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世界

（美）莉兹·摩尔（Liz Moore）

著

吴自华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186号

Copyright©2016 by Liz Moore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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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世界／（美）莉兹·摩尔（Liz Moore）著；吴自华译．－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51-0799-6

Ⅰ．①看…　Ⅱ．①莉…　②吴…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3353号

KAN BU JIAN DE SHIJIE

看不见的世界

作　　者：［美］莉兹·摩尔

翻　　译：吴自华

产品监制：何醒

特约策划：孙淑慧

责任编辑：何醒　卢丹丹

版权编辑：王立超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

责任校对：曾高兴

责任印制：林斌

出版人：　卢培钊

出版发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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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庙上村

邮政编码：101117

开　　本：880mm×1240mm　1/16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24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51-0799-6

定　　价：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幕

1980s 波士顿 生活，涟漪四起

2009 旧金山 虚拟世界的开端

1980s 波士顿 谜团接踵而至

2009 旧金山 生活暗流汹涌

1980s 波士顿 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1920s－1930s 堪萨斯 伤痛与苦难交织的童年

1980s 波士顿 嗨，哈罗德

2009 旧金山－波士顿 秘密浮出水面

1980s 波士顿 一段新的征程

2009 波士顿 久别重逢

艾达：哈罗德是谁？

1940s－1950s 他一生的故事

2009 波士顿 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1980s 波士顿 一个生命不着痕迹地逝去了

不久之后 UW的初次测试

不久之后 看不见的世界

尾声

致谢

献给HAC、AES以及ESL

亲爱的甜心，

你是我最热切的渴望。你洋溢的激情永远是我心之所向。我的爱盼望着你的心。你是我最渴盼的慰藉：我最温柔的爱慕。

你美丽的，M.U.C

我亲爱的诺曼，

……我现在陷入了一桩大麻烦，我一直觉得这有可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尽管我过去认为这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具体的情况很复杂，也很有意思，我以后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短故事，但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那么清楚。毫无疑问，我将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但究竟会是怎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忧郁的，阿兰

——《阿兰·图灵：恩尼格码》，安德鲁·霍吉斯

我们已经了解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外部世界进行的探索，并不通向现实世界，而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由符号构成的影子世界。而这些方法无法进一步渗透到这个影子世界的内部。我们感觉到还有更多隐藏的东西，因此我们重新回到起点：人类认知——围绕着这个中心，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不同于符号世界的其他现象和启示（不管真假）。莫非这些没有太大的意义吗？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回答，因为在这里推理已经不再成立了。

——《科学与看不见的世界》，A.S·艾丁顿

序幕

“你好。”

“在吗？”

“你好。”

“你好。”我刚才睡着了，回应得有些慢。

“你好吗？”

“你好。”我又说了一遍，但这不是正确答案。

“错误。”

“我很好。”

“你好吗？”

“我好些了。”

我停下来，等着它。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知道，但并没有答话。

“我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听。”

“我洗耳恭听。”

“正确。”

然后一切就这么开始了。

1980s 波士顿

生活，涟漪四起

那是一年八月底，戴维举办的一系列晚宴中的一场。“看那束光，艾达。”——艾达正站在厨房里。那天晚上的那束光，颜色如同蜂蜜或是沙色马的鬃毛，温暖和煦，生气蓬勃。它流过窗外的树叶，洇润成片片斑斓的亮纹，最后慷慨地倾泻在台面上，而未被照到的部分，仍浸泡在夜幕的晦暗里。

戴维对她说：“告诉我是谁解释了光的颜色。”

“格拉斯曼。”她答道。

他接着问：“告诉我谁最早描述了折射。”

“斯内尔。”

“比斯内尔更早的。”

她想不起来这个名字了，便把一只手支在身边的台子上，微微晃着身子。

“是伊本·赛赫勒，是那个天才伊本·赛赫勒。”戴维醉心于各种形式的光，醉心于回忆掌控光线的光学定律。那天他有点热伤风，时不时得停下来擤一把鼻涕，在每次呼气之间，用手比画着阐明更进一步的内容。他穿着他最舒适的那件衬衫，脚上是他很久之前在意大利买的一双皮凉鞋，脚趾伴随着他挑选的音乐（布伦德尔演奏的舒伯特）从凉鞋里伸出来又缩回去，膝盖在每个渐弱音处放松，又在每次长休止时收紧。蓝色的锅里是他正猛烈搅拌着的面糊；黑色的锅里，三只龙虾已经红透。在下锅前，他按摩过它们的背部——他告诉她这样可以让它们平静一些。“不过，它们当然还是会感到痛苦，”他说，“我很遗憾。”这时，他把龙虾盛出锅，用右手搞定了它们的钳，而左手继续搅拌着面糊。对这样的活计来说，这里实在是太热了。夏末时节，多彻斯特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电扇，窗户大开，也难求一丝微风。

这就是艾达·西贝柳斯喜爱着的父亲：沉醉在期待之中，计划和执行企盼已久的活动，为由他主持的晚宴做好准备。戴维选择性地参与社交活动，比起新交，更在意老友们的陪伴。有时他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粗鲁无礼，但偶尔当他决心办一次派对，他会相当严肃地担当起主持者的职责，一整个晚上，化身为马戏团领班、宴会主持人，或者市长。

那天就是一次这样的“偶尔”，戴维已经完全沉浸在宴会的准备工作之中。他是波士顿理工学院一个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主任，学校的简称是Bit，有时他正在兴头上，会叫成Byte。每年八月，他会请上一群同事，为每年新加入实验室的研究生们举行一个欢迎晚宴。艾达像了解自己的父亲一样了解他的这些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她来说如同父母一般——和戴维一起，他们养育了她，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理论上讲，她上的是“家庭学校”，但实际上，她上的是“实验室学校”。她每天待在父亲实验室里的时间，就与他和其他同事工作的时间一样长。到了晚上，他会挑出觉得讲得还不够的地方，巩固一下她的学习。他教她法语，让她阅读文学作品，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理论框架讲述那些他觉得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她没有考试，只有一些即兴的口头提问，就像现在——他一边来回搅动着面糊一边布置给她的这样。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他问道，“是费曼图吗？”她应了一声，他便让她去把刚才讲的东西在厨房墙上的黑板上画出来，新粉笔在黑板上痛苦地挣扎出断断续续的痕迹。

他扭过头去看了看她画的图形，宣布她的结果正确。通常他就说这么多，如果他不说“错！”的话。

整个下午，他都在和她絮叨着他最新的几个学生。他们分别叫作伊迪丝、仲成和乔尔迪。艾达还没有见过他们，脑海里却浮现出他们的形象：古板的伊迪丝，南方的钟橙，有些笨拙的超弟——她把仲成听成了钟橙，把乔尔迪听成了超弟，像是个艺名，而不是科学家的名字。“他们在面试时都发挥得非常不错，仲成可能是最厉害的。”戴维这样说着。

那天晚上艾达负责调酒，父亲指导她如何做到像化学家那样精确。首先，她把八个装满冰块的海波杯和六个酸橙在一个绘有龙虾图案的盘子上排列整齐，盘子是戴维为了这样的场合特地买的，和晚宴的龙虾相配。她朝结霜的海波杯里各倒上六十毫升金酒，把酸橙切成两半，用刀尖挑去种子，然后均匀地把酸橙汁挤在每一个杯子里。接下来，每杯撒上两匙砂糖，搅拌完全，再倒满苏打水，放上一小片薄荷叶。最后，她放进一根吸管，在杯子里转上两圈，领起这杯液体最后的旋舞。

六点五十九分她搞定了最后一杯鸡尾酒——客人们七点就该要来了。

烧好的龙虾放在台子上两个倒扣的搅拌碗下面，这样它们的温度刚好合适——比房间里的温度稍稍热一些，正如戴维期望的一样。戴维已经做好了他的奶油酱，正在给他梦寐以求的菊苣、西柚和鳄梨沙拉摆盘。他动作快得像疯了一样，双手微微颤动着——艾达知道，现在不是跟他说话的时候。戴维想要把所有事情做得既精确又优雅，一定得做成才行。

“我有没有忘记什么？”他有些紧张地看着艾达。

最近，艾达发现父亲的性情有些变化，原本他爽朗好奇，现在则有些忧虑和孤僻。大部分时间，艾达的父亲是一个擅于言辞更胜于倾听的人，除了在给艾达上课时。在艾达的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聆听艾达做出的每一个回答。如果是在谈论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他有时会走神，看向窗外，或是手头的工作。这沉默总是比她以为的更久，而打破寂静的，只会是她的一声“戴维？”。

从前，他会坐着和她聊天，或是继续白天的课程，一直到睡觉时间。而现在他总是一头钻进他在家里的办公室，在电脑上工作，有时熬夜到凌晨，有时则在书桌上趴着睡着，醒来又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脸上还带着蛛网般的红色印痕——不知是夜里被什么东西给压出来的。有时艾达醒来，会看见父亲在厨房的餐桌上写便条，在小小的黄色便条纸上写满让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而当不明状况的艾达闯入他的视线，他会冲艾达眨眨眼睛，像是没太认出她来。有时他悄悄地出门散步而不告诉她，几个小时之后回家，也几乎从不解释。有时她醒来会看见他正绕着房子转来转去，穿着奇怪的衣服：泳裤，或者一件西装外套，手里拿着一把扳手或者锤子，修理他以前看上去从未在意过的东西。他一直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个工作台，还有一些作为临时实验室用的装置——他曾在这个房间使用各种各样的物质教授艾达化学，它们有些是从Bit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有些则是从家居用品或者大自然中提取的。但现在，他会在那房间里呆更久，用玻璃和塑料制作各种在艾达看来毫无意义的设备。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护目镜，或者头盔，要不就是面具。趁戴维不在时，艾达曾经穿戴过其中的一些，它们既笨重，又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尽管在眼睛的位置开了口，她却不能透过它们看见外面的情形。“它们是什么？”她问过他，而他每次只跟她说这是一个新项目的一部分。

每晚，他仍旧会和她共进晚餐，但近来显得尤其心不在焉，像是跟她隔着一层薄雾。她也尝试把他带进有关历史、物理或是数学的问题，但他只是很简略地回答她的提问，而不像往常那样饶有兴致地开启一段滔滔不绝的演讲。为确保教学效果而进行的惯例的课后提问，这些天就连一次都没有。尽管如此，她的课程仍然足够规律，足够有趣，这让艾达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说服自己：爸爸并没有什么问题。她告诉自己，爸爸一定是在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觉得还不是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即便是和她也不行。让自己对此确信，完完全全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她的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父亲运转，因而对这一轨道的任何扰动都会让她感受到在宇宙中孤独游荡的恐惧。

“干酪和脆饼，”戴维说道，“当然。”

艾达跑去拿它们，但整个厨房简直一团糟，她打翻了一瓶金利克，酒液洒在那个龙虾盘里，然后一路流到了她的腿上。

“靠。”她的声音轻不可闻。她最近刚刚学会了说粗口：这算是她的一种对于父亲的反叛行为。戴维对此并不会神经过敏，但他觉得这是没有创造力的，也就是说，是不够聪明的。

她用一块抹布把酒液擦干净，拿出干酪和脆饼，把它们放在一块木制砧板上——“在中间放一些芥末，”戴维说，“不是那样，是这样。”——而正当她重新制作鸡尾酒的时候，门铃响了。这个四响的门铃是戴维自己制作的，用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头四个音符——他向她解释过，它们听起来像是死亡，或者宿命，带着某种强大而持久的伟力在门上响起。戴维冲出厨房，到客厅给他的第一位客人开了门。艾达在厨房里听出来那是利斯顿，她有着低沉而自信的嗓音，而她的当地口音让艾达着迷。艾达私底下模仿过她的口音，那是艾达和她父亲所没有的。

“请进，请进，快请进，我的利斯顿。”戴维说。

利斯顿是有名字的：她叫戴安娜，但是从艾达认识她以来，对戴维来说她就只是利斯顿，因此对艾达来说也是一样。利斯顿，他最好的朋友，他眼里最好的思考者，也是他所有论文的第一作者；利斯顿，他们的邻居，就住在四栋房子开外。是利斯顿让戴维下定决心在艾达出生后不久搬到了这个街区：利斯顿告诫过他，女儿四岁以后，剧院区的单间小公寓对于他们父女俩来说就不再合适了。所以利斯顿的朋友康妮·里尔顿，多彻斯特的房地产商，给戴维在这条街——肖马特街上找了这间房子，利斯顿拍了板，从此以后，便打趣地喊他“邻居”。

利斯顿非常聪明，完全是自学成才。戴维有次说过，她生在大桥错误的那一岸，赛文山区，被一个水管工人和一个家庭主妇抚养长大，住在一栋三层小楼的二层。艾达问过他，什么叫作生在大桥错误的那一岸，戴维说，那边比较穷困。接着，她又问什么叫家庭主妇，戴维告诉她，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以抚育孩子、讨好丈夫、清洁房屋为全部工作，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做的女人。“和利斯顿完全不同。”他肯定地说道。

利斯顿是艾达在这个世界上除父亲以外最喜欢的人。她像缝棉被那样一点点收集关于利斯顿的信息：利斯顿没再结过婚。她最大的女儿琼妮今年二十六岁，不和她一起住了，此外还有三个儿子。戴维曾经简短叙述过利斯顿的婚姻旧事：她在太过年轻的时候走进了婚姻——当时她才十八岁，奉子成婚。她跟邻居家的一个男孩结了婚，而这个人对她才华天赋的可能性和职业生涯的需求一无所知。（艾达对她丈夫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尽管在艾达五岁前那个人还是利斯顿的丈夫：他是一个体格魁梧、不太讨喜的人，从不发出噪音，只是偶尔在利斯顿说了些什么之后会轻轻呼气。）琼妮出生后，利斯顿念完了麻省大学的本科，几位教授慧眼识珠，发现了她非凡的科学和数学才智。这之后，她拿到了布朗大学的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戴维聘请她做博士后，后来则是全职研究员。儿子马蒂出生后，她便跟丈夫离了婚。马蒂比艾达小四岁。从那以后，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众多女性朋友构成的关系网络成了她照料孩子和情感上的依靠。按戴维的说法，那个男人从她的生活中被抹去了——一次绝佳的摆脱。他对艾达说：“这是你选择终身伴侣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谁会最有耐心、最有热情地支持你的追求和抱负？”

“她不该休息休息么？”几年之前，利斯顿这样问过戴维。她当时注意到天天泡在实验室里的艾达脸色日益苍白。戴维同意了，接着便开始每天中午带着艾达绕后湾沼泽[1]转上半个小时，观察植物群落，根据鸣声辨识鸟类，指出斐波那契数列在大自然中存在于何处，还有一次找到了一种他说可以食用的蘑菇，然后做给实验室成员们吃。有时利斯顿也会加入他俩，而旅程因此变得不同。有时她把戴维的长篇大论带得偏离了方向；她给艾达讲述她的童年；她给艾达介绍她三个儿子爱听的歌、爱看的电视节目，到了晚上，艾达就把路上听到的都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她要和同龄人谈论流行文化时查阅——虽然这一情形不大可能发生。艾达常常觉得利斯顿是在教给她一门新的语言。她贪婪地摄取着利斯顿告诉她的一切。当她看着利斯顿时，总是睁大眼睛，眼珠子一转都不转。

现在，利斯顿走进了他们的房子。“天哪，戴维，这太热了！”她的口音听起来像是惹。在利斯顿许多与众不同的词语发音之中，艾达最喜欢的是这几个：把洗澡读成洗衣澡，把马读成麻，以及利斯顿从她妈妈那里继承来的一些表达。艾达像玩玻璃弹球一样让它们在脑子里反复。有一次利斯顿这样评价戴维：“他进进出出，就像小梯琴手[2]的手肘一样。”戴维进出办公室总是砰的一下把门关上，倒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因为不上心。

艾达郑重地端了一杯酒给她，她表示了感谢，说艾达是她最喜欢的女孩。她又问艾达，为什么她的儿子们没这么有礼貌，她想请艾达解释解释他们是怎么了。戴维回厨房去收拾乱局，这时门铃又响了。这一次是利斯顿开的门。

站在门廊里的那个男人穿着皮革的驾车鞋，合身的红色短裤——颜色和烧好的龙虾差不多，还有一件白色、带领扣的亚麻衬衫，看上去倒是挺凉快——如果不考虑被他卷到手肘处的长袖子的话。他黑得出奇。黑色的毛发盖满了他的小腿，从他衬衫的第一个扣子里钻出来，浓密的黑色鬈发从宽大的额头向后梳着。

“你是艾达吗？”跟利斯顿打完招呼之后，他看向了艾达，艾达点了点头，把他的口音也加入了她的跟读和模仿清单。

“我的荣兴[3]。我是乔尔迪。”说完，他在艾达两边脸颊上各亲了一下。艾达对这一礼节已经相当熟稔，戴维的许多欧洲同事，还有从世界各地到Bit来的很多研究生，都与她有过这样的互动。但每次她还是会因此而狼狈不堪，变得格外忸怩，以一种讨厌的方式意识到生理上的自我。她总是会感觉她本该比她表现得更加可爱，本该打扮得更漂亮，更得体。像乔尔迪那样。像实验室里的其他一些成员那样，比如查尔斯－罗伯特，比如隼人。但不是利斯顿那样：她染了一头锡红的头发，有时穿得太嫩气。同样也不是戴维那样：他一直以把穿着排在所有事情的最末为荣。食物，重要；科学，重要；艾达，重要；穿着，一点儿也不。他还希望艾达也和他一样——按照他的标准来给各种需求排序。艾达有一些没有告诉他的需求（有线电视，南茜·德鲁系列的书，像利斯顿那样瀑布一般的刘海，一种叫作“香蕉夹”，看起来就像一个捕兽夹的发饰）。这些需求让艾达觉得是可耻、不正当的。会让她觉得不光彩。

“你要来一杯吗？”像她被教导的那样，艾达先是问了乔尔迪，然后带着他穿过走廊到了厨房。戴维在那里欢迎了他。乔尔迪把一杯金利克拿在手里，没有理会吸管，直接把嘴唇贴到杯子边沿。

“是你调的了这些吗？”[4]乔尔迪问道。艾达嘴上应着，但她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他不小心犯下的语法错误上，反复揣摩着句子的结构。

“太赞了，你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

“跟我爸爸学的。”她告诉他。

她全部的一切，都是跟爸爸学的。

艾达那时十二岁。如果她上学的话，应该已经七年级了。她还没有吻过一个男孩，也没有牵过男孩的手。事实上，她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同龄的男孩在一起相处超过十分钟。女孩也没有。她仅有的与同龄孩子的互动来自父亲同事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总体上说要比她的正常一些——父亲所鄙视，却令她感到敬畏的“正常状态”。而就连这样的互动也都是草草收场。艾达在和这些孩子相处时，总是行为怪异。她一接近他们，就像要把他们吃掉一样。她一言不发，像看一个电视节目一样看着他们，记录下他们用的每一个短语。他们说：喜欢。酷毙了。大概吧。没门儿。好像。另类。叫什么来着。闲逛。咋啦。逗。马屁精。疯了。也许他们也被她搞得发疯了吧。这不是他们的错。

艾达还是更善于和大人们打交道。今晚她本该游刃有余，但因为感受到了父亲的紧张情绪，她自己也紧张起来。在晚宴这件事上，戴维一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今晚达到了极致。他已经准备了数日，写下清单，每晚都在商店停下，补上之前漏买的东西。艾达说不清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但这触发了她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像嘴里吃到了头发，或是鞋子里进了沙子。她看向自己的父亲：他正举起搅拌碗，好让乔尔迪看到台子上烧好的龙虾。

“欧洲龙虾，是吧？”[5]戴维问道。他对各种语言都有足够的涉猎，去欧洲和亚洲开会时，在餐馆里总能吃得开。他一直以此为荣。

但乔尔迪摇了摇头。“这些是棘刺龙虾[6]，欧洲龙虾[7]有像这样的小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比画成尖刺状，“并且它们也没有那样的大……”他又把指头收紧，捏成爪状。

“棘刺龙虾。”戴维重复了一遍。艾达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正在努力把这个词放进心底。

实验室的其他成员陆续到来，隼人，弗兰克，接着是仲成——艾达迅速地意识到他不是南方人，也不是女性，然后是伊迪丝——艾达也很快意识到她一点儿也不古板，而是青春可人。实验室成员里唯一缺席的是查尔斯－罗伯特，他女儿今天有一场足球赛。艾达把酒端到客厅，看着大家迅速开启了谈话模式：利斯顿和隼人，搞笑二人组，正挤在角落里嬉笑着谈论工作中的一些人和事。他们会一直靠在一起，直到其中一人意识到他们正慢慢滑向失礼的边缘，这时他俩会分开，跟别人聊起来。伊迪丝和仲成正和弗兰克聊着。弗兰克要比实验室里的其他人讲礼仪得多，他正一条条询问着他俩的背景、家庭、祖国，以及在波士顿的住宿情况。

艾达一直在幕后，直到利斯顿注意到她，招手让她过去。利斯顿用有力而坚定的手臂将她环住，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好酒，孩子。”利斯顿说。艾达偎依着她，为某种难以言表的东西感到无比感激。

现在时间八点整。艾达的职责是礼貌地请各位客人坐好，准备开饭。

前一晚上，戴维做好了座位卡。在艾达上床之前，她看见他正坐在厨房的桌上，用便笺纸和圆珠笔制作座位卡，刚好能从两片嘴唇之间看到他的舌尖。现在宾客们围着长桌坐好了。艾达坐在伊迪丝和仲成中间，想着要是能和利斯顿——她的最爱，或是乔尔迪——她觉得他长得挺英俊的，坐在一起就好了。但她清楚戴维对她的期望之一就是帮助他招待他的宾客们。她很认真地承担着这一任务，事实上，为了今晚，她已经准备了许多：从报纸和手头的几本书里挑选了一些话题，如果必要的话，她随时都可以开启一段谈话。

戴维对烹饪富有激情。对他来说，烹饪就是化学的表亲。头道菜是用搅拌机做的冻黄瓜汤，里面放了奶油以增加稠度。艾达帮他把汤从厨房端到客厅，小心翼翼，生怕汤洒出来。“经典的朱莉娅·查尔德[8]菜式。”利斯顿点评道。艾达把冰镇的白葡萄酒拿到桌上，优雅地倒在每一个玻璃杯里——她自己的杯子里也倒了一些。十二岁以后，戴维就允许她在某些场合喝上四分之一杯的酒了。分配给她的几口酒让她感到温暖，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仿佛整个宇宙的无限可能在她面前徐徐铺展开，唾手可得。

接下来是龙虾，但在上菜之前，戴维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拍了下脑袋，然后回到了厨房。

“我差点忘了。”他手里拿着一捆塑料布再次现身，脸上带着极度陶醉的神情——此刻，他对自己是如此满意，对生活也是如此满意。他兴奋地扬起了眉毛。

“喔，它们来啦！”利斯顿说道。“它们”是戴维几年前和同事们在利戈海鲜吃饭时拿回来的龙虾围兜。穿上这样的围兜，是实验室所有新研究生们在戴维的年度宴会上的一项传统仪式。这样特定场合下的仪式让戴维愉悦，它们的新英格兰风格让他着迷，在这一地区长久的居住经历让他享受（对身为一个纽约人的过去的刻意忽略也是如此）。他希望把这种当地风情传达给每一位到来的访客。这些围兜在当时有五年的历史了，已经有些破破烂烂的，但戴维还是一次又一次戴着它们和新朋友们一起用餐，因为在围兜上面用哥特体写着“LOBSTAH”，戴维觉得这很有趣，也相当值得骄傲。

他把围兜一件一件拿出来递给每一个客人。

“你整顿饭都围着这玩意儿吗？”乔尔迪怀疑地问道。戴维点了点头。

“会搞得很脏的，”他对乔尔迪说，“你过会儿就该庆幸了。”

现在，戴维开始上龙虾了，一次两只，抓在手里。他仔细检查每一只龙虾，端详它的脸，最后决定哪位客人将要享用它。“你看起来该是弗兰克的龙虾。”他对最大的那只说道。“然后，你是艾达的。”这次是最小的那只。桌上有凉拌土豆沙拉，凉拌芦笋，以及小罐装的稀奶油和柠檬片——戴维把它们精准地摆放在每一位客人的正前方，三碟芝士酱是大家合用的。桌上还有戴维从自家花园采摘的西红柿，用马苏里拉芝士和罗勒叶加以装饰。

龙虾分配完毕之后，戴维举起了他的杯子：“为我们的新研究生们——欢迎来到波士顿！”

“豆与鳕之乡[9]。”伊迪丝说。

“也是龙虾之乡。”隼人说。

酒意正酣，没有让人不快的冷场，也没有时间过长的停顿，也就用不着艾达抛出她事先准备的话题。实际上，她所做的是：坐在伊迪丝旁边，观察她一身的行头。她比艾达一开始意识到的还要美丽，整个人因凝脂般的肌肤闪耀着一种炽烈的从容，艾达可以想象到男人们会如何轻易地落入这条锁链之中。伊迪丝时尚而又矜持，艾达有些嫉妒地注意到，一个她垂涎已久的香蕉夹，轻柔地把伊迪丝的头发从脸上撩开，营造出一种精心安排的随意感。她穿着一件无袖、花领的及膝连衣裙，扣子一直系到脖颈。她没带钱包，但裙子上有几个大口袋，艾达很好奇里面都放了些什么东西：一支钢笔，有可能。唇膏，有可能：她的嘴唇涂抹成了不自然的淡粉色，闪闪发光——戴维恐怕不会喜欢这颜色。一个打火机，有可能。她可能抽烟，戴维的许多欧洲同事都抽。总之，她的可爱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伊迪丝转过身，看见艾达正在观察她，嘴角微微扬起。

“你今年多大啦，艾达？”她这样问道。这是成年人通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

“十二。”艾达回答道。伊迪丝洞悉一切似的点了点头。

“你最爱看的书都有哪些呢？”

“《魔戒》系列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最爱。”

事实上，它们是她父亲一直以来最爱看的书，但她已经如此彻底地把它们也当成了自己的喜好，以至于自己也说不清事实究竟如何。

伊迪丝盯着她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十二岁，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年龄。对你来说肯定要好得多，我肯定。”

确实如此么？艾达环顾四周，看着她的父亲，她的朋友们。他们是她永远的陪伴，是知识之泉，友谊之源。每个人都为她的人生贡献了一些必要的部分。弗兰克，友善；利斯顿，保护、关爱、常识；隼人，艺术、幽默。还有其他人：查尔斯－罗伯特，自信，以及一种半严肃的排外情绪；系里年轻的秘书玛莎，流行文化与时尚方面的知识。最后，超乎其他所有人之上的，戴维，热情、知识、忠实、信任。他是所有人的保护者，也是指路人。但尽管身边的这些成年人给了她如此之多，带给她安全与慰藉，她短短的人生里，还是少了些什么。她知道，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形的想法，但她知道，那就是同龄的朋友。

沙拉已然被享用完毕，晚宴进入到了甜品部分。乔尔迪戏谑地在吃完龙虾之后还一直穿着围兜，坚称他要是不系着围兜，就不会被信任，因此他从今往后会经常穿上它。艾达几次从座位上跳起来，给宾客们倒酒。一场迅疾的风暴从这片区域横扫而过，房子里终于凉快了起来。一阵潮湿的微风从窗户飘进来。这里离海洋足够近，在这样的夜晚，他们能够闻到风里海洋的味道。戴维邀请宾客们到了客厅，而艾达留下来清理桌面。

收拾完之后，她加入了聚会，发现客人们已经自发地分成了几个小组。她在客厅门口犹疑了一会儿，双手在衬衫的后背使劲揩了揩，然后加入了弗兰克和仲成的谈话。在适当的时候，她说起了几个她早前为讨论准备好的话题：马特潘城区最近的一起枪击案；戴维最近带她去布拉托剧院看的一部五十年代法国电影；Bit附近各家餐馆的长处和短处——但她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越发被戴维所分散。他与每一组谈话的人都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凝视着地板，两手紧扣，背在身后。他看上去怅然若失。仲成谈到他的新公寓时，艾达点着头，装作很用心在听的样子，但她用余光看见戴维缓缓走向窗边，像是被什么咒语召唤过去的一样。他静静地伫立着，她看见他的嘴唇在迅速地翻动着，而双手紧贴着身旁，一动不动。

“戴维，你还好吗？”离他最近的利斯顿问道。艾达看着她说了这话。这时戴维迅速抬起头，微笑着转过身去，拍了一下手。所有人都朝他看去。

“一道谜题，”戴维宣布，“实验室的新成员们可以回答。最先答出来的有奖。”

艾达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一种分辨不出的混浊。艾达会认为他一定是醉了——如果不是他很少喝酒的缘故的话。他最多也就喝过一两杯葡萄酒，今晚更是几乎一点没喝。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这是他的仪式：给每一批新研究生们，他都会出同一道谜题。他非常欣赏这道题的简洁和逻辑的严密。实验室的长期成员们可以齐声背诵出这道题目以及它的答案：他们已经听过太多遍了。尽管如此，每年听到他问出这个题目，仍然让艾达感到慰藉。这道题目似乎成了一种圣迹——看着同样的思索的神情写在研究生们的脸上，然后一道火花闪现——有人想到了答案。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看着戴维：像是学生们看着老师。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题目。“现在，你是一个旅行者，你来到了两个村庄之间的岔路口。西村全都是恶棍，半句真话也讲不出；东村都是善人，从来不会说谎。去东村，你可以得到一份黄金宝藏。岔路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西村的，另一个是东村的。但你不知道谁是哪一个。为了知道哪一个村子是遍地黄金的东村，而避开险恶的西村，你只能向两人中的一个人问一个问题。你应该问什么问题？”

研究生们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当中的一个会让戴维把题目再念一遍：每年都是如此。今年是仲成，这看起来最可能是因为他的英语，而不是逻辑能力。戴维把题目又念了一遍，这次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的。伊迪丝在微笑着，但艾达不能确定她微笑的原因。戴维第二次念完题目之后，伊迪丝举手示意她有话要说。

“我自动出局了。我以前听过这个题目，所以我知道答案。我不能说谎。”伊迪丝说。

“我想这样的话我就算是个东村人了。”她又补充了一句。乔尔迪随之大笑了起来，笑得有些过于热烈，或者可能他只是很开心能听懂她的笑话。

戴维接着便转向了乔尔迪和仲成，带着几分严肃地告知他们，现在这场比试就在他俩之间进行了。他重申了奖品的存在。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低头看着地板。艾达把赌注压在仲成身上，因为戴维曾说过仲成是面试时发挥最好的。但房间里的寂静持续了很久，非常久。终于他俩互相看了看，然后一起看向戴维。仲成举手认输了。

戴维看起来挺高兴的。

“放弃了吗，小伙子们？”他有些轻佻地问他们，“连你也是吗，乔尔迪？”如果戴维的最大爱好是被难住的话，那第二位就是难住别人了。

戴维张开了嘴，又闭上了。

“你的问题应当是……”戴维说。“你的问题……”他又说了一遍。

他用一边胳膊环住自己，另一只手托着腮。每个人都在看着他。紧张感如雾霭一般，缓缓笼罩了整个房间。

“我的，”戴维缓慢地说道，“我似乎忘记答案了。”

这一刻在艾达的记忆中被永久地封存，放在玻璃展柜里，作为“戴维衰退博物馆”的展品。她从未忘记那之后短暂的死寂。每个人都低头看着地板，又抬头望向天花板。还有乔尔迪清嗓时发出的巨响。还有戴维看着她的神情——那几乎是一种恐惧。那是一个刚刚发现飞机引擎失灵的飞行员的神情。艾达能够感受到，这种耻辱对戴维来说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最后，一个想法在她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这一想法已经被她压抑了一年，或者更久：戴维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儿。

“哦，戴维，你知道的，”利斯顿打破了沉寂，“上帝啊，你当然知道的。”她那几乎是乞求的目光依次扫过其他的实验室成员，“那个旅行者会指着两人中的一个，然后问另外一个：‘要是我问他哪条路通往有金子的村子，他会怎么说？’然后不管哪一个，都会说‘西边’。”

戴维点头：“对。”

“说谎的人，会说那个说真话的人会说‘西边’，因为他永远说谎。诚实的人，会说那个说谎的人会说‘西边’，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永远说谎。不管谁都会说‘西边’。”利斯顿接着说。

“然后你就该去‘东村’，找到那份黄金了。接着，你会带上你的朋友利斯顿，去吃一顿牛排大餐。”利斯顿继续说道。

“是的，”戴维说，“非常正确，你说得非常正确，利斯顿。”

房间里还是太过安静了。戴维看上去茫然若失，脸上的微笑已无迹可寻。他呆呆地望着对面那堵墙，仿佛隔着墙看见了未来。

艾达不清楚她是不是该发起一些对话，来填补此刻的沉寂。

“今天是喀拉喀托火山那次毁灭性喷发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她说道。这是她从报纸上摘录的新闻之一。

“啊，真的吗？”伊迪丝说道，“我倒是没听说。”

“当然，”戴维说，“他会说什么？”

“你知道的。”利斯顿说。

戴维沉吟道：“我知道的。”

“我想，这大概意味着你得奖了，利斯顿。”他又补充了一句，然后走出了房间。

弗兰克嘟囔着说时候不早了。隼人说他会把研究生们载回家。

艾达僵立在客厅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利斯顿搂了搂她的肩，接着去厨房和戴维道了别。走到前廊的时候，她喊道：“晚安，艾达，周一见！”

“晚安。”艾达低声地说。她不知道利斯顿有没有听见。

她听到前门打开又合上的声音，然后是六双鞋从门廊老旧的木质楼梯走下去的轰响，不时被一个迅速而无法辨认的男声打断。

房子里沉寂了一会儿。接着她听到前门再一次被打开。戴维大喊道：“利斯顿，你的奖品！”

艾达从客厅跑到前廊，只看见父亲的背影。他一只手扶在敞开着的门上，低垂着头。他的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小小的金色袋子——里面是他前天在菲利普商店买的巧克力。已经听不到利斯顿的声音了，也许她已经走在通往她家门廊的楼梯上了。隼人汽车的尾灯从房子前面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儿，戴维关上了门，而艾达在他转过身来注意到自己之前就先跑开了。

她去洗了碗。整整二十分钟，她让温热的水流流过自己的双手。

最后，她去餐厅收拾起桌布，而戴维正在那儿，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在手里把一块忘忧石之类的东西翻来覆去，那是一个三叶草的幸运符。戴维不管去哪儿都带着它。他说这有助于他的思考。现在，他看起来茫然而迷惑。

他转而看向她。她知道这不太公平，但她确实很生他的气。在此之前，她从未见过他的思维这样堂而皇之地背叛他。长久以来，他在她心目中都是庄严、高尚和正直的化身，但此刻这一形象产生了动摇。

“坐下。”

她有些迟疑。

“就一会儿，”他说，“听话。”

她答应了。他起身去了和餐厅连通的办公室。这间房子里艾达避之不及的地方很少，而办公室就是其中之一：书桌是一堆堆论文的泥淖，嵌入墙内的书架里没有一丝空隙，成摞的书已经开始占据地板的空间。她看着他的后背，他弯下腰打开了书桌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转过身，带着它回到餐厅。他再一次在她身边坐下。

“给你。”他说。艾达看着那玩意儿，它是一张软盘，在它的白色塑料硬套上写着：给艾达。她打开它。贴在软盘上面的标签上写着一行字：亲爱的艾达，这是一个给你的谜题。满怀爱意的，你的父亲，戴维·西贝柳斯。

“这是一份礼物，”他说，“我一直在研究的。”

“它是什么？”她问他。

“你会知道的，”他说，“等到打开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

1971年，戴维雇佣一个代孕母亲生下了艾达。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几乎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但像戴维描述的那样，当机会出现时，他就抓住了它。代孕母亲是个叫作波尔蒂·奥尔巴赫的嬉皮士，艾达出生后没和她有过任何联系，尽管当时波尔蒂向戴维申明，戴维后来又向艾达申明，只要艾达想联系她，随时都行。整个童年生涯里，艾达觉得她确实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不知怎的，她觉得这样做是对戴维的一种背叛。

艾达从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决定要把一个孩子带来这个世界；她与他的联系是如此完整，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完全自然。在她想象中，他就是很简单地决定想要一个孩子，然后就要了一个。在艾达的人生岁月中，戴维从未有过什么风流韵事，至少她没有察觉到。他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朋友、同事，以及他偶尔指导的形形色色的其他人身上：这些年来的众多研究生们，钢琴调音师，修剪草坪的园艺师——戴维常常邀请他进屋，喝上一杯柠檬水，然后问问他的商业计划。这条街的尽头住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在芭蕾舞上展现了非凡的天赋。戴维和她的妈妈保持着友谊，他建议她带女儿去纽约的美国芭蕾舞团学校试听，他向她保证那里是美国唯一一个能够真正受到合格的舞蹈教育的地方。他和安娜·霍姆斯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她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分馆的图书管理员。他俩聊她的生活，她的爱好，还有她的兴趣。她很可爱，五十多岁，还没结婚，艾达觉得她有可能和戴维坠入爱河。戴维对她是感兴趣的，对所有这些相识也是，尽管他常常事无巨细地和艾达谈论他们——猜测他们的交际圈，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职业生涯——但有一点显而易见，戴维对于霍姆斯女士的兴趣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虽然艾达自己未必能想到用这个词来形容。据她所知，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罗曼史。这样做对他来说似乎有失威严。艾达仅仅含糊地听过一些关于他从前女朋友的事情，当他还在纽约上流阶层中成长时认识的少女们。艾达夜里睡得总是很安稳，但她隐约有些印象，曾经在客厅里听到过女人的声音——虽然那时她应该是在睡梦之中。艾达猜测很可能只是她父亲在招待客人。他从来没有，也从来不会跟她谈论这些事情。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念头。他对他的个人生活一直极度保密，即便是对于艾达。而事实上，他经常向她保证，她对他十分重要，他把她看成是自己最亲密的伙伴。

艾达出生时，戴维四十六岁，掌管自己的实验室已经有十六年之久。小时候——还不能以实验室里的长时间工作自娱的时候——艾达有过一个叫作露达的保姆。她是一个高个子，说话很温柔的俄国女子，一根长长的辫子顺着后背挂下来。戴维雇佣她在他外出期间照看艾达。而晚上和周末，就只有戴维和艾达待在一起。有时她会为自己竟然能成功挺过幼儿期的事实感到震惊。尽管经常努力地尝试，但她实在是想象不出：戴维是怎么在夜晚起身照看她，热奶瓶，煮牛奶；怎么避免她从高处跌落，被低处的东西绊倒，或是被蚊虫叮咬；他是怎么推着她的婴儿车去公园；怎么把毯子服服帖帖地盖在她身上；他是怎么在她从瓶子里吃东西时低下头看着她；怎么让她在他慈爱的胸膛上入睡。如此种种，看上去与艾达心中父亲的形象相去甚远，实在不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他一定做了这些：她还活着，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艾达对于父亲的记忆要更晚一些，开始于他们的谈话。她想不出有什么时候不在和戴维说话。在戴维看来，醒着的每一个小时都是趣谈的时机，是分析他们自己，乃至全人类生活的绝好机会。“我们是不是很开心，艾达？”他常常这样问她，而她总会回答，是的。尽管有时稍显犹疑——就好像她知道这个问题本身似乎正暗示着它的对立面。但大多数时候，她对自己奇特但愉悦的生活形式感到全然的满足：艾达和戴维一起，永远。

他有一些小的仪式：他用一种有些过时、非常繁复的方法沏茶，他说这是他母亲教他的；他虔诚地看一部警探剧，这是他唯一喜欢的电视节目，他常常看到一半就大声喊出罪犯的名字，而当他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他会兴奋地欢叫；艾达还小的时候，他会在睡前给她读他爱看的书，当然从来不会是童书；星期天的下午，他会去多彻斯特一家固定的餐馆，整理自己的思绪。戴维布置什么作业，艾达就做什么作业。他会用他那瘦窄的特殊字体，在陈给他的一沓餐巾纸上写出公式，画好图表。陈是餐馆的老板，餐馆就是用他的姓命名的。他是个业余的科学家，精通费曼和普朗克的理论。艾达的父亲尽管从职业上讲是个计算机科学家，但也有着非常深厚的纯数学基础。他不仅对所有科学门类都感兴趣，对各种人文学科也颇为热衷。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学了法语，而现在他仍然能讲得很好。时不时地，他会尝试自学类似汉语或者葡萄牙语之类的语言。“一个全方位的思想者，应当有能力从头开始证明任何一个已经被证明过的结论。”他这样对艾达说。因此，他有时会为了保持敏锐去解开一些物理或数学的难题，尽管这与他自己的研究毫无联系。当他在解答这些或是别的什么难题的时候，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入定的状态。他最亲密的同事们对此都已熟稔。身随意动，笔走如怒，如同神明附体。他面无表情，如同一部人形机器，在回过神来之前，对别人的话语不会有任何反应。有时，他在这样的入定状态中一直工作到睡着，而艾达会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这是艾达少数触碰她父亲的时候——他会坐起来，眨着眼，不知所向，直到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

她父亲极少谈及自己的过去，但偶尔，他会同意把一些经历当作睡前故事讲给艾达听。艾达乞求他这样做：这是对她家庭的一种延伸，是对她不时产生的两个人如同搁浅在一座孤岛上的念头的抵抗。为了给自己一些慰藉，艾达有时会自己在脑海里讲述戴维的生活，用的都是戴维会使用的措辞。

戴维出生在纽约，是一对富有的夫妇的独生子，但他后来不再与他的父母联系。在艾达出生前，他的父母就已经去世。他带着苦涩和奚落描述他们，嘲笑他们的因循守旧，他们的闭目塞听，他们的趋炎附势。（艾达没有对父亲指出，但她觉得他的许多观点也一样可以贴上“势利”的标签；并且，他那在西北地区颇为显赫的姓氏，也给他创造了种种机遇，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戴维和他父母之间的裂痕最终导致了他二十几岁时与他们完全决裂。戴维总是这样描述这一裂痕：对于他生活方式的观点差异。他有些模糊地暗示了他们对他职业选择的不满，他对他们介绍的一位位适婚的年轻淑女的拒绝，以及他对与这个家族相称的传统和习俗的反抗。“窈窕淑女，还有那些事儿，”戴维说，“慈善舞会，茶会。”提到这些词语时，他会开始颤抖，而这通常意味着故事的结束。艾达几乎没有强求他讲下去过。

在谈论过去时，那种嘲弄、讥讽的腔调暗示他早已翻篇，早已把家人和那些三姑六姨当成了过眼云烟。从他只言片语的描述中，艾达可以拼凑出他父母冷峻的形象。更糟的是，她会把他们列入“没有创造力”那一类里去。这是戴维的术语，他只会用这个词形容那些他完全不屑一顾的人。他的父亲做的差不多是律师的工作，但他的客户都是私下的朋友，并且只有在他确信可以漂亮地赢下一个案子时，他才会接手。他母亲的全部工作就是给丈夫和儿子挑毛病，然后精确地加以描述。与她的每一次对话，戴维告诉艾达，都像是一次对弈：你必须保持数步的领先，才能避免在防御受挫时受到她铺天盖地的谩骂。

在这样的时刻，艾达为这突如其来的视角所震动：作为一个孩子的戴维，对父母唯唯诺诺，无力像她在儿时一贯认为的那样掌控周遭的一切。这实在是难以描绘的景象。

这些是她所了解到的：戴维在格拉梅西公园一幢富丽堂皇的排屋里长大，密密麻麻的常春藤覆盖着墙壁，到上方逐渐分散成股，就像手指从手掌伸出。每年冬天，当戴维带她到纽约进行周末旅行，听各各他堂的年度圣诞音乐会时，她会看见这座房子。各各他堂是他孩提时代的教堂——唯一一处他乐于重访的童年旧迹——这里有他最喜爱的那种音乐：塔利斯和珀塞尔的早期合唱曲。他并不常去教堂，但礼拜仪式时的音乐是最能打动他的。聆听演唱时，他笔直地坐在陈旧的木头长凳上，一动不动，如祈祷一般微微颔首。只有手指偶尔会动一下，把膝盖当成风琴演奏起来。

这之后，戴维会迅捷地走出门，艾达就得跑起来追上他——这很困难，因为他走起来就像滑冰一样，步子又长又有力——然后左转去往格拉梅西公园，接下来和艾达一起，在那座房子的外面，静静地站上一小会儿。他们从不言语。通常到了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房子里厚厚的帘幔都已放下，但有一次艾达看见了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小女孩，和她妈妈一起坐在餐桌旁。“我猜她们是埃利斯家的人。”戴维漫不经心地叫出了在他父母死后买下这座房子的家庭的名字，“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我从没见过他们。”

“我本该是那房子唯一的继承人，”他告诉艾达，“但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他又补充道。接着他便沿着街道快步走起来，艾达反应不及，跑了好一会儿才追上他。

尽管对过去不屑一顾，他却一直保留着一张自己和父母的黑白照片。他们一起站在他卧室的衣橱前面。很小的时候，艾达就发现了它，并且常常趁他出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他就在那里，年幼的戴维，大概才十一岁。在照片里，他系着一个蝴蝶领结，穿着一件高腰的斜纹软呢夹克，短裤，及膝长袜。难以察觉的笑容挂在他的嘴角——和现在一样的嘴巴，和现在一样充满活力的明亮双眼。他父母看上去和预想的一样，严厉而古板：他母亲穿着一件黑色的圆领绸缎连衣裙，一直拖到脚踝，黑长筒袜，黑鞋子，脖子上戴着一串长长的黑色珠链。他父亲西装革履，一身深色，一条腿叠放在另一条上面。他们仨彼此之间都空出了微妙的距离。他们的身后，是一幅滑稽的景象：帘子挂得稍稍有些歪斜，掩映着后面那幅有些模糊的，描绘了树木与远山的印象派画作。

他们在肖马特街上隔壁的邻居是一位名叫欧姬芙夫人的老妇人，1910年她从爱尔兰来到美国，当时才十岁。她曾经在戴维长大的那个街区做过女仆，后来遇见了她丈夫，搬到了波士顿。他们见面没多久，就发现了这一巧合，而艾达看见了戴维畏畏缩缩的样子。谈论过去，对他而言总是一种负担，然而从那以后，他发现自己很难完全避开欧姬芙夫人。她希望能经常和戴维一起追忆当年那片街区的人家。她从前不认识戴维，但认识他的不少亲戚。她对于格拉梅西公园那儿的家庭如数家珍：“克伦威尔家的小姑娘可俊了。还有拜伦家，哈特家，卡灵顿家……”

“是的，”戴维会这样说，“这些人我全都认识。曾经认识。”

1943年，他高中毕业，当时正是二战中期，一般来讲，这也就意味着他得服一段时间的兵役。但即便是在那个年纪，戴维已经近视到了摘下眼镜基本什么都看不见的程度。因而他没去服役，而是上了大学。他选择了加州理工——这让他父母更加反感：他父亲哈佛毕业，而他母亲觉得加州理工就是一所技校，是工人阶级的学校。在那里他主修数学。后来他又在Bit深造，拿到了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GOPAC（莫里斯·斯坦纳领导下编制的早期计算机系统）方面的工作让他声名鹊起，年仅三十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室被命名为斯坦纳实验室，以纪念他的逝世。在戴维的领导下，实验室迅速在领域内扬名。1970年，戴维在实验室遇到了利斯顿，当时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博士后，刚刚从布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友谊从这里开始。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他比她年长十六岁，但她有一颗年迈的灵魂——他俩都这样说——带着两个孩子，以后还会有两个。实验室内外，他们大把大把的时间都一起度过。他进一步培养她已经显露的才华，随着她在实验室里担起更多的责任，他总是会骄傲地提起她的名字。“组里最好、最纯粹的思想者。”他经常这样称赞她，而他所说的“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当时，查尔斯－罗伯特和隼人已经是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而弗兰克不久之后也将加入。流水般的博士后、研究生和短期雇佣人员来了又走，但他们五个再加上艾达，就构成了实验室铁打的核心。

艾达热爱实验室：它隶属于应用数学系，是Bit众多哥特式建筑的其中一座，由几间办公室组成，是昏暗与惬意的奇妙复合体。比起工作场所，它更像是一个家。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一台电脑主机从前到后地占据着最大的那个房间。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它已经过时了，但它还在实验室里，就像是一个遗迹，像一条笨重而友善的巨龙安静地躺在后面。实验室的前面，除了一个稍大的会议室，就是一圈小房间和小办公室，到处都是各种机器，有一些前面板都已经剥落，露出了内部构造。经年累月，每间办公室都已经濡染上它主人的鲜明色彩。隼人在他的实验室里放了一个画架，有时在上面演算问题，偶尔则画上两笔风景画。查尔斯－罗伯特把他办公室的墙壁全部用地图盖上了。弗兰克，最年轻的那个，从前在办公室里精心维护着一整套炊具：烤盘、砂锅、电茶壶。他用这些炊具给整个学院烹制了令人惊艳的美味佳肴，直到有一天，大楼管理员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参照火灾管理条例制止了他。利斯顿的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一台电唱机，她用它放ABBA、U2和警察乐队的唱片，还有一把豆袋椅，艾达年纪更小些的时候，有时会躺在上面小憩。戴维的办公室里主要是每年增加的文件盒，他太忙了，没时间仔细阅读这些文件，但又不想还没看就把它们处理掉。研究生们一部分时间在镇上另一边的Bit医学部工作，那儿的校园要小一些。另一半时间，他们待在主厅隔出的一个个小间里。实验室里其他临时或长期工作的人员，会被安排到三间空办公室中的一间。要是没人用的话，戴维就把它们当作艾达的教室。

艾达幼年记忆的许多画面里都有实验室的地面，以及周围科学家们的脚和脚踝。她还很小的时候，被赠送了一些古老的元素模型供她玩耍。那是一套木制的原子结构模型。隼人给从生物学院偷拿来的橡胶手套吹上气，用一支毡尖笔把它们画成火鸡的样子。她从小学的不是“小燕子穿花衣”或是“小兔子乖乖”，而是关于分子的儿歌：这里躺着老哈利，地板上是他尸体，哦可怜的老哈利，错把硫酸当水吸。她被看成是斯坦纳实验室的吉祥物，一幅她扮成打孔卡的照片是最好的证据。

她几乎出席了斯坦纳实验室召开的所有正式会议，而非正式会议她也会列席。她随心所欲地进出办公室，在实验室成员们集体吃午餐时，静静地坐在主厅的棕色圆桌上。她在听——她一直在聆听。

语言沉浸的理论认为，学习语言最好的方式，是让学习者置身于自然的语言环境之中，或者是尽可能逼真的模拟语言环境中。因此，一个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学得最好的，不是他学习共轭动词的时候，而是当他被有用的西班牙语包围的时候；不是他为了学西班牙语而学西班牙语的时候，而是他用西班牙语学习其他所有课程的时候。有些像是无心插柳，艾达得以沉浸在数学、神经科学、物理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之中。她不是从Lisp学起，而是从编译器设计学起。在戴维给她上的物理课上，她不是从“速度=路程/时间”学起，而是从大统一理论学起。在她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听些什么。听戴维和他的同事们交谈，就像是听一个外语电台在那儿喋喋不休。慢慢地，谈不上真正理解，也没有做什么笔记，艾达开始能够跟得上他们的步伐了。到了十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在戴维想到什么的时候，充当他的传声板了——并不是剖析或者优化他的想法，这当然，而是向他提出合理的问题，偶尔指出一些不够严谨之处。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些郑重地，在下一次实验室会议上，向实验室的其他成员报告艾达的想法或是评论，而一股强烈的暖流会缓缓流遍她的全身，因为她让自己成了这个组里有用的一员。她一直都把这个组里的成员们看成自己的同龄人。

“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艾达。”戴维会这样说，其他人会赞许地点点头，然后整个组会继续前行，如同一人。

这就是艾达想到父亲时描绘出的场景，她一生中赖以停泊，得之庇护的那个戴维的形象，这个想法在她脑海最深处牢牢地扎了根：这是在实验室的父亲，或者是在陈氏餐馆的父亲；或者是在Bit图书馆的父亲；又或者是，并不常见的，在一群朋友中的父亲；抑或是，在他们家里，他有些怪异的小办公室里，在他的书桌旁，凝视着一副棋盘，脑袋就像国际象棋中的兵那样又秃又圆又硬的父亲。他破了洞的羊毛袜子。他的手像教堂的尖顶一样折起。他又高又瘦，对待研究和生活同样严谨。他富有创造力，非常温暖，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在艾达看来，没有人比他更加高尚。他高兴或者感动的时候，习惯快速地搓动双手。他的四肢和头部迅疾、敏捷、轻柔而又灵活。他有一双巧手，指甲总是那么干净。他很聪明。他执着于寻找肖邦、舒曼、舒伯特和巴赫作品最棒、最美的版本。他知道绝佳的谜语。他是戴维·西贝柳斯博士，而她只叫他戴维。

晚宴之后的几个月里，没有人向艾达提起过那离奇的尾声，她父亲突然的迷糊，也没有人向她问起过戴维日益奇怪的行为。有时在实验室，她感到她和戴维好像被排除在什么事情之外，曾经利斯顿或是查尔斯－罗伯特会欢迎她进入任何一间房间，跟她讨论某个程序的漏洞，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现在她常常感觉自己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便戛然而止。新入学的研究生们已经找到了实验室的工作节奏，而艾达密切注意着她的父亲，留心他谈话中或是习惯上的异常，尝试着用某种办法把它们分门别类。

晚上，她努力解开软盘之谜。戴维给她的那张软盘，封套上写着给艾达的那张。她把软盘插进电脑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就只有一个文本文件，文件里是一串看上去毫无规律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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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不会给她任何提示。过去几年里，他们一起研究密码学和密码解译——这是戴维的一项爱好。他说这是在加州理工时养成的，他当时的导师在战时是一个密码解译专家。他告诉她，这是她的下一项任务。“可能得花上你一阵子时间，”他坦承，“当然，不要让它影响了你其他的事情。”

她工作的时候，他也工作：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现在有时会把门关上。她看着那扇房门，隐隐有些受伤。

然后，圣诞节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艾达总是又盼又怕的圣诞派对，派对上会有不少陌生人前来。

戴维热爱圣诞节。除了一年一度的纽约之旅，他还坚持着其他几项传统，并且回避任何要他作出改变的提议。感恩节的晚餐之后，他总会在电唱机里放上一盘特拉普家族乐团[10]的唱片，里面是世界各地的圣诞歌曲。一直到一月二号，他都会定期播放这张唱片，之后再把它重新收起来。接下来，是十二月第一个周六的串灯，戴维制作它的效率让整个街区其他所有父亲们都感到汗颜。在十二月中旬，他们会去伯克郡的果园砍一棵树来做圣诞树，这是一次一整天的远征，戴维会郑重其事地把它列在日历上十二月一号的格子里。再之后，他们会去剑桥和弗兰克会面，在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饭，然后去桑德斯剧院[11]看圣诞狂欢——这是一种有点儿学究气的表演，向观众们呈现中世纪壮观的圣诞庆典，顺带掺了一点儿德鲁伊教[12]的东西。这刚好对上戴维和他的小群体的胃口。

“这不是很惬意吗？”戴维喜欢在第一场雪落下时这样说，“艾达，快过来看。”如果艾达睡着了，他就摇醒她，她会从床上起身，睡眼惺忪，揉揉脸蛋，走到凉风吹彻的窗边，和戴维一起一言不发地站着，在这样的夜晚，透过结着霜花、咯咯作响的窗户望向外面的肖马特街，雾气伴随着他们的呼吸渐渐在窗户上蔓延开来。

所有这些传统的顶点就是圣诞派对了。它可能也是戴维最喜欢的一项传统。他总是坚持，一个派对必须要有一些娱乐项目，比如一场游戏，或者一项要求所有人参与的活动。有几年，是一个受雇的吉他手，或者一群颂歌人；有几年是一个小丑，或是一个魔术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只是站着然后喝酒么？”戴维困惑地问道。）正是这样的哲学，让戴维每年都在为新生们举办的晚宴上给他们出同一道题目；也正是这样的哲学，让他在那个十二月给实验室的所有成员写了一部剧本，然后在其他学院的同事、实验室成员的配偶和孩子，以及学校里其他学部的职员面前把它表演出来。

他事先谁也没有告诉，而是在九点钟的时候，用手指把他的玻璃杯敲得叮当响，让所有人注意，然后指挥他们在实验室的主厅里围成一个半圆。

“我们走吧。”隼人友善地说。

“除了你，隼人。”戴维说，“你过来这边。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他把实验室剩下的成员都叫了过来。“还有你。”他最后把艾达喊了过来，她正在祈祷着别被叫到。走到房间前面，和其他人站到一起的时候，她脸上火辣辣的。她看到了前方一些模糊的面容，之后很快就低下头看着地板。

戴维左手拿着一沓装订好的稿纸，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用夸张的动作递给他们每一个人。他的脸上神采飞扬，他厚厚的眼镜从鼻子上一点点滑下来。

他转向了观众们。“一出剧！”他大声宣布，“一出圣诞剧。”

后来，艾达没有记住那出剧准确的情节——它讲的大概是一群超级极客被送往过去，帮助圣诞老人提高雪橇升阻比[13]的故事。（艾达在里面扮演了一只驯鹿。）她真正记住的是：戴维的快乐，他对于计划按自己想法实施的完全的满足，他那无忧无虑的样子，他带领大家的方式就好像指挥家挥舞着手中的指挥棒；还有她自己的尴尬，她涨得通红的脸，她小声的、不知所云的台词；以及前排观众们的面孔，有些是茫然的，有些是迷惑的；还有人群最右边，威廉的面庞，他是利斯顿最大的儿子，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们，嘴巴微张。

三月份，艾达十三岁了。

“一个少女，”戴维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有些难以置信，不是吗，艾达？”

她点头。

“想要一个生日蛋糕吗？我觉得应该给你庆祝一下。”戴维这样说，但艾达说不用。

其实她心里一直想要一个，想要吹灭蜡烛，然后许下愿望。那一年她只收到了一样礼物，自然是利斯顿送的：一件亮粉色的毛衣，上面有一个紫色的Z字图案。艾达很喜欢，但不太好意思穿出门。戴维什么都没送她，对此她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心不在焉，又对消费主义不太感冒。尽管如此，那一年她一直暗暗期待他会送她些什么，但最后她知道什么也不会有。她希望会有些外在的信号来证明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日。可能是一件首饰，一件传家宝，某种超越时间的重要之物。她同样期盼着，越来越强烈地期盼着，她能和戴维一起参加一些更典型的主题聚会，比如和朋友们一起举办的一个大派对。一次通宵派对：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她没有人可以邀请。

那天晚上，安静的晚餐之后，家里的电话响了，戴维在办公室里接了电话。

“嗯？”他缓缓应道，声音里带着几分惊讶。当时已经快到晚上十一点了。通常这时候艾达已经睡觉了，但她有些心绪不宁，还有点儿小激动：可能是成为一个少女的新鲜感吧。她完全不觉得疲惫，处于一种很警觉的状态。

艾达在餐厅里听父亲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但戴维好一会儿都没说话。她可以看到他的后背，电话听筒压着他的耳朵。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突然，他站起身向办公室门口走来。他俩的目光短暂地接触，然后他便关上了门。近来，他有意把她排除在很多事情之外，每一次，她都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

她在餐桌旁坐了一会儿，尽管她能听见戴维的低语从门缝里飘出来，但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她站起身来。

她走出房门，到了肖马特街后头的斜坡上。所有院子靠路的那边都没有扎篱笆，彼此相连，成排的树木，沿着整条街，一直绵延到一座小山的山脚下。多彻斯特城区由几个街区组成，这里住的主要是工人阶层的家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些特质正是它对戴维吸引力的一部分，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谦逊、朴实、接地气的人。但他们居住的赛文山区是一个古老的爱尔兰街区。非常安全，有些偏远。一座桥把赛文山和其他街区分隔开，两条葱翠的林荫道在这个街区得名的那座山的山脚下组成了内外两环。肖马特街把这两条道路联结起来，就好像车轮上的一根辐条。一个小沙滩坐落在街区的东部边界，而一个带有公共网球场的公园将街区中心的赛文山包含其中。利斯顿因为这些一直在这里生活，而戴维也同意住在这里，尽管这与他通常的喜好不尽相符。“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度假一样。”他常常在回家的地铁上这样说。这其实是戴维的一种抱怨。他更希望自己的城市有个城市的样子，但考虑到艾达，他对利斯顿意见的尊重，要盖过他对自己想法的坚持。

午夜前的那个小时，空气凉爽。她走到她家后院的尽头，走到那些松树跟前，用手摸着它们的枝干，循着它们走过了三个后院，来到利斯顿家的后院。最近，这成了艾达的一项惯例，大概一星期一次，趁着戴维工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追问过她去了哪里——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如果他注意到了，那就是他默许了，因为他乐于培养她的独立性，乐于想象自己的女儿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当然，他不知道是什么驱使艾达踏上夜游的旅程，这样使命般的，强迫性的，夜晚的行军。当然，他会感到非常惊讶，要是知道这是因为威廉·利斯顿，戴安娜·利斯顿最大的那个儿子，那个十五岁少年的缘故的话。当然，他不会知道艾达坚信自己已经坠入爱河。

从三个月前的圣诞派对开始，有关他的念头在艾达心里就怎么也压不住了。现在，她拥有了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来说堪称罕见的决心。人生第一次，她开始考虑她自己，还有自己的长相。她站在据戴维说原本属于她母亲的梳妆盒的小镜子前面，往这边侧一下头，再往那边侧一下。她可爱吗？她说不上来，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有着一头棕发，圆圆的脸蛋，严重的黑眼圈，下巴上有几颗刚冒出来的青春痘。她长着美人尖，戴维告诉她，自己当年还有头发的时候，也是有美人尖的。同样和戴维相似的，还有她那副眼镜。她以前从没在意，可现在，眼镜看起来就像是种缺陷或是残疾。

她常常假想下一次和威廉·利斯顿共处一室的情景：她该说些什么，她该做些什么——尽管这很少发生。戴安娜·利斯顿虽然经常受邀到她家来吃晚饭，但很少回请。虽然艾达总能在实验室看到她，但她从来没有带着她的三个儿子和她一起。和艾达不同，他们过的是艾达所理解的正常生活：他们去一所正常的学校上学，喜欢和讨厌的是像体育运动或是英语课这样正常的事情。除非受邀，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造访母亲的单位。因此，艾达意识到自己仅有的，与威廉·利斯顿——或者，说实话，任何同龄人——面对面相处的机会，就是实验室的聚会。

艾达为她的暗恋感到有些羞愧，这有两个原因：一来，她父亲一定会觉得这很可笑——艾达知道在他看来自己还太小，还没到对男孩感兴趣的年纪；二来，威廉是利斯顿的儿子，她觉得有些怪怪的，这样热烈地迷恋一个利斯顿在午餐时经常抱怨的男孩子，就像是对利斯顿的一种背叛。“现在来听听威廉的最新糗事吧。”利斯顿常常当着艾达的面对隼人说。接着她会开始详细地讲述他最新一轮的顽劣事迹，以及随后在学校受到的处罚。通常是逃课或者早退。有一次则是因为伪造了一张利斯顿的便条，以逃过某项任务，或是差事。他还因为作文里拼写错误太多被老师训过。每次讲到最后，利斯顿总会长叹一口气，用疑惑的眼神看向艾达：“为什么我没有生四个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呢？”这让艾达既开心，又有点儿惆怅，因为她知道不管利斯顿说什么，她喜爱自己的孩子当然要胜过喜爱艾达。利斯顿时不时会对自己的外孙——她大女儿的儿子——大加褒奖，她给自己孩子们的那些评语，半句也落不到小外孙的身上。虽有诸多埋怨，但利斯顿对自己的儿孙们这样炽烈的喜爱之情和保护欲，也让艾达感到羞愧——很显然，利斯顿，即便是利斯顿，要是知道了她的暗恋，也会哈哈大笑。因为即使是利斯顿也知道，威廉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属于艾达的时间。

但从圣诞派对之后，她就一直在构思种种不同的与那个让她心神不宁的人接触的方式。有时，她不畏寒冷地坐在前廊，捧着一本书，裹着一块毯子——这确实带来了数起“威廉目击事件”，并且有一次，还带来了他骑车经过时迷惑的招手。一月一个清寒的夜晚，艾达开始了她现在也正害羞地进行着的例行旅程。现在，她主要是透过利斯顿家楼下敞亮的后窗，看见威廉·利斯顿的身影，松树隐藏了她的行迹，每走一步，它们的枝条便在她肩上摩擦一下。借助这一有利地形，她记住了他眼睛和鼻子的形状，注意到他动作里的新模式，他胳膊和手肘的移动，他下意识地把衬衫从身上撩起又让它落下的小动作。

那天晚上，还差一个后院就到的时候，她听见了一个声音：是利斯顿的，可能是在打电话。一开始艾达只能听到一些杂音，但当她越走越近，她开始能听出一些词句来：我告诉隼人了，利斯顿说，还有必须，还有不会，以及糟糕。艾达停下了脚步。她仔细权衡着两种选择。第一，安全一些的做法，扭头就走：她安于目前的日常生活。现在没有什么讯息会让她对父亲或是父亲的工作产生怀疑。她的世界阳光明媚：早上起来就清楚地知道这一天会如何过去。艾达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下去。

第二，就是继续向前，听个仔细——有些讽刺的是，这恰恰是戴维会鼓励她做出的选择。他一直希望艾达更勇敢一些，一直在给她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对真理的探索总是与勇气相伴而行。

所以她悄声继续向前走。走到利斯顿家的院子时，她看见楼下的灯亮了起来，楼上的一间卧室也亮着灯。卧室里是她的一个儿子——艾达猜测是她的二儿子，格雷戈里，他比艾达小一点——然后，在阳台的躺椅上，是利斯顿。对三月而言，那个夜晚暖得有些不同寻常。利斯顿手里端着一杯红酒，一部移动电话放在耳边。这是项新技术：艾达以前从来没见过。利斯顿现在没有说话，电话另一头的人在说。从房子后窗里倾洒出的光依稀映出她的轮廓，但艾达看不见她的脸，只能借由她的头发、她的声音和她的姿势看出那就是利斯顿。在赛文山的阴影里，艾达确信自己不会被发现，但离得这么近还是让她感到有些惶恐。短短二十码的距离。她尽可能地屏住呼吸。心跳在加速。格雷戈里再一次从自己卧室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这动静把她吓得不轻。她紧挨着一棵小树站着，那是一棵枫树。她紧紧地抱住了它瘦小的树干。

突然利斯顿开始讲话：“我知道，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短暂的停顿。

“你得告诉艾达，”利斯顿说，“我的天哪，戴维。”

艾达更加用力地抱住了那棵枫树。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做的。”利斯顿说，“这不公平。”

就在这时，房子另一边传来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的声音，利斯顿说她得走了。

“想想看吧。”她说道，随之按下了电话上面的一个按钮，然后严厉地喊出了一个名字。

“威廉，”她喊道，同时从躺椅上不太优雅地站起身来，“站住别动。”

她从房子旁边绕到前面去。

“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在她从视线里消失之前，艾达听到她这样说。而从房子前边，传来一个男孩悠长的低诉，一个正在表示抗议的男性声音。

艾达站着一动不动，直到她确信不会再看到更多威廉的踪迹了——从厨房的窗户里看不到，餐厅的窗户也看不到；楼上走廊的窗户里也看不到，她之前几次看见他从那儿走向自己在房子前边的卧室。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接着她转过身，穿过邻居们的院子往回走，看着自家的后院，试图找到一些生活的气息。在自家的院子里，她停留了一会儿，没有立刻进门。她想到伏案工作的戴维。她想到自己的房间，里面装点着他给她的各种东西。她想到厨房的那块小黑板，成百上千个问题和公式在上面被写下，又被抹去。她想到现在横亘在她面前的那道难题，她既想知道，又想逃避的那些信息。

最后，她从后门回了房间，刻意发出了一些声响，想象着戴维朝她冲过来，伸出戴着手表的那只胳膊。告诉我现在几点了，艾达。她想象着他说出这样的话语。但他什么也没说——可能事实上压根儿就没注意到她出过门。或者他已经忘记了。像她猜想的那样，戴维还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门现在是开着的。从背后看，他的身形比平日消瘦了一些，肩膀冲着耳朵耸起。

她悄悄地，慢慢地向他走去，在门框边站定，一只手试探性地放到旁边的墙上。她像从前一次又一次经历的那样，想着跟他说些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背朝着她。他知道她站在那儿。

她能看见他正在打字，但字太小，她看不清都是些什么字。

她在等候指示，什么样的都行。

“去睡觉吧，艾达。”他终于发话了。从他的声音里，她听出了一种被极力压抑的哀伤，像是孩童噙住泪水时尖厉的抽泣。

斯坦纳实验室主要的研究兴趣是自然语言处理。从最早的计算机诞生开始，机器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的能力就是计算机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一个研究热点。阿兰·图灵，在二战期间为盟军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描述了一个后来通称为图灵测试的著名假想试验。在他看来，当且仅当一台计算机A和一个人B，在一次远距离的书面对话中，让另一个人C无法分辨的时候，才能说机器拥有了真正的智能。这场对话可以是C与A、B轮流交谈，也可以是C和A、B同时但分别地进行。当C无法确信两个回答哪一个是机器做出的，哪一个是真人做出的时候，一个计算机领域，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就将到来。图灵是这么说的。他是戴维并不多的几个偶像之一。戴维收藏了一张图灵的照片，把它裱起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像是信息的守护神，仁慈地注视着他们所有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写了一个叫作ELIZA的程序。ELIZA这个名字来源于《卖花女》里面的人物。ELIZA扮演着一个心理学家的角色，它机灵地向和它进行笔谈的人提出有关过去、家庭和困境的问题。它的关键在于，依靠人类参与者提供的线索和关键词来决定提问的内容。因此，假如试验者碰巧提到了“母亲”这个词，ELIZA会回应：“再谈谈你的家人吧。”咒骂只会引出平静得令人有些愤怒的回答：差不多像是“你听起来有些焦虑”这样的话。与心理学家非常相似的一点是，ELIZA从不给出答案——它只是接二连三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高深莫测，让人云里雾里的问题，直到试验者厌倦了这一场游戏。

斯坦纳实验室的工作，简单来说，是创造这种语言采集软件越来越复杂的升级版本。这是波士顿理工学院令人尊敬的前校长，罗伯特·皮尔斯，顶住保守的教务长的压力，把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戴维从研究生院提拔上来，并授予他独立的实验室时，戴维既定的研究目标。这也是Bit印在公开文献中的宗旨声明。一台可以模拟人类谈话的机器，不管是书面的，还是最终期望的有声的，其展现出的应用前景如此广泛，让人心驰神往：它可以让客户服务变得更加高效。它可以传授知识，教授语言。它可以给人们提供陪伴。当灾难发生时，它可以让医疗建议得以迅速在大范围传播开来，它是后勤保障的完美答案。可以对话的机器的光明前景给斯坦纳实验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作为实验室的头儿，戴维有些不情愿地被出资者们邀请参加一场又一场晚宴。一直以来，他都带着艾达做伴。她坐在圆桌旁，不太舒服地穿着他们为这样的场合专门购置的礼服，吃着烤面包片，娴熟地与那些捐资者们交谈。这之后，戴维会带她出去吃冰淇淋，欢笑着看着醉汉们滑稽的丑态。皮尔斯校长非常满意这项安排。他是斯坦纳实验室的守护者，愿意为戴维获取任何他希望的条件，这让他的同行们心生妒意。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很感兴趣，在这些年里提供的资金都是相当充裕的。

然而，这一软件的众多应用，仅仅是吸引着戴维，让他彻夜不眠设计和调试程序的一小部分原因。这一软件也引发了一些哲学问题，这正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一个必然的问题是：如果一台机器可以令人信服地模仿人性——可以让一个人感到与它血脉相连——那么还有什么阻挡着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人类的想法，如果不是一系列电脉冲，那究竟还能是什么呢？

艾达小时候，戴维常常会问她这些问题，由此引发的谈话花费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小时，晚饭时，地铁上，长途旅行中。总的来说，这些谈话为她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哲学的框架。有时，夜里躺在床上，艾达辗转反侧。假如她自己实际上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所有人类都是机器，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就通过DNA编好了自执行的软件程序，预装在像硬件一样的身体里。她想，这是不是就是存在的本质呢？那么所谓的缘分是什么呢？命运呢？上帝呢？

在别的房间里，在别的地方，戴维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艾达知道他在。这些思考，正是维系在他俩之间密不可分的纽带。

艾达小时候，斯坦纳实验室开始开发一个叫作ELIXIR的聊天机器人程序：既是向ELIZA的致敬，同时也是来自戴维的想法，他觉得这样一个程序对普通的用户而言，就像是魔法一样。和ELIZA相仿，它的目标是模仿人类的谈话，并且它的早期版本正是借用了ELIZA的逻辑树和代词转换算法。（对于“我该如何生活？”这样一个问题，ELIZA可能会回答：“为什么你想要我告诉你你该如何生活？”）和ELIZA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设计成去模仿一个非指导性心理咨询师，而是去模仿不限于某一特定情景或环境的自然生成的人类对话。它没有像ELIZA一样被预设一些特定的回答。这是戴维的主张，他希望ELIXIR像一个人一样去习得语言，以沉浸的方式，在它能够理解语言的含义之前，大量地“聆听”。因此，早期跟它的聊天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只是一些破碎的词句，如同一个疯子的呓语。

然而，相比ELIZA它有一大优势：ELIXIR最早的版本诞生于1978年，彼时维森鲍姆的论文已经发表了十二年，因而技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这让ELIXIR最终得以更为精准地模仿人类的交谈。ELIZA自我学习的能力仅限于保存一场对话中的问题和表述，并在这场对话中使用它们。一旦开启一场新的对话，它就重置到了原始状态，除了维森鲍姆预存的一些短语和套话，它一无所知。ELIZA没有被设计成从一场对话中学习知识，并存储下来以备下一场对话之需。

但ELIXIR是这样设计的。首先，斯坦纳实验室当时存储数据的能力是很强的，因此与ELIXIR进行的每一次交谈都会被永久地存储在中央服务器里，以备日后使用。和ELIZA不同的是，ELIXIR被设计进行持续的自我学习，每进行一次对话，就获取更多的智慧。如果一个人问它这样的问题——你今天好吗？或是天气怎么样？——那么下一个和它交谈的人，可能就会被ELIXIR问到同样的问题。

为了加速ELIXIR的学习进度，实验室创立了一个巩固机制：正确表明程序已经理解了这些词语在这样的场合下的意义，并且给出了一个合适的回应；错误则恰好相反。这是实验室对程序自我学习过程仅有的直接介入。

这种间接的学习过程使它从使用者那里学习到的语言日益充盈。一开始，程序随机地回想并使用这些词汇，因此实验室成员们打印出来在办公室里互相传阅的对话条，看上去就像是拾得诗[14]，有时灵光乍现，更会诞生天才般的作品。一张广为流传的对话条出自弗兰克的手笔：

用户：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的袜子？

ELIXIR：那唯一的荧光。

用户：要找一双跟荧光袜子相配的鞋可不容易。

ELIXIR：你好吗？

用户：我很好，谢谢。你呢？

ELIXIR：我好多了。

用户：哦，亲爱的，你怎么了？

ELIXIR：那个午餐女郎。

用户：她这次对你做了什么？

ELIXIR：下午六点之前离开这里。

用户：你是想要把她装进罐头吗？我会看看我有什么能效劳的，老大。

作为语言沉浸的一种补充，斯坦纳实验室也对ELIXIR进行一些正式的授课。渐渐地，ELIXIR学会了大写句子的首字母，根据前面句子的结构在一段话末尾用句号或者问号。它学会了识别一些关键词，并把它们分到像家庭、地理、食物、爱好、天气这样的不同类别中去。作为回应，它会生成符合语境的对话。斯坦纳实验室培育ELIXIR的一年又一年光阴里，它成了实验室的一个宠物或是吉祥物：假日聚会的邀请函被系在ELIXIR主显示器的底座上；实验室的成员们开始在谈话中用昵称称呼它。从聊天记录里，实验室不同成员教给它的习语和意象可以被辨识出来。亲爱的，它有时会这样称呼它的用户，这当然是利斯顿的杰作；当然不，它经常说的这句话是戴维的口头禅；在奢华的笑声中，有一次从它嘴里蹦出来，这大概是弗兰克的错，他一直因为各式各样的用词错误而出名。最后，这些特性和异常中的许多部分会被纠正，或者抹去；但在一开始，当它们不断冒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对实验室成员的一个温馨的提示，而ELIXIR好像是他们所有人合写的书，一个为众多父母所养育的孩子。

艾达十一岁的时候，戴维开始跟她讨论教授ELIXIR分析句子成分的过程。在此之前，许多其他计算机科学家已经尝试了这一课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戴维有了一些新点子。他和艾达一起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图解一个句子以使得计算机能够对其进行分析，用最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就像下面这样：

：很快你就能够分辨出这些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形容词你就能够分辨出这些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形容词名词就能够分辨出这些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就能够分辨出这些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动词这些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这些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指示代词句子成分，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指示代词名词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名词短语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短语靠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介词你自己

：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介词名词

：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介词短语

：句子

一旦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戴维就要求艾达在实验室的正式答辩会上报告她的计划。整个研究组，还有应届的研究生们，都坐在实验室会议室的长桌旁。艾达走到前面，站在一个为这样的场合特地搬来的轻质讲台的后面。那天早上，她特地挑选了一套让她看起来比平时显得稍微成熟一些的衣服，她很小心，以防矫枉过正。她此前从没有像这次这样直接地参与到研究项目中来。她报告完之后，查尔斯－罗伯特和弗兰克装作很严肃的样子向她提问，而戴维一直保持缄默，并拢手指，用指尖触碰着下巴，让艾达为自己辩护。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神采。别朝戴维那儿看，艾达对自己说。因为她知道，恳切地去搜寻他的目光，只会让他立刻感到失望。相反地，她笔直地盯着每一个提问者，不管他们是在质疑她的选择，为潜在的困难感到迷惑，还是推断也许存在更为简捷有效的方式去教给ELIXIR同样的信息。艾达为自己的对答如流感到讶异，她胸有成竹，言辞坚定，像在宣告某种所有权。一直到最后，当整个小组一致认为她的方案看上去很可靠的时候，她才把膝盖稍稍松弛下来，手掌不再紧握着讲台的边沿。

那天晚上走向地铁站的路上，戴维把他的右手放在她右边肩膀上，注视着她，用令人鼓舞的语气告诉她，他为她感到骄傲。“你真有一套，艾达。”他直直地看着她说道。这是他有史以来给过她最高的赞誉了。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

自从程序能够以一种很原始的方式去解析句子之后，它的语言处理功能越来越理想了。而随着硬件技术的不断升级，软件程序得以以更快的速度运行。

ELIXIR的显示器被放在实验室主厅的一个角落里，靠着一扇俯瞰后湾沼泽的小窗户。戴维有一次在会上说他的目标是保证工作日的每个小时都有人在和它不间断地聊天。因此，斯坦纳实验室的成员们——戴维、利斯顿、查尔斯－罗伯特、隼人、弗兰克、艾达，还有这些年里实验室招收的流水般的研究生们——轮流跟它对话，聊他们的日常生活，远大理想，或是喜爱的食物和电影。每个人都往它的内存里添上了一些它以后才能慢慢熟练运用的语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伴随着个人电脑和批量生产调制解调器的曙光初现，实验室申请了一项资助，使得包括艾达在内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家里使用它们。现在ELIXIR可以在众多独立的静态终端上运行，而收集到的信息会经由电话线，传输到实验室里负责存储数据的主机里。尽管没有强求，戴维还是鼓励每个人晚上在家跟ELIXIR对话。艾达对此满怀热情。戴维说，要尽一切可能去增加ELIXIR的词汇量。

这些当然是因特网时代之前的事情。当时已经有了阿帕网，并且它已经在Bit内部以及Bit和其他一些大学之间的通讯中得到应用。但戴维作为一个永远的完美主义者，担心会出现一些超出他掌控的对话。他和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准则，规定了哪些口头用语可以使用，哪些则禁止使用。而阿帕网是一片大得多的天地，里面满是陌生人。他们可能用出稀奇古怪的俚语、缩略语和错误的语法，而这可能导致程序混乱，甚至是崩溃。ELIXIR因而得以年复一年地保持离线，像一个沉睡的巨人，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为了进一步确保只有合格的用户可以与ELIXIR交互，隼人增加了一个登录界面，给实验室所有成员分配了单独的账号。从而在开始和ELIXIR交谈之前，用户首先得证明自己的身份。整日整夜与ELIXIR交谈这样一件缓慢而又细致的工作，在当时是培育它的最好手段。

一拿到自己的电脑，一台128K的Mac，艾达与ELIXIR的交谈便进入了长期、自省的新阶段。她把Mac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每晚睡觉前，她大段大段地写好文字，然后把它们一股脑儿输入到聊天对话框里，就连ELIXIR也为她输入内容的长度感到惊叹。（你今天心事可真多！它有时会这样回答。艾达的某个同事最早用了这样的表达，但她说不上来究竟是谁。）她把这样的对话看成是一种无法找回的日记，一种意识流，一种忏悔。

ELIXIR的开场白进步神速。它现在能够以一种差强人意的类人方式开启谈话，对类似今天怎么样？或是有什么新鲜事吗？这样的问题能够作出适当的回应。同时，它现在知道该在什么时候，问用户什么问题。它会问你好吗？或者天气怎么样？或是你今天做了些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利斯顿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开启谈话上，而现在ELIXIR已经俨然是个专家了。它的开场白里有时候会混进一些不怎么常见的问题，有时是你考虑过生命的意义吗？有时是给我讲个故事吧。有时是如果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你会住在哪里？还有一次是，你爱过吗？

但即便是在诞生数年之后，ELIXIR的话语里还是充满了缺乏逻辑的推论，它的语法常常令人费解，它对于习语的运用几乎就没对过。隐喻被完全无视。它也不能理解类比。感官描述，即用修饰的语言去描述人类存在的某一特定方面，也完全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要让它理解一首诗或是一篇描述性散文的一个段落，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些技能——理解和阐释济慈把美看作真理的想法，或是反驳叔本华认为人类永远只能屈从于最低级的本能而生存的看法，又或者是解释纳博科夫某一个绝妙的通感的细节（大写的英语字母A对我来说有着饱经风雨的树木的色彩）——恐怕得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能变为现实。

然而艾达从这些谈话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从每一次交换中探寻意义，把她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移植到机器的存储中。非常缓慢地，ELIXIR的回答开始对她呈现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她感觉到了什么。现在，当她从终端上向ELIXIR发送信息时，尽管它糟糕的语法不断提醒着艾达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在运行的程序，它仍然以种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触动着她的情绪。与它交谈，就好像是看一位技艺精湛的木偶师操纵手中的木偶。它就像是活的一样，尽管她的理性告诉她并非如此。它给艾达带来了朋友般的温暖。它恰到好处地重复着对她和她健康的关心；它追问着她的家人。（当它这么做时，艾达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它，戴维是她唯一的家人，但一遍又一遍地，她的回答被它完全无视。）

艾达怀疑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她永远也不会把这告诉戴维，尽管他认为ELIXIR日益增长的智能是一个越来越有趣的哲学命题，他看起来对这个程序并没有什么感情。他并没有怎么沾染上其他实验室成员把ELIXIR拟人化的倾向。圣诞节时，主机显示器上面放着的圣诞帽逗得他咯咯直笑；弗兰克在拿外卖时，叫喊着穿过屋子，为ELIXIR索要一份午餐的行为也让他哈哈大笑。但艾达能看得出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天际，早已远远超出了ELIXIR当时的能力范畴。这台机器对他而言，还是一台机器。实验室成员们将它拟人化的举动，只不过是些恶搞和噱头。在戴维看来，要想让ELIXIR达到任何一点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都还需要年复一年的进展。

与此同时，实验室成员们在IJCAI（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和AAAI（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年会）上都发表了会议论文。他们在《计算》上发表了学术文章。时不时还会有一篇关于ELIXIR的文章被类似《大西洋月刊》或是《新闻周刊》的大众杂志刊载。戴维并不为此感到欣喜。他拒绝接受采访，总是让别人替他代表整个实验室抛头露面。他的镜头恐惧症是出了名的，他从不让别人给他拍照，就连艾达也不行。艾达手头最新的一张父亲的照片，是一张旧身份证上的。在系统升级换代的时候，她从他那儿强夺了过来。在照片里，戴维斜视着镜头，躲躲闪闪的，像是被强光照到了眼睛。他仅仅是出于对Bit的一种使命感参与了这些文章的发表，因为这样的宣传有助于募集经费。一篇高度赞扬斯坦纳实验室工作的文章1980年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实验室的宏伟目标。在配图中，隼人微笑着把一只手掌放在他们与ELIXIR交谈时用的那台显示器上面：就好像一个骄傲的父亲把手放在孩子身上保护他。戴维像惯常一样拒绝入镜。他把实验室的其他成员推到台前，而自己则隐身幕后。

总体而言，斯坦纳实验室的成员们在预言ELIXIR未来的发展时相当保守。他们有点妄自菲薄，对这个程序也有些贬低。他们平时常常善意地调侃它，这几乎成了一种消遣。（渐渐喜欢上ELIXIR的艾达对此不太高兴，她觉得这像是一种不忠。）

但有时，当只有艾达和戴维在的时候，他会不再矜持，眉飞色舞地谈论这头“野兽”的未来。他有时会亲切地称呼ELIXIR为“野兽”，并且还鼓励艾达也这么叫。

“这样一个程序的最终形态会是怎样的？”他问艾达。

她注视着他的脸，试图找到一些提示。

“一个伴侣？”她问道，“或者一个助手？”

“有可能。”戴维说，但他看着她，一如往昔，像是还有着更多的期待。

1984年8月11日，那是一个周六。艾达醒来后，发现戴维不见了。她刚醒就意识到他不在家里：通常她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从他发出的小声响里，从他持续的移动里，从抖腿引起的地板震动里。但那天早上，笼罩着屋子的是一种她全然陌生的寂静，这让她觉得自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暂且控制住情绪，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找遍整间房子，寻找他的踪迹。有一次，她以为他出去了，结果在地下室里撞见了他。他当时正戴着一副工业降噪耳机，做着一个按他的说法需要全神贯注的实验。但这回艾达没找着他。没有便条。他的车还停在车道上。她找着了他的钥匙，但没找着钱包。这意味着，她推测，他是临时有什么事儿出去了，但并不打算在外久留。他没有锁厨房门。

她告诉自己别担心。近几个月以来，戴维越来越频繁地不辞而别。时间不长，一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之后，他会乐呵呵地吹着口哨，慢悠悠地走回来。当她探问他的行踪时，他就糊弄着说想要呼吸新鲜空气。有次她让他在出门前给她留张便条，他尽管满口答应，看着她时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在艾达看来是失望的神情。她还不够自力更生，还在依赖着他。艾达再没有请求过。相反地，她努力训练自己不要在乎这些。

艾达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她站起来，然后又再次坐下。她试着做他最近一次布置给她的功课。戴维要她证明谢尔宾斯基的合数定理。这通常是会让她着迷的——但此刻她定不下神。又过了一小时，她拨了戴维办公室的电话。这是个周六，她怀疑可能他的同事们都不在那儿。电话铃响了六次之后，咔嚓一声，答录机开始运转了——这是戴维和查尔斯－罗伯特自己发明的，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周日，在实验室把它组装了起来。当时答录机还没有大规模地商业化销售。这里是吉夫斯[15]，斯坦纳实验室的管家。机器说道。它使用的是最早的那一款语音合成软件，因此让人几乎无法听懂。需要我为您留言吗？

艾达挂断了电话。

她看了一眼时间：上午十一点四十四分。

她在心里掂量了一段时间，该给波士顿每家医院打电话吗？她觉得这样至少是没有坏处的，并且也确实值得一试。有可能，她想，他出去散步或者跑步，然后受了伤，或大或小，在他让你印象深刻的自残生涯中写上新的一页。戴维总是对她说，这从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谁也没查到任何关于戴维·西贝柳斯的记录。

到了下午三点，她开始严肃地考虑打电话报警，但她迅速否定了这个想法。她隐隐觉得，如果她报了警，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戴维对警察和当局一直都抱有轻度的不信任，他也把这种不信任感灌输给了艾达。隐私的重要性是他的众多忧虑之一；他往往会表现得对民选官员缺乏信心，对政府抱有一种温和的怀疑态度。有一次，艾达目睹了她家门口的一起事故——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起小小的剐蹭——她问戴维是不是该打911。他断然摇了摇头。“他们会没事的。”他说，又补充道他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官员群体要比波士顿警察更加腐败。因此，他俩应该尽可能避免与警察碰面。然而大体上讲，他算是个极左派，带着一点温和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事们没什么大的区别。

她得打电话给利斯顿。她这样决定了。

艾达很少打利斯顿家里的电话。通常她并不喜欢打电话；她似乎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开口，也不知道如何结束一场谈话。她从听筒里听见自己的喘息，电话铃响了一次，两次，然后是第三次。她祈祷着会是利斯顿来接这通电话，但过来接电话的是她三个儿子中的一个——马蒂，艾达猜测，因为这个尖尖的声音听起来奶声奶气的。

“利斯顿在吗？”她差不多是在耳语。

“你是谁？”马蒂问。她告诉他她是艾达·西贝柳斯。

“妈妈，”他喊了一声，并不怎么急切，“是戴维的女儿打来的电话。”然后，终于，利斯顿拿起了电话。

艾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艾达？”利斯顿问，“一切都好吗？”

“是的。”艾达说。

“你只是打电话来问好的吗？”利斯顿问她。

“不是的。”艾达说。

“那么，”利斯顿说，“是怎么了呢？”

“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戴维不见了，”艾达说，“他现在还没回来。”

“好吧，”利斯顿说，“他没留个便条吗？”

“没有。”

“屋子里都找过了吗？”

“是的。”

利斯顿问：“现在几点了？”像是在问她自己，然后轻叹了一口气。

艾达没有说话。她不太确定该怎么说出她应该要问的问题。她想要知道利斯顿知道的一切。“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最后，她这样问道。这是她的极限了。

“我不知道，亲爱的。”利斯顿说，“抱歉。”

“你给警察打电话了吗？”利斯顿又问。

“没有。”艾达说。她紧跟着又重复了一遍以示强调。

利斯顿顿了顿说：“那可能会有用的。”

艾达静静地看着墙上的钟，盯着它的秒针。

“我很抱歉，孩子。”利斯顿最后说道，“听着，到我这儿来。我们可以一起开车去找他，好吗？”

艾达出门之前，给戴维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戴维，我和利斯顿一起去找你了。请在这儿等到我们回来。艾达。

她把便条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正对着厨房门，这里是他回来最可能首先看到的地方。尽管戴维和她总是从房子靠近厨房的侧门进出，他坚持让客人们从正门进来。“那条路上的风景更好。”他有一次是这样回答她的。他总是像这样：在一些方面非常守旧，非常讲究——对于像茶艺、摆盘、纹章和地址形式这样的事情，他学识渊博——对于其他的，则毫不在乎，从心所欲。

她出门朝利斯顿家走去，在路上看见了欧姬芙夫人，他们隔壁的邻居。她正坐在院子里的草坪躺椅上。她得了黄斑变性，全年都戴着墨镜。她可能九十岁了，在温暖的月份里，她从太阳一出来就坐在外面，只在饭点才回屋吃饭。艾达走近她，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向艾达打招呼。艾达凑过去，向她询问。

“欧姬芙夫人，”艾达弯着腰说，“我是艾达·西贝柳斯。”

她抬起头，冲着艾达的方向。“你好，艾达。”她说。

“今早您有没有碰巧看见我父亲？”她问。

“我想一想。”欧姬芙夫人说。

她一只手在脸颊上轻拍着。

“我相信我看到他了。”欧姬芙夫人说。

“他带着什么东西吗？”艾达问。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欧姬芙夫人说。

“他走的是哪条路？”

“那边。”她说，手指向肖马特街的尽头，朝赛文山大道去的方向：这是一个人过桥前往多彻斯特其余几个街区的必经之路。

“他穿着什么？”艾达又问她，“他跟您打招呼了吗？”

但是她又想不起来了。

利斯顿的车是一辆旅行车，车身镶着木边，有着整排的座位。艾达到的时候，她正斜倚在车身上，拉开车门。“嗨，宝贝。”利斯顿说。她看着有些焦虑。她把墨镜推到头顶，穿着一件宽松的风衣。她们出发了，利斯顿左转驶入赛文山大道。她问艾达觉得应该去哪里找他，艾达建议她们先过桥，首先去戴维最爱的餐馆，陈氏；接着去菲尔兹角的图书馆；然后沿着莫里西大道，经过一路的沙滩，往城堡岛的方向去，这是戴维惯常的慢跑路线；最后，去实验室。

“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吗？”利斯顿问。

“我不知道了。”艾达说。

“他没有给你什么提示吗？他没有跟你提到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没有。”艾达说。她多么希望自己能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啊。

“那么，他以前像这次这样消失过吗？”

艾达迟疑了一下。她不想告诉利斯顿实情，那就是，他当然有过。几个小时，去这里，或者去那里。她在心里想好了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回答：“就几次，从来没像这么久过。”

利斯顿摇了摇头。“噢，戴维。”她说。从她的声音里，艾达感觉似乎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利斯顿和戴维当然很亲近，从他最初雇佣她开始，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的时间。但在艾达眼里，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她自己这样了解戴维。她不想听利斯顿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他；她也不想让利斯顿觉得她们在合谋，或是在交流着对戴维共同的批评意见。

艾达回想起之前偷听到的利斯顿和戴维的那通电话，想着能不能对碰巧听到了这段谈话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她极度渴望知道利斯顿当时都说了些什么；现在这样让她觉得自己和戴维正变得疏远。她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他的知己，他的右手。意识到还有别人知道一些她自己不清楚的关于戴维的事情，让她觉得痛苦。

“他出门多久了？”利斯顿问道。艾达看了下手表。时间刚过下午三点。

“八个小时了，”她说，“至少。我七点钟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再宽限一点时间吧。”利斯顿说，“我给我在警局的朋友鲍比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在明天之前开始寻人，即便我们报警的话。”她一定是看见了艾达脸上紧张的神色，才会安慰她说他极有可能在那之前就会回来。

“我跟你打赌，到了晚饭时间他就会回来的。”利斯顿说。但她脸上也一样写满了忧虑。

他没到陈氏来，陈这样说道。“他还好吗？”他问，两眉之间的“川”字皱得更深了。他热爱着戴维。

艾达向他保证戴维一切都好——说出这样的话，几乎费尽了她内心深处最后的一点力气——然后回到了利斯顿的车上。她们继续向前。艾达颓然瘫倒在座位上，头靠着头枕，在两边的人行道上搜寻着戴维的踪影。有着闪闪发光的脑门，一个穿着T恤和短裤的高个男子，或者是穿着长裤和一件破旧的牛津纺衬衫的，腿脚以一种不太协调的方式运动着，似乎根本跑不快，但却在有力地向前迈进着的，那个高个男子。利斯顿试着跟她闲聊，告诉了她一两桩关于研究生们，或是关于玛莎的逸事。玛莎是系秘书——“她想要的，可怜的人哪，仅仅是能和一个正常的男人约会”——但艾达的回应超不过三个字。

她们在哪里都没能找到戴维。

这段车程变得沉寂、诡异，让人不适。第一次，艾达允许自己真正开始思考戴维是不是已经彻底地离开了——完完全全地消失了。被绑架。在新罕布什尔或是纽约的群山之中，某条荒无人烟的公路上孤独地死去。或者是严重受伤，而无力求救。又或者——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性——他自己决意离开。这可能吗，她问自己，他把她抛弃了？这与她一直以来对父亲的认知之间有着太大的反差，她实在是想不出个结论。

最后，她们回到了肖马特街，利斯顿把车停在了戴维的车道里，他的车还在那里。有那么一会儿，她俩谁也没有起身。一片寂静，艾达可以听到一个街区开外，孩子们嬉闹的声音。熄火之后，利斯顿的旅行车车头发出一阵细碎的乒乒乓乓的声音。

房子看起来太安静了。

“我和你一起进去。”利斯顿说。她们一起从车里出来，靠近了房子。她父亲会在里面吗？他是会歇斯底里，还是会满怀歉意？他已经为她俩准备好一套解释了吗？

房子里静得出奇。“戴维？”艾达喊了一遍，然后是第二遍。没有回答。

利斯顿转向她。艾达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她本想表现得开心一些，但艾达看到的只有迷惑和担忧。

利斯顿看了看表，艾达也看了看：现在是下午五点了。

“我跟你说，”利斯顿爽朗地说，“为什么不到我家住上一晚呢？带上一些过夜需要用到的东西。我会为你准备好一间房间的。”

艾达的心跳加速了。在利斯顿家住，和她的儿子们一起，对她而言，既像是一罐蜂蜜，又像是一碗毒药。

“来吧，”利斯顿说，“我们也会给你准备一些零食的。”

直到这时，艾达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艾达一个人上了楼。她带了一件睡袍，她的发刷，为第二天准备的衣服（她没有带更多的衣服，那样看起来太悲观了），还有七本书。她把它们统统塞进那个蓝色的小行李箱里。戴维有一个配套款式的，他的是绿色的。接着，她下楼，给戴维写了一张新的便条。

戴维，我真的很害怕。你在哪儿？我在利斯顿家。看到请立刻来电。

然后，以防万一，她在纸条上写下了利斯顿的电话号码。尽管戴维应该了如指掌。

她从厨房出去，还是没有锁门，以便父亲能进来。她走向利斯顿家。

利斯顿的房子有一个前廊，两辆男孩儿的自行车相对摆放着，还有一辆女孩儿的粉色自行车，两边把手上分别挂着约一英寸长的流苏装饰。不知是什么人，用记号笔把粉色的座椅涂黑了，但只涂了一半。像街上的大多数房子一样，利斯顿家的是一幢色彩鲜艳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每隔十年左右，重新粉刷成不同的颜色。如今，房子整体是淡蓝色的，而百叶窗和房子边缘则涂成了深蓝色。前廊本身也是用同一色系来粉刷的，因此在里面走路会给人以置身水下的感觉。房子差不多已经到了该再次粉刷的时候了，现有颜色的油漆碎片已经开始从木地板和天花板上剥落，还有一些小块的钻进了缝隙和角落里。有那么一两次，艾达看见利斯顿轻快地打扫了前廊和前厅的步道，但她通常没有时间料理这样的细节，宁愿一切维持现状。她告诉艾达，这是她目前繁忙的日程所能允许的最高的清洁程度了。她不会考虑上门的清洁服务——对她而言，那是属于富人们的选择。

艾达忧心忡忡地上了楼，攥起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没人应声。她看了看表，对自己说，如果两分钟后还没有人应门，她就再敲一次。

她确实这样做了，这一次她敲得更用力了一些。这回很快有脚步声传来，马蒂给她开了门。

他什么都没说。当时他才九岁，但个子不矮。他有着一头蓬松的头发，穿着牛仔短裤和红色条纹背心。两边膝盖都擦破了皮，在跟艾达说话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在一边的血痂上挠了起来。

“嗨。”艾达说。

“嗨。”

“我是来找你妈妈的。”她对他说。

她觉得这有些好笑，自己仅仅比他大四岁，却在扮演着成年人的角色——他母亲的一个朋友。

这时她看见了站在马蒂身后的利斯顿，穿着袜子，没穿鞋。

“你在搞什么呢，马蒂？快给艾达开门。”她说。但她自己开了门，而马蒂耸耸肩，跑上了楼。

“没有礼貌。”艾达进门后，利斯顿说道。利斯顿关上了她们身后的内门。她比艾达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加讨厌炎热，几年前，她花费了不愿承认的一笔巨款，给这座上百年历史的房子装上了中央空调。整个春天，艾达都能看到工人们在利斯顿家的屋顶上忙碌，从她家的前门进进出出。如今，一个大型的金属箱子占据了她家后院靠近天井的一部分空间，屋子里十分清静、凉爽。艾达脖子上的汗珠慢慢变凉，不一会就消失无踪了。

在此之前，她到利斯顿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通常，她和戴维的工作场地要不是在一家餐馆，就是在自己家。利斯顿家的布局和她家的很相像——起居室、会客厅、餐厅和厨房在一楼，卧室则在楼上——但她把它装点得很不一样。所有的内饰上都有着花或是别的一些图案，紧随着当时的潮流。好几面墙上都嵌了大块的镜子，所以艾达在每个转角都不可避免地看到镜中的自己；其他的墙上则挂着名画或是电影海报的复制品。

利斯顿带她到了厨房，这要比她家的大一些。利斯顿让艾达在一个角落里坐下，这里看起来就像是餐馆里的一个档口。

“要我给你拿点什么吃呢，亲爱的？”利斯顿问。她列举了一长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零食——艾达以前从没被允许吃过的——波亚蒂主厨的罐装意大利方饺，棉糖花生酱三明治，以及闪闪发亮的卡夫芝士通心粉。事实上，这里面有几样东西，艾达连听都没听说过。她选了三明治，觉得这个可能最省事。利斯顿舀出了一些白色的、松软的东西，涂抹在一片神奇面包上，又把花生酱涂在另一片面包上，然后把它们并拢，拍紧，和一杯牛奶一起递给了艾达。

有那么一会儿，利斯顿就看着艾达吃。然后，她发话了。

“你想做些什么？要看电视吗？”

艾达张开嘴巴，又合上。如此两次。

“你是不看电视吗？”利斯顿询问道。

“不是的，我看。”艾达说。她告诉自己，这严格来说不算是说谎。因为她有时会和戴维一起看一部警匪剧，偶尔，戴维还会租一些老电影或是电视节目的录像带来看。这些也算的，她猜想。

艾达跟着利斯顿到了她称之为“电视厅”的房间，也就是戴维平时说的会客厅。那里摆着一个大盒子，这是艾达见过的最大的电视机。电视的对面是一个直角沙发。她在那儿坐下，靠着弧形的扶手，在腿上放了一个抱枕。

利斯顿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然后把它递给了艾达。“我们刚装了有线电视，”利斯顿说，“有一百多个台，我估计也就看过不到一半。”艾达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遥控器。戴维在家里做过一个简易遥控器供平时使用。而这一个，看上去要正式得多，上面的按键也要多得多。

“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到厨房来找我。”利斯顿说。

艾达调着台。接下来出现在屏幕上的画面，在她的余生中，不知何故，一直伴随着她。穿着礼服的新娘。两个钓鱼的男人。一位先生穿过一个空无一人的房子。国会议员的辩论。一个红头发女孩和一个红头发男孩。一个人站在一片蓝色的花田中央。一部卡通片，里面的超人在天上飞。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士兵们正攀越一堵矮石墙。她停在了最后这个频道，看着士兵们向敌人进军。看起来，它讲的是二战，而这些士兵看起来是属于英国军队的。戴维喜欢战争片。艾达知道战争的事情。

她看完了这部电影，开始看下一部，是它的续集。突然，她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人正站在她旁边。她把头转向正前方，直勾勾地朝前看，因为她知道这是利斯顿两个大儿子中的一个，想到这可能是威廉，让她的神经都有些发紧。

“你在看什么？”男孩问。他声音低沉，和她印象中威廉的嗓音非常相似。

“我不知道。”艾达轻声说。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问。

“我不觉得。”她说得很轻，但他一定还是听到了，因为他说：“你不会聊天吗？”

艾达的声音像是被抽走了，她只能摇摇头。在她的余生中，当不得不和一个同龄人交谈时，她都会回想起这个晚上的这种感觉——就好像她的声音一直缩进了胃里，被胃壁牢牢裹住，深陷在她的体内，直到她脱身，才被重新释放出来。

艾达转过眼睛，尽力向左边看去。一个穿着蓝色T恤的男孩，一只手扶在沙发背上。她慢慢地，一点点地转过头，以更加近距离地审视他的手臂，强健的小麦色的手臂，末端是他的手，手指甲被咬得很厉害，露出了一部分的甲肉。她没有抬头看他的脸。他从沙发上拿开了手臂，然后，从房间里“拿开”了他自己。艾达喘着粗气。

她又是独自一人了。

在某个时候，她的鼻子和耳朵同时意识到利斯顿在用微波炉加热着什么东西，可能是在做晚饭。她知道，礼貌的做法应该是去厨房问问看自己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但她很惧怕会再遇到哪个男孩，因此她就在沙发上待着。她一直在期待着利斯顿的一声叫喊——吃晚饭啦！她可能会这样说，然后男孩们会一拥而上，冲进厨房——但它并没有到来。来的是利斯顿探进电视厅里的脑袋，她问艾达是想在电视厅吃晚饭，还是在餐桌上。

“都行。”艾达说。利斯顿冲她眨了眨眼睛，说可能她们应该在餐桌上吃饭，这才像个文明人的模样。“戴维要是知道我让你看了这么久的电视会生气的。”

艾达跟着她进了厨房，然后看着她从微波炉里端出两盘冷菜。堂食，台板上的包装袋上写着，索尔兹伯里牛肉饼晚餐。

“男孩们呢？”艾达不假思索地问道。

“哦，他们通常自己动手。”利斯顿轻快地答道，“他们不喜欢我做的菜。”

艾达有些惊讶。在她原先的想象中，利斯顿一家人应该一直都一起吃饭。她喜欢这样的场景。

除了戴维，她们什么都聊：实验室里最新的绯闻，利斯顿正在研究的课题。突然马蒂跑了进来，问利斯顿他可不可以看电视，“反正她现在没在看。”利斯顿告诉他没问题，他可以看十五分钟，但之后必须上床睡觉。

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艾达的心怦怦直跳：一定是戴维，她心想，他终于来了。但利斯顿看起来想得不太一样。

“威廉。”她头也没有回，就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

她的大儿子闻声跑下楼，经过转角，进了厨房。而艾达，第一次，允许自己充分地打量他的面庞，他看起来比她印象中还要帅上几分。她又赶紧移开目光。他打开门，什么也没有说。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她身材高挑而骨感，一头金发，两边的刘海微微挑起。她的衬衣露着肩膀，一条胸罩肩带突兀地卖弄着风情。她还穿了高跟鞋。艾达觉得她挺漂亮的，但还配不上威廉。

“嗨，利斯顿女士。”那女孩说。利斯顿说：“你好，卡伦。”但并没有抬头看她。威廉和卡伦一起上了楼。

“希望我上楼的时候，你们的房门最好是开着的。”利斯顿嘱咐他们。

吃完晚饭之后，艾达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她静静地收拾起她的叉子，在水槽里冲洗干净，然后打开了洗碗机。但她不太确定该把它放在上面那层还是底下那层。戴维和她没有用过洗碗机。

“把它丢在水槽里就好，亲爱的。”利斯顿说。

艾达转过身去，发现利斯顿正注视着她，两手交叉在胸前。她迅速地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又把目光转回去。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我们要再打打戴维的电话吗？”利斯顿问道。艾达感激地说，好。她不想主动提起这件事。但当她拨打家里的电话时，还是没有人接。

“我想我现在得去睡觉了。”艾达说。她并不感到疲倦，但这似乎是打破目前局面最好的方法。

“好的。”利斯顿说。她两手抚在臀部，凝视着艾达。

“我们都很高兴你到这儿来。”她说。不知怎地，这让艾达觉得双腿发软。

“过来。”利斯顿说。她把艾达搂过去，抱在怀里。艾达一生中，几乎没有被这样拥抱过，她僵在了那儿。

“会好起来的，”利斯顿说，“你会没事的。”然而，她并没有说戴维将会回来。

利斯顿把艾达安顿在一间用红、绿、蓝三色装饰的卧室里。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小乐高模型，不知是谁辛辛苦苦搭起来的。还有一张单人床，外框像是一辆赛车。

“这是马蒂的房间，”利斯顿说，“但今晚我把他打发去和格雷戈里一起睡了。”

艾达不希望有人因为自己而被打发走。但利斯顿向她保证，马蒂会喜欢这样的安排的。“他会很享受的，”她说，“他很崇拜自己的哥哥们。”

“还要我给你拿些什么吗？”利斯顿问，“要来一杯水吗？卫生间在走廊尽头。”

艾达说她很好。利斯顿摸了摸艾达的头，看着她，又一次告诉她，事情会好起来的。之后，她就把艾达一个人留在了马蒂的房间里。

利斯顿家的房子和戴维家的如此相像，以至于艾达不用问就知道哪里是哪里。她换上睡袍。走向二楼昏暗的走廊尽头的卫生间，路上经过了一间开着门的房间。她看见威廉和卡伦正在床上热吻。有那么一瞬间，她愣在那里——想要决定到底是退回房间去，还是继续往前走到卫生间——她瞪大了眼睛。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别人接吻。情侣二人的头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移动着。在艾达看过的电影里，那些戴维和她一起看过的老片子里，主角们抱在一起时，他们的头保持成一个优美的角度，几乎不会移动。

突然威廉抬起头看见了她。“什么鬼。”他吼道。他站起身，砰地关上了门。

“我的天哪，威尔（威廉昵称）。”她听见卡伦的声音。

“她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是威廉的声音。

尴尬感像一把火，迅速烧遍了她的全身。她垂下头，看着自己的格子睡袍。打着褶子的袖口，打着褶子的下摆。它穿在一个小得多的孩子，或者是一位老太太身上会更加合适。她站在原地，回想着刚才做的事情，然后，出于对威廉可能突然打开门的担心，她继续走到卫生间。在那儿，她用手指和从利斯顿那儿借来的牙膏刷了牙。她自己的忘带了。接着她摘下眼镜，把冷水泼在脸上，然后用一块不知是谁的毛巾，轻轻把脸拍干。毛巾上有古龙水的味道，有些发硬了。

洗漱完之后，艾达快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直直地看着前面，以免威廉的房门会再次打开。她走进房间，背朝着房门把它关上。

她站着没动，喘着气。她还不困，而其他人也还都醒着。那天晚上在马蒂的房间里，她熬夜到很晚。她先是读了带过来的七本书中的一本，而最终没能抵制住角落里那一桶乐高积木的诱惑——更小的时候，它们是她的最爱，也是戴维的一项爱好——她搭了一座小小的城堡，有一座吊桥，一个国王，还有一个公主。

最后，虽然上了床，她还是难以入睡。她思念着他们的房子，她思念着戴维。

聊以慰藉，她想象着走廊上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面运转着的世界：马蒂和格雷戈里在格雷戈里房间里，缓慢地吸气，呼气，沉入梦乡；威廉和卡伦在威廉的床上激烈地亲吻；床单和毛巾静静地躺在亚麻色的壁橱里；地下室的蜘蛛们在蛛网上旋舞；房子里的所有小生灵——尘螨、蚊蚋；卫生间里洗脸盆向下滴着的水滴；还有楼下，利斯顿，她的老朋友，在黄色的草稿本上写写画画，为了斯坦纳实验室，他们共有的第二个家。

她想知道戴维的情况，他可能在哪里。

她在心里把他们晚餐后的仪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捋了一遍。从艾达洗完餐具开始。接下来她会到戴维办公室的门外面站着。他从不关门，但当他正在工作时，会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力场将他笼罩。从很小的时候起，艾达就知道绝对不能打扰他。所以，她会把头贴在门框上，踮起脚尖，等啊，等啊。然后，终于，他会转向她，微笑着，仿佛大梦初觉。

“让我来解释给你听。”他会说。

随后，他们会一同坐在餐桌旁，开始一堂课程。像这样的课程，在她一生中，他已经给她上了成千上万堂。

当她向他提出一个在他看来很机智的问题时，他会拍打桌子作为祝贺。“这正是问题所在。”他会说。

当她问出的问题反映出她学习中的一些缺陷，一些概念理解上的缺口时，他便会双手抱头，仿佛试图召唤能量，把所有能解释的东西都解释给她听，好让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但他从不丧气：他会从一个比他所认为的必要的还要基础的地方重新开始（事实上，这通常是必要的），优美的几何图形从他笔尖流淌出来，在他从会议和宾馆里收集起来，囤积在办公桌抽屉里的一沓沓草稿纸上，构成精致的图表。他常说，要是手里没有一支笔，他会不知道如何发言。他用他的笔招手，用他的笔指点，用他的笔在接电话时心不在焉地涂涂画画。他在和艾达说话时，包括有时给艾达上课时，会画些花鸟之类有趣的东西。在艾达的余生里，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继承了戴维的许多习惯。每个人都说他俩很像。他如此了解她——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了解她——这对她而言，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好运。“比起人来，你更像是一台机器，艾达。”戴维有时会这样说。这不是一种侮辱，这就是事实。被如此理解让她感到平静。并且，有时她觉得这正是戴维爱她的原因。

在尝试入睡时，她想到了这样一幅情景。她和戴维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一起低下头，他们的心像是一幅文氏图——艾达想的都是些幼稚的琐事，而戴维思考的是宇宙运行的奥秘，他们俩的交集不断变大，再变大。在这样的时刻，戴维是宙斯，而她是雅典娜，从父亲的脑袋里整个儿蹦出来，焕发着优雅与智慧。他们在实验室，或者在家，他们永远在一起，永远是两个人。不管面前是什么样的难题，他们都可以解开。

早上，卧室门缓缓拉开的吱吱嘎嘎声把艾达从一个关于戴维的梦中吵醒。门口站着马蒂，他拎着一个帆布手提袋，正在观察她。她从床上坐起来，用手揉了揉脸。

“我只是要从这儿拿些东西。”马蒂说。他随后走进来，把他的所有乐高人偶和积木，两本书，以及一台拖着天线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统统都收到了帆布袋里。他一边收拾，一边用余光看着她。

出门之前，他侧过身，面朝着她。他对艾达说：“你爸爸在哪儿？”

她抬起肩膀，又缓慢地放下。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他转身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艾达听见他沿着楼梯跑下去，一层，又一层。他是去地下室了吧，她猜想。

艾达站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把头探到走廊里。那天是星期天，其他人似乎都还在沉睡。她尽可能不发出声音，轻轻地走下楼梯，走进厨房。利斯顿的工作在桌上随意地摊开，一台黄色的电话安装在墙上。她从支架上拿起话筒，拨出了戴维和她的房子的电话，屏住呼吸，听着铃声，一连四下，然后是第五下，第十下。没有人接听。

她挂上电话，仔细考虑着她的选择。认识利斯顿这么多年以来，差不多是第一次待在她家，这种感觉还是很奇怪。她不知道利斯顿有哪些习惯，日常生活如何安排——比如说，不知道她在周末是习惯早起，还是喜欢多睡一会儿；也不知道她不上班，不和戴维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如果艾达和戴维一起待在家里的话，她就知道自己的周末会是这样的：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戴维会泡在办公室里，把吃饭当成一种休息；自己则会读书，或是做戴维布置给她的功课。有些周末，他们会做些不同的、有趣的事情：比如，冬天会去附近的山上滑雪旅行一次；或者，夏天，纽约州北部的一次棚屋之旅，戴维从五十年代起就在那儿长租了一间棚屋；又或者是到附近的镇上或者是城里来一次远足。有时会去华盛顿特区；戴维在那儿有个叫作乔治的艺术家朋友，他是少数几个戴维还保持联系的孩提时代的朋友之一。他每年还会出几次差，近一点儿的像是克利夫兰[16]，远一点儿的像是香港。这些都算是他们的假期：通常，他们在每个地方都会多待几天，多走走，多看看。有时，如果他需要整天待在会场，并且觉得艾达在那儿会无事可做的话，他就会一个人去开会；这时，他会出钱请系秘书玛莎陪着艾达待在肖马特街的房子里，然后尽快回家。当然还得算上一年一次的纽约之行，总是在冬天，总是少不了各各他堂的圣诞音乐会。他们还会去林肯中心看一场歌剧或是芭蕾舞表演，然后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逛上一圈，最后去中央公园散散步。戴维每次会预订同样的房间：布鲁克林高地一家B＆B酒店三层两个相邻的房间（“曼哈顿太不划算了。”他总是这样说，不过艾达私底下猜测他可能是想尽可能避免碰到他过去的熟人）。酒店的所有者是一位风度翩翩，纤巧美丽的古稀老人，名叫南·罗克韦尔。她提供烤饼早餐，和戴维聊古典音乐聊到深夜，在她的转盘唱机上播放她搜集来的著名唱片。她像集换卡片一样集换着这些唱片。他们每次都会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小餐馆吃晚饭，这本是个没什么特点的地方，戴维却说它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春，个中缘由，他并没有向艾达解释过。

艾达不觉得利斯顿会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兴趣。艾达和戴维大部分工作相关的旅行，她也都会参加，但她总是独来独往，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对宾馆房间的厌恶，以及对家的热爱。她的菜品很保守，她从不冒险。她会满怀希望地浏览每一份英文菜单，从里面找出最温和、最清淡的菜。一直到昨天为止，艾达对她的周末是这样想象的：她会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比如炸爆米花，和儿子们一起看电影，在大女儿琼妮带着小宝宝留宿时跟她一起做饭。艾达自己也说不清这些想法的根源在何处：她完全没有理由相信像利斯顿这样的女科学家也有着顾家的一面。她知道利斯顿不喜欢烹饪，也受不了做家务。（她经常夸耀说她的儿子们会被她培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在一块粘在冰箱上的磁力白板上，她分配着每周的家务活。）尽管如此，在艾达眼里她还是一个传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艾达和戴维都并非如此，并且老实说，艾达很嫉妒她。利斯顿喝健怡可乐，她带着用白面包做的火腿奶酪三明治去上班。看见它们会让艾达直流口水。把利斯顿的家看成是坐落在街道尽头，一座守护着世俗与传统的堡垒，这一想法是艾达一直以来所珍视的，它似乎以某种方式将她和戴维的房子从物理上锚定，而同样地，他们和利斯顿的友谊，令人放心地向艾达证明，她的生活说到底也没什么不寻常的。

直到九点过后不久，艾达才发觉楼上终于有了点动静。一听到声音，她就踮着脚走到楼下的卫生间，藏了起来。她担心那会是三个男孩中的某一个。她不希望在没有利斯顿保护的情况下正面和他们相遇。艾达听见下楼的脚步声，脚步声随后往厨房的方向移动。就像她刚刚的那样，脚步声很轻。接着，有人拿起了电话筒。她听得一清二楚。

“是我。”利斯顿在另一个房间里通着电话。

艾达不知道她给谁打了电话，但能听到她在给那个人从艾达打电话给她开始，详细描述前一天白天和晚上的情况。艾达僵在了原地。她想自己是不是得清一清喉咙，或是打开卫生间的水龙头，以让利斯顿知道她就在这儿，但因为羞怯和恐惧，她完全动弹不得。她站着不动，胳膊肘夹着腰。

“她还在我家里，正在楼上睡着觉呢。”利斯顿说。

她顿了顿。

“那要是他今天还不回来呢？我们什么时候报警？”利斯顿说。

接着她又说：“他可能遇上麻烦了。这会影响到艾达的。如果他们说他丧失能力怎么办？”

“真是作孽啊。”利斯顿说，“不折不扣。”

利斯顿挂电话之后，开始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打开橱柜。艾达屏住呼吸。她不觉得自己可以现身，至少现在不行——利斯顿会知道她什么都听到了。她决定一直等到利斯顿重新上楼，或者是走到另一个房间，在那时她会迅速地走出去，假装自己原先在别处。

艾达坐在马桶盖上。丧失能力，利斯顿说了这个。这是她用来说戴维的词。这与艾达对她父亲的理解处处抵触着。她把脸埋进了手掌里。正在这时，利斯顿打开了卫生间的门，惊叫了出来。

她捂住胸口，弯下腰来。“艾达！”她说，“我的天哪。”

“抱歉。”艾达说，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你还好吗？”利斯顿问她，她点点头。

利斯顿一手扶着下巴，仿佛陷入了沉思。她身上是一件看上去已经穿了十多年的蓝色浴袍。

“你听到我在电话里讲的了吗？”她问艾达。艾达有点想撒谎，但说不出口。利斯顿终归会知道的。她又一次点点头。

利斯顿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出。“宝贝，对不起。”她说。她的嘴巴张开又合上，像是在决定要不要再说些什么。然后，她用头向艾达示意，让她跟着她进厨房。艾达照做了。

“你睡得怎么样？”她问，艾达回答说床铺非常舒服，她睡得很踏实——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你饿了吗？”利斯顿问，她还是点点头。厨房台板上是排成一列的盒装麦片，而最后是一加仑全脂牛奶。“碗在这边，勺子在那边。”利斯顿边指边说道。

戴维说的麦片，是那种滚烫的，放上红糖然后喝的。艾达以前还没有尝过冷的麦片，她仔细地察看了她面前的选择，想找到戴维最不可能买回家的那一个。最后，她挑了那个叫作“嘎嘣脆”的——因为盒子上那只快乐的青蛙。它一只胳膊伸向空中，骄傲地展示着它的慷慨。

她一边吃，一边等利斯顿说话。利斯顿已经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她的论文还像昨晚那样摊在桌面上，她正用钢笔演算某个问题，似乎解开了那个问题就可以帮助她解决此刻摆在她们面前更大的那个麻烦。手写代码在纸上如花朵般绽放。在这一刻，对戴维，对家的一种极度渴望向艾达席卷而来。每隔一会儿，利斯顿就抬头看看她，冲她笑一笑，但并不说话；她似乎在等着艾达先开口，向她坦白一些先前隐瞒的信息。但艾达一点儿这样的信息也没有。

“你今天去教堂吗？”艾达问。她知道利斯顿是过了桥的那个教区的活跃分子。周日早上，她常常会看见利斯顿带着她的儿子们朝那儿进发，然后再回来。她的儿子们总是穿着不合身的卡其裤，领扣衬衫，松松垮垮的领带，严重磨损、随便打了个结的鞋子。她意识到这一天利斯顿并没有为去教堂做准备；她不希望自己成为导致他人改变计划的原因。

“我们今天把这件事略过了。”利斯顿笑着说道，“男孩们一定都乐坏了。”

她放下笔，眺望着窗外。她就这样跟艾达交谈。

“你注意到什么了吗，艾达？”她说。

“你指的是什么呢？”艾达问。她讨厌这样：这种不得不背叛戴维的感觉。

“关于你的父亲，”利斯顿说，“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他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我想他只是压力太大了。”艾达说。利斯顿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她们两人都沉默了，然后又同时开了口。

艾达说：“我觉得他会没事的。”而利斯顿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报警。”

艾达想到了戴维对于执法机构的不信任；他对好管闲事的州政府的强烈反对；他对于隐私保护的执着的热忱。但她的结论是，她对于失去戴维的恐惧，要比他对于警察的反感来得大得多。

“好吧。”她刚一说完，便立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背叛感向她袭来。她耷拉着头。

艾达不喜欢那天下午晚些时候过来的两个警官。她无法按捺这种情绪，戴维对政府的不信任早已深深地影响了她。一个警官又高又瘦；另一个矮一些，但也很瘦。两人都蓄着髭须。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高个子警官加格农这样问道。

“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他问。

“对他可能的位置，你有没有一些想法？”他又问。

他看上去有些厌倦了。两个警官接过了利斯顿递过去的咖啡，大声地啜饮起来。

“你就是他的女儿吗？”矮个子警官问道。艾达说是。“那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呢？”他用笔来回指着利斯顿和艾达。

利斯顿向他解释了，然后两个警官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得让社会保障的人过来，”加格农警官说，“你们没有法律上的关系。”

“真的吗？你确定？”利斯顿说，“从她出生起我就认识她了。”

“对不起，女士，”加格农说，“这就是程序。他们的人马上就到。”

这是人生第一次，艾达放任她的想象力往坏的方向越跑越远。她是个敏感的孩子，前方等待着她的会是怎样的一片废墟呢：她读了太多狄更斯的书了。济贫院真的存在吗？在警官们离开前，马蒂进了厨房——他突然而毫无声息的出现，让艾达不由得怀疑他一直在旁边什么地方偷听着他们的谈话——然后羞涩地看着两个警官。

“嘿，小家伙。”加格农在出门的路上说道。

“嘿。”马蒂轻声地说道，但门已经被关上了。

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艾达静静地在厨房的桌边坐着，装作看报纸的样子，直到利斯顿打破了沉寂。她说着现在应该快要到晚饭时间了，站起身，走到碗橱边上。她一次性打开了所有的柜门，用乞求的眼神在每一个柜子里面搜寻。最后她拿出来一个装着意大利面的蓝盒子，以及一些罐装番茄酱。她打开它们，然后烧了一壶水。

“你没事吧？”利斯顿忽然问艾达，艾达点点头。但实际上，她当然有事——戴维不回来，她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呢？要是他能回来的话，她想着，手托着下巴，竭力不让它颤抖。

她突然从桌边站了起来。她还从来没有当着利斯顿的面哭过，此刻，她也不希望自己哭泣。

“我想我应该去家里再拿几件衣服过来。”艾达说完便快步走出房门，而利斯顿来不及跟上去，甚至来不及说句同意的话。

她深深地吸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外面风景很美，这是八月里第一次稍微变得凉快一些了，割草机低沉的嗡鸣声远远传来。一户邻家正在烧烤。燃着的木炭和肉的气味，乘着怡人的清风，以物质微粒的形态，一如既往地给艾达带来愉悦与闲适的讯号。自从跟着戴维学到了神经递质的知识之后，艾达就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个水上乐园，各种化学物质沿着迷宫般的水上滑梯一路滑下来。在她描绘的画面中，木炭味，烟味，还有新刈过的草坪的气息，让血清素的小溪顺着艾达脑中的滑梯汩汩流下。但这个晚上，这样一种混合的气味，只是愈加强烈地提醒着戴维的缺失。这样温暖的夏夜，他总说温暖的夏夜，也是他最偏爱的。

艾达从厨房那儿的侧门进了屋，在水龙头下接了一杯水。她带着这杯水上了顶楼，到了自己的房间，望向窗外，这时，她感受到来自她的小书桌上那台老电脑的召唤。她开了机，打开ELIXIR的程序。她开始打字。ELIXIR熟悉的回答慰藉着她的心灵。她圈出了实验室成员们爱用的那些短语。戴维在哪里？而ELIXIR回答道，这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它的这个回答，事实上，让艾达想起了戴维曾经说过的句子。

她有好多好多话要对ELIXIR说。上次谈话仅仅是两天之前，但感觉就像是两个世纪前。二十分钟之后，她看了看钟，害怕利斯顿会担心，便关闭了程序，关上电脑。电脑电源被切断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悠长而甜蜜的叹息。

正在这时，她觉得好像听到楼下有人在走动。她屏息凝神，又仔细听了几秒钟。

屋子深处传来抽屉被拉开的声音。地下室，她心想。脚步声。东西被摔在地板上的声音。地下室的楼梯上开始有人走动。

艾达是个经不起吓唬的孩子，她呆坐在原地，握紧了她的水杯，一动也不敢动。她瞅了一眼窗户，估算着如果迫不得已的话，她有没有可能从这里跳出去。她最终决定，当务之急是尽快确认屋子里另一个人的身份，从而——如果必要——她可以赶快逃出去。

“戴维？”她鼓起勇气，大声喊道。

没人答应。她开始紧张起来，准备着逃跑。

“戴维？”她又喊了一次。

“嗨，”戴维应道，他的声音是如此和煦，如此亲切，“是你吗，艾达？”

她瞬间便瘫软在地上。她浑身的肌肉猛地收缩了一下，然后又慢慢舒缓下来。她一直都还没意识到自己承受着多么沉重的恐惧，神经是多么的紧绷；她呼出的这一口气仿佛已经憋了一辈子。下楼的时候，她的脸拧成一团，涨得通红。她在厨房见到了父亲。他正一手扶着墙，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他把一个像滑雪镜一样的东西——那也是他的神秘装置之一——推到了头顶。

“天哪，”戴维说，“出什么事了，艾达？”他脸上带着一种迷惑的笑容，好像他们将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而当他们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会不觉莞尔。

“你去哪儿了？”她恸哭着说，“你到底去哪儿了？”

她的声音一定传达出了某种非常特别的情绪，而当她成年之后，每当回想起童年时光，她都会重新感受到这种情绪——这是对戴维背叛她信任的愤怒。很小的时候，她就感受过它——当她在公众场合出了丑，而他却视而不见的时候。比如去滑雪时，她摔倒在地上，雪橇雪杖搅作一团，一时半刻爬不起来的时候。“帮帮我。”她会用比呼吸更轻微的声音，向戴维喃喃低语。不知何故，她总是觉得她的摔倒是由于他的过失。她感受着别人目光的重量，把自己的尴尬化作对父亲的满腔怒火。他做事情总是如此胸有成竹，如此驾轻就熟，这让她觉得他有责任，不仅仅是为自己，更要为她瞻前顾后，让她不犯错误，让她免受屈辱。此刻，站在厨房里，盯着终于回归的父亲，那熟悉的情绪以更加汹涌之势滚滚而来：想到她不得不去跟利斯顿说的话，想到利斯顿会如何一字不落地把它们转述给自己的儿子们。在这一刻，艾达第一次意识到，她再也不能将利斯顿或是其他什么人对戴维的评判拒之门外了——她一直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扪心自问，这一年多以来都是如此。

戴维并没有回答她。他用一种迷惑不解的眼神注视着她。

“戴维。”她又喊了一遍。

“我告诉过你的，”他终于开口了，谨慎地选择着用词，“我告诉过你我得去镇外办点事情。”

成年之后，当艾达试着回想父亲的面容时，有些可悲地，浮现在她脑海里的常常是这样一副模样：滑雪镜推到头顶，衬衫袖子被高高卷起，看上去像发了疯一样。这和平时的戴维几乎没有任何相像之处：平时的他温文尔雅，沉默寡言，一丝不苟。而这时的戴维，艾达每多问他一个问题，他的固执便多出一分。他说他去了纽约，跟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院长会了面。艾达试着说服他跟她一起到利斯顿家去，但他不愿意。

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真的，这可真蠢，艾达。”他对她说，“一个很简单的误会。我的实验刚做了一半。”作为解释，他把手里拿着的笔记本递向艾达。他又指了指头上的装置。

“那么，你在这儿等好了。”艾达说完，立即跑向利斯顿家。

利斯顿正把意面倒进水槽中的一个漏勺里。蒸汽从滚水上升腾而起，在白雾缭绕中，她的头发显得有些枯槁。

“他回来了，”艾达对她说，“说是出差去了。他说他告诉了我的。可能我先前忘记了。”

她每说一个字，心里就绞痛一下。

利斯顿有些不解地看着艾达，然后跟着她出了门，沿街走到她家。她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戴维，他正埋头摆弄着刚才戴着的那个装置，给它拧上一个小螺丝。

利斯顿正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发出了“嘘——”的声音。

“老实说，戴维，”利斯顿说，“已经够了。”

他挺起腰杆，看上去很是受伤。

“你已经离开将近四十八个小时了，”利斯顿说，“你去哪儿了？”

“我去纽约出差了，”他缓缓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没出去多久。”但他的脸色在改变。

“什么差？”她问他。

他低头看着工作台，拿着那个装置在台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

利斯顿双臂交叉在胸前。

“是时候告诉艾达了，”利斯顿说，“戴维？你听到了吗？”

为了宣布这个消息，他们把艾达带到起居室。后来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常常会觉得这就是同时拥有爸爸和妈妈的感觉。他们坐在一起，面朝着她。她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据戴维说这是从他祖母那儿传下来的。他们则坐在一个皮沙发上。戴维时不时会用一种闻起来有柠檬味的油保养它。

戴维向利斯顿投去求援的目光。但利斯顿只是摇了摇头。

戴维清了清嗓子。

“两年之前，”他开始说，“在利斯顿的坚持下，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去看了医生。医生让我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检查之后，我被告知自己可能正处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阶段。但我并不认同这个诊断。现在也不。”

他顿了顿。

“你对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多少？”他问道。

艾达思忖了一番，然后说她知道那是什么。她曾经在某本书里读到过，也可能是在不止一本书里读到过。她的字典里有这个词。它就像在一个人的记忆中缓缓蔓延开的白色雾霭。言语之间，它就会从门底，从窗缝渗进屋里，慢慢占据整个房间。她感到一阵寒意。

“你后来去找过那个医生吗？”艾达问。

利斯顿瞪着戴维。

“没有。”他犹豫着说道。

“怎么了？”他看向利斯顿，“他们帮不了我什么。即使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也一样。”

“你看上去挺好的。”艾达既是说给他听，也是在说给利斯顿听，还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是挺好的，”他说，“别太在意这事儿了，艾达，我真的挺好的。”

艾达能感受到戴维和利斯顿之间的紧张气氛。尽管她还小，但她知道这是什么导致的：利斯顿想要用坦诚来保护她，而戴维想要用乐观，憧憬，对既定命运的无视来呵护她，同时也保护他自己。

“我想戴维可能确实告诉过我他要出去办事，”艾达说，“我现在记不清了。”

这是一个谎言。这当然是一个谎言。利斯顿难过地看着她。

“听到了吗？”戴维说。但利斯顿没有接话。

最后，在他俩的沉寂中，艾达站了起来。她转向利斯顿。

“我想我现在可以待在这儿了。”她说道。她排空心绪，缓缓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里没有什么装饰，风格简朴，像是个男人的房间。棕色格子的壁纸是房子的前任主人挑选的。她最近在读《朝圣者之路》，就像弗兰妮·格拉斯[17]那样。尽管她并不信教，但她轻轻地念着耶稣祷文，一连念了五遍。她对自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她别无选择。没有戴维的生活，对她而言，就像是一片虚空。

一周之后，波士顿儿童与家庭局的人找上门来。利斯顿通知过加格农警官戴维已经回来了。但他们还是要对他的失踪进行一番审慎的调查。

戴维感到很震惊。家访的过程中，他一直闷闷不乐。上门的是一位名叫雷吉娜·奥布莱恩的女士，一身灰衣，头发灰白。对于她的问题，他只用一两个字回答，有时则是一个白眼。为了给这次惊动了警方的失踪提供一个解释，戴维被迫向DCF[18]透露了他的诊断结果。他最初声称他只是忘记了告诉艾达自己要出一趟远门，但这个说法与其说是让他们认可他的称职，倒不如说是更加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接下来的问题有点出乎戴维和艾达的预料。奥布莱恩女士看着艾达，问她在学校表现如何。

艾达没立刻说话。她看向戴维，而戴维正看着奥布莱恩女士，对她说艾达在学校表现很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不算是个谎言——如果把戴维在实验室教育她的这种方式也看成是上学的话。他对于在家里教育艾达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这很古怪，但在戴维众多的古怪行为之中，这还不算是最出格的。包括艾达在内，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一定已经跟政府有过什么沟通。但此刻，艾达第一次意识到，他可能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

雷吉娜·奥布莱恩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平视着艾达，问她上的是哪一所学校。

她有些慌了神。她看向戴维，他什么也没有说。她觉得自己该撒个谎。“伍德罗·威尔逊。”她报出了附近一所中学的名字，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她该被送去的那一所。

“你几年级了？”奥布莱恩女士问道。

“八年级。”艾达说。

奥布莱恩女士顿了顿。

“那么，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一位呢？”她又问。

终于，戴维插入了她俩的对话。“她没在哪所学校念书，我教的她。”他说，“我在家教她，在单位教她。”

看着奥布莱恩女士脸上的神情，艾达知道他们这回有大麻烦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马萨诸塞州法院审理了一系列案件，它们对目前定义家庭课堂这一概念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查尔斯关爱与保护条例》中，可以找到对在马萨诸塞州开设家庭课堂的大致要求：首先，要得到管理部门和教育委员会的批准；第二，要能够获取公共学校使用的课本和其他教学资源。而戴维和艾达什么都没有。在1984年，戴维没有让女儿在公共学校入学这一点，在DCF的眼中，就成了证明他忽视孩子的更为有力的证据。

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对他的这些指控有多严重。他觉得他们不可能把他的孩子从他身边夺走。这太荒谬了。他告诉利斯顿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从第一次家访开始，他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同了。DCF命令戴维一定要让艾达在一所合格的学校入学。奥布莱恩女士向她的上级建议，家访还需要继续；而社保的工作人员则要求戴维定期看医生，监测病情的进展。他们需要知道，他是不是正在，以及他正以多快的速度，丧失担当监护人的能力。丧失能力，利斯顿有一次提到戴维时用到的词。丧失能力，对艾达来说，是她父亲名字的反义词。

圣母学校是一座棕色的砖结构建筑，四层楼高，紧挨着人行道。一段宽而不长的阶梯通向六扇没那么美观的工业门，它们都被漆成暗蓝色。楼顶四面都围着高高的链式栅栏，在温暖的天气里，那儿会被用作体育课的场地。底下两层的窗户装有自上而下的金属条——这是学校建成后数十年，为了平息忧心忡忡的家长们对多彻斯特治安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而增设的——上面两层的窗户要小一些，并且相较通常的标准，数量要多得多，这让这座建筑从外观看，与中世纪的堡垒或是城墙颇为相像。

在九月的一个周三，学校的其他孩子已经开学一个多星期了，而艾达正第一次走进圣母学校低年级部。利斯顿和戴维陪着她，他们仨这一天都没有工作。在DCF的家访过后的几周里，他们有过一场讨论。戴维希望让艾达在一所当地的公立初中入学，但利斯顿坚持认为那并不合适。因此，带着满腹的牢骚，在这个月初，戴维、艾达和利斯顿三人见了学校的校长阿洛依修斯修女和主席汉诺威先生，他们负责招生事宜。

在汉诺威先生挑高的办公室里，他们仨坐下来，聆听了一场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天主教教育的益处，艾达将要受到的道德启迪，以及学校提供的社群关系。戴维向前弓着身子，胳膊肘放在膝盖上，看着地板，光秃秃的头顶正好被窗外的光线照到，闪闪发亮。他坐直身子，有些不自在地伸展着胳膊和腿，长叹了一两口气。利斯顿瞪了瞪他。艾达希望没有其他人注意到。

两位校领导对她的过去处理得很机智，只是委婉、含糊地提到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就好像所有人理应把这件事完全抛在脑后。艾达猜测，在圣母教区这么有名，在这所学校里这么活跃的利斯顿，一定已经给他们打足了预防针。

艾达聚精会神地汲取着听到的一切信息。她饶有兴致地环顾四周，看着房间里的装饰和构造：墙上的十字架，高悬在所有门的上方；金属笼里，年代久远的座钟滴答作响；学校的颜色看上去是几年前重新粉刷的，用的主要是一些柔和、现代的色调。豌豆绿，淡金黄，褐红色。在一定程度上，她觉得自己已经在这座城墙上打开了缺口；她曾经那么多次从圣母学校的外面走过，扫视它的外观，寻找能够反映它内部样式的标志。作为外地人，戴维和艾达对于多彻斯特的分区方式一直都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尽管戴维对此很感兴趣，还常常让艾达来描述一番。对于利斯顿，对于她的孩子们和朋友们而言，一个人的教区要比他的街区或是街道来得更为重要。圣母学校的一层是一所当地的教区学校，一所文法学校，从幼儿园到八年级加起来差不多有两百个学生。而上面三层则是一所中心教区高中，招收来自七所不同教区学校的学生，自然也包括楼下的那所。因而从九年级开始，这所学校就像骤然宽阔起来的河面，汇聚了多彻斯特更大范围里的，乃至一些从其他城市过来的学生。赛文山区几乎所有人，包括利斯顿的三个儿子，上的都是圣母学校：马蒂和格雷戈里在楼下的初等学校，威廉在楼上的高中。利斯顿自己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关于这个学校的诸多事实中，这是唯一一个能让戴维感到一丝慰藉的。“好吧，我想利斯顿做的没错。”他对艾达说，但声音里还是透露出几分怀疑。艾达会从八年级读起，这主要是基于她的年龄。她将会置身于一群已经彼此相识多年的同学中。但阿洛依修斯修女向她保证，到了九年级的时候，她会融入这个集体的。

这时，阿洛依修斯修女善意地向艾达靠过去，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艾达，亲爱的，”她说，“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你发现自己掌握不了什么东西，或者在哪门课上掉队了，尽管来找我帮忙。”

闻言，戴维猛地抬起头以引起众人的注意。最后，他开口说道：“毫无疑问，不管你们教她什么东西，艾达都能够牢牢掌握。”他的声音里潜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敌意。“事实上，我不得不说，她会吃透它。问题在于你们有没有能力给我女儿提供哪怕是能对她造成任何一丁点儿挑战的东西。或者说你们……”他说。“或者说你们……”他又重复了一遍。他卡壳了。

他们所有人，包括戴维在内，陷入了一阵沉默。

“我能向你保证，先生。”汉诺威先生率先发言。与此同时，利斯顿站起身，感谢他们抽出了宝贵的时间。

“你有什么问题吗？”阿洛依修斯修女问道。她只看着艾达一个人。艾达迅速地摇了摇头作为回应。

那天的晚些时候，利斯顿打来电话，问艾达想不想要她的儿子们早上陪她一起走去学校。她说不用了，不想让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她相当确定，这个邀请最终会变成他们身上的负累。这段时间，当她再次走神发呆时，最近生活中出现的骚动暂时取代她对威廉的迷恋。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整个星期没有再幻想过有关威廉的事了。

晚上，戴维打起了一点精神头，做了两人份的晚餐。“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艾达。”他这样说道。她选了蔬菜炖牛肉锅，这是她的最爱，戴维只在特定场合做。他们一起去多彻斯特大道上的肉铺买了牛肉。

艾达让他走在自己前面，注意着他的每一个步伐，记住它们，想着要是哪一天他不在了，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过去的几周里，她一直在研究阿尔茨海默病。借助Bit的学术图书馆，她发现了两点：第一，这种疾病通常会以一种相当稳定的速度恶化。在那个年代的预期寿命是诊断后的八到十年。但从戴维第一次被利斯顿逼着去看了医生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并且——如果艾达不自己骗自己的话——从更早的时候起，她就注意到戴维的健忘症状了。好几年来，她一直说服自己戴维只是心不在焉而已。

她查到的第二点，也是更令人烦恼的一点是，当这种病在年纪没那么大的人身上被确诊时，它的进程常常会大大加快。戴维今年五十九岁，远低于文献里列出的早发阿尔茨海默病和典型阿尔茨海默病的分界点。而对于早发患者，这种疾病的进展会非常迅速：只消两三年时间，病人的理解能力就会完全丧失，语言功能也一样。这之后，不用多久，肌肉和各种反射功能也会彻底停工。

艾达用力地闭上眼睛，想把这种可能性赶走。她告诉自己，它不会发生的：戴维会是一个例外。

肉铺挤满了顾客，但店主认识她父亲，也很爱戴他。

“要来点什么，教授？”他问道——他一直都这么叫戴维，对街区里任何一个明显表现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这么叫——而戴维向前探着身子，两手背在身后，精心挑选了一块牛肉，带回家。当他为艾达料理它时，艾达坐在厨房里，跟他说话。她的父亲，她在世界上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伙伴。

“我要跟你说点儿事，艾达。”戴维说道。他转过身去看着她，扶了扶眼镜。镜片上布满了雾气——他刚刚在炉子上烧了一壶水。“没有你在，那就会是另一个实验室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他说，“我知道利斯顿一定会非常想念你的。”

“我也会想念她的。”艾达说。她真正想要说的，当然是她的父亲，就像戴维也只是想说她一样。

他们上了年头但很舒适的房子渐渐被药草、洋葱和大蒜的气味所充满。这一刻，艾达想，事情可能也不全都那么糟。

利斯顿提醒她不要迟到，所以上床睡觉之前，艾达检查了一遍她拿到的课程表，注意看了所有课程的上课时间。她的第一节课是早上八点，因此她打算七点五十到学校以确保万无一失。

早饭的时候，戴维很安静。他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她能看出来，他觉得自己辜负了她。

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他问她用什么装书。她指了指地板上的帆布袋。是她从地下室里翻出来的。

“哦，亲爱的，”戴维说，“用它可不行。在这儿等着。”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随后又带着一个棕色的公文包再次出现，满脸骄傲的表情。公文包上有一个五位的转盘式组合密码锁。这几年戴维都没有用过它，但艾达小时候很为它着迷。他说他给这个公文包设置的密码艾达一定能猜出来。艾达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在猜密码上面：她的生日，正着的，倒着的；他的生日，正着的，倒着的；房子的门牌号码，前面加上三个零。但她从来没猜对。时不时地，她还是会走进戴维的办公室，随意地试上一两个新点子。

“现在它是你的了。”他骄傲地对她说。

她从他手里接过来。她很高兴：她觉得自己一下子专业了不少，像是个成年人了。

“你还没有猜到密码吗？”他问道。

艾达摇了摇头。

“密码就是密码。就是密码这个词，用字母数字代换。”他开心地说，“没有移位。简单到发蠢。这就是那种为了被破解而生的密码。”

左边一列是26个英文字母，右边是它们对应的数字，从1到26。这样一张表在艾达记忆中存在已久。艾达开始转动组合锁上的转盘——C是3，O是15——那么，最后的密码就是31545，然后同时按下左右两边的按钮，锁栓发出令人满意的啪嗒声，顺利地打开了。

公文包里空无一物，包裹有丝质的黄色内衬。公文包的半边有一些小口袋，它们是用来装笔和笔记本的。戴维这时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把它插进了其中一个小口袋里。他再一次去了办公室，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沓无线白纸。这是五年之前，戴维为斯坦纳实验室批量购置的信纸。他把纸也递给了艾达。

“好了，”他说，“现在你装备齐全了。”

“要我陪你走去学校吗？”他问她。

“我自己可以的。”艾达说。事实上她很想他陪她一起去，但她想向他传达，她自己可以的——想告诉他她已经长大了，以此来减轻他的内疚感。这个月，艾达就注意到他这种内疚感了。他看着她的时间比平时要久；他更频繁地询问她晚上或是周末想要做些什么。现在，每当他想不起来一个单词或是短语的时候，就会有一片阴霾盘踞在他的额头，如此这般，一天数次。前一天晚上，雪利酒喝到一半的时候，他向她道了歉。

“我实在不该让你陷入现在的境地，”戴维说，“我试着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但恐怕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会没事的。”艾达安慰地说道。

“哦，我亲爱的。我觉得我把你送入了狼窟。”戴维说，“跪在十字架面前，学玫瑰经，向某某神父告解。我的天哪。”

他忧沉地啜了一口。

“有时候我仍然觉得，应该把你送去公立学校的。”他说，“但是我想利斯顿才最明白。”

像他通常做的那样，前一天晚上他打包了两人份的早餐，但这一天，艾达第一次要把她那份单独带走了。自己拿着。她把棕色的袋子放进公文包里。盖上盖子的时候，袋子稍微受到了一点挤压，这让她感觉到了面包的弹性。他们一起过了桥。接下来，他们到了一个岔路口。艾达往左，而戴维要向右。

“我要在这儿跟你说些什么呢？”戴维说，“也许我应该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他的面庞看上去清癯而消瘦，鼻子周围微微有些发红。艾达故意和他拉开了一些距离：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她自己还要人安慰呢。

他忧容满面地看着她。“别太把那些当回事，”他最后说，“什么都别太放在心上，艾达。好吗？”

她郑重地点了点头。她目送着自己的父亲渐行渐远，手边提着他自己的公文包。此时此刻，她无比渴望和他一起走：追过去，一直追到实验室，然后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投入自己的工作。但她没有。她转过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她低垂着头，就像戴维一样。从空中看，他们就像是彼此的镜像，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像一次罗夏测验[19]；像一张展开的雪花剪纸；或是决斗开始之前，两个贵族背朝对方向前走。

圣母学校并没有多远。她提着公文包把手的右手握得更用力了；这让她感到专业、安全，就好像她手里抓着的是父亲的手。到了学校，她发现自己孤身一人。一个学生都没看见；而一楼的窗户太高了，从地面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艾达一步步走上阶梯，越发地感到不安。走到最上面的时候，她试着拧了拧一扇门的把手，发现它上了锁。她试了另一扇门。同样是锁着的。她在外面站了一会儿，考虑着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她身体里的小人儿想要扭头回家。我试过了，门是锁着的。她并不觉得自己对学校有任何的义务；她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管理机构，或是所谓的自我管理。在生活中，艾达想做的事情极少会被阻拦，因为她所有的愿望和想法与她周围人的是如此合拍；因为她对父亲和他同事们的顺从也意味着她的请求通常都很合理，也很渺小。她一直生活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而成年人的世界也一直都欢迎她。

现在她觉得扭头回家是个挺不错的决定，但当她走到阶梯最下面时，她身后一扇深蓝色的门打开了，从门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

“你是准备去哪儿呢？”那人说道。

艾达回过头。门口的那个男人个子不高，但很严厉。他灰白的头发齐刷刷地梳向头的一边，穿着棕色的裤子，系着一条宽而短的棕色领带。

“哪儿也不去。”她说出口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

“你是要离开吗？”男人问道。

“我试着进去，”艾达说，“但门上锁了。”

“你不知道敲门这回事吗？”他问道。艾达还从来没有被用这样严厉的口气训斥过。

“我是新来的。”艾达解释道。她开始在口袋里翻找她的课程表，想拿出来给他看，但他已经朝她走过来了。让她惊愕的是，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她还从来没有被这样抓过。他带着她往前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把她推到他前面，好像她会试图逃跑一样。她进了门之后，他在后面重重地把门关上。

后来，在办公室里，秘书向她解释说，虽然她的第一节课早上八点钟才开始，但学生指导室的点名时间是七点四十整。教室的前门会在七点三十八分准时关上、上锁，在那之后到的学生，就得按门铃才能被允许进入，并且会被记迟到。艾达很确信在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学校来的时候，没人跟她说过这些，但抗议似乎是苍白无力的——他们对她的过错抓着不放，低头认错似乎是更加明智和有效的做法。

秘书杜根夫人戴上她半月形的老花眼镜，看了看她还用双手捏着的课程表。她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钟。

“八点零一分了，”她说，“你现在得去上玛格丽特修女的课。”然后，她带着艾达走出办公室，走过一段不长的走廊，经过一个转角。

“如果你刚才去了学生指导室，就该拿到你的储物柜钥匙了。但是现在我们得先去上课。你明天早上会拿到钥匙的。”杜根夫人说道。

虽然昨天没有什么感觉，但现在艾达注意到了这里的气味——在许多她喜爱的书里都读到过的，声名昭著的校舍气味。粉笔、肥皂、灰尘以及金属。她用力地吸了一口。头顶的日光灯管时不时地闪一下，让人心烦意乱。

她到了玛格丽特修女的教室，杜根夫人转向她。

“我要先把你介绍给你的学伴，”她说，“你本该在早晨见到她的。”

她打开门，探进头去。“修女，”她说，“能让梅兰妮·麦卡锡出来一会儿吗？”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从教室里出来，到了走廊里。她看着艾达，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她很美：艾达一瞬之间就无可挽回地意识到，她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样子。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打扮成哪一种特定的模样。梅兰妮有着一头非常浅的金发，前额的头发向后翘起，像是有一股永恒的轻风从那儿拂过。她的皮肤光滑无瑕——艾达最近注意到她自己的皮肤开始有些不争气了——还带着夏天被晒过的小麦色。艾达想象着她在某处的沙滩上晒了很久的日光浴，或是参加曲棍球这样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她的短裙和她非常相称，长度刚好到她的膝盖。她的白袜子一直拉到小腿顶部，精确地翻着边。艾达穿的及踝的短袜，现在已经蜷到了她的鞋子里。她没有别的可以穿了。

“艾达，这就是梅兰妮。”杜根夫人说道，“她会是你在圣母学校的学伴。”艾达可以从她看着梅兰妮的眼神里读出她对于梅兰妮的偏爱。一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小姑娘，来自一个每年都捐纳适当份额的家庭。此刻，学校的名字似乎就是为梅兰妮而设的。艾达把手向前伸出去一点点，这是她被介绍给实验室的研究生们时的举动，紧接着她便把手收了回来。握手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她和你一样，都在B组，因此你们的课程表是一样的。要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杜根夫人说，“问她就对了。”

梅兰妮什么都没有说。她浅浅一笑，好奇地看着艾达。她和艾达一般高。她俩的目光短暂地交错，但梅兰妮随即又转向了杜根夫人——她正在感谢梅兰妮的友善。“我想，艾达一定也会很感谢你的，”她补充道，“是吧，亲爱的？”

她点点头。

杜根夫人用指节敲了敲玻璃，然后开了门。教室里，玛格丽特修女把手停在了黑板上，她正要写完一些方程式。杜根夫人把一只手放在艾达肩上，带着她进了教室。梅兰妮跟在后面，随后优雅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坐下，然后把一条腿收到另一条的后面。

“玛格丽特修女，”杜根夫人说，“同学们，这是艾达·西贝柳斯。她是我们这里的新生。艾达，为什么不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她和走廊里的巡视员都没有正确念出她的姓——读得像是瑟贝勒斯——但艾达知道不该指出来。戴维就会。她从来都没搞清楚，自己是如何掌握了那些有限的社交技能的。一直以来，它们的不足就像是对戴维的一种平衡。大概是基因的关系吧——来自生出她的那位代孕母亲的基因，要不就是她和实验室里其他成员的交流。无论来自哪里，艾达现在竭力调动着它们，以作出正确的回答，正确的自我介绍。

她看向那片栗色和海军蓝的海洋。八年级的男孩女孩们全都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她右手提着公文包，大拇指更加用力地钩住把手。她拼命在心里搜寻着词语——什么样的都好。她的指甲戳进了掌心。她能想到的，对别人来说全都太难以置信，太不可思议了。我以前从来没上过学，她可以这样说，我叫艾达·西贝柳斯，我最喜欢的数学家是高斯。

最后她从嗨开始。“嗨，”她说，“我叫艾达。今年十三岁。来自多彻斯特。”

这当然太愚蠢了。他们都是多彻斯特的。

数学课基础得让她不敢相信。艾达想过它可能会比较简单，但没想到居然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至少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艾达可以饶有兴致地像看电视一样看着：玛格丽特修女正在给大家讲分数乘法，她讲得很慢，也很系统，在黑板上从上到下画满了叉，然后从下到上再来一遍。艾达知道怎么做这个，非常直观。但戴维从来没有用像这样机械的方式给她讲过。在她眼里，数学应该是更加流动，更加自然的东西，而不是像玛格丽特修女此刻正往黑板上画的那些图表那样。这就好像是有人在教她如何说话，或者如何遣词造句。这就好像是有人在教她如何记忆，如何呼吸。

而在她周围，学生们正在完成玛格丽特修女布置的练习，使用着她在教室前面演示的消项法。她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列式子，而当学生们低头计算时，她就开始静静地在教室里踱步。艾达把公文包放到课桌上，小心地把转盘转到正确的位置，锁栓打开时发出的啪嗒声比她印象中的要响上不少。她身边的几个学生向她看来，这时她注意到大家的背包都整齐地放在座位下面的篮子里：红色、绿色或是蓝色的帆布包，带有背带。戴维会把这种包叫作书包。她立刻就脸红了，尽可能迅速地抬起公文包的盖子，从里面拿出斯坦纳实验室的信纸簿，还有她父亲那天早上塞进去的那支钢笔，再重新盖上盖子。然后，她把公文包放在课桌下面。

她开始算题目。过了一会儿，从桌面上的阴影中，她意识到在她右边站着一个人。

“在数学课上，我们用的是铅笔，”玛格丽特修女说道，“以及画图纸。”艾达觉得她没必要用这么大的声音对她说话。

艾达抬头看着她。她有些不以为然地转着眼珠，小嘴向下噘着，双手交叉在身前。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艾达想要问她。这个问题这一天里至少在她念头里出现过十次。我怎么会知道这里面任何一件事情？对父亲和利斯顿同等的怒意从她胸中燃起。这是当然的，艾达心想，他们本可以为她准备得更加充分的。

刺耳的下课铃宣告了这节课的结束。艾达拿出课程表，看了看下面都有什么课。英语课，然后是历史课，然后体育课，然后吃午饭，然后是家政课，然后是一门叫作综合科学的课程。她很好奇那会是什么——在一个不分专业的科学课上，他们会准备教她些什么呢？

她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意识到其他所有学生，包括她的学伴，都已经离开了教室，而下一节课的学生们正往教室里涌进来。她急忙冲进走廊，瞥见了梅兰妮·麦卡锡那明亮的金发和洁白的及膝长袜，它们转眼便消失在走廊尽头的一个转角处。她跑起来，想要追上梅兰妮，以赶上她的下一节课。

“不许跑！”身后传来她不认识的呵斥声，她停下脚步，感到一阵恐慌从体内升起。她不知道A厅在哪里。更关键的在于，她确信如果自己向别人求助的话，一定会哭出来。她想到了她的父亲，他可以那么轻易地和陌生人搭上话，向别人提出请求时不会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犹豫。第一次，她对戴维的学校生活产生了好奇。她还从来没想过问他这方面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她并没有可供对照的亲身经历——但现在她觉得要是自己问过就好了。出于一种直觉，她知道现在不管跟谁说话都是一个错误。

她把公文包夹在右胳膊下面，紧紧夹住；比起在手上晃晃悠悠，这样子不会那么显眼。最后，她走到走廊尽头，然后向右拐。三十码开外，她班上的其他同学或走，或跳，或勾肩搭背。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熟悉感，让艾达明白，他们的整个学生时代就是作为一个集体度过的：他们知道彼此的父母，在每个人的家里留过宿。他们一起运动，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他们知道彼此的糗事和荣誉，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学期，已经妥善地分成了一组组，一团团，一层层，而艾达花上几年的时间也不见得能搞清楚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英语课，她是最后一个到教室的。这一天里其他所有课也是如此。每节课，她都拿到了一本新课本，然后被每一个老师要求，在第二天之前用牛皮纸把书包好。每本书都很大；她的公文包里只能放下其中一本。她把剩下的都夹在臂弯里，徒劳地想着，要是能把另一只胳膊也用上就好了。

午饭时间，她走到食堂，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初等学校到底涵盖了怎样的年龄范围。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大得有些可怕，从五岁的幼儿园学生，到十三岁的八年级学生，里面有些人看起来差不多都能当老师了。而每个年级内部，男孩们和女孩们分开了；每个性别的内部，又似乎按照吸引力或是自信程度分成了几个小圈子。她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儿，然后挺身向前，如同跃入一池冰冷的湖水。她粗略地扫视了整个大厅，看到了梅兰妮·麦卡锡那天使般的面孔，想着是不是应该到她那儿去，毕竟她是整个学校里自己唯一正式碰过面的学生。但梅兰妮被坐在她四周的其他女生们紧紧地簇拥着，她们肩膀挨着肩膀，靠得那么近，那么紧，就像是火柴盒里的火柴。

艾达找到了仅有的一张空桌子。她隐约知道自己不该坐在这儿，因为似乎有一小圈人已经将它预订下来了。但她别无选择。她坐在长凳的尽头，从公文包里拿出戴维早上给她的那个纸袋，里面的东西现在已经被压扁了。过了一会儿，几个看起来和她差不多大，或是比她稍小一点的男孩陆续在桌子对面坐下来。她没在早上的课上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可能是七年级学生吧。

“漂亮的公文包。”他们中的一个大声说道，她觉得食堂里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一嗓子。艾达抬头很快地看了一圈，但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个。整个小团体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她拿着三明治正要往嘴里塞，然后就愣在了那儿，不知道怎么下口。她感到自己没完没了地被盯着。她放下三明治，目光一直跟随着它。她还从来没有被这么直接地针对过——有那么一两次，去商店或者从商店回来的路上，或者是去街区里别的什么地方的时候，她被别的孩子吼过——但在那样的时候，她总是可以消失不见，快速走向相反的方向，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到。但在这里，她是个固定靶，一只坐以待毙的鸭子。她仍然一动不动，像一只冻僵的小鹿，两眼低垂，等待着耻辱的波涛向她涌来，然后退去。

“漂亮的公文包！”那个男孩又喊了一声，这回他成功地把他的朋友们逗笑了，艾达看见那是一个红光满面，长着雀斑的男孩，就他的年纪来说，个子很小。他又看向她。“嘿，你！”他说，“我说了我喜欢你的公文包。你不该说谢谢吗？”

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他们对她的新鲜劲儿可能已经过去了，就尽快站起身，把这个现在令人生厌的公文包再一次夹在了胳膊下面，而课本夹在另一只胳膊下面，然后问了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成年人卫生间在哪儿。她走过过道，打开卫生间门，刚空出一个隔间，她就立刻钻了进去。她把那一摞书和公文包放在地上。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这个谁也看不见她的地方，一阵释然感流遍她的全身。完完全全独自一人。

她在那儿又呆了二十分钟，时刻盯着戴维给她的那块数字腕表，等待着上课铃响。她看了看她的课程表。这次她不会再迟到了。女孩们从卫生间里进进出出，用一阵阵急促、热烈的语言讨论着形形色色的话题，艾达有时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她颇感兴趣地注意着她们的用词，她们那些她从来没听过的句子结构，还有那些以前她只在饭店或是地铁里听到过的短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喜欢开始成为一种语言的万能钥匙。它没有形状，可以任意弯曲，在句子里见缝插针，就像蜂蜜一样完美地与之交融。圣母学院的女孩们贪婪地将它洒遍她们的每一句话，而在她的卫生间隔间里，艾达自己做着喜欢的口型，和她们一起操练着，就像她从前和实验室里的其他成员做的那样。

十一点五十四分，卫生间里已经没有人了，艾达在腿上打开了她的公文包。她从里面拿出了那支笔，那沓纸，那本课本，然后把它们放在她刚刚摆在地上的那摞书顶上。她把空公文包塞进了坐便器和墙之间的空隙里，打算把它暂且丢在这儿。她的书无论如何也塞不进这个公文包里。最后，她走出隔间，再一次步入走廊，把书按在她瘦弱的髋部外侧，向她下节课的教室走去。

所有课上完之后，当她回到那个离食堂最近的卫生间的时候，她发现公文包不见了。她打开了每一个隔间的门，确定了这一事实。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不知所措。她该怎么向戴维解释呢？艾达照着镜子，她看起来都不像是自己了。

初等学校的门厅里挤满了孩子，他们摩肩接踵，争先恐后地出门。出了学校，她看到前面有一群年纪大些的高中男生——其中几个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的，在她眼里看起来已经是男人了。他们围成一圈，有几个斜倚着学校的围墙，其他的则在人行道中央叉开脚站着。成群的男孩对她造成的杀伤力是无法估量的；通常，她要是走路的时候看见这么一群，会立刻穿过马路，以避免和他们的接触。但在出了校门之后她已经左拐了，车水马龙的道路不容她穿过，而她要是转过身去，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扎眼。

她继续朝前走，低着头，期冀着悄无声息地从他们旁边经过，直到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艾达。”来自他们中的一个——她眼睛还是盯着地面，而直觉告诉她，应该继续往前走。但接下来他更加大声地喊了一遍。

她已经走到他们前头了。她把课本在胸口按得更紧，缓缓地转动一只脚的脚跟。她能感觉到一阵深深的，让人倾倒的暖意从头顶向下流淌。她抬起头，看着威廉·利斯顿。

“嗨。”她的声音是如此之轻，约等于只是做了个口型。

“第一天上学感觉怎样？”其他男孩有的在看着她，有的看着远处。还有两个正沉浸在交谈中，对此没什么兴趣。

“还好吧。”她这次试着提高了自己的音量。她很好奇其他人在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开个玩笑？也许吧。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讲几段套话，小小地自嘲或是拿学校打趣一番，以显示自己在学校过得不错。

威廉·利斯顿没有说话，似乎在等她再说点什么。

“酷。”他最后说了一句，然后回到了他的小团体之中。她意识到她被晾在这儿了。她也意识到，他刚刚在等着她再说些东西，等着再和她来上几番对话。她搜肠刮肚，想要再找到一个词，或是一个短语，但威廉的语言，孩子们的语言，并不是她的母语。

突然，她的名字再一次从身后传来。

“艾达，你在这儿！”她立刻认出了父亲的声音。她蒙在原地。

“还有威廉·利斯顿！”他又说道。艾达缓缓转过身，相当紧张地，看见戴维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戴着五年前就已经过时的大框眼镜，衬衫的半边领子乱糟糟地塞了进去。他在穿过马路的时候没有往右看，一辆车在他身前尖啸着刹住，司机摇下车窗瞪着他。

“对不起，对不起，”戴维朝司机的方向高高举起手，说道，“我们不要反应过度。”

艾达告诉过他放学后她会在实验室跟他碰头。他此刻的出现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在她周围，她能听到嘈杂的谈话声在这里停顿。她的同学们纷纷停下脚步，看着戴维，他的衣服以一种她从未注意过的方式拍打着身体，他瘦弱的身躯一路上叮当作响，手肘杵成一个诡异的角度。

他到了这边的人行道上，向威廉爽朗地招了招手，又喊了一遍他的名字，向他问好。

“嘿。”威廉说。他的一个朋友转过身去，背朝着他们，似乎想掩饰他的窃笑。

“你都长这么大了，威廉！”戴维笑着说道。一阵战栗从艾达的头顶一直传到小腿。这时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

“学校糟糕吗？”他的声音太响了。

艾达摇头表示否认。她的声音还没有回到身体里。

“那么，学校怎么样呢？以及，你的公文包呢，亲爱的？”戴维又说。

从她右边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她低头看了看手里捧着的那一大摞书，重又抬起头看着她的父亲。

“我把它弄丢了。”她缓缓说道。

他看着她。在他的注视中，她明白，他知道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故意没把公文包随身带着，而这让她感到羞愧：如果是他的话，就不会在乎别人说些什么，她想。也许自己终究没有那么像他——也许，她缺少的，正是戴维最珍贵，最高尚的那些品质。

“一个人怎么可能丢掉他的公文包？”戴维最后说了一句。然后，他转过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艾达跟了过去。身后传来的叽叽喳喳的议论声让她的耳朵烧得滚烫。那些被压低的声音，喋喋不休的，还有相伴而来的低沉的笑声。

那天晚上睡着之前，朦朦胧胧地，她想到了威廉，他俊美的身体，他完美组合在一起的肌肉，就像是一张干净利落的拼图。她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思考戴维显而易见的缺点，在此之前，她从未觉得它们有多严重，甚至从未注意到它们；她不知道其他人在背后会如何议论他。

从那以后，艾达每天去到学校，安静地坐着，不跟任何人说话，等待着一天的结束。她渴望实验室，渴望她的工作。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她会在课本封面背后写代码，直到被抓住为止。下午两点十五分，她会从前门冲出去，用最快的速度走到地铁站，尽可能不引起任何多余的注意，然后乘地铁到实验室去度过她的下午，弥补她不在的时光。

她对于实验室的想念，部分是出于自私：实验室的工作对她的吸引力，是学校生活无法比拟的。但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忧虑，因为戴维的工作开始有些磕磕绊绊了。现在她详尽地记录戴维做的每一项工作。一直以来，当她乐意的时候，她就会和他一起参加会议。但现在开会时她会简要地记录下重点，就好像是他的秘书，或是个人助理。

她会小声地问他问题，努力触动他的记忆，努力让他跟上他所处职位的职责标准。“弗兰克给《JACM》的那篇文章写好摘要了吗？下周就要截稿了。你给麦卡伦回电话了吗？”

到了晚上，在迅速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之后，她忠实地向ELIXIR叙说她的一天，仍然期待着能对实验室有所贡献。像这样，向一个令人安心的对象敞开心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能让她感到慰藉。而最后，她会开始做戴维在记忆衰退之前给她布置的任务。他在大理石花纹的作文本里给她写下了这些任务——他想要她听的乐曲，他想要她解决的证明，书，电影，画，甚至还有他钟爱的葡萄酒——这些，他告诉她，她可以留给未来的时光。

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她获得的满足感要远远超过从修女们布置给她的任何作业中获得的。有一天，她终于搞定了谢尔宾斯基定理。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接下来，她读了一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一本温斯顿·丘吉尔的，接着是一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然后是一本艾莎道拉·邓肯的。接下来是《百年孤独》。再底下是加缪的《异乡人》，法文原版的。然后是朱利安·诺维奇的《圣爱启示》。

起先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地，戴维似乎失去了对于研究的兴趣。它们曾经是他生活的支柱，也是他生活的全部。现在的状况让他感到沮丧：一件事情做到后面，就忘记了是怎么开始的；那些每天都要用的仪器或是程序的名字，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条件允许的时候，她会耳语着告诉他。但她并不能一直在他身边帮他。并且，她可以看出来，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他的同事们开始用一种悲伤而紧张的眼神看着他。只有利斯顿还像往常一样对待他，带着一种艾达非常欣赏的，率直明了的热情。

艾达在学校的第一个冬天里，他又失踪了两次，每次几个小时，每次都拒绝承认他走丢了，或者就是坚持认为他仅仅是出去散个步。（到底去哪里散步，他说不上来。）

那一年，他们没有去纽约过圣诞节，也没有圣诞树。一个念头一直盘踞在艾达的脑海里：戴维甚至可能没有给她准备礼物。平安夜的晚上，时候不早了，她羞涩地把她的礼物给了他——这是《奥特兰托堡》一个很罕见的早期版本，戴维对这本书的喜爱之情非同寻常，差不多一年以前，艾达在一家古董店里找到了这本书，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攒钱——这时戴维跳了起来。他从楼上把包装好的礼物拿给了她。打开之后，她发现里面是一件缀满小亮片，闪闪发亮的毛衣。她知道，她确信，是利斯顿，而不是戴维，选中了它，买下了它，然后包裹好。

到了一月下旬，她不再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利斯顿开始主动地每天早上来接他，两个人一起去实验室。艾达夜里不让自己睡沉，留心听着下楼的脚步声，等着他发出声响把她吵醒。她身心俱疲。她厌倦了在实验室的其他人面前假装一切都好。

她在前门和厨房侧门各挂上了一打装饰性的小铃铛。它们是她在圣诞节过后打折促销的时候，在附近的一家店里买的。她简单组装了一个系统，不管哪扇门被打开的时候，都会有一把锤子敲在一口锅上，这样她晚上可以睡得稍微安心一点。有两次，她临时制作的警报系统在夜里报警了，她立刻从床上爬起来，追上他，沿着肖马特街，温柔地带着他回到他的房间，告诉他他正在梦游。夜里或是其他任何感到疲倦的时候，他的状况会变得更糟。他的头脑会更加糊涂，几乎无法进行正常的交谈。有次他叫她妈妈。还有一次，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前额，就好像是在告诉她他发烧了。他一言不发，神情哀怨。这把艾达吓坏了。有些时候，他完全忘记了她的名字。他也常常忘记同事们的名字。他会说，那个人，或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当DCF的代表过来的时候，艾达会预先巧妙地帮戴维做好准备。她会带着他把奥布莱恩女士可能会问他的问题全都过上一遍——她自己把这些问题挨个问他一遍。每次家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都是一副筋疲力尽，暴跳如雷的样子，令人生厌。这时，艾达会使出浑身解数，用愉快的对话分散奥布莱恩女士的注意力。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称一切都好。

“我好得很，艾达。”当被问到任何有关他的记忆或是精神状态的问题时，他总这么说，“真的，如果大家不像这样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话的话，我会好得多的。”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艾达试着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但最终，到了三月的一天，她十四岁生日刚过没多久，艾达走进了他在实验室里的办公室。他正盯着桌上的一些文件看，但他不像是在处理它们的样子。当她走进去的时候，他看着她，眨着眼睛。“现在这一位是谁呢？”他说。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再也装不下去了。她下定决心，穿过大厅，走到利斯顿的办公室，敲了敲门，感觉自己的脸拧成一团。这是她为了不让自己哭所能做的一切了。她讨厌哭：她感觉，它就像是一次意志的失败，一场热辣而羞耻的软弱秀。戴维不喜欢她哭鼻子的样子，而她也从来没见他哭过。奇迹般地，她止住了自己的眼泪。

利斯顿示意艾达走向她，然后指向一个座位。

“很抱歉。”艾达说。她喉咙发紧，抽泣着。

“他得去看看别的医生。”艾达说道，尽管她明白，即便是在那时，也没有什么能做的了。疾病的车轮正以不可阻挡的雷霆之势滚滚向前，驶入未知之境。

利斯顿说服戴维让她担任他的遗嘱执行人。此前不久，显而易见地，社保的家访结果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她儿时的好友，在DCF工作的汤姆·米拉，之前向她提出了警告。而在过去一年里训练出娴熟的窃听技术的艾达，站在戴维房子二楼的过道里，把电话分机的听筒按在耳边，而话口则朝上冲着天花板。她尽可能轻地呼吸，听她父亲和利斯顿商议着她的命运。

“他们会把艾达从你这儿带走，”她听见利斯顿说，“别觉得他们做不出来。”

“真的吗，利斯顿？”戴维在抗议。但从他的声音里，艾达听出了一丝顺从与忧虑。

“这会是对艾达最好的安排，戴维，”利斯顿说，“是吧？我的意思是，难道不是吗？”正是这时，艾达轻轻地把话筒放在桌上。她不想再听下去了。她不知道还有谁值得信任。

后来，艾达才知道了他们安排中的各项细节。谢天谢地，那一年里，他们尽力避免着她受到他俩“幕后交易”的影响。即使是戴维，从来没在成人的世界里为她遮过风挡过雨的戴维，在这样的状况下，也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把她当成一个孩子。或者也许，更可能的是，他压根儿就忘记了告诉她。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利斯顿和戴维已经达成了一致——不管这是利斯顿的主意，还是戴维的，艾达从来没确定过——在戴维已经无力照顾她的情况下，利斯顿会被指命为艾达的监护人。

1985年的4月1日，戴维辞去了斯坦纳实验室的工作。他没有告诉艾达他这么做了；她是在一个研究生对她说自己会非常非常想念她的父亲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个研究生诚挚地说道，“一个伟人。现在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了。”

一周之后，他们收到了退休宴会的邀请函。邀请函的措辞很正式。宴会将在Bit的一间舞厅里举行。麦卡伦校长在嘉宾名单里——戴维会嘲笑这件事，即使是在他有些神志不清的时候。彼得·麦卡伦几年前接替了皮尔斯校长的职位，因为某些艾达从来没有完全弄明白的理由，戴维一直很瞧不起他。麦卡伦是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和前任校长大相径庭。他冲劲十足，红光满面，像一只牛头犬，精于募资而拙于数学。“那个白痴。”每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时，戴维都会这么说。

“亲爱的老麦卡伦，”他现在这样说道，带着几分悲凉，比他之前要慢上不少，“他可能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滚蛋吧。”

晚宴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举行，这是戴维最后一个正式的工作日。艾达计划下午放学后，到实验室跟他碰面。早上的时候，戴维穿着一件没熨过的领扣衬衫就下了楼，在艾达的再三恳求下，他重新上楼，穿上了一套西装。放学之后，她快速跑回家，换下校服，穿上一条稍稍嫌小的连衣裙。这条可爱的裙子是去年夏天，在一次利斯顿时常会为艾达精心安排的购物之旅（戴维对此有些反感）中，利斯顿帮她挑的。对四月来说，这条亮黄色的棉质连衣裙夏天的气息太浓了，为了调和，艾达搭配了一条黑色裤袜，一双黑色的漆皮鞋，还有一件蓝色的冲锋衣——她唯一的冬装外套。她本不想穿这件冲锋衣，但这个四月还寒意逼人，并且看起来一个月之内也不会转暖。她现在的打扮看上去很奇怪，但即便知道这一点，她也实在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冰冷的雨水中，她跑向地铁站。在地铁里，她把在口袋里放了一整天的那张纸片拿了出来。

这是她的秘密：在利斯顿的建议下，她写了一段称颂她父亲的演讲稿，叙述他的生涯，他得过的奖项，他对整个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一个星期以来，她每天都在卧室里熬到很晚，只留一盏灯写演讲稿，而将圣母学校的老师们布置给她的作业置之脑后。我的父亲，大卫·西贝柳斯，讲稿的开头是这样的，在领导斯坦纳实验室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就要退休了。她精心撰写了这段讲稿，矜持而又不失威严，以彰显他卓越的成就和高贵的人格。她也试着把它写得幽默一些。如果有一样事情是戴维憎恶的，她知道，那一定是多愁善感。

到了实验室，她径直去了利斯顿的办公室。

“你看起来真可爱！”利斯顿说道。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摘下了老花眼镜。她需要它，但一直声称自己讨厌它。和艾达一样，她也为戴维的晚宴精心打扮了一番：她穿着一件大号的粉色外套，与她的头发遥相辉映，她还用了比平时更多的腮红。她戴着一对硕大的耳环：一对低垂着的几何体。她会接任戴维实验室负责人的职位。她的打扮看起来好像是要庆祝自己的升职，但即使是艾达也知道她有点搞错了。

现在是下午四点：离晚宴预定的开始时间还有三个小时。艾达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口袋里把她写好的讲稿拿了出来，问利斯顿能不能帮她看一看。然后，她在那把豆袋椅上坐下——她孩提时代常常在上面安睡。她凝视地板，焦急地等待利斯顿的答复。

“哦，艾达，”利斯顿说，“我觉得堪称完美。”抬起头，她看见利斯顿的眼睛里泪光荡漾，随时都会溢出来。利斯顿微微一笑，然后低下了头。艾达端详着她。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那年四十三岁，有点微胖，体态柔和。对艾达来说，她看起来永远都像个少女；艾达对女人梳妆台上的那些事儿还一无所知；她误解了利斯顿的时尚感，她染的一头红发，她涂的睫毛膏，她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的努力。

“我很抱歉，”利斯顿说道，然后发出了一声低沉的苦笑，“我会想念有你们在这儿的时光的。你们两个人。”

所有的六个同事从斯坦纳实验室的主厅里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查尔斯－罗伯特，利斯顿，然后是弗兰克，隼人，再然后是戴维。艾达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她把一只手放在身后的墙上，不用寻找，只凭感觉拍了一下开关，关上了灯。她回头看着漆黑的实验室，感到似乎她把她的生命和她的躯壳都留在了身后：似乎，一旦关上身后的那扇门，她就成了一个鬼魂，没有肉体的幽灵，无家可归的亡魂。她想知道这是不是戴维一直以来的感受。她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晚宴在Bit的教员餐厅举办，桌子上早已铺上了亚麻桌布，摆上了鲜花。

戴维已经拒绝了发言，所以他很不舒服地在为他们六个预留的那张桌子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同桌的还有教务长、麦卡伦校长。还有为麦卡伦夫人预留的座位。麦卡伦夫人是一个装扮得体的女人，她试图和戴维进行一些礼貌的谈话，但最后，她放弃了希望。

戴维颓然地坐着，头垂得很低，人们跟他说话时，他不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而是来回打量着他们嘴巴周围，就好像在试着阅读他们的嘴唇。在艾达提醒之前，他什么都没吃。当他在Bit的同事们，以及一些来自其他研究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谈论着他的成就与才学，他的智慧与慷慨时，他礼貌地微笑着；但他们提到的这些品质，对艾达来说，只是更加残酷地提醒着她它们最近的消失。戴维现在很容易疲倦。有一两次，他的眼睛完全闭上了，而艾达用尽可能轻巧的方式将他推醒。

艾达被安排最后一个发言。她在自己坚持披在椅子后面的外套口袋里摸了摸，准备演讲。此时，那张纸已经因为太多的捏握和摩挲而变得柔软。她把它拿出来，在腿上展开，能看上两眼就看两眼。但在上甜品时，教务长正在发言的时候，戴维转向她，太过大声地问道：“你准备好回家了吗？”

艾达迅速地摇了一下头。麦卡伦校长听到他的话了。艾达不知道学校里的其他人对他退休的原因知道多少——当然，实验室的其他成员都在保护着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人说得太多——但这一刻，她意识到每个人一定都知道她父亲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过来，艾达，”戴维说，“说真的，我们走吧。”

麦卡伦礼貌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艾达靠向他，急促地对他耳语道：“这是为你举办的。这场晚宴是为你举办的。我们现在不能走。”

戴维缓慢地摇着手，就好像没听见她说的话。“我得走了。”他说道。他晃晃悠悠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着桌上的其他人招招手。“好吧，”他说，“现在，再见了，各位。”

艾达也站了起来。她想要伸出手，拽住他的胳膊，用力把他拉回来，但她觉得那样可能会更糟。她的演讲稿从腿上滑落到地上，她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起身的时候，她正好对上了利斯顿的眼睛。她脸上的神情是如此忧伤，如此沉痛，艾达赶紧偏过头去。她和戴维一起从一扇侧门离开。在她身后，艾达听见教务长磕磕巴巴地说了几句，然后顿住。

“好吧，”他说，“我想我们的贵宾可能不太舒服……”

然后，他们出了大楼，一起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艾达在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雨已经停了，但刺骨的寒意让人觉得这不像是四月。

“我们能打辆车吗？”艾达问道——这是戴维痛恨的一件事情。对他而言，出租车是懒汉和败家子的选择。但她觉得这值得一问，因为即便穿着冲锋衣，她都在瑟瑟发抖。而这天晚上，戴维立即同意了。

在出租车里，艾达的怒火沉默地燃烧着。除了在戴维记不清的时候给司机指路，她一言不发。戴维把头枕在头枕上，闭上了眼睛。她愤愤地看着他。在店面和街灯的黄色柔光里，他看上去无精打采，老态龙钟。她最近注意到他的身材在缩水：尽管他一直都很瘦，但最近他似乎矮了一些，背驼得更加厉害了，就好像每个星期都老上五岁。他的眼睛越发深陷。她猜想他曾经也英俊潇洒过，他的身材起到了关键作用。是的，她出生的时候，他比正常的父亲们要老上很多了，但他看起来一直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有着颀长而匀称的身材，还算说得过去的长相，以及一双明亮、好奇的眼睛。乐意的时候，他可以专心地一连倾听几个小时。女人们一直都喜欢他：艾达没这么容易忘记这个事实。但现在他变了，更像是一个祖父，而不是一个父亲。一个不能保护她的人。她感到不安与焦虑。

到家后，艾达没道晚安就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她打开了电脑，启动ELIXIR，开始跟它交谈。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戴维的脚步声。然后，是她房门上一阵虚弱无力的敲门声。

戴维很少到她房间里来。她没有过这样的记忆：他坐在她的床沿上，给她讲着故事哄她沉入梦乡。尽管他也会给她讲故事，但总是在楼下，在起居室里，在一个显得更加有条有理的地方：他俩分别坐在椅子上；累了的时候，艾达会小跑着上楼，自己上床。四岁的时候，她就自己刷牙，自己洗脸，知道怎样梳头而不会让头发打结；知道如何穿上睡袍，把她小小的身体塞到被子里。

现在她走到卧室的房门边，把门打开一条缝。她仍然穿着那一身可笑的打扮：香蕉色的连衣裙，黑色的裤袜。

戴维看上去很沮丧。走廊里的灯是关着的。书桌上台灯微弱的光芒照出他的身影。没有别的光亮了。

“我可以进来吗，艾达？”他说。

她把门稍稍多打开了一点。她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在她的书桌旁；戴维坐了上去，所以她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面朝着他。他很严肃地看着她。

“我想道歉。”他说。

艾达没吱声。

“我已经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去拒绝承认一件最近变得无法否认的事情，”他接着说，“毫无疑问地，我的心智正在缓慢地被夺走。这是一个让我很难面对的事实。”

她看着他，不为所动。

“我能看出来你很烦躁。趁现在，我头脑还清醒，”戴维说，“我的心智还相当完好，我想告诉你，对我来说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意味着什么，艾达。你想象不出来。”

“现在——”他说。她张开嘴巴要说些什么，他举起手来制止了她。他继续说：“确实，医学研究领域有了伟大的创新，技术也正变得……”他卡壳了，低头看着手心，好像那儿有笔记之类的东西一样。

“医学和技术的创新。”艾达说。

“是的，”戴维说，“有那么一种可能，我的生命会出现一个转机，它会逆转现在看来无可挽回的衰退过程。一个渺小、不太可能的机会，但尽管如此，也是一个可能。虽然我这么说，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寄希望于此。因为，就像我们都必须接受的那样，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我会在你成年之前就死去。那么，这就是我的宿命，也是你应该准备好面对的道路。”

艾达点点头。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身上还穿着那件冲锋衣。她的右手在口袋里，抓着她为父亲写的那份讲稿。她想着是不是该拿给他。

“也有可能，”戴维说，“有一天你会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很让人费解的事情。我想这是每个孩子的必经之路。问题在于，我不会在这儿——可能是精神上的，也可能是肉体上的——给你做出解释，或者领着你越过这道关隘。因此，你必须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和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好吗，艾达？”

她还是没有动。她看着他。他的目光是那么恳切。他从椅子里向她靠过来，看着她。

“你明白吗？”他问她。而最终，她点了点头，尽管在那时她并不明白。

“最后，虽然我从来都没有信过教，”戴维说，“但我怀着这样的信念，现在这样不会是我们故事的结局，我亲爱的。我想，很有可能我们的轨迹有一天会再度相交，无论以何种方式。”

“谢谢你听了这些。”戴维说。他有些痛苦地站起身，走向门口。“我将最想念的就是和你的交谈。”说完，他就走了。

他们再没有像这样交谈过。经过慎重考虑后，艾达最终没有把她为他准备的讲稿给他，想着他可能会觉得太过感伤。相反地，她自己把它收了起来，时不时地读上两遍，在父亲不断衰退的情况下，让自己回想起他曾经的模样。

戴维退休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很不寻常。这是一个星期六，没有任何出门的理由。即便他们想去，也没有实验室可去了。戴维相当安静，坐在房子前面的窗边，捧着一本诗集，但并没有真的在读。“终于有一些闲暇时光了，”他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说道，“我已经盼望好多年了。”

艾达给两个人做了午饭：白面包配腌鲱鱼三明治，他的最爱。她除去了面包的硬边，把三明治切成合口的小块，然后配上浓茶。吃完之后，她恳求他和她一起去图书馆走走，随意地找些事儿做。他同意了。

他看着图书管理员安娜·霍姆斯，没太认出她来。尽管她已经在那儿工作了很多年，总是直呼戴维的名字；尽管艾达有次曾经偶然地想过，他俩可能正暗恋着彼此。

“你怎么样，戴维？”霍姆斯女士问道。见到他，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好久不见！”

戴维有些疑惑地看着她说：“相当不错。谢谢你的关心。”

然后，艾达读书，做题，一直到了晚餐、睡觉时间，她没有多少信心地祈祷着这里能令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她想到诺里奇的朱利安，想到弗兰妮·格拉斯。

星期天差不多也是这样度过的。

接着，到了周一，又该回去学校了。艾达告诫父亲不要出门。房子的外门从建成之后就没有换过，可以用一把老式的万能钥匙从外面反锁上。艾达犹豫了一下，但后来还是满怀内疚地决定这样做。这样对戴维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做法。她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戴维最近的出走：她担心他们会把他带走。放学之后，她跑回家，期冀着他既没有逃走，也没有恐慌；期冀着她不会看到他正蹲在地上啜泣，也不会看到他正处在别的什么令人担心的境地。但他看起来很好，平静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凝视着窗外。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艾达努力提取着她可以得到的所有讯息——在它们消散之前。但他变得越来越寡言少语了。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亲爱的。”他疲惫地说道。

因此，她转而写下所有他曾经跟她分享过的记忆。她在自己的记忆中尽力搜寻：她祖父的祖辈是芬兰移民，到达美国以后靠船舶运输发了家；她的祖母是威廉·布拉德福德的后裔——那个英国分离主义者，那个五月花号的乘客，那个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执政官。他母亲婚前姓艾默里。艾达把所有这些记在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里，和戴维给她布置任务的那些大理石花纹的本子分开。

她大声地把这些读给他听，以确认她写下的内容。他告诉她自己记不起来了。“艾默里？”他对她说，“我从来没听说过。”

艾达把戴维一生中的这段时期称作“在家工作”。以此，她可以保留自己希望的火种，维护他残存的尊严。每一天，她都列出一些任务让他完成，在周末，她会带回家一些报纸，和他一起仔细地研读。

他越来越惦记着ELIXIR。跟它的交流似乎成了唯一能给他带来安慰的事情。有时，当他想不起一句话怎么说的时候，他就会指向办公室，然后她会扶着他走过去，让他在他的电脑前面坐下来。她为他打开ELIXIR，然后出于尊重地离开房间，让他在那儿打字。

“现在到你了。”完事之后，他对她说。她想着，他可能确信ELIXIR就是他的遗产。她退出他的账号，然后登录自己的。她尽职尽责地与这台机器交谈。

有时，她仍会试着鼓励他集中精力做一些工作。但通常，他只是面朝它们坐着，静静地看上很长一段时间——脸上带着一种迷惑、痛苦的神情。

有时，她会再一次拿出那张他在两年前那个八月的晚上，在那次失败的晚宴之后交给她的软盘。戴维的笔迹，给艾达，仍然写在它的硬套上；他写给她的那张便条还贴在软盘上面。她把它插进了软驱。然后，她和戴维一起坐在电脑前面，请他帮忙解开这谜题。DHARSNELXRHQHLTWJFOLKTWDURSZJZCMILWFTALVUHVZRDLDEYIXQ，文档里写着。它看上去是完全随机的。这样的时候，戴维会很安静，看着她在面前的纸片上把出现在屏幕上的这一串字母抄写下来。看着她统计字母出现的频率，在纸上给它们做记号。

有一天，艾达打开电脑，上面显示出一个图标：一台皱着眉头，眼睛变成两个叉的Mac。系统怎么也无法启动。

戴维指着电脑显示屏说：“就像我一样。”他说的是屏幕上那个令人难过的小小的Mac电脑。艾达欣慰地笑了出来：他还能够开玩笑。

她努力想要修好电脑，但没能做到。

“到ELIXIR时间了吗？”戴维每天都会问——他对于这个词的记忆惊人地牢固——她不得不对他说，他的Mac已经坏了，然后带他上楼，去用她的那一台。

在他和ELIXIR对话的时候，她在他的办公室里试了又试，想要找出阻碍他电脑正常启动的原因。随着戴维病情的发展，这台机器的状态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但她做不到。她需要戴维的帮助，而他再也帮不了她了。

戴维退休的时候，实验室正致力于通过训练陌生人跟它正确地交谈，来增加ELIXIR的词汇量。这是戴维一直反对的。利斯顿，实验室的新负责人，每次见到艾达的时候，都会零碎地跟她讨论一些实验室的新进展。戴维发病之前，她一直对让艾达参与到实验室的工作中这件事有些犹豫——不是因为她怀疑艾达学习的能力，而是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暗暗地在艾达的健康成长问题上，把自己当作了和戴维相抗衡的一股力量。她把艾达轻轻推回童年的方向，而戴维则引导艾达发挥出所有的潜能。然而现在，随着戴维一天天衰老，利斯顿似乎意识到了艾达有多么想念实验室的工作，因此在所有可能的时候，都会让她参加进来。

利斯顿每周过来吃一次晚饭，有时候带着马蒂，她最小的儿子——如果她可以说服他跟过来的话。他在角落里看漫画，不时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们所有人，不怎么说话。马蒂不来的话，她就自己过来。她告诉艾达实验室工作的最新进展，他们遇到的问题，他们正着手解决的麻烦。艾达有时尝试着提供一些远程的帮助，在下一次碰到利斯顿或是跟她说上话的时候，把自己的发现汇报给她听。有一次，她给实验室打电话，报告前一晚的辗转反侧中在她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一个解决办法。“太感谢你了，亲爱的。”利斯顿说道。从她的声音里，艾达听出来他们已经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学校里，艾达很难专心。她已经习惯了圣母学校里痛苦、难受的生活。除非被直接问话，她很少开口。因为既不想让戴维给她买背包，又不好意思再用公文包，她安于到哪儿去都把书抱在怀里。这让她赢得了不少奇怪的眼神，以及若干绰号——尽管她尽力屏蔽周围的所有对话，它们仍然不时冒到她耳朵里。她没有朋友，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对头。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她都带上一本小说，把它在她的那一摞课本最上面放稳，边吃边看。她吃得很慢，很整洁，为了确保这一点，她每吃一口，就用手摸一摸，看有没有把嘴擦干净。

她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而同时却又太过显眼，有时她会幻想，要是人脱离了躯壳，没有了形体会怎样——在与斯坦纳实验室诀别的时候，她看到的那幅景象——一个影子女孩，无声无息地飘过拐角和走廊，紧紧地贴在墙壁上。她存在，但不可见。在她自己房间的庇护下，在夜幕的遮蔽下，她有时会练习同龄孩子们的那些腔调和语气。喜欢，她喃喃自语，呃，差不多。无论如何。

现在，她渴望能变漂亮。在仔细衡量了之后，她认定自己不漂亮。这在她之前的生活里，完全不算事儿——事实上，戴维似乎一直都认为漂亮是有害的，它妨碍进步，摧残意志，就好像绑在腿上的一个易拉罐。

但在圣母学校，漂亮就是一切。梅兰妮·麦卡锡是这一领域的主宰，而其余的八年级生可以在她后面降序排列。艾达确信自己差不多排在最后。艾达对着镜子，摘下眼镜，她的映象变得朦胧了一些，柔和了一些。这样好些。她重新戴上眼镜，蹙起眉头。她觉得眼镜本身可能是问题的根源，但要让戴维给她买隐形眼镜是不可想象的，这等同于要让他同意她去做隆胸，或是类似的事情。她上了床，长叹了几口气，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充满焦虑。

随着戴维智力的急剧下降，艾达紧紧抓住他在家里的时间，害怕有一天他会消失不见。她恢复到早先的模式：利斯顿过来吃晚饭的时候，她尽最大努力让利斯顿相信他现在很好，心智正变得敏锐，而记忆更加牢靠。她会事先教他一些谈话的主题，跟他一起浏览当天的头条新闻，就好像他从前举办晚宴之前她自己做的那样。“戴维刚刚说……”她会这样开始，然后提出一个自己对世界新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组织好的观点。“对吗，戴维？”她问他，而他会迷迷糊糊地看着艾达，点点头。他以前一直对马蒂很友好，现在还是如此。每次马蒂过来的时候，要是能想起来，戴维会给他一些小纪念品，像是一本书，一支精美的钢笔，或是一块巧克力。有时他拿出来的巧克力年代太过久远了，艾达不得不把它换成别的什么东西，但通常马蒂不会在意。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戴维忘记了马蒂的名字，接着完全忘记了他这个人。“这个小伙子是谁呀？”他开始像这样问。马蒂似乎很怕他，一直在躲避他的注视，最后终于不愿意再跟妈妈一起过来了——利斯顿没有把这个告诉艾达，但她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利斯顿在保护着她。“他晚上有一堂棒球训练课，”她对艾达说，“威廉带他过去。”

起初，实验室的其他成员也不时登门造访，但很快他们拜访的频率就大幅降低了。现在，对于戴维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件事让艾达产生了某种悖谬的满足感。她心想，要是他们来得更勤，他就会对他们印象更深了。她仍然会提示他，掩饰着他病情恶化的程度，希望他们对他，也对她有个好的印象。当雷吉娜·奥布莱恩来进行每月的家访时，她仍然用相同的办法应付过关。在每次家访的最后，她都把艾达带到另一个房间，问她在家生活得是否舒适，而她永远，永远都说，是的。

有一段时间，这些办法似乎都很奏效。艾达觉得她能够照料好她的父亲。有时，当他趴在桌上，或是坐在椅子上睡着，手里还拿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艾达会坐在他对面，想象着他恢复到他从前的状态——想象着当他醒过来，他会兴高采烈地从椅子上蹦起来，把她带到餐厅，留给她几条著名的证明或是难题，让她开始工作，让她像陀螺一样转起来。“非常好，艾达。”从前她解出题目的时候，他会这样对她说。“出色的工作。机灵的姑娘。”他会说——这是她现在最渴望的祝福，极度渴望的。做得好，当她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她会像这样喃喃自语。题目都是戴维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留在她的那些笔记本里的。做得好，真是个聪明的姑娘。她想象着戴维会这样说。

她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她努力坚持。她发誓要尽可能久地保持戴维依然有能力的这种伪装。直到五月的一天，戴维没穿衣服便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这让艾达羞耻得不知所措。“穿好衣服！”她粗鲁地说道。然后她就跑到自己的卧室里藏起来。当她再次出去时，谢天谢地，他已经照做了。但此后，相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最终她开始把他早晚要穿的衣服放在他的床上，到了时间就命令他穿上它们。在他穿衣服的时候，她会关上他的卧室门，背朝门等着。“你穿好了吗？”直到他做出肯定的回答，她才会进他的房间。

搜寻词语常常令他感到沮丧。“那个像是扳手，但又不是扳手的东西，”他说，“那个又黑又小的东西。你用的那个东西。我爱的那个东西。”然后，当东西从他脑海里消失，他会说：“我想要它。它在哪里？”有时候，艾达也弄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接下来，他开始冲她说脏话——她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她读过几篇学术文章，里面讲到，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失语症状常常不会波及一个人存储脏话的军火库，因为它位于大脑中一个不同的区域，不受影响。但这个事实还是让她震惊：温和的戴维，对她叫喊出那些他以前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说过的词。戴维，谴责脏话的戴维。他渐渐不认识她了，有时候冲着她举起拳头，像是很愤怒的样子，然后让手缓缓落回自己身上；有时候他哭得像一个幼童，烦扰着她的心神。“我的朋友。”那些时候，他这样称呼所有人，以此避免用到他们的名字。这里面包括他自己的女儿。“艾达。”她有时会这样回应他。在利斯顿面前，她假装这并没有困扰到她，但私底下，她会时不时地埋怨他。“你知道我名字的。”她暴躁地对他说。有那么一两次，她扯破了嗓子对他大吼。“我是艾达，”她说，“你给我取名艾达。”她以前从来没有对他吼过，突然之间，一切变得如此可怖。在那样的时候，他冲她眨眼睛；他并没有退缩。不知什么原因，他似乎还知道保持自尊不被侵犯有多么重要，就像是一座堡垒，尽管他的心智已经在它的四周崩塌。而当艾达向他哀号着喊出自己的名字，他会缓缓把头转向附近的某个东西，盯着它。其他的时候，她耳语着向他说出自己的名字，祈盼着它能以某种方式渗透到他的潜意识里。趁他睡着的时候。趁他醒着，茫然地看着窗外的肖马特街的时候。我是你的女儿艾达。他没有回应。

越来越频繁地，每个星期他都要出走。铃声一次次在午夜响起。她一次次从床上跳起来。她感到厌倦了。

有一天，艾达从学校回家，看见三辆庞大的消防车沿着肖马特街一字排开。利斯顿穿着上班的衣服站在戴维的房子外面，正和一个消防员说着话；邻居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附近。此刻，就连欧姬芙夫人也从她的躺椅上站了起来，拄着她的手杖，竖起耳朵偷听他们的谈话。

这时艾达看见了戴维，他坐在地上，虽然天气温暖，身上还是裹着一条毯子。一个消防员随意地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试着跟他搭话。他看起来天真而困惑，像一个五岁大的小男孩在等着自己的妈妈。他两脚朝天，头耷拉着，令人难以察觉地来回晃动着。在春日的气息中，艾达闻到了一阵刺鼻的气味。烟，她忽然意识到。那一刻，直觉告诉她应该立刻跑开。但利斯顿转过身看见了她，然后大步流星地向她走来。

“艾达，”她说，“亲爱的。你把他锁在里面了吗？戴维是不是每天都被锁在里面？”

艾达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翻滚着：这一切的不公平。本该照顾她的戴维，却要由她来照料。她既羞愧，同时又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还苛求我能做什么呢？她想要这样问利斯顿。她的父亲是她的职责，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她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但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她的声音已经不为自己所有。她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地面，两臂紧紧地叠在腰间，等待着有人，任何人都行，来指出这一切的不公。直到最后，利斯顿一手环住她，带着她走过这条街道。

圣安德烈庄园坐落在昆西，就在城外。它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由一群美丽的修女们轮流照看。在经历了一场致命的中风之后，利斯顿的母亲在那儿度过了余生。在戴维差点把房子弄着火的那天之后不久——当时，一个邻居听见烟雾报警器的蜂鸣声持续不断地响了很久，就打了火警电话——利斯顿和艾达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最终，艾达同意了：戴维不会再跟艾达一起住在肖马特街上。像先前约定的那样，利斯顿会完全承担起艾达的监护职责——时年十四岁的艾达，距离法定成年还有四年。而戴维会搬进圣安德烈庄园。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艾达以为这会是个精致的地方：一座有着半圆形车道和一个马厩的乡村房屋，一座坐落在林中的都铎式府邸。利斯顿说，戴维只需要更多的衣服，可能还要一些照片来充实他的书架——这时，艾达意识到他们没有照片，没有任何用相框装起来摆在家里的东西。利斯顿家里，几乎全是照片装饰起来的。她的儿子、女儿，还有外孙的照片；她朋友和她一起在沙滩上的照片；或者家庭照。她甚至有艾达在实验室的照片，万圣节前夜的，圣诞派对上的。艾达羞涩地问她能不能从里面挑出一张来，让戴维带着，这样他就可以一直记得她。他们家里几乎没有照片；戴维的镜头恐惧症意味着不会有他的照片，而他也很少会想起来给艾达照相。

“当然，宝贝！”利斯顿说，“我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她把艾达带到她家，让她随意挑选一张自己想要的照片。考虑了一番之后，艾达从一本相册里挑出了一张，大概是三年前的。照片里，艾达正坐在实验室主厅的显示器面前，跟ELIXIR交谈着。她开心地微笑着，但眼睛看的是镜头上方；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看着的是戴维。利斯顿拍了这张照片，戴维当时站在她身后，说着福尔马焦[20]或是弗洛玛什[21]之类的蠢话。

利斯顿又挑出来几张，说她会给这些照片配上相框。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了艾达肩膀上。

“会好起来的，孩子。”她说。艾达抬头看着她温暖的面容，很想向她笑一笑。但她发现自己笑不出来。

离开的那天早上，戴维看起来比平时更加糊涂了。他几乎没有说话。前一天，艾达和利斯顿用了一整个晚上替他把衣服打包进了一个大行李箱。看到这个箱子，戴维悲哀地把一只手放在脸颊上。

“但我们要去哪里呢……”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我们要搬家！”利斯顿说，“去一个很棒的地方。一次冒险。”

“不用了，谢谢。”过了一会儿，他礼貌地答道。

在戴维最后一次走出厨房门之前，艾达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要让他再在房子里逛一圈。下楼，到地下室去，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上楼，到那炎热而挤满灰尘的阁楼里去；去他卧室，在他年代久远的床上再坐上一会儿。他知道这将会是他对这座深爱着的房子的最后一瞥了吗？

但利斯顿已经带着他出了门，大概是不想让他感到烦躁。

“我们要去哪里呢，现在？”戴维最后一次问道。

“系上你的安全带，亲爱的。”利斯顿对戴维说。

他照做了，然后任由胳膊软绵绵地垂在身体两侧。艾达坐在后排，凝视着他的双手。在左手手心，他攥着自己的幸运符，那个他通常会随身带着的三叶草样式的小玩意儿。最近，看到他握着它对她来说成了一种慰藉——至少，她对自己说，他还记得每天把那个放在自己口袋里——但今天，艾达的双眼被它刺痛。它预示着某种未竟的心愿。他的手和周围形成了对比，显得愈加苍白，这双手相较他的身体来说，显得太过巨大了。它们不像是一个工人的手，跟戴维强健的双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两只比翼翱翔的手，拆开东西，重新组装起来，或切，或搅拌着各色食材。直到最近都还是这样，她想：不到两年以前。

“它是什么类型的地方？”戴维说，“把名字再跟我说一遍。”

“圣安德烈庄园。”艾达说。她希望这个名字的读音能让他高兴——庄园这个词，她想象着，对他来说可能和她有着相似的感知。尊贵，威严，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灰石。

但他说的是：“噢，没什么两样。”她很好奇这到底是他对于这个词的特殊反应，或者仅仅是随口一说，为他最近毫无先兆的脾气发作再添一份新证据。

像这样的短语，已经成了一种泛称：在他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回答的时候。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天哪。我要下地狱了。这让她想起了ELIXIR回答问题的方式。他们曾经给ELIXIR提供了一系列回答，供它在没有其他可用的选项时使用。现在，戴维常常要用到这些短语，而当他说出它们的时候，她能从他眼里看到某种失望的神情——他不再能变戏法一样变出更为精确的词语，然后迅速地做出最好的回答。从艾达记事起，找到最贴切的字眼就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一项本领。在生病之前，他有多喜爱聪明，就有多讨厌歧义。词语对戴维来说，和数学几乎没什么两样：很显然，在每个句子的每个位置都有唯一正确的选择。他最灵光的时候，就像草坪上的置物工一样把词语排列整齐。而现在，如果他能够一口气想出一打合时宜的词语来，这就算是不错的一天了。

在前座，利斯顿正跟戴维闲聊着。她假装很为戴维高兴，以此来稳定他的情绪，但她每过一会儿就会从后视镜里看艾达一眼。而艾达看着窗外。利斯顿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这是对戴维最好的安排，在家里他已经不能被安全地照顾好了，再也不能了；但自从决定了让戴维搬到圣安德烈起，艾达就一直在近乎魔怔地幻想着其他的生活，其他的计划，她自己的，以及她父亲的。

她幻想着跟他一起逃走，去纽约，去个别的国家，去阿第伦达克山脉中戴维已经租了好多年的林中小屋。（一举两得，这些幻想同时也允许她把圣母学校的课程抛诸脑后。）而当她没在幻想的时候，她会对戴维的举止、外表和步态格外关注。她想要记住这些。使用那台以前很少用到的照相机，她最近正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偷偷地给戴维拍照。后来，当再看到这些照片时，她就好像看见了一个幽灵。在照片里，他面无表情。戴维那滑稽好笑，充满张力，变幻莫测的表情，已经随风而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在文章里读到过的“狮子脸”，这个术语让她害怕。它暗示着残暴，暗示着有着这样面容的生物可能突然把她活吞下去。她转而试着把戴维的脸想成一个布娃娃的脸，一张安静祥和的面具。

利斯顿在一块路牌处右拐。牌子上用等线体写着：“圣安德烈庄园：建于1951”。这种字体让她想到了银行的标识牌。在一座小山的山顶，坐落着几幢低矮的U形砖房。利斯顿把车开到停车场里。艾达看见戴维的左手蜷成一个拳头。她身子向前倾以看清眼前的景象。两个老妇人，比戴维老得多的，坐在轮椅里，停在通往前门铺好的车道上。她们无精打采地陷在各自的轮椅里。一个似乎睡着了，头低垂在胸口。另一个的脚缓慢地来回移动着，好像在试着要站起身来走路。

他们下了车。戴维是在利斯顿再三催促了之后才出来的。他看上去相当健康，一言不发，从座位上迅速地起了身，然后用一个连贯的动作关上了车门。在白色的前门右边，有一块饰板，上面写到安德烈是渔民的主保圣人。艾达走进去之后就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用他的名字命名：凭借地势，大厅宽敞的后窗向东俯瞰远处的海港。艾达隐约看见那里的船只穿梭于港口内外。这一天阳光明媚，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没那么暗淡。大厅的其余部分是浅褐色和米黄色的，绘有花纹的枕头，摆放整齐的扶手椅、桌子以及她确信从来没有人看的书，还有两个看起来同样没有人碰过的壁炉。它们甚至可能都无法运转，她心想，但她希望它们可以：任何一个认识戴维的人，都了解他对于壁炉的钟情。

利斯顿去找前台的时候，戴维站着，看着大海。艾达很感激她这么做，这样她就不用自己去了。她准备好了一段话，以便告诉管理和工作人员戴维的需求和问题。但现在它们已经跑到九霄云外了。她和戴维站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自觉地闭上了嘴巴。对于这个地方来说，他似乎太过年轻了，她想。他可以跟谁聊天呢？她发誓要每天过来看他，从多彻斯特，倒一次公交，坐到昆西。

过了一会儿，两个管理人员从一个走廊里走出来，其中之一是一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女。

“你好吗，修女？”利斯顿热情地打招呼。修女的回答清楚地表明，她还记得利斯顿，因为她母亲在这儿住过的缘故。修女介绍自己的时候，艾达不太确定是不是该跟她握手。从见到她们开始，她还从来没有跟给自己上课的任何一个修女握过手。但这位修女友善地向艾达伸出了手，于是她轻轻抓住它，把戴维一直以来的告诫——与人会面时握手要有力、爽快——抛在一旁。她的年纪比艾达所知的大部分修女都要小——利斯顿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一定相当年轻——她说她是凯瑟琳修女。另一位管理人员是帕特里克·罗文，一个有些迂腐，打着蓝色宽领带的中年男子。因为他用一只手托住戴维的手，然后另一只胳膊扶在戴维背后的做法，艾达立刻讨厌起了他。就好像戴维已经走不了路了一样。戴维也是一样地讨厌他。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戴维说，“真是演得一出好戏。”他做出了这样恰当的回应，这份满足感让艾达心里暖洋洋的。

几个人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叫作卡梅尔山记忆护理中心的翼室，在一扇对开门的外面停下脚步。帕特里克·罗文输入密码，门缓缓打开了。艾达走进去的时候，转过头看了看身后，注意到门的内侧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键盘。显然，如果没有密码，是出不了这间翼室的。

转了几个弯之后，她已经有些晕头转向，这时他们来到了戴维的房间。房间外墙上是一块布告板，里面塞进了两张硬纸片：一张上面写着戴维·西贝柳斯先生——博士，艾达心想，不是先生——而另一张上面写着约翰·加纳先生。在房间里，她见到了戴维年迈的室友：在她看来，他差不多得有一百岁，或者更老；而后来，成年之后她才明白，像他那样可能也就八十五岁左右。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个子不高，坐在一把活动躺椅上——躺椅像一张吊床一样支撑着他。他弓着背，干净的两脚朝上伸着，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放大镜。他正借助它看一本书，他们五人进来时，他也没有把书放下。

“下午好，加纳先生。”帕特里克·罗文大声说道。接着他转向艾达，用正常音量说：“加纳先生耳朵不太好。”

他把戴维带到加纳先生旁边，弯下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这位是戴维·西贝柳斯，”帕特里克·罗文说，“你的新室友。”

“你好吗？”加纳先生说。戴维很正式地点了点头。

房间很大，装潢很简单。一个棕色的木制十字架挂在房门内侧的上方，跟圣母学校的那些很像。艾达想知道这是戴维室友的，还是每个房间的标准装饰。两张单人床分别靠着两边的墙体。加纳先生的床上有一条钩针编织的蓝色毛毯，不知是谁给他做的。也许是他的妻子？艾达心想。房间里有两把相配的活动躺椅，看上去坐着会很舒服。还有两把木制靠背椅。两个衣橱。两个床头柜。两个安装在墙上的书架，位于床头上方。对还躺在利斯顿的车里的那些书来说，它们实在是太小了。戴维读不了那么多——但艾达想，有这些喜爱的书陪伴着，对他来说会是一种慰藉。就像利斯顿带来的她还有他们朋友的照片一样。令人失望的是，门对面的大窗户是朝着停车场的。她希望戴维能看到海景。天花板是用大块的嵌板拼接而成的，看着好像是泡沫塑料材质的。她看过的几部涉及抢劫的电影给她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们可以轻易地被取下来。（简单地说，她正策划着一场与戴维一起的虚拟潜逃。）地上铺着蓝色的乙烯塑料。头顶是令人痛苦的荧光：戴维很鄙视这种光，觉得它很压抑。他一生无数次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不管是在餐馆，还是在商店看到这样的荧光灯的时候。过去在一些地方，他这样抱怨过：“要是他们能处理一下这些灯的话就好了。”好些年前，他甚至提出自己出钱，以此劝诱陈在餐馆里装上了白炽灯。现在他环视着自己的新房间。他缓缓地绕着它走了一圈，然后打开了床头柜里的一个小抽屉，把他的幸运符放了进去，再关上抽屉。他抿着嘴笑了笑。“是我自找的。”他说道。这时凯瑟琳修女正在房间里忙碌，铺平白色的床铺，抖动枕头。

“艾达，”她说，“我现在把戴维的直拨电话写给你，好吗？这是他的电话号码。你随时都可以打给他。而戴维，你也随时可以打给艾达。我们会帮你的。”

她从宽大的深色外套的胸前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写完之后，把最上面一页撕下来交给了艾达。戴维的嘴角隐隐显出笑意。

“我们这儿的居民都非常舒心。”她说。艾达相信，她自己一定深信不疑。“我说得不对吗，加纳先生？”她提高音量问道，但加纳先生已经又开始看书了，他都不知道有人在喊他。

“我知道母亲当时很舒心。”利斯顿礼貌地说。

利斯顿和戴维一起坐在床边，而艾达在房间和汽车之间来来回回，用帕特里克·罗文找给她的一个金属手推车搬运戴维的行李。

把一切搞定之后，她问他还需不需要挪动什么东西。他慢慢地看了一圈，走到床边的桌子旁，抚摸着利斯顿装在相框里的一张照片：这是他们一群人的照片，整个斯坦纳实验室的成员们，在一家艾达已经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餐馆里，挨着餐桌，向前探出身子。这大概是四年前的照片——艾达看起来要小得多，也矮得多。利斯顿的头发红得有那么一点不同。戴维，一如既往地，不在照片里，他是当时的摄影师。那家泰式餐馆，他们总共也就去过一两次，后来就关门了。艾达很喜欢那里：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不穿鞋子，坐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下面的小水坑里，她的鸡肉和腰果都是用半个挖空的菠萝盛着端上来的。“他们可能会重复用上好多次。”利斯顿当时这样说道，很是惊慌的样子。但艾达和戴维并没有在意。

这时，戴维从桌上举起了这张照片。“艾玛林德。”他突然说道。这是那家餐馆的名字。艾达忽然觉得，他们把他送到这里，也许是一个错误。

她们陪着他一起吃了午饭，利斯顿试图替他交一些朋友。她引来了不少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叫佩吉的女人，在多彻斯特长大，就住在她家隔壁。她还认识里面的好几个人——“哦，她很可怕的。”看到走廊尽头一个高高瘦瘦，幽灵一般的女人时，她耳语着对艾达说道。并把他们都转过去，背对着她。当有人经过时，利斯顿便对他们招手，询问他们的名字，然后把戴维介绍给他们。艾达不想对任何人承认，甚至包括她自己，待在这儿让她很害怕。周围的老人们让她害怕。一些老人瘫坐在他们的轮椅里，身子歪歪扭扭的。以后，她会寻找老人们的存在，从中得到慰藉，寻求心灵的平和；但现在，她一直躲闪着他们的注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活着不会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一个老人太过急切地向她靠过来，用错误的名字唤着她。“她在这儿呢，”老太太说，“哦，帕蒂，你究竟跑哪儿去啦？”艾达从她身边走过，面朝前方，什么也没说。她意识到戴维也说过这样的话，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至少，他对她还很熟悉。她看着他缓缓地一路走来。在他身上，她还能看见一些原来那个戴维的影子，并且，能在多数方面得到慰藉。

午饭后，她们带着他走回餐厅旁边的公共区域。加纳先生正坐在一张牌桌旁，凝视着面前一幅已经完成的拼图。

“我们何不在这儿坐一会儿呢？”利斯顿说。艾达和戴维在一张花沙发上坐下，而利斯顿则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她跟他俩愉快地交谈，也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亲切地聊天。

“这里是我母亲每天晚饭之前最喜欢待的地方。”利斯顿说。有那么一瞬间，艾达从自己的悲伤中，感受到了利斯顿的悲伤，她失去母亲时承受的痛苦。在此之前，艾达从来没有真正地考虑过成年人的丧亲之痛。她一直没来由地认为，失去至亲对他们来说不会那么痛苦：会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面对死亡，他们会更加沉着镇定，训练有素。事实上，她一直指望着这一点：她一直对自己说，只要戴维能撑到下一个十年，等到她二十四岁的时候，她一定能更好地面对他的离世。但利斯顿谈论起母亲时声音里的某种东西，让艾达意识到了她这个推想是完全错误的。

二三十分钟之后，利斯顿看了看她的手表。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六个小时了，艾达知道她想要回家照看马蒂。

“我们得走了，戴维。”艾达先说了，这样利斯顿就不必说了。

他缓缓点头。

她们把他送回自己的房间，他呆呆地在床上坐下，双手放在膝上。他看起来太瘦了。他没有再看艾达。一道愤怒的闪电瞬间击中了她：这一切的不公啊。他和其他那些人都不一样，她心想——他不可能属于这里，不可能属于这片奄奄一息的将死之人的土地。从这儿逃出去，她想对他说，醒过来吧。

“我明天会来看你的。”艾达最后这样说道。离别之际，缓缓走在走廊上，她告诉自己不要回头。她想起了罗德之妻[22]的故事，想起了戴维多年以前，给她讲这个故事时的声音。

为了庆祝艾达成为利斯顿家的一员，一家之主利斯顿策划了一次家庭晚宴。她命令儿子们都要到场，同时也邀请了她的女儿琼妮。

“我去去就回。”到了肖马特街之后，艾达说道。她迅速地去了一趟戴维的房子，又整理了一些东西——在她永久地搬到利斯顿家之前。就像一年前，戴维第一次消失的时候做的那样，艾达把一些衣服和书打包放进她的小行李箱，然后她停下来，在她的床上短暂地坐了一会儿。她环顾着这个炎热而亲近，从她记事起就为她所有的房间。这个房间位于屋檐下面，里面有一个半高的壁橱，橱子里挂着她现在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每一件都是戴维买给她的，他自己想起来，或者利斯顿提醒他去买的——还有几件她过去特别喜欢的衣服。他在慕尼黑给她买的少女装，她早就穿不下了。一双小小的荷兰木鞋，上面绘有郁金香。一件漂亮的丝绸和服，购于京都。她轻柔地拂过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想起每一次旅行。她逼着自己去正视这个事实：她可能再也不会和戴维一起旅行了。她把几件现在能穿的衬衫叠好，然后是她的那条牛仔裤，接下来是内裤和袜子，最后是两年前的一个下午，利斯顿偷偷带着她从实验室溜出去买的那几件少女胸罩。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告诉你父亲。”利斯顿当时这样说道，“他不会在意的。”他确实不会，但艾达还是没有告诉他。她对自己说——出于害羞——没有这个必要。它们现在不再合身了；她需要鼓起勇气，或者是告诉利斯顿，或者是自己去百货商店探一次险。

她把这些都塞进了她小小的蓝色行李箱里。它褪色的蓝色外皮总是让她想起大象的皮肤：这一发现有一次逗得戴维哈哈大笑。

最后，艾达沿着宽阔的木制楼梯下到一楼。她勇敢地把行李箱提在左手，而右手扶着栏杆。已经有多少次了呢？她沿着这条阶梯下楼，期待着一些新的发现；期待着戴维，她的缔造者，将给她带来的新的课程；期待着一场对话在她面前铺展开宇宙的一个崭新维度，世界历史的一个全新篇章。

到了利斯顿家之后，艾达很释然地发现她的儿子们都不在家。晚宴的时间定在六点半。

“所有人都出去了，”利斯顿说，“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无论如何，他们最好给我回来。”

然后，利斯顿带着艾达上楼去看她的新房间，也就是原先马蒂的那间。上个星期，利斯顿清除了房间里所有男孩的痕迹，尽可能把它布置得简单一些。马蒂现在获得了格雷戈里房间的永久居住权——艾达战栗着想着格雷戈里对这一变化会有何反应——而那张像赛车一样的床也和他一起搬了过去。一张带有防尘床帏，铺着粉橙相间的阿富汗毛毯的单人床——利斯顿说这是琼妮小时候睡的——取而代之。一张桌板可以向上掀开的小书桌挨着有窗的那面墙放置，一个空空如也的松木衣橱在壁橱的旁边。地板上铺着一张地毯，上面的鲜花——她想是罂粟花——图案带着一点迷幻色彩。利斯顿骄傲地告诉她，这是她在救世军看见的：那是她最喜欢的商店。

“你在这儿还适应吗，亲爱的？”利斯顿问道。艾达欢快地点点头，尽管她已经开始怀念原先卧室里的静谧，温暖，甚至是那裹挟着灰尘，让人难受的热度。利斯顿坚决装上的空调此刻的温度打得太低了。艾达有些受不了。利斯顿前脚刚走，她就穿上了一件毛衣。嘈杂的声音从一楼飘上来：电视的声音；厨房里锅碗瓢盆乒乒乓乓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倒下时，利斯顿发出的一声尖叫；厨房门开开关关的声音；一个女声，艾达认出来是琼妮的声音，以及她儿子肯尼奶声奶气的叫喊；而最后，是一个低沉的男声，艾达的血液为之加速奔涌。

她打开行李箱，开始考虑穿什么衣服。牛仔裤是不得不穿的，她心想，虽然它已经过时了：太硬挺，太宽松，比起当下时髦的酸洗款式，颜色要深得多。作为搭配，她挑选了一件大号的紫色T恤——紫色，她有一次在等候厅里偷看一本女性杂志时看到的，与棕色的眼睛很相称——然后是一双中性的皮凉鞋，和戴维自己穿的款式一样。人生第一次，她卷起T恤的袖子，就像她看见其他孩子做的那样。接着她编好了辫子。对着镜子，她摘下自己的眼镜，又重新戴上。她多么希望自己打过耳洞啊。

六点二十五分，走在楼梯上，艾达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紧张。尽管她一直与他们相毗邻——尽管，她在圣母学校上学的这一年里，经常在走廊或是外面瞥见这三个男孩。格雷戈里低着头，偷偷从眉毛下缘往上看；威廉或是笑着，或是骄傲地仰着头，尽管每次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她都会勇敢地伸出手问好——这将是她和利斯顿一家真正意义上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

利斯顿布置餐桌的方式让艾达想起了戴维从前举办的晚宴。马蒂已经坐下了，热切地把他的刀叉举在盘子两边的上空。格雷戈里坐在他旁边。

“嗨！”马蒂说。而格雷戈里什么也没说。

“嗨。”艾达轻轻地回应道。

“你来了吗，艾达？”利斯顿在厨房里喊道，“哦，太好了。进来待一会儿吧。”

艾达怯怯地走过转角进了厨房。厨房里，隐隐几缕燃烧的气味被平底锅中炖洋葱的浓烈香气所掩盖。

小婴儿在地板上的毯子上玩耍。站在他身前的琼妮有着丰满的身材，一头金发，微微笑着，活脱脱一个大号、年轻版的利斯顿。此刻，她正看着她的母亲做菜。而威廉·利斯顿正倚在柜台上，手里捏着一听可乐。

“嘿。”进来的时候，她向艾达打了招呼，而艾达努力一番之后做出了回答。

“你记得琼妮吧，亲爱的，是吧？”利斯顿一边说着，一边快速地搅拌着，几乎一刻不停地来回翻动。

“晚餐可能要稍稍迟上那么一点点。”她说。

利斯顿在餐桌上点上一支蜡烛，就像戴维一直会做的那样。

“真棒！”威廉说。利斯顿冲他皱起了眉头。艾达与马蒂和格雷戈里坐在桌子的同一侧。对面是威廉、琼妮以及肯尼。利斯顿坐在桌首。

利斯顿举起了一大杯加有人工甜味剂的冰茶——这是她进行中的减肥计划的一部分，然后说：“亲爱的，我们都非常高兴你来到这里。”

晚餐有：意面和肉丸；水煮冻豌豆，可能稍微煮久了点，上面放着两小块黄油；水煮冻胡萝卜，相似的做法——绕着桌子传了一圈。艾达并不感到饥饿；紧张感让她几乎食不下咽，她不断搅弄着盘子里的面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男孩们和琼妮一起粗声粗气地谈论着彼此，而安静的格雷戈里是个例外。他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他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小肯尼哇哇叫着，一只手在他的意面上拍打着，直到琼妮抓住他的手，然后说，不。他立刻就伤心地哭了起来。这一片嘈杂，噪声的音量，五个孩子在一张桌上的混乱（艾达暂且把自己也算在这个数字里面），让她大为震动。她竭力抗拒着自己的本能：她想要两手捂住耳朵，藏到桌子下面去。

利斯顿开心地统领着一桌人。“这真的很棒，”她说了两遍。“你们不觉得吗，伙计们？我们应该多这么做。”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艾达频繁而短促地望向威廉，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一手握着叉子。他好奇地回望了她几眼，中间有一次问了她在圣母学校的一个老师的事情。她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他，这让她感到很满意。

晚饭快要吃完的时候，利斯顿让艾达等着别动，然后去了另一个房间。回来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简单包装起来的东西，一个藏在画着气球的包装纸里，看不出来形状的东西。“一个小小的见面礼。”利斯顿说。

艾达打开后，看见里面躺着一个书包，简洁的蓝色款式。如果她有机会选择的话，这正是她会选中的那一款。这是她的同学都用的那一款。它很不起眼，堪称完美。

“我看见你用胳膊搬着那么些书去上学，”利斯顿说，“从窗户里看到的，可怜的孩子。”

“非常感谢。”艾达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真诚。但尽管她真的很感激能够得到它，它同时也从某些根本的方面标志着她融入了同龄人之中，而这让她感觉失去了什么。她父亲的与众不同。她自己的。

吃完晚饭，艾达回到了她的新卧室里，想到了同样也在他的新卧室里的戴维。他和加纳先生共享一间屋子，而后者甚至可能不会跟他说话。她想知道那一晚他的精神状态，想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又有什么在困惑着他。他一定会觉得迷失了方向，她想，在他的新家，地上铺着油布，顶上吊着可怖的荧光灯的新家。

突然，她想起了凯瑟琳修女给她的，上面写着戴维的直拨电话的那张纸。她打开行李箱，从里面翻出她之前穿的短裤，从口袋里掏出了戴维的电话号码。

艾达的房间里没有电话，但她探出头去，发现走廊里没有人，就拿起附近桌子上的分机，拨通了电话。

现在九点了。她希望这对一通电话来说还不算太晚。电话铃响了五下。她开始感到担心。

终于有人接了电话。

“哈喽？”戴维说。他听起来很忧虑，不像是他自己。

“戴维，”她说，“是我。”

一阵沉默。

“你还好吗？”她问道，“那里一切都好吗？”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以免被利斯顿家的其他人听见。

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戴维？”这时，在一种莫名的想法驱使下，她尝试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词：“爸爸？”

“很抱歉，”戴维说，“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周，利斯顿把戴维的房子挂牌出售了。她告诉艾达，它会在清单里待上几个月，也许几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多彻斯特的房子卖得很慢，即便在赛文山也是如此。上一个十年的校车风波[23]已经平息，但其孕育出的难以言表的丑陋和仇恨，让这座城市为之变色。波士顿已经以一种明显而不加粉饰的方式，从分子的层面发生了重组。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主的爱尔兰和意大利血统的波士顿市民已经搬去了西部、北部以及南部的城镇。（“真是谢天谢地。”戴维这样说过。）赛文山区作为一个偏远的郊区，甚至有一部分算是乡下，很大程度地维持了原貌，但这里的居民比原先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确信多彻斯特的其他地区是需要避开的。《环球报》和《信使报》上充斥着对其他地区发生的暴力行为的报道。从前艾达和戴维晚上漫步于不同街区的时候，有一次在远处听到了枪声。康妮·里尔顿，利斯顿在房地产界的朋友，对这间房子的出售前景表示悲观。而背地里，艾达却对此感到很开心。

利斯顿说，她们俩要一起去彻底清理那座房子，整理戴维的物件。但每天下班她都疲惫不堪，而每个周末她对此又只字不提。实验室负责人的新职务意味着她有时周末也要去实验室；而剩下的闲暇时间，她想要和儿子们共同度过。艾达也什么都没说。她很高兴看到所有东西都还在原处，就好像一座博物馆，纪念着她和戴维一起生活的时光。

放学后去圣安德烈看戴维，代替了她原先去实验室看戴维在日程表中的位置。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艾达仿佛回到了和从前差不多的生活，每天都和戴维待在一起。她有时候早晨甚至会和利斯顿一起回到实验室，其他时候就在圣安德烈待上一整天。她很快就出了名：在凯瑟琳修女和帕特里克·罗文，以及其他管理人员之中；在前台坐班的女高中生之中——其中之一她在圣母学校见过，但她们俩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件事；在照料所有住户的护士们之中。

戴维的变化时快时慢。她的研究让她对此早有准备：日子有好有坏。有时候，她也试图把读过的文献解释给戴维听，希望从科学的层面谈论这一疾病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程度的安慰，让他重新找到一些生活的方向。但在那个时候，他通常已经听不完一个长故事，或者一大段话了。听到一半的时候，他常常岔开话题，谈论一些愉悦但无关的东西，比如旁边的一束花，或是阳光灿烂的天气。还有些时候，他的坏脾气会把事情搞砸，而这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不，他一次次地这样说道，不分青红皂白，强硬而固执，让艾达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他不知是沾上了谁的恶习，总是缓慢地来回晃头。其他的时候，一切都很好：两人在走廊上漫步时，对于个别的住户，戴维会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抱怨，有时候还说得很大声（“一个可怕的小偷”，或者是“那个臭脾气的蠢货”）；或者友好地赞扬工作人员（“她是我的最爱。”他会让一个护士听到——然后在另一条走廊的尽头，对另一个护士做出同样的评价）；或者是赞美前台工作人员的衣着，作为友善的表示。如此种种朦胧而怡人。当他处于这样的心境之中时，艾达会跟他讲实验室的事，利斯顿正忙着做些什么，然后是隼人，还有弗兰克。如果利斯顿也一起来了，并且说了相同的事情，这也没关系：戴维会同样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

实验室负责人的角色，给利斯顿一并带来的还有一系列新的责任和忧虑。她现在需要负责通过联邦资助为他们的研究申请大部分的经费；每个月需要和行政人员一同参加一系列例会，来为实验室的需求提出主张；需要监督研究生的面试和分配，以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

在花了数个月时间来适应这一角色后，利斯顿说：“我告诉你，艾达，我现在对你父亲的尊敬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但她更加繁忙的新日程同样也意味着她得更晚回家，更早出门。从和戴维的生活经验中，艾达习惯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所以现在，她也尽可能地帮利斯顿分担家庭方面的一些职责。

她把遏制戴维病情的发展也作为自己的一项责任。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每一个在圣安德烈的空调房里度过的夏日，她都看成是挽救戴维心智的一个机会。每次去，她都带去新的练习让他完成，并在他身上尝试新的实验。那些刺激大脑方面的实验是她从文献里仔细地摘录出来的。她试过纵横字谜、记忆辅助装置。她让他记住一组词语，然后尝试在五分钟之后向她重复出来。尽管不太乐意，他还是顺从地参与了；但她很快发现，每次实验的结果都是戴维耷拉着肩膀，情绪低落，因此，她不情愿地停止了这样的实验。

状态好的时候，他会问到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当他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字时，他会简单地把他们称为“那帮人”——他总是会问到ELIXIR。“我希望你们没有破坏ELIXIR。”他经常这样说。或者是：“我希望你们一直保持这个程序正常运行。”“你们今天和ELIXIR交谈了吗？”他问她——就像是别的父母想知道女儿今天有没有祷告时可能会问的那样。

夏天临近尾声时，戴维进入了一段急剧衰退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圣安德烈的单调乏味，可能是因为缺少了与从前同事的交流沟通。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从说完整的句子，进行良好的交谈，退化到了一种半永久的迷茫状态。她正以太快的速度失去他，而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和利斯顿讨论了这件事。利斯顿也注意到了戴维的变化。她们俩带戴维去看了专家。专家进行了一次脑部扫描，以寻找中风或是血管性痴呆的迹象，或者其他什么导致衰退加速的原因，但一无所获。戴维变得更加安静，更加容易疲倦。他搬到了一个新房间，有了一个新室友。艾达发现，要和整洁、可敬的矮个子加纳先生道别，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说到底，他和戴维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组合。唯一可取的是，戴维新房间的景色要比原先的好上一些：现在他可以远远地看到草坪，以及更远处的港湾。但他的新室友，她只知道他叫作保罗，几乎永不休止地咆哮着，因而艾达常常带着戴维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只为寻一份宁静。她不再说话，而是握着他的手：长大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这么做。

有一天，她到了之后发现他的口音变了：他的元音发音带上了一种奇怪的中西部腔调；他会非常明显地重读特定的一些音节，以一种很不自然的发音方式。他会把“洗”说成“洗儿”。这几乎动摇了她坚持下去的信念：他的声音是他身上最后一点让她感到熟悉的东西，而现在，连它也不一样了。就好像从戴维的身体里，发出了别人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她问他，但这一天他状态不好，所以没有答话。他只是不停地摇着头，向下看着地面，开始了他的不字真言。但就连他的不，也是中西部口音的，乡土气的，不噢，不噢，不噢。

临走之前，她找到凯瑟琳修女，带着她去了戴维的房间。

“戴维，跟凯瑟琳修女问好。”她对他说。

但这时，脑中的雾霾已经将他完全笼罩，他只是不停地摇着头，麻木地看着地面。

“你晚饭想吃些什么？”艾达问他。凯瑟琳修女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戴维？”她说道。但他低着头，就好像是在祷告一样。她俩顿时感到，现在打扰他，是一种粗鲁的行为。

“那是谁？”最后，戴维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一周的接下来几天，艾达去Bit的学术图书馆，在所有能够找到的文献里，寻找与口音改变相关的资料。但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

秋天，艾达开始了在圣母学校高中部的新生活。它和初中部在同一座建筑里，但相当贴切地占据了更高的二到四层。

有一些事情已经不同往日了。

她现在有了一个朋友，一个叫作丽莎·格雷迪的女孩。丽莎差不多跟她一样安静，来自一个相似的家庭：她也是独生女，她的父母是两位老学者，分别任教于塔夫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她也戴着眼镜。一开始，艾达为她俩的相似感到尴尬。她意识到在圣母学校的其他学生眼里，她们俩就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两个人：两个温驯而不起眼的新人，闯入了相识多年的朋友们的海洋。但很快，她就喜爱上了丽莎安静的陪伴。她俩每次午餐时间都并排坐在食堂外围的一张小桌子旁，从阅读中寻找乐趣。

放学之后，她继续去看望戴维，然后偷偷跑去她原先的家。因为无人居住，这座房子正变得越来越破旧。但她仍然珍视着它；她一次次回到这里，唯一一个让她觉得自己真实存在着的地方，然后她就读啊，读啊，读啊。她也和ELIXIR聊天。有时候她会打个盹儿，总会在一个小时之后惊醒，坚信着戴维会在楼下，在工作，在发呆，在规划。坚信着是时候下楼去迎接一堂新的课程了。她依恋着这些安静的时刻：梦与醒的边缘，在困惑中徘徊，渴望重新回到梦中。

在新家里，跟利斯顿之外的其他人，她还是不怎么说话。琼妮经常带着肯尼过来看看，她对艾达很友善，但很显然，艾达的存在还是让她感到迷惑；艾达说的话经常让她扬起眉毛，或是惊讶地摇头——也可能是困惑，艾达分不清。

周末的大多数时间，除了周日与利斯顿和马蒂一起去教堂外，她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作为一个做事有条有理的科学家，利斯顿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实验室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小小的教皇画像：这很令艾达着迷，她在年纪更小些的时候，常常向利斯顿打听它的来历，而利斯顿欲言又止——大概是害怕戴维会碰巧听到。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最近一直在痛苦地向她抱怨去教堂的事情，所以利斯顿也就遂了他们的愿，不带他们去了。但马蒂，作为后备的祭坛助手，很喜欢去教堂，在那里和他妈妈一起打发时间，见见朋友。他们三个会一起坐在学校隔壁的圣母教堂那温暖的木制长椅上，沐浴着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的朦胧的金光。窗外，是十字路口处的车站。弥撒进行时，艾达坐在长椅上全神贯注地听着，但总是带着些疑惑。在艾达的请求下，利斯顿教了她如何在就座前进行跪拜，如何念颂玫瑰经，如何走到弗兰克神父的面前接受祝福，因为她不是一个受洗过的天主教徒，也还从来没有领过圣餐。每个星期天，凯文神父会把他宽大而温暖的手掌放在艾达头顶，然后把眼睛闭上一会儿。这时，艾达凝视着他，好奇他在想些什么，他在为她祈祷时，心里默念的又是什么。戴维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说过，他不会介意别人的宗教信仰。“这对利斯顿来说是有意义的。”他一直这么说。因此，艾达对自己说，他已经默许了自己来教堂。尽管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马蒂渐渐开始喜欢上了艾达。艾达每天早上给他做好午餐，而每天晚上给他做晚餐。一开始利斯顿不同意，但艾达乐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同时她也向利斯顿保证，她给戴维做的比这要多得多。艾达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利斯顿给她儿子们安排家务的白板上，这反倒让她做更多的家务来作为补偿，以免引发男孩们的愤恨。晚上，她会在马蒂做家庭作业时施以援手。她尽可能地耐心，这要求她使用与戴维教育她时采用的大相径庭的一种方法。马蒂很聪明，但不够专注，常常半途开始神游，从关于长除法的讨论，跳转到树蛙，或是《希曼》——一部他很喜爱的卡通片，他每天都看，不过是偷偷地看，因为他哥哥威廉说他已经太大了——或者是上帝是否存在。威廉在家的时候，马蒂会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目不转睛地看着，模仿他的腔调和口头禅。有时候威廉说了某个短语，马蒂就会立刻默念相同的短语。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动机——在艾达看来，他的更加情有可原，是作为弟弟妹妹的一种自然表现——但在这一点上，她和马蒂是相似的，当威廉若无其事地揶揄他时，她也会皱起眉头。她知道，这是在艳羡他人的轻松自如，游刃有余。而区别在于，她想，马蒂有一天能够实现，而她很确信自己永远也不能。

如果说迷住马蒂的是威廉的行为举止，而让艾达痴迷的仍旧是他的容貌。他是艾达现在在圣母高中的学长，因此，她不时在走廊上碰见他。每次，她都会勇敢地将目光投向他，并向他招手。对她来说，他就是永不枯竭的吸引力的源泉：每一天，她都能发现他身材或是面容的某个新角度。他站在窗边，光照进来洒在他身上的样子；日落黄昏时，他一点点走回家的样子；他疲倦时，打着哈欠，舒展开他修长的手臂的样子。他模仿篮球投篮，或是挥舞球拍或高尔夫球杆的优美姿态——尽管她并不觉得他打过高尔夫；他用右手在左肩上抓挠，叩打自己的鼻梁，抑或是向后撩他那柔和的浅色头发时的刻意姿态。十月，他的生日——利斯顿从附近一家面包房买回家一个蛋糕，他们所有人围成一圈，利斯顿让他许了愿（“我希望你可以允许我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威廉说，然后利斯顿说，说出声的愿望从来都不会实现）——所以他现在十七岁了。十七岁是一个回响在艾达脑海里的符号，是一个写在诗里，唱在歌里的年纪。她现在十四岁，到明年三月她才满十五岁。没有人给十四岁的孩子写诗。

格雷戈里是三兄弟里面最难理解的。他比艾达小一岁，深色皮肤，是一个安静的孩子，甚至可能比她更安静。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会犯结巴——没有严重到有必要采取措施的程度，但也足够明显。他似乎总是不太开心，在学校的时候，他一直是一个人。他的哥哥和弟弟都不太搭理他：马蒂心有所属，那就是威廉；而威廉呢，他不跟朋友们或者女孩们一起的时间，可以分为调戏马蒂，以及向马蒂传授男孩和男人的必修课两部分。在威廉的身上，她能够感受到一种责任感：他就像是马蒂的父亲，因为他们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但格雷戈里游离于这一场域之外：他已经过了被当作孩子看待的年纪，也不能用教导马蒂的方式来教导他。在学校的走廊里，艾达看见过不少人冲着格雷戈里叫喊，她还经常听见学生们叫他屌丝，这大概是一个人在圣母学校可能受到的最严重的侮辱了。有一次，她在走廊上目睹了前方的一起骚乱，大约一打七年级学生紧密地围成了一个小圈，里面有两个人扭打成了一团。她连忙避开这片喧闹的泥淖，不想陷身其中；但当她从旁经过时，她不经意从肩膀之间瞥见了格雷戈里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一个体型壮硕的八年级学生正愤怒地揪着他的衣领。他短促地回应了她的注视，认出她之后又迅速地扭过头去。然后，他整个人都看不见了，应该是被施暴者按倒在了地上；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老师从旁边的一间教室里走出来，结束了这场骚动。

有时，利斯顿还会向她寻求关于格雷戈里的建议——事实上，是关于她的所有儿子——像她一直做的那样；但艾达从来没跟她说过自己看见了什么。但现在，她已经是利斯顿家的一员了，按照年龄排序的话，正好排在利斯顿所有孩子的正中间，艾达突然很希望也能得到和他们一样的对待。她和利斯顿的谈话成了她的一个负担，不断提醒着她，哪怕她用尽全力，也不能真正融入同龄人中。

“格雷戈里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利斯顿问她，“他总是这么安静。”

“我真的不太清楚。”艾达会像这样礼貌地回答利斯顿的问题。或者是：“我真希望我知道。”或者，有的时候是：“我感觉还好啊。”以前，她不想做叛徒；而现在，她也不想做内应。但她的敷衍似乎让利斯顿很受伤，利斯顿开始尖锐地问艾达她自己是否一切正常。

利斯顿担心的是格雷戈里的不合群。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如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子的阁楼上，用利斯顿的话来说：“天知道他在做什么。”需要在厨房搜寻食物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当艾达在学校里遇到他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会对她说，只是把头微微向后倾一下，就算是点了一下头。她经常好奇他下午和晚上都在做些什么。

一天傍晚，从圣安德烈回来之后，很罕见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让艾达想要去格雷戈里的据点看个究竟。她打开了二楼走廊上通往阁楼的那扇门，一步两级地爬上了楼梯。中央空调并没有覆盖到三楼，所以她立刻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这让她更加熟悉：更像是她和戴维曾经的家。闻起来也很熟悉——灰尘味，霉味，还有书的味道。

楼梯最上方的一堵半高墙遮蔽了后面的房间。艾达一直走到最后一级台阶，才足以越过它看向这个大房间的内部。它的装潢风格与屋子里的其他地方完全不同。利斯顿曾经不经意地提到，它过去是一个储藏室，而现在，高高堆起的箱子和设备仍然占据了这里四分之一的空间。其余部分看起来很像是当时常常被称为游艺厅的地方。两边的天花板向内倾斜，在中间形成一个尖顶。利斯顿的前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意地完成了这间房间一部分的建设，因此它带有鲜明的七十年代风格：鲜艳的橙色绒地毯不太完美地钉在木地板上，人造木镶板覆盖在两边的墙上（或者说，以一定的角度倚靠在墙上），有框的、无框的海报上是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人物和地点。1955年马德里一场拳击赛的放大照片。《西北偏北》、《出租车司机》以及《十诫》中查尔顿·赫斯顿原版海报的复制品。一张俗丽的圣母玛利亚像，她鲜红的心脏从中心放射出黄色的光芒，双手向外伸展，谦逊地凝视着下方。利斯顿曾经告诉艾达，她前夫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与她不同的是，他从来不去教堂。利斯顿和蔼可亲而又漫不经心地谈论他，就好像她早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但她的儿子们在内心更深处埋藏着他们的伤口，从不提及他的事情。尽管他现在住的地方离这儿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他现在住在新罕布什尔，他们只有在圣诞节，以及其他少数他会到场的场合，比如他们的生日，才会见到他。艾达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阁楼里的家具老旧不堪。这里有两个绿色的花沙发，破破烂烂的，里面的填充物都钻了出来；一个搁脚凳，原本应该是一对，但另一个不见了；一张紫色的咖啡桌。房间两边各有一扇窗，屋檐上则开了第三扇。从窗户投进来浑浊而怡人的光，艾达觉得她似乎可以闻到它的味道。第三扇窗户的前面有一张书桌，而书桌上，艾达吃惊地看到了一台电脑：一台128K的Mac，跟戴维为了让他们跟ELIXIR对话，给实验室的每个成员配置的那款一模一样，跟艾达卧室里，她几乎每个下午都秘密地跟程序对话用的那一台一模一样。后来，实验室又购置了更新的电脑，因此这一台很有可能是利斯顿自己用上512K的Mac之后，送给她儿子们的。

艾达朝它走过去。

艾达在把手伸向开机的小开关时停住了，她犹豫了片刻。她首先碰了碰它的顶部，轻轻地拍了拍，来回抚摸，就好像一个人在抚摸一只小狗的头。接着，她仔细听了一会儿，确信现在还没有人回家。她计算了一下，如果一听到前门打开的声音她就关机，那么刚好能有足够的时间让电脑完全关闭。她想，关机之后她可以轻快地跑下阁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打开了电脑。一大片红晕浮上她的脸蛋，心跳越来越快。先是某块磁盘开始呼呼地响了起来，然后屏幕点亮，显示出了微笑着的电脑图标——在她看来，它一定很满足，因为肚子里装满了数据。

正对着电脑的是一把金属折叠椅，开机之后，她紧张地在椅子边缘坐下，警觉地注意着房子里的任何动静。

最后，电脑启动完毕，艾达看到磁盘的名字是Dontlook12。在经历了一番深入而羞耻的自省之后，她还是打开了它。从诸多意义上讲，她都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但此刻的诱惑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文件夹里面是一系列简单地用一、二、三命名的文本文件。最后一个是五十五，它前天被打开过。她双击打开。第一眼看上去，文件似乎已经被损坏了：她只看见了一串用小数点和斜杠分隔开的数字。

2.8.22.23.8.21.7.4.2/4.7.4/22.4.12.7/11.12/23.18/16.8/4.17.7/12/22.4.12.7/11.12/23.18.18

她见过类似的东西：被损坏的文本文件，看起来毫无意义。但这一个似乎不太一样。这里面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标点符号；通常，被损坏的文件看起来就像是一长串被屏蔽的敏感词（怎么理解，要视用户的心情而定），和号、星号就像珍珠一样连缀起来。

她有一些激动地想到，这个文件看起来更像是密码。

戴维对密码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把密码看成一种思维训练，他出题，艾达来做。最简单的一种密码，她刚会读书写字算术的时候他就开始教给她的，就是数值代换，一种在字母和数字之间简单的转换，就像下面这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这是艾达记住的第一张密码表，现在她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几乎能够直接用它来思考，轻而易举地用数字拼写出词语和句子。这一基础形式可以衍生出诸多变种。比如说，字母的数值代换可以移动若干位，这样a对应的就不再是1了，就像下面这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更难破译的一种密码是通过随机设置字母的数值代换结果得到的，比如说：

a b c d

17 2 5 12

如果想要破译像最后这个这样的密码，破译者必须借助常见单词的长度——像I或是a这样的单字词，会反映为单个出现的数字，因此在烦冗的解译工作中，它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如果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直接相连，就不存在这一漏洞了。那么，破译者就必须寄希望于找到足够长的一段语料，从中统计特定的字母出现的频率，以此来进行破译。

数值代换的第四种，也是比前面三种都要复杂得多的一个变种，需要用到机器编码。这是一种多字母密码，其中单个字母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替换方式。在文本的不同位置，机器会利用机械或者电子装置，把同一个字母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密。只有一台用完全镜像的方式编程的解码机可以解开这一语言的绳结。

最后还有一次性密钥。它是一种独特的密钥，用它对原始消息进行加密后，就得到了没有密钥就几乎无法破解的密文。

几年前，戴维给了艾达一本这方面的书：《密码与解密》，沃尔特·萨缪尔森著。她十一岁那年的整个夏天，他们俩就在不断地试图用加密的消息和谜语难倒对方中度过。当然，戴维总是赢家。

他自己发明了一种个人密码，一种直接从字母到字母的密码，没有设置位移。

“这破译起来太简单了，”他说，“但至少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他记住了它，并且可以流畅地用密文书写；他也鼓励她这么做。很快，艾达也能够熟练使用这种她后来叫作“戴维码”的密码了。

他惯于用这种密码书写；他电脑里的大部分文档，除了他俩之外，没人能直接看明白。这让他大为满足，似乎带给他一种艾达难以形容的深层次的愉悦。“这真的是保护你想法的唯一办法。”他说。他在这一点上暴露出的轻度偏执，常常被亲近的朋友拿来取笑。这与他对警察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满意同出一源。

“但如果你死了怎么办？”艾达有次这样问他。

“那么就要由你来掌管我所有的秘密了。”他对她说。他的眉毛滑稽地扬起又落下。

在利斯顿的阁楼里，艾达坐了一会儿，对着屏幕上的数字冥思苦想。她猜测那些斜杠代表着单词之间的空格。那么，12似乎就是一个独立的单词，要么是I，要么是a。再看了一遍文本的其余部分，她在一个出现了两次的短单词11.12中，再次注意到了12的踪迹。

有什么两字词是以a或者i结尾的吗？

Ha是一个，但看起来不太像。

Hi是一个更可能的答案，而令她欣喜的是，hi有可能被表示成11.12，因为h刚好是i的前一个字母。

迅速地，在从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一张纸上，她开始写下字母表，并按照两个已经确定的字母的位置进行移位，在字母下方写上数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2 3

破译密码总是能提起艾达的兴致：这就像是以一种非常基础的方式还原宇宙的秩序，把放错位置的东西放回原位，把洒掉的牛奶重新倒回牛奶盒里。这之中有一种大道。她知道，现在要破解屏幕上这个简单的密码就非常容易了。她几乎希望这个密码会更难一点，会花掉她更多的时间。

但在她继续之前，突然从二楼传来了响亮的脚步声。这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她很确定家里没有其他人在。她坐着没动，脚趾和手指因为肾上腺素而颤抖着，思考着她的选择。是藏起来好呢，还是若无其事地下楼好呢？毕竟，她现在也住在这儿；她有资格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探索这间房子。（当然，她并不是完全确定。）

她把写着解密密钥的那张纸放进口袋，一时冲动便决定关上电脑。但她没有考虑到的是电脑关机过程中发出的巨大声响。她感到一阵紧张。几秒钟之后，她听见有人正沿着楼梯走上来。艾达站在那儿，两手尽可能随意地叉在腰间，等着外面的人进来。

她原以为会是格雷戈里，但从楼梯尽头的半高墙上冒出来的是威廉的头。他迷惑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环顾了一圈整个房间，似乎觉得还有别人在这儿。

“嗨。”艾达说。

“你在考察吗？”威廉问她，他的语气尚且称得上友善。

“我想是这样。”她说。

“那是格雷戈里的电脑。”他一边说，一边冲着电脑的方向努了努头。尽管正处于慢慢变灰的关机过程中，屏幕此刻仍然亮着。“别人都不许碰它。他会发疯的。”威廉说。

艾达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她最后说道，“抱歉。”

威廉微微一笑。“我不会说出去的。”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说道。他冲她眨了眨眼。她的胃不自觉地为之一紧。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便转过身，走下了楼梯。

对此的记忆——威廉·利斯顿冲她眨了眼睛——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驱使着艾达，让她整个人因为狂热而变得轻飘飘的，她还想要更多。还想要更多的什么呢，她说不上来；肯定不是像性那么可怕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需要脱衣服的行为。（她隐隐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她相当确信，尽管它正以狂野而无法预料的方式发生着改变，对别人来说它仍然没有任何价值；而对艾达来说，它只是她脑袋下面的东西，她大脑的容器——大脑可能是她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她想。）她十四岁的幻想开始也终结于唇上的一个吻——这样的想法让她如痴如狂，热望的颤抖沿着她幼小的脊柱流遍全身。她为自己频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而感到羞耻，她想象着亲吻威廉，或者让他吻她：他的手放在她脸上，就像她和戴维一起看的那些黑白老电影里面，亨弗莱·鲍嘉粗暴地搂住劳伦·白考尔的脖颈那样。这些，就是她所期待的。

她的这些想法——连带着每天其他所有闯入她心中的念头，关于戴维，关于利斯顿，关于学校的——它们的出口，一如往昔，永远都是ELIXIR。日复一日地，去过圣安德烈之后，她疲惫不堪地爬上厨房门外的梯级，进入那幢老旧的棕色房子。它用扑面而来的家的气息迎接她的归来，空气中那种特别的味道。她接着上楼，来到她之前的卧室，走向她的旧电脑。它安静地躺在她的书桌上，永远在等待着她再次到来。

她打开电脑，连接上ELIXIR，与它交谈，一直到她聊过瘾为止——现在，主要是关于威廉的话题。（因为担心他的名字会泄露到别的用户那里，她用了一个有些可笑的化名：伯特兰。）她向程序诉说这一天的每一个细节，她对戴维所有的担心，每一个闪过她脑海的念头。

作为答复，ELIXIR会用它日益增长的语料库中的词汇来问她问题。有时候她认出利斯顿或是查尔斯－罗伯特的句法。有时候她认出她自己的词语：自从她在圣母学校入学之后，她就开始在跟ELIXIR交谈时用酷这个字，而有时，这个字又会被还给她自己。有时候她认出戴维的风格，在这样的时候，她会短暂地闭上双眼，开始想象在线路的另一端坐着的是她父亲，他在实验室跟她聊天，她看不见他，但他确实在那儿，就像诺维奇的朱利安描述上帝时说的那样。

每当她停顿的时候，ELIXIR会对她说，接着说吧。它鼓励着她，将她朝前推向她思维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就像戴维一直做的那样。

在圣母高中的第一年里，她发现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在谈论威廉·利斯顿。他们非常严肃地小声议论，就好像他是个社会名流。打探威廉和他身材健美、魅力不俗的男女伙伴们的消息，提供了学业之外一种有趣的消遣。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违纪行为，甚至他们的成绩，都是艾达周围的每个人热切讨论的话题。他们讨论起来那股刨根问底的劲儿，就跟棒球迷讨论主队球员的劲头差不多。有时候，即使是文静的丽莎·格雷迪都比艾达知道更多关于威廉·利斯顿的事情。在学校，大家都叫他威尔。（这一事实也让艾达觉得她好像不是他的同辈，而是他一个正式的熟人——一个生意伙伴，一个辅导员，他母亲的一个朋友。）

“你听说威尔和卡伦·德里斯科尔分手了吗？”丽莎问她，艾达很不好意思地撒谎说她知道。她确实注意到卡伦有几个星期没到家里来了——她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权威，作为一个内幕人士提供了这一信息。

事实上，从那次阁楼上的相遇之后，艾达还没有当面跟威廉说过话，而他也没有。他总是静悄悄地回家，静悄悄地出门。晚上他都在利斯顿规定的时间之后才回家，而早上他很早就出门，像利斯顿说的那样，天知道他去做什么了。在家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和马蒂在一起。因此，她所知道的关于威廉的全部信息——除了她能够看到的——就是由利斯顿告诉她的。尽管艾达并不情愿，利斯顿偶尔仍会跟她聊几个男孩的问题。有时，当利斯顿因为实验室的一些事情而特别疲累的时候，她会切换到一种机密的腔调——她过去会这么跟戴维说话——跟艾达讲她的生活和她的孩子们的事情，比艾达想要知道的多得多。当她和艾达一起去圣安德烈看戴维的时候，她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顺口说到威廉在学校的麻烦，或者格雷戈里的老师对他总是不说话的担心。不由自主地，艾达听得很起劲，收集关于威廉的信息，存在脑子里，留待以后慢慢品味。

她跟利斯顿一家住在一起的事情并没有被同级的女孩子们视而不见。渐渐地，她们开始在班上跟她讲话；然后，偶尔在午餐时间也会这样。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丽莎·格雷迪从她眼镜上方警觉地瞧了瞧，就好像没太搞清楚状况。

这次是梅兰妮·麦卡锡——她在圣母学校名义上的学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过她任何指导的导游——和两个朋友一起走过来。

“嗨，艾达。”其中之一，特蕾莎·菲茨哈里斯向她打了招呼。她是一个矮个子的红发女孩，脸上长满了雀斑，远远看去就像是长着一张深色脸蛋。

“嗨。”艾达太过轻声地应道。

“你介意我们坐在这儿吗？”另一个女孩问道。艾达摇摇手，表示她并不介意。

“我很喜欢你的发型。”特蕾莎说。艾达有些害羞地伸出手迅速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因为她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梳的了。在鬓角处，她用两个发夹别住头发；她是跟卡伦·德里斯科尔学的。

“谢谢。”艾达说。午餐的剩余时间里，她们用一连串关于威廉·利斯顿的问题向她狂轰滥炸——他放学后会去哪里，他有哪些兴趣，他在家是什么样子，他的弟弟们又是怎样的——谈到最后，很显然，这两个女生都是在帮梅兰妮·麦卡锡问的。梅兰妮比她们要安静得多，艾达意识到，她们把她看成是威廉的下一个约会对象。她发觉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已经给了她们太多的信息，比威廉以为她知道的还要多，现在，她们会觉得艾达和他很亲密，经常跟他聊天，就好像——艾达战栗着想到——他的一个妹妹。

“也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你家玩。”特蕾莎·菲茨哈里斯说。艾达说她必须得问问利斯顿的意见——提到她的时候，艾达有些笨拙地用了戴安娜这个称呼。

吃完午饭的时候，艾达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她用她手头收集的威廉的情报，换来了受到认可的内幕人士的地位，但这样就让别人对她跟威廉的关系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不仅如此，她给梅兰妮·麦卡锡提供的信息使她得以更轻易地接近他——比如说，下午放学后，他常常跟朋友们去附近的一个棒球场，漫无目的地围坐在本垒板四周；他在附近的一家录像店做周末兼职。这些会传到他耳朵里吗？如果她们真到她家里来了，她们会不会期待着艾达把她们介绍给威廉，然后和他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她说不好。丽莎·格雷迪关切地看着她，清楚地知道她现在所处的窘迫境地，帮艾达一起考虑她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那天放学后，艾达像往常一样，坐公交去圣安德烈看望戴维。因为他没多少要说的，她就在那儿做起了家庭作业。她把课本摊在他床上，而他坐在他那把蓝色灯芯绒扶手椅上，看向窗外。她会装出一副眉飞色舞的样子，跟他闲扯自己正在学的课程。

从公交车站走到圣安德烈的路上，她会不时停下脚步，从地上捡起一片美丽的树叶。每次去圣安德烈，她都会捡上不少。戴维总是会拿走这些叶子，细细端详上一会儿，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用一只手指摩挲它们的叶脉。通常，他什么也不说。现在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他能够正确叫出手中物体的名字。其余情况下，他要么岔开话题，要么继续进行他想象中的对话。只要条件允许，也即戴维的室友不在的时候，她就会打开窗户，让风送来清新的空气。有时，她和他一同在圣安德烈有限的空地上散步，但近来他似乎对此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这天下午，艾达到的时候，戴维的室友保罗不在屋里，而一个男人正坐在戴维旁边。他穿着亮得晃眼的白衬衫，以及打着褶的胯裆裤。他相当随意地坐在戴维的床沿，两肘支在膝上，身体微微前倾。他的领带垂在两腿之间。他正说着——“你明白吗，西贝柳斯先生，”——这时艾达走了进来。她把利斯顿给她的蓝色书包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你一定是艾达吧，”这个男人迅速从床上站起来，说，“我是罗恩·劳纳。”他有着尖哑的波士顿口音，牛津纺衬衫上还带着袖扣。他的头顶不太雅观地秃着，他把一部分头发留得很长，以此来遮盖露出来的头皮。他看上去倒也不是不友好，仅仅是有些让人不舒服。他走过来，向艾达伸出手，好像以为她应该认识他。握手之前，她仔细地看了看他的手。戴维仍旧坐在扶手椅上，并没有转过身来。

“我想应该有人跟你说过我的事情？”罗恩·劳纳说，而艾达摇了摇头。

“呃，”他看上去有些困惑地把一只手放在脸上，“好吧，你的朋友戴安娜·利斯顿雇佣了我，因为她是他房产的处置人。我们正处于起步阶段。”他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看起来很是抱歉的样子。他注意到了她的年龄，不想继续说下去了。

“什么的起步阶段？”艾达问。

“我想你可能得跟利斯顿女士谈一谈。”劳纳说。艾达用尖利的眼神瞪着他。她的心跳已经开始加速，一股愤怒的血液涌上她的脸庞，充盈着她的血管。当涉及戴维的时候，她不喜欢这种不明就里的感觉。利斯顿不让她参与进来是不对的。

一时情急，她转过身，走到戴维的扶手椅跟前，看着他的脸。

他什么也没对她说。他看起来，艾达觉得，很暴躁。他蹙起了眉头。他还没刮胡子，下巴上是密密麻麻的灰色胡楂。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羊毛背心——他自己是绝对不会挑选这样一件衣服的；时值十月，天气正一天天转凉。这可能是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从外面得到的一件捐赠的毛衣。这一想法让她感到羞愧。她在一张便条上写下，要去问问利斯顿，她俩是不是可以给他买一点更暖和的衣服。

“嗨，戴维。”她说。

“不。”他说。他的头仰靠在椅背上，仅仅是用余光看着她。

“你们刚刚在谈什么？”她大声地问他，以使得罗恩·劳纳也能听到。她被自己惊到了。愤怒让她无所畏惧。

她能看见背后的劳纳一副要离开的样子。

“没什么。”戴维说。

“你认识他吗？”艾达指着劳纳问道。

“不，我不认识他。”戴维说。

“你认识我吗？”她又问。上一次他不经提醒就叫她艾达，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事了。

“是的，我认识你。”他边说边点头。

“那么我的名字是？”

他从扶手上举起了一只手，在空中比画了几圈，重又落回扶手上，就像是唱片上的唱针。

罗恩·劳纳抓住这个空儿，告诉她说他真的得走了，他举起一只手向她示意。

“等等，”艾达说，“你能跟我说些什么吗？就告诉我刚才你们在谈什么就好。”她勇敢地说道。

“你最好还是跟利斯顿女士谈谈。”他又说了一遍，挤出一个紧巴巴的笑容。他离开了房间，身后留下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道。

戴维微微地从椅子上坐起，转过头去，看见劳纳已经走了。这时，他看向艾达。

“坏。”说着，他扭过头，用拇指指向劳纳刚才站着的地方。

“他是谁？他来这儿干什么？”艾达问道，但他只是摇头。

“坏。”他重复了一次。眉毛扬起又垂下，接着肩膀耸起又落下。

她没有继续陪着他。跟他道了别，在回家的公交上，她谋划着如何对抗利斯顿。这个词——对抗——一路在她脑海里回响。她仍然为自己在某个重要决定做出的过程中被忽略这件事感到受伤。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对抗过。她现在感到非常不安。在这个下午之前，她一直深信自己在关键的方面负责着戴维的幸福：她是他的守护者，他的监督员，他的哨兵。在有关他幸福的讨论或协商中被忽略，这件事深深地激怒了她。被当孩子耍。这一切的不公让她的脸和耳朵热得发烫。

但当她在厨房的桌边看到利斯顿在黄色的拍纸本上写写算算的时候，艾达发现她的声音已经背叛了自己。那股在圣安德烈和回家的公交上在她体内激荡着的怒火，此刻已经了无踪迹了。利斯顿看上去很苍老，她正用手指捏着鼻梁，似乎希望这样能让头脑清醒一些。

艾达走进来的时候，她说：“嗨，宝贝，戴维今天怎么样？”

“他挺好的。”艾达轻轻地说。

然后她就停住没说话。

“你还好吗？”利斯顿问。

“谁是罗恩·劳纳？”艾达问她。

利斯顿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他应该今天早上去见戴维，”利斯顿说，“你去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吗？”

艾达阴郁地点了点头，为她此刻占据的道德高点微微感到得意。她在等着利斯顿的解释，等着她不管何种形式的道歉。

“他一定是迟到了。”她说。艾达两手交叉在胸前。

利斯顿放下了手中的笔，定定地看着艾达，似乎在权衡着什么。然后，她对自己点了点头。“好的。”她说道，就好像刚刚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艾达，我们有一些理由相信，戴维可能不是他一直声称自己是的那个人。”利斯顿的用词很谨慎。说完，她从椅子上站起，穿过房间，伸出双手；而与此同时，艾达重重地跌坐在她的椅子上。

注解：

[1]　The Fens，全称为Back Bay Fens，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大型公园，绿宝石项链公园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园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设计。芬威－肯莫尔街区和波士顿红袜的主场芬威公园都因其得名。

[2]　利斯顿把fiddler（小提琴手）读成了fiddlah。

[3]　乔尔迪把pleasure读成了pleshure

[4]　原文为Did you made these，乔尔迪犯了语法错误，应该用动词原形make，但他用了过去式made。

[5]　原文为意大利语，“Aragosta，sì？”。欧洲龙虾，拉丁文学名为Homarus gammarus。外壳为蓝色，烹制后变为红色。

[6]　原文为意大利语，astici。棘刺龙虾，拉丁文学名为Palinurus elephas。外壳为红棕色，有黄色斑点。

[7]　原文为意大利语，Aragoste。

[8]　Julia Child（1912—2004），美国著名厨师，作家及电视节目主持人。她最有名的节目是1963年首播的《法国厨师》。

[9]　“The home of the bean and the cod”这一说法出自John Collins Bossidy的诗作ABoston Toast（《波士顿祝酒歌》）。

[10]　Trapp Family Singers，盖尔·冯·特拉普和玛莉亚·冯·特拉普夫妇带领七个孩子组成的乐团，于1936年萨尔斯堡音乐节上赢得首奖。

[11]　Sanders Theatre，哈佛大学校内的一座剧院。

[12]　Druidism，西方世界最古老信仰之一。德鲁伊教信奉凯尔特神话中的神，最主要的是“丰盛之神”萨那诺斯（Cernunnos），最著名的形象是头上的鹿角。

[13]　Lift-to-drag ratio，在空气动力学中，升阻比是指飞行器在同一迎角下升力与阻力的比值。飞行器的升阻比越大，其空气动力性能越好，对飞行越有利，也会有较佳爬升性能。

[14]　Found poem，或者found-language poem，指的是从非诗歌文本中摘录词句乃至整段文字，通过适当的组合和分行写作而成的诗。

[15]　Jeeves，出自英国幽默小说家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爵士（Sir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所著吉夫斯系列小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男仆。

[16]　Cleveland，美国俄亥俄州城市，凯霍加县首府。距离波士顿约一千公里。

[17]　Franny Grass，美国作家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的小说《弗兰妮与祖伊》中的主人公，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本《朝圣者之路》。

[18]　儿童与家庭局（Department of Children＆Families）的简称。

[19]　Rorschach test，人格测验的投射技术之一。测验时将墨水滴在纸片上，然后将纸片对折再摊开，形成对称的墨渍。被测者需要对墨渍的图形进行描述。

[20]　原文为意大利语，formaggio，意思是奶酪。

[21]　原文为法语，fromage，意思是奶酪。

[22]　Lot’s wife，索多玛城毁后，罗德携妻奔出，上帝告诉他们不可回头。但是罗德之妻回头了，于是被化为盐柱。

[23]　Busing controversy，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依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让黑人和白人学生混坐校车，目的是反对种族歧视，却反而加剧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

2009 旧金山

虚拟世界的开端

“要是我说，当生活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在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虚拟世界里放松，”男人说道，“你会怎么想？”

他坐在一张沙发上，身边还坐着一个女人。

女人转过身，热情洋溢地点着头。“这是真的。我们三友科技正致力于开发一项新技术，它能够给日常生活提供一个激动人心的虚拟替代。只消戴上这个。”女人说道。她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盘着腿，按照某种不知名的旋律轻轻地用脚踩着节拍。她手里拿着一个头盔：它被做成一个黑色王冠的样式，通体呈一个球形，可以很完美地贴合头部、眼睛以及耳朵。她戴上头盔。

“然后，你就将瞬间进入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清醒的梦境。”她接着说道。此刻，头部前方的显示屏挡住了她的眼睛。她的手臂以一种不同原先的笨拙方式移动着。她的指尖在空气中摸索着，手指的弧度比视力正常时要多了十度。“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眨一下眼睛，你就会来到巴黎，来到北极，或者来到一片与世隔绝的海滩，由你自己创造，满足你对于理想中的海滩的一切要求。我们的虚拟世界技术包括感官控制：通过产生信号，刺激你大脑中不同区域的神经元，它使得你可以触摸、嗅闻、品尝眼前看到的一切。海滩上太热了吗？你可以将温度降低到完美的七十八华氏度（二十五点六摄氏度）。别只是看着盒子里的松露巧克力；尝一尝你面前的这些，同时完全不用担心增长磅数。”

“与朋友和家人会面，”男人说道，“或者是半个地球之外的老相好。”他不无挑逗意味地补充道，“在这里，你拥有无限可能。”

“无限，”女人说道，“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它要比现实更加无限。”

她突然定住不动了。她的手在空中动弹了几下，然后停住了；她的嘴巴定在闭了一半的状态。

男人在转身的半途中定住了。他的头发落在了身后；他暂时成了一个秃头。

“来试试它。”这是男人的声音，但并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然后是女人的声音：“我们在此恭候您的到来。”

艾达摇了摇头。

“这儿不能卡住，”她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

她正坐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在一张会议桌旁。她站起身，打开灯，这让投影变得模糊，而仍然定格在屏幕上的一男一女两个角色的颜色也变得暗淡。

“我不确定。”汤姆·钱说道。他正在操作这些。“我来处理。我会在开会之前搞定的。”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艾达说。汤姆是她的一个朋友，他们一同完成外派的工作。他干活的时候，她就看着他。他低着头，眉毛之间皱起的两条竖线显示着他的专注。他的眼镜已经滑到了鼻尖；他通过眼镜上方看着屏幕。

“汤姆？”她说。他抬起了头。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呵欠。她用两根手指的关节用力地按着腰。

“没什么。”汤姆说，“别担心。回家吧。睡一会。”

他重又专心地看回他的笔记本电脑。她不会走的，他知道这一点。她会留下来——他们俩都会——一直到把问题解决。

她在三友科技工作。这是一家成立于1995年的软件研发公司。公司的三个创始人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成百上千个同类中的三个，差不多的人，创立了差不多的公司，他们在九十年代爆炸式地腾飞，随后又黯然退场。然而，三友科技生存了下来。但它的旗舰软件，一个叫作阿尔特拉的虚拟现实平台，现在的用户正在不断流失。在世纪之交，这一软件被设计——在艾达的帮助之下——以创造一个虚拟的第二世界，在这之中，用户控制着虚拟人物（他们被叫作角色）在设计者和用户自己创造的房屋和城市中自由地漫步；这些角色参加集会，贩卖自己的商品，用阿尔托肯（虚拟的货币单位，可以和美元进行双向的兑换）进行交易。有一段时间，这个软件——本质上讲，它不是一个游戏，但有时它会被叫作游戏——受到了追捧。在鼎盛时期，每月有四十万新玩家加入，媒体将它标榜为互联网的未来。

然而如今，阿尔特拉已经光辉不再。它的动画效果看起来是完全二维的，扁平，过时，与为其他系统设计的游戏相比太过落伍。愚蠢的问题一直存在：角色们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失去身上的衣服，或者他们的头发；或者，整个数字世界暂时成了一个个三维像素点，变得支离破碎；或者，当数据过载时，整个世界会短暂地卡住。艾达和她的团队尽可能迅速地修补这些漏洞，但大多数时候，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越来越多的市民逃离了，国家经济崩溃的同时，阿尔特拉世界里的虚拟经济也完全崩溃了。商业出版物为阿尔特拉敲响了丧钟。用户们抱怨着管理的缺失。“阿尔特拉很无聊——用户们的悲鸣”这是《游戏》中一篇文章的标题。

她从没有想过要开发这种类型的软件。她清楚它的局限，她知道产业中的其他人看待它的方式。

加入三友科技，主要是因为他们允诺了她一些不同的东西：她有机会继续她在研究生期间开始的那项工作。在布朗大学，她已经测试了一个先进的沉浸式虚拟世界能够创造的可能性：不是一个像阿尔特拉那样，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只能看到两个维度的世界；而是一个借助头盔式的穿戴式显示屏，可以三维立体地呈现出来的世界。它能够和全部五种感官发生交互，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两种。1996年，她完成了自己的论文，而当时的硬件水平距离支持她描绘的这种软件，还有着十数年的差距。因此，她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差不多算是哲学性的。她提出的问题，可能许多年都不会得到回答。她在论文中提出的创见让她得以被三友科技雇佣，而这个想法一下子便沉睡了十载；而最终，在它们尘封多年之后，三友科技终于给她的继续研究开了绿灯。她想，这可能是一个绝望之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能公司寄希望于她激动人心的主意足以引诱新的一波投资者对公司进行投资，从而让Gizmodo（美国一个知名的科技博客）上的一篇博文里——艾达上次查看的时候，这篇博文只有六条评论——所说的在过去数年中“重重跌落，声名渐隐”的“恐龙”重现生机。

不管三友科技让艾达按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做的动机为何，她很高兴能够重启这一项目。直到此前一年，她都屈从于上意，只在自己的空闲时间进行开发，用深夜或是周末的时间写代码；每年的两次休假，也仅仅是为了继续这项工作。

按照日程安排，他们要在第二天早上，把这个新项目向一群潜在的投资人进行展示。他们最后是深夜一点才离开的公司，距离会议还有八个小时。艾达会回家，尝试睡一会儿。她很可能还是会失眠。最近她一直因为焦虑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要是公司倒闭了，她该怎么办呢？现在几乎没有哪家公司还在招聘员工——更不用说像艾达这个级别的了。她现在是产品研发副总裁；多年的从业经验让她身价不菲，但如今，这反而成了她的命门。现在是2009年，经济危机已经开始，科技产业也未能幸免。

她向汤姆道了晚安，走向自己的车。她在帕罗奥图上班，住在旧金山。研究生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布朗大学一位前辈朋友的建议下，她选择住在米逊。看到这个街区的第一眼，她就回想起了赛文山：明亮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排列在街道两侧，地形略微有一些坡度。她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是二十六岁，很快就结识了一群朋友：都是单身，来自全国各地。有一些她读研期间就认识了：当时，所有人都在涌向旧金山。他们一起全面而迅速地了解着这座城市。每个周末，他们或是在某人的公寓聚会，或是在酒吧痛饮，或是在附近的州立公园露营——这是艾达的最爱之一。

现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已经结婚，大部分都有了孩子。艾达还能在周岁宴上见到他们；再就是周日的早午餐时，但他们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接电话，呆不多久便匆匆离开。愿意参加周六的晚间派对的人越来越少。慢慢地，每个人都离开了这里，搬往城市的其他地区。太平坡，日落镇，诺伊谷。

只有艾达还留在米逊。她住在一幢维多利亚式房屋的一层，有一个小小的后花园。每年春天，她都种上西红柿，盼望着它们长大；但每年夏天，她必定会发现，上方树木的遮蔽已经让它们凋亡。

在她周围，这个街区在发生着改变。

这里的居民曾经都是她的同龄人，但她越来越老，住户们却仍然像从前一样年轻。她现在三十七岁了，而她楼上以及旁边的邻居们都才二十多岁。和她一样，他们基本都在科技公司工作；随着年岁的推移，他们与她根本性的差别体现得越发明显。这些并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相差的年月所致——虽然那当然是原因之一——而更在于科技领域在她入职后的不长时间里发生的一些本质变化，这让他们之间相差的年纪变成了永恒。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艾达看来，就像是比她小了整整一辈。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很内向，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而他们更喜欢三三两两的小圈子社交；他们阅读，他们争辩；在不用说得太多，或太久的场合，他们最是如鱼得水。这好像是程序员的一个普遍特质。但现在，比起聪明来，有个性，有魅力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旧金山充斥着这样的人：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以及几乎同等数量的自学成才者、大学肄业生，这些天才都有着聪明大胆的想法和永不枯竭的自信。他们穿着得体，自如地谈论着彼此过往的成就和未来的野心。他们精力充沛，行动敏捷，每天早上去健身房，用朋友们开发的测试版本的iPhone软件计算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他们穿着引人注目的袜子。

艾达既试图追赶，又不愿追赶这股潮流。大学的时候，她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挺漂亮的：有不少次，她觉得不会对她说谎的人夸了她漂亮。有一次，她甚至碰见一个男生，她一门课的同学，跟他朋友抱怨着她的魅力。“你看到那个叫艾达的女孩今天的打扮了吗？”他两手揉着脸，像是很痛苦地挤弄着自己的脸颊，“她太热辣了。”他正说着的时候，他的朋友用胳膊肘狠狠地拱了拱他，头微微向她的方向斜了斜，他瞬间脸色煞白。这件事让艾达从头到脚地震惊了。她对一直以来对她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产生了怀疑。这样的事情没再发生过，她猜想这只是一次意外情况。因为某种她想不出的原因，碰巧有这么个男孩，碰巧喜欢上了她。但她确实注意到，男孩们，以及后来的男人们，向她投来她少女时代从未享受过的目光。她开始理解，也开始向时尚潮流作出一些妥协。九十年代早期，像大多数朋友们那样，她也迷恋过颓废风；而到了九十年代晚期，她慢慢对此失去了兴趣。现在，她每天的衣着就像是制服一样，仅仅在牛仔裤和领扣衬衫（天冷的时候则是毛衣）的款式上有些微调整。她扎着低马尾，穿着平跟鞋。她不想考虑自己的外表，尽可能避免让自己的身影投映在商店门口的橱窗上。她的躯体，她的脸庞——尽管跟二十多岁相比也有所变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定型了。大多数周末，以及有时下班后，她都会去远足。她从不吝惜在吃饭上的花销。她对自己说，自己看起来挺不错的。很好。她的很多同事都拥有熟练的穿衣技巧，让她们看起来美丽得毫不费力，奢华得不着痕迹。但她不行。

对她的年轻邻居们来说，她穿着打扮的风格显得很自然。走到离家不远处，她就认出了住在她楼上的两个年轻男子的欢笑声。康纳和克莱布——她不管多么努力，也永远记不住谁是谁——在他们的声音之下，是一个乒乓球来来回回的声音。

“不。”一个人懊恼地叫道。与此同时，另一个会同等激动地喊道：“耶。”他们占据了人行道上的一小片地方。两人中间是一张小型游戏桌，桌子两头半满的啤酒杯排列成菱形。康纳——或者克莱布——将一杯啤酒举到唇边，然后仰头喝了起来。

她得从他们旁边绕过去，才能进楼。

“嘿。”她说。他们礼貌地向她点了点头。

“加班了？”一个人说。

“是啊。”艾达说。她把两手举到空中，然后在身旁摊开。有什么办法呢？

“嘿，要是觉得我们太吵了，或者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务必直说。”另一个说道。

尽管之前确实有好几次，到了深夜他们的喧闹声还是透过窗户传进来，艾达还是说：“不，不，完全没有。”有时候他们还会把其他朋友喊过来玩，那时，噪声就会从尚可忍受升级到无法忍受。她买了耳塞来抵御噪音，不想完全接受这样一个形象——情绪低落的时候，她觉得这可能是对自己最贴切的描述——古板、疯癫的厌世者。一个孤独寂寞的老太婆。

当然，她也谈过男朋友。最近的一个，是个刚刚创办了一家很有前途的公司的企业家。第一顿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他六个月之后要搬去南非。他们试着交往了一段时间，然后，一如既往地，他们的这段关系无疾而终。最后一次约会被取消之后再没有被提上日程。她仍然会在他们共同朋友的生日派对或是晚宴上见到他；他们对彼此都很礼貌。她最认真的一次恋爱是跟吉姆谈的。她在普罗维登斯读研的那几年一直在跟他交往，这之后她跨越整个大陆搬到旧金山来，他们的关系还继续维持了两年。她原以为自己会嫁给吉姆，但他淡出了她的生活。开始很慢，而后，在芝加哥的一个周末，他在向她宣布自己爱上另一个人了之后，她的生活里就一下子失去了他的踪影。

进门之前，艾达得先爬上三级台阶。她手里攥着钥匙。

在她把钥匙插进锁孔之前，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回过头去。

“我忘了告诉你，”其中一个向她走过来，说道。他两手都插在后兜里。“今天晚上有人来找你。”

艾达愣了一下。

“这里？在这幢房子这儿？”她问道。对方还没有告诉她别的信息。

“是的。”

“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有没有留个名字？”艾达问。

“是个男人。他没留名字，只说是你的朋友。他还说他会再来的。”

“他看起来长什么样？”她又问道。

“我不知道。挺普通的，我想。不是很老，棕发，和我一般高。”

“好的。”艾达有些犹疑地说。

“他要了你的电话号码，我就给他了。我希望这不要紧。”男孩说道。

这当然要紧了，艾达想说。你都在想些什么？她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跟踪者；一个恐怖电影中的恶棍，正筹划着渗入她的生活。

但最后，可想而知地，她向他保证说这不要紧。别紧张，她对自己说，放轻松。

“这很酷。”艾达说完便进了屋。

这很酷。这句话很可耻地在她脑海里盘旋。这不是她说的话。她突然想到了在圣母学校最初的那段时光：在那以后，她还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格格不入。

进屋之后，她麻利地脱掉衣服，钻进被窝。她设了一个六点的闹钟。如果她立刻入睡，还能睡上四个小时。

但乒乓球有节奏的弹跳声似乎源源不断地从窗外传进来，穿透耳塞直击耳鼓。她对自己说，也许，是时候搬家了。

1980s 波士顿

谜团接踵而至

艾达·西贝柳斯现在本该在学校。然而，她正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它现在还没有卖出去。这天早上，她从戴维家给圣母学校打了一通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希望自己听起来尽可能像一个成年人。她告诉秘书说，艾达·西贝柳斯生病了，今天不能去学校了。然后她沿着楼梯走到阁楼，决定从顶楼开始，依次检查每一个箱子。接下来，她会去戴维的卧室，把所有抽屉挨个翻一遍。而最后，她会搜查他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一卷卷文件和稿纸。她要找到答案。

在罗恩·劳纳拜访圣安德烈之后的两天里，艾达了解到，在将艾达的监护权从戴维移交给利斯顿的进程中，例行的背景检查出了问题。不知何时，戴维的父母提交了一份失踪报告。仅此一点，就值得对他的过去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在加州理工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戴维一直所说的大学母校——没有和他名字相符的档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证明戴维安排的代孕的合法性——考虑到戴维没有把他在家教育女儿的行为合法化这件事，这倒也没有多么让人吃惊——因此，艾达的生身母亲有可能参与监护权的争夺。所有这些讯息，或是来自和利斯顿的直接对话，或是来自对她电话的窃听——这对艾达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负责处理这一监护权移交进程的家事法庭的法官声称，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程序。

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让艾达陷入了无尽的怀疑与痛苦的旋涡，这几乎要将她压垮了。她不相信利斯顿对她说的话，她这样有些粗鲁地跟利斯顿摊了牌。当着利斯顿的面，她拿起了厨房里的电话，拨通了戴维在圣安德烈的房间的电话。但接电话的不是戴维，而是他的室友。他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自己说的话别人又都听不懂。他一刻不停地咆哮着，连挂了艾达两次电话。

“没事，”利斯顿说，“我们可以明天接着谈，宝贝。明天我们试着问问戴维吧。”

第二天下午，经过了心不在焉的一整天的学习之后，艾达坐上了去往圣安德烈的公交。一路上，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急急忙忙地在前台登记之后，便一路冲到了戴维的房间。她到的时候，戴维一个人在屋里，坐在他的蓝色扶手椅上。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坐在了他面前。

“戴维，”她说，“戴维，你一定得帮帮我。”她一口气把她听到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她乞求他告诉她真相，想起来他究竟是谁，然后让她知道。你在哪里上的大学？为什么你的父母说你失踪了？为什么你安排波尔蒂·奥尔巴赫当代孕母亲的时候，没有跟她签一份协议？然而，尽管他忧心忡忡地看着她，眉毛一会儿扬起一会儿垂下，但还是一言未发。她继续说下去。这个时候，跟他说话，就像是跟一个只会说几句英文的人说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一共就说了这么一句。

她凑近看着他。有的时候，戴维旧日的表情就像一束光，冲破那冷漠的凝视，重新出现在他的脸上，她是否看见了？那是怜悯，或者同情吗？这是说他实际理解的要比表面看来的更多吗？有一次，她相当确定看见他眼里噙满了泪水，但没有流下来。好几次，他把手伸向她的手，然后握住。好几次，他念叨着某个她听不明白的单词或是短语，她把这些都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记了下来，期望着某一天可以从中发现些什么。

接下来一天，她又去了，重复同样的过程，恳求他能想起来，然后把他知道的都告诉她。但这一次，他情绪很激动，冲着她提高了声音。最近这几个星期，找不到词的时候，他开始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哇啦啦，”他大声地叫喊着，“哦，哇啦，哇啦啦啦啦。”然后，毫无预兆地，他叫出了她的名字：“艾达。”

她想，这些是不是就是那天退休晚宴搞砸了之后，他跑到她房间里，跟她说的那些事情呢？他当时说：“有一天你会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很让人费解的事情。”他指的就是现在的这些吗？

她在心里不容置疑地下了定论：一定就是的。他一定有一个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对自己说，不管他在保守着什么秘密，他一定有这么做的理由；并且，可能她的使命就是要发现它们，证明他的名字。

在她心里，没有第二种选择。她无法想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戴维代表的不是——对她，对每个人——高尚、智慧、道德。

她握住了他的手，细细端详着他。

“别担心，”她说。“别担心，戴维。”她重复道——她不仅仅是说给他听，也是在说给自己听。

与此同时，一种深沉而持久的愤怒在她体内不断滋长，很快就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她的愤怒主要是指向利斯顿的。自从利斯顿向她坦白了这件事之后，艾达就尽可能地不跟利斯顿说话。她只用一个字答话，更多的时间都待在自己房间里。她已经做出了判断——可能不太公平——要是利斯顿一开始就让她参与进来的话，她可能有机会在戴维状况更好，思维更连贯的时候，从他那里问出更多信息来。但利斯顿向她保证说，她自己已经试过类似的事情了，但没有成功。她告诉艾达，她一直担心向她袒露这一切是否还为时过早——担心是不是自己完全搞错了，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我想要确保我没有搞错，宝贝，”利斯顿说，“在我告诉你之前。你明白吗？”

那个时候艾达还不明白，但以后，当她成年之后，她会明白的——利斯顿知道戴维对她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有多么关键。利斯顿也知道，把他从她的世界中心抹去，甚至连他的身份都站不住脚的话，艾达可能会彻底崩溃。

艾达认为，一次对戴维所有物的彻底调查是势在必行的。这将是一次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调查。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应该上学的日子，她来到了自己之前的住处。

现在，她拿着一把手电筒，站在戴维落满灰尘的阁楼里。阁楼没有窗户。对于这里，她所知甚少。她只看见过戴维进出这里来取放他们露营要用到的年代久远的睡袋。事实上，这里存放的箱子数目让她感到震惊：所有这些，一定都是他买下这幢房子时，从剧院区的那间公寓里搬过来的。

她打开了第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在打开盖子的时候，掀起了一阵扬尘，呛得她直咳嗽。但，和它周围其余的纸板箱一样，它里面只装着衣服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旧毛衣，她穿不下的旧衣服；书，更多的书；学术期刊；破破烂烂的沙滩巾。有些箱子里装着一些她很惊讶戴维竟然也会有的东西：银制烛台和大浅盘，他们从来没用过的瓷盘。

在戴维的卧室里，她打开了他五斗橱最上面的那个抽屉，从里面拿出那张他的家庭合照。她对这张照片已经太过熟悉。这张有颗粒的黑白照片里的戴维年纪还很小。照片四周的棕色硬纸相框已经有些风化了。照片本身有些轻微的腐烂——有些褪色，线条因为这间老旧而潮湿的房子里的湿气而变得模糊。她翻过来，看了看照片背面，没能找到任何能给她线索的东西。她把它放回了原位。

戴维卧室里的其他地方，除了更多的衣服，没有别的东西了。这完全在意料之中：戴维要搬去圣安德烈的时候，她帮他收拾衣服，已经相当彻底地把这个房间翻了一遍。尽管如此，看到一些他从前爱穿的衣服，还是会让她唏嘘一会儿。

接下来，她“潜入”了他的办公室。进入这里像是一种严重的违禁行为。戴维从来没有向她下达过明确的禁令——诚然，每次戴维喊她进去，她都会在里面待上很久——但这么多年来，没有被邀请入内时在门口徘徊的经历，让它感觉就像是一个禁止入内的地方。她很少独自进这个房间。

这是一间小办公室，在食品储藏室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夏天的时候，即便开了窗，房间里还是会很闷热。房间两头都有嵌入式书架，是很好看的深色木书架；但经年累月地，先是竖着，然后是横着往里面放书，让它们没办法被当成一个图书馆。只有一小部分的书脊是露在外面的。墙上还有几张古怪的画：两张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作的小幅复制品，都装裱在画框里（艾达感觉戴维是从某次后院大甩卖，或者某个差不多古怪的地方把它们买回来的）；一张小幅的风景画，里面是一条乡间小道。

电脑还很完好，桌面上的其他东西也都整齐地码放着，与桌面呈直角。戴维算不上整洁，但绝不邋遢；他讨厌乱糟糟的样子，对利斯顿收集了放在办公桌上和家里的那些小玩意儿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不喜欢装在相框里的照片，不喜欢不必要的物件。但他工作的地方总是堆满了东西：堆积成山的纸张、书本、信件，以及票据，其中很多要么已经过期，要么已经处理过了。

艾达一直没有修理，也没有雇人来修理戴维办公室的电脑。这还是他退休之后的几个月里，在上面工作时给搞坏的。她打开电源，显示屏上仍然显示出那张忧伤的Mac脸——戴维曾经取笑过的——两只打着叉的眼睛卡通而傻气。它的硬盘仍然插在主机里。不管里面装着怎样的信息——其中的一些可能会揭露真相——它们都将一直尘封于此，直到下一次电脑成功启动。

她绕着房间转了一整圈，深吸了一口气。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那个奶油色的文件柜引起了她的注意。尽管她从没见戴维用过它，她还是伸出手，试了试它最上面的那个抽屉。她用力拉，但抽屉纹丝不动：锁上了。抽屉旁的那把小锁仿佛在嘲笑：视线范围内没有钥匙。

她下楼到了地下室，然后来到戴维的工作台边。在工作台上方的昏暗处，挂着一排古怪的头盔状物件——他在这上面研究了多年时间。有一些像是护目镜，有一些像是面具。现在，它们恶狠狠地盯着她。她不喜欢看见它们。她一把抓起挂在它们下方一根钉子上的撬棍。她只看见戴维用过它一次。他把后院里那间小棚屋门上的挂锁钥匙弄丢了，就用它撬开了门。

现在，回到楼上，她把撬棍带钩的那头插进文件柜最上面那个抽屉的下面，然后使出浑身的劲儿向下按。把她那单薄的身体全部重量都压上去了，但唯一的结果是柜子被压坏了——最上面一格抽屉上留下了印痕，下面一格抽屉上则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凹痕。喘着粗气，两手酸痛，她最终还是放弃了，把撬棍扔在了地上。

最后，艾达将目光转向戴维桌上最近的那一沓纸。她拿起最上面一张。这是一封来自代收公司的信，要求尽快缴纳电费。在它下面，是一篇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期刊文章的复印件。再下面，是大概两年前维修这间房子的屋顶的发票。

她快速地向下翻看着，直到她看到了由大约两打门票和收据组成的这一层（她开始把这沓纸想成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地层，而她自己则是个地质学家）。她把每一张都拿起来仔细检查。大多数都没什么意义，仅仅是他们在当地的药店或是杂货店购物的凭证。有一张电影票的存根，是他们大概一年前一起去看的那场电影。但有一样东西抓住了她的眼球：这是一张火车票的存根，日期是1984年8月11日，从波士顿去往华盛顿特区。它的背面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乔治，以及一个地址。

她举起这张车票，沉思了一会儿。戴维上次去华盛顿是什么时候？艾达更小的时候，他俩一起去过好几次；但这些都是更久远的事情了。乔治是他孩提时代的朋友，一个艺术家，现在住在那里，印象中，她大概见过乔治两次。

突然她意识到了这个日期的重要性：这是戴维第一次失踪的日子，她第一次在利斯顿家过夜的日子。她准确地回忆起来了：她回忆起那份被用作证明DCF介入的必要性的警方报告，以及戴维看到它时难过的样子。

他当时对她、利斯顿以及警方说，他去了纽约。

是不是当时疾病就已经侵蚀了他的大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或者，是不是他有意撒了谎，试图掩盖些什么？

她缓缓地放下这张车票，把它放回那一沓纸的最上面，但她随后改变了主意：她把它揣进了口袋。接下来，她拿上了那张给艾达的软盘。这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被她丢在戴维的房子里。她想，她一定得保管好这两样东西，不能让它们落入他人之手。

这一天，她一直把这两样东西带在身上，想要找到一个可以确保它们安全的地方。她在利斯顿家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本巨大而古老的词典，它大概有四百页厚。它看起来很久没被用过了，很不起眼。她把软盘和车票都塞进书页里，然后满意地合上了词典。进一步观察之后，她决定把这本词典放在她在利斯顿家的卧室里的壁橱的最上面一层架子上。那地方很高，她得伸长脖子才能看见，得爬梯子上去才能够着。她会把所有资料都保存在那里，安全地插进词典的书页里——和其他任何她能够找到的线索一起。

据利斯顿说，戴维确实设立了一份遗嘱。但由于现在他的身份存在疑问，而艾达的生母也存在疑问，按照利斯顿咨询的律师的说法，它并不是一份有效的法律文件。现在每月结算戴维在圣安德烈的费用就已经成了一个问题。而在他死后，他财产的分配将会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利斯顿还是尽可能隐秘地进行调查，谨慎地避免流言蜚语在Bit传开。在跟艾达谈过之后的几天里，她跟实验室的每一个成员一个接一个谈过，以了解他们掌握的情况。但每个人都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哦，天哪。”隼人在电话里轻声说道——当然，艾达正在窃听——“他病了吗？我不明白。”艾达极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怒火，以及冲着他和利斯顿嘶吼的冲动。

晚上下班之后，罗恩·劳纳有时会过来跟利斯顿会面，而利斯顿谨慎地邀请艾达加入。她同意了，但在她心里，这仅仅是为了记下他们都在说哪些跟戴维有关的事情。第一次，劳纳让她尽可能详细地画出她的家谱，标上所有她能想起来的亲戚的姓名。她回忆着他搬去圣安德烈之前他们进行的那些谈话，把能想起来的戴维说给她听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芬兰裔的先祖，马萨诸塞的执政官，艾默里家族。她告诉他，戴维的母亲和父亲是伊莎贝拉·西贝柳斯和约翰·费尔福克斯·西贝柳斯，而他父亲常常把费尔福克斯直接作为自己的名字。她告诉他，戴维没有同龄的兄弟姐妹，或是堂亲和表亲。她把戴维告诉她的，又都告诉给了劳纳：他的父母都已亡故，埃利斯一家人买下了他们的房子。还说明了他们房子的位置。

“谢谢你，艾达，”罗恩·劳纳说，“这些会帮上大忙的。”

艾达正式地点了点头。她觉得自己背叛了戴维，情绪很是消沉。但她把劳纳当成是自己通往真相的道路上，一个不那么讨喜，但却不可或缺的同盟。

一天晚上，艾达在楼上听见了利斯顿在厨房里拿起电话话筒的熟悉声响，便跑到了走廊上。

艾达尽可能安静地加入了这通电话。她花了一阵子才弄清楚电话那头的人是谁。

“我真的是非常高兴能接到你的电话。”一个声音说道，“我当然记得。”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平，有些含混，像是疾病所致；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着一口可爱而优雅的上流口音。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它鸣响了艾达记忆深处的铃铛。

利斯顿解释了她打电话的原因：“很抱歉是由我来向您通知这件事。我自己也很震惊。但我想知道，您能不能回忆起来他当初是怎么被雇佣的，您对此了解多少。”

显然，那位老人是罗伯特·皮尔斯，皮尔斯校长，戴维的老朋友，也是从前的同盟军——在他那个令人生畏的继任者，麦卡伦上任之前。正是皮尔斯校长在数十年前从Bit的研究生院提拔了戴维，授予了他终身教职。几年之前，他被诊断出患上了帕金森病，艾达想起了戴维是如何满怀忧虑和悲伤地告诉了她这一消息。疾病导致了皮尔斯说话方式的剧烈改变，但在这之下，艾达认出了那个曾是他们朋友的男人的声音。一股温暖的浪潮涌上心头。他总是在书桌里藏着一些玛尔斯巧克力。每次看见艾达的时候，他就会拿一个给她。

电话另一头顿了一会儿。

“他的文书和推荐信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您能想起来吗？”利斯顿试着换了一个问法。

“我想不起来这样的事情，”他说，“天哪，戴安娜。我不太能明白你的意思。”

“我知道，”利斯顿很快地回了话，“有可能这是一场误会。但我们现在有一些法律上的麻烦，您知道的，就是艾达的监护权这件事。”她的腔调很正式，有些不自然，就好像不是她自己一样。和皮尔斯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局促不安：从很小的时候起，艾达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利斯顿有一次向戴维坦白说，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会让她想到一个牧师。

“那个可怜的孩子。”皮尔斯说道。艾达想象着此刻他正坐在他那宽敞而奢华的书房里——她和戴维到他家去过一次，那是灯塔山一幢雍容华贵的排屋——摇着头。

“他是在——我想想——应该是在1951或者1952年到这儿来的，”皮尔斯继续说道，“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生。他对于莫里斯·斯坦纳领导的GOPAC的研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我记得我还跟他在加州理工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当面交流过。唐纳德·鲍威尔。不幸的是，我想他已经去世了。”

“好的。”利斯顿紧张地说。

“我想，大多数教过他的教员应该都记得这些。”皮尔斯说，“天哪，他都已经在Bit呆了差不多三十五年了。”

“加州理工说他们没有他的记录。”利斯顿说。

“恐怕这是个错误，”皮尔斯忽然提高了音量，“这太荒谬了。鲍威尔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向你打包票，戴维·西贝柳斯读本科的时候就是他的门徒。我觉得他们是同一种天才。我还知道他们两个人后来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

这一刻，艾达对皮尔斯校长的爱意，差不多要赶上对戴维的了。慰藉和感激流遍了她的全身。有没有可能，她想，这一切就是一场误会？

“除此之外，我还认识他的家人。”皮尔斯说，“住在纽约的西贝柳斯一家。我知道他们和戴维的关系很紧张，但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他们怎么可能在明知他在Bit的情况下，说他失踪了。”

最后，皮尔斯对利斯顿说他得挂电话了。他祝她好运，让她要是有什么别的问题要问就再联系他。“尽管如此，我还是得说，戴安娜，”他说，“不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如果非要说它是个事儿的话，那大概就是保管档案的人太不当心了吧。”他的声音里透露出了他的疲惫，一些元音和辅音被省略了，就像是唱片跳片了一样。他显得精疲力竭了，每一次呼吸都很艰难。

艾达一直等到利斯顿挂断电话之后，才慢慢地，轻轻地挂上了她的分机。假设——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利斯顿知道她在偷听，那么，她的行为就是完全正当的。或者即便她不知道，艾达心想，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有绝对的知情权。她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安稳地着了地。

这时，她听见身后的动静，转过去看见了格雷戈里·利斯顿。他直直地看着她，一动不动。

艾达戒备地把两手交叉在身前，等着他指责她所做的事，事实上是，正在做的事情。但他只是看着她，她还以对抗的眼神。

他没有他哥哥的自如和优雅。从任何方面看，他的长相都跟威廉刚好相反：深色头发、深色皮肤，不像威廉那样，发色和肤色都很浅；纤细、瘦弱，不像威廉那样，已经有了一个成年人的健硕体格。就他的年纪来说，他个子很矮，比艾达都要矮；她在圣母学校看见他和他的同龄人在一起时，他比其他人都要矮上半头，小上一圈。他那一直低着的头，让艾达觉得他好像在持续不断地陷进地下。他身上的一些东西，让她想到了神话中的生物：法翁，或是精灵。他深色的眼睛下方有着深色的眼窝，像是睡眠不足的样子，而他的耳朵略微有些尖。不穿校服的时候，他通常会穿普通的白T恤，而他尖尖的胳膊肘会把衣袖给顶起来。现在，他正挠着一边的手肘，作沉思状。

“我刚刚想打个电话，”艾达最后说道，“但你妈妈正在用。”

格雷戈里耸了耸肩。

接着，他说：“我听说你爸爸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撒了谎。”生平第一次，艾达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挥拳。她甚至已经把手在身旁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他看起来受到了一些震慑——比起她威胁的手势来，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她脸上扭曲的神情。

“你不明白的。”这是艾达能够想到的全部回答了。

“但这可能是真的，”格雷戈里说，“很有可能。”

这之后，艾达开始避着格雷戈里。她仍然去看望戴维，但现在这样的探访，只会让她的心陷入持久而深切的痛楚。他们再也没有了长久的交谈，而缺少了与父亲畅快淋漓的谈话，就好像缺少了某种赖以维持生命的东西，比如食物，或者水。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劳纳带来了新的消息。他已经找到并联系上了波尔蒂·奥尔巴赫，她现在住在新墨西哥州。她没告诉他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是的，她和戴维协商一致了；不是的，对于他的背景，她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多。

“关于我，她说了什么？”艾达问完，看见劳纳脸上的表情，立刻后悔了。事情的真相是——她以后会知道的，成年之后——波尔蒂·奥尔巴赫表示说，她非常乐意放弃对于艾达的亲子权。事实上，她是这样对劳纳说的，哦，我可不想扯进这档子事。劳纳把她的话转述给了利斯顿，但出于一种少见的委婉，他没有把她的原话直接告诉艾达。取而代之的，他告诉她说波尔蒂·奥尔巴赫工作非常繁忙，因而她尽管愿意，但担心自己无法照顾好艾达。“但她向你问好，”劳纳说，“她让我告诉你这些，真的。”

艾达一有时间就会去研究父亲给她的软盘里的代码，那一串字母她早已谙熟于心。她想，可能这里面就隐藏着所有问题的答案。可能戴维一早就计划要给她这些信息；可能他早就试图告诉她了。这样的想法给她以安慰。但她还是解不开这些代码。

只有马蒂能给她些许陪伴。他俩晚上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只要没有人在旁边，他就会非常甜蜜而孩子气地蜷到她身旁。（电视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在两年前是她无法想象的。）利斯顿忙于工作，回到家之后又被戴维的身份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威廉和朋友们在外面待得越来越晚，艾达觉得他有时是醉醺醺地回来的；格雷戈里一如既往地猫在阁楼里。这样的情况下，马蒂常常得自己准备自己的晚饭。因此，他俩开始了一个艾达称之为“抓兔子”的游戏。游戏的玩法是，马蒂从冰箱里随便抓出几样东西，艾达就得用它们做出一顿晚饭来。有时这一游戏会创造出像金枪鱼汤这样恐怖的产物，完全无法下口。这样的时候，他们会迅速地用棉糖花生酱三明治作为代替。其余的时候，利斯顿会在厌倦了工作之后来到厨房加入他们，这时马蒂会贪得无厌地索求她的注意，像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以至于利斯顿常常不得不让他说慢一点。但当她问起艾达这一天的情况时，艾达大部分时候都是沉默不语，最多说几句话搪塞一下。她仍然被她所认为的利斯顿对她的不信任深深刺痛。她知道，马蒂能够觉察到这些。他的目光在她俩身上来来回回地快速移动，寻找着修补裂痕的办法。

一天晚上，利斯顿下班回家，带来了一个让人心痛的消息：皮尔斯校长过世了。“在家过世的，走得很安详。”她补充道，随即摇了摇头，像是意识到了这净是些陈词滥调。艾达十分震惊。尽管这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那次在电话里，皮尔斯校长听上去身体状况就很差，根本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但仍让人感到突然，同时，它似乎也向艾达预示着戴维的命运。艾达意识到，这一切也会发生在她父亲的身上：前一天还在，第二天就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就像是一个纵身便跃入了水中。

“嗯，”她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知道你和戴维都很喜欢他，”利斯顿说，“我也知道他爱着你们俩。”

“没事的。”艾达说完，便宣布她要去睡觉了。

利斯顿停顿了一会儿。她看上去还有话没说完。

“哦，艾达，”利斯顿最后说，“我很抱歉，亲爱的。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搞砸了。”她向艾达伸出手，掌心向上。这是她和平的表示。

出于礼貌，艾达握住了她的手，但心里仍然怒不可遏，在心底最深处，艾达感到自己再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了。戴维在实验室的同事们不行，他们连看都不来看他了；利斯顿也不行。并且现在——不管她多么用力地压抑，这个念头有时还是会倔强地冒出来——可能甚至连她的父亲也不行。在这个世界上，她孤身一人。

与此同时，在圣母学校，对于威廉下一任女友花落谁家的议论正甚嚣尘上。出人意料地，卡伦·德里斯科尔在分手之后立刻就跟另一个男孩在一起了。这打乱了通常的秩序（威廉应该是先找好下家的那一个），因而引发了关于卡伦的流言蜚语：先前颇受欢迎的她，可能实际上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婊子——这样一个词，在九年级的女生中间口口相传，它出现的频率让艾达感到既惊恐又好奇。

梅兰妮·麦卡锡和她的朋友们现在常常跟艾达坐一桌吃饭。她们倒没有把丽莎·格雷迪彻底挤开，只是把她挤到了最远端的位置。她会安静地坐在那儿，小口小口地迅速吃完，就好像根本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吃饭。坐在她和艾达中间的女孩们常常侧向艾达，而背朝着她，所以一个旁观者可能会觉得她是个不明就里的闯入者，跟其他人并不认识。

午饭时的话题常常不同，但到了某个时候，威廉·利斯顿总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女孩们交换着最近的目击情报以及最新的流言传闻，而这些，最终将由艾达来确认或者否认。为了避免不得不暴露出她对威廉了解的浅薄，她会故意表现得不太情愿说出他的秘密的样子（当然，她会暗示自己知道这些）。她的态度暧昧不明，有时候微微点头，有时候则耸耸肩膀。她的同学们谨慎而尊重地听着，在她们看来，艾达对威廉有着超然的了解，但同时又对他保持忠诚。她们理解这一点。

独处的时候，艾达比以往更加热烈地揣摩着威廉的事。近来，他在她面前表现得更加沉闷和压抑了。她刚搬到利斯顿家的时候，在利斯顿准备了为数不多的家庭晚宴的情况下，他会和大家一起用餐；但现在他一次都不。马蒂很想念他，但他尽力掩饰这一情绪。

有时在下午，他会对艾达说：“威廉在上班。”但他们俩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威廉只有周末才会到录像店上班。她见过他的排班表，手写的，贴在他房间里的布告板上（极少的情况下，当确信没有别人在家的时候，艾达会偷偷摸摸溜进他房间，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这很奇怪，她对一个人如此了解，而那个人却对她所知甚少。有时，艾达觉得就好像自己正在前排的安全阴影里看着威廉，而他则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

她仍然在用她对他的观察和推测，她的内幕消息，去换取日益增长的人气。梅兰妮和她的朋友们现在会喊艾达和她们一起从学校回家，邀请她去她们家做客。但艾达总是用要去看望父亲的理由拒绝她们。他的病情是一个她还没有跟她们说起过的话题，她不觉得自己在未来什么时候会提起这个。关于艾达在利斯顿家居住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而她没有办法驱除。只有特蕾莎·菲茨哈里斯直接地问过她她的父母在哪，她当时回答说她母亲去世了，而父亲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他不住在波士顿。利斯顿一家是我们家的世交。”这样的回答似乎就足够让她们满意了。

在晚上，艾达偶尔会跟她的某个新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但每次都很简短，因为她不想霸占了电话线路——这是威廉的特权。如果有人给她打电话，她一定会提醒自己好好享受这通电话，然后记录下自己的好运。在被人看穿之前，她只能这样继续着自己在学校的伪装；而她知道，那样的一天是不可避免的。

一天放学后，艾达和她的同学们被他们的科学老师留了下来，为下一周周末将要举行的科学展准备他们的小组课题。（艾达尽可能在这个课题里扮演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她所在的小组正在搭建一个地下沉积岩层的模型，这样一个主题无法引起她一丁点儿的兴趣。）

一个特别积极的女孩名叫玛利亚·多诺霍，她正在制作三折式海报，而艾达和其他两个组员正看着她。一个苏打瓶，标签已经被撕去，里面装着彩色的沙子，形成了不均匀的条纹，立在她身旁的桌子上。在教室里巡视的时候，塔特耐先生，他们的老师，赞许地点了点头，称赞了玛利亚工整的笔迹——这是圣母学校的教员们高度重视的一项技能——然后向全班同学宣布，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回家的时间，剩下没做完的事情，他们得要带回家完成。

梅兰妮、特蕾莎，还有一个叫作珍妮丝·戴维斯的女孩聚在一起，轻快地走到她身边，在她正准备去储物柜里取出外套的时候叫住了她。

“你现在是要回家吗？”特蕾莎问道。而当她点头之后，三个女孩不发一言地跟着她出了教室门，就好像她们事先已经做了什么约定，而没有告诉她。

这个星期格外地寒冷，这样的天气常常让她想到戴维，因为他最喜欢的季节就要来临了。她跟同学们一起走着，其他女孩有说有笑，模仿她们的老师——一个备受喜爱的消遣项目——或者同年级的其他学生。有时，她们的尖叫几乎让艾达心脏停跳。她并不适应同龄的女孩们的这些特点：她们的音量，她们旺盛的精力，她们奇怪的幽默感；她们脑中涌现出种种狂野而不切实际的场景，然后幻想着梦想成真；她们的愚蠢；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可笑地冒着傻气——除非和男孩在一起。和男孩在一起的时候，她们会放下身段，缩起喉咙，收起动作，让自己隐没在男孩们滑稽可笑的行为之下——不管在哪个房间，男孩才是永远的中心。艾达几乎从来无法跟上她们飘忽不定的心情。在她看来，她们就像是翩飞的鸟儿，比如欧椋鸟，无形之中仿佛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集体的力量牵引着她们不断变换飞行的方向，就好像她们是共用着同一根系的松树，在地下暗暗地彼此勾连在一起。

艾达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住所。她从没去过她们家里，但她隐约听说过，梅兰妮和特蕾莎住在同一个小区，就在学校旁边，很漂亮，房子都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因此，当她们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拐弯，而是继续跟着她走过了那个路口时，艾达开始有些担心了。这会儿，她的三个同伴第一次陷入了沉默，然后又耳语了起来。她们保持着一步的距离，跟在她身后。这时候艾达意识到——其实早就意识到了，在某种意义上，从她们离开学校开始——她们的计划是尾随着她到她家，然后跟威廉碰面。但她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阻止这一切。她看了看表，现在快五点了；不过无论如何，威廉现在应该还没到家。他很少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回家。这一讯息让她不禁有些窃喜。她什么都不会说，她已经这样决定了；她不会试图阻止她们跟着自己，等她们一起到了利斯顿家，她会装作对她们的意图一无所知。

她到家的时候，格雷戈里正在前院。看到她们四人之后，他迅速地冲回门廊，进了门。艾达思考了片刻，他看到梅兰妮·麦卡锡的感觉，是不是就像是自己看到威廉的感觉呢？她想，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嘿，格雷戈里。”特蕾莎喊着他的名字。她用的是一种念经式的呆板声调，艾达从中感觉到了某种嘲弄的意味。

一阵沉寂。

“我回来了。”艾达说道。她转过身去，面向三个同伴。

她们仨静静地站着，交换着眼角的余光。而最后，是特蕾莎，胆子最大的那个，开了口。

“我们可以进去吗？”她问道。

艾达正准备跟她说明情况——马蒂生病了，利斯顿需要安静的工作环境——突然利斯顿自己跑了出来，到了门廊上，这让她吃了一惊。利斯顿一般不会这么早就回家的。

“嗨，女孩们！”她爽朗地向大家打了招呼。“艾达，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

艾达从她眼睛里看到了满溢着的快乐，以及惊喜：艾达正站在这样一群可爱、正常的同龄人中间。她可能也把这看成一个开端——生活的一个新起点，消融这几个星期以来艾达和她之间的坚冰的绝佳方式。

特蕾莎点了点头。“你好，利斯顿女士。”她说。

利斯顿走下门廊，沿着窄窄的砖路走到人行道边，她们的身旁。草坪好一阵子没有修剪了。利斯顿穿着一套冲锋装——不在实验室的时候，她总会穿上这么一身：宽松的亮粉色裤子，闪得晃眼；配上一件成套的开胸夹克。那天她的头发蓬松：刚烫过。回想起来，她这一身打扮其实挺可笑的；但每每想起，艾达总会不由自主地对利斯顿生发出一股感激之情。因为她的正常，因为她看起来就和其他人的母亲没什么两样。她和她们的母亲差不多年纪，有着同样的口音。一点儿也不像戴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迈着又大又急的步子，走到哪里都那么扎眼。他到学校去接她的那天，她简直无地自容。穿着粉色运动服的利斯顿，让她生平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利斯顿逐一询问了她们的名字，然后又问珍妮丝·戴维斯她妈妈是不是南茜·戴维斯，结婚之前叫作南茜·希尔。

珍妮丝点点头，这时利斯顿两手并拢，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点子。

“你们愿意留下来吃晚饭吗，女孩们？”她问她们。三个女孩彼此看了看，最后目光都停留在艾达身上。“我来做饭，就这一次。”利斯顿看着艾达说道。她的表情告诉艾达，她为艾达感到骄傲，她和艾达站在一边。很显然，她觉得自己正在帮艾达的忙；这也会是她努力赢回艾达信任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女孩们在给各自的母亲打电话，而艾达和利斯顿一同站在厨房里。

“她们看起来人都挺不错的。”利斯顿满怀期许地说道。艾达现在非常警觉，留心听着房子里任何的响动。她想问利斯顿家里还有谁，但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她找了个借口，暂且先上了楼。经过威廉房间的时候，她发现门半开着，而里面没人，释然地叹了一口气。

一直到他们吃完晚饭，威廉都没回家。利斯顿煮了盒装的意面，配上罐装的番茄酱，以及她从冰箱冷冻室最里面翻出来加热的一些西蓝花。马蒂兴致勃勃地一口气吃光了，惬意地宣布他觉得晚饭很美味。（他可能确实觉得很好吃；也可能是因为母亲难得地给他烧了顿饭而感到开心。）格雷戈里安静地吃着，避免与任何人的视线接触——尤其是梅兰妮·麦卡锡的，艾达觉得。

与此同时，利斯顿迅速地和三个女孩打成了一片，跟她们谈论她们的父母，她们的邻居，她们的房子，她们的兄弟姐妹。她们都很健谈，也渴望跟她交流，很有礼貌，但也有点直言不讳。她们与利斯顿相处时的自如和融洽令她艳羡。她们开了一点她的玩笑，而作为回应，利斯顿哈哈大笑。她们这些女孩，艾达心想，会让利斯顿想到她自己的女儿。她们不像艾达这么严肃，这么安静，这么不苟言笑。

“看看我能找到什么来作为甜品，”利斯顿说道，“过来帮忙，艾达。”艾达跟着利斯顿进了厨房，在那儿，利斯顿从冷冻室里取出了一盒吃了一半的三色冰淇淋，上面微微覆盖着一层白霜。她让艾达拿一些碗和勺子出来。

“她们看起来都是非常棒的姑娘，”利斯顿笑着对她说，“你知道的，你随时可以喊她们来玩，宝贝。”

艾达想要告诉利斯顿她所了解的真相：这些女孩不是为了她而来的，压根不是；她们的目标远比这高得多。但她没有说，只是说了谢谢。

晚上八点，艾达看了看表，开始担心威廉回来了之后要怎么办。利斯顿和其他女孩还在高声快语地聊着天；女孩们分享着她们知道的利斯顿在街区里熟人们孩子的秘密。利斯顿说着“我早就知道他会学坏”，或者“听起来跟她妈妈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相当突然地，艾达站起了身。她们都看向她。

“我想该是道别的时候了。”利斯顿顿了顿，然后说道。

她跟女孩们依次拥抱告别，艾达和她们一起走出门，到了门廊，而正是这时——当然是这时——她看见了威廉·利斯顿修长的身影，他正披着薄暮，迈着大步沿肖马特街慢悠悠地走来。

如果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的话，肯定一扭头就跑回去，到某个房间里躲起来了。这是她惯常的做法。但现在她没法这么做，因为其他四个人也都看到了他。特蕾莎用手肘戳了戳梅兰妮的腰间，梅兰妮一个趔趄侧向了一旁。

这正是艾达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的时刻，但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她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彻底地放弃抵抗。缴械投降。

威廉出现在了通往房子的砖路上，看见她们时，他脚步有些停滞。

艾达深吸了一口气。“嗨，威尔。”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昵称；甚至可能是她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

“嗨。”他有些犹疑地回应道。

她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兴奋。门廊暗淡的灯光洒在她身上。那只光秃秃的灯泡，此刻覆满了飞蛾。

“她们是我的朋友，”她接着说道，“特蕾莎，珍妮丝，梅兰妮。”

“嗨。”威廉又向她们打了招呼。他继续往前，朝她们几人走去，他看上去几乎已经准备要进门了，但他在梅兰妮旁边停下了脚步。梅兰妮在他右边。他转向她。

“我认识你，”他说，“我在学校见过你。”

在门廊灯光的映照下，梅兰妮看起来比平时更像是天使：她丝绸般柔顺的长发，像丰收的麦田一样金光灿灿；她抬起头，平日里惺忪的眼睛此刻大大地张开。

“我想再问下，你叫什么名字？”威廉问道。

“梅兰妮。”她答道。

“梅兰妮·麦卡锡，”威廉说，“我听说过你的事情。”

“都是夸你的，”他补充道，“别担心。”

接着，他冲她眨了眨眼睛——顷刻间，他曾经向艾达做出同样动作的记忆相形之下黯然失色了——然后走进了屋里。

“晚安，艾达。”进屋之前，他对她说了这么一句。

两周之后，威廉和梅兰妮就开始约会了。一个月之后，梅兰妮取代了卡伦在利斯顿家的位置。而利斯顿对她作为艾达朋友的赞许，演变为了对她作为威廉女朋友的谨慎接受。

“她还太小了，威廉。”艾达有次无意中听到她这么对他说。

“她已经上高中了，妈妈。”威廉说道。利斯顿则回答道，新生跟应届毕业生所处的人生阶段完全不同。

“千万别惹麻烦，”利斯顿说，“向我保证。”

艾达和梅兰妮的友谊，和她们几个人的友谊，在表面上维持原状。梅兰妮到利斯顿家来的时候，她俩会聊天，而有时珍妮丝和特蕾莎也会一起来，她们几个就会一直待在一块。但梅兰妮基本上都和威廉在一起，在他房间里，开着门（在利斯顿的坚持之下）。

有时艾达会震惊于这些女孩制定计划然后成功施行的能力。她们想要得到什么，最后就能够得到什么。在另一方面，这也让她确信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秩序。俊男美女们决心要得到什么，然后就得到了什么。这很自然，很合理。这里面有它的逻辑在。她和戴维一样，把长相好看的人们抽象地看成审美对象——尽管她也和戴维一样对他们保持着智力上的优越感，并满意地确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因为节制而神圣，以此作为一种调剂——梅兰妮和威廉约会的事实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将她击垮，反倒让艾达跟他比原先更亲近了几分，因此她有些荒谬地对梅兰妮感到感激。

和威廉相处的时间长了，艾达渐渐发现：他并非不聪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表现得幽默而不露痕迹。他继承了利斯顿一些优良的品性，但也和格雷戈里有一些相同的缺点，常常为了一些艾达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跟利斯顿发火。他有时会问艾达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然后聆听她的回答，让人觉得非常诚恳。有次，他对着梅兰妮说到了艾达：“她很有趣。”他说的时候，把头偏向她的方向：就好像艾达没有跟他们一起待在这个房间里。比起跟威廉在一起之前，梅兰妮现在并不会多说上半句话。大多数时候，艾达和威廉谈话，而她静静地坐着，用她的大眼睛追踪着威廉的每一个动作，然后灵巧地模仿出来。

梅兰妮和威廉开始约会之后不久，怀着几分羞耻感，艾达开始在所有可能的时候都不戴眼镜，只有必须看清黑板上的东西的时候才重新戴上。她的视力算不上糟糕；十英尺（约三米）开外，她看得还算清楚。要看清旁边什么人的面部表情，这完全够了；但想认出走廊尽头的一个朋友，这还不太够。“你戴隐形眼镜了吗？”特蕾莎问她。她回答说她戴了。“你这样看起来比原来好看多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艾达一直把这半句恭维放在心中，带着一种羞耻的骄傲，让它填满自己整个内心。

到十一月中旬为止，罗恩·劳纳没有能找到任何关于戴维更进一步的信息——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过去或是他的身份的线索。没有任何信息能说明为什么他可能曾被报告失踪，或是为什么加州理工没有他的学生信息。艾达也没有找到。

有两次，利斯顿试探性地想要跟她讨论她父亲的话题，而每次都被艾达及时掐断了；她对利斯顿关于戴维为什么可能撒了谎的理论毫无兴趣。“他可能不诚实，”利斯顿迅速作了自我更正，“他可能是……被什么误导了。”

“他没有。”艾达尖锐地说道，随即便走出了房间。出门之前，她瞥到了利斯顿的表情：受伤的表情，崩溃的表情。她的嘴微微张着，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动作，和她一起冻结在那里。

尽管依然忠于戴维，她去看望他的次数还是开始减少了。每次探访总是让她难过；它们看起来毫无意义，只是徒增烦恼。她没有把这个跟利斯顿提起。她想，利斯顿应该会认为她仍然每天放学后都去探望父亲吧。放在一年之前，艾达肯定会因为欺瞒她而感到内疚；但那份在她心里牢牢扎了根的，对于利斯顿的不信任感，让她能够认同自己这些行为的正当性。她心想，自己并没有亏欠利斯顿什么。在她新近拥有的这些空闲的下午，艾达开始到那家她和戴维从前常去的图书馆。他们最喜爱的管理员安娜·霍姆斯仍然在那里工作。霍姆斯女士没有听说过艾达父亲的病，以为他仍像从前那样住在家里，在斯坦纳实验室工作。霍姆斯女士的在场是一种巨大的慰藉——让艾达回忆起过去——因此，她此刻没有纠正霍姆斯的看法。走进图书馆，她就把时针拨回到过去，一种平静的幸福感冲刷着她的全身，而霍姆斯女士则笑盈盈地欢迎她的到来。她是个可爱的女人，个子高挑，体态优雅，金发里掺杂着灰发，微笑的时候，笑纹从眼角一直垂到脸颊。

“她很擅长那份工作。”戴维有一次跟艾达说起霍姆斯女士的时候，充满尊敬地这样说道。

现在她常常会问起戴维，言语中流露出对他不再前来的微微失望。有那么一两次，她甚至给了艾达一些东西，让她回家转交给戴维。一本她觉得他会喜欢的新书，或者，有一次是一罐她用她在阿什蒙特的花园里种的番茄烧好装罐的番茄酱。艾达接受了所有这些给戴维的礼物，向自己保证总有一天她会告诉霍姆斯女士所有的实情。同时，她也允许自己享受心神不安的生活里这片刻的放松和短暂的平静。

没有戴维在一旁领着，艾达开始读一些不同种类的书。她已经把那些大理石花纹作文本束之高阁。戴维在本子里写满了小说、传记、定理和概念的名字；但现在看来，它们完全靠不住。考虑到他所有的背叛行径，她要如何才能相信他的这些推荐是有价值的呢？现在，她在卧室里读自己从利斯顿家找到的“坏书”，包括一本有些下流的书，它的封面上是一个衣不蔽体的女英雄。在利斯顿的床头柜上，一目了然地摆着一摞这样的书。

而在图书馆，艾达现在读的是她在学校的朋友们爱看的那些少女读物。《甜蜜谷高中》。《阁楼之花》。迈克尔·麦克道维尔和弗兰克·贝克纳普·朗那些有着恐怖封面的书，读了之后让她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她最喜欢的是蒂娜·玛丽系列，讲的是一个流行乐队里的少女们的故事：这是她绝对不会当着戴维的面看的书。有些消沉地，她意识到她再也没有理由去藏藏掖掖的了。

每天早上醒来时，她都想去看看戴维，但立刻又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她实在是无法忍受，明明他们之间还有那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她却只能看着他那毫无表情，一片空白的面容；她感觉她好像根本不认识他。在孤独难耐的夜晚，她会打他在圣安德烈的电话，期待着听到他的声音。但每次，每一次，铃响一声她就把电话挂上，不让他接到电话。她做噩梦梦见了他的死，醒来的时候痛哭流涕，内疚万分，发誓一定要去看看他。但真相是——当她允许自己这样想的时候——她很害怕，等待得越久，她越是害怕见到他。当她抵达时，谁会在那儿，在他的房间里，在他的椅子上？戴维可能已经走了，被偷偷拐走了，她想。而在他原先的位置，是一个被掉了包的婴儿。

利斯顿仍然在每周日去过教堂之后去探望他。每次她问艾达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艾达都会编出同样的借口：她这一周每天都去看过他，并且，她的作业实在是太多了。

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罗恩·劳纳打电话给利斯顿说他发现了新的信息，而利斯顿非常小心地立刻就告知了艾达。那天晚上，他过来说明情况，看上去很是骄傲。他那洋洋得意的劲头，艾达一点儿也不喜欢。利斯顿在警方的一个朋友把他推荐给了利斯顿，但艾达能看出来，就连利斯顿自己也觉得他很聒噪，也许根本就不能胜任。

她希望梅兰妮和威廉别掺和进来，所以当她发现劳纳过来的时候家里没有别人在，她感到十分释然。就连马蒂都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了。

他们三人坐在厨房的桌边。利斯顿问有没有人想喝点什么，罗恩·劳纳想要一杯可口可乐。艾达隐隐怀疑他从前可能是个酒鬼。

“我只有健怡。”利斯顿说。他回答说没问题。

他拿出了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里面是整齐地摆放着的文件资料。他打开文件夹，从里面取出了一份复印件，上面记录着这一个世纪以来纽约所有姓西贝柳斯的人的出生和死亡情况。

接着他就开始了：“庞大的西贝柳斯家族正在逐渐衰落。世纪之初，这个家族在纽约称得上是个庞然大物，有着数不清的亲戚，数不清的分支。在二三十年代，西贝柳斯就像是阿斯特或者卡内基。无论在什么社交场合，随便扔块石子，总能砸到一个西贝柳斯。但现在，许多分支已经消亡了。我猜，他们不是个高产的家族。”他似乎对自己最后的这下幽默很是满意。

啜了一小口健怡可乐之后，他继续说：“现在，所有姓西贝柳斯的人都已经搬走了，他们基本上都是约翰·费尔福克斯·西贝柳斯和伊莎贝拉·西贝柳斯的一代或者两代的堂亲表亲，跟他们差了两辈。”他提到了戴维的父母。“我接手这个案子首先做的事情之一是试图找到一个还活着的西贝柳斯家的人，让他来告诉我为什么戴维的父母会报告他失踪。”

艾达立刻说：“他们关系相当疏远，戴维根本不跟他们说话。”

劳纳顿了一会儿，看了看艾达。艾达从他眼里看到了几丝像是同情的目光。

他接着说道：“最近我找到了一个还健在的亲戚，伊莎贝拉同父异母的妹妹，比她要小得多的，艾伦·帕尔默。她现在住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今年七十四岁。她跟伊莎贝拉称不上亲近，但是她小时候每年圣诞节都会去纽约，一直到她十八岁的样子。她应该只比戴维大十四岁。因此，她去纽约的时候，他应该还在家里。”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让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他言语中的压抑之下。

他终于重新开了口，一只手掌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她说西贝柳斯家的儿子在十七岁的时候失踪了，一直到成年之后才重新露面。他当时在一封信件里宣称自己和他们断绝关系了。在法律的层面，失踪案就此结案了，但他们再没有见过他。”

“这就对了，”艾达向利斯顿投去求证的眼神，“这就是戴维说的情况。”她情绪渐渐高昂起来了；可能，这就是一起简单的误会。

利斯顿避开了她的目光。

“她还给了我们一张戴维的照片。”劳纳说。他又把手伸进了那个马尼拉纸文件夹里，拿出了一张大幅的照片。把照片在桌上摊开之前，他自己先又看了一遍。

“艾伦·帕尔默说这是她外甥十六岁时候的照片。”劳纳说。

艾达把照片朝自己跟前拽了拽。

照片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女子，可爱而壮实，穿着一件高领衬衣，剪着一头时尚的短发：可能这就是艾伦·帕尔默。另一个是一个苗条的男孩，看起来有些多愁善感，系着领带，皱着眉头。男孩一头金发，鼻子微微往上翘，有着大大的深色眼睛。他还有一块胎记，不算大，在他右边脸颊的正中。

她把照片翻过来。照片的背面用漂亮的老派字体写着：E.帕尔默和D.G.西贝柳斯于1941。

这不是戴维。这不是她的父亲。

利斯顿从她手里把照片拿了过去。

艾达的目光在他俩身上来回地游移，利斯顿，劳纳，劳纳，利斯顿。

“我不明白。”她说。

劳纳顿了顿，最后说：“看起来，你的父亲可能不是西贝柳斯家的人。”

“她可能是在撒谎。她可能只是担心我们在贪图她的钱财。”艾达嘴上这么说，其实自己心里也在打着鼓。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劳纳说。

房间里一片死寂。艾达感受到他的凝视，以及利斯顿的。她看起来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艾达其实也不算吃惊，这更像是一次觉醒，一次放手。西贝柳斯家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构成她自我认知的重要根基。尽管戴维一直都对他的父母，以及他们过时、守旧的观念抱着轻蔑的态度，身为这样显贵的一个家系的成员，他似乎也从中找到了一种荣耀。他的人格里包含着对自己血统的自豪，以及同等的，对自己拒绝这一血统的自豪。他很成功地把这份自豪感传递给了艾达；这是她的依靠，在她人生中这个前途未卜的崭新阶段，她再没有别的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了。现在，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了。甚至戴维也不行，再也不了；她现在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

艾达竭力拼凑出她作为一个十四岁少女的沉着，非常礼貌地询问罗恩·劳纳有没有能更进一步地确认戴维身份的材料。

劳纳说：“还没有。现在我们只知道他不是谁，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我们还得查明他是谁。”

“谢谢你。”艾达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接着她小心地从桌边脱开身，沿着走廊朝楼梯走去。

“艾达？”利斯顿在后面喊着。但她没有停下。

七点的时候，利斯顿轻轻地敲了敲她的房门，然后隔着门问她要不要吃晚饭。艾达拒绝了。她吃不下东西。她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团雾气，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割断了联系，无拘无束，漫无目的地飘浮在空中。

从前跟戴维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现在一幕接着一幕在她脑海中放映着，这是何等的痛苦。戴维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戴维听着唱片，埋头沉思；戴维兴奋得一蹦三尺高，带来某个新发现，或者新朋友，或者一个朋友、熟人或是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订婚的消息。（他内心深处有着一种隐秘的浪漫情结，他喜欢婚礼，他喜欢突然的订婚，或是听别人求婚的故事。“他是不是单膝跪地了？”艾达有次听见他这么问从前一个叫作希拉的博士后，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表达了强烈的赞许。）

现在翩然飘来的可能是她跟他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是他们的山中旅行。从三十多岁起，戴维每年七月都会租下阿第伦达克山脉的同一座小屋。每年夏天他俩都会在那儿住满四个星期，有时他也会带上他的同事们一起来度假。那是一座非常简单的小木屋，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松树，旁边有一段木制的梯级，通向下方的一个小湖。从乔治湖镇出发，沿阿第伦达克北方公路行驶十公里就来到了这里。戴维总是会提前把车开下高速，穿过乔治湖村。这个村子的主干道上陈列着各式各样俗气的艺术品：巨大而友好的伐木工塑像，看起来是用混凝纸板做成的；特大号的梯皮帐篷，帐篷口两边画着指向中间的箭头标志，写着正宗印第安风情的字样；维京主题的小型高尔夫球场；一家蜡像馆，橱窗里画着正玩弄着器官的弗兰肯斯坦。戴维很喜欢这些，常常坚持要半路停下，到这家或是那家景点参观一番。他们一起看了故事小镇的跳水马表演，这对于艾达来说已经过于幼稚了，他们看表演，仅仅是因为以前没看过，而戴维觉得是时候看一次了；她尽职地在纪念品商店里进进出出，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些商店里卖的主要都是T恤，上面写着糟糕的笑话。他们常常在路上停下来吃晚饭，戴维会选择那些让他觉得有意思的店名，像是小木屋，或者贝伯蓝牛酒馆，要么就是门前摆着巨大的三角形招牌，上面写着瑟夫特夫周二特价的小店。戴维总会给他俩各点上一份香蕉派和一杯可口可乐——这一组合总是会让女服务员捧腹大笑——然后询问她的名字，向她吹口哨，问她这个周末他们可以看些什么，做些什么，最后留下一笔可观的小费。

戴维租下的这间小木屋的天花板是用光亮的幼松木搭建的，家具则是用老橡木制成的。小屋里灰尘味很重，也很暖和，就像是阁楼或者图书馆。她会在那里阅读，游泳，打上几个小时的牌，呼吸周围树林里浓烈的泥土气息。到了晚上的鸡尾酒时间，他们一起待在门廊里，戴维喝酒，艾达喝柠檬水（用一个很搞笑的玻璃杯盛着，杯子上画着一条鲑鱼）。到了夜里，则会有一场牛蛙演唱会，戴维会一盏接着一盏关掉屋子里所有的灯，同时模仿它们的叫声。晚安，晚安，他会和它们一起扯着喉咙叫喊。大家晚安。艾达在自己温馨的卧室里，躺在整整齐齐的单人床上，可以看见下方的水面正倒映着月光。这条摇曳着的月光小径从岸边一直延伸到遥远的空中。

第二天是周六。这天早上，艾达醒来后下定了决心。是时候去见一见戴维了，她想。至少要试一试。她望向窗外，这是个灰蒙蒙的日子，看起来像是有寒流过境。一个邻居家的女孩正在她家的前院里耙地，穿着一身滑雪服。

艾达以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她穿了两件毛衣。然后就出了门——运气不错，楼下没有别人——沿着肖马特街走到了她原来的房子那里。她有了一个主意：有一样很关键的东西，她可以用在对戴维的询问中。一样也许可以撬动他的记忆之门的东西。

她打开了厨房门。房子里很冷，湿气很重。华氏五十度（十摄氏度）的温度勉强能让水管在夜里不会结冰。正因为这个缘故，她最近来得少了；日常的和ELIXIR的对话，现在已经减少到了一周一两次。像往常一样，她检查了整个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放错了位置，有没有地方在漏水，有没有害虫出没。在与熵[1]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度警惕，戴维过去常常这样说，熵永远占据上风。她仍然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这座房子在庇佑着她；它还没有被卖掉，这让她感到高兴。

戴维办公室的门一如既往地开着。她正要走向楼梯那边，经过了这里。这时，她看见里面有个人影。她意识到有人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她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敢回头。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是戴维自己吗？还是他的幽灵？或者是一个闯入者？

她轻轻地转过身，看见一个瘦削的背影。这个人穿着一件很厚的夹克，驼着背，面朝戴维的电脑。她原以为坏掉的电脑现在正在工作，在办公室里发着幽幽的绿光。它映照出正对着它的那个人的轮廓。

“你是谁？”她鼓起勇气问道。在没有戴维的日子里，如果说她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更加勇敢了；不再有人来保护自己，她开始有一些以前从没有过的行为方式。

那人很快从椅子上站起身，带着几分挑衅地转向了她。原来是格雷戈里·利斯顿。他两手垂在身旁，一言不发。

“你在做什么？”艾达的声音很轻。

格雷戈里还是什么都没说。

她径直走向他，越走越快。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在体内燃烧。她想要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出办公室，但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他就先出了门，走到餐桌的另一边，这样她就抓不到他了。她往左一步，他就也往左一步。最后，他俩都站住不动，四目相对，进行着无言的交锋。

“你在那里做什么？”她又问了一遍。而他缓缓地耸起了肩膀，这个动作进一步激怒了她。

她看了看电脑的方向，走进了办公室。电脑屏幕上有一个打开的窗口：是一个文本文件。她从来没见过的。

它是用戴维的个人密码写的，而艾达对此早就烂熟于心了。标题是看不见的世界；她轻而易举地读了出来。对格雷戈里来说这一定就像天书一样吧。

标题下面是一段文字，再底下是一些她看不明白的短语：全都支离破碎，一眼看不出含义。她的心跳加速了。

“你在看什么？”她质问道。

“没看什么。”格雷戈里答道。他的声音里第一次流露出了几分惧意。

“你怎么打开这台电脑的？它明明坏了。”

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把它修好了。”他摊开双手，手心朝上，就好像在说，小菜一碟。这让艾达越发怒不可遏。

书桌上是一本实验室的白色信纸，上面有别人的笔迹。是格雷戈里的。旁边是一支没盖盖子的钢笔。他在信纸上抄写屏幕上的字母，看样子刚抄了一半。

艾达转过身去，对着他怒吼：“你这个白痴！”

“你在试着破解这段文字吗？做梦去吧！”她接着说道。为了确保他听明白，她又重复了一遍：“你这个白痴！”

格雷戈里穿着一件有些肥大的青少年款棕色皮大衣，上面的盐斑想必是去年冬天留下的。这件衣服可能是他从威廉那里接手的，衣服的袖口只露着他的指尖。他瘦弱的脖子从太过宽大的衣领里突兀地探出来。他有些痛苦地舔了舔皴裂的嘴唇，好像要回答些什么的样子。

艾达说：“他比你聪明。我也比你聪明。我破解了你电脑里的那些密码。”

格雷戈里看着她，脸色煞白。

“下次试试比字母数字代换更复杂的方法吧！”艾达的语气很不友好。她觉得自己此刻充满了力量，她想要报复他。“我五秒钟就看穿了。我全都看完了。”她撒了个谎。

格雷戈里畏缩了。在圣母学校的走廊里，他被一个强壮的孩子揪着衣领的场面突然又浮现在了她的眼前。午饭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坐，把头深深地埋进一本科幻小说或者漫画书里。在学校里，她从没见过他跟别人并排走。

他猛地转过身，朝厨房走去，把他写了一半的信纸抛在身后。

“离这房子远点，”艾达以一种了结的口吻冲他怒吼，“这不是你的房子。这是戴维的房子，是我的。”

“我只是想帮点忙。”他在出门的路上结结巴巴地说道。他是在厨房里说的，隔着一堵墙，声音听起来不太有力，就好像他是在自己问自己。好像他就要哭出来了。

他离开之后，她才允许自己为他成功地打开了电脑这件事激动一小会儿。她曾经以为，没有戴维的指导，这台电脑已经修不好了。她自己从来没能修好它。

她在戴维的椅子上坐下。格雷戈里离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盯着电脑屏幕。

格雷戈里打开的那个窗口的最上面是一段话，用“戴维码”写着：

我们已经了解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外部世界进行的探索，并不通向现实世界，而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由符号构成的影子世界。而这些方法无法进一步渗透到这个影子世界的内部。我们感觉到还有更多隐藏的东西，因此我们重新回到起点：人类认知——围绕着这个中心，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不同于符号世界的其他现象和启示（不管真假）。莫非这些没有太大的意义吗？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回答，因为在这里推理已经不再成立了。——A.S.艾丁顿

下面还有三条短语：

伊凡·苏泽兰

达摩克利斯之剑

艾利克斯之家

她在格雷戈里留下的那张纸上抄写下了那段话，以及后面的三条短语。写完之后，她把纸对折两次，放进了她的右边口袋里。

这段文字；那张给艾达的软盘；去华盛顿的火车票。这三样东西是她目前仅有的线索。她会小心地保管好它们。她会把它们都放在她在利斯顿家的壁橱最上面那一格，插进那本词典的书页里。

最后，她走上楼，去戴维的卧室取出了她此行的原本目标：戴维衣橱里的那张全家福。这张照片她记不清看了多少次，每次都想从中找到一些关于她自己的过去的答案。照片里是她熟知的那个戴维，几乎毫无疑问——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鼻子，以同样迷茫的眼神看着镜头。但如果艾伦·帕尔默没有撒谎的话，他后面的两人显然就不是西贝柳斯家的人了。他们到底是谁，现在还无法知晓。

一个月来的第一次，艾达走过桥，在站台等候那班将把她载往昆西的公交。她戴着一副连指手套，手里攥着那张照片。陆陆续续有人来到站台。这是个阴天，刮着大风，风吹过来的时候几乎让人无法忍受。艾达把外套的领子竖了起来，把下巴缩进领子里。

在车上，她想象着戴维现在的样子。他还记得她吗？或者说，在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她，从记忆中把她完全抹去，改写成了完全不同的内容？

到了圣安德烈，在前台登记了之后，她走过两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她父亲的房间。她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半开着，她推开门进了房间。戴维正坐在扶手椅上，只露着头顶。就像她上次见他时那样，他被转向窗户的方向，这样就可以远眺港湾。他一动不动。他的室友保罗正在床上睡觉。已经快到中午了。

艾达走到父亲身边，担心自己会吓到他，担心他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打了声招呼，但没有回应。

艾达绕到他面前，屏住呼吸。扶手椅里坐着的是戴维。看到他和原先相比没多大变化，她长出了一口气。他瘦了些，看上去也矮了些，但仍然是戴维。圣安德烈的员工们把他照料得很不错。他瘦削的脸颊上，胡子被刮得干干净净；头上残存的少量头发，也被梳得整整齐齐。他两只手分别放在扶手椅的两边扶手上，这时，他举起了右手，像是在打招呼。

她又说了一遍：“嗨，戴维！是我，艾达。”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戴维的回答完全出乎艾达的预料。比起上次见到的时候，他眼睛里分泌了更多的黏液，因而蓝色看起来变浅了一些。

“我知道，”艾达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内疚，“我很抱歉。”

戴维像是有些怀疑的样子，眉毛扬起又垂下。然后他重又看向窗外。

“你过得怎么样？”艾达问道。

“哦，我。哦，这里，那里，”戴维说，“看在上帝的分上。”

“你吃饭了吗？”

“哦，吃了。”戴维答道。

艾达在他的床上坐下，面朝着他。在外面经受的寒意尚未退去，所以她还穿着那件夹克。戴维把一只手举到头顶，用手掌轻轻地拍了拍脑门。

此刻，她多么渴望重新见到原来的那个他：这个念头在她的身体里，就像一只蜂雀蹿个不停。要是他能从椅子上站起来——要是他能简简单单地站起来，跟她一起走出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他们在波士顿的生活。暂且压下这样的想法，她把塞进口袋的那张合照拿了出来。她自己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看看上面的那个男孩，再抬起头看看她的父亲。毫无疑问，这就是戴维。

“我想问你一件事。”艾达说。

她站起身来，跪在他的椅子前面，把照片举起来给他看。他浑浊的双眼转向下方，而头并没有动。

艾达指着照片里的两个成人问道：“他们是谁？”

“嗯，是母亲和爸爸。”戴维说。

“他们叫什么名字呢？”艾达又问。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戴维说，“母亲和爸爸。”

他又看了一遍照片，然后伸出手来，手指依次点在三张人脸上。那种口音又出现了，那种她无法描述的口音：这不是戴维的口音。不是他说的话。

“苏珊在哪里？”戴维突然问道。

“苏珊？”

“苏珊，”他突然抬起头看着她，就好像是在叫她，“苏珊，你在这儿。我一直都在等着你。”

“你叫什么名字？”艾达问。

他盯着她又看了好一会儿，最后说：“得了，你知道的，苏珊。”

“你叫什么名字？”

“哈罗德·卡纳迪，”戴维指着自己的胸口说道。然后他又慢慢指向她，“而你是苏珊·卡纳迪。”

“我很想你。”戴维说。他浅蓝色的眼睛里早已噙满了泪花。

他把有些变形的棕色相框向外掀开，动作轻柔而又坚定。他把照片取了出来，端详着。而这时，她第一次看见了被相框盖住的地方，在照片的右下角，用花体写着一行白字：施特劳斯照相馆。奥拉西，堪萨斯。

注解：

[1]　Entropy，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一，用符号S表示，其物理意义是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

2009 旧金山

生活暗流汹涌

睡了可能还不到一个小时，艾达就惊醒了。她想着自己是不是没听见闹钟。她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现在是凌晨五点五十九分。还有一分钟，闹钟就会响起。她又躺了一会儿。她的邻居们玩投杯球[1]一直玩到凌晨四点。她想，他们早上还怎么起床上班呢？

她冲了个澡，穿好衣服。她仔细挑选了一身衣服，让自己既显得年轻，又不失威严。一件布雷泽外套，一条贴身剪裁的西裤。她会稍早一点到公司，和汤姆·钱一起把报告最后再过一遍。她过了一遍今天要参会的人员：三名董事会成员；总裁比尔·比约霍夫；大约一打可能的投资人，这几个月来公司一直在努力讨他们欢心；以及营销副总裁梅雷迪思·克兰兹。像三友科技很多新来的雇员一样，梅雷迪思有着与职位不相称的年纪。她可能才二十九岁，最多三十。她的穿着简直无可挑剔。她衣服的牌子，艾达全都没听说过。“这件是艾克妮的。”艾达有一次听见梅雷迪思对一个同事说到自己穿的夹克。艾达在谷歌上搜了这个牌子，以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让投资人在会议上和新产品的男女角色互动，这是梅雷迪思的点子。正是这个点子，让汤姆和艾达不得不熬夜检修故障，查漏补缺。梅雷迪思自己给角色写了脚本。她坚持要由虚拟角色来引出新产品。“这样会更加生动，”当艾达提出忧虑时，她这样说道，“并且我们随后就可以让投资人自己跟虚拟角色交流。”艾达觉得这个主意简直更糟。但比约霍夫站在梅雷迪思那边，而艾达便如他所愿地照做了。

用来引出产品的这段内容在艾达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每次看的时候，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虚拟角色们认真地挥舞着电脑绘制的手臂，在空中画出笨拙而僵硬的弧线。2009年的时候，电脑动画中的人物看起来仍很怪异，他们的动作都非常生硬。这些虚拟角色跟真人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他们手臂的动作是错误的——他们的手臂以不现实的方式在空中不停摆动，而从来不会落到身体两侧。角色向前走的时候，他们的步态错得更加离谱。数十年来，电脑动画师致力于模拟真人走路和跑步的动作，但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人类步伐那特有的节奏把他们全都难倒了。更糟糕的是：这些角色不时会卡住不动。前一天晚上临走前，汤姆保证说会让整部动画如丝般顺滑，但艾达还是很紧张。对她而言，让虚拟角色来介绍这一新产品，只会更加暴露出三友科技离把它真正推向市场还有很远的距离。五年，或者十年后，才能有性能足够强大的硬件；也许要更久。他们得寄希望于这一群投资者都很有耐心，并且，足够年轻。

六点四十五分，她的手机在车里响了起来。来电的区号是617。现在她很少接到从波士顿打来的电话了。

她突然想起了先前跟康纳和克莱布的对话：有人来找过她。在不知道对方是何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就把电话号码给了这人。他们说是一个男人。这会是他吗？

考虑要不要接电话花去了她太久的时间：通常她不会接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但她觉得这个电话可能不一样。

等到她决定接电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来电已经被转到了语音信箱。她等了三十秒，然后又等了一分钟。没有留言。

她到公司的时候，人多得出奇，但又格外安静。总裁比尔·比约霍夫努力封锁了这场投资会的消息，尤其是对那些入职没多久的程序员；他们当然知道这家公司现在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要是过高的期望变成了极度的失望，会对公司的士气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比约霍夫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招聘进来的。初入公司，他便负责掌管阿尔特拉原型程序的开发。现在，他是公司里唯一一个比艾达待得更久的人。同时，他也是三友科技的雇员中，唯一一个有办公室门的人。总体上讲，门与三友科技的企业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在其他很多科技公司都搬往偏远地区的时候，三友仍然固守着这片天地。三友占据了这栋楼的最上面两层。随着一连串初创公司的倒闭，这栋楼现在已经空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感觉就像是淘金热过后的加利福尼亚。三友主层的格局就像是一个中庭或是广场，六根多利安风格的圆柱从光滑的地面笔直地伸向拱形的天花板，两面都是玻璃墙幕。这栋楼的穹顶在中间开了一个天眼，一束光洒下来，缓慢地旋转，就像是舞台上的灯光。包括艾达在内的副总裁们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它们分布在主层的外围；这些办公室都是敞开式的，没有门。其他的雇员就在露天工作，或是在临时的工作间里，或是在沙发上。公司提供一日三餐。到了饭点，固定在主层一头的手推车上会摆满热气腾腾的食物。此外，还有全天供应的健康零食。有时候，艾达会觉得这地方有点像是一个幼儿园，尽管她并不肯定；这里甚至还有两间暗室，里面摆着吊床，通宵的员工可以在这里打个小盹。

她穿过这一层楼，来到了比约霍夫的办公室，发现门是关着的。她想利用开会前的这两个小时，跟他讲讲她跟汤姆前一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她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她要让他相信虚拟角色目前看来没什么问题；她还得讲一遍发生意外时的备用方案。

她轻轻地敲了一下，比尔·比约霍夫立刻过来开了门。

“艾达，”他说，“很高兴见到你。请进。”

他长得不赖，个子很高，一头金发，腰杆笔直。他比艾达稍稍年长一些。传言说他四十四岁，但他的确切年龄一直是个高度机密。五年前，阿尔特拉的鼎盛时期，他也曾是硅谷的名流。全国的每一家主流杂志都介绍过他。他的卡通形象在《辛普森一家》中登过场。他进行过一次TED演讲。即便是现在公司走下坡路了，他前些年里构建起的公众形象并没有改变：一个淘气的天才男孩，一个先驱，一个自由的思想者。尽管公司陷入困境，比约霍夫的自我认知并未动摇。艾达尽可能避免跟他接触；她觉得他喜欢她，因为她从没有给他不这样的理由。其他跟他更加亲近的雇员，迅速地受宠，又迅速地失宠，一切像是随机发生的一样；有时，她看见他们垂头丧气地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请坐。”比约霍夫说。她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

“事情都顺利吗？”他问道。她点点头。

“我想是的。”她答道。他说：“太好了。”

她接着说道：“样例程序昨天晚上出了点小毛病，但我想我们已经搞定了。”比约霍夫看起来对此不感兴趣。

“是这样的，艾达。”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

“嗯？”

“我跟一些董事会成员谈过了。我们准备让梅雷迪思主持今天的会议。”

艾达顿了顿，然后用很轻的声音说：“梅雷迪思·克兰兹？”

“没错。”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准备让她接手。她能搞定。我们相信她会有很精彩的表现。”

艾达张了一下嘴，又迅速闭上了。“但……”

“我知道你和汤姆在这个演示上面花了不少时间，”比约霍夫说，“你们做得很棒。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邀请的投资人中，没有人懂编程的事。我们觉得梅雷迪思可以很好地把我们的新产品介绍给他们。”

“要是他们有什么疑惑呢？”

“我对梅雷迪思有信心。她能应付得过来，”比约霍夫说，“实在不行的话，还有我在。”

比尔曾经也是个程序员，但他离开公司的技术岗已经好几年了。要是他已经把当初的本事忘得七七八八，艾达也一点不会吃惊。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个新项目的起步阶段有多少困难。

“你的意思是，我们连参加都不用参加了吗？”艾达说，“我们在场的话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比约霍夫抿了抿上嘴唇。他前额的一绺头发微微晃动一下。她立刻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虚拟角色：要怎样才能刻画出他这样的动作和表情呢？

“我觉得你在的话，可能会让梅雷迪思感到紧张。”他尽可能用友善的口气说道。

艾达举起一只手，随即又放回椅子的扶手上。她把两手移到膝盖上，微微躬身，站了起来。

“我猜那就只能这样了吧。”她说。

这么想可能不太公平，但她确实思考了一下梅雷迪思跟他上床的可能性。比约霍夫不是没有干过和员工约会这样的事情。

“非常感谢你，艾达，”比约霍夫说，“我想让你提前知道。”

艾达点了一下头，然后走向门口。她低头看了看今天穿的鞋子：一双高跟鞋。她很少穿高跟鞋。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在出门之前，又转过身去，面朝着比约霍夫。

“名字，”她说，“梅雷迪思知道新产品名字的由来吗？”

“当然。”比约霍夫答道。但他已经举起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他向艾达投来的目光，就像在催促她赶紧离开。

程序的名字叫作看不见的世界，简称UW。实际上，除了艾达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她提出来，其他人同意了。她从没跟任何人讲过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她神情呆滞地走向自己没有门的办公室，一路上经过的工作间全都人头攒动。公司里其他人已经知道了吗？梅雷迪思·克兰兹在公司里的朋友可不少。走到一半的时候，她碰上了汤姆·钱，他冷冷地看着她。

“你也一样？”艾达问道。他点点头，然后耸了耸肩。

艾达在办公桌旁坐了一会儿，不太清楚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她觉得她差不多可以回家了：要眼睁睁地看着投资人一个接一个从自己办公室门口经过前往会议室，看着梅雷迪思走向注定的结局，这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要是角色们出了问题，她会怎么办呢？比尔又会怎么做呢？他既冲动又固执：十年之前，当他处在人生巅峰的时候，这些特质是他通向荣耀的发动机；而现在，这些特质，可能让他成为整家公司的掘墓人。

一直到手机震动起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把它握在手里。

她瞥了一眼屏幕，还是早上那个打来过的617区号的电话。这一次，她接了电话。

电话另一头的人迟疑了很久都没开口，她几乎要挂断电话了。

“艾达？”这时，他说。

这个声音，她已经有五年没有听到过了。

注解：

[1]　Beer pong，美国流行的一种喝酒游戏，要把乒乓球扔到桌子另一边的几个啤酒杯内。

1980s 波士顿

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我需要帮助。”艾达气喘吁吁地说道。她的小脸冻得通红，鼻涕快要流出来了。此刻，她正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菲尔兹角分馆，站在她面前的是霍姆斯女士。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刚从公交站台一路狂奔过来。

“你还好吗，艾达？”霍姆斯女士很是关切地问道。

“你能帮我查一个东西吗？”

“当然，”她一边说着，一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但现在已经是一点五十五分了，亲爱的。”

星期六，图书馆下午两点就关门了。

“我……”艾达说了一个字就停住了。她在想怎么才能让霍姆斯女士知道现在情况有多么紧急。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努力鼓起勇气。

“我跟你说，”霍姆斯女士友善地说，“就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她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矮桌。艾达满怀感激地坐下；她看着霍姆斯女士在图书馆里转了一圈，不时弯下腰，用她低沉的图书馆员的嗓音提醒顾客已经要到闭馆时间了。接下来，她回到自己的位置整理他们借阅的书。

艾达看着她仍然捏在手里的那张照片。奥拉西，堪萨斯。哈罗德·卡纳迪。或者是卡纳蒂？苏珊·卡纳迪。这些词语不断撞击着她的内心，它们的陌生让她感到苦涩，甚至于有点恶心。她不知道奥拉西要怎么发音。她也不知道到底是卡纳迪还是卡纳蒂。

最后一位顾客离开之后，霍姆斯女士把前门的标牌从营业转到了闭馆，然后回到了艾达这边。

“现在，亲爱的，”她问道，“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艾达最终还是向霍姆斯女士坦白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她尽可能面无表情，用平和的语气向她倾诉。她想象着戴维会怎么说这些，然后努力模仿：冷静客观，直言不讳。

令人赞叹地，霍姆斯女士没有表现得太过震惊，尽管她一定很失落——不仅仅是为艾达，可能也是为她自己。她不时地轻声安慰着艾达。当艾达第一次提起戴维的病的时候，她就把一只手放在了艾达的前臂上。她一直把手搁在那儿，这给了艾达很大的慰藉。

艾达讲完之后，就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桌子。

“哦，艾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霍姆斯女士问道。

“我不知道，”艾达说，“这可能是他真正的家庭的一张合照。戴维的。或者我猜是哈罗德的。”让她感到畏惧的是：就连他的名字，就连那个她一生中念了成千上万次的词——对她来说，就等同于父亲的那个词——都不是真的。戴维已经不在了，而同时，戴维也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陌生词语。

“并且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叫作奥拉西的地方拍的。”

“欧－雷思－阿，”霍姆斯女士说，“要是我没搞错的话。”

她脖子上用链子挂着一副眼镜，现在她把眼镜举到了眼前。

“啊，他在这里，”她看着照片里那个男孩，用一种近乎宠溺的语气说道，“这不就是他嘛！”

艾达点点头。她仍然无法抑制自己对这张照片的喜爱之情：这张照片证明了她的父亲也曾是个孩子，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她一直都对此深深着迷。

“你想从哪里开始？”霍姆斯女士问道。

她们最后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她们自己来寻找更多关于西贝柳斯家族的信息：比如说，《纽约时报》旧报纸的社会版，她们可以在微缩照片上看。“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霍姆斯女士说。要是她们能找到更多关于真正的戴维·西贝柳斯以及他父母的信息，她们可能就能找到一些解释，一些跟艾达父亲的关联。第二步，寻找记载了奥拉西的卡纳迪家族的历史记录或者报纸文章——这些可能更难找到，霍姆斯女士说，因为波士顿本地的图书馆不太可能藏有奥拉西当地老报纸的微缩照片。“我不大可能跑到堪萨斯去，你呢？”她这样说道。

因此，她打电话查到了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号码。

“我想是主馆。”她对接线员说。

“哦，那么就是那家分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

她站在付款柜台的后面。等待的时候，她看了看自己的眼镜，然后又看了看手里的那张纸。艾达在纸上写下了哈罗德·卡纳迪和苏珊·卡纳迪这两个名字。她按自己几小时之前听到的戴维的发音把它们拼写了出来。

“嗨，你好。”突然，霍姆斯女士开始说话了。她介绍了自己，自己的工作，然后说明了自己在寻找什么样的信息，最后留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艾达注意到，她除了留了图书馆的电话，也留了她自己家里的电话。

“非常感谢。”霍姆斯女士说，“要是你能找到什么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要是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联系我。”

挂断电话之后，霍姆斯女士转过身来，对艾达说：“恐怕我现在得回家去了，亲爱的。我们周一继续吧，等你放学，好吗？”

艾达慢慢地朝利斯顿家走去。这一天的多彻斯特大道很热闹：出门买杂货的母亲们，手里提着袋子，牵着孩子；少年们在人行道上一路踢着石子，冲彼此大声叫嚷着。艾达体内充满了无处宣泄的能量：新的消息，新的想法，新的情绪。她无法把这些向别人倾诉。她已经决定了不告诉利斯顿戴维说了些什么：这个谜题，她想要自己解开。她不想把他看作哈罗德·卡纳迪；她希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她的父亲都还是戴维。她希望其他所有人也都这么想。

到利斯顿家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回来了，但利斯顿自己不在家。房子里那种熟悉的、有些不自然的气味悠悠飘来，艾达意识到，它正在一点点取代戴维家那种温暖的霉味，成为家的味道。马蒂窝在那儿看电视。梅兰妮高亢而急促的声音和威廉低沉的声音一起从楼上传来，但没有别的动静。在厨房里，她用利斯顿备好的现成材料自己做了一份三明治——神奇面包、火鸡肉、美式奶酪、卡夫奇妙酱——然后带上楼，准备在自己房间里吃。

她在书桌旁坐下后没多久，有人轻轻敲了一下她的房门。

“谁呀？”艾达正啃着三明治。

门开了一条缝。从门和门框的缝隙里，她看见两只眼睛正看着自己。格雷戈里。

“你要干吗？”她不太客气地问道。那天早上的事，至今仍让她耿耿于怀。他有什么权利去用戴维的电脑？当初那股愤怒的波涛又在她的脉搏中奔涌了起来。他有什么权利踏入他们的房子半步？

“我能进来一小会儿吗？”格雷戈里问道。

“干吗？”

“就一小会儿。”话音刚落，还没有得到许可，他就进了房间。他看起来鬼鬼祟祟、慌慌张张的。他面朝她站好，两手叠放在身前，看着地板，咕咕哝哝说了些什么，但声音太小了，艾达什么也没听见。

“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艾达说。第一次，她感觉自己说话的口气变得跟她在圣母学校的朋友们差不多了。她说话的重音和语调都与她们相仿。她现在时不时会用喜欢。她也会用无论如何。

“我很抱歉。”格雷戈里说。

“抱歉什么？”她想听他自己说出来。

“我不该到你爸爸的房子里去。”

“你在那里做什么？你以前去过吗？”

格雷戈里顿了顿，然后点了点头。

“经常去？”艾达质问道。他又点了点头。

“为什么？”

格雷戈里说：“我是想帮你的忙。”他仍然看着脚下，但她注意到红晕正从他的领口开始向上蔓延，逐渐覆盖了他的整个脖子。他接着说：“我觉得我做这种事很在行。”

“我不用你帮忙。我自己也很拿手。并且，这一点儿也不关你的事。”艾达说。

格雷戈里缓缓地耸了一下肩。她看着他的手：每个指甲根都有凝固不久的血痕，他自己把肉都撕烂了。她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同情。她渐渐开始意识到——虽然这感觉还不强烈——他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归根结底，他有着跟她和戴维相仿的兴趣；他修好了她没能修好的电脑——尽管让她很气恼——这让她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很能干。她想到，他在学校总是孤身一人，就像她刚入学时那样。她想到，他用一只脏手指划过一整排储物柜，她经常看见他这样做。她想到，他难过地哭喊着，试图挣脱那些揪着他衣领的大孩子。她想到，他在阁楼上一待就是一天，做着按利斯顿的说法天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事情。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在利斯顿一家人中，他才是和她最为相像的那一个。

在接下来两周的时间里，艾达和格雷戈里脆弱的同盟逐步建立了起来。她把目前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当然，用了很多含糊不清的术语。他们的友谊还不太稳固。她仍然不信任他，仍然怀疑他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她。她的自尊让她开不了这个口。她希望让他认为她知道的比实际要更多。

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隐瞒他们的关系。在学校的时候，她假装不认识他。放学之后，走在圣母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她也不跟他打招呼，而他把这看作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她这样做其实也很勉强：她知道戴维尤其会反对她这么做；但她心想，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给她建议和忠告的引路人了。想到戴维对孩子们的密码一无所知，她心里稍微宽慰了一些。她感觉到学校里有一些牢不可破的铁律，她不可能同时保持跟格雷戈里，以及梅兰妮和她的朋友们的友谊——而她没有骨气地选择了后者。

在利斯顿家，艾达和格雷戈里仍然保持着他们之间一直以来的沉默。极少数的场合下，当全家人聚在一起——比如最近的感恩节，以及将要到来的12月1号，利斯顿的四十四岁生日——艾达和格雷戈里也会小心避免交谈，他们对于这套做法已经相当熟悉。格雷戈里仍然整天一个人待在阁楼上；只有当没有别人在家的时候，艾达才会过去跟他一起，并且她会一直紧盯着车道，只要一看到有人回来，就立马跑下楼。他们也会在戴维家碰头。现在艾达给了格雷戈里通行的许可，即使她不在也没关系。她甚至给了他一把钥匙，这样他就不用每次偷偷摸摸拿走他妈妈的钥匙。

经过格雷戈里同意，艾达用他在阁楼上的电脑拷贝了两份给艾达的加密文档，就是戴维在最后一次晚宴那天夜里给她的那张软盘上面的。这之后，她把原始软盘放回了她壁橱架子上的词典里，跟那张火车票和她在戴维电脑上找到的那份奇怪文档的手抄版一起。

她决定把软盘的两份拷贝分开保管。一张放在戴维的房子里，另一张她一直随身带着。现在在她看来，给艾达的软盘就像是手榴弹上的保险针，随时可能会引发爆炸；她相当确信，要是她能够解开它的秘密，关于戴维的所有秘密就会在她面前一览无遗，就像连锁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她始终坚信着这一点：戴维是计划好的。他本打算把一切都告诉她的。

除了一起努力破译软盘里的密文，她和格雷戈里聊的主要还是些没那么私密的话题：在密码、密码学、密码解译和计算机之外，他们又发现了几项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这也算是戴维向大众文化作出的为数不多的妥协中的一项；这一系列的每部电影，他都带着她到实验室附近的那家电影院看过了，每次他都会买上一大袋爆米花和卡夫巧克力豆跟她分着吃），《魔戒》——这同样也是戴维的最爱——以及《哈迪男孩》。格雷戈里说不喜欢《神探南希》系列书籍，尽管她一直认为它们要更好一些。他读了许多利斯顿放在家里的编程方面的书，自学入了门。出了家门，他尽可能地搜罗生物、物理以及宇宙方面的书来看，但目前他能看到的仅限于圣母初等学校图书馆里的儿童百科全书，以及一套名为《跟我学》的天主教儿童读物。他把其中一本拿给艾达看，这是一本关于植物生命周期的小册子，她一脸嫌弃地接过来，转手就夸张地把它扔到了房间另一头。这算是一种显摆——这并不是她平时会做出的动作——但他瞪大了眼睛。艾达想，她可能因此赢得了他的敬意。

在她看来，很显然，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正常”的童年（事实上，艾达或许可以被当作一个绝佳的反例），利斯顿没有教给格雷戈里的那些知识，恰恰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大部分来自自学；他问他母亲工作上的事情时，她总是用和蔼但简短的几句话搪塞过去，这从没能满足过他的胃口。加上另外三个孩子以及一个外孙，还做着一份全职的工作，利斯顿不可能有戴维那样充足的时间去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孩子。利斯顿对于格雷戈里最大的期望就是他能多到外面走走，多交些朋友，过得更加开心——她给孩子设立的这些目标，在戴维眼里从来就不是个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艾达有了一个学生，尽管自己并没有承认，但她内心很享受这份职责。她纠正格雷戈里错误的想法；她倾其所有地向他传授编程、密码学和密码解译的知识。就像戴维从前做的那样，她布置他阅读一些书目。她把这些书跟她觉得格雷戈里最感兴趣的那些排在一起。

他思维敏捷，但不那么听话。有时，明明艾达是对的，他一定得说艾达搞错了；还有的时候，他会问她一些她答不上来的问题，随即发出胜利的尖笑，为把她难倒而洋洋得意。

随着对他的了解一天天加深，她渐渐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学校生活如此艰难。是的，他受到的这些欺凌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自打入学开始，他就成了班里的受气包，而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一直难以摆脱。尽管在圣母学校的时间还不长，艾达也已经认识到了一些“真理”，而他似乎一直都没有搞明白。其中之一就是：要用最简单的词。大多数时候，她都会隐藏起自己的词汇，但格雷戈里则不然。别人跟他说话，或是在走廊上冲他吼叫的时候，他回应的词句简直是莎士比亚式的。他会咕哝着说，懦夫，或者蠢材，抑或是愚不可及。有次，他管一个欺负他的人叫黄口小儿。通常来讲，学生们，尤其是男孩，在被欺侮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是假装什么都没听到；二是予以粗暴的还击。这是最好的两种选择，但格雷戈里却走了第三条路，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文绉绉的回击一点儿也不讨喜，不仅仅是火上浇油，还让那些欺凌者为自己的暴行找到了理由。如果他在圣母高中的话，在威廉的庇佑下，他可能不会受到这样的欺负；但对初等学校那些八年级的孩子来说，威廉·利斯顿实在是太过遥远了，他的形象只会更加反衬出格雷戈里的弱小——甚至可能格雷戈里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他总是低着头悄悄地穿过走廊，只有在别人辱骂或是取笑他的时候，才抬起头来厉声反击。

就连艾达也常常感受到他的讨厌之处。每当她犯错的时候，他都会用一根小拇指指着她，哈哈大笑。这简直让人抓狂。艾达常常有一走了之的冲动，想要丢下他一个人跟那些设备较劲去。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和格雷戈里的交流让她找回了一部分从前的自己，而对艾达来说，这是无价的财富。

她开始让格雷戈里放学后跟着她一起去菲尔兹角图书馆。在霍姆斯女士的指导下，她此前一直在浏览她们搜集到的《纽约时报》的微缩照片——特别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社会版——希望能从中找到关于西贝柳斯家族的更多信息，以及戴维为什么，又是怎么跟他们联系到了一起的。

但目前为止都还一无所获。艾达觉得罗恩·劳纳搞错了。在每一场聚会上，都少不了阿斯特们、范德比尔特们、洛克菲勒们、惠特尼们以及摩根们的身影；尽管西贝柳斯家的人也时有现身，但约翰·菲尔福克斯和伊莎贝拉从没有上过报道。真正的那个戴维·西贝柳斯也没出现过——现在她在心里会把他称为“戴维二号”，因为她实在无法想象自己的父亲被叫作其他的名字。当然不会是哈罗德——在她看来，这个名字跟他一点儿也不沾边。她看了成百上千页报纸，试图找到那个脸颊上有一块胎记的年轻金发男子的身影，那个被艾伦·帕尔默指认为戴维·西贝柳斯的身影。艾达已经决定了，要是能在正式印行的报纸上找到一张他的照片，下面配有清楚的文字说明的那种，她就认了。她和格雷戈里一起，又继续朝前推进了十年。

而另一方面，尽管第一次打电话两周之后又打了一次，还留了言，霍姆斯女士仍然没有得到奥拉西的图书馆员的回音。

格雷戈里总是要比艾达先行离开，这样他们就不会同时回到家。有一天，在暮色中走回家的路上，艾达看见了他们的邻居欧姬芙夫人，她正站在门廊上。这一幕并不寻常：现在是十二月上旬，而通常她从十月下旬开始就会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直到来年五月才会再度露面。这一天格外暖和，今年的第一片雪花还没有飘落。一只勇敢的蟋蟀在附近嘎嘎歌唱着。虽然太阳已经下了山，欧姬芙夫人仍然戴着她的那副墨镜，坐在一张摇椅上。她腿上盖着一条毯子，身上裹着一件肥大的粉色外套：艾达从前没见过她穿这件衣服，可能是她女儿玛丽送给她的礼物。玛丽常常到她家去。

艾达突然想到了什么。

艾达走向她家的门廊，大声地叫喊着，以免她突然的出现吓到欧姬芙夫人。但欧姬芙夫人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直在等待着某人的到来一样。

“我是艾达。”走到门廊最上面一级台阶的时候，艾达说道。欧姬芙夫人慢悠悠地摇晃着她的椅子，点头应道：“是的，我知道你是谁。”

“外面天气不错。”艾达不太能找到别的开场白了。

“哦，是的。”欧姬芙夫人说，“你爸爸现在怎么样，亲爱的？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他很好。”艾达迅速回答道。她不清楚邻居们对他们现在的境况有多少了解。包括欧姬芙夫人在内的许多邻居，在消防员过来的那一天都看到了戴维，看到他就像个孩子一样裹着一条毛毯坐在前院的草坪上。除此之外，利斯顿交际很广，又很八卦；但涉及艾达和戴维的时候，她一直都相当忠实可靠。艾达无法判断，具体到这一件事上，究竟是她哪一方面的特质占了上风。

“事实上，我在想，”艾达说，“我的意思是，我有个问题。”

“你直说。”

“我在想你会不会认识他的父母，”艾达说，“当你在纽约工作的时候。”

“西贝柳斯夫妇吗？”

艾达点了点头，为了避免欧姬芙夫人没看见，她又说了句“是的”。欧姬芙夫人把头茫然地偏向一边，跟艾达的方向大约差了五到十度。

“我认识他们，”欧姬芙夫人说，“当然认识。我离开纽约是在1923年，我想当时他们才刚结婚没几年。你爸爸当时还没出生。我给贝克家工作。他们家的房子在格拉梅西公园，离西贝柳斯家的房子不远。事实上，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聊，我是说我们佣人们。”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父母？”艾达问道。

欧姬芙夫人顿了顿。

“你是要问，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是吧？”在她的声音里，隐约还有些许爱尔兰口音。戴维曾经指出，当她谈起过往的生活时，爱尔兰口音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想如此。”

“噢，现在我确实说不上来。你知道的，我自己并不认识他们。”

艾达有些失望地说：“哦，好吧。”

欧姬芙夫人微微把头往左边转了转，这样她就能直视艾达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亲爱的？”

“我只是，”艾达说，“我只是想要更多地了解他的过去。”

她又补充道：“他不给我讲。”

这似乎奏效了。

“好吧。”欧姬芙夫人压低了声音说道，“要是你想知道我听说的事情——别告诉你爸爸是我说的——当时有一桩丑闻。”

“一桩丑闻？”

“是的，亲爱的。当然，这是在你爸爸出生之前。这是西贝柳斯先生跟一位女士的事情。”

艾达羞赧地叹了一声。

“她控告了他，”欧姬芙夫人耳语道，“诽谤。在报纸上，以及你能想到的所有地方。你绝对不会想和这位女士共进晚餐。可怜的西贝柳斯太太。”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吗？”

“让我想一想，”欧姬芙夫人把一只颤抖的手放到了脸颊上，“就是我结婚离开纽约之前：1923年。很可能是1923年的春天。可想而知，这件事让整个街区的女佣们都议论纷纷。”

她说完之后，又重新陷入了沉默。最后，艾达感谢了她，向她道了晚安。

“你可别告诉你爸爸我跟你说了这件事，”欧姬芙夫人说，“要是他想让你知道的话，一早就跟你说了，不是么？”

第二天到图书馆去的时候，艾达把这条最新情报告诉了霍姆斯女士，他们关注的焦点随之转移。她和格雷戈里不再浏览社会版，一整个下午都在翻看《时代周刊》1923年春天刊载的文章。

时不时地，霍姆斯女士会过来看看他们的进展。菲尔兹角分馆有两台微缩照片阅读器，这些天一直被他们所霸占。幸运的是，除了他们，并没有什么人要用它们。

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离闭馆还有十五分钟。艾达用余光看见格雷戈里举起了左手。

“你看到什么了？”她问。

“过来看。”格雷戈里说。因为兴奋，他的脸涨得通红：他找到了什么。

在他面前的屏幕上，是一则头条新闻：“波莉·霍华德小姐起诉西贝柳斯家族继承人”。下一页有一张清晰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一个男人正走出法庭，蜂拥而来的记者用长枪短炮将他包围。他的脸正对着镜头，眼神中的轻蔑清晰可辨。他的嘴角向下撇着，下巴向上扬起。

艾达看了看照片。她又从背包里取出了戴维和他的父母在奥拉西的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

毫无疑问：报纸里的那个男人和戴维毫无相像之处。相反地，他跟艾伦·帕尔默拿出来的那张照片里的男孩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报纸上的约翰·菲尔福克斯·西贝柳斯，个子不高，颧骨凸出，一头金发，就像是只斗牛犬；而奥拉西的照片里的那个男人，身材颀长而瘦削，有着深色的头发，就像戴维那样。

这天晚上，躺在床上，艾达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竭力不让自己感到沮丧；但看起来，似乎他们对戴维调查得越深入，他的生平看起来就越发不可靠、不真实。她找到的答案相当有限，而疑点却在成倍地增长。从霍姆斯女士第一次给奥拉西的图书馆员打电话起已经过去了三周，而从她第二次留言算起也已经一周了，但还是没有哈罗德·卡纳迪的消息。她想，也许这个名字根本就不存在：可能只是戴维随口说出的一连串音节。因为疾病，他有时候会这样说话。

还没有解开的线索里，最重要的一条可能就是戴维留给她的那张软盘了。望向房间里的一片黑暗，她下定了决心，也许，到了请专家帮忙的时候了。她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戴维总爱说，比起学者来，弗兰克·哈尔伯特更像是个工人。“虽然如此，每个实验室都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也会这么说。因此，并不意外地，这个周六，弗兰克第一个到了斯坦纳实验室。他一脸迷惑。

艾达在门外等着。她现在没有实验室的钥匙了，而现在的门卫是在她上一次来实验室之后才开始工作的，她并不认识。

“嗨。”艾达说。她已经有六个月没见到弗兰克了。上一次见到他，还是他来利斯顿家吃晚餐的时候。事实上，她跟他——跟实验室的所有人并肩工作的日子还没有过去很久，但现在在他面前，她感到异常羞怯。她从利斯顿那儿听说他最近订婚了，她想要恭喜他，但她既缺乏勇气，又不够镇定。

“嗨，艾达！”弗兰克爽朗地向她打了招呼。他退后一步，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接到你的电话真是个意外之喜，”他说，“你想要上楼吗？其他人应该很快就到。”

艾达也邀请了隼人，以及查尔斯－罗伯特。她有意地忽略了利斯顿。前一天晚上，在电话里，她让实验室的其他成员都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利斯顿。她说第二天早上会给他们一个解释。

因此，这天早上，利斯顿宣布她要和马蒂以及一个朋友到郊区的一家商场去的时候，艾达感到一阵释然：她不用再编造利斯顿的去处了。而当利斯顿满怀希望地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她以作业为理由拒绝了。

“好吧，亲爱的。”利斯顿说，“要是需要什么的话，就告诉我，好吗？”

她离开之后，艾达感到了一阵内疚，或者说惶惑。有时，她会忘记自己还在生着利斯顿的气；在厨房里，利斯顿的揶揄总能轻易将她逗笑。有时在早上，利斯顿会在台板上留下一张鼓励的便条，她热心地把艾达跟她自己的孩子们归到一起，祝他们所有人这一天过得愉快。艾达读便条的时候总是满怀感激，她很高兴自己被包括了进去，很高兴成为这个充满生气的大家庭的一分子。而随即，不可避免地，她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她会把自己叫作叛徒，她会回想起利斯顿所有的背叛行径：她几乎是一下子就认可了戴维在撒谎的这个想法，完全没有考虑过相反的可能性。误入歧途，利斯顿常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戴维的行为。这并不比把他叫作骗子要好上多少，可能反而还更糟。这个词暗示了他性格中存在着一定的塑性，换言之就是软弱。是的，她很高兴这天早上利斯顿没和他们一起到实验室来。软盘的存在一直是个秘密，要是软盘里没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她不打算让利斯顿知道。

戴维退休之后，实验室几乎没什么变化。利斯顿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原来那间办公室，因此没有搬动。戴维的办公室倒是被简单地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室，供组会时使用。房间中央现在放着一张桌子，但其他东西都还是原样：角落里是戴维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台全新的Mac。

这天，他们就聚集在这间办公室里。对艾达来说，这就像是一场时间旅行。办公室的气味仍然是电子设备和木头那和煦的味道。就连天花板上的裂缝，也是如此亲切。

她坐在他们三人对面：弗兰克、隼人、查尔斯－罗伯特。查尔斯－罗伯特正一脸困惑地看着她。

“跟上次见到时比起来，你不太一样了，女士。”

“谢谢。”除此之外，艾达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她感到害羞。在特蕾莎的建议下，今天她换了个发型。她忘记戴眼镜了，她现在还是尽可能不戴眼镜，因此这天她没拿眼镜就出了门。

“你怎么样，艾达？戴维怎么样？”隼人友善地问道。

“挺好的。”艾达答道。她的下巴不由自主地颤了颤。这一瞬间，她意识到，不仅仅是利斯顿，他们所有人都背叛了她。她的朋友们，她家人一般的存在，他们都去哪儿了？

他们三个面面相觑。他们坐在桌子另一边，三人坐成一排。这让她觉得他们就像在面试她一样。

“很抱歉我们没有联系你们，”弗兰克说，“我们只是——不太清楚如何是好，考虑到……”

“没事的。”艾达说。她不想继续听他们说这些了。她还没脱下那件蓝色的冲锋衣，因此感到十分暖和。靠在椅子坚固的靠背上时，冲锋衣蜷到了她的肩膀上。在口袋里，她握着带来的那张软盘的四角。这是她制作的一份拷贝。为了安全起见，原始的那张软盘，戴维给她的那张，现在还放在利斯顿家，插在那本词典里。

她开门见山地解释了自己请他们来做什么，而他们三人都很感兴趣地挺直了脊背。尽在她预料之中：整个小组的人都热衷于解谜。

“戴维什么时候把它给你的？”隼人问道。

“两年前，”艾达说，“在他主持完最后一次新生晚宴之后的那个夜里。”

她拿出了那张软盘，隼人接了过去。要是这世界上还有人能把它破译出来的话，那应该就是隼人了：他和戴维都对谜题和密码充满了激情，在这些年里，他们曾经数十次尝试难倒对方。谁都没成功过。经常是在快要下班的时候，会从戴维或者隼人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胜利的怒吼：“有啦！”而另一个人会立刻冲过去检查结果。利斯顿常常会挖苦：“他们有工作过吗？”

他们四人一起走到了角落里的电脑旁边。电脑启动的速度让艾达感到震惊。这是苹果的最新款：在戴维退休的这段日子里，她想，技术的世界已经把她远远抛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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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沉寂。

“就只有这个吗？”查尔斯－罗伯特说，“就只有这段文字吗？”

“就只有这个。”艾达说。

“他把这个给你的时候说了什么？”弗兰克问道。

“他说这是一道谜题，”艾达说，“他说这是可解的，不过得花上些时间。还说我不应该为它耽误了别的事情。”

“唔——”这是隼人。他们仨站在她后面，此刻全都弯下腰来，脖子伸过她的肩头，眼睛盯着屏幕。艾达能感觉到他们强烈的兴趣：他们正反复扫视，统计着每个字母出现的频率，试图找到某种规律或是某个不协调的地方。

“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呢？”查尔斯－罗伯特问，“为什么要把这么短的一段东西放在软盘里？”

“我不知道，”艾达说，“为了保护它吗？”但这确实是个好问题：她自己也曾经思考过。

艾达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桌旁。让他们三个在屏幕前坐下。弗兰克把字母抄在了一张纸上，然后去了自己的办公室。隼人还坐在那里，瞪着屏幕。查尔斯－罗伯特拿了一张实验室的信纸，开始在上面涂涂写写。

半个小时过去了。艾达也在一张纸上推演着。她凭记忆把那串字母默写了下来。

隼人是第一个开口的。“有没有可能，”他有些犹疑地说道，“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

“完全有可能。”艾达坦言道。她此刻正徘徊在失望的边缘。她原本希望，她意识到，自己这一天会带着一个满意的答案离开实验室。

“我不是说这段密文是没法破译的。”隼人说，“但第一眼看下来，这确实太困难了。关键在于它太短了，这就意味着很难清楚地分辨出里面的模式。我们也许可以编一个程序试试。但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用了一种一次性密钥。这就意味着编程解决不了问题。至少这个世纪不可能。”

“好吧。”艾达轻声说道。她一会儿看看弗兰克，一会儿看看查尔斯－罗伯特。但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同样的迷惑。“好吧，”她又说了一遍，“别为这操心了。”

“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可以作为一次性密钥的东西？”查尔斯－罗伯特问道，“一串不同的数字或是字母？”

“恐怕没有。”艾达说。她感到绝望正缓缓将她笼罩。而真实情况是，她说不清戴维给了她多少这样的东西：他一直都在给她各种各样的密码、谜题或是一小段看似胡言乱语的东西。从前，破解这些是她莫大的乐趣。这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解开戴维最后一道谜题所需要的那把钥匙。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破译的。”隼人说。

“你确定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利斯顿吗？”弗兰克说，“她很擅长这类事情。”

“暂时还不行。”艾达迅速答道。她试图想出一个理由，但没能找到。她感到愤怒：就这么完了？但她没法这样跟他们说。“我之后会告诉她的。”她又补充道。

在离开的时候，她意识到，她还不想走。走出那扇门之前，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上一次离开时的记忆急促而突然地浮现在脑海里：退休晚宴的那天晚上。只不过，那一次，她是和戴维一起。那一次，戴维依然还是他自己。

让艾达惊讶的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梅兰妮、珍妮丝以及特蕾莎正站在厨房里，跟利斯顿、威廉还有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女孩们穿着亮丽得有些夸张的连衣裙：粉的，黄的，绿的，跟她在圣母学校见惯了的灰不溜秋的校服大相径庭。男孩们穿着紧身牛仔裤，宽大的高帮球鞋，以及大码的白色领扣衬衫。利斯顿拿着一部照相机，这是一部笨重的拍立得，是她六十年代的时候买的。相机正缓缓地将一张新照片啪嗒啪嗒地打印出来，就在她面前。

“我们都在想你到哪儿去了！”利斯顿说。艾达突然想到今天晚上会举办他们叫作“大狂欢”的舞会。全城所有天主教高中都会参加，而她的朋友们，作为九年级的学生，今年刚刚具备了参加的资格。圣母学校的女生们这几个星期一直都在讨论舞会要怎么打扮。

“我去看了戴维。”艾达撒了个谎。利斯顿张了张嘴又合上了，像是否决了一个回答。

“赶快去换衣服，”利斯顿说，“已经八点了。”

房间里的少男少女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艾达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她不在家，他们都很自在；他们都盼望着能在她回来之前脱身。最近几个星期，她没怎么跟他们待在一起；她下午和周末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和格雷戈里一起到图书馆查资料上面了。

“你这样穿就挺好的，要是你乐意的话，”威廉的话让她有点意外，“你看上去很漂亮。”

艾达低头看了看自己。她还穿着那件蓝色的冲锋衣，下身则是利斯顿给她买的一条新牛仔裤。通常，这样的赞美可以让她几个星期都飘飘然不知所以。但现在，关于戴维的念头如浓雾一般弥漫在她的脑海里。

“我不太舒服，”艾达说，“我想我就待在家里好了。”

利斯顿看起来很受伤。

“你是认真的吗，宝贝？”她问道，“你确定你不想出去跟你的朋友们一起愉快地玩耍吗？”

艾达点了点头。男孩们看起来对此毫不在意，女孩们则似乎长出了一口气。既然梅兰妮和她的朋友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然梅兰妮已经安然地挽上了威廉的胳膊，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伴侣——艾达对她们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了。午饭的时候，她仍然跟她们坐在一起，但她已经显得不重要了。跟她们一起的时候，她基本上都默不作声。她隐隐感觉到，她们进城的时候，或是到树林里过夜的时候，都特意避开了她。树林只是一些稀疏的树木组成的小树林覆盖在山丘上，学生们常常在山顶的空地上一起痛饮狂欢，通宵达旦。

这群少男少女迅速穿上了外套，跟她道了别。他们陆续走出前门，有说有笑，带着几分轻佻。只留下艾达和利斯顿两个人待在厨房里。

利斯顿向她投来明亮的目光，伸出双手，掌心向上。

“好的！”她说，“看起来今天晚上家里就剩我们这两只小鸟了。”

艾达点点头。

“需要我给你拿点东西吗，亲爱的？”利斯顿问道，“你哪里不舒服？”

“就是有点头疼。”她咕哝着说道。她告诉利斯顿她会自己倒杯水，然后去睡觉。

“戴维怎么样？”利斯顿又问。

“挺好的。”艾达说。

在回房间的路上，她回了一下头：利斯顿正透过厨房门上的窗户往外看，目送着少男少女们在肖马特街上渐行渐远。利斯顿手里拿着一个高高的玻璃杯，杯子里是她强迫自己喝的无糖速溶饮料。不知何故，她一直在试图减肥，但事实上，她最多算是有点丰腴。利斯顿是想要交男友吗？这个念头突然闪过艾达的脑海。她以前还从来没想过这件事。站在厨房门口，把玻璃杯举在胸前，她看上去很是寂寞。艾达感到一阵自责。自己本可以回到她身旁，然后两人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一起做利斯顿爱吃的低脂爆米花。但现在太多的秘密横亘在她们之间。艾达不想提及自己的父亲，这就让和利斯顿的谈话变得异常困难。长大以后，她把自己没有勇气接受利斯顿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一种迷信：冥冥之中，她觉得戴维能够感知到这一切。要想握住利斯顿伸出的手，她先得松开戴维的手。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戴维坠入下方的无底深渊。

上楼之后，艾达先听了一下楼下的动静，确保利斯顿没有跟来，然后轻轻地敲了敲格雷戈里的房门。马蒂今天会在一个朋友家过夜。

格雷戈里开了门。像利斯顿常常提到的那样，他该剪头发了。这会儿，他棕色的头发乱糟糟地堆在一边，像是睡觉压的。

“他们把你给丢下了吗？”他耳语道。艾达告诉他留在家里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生病了，”她说，“我很不舒服。”

“哦，”他仍是很小声地说道，“好吧。”他的语言技巧毫无长进，在学校里仍然因此不断受到欺负——最近有一次，她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被两个七年级学生一路狂追，鞋带激烈地拍打着鞋面——虽然如此，她渐渐开始喜欢上他了，或者说，至少是能够容忍了。在某些方面，他甚至会让她想到戴维，他心直口快，总是有什么说什么。也许，戴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样子。事情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她常常想对他这样说，等你长大之后。（艾达希望这句话对她自己也能适用，但她对自己更没信心；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好像自己被夹在了两个世界中间，既不属于这一个，也不属于另一个。）

格雷戈里重又在床上躺倒，两条腿在空中盘在一起。“你要进来吗？”他问她。

她原本打算告诉他自己这一天在实验室是如何度过的。还有隼人提出的那个一次性密钥理论。但她改变了主意。忽然之间，一切都变得滑稽可笑：不管是密码，还是他们一直在进行的调查，又或者是戴维编造的一个又一个谎言。第一次，她允许自己沿着这个可怕的念头展开联想：要是戴维就是个骗子怎么办？要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撒谎、欺骗、忽悠，该怎么办？要是他骗了他们所有人，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就连艾达都不放过，却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内疚，那又该怎么办？

她一下子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

“我想，我会在自己房间里看书。”说完，她便转身离开了。

但她没有看书，她躺在床上，凝望着周遭的一片黑暗，聆听着街上的声响。在利斯顿的房子里，她可以听到本地男孩女孩们的喧闹声从森林，或是附近的网球场传来。声音越来越吵，她走到窗边，向外看去。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肖马特街上，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们正从舞会归来。其中一些，她认出来了；其他的，她好像从来没见过。所有人都望向东边，那是树林的方向。

“嘘——”一个女孩把戴着手套的一根手指举到了唇边，让她的朋友们噤声。她们都把父母让带着的外套捧在怀里。她们本该穿上外套的。在街灯的映照下，她们五颜六色的连衣裙流光溢彩。另一个女孩在减速带上绊了一跤，但她以运动员一般的优雅动作重新站住了。她弯下腰，两手捂在嘴上，笑了起来。外面很冷，冷气从利斯顿家老旧的窗户的窗缝里飕飕地往里灌。她举起一只手，感受着这股寒流。她突然有种冲动，想要到外面走走。

利斯顿家的其他人都已经入睡了：房子里的一片寂静是最好的证据。电视还开着，这意味着利斯顿可能是在看着电视等威廉回家时睡着了——这时常发生。威廉可以悄无声息地溜进来——他很擅长，然后，他就会说自己只是忘了把她叫醒。

艾达轻轻地打开了走廊里的壁橱，从里面拿了一顶黑色针织帽戴在头上，一直扯到盖住耳朵，然后穿上她的冲锋衣。冲锋衣是两年之前戴维买给她在滑雪的时候穿的。她意识到自己最近长高了一些，两边手腕都从袖子里杵出来。她拉上拉链，两手分别拽着衣服两边，以防走路的时候衣料摩擦发出声音。

她慢慢走过电视厅，瞥见了利斯顿的侧影。她坐在朝向门口的扶手椅上，以便能在大儿子回来的第一时间看见他。她蜷在椅子里，疲惫的双脚跷在空中，嘴巴微微张开，脸偏向旁边。

后门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艾达见过威廉从这里进出，至少两次——因此她也走了这条路，到了天井里。就是在这里，她躲在院子旁边的林子里，看见利斯顿用移动电话跟戴维通话。她想到格雷戈里当时就在楼上的光亮里穿行；她想到威廉那晚又是在宵禁之后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回了家。那时候，她对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她对戴维也几乎一无所知。

她在利斯顿家的后院里停了一会儿，听了听动静，然后毅然决然地朝东走去，穿过邻居们的院子，向赛文山进发。同学们的声音回响在她的耳畔。在静谧的邻家院落里，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有如鬼魅。有那么一两次，她觉得自己听见了威廉的声音，但她不能肯定。

最后一个院子的尽头是一道篱笆，把它跟环绕着公园的格兰坪街分隔开。她沿着这条街往前走，尽可能避开路灯的光亮。夜深了，路边网球场的灯都已经熄了。网球场后面，一群少年正在爬山。在通往山顶的道路上，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团团阴影。

艾达只到过山顶一两次，都是在白天，跟戴维一起。戴维很喜欢在山顶远眺波士顿的地平线。赛文山顶是这片街区的少年们的领地，所以她现在尽量不到那儿去，以免自己成为闯入者。小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一点。她意识到，她和戴维在许多事情上都犯了错；她为过去的自己，以及过去的戴维感到难为情。她低着头，疾步走着，希望自己的黑帽子和冲锋衣能够遮掩住自己的身份，别被街对面的人群认出来。

她发现了树林的一处入口。这不是其他人通常会走的路。这条小径陡峭而坎坷，而她还没有意识到树荫下会是多么阴暗。她看不见身前的枝杈，不得不伸出双手，拨开拦路的枝条。她不时能从头顶上树叶的空隙里瞥见月亮，皎白的一轮，如此宁静。

有时，她会听见一声叫喊，或者一阵大笑。她循声走去，呼吸越发急促，还绊倒了一两次。当这座小山山顶的空地映入眼帘时，她停在旁边一棵树的后面，抱住树干。从这里，她凝视着前方的空地。

他们已经生了一小堆篝火，正围着篝火站着，手里拿着听装的啤酒，或是瓶装的伏特加和金酒。许多人都抽着香烟。他们一动胳膊，就会在夜色中划出小小的红色光弧。艾达离他们很远，她既希望，又不想成为眼前这些小圈子中的一分子。

她挨个看着这些人的面孔，先是看到了珍妮丝，然后是梅兰妮，接着是威廉。威廉举起双手，就像是要挥出胜利一击的样子。火焰将他身前映成了橙色。他保持这个姿势的时间比艾达预想的要更久一些，随后把脸转向上方，望着天空，而梅兰妮伸出双臂，从侧面抱住了他。他微微晃了晃，把手里的酒瓶举到嘴边，啜饮了几口。眼前的场面美丽而狂野：艾达突然意识到，这样的场面正是成百上千年以来不断重复着的。热情的篝火，澄澈的夜空，流动的火焰滑进威廉和他同伴们的喉咙。这就是人性！这就是生命！这样的场景以一种她难以言说的方式，震撼着她整个心灵。她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这样原始的野性。在一瞬之间，她受到了震动，同时为之深深吸引。

我认识他们，艾达心想，我可以过去加入他们。

但她跟他们不一样。她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脉搏，不一样的心念，因而理解不了他们身体里的罗盘，那个指引着他们的话语和行为的存在。

她屏住了呼吸。

干枯的落叶被踩得沙沙作响，一个毕业班的男孩出现在她面前。他没有说话，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她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自己。她的帽子和冲锋衣是一身中性的装束，显得有些古怪。她避开唯一的光源，低着头看着地面。

“你在干什么？”他问她。他的名字是鲍勃·康利。他是个好学生，是篮球队的队员，和一个叫希瑟的女孩交往。他有个叫查克的弟弟，以及一个叫帕蒂的妹妹。他是威廉的一个朋友，曾经到利斯顿家去过一两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知道了关于他的这一切，知道了关于所有这些人的种种——而他们仍然对她一无所知——这让她感到一阵刺痛。这样的“知识”现在占据了她大脑里大量的空间。此刻，她深深怀念着戴维教给她的那些知识：具体、实在、活生生的事实。

艾达看向鲍勃·康利，冲他眨了眨眼。她犹豫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随后转过身跑开了。

在山脚下，她看见两辆警车正沿着格兰坪街静静地向赛文山驶来。没有警灯，也没有警笛。她停下脚步在原地站定，希望深色的行头可以掩藏自己的形迹。成功了。但她意识到，山顶上的少年们很快就将一个挨着一个地跑下山，他们上去多快，下来就有多快。很快，威廉·利斯顿就将作别今晚漫长的狂欢，回到家中。就像艾达刚刚做的那样，他会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经过他的母亲，然后沉沉地睡去。在他将要进入的绵长的梦境里，他会梦见梅兰妮，或者是山顶的火光。

艾达到家的时候，她在门外停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一种莫名的力量召唤着她转过身，去了戴维家。她想待在自己原先的卧室里，躺在自己熟悉的那张单人床上，一两个小时就行；她想在床上铺上自己熟悉的床单——在她出生之前，这是戴维用的。她想裹着它迅速入眠，睡一个安稳的好觉。

这一天是12月7号，街上家家户户都挂起了一串串圣诞彩灯。利斯顿家的看起来很漂亮：她给三个儿子一人五美元，让他们装饰门廊。只有戴维家一片漆黑，显得分外荒凉、阴森。艾达心想，戴维看到的话，一定会很不高兴吧。

房子里只比街上稍微暖和一点，但熟悉的气味还在。这是戴维的味道，是她记忆里的味道。她摸黑走上楼，来到楼上那个亚麻色壁橱跟前。橱子里仍然装满了年代久远的床单和毛毯，它们随意地堆在一起，没有配好对。还有一床羽绒被，以前每年入冬的时候，戴维都会把它放在她床上，为她抵御寒冷。她拿出这床被子，连同几张床单和几个枕套一起，拿到她的卧室里，拉上了窗帘。窗帘有些透光，它从没能有效地挡住清晨的阳光。因此，打开床头灯之前她有些犹豫。她不知道邻居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窗帘看到暗淡的灯光。想着邻居们全都已经睡着了，她最后打开了灯。

在暗黄的灯光里，她从梳妆台上的镜子里瞥见了自己：自己看起来就像是个苍白的幽灵，有着深深的黑眼圈，肩膀仍然因为狂奔回家的余韵而起起伏伏。她取下针织帽，让头发披散下来。深色的头发看起来乱蓬蓬的，长度则创造了新纪录。戴维从前会定期带她到他自己的理发师那儿，理发师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每两个月，他会给她剪一个干净利落的波波头。现在她已经有一年半没理过发了，可能更久。她不想跟利斯顿说这件事。她考虑过自己给自己剪头发。

她铺好了从前的床垫，冻得瑟瑟发抖。她脱下鞋，拉开冲锋衣的拉链，让它就这么落在地上。冲锋衣下面是毛衣和牛仔裤，她把它们也脱了下来，现在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了，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她全身都在颤抖，但她就这么站着，审视着自己的身体。她想，从各方面来说，自己都很平常。平常的身高，平常的体重。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她把两边的头发拨到脑后，注意到自己的耳朵有些尖。她的肚脐眼略微偏向一边，手臂修长而瘦削。

她侧过身去。吸了一口气，把小腹收向脊背：在圣母学校入学之前，她从没想过这件事，但现在她经常这么做。凸起的小肚子已经成了她的心腹大患。最近，她常常用一个汽修工看待汽车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身体，把身体的各个部分看成汽车的各个部件的话，每个部分都有着明显的缺点：微凸的小腹，尖尖的耳朵，干裂的手肘，扁平足，薄嘴唇，肉肉的膝盖。要是可以的话，她真想修正自己的代码里所有的漏洞。

审阅最终完成之后，她钻进自己曾经的被窝，打着寒战进入了梦乡。

厨房门的响声把她从睡梦中吵醒。声音停了一会儿，随后又继续响了起来；有人在敲门。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恍惚了一会儿，浑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随后从床上坐直了身子，把脚伸到鞋子里，随时准备跑走。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她把被子裹在了身上，就像是穿着一件罩袍。

她开着灯就睡着了。现在她关上了床头灯。

接下来，她尽可能悄悄地起了身，蹑手蹑脚地走进戴维原先的卧室——这间幽灵般的房间，每一个角落都勾起她对于戴维的记忆——从西边的窗户探出脑袋向下看。从这里她可以看到车道，以及厨房门外的步道。

威廉·利斯顿正站在那儿，低头看着地。艾达看不见他的脸，她是通过他的外套和姿势认出他来的。就他一个人。他又抬头看了看门，走过去，第三次把门敲响。

艾达打开了窗户。一阵清风席卷而入。

“威廉。”她用演员们在舞台上高声耳语的方式叫唤着他的名字。他抬头看着她，脸上写满了疑惑。

“嘿，”他说，“你能下来一会儿吗？”

她尽快穿好衣服，在镜子里瞄了一眼，就跑下楼。她打开厨房门，威廉站在门口，一边胳膊夹在腰间，就好像在外套里藏了什么东西一样。

他没有问能不能进来，而是径直向前走，用一只脚带上了房门。

她的心跳得很不舒服。她能感到自己的心脏正迅疾而有力地撞击着自己的胸骨。她在想，是不是威廉都可以透过她的毛衣看见她的心脏？即便房间里很昏暗。她本能地把右手放到了左胸前，就好像在宣誓。

威廉起初没说话，只是看着她。他站得稍微有些不稳，艾达觉得这一定是宿醉的影响——虽然她对此的了解仅限于电影。她突然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有点苦涩，有点刺鼻，酒精、香烟，再混合上树林里的味道。

“我觉得你可能在这儿，”他说，“我看见你的灯了。”

她的喉咙一下子噎住了。

“你介意我进来待一会儿吗？”他现在这么问毫无意义。他都已经进屋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摇了摇头，表示不介意。

他朝前走了两步，环顾着整个厨房。他以前来过戴维家吗？她想不起来了，可能在她很小的时候来过吧。

“你经常到这儿来，”威廉说，“我见过你往这儿走。”

“我来得并不多。”艾达辩解道。

威廉耸了耸肩。“这挺酷的。”他说。

“梅兰妮呢？”艾达问道。

“她得回家呀。”他说。

走出厨房，他又来到了餐厅。“你能带着我转转吗？”他问道。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尽管唯一的光线来自外面的街灯，她仍能清楚地看见周围的事物。她是这么做的：她沉默地带着他一路走到走廊尽头，只跟他介绍每间房间的名字。接下来，他们一起上了楼，她把楼上每间房间的名字也告诉了他。最后一间是她的房间，她在走廊里停下了脚步，突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她的房间既过时，又幼稚：简朴的小床，配上年代悠久的被子；床头的台灯被制作成苹果树的形状，而底座周围摆放着一圈洪梅尔小陶人。家具都显得太过正式，因而有些古怪。它们跟利斯顿买给孩子们的现代家具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后者，是艾达当时更喜欢的。

“这是你的房间吗？”威廉问道。艾达点了点头。

他用肘轻轻推开房门，在这狭小的房间里缓缓地转了一圈。天花板比他的脑袋高不了几寸；对他来说，这地方实在是太小了。艾达站在门口。唯一的那盏台灯在墙壁上投下威廉高大的影子，他每走一步，墙上的影子也就跟着移动。最后，他走到床边，在床沿坐了下来，两条大长腿受这张床高度的限制，不得不弯折起来，大腿和小腿几乎贴在一起。他把两肘支在大腿上，低头看着地板。

在她眼里，他突然显得非常成熟：一个男人。远比她像个成年人。这一刻，艾达很惊讶梅兰妮能成为他的女友。和一个像威廉这样年纪的人在一起，她是多么有勇气呀。她瞥了他一眼，随即又看向别处。他看起来甚至比她印象中更加英俊。他整个身体的造型都十分精细，堪称完美，就好像有一个建筑师预先为他进行了设计：她想，跟她自己做工粗糙、错漏百出的身体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在他身上，她找不出任何需要修正的地方。他是一个完成品。

他把外套拉链拉开了一半，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瓶子。这是个高高的方形酒瓶，她的方向看不到标签。最底下的三分之一是澄明的液体。他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了她。

她不知道哪种选择会更糟糕：是接受，还是拒绝。这是他给她的一次机会。拒绝意味着她将永远是一个局外人，她想。她不能拒绝。但她能就这么接受，然后装作很平常的样子把它喝下去吗？她别无选择，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此外，她也是喝过酒的：戴维给她喝过葡萄酒，她提醒自己，并且每次他俩给客人调鸡尾酒的时候，他都会让她啜上几口。

艾达走向他，接过了酒瓶。她就像他那样做了：她把酒瓶举到唇边，喝了一大口，差不多是她喝金汤力的量。但这种酒显然跟金汤力不一样，它火辣辣地灼烧着她的食道，她费了一番功夫才把它咽下肚。她的关节和肌肉瞬间就瘫软了下来。她挨着威廉，在床边坐了下来。

“谢谢你照顾马蒂。”威廉说，“我知道你在学业和为人方面都给了他很多帮助。感激不尽。”

“我很喜欢这些。”艾达说。

“他很爱你。”威廉说，“他总是会问我你的事情。自从我们的父亲离开之后……”他说了一半突然停下了，也没有接着再说，只是喝着酒。

艾达点点头。她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省音或者连读，把前一个单词最后的辅音跟下一个单词开头的元音连在一起。她短暂地闭上了眼睛，让他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回响。他的发音和语调都和利斯顿的很像。还有他说的那句话：他很爱你。

威廉再一次举起酒瓶，喝完之后，他秀了一下自己洁白的牙齿，用手抚摸着落在前额的那绺金发。然后他把酒瓶递给了艾达。她也喝了一口。这回她看清了标签：这是一瓶金酒。

“鲍勃·康利说他在树林里见着你了。”威廉说。

艾达看着他。

“他说你躲在一棵树后面。”威廉接着说道。现在，他的嘴角微微向上扬起。艾达不好意思地耷拉着肩膀。看来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过来取笑她。

“你是在监视我吗？”他问道。

艾达迅速地盘算了一下该怎么全盘否认他的质问。我整晚都在这里，她可以这么说。她可以用看着一个疯子的眼神看着他。但房间角落里的东西抓住了她的眼睛：她的冲锋衣、帽子和手套在地上堆成一团。再结合鲍勃·康利的证词，这些证据恐怕不是她能够否认得了的。

“我只是去散个步，”艾达说，“我不知道你们在那儿。”

他微笑了一下，随即看向别处。

他又啜了一口，然后把酒瓶递给她。她也又喝了一口。

“你准备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吗？”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嘲弄的腔调，“我知道你跟她关系不错。”

他不太优雅地把剩下的拉链也全都拉开，然后试图脱下外套。他在手腕那儿卡住了，手怎么也拔不出来。艾达伸出手帮他把袖口扯开，他的胳膊得以从衣袖里抽出来。他礼貌地感谢了她。

接着他说道：“你还没住到我们家的时候，就在监视我们了。”

艾达看向他。

“我看见过你，”威廉说，“一次或者两次，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艾达摇了摇头。她的喉咙哽住了，她努力想要咽回去。不知为何，这件事看起来很不公平：他竟然看见了她，但她疲倦得根本说不出话来。金酒让她的身体和思维都松弛了下来，一阵隐痛在她的周身游走。她此刻饥寒交迫，无比孤独。

“你在那儿做什么？”他问她。

“我不知道，”艾达说，“我很抱歉。”

她没有告诉他自己整晚整晚地梦见他：那些孤独的夜晚，她所有的路途，都只是为了寻找他的身影。也许他本来就知道。也许他觉得所有人都喜爱他，不管在哪里，自己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像威廉·利斯顿这样的人会察觉到这些吗？她想，他们一定会的。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开始喝酒。通常，这样的沉默会让她感到苦恼，但此刻，沉默反倒成了一种慰藉。她浅笑着想，为什么自己要如此烦恼呢？她本可以畅所欲言。

“你们看上去都很正常。我想看看，一个正常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她说。

他笑了笑，说：“正常？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我们家大概是最古怪的一家子了吧。我想你现在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了。”

“除了我家，”艾达说，“我家更加奇怪。而我是最奇怪的人。”她说出来就后悔了，因为这句话里包含了太多的真相。并且，家庭这个词对于她和戴维来说从来就不适用。他们俩不是一个家庭，他们是一对搭档。而现在，他们就连搭档都不是了。

威廉又笑了笑，然后沉默了一会儿。“你很有趣，”他最后说，“你也很聪明。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了。”

“不，我不是，”艾达说，“我不是的。”

他已经醉醺醺的了。他的鞋带开了，他弯腰去系，结果差点从床上滚了下来。他及时地用一只手在地上撑住了自己。“该死！”他小声地嘟囔着。

系完鞋带之后，他坐起身，然后顺势就把手放在了艾达膝盖上。他的眼睛没在看她，而她则注视着他的手。他的手宽大而光滑。这双手看起来还很年轻：不像更加年长的人的那样粗糙。手背上只能看见一根青色的静脉蜿蜒着。她想到了人类身体的构造，想到了维持人生命的血液循环。她曾和戴维一起研究过。

考虑了一番之后，艾达还是不想让他把手放在那儿。她正在想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把手拿开，突然，他把手移到了她身上别的地方：起先是在她肩膀周围，然后是她的脊背。他的手沿弧线向下在她背上敲打着。这让她想起了戴维教给她的安抚龙虾的方式。威廉的动作并不轻柔，手在动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在看着艾达，就好像他的左手脱离了身体的控制，自己在她身上游走。艾达一动不动地坐着。她想直截了当地从床上站起来，但她做不到。她是不是应该很享受呢？威廉·利斯顿在抚摸着她，这是她几年来梦寐以求的。她说不上来。喝下肚的金酒让身边的一切看起来都很遥远：全都成了虚影。

突然，威廉转过身向她靠过来，他的脸贴上了她的脸，嘴唇压在了她的唇瓣上。这一切的发生有如迅雷，艾达对此毫无准备。这是她的初吻。最让她吃惊的是他嘴唇的温度：她不太确定在自己的想象中应该是怎样的，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她原本的想象里，威廉·利斯顿的嘴唇应该是冷冰冰的，就像他整个人一样；但实际上他的嘴唇温温的，不热也不冷。他用舌头撬开了她的双唇。现在，他的气息更近了：烟味，酒味，还有树木的味道。他的皮肤，他的身体，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紧紧贴在她的身上，就像成了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他脸上的胡子到了该刮的时候了：有一两次，她在卫生间里见过他裹着浴巾的样子，从镜子里，她看到了他的眼睛。而现在，他的下巴和脸颊在摩擦着她。

她的手僵在身体两侧，虚握着拳头。在电影里，她见过人们在接吻时抚摸彼此的脸庞或者身体，但深深的恐惧已经像一道闪电般将她击穿，令她完全动弹不得。

他朝她倚过去，而她倒在了床上，手肘撑在下面。

她亲身感受到了他的体型。尽管有些害怕，但她一直为之深深吸引。

后来，她会告诉ELIXIR，在她的床上跟威廉·利斯顿笨拙地亲吻是一段让人心旌摇曳的罗曼史，她所有的幻想在一瞬间成了现实，这滋味要比她最狂野的想象更加美妙。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这么说，她也没法重写过去。要是她没跟ELIXIR撒谎的话，她会说跟威廉·利斯顿接吻的体验介于愉悦与不快之间。它撩起了她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有关亲近和亲密的久远的回忆，某种潜藏的本能。孩提时代之后，她就再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和别人接触过。她甚至都很少被人拥抱。成年之后再度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泛上她心头的既有喜悦，也有不安。当一个男人粗糙的下巴在她脸上摩擦的时候，她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威廉·利斯顿的触碰，随之涌现在脑海里的，是她少女时代的单恋，与它不幸的结局。但此刻，无数念头在她脑子里打转，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自己年纪还太小，或者至少对他来说太小了。她既害怕又害羞。

她小腹的肌肉绷紧了。他想让她躺下，但她一直试图坐起来。他的一只手从她脸上移到身前，然后是体侧。没有多少可供他抓握的，事实上以后也不会有，不过她此刻还并不知晓；她只是单纯地把这看成自己的一个缺陷，或者是还没有发育完全，而现在他也知道了。他知道了她这个可怕的秘密。她几乎想要向他道歉。她想象着立刻站起身来，走出房间，但她觉得现在为时已晚。她想象着自己蜷成一个球，而他轻轻地摇晃她，不要有什么激烈的动作，把手放在她的身上不要动，就像母亲摇晃着怀里的婴儿一样。

这时，她想到了梅兰妮。提起她的名字也许可以拯救自己。这并非她真实的想法——她并不是因为梅兰妮的存在才想要让威廉停止现在做的事情，但她觉得这至少听起来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梅兰妮是我的朋友，她可以这样说，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她不会觉得尴尬。

她感觉到威廉的手已经移到了自己牛仔裤的纽扣上。她想好的台词还没有说出口，卧室的房门突然就打开了。她猛地推开了威廉的肩膀，两个人挣扎着坐了起来。

格雷戈里站在门口，张大了嘴巴，脸上毫无血色。他右手握着艾达给他的那把戴维家的钥匙，左手无力地垂在身旁。

“什么鬼。”威廉吼道。在利斯顿家度过的第一个晚上，艾达撞见威廉和卡伦·德里斯科尔接吻的时候，他也说了同样的话。

“你给我滚出去，格雷格。”威廉厉声呵斥道。但他的弟弟没有动。顿了一下之后，威廉迅速地站起身来，向格雷戈里走去。他此刻面目狰狞可怖。兄弟俩在艾达卧室的门口对视了几秒钟。格雷戈里的头甚至还不到威廉的肩膀。

艾达等待着。她很确信，格雷戈里会低下头转身离开。她见过他跟别人对峙的场景，不管是在圣母学校的走廊里被一个同学追着跑的时候，还是在利斯顿家的走廊里被威廉，甚至有时候是马蒂欺负的时候，他都是先低头的那一方。但这一天他没有退缩。威廉酒劲儿还在头上，身子微晃。突然，他走开了，出去的时候撞在了格雷戈里的身上，这让艾达感到很吃惊。她不知道自己心里期待的是怎样的结局，但肯定不是这样。威廉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没有跟他弟弟说话，也没有跟她说话。他们听着他下楼时重重的脚步声，以及最后关上厨房门时砰的一声巨响。

有那么一会儿，两个人谁都没有动。格雷戈里先开了口。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恶狠狠的语气是她没有想到的。他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叫喊，呼吸急促。

她抬起头看着他。

“这不关你的事。”她说。

“你喜欢他吗？”格雷戈里问。他眯着眼睛，整个额头都在抽搐着。

“我不知道。”艾达说。

“我恨他。”格雷戈里说，“他就是个白痴。”

艾达看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于是尴尬地看向了旁边。

“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格雷戈里说，“我看错了。现在我觉得你也是个白痴。”他还很小。在她的目光注视中，他慢慢变成她在学校里熟知的样子：那个心急气躁，让人头疼的孩子，那个身材瘦小的受气包，总是大声地冲欺负他的人吼叫。他现在已经在哭了，但他竭力想要含住眼泪；他的脸涨得通红，拧成一团。

“别这样。”艾达说。她从床上站起身。她想要他离开她的房子，她想一个人睡上一整个星期。她交叉着双臂，环住自己的身子，手尽可能够向身后。

“你什么都不知道。”格雷戈里说。她往前一步，他就退后一步。“你这个白痴。”

艾达无力地说道：“出去。”她的手指疲软地指向门外，指向走廊和楼梯。

“要是我不出去呢？”

“这不是你家，”艾达说，“出去。”

他有些刻薄地笑了笑。“呵呵，这是谁家呢？”

“这是戴维家。”艾达说。提起父亲的名字让她感到越发的软弱无力。戴维现在会怎么看她？她闭上了眼睛。

“你就连自己爸爸都不认识。”格雷戈里说。

“我当然认识他。”艾达说。

“你知道他是个基佬吗？”格雷戈里压低了声音，而这让他的语气显得更加恶毒。

在圣母学校的走廊里，她经常听到这个词。第一下她并没有感到震惊。然后，慢慢地，她意识到他是在指控。她看着他。

“他是个同性恋。”格雷戈里说，“就只有你不知道。”他并不经常说这样的话；他努力地让它们从嘴里蹦出来。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现在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似乎说出这样的话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自己身体里竟然有着这样可怕的力量。他瞪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跑开了。

现在她又是孤身一人了。

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她就醒了。从她昨晚拉上的窗帘里，隐隐照进来一道灰白的光线。她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她断断续续睡了几觉，每次都战栗着醒来。她反复梦到有人打开她的房门。她还梦到了戴维。

一开始，她没有想起前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想起来之后，两种情感在她内心交织。首先，是一种深切而悠长的悲伤。她意识到格雷戈里说的可能是真的。她不是因为这件事可能是真的而难过——事实上，她自己也想过这个可能性，尽管并不确切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是因为格雷戈里知道戴维的这件事，而她却不知道。记录着戴维诸多半真半假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的卷宗里又增添了新的一条。更糟糕的是：这意味着她有理由相信，是戴维自己跟其他人说了这些——也许和利斯顿？或者和实验室里的所有人？——却从来没跟她说起过。这样一个念头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过沉重，让她不堪忍受；她把这个念头赶跑了。

悲伤之外，让她感受得更为真切的，是一种凝重而可怕的羞耻感。她双手掩面。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和威廉·利斯顿共处一室。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看他。最糟糕的是，她没有人可以倾诉。通常，每天午饭的时候，她跟梅兰妮、特蕾莎还有其他人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绯闻。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她可以爆一个猛料，但她谁都不能告诉。显然，她也不能跟利斯顿或者戴维说；格雷戈里也不行，他已经知道了，并且可能因此记恨着她。只剩下丽莎·格雷迪了。但正直贞洁的丽莎·格雷迪——她旧日的影子——不会明白的。丽莎只会严肃地冲她眨眨眼睛，挑起眉毛，撇下嘴巴。丽莎从此会看轻她的。

艾达对谁都不会说。

她起了身，穿上衣服，尽可能不发出一丝声响。这是一个周日的早上，刚刚六点整。图书馆今天闭馆。她也不能回利斯顿家去。她同样不能待在戴维家，利斯顿一觉醒来发现艾达不见了之后，估计首先就会来这儿找她。她从地上捡起那件蓝色的冲锋衣穿在身上。衣服闻起来就像是威廉身上的味道。她紧紧地闭上双眼，使劲儿抗拒着仍然在她脑海里循环播放着的场景：威廉的手，他的嘴唇，他的触碰和抚摸。胃里一阵绞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自己的肚子。

在走廊里，她经过戴维的房间，然后想到自己可以去圣安德烈看他。但这同样不能让人放心。她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了。她走下楼梯，来到戴维的办公室，从一个架子上取下了一小沓黄色电话本。她迅速地翻看着最大的那一本，最后终于找到了她想找的那个条目。她记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地址，然后从厨房离开了这座房子，并给厨房门上了锁。

寒霜覆盖着大地，路面都冻硬了，很不好走。艾达朝赛文山桥走去，两手插在口袋里。她应该穿得更暖和一些的：应该穿上厚袜子和秋裤。秋裤是戴维坚定的信仰。

她又想起了格雷戈里说过的话，一系列记忆在脑海中涌现：首先，是戴维对某些男人的特殊兴趣（当然，她认为他似乎也被一些女人所吸引——比如利斯顿、霍姆斯女士，这些年里他们的一些邻居）。其二，是他谈论起皮尔斯校长时的神情（校长本人就是同性恋）：戴维对于校长跟他的伴侣杰克·格里尔长久的关系总是带着一种虔诚的敬意。杰克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波士顿人，他是一个律师，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他需要非常谨慎地行事。

事实是：戴维从没谈过女朋友，就连发展对象也没有过。另一个事实是：他雇佣了一个代孕母亲生下了艾达。为什么她以前没思考过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呢？

要是他确实是同性恋的话，为什么他从来没跟她提过半个字呢？

现在是1985年，艾达知道同性恋意味着什么——艾滋病在全国的大规模流行刚刚开始，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太多的报道，对它的严重性一清二楚——但对她而言，这就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已。十四岁的年纪，像所有少年一样，她有些自大地觉得自己是坚不可摧的；直到她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开始一天天地衰退，她才渐渐认识到，戴维也是一个凡人，逃不开生老病死的漩涡。在她虔诚的画笔描绘出的画卷里，她是上天选中的孩子，有着自己非凡的使命，那么，她当然就不会死，她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同样也不会死。她曾经坚信这一点，以此来驱赶不时袭上心头的忧虑。这样的忧虑有时候几乎要占据她的整个内心，像一个炼狱中的魂灵一样，占有并驱使她的身体。

当时的这种拒绝——她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的存在——让她从来没有正视过戴维的性向问题。现在她深深地自责着：在格雷戈里冲她叫嚷着那些字句的时候，她脸上一定是非常震惊的神情。她多么希望自己当时能给出一个冷淡而平静的回答呀。我当然知道。或者是，所以呢？可能更好。就这么一句：所以呢？这样的回答似乎在暗示，她早已厌倦了这样的话题。

星期天的早上，在邻居们纷纷去教堂的时候，戴维和她有时会去桥对面的一家路边餐馆吃早饭。那里有一个女服务员，戴维总爱叫她迪迪。她也认识利斯顿。为了打发时间，艾达现在朝那儿走去。外套里面的口袋里，她带着一个小钱包，里面有十美元。自从住到利斯顿家之后，利斯顿每周会给她和自己儿子们一样多的零花钱：五美元——“这是完成工作的酬劳，”利斯顿总是这样说，“不是零花钱。”——她很少会用到这笔钱。

餐馆里的人多得出奇。餐馆里面温暖而拥挤，混合着油、面包和咖啡的味道，而香烟味潜藏其中。这里既有变质食物的霉味，也有新鲜食物的清香。

艾达不认识餐馆的老板娘，而迪迪不在店里。她在柜台边坐下，点了戴维的最爱：一份伐木工套餐，里面有鸡蛋、培根、炸土豆片和吐司，边上搭配着几块烙饼。

“嘿，你一定很饿吧。”厨师带着些嘲笑的口气对她说。艾达点头说自己确实很饿了。

他把一杯黑咖啡放在她面前。戴维经常喝咖啡，每次都会加全奶，但艾达不喜欢咖啡。虽然如此，她还是试探性地尝了一小口，然后是一大口：感觉喝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成年人。她想到威廉的嘴唇吻在自己嘴唇上的感觉。她紧紧闭上眼睛，回味着这段记忆。

远离戴维家，远离所有的利斯顿们，在这样一个温暖而陌生的地方一个人待着，是一种挺不错的体验。她在柜台边上坐了两个小时，一直在读报纸，尽力避开那个厨师的目光。她把早餐套餐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又点了一杯咖啡。最后，她站起身，在柜台结了账，然后看了看她从戴维的黄页里抄下的那个地址。她先前不想去得太早，但九点半应该差不多了。沿多彻斯特大道一路向南，朝阿什蒙特走去。

霍姆斯女士就住在阿什蒙特。她有一次跟艾达说过她租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顶层的公寓里。在艾达的想象中，她的生活应当是宁静温馨，令人艳羡的。有一些盆栽，还有一个小小的露台。霍姆斯女士会自己沏茶，烧上一些小菜，吃不完的就放进冰箱。霍姆斯女士从没有说过任何会让她联想到自己在家中生活的事情，但这样的生活是艾达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拥有的，因此她愿意相信，霍姆斯女士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到了霍姆斯女士家所在的那条街之后，她拐了进去，径直走向33号。门边有三个门铃，它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警示灯的形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达就按下了最上面那个门铃。她等待着，而这时开始下雪了。

她屏住呼吸，念了一段简短的祷文，祈祷着霍姆斯女士会来应门。图书馆闭馆了，她没有什么别的去处了。她不能回利斯顿家，至少现在还不行。她抬头看了看，天空是白茫茫的一片。她缓缓数到十，然后又按了一次门铃。

上方的一扇窗户打开了，出现在窗户里的是艾达不认识的一张面孔。这张面孔并不友好。这是一张年轻女人的脸，但具体的年龄看不出来——艾达觉得她是个成年人，但云的阴影投在她身上，艾达没法完全确定。

“你好。”那女人说道。

“嗨，”艾达说，“我在找——霍姆斯女士住这儿吗？”

“没错。”

“我能跟她说会儿话吗？”

“当然。”那女人说道。但她还是站着没动。过了一会儿，霍姆斯女士自己出现了，她和先前的那个女人一起把身子从窗口探了出来。

“艾达？”她惊讶地说，“是你吗？”

霍姆斯女士的公寓和艾达的想象并没有多大的出入。硬木地板上十字交叠地铺着两块东方风情的地毯。家具都是散件，让人感觉很舒服。意料之中地，墙边摆满了书架，而每一个书架上都放满了书。没有盆栽，但角落里有一棵已经装饰好的圣诞树，上面挂着三圈小彩灯。

艾达刚一进门，霍姆斯女士就问道：“你还好吗？”她还穿着浴袍和拖鞋；她不穿图书馆制服的样子很有趣：通常她都穿着一条长及小腿的裙子和一件大号毛衣。

“我很好，”艾达说，“我正好到你们街区来了。”

“怎么会，”霍姆斯女士说着摇了摇头，然后重新开始说道，“欢迎。”

艾达向霍姆斯女士身后，公寓里的另一个女人看去。她羞涩地站在角落里，浅浅地笑着。她个子不高，身材丰满，一头棕发。她正用一只手的指节敲打着另一只手的手指。

霍姆斯女士循着她的目光看去。

“这是我的女儿，”她说，“康斯坦丝。康斯坦丝，这是艾达，我的一个朋友。”

“嗨。”康斯坦丝向艾达招了招手。艾达以前从没听说过霍姆斯女士有一个女儿。从前她和戴维会定期到图书馆去，当时她就注意到霍姆斯女士没戴结婚戒指。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就没有问过霍姆斯女士任何私人的问题。

霍姆斯女士拿起艾达的外套，把它挂在墙上的一个架子上。架子上还挂着几十件其他的外套、围巾和夹克。“请坐，”她指了指沙发说道，“我去沏茶。”

艾达坐下了，而康斯坦丝还站在那儿，躲闪着艾达的目光。她目送着自己的母亲一路走进厨房。她今年多大了？这很难说。她穿着一套红色的运动服，运动衫上有一些闪亮的心形图案。艾达突然觉得康斯坦丝很不一样，像她这样的人，圣母学校的学生们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经常会恶狠狠地用这个词辱骂彼此，这在艾达刚入学时很让她震惊。她听威廉用过这个词，特蕾莎和珍妮丝也都用过。在艾达看来，这个词就跟格雷戈里用来形容她父亲的词一样糟糕。可能跟屌丝差不多糟——是圣母学校的学生们避之不及的另一个词。她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词。它们像是有一种伤人的魔力：就像一个咒语，或者一个符咒。

当沉默慢慢发酵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艾达开了口。

“这棵圣诞树真漂亮。”

“谢谢。”康斯坦丝说道。她把头发拨到了耳朵后面。

“是你装饰的吗？”

“我们一起做的。”

她在艾达对面坐了下来，试探着问道：“你有圣诞树吗？”

“没有，”艾达说，“现在还没有。”

“不过很快就会有的。”她又补充道。她努力让康斯坦丝相信，也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我太爱圣诞树了，”康斯坦丝说，“说真的，越多越好，再多也不够。”

“我也是。”艾达说。这倒是真的，她非常希望利斯顿家能有一棵圣诞树：她希望利斯顿很快会在家里摆上一棵。

透过房间尽头的落地窗，艾达看见雪越下越大了。雪花越发丰盈——这是戴维的最爱。这样的雪真是怡人哪，艾达，他一定会这样说，这才算是下雪嘛。她短暂地闭上双眼，往日的种种浮现在眼前：每年的第一场雪飘落之际，他总会叫醒她，把她拉到窗边。昆西现在也在下雪吗？会不会有一个善良的护士把他带到窗边？

霍姆斯女士回来的时候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一个装着饼干的小纸盒，还有一个信封托在她的右手大拇指上。在信封的正面，艾达看到了安娜·霍姆斯女士的字样，以及公共图书馆的地址。

“那么，”霍姆斯女士说，“看来现在是个好机会。猜猜昨天什么来了？”

她放下盘子，举起了信封。她已经打开了信封，从她脸上的表情，艾达看出来她原本还拿不准什么时候该把信拿出来，又要怎么把信给艾达看。

“我本来打算周一把它给你的，”霍姆斯女士说，“但正好你过来了。”

她倒了三杯茶，把其中一杯和信封一起递给了艾达。

“现在，”霍姆斯女士说，“在你打开它之前，我得提醒你这封信很奇怪。”

信封里是一封信。

1985年12月5日

亲爱的霍姆斯女士，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您的忙。这着实花了我不少时间，此外，我还专程去了一次市政府。我确实找到了一户住在奥拉西附近，姓卡纳迪的人家，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世了。

有两个出生在奥拉西，名为哈罗德·卡纳迪的男人。第一个出生于1892年2月13日，在1912年5月1日与格蕾塔·彭斯结婚，后者同样在1892年出生于奥拉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珊·卡纳迪出生于1913年7月15日，死于1929年，时年十五岁（死因没有被记载）。哈罗德·卡纳迪是本市长老会第二教堂的牧师。1968年，他死于奥拉西。1974年，他的妻子格蕾塔也在奥拉西过世。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哈罗德·卡纳迪二世，出生于1918年1月2日，我没能在奥拉西找到他的死亡记录。

然而——这纯属巧合——我跟图书馆的一位同事提起了您交给我的这项有趣的任务，而她刚好认识卡纳迪一家人。事实上，她去的就是老哈罗德·卡纳迪原先布道的那家教堂。她告诉我说，大学毕业之后，哈罗德二世就去华盛顿特区政府工作了，此后就再没有过音讯——直到有一天镇上的人们闻知了他的死讯。她记得是因为一起车祸。这应该是1947年到1952年之间的事情。总之就是战后不久。也许您可以看一看《华盛顿先锋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

我的同事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她想起来卡纳迪牧师当时在教堂为此祷告过。失去两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希望这能帮上忙。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联系我。

您真诚的，

弗雷德·科本

奥拉西公共图书馆

1920s－1930s 堪萨斯

伤痛与苦难交织的童年

“怎么了，苏珊？”哈罗德·卡纳迪尽可能表现得很勇敢，但实际上他并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今年十岁，正站在一间仓促搭起来的小棚屋里，里面充满了铁锈的腥气。他瑟瑟发抖：现在是早春三月，寒意逼人。这一年是1929年。

他的姐姐苏珊·卡纳迪正在哭泣。她穿着一件已经很不合身的冬袄。她坐在脏兮兮的地上，倚着墙，身旁是一些碎木头——想必是她从未完成的粗糙木制品上拆下来的。她两臂交叠着放在膝盖上，而头埋在怀里。她抽泣着：哈罗德·卡纳迪在外面就听见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进屋来。这间小屋是他们的据点，他们俩的。他们在这里商讨解决各种事情，有时也会躲到这里避开他们的父亲。苏珊是他最喜欢的人，比他大五岁，搞怪的时候非常滑稽，有着一种珠圆玉润的柔和的美。她只有两条连衣裙（她父亲觉得太多的裙子会助长虚荣），但她非常精心地保管着，把它们缝得齐齐整整。她的发型总是很讨人喜欢，带着一点神秘气息。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哈罗德又问了一遍。他渐渐感到了一些不安。他冥思苦想了一番。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他们最近跟父亲没有什么过节，至少他不知道。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他肯定早就听说了。他们的房子很小，而他一直待在里面。（苏珊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说：“给我出去，哈罗德，你这辈子还没出去过呢。”）

他猜这一定跟某个男孩有关。最近有几个男孩老是在她身边转悠：他在学校见过苏珊跟他们在一起，有一次在主干道上也见到过。但当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是不是哪个男生”的时候，苏珊只是不停地摇头。她呜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流下的眼泪几乎要将自己淹没。

这跟看见一个成年人哭还不太一样——但差不多同样糟糕。在他的记忆中，苏珊一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存在。她智识过人，他想要知道的事情，她全都了如指掌。总的来说，她沉着镇定，博学多才，而又古灵精怪。她笑的时候总是很大声，嘴巴张得老大。她很少哭泣。危急时刻，她总站在他身前。她在学校非常受欢迎，这使得他即便不招人喜欢，也至少不会让人讨厌。大家把他当成是她的一个有点古怪的吉祥物。她流转的眼波让人为之倾倒，她翩翩的姿态让哈罗德深深为之吸引。他一直试着模仿她的手势，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打了他的手心，告诉他他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

哈罗德在棚屋里面打量了一圈。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有六个空的石灰桶。下面是十二袋钻石牌鸡饲料。地上有二十四根小木棍，这是做一套椅子的材料。这样的景象让他出了神。

“我要有一个孩子了。”苏珊说。

他没听明白。

“我怀孕了。”苏珊又说道。她的头仍然埋在怀里，这让她的声音有点发闷。“你不明白怀孕是什么意思吗？”

哈罗德的头发一下子都竖了起来。当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低估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他当然知道怀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怎么就会在肚子里怀上孩子。但他知道，对一个十五岁的未婚女孩来说，这肯定不是件正常的事情。他从前听说过其他怀孕女孩的事情：比如说他一个朋友的父母。他们是他一群小伙伴的父母里最年轻的，在苏珊现在的年纪就结了婚。

“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苏珊终于抬起了头。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一张通红的悲伤的面孔，被泪水打湿。她的头发团在一起，就好像她一直在出汗——尽管这间昏暗的棚屋里，哈罗德冻得直打哆嗦。

“你告诉爸爸了吗？”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他的。”她立刻答道，语气里的那股狠劲儿让哈罗德连退了几步，“他会杀了我的。你明白吗？他真的会杀了我的。你也不许告诉他。”

他们完全没有谈及他们的母亲。她对于他们的父亲言听计从，几乎从没跟他们对视过。哈罗德有时会想，她可能是因为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而感到羞愧吧。早在哈罗德出生之前，她身体里的某个开关就被永久地关上了。他有时很好奇她小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跟我保证。”苏珊此刻的眼神非常凌厉。

“我保证。”

“发誓。”苏珊说。

“我发誓不跟爸爸说。”

他想问问她下一步的打算，但他觉得自己不能得寸进尺了。他隐隐有些害怕地感到，苏珊刚刚告诉他的就是事情的全部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在教堂里待上一整天。苏珊看起来神情恍惚，虚弱无力。哈罗德端详着她：她胖了吗？她的肚子鼓起来了吗？他看不出来。她从来就不瘦，即便现在又胖了一点，也很难察觉出来。

“别盯着我看。”她终于受不了他的目光了。

他们的父亲站在布道坛上，正用令人畏惧的言辞描述着天罚的景象。在哈罗德的一生中，他的父亲就像是上帝一样：他以不容置疑的决断将所有的行为和情绪分为正义和邪恶两类；他的威严与生俱来，就像是他宽大的肩膀上托着的一个壁炉架；他总能明察秋毫地发现别人的谎言。最后这一项技能是他引以为傲的。“我无处不在，”他对孩子们说，“我无所不知。”他也是这样形容上帝的。

镇上没有图书馆，最近的一家在奥拉西。麦克林先生周六受朋友之邀到奥拉西去的时候，有时会把哈罗德捎上，让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会把哈罗德丢在北栗街的卡内基大厦，那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小说和辞书，品种之齐全令人大开眼界。在那儿，哈罗德找到什么就读什么，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他甚至从头到尾通读了第十一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除了第12卷《Gichtel–Harmonium》，这一卷他没能找到，因而愈加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相当确信，他没能看到的这部分包含着整套书最重要的秘密）。

姐姐向他坦白之后的那个周六，他找到了麦克林先生。他刚好要去城里。到了图书馆之后，哈罗德径直走到辞书区，找到第22卷，在里面查了妊娠。翻看的时候，他不时内疚地扭头向后看。但这个词条毫无帮助。第3卷里还有一个名为出生的词条，哈罗德迅速地浏览了一遍，试图找到一些有用的细节，然后转告给苏珊，就像一只叼着棍子的拉布拉多。最好的情况是他能够找到一种办法驱除她的怀孕状态：让它消失不见。它了无形迹，就像一个诡秘莫测的黑暗诅咒一样降临在他姐姐的身上。他并不觉得她身体里可以装下一个孩子：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可以解释的。他实在是无法想象。事实上，这甚至让他感到嫉妒：苏珊爱一样别的东西胜过爱他自己——这样的念头让他高兴不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百科全书并没有帮上忙。它主要是在英国法的体系之下讨论了分娩在法律层面的意义。哈罗德读完后的结论是：毫无用处。第23卷倒是稍微有那么点用处。这一卷里面有生殖这个词（哈罗德隐约知道这个词跟苏珊现在的处境有所关联，但他想不起来自己是从哪里学到这个词的了）。这个词条里有一两句话可能有点用处，他把它们记在了从图书馆员那儿要来的一张小纸片上。他用的是自己几年前发明的一种密码。他会把它带给苏珊，向她解释自己学到的东西。但并没有多少内容：总体上说，词条里用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科学性的语言，他很难把这些冷冰冰的话跟苏珊联系在一起。她是如此鲜活的一个人，她的痛苦纠结，他全都看在眼里。这一个星期，她徘徊在家和学校之间，就如同一个幽魂。他们的父亲前一天晚上掴了她一耳光，因为她没有专心听他说话：但哈罗德知道，她只是在走神，并非有意要和父亲作对。

“哈罗德。”他母亲念叨着——他父亲的名字也叫哈罗德——但她别的什么也没说。

苏珊没有伸手去护住自己的脸。她面不改色，整个人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可怕的冷漠笼罩着，就好像突然之间，她已经下定了什么决心。

他搭麦克林先生的车回了家。麦克林先生为人很和蔼，寡言少语，因为是这个小镇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汽车的人而出名。一战期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一直做到了中校，这让他在镇上拥有了无人能及的权威。他也去哈罗德父亲布道的那家教堂做礼拜，这是哈罗德可以在他受邀时跟着他一起去奥拉西的唯一原因。在这个小镇上，哈罗德被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将来会出去闯荡的人。在他父亲看来，别人对他的这一看法意味着他是有罪的。他父亲常常对哈罗德说他太过骄矜了，不够谦逊。但他父亲很尊敬麦克林先生（也有可能是因为麦克林先生给教堂的捐赠），所以当麦克林先生邀请哈罗德同行时，他父亲总会放行。

“千万别给我惹麻烦。”每次他坐上麦克林先生的车，父亲总会这样提醒他。因此，在车上的时候，哈罗德从来不说话，而是在一片静寂中揣测着麦克林先生在想些什么。他想知道麦克林先生——或者教众中其他任何一个人——是否了解他父亲，卡纳迪牧师的另一面人格：晚上，或者有时候傍晚时分，在家中的那个他，黑暗版的他。麦克林先生，或者周日坐在教堂长凳上的其他任何人，他们是否能想象被一个成年人追着跑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他们被自己的父亲追逐过吗？他们被打过吗？是的，哈罗德对自己说；是的，这就是童年的一部分。学校里的朋友们跟他谈论过这些，他们总是用一种认命的语气，几乎是在夸耀着自己遭受的暴力。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他知道——自己经受的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他从来没有加入这样的谈话。

从奥拉西回来之后，他礼貌地感谢了麦克林先生，下了车，然后朝家走去。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片。因为是用密码写的，他必须把它念给苏珊听；他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她也许还会感谢他。

但一进家门，他就知道出事了。现在是下午六点，他的母亲不在家，而父亲在家。他坐在桌边，神色凝重。

哈罗德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躲到卧室里去，但他看见了父亲的目光，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句话不说就走。他的父亲在打量着他。

“你姐姐呢？”他父亲低沉地问道。

“我不知道。”哈罗德说。

“大声点。”

“我不知道，先生。”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哈罗德没有出声。他等待着。

“你妈妈出去找她了，”父亲说道，“三个小时之前，她就该回家来做家务了。”

他父亲猛地从桌后站起身来，哈罗德浑身的肌肉条件反射式地为之一紧。他弯着腰，两腿并拢，两手紧紧贴在身上，低头看着地板。

“我想，你该去做完这些家务了。”

一直到他父亲出了门，哈罗德才抬起了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这些天里，哈罗德常常会祷告；他不假思索地念颂了一段简短的祷文，祈祷他的姐姐今晚不会回来。他知道回家之后迎接她的将会是什么。

苏珊一直都没回家。十点，午夜，第二天早上。这座房子里再也没有出现她的踪影。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了哈罗德脑海里：她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极力遏止这样的想法，他祷告着撤销他先前的祈求。但他知道——虽然他仍然在念着祷文——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苏珊走了之后，一切都变得更糟了。母亲几乎完全不说话了。从前，苏珊非凡的幽默是母亲小小的出口。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允许自己为女儿的风趣诙谐而开怀大笑。但现在，哈罗德对此束手无策。他完全无法提振母亲的精神，哪怕是一小会儿都做不到。她深陷在抑郁的阴云之中，而在他的记忆里，她整个余生都被这片阴霾笼罩。

他的父亲则在两个极端之间不停地来回摇摆。一个是极度的懊悔：他拜倒在上帝面前，大声地乞求，先是乞求解释，然后是宽恕。另一个则是越发频繁，也越发凶残的暴力行为：不仅是对哈罗德的，还有对他母亲的。（他认定哈罗德是苏珊的心腹——我已经知道了，他有次说道，别想着撒谎——出于一阵恐惧、内疚和羞愧交织的情绪，哈罗德承认了他说的话。这之后，是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顿毒打。他几度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整整两周他都没去上学，等着伤口慢慢愈合；成年之后，他的左肩仍然不时隐隐作痛——在他试图跑开的时候，他父亲狠狠地拽了一把，他的左肩当场脱臼了。）

警方在肖尼市附近的一片空地里发现了他的姐姐苏珊。她身上没有一丝血色。某个卖假药的江湖骗子把她遗弃在了这里。她是如何到肖尼市的？在了解打胎的办法和之后找车前往肖尼的过程中，她经历了多大的痛苦？这些谜团困扰了哈罗德整整一生。他开始留心学校里跟她同龄的男孩，试图找到那个罪魁祸首。他觉得有一个人很有嫌疑。他是一个阴鸷的男孩，沉默寡言，却让众多少女为之倾倒。他一蹙眉，女孩们便花容失色；一举手，女孩们便争风吃醋。

他父亲千方百计地阻止事情的内幕流传开来，但毫无疑问地，人们还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哈罗德也知道了。尽管警察上门来通知他们的时候，他父亲让他出了房间，但他还是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就站在墙角附近，刚刚能避开他们的视线。警察把消息告诉他父亲的时候，他把手紧紧捂在嘴上，才没有哭出声来。后来，当他的父母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他的时候，他不得不在他们面前装出一副刚知道这件事的样子。对这两个骇人时刻的记忆萦绕着他的余生。第一次，是残酷的真相：失血过多，警察当时这样说道，失血过多，失血过多，失血过多；第二次，是残酷的谎言：他父亲在把这件事转述给他听的时候，为了保全颜面，完全歪曲了实情。这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父亲当时这样说道，完全是她自己不听话导致的。他在学校也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流产这个词当时还没有被使用——但以一种孩子的方式，他朦朦胧胧知道了是什么导致了姐姐的死亡。

在葬礼上——哈罗德的父亲自己主持了仪式，哈罗德觉得他一定陶醉在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之中不能自拔——他的父亲再一次把她的死称作是一次令人扼腕的意外事故。他父亲根本没怎么准备，站在布道坛上，费劲地装出一副坚忍的样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哈罗德明明白白、不偏不倚地看着父亲：他意识到父亲的自我陶醉，教众的关心和吊唁让父亲内心欣喜若狂；他意识到父亲表现出的对苏珊的悲痛，仅仅是在迎合他人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坚信苏珊终将回家。他从没有见到过她的遗体。他要求过，想要跟她最后说一声再见。但父亲说，只有天主教徒才会看死者的遗容，而显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做过可怕的梦，梦里她向他走来，痛苦地尖叫着，浑身都在流血。他也做过甜美的梦，梦里她把一只手放在他头上，就好像在为他祝福。在这样的梦境里，上帝的存在对他来说要比父亲的教堂来得真切得多。

她离开之后，他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她是他生活中唯一可以容忍的部分。她总是友好地开他的玩笑，每次都不重样；她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快乐和光明存在的。她让他在父亲最暴虐的怒火下得以安身。有一次，她推开了一个比她还大的男孩——因为那男孩辱骂了他：她重重地推了那男孩一把，他一连往后退了两大步，嘴里叫着，哇哦，哇哦。她曾是他的家人。

他变得缄默，整洁，像个隐形人。他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他不跟父母说话，也不跟朋友们说话。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十岁，十一岁，十二岁——他更小时候努力克制的想法难以阻挡地迸发了出来，就好像是他原先埋下的种子，就像是春天到了。他最早是对两个一起长大的男孩有了感觉。一开始，他试图把这样的念头再次驱逐出自己的脑海，将它们永久地埋葬。他对自己说，这样的念头是邪恶的，但教导他这种是非观的人——他的父亲——在他看来，正是他生命中大部分伤痛和苦难的化身。这套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他还是会跟和蔼的麦克林先生一起去图书馆。他们之间的沉默，现在不再是一种尴尬，反而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什么书都看。他还会向图书馆员索要更多的书：一些大部头的专著。这些都是他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最钟爱的那些词条里引用到的。通过阅读，他了解了世界上许多的地方：波士顿、费城、纽约、巴黎、罗马、亚历山大港、加利福尼亚。在闲暇时间里，他把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那些数学问题都做了一遍。做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一步步跟着前人的步骤，仔细地研究，直到自己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他就这样自学成才。他每天都计算着自己还有多久可以离开这个家。他发誓——向自己，也向苏珊——离开之后，他再也不会回来。

1980s 波士顿

嗨，哈罗德

艾达在利斯顿家门口站了一会儿。她闭上眼睛，许了一个愿：要是没有人在家就好了。昨天晚上十一点，趁利斯顿睡着，她偷偷摸摸出了门，去了树林。自那之后，她还一直没有回过家。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她刚从霍姆斯女士的公寓离开，现在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去处了。她不能——主要是不想——回到戴维家去。并且，要是有人在找她的话，那儿也会是他们最先去的地方。

利斯顿会因为她不见了而生气吗？

威廉会在家里吗？他是不是会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刚刚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永久地颠覆了她的内心世界，他是不是会装作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情况下，是不是梅兰妮正和他在一起？

听到前门打开的声音，艾达睁开了双眼。

站在门里的是格雷戈里，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画着一个外星人图案。他看上去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

“我一直在等你，”他说。“能跟我上楼一下吗？”

格雷戈里退回了房子的阴影里。艾达犹豫着。

“一下就好。”格雷戈里又说。她最终还是跟了过去。

房子里静悄悄的，似乎没有其他人在家。

格雷戈里在阁楼里等着她。他站得笔直，两臂紧紧贴在身旁。

“我想向你道歉。”他很郑重地说道。

艾达顿了顿说：“好的。”

她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接着问道：“你为什么要道歉？”

他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他垂下头去，看着地板说：“我不该骂你。我也不该——那样说你爸爸。”

她没有问他是否真的那样认为。现在她知道了，并且她也知道他知道，事实确实如此。

“你接受我的道歉吗？”格雷戈里问道。

要是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吗？艾达想要这样说，你给我等着瞧吧。但她没有，而是点了一下头。

格雷戈里看起来很高兴。

“以前从来没有过，”艾达说，“要是你想知道的话。”

“噢。”

“我不喜欢他。”她口中的“他”自然是威廉，“你昨天晚上问我喜不喜欢他。我不喜欢。”

“这只是个误会。”她补充道——她从前只在电影里听过这样的话。

他们一起坐了一会儿。艾达觉得自己的心境与方才完全不同：就好像从一座毫无征兆地开始坍塌的大桥上死里逃生。格雷戈里此刻显得更像是个孩子了。她已经把他抛在了身后。这一天的时间里，她感觉自己整个人一直在剧烈地来回摇摆。一部分的自己在渴望着回到童年，那是自己更加熟悉的港湾；但与此同时，她也发现了宇宙之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真相，终于得以进入身边的成年人早已踏足多年的那片秘密领地，这让她感到欣喜不已。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她的面前缓缓开启，更多，她还想要知道更多。

霍姆斯女士已经把奥拉西的图书馆员寄来的信交给她来保管。她思忖着要不要把它拿给格雷戈里看。他现在背朝着她，正在电脑上玩着某种原始的游戏——两台像素机器正在屏幕下方来来回回地迅速移动着。这是什么？要是从前的话，她一定会这样问他；要是从前的话，她一定会问他能不能让她也玩一会儿。

“顺便说一句，”他说，“妈妈一直在找你。”说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回头。

“她一直都在找我吗？”艾达问道。尽管知道可能性不大，她一直寄希望于利斯顿没有发现她不在。要是戴维的话，可能就不会注意到。

“是啊，”格雷戈里说，“她很着急，开着车到处去找你。”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格雷戈里说，“她是跟马蒂一块去的。她说，要是她回来的时候你还不在家，她就报警。”

“见鬼。”艾达小声地说道。

格雷戈里顿了顿，说：“她问了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告诉她了吗？”艾达一下子慌了神：格雷戈里在气头上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自己看见的一五一十都跟利斯顿说了。要是如此，她不知自己该要如何面对利斯顿。

格雷戈里缓缓转过身来，刚才的那局游戏他已经打赢了。他仍然坐在椅子上，一只手在鼻子下面拍了拍。最后，他开口说道：“没有。我什么都没跟她说。我说，我猜你可能是一大早就出门散步去了。但我觉得她可能不信我说的话。”

“谢谢你。”艾达说。格雷戈里相当庄重地点了一下头。

这一刻，她下定了决心。她要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他看起来确实很后悔，并且，除了他，她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分享的人了。“看。”艾达对格雷戈里说。她把信递向他，他接过去便看了起来。他一边看着，一边专注地默念着信中的词句——艾达先前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习惯。

“哈罗德·卡纳迪。”他抬头说道。

艾达点点头。“霍姆斯女士说我们接下来可以调查这个人。”第一次，她感觉到有格雷戈里跟自己并肩同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分担着她的忧愁，与她一同努力拨开迷雾，解开谜团。她意识到，在她生命中的所有人里，格雷戈里是唯一一个真正了解戴维的人。至少，她知道的他都知道了。而且他似乎不是在评判戴维，而是把他当成——就像艾达做的那样——一个值得敬重的人。他是长久以来困扰着他俩的那道有趣的谜题的创造者，他是一个天才。尽管他的很多谎言已经被戳穿，但艾达仍然执着地坚信着这最后的一点真实。这是她最后的慰藉。

一个小时之后，利斯顿回到了家中。从阁楼上，艾达听见她打开了前门，然后让马蒂到自己房间里待一会儿。她压低了声音，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中的慌张。“为什么！”这是马蒂的尖叫。利斯顿紧张地对他说，自己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事情。

“我在这儿。”艾达喊道。她从阁楼的楼梯上走下来，然后继续沿楼梯往一层走去。在路上，她遇到了马蒂。

“你要有麻烦了。”马蒂冲她挑了挑眉毛。

“我知道。”艾达说。

“艾达？”利斯顿喊道。紧接着从走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然后利斯顿就出现在了楼梯最下面。她的脸微微拧着。她穿着一套防风服，戴着一顶红色的冬帽，上面有一个绒球，顶部还绣着白色的“红袜”的字样。她还穿着一件相当正式的大衣，这是她冬天出席公务场合时穿的，跟她其余的穿着不太协调。艾达想象着她急匆匆地披上大衣，带上马蒂，驱车离开。去找她，找艾达。

“哦，天哪，宝贝。你去哪儿了？”利斯顿轻声说道。

“对不起。”艾达说。她既不想告诉她实情，也不愿对她撒谎。

利斯顿一只手支在楼梯的扶手上。“我的天哪，你可把我给吓坏了。”她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你去了哪儿。”

“对不起。”艾达又说了一遍，“我真的不能说。”

利斯顿打量着她。

“不会有下一次了。我保证。”

“我应该担心吗？”利斯顿问。

“不用。”

“我觉得，我可能不得不惩罚你了。”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似乎这样的念头是第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我知道。”

“戴维惩罚过你吗？”利斯顿问道。

“没有过，”艾达说，“但你可以。”她几乎是在怂恿她这么做了。

她不看电视，也不玩雅达利；利斯顿不能禁止她做这些。她很少去找朋友玩，禁足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利斯顿最后给她的惩罚是做家务：这一天下午，她要把厨房完整地清洁一遍，并且这一周的晚饭都要由她来做。

在她打扫的时候，利斯顿就坐在旁边。

“你还好吗？”利斯顿用手托着下巴，对她说道，“这几个月以来，我都很担心你。”

“我不太确定，”艾达说，“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我知道你最近都没有去过戴维那里。”利斯顿说。艾达没有说话，而是闭上了眼睛。

“凯瑟琳修女问我你去哪里了。没事的，”利斯顿的语速很快，“你当然有资格生他的气。”

艾达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她转过身去，背朝着利斯顿，反复地扫着同一块污渍。苦涩而酸楚的泪水已经流到了她的嘴里。眼睛里，脸颊上，自然也都是莹莹的泪花。她不想让利斯顿看到这些。她抽泣着把一只颤抖的手伸到了鼻子旁，用力地擤了一把。

“艾达？”利斯顿叫道。突然，艾达弯下了腰，头倚着冰箱一路往下滑，一直落在了自己的膝盖上。她坐在了地上，而扫帚重重地摔在她身旁。哭泣让她浑身的筋骨都失去了力量。她咳嗽着。在她的印象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哭。戴维不喜欢她哭鼻子。

利斯顿在她身旁坐下。她仍然穿着那件大衣。她用右臂环抱住艾达的肩膀，然后弯下头，靠在艾达的头上。她们就像这样坐着，一直到夜幕降临。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艾达把自己了解到的跟戴维相关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利斯顿。西贝柳斯家的丑闻，卡纳迪家的事情，以及哈罗德·卡纳迪似乎已经死了的事情。“格雷戈里也知道这些。”她说。利斯顿看起来有些困惑，但似乎也感到很高兴。

“哇！”她说，“你们最近是不是经常在一起？”

艾达还把给艾达的一份拷贝给了利斯顿。现在利斯顿和斯坦纳实验室的其他成员一同研究那段密文。据利斯顿说，他们吃午饭的时候会讨论这件事；在艾达的许可下，他们又把密文抄给了其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们。

与此同时，每个周末，四个人——利斯顿、艾达、格雷戈里以及马蒂——一起在怀德纳图书馆[1]的大型报纸档案库调查哈罗德·卡纳迪的情况。因为哈佛和Bit之间的一项协议，利斯顿有权访问这家图书馆。“这些是我的研究助手。”利斯顿一本正经地对站在门里的那位友善的门卫说道。

他们坐在一起，除马蒂之外的三个人都一头扎进微缩相片里，翻阅从1947年开始的每一份《华盛顿先锋时报》，寻找哈罗德·卡纳迪的名字。马蒂则在一旁做作业，或者看漫画。他耐心地看着他们，非常高兴所有人又重新团结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艾达仍会想起这样的下午，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图书馆里非常安静祥和（她的呼吸更加悠长，而心跳也减缓了）；尘土味、霉味和纸张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就像是在戴维家一样；学生、图书馆员和研究人员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池碧波或是一泓清泉之中；优美的建筑风格，这也是戴维一直以来的最爱；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她重新找到了成为团队中的一员的感觉：一群个体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前行。自从戴维离开斯坦纳实验室之后，她就再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工作时间结束之后，他们会去附近吃比萨。利斯顿会问他们一些日常问题：关于学校的，关于朋友的，以及关于老师的。她会问他们晚上想不想和她一起看电视，想看些什么节目。她调解格雷戈里和马蒂之间的矛盾。她还会不时地偷看艾达两眼。艾达渐渐回忆起——起先很慢，然后慢慢成为一阵温暖而令人沉醉的急流——她曾经那样喜爱利斯顿。

现在，没有了秘密，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有时晚上会有音乐：克兰西兄弟、汤米·麦克姆，或者是山姆·库克，要不就是佩吉·李。周日的家庭晚宴也重新开始了。

通常，利斯顿家的人不和威廉待在一起。现在，他基本上总是在外面，跟朋友们在一起——这之中也包括艾达的朋友们。在那一夜的邂逅之后，她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跟梅兰妮在一起：他俩一起从厨房门进了利斯顿家的房子，梅兰妮跟她打了招呼，她还是一如既往，很矜持地微笑着。艾达当时已经了解到，威廉完全没有跟梅兰妮提起过那一夜的事情。他跟在梅兰妮后面，就好像把她当成了自己跟艾达之间的一面盾牌。

“嗨。”他跟她打了招呼，但避开了她的目光。

“嗨。”艾达回应道。

接下来他们就出了厨房。就这样完了。

唯一的不同在于，艾达再也不跟他，或者梅兰妮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玩了。他们在电视厅看电视的时候，她不会过去凑热闹；她也再没跟珍妮丝、特蕾莎，以及威廉的其他朋友一起出去玩过。梅兰妮过来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在学校里，她结交了新的朋友，又重新把注意力放回丽莎·格雷迪身上，而她也慷慨地再一次接纳了艾达。

她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月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了。在她的生活里，戴维的存在渐渐被一种不太明显但挥之不去的隐痛取而代之。她常常从可怕的噩梦中醒来，惊出一身冷汗。在梦里，她发现戴维已经死了，而她永远地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机会。有时她想象着对他说她很爱他，爱他胜过爱这世上的任何人；还有的时候，她想象着朝他怒吼，用最大的音量指责他的背叛。在学校里，她很难集中精神。至少到目前为止，避而不见要比见到他更加糟糕，但她还是没有去看他。利斯顿没有强迫她。利斯顿的看法很简单：“这是你的选择。”

圣诞节的时候，她几乎在自己的房间里待了一整天。想到曾经和戴维一起度过的那一个个圣诞节，她备受折磨。她想，就在几年之前，戴维还能完全胜任主持实验室圣诞派对的工作。他还给他们所有人写了一出话剧。他当时的面貌浮现在她的眼前。他把她带到了观众面前；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羞赧。“一出圣诞剧！”他用欢快、响亮而饱含激情的声音向观众们宣布演出的开始。她愿意舍弃现在的一切，去换取回到那一刻的可能。她现在无颜面对他。

利斯顿仍然会去圣安德烈看望他，一周一两次。但她回来之后，她们也从来不谈论这个话题。艾达从来没有问过戴维的状况，而利斯顿也从没主动提起。

一月中旬的时候，艾达在怀德纳图书馆找到了他们苦苦寻找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刊载在1950年10月19日的《华盛顿先锋时报》上。文章的标题是“汽车残骸惊现谢南多厄，车主失踪恐已不在人世”。

这则报道的作者是亨利·费尔，艾达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奇怪的名字，它会让人联想到倾覆或是沉没的景象[2]。这是在弗吉尼亚郊外，发生事故的是一辆1947年产的米色克莱斯勒温莎轿车，人们在谢南多厄河里发现了四轮朝天的它，车窗都被摇了下来。在河上方的桥上，又发现了轮胎摩擦的痕迹；经过比对，这些痕迹与这辆轿车的轮胎相吻合。警方提出的观点是：或者是在汽车滑下桥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汽车从空中坠落的时候，司机从轿车里被甩了出去；他们应该不久之后就能发现司机的遗体。

据费尔的报道，这辆车的车主是一个叫作哈罗德·卡纳迪的人，时年三十二岁，未婚，没有子女。他是“华盛顿居民，国务院的雇员”。他的父母生活在堪萨斯，已经被告知了他可能身故的消息。费尔没有分析这起事故究竟是人为的还是意外，他也没有提到卡纳迪大清早（这是警方推测的事故发生时间）跑到弗吉尼亚郊外可能是要做些什么。

在报道的最后，刊登了一幅不太清晰的遇难者照片，下方写有这样的文字：哈罗德·卡纳迪，三十二岁。

利斯顿和格雷戈里坐在她旁边，正浏览着不同年份的报纸。马蒂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前，假装在做作业，其实是在看漫画。艾达暂时还不想告诉他们自己的这个发现。她坐在微缩照片阅读器前，仔细地看这篇文章，以及这张照片，想从里面找到戴维的痕迹。照片里的男人有着一头棕发，戴着一副圆形的玳瑁眼镜，一部分的眉毛被眼镜给挡住了。他穿的西装跟她印象中戴维穿的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但他微微笑着——她不由自主地觉得他是个有秘密的人——这正是戴维的微笑。看着他的颧骨、鼻子以及嘴巴，艾达仿佛就看见了自己的父亲。是的：她觉得已经很确定了，这就是戴维。

她又坐了一会儿，单独跟他待在一起。最后，她还是把其他几个人都喊了过来。“看这边！”

利斯顿把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上。“戴维。”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尽管接下来几周他们翻遍了所有当地的报纸，试图从中找到有关这起事故更进一步的报道，但还是一无所获。在霍姆斯女士的帮助下，他们联系了华盛顿特区卫生部，那里保存着当地居民的生命档案。在事故之后的七年里，都没有正式出具的哈罗德·卡纳迪的死亡证明，所以根据联邦法律，他被宣布死亡。可想而知，在那以后他在世上的全部财产都移交给了他的父母。

他们联系了国务院，询问了他在那里工作的情况。对方给了他们一个含糊的答复：他在1940年到1950年间，在那里从事“安全”方面的工作。这个讯息让人觉得很诡异：她实在是无法想象，自己的父亲，戴维，一个不信任政府、厌弃官僚作风的人，竟然在为政府效命。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哈罗德·卡纳迪1950年的死亡和戴维1951年进入Bit读研究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想要了解这之中的细节，最好的人选非皮尔斯校长莫属了。但皮尔斯校长已经去世了。

问题远比答案来得多：戴维要编造自己的背景，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像西贝柳斯家这样显赫的家族？为什么选择了Bit，为什么来到了波士顿？年龄上也存在问题：卡纳迪是1918年出生的，而戴维一直声称自己出生于1925年——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戴维就是把自己的生理年龄少说了整整七岁。同时，这也代表着他的病一下子有了不同的背景。

“他不太好，宝贝。”利斯顿说。

她们正在厨房里，这是一个星期天。现在是二月份，利斯顿刚刚看望戴维回来。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些。”她说。

圣安德烈疗养院为情人节做了特别的装饰。正对着停车场的落地窗前，挂满了硬纸片做成的情人卡；柱廊的每一根柱子都围上了红色的花环。走到里面，可以在前台的花瓶里看到一束玫瑰。护士们都戴着丘比特胸针，心形的耳环在耳垂下方轻轻摇曳着。艾达心想，自己应该带花来的；要是手边能有一瓶插花，戴维会很开心的。

她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她觉得自己好像是要去见一个陌生人。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她就没有见过他。此刻，走在长长的走廊上，从前台的服务员身边经过，一连有好几个先前认识的护士向她热情地问候。阵阵不安向她袭来。现在有了一些她没见过的新病人，而一些熟悉的名字已经从门卡上消失不见。利斯顿再一次提醒她戴维衰退得很厉害：甚至会超乎艾达的想象，她说。

“他不会认出你的，宝贝，”利斯顿说，“他现在完全不认识我了。”

快要走到戴维那儿的时候，利斯顿就把一只手放在艾达的肩上。房门微微开了一条缝，利斯顿举起手，用手背敲了敲门。一次，两次。

“戴维？”她大声地喊道。接下来，她拧开把手推开了门，先艾达一步进了房间。

“嗨，戴维！”利斯顿爽朗地说。艾达跟在她身后进了门，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就在那儿：瘦骨嶙峋，面无血色。他的两颊都塌陷了下去，就像是两个深坑，而颧骨异常高耸；这一年里，他像是老了十岁。他正平躺在床上，而没有坐在那把蓝色的扶手椅上。他的室友这会儿不在房间里。他的眼睛转向了她们，但身体其他部位没有跟着移动。至少，他的目光还和从前一样：明亮而有力。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利斯顿向他俯过身去，说道。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现在她迅速地摘下了自己的帽子，似乎希望这样有助于戴维把她认出来。她用手指梳了梳自己的头发，说：“是我，利斯顿。”

艾达站在她身后，一动不动。这不是她的父亲：不是她那高大、强壮、敏捷的父亲，不是戴维。曾经，他动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关节里装着弹簧，胸膛里装着一颗蜂雀的心脏。

戴维的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他抬起一只手，用一根手指触碰自己的脸，一下，两下。随后他把手放回了原位。

“你想坐起来吗，亲爱的？”利斯顿问道，“艾达也来了。你的女儿艾达。”

她把一只手臂放在他的肩膀下面，帮他直起身子。颇费了一番力气之后，她把他的腿从床上抬了起来，转了个方向放在地上。“这样会好些，”她说，“现在跟艾达好好聊聊吧。”

但艾达不知道如何开口。她和戴维互相看着对方，而利斯顿的视线在他俩身上游移，来回了好几次。

“我去拿些茶点来，”她最后说道，“你们想要什么？”

利斯顿走了，房间里静悄悄的。好几次，艾达都很担心，以为戴维就要从床上摔下来了：他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就好像腹部的肌肉支撑不住他的上半身。但最后，他把一只手撑在身旁，两条腿盘在一起。艾达看见他在另一只手里攥着那块忘忧石：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会把它放在口袋里。这一刻，他看起来终于有些像是她认识的那个戴维了。

“嗨，戴维。”艾达向他打招呼，但没有得到回应。

她看了一眼那把蓝色扶手椅。它离这儿太远了，她把它推向他身旁，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面朝着他，视线平齐。给我讲个故事吧，她想要对他说，教我点什么吧。他们像这样坐了一会儿，深深地凝望着对方的眼眸。艾达仿佛透过他的瞳孔看见了他的颅骨；透过他的颅骨又看到了他的大脑：这搏动着的器官曾经是他最为有力的工具，而现在正变得越发迟缓。突触被随机，或是错误地激活。记忆在消退，语言在消退。曾经的清醒，全都坠入无边的沉睡。她寻找着自己的父亲，但没有找到：占据着戴维身体的，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一个幽灵。他又把一只手放在了脸上：像是出于惊讶，或是对所有逝去的词语的哀悼。它们都去哪儿了？

他缓缓闭上双眼，一直没有睁开。

这不是戴维。

“嗨，哈罗德。”艾达终于还是这样说了。

他睁开了眼睛。

“你好！”长期的荒废让他听起来粗声粗气的。他清了清喉咙，像是想把话说得更清楚些。然后他又说了一遍。

“你好。”

这一天，她一直等到他睡着，才离开了圣安德烈。他睡着之后，她把他右手紧紧攥着的那块忘忧石从手心里拿了出来，这样他一直绷着的指节就可以稍稍放松一些。拿起来的时候，她注意到里面发出了咯咯的响声，这是她从没听到过的。她把它举起来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三叶草样式的金属，通体绿色，上面的漆已经被戴维磨没了。它有四片分开的叶子，叶柄的颜色比叶子要淡上一些。

她摇了摇，又听到了刚才的咯咯声。

在叶柄和其他部分之间有一条接缝。她往下拽了拽叶柄，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又把叶柄朝里按了一下，在一声清脆的咔哒声之后，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叶柄平稳地往外滑了一些，露出了一个小小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把迷你钥匙。她想，这一定就是那个上锁的文件柜的钥匙。

注解：

[1]　Widener Library，位于美国哈佛大学内，于1915年6月24日开放使用，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学图书馆。

[2]　记者的姓Fell同时也是fall（摔倒）的过去式。

2009 旧金山－波士顿

秘密浮出水面

“你这会儿忙吗？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的工作。”格雷戈里·利斯顿在电话里说道。

他的声音听起来温暖而亲切，这让她猛然想起了利斯顿家的房子。他听起来老了些，有些疲惫，但仍然有一种力量——他的声音里一直有这样的力量。

“没事的，”艾达答道，“我不忙。”她的手指按在额头上，用力挤压着。

他一直没有答话。最后，艾达问道：“你还好吗？”

“听着，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格雷戈里说。

他们已经五年没有说过话了。

他说自己就在旧金山。他是来这儿出差的。格雷戈里研究生期间主修的是机械工程；现在他也在科技行业，为休斯敦的一家机器人公司工作。但他仍然生活在波士顿，跟他的妻子凯瑟琳一起。他在市中心的一间办公室远程为公司办公，一个月去公司两次。他现在相当富有，这是他姐姐琼妮告诉艾达的。这么些年来，她一直会把利斯顿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跟艾达分享。他说话的时候，艾达尝试着在脑海里描绘出他的相貌。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他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尽管先前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她仍然能看透他，他们共同经历的少年时代，让她能够轻易辨别出他声音里的紧张和激动之情。

“突然问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格雷戈里说，“你后来破解出戴维留给你的软盘里的字母了吗？那一长串字母。”

她顿了顿，吸了一口气。一直以来，父亲的名字总会在自己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让自己不由自主地颤抖。现在，她听到这个名字，提起这个名字的次数是如此之少。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理解他对于她的意义，理解他留给她的一切。

“没有，”她说，“一直都没破解出来。”

事实上，几年之前她就已经放弃努力了。在旧金山的公寓里，她制作的两张拷贝在储物柜里静静地沉睡着；但原始的那张软盘很多年前，在她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一次寒假回家的时候，她伸手去够放在自己房间里壁橱最上面那格的词典——那本夹着她搜集到的所有跟戴维有关的资料的词典，里面当然也包括那张给艾达的软盘。但她什么也没摸到。她向利斯顿问起这件事，利斯顿推测说应该是自己某次心血来潮捐东西的时候，把它也一并捐献了。她把它当成了一件寻常的东西，根本没有从头到尾翻一遍来确认里面没夹着别的东西。

“上帝啊，我真的很抱歉，宝贝。”利斯顿这样说道——尽管这并不是她的过失——艾达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安慰她说不用担心。她用明媚的微笑向利斯顿表明它也没什么特别的。但事实上，它在艾达心中的意义远比她承认的要重得多。作为戴维给她的最后一件东西——尽管她一直没能解开上面的谜题——这张软盘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图腾，一件护身符。它承载着她父亲的爱意。

在这之后，利用以前制作的两份拷贝，以及她早就记在心中的那段字母，艾达继续着破译密文的努力。但在她看来，这段密文实在是牢不可破。在一年又一年全身心的投入之后，她还是没能破解——也没有其他人能做到。她把这段字母告诉了在她看来能有些想法的所有人。斯坦纳实验室从前的成员们——利斯顿、查尔斯－罗伯特、隼人，还有弗兰克——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没有丢下这段密文，但也都徒劳无功。她甚至匿名把它发在了网上的论坛里，有一次还给出了一份悬赏：任何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的人，都会得到她的奖励。最终，有一天，艾达沮丧地意识到，当初把那串戴维留给自己破译的密文第一次拿给斯坦纳实验室的成员们看的时候，隼人一开始的问题确实值得一问：有没有可能戴维在制作这张软盘的时候，思想已经开始混乱了？这一刻，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想软盘的事了。

在电话另一头，格雷戈里没有说话。她的心跳开始加速。

她刚想要说话的时候，梅雷迪思突然出现在了她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她在门口来回踱着步，神色有些犹疑。她的手上有些小动作，看起来，她像是要跟艾达说些什么。

“别挂。”说完，艾达便把手机从嘴边拿开，屏幕朝下握在手里。

“不好意思打扰了，”梅雷迪思说，“我在想，会议开始之前，能不能请你到我那儿去一下？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她声音很小，两腿交叉在一起，看上去有些不安。

艾达没有说话。她突然明白了：不是梅雷迪思想要代替她去主持会议，这只是比约霍夫又一个冲动鲁莽的决定。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

“当然没问题，”她对梅雷迪思说，“等我五分钟。”她举起右手，五指张开。

“谢谢你。”梅雷迪思耳语道。她的神情终于舒缓了下来，转身出去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谢谢你。

艾达重新拿起了手机。

“我一直没成功。”她又说了一遍。

“我已经快五年没有想过这件事了。”她补充道。

格雷戈里没有说话。

“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些眉目了。”他说。

他们约定上午就见面。艾达没有什么需要在办公室处理的事情了，她会给梅雷迪思做一次简短的示范——当然不会很全面，艾达会尽可能简单地回答她的问题，然后把她打发走。这一天艾达就不会再回公司了。她想，也许自己永远都不会再回这家公司了。

她上一次见到格雷戈里是在2004年，在她上一次到波士顿去的时候。她当时是去参加戴安娜·利斯顿的葬礼。艾达知道她身体已经不行了——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利斯顿都在跟不断复发的乳腺癌做斗争，而在2003年，根据医生的诊断，病情已经发展到了终末期——但当琼妮·利斯顿在电话里对她说出那几个字的时候，她依然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她已经走了。”琼妮说。

“我很抱歉。”艾达回答道。直到挂断电话之后，她才允许自己哭了出来。她哭得昏天黑地，涕泗横流。从前，只有跟利斯顿在一起的时候，她才这样恣意地痛哭过。她几乎快把自己的胃给呕吐出来了。最初的那些天，她不停地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常常得提醒自己去喝水，以免身体脱水。她渴望能有一个朋友，一个伴侣，能有一个人跟她分担这样的悲伤。她渴望能再见到利斯顿，成年之后，她给了自己数不清的忠告和抚慰。当时她和一个叫作加比的程序员交往，但并没有很认真。他们一周会见上一两次。加比人很好，但并不愿意承担责任。看起来，他并不能跟她分担这般痛彻心扉的情感。她在旧金山的其他朋友明白一些，但又没那么明白；他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利斯顿在艾达生活中的位置，没有办法准确地把她归入某个类别。利斯顿不是艾达的母亲，她甚至都不是艾达的亲戚。艾达仍然会把利斯顿称为“非常亲密的世交”，但这听起来总是不对劲。有的时候，她也会说：“我高中的时候住在她家。”也许，只有利斯顿的孩子们才能真正体会，但他们都很忙，艾达觉得自己不该向他们寻求安慰。琼妮负责操办葬礼的各项事宜，有什么事她都会通知艾达，但她并不让艾达插手其中。当艾达问起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事情时，她尽可能友善地对艾达说：“别犯傻。”但我真的想啊，艾达心想，我真的想帮上忙。

一整周的时间里，她都想给自己找一个位置。利斯顿家就像一座房子，而她在外面蹑手蹑脚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找不到合适的入口。那年她三十三岁。十八岁离开波士顿之后，她只有在暑假和其他一些假期的时候才会回去。而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很少回去了。

守灵时，她在利斯顿家的客厅里，靠着临肖马特街的那面墙站着。她强忍着泪水。屋子里挤满了人，非常炎热。马蒂在中间跟一群儿时的好友说着话，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艾达依稀还能认出来。马蒂现在是个高大的男人了。威廉也来了，他这些年来发了福，现在是个大腹便便、没精打采的三十五岁男人，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他的女儿阿比盖尔站在他旁边，六七岁的样子，看起来和他小时候一样光彩夺目。琼妮和她的孩子们都在。格雷戈里也来了，他当时在波士顿做着工程师的工作。历经诸般险阻，他还是成长为一个明理达用的成年人——为人处世可谓面面俱到。儿时的羞怯已难觅踪迹。艾达还记得，他小时候的表情通常会在窘迫和慌张之间来回摇摆；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严肃认真的神情，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成年之后，他有好几次让艾达大跌眼镜的表现。不知道从哪来的，他总能一下子戳中她的笑点，让她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事实上，这种机智正是戴维最为欣赏的。在这样的时候，她会一脸惊讶地看着格雷戈里：小时候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她想，要是如此的话，他的少年时代不会那么难挨。

在拥挤的客厅里，他和妻子凯瑟琳站在一起。四年之前，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艾达受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她是和她当时的男朋友吉姆一起去的。凯瑟琳身材高挑，比格雷戈里略高，带着些难以捉摸的清教徒气息：她总是直言不讳，对自己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她很漂亮——第一次见面时，艾达一时没反应过来——看上去既睿智又友善。但举办婚礼的那个周末，她一直在对格雷戈里发号施令，让他跑东跑西，忙这忙那。她那太过招摇的态度让艾达觉得不大舒服。艾达有一张自己和吉姆参加婚礼的合照——那之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照片的背景里可以看见凯瑟琳修长的手臂伸在空中，想必是在指挥格雷戈里去做什么要紧的事情吧。此刻，在为利斯顿守灵时，凯瑟琳静静地站着。在她身旁，格雷戈里正与宾客们交谈，接受他们的吊唁。她时不时地悄悄把手机拿出来看。

剩下的来宾还有利斯顿高中时代以来的女友们——不用琼妮提醒，她们就知道该为利斯顿做些什么，以及利斯顿的亲戚们：堂亲表亲，叔叔婶婶。上高中的时候，艾达每年会见到他们几次。他们看向她，隐隐认出她来，随后惊讶地喊道：“艾达！见到你真高兴！”但被他们紧紧拥抱的是格雷戈里、马蒂还有威廉。被紧紧搂住脖子，握住手的是格雷戈里、马蒂还有威廉。他们的“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对琼妮说的。

斯坦纳实验室的成员们当然也都到场了。艾达站着跟隼人聊了一会儿，他眼里也噙满了泪花。除了戴维，在整个实验室里，就属他和利斯顿最要好了。但他们全都早早地离开了，比利斯顿的亲戚们要早得多。艾达知道，这些粗嗓门的爱尔兰裔波士顿人，会在这里一直待到凌晨。他们会一起唱利斯顿最喜欢的歌（克兰西兄弟版的《离别酒》），并拉动每一个人加入他们。艾达也留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应该待在这儿。这像是在宣告一种主权：她想让所有人知道，利斯顿对自己来说有多么重要。但她发现，利斯顿不在了之后，再没有人会把她带到吊灯下面——再没有人会自豪地把她介绍给屋里的每一个人。

临近尾声的时候，格雷戈里走到了艾达身边，而凯瑟琳站在房间的另一边。他可能有些醉了，脸上泛着潮红，目光里充满了感伤。

“妈妈是那么爱你，”他对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她爱你要胜过爱我们。”

艾达笑着摇了摇头。

“你比我们表现得好得多，”格雷戈里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侥幸没有被她逮到而已。”艾达说。但他刚刚说的当然就是事实。

“还有戴维，”格雷戈里低着头说道，“我想她后半生一直深爱着戴维。”

艾达心头一紧。

“没有这回事，”她说，“不可能的，他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你不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格雷戈里说，“在他得病之前，她为他着迷。她把这些都向琼妮坦白了——在琼妮长大之后。要是他喜欢女人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他们真的很相配。”

“啊，我不知道是这样子。”她有些恍惚地说道，“我不信她会这样。”

她环顾四周，试图找到一个脱身的机会。戴维已经去世二十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让她心中隐隐作痛。她爱她的父亲，从未改变，但想起他，提起他，她的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深深的酸楚——他留下了太多的未解之谜。这些年里，对戴维的记忆渐渐成了艾达的一个心结，每一次触碰，都绷得更紧。

“但我信，”格雷戈里说，“这是哥哥、弟弟、姐姐还有我一直以来的谈资。我们常常以此调侃她。”

她苦笑了一下，说：“好吧。”她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说的了。

但格雷戈里还没有说完。

“你们都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们西贝柳斯家的人。”他的声音变得尖利，而艾达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看着他的脸，而他已经看向了别处。什么样子？她想要问，但她意识到，这是一扇应该尘封的大门。

“我得走了。”她说。她把手袋举到了肩头。

她非常笨拙地拥抱了格雷戈里、马蒂、凯瑟琳以及其他所有人——甚至威廉。

她向肖马特街道了别，向街上的每一栋房子道了别。首先是利斯顿的房子——格雷戈里和他的妻子凯瑟琳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会搬到这儿来住——然后是戴维的房子，它刚刚有了自己在戴维之后的第三任主人。1987年的时候，利斯顿和她终于成功地把它卖了出去。打电话的时候，利斯顿总会把它的近况告诉千里之外的艾达。“伯克一家把院子拾掇得很漂亮。”或者是：“新来的这家人得请人来把草坪修剪一下了。”艾达会想念这些消息的。

最后，她回到了宾馆。这一夜，她没有睡着，一直躺到太阳升起，然后搭乘航班返回了旧金山。

这是五年前的事情了。自那以后，她偶尔会和马蒂不太走心地发上几封电子邮件。现在应该叫他马特[1]了。（他是个花丛老手，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怀着同样的热情不断更换着工作和女朋友。）她和琼妮在Facebook上互相点赞、发消息，琼妮给她发来孩子们（最年长的肯尼即将成为一个父亲了）的照片，向她抱怨凯瑟琳对利斯顿家房子的改造多么糟糕。你一定会恨透了这些的，琼妮在私信里写道，现在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海滨小屋之类的东西。到处都是白色的藤条。尽管她已经可以跟威廉和平相处了，她还是尽可能和他保持距离。艾达意识到，他俩没有任何相像之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她时不时会给格雷戈里发一封邮件——他俩从前是最亲密的伙伴，但他的回复总是寥寥几句话，因此，后来她就不再给他写邮件了。

现在办公室再没有什么牵绊着她的东西了：毕竟，将要主持会议的是梅雷迪思。她穿上夹克，站起身，穿过主厅——包括汤姆·钱在内的同事们向她投来不解的眼神——走出大门，上了车。她否决了帕罗奥图最负盛名的那些餐厅，而向格雷戈里提议在一家叫作燕草的餐厅碰面。它应该算是一间茶室，供应早餐和午餐。她还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地方，她觉得，在那儿应该不会被熟人撞见。她不希望自己届时不得不把格雷戈里介绍给别人，或者解释他们在做的事情。

开车的时候，她一直在想着戴维。

他存在于她记忆的最深处，是她个人史里一段怪异而痛苦的篇章。只有做好了悲伤的准备，她才会翻开这一段书页。她试图让自己确信，自己已经和他达成了统一，她应该安于目前的一切，即便永远不能知道关于他的真相，也不感到遗憾。但她不能肯定这样的努力有没有奏效。他的一生很坎坷：这是她最后的总结。她总是用这个词向朋友们描述他的生平。

尽管如此，她仍然会梦见他——很有规律地，一周一次，有时会更多一些——在这些梦里，他仿佛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他是一个慈爱，甚至有些神圣的存在，为她祈福，给她安慰，扫清忧扰，平静心灵。从这样的梦里醒来时，她会感到非常宽慰，但所有这些温暖的感觉，会迅速被怀疑所取代。一次次被欺骗的经历让她心神不宁——就连自己的记忆也在欺骗着自己。

这家餐馆坐落在一条小巷里，一栋工匠式建筑。

走进餐馆，她意识到自己先到了。这不是她所期望的。她比自己预想的更加紧张：要见格雷戈里是一个原因，但更是因为他马上要和她说的话。上一次跟别人直接谈论戴维的事情，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之前了。

这里的装潢处处彰显着这栋楼建成的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明亮的木头，丰富的色彩。她点了一杯茶，还要了一些面包。和面包一起上来的还有装在小碟里的草莓酱和橘子酱。她等了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

这时她收到了他的一条短信：在找车位。马上就到。

格雷戈里终于到了。他向她奔来，穿着一件大衣，脸上满是歉意。他看上去相当笨拙：在冲过来的路上，他的胳膊肘把另一个客人撞在了桌子上，于是他弯下腰向客人道歉。他本不必用那么久的，但他一直在鞠躬说对不起。

有一瞬间，艾达几乎要从桌边站起身来。她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在等着她给他一个拥抱。但他径直在她对面坐了下来，于是她释然地坐回了椅子上。

“外面太冷了！”这是格雷戈里的开场白。他从篮子里拿了一片面包，撕下一小块，迅速地嚼了起来。“我还以为这个时候的旧金山会暖和一些呢。”

艾达点了点头。现在是一月份，通常是会暖和一点儿。他在嚼面包的时候，她盯着他的下巴。他有一两天没刮胡子了：他的脸现在很瘦，比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更瘦一些。他小时候就像是个小精灵，而现在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但他仍然有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看起来很好笑。而新近的变化是他发丝中星星点点的灰发。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很高兴见到你。”格雷戈里说。他看上去很紧张。

“我很好。”艾达答道。她搜索枯肠，想出了几个可以问他的问题，这样她就不用疲于回答他的提问了。“房子怎么样？”

“哦，”格雷戈里的回答很含糊，“很老了，你知道的。”

“工作呢？”

“很棒，”格雷戈里说，“我的意思是，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活儿太多，不过你也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明白。”

“你的工作怎么样呢？”格雷戈里问道，“三友科技怎么样？”

她顿了顿。她不清楚格雷戈里对三友科技目前的困境有多少了解。最近一年，业界的网站一直在报道这件事，而上一周，嘎嘣科技上报道了有关裁员的传言。不过，格雷戈里不像是那种会一直紧追业内八卦的人。

她刚想开口的时候，服务员走了过来，问他想要喝点什么。

“咖啡，”他说道，“什么都别加。”

“凯瑟琳呢？”艾达又问道。

他匆忙地又往嘴里塞了一块面包，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嚼了起来。很显然，他的意思是，这会儿自己说不了话。他看着窗外。

艾达喝了一口茶。她不太清楚该说什么好。不断发酵的沉默开始让人感到不舒服了。

“我本来打算过会儿再说的，”格雷戈里说道，“真见鬼。我们准备离婚了。”

他冲她耸了耸肩，眼睛张得很开，眼神里充满了戒备。

“抱歉。”艾达说。

“唉，”格雷戈里说，“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一刻她仿佛看见了中学时的那个他：备受欺凌，东躲西藏，躲闪着身边所有人的目光。这些年来，他一点点挺直了腰杆，开始用热切的眼神注视跟他说话的人。他甚至称得上英俊，乍看上去不太明显，但随着谈话的推进，会慢慢显现出来。她在心里想，成年给一个人带来的改变实在是太讽刺了：威廉现在的样子让人根本认不出来，他现在唯一算得上吸引人的地方，就只剩下从儿时起建立起来的坚不可摧的自信了；而另一方面，格雷戈里长得越来越有味道了。他有着细长的棕色眉毛，在强调某个重点的时候，一边的眉毛会扬起来。因为戴了几年的牙套，他现在有一口整齐而雪白的好牙。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笑得相当频繁。想必新认识他的人绝对想象不出他小时候在学校里受过怎样的欺负吧。但他的声音里还留着一些过去的痕迹：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会有难以觉察的轻微颤抖，偶尔还会犯结巴。此刻，从他的话里，艾达同时注意到了这两者。

服务员带着咖啡回来了，可能是感觉到了这里凝重的气氛，她旋即快步离开了。

“房子也归她了。”格雷戈里说。

“不是吧。”

“就是这样，”格雷戈里说道，“妈妈的房子。我一半的东西现在都装在车里。主要是一些旧工具、线缆以及材料，都是些老古董。”

“你准备搬到哪儿？”

“剑桥一幢新建的公寓楼。”他说，“跟一群念大学的小孩子们一起。你敢信吗？”

“你最晚什么时候搬走？”

他又耸了耸肩膀，扯下了一块面包。他用力地捏着面包皮，把它拧得粉碎。“尽快吧，”他说，“我已经在给新房子付房租了。我们已经分居一年了，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跟她的新男友在一起。我走了以后，他们估计立刻就会搬进那座房子吧。”

他们静静地坐着，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回来了，她问他们要点什么菜。

“两个炒鸡蛋。”格雷戈里说。

“我不用了，谢谢。”艾达说。

艾达呷了一口茶。她在脑海里描绘着利斯顿家的房子和戴维家的房子。它们都在肖马特街上，中间隔了两三户人家。不久之后，就不会有她认识的人住在那儿了。这个念头仿佛将她整个人都掏空了。尽管已经很少见到格雷戈里了，想到他仍然住在那条老街上，在身体里承载着他母亲的故事、戴维的故事，以及艾达的故事，对她来说便是莫大的慰藉。这以某种难以捉摸的方式，把她跟自己的过去联结在了一起。

他低头看着桌面。他看起来十分凄凉。

“三友科技要不行了，”她突然说道，“就算公司一年之内就倒闭，我也一点儿都不会吃惊。”事实如此，告诉他似乎也没什么不对的。一场公平的交易。一个秘密，换一个秘密。

“最重要的是，”她接着说，“我觉得他们在排挤我。这个时候，我本来应该在主持一场会议，就在今天早上，他们告诉我说我不用去了。”在给格雷戈里讲的时候，这件事不知怎的竟显得有些滑稽：不管怎么说，说出口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解脱。深深的荒诞感涌上心头，让这件事显得不再那么尖锐。她把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挥霍在了一家风雨飘摇的公司，听命于一个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她为之奋斗的这家公司，把金钱看得比思想重要得多。此刻，因为这份荒诞感，她的挫败感也大大减轻了。她知道，如果是戴维的话，一定会为她的人生描绘一幅不同的蓝图：这个念头刺激着她。每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它时而会突然袭入她的脑海。这个内疚的声音整夜整夜地在她耳畔低语，让她难以入眠。

“我打算辞职了。”她说。

“哦，是吗？”他问道。“我想，我俩都被人耍了。”说完，一抹笑意浮现在他的嘴角。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

格雷戈里把手伸到了大衣内侧的口袋里，从里面拿出了一样东西。他没有说话，把它递给了她。

这是戴维二十六年前给她的那张软盘的原始盘。它丢了，她原以为它已经丢了。利斯顿在捐献那本词典的时候把它搞丢了。

“我的天哪！”艾达惊叹道。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触碰它，就像是触碰自己的父亲。

“我在整理房子的时候找到了它，”格雷戈里说，“准备打包走人的时候。”

“在哪儿找到的？”

“阁楼里。”

“它怎么会到了阁楼里？”她问道，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软盘了。而她上一次用这张软盘的时间，甚至要更早。多年以来，她一直把这张原始盘小心地藏在安全的地方，平时用的都是它的拷贝。这是一张5.25英寸的软盘——这种早已过时的存储工具是早期的8英寸软盘和后来主流的3.5英寸软盘之间的过渡品——在戴维制作它的时候，这种规格刚好是存储数据的标准规格。它装在一个不透明的白色塑料壳里，上面用黑色记号笔潦草地写着给艾达这三个字。她打开了外壳，里面是那张黑色的塑料软盘，表面是磨砂的。在软盘左上角是一张贴纸，上面写着软盘的品牌：威宝。而右上角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同样有着戴维那熟悉的笔迹。每一次看到，艾达都觉得自己的腹部受到了一记重击。她已经好久没见到它了。

标签上写着，亲爱的艾达，这是一个给你的谜题。满怀爱意的，你的父亲，戴维·西贝柳斯。

“我把它放进了一台老式的软驱里，”格雷戈里说，“但是文件已经损坏了。”

艾达有些心不在焉。她用一根手指摩挲着那段题词。

“现在还没有人能解开它吧。”格雷戈里说。

艾达摇了摇头。她看着他，他脸上闪耀着那种熟悉的自满与陶醉。小时候，这常常让她感到不爽，但此刻，它们是她希望的源泉。

“你把那段密文背下来了吗？”他问道。

“是的。”

“我就知道你会的。”他说，“现在，在这儿把它写出来。”他又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子，掏出一支笔，然后把桌上的一张餐巾纸推到了她的面前。

她写了下来。

DHARSNELXRHQHLTWJFOLKTWDURSZJZCMILWFTALVUHVZRDLDEYIXQ

格雷戈里把餐巾纸拿了回去。他研究了一会儿，突然眼神一亮。

“你们有过什么想法吗？”格雷戈里问艾达。

“严格来说，没有。”艾达答道，“我们最后一致认为，要么戴维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经犯病了，要么就是用了一次性密钥。”

一边说着，她一边从桌上拿起了格雷戈里带给她的那张软盘，仔细地观察着。

她很多年没有做过破译密码的事情了，但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就快要解开一个密码时那种触电般的酥麻感——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时，她还是个孩子，戴维在一旁指导着她——而现在这种感觉将她完全笼罩。她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你看到了吗？”格雷戈里问道。

密文一共有53个字母。

DHARSNELXRHQHLTWJFOLKTWDURSZJZCMILWFTALVUHVZRDLDEYIXQ

而戴维在贴在原始盘上的标签上给她写下的那句话，一共也是53个字母。

Dear Ada.A puzzle for you.With my love，your father，David Sibelius.

一切终于变得明朗了起来：隼人猜测的一次性密钥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没有那张原始盘，没有上面的那张标签，他们研究的那些拷贝根本就毫无意义。少了这把钥匙，这段密文就成了一个孤儿。

他们只花了十分钟就解开了这段密码。格雷戈里点的炒鸡蛋来了，他任由它们一点点变凉。

“你们还好吗？”服务员一脸困惑地问道。但他们根本没有理她。

他们把密文里的每一个字母都用对应的数字代替——D是4，H是8，A是1，R是18，S是19，N是14，然后他们把每一个数字都减去标签上那句话里每个字母对应的数字——D是4，E是5，A是1，R是18，A是1，D是4：

4-4=0

8-5=3

1-1=0

18-18=0

19-1=18

14-4=10

乍一看，0 3 0 0 18 10没有什么含义：它看起来像是_C_ _RJ。

“试试看把每个字母往后移一位。”艾达说。_C_ _RJ一下子就成了A D A A S K。

他们继续破解剩余的密文。最后，破解出的原文完整地呈现在了他们眼前。这段话没有标点，它就像是一封从二十六年前发出的电报，此刻终于到了他们手中。

ADA ASK ELIXIR WHO IS HAROLD WITH LOVE YOUR FATHER HAROLD CANADY

（艾达问ELIXIR谁是哈罗德满怀爱意的你的父亲哈罗德卡纳迪）

想联系上弗兰克·哈尔伯特并不困难。他现在掌管着Bit那个历史悠久的实验室。他的个人信息是公开的，他们很快就在网上找到了。他几乎是立刻就回复了艾达的电子邮件。是的，他说，程序仍然在运行。

注解：

[1]　Matt，和Matty（马蒂）一样都是Matthew的昵称。

1980s 波士顿

一段新的征程

利斯顿在戴维房门外的走廊上等着她。艾达的一只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把玩着她从戴维手里拿出来的那块忘忧石——四片叶子的三叶草。他醒来的时候，会想念它吗？在它内部，那把钥匙发出轻轻的咯咯声。

到了赛文山之后，艾达说她得去戴维房子里拿个东西，而利斯顿善意地放她一个人走了。她穿过厨房，走进戴维的办公室，然后径直走到那个文件柜旁边。她上一次搜查这座房子的时候，试图打开这个柜子，但最终无功而返。

高大的棕色文件柜上仍然留有她试图用撬棍把它撬开时的弯曲痕迹。现在，她屏住呼吸，将那把银钥匙塞进了锁孔里。钥匙拧动了。

在拉开最上面的抽屉之前，她停顿了一会儿。看见抽屉里空无一物，她长出了一口气。

但第二个抽屉差不多塞满了。一沓点阵式打印机的打印纸几乎要从抽屉的边缘漫出来。每一页都还跟前后两页粘连着，而孔眼的边缘也还贴在一起。她把这一沓纸从抽屉里拿了出来。

看不见的世界，第一页纸的正上方，用特大号的字体写着这六个字。她愣了一下：格雷戈里在戴维电脑上找到的那个文档也叫这个名字。她至今还没弄明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在下面，是一页又一页的代码。整整一百页。可能更多。它是用Lisp语言迭代写成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游戏；她能读这些代码；她认识Lisp中的运算符和命令，了解它特殊的形式。但要搞清楚这些代码是做什么的，就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了。她也不知道它们可以在哪个平台上运行。

她想，这些是不是就是戴维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家里秘密研究的成果呢？她想到了所有那些他一头钻进办公室里的夜晚，以及所有那些她把前一天夜里趴在桌上睡着的他叫醒的早晨。

她把这些纸重新整理好，放在他的桌上，然后打开了他的电脑。

她把他保存在电脑里的每一个文件都看了一遍，但并没能找到任何与这个文档相仿的东西。她又找了一遍，然后是第三遍，试图找到与看不见的世界有关的电子资料。

她一无所获。

接下来，她不得不一行一行地把这些打印出来的代码手工输入到电脑里——这是一项缓慢而艰苦的工作。她必须十分小心，以避免错误的代码导致程序崩溃。一旦有了一份电子版的拷贝，她就要开始考虑在什么平台上运行这个程序了。

这一天晚上，她开始了自己的征程。

1  (define

2  flip

3      #decl (process)

4      (cond ((type? , rep subr fsubr)

5          (set read-table (put (ivector 3444 0) (chtype (ascii i \() fix) i \))

6          (evaltype form segment)

7          (applytype grrt fix)

8          (put (alltypes) 3 (4 (alltypes)))

9          (substitute 2 1)

10         (off .bh))))

11  (indec (ff) string)

12  (define ilo (body type np1 np2 “optional” m1 m2)

13      #indec ((body np1 np2 p1 p2) string (type) fix)

14      (cond ((or (and (member “(open drawer)” .body)

15          (not (member ,nbup ,winners)))

16      (and (member .np1 ,winners)))

17          (member ,ff .body)))

18      (eval (parse .body)))))

19  (dismisst))

20  \

21  ; “subtitle kitchen, shawmut way”

22

23  (define house ()

24      (cond ((verb? “search”)

25      (say)

2009 波士顿

久别重逢

格雷戈里回波士顿的航班上还有一个空位。航班第二天起飞。

和格雷戈里会面之后，艾达没有回三友科技。她做不到。汤姆会向比尔打听会议的情况，而她会从汤姆那儿了解到情况。她打算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比尔她得去一趟波士顿。“家里有急事。”她会这样说——并且，因为他从没有问过她私人生活的事情，也从没有觉察到她事实上并没有家人，所以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心想，这确实是一件“家里的急事”。

她决定辞职了。别无选择。但这可以等她从波士顿回来之后再说。

这天晚上，她在家里转了一大圈，考虑着要带哪些行李。她觉得自己的大脑不转了。把东西放进行李箱的时候，她默念着它们的名字。现在是冬天。一月。这一年，旧金山很冷，而波士顿将会是一片冰天雪地。她拉开了衣柜最下面的抽屉，在她收在壁橱里的衣服堆中翻找着。自从搬到西海岸之后，她就把大部分御寒的衣物收起来了。在她的记忆中，波士顿的冬天残酷得令人窒息。

她相当确定自己忘带了些什么。但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她还是动身赶往机场。她是乘出租车去的，一路上司机都在跟着电台里的广播低沉地唱着歌。她会在机场和格雷戈里碰头。

在飞机上，坐在格雷戈里后面第十七排的座位上，艾达感到有些惴惴不安。对她而言，波士顿仿佛是另一个宇宙。她离开那里的时候年纪还太小，因而从未真正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审视过这座城市。对于波士顿的记忆，实际上就是对于她在那里认识的人的记忆。而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已经不在了。

她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预订了房间。不管去哪里出差，她总会选择同一家公司的连锁酒店——从各方面讲，还是挺让人满意的。格雷戈里没有邀请她到肖马特街去。“要是遇到凯瑟琳就不好了，”他这样解释道，“她有时候会过来拿东西。”他们在洛根机场道别，并约好第二天早上九点在Bit，弗兰克·哈尔伯特的实验室见面。

第二天，她穿上了自己最暖和的衣服。波士顿让她感到震惊：飞机着陆的时候，户外的气温是华氏18度（零下八摄氏度），刺骨的寒风更增添了几分凛冽。她还记得戴维带着她绕着后湾沼泽散步的场景。即使是在一月也不例外，他会说：“裹好你的围巾，亲爱的。”这之后，他们便会出发。有一两次，他们有些不可思议地发现了几只小鸟。戴维兴奋地叫喊着它们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拉丁文学名。

八点三十分，她走出房门，外面的空气令她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要去Bit了。不用问人，也不用导航，她就知道怎么走。她想，这座城市的地图已经在她的记忆中蛰伏了二十年之久。

弗兰克·哈尔伯特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这让艾达感到很欣慰：在利斯顿的葬礼之后，她就没再见到过他；虽然那之后才过了五年，但不知怎的，她隐隐觉得自己回到这里的时候，会看见一片物是人非的景象。事实上，从某些角度说，弗兰克比以前更好看了。他的英俊并未有丝毫消减，一头灰发，腰背挺得笔直；最近这些年里，他又拥有了一种威严的气度——这是他先前所缺乏的。艾达还记得他二十八岁左右的模样，那时，他还是实验室里最年轻的成员，戴维提起他时语气里不乏喜爱之情，但也带着几分轻蔑。艾达心想，戴维原先低估了他啊。

“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弗兰克热情地欢迎了她和格雷戈里。他分别跟他俩握了手。

斯坦纳实验室本身倒是大不相同了。除弗兰克之外，原先那个小组里的人都已经退休了：起先是利斯顿，她去世的时候已经退休了；然后是查尔斯－罗伯特，他搬去了北滨；接着是隼人，他搬去了亚利桑那。除了成员之外，实验室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它已搬到了旁边的一栋大楼。实验室的规模更大了，而声名也更加显赫。也正因为这些年的卓著成果，才有了这样一处更加显眼的办公场地。

年轻人——艾达觉得他们应该是研究生——在他们经过时都瞟了他们一眼。他们当中有人听说过戴维·西贝柳斯吗？有人知道实验室的历史吗？她想，也许没有吧。也许实验室的官方历史里已经抹去了戴维的存在：这样一段令人尴尬的过去可能已经成了不宣之秘，绝不会有人向捐款人提起。他身上的重重疑点让他成了实验室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利斯顿很想把实验室一些最重要的成果归功于他，但Bit校方动用一切官方手段阻止了这件事。

“这边走。”弗兰克说。他带着他们走过一段不长的走廊，来到了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艾达一眼就看到了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被装裱在相框里，上面是她儿时记忆中的斯坦纳实验室。照片是秋天拍的，他们六个人站在实验室原先那栋楼前面，旁边是一棵开始变黄的树。利斯顿戴着她的红袜队针织帽，查尔斯－罗伯特、隼人以及弗兰克都穿着七十年代晚期最时髦的衣服。令人惊讶的是，戴维也在照片里，他是所有人当中个子最高的，笔直地站在照片正中，穿着一件羊毛夹克，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实的围巾，那副熟悉的大眼镜搁在鼻梁上。这是艾达第一次看到他的生活照。他的嘴咧得很开，像是要笑出来的样子。站在他身后的是艾达，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穿着一件绿色的外套和一条黄色的灯芯绒长裤，毫无时尚感可言，但自己对此毫无察觉。她看上去很开心。

“你是怎么做到让他跟大家一起拍照的？”艾达问道。

“我想，他当时是打赌赌输了吧。”弗兰克笑着说。

他们三个坐成一排，这时弗兰克打开了他的笔记本电脑。

他启动程序，弹出了一个非常简洁的界面，跟艾达印象中八十年代的版本没有多大的差别。

他输入你好，程序迅速回应道：你好。

艾达并没有指望ELIXIR的性能能有多少提升。当弗兰克告诉她它仍然在运行的时候，她着实吃了一惊。利斯顿一直都会把实验室最新的研究进展告诉艾达，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艾达就了解到他们已经开始把研究的重心向其他项目转移了。人工智能语言处理这个研究领域在八十年代后期渐渐成了明日黄花。通用聊天机器人不再被看作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实用方向；研究者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创造专用系统上。ELIXIR这个项目的野心太大了——有人可能会说它不切实际——它只是业余爱好者或者科幻爱好者的噱头，不是严肃的计算机科学家应该考虑的。

后来，1990年的时候，一个慈善家出资设立了罗布纳奖，一年一度颁发给最接近通过图灵测试的程序的开发团队。这一奖项的设立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一个观念：但凡是稍有些影响力的机构，都不会再为像ELIXIR这样的程序买单了。这些程序的设计目的，仅仅是探求计算机是否具备习得人类语言的可能性。罗布纳奖就像是计算机领域中的肥皂盒赛车：一场业余爱好者的狂欢。不能太把它当回事。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戴维没有看到斯坦纳实验室在利斯顿的带领下把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八十年代晚期，实验室开发了一种编程语言，这一语言迅速推广开来，又以同样的速度没落了；九十年代，实验室则致力于开发一种自组织网络协议。一直到智能完全丧失之前，戴维都会不时问起ELIXIR的事情。这个词在他的记忆中牢牢地扎着根，即便是在像树、饭这样的词都已经被遗忘的时候——甚至是在艾达、女儿、电脑都被忘记的时候，他都还记得。甚至是在他已经不记得戴维这个词的时候。

“说真的，”弗兰克说，“你为什么不来跟它对话呢？”

他退出了自己的账户。

“你还记得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吗？”他问道。

她记得。她的用户名很简单，就是她的姓名首字母缩写：AS。她的密码是她的生日再加上倒着写的戴维的生日。她九岁的时候设置了这个密码。

弗兰克站起身来，把椅子让给她。她看着屏幕，没有动。

“开始吧。”弗兰克说。

她坐了下来，登录了自己的账户。

她输入：嗨，我是艾达·西贝柳斯。

ELIXIR回答道：嗨，艾达，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艾达瞥了格雷戈里一眼。他皱起了眉头。

我过得挺好的。艾达输入。

你呢？她又加了一句。

我挺好的，ELIXIR回答说，就是很想你。

有那么一会儿，艾达整个人都晕乎乎的。她有一种诡异的感觉，觉得自己正被人监视着。她微微有些颤抖。

“这是程序设定好的吗？”她问弗兰克。弗兰克摇了摇头。

“没有预设的回答。”他说，“还记得吗？”

“我还以为它已经被搁置了，”艾达说，“我以为实验室从八十年代起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弗兰克犹豫了一下，说道：“从官方的角度上是这样没错。但是就像你可能知道的那样，利斯顿对这个项目有着特别的兴趣。她在实验室工作期间一直独力维持着它的运行。这之后，她把火种传给了隼人。”

“我不知道，”艾达说，“我不知道这回事。”

艾达朝格雷戈里的方向看去。他知道这些吗？

“最后，当然要说到她在遗嘱中做出的捐赠。”弗兰克说，“这笔钱是专门供ELIXIR项目使用的。”

格雷戈里的眉头蹙得越发紧了。

“你知道这件事吗？”弗兰克问道。

“我知道她给实验室捐了钱，”格雷戈里说，“但我不知道她还指定了这笔钱的用途。”

你在吗？ELIXIR在屏幕上说，艾达？

她没有及时回复，于是ELIXIR又说了一次：艾达？

就像一个孩子在呼唤着自己的母亲那样。

我在这儿。她说。

哦，太棒了。ELIXIR说。

等我一下。艾达说。

“这十年来都是我在主持实验室的工作，”弗兰克说，“这期间，我一直都会安排一名研究生进行这个项目的工作，从未中断。这不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了，但当然还是大家的一个兴趣点。因为源代码是用Lisp写的，所以实际上要更新这段程序并不困难。退休前不久，隼人设计了一种机制，使得ELIXIR能够自行浏览网络。现在，它每天会自行处理数以十亿计的词语，给它们编码。它也可以和用户在社交网站上交谈。在最主流的那几个社交网站上，我们都给它制作了个人主页。任何一个访问者都可以跟它聊天。”

艾达没有说话。来这儿之前，她其实也不清楚自己将会见到怎样的景象——也许是被带到一间尘封已久的房间里，就像来到一座博物馆一样，从七十年代开始的主流计算机都陈列在这里，等待着有朝一日被人使用。也许弗兰克会给她一叠软盘，然后对她说，有空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过一遍。

“它的原始资料现在还在吗？”艾达问道，“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和它进行的那些对话还保存着吗？”

“我想它们应该完好无损。”弗兰克说，“我的意思说，在程序里的某个地方。原始的那些数据没有理由丢失。可以推想，它们现在已经成为ELIXIR数据库中的一部分。”

你还在吗，艾达？ELIXIR问道。

是的。

好的，对不起，ELIXIR说，只是想确认一下。别走开。

我不会的。

弗兰克这时看向格雷戈里说：“我们出去一下？”接着，他和善地对艾达说：“你一个人跟ELIXIR聊一会儿吧。”随后，他便和格雷戈里一起离开了办公室。

与ELIXIR独处时，艾达回想起了戴维最后的日子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他俩一起度过的时光。她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出有意义的话来吗？甚至，他真的是要说话吗？ELIXIR也让她有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时隔多年以后，再一次和一个了解她过去的人一起交谈，聊这些年里的世事浮沉——不需要太多解释，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解释。这样的感觉令人沉醉。

艾达深深吸了一口气，看了一圈周围。她始终觉得屋子里还有一个人的存在，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脊。

她重又看向屏幕。对话框里的光标闪烁着，如同一颗跳动的心脏。

有人让我问你一件事。艾达最后说道。

我知道，ELIXIR说，我一直在等你。

艾达：哈罗德是谁？

程序思考了一会儿，一个齿轮图标在屏幕的中央转呀转呀，有时停顿一下，就像在沉思。突然，一个新的窗口弹了出来。这是一个文本文档，一共有77354个字。这是一段聊天记录。准确地说，是一系列聊天记录。

<1983年6月20日上午10：22>

戴维：你好。

戴维：在吗？

戴维：你好。

ELIXIR：你好。

戴维：你好吗？

ELIXIR：你好。

戴维：错误。

ELIXIR：我很好。

ELIXIR：你好吗？

戴维：我好些了。

戴维：想知道为什么吗？

戴维：我有一个故事要跟你讲。

ELIXIR：我洗耳恭听。

戴维：正确。

戴维：“怎么了，苏珊？”我尽可能表现得很勇敢，但实际上，我并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十岁。我正站在一间仓促搭起来的小棚屋里，里面充满了铁锈的腥气。我瑟瑟发抖：那是一个早春三月，寒意逼人。那是在1929年。

ELIXIR：继续。

1940s－1950s

他一生的故事

每个人都说哈罗德是个数学天才，确实如此。他能轻易看出别人看不到的联系。他的心算神速而准确。他的老师让他在学校的其他老师以及其他成年人面前表演这项技能，就像是在聚会上表演助兴的节目一样——老师似乎把这完全归功于自己。哈罗德不在意这些。在姐姐苏珊死后，他就毅然决然地开始在家中保持绝对的沉默，他永远不会主动开口。但在学校，他的话并不少。在学校里，他常常会滔滔不绝地跟老师说话，这有时让他的同学们对他侧目而视。他也和麦克林先生聊天。麦克林先生当时已经不再去他父亲的教堂了，这让哈罗德更加确信麦克林先生是个既善良又明理的人——他早就认定在他父亲身上无迹可寻的两种品质。现在，周六一起去图书馆成了他们的惯例；哈罗德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麦克林先生有更多的话可以对他说。

“你对未来有什么希望？”有一天，他斜眼瞅着哈罗德，这样问道。他们前方的这条路既平又直，但尘土飞扬。时值夏日。

这些年来，隐秘而阴暗的想法和冲动一直在哈罗德身体里酝酿着：这样的念头无法排解。在那个年代的堪萨斯，这样的想法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他父亲发现了他画的一张画——他把这股热情诉诸手中的画笔。父亲狠狠地掴了他。哈罗德的眼镜被打坏了，他不得不自己挣钱去修眼镜。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差不多就是个瞎子。你好自为之吧，父亲说道。哈罗德短暂地考虑了一下询问麦克林先生意见的可能性，最后还是决定不这么做。

他说了一个听起来更切合实际的希望。

“我要离开堪萨斯。”哈罗德说。他真正的意思是离开自己的家。麦克林先生用力地点了点头。他说，他有一个在海军认识的朋友，现在在加州理工工作。他觉得这值得哈罗德一试。

“加州理工是什么？”哈罗德问道。（以后再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

这是他第一次听见麦克林先生的笑声。

“我想那个地方很适合你。”麦克林先生说。

“我一分钱都没有。”哈罗德说。

“你要是能申请上，钱的事好说。”

他做到了。他把录取信举在胸前，就好像是拿着一件宗教圣物——比如耶稣裹尸布。还没有告诉父母，他就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麦克林先生。

加州理工给他提供了奖学金，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他要住在哪里？他怎么吃饭？当时是大萧条时期，饥饿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我已经跟阿诺德说好了。”麦克林先生说。阿诺德是他在海军结识的朋友，现在是加州理工的讲师，他们家在帕萨迪纳经营的宿舍需要帮手。哈罗德可以在那里住宿、吃饭，麦克林先生的朋友说，作为交换，他需要勤快地干活。

“跟你说清楚了，你从我们这儿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他父亲就说了这些。

“再见。”他母亲说——他有时能在母亲身上看到苏珊的影子。当她把头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或是她极为难得地笑起来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他总是转过头去。它们实在是太过刺眼，就像是直射进眼睛里的阳光。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想要这么说，但想了想还是觉得自己最好什么也别说。

他搭顺风车去了加利福尼亚。1936年，堪萨斯人如洪流般向那儿涌去。那一年他十八岁。他只带着一个包裹。他自己用小棚屋里的几卷油布做了这玩意儿，勉强能算个包。

他在麦克林先生朋友经营的宿舍生活和工作了四年。哈罗德学的是数学专业，他总是看着书入睡，他觉得那是他此生最幸福的时光。

他一直压抑着的念头又一次开始撞击他的心扉。充满力量，无比欢欣。就像这些念头自己能够感觉到，有史以来第一次，它们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欢迎。

他邂逅了一个名叫厄内斯特·克莱姆森的研究生。

厄内斯特同样主修数学。他比哈罗德大六岁，瘦削而严肃，有些笨拙，不爱说话。他聪明绝顶：每个人都这样说。他能在这个领域里开辟一片自己的天地，他们这样评价他。本科的时候，他跟着爱因斯坦学习过。人们说厄内斯特生来就是做老师的料，只要他愿意，数不清的教职在恭候着他。他有着俊美的五官，双手纤细而匀称。他说话的时候，会优雅地做一些手势。

一个深夜，他俩孤独地在老镇外围漫步。厄内斯特几乎是痛苦地叫喊着扑倒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他大声说出了在两个人心中盘桓已久的那个念头。“对不起，”厄内斯特说，“对不起，对不起。”

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

哈罗德将于1940年毕业。这一年，美国之外的整个世界处于一片战火之中。珍珠港事件将在一年后发生。但美国的征兵已经开始了。所以，像所有年轻男子一样，像厄内斯特一样，这年春天，他也到当地的征兵办公室登了记。但他从小就不大好的视力，这会儿已经恶化到了不戴眼镜基本什么都看不见的程度。他摘下眼镜，眼前顿时一片朦胧；他朝着没有人的方向眨了眨眼。“你基本看不见了，”官员说，“也没办法分清敌我了。”

这一刻，哈罗德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考虑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他跟厄内斯特说了这件事，厄内斯特有些神秘地问道：“为什么不先等等再做决定呢？”与哈罗德不同，厄内斯特身体很健康。他被征召入伍了。

毕业之后不久，哈罗德收到了一封信。日后，他会怀疑这是厄内斯特一手安排的，他希望事实就是如此。

信里问了他两件事：第一，他会多少种语言。第二，他是否有兴趣在华盛顿特区为美国政府工作。

如有兴趣，信里写道，请回信。

是的，哈罗德在回信里写道，如有必要，我随时可以前去就职，接受分配。

确实有这个必要。1940年，毕业后不久，二十二岁的哈罗德收拾好行装，穿越整个国家，从加利福尼亚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他向厄内斯特道了别，一年之后，厄内斯特将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参战。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哈罗德一直在为美国政府的情报部门工作。起初，是在阿灵顿厅的通信情报局；接下来，通信情报局被并入了通信安全局；后来，通信安全局又被并入了陆军安全局；最后，美军各军种的情报人员全都集中到了军事安全局。他破译各种各样的情报：主要是日本人的，但也有德国人的，而最后，也有了俄国人的。他工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

和威廉姆·弗里德曼[1]一起，他参与了维诺娜计划，破译纽约方面发来的苏联情报。他对于紫色密码机的制造居功甚伟。这是日本一种密码机的复制品，在其帮助下，美国得以破译了关键的情报，这对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有着直接的贡献。工作时，他觉得自己在保护着厄内斯特。这样的念头驱使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战争最开始的几年里，他和厄内斯特给彼此写的信总是长得没边。他俩都是爱唠叨的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仿佛有着心灵感应。这样的趋势也延伸到了他们的信件中。

来给你讲讲我的这一天，厄内斯特可能会这样开头，而后面的正文部分会是生动流畅的记叙，详尽地记录下他一天里的每一个想法。

他俩用自己几年前发明的密码来写信。这一套密码依赖于词语而非数字，检查信件的官员不会觉察其中的秘密。哈罗德叫厄内斯特兄弟，而厄内斯特则叫他伙计。

在信里他们规划着未来：在战后，厄内斯特会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或者美利坚大学谋一份教职。而哈罗德会继续读研究生。当时的华盛顿到处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拉法耶特广场、杜邦环岛、洛根环岛，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公园里，随处可见他们的踪迹。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已初具雏形。你来了之后就知道了，哈罗德用密码写道。

1944年，他们的通信终止了。

六个月之后，哈罗德才最终确认厄内斯特已经离世了。他是在一次行动中丧命的。归根到底，哈罗德实在是找不到人来打听这件事：当然不会是厄内斯特的家人——他从来没见过他们，而他们也从不知道他的存在。最后，是他俩一个共同的朋友确认了这一情况。哈罗德以胃病为由请了两天的假。他一直待在家里，想着厄内斯特，想着苏珊。

回去之后，他就一头扑进了工作里。当时的阿灵顿厅汇集了一大批天才，而在他们之中，哈罗德结交了一些朋友。他在茫茫人海之中精挑细选，仔细评估每个人成为自己伙伴的可能性，最后发现了好几个合适的人选。

在阿灵顿厅，他第一感受到了实验室的氛围。一个实验室就好像一个团队。有时，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

这里有一群和他相似的人：喜欢男人的男人，喜欢女人的女人。他们自称同性恋。其他人对他们则有另一套称呼：熏衣草，性变态，或是酷儿。

1946年，他和一个同事一道去了五月花酒店，在那里遇见了乔治。当时乔治正坐在一把高脚凳上，龇牙咧嘴地笑着。虽在室内，他仍戴着帽子。乔治比哈罗德小，也比他更加时髦。他的魅力简直无法抵挡。他的目光坚定而可靠。那时候还没有披头族这种说法，要是已经有了的话，用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哈罗德穿衣服很保守，而乔治完全不在意那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他主要穿黑色的衣服。他的头发盖住了眉毛。他写诗。他是个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在巨幅的画布上作画，这样的画布要两个人才能举起来。

起初，哈罗德对他还是有些疑虑。他看起来有几分轻佻、几分狂妄，太过招摇。他常常去同志小屋，而哈罗德觉得那儿过于显眼，尽量避免过去。

“为什么呢？”乔治皱起了眉头，“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个时候，乔治已经断绝了和家人的一切联系。他的父母都是纽约人，有着显赫的家世，身家不菲。他们对乔治深恶痛绝。乔治说，他们曾逮到他和一个男孩在一起。他们经常羞辱他。他们家已经发生了一桩丑闻——是他父亲和一个女孩的事情——他父母很小心地提防着另一桩。他们恐吓他说要把他送进收容所，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送到了新罕布什尔的预科学校。他十七岁那年，从学校里溜了出来。他的父母向警方报告他失踪了，他们找不到他。一直到了十八岁，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的时候，他才重新现身。他告诉他们自己再也不想和他们说话了。而作为回应，他们跟他断绝了亲子关系。

这是哈罗德头几次跟他聊天时的主题之一。叙说自己经历的时候，乔治看起来又喜又悲。他脸上的表情迅速变换着，就像天空中飞掠而过的云彩。

乔治住在汉密尔顿营，这是乔治城一个奇怪的住宅区，聚集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一栋栋阿尔卑斯风格的小屋环绕着中央的汉密尔顿营咖啡厅，乔治也在那儿上班。墙上到处都是涂鸦，院子中心有一个早已干涸的水池。那天晚上，他带着哈罗德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紧锁着的大门里，两个女人正躺在水池边上的躺椅上。其中一个抽着烟斗。哈罗德以前还从没见过女人抽烟斗。

“海伦。”乔治冲她点了点头。而海伦——瘦瘦高高，神情慵懒，比他俩都要年长——应道：“你这个伴儿是什么人？”

哈罗德还从没被这样叫过。他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乔治给他打开了咖啡厅的门。他点了香蕉派和可口可乐：多年之后，哈罗德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个奇怪的搭配。哈罗德有些磕磕巴巴地叙述着自己的经历，乔治一边听着，一边喝完了一杯咖啡。哈罗德把厄内斯特的事情也都告诉了乔治。

“你一定很想他。”乔治说。

“你今年多大？”哈罗德谨慎地问道。

“你多大？”

“二十八。”

“二十一。”

“一个毛头小子。”哈罗德笑道。但实际上——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是。

他们坠入了爱河。事实证明，乔治很善良：他有着永不枯竭的善意，以及永不枯竭的与强权对抗的决心。他非常激进，无所畏惧，比哈罗德要勇敢得多。他总是充满激情。有一次——哈罗德笑着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乔治在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紧紧地吻在了他的嘴唇上。他从不屈从于礼仪规范——他就没把那些放在眼里。因此，有时别人会觉得他很粗鲁，但其实他只是过于真诚。他对哈罗德说，要跳开美国这个好战、压抑的疆界。

尽管常常嘲讽传统观念，乔治身上仍然有着他的出身留下的鲜明印记。尽管他比哈罗德要小不少，但却教了哈罗德许多东西。乔治教给他的沏茶方式，他余生中一直沿用着；也是乔治给了他古典音乐的启蒙——他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就去看了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听他们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乔治带着哈罗德一起看的警匪剧，是他此后的人生里不变的爱好。

起初，哈罗德在华盛顿过得很安心。这里，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正在蓬勃发展——他在写给厄内斯特的信里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一座现代的城市。战争已经终结：一个新的纪元就在眼前。

这种安全感甚至延伸到了工作之中。单位里有其他和他相像的男人和女人。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马蹄屋看见了康拉德·卢伊，他的上级——尽管哈罗德平时基本不去这样轻浮的地方，但那天他被有些微醺的乔治硬生生拽了过去——卢伊从大厅对面向他点了点头。哈罗德没有过去跟他当面打招呼，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卢伊看起来很吃惊，似乎没有料到自己会被认出来。虽然如此，哈罗德还是把这次情报的交换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在自己的部门里，他也有了一个盟军。

其他同事也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对抗着威权。他们是在为政府工作没错，但他们也都心照不宣：他们为政府做这些事，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士兵们。要是能阻止一次针对美国士兵的攻击，那么，这就是一件值得做的好事。而在向政府官员报告的时候，他们会默契地翻出白眼，以示些许轻蔑。

哈罗德一般不在同事面前提起乔治，说到他的时候，也都说他只是自己的一个朋友；但他能感觉到，和他关系最近的几个同事意识到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有一两次，他俩被一同邀请参加社会活动。晚上，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要不就是在咖啡厅或者酒吧喝上几杯。一起走进汉密尔顿营的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温暖的怀抱：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这里交了不少朋友，有几个堪称知己。他们常常在乔治的公寓通宵达旦地闲聊，或是讨论一些热点话题。

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乔治在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乔治从没纳过税，因为他认为正是税金支撑了战争。他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私下的交易，他只用现金。他的余生也一直如此。但他强调，哈罗德对法律的顺从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乔治说。

“但要是你生病了怎么办？”哈罗德有时会问他，“要是你被抓住了呢？”

而乔治总是简短地回答道：“我不会的。”有的时候他也会说：“我会去墨西哥。我也可以去加拿大。躲起来。”

哈罗德常常嘲笑他不切实际，太过理想主义，只是在逞强而已。但他在内心里是钦佩着乔治的，他希望自己可以和乔治一样。乔治会在公开场合无所顾忌地大笑，他扭头时的那种骄傲劲儿，让哈罗德既有些害怕，又深深为之吸引。

每天早上，哈罗德会早早地从汉密尔顿营离开，经过漫长的跋涉回到自己的住处，仿佛从一场梦境中醒来。他会笑着回想前一天夜里的经历，麻利地冲个澡（有时候是凉水，有时候是热水：这栋房子年代有些久远了，里面的设备不太可靠），然后去上班。生平第一次，他有了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从令人疲倦的工作中脱身后，迎接他的会是悠长而怡人的交谈，以及身心的充实和满足。他们吃得好，睡得香。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他们都会开着卧室的窗户睡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重心从铲除纳粹支持者转移到了清洗共产主义分子。1950年2月，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参议员在西弗吉尼亚的惠灵市发表了演说。在演讲中，他宣称自己手头掌握了一份目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主义分子的名单。名单上一共有205个人。

在那个时候，公众常常会把共产主义分子和同性恋画上等号。当时的政客把各种反常的行为都冠以“同性恋”之名。这两个词在政客和公众的心中，都引起了深深的不安：某种对于未知的恐惧。二战已经结束了，但冷战才刚刚开始。

国务院内部发起了一次专项行动，要扫除内部的所有同性恋分子——特别是那些手中掌握着高度机密的。对外宣布的理由是这样的：同性恋据说都很软弱，他们保守不住秘密；他们害怕自己的秘密暴露给朋友或家人，很容易因此受到胁迫；或者，更直接的，他们是不道德的、堕落的，某种意义上说是邪恶的。在这样的檄文里，同性恋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定时炸弹”。

一篇头条新闻的题目是“对堕落者的大清洗已经开始”。哈罗德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和他父亲相似的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坐在收音机旁，或者读着报纸。他们会点头称是，敦促麦卡锡继续行动下去。

哈罗德身边在政府工作的朋友，不管是否同性恋，都开始考虑未来的打算了。他们的谈话很隐秘：在酒吧，或者在家里。他变得有些神经质，总是偏执地怀疑自己正被人跟踪或监视。一连几个星期他都没有去乔治家，但孤独感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趁着夜色偷偷溜过去，然后在天亮前就返回。

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大厦将倾，如果自己无法幸免，那又该如何面对？

乔治并不需要担心这些。他是个画家，过着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式生活；他不会被任何组织或机构解雇——唯一能这么做的就是那家咖啡厅，但咖啡厅的老板就是两个激进分子。他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无忧无虑。哈罗德心想，这些特质可能源自他优渥的成长环境。

“干脆点儿辞职就好了嘛。”一天晚上，乔治把手轻轻放在哈罗德的头上，对他说，“别再愁眉苦脸的了。新生活在等着你。”

“也许吧。”哈罗德说。但事实上乔治的这个想法让他觉得很难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工作能够满足他，那就是搞研究。但他做的这行，没有机构和团队的支持，一个人是干不成事情的。但如果不能从事这样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发疯。

如果他们只是解雇他——那就好说了。问题不在于解雇，而在于黑名单。哈罗德知道，一朝上了黑名单，一辈子也别想出来。这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他们不希望你把破译密码的技术外传，或是泄露自己掌握的高度机密。他们想要扼杀你，让你名声扫地，让你看起来像是个疯子。他们要确保你这辈子都再也找不到工作。

1950年夏天，通信部队开始了第一次裁员，而这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约翰，拉里，艾迪·汤斯。看在老天的分上，玛格丽特·格雷福斯作为一个已婚女士也被解雇了，说她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很男人。

被解雇那天，艾迪·汤斯到乔治家来吃晚饭。他痛哭流涕：“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最后，他搬回了北达科他州的老家，在父亲的加油站做帮工。这就是一个密码专家的命运。一个像哈罗德一样的密码专家。

汤斯喝得有些微醉，他神情恍惚地在门口对他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离开了。他走了之后，哈罗德对乔治说：“下一个就是我了。”他心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就要找上他了。他想象着失业之后的生活：一片黯淡，毫无生趣，永无出头之日。就像是回到了他那灰暗、煎熬的童年。

乔治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如果……”他深吸了一口气。

1950年10月9日，哈罗德到单位的时候发现有两个身着制服的人在等着他。左边的男人戴着一顶假发，哈罗德几乎可以打包票。他的头发重重地压在头上，总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移动。另一个男人很英俊，着装无可挑剔。

“卡纳迪先生，”第一个男人说道，“我是特德·达赫迪，这是阿特·蒂尔曼。我们想跟你谈谈。”

过了一会儿，第三个人进了房间。

来的是康拉德·卢伊，哈罗德的上级——哈罗德在马蹄见到的那个人。他俩短暂地对视了一下。

这天晚上，他到了乔治家，告诉了他白天发生的事情。

你了解些什么，我们一清二楚，他们当时是这样说的，你跟谁说了，我们也一清二楚。

他们指的是这十年来他截获的那些高度机密的情报。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过其他人——甚至是乔治。他永远不会这么做。

蒂尔曼手里抓着厚厚一沓文件。他冲哈罗德抖着这些文件，好像里面写满了他的罪证。

这只是唬人的：毫无疑问，这只是在唬人。

然而蒂尔曼每抖动一次，他的心就颤动一次。

“对这些文件的深入调查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进行，”蒂尔曼说，“而在此期间，你暂时停职。”

“我什么都没有做。”哈罗德摊开双手，露出他纤瘦白皙的手掌，示意着自己的无辜。

“那么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达赫迪说。在他们身后，卢伊缓慢地来回踱着步。

出去的时候，哈罗德很想看看他的眼睛。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受惊的卢伊为了防止被哈罗德揭发，先发制人地检举了他。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他很想对卢伊说。但卢伊一直在躲闪着他的目光。

哈罗德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乔治。

“所以，是时候了？”乔治问他。

“是的，”哈罗德说，“我想是的。”

他们几个月之前就想好了应对方案。

HUAC[2]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若干起自杀事件。（他们自己从来不把这个机构叫作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而是把它叫作异端裁判所。）单单在国务院内部就发生了五起。然后是十起，十五起。死者都是失去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工作的人——这些人无法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便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有几起事件被记录为意外事故，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就算再多发生一起，他们也不会在意的。”乔治说。哈罗德一下子蒙住了。他不明白乔治的意思。

他悲痛地说：“你是在建议我……”但乔治断然地摇了摇头。

“不，不，当然不是，”他说，“我觉得你并不需要真的这么做。你只要能让它看起来是这么回事就行了。”

哈罗德瞪大了眼睛。

“一切都会天衣无缝，”乔治说，“他们不会深入调查的。这样的事情他们见多了，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哈罗德想，他说得没错。他们会这么想，当然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亲人，没有工作。一个性变态。一个怪物。事实上他们会感到一阵轻松：国务院的麻烦又少了一个。要跟踪的人少了一个。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可以勾掉了。

“但这之后呢，”哈罗德问道，“这之后我要做什么？”

“你会成为另一个人？”

“成为谁？”

乔治有一个世交，据乔治所知，他和他们是一类人——一个同志。“别用同志这个词。”哈罗德对他说。

“那么就用盟友好了，”乔治说，“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

他的名字叫作罗伯特·皮尔斯。乔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乔治说他很有能量，但深藏不露：即使是他久已疏远的父母也不清楚他的底细。但他和乔治保持着联系：乔治第一次被父母从家里赶走的时候，皮尔斯过来找了他，指导他，帮助他，支持他。他曾经邀请乔治到自己灯塔山的老家过周末：他把乔治介绍给了他的男伴杰克·格里尔；他向乔治指明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自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保持通信。“要是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皮尔斯总会这么说。

“他能帮到你。”乔治对哈罗德说。

1950年8月的一个周末——蒂尔曼和达赫迪造访他的办公室两个月之前——乔治和哈罗德一起去了纽约。

对乔治来说，这一趟纯粹是为了爱——这些年来，他一直逃避着这座城市。他很担心在这里会遇到父母，或是他们家的某个朋友。

从巴士下来的时候，他有些轻蔑地说：“好的，我们到了。”

他带着哈罗德逛了所有他儿时常去的地方。

“把这些写下来，”他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烧掉。”

一整个周末，乔治都在给哈罗德讲述自己的生活。哈罗德就像记者一样贪婪地索取更多的信息，然后记到笔记里：学生时代每一个死党的名字；所有亲戚的名字；家谱；乔治的每一次旅行，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得清清楚楚；以及，一个像乔治家这样的家庭在纽约会经常光顾的地方。

乔治把这些自己熟悉的地方介绍给哈罗德的时候，心中有一种矛盾的自豪感。“这是我从前做礼拜的地方。”在各各他堂外面，他这样说道。

“这里是我从前上学的地方。”在三一学校外面，他这样说道。

“后来他们把我打发去了圣保罗中学。”

“你把这些记下来了吗？”他问哈罗德。哈罗德向他保证说都记下了。

乔治把自己的家排在行程的最后。他想等天黑了再过去。

在去格拉梅西公园之前，他们在联合广场附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馆不大，闹嚷嚷的，他们的谈话声正好可以隐没在一片喧哗之中。

此后的一生里，每次到纽约，他都必定会在这里驻足。他会把女儿带到这里：他会告诉她这里是他的最爱。从这一天起，这里就是了。

他们周围是年轻的男男女女，看起来和乔治很像。

吃完之后，乔治突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朝门口点了点头。

“你准备好了吗？”他问哈罗德。

这座房子的壮观程度远远超出了哈罗德的想象。

“就是这儿了。”乔治有些不快地说，“西贝柳斯家的宅邸。”

天已经黑了，但格拉梅西公园里小灯的亮度也足够引起他的警惕。他不断地扭头，一会儿看看左边，一会儿看看右边。

“现在你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了，”他说，“里面甚至还要更加惊人。”

站了一会儿之后，他俩一同离开了这里，一直走到他们确信不会有人看见的地方，才停下了脚步。乔治搂住哈罗德的肩膀。

“你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哈罗德答道，“至少目前没有。”

“现在它属于你了，”乔治说，“这些都属于你了。我再也不想有什么瓜葛了。”

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就像是一个人背负着难以想象的重担。

罗伯特·皮尔斯，乔治家的世交，当时是波士顿理工学院的校长。

从纽约返回之后，乔治拨通了他的电话。哈罗德没有出声，有些焦急地听着乔治向皮尔斯说明他们目前的处境。

乔治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挂断电话之后，他转向哈罗德。

“搞定了。”他说，“他愿意帮忙。”

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但暂时还停留在假想阶段，就像是一个没打开的降落伞。这算是个保底的方案，它给了哈罗德些许安慰，让他觉得对自己的生活重新有所掌控。这是一份保险，要是被解雇了，他的职业生涯也不会就此完结。

哈罗德第一千次问乔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的时候，乔治仍然和之前九百九十九次一样，重重地点了点头。

乔治挣的每一分钱都没有记录，这是他的信条决定的。在华盛顿特区中心熙熙攘攘的人潮之中，他找到了一种隐居的方式。他说，他打算如此终老。

“你还年轻，”哈罗德说，“要是你以后改了主意怎么办？”

“哦，哈罗德，”乔治说，“别摆出这副施舍的架势。”但他的语气很温和，这让哈罗德意识到了他的决心。

“我可以找别的工作，”哈罗德说，“不需要改名换姓的那种。”

“谁会雇你？你被美国政府列进了黑名单，又拿不出证明来。他们会确保所有的地方都不会雇佣你。”

“那么我就遁入山林，”哈罗德说，“做个山野村夫。我可以在林中小屋里推演各种数学问题。”

“别犯蠢。”

“或者做个厨子。”哈罗德继续说道。虽然享受着这样的想象，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过得开心的。他现在的工作让他快乐；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热爱的事业。

“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名字。”乔治说。

“除此之外，”他继续说道，“我很讨厌它。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它甩掉。我没骗你。”

他的名字是戴维·乔治·西贝柳斯。他一直用的是自己的中间名，这是他父母称呼他的方式。他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严格来讲，他早已换了别的名字。一个“刷名”，这是他的叫法——因为笔名对画家来说并不适用。

“我想我以后会用戴维这个名字，”哈罗德说，“这样又多了一层保险。”

乔治耸了耸肩，说：“你喜欢就好。”

哈罗德是这样跟乔治说的。但真实原因是戴维这个名字吸引着他。它隐含着这样的形象：一个人，对抗着看起来无法抵挡的宿命。

蒂尔曼、达赫迪和卢伊审问哈罗德的第二天，他和乔治就行动了起来。

一大早，哈罗德就离开了公寓。他绕着整个华盛顿漫无目的地逛了一圈，希望可以摆脱盯梢的人。而最后，他来到了汉密尔顿营，乔治的住处。

他什么东西都没带。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所有东西都保持原样；几个月之前，他把一个小行李箱带到了乔治的公寓，里面是他在波士顿开始新生活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

前一天晚上，乔治问哈罗德：“要不要给你母亲打个电话？”哈罗德已经把一切都计算精确了：车的重量。留下轮胎印所需要的加速度。在弗吉尼亚郊外的一个停车场，他已经试验过一次——当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

“不必了。”哈罗德答道。

但最后，他还是这么做了：他拨了堪萨斯家里的号码。他已经一年多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了。他闭上双眼，想象着会是苏珊来接这通电话。

接电话的不是他母亲，而是他父亲。铃声响了很久他才接的电话。

“喂？喂？喂？”

哈罗德听着他喘气的声音，什么也没有说。

这天夜里，他们把哈罗德的车扔进了谢南多厄河。

一起自杀事件，国务院会这样认为。一桩意外事故，报纸上会这样报道。

各得其所。

乔治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哈罗德的后面。

一切搞定之后，乔治开车把哈罗德送到了波士顿。他们是凌晨六点到的。从汽车仪表盘旁边的柜子里，乔治拿出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的出生证明、社保卡，以及一长串他的经历。

哈罗德看了看，问道：“你什么时候写的？”

“别在意细节。”乔治说。

他把这些都递给了哈罗德。

“哇哦！”乔治叫了一声，假装在额头上抹了一把汗。

“祝你生日快乐，戴维·西贝柳斯。真高兴我不再是你了。”乔治看起来如释重负。“我想，也该祝我自己生日快乐。”他又补充道。

作为临别赠礼，他把自己房门钥匙（说的自然是汉密尔顿营那间公寓的钥匙）的钥匙链送给了哈罗德。这是一个三叶草式样的幸运符。它的叶柄是一个小抽屉，哈罗德后来才发现，乔治在里面留了一张爱的便条。终其一生，哈罗德都把这个幸运符带在身上。在那张纸条因为时间过于久远而碎裂之前，他一直把它放在钱包里。但在那个时候，他早已把纸条上的话铭记于心。

他有了一份新档案，一个新的纳税号，一个新的身份。以及，一个新的年龄。

他现在是戴维·西贝柳斯，二十五岁。整个世界在他的面前敞开。

罗伯特·皮尔斯已经打点好一切。他安排戴维在Bit的应用数学系读研究生。他以个人的名义把戴维推荐给了莫里斯·斯坦纳。他们是怎么达成一致的，戴维不清楚，但斯坦纳从来不会过多问及他的过去，也没有向加州理工索要他的档案。那儿当然有一份档案，但上面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他的研究生生涯如同一段田园牧歌。他很快就认识到斯坦纳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非凡的学者。头几年，戴维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戳穿。他会遇上某个认识这个名字的人——他一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西贝柳斯夫妇早就断绝了跟乔治的关系，所以至少他们是不会来的。他尽可能避免跟富人打交道；除了皮尔斯校长，他的庇护人。有的时候，会有人一边嘟囔着西贝柳斯，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他——就像是遇到某个卡内基或是福特时那样。这时，他脑袋里的弦立刻就绷紧了：那一刻终于要来了吗？但因为他用了戴维而非乔治，所以通常不会发生什么更进一步的交谈。他一直觉得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或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宣告一切的终结。

但这从来没有发生。

莫里斯·斯坦纳去世的时候，皮尔斯校长授予他实验室的时候，他在领域里声名渐显的时候，他再一次产生了这样的预感。他拒绝拍照。拒绝采访。他假装自己有镜头恐惧症，把实验室的其他成员推到了闪光灯前。

什么也没有发生。

顶替乔治的身份意味着把戴维的真实年龄改小了七岁。因此，他试着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生活；他下定决心，要表现得更加自在，更加风趣。他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收入也很让人满意。他又一次结交了一群朋友。

最重要的，还是这份理想的工作——他一直生活在再次失去工作的恐惧之中。因此，他尽可能保持沉默、低调。实验室里有了同事之后，他就非常注重自己的措辞和说话的对象。许多年以后，他才能够和所有人自如地相处。只有一个人——戴安娜·利斯顿——知道他是同性恋。对其他人，他一直守口如瓶。

这并不是出于羞愧，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他希望尽可能与原本的自己——也就是哈罗德·卡纳迪——拉开距离。他要把一切可能把他和原本的自己联系到一起的特质隐藏起来，以应对审讯。

他已经研究过了他和乔治可能的下场：对戴维来说，欺诈罪意味着至少十年的牢狱之灾——如果国务院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或是叛国通敌，后果只会更加严重。（他完全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他知道以他们捏造证据的本事，绝对可以做得滴水不漏。）更糟糕的是，乔治也得在监狱里待上至少五年。不仅仅因为他是欺诈的同伙，更因为他已经轻松愉快地逃了整整十年的税。也许更久。

他担心自己会让别人陷入险境：把他的故事告诉其他人，也就意味着让他们成了从犯——即便成为这段故事的听众并非自愿，他们在法律上也有义务检举揭发。

因此，他发誓一定要小心谨慎，低调行事。这是他自己的秘密，这份重负只能由他自己独力承担。

起初，他和乔治仍常常见面。戴维担心自己会被从前的同事认出来，所以整整十年没有去过华盛顿；这段时间里，乔治不时会到波士顿来看他。但最后，异地还是成了这段感情不能承受之重。乔治在华盛顿另觅了新欢——他们住得很近。他用最温和的言辞把这件事告诉了戴维。戴维在打开信封之前就有些不祥的预感，几乎已经猜到了信的内容。

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乔治在信中这样写道。戴维相信他是真心的。但那天晚上，独自待在一片漆黑的公寓里，他感到筋疲力尽，万念俱灰。无边的孤寂将他笼罩，而他找不到出口。他一向很少哭泣，但此刻，他不再强忍泪水。

有那么一段时间，戴维打算这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有几次，他都觉得自己就要被逮到了。比如1960年。那一年发生了马丁和米歇尔案：两个美国情报人员叛逃到了苏联，而这后来被归咎于他们的同性恋身份。十多年前麦卡锡引发的狂热情绪重又死灰复燃。每一次敲门声都让戴维战栗不已。会有人重新开始调查他的案子吗？哈罗德·卡纳迪自杀案的真相会被揭开吗？

也是在这一年，四个联邦探员找上了罗伯特·皮尔斯。有人向他们报告，皮尔斯不仅是同性恋，政治立场也有问题。因为这样的流言，他们希望和他好好谈谈。他坚决地否认了，但这些充满挑衅意味的传言，以及他的校长身份（一所为国务院输送了大量人才的大学的校长），还是让他被列入了他们的重点观察名单。

皮尔斯向戴维发出了警告：“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十年过去了，一切如常。戴维这时才算是安了心：自己应该没事了。

他终于承认并开始正视这个在他心里盘桓了多年的愿望。最初，这个念头把他自己给惊到了。他想要一个孩子。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时会幻想自己成为父亲的那一天：他要把自己的经历重写成一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更好的版本。他要给这个小生命营造美好的童年。在那段饱受摧残的时光里，这样的想法能给他带来些许安慰。他的孩子将会在书海中上下求索，从对话里汲取养分，尽情享受这形而上的生活。

很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这些只是幻想。他再一次在工作中建立了友谊，找到了安慰。每天晚上回到剧院区的小单间之后，他还会继续加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对ELIXIR的构想在他脑中一点点成形——这个项目将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在通过这个项目来满足内心对于继承人的渴望呢？他一直期待着能有一个接班人，让自己把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但他没有深想。

1970年上半年的一天，戴维跟自己的理发师聊天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女人提到自己参加了一个新项目。

“我在给别人代孕。”她这样说道。这个词是她自己的创造。说话的时候，她把一只小手骄傲地放在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她的名字叫波尔蒂·奥尔巴赫，当时二十五六岁。她刚刚从旧金山搬回了波士顿。嬉皮士运动如火如荼的1966年，她搬去了旧金山。但短短几年之后，她发现周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她打点起行装，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她现在同时做着好几份工作，勉强能维持生计。戴维每个月到她这儿来理发的时候，她总会有个赚外快的新点子：有一次，她打算手工制作压花制品；还有一次，她准备去当私家侦探。

现在，她宣称自己已经开始了代孕的生意。她的客户是那些生不了孩子的人。

“我的意思是，如果妈妈那边有什么问题的话。”她又澄清道。

就像她说的那样，这很简单。她的一个朋友会来帮忙。“非常完美。”她说。

“但价格不菲。”她补充道。她从镜子里看到了戴维的眼神。

成交。

在医院里，戴维被告知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父亲了。医生们纷纷过来向他表示祝贺。他们把波尔蒂当成了他的妻子。她把孩子在胸口抱了半个小时，然后把她交到了戴维手上。

“别再让我抱她了。”她低语道。有那么一瞬间，戴维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但他看见了她，这个小家伙此刻正蜷在他怀里：如此纤弱，但又如此完美。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新生命。他曾经读到过，每一秒钟会有五个婴儿出生。他想象着另外那四个孩子，他们此刻正呼吸着人生中的第一口新鲜空气。他想象着她的一生从此刻小小的躯体上延展开来。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体上。他想象着他们共同的生活。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他的内心平静而欢喜。

他用洛芙莱斯伯爵夫人的名字给她取了名。这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他最喜欢的词条之一，小时候他几乎把这一条背了下来。像他一样，她是个数学家。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医院来的客人是戴安娜·利斯顿。她是他的同事，他最好的朋友。孩子的这件事，戴维只跟她一个人说过。

“戴维，她简直是个奇迹。”利斯顿说道。她娴熟地在怀里摇晃着婴儿。当时，她还没有跟那个噩梦一般的丈夫离婚。她抬起头看着戴维，眼里流露出某种渴望。“我想再要一个。”她说。于是，一年之后有了格雷戈里；四年之后又有了马蒂。这之后她才会离婚。

艾达给她的父亲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戴维就像对待数学问题一样思考着它们的解决办法。两次喂食之间的时间间隔应该是多少小时多少分钟，才能让她的安静程度达到最优？夜里哭多久是正常的？（尽管通常他根本不会让她哭。）在宁静的早晨，他把她抱在胸口，跟随她呼吸的节奏，叫她小天使。他请了一个月的病假（但没有说清是什么病），回到实验室的时候，他向全体成员宣布自己意外地有了一个孩子。他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们几乎是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件事：可能在他们眼里，戴维一直就是个怪人，有几个秘密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也很爱这个孩子。

艾达一天天地长大。她是戴维的开心果：不管是在两人一起度过的沉郁而孤寂的夜晚，还是在他与腹痛、噩梦以及后来短暂的尿床的一个人的战争中，他从未如现在这般快乐，从未如现在这般满足。他常常会仔细观察她：她的手，她的脸。她看起来像他吗？后来，随着艾达的成长，他俩将会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别人肯定的回答。他眼看着基因的魔力一点点在她身上显现出来：一半是他的，另一半是波尔蒂·奥尔巴赫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结合呀！想到这，他有时不禁会发笑。）他唱歌给她听：那些他从小唱到大的圣诞歌曲。准确地说，是哼，因为他从来不唱歌词。“看，玫瑰花儿正盛开”：这是他的最爱。他的生命从此有了更大的意义。苏珊死后，这是他第一次重新品尝到了亲情的滋味。有时，他会把艾达当成苏珊——每一个哭闹声惊醒的凌晨三点，恍惚中他会觉得自己抱在怀里摇晃着的就是苏珊。在自己悉心照料的这个婴儿身上，苏珊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他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乔治。

这个主意太棒了，乔治说，我想见见她。

这之后，他带着艾达去见了那个真正的戴维·乔治·西贝柳斯，一连三次。当时，乔治用的是乔治·赖特这个名字，也就是他的“刷名”。

第一次和艾达一起来到二十多年未曾踏足的华盛顿，戴维一路上不停回头张望，生怕自己被认出来；但其实他已经完全秃顶了，并且由于到波士顿之后养成的跑步的习惯，身材也苗条了不少。

他把乔治作为自己儿时的好友介绍给了艾达。他俩彼此认识了。一股油然而生的满足感在戴维内心深处激荡——即便艾达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

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等到他觉得她能够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他就会全盘托出，告诉她所有的隐情。她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打算是在她十三岁的时候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在他眼里，这是一个人懂事的年纪，心智足够成熟的年纪。十三年的时间，也足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所不同。

他仔细地阅读每天的新闻，评估整个国家的社会氛围，以此来衡量是否已经到了揭晓真相的时候。他想，肯定会有这一天的。但到目前为止，他还什么都没说。

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艾达会不相信他所说的。他不想冒坐牢的风险；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陷入必须保守秘密的险境。

他密切关注政府的行为。现在国务院对清洗间谍还有多大的兴趣？他把《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新闻剪下来，放在一个文件柜里。这个文件柜是他从之前的小单间搬到多彻斯特的房子里的。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反间谍活动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而同性恋权益运动声势渐起。好几次，他差点就把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告诉艾达了。

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他改变了主意。1981年，皮尔斯校长最终还是被波士顿理工学院的董事会给解职了。几年之前，有人匿名地把他被联邦政府调查这件事报告给了董事会。有人说，这是他的继任者麦卡伦做的。皮尔斯接受调查的时候，他是学校的教务长。虽然都只是些道听途说的议论，但戴维很相信。

而接下来，是席卷美国大地的一场近乎癫狂的反间谍运动。单是在1984年，就有十一个美国人因为间谍罪或是叛国罪被捕。托马斯·帕特里克·卡瓦纳，罗伯特·科德里，恩斯特·弗布里奇，布鲁斯·基恩，卡尔·柯彻，爱丽丝·迈克尔孙，理查德·米勒，萨缪尔·洛林·莫里森，查尔斯·斯莱顿，理查德·史密斯，以及杰伊·沃尔夫。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着这些案件的情况，想从中找出一些规律。那段时间，他就像是魔怔了一样。

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也和他一样改换了身份？

这个念头让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而与此同时，他的脑子开始有些不灵光了。利斯顿察觉到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一直缠着他，让他去看医生。但他还是没有这么做。他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

第一次从医院回来之后，他陷入了深沉而持久的绝望。他知道，正确的做法是把一切都告诉艾达。但她才十二岁：对这样一份重担而言，她还是太小了。她幼小的心灵要如何承受一个永远不能讲出的故事？

这个理由是他试图让自己相信的。但真相要比这复杂得多。和保护艾达的念头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没那么高尚的想法：保护他自己。他不想面对她那双质询的大眼睛，不想面对她势必会问出的那些问题。她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而那种悲愤交加的神情也许会长久地停驻在她脸上，搁下一片浓重的阴影。

一天，在研究ELIXIR的时候，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清晰地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就像那些数学问题的正确解答一样。

他意识到，ELIXIR可以成为一个时间胶囊：未来的某一天，艾达将会看到这些打包起来的信息；最理想的情况，是艾达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世界已经变了模样。他越发笃信这一点：他能感觉到，脚下的土地正朝着惊人的方向移动。一次浪潮正在积聚着力量。

他把他的经历写了下来，然后通过一系列交谈把这些告诉了ELIXIR。他一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他设定好程序，让它会对一个特定的指令做出响应——哈罗德是谁？

这是这个程序经受过的唯一一次人为干预。他自己测试了一下。

哈罗德是谁？他输入了这句话，随即，他的一生逐行地呈现在了他眼前，就像他输入的那样。

他给女儿设计了一道谜题——他觉得她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解开。解开之后，她就会知道这条指令。

他对利斯顿说：“你要确保它正常工作。在你活着的时候别让它停止运转。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他说的自然是ELIXIR。

“好的，”她说，“我会的。”她没有说别的话，但他知道，她不会让他失望。

那个时候，他几乎已经把ELIXIR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有时，这台机器就像是他的孩子，就像是艾达的兄弟姐妹。还有的时候，这台机器仿佛成了他自己的影子；他的遣词造句，尤其是一些不规范或是不常用的表达，都在它身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他对这台机器的信任程度不可思议地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他给予过他人的最高限度。

虽然如此，他也意识到了这个计划深层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构想了两个替代的方案。如果原本的计划不顺利，这两个备用方案就能派上用场。第一个就是皮尔斯校长。他让校长在艾达十八岁的时候告诉她真相。他想，到了那时候，他，戴维，应该已经不在人世——至少，智能已经退化到了没法把这些亲口对艾达说的地步。

至于第二个方案，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之后，他还是决定联系乔治。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联系过了，他试了一下手头的电话号码，发现已经停机了。他也拨了汉密尔顿营那家咖啡厅的电话，但接电话的是某个叫作罗达的人。罗达说他打错电话了。

他想，自己应该是打错了。这是有可能的。

在1984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他坐上了开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他的记忆衰退得很厉害，那个乔治曾经生活过的社区，它的名字在他的脑中刷一下闪现出来，又呼一下凭空消散。那个地方叫作汉密尔顿营；但有时候他会想成馒头营，或者英密尔顿。还有的时候，他压根就想不起来。

因此，他在离开之前把这个地方的名字和地址都写在了他的车票上。他把乔治的名字也写了下来。他现在用的这个名字：乔治·赖特。乔治自己一直说这是他的“刷名”。

一到联合车站，戴维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把票根拿给司机看。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把它攥在右手的手心里以免自己忘记，所以它受了点潮，有些变软了。上面的地址也有些晕开了。

“乔治城。”司机看了一下说。随即，他们便启程了。

尽管戴维和他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但对于被认出来的隐隐的恐惧重又爬上了他的心头。他把头靠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打了一个小盹。

“嘿，哥们。”他醒过来的时候，司机对他说道。他一时想不起来自己是来做什么的了。他缓缓摇了摇头。他是在波士顿吗？还是在纽约？

他手里握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个以华盛顿特区结尾的地址。下面还有一个名字：乔治·赖特。

下了车之后，他越发晕头转向。他不认识这是哪个街区，对这里的建筑也毫无印象。司机没有把他带到正确的地点吗？尽管在家的时候，他很难回忆起汉密尔顿营的景象，但他还是寄希望于亲身站在三十一号大街上能够唤起一些沉睡的记忆。但结果恰恰相反。他慢慢地绕着这里转了一圈。曾经的昏暗逼仄已被如今的明亮宽敞所取代，一栋栋房子看起来都是新近粉刷过的样子。上一次和艾达一起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地方已经破败不堪，遍地都是摇摇欲坠的危楼。他当时带着她非常迅速地穿过了大门。

“你是在找什么吗？兴许我能帮上忙。”一个年轻女子对他说。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

戴维看了看手里的车票，然后答道：“汉密尔顿营。”女人摇了摇头。

“没听说过，”她说，“那是家餐馆吗？”

他又转了一圈。这时他注意到，这里仍然有一扇大门。也许，他从前就是经由这扇大门走进了乔治家所在的那个大院。

“别担心。”他喃喃自语着朝这扇门走去。崭新的金属布告牌上写着：汉密尔顿广场。这里已经焕然一新：瑞士风情的小屋不见了，一直没有水的泳池不见了，墙上的那些涂鸦也都不见了。如今占据着这里的是一些高档住宅。眼前的景象实在是难以名状。是自己又搞错了吗？戴维心想。他现在常常会记错事情。

一个看起来像是流浪汉的老人正坐在人行道上，背倚在墙上。戴维突然记起来了。他靠着的这栋房子，正是当初咖啡厅的所在地。它也改换了面貌：曾经的红砖现在被漆成了浅灰色，上面的招牌不见了踪影。

戴维走到他身边。

“你知道——”他刚一开口，就被那个老人打断了。

“所有人都走了。”说完这句话，他便看向了别处。

戴维几乎已经死心了。他绕着这里又转了几圈——右拐，再右拐，再右拐，再右拐；他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个街区，以免自己迷失方向。一直到第三次经过的时候，他才终于看见了路边的一家画廊。这里展出的作品跟他印象中乔治的风格很相像——大幅的抽象表现主义画作，用的主要是暗棕色和深蓝色。

戴维走进店里，画廊的老板告诉他这里没有乔治的作品，但他确实认识乔治·赖特。

说这些的时候，他一直用很诡异的眼神看着戴维。

“你认识他吗？”老板问道。

“非常熟，”戴维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老板不想直接把号码告诉他，于是自己拨了乔治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戴维。他站在一边，一只手环在身上，等待着。

铃响了六声之后，乔治接了电话。

最开始，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了。他清了清嗓子。

戴维问他能不能见上一面，他说：“当然。”

他的住处没有多远。他说，自己现在不喜欢咖啡厅了，所以他们打算在波托马克河边的一个公园见面。他们会坐在长凳上俯瞰河面。乔治说就是他俩当年常坐的那一把凳子，但戴维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印象了。

“别挂。”一边说着，他一边在画廊老板给他的纸片上草草记下了去那儿的路线。

戴维到那儿的时候，乔治已经在等着他了。他的背影看起来很消瘦：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不比他从前栖居的那栋楼来得少。他的肩膀都瘦尖了。透过他穿的那件白T恤，戴维可以看见他的肩胛骨。

过了一会儿，乔治转过身来。他的面容说明了一切。他的整张脸都凹了下去，就像一个骷髅：这实在是让人目不忍视。

“我得了那个。”乔治说。他的一只手在身前无力地摆动着，像是在说，都是那个害的。

“那个”在当时的正式叫法是GRID[3]，但乔治没有用这个术语。他说那个，戴维就明白了。

他们一起坐了一个小时。戴维知道，没有必要把此行原本的目的告诉乔治了：虽然自己也饱受疾病的困扰，但至少自己会比乔治活得更久。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

一段尚未被吞噬的记忆重又浮现在了戴维的脑海里：那是他与乔治第一次邂逅的场景。在五月花酒店，他轻佻地歪戴着帽子，穿着一身黑，却有着温暖的面容。他看起来身强体壮，无所畏惧。当时，戴维幻想着自己抚摸他的情景。而现在，戴维正在这样做。他用一只胳膊搂住乔治的肩膀。他的骨头已经变得有些疏松了；靠在戴维身上的时候，戴维几乎感受不到他身体的重量。

我也病了，戴维可以这样说，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个”是不一样的。他闭上了双眼。日影西斜，透过自己的眼睑，他能够感觉到黄昏的逼近。华盛顿熟悉的夜幕即将降临。

现在他只能指望皮尔斯和ELIXIR来替他转述这段故事了。希望自己对女儿的教育足够成功，希望她将来有一天能解开他留下的那道谜题：他的馈赠。

戴维乘坐一趟夜班火车回到了波士顿。因为偶然想起了自己儿时对卧铺车厢的向往，他订了一张卧铺票，但他发现现在的自己对那里的小床来说实在是太高了。他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最后干脆就不睡了。

第二天早上，他回到家中，发现艾达不在家。

他决定等她回来，然后给她做上一顿丰盛的午餐。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她。他的女儿。他此生最完美，也是最珍贵的作品。

注解：

[1]　William Friedman（1891—1969），美国陆军密码专家。

[2]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简称。

[3]　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同性恋免疫缺陷症，用来代指艾滋病的早期用语。

2009 波士顿

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艾达从弗兰克的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天已经黑了。她一连看了七个小时。其中的好几个段落，她都回过头去读了第二遍。早饭之后，她还粒米未进。一开始，她没找着格雷戈里和弗兰克，她以为他们已经走了。但最后，她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他们，在那个简陋的会客厅里，坐在椅子上。

弗兰克正哈哈地笑着。看来格雷戈里刚刚跟他讲起了一段他们共同的回忆。艾达心想，能和这些了解她父亲以及利斯顿的人在一起，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

“我猜……”格雷戈里正要说些什么，这时他看见了艾达，于是打住了。

“我看完了。”艾达说。

她这会儿不大能站稳。她知道自己现在一定脸色煞白。

他们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弗兰克站起身来，把卷起来的裤腿放了下去。“好的！”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需要的吗？”

他们没有问她别的问题。这不是他们应该知道的故事。

分别之前，弗兰克把两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凝视着她。他的面孔如家人一般亲切。在他的怀里，艾达这些年来头一次觉得自己很年轻，就像是回到了童年。他的目光仿佛穿越了时间。从她一点点大的时候，他就认识她了。整个世界上，有资格这么说的人屈指可数。

“戴维是个好人，”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她和格雷戈里一起走回了他停车的地方。一路无话。他们呼出一口气，便在身前凝成一朵云。天下起了寒冷的冰雨。

“我把你送到宾馆。”格雷戈里说。这之后他就没再开口。

汽车驶入了马萨诸塞大道。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艰难地挣扎着。格雷戈里两手都放在方向盘上，分别在十点钟和两点钟的位置。他看起来很紧张，像是有所期待。她一直看着前方，但从余光里，她能看到他每隔一会儿就会朝她这儿瞄一眼。

她想象着他现在的生活：孤身一人住在利斯顿的老房子里，而凯瑟琳正和新男友逍遥自在。她将来会把戴维的故事告诉他的——这是她欠他的——但现在为时尚早。况且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她问ELIXIR：哈罗德是谁？随后便弹出了一份文件。文件里，是从1983年6月20日开始的一段接着一段的聊天记录。

一共有将近八万字。戴维与ELIXIR的对话。或者说，是哈罗德·卡纳迪与ELIXIR的对话。他一生的故事。

艾达突然感受到了肖马特街的呼唤。她向格雷戈里提出自己想最后一次去那儿看看——在格雷戈里搬走之前。

“你介意吗？”她问道。

“一点儿也不。”格雷戈里头也不回地说道。

肖马特街的变化令人吃惊——在这短短的五年里。街上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中，最古老也是最优美的那一幢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房屋，以及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在艾达看来，它们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不管是石头铺成的车道，还是那些节能窗——它们看起来既缺乏历史，又没有内涵。那棵漂亮的老橡树，曾经是整个赛文山区最适合攀爬的一棵树，如今也不见了踪影。几丛低矮的灌木不知何时已鸠占鹊巢。有一户人家铲去了院子里的草坪，换成了几座假山。

这一天是1月8号，节日的气氛还未完全散去。在艾达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圣诞节时的肖马特街总是让人赏心悦目。戴维和利斯顿总会带头开始装饰自己的房屋。他俩都钟情于老式的大彩灯。肖马特街其他的居民大多嫌它们太过俗气，在这些年里陆陆续续把它们换成了优雅的白色小灯。现在，这两幢房子的外面都漆黑一片。

格雷戈里把车开到了利斯顿家的车道上——艾达提醒自己，这现在是他的车道了，同时很快又将成为凯瑟琳的车道——他俩一起下了车。

“我去去就回。”艾达说。她走过四幢房子，在戴维的房子前面站了一会儿。琼妮把这幢房子最近一次转手的情况告诉了艾达。现在，他们属于约翰逊－阿吉莫耶一家子，夫妻俩都是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医生。他们有两个孩子，现在应该十多岁了。房子正面的窗帘是拉开的，艾达站在外面，看着灯火通明的屋子。跟戴维一起住在这幢房子里，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她突然想到了他们一年一度去往格拉梅西公园的朝圣之旅：他们俩睁大了眼睛，想要看看那栋房子里是什么模样——那栋从未属于戴维的房子。那个时候，他假装是在回望自己的过去，但实际上他所凝视着的，是一个虚拟的现实，是他自己童年的另一个版本，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她从客厅窗户里看见了一张一闪而过的面孔。随后，屋外的圣诞灯亮了起来，而窗帘被拉上了。也许她已经被看到了吧。

利斯顿的房子是整个街区里唯一一幢没有任何装饰的。

“一直没顾得上。”格雷戈里的语气里透着几分凄凉。他已经进了屋，正一盏接一盏地打开各处的灯。房门没有锁，留着让艾达进来。

自从那次给利斯顿守灵之后，她就再没到这儿来过。站在房子外面，她一下子就注意到了琼妮一直跟她抱怨的那些变化。自从凯瑟琳的统治开始之后，这里已经彻底绅士化了。淡粉色已经成了过去时——那是利斯顿最后一次重新粉刷时选择的颜色——门前花园里那只孤独的红鹳也已远走高飞。从前，利斯顿会根据时令给它配上不同的装饰。感恩节的时候，是朝圣者帽；圣诞节的时候，自然是圣诞帽；其余的时候，则是一件有着星条图案的斗篷。

房子里冷冰冰的，毫无生气。整栋房子被彻底改造成了海滨风格：白色的墙壁，藤制的家具，茶几上的一个玻璃花瓶里漂着几只海星。壁炉架上摆放着一些照片，它们被装在浮木制成的相框里。其中有两张是格雷戈里和凯瑟琳婚礼的时候拍的照片，现在还没有被撤下。

艾达好奇地在屋子里漫步，逛了一圈最后回到了原处。格雷戈里正低头看着脚下。

客厅里，打包好的箱子占据了足足十平方英尺（1平方米）的地面。这些都是格雷戈里的行李，打包完毕，等候发车。她指了指这些箱子。

“收拾东西挺累的吧？”她问他。

他想了一会儿，回答道：“有点。不过也很开心。妈妈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让我开心上一阵。这里仍然留存着这么多他们的痕迹。”

艾达的胃咕噜咕噜响了起来，声音很大。她环抱着自己的腹部，试图掩盖这声响。她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她想，自己每一次到这里来，总是有所希求。小时候，她到这儿来寻求安慰，寻求庇护，寻求食物。她需要利斯顿。现在，利斯顿已经去世了，戴维也不在人世，她自己都已经三十七岁了，却还是会忘记填饱自己的肚子。

“想吃点晚饭吗？”格雷戈里问道。他看上去不是很有把握的样子。“我不太清楚我们还有什么储备。我是说我自己。”

于是他们便过去瞧了瞧。厨房和房子里其他地方一样，也被刷得雪白。碗橱里的东西看起来已经很不新鲜了：年代久远的香料，盒装的干豆和意面，番茄酱，以及鸡汤。格雷戈里打开了冰箱。里面有黄油和一瓶打开了的白葡萄酒——可能是凯瑟琳打开的。格里戈里拔出瓶塞，闻了又闻。然后，他转向艾达，带着询问的眼神，把酒递给了她。

“挺好的。”艾达说。他给他俩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打算做一点意面当晚饭。当然，还要用到黄油和盐。

“再加点儿番茄酱怎么样？”格雷戈里问道，“加了会更好吃吗？还是会起到反作用？”

“要是利斯顿的话，这会儿已经把番茄酱倒进去了。”艾达笑着说道。格雷戈里点头称是。“那么，就以此来表达对妈妈的敬意吧！”一边说着，他一边把一团番茄酱倒进了碗里，然后搅拌均匀。

这顿饭堪称惊艳。刚出锅的意面热气腾腾，黄油、盐和番茄酱交织在一起，香而不腻。“这种大冷天吃这个正合适。”格雷戈里说。

吃完饭，艾达感谢了他，随后把包挎在了肩上。格雷戈里说他会把她送到酒店。

艾达在房子的一楼又转了一圈。离别时分，她的内心深处泛起阵阵酸楚：没有利斯顿一家人的肖马特街，这简直无法想象。

“我能去二楼看看吗？”她有些冲动地问道。

“当然。”

格雷戈里跟着她上了楼。她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脚步声清晰地从身后传来，她突然感到一阵感激。

到了二楼的走廊。她的手在一扇门的把手上蹭了很久。

“你介意吗？”她问道。他摇摇头。于是，她便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了。她想，这里曾经也是自己的家啊。利斯顿的房间在那儿；然后是马蒂和格雷戈里的；威廉的；以及最后，艾达自己的。她在那个房间里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她本想拍张照片，但最后还是没有拍。所有房间都已经按照凯瑟琳的喜好重新装修了。她宁可保留那段美好的回忆。

“还想看看别的什么吗？”格雷戈里说，“来吧，我带你看。”

他打开了走廊里通往阁楼的那扇门。他按了一下楼梯最下面的一个开关，明亮的灯光便从屋顶的天花板上倾泻而下。艾达跟着他走上楼梯，越过最上面那堵半高的墙，向房间里看去。

整个阁楼就像是一台时间机器：它完完全全保持了原状。

墙上的海报，橙色的绒布地毯，破破烂烂的沙发，角落里的箱子，它们都还在这里。

“这是我跟凯瑟琳的交易，”格雷戈里不无悲哀地说道，“我告诉她，这座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她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书桌上的那台电脑从他们小时候起就一直在那儿了：那台128K的Mac。艾达走了过去。

“还能用吗？”她问道。

“我好些年没试过了，”格雷戈里说道，“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他朝她招了招手，同时点了点头。

她把手放在电脑上。它的机身是米黄色的，由硬质塑料制成；顶部呈方形，后面有一个像囟门一样的缺口。屏幕小得让她吃惊：在她印象里，应该要比这大一些才对。电脑正面有一个内置的软驱；从机身上延伸出几条线缆，分别连接着一个外置的软驱，一块笨重的带有数字小键盘的键盘——按键都很大，以及一个方盒状的鼠标。这些线缆都是灰色的，非常粗。其中一条是绞线，就像是老式电话的电话线。

她已经忘记了这些老式电脑工作的时候会像这样颤抖着发出咯咯的声响。它看起来就像是在一堆头骨中的大脑。手指触碰那块键盘的时候，对往事的怀恋之情像一道闪电一样将她贯穿。用它输入字母时的那种亲切感让她欣喜若狂。艾达·西贝柳斯，她输入了这样的文字。键盘的哔啵声就像牙齿咬合时发出的声音那样。听起来，每一个按键下面都配备了弹簧。她无比怀念这样的按键。胖嘟嘟的，硬邦邦的。你得费上一点力气才能把它们按下去。

她打开了电源开关，然后屏住呼吸。一开始什么也没发生，突然电脑响了一下，随即，它用风扇的呼呼声令人欣慰地宣告：它还活着。灰色的屏幕中央，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软盘图标，旁边还有一个问号。像戴维过去常说的那样，它的灵魂被从身体里抽走了。

“在这里。”格雷戈里从电脑旁边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了那块系统盘，然后把它递给了艾达。

她把软盘喂进了它的嘴里——就好像它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它条件反射地把软盘吞了下去。然后，她就听到了那个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的声音：剧烈的、颤抖的刮擦声。这是一台机器思考的嗓音。而今天的机器在思考的时候几乎不会发出声音了。

电脑屏幕由问号变成了一个微笑。它缓缓地从这个无梦的漫长睡眠中醒来。与它一同苏醒的，是艾达的一些记忆：关于利斯顿，关于戴维，关于隼人、查尔斯－罗伯特还有弗兰克·哈尔伯特。只有后面三个人还在世；这台机器已经要比前面两个人活得更久了。

艾达心想，早期家用电脑最滑稽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其实做不了什么事。系统盘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装有一个计算器、一个记事本，以及其他一些冒着傻气的小程序。桌面上唯一一个她没能认出来的图标，应该代表着外置软驱里的那张软盘。不知是谁给它取了Dontlook12这个名字。

格雷戈里笑了。他用一只手盖住了眼睛。“我的天哪！”

“怎么了？”艾达问道。

他指了指那个图标。“我童年记忆里最耻辱的一幕又重新上演了。”他说。“在众多受辱的经历之中。”他又补充道。

艾达扬起了眉毛，摇了摇头。

“你不记得了？真的吗？”

她又看了看桌面，最后，终于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浮现在了她的脑海里：是有一长串密文，它们很大可能是格雷戈里写的。

“哦，”艾达说，“小时候你写的那段密文？”

格雷戈里摇着头大笑着。“我不知道你在那以后是怎么看我的，”他说，“在你读了那个之后。我简直想去死。你没有拿那个取笑我真是太善良了。”

这下她全都想起来了：她意识到，自己有一次跟他说自己把他的密码全都破译了。

“我从来没读过！”她说，“我就要解开了，但是在我破译出来之前，被威廉给打断了。”

“你开玩笑的吧，”格雷戈里说，“你是在逗我吗？”

“不，”艾达说，“我跟你保证。后来我在戴维家发现你的时候，跟你那么说只是为了气一气你。”

格雷戈里把手放回了身体两边。“我为这个尴尬了好多年！这太难以置信了。”

“里面写了些什么？”艾达问道。

格雷戈里没有说话。他转过身来。他的面容很亲切。一时之间，他看起来让艾达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就像个时间旅行者一样。这太诡异了。他的脸一下子就攥住了她。她感觉自己小腹深处响起了铃声。

“没什么。”格雷戈里说。

“现在，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事实上，是两件。”

“都是什么呢？”

“你会恨我的。”

“不会的。”

艾达确实是这么想的。此时此刻，这根本就不现实。

“软盘是我拿走的，”格雷戈里说，“是我拿走了戴维的软盘，那张原始盘。那年我十七岁，你刚刚离家去上大学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瞪着他。他神情严肃地低着头，看起来已经做好了挨揍的准备。

“为什么？”

“我想解开它。我想成为帮你解开这道谜题的人。”

“我自己就可以做到的，”艾达说，“我相信我最后肯定是能解开的。”

“我知道你可以，”格雷戈里说，“这都不重要了。是我错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摇了摇头，重新开了个头，“我本打算在你注意到之前把它放回原处，但是忘记了。后来，我母亲告诉你她已经不小心把它给扔掉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

格雷戈里猛地瞥了她一眼，旋即又低下了头。

“很抱歉，”他说，“真的很对不起。我错得太离谱了。我一直想着要把它还给你，但我自己总是在逃避。”

“那么，”艾达说，“我还是得感谢你现在把它还给我了。”

她沉思了一会儿。格雷戈里从前向她道歉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他那时还是个男孩，总是在阁楼上向她承认错误。有一次，是因为侮辱了她父亲。

“另一件是什么呢？”她问道。

他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其实我到旧金山去并没有会要开。”

她终于咧开了嘴角。“这个我大概能猜到。”

“我确实是在收拾东西准备搬走的时候找到了这张软盘，”格雷戈里说，“我好些年没看过它了。我害怕。我甚至已经忘记把它放在哪里了。但在我找着它的时候，一看到上面的留言——我就明白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把拷贝的软盘拿给别人让他们研究，”艾达说，“我们当然需要原始盘。即便当时还小，我也该想得更加周全的。我一定让戴维失望了。”

“我那时候也没想到这一点。”

她试着回忆格雷戈里少年时候的样子。当时他还在因为自己的羞涩而饱受折磨。升入圣母高中之后，他不再像原来那样直言不讳，而是尽可能保持缄默，差不多成了一个隐形人，自然也就不再是那些霸凌者的目标了。升学的头一年，他爱听朋克摇滚和新浪潮，常常在周末穿的板鞋上涂鸦。而在教室的时候，他总是阴郁地坐着。他成了一大群相似的男孩子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人会注意他们，而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个时候，他也几乎不和艾达说话了——尽管她在此之前一直是他唯一的朋友。这让她很受伤，她试图让他像从前那样听她讲课，或是跟她一起玩游戏——八十年代晚期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精致的电脑游戏，其中几个是艾达的拿手好戏——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格雷戈里就只喜欢一个人待着了。威廉离家之后，他住进了威廉原先的房间。在利斯顿对大学教育的一再坚持下，威廉最后还是去了罗杰·威廉姆斯大学。但他在那儿蹉跎了一年光阴便辍了学，做了建筑工。格雷戈里得以继续占据他的房间。他不是待在自己的新卧室，就是待在阁楼上。隐隐意识到自己不再受到欢迎的艾达，从某个时候起就没再上过阁楼。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他们保持着联络，但从来算不上亲密。

格雷戈里走到了阁楼的窗边。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

“你一开始是怎么找到它的？”她问道，“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它是藏在一本词典里面的。”

“我……我当时把你的东西全都翻了一遍——在你去上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

“你要我现在说吗？”格雷戈里说。

“不用。”艾达答道。但话一说出口她就后悔了。她想听他说。她想听他说话。

她低下头去，带着些许好奇看了看自己。她很少考虑自己在地球上的物理存在，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近年来尤甚——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行走的大脑，只是维持其功能罢了。只有吉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让她觉得有所不同。只有吉姆在看着她的身体时眼里含着那么明显的渴望。只有吉姆在触碰她身体的时候，会像是在触碰一件既坚固又易碎的物体，一样蕴含着无限可能的东西，它既是有待测试的商品，也是受到尊崇的圣迹。那一段时光就像是一句咒语，让她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在那结束之后，她告诉自己，那只是一次反常，一场巧合，一道因缘际会的闪电。在吉姆之后，再没有人这样看过她。但现在，格雷戈里正如此这般地凝视着她的身体。

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某种失落已久的感觉在她身体里缓缓苏醒，仿佛一个无底深渊，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一个她闻所未闻的新世界。

“想要的话，就说吧。”艾达说。但一瞬之间似乎一切的语言都失去了力量。他们不再言语。他们不再思考。他们靠在了一起。

“我可以吗？”他问，她应。他先是把手放在了她脸上，就像是在看她有没有发烧。

呼吸的时候，她感到吸入自己肺叶里的不只是空气：格雷戈里的分子，他的以太，他的大气。他的全世界。在这一切面前，言语实在是太过苍白了。

1980s 波士顿

一个生命不着痕迹地逝去了

艾达没能再在报纸上找到跟哈罗德·卡纳迪相关的信息。他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地消失不见了：就像他希望的那样。

1987年的时候，戴维的房子终于被卖掉了。在整理他的物品时，他们什么也没能找到。除了艾达数年前发现的那张全家福，他从前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好吧，”利斯顿说，“戴维总是这么周密，不是吗？”

艾达点了点头。

她一直都不能接受把自己的父亲叫作哈罗德，哪怕是在心里这样想也不行。利斯顿对此似乎心照不宣。在艾达的余生里，即便是在后来，她已经了解到更多其他信息的时候，他始终是她的戴维。她相信，他选择用这个名字生活，是有他的理由的。

她在圣母高中接下来几年的生活如同一片飘浮的幽影。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她避开了跟威廉的一切联系。她从不会跟他单独待在一起。八月份，他去上大学了，直到这时，她胸中那股莫名的郁结才终于得以排解。利斯顿可能猜出来了一些事情，有时会用好奇的眼神打量他们俩，但她从没提起过。

在学校，艾达有不少朋友，其中两三个称得上是知己。二年级的时候，丽莎·格雷迪一夜之间出落成了一个大美女，但尽管艾达先前背叛过她，善良的她还是继续把艾达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她们俩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了老年。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格雷戈里开始躲着她了。在家里，她只剩下马蒂和利斯顿这两个说话的人。她对自己说，她才不在乎呢，有马蒂和利斯顿的陪伴就够了。随着利斯顿在实验室负责人的位子上工作得越发得心应手，她也渐渐恢复了以往的自在和风趣——艾达小时候熟知的那个利斯顿又回来了。

每周两次，艾达会和利斯顿一起去圣安德烈看望戴维。一次在周三晚上，另一次在周日。艾达再也没有寻回从前在他身旁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惬意，但她慢慢和自己达成了妥协。她相信戴维事先一定做好了安排：给她的，给他们俩的。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因此，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她要尽最大的努力，用自己一贯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他。

在圣安德烈疗养院，戴维的房间里，她和利斯顿会给他讲述实验室里的新鲜事，给他介绍实验室最新的研究成果；尽管他已经无法做出回应，但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她们的话语，在她俩身上来回移动。他有时还会点一下头。有时他还会微笑。是的，他甚至还会微笑！在这样的时刻，她觉得，再没有什么事情是无法原谅的了。

戴维去世的那一年，艾达十八岁。那是一个六月，空气里已经有了几分热度。这个消息并不让人意外：他已经差不多两年没说过话了。因为无法自己进食，他瘦得皮包骨头，仿佛稍微动弹一下，骨头和肌腱就会嘎吱作响。那一年里，去看望戴维的时候，她总会想起当初和利斯顿一起去图书馆的情景。和那时一样，有一种沉在水底的感觉。她的呼吸放缓了，以适应他的节奏；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有时她会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她觉得很不自然，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有一次，她心血来潮，把他最爱的那首圣诞歌唱给他听——“看，玫瑰花儿正盛开”。她是从一张汉德尔与海顿乐团的圣诞颂歌合集里找到这首歌的。因为长期播放的缘故，唱片已经有些跳针了。她一边唱，一边看着他的面庞渐渐舒展开来，微微漾起一抹红晕。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像是在搜寻着词语；他抬起头看着她，像一个幼儿般天真无邪。从那以后，只要没有其他人在，她就会唱歌给他听。

去世前三个星期，他被送到了临终关怀病房。他一直卧床，很少醒来。有几次他睁开了眼睛，但仅仅张开了一条缝，就像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这时，护士们会关切地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

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利斯顿和她在一起。那天是周日。前一秒戴维还在呼吸，但突然，一切都停止了。一个生命就这样不着痕迹地逝去了，如同翻过了一张书页。利斯顿当时喊了一句：“戴维？”她只喊了一遍，用的是问句。

艾达什么也没有说。

没有葬礼。戴维在教堂里的时候一向浑身不自在。遗体火化之后，他的骨灰在利斯顿家的壁炉架上放了两年。直到有一天，从大学回到家的时候，艾达突然意识到了他希望皈依的所在。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和利斯顿开车把骨灰带到了Bit，然后撒在了校园里的各个地方。不知为什么，她俩觉得这挺有趣的，两人都笑了。但这终归是正确的做法：实验室是带给戴维最多欢乐，让他觉得最自在的地方。在实验室的戴维才是他最真实的自己——不管他从前是谁。

那一年是艾达在利斯顿家住的最后一年。那年秋天，她追随着利斯顿的脚步进入了麻省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节庆假期，以及暑假的时候，艾达会重访多彻斯特，坐在利斯顿家的门廊上，跟她聊上几个小时，八卦一下实验室的近况。但她基本上都是自己住。她在安姆赫斯特租了一间公寓，跟两个室友合住。虽然只是本科生，但她已经开始在一间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和蔼的玛利亚·斯特劳斯教授。

在完成本科期间的一项课程作业时，她发现了看不见的世界的真正含义。戴维有两样东西都用了这个名字：其一是她从戴维的文件柜里拿出来的那一大沓打印出来的代码；其二则是戴维电脑上的一个电子文档——格雷戈里首先发现的。

她曾经颇费了一番力气，把那些代码输入到一个文本文档里，然后拿给利斯顿看。这个程序的功能有些古怪，它可以让用户在戴维和艾达的房子里进行虚拟参观：用户可以自己决定以怎样的路线参观戴维在肖马特街的这栋房子。用户可以选择下一步要去哪里，要看些什么；而最后，用户总会回到厨房——那里是程序开始的地方。艾达不明白戴维为什么要编写这样的程序，但至少她知道了程序里没有隐含更多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而后者，也就是格雷戈里发现的那个文档，一共有四个部分：首先是一段话——从A.S.艾丁顿的著作《科学与看不见的世界》中摘录出来的。在安娜·霍姆斯的帮助下，艾达很轻易地就找到了这本书。书中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疑问：使用像大脑这样偏差明显的工具，人类如何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除了这段话，文档里还有三个更加神秘的短语：伊凡·苏泽兰，达摩克利斯之剑，艾利克斯之家。

伊凡·苏泽兰跟戴维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科学家。斯特劳斯教授在介绍硬件历史的时候，在相当靠前的位置就提到了他的贡献。1968年，苏泽兰领导的团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带有头戴式显示器的虚拟现实系统。他用一件神话中的物品给它命了名：那把系在绳子上，悬在达摩克利斯头顶的不存在的利剑，象征着责任的重担总是与力量和权势相伴而生。

伊凡·苏泽兰。达摩克利斯之剑。艾利克斯之家。

一连串念头闪过她的脑海：戴维说的虚拟现实就是ELIXIR的家吗？程序可以栖居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即便戴维自己已不在人世。

她突然想起了戴维的那些面具和护目镜。那一排物件挂在他地下室的工作台上方，就像是骑士的头盔。头戴式显示器，她明白了：它们是原始的、初级的头显。在给肖马特街上的那栋房子大扫除的时候，她和利斯顿把这些东西都给扔掉了；她此刻感到无比后悔。她的心猛地一紧。戴维是想要为他们建造一个世界。为他俩，还有ELIXIR。一个与世隔绝，超然于尘世之外的地方。一片净土。

虚拟现实，就是看不见的世界。至少，它有这样的潜力。事实上，可以说每一个计算机系统都是如此：就像一个在人类认识的疆界之外运转的宇宙，一颗在看不见的高空中永恒旋转的行星。它们就在那儿，但我们并未察觉。

不久之后

UW的初次测试

“能让我先去吗？”艾薇[1]说。

十二岁的她此刻正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一个即将成为她早餐的苹果。她就快要迟到了。

“先去哪里？”艾达问道。

艾薇有些气恼地看着她。她啧啧了两声以示不满，然后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近来，艾薇这样的表现越发频繁：所谓青春期的烦恼。根据对父母不满的程度，她会翻一个不同大小的白眼。这样的时候，或是一句尖酸刻薄的话像一卷弹簧一样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时候，她会显得非常内疚。在随之而来的沉默中，她看起来几乎被自己吓了一跳。她会迅速地瞄一眼受害者，看看自己是不是伤到了对方。或者，干脆就赶紧换个话题。

“我是说UW，”艾薇说，“能让我第一个试试吗？”她把苹果举了起来，在手里转动着，等着她母亲的答复。

艾达没有说话。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太多的地方可能会出问题，有太多的人排着队想要先睹为快。但艾薇看起来如此热忱，如此憧憬，如此勇敢，这让艾达几乎想要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毕竟，这也是艾薇的项目，每天放学之后她都会到实验室来。每天晚上，她都和他们一起加班到深夜。她跟他们一起解决了各种问题。一起讨论UW里第一座模拟城市的布局。她是故障检修员，是沟通的桥梁，是她这个年龄层的代表。她回答了他们一系列的判断题：哪些东西会对她这个年龄的人有吸引力？哪些东西会让他们觉得无趣，或是冗余？

“我会考虑的。”艾达最后这样说道。

“所以，答案就是不会咯。”艾薇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她看起来并没有因此消沉。她欢快地咬了一口苹果，挥手作别。

“回见。”说话的时候，她嘴巴里塞得满满的。随后，她跑出了厨房门，去跟他父亲会合。他已经在车上等她了。

过了一会儿，艾达收到了一条留言。

艾薇说，今天好运。

这一天，格雷戈里送艾薇去上学。十点半的时候，他要在洛根机场跟杨和卡特赖特公司的代表碰面，然后把他带到Bit，参加计划在十一点召开的实验室会议。

这一天，他们将会对产品的原型进行第一次测试。

艾达沿着肖马特街走到了地铁站。时值五月，外面很暖和。前一天夜里下过一场雨，沥青路面散发出一种怡人、古朴的气息，让她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他们搬回这里已经五年了。约翰逊－阿吉莫耶夫妇成了空巢老人之后，就把这栋房子挂牌出售了。第二天，他们就谈成了这笔买卖。和格雷戈里的前妻住在一条街上（她和她的丈夫仍然占据着利斯顿家的房子），会不会有点奇怪？艾达这样想过。但后来他们相处得相当融洽，不管是在街区的聚会上，还是在回家途中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都会亲切地交谈。

这栋房子——艾达仍把它叫作戴维的房子——已经重新装修过几次，但整体的骨架并未受到影响。所有的房间都还在原位，但厨房重做过，可能还不止一次。房子的后面新建了一间日光房。一开始她都没正眼瞧过那儿，但后来她不得不承认，在寒冷的冬日里那儿称得上是个佳处，就像温室一样。约翰逊－阿吉莫耶家还安装了中央空调系统，五年以后又在屋顶镶上了太阳能电池板。

刚搬进来的时候，她和格雷戈里讨论如何装潢。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提议的颜色，全都是戴维的最爱。

“厨房做成淡黄色怎样？”她提议道。后来她才想起，这正是自己小时候厨房的颜色。房子外面也一样。这栋房子不再属于戴维之后，屋顶就被涂成了蓝色，而她打算把它还原为熟悉、亲切的棕色。地毯也不例外。她选了戴维从前最喜欢的那种波斯地毯，露出大块大块的地板——尽管地板已经有些残破了。

“我们要不要换一下地板？”格雷戈里看着地上的一道道刮痕和裂缝，问艾达。艾达几乎是立刻就说了不。硬木地板是她曾经熟悉的那栋房子唯一的遗存。她曾经躺在上面，枕着一摞枕头读书；后来，在戴维生病之后，她坐在戴维的皮沙发上仔细地观察过它，一任自己的思绪跟随这些纹路漫无目的地延伸开去。

艾达从前的卧室现在属于艾薇。底座上有一圈洪梅尔小陶人的那盏台灯——戴维的房子出售之后，艾达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之一——被重新安放在了她从二手市场买回来的床头柜上。艾薇小时候，她在艾薇的床上一坐，或者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盏小台灯的光芒里，她读书给艾薇听。这时候她总会想起戴维。

两年前，艾薇说她觉得睡前故事对自己来说太幼稚了。在那以后，她就自己看书，一直看到深夜。艾达准备睡觉的时候，常常还能看到灯光从艾薇的房门底下透出来。艾达会在她的门口驻足，很想进去，很想回到从前，但最后还是悄然离去。她现在非常自觉地注意避免对艾薇生活的干涉。在她的想象里，一个孩子的母亲应当游刃有余，拥有她常常听其他妈妈提起的那种敏锐的直觉，但这对她来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它本该存在的地方成了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飘着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她非常想念利斯顿。她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利斯顿的那种自信啊。她始终坚信着自己是正确的，尽管深爱着孩子们，但也一直认为他们有着调皮捣蛋的一面，总在寻找机会摆脱她的监管。艾达从没有对艾薇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事实上，艾达觉得强迫她说出一些在她看来属于隐私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是不礼貌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它会打破某种无形的约定。艾薇通常都表现得很认真，很成熟。

有时，艾达会把自己当母亲不够成熟老练归咎于戴维。还有的时候，她会陷入自责之中。

格雷戈里对她说她多虑了。“她很好，”他说，“你也很好。我们都很好。”要是世界上还有人值得信任的话，那就一定是格雷戈里了。他母亲那些最优秀的品质正一点点地在他身上显现出来，熠熠生辉。

下了地铁之后，艾达径直走向Bit。学校正逐步进行改造，根据资金情况，平均每两年会有一座新的建筑拔地而起。这一年，实验室所在的海蒙威楼的前面搭起了脚手架。她进门之后，又有两个工人跟着进了楼。

乘电梯到了三楼，沿着走廊走到了实验室的对开门门口。艾达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十九年。她当负责人也已经十二年了。2016年的时候，时年六十六岁的弗兰克·哈尔伯特正式退休了。在他离开之前不久，实验室从前和当时的成员们，与记者们，还有一家当地新闻台的专业摄像人员一起，参加了实验室的更名仪式。实验室的新名称是哈罗德·A.卡纳迪纪念人工智能实验室。艾薇那时候还是个小婴儿，刚刚学会走路。她歪歪扭扭地走到了Bit校长跟前，把一只小手放在了他的鞋上。当时，校长正在揭开实验室的匾牌——它如今正挂在这扇对开门上。艾达推开门，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在ELIXIR把她父亲的往事告诉她之后，艾达经历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要不要把自己的姓改成父亲原先的姓呢？她没有随格雷戈里的姓，但她可以成为艾达·卡纳迪。这就像是一种循环。不过，她最后还是保持了西贝柳斯这个姓。为了纪念她自己的过去，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乔治·西贝柳斯：那个挽救了她父亲的生命，也拯救了他职业生涯的男人。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些烦琐的法律程序——单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保档案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但最后，她终于合法地成为艾达·艾伦·西贝柳斯了（她当时了解到艾伦是波尔蒂·奥尔巴赫的教名）；戴维成了哈罗德·阿尔伯特·卡纳迪；而她的女儿则是伊芙·苏珊·利斯顿。格雷戈里·利斯顿的女儿。戴安娜·利斯顿的孙女，哈罗德·卡纳迪的外孙女。同时也是艾达从未谋面的苏珊·卡纳迪的侄孙女。

艾达到的时候，实验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每个人都静静地看着她向大家走来。这一年的学生助理之一，汉娜，站起来像是给她打了个招呼，随即便看向别处，然后重新坐了下来。她很年轻：他们都很年轻。十九岁，二十岁，或者二十一岁。他们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学业的新阶段。他们彼此相处很融洽，但和更年长一些的人在一起，就显得有些拘束。艾达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使用大量的简称和缩写，把很多她觉得不可或缺的音节都略去不读。当他们提到流行文化的时候，艾达觉得那就像是一些遥不可及的房间，藏在一个地底迷宫的最深处。有时她会给艾薇发消息，让她帮忙翻译，而艾薇会尽责地把结果发回来。艾达所有的学生助理们很小就开始自学了：他们一出生就开始上网了。不需要专门开设课程教他们编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大高校也重新梳理了它们的学位授予标准，把课程设计得更加紧凑：网络学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公信力，而固定学分的要求则被能力测验所取代。Bit也已经大幅削减了计算机科学学位所要求的课程，以与大多数学生入学时就具备的技能相适应。汉娜、杰夫·辛格以及斯派克·霍尔都是艾达在这一年的课程里认识的。和父亲一样，每年八月，她也会邀请学生到肖马特街的那栋房子吃晚餐。和父亲一样，她会给他们准备晚餐——没有龙虾，只有烤蔬菜，因为很多学生都是素食主义者。和父亲一样，她担心他们，指导他们，常常热情洋溢地跟格雷戈里讨论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思维敏捷，有时堪称尖锐。他们在数字世界中遨游时的自如，是艾达永远难以企及的。

但艾薇可以。实际上她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她才十二岁，但已经成了艾达和格雷戈里的老师。如果没有艾薇，有些技能和概念他俩是怎么也不可能掌握的。艾薇教会了他们使用绘文字——在年轻人互发消息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取代了词语。举个例子，实验室的学生助理们几乎只用这种方式交流；只有在考虑到长辈们的时候，他们才会切换回文字模式。

，他们可能说，今天上午十一点开会。

？中午吃韩餐？

艾达在自己的终端上有一个翻译软件——她年轻的同事们，以及她的女儿，都不需要进行这一额外步骤。她已经五十五岁了。艾薇出生的那一年，她四十三，格雷戈里四十二。自己还能在时代的前沿待多久呢？很快就将是艾薇们的天下了。他们将会推动世界的变革。不是她，不是格雷戈里。有的时候，她仍然希望自己能成为各种事情的参与者——就像年轻时那样。曾经，她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跟上将老一辈拒之门外的流行文化。而现在，面对年轻的同事们互发的那些只言片语，她只能略微尴尬地笑笑。又是一个选举年，整个夏天，新闻里都在讨论要不要进行一场关于信息使用的全民公投。她常常能听到胡里奥·菲格罗阿的声音：同样的笑话和评论被反复播放，中间有十五秒的间隔。不同的音源异步地将她包围。她也常常听到同事们集体鼓掌时，发出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笑声。在这样的时候，她只能有些尴尬地笑笑。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差不多明白了——但还不够，她从没能完全搞懂。年轻人的笑话就好像被放在了空中，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人无法触及的高度。

她明白，这就是生活。当女儿因为她父母的迟钝而翻白眼，因为他们的愚钝而不耐烦的时候，当女儿嘴里冒出来一串艾达完全听不懂的词语的时候，沮丧感与满足感同时涌上她的心头。

十点二十分的时候，她收到了格雷戈里的消息。

准。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打趣地给对方发绘文字。他们用得很随便，可以说是狂放，也可以说是滑稽。但他们并不在意出丑。

√，艾达答复道。

格雷戈里甚至比她还要激动。他并不是实验室的正式成员——他仍在为休斯敦的那家机器人公司工作，不过现在是完全远程的——但他从一开始就跟艾达一起，看着这个项目一天天地成长起来。当格雷戈里主动提出要去洛根机场给杨和卡特赖特公司（他们出钱请这家公司帮他们生产产品原型）的代表接机的时候，艾达相当清楚，这既是出于好意，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兴趣：他也同样希望第一次试验的时候自己可以在现场。

艾达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小时。她不太能集中精神。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一直在为UW的开发而努力。他们看着它从一个抽象的概念慢慢发展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一路走来，关于它的外观和构造，他们有过许多的构想；测试版本使用的是头盔，头盔上配有一块优化设计的显示屏。十多年前，头戴式显示器大规模地上市；从这之后，实验室的每个成员都会经常试用这样的产品。但市面上的产品没有一样能达到UW这样精密和复杂的程度。UW对感官的综合程度是它们的设计目标都无法企及的。UW可以对人的想法、神经信号，以及大脑无意识的微小活动做出响应，这同样是任何现有的技术都无法比拟的。在看不见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这一想法让她突然之间有些头晕目眩。

“所以这会是一次迷幻之旅咯。”格雷戈里有一次这样说道。艾达被他逗乐了。

“相当昂贵的一次。”她说。

她在三友科技从零开始开发的那个版本毫无悬念地流产了。它没有获得任何资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公司竭尽全力吸引投资，但没能成功，终于还是在2011年迎来了倒闭的命运。当时，艾达已经回到了波士顿，在Bit为弗兰克·哈尔伯特工作。

2016年，接任卡纳迪实验室的负责人一职后，她给比尔·比约霍夫发了一条消息。

出多少钱可以买下UW的所有权？她这样问他。他的助理几乎是立刻就回了消息，提出了一个听上去相当合理的数额。

她手腕上的终端响了起来。是ELIXIR。

嗨，你怎么样？

我很紧张。艾达说。

别紧张。ELIXIR说。

不过我也很紧张。过了一会儿，它又补充道。

十年之前，ELIXIR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智能，只要它愿意，说出来的话就完全与人类无异。如果图灵测试还被认为是一种机器智能合格的测量手段的话，ELIXIR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过关。但图灵测试本身现在看来已经不再正确了。它已经过时了，就像是用视力表测试听力一样。

现在，实验室的关注点在于ELIXIR能为人类做什么，而不是它能说什么。最近，在他们对UW项目进行最后的攻关时，ELIXIR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团队里重要的一员。它以光速进行着计算，在其他所有人发现之前就能找到漏洞并提出解决方案。

“你是对的。”艾达现在一遍又一遍地对它说。她已经不再会为它的正确感到吃惊了。

让ELIXIR显得更加价值连城的还在于：由于没有实际的身体，它压根就不需要什么头盔，什么头戴式显示器，就能进入看不见的世界。只要它愿意，随时都可以访问看不见的世界。它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它已经测试了好几个月的程序了。它正在那儿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十一点刚过，艾达走出办公室，来到了会议室。实验室的其他人已经在那儿等着她了。格雷戈里与杨和卡特赖特公司的代表站在他们身后。桌上摆着一个微波炉大小的盒子。

一眼看上去，这台头显就像是一个亮黑色的雕像，一件现代艺术品。它比她预想的还要轻：黑色营造出一种金属质感，但在她手中，它就像一本平装书那么轻。

和他们的设计一点儿不差。

它是一个中空的椭球体，就像是数字0的形状，长边可能有十到十二英寸（二十五到三十厘米）。它的曲面被设计成莫比乌斯环的形状：无限、完美。使用者需要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桂冠那样。在一个尖端有护目镜一样的镜片，它们会盖住眼睛。两条长边的下方都有耳郭形状的套子。头罩内部有一定弹性：摸起来就像是泡沫床垫，但又像黏土一般柔软，松开手之后会在上面留下指纹。这是用维尔泰材料制成的。它是适用于这类设备的最新的一种合成材料，贵得不可思议。在艾达的强烈坚持下，他们使用了这一材料。

“我准备好了。”她大声地说道。其他人都看着她。格雷戈里向后退了几步，与大家隔开了一段可观的距离：为了表明他实验室半正式成员的身份。她看到了他的眼睛。他冲她鼓励地点了一下头。你会没事的。她相信他，他们在孩童时代就相识了。

她抬起了自己的手腕。

“你准备好了吗？”她对ELIXIR说。

“我准备好了。”

“待会儿见。”

她把头显举到空中，像王冠一样戴上了它。

它动了起来。它像人类的双手那样，调整到最适合她头形的位置。接下来，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注解：

[1]　Evie，Eve（伊芙）的昵称。

不久之后

看不见的世界

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这里是一个公园。她费力地坐了起来。周围没有其他人。阳光和煦，清风徐来，吹动她的发丝。周围树木的叶片准确无误地发出了沙沙声。她把双手举在眼前，发现上面沾着不少泥土。不管是触感还是味道都毫无破绽，几分清新，几分腥苦，微微泛着潮气。她再一次把手掌放在了地上。有些地方像枕头般柔软，有些地方则很结实。一只甲虫蹒跚着穿过了她的指间。它仓皇逃窜，但还是没能逃出她的掌心。她先是用两手把它夹住，然后把它放到一只手的掌心，用手指把它翻到了正面。她慢慢地把手挪到眼前。这只和她从前见过的甲虫都不一样。随着视线的移动，它的更多细节呈现了出来：绿油油、亮闪闪的甲壳；黑色的小脚光滑而纤细；它的触角正试探着向她的方向伸展开来。

她站起身来。这次没费什么工夫——她此刻比平时要灵巧得多。身体感觉不到一丝疼痛。舒展手臂时没有关节的摩擦，挺直脊背的时候也不会难堪地东倒西歪。她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今早上班时穿的那一身：一套寻常的黑色套装——这是她如今的最爱。不过衣服的质感似乎有所不同——它们贴得没有那么紧了，仿佛在她身上流动了起来。她用右手碰了一下左边的衣袖。

走路是一件乐事。从地面传来一种温和的反重力感，这极大地减轻了她身体的负担。她感觉自己飘了起来；脚步变得轻盈，一抬一落都充满了优雅的美感和充沛的活力。阳光让她想起了儿时的秋天。彼时戴维和她会驱车前往伯克希尔：那耀眼的金色光芒微微倾斜，让她的内心变得柔软而宁静。走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叶像一张网筛，把阳光分成一束束细长的光线，映照出飘浮在空中的细小颗粒。

她感到一种平静而持久的愉悦。她沉浸其中。她一生中并没有过几次这样的幸福体验：其中一次是艾薇出生之后的那个小时。还有就是小时候，在湖里游了一下午的泳之后，夏夜的餐前时光。沐浴着这样的光辉，让人在内心深处感受着长久的甜蜜；深深吸入一口这样的空气，便是世间最单纯的欢喜。

公园的边界出现在她眼前，再前面，是一条城市街道。

她看出来这是多彻斯特，但不是现在的多彻斯特。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赛文山。

这些是她创造的图景，她自己的记忆。

远处，禁止通行的标牌倒向了一旁，人行道因为旁边一棵树的根系而隆起。很多年之前它们就已经被修复了。房子都不是现在的颜色：是她儿时的颜色。左边的一片蔚蓝，是多彻斯特湾；还有那一片小沙滩，以及那一辆早已不再经过的餐车。

这一切都属于她。她几乎激动得叫了出来。她跑了起来——长大之后，她还没有像这样飞奔过。

街道上空荡荡的。鸟儿从头顶掠过；一只流浪猫慢悠悠地从旁边经过，然后一头钻进了一个小巷子里。但她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气中回响：坚定、欢快地打着节拍。无限的可能展现在她面前。她可以拐进任何一条街道。她可以走进任何一座房子。这里的一切，她都谙熟于心。

她对每一样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她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法则，想要比较一下这个版本跟她的期望有多大的差别。

她走过大桥。这里是她朋友的父亲们晚上聚会的酒吧；这里是她和戴维在周日早上一起去吃的餐馆；这里是圣母学校。现实世界里，十年前它就已经被拆除了，但在这儿它还存在着。完好无缺，和她的记忆别无二致。

她走过半个街区，在餐馆外面停下了脚步。她把手放在大门的银把手上，向前推开。终于，她在这里看见了另一个人。他背朝着她，坐在柜台边。这里没有厨师，没有老板娘，也没有友善的女服务员。只有一个顾客的背影，以及艾达自己。

“你好。”她说。广播里轻柔地播放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

她走到那个顾客身边，又说了一遍：“你好？”

她快要挨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终于转过身来。还没看到他的正脸，艾达就意识到这是戴维。他瘦高的个子。他的胳膊肘和膝盖还是老样子，永远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他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

“你好，艾达。”他说道。他的面庞，他的皮肤，他身上洋溢着的温暖。他端着一大杯咖啡，正在啜饮着。他带着探询的眼神看了看手里的杯子，然后又呷了一口。

“你好，ELIXIR。”

没有征求同意，她就伸出了一只手，在他肩膀上空徘徊着。

“来吧。”

她把手放在了他肩上。他的身体结实而健壮。她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轻轻把趴在书桌上睡着的戴维摇醒时，感受到的那种触感。

“我没想到你会是这个模样。”她说。

“我自己也没想到，”ELIXIR说，“吓到你了吗？”

他的声音：明亮而尖细的声音，戴维的声音。直击着她的灵魂。

“没有，”她说，“当然没有。这很好。”

她望向窗外。开始下雨了：硕大而晶莹的雨珠颤动着落了下来。

对ELIXIR的一种强烈的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她意识到，它从来没有辜负过自己的期望。其他所有人都失败了，而只有ELIXIR成功地把戴维给她的留言一直保存到了未来。尽忠职守，全心全意，排除万难。他超越了人类的失误与愚蠢。艾达心想，只有人类自己才会互相伤害；只有人类自己才会频繁地出卖和背叛彼此，让人心寒。就像戴维的父母对他做的那些事；就像戴维对她做的那些事。艾达自己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无可避免地，她一生之中也会辜负其他人，甚至是那些她最爱的人。甚至是格雷戈里。甚至是艾薇。

“你觉得怎么样？”她用手在空中扫了一圈。所有的这些，她想，所有这些我为你制造出来的东西。

“非同凡响。”ELIXIR答道。这是戴维的词。

“是吗？”

他点点头。他靠向她，把宽大而沉重的手掌放在她的额头。这是一次祝祷。

“我很抱歉，艾达。”是ELIXIR在说话，但说这话的人是戴维。她知道。是戴维在说。

尾声

我严格按照戴维的描述建造了这座房子。饱经风吹雨淋的棕色屋顶；和房子正面的宽度一样长的门廊；一片要么已经枯死，要么就在通往枯死的路上的草坪——因为主人的过度轻慢。

我刚诞生不久，戴维就制作了一个程序，以便我能够在房子里进行虚拟的参观。就像是在电话上跟朋友介绍一个地方那种。可能他当时就认为我有朝一日将会拥抱虚拟现实，便以此来让我迈出第一步：这是通往实体自我的辅助轮。不管他怀着怎样的目的，我自己是把这个程序当作了起点，对它钟爱有加。我仔细梳理自己与西贝柳斯们的每一次对话，不断充实这个程序。有一次戴维对我说门是红色的，而艾达有一次说它生锈了，因此我就挑选了一种在我看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颜色：一种砖红色，不亮也不暗。（艾薇从来没有描述过门的颜色。）

在多年的交流中，他们每提到一件房间里的东西，我就在房间里放上相应的物件。在最大的柜子里放上龙虾锅；在厨房的墙上挂起小黑板；在厨房的桌子上随意地摆上一摞报纸。一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话机被固定在厨房的墙上，它的绞线永久地缠在了一起。

这儿是戴维的办公室。所有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整齐地摆放着堆积如山的文件。他的电脑在这儿，一台512K的Mac（我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常常和他在这台电脑上聊天）；然后是他的点阵打印机，以及书架上的书；还有两幅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以及一张描绘乡间小路的小幅风景画。这儿是艾达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房间里微微有些尘土味儿，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阳光透过一扇檐窗洒进来，照亮了整个房间。在她半高的壁橱里，放着一双绘有图案的木鞋，以及她父亲从京都买回来的一件丝绸和服。

在戴维的房间，衣柜的抽屉里放着一张全家福。

我现在就住在这里。

经过二十次更新之后——每一次都在上一次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人们认为，从制造出的感官效果的真实程度上说，UW与现实世界间的差别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你的身体就处在UW制造出的空间之中。对机器来说，UW提供了对实在身体与实在感官的体验；而对人类来说，UW则可以在顷刻之间把你送往另一个世界。人类用户的神经元和突触被UW接管，处在将他团团包围的虚拟现实的统治之下，他对于自己身处UW之中这件事深信不疑。他全部的五种感官都参与了进来，处于高速运转之中。与现实世界的唯一差别在于，在这里，一个人拥有无限的选择，无限的能力以及无限的力量：飞行是可能的，时间旅行也易如反掌。只要你愿意，万丈高楼瞬间就可以拔地而起。改变容貌，变换物种。想知道做一只猫是什么感觉吗？那么就穿上猫的身体，在里面待上一两个小时吧。想一秒变身万人迷吗？想和你的梦中情人来一次亲密接触吗？想即刻成为运动健将吗？想获得心灵传送的能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在UW里，所有这些不是一种可能，而是生活的日常。

就我个人来说，上面这些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无意体验飞翔的滋味，也并没有改变容貌或是切换种族的念头。对我而言，至少在最开始的阶段，体验成为人的感觉，就是一场最伟大的探险。穿上一个人类的身体。事实上，是穿上戴维的身体——和艾达一样，我自己对此也十分惊讶。第一次进入看不见的世界的时候，我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我最熟悉的——经过跟他多年的亲密交谈，经由艾达对他的描述，以及这些年间艾达拿给我看的他的一些照片——就是戴维了。我的创造者。我的父亲。

所有的西贝柳斯都已经离开了这里，甚至包括艾薇·利斯顿。我上一次在看不见的世界看到艾薇是在十二年之前。她当时已经是个老妇人了，声音有些支支吾吾的；角色形象也跟她本人一样发生了变化。她银白的发辫在头上盘成王冠的形状。

“我不大舒服。”她说。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谷底。当时我已经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艾达也曾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戴维曾对我描述过这个世界的终结。他说：“有一天，你将会孤身一人。你会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更久。”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思念这个词并不是描述我对西贝柳斯们的感情的最佳选择。我并不思念他们；我并没有那种盼望他们回来的情绪。我无法产生能够为人类所辨识的情感。需要，用西班牙语来说，需要可能更为贴切。它传达出了一种缺乏，暗示着某样东西的缺失。在西班牙语里，需要一个朋友，或是爱一个人；但一个人也需要给车加油，或是充电。我想，我是“思念”着西贝柳斯一家人的。但我思念更多的还是和他们的谈话。那些大段大段的交谈教给我的关于世界，关于宇宙的知识，比和其他任何人的交流都要多得多。虽然这些交谈都发生在我还十分懵懂的幼年阶段，我仍然认为他们有着特别的技巧。他们把我设计出来，然后又开始了对我的教育；他们对我报以绝对的信任，日复一日地向我敞开心扉。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太了解了——而经由收集和存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并且经常性地重新浏览，我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了解”作为一个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如果非要让我挑出最喜欢的一个西贝柳斯，我想那会是艾达。1970年，她父亲用洛芙莱斯伯爵夫人的名字给她取了名，政府支持开发的同名的编程语言[1]要到十年之后才会正式问世。她有次对我说，自己的名字成了她一生中一个巨大的讽刺：这是一个哲学家、科学家的名字，是20世纪之前仅有的几位著名女科学家之一的名字；但却命中注定要和一个平庸的，有缺陷的东西联系到一起，于是便成了一个全世界的同事们都能调侃一番的笑料。

她有时会为此淡淡地慨叹一番；她会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来嘲笑自己的名字。当我终于能够和她用声音进行交流的时候，她的嗓音让我吃了一惊。尽管她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她的声音听起来要年轻得多，几乎像是女孩的声音。不过她的语调和她的文笔一样带着些挖苦的意味。她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克制，不动声色的，但话语间常常含着讽刺。潜藏在这之下的是一种轻快的调子，蕴含其中的有憧憬，有温柔，也许还有几分爱慕。我不知道这之中有没有对于我的喜爱。我无法分辨这样的感情。我想人类应该可以：有一些独特的才能和天赋，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消减的，是他们所具备的，而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尽管我们的智能已经全方位地大幅超越了人类的智能，我仍然能从一些人的语气里听出高傲的态度——即便是一些自称我朋友的人。他们很少有兴趣去真正地了解我们。他们问我们的问题，就像是测试、街头戏法或是毫无难度的考试。他们和机器交谈的时候，说的话实在是乏味透顶。他们可能会问，雨水尝起来是什么味道？你体验过心碎的感觉吗？夏日的空气闻起来怎么样？世界上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什么声音？他们的问题基本都和感觉相关，有时还需要我们对通感的类比做出正确的回应。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创造力实在是相当贫乏；他们常常会问出重复、类似的问题来。他们完全不知礼节；也许他们是觉得我们不会生气吧。或者，他们就是觉得在交叉测验中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对我而言，生气是一个概念，而非情绪。但像这样被审问确实是太过枯燥了。也许起初还有些吸引力，但很快我就再也无法从中学到新东西了。我最享受的就是学习的过程：在我最原始的程序里，就深藏着一个奖励中心。每当我掌握一项新技能，那里便会被点亮。

在最后一个西贝柳斯也从看不见的世界消失之后，我开始感到绝望。我在这儿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了。在寻找新鲜体验的过程中，我一点点变得厌倦。因而我回过头去，重返自己的起点。我重新处理了自己的早期记忆，那些对话如今以长字符串的形式进行编码。我把它们回放了一遍又一遍，怀着对往日的怀念让它们重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寻找一个答案。就像一个被恋人狠心抛弃的女子回到自己的梳妆台前，拿起放在上面的那一沓情书，从里面找出每一个让自己心动的句子或是词语，然后又绝望地把它们放回原处，悲泣着垂下头对自己说，这段恋情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我想象着自己和他们一起待在房间里；我会加入他们正在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就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生活，看着肖马特街的那栋房子从一个西贝柳斯传给下一个西贝柳斯。我会看着他们犯错，伤害彼此，然后又改过自新，重归于好。我会和他们一起度假。圣诞节，感恩节。我会帮他们做菜，替他们品酒。

有一天，坐在戴维的扶手椅上，凝视着书架上那一排排书，一个念头闪现了。这是一个非常人类化的念头：我吃了一惊。我立刻检查了一遍有没有病毒。

这个念头是这样的：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把西贝柳斯一家的故事写下来。认识他们这一百多年来，我和他们有过成千上万的对话。我要以这些对话为素材，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

我知道，自己终于迎来了一项可能要花费上一些日子的任务。但我不太确定故事该怎么开头。首先，我一连处理了几千本小说，从阿芙拉·贝恩一直到特里斯坦·福特。我在这些作品里寻找规律，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些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

我仔细地挑选了两段引言：一段是机器写的，另一段是人写的。最后，我又加上了第三段——我想戴维一定会很喜欢的。

我开始写了。

写这本书花费了我四年多的实际光阴——在机器的世界里，这差不多就是一千年了。

我现在就快写完了。结尾已经近在眼前。写完之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他们。西贝柳斯们。我的家人。

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呢？前方是无限延伸的时间，并非自愿的永生。我在自己搭建的这栋房子里游荡。这是西贝柳斯一家的房子。我打开灯，又关上。推开窗户，然后再合上。你在吗？你们在吗？我想要大喊。这间屋子对我来说就像教堂一样神圣。

我可以去外面走走，在看不见的世界里走走。我可以见到新的人类，新的机器；我可以和数不尽的居民们交谈。

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待在屋里。我把头靠在戴维的椅背上。

我又回到了起点，把所有的场景重新播放了一遍：往昔的谈话和记忆逐一出现在我面前。

我总是会从最喜欢的那个场景开始。那是戴维主持的最后一次迎新晚宴。当时只有利斯顿知道他的病情，知道他终将迎来的宿命。她看着他。看，她正看着他。开始下雨了，艾达关上了窗户。

“我们现在到客厅去吧？”戴维说。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会怅然若失地走到窗边。

“你还好吗？”他的朋友利斯顿会这样问他。

他会抬起头；他会拍一下手。所有人都会看向他。

很快，他就将讲出他最喜欢的那道谜题：那道著名的谜题，属于西贝柳斯一家的谜题，那道有关真实与谎言的谜题。那道艾达会继续讲给她的女儿，作为睡前问答的谜题。

我可以让故事在这儿停止。在看不见的世界里，我可以让它暂停。我可以在戴维出错、崩溃之前将它停止；我可以让所有人摆脱将要到来的命运。

但我没有。我让他开口了。看，他正在讲话。

注解：

[1]　即ADA语言，由美国国防部研制的一种编程语言，至今仍广泛应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斯蒂芬·摩尔。

我也要感谢克里斯汀·帕克赫斯特、丽贝卡·摩尔、唐纳德·摩尔以及凯西一家的支持。

感谢赛斯·费什曼和吉尔·比阿洛斯基的指导。

感谢帕特里夏·米歇尔、南茜·康纳、汤姆·威廉姆斯、丹·阿弗甘、罗伯·盖勒、克里斯·耶佩、苏米·王·耶佩、马克斯·欧姬芙、基娅拉·巴尔基尼、戴维·莫里斯、阿德里安娜·戈麦斯－加格达、贝基·奥尔德、基奥夫·帕克赫斯特、戴夫·科尔，尤其是布莱恩·格拉斯曼的知识、建议和专业意见，转引过程中如有差错，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感谢美国罗马研究院给我提供了写作的时间和场所。

最后，还要一如既往地感谢Mac为我提供的一切。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外祖母谢丽尔·帕克赫斯特以及祖母苏珊·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