后退，水声哗啦啦哗啦啦构成固定的节奏，快慢有致。周遭的山景似动非动：非动，让人安心，不必分神应付；似动，又使得山与我之间，没有固定的距离，没有那么生硬的彼此态度。似动非动间，山一直在朝我靠拢，什么都不必做，就有奇特的温暖，被某种神秘力量包围着保护着的温暖。

划到对岸，找个岩角把船卡好，缓缓在船上靠躺下来，看天光变化。下午的阳光在树影上努力闪烁，仿佛像要拨开树枝树叶，刺进我的眼睛里。然而再强再大的阳光，都奈何不了最细小的树叶一丝一毫，只要没有风，我就不必担心阳光闯进来。

想起“北风与阳光”的寓言故事，其实不必然阳光比较厉害。阳光只能静静地变化，只有风能动。如此想着时，像是听见我的翻案嘲弄般，阳光就换了位置，偏斜角度投到树影边缘了。湖水被照映着，呈现介于金色和黑色间的特殊华丽质感，原先的翠绿完全不见了。阳光一寸寸往我船尾逼近，它要绕过树影叫我承认它的耀眼威力。我等着，算着，阳光每分钟挪移多远？还有多久就能扑上我的船呢？

等着算着，不过我知道那只是我跟阳光玩的另一场游戏。它到不了的。离我的船剩下半米左右，阳光，那耀武扬威的金灿灿，就会突然消失，太阳落到山后面去了。

那也是我该拾起船桨的时刻了。把船划出来，划在又变了颜色、覆盖着如固体般浓灰铁绿色泽的湖水上，一边向在岸边张望的船家挥挥手，表示我就要回去了。

[碧潭] 如果我不存在了……

水是危险的，我一直知道。

小时候第一次的野柳之旅，记忆中完全没有印象，相簿里留下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跟“林添桢铜像”合照的。林添桢手上拿着救生圈和绳索，他就是为了救人而淹死的。

小时候圆山有一座公共游泳池，取名“再春”，典故是另一位在基隆河里因为救人而淹死的小男孩李再春。

我最早在再春游泳池学游泳，但没有真的学会，就放弃了。放弃的理由很简单，有一次去游泳，从泳池里上来，却发现自己的外裤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一起去的同学斩钉截铁地结论：“被偷了！”

那怎么办？有同学建议就穿着泳裤走回家。我宁死也不肯，穿泳裤走在大街上，太丢脸太丢脸了。不愿只穿泳裤离开，又非走不可，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几个同学兴奋地商量分工，彼此掩护，硬是去帮我偷了一件尺寸大小差不多的外裤来。匆匆套上，就赶紧离开，甚至不敢去想这件裤子的主人从泳池里爬出来要怎么办。

从此我再也不去“再春”。不去“再春”，也就没别的地方继续学游泳了。不会游泳的人，却偏偏最爱漂浮在水面小船上。自觉水里蕴含的强大危险，那可以瞬间将我吞没的水的温柔力量。

初中时，在林怀民的小说集《蝉》里，读到一篇《虹外虹》。故事的背景是我当时已经很熟悉的碧潭，一个碧潭静静没有什么人的午后。

在花莲鲤鱼潭的经验，让我迷上了划船，开始找机会就搭一两小时公交车到碧潭去。最早到碧潭，总是不习惯那拥挤和嘈杂的环境。碧潭的湖面本来就没有鲤鱼潭宽广，却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船，大部分的船又都控制在经验技术都不足的人手中，简直恐怖。甚至还有几次我去到码头，根本租不到任何船！

还好，多去几次后，加上船家的指点，我找到了办法。天气热的暑假，尤其是太阳毒辣辣的中午到三四点之前，没有人会想要划船的。那是最安静也最平静的时刻。而且，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不适合划船游潭。可以把船划出去，在潭边找一个有树荫的角落，把船卡好，在那里享受湖光山色，或者摊开书来读，或者睡个午觉。那样的角落、那样的时刻，唯一会受到的打扰，只有一些立定主意就是要在碧潭游泳的人。他们也学会租一艘船，划到对岸停靠了，从船上跳进水里。遇到他们，当然就提醒了我不会游泳的事实，以及这个事实背后似乎总会有质疑我凭什么在湖上徜徉的危险力量。

《虹外虹》写的正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碧潭难得的静静午后。一个年轻人自己划船出去，先是在潭中救了一个差点溺毙的人，然后鬼使神差，换他自己下潭游泳时抽筋往水下沉，如果晚几秒没遇到伸出来的援手，他就到鬼门关的另一头了。

生命如是脆弱，尤其在碧潭上。不过这篇小说让我读得触目惊心的，不只是描述人在碧潭上随时跟神秘水鬼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小说的结尾处。从鬼门关闯荡一番回来的年轻人，搭车从新店回到台北，感觉街上的人完全平静平淡地继续过他们的生活。他有强烈的冲动，甚至强烈的愤怒，想对所有路人大叫：“我差点死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怎么能一点都不在乎？”

有比死亡更恐怖的威胁。那是想到死亡之后，灭绝之后，自我意识消逝之后，这个世界会、必然会不受影响继续照常运转下去。我活着，或我不再活着，究竟有什么差别？要如何说服自己，和死亡对照后，生存是真的有意义的呢？

我不曾有那么戏剧性的濒死经历，但我知道那种突然与世界疏离的困惑。在花莲度过几周的寒暑假，回到台北，总预期台北的家中及其周围环境，应该有些改变，让我察觉并对我显示我缺席的迹象。然而绝大部分时候，不论我如何努力寻找如何努力感受，就是没有想象中的改变。

是不是意味着，我在或不在，没有差别？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留在花莲没回来，也没有差别？我无法阻止自己继续想，是不是意味着，有没有我这个人，连对我台北的家，新兴初中的班级，双城街的街坊环境，都没有差别？我是我，世界是世界，我在世界中，但世界却大可以不要我。这种古怪的感觉。

好长一段时间，我反复读《虹外虹》和《蝉》书中的其他篇小说，还特别找来了林怀民更早的小说集《变形虹》放在书包里。每次出发往新店去时，总要检查一下书包，确定这两本书都在。到了阳光亮晃晃的碧潭，尽量用最潇洒的姿势将书包甩上船，熟练地划起桨来，绕着潭面，一边在脑中温习小说里的场景与情节，同时温习那明知没有答案，明知不会有答案，却总是反复浮上心头的问题：我存在，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怎么晓得、怎么证明自己真的存在过？要如何设想我不存在了，例如在碧潭被水鬼抓走之后，这个世界继续运转下去的样貌？

一直想一直想，想到闪烁的阳光似乎都化为一个个大小不一调皮跳动的问号，弄得我头晕，以为下一刻就将在眼前看到水气蒸蕴而成的水鬼身影了。

[淡海] 似酒的十月秋阳

我是直接从碧潭去到海边的。

初中三年级，很孤单的一年，为了准备联考，学校重新编班，前两年跟我一起踢足球、跑田径、跟隔壁学校斗狠的同学，一个分到所谓的“五专班”，其他都在放牛班放牛吃草，只有我自己分上了“好班”。而且我家从住了十年的双城街，搬到了民生社区，连小学的玩伴也没法随时找了。

没有了朋友玩伴，突然空出许多时间来。我去博爱路的功学社买了一把吉他，绕到重庆南路书店又买了两本《民谣吉他》教本。我看别人都用杨光荣的版本，但怎么看都觉得那个本子丑丑的，有一种特别的寒酸气，所以完全冲着封面美术设计，选了另一种上下两册的。翻开来，下册连续给了两首唐·麦克林的歌，Vincent和And I Love You So。这个厉害，我听过唱片里巧妙的吉他声音，不像平常只有和弦伴奏，唐·麦克林清楚地弹出主旋律，然后在底下衬着变化节拍的和弦。我要学会那样弹吉他。

仗着学小提琴多年的底子，没有去找老师，没有去上课，就凭那两本《民谣吉他》，在民生东路的新家里关着房门猛练猛弹。周末常常一弹就是三五个小时，弹到昏天暗地，只记得肚子饿了出来找饭桌上的东西吃。

吉他弹累弹烦了，就只能去碧潭。碧潭更远了，我必须先搭六十三路或二五五路公车，回到原来住的中山北路那边，再换往新店的车。花了那么多时间才到得了，常常一去了就不想离开。

那一回，是潭面上实在太挤太多人了，划来划去，竟然真的找不到一个安静些的角落。还有一对情侣好像老在我旁边绕，那男的总是在教女朋友怎么划，总是强调划船多困难，还总是语带恐吓地说如果船没控制好，离开了平静的潭面溜到下游，就会被河水带走，一路一直带往中兴桥，甚至带到河口去，回不来了，多危险。

我每次都在心里暗骂“胡说八道”“无聊”。骂了几次，觉得最无聊的是自己，于是郁闷地还了船，上了岸，离开碧潭，反射地走到马路上，反射地等车，反射地上车，心中丝毫没有要回家的念头，却也完全没想还能去哪里。

坐在颠颠摇摇的车上，很快就打起瞌睡来，一直感觉到自己的头不时敲在车窗玻璃上，痛一下又痛一下，但就是醒不过来，或者是不想醒过来。

醒来发现窗外的景色陌生，车子竟然在水边奔驰着，好大一片水摊开来，同样是水，水的那边有绿绿的山，可是这水的规模，不止碧潭不能比，甚至也比鲤鱼潭大得多。大到改变了山跟水的关系，水面好像够将山撑浮起来，山不再是范限水的终点，比较像是水景的一部分，温驯地被水推来推去，时而向前，时而向后。山，而不是我坐的车，在动着，前后动，左右动，甚至还上下动。

我睡过站了，我知道，却一点都不惊讶，更不慌张。马上想起这车从新店碧潭，会开到一个叫淡海的地方。那是淡水河的出海口，于是明白了，在车窗外巨幅托拥着山的，原来还是那条从碧潭一路流下来的河，瞬间有了一种温暖的错觉，忘记了是我自己搭着车往河下游追逐而来，还以为是河随着我，从碧潭来到这里跟我会合。

接着自己在心里笑起来，为什么刚刚会对那个教女友划船的男生那么不耐烦？或许是我直觉地晓得河下游，河水淌淌往大海去的方向，必定是个气派的所在，不可能是那男生小里小气讲的危险地方。

没多久，车子进入小镇，暂时和大河告别，车停下来，原本的乘客几乎都下光了，还好跟着又补上几个新乘客，让我安心知道这应该还不是终点。车子又开了，一会儿，河回来了，而且河岸宽广，成排窄窄像玩具般的小舟停放在沙地上，舟里披挂着更小更像玩具的网子，清楚标示着它们的渔船身份。车迂回几转，停在大广场前，所有人，除了司机，都站起来，我知道淡海到了。

秋阳似酒。这是我多年后，才在刘大任小说里读来的形容，可是那泼洒在沙滩上的十月阳光，真的就给我一种介于迷惑和晕眩的感受。我还没有真的看到海，却已经察觉自己的感官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警觉状态，听觉、嗅觉、触觉、视觉全都敏锐地准备着，还没有接收到讯息，却先兴奋地预期着那讯息的新鲜与独特。

海潮的声音，海风里浓淡变化着的咸味，风以不同强度与方向划过皮肤，然后是那从不可逼视的亮白，到最深沉、勉强才能与墨黑色分辨开来的蓝绿色，层层叠叠推压松散的海洋模样。我站在淡海海边，感觉海洋，既而被海洋包围，既而海洋进入我的身体，所有的感官都是海，又都是我。

我曾经在湖上，恍惚以为远远的山在对我说话，温温吞吞地说些仁慈训诫的话。站在淡海海边，我更明确感受海在对我说话，但它的说法，强悍直接不容反驳，它没有召唤，没有“来，我跟你说”一类的开场，就是坚决地灌注进来，从每一个毛孔灌进来，每句话都是命令式，没有猜测、犹疑的一点点空间。

它说了，那天下午我在淡海听见，生命不可以细碎猥琐，不可以逼仄狭隘，要广大要开阔，要相信自己可以像大海一般丰沛丰富，一直如此相信，一直如此追求。

[淡水] 下午的俗世风情

我一次又一次明明买了到淡水的车票，却在竹围就下车了。仿佛要到淡水的是我，但中间被小说里的角色附身替代了，他，而不是我，和竹围有关系。

那里，竹围的马偕分院，有他深爱的少女，那个终究到了小说结尾时会被葬在观音山上的少女。

我在竹围穿街过巷，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该要干吗。可是却又离不开竹围，在竹围才能感受他的悲剧，清楚其悲剧结果，却不清楚悲剧因由与过程的某个巨大的迷团，关于爱情的迷团。

一定要写一个很不一样的爱情故事。我的心中固执地反复响着这个念头。在竹围无目的地走着，口中唱出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曲：“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Ice and desire... A rose will bloom, and then will fade, so does a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莎士比亚的诗句化成歌曲，竟然就变得易懂可解了。电影画面随而以不同的混乱次序，在我眼前晃动。要写一篇不一样的爱情小说，就是这样。我刻意用不容打折商量的口气对自己说。

远远地凝视马偕分院的窗口，我试着让自己看见那美丽却苍白削瘦的身影，“削瘦的灵魂”，配得上削瘦灵魂的躯体，还有面容，可惜七等生的《削瘦的灵魂》写的是他自己做师范生的思考与折磨，不是女孩，不是爱情。不过削瘦而单薄的灵魂，符合我想象的爱情对象。

如果是我，我会爱上什么样的人，会认定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为生死爱情的对象？在竹围构思小说时，我不免如此自问。一颗削瘦而单薄的灵魂，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答案，抽象的答案。我对女孩的认识太少，无从具体起。拥有一颗削瘦而单薄的灵魂的少女，应该长什么样子，应该说什么话，应该有怎样的遭遇，除了生病和最后葬在观音山上的结局之外？

没有答案。那女孩的形貌、笑声、身世，她会说的话和她会穿的衣服，空洞洞的窗口没有显现。我的小说只能停留在固执抽象的写作意念里，更惨的是，另一个我本来没打算要问的问题，也没有答案。我会爱上什么样的人？我会爱上值得爱的人，拥有值得拥有的爱情吗？这个人，比小说里的那个女孩，更缥缈更难捉摸，也更叫人头痛。

抱着隐隐作痛的头，我回到车站，搭下一班火车再去淡水。淡水镇上充满了水的味道，有河水里的土泥味，有海域特有的腥味，还有风中含满湿气扑鼻而来的说不上来的味道。顺着水味引领走，街上味道最重的地方，可以找到市场，市场边一条窄窄的下坡路到底，就是渡船头。本来的水味之外，这里的空气多增加了浓厚的渡船引擎散放出来的油味。

突然不想上渡船了，虽然远远河口的夕阳看来应该会很美，适合搭了渡轮到八里荒凉的码头上安安静静地等它落下。然而，那多像小说场景啊！爱情小说的男生和女生，总该在八里码头对着落日有些什么吧。斜披的光线照在一大片黑泥沼地上，映显成奇特的青紫色，密密麻麻小坑里的螃蟹似乎更忙了，煞有介事地从这个洞到那个洞钻爬着。再过去些是成排的渔船停泊着，船上随意挂着几片渔网，像极了印象画派中的显影。那样的八里，不是我这个时候的困顿心情能承担的。

离开渡船头，就进了市场。下午，摊子差不多都收了，不过市场却不是空的，每隔几步就有人在忙着处理鱼货。新鲜鱼货是天未亮时就来的，下午则是要把没有卖完的杂鱼，放在一个大钵缸里捣成鱼浆。那么多不同的鱼经过捣打，打到骨头鱼刺都不见了，就开始产生黏性，再也看不出一点鱼的模样。很多鱼贩，会在旁边准备一个小炭炉，简单地就在炉上放一锅水，讲究一点则摆一锅油。鱼浆打好了，抓一小把揉一下，往滚水里一甩，就变出鱼丸来。如果用竹片轻抹一层拨进油锅里，那就是甜不辣了。

我在那里看呆了，好心的摊家会用带点不耐烦的口气，叉一颗鱼丸或一片烫呼呼的甜不辣，对着我说：“小弟，这拿去吃看看。”好像站在那里就有义务帮他们试吃做好的鱼品似的，如此正免除了我的尴尬，不客气也说不出谢谢地将食物接过来，一边吃一边点头，摊家说：“一定好吃的。”

还真好吃。摊上另外有一个脸盆，里面装了透明晶晶亮亮的东西，我还来不及细看，像是水的液体倒了进去，盆中哔哩啵啰冒起众多大小泡沫来，接着传来奇特的酸味。摊家看我一脸疑惑，解释给我听：“这是用双氧水煮吻仔鱼。吻仔鱼用滚水煮会散掉烂掉。平常别人都是在船上就煮了，所以别的市场只卖白色的、煮过的吻仔鱼。我们这里比较讲究，还要卖透明漂亮的生吻仔鱼，卖不完的下午才煮，这样理解吗？”

理解了。嘴里又含进一口刚用双氧水煮好的吻仔鱼，鱼的香味中还夹着双氧水的气息，我突然觉得，人有没有办法想象出可生可死的爱情，能不能遭遇值得生死追寻的爱情对象，也没那么重要啦！

出了市场，落日正大大地悬在河口上。

[花莲] 当夜色罩满湖面

人生中有一段时期，我以为最大的幸福，甚至说幸福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刻，半躺在小小的木船上，手里拿着一本诗集，或一本带着诗意的书。读着读着睡意拢来，字句涣散，似醒似梦之间，感受到不知是书上记载还是我自己内在记忆的故事。

那时候，我经历过几件事了，几件自以为堂皇重要的事。编过一本校刊，爱过一个总没把我放在眼里的女孩，后来又无望地爱过一个大我十一岁的女人。这类的事，让我相信生命已经在我面前开展，让我相信自己够资格开始想象思考幸福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够资格刻意去寻找跟别人不同的、幸福的经验，甚至幸福的定义。

一回，还是在花莲的鲤鱼潭，我突然厌倦于平常将小船划到对岸再划回来的路线，决定这次不横渡湖心了，我要沿着湖岸周围绕划一圈。离开了租船码头，我小心维持着船和岸边不远不近的距离。湖岸的景色渐次展开，带着特殊迷人的陌生。那山原该是我熟悉的，却从我不曾习惯的角度跟我招呼，不再是我主动观看山岸，而是山岸主动唤我过去。无声的声音，在山树间呼之欲出，似乎对我说着：“来，再往前一点来，我有话对你说。”

我一直划一直划，想听到前面山岸要说的话。他会说“你该像我，像我一样坚毅挺拔”吗？还是他会说“你对生命的体会，要像我一样深邃，一样宁静”呢？我每划前一米，那无声之声就往后退一米，我只能不断地划，想确认我听到了，那些只对我透露的讯息。

划到天渐渐暗了，不用看表，我都知道大概还有一小时天就要黑了，而我沿湖才划了差不多半圈的距离。合理的选择，是掉转船头，循平常的方向，穿过湖心回航，那就可以赶在天黑前回到码头。然而，我多么不愿意中止绕湖划行的旅程，仿佛我和包围着湖的山势，有了一个默契许诺，我该完成这趟简单的旅程，他或他们，就会赏我一个秘密。“他”或“他们”，因为我不晓得，这巍立千万年的山，到底该是单数还是复数。

所以我固执地继续划下去。天光愈来愈弱了，山愈来愈黑，心底长出了恐惧的线头搔痒着。我知道，如果用力一拉，线头就将带出比黑暗更黑的、自己都无从评量的害怕。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船上，毕竟整个湖上只剩下我这条小船，毕竟熟识的船家因为太熟了不会等我而会先收摊回家，我有太多理由害怕。

所以我只能更固执地划下去，像跟谁赌气般照着原路继续划，要是改变航程方向，必定会更慌张更害怕。转成墨色的湖水完全阻挡了我寻找码头方向的视线，我只能依靠湖岸的轮廓。在黑暗中，渐渐从线退化成线的暗示的指引，才有可能回到码头。

愈划愈怕，也就愈划愈觉得终点码头毫无着落。我迷失在湖中的航线上，开始担心自己再也无法从这里脱身。夜降临了，我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看见自己一直在划船，一直划一直划，回过头，原本划船的少年竟然变成了面目枯槁的老人！

我无法确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当夜色罩满湖面时，突然有一瞬间，离我那么近的山变化了，静静的黑影动了起来，在我眼前在我身后悄悄地变换了轮廓。先是变得尖锐尖利，像是恶魔乍然伸出的掌爪，继而在我还来不及惊叫出声前，又倏忽变得厚实柔软，扑下来将我包围住。我不再是湖上的划船少年，却化成了湖的一部分，被山与山影同时怀抱着，因而感受到空前的温暖，空前的安全。

山有呼吸，山有脉搏，山的呼吸脉搏起伏，毫不费力地引我找到了码头，我将船驶进人工造出的小湾里泊好了，山才退去。我抬头看见街上饮食店的灯光，身上似乎还残存着山的体温。

那当下，我完全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这奇特的湖上经验。我也以为，这奇特的经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别人诉说描绘。然而，还有更奇特的事等着我。回台北没多久，我站在重庆南路的书店里，随手翻开一本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集。啊，那湖上黑夜的恐惧与恐惧后的温暖，竟然就在那里，在华兹华斯被用别扭中文翻译过的诗里，不管那中文再怎么别扭，我都一眼就读懂华兹华斯所写的。为什么？我几天前在鲤鱼潭所经历的，却进到了一百多年前遥远英国诗人的诗里呢？

我买下了华兹华斯的诗，带到碧潭去。碧潭不是鲤鱼潭，碧潭没有鲤鱼潭那么广那么平。我去的时候，下午还很长，黑夜还很远。可是就在碧潭河岸船上，我一次次读着华兹华斯的诗，读到水波摇晃摇出了层层睡意，在那个恍惚的交界点上，醒着的我在碧潭这端，梦着的我却到了鲤鱼潭，山在醒着这头进入印着白纸黑字的书中，再从梦的那头浮冒出来，变成黑底压着暗金色的影子，重复一次先恐吓再温暖照护我的过程。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没有更高的幸福形式了，我不相信人生还能在湖水山色与诗行之外，创造出更强烈的幸福。

[1]
意思是听不懂。

[2]
对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