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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146-1746-7

Ⅰ．①中…　Ⅱ．①伯…②田…　Ⅲ．①政论－中国－民国　Ⅳ．①D69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6086号

中国问题

［英］伯特兰·罗素　著　田瑞雪　译

出版 人：于九涛

策　　划：于九涛

责任编辑：李　媛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 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32开（880mm×1230mm）

印　　张：10.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746-7

序一

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

童世骏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出自一位哲学大家之手。近代以后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哲人很多，但只有这位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将近十个月以后，出版了这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

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中国问题”一词可能有点陌生。从孙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撰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到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问题”这个词逐渐少用，以致几乎匿迹。

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却特别值得一读。

首先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早在将近百年以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在1972年撰文夸奖“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但真正体现罗素中国观之预见性的，还是在进入世界的新世纪以后，尤其在进入中国的新时代以后。

但罗素在这本书中不仅讨论了“中国问题”，而且提出了他自己有关中国的一个问题：走出积贫积弱之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罗素说他很担心，在为独立自主而变得强盛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不会最后也走上帝国主义之路呢。在罗素看来，为求自立自强，中国固然要向欺侮她的西方列强（及其东方模仿者即日本）学习科学和技术、工业和军事，但中国如果在由此战胜列强以后却也像后者那样恃强凌弱，如果在掌握了实现价值的有效工具以后却把公正价值弃之不顾，那么她可以说是名胜而实败、外赢而内输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一再表达的这个忧虑，或许可称为有关中国的“罗素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在长沙听过罗素演讲，并且在其有关中国未来之思考中认真研究过罗素建议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用罗素并不赞同的手段创造了罗素的“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的根本条件之后，对中国之“罗素问题”可以说是有过明确回答的。1949年9月21日，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毛泽东就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同样意思，尤其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撰文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强调我们要永远保持谦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60年后，在2016年11月11日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以与时俱进的方式重申了一脉相承的承诺：“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按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十八大以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尤其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看，中国要消除罗素在一百年前表达的那种担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在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发展的国际条件和世界意义的基础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进行更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并且把这种对话和沟通，也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这三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在中国发展的当今阶段，其实从一开始就渗透在这三方面之中的第四个方面即“贡献人类”（毛泽东在建党前夕就强调“中国的改造”与“世界的改造”是密不可分的），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而要求我们通过四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支撑，来理解和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

先于罗素一年到抵达中国、与罗素同日离开中国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撰文对罗素的《中国问题》做高度评价，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但杜威也指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不考虑其作者是在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的，“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杜威看来，在这本书中，“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关于罗素此书的读者对象和写作本意，杜威说的基本不错；但说罗素几乎没有触及“中国内部的问题，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转变”，杜威却有不够公平之嫌。其实，对于此书出版后将近百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而且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这些都是不难找到的；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启发，也是可以期待的。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在百年之后仍然值得在中国重译再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今天语境下阅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除了上述实质性的理由以外，也有方法论上的理由。罗素在此书开篇就强调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针对这种重要性他不仅投入了相匹配的研究精力，而且动用了多视角的研究资源。罗素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这固然限制了他的中国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研究进路却未尝不可以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就我们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对话——尤其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对话——的努力而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罗素的这种态度，而是同时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在客观上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序二

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储殷

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迫开启了现代化之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距今已经一百年，但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是中国社会迫切渴求的两味良药。1920年，享誉全球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讲学一年。1920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列强林立、国弱民穷，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兼容并蓄。罗素不会意识到，这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纳粹党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

9月，罗素抵达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存续发展的问题：古老的中国文化如何面对现代的西方文明？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有之，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墨守成规亦有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声音也始终没有断绝。主张但有不同，以文化为核心或主轴的这一问题意识却高度一致。

哲学家、文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观察，也以这个时代性的文化问题为核心。在两年后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开篇就提出了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在当时，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优异，摒弃西方中心论，罗素不愧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与同样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一样，罗素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科学缺失的遗憾：“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

罗素的《中国问题》是写给西方看的，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罗素字里行间真正关怀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面对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神秘大国，西方的未来怎样？“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有意思的是，罗素几乎不通中文，所以他对中国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理解，对陈子昂、白居易诗歌精神的认识，都来自于部分中国人的翻译和更多的西方汉学家的蹩脚的翻译。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即使有林语堂、辜鸿铭等人的译介，中国所能展示给世界的依然很少。所以我们看到罗素笔下引用的中文材料也极其稀少。引用较多的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听都没听过的两本书：李文彬的《中国历史纲要》、程锡庚的《现代中国》。绝大多数文献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

今天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可以参考的资料已经是浩如烟海，而当年这些二手、三手材料及罗素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存在着诸多隔阂是必然的。比如和韦伯一样，罗素也把儒家界定为宗教，并且将其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却没有认识到陈寅恪所说的儒家对中国真正的意义乃在于“建制化”。

但是罗素凭借他超凡的智慧，毅然超越同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个“少年中国”要实现文化更新，其前提恰恰是政治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国富民强。所以他说未来中国必须建立有序的政府、发达的工业和智性的教育。而且不论相比于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罗素都更加明白一个事实：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他说：“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题，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这种见识是超越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

所以罗素这本《中国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独立、统一、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走自己的道路，任何理论放到中国，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实现完全的中国化，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中国人、造福全世界。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实践，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特色，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尝试和凝练。

事实上，我们回首百年中国的奋斗史，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崛起，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并且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给出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所以我们才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让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超过一百年前的强邻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速度”——这速度与高峰时期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毫不逊色，在体量上却不可同日而语。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是给与而不是掠夺的。我们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国家的崛起，无一例外是靠着对亚非拉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战争杀戮而来。但是中国文明的崛起，却始终是和平互惠的，是与世界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崛起的，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合理利益。相反，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佳例证。

在世界政治经济风云突变的今天，我们重读罗素的《中国问题》，应该感谢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善意的观察，也应当超越他的观察。当前的中国，从内而言，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整体性结构性问题，有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等局部性问题；对外而言，有美国虎视眈眈，中美关系在紧张与缓和的交替中变数未定。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应该如何推动古老的中国文化融入现代文明，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又应当如何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全球的发展有机结合、互惠共利？

这些问题有待于中国人和一切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善意和关怀的人去认识和解决。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现代罗素，跳出西方中心论，摒弃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真正认识中国，讲述现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观察和建议。这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意——我相信，一百年前的罗素，正是本着人类共同体的信念，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最重要的价值。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

目录

序一　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

序二　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章　种种疑问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第四章　现代中国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日本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第十章　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对比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品格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附录

译后记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第一章　种种疑问

对于一个刚到中国的欧洲人来讲，如果他乐于接纳、善于思考的话，会发现不少令人迷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他在西欧没有遇到过。俄国问题的确与中国问题有重要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不同。此外，有一点可以肯定，俄国问题不像中国问题那样复杂。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论是对欧洲、美国，还是对亚洲，人们应该对中国产生的问题有睿智见解。虽然就目前来说，还不好找到确切答案。

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一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一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一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幸的是，讲实用、看实绩的人对文化问题兴味索然。在他们眼中，金钱、权力理应是个人、国家追求的目标。工商界精明务实，艺术家感到孤单无助。这种感觉对写小说的人、关注伦理道德的人来说素有所知，也让收藏家感到自己发扬了美德，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画家贫困潦倒、与世长辞之后，正是这些收藏家买下了他们所有的作品。我们可将中国看作一个艺术家之邦。在这里，艺术家德恶兼具：德主要反映在对他人有用，恶主要体现在殃及自身。中国美德可否留存？或者说，为求生计，中国是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作恶以谋其成，让他人受苦？再进一步来讲，如果中国真的复制了与其有来往的所有外邦定下的那种模型，我们所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现正遭遇剧变。中国传统文明几乎独立于欧洲发展，其优劣美缺与西方情况迥然不同。所以，我们掂量不出二者孰轻孰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与17世纪传教士在天朝帝国发现的文化相比，当下西方文化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这个问题谨慎之士不愿言明。但有一点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面，西方比旧中国要好；在其他方面，西方更差。如果要让中西各邦交流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必须马上打住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自己是某种优越文明的传教士。或者，更糟糕的是，认为我们自己有权利剥削、压迫、欺骗中国人。理由是，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认为说中国人劣于我们西方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我认为，大多数欧洲人只要对中国有一定认识，都会和我持相同观点。

在对比异域外邦文化与本国文化时，人们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比国内通常出现的问题更具根本性意义。人们应该这样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我在评判某种类型的社会优于别的类型时，所依据的是什么？哪些目标是我最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的？对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我也找不到哪种论据，能说服和我持不同观点的人。因此，如果能将那些我认同的答案说出来，希望读者也能与我有类似看法，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有几样东西不仅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价值。这几样东西是：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就知识而言，我指的不是所有知识。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干巴巴、毫无生趣的事实，仅仅有些效用。还有一些知识不能产生任何重要价值。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是从科学中得到，且有失全面，我还是认为其自有益处和趣处。一些传记文学、一部分历史也是这样。但就这个话题展开来谈离题太远。我认为艺术是自有其重要价值的事物之一。说到这里，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着意构思的作品才有价值。当然，精品杰作理应拔得头筹，为世所崇。我指的艺术还包括那些几乎无意而为的作品。这种美我们能在俄国贫苦农民、在中国做苦力的人身上找得到。这是一种创作民歌的冲动，早于清教徒时代就存在于我们中间，在朴素雅致的村舍风格花园里找得见。幸福本能，或者说生之愉悦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已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大多数人生活的重压下遗失。但在中国，生之愉悦无处不在。这给我们强烈的理由把中华文明向好处看。

在对一个社会作出判断时，我们必须这样来看：不仅看这个社会行了多少善、作了多少恶，还要看这个社会在推动其他社会行善作恶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个社会受用的多少好东西是在别处作恶得到的。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也比我们要好。我们的富裕生活、我们汲汲以求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靠大范围压迫、剥削弱国而得。而中国目前还不很强大，不足以给其他国家造成伤害。他们得到的东西、受用的东西仅仅是靠发扬美德、费心尽力而来。

这些伦理论调虽然是泛泛而谈，但对考虑中国实际问题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工商文明既是形成我们信念的原因，也产生了结果。这些信念是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对哪些东西具备价值的看法。到了中国，我们西方人才通过中国社会这一视角意识到了自己有这些信念。中国人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也在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一套跟我们不一样的价值观标准。比如，中国人对进步和效率的观念不感兴趣，只有那些受过西方影响的中国人才会感兴趣。我们重视进步效率，获得了财富权力。中国人不重视进步和效率。在我们打乱中国社会以前，中国人大体上过着安静的生活，生命充满愉悦。我们这两种文明取得的成就迥然不同。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标准，很难对这两种成就进行对比。而且，我们大致应该明确这种标准，才不会低估自己不太熟悉的文明。原因是，我们总是对自己不熟悉的恶行印象比较深，而把已经知道的种种不良视为理所当然。

刮脸

编辫子

磨剪子的

剃头

街头编辫子

街头小贩

中国文化发展很快。而且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快速变化。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最终可归结为：西方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未来，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可能也很有威力。我认为，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防止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中国可能完全西化，变得没有任何特点，变成另外一个虽然懂知识、有工业实力，但焦躁不安、穷兵黩武的国家，让地球多遭一份殃。第二种危险是，在与外国侵略势力抗争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心态保守，强烈排外，只注重武装备战。日本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国可能也会发生。中国文化的未来与政治、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受政治、经济问题影响，会出现种种险情。

中国面临的是两组非常不一样的外邦强国。一组是白人国家，另一组是日本。在考虑白人对整个远东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把日本看作一种西方产品。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应该承担的责任最终都应该算到他们的白人老师头上。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仍与欧美有很大不同。在对中国的打算考虑方面，日本也与欧美有差别。所以，我们必须对以下三种可能进行区分。（1）中国可能受一个或多个白人国家奴役；（2）中国可能受日本奴役；（3）中国可能恢复自由。暂时来看，还有第四种可能，即日本和白人强国联合起来控制中国。但我不认为，从长远来看，日本有能力与英美达成合作关系。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日本必将主导远东，或者向南面走。如果日本国民品格和我想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日本人野心勃勃，排外斥邻。我会在谈中日关系时，就这一观点阐明原因。

要理解中国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白人侵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作一了解，再去熟悉中国文化及其固有趋向，接着有必要简明扼要地了解西方强国与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签订条约之时。虽然中日战争也在这一时期打响，但我们大致可以把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与西方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去看一看如果日本不存在，白人强国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但自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一直是在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影响力的外国政权。因此，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在西方打破日本孤立局面之前，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西方对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英国人对日本人缺乏了解，所以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他们完全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日本做过的事情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

但仅从政治着眼不足以解释与中国相关的领域正在发生什么。经济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开启工业化进程，其肯定是全世界经济不发达但又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资源是由中国、日本，还是白人开发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影响中华文明的全局发展，也影响世界力量的平衡、和平前景、俄国命运，还关系到发达国家有没有机会再发展壮大，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

华盛顿会议一半展现、一半又隐藏了那些保证要让中国独立完整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会议的结果是，人们更感觉没有希望找到解决远东问题的答案，尤其是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能在不极力助长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情况下，维持一星半点的独立局面吗？我并不是在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遇到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人问起如何避免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而中国人能想几百年。中华民族坚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世界上的“文明”民族靠着封锁壁垒、毒气炸弹、潜水艇、黑人军队，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相互摧毁，把舞台让给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但这些国家贫穷落后，国力不强。如果中国可以不受鼓动、不参战，压迫中国的这些国家可能会挺到最后，弄得自己精疲力竭，放手让中国追求人文目标，而不是搞所有白人国家乐此不疲的战争、掠夺、毁坏。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微弱的希望。对于我们来讲，这也许比心怀绝望要好那么一点。但除非各强国学会节制宽容，否则我看不到任何变好的可能，而且我看到很多强国是在朝坏的方向发展。

我们西方文明建立在种种假设基础之上。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假设论证了精力过度的合理性。我们实施工业化，穷兵黩武，热衷进步，爱向别人传教，推崇帝国主义，醉心于编排组织、主导把控。这些都根源于渴望过度，想找事来做。推崇效率本身无可厚非。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那种不顾最终目的、罔顾效率的做法已在欧洲名誉扫地。如果西方国家稍微松懈一点、懒惰一点，还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但在美国，效率至上这一信条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日本也一样。布尔什维克人也不例外。一直以来，这些人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俄国美国化。跟中国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俄国为艺术家之邦。但跟中国不一样的是，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治理俄国的人希望不择善恶地把西方的一切引入俄国。放在以前，我可能毫不怀疑这些人自有道理。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人（人数不多）跟他们一样，也相信西方的推搡挤压相适相宜。现在，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从人类大视角来看，因懒惰散漫而在中国产生的恶要远远比欧美那种在全世界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产生的恶所造成的破坏小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有些地方出了错。到了中国、俄国，在那里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后，我意识到这些国家能让我们知道是哪里出了错。中国人已经发现，而且在好几千年里一直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我们欧洲人不幸福、不快乐。我们的生活方式压力重重，要靠剥削别人、躁动求变、心生不足、产生破坏而得。为这一破坏而服务的效率只能导致毁灭。如果我们的文明还鄙视东方智慧，不能从中学习，就只能走向这一结局。

1920年夏天，伏尔加河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西方人的心态生了多大一场病。而布尔什维克人却强行让一群本质是亚洲人的人民接受这种心态，就像日本和西方在中国做的那样。我们坐船旅行，日复一日，穿越神秘未知的大地。我身边的人快活兴奋，吵吵嚷嚷，满腹浅薄理论，滔滔不绝说这说那，让人以为他们无所不知，没有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出他们建立的制度体系。我们中有一个人在与缺陷、恐惧，以及强者的漠然作战，感到体力不济，奄奄一息。他日夜受到侵扰，不得不忍受高声喧闹、打情骂俏，看着身边人以浮俗为乐。围着我们的是一片广漠的静寂。这静寂像死亡一样沉重，像天堂一样神秘莫测。好像没有一个人有闲暇聆听这种静寂。但我不断受到这种静寂的召唤，对那些鼓吹道义者的慷慨陈词，对那些见多识广者的长篇大论，渐渐变得充耳不闻。

一天晚上，夜已沉沉。我们的船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地方，看不到房屋，只有一片广阔的沙岸，岸尽头是一排白杨树，月轮浮现。静寂中，我登上岸，在沙滩上找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处于半游牧状态，遇到饥荒，从远地而来。每一家人依偎作一团，全部家当围在身边。有些人睡着了，其他人沉默不语，找来树杈生起一小堆火。火苗跳跃，照亮了胡须满面、饱经风霜的男人，照亮了强壮隐忍、过惯原始生活的女人，也照亮了跟父母一样动作缓慢、神情呆滞的孩子。他们肯定是人类，但我觉得跟猫狗亲近要比跟他们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一天天等着，可能会等上好几个星期，等到船来，奔赴远地。那个地方他们听说过，也知道可能未必真有此地，但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比自己起身离开的国家要慷慨淳厚。有些人会中途死去，所有人都会受饥渴煎熬，受午间烈日暴炙，但他们对所遭遇的一切沉默不语。在我看来，典型的俄国人就是这样。这种人不表达内心，因绝望而变得怠惰。然而，代表进步或反动的那一小撮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也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俄国疆域太过辽阔，敢于发表看法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但也淹没在人群中，感觉自己所在的星球在浩瀚星际空间中沉沦。我想，注重理论说教的人会强迫很多人违背与生俱来的本能做出一些事情，加剧生活的苦痛，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不认为，鼓吹工业化、强迫劳动会让人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虽说如此，第二天清晨，我又和船上的人聊了起来，谈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一个真正主权在民的政府有何功绩。和我聊天的那些人没有看见在岸上睡着的流浪人，就算看见了也不会感兴趣，以为他们听不懂宣传教育。但这些流浪人身上那种隐忍的沉默触动了我。在我和船上人轻松聊着知识分子熟悉的那种话题时，一种未曾言说的孤独感在我的心里生长。最终，我开始感觉到，所有政治都受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鼓动，教那些精力旺盛、才智敏捷的人去折磨逆来顺受的人，为的是得到三种好处：装满腰包、赚得权力、造出理论。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我们吃着贫苦农民生产出的食物，受着他们的子孙组成的军队的保护。我在想，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回报。但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时地听到他们哀戚的歌声，巴拉莱卡琴弹奏的音乐萦绕在我的脑际。这些声响和大草原上广漠的静寂融合在一起，让我陷入追问而不得的痛苦之中。在这种痛苦中，西方描绘的希望图景变得苍白黯淡。

怀着这种心情，我出发前往中国，去找寻一种新的希望。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中国人从哪里来？只能靠猜想推出来。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史，只能读中国人自己写的编年史，但里面没有阐释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跟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写作风格一样，儒家经典《尚书》以王公诸侯传奇故事开篇，叙其德恶，以警示启迪后世君主。尧舜两位贤明皇帝大约于公元前三千年在世。在中国文献中，“尧舜之治”相当于西方的“黄金时代”。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史之初，中国人沿黄河而居。这一区域只相当于现今中国一小部分国土。他们务农为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东亚其他地区难以比及。黄河水势迅猛，水流湍急，不利航行，且混浊多泥。泥沙沉积于河床，渐渐高出周围乡村。突然改道时，滔天洪水冲走村庄城镇。在远古多数农业民族中，人们会对黄河这种河心生敬畏，形成迷信观念，以为生人活祭可避水患。但从《尚书》的字里行间几乎看不到迷信说法。尧舜禹都曾忙于治水。但他们用的是工程师的办法，并不是奇招神技。这至少表明，孔子在世时，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信仰。从下文对尧品格的描写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皇帝抱有怎样的期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1]

——《尚书·虞书·尧典》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记述的时间是公元前776年 [2] ，那一年发生了日食。因为时间太早，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记录大体正确，但定不下来确切的年代先后顺序。据推测，周朝建于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49年覆灭。到公元前776年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从这时起到接下来的500年间，皇帝的权位跟中世纪法国国王差不多，都处于最低谷。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每一王朝始强后弱，渐渐对诸侯失去控制，随之陷入混乱（有时可延续几百年），最终由新王朝接替，重建强势中央政府，但都不长久。历史学家往往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于宦官专权，但这种解释可能是文学上的约定俗成。

让皇帝殊于众人的不仅在于政治权力，更在于一定的宗教特权。因为政治权力会随皇帝个性的强弱而发生变化。皇帝是天子，要在冬至日祭天。中国古人把“天”用作“帝”的同义词。在他们眼中，“帝”代表一神论中的上帝 [3] 。翟理斯教授对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进行过分析，据此认为，皇帝这一称号的正确英文译法应为“上帝之子”。中文的“天”既指天空，也指上帝，但后一种说法现在很少有人用。“上帝”即“帝”，基本上用于孔子之前的时代。但这两个词最开始都代表一个上帝，与旧约中的上帝一样，都是人格神 [4] 。

时间一长，“帝”之意义渐渐不明，而“天”却保留了下来，用来描述皇家仪礼。只有皇帝本人有权祭“天”。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前，祭天仪式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到了近代，这种仪式在北京天坛举行（世界美景中，天坛为一胜）。孔子以前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得到官方认可，那就是天坛每年举办的祭祀活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活动也不能算是宗教的。因为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从未与官府有过任何联系。

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中国历史呈现出一些细节。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鲁国以春秋时代开篇记述历史。而孔子曾在鲁国为吏。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件怪事，皇帝传继两千多年后，出了一位君王，自称“始皇帝”。公元前221年，打了几仗之后，始皇帝获得了整个秦帝国的统治权。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去世。除了攻城略地，秦始皇因三件事为世所瞩。第一，修长城，挡匈奴；第二，打破封建割据；第三，焚书。坦白地讲，打破封建割据这一举动不得不为后世许多君王所效仿。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封建割据就会再次形成。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中国全境有效行使权力的统治者。虽然他所缔造的王朝到了儿子一代就传不下去了，但有一个事实能让我们记住他。英语“China”一词很可能是从秦始皇的姓——“秦Chin”而来 [5] 。

焚书一事非同寻常。秦王自称“始皇帝”，不愿听人说中国在他出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他憎恶历史。此外，秦国文人众多，追随孔学，推崇旧制。而始皇帝不遗余力改制创新。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始皇似乎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是纯汉人血统。因此，做事极端又重虚名的秦始皇下了这样一道诏令：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前引高第著作第203页）

可以看出，始皇帝有点像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国文人对他印象不佳。但中国现代倡导革故鼎新的人也曾遭到老派学者的阻挠，对秦始皇打破子民保守观念的行为倒有几分同情。李文彬 [6] 因此认为：

中国发生的激烈变革无一不遭到儒生反对。今天是这样，秦时更是如此。大刀阔斧打破封建割据的确是一种激烈变革。但无论这变革有利与否，儒生都无暇探究。只要对祖宗是好的，也肯定对自己和子孙后代有益。他们引经据典，论证己方观点，不加斟酌就认为秦始皇有错。他们不断抨击朝政，崇古声之大，令朝廷不得不息之为快。至于焚书诏令执行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道诏令免去了官办图书馆及博士焚书之责。如果说这道诏令真给中国文学带来什么损害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其损害程度没有后世作家说的那么严重。但这一极端措施的确不如人愿，咸阳很多儒生都相继蒙受活埋之难。

这段文字是从“少年中国”学派的视角来写的。当时的中国急于吸收西学，取代老朽古学。和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一样，中国也有阻碍进步的传统。中国人长于维稳，弱于求进。因此，“少年中国”认为工业文明是维持国运的关键。这样的中国自然而然以嘉许的眼光看待始皇帝与他那个时代反动腐儒之间的争斗。但从先秦传世文献来看，秦始皇的诏令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仅实施22年，就于公元前191年废止了。

始皇帝之子不具备父亲的能力，统治时间不长。大汉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间存续。这一时期，中华帝国发展鼎盛，与罗马全盛期同时。其间，中国人在印度北部、中亚发起战事，与印度、波斯，甚至是罗马帝国有过接触 [7] 。中印关系对中国、日本的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于这一时期传入。罗马与中国建立关系，主要是想从中国获得丝绸。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建立。罗马对中国影响不大。但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两个情况：公元164年，古罗马帝国有一篇天文学著作传入中国 [8] ；马可·奥勒留在中国史书上留名，不过，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他被称作“大秦王安敦”。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直到19世纪欧洲陆海两军到来之前，中国在远东声名卓著。有时，人们会这样想，白人侵入中国可能最终跟匈奴人、蒙古人突袭欧洲一样，都只是暂时现象。我们西方人以为，欧洲对亚洲的军事优越是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但当然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的文明优越也只是一场幻觉。西方史书把地中海当作宇宙中心，这种视角大错特错。在论及汉朝时期的军事战役和航海发现时，高第说 [9] ：

西方人明显缩小了世界史视角，把人类分作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对人类扩张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对中国、印度洋海域上的航行活动，对驰骋在广阔中亚地区、纵贯波斯湾的骑兵一无所知。那些撰写自我小小世界历史的人对于宇宙最为精彩的篇章，对于比肩古希腊罗马文明，但自成一体的文明不知道、不理解，却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已在自己的笔下呈现。

今天，这种偏狭短浅在我们的文化中处处可见，很容易导致政治灾难，祸及人类文明。如果我们不想激惹亚洲，让他们怒中而起，彰显自己，我们就必须将亚洲纳入我们的思维空间。

汉朝覆亡后，各王朝如走马灯不断更替，社会失序，唐朝（618—907）建立后才趋安定。盛唐时期，中华帝国版图最大，艺术诗歌达到巅峰 [10] 。虽然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的帝国面积更大，控制中国大部分疆域，但他是从异域外邦征服中国。他和手下将领从蒙古起势，在中国、印度、波斯、俄国所向披靡。成吉思汗纵横中亚地区，每征服一座城池，那里的男人、女人、小孩一个都活不下来。中亚城市梅尔夫沦陷时，化作一片荒地，70万人惨遭屠戮。但也有人说，很多人混在死尸中假死逃过一劫。因此，在随后攻打伊朗内沙布尔时，成吉思汗下令砍掉所有居民的头。砍下的头颅做成了三座金字塔，男人、女人、小孩各一座。为防止有人挖地洞逃生，成吉思汗又留下一支分遣队，看见一个杀一个 [11] 。类似恐怖事件也在莫斯科、基辅、匈牙利、波兰上演。但制造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凶手却是人称“圣路易”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以及教皇四处寻找、结盟交好的对象。成吉思汗时代让人们联想到当下。不同点在于，成吉思汗的杀人法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康边停战协定》以来采用的办法仁慈。

我们通过马可·波罗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知道了忽必烈（1215—1294）这个名字。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皇帝的蒙古人，让宋朝（960—1277）垮台灭亡的就是他。到了这一时期，蒙古人与中国已有接触，暴虐程度比祖宗要轻。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到北京。由他敕建的城墙还围着北京城。他还在墙上建了一座观象台，存留至今。1900年前，忽必烈敕建的天文仪器中有两台还留在这座观象台内。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德国人把这两台仪器搬到了波茨坦 [12] 。据我所知，根据《凡尔赛条约》其中一款规定，这两台仪器得到了修复。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可能是《凡尔赛条约》给全世界带来的最大好处。

忽必烈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腓力二世在英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腓力二世曾遣无敌舰队征伐英国，而忽必烈两次派舰征服日本，两人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的失败部分是因为风急浪大，部分是因为日本人英勇应敌。

忽必烈死后，蒙古皇帝越来越多采用中国的制度习俗，不复专制暴虐。1370年，蒙古王朝走向终结，接替的明王朝完全由汉族人所建。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王朝也采纳了中国的制度习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清朝对中国本土文化贡献不多，最显眼的就是那条绑在男人脑后的长辫子。辛亥革命后，留辫一习正式遭禁。

中华帝国之所以存续到今天，不是因为兵精器锐。相反，鉴于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时候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弱势，表现不济。中国南邻跟中国比起来，更不好战，而且国土面积更小。北西两面邻国土壤贫瘠，多为沙漠，人烟稀少。百年战事后，匈奴败退。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中国。但他们人数太少，文明开化程度低，不足以让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反，中国还把他们给同化了，并自行其道，仿佛这些外族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罗马本来可以在哥特人入侵时屹立不倒。但当时来的不仅有哥特人。一波波蛮族接踵而至，来得太快太猛，根本来不及吸收罗马文明。中国因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天障，免遭此运。但白人渡海而来，原有地缘障碍消失。中国人要想保持民族独立，就必须下更大力气。

中国有地缘优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佛教传入以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现象很不一般。埃及和巴比伦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自这两种文明消失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明能与中华文明相媲美。也许，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极多，中华文化自成一体。据估计，18世纪中叶中国约有5000多万人口，但10年后，遭遇战祸，减到1700万左右 [13] 。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各时期人口，但一般只统计房屋，不统计个人。从房数来计算人数，多少有点让人怀疑。而且还有这种可能：不同情况用不同办法，得出的数字自然不一样，所以也就比不出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辛博森 [14] 写道：

1651年，社会恢复安定，清王朝第一次统计人口，发现人口在5500万，比公元1年汉朝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要少，大致与1295年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人数相当（此处可能是误印，忽必烈卒于1294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公元纪年伊始，因内讧祸乱、边疆战事，中国人口伤亡巨大。因此，尽管中国一直在扩张版图，1600年间人口却大致保持不变。这在其他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但此后一场巨变降临。1720年，清名君康熙死后三年，人口增长到1.25亿。另一名君乾隆执政之初（1743年），人口在1.45亿。乾隆末年，即1783年，人口翻番，增长到2.83亿。嘉庆年间（1812年），人口又增到3.6亿。太平天国运动以前（1842年），增长到4.13亿。但这场运动破坏不小，过后降到2.61亿。

我认为这些数据并不确凿。《1919年中国年鉴》第1页（我见过的最新统计数据）有这样的话：

西方国家采用的人口普查办法，中国从来没有用过。结果是，总人口估计数据相差很大。也许，1910年的那次普查用的估算办法是最可靠的。结果还写进了报告，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见习翻译雷蒙德·P.丁尼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报告指出，就连这次普查也只是近似数据。因为，除了几个特例外，普查都是以户数而非人数为单位计算的。

根据这份普查，中华帝国人口估计为329,542,000。不同年份人口估值如下：

这些数字足以表明，我们对中国人口知之甚少。同一年份估值相差很大，比如1760年。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些数字也是可信的。辛博森可能会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从1580年的6000万下降到1662年的2100万，是受战争影响。但没有人会相信，1711—1736年，中国人口从2800万增加到1.25亿，也不相信1790—1792年，人口翻了一番。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中国家庭规模是大还是小；有没有其他事实能说明白这些人口动态统计数字的含义。对这些主题的论述虽显武断，但也只是猜测而已。就连北京现在有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据说有90万左右，但也可能是在80万到100万之间。至于中华帝国的总人数，可以假设是在3亿到4亿之间，说不超过3.5亿也是有可能的。至于以前中国有多少人，证据非常少，谁也没把握。就是因为证据太少，我们对文中列数据的作者不能不表示怀疑。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征，成就了特殊品格。以下我试举最重要的三个特征：1. 使用表意文字，不用字母；2. 受教育阶层修习儒家伦理，不信教；3. 科举取仕，而非世袭贵族当政。家族体系让传统中国有别于现代欧洲，但其他多数文明也经历过这一阶段，所以不能算是中国特有。上述我列举的三点能把中国与以前其他所有国家区分开来。现逐一阐示如下：

1.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用字母，中国人不用，而用符号标志表达整个词汇。这当然造成了很多不便，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为了学写字，要记住很多不同的符号，不像我们只有26个。第二，因为不以字母排序，字典、文件、目录等很难组织，也不可能用莱诺铸排机整行排字。第三，外来词汇，比如专有名词、科学术语等不能像欧洲语言那样根据发音写出来，必须特意造出某个词来表示 [15] 。所以，志于改革、务求先进的中国人推行拼音运动。我认为，这项运动至关重要。中国要想在喧闹哄嚷的列国间找到一席之地，就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国家以为别人都比不过自己，只有自己最优秀。即便没有别的观点支持采用拼音，只看看小学教育这一项就够了。小学阶段读写占用时间太长，不用拼音很困难，笃信民主价值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因此，从实际功用出发，应支持拼音书写运动。

虽然欧洲人看不太出来，但可以从很多方面考虑，推断中国为什么会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理解中华文明稳固之所在。对我们来说，有一点似乎不言自明：写在纸面上的一个词必须表示一个声音。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词表示一种思想。在数字方面，西方采用了中国的体系。比如：1922这个数字。英语、法语，或其他语言发音各不相同，但意思一样。类似的情况是：汉字在中国各地写法一样，但方言不同，说出来相互之间听不懂。就连日本人，虽然不知道汉语某个词怎么说，但可以在日语中写出汉字，也能读出英国人写出的一列数字。而且，现在的中国人还能读懂古文，但汉语口语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法语虽然源自拉丁语，但变化很大一样。

汉语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这种优势使得汉语存续时间更长，能够成为一种工具，沟通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但因为口语因时因地变化，书写的典型优势就要通过文字来体现。这种文字不能以表示口语发音为目的。

纵观历史，中国书写的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代表所有文字都可能会经历的阶段罢了。世界各地的文字似乎都以图片形式起源，而不代表声音符号。我认为，可将埃及象形文字从表意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作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中国特殊之处在于，中华文明高度发达，但在其千年发展过程中，表意文字体系得到了保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汉语口语是单音节，不发生屈折变化，而且有很多同形同音的异义词。

至于中国文字体系对说汉语、写汉字的人的心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一篇文章里找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思考。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巴尔的摩，1922年2月号），作者是李济，标题为“中国在人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第327页有这样几段文字：

欧洲科学家总是习惯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而不是某种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刻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态形成会持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有人探讨。如果以此为基础对世界现有人种文化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察觉到，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达意的人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可以说，二者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就字母文明而言，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其内在严重缺陷是稳定性不够。字母文化最发达的那部分地区居民最浮躁多变。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反复出现。因此，希腊起伏不定，罗马兴衰无常，阿拉伯人荣枯往复。闪米特人、含米特人都用字母，他们的文明和希腊罗马人的一样不稳定。毋庸置疑，这一现象部分可解释为：字母语言飘忽不定，不能依靠一个合适的器官将某种实实在在的思想保存下来。可将使用字母的这些人产生的思想内容比作瀑布激流，而非汪洋大海。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他们有更丰富的思想，但也没有哪个民族会跟他们一样把宝贵的思想抛却得那么快……

中文完全与字母语言相反。字母语言中有的大部分优点，中文都没有。但中文代表一种质朴深刻的真理，不易受到挤压冲击。中文保护中华文明的历史已长达四千年之久。中文遒劲端正，造型优美，一如其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于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一语言，还是这一语言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精神，还有待定论。

上述理论饱含爱国情愫，我们不用全信，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字母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西方人只是碰巧生活在这一文明中罢了。我没有资格评判表意文字在形成中华文明特殊品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不怀疑这样一种说法：表意文字作用很大，上述引文可资为证。

2. 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我们必须把孔子（前551—前479）看作宗教创始人。他对社会制度、对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可比肩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但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非比寻常。与佛陀、耶稣不同，孔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我们对他生平经历了解很多。关于他的传奇、神话也不像大多数圣人那样离奇。孔子与宗教创始人最显著的区别是：他让人们接受并崇尚一种严格的伦理准则，但不把这一准则跟宗教教义挂钩。因此，世世代代的中国文人对神学完全持怀疑态度，转而缅怀孔子，以理治为务。

与几大宗教创始人相比，孔子更像是古希腊立法者来古格士和梭伦。他务求政治实绩，关心国事。他向别人传授的不是那种教人修得圣人之身，或者在来世得到救赎的美德，而是能在天下建立和平繁荣社会的美德。从本质上来讲，他观点保守，力修周德。他认同现存宗教，不刻意强调一神论，还相信亡魂暗中存在，子孙后代有责任让祖先生活舒适。但他从未谈过超自然事件。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智慧。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第六》） [16] 可见儒家不重鬼神之敬，而关注祖先祭拜仪式。因为这种仪礼包含在孝道之中，与“民之义”融为一体。顺从皇帝也是尽孝。但以下情况除外：皇帝昏聩奸恶，失去天赋之权。跟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总认为，如果皇帝治国无当，理应遭到反对。下文引自翟理斯教授，可以为证 [17] ：

一致认为，皇帝只是上帝养子。如治理不当，则会失位，以示惩处。如君王怠责，臣民无须尽义务，君王神权随之消失。关于这一点，《左传》有例可为佐证。公元前558年有这样一段对话：

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明智高见，叛乱也就司空见惯。

孝道，以及家族力量，可能是儒家伦理道德中最弱的一环。只有这一环是儒家思想体系与常识大相径庭的地方。家庭私情掺杂进来，公益精神弱化，老者坐上权位，古制旧风横行。今天，我们应该用完全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遇到的问题。而儒家思想体系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是重建必要体制的一道障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所有打算剥削掠夺中国的外国人无一例外都歌颂旧传统，谴责“少年中国”学派为建造一些东西、满足现代需求所做的努力。儒家对孝道的强调阻碍了公益精神的培育，从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18] ：

叶公向孔子吹嘘本国道德水准之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与罗马元老院议员老布鲁图斯和他的儿子——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的故事做一下对比。我们西方人从小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汉代经学家赵歧认为：“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孝也。” [19] 不过，这种罪孽在中国不多见，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

但最大的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信条，中国人才多子多孙。这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当然，不只中国有孝道。在文化特定阶段，推崇孝道是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以及其他几个视角来看，中国特就特在：文明高度发达后，还能维持旧风故俗。古希腊罗马文明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这一点与中国没有分别。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家庭对他们越来越不重要。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以家庭为重。

不论有多少人反对孝道，这一信条肯定还是比西方爱国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要小。当然，二者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向某一部分人灌输观念，让他们以排斥别人为己任。但爱国主义引导人忠于某一作战单位，孝道则不是（非常原始的社会除外）。因此，爱国主义极易导致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增进一国利益的主要办法是杀人；增进一家利益的主要办法是贪腐诈巧。所以，家庭私情要比爱国主义危害小一些。回顾历史，对比中国与欧洲现状，就可以得出这一观点。

除了孝道之外，儒学实际上主要是一套倡导文明行为的准则。不过，有时会发生退化，变成礼仪教程。儒家提倡克己、中庸，礼为上。儒学与佛教和基督教蕴含的道德准则不同。后两者极为苛刻，只有少数圣人才能做到，而且主要关注个人救赎，不太看重与政治制度相容与否。对于世俗普通人来说，达到儒家要义并不难。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己，不得有怠。这种克制自控跟人们小时候学到的“不捣乱、守规矩”那种教诲是一种类型。修习儒学的人决不能暴躁行事，决不能孤傲骄矜，必须“顾面子”，在挫败敌手时永不施辱；为人处世恪守中庸，不为爱恨左右。总而言之，必须沉着冷静，不偏不倚，处之泰然。18世纪的欧洲人就秉持这种态度，但在法国大革命中湮灭不存，浪漫主义、卢梭、断头台让这种态度无处可寻。中国虽然饱经战争革命之乱，但依然恪守儒家倡导的沉着冷静。怀着这种态度，投身其中的人感觉战争革命没有那么骇人，没有卷入其中的人可以超然于外。在中国，在雨雪天气攻击对手为人所不齿。我听说吴佩孚做过这样的事。他打赢了一仗，但敌方将领说他有失仪礼。于是等到天晴，他们重回战场，又打了一仗。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并没有造成西方那样的祸害灾乱。儒家伦理道德是差别所在 [20] 。

儒家学说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是从12世纪开始的。理学家朱熹 [21] 摈弃了孔子的人格神，对儒学进行了阐发，使之成为官办学说。1368年，元朝覆灭，官府上下一致尊儒学为国学。在此之前，儒学还得和佛教、道教分庭抗礼。这两家会请神作法，为迷信的皇帝所钟情。不少皇帝为延年益寿，服用道家丹剂而亡。元朝皇帝信奉佛教中的喇嘛教。这支教派至今仍在西藏和内蒙古盛行。清朝皇帝虽然也是从北面而来，征服中国，却对儒学笃信不疑。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几千年来，文人墨客仅以儒学为务，倡言伦理道德，但对宗教心存怀疑。而其他人同时信奉儒释道三家。中国人没有犹太人传给西方人的那种观念，即认为一种宗教为真，其他皆为假。但到了今天，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不过，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还信请神作法这一套。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即便真的有宗教，人们虔诚信奉的劲头还是要比欧洲人小得多。有一种现象引人注目：中国人虽然对宗教持怀疑态度，却不怀疑伦理道德之功。这跟欧洲不同。欧洲经常出现宗教和伦理两者不分家的情况。

3. 现在再来说说科举取仕这一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安排，几乎不可能建立以文论才、不以迷信为念的制度，让儒学站稳脚跟。中华民国曾任总统徐世昌曾在《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第59—60页发表了对科举考试的看法 [22] 。在论述周朝学制之后，他接着写道：

士不忠实不足以言敬业，不博爱不足以言乐群者也。然则民德之成，夫岂偶然也哉。迨至汉唐，虽因时代之要求，学制稍有变更。唐时律学算学诸科，各设专门，与国学并重。然贞观中制，太学四门，律书算学皆属国子监，而其国学官必聘老师醇德者充之。故国子监诸生体用兼备，有德有识者，多至三千余人。虽下至屯田飞骑，亦皆能谈道讲经，诚大观也。其时日本新罗吐蕃高丽诸国，亦均遣子入学，计凡八千余人。教育之兴，于斯为盛矣。

宋元以后，迄乎明清，虽改行科举，侧重文学，古代学制逐渐衰废。古代学校与贡举相表里，盖学校为施教之地，贡举乃登庸之方，其程序则然也。降至两汉，以乡举里选用人。魏晋又以中正取士，其弊也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惟尚门籍。甚至一代婚宦交际之类，无不受其牵制。试按南北史之卿相，多世家及勋阀。新唐书至立宰相世系表，几与所谓贵族政治。故改行科举以振拔孤寒，防抑权贵，就制论制，实亦未可厚非。惟侧重文学，为其所失耳。一切学术上之进步，似亦因之而稍形停顿。然独崇实去华，讲信修睦诸教，仍各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而始终未间也。

虽然这种考而优则仕的制度比此前大多数制度安排，比如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以叛乱为由要官赏官等好得多，但中国这一制度自定型后便产生了危害。原因是，仅以读经作文取仕，陈腐无新意。科举取仕制度在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1368—1398）时成型，1905年遭废止，其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中国改革者以废科举为第一要务。李文彬写道 [23] ：

洪武可赞扬的事虽多，但与一桩吞噬国民心灵的恶行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三年一次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是所有写作比赛的基础，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称之“八股”，是因为作者要在点题后写四段破题，每段分两股，每股句数、字数相等。题目不是选自“四书”，就是采自“五经”。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能与朱熹及门生后学有出入，必须按要求援引孔子等人的话，按规定作文，按等取仕。耗时进学、善作此文者即可胜任各类官职，不可不说是荒谬之至。但虽说科举荒谬至此，从洪武三年开始延至近代，几年前才遭废止。没有哪种制度能比八股文取仕制度威力更强大，让一个国家知识文学发展停滞不前。正是长着“八股”，中国早早就已走到穷途末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腐坏老朽的制度经久未废，宋代理学家说教长久为世人所尊。

这些话出自当今中国爱国人士之口。毫无疑问，放到当下制度里来看，“八股文”之恶，李文彬所言不差。但在14世纪，要让人们考虑还有哪些切合实际的路子可走，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选人用人的计划还是有不少好处。为善也好，作恶也罢，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好的影响有：社会普遍尊知尚学；无须出身名门望族，也有可能出仕；选出的官员至少能做到勤奋上进；即便有蛮族入侵，中华文明依然完整无缺。但跟中国很多传统一样，科举考试制度也必须废止，才能满足现代需求。我希望，在中国人奋力而为，赶走外国侵略者，抵制外国人误称为“文明”的那种残酷野蛮的制度时，不要丢掉任何有重大价值的东西。

[1] 理雅各译《尚书》，第15页，引自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中国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11年出版。《中国古代史》涉及中国古时很多重要信息，非常有用。（理雅各，James Legge，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本书中注释均为作者原注，另行说明除外——编者注。）

[2] 同前引夏德著作第174页。常误为775年。

[3] 参见前引夏德著作第100页及后页。

[4]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翟理斯教授所著《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 ）第一讲，重点参看第9页（威廉姆斯和诺格特出版社1915年出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国作家，潜心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编者注）

[5] 比较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所著《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920年，巴黎），第一卷，第213页。

[6] 《中国历史纲要》第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

[7] 参见夏德所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莱普依格与上海出版社1885年出版）。这本专著引人入胜，令人钦佩。维吉尔与霍勒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比较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71页。

[8] 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81页。

[9] 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37页。

[10] 默多克（James Mrudoch）在其所著《日本史》（第一卷，第146页）中描述了初唐盛况：“次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这一朝代赫赫有名，左右中国时局近300年。李渊在位十年，功绩奕奕，传子太宗（626—649年在位）。唐太宗可能是中央王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华文明卓立于前。这一点无人质疑。当时的中国不仅是全亚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治理得最好的帝国。唐太宗治下疆域远至波斯、里海、吉尔吉斯草原上的阿尔泰山，沿山脉北抵戈壁大沙漠，东达兴安岭内侧。中亚的索格底亚那、伊朗的呼罗珊、印度喀什周边地区也都承认中国是宗主国。尼泊尔和印度摩揭陀王国向中国派遣特使。643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朝廷特使也来到中国。”

[11] 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212页。

[12] 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339页。

[13] 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484页。

[14] 《中日两国真相》（The Truth About Chian and Japan ），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第13—14页。（辛博森是中国通，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等书。——编者注）

[15] 例如我的名字，汉语中发音最接近的是“罗素”。“罗”是一个字，“素”又是一个字。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组合更接近我名字的发音。

[16] 前引翟理斯著作第74页。翟理斯教授对“而远之”作如下注解：理雅各博士的意思是“与之疏远”，相当于“与之毫无瓜葛”。而孔子的本意似乎是“与之不亲”。

[17] 前引第21页。

[18] 前引翟理斯著作，第86页。

[19] 前引高第著作，第167页。

[20] 道家极力反对使用武力。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前引翟理斯著作第150页）。中国军队不乏“佳兵”。

[21] 前引翟理斯著作第八讲。朱熹过世，女婿守灵，奇事发生。这位圣人一生都在教导学生，奇迹异象绝无可能。此时，棺木升起，离地一米，女婿震恐，作祷词说：“岳丈大人，奇迹异象绝无可能，勿坏我念。”此时，棺木缓缓落地，女婿重定信念。

[22] 经济信息局译，1920年，北京。

[23] 前引第233页。

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要看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必须了解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些事实。几千年间，中国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帝国。中国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中国人勤奋刻苦，彬彬有礼。在中国，我们所理解的贵族制于公元前就走到终点。善作古文者入仕治国。中西交流时作时辍，多着眼于宗教。在公元纪年之初几百年里，中国从印度引入佛教，一些学者前往印度，掌握这一新宗教理论。但到了后来，蛮族入侵，抵印学佛几不可能。基督教景教教派于7世纪传入中国，影响不小，但再次湮灭不传（1625年，景教石碑在长安发现。至此，人们才对景教有所了解）。17世纪到18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深得朝廷信任。这些人懂天文，修订中国历法，改变了紊乱状况 [1] 。他们制作的地球仪和观象仪至今还在北京城墙上，供人观瞻。但时间一长，各修会间争执不断，遭到中日两国全面驱逐。

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要求扩大通商，派外交代表长驻中国。此时，乾隆当政。乾隆是清王朝最杰出的君主。他通文善墨，支持艺术发展（中国各地都有乾隆手书）。白克浩司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中收有他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答复 [2] 。我本想全文引录，但摘录部分已经足够。敕谕开头如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乾隆继续耐心解释为什么不能满足乔治三世的要求，态度措辞好像是在对付一个无理纠缠的孩子。乾隆认为，不必派驻大使，理由如下：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乾隆认为，英国人觊觎中国物产，但英国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拿得出手跟中国交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

因此允许在广州继续开展有限贸易。

乾隆本不必向马戛尔尼伯爵加恩，但“朕未忘尔地孤远，独处海之一隅，然朕亦未忽视尔国对天朝之无知。”结尾处，乾隆敕谕：“谨遵此命，勿有疏失。”

我想说的是，只有当人们不再觉得乾隆这份敕谕荒谬可笑时，才会理解中国。罗马人自诩为寰宇之主，帝国之外疆土对他们无足轻重。乾隆治下疆域比罗马要广，人口很可能也更多。中华帝国与罗马同时崛起，但不仅没有衰亡，还通过战争、同化的方式让所有敌人束手就擒。中国邻邦除日本外，都相对处于荒蛮状态。而日本是靠亦步亦趋模仿中国，才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亚历山大叹息没有新世界让他征服。他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中国这个地方。而在他叹息时，距离孔子辞世已有150年之久。所以，跟亚历山大一比，乾隆对世界的看法还不算荒诞不经。此外，他对贸易的看法也不能算错。臣民幸福安乐之物中国样样不缺，西方强迫中国通商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而能与中国交换的东西仅仅是聊胜于无。

乐器表演者

高跷舞

吸食鸦片

吸食鸦片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本来就在任何方面都比不过天朝帝国。北京有家博物馆，除了陈列中国精工细制的艺术品之外，旁边还摆着路易十四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希望能打动皇帝，记住他这个“太阳王”的辉煌耀眼。跟旁边的中国东西一比，路易十四的礼物显得花哨俗气、粗糙简陋。英国的确诞生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洛克与休谟，以及所有让文学艺术熠熠生辉的人物，但这并不能表示我们就比中国人高明多少。让我们傲然于世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继承他们科学衣钵的人。他们之所以让我们傲然于世，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在杀戮艺术方面更游刃有余。英国人杀死中国人要比中国人杀掉英国人更容易。所以，我们的文明比中国高明，乾隆荒谬可笑。英国人打败拿破仑后，立即着手证明这一命题为真。

中英第一仗于1840年打响。原因是，中国政府极力叫停鸦片进口。战争以割让香港岛，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供英国、法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做贸易而终结。1856—1860年，英法联军与中国开战，毁掉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 [3] 。该建筑内藏珍品，艺术价值相当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远在法国兰斯大教堂之上。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起因是，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害。这两个人的死成全了他们。因为他们要是活着，没几个中国人会跟他们信教。但他们一死，倒是给全世界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基督伦理课。德国人占据胶州湾，建了一个海军基地，在山东拿到了铁路采矿权。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些权利应该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转让给日本。山东实际上成了日本的财产。不过，美国在华盛顿坚持认为山东应该还给中国。但这两个传教士给西方文明做出的贡献并不止于中国。德国国会不断拿他们的死做文章，对《德国大海军法案》展开第一次辩论。法案认为，德国有了战舰，就能在中国受到重视。德国建好战舰后，英德关系恶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义和团运动也是因此而起。据说，义和团最开始针对的就是住在山东的德国人。不过，其他列强处处都在学德国。俄国人在旅顺建了海军基地，英国人占了威海卫，还在长江上划定了势力范围。种种“学”法，不一而足。美国淡然处之，说要保证中国完整，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中，能让所有欧洲人都记住的不多，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一件。在我们欧洲人展示了洗劫北京城的“厚德大义”后，我们又要了一大笔赔款，把北京使馆区变成了一座围城。直到今天，这个区域仍然有一道墙围着，里面驻满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部队。墙外是一片空地，中国人不得建作别用。使馆区受公使团管辖，中国当局对走进门内的任何人没有管理权。每当有政权贪污巨款、卖国投奸被推下台时，为这些政权卖命的人就到日本或其他公使馆避难，罪即可免。在这片神圣的使馆区周围，美国人建了一个大无线电站，据说能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至此，乾隆对西洋人的鄙薄合情合理。

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庚子赔款也办了一件好事。美国人发现，在支出所有损害赔偿金后，还剩下一大笔。于是，他们还给了中国，让花在高等教育上，投往两个地方。一部分拨给受美国控制的中国大学，另一部分送学业优异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中国从中受益不小，美国从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最好教育的那一部分）的友谊里得到的好处也不可计量。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英国几乎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要去效仿一二。

要想弄清楚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必要意识到，中国因战乱不断，为条约所迫，丧失了财政独立。此前，中国在欧洲外交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后来，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把以前签好的条约当作一纸废书。因为，这里面载明了各强国的特权，每一国都有特权。

时局如此，关税税率是最鲜明的体现 [4]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规定对通商口岸进口的所有货物征收5%的关税，出口税率不超过5%。这一条约构成了中国整个关税体系的基础。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税率为货物协定价格的5%。税则本应每十年修改一次，但实际上只改过两次，一次是1902年，一次是1918年 [5] 。而且改的也不过是货物协定价格，5%的税率仍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年深日久，物价上涨，实际税率远低于5%。中国由此蒙受巨大关税损失。实际上，改税率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同英国之外的12个国家都签有最惠国条款，要修改税率得13个国家一致同意才行。

西方列强认为门户开放对中国是一剂万能灵药。但我们不要忘记，门户开放不能让中国恢复独立自主。就关税而言，受益的是其他主权国家 [6]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了关税制度，但这一条约却不像其他通商条约那样设有时间限制，规定任一方可废止该条约。低税率对列强有利，他们想把自己的商品卖到中国来，当然不愿意作任何变更。过去英国实施自由贸易，还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强加给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本国政策一模一样。但其他12个国家却找不出这种借口。而且，1921年，英国通过了《产业保护法案》，抛弃了自由贸易，就更找不出什么借口了。

美国步兵

英国步兵

德国海军

美国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

进口税率很低，为收入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所有出口货物征收最高税率5%。这一举措当然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中国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中国当局认为出口税必不可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中国还有一种关税体制，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沿袭而来，即在重要关卡，或称子口，设立国内关税壁垒。目前，中国国内贸易仍采用这一体制，但将洋货转口运销到内地的商人可以不用交国内关税，只纳2.5%的子口半税。这种规定自然对洋货有利，倒霉的是国货。国内关税制度当然不好，但沿袭已久，而且有人认为收入必不可少，就把这个制度留了下来。中国提出要废除国内关税，条件是统一增加进出口关税税率，得到了英国、日本和美国同意。还有10个国家，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不是所有的都同意。最终，国内关税这一体制仍起作用。这不全是中国政府的错。还应补充一点，国内关税由省政府机构收取。一般来说，他们会截留一部分，养私军，打内战。目前来看，中央政府不够强势，管不住公款私用。

海关管理职权只有部分在中国人手里。条约规定，海关最高职务头衔叫“总税务司”。只要中英贸易额超过其他所有条约国，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所有下属官员都由他任命。1918年（我手中有的最新数据就到这一年），7500人受雇于中国海关，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赫德爵士。各方一致认为，赫德尽职尽责，工作出色。暂时来看，当前海关制度可圈可点处不少。中国人有权任命总税务司，因此可以挑选对中国抱有同情的人就职。中国官吏一贯贪腐怠惰，有必要让外国人管理，以便建立现代官僚制度。只要外籍官吏对中国政府而非外国尽责，就可以起到教育作用，为建立中国高效政体铺平道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人国家获得知识思想和实际工作两方面培训，但又不沦为奴隶。要解决这一问题，早期海关所采用的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 [7] 。

就现有海关形势来看，中国受到严重侵犯，丧失独立地位。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关税已由条约永久订立。从关税而得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作各种名目的贷款、赔款抵押物，所以不能只从中国利益这一视角看待海关。此外，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海关管理部门可以操控中国政治，既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某个事实存在的政权（中国北方还没有合法政府）。目前，南方截留住了海关收入，还制造入不敷出的假象。外国公使本来就不喜欢变革，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大障碍。这意味着，大刀阔斧推动进步的政权根本无望拿到海关收入，所以也就没有财政资源重建国家。

盐税方面情况也差不多。盐税也成了各种外国贷款的抵押品。而且，为了让外国列强认可这样的抵押品，中国当局同意在关键职位任用外国人。跟海关情况一样，中国政府任命了外国人担任盐务稽核所会办。

关税和盐税成为中国获得各种贷款的抵押品，再加上外籍人士担任管理职位，列强有各种机会插手中国内政，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管？这种情况可以从1922年1月份《泰晤士报》刊登的三则电报看个明白。

1922年1月14日，《泰晤士报》刊发了驻北京记者电报：

有一点想来奇怪：中国完全可以清偿债务。靠外国人大笔一挥，中国人就能得到一大笔收入。但没有这一笔勾画，中国肯定破产。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虽然内战不断，政局混乱，海关收入仍不断增长，去年破了纪录，增长到100万英镑。华盛顿会议同意提高关税。这笔收入足以让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还清内外欠款。到时候，中国政府就能自由支配那笔丰厚的盐税。困难不在于给钱，而在于找到一个政府托管这笔钱。但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办法，能解决这个困难。

我妄加猜想，《泰晤士报》可能以为，如果清王朝复辟，就能解决这个困难。

至于那笔“丰厚的盐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发了两封电报，时间分别是1月12日和23日，说明如果人为造成北洋政府破产，西方人能从中得到什么。1月10日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长江边的镇江盐务稽核所机构规模很大。所内发生的情况可充分描述中国现状。驻扎在当地的中国舰队效忠于中央政府（装备精良的那一部分早在很久以前就投靠了广州军政府），派了一队战舰到稽核所，通知北京，如果不能立即支付300万美元（合40万英镑）的欠薪，他们就会通过武力方式，从盐业收入中扣除上述款项，同时立即中止长江段盐运。相关公使馆已向北洋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警告北洋政府有必要立即疏通盐运，保证外籍盐运使执行公务。

第二封电报同样饶有兴味。内容如下：

盐税干涉问题严重。我在10日电报中所说的中国那队战舰仍堵在镇江附近，导致盐运受阻。与此同时，吴佩孚（开明军首）代理人突然闯入，就任汉口盐运使，极力为主子创收。为此，英国、法国、日本公使再次致函北洋政府，告知，如果这种不规范的活动还在发生，他们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价值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以盐业收入作为抵押，因此插手由外国管理的盐务有违借款协议。中国各地政府有的独立于北洋政府，有的是附属机构。各地督军（军事长官）截留盐税，实际上导致外籍盐运使控制的盐务总收入减少。但因为还有不少余额，抗议又无济于事，各方认为不妨缄口默许。然而，驻扎海军干涉长江盐务段却是另外一回事。从华盛顿达成的友好决议来看，这种局面饶有兴味。根据这一决议，将来列强似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考虑到梁士诒内阁遭到普遍反对，当前盐税谈判受到干预，以盐业收入盈余作为担保的9000万美元（合1100万英镑）贷款已经取消。如何解决1月28日的新年清算问题，至今仍未找到答案。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游戏：列强人为制造中国破产，导致中国政局混乱，再去惩罚中国人。华盛顿会议又要出面干预，不让列强再干涉中国，真是可悲可叹！

我们不用去否认这样一种事实：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诚实能干的官吏。这种无能根植于中国伦理道德之中。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强调对家庭而非对社会公众尽职尽责。人们认为官员花钱供养亲属合情合理。要想让官员诚实，只能放弃孝道。中国要进步，必须打破家族体系。身在少年中国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抱有这样一种希望：20年后，中国官员能像欧洲官员那样诚实。这不能算是一种奢望。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开展中西友好交流往来。如果西方人固执己见，在中国人心中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像印度、日本发生的情况那样，中国人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凡是中国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中国比欧洲强。虽然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比欧洲人理解得要准确，但也不尽然都为真。西方人本来能在中国做点好事。但如果中国人开始以为自己处处都比别人强，西方人就很难在中国做出什么好事来。

我在本章已简要阐述过基督教强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用和日本联手，能够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现代中国，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是最为紧迫的问题。在审视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纲挈领，了解一下现代日本是如何崛起的。日本是中西方融合的奇特产物。我不希望中国最终也会发生这种融合。但把话题转向日本之前，我想简要描述一下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不说明这一点，就看不明白日本在中国做了什么。

[1] 1691年，康熙帝下诏，表明他对各种宗教的看法。关于罗马天主教，他认为，“西洋教义美化天主，同属异端。但因精通数学，姑且用之，兵民应了之于心。”（同前引翟理斯著作第252页）

[2] 《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第322页及后页。

[3] 现在对游客开放的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敕令建成。

[4] 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克拉伦登出版社1919年出版）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见解深刻。

[5] 华盛顿会议曾决定作过一次修改。

[6] 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子上，强盗控制了镇议会，他们很可能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但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政策有多好。与列强周旋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7] 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头条是顾维钧写的一篇文章。身在华盛顿的作者建议，必须让中国恢复关税方面的财政自主权。顾维钧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提到海关管理问题。但《泰晤士报》猜测，顾维钧希望中国人执掌海关，因为海关贪腐机会多、回报丰厚。我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他们把管理和关税弄混了，顾维钧先生讨论的只是关税问题。但《泰晤士报》既没有刊登我的来信，也没有登出类似不同意见。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存心误解顾维钧？

第四章　现代中国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中国人口多，潜力大。但从现有国力来看，中国还排在末位。这种局面引发的国际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成为世界政治前沿问题。结果如何，现在还预见不到。但要达成明智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忽视几个特定的事实和原则。为什么不能忽视？我将在随后几章给出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稍作陈述。第一，虽然目前中国政治无能，经济发展落后，但中华文明至少和西方一样发达。而且中华文明包含世界急需的要素。如果西方毁坏这些要素，就会害了自己。第二，各强国让中国备受凌辱，陷于种种无能境地。以前，有人找借口说这是因为中国自己行为不端，但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陆海两军不强。第三，目前诸强中，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是美国，最差的是日本。从中国利益，以及从英国自身大利益着眼，英国不再支持日本，站在美国一边是一大进展。迄今为止，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自由之邦。但只有日本自由受限，中国才能自由。第四，从长远来看，中国摆脱不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主导局面。除非发生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中国壮大军事实力；第二，外国列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一个军事强大的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在欧美发展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终极的解决方案。

做出这些初步评价后，我想呈上本章主题——中国国内现状。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皇帝理治4000年后，于11年前决定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很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越过中国前3700年的历史，我们来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这个崇武好战的民族从北而来，入主中国，坐上了龙位，下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不缠足。一段时间过后，达成了一种圆滑的妥协办法：男子仍留辫子，女子照旧缠足。于是，社会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陈规陋俗。这一妥协特色说明英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过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汉化。但满族人在穿戴、礼仪上与他们征服的文明开化民族有显著区别，而且中原人对他们怀有敌意。1840—1900年，中国同外国多次交战，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更让他们感到耻辱至极，皇族荣耀扫地，有思想、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师从欧洲迫在眉睫。太平天国运动从1849—1864年持续了15年。记述中国风土人物、父亲曾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作家辛博森认为，在这15年中，1.5亿中国人殒命 [1] ，惨烈之状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清王朝能否消灭太平军怀有质疑。最终，大清在英国军官乔治•戈登的帮助下剿灭了太平军，但已元气大伤。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招致列强报复。中国有识之士眼界全开，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取代皇家。但事情在中国进展缓慢。义和团运动11年后，才爆发了一场革命。

男子留辫子

满汉妇人

缠足的中国女子

汉族妇人

满族妇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不太激烈，革命精神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差不多。革命主要推动者孙中山目前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得到南方革命党人支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北洋军效忠清王朝，势力强大，很有可能打败革命者。不过，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跟革命者讲和，承认中华民国，条件是，由自己担任第一任总统，取代孙中山。袁世凯当然得到了公使馆的支持，被称为“强人”。也就是说，他信奉铁血手段，不会听信民主自由一说而偏离方向。在中国，北方一直都比南方好战，开明自由程度比南方低。袁世凯编练北洋军，为中国创造了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与此同时，袁世凯野心勃勃、老奸巨猾，能让外交使团相信他有能力、有手段。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混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在定策划谋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民国立宪会议制定《临时约法》后，由正式选举的国会接替。1913年4月，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制定永久宪法。袁世凯很快就总统权力与国会发生争执。原因是，国会希望限制总统权力。国会中多数反对袁世凯，但袁世凯拥兵自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出所料，宪制很快被推翻。袁世凯从财务上独立于国会（按规定，国会有财政权）。办法是，从外国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宪法。南方暴动，但随即遭到袁世凯镇压。此后，袁世凯一步步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委任副官担任各省督军，把北洋军调往南方。袁世凯的政权本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一件事而垮台。1915年，袁图谋称帝，遭到反叛。1916年，袁世凯死亡，据说是因为心脏病。

自此之后，中国一片混乱。袁世凯委任的督军拒不听命于中央政府，手下部队滋扰驻地居民。内战此起彼伏，但并不是因为规章不明发生争斗，而是各军阀为地盘问题争吵不休。南北方仍在对峙。

各省或几省区督军独断专制，不把北京放在眼里。他们横征暴敛，四处搜刮民财，截留税收。只有外国人征收、管理的盐税等收入，他们不敢碰。督军名义上是北京任命，但实际上只要讨得省里当兵的欢心就行。中央政府几乎破产，常常发不起兵饷。当兵的为讨生活，只能四处劫掠，督军觉得合适也会分赃给他们。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督军头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赃。他们对总统、总理不讲什么客气，而在外国列强眼中，总统、总理还是中国正式代表。最终，这个倒霉运、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从穷得叮当响的国库里给三位大人拨钱。据各家新闻报刊说，数目达到900万美元，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城。满洲督军张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这一部分是要派遣远征军，平息蒙古叛乱。但目前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儿都没去 [2] 。

但在中国最南端，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让人敬重。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推翻了北洋驻军的暴虐统治，建立了高效进步的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目前，这个政府下辖广东（省会是广州）和广西两省。有一段时间，该政府似乎要将整个南方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得胜而受到限制。广州军政府的敌人宣称，他们会再接再厉，统一全中国 [3] 。从各方面来看，广州军政府应该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该政府有什么功绩，在中国香港，英国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对。反对部分源于普遍遵守的原则——英国人不喜欢激进改革；部分是因为路易斯·卡塞尔少校代表英国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卡塞尔协议。这种类型的协议在中国非常普遍。协议原本可以让英国在广东的铁路矿山中处于实际垄断地位。原先的广东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这一协议，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换，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与美国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与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与卡塞尔协议有些相像。但美国政府没有站到香克一边，英国政府却认同卡塞尔协议。英国丢掉了这份非常宝贵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许权。说其不厚道，原因很简单。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钟情陈旧腐坏，不喜欢生机活力、诚实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协议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让人痛心。中国每一个朋友都应抱有这样的希望：混乱无序终将结束。但夸大混乱这种恶行是错误的，与欧洲诸恶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拿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而应该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悲观消沉：“中国险情　十数政权相争”。说其悲观消沉，是因为欧洲政权不止十数个，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远甚于中国。欧洲军队数目比中国多得多，而且装备精良，配有毁灭性武器。自康边停战协定实施以来，欧洲烧起的战事远超同时期的中国。如果游遍中国，会发现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国战争少有血腥残忍，士兵是拿钱雇来打仗的，对战事因何而起不感兴趣。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老百姓一般比欧洲人过得幸福快乐。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必须采用联邦制，赋予各省很大自由权。中国自上古时就划省建制，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宪法多少有点像是英国宪法，只不过是以总统代替国王罢了。但要建立一个非联邦制，就要让人口同质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绪，从英国对爱尔兰事务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在我看来，中国很多进步人士现在都青睐联邦制，只想让中央政府管理军队、海关和外交事务。但想消除现有的军事无政府状态非常困难。中央政府不能解散军队，因为财力有限，兵饷无措。有必要从国外借足款子，发齐兵饷，遣散士兵，并为之创造新就业岗位。但让人怀疑的是，有哪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这样一笔款子，还不用中国牺牲掉最后的那一点独立？所以，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摆脱困难，不用借助太多外援。

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督军中有人可能势力极大，结交宪政派，以巩固影响力。在中国，公众舆论很有分量。为照顾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权的人可能会发起行动，走上爱国路线。就目前来看，有两位督军势力很强。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吴佩孚。他们两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作霖在满洲无人能敌，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国最反动力量的代表。吴佩孚有开明自由作风，带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义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长江和湖南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给广州军政府一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怎样与广州军政府握手言和，因为广州军政府与张作霖是一条战线。但在中国其他地区，吴佩孚可能会执掌政权，并通过制宪方式，使之永久化（见附录）。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得到一个喘息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数几个富矿区外，中国经济仍然完全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北京有近100万住户，居住面积很大。因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外面围着一个院子。但北京没有电车、火车、公交车。就我眼中所见，整个城区只有两三座工厂立着烟囱。老百姓靠乞讨偷盗、做贸易、去政府当差、做手艺活维生。中国的手工艺品精雕细琢，活计不像守着机器生产那样单调乏味，但很花工夫，挣得又少。

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稻米、茶叶主要在南方出产，小麦等其他谷物是北方主粮 [4] 。南方雨水丰沛，北方只够润田。1920年秋天，我来到中国，看到北方大片地区正在闹旱灾，饥馑盛行，堪比1921年俄国饥荒。当时，布尔什维克漠不关心，外国人毫不犹豫，提供救济。至于中国人，他们心态消极，认为闹饥荒是命里该有这一劫，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是这种看法。

多数土地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产分给儿子。这样一分，每个人到手的那块地只够自己和家眷维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暂时看来，不受饥荒之苦当然是有可能的。办法如下：采用科学种田法；植树造林，防涝防旱。多修铁路、建好公路能开辟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可能会让一代农民得到极大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如果高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惯常水平，家庭人口那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贫困。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 [5] 。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改善生活的办法只会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终跟长辈一样穷。只有加强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当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有充足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要解决这些困难外，中国现在还缺乏高素质的教师，满足不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

除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装备精、武力强。如果英国人没有打败中国人，中国永远不会开放港口，从事对外贸易，也不会开放思想，接受欧洲观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见起始的这一背景已经淡化。中国各阶层已不太仇视外国人。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白人是中国之祸。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种情况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讲道理，怀有偏见。中国人喜欢做贸易，有强烈求知欲，这两点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国人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这样，政治结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在商业方面丰富西方人的口袋，还可以在思想方面丰富我们的脑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欧美人住在租界。这里街阔灯亮，房子修成欧式，店铺里英美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人一般住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花哨，气味混杂，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景象。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第一眼看见上海，人们不禁会想，出门旅行有什么用。因为，这里跟自己熟悉的景象没什么两样。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欧洲影响力中心。而通商口岸几乎遍布中国，不只海岸城市有。汉口是重要通商口岸，但位于中国正中心位置。长江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地。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又把中国分成东西两半。这两条分界线在汉口相遇。在中国历史上，汉口一直是战略要地。北京到汉口通有铁路，原来是法国、比利时共有，现在还给了中国政府。武昌位于长江南岸，与汉口隔江相望，即将铺设铁路通往广州。但目前只有半程铁路到长沙。长沙也是通商口岸。修完武广铁路，再改善码头设施后，将大大提高广州的重要性，弱化香港的地位。

通商口岸主要开展商贸业务。但在长江下游以及一些矿区，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中国盛产棉花，多以手工办法加工，但也有一些棉厂采用现代方法生产。如果雇主看重的是低薪、低劳动力成本的话，那么兰开夏郡的产纱区就将前途堪忧了。因为，中国南方产棉，可就地取材，气候潮湿，愿意干苦力的人多的是。他们肯吃苦，不介意长时间劳作，所得薪水在英国工人眼中根本不够糊口。虽说如此，兰开夏郡不必害怕中国苦力薪水过低。中国要想竞争过英国，必须改进加工办法，开展培训教育，让中国工人拿到工资后能过上好日子。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作环境肮脏恶劣，工厂主冷酷残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么骇人的方法发展本国工业，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1909年，汉口在建的水厂

1909年3月，汉口的外国租界

工业教育

北京一所制作政府制服的现代工厂

技能培训

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特殊，跟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世袭贵族从中国消失已有两千年之久。上千年来，治理中国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所以，受过教育的人有那种执政任事贵族才有的威信与声望。虽然旧式传统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开始讲授现代科目，教育带来的威望依然存在，社会舆论仍然受到有学术资历的人的影响，但督军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很多督军，原先都是土匪山贼 [6] ，愚昧无知。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建立的政权脆弱不稳。少年中国的影响要比那些不尊学重教的国家大得多。在这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或者在国内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人。这样的影响也许最有望改变中国时局。因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快速增加。他们见多识广，志存高远，令人钦敬。再过十年，他们很有可能让中国复兴。当然，前提条件是，在这十年里，各强国不再采取激烈行动。

了解少年中国学派的观念和潜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谈谈他们有的一些思想心态。在我看来，中国明显可以分出两代人。老一辈中国人历尽艰险，走出儒家传统偏见，备尝孤独寂寞。新一辈中国人发现新式学府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现代视角的人往来其间，乐意给他们以体恤关爱，鼓励他们与家族抗争，告诉他们争执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辈人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外部世界交过战。他们与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的理性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必须历经艰难险阻，把思想从青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新科学、新伦理。试想一下，不让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信仰阴影一说，强迫他敬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该是多么神奇。这么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老一辈人得花几百年才能变成欧洲人。他们中有些人感觉这样做有点疲惫，体力有些不继，也失去了创造创新能力。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思想革命的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应该对他们的疲倦神情感到吃惊。

我们绝不能作这样的假设：一个有才能的中国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晓了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工业革命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如果别人劝说他们接受某些重要观点，他们会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播这种观点，而不是买下报纸头版头条，做广告、造噱头，或者在铁路沿线广告牌上写上“某某见解不凡”。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大有分别。他们从来不会把观点当成肥皂一样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们不欣赏刻薄残忍，不喜欢无所事事吹打热闹。他们扔掉了从小到大学习的偏见固执，还没有树立新的观念，但他们有真正开放的思维，能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然而，年轻一辈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些东西。他们经历过的困境比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们和上一辈人一样率直诚恳，但有更大决心发挥社会作用。也许青年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没费多大力气，就吸收了这些思想。所以他们不必经历一番精神冲突，就学到了知识。而且，他们一开始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知识，所以没有感觉到学习有多费劲。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学子虽然出身反动守旧家庭，但也不用对家庭言听计从，不像上代人那样碰那么多钉子。而且他们不仅从书本理论中，也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国尊老敬老传统有点过了头。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明德重于格物。当然，这种观点源于儒家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并不算错，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也不会不认同。再扩大一点来说，边沁主义者以前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这种观念。但现在，我们西方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效率压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无物。战舰可能就是这种看法的生动体现。我们在写起、说起一架飞机抛掷一枚炸弹，释放新发明毒气，毁掉一座城镇的时候，带着一种震颤。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恐怖骇人而震颤，但实际上是陶醉于找到了科学技能。科学是我们敬奉的神祇，我们会作《圣经·约伯记》中的祷词：“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听着这样的祷词，科学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他们的缺陷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诚意，什么都不缺了。我想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聘请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曾于1919年1月在英国公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从国民视角看中国林业》 [7] 。在这次演讲中，佘佛西证明（不懂林业的人也能作出明断），中国大部分抛荒地区都适合植树造林，完全没有必要进口木材用作铁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发源的山脉坡地上种植树木，可避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也一般对植树造林不感兴趣。原因是，植树造林跟修德关系不大。树木一般围绕坟墓而植，因为孔子说过树就应该种在那里。如果儒学不兴，就连坟周围的树木都会被砍光。但是怀有国家大义的中国学生学的是西方大学教的政治学理论，瞧不起林木用途这种不起眼的问题。学完议会两院之间有什么关系后，他们回到中国，发现一些督军把两院全部解散，这些人治国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编写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过。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现实，但我们的林业理论普遍适用。而中国学生最想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与之类似，关于工业流程的实践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国人更喜欢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这种学科只能在工业已经得到发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幸好近来已开始有明显改善。

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中国人，就连那些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希望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如果说中西道德准则真有区别的话，那么只有一点区别，即西方道德准则更坏。因为我们有更大精力，作的恶也更多。我们能教会中国人的不是道德准则，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学习西方知识，但不要去学西方的机器规矩观。

关于“机器规矩观”，我说的可能有点模糊。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论、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别于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非常邪恶。这是一种习惯，把人类当作原材料，比照着西方人的科学操纵法塑造成任何一种形状，去迎合我们的喜好。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的眼中，物质的本质由意志培养而得，无须洞察就能看透。这是一种狂热的道德信念，认为我们西方人的职责就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被帝国主义这一信条所惑，但却被布尔什维克论和基督教青年会所误。从这两种观点中，他们得到了两方面信念。第一，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专政。第二，冷水浴和哑铃有奇效。在西方，有这两方面信念的人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怀蔑视。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对某种信条的传播。这两种观念都相信政府、反对自然。我称之为“机器规矩”的这种观念跟人类宗教一样古老，不过是有了机器装置后，才呈现出新的形式，变得更加恶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反对这种观念。他的弟子庄子写了一篇寓言 [8] ，也表达了批评意见。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马蹄》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庄子是其主要门徒。虽然儒家取代道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学说，但这篇寓言蕴含的精神穿透中国人生活，深入内里，让中国人更加温文尔雅，包容宽厚，善悟善察，而西方人则更戾虐残暴。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好比是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看这些动物是否“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看到动物的怪癖行为而发笑。跟基督教青年会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兴致改变外国人的习惯，更没有我们西方人那种想给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衬衫、塞到裤子里、放到动物园观看的兴致。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彼此也包容宽厚。中国变成中华民国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砍掉皇帝的头，而是保留了皇帝的称号，留着他的宫殿，每年还给他400万美元（约合60万英镑）开销。目前，中国皇帝手下还有官吏、太监，仪礼如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或影响力。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试着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变你，对你横加干涉。他这样做也许带着讥讽或赞扬，但说话人不管是哪种口气，都善解人意，话里含着淡淡的幽默。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了不少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鸟：秃鹫俯冲盘旋，意在捕雀；鹰栖枝头，双爪紧握；禽鸟单足立于冰雪之上，意态萧索。所有这些画都透着体恤之意，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这种情愫可能恰恰就是尼采的反面。不幸的是，中国人的这种品质在沙场上派不上用场，遭到外邦竭力压制。但这种品质无比珍贵，西方世界难觅踪影。再加上中国人有细腻精妙的美感，这让中华民族可亲可爱。我们西方人正恣意而为，残酷暴虐，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我们摧毁那些雅致可爱的东西，来换取野蛮暴发户想要的粗滥快感。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曾翻译过唐朝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译名为《商人》 [9] 。这首诗表达得可能比我的观点还要准确，透视到了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

市人矜巧智，

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

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

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

乘化入无穷。

我真希望，西方文化使徒能对“玄真子”有些许敬重。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所以有必要寻找别的办法，解决远东问题。

[1] 《中日两国真相》第14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1年出版。另外，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第13页写着：“2000万人遇害。”请比较英国前驻清外交官E.T.C.沃纳所著《中国人的中国》（China of the Chinese ）第24页。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可考。但我想，2000万比1.5亿更接近真相。

[2] 1922年1月，张作霖到北京组建了一个政府，更显奴颜婢膝之态。吴佩孚下令其解散。一场冲突在即。参见附录。

[3] 这要怪孙中山。有人说，他与张作霖结盟。据说，广州军政府里的精干良才要数孙中山的同仁陈炯明将军。1922年4月24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陈已被免职。这些说法看来没有多少依据可言。见附录。

[4] 大豆日益成为重要产品，尤其是在满洲地区。

[5] 关于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有些作者对生育率是否真的很高持怀疑态度。我朋友丁文江给了我一本私人印刷的小册子。从中我了解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伦诺克斯博士对4000个家庭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每个家庭平均有2.1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为184.1‰。小册子中引用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周边生育率在30‰到50‰之间。如果没有数据，一定要慎重看待对中国人口问题所作的总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可用“两个前提、三个定理”来概括。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三个定理：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编者注）

[6] 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是重复他们的说法而已。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看法相反，他认为张作霖是风雅儒生。对比濮兰德所著《中国、日本和朝鲜》（China, Japan and Korea ）第104页，以及科尔曼（Coleman）的《揭开远东的面纱》（The Far East Unveiled ）第143页和146页。可以看出，濮兰德对张作霖的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诺思克利夫子爵曾经采访过张作霖，文章刊登在近日发行的《泰晤士报》上。张作霖自称有文学造诣。子爵当然无法对此作出评判。

[7] 刊载于1918年《北京导报》。（边沁主义者应指追随由边沁发展出的理论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编者注）

[8] 《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 ）第66页，翟林奈（Lionel Giles）译，约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译本请参见《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道家经典》第一卷，第277页。

[9]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170首中国诗歌》（170 Chinese Poems ），第95页。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邦莫过于日本。为了理解日本扮演的角色，有必要对这个国家作一番了解。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

读日本历史，最让人惊奇的一种情况是：几千年间，同一种力量、同一种信仰持续起作用。日本历史实际上也是以“维新”开篇，但这一维新跟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完全不一样。552年，佛教由朝鲜传入日本 [1]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华文明的了解更加深入。之前几个世纪里，中日偶有交流，彼此了解不多。日本人钟情这两样新东西，即佛教和中华文明。608年，两名日本学生（后来又来了很多）来到中国，意欲通晓中华文明。日本这个民族注重实验尝试。在向全国传播佛教以前，他们让一两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先去信佛，看看是不是比传统的神道教更有作用 [2] 。几度兴衰沉浮之后，实验结果明了，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受到青睐，得到朝廷承认，比神道教更有声望。但后者从未遭废止，在13世纪前一直是日本农民心目中第一大教。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6世纪，农家子弟丰臣秀吉还是对神道教这一“诸神之道”推崇有加，认为神道教比佛教好 [3] 。近代，神道教复兴。原因很可能是，日本国民中没有权势的那一部分一直都在信神道教。但就史书上的人物而言，佛教发挥的作用远超神道教。

1867—1868年明治维新的部分目标是恢复645年体制。而645年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恢复古昔盛时的政体。但古昔盛时立政的人有什么目标，我不敢妄言。情况可能是这样：645年之前，日本实行封建制，内乱不断，天皇权力已跌至最低点。天皇手中一直握有民事权力，但允许强藩控制军权，文官政府无权无势。与卓越不凡的中华文明接触后，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体制宜于仿效，中国人恪守的道德观念、信奉的宗教也应引介。中国皇帝是天子，所以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中国皇帝不论是励精图治，还是昏聩无能，都是万民之主，至高无上，日本天皇也必须是这样。

中国对645年日本大化改新的影响，以及欧洲对1867—1868年明治维新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默多克阐述如下 [4] ：

1863年夏天，长州藩四个年轻人偷偷上了一艘英国汽船。帮助他们上船的是苏格兰人。他们同情这几个年轻人，愿意帮他们到欧洲求学。但苏格兰人可能不知道，这四个人就是几个月前烧掉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的主谋。他们肯定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四人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这四个人是要去搞清楚西方文明秘密所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西方蛮族赶出日本圣土。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就在这冒险四人组之中。到了伦敦后，他们立马感到了失望。因为当地人跟自己见过的西方蛮族一个样，都让人鄙视。回到日本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宣扬一种新主张，得到很多人拥护。如今，日本在世界强国中盛气凌人的那种大日本主义观念与这种宣传很有关系。

尽管如此，608年去中国的两名学生“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更大，超过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因为，1868年革命运动的先驱对645—650年这一时期进行了回顾，从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他们认为，那两名前往中国的学生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可称之为‘民族医生’。”

从政治方面来看，日本在645年以及随后一个时期做的事情，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和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限制大贵族，抬高君主，整治军事混乱，代之以民事司法。推行这场运动的人称之为“改新”。“新”的程度与1867年明治维新一样。在1867年那场“改新”中，天皇权力也得到巩固提高，但引入西方思想却是创新。与之类似，在645年大化改新运动中，与天皇有关的事情是承袭旧制，而对传播中华文明有关的事情却恰恰相反。所以，这两次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奇怪的混合，既有复古倾向，又有改革倾向。

在大化改新以后到明治维新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力量争着抢着要主导人们的思维。这两种力量分别是：中国在理治、文明、艺术方面的思想；日本本土在藩制、氏族政治、内战方面的倾向。这种冲突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贵族之争很像。教会代表罗马思想，而贵族不满于现状，希望维护古条顿人的生活方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莎城堡向教皇格列高里屈服，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悔过。这两例都代表文明战胜粗鲁，与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相似。

645年之后，天皇政府掌了几百年实权，但渐渐受到武士摆布。不过，只要天皇有钱财在手（丧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就一直是日本最开化力量的代表。皇室学习中国文学，赞助艺术，重文尚雅。但朝廷贵族（自始至终都与军事藩主迥然不同）腐化堕落，软弱无能，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完全不可能执政任事。在这方面他们与中世纪教会有很大区别。没有人会说欧洲中世纪教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因此，欧洲教会常常击败世俗王公。日本情况则刚好相反。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及皇室越来越为人所不齿。

日本人热衷区分实权政府与名义政府，让后者装点门面，让前者执掌实权，这一点很让人奇怪。首先，天皇让位给幼子，自己出家为僧，但仍继续执政。后来，代表军权的幕府执掌大权，但仍以天皇名义行事。“幕府”一词就是“将军”的意思。我们称为“幕府”的这个人的头衔全称为：征夷大将军。其中的“夷”指的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第一任征夷大将军是源赖朝。1192年，天皇授给他这一头衔。但没过多久，幕府跟天皇一样，也变成有名无实的傀儡。按传统，幕府这一职位只能由源氏家族出任，但实权握在摄政手中，摄政以幕府名义执政。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德川家康出任幕府。德川家康是源氏家族成员，是那个时代权力最大的军事领袖，有能力独当一面。在明治维新废除幕府制以前，德川家康及其后裔一直行幕府之权。但明治维新没有改变名义政府后藏着实权政府的做法。日本首相及内阁对外代表日本政府，但真正的政府是元老和他们的继任者。关于这些人，我将在下一章予以详述。

佛教对日本人的作用让人想起基督教对条顿人的影响。最初，佛教和基督教在精神内涵上很相像，都倡导出世致圣，不理政事，淡泊财利，看重来世，教人恭温平和、逆来顺受。但这两种宗教都不得不经历巨变，才能契合崇武好战的蛮族人本能。日本宗派林立，与正统大乘佛教相去甚远。佛教成为日本全民信仰，染上嗜武色彩。大寺庙住持变身大藩主，僧众成军，稍遇事端，随时开战。围攻寺庙，群僧争斗，在日本历史上并不鲜见。

众所周知，日本在跟西方传教士、商人打了100年交道后，关上了国门，完全不与外邦往来。只有一种情况除外：荷兰人能来日本做贸易，但交易范围非常有限，且受到严密监管。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43年左右来到日本，最终于1639年遭到驱逐。这两个年份之间发生了什么，对理解日本富于启示意义。第一批葡萄牙人带来了基督教和枪炮。二者之中，日本人为了得到后者，对前者报以宽容。那时，日本几乎没有中央政府，各大名争斗不断。地处西南的九州岛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更不服中央权威管教，这个岛（长崎港即坐落于此）就是葡萄牙人登陆日本的第一站，他们在此最为活跃，用大船从澳门运来商品、火绳枪、耶稣会修士，还有火炮。日本人发现，葡萄牙人意在传播基督教，但一些大名为了拿到货物和枪支，情愿接受耶稣会修士洗礼。那时候的葡萄牙人似乎真的是急于找信徒，没有心思扩大贸易。后来，日本人开始反对传教士，但仍然希望跟外国人做买卖。此时，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能不对神父坐视不管。然而，如果葡萄牙人能够保住教宗诏书授予给他们的垄断权，一切都会进展顺利。这一贸易垄断权与耶稣会垄断传教活动连在一起。但从1592年开始，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跟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展开竞争，随西班牙人而来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带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们吵得不可开交。这些传教士不时地会遭到异教徒迫害。但就连这时候，他们也还是争执不下。他们给对方安的罪状，日本人自然信以为真。后来，日本人看了地图，得知西班牙国王坐拥广阔领土，就感到惊恐不已，害怕日本国土不安。1596年，西班牙“圣菲利普号”船在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途中，因无风助航，停靠在日本海岸。当地大名坚持要派人把这艘船拖到自己的港口，搁浅到沙滩上。手下人照办了。大名声称要霸占价值60万克朗的整船货物。当时，丰臣秀吉飞黄腾达，在日本一手遮天，感觉一介草民不劳而获得这么大一笔财富不免过分，于是派一个叫增田的人去跟西班牙船长见面。船长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只好吓唬增田。

他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指出腓力二世的广阔版图。增田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承认自己受一个人左右……船长直截了当说道：“最开始，我们的国王想征服哪个国家，就向那个国家派驻修士。修士会引导当地人信仰我们的宗教。等到修士取得重大进展后，再派驻部队，与那个国家的新基督徒对接。这样一来，我们的国王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让其他人乖乖臣服。” [5]

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腓力二世手中。听了这样的话，葡萄牙人也起了疑心。另外，荷兰人以前跟西班牙打过仗，跟日本做贸易时间不长，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关于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天主教徒的坏话都跟日本人说了。当时的英国女王是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一个船长威廉·亚当斯风趣健谈。他的船在日本失事，自然而然受到日本人盘问，他就把英国人知道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意欲征服英国、最终大败而归的故事讲了很多。当时的日本人对枪炮的使用和制造深谙于心，开始觉得从基督教国家学不到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三位伟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执政，统一了日本，摧毁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藩主，实现了国内和平稳定。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间跨度大约两个半世纪。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有可能实施任何与外国人及其宗教有关的政策。耶稣会修士和托钵修士在日本约有30万信徒，多数分布在九州岛。这个岛是最后进入丰臣秀吉控制范围的地区。岛上居民反叛权威。这种倾向不仅能从他们信奉基督教看出来，还体现在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从1867年开始，就是在这一地区发生了反对幕府的暴动。自大化改新以来，岛上大族萨摩族一直在中央政府握有重权。1877年，萨摩族发动叛乱。在16、17世纪发生的多次运动中，很难分清哪次是因基督教而起，哪次是仅仅对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不管是哪种情况，德川家康决意整治基督徒，就算丢掉对外贸易也在所不惜。他的继任者加大迫害力度，更不热心做贸易。1637年，基督徒暴动，遭到镇压。基督教全面遭禁，对外贸易被严令禁止，当政者措辞激烈：

只要太阳辉泽地球，基督徒就别妄想来日本。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便是腓力二世本人，甚或是基督徒信奉的上帝，抑或是祖鲁沙卡大帝违反这一禁令，他们也必须付出代价，奉上头颅 [6] 。

日本残酷迫害基督徒，暴戾程度令人发指。但这种迫害不是因为宗教上的排斥不相容，而仅仅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害怕基督徒站在西班牙国王一边图谋日本。就算是没有外国势力介入，他们也害怕基督徒暴动，反抗新立中央政权。这两种恐惧都不无理由。经济剥削这个词从现代意义来说，也还是没有跟政治支配分立。如果没有遭受侵略之虞，日本人不会不欢迎对外贸易。但他们似乎高估了西班牙的实力，不知道西班牙肯定打不过他们。那时候，日本军队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欧洲。日本人学会了使用枪炮，精战术，懂兵略。当时的都城京都是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有100多万住户。日本总人口可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所以，日本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挡住欧洲派来的远征侵略军是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按丰臣秀吉的想法，拿下马尼拉对日本都不成什么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看到一张世界地图上画着北美洲、南美洲，这两大块陆地全都属于腓力二世，该是多么让人害怕。此外，日本政府让人伪装成基督徒到欧洲做神父。这些人见到了教皇，渗入到了西班牙议会，了解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种种图谋。后来，这些间谍回到日本，写了报告呈递给政府，不由得让人更害怕。因此，日本人决定不再与白人有任何交流交往。所以，不论日本的锁国政策遭到什么样的反对，我还是觉得这一政策不能算是愚昧不明。

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到1853年马休·佩里率舰队从美国来日本之前，日本完全不受外来侵扰，也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看到美国舰队，日本人发现原先学到的枪炮知识已经过时，有必要再向西方国家学习，也有必要废止锁国政策，直到学成为止。等到日本人学成出师，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时期的隔绝孤立。

[1] 关于古代日本，有一本书写得最好。书名为《日本史》，作者是詹姆斯·默多克。涉及较早时期日本历史的那一卷，由基根·保罗出版社于1910年出版。而叙述历史时期较晚的那一卷出版时间较早，书名是《早期对外交流世纪（1542—1651）的日本历史》，由詹姆斯•默多克与艾索山形合著，神户日本编年史办公室1903年出版。我把这两卷分别称作默多克1、默多克2。

[2] 默多克1，第113页及后页。

[3] 默多克2，第375页及后页。

[4] 见默多克1，第147页。

[5] 参见默多克2，第288页。

[6] 参见默多克2，第667页。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现代日本独具一格，不仅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在整部世界史上也是如此。日本把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多数欧洲人会觉得这些元素根本放不到一起。而且，日本不落窠臼，落实了一项计划，其新奇独到之处很难在人类历史上找得见。现在的日本几乎就是1867年明治维新领袖心目中的样子。许多大事件发生，全球前所未见：美国崛起，俄国衰退，中国建立共和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震动得七零八落。但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前前后后，在明治时代之初，日本政治领袖就沿着自己的路往前走，而日本举国上下都跟在这些领袖后面，愈发坚定忠实。日本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巩固、扩张日本帝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创造了一种新型政策，把赋予现代美国与布匿战争期间古罗马的力量之源结合在一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物料组织形式、科学知识与《圣经·约书亚记》中希伯来的人生观融汇为一体。

1867年以来日本发生的巨变让人惊叹。人们有理由为之惊叹。但更让人惊叹的是，日本人学了那么多的知识，生活方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日本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却没发生多大变化。还有一点，日本发生的变化本来应该朝着大家期待的方向发展，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科学本应该让人更理智，但科学知识在日本传播的同时，人们对天皇愈发崇拜，鲜明体现了日本文化与时代潮流不相一致的特征。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理论来看，日本这个国家非常有趣。日本的东西结合极为奇特。从表面上来看，日本更像是东方。但在国民效率方面，又完完全全是西方。东西方元素到底在日本融合了多少让人怀疑。日本人兴奋之中含着紧张，暗示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刻意而为，且不乏压力，但这有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

纵观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可以看到两股脉络。一股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相似；另一股从封建时代沿袭而来，更像是1745年前发生在苏格兰高地上的政治。我本无意叙述日本现代史，只想对主导日本大事件和运动的力量予以大致描述。这样的阐示不无必要。关于日本政治，好书很多。其中要数麦克拉伦（McLaren）的《明治时代1867—1912年的日本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7-1912，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16年出版）最为详实丰富。关于明治时代早期日本风貌，当然要数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书最有价值，书名是《诠释日本》（Japan, An Interpretation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开始意识到，在让人耳目一新的樱花背后，隐藏着日本国民品格的阴暗面。我对樱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到日本时，樱花还没有开放。

1867年前的日本是一个封建氏族联邦，中央政权握在将军手中。将军本人就是氏族头领，但对其他氏族中权力比他更大的人没有绝对支配权。将军一变，日本历史就改朝换代。但自17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川氏族成员担任幕府将军。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除去执政前期以外，日本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外交流，仅和荷兰人开展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现代伊始，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强制性放开对西方贸易；第二，幕府从德川氏族手中转到萨摩和长州两个氏族那里。今天依然是这两个氏族行使幕府将军职权。不了解日本统治力量及其在幕藩制度下的根系，就不可能理解日本、日本政治，以及种种可能情况。因此，我准备先阐明日本国内时局发展状况，随后再谈谈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从名义上来说，1867年发生的事情是：天皇重新执掌权力。而在此之前，自12世纪末以来，将军势头完全盖过天皇。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天皇似乎一直被普通老百姓尊为圣人。但在各种事务中，天皇没有发言权，不受将军待见，如果行为不端，还有遭罢黜之险，而且常常得不到资金扶持，生活极端贫困。

这样一个皇室中人因为无足轻重，在日本早期对外交流期间，耶稣会修士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竟然还有皇帝。在他们眼中，日本天皇似乎相当于罗马教皇。区别仅仅在于，日本天皇无意于现世权力。荷兰作家也一样，习惯把将军称作“陛下”。每年他们会从长崎港内的出岛旅行到江户。沿途只有京都，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能让他们自由走动。这种特权很可能是德川幕府授予的，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皇室地位有多轻。马休·佩里曾给江户的将军送去了一封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亲笔信。西方列强派驻的大使中没有一个在与江户权威打交道时，会怀疑自己偏离了权位中心。

有鉴于此，要弄清幕府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必须另找解释，不能仅凭据日本官方正史。因为正史是这样写的：纵观日本历史，皇位神授 [1] 。

简要来说，最终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由几种很不相同的力量混合而成。看古书的人发现，天皇在10世纪时握有实权，因此希望恢复古制旧风。也有一些爱国人士看到将军向白人屈服，还跟他们签订商业条约，感觉很恼火。还有一些西部氏族，从来都不愿对将军言听计从。我们再从麦克拉伦著作第33页引用一段话：

光复皇权的运动与大国沙文主义，或者说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可用“尊皇攘夷”这一表达来总结。这一说法似乎表明，荷兰学者引介外国科学成就、启发日本民智的做法让人厌恶，但也不能据此草草下结论。因为，“攘夷”这一口号直接针对的是佩里及其他外国列强派出的使节。而且这个口号并不表示日本人不愿学习外国在武器或军事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在1853年前很多年里，萨摩、长州以及西部其他氏族一直忙于生产制造枪支，演练枪法。他们特意将学习欧洲科学的日本学生的发现用于实践，挺立在明治维新的潮头浪尖。

这一段话点明了激发现代日本一直走到今天的那种精神。

明治维新是一场保守甚至是带有反动性质的运动，这跟西方惯有的认识不一样。默多克教授在其权威著作《日本史》中这样写道 [2] ：

时局发展迅速，让人吃惊。在解释这种情况时，欧洲多数作家和评论人犯了很大的错误。就连他们中间那些很有思想见地的人在解答这一未解之谜时，也用的是“模仿”这种很肤浅的说法。但日本人保留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单位。我们西方以单个的人为社会组织单位，而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此外，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虽然和欧洲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靠模仿、借用、改造得来。这种相似只是偶然现象。1868年，日本政治家推翻德川幕府政权。1871年废除幕藩体制。得知民众希望建立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机器时，这些政治家没有去欧洲找模型，而是回顾本国11、12世纪的历史，重新启动藤原镰足和幕客在645年以天才构思创造出的行政管理机器，随后又花了五六十年的时间进行补充、强化、组织。今天，日本的十大臣内阁、大臣管理的各“省”及其官员是中国“八部”的现代翻版。这样的组织形式早在7世纪就已确定……现有行政体系的确是舶来品，但既不是在几十年前借用或改造来的，也不是借用或改造欧洲体制。现有体系可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复兴过来是为了一解现代燃眉之急。

结果是，萨摩和长州两氏族控制了天皇，抬高其地位，使之成为抵抗外国人的象征（将军曾与外国人签订条约，不得人心），倡导民族主义，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在几位精明强干的领导人推动下，日本批准了一项政策，并持续贯彻实施，把自己的国家从西方贪欲下无助的牺牲品变成了世界强国。在此期间，日本废除幕藩体制，赋予中央政府无限权力，创建强大的海陆两军，接连打败中国、俄国，吞并朝鲜，控制中国东北，发展工商业，实施义务教育，通过学校教育、历史神话专项研究让天皇崇拜深入人心。

人为创制天皇崇拜是现代日本最意味深长的特征之一，可以当作其他国家的楷模，让这些国家也想出办法，防止国民具备科学思维、听从理智行事。在东京的日语和哲学教授巴兹尔·霍尔·张伯伦非常了解日本人。在这方面，没有几个欧洲人能比得上。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新宗教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 ），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出版。这本书见解深刻，我读后很受启发。张伯伦教授指出，近代以前，日本人信奉佛教，几乎排斥其他任何宗教。上古时期，日本本土有一种宗教叫神道教。这种宗教虽然一直没有消失，但信徒比较少。然而，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神道教一跃变成国教，还完善了教义教规，以适应现代要求 [3] 。现在，日本人当然更钟情于神道教。因为，相比佛教而言，神道教土生土长，是民族宗教，还是部落宗教，不是那种想要吸引全人类的宗教。神道教的所有教义都是由现代日本政治家阐发而来，目的是美化日本和天皇。

张伯伦教授指出，明治维新推行一段时间后，天皇才受到尊崇。在此之前，天皇人微言轻。我引文如下：

人们不得不清醒面对的事实是：从有史之初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对君主漫不经心。天皇遭到废黜、暗杀。几千年来，谁接替了皇位，谁就要面临诈谋倾轧、血腥暴力。天皇被流放的不止一个，有些人还在流放途中被杀害。漫漫千年间，权臣当政。权臣走马灯似的更换幼君，看他快要成年就逼他退位。有一个时期，权臣酷虐，太阳后裔生活拮据，天皇太子被迫卖字求生！但有权有势的派系里，没有一方站出来反对。即便在明治天皇在位的当下，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还是有两拨叛党，一拨在日本某地拥立新皇帝，与天皇较劲，另一拨宣布建立共和制。

最后这句话虽然道出了严峻的历史事实，但让那些只了解20世纪日本的人很难相信。教育普及的同时，迷信也在盛行。暴力反抗天皇不可想象。在一次次的政治冲突中，只要天皇一介入，就连最戾虐的人都会收手。虽然现在有了国会，但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可比肩任何一个专制君主。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国。宗教、艺术、文字、哲学、伦理，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国模型复制而来。日本历史于5世纪开篇，而中国历史可向上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种史实很伤日本人颜面，所以他们把古代史搬到很久以前，造出的理论跟罗马人是埃涅阿斯后裔的说法差不多。我再引用张伯伦教授的观点如下：

纯正不掺假的日本历史发端于5世纪。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对6世纪日本发生的事情谨慎看待。日本学者跟我们一样清楚这一定论。但日本官僚不愿意让人们了解这种情况，害怕招来是非。他们不强制国民信仰民族神话，但要求对民族历史传奇一字一句深信不疑。那些偏离正统路线的日本教授就要遭殃，妻儿有可能饿死（在日本，每个男性就算年纪不大，也要娶妻生子）。上自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下至学生学习手册，这一荒谬的历史起始年代随处可见。

虚构古史的问题可能不那么要紧，就跟西方的教区牧师假装相信圣经，有些人觉得这种装模作样无伤大雅一样。但日本古史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含有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就是，毫不留情地压制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张伯伦教授撰写的小册子上还有下面这段话：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自然崇拜形式，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而现在，却有人把它从橱子里拿出来，掸去上面落满的灰尘。毋庸置疑，普通老百姓还是钟情佛教，大家愿意庆祝的节日都与佛教有关，亡人仍在寺庙下葬。但统治阶层决意改变这一切。他们执意强调神道教中关于天皇是日本太阳女神直系后裔的这一教义，认为天皇就是地球上活着的上帝，臣民尽忠天皇合情合理，法律、宪法等仅仅是天皇慷慨送出的礼物而已，与民权没有任何关系。自然而然，政府各级大臣官员不是公仆，而是执行最高权力，也可以说是超自然权力的卒子。神道教与皇室有关。单就这一点而言，神道教就应该得到尊崇。

所有这些不仅反映在理论上，日本政治的实际基础即由此构成。天皇受德川幕府蓄养几百年后，又被萨摩和长州两氏族俘获，自此受这两族控制。萨摩和长州有五位政治代表，人称元老，有时也误称为枢密院。目前仅有两人健在。宪法没有规定元老这一职位，但他们能让天皇言听计从，他们让天皇说什么，天皇不敢不说什么。因此，元老权力极大。但国会、舆论倒戈的事情也屡有发生。不过，元老总有办法行使自己的意志。原因很简单，能让天皇开口的是他们，而天皇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胆敢违抗。元老自己不就职，而是选任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出了什么事，这些人要担责。元老是日本真正的政府。只要天皇不被其他集团党派控制，元老会一直掌权。

在爱国人士眼中，元老通达人情世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政策会更偏向于大国沙文主义。濮兰德等为日本辩护的人士总跟我们说，日本有一个秉持自由开明主张的政党，反对军国主义。用不了多久，这个政党就会主导外交政策。我不认为这种说法真实可信。毋庸置疑，有人正在大力推动增加国会权力，让内阁对国会负责。也有这样一种情绪，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应该对内阁和首相负责，不能仅对天皇尽责 [4] 。但如果日本实施民主制，不意味着其外交政策会少一些大国沙文主义。日本有一个社会主义小党，的确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穷兵黩武。而且，随着日本工业实力的增强，这个政党会随之发展壮大。但所谓的日本自由党跟政府一样，都秉持大国沙文主义，日本舆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几次，元老的确力排众议，让日本民族免于犯错。而如果日本实施的是民主制，这样的错误肯定不可避免。比如，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那一次最耐人寻味，鲜明体现了日本政治特点 [5] 。

1905年，对马岛和奉天两场战役过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俄国在海上再难有所作为，日本在陆上再无施展空间。俄国政府在满洲厉兵秣马，又修好了西伯利亚铁路，急于再把战争打响。日本政府则相反。他们心里清楚，预期目标已经实现，很难再筹措款子把战争打下去。于是，他们悄悄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鼎力相助，希望与俄修好。罗斯福总统邀请交战双方出席和会。俄国政府面临两种情况：一方面，国内有和平党派，实力强大；另一方面，革命一触即发。因此不敢拒绝美国邀请，尤其是考虑到中立几国都同情日本。而日本急于求和，故意引导俄国作出这样的猜测：日本欺人太甚，失去全世界同情，让俄国和平党派有机可乘。日本重点作了这样的暗示：日本绝对会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实际上，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要赔款，但日本国内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一点，外人更是一概不知。俄国人认为日本人肯定不会在赔款方面善罢甘休，因此慷慨地答应了日本在其他方面的要求。让他们又惊又怕的是，他们收拾好东西，正要退出和会时，日本人宣布（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自己接受俄国人的让步条件，放弃赔款请求。此言一出，俄国政府和日本人民都很气愤，感觉自己受了捉弄。前者原本以为，不答应赔款，在别的条件上让步，就不可能讲和。后者原本以为，日本政府在赔款方面绝对不会让步。俄国爆发了革命。日本发生了暴动，媒体骂声一片，政府下台。当然，这个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因为，真正的权力自始至终都握在元老手里。发生了这种情况，没有人会怀疑元老求和的决定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正确无误，也很少有人怀疑，日本人不用心机诈术，就能换来和平，对自己有利。

不熟悉日本情况的外国人知道日本有国会，众议院由选举产生，据此以为日本至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讲究民主。这是一种误判。有一点不假：伊藤博文参照德国制定宪法，并于1889年颁布宪法。日本在西化过程中，学的一直都是德国，只有海军是照搬英国经验。但日本宪法有多处与德国不同。首先，德国国会选举人资格是，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有选举权。而日本有财产限制，这样一来，只有25%的成年男性有资格。但这不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日本天皇与德国皇帝比起来受到的权力限制要小得多。还有一点也不假：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以下方面没有差别，即日本各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对天皇负责，而且是各负其责，不是集体负责。陆海军大臣必须是上将。他们不从首相那里听取号令，而是各自听从陆海两军权力机构做出的指示。这两个机构当然受天皇控制。在德国，国会握有财政大权。而在日本，就算国会拒绝批准预算，也仍然可以用前一年的预算。国会休会时，天皇诏令可作临时法律。但德国宪法没有类似规定。

宪法批准，是因为天皇开恩。提出批评修改意见是不敬不忠，是在暗示陛下构思不尽完美。要了解日本宪法，有必要配着同时期颁布的伊藤博文《宪法义解》一起读。科尔曼对宪法总结得非常准确，内容如下 [6] ：

日本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伊藤博文在《宪法义解》中写道，“所谓统治，指的是在位天皇集国家主权、国家政府和臣民权利于一身。”

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伊藤博文对这一条的注解只有日本人才想得出。他说：“神圣皇位在天地初分时而设。大日本帝国神圣天传。天皇高于所有臣民，务得尊崇，不可冒犯。天皇的确应重视法律，但法律无权问责天皇。天皇本人不仅不可受到一丝一毫的非礼不敬，还不得受到毁谤、议论。”

日本天皇依据日本宪法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天皇召集国会，并决定开会、闭会、休会、解散事宜。国会闭会期间，天皇可下诏令代行法律。海陆两军由天皇统帅。天皇对外宣战、讲和、缔结条约，颁布大赦、特赦、减刑诏令。

关于国务各大臣，日本宪法第55条规定：“国务各大臣应向天皇建言献策，并对所提建议负责。”

伊藤博文对这一条的注解表明了他解释宪法的意图：“如国务大臣失职，应由天皇认定其责。只有天皇有权任命、罢免大臣。除了天皇，还有谁能任命、罢免、惩处国务大臣？宪法已规定任免国务大臣是天皇的权力。所以，国会没有法定权限认定大臣责任。但国会有权质询大臣，并要求其做出公开答复，也可向天皇陈述意见。

“首相向天皇申述国务，并视天皇意愿，说明施政概况，以及由他负责的各职能部门的情况。首相职责范围很广，并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其他国务大臣，他们对分内事务各负其责，不承担连带责任。原因是：首相、国务大臣等由天皇亲自任命，各方面行动受天皇意志左右。首相本人无权控制其他大臣所在职位，大臣也不应依附首相。在一些国家，内阁是一个整体，大臣不是各自尽责，而是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制度的弊端是：党派联合，权力最终超越君主。但君权至高无上。所以，根据我国宪法，这种情况永远不受认可。”

日本国会权力不大，但在其成立后的前四年里（1890—1894），接连惹恼政府。1894年前，日本政策多受伊藤博文掌控。伊藤反对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明治时代前半段的政治人物主要关心推行现代教育，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直面西方列强，维护日本独立，暂时不打算实行帝国主义扩张。伊藤就是这种明治维新老派政治家的代表。他们主要借鉴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实施治国方略。当时，俾斯麦不让德国贸然行事。不过，当看到国会难以控制时，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家又转向俾斯麦最开始担任首相时用过的政策，找到实例进行模仿。那时，俾斯麦初掌大权，普鲁士议会竭力反对。俾斯麦发动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取得辉煌胜利，驯服了议会。与之类似，1894年，日本政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很快得到国会的热烈支持。从那时到现在，日本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激烈反对，做好事的情况倒是除外，比如《朴茨茅斯和约》。为弥补自己做了好事，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犯下深重罪恶，每作一次恶，总能得到国民应和。伊藤博文对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不过到了后来，他又开始反对新制定的掠夺战争政策，但无力阻止 [7] 。他反对战争，让人反感，最终在朝鲜遇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直在追逐帝国主义事业，并大获成功。这份事业的本质是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我将在接下来两章中讨论。目前来看，这份事业遏制住了任何发展民主的倾向，日本国会跟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议会一样无足轻重。今天这种体系会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猜不出来。如果日本对外打不赢战争，现存制度很可能会消失，日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国民士气也会低落下去。我不认为日本肯定会跟德国一样打败仗。没有战争硝烟的外交失败会产生一个更加开明的政权，无须发生革命就能实现。但日本有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工业化。日本要想成为一个强国，不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日本人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增加工业产量。发展工业还能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口。日本人不可能移民到英语国家，也不会迁到亚洲大陆，因为中国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够激烈的了。因此，只有一条路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那就是把这些人吸收到工业化大生产中，生产商品，出口到国外，换钱买回国外的食品。日本要发展工业化就得控制中国，因为日本本土工业原材料极少。而如果要和欧美公开竞争获取原材料，则来源不稳，成本不够低廉。再者，靠进口食品维持民生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日本走帝国主义路线、建设强大海军的动机跟英国很像。但要实行这种政策，就要开征高税收。而要在中立国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让工人长时间工作，开的工资只够让他们糊口。比如，在大阪棉纺行业，大部分生产任务是由女孩儿完成。她们不到14周岁，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日均薪水在1916年是5便士 [8] 。日本的劳工组织刚成立不久，社会主义思想也刚刚萌芽 [9] ，但如果工人越来越多，工时没有明显缩短，工资没有显著提高，二者肯定会发展、传播。当然，日本政策非常僵化，不可能自动调整适应社会主义思想，为工会服务。恰恰相反，政府下大力气扼杀这两种理念。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会也不认同天皇崇拜，以及日本建国的那一整套神话大杂烩 [10] 。因此会有这种可能：再过二三十年，日本得到和平繁荣发展。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雇主、官僚两方发生惨烈的阶级冲突。如果在这种冲突发生的同时，农民也心怀怨怼，就很难预料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因此，日本面临的问题非常棘手。为养活新增人口，有必要发展工业。为发展工业，有必要控制中国原材料。为控制中国原材料，有必要不顾欧美利益行事。为此，必须壮大海陆两军。而这意味着靠日薪活命的人生活困窘不堪。工业发展，靠日薪活命的人生活贫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心怀不满，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断增多，贫困阶层不尽孝道，不崇拜天皇，内阁制度依凭的整个根基不断受到威胁，情况越来越危急。从外部来看，日本面临对美战争、中国复苏之虞；从内部来看，日本很快面临无产阶级革命之险。

种种险境下，只有一种逃生办法。那就是，降低生育率。但这种想法不仅会招来军国主义者的憎恶，还与日本宗教道德相悖。因为，对前者来说，人口减少，意味着炮灰供应不上；对于后者而言，爱国主义和孝道是根基。因此，日本要想崛起，就必须加大向西方学习的力度。不仅从西方学习机器生产流程，了解基本知识，还要改变理想信念，重塑宗教观、人生观。必须让国民有自由思想，敢于怀疑现状，减弱随大流、人云亦云的本能。做不到这几点，人口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灾难或早或迟，不可避免。

[1] 前引麦克拉伦著作第19页。

[2] 第一卷，第20页，基根·保罗出版社1910年出版。

[3] “古时乡村神社的神官对神道教作了什么样的阐发，我们已无从知晓。经过精心筛选编排的官方神道教肯定不是佛教和中国文化引入之前大和民族信仰的那种神道教。官方神道教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的观点有理有据，但得不到重视。”（默多克1，第173页）

[4] 但这一运动力量有多大让人怀疑。默多克（前引著作第162页）说：“1910年，陆海军省是大日本帝国最强大的机构。如果有一个政党成立政府，误打误撞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陆海军省仍然可以等闲视之。因为，即便是最极端的政党领袖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陆海两军事务不属于政党政治范畴，而由陆海两军总司令和日本天皇专门管辖。日本公务人员没有一个像帝国伟大的船长、水手那样头顶贵族、高级职位等头衔，还享受丰厚报酬。而在中国，兵士就算不是贱民，也完全被当作不开化的蛮夷。虽然官府出台有一定优待政策，但仍带有鄙视意味，态度傲慢。”

[5] 下文摘自前引麦克拉伦著作第十二、十三章。

[6] 参见《揭开远东的面纱》，第252—253页。

[7] 参见前引麦克拉伦著作第227、228、289页。

[8] 前引科尔曼著作第三十五章。

[9] 参见《日本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日本编年史办公室192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非常珍贵，记述了这一方面的时局发展情况。

[10] 1922年2月7日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东京记者发来的一则电报，与元老山县有朋的葬礼有关，大意如下：“今天，国会传出了一桩恶行，不为山县有朋国葬拨付丧葬费。该决议由大阪选区议员提出。有人认为，该议员是去年成立的议会工党的发言人。该议员说，元老山县有朋没有为国家出过力，虽然接受至尊礼遇，却与全人类为敌，压制民主制度。决议是否会通过，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此次事件有这样一个特征意味深长：倡议者能正式提交决议，并获得必要支持。”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在详细讨论日本对中国政策以前，我想提醒读者警惕“黄种人”惯性思维，好像中国和日本曾经结成过某种联合体。当然，乍一看，我们的确可以把中国和日本分成一组，与欧洲和非洲人种作对比。首先，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有人种之亲。但人种之亲对政治、文化的意义微乎其微。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肤白发浓，社会地位低下，在日本人眼中是蛮族。日本人宣称，阿伊努族是白种人，跟我们西方人很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须发浓密的阿伊努族人。我怀疑日本人居心不良，想逼着我们认远亲。但即便阿伊努族人真的是雅利安人后裔，也证明不了他们跟西方人有什么共同点。相比之下，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共同点比跟我们的更多。文化相似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同族同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直到今天，日文跟汉字几乎一样。日本人仍然信奉佛教。而他们信奉的这种佛教教派也是从中国传来。日本伦理根基中的忠诚、孝道都是儒家提倡的美德，随着中国古文化的其他方面传进来。但即便在欧洲影响侵入以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国民品格已经有很大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源相似的观念思想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从秦始皇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开始，就一直是幅员辽阔、实施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与安南人、缅甸人、蒙古人，甚至是印度人等外域民族往来频繁。而日本是依岛而建的王国，除朝鲜、中国外，几乎不对外交流，与中国也只是偶有来往。日本社会分成若干氏族，彼此征战不断，具备封建骑士制的优缺点。但他们对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或行政管理问题漠不关心。把孔子的思想观念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日本社会并不算太难。因为孔子在世时，中国诸侯国林立，就连圣人孔子本人都是这样一个诸侯国中的朝臣，跟魏玛时期的歌德差不多。但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和日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也是自然而然。

比如，在旧日本，忠于氏族首领是至德。这种德一经扩大，就变成了今天的爱国主义。如果势均力敌的几方经常发生冲突，人们自然而然会赞美忠诚这种美德，不仅在幕藩时代的日本是这样，在现代国际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则相反。权力稳固，帝国辽阔，江山千年流传，忠诚不是迫切需要，而稳固产生了一套不同的美德。比如，殷勤有礼，体贴周到，折中妥协。而现在，稳固不再，中国掉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土匪遍地，各自为战。中国人很难因时而变，变得爱国，变得残暴冷酷、肆无忌惮。日本人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几百年来，身在幕藩无序状态下的他们一直被灌输要适应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就发现，西方影响只是让日本和中国原本就有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现代中国人喜欢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但不喜欢我们的机械工巧。而现代日本人喜欢我们的机械工巧，不喜欢我们的思想观念。

从一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当作一个整体，但必须把日本排除出去。俄国、中国、印度有广阔平原，适合发展小农种植农业，容易被成吉思汗式的帝国所统治。这种帝国以武力夺天下，重视军功。有了现代铁路后，这三个国家更易受到一个中心的控制，比以前时代更加稳固。他们可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面对外部攻击毫不怯弱，能够做到商业独立，可以强大到对进步视若无睹。在他们眼中，进步说不定哪天就能实现。比如，俄国恰巧诞生一位伟大君主，具备德国人的组织调度能力。但日本完全站在上述种种可能的秩序之外。日本和英国一样，必须仰赖商业贸易才能做到国强民富。到目前为止，日本还不具备与商业贸易国家相匹配的开明自由思维，一心只想壮大军事实力，渴望在亚洲攻城略地。这种政策与中国和俄国相左。目前，这两国处于劣势，日本因此得逞。但中国和俄国迟早会重拾力量，到了那时，日本现行政策固有的弱点就会暴露无疑。

采用这种政策自然是因为日本有两种不太相容的野心抱负。一方面，他们愿意捍卫亚洲，反抗白人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以平等身份加入西方强国，列席盛宴，压榨那些杀人效率不高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抱负应该能结好中国和印度，但与白人交恶。第二种抱负已经产生了英日同盟，而且结出了果实——朝鲜遭吞并，满洲和内蒙古实际上也被日本收入囊中。日本是国际联盟一员，位列凡尔赛五大强国、华盛顿三巨头之席。表面上，日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国，但心里想的是称霸亚洲。为此，他们支持黄色、棕色人种（不包括黑人）获得解放，不受白人暴虐统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神户商会发言时称：“有三亿印度人望着我们，把他们从英国奴役的枷锁下解救出来。 [1] ”在远东，我问了很多英国人，我们的政府能从英日同盟中得到什么益处。在我看来，似乎只有一个答案能让我们理解政府的动机。那就是，结成同盟后，日本会在印度少做一些反英宣传活动。话虽如此，有一点不用怀疑：日本人会在印度人面前变身反抗白人专政的卫士。蒲雷 [2] 引用京都帝国大学市村博士的见解，列出了白人的种种罪状：

（1）白人只把自己当人看，认为有色人种的文明是下等的。

（2）白人极度自私，只顾自己利益，对自己眼中的劣等人的利益视而不见。

（3）白人对自己的人种沾沾自喜，骄傲自大。向别人索要特权，拿到手后，还想再拿。

（4）白人在各方面都走极端。与有色人种相比，他们不仅人多，心眼还坏。

（5）白人崇拜金钱，以为金钱在手，万事不愁，为赚到金钱不择手段。

在我看来，以上列举的白人种种恶行完全公允。有人可能会觉得，从这种角度看西方人的那个国家极力想变得跟西方不一样。但这不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观念。日本人的想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有必要模仿西方人，越像越好。我们应该能看到，在欧洲人对中国人犯下的一长串罪行中，没有一个是日本人不曾做过的。日本人压根就没想过要对中国平等看待。而且，虽然日本人希望白人对自己平等看待，但他们又觉得日本比任何一个白人国家都高出不止一星半点。日本的真实欲望是超越白人，而不仅仅是与白人平起平坐。大隈重信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说出了这层意思：

白人把世界当作自己的财产，以为别的人种都比自己差得远。白人妄作判断，以为白人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统治全世界，自己愿意怎么来就怎么来。日本民族深受这种观点所害。这是一种错误。因为日本人不比白人低劣，而是和他们完全平等。白人与天意作对，就让他们去遭殃 [3] 。

引用名人的话说日本是万国之雄并不难。我们也可以从北半球数到南半球的厄瓜多尔，引用名人的话，说这些国家也都是万国之雄。最让我们忧心的不是日本的动人说辞，而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与朝鲜有关。战争爆发之前，中日商定，双方提前协商好才能插手朝鲜国事。日本人称中国违反约定。双方都不对。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双方都想打帝国主义牌，因此形成了竞争关系，产生了冲突。中国人不经打，败得一塌糊涂。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中国一直不敢用武力反抗外国势力，只有民间的义和团运动是个例外。因为遭到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人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英国则袖手旁观。俄国人觊觎朝鲜，法国人跟他们结了盟，据推测德国人也已经加入，因为皇帝威廉二世惧怕“黄祸”。三国一插手，俄日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已经在朝鲜站稳脚跟，日本并不会太在乎，但俄国一进来，就成了日本的心头大患。俄国人不是白白跟中国人做朋友，他们获得了旅顺和大连的租约，在满洲得到了修铁路、开矿山的权利，修通了东清铁路，直通满洲，把旅顺和北京跟西伯利亚铁路、欧洲连在一起。取得了所有这些成绩以后，他们开始行动，渗入朝鲜。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如果1902年英日没有缔结同盟，也许就不会有俄日战争。在英国政策中，这一同盟一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日本对外政策却以这一同盟为基石。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例外。那时，日本原以为德国会赢。英日同盟约定，如果一方同时受到两国攻击，另一方必来救援。当然，这一同盟最开始是因为害怕俄国而结。而且还考虑到了这一点：一旦俄日、俄英爆发战争，必须阻止俄国政府找法国当帮手。1902年，英国和法俄两国交恶。日本仍对俄国怀有敌意，一直到1907年《海牙公约》取代《朴茨茅斯和约》，才有所缓和。英日同盟很有效用，让双方在俄日战争中各自达到了目的。体现在：法国没有联手俄国；日本雄视海上；俄国变弱，抱负受挫，让英国有可能在1907年与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没有这份友好关系，1904年建立的英法友好关系也就失去了作用，打败德国的英法俄同盟也就不可能成立。

没有英日同盟，日本就得独战俄国，还必须跟法国交手。这在当时为日本能力所不及。因此，日本崛起迈出的关键一步与英国支持分不开。

日本打赢了俄日战争。这一仗打得很值。俄国不再干预朝鲜，把旅顺、大连，以及长春以南的铁路拱手让给了日本。这段铁路有几条支线，日本打败俄国后改称南满铁路。大连距长春437英里（1英里≈1.6千米），长春位于哈尔滨以南150英里。日本把大连用作满洲的贸易港，仅将旅顺用作海军基地。关于朝鲜，日本一丝不苟地遵照西方模型，步骤如下：俄日战争期间，日本签订条约，确保朝鲜独立及主权完整；1910年，吞并朝鲜；此后，不择手段压制朝鲜爱国人士。日本做的这些事让他们言行一致，完全做到了与白人平起平坐、不分尊卑。

日本人不仅占有南满铁路，还垄断了南满铁路修筑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开始通过垄断铁路控制中国广大地区。在此，我们可引用蒲雷对法库门铁路事件的记述 [4] ，了解日本人如何获得南满垄断权。

1907年11月，清政府与梅萨思宝林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中国皇家铁路从新民屯向北延伸到法库门，所需资金由这家中英公司筹措。日本对这份合同表示抗议。理由如下：第一，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三国签订的《北京条约》有一份秘密协议做附件。协议载明，“中国政府不得在南满铁路周边，或与之平行修建任何干线，也不得修建任何支线，损害南满铁路权益。”第二，1902年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不经俄方同意，中方不得以新民屯为起点修筑铁路。根据《朴茨茅斯和约》规定，日本继承俄国权利。不经日方同意，不得修筑拟建铁路。日本的外交措辞非常强硬，最后发出一份外交通牒称，如果日本有误，显然只有俄国才有权过问。

清政府签订此项合同的依据是：1898年订立的《中后所到新民屯铁路修筑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中国特别保留了得到同一承建人帮助修建法库门铁路的权利。此外，虽然1898年英俄照会载明，英国人不准参与修筑长城以北铁路，但根据此照会的附加照会，中国政府与中英公司所订立的合同仍然具有效力。

日本继承俄国资产与债务，反对1902年中俄条约与1899年英俄照会合情合理。但日本并没有履行交易承诺，即俄国在照会中承诺，放弃在长江流域获得租界、权利、特权。日本依据秘约力争，的确对英国有影响。但从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推知，除英国外，对其他任何一方都没有影响。日本后来又声称，日本行动可从《朴茨茅斯和约》第六条找到依据。该条款规定，将俄国在东清铁路（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权利和财产”转让给日本。中国引用同一和约的第三条、第四条驳斥日本要求。该和约第三条、第四条的第一部分规定，“俄国在满洲不具有领土优势，也不具有优先或排他性特权，不得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与平等机会原则相冲突。”第二部分是俄国和日本的互惠约定，规定“不妨碍中国为促进满洲工商业发展、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一般措施。”

以下两点别有意味。第一，拒绝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铁路是否会损害中国主权；第二，拟建该铁路是否不利于“促进满洲工商业发展”。

法库门事件和俄日战争一样让中国人愤慨。日本公然欺诈，阴奉阳违，不履行承诺，信誉扫地，至今仍未让人信服。英国政府大败特败，未能支持子民行使条约权利，跟东京方面的抗议一样，都让全世界大开眼界。

日本阻挠修筑法库门铁路得逞后，又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停建其他拟建铁路，比如锦州—瑷珲线、安东—奉天线等 [5] 。根据上述《北京条约》的秘密协议，日本使用残忍手段，得到了牛庄线。1909年，参与修筑吉林—长春线。1914年，最终得到吉长线。随后，日本与俄国签订协议，将1896年中俄协议第六条解释为：“在铁路区获得绝对排他性行政管理权。”

日本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扩展，最后覆盖满洲和山东全境。不过，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名义上宣布放弃山东省。借用上述手段，或者向财政吃紧的中国政府借款，日本垄断了势力范围所及地区的铁路权，并利用铁路攫取了沿线省份的所有实权。

俄日战争后，俄国和日本成了拆不散的好朋友，商量好要向中国施压，只要涉及满洲问题，两国都会联手。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俄国同意担负多项责任，支持日本在和会上的主张。这当然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拒绝。远东共和国成立，西方多次阻挠，日本站在白人一方，还与法国交好，支持其在所有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革命党和清政府不断较量，日本人要么支持一方，要么两方都不拒绝，只要感觉对自己有用，能让中国内战打下去，削弱中国政治力量，他们就会一直伸出援手。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多次前往日本。有证据表明，早在1900年，他就从一些日本人手里获得了资助 [6] 。等到辛亥革命的战火真的烧了起来，日本人又不遗余力帮助清政府，但遭到了其他公使馆的反对，没能全力以赴。情况似乎是这样：日本在当时以及后来采用的政策是，阻止中国南北两方结成联盟，把革命局限在南方。此外，日本人崇奉君主，不愿意看到中国皇帝被剥夺财产，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江山变成共和国。但皇帝丢掉了南方几省，势力变弱，日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如意。蒲雷详细描述了日本在中国辛亥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下段文字非全文摘录，仅展其要 [7] ：

1911年12月18日，首相桂太郎作了一项声明。元老在开篇引用该声明，认为干预时机已到，结尾仍是那句“为远东和平计”。接下来是私谕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12月23日，伊集院彦吉严辞告知袁世凯，日本绝不承认中国建立的共和制政府……关于上海举办的和会，日本派外务省仰重的参赞松井（后任日本驻法大使）前往北京，支持伊集院彦吉参加谈判，维护清王朝。与此同时，外务省法律顾问、美国人丹尼森被派往上海，与革命军领袖谈判。松井的使命是：帮助清朝，对抗革命军，但交换条件是：占有满洲；丹尼森的使命是：扶助革命党，推翻皇位，让北洋政府承认南方共和国，但交换条件是：日本是该共和国的受保护国，独占该共和国管辖区内的铁路矿山特许权。对于丹尼森的条件，革命党严词拒绝，还把这些条件告诉了俄国驻华公使。正是通过俄国公使，我们才知道这些内情。不用说，日本当局拒不承认。

但英国公使馆支持袁世凯，既反对清王朝，也反对孙中山。最终，英国政策奏效。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位子一直坐到1915年。袁世凯激烈反日，日本也因此强烈反对他。袁世凯坐上总统宝座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如果西方列强能够一直左右远东，时局发展肯定对日本不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是怎样利用这一机会的，我们专辟一章再谈。

[1] 摘自蒲雷（A.M.Pooley）《日本外交政策》（Japan's Foreign Policy ）第18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0年出版。

[2] 前引第16页。

[3] 前引蒲雷著作第17页。

[4] 蒲雷《日本外交政策》第48—51页。

[5] 该线随后由日本人修筑。

[6] 前引蒲雷著作第57—58页。

[7] 前引蒲雷著作第66页。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日本

中国最急需解决的外交问题是日本的侵略。最开始，日本不如中国强大。但1868年后，日本迅速向西方学习，把西方不得不教的一切杀人高招都学到了手。1894年，日本人决意在中国试验新兵器，就像俾斯麦在丹麦练手那样。清政府还跟以前一样目中无人，完全不知道失败就在眼前。争议点是朝鲜，双方都说自己是宗主国。当时，还找不到什么缘由请出中立一方明断孰是孰非。日本快速出手，大败中国，但在稳拿朝鲜之前又不得不跟俄国交手。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主战场位于满洲。之所以是在这里，是因为俄国跟中国交好，中国把满洲赏给了俄国。俄日战争结局是：旅顺、满洲南部向北一直到奉天都给了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衰落，日本趁机控制了满洲其他地区。

名义上，满洲主权仍归中国。中国在此设立官署，驻扎军队，任命巡阅使。但日本在满洲也有军队，而且日本人筑铁路，办工厂，完全控制了满洲的经济军事。如果中国巡阅使惹日本人不高兴，他的位子连一星期都坐不稳。当然，他会小心翼翼，讨得日本人欢心。山东也是这种情况。

山东让我们想起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的事情。1914年，中国本可以听人劝，加入协约国，把德国人赶出胶州湾，但这不合日本人的心意。日本自行其是，执意让中国保持中立（一直到1917年）。攻陷青岛后，他们向中国抛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于是，中国问题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些要求最初于1915年1月提出，分为五号。第一号涉及山东，要求中国提前答应日本最终向德国提出的关于山东省的任一条款。内容有：日本有权修筑特别指明的铁路；特定港口（未指明）应开放贸易；涉及山东的特权不应授予他国。第二号与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有关。日本实际上要求在上述两个地区受到保护，有权控制铁路，日本企业享有完整的经济自由，将其他所有外国工业企业排除在外。第三号是授予日本对长江流域特定地区矿山、钢铁厂的垄断权 [1] 。而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第四号只有一个要求：中国不得将港口、港湾、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最过分，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做政治、金融、军事顾问；重要地区的警察应由中日合办，且多数应为日本人；中国军械半数以上应从日本采办，或从设在中国的中日合办军械厂获得。该军械厂应由日本技师控制，使用日本材料；日本有权在长江流域以内及周边地区修筑特定铁路；日本在台湾对岸的福建享有工业优先权；最后，日本有权在中国宣传日本使命，传播日本良行善德。

这些要求很显然意味着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完全丧失独立；第二，重要地区对欧美工商业关闭；第三，日本冲着英国而来。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受到攻击。但英国人忙着打仗，没有时间想自己能不能在中国活下去。虽然二十一条要求严重威胁英国贸易，远东一片哗然，美国采取激烈外交行动予以反击，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无所闻，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解释给他听时，他才知道 [2] 。他没有时间弄清楚日本想要什么，但却有时间在1917年2月跟日本秘密签订协议，承诺无论日本人在山东想要什么，英国人都会在和会上给他们撑腰 [3] 。根据英日同盟条款规定，日本有义务就二十一条要求与英国政府沟通。但实际上，日本人只说了前四号，没有说最关紧的第五号，所以肯定是违反了条约 [4] 。而且，这也只是劳合·乔治去凡尔赛参加巴黎和会偶然之间才发现的。

中国就二十一条要求与日本展开谈判，做了一些修改，但最终接到一份通牒，被迫屈服。有一处修改与长江边上的汉冶萍矿有关，可能是为了讨英国的欢心。让人反感的第五号刻意模糊措辞，看起来像是中日双方互换照会 [5] 。采用这种形式后，中国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要求。美国立刻通知日本，拒绝承认该协议。当时的美国还是中立国，因此有能力做一些事情，推动实现保护弱国等目标。而这些目标本来应该是英国人尽力争取的。但在1917年，美国下定决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有必要缓和同日本的关系。同年11月，《蓝辛石井协定》签订，规定“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协定很长，剩余部分空洞无物，只是陈词滥调。 [6]

现在我要讲一讲促使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大事件 [7] 。关于参战一事，先是有美国与德国断交，后来日本对德宣战。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与德国断交后，威尔逊总统号召所有中立国都这么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极力照办。1917年2月9日，他说服中国就潜艇战问题向德国发送劝诫照会。3月14日，又让中国与德国断交。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宣战。美国人在这些事件中耍的什么阴谋值得研究。

鉴于日本加入协约国，中国没有太大的意愿与德国为敌。英法俄一直期盼中国参战（原因我一会儿解释）。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似乎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参战，得到的回报是：让英国承认袁世凯当皇帝。但这些建议因为日本反对而未能实现。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日本对袁世凯怀有敌意；第二，日本害怕中国参战后得到协约国保护。1915年11月，英法俄驻东京大使要求日本参战，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子爵说：“日本认为中国时局至关重大，日本必须在中国稳住阵脚。日本不能心平气和看着中国听从别人要求，招募精兵强将积极参战，也不能心安理得看着4亿人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 [8] 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参战的建议自然没能落实。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站的立场就是勒索敲诈协约国，同情德国，以为德国会胜。他们在报纸上恶言恶语攻击英国，说英国人胆小懦弱，带不了兵，打不赢仗 [9] 。

但美国与德国断交后，中国时局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不必像英国那样屈从日本，也不在协约国一方，又一直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所以，美国人说的话中国人愿意听。1917年3月，中国跟德国断交。芮恩施博士非常谨慎，对中国不作任何承诺。不过，他当然说了希望以后能帮上中国。当时美国并不知道协约国已与日本签下各种条约协议，所以确实抱有这样的希望。但协约国却找不出借口，否认自己早在美国之前，就已敦促过中国进一步采取行动向德国宣战。俄法英为继续得到日本支持，出卖了中国所有的权利。

1916年5月，日本人告诉俄国人：德国单独邀请日本讲和。1916年7月，俄日签订秘约。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把这份条约公布于众。根据这份协议，俄日单独结盟，如遇战事，互有责任协助对方，并承认“双方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中国不受第三方强国、其他任何对俄国或日本有敌对意图的强国的政治主导”。协议最后一条规定：“当前协议高度机密。除缔约双方外，他方不得知悉。” [10] 也就是说，该协议不会让其他协约国知道，就连英国也不例外。但英日同盟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缔约双方同意，不经双方协商，任何一方不会与其他强国单独签署协议，妨害本协议序言中陈述的目标。”而序言中有这样一个目标：保护所有强国在中国的均等机会，维护中华帝国独立完整。

1917年2月16日，正当美国催促中国与德国断交之际，英国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协议，包含以下内容：

大英帝国政府乐意承认日本政府的请求，保证支持日本与下述事宜有关的要求，即德国在和会上放弃山东权利，放弃赤道以北群岛所有权。双方达成共识：日本政府在最终签订和约时，也应本着同样的精神，支持英国获得赤道以南德属各岛的要求。

与此同时，法日在东京互换的照会能够表明法国对山东的态度 [11] 。2月19日，本野一郎男爵致函法俄大使，谈及多事，其中一事为：“大日本帝国政府拟在和约谈判之际，向德国提出请求，请其交出战前所得山东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以及赤道以北太平洋群岛。”

3月2日，法国大使回复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有意支持日本政府在和约谈判之际，管控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山东、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同意支持大日本帝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德国交出战前在山东及上述岛屿所获权利的要求。

另一方面，白理安要求日本从中国获得支持，让中国与德国断交，日本应对此事给予充分重视。中国应做之事如下：

第一，把护照交给德国外交代表及领事；

第二，所有德国人离开中国；

第三，扣押德国在中国港口停泊的船只，并最终征用，交由协约国处理，效仿意大利和葡萄牙先例；

第四，征用德国人在中国建造的商用房屋，使德国丧失在中国特定港口租界中的权利。

1917年3月5日，俄国对本野一郎男爵给法俄大使的函件作如下回复：

兹回复日本外务省2月19日照会：俄国大使馆有责任向日本政府作出保证：关于日本迫切要求得到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群岛（后为日军占领）权利一事，俄罗斯帝国政府予以支持，日本政府大可放心 [12] 。

应该注意到，与英法不同，俄国没有向日本要交换条件。原因肯定是：在此前一年，俄日已经签订秘密协议。

签完所有这些协议后，日本不再反对中国参战。中国得到的一大诱惑是：有希望收复山东。但现在这个希望已经不可能实现，日本很愿意美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这个希望私下里劝说中国参战。虽然在和会结束之前，日本还是对美国有所忌惮，但自1917年11月《蓝辛石井协定》以来，这份忌惮已经少了很多。

此外，日本在之前就已经发现，中国参战可以加剧国内紧张局面。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直是日本政策的一个出发点 [13] 。此时如果中国不受外部干预，还是有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袁世凯已死，接替他总统位子的黎元洪极力倡导宪政。黎把袁解散的国会重新召集起来，继续起草永久宪法，反对与德国断交，更不愿意宣战。国务总理段祺瑞崇军尚武，强烈要求参战。他领着内阁动员两院多数议员赞成断交，黎元洪受职责所限，不得不让步。

但关于宣战一事，各方议论不一。威尔逊总统号召中立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但在1917年6月5日，美国公使遵从指示，向中国政府提交照会，告知维护国家统一远比参战重要，认为维护当前和平局面对中国有利。如果没有威尔逊总统的号召，参不参战这个问题不会变得这么严峻，但却被日本人拿来利用，让中国南北再动干戈，鼓动怂恿中国好战分子反对宪政。孙中山和南方多数政治家都反对宣战。我们可以从3月7日孙中山写给劳合·乔治的公开信中了解他反对的原因，可以看出他有理有据 [14] 。5月1日，内阁宣布参战。但根据宪法，宣战必须得到国会同意。好战分子企图胁迫国会，但国会多数议员反对战事。无望之下，他们又以武力相压，迫使总统解散国会，此举违反了宪法。国会议员多数退到南方，继续行使国会职权，成为宪政的唯一力量源泉。好战专制分子多次违反法律，并在7月指使手下人上演了张勋扶助清皇帝复辟的闹剧。总统辞职，继任者与好战分子臭味相投。自此，北方由这位总统执政，国会时有时无。有一次，还立了一个北方国会，虽不合宪制，但恭顺服从。如今，北洋政府终于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中国因此卷入了倡导民主、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中。

当然，中国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帮助打赢战争，但协约国并不指望中国帮什么忙。欧洲协约国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目标，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法国照会中看出来。英国希望没收德国在中国的财产，把德国人赶出中国，尽量阻止德国在战后复苏对华贸易。德国财产没收行动按规举行。德国人不仅丢了公产，还掉了私财。在华德国人突然变成了穷光蛋。因战时船运不济，《康边停战协定》实施后才开始驱逐德国人。他们被遣送回国，途径热带地区，船上拥挤不堪，有时提前一天收到通知就得马上走人，不管有什么困难情况都得不到豁免。英国当局执意驱逐孕妇。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人身子弱，长途旅行吃不消，很可能死在船上。驱逐行动选在《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后实施，为的是对英国贸易有利。中国人心地善良，总是帮助德国人，遇到危急情况，就把他们藏起来，不受协约国的残忍迫害。要不然，德国人遭受的痛苦会更惨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没收私产的做法跟此前不同。这表明，在没收私产这一点上，所有参战国都跟布尔什维克人观点一致。李佳白在书中摘录了两份声明，一份是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同意宣战。威尔逊说道：“我们应该冷静理智地开展军事行动，恪守原则，主持公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有这方面的自信。”另一份是参议员希契科克写的。“一战”结束后一天，他和总统威尔逊在一起，了解《凡尔赛条约》的签署情况。他说：“通过这份条约，以后我们还能得到特别重要的东西。目前，在违反所有国际法和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处置了德国在美国的10亿美元财产。这些都是《凡尔赛条约》所批准的。” [15] 欧洲协约国也从中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办法是：引导中国参战。理由是：捍卫正义。

我们已经了解到，英法两国从中国宣战中得到了好处。日本从中得到的实惠跟他们不太一样。

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完全听命于日本人，对日本入侵无可奈何。西方列强全都忙于战事，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换取日本中立表态。1914年11月，日军攻下青岛，德军投降。这样一来，日本就不能算是交战国了。南方政府以及北洋政府中的所有开明人士都反对那些攫取中央政权的党派。1918年3月，中日签订陆海军协议。官方从未公布过这些协议文本。从米勒德的书中我们才了解到协议内容 [16] 。通过这些协议，日本人以满洲、蒙古军事需要为幌子，派兵驻扎中国领土，获得了东清铁路控制权，最终又将北满洲收入囊中，让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唯命是从。为达到上述目的，日本谎称，自己之所以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打击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借口可真会找。

找到这个借口后，日本人满心欢喜，放怀向前。1918年，他们向中国放款2.46亿日元，约合2500万英镑 [17] 。中国卷入内战，交战双方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参战国那样，情愿出卖自由换取胜利。但协约国突然获胜后，欧美腾出精力，牵制日本，这真是日本的不幸。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欧美才开始行动。和谈中，英法两国因为都和日本签有秘约，不得不去支持日本。威尔逊总统和以前一样，为了筹办国际联盟，情愿牺牲一切。日本表明，如果不能占有山东，就不会加入国际联盟。蓝辛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谈判过程。有一章写的就是日本的这种态度，是这本书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18] 。《凡尔赛条约》第156条规定，“德国为日本放弃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所有权、特权。” [19] 虽然威尔逊总统对这种严重损害公平的做法表示同意，但参议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把山东问题拿到华盛顿会议上来谈。中国赴凡尔赛代表自始至终都不接受山东条款，而且得到“少年中国”学派的舆论声讨 [20] ，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们感觉为了加入协约国，拿出一个省份作为犒赏，简直不可理喻。其他协约国也都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公正。这就好比是美国人帮英国人打仗，英国吞并弗吉尼亚犒赏美国，或者法国以同样借口吞并英国肯特郡那样。

“少年中国”发现可以引导大众舆论，壮大反日声势。1919—1920年的北洋政府落在亲日派安福党手中。但在1920年夏天，安福党遭到驱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少年中国”群情激昂，影响了驻扎在北京的将士。安福党党魁前往日本公使馆避难。自此之后，北洋政府不敢公然献媚日本，总想得到美国人支持。日本不择手段巩固在山东的地位，但心里很清楚，美国可能随时再提山东问题。华盛顿会议刚定下来，日本就频频找中国谈判，希望在会议开始之前就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很明智地拒绝了日本幻想出的特许权要求，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撤军。在华盛顿，双方都同意接受英美联合调停。美国大众舆论施压，促使美国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态度坚决。我了解到，英国代表团大体上也和美国站在一边。日本得到了一些特许权，但如果美国在山东的利益还能再维持五年，日本人得到的特许权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这一话题，我将在《华盛顿会议》一章深入去谈。

有一个问题华盛顿会议不愿涉及，但对远东事关重大。这个问题就是苏俄问题。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以前，外交界心知肚明，装糊涂不提苏俄这个国家，但布尔什维克一贯“狡黠”，对这个糊涂不买账。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让美国很尴尬。因为，和日本发生争执后，美国不情不愿，但又不得不与苏俄结盟。日本对苏俄所作所为一向跟其他强国一样恶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暴动之际，协约国联合占领海参崴，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全都撤兵，只剩下日军无动于衷。如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海参崴在内的西伯利亚部分成立了一个国家，定名为远东共和国，首都立在赤塔。日本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虽然理论上而言，这个共和国不是布尔什维克掌权，但实际还是他们执政。日本扶持了一批高尔察克式人物，比如谢苗诺夫、霍尔瓦特、恩琴等为日军卖命，都以失败告终。但日军仍在海参崴盘踞，并占领了海参崴所在的滨海边疆区一大部分区域。不过，占领军一直强烈表示希望撤退。

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初，俄国人失去了北满洲。目前，该地区受日本控制。中国人和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组建了董事会，双方各占半数，管理东清铁路。该铁路贯通满洲地区，连接西伯利亚铁路。1914年前，北京和欧洲还不通铁路，这让在远东做生意的欧洲人很是苦恼。不通铁路意味着从北京写信或旅行到伦敦本来两周时间就够了，现在得花上五六星期才能到。欧洲人最开始以为错就错在布尔什维克人身上，但后来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东清铁路受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控制。美国各阶层也对这条铁路线感兴趣，希望国际共管。与此动机类似，美国万德利普集团也在勘察加半岛和西伯利亚东部获得了渔业特许权。这让那些希望在西伯利亚获得利益的美国人迫切感到要跟俄国人交朋友。如果日本跟美国开战，布尔什维克很有可能抓住这次机会，解放海参崴，恢复俄国以前在满洲的地位。

当然，布尔什维克很同情中国青年学生，热情支持他们。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帮助中国学生渡过现在的难关，就很有可能得到亚洲所有进步人士的认可，那些希望亚洲摆脱列强暴虐统治的人也会肯定他们。华盛顿会议没有邀请布尔什维克人参加，因此他们没有签订会上通过的任何一个协议。所以，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做到公正无私，让日本、英国、美国的野心受挫 [21] 。美国跟其他列强一样，都有野心，只不过他们意在经济不在领土罢了。如果美国在远东获胜，中国必将美国化。到那时候，中国外面会套着政治自由的外壳，但里面会拴着经济文化的枷锁。苏俄还不够强大，不能以这种方式主导中国，但有足够力量为中国争得某一方面的真正自由。当然，从目前来看这还只是一种可能。但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愿记住这一点，把苏俄当作微不足道的力量，那么以何种方法解决远东问题都不会长久。但苏俄究竟要在中国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

[1] 关于这个话题，乔治·格里森（George Gleason）在《日本之我见》（What Shall I Think of Japan? ）第174—175页写道：“这张照片拍的是汉阳的钢铁厂。汉阳、武昌、汉口三地是长江上游商业中心，人口150万。汉冶萍公司拥有大冶铁矿一大部分矿山。大冶铁矿位于汉口以东80英里，有水路、铁路相接。矿石中含有67%的铁，堆成的矿山高达500英尺，年产量100万吨，能供应700年（很可能言过其实）。冶炼炉中烧的煤来自萍乡，走水路200英里就能到。1913年，萍乡煤矿有5000名矿工，产煤69万吨。日本人估计，这一矿脉年产100万吨，至少能挖500年……因此日本人想进入并控制中国腹地这一重要地点。很多年来，英国一直把中国腹地当作自己的特殊贸易领地。”格里森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对这一话题，科尔曼的《揭开远东的面纱》中的论述最为精当，参见第十至第十四章。

[2] 参见陈友仁信函，刊载于1921年10月20日《日本每周纪事报》。

[3] 体现这份协议的照会摘自蒲雷的《日本外交政策》第141—142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0年出版。

[4] 关于这个话题，现任日本驻英大使林权助男爵对科尔曼说：“加藤友三郎子爵给中国送去一份照会，内容包含五部分。随后又给英国送了一份，据称是中国那份的复制。但给英国的那份只有四部分内容，完全隐去了第五部分内容，直接违反了英日同盟所签协议。加藤做的事情，想必不用我解释，你比我更清楚。就正直诚实而论，他的行为愚不可及，让人难以置信。”（《揭开远东的面纱》第73页）

[5] 二十一条要求原文及修改稿，连同双方谈判意见，印在《民主和东方问题》（Democrac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附录2，作者是托马斯·F.米勒德（Thomas F. Millard），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19年出版。

[6] 山东问题各阶段涉及文本印在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的附录2、3、9中。关于《蓝辛石井协定》，参见前引格里森著作第214—216页。

[7] 三本美国人写的书记述了关于这件事的官方秘史。这三本书分别是：《美国外交官在中国》（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芮恩施（Paul S. Reinsch）著，道布尔戴出版社1922年出版；《民主和东方问题》，托马斯•F.米勒德著，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19年出版；《中国：禁锢乎？自由乎？中国困境之研究》（China, Captive or Free ?），尚贤堂创办人李佳白（Gilbert Reid）神父著，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2年出版。

[8] 参见米勒德著作第99页。

[9] 参见蒲雷《日本外交政策》第23页及后页；科尔曼《揭开远东的面纱》第五章；米勒德著作第三章。

[10] 参见米勒德著作第64—66页。

[11] 前引李佳白著作第114—115页；程锡庚著作第343—346页。

[12] 程锡庚《现代中国》附录3第346页收录该照会，还收有其他文件。这些文件与日本和协约国谈判有关，内容涉及对德国在山东以及赤道以北南海岛屿权利的处置。

[13] 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上宣战这条路的，李佳白对此有精彩阐释。参见前引著作第88—109页。

[14] 李佳白在其著作第108页引用了公开信的部分内容。

[15] 前引李佳白著作第161页第七章。该章节标题为“影响中国的商业竞争”。那些执迷不悟，以为协约国诚实正直、慈悲为怀，没有巧取豪夺的人都应该读读这一章。

[16] 第421—424页附录3。

[17] 贷款明细出自董显光于1918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1918年的中国财政”，最早发表于1919年《北京导报》第61—62页。辛博森的《中日两国真相》也记述了这一明细，并作了评论。

[18] 蓝辛书中讨论日本问题的部分遭到痛批。添田寿一博士以日本人视角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山东问题和日本一事》，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21年6月出版。我认为，只要不是日本人，都不会认同添田寿一博士的观点。

[19] 参见山东条款。全文出自程锡庚《现代中国》第360—361页，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

[20] 刁敏谦的《觉醒的中国》（China Awakened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2年出版）第九章“学生运动”详细描述了这一舆论声讨。

[21] 苏俄致函各强国，抗议华盛顿会议对东清铁路的讨论方案，认为这一问题只有中俄可以讨论。还宣布，苏俄完全有行动自由，得到各国对俄国劳动人民权利的尊重，并提出与这些权利相一致的要求（《每日先驱报》1921年12月22日期）。这是一种新式帝国主义。修筑东清铁路的不是“俄国劳动人民”，而是中国苦力工人。苏俄贡献的是资本。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布尔什维克认为，贡献了资本，就能继承资本家的权利。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以及同期同地召开的中日会议多多少少改变了远东局势。这一新局势的大致图景将在下一章论述。在这一章，我们关心的是各方在华盛顿实际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这些协议对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地位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英日同盟显然走到了末路。原因是，美英法日签订了《四国公约》。这是剥削国家大联盟，其中又分成了两个小组。一组是美国和英国，另一组是法国和日本。前一组代表国际资本主义，后一组象征国家资本主义。局势目前还不明朗。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英美在俄国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第二，美国还没有作好准备参与欧洲重建。但在远东，英国似乎已经决意结交美国，不与日本为友。有人可能抱这样的希望：英美交好，英国对华政策可能会更自由开明。英国已经宣布归还威海卫。这种慷慨大度原本会打动人心，但因为两个事实而显得不那么光彩。第一，威海卫对英国全无用处。第二，租期再有两年就到了。就租借条件来说，即便还有很多年租期，但只要俄国失去旅顺，英国就应当立即归还威海卫。

华盛顿会议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那就是：与会各方同意，不会在太平洋岛屿上加筑防御工事，并定好了例外情况。如果这份协议得到遵照执行，美国和日本很难打起仗来，除非英国与美国结成盟友。如果美国在日本附近不设海军基地，就很难出动海军从海上遏制日本。美国海军部曾有意在关岛设防，建设一流海军基地，但又放弃了这个打算。这表明美国真的有意跟日本修和。

中国得到了几种小小的特权：修改海关税则，切实按税率5%征收关税；关停外办邮局。但日本坚持应有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就职于中国邮局。日本人厚颜无耻，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为了提高中国邮政服务效率。殊不知，中国邮政水准一流，而日本邮政服务不佳，臭名远扬。日本人想在中国办邮政业务的主要目的是进口吗啡，不让中国海关查验从日本邮局寄出的包裹。日本人让吗啡流入中国，还在满洲种植罂粟。这体现了他们渗入中国的险恶用心 [1] 。

当然，华盛顿会议也重申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中国保持独立完整等事宜。但这些都是空话，没有什么意义。

中国人在华盛顿取得的一大成果是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自1914年底德国人遭到驱逐以来，日本人占了青岛港所在的胶州湾，沿胶济铁路全线驻扎军队，并按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之后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在山东所有工业项目中享受优惠待遇。日本人强占了胶济铁路，凭借这条铁路，控制了山东全境。为加强卫戍部队战备，他们找到了一个借口：让土匪拿着他们给的枪支弹药，搞乱社会治安，再由日本人出面平乱。根据《凡尔赛条约》，这种情况是合法的，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所以，华盛顿会议为重提山东问题创造了机会。

但一开始日本人似乎就能自行其是、随心所欲。中国希望把山东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但日本希望与中国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这对日本关系重大。因为自《蓝辛石井协定》签署以来，日本企图让各强国承认，自己在中国是受保护国。就算这一地位不能落实到纸面上，实际照此执行就可以。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必须是制定原则，确保中日外交不受别国干涉。会议同意日本人的提议，不把山东问题拿到会上来谈，可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谈判解决，但也没有让日本完全如愿，又作了这样的安排：一旦陷入僵局，将由美国代表休斯、英国代表阿瑟·贝尔福爵士居间调停。僵局当然很快就发生了。英国似乎不再准备像原来那样全力支持日本，而美国政府为了媾和，有意让中国让步。但山东问题让美国民意沸腾。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如果中国不能得到满意解决方案，美国参议院很可能拒绝签署会上谈定的多个协议。因此，到了最后关头，美国极力敦促日本让步，英国也采取了美国的立场，但可能不是那么坚决。结果是，中国和日本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收回山东各项权利，只有两处例外。第一，不动日本人私产；第二，胶济铁路带有特定限制条件。铁路是谈判中难啃的硬骨头，因为只要日本人控制了这条铁路，就能在山东呼风唤雨。中国提出，立即回购铁路，所需资金半数已从爱国商人处筹措到位。但日本拒绝这一提议。最终，中国被迫同意从日本政府借款，约定15年还清，也可5年内还清。铁路估值为5340万黄金马克，加上日本维修养护成本，减去折旧费用。双方约定如下：条约签署后9个月内，日本将铁路交还中国；在这笔从日本借来的回购钱还清以前，日本对铁路有一定控制权；应委任一名日籍交通经理，一中一日两名会计，服从中国籍局长的管理。

很显然，从纸面上来看，5年后，中国得到了一切。情况是否如人愿，还要看5年后有哪个国家愿意逼迫日本信守诺言。因为休斯和阿瑟•贝尔福爵士强烈敦促中国同意折中办法，我们可以这样猜测：美英两国负有一定责任确保条约落到实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期待中国最后能完全控制胶济铁路。

总体来说，中国在华盛顿成绩不俗，比预想得要好。关于会议形成新的国际局势这个大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阐述。眼下我们有必要看看华盛顿会议没有讨论哪些远东问题。因为，仅从这些问题没有讨论这一点就说明了一些东西。

华盛顿会议没有讨论满洲和内蒙古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猜测：日本目前在这两处势力稳固，中国、俄国，或者中俄联手都不足以对日本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出现摩擦纷争，美国是不会提这个问题的（见附录）。

华盛顿会议也没有解决西伯利亚问题。因此，日本在海参崴以及滨海边疆区的野心可能不会受到钳制，除非俄国人不找外援，单靠自己力量就能教训他们。长期以来，日本和远东共和国一直处于半战争状态，而且近期也看不出来有偃旗息鼓的迹象。日本人时不时就会宣布自己已下定决心撤军，但与此同时又增援兵力。日本、俄国、远东共和国三方在大连开过会，其间不时地传出宣言，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一份协议。但在1922年4月16日，日本退出会议。4月27日《泰晤士报》刊载了日俄官方中止会议的声明。日方在《泰晤士报》声明如下：

4月20日，日本外务省就大连会议作出声明。日本大使馆发布如下：

鉴于多次表明意愿，日本政府决定参加谈判。去年8月26日召开第一次会谈。

日本要求以下几点：第一，远东共和国不应实施共产主义政策，与日本作对；第二，禁止布尔什维克开展政治宣传活动；第三，关停反日军事机构；第四，在西伯利亚地区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第五，取消外国人不得从事工业活动的限制。为早日撤军，尽快签订条约，日本竭尽所能满足远东共和国愿望。但从一开始，远东共和国方面就力压庙街事件从速解决。日本最终同意在签订基本条约后，即着手解决该事件。日本又进一步向远东共和国保证：在解决该事件时，日本无意侵犯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本军队将在事件解决后，迅速撤离库页岛；远东共和国对日本移交所保管财产的要求也将得到满足。

驻扎在西伯利亚的第十一军本定于4月换防，但如果大连会议进展顺利，将把该军遣送回国。日本因此向远东共和国方面建议，如果能在合理期限内签订基本条约，将迅速撤回十一军。日本还提议4月中旬签订该条约，这样就可以免去换防手续。对此，远东共和国不仅提议迅速将军队派往海参崴，不愿等日军撤离，还敦促日本制定全员撤退期限。

日本告知远东共和国，详细协议中将明确规定期限。签订该协议后，日本将在短时间内撤军。与此同时，日本提议，远东共和国应在日方起草的协议上签字。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保持真诚、和解的姿态，但远东共和国代表完全不顾日本的这种让步精神，接二连三提出要求，以便为己方争取时间。他们不仅拒绝接受日本提议，还宣称放弃谈判，立即返回远东共和国。日本从远东共和国的这种态度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没有诚意，不愿让谈判取得成果。因此，日本政府授意代表退出大连会议。

紧跟《泰晤士报》日方声明的是俄国官方表述，内容如下：

4月16日，日本退出与远东共和国共同出席的大连会议。远东共和国代表离开大连。3月30日，俄日代表签订协议，就总条约所有点达成一致意见，但在撤军问题上，日本代表提出的方案是：允许日本持续干预。

3月30日至4月15日，日本在军事协定谈判上拖延不决，反而指责远东共和国代表不信任日本政府。俄方代表声明：只要能得到日本撤军的确切书面保证，就会在总条约上签字。

4月15日，日本代表呈递最后通牒，要求远东在半小时内给出答复。内容是：远东是否愿意在一份总协议上签字。日本在该协议中新增几项条款，禁止远东增加海军兵力，日本在远东领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关于撤军，日本呈递一份照会，承诺撤军，但条件是“未受不可预见情况所阻”。俄方代表拒绝接受该最后通牒。4月16日，日本宣布大连会议中止。日本代表离开大连回东京，日本部队仍驻扎在3月29日协议定立的区域。

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好恶爱憎判断这两份官方声明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那些希望做到不偏不倚的读者能够看出来，这两份声明各有真实成分。我自己认为俄国声明为真。即便只从日本发出的公报来判断，很明显也能看出来，破坏会议的是日本人，他们不愿意从海参崴和滨海边疆区撤军，只愿给一份模糊不清的承诺，答应某一天会撤军。这种承诺跟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答应从埃及撤军一样没有任何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这三份条约之前，大连会议一直对远东共和国有利。在此之后，日本感觉自己可以在远东所有事情上自行其是，用不着跟华盛顿打交道。自然而然，华盛顿会议做出的决定产生了这样一种实际效果：日本交出了在中国占有的东西，但会牺牲远东共和国的利益补偿自己。这一结果在会前就有人预料到了，估计与会和谈人员也预见到了 [2] 。

以后我们会看到，日本制定的政策对俄国不怀好意。毫无疑问，原因之一是，日本和法国交好。另一个原因是，日法两国都倡导国家资本主义，反对摩根和劳合·乔治想要实现的国际资本主义。分歧的原因是，法国和日本把武器装备看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英国和美国却倚重工商业。我们可以算一算这几年来，法国和日本仗着军队得了多少煤和铁。英国和美国本来就不缺这两样东西。所以法日与英美政策不同。华盛顿会议没有邀请远东共和国列席。后者不请自来，拿出了几份文件，表明法国和日本早已在会前秘密结盟。有人认为这几份文件是假的，但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法国和日本都会站在一起，因为英日同盟已经走到尽头，而英法之间只剩下表面上那一团和气。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华盛顿和热那亚已经种下了未来战争的种子。除非发生奇迹，“文明开化”的民族厌倦自我杀戮，否则战争不可避免。

[1] 参见米勒德《民主和东方问题》第八章。

[2] 我想我应该向读者坦白一下，我个人偏向远东共和国。因为我在北京时，跟他们的外交使节有交情。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风亮节的人。虽然他们都信仰共产主义，也知道我对俄国的观点，但他们仍然对我非常友善和气。不过，他们的礼节善意不会影响到我对赤塔和东京纷争的看法。

第十章　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

远东局势非常复杂，很难猜出华盛顿会议最后能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更不知道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逐一阐明各种因素，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化问题，而是形成一种犹豫踌躇的态度。我认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我会逐一论述美国、日本、俄国、中国的利益和愿望。希望通过个例阐释，弄清楚这些复杂多样的利益和愿望中有哪些能够增进全人类福祉 [1] 。

先从美国说起。因为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牵头者，又是主导世界的强国。美国舆论主张和平，同时受一种看法影响很深。这种看法就是：美国有智慧，有贤德，其他国家又愚蠢，又邪恶。这种观点悲观乐观兼具。我无意反驳悲观部分，但对乐观部分存有怀疑。除了主张和平，美国公众信仰工商立国，新教伦理养德，重体育、讲卫生，伪善无恶。这几点可以算是美国和英国文化的支柱。我在远东遇到的所有美国人，除了一个人，其他人都是美国文化的传教士。这里的“教”既包括名义上的基督教，也包括与基督教无关的思想观点。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伪善”的含义。我指的不是日本外交官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有意识的伪善，而是更深一层、没有意识、形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主要品格的那种。大家都知道，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拉布谢尔这样评价格莱斯顿。拉布谢尔说，格莱斯顿跟其他政治家一样，身上一直藏着杀手锏。但跟其他政治家不一样的是，格莱斯顿自己以为，是上帝把这个杀手锏放在了他那里。这种态度就是英国特色。萧伯纳对此有过讽刺，英国人自己多少也会批评自己。但美国人仍抱有这种态度，而且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就跟50年前的英国人一样。这样的态度在很多方面都说得过去。因为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要比今天的英国更关注道德的力量；当下的美国比别的强国（俄国除外）更强调道德之功。但现在我们看到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格莱斯顿推崇道德，他的继任者却愤世嫉俗，奉行帝国主义。类似的趋势也注定会在美国出现。因此，当我们评价扩大美国影响力有多大益处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以后肯定也要丢掉崇德向善这种理想主义。

而且这种理想主义既行善，也作恶，与宽容相左。何为宽容？宽容要求我们在处世之时，不仅自己能活，也让别人活。心怀宽容，就能让世界少一些煎熬，让不那么热衷好凶斗狠的人也觉得日子过得下去。在那种发善心做好事就是为了追名逐利的喧嚣氛围里，艺术很难产生，人们也很难静下心来思考感悟。这跟大扫除期间很难坐下来写本书是一个道理。每年来一次大扫除的理想本身很有益，也很宝贵，但如果只有这一种理想，没有其他理想相伴相生、成就丰富多姿，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没有趣味生机、让人觉得活着不舒服的世界。

乍一看，我说的这些似乎跟华盛顿会议扯得有点远。但如果我们要公正评价美日之间的摩擦，就必须理解上述观点。我希望能不假思索地说，美国一直都是中国的挚友，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死敌。不过，有一点的确不假：美国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要比其他强国都要多，而日本如果看到胜利在望，就渴望打仗。基于以上几种判断，我很高兴看到英国政府跟美国示好，放弃了以穷兵黩武为要的英日同盟。但我不希望英国这一决定是冲着以下两点去的：第一，跟日本人作对；第二，盲目依赖美国，以为美国将来会释放种种善意。

首先应该注意到，当前的美国政策，就对华政策和海军战备两方面而言，很显然既对全世界有利，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先说海军问题。如果美国海军规模与英国相当，就会具备很强的实力，让英国海军部不敢轻动干戈，这样美国就能控制很多海域 [2] 。美国人对日本海军态度坚决，但对法国潜艇不太放在心上。法国潜艇也就只能吓唬吓唬英国罢了。如果这几个国家能牢牢控制海上，不用担心外敌，就可以限制海军战备、减少开支，这样对谁都有好处，也不牺牲美国利益。再来说中国问题。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体现在经济方面，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全域向美国工商业开放。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划定势力范围的政策显然比不上门户开放政策有优势。因此，我们不应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海军战备政策违背了自身利益，是一种自由开明政策。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只要触犯美国利益，或与美国人抱持的偏见有出入，开明自由原则也好，人道主义精神也罢，都会失去分量。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巴拿马运河通行费，另一个是俄国贸易。就巴拿马运河来说，根据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对英国船运实施歧视性政策，但美国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实施歧视性政策，对美国船运有利。即便这项法案最终会遭到总统否决，但目前形势足以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众议院议员同意德意志帝国首相、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条约义务的看法，那就是，只要事先约定好了，不管出多大乱子，都要按约行事。至于对俄贸易，英国首先与俄国通商，美国人一向敌视布尔什维克。直到今天，美国工会领袖龚帕斯还以美国工人的名义，大骂英国人“与杀人犯握手言和”。因此，我们不能说美国一向让人敬重，仁厚开明。证据就是：只有这些美德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或者更进一步说，符合金钱利益，美国人才会选用这些美德加身求誉。如果不能，就说不适用。

我当然还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我认为再举一个就够了，因为这个证据与中国有关。我从美国期刊《自由人》（1921年11月23日期第244页）摘引如下：

11月1日，中国政府欠芝加哥某大银行550万美元借款到期，但无力偿还。美国国务院曾在这笔贷款谈判期间提供过方便。现在，为了兑现危急时刻政府会出手相助的诺言，美国国务院给北京去了一封电报，威胁说，久借不还会对中华民国的财务政治评级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国际银行团中的美国银行家提出要向中国政府预付一笔款子，供其偿还上述贷款、其他拖欠债务，以及12月1日应还款。这一提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家和政客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扮英雄，又装恶棍。他们先是联手制造了一出危险的局面，又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中国政府不与国际银行团建立关系，就无路可走。这样一来，就为中国最终成为美国金融受保护国铺平了道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北洋政府经过多次谈判后，决定不从国际银行团贷款，不接受其条件。在我看来，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理由充分。《自由人》同一篇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贷款计划通过，国际银行团里的银行家会成为中国的实际所有人。这些银行家国籍不一，但只有来自美国的那些才会从这一局面中占尽好处。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之初，国际银行团就企图借会议之机，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对此，英国假装不知道，美国则非常清楚。1921年11月17日的《日本每周纪事报》第725页刊载了一封电报，标题为“国际共管中国”。电报内容是：有人认为美国正准备建立国际共管。顾维钧对《费城公共纪实报》说：“我们对提出国际共管的动机表示怀疑，我们完全不认为该建议切实可行。中国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制定的向中国提供国际援助的任何计划。”他又补充道：“国际共管不会起到援助作用。必须给中国时间、机会，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正在经历震颤不安，全世界不应胡乱猜测，夸大事实。”这些话都是真知灼见，每一个真心与中国交朋友的人肯定都会赞同。在同一期《日本每周纪事报》第728页，我还找到了下面这段话。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日本每周纪事报》是全世界最好的周报。

有人引用辛博森的话：“国际银行团图谋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银行团代表人、摩根合伙人拉蒙特向中国提供价值16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因为拉蒙特坚持认为，德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已由摩根公司购进，贷款应从中而来。”听到这一说法后，拉蒙特断然否定：“辛博森的声明无凭无据，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个叫辛博森的人说中国拒绝国际银行团共管。他可真厉害。谁说我们想共管？我们迫切希望华盛顿会议找出这样的解决方案，能给中国充分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

洞明世事的人都清楚，拉蒙特这么生气，是因为被触到了痛处，恼羞成怒。如果拉蒙特没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就不会把这个著名作家、中国人的好朋友称作“这个叫辛博森的人”。

我不愿说这个不利于国际银行团的证据确凿无误，也不想浪费笔墨展开来谈。但对欧洲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士来讲，拉蒙特说国际银行团不想共管，听起来自相矛盾。愿意借钱给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的人肯定是想参与管理。即便没有芝加哥银行那件事，我们也不可能相信摩根财团的诸位大人先生纯粹想发善心，不关心自己的钱能不能生利息。不过，国际银行团在中国办事的人说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就想做好事不求利。听到这种说法，中国人的疑心越来越大。

1921年11月30日的《新共和》杂志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作者是布瑞尔斯福特，标题为“和平新技巧”。我认为这篇文章虽然不完全适用于发稿时的情况，但预见了未来时局。我估计，如果美国在远东得势，中国不得不言听计从，提供场地，让外国人搞工商业；中国会建成西方眼中的仁政，替代目前“悉听尊便”式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多的财富从中国流向以美国为主的投资国；中国无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靠挣血汗钱卖苦力维持生计；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传播；美国文明取代中华文明；传统之美荡然无存，只剩下那些百万富翁认为值得一买的艺术品；中国渐渐觉醒，意识到自己正受外国人剥削；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的一天，某个秘密大会社发出暗号，把遍布天朝帝国的白人统统杀掉，一个不留。以上种种可能不可避免，这是人类本性使然。为什么要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为了让富人变得更富。但有人会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想要“仁”政。虽然给“仁”下定义很难，但“仁政”的定义跟字母ABC一样简单，谁都会懂。能给资本家产出肥厚红利的政府就是“仁政”。

中国人温文尔雅，但求正义自由。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要高明，能够让人类幸福快乐。中国有一群青年人，志于改革，蓬勃有朝气。假以时间，他们定能复兴中国，创造出一些东西，远远好于破旧损蚀、难以致新的体制，而我们把这种体制称为“文明”。“少年中国”完成使命之时，美国人就可以与中国做贸易赚钱，但又不会毁坏这个国家的灵魂。中国需要一段没有政府管制的时期，以便找出自我救赎方案。所有伟大的民族都不时地需要这样一段时期。1861—1865年美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英国执意施行“仁政”，横加干涉，不幸见弃。在今日中国，所有强国都想横加干涉。美国人意识到这是一种邪恶旧大陆的把戏，但一涉及自家银行团，就视而不见，执迷不悟。我想请求他们，承认自己跟别人一样，多想想《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给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所设的比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批评完美国这么多，我们再为日本辩护几句。

日本没有主动找西方列强建立关系。日本所求于世界的是自成一体、自行其是。但这不符合白人国家的愿望。美国行动在先，是马休·佩里率美国舰队登陆日本，让日本人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彪悍凶猛。没过多久，日本人就看明白，要跟白人打交道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屈己从人，要么用白人的武器打白人。日本选择的是后一种办法，为此建造了一支现代陆军，并请德国人来训兵。日本的现代海军师从英国，现代机械采自美国，现代道德糅杂各国。除英国人以外，人人震恐，称日本人为“黄色猴精”。但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开始得到敬重。此后，日本又攻下青岛，奴役半个中国，让巴黎和会上其他列强不得不承认日本与自己平起平坐。但西方仅仅是因为日本装备强、会打仗才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日本人还有别的长处，但都不会让他们免于白人的污蔑轻视。

欧洲以外的人很难想象，白人跟皮肤带不同颜色的人接触时，心里怀着多么大的偏见。我见过学识渊博得如圣保罗大教堂教长威廉·英奇一样的中国人，被那些浮夸浅薄的白人视为尘芥。而在英国国内，没有一个公爵敢以那种态度对待一个清道夫。日本人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海军陆军。白人再也不敢欺负日本人。这一事实意义重大，标志着白人开始改善与有色人种的关系。如果日本人吃了败仗，被赶出大国行列，那么有色人种都会遭殃，白人又会捡回那种傲慢偏见。全世界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即让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的文明类型存之于世。

从物质方面来看，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相似之处。不过，日本的工业还不够发达。但从精神层面来看，日本跟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西方完全不同。日本人崇拜天皇，把天皇当作真实存在的神。每个乡村学校都会教导孩子尊崇天皇。正是由于这一信仰，日本民众普遍支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局限于经济，还带有中世纪王朝立政、领土扩张的色彩。孝道是日本道德之基，这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因为天皇是日本民族之父。日本人的这种看法跟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那种不讲迷信、注重现实的态度是同一种类型。但在欧洲，皇权、教权各有其主，他们在吵吵嚷嚷中促进了自由思想。而在日本，自1868年以来，教权皇权集圣人于一身，不存在内部冲突争斗，由不得民众去质疑。

跟中国人不一样，日本人有宗教信仰。在一个论点论证为真之前，中国人不信其真。而日本人在一个论点论证为假之前，不信其假。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证据否定天皇神性。从本质上来讲，日本宗教强调国家民族至上，跟旧约中的犹太人观点很像。神道教是日本国教，自1868年创制以来 [3] ，一直是主流思想，成为学校教育宣传的主题。当然，日本还有一种古老的神道教，但现代神道教的多数教义都是新近才形成的。神道教无意普世传播，跟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一样。这是一种部落信仰，仅仅面向日本人。神道教之外，日本人还信佛，习惯用神道教仪式举办婚礼，以佛教法事举办葬礼。在日本人眼中，佛教更适合悼念亡人。虽然佛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但日本人信仰的佛教宗派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4] ，跟英国国教会类似。多数住持结婚带妻，有一些寺庙实行住持世袭制。庙宇礼佛护法之人地位显赫，让人想起英国国教的会吏总。

日本人虽然采用工业化方法推动生产，却没有丧失自己的美感。人们会听到抱怨说日本商品质量不好，但日本人在工业化生产中凝练艺术品位，表现力之强，令人赞叹。如果日本富裕起来，可能会建造出像威尼斯那样美的城市，建筑方法能跟纽约一样现代。在世界各地，工业化大生产让丑陋风潮一涌而起。所以，任何一个能让这种风浪退潮的民族都让人感激。

日本人认真热忱，意志坚定，工作极其勤奋，可以为一种理想作出极大牺牲。当然优点与缺陷并存：缺乏幽默感，暴虐残忍，不能宽厚恕人，不接纳自由思想。但这些缺陷并不是人人都有。日本有不少男女卓尔不凡，成就斐然。此外，日本文明从整体上来看，有一种坚定不懈怠的冲劲和活力，很是让人敬重。

在日本工业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也在兴起 [5] 。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信仰社会主义理论，但因为没有劳工组织，理论指导实践的空间很小。在日本，工会发展很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各种流派，而且非常活跃。如果日本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就目前来看，社会主义在日本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日本社会主义者跟其他国家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差不多，都不相信与民族、国家诞生有关的迷信观念，因此备受政府迫害，但比美国社会主义者处境要好。我说这话，是因为有一个美国人这么跟我讲的。

实权仍由贵族家庭掌握。根据宪法，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对国会或首相负责，外务省不喜欢的政策他们仍然可以执行。比如，如果外务省承诺从海参崴撤军，陆军省仍然可以在当地驻守将士，不存在宪法救济。我们认为日本人不守诺言，出尔反尔，可以从以上事实找出部分原因。当然，日本有一个政党希望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政府，但除非现有政权在外交上受到极大侮辱，否则这个政党不可能得势。如果华盛顿会议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不仅从山东撤军，还从海参崴撤离，那将对日本内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人固守这样一种观点：日本没有朋友，美国人是死敌。有人猜测，日本政府认为美日之战终不能免。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美国实施经济帝国主义，不会容忍亚太地区发展工业、跟自己旗鼓相当。日本人早晚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腹中饥馁，奄奄一息；要么战死沙场。日本人恪守武士道精神，宁愿戮死于敌手，也不要饥饿而亡。德国将军伯恩哈迪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家。被誉为日本伯恩哈迪的海军大将佐藤 [6] 认为，美国人不守武士道，打不过日本人，还贪恋钱财；如果战争迁延日久，美国人吃不了苦，受不得衣食不足。这种判断当然是不切实际，胡言乱语。武士道在现代战争中派不上用场，而且美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也固执己见，好勇斗狠。如果美日之战拖上十年，最后败的肯定是日本。

我们经常会想起1914年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情形。德国希望效仿英国，建立殖民帝国，日本也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的手段有多邪恶，但当外国人也要这样做时，就觉得他们是在作恶。美国人就是这样看的。德国人发展了各种工业，与英国形成竞争，让英国人恶向胆边生。与之类似，日本人也在远东市场与美国争竞。德国人觉得身边全是英国人的盟友，而英国人感觉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保全自己。与之类似，日本人发现自己在华盛顿受到孤立（只有法国表示同情）。原因是，美国人善于纵横捭阖，把英国等国都引到了他们那一边。德国人最后主观臆想而感觉害怕，向全世界发起挑战，但倒在地下。日本可能也会这样做。德国需要权衡的利弊点、正反面跟日本很像，关于德国的整个论断可直接用于分析日本。不过，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德国想在全世界称霸，而日本只想称霸东亚。

美日冲突流于经济表层。但情况常常是这样：经济竞争是一袭斗篷，下面蕴积着盛怒。日本人仍然相信天皇神权，美国人笃信商业神权。有时候，我想劝劝美国人，让他们知道，美国扩大对外贸易，有些国家并不一定会从中受益。但我总觉得费这番口舌徒劳无功。美国人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恪守的道德、创造的文化要比远东高超精妙得多。我觉得这是一种幻想。不过，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存有这样的幻想。日本人用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文化，避免变成欧洲人或美国人。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同情日本人。在肤色偏见方面，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厉害。日本人决心要证明，黄种人跟白种人是平等的。从这方面来说，正义和人性也在日本一边。因此，就隐藏在经济外交冲突下面的深层次问题而言，我心里向着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

不幸的是，日本人总是缺乏耐心，鄙薄别人，招人嫌恶。他们本应该为中国作一些考虑打算，这样就可以做到言行一致，变成亚洲反欧卫士。中国人重恩讲义。如果日本能把中国当真朋友看，就不愁中国人不会侠义相助。但日本人比欧洲人还鄙视中国人，不愿打碎东方人劣等下作的观念，只愿把自己看作西方一员。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招中国人忿恨也很正常。正是看着日本人这种做派，连最良善的美国人都很反感他们。如果美国怀有卑劣的计谋仇视日本人，那么日本人会在美国国内找到很多人为他们摇旗呐喊。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会那样做。现在还不算晚，日本人还有机会让中国人喜欢他们，让最良善的美国人尊敬他们。为了做到这两点，日本必须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更有利于实现民主的体制。如果做不到，他们将会和德国一样倒下去。而且，这一倒将是人类之大不幸。

美日战争一旦爆发，本身就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战争带来的后果。这场战争将摧毁日本文明，中国将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庸，美国将在全球推行崇武好战的帝国主义。因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应避免这场战争。如果能够避免，日本将会变得更加自由开明。但只有现存政权遭到质疑、垮台，日本才会变得更加自由开明。因此，为日本利益计，同时也为中国利益计，如果英美能够联合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让日本不仅退出山东，还退出除旅顺及周边地区以外的整个满洲地区（我把旅顺排除在外，是因为要让日本放弃旅顺，非打仗不可），将会是好事一桩。俄日战争结束后，英日结成同盟。日本做的一切错事都是受这个同盟怂恿。我不是说日本人就比英国人坏，而是说有些罪恶只有特别大的强国才做得出来，但日本刚刚走上侵略道路就犯下了这些罪恶。而且这些罪恶还不是因为日本行为不谨慎才导致的。英日同盟对日本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终结英日同盟是日本推动改革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俄国在中国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欧洲有人认为俄国老朽没落。这是一种错觉。没错，的确有几百万人忍饥挨饿，工业陷于停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情况发生在一个高度有组织化的国家，就说明这个国家会走向老朽没落。俄国仍然能赶到英国前头，控制波斯和阿富汗，仍然比日本人有优势，仍然能在亚洲每一个国家组织起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运动。这一运动之所以有威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运动承诺把亚洲人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目前来看，在中国本土，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活动影响的只是年轻学生。他们之所以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是因为这种思想提供了一种发展工业的办法，可以绕过私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吸引力肯定会随着布尔什维克被迫改建资本主义而减弱。另外，俄国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非常怪异，不适合中国情况。原因如下：（1）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必要条件，但中国政府疲弱无力，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建立联邦制，而非中央一统。（2）布尔什维克主义需要政府发挥很大作用，建立各种管理机构控制个人生活，管控力度远超以往；而中国已将个人自由发挥到极致，无政府主义似乎行之有效。（3）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赞成私人交易，而私人交易是除文人之外所有中国人的生命线。由于以上原因，作为一种信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大可能在中国本土有太大影响力。但作为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作为信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一码事。说服阿富汗埃米尔或蒙古游牧人的论调，跟与英国政治家、社会改革家乔治·兰斯伯里讨论时用到的观点很可能不太一样。布尔什维克在亚洲扩大影响力这一现象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俄国传统政策延续的结果。跟沙皇时期的官僚比起来，布尔什维克人更有冲劲，更有头脑，更少沾染腐败。而且他们跟美国人一样，也认为自己是在解放全人类，不是在搞帝国主义扩张。这种信念当然让布尔什维克式帝国主义活力大增，吸引力大增。俄国布尔什维克人因此受到激励，不太可能会终止亚洲扩张进程，除非沙皇复辟，又冒出一个新的高尔察克，靠着外国人给的武器，保沙皇不死，让他坐稳皇位。

因此，如果国际局势朝某种方向发展，俄国可能会行动起来，重获满洲，恢复对北京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无论哪个外邦强国得到北京后，都想控制满洲。如果日本还像以前那样能自行其是，不受限制，俄国很难办成这桩大事。但如果日本与美国或英国开战，俄国就能趁机而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未来十到二十年里，俄国可能会恢复俄日战争前在中国的地位。我们必须记住，俄国人也有殖民本能，他们已经向东试探了几百年。过去七年，种种灾难降临，这种趋向暂时被打断，但用不了多久又要回到常态。

我认为，俄国称霸亚洲不足为虑。俄国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像英美日那样横行暴虐。此外，俄国人深具亚洲人观念、品格，能与亚洲人建立平等互谅关系，而说英语的民族似乎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亚洲抱团，将长于防守，弱于进攻，利于和平。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有可能会促进全人类的利益。

那中国的利益是什么？最理想的情况是，中国收复满洲、山东，随后独立发展。中国的混乱无纪局面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建立某种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如果由外部干预终结中国的混乱无纪局面，建立某种制度体系，意味着这种体系有利于外国人开展贸易，发展工业，但完全不能满足中国人自己的需求。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美国，以及现在的俄国，都经历过内战连绵、没有政府管制的岁月。但这段时间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幸亏他们没有遭到外部力量干预，否则会受到重大牵制，找不到最终解决方案。中国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涤荡了旧皇权制度，但已证明不够强大，不足以让任何稳定的东西各就其位。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题，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中国人自己慢慢找到的方案可能会稳定持久，而由外部强国不合时宜、生塞硬加定下的方案则勉强做作，终不长久。

但我们不要抱多大希望，以为华盛顿会议做出的决定对中国永久有利。这些决定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满洲仍将维持现状。日本已在山东问题上作了让步，但究竟有多大价值，只能等待时间去证明。美英法日四强已决定联合压榨中国，彼此不再竞争。有一个与贷款有关的财团将执掌财政大权，由此成为中国实权政府。因为只有美国人有多余资本可供支配，所以他们会控制这个财团。而且，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明举世最优，他们会把中国人变成肌肉基督徒，奉行团队体育健身、男子阳刚存气、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传道那一套。因为金融家是美国文明最让人称奇道妙的特色，中国必须以让金融家充实富足为政府管理要义。作为回报，这些金融家会建大学，办医院，创基督教青年会，使之在中华大地俯拾皆见，并雇用代理人买空中国艺术珍宝，装点他们的豪宅府邸。到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跟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将直接或间接受雇于托拉斯巨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推动不了彻底变革。这一制度体系甚至会得到西方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欢迎，称之为和平自由的辉煌胜利。

但母猪耳朵做不出绸布钱夹，资本主义孕育不出自由和平。英法美日四国签订协议可能是为了捍卫和平，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和平是近了点，自由又远了点。因为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几家公司暂且不竞争、搞联合换来的。对那些以前靠着竞争得利的人来说，这种和平局面肯定不可能总让他们见着好处。在不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下主宰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原则只能保证美国主导各处。原因是，不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商业方面，美国都是最强国。确保中国国内一些东西与中国利益相一致、另外一些不相一致是美国利益所在。为了做好贸易，增加投资收益，美国人希望看到中国政局稳定，人民购买力增加，其他强国不侵犯中国领土。但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到有实力拥有、开采、建筑矿山铁路。他们憎恨一切旨在实现中国经济独立的行动，更不愿意让中国建成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人会把每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档案保存起来，确保那些宣扬社会主义或激进派观点的人无业可就。他们会把虚伪标准贯彻到底。就是秉持这样一套标准，他们对高尔基先是热烈欢迎，后来大肆诋毁。美国人将摧毁美感，代之以整齐划一。简而言之，他们会执意让中国变成“上帝之国”，变得越像越好，但不会允许中国人把自己工厂里创造的财富留给自己。中国人自有一套东西，能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这种贡献弥足珍贵。过去，中国人就已经给过全世界。但美国会主导中国，拦着中国不让给。因为，在他们心里，美国文明完美无瑕，没有缺憾。

资本主义的理想是，组建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托拉斯，消除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让工人保持竞争。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工会减少了发达工业国家工薪阶层之间的竞争，但加剧了不同种族工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白种人和黄种人 [7] 。在现有经济体制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廉价亚洲劳动力与这些国家的白人劳动者形成竞争，导致后者利益受损。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有一大批技能熟练、勤劳肯干的劳动力涌入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显而易见，人人都会获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产出多、消费少的人移民进来，都会增进群体中其他人的利益，增加人均财富。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了找工作端饭碗展开竞争。一个工人不论是产出多、消费少，还是产出少、消费多都天然是其他人的敌人。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全局利益和工薪阶层的个人利益形成对立。美国黄种人劳动力和英国海外自治领地就是突出实例。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为产生的利益冲突让这些人蒙受不幸。未来几个世纪里，亚洲移民问题会出乱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能做到工人个体利益与国家、世界整体利益协调一致。

世界资本集中在少数国家。这些国家凭借资本之力，榨干了其他国家的财富。显然，这种体系不能带来永久和平，除非穷国完全受到压制，不敢反抗。从长远来看，中国不会坐视工业利润流入外国人手中。就目前来说，如果俄国经济匮乏，不得不去筹措外国资本，但等到时机成熟，俄国将再次发起暴动，反对金融世界帝国。因此，我不认为华盛顿形成的垄断组织辛迪加能建立一种稳定的世界体系。与之相反，等到亚洲充分借鉴西方经济体系后，将会和西方打响一场马克思式的阶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捍卫亚洲和社会主义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亚洲会为争取自由而战，但这时恐怕已经太晚，不能保住亚洲文明特色，不能为人类大家庭作出宝贵贡献。实际上，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毁灭一切，没有一个文明能挺立不倒。

总之，大金融家把持住了全球政治实权，只有涉及公共利益、能激起大众情绪的问题他们控制不了。美国和英国海外自治领地排斥亚洲人的确是受到大众压力所致，但也是因为损害了大金融财团的利益。而且，没有几个问题能激起这么强烈的公众情绪。这其中大部分又都可以用资本家利益受损去解释。即便在亚洲移民问题上，也还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工薪阶层对社会主义有误解，不能以开明心态看待社会主义。现有制度让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相互冲突，在一些关键点上，还与全局利益相冲突。对个体适用的原本也应对国家适用，但在现有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利益很少与世界大局相一致，就算做到一致，也纯属巧合。现有体制可能保住了国际和平局势，但只是通过几个强国组合在一起，剥削压榨弱国才实现。这种组合就是华盛顿会议的成果。从长远来看，这种组合只会渐渐占满弱国享有的逼仄自由的空间。

正如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的那样，现有制度一大恶是：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消费这些商品，而是为了卖掉换钱，由此产生竞争、剥削，以及所有的恶。用这种观点不仅可以解释国际劳工问题，也可以解释国际关系。中国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商业，虽然可以让中国人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获得更多利润，但这些商品同时又是他们日常的主要消费品。此外，有人故意创造需求，让中国人消费外国商品。这样一来，中国就不得不受供应这些商品的人的摆布。本来，中国人能自得其乐，现在却狂热追求、心心所念的只有物质。在社会主义世界，生产将受管理机构控制，这个管理机构同时又可以代表消费者需求。这样一来，一买一卖整个商业过程中的竞争就会停止。但在这种景况到来之前，受人剥削可以换来和平，持续战争也能创造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和平自由不能兼得。现有美国政策的成功之处在于，可暂时维持和平，但肯定不让中国等弱国获得自由。只有国际社会主义能做到和平与自由兼得。资本主义剥削激惹暴动，就连和平都保全不了。只有国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持久和平才会到来。

[1] 除印度问题外，英国利益和美国大致相同。大体来说，英国利益跟美国金融连在一起，与美国中西部地区形成对比。该地区注重发展农业，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2] 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美国政府利用会上商定的英美法日意五强海军主力舰的比例，说服国会增加海军军费。如果没有华盛顿会议，国会本来要缩减这一经费。海军增支在美国不得民心。但美国政府以保家卫国促和平为名义，从心不甘情不愿的纳税人兜里掏足了钱。参见1922年4月10日《泰晤士报》驻纽约记者发给报社的电报，4月17日、22日有连载。

[3] 参见张伯伦的《新宗教的发明》，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出版。

[4] 参见默多克《日本史》第一卷，第500页及后页。

[5] 《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The Socialist and Labour Movement in Japan ）对此有精彩阐释，作者是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日本编年史办公室发布。

[6] 著有《如果日本和美国开战》。

[7] 1922年4月5日，《泰晤士报》刊登了驻墨尔本记者发回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白人劳动者对亚洲工人的态度。电报内容如下：“船舶及相关行业代表向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抱怨说，英联邦四艘船在安特卫普修理，没有来澳大利亚修理。还有两艘是在印度修的，找的是黑人劳工，日薪8安那（合8便士）。听到这些代表谈黑人劳工，休斯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跟他们说：‘黑人劳工该死。快让他们滚蛋。别再跟我说黑人劳工。’说完，他从代表中间挤了过去，匆忙走出了房间……”我不同意休斯的看法，也很反感他说的话，但在这种场合，我能体会到他的情绪。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对比

从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看到，西方文明和天朝帝国文明正在中国发生密切接触。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这一接触能否产生比两种母体文明都要优异的新文明，或者说这种接触只会摧毁本土文化，代之以美国文化。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希腊师从埃及，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学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拜阿拉伯人为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艺于拜占庭帝国。在这些事例中，多数情况是学生超过老师。在中国一例中，如果我们把中国人比作学生，情况可能还是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必须从中国学的比中国人必须向我们学的东西要多。可惜，我们会向中国人学习的概率非常低。但我之所以把中国人比作学生，没有说成是老师，只是因为我害怕西方人根本就教不会。

本章，我想就中西接触时产生的纯文化问题进行论述。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阐明与中国国内情况有关的问题。到最后一章，我希望回到对未来的憧憬上，看看在当前困难局势下，我们可以抱有哪些希望。

除16世纪的西班牙和美国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两个文明能像中国和欧洲那样，在相隔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自发展。这种独立异于常态。所以，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做到相互理解并不算太难。为什么会是这样？要阐明这一点，我们应稍作回顾，了解一下两个文明的历史起源。

西欧和美国在精神生活上几乎同源。我追溯到了三个源头：（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伦理；（3）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我们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元素的代表。这三种元素独立发展，持续至今。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得到了文学艺术、哲学数学，还有我们社会观念中更为文雅的那一部分。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得到了狂热的信念，这种信念很像是一种“信仰”；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道德热情，知道了罪孽这一观念；我们还得到了宗教排斥不容的，以及部分民族主义的观点。从应用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科学中，我们得到了权力，尝到了有权力之后是什么滋味，而且还相信我们自己就是神，理所应当有权力为不能享受科学之利的种族裁决生死；我们还得到了经验主义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实际知识。我认为，以上三种元素能够解释我们有的大部分心态观念。

这三种元素中，除了希腊间接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塑、音乐之外 [1] ，其余没有在中国发展中扮演过什么明显的角色。中国在历史之初，就缔造了大河流域帝国。埃及和巴比伦也是这样的帝国，影响到了希腊人和犹太人，创造了西方文明之源。西方文明根植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上的沃土。同样，黄河也为中华文明开篇创造了可能。到了孔子时代，中华帝国仍然据守在黄河流域，没有向南北两方延伸。不过，虽然中西文明在外在条件和经济环境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中国人和埃及人、巴比伦人在精神面貌上几乎没有共同点。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 [2] 和孔子已经具备我们眼中现代中国人的典型特征。凡事爱从经济方面看问题、找原因的人会发现，用经济因素解释不通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和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不一样。我自己也找不出另一套理论学说。但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不能完全按科学去解释国民品格异同。气候和经济条件能解释部分原因，但也不能概括全部。也许，国民品格很大一部分要看在文明形成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个人有什么样的品格。这些人有摩西、穆罕默德、孔子等。

已知中国最早的圣人是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并非真名，意为“年老有智之人”。传说老子跟孔子是同时代人，较孔子年长。在我看来，老子的哲学思想远比孔子的学说有意趣。老子认为，每个人、每个动物、每件事物各守其道。我们自己也该顺应道，并鼓励别人这样做。“道”的意思是“道路”，但带有神秘色彩，类似于《圣经·约翰福音》中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认为，老子的看法是，人因背“道”而死。如果我们都能体任自然，返朴归真，我们应该能长生不死，就像天上的星辰。到了后世，道家学说退变成了求神成仙的方术，汲汲以求长生不老仙药。但我认为逃避死亡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一部分。

老子的书，毋宁说被认为是老子写的书，非常简短，但他的思想得到了弟子庄子的阐发。庄子比他的老师还有趣。两人都倡导自由这一哲学思想。他们都思考了政事之恶，以及种种背离自然之举。与“古之真人”的恬静泰然相对比，他们抨击现代生活匆忙慌乱。道家学说有神秘主义意味，体现在，尽管天下万物林林总总，但“道”在某种意义上归一。因此，如果万物能循道而生，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纷争。两位圣人富于幽默感，内敛谦和。这其实已经体现了中国人的特点。“幽默感”从庄子对伯乐“善治马”的叙述中可见一斑。伯乐治马之法是：“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3] “内敛谦和”可与西方神秘主义者对比中显现出来。这两个特点也可以从中国文学艺术中看出来，从今日中国饱学而又有修养之人的谈话中听出来。中国各阶层都喜欢笑，言语中随处有玩笑。饱学之士不露声色巧妙幽默，欧洲人一般看不出来，更添中国人之乐。中国人习于谦和，脱俗不凡。有一天，我在北京跟一个中年男子见面。他告诉我他对政治学很感兴趣，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学术理论。因为初来乍到，对中国人不了解，我就按字面意思理解他这句话，没往深处去想。后来我才知道他曾任一省之长，为政多年，政绩卓著，为人称道。在中国诗歌里，激烈情感明显难以找见，这也是谦和特点的体现。在中国人眼中，有智之人应该时刻保持镇静泰然的风范。虽然中国人有时也挥洒激情（实际上中国人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但不愿表露在艺术中。因为他们认为冲动不含蓄为艺术所忌。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兴起，西方人推崇激烈悍勇。但据我所知，中国文学不愿表达这样的情愫。中国古乐不乏优美动听之声。这种音乐少有噪动喧嚣，让人只愿洗耳聆听，不理一事。在艺术中，中国人意在精妙雅致；在生活中，志于以理服人。剽悍勇猛为人不齿，肆意表露激烈情感也难为赏识。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注重宣示表露，在其中浸淫日久，刚接触中国文化很难识见中国人的志向意趣，但渐渐就能看出他们生活的美感与尊严所在。所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愈久，爱之愈深。

虽然信奉道家思想的人以方术为营生，无意理治，但完全遭到儒生排斥。我必须承认，我理解不了孔子好在哪里。他的著作溺于礼仪细枝末节，执意教人待人接物，应对各种场合。当然，如果把他与身处别的时代为其他种族推广传统宗教的人作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功绩甚伟。即便这些功绩多数是负面的，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孔子所建体系经过多位弟子阐发，纯粹关注伦理道德，不含宗教教义教理。他的学说没有培植强大神权，也没有引发迫害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整个中华民族知礼懂礼。而且，中国人的这种礼并不仅仅沿习古风旧俗，也完全适用于没有先例可循的场合情景。此外，不只一个阶层习礼，连卑贱寒微的苦力也懂礼。所以，看到中国人不愿以粗鲁回敬粗鲁，带着十分端重对待白人的凶残暴戾、傲慢无礼时，我们不禁汗颜羞惭。欧洲人常把中国人的这种态度看作示弱的表现。但其实这种态度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中国人一直凭着这种力量征服了所有征服自己的人。

中华传统文化中只有一个重要元素来自异域外邦，那就是佛教。公元纪年之初，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国宗教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西方人从犹太人那里承袭了排斥异教的观念，以为一个人信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信别种。而且，正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严密的框架体系，让人难以同时接受两套教义。但中国不存在这种互斥排异的情况。一个人既可以是佛教徒，同时也可修习儒学。原因很简单，佛教和儒学互不排斥。日本也一样，很多人既信奉佛教，也信仰神道教。不过，佛教和儒学气秉不同。即便是同时笃信佛教和儒家的人也对两派分有轻重，有人重儒，有人喜佛。理解了“宗教”这个词，就可以理解佛教。其教义带有神秘色彩，注重救赎、来世。佛教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佛教能治愈灰心绝望，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却认为本应该对世路灰心绝望。佛教认为，悲观消极是人之本能，唯有信仰佛法才能摆脱这种情绪。儒学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儒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与世界相和。人们只需得到教导，知道如何去生，无须鼓舞即欲求生。儒家的道德观念不以任何一种形而上思想或宗教教义为基础，仅仅关注俗世日常。在中国，这两种思想共生共存。那些善于思考、愿以宗教求悟的人礼佛弘法，而那些投身政事者修习儒学心有愉悦。儒学一直都是官学。科举考试考的就是儒学。结果是，几百年来，中国政治掌握在那些怀疑文学功用的人手中。他们所在的管理机构缺乏活力，不具备革故鼎新、一扫陈弊的肃杀之气，而这些是西方国家要求自己的君王应该具备的特质。实际上，执掌中国政坛的人严格遵照庄子的学说箴言。结果导致三点：第一，除非内战爆发、生活凄惨，中国人一直处于安乐状态；第二，属地享有自治权；第三，外邦不必害怕中国，不用忌惮中国稠人广众、资源丰富。

对比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我们会发现，希腊有的很多东西，中国也有，但西方文明三元素的另外两个——犹太教和科学，中国没有。实际上，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不仅社会上层不信教，整个人口都不信。中国有一套清晰明确的伦理准则，但这种准则既不严苛，也不迫害人，而且不包含“罪孽”这一观念。在晚近受欧洲影响之前，中国一直没有西方所谓的科学，不注重发展工业。

这一古文明与西方接触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想的不是政治或经济结果，而是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要把这两种问题剥离开来并不容易，因为中西文化接触少不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接触。但我还是想把文化问题摘出来，单独谈一谈。

中国人对西学求知若渴。师从西人，不仅是为了壮大国力，抵抗西方入侵，更因为很多人本身就好学爱学。中国人素以学问为重。但在过去，他们只学古文典籍。现在，中国人普遍意识到西学用处更大。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学生去欧洲大学学习，去美国的更多，为的是学习科学、法律、经济学、政治学。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多数任教、入仕、执笔新闻报章，迅速让中国人尤其是有识之士具备了现代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倒退，不求进取，创造出的艺术文学没有多大价值。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人种堕落，而仅仅是因为没有新材可取。西学刚好提供了中国所需的刺激。中国学子聪慧颖悟，才思敏捷。中国高等教育缺资金，少图书馆，但完全不缺最优秀的人文材料。虽然中华文明缺失科学这一项，但从未仇视科学，所以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没有碰到教会在欧洲遇见过的多种障碍。我绝不怀疑，如果中国政治稳定、资金充裕，将在未来30年间取得卓越科学成就。中国很可能会超过西方。因为中国人对科学知识怀着一腔新热望，有壮怀才情造就一轮复兴。实际上，少年中国在学习上的热情总让人想起15世纪意大利的复兴精神。

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一点区别很大。那就是，中国人想从西方学的不是富国强军那些东西，而是具有伦理和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是纯粹的智识。他们并没有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照单全收。一些中国人告诉我，1914年前，他们批判意识不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生活方式肯定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智慧的惯性依然非常大。有一些年轻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他们想找的东西。这种希望肯定会变成失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必须综合各种资源手段，找出自我救赎方案。日本人学了西方人的缺陷，还保留着他们自己的缺陷。但我们可以抱这样的希望：中国会反向而选，保住自己的优点，同时吸收西方的优点。

我认为，西方文明的典型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的典型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判。把这两点逐渐综合到一处必为众人之所望。

老子认为，道的运行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认为西方人必须像中国人那样，对这句话深思玩味，从中体会到人生目的所在。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的人生目的跟多数白人为自己设计的目标迥然不同。“有”“恃”“宰”既是白人国家也是白人个体汲汲以求的目标，还让尼采立为哲学，而尼采的弟子不只德国有。

但有人会说，你一直是在拿西方实践同中国理论作比较，但如果比较一下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就会发现结果很不一样。这话当然说得很有道理。老子想让我们摈弃的三种东西之一是“有”。一般中国人当然很重“有”。中国人就整体而言，很贪恋金钱。这种风气可能不如法国人强烈，但肯定要比英国人或美国人浓厚。中国政治腐败，中国权贵攫取金钱的手段令人不齿。这一切都不可否认。

但就另两种恶“恃”和“宰”而言，我注意到中国实践肯定要比我们西方高明。与白人相比，中国人欺凌其他民族的欲望要小得多。正是这种“德”，以及腐败之“恶”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弱国，而不是人们经常认为的中国就是因为腐败才衰落。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非中国莫属。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态度——宽容，友善，恭敬有礼，希望别人也报之以礼。如果中国人愿意，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求自由，不愿主宰。其他国家可能会强迫他们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人就会失去美德，养出称帝的胃口。不过，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人实行皇家世代传承之制已有两千年，但他们对帝国没有恋念。

虽然中国战乱频仍，但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观念——思和慕静。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会出这么一个诗人，把一个逃兵当作英雄去歌颂。比如，阿瑟·韦利所译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中国人思和慕静之观念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善于思考体悟；第二，他们无为静观，无意改变眼中所见。从中国画里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从观察万物各异情状中得到愉悦，不愿先入为主设定图景，再缩减万物配图入景。他们没有西方人视为第一要务的进步理想。当然，即便对西方人来说，进步也是现代才有的理想，是科学和工业化大生产的组成部分。今天学识深厚、思想保守的中国人说话措辞的方式跟他们古之圣人笔下写的一样。如果有人指给他们看，某个方面进步甚微，他们会说：“卓尔不凡有之，缘何求诸于进步？”欧洲人最开始听到这样的观点，会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傲慢怠惰，但久而久之，智慧渐增，我们开始会想，我们西方人所称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躁动不安的变化，根本不能让我们接近理想目标。

对比一下中国人在西方找到了什么和西方在中国找到了什么，深有意趣。中国人在西方找到了知识，希望知识是通向智慧的大门，但我怕这种希望一般都会落空。白人来中国有三种动机——打仗、挣钱、传教。最后一种动机带有理想主义的优点，启迪成全了很多英雄事迹。但士兵、商人、传教士关注点都差不多，都是要在全世界打上西方文明印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们这三种人都爱寻衅滋事。中国人无意让西方人修习儒学。他们认为，“教有多宗，理出一端。”怀着这种观点的中国人乐于看我们自行其是。他们善商贾，但买卖之道与在华欧洲商人迥然相异。后者不断地谋租界，求垄断，筑铁路，开矿山，汲汲营营用坚船利炮变现权利要求。中国人本不善带兵出战。因为，他们知道，别人要他们打的那一战不值得一战。不过，这只是他们善于以理服人之特质的一个明证。

我认为，中国人善于包容接纳，远非拘泥本土经验的欧洲人所能想象。我们西方人自以为包容接纳，只是因为我们比我们的先人做得要好。但我们仍然在实施政治与社会迫害。而且，我们执意认为，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胜他人。所以，在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自信地认定，能让他们像我们是至善。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在我眼中，一般中国人就算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也还是比一般英国人过得幸福快乐。原因就在于，在思想观念上，中华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更仁厚，更文雅。躁动不安、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各种显而易见的恶果，还让我们不知道满足，丧失了因美而悦的能力，几乎不再具备善思考、勤体悟的美德。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在过去百年间退化得相当厉害。我不否认中国人在其他方向上走过了头，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中西接触可能会对双方都有益处。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最基本的效率观念，这对实际生产生活必不可少。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善思善悟的智慧——正是这种智慧让他们血脉相承，绵延不绝，而其他古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来中国是为了讲学。但在这里的每一天，我想的比较少的是，我要跟中国人讲什么；想的比较多的是，我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什么。在久居中国的欧洲人那里，我发现这种态度并不少见。但从短暂驻留，或者仅仅是来这里赚钱的欧洲人那里，我发现这种态度非常罕见，令人感到悲哀。在后一种人眼里，中国人在西方看重的东西——军事实力和工厂企业上并不精擅。所以他们不认为要跟中国人少讲多学。但那些看重智慧、美感，或者仅仅是简单朴素生之愉悦的人，会发现这些东西在中国比较多，在心神不定、动荡混乱的西方比较少。有了这番发现之后，这些人愿意生活在看重上述东西的地方。我愿，我能怀抱这样的希望，中国人在学到我们的科学知识后，能给我们一些回报——他们能让我们学学他们的包容接纳，宽宏大度，善思善悟，恬淡平和。

[1] 前引高第著作第368页；前引翟理斯著作第187页。

[2] 关于老子，有人认为同名书《老子》并非老子本人所作，很可能是他死后两三百年编纂而成。比较前引翟理斯著作第五讲。

[3] 引自第四章第82—83页。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品格

西方人有这样一种理论：中国人神秘莫测，奇思怪想多，西方人理解不了。也许，在中国再多看看，多走走，我也会这样看。但就我在这里工作这段时日所历而言，我觉得上述看法没有依据。我怎样跟英国人说话，就怎样跟中国人交谈。他们回答我的方式，跟英国人对有知识、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说话方式是一样的。我不相信“摸不透的东方人”这种神话。我相信，如果让英国人或美国人跟中国人玩一个互骗游戏，十有八九是前者赢。但因为中国人多，又相对贫穷，在跟富裕白人打交道时，这种游戏一般是一方赢定。所以，毫无疑问，白人上了当，被骗走了钱。但话又说回来，到过伦敦的中国大官寥寥无几，他们在那儿受没受过骗，没几个人知道。

中国人最不凡的一点是，有本事讨得外国人的喜欢。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不论他们是以游客身份来中国旅游，还是在中国定居多年，都是这样的看法。虽然英日结有同盟，我几乎想不出来有哪个到过远东的英国人像喜欢中国人那样，喜欢日本人。在中国人中间生活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学会他们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的人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恶”印象深刻。这些恶包括：中国叫花子多，生活困窘不堪，疾疫盛行，政治腐败，混乱无纪。刚开始，每一个热心肠的西方人都有强烈愿望纠正这些“恶”。而且这些恶也必须得到纠正。

轿子

人力车

但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受天灾、一时走了霉运的人，看到外国人一腔热情，也还是消极以待，无动于衷。他们坐等霉运消失，以为倒霉事终究会像苏打水那样走了气。这让那些来中国走走看看的外国人感到摸不着头脑。渐渐地，他们会感到犹豫动摇，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气愤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深信不疑的所有箴言警句。时刻防备着将来不走霉运是否明智？老是想着以后哪天有灾、搞得现在心神不宁欢乐全无是否就叫谨慎？建了一座豪宅，却根本没有闲心住在那里，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这样应不应该？

中国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忍受贫穷、疾病、混乱无纪。但为了弥补这些恶，他们留住了工业化国家已经丧失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享受闲暇，播撒欢笑，沐浴阳光，懂得雅致之乐、思辨之趣。我没有见过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爱笑。不论什么事，他们都能从中找出欢乐，讲一个笑话就能化解纷争。

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在任何一个把事前算计妥当看成美德的国家，那里的人都会不断抱怨天热难熬，为的是多得几个小费。我们欧洲人会用这段时间给自己添愁，害怕汽车找不对路，不等我们。而在中国，家境优渥的人也许已经开始讨论宇宙是按圆圈移动，还是直线行进。或者，他们开始思考，至德之人会不会舍弃一己的心思计虑，或是在有些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那些错认为中国还没有开化的白人。这些人完全忘掉了构成文明的要素是什么。不错，北京还不通电车，电灯昏黄不明。不错，中国有一些地方风景殊胜，但欧洲人心急难熬，想在那里挖煤，破坏美景。不错，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擅诗能作，但记不好《惠特克年鉴》列举的事实。欧洲人在给别人推荐房子的时候，会说这里地势好，坐火车上哪儿都成。在他们心目中，好地段应该是四通八达。但中国人不会提火车的事，要是问他们，他们也答不对。但他们会告诉你，这里有一座宫殿，古时候皇帝让建的；还有一座湖心亭，唐朝一位大诗人给修的，供学者避世去愁。就是这种看法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野蛮不开化。

中国人不分高低贵贱，都镇定自若，沉静端重。欧洲教育一般不会损毁这种气质。中国人不会自矜自夸，小到个人是这样，大到国家也一样。他们有一种豪气，感觉不用自己夸自己。他们承认，跟外国一比，中国军事不强，但他们不认为杀人杀得又快又好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品质。我觉得中国人从心底里觉得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最精深的文明。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人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中华文化传统跟西方文化完全不同。但渐渐地，我们会感觉到，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不算那么荒唐。实际上，自我坚持某种价值观标准，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尽可能促成多种变化，改变自己所在的环境。典型的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多地体会恬淡雅致之乐。这就是中国和英语世界最为根本的不同。

我们西方人执迷于“进步”，并把“进步”当作伦理道德，掩盖我们希望促成变化的欲望。比如，如果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真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会觉得这种问题愚不可及。机器当然促成了伟大变化，当然推动了伟大“进步”。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爱慕进步，实际上十有八九是爱慕权力，享受那种“大令一下、情况变化”的快感。为了追逐这种快感，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会拼着性命去工作，一心要集财百万。等到梦想成真，他却得了消化不良，不得不吃面包喝清水，在款待客人的盛宴上变成看客。但他这样安慰自己：我还可以操控政治，可以视投资盈亏与否，煽起烽火，阻止战争。正是这种气禀让西方国家“进步”。

当然，中国也有野心勃勃的人。但这样的人比他们的西方同类要少。而且他们的野心呈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虽然这种形式不比我们的更好，但他们更看重愉悦，而不是权力。这种偏好自然而然导致这些中国人普遍贪财。金钱能带来愉悦，所以要好好求财。对西方人来说，金钱主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西方政客不求多财但求大权，有了权就算清贫也很满足。而在中国，督军握有实权，常常把权力当作积攒财富的唯一手段。他们心里打算的是，时机一到就逃到日本，靠手中掳掠的东西在日本不声不息享受下半辈子。如果逃跑的过程中失掉了权力，他们也不会太可惜。很明显，这些政客虽然造成破坏动荡，但也只是局限在受他们管制的省份，远比西方政客造成的损坏小。我们的政客为了赢得一次选举，不惜毁掉整块大陆。

中国政治腐败、混乱无纪所造成的损害要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而且，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这种乱局造成的损害要比我们西方的“高效”政府造成的小得多。现代政府所开展活动的百分之九十都会造成损害，所以，这种政府效能越低越好。目前，北洋政府怠惰腐败、愚蠢无知，反而能让中国人享受一点个人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

中国法律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糟糕。有时候，北洋政府迫于外国压力，会把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人关进监狱，这跟英美情况一样。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一般情况是，政府很少干预，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1] 。中国人不必亦步亦趋随大流，就像1914年以来的欧洲、1917年以来的美国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仍然可以为自己思考，想出结论后也不用害怕说给别人听。强调个人可大有作为的思想已经在西方消失不见，但在中国依然可以找得见，这可以算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在中国，每一个苦力工人都可能做到自尊自重。但在西方，只有少数财大气粗的金融家才能做到自尊自重。

在华外籍人士常常觉得“顾面子”这件事很是荒唐。但“顾面子”只是对社交行为领域的个人尊严表示尊重。每个人都有“面子”，连最卑贱的乞丐也不例外，如果你不愿触犯中国伦理规范，就不要侮辱乞丐。如果你跟中国人说话的措辞方式不符这一规范，他们就会发笑。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愿怪罪你，就必须把你说的话当成玩笑，一笑了之。

有一次在课上，我觉得学生不用心听课，就跟他们说了相同情况下应该跟英国学生说的话。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学生们都在笑，面露尴尬。刚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后来才弄明白原因。中国人，即便是最讲时髦的那些，也远远比我们西方人更注重礼貌得体。对这方面的关注当然有损效率，也影响个人交往，而且后者造成的影响更严重。不看重礼貌得体形式的人会觉得对方不够真诚，不爱讲实话。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希望这种风气淡一些。但对那些受够西方残忍暴戾的人而言，看到中国人温文尔雅，会觉得很舒心。不过，如果要作整体权衡，比较一下中国人的这种温文尔雅跟我们西方人的直率坦诚，哪个好，哪个坏，我不敢妄下判断。

中国人让人想起英国人也爱妥协折中，习惯顺从公众舆论。在中国发生的纷争最终很少会发展成残忍暴力事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如何对待清朝末代皇帝看出来。西方国家建立共和制时，一般会废黜君王，还砍下他的头。就算不砍头，也不会让他在这个国家待下去。但中国人让皇帝保留了称号，留下了他住的美丽宫殿，给他成群的太监使唤，每年还给他几百万美元。末代皇帝现年16岁，安稳地住在紫禁城里。有一次内战期间，他还名义上掌权，又当了十几天的皇帝。此后再次见黜，但没有遭到任何惩罚。

公众舆论在中国力量很大，一旦搅起来，会真的发挥作用。根据各方面消息，1920年夏天安福党倒台就是因为舆论不容。安福党亲日，当时正从日本筹借款子。中国人最恨日本人，反日政治浪潮波及最广。学生们慷慨陈词，公众为之感染。起初，安福党以军事实力见强，但手下士兵渐渐看明白了让自己打仗的原因，就萌生退意，走散了不少。最后，反对安福党的人开进北京，几乎没有费一枪一炮就把政府换了一套。

公众舆论在教师罢工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离开北京时，教师罢工问题即将得到解决。北洋政府腐败不堪，资金拮据，捉襟见肘，很多个月不给教师开工资。最后，教师罢工，要求发薪，并组成代表团，由学生陪着去政府讨说法。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师生多人受重伤，激起讨伐声一片，因为中国人一向尊师重教。各大报纸呼吁革命。而北洋政府刚刚向赏光莅临北京城的三个督军支付了900万美元通融贿赂款，再也找不出动听的借口，不给教师发放区区几十万的工资，因此不得不屈服，陷入慌乱之中。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白人国家，教师利益受损时，都不可能激起这么强烈的公众情绪。

最让欧洲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耐心。中国有识之士非常清楚外国的险恶用心。他们敏锐察觉到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做了什么。他们知道，在港英国人使尽全力不让中国人在南方建立广州军政府，实施善政。他们还知道，列强无一例外都贪婪地盯着中国尚未开发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手段残忍，穷兵黩武，贯彻铁一般的纪律，创制反动宗教，让那些“文明开化”的工业国家乖乖听命，抑制贪欲。但中国人既不复制日本经验，也不愿束手就擒，听任外国人主导局面。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是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屹立不倒。用不了几代人的工夫，那些侵略者都会比自己的臣民更像是中国人。

满洲地广人稀，有的是空间做殖民地。日本人说自己需要殖民地容纳多余人口，但中国迁入满洲的居民百倍于日本人。不管满洲暂时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碰着日本陷入困境的时候，就能收复回来。中国有4亿人口。这4亿人吃苦耐劳，善于消极抵抗，尽管有连年内战，仍然团结紧密，其他民族难以企及。他们鄙视兵戎相见那一套，会一直等到侵略者忙于内讧，最后精疲力竭。

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从古延续至今的唯一文明。从孔子时代起，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先后消亡，但中国不断改变，存续至今。中国曾经受到外国影响，先是有佛教，现在是西方科学。但在过去，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将来，西方科学也不会把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在中国遇到的人了解的西方学问一点不输于英国任何一个教授，但他们没有顾此失彼，失去与本民族人的联系。西方人坏就坏在：残忍暴戾，躁动不安，欺诈弱者，耽于物质。中国人看到了这些坏东西，不愿吸收。他们希望吸收的是西方的好东西，尤其是科学。

第一次见到外国人的中国人

算命摊儿

大街上的公开审判

中国本土旧文化老朽衰败，艺术文学已经变样，儒学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即便是中国人，也觉得儒学难当此任。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需要一种新元素激活本土传统，应向西方文明寻找滋养。但他们不愿构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文明。正是这种愿望里蕴含着最好的希望。如果中国人没有受到唆使而变成崇武好战一族，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完全崭新的文明，比西方人一直努力创造的所有文明类型都要好。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说了中国人品格中好的一面。但中国人当然和其他民族一样，也有坏的一面。中国人对我彬彬有礼，淳厚善良，我本应该只说好，不说坏，但为了中国好，也为了真理计，把不那么让人佩服称道的东西隐藏起来是不对的。我只想请读者记住一点：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中国人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民族之一。我也准备写一份声讨书，措辞比这本书更严厉，对每个强国都谴责一番。在我离开中国之际，中国一位著名作家问我，中国人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我有点不太情愿，列举了这三个：贪财、胆小、麻木。奇怪的是，问我这话的人非但没有生气，还认为我批评得很公道，接着又和我讨论了可能的补救办法。他这种思想上的诚实恳挚是中国多种至善美德的明证。

中国人的麻木让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惊讶。人道主义的冲动让我们西方人投入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减少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恶行。比如，我们一直禁止奥地利跟德国结盟，移民德国，从德国获得工业原材料。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维也纳人受饥饿煎熬，只有那些请求我们发善心者才能活下来。中国人虽然没有这种精力让维也纳人忍饥挨饿，但也不会发善心让有些人活命。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上百万中国人在饥馑荒年奄奄一息，甚至有男人把自家孩子卖奴作役，只为换回几美元，如果连这笔钱都得不到，还会把孩子一杀了之。赈灾工作大部分是白人做的，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而且就连那小小的善举也受腐败沾染。但我们必须说，白人大多是因为良心不安，才有此善举，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只要中国维持当前的出生率，不变革当下采用的农业生产办法，饥荒就免不了周期性发作。那些在一次荒年中得到好心人救助活下来的人，很可能捱不过下一次。

中国要想永久避免饥荒，只能改良农业，辅之以大面积搬迁，或大规模实施节育政策。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眼下受灾饥民无动于衷。中国人之所以麻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问题太大，不好解决。但也有一个现象解释不通。如果一条狗让汽车碾压，伤得很重，十有八九的过路人都会停下来，听着那条狗哀哀嚎叫而发笑。一般中国人看到这种苦难，不会感同身受，生出怜悯，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苦难没有什么大不了。从中国历史，以及辛亥革命以前的刑法典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乏主动施暴行为，但我自己并没有在中国亲眼看到过。而且必须这样说，所有大国都曾主动施暴，只不过我们西方人虚伪，有意隐瞒一部分罢了。

乍一看，胆小也是中国人的缺陷。但我不敢肯定，中国人是否真的勇气不足。有一个事实的确不假：两派督军交战时，双方都会从战场上逃走，谁先逃，谁得胜。不过，这也只能证明中国士兵很理智。战争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军队里全是雇佣兵。但遇到重大事项，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据说中国人很善战，有良将带兵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跟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一比，我不认为中国人能称得上是勇敢不惧的民族，只能说后者在消极忍耐上有一套。中国人可以受住折磨，不惧死亡，所持动机——比如，为了不让人知道抢来的东西藏在哪里——让那些凶猛彪悍的民族摸不着头脑。虽然相对而言，中国人不会积极主动示勇显强，但他们没有我们那样怕死，从他们不畏自杀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我要说贪财是中国人最大的缺陷。生活艰辛，财不易得。为了求财，除了极少数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外，其他中国人都有受贿行贿求财之嫌。为了赚得小小的几便士，几乎所有苦力都会拼着命去求，哪怕马上死去也在所不惜。中国人打日本为什么会那么难？主要就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政治家会拒绝接受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中国人有贪财这个缺陷很可能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不过，经济条件改善后，情况应该能变好一点。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会比18世纪的欧洲更糟糕。我没有听说过哪个中国将领能比英国马尔堡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过哪个政治家能比法国枢机纪尧姆·杜布瓦道德更败坏。因此，中国工业发展起来后，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变得和我们西方人一样诚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就比中国人诚实得多。

前面我一直在说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表面看来思维敏捷，凡事存有怀疑，但也有点疏懒，不是那么太有激情。不过，他们也有另外一面。他们也会激动兴奋得发狂，群情激昂是常事。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我毫不怀疑这是事实。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例。对欧洲影响最深的就是那件事。但中国历史中这样的骚乱比比皆是。正是中国人品格中的这一元素让他们看起来难以捉摸。中国人未来会发生什么，几乎难以猜测。我们可以想象，有一部分中国人会狂热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人反抗日本人，有人变成基督徒，有人会效忠某一领袖并最终立他为皇。我猜想，正是中国人品格中的这一元素让一向慎重的他们变成全世界最鲁莽的赌徒。而且，中国很多皇帝因为迷醉红颜、贪恋爱情丢掉了皇位。但西方人远远不像中国人那样鄙视爱情。

要对中国人的品格作出概括总结并不容易。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中国人跟他们很不一样，多半仅仅是因为中国维系了一份古老文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观。因为中国人受到了日本人和欧美金融家的压力。中国艺术逐渐消亡，被粗劣仿制的二流西洋画取代。很多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完全没有能力欣赏本土绘画之美，仅仅因为中国画不遵循透视法则就心怀鄙视。

游客一到中国就为之倾心的那种东西不会留存下来，肯定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消失殆尽。但也许，有些东西会留存下来。中国伦理道德品质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为现代世界所急需。这些品质中我最看重的是心气平和，以理服人，不以武力相迫。西方会不会让这种心气继续留在中国？还是逼着中国人自卫，变得像日本人那样穷兵黩武？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1] 这让外国人很恼火。他们本来打算在上海建立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关于这方面情况，参见董显光《上海出版事宜章程》，刊载于1922年4月15日期《远东评论》。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跟意大利、希腊一样，中国常被文化人误判。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座博物馆。留住古代之美非常重要，但没有一个朝前看、有远见的人满足于当一个馆长，其他什么都不干。所以，在欧洲游客眼里，中国的高人雅士鄙陋粗俗，不知美为何物。在华欧洲人，且不说他们有种种利己动机，一般都极端保守。那是因为，他们喜欢所有跟欧洲明显不一样的东西。但这只是外人的态度。这里的“外人”指的是那些把中国当作一种事物进行观察，而非一个地方生活起居的人。他们只看中国的过去，不看中国的未来。中国的仁人志士自然不以这种观点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祖国博采现代世界精华，而不仅仅是活在过去，让人瞧着好玩有趣，变成牛津大学、黄石公园。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竭尽全力，推动高等教育，让更多中国人运用、欣赏西方知识，但同时又能摆脱西方谬误缺陷的束缚。中国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做的事情深有意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不让人欢喜的时代发生的最让人憧憬的事情。

传统旧课是首先需要关注的。中国人在幼年时诵习经典，死记硬背，不求文意，年纪稍长再听讲解，明白其中含义。这就是18世纪中国的教育模式。现年30多岁的中国人虽然最终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但一开始都是在旧式学校学会读写。目前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占多数。小学教育一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里完成。每个孩子每天都得熟记一部分古文，并在课上大声朗诵。所有孩子齐声诵读的时候，那声音可以说是震耳欲聋（我在北京的时候，就住在这样一座学校附近，所以我说的是个人亲身经历）。用这种方法学会阅读的人不在少数。在大城镇里，就连苦力也常常是这个读法。但中国字不好写，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不多。我估计，能读会写的中国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宣布实施教育改革。随后，建立师范学校，依据现代理念培训教师，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将作出更大成就，变革小学教育，让更多人走进小学堂。从下列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学校、教师、在校生数量都在增加。该数据摘自刁敏谦《觉醒的中国》第4页。

鉴于统计年份发生了辛亥革命和内战，我们必须承认，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取得了非常惊人的进步。

中国政府制定计划，希望普及小学教育。但到目前为止，因为国内秩序不稳，又缺乏资金，只能在几个地方实现，规模比较小。如果中国政局能够稳定下来，小学教育将很快得到普及。

当然，传统古文典籍教育不只在小学阶段开设。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古文艰深难懂。即便在宋明新儒学的硕儒看来，也大有研究空间。几百年来，中国一直尊崇这方面的学问。我们能碰到这方面的老学者。人们习惯性地遵从他们的观点见解，即便是谈到政治，也洗耳恭听。不过，他们是老学究，天真稚朴，不谙世事。看见他们，就让人想起查尔斯·兰姆在《牛津度假记》一文中描述的人物——满腹才学、诚挚可亲，但完全不懂现代世界，比如，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受11世纪哲学家启发。中国该不该推行老学究式的高等教育，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跟欧洲人争论是否应该推行古典教育的情况一模一样。对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同一结论。那就是，完全应该有专家学人修习传统经典，但给一般学识的人开的普通课程应多考虑现代需求，多讲科学、现代语言、当代国际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中国所有改革派教育者都是这种看法。

中国第二类高等教育由传教士开办，现在几乎都在美国人手里。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国教育中所占的地位是通过庚子赔款确立的。按照列强自己的说法，当时，多数国家只要求赔偿实际损失。但美国向中国提出要求，并最终获得一大笔赔款（批评美国做派的人是这么讲的）。他们倒挺大方，把多出的那一部分拿出来支持中国教育，把中国学子送到本土和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种行为不论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商业方面来看，都非常合理、管用。中国很多职位都给了受过美国影响的人。这些人笃信，世界诸强之中，中国只有一个真朋友——美国。

我们可从三座大学看出美国人一般是怎么做工作的。这三座大学我都有一定了解，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洛克菲勒医院有关联），以及所谓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坐落在西山脚下，景色怡人，校内有不少建筑，风格为美式，坚固美观 [1] ，完全靠庚子赔款而建。学校气氛让人感觉这里就是一所小型美国大学。校长是中国人，几乎是美国大学校长的翻版。教师部分是美国人，部分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后者人数越来越多。走进校门，明显感觉这里干净整洁、遵期守时、严谨高效。我不知道教学情况怎么样，但就我看到的一切，我感觉这所大学师资完备、水准不低。美国大学的一大优点是学生必须学习英语。汉语和欧洲语言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如果学生只懂中文，就算读的是最精湛的译文，也还是理解不了欧洲人的思想。因此，学习欧洲几种语言非常有必要。而英语是整个远东地区最熟悉、用处最大的语言。

学生在清华学习数学、科学、哲学。一般来说，这些课程也是各大院校普遍会开的基础课程。优秀学子毕业后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从政。毋庸讳言，他们为中国的进步贡献很大，提高了效率和技术水平，也让中国人更诚实。

洛克菲勒医院就诊楼很大，很显眼，既体现了中式美感，又符合欧洲实用要求。屋顶铺着绿瓦，是典型的中式风格，但墙壁和窗子是欧洲风范。这种融合令人称道，但可能不尽完美。医院里现代科学设备应有尽有，但跟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一样，也有垄断倾向，跟医院没有关系的人用不了这些设备。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多种课程，不只有医学，还有英语文学等。显然，这些课教得都很不错。开设这些课程很有必要，能给中国培养出达到欧洲水平的内外科医生。因为，医学院学生有必要精通欧洲说的几种语言。学习欧洲其他知识也离不开过硬的语言功底。当然，在中国这个卫生不佳、流行病频发的国家，目前急需牢固掌握的是医学科学知识。

所谓的北京大学体现了中国不得不忍受的治外法权。有人是这么跟我讲的，北洋政府已经在北京建了一所大学，师资完备，取名为“北京大学”。但循道卫理派传教士决定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起给自己办的大学。所以，现有大学不得不更名为“国立大学”。这件事听起来就好比是一群老派中国人在伦敦定居，准备教儒学，逼着伦敦大学换掉名字一样。但我不愿意提起“治外法权”这个问题。滥用这种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要想废除这一权利，还得再过几年。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自成一派 [2] 。北京有一个“欧美同学会”，非常不错。欧洲人习惯说留学生不好，但这种说法没什么道理。留学生分为几派，各派间偶有争执，尤其是那些只到过日本的留学生跟游学欧美者地位不平等。我的印象是，美国在学生身上留下的印记比其他国家都要鲜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不太英化，而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美国化程度更深。对于希望实现现代化、赶上时代潮流的中国人来讲，摩天大楼、热闹奔忙似乎是浪漫场景，因为这种景象跟中国很不一样。在孔子正宗传人遍地的中国，保守欧洲人看重的旧传统跟中国古风一比，就像是雨后一茬茬长出来的蘑菇。所以，传统、习俗这些东西打动不了中国人。这让人想起英国旅行作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写的《日升之处》，其中有英国乡村绅士和奥斯曼帝国帕夏的一段对话。帕夏用了一个叠句赞美英国，“嗡嗡哄哄，全靠蒸汽；呼呼飕飕，全在轮上。”而那个英国绅士则不断地说，“告诉帕夏，感谢上帝，英国自由农还是英国自由农。”

总地来看，虽然美国人在中国承担教育工作，取得了不小成绩，但让外国人指导做事不能恰如其分地满足中国需求。中国人所创造的文明、所传承的民族气秉在很多方面都比白人优异。有一些欧洲人最终发现了这一点，但美国人毫无知觉。美国人一直都是传教士，不是基督教传教士，而是美国主义的传教士。虽然他们常常觉得自己传播的仅仅是基督教义，但其实是美国主义。何谓美国主义？“干净生活、干净思想、兴致勃勃”，我觉得一个美国人会如是回答。这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整齐取代了艺术，干净取代了美丽，说教取代了哲学，妓女取代了小妾，忙碌无暇取代了传统中国人的安闲沉静。伏尔泰，那个玩世不恭、善于挖苦讽刺的人，阐明生活的真谛是“爱和思考”。这两项在中国随处可以找得到，但没有一项能跟“兴致勃勃”相容。因此，美国影响最终会让这两项归于沉寂。如果美国思想文化主导中国，美国人会提倡讲卫生，能挽救很多中国人的生命，但与此同时也会让他们变得不值得别人去挽救。因此，我们不能把美国思想文化看作健康有益，让人无可指摘。

中国有远见、有抱负的教育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建立现代院校，让中国人去管理。在这些院校中，有一部分教师是欧美人，但教育精神不是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那一套。中国人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挥之不去：白人管理教育并不是没有私心，他们似乎提前设计好了，要去生产方便好用的工具，服务资本家，让本国的商人、工厂主渗入中国。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但无意识中就是这样做的。现代中国院校明显不同。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些院校不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温床，而是培育学生自由思考的地方。评判学生思想时，也不是看他们对剥削者有没有用，而是看他们的思维智识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结果让人欣喜。中国的青年才俊有思想，有见地，能够做到公正无私。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开了研讨班。在跟学生讨论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才思敏捷、率真无畏。这种品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对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社，以及其他类似团体组织也是这种印象。中国年轻人对西学求知若渴，但也清楚认识到了西方种种恶行。他们希望做到科学缜密，而不是机械僵化，希望发展工业，而不是崇拜资本主义。他们和中国优秀教师中的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尊重欧洲人的知识，但不动声色不理会欧洲人的傲慢无礼。中国目前完全达到现代水准的教育机构，比如国立北京大学等，从教学育人方面来看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图书馆不够多，英语教学不够细致，心智教育有待加强。但这些缺陷是因为建校时间不长，与学生对人生的深刻人文主义关怀的态度比起来，并不算大事。而且这些缺陷多因资金匮乏而起。因为北洋政府不得不把资金分给那些互相厮杀、掳掠乡里的军阀头子。不过，列强喜欢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软弱无能。

学生不仅自己有公益精神，还能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窃取山东。刁敏谦在《觉醒的中国》“学生运动”一章详细记述了学生们做的事情。而且，学生们并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发力。下文摘自刁敏谦著作第146页。

是学生让举国上下群情激奋，也是他们阻止中国代表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协助商人抵制日本。此后，他们又把精力放在教育启发那些没上过多少学的姐妹兄弟身上。他们办杂志，作演讲，让人们了解国内外真实情况，自己掏钱办学校，还亲自登上讲台，提供免费教育。他们所作的自我牺牲让人无比钦敬。这一办学计划在各地得到热情洋溢的支持。据估计，仅在北京一地，就有5万孩子从中受益。

有一件事让我很是惊奇。我发现，在中国人管理的现代教育体系中，男女完全平等。女性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地位要比剑桥大学高。在中国，女性可参加考试，获得学位，进大学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以培养女教师为办学目标。这所学校理念先进，教育水准高，女孩们富于自由探究精神，恐怕英国很多女校长见了都会震惊不已。

中国正在开展男女同校混合教育运动，重点在小学阶段实施。原因是：学校不够，如果女孩不能跟男孩上同一所学校，就无校可上，只能辍学。我第一次遇见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是在长沙督军筹办的一个宴会上。晚宴演讲环节，杜威夫人告诉督军，湖南省必须采用男女同校混合教育办法。督军打着官腔说，会认真考虑此事，但怕湖南条件还不成熟。不过，有一点明白无疑：教育这件事应该是政治家办的实事。当时，我刚到中国不久，来之前以为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所以听到男女同校这件事感到很吃惊。后来，我才意识到，英国人嘴上说的改革是可以在中国落到实处的。

受传教士或保守白人控制的教育不能让少年中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中国已经扔掉了几千年来盛行在本土的迷信思想，如果把所有进步民族都已经抛弃的欧洲迷信思想再捡起来，将会是一场可悲的闹剧。只有中国仁人志士自己办教育，青年学子才有天地一展身手，发扬复兴精神，自由怀疑、探究，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建立一个崭新的文明，和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古文明一样辉煌灿烂。

我在北京的时候，正巧碰到国立学校教师罢教。他们罢教不是为了让政府涨工资，而是发工资，因为有很多个月政府都没给他们开支。他们在一些学生的陪同下，派出代表团和政府交涉，但被军警赶了出来。棍击棒打之下，很多人被送往医院。事情一出，群情愤慨，几乎引发革命，北洋政府不得不火速与教师和解。站在现代教师身后的是有气概、有活力、有公益精神的中国人。而控制北洋政府的匪帮身后是日本人的金钱和欧洲人的计谋。美国站在中间位置。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概括：传统旧式教育，连同督军和英日影响力，代表的是保守思想；美国及其商业、教育机构代表的是开明思想；而中国本土现代教育，从实践上而非理论上来说，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再顺便说一句，也只有中国本土现代教育才能代表思想精神自由。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永远受外国人欺压。他们不会为了壮大军事力量就去学西方人的种种恶行，但愿意为增进智慧而去学我们的种种美德。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唯一真正相信智慧比红宝石还珍贵的民族。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观念，西方以为中国人还不开化。

[1]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完全由中国人办的大学里也能看到精工细作的建筑。比如，国立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堂。

[2] 刁敏谦（前引著作第27页）从《留美学生名人录》中摘引了一组数据，对596名中国人学成归来后的就业情况进行分类。有以下几大项：教育行业：38名管理人员，197名教师；政府服务领域：129名任行政职务（其中包括3名议员，4名法官）；95名工程师；35名医生（含牙医）；60人经商；21人从事社会工作和宗教事务。据估计，在美国大学拿到学位的中国人总计1700名，从英国大学毕业的有400人。这两个数字不成比例。原因是：美国在庚子赔款问题上，政策更开明。1916年，有292名中国人赴英留学。刁敏谦在其著作第28页对他们所学专业进行了分类，有以下几大类：医学：50人；法律经济：47人；工程技术：42人；矿山：22人；自然科学（含化学、地质学，两项单独统计）：19人。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但潜力很大。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工业将飞速发展。中国的未来维系于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发展方式；第二，任何单一要素。中国遭遇的种种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工业形势有关。因此，我先对这一形势进行简单描述，再讨论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铁路矿山是一个国家工业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先来谈铁路，再来说矿山，随后再讲讲其他方面。

刚有铁路时，清政府和牛津、剑桥大学一样抵制新生事物，极力反对修铁路 [1] 。1875年，外国人修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短程铁路，清政府大为震惊，毁掉了这条路线。1881年，第一条可供永久使用的铁路进入建设阶段，但一直等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结束后才基本修成。甲午战争后，列强以为中国分崩离析，纷纷争夺租界，划定势力范围。比利时修通北京到汉口要线。美国获得汉口—广州铁路段特许权；不过，这条铁路只修到长沙，就没再修下去。俄国建了满洲铁路，把北京跟西伯利亚铁路、欧洲连在了一起。德国修通了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法国在南方修了一条铁路线。英国希望获得长江流域铁路垄断权。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归外国人。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洲人意识到，对中国人要多加小心，要不然他们忍无可忍，发起怒来不得了。此后，新筑铁路所有权留给了中国政府，但外国人有很大管理权，因此，中国政府的所有权没有多大价值。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中国必须有铁路，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铁路管理权抓在自己手中。1908年，津浦线、沪杭线获批，外国可以贷款援建，但中国政府完全行使管理权。与此同时，中国收回京汉线，自主建成北京—张家口线，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在中国大干线中，除了满洲铁路（东清铁路）和胶济铁路受外国控制以外，其他线路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在管理。关于满洲铁路，如果中国不能发展强大，打败日本，就再也收不回这条铁路了。而且，整个满洲地区目前基本上已经让日本控制住。但关于胶济铁路，因为华盛顿会议达成协议，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中国将在五年内赎回。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可以收回沦丧区以外的所有重要铁路线管理权。这一时局振奋人心，显然要归功于中国人睿智清醒。

京张干路起点

京张铁路修成时修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的合影。左侧为工程技术人员，右侧是铁路工人。

承德府火车站

上海—吴淞铁路

西直门铁路停车场

一列火车穿过北京的城墙

辛博森极力强调中国人应将所有铁路收归国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近日，他在华盛顿会议上帮助中国争取胶济铁路，并让铁路成为与会人员重点关注事项。他在1919年初写道 [2] ：

控制中国、建立新共和国的那把钥匙就是铁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借鉴西方思想建立民权政府，解除了外国蚕食清帝国的危险。但外国人手中还有一把更微妙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铁路。俄国人有满洲铁路。这个新招让日本人学了过去。借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之便，日本人不仅得到了满洲铁路经过的那一部分富裕发达的省份，还将一个新技巧付诸实施。这个技巧将经济侵略、警察控制、军队卫戍融合在一起。利用这个技巧，日本人开发了一块高度发达的铁路区，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外国人聚居区，以图日后颠覆中国政权。日本人还坏在，他们把这种新技巧从满洲转到山东，最终还将扩大到中国腹地，也会扩大到直隶、内蒙古。到那时，北京就会被团团围住。如果没有人出面阻止，日本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日本。方法很简单：让列强承认，中国领土上所有铁路都是中国主权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必须由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局直接管理；站长、乘务员、警察必须是中国公民；设定标准，限制外国技术援助；从现在起，外国人仅享有筑路特许权，竣工一段，交接一段，承接单位是全国铁路总局。

如果胶济铁路协议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五年后将完成改革。我十分同意辛博森的看法，这一改革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作好这样的准备：日本会想尽各种办法不履约，比如，煽动中国内战；让日本特务假扮中国人，杀害日本雇员，等等。因此，在中国实际控制胶济铁路之前，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中国能不能收回来。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不会经营铁路。京张铁路跟外国人修得一样好。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铁路段管得都很好，让人赞叹。我从刁敏谦的著作中摘引1919年的数据 [3] ：国有铁路：在营6,027千米；在建383千米。私有兼省有：773千米。特许权铁路：3,780千米。总计：10,963千米，即6,810英里。（特许权铁路主要分布在满洲和山东。中国已失掉满洲铁路段，有可能会收复胶济铁路。因此，特许权铁路问题不是大问题。但满洲铁路到了外国人手里后，外国势力利用铁路为非作歹。）关于财务状况，刁敏谦给出了1918年国家主干线数据：

此后几年情况不太喜人。我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数字。

我没发现有哪方面的证据说明中国人不会管理铁路。相反，中国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列强各自筑道产生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各遵其制，标准不一；载货列车不能从一线转到另一线。但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还是多建铁路，以便开发西部，连通广州、汉口。这其中应该会有丰厚利润。

也许，矿山跟铁路同等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让外国控制矿石资源，各种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弹药也供应不上，还要仰仗外国恩惠。目前中国矿业形势远不如人意。1919年初，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对中国矿业资源作出如下判断：

中国得天独厚，煤炭储量极为丰富，铁矿供应充裕。这两种资源都是现代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1917年，中国进口1400万吨煤。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虽然煤储量惊人，但开采得很少。据估计，中国目前年产煤2000万吨，但比美国煤储量大。1918年，美国产煤6.5亿吨。在铁矿方面，据估计中国有4亿吨适合冶炼，另有3亿吨可用土法加工。有人估计，1917年中国生铁产量为50万吨。中国钢铁产业发展迅速。预计几年后，生铁、成品钢年产量将达几百万吨。此外，中国富产锑、锡。过去几年间，中国在开采冶炼这两种矿石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中国应珍视、守护矿产财富，增进国民福祉 [4] 。

根据《1919年中国年鉴》，1914年中国煤总产量为6,315,735吨，铁矿石总产量为468,938吨 [5] 。对比安立德提供的1917年数据——煤2000万吨，生铁（非铁矿石）50万吨，明显可以看出这三年进步很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的速度可望保持下去。但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快速发展，而是国家发展。日本矿产资源贫乏，迫切希望从中国攫取丰富矿藏，拿的越多越好。这对日本很重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些人不可能迁到日本在中国大陆占领的地块。第二，钢铁是帝国主义必需品。

中国人为上海的江南造船所而深感自豪。该所由北洋政府管理，可筑造现代船舶，已为美国政府建造4艘万吨轮。程锡庚 [6] 说：

所用材料主要取自中国，但钢材要从欧美进口（中国能生产的钢材量非常有限。而且，之前和日本签过合同，有一部分要出口到日本，留给国内用的非常少）。

鉴于中国铁矿资源丰富，我们必须把铁矿一事解释清楚。这对于想要了解现代政治的人非常有用。

《1919年中国年鉴》 [7] （跟《惠克特年鉴》一样，很少涉及政治）列出了中国五大铁矿，并附有说明介绍。第一大矿是大冶矿，隶属于汉冶萍煤铁有限责任公司。读者可能会记得，二十一条要求第三号就有这个公司。《中国年鉴》估计，该矿共计已开采出5000万吨矿石，主要来自两个矿山。其中一家产铁率为65%，另一家是58%～63%。1916年产量为603,732吨（此后产量大增）。年鉴接着写道，“日本注资该公司。根据1915年中日所签协议（是在日本修改二十一条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实施该要求后签的），中国政府承诺不会把该公司转为国有，也不得强迫该公司从日本以外的资源借款。”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汉冶萍有一名日籍会计，一名日籍技术顾问。生铁、铁矿石达到额定值后，必须卖给日本帝国铁厂，价格必须远低于市场价，只能留一小部分公开出售 [8] 。

《中国年鉴》列出的第二个铁矿是铜陵铜官山矿。说明如下：铜陵位于长江沿岸，下游约55英里处是安徽芜湖。1904年英国公司——伦敦与中国辛迪加获得该矿开采特许权。1910年，交还中国，作价52,000英镑。接手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专为开发该矿而成立。也就是说，这些矿回到了中国人手里。我不知道产能大概是多少，从售出价格来看，应该不大。汉冶萍公司资本是2000万美元，远远高于52,000英镑。《中国年鉴》提到了5家铁矿，只有这一家在年鉴出版时不在日本人手里。

下一个是安徽的桃冲铁矿。“特许权曾授给中日工业发展公司，将由东方钢铁制造公司开采。据说，该矿山储量为6000万吨，纯铁含量为65%。计划年产生铁17万吨。钢厂年产钢锭10万吨，铸锻厂年加工75,000吨。”

第四家矿位于山东金岭镇。“通过铁路与衡山煤矿合作。”我估计，这家矿将和铁路一道由中国赎回。

《中国年鉴》上提到的第五家也是最后一家是本溪矿。“满洲南部九个矿区中最有潜力的一家。1915年5月25日，中日政府交换照会，日本获许在满洲南部勘探、开采矿山。本溪矿脉从辽阳附近延伸到本溪周边，规模与大冶矿相当。”这家矿也是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实施二十一条要求得到的。年鉴又写道，“日本海军一直从本溪矿采购矿石。1915年，大阪铁厂定购本溪铁15,000吨。同年，大阪军械厂接受本溪铁矿投标。”

从上述情况可知，就铁来说，中国已经让日本占得优势地位。再想把日本人赶走，势必要费很大周折。尽管如此，中国也必须自力更生大规模发展钢铁产业。如其不然，中国独立之势不保，中华文明不继，彰显中国价值的任何东西都将不存。必须注意到，日本觊觎中国铁矿，主要是为了剥削奴役中国。据我所知，孔子对铁矿只字未提 [9] 。这也难怪老派中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保护铁矿有多重要。现在他们清醒了，意识到了局势严峻，但恐怕已经太迟了。随后我会就中国人还能做什么谈下我的看法。现在让我们继续调查事实。

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中国人会一直以农业为主业。茶叶、丝绸、棉花、谷物、大豆等数中国产得最好。在棉花生产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印度位列第一，美国排名第二。当然，中国在农业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中国要想获得独立，工业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章以工业为主题。

刁敏谦在书中写道：“据官方估计，1916年底，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有56万，矿工有406,000名。此后，官方未发表全国数据，但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人可能各有100万。” [10] 不用说，这些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到手的工资很低。刁敏谦特别提到，在某些现代化程度高的棉纺厂，工人每天可以拿到15—45美分 [11] ，让人称赏。毫无疑问，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会得到传播，劳工骚乱事件也会增多。如果把刁敏谦看作现代中国统治阶层，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将会非常不开明。刁敏谦的观念看法跟美国资本家一样。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他受了美国人的影响，也受到了英国保守思想的影响（刁在伦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我在中国遇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许可以怀抱这样的希望：传统中国人不喜欢强硬固执、凶狠残暴，这种态度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对工人温和一点，好过美日两国政府。

中国有一定空间做大做强棉纺产业。目前，中国有不少棉纺厂达到现代水准，但还应积极进取，把棉纺行业打造得像兰开夏郡的一样强。

造船业在上海开局良好。如果中国能自主建好钢铁产业，造船业很可能会迅速发展。

1919年，中国土产出口总额差一点不到2亿英镑（合6.3亿两白银），进口总额稍微多一点。但我们最好用白银来看这些数据。因为用英镑计算有汇率波动，导致结果不准。白银不是硬币，而是一定重量的银子，价值随银价高低涨落而波动。《中国年鉴》显示，1902年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分别是3.25亿两白银、2.14亿两白银；1911年，分别是4.82亿两、3.77亿两；1917年为5.77亿两、4.62亿两；1920年是7.62亿两、5.41亿两。对应英镑记数分别是：1911年6400万、5000万；1917年，1.24亿、9990万。因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跟中国人口比起来，仍然比较小，但增长得很快。这让欧洲人吃惊不小：中国发生了革命、内战，经济生活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必须修铁路、开矿山。从对铁路、矿山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原则。铁路方面，国有化明显可行。虽然实施这一战略可能意味着新建线路推迟通车，但仍应优先考虑。那些不在中国政府手中的铁路最终将受外国人控制。他们将因此获得权力，掌控中国，钳制中国自由。我们希望中国执政者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即采取行动。

关于矿山，中国人应该抓紧自主采矿。因为列强贪心不足，资源不开发，就是在诱惑他们。外国人一开矿，可能就会奴役中国。因此，以后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把矿山出售给外国人，或让外国人在矿山持有任何股份，或以矿山为抵押向外国人借款的行为均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治外法权存在，让外国人接受上述立法措施可能不那么容易，而且领事法庭也不愿承认其效力。但从日本治外法权一例可以看出，有没有效力要看国家强不强大。如果列强害怕中国，就会承认中国法律合法；如果不怕，就不会承认。鉴于中国需要快速发展采矿业，现在就将所有矿山收归国有可能不太明智。比较好的办法是：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扶持纯粹由中国人经营的民办企业发展，并让地质采矿专家协助他们。但中国政府应该保留以下权利：（1）公平估价后，买断任一矿业；（2）如私人矿主未能听从专家意见加工矿物，则由政府完成。政府应广泛行使这些权力。而且一旦到了矿业事关国家安全的地步，就必须把矿山收归国有。除非像大冶矿那种情况，因为签有外交协议，导致国有化进程受阻。有一点显而易见：只要时机成熟，就应尽快收回大冶矿。但什么时候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现在还不好说。当然，在这之前，中国必须稳定政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实施不了强有力的手段措施，挡不住外国侵略。关于这一点，以及与中国工业发展有关的其他全局性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回顾。

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说，中国人不擅长管理大型股份公司，满足不了现代产业需求。大家都知道，尽管中国政治腐败，但中国人在做买卖方面出了名的诚实。不过，那些把买卖做大的中国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早晚会因为任人唯亲搞不下去。欧洲人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的不多，不好说什么。但我相信，现代教育很快会改变这种局面。因为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儒学和家庭伦理道德分不开。但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接受了商道培训，吴淞等地开了几家商学院，而且“少年中国”充满爱国激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为推动工业发展奉献自我。毫无疑问，不管是看气质，还是追溯传统，中国人都更适合干贸易，不太适合做实业。但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迅速引入新技能、新观念。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政治环境不是那么恶劣，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工业将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必须由中国人主导，不能是外邦异族。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个问题是中国重获独立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关于这个大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论及。

北京的商铺

店铺招牌林立

药铺

大连一处客运码头

奉天四平街道

奉天驿站

汉口的商业街

武昌的商业街

汉口埠头

上海税关栈桥

上海路旁的书摊

九江的陶瓷店

[1] 关于中国铁路史，参见刁敏谦著作第183页及后页。

[2] 《1918年的中国》（China in 1918 ），《北京导报》刊载，第45—46页。

[3] 引自第十一章。

[4] 《1918年的中国》第26页。铁矿数字可能有误。据估计，仅湖北大冶一处就蕴藏7亿吨铁矿石。前引科尔曼著作第51页。

[5] 第63页。《1922年中国年鉴》列明煤产量为1950万吨。

[6] 《现代中国》第265页。

[7] 第74—75页。

[8] 前引科尔曼著作第十四章。

[9] 如果要说《圣经·新约福音书》对这一话题只字不提，似乎不太确切。美国有一位著名神学家对《马太福音6:19》中的劝诫作了注解。耶稣是这么劝诫的，“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蛀，会锈蚀，也有盗贼钻进来偷窃。”该神学家指出，“洛克菲勒的油井没有遭到虫蛀，没有出现锈蚀，一般也不会有盗贼钻进来偷窃，偷走一根铁轨。耶稣谴责的不是财宝本身，而是囤积财宝，贪婪吝啬。”参见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宗教之利》（The Profits of Religion ）第175页，1918年出版。

[10] 第237页。

[11] 第218页。

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在这一章中，我想尽我所能，站在一个务求发展、力倡公益精神的中国人的视角，说一说我自己想要倡导什么样的改革，开展这样的改革又应讲究什么样的先后顺序。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必须自力更生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外援。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福祸兼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祸，能让日本暂时放开手脚，肆意而为；沙皇俄国垮台是福，俄日秘盟解体；英日同盟是祸，英国人受迫，不顾自身经济利益，怂恿日本人侵略出击；日美摩擦是福，不过，华盛顿会上达成的协议眼下来看的确有利于山东局势，但从长计议，可能是祸，美国不愿像从前那样反对日本。我在第十章中已阐明原因，中国必须变强。如若不然，不论日本是衰败，还是渐渐崛起成为远东无可争议第一强国，都是中国之灾。而且，最终的结局很有可能就在这两个情况中产生，不是这一种，就是那一种。从长远来看，列强利益无一例外都与中国福祉、中华文明向最好处发展这两个目标不相兼容。因此，中国人必须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一个强国会发善心、做好事。

问题不仅仅在于政治独立，一定的文化独立同样很重要。我想在这本书里说的是，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西方人优秀。而且，有一种情况既对他们不好，也对我们不利。那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他们不得不降到西方人的水平。但在这件事上，也有必要妥协折中。如果中国人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纳西方人的一些恶，就不会得到西方的尊重，会越来越受外邦欺压。但中国人必须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把接纳西人之恶这一过程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首先，中国人很有必要培养爱国精神。当然，这种精神指的不是义和团那些人有的固执偏狭、盲目仇外的心理，而是一种开明态度，愿意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不愿意让别人主宰。日本人残忍暴虐，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有开明心态，商人也多抱这种态度。一国秉持爱国主义的危险是，一旦强大到足以自御，就会立即调转方向，侵略他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但让人恐惧的是，在壮大国力、维护独立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变得足够强大，以强自恃，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所以，敦促这一点绝不为过，即爱国主义仅应用作防御，不应诉诸侵略。虽然有这一限制条件，我还是认为爱国精神绝对很有必要，能够振兴中国。中国人应该寻求独立，但独立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实现西方技能与中国传统美德新融合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政治独立也就没有多大价值。

我认为，必须做到三点：1. 建立有序政府；2. 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3. 推广教育。应同时追求这三个目标，但应按以上顺序分出轻重主次。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构建工业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也了解到，如果政治混乱无纪，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此外，没有善政，也不可能大规模筹措教育经费。因此，善政是其他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工业和教育紧密相连，很难分清主次。但我之所以把工业放在前面，是因为如果中国人不能快速发展工业，外国人将占绝对强势。到了那个时候，再想把他们赶出去相当困难。考虑到这些原因，我决定按上述顺序排列三个问题。

1. 建立有序政府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还跟以前一样混乱。张作霖和吴佩孚大战在即。通常认为，前者是中国最反动的力量。一些好心的专家权威就是这么看的，但这种看法不对。虽然《泰晤士报》把吴佩孚称作“开明领袖”，但他可能比英国的自由党党首好不到哪儿去。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如果他打赢了，他会信守承诺，召集国会，结束南北割据，为全中国议政立政。但完全也有可能他不会这样做。不管发生哪种情况，想靠着一个将军打赢仗后帮个忙，跟靠着一个外邦强国发善心做好事一样危险。中国进步人士要想胜出，必须会组织、有力量。

就目前来看，我发现中国宪政派做得最好。他们联合起来，推出了一项计划，内容包括召集国会、结束军阀争权夺势的局面。中国有必要实现一统，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珍视的信仰，也还是有必要朝这一方向努力。鉴于宪政派是因为这项计划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将对公众舆论产生很大影响，而公众舆论在中国力量很大。宪政派早晚会让一些势力大的将领出任高位，但条件是，该将领不得拥兵自重。用这种方法，宪政派可能会让权力的天平倾向自己选出的人。不要忘了，1920年7月，学生暴动，让天平倾向吴佩孚，与安福党作对。但宪政派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必须结合宣传造势，才能成功。宣传对象既应包括普通老百姓，还应包括士兵。而且，在恢复社会秩序后，必须为遣散士兵创造就业岗位，没有遣散的要发兵饷。这就涉及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因为，外国人不会借款给中国，除非中国把剩下的那部分独立区域再牺牲掉一些，作为给他们的回报（我在第十章已经解释过原因。我不认可美国银团声明。他们在这份声明中说，自己会借款给中国，但不会控制中国内政。也许他们不会在贷款协议中列明控制中国这一项，但我肯定他们实际上就会这么做）。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能走出这种困境。那就是，以爱国精神号召中国商人，在国内筹款。中国国内存着不少钱。但很显然，中国富人不会把钱借给控制北洋政府的任何一个匪帮。

待到起草永久宪法时，我毫不怀疑这份宪法会确立联邦制为国体，赋予各省很大自主权，只让中央政府管辖海关、陆海两军、外交和铁路。中国人的省区乡土感情很浓。我想现在一般人都意识到，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观念是个错误。

在起草宪法甚至在宪法通过后的这段时间里，不能只靠宪政派威望，也不能不引导公众舆论。有必要让全国各地仁人志士联合结社，严密组织纪律，达成集体意见，得到会员支持后，再加以实施。该社应杜绝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以此赢得公众信任。只要有一人违反腐败方面规定，就必须除名。该社必须清楚表明立场，让公众知道自己捍卫国家利益，反对自私自利、投机倒把、崇洋媚外。只有这样，才有威信对政治家发表批评表扬意见，对舆论甚至对军队发挥强大影响力。“少年中国”有足够的能量、爱国热忱、诚实品格，去创建这样一个社团，使之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发展壮大。但如果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开明的爱国主义加以组织贯彻，就汇聚不起力量，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政治问题。

或早或晚，中国都必须把蚕食国家主权的外邦强国扫地出门。中国必须收复通商口岸，掌握关税，从治外法权中获得解放。但这些都可以在不惹恼外国（可能得把日本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做到，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不应该在收回这些权利之初，就把事情搞复杂，与外邦强国结仇。俄国防御能力比中国强，但布尔什维克激起众恨，俄国深受其害。如果中国能实施善政，开发资源，将有可能纯粹通过外交手段，收回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特许权，其余等有合适机会再收回来。

2. 发展工业

关于这一点，我已在第十四章写过。现在我想阐述一些基本方面。之前已经讲明原因，我认为所有铁路都应收归国有，所有矿脉好、品位高的矿山都应该在公平估价后卖给中国政府。就算这些矿山一开始不是国有企业，也要这样办。跟外国人签订借款合同时，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让外方控制中国。如果中国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体系，上述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国资本家愿意在抵押品良好的情况下借款，不会插手管理环节。应尝试各种外交手段，防止银团借贷款问题谋求垄断。

建立善政后，中国工业企业可以大量采用国有企业形式。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毋宁说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一个文化发达、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有很多人讨论。首先，国家比个人容易借到款子；其次，国家容易与外国专家打交道，并视未来所需，聘用他们。再次，国家容易决定哪些行业事关国计民生，不能受外邦强国控制。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如果从一开始就由国家主导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避免私有资本主义滋生种种恶行。如果中国能够建立充满活力、诚实待民的政府，就有可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防止私有资本家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误导、受欺压。

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道德就要发生大变动。应着眼于：培育公益精神，取代家庭伦理；移风易俗，让私营企业形成的诚实风气涤荡公共服务领域；蓄养活力，打破现有沉沉暮气。我相信，“少年中国”能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做到这几点。但应该认识到：这几点是必要条件。如果实现不了，不管是哪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肯定都会失败。

为发展工业，中国人必须注重学习，不仅成长为技术专家，还要变成熟练工人。我认为，目前，中国在前一方面下的力气比较大，后一方面相对薄弱。为培养熟练工人，明智的做法是从德国等国引入人才，让他们为中国培训工人。这样一来，中国想开辟哪个工业领域，都不愁找不到熟练工。

3. 普及教育

如果中国能像仁人志士所愿，建成民主国家，就应该把普及教育视为当务之急。在人口多数不会读书识字的地方，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施行。教育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是开发政治自觉意识的根本。中国乡村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中国人自己非常清楚，但就目前财政状况来看，普及小学教育是不可能的。在普及教育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肯定会实施寡头政治，就算形式上不是，实际上也还是这种政体。原因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不可能建言献策。即便建成了善政，中国人口这么多，教育他们要花一大笔钱，工业又不发达，能不能承担得起这笔巨额开支也让人怀疑。而且中国工业有所发展的领域主要让外国人把持，产生的利润给日本人配了战舰，给英美的百万富翁造了豪宅，做成了晚餐。要想把工业生产利润拿来用作中国的教育经费，中国人就必须主导工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要把发展工业放在制定一揽子教育计划的前面。

目前来看，就算有了教育经费，也还是找不齐老师，不能保证每一个乡村小学都有一位老师。但中国人对教育抱有极大热情，正以有限资源快速培训教师。中国教育家秉持公益精神，投入很多心血，常常很多个月拿不到薪水。

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应该自己办工业，还应自己办教育。做到这两点同等重要。眼下，仍有必要在一些科目聘用外国教员，但很快就不必这样做。不过，只要外国教员人数不是太多，就没有什么坏处。他们比铁路矿山方面的外国专家要好。让外国管理教育才真正有坏处。在教会学校或在外国人控制的教育机构里上过学的中国人一般会丧失民族意识，对西方文明盲从照搬，是非美丑观念模糊，不能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奇怪的是，在中国人自己的事上，这些人比接受中式现代教育的青年男女还要保守落后。这是因为，一般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比现代中国人保守，他们把这种保守思想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所以，他们教过的人不知不觉全盘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对自己的民族少了一些尊重。

想做学术研究的人将来应到欧美大学待上一段时间。但对绝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留在中国接受教育要好得多。归国留学生身上明显带有留学国家的印记，旅美学生更是这样。本章开头建议中国所有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建立社团，但因为日本、美国、德国等地的留学生学成归来后，带有民族偏见，产生不少分歧，给社团工作带来了困难。假以时日，在中国本土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自然会克服这种困难。但眼下，困难还比较大。

为克服这种困难，要做两件事。第一，建立能够启发心智、善于鼓舞人心的领导体制；第二，明确认识，知道中国应该建立哪种类型的文明。领导体制既应注重思想学识，也应讲究实际。就第一方面而言，作家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一个有魄力、善作为的改革家如果兼具文学功底，就能说服“少年中国”绝大部分民众。中国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我自己就知道一个——胡适博士 [1] 。他学识广博，精力过人，对改革充满激情，无所畏惧。他提倡吸收西方文化一切成果，但绝不生搬硬抄、亦步亦趋。

我构想的这个社团也要建立注重实际的政治领导体制。满足这方面要求的领导跟以思想学识见长的领导不一样。因此，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但要跟列宁、马克思不同。

中国要追求的目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中国现在有了复兴精神，如果再能阻止外邦为非作歹，就有可能发展一种新文明，比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都优秀。“少年中国”应该树立这样的目标：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辅之以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其付诸实际，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由中国国内情况导致，第二类因国际局势产生。前一类包括：教育、民主、减贫、清洁卫生、预防灾荒。后一类涵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化大生产，修改条约，收回通商口岸（可参照日本情况），最终建立强大陆军，防御日本进攻。要解决这两类问题，都需要西方科学，但用不上西方的人生哲学。

如果中国人学了西方的人生哲学，就会在不受外国侵略、得到安全之后，立即出征侵略别国。他们会学汉唐，在中亚攻城略地，也可能会效仿忽必烈，想要攻下日本。他们会开发物质资源，为的是在国内养肥几个自我膨胀、利欲熏心的财阀，看着国外百万民众饿着肚皮奄奄一息。这就是西方运用科学得到的结果。如果中国人受到残暴权力的诱惑，迷失了方向，他们可能会赶走敌人，做表面功夫，但心里又向敌人屈服。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即现代世界军事强国无力戒除战争瘾。年复一年，科学越来越发达，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最终自取灭亡。如果中国也加入这个疯子队伍，就会跟其他国家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但如果中国志于改革的人守中道、有节制，在有防御能力时就罢手不为，戒除征伐欲望，不去侵略外邦；如果中国在实现国内安定后，不去做强国硬塞给他们、一心只想满足物欲的活动，转而以自由之身追求科学艺术，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带着这种希望，我愿看到“少年中国”鼓舞人心，启迪众人。这种希望有望变成现实。正因其有望变成现实，中国理应挺立前列，得到每一个热爱人类之人的敬重。

[1] 胡适的著作部分可从刁敏谦书中找到，参见第40页及后页。

附录

前文付梓出版之际，中国时局发生重要变化。吴佩孚打败张作霖，雄视北京。张作霖溃不成军，退回满洲，宣布独立。这可能很对日本人胃口，但很难猜出其他强国是否同意。因此，张作霖不大可能失掉满洲，也不大可能就此罢手中国政治。

眼下，吴佩孚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他有什么样的打算意义重大。这些年来，在华英国人跟他交好。这种情况英国报纸到处都有渲染。据《泰晤士报》讲，吴佩孚已宣布，希望再次召集旧国会，恢复宪政。南方政权可能会认同这一方案。如果他真打算做到这一点，凭他的权势，他能终结中国的混乱无纪局面。1922年5月30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发电，称“吴佩孚宣布，如果旧国会再次召集，服务于民族利益，他将鼎力支持，向阻挠该事业的所有人开战。”

5月18日，这位记者就发过一封电报，内容是：“吴佩孚支持统一运动，和陈炯明达成一致立场。”陈炯明与孙中山同在广州共事，此时与孙中山打起了内战。陈炯明推进帝国主义，希望执掌中国政权，认为只有自己建立的政府才符合宪政。该电报披露了吴和陈达成的方案。内容如下：

应实施地方自治，官员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区警应在区委员会指导下创立，区委员会服从中央省区委员会；管理民事的省长应对中央政府负责，不对督军负责；应创建国民军，受中央政府控制，并由中央政府拨付薪饷；各省治安应由警察及宪兵队负责维持，督军或陆军不得参与；全国上下应一致同意重新召集旧国会，恢复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宪法》；中央政府应征收各种税收，划定数额后，再拨给各省用作经费开支。如有结余，应转给中央政府，一如前清做法；应植树造林，兴办工业，修建高速公路等保证人民生活。

这个方案可钦可敬，但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几项能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在与吴佩孚交战。英国报章曾说，孙中山和张作霖结过盟，但不过是因为双方都恨吴佩孚。孙中山的朋友坚称，孙中山是真正的宪政派，吴佩孚不值得信任。但在改革派中间，陈炯明的名声比孙中山好。在华英国人交口称赞吴佩孚，厌恶孙中山。美国人都对孙中山赞誉有加，谴责吴佩孚。毋庸置疑，孙中山怀抱爱国热忱，并躬身力行。毫无疑问，广州军政府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英国报纸之所以报道这一主题，是有意让人对广州军政府留下不好的印象。比如，5月15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香港发来的电报，大意如下：

我了解到，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的部队正从广州出发北上。这支部队是乌合之众。很多人手无寸铁，大部分穿着破衣烂衫当军装。而且，纪律涣散，赌博成风，鸦片烟抽得很凶。

5月30日，《泰晤士报》又不得不承认，这支部队赢得辉煌胜利，攻陷“江西要地”，缴获40门野战炮及大量枪支弹药。

形势要等到详细信息通过邮件寄到后才会明朗。我们希望，广州军政府能打败陈炯明，与吴佩孚和解，并有足够实力强迫他遵纪守章。我们也希望，张作霖宣布满洲独立，日本不会趁机吞并中国全境。如果吴佩孚能按照上述声明行事，广州军政府肯定会发扬爱国精神，与他合作。此外，广州军政府将强兵壮，很有可能会让吴佩孚觉得谨慎起见，应该遵照声明。张作霖战败以前，中国就能实现统一，结束督军暴虐统治，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未来依然问题重重。

1922年6月21日

译后记

接到中国画报出版社委托翻译罗素的《中国问题》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荣幸。能翻译大家作品，让真知灼见滋养灵魂，驱散对生命苦楚的迷惘，提振精气神，改变人生；让卓越思想启迪心智，医治愚昧和偏见，造福社会，是翻译艺术对译者最丰厚的犒赏、最深刻的救赎。

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丝不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此次重译能否超越原译，拔掉二十多年间读者反馈的若干处欠妥、欠准确、看不懂的“钉子”，既能做到信息准确，阐明作者意图，又能体现作者语言风格，还原英式幽默，让读者如同读母语作品一般有酣畅淋漓之感，还能剖开思想内里，让作者“附体”，为读者呈现名家巨擘的思想盛宴，于沉思中赞叹，不仅是对译者翻译水准的一次考验，更是体现译者对公开出版物责任担当的一个道场。

但很快我也回归沉静安定。本科阶段的专业课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行政制度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比较政府体制》等，以及多年来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研读，让我能够透视本书的信息和思想内涵，对作者建立的逻辑框架的本末始终有清楚的认识。此外，我也通过了国家最高级别翻译资格认证——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一级英语笔译，有扎实的英汉双语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能够把握、呈现语言的明暗深浅。

但信心只有贯彻到实践中，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才不会流于顾影自怜。有底气之后，我又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并切实遵照执行。我每天给自己限定翻译工作量，按时完成初稿。完成后，即打印出英汉对照稿，逐字逐句审校了两遍。译文确保无误后，删除英文原文，仅保留汉语译稿，通篇大声朗诵，体会译稿是否体现了汉语语言的节奏，为此又做了两遍审校。前后共计四次审校。同时，为了确保读者阅读体验，于第四遍审校之时，以知识结构、阅读习惯为标准，有目的地挑选三位家人做第一读者，收到反馈后，回到英文原文中，揣摩译稿瑕疵所在，再行修改。

前面提到翻译虽然是一种深有意趣的精神生活，但同时也是极为艰辛的体力劳动。和出版社确定交稿日期后，我就开始了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娱乐休闲的生活状态。每天凌晨4:30准时起床，沏上一大杯咖啡，“进入”作者的思路，再从译稿解放“出来”。白天翻译，晚上读书。根据本书的思想主旨，同时考虑到译入语为中文母语，为了向许渊冲先生倡导的“才学兼具，译得既忠实，又有吸引力”的标准靠拢，我把晚上读的书定为两类，一类是儒释道、史学经典，重点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李叔同《说佛》、《老子》、《庄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记》；另一类是现代白话文经典，重点看汪曾祺文集、张恨水小说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张恨水先生在《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描写的人物、社会场景恰恰就是罗素见证的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可以说是民国版的“清明上河图”。我从中透视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军阀混战南北割据的情况，以及普通老百姓对欧美列强、日本人、租界、洋货国货、旧式教育、现代教育、西化与保守力量较量的看法，对本书翻译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功夫在诗外”不谬也。

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英汉两种语言有天壤之别。这是一种常识。本书作者罗素在第十三章“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英语多枝共干，讲究精确细密；而汉语形散神不散，讲究对称、韵律、节奏。而且，众所周知，罗素是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自然而然，他下笔成文逻辑严密，语气虚实交错，旁征博引，视角纵横磅礴。此外，本书成于近100年前，讲的是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虽然，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已经对那个时代的国情、世情有所了解，但未必熟悉具体细节，也非必然能洞察到纷繁时事背后的世间情态、人生智慧、理治之道、现世启迪。更何况作者是西方文明哺育的大思想家，祖父两次出任英国首相，所以他能以贵族、大家之身访遍名流、走遍世界，他对中西文明的看法自然要比平常人深刻、通透。

这些情况对翻译意味着以下两点。

第一，翻译时，既要准确解析复杂的句法结构，完整呈现信息，理顺节奏，又要透彻理解语气，全面揭示作者想要表达的辛辣讽刺、痛心告诫、犹疑思索、沉着赞叹。为此，我采用杜争鸣先生的“借鉴同声传译技巧做高效笔译”，提高了翻译效率，保证了句子的动能和节奏，做到了保量保质。此外，我也反复研读杨必先生译的《名利场》，不断揣摩杨必先生对语气的处理办法，准确把握了本书亦庄亦谐的语气。在此向两位翻译大家致敬！

第二，恪守慎独，查证清楚，绝不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前面提到，作者兼具多重身份，阅历广，见识多，旁征博引，视角纵横磅礴。为论证本书论点，作者引用的既有西方普通读者了然于胸的典故，比如《圣经》；又有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中国有识之士熟稔于心的文化珠玑，比如《庄子》、《老子》、《尚书》、《史记》、《春秋左传》、《论语》、唐诗，以及中国学人政要的论文专著等；还有政界高层深知、普通民众不得而知的协约文书，比如西方金融财团与清王朝、北洋政府签订的合同协议等。

但正如翻译家思果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常识：作者创作时，并没有为译者考虑。因此可以这样说，作者不经意间引用的一个资料，足以让能看懂外文但不会翻译的中国一般受众叫苦不迭。

比如，作者在第二章“19世纪前的中国”中对成吉思汗的评价：“Yet the man responsible for these massacres was sought in alliance by St. Louis and the Pope.”这里讲的是一般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一段史实——13世纪中期十字军曾与蒙古帝国结盟；作者在第十章“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中随手拈来写到“this publican”，前文并无任何指代，让人不明就里，其实引用的是《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所设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沟通作者和读者的译者，让这部分隐晦不明的信息“水落石出”责无旁贷。

又比如，前文已经提到，作者大量引用国外汉学家的译作，将老庄哲学、儒家学说、唐诗史料、乾隆书信、学者政要专著等有机融入。这种文本怎么译？毫无疑问，不可能按照英文字面去译，而是要译者作一番研究，进行回译，才能看清楚我们的老祖宗、智人先哲到底讲了什么。例如：第二章“19世纪前的中国”引用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用文言文写的《欧战后之中国》，以此评论科举制度；第三章“中国和西方列强”中引用白克浩司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其中摘录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第四章“现代中国”引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的唐朝诗人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

再比如，一百年前清王朝、北洋政府时期的组织机构、领导职位等名称。我们虽然土生土长在中国，但隔着一个世纪的迷蒙烟雨，对很多概念已经不甚明了。例如：第九章“华盛顿会议”胶济铁路的“president”应译作什么？为此，我查阅了胶济铁路博物馆公布的胶济铁路管理机构变迁。得知，1914年11月至1923年1月，胶济铁路管理部门分别是山东铁道联队、山东铁道管理部、山东铁道部，均由日本人管理；1923年1月至1929年5月，管理部门是胶济铁路管理局，由中国人管理。根据文中所指，所以将“president”译作“局长”。又如，第十三章“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到的“Returned Students' Club”为“欧美同学会”，并不是“归国留学生俱乐部”。

诸如此类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例子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列举。我在翻译初稿、四遍审校时，搜索、查证了很多资料，分门别类，建立了专门文档，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让读者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细节。根据第一读者反馈，这份苦功没有白下。

当然，翻译是一门艺术，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捧着这本书阅读的您看来，不当之处肯定还有很多。如能指出，不胜感激。因为您的这份识见，对于沉浸于翻译生活的我来说，意味着“以道治心气，终岁得晏然”。

田瑞雪

2019年3月

Table of Contents

序一 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

序二 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目录

第一章　种种疑问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第四章　现代中国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日本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第十章　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对比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品格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附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