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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寻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天竺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人难寻/（美）奥康纳著；周嘉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

ISBN 978-7-02-010951-7

Ⅰ.①好… Ⅱ.①奥…②周…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131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161 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1

印数 1—8000

版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951-7

定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一次好运

- 好人难寻

- 临终遇敌

- 救人就是救自己

- 河

- 火中之圈

- 流离失所的人

- 1

- 2

- 3

- 圣灵之神殿

- 黑人雕像

- 善良的乡下人

- 没有谁比死人更可怜

一次好运

露比从公寓的前门进来，把装着四罐三号大豆的纸袋放在玄关。她太累了，无力松开胳膊，也没法直起身来，臀部以下都软软的，脑袋像一颗大大的开花蔬菜一样撑在纸袋上。她漠然地注视着桌子上方镜子里正对着自己的那张脸，镜子昏暗，布满黄色斑点。她右侧脸颊上牢牢沾着一片甘蓝叶，一定是半路回家时就沾上了。她用胳膊狠狠擦去，站起来，愤愤不平地闷声咕哝着，“甘蓝，甘蓝。”她站直身子是个矮个儿女人，身形和骨灰罐差不多。桑果色的头发在脑袋周围卷成香肠小卷，但是炎热的气温和从杂货店回来的长途行走让发卷走了样，乱糟糟地戳向各个方向。“甘蓝！”这次她啐出这个词，仿佛它是一粒有毒的种子。

她和比尔·希尔五年没吃过甘蓝，现在也没打算煮。她是为鲁法斯买的，但也只打算买这一次。本以为鲁法斯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以后，会像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对吃有点讲究，但是没有。问他想不想吃点什么好的，他都不愿动脑子想出一道体面的菜——他说甘蓝。还指望鲁法斯能长点见识。好吧，他的见识就和一块擦地布差不多。

鲁法斯是露比的小弟弟，刚从欧洲战场回来。他过来和露比一起住是因为他们的故乡皮特曼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在皮特曼住过的人都明智地离开了那儿，要么是死了，要么是搬去了城里。露比嫁给了比尔·B.希尔，一个卖“奇迹产品”的佛罗里达人，然后住进了城里。如果皮特曼还在，鲁法斯会回去。如果还有一只鸡留在皮特曼的马路上，鲁法斯就会留下来陪它。露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亲戚是这副德行，至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弟弟是这样的，但他就是这样——一无是处。“我看他五分钟就知道了，”露比告诉比尔·希尔，比尔·希尔面无表情地说，“我只要三分钟。”让这样一位丈夫看到自己有这样的弟弟真是尴尬。

她觉得这没法改变。鲁法斯和其他孩子一样。露比是家里唯一的异类，见过世面。她从钱包里掏出一截铅笔，在纸袋的旁边写上：比尔，你把这个拿上楼。然后她在楼梯底下打起精神来，打算爬四层楼。

楼梯是大楼中间一道又黑又窄的缝隙，铺着鼠灰色的地毯，像是从地板里长出来的。在露比看来，楼梯仿佛尖塔的台阶一样笔直向上。它们耸立在她跟前。她一站到楼梯底下，它们便故意耸立起来，愈发陡峭。她抬头看了一眼，嘴巴张开耷拉着，一脸彻底的厌恶。她的身体不适宜爬高。她病了。祖利达太太告诉过她，其实她早就知道了。

祖利达太太是八十七号公路上看手相的。她说过，“会病很久。”但是她用一种就算我知道也不会说的表情补充道，“不过会给你带来一次好运！”她说着就坐了回去，咧嘴笑笑。那是个结实的女人，绿色的眼珠在眼眶里像抹了油似的溜溜转。露比不需要别人告诉。她已经察觉到了好运。搬家。两个月来，她有种清晰的感觉，他们就要搬家了。比尔·希尔坚持不了多久。他不能杀了她。她想要搬去一处住宅小区——她开始爬楼，身体前倾，抓紧扶手——小区里就有药店、杂货店和电影院。现在住在市中心，她得步行八个街区才能走到商业区，超市则更远。五年来她都没怎么抱怨，但是现在还这么年轻，身体状况就岌岌可危，他以为她要干吗？自杀？她看上一处位于米多克里斯高地的房子，一幢有黄色雨篷的复式小楼。她在第五级台阶停下来喘气。像她这么年轻——三十四岁——真想不到五格台阶就要了她的命。慢慢来，宝贝，她对自己说，你还年轻，不会散架。

三十四岁不老，根本不算上了年纪。她想起母亲三十四岁时的模样——像一只起了褶子的又老又黄的苹果，泛着馊味。母亲似乎总是气急败坏，对一切都心怀不满。露比拿三十四岁的自己和那时候的母亲做了一番比较。母亲头发已经花白了——露比的头发不用染，也还没有白。母亲是被一个个孩子搞垮的——整整八个。两个一出生就死了，一个一岁的时候死的，一个被割草机压死了。每生一个孩子，母亲就变得更憔悴。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她完全不懂。纯粹的无知。彻头彻尾的无知！

露比的两个姐姐，都结婚四年，各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她们怎么受得了，总是得去医生那儿被仪器戳来戳去。她想起母亲生鲁法斯的时候。她是所有孩子里唯一一个受不了的，在大太阳底下走了十英里路，去梅尔西看了场电影，摆脱孩子的尖叫声，看完了两个西部片、一个恐怖片、一个系列片以后才原路返回，却发现家里才刚刚开始，她不得不忍受了整个夜晚。这些苦难都是为了鲁法斯，而他现在还不如一块洗碗布。她发现鲁法斯出生前不知在哪儿等着，就这么等着，等着把他只有三十四岁的母亲熬成老妇。露比紧紧握住楼梯扶手，又走上一格台阶，摇了摇头。上帝啊，她对鲁法斯太失望了！她才告诉所有的朋友她弟弟从欧洲战场回来了，他就来了——听上去鲁法斯像是从没离开过这个猪圈。

鲁法斯看上去也老了。看起来比她还老，却比她小十四岁。就她的年纪来说，她显得相当年轻。倒不是说三十四岁不算什么，不管怎么说她结婚了。想到这儿她不由笑了，因为她比姐妹们都嫁得好——她们都嫁给了当地人。“透不过气。”她咕哝着，再次停了下来，决定坐一会儿。

每层楼有二十八级台阶——二十八级。

她刚坐下就跳了起来，感觉身体底下有什么东西。她屏住呼吸把那玩意儿拽出来：是哈特利·吉尔菲特的手枪。危险的九英寸长的铁皮！哈特利是住在五楼的六岁小男孩。如果是她的小孩，把自己的烂摊子扔在公共楼梯上，她一定会狠狠地教训几次。她稍不留神就会从楼梯上摔下去，毁了自己！但是哈特利愚蠢的母亲根本不会拿他怎么样，跟她讲也没用。她只会对着哈特利嚷嚷几句，告诉别人哈特利有多聪明。“好运小先生。”她这么称呼哈特利。“他可怜的爸爸只留下了他。”他父亲在病床上说，“我一无所有，就只有他了。”她说，“罗德曼，你留给我的是好运啊！”于是她叫哈特利好运小先生。“我要把他的好运屁股打烂。”露比咕哝着。

台阶像把锯子似的上上下下，她待在中间。她不想吐。不想再吐了。现在不要。不要。她牢牢坐在台阶上，闭着眼睛，直到晕眩暂停了一会儿，恶心的感觉也平息了。不，我不要去看医生，她说。不要。不要。她不要去。他们得把她打晕了送去医院，她才会去。这些年来她一直自己医治自己——没有生过重病，没有掉过牙齿，没有生过孩子，都靠她自己。要不是因为她小心翼翼，现在大概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她思忖过不止一次，透不过气来会不会是心脏问题。有一阵子，上楼梯的时候还伴随着胸口痛。她希望是——心脏病。他们总不能挪走你的心脏。他们得敲她脑袋把她敲晕，才能送她去医院，必须这样——要是他们没这么做，她死了怎么办？

她不会死的。

要是死了呢？

她停止了血腥的想象。她只有三十四岁。没有患上绝症。她胖胖的，气色不错。她再次拿自己和三十四岁的母亲比较，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笑了。想到母亲也好，父亲也好，都没什么可观之处，她已经做得够好了。他们都干涸了，枯竭了，而皮特曼随他们一起枯竭，他们和皮特曼一起缩成枯萎的玩意儿，起着褶子。而她逃脱了！活蹦乱跳！她站起来，抓住扶手，对自己微笑。她温和，漂亮，胖乎乎的，也不是太胖，因为比尔·希尔喜欢她这样。她增了些分量，但是比尔没有注意到，只是最近有些不知所以的喜悦。她感觉到自我的完整，完整的自己在爬楼。现在她爬上一层，回头看了看，很满足。一旦比尔·希尔从这些台阶上摔下来，台阶或许就会移位。但是它们在此之前就会移位！祖利达太太知道。她大声笑着穿过走道。吉格先生的门发出咯吱的响声，吓了她一跳。天哪，她心想，是他。他是个住在二楼的怪人。

他看着露比走过走道。“早上好！”他探出半个身子。“早上好啊！”他看起来像一头羊。有着葡萄干似的眼睛和一串胡须，夹克是一种几近黑色的绿色，或几近绿色的黑色。

“早上好。”露比说，“你好吗？”

“很好。”他嚷嚷着，“天气这么好，我也好极了！”他七十八岁，脸上像是发了霉。他早晨学习，下午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拦住孩子问他们问题。只要听到走道里有动静，他就开门张望。

“是啊，天气不错。”露比恹恹地说。

“你知道今天是哪位伟人的诞辰吗？”他问。

“呃——呃。”露比说。他总是问这样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的历史问题；他问完问题还要演讲一番。他曾经在高中教书。

“猜猜。”他催促她。

“亚伯拉罕·林肯。”露比嘀咕。

“哈！你没动脑子。”他说，“动动脑子。”

“乔治·华盛顿。”露比一边爬楼梯一边说。

“真害臊！”他叫起来，“你丈夫就是打那儿来的！佛罗里达！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的诞辰。”他嚷嚷，“过来。”他用长长的手指示意她，自己闪进了房间。

露比走下两级台阶说，“我要走了。”一边把脑袋探进门里。房间只有一个大衣柜那么大，墙上贴满了当地建筑的明信片；造成一种空间的错觉。一只透明的灯泡垂下来，下面是吉格先生和一张小桌子。

“看看这个。”他说。他俯在一本书上，手指略过文字：“‘一五一六年四月三日，复活节星期日，他到达了大陆的尖角。’你知道他是谁吗？”他问。

“知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露比说。

“是庞塞·德莱昂！”他嚷嚷，“庞塞·德莱昂！你应该了解一下佛罗里达，”他说，“你丈夫是从佛罗里达来的。”

“是啊，他出生在迈阿密，”露比说，“他不是田纳西人。”

“佛罗里达不是什么尊贵的州，”吉格先生说，“但是很重要。”

“确实很重要。”露比说。

“你知道庞塞·德莱昂是谁吗？”

“他发现了佛罗里达。”露比轻快地说。

“他是个西班牙人，”吉格先生说，“你知道他在找什么吗？”

“佛罗里达。”露比说。

“庞塞·德莱昂在寻找青春源泉。”吉格先生闭上了眼睛。

“哦。”露比咕哝着。

“一汪泉水。”吉格先生继续说，“喝了泉水的人就能青春永驻。其实，”他说，“是他自己希望青春永驻。”

“他找到了吗？”露比问。

吉格先生顿了顿，眼睛依然闭着。他过了一会儿说，“你觉得他找到了吗？你觉得他找到了吗？你觉得如果他找到了，会没人再去那儿吗？你觉得地球上还会有人没喝过那儿的水吗？”

“我没想过。”露比说。

“没人肯动动脑子了。”吉格先生抱怨。

“我得走了。”

“没错，它被找到了。”吉格先生说。

“在哪里？”露比问。

“我喝过。”

“你在哪儿找到的？”露比问。她靠近了一些，闻到他的口臭，感觉像是把鼻子凑在了秃鹫的翅膀下。

“在我心里。”他说着把手放在心口。

“哦。”露比直起身体，“我得走了。我弟弟应该回家了。”她跨过门槛。

“问问你丈夫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了不起的诞辰。”吉格先生害羞地看着她说。

“好啊，我会的。”露比转身，直到听见门咔嗒一声。她回头看到门关拢了，松了口气，面对余下的又暗又陡的台阶站着。“万能的主啊。”她说。越往上爬，台阶就越暗越陡。

爬上五格台阶，已经透不过气来了。她继续爬了几格，肺快要炸了。于是她停下来。胃疼。就像是有一块东西在撞击其他东西。几天前她也感觉到过。她最害怕这个。她曾经想到过癌症，但是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么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她身上，不可能。这个念头立刻伴随疼痛再次冒出来，她把它和祖利达太太一起劈成两半。最后会带来好运。她再次劈开，又劈，直到它变成无法辨别的碎片。她得再上一层楼停一停——上帝啊，如果她能到得了那儿——和拉维恩·沃茨说会儿话。拉维恩·沃茨是三楼的住户，一位足病医生的秘书，是她的密友。

她到了，气喘吁吁，感到自己的膝盖直冒泡，用哈特利·吉尔菲特的枪托敲了敲拉维恩的门。她靠在门框上休息，突然地板从她两边陷落。四壁变黑，她感到自己杵在空中透不过气来，晕眩得害怕自己快要昏倒。她看见房门隔着很远的距离打开，拉维恩站在那儿，大概只有四英寸高。

拉维恩是个高个儿女孩，有着一头稻草般的头发，她大笑着拍打身侧，好像刚刚开门看到一生中最滑稽的场景。“那把枪。”她吼着，“那把枪！你那副样子！”她摇摇晃晃地跌坐到沙发里，双腿举过屁股，砰的一声，再次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地板回到了露比的视线之内，沉下去了一些，停留在那儿。她惊恐地紧盯着，迈出一步踩了上去。她审视着房间那头的椅子，朝它走去，小心翼翼地迈出一只脚，再迈出一只脚。

“你真应该演西部片。”拉维恩·沃茨说，“你太滑稽了！”

露比摸到椅子，侧身坐上去。“闭嘴。”她哑声说。

拉维恩朝前探出身子，指着她，又跌坐回沙发里，笑得浑身发抖。

“别闹了！”露比嚷嚷，“别闹了！我病了。”

拉维恩站起来，跨了两三步穿过房间。她俯身站在露比跟前，闭上一只眼睛看着她的脸，像是从钥匙孔里偷窥。“你脸色有点发紫。”她说。

“我病得厉害。”露比怒视着她。

拉维恩站在那儿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她抱起胳膊，故意挺起肚子，前后摇摆起来。“好吧。你带着把枪到这儿来干吗？从哪儿搞来的？”她问。

“我一屁股坐在了上面。”露比低声说。

拉维恩站着，挺着肚子摇晃，脸上露出一副了然于胸的神情。露比四仰八叉地坐在椅子里，盯着自己的脚。房间里静悄悄的。她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脚踝。肿起来了！我不去看医生，她开始说，我绝不会去，不会去。“不去。”她开始咕哝，“不去看医生，不去……”

“你觉得你还能拖多久？”拉维恩嘀咕着咯咯笑起来。

“我的脚踝肿了吗？”露比问。

“我觉得它们一直就这样。”拉维恩再次坐回到沙发里。“有点胖。”她抬起自己的脚踝，放在靠垫上，微微侧了侧。“你喜欢这双鞋吗？”她问。那是一双蚱蜢绿色的细高跟鞋。

“我觉得是肿了。”露比说，“我爬上最后几级台阶时感觉特别糟糕，全身好像……”

“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不需要去看医生，”露比低声说，“我能照顾自己。这段时间来我都好好的。”

“鲁法斯在家吗？”

“我不知道。我一辈子都远离医生。我一直——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干吗问鲁法斯在不在家？”

“鲁法斯挺可爱的。”拉维恩说，“我好像问过他觉得我的鞋子怎么样。”

露比凶巴巴地坐直身体，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紫。“关鲁法斯什么事？”她粗声粗气地说，“他还是个孩子呢。”而拉维恩三十岁了。“他才不管什么女人的鞋子。”

拉维恩坐起来，脱掉一只鞋，往里瞅了瞅。“9B码，”她说，“我打赌他喜欢里面的脚。”

“鲁法斯不是刚出生的小孩！”露比说，“他没空看你的脚。没那个闲工夫。”

“哦，他有的是时间。”拉维恩说。

“好吧。”露比咕哝着，眼前又浮现鲁法斯的模样，晃着大把时间，在不知什么地方等着被生出来，就等着把他的母亲折磨得生不如死。

“我觉得你的脚踝是真的肿了。”拉维恩说。

“是啊。”露比转了转脚踝，“是啊。感觉有点紧。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感觉糟透了，像是全身都透不过气来，全身都发僵，像是——太糟了。”

“你应该去看医生。”

“不要。”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医生？”

“我十岁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一次。”露比说，“但是我溜走了。他们三个人按住我也没用。”

“那次是怎么了？”

“你干吗这样看着我？”露比嘀咕。

“怎样？”

“这样，”露比说，“——这样把你的肚子晃来晃去。”

“我就是问你那次是干吗去医院。”

“我长了疖子。路边一个黑女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照做了，就好了。”她瘫坐在椅子边上，盯着前方，像是回忆起一段轻松时光。

拉维恩开始在房间里滑稽地跳来跳去。她弯着膝盖朝一个方向走两三个慢步，接着回到原地，朝另一个方向缓慢而费力地踢出腿去。她用响亮的喉音歌唱，翻着眼珠，“合在一起，就是母亲！母亲！”然后像在舞台上似的伸出手臂。

露比张口结舌，凶狠的表情不见了。足有半秒，她动弹不得；接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不会！”她嚷嚷，“我不会！”

拉维恩停下来，只用了然的神情打量着她。

“我不会！”露比嚷嚷，“哦，不，不是我！比尔·希尔采取措施的，比尔·希尔采取措施的！五年来比尔·希尔都采取措施的！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好吧，老比尔·希尔四五个月前不过是出了岔子，我的朋友。”拉维恩说，“不过是出了岔子……”

“我看你根本不懂，你甚至都没结婚呢，你甚至都没……”

“我打赌不止一个小孩，我打赌有两个。”拉维恩说，“你最好去医生那儿看看有几个。”

“不是！”露比尖声说。拉维恩以为自己聪明得很！她连一个女人生病了都看不出来，只会盯着自己的脚看，还伸给鲁法斯看，伸给鲁法斯看，鲁法斯还是个孩子，她三十四岁了。“鲁法斯还是个孩子！”她哀号。

“肯定有两个小孩！”拉维恩说。

“你闭嘴，不准再那么说。”露比大叫，“你现在就闭嘴，我不会怀孕的！”

“哈，哈。”拉维恩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露比说，“像你这么一个单身女人。如果我单身，不会跑去对已婚妇女指手画脚。”

“不单单是你的脚踝，”拉维恩说，“你浑身都肿。”

“我不会再待在这儿被你侮辱。”露比说着小心翼翼地朝门口走去，保持身体竖直，尽力不低头看自己的肚子。

“哦，我希望你明天能感觉好些。”拉维恩说。

“我觉得我的心脏明天会好受些，”露比说，“但是我希望能赶紧搬家。我心脏不舒服没法爬这些楼梯，”她高傲地瞪了一眼，“鲁法斯对你的大脚没有兴趣。”

“你最好把枪举起来，”拉维恩说，“免得射到别人。”

露比砰地关上门，飞快地低头看了看自己。肚子确实很大，但是她向来如此。那里并没有比其他地方更凸出。如果体重长了，肚子上长点肉很正常，而且比尔·希尔不介意她发胖，他只是不知所以地更加愉快。她看见比尔·希尔快乐的长脸从眼睛往下都在朝她笑，越靠近牙齿的地方，看起来笑得越高兴。他绝不会出岔子。她用手搓了搓裙子，感到裙子紧绷绷的，难道以前没这么觉得过吗？也有过。是这条裙子——她穿着一条平时不怎么穿的紧身裙，她……她没有穿紧身裙。她穿着一条宽松裙，不过感觉并不宽松。但是没什么区别，她不过是发胖了。

她把手指放在肚子上，摁了摁，又飞快地拿开。她慢慢走向台阶，好像脚底下的地板会移动似的。她开始爬楼，立刻又疼了。才踩上第一级台阶就疼。“不，”她呜咽着，“不。”只是一种微弱的感觉，微弱得好像体内有一块小小的东西在翻滚，却让她喉头的呼吸抽紧。她身体里不应该有东西在翻滚。“不过是一级台阶，”她轻声说，“不过是一级台阶，它就这样了。”不可能是癌症。祖利达太太说会带来好运。露比开始哭泣着说，“不过是一级台阶，它就这样了。”她继续心不在焉地往上爬，好像还以为自己只是站着。爬到第六级台阶，她突然坐下来，手指无力地从扶手垂落到地板。

“不。”她说着把红色的脸蛋靠在两根最近的柱子中间，低头望着楼梯井，发出一声长长的空洞的哀号，声音回荡着往下。楼梯洞是暗绿色和黑褐色的，哀号声在底下听起来像是在回应她。她气喘吁吁地闭上眼睛。不会，不会。不可能是什么孩子。不会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等着让她生不如死，她不要。比尔·希尔不会出岔子。他说管用的，一直以来都管用，不可能会这样，不可能。她颤抖着用手紧紧捂住嘴巴。感觉自己的脸庞憔悴起皱：两个生出来就死了，一个一岁的时候死的，一个像一只又干又黄的苹果一样被压死，不，她只有三十四岁，她老了。祖利达太太说最后不会干涸。祖利达太太说，哦，但是最终会带来一次好运！搬家。她说过最后会搬到一个好地方。

她感觉自己平静了一些。过了一会儿，感觉几乎完全平静下来，心想自己真是太容易沮丧；真见鬼，都是屁话。祖利达太太从没说错过任何事情，她知道得比……

她跳起来：楼梯井底传来砰的一声，台阶上响起一阵轰隆隆的脚步声，她站的地方也随之摇晃起来。她从扶手间往下看，看到哈特利·吉尔菲特举着两把枪飞快地跑上楼梯，一个声音透过楼上的地板喊着，“哈特利，别吵了！你要把房子都晃倒了！”但是哈特利不管不顾，绕过一楼的拐角，冲向走道，发出更吵闹的声响。她看见吉格先生猛地把门打开，跃出来一把抓住衬衫飞扬的一角，男孩转身又开了一枪，尖声嚷嚷，“放手，你这个老山羊老师！”继续往前冲，直到露比脚底的楼梯轰隆隆作响，一张金花鼠般的小脸直冲她而来，撞到她怀里，穿过她的脑袋，越变越小，最终成为一串黑影。

她坐在台阶上，牢牢抓住扶手，呼吸一点点地回来了，楼梯也不再上下摇晃。她睁开眼睛俯视着黑暗，直看到楼梯洞底。很久以前她便开始从那儿往上爬。“好运。”她空洞的声音回荡在洞穴的每一层，“宝贝。”

“好运，宝贝。”斜斜传来三声回响。

然后她又有了那种感觉，小小的翻滚。感觉并不在她的肚子里。仿佛在虚无中的不知某处，不知某处，休息，等待，还有大把的时间。

以诺与大猩猩

以诺·埃莫瑞借了房东太太的雨伞，他站在药房门口想要撑开伞时，发现这把伞就和房东太太一样上了年纪。等好不容易把伞撑开，他重新戴上墨镜，再次冲进瓢泼大雨里。

这把雨伞房东太太十五年前就不用了（这是她肯借给他的唯一理由），雨水一浇到伞上面，伞便嘎吱一声关拢，戳到他的后颈。他顶着伞跑了几步，跑到另一家商店门口，放下伞来。为了再次撑开，他不得不把伞尖支在地上，用脚狠狠踹开。接着他跑回雨里，手撑住伞骨，不让伞合起来，雕着猎狐犬的伞柄不时戳在他的肚子上。他又这样走了四分之一个街区，后半截丝绸伞面还盖在伞骨上，雨水没来得及浇进衣领。然后他躲进电影院入口处的大棚底下。那是一个星期六，售票处前熙熙攘攘地排着一队小孩。

以诺不太喜欢小孩，但是小孩好像很喜欢打量他。队伍里的孩子纷纷转过身来，二三十双眼睛好奇地瞅着他。雨伞卡在难看的位置，一半在上，一半在下，上面的一半也快要落下来了，把更多的雨水溅到他的领子底下。伞面掉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哈哈大笑着蹿上蹿下。以诺瞪了他们一眼，转过身去，压了压墨镜。他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张真人大小、四色印刷的大猩猩海报。大猩猩的头顶写着一排红色字母，“贡伽！伟大的森林之王，巨星！亲临现场！”大猩猩的膝盖那儿还有更多的字，“今天中午十二点，贡伽现身剧院与您面对面！前十位勇敢的观众可以免费上台与他握手！”

就在厄运抽回腿作势踢他的瞬间，以诺总是在想其他的事。四岁的时候，父亲从监狱里给他带回一个铁皮盒子。盒子是橙色的，上面有花生糖图案，外面写着一行绿色的字母，“坚果惊喜！”以诺打开盒子时，蹦出来一圈弹簧，敲掉了他两颗门牙。他的一生中充满这样的事情，他仿佛应该对危险时刻更加警惕才行。他站在那儿，仔细地把海报看了两遍。在他看来，是上帝指引他去羞辱那只成功的猩猩。

他转身问近旁的小孩现在几点了。小孩说十二点十分，贡伽已经迟到了十分钟。另一个小孩说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还有一个说，不是因为下雨，贡伽的负责人正坐飞机从好莱坞过来。以诺咬了咬牙。第一个小孩说如果他想和大明星握手，他得像其他人一样排队，等着轮到自己才行。以诺排进队伍。一个小孩问他多大。另外一个小孩发现他的牙齿很好笑。他尽量无视他们，开始收拢起雨伞。

过了一会儿，一辆黑色卡车开过街角，慢慢地在大雨滂沱的马路上出现。以诺把雨伞夹在胳膊底下，透过墨镜眯眼看着。卡车靠近的时候，里面的留声机播放着《嗒啦啦蹦蹦蹦》，但是音乐几乎被雨声淹没。卡车外面有一幅巨大的金发美女画像，除了大猩猩外，还张贴着其他海报。

卡车停在电影院跟前时，孩子们的队伍排得规规矩矩。卡车后门弄得像警车，装着格栅，但是猩猩不在里面。两个穿着雨衣的男人钻出车厢，骂骂咧咧地绕到后面，打开门。其中一个人把头伸进去说，“来吧，打起精神来好吗？”另一个人冲孩子们竖着拇指说，“后退点，后退点好吗？”

卡车里的录音机播放着，“大家好，贡伽在此。咆哮的贡伽，巨星！大家来点儿热烈的掌声！”声音在雨水里几乎就是咕哝。

等在卡车门边的男人又把头伸了进去。“你能出来了吗？”他说。

车厢里有轻微的拍打声。过了片刻，从里面伸出来一只毛茸茸的黑色手臂，刚好淋到了雨水，又缩了回去。

“该死的。”大棚底下的男人说；他脱下雨衣，扔给站在门边的男人，那人又把雨衣扔进车里。过了两三分钟，大猩猩出现在门边，雨衣的纽扣一直扣到下巴，衣领竖着。他的脖子周围绕着铁链；一个男人抓着铁链，把他拉下来，两个人一起跳到大棚底下。一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坐在玻璃售票处里，准备好了免费通行证，交给前十位胆子够大，敢上前去和大猩猩握手的小孩。

大猩猩完全无视小孩，跟着男人走到入口的另一头，那儿搭着一个离地一尺高的站台。他踩了上去，转过身来冲着小孩咆哮。他的咆哮声并不响亮，却充满恶意，像是发自于黑暗的内心。以诺吓坏了，要不是他被小孩围着，早就撒腿跑了。

“谁先上？”男人说，“来吧来吧。谁先上？第一份免费通行证给第一个上来的小孩。”

那群孩子一动不动。男人扫了他们一眼。“你们这些小孩怎么回事？”他厉声说，“你们胆子那么小吗？我用铁链拴着他，他不会伤到你们的。”他拉紧铁链，发出刺耳的声响，向他们说明一切尽在掌握。

过了一分钟，一个小女孩从人群里站了出来。她有一头刨花似的长卷发，一张三角形的尖脸。她走到离开猩猩四尺远的地方。

“好啦好啦，”男人把铁链拉得嘎嘎响，“打起精神来。”

猩猩伸出手来，飞快地和她握了握。这会儿又走出来一个小女孩和两个男孩。队伍重新排了起来，并且开始挪动。

大猩猩一直伸着手，转头无聊地看了一眼外面的雨。以诺已经不再害怕，正疯狂地想着用来羞辱他的脏话。通常他才思泉涌，但是此刻头脑一片空白。他的大脑两边空空如也，连每天说的粗话都想不起来。

现在他前面只有两个小孩。第一个握完手闪到了一边。以诺的心脏怦怦直跳。前面的小孩也握完让开了，剩下他和大猩猩面对面，大猩猩机械地握住他的手。

这是以诺来到这个城市以后，向他伸来的第一只手。这只手既温暖又柔软。

一瞬间他只能站在那儿牢牢地握着。接着他磕磕巴巴地说，“我叫以诺·埃莫瑞，”他咕哝着，“我在罗德米尔男子圣经学校念过书，在市动物园工作。我见过你的两张照片。我只有十八岁，但是我为政府工作。我爸爸让我来……”他的声音哑了。

大明星略略俯过身来，眼睛里闪过一丝变化：赛璐珞镜片后面凑过来一双丑陋的人眼，眯瞅着以诺。“你去死吧。”猩猩戏服里冒出一个确凿的声音，低沉但是清晰，手也猛然抽走了。

以诺感受到猛烈而痛苦的羞耻，他晕头转向绕了三圈，才搞清楚方向。接着他飞快地冲进雨里。

以诺不禁感到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以诺看来，希望的意义是由两份怀疑和一份欲望组成。接下来的一整天里，这个念头都折磨着他。他只模糊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不是一个没有抱负的男孩：他希望有所成就。他希望完善自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人们排队和他握手。

整个下午他都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地团团转，咬着指甲，撕扯着房东太太那把雨伞上剩下的丝绸伞面。终于他把伞面整个扯了下来，弄折了伞骨。只剩下一根黑色的棍子，一头是锐利的金属尖，另一头是狗脑袋，像是一种过时的专用拷问工具。以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棍子夹在胳膊底下，意识到这样走在路上非常醒目。

晚上七点，他穿上外套，拿着棍子，去两个街区外的小餐馆吃饭。他感觉自己是去讨回一些尊严，却又非常紧张，担心尊严得靠抢夺才能要回来。

不填饱肚子什么都做不了。餐馆名叫巴黎小厨；只有一条六英尺宽的通道在一家擦鞋店和一家干洗店中间。他悄悄走进去，爬上角落里的高脚凳，说他想要一碗干豌豆汤和一杯巧克力麦芽奶昔。

女服务员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黄色的大牙箍，同样颜色的头发拢在黑色的发网里。一只手始终叉在胯上；她替其他人点完单。尽管以诺每晚都来，她却从没喜欢过他。

她还没有替以诺点单，便开始煎培根；这儿只有一个客人，他吃完了饭，在读报纸；所以培根是做给她自己吃的。以诺越过柜台，用棍子戳了戳女服务员的屁股。“听着，”他说，“我要走了。我赶时间。”

“那就走啊。”她说。她动了动下巴，专心致志地盯着煎锅。

“给我一片那边的蛋糕就行，”他指着圆玻璃台面上半块粉色黄色相间的蛋糕，“我有事要忙。我要走了。就放在他边上吧。”他示意那边看报的客人。他越过几个凳子，开始阅读那人手上的报纸对着外面的一边。

男人放下报纸看看他。以诺笑了笑。男人又举起报纸。“能不能把你不看的报纸借给我看看？”以诺问。男人又放下报纸瞅着他，眼睛浑浊坚定。他飞快地翻了翻报纸，把连环漫画抽出来递给以诺。这是以诺最喜欢的。他每晚都例行公事地读。他吃着女服务员从柜台上为他切下来的蛋糕，一边看漫画，感觉自己充满了仁慈、勇气和力量。

他看完一面，翻过来细看另一面上满满的电影广告。他目光停都不停地掠过三个广告栏，接着扫到了贡伽的广告，伟大的森林之王。广告罗列了贡伽巡演的所有剧场，还有每个剧场的时间。三十分钟后他将出现在五十七大街的胜利剧场，这是他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次露面。

要是有人在旁边看着以诺，会发现他脸上清晰的表情变化。起初还喜滋滋地读着连环漫画，现在却完全变了：他看起来很震惊。

女服务员正好转身看他走没走。“你怎么了？”她说，“是不是吞了颗果核？”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以诺咕哝着。

“我也知道。”她沉着脸说。

以诺拿起棍子，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我要走了。”

“别让我留你。”她说。

“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他说，“——这样的我。”

“反正随便怎样都和我没关系。”她说。

以诺走了。这是一个愉快潮湿的夜晚。人行道上的水泥砖闪闪发亮，商店橱窗里满是鲜艳的便宜货。他拐进一条小巷，飞快在城市更黑暗的巷子里穿行，只在巷子尽头停下来一两次，往每个方向扫上一眼，再继续向前跑。胜利剧场很小，坐落在一小片砖墙建筑中，适合家庭活动；他穿过一片亮着灯的街区，又走过更多巷子和后街，来到剧场周围的商业区，然后放慢了脚步。他隔着一个街区便看到了它，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没有穿过马路走到剧场那边，而是远远地站在另一侧，一边往前走，一边眯眼盯着那片发光的地方。他在剧场正对面停住脚步，躲在大楼中间狭窄的楼梯井后面。

载着贡伽的卡车停在马路对面，大明星站在大棚下面，正和一位老妇握手。老妇走开以后，一位穿着球衫的绅士迈步上前，像运动员似的大力握手。他后面是一个大概三岁的男孩，戴着一顶高高的牛仔帽，帽子差点遮住他的脸；他被队伍里的人推搡着往前走。以诺看了一会儿，满脸嫉妒。小男孩后面是一个穿着短裙的女人，再后面是一个老头，老头不好好走路，却跳起舞步来试图吸引注意力。以诺突然冲过马路，悄悄地躲进打开的卡车后门。

握手一直持续到影片开始。接着大明星回到车厢里，观众涌进剧场。司机和典礼负责人爬进驾驶室，卡车隆隆地开走了。它飞快地穿过城市，继续飞驰在公路上。

车厢里发出撞击声，不是大猩猩平时发出的，却被马达的嗡嗡声和车轮不断轧过地面的声音掩盖了。夜晚暗淡，安静，除了偶尔猫头鹰的呜咽和远处货运车轻柔的声响，一片寂静。卡车开得飞快，直到在一个交叉道口减速，车厢嘎嘎轧过铁轨，一个身影从门里闪出来，差点跌倒，然后一瘸一拐地迅速钻进树林。

他一钻进松树林的蔽荫处，便放下一直抓着的尖棍子，和刚刚夹在胳膊底下的松松垮垮的东西，开始脱衣服。他把每件脱下来的衣服都仔细叠好，放在刚才那件的上面。等到所有的衣服都摆好了，他拿起棍子，开始在地上挖洞。

惨淡的月光照进黑暗的松树林，不时落在那人身上，原来是以诺。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口子，从嘴角一直划到锁骨，眼底的肿块让他显得麻木迟钝。他被强烈的快感点燃，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欺骗性了。

他挖得飞快，最后挖出一道长一尺深一尺的沟壑。然后他把衣服放了进去，站在旁边休息了一会儿。埋衣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埋葬过去的自我；他只是觉得自己不再需要它们。等喘过气来，他便立刻把挖出来的泥土填进沟里，用脚踩实。这时他发现自己还穿着鞋子，干完活后，他脱下鞋子，扔在了身后。接着他拾起那件松松垮垮的玩意儿，用力抖了抖。

在飘忽不定的月光下，他的一条白花花的瘦腿消失了，接着是另外一条，然后是一条胳膊，又一条胳膊：一个毛茸茸的黑色身影取代了他。那身影刚刚还有两个脑袋，一个浅色的，一个深色的，转瞬间深色的脑袋盖住了白色的，一切搞定。然后身影忙着摆弄暗扣，稍稍调整兽皮。

一切停当以后，它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开始咆哮，捶打自己的胸口；跳上跳下，甩着胳膊，探着脑袋。咆哮声起初还单薄犹豫，转瞬就响亮起来。一会儿低沉恶毒，一会儿高亢嘹亮，然后又低沉恶毒；突然停止了。身影伸出一只手，握住空气，奋力地摇着胳膊；又收回胳膊，再次伸出来，握住空气，继续摇。重复了四五次。接着拾起尖棍，傲慢地夹在胳膊下，离开树林朝公路走去。不管是非洲的、加利福尼亚的，还是纽约的猩猩，没有一只比它更快乐。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挨得紧紧的，坐在公路口的一块石头上，他们越过开阔的山谷，远远地眺望着城市，没有看到那个毛茸茸的身影靠近。大烟囱和楼房的房顶矗起一片参差不齐的黑墙，衬着颜色略浅的天空，不时有一座教堂的尖顶从云层中探出来。年轻男人转过头来正好看到猩猩站在几英尺的远处伸着手，黑不溜秋，面目可憎。年轻男人松开抱着女人的手，无声地消失在树林里。而女人一转过眼来便尖叫着沿着公路跑开了。猩猩吃惊地站着，胳膊垂在身体两侧。它坐在他们刚刚坐过的石头上，越过山谷，眺望着城市起伏的天际线。

好人难寻

老太太不想去佛罗里达。她想去东田纳西走亲戚，于是抓紧每个机会让巴里改变主意。巴里和她住在一起，是她的独生子，正挨着桌子坐在椅子边上，俯身读着报纸上橘红版面的体育专栏。“看看这儿，巴里，”她说，“看看这儿，读读这个，”她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干瘦的屁股上，另一只手把报纸在巴里的秃头上晃得哗啦作响，“这儿有个自称‘不和谐分子’的人从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往佛罗里达去呢，你读这儿，看他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好事。你快读读。我才不会带着我的孩子去罪犯出没的地方呢。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巴里头都不抬地继续看报，于是她扭头去找孩子妈，这位年轻女人穿着便裤，脸蛋像卷心菜一样，宽宽的透着天真，头上还扎着块绿色的头巾，头顶系了个结，像兔耳朵似的。她正坐在沙发上，从罐子里挖杏酱来喂宝宝。“孩子们以前去过佛罗里达了，”老太太说，“你们应该带他们去去其他地方，让他们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长点见识。他们从没去过东田纳西呢。”

孩子妈充耳不闻，但是八岁的约翰·韦斯利说：“你要是不想去佛罗里达，干吗不在家里待着？”他戴着眼镜，身子结实，正和小妹妹琼·斯塔坐在地上读滑稽小报。

“她可不高兴待在家里，哪怕让她当女王，也不愿意待一天。”琼·斯塔一头黄毛，头也不抬。

“是啊，要是那家伙，那个不和谐分子，抓住了你们怎么办？”老太太问。

“我会打烂他的脸。”约翰·韦斯利说。

“给她一百万她也不会待在家里，”琼·斯塔说，“她就怕错过了什么。我们去哪儿她都要跟着。”

“好吧。小姐，”老太太说，“下次你想要我帮你卷头发的时候可得记着你说过的话。”

琼·斯塔说她的头发是天然卷。

第二天早晨，老太太第一个坐上了车，准备出发。她把硕大的黑色旅行袋放在角落里，看起来像只河马的脑袋，底下的篮子里还藏着她的猫——皮迪·西恩。她可不想让猫独自在家待上三天，猫会想死她的，她还担心猫会碰开煤气，不小心窒息而死。她儿子巴里当然不愿意带着一只猫住旅馆。

她坐在后排中间，两边是约翰·韦斯利和琼·斯塔。巴里和孩子妈带着小宝宝坐在前排，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从亚特兰大出发，汽车的里程表显示55890。老太太把数字记下来了，因为觉得回来的时候能知道他们开了多少路很有趣。二十分钟以后他们驶入市郊。

老太太脱下白色棉手套，和钱包一起放在车后窗的架子上，舒舒服服地坐着。孩子妈还是穿着便裤，头上也依然绑着绿色头巾，但是老太太戴着一顶海军蓝的水手草帽，帽檐儿上插着一束白色紫罗兰，身上穿着一条白色圆点印花的海军蓝裙子。她的衣领和袖口都镶着蕾丝薄纱，领口上别着一株带香囊的布制紫罗兰。万一发生意外，她死在公路上，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她是位淑女。

她说早料到今天是驾车出游的好日子，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她提醒巴里这儿限速五十五英里，巡警藏在广告牌或树丛后面，趁你还没来得及减速便逮住你。她饶有兴趣地对沿途风景指指点点：矿石山；时而出现在公路两旁的蓝色花岗岩；壮丽的红色黏土河滩，隐隐镶嵌着紫色纹路；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给大地铺上绿色网格；树上洒满银白色的日光，即便是最难看的也闪闪发光。孩子们在看漫画书，孩子妈睡起了回笼觉。

“我们快点开过乔治亚州，省得多看它几眼。”约翰·韦斯利说。

“如果我是个小男孩，”老太太说，“就不会这么说自己的家乡。田纳西有山脉，乔治亚有山丘。”

“田纳西穷乡僻壤。”约翰·韦斯利说，“乔治亚也很讨厌。”

“说得对。”琼·斯塔说。

“我们那会儿，”老太太握起布满青筋的干枯手指，“孩子们对自己的家乡、父母，还有其他一切都比现在恭敬。人人都很善良。哦，看那个可爱的小黑孩！”她指着一个站在棚屋前的黑人小孩。“那不是一幅画吗？”她问他们，他们都转身从后窗看着那个小黑人。小黑人挥了挥手。

“他没有穿裤子。”琼·斯塔说。

“他可能根本没有裤子，”老太太解释，“乡下的小黑人不像我们一样不愁吃穿。如果我会画画，我就要画下来。”她说。

孩子们互相交换了漫画书。

老太太提出想抱抱小宝宝，孩子妈从前座把孩子递了过来。老太太把他放在膝盖上晃着，跟他讲沿途的风景。老太太翻着眼睛，噘着嘴，把她饱经风霜的瘦脸贴到宝宝光滑柔软的脸蛋上。他不时给她一个恍惚的微笑。他们经过一大片棉花地，中间围着五六块墓碑，像个小小的岛屿。“看那片墓地，”老太太指着那儿，“那是老宅的墓地。属于种植园。”

“种植园在哪儿？”约翰·韦斯利问。

“随风而逝啦。”老太太说，“哈哈。”

孩子们看完了手头所有的漫画书以后，开始吃午饭。老太太吃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一颗橄榄，不让孩子们把盒子和纸巾扔出车窗。实在无所事事，他们就玩起了游戏，一个人指着一片云朵，让另外两个人猜是什么形状的。约翰·韦斯利指着一片奶牛形状的云，琼·斯塔猜奶牛，约翰·韦斯利说不对，是汽车，然后琼·斯塔说他耍赖，他俩就隔着老太太打了起来。

老太太说如果他们保持安静，她就给他们讲个故事。她讲故事的时候，翻着眼珠，晃着脑袋，非常滑稽。她说在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有位从乔治亚州贾斯帕来的追求者，名叫埃德加·艾特金斯·提加顿。他很英俊，是位绅士，每周六下午都给她带一只西瓜，上面刻着他名字的缩写，E.A.T.。有一天下午，老太太说，提加顿先生又带了西瓜过来，但是家里没人，就把它放在前门廊上，坐马车回贾斯帕去了，但是她没有收到那只西瓜，因为一个黑人男孩看到上面刻着E.A.T.，就把它吃掉了！这个故事挠到了约翰·韦斯利的笑神经，他咯咯笑个不停，但是琼·斯塔觉得没什么好笑的。她说她不会嫁给一个只在星期六下午给她送西瓜的男人。老太太说她应该嫁给提加顿先生，因为他是位绅士，而且可口可乐股票刚上市的时候他买了不少，他才死了没几年，是位富翁。

他们在塔楼停下来买烤肉三明治。塔楼坐落在帝莫西外的一片空地上，半灰泥半木质结构，既是加油站，又是舞厅。老板是一个叫瑞德·萨米·布茨的胖子，房子里和几英里沿途的公路上都贴着告示：“尝尝瑞德·萨米的驰名烤肉。了不起的瑞德·萨米人见人爱！瑞德·萨米！笑呵呵的胖小子！手艺没得说！瑞德·萨米为您效劳！”

瑞德·萨米正躺在塔楼外的空地上，脑袋伸在一辆卡车底下，不远处，一只一尺高的灰色猴子被拴在一棵小小的楝树上，叽叽喳喳。一看到孩子们跳下车跑过来，猴子连忙爬回最高的枝丫上。

塔楼里面是一间狭长昏暗的屋子，一边是柜台，另一边放着桌子，舞池在房间中央。他们在点唱机旁的一张木板桌边坐下，瑞德·萨米的妻子走过来为他们点单，她是个高个子深褐色皮肤的女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比皮肤还浅。孩子妈往点唱机里投了硬币，放起《田纳西华尔兹》，老太太说这曲子让她想要翩翩起舞。她问巴里想不想一起跳舞，但巴里只瞥了她一眼。巴里不像她一样天性开朗，旅行让他焦虑。老太太褐色的眼睛闪闪明亮。她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假装自己在跳舞。琼·斯塔要求放点什么音乐好让她跳踢踏舞，于是孩子妈又投了个硬币，换了一首快节奏的歌曲，琼·斯塔走进舞池，跳起了踢踏舞步。

“真可爱呀。”瑞德·萨米的老婆靠在柜台上说，“来做我的女儿好不好？”

“不，我才不要，”琼·斯塔说，“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要住在这个破烂地方！”她跑回了桌子。

“真可爱呀。”女人又说了一遍，礼貌地咧了咧嘴。

“你不感到害臊吗？”老太太嘘道。

瑞德·萨米走过来，让他老婆别在柜台边游手好闲了，快去弄菜。他的卡其裤子刚好耷拉在胯骨上，肚子挂在上面，活像一袋面粉在衬衫底下晃来晃去。他走过来，挨着边上的桌子坐下，半是叹气半是吆喝。“没办法啊，”他说，“没办法啊。”他用一块灰手绢擦了擦汗涔涔的红脸。“如今你都不知道该信谁，”他说，“我没说错吧？”

“人心不古啊。”老太太说。

“上星期来了两个家伙，”瑞德·萨米说，“开着辆克莱斯勒。是辆破车，但看着还行，而且那两个男孩看起来也不错。他们说是在厂里干活的，你知道吗，我就让他们赊账加了油。我干吗这么做啊？”

“因为你是个好人！”老太太立刻说。

“是啊，我也觉得是。”瑞德·萨米似乎有点感动。

他老婆一口气端着五个盘子送上菜来，一只手两个，还有一个放在胳膊上，没用托盘。“上帝的这片沃土上已经没有一个灵魂能够信任了。”她说，“我不指望任何人，任何人。”她说了两遍，看着瑞德·萨米。

“你们听说过那个逃犯吗，那个越狱的不和谐分子？”老太太问。

“他不来这个鬼地方我一点也不奇怪，”女人说，“如果他知道这儿的情况还过来，那我真是太吃惊了。如果他知道收银机里只有两分钱还来这儿，那我真是……”

“好了好了，”瑞德·萨米说，“给他们拿些可乐。”女人出去端剩下的盘子了。

“好人难寻啊，”瑞德·萨米说，“世道变得太坏。我记得以前出门都不用锁纱门。现在不行了。”

他和老太太谈论着好时光。老太太觉得事情变成现在这样全怪欧洲人。她说欧洲人那副样子让人觉得我们浑身都是钱，瑞德·萨米觉得她说得太对了，但是谈论这些没用。孩子们冲到外面白花花的太阳底下，去看葱郁的楝树里的猴子。猴子正忙着给自己捉虱子，捉到以后用牙齿细细地咬，仿佛品味佳肴。

他们在午后炙热的天气里开车上路，老太太打着盹，每隔几分钟就被自己的呼噜声弄醒。快到图姆布斯波罗的时候，她又醒了，想起年轻时曾经探访过附近一座古老的种植园。她说房子前面有六根白色廊柱，门口有一条橡树大道，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凉亭，和情人在花园里散完步，可以坐着歇歇。她准确地想起来从哪条路可以开过去。她知道巴里不会愿意浪费时间去看老房子，但是她越说越想再去看看，看看那两间小小的凉亭是否还在。“房子里有一个暗格。”她狡猾地说，她在胡说八道，却很希望自己说的是真的，“据说谢尔曼来的时候，那家人把所有的银器都藏在里面，一直没有人找到……”

“嘿！”约翰·韦斯利说，“我们去看看！我们找得到！我们掀开所有的木板就能找到！谁住在那儿？从哪里拐进去？嘿，老爸，不能从那儿拐进去吗？”

“我们从没见过有暗格的房子！”琼·斯塔嚷嚷着，“我们要去有暗格的房子！嘿，老爸，我们能不能去看看有暗格的房子！”

“据我所知，就在不远处，”老太太说，“开车用不了二十分钟。”

巴里正视前方。下巴硬得像块马蹄铁。“不行。”他说。

孩子们开始吵闹，尖叫着要去看带暗格的房子。约翰·韦斯利踢着前面座椅的后背，琼·斯塔挂在她妈妈的肩膀上，绝望地在她耳边呜呜说他们放了假也找不到乐子，他们从来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宝宝哇哇大哭，约翰·韦斯利拼命踢座椅，他爸爸感到肾脏被撞了一次又一次。

“够了！”他大吼着把车停在了路边，“能不能都闭嘴？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如果你们再不闭嘴，我们哪里也不去了。”

“那个地方对他们很有教育意义。”老太太咕哝着。

“好吧。”巴里说，“但是记住：我们只在这儿绕一次。下不为例。”

“你往回开一英里就能找到拐进去的泥路，”老太太指点方向，“刚刚经过时我记下来了。”

“泥路。”巴里发起牢骚。

等他们调头往泥路开去时，老太太又回忆起房子的其他细节，前门上漂亮的玻璃，大厅里的烛灯。约翰·韦斯利说暗格很有可能就在壁炉里。

“你们不能进去。”巴里说，“还不知道里面住的什么人呢。”

“你们在前门和里面的人说话，我绕到后面从窗户跳进去。”约翰·韦斯利建议。

“我们都待在车里。”他妈妈说。

他们拐上泥路，车子在一团粉色的尘土里颠簸前进。老太太想起来那会儿还没有铺路，三十英里路得走一整天。泥路起伏不平，冷不丁出现水坑，危险的路堤上都是陡峭的弯道。他们一会儿还在坡顶，俯视着周围几英里绿油油的树冠，一会儿又陷入红色泥坑，头顶的树木布满尘埃。

“那个地方最好立刻出现，”巴里说，“不然我就要调头回去了。”

这条路像是好久都没有人走过。

“不远了。”老太太说着，脑袋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太叫人不安，她涨红了脸，瞪大眼睛，双脚一蹬，碰到了角落里的行李袋。行李袋晃了晃，她盖在底下篮子上的报纸随着“喵呜”一声被掀开，皮迪·西恩跳到了巴里的肩膀上。

孩子们跌了下来，他们的妈妈抱着小宝宝飞出车门，摔在地上；老太太被甩到了前座。汽车翻了个身，左侧车身着地，冲到路边的沟渠。巴里和猫还在驾驶座上——灰色条纹的猫有一张白色的大脸和一只橘色的鼻子——像毛虫一样粘在巴里的脖子上。

孩子们发现胳膊和腿可以动弹，立刻爬出车子，嚷嚷着：“我们出车祸了！”老太太蜷缩在仪表盘下面，巴望自己受了伤，这样巴里就不会马上把火全撒在她身上。车祸发生前，闪过她脑海的可怕念头是，她栩栩如生回忆起来的房子或许不是在乔治亚，而是在田纳西。

巴里用两只手把猫从脖子上扯下来，往车窗外一棵松树扔了过去。然后他下车去找孩子妈。孩子妈背靠红色的沟渠壁坐着，抱着哇哇大哭的宝宝，不过只是脸上有一道口子，肩膀受了伤。“我们出车祸了！”孩子们狂喜地嚷嚷。

“可惜一个人都没死。”琼·斯塔看到老太太从车里爬出来时失望地说，老太太的帽子还在脑袋上，但是前面的帽檐儿破了，洋洋得意地翘着，那株紫罗兰也歪到一边。除了孩子，大家都坐进沟渠里，从惊吓中慢慢恢复过来。他们都在哆嗦。

“可能会有车过来。”孩子妈哑声说。

“我肯定伤到了内脏。”老太太用手按着身侧，但是没人搭理她。巴里的牙齿直打颤。他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图案的黄色运动衫，脸色就和衣服一样黄。老太太决定她还是不要提起房子其实是在田纳西。

头顶十英尺朝上才是路面，能看到路对面的树冠。他们坐着的沟渠后面，有一片更大的树林，树木高大，幽暗，深邃。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一辆车远远开过一个山头，开得很慢，车里的人像是在看着他们。老太太站起来，夸张地挥舞双臂，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车子继续慢慢开过来，消失在一个弯道，又再次出现在他们刚刚驶过的山头，开得更慢了。那是一辆黑色的大车，很破，像灵车似的，里面坐着三个男人。

车在他们的头顶停下，司机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他们坐着的地方，一言不发。然后他扭头和另外两个人说了几句，他们走下车来。其中一个是胖男孩，穿着黑色裤子和胸口印着银色小马驹的红色运动衫。他走到右侧，站在那儿打量他们，半张着嘴巴，露出淫亵的笑容。还有一个人穿着卡其裤子和蓝色条纹外套，一顶灰色的帽子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整张脸。他慢慢地走到左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司机下车站在旁边，低头看着他们。他比另外两个人都年长，头发刚刚开始泛白，戴着银边眼镜，一副学者模样。他长脸皱巴巴的，没有穿衬衫，也没有穿内衣，只穿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手里握着一顶黑帽子和一把枪。那两个男孩也都有枪。

“我们出车祸了！”孩子们嚷嚷。

老太太有种奇怪的感觉，那个戴银边眼镜的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的脸很熟，像是认识了一辈子，但是她想不起来是谁。他离开车子，沿着路堤往下走，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不至于滑倒。他穿着双棕白相间的鞋子，没有穿袜子，露出又红又瘦的脚踝。“下午好，”他说，“我看到你们翻车了。”

“我们翻了两次！”老太太说。

“就一次。”他纠正，“我们看到了。海勒姆，试试看他们的车还能不能发动。”他低声对戴灰帽的男孩说。

“你们干吗要带枪？”约翰·韦斯利问，“你们干吗要带枪？”

“太太，”男人对孩子妈说，“能麻烦你让孩子坐过去吗？孩子很烦人。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原地坐着。”

“你凭什么指挥我们做这做那？”琼·斯塔问。

他们身后的一排树木像黑洞洞的大嘴一样张着。“过来。”孩子妈说。

“听我说。”巴里突然开口，“我们遇到了麻烦！我们……”

老太太尖叫一声，蹒跚着站起来打量着男人。“你是那个‘不和谐分子’！”她说，“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没错。”男人微笑着，像是被认出来了还有点得意，“但是如果你没认出我来，说不定对你们所有的人都好。”

巴里猛地转头对他妈妈说了些什么，连孩子们都被吓到了。老太太哭了起来，不和谐分子涨红了脸。

“太太，”他说，“你别难过。有时候男人口是心非。我觉得他不是故意想要这样对你讲话。”

“你不会冲女人开枪吧？”老太太说着从袖口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擦了擦眼睛。

不和谐分子用鞋尖在地上挖了小坑，又重新填上。“我也不想这样。”他说。

“听着。”老太太几乎扯破了嗓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着一点不像个普通人。我知道你一定出身好人家。”

“是的，太太，”他说，“世上最好的人家。”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口坚硬洁白的牙齿。“上帝从未创造出过比我妈更善良的女人，我爸有颗金子般的心。”他说。穿红色运动衫的男孩绕到他们身后，站在那儿，胯上挂着枪。不和谐分子蹲在地上。“看住这些孩子，鲍比·李。”他说，“你知道孩子烦人得很。”看着六个人在他跟前挤作一团，他仿佛有些害臊，像是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天上一片云都没有。”他抬头看着天，“既没有太阳，也没有云。”

“是啊，真是美好的一天。”老太太说。“听着，”她说，“你不该叫自己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打心底里是个好人。我一见你就知道。”

“闭嘴。”巴里吼着，“闭嘴！所有的人都闭嘴，让我来。”他蹲在那儿，摆出跑步者向前冲刺的姿势，却一动不动。

“谢谢你，太太。”不和谐分子用枪托在地上画了个圈。

“修好这辆车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一边检查打开的引擎盖一边说。

“噢，你和鲍比·李先把他和那个小男孩带到那边去。”不和谐分子指着巴里和约翰·韦斯利。“这些男孩有事想问你们，”他对巴里说，“能不能麻烦你们跟他们去树林里？”

“听着，”巴里说，“我们碰到了大麻烦！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喉咙哑了，眼睛就像衬衫上的鹦鹉似的，又蓝又专注。他还是一动不动。

老太太伸手扶了扶帽檐儿，仿佛她也要和他一起去树林，但是帽子却落在她手里。她站在那儿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松手由它掉在了地上。海勒姆抓住巴里的胳膊把他拽起来，像在搀扶一个老头。约翰·韦斯利握着爸爸的手，鲍比·李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向树林走去，靠近幽暗的边缘时，巴里转过头来，撑在一棵光秃秃的灰色橡木树干上，大声叫道：“我很快就回来，妈妈，等我！”

“快回来！”母亲尖叫着，但是他们都消失在了树林里。

“巴里，我的儿子啊！”老太太凄厉地叫喊，但是她发现自己正盯着蹲在她跟前的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绝望地说，“你一点也不像个普通人。”

“不，我不是好人。”不和谐分子过了一会儿说，像是真的仔细思考了她的话，“但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爸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不同，是个狗杂种。‘你知道，’我爸说，‘有些人活一辈子也不会过问，有些人却要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个男孩是后面那种人。他什么都要弄清楚！’”他戴上黑帽子，突然抬头看看，然后望向树林深处，像是又有点害臊。“很抱歉，我在诸位女士跟前连件衬衫都没穿，”他轻轻耸耸肩，“我们逃出来的时候把衣服都埋了，现在就凑合一下，等状况好点再说。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从路人那儿借来的。”他解释。

“没事。”老太太说，“巴里的箱子里可能还有件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和谐分子说。

“他们把他带哪儿去了？”孩子妈尖叫。

“老爸自己是个人物。”不和谐分子说，“什么都瞒不过他。他从没和当局有过纠葛。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只要试试，也能做个好人。”老太太说，“想想如果能够安定下来，过过舒服日子，不用整天想着有没有人在追你，这样多好。”

不和谐分子继续用枪托刨地，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是啊，太太，总有人在后面追。”他咕哝着。

老太太站起来低头看他，注意到他帽子后面的肩胛骨多么瘦削。“你做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太太只看到黑帽子在肩胛骨间摆动。“不。”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一片寂静。老太太猛地回头，听见风在树冠间穿梭，像是一阵悠长满足的吸气。“巴里，我的儿子啊！”她叫起来。

“我做过一阵子的福音歌手，”不和谐分子说，“我什么都做过。服过兵役，陆军和海军，国内国外都待过，结过两次婚，抬过棺材，在铁路上干过，耕过地，经历过龙卷风，有一次看见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他抬头看看孩子妈和挨在她旁边的小女孩，她们脸色惨白，眼神呆滞，“我还见过一个女人挨鞭子。”他说。

“祷告，祷告，”老太太说，“祷告，祷告……”

“自我记事起，便不是一个坏男孩，”不和谐分子用几乎梦幻的口吻说，“但一生中难免做错事，被送进监狱，我被活埋了。”他抬起头，平稳的目光攫取了她的注意力。

“你那时候就应该开始祷告，”她说，“你第一次被送进监狱是因为什么？”

“向右转，是一面墙，”不和谐分子再次抬头望着没有云的天空，“向左转，是一面墙。头顶是天花板，脚下是地板。我忘记做过些什么了，太太。我一直想一直想，想要回忆起我到底做了什么，但是直到今天也想不起来。有一次我觉得快要想起来了，但还是没有。”

“他们可能抓错人了。”老太太口齿含糊地说。

“没有，”他说，“没有抓错，他们有逮捕令。”

“你准是偷了东西。”她说。

不和谐分子轻轻冷笑一声。“我才不稀罕别人的东西。”他说，“监狱里的医生头头说我杀了我老爸，但我知道他骗我。我老爸一九一九年死于流感，和我没有关系。他被葬在霍普威尔山浸礼会教堂，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

“如果你祷告，”老太太说，“耶稣会帮助你。”

“没错。”不和谐分子说。

“既然这样，你干吗不祷告？”老太太因为突然的喜悦而浑身颤抖。

“我不需要帮助。”他说，“我自己能应付。”

鲍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溜达回来。鲍比·李的手上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图案的黄色运动衫。

“把衣服给我，鲍比·李。”不和谐分子说。衣服朝他扔了过来，落在他的肩头，他套了上去。老太太说不出看到衣服让她想起什么。“不对，太太，”不和谐分子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说，“我发现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杀死一个人，或者偷走他的轮胎，都一样，因为你迟早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只会为你的行为受到惩罚。”

孩子妈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像是透不过气来。“太太，”他问，“你能不能带着小女孩跟鲍比·李和海勒姆去那边，陪陪你的丈夫？”

“好的，谢谢你。”孩子妈轻声说。她的左手无力地垂着，另一只手抱着熟睡的宝宝。“扶那位女士起来，海勒姆。”不和谐分子说，孩子妈正挣扎着从沟渠里爬出来，“鲍比·李，你牵着那个小女孩的手。”

“我不想牵他的手，”琼·斯塔说，“他像头猪。”

胖子涨红了脸笑起来，抓住琼的胳膊，跟在海勒姆和孩子妈身后把她拉进了树林。

只剩下老太太独自面对不和谐分子，她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天空中既没有云朵也没有太阳。周围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她想要告诉他，他必须祷告。她不停地张嘴闭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发现自己开口说：“耶稣啊耶稣。”意思是说，耶稣会帮助你，但是听她说话的口气，感觉她是在诅咒。

“没错，太太。”不和谐分子像是赞同她。“耶稣让万物失衡。他和我一样，不过他没有犯罪，而他们能证明我犯了罪，因为他们有判决书。当然，”他说，“他们从没给我看过判决书。所以我现在自己签。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你得搞一个签名，每件做过的事情都要签名，保留副本。这样你就会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你就能按罪量刑，看看它们是否对得上，最后你有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称自己不和谐分子，”他说，“因为我受到的惩罚和我做错的事情对不上。”

树林里传来尖利的叫声，紧接着是一声枪响。“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太太，一个人受尽惩罚，另一个人却完全没事？”

“耶稣啊！”老太太哭叫起来，“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不会对女人开枪！我知道你出身好人家！祷告！耶稣啊，你不应该对女人开枪。我把所有的钱给都你！”

“太太，”不和谐分子看着她身后远远的树林，“死人是没法给殡葬人小费的。”

又传来两声枪响，老太太抬起头来，像一只渴得要命的老母鸡在讨水喝，她哭喊着：“巴里，我的儿子啊，巴里，我的儿子啊！”好像心都要碎了。

“只有耶稣能够起死回生。”不和谐分子继续说，“但他不应该这么做，他让万物失衡。如果他当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了，你只需要抛弃一切跟随他，如果他不是，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只需要好好享受你剩下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离开——杀个人，把他的房子烧了，对他做些卑鄙的事。不干点坏事就没乐趣了。”他的声音几乎变成了咆哮。

“他或许没有起死回生。”老太太喃喃自语，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感觉一阵晕眩，一屁股坐在了沟渠里面，两条腿扭在一起。

“我不在场，所以没法说他没有。”不和谐分子说，“我真希望我在场。”不和谐分子用拳头捶打地面。“我应该在那儿，如果在那儿就会知道了。听着，太太，”他提高嗓门说，“要是我在那儿，就会知道，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的嗓门都快破了，老太太的脑袋顿时清醒了一会儿。她看见男人扭曲的脸凑近过来，像是快哭了，她低声说：“唉，你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肩膀。不和谐分子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对她当胸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扔在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海勒姆和鲍比·李从树林回来，站在沟渠上面，低头看着老太太，她半坐半躺在一摊血泊中，双腿像个孩子似的盘在身下，对着没有云的天空露出微笑。

不和谐分子没戴眼镜，眼眶发红，眼神黯淡无神。“把她拖走，和其他人扔在一块儿。”他说，抱起正在他腿边蹭来蹭去的猫。

“她真唠叨，对吧？”鲍比·李吆喝着滑下沟渠。

“她可以成为一个好女人的，”不和谐分子说，“如果有人能每分钟都朝她开一枪的话。”

“有趣！”鲍比·李说。

“闭嘴，鲍比·李。”不和谐分子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

临终遇敌

萨许将军一百零四岁了。他和孙女住在一起，六十二岁的孙女萨利·波克·萨许，她每天晚上都跪在地上祷告，期望将军能活到她大学毕业的那天。将军根本不在意孙女能不能毕业，却从不怀疑自己能活到那一天。他已经很习惯活着了，完全想象不出其他任何情况。毕业典礼对他来说也没有那么美好，即便如孙女所说，人们希望他穿着制服坐在台上。孙女说会有一长溜穿长袍的老师和学生，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穿制服的将军。孙女不说他也知道，至于那该死的队伍，可以从地狱绕个弯再回来，他动都不会动一下。将军喜欢大游行，花车上满载着美国小姐，德通海滩小姐，皇后牌棉织品小姐。他不需要队列，在他看来，全是学校老师的队列就和冥河一样了无生趣。然而，他愿意穿着制服坐在台上，这样他们都会看到。

萨利·波克不像将军那么确定他能活到她毕业那天。过去的五年间将军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她觉得很可能空欢喜一场，因为她常常这样。二十年来，她每年都去念暑期学校，刚开始教书那会儿，还没有学位一说。她说那时一切正常，但是从她十六岁以来，就没再正常过，过去的二十个夏天，本该休假的时候，她却不得不拎着皮箱顶着烈日去州立教师学院，等到秋天回来，她却依旧坚持老一套的教学方法，与她受的教育背道而驰，这种温和的报复还是无法满足她的正义感。她希望将军出席毕业典礼，因为希望别人看到她的立场，或者用她的话来说是“她身后的一切”，他们身后却没有。这里的他们并没有特指任何人。而是所有颠倒世界的暴发户，他们扰乱了体面的生活。

她打算八月站在演讲台上时，让将军坐在她身后的轮椅里，她打算高昂起头，像是在说，“看看他！看看他！你们这些暴发户，这是我的家人！象征传统的荣耀，正直的老人！尊严！荣誉！勇气！看看他吧！”一天晚上她在睡梦中尖叫着，“看看他吧！看看他吧！”回头发现将军坐在身后的轮椅里，脸上挂着可怕的表情，他光着身子，只戴了一顶将军帽，她醒来以后不敢再睡。

对将军来说，要不是因为孙女保证能让他坐在台上，他甚至都不会答应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他喜欢坐在任何台上。他以为自己依然是个英俊的男人。他还能站起来的时候，有五英尺四英寸高，勇猛好斗。他银发披肩，不戴假牙，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侧影更引人注目。当穿上整套将军制服时，他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能与他相提并论。

这套制服不是他在内战时穿的那套。在那场战争中他并不是将军。可能是个步兵；不太记得了；事实上，他压根记不起那场战争。就像他的脚一样，萎缩着垂落在身下，没有知觉，上面盖着一条萨利·波克小时候织的蓝灰色的阿富汗毛毯。他不记得美西战争了，他儿子死在那场战争中；他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儿子了。历史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从未想要再经历一次。在他看来，历史和队伍相关联，生活和游行相关联，他喜欢游行。人们总是问他，是否记得这个记得那个——一长串有关过去的枯燥可怕的问题。过去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有意义，他愿意讲讲：那就是十二年前他收到这套将军制服，并出席了首映礼。

“我参加了他们在亚特兰大的首映礼。”他对那些坐在前廊的客人们说，“周围都是美人。可不是地方性的。完全不是地方性的。是举国盛典，他们叫我去——站在台上。那儿没有不入流的。所有的人都得付十块钱才能进去，还得穿礼服。我穿着这身制服。那天下午在宾馆房间里，一位美人奉给我的。”

“是宾馆的套房，我也在那儿，爷爷，”萨利·波克朝客人们眨眨眼睛，“你没有和任何年轻女人单独待在房间里。”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绝对知道该怎么做。”老将军一脸狡黠，客人们则哄堂大笑。“那是位加利福尼亚好莱坞美人，”他继续说，“她从加利福尼亚好莱坞来的，在片子里没有角色。他们在那儿有很多不派用场的妞儿，叫做临时演员，他们就让这些妞儿给人送送东西，拍拍照片。我们拍了一张合影。不对，有两个妞儿。每边一个，我站在中间，一手搂着一个的腰，她们的小腰还没五十美分的硬币粗。”

萨利·波克再次打断了他，“是高维斯基先生给你制服的，爷爷，他还给了一捧精美无比的花。真的，我真希望你看见。花是摘下来的剑兰花瓣做的，抹上金粉，又做成了玫瑰的模样。太精美了。我真希望你看到，它……”

“就和她的头一样大。”将军低吼，“听我说下去。他们给我制服，给我剑，然后说，‘将军，我们不希望您跟我们开战。我们只希望今晚介绍到您的时候，您能立刻迈着军人的步子上台，回答几个问题。您觉得能行吗？’‘没问题！’我说，‘听着，我干大事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他们嚷嚷起来。”

“他是全场的亮点。”萨利·波克说，但是并不太想去回忆首映礼，因为当时她的脚出了问题。她特地买了新衣服——一条镶着莱茵石搭扣的黑色绉纱晚礼服和一件短披肩——配了一双银色便鞋，因为得陪将军上台以防他摔倒。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一辆真正的豪华轿车七点五十分过来接他们去剧院，到达入口华盖的时间正好，大明星、导演、编剧、州长、市长，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演员，已经陆续到了。警察疏通交通，用绳子把进不去的人群拦开。所有进不去的人看着他们从豪华轿车里步入聚光灯下。然后他们走向红金相间的前厅，一位戴着邦联帽子、穿着小短裙的女引座员把他们领到专座上。观众们已经入席，一群邦联女性联合会的人看到穿着制服的将军便开始鼓掌，于是所有的人鼓起掌来。他们后面还有一些名流，然后门关拢了，灯光暗了下来。

出现了一位金色卷发的年轻人，代表电影公司开始逐一介绍嘉宾，每位被介绍到的人上台说，能来参加这次盛会是多么高兴。将军和他的孙女排在第十六位。他被介绍为邦联的田纳西·弗林特洛克·萨许将军，尽管萨利·波克告诉过高维斯基先生爷爷的名字是乔治·波克·萨许，只是个少校。她扶爷爷从座位上站起来，但她心跳得飞快，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来。

老人慢慢步下走廊，高昂着耀眼的白色头颅，帽子按在胸口。管弦乐团轻柔地演奏起《邦联战歌》，邦联女性联盟会成员起立，直到将军上台才坐下。当萨利·波克在爷爷身后扶着他的手肘走到台中央时，管弦乐团突然大声奏起军歌，老人风度十足，颤抖着手敬了一个有力的军礼，立正，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消逝。两位戴着邦联帽子、穿着短裙的引座员在他身后握着两面交叉的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旗帜。

将军站在聚光灯中央，灯光在萨利·波克身上照出一片古怪的半月形——花束，莱茵石搭扣，一只攥着白手套和手帕的手。金色卷发的年轻人挤进聚光灯底下，说真的很高兴今晚能请到曾在战场浴血奋战的将军来参加这次盛会，而观众们很快就能在屏幕上看到这场战争的大胆再现。“告诉我们，将军，”他问，“您今年几岁？”

“九九九九十二！”将军嚷嚷。

年轻人像是听到了今晚最激动人心的话。“女士们先生们，”他说，“让我们给将军以最热烈的掌声！”立刻掌声雷动，年轻人用拇指示意萨利把老人带回座位，好让下一个人上台；但是将军还没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聚光灯中央，脖子向前伸着，嘴巴微微张开，贪婪的灰色眼珠沉醉在灯光和掌声里。他粗暴地用手肘把孙女挡开。“我年轻的秘诀是，”他嚷嚷着，“我亲吻所有的美人。”

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萨利·波克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发现刚刚做准备时太激动，竟然忘记换鞋了：从裙子底下伸出一双女童子军的牛津鞋来。她猛地拉住将军，几乎和他一起跑下了台。将军很生气，他还没来得及说很高兴能来参加这个盛会，回座位的路上，他拼命扯着嗓子说：“我很高兴能和那么多美人一起参加首映礼！”但是另一条走廊上出现了一位名人，没有人再理会他了。放电影时他一直在睡觉，睡梦中不时讲着粗鲁的梦话。

自那以后，他的生活并不有趣。他的腿完全失去了知觉，膝盖像老旧的铰链，肾脏不太好，但心脏依然顽强地跳动着。过去和未来对他来说没有区别，一个是忘记了，另一个是记不得。他对死亡的概念和猫差不多。每年的邦联纪念日，他都穿得暖暖的，被借去国会博物馆，待在一间满是旧照片、旧制服、旧炮和历史文献的发霉的房间里，从一点展示到四点。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小心保存在玻璃箱子里，不让孩子们触碰。他穿着首映礼上的将军制服，带着一成不变的愁容，坐在被绳子圈起来的一小块区域里。除了偶尔转动一下浑浊的灰眼珠，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是个活物，但是有一次，一个大胆的孩子摸了他的剑，他猛地挥出胳膊拍开那只手。春天，当古老的家庭向游客开放时，他被邀请穿着制服坐在显眼的地方，烘托气氛。有时候他只是冲着游客乱吼，但有时他也会讲讲那场首映礼和美人们。

如果他在萨利·波克毕业前就死了，萨利觉得自己也干脆死了得了。暑期学期开始时，在还不知道能否顺利毕业的情况下，她就告诉校长说她的祖父——邦联的田纳西·弗林特洛克·萨许将军——会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将军已经一百零四岁了，但是脑袋和铃铛一样清晰。尊贵的客人总是受欢迎的，可以坐在台上被介绍给众人。她还安排了她的侄子约翰·韦斯利·波克·萨许来为将军推轮椅，他是个童子军。她想起这幅画面就觉得美好，老人穿着彰显英勇的灰色制服，男孩穿着干净的卡其色制服——一老一少，她恰如其分地想到——当她被授予学位时，他们就站在她身后。

一切都正如她计划的那样进行。夏天她去上学时，将军和其他亲戚住在一起，他们把他和童子军约翰·韦斯利带到了毕业典礼上。一位记者赶到酒店，替他们拍了张照片，萨利·波克和约翰·韦斯利分别站在将军两边。曾经和美人们拍过照片的将军并不看重这次拍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将要参加的是什么活动，但记得他要穿制服和佩剑。

毕业典礼的当天早晨，萨利·波克要排在初等教育学士的队伍中，无法亲自把将军送上台——但是十岁的金发男孩约翰·韦斯利带着执行者的神情，确保每件事都万无一失。萨利穿着学士袍来到宾馆，为老人穿戴好制服。老人就和一只干瘪的蜘蛛一样脆弱。“你不激动吗，爷爷？”她问，“我都快激动死了。”

“把剑搁在我的大腿上，该死的，”老头说，“搁在这儿才会发光。”

萨利把剑放下，退后打量着他，“你看起来真威风。”她说。

“该死的。”老头用单调坚定的声音慢慢说，像是跟着心跳的节奏，“该死的通通下地狱。”

“行了，行了。”萨利说着，开心地回到队伍里。

毕业生们都排在科学大楼后面，萨利找到自己的位置时队伍正好开始行进。她前一晚睡得不好，睡着了还梦见毕业典礼，在睡梦中喃喃自语，“看到他了，看到他了吧？”但是每次正要回头去看他时，却惊醒了。毕业生必须穿着黑色羊毛袍子在烈日底下走三个街区，她麻木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心想，要是有人觉得这支教师队伍很壮观的话，那他们就等着瞧吧，到时候老将军穿着彰显荣耀的灰色制服，干净年轻的童子军沉着地推着轮椅送他穿过讲台，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想象着约翰·韦斯利已经把老头推到后台整装待发了。

黑色的队伍蜿蜒了两个街区，来到通往礼堂的主路。访客们站在草地上，辨认着自己家的毕业生。男人把帽子往后推一推，擦拭额头，女人稍稍提起肩上的衣服，免得粘住后背。毕业生们穿着厚重的袍子，仿佛最后几滴无知的汗水正从身体里流出去。阳光照耀在汽车挡泥板上，又从大楼的柱子上反射回来，把视线从一个光点拉到另一个。萨利·波克的视线被牵向了礼堂旁边一台巨大的红色可口可乐售卖机。她看见将军在那儿，没有戴帽子，在大太阳底下怒气冲冲地坐在椅子里，而约翰·韦斯利的髋骨和脸颊贴在红色的机器上，上衣从裤子里松出一截，正在喝一瓶可口可乐。她冲出队伍，朝他们飞奔过去，一把抢过瓶子。她晃着男孩，把他的衣服塞进裤子，替老头戴上帽子。“现在就推他进去！”她用一根僵硬的手指指着侧门。

将军感到头顶像是有个小孔正在开裂。男孩推着他飞快地穿过步道，爬上斜坡以后推进大楼。在讲台的入口处颠了一下，来到指定的位置。将军看着眼前的脑袋，所有的脑袋都好像浮在一起，眼睛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几个穿着黑袍子的人过来和他握手。每条走廊里都飘浮一条黑色的队伍，在庄严的音乐中，在他跟前汇成了池塘。音乐似乎透过小孔钻进他的脑袋，一刹那间，他觉得队伍也要钻进来了。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但是感觉有些熟悉。他一定会感觉熟悉，因为队伍是冲他来的，但是他不喜欢黑色的队伍。他恼怒地想，任何来见他的队伍都应该是满载着美人的花车，就像首映礼前的花车一样。肯定和历史有关系，向来如此。他不需要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情对活着的人没有意义，他还活着。

当所有的队伍都汇入黑色的池塘，一个黑色的身影开始在前面发表演讲。这个身影正在讲和历史有关的事情，将军打定主意不去听，但是词语还是不断通过小孔渗进他的脑袋。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轮椅被粗暴地往前推，童子军深深鞠了个躬。他们叫了他的名字，胖乎乎的小家伙鞠了个躬。该死的，老头想说，别挡道，我能站起来！——但是他还没能站起来鞠躬就被猛地拉回去了。他以为吵闹声是因他而起的。如果已经完事了，他一个字都不打算听。要不是因为脑袋上的孔，他一个字都听不见。他想要伸手把孔堵上，但是孔比他的手指大了一点，而且摸起来好像更深了。

另一个穿着黑色袍子的人替代了第一个，正在发言，他听到自己的名字又被提起一次，但他们没有谈论他，他们还在谈论历史。“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发言人说，“我们就想不起未来，我们便不会拥有未来。”将军渐渐听到了里面的一些词语。他已经忘记了历史，也不打算再想起来。他忘记了妻子的名字和脸，忘记了孩子们的名字和脸，甚至忘记了他是否有过妻子和孩子，他忘记了地名，忘记了那些地方，忘记了在那里发生过什么。

他被头上的孔弄得相当恼火。在这种场合，他可没料到头上会有个孔。低缓阴沉的音乐在他头顶上钻出了这个孔，外面的音乐已经停了大半，但孔里还有一些，越钻越深，在他的脑海里游走，把他听到的词语带入大脑的黑暗地带。他听到奇克莫加、夏伊洛、强生、李，他知道这些词语都是被他唤起的，却对他毫无意义。他想知道他在奇克莫加战场或者李将军时期是否做过将军。然后他试着想象一辆满载美女的花车正缓缓穿过亚特兰大市中心，他自己骑着马出现在花车中央。然而古老的词语在他脑海中翻滚，像要把他从那儿拽出来，重获新生。

演讲者讲完了这场战争，开始讲下一场，现在又要讲另外一场了，他所有的词语就和黑色的队伍一样，稍微有些熟悉，叫人不快。将军的脑袋里有一串长长的音乐，刺向各种词语，让一点点光照到它们，帮它们复活。词语冲他而来，他说该死的！我不要！他开始往后退，想要躲开。然后他看到那个黑袍子的身影坐下来，一阵骚动，他跟前的黑色池塘隆隆作响，随着低缓阴暗的音乐从两边朝他飘来，他说，该死的，停下来！一个个来，我对付不了！他避不开词语，也躲不过队伍，词语飞快地冲他而来。他感到自己正往后跑，而词语就像滑膛的子弹一样紧随其后，从他身边擦过，但是越来越近。他转身飞奔，却发现自己正朝着词语跑去。他跑进枪林弹雨中间，咒骂个不停。当音乐朝他涌来时，过去的一切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朝他开火，他感觉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痛得要命，他跌倒在地，每打中一枪就骂一句。他看见妻子瘦削的脸透过圆圆的金边眼镜不满地注视着他；他看见一个斜眼秃头的儿子；他的母亲焦急地向他跑来；接着是一串地方——奇克莫加，夏伊洛，玛莎市——冲他而来，仿佛过去是唯一的未来，他必须忍受。接着他突然看到黑色的队伍已经快要扑过来了。他认得它，因为它一直缠着他。他拼死想要越过它看看，看看过去之后是什么，他的手紧紧攥住剑，直到刃口碰到了骨头。

毕业生们正排成长队穿过讲台，接过他们的学位证书，和校长握手。萨利·波克排在队尾，她穿过讲台时看了将军一眼，看见他凶悍地端坐着，眼睛睁得很大，她转回头去，明显地昂了昂头，接过自己的证书。一切结束以后，她走出礼堂，回到太阳底下，找到了家人，他们坐在树荫底下的长凳上，等着约翰·韦斯利把老人推出来。狡猾的童子军已把老人从后门颠簸着推出来，沿着石板路一路飞奔，这会儿正和尸体一起，排在可口可乐贩卖机前面的长队里。

救人就是救自己

谢弗特利特先生第一次踏上老妇和她女儿家门口的路时，她俩正坐在门廊上。老妇溜坐在椅子边，探出身体，用手遮住刺眼的落日阳光。女儿看不见远处，继续自顾自地玩手指。尽管老妇和女儿离群索居，从没有见过谢弗特利特先生，但是隔着老远便认出他不过是个流浪汉，不用害怕。他挽着左袖管，露出仅剩的半截胳膊，干瘦的身影像是被微风吹得稍稍歪向一边。他穿着件黑色外套，戴着褐色的呢帽，前面的帽檐儿翻起来，后面压下去，手里提着一只铁皮工具箱。他缓步向她们走来，面朝着小山顶上摇摇欲坠的太阳。

老妇一动不动，直到他快要跨进她家院子，才一手握拳撑着胯部站起来。穿着蓝色欧根纱短裙的大高个女儿一眼看到他便跳起来，跺着脚，指指点点，兴奋得语无伦次起来。

谢弗特利特先生刚跨进院子便停下脚步，放下箱子，朝她行了脱帽礼，仿佛她压根没有受到惊吓似的；然后他一路挥着帽子走向老妇。他光滑的头发又长又黑，从中间部分紧贴头皮一直梳到两边耳朵的上方。额头占了整个脸的一大半，五官挤在一起，突出的下巴如同捕兽夹。他看起来还很年轻，神情里却透着沉着的不满，仿佛已经看透人生。

“晚上好。”老妇说。她和一根雪松篱笆桩差不多高，头戴一顶压得低低的灰色男帽。

流浪汉站在那儿看着她，没有回答。他转身对着落日，缓缓摆动起那条完整的胳膊和一截残臂，比画出广阔的天空，他的身体摆成一个扭曲的十字。老妇看着他，双手抱在胸口，像是太阳的主人，女儿也看着，她探着脑袋，胖乎乎的手无力地耷拉在腕下。她长长的头发是粉金色的，眼睛和孔雀的脖子一样蓝。

这个姿势流浪汉保持了大概有五十秒，然后他拎起箱子走到门廊前，把箱子放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太太，”他用鼻音不慌不忙地说，“我愿意花一大笔钱住在一个每天傍晚都能看到太阳像那样落下的地方。”

“每晚都那样。”老妇坐了回去。女儿也坐了回去，小心翼翼地偷看他，仿佛他是一只飞近来的鸟儿。流浪汉重心靠在一条腿上，掏着裤兜，立刻掏出一包口香糖，给了她一块。她接过，剥开嚼起来，目光却没有从他身上挪开。他递了一块给老妇，但老妇龇了龇上嘴唇，她没有牙齿。

谢弗特利特先生早就敏锐地把院子里的一切都看在眼里——房子角落的水泵，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三四只正打算在树底下歇息的鸡——他的目光转向棚屋，看到一辆车生锈的方屁股。“你们两位女士开车吗？”他问。

“那辆车已经有十五年没用了，”老妇说，“我丈夫死了以后就没再动过。”

“世道变了，太太。”他说，“世界已经快烂了。”

“没错。”老妇说，“你打附近来？”

“我叫汤姆·T.谢弗特利特。”他咕哝着，看着轮胎。

“很高兴认识你。”老妇说，“我叫露西奈尔·卡莱特，女儿也叫露西奈尔·卡莱特。你在这里附近干吗，谢弗特利特先生？”

他估计那辆车应该是一九二八年或者一九二九年款的福特。“太太，”他转身全神贯注地说，“我跟您说件事。亚特兰大有位医生用一把刀割出人的心脏——人的心脏，”他强调着，探出身体，“从人的胸口掏出来，拿在手里，”他伸出手来，摊开手掌，像是正掂量着一颗心脏，“把它当成一天大的鸡崽来研究，但是太太，”他意味深长地顿了很久，支棱着脑袋，褐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并不比你我懂得多。”

“没错。”老妇说。

“哎呀，就算他用刀把心脏的每个角落都割开来看，也不会懂得比你我多。你想赌什么？”

“不赌。”老妇机智地说，“你打哪儿来，谢弗特利特先生？”

他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和一包烟纸，熟练地用一只手卷了根烟，把烟叼在嘴里。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在鞋子上擦着了一根。他握着这根火柴，像是在研究火焰的奥妙，直到手指快要烧着了。女儿发出很大的响声，指着他的手，对他晃动着手指，但是就在火苗快要烧到他的瞬间，他弯下身子把手握成杯状点燃了香烟，像是在鼻子底下放了把火。

他弹开烧尽的火柴，向夜晚吐出灰色的烟雾，脸上露出狡猾的表情。“太太，”他说，“如今人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告诉您我的名字叫田纳西·T.谢弗特利特，我从田纳西塔沃特来，但是您以前从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我没在撒谎？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不是什么艾伦·斯巴克斯，从佐治亚的辛格勒布雷来？或者您怎么知道我不是从阿拉巴马露西来的乔治·斯必德？您怎么知道我不是从密西西比图拉弗斯来的汤姆森·布莱特？”

“我对你一无所知。”老妇恼怒地嘀咕。

“太太，”他说，“人们不在乎自己怎么说谎。所以我能告诉您的大概只是，我是个男人。但是听着太太，”他顿了顿，语气听起来更不对劲了，“男人是什么？”

老妇嚼起了一颗种子。“你那只铁皮箱子里装了什么，谢弗特利特先生？”她问。

“工具。”他后退了一步，“我是个木匠。”

“哦。要是你到这儿来找活干，我可以养活你，给你一个睡觉的地方，但是我没钱给你。我把话说在前头。”她说。

他靠在一根撑住门廊顶棚的柱子上，没有立刻回答，脸上也不动声色。“太太，”他慢慢说，“对有些人来说，某些东西比钱更重要。”老妇一言不发地晃着身子，女儿盯着男人脖子里上下滚动的喉结。男人告诉老妇说几乎人人都爱钱，但是他问人为什么生而为人。他问她人是否为钱而活着，还是为了别的。他问她到底为了什么而活，但是她没有理会，只是坐在椅子里摇着，心想这个独臂男人能不能帮她的花房搭个新的屋顶。他问了很多问题，她都没回答。他告诉她，他二十八岁，干过各种营生。他曾经当过福音歌手，铁路工头，殡仪馆助理，还和洛伊大叔与他的红河牧童乐队做过三个月的电台节目。说他为了国家浴血战场，去过所有的国家，所到之处看到人们做事情不择手段。他说小时候可没人这样教他。

一轮黄色的满月出现在无花果树枝间，像是要和小鸡一起在那里栖息。他说人一定要去乡下看看才能完整认识世界，他希望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每天晚上都能看着太阳遵循上帝的旨意落下山头。

“你结婚了还是单身？”老妇问。

他沉默许久。“太太，”他终于发问，“如今去哪儿找像您这样天真的女人？我可不会随便就和一个渣滓在一起。”

女儿弯着身子，脑袋几乎垂落到膝盖中间，头发遮住了脸，她从三角形的发隙间偷看他；突然一屁股摔在地上，哭了起来。谢弗特利特先生扶她起来，扶她坐回椅子上。

“她是您的女儿吗？”他问。

“我的独生女。”老妇说，“她是世界上最甜美的女孩。给我什么都不换。她还很聪明，会擦地，做饭，洗衣，喂鸡，除草。给我一盒子首饰我也不换她。”

“对。”他和气地说，“别让任何男人把她抢走了。”

“追求她的男人，”老妇说，“就得在这附近安家。”

谢弗特利特先生在黑暗中注视着远处一截发亮的汽车保险杠。“太太，”他猛地举起残肢，像是可以用它比画出她的房子、院子和水泵，“不管是不是少条胳膊，这片农场里没有什么是我修不好的。我是个男人。”他脸色阴沉不卑不亢地说，“即便我不完整。我有，”他说着勾起手指敲敲地板，强调他接下来要说的话，“高尚的精神！”他的脸从黑暗中探入门缝里透出的光线，注视着她，仿佛自己也被这番不可能的事实吓到了。

老妇对他的话不以为然。“我说了，你可以住在这儿，挣口饭吃。”她说，“你不介意睡在车库吧。”

“哎呀听我说，太太，”他露出得意的微笑，“以前修道士们还睡棺材呢。”

“他们的条件可没我们好。”老妇说。

第二天一早，他便开始修整花房的屋顶，女儿露西奈尔坐在石头上看他干活。他来了才不到一周，这个地方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他修了前后台阶，搭了一个新的猪圈，补了篱笆，还教会了露西奈尔说“鸟”这个字，要知道她彻底聋了，此生从未说过一个字。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大高个女孩整天跟着他跑来跑去，一边拍着手，一边叫着“鸟，鸟”。老妇在远处看着，暗暗高兴。她极其盼望有个女婿。

谢弗特利特睡在车子硬邦邦的窄小后座上，脚伸在窗户外面。他把剃须刀和水罐放在被他当成床头柜的板条箱上，还在后窗装了面镜子，衣服则整洁地挂在安在车窗的衣钩上。

晚上他坐在台阶上聊天，老妇和露西奈尔使劲摇着椅子坐在他两旁。老妇身后的三座山被深蓝色的天空衬得黑黝黝的，繁星闪烁，月光拂过小鸡，穿梭于山间。谢弗特利特指出他想要改善这个农场完全是出于私人的偏爱。说他甚至想把汽车也修好。

他支起引擎盖，研究了里面的机械结构，说看得出来这辆汽车的制造年代，是实实在在造车的年代。他说换作现在，一个人放一颗螺丝，另外一个人放另一颗螺丝，再一个人，再放一颗螺丝，每个人一颗螺丝。所以车才卖得那么贵：你是在付钱给所有的人。现在你只需要付钱给一个人，你能拥有一辆便宜的车，要是碰到一个愿意在车上花心思的人，就能造出更好的车来。老妇认同了他的观点。

谢弗特利特先生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没有人尽心，没有人停下脚步多花点心思。他说要不是他尽心并且花了足够多的心思，就不可能教会露西说一个字。

“再教她说点别的。”老妇说。

“你希望她再说点什么？”谢弗特利特问。

老妇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开怀地笑起来，笑声里满是暗示。“教她说‘甜心’。”她说。

谢弗特利特已经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第二天他开始在那辆车上敲敲打打，到了晚上他告诉她，要是她能买一条风扇皮带，他就能把车修好。

老妇说她会给他钱。“你看见那个女孩了吗？”她指着在地上坐开一尺远的露西奈尔，她正看着他，眼睛在黑夜里甚至显得更蓝了。“要是有哪个男人胆敢带走她，我会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但要是那个男人说，‘太太，我不想带走她，我想和她待在这儿，’我会说，‘先生，我一点也不怪你。要是我能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并且得到世界上最甜美的女孩，我也不会放过的。你可不傻。’我会这么说。”

“她多大？”谢弗特利特先生随口一问。

“十五，十六岁。”老妇说。女孩快三十岁了，但是她看起来天真无知，所以很难猜。

“最好能再给汽车刷刷漆，”谢弗特利特先生说，“你也不希望它生锈吧。”

“这个以后再说。”老妇说。

第二天他去了城里，带回了他需要的零件和一罐汽油。傍晚时，从棚屋里传来可怕的声响，老妇从房间里冲出来，以为露西奈尔正在哪儿发脾气呢。露西奈尔坐在鸡笼上，跺着脚嚷嚷，“鸟！鸟！”但是她的吵闹声被汽车的声音淹没了。汽车噼啪响着从棚屋里冲出来，既凶猛又庄严。谢弗特利特先生笔直地坐在驾驶座上，神情严肃，谦逊，像是刚刚妙手回春。

那天晚上，老妇摇着椅子坐在门廊里，开口便谈起正事。“你想要个纯洁的女人吧？”她恳切地问，“你不想要那些渣滓。”

“是啊，我不想。”谢弗特利特说。

“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老妇继续说，“不会顶撞你，也不会说粗话。你得找个这样的。就在这儿。”她指着正盘腿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脚的露西奈尔。

“没错，”他承认，“她不会给我添麻烦。”

“星期六。”老妇说，“我和你俩开车去城里把婚事办了。”

谢弗特利特在台阶上坐坐舒服。

“我现在不能结婚。”他说，“想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钱，我现在没钱。”

“你要钱干吗？”老妇问。

“得花钱。”他说，“现在的人都为所欲为，但是在我看来，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娶了她，我想带她出去转转。我是说带她去住酒店，吃顿好的。就连温莎公爵我也不会随便就娶，”他坚定地说，“除非我能带她去酒店，请她吃顿好的。

“从小大人就这样教我，我也没办法。我的老母亲教我要这样。”

“露西奈尔连酒店是什么都不知道，”老妇咕哝着，“听着，谢弗特利特先生，”她说，挪到椅子前面，“你会得到一个固定的住处，一口深井，一个世上最天真的女孩。你不需要钱。听我说：像你这样一个贫穷、残疾、无依无靠的流浪汉，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容身之所的。”

这些可怕的词语停留在谢弗特利特先生的脑袋里，如同一群盘桓在树顶的秃鹰。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为自己卷了根烟，点燃，然后用平静的口吻说：“太太，人分为两部分，肉体和精神。”

老妇咬紧牙床。

“肉体和精神。”他又说了一遍，“太太，肉体就像是一幢房子：它哪儿也去不了；但是精神，太太，就像是一辆车：总是在动，总是……”

“听着，谢弗特利特先生，”她说，“我的井永远不枯竭，我的房子在冬天也是暖和的，这房子里每样东西都是我的。你可以去法院查查。那棚屋里面是辆不错的汽车，”她小心翼翼地放下诱饵，“星期六之前你把它漆了。我会付钱的。”

谢弗特利特先生在黑暗中露出微笑，像条疲惫的蛇，突然被火焰惊醒。他立刻回过神来说：“我是说，一个人的精神对自己来说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我可以在周末带我妻子出门，却不考虑花多少钱。我听从精神的指引。”

“我给你十五块让你们去玩一个星期。”老妇恼怒地说，“我尽力了。”

“这些钱还不够付汽油和酒店，”他说，“没法喂饱她。”

“十七块五。”老妇说，“我只有这点钱，你再榨也榨不出来。你们可以拿去吃顿午饭。”

谢弗特利特先生被榨这个字眼深深地伤害了。他毫不怀疑她还在床褥里藏了更多钱，但是他已经跟她说了，他对她的钱没兴趣。“我会照做的。”他站起身来，没再继续和她说下去。

星期六，他们三个人一起开车进城，新刷的油漆还没干透，谢弗特利特先生和露西奈尔在办事处登记结婚，老妇做了证婚人。走出法院的时候，谢弗特利特先生在领口里扭了扭脖子。他看起来闷闷不乐，像是刚刚被人按住羞辱了一顿。“我一点也不满意，”他说，“一个女人坐在办公室里就把事情办了，就填填表格，验个血。他们了解我的血统吗？除非他们把我的心脏切出来，”他说，“否则他们对我一无所知。我不满意。”

“法律满意了。”老妇尖锐地说。

“法律。”谢弗特利特啐了一口，“我就是不满意法律。”

他把车漆成了暗绿色，窗户底下还刷了一道黄色。他们三个人爬上前座，老妇说：“露西奈尔看起来真美啊。像个洋娃娃。”露西奈尔穿着一条她妈妈翻箱倒柜找出来的白裙子，头戴巴拿马草帽，帽檐儿上装饰着一串木质红樱桃。她平静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淘气，如同沙漠里的绿洲。“你中大奖啦！”老妇说。

谢弗特利特先生看都没看她一眼。

他们开车回家把老妇放下，带上午饭。他们打算出发时，老妇站在旁边盯着车窗，手指紧紧抓住玻璃。泪水渗出她的眼眶，沿着脸上肮脏的皱纹往下淌。“我以前从没和她分开超过两天。”她说。

谢弗特利特先生发动了引擎。

“我只让你娶了她，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好人。再见，甜心。”老妇攥紧白裙子的袖口。露西奈尔直愣愣地看着她，像是根本没看见她似的。谢弗特利特先生开动了车，她才不得不松手。

下午早些时候，天气晴朗开阔，天空泛着浅蓝。尽管车子每小时只能开三十英里，谢弗特利特先生却满脑子都想象着惊险的起伏、转弯，完全忘记了早晨的苦恼。他一直想要一辆车，但总是买不起。他开得飞快，因为想要在夜幕降临前到达莫比尔。

他不时停下思绪看看坐在身边的露西奈尔。一开出院子她就把午饭吃完了，现在正把樱桃一颗颗地从帽子上摘下来扔出车窗。尽管有了车，他还是沮丧起来。他开了大概一百英里以后觉得她肯定又饿了，于是到达下一个小镇时，在一家刷了铝漆的食品店前面停了下来，那个店叫热点，他带她进去，给她点了盘火腿燕麦。她坐车疲倦，一坐上凳子就把头枕在柜台上闭上了眼睛。热点里除了谢弗特利特先生和柜台后面的男孩就没有其他人了，那个男孩脸色苍白，肩膀上搭着条油腻的抹布。他还没端上菜来，露西奈尔就已经轻柔地打起了鼾。

“等她醒来以后再给她吃。”谢弗特利特先生说，“我现在付钱。”

男孩弯下身子，看着露西奈尔长长的粉金色头发和半闭着的睡眼。然后他抬头看着谢弗特利特先生。“她像上帝的天使一样。”他嘟囔着。

“她搭了我的车。”谢弗特利特先生解释，“我赶时间，我得去图斯卡洛莎。”

男孩又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抚摸着露西奈尔的一绺金发，谢弗特利特先生走了。

他一个人开车更加难过。下午晚些时候，天气变得闷热潮湿，乡野一望无际。一场暴风雨正在天空深处缓缓酝酿，仿佛打算在雷声炸响前，把地面的每一滴空气都抽干。谢弗特利特先生有时不愿孤身一人。他也觉得有车的人应该对他人尽义务，他一直留意有没有搭车的，偶尔看到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救人就是救自己。”

小道两边都是旱地，空地上不时出现一间陋屋，或者一个加油站。太阳直接照在汽车前面。从挡风玻璃看出去，那是一只红彤彤的圆球，底部和顶部被稍稍压扁。他看见一个穿着工装裤、戴着灰帽子的男孩站在路边，于是放慢车速停在了他跟前。男孩就这么站着，没有竖起大拇指拦车，但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纸板箱，而且他戴帽子的样子说明他要永远离开某个地方了。“孩子，”谢弗特利特先生说，“我看你是想搭车。”

男孩没说他想不想，但是打开车门钻了进来，谢弗特利特先生再次开车上路。男孩把箱子摆在腿上，抱起胳膊搁在箱子上面。他转过头去，看着窗外。谢弗特利特先生感觉很不自在。“孩子，”他过了一会儿说，“我的老母亲是世上最好的，所以我估计你的母亲只能排第二。”

男孩阴郁地扫了他一眼，又扭头看向窗外。

“做男孩的母亲，”谢弗特利特先生继续说，“没什么好处。她跪着教男孩第一次祷告，给男孩其他人无法给与的爱，教他明辨是非，确保他不做错事。孩子，”他说，“我离开老母亲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一天。”

男孩调整了一下坐姿，却还是没看谢弗特利特先生一眼。他松开胳膊，一只手放在了车门把手上。

“我母亲是上帝的天使，”谢弗特利特先生用不自然的口吻说，“上帝把她从天堂带出来，送到我身边，而我却离开了她。”他的眼睛立刻蒙上了一层泪水。汽车几乎没有动。

男孩突然在座位上暴跳如雷。“你去死吧！”他嚷嚷，“我妈是个烂货，你妈是个臭婊子！”说着他打开车门，抱着箱子跳进沟里。

谢弗特利特吓坏了，他让车门开着，慢慢开了足足一百英尺。一片萝卜形状的云遮住了太阳，正是男孩帽子的颜色，还有一片看起来更可怕，匍匐在汽车后面。谢弗特利特先生觉得这个腐朽的世界正要吞噬他。他举起胳膊，又让它垂落在胸口。“哦上帝啊！”他祈祷，“喷发吧，洗净地上的淤泥！”

萝卜状的乌云慢慢下落。过了一会儿，响起隆隆的雷声，大颗大颗的雨点像铁皮罐头一样砸在谢弗特利特先生的车屁股上。他猛踩油门，残肢伸出窗户，追赶着疾风骤雨向莫比尔飞驰而去。

河

孩子闷闷不乐，没精打采地站在黑暗的起居室中间，父亲正把他的一件格子外套往他身上套。没等右胳膊伸出来，父亲已经不管不顾地扣上了扣子，把他往门口推。从半开的门里伸进来一只苍白的、布满斑点的手。

“他还没穿好衣服呢。”过道里传来响亮的声音。

“那就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帮他穿好，”父亲咕哝着，“现在是早上六点了。”他光着脚，穿着浴袍。他把孩子送到门外，打算关门的时候，隐约从门缝里看到女人，穿着长长的豆绿色外套，戴着毡帽，骨瘦如柴，皮肤上布满斑点。

“还有我们的车钱，”女人说，“来回得坐两趟车呢。”

他返身去卧室拿钱，等他回来的时候，女人和男孩都站在房间当中。她正在四处打量。“我要是待在这儿，可受不了这股该死的烟屁股味。”她说着，帮男孩穿好衣服。

“这是零钱。”父亲走到门口，打开门等着。

女人数完钱，把钱装进外套，然后走到一幅挂在留声机旁的水彩画跟前。“我知道时间，”她仔细看着几根把鲜艳的色块割得七零八落的黑色线条，“当然知道。我晚班从晚上十点上到早上五点，然后坐藤街的车过来花了一个小时。”

“哦，明白了。”他说，“我们晚上等他回来，八点还是九点？”

“可能要晚些，”女人说，“我们要去河上接受治疗。那个牧师不太到附近来。我才不会买这个呢。”她指着那幅画说，“我自己也能画。”

“好了。考尼太太，回见。”他拍着门板说。

“他妈妈生病了，真是太糟糕了。”考尼太太说，“她得了什么病？”

“我们也不知道。”他咕哝着。

“我们会让牧师为她祈祷的。他治好了很多人。贝弗尔·萨姆斯牧师。他妈妈也许也应该去找他一趟。”

“也许吧。”他说，“晚上见。”他消失在卧室门口，让他们走。

小男孩一言不发地看着女人，眼泪鼻涕流个不停。他大概四五岁。长着一张长长的脸，下巴凸起，半闭的眼睛分得很开。他看起来沉默寡言，很有耐心，像一只等着放风的老羊。

“你会喜欢那个牧师的，”女人说，“贝弗尔·萨姆斯牧师。你得听听他唱歌。”

卧室门突然打开了，父亲探出脑袋来说：“再见，老伙计，祝你玩得开心。”

“再见。”小男孩像被打了一枪似的跳起来。

考尼太太又看了一眼水彩画。然后他们走进过道里等电梯。“我才不会这么画呢。”她说。

外面清晨的天空灰蒙蒙的，被马路两边暗着灯的空荡荡的大楼遮蔽着。“天一会儿就亮了，”她说，“不过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有机会在河边听布道了。把你的鼻涕擦擦干净，宝贝。”

小男孩用袖子去擦，被她制止了。“这样可不好，”她说，“你的手帕呢？”

小男孩把手伸进口袋里假装找手帕，她在旁边等着。“有些人就是着急把别人往外赶。”她对着自己在咖啡馆橱窗里的影子嘀咕。“给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蓝花朵图案的手帕，弯腰帮他擦鼻涕。“擤一擤。”她说，小男孩擤了擤鼻子。“你拿着吧，放在口袋里。”

小男孩叠起手帕，小心地放进口袋，然后他们走到街角，靠在一家还没开门的杂货店门口等车。考尼太太竖起衣领，从脖子一直遮到帽檐儿。她垂着眼睑，仿佛快要靠在墙上睡着了。小男孩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你叫什么？”她昏昏沉沉地说，“我只知道你的姓。我早该问问你叫什么。”

他叫哈利·阿什菲尔德，他之前从没想过要改名。“贝弗尔。”他说。

考尼太太直起身体。“太巧了！”她说，“我告诉过你那位牧师也叫这个名字！”

“贝弗尔。”小男孩又说了一遍。

她低头看着他，仿佛他是一个神迹。“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见见他，”她说，“他可不是个普通牧师。他是个治疗师。不过他治不好考尼先生，因为考尼先生没有信仰，但是他说不管什么事总要试一试。他肚子绞痛。”

电车像个小黄点似的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尽头。

“他现在去了政府医院。”她说，“他们切掉了他三分之一个胃。我让他最好谢谢上帝为他留下的部分，但他说谁都不想谢。我放弃了，”她嘀咕，“贝弗尔！”

他们走到车轨旁边等着上车。“他能治好我吗？”贝弗尔问。

“你怎么了？”

“我饿了。”他终于说。

“你没吃早饭？”

“那会儿我还没时间饿。”他说。

“我们回家以后就吃东西。”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上了车，和司机隔开几个座位坐下，考尼太太让贝弗尔坐在她腿上。“现在你要乖乖的，”她说，“让我睡一会儿。别从我腿上下来。”她的头靠在座椅上，然后小男孩看着她慢慢闭上眼睛，张开嘴巴，露出几颗七零八落的牙齿，有些是金色的，有些比她的脸色还黑；她开始打鼾，像一具会吹奏音乐的骷髅。除了他们和司机之外，车上没有其他人了，等她睡着以后，小男孩拿出花手帕，摊开，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叠起来，拉开外套内侧口袋的拉链，把手帕塞进去藏好，不一会儿，他自己也睡着了。

她家离终点站有半里路，靠大马路不太近。那是一间带门廊的沥青纸砖房，铺着铁皮屋顶。门廊上有三个高矮不等的小男孩，脸上都长着雀斑，还有一个头上顶着很多铝制卷发夹的高个儿女孩，那些夹子和屋顶一样闪亮。三个男孩跟随他们进屋，围着贝弗尔。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他，都不笑。

“这是贝弗尔。”考尼太太脱下外套，“太巧了，他和那位牧师同名。这几个男孩是杰西、斯皮维和辛克莱，门廊上的女孩是萨拉·米尔德丽德。贝弗尔，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床柱上吧。”

三个男孩看着贝弗尔解扣子脱外套。接着看着他把衣服挂在床柱上，然后又站着，看着衣服。突然他们转身跑出门外，在门廊里商量起什么来。

贝弗尔在房间里四处打量。这里半是厨房半是卧室。整个房子共有两间房间和两个门廊。一只浅色的狗在他脚边的地上蹭着后背，尾巴在两块地板间摇来摇去。贝弗尔冲它跳过去，但是猎狗很老练，还没等他落脚就已经收回了尾巴。

墙上挂满了照片和日历。有两张圆形照片，上面是一对耷拉着嘴角的老夫妇，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眉毛从两鬓冲出来，在鼻梁上挤作一团；五官凸起，像是光秃秃的悬崖。“这是考尼先生，”考尼太太从炉子前往后退了一步，和他一起欣赏照片里的这张脸，“但是和现在的他不太像了。”贝弗尔转头又看到床头的一张彩色图画，画里有一个披着白床单的男人，头发很长，头顶有一个金色光圈，孩子们围在旁边看他锯一块木板。贝弗尔刚要问这是谁，三个男孩又回来了，示意他跟着他们。他想爬到床底下，抱住一根床腿，但是三个男孩在那儿候着他，满脸雀斑，一言不发。迟疑片刻，他跟着他们走上门廊，拐过屋角，始终和他们保持着一小段距离。他们穿过一片黄色的杂草地，向一个五英尺见方的猪圈走去，猪圈用木板围着，里面塞满小猪崽，他们想把他也弄进去。他们走到猪圈跟前，转身靠在旁边，默默等他。

他走得慢吞吞的，故意前脚碰后脚，像是走不好路似的。有一次保姆没看好他，他在公园里被几个不认识的男孩打了，直到他们收手，他还一头雾水。他闻见一股刺鼻的垃圾味，还听到畜生的声响。他在离猪圈几尺远的地方停下脚步等着，脸色既苍白又顽强。

三个男孩一动不动，像是出了什么状况。他们越过他的头顶瞅着他身后，仿佛来了什么东西，他却不敢回头看。他们的雀斑很浅，玻璃似的灰眼睛死气沉沉，只有耳朵稍稍抽动了一下。什么都没发生。最后，站在中间的男孩说：“她会杀了我们的。”然后灰心地转身，咳嗽了两声，爬上猪圈，伏在那儿往里看。

贝弗尔一屁股坐在地上，茫然地松了口气，朝他们笑起来。

坐在猪圈上的男孩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嘿，说你呢，”他顿了顿说，“如果你没法爬上来看猪，就把底下那块板抽掉，从下面看。”他像是出于善意才这么说。

贝弗尔从没见过真的猪，但在书里看到过，知道它们是胖乎乎的粉红色小动物，有着弯弯的尾巴，笑嘻嘻的圆脸，戴着领结。他凑过去，急切地拉木板。

“用力点。”个子最小的男孩说，“这块烂了，很好抽。只要撬开钉子。”

他把一枚红色的长钉子从松软的木头里撬了出来。

“现在你可以拉开木板，把你的脸……”一个轻轻的声音说。

他已经把脸凑了上去，这时候另外一张脸，灰兮兮、湿漉漉、臭烘烘的脸，从木板后面挤出来，把他撞翻在地上。什么东西呼哧呼哧哼着气冲他过来，又撞了他一下，撞得他直打滚，还从后面拱他，他在黄色杂草地上尖叫飞奔，那家伙蹦跶着追着他一个劲儿跑。

三个考尼家的男孩待在原地看。坐在猪圈上的男孩用垂下的脚把松动的木板踢了回去。他们严肃的神情并没有轻快起来，但似乎不那么僵硬了，像是他们巨大的需求得到了部分满足。“妈妈看到他放猪崽出来肯定会不高兴。”最小的那个说。

考尼太太在后廊上抓住了奔上台阶的贝弗尔。猪崽在屋子下面跑了一会儿，终于歇下来，喘着气，但是孩子尖叫了足足五分钟。她终于把他哄好以后，给他早饭，还让他坐在自己腿上吃。猪崽爬上了两级台阶蹿上后廊，站在纱门外面，愠怒地垂头往里看。它的腿很长，弓着背，一只耳朵被咬掉一块。

“滚开！”考尼太太叫道。“这只猪很像开加油站的帕勒戴斯先生，”她说，“今天你会在治疗的时候看到他。他耳朵生了肿瘤，每次都会出现，告诉大家他没治好。”

猪崽站在那儿斜眼看了一会儿，慢慢地走来了。“我不想见到他。”贝弗尔说。

他们向河边走去。考尼太太和他走在前面，三个男孩跟在后面，高个儿女孩萨拉·米尔德丽德殿后，谁要是跑上了马路她就吆喝。他们像是一艘旧船的船骨，两头凸起，缓缓航行于公路边缘。周日白晃晃的阳光紧随其后，飞快地掠过浮沫般的灰色云朵，像是要追上他们。贝弗尔走在外侧，握着考尼太太的手，低头看着水泥地上橘色和紫色的沟槽。

他觉得自己这次挺走运，他们找到了考尼太太，她带着他出门，而不像平常那些保姆，要么坐在家里，要么带他去公园。只有离开自己的住处，才能长见识。他今天早上已经知道自己是由木匠耶稣基督创造的。以前他还以为是斯莱德沃医生——那个黄胡子的胖子给他打过针，以为他叫赫伯特，不过那肯定是和他闹着玩。他住的地方，人们都很爱闹着玩。要是他以前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会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类似于“哦”或“该死的”或“上帝啊”之类的词语，要不就是某个从他们那儿骗走东西的人。当他问起考尼太太她床头画里面那个披床单的男人是谁时，她张大嘴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那是耶稣啊。”说完继续瞪着他。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从另一间房间拿来一本书。“看这个。”她翻开封面，“这是我曾祖母的书。拿任何东西我都不换。”她的手指滑过布满斑点的书页上几行棕色的小字。“艾玛·斯蒂芬·奥克雷，一八三二年，”她说，“是不是很珍贵？字字都是福音真理。”她翻到下一页，读书名给他听：“给十二岁以下孩子看的耶稣基督的一生。”接着她为他念起书来。

书很小，封面是淡棕色的，镶着金边，一股陈年油灰味。里面都是图画，有一张是木匠正把一群猪从一个男人身边赶走。是真的猪，灰色的，脏兮兮的，考尼太太说耶稣把猪统统从这个男人身边赶走了。她读完以后，让男孩自己坐在地板上再看一遍图片。

他们出发去治疗前，男孩趁她不注意，悄悄把书塞进衣服内衬。于是他的外套下摆一边长一边短。路上，他的心情既恍惚又安宁，他们走出公路，拐上一段种满忍冬的红泥路，他放肆地蹦蹦跳跳，拉着她的手往前冲，像是要追赶在他们头顶渐渐升起的太阳。

走了一段泥路，穿过一片点缀着紫色杂草的田野，钻进树荫，地上铺着厚厚一层松针。他过去从没进过树林，走得小心翼翼，不时左右张望，像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经过一条蜿蜒下坡的马道，两边都是干枯的红叶，有一次，他抓住一根树枝以防摔倒，看到黑漆漆的树洞里有一双冰冷的金绿色眼睛。到了山脚下，树林尽头突然出现一片牧场，四处游荡着黑白相间的奶牛，层层叠叠的坡地往下，是一条宽阔的橘红色溪流，太阳的倒影像钻石般闪烁。

有人围在岸边唱歌。他们的身后放着长长的桌子，轿车和卡车停在河边的路上。考尼太太用手搭在眼睛上眺望，看见牧师已经站在水里了，于是他们加快步伐，穿过牧场。她把篮子放在一张桌子上，把跟前的三个男孩推进人群，不让他们在食物边逗留。她牵着贝弗尔，慢慢走到前面。

牧师站在十英尺外的溪流里，水漫过他的膝盖。他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卡其色的裤脚卷到了水面以上，上身穿着一件蓝衬衫，系着红围巾，没有戴帽子，一头浅色的头发，修过的鬓角一直弯到他面颊的凹陷处。他的脸棱角分明，映着河水泛出的红光。他看起来十九岁上下。他用细弦似的高音唱歌，盖过了岸上的歌声，他的手背在身后，头仰着。

他用一个高音结束了赞美歌，静静地伫立着，低头看着河水，在水里移动着双脚。然后他抬头看着岸上的人。他们紧紧站在一起，等待着，神情肃穆，但是满怀期待，每双眼睛都注视着他。他再次移动了双脚。

“我或许知道你们为何而来，”他用细弦似的声音说，“或许不知道。

“如果你们不是为了耶稣而来，你们便也不是为我而来。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来看看能否把痛苦留在河里，便不是为了耶稣而来。你们无法把痛苦留在河里。”他说，“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他停下来看着自己的膝盖。

“我见你治好了一个女人。”人群中突然传出一个尖利的声音，“亲眼看到她瘸着腿来的，后来直起身体，笔直地走了出去。”

牧师抬起一只脚，接着又抬起另外一只，似笑非笑。“如果你为此而来，还是回家吧。”他说。

然后他抬起头，张开胳膊，大声说：“你们听我说！只有一条河，这是生命之河，流淌着耶稣的血液。你们要把痛苦抛进河里，信仰之河，生命之河，爱情之河，丰饶的耶稣鲜血之河，你们这些人啊！”

他的声音变得温柔悦耳。“所有的河流都源于这条河，又回归于此，如同汇入海洋，如果你们有信仰，便可以将痛苦抛进河里，得以摆脱，因为这条河能够承载罪恶。这是一条痛苦之河，流向基督的国度，缓缓地冲刷干净，你们看啊，就和我脚边古老的红色河水一样，缓缓流淌。

“听着，”他唱起来，“我在《马可福音》里读到不洁的人，我在《路加福音》里读到盲人，我在《约翰福音》里读到死者！你们听啊！把河水染红的鲜血让麻风病人净化，让盲人复明，让死者回生！你们这些病人，”他高喊，“把痛苦抛在鲜血之河，抛在痛苦之河，看着它流往基督的国度。”

他布道的时候，贝弗尔昏昏欲睡地看着两只鸟儿无声地在空中慢慢地打转，越飞越高。河对面有一丛低矮的红色与金色相间的檫树，后面是漫山遍野的深青色树林，偶尔有一棵松树耸入云霄。远处，城市伫立在山侧，仿佛丛生的肉疣。鸟儿盘旋往下，轻轻地停在最高的松树顶上，缩起脖子，像是要撑起整个天空。

“如果这是你们想要抛弃痛苦的生命之河，就来吧。”牧师说，“把你们的悲伤抛进去。但不要以为这就是尽头，因为古老的红色河流不会在此终结。古老的红色苦难之流继续流淌，缓缓流向基督的国度。这条古老的红色河流适于施洗，承载信仰，承载痛苦，但是拯救你们的并不是污浊的河水。整整一个星期，我在这条河里上上下下，”他说，“星期二我在命运之河，次日在理想之河，星期五我和妻子驾车去鲁拉威洛看望一个病人。那里的人没能看到病人被治好。”他微微涨红了脸，“我从没说过能治好。”

他说话的时候，一个扇动着翅膀的身影像蝴蝶似的朝他跑来——一个老太挥舞着胳膊，晃着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的脑袋。她在岸边俯下身去，胳膊搅动着河水。接着她又弯了弯腰，把脸浸在水里，终于浑身湿透地站了起来；依然挥舞着胳膊，盲目地转了两圈，有人伸手把她拽回人群。

“她这个样子已经十三年了，”有个粗哑的声音喊，“把帽子拿去，把钱给那孩子。他来这儿就是要钱的。”叫声直冲着河里的年轻人，是一个壮硕的老头喊的，他像块石头似的坐在一辆灰色加长老爷车的保险杠上。他戴着顶灰帽，一边遮住耳朵，另一边翻起来，露出左边太阳穴上紫色的瘤子。他向前弯腰坐着，手垂在膝盖间，小小的眼睛半睁半闭。

贝弗尔看了他一眼，立刻钻进考尼太太的大衣皱褶里藏了起来。

河里的年轻人扫了老头一眼，举起拳头。“信仰耶稣还是信仰恶魔！”他嚷嚷，“忠于耶稣还是忠于恶魔。”

“我亲身经历过，”人群里传出一个女人神秘的声音，“我知道这位牧师能够治病。我见识过！我信仰耶稣！”

牧师飞快地举起胳膊，把所有关于河流和基督国度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坐在保险杠上的老头眯眼瞪着他。贝弗尔不时在考尼太太身边看他一眼。

一个穿着工装裤和棕色外套的男人俯身向前，飞快地把手浸在水里，甩了甩，又直起身来，一个女人把婴儿抱到岸边，用河水打湿了他的脚。一个男人走远几步，坐在岸边，脱下鞋子，蹚进水里；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用力往后仰着头，然后又蹚水回来，穿上鞋。牧师始终唱着赞美诗，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歌声刚刚停下，考尼太太就抱起贝弗尔说：“听我说，牧师，我今天从城里带来一个男孩，我是他的保姆。他的妈妈病了，他希望你能为他妈妈祷告。巧的是——他的名字也叫贝弗尔！贝弗尔，”她转头看着身后的人，“和他同名。真是太巧了吧？”

人群里传来窃窃私语声，贝弗尔转身冲她背后一张张看着他的脸笑了起来。“贝弗尔！”他洋洋得意地大声说。

“听着，”考尼太太说，“你受过洗吗，贝弗尔？”

他只是笑笑。

“我怀疑他没有受过洗。”考尼太太冲牧师扬扬眉毛。

“把他抱过来。”牧师上前一步接过了他。

他把男孩抱在臂弯里，看着他笑嘻嘻的脸。贝弗尔滑稽地转着眼珠，把脸凑到牧师旁边。“我叫贝弗——尔。”他用深沉响亮的声音说，舌尖在嘴巴里打转。

牧师没有笑。他骨瘦如柴的脸上没有表情，细长的灰眼睛里映出几乎无色的天空。坐在汽车保险杠上的老头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贝弗尔紧紧拽住牧师的后领。他脸上的笑意已经不见了。他突然发现这不是在闹着玩。他住的地方一切都像是在闹着玩。但是他立刻从牧师的脸上看出来，这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在闹着玩。“我妈妈给我取的名字。”他飞快地说。

“你受过洗吗？”牧师问。

“那是什么？”他嘀咕着。

“如果我为你施洗，”牧师说，“你就可以去往基督的国度。你会被苦难之河冲刷，孩子，你会到达生命之河的深处。你愿意吗？”

“愿意。”孩子想了想说，这样我就不用回公寓了，我要去河底下。

“你会变得和以前不同，”牧师说，“你会懂得数数。”然后他转身面对人群，开始布道，贝弗尔看到他身后，河面上散落着白晃晃的阳光碎片。牧师突然说，“好了，我现在为你施洗。”然后没有做出任何警告，就抱紧了他，把他上下颠倒了个儿，脑袋插进水里。牧师把他浸在水里，口中念诵洗礼经文，然后又猛地把他拽上来，冷冷地看着这个直喘气的男孩。贝弗尔眼前一黑，瞳孔放大。“你现在开始数数。”牧师说，“你以前都没有数过数。”

小男孩吓得哭都哭不出来。他吐了两口污浊的河水，用湿漉漉的袖子擦了擦眼睛和脸。

“别忘了他的妈妈，”考尼太太叫道，“他希望你为他妈妈祷告。她病了。”

“主啊，”牧师说，“我们为一个无法到场声明信仰的受难之人祈祷。你妈妈是生病在医院吗？”他问，“她痛苦吗？”

孩子看着他。“她还没起床呢。”他晕晕乎乎地说，“她酒还没醒。”空气凝滞了，他能听到阳光的碎片撞击着河水。

牧师看起来又怒又惊。他的脸涨得通红，天空在他的眼中暗了下来。岸上爆发出一阵狂笑，帕勒戴斯先生嚷嚷着，“呃！治好那个醉酒的苦难女人！”接着用拳头使劲砸自己的膝盖。

“他今天累了。”考尼太太和他一起站在公寓门口说，严厉地看着正在举办派对的房间。“我估计已经过了他平常睡觉的时间。”贝弗尔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半睁着；他直流鼻涕，只好张着嘴呼吸。潮了的格子外套往一边垂下来。

那个应该就是她了，考尼太太猜测，穿着黑裤子——长长的黑色缎面裤子，夹趾凉鞋，脚趾上涂着红色指甲油。她躺在半边沙发上，双腿交叉高高翘起，脑袋枕在胳膊里。她没有起身。

“你好啊，哈利。”她说，“你今天过得好吗？”她有一张苍白的长脸，头发光滑柔顺，泛着漂亮的浅黄色，直直地往后梳着。

父亲去拿钱了。屋子里还有两对夫妇。其中一个蓝紫色小眼睛的金发男人从椅子里探出身来说：“哈利，伙计，今天玩得好吗？”

“他不叫哈利。他叫贝弗尔。”考尼太太说。

“他叫哈利。”她在沙发上说，“怎么会有人叫贝弗尔？”

小男孩站在那儿快睡着了，脑袋越垂越低；他突然站直了，睁开一只眼睛，另外一只还是闭着。

“他今天早上告诉我说他叫贝弗尔，”考尼太太震惊地说，“和我们的牧师同名。我们一整天都在河边听布道，看治疗。他说他叫贝弗尔，和牧师同名。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贝弗尔！”他母亲说，“天哪！这算哪门子名字。”

“那个牧师叫贝弗尔，附近没有比他更好的牧师了，”考尼太太说，“另外，”她挑衅地说，“他今天早晨为这个孩子施了洗。”

母亲坐直起来。“真有胆子。”她嘀咕着。

“还有，”考尼太太说，“那个牧师能治病，他为你祷告了，希望你早日康复。”

“康复！”她差点叫出来，“看在基督的分儿上，康复什么？”

“你的病痛啊。”考尼太太冷冷地说。

父亲拿着钱回来了，站在考尼太太身边等着把钱给她。他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接着说啊，接着说，”他说，“我倒要听听她的病痛。真正的病因……”他挥舞着钞票，声音低了下去。“祷告治疗倒是挺便宜……”他嘀咕着。

考尼太太站了一会儿，打量着房间，如同一具看透一切的骷髅。接着，她没有拿钱，转身带上了身后的门。父亲转过身去，暧昧地笑笑，耸耸肩。其余人都看着哈利。小男孩踉跄着朝卧室走去。

“过来，哈利，”母亲说。他眯缝着眼睛，机械地转身朝她走去。“跟我说说今天的事。”他走到她跟前，她伸手帮他脱衣服。

“我不知道。”他喃喃地说。

“你知道。”母亲感到衣服的一边比另一边重。于是她拉开内衬，接住从里面掉出来的一本书和一块脏兮兮的手帕。“这是哪儿弄来的？”

“我不知道。”他说着伸手去抢，“是我的。是她给我的。”

母亲把手帕扔在地上，高高举起书不让他够到，自己读了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一种夸张的滑稽表情。其他人围过来，站在她身后看。“上帝啊。”有人说。

一个男人透过厚厚的镜片仔细看了看。“这可值钱了，”他说，“是件藏品。”他抢过书来，坐回到另一把椅子里。

“别让乔治拿跑了。”他的女朋友说。

“我告诉你们，这真是件宝货。”乔治说，“一八三二年的。”

贝弗尔再次转身朝他的卧室走去。他回身关上门，在黑暗中慢慢爬向自己的床，坐下来，脱了鞋子，钻进被子里。过了一会儿，一束光映出他母亲瘦长的身影。母亲轻轻踮脚穿过房间，坐在他的床边。“那个笨蛋牧师是怎么说我的？”她低声说，“宝贝，你今天说了什么谎？”

他闭着眼睛，听到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仿佛他沉在河底，而她则在水面上。母亲摇了摇他的肩膀。“哈利。”她俯下身来，嘴巴靠在他的耳边，“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她让他坐起来，他感觉自己像是从河里被拉上来的。“告诉我。”她轻声说着，酸涩的呼吸喷在他的脸上。

他在黑暗中看到她苍白的鹅蛋脸凑近在他跟前。“他说我现在不一样了，”他喃喃地说，“我会数数了。”

过了一会儿，她拽着他的衬衫前襟让他躺回枕头，俯身看了他一会儿，亲吻了他的额头。然后她起身走了，在光线里轻轻地摆动着屁股。

他醒得不早，但是公寓又暗又闷。他躺了一会儿，抠抠鼻子，揉揉眼睛。然后坐起来望向窗外。太阳惨淡地照进来，被玻璃染灰。马路对面的帝国酒店里，一个黑人清洁女工正把脸撑在抱起的胳膊上，从上面往下看。他起床，穿上鞋，上了个厕所，然后走到前厅。他从咖啡桌上找到两块抹了凤尾鱼酱的薄脆饼干，又喝了些瓶子里剩下的干姜水，找了一圈他的书，没有找到。

房间很安静，只听得见冰箱的嗡嗡声。他走进厨房，找到几块葡萄干面包头，在上面涂了半罐花生酱，然后爬上厨房的高脚凳，坐下来慢慢嚼着三明治，不时在肩膀上擦擦鼻子。吃完以后，他又找到些巧克力牛奶喝。他更想喝跟前的干姜水，但是他们把开瓶器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他查看了一下冰箱里还剩下什么——她忘在里面的几棵缩了水的蔬菜，很多她买来以后没有来得及榨汁的橙子，已经变成了褐色；三四种奶酪，一只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纸袋子；还有一根猪骨。他没有关上冰箱门，踱回了黑暗的客厅，坐在了沙发上。

他料想他们要出去，一点才能回来，都得去餐馆吃午饭。他的个子够不到桌子，侍者会搬一把高脚椅，但是高脚椅他又嫌小。他坐在沙发中间，用脚跟蹬沙发。然后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溜达，看着烟灰缸里的烟屁股，像是个习惯。他自己的房间里有图画书和积木，但是大多已经玩烂了；他发现想要得到新玩具，就要把旧的那些弄坏。不管什么时候，除了吃，他都无所事事；然而，他一点也不胖。

他决定把几个烟灰缸倒翻在地上。如果他只倒翻几个，她会以为是自己掉下来的。他倒了两个，小心地用手指把烟灰揉进地毯里。然后他在地板上躺了一会儿，研究自己举在空中的腿。他的鞋子还是湿的，他开始想起那条河。

他的表情缓缓起了变化，仿佛看到了什么他无意识中寻找的东西。突然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他爬起来，踮脚走进他们的卧室，站在昏暗的光线里，寻找她的钱包。他的目光掠过她从床边垂落到地板的长长的苍白的胳膊，掠过他父亲在被子里隆起的白色身影，掠过杂乱的抽屉，看见了挂在椅背上的钱包。他从里面拿了一枚乘车币，和半包“生命拯救者”牌口香糖。然后他走出公寓，在街角上了辆车。他没有拎箱子，那里没有什么他想带着的。

他在终点站下车，走在昨天和考尼太太一起走过的路上。他知道她家里不会有人，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去学校了，考尼太太告诉过他，她要去做清洁工。他经过她的院子，走向通往河边的道路。纸砖房渐行渐远，过了一会儿，泥路也走到了尽头，他不得不沿着公路边上走。浅黄色的太阳挂得高高的，天气炎热。

他经过了一间门口放着橘红色油泵的棚屋，但是没有看到坐在门口四处闲看的老头。帕勒戴斯先生正在喝一杯橘色的饮料。他喝得很慢，透过瓶子眯眼看着那个穿着格子外套的小小身影渐渐消失在路上。然后他把空瓶子放在长凳上，依然眯着眼，用袖子擦擦嘴。他走进屋里，从糖果架上拿了一根一英尺长、两英寸宽的薄荷糖棍，塞在屁股口袋里。然后上了车，慢慢开上公路去追那个男孩。

等到贝弗尔来到缀满紫色杂草的田野时，已是灰头土脸，汗流浃背了，他小跑着飞快地穿过田野，钻进树林。一钻进来，便在树木间穿梭，想要找到昨天走过的小路。终于他在松针间找到踩出来的小径，沿着它走，直到看见树木中陡峭蜿蜒的下山路。

帕勒戴斯先生把车停在路边，步行到他几乎每天都坐的地方，他握着没有装诱饵的渔线，看着河水在他跟前流淌。每个从远处看到他的人，都会以为树丛中半藏着一块古老的大卵石。

贝弗尔根本没看到他。他只看到闪烁着红黄色波光的河水，他连鞋子衣服都没有脱，就跳了进去，呛了一口水。他吞下去一点，其余的吐了出来，接着他站在齐胸高的水里，四处张望。天空是一整片清澈的浅蓝色——除了被太阳弄破的洞——底部镶嵌着树冠。他的外套浮在水面上，像一片奇异鲜艳的睡莲叶子般围在他身边，他在太阳底下微笑。他这次不打算再愚弄牧师了，他想要为自己施洗，这次一定要坚持住，直到找到基督的国度。不想再浪费时间了。他立刻把脑袋埋进水里，往前蹚去。

他立刻呛了水，脑袋重新出现在水面；再次钻了下去，还是老样子。河不接纳他。他又试了一次，起来直咳嗽。牧师把他按在水里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什么东西把他的脸往回推，他不得不和它对抗。他停下来，突然想到：这又是在闹着玩，不过是在闹着玩罢了！他想着自己走了那么远的路，却一无所获，便开始在肮脏的河里乱踢乱打。他的脚已经悬空了。他低声发出痛苦和愤怒的哀号。然后听到一声吼叫，回头看到一只肥猪似的玩意儿正挥舞着红白相间的棍子，咆哮着朝他蹦过来。他俯冲下水，这次，等待的潮汐如同一只长长的温柔的手，抓住了他，飞快地把他往下推去。一刹那间，他非常震惊，接着他飞速移动，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处，愤怒和恐惧就全都消散了。

帕勒戴斯先生的脑袋不时浮出水面。最后，老头在远远的下游站起来，两手空空，像只古老的水怪，黯淡的眼睛注视着目光所及的河水下游。

火中之圈

有时候，最后一排树仿佛一堵坚固的灰蓝色墙壁，比天空略暗，但是那天下午，它们几乎是黑色的，后面的天空却是一片耀目的乌白色。“你知道那个在铁肺里生孩子的女人吗？”普里查德太太问。她和孩子的母亲站在窗户下面，孩子正往下看。普里查德太太靠着烟囱，抱着的胳膊放在凸起的肚子上，蜷起一只脚，脚尖点地。她是个高大的女人，脸尖尖的，眼神沉着，四处张望。科普太太正相反，又矮又瘦，有一张圆圆的大脸，镜片后面的黑眼睛仿佛一直睁得大大的，似乎始终处于吃惊中。她正蹲在地上拔屋子周围花坛里的野草。两个女人戴着原本一模一样的遮阳帽，但现在普里查德太太的帽子褪色了，还走了形，而科普太太的帽子还是那么硬挺，并且保持着亮绿色。

“我看过有关她的报道。”她说。

“她也是普里查德家的，嫁给了一个姓布鲁克林的，和我沾点亲——隔了七八个表亲的姻亲。”

“哦。哦。”科普太太嘀咕着，把一大捆香附子扔在身后。她专心对付杂草和香附子，仿佛它们是魔鬼直接派来摧毁这个地方的恶魔。

“因为她和我们沾点亲，我们去看了她，”普里查德太太说，“还去看了小宝宝。”

科普太太什么都没说。她已经听惯了这些悲惨的故事；她说这些故事把她消耗得疲惫不堪。普里查德太太愿意走上三十里路，就为了心满意足地看一眼随便什么人下葬。科普太太总要岔到高兴的话题上去，但是孩子发现这只会让普里查德太太心生不满。

孩子觉得空荡荡的天空像是顶着树墙，想要突围而出。旁边田野里的树如同一块块灰色和黄绿色的补丁。科普太太总是担心树林里起火。大风的晚上，她便对孩子说：“主啊，祈祷不要起火，风太大了。”孩子在书后面哼唧两声，或者压根不做声，因为她太常听到这样的话了。夏天的晚上，她们坐在门廊上，科普太太便对正抓紧最后一丝光线飞快阅读的孩子说：“快起来看看落日，太美了。你应该站起来看看。”孩子愠怒着脸不回答，要不就抬头瞪一眼，目光越过草地和前面两片牧场，看到灰蓝色的树木像哨兵似的排成一排，便继续看书，神情不改，有时候还嘀咕两句刻薄的话：“好像着火了。你最好起来四处闻闻，看看树林有没有着火。”

“她躺在棺材里抱着宝宝。”普里查德太太继续说，但是声音被拖拉机声淹没了，黑人卡尔弗正从谷仓那边开着拖拉机过来。后面挂着一辆大车，另外一个黑人坐在后面，一路颠簸，他的双脚离地一尺，不停地晃来晃去。开拖拉机的人把车从左边绕过了通往田野的大门。

科普太太转头看到他没进大门，知道他懒得下车开门。他兜了一个大圈子，完全不为她着想。“叫他停车，到这儿来。”她大叫。

普里查德太太从烟囱边直起身子，大幅挥舞着胳膊，但是那人假装没有听到。她径直走到草坪边上嚷嚷：“我叫你下车！她要你过来！”

那人下车朝烟囱走来，每走一步都耸耸脑袋和肩膀，做出一副匆忙的模样。他脑袋上戴着一顶沾着各种汗渍的白色布帽。帽檐儿垂落，遮住了他的脸，只露出他红色眼睛的下半部分。

科普太太跪在地上，把铲子插进地里。“你干吗不走大门？”她闭着眼睛，扁着嘴，仿佛期待着听到什么荒唐的答案。

“那样就得把刀抬到割草机上去。”那人的目光落在她的左侧。她家的黑人就和香附子一样添乱，而且不讲理。

科普太太睁开眼睛的时候，眼珠像是不断放大，直到把她翻了个面。“抬起来。”她用铲子指着路。

那人走开了。

“他们什么都不当回事。”她说，“他们没有责任心。感谢上帝麻烦没有一起来。他们会毁了我。”

“是啊，没错。”普里查德太太压过拖拉机的声音嚷嚷着。那人打开门，抬起刀，一路往下开进了田野；随着大车的远去，噪声也消失了。“我没有亲眼看到她是怎样在铁肺里生小孩的。”她继续用平常的声音说。

科普太太继续弯腰专心地处理香附子。“我们真是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她说，“每天你都要做感恩祈祷。你这样做吗？”

“是啊。”普里查德太太说，“她生孩子前四个月就在那玩意儿里面了。要是换作我的话，我就不生了……你觉得他们……”

“我每天都做感恩祈祷。”科普太太说。“主啊，感谢我们拥有的一切，”她说着叹了口气，“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她看了看自己肥沃的牧场，郁郁葱葱的山丘，摇了摇头，仿佛头是个累赘，要把它从背上摇下来。

普里查德太太看了看林子。“我有的只是四颗烂牙。”她说。

“哦，那你应该庆幸没有第五颗。”科普太太猛地折断一把野草扔在身后，“龙卷风一来，我们可能都得完蛋。我总能找到值得感恩的事情。”

普里查德太太抓起一把靠在屋子旁边的锄头，随手砍向烟囱砖块间生出来的杂草。“我想你是可以的。”她不屑地说，鼻音比平常重了一些。

“哎呀，想想那些可怜的欧洲人吧。”科普太太继续说，“他们像牲口一样挤在货车里，一路被运到西伯利亚。主啊，”她说，“我们应该花一半的时间跪下来祈祷。”

“我觉得换作我待在铁肺里，有些事情我可不会做。”普里查德太太说，用锄柄挠了挠脚踝。

“就连那个可怜的女人也有值得感恩的事情。”科普太太说。

“她应该感恩自己没死。”

“当然。”科普太太用铲子指着普里查德太太说，“我这儿是郡里打理得最好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干活。我得干活才能维持这个地方，干活才能保住这儿。”她挥着铲子强调着每个字眼，“我不让任何事情抢在我前头，我也不太找麻烦。麻烦来的时候我就对付过去。”

“如果有时候麻烦事一起来呢？”普里查德太太说。

“不会一起来的。”科普太太厉声说。

孩子远远望着泥路和公路交会的地方。她看见一辆皮卡停在大门口，三个男孩从车里下来，沿着粉红色的泥路往这边走来。他们排成一溜，中间的男孩侧着身子，提着一只小猪形状的黑色旅行箱。

“哦，如果真是这样，”普里查德太太说，“那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缴械投降。”

科普太太没有回答。普里查德太太抱着胳膊，眺望着道路，像是可以轻轻松松看到茂密的小山被夷为平地。这会儿她看见三个男孩已经快要走到屋前的小道上了。“看啊，”她说，“他们是谁？”

科普太太往后靠了靠，一只手撑在地上，打量着三个男孩。他们朝她们走来，像是打算径直从房子旁边走过去。提着箱子的男孩现在走到了最前面。在离科普太太四英尺远的地方，他终于站住，放下箱子。三个男孩长得差不多，只有中等个子的男孩戴着银边眼镜，提着箱子。他的一只眼睛稍微有些斜视，目光像是同时望着两个方向，把两个女人都围了起来。他的运动衫上印着一艘褪色的驱逐舰，但是他的胸口下陷，于是驱逐舰从中间断开，像是要沉下去了。他的头发汗津津地粘在额头上。他看上去大概十三岁。三个男孩都有着浅色眼珠，目光锐利。“我猜您已经不认识我了，科普太太。”他说。

“你确实有点面熟。”她嘀咕着，打量着他，“我想想……”

“我爸爸曾经在这儿干活。”他提示她。

“博伊德？”她说，“你爸爸是博伊德先生，你是杰西？”

“不是。我是老二鲍威尔，后来只有我还长了点个儿，我老爸他已经死了。死了。”

“死了。我的天哪。”科普太太说，好像死亡总是不同寻常，“博伊德先生怎么了？”

鲍威尔的一只眼睛像是把这个地方看了个遍，打量着房子、后面的白色水塔、鸡棚，还有从两边一直延伸到树林边缘的牧场。另一只眼睛则注视着她。“他死在佛罗里达。”他踢着地上的旅行箱。

“我的天哪。”科普太太嘀咕着。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妈妈好吗？”

“改嫁了。”他盯着自己踢箱子的脚。另外两个男孩不耐烦地看着她。

“你们现在住在哪儿？”科普太太问。

“亚特兰大，”他说，“你知道的，在一个开发区里。”

“我明白了，”科普太太说，“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了一遍，然后她终于开口问，“那两个男孩是谁？”说着朝他们笑笑。

“这是加菲·史密斯，这是W·T.哈珀。”他先指了指身后大个子的男孩，又指了指小个子的。

“你们好啊。”科普太太说，“这是普里查德太太。普里查德夫妇眼下在这儿工作。”

普里查德太太亮晶晶的眼睛紧盯着他们，他们却视而不见。三个人就干站在那儿等着，看着科普太太。

“好啦，好啦，”科普太太瞥了一眼地上的箱子，“你们能过来看看我真是太好了，我觉得你们都是好心肠。”

鲍威尔的眼神像一把钳子似的夹痛了她。“回来看看你过得怎样。”他哑声说。

“听我说，”最小的男孩说，“他一直跟我们说起这个地方。说这儿应有尽有。说这儿还有马。说他在这儿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一直说起这里。”

“说起这个地方真是说个不停。”大个子的男孩嘟哝着，伸出胳膊来回蹭着鼻子，像是要把说出来的话都遮住。

“总是说他在这儿骑过的马，”小男孩继续说，“说他以后也会让我们骑。说有一匹马的名字叫吉恩。”

科普太太一直很担心有人在她的地盘上受伤，起诉她，让她赔个倾家荡产。“它们没钉马掌，”她飞快地说，“确实有一匹叫吉恩，但是它已经死了，我恐怕你们不能骑马，你们可能会受伤。马很危险。”她语速飞快。

大个子男孩一屁股坐在地上，发出不满的咕哝，从网球鞋里往外面扒拉小石子。小男孩迅速地东张西望，而鲍威尔则盯着她，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小男孩说：“太太，你知道有一回他怎么说吗？他说他死的时候，想回到这儿来！”

科普太太一时愣住了，涨红了脸；接着露出痛苦的神情，她意识到这些孩子饿了。他们瞪着她是因为饿了！她差点喘着粗气喷到他们脸上，然后她马上问他们想不想吃东西。他们说想，但是不为所动，表情沉着，不满，完全没有高兴起来。他们似乎已经习惯挨饿了，而且这不关她的事。

楼上的孩子已经兴奋得涨红了脸。她跪坐在窗户旁边，窗台上只露出眼睛和额头。科普太太让男孩到房子的另一头来，那儿摆着躺椅，她引路，普里查德太太跟在后面。孩子穿过走廊，从右侧卧室奔到左侧卧室，挨着房子另外一边的窗户往下看，那儿放着三把白色躺椅，两棵榛树之间还挂着一个红色的吊床。她十二岁，是个皮肤苍白的胖女孩，总是皱眉眯眼，一张大嘴里箍着银色的牙套。她蹲在窗户旁边。

三个男孩绕过屋角，大个子的一屁股坐进吊床，点起一个烟屁股。小男孩在黑色旅行箱旁边的草地里滚来滚去，把脑袋搁在箱子上，鲍威尔挨着一把躺椅的边坐下，似乎想把整块地方都看在眼里。孩子听见她母亲和普里查德太太在厨房里小声说话。她站起来，来到走廊，靠在一根栏杆上偷听。

科普太太和普里查德太太四脚相对站在后廊上。“那些可怜的孩子饿了。”科普太太低声说。

“你看见那个箱子了？”普里查德太太问，“如果他们打算在这儿过夜怎么办？”

科普太太轻呼一声。“我不能让三个男孩单独跟我和莎莉·弗吉尼亚待在一起。”她说，“我肯定，他们吃饱了就会走。”

“我只知道他们带着箱子。”普里查德太太说。

孩子赶紧回到窗边。大个子男孩正四仰八叉躺在吊床上，手腕交叉枕在脑袋后面，嘴里叼着烟屁股。科普太太端着一盘薄饼干从屋角走过来的时候，他吐出的烟头划过一道弧线。科普太太顿时停下脚步，像是一条蛇抛在了她跟前。“艾许菲尔德！”她说，“把烟头捡起来。会着火的。”

“他叫加菲。”小男孩愤愤地说，“他叫加菲。”

大个子男孩一言不发地爬起来，满地乱找。他拾起烟屁股，放进口袋，背对她站着，盯着自己前臂上的一个心脏文身。普里查德太太一手里握着三瓶可口可乐的瓶颈走过来，给了他们每人一瓶。

“我记得这儿的一切。”鲍威尔看着瓶口说。

“你们离开以后去了哪儿？”科普太太问完把一盘薄饼干放在椅子扶手上。

鲍威尔看着饼干，却一块都没拿。他说：“我记得有一匹马叫吉恩，还有一匹叫乔治。我们去了佛罗里达，然后你知道的，我老爸死了，接着我们去了我姐姐那儿，然后你知道的，妈妈改嫁了，我们就一直待在那儿。”

“吃点饼干吧。”科普太太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下。

“他不喜欢亚特兰大。”小男孩直起身来，随便拿了一块饼干，“除了这里，他从没喜欢过任何地方。我来跟你说说他是怎么样的吧，我们在开发区那儿好好地打球，他突然就不打了，说，‘妈的，那儿有匹叫吉恩的马，如果它在这儿，我就要骑着它把这块水泥地踩碎！’”

“我敢肯定鲍威尔不会这么说话，是吧，鲍威尔？”科普太太说。

“不会，太太。”鲍威尔说。他的脑袋彻底转向一旁，像是在聆听田野里马儿的动静。

“我不喜欢这种饼干。”小男孩说着把饼干放回盘子里，站起身来。

科普太太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这么说你们住在漂亮的新开发区里，是吧。”她说。

“你只能靠味道来判断哪匹马是你的。”小男孩主动说。“它们有四层楼高，十匹，一匹挨着一匹。我们去看看马儿吧。”他说。

鲍威尔对着科普太太露出痛苦的表情。“我们想在您的谷仓里过一夜。”他说，“我们的叔叔开皮卡把我们大老远地带过来，他明天早晨会再来接我们。”

科普太太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窗边的孩子想：她就要从椅子里跳起来去砸那棵树了。

“唔，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她突然站起来，“谷仓里都是干草，我担心你们抽烟会引起火灾。”

“我们不会抽烟的。”小男孩说。

“抱歉我还是不能让你们在那儿过夜。”她重复了一遍，像是有礼貌地和一个歹徒讲话。

“好吧，那我们就在树林里搭帐篷好了，”小男孩说，“反正我们带着毯子呢。就在那个箱子里。就这样吧。”

“树林里！”她说，“哦，不行！现在树林里很干燥，我不能让人在我的树林里抽烟。你们得在田野里搭帐篷，房子旁边的田野里，那里没有树。”

“在那里她还能监视我们。”孩子轻声说。

“她的树林。”大个子男孩嘀咕着，爬下吊床。

“我们就睡在田野里好了。”鲍威尔说，但好像并不是特别对她说的，“我下午就带他们去看看。”另外两个男孩已经走开了，他跳起来赶上他们，剩下两个女人坐在箱子两边。

“没有说谢谢你，什么都没说。”普里查德太太说。

“我们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碰都不碰。”科普太太用受伤的口吻说。

普里查德太太觉得他们可能是不喜欢软饮料。

“他们肯定是饿了。”科普太太说。

日落时他们走出林子，脏兮兮，汗涔涔，跑到后廊来要水喝。他们没有要吃的，但是科普太太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要。“我只有一点冷的珍珠鸡，”她说，“你们要不要来点珍珠鸡和三明治？”

“我才不要吃珍珠鸡这种秃脑袋的玩意儿，”小男孩说，“我吃鸡和火鸡，但是不吃珍珠鸡。”

“连狗都不爱吃。”大个子男孩说。他脱了衬衫，塞在裤子后面，看起来像条尾巴。科普太太小心翼翼地不朝他看。小男孩的胳膊上有道口子。

“我叫你们不要骑马，你们没骑吧？”她怀疑地问，他们齐声回答：“没有，太太！”声音响亮热烈，像是在乡村教堂里说阿门。

她进屋为他们准备三明治，一边做，一边在厨房里和他们说话，问他们的父亲是干吗的，他们有多少兄弟姐妹，他们在哪儿上学。他们的回答简短暴躁，互相推搡着肩膀，笑着挤成一团，好像这些问题隐含她不知道的深意。“你们学校里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她问。

“都有，还有些你看不出男女。”大个子男孩大声说。

“你母亲工作吗，鲍威尔？”她飞快地问。

“她问你妈工作不工作！”小男孩叫起来。“他脑子里只有马，他只看得到马。”他说，“他妈在工厂里干活，让他照看家里其他小孩，但是他根本不上心。我告诉你吧，太太，有一回他把他的小弟弟装在盒子里，放在了火上。”

“我相信鲍威尔不会那么干。”她端着一盘三明治走出来，把盘子放在台阶上。他们立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得精光，于是她拾起盘子，端着站在那儿，望着太阳在他们跟前沉落，快要落到那排树的树梢上了。烈焰般的太阳膨胀着，悬在一张参差不齐的云朵织成的网上，像是随时都会把网烧穿，坠入树林。孩子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她哆嗦了一下，两只胳膊放回了身侧。“我们有很多需要感恩。”她突然用悲伤惊叹的口吻说，“你们每晚都为上帝给与你们的一切感谢他吗？你们为每件事情感谢他吗？”

这番话让他们突然安静下来。他们咬着三明治，却好像胃口全无。

“你们感恩吗？”她追问。

他们安静得像躲起来的小偷，默默地嚼着。

“唔，我是会感恩的。”她终于说完，转身回到房子里，孩子看见男孩们的肩膀耷拉下来。大个子迈开步子，似乎刚刚从陷阱里逃出来。阳光猛烈，像是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点着。白色的水塔泛着粉色光芒，青草绿得不自然，仿佛就要变成玻璃。孩子突然远远探出脑袋，大声说“乌啦啦”，翻着白眼，把舌头吐得长长的，一副快要呕吐的模样。

大个子男孩抬头看到了她。“天哪，”他叫道，“还有一个女人。”

孩子从窗口缩了回去，背靠墙壁站着，眯着眼睛狠狠看过去，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却不知道是谁干的。他们一离开台阶，她就下楼来到厨房里，科普太太正在那儿洗碗。“要是我在下面碰见那大个儿的，我要把他打开花。”孩子说。

“你离那些男孩远点。”科普太太猛地回头说，“淑女不把别人的脑袋打开花。你离他们远点，他们明天早上就走了。”

但是到了早上他们没走。

科普太太吃完早饭走出门廊时，他们正围在后门周围，踢着台阶。他们闻见了她早饭时吃的培根味儿。“啊呀！”她说，“我以为你们已经去找叔叔了呢。”他们还是一副饿坏了的表情，她昨天还觉得为难，今天却感到有点生气。

大个子男孩立刻转过身去，小男孩蹲到地上开始扒拉沙子。“我们没有去。”鲍威尔说。

大个子男孩转过头来，刚好能看到她一小截身子，“我们不会打扰你的。”

他看不到她瞪大的眼睛，却能感觉到她意味深长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她变了一种口吻说：“你们要吃早饭吗？”

“我们自己有足够吃的，”大个子男孩说，“我们不要你的东西。”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鲍威尔。他瘦削苍白的脸像是面对着她，却并没有真地看到她。“我很高兴你们待在这儿，”她说，“但是希望你们能注意自己的言行。希望你们能像绅士一样。”

他们站在那儿，每个人都望着不同的方向，像是在等她离开。“毕竟。”她突然高声说，“这是我的地盘。”

大个子男孩发出些含糊的嘀咕声，他们转身朝谷仓走去，留下一脸震惊的她，仿佛半夜被一束探照灯打在身上。

不一会儿，普里查德太太过来站在厨房门口，脸颊贴在门框上。“我猜你应该知道他们昨天整个下午都在骑马，”她说，“从马具屋里偷了一副马笼头，没用马鞍就骑出去了，因为霍利斯看到他们了。他昨晚九点把他们从谷仓里赶了出去，今天早上又把他们赶出牛奶房，他们满嘴都是牛奶，像是把罐子里的都喝光了。”

“我受不了了。”科普太太站在水斗边，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我受不了了。”她的表情就和拔野草时一模一样。

“你完全没办法。”普里查德太太说，“我料想你得留他们一个星期，等到学校开学。他们可能只想在乡下度个假，你除了袖手旁观，没别的办法了。”

“我才没有袖手旁观。”科普太太说，“叫普里查德先生把马都关进马厩。”

“他已经照办了。你收留的那个十三岁男孩坏得很，不逊于一个年纪是他两倍的男人。你摸不透他的招数，永远也不知道他接下去要干吗。今天早晨霍利斯看到他们在牛棚后面，大个子的男孩问他们能不能在这儿洗澡，霍利斯说不行，还说你不准他们把烟屁股扔在树林里，他说，‘树林又不是她的。’霍利斯说，‘她也有份。’接着那个小男孩说，‘天呀，上帝的树林，她也有份啊。’然后那个戴眼镜的说，‘我觉得连头上的天空她也有份吧。’那个小男孩又说，‘天空都是她的，她不同意的话连飞机都飞不过来。’然后大个子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地方有那么多该死的女人，你怎么受得了？’霍利斯说那会儿他已经受够了他们的夸夸其谈，他转身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去告诉那些男孩，他们可以坐牛奶车走。”科普太太说着从后门走了出去，把普里查德太太和孩子留在厨房里。

“听我说，”孩子说，“我可以更快地搞定他们。”

“什么？”普里查德太太嘀咕着，斜眼看了她一会儿，“你怎么搞定？”

孩子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做出扭曲的表情，像是要掐死什么人。

“他们弄死你还差不多。”普里查德太太心满意足地说。

孩子离开她，回到楼上的窗户边，低头看到她母亲正从三个男孩身边走开，他们蹲在水塔旁，从一个饼干盒子里拿东西吃。她听到母亲回到厨房说：“他们说会坐牛奶车走，怪不得他们不饿——箱子里装了半箱吃的。”

“多半全都是偷来的。”普里查德太太说。

牛奶车一来，三个男孩便不见踪影，但是车一开走，他们三张脸又出现了，从牛棚顶上的天窗往外张望。“这算什么？”科普太太叉着腰站在楼上的一扇窗户旁边，“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他们——看看他们的态度。”

“你从没满意过任何人的态度，”孩子说，“我去叫他们在五分钟内滚蛋。”

“你不许靠近那些男孩，听到没有？”科普太太说。

“为什么？”孩子问。

“我过去和他们谈谈。”科普太太说。

孩子来到窗边，过了一会儿她看到母亲朝牛棚走去，绿色的硬帽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三张脸立刻消失在天窗，转瞬大个子男孩冲出场院，后面跟着另外两个男孩。普里查德太太来了，两个女人朝着男孩们逃遁的树林走去。不久两顶遮阳帽消失在树林里，而三个男孩从左边跑了出来，从容地穿过田野，钻进另一片树林。等到科普太太和普里查德太太来到田野时，那儿空荡荡的，她们只能再次徒劳而返。

科普太太回家没多久，普里查德太太便嚷嚷着跑过来。“他们把牛放出来了！”她大叫，“把牛放出来了！”很快她身后便跟来一头黑牛，从容漫步，脚边还有四只嘶嘶叫唤的鹅。直到有人来驱赶它，它才发起火来，普里查德先生和两个黑人花了半个小时才把它重新赶回牛棚。男人们忙着的时候，男孩把三辆拖拉机的油放了，然后又再次消失在树林里。

科普太太的两边额角都暴出青筋，普里查德太太满意地看着。“我告诉过你，”她说，“你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科普太太匆匆吃了午饭，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还戴着遮阳帽。一听到声响，她就跳起来。普里查德太太吃完午饭便立刻过来说：“你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露出一副无所不知、得意扬扬的微笑。

“我现在就要知道。”科普太太快要变得和军人一样警觉了。

“他们在路的尽头，朝你的信箱砸石头。”普里查德太太舒服地靠在门上，“差不多快把它砸下来了。”

“上车。”科普太太说。

孩子也上了车，她们三个人开车到了大门口。男孩们正坐在公路另一边的路堤上，隔着马路用石头瞄准信箱。科普太太几乎把车停在他们鼻子底下，抬头往车窗外看。三个男孩看着她，像是从没见过她似的，大个子男孩脸色愠怒，小男孩眼睛亮亮的，毫无笑意，鲍威尔无精打采地悬空坐在那儿，眼睛透过镜片看着两个方向，衬衫上的驱逐舰破破烂烂。

“鲍威尔，”科普太太说，“你母亲肯定为你感到羞耻。”接着她停下来，等待着自己的话产生效果。他的脸微微有些扭曲，但是他的视线依然穿过她，不知道望着哪里。

“我忍无可忍了，”科普太太说，“我一直努力对你们好。难道我对你们不好？”

他们就像三座雕像，只有大个子几乎嘴都不张地说：“我们压根没在您那边的路上，太太。”

“你根本拿他们没办法。”普里查德太太大声嘘道。孩子坐在靠近路边的后座上。她脸上一副愤怒的表情，但是她始终没有探出头去，所以他们没看到她。

科普太太一字一顿慢慢地说：“我觉得自己对你们够好了。我给你们吃过两顿饭。现在我要去城里了，要是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还在这儿，我就报警了。”她说完开车走了。孩子飞快地回头从后窗看出去，三个男孩一动不动，连头都没转一下。

“你现在彻底激怒他们了，”普里查德太太说，“说不准他们会做出些什么来。”

“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科普太太说。

普里查德太太受不了虎头蛇尾。她不时需要些刺激来维持平衡。“我认识一个人，他的老婆出于好意收养了一个孩子，结果却被这个孩子毒死了。”她说。她们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男孩们已经不在路堤上了，她说，“我宁愿在这儿看到他们的。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

“真可笑。”科普太太嘀咕着，“我吓到他们了，他们已经走了，我们还是忘了他们吧。”

“我忘不了他们。”普里查德太太说，“就算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把枪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科普太太一向为自己能操控普里查德太太的想法而骄傲。普里查德太太看到迹象和征兆时，她却平静地把它们当成凭空想象，但是这个下午她的神经紧绷，她说：“我已经受够了。那些男孩走了，事情到此为止吧。”

“好吧。我们走着瞧。”普里查德太太说。

这天下午之后，一切都静悄悄的，但是到了晚饭时间，普里查德太太过来说她听到猪圈附近的灌木丛里传出邪恶的高声大笑。像是恶魔的笑声，满满的恶意，她亲耳听到的，三次，确凿无疑。

“我什么都没听到。”科普太太说。

“等天一黑，我就去找他们算账。”普里查德太太说。

那天晚上，科普太太和孩子一起坐在门廊里，直到将近十点，什么都没发生。唯一的声响是树蛙发出来的，还有一只待在黑暗中越叫越快的夜鹰。“他们走了，”科普太太说，“可怜的家伙。”接着她对孩子说她们应该多么感恩，因为她们可能原本自己会住在开发区里，她们可能是黑人，也可能待在铁肺里，或者像牛羊一样被塞在货车里，和那些欧洲人一样。她用低沉的声音开始祷告，孩子没有聆听，她竖着耳朵等待着黑暗中传来突然的尖叫。

第二天早晨男孩们依然不见踪影。堡垒似的树木呈现出花岗石般坚硬的蓝色，风刮了一夜，浅金色的太阳升起来了。四季更迭。即便是最小的天气变化也让科普太太心怀感恩，但是换季时，她却因为幸运地摆脱了追逐她的一切而害怕起来。有时候当一件事情结束，而另外一件事情尚未开始时，她会把注意力转向孩子。孩子在裙子外面套了条工装裤，把一顶男式毡帽尽量压低，然后往腰间饰有花纹的枪套里塞了两把手枪。帽子很紧，把她的脸都勒红了。帽檐儿差不多遮到了她的眼镜上。科普太太苦闷地看着她。“你干吗要把自己弄得像个白痴？”她问，“要是有人来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你以后要变成什么样？我看着你就想哭！有时候你看着就像是普里查德太太生的！”

“别管我。”孩子恼怒地高声说，“别管我。别管我了。我不是你。”接着她向树林走去，她向前探着脑袋，两只手各握一把枪，像是在跟踪敌人。

普里查德太太悻悻地过来，因为她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可说。“今天我脸上疼，”她想要挽回些面子，“那些牙齿。每颗都像一粒疖子。”

女孩冲进树林里，脚下的落叶发出不祥的声响。太阳升起来了一些，像一个白色的洞口，风从那儿逃逸，逃到一片比自己更暗沉的天空，树梢在光照下显得黑漆漆的。“我要一个个地抓住你们，把你们打得鼻青脸肿。列队，列队！”她经过一排有她四倍高的松树，朝光秃秃的树干挥舞着手枪。她不断往前走，自言自语，粗声咕哝，偶尔用一把枪打开挡道的树枝。不时停下来拍掉衬衫上的刺藤，嘟哝着：“别管我，我告诉你，别管我。”用枪托把刺藤打断，继续赶路。

这会儿她坐在树桩上凉快凉快，但是双脚谨慎地牢牢踩在地上。她几次抬起脚，又放下，用力在泥土里蹍来蹍去，像是要把脚下的什么东西蹍碎。突然她听到一阵大笑。

她坐直起来，头皮发麻。又是一阵大笑。她听到溅水声，站了起来，不确定该往哪边跑。她离树林和后牧场的交界处不远。她慢慢朝牧场走去，小心不发出声音，突然来到了牧场边，看到不足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三个男孩正在牛的水槽里洗澡。他们的衣服叠放在黑色的箱子上，从贮水池边上流出来的水溅不到那里。大个子男孩站着，小男孩想要爬到他的肩膀上。鲍威尔坐着，透过溅着水花的镜片直直望着前方。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两个人。透过他湿漉漉的镜片看去，那些树一定像是绿色的瀑布。孩子半藏在一棵松树后面，侧脸贴着树皮。

“能住在这儿就好了！”小男孩嚷嚷着，用膝盖夹紧大个子的脑袋保持平衡。

“幸好我他妈的不这么想。”大个子喘着气，跳起来驱赶他。

鲍威尔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不知道另外两个男孩就在他身后，仿佛从棺材里跳出来的鬼魂一样直视前方。“如果这个地方不复存在，”他说，“你们就永远也不会想着它了。”

“听着，”大个子男孩悄无声息地坐进水里，小男孩还是趴在他的肩膀上，“这个地方不属于任何人。”

“它是我们的。”小男孩说。

躲在树后的孩子没有动弹。

鲍威尔从水槽里跳出来，开始奔跑。他绕着田野跑，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他，当他再次经过贮水池时，另外两个男孩也跳了出来，与他一起追逐，太阳照耀着他们长长的潮湿的身体。大个子跑得最快，是领头的。他们绕着田野跑了两圈，终于在衣服旁边躺下，肋骨一起一伏。过了一会儿，大个子哑着嗓子说：“你们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拿这个地方怎么样吗？”

“不知道，怎么样？”小男孩坐起来，全神贯注地听他讲。

“我要在这儿造一个大大的停车场，或者其他什么。”他咕哝着。

他们开始穿衣服。太阳在他的镜片上留下两个白色光斑，遮蔽了他的眼睛。“我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东西给他们看。他们坐在那儿足足看了一分钟。然后他们什么话都没说，鲍威尔拎起箱子，他们起身经过孩子身旁，钻进树林，离她站的地方不过十英尺远，现在她往树旁边挪了一小步，树皮在她半张脸上留下红一道白一道的印子。

她茫然地看着他们停下脚步，把身上所有的火柴收拢起来，点燃了灌木丛。他们欢呼、喊叫，用手拍打着嘴巴，不一会儿，一条窄窄的火线就在她和他们中间蔓延开了。她看见火苗蹿到了灌木上，卷住了最低矮的树枝，紧咬不放。风把火苗越扇越高，男孩们尖叫着消失在火焰后面。

她转身想要穿过田野，但是双腿太沉了，于是她站在那儿，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法排解的痛苦重重地压在身上。但是她终于还是撒开腿跑了起来。

科普太太和普里查德太太站在谷仓后面的田野里，科普太太看到牧场对面的树林里冒出浓烟。她尖叫起来，普里查德太太指着路上步履蹒跚的女孩，女孩一边跑一边嚷嚷着：“妈妈，妈妈，他们要在这儿造一个停车场！”

科普太太叫黑人帮忙，普里查德太太也接到命令，呼叫着沿路往下跑。普里查德先生从谷仓里跑出来，场院里的两个黑人正在往施肥机里装粪便，也拿起铲子朝科普太太那儿跑去。“快点，快点！”她嚷嚷着，“往那儿撒土！”他们经过她身边，几乎看都不看她一眼，慢慢地穿过田野往浓烟处跑去。她跟在他们身后跑了一小会儿，尖叫着：“快点，快点！你们没看到吗！你们没看到吗！”

“我们跑到那边，火会烧过来的。”卡尔维说，他们往前探了探肩膀，继续用相同的速度前进。

孩子在她母亲身边停下，抬头看着她的脸，像是从没见过她。那张脸上有她刚刚感觉到的痛苦，但是对她母亲来说，这种痛苦仿佛是固有的，似乎每个人都会经历，不管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鲍威尔他自己。女孩飞快地转头，在黑人缓缓奔跑的身影后面，看到一股浓烟正在坚实的树木间肆意上升、变粗。她紧张地站在那儿，侧耳细听，只能远远地听到一些野蛮的欢叫声，仿佛先知们正在熔炉里跳舞，天使为他们在火中辟出了圆圈。

流离失所的人

1

肖特利太太打算站在山上，孔雀跟着她一路上山。她和孔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看上去像一列完整的队伍。她抱着胳膊，爬上山顶，就仿佛成了伟大的农妇：发现危险的征兆便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她怀着山脉般的雄伟自信，用两条粗壮的腿站立着，身躯如同狭长坚实的花岗岩，两道冰蓝色的目光直刺前方，探究一切。午后炽白的太阳佯装成入侵者，匍匐在参差的云层后面，她对这些视而不见，注视着由公路岔出来的红泥路。

孔雀停在她身后，它的尾巴——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绿和蓝色的光泽——稍稍翘起，刚好不拖到地面。两侧的羽翼如同飘浮的裙裾般伸展，脑袋在蓝色芦秆似的长脖子上向后望着，仿佛被远处只有它能看见的什么东西吸引。

肖特利太太看见一辆黑色汽车开出公路驶入大门。差不多十五英尺远的工具屋附近，阿斯特和萨尔克这两个黑人停下手里的活看着。他们躲在一棵桑树后面，但是肖特利太太知道他们在那儿。

麦克英特尔太太走下台阶来迎接那辆车。她绽放着大大的笑容，但即便肖特利太太隔了这么远，还是能察觉到她的不安。来的人只不过是雇来做帮工的，就像肖特利他们一家，或者黑人们一样。但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却亲自出来迎接。看看她，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这会儿正咧着嘴奔出来。

车在走道前停下，她也停下。神父第一个下车。他是个长腿老头，身穿黑衣，头戴白帽，反系着领结，肖特利太太知道，当神父希望被认出是神父的时候，就会这样打扮。这些人正是这位神父安排来的。他打开后车门，跳出来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接着，缓缓走出来一个棕色皮肤、花生形身材的女人。然后前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男人，那个难民。他很矮，背有点凹陷，戴着副金框眼镜。

肖特利太太的视线先是聚焦在他身上，然后又扩展到了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全景。最先让她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之前她每次想象他们，脑海中都会出现三只熊，走成一溜，脚蹬荷兰木鞋，头戴水手帽，身穿系着很多纽扣的鲜艳外套。但是那个女人穿着的衣服她自己也会穿，孩子们也穿得和周围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男人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蓝衬衫。当麦克英特尔太太向他伸出手时，他突然弯腰亲吻了那只手。

肖特利太太猛地抬手捂住了嘴，又立刻放下，兴奋地在屁股上搓来搓去。如果肖特利先生要吻她的手，麦克英特尔太太肯定把他痛打一顿，不过反正肖特利先生也不会吻她。他没空四处勾搭。

她眯眼细看。男孩站在人群中间讲话。他大概是那家人里最会说英语的，在波兰学了一点，于是他听他父亲说波兰语，翻成英文，再听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英文，翻成波兰语。神父告诉麦克英特尔太太男孩名叫鲁道夫，十二岁，女孩名叫史莱吉韦格，九岁。史莱吉韦格在肖特利太太听来就像是一只虫子的名字，反过来也一样，好比你叫一个男孩鲍尔维威尔。他们的姓都只有他们自己和神父才能念得出来。肖特利太太只听到什么格波胡克。她和麦克英特尔太太在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时，整整一星期都管他们叫格波胡克一家。

为了迎接他们，准备工作可真不少，因为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连一件家具、一条床单和一只碗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得从麦克英特尔太太自己废置不用的物件里拼凑。她们从这儿搜罗到一件不成套的家具，又从那儿搜罗到一件，再把印花的鸡饲料麻袋做成窗帘，因为红色麻袋不够，就做了两块红的，一块绿的。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她没多少钱，买不起窗帘。“他们不会说闲话。”肖特利太太说，“你以为他们能认得出颜色？”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过，这些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应该对获得的任何东西都心怀感恩。她说，想想看，他们交了多大的好运才能从那边逃到这儿来。

肖特利太太想起曾经看过一部新闻短片，光着身子的尸体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堆成小山，胳膊和腿缠在一起，一个脑袋耷拉在这儿，一个脑袋挤在那儿，一只脚，一个膝盖，应该被盖住的部分支棱了出来，一只举起的手里什么都攥不住。你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并且记在头脑中，画面就变了，一个空洞的声音说：“时光飞逝！”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欧洲发生，那里不如美国发达，肖特利太太怀着优越感，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他们格波胡克一家就像是带着伤寒病毒的老鼠，会直接把所有杀人的法子都远渡重洋带到这里。如果他们在那儿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对其他人如法炮制？这个问题的宽泛度差点吓到了她。她的胃像小腹中发生地震一般微微抽搐，她不由自主下山，前去接受介绍，像是打算立刻探究出他们的勾当。

她走上前去，挺着肚子，仰着脑袋，抱着胳膊，靴子轻轻地拍打着粗壮的双腿。距离那群比手画脚的人十五英尺远处，她停下脚步，注视着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后颈，让他们意识到她的存在。麦克英特尔太太是个六十岁的矮个儿女人，长着一张皱巴巴的圆脸，红色的刘海几乎盖住两条描得高高的橘红色眉毛。她有一张小小的娃娃嘴，睁大眼睛的时候，眼珠是淡蓝色的，但是她眯起眼睛检查牛奶罐时，却像是钢铁或花岗岩。她死了一个丈夫，离过两次婚，肖特利太太尊敬她，没人能糊弄她——哈哈，或许除了肖特利一家。她伸手指指肖特利太太，然后对鲁道夫说：“这是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先生是我的牛奶工。肖特利先生呢？”肖特利太太仍然抱着胳膊走上前来，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想让他见见古扎克一家。”

现在又变成古扎克了。她不想当面叫他们格波胡克。“强西在谷仓里，”肖特利太太说，“他可不像那些黑人，没工夫在灌木丛里休息。”

她的视线先是掠过这群难民的头顶，然后慢慢往下盘旋，如同滑翔在空中的秃鹰，直到找到尸体的残骸。她站得远远的，这样那个男人就没法亲吻她的手。他用绿色的小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咧开一个大大的微笑，嘴里的一边没有牙齿。肖特利太太不苟言笑，把注意力转向那个站在母亲身边晃着肩膀的小女孩。她长长的头发编成两根羊角辫，她虽然有个虫子的名字，但不可否认是个美人儿。她比肖特利太太的两个女儿安妮·莫德和萨拉·梅都要好看，那两个女儿一个快要十五岁，一个快要十七岁，但是安妮·莫德不长个子，而萨拉·梅的一只眼睛斜视。她又把这个外国男孩和自己的儿子H.C.比较，H.C.大大占了上风。H.C.二十岁了，身材和她一样，戴着眼镜。他现在去了主日学校，毕业以后要建立自己的教堂。他有一副浑厚美妙的好嗓子，适合唱赞美诗，什么东西都推销得出去。肖特利太太看着牧师，想起来这些人没有高尚的信仰。无从知晓这些人信仰什么，因为愚昧还没有被革除。她眼前再次浮现出堆满尸体的房间。

神父自己也用外国腔说话，他说着英语，却像是塞了一喉咙的稻草。他长着一只大鼻子，秃头，长方脸。她打量着他的时候，他张开大嘴，指着她身后说：“啊！”

肖特利太太转了个身。孔雀站在她身后几尺远的地方，微微昂着脑袋。

“多美的鸟儿啊！”神父咕哝着。

“不过是多了一张要喂的嘴。”麦克英特尔太太朝孔雀瞥了一眼。

“它什么时候会开屏呢？”神父问。

“得看它高兴，”她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二三十只孔雀，我让它自生自灭了。我不喜欢半夜里听到它们叫个不停。”

“太美了。”牧师说，“满满一尾的阳光。”他轻轻踮脚走过去，低头看孔雀的背，精美的金绿色图案从那儿开始蔓延。孔雀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刚从阳光充沛的高处下来，供他们欣赏。神父其貌不扬的红脸俯在上方，泛着喜悦的光芒。

肖特利太太不悦地往一边撇撇嘴。“不过是只孔雀而已。”她低声说。

麦克英特尔太太挑起橘红色的眉毛，递了个眼神，像是在说老头不过是童心未泯罢了。“哦，我们得带古扎克一家去看看他们的新家。”她不耐烦地说完，把他们赶回车里。孔雀朝着两个黑人藏身的桑树走去，神父转回聚精会神的脸，坐上车，把这群难民带去他们要住的棚屋。

肖特利太太一直等到轿车在视野中消失，才绕到了桑树后面，站在距离两个黑人身后大概十英尺处，一个老头拎着半桶牛食，另一个皮肤发黄的男孩生着一只土拨鼠似的脑袋，戴着顶圆圆的毡帽。“唔，”肖特利太太慢慢说，“你们已经看得够久了，觉得他们怎么样？”

老头阿斯特直起身来。“我们一直在看，”他像是在对她说着什么新闻，“他们是谁？”

“他们从海那边过来，”肖特利太太挥了挥胳膊，“就是所谓的难民。”

“难民，”他说，“哦，天哪！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又没地方去——好比你从这儿跑了，又没人收留你。”

“但他们像是要待在这儿。”老头思忖着说，“要是他们待在这儿，不就有地方住了吗？”

“是啊，”另一个人应和着，“他们要待在这儿。”

黑人的思维缺乏逻辑常常激怒肖特利太太。“他们没有待在应该待的地方，”她说，“他们应该回到那边去，那边的一切他们都熟悉。这里比他们来的地方先进。但是你们现在最好小心点，”她点点头说，“现在外面有成百上千像他们那样的人，我知道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年轻人问。

“现在住的地方不好找，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但是我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她扬声说。

“你什么都听得出。”老头说着向前倾了倾身子像是要离开，却又没有挪步。

“我听到她说，‘那群懒惰的黑鬼这回要知道敬畏上主了！’”肖特利太太响亮地说。

老头起身离开。“她一天到晚说这个。”他说，“哈哈，真的。”

“你最好去谷仓里帮帮肖特利先生，”她对另一个黑人说，“你以为她付工钱给你是干吗的？”

“是肖特利先生打发我出来的，”黑人咕哝着，“是他叫我去干别的。”

“那你最好马上就去干。”肖特利太太站在原地直到他离开，然后又站了一会儿，思忖着，无神的目光落在孔雀的尾巴前方。孔雀跳在树上，尾巴垂落在她跟前，上面满是长着眼睛的耀眼行星，每只眼睛都镶嵌着绿边，一会儿金色一会儿橘色的阳光在上面闪烁。她原本或许会看到一幅宇宙图景，但是她心不在焉，也没有注意到天空中的斑点打破了树木沉闷的绿色。她的心里有一幅图景。她看到成千上万的黑人正朝这片新大陆涌来，而她自己则像一个巨大的天使，伸出像房子一样宽阔的翅膀，告诉黑人，他们得另觅他处。她转向谷仓的方向，沉思着，露出傲慢满足的表情。

她斜斜走向谷仓，在别人看到她之前便能往里望一眼。强西·肖特利先生正蹲在门口一头黑白花大奶牛脚边，调整最后一台挤奶机。他的下唇中间衔着一根半寸长的香烟。肖特利太太仔细地观察了一小会儿。“她要是看到或者听说你在谷仓里抽烟，会大发雷霆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抬起一张刻满皱纹的脸，他脸颊凹陷，生着水泡的嘴角两边有两道长长的法令纹。“你会告诉她吗？”他问。

“她自己长着鼻子。”肖特利太太说。

肖特利先生看似随意地使出自己的绝招，他用舌尖卷起烟头，吞进嘴里，然后紧闭着嘴唇站起来，走出谷仓，赞许地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的老婆，把灭了的烟屁股啐进草丛里。

“呃，强西。”她说，“呃，呃。”她用脚尖挖了个小洞，把烟屁股埋了起来。肖特利先生的这种把戏实际上是在示爱。他追她的时候，既没有弹吉他，也没有送给她任何漂亮玩意儿，而是坐在她家门廊台阶上，一言不发，模仿瘫痪的人，撑起身体吞云吐雾。等香烟烧到合适的长度，他便满怀爱意地注视着她，张开嘴，把烟屁股含进去，然后坐在那儿，假装吞了下去。他每次这么干，她就爱得发狂，恨不得把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抱着他死在一起。

“哦。”她跟在他身后走进谷仓，“格波胡克家的人来了，她想让你见见他们，她问，‘肖特利先生呢？’我说，‘他没空……’”

“肯定是叫我帮他们拎行李。”肖特利先生蹲回奶牛旁边。

“你觉得那男人连英文都听不懂，能开拖拉机吗？”她问，“我觉得她在他们身上花这些钱根本不值得。那个男孩会说英文，但是他看起来太秀气了。能干活的不能说英文，能说英文的不能干活。她还不如多雇几个黑人呢。”

“要是我的话就雇黑人。”肖特利先生说。

“她说外面还有成百上千那样的难民，她想要多少，神父就能帮她弄来多少。”

“她最好别和那个神父纠缠不清。”肖特利先生说。

“神父看上去不聪明，”肖特利太太说，“——有点蠢。”

“我才不需要罗马教皇教我怎么挤奶。”肖特利先生说。

“他们不是意大利人，是波兰人，”她说，“波兰尸体成堆。你还记得那些尸体吗？”

“我猜他们最多待三个星期。”肖特利先生说。

三个星期后，麦克英特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一起开车去甘蔗地，看古扎克先生操作青贮切割机，这台新机器是麦克英特尔太太刚买的，因为她说，第一次有人可以操作了。古扎克先生会操作拖拉机、旋转干草捆扎机、青贮切割机、收割机、碾磨机，她有的机器，他都会用。他是个能干的技工、木匠、泥瓦匠。节俭，有干劲。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单单是维修费用，他一个月就能替她节省二十块。她说雇佣他是她这辈子干过最漂亮的事。他会用挤奶机，而且特别爱干净，从来不抽烟。

她把车停在甘蔗地边上，她们下了车。年轻的黑人萨尔克正把大车往青贮切割机上套，而古扎克先生正把青贮切割机接上拖拉机。他先干完手上的活，把碍事的黑人男孩推开，自己把大车套上了切割机，怒气冲冲地打手势要锤子和螺丝起子。他的手脚太利落，别人帮不上忙。黑人让他不耐烦。

上个星期吃午饭的时候，他正好碰见萨尔克拿着麻袋偷偷钻进关小火鸡的鸡棚。他看到萨尔克从空地上抓了一只大到能烤了吃的火鸡，塞进麻袋，把麻袋藏在外套底下。他跟着萨尔克走到谷仓，把他扑倒，拖到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后门，在她跟前把刚刚发生的一切演示了一遍，而黑人在旁边咕哝着抱怨说，如果他偷了火鸡，万能的主就赐他一死，他只不过把鸡抓出来，往它头上涂黑鞋油，因为它脾气暴躁。他在耶稣面前发誓说，如果有半句假话，万能的上帝就赐他一死。麦克英特尔让他把火鸡放回去，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和波兰人解释说所有的黑人都偷东西。她最后不得不把鲁道夫叫来，和他说英语，再让他用波兰语向他父亲转述，古扎克先生走的时候一脸震惊和失望。

肖特利太太站在旁边，巴望着青贮切割机出点问题，但是一切正常。古扎克先生的身手迅速准确。他像只猴子似的跳上拖拉机，把巨大的橙色切割机拖进田里；不出一会儿，绿色的青贮就从管子里喷入大车。他沿着一排排甘蔗颠簸前进，直到消失不见，机器的轰鸣声也渐渐远去。

麦克英特尔太太高兴地松了口气。“终于，”她说，“我有了一个可靠的人。这么多年来我都被一群废物扰得团团转。废物啊。没用的白人渣滓，还有黑人。”她嘀咕着。“他们已经把我榨干了。在你们之前，我雇过瑞菲尔德家、考林斯家、杰瑞尔家、博金家、品金家、赫瑞家，天知道还有哪家，没有一家走的时候不从我这儿顺手牵羊的。一家都没有！”

肖特利太太镇静地听着，因为她明白，如果肖特利太太把她也看成渣滓的话，她们就不会在一起讨论渣滓了。她们都不喜欢渣滓。麦克英特尔太太继续长篇大论，肖特利太太已经听过不知多少次了。“我管理这个地方整整三十年，”她紧锁着眉头眺望田野，“常常差点就撑不过去。别人都觉得我有钱。我得缴税，交保险，付维修费，买饲料。”她振作起来，挺起胸膛，小小的手抱住胳膊肘。“自从法官死后，”她说，“我差点入不敷出，他们走的时候还个个顺手牵羊。黑人不走——他们待在这儿偷。黑人觉得有钱人他都能偷，白人渣滓觉得有钱人都雇得起他们这样不中用的货色。我有的只不过是脚下的泥土！”

肖特利太太心想，人来人走还不是你说了算，不过她并不总是把心里话说出来。她站在一旁，等麦克英特尔太太把话说完，但是这次的结束语和往常不一样。“不过我终于得救了！”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一人受苦，他人获益。那个人，”她指着难民消失的地方，“——他得干活！他想干活！”她转向肖特利太太，皱巴巴的脸容光焕发。“那个人是我的救世主！”她说。

肖特利太太直直看着前方，视线仿佛穿透了甘蔗地和山丘，刺向另外一边。“我怀疑救世主是恶魔派来的。”她慢吞吞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麦克英特尔太太严厉地看着她。

肖特利太太摇摇头，不再说话。事实上她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她之前从没仔细思忖过恶魔，因为觉得宗教从本质上来说，是那些没脑子的人用来驱邪的。而对她这样的聪明人来说，宗教不过是一种唱唱圣歌的社交活动；要是仔细想过，她会把恶魔当成首领，把上帝想成拥趸。难民们的到来，让她不得不把很多事情重新想一想。

“我知道史莱吉韦格对安妮·莫德说了什么，”她说，而麦克英特尔太太谨慎得没有发问，却俯身折断一根檫树的嫩枝嚼了起来，于是她用一种欲言又止的口吻继续说，“他们四个人一个月拿七十块，待不长的。”

“给他加点工钱也值，”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他给我省了钱。”

这就差不多是在说强西从来没替她省过钱。强西早晨四点就起床给她的奶牛挤奶，不畏严寒酷暑，而且坚持了两年。他们是跟随她时间最长的人。他们得到的感恩却是她暗示说他们从没为她省过钱。

“肖特利先生今天好点了吗？”麦克英特尔太太问。

肖特利太太觉得她差不多该问起这件事了。肖特利先生已经生病卧床两天。古扎克先生除了自己的活之外，还接手了挤奶的活。“没有，”她说，“医生说他操劳过度。”

“要是肖特利先生操劳过度，”麦克英特尔太太说，“那他一定还兼了其他私活。”她几乎眯着眼睛看着肖特利太太，像是在打量牛奶罐头的罐底。

肖特利太太一言不发，但是她心中的疑虑如同黑暗的雷云。事实上肖特利先生确实在偷偷干私活，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麦克英特尔太太管不着。肖特利先生制作威士忌。他在这地方最偏僻的角落里有个小小的作坊，当然是在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土地上，但是麦克英特尔太太只是名义上拥有那块地，并没有开垦，那是一块与任何人无关的荒地。肖特利先生不怕干活。他早晨四点起床挤牛奶，中午应该休息的时候，他便去料理作坊。不是每个男人都能这么干活的。黑人知道他的作坊，但是他也知道他们的，所以彼此相安无事。不过这个地方现在有外国人了，这些人全知全觉却不通人情，来自战火不断的国家，宗教也没有经历革新——这样的人，你时刻都得提防。她觉得应该有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没理由不能继续待在那儿，取代那些死于战争和屠杀的人。

“还有，”她突然说，“史莱吉韦格说，他爸爸一有钱就要买辆二手车，一旦他有车了，他们就会离开你。”

“我付给他的钱他存不下来，”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不担心这个。当然，”她说，“如果肖特利先生不能干活，我就得让古扎克先生一直挤奶，那就得多付他些钱了。他倒是不抽烟。”这已经是她一周里第五次指出这点了。

“没有人干活比强西努力，”肖特利太太强调说，“没有人挤奶比他熟练，没有人比他更像基督徒。”她抱着胳膊，目光探向远方。又响起拖拉机和青贮切割机的轰鸣声，古扎克先生从那排甘蔗的另一头绕了一圈回来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她嘀咕着。她思忖着要是那个波兰人发现了强西的作坊，是不是能认得出来。那些人麻烦就麻烦在，你说不准他们知道些什么。古扎克先生一笑，欧洲就出现在肖特利太太的想象中，神秘、邪恶，根本就是恶魔的试验站。

拖拉机、青贮切割机和大车轰隆隆地颠簸着，从他们跟前轧过。“要是让人和骡子来干这活，还不知道要干多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嚷嚷着，“照这个速度，我们两天就能把整片地收割完。”

“可能吧，”肖特利太太嘀咕着，“只要不发生可怕的事故。”她想着拖拉机竟然让骡子变得不值一钱。如今骡子已经没用了。她提醒自己说，接下来就轮到黑人了。

下午，她对正在牧场上往施肥机里添肥料的阿斯特和萨尔克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她坐在小棚下面的盐砖旁边，肚子贴着膝盖，胳膊搁在肚子上。“你们这些黑人最好都当心点，”她说，“你们知道的，从一头骡子身上能捞到多少。”

“什么都捞不到，真的，”老头说，“一点都捞不到。”

“没有拖拉机的时候，”她说，“骡子还有用。没有难民的时候，黑人还有用。快了快了，”她预言，“很快就没有黑人讲话的份了。”

老头礼貌地笑笑。“没错，”他说，“哈哈。”

年轻人什么都没说。他一脸阴沉，等肖特利太太回屋以后，他说：“大肚婆搞得好像无所不知。”

“没事，”老头说，“你地位太低，没人会和你争论这个。”

直到肖特利先生又回去挤奶了，她才对他讲起对小作坊的担心。一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她说：“那个男人鬼鬼祟祟的。”

肖特利先生把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胸口，作挺尸状。

“鬼鬼祟祟的，”她继续说，用膝盖用力踢了踢他的身侧，“谁猜得透他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谁知道要是他发现了，会不会马上去告诉她？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欧洲不酿酒？他们会开拖拉机。他们什么机器都会用。你倒是说啊。”

“别烦我。”肖特利先生说，“我是个死人。”

“他那双小眼睛一看就是外国人，”她嘀咕着，“还有他耸肩的样子，”她支起肩膀耸了几下，“他怎么老耸肩呢？”她问。

“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死透了，就没有麻烦了。”肖特利先生说。

“那个神父，”她咕哝着，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他们在欧洲可能有其他酿酒的办法，但是我估计他们都知道。他们满脑子歪门邪道。他们没有开化革新过。他们的信仰和一千年前没有差别。只能是恶魔干的。总是打来打去。争论不休。然后把我们扯进去。他们不是已经把我们扯进去两次了吗，我们还傻头傻脑地过去，帮他们摆平，然后他们再回到这里，四处打探，发现你的作坊以后再去向她汇报。时刻准备亲吻她的手。你在听我说吗？”

“没有。”肖特利先生说。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不管是不是说英语，要是你说什么他都懂我也不吃惊。”

“我不会说其他话。”肖特利先生喃喃。

“我怀疑，”她说，“不出多久，这儿就没有黑人了。我告诉你，我宁可要黑人，也不要那些波兰人。还有，到时候我要护着黑人。你回想一下格波胡克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和他们握手的，像是不知道区别似的，像是他和他们一样黑，但是他发现萨尔克偷火鸡时，却逮了个正着去告诉她。我知道萨尔克在偷火鸡。我本可以自己去告诉她的。”

肖特利先生呼吸轻柔，像是已经睡着了。

“黑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朋友。”她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从史莱吉韦格那儿打听到很多事。史莱吉韦格说他们在波兰住在一幢砖屋里，一天晚上，一个男人过来叫他们天亮前离开。你相信他们曾经住在砖屋里吗？

“扯淡，”她说，“完全是扯淡。我觉得木屋就够好了。强西，”她说，“转过来。我不想看到黑人被亏待，然后跑掉。我很同情黑人和穷人。我一直这样不是吗？”她问，“我是说，我向来都是黑人和穷人的朋友吧？”

“到时候，”她说，“我要站在黑人一边。我不会眼睁睁看着神父把黑人统统赶走的。”

麦克英特尔太太买了个新拖耙，和一辆带升降机的拖拉机，因为她说自己头一次雇到了会操作机器的人。她和肖特利太太开车去后面的田野检查前一天他耙过的地。“干得太漂亮了！”麦克英特尔太太环顾着起伏的红土地。

自从难民开始为麦克英特尔太太干活，她就变了，肖特利太太仔细地观察到了这些变化：她言行举止像个暗地里发了财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肖特利太太袒露心扉。肖特利太太怀疑神父是变化的根源。他们都很狡猾。起初他带她进教堂，接着他便把手伸进她的钱包。唉，她真是太傻了！肖特利太太自己有一个秘密。她知道难民正在做一件会把麦克英特尔太太击溃的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他每个月赚七十块钱，在这儿待不久。”她咕哝着。她打算保守这个秘密，只有肖特利先生知道。

“嗯。”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可能得撵走一个人，好付他更多的钱。”

肖特利太太点点头，表示她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我不是说那些黑人不应该被赶走，”她说，“但是他们只能尽力干好自己会干的活，你让他们干活就得在旁边盯着他们干完。”

“法官也是这么说的。”麦克英特尔太太赞许地看着她。法官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块地方是他留下来的。肖特利太太听说麦克英特尔太太嫁给他的时候，她三十岁，他七十五岁，麦克英特尔太太以为丈夫一死，她就会变成有钱人，但是那个老头是个恶棍，清算遗产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一个子都没有。他留给她的就是这五十英亩地和一幢房子。但是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起他的时候总是满怀敬意，常常引用他的话，像是“一人受苦，他人获益”，以及“你知道的魔鬼要好过你不知道的魔鬼”。

“但是，”肖特利太太说，“你知道的魔鬼要好过你不知道的魔鬼”。她不得不转过头去，不让麦克英特尔太太看到她在偷笑。她从老头阿斯特那儿打听到了难民在搞什么勾当，除了肖特利先生，她谁都没告诉。肖特利先生听了像爬出坟墓的拉撒路一样，从床上直直跳了起来。

“闭嘴！”他说。

“真的。”她说。

“不可能。”肖特利先生说。

“真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直直地躺回去。

“波兰人什么都不懂。”肖特利太太说，“我觉得都是神父教唆他干的。都怪神父。”

神父不时过来看看古扎克一家，也会顺路拜访麦克英特尔太太，他们会在这儿四处走走，她指给他看改观的地方，听他说个不停。肖特利太太突然意识到，神父是在说服麦克英特尔太太再雇一家波兰人过来。要是有两家人在这儿，他们就只说波兰语了呢！黑人们走了以后，两家人一起对付肖特利先生和她自己！她开始想象一场语言之战，看见波兰词语和英语词语彼此对抗，围追堵截，没有句子，只有词语，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破口大骂，尖声尖气，围追堵截，扭成一团。她看见肮脏的、全知的、未经革新的波兰词语往干净的英语词语上扔泥巴，直到每个词语都变得一样脏。她看见所有死去的脏字儿堆在房间里，他们的词语和她的词语像新闻短片里的裸尸一样堆在一起。她无声地哭喊着：“主啊，把我从撒旦的肮脏势力中拯救出来吧！”从那天起，她特别专注地读起了《圣经》。她细读了《启示录》，引用《先知书》里的话，不久，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沉的思考。她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意义是一个预先计划好的谜。她怀疑自己是这个计划中特殊的一部分，因为她是个强者，对此她一点也不吃惊。她发现全能的主创造出强者，让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她感到自己被召唤的时候会做好准备。此刻她觉得自己的任务是监视神父。

神父的来访愈发激怒她。上次他来的时候，到处拾羽毛。他找到两根孔雀羽毛、四五根火鸡羽毛、一根棕色母鸡的羽毛，像捧着束花似的带走了。这种愚蠢的举动完全没有骗过肖特利太太。他就在这儿：把游荡的外国人带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引起纠纷，驱赶黑人，在正义之士里安插巴比伦大荡妇！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她都藏在暗处监视他，直到他离开。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产生了幻觉。肖特利先生膝盖疼，于是她去替他赶牛，她抱着胳膊慢慢穿过牧场，注视着远处低低的云层，像一排排白色的鱼被冲刷到浩瀚的蓝色沙滩上。走完一个斜坡后她停了停，筋疲力尽地喘着气，因为她太重了，而且也不复年轻。不时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像小孩的拳头似的，在她的胸口一紧一松，这种感觉出现时，她的思绪一下子停滞了，就像一具巨大的躯壳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但是她腿脚抖也不抖地爬上了斜坡，站在坡顶，颇为自得。她正看着的时候，天空突然像舞台帷幕一样从两边合上，一个巨大的身影站立在她面前。像晌午的太阳般泛着白金色的光芒。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周围飞快转动着火轮，火轮里有凶狠的黑眼睛。她无法判断这个身影是要向前还是向后，因为它光芒万丈。为了看清楚，她闭上眼睛，它变成了血红色，轮子变成了白色。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说出了那个词：“预言！”

她站在那儿，稍稍蹒跚，却站得笔直，她紧闭双眼，握住拳头，遮阳草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邪恶民族的子孙将被屠杀，”她大声说，“腿安在原本胳膊的位置，脚对着脸，耳朵长在手掌里。谁还是完整的？谁还是完整的？谁？”

她立刻睁开眼睛。天空里布满白色的鱼，被看不见的浪头懒懒地托住，远处被淹没的片片阳光不时闪现，像是正被冲刷到彼岸。她木然地把一只脚踏在另一只前面，直到穿过牧场，来到场院。她晕头转向地走过谷仓，没有和肖特利先生说话。她继续沿路往前走，直到看到神父的车停在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屋前。“又来了。”她嘀咕着，“来搞破坏。”

麦克英特尔太太和神父在院子里散步。为了不和他们迎面撞上，她左转钻进了饲料屋，这是一个单间的棚屋，一边堆着装饲料的印花麻袋。一个角落里散落着牡蛎壳，墙上贴着几张脏兮兮的旧日历，上面印着牛饲料和各种专利药的广告。有一张画上印着一个穿礼服留胡子的绅士，他握着瓶子，脚下有一行字：“这个神奇的发现治好了我的便秘。”肖特利太太一直感觉和这个男人很亲近，他像是她熟识的一位大人物，但是现在她满脑子都是神父危险的存在。她站在两块木板的缝隙后面向外张望，看到神父和麦克英特尔太太正漫步走向饲料屋旁边的火鸡孵化棚。

“啊！”他们走近孵化棚的时候神父说，“看那些小鸡仔！”他俯身透过铁丝网眯眼往里看。

肖特利太太撇撇嘴。

“你觉得古扎克一家会离开我吗？”麦克英特尔太太问，“你觉得他们会去芝加哥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吗？”

“他们现在干吗要这么做？”神父用手指逗弄着一只火鸡，大鼻子靠在铁丝网上。

“为了钱。”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啊，那就多给他们一点钱。”他漠不关心地说，“他们也得过日子啊。”

“我也是啊。”麦克英特尔太太嘀咕，“这样的话，我就得撵走其他人。”

“肖特利一家干得还满意吗？”他问，他对火鸡的兴趣明显更大。

“上个月我有五次发现肖特利先生在谷仓里抽烟，”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五次。”

“那黑人怎么样？”

“他们撒谎、偷东西，整天都得看着他们。”她说。

“啧啧。”他说，“你打算让谁离开呢？”

“我打算明天通知肖特利先生，让他在一个月内离开。”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神父正忙着把手指伸进铁丝网里，像是没听到她说的话。肖特利太太一屁股坐在一袋敞口的产卵鸡饲料上，周围扬起一片饲料粉末。她发现自己正直直盯着对面的墙，日历上的绅士握着神奇的发现，但她却视而不见。她看着前方，似乎什么都没看见。接着她起身跑回了家，脸红得像爆发的火山。

她打开所有的抽屉，从床底下拖出盒子和破旧的行李箱。她不停地把抽屉里的东西统统倒进盒子，都顾不上摘下头上的遮阳帽。她让两个女儿也跟着一起干。肖特利先生进来的时候，她看都不看他，只是用一只胳膊继续打包，一只胳膊指着他说：“把车开到后门，你不想等着被撵走吧。”

肖特利先生这辈子都没有质疑过她的无所不知。他用半秒钟思索了整件事情，便沉着脸退出门去，把车开到了后门。

他们把两个铁床绑上车顶，床里面塞着两把摇椅，又在摇椅间卷了两张床垫。顶上绑了一箱鸡。车里装满旧的行李箱和盒子，留了一小块地方给安妮·莫德和萨拉·梅。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半夜，肖特利太太决心已定，他们要在凌晨四点前离开这里，并且认定肖特利先生不应该再在这儿调试挤奶机。她一直在干活，脸色飞快地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

黎明之前下起毛毛细雨，他们准备上路。一家人挤进车里，蜷在盒子、包袱和一捆捆铺盖中间。方方正正的黑色汽车启动时发出比平常更响的咯吱声，像是在抗议负重。后座上，两个瘦高的金发女孩坐在一叠盒子上，一只比格猎犬和一只带了两只猫仔的猫藏在毯子底下。车子像一辆超载又漏水的方舟，慢慢离开他们的棚屋，经过麦克英特尔太太的白房子，她正在沉沉的睡梦中——根本不知道今天早晨肖特利先生不会帮她的奶牛挤奶了——经过山顶上波兰人的棚屋，沿路往下向大门驶去，两个黑人正一前一后地走去帮忙挤奶。他们直直望着这辆车和车里的人，但即便昏黄的车灯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也礼貌地表现得什么都没看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觉得眼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超载的车或许只是昏暗的清晨飘过的一团迷雾。他们继续匀速前进，没有回望。

空中升起一轮暗黄色的太阳，天空和公路一样平滑灰暗。崎岖不平、杂草丛生的田野往公路两边延伸出去。“我们去哪儿？”肖特利先生第一次发问。

肖特利太太坐着，一只脚搁在包袱上，膝盖抵着肚子。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几乎戳到她的鼻子底下，萨拉·梅光着的左脚支到前座，碰到她的耳朵。

“我们去哪儿？”肖特利先生又问了一遍，她依然没有回答，于是他转过头来看着她。

燥热慢慢膨胀，蔓延到她的整张脸，像是要涌起来做最后一击。尽管一条腿蜷在身子下面，一个膝盖几乎顶到脖子，她仍然坐得直直的，但是冷冷的蓝眼睛毫无神采。眼睛里的一切景象仿佛都翻了个面，看向她的内心。她突然同时抓住肖特利先生的手肘和萨拉·梅的脚，拉扯起来，像是要把这两截多余的肢体安在自己的身上。

肖特利先生骂骂咧咧地立刻停车，萨拉·梅嚷嚷着要下车，但是肖特利太太似乎打算立刻把整辆车重新布局。她拍拍前面，拍拍后面，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抱在怀里，肖特利先生的头、萨拉·梅的腿、猫、一捆白色的铺盖、自己像大大的满月似的膝盖；接着她脸上的狂怒突然转变成惊愕，抓着东西的手也松开了。一只眼睛向另一只靠拢，她一动不动，仿佛安静地崩溃了。

两个女孩不知道她怎么了，开口说：“我们去哪儿，妈妈？我们去哪儿？”她们以为她是在开玩笑，而父母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似乎正在装死。她们不知道母亲经历了很多，在曾经属于她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容身之地。她们被眼前平滑灰暗的公路吓到了，不断用越来越尖利的声音一遍遍问：“我们去哪儿，妈妈？我们去哪儿？”而母亲巨大的身躯依然靠在座位上，眼睛像是蓝色的玻璃，仿佛第一次认真凝视着祖国广袤的边境。

2

“好啦，”麦克英特尔太太对老黑人说，“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行。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扫，而她手里握着个耙子，不时从角落里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块老黑人没有清扫到的湿湿的地面。发现肖特利一家离开时她很高兴，这样她就不用撵他们走。她雇的人总是离她而去——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人。她雇过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难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们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说过，世事两难全，而且她对难民很满意。“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她又满意地说了一遍。

“我和您，”老头弯腰把锄头拖到了饲料架底下，“还在这儿。”

她准确捕捉到了他语气中的意味。一道道阳光透过开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着他修长的双手握着锄头，佝偻衰老的身影凑在手上。她对自己说，或许你到这儿的时间比我早，但看来等你走了我还在这儿。“我半辈子都在应付没用的人，”她严肃地说，“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黑人和白人，”他说，“是一样的。”

“我熬到头了。”她又说了一遍，飞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领子，她把罩衫当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着一顶黑色宽檐儿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块买的，现在被用作遮阳帽。“钱是罪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痛恨金钱。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是因为流通的钱太多。”

老黑人认识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穷得雇不起黑人干活。”他说，“他说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来了。”

她身体前倾，手叉在胯上，伸着脖子说：“哼，那天已经快要到来了，我告诉你们每个人：你们最好放聪明点。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现在有干活的人。”

老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搭话，什么时候不应该。他最后说：“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还不是最差劲的。”她说，“我清清楚楚记得加利特家。”

“他们后面是考林斯家。”他说。

“不对，是瑞菲尔德家。”

“主啊，瑞菲尔德家！”他咕哝着。

“他们没一个人想干活。”她说。

“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颂，“但是过去从没有过一个人，”他直起身子来和她面对面，“和现在这个人一样。”他肤色发黄，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挂在蛛网背后。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锄头，把刨花堆到独轮车旁边。她冷冷地说：“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扫谷仓的那点时间里，他都已经清扫完了。”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嘀咕着。

“是从波兰来的。”

“波兰和这儿不一样。”他说，“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叽里咕噜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她说，“你对他有什么看法的话，就大声说出来。”

他一言不发，颤颤巍巍地蜷起膝盖，用耙子慢慢清理饲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汇报。”她说。

“不是说他应该不应该做，”他嘀咕着，“而是别人都不那么做。”

“你对他没意见吧。”她简慢地说，“他要在这儿待下去。”

“我们只不过是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低声说着，露出礼貌的笑容。

“时代变了。”她说，“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吗？它在膨胀。人太多了，只有聪明、节俭、有干劲的人才能生存。”她在手掌上敲出聪明、节俭、有干劲这几个词语。穿过长长的隔栏一路望过去，她看见难民正握着绿色的水管站在敞开的谷仓门边。他的身影僵硬，她觉得自己得慢慢地走近他，即便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认定这是因为她无法和他轻松攀谈。每次和他说话，她发现自己都在嚷嚷和不住地点头，而且她发觉总有个黑人躲在最近的棚屋里监视。

“真的！”她坐在饲料架上抱起胳膊。“我想好了，我在这儿遇上的渣滓已足够耗尽我一辈子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和肖特利家、瑞菲尔德家或考林斯家搅在一起，世界上有的是干活的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多余的人？”他问。

“人都是自私的。”她说，“他们生了太多孩子，已经丧失理智。”

他抓起独轮车把手，退出门去，又停下来，半边身体在阳光里，他站在那儿嚼着口香糖，像是忘了该往哪个方向去。

“你们这些黑人还没有意识到，”她说，“我是这儿管事的。如果你们不工作，我就赚不到钱来付你们工资。你们都倚靠我，但是你们每个人却表现得好像事情是倒过来的。”

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听到她的这番话。最后他推着独轮车走出门去。“法官说他知道的魔鬼好过他不知道的。”他口齿清晰地低声说，推着小车走了。

她起身跟在他后面，额头中间的红色刘海下出现一道深深的竖形凹槽。“法官早就不付这儿的账单了。”她尖声说。

他是这儿的黑人里唯一一个认识法官的，他以为这样就了不起。他看不起她的另外两位丈夫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她每次离婚，他都用含蓄礼貌的方式祝贺她。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在她的窗下干活。他自言自语，展开一场谨慎的、拐弯抹角的讨论，自问自答，反复几次。有一次她悄悄站起来，重重拉下窗户，以至于他差点跌倒。他偶尔和孔雀说话。孔雀跟着他溜达，眼睛稳稳地盯着他屁股口袋里支出来的玉米穗，或者，孔雀会坐在他身边啄自己。有一次她在敞开的厨房门边听到他对孔雀说：“我记得过去这儿有二十只孔雀，现在只有你和两只母鸡了。克鲁姆在的时候有十二只，麦克英特尔在的时候有五只。现在就剩下你和两只母鸡了。”

她立刻迈出门去站到门廊上说：“克鲁姆先生和麦克英特尔先生！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两个名字了。你搞搞清楚：等这只孔雀死了，就再也没有孔雀了。”

她之所以还养着这只孔雀不过是出于迷信，担心惹恼了坟墓里的法官。他喜欢看着孔雀们在周围走来走去，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有钱。她的三任丈夫里，法官和她最贴近，尽管她只亲手埋葬过他一个人。他就葬在后面玉米地圈出来的一小片祖坟里，和他的母亲、父亲、祖父、三个姑奶奶以及两个夭折的堂兄埋在一起。她的第二任丈夫克鲁姆先生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精神病院，她估计她的上一任丈夫麦克英特尔先生正在佛罗里达某个酒店房间里烂醉。但是法官和他的家人一起埋在玉米地里，永远在家。

她嫁给法官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她看上他的钱，但还有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承认的原因是，她喜欢他。他是个抽鼻烟的脏老头，在法院工作，有钱到全郡闻名，他穿短靴，系领结，穿黑色条纹的灰西装，不分冬夏地戴一顶发黄的巴拿马帽子。他的牙齿和头发都被烟草熏黄了，面孔是黏土般的粉色，坑坑洼洼的，上面布满一道道神秘的史前记号，像是和化石一起出土的。他身上总有股汗湿钞票的特殊气味，但是他从来不带钱，连一个子都不带。她为他做了几个月秘书，老头犀利的眼睛立刻发现这个女人爱慕他。他们结婚后的三年是麦克英特尔太太人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日子，但是他死了以后，她才知道他破产了。他留给她一幢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亩地，他在死前设法把树都砍了。这仿佛是他成功人生的最后一次胜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但是她活了下来。尽管遇见一连串连老头自己都很难对付的佃农和挤奶工，她还是活了下来，一直对付着一帮喜怒无常的黑人，甚至还时不时地与敲诈犯、牛贩子、伐木工人较劲，还有凑在一起开卡车来的买卖人，在院子里大声按喇叭。

她身体稍稍往后仰，在罩衫底下抱着胳膊，满意地看着难民关上水管，消失在谷仓里。她同情他，这个可怜人被逐出波兰，穿越欧洲，不得不栖身于陌生国家的一间棚屋里，但是她无需为此负责。她自己也有过艰难的处境。她知道什么是奋斗。人人都得奋斗。穿越欧洲来到这里的路上，古扎克先生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他可能奋斗得还不够。她给了他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对此心怀感恩。除了他干活努力外，她对他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她来说还不够真实。他就仿佛是她见证和谈论的奇迹，她却仍然无法相信。

她看见他从谷仓里出来，和正从场院后面走来的萨尔克打了招呼。他比画着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两个人便站在那里盯着看。她沿着小路朝他们走去。黑人的身影又高又懒，像平常那样傻乎乎地探着圆脑袋。他比白痴好不了多少，要真是白痴的话，多半是好工人。法官说过，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雇白痴黑人，因为他们不停地干活。波兰人飞快地比画。他把什么东西交给黑人男孩以后便走开了，她还没走到转弯处，就听到拖拉机的声响。他下田里去了。黑人原地站着，目瞪口呆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她走进场院，穿过谷仓，赞许地看着干净潮湿的水泥地。现在才九点半，肖特利先生从没在十一点之前洗干净过任何东西。她从谷仓另一头走出去时，看见那个黑人正在她跟前慢吞吞地斜穿过去，眼睛还盯着古扎克先生给他的东西，没有看到她。黑人停下脚步，蜷起膝盖，看着手里的东西，舌头在嘴巴里打着圆圈。他拿的是一张照片。他举起一根手指，轻轻地拂过照片的表面。接着他抬头看到她，一下子怔住了，举着手指，似笑非笑。

“你干吗不去田里？”她问。

他抬起一只脚，咧开嘴，拿着照片的手往屁股口袋里伸。

“那是什么？”她说。

“没什么。”他咕哝着，自觉地把照片交给了她。

照片上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白裙子，金色的头发上戴着花冠，浅色的眼睛向前望去，眼神安静温和。“这个孩子是谁？”麦克英特尔太太问。

“他的表妹。”男孩高声说。

“那你拿着照片干吗？”她问。

“她要嫁给我。”他的声音更响了。

“嫁给你！”她尖叫起来。

“我掏一半钱让她过来。”他说，“我每个星期付给那人三块钱。她现在长大了。她是他的表妹。她一心想要离开那儿，不在乎嫁给谁。”他大着嗓门连珠炮似的说，接着看着她的脸色，声音渐渐平缓起来。他注视着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像蓝色花岗岩，但是她没有看他。她沿路望去，远远传来拖拉机的声响。

“我想她是来不了了。”男孩咕哝着。

“我会帮你把钱都要回来的。”她不动声色地说，把照片对半折起，转身走了。从她矮小冷硬的身影完全看不出她非常震惊。

她一回房间就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把手压在心头，像是要把心脏摁住。她张开嘴巴，发出两三声干涩的轻吼。过了一会儿，她坐起来，大声说：“他们都一样。向来如此。”接着又直直地躺回去，“二十年来我不断遭受打击，他们甚至连他的坟也要扒！”想到这个，她便无声地哭了起来，不时用罩衫的卷边擦眼泪。

她想起的是法官墓碑上的小天使。有一天，老头在城里一家墓碑店的橱窗里看到一个裸着身子的花岗岩小天使。他立刻买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小天使的脸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有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在回家的火车上，他让小天使坐在他身边绿色的长绒坐垫上。麦克英特尔太太从没注意到她和小天使容貌间的相似。她觉得它非常吓人，但是当赫瑞家把它从老头的坟墓上偷走时，她还是震怒了。赫瑞太太觉得小天使很漂亮，常常跑去墓地里看它，赫瑞一家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天使，只剩下它的脚趾，因为赫瑞老头挥舞斧头的时候砍得稍微高了一点。麦克英特尔太太一直没钱再去买个新的。

她尽情哭完以后，起身来到后厅，这个密室般的地方又黑又安静，像个礼拜堂，她挨着法官黑色机械椅的椅边坐下，手肘撑在书桌上。这是一张巨大的卷盖书桌，上面都是文件格，里面塞满沾灰的文件。旧的银行存折和分类账本装在半开着的抽屉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空的，却上了锁，像壁龛似的放在中间。自打老头走后，她从未动过房间的这个角落。这是对他的纪念，有点神圣，因为他曾在这里打理工作。稍稍往旁边动一动，椅子就发出骷髅般刺耳的呻吟，听着像是他在抱怨没钱。他的第一条行为准则便是说话口气要像世界上最穷的人，她也学会了，不是因为他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当她皱紧眉头坐在空空的保险箱跟前时，她便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穷了。

她一动不动地在书桌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钟，接着像是累积了些力气，起身钻进车里，往玉米地开去。

道路穿过一片阴暗的松树丛，通往山顶，山上一大片绿穗般的树木像扇子似的连绵起伏。古扎克先生正绕着圈从玉米地的外围往中间收割，中心的墓地被玉米遮住了。她远远地看见他在山坡顶上坐在拖拉机上，身后是青贮切割机和大车。黑人还没来，他不时得从拖拉机上下来，爬进大车里把青贮散开。她站在黑色汽车跟前，不耐烦地看着，胳膊抱在罩衫底下，他慢慢沿着田地的边缘往前开，渐渐向她靠近，看见她朝他挥手，叫他下来。他停下机器，跳下车，一边跑上前来，一边用一块油腻腻的抹布擦着红红的下巴。

“我想和你谈谈。”她招呼他到林子边的树荫里来。他脱下帽子，笑着跟在她身后，但是当她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眉毛像蜘蛛脚一样又细又凶，不祥地纠在一起，深深的竖形凹槽从红色的刘海底下一直插到鼻梁。她从口袋里掏出折起来的照片，默默地交到他手上。接着她后退一步说：“古扎克先生，你要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弄到这儿来，嫁给一个肮脏的偷东西的白痴黑鬼！你真是一个禽兽！”

他接过照片，笑容又慢慢回到脸上。“这是我的表妹，”他说，“她那会儿十二岁。第一次领圣餐。现在十六岁了。”

禽兽！她对自己说，她看着他，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被帽子护着的额头和脑袋还是白色的，脸的其他部分都晒红了，覆盖着密密匝匝的黄色汗毛。他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是两颗闪亮的铆钉，眼镜靠近鼻梁的位置用捆干草的铁丝修补过。他的整张脸仿佛是由好几张脸拼起来的。“古扎克先生，”她起初说得很慢，接着越说越快，直到气喘吁吁地停顿在一个词语中间，“那个黑人不能娶一个欧洲来的白人老婆。你不能和黑人这么说话。你会刺激他，而且这是不可能的。或许在波兰可能，但是在这儿不可能，你得住手。这太蠢了。那个黑人没有脑子，你会刺激……”

“我表妹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他说。

“你的表妹，”她肯定地说，“不能过来和我的黑人结婚。”

“她十六岁，”他说，“在波兰。妈妈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营里等着。等了三年。”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翻来翻去，又找出另外一张照片，还是这个女孩，年长了几岁，穿着不像样的深色衣服。她靠在一面墙上，身边站着一个看上去没有牙齿的矮个儿女人。“她的妈妈。”他指着那个女人说，“她两年前死在集中营里了。”

“古扎克先生，”麦克英特尔太太把照片推回他手里，“我不想让我的黑人不高兴。这儿不能没有黑人。我可以没有你，但是不能没有黑人，如果你再对萨尔克提起这个女孩，你就不用再替我干活了。你明白吗？”

他一头雾水，仿佛要把头脑里所有的词语都拼在一起想个明白。

麦克英特尔太太想起肖特利太太的话：“他什么都明白，只是假装不懂，这样就能肆意妄为。”她的脸上又浮现出起初的震怒。“我不明白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她说，“会把一个无辜的可怜女孩带到这儿来，嫁给那样一个玩意儿。我不明白啊。不明白！”她摇摇头，蓝眼睛痛苦地望着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像是累了似的垂下胳膊。“她不在乎是不是黑人，”他说，“她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

麦克英特尔太太感到膝盖一软。“古扎克先生，”她说，“我不想再和你讨论这件事情了。如果再这样，你就得自己滚蛋了。你明白了吗？”

那张拼凑起来的脸没有说话。她感到他压根儿没有看她。“这是我的地盘，”她说，“我决定去留。”

“没错。”他重新戴上帽子。

“世界上的苦痛与我无关。”她想了想说。

“没错。”他说。

“你有一份好工作。你能待在这儿应该感恩，”她补充说，“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恩。”

“没错。”他稍稍耸耸肩，回到拖拉机里。

她看着他爬上拖拉机，发动机器开回玉米地里。他开过她身边，转了个弯，她爬上坡顶，抱着胳膊站着，严肃地眺望着田野。“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她咕哝着，“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我对付得了赫瑞家、瑞菲尔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对付古扎克家。”她眯起眼睛，视线聚焦在拖拉机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像是正通过瞄准镜盯着他。她一辈子都在和世界容不下的人斗争，现在她要对付一个波兰人。“你和其他人都是一路货色，”她说，“——不过是聪明、节俭、有干劲罢了，但我也一样。这是我的地盘。”她站在那儿，黑帽黑衫的矮小身影，一张苍老的天使般的脸庞，她抱着胳膊，像是没有什么能难得住她。但是她的心脏怦怦直跳，仿佛已经受了内在的打击。她睁开眼睛把整片田野尽收眼底，在她宽阔的视野中，拖拉机还不如一只蚱蜢大。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微风吹来，山坡两边的玉米晃动着掀起巨浪。庞大的青贮切割机单调地咆哮着，源源不断地把切碎的青贮粉末喷进大车。夜幕降临前，难民应该已经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两座山丘的两边只剩下残茬，中间的墓地像小岛一样升起，法官正微笑着躺在他被亵渎的墓碑下面。

3

神父用一根手指撑着温和的长脸，就炼狱大谈了十分钟，麦克英特尔太太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愤怒地眯眼看着他。他们在前廊上喝干姜水，她不断地晃着杯子里的冰块，珠串和手镯也晃个不停，像一头不安的小马驹把马具摇得叮当响。她低声说，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要留他，完全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她突然蹒跚着站起来，打断了他的爱尔兰土腔，像是钻头钻进了机械锯子。“听着，”她说，“我不懂神学。我是个务实的人！我想和你谈一下现实问题！”

“呃。”他呻吟着，刺耳的声音停止了。

她往自己的干姜水里倒了起码一指深的威士忌，这样她才能坚持到他离开，她笨拙地坐下，发现椅子比她预料中离得更近。“古扎克先生不行。”她说。

老头不无惊奇地挑起眉毛。

“他是多余的人，”她说，“他不适合这里。我得找到适合这里的人。”

神父小心地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耍了个小小的心机，沉默地等上一会儿，然后再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轨道。他差不多八十岁。她从没和神父打过交道，直到她在雇用难民的时候遇见这一位。他为她找来波兰人以后，便利用生意的机会向她传教——她知道他会这么做。

“给他点时间，”老头说，“他会学会适应的。你那只漂亮的鸟儿去了哪里？”他问道，接着说，“啊，我看到了！”他站起来向外望去，那只孔雀正和两只母鸡在草坪上紧张地迈着步子，它们长脖子上的毛竖着，孔雀是蓝紫色的，母鸡是银绿色的，在傍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古扎克先生非常能干，”麦克英特尔太太竭力用平稳的声音继续说，“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和我的黑人相处，他们不喜欢他。我不能没有黑人。我也不喜欢他的态度。他待在这儿，却丝毫不觉得感激。”

神父推开了纱门，准备告辞。“啊，我得走了。”他咕哝着。

“我告诉你，要是我能找到一个理解黑人的白人，我就要让古扎克先生跑路。”她说完再次站了起来。

神父转身看着她的脸。“他没有地方可去。”他说。接着他说：“亲爱的太太，我很了解你，你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赶他走的！”他没等她回答便挥了挥手，叽里咕噜说了一通祝福的话。

她生气地笑着说：“这一切又不是我造成的。”

神父的目光落在鸡和孔雀身上。它们走到了草地中间。孔雀突然停下来，向后弯起脖子，同时翘起尾巴，展开一片炫目的光芒。一层层饱满的小太阳飘浮在它头顶金绿色的迷雾中。神父张着下巴，看傻了眼。麦克英特尔太太心想从没见过这么蠢的老头。“耶稣降临时就是这样。”他欢快地大声说，用手擦了擦嘴，目瞪口呆地站着。

麦克英特尔太太露出一副清教徒似的古板神情，涨红了脸。谈及耶稣让她感觉难堪，就像谈论性会让她母亲觉得尴尬一样。“古扎克先生无处可去不是我的责任，”她说，“我不必为世界上所有多余的人负责。”

老头仿佛充耳不闻。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孔雀，孔雀迈着小步往后退，脑袋抵着开屏的尾巴。“变容啊。”他低声说。

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古扎克先生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儿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孔雀垂下尾巴，吃起草来。

“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来。”她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

老头心不在焉地笑了。“他是来救赎我们的。”他温和地握了握她的手，说他要告辞了。

要不是肖特利先生几个星期后又回来了，她就得重新去雇个人了。她并不希望他回来，但是当她看到那辆熟悉的黑色汽车一路开过来停在房子旁边时，感觉自己才是那个经历了痛苦的长途跋涉的归家之人。她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太太走了以后，她就没有人说话了，她跑到门口，期望能够看到她走上台阶。

肖特利先生一人站在那儿。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呢帽，穿着一件印有红蓝色棕榈树图案的衬衫，但是他那张被虫咬得起了水泡的长脸比一个月前更瘦了。

“呵！”她说，“肖特利太太呢？”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脸像是由内而外地发生了变化；他仿佛一个走了很久却滴水未沾的人。“她是上帝的天使，”他大声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她人呢？”麦克英特尔太太低声问。

“她死了，”他说，“她离开这儿的那天中风了。”他脸上有种死尸般的沉静。“我知道是那个波兰人杀了她。”他说，“她一开始就看穿了那个人。知道他是恶魔派来的。她告诉我的。”

麦克英特尔太太花了三天才接受了肖特利太太的死讯。她告诉自己，每个人都会觉得她们很亲密。她又雇了肖特利先生来干农活，尽管实际上没有了他妻子，她并不想要雇他。她告诉他，月底她会通知难民在三十天里离开，到时候他就可以重新干回挤奶的活。肖特利先生更喜欢挤奶的活，但是他觉得他可以等。他说看着波兰人离开这个地方会给他一点安慰，麦克英特尔太太说她会大感欣慰。她坦白说一开始她就应该知足，不该去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帮手。肖特利先生说他参加过一战，所以他从来不待见外国人，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他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都和我们不一样。他说他想起一张曾经朝他扔手榴弹的男人的脸，那个男人戴着小小的圆形眼镜，就和古扎克先生的一样。

“但是古扎克先生是波兰人，不是德国人。”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他们没有多大区别。”肖特利先生解释。

黑人们很高兴看到肖特利先生回来。难民要求黑人和自己一样卖力工作，而肖特利先生知道他们的局限。有肖特利太太看着的时候，他自己也向来不是一个好工人，现在没有了她，他更加健忘和磨蹭。波兰人和往常一样努力工作，仿佛并不知道自己快要被撵走了。麦克英特尔太太看到那些她觉得永远也干不完的活转瞬就干完了，可她铁了心要摆脱他。看见他矮小坚定的身影飞快地到处移动，她便怒不可遏，觉得自己被老神父耍了。他说过，如果难民不能令她满意，没有法律规定说她一定要把他留下，但是接着他又搬出道义责任。

她打算告诉他，她只对自己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她对为自己国家打过仗的肖特利先生负有责任，但是对只来这儿捞便宜的古扎克先生没有。她觉得在撵走难民前得先和神父说说清楚。到了月初，神父没有来，她决定晚几天再通知波兰人。

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说到做到。他不知道对于她的犹豫不决他还能忍多久。他私下以为她大概是心软了，担心把波兰人赶走以后他们找不到新的容身之所。他可以告诉她事实是这样的：如果她让波兰人走，不出三年，他就会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还架着电视天线。作为策略，肖特利先生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后门给她讲道理。“有时候白人得到的关照不及黑人。”他说，“但是这没关系，因为他终究是白人。但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看着远处，“一个为自己国家浴血奋战、甘心赴死的人，得到的照顾却比不上他的敌人。我问你：这样对吗？”他问她这种问题时会盯着她的脸，看看自己的话是否奏效。这段时间来她脸色不好。他留意到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之前只有他和肖特利太太两个白人帮手时，还没有那些皱纹。他一想起肖特利太太就感到心脏像铁桶一样沉入干涸的水井。

老神父迟迟不出现，似乎对上一次的来访心有余悸，但是他发现难民没有被撵走，终于大胆再次登门，打算接着上次断了的话题继续向麦克英特尔太太传教。她并没有要求他传教，但是他执意如此，不管和谁说话，在交谈中都要扯一些圣礼或者教义的解释。他坐在她的门廊上，对于她半是嘲讽半是愤怒的神情视而不见，而她晃着腿坐着，随时准备打断他。“因为，”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说昨天发生在镇子里的事情，“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慢慢低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的声音差点让他惊跳起来，“我想和您谈点要紧事。”

老头右眼的眼皮抽了抽。

“照我看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耶稣不过是另外一种难民。”

他稍稍举起手，又放在膝盖上。“啊。”他嘀咕着，像是在思考这句话。

“我得让那个人走。”她说，“我对他没有义务。我对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有义务，而不是那些随便过来占便宜的人。”她说得飞快，想起了所有论据。牧师的注意力像是退回到一间私人祈祷室，直到她讲完。有一两次，他的视线徘徊在外面的草坪，仿佛在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她没有停下。她告诉神父自己如何在这个地方坚持了三十年，总是在对付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那些人只想要一辆车罢了。她说她发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她说，古扎克一家翅膀一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她告诉神父那些看起来富有的人，其实是最穷的，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维护。她问神父，他以为她是怎么支付饲料账单的。她告诉神父，她想要翻新房子，但是没钱。她甚至没钱修葺她丈夫的墓碑。她问神父知不知道她的保险金累积到今年有多少。最后她问神父，是否觉得她浑身都是钱，老头突然发出一声难听的大吼，仿佛这是一个滑稽的问题。

神父告辞以后，她没精打采，尽管她明显占了上风。她立刻决定月初便给难民三十天的期限，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她说波兰人是恶魔和神父派来的。肖特利先生很肯定神父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施加了特殊的控制，不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就会去他那儿做弥撒。她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吞噬着。她更消瘦，更焦虑，不再敏锐。她现在看着牛奶罐，却看不出它有多脏，他还见过她明明没有说话，却动着嘴唇。波兰人从没做错任何事情，但一直在惹恼她。肖特利先生自己做事情随心所欲——并不按照她的来——可是她仿佛并不在意。尽管她注意到波兰人一家都变胖了，却还是向肖特利先生指出，他们的脸颊凹陷，肯定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是啊，夫人，有一天他会把你的地买了，再卖个精光。”肖特利先生大胆地说，他看得出来这番话吓到了她。

“我就等月初了。”她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着，然后月初来了又走，她没有解雇波兰人。他本可以告诉随便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粗暴的男人，但是他讨厌看到一个女人毁在外国人手上。他觉得男人不能袖手旁观。

麦克英特尔太太没有理由不立刻解雇古扎克先生，但是她拖了一天又一天。她担心账单和自己的健康。她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也会梦见难民。她从没撵走过哪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离开她的。一天晚上，她梦见古扎克先生和他那一家子搬进了她的房子，而她搬去和肖特利先生住了。她吓坏了，醒来以后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还有一天晚上她梦见神父来访，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不会把可怜的波兰人赶走的。想想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想想焚尸炉、运尸车、集中营，还有生病的孩子们，以及我主耶稣。”

“他是多余的人，他破坏了这里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脑子的务实的女人，这里没有焚尸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主耶稣，他走了以后会赚更多的钱。他能在工厂干活，买辆车，再也不用和我说话——他们就是想要辆车。”

“焚尸炉、运尸车和生病的孩子，”神父喋喋不休，“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太多了。”她说。

第二天早晨，她一边吃早饭一边下定决心要立刻去通知他，她起身走出厨房，沿着路往下走，手里还拿着餐巾。古扎克先生正在冲洗谷仓，像往常一样佝偻着，手叉在胯上。他关上水管，不耐烦地看着她，仿佛她干扰他干活了。她没有想好怎么开口就过来了。她站在谷仓门口，严肃地打量着一尘不染的湿地板和滴水的柱子。“有事吗？”他问。

“古扎克先生，”她说，“我现在无法履行我的责任了。”接着她提高嗓门，又用更坚定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得付账单。”

“我也是，”古扎克先生说，“账单很多，钱却很少。”他耸耸肩。

她看到一个高高的长着鹰钩鼻的身影像蛇一样从谷仓那一头滑过，太阳照在敞开的谷仓门上，身影停留在了那儿；她意识到一分钟前黑人还在她身后某处铲地，现在却寂静一片。“这是我的地盘，”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人。个个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说着再次打开了水龙头。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擦嘴走开了，像是完成了任务。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从门边缩了回去，他靠在谷仓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上。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会闭上嘴干等着。

从那天早晨起，他开始对遇见的每个人抱怨和申诉自己的遭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在杂货店里抱怨，在县政府抱怨，在街角抱怨，直接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抱怨，因为他从不偷偷摸摸。如果波兰人能听明白，肖特利先生也会对他说。“人人生来自由平等。”他对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出生入死证明了这个。在那里打仗、流血、赴死，回来以后发现是谁抢了我的工作——正是我的敌人。有一颗手榴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看见是谁扔的——一个戴着和他一样眼镜的小个子。他们可能是在同一家商店里买的。世界真小。”他微微苦笑一下。既然没有肖特利太太来替他说话了，便干脆自己说，他发现自己挺有天赋的。他有办法让其他人觉得他有道理。他对黑人说了很多。

“你为什么不回非洲。”一天早晨他们清理青贮窖的时候他问萨尔克，“那是你的国家，不是吗？”

“我不去那儿，”男孩说，“他们会生吞了我。”

“唔，如果你守规矩，就没有理由不能待在这儿，”肖特利先生和蔼地说，“因为你不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你祖父是被买下来的。他自己完全不想来。我讨厌那些从自己国家逃出来的人。”

“我向来觉得旅行没有必要。”黑人说。

“哦，”肖特利先生说，“如果我再次旅行，我就去中国或者非洲。去其中随便哪一个地方，你都能立刻说出你和他们的区别。你去其他地方，唯一的区别就是语言。而且不一定能发现，因为有一半人都说英文。我们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他说，“——让所有的人都学说英文。如果每个人都只会说自己的语言，那就少了很多麻烦。我老婆说通晓两门语言就好像是在后脑勺长了只眼睛。你什么都瞒不过她。”

“当然瞒不过她。”男孩低声说，接着补充，“她很好。她是个好人。我从没见过比她更好的白种女人。”

肖特利先生转过身去，沉默地干了会儿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用铲柄拍了拍黑人男孩的肩膀。他凝视了他一会儿，湿润的眼睛里仿佛有千言万语。然后他轻声说：“主说，申冤在我。”

麦克英特尔太太发现城里每个人都听肖特利先生说了她的事情，每个人都批评她的所作所为。她开始意识到她有道义要解雇波兰人，她在逃避，因为做起来太难。她再也忍受不了日积月累的愧疚感，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晨，她吃完早饭就要去解雇他。她听到他正在发动拖拉机，便向机器棚屋走去。

地面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看起来像是绵羊后背上蓬乱的羊毛；太阳几乎是银色的，树木像干干的鬃毛一样直插向天际线。棚屋周围漾起一小圈噪声，乡野仿佛向四周退去。古扎克先生蹲在小拖拉机旁边的地上，正往里装一个零件。麦克英特尔太太希望他在剩下的三十天里还能为她把土地翻一翻。黑人男孩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工具，肖特利先生正在棚屋下面，打算爬上大拖拉机，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到他和黑人走开后再履行自己不愉快的义务。

她看着古扎克先生，上升的寒气麻痹了她的脚和腿，她不得不在坚实的地板上直跺脚。她穿着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系着红色头巾，上面压着一顶黑帽子替她遮挡阳光。黑色的帽檐儿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嘴唇无声地动了一两次。古扎克先生盖过拖拉机的噪声嚷嚷着，让黑人递给他一把螺丝起子，他拿到以后就背贴在冰冷的地上，钻进机器底下。她看不到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脚、腿以及身体从拖拉机的一边贸然伸出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溅满泥浆的破胶鞋。他抬起一只膝盖，又放下，稍稍转了点身。在所有憎恨他的事情里，她最憎恨的一点是，他没有自己主动离开。

肖特利先生爬上大拖拉机，从棚屋下面往外倒。他像是被它温暖了，它的热气和力量一波波地传送给他，他立刻驯服了。他朝小拖拉机的方向驶去，却停在小坡上刹了车，跳下拖拉机，转身往棚屋走去。麦克英特尔太太目不转睛地看着古扎克先生平伸在地上的腿。她听到大拖拉机的刹车滑脱了，抬头看见它自说自话地向前驶来。后来她记得她看到黑人无声地跳开，像被地上生出来的弹簧弹了一下，她看到肖特利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转身，沉默地回头看，她记得自己朝难民喊，但是没有喊出声。她感觉到她的眼神、肖特利先生的眼神，还有黑人的眼神汇聚在一起，把他们永远定格成了同谋，她听见拖拉机碾过波兰人的脊椎骨时，他轻轻叫了一声。两个男人飞奔过去帮忙，她昏倒在地。

她记得她醒来以后跑去了什么地方，可能是跑进房子又跑出来，但是想不起来是为什么，也想不起来跑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再次昏倒。等她最后跑回拖拉机旁边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古扎克先生的身体上伏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旁边站着一个黑衣人，低声说着她听不懂的话。起初她还以为那是医生，后来她恼怒地意识到那是坐救护车一起来的神父，他正往被轧死的男人嘴里放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她先是看到他沾血的裤腿，然后看到他的脸，他直视着她，但是一如四周的乡野，既萧瑟又冷漠。她只是看着他，因为她受了极大的惊吓，无法自处。她的头脑还不能完全接受发生的一切。当救护车把死者带走时，她感觉自己身处国外，伏在尸体上的人都是当地人，而她则如同异乡客。

那天晚上，肖特利先生不辞而别，另谋出路，黑人萨尔克突然想要去闯荡世界，出发去了这个州的南部。老头阿斯特无法单独工作。麦克英特尔太太几乎没有注意到她已经没有帮工了，因为她患了神经疾病，不得不去医院。她回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操持不了这个地方，就把奶牛都交给了职业拍卖商（损失了很多钱），靠手头的余款生活，还得维持每况愈下的健康。她的一条腿开始麻痹，双手和头部发颤，最后不得不终日卧床，只有一个黑人妇女照看她。她的视力不断下降，嗓子也说不出话来。没有多少人记得来乡下看她，除了老神父。他每周定期过来一次，带着一包面包屑，喂完孔雀后，便进屋坐在她的床边，为她讲解教会教义。

圣灵之神殿

整个周末，两个女孩都互相叫对方“一号神殿”和“二号神殿”，她们笑得花枝乱颤、面红耳赤的，非常难看，尤其是乔安娜，脸上本来就有雀斑。她们来的时候穿着在圣斯考拉思蒂卡山必须穿的棕色修道服，但是一打开箱子，她们便脱了制服，换上红裙子和花衬衫。她们涂上唇膏，穿上高跟便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每次经过走廊里长长的镜子便放缓脚步，打量一下自己的腿。她俩的一言一行，孩子都看在眼里。如果只有一个人来，或许还会陪她玩，但既然她俩都来了，孤单单的她只能在远处疑惑地看着她们。

她们十四岁——比她大两岁——但是都不聪明，因此被送去了修道院。如果她们去了普通学校，那除了和男孩鬼混，她们什么都做不好；她母亲说，修道院的修女会看着她们的。孩子观察了她们几个小时后认定她们真的特别白痴，她很庆幸她们只是远房表亲，她不可能遗传她们的愚蠢基因。苏珊称自己为苏赞。她很瘦，但是一头红发，有张漂亮的尖脸。乔安娜有一头天然卷的金发，不过用鼻音说话，而且笑起来的时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她们两个人都说不出一句聪明话，每句话都是这样开头的：“你知道我那会儿认识一个男孩……”

她们要在这儿待上一个周末，她母亲说不知道怎么招待她们，因为不认识她们这个年纪的男孩。这时候孩子突然灵机一动，嚷嚷着：“有骗子呀！叫骗子来！让科比小姐把骗子叫来和她们玩！”她差点被嘴里的食物噎住。她弯腰大笑，用拳头捶桌子，看着两个困惑的女孩，眼泪都掉出来了，滚落在肥嘟嘟的脸庞上，嘴里的牙箍像锡铁一样闪光。她以前从没想到过那么有趣的事情。

她母亲谨慎地笑起来，科比小姐红着脸，小心翼翼地用叉子把一粒豆送进嘴里。她是学校老师，长脸金发，住在她们家，奇特姆先生是她的追求者，他是个富有的老农，每周六下午都开一辆十五年车龄的浅蓝色庞蒂亚克车来拜访，车上落满红泥灰，里面坐着黑人，每个周六下午他都以每人十美分的价格捎这些黑人进城。放下他们以后，他便来见科比小姐，总是带着礼物——一袋煮花生，一只西瓜，或者一截甘蔗，有一次他还带来一盒批发来的露思宝贝牌糖果。他是个秃子，两鬓残留一点铁锈色的头发，面孔几乎和没有铺过的泥路一个颜色，也像泥路般被冲刷得叠叠沟壑。他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细黑条纹衬衫，系着蓝色吊带，裤腰卡在凸出的肚子上，胖乎乎的大拇指不时轻轻地摁着肚子。他牙齿都镶了金，会淘气地朝科比小姐翻翻眼睛，发出“嚯嚯”的声音，他叉着腿坐在她们门廊的秋千上，踩在地板上的短靴朝着两个方向。

“我觉得骗子先生这个周末不会进城。”科比小姐说，完全没弄明白这只是个玩笑，于是孩子再次笑抽，在椅子里前仰后合，摔了出来，在地板上打滚，躺在那儿喘气。她母亲告诉她说如果再瞎胡闹，就请离开饭桌。

昨天她母亲安排了阿隆佐·迈尔斯驱车四十英里路，去梅维尔的修道院接女孩们来度周末，然后星期天下午再雇他送她们回去。他是个十八岁男孩，体重二百五十磅，在出租车公司工作，他是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可以开车送你去任何地方的人。他抽烟，要不就嚼一种短短的黑雪茄，他的黄色尼龙衬衫里透出汗涔涔圆滚滚的胸膛。他开车的时候，所有的车窗都得开着。

“还有阿隆佐！”孩子在地上嚷嚷，“叫阿隆佐过来！叫阿隆佐过来！”

两个女孩见过阿隆佐，气愤地叫起来。

她母亲也觉得好笑，但还是说，“你闹够了。”换了个话题。她问她们为什么称对方为“一号神殿”和“二号神殿”，这又引得她们咯咯大笑。最后她们开始解释。梅维尔慈善修女会最年长的修女培尔佩图曾经教过她们，如果一个年轻男人——说到这儿她们笑得太厉害，不得不从头说起——如果一个年轻男人——她们把头埋进膝盖——如果——她们最后终于嚷嚷出来——如果他“在汽车后面对她们行为不轨”，培尔佩图修女说她们应该说，“住手，先生！我们是圣灵的神殿！”这样就没事了。孩子茫然地从地板上坐起来。她一点不觉得好笑。真正好笑的是奇特姆先生或阿隆佐·迈尔斯陪她们玩。她都要笑死了。

她母亲也不觉得她们说的有什么好笑。“我觉得你们两个姑娘真是太傻了，”她说，“毕竟你们确确实实就是——圣灵的神殿。”

两个女孩抬头看着她，礼貌地压住笑意，但是满脸震惊，像是才开始意识到她和培尔佩图修女是一种人。

科比小姐的表情一如平常，孩子想她现在一定满脑子都想着这个。我是圣灵的神殿，孩子对自己说，很喜欢这个词语。这让她觉得像是收到了一件礼物。

午饭过后，她母亲倒在床上说：“我再不给那些女孩找些乐子，她们就要把我逼疯了。她们真可怕。”

“我打赌我知道你应该把谁叫来。”孩子说。

“听着，不许再提奇特姆先生的名字了。”她母亲说，“你让科比小姐很难为情，奇特姆先生是她唯一的朋友。主啊。”她坐起来，悲伤地望着窗外，“那个可怜人太孤独了，她甚至得坐在那辆闻起来像最后一层地狱的车上。”

孩子心想，她也是圣灵的神殿啊。“我说的不是他，”孩子说，“我说的是那威尔金斯家的那两个，温德尔和科里，他们在布谢尔老太太的农场做客呢。他们是老太太的孙子，为她干活。”

“这主意不错。”她母亲低声说着，赞许地看了她一眼。但是接着她又倒了下去，“他们不过是乡下男孩。那两个女孩会看不起他们。”

“哈，”孩子说，“他们穿长裤。他们十六岁，而且有辆车。有人说他们都要去教堂做牧师，因为做牧师什么都不用懂。”

“她们和那两个男孩在一起一定很安全。”她母亲立刻起身给他们的祖母打了个电话，她和老太太讲了半个小时，说好让温德尔和科里过来吃晚饭，然后带两个女孩去逛游园会。

苏珊和乔安娜很高兴，她们洗了头发，卷上铝卷。孩子盘腿坐在床上看她们拆发卷，心想，哈哈，你们会见识到温德尔和科里的！“你们会喜欢那两个男孩的。”她说，“温德尔六英尺高，红头发。科里六英尺六，黑头发，穿运动夹克，他们的汽车前面挂着一条松鼠尾巴。”

“你这么个小孩怎么对那两个男人那么了解？”苏珊把脸凑到镜子跟前，盯着自己放大的瞳孔。

孩子躺回到床上，开始数天花板上窄窄的木板，直到数不清。我当然了解，她对某个人说。我们一起参加过世界大战。他们都听命于我，我五次把他们从日本自杀式潜艇跟前救了出来，温德尔说我要娶那个女孩，另外一个说不行，我才要娶她，我说你俩都不行，因为你俩眨眼的工夫，我便能让你们乖乖听命。“我不过是常常在周围遇见他们。”她说。

他们来了以后，女孩们盯着他们看了一秒钟就开始咯咯直笑，互相说着修道院的事。她们一起坐在秋千里，温德尔和科里坐在栏杆上。他们像猴子一样坐着，膝盖齐肩，胳膊垂在中间。他们又矮又瘦，红脸蛋，高颧骨，浅色的眼睛像种子似的。他们带来了一只口琴和一把吉他。一个人轻轻吹起口琴，一边吹一边看着女孩，另一个开始拨弄着吉他唱起歌，向上歪着脑袋，没有看她们，仿佛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他唱的是一支乡间民谣，听起来既像情歌又像赞美诗。

孩子把一只水桶踢到房子旁边的灌木丛里，站了上去，脸和门廊地板一样高。太阳下山，天空变成青紫色，仿佛和甜美悲伤的歌声连在一起。温德尔一边唱歌一边微笑地看着女孩们。他望着苏珊的目光满怀小狗似的爱慕，唱道：

耶稣是我良友，

他是我的所有，

他是谷中百合，

他给与我自由。

然后他用同样的目光望着乔安娜唱道：

我被火墙包围，

心中无所畏惧，

他是谷中百合，

永远把我守卫。

女孩们互相看了一眼，抿着嘴唇不笑出声来，但是苏珊还是忍不住，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歌手皱了皱眉，下面几秒钟只拨弄着吉他。接着他开始唱《古旧的十字架》，她们礼貌地聆听，但是等他唱完，她们说，“让我们唱一首！”他还没来得及再唱一首，她们便用修道院训练过的声音唱了起来：

皇皇圣体尊高无比，

我们俯首致钦崇，

古旧教理已成陈迹，

新约礼仪继圣功。

孩子看到男孩严肃的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他们皱着眉互相看了看，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被取笑了。

五官之力有所不及，

应由信德来补充。

赞美圣父赞美圣子，

欢欣踊跃来主前。

男孩的脸色在灰紫色的暮光里变得暗红。他们看起来又残忍又吃惊。

歌颂救主凯旋胜利，

颂扬主德浩无边，

圣神发自圣父圣子，

同尊同荣同威严。

阿门。

女孩们拖长声音说“阿门”，接着是一片寂静。

“那肯定是犹太人的歌。”温德尔给吉他调了调音。

女孩子们白痴似的咯咯笑起来，但是孩子在水桶上直跺脚。“你这头大蠢牛！”她嚷嚷着，“你这头要做牧师的大蠢牛！”她叫着从水桶上摔下来，他们从栏杆上跳下来看是谁在嚷嚷，她赶紧爬起来一溜烟地跑过屋角。

她母亲为他们在后院准备好了晚餐，她摆好桌子，上面还挂着一些花园派对用的日本灯笼。“我不和他们吃饭。”孩子从桌子上拿走自己的盘子，放到了厨房，和一个牙龈发青的瘦厨子坐在一起，吃自己的晚饭。

“你有时候怎么那么难伺候？”厨子问。

“那些愚蠢的白痴。”孩子说。

灯笼把和它们并排的树叶染成了橘色，上面的树叶是黑绿色的，底下则是各种昏暗轻柔的颜色，坐在桌边的女孩们比平时看起来更美了。孩子不时转过头去，朝着厨房窗户底下怒目而视。

“上帝应该让你又聋又哑又瞎，”厨子说，“这样你就不会这么聪明了。”

“我还是会比有些人聪明。”孩子说。

晚饭以后他们去游园会了。她也想去游园会，但不想和他们一起，所以即便他们问她她也不会去。她上了楼，在长长的卧室里走来走去，双手背在身后，脑袋探在前面，脸上一副既残酷又梦幻的表情。她没有开电灯，黑暗慢慢聚拢，房间显得更小，也更私密。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一束光穿过开着的窗户，把阴影打在墙上。她停下脚步，驻足眺望外面黑暗的山坡，越过闪着银光的池塘，越过一排排树木，望向斑斑点点的天空，一束细长的光线在空中搜寻，盘旋向上，绕着圈，又隐去，像是在追踪消失的太阳。那是游园会的灯标。

她远远听见风琴声，脑海里浮现出锯末般的灯光底下支起的一只只帐篷，摩天轮闪着钻石的光芒在空中上上下下转了一圈又一圈。欢呼的旋转木马也在地面转个不停。游园会持续五到六天，有为学生准备的下午场，还有为黑人准备的晚场。她去年去了学生下午场，看到了猴子和胖子，还坐了摩天轮。有些帐篷关着，因为里面的内容只能给成年人看，但是她兴致勃勃地看了看帐篷外面的广告画，帆布上的画已经褪色了，画里的人穿着紧身衣，阴沉的脸僵硬紧绷，像是等待着被罗马士兵割舌的殉道者。她想象帐篷里面的东西和药物有关，决心长大以后要做个医生。

她后来改变了主意，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她眺望着窗外，看着盘旋的探照灯变粗、变短，沿着弧度绕圈，她感觉自己不仅仅要成为医生或工程师。她必须成为圣人，因为圣人无所不知；而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成为不了圣人。她不偷窃，不杀人，但是她生来就是个撒谎精，而且懒惰——她顶撞母亲，故意和几乎所有的人闹别扭。最糟糕的是，她被傲慢的罪孽吞噬。她取笑在学校毕业典礼上传教的浸礼会牧师。她咧着嘴巴扯着额头，做出痛苦的样子，还呻吟着：“圣父，我们感谢你。”完全就是神父的模样，她被警告过很多次别再这样了。她永远也成不了圣人，但是她觉得如果他们能赶紧杀了她，她还是可以成为殉道者。

她可以忍受被射杀，但不能被油烧死。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受被狮子或者其他东西撕成一块一块。她已经准备好了殉道，想象自己穿着紧身裤站在竞技场中央，早期的基督徒被吊在火笼里，照亮了整个竞技场，一道灰蒙蒙的金光落在她和狮子身上。第一头狮子冲过来，拜倒在她脚下，归顺于她。其他所有的狮子都一样。狮子们太喜欢她了，和她睡在一起，最后罗马人不得不烧死她，但是他们吃惊地发现她烧不死，太难杀掉她，他们最终用一把剑飞快地砍下她的脑袋，她立刻去了天堂。她把这一幕排练了好几遍，每次都在天堂的入口处回到狮子身边。

最后她从窗户边起身，没有做祷告就准备睡觉。房间里有两张大大的双人床。女孩们睡另外一张床，她试图想些又冷又黏的东西可以藏在她们的床上，但是想不出来。能想到的东西她都没有，像是死鸡，或者一片牛肝。窗外不断传来风琴声，她睡不着，想起还没有祷告，便起床跪下来，开始祷告。她开头说得很快，说完《使徒信经》的背面，她把下巴搁在床边，发起呆来。她想起来要祷告时总是敷衍了事，但有时候她做了错事，或是听了音乐，或是掉了东西，或者有时候完全没有理由，她会被热情打动，想到基督在前往受难地的漫长旅途中，被粗糙的十字架压倒三次。她的思维会停滞一会儿，然后放空，被唤醒时，她会发现自己正在想着另外一件完全没关系的事情，想着一只狗，一个女孩，或者是她某天要做的某件事情。今晚想起温德尔和科里，她满心感恩，几乎要高兴到啜泣，她说：“主啊，主啊，感谢您，我不在教堂任职，感谢您啊主，感谢您！”她回到床上，不断念叨着，直到睡着。

女孩们回来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刻，咯咯的笑声吵醒了她。她们打开一盏蓝色灯罩的小灯照明，在旁边脱衣服，瘦瘦的影子映在墙上，从中间一折为二，继续温柔地映上天花板。孩子坐起来听她们谈论游园会。苏珊买了一把装满便宜糖果的塑料手枪，乔安娜则买了一只红色波尔卡圆点的纸板猫。“你们看见猴子跳舞了吗？”孩子问，“你们看见胖子和侏儒了吗？”

“各式各样的怪物。”乔安娜说。接着她对苏珊说，“我从头到尾都玩得挺高兴，除了那个，你知道。”她的脸上浮现出奇怪的表情，像是咬了一口什么东西，不知道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另一个女孩静静站着，摇了一下头，朝孩子轻轻点了点。“小孩耳朵长。”她声音很低，但是孩子听到了，心脏开始跳得飞快。

她下床爬到她们床脚的踏板旁边。她们关了灯，钻进被窝，她还是一动不动。她坐在那儿，使劲盯着她们，直到她们的脸在黑暗中也显出清晰的轮廓。“我没有你们年纪大，”她说，“但是我比你们聪明一百万倍。”

“有些事情，”苏珊说，“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不懂。”她俩都笑起来。

“回到你自己的床上去。”乔安娜说。

孩子还是不动。“一次，”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我看见兔子生小兔子。”

沉默了一会儿。苏珊冷冷地说：“怎么生的？”她知道自己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她说不会告诉她们，除非她们告诉她看到了什么。实际上她从没见过兔子生小兔子，但是她们说到帐篷里的见闻时，她很快就忘记了这个。

那是一个怪胎，名字很怪，她们不记得了。帐篷被黑色的窗帘隔成两半，一半给男人，一半给女人。怪胎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先和男人说话，再和女人说话，但所有的人都能听见。门口一圈都是舞台。女孩们听到怪胎对男人说：“我给你们看看这个，但如果你们发笑，上帝会让你们遭受相同的折磨。”怪胎有着乡巴佬的嗓音，慢条斯理，拿腔拿调，既不高也不低，就这样平平淡淡。“上帝把我造成这样，如果你们发笑，他会让你们遭受相同的折磨。他希望我这样，我不会违背他的意愿。我给你们看是因为我会好好利用它。我希望你们能表现得像绅士和女士。我从没对自己做过这个，这和我无关，但是我希望好好利用它。我不反抗。”帐篷的另一边传来长长的沉默，终于怪胎离开了男人，来到了女人的这边，说了一样的话。

孩子感到肌肉紧绷，像是谜语的答案比谜语本身更加使人疑惑。“你是说它有两个头？”她说。

“不是的。”苏珊说，“它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它撩起裙子给我们看。它穿着蓝色的裙子。”

孩子想问要不是有两个头，怎么能够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但是她没问。她想要回到自己的床上仔细想想，便爬下了踏板。

“兔子是怎么回事？”乔安娜问。

孩子停下来，从踏板上露出一个脑袋，出神地、心不在焉地说：“从嘴里吐出来的。”她说，“六只。”

她躺在床上试图想象出怪胎在帐篷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的情形，但是她太困了，想不出。倒是更容易想象周围观赏着的乡巴佬，男人们比平常在教堂里更严肃。女人们眼神做作，严峻而礼貌地站着，像是在等待钢琴奏响赞美诗的第一个音符。她能听到怪胎在说：“上帝让我变成这样，我不反抗。”周围的人们说：“阿门。阿门。”

“上帝让我变成这样，我赞美他。”

“阿门。阿门。”

“他也能让你遭受相同的折磨。”

“阿门。阿门。”

“但是他没有。”

“阿门。”

“站起来。圣灵的神殿。你！你是上帝的神殿，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上帝的灵魂栖息于你，你知不知道？”

“阿门。阿门。”

“任何人玷污上帝的神殿，上帝就会毁灭他，如果你发笑，他会让你遭受相同的折磨。上帝的神殿是神圣的。阿门。”

“我是圣灵的神殿。”

“阿门。”

人们开始小声鼓掌，和着一声声的阿门，有节奏地鼓掌，越来越轻柔，像是知道旁边有一个慢慢进入梦乡的孩子。

第二天下午，女孩子们重新穿上棕色的修道服，孩子和她母亲送她们回圣斯考拉思蒂卡山。“哦，上帝啊，哦，天哪，”她们说，“又要回到那个该死的地方。”阿隆佐·迈尔斯开车送她们，孩子和他坐在前排，她母亲坐在后排两个女孩中间，告诉她们说她们能来她真是太高兴了，她们一定要再来啊，还说起她和她们母亲年轻时在修道院一起度过的好时光。孩子完全没有理会这些废话，紧紧靠在锁住的车门上，脑袋探出窗户。她们本以为阿隆佐星期天闻起来应该不那么臭，但并不是。透过被风吹拂的头发，她能直视下午蓝色的天空中镶嵌着的象牙色的太阳，但是当她把头发拨开，便只能眯起眼睛了。

圣斯考拉思蒂卡山是一座红色砖房，矗立在镇子中间的一座花园后面。一边是加油站，另一边是消防所。四周围着高高的黑色铁篱笆，老树和开满花朵的山茶树之间铺着窄窄的砖道。一个圆脸盘的高个子修女奔到门边让她们进去，修女拥抱了她的母亲，也想要拥抱她，但是她伸出手，冷冷地皱了皱眉，目光从修女的鞋子移到壁板。修女们就连长相普通的孩子也要亲一亲，但是这个修女却只是使劲握了握她的手，把她的指关节都捏响了，说她们必须得去礼拜堂看看，赐福祈祷刚刚开始。你踏进她们的门，她们就要让你祷告，孩子一边想着，一边跟着她们快步走过干干净净的走廊。

你还以为她在赶火车呢，她继续邪恶地想，她们走进礼拜堂，修女们跪在一边，穿着清一色棕色修道服的女孩们跪在另外一边。礼拜堂里散发着一股薰香味。满眼都是浅绿和浅金，飞拱一个接一个，一直延伸到圣坛顶上，神父跪在那儿，面对圣体匣，低低俯身。一个穿着白色法衣的小男孩站在他身后，摇着香炉。孩子跪在她母亲和修女中间，她脑子里邪恶的想法还没停下来，她们便唱起“尊高无比”，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在上帝面前。帮帮我，让我不要那么坏，她机械地唱起来。帮帮我，让我不要顶撞她。帮帮我，让我不要像这样说话。她的头脑安静下来，接着空空如也，但是当神父举起圣体匣，中间的圣体散发出象牙的光泽时，她想起游园会帐篷里的怪胎。怪胎说：“我不反抗。他希望我生来如此。”

她们要离开修道院大门时，高个子修女调皮地俯身抱住她，黑色修道服差点让她透不过气，修女把她的半边脸按在她腰带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上，接着松开她，用海螺似的小眼睛看着她。

回家路上，她和母亲坐在后排，阿隆佐自己在前排开车。孩子注意到他脖子后面有三圈叠起来的肥肉，又发现他耳朵尖尖的和猪一样。她母亲没话找话地问他有没有去游园会。

“去过，”他说，“什么都没落下，幸好我去了，他们说是要办到下周，但是下周就没有了。”

“为什么？”她母亲问。

“被取缔了。”他说，“镇上的牧师过来视察了一番，就让警察来取缔了。”

她母亲没有再接话，孩子的圆脸若有所思。她转向窗外，连绵起伏的牧场，蔓延出一整片绿色，直到与黑暗的树林相接。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红色圆球，像鲜血中被举起的圣体，当它消失于视野时，在空中留下一道线，仿佛悬挂在树梢上的红泥路。

黑人雕像

海德先生醒来时发现满屋月光。他坐起来盯着地板看——银光闪闪——接着又注视着像是用锦缎做成的枕套，转眼看到五英尺外的刮胡镜里挂着半轮月亮，似乎在等待他的入门许可。月亮向前滚动，威严地照亮一切。墙边的靠背椅直挺挺的，严阵以待，海德先生的裤子尊贵地挂在椅背上，像是什么伟人刚刚递给仆人的衣物；但月亮一脸肃穆。它巡视了房间一圈，迈出窗户，飘浮在马厩上，陷入沉思，好像一个年轻人注视着自己老迈的模样。

海德先生原本可以告诉它，岁月是最好的福分，只有上了年纪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人生，成为年轻人合适的导师。至少这是他自己的体会。

他坐起来抓住床脚的铁栏杆，撑起身子，去看放在椅子旁边一只倒扣的水桶上的闹钟。现在是凌晨两点。闹铃坏了，但是他不需要依靠机械装置叫醒自己。六十年的岁月没有使他反应迟缓；他的身体反应和精神一样，受到意志和强烈性格的控制，他的五官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脸很长，像根管子，张开的下巴又长又圆，还有一只长长的塌鼻子。他的眼睛警觉而安静，在神奇的月光下散发着沉着智慧的光芒，仿佛人类伟大的导师。他可能是半夜被但丁召唤的维吉尔，或者更像是被上帝的光芒唤醒，要飞往托拜厄斯身边的拉斐尔。房间里唯一的黑暗角落是窗户底下阴影里尼尔森的那张小床。

尼尔森侧身蜷缩着，膝盖抵着下巴，脚跟碰着屁股。他的新外套和帽子还装在原来的盒子里，放在床脚边的地板上，一醒来便能摸到。阴影之外的尿壶在月光底下一片雪白，仿佛小小的私人天使般立在一旁守护着他。海德先生躺回床上，信心十足，感觉自己第二天能担负起道义上的责任。他打算在尼尔森醒来之前起床做好早饭。男孩总是恼怒海德先生起得比他早。他们四点就得出门，这样才能在五点半赶到火车站。火车五点四十五分会为他们停一下，他们必须准时，因为火车是专门为了接他们才靠站的。

这是男孩第一次进城，但他声称是第二次，因为他生在那儿。海德先生试图向他指出，他出生那会儿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是没用，孩子坚持说这是他第二次进城。这是海德先生第三次进城，尼尔森说：“我才十岁，但我已经去过两次了。”

海德先生反驳过他。

“要是你十五年没去过那儿，怎么知道你还认识路？”尼尔森问，“怎么知道路没变过？”

“你有没有——”海德先生问，“见过我迷路？”

尼尔森当然没见过，但他不顶嘴不行，于是他回答：“这附近怎么可能迷路。”

“总有一天，”海德先生预言，“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如想象中那么聪明。”他琢磨这次旅行好几个月了，但是大多是出于道义教育的考虑。对男孩来说这会是难忘的一课。他会认识到出生在城里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会发现城市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海德先生想让他见识到城里的一切，这样他便能安心在家里度过余生了。他想着男孩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聪明，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三点半他被煎肉的味道唤醒，起身下床。小床空了，放衣物的盒子也打开着。他穿上裤子跑到另一间房间。男孩煎好了肉，正在烙玉米饼。房间里半黑半明，他坐在桌边，喝着罐子里的冷咖啡。他穿上了新外套，崭新的灰帽子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帽子有点大，买的时候要大了一号，因为觉得他的脑袋还会再长。他什么都没说，但是他整个人都因为比海德先生起得早而洋洋得意。

海德先生走到灶台边，连锅带肉端到桌子上。“不用着急，”他说，“很快就能到那儿了。你去了还不一定会喜欢呢。”他坐在男孩对面，男孩的帽子慢慢向后滑去，露出一张凶狠冷漠的脸，和老头的轮廓几乎一样。他们是祖孙，但是看起来像兄弟，而且是年纪相差无几的兄弟，因为海德先生在白天露出年轻的神情，而男孩则很老成，仿佛已经看透万物，只想要遗忘。

海德先生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妻子死了以后，女儿跑了，隔了几年带着尼尔森回来。接着有一天早晨，她没有起床就死了，留下海德先生独自照顾一岁的孩子。他本不该告诉尼尔森他出生在亚特兰大。如果没有告诉他，尼尔森就不会坚称这是他第二次进城。

“讲不定你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海德先生继续说，“那儿都是黑人。”

男孩做了个鬼脸，仿佛觉得黑人不算什么。

“好吧。”海德先生说，“你都没见过黑人。”

“你起得可不早。”尼尔森说。

“你都没见过黑人，”海德先生又说了一遍，“自从十二年前我们赶走一个黑人以后，这个镇上就没有黑人了，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呢。”他盯着男孩，像是要挑衅他说出曾经见过黑人这样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没见过呢，我以前就住在城里，”尼尔森说，“我可能见过很多黑人呢。”

“就算你见过，你也记不清了，”海德先生彻底恼了，“六个月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黑人不黑人的。”

“我觉得我只要见到一个就能认出来。”男孩起身把明显皱了的灰帽子拉拉直，去外面上厕所了。

赶到车站的时候火车还没进站，他们站在距离第一组铁轨两英尺远的地方。海德先生拿着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饼干和沙丁鱼罐头作为午饭。一轮粗野的橘红色太阳从东边的山脉后面爬上来，把他们身后的天空映成阴沉的红色，而面前的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他们看着透明的灰色月亮，比一枚指纹清晰不了多少，黯淡无光。只有一个小小的铁皮电闸盒和一个黑色油罐能证明这地方是个车站；双轨铁道始终没有交汇，直到从两头延伸转弯以后才汇合。经过的火车像是从树木的隧道里钻出来的，被寒冷的天空撞了一下，又再次慌张地消失在树林里。海德先生不得不让售票处特别安排火车停一下，他暗暗担心火车万一不停，那样的话，尼尔森一定会说：“我从没想过还有火车能特意为你停下来。”在清晨黯淡的月光下，铁轨看起来又白又脆弱。老头和小孩都向前望着，像是在等待幽灵出现。

接着，海德先生还没来得及决定打道回府，一阵低沉的汽笛响起，火车出现了，缓缓地滑行在铁轨上，从两百码远的地方几乎无声地穿过树丛，车头上亮着一盏黄灯。海德先生还是不能确定它是否会停下来，如果它慢慢从他们身边开走的话，那他就显得更蠢了。然而他和尼尔森都打定主意，如果火车开过去了，他们就装得毫不在乎。

火车头开过去了，一股炽热的金属味扑鼻而来，然后第二节车厢正好停在了他们站的地方。踏板上站着一个列车员，长着一张老迈浮肿的斗牛犬面孔，他像是在等他们，尽管他看起来并不在乎他们上不上车。“往右边走。”他说。

他们立刻就上了车，刚踏进安静的车厢，火车就已经在加速了。大部分旅客还在睡觉，有人脑袋耷拉在椅子扶手上，有人占了两个座位，有人伸长身子，脚伸在走廊里。海德先生看到两个空座位，推着尼尔森走过去。“靠窗坐吧。”他用平常的嗓门说话，但是在清晨这种时候显得特别响。“没人管你坐在哪里，那儿没人，就坐那儿吧。”

“我听见了。”男孩咕哝着，“没必要嚷嚷。”他坐下，转头望向窗外。他看见一张鬼魂般惨白的脸，藏在一顶鬼魂般惨白的帽子底下，怒气冲冲地看着自己。他的外祖父也飞快地看了一眼，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鬼魂，一样惨白，但是戴着黑帽，咧着嘴笑。

海德先生坐下来安顿好，掏出车票，开始大声朗读上面打印的每个字。人群起了骚动。有些人醒过来瞪着他。“摘下帽子。”他对尼尔森说，摘下自己的帽子放在膝盖上。他的后脑勺上紧贴着些白发，早些年还是烟草色的。脑门秃了，皱巴巴的。尼尔森也摘下帽子放在膝盖上，他们等着列车员过来检票。

走廊对面的男人四仰八叉地占了两张座位，脚搁在窗户上，脑袋伸出走廊。他穿着件浅蓝色的外套，黄色衬衫的领口没有系纽扣。他刚刚睁开眼睛，海德先生正要自我介绍的时候，列车员从后面走过来，粗声说：“车票。”

等列车员走了，海德先生把还回来的半张票递给尼尔森说：“放在口袋里，如果丢了你就要留在城里了。”

“那也不一定。”尼尔森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

海德先生不理他。“这孩子第一次坐火车。”他向走廊对面的男人解释，男人现在已经双脚着地挨着椅边坐直了。

尼尔森拉拉帽子，愤怒地扭头望向窗外。

“他没见过世面，”海德先生继续说，“和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无知，但是我打算让他见识见识，以后就不用来了。”

男孩向前探出身体，越过他的外祖父和陌生人说：“我是在城里出生的。”他说，“我生在城里，这是我第二次进城。”他坚定地高声说，但是走廊对面的男人似乎不明白。他的眼睛底下有两个深深的黑眼圈。

海德先生把手伸过走廊，拍拍他的胳膊。“对付孩子的好办法，”他深明事理地说，“就是什么都让他见识见识。什么都别落下。”

“是啊。”男人说。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肿胀的脚，把左脚抬离地面十英寸。过了一分钟，他放下左脚，抬起右脚。车厢里的人开始起身走动，打哈欠，伸懒腰。四处都响起交谈声，一会儿就变成了嗡嗡声。海德先生沉着的表情突然变了。他几乎闭着嘴，眼睛里呈现出既凶狠又谨慎的神情。他看着车厢的尽头，头也没回地拽住尼尔森的胳膊，把他往前拉。“看。”他说。

一个棕色皮肤的壮汉正慢慢走过来。他穿着一件浅色的外套，系着黄色缎面领带，别着红宝石别针。扣好的上衣底下神气地挺着一个肚子，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另一只手里握着根黑色手杖，每走一步，就故意举起手杖又放下。他走得很慢，大大的褐色眼睛打量着乘客的脑袋。他留着白色的小胡子和一头卷曲的白发。身后有两个年轻女人，都是棕色皮肤，一个穿黄裙子，一个穿绿裙子。她们的步履和他保持一致，跟在他身后小声交谈着。

海德先生握紧尼尔森的胳膊。三个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握手杖的棕色手指上有一枚蓝宝石戒指闪闪发光，光芒射进海德先生的眼睛，但是他没有抬头看，那个壮汉也没有看他。这队人穿过走廊，走出车厢。海德先生松开尼尔森的胳膊。“那是什么人？”他问。

“一个男人。”男孩愤愤地看了他一眼，像是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侮辱。

“什么样的男人？”海德先生继续冷冷地说。

“一个胖子。”尼尔森说。他觉得最好小心点说话。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人？”海德先生下了最后通牒。

“一个老头。”男孩突然预感到他这一天都不会好过了。

“那是一个黑人。”海德先生坐了回去。

尼尔森跳起来，站着往车厢尽头看，但是黑人已经不见了。

“我以为你认得黑人呢，你第一次在城里的时候不是见过很多吗？”海德先生继续说，“这是他见过的第一个黑人。”他朝走廊对面的男人说。

男孩滑坐到座位里。“你说他们是黑色的，”他生气地说，“你没说他们是棕色的。你都不好好和我说，我怎么会知道？”

“你就是无知。”海德先生起身坐到走廊对面男人旁边的空座位上。

尼尔森再次回头看着黑人消失的地方。他觉得这个黑人故意穿过走廊愚弄他，他恨他，非常恨他，现在他理解为什么外祖父不喜欢黑人了。他看着窗户，窗户里的那张脸像是示意他这一天可不好过。他思忖他们到城里的时候他是否还认得出那个地方。

海德先生说了几个故事以后发现，他的交谈对象睡着了，于是他起身向尼尔森提议把火车走一遍，四处看看。他特别想要男孩见识一下盥洗室，于是他们首先来到男盥洗室，查看了一下水管。海德先生把冷却器当成是自己的发明来展示，又给尼尔森看了有一个水龙头的盥洗台，旅客们在这儿刷牙。他们穿过几节车厢，来到餐车。

这是火车里最优雅的车厢。墙壁刷成鲜艳的蛋黄色，地板上铺着葡萄酒颜色的地毯。桌边有宽大的窗户，沿途变换的壮阔景色都缩映在咖啡壶侧和玻璃杯上。三个格外黝黑的黑人穿着白外套和围裙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晃着托盘，对正在吃早饭的旅客鞠躬点头。其中一个冲到海德先生和尼尔森跟前，伸出两根手指说：“两人座位！”但是海德先生大声回答：“我们出门前就吃过了！”

服务员戴着大大的褐色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白。“那请靠边站。”他像赶苍蝇似的在空中挥挥胳膊。

尼尔森和海德先生都一动不动。“看啊。”海德先生说。

餐车的角落里放着两张桌子，用藏红花颜色的帘子和其他桌子隔开。一张桌子已经摆好了，但是没有人，还有一张桌子旁边，面对他们，背对帘子，坐着那位壮硕的黑人。他一边往玛芬上抹奶油，一边温柔地和身边两个女人说话。他有一张忧伤的脸，脖子从白色的衣领两边鼓出来。“他们被隔离开了。”海德先生解释。他接着说，“我们去厨房看看。”他们穿过餐车，但是服务员飞快地跟了过来。

“乘客不能进厨房！”他傲慢地说，“乘客不能进厨房！”

海德先生原地停下，转过头来。“这很有道理。”他冲那个黑人的胸口嚷嚷，“因为蟑螂会把乘客赶出来。”

所有的旅客都笑开了，海德先生和尼尔森也笑着走出来。海德先生在家乡向来以机智闻名，尼尔森此刻也为他感到骄傲。他意识到在他们将要去的陌生地方，老头是他唯一的倚靠。如果他失去了外祖父，那他在这个世界上便无依无靠了。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兴奋，想要抓住海德先生的衣服，孩子似的一直抓着。

他们回到座位上，从窗户往外看，田野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房子和农舍，还有一条高速公路与火车并行。汽车在上面飞驰，又小又快。尼尔森觉得空气里呼吸的气息比半小时前少了。走廊对面的男人走了，所以海德先生身边没人可以讲话，他只好透过自己的影子看着窗外，大声地念出他们经过的楼房的名字。“南方化工公司！”他念着，“南方少女面粉！南方大门！南方美人棉产品！帕蒂花生酱！南方妈咪甘蔗糖浆！”

“别念了。”尼尔森嘘道。

车厢的乘客都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拿行李。女人们穿戴起了大衣和帽子。列车员探出脑袋来嚷嚷：“第一站到了。”尼尔森战战兢兢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海德先生摁着他的肩膀让他坐下。

“好好坐着，”他威严地说，“第一站在城边。第二站才是大站。”他知道这些是因为他第一次来城里的时候，第一站就下了车，结果不得不付了十五美分雇人捎他进城。尼尔森一脸惨白地坐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离不开外祖父。

火车进站，让一些乘客下车，又继续滑行，像是从未停下来过。窗外一列列摇摇欲坠的棕色房子后面矗立着一排蓝色的楼房，浅玫瑰灰色的天空在上面渐渐隐去。火车开进了铁路调车场。尼尔森低头看到一条条银色的铁轨纵横交错。他还没来得及开始数，窗户里的脸又盯着他了，清晰的面孔一片死灰，他把头扭向一边。火车到站了。他和海德先生同时跳起来往门边跑。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把装着午饭的纸袋落在座位上了。

他们僵硬地走出小火车站，推开厚重的大门，汇入滚滚车流。人群正赶去上班。尼尔森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海德先生靠着楼房的侧墙，对眼前的一切怒目而视。

尼尔森终于说：“唔，那么多东西该从哪儿看起？”

海德先生没有回答。接着，过路人像是给了他线索，他说：“边走边看吧。”便开始沿着马路走起来。尼尔森扶着帽子，跟在他后面。太多的景色和声音朝他涌来，走过第一个街区时，他都不知道看到些什么。在第二个转角，海德先生转身看了看他们刚刚离开的车站，油灰色的建筑上有一个水泥圆顶。他心想只要圆顶一直在视线里，下午就能回到这里赶上火车。

走了一会儿，尼尔森渐渐看出些名堂，他注意到商店的橱窗，里面应有尽有——五金、纺织品、鸡饲料、酒。海德先生叫他特别留意一家商店，客人走进去坐在一张椅子上，脚搁在脚凳上，让黑人替你擦鞋。他们走得很慢，在各家商店门口驻足，好让尼尔森看看里面的模样，但是一家都没有进去。海德先生打定主意不走进任何一家城里的商店，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一家大商场里迷了路，出来的时候受了不少侮辱。

他们走到下一个街区中间，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放着台秤。他们轮流踩上去，放了一便士，然后收到一张小票。海德先生的小票上写着：“你体重120磅。你正直、勇敢，朋友们都称赞你。”他把小票塞进口袋，吃惊地想：机器说对了他的性格，却搞错了他的体重，因为不久前他刚刚在谷粒秤上称过，只有110磅。尼尔森的小票上写着：“你体重98磅。你有一个大好前程，不过要警惕黑皮肤的女人。”尼尔森不认识任何女人，而且他只有68磅，但是海德先生指出：机器可能把数字打反了，9应该是6。

他们继续走，走过五个街区，车站的圆顶不见了，海德先生往左转去。要不是因为总有更有趣的东西出现，尼尔森可以在每个橱窗前站一个小时。他突然说：“我生在这儿！”海德先生转身惊恐地看着他。他脸上喜气洋洋的，直冒汗。“我是从这儿来的！”他说。

海德先生惊慌失措，感到应该采取一些厉害手段了。“我带你看一样你从没见过的东西。”他把男孩领到了下水道边上。“蹲下。”他说，“把头伸过去。”他从后面拉住男孩的外套，而男孩俯身把脑袋伸进下水道。男孩听到人行道底下传来汩汩的水声，飞快地把头缩了回来。海德先生解释了下水道系统，整个城市底下都铺着下水道，里面都是污水和老鼠，有人掉下去的话就被困在无尽黑暗的水沟里。城里任何人随时都可能掉进去，再也爬不出来。他描述得绘声绘色，尼尔森吓坏了。他想象下水道通往地狱之门，第一次明白世界的底层是如何连接的。他连忙从路边退开。

接着他说，“没错，但我可以离这些洞远远的。”他脸上那副固执的神情激怒了外祖父。“我就是从这儿来的！”他说。

海德先生非常气馁，但只是低声说：“你会见识够的。”便接着往下走。又走了两个街区，他往左转，感觉自己在围着圆顶绕圈子；他想得没错，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又路过了火车站。起初尼尔森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商店他已经看到了两次，但是当他们经过那个可以搁脚休息，有黑人帮你擦鞋的商店时，他发现他们在绕圈。

“我们来过这里了！”他嚷嚷，“我看你是迷路了！”

“我刚才没辨清方向。”海德先生说着，换了条路走。他还是不想离开圆顶太远，朝着新方向走了两个街区以后，他再次左转。这条马路上有一些两三层高的木结构房屋，每个路人都能看到房间里面，海德先生往一扇窗户里看，看到一个女人躺在一张铁床上，盖着一条床单往外张望。女人意味深长的表情吓了他一跳。一个气势汹汹的男孩骑着自行车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海德先生不得不跳到另一边才没被撞到。“他们可不管会不会撞到你。”他说，“你最好挨我近点。”

他们又沿着几条这样的街走了一会儿，他才想起来要转弯。这会儿他们经过的房子都没有粉刷过，而且木头都烂了；中间的道路也很窄。尼尔森看到一个黑人。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黑人。”他说。

“快点，我们去其他地方，”海德先生说，“我们可不是来看黑人的。”于是他们走上另外一条马路，但依旧到处都是黑人。尼尔森的皮肤开始刺痛，他们加快步伐，想要尽快离开这个居民区。黑人穿着背心站在门口，女人在破烂的门廊里晃来晃去。小孩们在阴沟里玩，停下手里的玩意儿瞧着他们。很快他们开始经过成排的商店，里面都是黑人，他们没有在店门口停留。黑色面孔上的黑眼睛从四面八方打量着他们。“是啊，”海德先生说，“你就生在这儿——就生在这些黑人中间。”

尼尔森皱起眉头。“我觉得你迷路了。”他说。

海德先生突然四处张望，寻找圆顶。它不见了。“我可没有迷路，”他说，“是你走累了。”

“我不累，我饿了。”尼尔森说，“我要吃饼干。”

他们这才发现午饭不见了。

“是你拿着袋子的，”尼尔森说，“要是我就不会弄丢。”

“你想要指手画脚的话，我就自己走了，把你留在这儿。”海德先生说，很欣慰地看到男孩的脸都白了。然而他意识到他们迷路了，每分钟都离开车站更远。他自己也饿了，还口渴，周围都是黑人，他俩直冒汗。尼尔森穿着鞋子很不习惯。水泥路很硬。他们都想找个地方歇歇脚，但是找不到，不得不继续走，男孩低声嘀咕：“先是弄丢了纸袋，现在又迷路了。”海德先生不时粗声说：“你想要生在黑人的天堂，就生在这儿好了！”

这会儿太阳已经高挂在空中。他们闻见午饭的香味。黑人们都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经过。“你干吗不找个黑人问问路？”尼尔森说，“我们迷路了。”

“你生在这儿，”海德先生说，“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问问。”

尼尔森害怕黑人，也不想被黑小孩取笑。他看到前面有一个高大的黑女人，靠在一扇朝着马路敞开的门上。她的头发向四周竖着，大概有四英寸，她光着一只脚撑着身体，脚的两侧是粉红色的，她穿着粉色的裙子，很显身材。他们走到她跟前时，她懒懒地举起一只手，手指插进头发里。

尼尔森停下脚步。他感到自己的呼吸都被女人的黑眼睛抽走了。“你知道怎么回城吗？”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女人才说：“你们现在就在城里。”低沉浑厚的声音让尼尔森觉得仿佛一注冷水浇在身上。

“怎么去火车站？”他用同样牧笛般的声音问。

“你们可以坐车去。”女人说。

尼尔森知道女人在逗他，但是他瘫软着甚至没法发脾气。他站在那儿品味着她身上的每个细枝末节。目光从她肥大的膝盖移到额头，然后转了个三角形，一路从她闪着汗光的脖子，往下到她肥硕的屁股，掠过她赤裸的胳膊，再回到她插着手指的头发。他突然希望她俯身抱住他，挨着她，他想要感受到她的呼吸。他想深深地看进她的眼睛，想被她越抱越紧。他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感觉自己正在黑暗的隧道里晕头转向。

“你们再走一个街区，然后坐车去火车站，甜心。”她说。

要不是海德先生粗暴地把尼尔森推开，他大概就要瘫倒了。“你已经失去理智了！”老头咆哮着。

他们匆匆走开，尼尔森没有再回头看那个女人。他突然把帽子往前拉了拉盖住已经羞红的脸。他在火车车窗里看到的讥笑的鬼魂和他之前有过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他想起秤里面吐出来的小票，上面写着“要当心黑皮肤女人”，而他外祖父的那张却写着“正直勇敢”。他握住老头的手，他很少表现出这样的依赖。

他们沿路走向电车轨道，一辆长长的黄色电车咔嗒咔嗒驶过来。海德先生从来没搭过电车，因此错过了一辆。尼尔森沉默着。他的嘴唇不时轻轻颤抖，但是外祖父正在自己想心事，没注意他。他们站在街角，看都不看经过的黑人，黑人和白人一样忙着自己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大多会停下来打量海德先生和尼尔森。海德先生想到，既然电车是沿着轨道开的，他们只要跟着轨道走就行了。他轻轻推了推尼尔森，解释说他们可以跟着轨道走去火车站，便出发了。

他们很快又看到白人了，大大松了口气，尼尔森背靠一座楼房一屁股坐在人行道上。“我得歇歇脚。”他说，“你丢了纸袋，又迷了路。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前头还有轨道，”海德先生说，“我们只要跟着走就行，而且你也应该记得拿好纸袋的。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是你老家。这是你第二次进城。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他蹲下来，继续用这种口吻说话，但是男孩把走路走到发烫的脚从鞋子里拔出来，没有接话。

“那个黑女人给你指路的时候，你站在那儿笑得像头黑猩猩似的。主啊。”海德先生说。

“我只说过我生在这儿，”孩子颤颤巍巍地说，“从没说过我会不会喜欢这儿。从没说过我想来。我只说我生在这儿，这和我没关系。我想要回家。我一开始就不想来。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知道你沿着铁轨没有走反？”

海德先生也想到了这个。“那些人都是白人。”他说。

“我们之前没有到过这里。”尼尔森说。这一带都是砖房，或许有人住，也或许没有。路边停着些空车，偶尔有人路过。路面的热气钻进尼尔森的薄外套。他的眼皮耷拉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歪下脑袋，肩膀抽动了一两下，接着便倒在一边，疲惫地摊开手脚，睡着了。

海德先生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自己也很累，但他们不能同时睡着，他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睡，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尼尔森过一会儿就会醒来，养足了精神，趾高气扬，又要开始抱怨他弄丢了纸袋还迷了路。海德先生心想，要不是因为我在，你现在肯定完蛋了；接着他又冒出来一个念头。他朝四仰八叉的身影看了一会儿，站起来。他认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是因为有时候必须给小孩一点难忘的教训，尤其是这个孩子总是出言不逊屡教不改。他悄悄走到二十英尺外的街角，坐在巷子里一个盖着的垃圾桶上，从那儿他能往外看，看着尼尔森独自醒来。

孩子断断续续地打盹，半梦半醒间觉得有模糊的声响，还有黑色的影子从他内心黑暗的部分移到了光亮里。他睡着的时候脸还在动，把膝盖蜷到了下巴底下。太阳将黯淡干燥的光线照到狭窄的街上；万物现出本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海德先生像老猴子一样蜷在垃圾桶盖子上，心想如果尼尔森还不醒，他就要踢垃圾桶弄出些响声来。他看了看表，发现已经两点了。他们的火车是六点，误了火车太可怕了，他想都不敢想。他向后踢了一脚垃圾桶，一阵空洞的巨响在巷子里回荡。

尼尔森大喊一声醒来。他看着原本外祖父待着的位置，盯着看。他像是晕头转向了几次，接着仰着头拔腿就跑，像一匹疯了的小野马似的冲向马路。海德先生从垃圾桶上跳下来，奋起直追，但是孩子已经不见了。海德先生看到一道灰色的身影消失在一个街区外的对角。他拼命地跑，每经过一个路口就两边看看，但是没有再看见孩子。经过第三个路口时，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半个街区开外的地方发生的一幕让他完全停下脚步。他蹲在垃圾桶后面张望，想要认清形势。

尼尔森叉着双腿坐在地上，旁边躺着个尖叫的老妇。食物散落在人行道上。一群女人已经聚在一起维持正义，海德先生清楚地听到地上的老妇嚷嚷着，“你把我的脚踝撞断了，叫你爸爸赔钱！所有的钱！警察！警察！”几个女人在拽尼尔森的肩膀，但是男孩吓坏了，站都站不起来。

海德先生不由自主地从垃圾桶后面走出来，蹑手蹑脚地走上前来。他这辈子都没和警察打过交道。女人们围在尼尔森旁边，像是要立刻扑过去把他撕碎，而那个老妇还在继续嚷嚷着她的脚踝断了，要叫警察。海德先生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预备着往后退，但是他走到十英尺远的地方，尼尔森看到了他，孩子跳起来抱住他的大腿，喘着气粘在他身上。

女人们都转向海德先生。受伤的那个坐起来嚷嚷：“先生！都是你家小孩害的，你要付我医药费。他是个少年犯！警察呢？有没有人把这个人的名字和地址记下来！”

海德先生想把尼尔森紧紧抓住他大腿后侧的手指松开。老头像乌龟似的把脑袋缩进领口；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谨慎。

“你家小孩撞断了我的脚踝！”老妇嚷嚷着，“警察！”

海德先生感到警察从身后走来。他直直注视着眼前的女人，她们怒气冲冲地围成一堵墙，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不是我家小孩，”他说，“我从没见过他。”

他感到尼尔森的手指松开了。

女人们后退一步，惊恐地看着他，这个男人竟然那么不要脸，她们都恶心坏了，碰都不想碰到他。她们沉默地空出一条道路，海德先生走了出去，把尼尔森留在身后。眼前原本是马路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条空荡荡的隧道。

男孩还站在原地，伸着脖子，双手垂在身侧。他的帽子卡在头上，上面一道皱褶都没有。受伤的女人站起来，朝他挥挥拳头，其他人同情地看着他，但他却视而不见。周围没有警察。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机械地往前走，并不费力去追赶祖父，只是保持着二十步的距离跟在他身后。他们这样走了五个街区。海德先生垂着肩膀，脖子向前压着，从背后看不见。他不敢回头。最后他怀着希望匆匆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一双小小的眼睛从二十英尺开外像叉子的利齿一样扎进他的后背。

男孩没有宽宏的天性，这是他第一次有事情需要去宽恕。海德先生之前从未做过难堪的事。又走了两个街区，他转身用欢欣的口味不顾一切地说：“我们上哪儿买可口可乐去吧！”

尼尔森以从未有过的尊严背对着外祖父站着。

海德先生开始感觉到他之前拒认孩子的严重性。他们走着走着，他的脸颊凹陷，只剩下高高的颧骨。经过的一切他都熟视无睹，但是他意识到他们找不到车轨了。圆顶也不见踪影，临近傍晚。他知道如果天黑前还不能离开这儿，他们就会被暴打，抢劫。他只希望自己迅速受到上帝的惩罚，但是一想到他的罪孽会连累到尼尔森，甚至现在就要受到惩罚，他就受不了，他正带领着男孩走向厄运。

他们就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穿过无尽的小砖房，直到海德先生差点绊倒在一个水龙头上，这个大约六英寸长的水龙头从一片草地边上支出来。他从清晨起便滴水未沾，但是觉得他现在不配喝水。接着他想到尼尔森肯定也渴了，他们可以一起喝水，重归于好。他蹲下来，把嘴凑在龙头边上，一股冰凉的水流淌进他的喉咙。他用绝望的语调高声说：“过来喝点水吧！”

这一次，孩子盯着他看了差不多一分钟。海德先生站起来，像是喝了毒药似的往前走。尼尔森自从早上在火车上喝过一杯水后就再没喝过什么，但他还是走过水龙头，不愿和外祖父在同一个地方喝水。海德先生意识到的时候，彻底绝望了。他的脸在黯淡的暮色里像是被蹂躏抛弃了。他感觉到男孩顽固的恨意，不紧不慢地从背后传递过来，他知道（即便出于什么奇迹他俩没有在城里被谋杀）恨意会跟着孩子一辈子。他知道他现在正走向一个黑暗的陌生地带，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了，之后将是一段漫长而不受尊重的老年，一个受欢迎的结局，因为那毕竟是结局。

至于尼尔森，他的意识凝固在外祖父背叛他这件事上，仿佛要将它完整地呈现在最后审判跟前。他目不斜视地走着，不时抽动一下嘴角，这种时候他便感到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暗神秘的形象出现，攥住他，融化他冰冻的想象。

太阳落在了一排房子后面，他们不知不觉走进一片高档的郊区住宅，宅邸和马路之间隔着草坪，上面放着供小鸟喝水的盆儿。这儿杳无人烟。他们走了几个街区都没有遇见一只狗。巨大的白色房子像远处露出尖角的冰川。没有人行道，只有车道，而且没完没了地绕着可笑的圈子。尼尔森还是离海德先生远远的。老头想到如果他再碰到一个下水道，就跳下去任水流卷走；他能想象当他消失的时候，男孩就站在旁边，无动于衷地看着。

一声响亮的狗吠惊到了他，他抬头看到一个胖男人牵着两条斗牛犬朝他们走来。他挥舞着双手，像沉船以后被困在荒岛上的人。“我迷路了，”他叫，“我迷路了，我找不到路了，我和这个男孩要去赶火车，我找不到火车站了。主啊，我迷路了！帮帮我啊，主，我迷路了！”

这个穿着高尔夫短裤的秃头男人问他要赶哪趟火车，海德先生开始掏车票，手抖得差点捏不住。尼尔森站在十五步开外的地方看着。

“哦，”胖男人把票还给他，“你来不及赶回城里去坐这趟车了，但是你还是能在郊区车站坐。离这儿只有三个街区。”他开始解释怎么去那儿。

海德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像是慢慢起死回生，那人说完，牵着脚边上蹿下跳的狗走了，海德先生转身对尼尔森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要回家了！”

孩子站在大概十步开外，灰帽子底下的脸蛋血色全无。他的眼神流露出胜者的冷漠。没有神采，没有感情，没有兴趣。他只是在那儿等待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家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海德先生慢慢转身。现在他知道没有四季的时间，没有光芒的温度，没有救世主的人类是怎样的。他不在乎永远赶不上那趟车又如何，要不是在暮色渐浓的时候突然有叫声惊醒了他，他可能都忘记还要去车站了。

他走了不到五百码远，便看到触手可及处有一座黑人的石膏像，一圈黄色的砖墙围住宽阔的草坪，石膏像便弯腰坐在砖墙上。石膏像和尼尔森差不多身材，把它固定在墙上的灰泥脱落了，于是它摇摇晃晃地向前俯着身子。它的一只眼睛完全是白色的，手里拿着一片棕色的西瓜。

海德先生静静地看着，直到尼尔森在不远处停下脚步。于是他俩就这么站着，海德先生呼了口气说：“黑人雕像！”

无法分辨黑人雕像的年纪；他看起来太糟糕，既不像年轻人也不老。嘴角上扬，所以应该是在笑，但是缺损的眼睛和扭向一边的姿势却让它看起来有点悲伤。

“黑人雕像！”尼尔森用海德先生的腔调又说了一遍。

他俩站在那儿，脖子一样向前探去，肩膀一样耸起，双手一样在口袋里发抖。海德先生看起来像个老孩子，而尼尔森则像是小老头。他们注视着黑人雕像，像是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或是一座纪念他人胜利的纪念碑，共同的失败把他们带到一起。他俩都感觉到它像是慈悲之举，消融着他们之间的隔阂。海德先生之前不知道慈悲是怎样的，因为他一直是个好人，现在他明白了。他看着尼尔森，明白他必须对这孩子说点什么，以证明他依然智慧，从这个孩子回馈过来的眼神中，他感到尼尔森迫切需要这个保证。尼尔森的眼睛似乎在他身上探索，希望他一次解答人生所有的奥秘。

海德先生张嘴说出一个重大发现，他听见自己说：“这里黑人不够多，他们只好自己造了一个。”

孩子随即点点头，嘴角奇怪地抽动了一下，说：“我们回家吧，别又迷路了。”

他们刚刚到达郊区火车站，火车就进站了，他们一起上车，在火车到站前十分钟便等到了门口，万一火车不停他们就跳下去；但是火车停了，这时月亮光芒万丈，从一片乌云后面露出来，照亮了车站的空地。他们下车时，鼠尾草在银色月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温柔地摆动，脚底的煤渣也泛着黑黝黝的光彩。围绕着车站的树梢像是花园的围墙，空中飘浮着大片云朵，仿佛灯笼一样发光，树梢比天空还暗。

海德先生一动不动地站着，再次被慈悲打动，但是这次他觉得世上没有词语能够形容。他明白它源于痛苦，人人都要经历，孩子尤其敏感。他明白人面对死亡时，只能带着它去见造物主，他突然羞愧地涨红了脸，因为他能带去的慈悲并不多。他惊恐地站着，以上帝的目光彻底审视自己，慈悲像火焰一样遮蔽和摧毁了他的骄傲。从没想过自己是个大罪人，但是现在他明白自己真正的恶性被隐藏起来，以免自己感到绝望。他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被宽恕，从他内心孕育着亚当的罪恶，到他现在拒绝可怜的尼尔森。他发现没有什么罪恶可怕到不能承认，既然上帝对人类的爱等同于宽恕，他在那一刻便已经做好准备步入天堂。

尼尔森借着帽檐儿的阴影调整自己的表情，疲惫而狐疑地看着他，但是当火车从他们身边经过，像受惊的蛇一样消失在树林里时，他的脸快活起来，低声说：“我很高兴我进过城了，但是以后再也不去了！”

善良的乡下人

弗里曼太太独处的时候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但她还有两种其他表情，一种是进击，一种是推翻，她以此来应付一切世事。她进击的表情很沉着，像驾驶着重型卡车般突进。她的眼睛从不左顾右盼，却跟随故事的转折而转动，仿佛压着限行黄线直达核心。她很少用到另一种表情，因为她不太需要撤回言辞，但是如果她这样做了，神情便陷入彻底的停滞，她的黑眼珠不易察觉地渐渐分开，旁人会发现，尽管弗里曼太太还是站着，像一袋袋堆在一起的粮食般实在，精神却已经游离。这种时候霍普威尔太太便不再对她抱什么指望。她会喋喋不休说个没完。弗里曼太太从来不承认自己犯错。她就这么站着，如果非要她说些什么，她就会说：“我不可能说过是，也不可能说过不是。”或者目光扫荡过厨房货架顶上各种积灰的瓶子，她会说：“我发现您都没怎么吃去年夏天放在那儿的无花果。”

她们吃早饭的时候在厨房讨论最重要的事情。每天早晨霍普威尔太太七点起床，把自己和乔伊的煤气炉点上。乔伊是她的女儿，一个安着条假腿的高大的金发女孩。尽管她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且学历很高，霍普威尔太太还把她当成孩子。乔伊在母亲吃饭的时候起床，笨拙地走进浴室，砰地关上门，过了一会儿弗里曼太太便来到后门口。乔伊听到她母亲喊：“进来吧。”接着她们便压低嗓门聊一会儿，在浴室里听不清。等乔伊过来的时候，她们已经聊完了天气，正说着弗里曼太太的哪个女儿，格林尼斯或卡拉梅，乔伊叫她们甘油和焦糖。格林尼斯十八岁，红头发，有很多追求者；卡拉梅金发，只有十五岁，已经结婚并且怀孕了。她什么都吃不下。弗里曼太太每天早晨都告诉霍普威尔太太，自从她们上一回聊天以来她又吐了多少次。

霍普威尔太太喜欢告诉别人，格林尼斯和卡拉梅是她认识的最好的两个女孩，而弗里曼太太是位淑女，她从来不耻于带弗里曼太太去任何地方，或者介绍她给任何人认识。接着她会说起当初如何碰巧雇了弗里曼家，他们是上帝派给她的，她雇了他们四年。她这么长时间都没把他们打发走是因为他们不是渣滓。他们是善良的乡下人。她给他们说的那位前雇主打电话，他告诉她弗里曼先生是个善良的农民，而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吵闹的女人。“她什么都要管，”那人说，“如果她在事情尘埃落定前没能赶到那儿，那她肯定是死了，就是这样。你的事情她都要管。我和弗里曼先生相处得不错。”那人说，“但是我和我妻子都没法忍受那个女人再在我们这儿多待一分钟。”这番话让霍普威尔太太愁了几天。

她最终还是雇了他们，因为没有其他候选人，但是她事先已经想好了怎么对付那个女人。既然弗里曼太太是那种什么都要管的人，霍普威尔太太打算不仅让她管，而且还要确保她对一切负责——她要让她全权负责，做主管。霍普威尔太太自己没什么坏毛病，她知道如何有效运用别人的坏毛病，从不觉得有缺憾。就这样她雇用了弗里曼一家，一用就是四年。

人无完人，这是霍普威尔太太最爱用的口头禅之一，还有一句是：这就是生活！还有一句最重要的是：别人也有别人的看法。她常常在桌边说这些话，语气温柔坚持，像是别人都没有她这样的见解，高大笨拙的乔伊每当这种时候便稍稍斜眼望去，乔伊有一双冰蓝色的眼睛，像是有人故意把眼睛弄瞎，也不打算复明，她脸上总是怒气冲冲的，覆盖住了其他一切表情。

每当霍普威尔太太对弗里曼太太说这就是生活，弗里曼太太便说：“我也常这么说。”所有的事情她都先知道。她比弗里曼先生敏捷。他们在这儿干了一阵子以后，霍普威尔太太对她说：“你知道，你就是方向盘后面的方向盘。”冲她眨眨眼睛，弗里曼太太便说：“我知道。我一直很敏捷，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都敏捷。”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霍普威尔太太说。

“是啊，大多如此。”弗里曼太太说。

“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

“我也常这么说。”

女孩已经习惯了早餐时这样的对话，午饭时说得更多；有时候晚饭还这样。没客人的时候，她们便在厨房吃饭，图个方便。弗里曼太太总是在她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出现，然后看着她们吃完。夏天她就站在门口，冬天，她便一只手肘撑在冰箱顶上俯视着她们，或者站在暖气炉旁边，稍稍拉起一点裙子的后摆。有时她会靠在墙上，脑袋转来转去。她从不急着走。霍普威尔太太简直无法忍受，但是她的耐心很好。她意识到人无完人，弗里曼一家是善良的乡下人，这年头如果遇见善良的乡下人，就应该好好珍惜。

她碰到过很多渣滓。在弗里曼家之前，她每年都要换一家佃户。那些农民的妻子不是能够长久相处的类型。霍普威尔太太很久以前便和丈夫离婚了，需要有人能和她一起漫步田间；乔伊不得不陪着溜达时，常常说出难听的话，脸色也很阴沉，霍普威尔太太便说：“如果你不情不愿的，我根本不要你来。”女孩直直地站着，绷紧肩膀，脖子稍稍向前伸着，嘴里说道：“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这儿——我就是这副样子。”

霍普威尔太太因为乔伊的腿而原谅了她的态度（乔伊十岁出去打猎时出了意外，被打断了一条腿）。霍普威尔太太很难意识到她的孩子已经三十二岁了，二十多年来她都只有一条腿。她还是把乔伊当成孩子，否则一想到这个可怜的大块头女孩三十岁了还没跳过舞，也不曾拥有过平常的好时光，她的心都要碎了。她的名字真的叫乔伊，但是她年满二十一岁离家以后，便正式改了名。霍普威尔太太确定她反复思虑过，直到她找到了一个在任何语言里都最难听的名字。然后她便把乔伊这个美丽的名字改了，直到改完才告诉自己的母亲。她登记在册的名字是哈尔加。

霍普威尔太太一想起哈尔加这个名字，便想起战船宽阔粗糙的船身。她才不用这个名字。她继续叫她乔伊，女孩也会应答，但纯粹是机械的敷衍。

哈尔加学会了容忍弗里曼太太，因为她不用再陪母亲散步了。甚至连格林尼斯和卡拉梅都很有用，她们分散了原本集中在她身上的注意力。起初她觉得自己受不了弗里曼太太，因为发现对她粗鲁根本没用。弗里曼太太会莫名其妙记仇，会闷闷不乐很多天，但是搞不清楚她到底在发什么愁；直接的攻击、放肆的嘲弄、公然的当面让她难堪——她都无动于衷。有一天她毫无征兆地开始喊她哈尔加。

她不会当着霍普威尔太太的面这么叫，因为霍普威尔太太会发火，但是当她和女孩碰巧一起走出屋子时，她说完什么都会在最后加上哈尔加这个名字，大块头戴眼镜的乔伊——哈尔加涨红了脸，非常生气，像是自己的隐私被揭穿。她觉得名字是私事。她起初想到它纯粹是因为难听的发音，但是这个名字太适合她了，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想到这个名字就想起丑陋的伏尔甘汗流浃背地待在火炉里，女神一经召唤就得来看他。她觉得起了这个名字是她最大的创举。她的一个得意之处是她的母亲没能把灰尘变成欢乐[1]，而得意的是她自己把它变成了哈尔加。然而弗里曼太太饶有兴趣地使用这个名字却惹恼了她。仿佛弗里曼太太尖利的小眼睛看穿了她的脸，直达她内心秘密的部分。在她身上不知道是什么迷住了弗里曼太太，后来有一天哈尔加意识到是她的假腿。弗里曼太太对神秘的传染病、隐疾、儿童侵犯这类事情有着特殊的癖好。至于疾病，她对久治不愈者无法治疗的更感兴趣。哈尔加听到霍普威尔太太向弗里曼太太描绘那次打猎意外的细节，她的腿是怎么样被整个炸飞的，以及她是如何保持着清醒。弗里曼太太任何时候都听得津津有味，当作是一小时前刚刚发生的。

早晨哈尔加重重走进厨房（她走路时可以不发出这么可怕的声音，但是她偏要这样——霍普威尔太太确定——因为这样听上去很难听），一言不发地瞥了她们一眼。霍普威尔太太会穿一件红色的睡衣，头发用破布条扎起来。她坐在桌边吃早饭，弗里曼太太则站在那儿，胳膊肘向外撑在冰箱上，低头看着餐桌。哈尔加总是在炉子上煮鸡蛋，抱着胳膊站在旁边看，霍普威尔太太会朝她看看——像是看弗里曼太太时又顺便瞥她一眼——心想如果她能振作一点，便不会那么难看了。她的脸挺好看的，只需要表情愉快些。霍普威尔太太说乐观的人即便不美，看起来也是美的。

她每次这样看着乔伊，都忍不住想，如果这孩子没有读博士就好了。学位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但既然她拿到了学位，就没理由再回学校。霍普威尔太太觉得女孩去学校玩玩挺好的，但是乔伊已经“读穿了”。不管怎样，她身体不好，不能再去读书。医生告诉霍普威尔太太，就算精心照顾，乔伊也只能活到四十五岁。她的心脏不好。乔伊曾经清楚地说过，要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她早就离开这些红红的山丘和善良的乡下人远远的了。她会在一个大学里给大家上课，他们能听懂她的话。霍普威尔太太能生动地想象出这幅画面，乔伊像个稻草人似的给一群和她一样的人讲课。她在这儿整天穿着一条穿了六年的裙子，一件黄色的汗衫，上面印着个褪色的骑马牛仔图案。她觉得这很有趣；而霍普威尔太太则觉得很蠢，直接说明她还是个孩子。乔伊很聪明，但是没脑子。在霍普威尔太太看来，乔伊一年年地愈发和常人不同，愈发像她自己——傲慢、粗鲁，斜眼睨视。她还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她对自己的母亲说——毫无征兆和理由，吃饭吃了一半突然站起来，脸憋得青紫，嘴里塞着食物——“女人啊！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看看你是什么东西？主啊！”她嚷嚷着坐下，盯着自己的盘子，“马勒伯朗士说得对：我们不是自己的光。我们不是自己的光！”霍普威尔太太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她不过是说了一句“微笑不会伤害任何人”，希望乔伊可以听进去。

女孩拿的是哲学博士学位，这让霍普威尔太太陷入彻底的茫然。你可以说“我女儿是护士”或“我女儿是老师”，甚至“我女儿是化学工程师”，你不能说“我女儿是哲学家”。哲学家已经和希腊罗马人一起绝种了。乔伊整天都垂头坐在椅子里看书。有时候她出去散散步，但是不喜欢狗啊猫啊鸟啊花朵啊大自然啊，也不喜欢年轻的小伙子。她看着不错的年轻人，就像是能嗅到他们的愚蠢。

有一天霍普威尔太太随手翻开一本女孩刚刚放下的书，读道：“从一方面来说，科学必须重申其理性和严肃性，并且宣布它只和事物的本质有关。虚无——科学除了恐惧和幻觉外还能是什么？如果科学是对的，那么有一件事便确凿无疑：科学无意探究虚无。毕竟这才是讨论虚无的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对虚无不感兴趣，才得以了解科学。”这些句子用蓝色的钢笔画了线，在霍普威尔太太看来，都是胡扯的恶魔的符咒。她飞快地合上书走出房间，像是打了个寒战。

这天早晨女孩进屋时，弗里曼太太正在聊卡拉梅。“她晚饭以后吐了四次，”她说，“晚上三点以后还起了两次夜。昨天她除了在五斗橱的抽屉里乱翻，什么都没干。整天就这样。她就站着，看看能找点什么。”

“她得吃东西。”霍普威尔太太低声说，喝了口咖啡，一边看着乔伊在炉子边的背影。她思忖着这个孩子对《圣经》推销员说了什么。她无法想象他俩间的对话。

那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没戴帽子，昨天上门来推销《圣经》。他提着一只黑色的大箱子出现在门口，箱子太重了，把他一边的身子直往下坠，他不得不靠在门上。他眼看就要崩溃了，却用欢欣的口吻说：“早上好啊，松树太太！”说着把箱子放在脚垫上。尽管他穿着一身明蓝色的西装，黄色的袜子也没有拉拉直，却长得不难看。他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一绺黏糊糊的棕色头发耷拉在额头上。

“我是霍普威尔太太。”她说。

“哦！”他假装一脸疑惑，眼睛却闪着光，“我看见信箱上写着‘松树’，还以为您是松树太太！”说完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他拎起箱子，借着喘口气的工夫，跌进她的门廊。仿佛箱子先进来，再把他拽进来似的。“霍普威尔太太！”他握住她的手说，“我希望您过得不错！”他再次大笑，但旋即又换上严肃的神态。他顿了顿，热忱地看着她说：“女士，我是来和您谈正经事的。”

“那好吧，请进。”她低声说，不情不愿，因为午饭快做好了。他来到客厅，贴着靠背椅的边坐下，把箱子放在双脚之间，四处打量了一下，像是要借此来衡量她。她的银器在两只餐柜上闪闪发光；她估计他从没踏进过这么高雅的房间。

“霍普威尔太太，”他用几乎亲热的语气唤她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信任基督教服务处。”

“没错。”她嘀咕着。

“我知道，”他顿了顿，歪着脑袋，看起来很机智的模样，“您是个善良的女人。朋友们告诉我的。”

霍普威尔太太不喜欢被愚弄。“你是卖什么的？”她问。

“《圣经》。”年轻人飞快地把四周打量了一圈，又补充说，“我发现您的客厅里没有家庭版《圣经》，您缺的就是这个！”

霍普威尔太太不能说：“我女儿是个无神论者，不让我把《圣经》放在客厅里。”她稍有些不自然地说：“我把圣经放在床头。”这不是真的，它被扔在了阁楼上。

“太太，”他说，“上帝的旨意应该放在客厅里。”

“唔，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她说，“我觉得……”

“太太，”他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的旨意除了放在他的心里之外，还应该放在家里的每个房间。我知道您是基督徒，你脸上的每道纹路里都写着呢。”

她站起来说：“哦，年轻人，我不想买《圣经》，而且我闻到我的午饭烧焦了。”

他没有起身。他低头看着自己绞起来的双手，轻声说：“太太，我跟您实话实说吧——现在不太有人买《圣经》了，另外我知道自己头脑简单。我说话直来直去。我只是一个乡下男孩。”他注视着她并不友善的脸，“像您这样的人不喜欢和我这样的乡下男孩打交道。”

“哎呀！”她嚷嚷起来，“善良的乡下人才是世上的盐呢！另外，我们都有不同的处事方法，这样世界才能运转。这就是生活！”

“您说得太对了。”他说。

“哎呀，我认为世界上善良的乡下人还不够多！”她振奋地说，“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

他的脸上露出神采。“我还没自我介绍呢，”他说，“我叫曼雷·波恩特，从维罗霍比边上的乡下来，那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就在维罗霍比边上。”

“你稍等，”她说，“我得去看一看锅子。”她跑进厨房，发现乔伊正站在门边听着呢。

“把世上的盐打发走，”乔伊说，“我们吃饭去。”

霍普威尔太太痛苦地看了她一眼，把蔬菜下面的火关小。“我没法对人粗鲁。”她咕哝着回到客厅。

那人打开了箱子，坐在那儿，每个膝盖上各放了一本《圣经》。

“你最好把这些收起来，”她告诉他，“我不想买。”

“我感谢您的坦诚，”他说，“现在很少能遇见真正坦诚的人了，除非去乡下。”

“我认识一些，”她说，“真正坦诚的人。”她听到门缝里传来哼的一声。

“我猜有很多男孩会跟您说他们正在勤工俭学，”他说，“我不会这么说，不知道怎么的，”他说，“我不想上大学。我想把自己奉献给基督教服务处。知道吗，”他压低声音说，“我心脏不好。我可能活不久了。当你知道你身体出了问题，而且活不久了，那么太太……”他顿了顿，张着嘴看着她。

他和乔伊生了一样的病！她知道自己热泪盈眶，但是她飞快地克制住了自己，低声说：“你愿意留下来吃饭吗？我们很乐意和你一起吃饭！”话一说出口她就后悔了。

“好啊，夫人，”他局促地说，“我很乐意！”

乔伊在被介绍给他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接下来的整顿饭，都没再正眼瞧他。他对她说了几句话，她都装作没听见。霍普威尔太太不能理解乔伊的故意失礼，尽管她忍了下来，但是为了弥补乔伊的无礼她不得不表现得过分热情。她敦促小伙子谈谈自己的情况，他照做了。他家里有十二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他八岁的时候，父亲被压死在一棵树下。压得很严重，差点被砍成两半，几乎认不出来。他母亲努力赚钱养家，让孩子们去礼拜学校，每天晚上读《圣经》。他现在十九岁，卖了四个月《圣经》。那会儿他已经卖了七十七本，还有人答应要再买两本。他想要成为传教士，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为人们服务。“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简单地说，那么真诚，那么坦率，那么热切，霍普威尔太太想笑也笑不出来。他用一块面包阻止豆子滚落到桌子上，接着又用这块面包擦干净了盘子。她发现乔伊偷偷观察他如何使用刀叉，也发现每隔一会儿，男孩就会飞快地朝女孩投去欣赏的一瞥，像是要引起她的注意。

吃完饭以后，乔伊收拾了碗筷就消失不见了，霍普威尔太太留下来和男孩聊天。他再次和她聊起他的童年和父亲的事故，还有发生在他身上的其他各种事情。每隔五分钟左右霍普威尔太太都要强忍住一个哈欠。男孩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她告诉他，她得走了，她在城里还有个约会。他收起《圣经》，感谢了她，打算离开，却在门口停下脚步，握住她的手，说他从没碰到过像她这么好的女士，问能不能再来拜访。她说很乐意再见到他。

乔伊站在路中间，似乎正望着远处什么东西，男孩侧身拎着沉重的箱子，步下台阶朝她走过去。他在她跟前停下，面对面地站着。霍普威尔太太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一想到乔伊会对他说什么，就哆嗦起来。她看到过了一会儿，乔伊说了些什么，男孩开始说，空着的手激动地比画着。又过了一会儿，乔伊接着说了什么，男孩又说起来。令霍普威尔太太吃惊的是，他俩并肩朝大门走去。乔伊陪他一路走到门口，霍普威尔太太无法想象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也不敢问。

弗里曼太太继续说个没完。她从冰箱走到炉子旁边，这样霍普威尔太太就不得不扭过头来对着她，做出在听的样子。“格林尼斯昨晚又和哈维·希尔一起出门了，”她说，“她长了针眼。”

“希尔？”霍普威尔太太心不在焉地说，“是那个在修车厂工作的吗？”

“不是，是上按摩学校的那个。”弗里曼太太说，“格林尼斯长了针眼。整整两天了。她说希尔那天送她回来的时候说，‘我帮你治治吧。’她说，‘怎么治？’他说，‘你就躺在车子的座位上，我来告诉你。’于是她照做了，他就拍她的脖子。一直拍，直到她喊他住手。今天早上，”弗里曼太太说，“针眼没了。针眼就这样没了。”

“闻所未闻啊。”霍普威尔太太说。

“希尔要她在法官面前嫁给他。”弗里曼太太继续说，“格林尼斯说，她可不会在办事处登记结婚。”

“嗯，格林尼斯是个好女孩，”霍普威尔太太说，“格林尼斯和卡拉梅都是好女孩。”

“卡拉梅说她和莱曼结婚的时候，莱曼理所当然感觉很神圣。卡拉梅说莱曼说过，他可不会花五百美元请牧师来主持婚礼。”

“那他愿意花多少？”女孩站在炉子边问。

“他说他不会花五百块。”弗里曼太太重复了一遍。

“我们都还有活要干。”霍普威尔太太说。

“莱曼说他觉得这样更神圣。”弗里曼太太说，“医生让卡拉梅吃梅干。代替药物。说腹部绞痛是因为压力。你知道我觉得是因为什么？”

“她过几个星期就会好的。”霍普威尔太太说。

“是输卵管出了问题，”弗里曼太太说，“否则她不会病得那么厉害。”

哈尔加把自己的两个蛋敲在碟子里，和一杯倒得太满的咖啡一起端上了桌。她小心地坐下，开始吃，弗里曼太太要是想走，她就打算不断问问题来留住她。她感觉到母亲的目光。母亲第一个拐弯抹角的问题便会是关于《圣经》推销员的，她希望不用扯到那个。“他是怎么拍她的脖子的？”她问。

弗里曼太太描述了一番他是如何拍打的。她说他有一辆一九五五年款的水星，但是格林尼斯说她宁愿嫁给一个开一九三六年款普利茅斯的人，只要他同意让牧师主持婚礼。女孩问那如果他有辆一九三二年款的普利茅斯呢，弗里曼太太说格林尼斯说的是一九三六年款的。

霍普威尔太太说现在已经不太有女孩怀有格林尼斯这样的想法了。她说她欣赏这些女孩的想法。说这让她想起昨天来的客人，一个卖《圣经》的年轻人。“主啊，”她说，“我快被他烦死了，但是他那么真诚坦率，我没法对他无礼。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乡下人，你知道，”她说，“——就像是世上的盐。”

“我看见他走过来的，”弗里曼太太说，“后来——又看见他离开。”哈尔加能感觉到她语气里微妙的变化，有点含沙射影，他不是一个人走的，是吧？她依然面无表情，但是脖子开始往上泛红，她又吞了一口鸡蛋，连同这句话一起吞了下去。弗里曼太太看着她，像是她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秘密。

“唔，世界需要形形色色的人来运转，”霍普威尔太太说，“我们各不相同多好啊！”

“有些人之间更相像。”弗里曼太太说。

哈尔加起身，故意弄出平时两倍的声响，重重地回到房间，锁上门。她十点要和《圣经》推销员在门口见面。她想了半个晚上。起初她觉得这是个巨大的玩笑，接着她开始理解里面深远的意义。她躺在床上想象着他们之间的对话，表面上看来没头没脑，却含有深意，《圣经》推销员不可能理解。他们昨天的交谈便是如此。

他在她跟前停下，就这样站着。他的脸棱角分明，汗涔涔的，神采飞扬，中间有一个尖尖的鼻子，神情和饭桌上很不一样。他怀着一览无遗的好奇和迷恋看着她，像一个孩子在动物园里看到新奇的动物，而且他还气喘吁吁的，仿佛跑了大老远才追上她。他的目光不知怎么的很熟悉，但是她想不起来之前在哪里遇见过。有差不多一分钟，他一言不发，接着似乎倒吸一口气以后低声说：“你吃过才两天大的鸡仔吗？”

女孩冷酷地看着他。他可能是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哲学学会的会议上讨论吧。“吃过。”她过了一会儿回答，仿佛全面思考了一番。

“那肯定很小！”他得意扬扬地说，紧张得咯咯直笑，浑身都在发抖，脸涨得通红，最后才恢复正常，无限崇拜地看着女孩，而女孩则始终面无表情。

“你多大？”他温柔地问。

她顿了顿，不动声色地说：“十七岁。”

他脸上洋溢起微笑，仿佛小小的湖面上涌起的波浪。“我看见你有一条木腿，”他说，“我觉得你很勇敢，我觉得你很可爱。”

女孩子茫然地站着，坚定，沉默。

“陪我走到门口吧。”他说，“你是个勇敢的可爱的小家伙，你一进门我就喜欢上你了。”

哈尔加开始往前走。

“你叫什么？”他冲她的头顶微笑。

“哈尔加。”她说。

“哈尔加，”他咕哝着，“哈尔加，哈尔加。我从没听过有人叫哈尔加。你很害羞，是吗，哈尔加？”他问。

她点点头，盯住他握着大箱子的红红的大手。

“我喜欢戴眼镜的女孩。”他说，“我想得很多。我和那些从来不认真想事情的人不同。因为我可能会死。”

“我也可能会死。”她突然说，抬头看着他。他小小的棕色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

“听着，”他说，“你不觉得吗，有些人注定会因为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而相遇？比如那些都思考严肃问题的人？”他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这样靠近她的那只手就空出来了。他握住她的手肘，轻轻地晃了晃。“我星期六不工作，”他说，“我想去树林里走走，看看山的那头和更远的地方大自然母亲的模样。去野餐什么的。我们明天一起去野餐吧？答应我吧，哈尔加。”他快要死了一样看着她，仿佛他的内脏就要漫出来了。他甚至稍稍朝她靠了过来。

她整夜想象自己勾引他。她想象他俩散着步，走过后面两片田野，来到贮藏谷仓，她想象事情就在那里发生了，她轻易地勾引了他，接着她还安慰他无需自责。真正的天才能把想法传达给愚蠢的头脑。她想象自己把他的自责握在手里，将它变成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她把他的羞耻转变成了某种有用的情感。

她躲开了霍普威尔太太，十点准时向门口走去。她没有带吃的，忘记了野餐得带吃的。她穿着一条宽松裤，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后来想了想，又往领子上抹了点薄荷膏，因为她没有香水。她到门口的时候，那儿空无一人。

她眺望着空荡荡的公路，愤怒地感到自己被耍了，他只不过想要她听他的话走到门口罢了。这时他却突然出现了，高高的个子，从对面路堤的灌木丛后面钻了出来。他微笑着，抬了抬头上那顶崭新的宽檐儿帽。他昨天没有戴，她心想，他是不是特意买的。烘焙色的帽子上系着红白相间的带子，稍微有点大。他从灌木后面钻出来，依然提着那只黑色的箱子。还是昨天那套衣服，一样的黄色袜子，走着走着就耷拉到鞋子里。他穿过公路说，“我知道你会来！”

女孩不快地想，他怎么会知道。她指着箱子问：“你干吗要带《圣经》啊？”

他握着她的手肘，低头朝她微笑，像是停不下来似的。“你可说不准什么时候需要上帝的旨意，哈尔加。”他说。她有一瞬间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接着他们爬过路堤，穿过牧场，朝树林走去。男孩轻快地走在她身边，踮着脚蹦跶。今天箱子看起来不重；他甚至甩来甩去。他们一言不发地穿过半个牧场，他轻松地把手搭在她的后腰，温柔地说：“你的木腿接在哪儿？”

她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地看着他，男孩顿时有些尴尬。“我没有恶意，”他说，“我只是觉得你很勇敢。我想上帝一定眷顾你。”

“不，”她看着前方加快了步子，“我压根不信上帝。”

他停下来吹了声口哨。“不是吧！”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她继续走，他很快便蹦到她身边，扇着帽子。“像你这样女孩可不常见。”他用眼角瞥她。他们走到树林旁边时，他再次把手搭在她背后，把她拉过来，一言不发地重重吻了她。

这个力量大于感情的吻，能让其他女孩分泌大量肾上腺素，能让人从着火的房子里搬个塞得满满的箱子出来，但是对她来说，效力却立刻传递到了大脑。她的头脑始终清醒，疏离和嘲讽，即便在他松开她之前，她也像是远远地打量着他，既消遣，又怜悯。她之前从未被人吻过，她高兴地发现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一切都在头脑的掌控之中。对于有些人来说，只要告诉他们那是伏特加，就连阴沟水他们都喜欢得很。男孩温柔地松开她，看起来期待而犹豫，而她转身继续走路，什么都没说，仿佛对她来说这样的事情再寻常不过。

他气喘吁吁地赶上她，看到一个可能会绊倒她的树根，便想帮她一把。他拨开荆棘藤摇晃的长枝，让她可以走过去。她走在前面，他喘着粗气跟在她身后。然后他们来到一个洒满阳光的山坡，山坡缓缓延伸到另一个小小的山丘。他们看到远处老谷仓生锈的屋顶，多余的干草就存在那里。

山坡上点缀着粉色的杂草。“这么说来你不会得救了？”他突然停下来问。

女孩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对他笑。“照我的经济观点来说，”她说，“我得救了，你完蛋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信上帝。”

似乎没什么能摧毁男孩崇拜的模样。他凝视着她，仿佛动物园里新奇的动物伸出爪子来怜爱地戳了他一下。她觉得他看起来像要再次吻她，于是没等他得逞便又往前走去。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他咕哝着，声音越来越轻柔。

“去谷仓吧。”她说。

他们飞快地赶到那里，仿佛那是一辆会开走的火车。谷仓很宽敞，有两层，里面又暗又冷。男孩指着通往阁楼的梯子说：“真可惜我们上不去。”

“为什么不能？”她问。

“你的腿。”他恭敬地说。

女孩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两手握住梯子，爬了上去，他在底下看着，肃然起敬。她熟练地钻进入口，然后向下看着他说：“想上来就快上来吧。”他开始爬楼梯，手里还笨拙地拎着箱子。

“我们不需要《圣经》。”她说。

“你可说不准。”他气喘吁吁地说。他爬上阁楼以后花了几秒钟才喘过气来。一道宽宽的阳光斜照在她身上，阳光里布满尘埃。她靠在干草垛上，转过脸去，望着谷仓前面的开口，干草便是经由那儿从车里被扔上阁楼的。两片点缀着粉色小草的山坡，后面是一排黝黑的树木。晴空万里，一片冷冷的蓝色。男孩在她身边躺下，一只手放在她的身体底下，另一只手绕过她，开始不紧不慢地吻她，像鱼一样发出细小的声响。他没有脱下帽子，把帽子推到脑后，免得碍事。她的眼镜碍到了他，他把它摘下来，悄悄放进口袋。

女孩起初无动于衷，但是过了一会儿她也开始吻他，她吻了他的脸，又吻他的嘴唇，停在那儿，不断不断地吻他，像是要抽干他的呼吸。他的呼吸像孩子一样清澈甜美，那些吻也像孩子一样湿漉漉的。他喃喃说着爱她，对她一见钟情，但是喃喃声就像是孩子被母亲哄睡发出的呓语。而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被感情冲昏了理智。“你还没说你爱我呢，”他终于呢喃着，松开她，“你得说啊。”

她扭头望向空荡荡的天空，又低头望向黑色的山脊，接着望向更远处两片碧绿的湖泊，湖水正在上涨。她没有意识到他摘去了她的眼镜，但是这片景色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她原本就很少关注周遭的事物。

“你得说啊，”他重复着，“你得说你爱我。”

她的言行向来小心谨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开始说，“如果你宽泛地使用这个词语的话，或许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用这个词语。我没有幻想，我是那种看穿了虚无的人。”

男孩皱起眉头。“你得说啊，我说了，你也得说。”他说。

女孩近乎温柔地看着他。“可怜的宝贝，”她咕哝着，“你就是不能理解啊，”她挽住他的脖子，让他面朝下对着她，“我们都是被诅咒的，”她说，“但是有些人摘掉了眼罩，发现一片虚无。这是一种救赎。”

男孩吃惊的眼神茫然地穿过她的发梢。“好的，”他几乎呜咽着说，“但是你爱不爱我？”

“爱，”她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们之间不能有欺瞒。”她抬起他的头，看着他的眼睛。“我三十岁了，”她说，“我有好几个学位。”

男孩的神情又愤怒又顽固。“我不在乎，”他说，“我不在乎你的一切。我只想知道你爱不爱我？”他抱住她，野蛮地亲吻她，直到她说，“爱，爱。”

“那好，”他放开她，“证明给我看。”

她笑了，做梦般地看着外面变幻的景色。她还没想好要不要勾引他，便已经勾引了他。“怎么证明？”她问，觉得不能让他那么快就得偿所愿。

他靠过去，把嘴唇凑在她的耳边。“给我看看你装木腿的地方。”他呢喃。

女孩短促地轻叫一声，脸上立刻失去了血色。吓到她的不是这个猥琐的提议。孩提时，她有时会产生屈辱感，但教育抹除了最后一丝痕迹，如同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就像她不相信他的《圣经》一样，她对他的要求并不感觉羞辱。但是她对那条腿很敏感，仿佛孔雀对自己的尾巴一样。除了她自己，没人碰过。私底下，她像别人照看自己的灵魂一样照看它，几乎不敢多看一眼。“不行。”她说。

“我知道，”他低声说着坐起来，“你只是在耍我玩。”

“不是，不是！”她叫着，“它装在膝盖上，只是装在膝盖上而已。你为什么想看？”

男孩意味深长地看着她。“因为，”他说，“它让你变得与众不同。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她坐着看着他。不管是她的脸，还是她冰蓝色的圆眼睛，都没有流露出任何被打动的痕迹；但是她感觉到心脏停止了跳动，只剩下头脑来传输血液。她感到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天真。这个男孩有一种超越智慧的本能，触碰到了她的本质。过了一会儿，她用沙哑尖利的声音说：“好吧。”像是彻底对他投降。像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奇迹般地从他那里再次获得。

他非常轻柔地卷起她的宽松裤。穿着白袜和棕色平底鞋的假腿裹在帆布一样厚的布料里，上面有一个丑陋的关节和残肢相连。男孩看到它的时候，脸上和声音里都充满敬意。他说：“告诉我它是怎么摘下来和装上去的。”

她为他摘下假腿，又装了回去，接着他自己又摘了一次，举止轻柔，像是握着一只真腿。“看！”他像孩子般雀跃地说，“现在我也会了！”

“装回去吧。”她说。她想着她可以和他私奔，每天晚上他都能为她摘下假腿，第二天早晨再装回去。“装回去吧。”她说。

“还不行。”他咕哝着，让它立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在那儿放一会儿。你现在有我。”

她警告地轻叫一声，但是他把她推倒，再次亲吻了她。没有了腿，她感到自己完全依赖着他。她的大脑仿佛停止了思考，开始运作起其他不太擅长的功能。她的脸上不断呈现出各种表情。男孩的眼睛像钢钉一样，不时瞥向身后立着的假腿。她终于推开他说：“把腿给我装回去。”

“等等。”他说。他靠向另一边，把箱子拉过来打开。箱子的内衬上有淡蓝色的圆点，里面只有两本《圣经》。他拿出一本，翻开。里面是空的，藏着一小瓶威士忌、一盒纸牌和一个上面印着字的蓝盒子。他把这些东西在她跟前一字排开，每个之间的间隔相等，像是在女神的神龛前摆放祭祀品。他把蓝盒子放在她手里。本产品仅用于预防疾病，她念完赶紧丢开。男孩拧开酒瓶的盖子。他笑着停下来，指着那叠纸牌。那不是普通的纸牌，每张后面都有淫秽的图画。“喝一口吧。”他先把瓶子递给她。他把瓶子塞到她跟前，她像被催眠了一样动弹不得。

她开口时几乎是在哀求。“你难道不是，”她低声说，“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乡下人吗？”

男孩歪着脑袋。仿佛刚刚开始意识到她在羞辱他。“没错，”他轻轻噘起嘴唇，“但是没用，我每天都和你一样善良。”

“把腿还给我。”她说。

他一脚把它踢得更远。“来吧。我们来享受一下，”他花言巧语地说，“我们还没好好了解过彼此呢。”

“把腿还给我！”她尖叫着，向前扑过去，但是他轻松地推倒了她。

“你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他皱眉问，拧紧酒瓶的盖子，飞快地放回到《圣经》里。“你刚刚还在说你什么都不信，我以为你是那种女孩！”

她的脸都快发紫了。“你是个基督徒！”她嘘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你和他们一样——说一套做一套。你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你是……”

男孩愤怒地撇着嘴，“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他用傲慢愤慨的口气说，“不要以为我相信那些废话！我可能是卖《圣经》，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昨天刚刚出生，我也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把腿还给我！”她尖叫。他一跃而起，她只看见他把纸牌和蓝盒子都放进《圣经》，再把《圣经》扔进箱子里。她看见他抓起假腿，接着她看见那条腿孤零零地斜躺在箱子里，两边各摆了一本《圣经》。他砰地合上盖子，提起箱子，从入口扔出去，然后自己也跨了出去。

等到他整个身体都在外面，只剩下一个脑袋的时候，他转头看了她一眼，崇拜的目光不复存在。“我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他说，“有一次我就这样拿到了一个女人的玻璃眼珠。你不要以为能抓住我，因为波恩特不是我的真名。我每拜访一户人家都用一个不一样的名字，而且我不会在任何地方逗留。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哈尔加，”他不假思索地叫着她的名字，“你没那么聪明。我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接着烘焙色的帽子消失在了入口，只剩下女孩一个人，坐在干草上，布满尘埃的太阳照在她身上。当她把扭曲的脸转向入口时，看到他蓝色的身影正奋力穿过斑斑点点的碧绿湖面。

霍普威尔太太和弗里曼太太在后牧场挖洋葱，过了一会儿看见他从树林里钻出来，穿过草地往公路走去。“哎呀，那好像是昨天来卖《圣经》的那个善良又无趣的男孩。”霍普威尔太太眯缝着眼睛说，“他肯定是回来向黑人兜售，他脑子太简单了。”她说，“但是我们如果都那么简单，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好。”

弗里曼太太向前望去，正巧看见他快要消失在山脚下。接着她把注意力转向她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洋葱嫩芽上，它们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有些人就不可能那么简单，”她说，“我就不会。”

[1] 乔伊（Joy）在英语里的意思是快乐。

没有谁比死人更可怜

弗朗西斯·马里昂·塔沃特的舅伯死了不过半天，塔沃特还没挖完坟便喝醉了，一个叫布福德·芒森的黑人过来灌水，不得不把还坐在早餐桌边的尸体拖走，用基督教的方式体面地埋葬了他，在坟头插上救世主的标志，盖上足够多的泥土，防止野狗刨坟。布福德是中午时分过来的，等他傍晚离开时，塔沃特的酒还没有醒。

老头是塔沃特的舅伯，或者说曾经是，自孩子记事以来，他们就住在一起。舅伯说他救下孩子并且开始抚养他的时候是七十岁；他死的时候八十四岁。塔沃特这样算出来自己十四岁。舅伯教他算术、读书、写字，以及历史，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讲起，讲到赫伯特·胡佛为止的历任总统，再思考基督降临和审判日。除了给予男孩良好的教育，舅伯还把他从唯一的亲戚那儿救了出来，那人是老塔沃特的外甥，是个学校老师，自己那会儿没有小孩，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抚养已故姐姐的儿子。老头知道他的方式是什么。

老头在外甥家里住了三个月，他原本以为外甥心地慈善，结果发现和慈善根本没关系。他住在那儿的时候，外甥一直偷偷研究他。外甥以慈善的名义收留他，却秘密探究他的灵魂，问他一些叵测的问题，在房子里布置陷阱看他掉进去，最后为学校教师杂志写了一份有关他的研究报告。上帝听闻他的恶性，亲自解救了老头。上帝赐予他神示的愤怒，叫他带着孤儿男孩远走高飞，去往最偏僻的边远地带，将孩子养大成人，以证明他的救赎。上帝允诺他长命百岁，他从学校老师的眼皮底下偷走孩子，带着他一起生活在一块此生都在他名下的林间空地上。

学校老师瑞伯还是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来到林中空地索要孩子。他不得不把车停在泥路上，沿着一条忽隐忽现的小路在林子里走了一英里，才来到一片玉米地，玉米地中间有一幢孤零零的二层棚屋。老头很高兴让塔沃特回想起外甥那张红彤彤汗涔涔的苦脸，外甥一脚高一脚低地穿过玉米地，后面跟着一个帽子上插着粉色花朵的女人，是他从福利部门带来的。门廊台阶前种着两英尺高的玉米，外甥从里面钻出来的时候，老头拿着猎枪候在门口，说不管是谁，踏上台阶一步他就开枪，他俩面对面站着，福利部门的女人从玉米地里怒气冲冲地钻出来，像鸡窝里蓬头垢面的母孔雀。老头说要不是因为这个福利部门的女人，外甥不会走出那一步，但是女人站在那儿干等，长长的脑门上粘着几绺染红的头发，她把头发往后拂了拂。他们的脸都被灌木刮伤了，流着血，老头记得女人的衬衫袖子上挂着一株蓝莓枝。女人慢慢呼出一口气，像是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耐心，外甥便抬腿落在台阶上，老头射中了他的腿。两个人一溜烟消失在玉米地里，女人嚷嚷着，“你知道他疯了！”但是老塔沃特跑到楼上窗户边看到，他们从玉米地的另一头跑出来，女人搂着他，扶住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树林；后来他得知他们结婚了，尽管女人的年纪是他两倍，大概只能为他生一个小孩。她再也没有让他回来过。

老头死的那天早晨，像往常一样下楼做早饭，还没有吃到第一口便死了。棚屋的底楼都是厨房，又大又暗，中间有一个木头炉子和一张与炉子齐平的板桌。一袋袋种子和面粉堆在角落里，金属废料、木屑、旧绳子、梯子和其他易燃物被他和塔沃特随意扔在地上。他们一直睡在厨房里，直到有一天一只野猫从窗户外面蹿进来，吓得老头把床搬到了楼上，那儿有两个空房间。他当时就预言楼梯会折他十年寿命。他死的时候正坐着吃早饭，红通通的结实的手刚握着餐刀往嘴里送，接着他大惊失色，放下餐刀，手落在盘子边上，把盘子碰下了桌。

他是个体壮如牛的老头，短短的脑袋直接支在肩膀上，银白色的眼珠突着，像两条竭力摆脱红色渔网的小鱼。他戴着一顶油灰色的帽子，帽檐儿四面翻起，汗衫外面套着件原本是黑色的灰色外套。塔沃特坐在他对面，看到他的脸上布满红丝，全身一阵战栗。战栗仿佛从他的心脏开始扩散，刚刚触及皮肤。他的嘴角猛地歪向一边，身体却还保持着完美的平衡，后背刚好离开椅背六英寸，肚子抵着桌边。死气沉沉的银灰色眼珠盯住坐在他对面的男孩。

塔沃特感觉到战栗在扩散，轻轻穿过老头的身体。他碰都没碰到老头就知道他死了，他继续坐在尸体对面吃早饭，带着愠怒的尴尬，好像有个不认识的人在场，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抱怨说：“耐心点。我说了我会把事情做好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仿佛死亡并没有改变老头，却改变了他。

他起身从后门出去，把盘子放在最底下的台阶上，两只长腿的黑色斗鸡冲过院子，吃完了盘子里剩下的东西。他坐在后廊里一只长长的松木盒子上，心不在焉地剥着一截绳子，长脸上的眼睛越过空地，眺望着层层叠叠的灰紫色树林，直抵清晨空荡荡的天空下浅蓝色的森林线。

泥路并不通往空地，却靠车辙和小径连接，就连最近的黑人邻居也依然需要徒步穿过树林，推开挡路的李子树枝才能进来。老头在空地左边种了一英亩棉花，棉花越过篱笆，几乎要长到房子的一侧。两股带倒钩的电线从棉花地中间穿过。一排驼峰形状的雾气蹑步向前，像白色猎狗般匍匐着，准备爬过院子。

“我要把篱笆拆了。”塔沃特说，“我的篱笆不能搭在棉花地中间。”他的声音响亮，但是依然陌生，令人不快，他在脑海里盘算着其他想法没说出来：这是我的地盘了，不管我是否拥有它，因为我在这儿，没人能把我赶走。如果学校老师再过来抢地方，我就杀了他。

他穿着一条褪色的工装裤，一顶灰色的帽子像盖子似的盖过耳朵。他学舅伯的样，除了上床，绝不脱帽。他学舅伯的样一直到现在，但是：如果我想在埋他之前拆了篱笆，没有人能阻挠我，他想；没有人能反对。

“先把他埋了，一劳永逸。”陌生人用响亮、令人不快的声音说，塔沃特起身去找铁锹。

他坐着的松木盒子是舅伯的棺材，但是他并不打算用。对这个瘦弱的男孩来说，老头太重了，没法抬进盒子里，老塔沃特几年前自己做了这个盒子，他说如果到时候没法把他抬进去，就把他埋在坑里，但坑一定要深。他说，要有十英尺深，不能只有八英尺。老头花了很长时间做盒子，完工以后，他在上面刻下了“梅森·塔沃特与上帝同在”的字样，把它放在后廊，然后爬了进去，在里面躺了一会儿，从外面只看得到他鼓起的肚子，像过度发酵的面包一样。男孩站在盒子旁边打量他。“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结局。”老头心满意足地说，粗哑的嗓门在棺材里听起来非常洪亮。

“盒子装不下你，”塔沃特说，“我得坐在盖子上才行，或者等你腐烂一点。”

“别等。”老塔沃特说，“听着。要是到时候盒子没法用，要是你抬不起来或者碰到其他什么情况，就把我埋在坑里，但是坑要挖得深一点。最好有十英尺深，不能只有八英尺——要十英尺。实在不行，你可以把我滚进去。我可以滚。找两块木板，放在台阶上，把我滚下去，然后在我停住的地方挖坑，等到坑挖得足够深了再把我滚进坑里。找几块砖头撑住我，这样我就不会掉下去，挖完之前不要让狗把我拱下去。你最好把狗关起来。”他说。

“要是你死在床上怎么办？”男孩问，“我怎么把你弄下楼梯？”

“我不会死在床上，”老头说，“我一听到召唤就会下楼。我会尽量走到门边。要是我在楼上动不了，你把我滚下楼梯就行了。”

“上帝啊。”孩子说。

老头从盒子里坐起来，拳头放在边上。“听着，”他说，“我从没要求过你什么。我收留你，抚养你，把你从城里那个混蛋那儿救了出来，现在我要求的回报不过是等我死了以后，把我埋进地里，这是死者的归宿，再竖一个十字架，说明我在那儿。在这世上我就要求你做这么一件事。”

“我能把你埋了就不错了，”塔沃特说，“没力气再竖十字架了。我可不想折腾这些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舅伯嘘道，“等十字架聚拢起来的那天你就知道什么叫鸡毛蒜皮了！好好埋葬死者大概是你能为自己做的唯一的好事。我把你带到这儿，将你抚养成一位基督徒，”他抱怨，“如果你没成为基督徒我就完蛋了。”

“要是我没力气做，”孩子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说，“我就通知城里的舅舅，他会过来打理的。那位学校老师，”他拿腔拿调地说，发现舅伯紫色脸上的麻子已经发白了。“他会帮你的。”

老头眼角的皱纹加深了。他抓住棺材的两边向前推，像是要把它推出门廊。“他会烧了我。”他哑着嗓子说，“他会把我在炉子里火化，然后撒了我的骨灰。‘舅舅，’他对我说过，‘你这种人快要绝种了！’他肯定很愿意雇殡葬工人来火化我，好撒了我的骨灰，”老头说，“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不相信审判日。他不相信……”

“死了就别挑剔了。”男孩打断了他。

老头一把抓住男孩外套的前襟，把他拽到盒子旁边，他们面面相觑不足两英寸。“世界是死人组成的。想想所有的死者。”他说，像是已经为一切傲慢的语言构思好了应答，他说，“死人是活人的一百万倍，而且死人死掉的时间要比活人活着的时间长一百万倍！”他大笑着松开男孩。

只有男孩眼睛里闪过的一丝战栗，表明他被吓到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学校老师是我叔叔。是我唯一活着的血亲，要是我想找他，我现在就去。”

老头一言不发地看了男孩足足一分钟。然后他双手拍打着盒子的两侧，咆哮道：“谁被瘟疫召唤，走向瘟疫！谁被剑召唤，走向剑！谁被火焰召唤，走向火焰！”孩子吓得发抖。

活人，他一边想着一边去拿铁锹，但是他最好不要到这儿来试图把我赶走，因为我会杀了他。舅伯说过，去找他就完蛋了。我大老远把你从他那儿救出来，如果我一死你就去找他，那我也没有办法。

铁锹在鸡窝旁边。“我绝不会再踏进城里一步。”塔沃特说，“我绝不会去找他。他和其他任何人都别想把我赶走。”他决定在无花果树下挖坟，这样老头可以为无花果提供营养。地面最上层是沙，底下是坚硬的砖，铁锹一扎进沙子里就发出咣当一声。要埋一个两百磅的小山似的死人，他想着，一只脚踩在铁锹上，倾着身体，穿过树叶注视着白色的天空。要在这块磐石上挖出足够大的坑得花上一天，学校老师不出一分钟就能烧了他。

塔沃特从没见过学校老师，但是见过他的孩子，一个和老塔沃特很像的男孩。老头和塔沃特一起去那儿的时候，也被这种相像震惊了，老头站在门口，盯着那个小男孩，舌头在嘴巴外面打转，活像个老傻子。这是老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那个男孩。“那三个月，”他会说，“是我的耻辱。在那幢房子里住了三个月，被自己的亲人背叛，等我死了，要是你想把我交到这个叛徒手上，让他烧了我，你就去吧，去吧，孩子！”他嚷嚷着，从盒子里探出麻子脸。“去吧，让他烧了我，但是之后要当心掐住你脖子的螃蟹！”他张牙舞爪，做出掐住塔沃特的样子。“他不相信我听从上帝的召唤。”他说，“我不会被烧掉的。等我死了以后，你最好自己去林子里，那里阳光暗淡，也好过去城里找他！”

白色的雾气穿过院子，消失在下一片田野的尽头，此刻空气干净透明。“死人真可怜，”塔沃特用陌生人的口气说，“没有谁比死人更可怜。给他什么他就得拿什么。”他心想，现在没人来烦我了。再也没有了。不会有只手伸出来阻止我做任何事。一只沙色的猎狗在旁边的地上拍打着尾巴，几只黑鸡在塔沃特翻出来的黏土里抓来抓去。太阳翻过了蓝色的森林线，被一圈黄色的雾气笼罩，慢慢穿过天空。“现在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柔声用陌生人的声音说，这样他自己才能忍受。只要我想，我就把这些鸡都杀光，他看着这些没用的黑色斗鸡，心里想着，舅伯喜欢养鸡。

“他喜欢很多蠢东西，”陌生人说，“事实上他就是幼稚。学校老师从没伤害过他。你看，不过是观察他，然后把看到的和听到的写下来，做成报告给学校老师看。这有错吗？完全没错。谁在乎学校老师看了什么？那个老头表现得好像他的灵魂被扼杀了。哦，他比他想象的离死还差得远呢。他又活了十五年，还养育了一个男孩来埋葬他，正合他意。”

塔沃特用铁锹挖着地，陌生人的声音强压着愤怒在他耳边不断重复着：“你得用手把他彻底地整个地埋了，学校老师不出一分钟就能烧了他。”他挖了一个多小时，坑却只有一英尺，还没有尸体深。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太阳挂在空中像一只愤怒的白色水泡。“死人要比活人麻烦得多。”陌生人说，“学校老师根本没想过，审判日那天所有被标记了十字的死人都会聚到一起。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做事情的方法和老头教你的不一样。”

“我进过一次城，”塔沃特低声说，“别来教训我。”

舅伯两三年前去城里请律师取消财产继承，这样财产就能跳过学校老师直接转到塔沃特名下。舅伯在处理公事的时候，塔沃特坐在律师十二层楼办公室的窗边，低头看着底下城市街道的坑坑洼洼。从火车站过来的路上，他趾高气扬地走在移动的金属和钢筋水泥中间，人们小小的眼睛在里面眨啊眨。他自己的目光被屋顶般的僵硬帽檐儿遮住了，那是一顶崭新的灰色帽子，正好卡在他支棱起来的耳朵上。来之前，他读过年鉴资料，知道这儿有六百个人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想停下来和每个人握手，说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梅森·塔沃特，他只在这儿待一天，陪舅伯去律师事务所办事。每经过一个人，他都要猛地回头，后来经过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发现他们并不像乡下人那样迎接你的目光。有些人撞到了他，这样的接触照理说应该可以结交到一个终生的朋友，结果却什么都没发生，因为这些笨拙的人缩着脑袋，嘟哝着“对不起”就推搡着往前走，如果他们等一等，他就接受他们的道歉了。他跪坐在律师办公室的窗户边上，探出头去颠倒地看着底下斑斑点点的马路像一条锡河般流动着，暗淡的天空中飘浮着惨白的太阳，在马路上留下点点光影。他心想，得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才能让他们注意到你。他们不会因为上帝创造了你而留意你。他对自己说，等我有出息了，我要做些什么，让每双眼睛都看到我做的；他探出身体，看到自己的帽子轻轻飘落，摇摇摆摆，随风飘荡，很快就要被车轮碾碎。他抱住光脑袋，跌回房间里。

舅伯正和律师争论，两个人都敲着把他们隔开的桌子，弯着膝盖，同时捶着拳头。律师是一个圆脑袋鹰钩鼻的高个子，他克制着愤怒不断重复着：“但是遗嘱不是我写的。法律不是我定的。”舅伯的声音很刺耳：“我没办法。我老爸不希望这样。必须跳过他。我老爸不想让一个傻子继承他的财产。他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的帽子掉了。”塔沃特说。

律师坐回椅子，嘎嘎作响地转向塔沃特，浅蓝色的眼睛漠不关心地看着他，然后又嘎嘎地转回前面，对舅伯说：“我帮不了你。你在浪费你我的时间。你最好还是放弃这份遗嘱。”

“听我说，”老塔沃特说，“那会儿我也觉得我完蛋了，又老，又病，快要死了，没有钱，一无所有，我接受他的好意是因为他是我最近的血亲，你可以说他有责任接纳我，只不过我以为那是慈善，我以为……”

“你的所想所为也好，你亲戚的所想所为也好，我都帮不上忙。”律师说着闭上了眼睛。

“我的帽子掉了。”塔沃特说。

“我只是一名律师。”律师的目光游移在办公室里一排排堡垒似的褐色法律书籍上。

“可能已经有车轧过去了。”

“听我说，”舅伯说，“他一直都为了一份报告在研究我。他收留我只是为了写报告。他在我身上做秘密实验，对他自己的亲戚做实验，像偷窥狂一样窥视我的灵魂，然后又对我说，‘舅舅，你这样的人已经快要绝种了。’快要绝种了！”老头尖着嗓子，几乎没法从喉咙里挤出一丝声音来。“你觉得我是要绝种了吗？”

律师闭上眼睛，脸上浮现出笑意。

“我去找其他律师。”老头咆哮着，他们离开了，又不停歇地走访了三位律师，塔沃特数了有十一个人可能戴着他的帽子。最后他们从第四位律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坐在一幢银行大楼的窗沿上，舅伯从口袋里掏出带来的饼干，递给塔沃特一块。老头一边吃，一边松开外套，让凸起的肚子在膝盖上休息一会儿。他的表情愤怒，麻子中间的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紫，发白，麻子仿佛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坑。塔沃特面色惨白，眼睛里闪烁着空洞深邃的光芒。他的脑袋上系着一块旧的劳工手帕，四角打着结。路人打量着他，他却不在意。“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完事可以回家了。”

“我们还没完事。”老头突然站起来，沿着马路走去。

“上帝啊，”男孩叹道，跳起来追上他，“我们不能坐一会儿吗？你还有没有脑子？他们都跟你说一样的话。只有一条法律，你也没有办法。我都听懂了；你怎么不明白？你算是怎么回事呀？”

老头探着脑袋继续大步向前，像是闻见了敌人的气息。

“我们去哪儿？”他们走出了商业街，穿过两排球状的房子，煤黑的门廊悬在人行道上面。“听我说，”塔沃特拍打着舅伯的屁股，“我永远都不要再来了。”

“不是你自己说要来的吗？”老头咕哝着，“你现在满足愿望了。”

“我可没要求过什么。我永远不要来了。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来了。”

“记住。”老头说，“你说要来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你不会喜欢这个地方。”他们继续走，穿过一条又一条人行道，一排又一排悬着的房子，房子的门半开着，一抹微弱的灯光照着里面脏兮兮的走廊。终于走进另一片街区，房子都坐落在地上，几乎一模一样，每幢房子跟前都有一小块草地，像一只狗抓着块偷来的牛排。过了几个街区，塔沃特一屁股坐在人行道上说：“我一步也不想走了。”

“我都不知道这是要去哪儿，我一步也不走了。”他冲舅伯笨重的背影嚷嚷，舅伯没有停下，也没回头看一眼。片刻塔沃特便又跳起来，跟上了舅伯，心想：要是他出点什么事，我就回不去了。

老头不断前进，仿佛他的血统嗅觉正引导他一步步靠近敌人的藏身处。他突然拐上一幢浅黄色房子跟前的门道，径直走到白色的门前，他拱着厚实的肩膀，仿佛要像推土机一样闯进去。他无视光亮的黄铜门环，用拳头捶打木门。塔沃特走到他身后时，门开了，一个粉色脸膛的胖男孩站在门里面。这个小孩一头白发，戴着金属边的眼镜，眼睛和老头一样是银白色的。两个人面面相觑，老头举着拳头，张着嘴巴，像傻子似的舌头来回打转。小胖子一刹那间吃惊得动都不动。接着他大笑起来。他举起拳头，张开嘴巴，舌头飞快地打转。老头的眼睛都快要从眼窝里掉出来了。

“告诉你爸爸，”他咆哮着，“我没有绝种！”

小男孩像被疾风吹过一样摇晃着，差点关上了门，他整个藏了起来，只露出一只戴着眼镜的眼睛。老头抓住塔沃特的肩膀，让他转过身，推着他沿路离开了这个地方。

塔沃特再也没有回去过，再也没见过他的表弟，也没见过学校老师，他告诉和他一起挖洞的陌生人，他对上帝祈祷，再也不要见到他，尽管他并不讨厌他，也不想杀了他，但是如果他上这儿来，掺和这些除法律之外和他没关系的事情，他就不得不杀了他。

“听着，”陌生人说，“他要来这儿干吗呢——这儿什么都没有。”

塔沃特没有吱声，继续挖坑。他没看陌生人的脸，但他现在知道，那是一张友善聪明的尖脸，遮在一顶挺括的宽檐儿帽下面。他不再讨厌那个声音。只是冷不丁听起来还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他感到自己刚刚认识了自己，仿佛只要舅伯还活着，他就被剥夺了对自己的了解。

“我不否认老头是个好人，”他的新朋友说，“但是正像你说的：没有谁比死人更可怜。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得拿什么。他的灵魂已经不存在于人类地球，他的身体感觉不到痛苦——不管是火烧还是其他什么。”

“他思考的是审判日。”塔沃特说。

“那么，”陌生人说，“你不觉得你在一九五四年或者五五年、五六年竖起来的十字架，等到审判日的那年都已经腐烂了吗？如果你把他烧成灰的话，大概也就是腐烂得和灰差不多？我问你：上帝怎么处理那些沉海以后被鱼吃掉的海员，以及那些被其他鱼吃掉的吃海员的鱼，然后它们再被其他东西吃掉？再想想那些在火灾中被烧死的人！这样烧掉，那样烧掉，或者被绞进机器里变成浆又有什么区别？那些被炸成碎片的士兵怎么办？那些片甲不留的死者怎么办？”

“如果我烧了他，”塔沃特说，“就不是自然的，是蓄意的。”

“我明白了，”陌生人说，“你担心的不是他的审判日，你是担心自己的审判日。”

“这不关你的事。”塔沃特说。

“我不是要掺和你的事。”陌生人说，“我才不在乎呢。你独自留在这片空地上。永远独自待在这儿，只晒得到一点点暗淡的太阳。照我看来，你活着毫无意义。”

“救赎。”塔沃特咕哝。

“你抽烟吗？”陌生人问。

“想抽就抽，不想抽就不抽，”塔沃特说，“需要埋就埋，不需要就不埋。”

“去看看他，看他有没有从椅子上摔下来。”他的朋友建议。

塔沃特把铁锹扔进坟墓，回到房子里。他把前门打开一条缝，凑近脸去。他舅伯轻蔑地朝他身侧瞪去，像一个发现了重要证据的法官。孩子飞快地关上门，回到坟墓旁边。尽管汗水把他的衬衫粘在背上，他还是直感到发冷。

太阳悬挂在头顶，依然死气沉沉，屏气凝神等待中午的到来。坟墓有差不多两英尺深了。“记住，十英尺。”陌生人大笑着说，“老头真自私。你不该指望他们，不该指望任何人。”他吁了口气补充道，像是一阵沙尘扬起，又突然被风吹落到地上。

塔沃特抬头看到两个人影正穿过田野走来，一个男黑人和一个女黑人，每人都用一根手指勾着一只空的醋罐子。女人戴着绿帽子，个子高高的，长得像印第安人。她不停歇地俯身钻过篱笆，穿过院子，朝坟墓走来；男人压低电线，从上面跨过，跟在女人身边。他们直盯着土坑，在旁边停下脚步，低头看着底下新挖出来的土，露出惊讶而满足的表情。那个叫布福德的黑人有一张皱巴巴的脸，像被烧过的抹布，肤色比他的帽子还黑。“老头死了。”他说。

女人抬起头来发出一声悠长缓慢的哀号，刺耳却庄重。她把罐子放在地上，交叉手臂，举到空中，再次哀号起来。

“叫她闭嘴，”塔沃特说，“这里现在听我的，我不想听到黑鬼哭。”

“我连着两个晚上看到他的魂灵。”她说，“连着两个晚上，他的魂灵不得安息。”

“他今天早晨才死，”塔沃特说，“如果你们想把罐子装满，就交给我，我走开的时候你们帮我挖坑。”

“他好多年前就预见了死亡。”布福德说，“这女人好几个晚上都梦到他，他没有得到安息。我了解他，我真的很了解他。”

“可怜的男孩，”女人对塔沃特说，“你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一个人可怎么办啊？”

“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男孩吼着，从她怀里夺过水罐，快步离开，差点跌倒。他大步穿过后面的田野，朝围绕着空地的树林边走去。

鸟儿都钻进树林深处躲避正午的太阳，一只画眉鸟躲在男孩前面不远处，一遍遍地重复四个音节，每说完一遍便停下来沉默一会儿。塔沃特加快步伐，接着开始小跑，片刻后他像被追赶似的飞奔起来，脚下一滑，溜下铺满松针的斜坡，他抓住树枝借力，气喘吁吁地爬回滑溜溜的坡道。他穿过一墙忍冬，跳过快要干涸的沙砾河床，摔在高高的黏土河堤上，那下面的窟窿里便是老头藏酒的地方。老头把酒藏在河堤的空穴里，上面盖着块大石头。塔沃特拼命推开石头，而陌生人站在他身后喘着气说：“他疯了！他疯了！总之他就是疯了！”塔沃特推开石头，掏出一个黑色罐子，靠着河堤坐下来。“疯了。”陌生人叹道，瘫坐在他身边。隐蔽处周围都是树，太阳悄悄地从树梢后面爬了上来。

“一个七十岁的男人，把一个小孩带进树林里抚养长大！假设他死的时候你只有四岁怎么办？你能把麦芽背去蒸馏养活你自己吗？我从没听说过四岁的小孩会用蒸馏器的。

“我从没有听说过，”他继续说，“你对他来说一钱不值，养大你不过是为了到时候能够埋葬他，现在他死了，没他什么事了，但是你却得把这个二百磅的家伙埋进土里。他要是知道你喝了一滴酒，一定会气得像只发烫的煤炉。”他补充说，“他可能会说酒精对你身体不好，其实是担心你喝太多就没力气埋他了。他说他把你带出来，遵循道义把你抚养成人，什么是道义：就是等他死了你得有力气埋他，这样他就能在自己被埋的地方竖一个十字架。”

“哦。”男孩从罐子里喝了一大口，陌生人用更轻柔的口吻说，“喝一点没关系。适度饮酒没事。”

一条滚烫的手臂滑进塔沃特的喉咙，仿佛魔鬼已经准备好要进入他的身体，触摸他的灵魂。他眯眼看着狂躁的太阳偷偷爬上树梢边缘。

“放轻松。”他的朋友说，“你还记得有一次见到那些黑鬼赞美诗歌手吗，都喝醉了，围着那辆黑色的福特汽车唱歌跳舞？上帝啊，要不是他们喝了酒，便不会因为得到救赎而那么高兴。换做我是你，我不会把救赎那么当回事。”他说，“有些人就是太当真。”

塔沃特慢慢地喝。他之前只喝过一次酒，被舅伯用木板揍了一顿，说酒精会把小孩的肚肠融化；又说谎，因为他的肚肠并没有融化。

“你应该很清楚，”他友好的朋友说，“你的人生都被老头算计了。在过去的十年里你本可以成为一个时髦的城里人。结果你却被剥夺了一切陪伴，和他一起，住在这片荒蛮的空地中间，一幢两层楼的破房子里，从七岁起就跟在骡子和犁后面。你怎么知道他教给你的东西是符合事实的？他教给你的算术方法可能已经没人使用了呢？你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可能其他人已经不用这个算术系统了。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亚当，或者当上帝救赎你的时候会缓解你的处境？你怎么知道上帝真的会这样做？都是从老头嘴里说出来的，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他疯了。至于审判日，”陌生人说，“每天都是审判日。

“难道你的年纪还不足以自己去了解这一点吗？你正在做的每件事，做过的每件事，是对是错，难道不是已经呈现在你眼前了吗？甚至在日落之前便已定夺。你得逞过吗？不，你没有，你想都没有想过。”他说，“既然你已经喝了那么多酒，就干脆喝光吧。一旦逾越了自我克制，便也就逾越了，你感觉到的晕眩从大脑顶部开始，”他说，“那是上帝之手给予你的祝福。他解放了你。老头是你门口的绊脚石，上帝把它滚走了。当然，没有滚得太远。你得靠自己完成，但是上帝已经做了大部分。赞美他吧。”

塔沃特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他瞌睡了一会儿，脑袋歪在一边，张着嘴，罐子打翻在他的膝盖上，酒慢慢从他外套一侧淌下来。最后，只有瓶颈处还挂着一滴酒，流淌、聚拢、滴落、无声地、缓慢地折射出太阳的光泽。光亮被云朵遮蔽，直到所有的阴影都映射进来，就连天空都褪色了。他向前扭了一下醒来，眼睛忽而聚焦忽而失焦，看到面前有一张烧坏的抹布似的脸。

布福德说，“你这样不对。不应该这样对待老头。死人只有被埋了才能安息。”他蹲坐在脚跟上，一只手握着塔沃特的胳膊。“我去门里张望了一下，看到他坐在桌子旁，甚至都没躺在一块凉爽的木板上。如果你想放他过夜的话，得把他拖出来，在他胸口撒点盐。”

男孩把眼睑挤在一起视线才不再摇晃，片刻后他认出了那双红色的水泡眼。“他应该躺在体面的坟墓里，”布福德说，“他一生虔诚，笃信上帝的苦难。”

“黑鬼，”孩子用陌生而肿胀的舌头说，“松开你的手。”

布福德抬起手来。“他需要安息。”他说。

“等我处理完了他的事情，他就安息了。”塔沃特含糊地说，“走开，不要管我。”

“没人要打扰你。”布福德站起来。他等了一会儿，俯身看着这个在河堤上躺得四仰八叉的醉鬼。男孩的头向后歪在一根从黏土墙上伸出来的树根上。他的嘴巴张着，帽子前面翘起，直直切过他的额头，正好卡在他半张的眼睛上。他的颧骨凸出，又细又窄，像十字架的横臂，面颊的凹陷老气横秋，仿佛这孩子皮肤底下的骨骼和世界一样苍老。“没人要打扰你，”黑人咕哝着，穿过一墙忍冬，没有回头看，“那是你自己的事。”

塔沃特再次闭上眼睛。

旁边唧唧叫的夜鸟吵醒了他。叫声并不尖利，只是断断续续的嗡嗡声，仿佛鸟儿要在他每次重复前唤起他的委屈。云朵抽搐着穿过黑色夜空，隐约可见一枚粉色的月亮，仿佛跳起一英尺多，落下来，接着又跳了上去。他片刻后发现，这是因为天空低垂，飞快地朝他压过来，快要闷死他。鸟儿尖叫着及时飞走了，塔沃特蹒跚着走到河床中间，手脚着地匍匐着。月亮映在沙地的水洼里，好像惨白的火苗。他扑入忍冬墙，挣扎向前，混淆了甜美的花香和压在他身上的重量。当他穿到了另一边，黑色的地面缓慢地摇晃着，再次把他甩在地上。一抹粉色的光亮照亮了树林，他看到四周黑色的树影穿透地面。夜鸟又在他栖身的树丛里叫个没完。

塔沃特起身往空地走去，扶着一棵棵树找路，树干摸起来又冷又干。远远传来隆隆雷声，树林里四处亮起连绵不断的闪电。终于他看到了棚屋，荒凉漆黑，高高地耸立在空地中间，粉色的月亮颤颤巍巍地照在上面。他穿过沙地的时候，眼睛闪闪发光，把破碎的影子拖在身后。他没有朝院子里挖坟墓的地方看。

他在房子后面的角落停下脚步，蹲在地上，朝底下的垃圾看去，那里堆着鸡笼、圆桶、旧抹布和盒子。他口袋里有四根火柴。他趴在底下开始点火，用一根火柴引燃另一根，然后向前廊走去，不管身后贪婪的火焰正吞噬着干燥的易燃物和房子的地板。他头也不回地走过前面的空地，钻过带倒钩的电线篱笆，穿过布满车辙的田野，来到对面树林的边缘。然后他回头看到粉色的月亮沉入棚屋的屋顶，炸裂了，他开始在树林间奔跑，感觉到背后火焰中有一双鼓起来的银白色眼睛，正无比惊恐地看着他。

半夜他来到公路，搭了一位推销员的便车，这位推销员是西南地区铜管烟道的厂商代表，他向这位沉默的男孩提供了有关年轻人如何在世界上找到立足之地的最好的建议。他们飞驰在漆黑笔直的公路上，路两边围绕着幽暗的树木，推销员说从他自身经验看来，不能把铜管烟道卖给不爱的人。他是个瘦子，有一张深谷般的面孔，看起来像是遭遇过最可怕的打击。他戴着一顶挺括的宽檐儿灰帽，是那种想要看起来像牛仔的生意人常戴的。他说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爱是唯一的准则。他说他向一个男人兜售烟道时，先问候他妻子的健康和孩子的情况。他说他有一本簿子，里面记着所有客人家里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身体情况。一个男人的妻子得了癌症，他记下她的名字，在旁边写上癌症，每次去男人的五金店时都会问候他的妻子，直到她去世；然后他便把她的名字划去，在旁边写上死亡。“他们死的时候我还要感谢上帝，”推销员说，“这样就少了一个需要记住的人。”

“你不欠死人什么。”塔沃特大声说，这好像是他上车以后第一次开口说话。

“他们也不欠你。”陌生人说，“世界就应该这样——谁也不欠谁的。”

“看，”塔沃特突然向前探出身体，脸凑近了挡风玻璃，“我们开错了方向，又开回来了，又看到了火。我们就是从着火的地方走的。”他们前面的天空中有一抹微弱的光亮，持久存在，并不是闪电。“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看到的火。”男孩狂乱地说。

“孩子，你肯定是傻子，”推销员说，“这是我们要去的城里啊。那是城里的灯光。你肯定是头一回出门吧。”

“你掉头啊！”孩子说，“就是那片火。”

陌生人突然转过他沟沟壑壑的脸。“我这辈子都没掉过头。”他说，“我不是从什么火里来的，我从莫白尔来。我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脑子有问题吗？”

塔沃特坐着注视前面的光亮。“我睡着了，”他咕哝着，“我刚刚醒来。”

“那你应该听我的。”推销员说，“我告诉你的事情你都应该知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美）奥康纳著；张小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

ISBN 978-7-02-011482-5

Ⅰ.①上… Ⅱ.①奥…②张…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3804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责任校对 刘佳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202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1

印数 1—8000

版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1482-5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格林利夫

- 看见树林

- 持久的寒意

- 家的宽慰

-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 鹧鸪镇的节日

- 瘸腿的先进去

- 1

- 2

- 为什么争闹？

- 天启

- 派克的背

- 审判日

格林利夫

梅太太卧室的窗户不高，朝着东面。那头被月光染成银色的公牛站在窗下，仰着脑袋仿佛在聆听屋内的动静——如同某位坚忍的神灵降临凡尘向她求爱，然而窗口是黑的，她的呼吸声又太过轻微，没法传到屋外去。云朵经过了月亮，把它变成一片乌黑，黑暗之中，它开始撕扯树篱。一会儿，云层过去了，它再次出现在原地，有条不紊地咀嚼，它为自己扯了个枝条花环，缠着绕着挂在牛角尖上。当月亮再次偏移到隐蔽的幽暗之处，只能通过它稳健的咀嚼动静来确知它在哪里。淡粉色的光线突然溢满了窗户，随着百叶窗裂开的缝隙，光线一缕一缕地滑落在它的身上。它倒退一步，低下了头颅，仿佛要人看看它挂在牛角上的花环。

几乎有一分钟，屋里没有动静传出来，随后当它再次昂起它加冕的头颅，一个女人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仿佛在对一条狗讲话，她说：“从这里出去，先生！”随即是喃喃自语，“哪个黑鬼的杂种牛？”

这畜牲蹄子触地，向前俯身站在百叶窗后头的梅太太飞快地合上了百叶窗，唯恐光线会让它一头冲进灌木丛。她稍顿了一秒，仍旧向前俯着，睡袍从她窄小的双肩松垮垮地垂下来，她的前额挂满了整整齐齐的绿色橡胶发卷，发卷下的脸因为糊了层蛋清，平滑得像混凝土，在她睡觉的时候，蛋清能把皱纹拉平。

刚才在睡梦中，她觉察到一种节奏稳定的咀嚼声音，好似有什么东西在啃屋子的哪面墙。她意识到，不论是个什么东西，只要这块地方还是她的，它就始终在吃，什么都吃，沿着她的树篱那头一直到房子，这会儿正在啃她的房子，随后同样稳当当的节奏会平静地响遍屋内，吃掉她，吃掉她的儿子们，接着吃，什么都吃除了格林利夫家的人，吃啊吃啊，直到一切殆尽唯独余下格林利夫们，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全是他们自家人，就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中央。当用力咀嚼的声音到达她的胳膊肘儿时，她跳了起来，发觉自己全然清醒了，正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立刻就听了出来：一头牛正在撕扯她窗下的灌木。格林利夫先生没关上小径的门，她毫不怀疑，这会儿整群的牲口都在她的草坪上。她拧亮了暗粉色桌灯，到窗口拉开百叶窗。一头长腿的、瘦削的公牛，站在离她四英尺远的地方，镇定自若地咀嚼着，就像个来求婚的、粗野的乡巴佬。

当她盛怒之中斜着眼睛打量它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十五年以来她一直忙于将懒鬼的猪从她的麦田里赶走，而他们的骡子在她的草坪上打滚，他们的杂种牛同她的乳牛交配。要是不立刻把这家伙关起来，它天不亮就能翻过篱笆，毁了她的牛群——而格林利夫先生这会儿就在沿路下去半英里外的佃户屋里睡得正香。要找他没有别的办法，她只有穿戴整齐了，钻到车里，一路开过去，叫他起来。他会来的，不过他的表情，他的整个姿态，他的每一个停顿，都在说：“要我看，你那两个小子总该有一个不会让他们的妈妈大半夜地开车出来吧。这要是我儿子，他们会自己去把牛关起来的。”

公牛低下了头，摇来晃去，花环滑到了牛角的底部，看起来像是一顶带刺的、危险的王冠。然而这时候，她已经关上了百叶窗，也就是几秒钟内，她听到了它重重走开的动静。

格林利夫先生会说：“这要是我儿子，他们决不会让他们的妈妈深更半夜找帮工。他们自己早就了了。”

掂量之后，她决定还是不去麻烦格林利夫先生。她回到床上，想着格林利夫家的小子们，他们如果能在这个世上发迹，那是因为在没人乐意用他们的爸爸的时候，她给了他一份工作。她用了格林利夫先生十五年，而其他随便什么人连五分钟都不会用他。单单是他向什么东西走过去的模样，但凡长了眼睛的人，就足以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人了。他走路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地好像虫子在爬，他就从来没有直接往前走过，好像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圆圈相隔，他要走在圆圈的边上。要是你打算看他的脸，你只好自己走几步，走到他的正前方去。她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解雇他，是因为她始终疑心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些。他实在是太懒了，不乐意出去另外找份工作；他也没有理由要偷东西，她吩咐他做件事儿，但凡说三到四次，他是会干的；不过，不到来不及找兽医的时候，他是不会告诉她牛生病了；要是她的牲口棚着了火，在他开始扑火以前，会先去叫他老婆来看火势。至于这位老婆，她甚至都不愿意想起她。与这位老婆一比，格林利夫先生就是个贵族。

“要是我家男孩子，”他会这么说的，“就算把自己的右手连胳膊一起砍下来，他们也不会让他们的妈妈去……”

“但凡你家男孩子还有点儿自尊心，格林利夫先生，”总有一天，她要这么对他讲，“有好多事儿，他们真不能让他们的妈干。”

第二天一早，格林利夫先生一到后门口，她立刻就告诉他有一头走失的公牛在她的地盘上，她要他马上把这头牛关起来。

“已经在这里三天了。”他边说边看着他正往前伸的、微微一转的右脚，好像打算看一眼鞋底。后面台阶有三级，他站在最底下的一层，而此时，她的身子从厨房门口探了出来。这个瘦小的女人双眼黯淡、近视，灰白的头发竖在头顶，宛如某只受惊的鸟儿头顶上的羽毛。

“三天！”她说，带着一种克制的尖叫，这腔调已经变成她说话的习惯了。

格林利夫先生的视线跨过了近处的牧场，望向远处。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盒香烟，往手里抖落了一根。他把烟盒放回去，站了片刻，凝视着那根雪茄烟。“我把它关在牛棚里，不过，它挣脱开跑出来了。”他接着又说，“打那之后，我就没见过它了。”他俯身点着了香烟，然后朝她的方向略微偏了偏脑袋。他的整张脸从上往下逐渐形成一个坡度，下半部分长而窄，像个粗糙的圣餐杯。他沿着鼻梁压低了灰毡帽，帽檐遮住了他深陷的、狐狸色的眼睛。至于他的体形，无足轻重。

“格林利夫先生，”她说道，“今天上午干别的事情以前先把牛关起来。你也知道它会毁了配种计划。抓住它，关起来，下回只要有走失的牛出现在这地方，马上告诉我，明白了没有？”

“你想把它放哪里？”格林利夫先生问。

“我才不在乎你把它放哪里。”她回答，“你应该有自己的脑子。关到它跑不出来的地方去。这是谁的牛？”

刹那间，格林利夫先生看起来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保持沉默还是开口说话。他仔细地研究了左边的空气。片刻之后，他说：“一定是谁的牛。”

“那是，肯定的！”她说着，带上了门，清晰而又轻微的砰的一声。

她进了餐厅，两个男孩子都在这儿吃早餐，她的位置在桌首，她挨着椅子边坐了下来。她从不吃早饭，不过会和他们坐在一起，看他们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说真的！”她说着，开始讲起了公牛，模仿着格林利夫先生的语调，“一定是谁的牛。”

卫斯理继续看他碟子边折起来的报纸，而斯科菲尔德时不时停下来，瞅着她，大笑。两个男孩儿对任何事儿从来没有过一样的反应。他们之不同，她说，如同白天之于黑夜。他们两人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谁也不在乎这块地方发生的事儿。斯科菲尔德是商务人士，而卫斯理是知识分子。

小儿子卫斯理七岁那年得了风湿热，梅太太认为这是他长成知识分子的原因。斯科菲尔德这辈子一天病也没生过，当了保险推销员。要是他卖的保险类型好一点儿，她本不会介意他去卖保险的，可是他卖的是只有黑人才买的保险。黑人叫他们“保险人”。他说黑鬼保险比其他任何保险都赚钱。越在人前，他就说得越发嘹亮。他会大声地呐喊：“妈妈不高兴听我这么说，不过，在这个郡，我是最好的黑鬼保险推销员！”

斯科菲尔德三十六岁了，有一张宽宽的、欢快的笑脸，却没有结婚。“就是啊，”梅太太会这么说，“要是你卖体面的保险，自然有好姑娘愿意嫁给你。怎么会有好姑娘肯嫁给卖黑鬼保险的男人呢？总有一天你会清醒的，不过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此，斯科菲尔德会以约德尔小调[1]说唱起来：“娘，你死以前我不娶，你一凉，我就娶个胖胖的农家好姑娘，她能接管这地方！”有一回，他还添了句：“一个像格林利夫太太的好姑娘！”他这么说的时候，梅太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后背僵硬得跟耙子柄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那儿，她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小小的脸显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最终，她自言自语地说：“我辛勤劳作、当牛做马，为了给他们保住这个地方，努力挣扎、汗流浃背，然而只要我一死，他们就要娶个渣滓，还要带回家来，毁了这一切。他们要娶个渣滓，把我劳心劳力的一切都毁个精光。”就是那会儿，她下定决心要改遗嘱。第二天，她去找了律师，给她的财产限定了继承人，这样一来，即使他们结婚的话，也不能把财产留给他们的老婆了。

一想到他们当中哪个可能要娶哪怕只是稍稍像格林利夫太太的这种女人，就足以让她发病了。她容忍了格林利夫先生十五年，而能忍受他太太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眼不见心不烦。格林利夫太太身形庞大，肉松松垮垮。环绕她屋子的院子看起来像个垃圾场。她那五个姑娘永远都污里污糟的，连最小的那个都会吸鼻烟。她不建个花园，也不替她们洗衣服，能让她专心致志的就是她所说的“康复祷告”。

每天，她都要把所有病态的故事从报纸上剪下来——关于被强奸的女人、逃脱的罪犯、烧伤的孩子、轮船沉没或飞机坠毁、电影明星离婚的种种描述。她带着剪报去树林里，挖个洞，把它们埋进去，然后扑倒在地，压在上头，咕哝、呻吟差不多一个钟头，肥硕的胳膊在身下来回地摸索，接着再抽出来，最后平躺下来，梅太太怀疑她打算就此在泥地上睡了。

她开始一直没有发现这事儿，直到格林利夫一家跟了她几个月以后。有天早上，她去查看一块田地，这块地她本来打算种黑麦的，然而长出来的却是三叶草，因为格林利夫先生在播种机里放错了种子。她回去的时候，走的是把牧场一分为二的林间小径。她随身带了根长棍，怕万一碰上蛇。她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一边对自己发牢骚说：“格林利夫先生，”她轻声地说，“你的错误，我承担不起啊。我是个穷女人，只有这块地了。我还有两个男孩子要上学，我没办法……”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种喉咙深处的声音，在痛苦地呻吟，“耶稣啊，耶稣！”也就顿了一秒，那呻吟又来了，带着十万火急的语气，“耶稣，耶稣啊！”

梅太太顿住，一只手抬到了喉咙。那声音是如此刺耳，以至于她感觉好像某种猛烈的、不受约束的力量破土而出，正冲她而来。她的第二个念头就合情合理多了：有人在这里受伤了，将要起诉她，把她的一切都夺走。她没买保险。她向前冲过去，沿着小路拐了个弯。她看见格林利夫太太垂着脑袋，手脚着地，趴在路边。

“格林利夫太太，”她尖叫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格林利夫太太昂起了头。她的脸混着灰土和眼泪；她那两只紫花豌豆色的小眼睛，边缘发红、肿胀；不过，她的表情却和牛头犬一样沉着镇定。双手和膝盖支撑着她的身体，她摇来晃去，呻吟着说：“耶稣啊，耶稣。”

梅太太吓退了。她原本以为耶稣这个词，应该留在教堂里，正如有些词该留在卧室里一样。她是个好基督徒，对宗教存有崇高的敬意，尽管她并不相信，当然不相信宗教里有什么是真的。“你什么毛病？”她厉声发问。

“你打断了我的康复。”格林利夫太太回答说，挥着手让她走开，“完成以前我不能和你说话。”

梅太太站在那儿，腰身向前俯着，张开了嘴，从地上拾起了根棒，好像想打什么，但还没拿定主意。

“啊，耶稣，刺向我的心脏！”格林利夫太太嘶叫，“耶稣，刺向我的心脏！”她在泥地上平平地躺下，成就了一座肥大的肉山。她的胳膊、腿伸展开来，仿佛正在努力将大地包容于她的怀抱之中。

梅太太像是被个小孩侮辱了，感觉暴怒却无法可施。“耶稣，”她边说边往后退，“会因你而蒙羞。他会告诉你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回去给你的孩子们洗衣服！”她转过身去，尽可能快地走掉了。

不管什么时候她想起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是怎么在这个世界取得进步的，她都只会想到格林利夫太太不堪地摊开四肢躺在地上，会对自己说：“得啦，无论他们走得有多远，他们都是从这里来的。”

她但愿能在遗嘱里写上，等她死后，卫斯理和斯科菲尔德不得继续雇用格林利夫先生。她有能力对付格林利夫先生，他们没有。有一回，格林利夫先生向她指出，她的男孩子们分不清楚干草和青贮饲料。她提醒他，他们有别的才华，斯科菲尔德是个成功的商人，卫斯理是个成功的知识分子。格林利夫先生不予置评，然而他从未错过任何一个机会，让她看见他的表情或者某些简单的手势，让她明白他对他们两个只有无穷无尽的藐视。尽管格林利夫一家都是杂役，格林利夫先生却从来都毫不迟疑地告诉她，任何类似的情形下，要是他的儿子的话，他们——O.T.格林利夫以及E.T.格林利夫，都能应付得更好，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比梅太太家的男孩子们小两三岁，他们是双胞胎，要是你和其中的一个说话，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跟你讲话的到底是O.T.格林利夫，还是E.T.格林利夫。他们也从来不会为此礼貌地提醒你一下。他们都是长腿，人瘦瘦的，皮肤发红，一双闪闪发光、一味攫取的狐狸色眼睛和他们的爸爸一个模样。格林利夫先生对他们的自豪始于他们是双胞胎这个事实。瞅他那样儿，梅太太说，好像这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聪明主意似的。他们精力充沛、辛勤工作，她乐于对任何人承认，他们能有今天走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路——这个嘛，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对此负责。

他们两个都服过兵役，在制服的遮蔽之下，人们分不清他们和别人家的孩子。不过当然，只要他们开口，你还是能分辨的，尽管他们极少开口。他们干过的最聪明的事儿就是被派遣到海外，在那儿娶了法国媳妇，娶的还不是法国垃圾。他们娶的都是好姑娘，讲法语的她们自然不知道他们讲的英语糟糕透顶，也不清楚格林利夫家都是什么人。

卫斯理的心脏情况令他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过斯科菲尔德当过两年兵。他对此却毫不在乎，都该退伍了，还只不过是个一等兵。而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都算中士了，那些日子，格林利夫先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能带军衔提到他们的机会。他们两个人都想方设法受了伤，现在两个人都享受津贴。而且他们一从部队解散回家，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了所有的好处，去上大学的农学院——纳税人同时还得养活他们的法国老婆。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住在公路往下约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这块地是政府帮他们买的，那砖结构的联式平房也是政府帮着付钱，还帮着盖的。要是战争也能成就谁，梅太太说，那就是成就了格林利夫兄弟。他们各有三个小孩，讲的都是格林利夫家的英语，以及法语。这些孩子由于他们母亲的背景，将会被送进修道院学校，学着礼仪成长。“二十年以后，”梅太太问卫斯理和斯科菲尔德，“你们知道这些人会长成什么样儿吗？”

“上等人。”她阴森森地说。

她花了十五年的时光对付格林利夫先生，到如今，这已经成为她的第二天性。不管哪一天，他的心情和天气都是同等重要的因素，她据此决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她学会了看他的脸色，如同真正的乡下人看日出日落那样。

她慢慢才接受自己是个乡下女人。已故的梅先生是个商人，他趁着地价下跌时，买了这块土地。等他死的时候，这块地是他留给她的一切。男孩子们并不高兴搬到乡下来，住进一座快要塌掉的农场里，但是她别无选择。在这个地方，她砍伐木材，自从格林利夫先生应答了她的广告以后，还利用卖木材的进项涉足奶牛生意。“我看到你的广告，我会来，有两个男孩。”他的信就说了这么多，第二天他就到了，开着一辆破烂货车，还带着妻子和五个女儿，她们坐在后车斗里，他自己和两个儿子坐在驾驶室里。

过去的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她的土地上。格林利夫先生和他太太几乎一点儿没老，他们无忧无虑，不负责任。他们生活得像田野里的百合花，把她拼命往土地里施放的肥料，抽了个干净。等到她由于过度劳作和忧心忡忡而死去的时候，格林利夫家的人会身体健康、兴旺繁荣，准备着开始榨干斯科菲尔德和卫斯理了。

卫斯理说格林利夫太太不显老的原因，是她在康复祷告之中释放了她所有的感情。“你也应该开始祷告，甜心。”可怜的孩子，他忍不住故意用一种下流的腔调说道。

斯科菲尔德只会刺激得她忍无可忍，然而卫斯理是真的让她焦虑。他纤瘦、神经质、秃顶，当个知识分子让他的性情可怕地紧张。她怀疑，到她死之前，他是不会结婚的。不过，她确定的是，之后哪个不合适的女人就会把他弄到手。好姑娘不喜欢斯科菲尔德，而卫斯理却不喜欢好姑娘。他其实什么都不喜欢。他每天开上二十公里路去他教书的大学，晚上再开二十公里回家。但他说，他恨开这二十公里路，恨这所二流大学，还恨读这大学的低能儿们。他恨这个国家，恨自己的生活；他恨和妈妈以及白痴弟弟住在一起；他恨听到那些该死的奶牛，还有讨厌的雇工、可恶的破机器之类的话题。可纵然他话都说过了，却始终没有任何离开的举动。他谈巴黎、罗马，然而连亚特兰大都没去过。

“你要是到那些地方去，会生病的。”梅太太会这么说，“在巴黎有谁能关照你？你的饮食得是无盐的。那些你约会的奇葩，你以为你娶了她们当中的哪个，那个就会给你做无盐的食物？不会，真的，她不会的！”每当她碰这个话题，卫斯理就会在椅子上粗暴地背过身子，无视她。有一回，她一直说这说得太久了，他就厉声咆哮了起来：“行了，你能不能去干点儿实际的，女人？你为什么不能跟格林利夫太太学学为我祷告呢？”

“我不喜欢听见你们男孩子拿宗教开玩笑。”她这么说，“要是你们愿意去教堂，你们是会遇见好姑娘的。”

不过，嘱咐他们任何事儿都是不可能的。这会儿，她注视着他们两人，他们各坐在桌子一端，没一个对那头走失的牛会不会毁掉她的牛群有一点点的关切——而这是他们的牛群，他们的未来。她看着他们两人，一个弓着腰俯在报纸上，另一个晃着椅子，像白痴一样冲着她嬉笑。她想跳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喊：“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会发现什么是现实，不过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妈妈，”斯科菲尔德说，“你这会儿别太激动啦！我要告诉你这是谁的牛。”他看着她的眼神透着股坏劲儿，他把椅子荡了回来，站起身，接着拱起双肩，举起双手遮住头顶，踮起脚尖向门口走去。他倒退着进了走廊，带上门，留了道小缝儿，只露出脸来。“你想知道吧，甜心？”他问道。

梅太太坐着，冷冷地看着他。

“那是O.T.和E.T.的牛啊，”他说，“昨天我从他们家黑鬼那儿听到的，他告诉我，他们丢了牛。”他冲着她做了个夸张的露牙表情，而后无声地消失了。

卫斯理抬起眼睛，笑出了声。

梅太太把头转了回来，表情没有变化，“在这个地方，我是唯一的成年人。”她朝桌子俯过身去，把报纸从他盘子边拽走，说道，“你明白不明白，要是我死了，得由你们两个男孩对付他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儿？”她问道，“你明白吗，他为什么不知道是谁的牛？因为是他们的。你明白吗，我必须忍受的都是什么？你明白吗，这么多年来，要是我没有一直把脚踩在他脖子上，你们两个男孩可能得每天早上四点钟爬起来挤牛奶？”

卫斯理把报纸拽回盘子边，盯着她的脸看，咕哝说：“我可不会为了把你的灵魂从地狱里拯救出来，就去挤牛奶。”

“我知道你不会。”她说话的音调尖厉。她坐了回去，开始飞快地翻转放在她盘子边的餐刀。“O.T.和E.T.是好男孩，”她说，“他们应该是我儿子才对。”这样的想法太过可怕，她眼中卫斯理的形象立刻隔了一层泪水，变得模糊不清。她只能看见他黑暗的轮廓即刻从桌旁站起来。“而你们两个，”她哭喊着，“你们两个本应该归那个女人！”

他朝门的方向走去。

“等我死的时候，”她用耗尽气力的嗓音说，“不知道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哇啦哇啦没完没了，永远在说你死的时候，”他一边匆促地往外奔逃，一边愤愤不平地吼道，“不过在我看来，你健康得很哪。”

隔了片刻，她依旧坐在原处，直直地看着前方，目光跃过了房间，穿过窗户，落在一片朦胧的灰色、绿色景象之中。她舒展着脸上、脖子上的肌肉，深深地吸了口气，然而无论如何，她眼前的景象还是流到了一处，成了一大团湿淋淋的灰白。“他们不需要想着我随时很快就要死的。”她自言自语地说，然而她的内心有个更为轻蔑的声音还补充道，“等我完全准备好了，我会死的。”

她用餐巾擦了擦眼睛，起身去了窗口，凝视着她前方的景致。牛群在路两边的浅绿色牧场上吃草，在它们的身后将它们围在牧场之中的，是一堵黑压压的树木围成的墙，墙锯齿状的尖锐上沿在抵抗冷漠的天空。牧场足以让她感到欣慰了。她在自己的房子里，从房子的任何一扇窗望出去，看到的都是自己性格的投射。她城里的朋友们说过，她是他们认识的最为杰出的女人。实际上，她在一贫如洗、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来到一座破败不堪的农庄，成功地将它运转起来。“一切都与你作对，”她这样说，“天气和你作对，泥土和你作对，雇工和你作对。他们联合起来跟你对着干。没有办法，除非是铁腕！”

“看一看妈妈的铁腕！”斯科菲尔德会大叫大喊，抓住她的胳膊举起来，让她纤细的、分布着蓝色静脉的小手悬在手腕上直晃荡，如同一枝折断的百合垂下的头。在场的人总是哄堂大笑。

太阳正在吃草的、黑白花色的牛群上空移动，它只比天空的其余部分亮那么一点点。她往下看，看见了个更为昏暗的形状，兴许是阳光从哪个角度投射下来的影子，在牛群之中游移晃荡。她发出了尖厉的叫声，而后转身，毅然快步地出了屋子。

格林利夫先生在青贮壕[2]里，正在装一辆独轮手推车。她站在壕边俯瞰着他，“我告诉过你把公牛关起来。现在，它在奶牛群里。”

“人一次不能干两件事儿。”格林利夫发表了评论。

“我告诉过你先干这事儿。”

他推起独轮手推车，从壕沟敞开的那头出来，朝粮仓走去，她紧紧地跟在他后面。“另外，你不用思考，格林利夫先生，”她继续说下去，“不用思考我知道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牛，也不用思考这头牛来了你为什么没赶紧通知我。只要我还让它待在我这里糟蹋我的牛，是O.T.和E.T.的牛我也得喂养啊。”

格林利夫先生推着独轮手推车停顿了一下，往他身后望过去。“那是孩子们的牛？”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问。

她一言不发，只是看向远处，嘴紧紧抿着。

“他们告诉过我他们的公牛跑了，不过我一直不知道就是这头。”他说。

“我要这头牛立马被关起来”她说，“我会开上车去找O.T.和E.T.的，叫他们今天就来领它。它待在我这儿的时间我都该收钱——这样以后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他们买它不过花了七十五美元。”格林利夫先生报了价。

“我本来就没打算当礼物收下来。”她回答。

“他们本来打算宰了它吃牛肉的，”格林利夫说，“不过它跑掉了，脑袋还撞了他们的敞篷小货车。它不喜欢小轿车，也不喜欢大卡车。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的角从挡泥板里弄出来。而最终他们松开手，它就跑了。他们太累了，没法跟在后面追——不过，我一点儿不知道这里的牛就是它。”

“你说知道我也不会付你钱的，格林利夫先生。”她说，“不过，你现在知道了。找匹马去抓住它。”

从她在自家前窗看见这头公牛开始算，半个钟头以后，这头有着松鼠毛色泽、长着往外突起的臀部和浅淡的长长犄角的公牛，从容不迫地沿着通往她屋前的土路走了下来。格林利夫先生骑在马上，在它的身后。“要是格林利夫家有牛，就该是它这样儿。”她小声地跟自己发着牢骚。她出去，站在门廊上喊：“关起来，关到跑不出来的地方。”

“它喜欢跑，”格林利夫先生说着，带着赞许的神情，盯着牛屁股看，“这位绅士是个运动员。”

“要是那俩男孩不来把它领走，它将是个死运动员。”她回答说，“我只是警告你一下。”

他听见了她的话，不过没作声。

“我没见过比它还丑的牛。”她嚷嚷着，不过他一路下去走挺远了，已听不见她的声音。

上午十点左右，她转进O.T.和E.T.家的车道。屋子是全新的红砖房，坐落在光秃秃的山顶处，屋子低得都快要贴到地了，看起来就像个带窗户的货栈。阳光暴晒，直接烤在白色的屋顶上。如今大家盖的都是这种房子，没有什么标识说明它属于格林利夫家，除了三条有着波美拉尼亚丝毛狗和猎犬血统的狗。她停车的当口，它们从屋后头冲了出来。她提醒自己，从狗的阶级一贯能看出人的阶级来。她按响了车喇叭。坐在那儿等人出来时，她继续研究这座房屋。所有的窗户都拉了下来，她相当好奇，难道政府还提供空调之类的玩意儿。没人出来，她又按喇叭。这下，门开了，几个孩子出现在门口，站在那儿望着她，并没有往前走的意思。她认出来了，这可真是格林利夫家的品质——他们能坚持在门口，连着好几个钟头看着你。

“你们这些孩子，能有一个过来吗？”她叫道。

过了一分钟，他们全都开始朝前走了，慢慢腾腾地。他们穿着背带裤，光着脚丫子，不过没她原本预想的那么脏。有两三个明确像格林利夫家的模样，其他几个则不然。最小的是个女孩儿，长着一头凌乱的黑发。在大概离汽车六英尺远的地方，他们停下了脚步，站在那儿望着她。

“你非常漂亮。”梅太太对那个最小的女孩说。

没有回应。他们全表现出一副木然的表情。

“你们的妈妈在哪儿？”她问。

有那么片刻，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中的一个用法语说了句什么。梅太太不懂法语。

“你们的爸爸在哪儿？”她问。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孩回答说：“他也不在这儿。”

“啊——”梅太太说话的语气就好像什么事儿得到证实了似的，“那个黑人在哪儿？”

她等着，做好了没人回答的准备。“你们哑巴啦？猫把你们舌头叼住啦？”她说，“你们要不要跟我回家去，让我教你们说话？”她笑着，笑声却消失在了寂静的空气中。她感觉像正在经历一场决定她生死的审问，而面对的陪审团都是格林利夫家的人。“我得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黑人。”

“要是你想去，就去吧。”一个男孩回答。

“好吧，谢谢你。”她咕哝着，驱车离开。

房前往下走的小路，通向牲口棚。她之前没见过这牲口棚，不过因为是根据最新的技术标准造的，格林利夫先生详尽地对她描述过。它是一种挤奶间的构造，从下面给奶牛挤奶，牛奶从机器里流入管道，一直输送到牛奶房里，再也不用桶装了，格林利夫先生说，不需要人力了。“啥时候你也给自己弄一个？”他这么问。

“格林利夫先生，”她说，“我得自己干活赚钱。没有政府尽全力来帮我。我要装个挤奶间，得花掉两万美元。实际上，我也就是刚够个收支相抵。”

“我家男孩子搭的。”格林利夫先生小声说，紧接着——“不过男孩子和男孩子不一样。”

“确实！”她说，“为此我要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啥事儿都谢。”格林利夫先生拖着腔调，慢吞吞地说。

你最好还是感谢，随即而来的极度沉默里，她心里想，你什么都没为自己做过。

她将车停在牲口棚边，而后按着喇叭，却没人出现。她在车里坐了几分钟，仔细地观察四周放置的各种各样的机器，想知道哪些他们是付过钱的。他们有一台草料收割机、一台旋转式干草打捆机。这些她也有。她决定，既然这儿没人，那么她就下车看看挤奶间去，看看他们的挤奶间干净不干净。

她打开了牛奶房的门，探头进去。头一秒钟，她感觉好像行将窒息。白色的混凝土房间一尘不染，满是阳光，一排齐人高的窗户安在两面墙上，光线就是从那儿洒了进来。金属立柱反射出强烈的光芒，她不得不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这一切。她飞快地缩回脑袋，掩上门，靠在门上皱着眉头。外面的光线没有那么亮，不过她还是感觉到太阳就在她的头顶，如同一枚银白色的子弹，准备掉落在她的大脑里。

一个黑人拎着个喂牛犊子的黄色饲料桶，从设备棚的拐角那里出现，朝她走了过来。这个肤色淡黄的男孩子身上穿着格林利夫家双胞胎遗弃的军服。他站住了，保持个体面的距离，而后把桶放在地上。

“O.T.先生和E.T.先生到哪里去了？”她问。

“O.T.先生他在镇上，E.T.先生他去了远远的田那头。”这个黑人说着，先指向左边，后指向右边，仿佛正在确定两颗行星的方位。

“留个口信的话，你能记得吗？”她问道，看起来对此颇为怀疑。

“假如我不会忘记，我就会记住。”他回答的语气微有愠怒。

“好吧，那么我写下来。”她说着，钻进了车里，从她的袖珍笔记本里拿出了铅笔头，在一个空信封的背面开始写。黑人走过来，站在车窗边。“我是梅太太。”她一边写一边说，“他们家的公牛在我家的地里，我要它今天就消失。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暴跳如雷。”

“周六那天公牛跑了路，”黑人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谁见过它，没人晓得它在哪儿。”

“好吧，你现在知道了。”她回答，“还有，你可以这么告诉O.T.先生和E.T.先生，要是他们今天不来把它弄走，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们的爸爸毙了它。我不能让它毁掉我的奶牛。”她把便条递给他。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接过了便条，说，“他们会讲请便，毙了它吧，我们的一辆货车已经被它撞坏了啊，我们会高高兴兴地看着它咽掉最后一口气的。”

她把脑袋收了回去，稍稍模糊的眼睛瞥了他一眼。“他们是不是就指望花我的时间，让我的人帮他们宰牛呢？”她问道，“这牛他们是不想要了吧，所以就这么随它跑掉，让别人帮着宰了？它吃了我的燕麦，毁掉我的牛群还不够，还指望我毙了它？”

“我讲你的是，”他轻柔地说，“它撞了……”

她非常严厉地看着他，说道：“好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有些人就这样。”停顿一秒后，她问，“到底谁做主？是O.T.先生，还是E.T.先生？”一直以来，她都在怀疑他们两人私底下争来抢去。

“他们不争不抢，”男孩回答说，“他们像长了两张皮的一个人。”

“哦。我猜你只是从未听到他们吵架。”

“从来没人听到他们争啊抢的，没有人。”他说着，目光转移开，仿佛他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针对的是其他人。

“得了吧，”她回答，“要不是我忍受了格林利夫先生十五年，也不至于知道格林利夫家那点破事儿了。”

黑人望着她，恍然大悟：“你是我保险人的妈妈？”

“我不知道你的保险人是谁，”她厉声回答，“你把这张便条给他们，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今天不来把牛领走，他们就是在逼自己的爸爸明天朝它开枪。”话毕，她扬长而去。

整个下午，她都待在家里，等着格林利夫家的双胞胎来领走那头公牛。他们没来。我还得替他们操劳，她暴怒地想。他们简直要把我榨干。在晚餐餐桌前，她为了男孩子们的利益又重复了一下这件事，她要让他们清楚地明白O.T.和E.T.将要怎么干。“他们不想要那头公牛了，”她说着，“——把黄油递给我——他们就这么把它放跑了，让别人替他们操心怎么摆脱它。这情况你们怎么想？我是受害者。我自始至终都是受害者。”

“把黄油递给受害者。”卫斯理说。他的脾气比平时更糟糕了，因为从大学回家的路上，他的车爆了一只轮胎。

斯科菲尔德把黄油递给她，说：“哎呀，妈妈，朝一头老公牛开枪，你不觉得惭愧吗？毕竟它也没干什么，只不过给你的牛群注入了一点点杂种血统。我宣布啊，”他说着，“有这样一个妈，我能长成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简直是个奇迹！”

“你不是她儿子，孩子。”卫斯理回答。

她坐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手指搭上了桌角。

“我就知道这么多，”斯科菲尔德说，“我终于明白了鉴于我的出身，我能有今天这么好，我实在是很棒啊。”

他们拿她开玩笑，讲起了格林利夫家式的英语。不过，卫斯理用他特有的音调穿插其中，如同一把刀锋。“成啊，让我说给你一桩，兄弟，”他说着，斜趴在桌子上，“但凡你有半点儿心，你早就知道了。”

“是什么啊，兄弟？”斯科菲尔德问，宽宽的脸庞对着对面那张又瘦又窄的脸大笑起来。

“是这样，”卫斯理回答，“你和我都不是她儿子……”不过，他猛地住了嘴，因为她发出了一种嘶哑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像一匹意外挨了鞭子的老马。她抬起屁股，从屋里跑了出去。

“啊呀，上帝，”卫斯理愤怒地咆哮起来，“你为什么招惹她呀？”

“我可没招惹她，”斯科菲尔德回答，“是你在惹她。”

“哈。”

“她没以前那么年轻啦，她受不了啦。”

“她发泄出来就好啦。”卫斯理回答，“忍受的人是我。”

他哥哥欢快的脸色大变，进而，一种丑陋的家族相似之处在两人身上显现。“你这种讨厌的杂种，没人替你遗憾。”他说着，越过桌子一把抓住了对方衬衫的前襟。

她在房间里听到了碟子的破碎声，便穿过厨房冲回了餐厅。走廊的大门敞开，斯科菲尔德已经出去了。卫斯理贴地躺着，像一只巨大的昆虫，翻倒的桌边压在他身上把他从中间一分为二，破碎的盘子散落在他身上。她把桌子从他身上抬开，抓住他的胳膊要扶他起来。然而，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狂暴地用足了劲儿推开她，继他哥哥之后，愤然冲了出去。

她本来是会虚脱的，然而后门传来的敲门声让她身体僵直了起来。她转过身去，视线越过厨房、后廊，她看见格林利夫先生透过纱网，急切地往里头看。她所有的智谋立时毫发无伤地回来了，好像她就需要魔鬼本人来个挑战，就能全然恢复。“我听到砰的一声，”他喊道，“我以为灰泥可能砸到了你。”

要是真有什么情况需要他，还得有人骑着马去找他。她走过了厨房和后廊，站在纱门后头，说：“没事儿，一点儿事也没有，就是桌子翻了。有条桌腿不太管用了。”她连个停顿也没有，“既然男孩子们没来把牛领走，那么明天你只好毙了它。”

天空中，红色和紫色的稀薄光束交错，其后，太阳正在缓缓地下落，好似正从一段梯子上拾级而下。格林利夫先生在台阶上蹲了下来，背对着她，他的帽顶与她的脚在一个水平线上，“明天我帮你把它赶回家。”他说。

“哦，不要，”她以讥讽的腔调说道，“你明天把它赶回家，下个礼拜它又会回这里来了。我清楚得很。”随后，她以悲伤的语气说道：“我很吃惊O.T.和E.T.会这么对我。我原来还以为他们会很感恩的。这两个男孩子在这个地方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对不对，格林利夫先生？”

格林利夫先生什么话也没说。

“我以为是这样，”她说，“我觉得他们很快乐。不过现在，他们都忘光了我为他们做的那些美好的小事儿。要是让我想的话，他们穿过我儿子的旧衣服，玩过我儿子的旧玩具，拿着我儿子的旧枪去打猎。他们在我的池塘里游泳，射杀我的鸟儿，在我的小河里钓鱼，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生日忘掉，还有圣诞节，要是我没记错，时间过得很快，这些日子很频繁呢。现在，这些事儿他们都有没有想过？”她问，“没唉——”她自己回答。

有几秒钟，她望着消失的太阳。格林利夫先生在仔细地审视他的手掌。过了一会儿，仿佛她只是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问道：“他们不来把牛领走，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吗？”

“不，我不知道。”格林利夫先生语气确凿。

“他们不来，因为我是个女人。”她说，“只要你面对的是个女人，什么事儿你都可以逃脱。要是管这个地方的是个男人……”

格林利夫先生像被蛇咬了似的，很快地接口：“你有两个儿子。他们知道你这里有两个男人。”

太阳消失在林木线[3]的后头。她俯视着这张阴暗的、油滑的面容，现在他抬起了脸，机警的眼睛在帽檐的阴影下闪闪发亮。她等到时间够久了，久到他能够明白她受到了伤害，然后开了口：“有些人学会感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格林利夫先生，而另外一些人永远也学不会。”她转身，留他自己坐在台阶上。

半夜，在她的睡梦之中，她听到某种声响，仿佛一块大石头在她的大脑外层嘎吱嘎吱地打洞，而她走在里头，走过了一脉绵延起伏的美丽山麓，每走一步，她都把拐棍往前插下去。隔了片刻，她开始意识到那声响是由于太阳企图灼穿林木线，她停下脚步观望，因为知道这根本不可能而感到安全。它终归会同往常一样，沿着老路，沉没在她的土地以外。她刚刚停下脚步看的时候，它还是个膨胀的红球，等她站定了凝望的时候，它变得狭窄、苍白，直到看起来像一枚子弹。随后，突然之间，它从林木线之中爆裂，朝着她的方向从小山上飞快地滚落下来。等她醒来的时候，手掩着嘴，一模一样的声响渐渐细微，不过在她的耳中，仍旧清晰可辨。是那头公牛在她的窗下大声咀嚼。格林利夫先生让它跑出来了。

她起床，黑暗中摸索着去了窗口，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但是，那头公牛从树篱走开了，一开始，她没看见它。然后，她看见一段距离开外的地方，有个笨重的形状停了下来，仿若正在观察她。过了今晚，我就不再忍了。她说。她就这样看着，直到那个坚忍不拔的影子走掉，隐没在了黑暗当中。

第二天上午，她一直等到了十一点整，随即钻进了车里，驶向牲口棚。格林利夫先生正在清理牛奶罐，他把七个牛奶罐子直立放在牛奶房的外头晒干。这事儿，她足足吩咐了他两个礼拜。“好吧，格林利夫先生，”她说，“去拿你的枪。我们去把那头公牛毙掉。”

“我以为你想把这些罐子……”

“去拿你的枪，格林利夫先生。”她说着，声音没有感情，脸上没有表情。

“那位绅士昨晚上扯断绳子跑了。”他以遗憾的语气低声地说，再次俯下身去，把胳膊伸进罐子。

“去拿你的枪，格林利夫先生。”她照旧是胜利者的那种没有音调的语气，“公牛在牧场里，和不产奶的奶牛在一起。我从我楼上的窗口看见它了。我会开车把你带到地里，你可以把它赶到空牧场去，在那儿击毙它。”

他慢吞吞地放开了罐子，“从来没人叫我毙掉儿子的牛呢！”他的嗓音高昂又急躁。他从屁股口袋摸出块破布，开始用力地擦手，然后是鼻子。

好似这话她根本没听到，她转过身去，说道：“我在车里等你。去拿你的枪。”

她坐在车内，注视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向马具房，他的一杆枪就放在那儿。他进了房间之后，一阵嘎啦啦的响动传了出来，似乎是他一脚踢开了拦在路上的东西。片刻，他拿着枪出来，在车后转了一圈，用力拉开车门，重重地坐到她旁边的位置上。他用双膝夹着枪，两眼直视前方。相比那头牛，他倒是更想冲我开枪，她想着，别过脸去，不让他看到自己的笑容。

上午的天气干燥而晴朗。她开着车在树林里穿行，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之后进入了一片开阔的空地，狭窄的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如愿以偿的快活让她的感觉变得敏锐。鸟儿到处发出尖厉的叫声。草地太过明亮，几乎没法正视。天空是一种均匀的、动人的蓝色。“春天来了！”她喜气洋洋。格林利夫先生嘴角附近的肌肉抬了一下，似乎他觉得这话愚蠢之至。在牧场的第二道大门前，她停了车，他夺门而出，砰地甩上车门。然后，他打开大门，她驶了进去，他再关上大门，愤愤然回到了车里，一言不发。她沿着牧场的边缘兜圈子，直到看见那头公牛。它几乎在正中间，安然地混在奶牛群里吃草。

“那位绅士等着你呢。”她说着，狡黠地瞥了一眼格林利夫先生暴怒的侧影，“把它赶到下一块牧场去，你一把它赶进去，我就跟着你开进去，我来关大门。”

他再一次愤然下车，这一回故意没关上车门。她只好斜着身子越过座椅，关上门。她坐在车里微笑，瞅着他穿过牧场，朝对面的大门走去。看起来，他每走一步都用力地迈开腿，而后却要退却，似乎在呼唤上天的力量，来目睹他是被迫的。“得啦，”她大声地说，好像他依旧在车里似的，“是你自己的儿子强迫你干的，格林利夫先生。”O.T.和E.T.这会儿可能在大笑不止，在取笑他。她能听到他们带着一模一样的鼻音说道：“强迫爸爸帮我们枪毙牛。爸爸不知道，一想到他在枪毙一头上好的牛，感觉简直再好不过啦！让他杀了这牛，杀了它吧！”

“要是这俩男孩还关心你，格林利夫先生，”她说，“他们是会来领走这头牛的。他们真让我震惊。”

他转了一大圈，先拉开门。那头在不同花色牛群中的黑牛没有动，它始终垂着脑袋，不停地吃。格林利夫先生敞开了大门之后，开始转圈往回，从它身后靠近。他大概到了它后头有十英尺的距离时，抬起了胳膊，在身体两边上下地摆动。公牛懒洋洋地抬起脑袋，随即又低了下去，继续吃。格林利夫先生弯下腰，捡起了什么东西，凶狠地抡了一圈朝它砸过去。她觉得是块尖锐的石头，因为公牛跳了起来，开始飞奔，一溜烟儿就消失在了山边。而格林利夫先生步态轻松地跟在后面。

“你别想你能丢了它！”她喊着，发动了车子，直接穿过牧场。她得放慢速度，开过几道坡，等她到了大门口，格林利夫先生和公牛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块牧场要比另外一块小一些，就是一块几乎被树林围得密不透风的绿色竞技场。她下车，关上大门，站在那儿搜寻格林利夫先生的影子，然而他彻底地消失了。她立马明白了，他想的就是让牛在树林里走失。最终，她将会看见他从树林的某个地方钻出来，一瘸一拐地走向她，最终走到她面前时，他会说：“要是你能在树林里找到这位绅士，你真比我强。”

她会这么回答：“格林利夫先生，要是我非得和你一起钻进林子，一起待一个下午，我们肯定能找到那头牛，把它毙掉的。要是我帮你扣扳机的话，你会朝它开枪。”见她态度严肃，他会自己回去，很快就能击毙那头牛。

她返回车里，驱车到了牧场的中央地带。在这儿，他从树林里出来，来找她就不用走太长的路了。此时，她想象着他坐在一截树桩上，拿着根树枝在地上画线。她决定看着自己的手表，就等十分钟，然后就开始按喇叭。她下了车，在四周走了走，随后坐在了前头的保险杠上，等待，休息。她非常累，脑袋往后靠在了引擎罩上，还闭上双眼。她不明白为什么才十点左右，她就这么疲惫。透过合着的双眼，她能感觉到太阳的炽热，就在头顶的正上方。她微微睁开眼睛，然而白晃晃的光线逼得她立刻闭上。

她在引擎罩上躺了一会儿，昏昏沉沉地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累。她闭着眼睛，于是她不再认为时间分为白天和夜晚，而是分为过去与未来。她认为，她累是因为她马不停蹄地连续工作了十五年。她决意，她完全有权利累，她起身再去工作之前要休息几分钟。在任何审判席前，她都能说我一直在工作，我从未享乐。就在她回忆着一生劳作的这一时刻，格林利夫先生正在树林里溜达，格林利夫太太或许平躺在地上，在她满是洞的剪报上睡着了。这些年来，那个女人越来越糟。梅太太相信，如今的她实际上已经疯了。“我担心宗教把你太太弄扭曲了呢。”曾有一回，她巧妙得体地对格林利夫先生说，“一切都要适度，你知道的。”

“她有一回治好了一个男人。他一半的内脏被虫子吃掉了。”格林利夫先生回答。她转身走了，一半是因为想吐。可悲的灵魂们，她这会儿在想，如此愚蠢。她打了几秒钟的盹儿。

等她坐起来，看看手表，十多分钟过去了。她没有听到任何枪响。一个新的想法跳出了她的脑海：要是格林利夫先生用大石头激怒了公牛，这牲口生他的气，把他逼到树跟前，用角顶他怎么办？此事儿的反讽更为深化了：O.T.和E.T.会找个卑鄙的律师起诉她。这便是她与格林利夫一家相处十五年最相宜的结局了。她几乎是愉快地想到了这一切，好似她为讲给朋友们听的故事忽然想到了个最完美的结局。随即，她放弃了这个念头。既然格林利夫先生随身带着枪，那么她就有保障了。

她决定按喇叭。她起身，手伸进车窗，长按了三下喇叭，然后短按两三下，让他知道她已经不耐烦了。她随后重又坐回到引擎盖上。

大概几分钟之后，有什么东西从林木线处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笨重的影子把脑袋来回地摆了几次之后，往前一跃。一秒钟后，她看到了，就是那头公牛。它昂着脑袋缓缓地朝着她跑来，以一种快活到摇晃的步态，仿佛能与她重逢令它狂喜。她望向它的身后，看看格林利夫先生有没有跟着从树林出来，然而没有。“它在这儿，格林利夫先生！”她呼喊，便看向牧场的另一边，看他有没有可能从那里出来。但是视力可及之处，他都不在。她又回过头去看着公牛，它低下头，向她冲了过来。她一动不动，并非由于恐惧，而是处在令人僵住的难以置信里。她盯着这头凶猛的黑牛向她奔跑而来，似乎不再对距离有感觉，似乎不能立刻明白它的意图。她的表情还没来得及改变，公牛已经把它的脑袋埋在了她的膝下，如同一个狂野的、痛苦的恋人。它的一只角下沉，直到刺入她的心脏，另一只角则环绕她身侧，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夹住了她。她继续凝视前方，然而她眼前的全部景象都变了——林木线是这世界一个黑暗的伤口，而这个世界除了天空一无所有——她流露出的表情好似一个突然恢复了视力却发现光无法忍受的人。

格林利夫先生举着枪，从一边向她跑来。她看见他过来了，虽然她并没有看向他。她看见他在一个看不见的圆圈之外，向她靠近过来，林木线在他的身后豁裂，而他的脚下空无一物。他朝公牛开了四枪，射穿了眼睛。她没有听到枪响，不过，她感觉到了那巨大身躯沉下去时的震动，她跟着它的脑袋，被往前拉去。这样一来，当格林利夫先生来到她身边时，她似乎正俯身凑到这畜牲的耳畔，轻声地诉说自己最终的发现。

[1] 一种流行于奥地利与瑞士山间的民歌，用真假嗓子交替唱。

[2] 指挖壕沟，将青饲料埋起来发酵。这种贮藏方法可使青贮的饲料与空气隔绝，产生有机酸，经久不坏，还可减少养分的流失。

[3] 指山林标记的树木生长上限。

看见树林

前一个礼拜的每天上午，玛莉·福钦[1]都和老头子一起看着机器把泥土挖出来，再扔作一堆。工程在新河岸边进行着，工地是老头子卖给某个打算建钓鱼俱乐部的人那好几块地中的一块。每天早上他和玛莉·福钦开车到那儿的时间都是十点左右，他把他那辆桑葚色的、破旧的凯迪拉克停在堤坝上，在那儿能俯瞰施工现场。泛着红色波纹的湖水逐渐和缓地流到距离工地五十英尺的地方，与湖另一边相接的是树林的一道黑色的边界线，这树林景致的两端看起来就像要跨过湖水，循着田野的边界继续延伸似的。

他坐在保险杠上，玛莉·福钦跨坐在引擎盖上，他们看着，有时会好几个钟头地看着机器有条不紊地在一块曾经是牛群牧场的地方吃出一个方形红色坑洞来。这地恰好是皮茨成功地清除异味堆心菊[2]的唯一一块牧场。老头子卖掉这块地时，皮茨险些要中风，据福钦先生所知，他可能继续恶化最后就真的中了风。

“能让一块牛草地妨碍发展的都是傻瓜，这种人才不在我眼里呐。”在他保险杠的位置上，这话他对玛莉·福钦讲了好几遍，不过这孩子的眼里除了机器外什么都没有。她坐在引擎盖上，俯瞰着红色的坑洞，看着那脱离它身躯的巨大食道狼吞虎咽地吃着泥土，随后伴着持续的深沉作呕声，缓慢、机械地缩回，掉转头，再吐出去。她眼镜后头的浅色眼珠一遍又一遍跟随它重复的举动，她的脸——就是老头子脸的缩小版，始终挂着全神贯注的神情。

除了老头子自己以外，没有人对玛莉·福钦长得像外公这件事儿感到格外高兴。他认为这大大地增添了她的魅力。他认为她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最漂亮的小孩，他还让其他孩子们都知道，假如，只是假如，要是他会给谁留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肯定是留给玛莉·福钦。她现在九岁了，和他一样又矮又宽，还继承了他非常淡的蓝眼睛，突出的大脑门儿，永远紧皱着的眉头，以及鲜艳红润的面色。并且，她的内在也像他。她还遗传了他的智力，他的强烈意志，他的毅力及魄力，这种相像颇为奇妙。尽管他们年纪相差七十岁，精神的距离却微不足道。她是在这个家族中他唯一有所尊重的成员。

他讨厌她妈妈，她是他第三个或第四个女儿（这个他从来都记不得），尽管她认为是她照顾他。她认为——不过小心不说出来，只暗自期待——她是到了他老的时候还忍受他的人，他的土地应该留给她。她嫁给了一个叫皮茨的白痴，生了七个孩子，他们也一样白痴，不过最小的玛莉·福钦除外。她和他一模一样。皮茨是那种连五分钱都赚不到的人，十年之前，福钦先生同意他们搬到他这里来经营农场。皮茨干的归皮茨，不过土地姓福钦，他在他们面前谨慎地维护着这个事实。井水干涸的时候，他不同意皮茨钻个更深的井，而是坚持让他们用管道抽溪水。他也不想自付钻井的费用，而他知道要是让皮茨付的话，只要他逮着机会对皮茨讲：“你赖在我的地上。”皮茨就会回嘴了：“得，你喝的水是我的水泵打出来的。”

皮茨一家在这里待了十年，都已经觉得这块地方是他们的了。女儿在这里出生、长大，不过老头子认为，当她嫁给皮茨之时，就说明她相比自家更喜欢皮茨；而当她搬回来，她就跟任何租客是差不多的，尽管他出于不让他们钻井的相同理由，不要他们付租金。任何人只要年过六十，地位就都不那么稳定了，除非他能控制更多的利益，他时不时就用卖掉一块地的办法，给皮茨一个现实的教训。没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一块产业卖给外人更让皮茨恼火的了，因为皮茨自己想买。

皮茨身体瘦削，下巴很长，脾气暴躁，性情阴森，是个闷闷不乐的人。而他的妻子是那种以责任为骄傲的人：待在这里照顾爸爸是我的责任，要是我不干，谁来干呢？我做的时候心里一清二楚，我什么回报也得不到。我之所以这么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老头子从没有上过这话的当，一分钟也没有。他知道他们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有那么一天，他们把他放进八英尺深的洞里用土埋上。到那时候，就算他没把这地方留给他们，他们估计自己也是能买的。他私下已经拟好了遗嘱，一切都留给了玛莉·福钦，还指定了他的律师而不是皮茨充当执行人。等他死了，玛莉·福钦能让他们其余的人都跳脚，他从不曾怀疑她做得到。

十年前他们宣称，要是生个男孩的话，他们打算给新生儿取他的名字，马克·福钦·皮茨，他立刻告诉他们要是胆敢把他的姓和皮茨放在一块儿，他就把他们从这地方赶出去。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他看见尽管只有一天大，但她生来便毋庸置疑地像他，便动了怜爱之心，主动让他们给她取名玛莉·福钦，这是他心爱的妈妈的名字，七十年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福钦的地在乡下的泥路段，距离砖石路有十五英里远，要不是发展的缘故，他的地怎么也卖不出去。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同盟。他不是那种老家伙，要与改良一决雌雄，反对新生事物，讨厌每样变化。他想看见砖石大路铺到他家屋前，路上行驶着许多新款轿车。他想看到马路对面就有超市，想抬眼就看到加油站、汽车旅馆、汽车影院。发展突然将这一切都付诸行动，电力公司在河上建了个水坝，浇灌附近乡村的广大地区，由此带来的湖深入了他的土地，延绵了半英里之长。每个汤姆、迪克、哈里，乃至每个小人物以及他的兄弟都想要一块沿湖地段。有传闻说他们这里要装一条电话线。有传闻说要铺的路会从福钦家门前经过。还有传闻说这儿最终会变成一个小镇。他认为这个小镇应该叫福钦镇，佐治亚州的福钦镇。他是个有前瞻性视野的人，尽管他已经七十九岁了。

挖土的机器头一天停了工，今天他们正看着两台巨硕的黄色推土机把坑推平。在他卖地以前，他的地产总的算起来有八百英亩。他卖掉了村后头的五块二十英亩的地，每卖掉一块，皮茨的血压就升高二十个点。“姓皮茨的都是这种人，他们能让一块放牛的地影响未来。”他对玛莉·福钦说，“不过，你和我都不是这种人。”然而，玛莉·福钦也姓皮茨这个事实，他就以绅士风范忽略过去了，如同这是孩子不能为之负责的一场苦难。他喜欢认为她彻彻底底是他的血脉。他坐在保险杠上，她坐在引擎盖上，光脚丫搭在他的双肩上。一台推土机在他们的下方开始移动，铲着他们停车的堤坝那头。要是他的双脚往外稍微移几英寸，就可以在边界外头晃荡了。

“要是你不看着他，”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玛莉·福钦大叫，“他就要动你的土地啦！”

“那儿有树桩，”老头子喊道，“他还没过树桩。”

“现在他还没有而已。”她吼着说。

推土机从他们脚下经过，去了远处那头。“喏，你看，”他说，“睁大眼睛看着，要是他碰那个树桩，我就去拦住他。皮茨家的人，就是会因为一块放牛的牧地，或者骡子地，或者一排豆子，就能妨碍发展的人。”他继续说了下去，“你我这样肩膀上长了脑袋的人，都明白你不能为了一头牛就妨碍时代的进程……”

“他在动那头的树桩了！”她尖叫，他还没来得及制止，她就跳下引擎盖沿着堤坝边跑起来，小小的黄裙子在身后飘动着。

“别跑得那么靠边。”他喊道，不过她已经到了树桩那儿，她在一旁蹲下来查看它被摇松了多少。她俯身越过堤坝，冲推土机里的人挥挥拳头。他朝她摆摆手，继续干他的活儿。她一根小指头的智慧，比那个宗族所有脑袋加起来都多，老头子骄傲地看着她开始往回走，自言自语道。

她有一头浓密的、纤细的、沙子色的头发——就是在他还有头发的时候所有的那种——那头发直直地垂下来，刘海恰好剪到眼睛上方，两侧的头发顺着双颊直到耳朵边缘，看起来仿若一扇敞开的门露出她中间的面容来。她的眼镜跟他的一样是银边的，甚至她走路的姿态也跟他如出一辙，肚子前挺，步态小心又不甚连续，有点儿拖着脚跟，有点儿摇摇晃晃。她走得离堤坝边缘太近了，右脚的外沿与堤坝都齐平了。

“我告诉过你了，别走得太靠边。”他叫道，“要是你掉下去，就活不到能看见这地方盖起来的那天啦。”他总是非常小心地看护她，以免她遇到危险。他不让她去有蛇出没的地方，也不让她的手放到灌木丛上，因为也许藏着大黄蜂。

她一点都没挪。她还有个他的习惯，不想听的话就听不到，既然这是他自己教她的小把戏，他就只能夸奖她的表现了。他能预见等她老了的时候，这习惯能帮她不少忙。她回到车边爬上引擎盖，一言不发地把脚搭回他肩头之前她放脚的位置，好像他不过是汽车的某个部件似的。她的注意力回到了远处的推土机上。

“记住要是你不留心，就不会得到什么。”她的外公说。

他是个纪律严明的人，然而从来没有拿鞭子抽过她。有些孩子，譬如皮茨家的头六个孩子，他认为应该每礼拜抽一回来教会他们规矩，不过，管教聪明的孩子，得用其他办法。他从来没有动过玛莉·福钦一根指头。进而，他也从来不让她的妈妈或者她的哥哥姐姐动手扇她。至于老皮茨，是另外一回事儿。

这人脾气讨厌，心存丑陋不堪、不可理喻的愤恨。屡次三番地，福钦先生只要一看见他从桌边——不是桌首，福钦先生的位置在桌首，而是桌子侧边的位置——慢慢地站起来就心脏悸动，他就那么陡然之间，毫无原由，也没有任何解释，脑袋猛然扭向玛莉·福钦说：“跟我来。”然后就离开房间，一边走一边解皮带。此时孩子脸上出现的表情，与她惯常的表情全然不同。老头子难以描述这种表情，然而这表情让他愤怒。这是种混有害怕、尊重，以及别的什么的表情，一种非常像是配合的神色。这样的表情在她脸上浮现，她会站起来跟着皮茨出去。他们会上他的货车，沿着路开下去，开到他们听不到的地方，在那儿他会揍她一顿。

福钦先生知道皮茨揍她是事实，因为他曾开着自己的车跟着他们，看见过。他在大约一百英尺远的一块大石头后面看见，这孩子紧紧抱着一棵松树，皮茨很有章法得如同用柴刀猛砍灌木丛一样，拿着皮带抽打她的脚踝，而她就只会上蹿下跳，似乎正站在滚烫的火炉上，还发出一种幽怨的呜咽声，像一条挨抽的狗。皮茨打了她将近三分钟，然后转身，一句话也没有就回了卡车，把她留在那儿。她在树下滑倒，双手握住双脚前后摇晃。老头子爬过去找她。她的脸拧成一团，到处都是红通通的小肿块，鼻涕、眼泪还一起流。他突然扑向她，语无伦次地说：“你怎么不揍他？你的勇气呢？你以为我会让他打我？”

她跳了起来，从他身边退开，下巴翘了起来。“没人打我。”她说。

“难道我眼睛瞎了？”他发作了。

“这里没人。没人打我。”她说，“这辈子没人打过我，要是有人敢这么干，我就宰了他。你自己也看到了，这里没人。”

“你是说我撒谎，还是我瞎了眼！”他大叫起来，“我亲眼看见他了，而你什么也不干，就任他这么揍你。你可什么也没干，就吊在那棵树上，跳上跳下的，还哭哭啼啼。要是我，我会把拳头砸到他脸上，再……”

“这里没有人，没人打过我。要是有人打我，我就杀了他！”她狂叫，随即转身猛地冲进了树林。

“那我就是一头波中猪[3]，黑的也变白了！”他在她身后咆哮，坐到树下一块小石头上，盛怒之中，心烦意乱。这是皮茨对他的报复。这就好像皮茨开车带过来揍一顿的是他，这就好像屈服的也是他。一开始他以为只要他说，要是他敢再打她，他就把他们全赶出这地方，就能阻止他。然而他一说出口，皮茨就回答说：“把我赶走，就把她也赶走了。你尽管这么干吧。她就是给我抽的，只要我愿意，我大可以一年的每一天都抽她。”

任何时候只要能让皮茨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就决意这么干。现在，他心里藏了另外一个小计划，它将给皮茨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在告诉玛莉·福钦要记住不留心就不能得到什么的时候，他正有滋有味地思忖这个计划。还没等她回答，他又补充说，他也许很快就要卖掉另一块地，只要卖掉就送她礼物，如果她对他莽撞无礼，他就不送。他同她之间经常有些小小的口角，不过这无非是种锻炼，就好像往好斗的人面前搁一面镜子，看着他与自己的镜像搏斗。

“我不想要什么礼物。”玛莉·福钦说。

“我从来没见你不要过啊。”

“你也没见我要过。”她回答。

“你存了多少钱了？”他问道。

“没你的事儿。”她说着，脚踩着他的肩膀，“别管我的事儿。”

“我打赌你把钱缝在床垫里，”他说，“就跟个黑鬼老太婆似的。你应该存进银行，这笔交易一结，我就去给你开个账户，除了你和我，谁也不能查。”

推土机又一次在他们的脚下开动了，把他接下来想说的话都推到了后头。他等到噪音过去，再也忍不下去了，开口说道：“我要把房子正前方的地卖了让别人盖个加油站，”他说道，“以后我们就不用开下公路去给车加油了，一出前门就可以。”

福钦的房子在公路后头两百英尺的地方，他想卖的正是这两百英尺的地。他女儿凭空把这地方叫作“草坪”，尽管只是一地杂草。

“你的意思是，”隔了一分钟，玛莉·福钦说，“那块草坪？”

“对啦，女士！”他说道，“我说的就是那块草坪。”他猛一拍膝盖。

她不说话了。他转过头去，看着她。头发里那个小小的长方形敞口露出来的是他的脸，在回望着他。然而那只是个镜像，也不是他这会儿的表情，而是更为阴沉的表情，表现了他不悦时的面貌。“那是我们玩的地方。”她嘀咕道。

“好啦，别处有足够的地方供你们玩。”他说着，这种缺乏热情的态度把他惹恼了。

“我们看不到路那头的树林了。”她说。

老头子盯着她，“路那头的树林？”他重复道。

“我们看不见风景了。”她说。

“风景？”他重复。

“树林，”她说着，“我们从前廊看不到树林了。”

“从前廊看树林？”他再问。

接着她说：“这块地是我爸爸让牛吃草的。”

因为震惊，老头子的愤怒延迟了一秒，接着便爆发出一声长啸。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将拳头重重地砸到车子的引擎盖上，“他也可以去别处放牛！”

“要是你从堤坝上掉下去，你就希望你自己没这么做了。”她说。

他从车前绕到了车身，眼睛始终盯着她，“你以为我在乎他在哪里放牛！你以为我会让一头牛来碍我的事儿？你以为我在乎那傻瓜在哪里喂他的牛犊子？”

她坐着，脸上的颜色比头发还要暗红，这会儿是在精确地映照他的表情了。“凡骂兄弟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4]她说。

“不要审判！”他嚷嚷道，“难免你不受审判！”他脸上的色调比她脸上的更紫。“你！”他说，“他想什么时候打你，你都让他打，什么都干不了，就会抽抽搭搭、上蹿下跳！”

“他没有，谁也没碰过我，”她说着，掂量每一个吐出的字眼，语气极其平淡，“没人敢对我动手，要是有谁这么干，我就杀了他。”

“黑的也变白了，”老头子高声说，“晚上也能是白天！”

推土机从他们脚下经过。他们的面孔相隔大概一英尺，都保持着同样的表情，直到噪音渐渐消退。随后，老头子说：“自己走回家去吧。我的车不载耶洗别[5]。”

“我也不和巴比伦的淫妇[6]同车。”她说着，从车的另一边滑下去，跑向牧场，穿行而过。

“淫妇是女的！”他吼道，“你就知道这点东西！”但她并没有屈尊俯就地转身回来顶嘴。当他看着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小身形怒气冲冲地大步穿过黄色点点的旷野走向树林时，他为她感到的自豪就回归了，这种感情仿佛是不由自主的，如同那片新湖的水面微微泛起的温柔浪潮——但这自豪因为她拒绝站起来抵抗皮茨削弱了；这种削弱自豪感的情绪如同一股水下逆流暗自涌动。要是他能教会她像起来反抗他一样起来反抗皮茨，她就是个完美的孩子了，就拥有所有人都向往的无所畏惧和坚定心智了。然而，这是她性格的一个弱点，就这一点她不像他。他转过身去，目光远远地越过湖面落在了湖那头的树林上，他告诉自己五年以后，这里将不再是树林，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商店、停车场，个中功劳多半得归于他。

他打算以身作则教给这孩子勇气，既然决心已下，中午他就在饭桌上宣布：他正在和一个叫提尔曼的男人谈判，打算卖掉家门口的这块地盖加油站。

他的女儿带着一身疲惫不堪的气息坐在她桌尾的位置上，发出了一声呻吟，好像有把钝刀在她的胸腔里慢慢地转动似的，“你是说草坪！”她呻吟着，朝后倒在她的椅子上，以几乎没法听见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他是说草坪。”

其他六个孩子开始喧哗、尖叫，“那我们在哪儿玩？”“不能让他这么干，爸！”“我们以后就看不见路了！”诸如此类的白痴腔调。玛莉·福钦什么也没说，她看起来执拗而沉稳，似乎正在盘算着她自己的什么事儿。皮茨不吃了，盯着前面，他的碟子满满的，然而他的两只拳头一动也不动，就像是搁在碟子两边的两块黑色石英石。他的目光绕着桌子开始从一个孩子身上落向另一个孩子，看起来像在搜寻哪个，特定的某个。最后，那目光落在了坐在外公身边的玛莉·福钦身上，“你就这么对我们。”他嘀咕道。

“我没有。”她说，然而语调并不确凿，是个颤音，是孩子受到惊吓的腔调。

皮茨起身，说：“跟我来。”他转身出去，一边走，一边解皮带。让老头子彻底失望的是，她从桌前滑了下去，跟着他，几乎是在他后头一路小跑，出了门，在他身后上了卡车，他们开车走了。

这样的怯懦影响了福钦先生，仿佛这怯懦是他自己的，让他生理上不舒服。“他打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对女儿说，她在桌尾显然仍一蹶不振，“而你们没一个人肯出手拦住他。”

“你也没有出手啊。”一个男孩小声说，蛙鸣般的嘟囔声响成了一片。

“我是个老人，还有心脏病，”他说，“我没法去拦一头公牛。”

“是她让你这么做的，”他的女儿轻声说，语调呆滞而又倦怠，她的脑袋靠着椅子的边缘摇过来又摇过去，“一切都是她让你干的。”

“没哪个小孩子支使我干什么！”他大叫道，“你还是个什么妈！你真丢脸！那孩子是天使！是个圣人！”他咆哮的嗓门太过高昂忽然就劈了，只能仓促地冲出房间去。

整个下午他只能躺在床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知道这孩子挨了揍，他的心脏都会感觉像是有点变大了，原本盛放心脏的空间不够用了。不过这会儿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决地要看到加油站出现在屋前。要是这能让皮茨中风，更好。要是他中风瘫痪了的话，那是他活该，他就没法再揍她了。

玛莉·福钦和他生气的时间从来都不长，也没有真的严重过，尽管这一天他都没再看到她，等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正骑在他的胸口命令他动作快点，不要错过了混凝土搅拌车。

他们到的时候，工人正在打钓鱼俱乐部的地基，混凝土搅拌机已经在转了，颜色和大小都和马戏团的大象很像，差不多有半个钟头他们站着看它搅拌。老头子和提尔曼约了十一点半谈谈他们的交易，所以就和玛莉·福钦走了，他没告诉她他们要去哪里，只说他得见个人。

在和福钦家门前的土路接壤的公路往下五英里的地方，提尔曼经营着乡村综合商店，包括加油站、废金属回收站、二手车交易市场以及舞厅。因为土路上很快就要铺公路，他想为另一家同样的企业找个好地段。他是个成功指日可待的男人——那种人，福钦先生认为，从来不仅仅与发展齐头并进，而是永远会领先一些，他在那儿等着发展到来，与之相逢。前前后后的公路都有标牌，宣布到达提尔曼商店仅有五英里，四英里，三英里，两英里，只有一英里了；“去往提尔曼商店的请注意这里拐弯！”终于，“就是这里，朋友们，欢迎光临提尔曼商店！”红色的字母熠熠闪耀。

提尔曼的店面周边是一块用来摆放旧车的空地，权当没法再修的破车的库房。他还卖户外装饰件，譬如石鹤、石鸡、瓮、花架和旋转木马。为了不让他的舞客看了不高兴，一排墓石和纪念碑摆在了公路后头更远点的位置。因为他的大半生意都是户外的，因此盖商店本身花不了太多钱，只是一间木结构的屋子，为了跳舞，他在后头添加了个长条的镀锡钢板舞厅，空间分割成有色人种间和白种人间两部分，每部分都有自己的五分钟电影院。他还有个烧烤台，卖烧烤三明治和软饮料。

他们把车开到提尔曼的大棚下时，老头子看着那孩子，她双脚在座位上，下巴撑在膝头，他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要和他交易土地的，就是提尔曼。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突然问道，不以为然吸气的神情好像嗅到了敌人。

“没你的事儿，”他回答，“你就坐在车里，等我出来，我会给你带东西。”

“什么也不要你给我带，”她生气地说，“因为那会儿我根本就不会在了。”

“哈！”他说，“你已经在了，除了等以外，你也干不了什么了。”他下了车就没再留意她，他走进昏暗的商店，提尔曼在里头等着他。

过半个钟头他出来时，她不在车里。躲起来了，他认为。他绕着商店走，看看她在不在后面。他也往舞厅的两部分门里看了，也绕着墓石看过了。而后他环顾那片死气沉沉的汽车场，意识到她有可能在这两百辆汽车随便哪辆的里头或后头。他又回到了商店前。一个黑人男孩正喝着一种紫色饮料，背靠表面凝水的制冰机坐在地上。

“小伙子，那个小女孩去哪里了？”他问。

“我没见过小女孩。”男孩说。

老头子烦躁地在口袋里摸索出一枚五分镍币递给他，说：“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穿着件黄色棉布裙子。”

“要是你讲的是那个壮小孩，长得和你一个样，”男孩回答，“她坐在卡车里，跟一个白种男人走掉了。”

“什么样子的卡车？什么样子的白人？”他大叫起来。

“一辆绿色的皮卡，”男孩子说话的时候嘴唇直吧嗒，“一个她叫他爸的白人。他们走那条路，有一会儿啦。”

老头子哆嗦着上了车，启程回家。他的情绪急速地在狂怒与羞辱之间游移。她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自然也从不会为了皮茨离开他。皮茨命令她上卡车，她就害怕了，不敢不上。但是他得出这么个结论就更加生气了。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反抗皮茨呢？为什么他能把她其他一切都训练得那么好，却让她的性格中偏偏有这么个缺陷？这是个讨厌的谜题。

等他回到家爬上前台阶，她正坐在秋千上，神情忧郁地望着前方，视线越过那块他即将卖掉的空地。她的双眼肿胀，眼圈发红，不过他没看见她腿上有什么红痕。他挨着她坐在秋千上。他本想让自己声音显得很严厉，然而发出来的却是支离破碎的声音，像是来自一个努力再次示爱的求爱者。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问。

“因为我想离开你。”她直视前方说道。

“你从不想，”他说，“是他强迫你。”

“我说过我会走，所以我走了，”她的语气是缓慢的、强调的，她没有看他，“现在你走吧，我想自己待着。”她的话里，有种不容更改、心意已决的东西，这在他们以前的争执中从未出现过。她的视线越过那块只长着粉、黄、紫三色野草的大片草地，又穿过红色的土路，落在黑松林那阴沉的轮廓线上，那片松树长着绿色的树冠。这条轮廓线的后头是远处树林形成的一条窄细灰蓝线条。再往远处，就只有天空，天上就只有一两片薄薄的云彩。她注视着这景象，好似这是她相对他来说，更愿意选择的一个人似的。

“这是我的地，对不？”他问道，“为什么我卖自己的地，你这么犹犹豫豫？”

“因为这是草坪。”她回答。她的鼻涕眼泪立刻汹涌奔流，不过她还是死死板着脸，流到舌头能够到的地方就立刻将它们舔掉。“我们再也看不到路的那头了。”她说。

老头子望向路的那头，重新确认了一遍路那头没什么可看的。“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他用难以置信的语气说，“那里除了树林什么也没有。”

“我们再也看不到了，”她说，“这是草坪，我爸爸让他的牛在这里吃草。”

听到这里老头子站了起来，“你的表现像皮茨不像福钦。”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么难听的话，他说完立刻就后悔了。这话对他的伤害比对她更大。他转身进屋，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这一下午他从床上起来好几回往窗外望，目光越过“草坪”，看着她说的他们再也看不到的树林轮廓线。每一回他看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树林——没有山，没有瀑布，也没有种植的灌木、鲜花，只有树林。在午后这特殊的时间段里，阳光起伏在树林之间，每一根瘦削的松树干都纤毫毕现地突显了出来。松树干就是松树干，他自言自语道，住在这片地方的人，无论谁想看看都用不着走太远。每一回他起身望向窗外，都再一次确信他卖掉这块地是明智的。给皮茨带来的不满是永恒的，而玛莉·福钦他可以给她买东西补偿她。对成年人来说，一条路通往的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但对孩子来说，沿路始终有站台，一桩琐屑小事儿就能让他们的注意力转移。

他第三次起身去看树林的时候，差不多六点了，红色的光芒从几乎像藏匿于树林之后的太阳中倾泻而出，瘦巴巴的树干看起来如同经由一池红光升腾而起。老头子凝视片刻，好似在一个被拉长的瞬间，他落在了俱响的万籁之中，而这一切通往未来，他站在那儿置身于一个令人不悦的奥秘之中，而在此之前这个奥秘他从不曾有所领会。在幻觉中他看见，像是有人在树林后受伤了，树木沐浴在血泊当中。几分钟后皮茨的皮卡出现，打破了这个不愉快的景象，它一路碾轧着停在了窗下。他回到床上闭上眼睛，贴着紧紧合着的眼帘，炼狱般火红的树干从黑色的树林之中浮现。

晚餐的饭桌上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包括玛莉·福钦。他吃得飞快，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整个晚上都花在告诉自己家附近有提尔曼商店这样的企业对未来有种种好处上。他们加油再也不用走远了。他们任何时候想要面包，要做的不过是从自家前门出去，走进提尔曼商店的后门。他们可以把牛奶卖给提尔曼。提尔曼是个可爱的家伙。提尔曼还能带来别的生意。路很快就能铺好。整个国家的人都会在提尔曼商店逗留，要是他女儿以为她自己比提尔曼强，把她打压下去一点也不错。人生而自由、平等。当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回响时，他的爱国情操大获全胜，他意识到卖这块地是他的责任，他必须要为未来提供保障。他望向窗外，月亮照在路那头的树林上，他倾听了片刻雨蛙和蟋蟀的嗡嗡轰鸣，能从它们的嘈杂之中听到未来福钦镇的脉动。

他上床睡觉，很肯定地觉得会和平常一样，清晨醒来的时候会看到那纤细的头发里露出的红色小镜像。她会把这笔生意全然忘到脑后，吃完早饭他们就开车去镇上，到县政府去拿法律文件，回来的路上他会在提尔曼商店停一下，把生意敲定。

他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目光落在了空荡荡的天花板上。他坐起身来，环顾房间，她却不在。他俯挂床沿查看床下，她还是不在。他起身穿好衣服出了房间。她坐在前廊的秋千上，和昨天的状态一模一样，目光穿越草坪看着树林。老头子非常生气。自打她会爬以后他每天醒来都能看见她，不是在他床上就是在他床下。显然，今天早上她更愿意看见的是树林。他决心这会儿无视她的表现，等她的气消了以后再说。他靠着她坐到了秋千上，可是她照旧盯着树林子看。“我想我们一起去镇上吧，去那家新开的船店看看小船去。”

她的脑袋并没有转过来，不过她以怀疑的语气大声问：“你还有别的什么打算吧？”

“没有别的事儿。”他回答。

停顿片刻后，她说：“要是就这样的话，我去。”然而她还是没肯看他一眼。

“那么就穿上鞋，”他说，“我不愿意和光脚的女人一起进城。”这个玩笑她也没肯笑一下。

天气和她的脾气一样冷淡。看不出来天空到底是打算下雨，还是打算不下。天色是一种让人颇为不悦的灰，连太阳都懒得出来了。进城的一路她都坐在那儿看着她往前伸的脚，她穿着沉重的棕色校鞋。老头子过去经常悄悄地朝她走去，发现她在跟自己的脚说话，他想这会儿她是在和它们默默地交谈吧。她的嘴唇不时地动动，然而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他说的话她也好像根本没听到似的。他决意花掉一大笔钱买回她的好心情，最好就用船来试，既然他自己也想要一条。自从水倒灌到他的地盘后，她就开始说起了船。他们先去了船艇商店。“给我们看看穷人用的小船。”进门的时候他快活地跟店员嚷嚷道。

“全都是给穷人准备的，”店员说，“只要你买上一条，你就穷了！”这是个矮矮壮壮的年轻人，穿着黄衬衫蓝裤子，有着随机应变的智慧。他们交换了几句有关快艇队的机灵话后，福钦先生瞅着玛莉·福钦，看看她的脸色有没有变明快一点，而她心不在焉地站在一边，视线越过一艘舷外摩托艇[7]，盯着对面的墙。

“这位女士对船不感兴趣吗？”店员问。

她转过身，往回走到人行道，回了车里。老头子惊讶的目光在她身后。他简直没法相信一个她这种智商的孩子，居然仅仅因为卖掉一块地就能这样表现。“我想她一定是哪儿不舒服，”他说，“我们会再来。”他回到车边。

“我们去吃蛋筒冰淇淋。”他关切地望着她，提出了建议。

“我不想吃蛋筒冰淇淋。”她回答。

实际上他的目的地是县政府，不过他不想弄得太明显。“你愿不愿意去逛逛十美分店，在我去办自己的一点点小事儿的时候？”他问道，“我带了二十五美分，你可以拿去自己买点什么。”

“我不想没事儿去什么十美分店，”她回答，“我也不要你的二十五美分。”

要是连船都没兴趣，他就不该认为有二十五美分她就来了兴致，他为这愚蠢而自责。“好吧，有什么事儿，丫头？”他亲切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

她掉过头来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语气缓慢然而却集聚了凶残的情绪，“因为草坪。我爸爸在那儿喂牛。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片树林了。”

老头子尽力克制了他的怒火。“他打你！”他嚷道，“你还担心他到哪里去喂牛！”

“这辈子没人打过我，”她说，“要是有人敢，我就杀了他。”

一个七十九岁的男人总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九岁的孩子打败。他板起面孔，表情看上去和她一样坚决。他问：“你是福钦家的人，还是皮茨家的人？你做决定。”

她的声音响亮、确定又挑衅。“我是玛莉——福钦——皮茨。”她这么说。

“好吧，我，”他吼道，“我是纯粹的福钦！”

她流露出对此无话可说的表情。有那么一会儿，她看起来彻底被打败了。老头子心烦意乱地看了个清楚，这正是皮茨家的表情。他看见的是皮茨家的模样，很是纯粹，他个人感觉像是被污染了，仿佛这表情是在他自己的脸上发现的。他憎厌地转过身去，倒车直接开向县政府。

县政府的楼闪烁着红白相间的光芒，位于一座广场中央，广场上的大半杂草已经消失了。他把车停在楼前，说：“在这里待着。”语气专横地下了车，甩上车门。

拿到契书、拟好销售合同花了他半个钟头，他回到车上时，她坐在后座的角落里。他能看见的她的脸，表情不祥，极度沉默。天空也已经暗了下来，空气里有一股迟滞的热浪，感觉像是龙卷风要来。

“我们最好赶紧了，省得被暴风雨困住，”他又断然地说，“因为回家的路上我还得在另外一个地方停一下。”不过就他得到的所有反应来看，难说他载的不是一具小小的尸体。

去提尔曼商店的路上，他再一次回顾了导致他现如今所作所为的种种正当原由，其中他找不到任何的瑕疵。他下定决心，既然她这种态度不会是永远的，而他是永远地对她失望了，那么等她清醒过来她就必须道歉，船也没有了。他慢慢地意识到他与她的问题，从来都是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来。他太好说话了。他的脑袋被这些念头占据，没注意一路提示到提尔曼商店还有多少英里的路标，直到最后一块路标雀跃地跳到了眼前，“就是这里，朋友们，欢迎光临提尔曼商店！”他在棚子底下停了车。

他没有多看玛莉·福钦就直接下了车，走进了阴暗的店面，提尔曼正靠在柜台上等他，身后是一个摆着罐装货物的三层货架。

提尔曼是那种行动迅捷、寡言少语的人。他习惯性地抱着胳膊撑住柜台坐在那儿，胳膊上头那不显眼的头颅如同蛇一般地扭过来扭过去。他有一张三角脸，最底下是三角形的顶点，头皮上满是斑。他的眼睛是绿色的，很小，嘴总是半张着，能看到舌头。他的支票簿就在手边，他们立刻就谈起了正事儿。看契约、签交易支票统共也没花掉他多长时间，接着福钦先生签了字，他们越过柜台握了手。

福钦先生握住提尔曼的手时，感到极度地如释重负。做完了的事，他感到，就是做完了，就没什么可争执的了，不管是和她还是和他自己。他觉得他是依原则行事，未来有了保障。

他们的手刚一松开，提尔曼的脸色瞬间变了，他彻底地消失在了柜台下头，像是有人在底下拽着他的脚把他拉走了。一个瓶子砸碎在他身后的那一排锡罐货物上。老头子迅速转过身去。玛莉·福钦在门里，脸色通红，神情狂野，手里举起另外一个瓶子抡出去。他躲开了，瓶子在他身后的柜台上碎了，她又从柳条箱里拿了一个。他扑向她，然而她狂奔到店面另一头，发出令人费解的尖叫，手抓到什么就扔什么。老头子再次猛扑过去，这回他抓住了她裙子的后摆，拽着她退出了商店。然后他抓得更牢，把她抄起来，还有几英尺就到车那儿了，她在他的臂膀里呼哧呼哧地喘息，呜咽着啜泣，然而忽然就软了下来，他想方设法地开了车门把她扔进去，然后跑到另一边，自己坐进去，尽快开走。

他感觉心脏足有车子那么大在向前狂奔，它以前所未有的飞快速度带着他往某个无可避免的地方而去。开始五分钟他什么也没想，只是加大马力往前冲，好像他自己在被心中的怒火开着走似的。渐渐地，思考的能力回来了。玛莉·福钦在座位的角落蜷成了一团，鼻音沉重地气喘吁吁。

他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孩子有这种表现。有他在的场合，他自己的孩子没有谁发过这样的脾气，别人的孩子也没有过。他一分一秒都没想到他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九年以来始终与他相伴相随的孩子，能给他这样的难堪。这是他连一根指头也没动过的孩子！

接着，他明白了——有时候姗姗来迟的认知，会伴随着突如其来的澄明——这是他自己的错。

她尊重皮茨是因为，甚至谈不上有个正当的理由他就能揍她；要是他——而他——现在有了个正当的理由，要是还不揍她的话，等她变成一头恶狼，他除了自己怪不了任何人。他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来了，他无可避免地要抽她了。当他驶离公路开上了回家的土路时，他告诉自己等他收拾完她，她就再也不会扔瓶子了。

他沿着土路疾驶，到了他的土地边界转上一条旁径，这路刚好够他这辆车行驶，他在树林中穿行颠簸了半英里。他就在自己看见皮茨拿皮带抽她的地方停了车。路就在这里变宽了，两辆车能并行，一辆车能掉头。这是块光秃秃的红土地，相当难看，被瘦长的松树包围起来，仿佛它们齐聚到这里是为了旁观在这样一块空地上会出的任何事儿。几块石头从地面突出来。

“下车。”他说着，越过她的身体打开了车门。

她没有看他也没问要干什么就下了车，他从自己那边下去走到车前。

“现在我要抽你！”他说话的声音格外嘹亮、空洞，带了种震荡的回声，回音经由松树的树冠时似乎被吸了个干净。他不想抽她的时候赶上瓢泼大雨，于是说：“动作快点，趴树上。”说着开始解他的皮带。

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儿仿佛得先要洞穿她脑子里的迷雾似的，传达得额外缓慢。她一动未动，然而渐渐地，她困惑的表情开始消失。几秒之前她的脸还涨得通红，五官扭曲得毫无章法，现在则每一根含糊的纹路都不见了，只剩下了确定，这是一种慢慢经历了心意已决最后到达确定不移的表情。“没人打过我，”她说，“要是谁这么干，我就杀了他。”

“别顶嘴。”他说着，朝她抽过去。他的双膝感觉很不稳当，好似随时要往前或者往后转似的。

她往后退了整整一步，目光坚定地看着他，她将眼镜摘下来，往后扔到了石头那边，石头就在他叫她趴的那棵树边。“你把眼镜摘下来。”她说。

“别命令我！”他高声说着，他的皮带笨拙不堪地抽在她的脚踝上。

她的动作如此迅疾，他没法想起来是什么先砸在他身上，是她整个结实的身体还是她脚的猛踢，又或者是她击在他胸口的一连串拳头。他在空中抡着皮带，不知道该打向哪里，他得先发现哪里能一把抓住她，努力让她从他身上下来。

“走开！”他嚷嚷着，“我告诉你走开！”然而，她好似无所不在，立刻从四面八方朝他袭来。他好似并非被一个孩子袭击了，而是一群同样穿着结实的棕色校鞋、长着坚硬如石拳头的小鬼。他的眼镜飞到了一边。

“我告诉你要摘下来。”她狺狺吼道，动作毫不打顿。

他抓住一只膝盖，用一只脚跳起来，而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肚子上。他感觉有五只小爪子挠进了他上臂的肉里，而她正挂在他上臂上用脚猛踢他的双膝，用另一个拳头一遍遍地砸中他的胸口。接着，他惊恐万状地看到她的脸出现在他面前，龇着牙，她咬住他一边下巴的时候，他的嘶吼如同一头公牛。他仿若看见自己的脸同时从好几个方向过来咬他，不过他顾不上这些，因为她任意地踢在他身上，这一下小腹、那一下裤裆。突然之间他摔倒在地，如同身上着火似的打起滚儿来。她立刻就到了他身上，与他一起翻滚的时候仍旧在踢，这下两个拳头都空出来往他的胸口打了。

“我是个老人！”他尖着嗓子叫道，“放开我！”然而，她没有住手，她又对他的下巴开始新一轮的袭击。

“住手，住手！”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我是你外公！”

她暂停下来，她的脸刚好俯在他的脸上。一双浅色眼睛看向另一双一模一样的浅色眼睛。“你够了？”她问道。

老头子向上注视自己的形象。这是张得意扬扬、充满敌意的脸。“你被抽了吧。”这张面孔说，“被我抽了。”接着，它又用尽了全力一字一顿地补充说，“我是个纯粹的皮茨。”

停顿的时候她的手松了，他一把掐住她的喉咙。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让他勉力翻了身，他们换了个位置，这样他就低头注视着他自己的面容，这张脸居然胆敢叫自己皮茨。他的手紧紧扣着她的脖子，抬起她的脑袋用力按下去，那块石头正好在这里。然后，他又按了两回。随后再看那张脸，脸上的眼睛慢慢地往后翻去，看起来丝毫也没注意他。他说：“我的身体里一点皮茨也没有。”

他继续注视这个他征服了的形象，进而发觉尽管它完全安静了下来，然而丝毫没有现出懊悔的表情。那对翻白的眼珠固定成怒目而视的神情，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这下算给你教训了。”他说这话的语气还是尚存疑虑。

他用被踢得颤颤巍巍的腿站起来，煞费一番力气。他走了两步,但是从在车里就开始膨胀的心脏还在继续扩大。他转过头去，看着他身后那个脑袋在石头上一动不动的小小身形，看了很久。

随后他仰面摔倒，无助的视线沿着光秃秃的树干攀升到松树的树冠。一个痉挛的悸动，他的心脏再次扩张。它的膨胀如此之迅疾以至于老头子觉得，他像被心脏拖着穿行于树林之中，正和难看的松树一起竭尽全力地奔向湖畔。他认为那里会有一个小小的缺口，他可以从那里逃走，将树林抛在身后。他已经能看见它就在不远的地方了，那个小小的缺口，在那里水中倒映着白色的天空。在他朝它跑去的时候，它渐渐开阔直到整个湖忽然在他面前敞开，微小的波纹层层叠叠，湖水庄重地朝他的脚下涌来。他忽然想起来自己不会游泳，船也没买。他看见他两边瘦瘦的树木密实起来，变成了黑压压的一层层诡异卷宗，它们行军般横穿过水面，走向远方。他绝望地环顾四周，希望有人救他，然而这块荒芜的地方只有一个黄色的庞然怪物坐在边上，和他一样固守原处，狼吞虎咽地吃着泥土。

[1] 原文为Fortune，意为财富、时运。

[2] 如果奶牛食这种草，产的奶会变苦。

[3] 猪的著名品种，一般为黑毛猪。

[4]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魔利即傻瓜。

[5] 《旧约·列王纪上》中亚哈王的妻子，是个无耻恶毒的女人。

[6] 《新约·启示录》中的邪恶人物。

[7] 其推进用发动机安装在船体外侧。

持久的寒意

阿斯伯里的火车停了下来，他恰好在妈妈站着等他的地方下车。她那张戴着眼镜的瘦削面孔就在他的下方，一眼看见在列车员后头撑住身体的他时，脸上那灿烂的明媚笑容消失了。这个笑容消退得如此之突兀，取而代之的震惊又是如此之彻底，令他头一回意识到他的病看着恐怕不轻了。天空是冷淡的灰白，而那一轮白色的、金色的耀眼太阳宛如一位来自东方的陌生君王，从包围着提姆波罗小镇的黑色树林上空冉冉地升起，给这里唯一的一排街区添了层奇异的光芒，这街区都是平砖房或者木头窝棚。阿斯伯里感觉将要目睹一场伟大的变革，屋顶的平台也许随时就变成了异域庙堂那些攀升的塔楼，朝拜着他并不知晓的神灵。幻觉只持续了片刻，他的注意力回到了妈妈身上。

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目瞪口呆。她立刻就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死亡，这让他感到愉快。他的妈妈在年届六十的时候，被迫对现实有所认识，他猜想要是这经历不能杀掉她的话，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帮助她。他下着台阶同她打招呼。

“你看来不太好。”她说着，用一种临床诊断的眼神久久地凝视他。

“我不想说话，”他立马回答，“这一路真糟糕。”

福克斯太太注意到他的左眼布满了血丝。他浮肿、苍白，对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男孩子来说，他的发际线后退到了可悲的地步，脑顶上那稀疏发红的头发形成了一块三角形发尖，看起来像是把鼻子拉长了，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暴躁易怒，与他同她说话时的语调颇为相配。“那儿一定很冷吧，”她说，“你干吗不把外套脱下来。这里没那么冷。”

“你用不着告诉我什么温度！”他扯着嗓门说，“我不小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想脱衣服！”火车静悄悄地在他身后开走了，留下来的是商店街区双胞胎似的破败景象。他目送着铝合金的光斑消失在树林之中，这对他而言似乎是与更广阔的世界的最后一丝关联永远地消失了。接着，他转过身来，冷着脸面对他妈妈。虽然只是个瞬息之间，然而他居然允许自己在这么个摇摇欲坠的城乡接合部见到一座想象的庙宇，这让他自己甚为恼火。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死去的想法，然而还没有习惯死在这儿的念头。

最近的四个月，他一直感觉终局即将来临。他独自待在冰冷的公寓里，蜷缩在两条毯子以及外套下头，中间还夹着三叠厚厚的《纽约时报》，有天夜里，随着一阵将床单湿透的剧烈汗水，他感到一股寒意，这将他内心对自己真实状况的疑虑根除得干干净净。而在此之前是精力的渐渐懈怠，是模糊又反复的疼痛以及头痛。在书店的兼职工作因为他太多天没去了，所以已经丢了。从那时起他一直以存款度日，或者说存下来的钱也就勉强糊口，存款日复一日地减少，最后只够回家。现在都没有了。他到这里了。

“车在哪儿呢？”他喃喃地说。

“那儿，”他妈妈说，“你姐姐在后座上睡着呢，因为我不想这么早一个人出来，没必要叫醒她。”

“确实，”他回答说，“不要自找麻烦。”他把两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提了起来，拖着它们过马路。

两个箱子对他来说太重了，等他到车前的时候，他妈妈看到他已经筋疲力尽。他以往从来没有带过两个箱子回家。自从他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每次回家的时候除了两个礼拜的必需品以外什么都不带，还会挂着僵硬的顺从表情，似乎是说，他只准备待十四天，只能忍受待这么久。“你的行李比以前多。”她评论道，不过他没回答。

他开了车门，举着两个箱子放到他姐姐抬着的脚旁边，他先看见的是她的脚——穿着女童子军鞋——然后带着认出来的嫌恶眼神，看到了她其他部位。她裹着套黑色的衣服，脑袋包了块白色的破布，金属发卷从布的边边角角下露了出来。她的眼睛闭着，嘴巴张着。他和她有一样的五官，不过她的五官要大一些。她比他大八岁，是县立小学的校长。为了不吵醒她，他轻轻地掩上车门，随后绕一圈坐在了前排，合上了双眼。他妈妈倒车上路。几分钟后，他感觉到车急转进了公路，他睁开眼睛，道路在两边都是黄色异味堆心菊的旷野之间延伸。

“你有没有觉得提姆波罗比以前好？”他妈妈问。这是她的标准提问，只需要你依着字面接受就好。

“它照样还在，不是吗？”他以挑衅的语气回答道。

“有两家商店的门面新刷过了。”她说道，接着便是突如其来的激烈语气，她说，“你回家来是对的。在这里你能找到好医生！今天下午我带你去见布劳克[1]医生。”

“我不去，”他说着，极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颤抖，“今天下午或者随便哪天，反正我不见布劳克医生。你不觉得要是我想看医生的话，我大可以待在那儿吗？那儿可有不少好医生呢，难道你不知道纽约的医生要好一点？”

“他和你有私人关系啊，”她回答，“那些医生和你没关系。”

“我又不想要他和我有什么私人关系，”隔了一分钟之后，他的目光凝视着外头看起来一片模模糊糊的紫色田野，“我的问题布劳克没法理解。”他的声音渐低下来，无非是一个恼火的动静，几乎成了呜咽。

他终究没办法像他的朋友戈茨建议的那样，把一切当成一场幻觉，无论是那些以往发生的，还是未来留给他的几个礼拜时间。戈茨很肯定死不算什么。戈茨这人的脸上永远遍布着难以计数的义愤以及因此而来的紫斑。他在日本待了六个月回来之后，还是和以前一样脏，然而却淡定得像佛陀本尊了。阿斯伯里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听闻这个消息，戈茨从容不迫、漫不经心，还引用了不知道哪里的话说道：“尽管菩萨引领无数的生灵走入涅槃，然而现实生活之中既没有观世音菩萨来引领你，也没有任何生物会接受引领。”不管怎么样吧，带着为让自己心安的某些情绪，戈茨拿出四块五毛钱带着他去了一个吠檀多的讲座。最终他的钱等于浪费。台上那个黑皮肤小个子男人的话戈茨听得入迷的时候，阿斯伯里无聊的目光在听众席里溜达，经过几个身着纱丽的姑娘的脑袋，再掠过一个年轻日本人、一个戴土耳其毡帽穿藏青衣裳的男人、几个像秘书的姑娘，最终到了这一排的最边角，落在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眼镜的精瘦身形的神父身上。那神父神情彬彬有礼，不过明显兴趣有限。阿斯伯里立刻从这张沉默不语、保有优越感的面孔上，认出了他自己的感受。演讲结束之后，几个学生在戈茨的公寓聚会，神父也在其中，不过他还是一样的矜持。他挂着明显的礼貌表情，听着他们讨论阿斯伯里即将来临的死亡，然而几乎没说什么。一个身着纱丽的姑娘认为，自我满足是不可能的，它实际上指的是救赎，这个词根本毫无意义。“救赎，”戈茨引申说，“是说一个简单偏见的瓦解，没谁真的被拯救。”

“你有什么看法？”阿斯伯里问神父，越过别人的脑袋回敬了他一个有所保留的微笑。这微笑给人的边界，像是触碰到某种冰冷的澄明。

“会有，”神父说，“成为全新的人的一种真正可能性，有人帮助的话，当然，”他尖刻地添了句，“有三位一体的第三人帮助的话。”

“荒唐！”穿纱丽的姑娘说，然而神父只是让他的笑容从她身上掠过，这会儿，他的笑容有些逗乐。

当他起身离开时，一言不发地递给阿斯伯里一张卡片，他在卡片上写了名字——耶稣会士伊格内修斯·渥格，还有地址。这会儿，阿斯伯里想，也许他应该用这名片，既然这个神父吸引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个男人，这么个人能够理解他将要死亡，而死亡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死亡的意义远非包围他们的聒噪人群所能理解。对布劳克而言，更是如此。“我的问题，”他重复道，“布劳克无法理解。”

他妈妈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将要精神崩溃。她一句话也没说。她没有说这正是之前她本打算告诉他的，就是会这样。当人觉得自己挺聪明时——即使他们是真的挺聪明——就没谁能插得上嘴让他们看看清楚了。就阿斯伯里而言，麻烦在于他除了聪明以外，还有种艺术气质。她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的父亲是律师，是商人，是农民，还是政客，他将所有的角色融于一身，确确实实脚踏实地。而她也从来都是落在实处的。自从他父亲过世之后，她想方设法让他们两个读完大学以及接受更高的教育；然而她发现，他们受的教育越多，他们能干的却越少。他们的父亲在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读到八年级，但他什么都能干。

她本可以告诉阿斯伯里，什么能够帮助他。她本可以说：“要是你多出去晒晒太阳，或者要是你在奶牛场工作一个月，你就会是个不同的人了！”不过，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建议将会被怎么采纳。他在奶牛场会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不过要是他想去干活，那她就让他去。去年他回家写剧本的时候，她让他去那里干活。他那时在写个有关黑人的剧本（为什么人人都想写有关黑人的剧本，这对她来说颇为费解）。他说他想去奶牛场和黑人一起干活，要去发现他们的乐趣。他们的乐趣是，尽量地偷懒。要是有人能告诉他点什么的话，她本可以这么告诉他的。黑人忍受了他，他学会了怎么放挤奶器。有一回他洗了所有的罐子，她想他还拌过一回饲料。然后一头奶牛踢了他，他就再也没回过牲口棚了。她知道，要是他现在到那儿去，或者在外头固定栅栏，总之干这类活儿——真正的劳作，而不是写作——他就可能避免这种精神崩溃。“你写的那部黑人戏剧怎么样了？”她问。

“我不写剧本了，”他说，“把这话记在你的脑袋里：我不去什么奶牛场劳动。我也不出去晒太阳。我病了。我发烧又发冷，我整个人晕头转向，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那么，要是你真的病了，你就应该去看布劳克医生。”

“我就是不去看布劳克。”他斩钉截铁地说，稳坐在座椅上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她转进了自家车道，那段红色的路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距离穿过屋前两块牧场。不产奶的奶牛占一块牧场，产奶的占另一块。她车速放慢而后全刹住了，一头牛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它身上有一块烂掉了，“他们没照顾好它。”她说，“看看那乳房！”

阿斯伯里忽地把脑袋转到了对面，然而那里有一头斜眼的小格恩西奶牛，眼睛眨也不眨地瞅着他，好似它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似的。“天哪，上帝啊！”他恼火地嚷道，“咱们怎么就不走了！现在刚早晨六点！”

“好，好。”他妈妈说着，迅速地启动汽车。

“那要死的惨叫是怎么回事儿？”他姐姐在后座慢吞吞地说话了，“哦，是你。”她说道，“好吧，好吧，艺术家又和我们在一起了。多么多么绝妙！”她说话带有明显的鼻音。

他没回答也没回头。他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了。永远别搭她的话。

“玛莉·乔治！”他妈妈突然说，“阿斯伯里生病了。让他安静。”

“他什么毛病？”玛莉·乔治问道。

“到家了！”他妈妈说话的语气好似除了她，别人都瞎了眼似的。房子坐落在山脊上——一座白色的两层农庄，有宽敞的前廊，还有喜庆的圆柱。她每次回到家时总是满心自豪，这话她不止一次地对阿斯伯里说过，“你的家在这里，那儿有一半的人会拼了命地想要这样一个家！”

至于他在纽约的那个糟糕地方，她曾经去过一回。他们上了五段阴暗的石头台阶，每个转弯平台都有一个敞开的垃圾箱，最终到达了两个湿潮的房间，还有个盥洗室，里头有厕所。“你要是在家的话，不至于住成这样。”她曾这么咕哝。

“是的！”他带着狂喜的神情说，“那是不可能的！”

她估计是她真的不明白敏感是什么感觉，或者真的不明白当你是个艺术家时，你有多么与众不同。他姐姐说他不是什么艺术家，他毫无天分，而这才是他的麻烦之所在。不过，玛莉·乔治自己也不是什么快活人。阿斯伯里说她装得跟个知识分子似的，然而智商不超过七十五，她所有的兴趣无非是找个男人，但是明智的男人看她一眼就够了。他妈妈曾试图告诉他，玛莉·乔治本可以非常迷人的，要是她有心如此的话。他回答说，要是她的心头承受的压力过多就会崩溃。他说，但凡她有点迷人的地方，她如今就不是县上小学的校长了。而玛莉·乔治说，要是阿斯伯里有任何天分的话，他早就发表点什么了。他发表过什么？她还真想知道，再说了，他又写过什么？

福克斯太太曾指出他才二十五岁。而玛莉·乔治回答，大部分人头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是二十一岁，他这都已经耽误四年了。福克斯太太不太懂这类事儿，不过她提出也许他在写的是一本非常长的书。非常长的书，玛莉·乔治说，她觉得要是他费这么大的功夫写的是首诗的话，他能写得相当不错。福克斯太太希望到最后不会只是一首诗。

她把车停在路边的车道上，一群珍珠鸡扑腾着飞上半空，围着屋子滑翔尖啸。“又到家了，又到家了。滴答答滴答！”她说道。

“老天爷啊。”阿斯伯里呻吟道。

“艺术家抵达毒气室。”玛莉·乔治用她的鼻音说道。

他靠着车门下了车，忘了行李，就往屋前径直走去，看起来神志不清。他姐姐下车站在车门边，眯缝着眼睛望着他弯腰驼背、摇摇晃晃的背影。等看到他走上前门台阶，她震惊的脸上那嘴巴恢复了原状，“喔喔，”她说，“他有情况。他看起来有一百岁。”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她妈妈发出嘘声，“现在你闭嘴吧，让他自己安静下。”

他进了屋子，在走道停顿的片刻恰好够他在廊前镜里看见自己苍白、崩溃的脸正在端详自己。他抓着扶手把自己撑上了陡峭的台阶，在平台转弯，接着是第二段短一些的台阶，最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这是一个宽阔、通风的大开间，蓝色的地毯已经褪色了，白色窗帘因为他回家刚刚挂上去。他什么也不看，脸朝下伏在了自己床上。这是张窄窄的古董床，装饰用的床头板相当之高，上面刻着一只木水果装到满溢的花篮。

他还在纽约的时候给他妈妈写了封信，写满了两本笔记本。他不打算在他死以前给她看。这封信如同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一样。阿斯伯里的父亲二十年前就去世了，阿斯伯里认为这是相当好的福分。他觉得肯定的，老头子无非是县政府那伙人的其中之一罢了，他们和乡下相得益彰，脏乎乎的手指玷污了每一块馅饼，他知道自己对他可容忍不了。他以前看过他的一些往来信件，为那愚蠢感到惊骇不已。

当然他知道，他妈妈不会立刻理解他的信。她没有想象力的心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发觉它的重要意义。不过他觉得她能明白，他原谅了她对他所做的一切。这事儿吧，他估计她只有看了信以后才会明白自己对他干了些什么。他并不认为她能意识到这些。她的自我满足本身几乎谈不上是有意识的，不过因为这封信，她会经历一段痛苦的觉醒，这将是他必须留给她的唯一一桩有价值的事儿。

要是读这封信对她而言是痛苦，那么对他来说写这封信有时候也是忍无可忍——为了正视她，他不得不正视自己。“我来到这里是为了逃避家里奴役的环境，”他这么写道，“为了寻找自由，为了解放我的想象力，为了像一只放出牢笼的雄鹰，‘盘旋着离开，进入更为广阔的涡流。’（叶芝），然而我发现了什么？它不会飞。它是你驯养的鸟儿，坐在牢笼里怒气冲冲，拒不出去！”接下来的话画了两道下划线，“我没有想象力。我没有天分。我不会创作。我一无所有，只有对这一切的欲望。为什么你不把这些欲望也一并抹杀了？女人，你为什么剪掉我的翅膀？”

写到这里，他落进了绝望的深渊，他想着读到这封信，至少她能开始感知他的悲剧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非是她曾经强加于他，从来不必如此。她的方式不过是成为他呼吸的空气，当他终于发现了其他的空气，他却无法在其中生存。他觉得即使她不能立刻就明白，这封信也能留给她持久的寒意，也许时候到了能让她明白她自己是什么样的。

除此以外他写的一切他都毁了——两本死气沉沉的小说，六部沉静不变的剧本，散文体的诗歌，尚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只留下写了这封信的两个笔记本。笔记本都在他黑色的行李箱里，这会儿他姐姐正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拖着它上第二段楼梯。他妈妈拿着另一个小点的行李箱走在前头。她进房间的时候，他翻了个身。

“我来打开它，帮你把东西拿出来，”她说，“你就直接上床吧，几分钟我就把早餐送过来。”

他坐了起来，用恼火的声音说：“我不想要什么早餐，我的行李我自己可以开。别动它。”

他姐姐到门口了，脸上满是好奇，她任由黑箱子砰地落在门槛上。而后她开始用脚推着行李箱进房间，一直到她能把他看清楚的地方为止。“要是我看上去有你这么糟，”她说，“我就去医院了。”

她妈妈猛然严厉地盯着她的眼睛，她就走了。福克斯太太随后掩上了门，来到床边挨着他坐下。“这回，我要你待久点，好好休息。”她说。

“这回，”他回答，“是永远。”

“太好了！”她嚷嚷起来，“可以在你房间里弄个小工作室。早上写剧本，下午到奶牛场帮忙！”

他僵硬发白的面容转向她。“把百叶窗拉下来，让我睡觉吧。”

她走之后，他躺了段时间，盯着灰墙上的水渍看。多处渗水侵蚀出了一个个长长的冰柱形状，它们从屋顶石膏线的地方倾斜下来，恰恰就在他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另一处漏水渗成了一只展开了翅膀的凶猛的鸟儿，整个鸟喙斜挂了一根冰凌，还有更小的冰凌悬在翅膀和尾巴上。打他童年起它就在这里，它总是惹他生气，有时还会吓他一跳。他以前常常有这样的幻觉，它会动，会神秘地降落，将那根冰凌搁在他的脑袋上。他闭上眼睛想：反正我不会有多少日子非看着它不可了。片刻，他睡着了。

下午他醒的时候，一张粉红色的脸张着嘴在他上方晃荡，布劳克医生听诊器的黑管子从脸两边他熟悉的大耳朵上一直垂到了他敞露的前胸。医生见他醒了，做了个中国人似的鬼脸，眼珠都快翻出来了，叫着说：“说啊啊啊啊！”

对孩子来说，布劳克医生简直无可抵挡。方圆几英里，他们吐了，他们发高烧了，他就会去看他们。福克斯太太站在他身后，笑得喜气洋洋。“布劳克医生来了！”她说这话的样子，好像是从屋顶上抓到了个天使，把他带给了她的小儿子似的。

“让他出去。”阿斯伯里嘟囔着，好像他是从一个黑洞的深处看见了这个蠢人的脸。

医生的凝望靠得更近了，耳朵还一扭一扭的。布劳克是个秃顶，他那张圆脸像婴儿一样毫无感知力，他身上没什么地方能显出智力成分来，除了他看诊的两只冷冰冰的镍色眼睛，不管他在看的是什么，都永远带着一成不变的好奇神情在上方悬着。“你看上去可不大好，阿兹伯里[2]。”他嘟囔着，摘下听诊器放回包里，“在你这种年龄，我没见过谁看起来这么糟呢。你都对你自己干了些什么啊？”

阿斯伯里的脑后不断地砰砰作响，好似是他的心脏困在其中正在奋力挣扎出去。“我没叫谁请你来。”他说。

布劳克用手盖住他愤怒的脸，把眼皮扒拉下来，仔细看。“你在那儿一定失业流浪了吧。”他说。他开始把手压到阿斯伯里的后背腰处。“我自己也去过那儿一回，”他说，“清楚地看到他们吃得很少就直接回家了。张开嘴。”

阿斯伯里机械地张开了嘴，那探钻般的目光在上面晃了一圈，深入进去。他吧嗒闭上了嘴，用一种呼哧呼哧透不过气来的声音说：“要是我想找医生，我就待在那儿找个好医生了！”

“阿斯伯里！”他妈妈说。

“你喉咙痛多久了？”布劳克问。

“她找你来的！”阿斯伯里回答，“她能回答问题。”

“阿斯伯里！”他妈妈说。

布劳克俯向自己的包，取出根橡胶管来。他把阿斯伯里的袖子卷上去，把管子绕在他上臂，然后拿出注射器准备找静脉，他把针头压进去的时候，哼哼唧唧地唱着一首赞美诗。当他的血液隐私被这白痴侵犯时，阿斯伯里躺在那儿，目光充满了执拗的愤慨。“上帝从容不迫，然而笃笃定定，”布劳克喃喃地唱着，“哦，上帝从容不迫，然而笃笃定定。”针管满了，他把针头抽了出来。“血液不会撒谎。”他说着，把血倒进一个瓶子，盖好盖子放进包里。“阿兹伯里，”他发话问道，“多久了……”

阿斯伯里坐了起来，把他砰砰作响的脑袋往前伸，嘴里说着：“我又没请你来。我不回答什么问题。你不是我的医生。我的问题你理解不了。”

“大部分的事儿啊，我都理解不了，”布劳克回答，“我还没发现有什么事儿，我彻底地理解了呢。”他叹了口气，站起来。他的眼神仿佛从很远的距离，落在阿斯伯里身上，闪闪发光。

“要不是真有病的话，他不会这么让人难堪，”福克斯太太解释说，“我希望您能每天都来，把他给治好。”

阿斯伯里的眼睛成了一朵猛烈怒放的紫罗兰。“我的问题你理解不了。”他重复道，躺回去，闭上双眼，等着布劳克和他妈妈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尽管他身体急剧恶化，神志却清楚得可怕。临死之时，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明白的状态，这与他迫不得已要听的他妈妈的那类话格格不入。她的话多半和奶牛有关，它们有着诸如戴西、贝茜·布顿这种名字，还聊它们种种隐秘的身体机能——乳腺炎、螺旋蛆、自然流产。他妈妈坚决要求他每天正午去前廊坐坐，“享受美景”，既然反对相当于一场大费周折的斗争，他就硬拖着自己出门，无精打采地僵坐在那里，用一件宽松的羊皮外衣包住双脚，两手握住椅子的扶手，好似准备纵身一跃，扑进景泰蓝色的、熠熠闪耀的天空中去。草坪向下延伸四分之一英亩的地方是一道带刺的铁丝栅栏，将草坪与前面的牧场分割开来。在一天的正午时分，不产奶的牛在一排枫香树下休息。而路的另一边有两座山坡，二者之间还有个池塘，他妈妈坐在前廊上，就能看着牛群穿过水堤，往另一边的山坡走去。整片景象都包围在了一道树墙内，就在他被逼着坐在这儿的时间里，树墙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水洗的蓝色，让他悲伤地想到黑人们褪色的工作服。

听到他妈妈细细数落用人犯的错误，他火了。“那两人不傻，”她说，“人家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他们是需要知道。”他嘟囔着说，不过和她争论是徒劳的。去年在写一部黑人戏剧的时候，他想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什么感受。然而为她工作的那两人经历了这么些年，早就丧失了自己全部主动性。他们不聊天。有个叫摩根的，皮肤是淡淡的棕褐色，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另外一个年龄大些的叫兰德尔，非常之黑，非常之胖。每回他们跟他说话，都像正在和一个站在他左边或者右边某个看不见的人说话。同他们肩并肩地工作了两天，他发觉自己没能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他想试试比聊天更胆大的办法，一天下午他站在兰德尔身边，看着他在调一个挤奶器，他悄无声息地拿出一支香烟，点着了。黑人停下手里的活儿望着他，一直等阿斯伯里已经吸了两口然后开口：“她不让在这里吸烟。”

另一个过来了，咧开嘴站在那儿笑。

“我知道。”阿斯伯里说，故意顿了顿，摇了摇烟盒取烟，第一根给兰德尔，他拿了，然后给摩根，他也拿了。而后他亲自为他们点烟，他们三个就在那里抽起了烟。一丝动静也没有，除了两台挤奶机节奏稳定的滴答滴答，以及偶尔奶牛甩尾巴抽在自己身上的噼啪声。这是一个情感相通的时刻，这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隔阂化为乌有的时刻。

第二天，两罐牛奶被乳制品厂退了回来，因为吸收了烟草的味道。他承担了指责，并且告诉他妈妈抽烟的是他，不是黑人。“要是你抽了，他们就也抽了，”她这么说，“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她没法想象他们是无辜的，然而这回的经验让他振奋不已，他下定决心再用别的办法试一回。

第二天下午，他和兰德尔在奶房把新鲜牛奶往罐子里倒，他捡了个黑人喝光的果冻瓶子，灵感突发地用它替自己倒了瓶温热的牛奶，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兰德尔也不倒牛奶了，朝着罐子半弯着腰，看着他。“她不让，”他说，“她不让这么干。”

阿斯伯里又倒了一瓶递给他。

“她不让。”他重复说。

“听着，”阿斯伯里粗暴地说，“世界正在改变，不管是我不能喝你喝过的瓶子，还是你不能喝我喝过的瓶子，都没有道理。”

“她不让我们喝，一滴牛奶都不让喝。”兰德尔说。

阿斯伯里还是握着瓶子朝他递过去。“你既然拿了香烟，”他说，“也拿着牛奶吧。一天少两三杯牛奶不至于伤害我妈妈，要是我们想自由地活，就得自由地思考！”

另一位也过来了，站在门边。

“一点也不想要那牛奶。”兰德尔说。

阿斯伯里迅速转身，把瓶子朝摩根递过去。“嗨，男孩子，喝点这个。”他说。

摩根盯着他，随即脸上浮现出心意已决的狡猾神情，“我都没看见你自己喝一点。”他说道。

阿斯伯里不喜欢牛奶，第一瓶暖乎乎的牛奶已经让他反胃。手里的他又喝下去半杯，把剩下的递给黑人。他接过去，低着头瞅着杯子里，仿佛里头搁了什么了不起的奥秘似的，随后把瓶子放在制冷机旁边的地上。

“你难道不喜欢牛奶？”阿伯斯里问。

“我喜欢。不过我一滴也不喝这些。”

“为什么？”

“她不让。”摩根回答。

“我的天哪！”阿斯伯里爆发了，“她她她！”第二天然后再第二天又一个第二天，这事儿他都试了，但是没办法让他们把牛奶喝下去。隔了几个下午，他在奶房外头正想进去的时候，他听到摩根说话：“为啥你每天由着他喝牛奶？”

“他想干吗那是他。”兰德尔说，“我干了那是我。”

“为啥他说他妈那么难听？”

“他小的时候，她抽得不够。”兰德尔回答。

对家中生活的忍无可忍打败了他，他提前两天回了纽约。之前他关心的是会死在那里，而如今的问题是他能在这里忍受多久。他本可以加快终局的到来，然而自杀没有丝毫的胜利可言。死亡降临到他头上合情合理，是正当的，是来自生命的礼物，是他最伟大的胜利。然后还有，对社邻们那美好的心灵而言，儿子自杀等于指出当妈的是个失败者，尽管情况确实如此，但他感觉他能够帮她免除这个公开的难堪。她从信中得到的会是私下的揭示。他用马尼拉信封封存了笔记本，还在信封上写道：“唯阿斯伯里·波特·福克斯辞世方可启封。”信封他放在了自己房间的抽屉里，还上了锁，在他想好该放哪里之前，钥匙就先搁在他睡袍的口袋里。

上午他们坐在前廊的时候，他妈妈觉得有时候应该谈谈他感兴趣的话题。第三天上午她从他的写作开始谈。“等你好点，”她说，“我觉得要是你能写一本这里的书会挺好。我们需要另外一本像《飘》那样的好书。”

他能感觉到自己腹部的肌肉开始拉紧。

“把战争放进去，”她建议说，“写战争的书都长。”

他把头缩回去，轻得好像怕脑袋裂开似的。隔了片刻他回答说：“我什么书都不会再写了。”

“也好，”她回答，“要是你不喜欢写书，写诗也好。诗歌不错。”她意识到他需要和有文化的人谈一谈，不过玛莉·乔治是她认识的唯一一个知识分子，他反正不会愿意跟她谈的。她以前还想过卫理公会的退休牧师[3]布什先生，但从来没跟他提过。现在她决心冒个险。“我觉得应该叫布什博士来看看你。”她提到布什先生的头衔，“你会喜欢他的。他收集稀有硬币。”

她并未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反应。他开始前俯后仰，发出痉挛般的响亮笑声。他好像都要窒息了，隔了一分钟才平息下来，变成一声咳嗽。“要是你觉得我死的时候需要精神帮助的话，”他说，“你大错特错了。再说肯定不能要这蠢驴布什啊，我的老天啊！”

“我根本不是这意思，”她回答，“他最早的硬币是克莉奥佩特拉时期的。”

“得了，要是你把他叫到这里来，我就叫他下地狱去，”他说，“布什！那可真是再厉害不过了！”

“真高兴还有事儿能让你乐一下。”她颇为不悦地回答。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坐在那里不再说话。然后他妈妈抬起了头，他再次把身体往前倾，冲着她笑，他的脸色越来越亮，似乎有了个极为聪明的想法。她凝视他。“我告诉你我想让谁来。”他说。自从他回到家里来，这还是他第一回有愉快的表情，纵然她觉得，还有一种狡诈的神气。

“你想让谁来？”她怀疑地问。

“我想要个神父。”他宣布。

“一个神父？”他妈妈是没明白过来的语气。

“最好是耶稣会的，”他说着，脸色越来越发亮，“是的，不管怎么样就要耶稣会了。他们都在城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找一个。”

“你怎么回事？”他妈妈问道。

“他们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回答，“而且耶稣会是万无一失的。耶稣会的人除了天气以外还能谈别的。”他想到了耶稣会士伊格内修斯·渥格，就已然想象出了这么一位神父的模样。这一位是个世故的小人物，也许是个更加愤世嫉俗的小人物。有着他们古老机构的保护，神父完全可以愤世嫉俗，使鹬蚌相争，而得渔翁之利。在他死以前，能和一个有文化的人谈一谈——即使是在这样的沙漠里！再说了，没什么比这事儿更能惹恼他妈妈。他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早一点想到这主意。

“你不是教会成员，”福克斯太太简洁地回答，“有二十英里的路，他们不会派人的。”她希望这会让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他靠后坐了回去，沉浸在这个想法之中，决心逼她打电话，既然她一向对他有求必应，只要坚持下去。“我都快死了。”他说，“我除此之外一无所求，但你拒绝了我。”

“你没有快死了。”

“等你明白了，”他回答，“已经太晚了。”

又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静默。过了会儿，他妈妈说：“如今的医生不会让年轻人死掉的。他们给年轻人用那些新研制的药。”她的脚开始晃荡，神经紧张又带着确信的态度，“人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就死了。”她说。

“妈妈，”他回答，“你应该做好准备。我觉得布劳克医生知道，只是没告诉你。”布劳克自从第一回登门之后，每回来都相当严肃，不再开玩笑也不再扮鬼脸，默默不语地抽他的血，镍色的眼睛里也没了友好。按理说，他是与死亡为敌的人，如今看起来就像面临的是真正的对手。他说在知道是什么毛病之前，他是不会开药的，当时阿斯伯里脸上就挂上了笑容。“妈妈，”他说，“我就要死了。”他想方设法让每个字都像一把锤子，正中她的头顶。

她脸色稍许发白，但眼睛眨都没眨。“你有没有想过，哪怕只想一分钟呢，”她生气地说，“我愿意坐在这里任你死掉吗？”她的目光坚硬得如同他从远处瞭望着的两座老迈的山脉。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确凿的疑虑。

“你想过没？”她愤怒地问道。

“我没想过你和这有什么关系。”他说话的语气动摇了。

“嗯哼。”她说话间，起身离开了前廊，似乎这么愚昧的情景她一秒也忍不下去了。

他无心再惦记耶稣会了，身体迅速地经历了一遍他的症状：他的高烧加剧，间或发寒；他几乎没有离开前廊的精力；对他来说，食物令人生厌；布劳克连一点点少许的安慰都没能给她。即使是坐在这里的片刻时间，他还是感觉到一阵寒意要开始了，似乎死神已经在戏谑地拨弄他的骨头了。他把羊皮外衣从脚上扯下来，围在肩膀上，一路晃晃悠悠地上楼回床上去了。

他继续恶化，接下来的几天他变得极其虚弱，不断地用耶稣会士去纠缠她，最终她出于绝望，决定迁就他的犯傻。她打了电话，用冷冰冰的声音解释说她儿子生病了，也许有点精神错乱，想要和一个神父聊聊。她打电话的时候，阿斯伯里悬在扶手上头，光着脚丫子披着羊皮外套听着。她一挂断电话，他就朝下嚷嚷着想知道神父什么时候来。

“明天什么时候。”他妈妈恼火地回答道。

从她终究打了电话的事实，他敢说她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不管她让布劳克进门还是送他出门，他们都要在楼下的过道里嘀嘀咕咕很久。这天晚上，他听到她和玛莉·乔治压低声音在起居室说话。他觉得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便起身踮着脚尖去了过道，下了三级台阶以便能听清楚说话的声音。

“我只能给那个神父打电话了，”他妈妈在说，“我担心这回很严重。我本来以为只是精神崩溃，现在想恐怕真有什么病了。布劳克医生也觉得是真病了。不管什么病都是越来越糟糕，看他已经这么虚弱了。”

“长大点吧，妈妈。”玛莉·乔治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了。让我再告诉你一遍，他的病纯粹是精神的。”她一向都这么无所不能。

“不是的，”他妈妈说，“真有病。医生说的。”他觉得他听到了她嗓音忽然失控的哽咽。

“布劳克就是个白痴，”玛莉·乔治说道，“你要面对事实。阿斯伯里写不出东西来，所以他病了。他终将成为一个废人而不是艺术家。你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他妈妈回答。

“两到三回电击，”玛莉·乔治回答，“把那些艺术家的玩意儿从他脑子里一次根除，一劳永逸。”

他妈妈低低地叫了一声，他抓住了扶手。

“记住我的话，”他姐姐继续说道，“接下来的五十年他都会在这里待着，当个摆设。”

他回到了床上。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对的。他辜负了他的上帝——艺术，但他是个忠诚的仆人，艺术将送他去死。一开始他便以一种神奇的澄明看明白了。他渐渐入睡，想着家族那个平静的地方，他将很快躺在里头的墓地。过了会儿，他看见他的身体缓慢地被抬往那里去，妈妈和玛莉·乔治坐在前廊的椅子上提不起兴致地瞅着。当棺材被抬着穿过堤坝时，她们一抬头就能看见从池塘倒映出来的送葬队伍了。一个穿着罗马领[4]的、瘦瘦的黑影跟在队伍的后头。他的面容神秘而阴沉，微妙地将禁欲及堕落混为一处。阿斯伯里躺在山腰一处并不深的墓里，而那些身份不明的悼念者沉默地站了片刻之后，在黯然的绿野上往四面八方散开。那个耶稣会士站在一株枯死的树下抽烟、沉思。月亮升了起来，阿斯伯里发觉有什么俯身靠近了他，一阵轻柔的暖意落在了他冰冷的脸上。他知道这是艺术来唤醒他了，他坐起来睁开了双眼。越过山坡，他妈妈屋里灯火通明，黑色的池塘缀满了小小的镍色星辰。耶稣会士不见了。在月光下吃草的牛群包围了他，其中一头硕大的、身上洒落着狂暴斑点的白色奶牛，正在轻舔他的脑袋，好像他的脑袋是一个大盐块似的。他一个惊战醒了过来，发现自己一夜盗汗浸透了床。当他在黑暗之中战栗时，他意识到结局将指日可待，他往下看到了死亡的深渊深处，头晕目眩地躺回了枕头上。

第二天，他妈妈注意到在他那垮掉的脸上有种几乎超凡脱俗的神气。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行将去世必须要提前过圣诞节的小孩子。他在床上坐起来，指挥重新摆放了几把椅子，还让她拿走了一幅少女被拴在石头上的画，因为他知道这画会让耶稣会士发笑。他还让她把那个舒服的摇椅也拿走了。等他完成了，房间连同墙上那严厉的污渍有了某种牢房的气质。他觉得这样子会对来访的客人有吸引力。

整个上午他一直在等，急躁地望着天花板，那只看起来泰然自若、喙上挂着冰凌的鸟儿好像也在等待；然而直到傍晚时分，神父才到。他妈妈一开门，一个激昂而又毫无智力可言的嗓音就开始在楼下过道里隆隆作响。阿斯伯里的心脏疯狂地跳动。随即楼梯响起了沉重的嘎吱嘎吱声。接着几乎就是马上，他妈妈带着克制的表情进来了，身后跟着个身材庞大的老家伙，他费了牛劲穿过房间，拎起床边的一把椅子塞在自己身下。

“我是芬恩神父，从葡珈托利[5]来。”他说话的声音含着满腔热情。他有张红通通的大脸，灰白的头发如同一把硬邦邦的刷子，有只眼睛瞎了，不过另一只好眼睛碧蓝而又清澈，锐利地盯着阿斯伯里看。他的马甲上有块油污。“是你想和神父聊聊吗？”他说，“非常明智。我们之中不曾有谁能知道天上的父何时会召唤我们。”接着，他睁大了那只好眼睛看着阿斯伯里的妈妈说：“谢谢你，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福克斯太太身子一僵，一步也没挪。

“我想和芬恩神父单独聊聊。”阿斯伯里说着，感觉像突然有了同盟，尽管从来没想过到来的是这么一位神父。他妈妈厌烦地看了他一眼，离开了房间。他知道，她不会走到比房门外更远的地方。

“你能来真好啊，”阿斯伯里说，“这个地方无聊到让人没法相信，连个能说话的聪明人都没有。神父，我想知道你对乔伊斯有什么看法？”

神父抬起了他的椅子，拉得靠床更近了些。“你得大声嚷嚷，”他回答说，“瞎了只眼，还有只耳朵是聋的。”

“你对乔伊斯怎么看？”阿伯斯里大声地说。

“乔伊斯？什么乔伊斯？”神父问。

“詹姆斯·乔伊斯。”阿斯伯里说着，笑了起来。

神父在空中干搓着他的大手，像有小虫子在骚扰他似的。“我从没见过他，”他说，“你说早晚的祷词吗？”

阿伯斯里看起来很是困惑。“乔伊斯是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声音低低的，忘记嚷嚷了。

“你不祷告啊？”神父说着，“哦，除非你按时祷告，否则永远不会学好。要是你不跟耶稣说话，你就没法爱上他。”

“上帝行将死去之谜一直让我着迷。”阿斯伯里嚷嚷道，然而神父的表情看起来不像听到了。

“你的麻烦是不是纯洁的问题？”他问道。因为阿斯伯里脸色发了白，他就没再等答案继续说了下去。“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但是这个问题你必须向圣灵祷告。记住，是心灵和肉身。没有祷告就什么都没法抵抗。同你的家人一起祷告。你和你家人一起祷告吗？”

“上帝不让，”阿斯伯里低声说，继而吼道，“我妈妈没时间祷告，我姐姐是个无神论者。”

“可耻！”神父说道，“那么你必须为她们而祷告。”

“艺术家以创作来祷告。”阿斯伯里还想冒险试一下。

“不够！”神父厉声说道，“要是你不每天祷告，你就会忽视你不朽的灵魂。你知道教义问答手册吗？”

“当然不知道。”阿斯伯里小声说。

“是谁创造了你？”神父以一种威严的语气问道。

“就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念。”阿斯伯里回答。

“上帝创造了你，”神父简洁地回答，“而上帝是谁？”

“上帝是人类创作的一个观念。”阿斯伯里说着，感觉自己突飞猛进了，两个人可以就这话题好好地玩一玩了。

“上帝是一种无限完美的神灵，”神父说道，“你是个非常无知的男孩。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你？”

“上帝没有……”

“上帝创造你是为了让你认识他，让你去爱他，让你在这个尘世之上为他所用以及在来世快乐地同他在一起！”老神父的腔调是一口气的连续抨击，“要是你不深入地读教义问答，你怎么能指望会知道如何拯救你不朽的灵魂？”

阿斯伯里明白他犯了个错误，现在该让这个老傻瓜消失了。“听着，”他说，“我不是天主教徒。”

“不祷告还用这么糟糕的借口！”老男人嗤之以鼻。

阿斯伯里在床上略略一沉。“我就要死了！”他嚷嚷说。

“但你还没死！”神父说，“你从来都没有跟上帝说过话，你怎么能指望和上帝面对面相见呢？你从来没有请求过的东西，你怎么能指望自己可以得到？上帝不会把圣灵送给从来没有向他请求的人。请求他给你以圣灵。”

“圣灵？”阿斯伯里问。

“你无知到居然没听说过圣灵？”神父问。

“我当然听说过圣灵，”阿斯伯里勃然大怒，“不过我想要的一切里，圣灵只能排在最后了！”

“那么你就最后得到它吧，”神父说着，那一只狂怒的眼睛着了火似的，“你是要你的灵魂承受永恒的诅咒吗？你是要永生永世地抛弃上帝吗？你想要承受最可怕的痛苦，比那火焰更为猛烈的迷失之苦吗？你是想永生永世承受迷失之苦吗？”

阿斯伯里无助地扭动胳膊和腿，像是被这只可怕的眼睛钉在了床上。

“当你的灵魂装满了垃圾的时候，圣灵怎么能填充你的灵魂？”神父咆哮道，“不到你看清楚自己的那天，圣灵是不会来的！懒惰、无知、自负的年轻人！”他说着，一拳砸在了床头柜上。

福克斯太太破门而入。“你够了！”她吼道，“你竟敢对一个正在生病的可怜男孩这么说话？你让他心烦意乱。你得走了。”

“这可怜的小伙子居然不知道教义问题，”神父说着站了起来，“我认为你本该教会他每天做祷告。作为他的妈妈，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又回到床边盛情说道：“我要给你我的祝福，从此以后你必要每天祷告，一天也不能落。”与此同时，他将手放在了阿斯伯里头上，用拉丁文低沉地咕哝了些什么。“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可以再稍微聊聊。”而后他跟在福克斯太太僵硬的身躯背后，出去了。阿斯伯里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从心里是个好青年，不过非常无知。”

他妈妈刚把神父送走，立刻又飞快地上了楼梯，她想说她早就告诉他会这样，然而当她看到他苍白、疲惫、一副被摧毁的样子，坐在床上，以受了惊吓的孩子气的大眼睛瞪视着前方，便再也没了心情，又飞快地出去了。

隔天的早上，他太过虚弱了，她下定决心要他去医院。“我什么医院也不去。”他一再地重复，砰砰作响的脑袋一再地转过来转过去，好像要把脑袋从身上拧松似的。“只要我还清醒，我就什么医院也不去。”他心酸地想到一旦他失去意识，她就能把他拖到医院去，给他灌满血，让他的悲惨再持续好些天。他坚信不疑地认为结局即将降临，正是今天。这会儿他正在痛苦地回顾自己无用的一生。他感觉自己像是个需要填充的贝壳，然而要填些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开始留意屋里所有的一切——滑稽的仿古家具，地毯上的纹路，以及他妈妈又挂回来的那张傻乎乎的画，好像这已经是最后的时光。他甚至还望着那只喙上挂着冰凌的凶猛的鸟儿，觉得它的存在必有深意，而他却无法猜测。

他在寻找什么，某种他感觉必须要的，在他死去之前他必须为自己做到的一种意义重大的、最后的巅峰体验——他要动用自己的智慧来寻求。他一贯依赖他自己，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痛哭的人。

在玛莉·乔治十三岁而他五岁的那一年，她答应送给他一份神秘的礼物，用这办法引诱他去了一间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帐篷，还把他一直推到了帐篷的前头，那里站着个穿蓝西装的男人，系了条红白相间的领带。“各位，”她大声地说，“我已经得到拯救了，不过你还可以拯救他。他是个真正的坏蛋，骄傲自大。”他挣脱她的手冲了出去，像一条小野狗似的。再后来他又问起给他的礼物，她的回答是：“要是你等等的话，你就已经得到拯救了。不过既然你的表现是那个样子，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随着这一天的慢慢过去，他因为害怕还没为自己做到有意义的最后体验就死掉，而变得愈发地狂乱。他妈妈忧心忡忡地坐在床边，给布劳克打过两回电话但是没找到他。他认为即便到了这会儿，她都没有觉察他就快要死了，更不要说只剩几个钟头了。

屋里的光线开始焕发出一种奇异的质感，仿佛也参与其中似的。它以一种昏暗的模样进入屋内，也在等待。而在屋子外头，光线似乎也没有走远，不过到那模糊的林木线边缘，从他窗台上头几英寸的地方他就能看到这道林木线。忽然之间他想了起来，他在奶牛场和黑人情感相通的体验，就在他们一起抽烟的时候。随即他便开始兴奋地颤抖。他们将在一起最后一次抽烟。

隔了一会儿，他在枕头上转了下头，他说：“妈妈，我想和黑人们说再见。”

他妈妈脸色煞白。霎时，她的面容好似要分崩离析，紧接着嘴巴的线条绷紧了；眉毛凑到了一块儿。“再见？”她毫无感情色彩地说话了，“你要去哪里？”

有那么几秒钟他只是看着她，而后回答道：“我想你知道。叫他们来。我时间不多了。”

“荒唐。”她小声地说，然而还是起身快步出去了。他听到她出门以前又一次试图联系布劳克。他觉得她这样一会儿一会儿地急切寻找布劳克的样子，既让人感动又让人可怜。他等着，像一个虔诚的人为最后的圣礼做准备那样，为这次碰面做着准备。片刻，他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起来。

“兰德尔和摩根来了。”他妈妈说着，引他们进了房间，“他们来跟你问声好。”

这两人咧着嘴笑嘻嘻地进来了，拖着脚走到了床边。他们站住了，兰德尔在前，摩根在后。“你看着挺好，”兰德尔说，“你看起来很好。”

“你看来不错，”另一个说，“是的，先生，你看起来相当好。”

“我没见你看起来这么好过。”兰德尔再说。

“就是，他看上去哪里有不好啊？”他妈妈说道，“我觉得他看上去太好了。”

“是的，先生，”兰德尔说，“我说啊，你根本没病。”

“妈妈，”阿斯伯里按捺着脾气，“我要和他们单独谈谈。”

他妈妈绷紧了身体，随即迈步出了房间。她穿过走廊进了对面的房间，坐了下来。透过敞开的门，他能看见她时不时地微微摇晃。那两个黑人的样子就好像他们唯一的保护伞也没有了。

阿斯伯里的脑袋沉沉的，几乎想不起来要干什么。“我就要死了。”他说。

两人的笑容都凝固了。“你看起来挺好。”兰德尔说。

“我就快死了。”阿斯伯里重复道，接着如释重负地想起来了，他们要一起抽烟。他够到了桌子上的烟盒，拿起来递向兰德尔。他忘记把香烟摇出来了。

黑人接过烟盒放在自己口袋里。“我谢谢你，”他说道，“我一定会珍惜它。”

阿斯伯里瞪着眼睛，好似又忘了。瞬间之后他发觉另一个黑人的脸变得无限悲伤；接着他清醒地明白过来，这不是悲伤，而是愠怒。他笨拙地在桌子抽屉里摸索，拿出另外一盒没开过的递给摩根。

“我谢谢你，阿斯伯里先生，”摩根说着，脸色亮了起来，“你当然看起来很好。”

“我就要死了。”阿斯伯里暴躁地说。

“你看起来好得很。”兰德尔说。

“你会站起来，几天后就四处转了。”摩根预言道。这两个人的目光都像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搁似的。阿斯伯里狂乱地看着走廊，他妈妈已经把摇椅转了个方向，背对他了。她显然还没有想替他把他们赶走。

“我说啊，你可能受了点凉。”片刻，兰德尔说。

“我要是受凉，就吃点松节油，加点糖。”摩根说。

“闭上你的嘴。”兰德尔说着，转头去看他。

“你自己闭嘴吧，”摩根说，“我吃什么我知道。”

“你吃的东西他不吃！”兰德尔咆哮了起来。

“妈妈！”阿斯伯里声音颤抖地叫道。

他妈妈站了起来。“你们陪阿斯伯里先生挺长时间了，”她喊道，“你们明天再来吧。”

“我们要走了，”兰德尔说，“你看着挺好。”

“你就是好。”摩根说。

他们鱼贯而出，一致认为他看起来有多么好，然而他们还没进过道，阿斯伯里的视线就模糊了。他短暂地看见他妈妈的身影如同落在门上的一个影子随即消失，跟在他们后头下了楼。他听到她又给布劳克打电话，不过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的头在眩晕。他现在知道了，他死前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体验了。现在，除了把藏有信的抽屉钥匙给她，等待终结来临以外，无事可做。

他沉沉地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差不多五点钟了，他看到了她发白的面孔，在黑洞洞的井底深处，显得非常之小。他从睡衣口袋里把钥匙拿了出来递给她，说等他死以后让她打开桌子抽屉里的那封信，然而她看来似乎没听懂。她把钥匙放在了床头柜上，就搁在了那里，而他回到了梦中，在梦里两块巨砾在他的脑袋里绕着对方转圈儿。

六点以后他清醒了点，听到布劳克在楼下车道停车的动静。那响动如同一阵召唤，飞速地把他从睡梦中拉了出来，头脑清醒了。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可怕预感，那在前方守候他的命运比他之前指望的任何一种都更加支离破碎。他瘫在床上一动不动，沉静得如同地震来临之前的动物。

布劳克和他妈妈说着话上楼来了。不过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医生进门就在扮鬼脸，他妈妈也在笑。“猜猜你得的什么病，宝贝！”她嚷嚷道。她的声音如同子弹发射，中断了他的沉思。

“老布劳克找到了病菌。”布劳克说着，身体陷进了床边的椅子，他把双手举过头顶，做了个职业拳击手获胜的姿势，随即任双手落回了膝上，仿佛这努力耗尽了他的精力。然后他把那块随身携带的、逗人发笑的大红丝手帕拿出来，用手帕把脸从上到下彻底擦了一遍，每一回从丝巾后露出来的表情都不一样。

“我觉得你真是太聪明了！”福克斯太太说道，“阿斯伯里，”她接着说，“你得的是波状热[6]，它会不断反复，但是你死不了！”她的笑容明亮而又强烈，像只毫无阴影的灯泡。“我放心了。”她说。

阿斯伯里缓缓地坐了起来，一点表情也没有；随后，他又跌了回去。

布劳克俯身悬在半空，冲他笑。“你不会死的。”他的话带了一种深深的满足。

阿斯伯里毫无波动除了那双眼睛，他的眼睛也并非表面有所动作，而是在它们昏聩的深处有种几乎无法觉察的动静，好似有什么在虚弱无力地挣扎。布劳克的注视宛如一枚钢钉深深地扎了下去，不论是什么都钩住，直到生命的迹象从中焕发出来。“波状热不算糟糕，阿兹伯里。”他小声地说，“和奶牛得了邦氏病[7]差不多。”

这男孩低低地一声叹息，安静了下来。

“他肯定是在那儿喝了没消毒的牛奶。”他妈妈温情地说，随后他们两人踮着脚尖出了房间，也许以为他要睡觉了。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消失时，阿斯伯里又坐了起来。他几乎是鬼鬼祟祟地转过头去，望向躺在床头柜上的他给他妈妈的钥匙。他的手迅速地伸出去，握住钥匙塞回了口袋。他的视线穿过房间，落在那面小小的、椭圆形的穿衣镜上。而那双每天都回望他的眼睛还照样，从镜子里将他的凝视还给了他，然而在他看来，这双眼睛更为黯然了。它们看起来被彻底震撼了，似乎为可怕的前景即将降临而正做着准备。他战栗不已，飞快地将头转向另一边看向窗外。一块紫色的云团下头，亮得刺眼的、金灿灿的红太阳正安静地游移。再往下的林木线是黑色的，与深红的天空相互映衬。耸立的树林构成了一道脆弱的墙，如同他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未来侵害而在自己心底竖起的虚弱防线。这男孩躺回枕头上，盯着天花板。他那被高热和低寒交替折磨了这么多个礼拜的四肢这会儿都已经麻木了。以往的生活在他心中消耗殆尽，他在等待全新的生活来临。正是这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寒意泛起，这回的寒意不一样，它如此轻微，仿佛一阵暖洋洋的涟漪穿越了海洋冰冷冷的更深处。他的呼吸变得短促。那只猛禽在他的整个童年以及生病的这些日子，一直泰然自若地悬在他头顶，此时却在诡异地等待，随时保持着即将出击的姿态。阿斯伯里脸色发白，这幻象的最后一幕仿佛被一阵旋风从他眼睛里刮着撕扯了下来。他明白了他的余生，脆弱、痛苦，然而持久，他终将以一张纯粹恐惧的表情生活下去。一声怯懦的呼唤，一句最后的无望抗议脱口而出。然而圣灵并非以火而是以冰来颂扬的，它绵绵不绝、永无止息地，即将降临。

[1] 原文为Block，有理解障碍之意。

[2] 应为阿斯伯里，布劳克医生的发音如此。

[3] 牧师（minister）是新教的说法，神父（priest）是天主教的说法。

[4] 即Roman collar，是基督教神职人员传统服饰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白色硬领。

[5] 即Purrgatory，有炼狱之意。

[6] 即undulant fever，也称布鲁斯氏菌病、马耳他热、地中海弛张热、波浪热，是由布鲁斯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性传染病，主要症状有长期发热、多汗和关节痛等。布鲁斯氏菌病因其研究者、微生物学家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而得名。

[7] 即Bang’s disease，是布鲁斯氏菌病的别称，因丹麦兽医贝恩哈尔·邦（Bernhard Bang）分离出该病的媒介——流产布鲁斯氏菌而得名。

家的宽慰

托马斯退到了窗边，脑袋从墙和窗帘间往下看，望着车道上停着的那辆车。他妈妈和那个小荡妇正在下车。他妈妈慢慢地出来了，表情冷漠、动作笨拙，随后滑出来的是那个小荡妇微微弯曲的修长的腿，裙子被拽到了膝盖的上头。她发出一阵尖厉的笑声跑着迎向狗，狗雀跃着，兴奋过度、快乐无比地摇摆着身体欢迎她。一阵沉默又汹涌的愤怒贯穿了托马斯庞大的身躯而后交汇，如同有一群暴徒在聚集。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打包行李，去酒店一直待到房子能清静的时候。

他不知道行李箱在哪里，他不喜欢收拾行李，他需要他的书，他的打字机不是手提式的，他早已习惯了用电热毯，他没法忍受在饭店吃饭。而他的妈妈，出于她蛮勇的一片善心，正着手毁掉这屋里的宁静。

后门甩上了，女孩的笑声从厨房喷薄而出，穿过后廊，从楼梯间冉冉上升抵达他的房间，如一股电流朝他袭来。他跳到了一边，站在那儿对四周怒目而视。他早晨说的话是斩钉截铁的：“要是你把那姑娘带到这屋里来，我就走。你可以选——要她还是要我。”

她做了选择。剧烈的疼痛抓紧了他的喉咙。这是三十五年以来的第一遭……他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灼热的湿度从他的眼后涌出。然后他稳住了自己，不让自己被愤怒击溃。事实恰恰相反，她根本没做选择。她在指望他对电热毯的依恋之情。一定得让她好好地瞧一瞧。

女孩的笑声再一次响起，托马斯皱起了眉头。他又看到了她昨天夜里的表情。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醒来的时候发现门是开着的，而她在那儿。走廊照进来的光足以在她朝他转身时，让他看清楚她。那张脸像音乐喜剧里的滑稽女演员的——尖尖的下巴，宽宽的、圆似苹果的双颊，还有一双和猫科动物一样空洞洞的双眼。他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把抓起了直背椅，逼着她从房间退了出去。他把椅子举在身前，像是正在驱赶一只危险的猫的驯兽师。他无声无息地把她赶下了过道，趁着他到了过道在他妈妈的门外停下脚步砸门时，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转身逃进了客房里。

隔了片刻他妈妈开了房门，从门缝里焦虑地往外看。她的脸看起来油腻腻的，不知道她夜里都抹了些什么，脸四周围了一圈粉红的橡胶发卷。她朝着姑娘已经消失的过道望下去。托马斯站在她面前，椅子还举在身前，好似他还需要打倒另外一头野兽。“她要进我房间来，”他嘶哑地说着，推门进去，“我醒来的时候，她正要进我的房间。”他关上了身后的门，声音因为怒气变得高昂。“我再也忍不了了！一天我也忍不了了！”

他妈妈被他逼着退到了床边，坐在了床的一角。她有着沉重的身体，而安放在这具肉身上的，是一颗细长的、出奇憔悴的、与身体丝毫也不匹配的脑袋。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托马斯说道，“我一天也不忍了。”她所有的行为倾向都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倾向就是，怀着全世界最为善良的动机，对美德进行拙劣的模仿，这样毫无心智地热烈追求美德，而使得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变成傻瓜，美德本身也只能沦落成荒唐。“一天也不。”他重复了一遍。

他妈妈断然地摇着头，视线仍旧落在门上。

托马斯把椅子搁到了她面前的地上，在上头坐了下来。他俯身的模样，像是要跟一个智障儿童解释什么似的。

“这只是她不幸的一种表现而已。”他妈妈说道，“多么可怕啊，多么可怕。名字她告诉过我，不过我忘记了。但这不是她自己能控制的。她生来就带的。托马斯，”她说着，用手托住了下巴，“想一想，这要是你呢？”

激愤阻塞了他的气管。“就没法让你明白，”他粗着喉咙说，“要是她都不能控制，你怎么能？”

他妈妈的眼神，亲热然而却不可撼动，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日落之后从远方看到的蓝。“慕男狂[1]。”她嘟囔说。

“慕男狂，”他激烈地回答，“她不用给你这些花哨的名字，她就是个道德低能儿。你知道这个就好了。自打生下来就没有道德功能——就像有人生来没有肾或者缺了一条腿。你明白不明白？”

“我一直在想假如这是你的话。”她说着，手还是搁在下巴上，“要是你的话，要是没人肯收留你的话，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感受？要是你是个慕男狂患者，不是个才华横溢的聪明人，你做的事情自己都没法控制……”

托马斯感到一种对自己无法忍受的深切厌恶，似乎他正在缓缓地变身为那个姑娘。

“她穿了什么吗？”她突然发问，眼睛眯成了细缝。

“没有！”他咆哮如雷，“现在你就把她从这里弄出去！”

“这么冷的天，我怎么能让她出去？”她说，“今天早上她又扬言要自杀。”

“把她送回监狱去。”托马斯回答。

“我是不会把你送回监狱的，托马斯。”她说。

他起身一把抓起了椅子，趁着还能控制自己，快步出了房间。

托马斯爱他妈妈。他爱她，他的天性让他这么做，不过也有些时候他简直受不了她对他的爱。有时候这爱什么也不是，纯粹是白痴成迷，有时候他感觉围绕着自己的力量是种看不见的潜流，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她的行为永远是从种种考虑之中最陈腐的那个出发——这么做是好事儿啊——一直到最有勇无谋地同魔鬼达成契约，当然了，魔鬼本尊她从来都认不出来。

魔鬼对托马斯而言，只是一种说话方式，然而这是一种合适他妈妈的语境的说话方式。但凡她要是有点知识的话，他本可以从基督教早期历史开始向她证明，过盛的美德远离公正，对善的节制也能产生对恶的节制，埃及的安东尼[2]要是待在家里照顾他妹妹，没有魔鬼能毒害他。

托马斯并不愤世嫉俗，也谈不上反对美德，他视美德为秩序的原则，也唯有美德才能让生活可以忍受。他的生活之所以尚可忍受，也得益于他妈妈明智的美德——她保持屋内的良好秩序，以及做精美饭菜。不过一旦美德到了她难以收拾的地步，譬如现在，一种魔鬼的感觉就在他心里滋长，这并非是他的或者是老太太的思想突变，它们本就存在于人格之中，始终存在，尽管从来都看不见，然而随时随地可能尖叫，或者摔锅。

一个月前，那姑娘受指控开空头支票，因而进了县监狱，他妈妈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照片。在早餐桌上，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越过咖啡壶把报纸递给他。“设想一下，”她说，“才十九岁啊，在那个肮脏的监狱里。她看着不像坏姑娘。”

那照片托马斯瞟了一眼。他看到一张精明又污秽的孩子脸。他观察到的是，犯罪的平均年龄正在持续稳定下降。

“她看起来像是个正派姑娘。”他妈妈说。

“正派人不会用空头支票。”托马斯回答。

“要是你处在紧要关头，你不知道自己会干些什么。”

“我不会用空头支票。”托马斯回答。

“我觉得，”他妈妈说，“我得给她送一小盒糖。”

要是还在那时候他就坚决反对的话，别的事儿就都不会发生了。他父亲要是还活着的话，这时候就会插一脚进来反对了。给人送一小盒糖是她最喜欢干的善事儿，但凡在她的社交范围之内，不管是谁搬到镇上了，她都会打电话送一小盒糖去；不管她朋友的哪个孩子又生了孩子或者得了奖学金，她就打电话带着一盒糖果去；要是哪个老人摔断了骨头，她就带一盒糖出现在了人家床边。但是那时候的他觉得她专程去监狱送一小盒糖的念头很逗乐。

现在，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那姑娘的笑声在他的脑海里飞快消失，他咒诅着他当初觉得逗乐的想法。

他妈妈从监狱回来时，连门也没敲就闯进了他书房，她整个人瘫倒在他沙发上，把肿胀的小脚搁在扶手上。休息片刻后，她恢复得差不多了，便坐起来把报纸垫在脚下，又躺了回去。“另外一半人的生活，我们一点也不晓得。”她说。

托马斯知道尽管她说话无非是从一种陈词滥调到另外一种陈词滥调，然而话的后头还是有真实体验的。相比姑娘坐牢，他感觉更难过的，是他妈妈得跑到监狱去看她。他本来可以不让她看到所有不愉快的景象。“好吧，”他说着，把杂志收起来，“你这会儿最好还是全忘了吧。那姑娘蹲监狱的理由充分得很。”

“你没法想象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她说着，又坐起来，“听着。”那可怜的姑娘叫星星，她是后妈带大的，她后妈自己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几乎都成年了，他占她便宜，手段很恶劣，她被逼无奈只好离家出走去找她亲妈。一找到她亲妈，她亲妈便把她送去各种各样的寄宿学校想就此摆脱她。但是每所学校她都被迫出走，因为都会有性变态、施虐狂出现，他们的行为难以言表、令人发指。托马斯看得出来，他妈妈给他讲故事时省去了细节，而这些细节她自己却未能幸免。她时不时地语焉不详、声音颤抖时，他觉得她必定是记起了一些恐怖的情景，人家栩栩如生地塞进了她的脑海。他曾经寄希望于几天之后这样的记忆消失，然而并没有。第二天，她带着舒洁面巾纸和冷霜[3]又去了监狱，再几天之后她宣称她在咨询一位律师。

正是这些时候，托马斯才真正悲伤于父亲的去世，虽说他活着的时候他根本受不了他。老头子从来没有这股子傻劲儿，绝对不会被没用的同情心打动，他会（背着她）和他的密友治安官拉紧必要的弦，那个姑娘会被打发到州监狱度过她的时光。他自始至终总被卷到一些令人光火的行径当中，直到一天早上（在生气地看了一眼他妻子之后，那表情好像她一个人该负责似的），他在早餐桌边猝死。托马斯继承了他父亲的理性，而没有他的无情，继承了他妈妈良善的爱，而没有她一心追逐善的倾向。他对所有实际行动的计划就是，等等看事态如何发展。

律师发现这个残暴一再重复的故事大半是假的。不过当他和她解释说这个姑娘是精神变态人格，对精神病院来说她不够疯狂，对监狱来说她又不足以有罪，对社会而言她又不够稳定，托马斯的妈妈比之前更受触动了。姑娘轻轻松松地承认她的故事都是假的，因为她先天就是个骗子。她说，她撒谎是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她在几个精神病专家手中转来转去，是这些人完成了对她的教育的最后几笔。她知道她毫无希望。如此苦难出现在眼前，他妈妈似乎折服于某种痛苦的奥秘，没什么能使之变得可以忍受，只有加倍的努力。让他恼火的是，她开始用怜悯的目光打量他，好似她糊里糊涂的仁慈再也分不清对象了。

几天之后她闯进门来，说律师给这个姑娘争取到了假释——给她。

托马斯从他的莫里斯靠椅上站了起来，正读着的评论掉了下去。他温和的大脸因为对未来的痛苦预期绷紧了。“你不会吧，”他说，“要把那姑娘带回家！”

“不，不是。”她说，“托马斯，你镇定点。”她绞尽脑汁替那姑娘在镇上一家宠物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她认识的反复无常的老太太家寄宿。人们都不友善。像星星这样处处都是逆境的人，他们都不能感同身受。

托马斯坐了回去，把他的评论捡了起来。他好像刚刚逃了某种危险，其中之险恶他自己并不想弄清楚。“谁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他说，“不过几天之内那姑娘就会离开镇子，带着她能从你这里弄到的东西。从此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有她的消息了。”

又过了两个晚上，他回到家中，一推开客厅的门就被一阵尖厉、空洞的笑声戳住了。他妈妈和那个姑娘紧挨壁炉坐着，几根燃气壁炉芯[4]在那儿烧着。这个姑娘给人即时的一个印象就是身体畸形。她的头发剪得像狗毛，或许说是精灵也可以。她穿着最流行的衣服，眼神闪闪发亮，亲昵地久久凝视着他，忽而又变成了一个咧开嘴的亲密笑容。

“托马斯！”他妈妈说话的声音坚决，带有不允许他逃走的强制，“这就是星星，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星星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这姑娘叫自己星星·德雷克。律师已经发现她的真名叫萨拉·哈姆了。

托马斯没往前走也没说话，就站在门口，一脸充满敌意的迷惘。最终他说：“你好，萨拉。”他的腔调是这么的嫌恶，听到这样的声音他自己都震惊了。他涨红了脸，感觉到深藏于内心却得以流露的轻蔑之情，是针对任何一个这么悲惨的人的。他走进了房间，决心至少要保持体面的礼貌。他重重地坐在了一把直背椅上。

“托马斯写历史，”他妈妈用威胁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今年他是咱们本地历史协会的主席。”

那个姑娘身体往前凑，更直截了当地关注着托马斯，“太棒了！”她哑着嗓子说。

“现在，托马斯正在写第一批定居在这个县上的人。”他妈妈说。

“太棒了！”姑娘又说。

托马斯费了番力气，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人独自待在屋里。

“话说，你知道他长得像谁吗？”星星问道，头偏向一边，以某种角度盯着他看。

“哦，一个很著名的人！”他妈妈机灵地回答说。

“我昨天晚上看的电影里的那个警察。”星星说。

“星星，”他妈妈说，“我觉得你看电影应该仔细地选一下类型。我认为你只应该看最好的电影。我不认为犯罪电影对你有好处。”

“哦，这个电影是讲犯罪会恶有恶报的，”星星回答说，“我发誓，那警察看起来和他一模一样。那些人老是骗他要占他便宜。他看起来就是一分钟也受不了的表情，他就要爆发了呀。他是个混乱的家伙。不难看。”她给托马斯送去了一个赞许的秋波。

“星星，”他妈妈说，“我觉得要是你能培养点音乐趣味，会很快乐的。”

托马斯一声叹息。他妈妈还在喋喋不休，而那个姑娘根本没再留意她，她的眼神在他身上演奏呢。她那眼神的本事，仿佛那是她的双手，一会儿在他的双膝上，一会儿又落到他的脖子上。她的眼神有一种嘲弄的诱惑力，他知道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他是受不了她的目光的。他无须任何佐证就知道自己正与堕落本尊共处一室，然而这堕落却无可非议，因为它的背后不存在责任能力。他这会儿眼睁睁地看着的，是最令人无可忍受的无辜。他漫不经心地问自己，对此上帝持什么态度，要是可行的话不妨采纳呢。

整顿饭他妈妈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么白痴，他简直没法看她，不过既然他更没法忍受看萨拉·哈姆，就只能始终用不以为然的嫌恶眼神瞪着房间那头的餐具柜了。这姑娘发表的每一句点评他妈妈都要回答，就好像值得严肃对待似的。她还为星星有意义地使用业余时间提出了好几个计划。萨拉·哈姆对她提出的建议，并不比一根胡萝卜提出来的更为关心。一旦托马斯不经意地往她的方向看过去，她就朝他挤眼睛。他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勺甜点就站了起来，小声说：“我得走了，我得开会去。”

“托马斯，”他妈妈说，“我想让你顺路送星星回家。我不想让她晚上自己搭计程车走。”

有那么一会儿，托马斯怒气冲冲，一言不发，随即转身离开了房间。片刻他再回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种隐约的下定决心的表情。姑娘准备好了，正在客厅里温顺地等着他。她飞快地丢给他一个赞赏的、心怀秘密的得意眼神。托马斯并没有伸出胳膊来，可她还是挽着他走出屋子，下了台阶，她似乎黏着的是一座神奇的会动的纪念碑。

“听话！”他妈妈叫道。

萨拉·哈姆窃笑，捅了捅他的肋骨。

他穿外套的时候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姑娘，除非她不再寄生在他妈妈身上，否则他保证会亲自把她送回监狱。他要让她知道，他知道她想干什么，他没那么天真，有些事情他必然不会容忍。要是他在书桌前，钢笔拿在手里，没有谁能比托马斯表达更为清晰。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和萨拉·哈姆被关在车里时，惊恐控制了他的舌头。

她盘腿坐着说：“终于自己待着了。”还咯咯直笑。

托马斯把车从屋前猛地转向，迅速朝大门开去，一上了公路，快得像被人追似的。

“上帝啊，”萨拉·哈姆说着，脚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下来了，“哪里着火了？”

托马斯没有回答。几秒钟后，他能感觉到她的身形靠得更近了。她舒展身体，拉伸得更近一些，最终她的手轻松地悬在了他肩膀的上空。“托米[5]不喜欢我，”她说，“但是我觉得他绝顶可爱。”

也就是四分钟多一点点，托马斯已经在进镇子的路上开了有三点五英里了。第一个十字路口是红灯，但是他无视了。那老太太住的地方还有三个街区远。当车子呼啸着到地方停下来时，他跳出了车子，跑到姑娘那边拉开了门。她没有下车，托马斯被迫等着。过了片刻一条腿出现了，而后她那张畸形的小白脸出来了，抬起来凝望着他。这脸上的神情暗示着盲目，然而这是一种并不自知的盲目。托马斯奇怪地感到作呕。而那双空荡荡的眼睛在他身上游移。“没人喜欢我。”她伤心地说，“要是你是我会怎么感觉，要是只有三英里的路我都不愿意和你同车会怎么样呢？”

“我妈妈喜欢你。”他咕哝着说。

“她！”那姑娘说，“她都落后于时代七十五年啦！”

托马斯屏住了呼吸，说：“要是我再发现你来烦她的话，我就让你回监狱去。”虽然他说出口的声音只比窃窃私语高一点，然而声音后头有着驽钝的力量。

“除了你还有谁？”她说话间，缩回了车里，似乎现在她全然不打算下车了。托马斯把手伸进车里，看也没看抓住了她的前襟，把她拽出来后松开了手。他随即跳回车里快速开走。那边的车门仍然是开着的，她的笑声无影无形然而真实存在，在街道上弹着跳着，仿佛就要纵身跃入车那头敞开的门，同他一起乘车离去。他俯身过去砰地关上了车门，随即朝家开去。他太生气了，没法去开会。他想让他妈妈清楚地知道他的不满。他想将她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他爸爸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如同锉刀一般响了起来。

傻瓜，老头子说，现在伸一脚进去，抢在她前头让她知道到底谁说了算。

然而托马斯到家的时候，他妈妈早已明智地上了床。

第二天清晨他出现在早餐桌前时，耷拉的眉毛和伸出来的下巴都示意他现在的心情很危险。每当托马斯想显得毅然决然的时候，就像一头面对挑战的公牛，低着脑袋，蹄子刨地，往后退。“好了，现在听着。”他开始了，猛然把他的椅子拉出来坐下去。“关于那个姑娘，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不想多说，只说一次。”他吸了口气，“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荡妇。她在你背后嘲笑你。她就想把你肯给她的全弄到手。你对她来说一文不值。”

他妈妈看起来似乎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她早上起来没穿外衣，而是穿着浴袍，脑袋上绕了一条灰色的长头巾，这使得她的脸带了种全知全能、让人发窘的神情。似乎是一位女先知在和他共进早餐。

“今天早上你得吃罐装奶油了。”她一边说一边给他倒咖啡，“别的我给忘了。”

“好吧。你听到我说话没？”托马斯愤愤地回答。

“我没聋，”他妈妈说着，把壶放回了三角座，“我知道我对她来说一文不值，也就是个喋喋不休的过时老太太。”

“那你为什么还固执地干这蠢事儿……”

“托马斯，”她说着，一只手扶在脸侧，“这可能……”

“可这不是我！”托马斯说道，抓住了他膝盖边的桌腿。

她继续托着自己的脸，轻轻地摇头。“想想你有的一切，”她开始了，“一切家的宽慰。还有德行，托马斯。你没有不良嗜好，你生来没什么是不好的。”

托马斯的喘息像哮喘就要发作的病人。“你毫无逻辑，”他的声音了无生机，“要是他老早就反对了。”

老太太挺直了后背。“你，”她说道，“不像他。”

托马斯张了张嘴，然而没发出声音来。

“不管怎么样吧，”他妈妈说着，语气隐含了如此微妙的谴责，像是把她之前的赞美收了回去，“既然你这么拼命反对她，那我再也不请她回家来了。”

“我没有反对她，”托马斯回答说，“我反对的是你愚弄自己。”

他刚一离开餐桌关上了书房的门，他的父亲已经在他的心里蹲了下来。老头子有乡下人的本事，聊天是蹲着的，尽管他根本不是乡下人，他生在城里长在城里，只是后来才搬到小地方来开发自己的潜能。由于他那稳得住的技巧，那些人以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县政府的草坪上聊到一半他就蹲下了，他的三两个聊天伙伴也纷纷跟着蹲下，而谈话表面上丝毫没有中断。他就以这样的姿态始终生活在他的谎言之中，从来不需要屈尊俯就地张开嘴来扯谎。

就让她压迫你吧，他说。你不像我。当个男人你还不够格。

托马斯开始用心地读书，过了片刻那个形象退去了。那姑娘给他存在感的深处带来的紊乱，超出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感觉如同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一阵龙卷风在一百码以外的地方刮过，他预感到它还会回来而且会直接冲着他而来。他一直没能把精神集中在他的工作上，直到十点左右才好些。

又两个晚上过去了，他和妈妈吃完了晚饭，正坐在他们的书斋里各拿着一部分晚报在看，电话铃响了起来，那丁零丁零的紧急程度如同火灾的警报。托马斯伸手接电话。话筒刚到他手里，一个尖厉的女声就在屋内叫道：“来把这姑娘弄走！来弄走她！醉了！醉在我的客厅里！我不要她了！丢了工作，回我这里酗酒！我不要了！”

他妈妈跳起来，一把抢走了话筒。

托马斯爸爸的鬼魂出现在他面前。打电话找治安官，老头子催促道。“打电话给治安官，”托马斯大声说，“给治安官打电话，叫他去那儿接她。”

“我们马上就过去，”他妈妈正在说，“我们马上就去接走她。叫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她那样子收拾什么东西，”那个声音尖叫道，“你不该把她这种东西推到我这里！我的房子值得尊重！”

“叫她给治安官打电话。”托马斯吼道。

他妈妈放下了听筒看着他。“我连只狗都不会交给那个男人。”她说。

托马斯抱起双臂坐在椅子上，定定地瞅着墙。

“想一想那个可怜的姑娘，托马斯，”他妈妈说道，“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而我们拥有一切。”

他们到的时候，萨拉·哈姆叉着双腿跌坐在地上，背靠寄宿屋前的台阶扶手。她的小便帽悬在她的前额上，是那个老太婆砸上去的。她的衣服堆得从行李箱里鼓了出来，都是老太太扔进去的。而她正在以一种私密的语气低声细气地和自己酒后谈着心。一道口红印子竖在她的半边脸上。她任由他妈妈牵引着走向了汽车，被塞进了后座，还没清醒过来是谁在救她。“一整天都没有人说话，除了跟一群天杀的长尾鹦鹉。”她暴怒地嘀咕道。

托马斯根本就没下车，厌恶地瞟了她一眼之后也没再看她。他说：“我只告诉你一次，合适她的地方就是监狱。”

他妈妈在后座上，握着姑娘的手，没回答。

“行，那带她去酒店。”他说。

“我没法送一个喝醉的姑娘去住酒店，托马斯，”她说，“你知道的。”

“那就送医院去。”

“她需要的不是监狱不是酒店也不是医院。”他妈妈说，“她需要家。”

“她需要的不是我家。”托马斯回答。

“就今天一个晚上。托马斯，”老太太一声叹息，“就今晚。”

从那时起八天过去了。小荡妇在客房安家了。他妈妈每天都出去替她找工作，找地方寄宿，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那个老太婆已经往各处散播了警告。托马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书斋里。他的家对他来说，是家，是工作室，是教堂，同乌龟的壳一样是自己的，是必不可少的。他简直没法相信居然就这么被侵犯了。他通红的脸上自始至终有种受了刺激的愤怒神色。

这个姑娘早晨一起来就声音发颤地唱着一曲布鲁斯小调，升调，带颤音，随之降低，暗示出需要被满足的激情。这时候托马斯在他的桌前，就会突然地起身，开始狂乱地用舒洁卫生纸堵住耳朵。每一次他要从这房间到那房间，或从这层楼到那层楼去，她铁定会出现。每一回，他在上下楼的途中，她不是与他相遇之后再擦身而过，羞怯而又谀媚，就是跟在他后头上下楼，吐出微弱的、悲伤的、带有薄荷糖味道的叹息。她看起来钟爱托马斯对她的厌恶之情，只要一有机会就从他身上汲取这种情绪，仿佛这能为她的苦难增添无限风情似的。

老头子——小小的个头，像只黄蜂似的，戴着他发黄的巴拿马帽，穿着他的泡泡纱外套以及他精心弄脏的粉红衬衫，系着个小蝴蝶领结——似乎已经在托马斯的心里取得了地位，在这里他经常是蹲着的，每一次但凡他儿子没法再逼自己继续工作下去时，他都会突然喷出一样的刺耳建议。插一脚进去，去见治安官。

除了穿的是方格衬衫，戴的是一顶得克萨斯帽，比他爸爸年轻十岁以外，治安官就是托马斯爸爸的另一个版本。他跟托马斯爸爸一样轻轻松松地扯着谎，并且以前治安官对老头子的赞赏是真挚的。托马斯和他妈妈一样，宁愿远远地绕着走，以躲开他那双玻璃般的淡蓝眼睛的注视。一直以来他都寄希望于其他的解决办法，譬如一个奇迹。

屋里有了萨拉·哈姆，一日三餐都难以忍受。

“托米不喜欢我，”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晚上，她在餐桌上说，噘着嘴目光越过桌子盯着托马斯僵直的庞大身躯。托马斯脸上的表情，宛如被困在忍无可忍的恶臭之中。“他不想我在这里。哪里也没人要我。”

“托马斯的名字叫托马斯，”他妈妈打断了她的话，“不是托米。”

“托米是我编的，”她回答，“我觉得很可爱。他恨我。”

“托马斯不恨你，”他妈妈说，“我们不是那种心里有恨的人。”她添了这么一句，似乎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生来就带有的缺陷似的。

“喔，别人不想要我的时候，我知道的，”萨拉·哈姆继续说了下去，“就连监狱都不想要我。要是我自杀的话，我想知道上帝要不要我？”

“试试就知道了。”托马斯小声地说。

那姑娘笑声尖厉。她随即忽然停了下来，脸皱成一团，身体开始发抖。“最好的就是，”她说着，牙齿咔咔嗒嗒作响，“自杀。再也不会碍谁的事儿了。我会下地狱去，上帝不用看着我。连魔鬼都会不想要我，把我踢出地狱，连地狱都待不下去……”她号啕起来。

托马斯站起来，拿着他的碟子和刀叉去书斋吃完了晚餐。从此之后，他再也没去餐桌吃过饭了，只让他妈妈端到他的书桌上吃。这些用餐时间里，老头子就会激动地出现在面前，说着诸如此类的话，她从来不能把我从自己的桌前赶走，这种时候他就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后倾，两个大拇指在他的吊裤带下头。

又过去了几个夜晚，萨拉·哈姆拿了把水果削皮刀猛割自己的手腕，歇斯底里发作。晚餐之后他就待在书斋里，先是听到一声尖叫，接着是一连串的嘶吼，随后他妈妈急匆匆的脚步声穿过了整座房屋。他一动没动。第一个瞬间闪过的希望是姑娘割断喉咙，而后他意识到她不可能这么干，她和刚才一样仍旧在喊叫，他那希望就渐渐消失了。他继续看杂志，隔了一会儿尖叫声没了。又过了片刻，他妈妈破门而入，拿着他的外套和帽子。“我们得带她去医院。”她说，“她想了结自己。我用止血带绑了她的胳膊。哎呀天呀，托马斯，”她说，“想想你要是心情这么糟糕的话，你也会干这种事儿！”

托马斯木然地站起来，戴帽子，穿外套。“我们带她去医院，”他说，“把她留在那儿。”

“再一次让她绝望？”老太太叫道，“托马斯！”

这会儿，他站在自己的房间中央，意识到他已经到了这个点上，采取行动将不可避免。他必须要收拾行李，他必须要离开，他必须要走。然而托马斯还是没有动。

他的怒火已经不仅仅是针对那个小荡妇了，也针对他的妈妈。尽管医生发现她几乎没伤到自己，他嘲笑那止血带，只往伤口上涂了一道碘酒，这让那姑娘愤怒不已，然而他妈妈却无法从这个事件中恢复过来，仿佛某种新的沉重的悲伤被她扛在了双肩上。这激怒的不单单是托马斯，甚至萨拉·哈姆都生气了，因为她的这种悲伤看来是通用的，不管他们两人谁碰到了什么样的好运气，这悲伤都很快能找到另一个目标。萨拉·哈姆的生命经验把老太太推进了对整个世界的哀悼当中。

企图自杀后的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细细收拾了整座房子，把所有的刀子、剪子都收起来锁在了一个抽屉里。她把一瓶老鼠药倒进了厕所，从厨房地板上收掉了蟑螂药片。然后她来到托马斯的书房窃窃私语：“他的那把枪在哪里？我要你锁好了。”

“枪在我抽屉里，”托马斯咆哮道，“我是不会上锁的。要是她朝自己开枪，那该有多好！”

“托马斯，”他妈妈说，“她能听到你的话！”

“让她听到我的话吧！”托马斯嚷嚷道，“你难道不知道她根本不想自杀？你难道不知道她这种人从来不可能自杀？你难道不……”

他妈妈悄悄跑到门外关上门，想借此平息他的怒吼。然而萨拉的笑声就在过道里，相当近，嘎啦嘎啦地传进了他的房间，“托米会知道的。我会自杀，他会因为没有对我好难过的。我就用他自己那把小枪，他自己那把小左轮枪的枪把手上镶了珍珠！”她大声地嚷嚷，模仿着电影里的怪兽发出了一种正在忍受着折磨的响亮笑声。

托马斯咬紧了牙。他拉开书桌抽屉，摸索着那把手枪。这是老头子留给他的，老头子的看法是每一座房子里都得有把上了膛的枪。某天夜里他朝一个小偷旁边开了两枪，不过从来没有击中什么。他一点也不害怕姑娘会朝自己开枪。他关上了抽屉。像她那种人顽强地攫取生活，每时每刻都能得到某种装腔作势的好处。

他想到过好几个摆脱她的办法，不过这些想法中的每一个，道德基调都显示出它们来自于一颗与他父亲同源的心灵。托马斯拒绝了它们。这姑娘没再犯法之前，他不能把她锁起来。老头子能丝毫不受良心谴责地做到灌醉她，打发她开他的车到高速公路上去，同时通知公路巡警她在公路上。但托马斯认为这种勾当低于他的道德底限。办法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一个比一个更为残酷。

哪怕是最为模糊的希望，他都没有，他不觉得姑娘会拿到这把枪并朝自己开枪，然而那天下午他往抽屉里看的时候，发现枪不在。他的书房是从里面锁上的，不是从外面。他一点也不在乎这把枪，但是想到萨拉·哈姆的手滑过他的纸张间让他恼火。现在连他的书房也被玷污了。她唯一没有碰过的地方就是他的卧室了。

那天晚上，她进去了。

上午吃早餐的时候，他没有吃，也没有坐下来。他站在椅子边发出最后通牒之时，他妈妈在啜饮咖啡，样子好似屋里就她一个人，而她正在忍受巨痛似的。“我忍过了，”他说道，“我能忍多久都已经竭尽所能忍了。既然我看得很清楚，你不关心我，不关心我的安宁不关心我的舒适也不关心我的工作条件，那么我只有一个办法能用了。我再给你一天时间，要是你今天下午还把那姑娘带回这个家里来，我走。你可以选择——她或我。”他原本还想说下去，可是这时候他的喉咙哽住了，他离开了。

十点钟的时候，他妈妈和萨拉·哈姆离开了屋子。

四点钟，他听到车轮碾过沙砾路，便冲往窗口。车停下的时候，狗站了起来，保持警觉，身体颤抖。

他要去过道的橱柜边找行李箱，然而第一步他却怎么都没办法迈出去。仿佛有人交给了他一把刀，告诉他要想活下去的话，就给自己做手术。他无助地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他的表情一片混乱，因为优柔寡断还有愤慨。在他灼热的脸上，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似乎都要滴出汗来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而在他的眼睑后，他父亲的形象斜着眼睛看着他。白痴！老头子发着嘘声说道，白痴！那个有罪的小荡妇偷走了你的枪！去见治安官！去见治安官！

又隔了片刻，托马斯睁开了双眼。他像是又受了刺激。他在原地站了至少三分钟，然后转过身去，缓慢得如同一艘正在掉头的巨轮。他面对着门又站了一会儿，而后迈出了步子，脸上的表情好像要去经历一场巨大的磨难。

他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治安官。这家伙自己制定自己的规矩，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托马斯先去了监狱，他的办公室在那儿，不过他不在。他去了县政府，一个书记员告诉他，治安官去了街对面的理发店。“那是副治安官。”那书记员说着，指向窗外一个男人庞大的身形，他穿着方格衬衫，正靠在一辆警车上空空地望着前方。

“这事儿必须得找治安官。”托马斯说着，走向理发店。纵然他一点也不想和治安官有什么关系，但是他意识到那个男人至少是个聪明人，而不仅仅是一坨出汗的肉。

理发师说治安官刚走。托马斯又走回县政府，当他刚从马路出来踩上人行道的时候，看见一个背微微有点驼的瘦长身影，正在生气地对副治安官做着手势。

托马斯走了过去，因为精神紊乱，看起来有些好斗。在三英尺开外的地方他猛然停下了脚步，以一种过于激昂的声音说道：“我能和你说句话吗？”他没叫治安官的名字，治安官的名字是费尔布拉泽。

费尔布拉泽将他尖利的、满是皱褶的脸转了过来，角度恰好到刚够看见托马斯。副治安官也转过脸来。不过谁也没说话。治安官从嘴里拿出了一截小小的烟头，扔到了脚边。“我告诉你怎么办了。”他对副治安官说。而后他走着，微微点了点头示意托马斯要是想见他，就跟他走。副治安官悄悄地小跑一圈，绕到警车前头钻进了车内。

费尔布拉泽穿过县政府的广场，托马斯跟在他后头。他在一棵树下站住了，这树的影子遮盖了县政府前面草坪足足四分之一的地方。他身体微微前倾地等着，又点了一根香烟。

托马斯开始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他的事情和盘托出。因为他没时间准备措辞，话都不甚连贯，同一件事儿重复了好几遍才勉强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他说完时，治安官仍旧微微前俯，与他形成一定角度，眼睛没在特别看什么。他就保持这样子一句话也没说。

托马斯又开始说，放慢了速度，说得更蹩脚，费尔布拉泽让他继续说了段时间才开口，“我们抓过她一回。”随后，他浮现出一个慢悠悠的、皱巴巴的、无所不知的似笑非笑。

“我和这事儿没关系，”托马斯说，“都是我妈。”

费尔布拉泽蹲了下来。

“她想要帮助那个姑娘，”托马斯说，“她不知道谁也帮不了她。”

“咬下来的，比她能咽下去的多吧，我估计。”蹲着的那个声音沉思道。

“她和这事儿没关系，”托马斯说，“她不知道我在这儿。那姑娘拿着枪，很危险。”

“他，”治安官说，“他从不让任何东西从自己脚底下长出来。特别是女人种的东西。”

“难说她会不会用那把枪杀了谁。”托马斯虚弱地说，俯瞰着得克萨斯帽的圆顶。

很长时间的沉默。

“她从哪里拿的？”费尔布拉泽问。

“我不知道。她睡在客房。枪应该就在那儿，很可能在她的行李箱里。”托马斯说。

费尔布拉泽再度陷入沉默。

“你可以来搜查客房，”托马斯语气紧张，“我可以回家把前门的门闩拉开，你悄悄地进来，上楼搜搜她的房间。”

费尔布拉泽一转头，眼睛直直地盯着托马斯的双膝。“该怎么做你好像都知道了嘛，”他说，“想要换换工作？”

托马斯没再说话，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了。不过他执拗地等着。费尔布拉泽把烟屁股从嘴里拿下来扔在了草地上。他身后不远处是县政府的前廊，一群原本靠在门左边的游手好闲的家伙挪到了右边，那里有一块阳光落定的地方。一张皱巴巴的纸从上头一扇窗户飘了出来，晃荡着落下。

“我大概六点钟去，”费尔布拉泽说，“你别把门闩插上，不要碍我的事儿——你和那两个女人都别碍事儿。”

托马斯发出一种如释重负的呼啸声，意思是说“谢谢”，他像刚被释放似的冲出了草地。“那两个女人”这句话如同扎在他脑海里的芒刺——对他妈妈的微妙侮辱，比费尔布拉泽任何一句对他本人无能的暗示都更加伤害他。当他钻进车里时，脸忽地涨红了。是不是他把他妈妈送到治安官这里来的——成了这男人舌尖的笑柄[6]？为了摆脱那个小荡妇，他是不是背叛了她？他立刻明白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她好，是替她除掉会毁掉他们宁静的寄生虫。他发动车子飞快地朝家驶去，不过他刚刚转上车道又决定还是把车停得离屋子稍远一点，从后门悄悄地进去。他在草地上停了车，又从草地上绕着圈走向屋后。芥末色的条纹云布满了天空。狗在后门的地垫上睡着，听到主人的脚步声，它睁开了一只黄色的眼睛看看他，又闭上了。

托马斯进了厨房。屋里空荡荡的，静到他能清楚地听到厨房里的钟响亮的滴答滴答声。差一刻钟六点。他蹑手蹑脚快步穿过了过道去前门拉开了门闩。而后他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从客厅关着的门后，他听到了他妈妈轻轻的鼻鼾，估计她读书的时候睡着了。过道的另一头，就在离他的书房不足三英尺的地方，那个小荡妇的黑外套和红色坤包挂在椅子上。他听到楼上有水声，估计她正在洗澡呢。

他去了书房，在书桌前坐下等着，注意到厌恶感让他每隔一会儿都有一阵战栗穿过全身。他坐了一两分钟，什么都没干。之后他拿起了钢笔，开始在他眼前的信封背面画方格。他看着他的表。差十一分钟六点。又一会儿，他百无聊赖地拉开了就在他膝盖上方的中间抽屉。刹那间他凝视那把枪，没能认出来。进而他发出了短促的喊叫，一跃而起。她把枪放回来了！

白痴！他的父亲嘘道，白痴！去，放她包里去。别光站这儿。去，放她包里去！

托马斯站在那儿，盯着抽屉看。

傻子！老头子火了。快点，还有时间！去，放她包里去。

托马斯没动弹。

低能儿！他父亲吼道。

托马斯拿起了那把枪。

快点，老头子命令说。

托马斯开始往前移，把枪拿得离他远远的。他开门看着那把椅子。那件黑色的外套以及红坤包就放在上头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方。

动作快点，你个傻瓜。他的父亲说。

他妈妈那几乎无法觉察的鼾声在客厅的门后起起落落，每一个起落似乎都在标注时间的顺序，然而那时间顺序与留给托马斯的转瞬之间全无关系。没有其他动静。

快点。你这个低能儿，别等她醒来。老头子说。

鼾声停了下来，托马斯听到沙发弹簧嘎吱作响。他抓住了红色的坤包，碰到的感觉像是皮肤，打开包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臭味，毫无疑问就是那姑娘身上的。他畏畏缩缩地把枪塞进去再抽身回来。他的脸烧成了一种丑陋不堪的暗红色。

“托米把什么放进我包里啦？”她嚷嚷着说，快活的笑声蹦蹦跳跳地从楼梯上下来了。托马斯迅速转身。

她从楼梯顶端走下来的步态像个时装模特儿，先一条光腿，然后是另一条以某种明确的节奏从她和服的下摆伸了出来。“托米太顽皮。”她说话的声音嘶哑。她已经到了楼梯底端，朝托马斯抛了个欲求占有的媚眼，这会儿托马斯的脸已经不是红而是灰了。她伸出手用一根手指挑开了包，端详着那把枪。

他妈妈推开客厅门，往外望。

“托米把他的手枪放到我包里来了！”姑娘尖叫道。

“荒唐，”他妈妈说着，打了个哈欠，“托马斯把枪放到你包里干什么？”

托马斯微微弓着背站在那儿，双手无助地悬在手腕上，好像这双手是他刚刚从一池血泊里拔出来的似的。

“我不知道他要干吗，”姑娘说，“不过他肯定是干了。”她开始绕着托马斯打转，双手扶胯，脖子往前探，暧昧的笑容恶狠狠地定格在他身上。刹那间她的表情豁然开朗，好似是那坤包，托马斯伸手一碰瞬间敞开。她站在那儿，脑袋歪向一边，带着种难以置信的姿态。“哦，老天哪，”她慢吞吞地说，“他给我下套。”

霎时，托马斯诅咒的不仅仅是这姑娘，还有把她造出来的整个宇宙秩序。

“托马斯不会把枪放到你包里的，”他妈妈说，“托马斯是个绅士。”

姑娘发出一串咯咯直笑的噪音。“你看看还在这里呢。”她说着，指向那个敞开的坤包。

你在她的包里发现了枪。你这个笨蛋！老头子嘶嘶地嘘道。

“我在她的包里发现了枪！”托马斯嚷嚷起来，“这个肮脏的有罪的荡妇偷我的枪！”

他妈妈震惊地听到他的声音里有其他人的存在。老太太先知般的脸变得苍白。

“我亲眼看见的！”萨拉·哈姆厉声尖叫，扑过去拿包，然而托马斯好似有他父亲抓着他手臂似的，先拿到包握住了枪。姑娘暴怒之中扑向托马斯的喉咙，实际上要不是他妈妈舍身保护她的话，她就已经掐住他的脖子了。

开枪！老头子吼道。

托马斯开了枪。气流爆炸的声响宛如要终结这个世界的罪恶。托马斯听着声响，它必将粉碎荡妇的笑声，直至所有的尖叫都归于沉寂，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干扰这完美秩序的宁静。

回声一波一波地渐渐消失。在最后的回音消失之前，费尔布拉泽开了门，把脑袋探进了过道。他的鼻子皱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表情是那种不愿意承认自己也会吃惊的脸。他的眼睛清澈如玻璃，反照着这个场景。老太太躺在地板上，就在姑娘和托马斯之间。

治安官的大脑立刻像台计算器一样运转了起来。如同白纸黑字上写着似的，他看见了事实：这个家伙一直想把他妈妈干掉，赖到那个姑娘身上。不过对他而言，费尔布拉泽来得太早了。他们还没发现他的脑袋就在门口。他在彻底检查现场的时候，更多的场景向他涌来。就在老太太的尸体上方，杀手和荡妇即将瘫入彼此的怀抱之中。下流的诱饵，治安官一见即知。他早已习惯当他步入现场之时，现场并没有如他所希望发现的那么糟。不过这一次他的期待得到了满足。

[1] 此处，托马斯妈妈将慕男狂说成了Nimpermaniac，托马斯随后的回答进行了纠正，应为Nymphomaniac。后文，托马斯妈妈再次说错。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

[3] 也称香脂或护肤霜，适合干性皮肤者使用或非干性皮肤者冬天防干燥用。

[4] 一种像圆木的燃气棒，供燃气壁炉使用。目前市面上主要有两种燃气壁炉芯：一种发出黄色火焰，需要配套的通风系统，一种发出蓝色火焰，无须通风系统。燃气壁炉比传统壁炉更环保、高效，圆木状、带火焰壁炉芯的设计则让其兼具传统壁炉的观赏效果。

[5] 萨拉将Thomas说成Tomsee，显得无比亲昵。

[6] 即butt，兼有笑柄与烟屁股之意。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医生告诉朱里安的妈妈，因为血压的缘故她必须减掉二十磅，所以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朱里安只好陪她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在Y处上一门减肥课。减肥课程是为年过五旬、体重在一百六十五磅到两百磅的劳动妇女设计的。他妈妈在其中算苗条的，不过她说淑女不和别人谈年龄、体重。自从没有种族隔离以后，她晚上不再独自坐公交车，然而减肥课是她仅有的几个乐趣之一，对她的健康又十分必须，再说还免费，她说朱里安要是想想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至少是可以抽空接送她的。朱里安并不喜欢想她为他做的一切，不过每个礼拜三晚上他都会打起精神接送她。

她差不多要走了，正站在过道镜子前戴帽子。他双手背在后头，看起来像被钉在门框上等她，像等着被万箭穿身的圣塞巴斯蒂安[1]。帽子是新的，花了她七个半美元。她始终在说：“也许我不该花这钱。是啊，不该买的。我这就摘下来明天去退掉。我就不该买。”

朱里安抬起眼睛来，望望天。“不是的，你本就该买，”他说道，“戴上走吧。”这顶帽子很可怕，紫色的天鹅绒帽檐一边耷拉下来，另一边竖着，帽子的其余部分都是绿色的，看起来像个里面塞的填充物漏了出来的垫子。他认为这帽子与其滑稽可笑相比，更多的是沾沾自喜、可怜巴巴。能让她高兴的都是些小东西，然而这些小东西都能让他觉得沮丧。

她又把帽子掀了起来，再慢慢地戴回头顶。她绯红的脸蛋两侧，各有两缕灰白的头发伸了出来。不过她的眼睛如同天空一般碧蓝，好像从来不曾被她的经历影响，那天真和她十岁的时候差不了多少。假如她不是艰苦奋斗为了供他吃饭、穿衣、一路拉扯他上学直到如今仍然在养他的寡妇，还要“一直到他能站稳脚跟的时候”，她也许本应该是一个要由他带着才能进城的小姑娘。

“挺好啦，挺好啦，”他说，“我们走吧。”他自己开了门，走下步道催促她动身。天空是垂死的紫罗兰的颜色，在这么一片背景下房子就是突出的阴影，它们的颜色如同肝脏，像一个又一个又圆又胖的庞然怪兽，尽管没有哪两座屋子是相同的，却一样丑陋不堪。因为四十年以前这里是个时尚社区，他妈妈到现在还坚持认为能在这里有座公寓，说明他们的地位不错。每座房子都绕了一道窄窄的泥巴装饰线脚，坐在上头的通常都是一个邋遢的小孩。朱里安往前走的时候手插在口袋里，低着的头往前伸，眼神毅然，下定决心在这段时间内自己要彻底麻木，这是他为了她的快乐而做的牺牲。

门关上了。他转身回头看见那个矮矮胖胖的身影头顶不堪入目的帽子，正朝着他走来。“好吧，”她说，“人只活一次，多花点钱，至少不会在街上撞到穿戴一样的人走过来走过去。”

“总有一天我会开始赚钱的，”朱里安阴郁地回答说——他知道他永远赚不了钱——“不管什么时候你不开心，都可以开开这种玩笑。”不过，首先他们得搬家。他想象会有这么个地方，与任何邻近社区都有三英里的距离。

“我认为你做得不错，”她一边说一边戴上手套。“你从学校出来才一年。罗马也不是一天盖成的。”

Y减肥课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来上课的时候戴着帽子和手套，儿子还上过大学，她是其中之一。“要花时间的，”她说，“世界这么乱。我戴这顶帽子比别人戴着好看，虽然她拿出来的时候，我说的是，‘这个就放回去吧，我是不会把它戴在我脑袋上的。’她说，‘等一下，看看你戴的样子嘛。’她把帽子戴到我头上，我说，‘啊呀。’她说，‘要是你问我的话，这帽子合适你，你也合适这帽子。再说，’她又说，‘戴着这帽子，你路上不会碰到另一个和你一样的。’”

朱里安想，假如她是个自私的人，他就能用自己的脚站得稳一些了，譬如她是个酗酒的老巫婆，还冲他尖叫。他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之中往前走，好似他正在殉难的时候却忽然失去了信仰。看见他拉长的脸，绝望又烦躁的表情，她突然停下了脚步，带着非常难过的表情，把他的胳膊往回拉，“你等我一下，”她说道，“我回屋把这东西摘了，明天就退掉。我是昏了头了，有这七块五都能付煤气费了。”

他猛地抓住她的胳膊。“你不要退，”他说，“我喜欢。”

“哦，”她说，“我想我不应该……”

“什么都别说了，高兴地戴着。”他喃喃地说，比之前更加沮丧。

“在这么个世界上，这乱糟糟的世道，”她说，“我们能享受什么都是奇迹。我告诉你，底都翻成天啦。”

朱里安叹了口气。

“自然啦，”她说，“只要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什么地方都能去。”每次他送她去减肥课，她都要说这番话。“这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是我们这种人。”她说，“不过，我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我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没人在乎你的彬彬有礼，”朱里安恶毒地回答，“知道自己是谁，对一个时代是有用的。如今这个时代，你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不知道自己站的位置，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站住了，眼睛忽闪忽闪地瞅着他。“我非常确定地知道自己是谁，”她说，“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为你感到羞愧。”

“哦，该死。”朱里安说。

“你曾外祖父以前是这个州的州长，”她说道，“你外祖父是个家业兴旺的地主。你外祖母是高德海家的人。”

“你能不能看看周围？”他急躁地说，“有没有看见你现在在哪儿？”他猛地一甩手臂指着社区。这会儿，社区越发地暗了，看起来至少没那么脏了。

“你照旧是你，”她回答，“你的曾外祖父有个种植园，还有两百个奴隶。”

“现在再也没有奴隶了。”他生气地说。

“他们还是奴隶的时候，要好得多。”她回答。他呻吟着，明白了她就要转到这个话题来了。每隔几天她就转回来，就像一辆沿着开放的铁轨行驶的列车。他清楚地知道沿路的站点、路口以及每一个泥沼，也准确地知道她的结论会在哪个点上威严地滚动进站：“荒唐。简直是不现实。他们要上升通道没有错，不过总应该在篱笆那头他们自己的一边吧。”

“算了，你省省吧。”朱里安回答。

“有些人我替他们感到难过，”她说，“那些一半白人血统的，真是悲剧啊。”

“这个话题你能不能不聊了啊？”

“想想吧，如果我们是半个白人，我们的情绪肯定很复杂啊。”

“我现在就情绪复杂。”他发起了牢骚。

“好吧，那我们谈点愉快的。”她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外祖父家。那时候宅子的楼梯是配对的，两边上去都是真正的二楼喔——煮饭烧菜这些事儿都在一楼。我很喜欢待在楼下的厨房里，因为墙的味道很好闻。我就坐在那儿，鼻子贴着灰泥墙，深呼吸。老宅实际上是高德海家的。不过你外祖父切斯特尼家把债权买了回来，帮他们保住了房子。他们那时候的情况很拮据，”她说道，“但是，不管生活拮据不拮据，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毋庸置疑，那座败破的宅第会提醒他们的。”朱里安小声地嘟囔。没有一回他提起这宅子不是语带轻蔑，然而每每想起它总是充满渴望。那老屋他曾见过一回，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宅子也还没卖掉。一对楼梯都已经朽了，被拆掉了，黑人住在里头。然而他妈妈知道的模样，仍旧存在于他的心中，它经常会出现在他的梦里。他站在宽敞的前廊上，听着栎树的叶子沙沙作响，而后信步穿过那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前厅，走到客厅推门进去，望着磨损的地毯以及已经褪了颜色的帷幔。他突然有了这么个念头，能欣赏它的，是他而不是她。与那些他见过的相比，他更喜欢它老派的雅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住过的所有地方，对他而言都成了折磨——但与此同时，她却并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她把自己的不敏感说成“有适应能力”。

“我还记得，那个给我当保姆的老黑人名叫卡罗琳。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我一直很尊重我的有色朋友们，”她说，“我愿意为了他们做世上的一切事，而他们……”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朱里安说。要是他一个人上公交车的话，他会特别留心地坐到黑人的旁边，好像这就能弥补他妈妈的罪过似的。

“你今天晚上非常敏感，”她说，“你还好吧？”

“挺好的，我感觉不错，”他回答，“暂停吧。”

她噘起了嘴唇。“好吧，你的心情一定糟透了，”她观察着他，“我什么话也不想和你说了。”

他们已经到了公交站。还看不到有公交车来。朱里安的双手还塞在口袋里，他伸着脑袋，皱着眉头脸色阴沉地看着空荡荡的街道。不得不等车还得坐公交车的挫败感，如同一只滚烫的手开始爬上他的颈子。他妈妈一声痛苦的叹息，他才想起来她也在旁边。他郁郁寡欢地瞅瞅她，她的身体在那顶荒唐可笑的帽子之下绷得格外得直，她戴着它简直像挂了一条她想象中的、象征尊严的大字横幅。他的心里产生了种邪恶的冲动，想要挫挫她的锐气。他忽然地解开领带，扯下来塞进口袋。

她的后背僵硬了。“为什么陪我进城的时候，你非得这个样子呢？”她说道，“为什么你要故意让我难堪？”

“要是你从来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他回答，“你至少可以知道我在哪里吧。”

“你看起来像个——恶棍。”她说。

“那么我一定是啊。”他压着嗓门回答。

“我还是回家吧，”她说，“我不烦你了。要是你连这一丁点小事儿都不能为我做……”

他眼珠子往上翻，把领带系了回去。“说回我的社会阶层，”他嘟囔着，把脸朝她伸过去，不以为然地说，“真正的文化是心智，心智，”他说着，拍拍自己的脑袋，“心智。”

“是在心里，”她说，“在你的行为举止里，而你怎么行为举止正是因为你是谁。”

“在这该死的公交车里，没人在乎你是谁。”

“我在乎我是谁。”她冷冰冰地回答。

隔了个山坡来了一辆亮着灯的公交车，它到站的时候他们走下了街道去迎它。他的手放在她的手肘下，托着她走上嘎吱作响的台阶。她走进车厢的时候挂着些许笑意，好像正走进一间人人都在等待她的会客大厅。他投币时，她坐在了前排面对过道的宽敞的三人座位上。一个干瘦的龅牙女人坐在这三人座位的最里面，她有一头长长的黄头发。他妈妈挪到她身边的座位，把旁边的座位留给了朱里安。他坐下来，望着过道对侧的地面，地上安静地搁着一双瘦削的脚，穿着红白相间的帆布凉鞋。

他妈妈立即开始了泛泛的搭讪，旨在吸引随便哪个想聊聊天的人。“还会不会更热啊？”她说着，从她的坤包里拿出一把画着日本风光的黑色折叠扇，在自己面前扇了起来。

“我觉得会，”那个龅牙女人说，“反正我知道，我的公寓肯定会更热的。”

“那肯定是下午进了阳光。”他妈妈说着，往前坐了坐，来回地看车厢，车差不多是半满的，坐的都是白人。“我看到我们坐的是一辆都是自己人的车。”她说。朱里安感到了难堪。

“终归会变的，”说话的是过道对侧的女人，那双红白相间的凉鞋的主人。“有一天我坐的那辆，他们挤得跟跳蚤似的——从前到后一路满满的。”

“这世界每个地方都是乱糟糟的，”他妈妈说，“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会任由它这么混乱。”

“让我恼火的是那些好家庭出来的男孩子跑去偷汽车轮胎，”那个龅牙女人说，“我告诉我儿子，你可以不富有，但你是有教养的，要是万一我发现你混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里，就让他们把你送进感化院吧。你属于哪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哪里。”

“教育是有用的，”他妈妈说，“你儿子在上高中吗？”

“九年级了。”那女人回答说。

“我儿子去年刚刚读完大学。他想写作，不过在他能动笔之前，他要先卖打字机。”他妈妈说。

女人身子往前探，打量朱里安。他甩给她一个恶狠狠的眼神，她立刻就缩回了座位上。过道对面的地上有一张被扔掉的报纸。他起身捡回来，摊开了放在自己面前。他妈妈悄悄地把声音压低了继续聊天，但过道对面的女人大声说：“不错的，这样挺好。卖打字机和写作挺接近。他从这一行到那一行会很顺利的。”

“我告诉他，”他妈妈回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报纸后的朱里安缩回到他心中的内在隔离室，他大半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与周遭的环境相融的时候，为自己建立的一种精神幻觉。他在里头可以看见外面，也可以做判断，然而却能免除外界带来的任何渗透。这是唯一的，他感觉能够回避那些普遍愚蠢的同胞的地方。他妈妈从不曾进来过，不过待在里面他能看到她，绝对清楚。

这个老太太非常聪明。他认为，要是她能从任意哪个正确的前提出发的话，本来是可能对她寄予厚望的。然而她生活依据的规则来自于她幻想的世界，他从未见过她立足于外面的世界。而她的规则就是，为了他牺牲自己，但是自打她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之后，她便创造出了这么做的必要性。假如说他曾经同意她的牺牲，那也不过是因为她的缺乏远见使之成为了必然。她终其一生都在奋斗，努力像切斯特尼家的人一样行事，然而却没有切斯特尼家的财产，她认为切斯特尼家的人应该有的，每一样都要给他；不过，她说，既然奋斗是有乐趣的，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凡你赢了，就像她这般赢了的话，回头看一看那艰难的岁月，会是如何一种乐趣啊！他没法原谅的是，她享受这样的奋斗，还认为她赢了。

当她说她赢了的时候，她的意思是她成功地把他带大了，送他上了大学，他成长得相当之优秀——好看（她的牙洞没填，他的牙才能矫正）、聪明（他意识到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不可能成功了）、未来一片光明（当然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在等着他）。她还为他的阴郁找到了个理由，他还在成长，他想法激进是因为他缺乏实践经验。她说他对“生活”尚且一无所知，他甚至还没有进入真实世界呢——其实他已经和五十岁的男人一样对世界感到幻灭了。

而所有这些更为反讽的是，尽管有她，他却成长得还是那么好。纵然他上的只是一所三流大学，出于他自己的主动精神，他拥有、展现的是一流的教育；纵然他的成长被一颗渺小的心统治，而他最终收获的却是一颗宽广的心；纵然有她这一切的愚蠢看法，他没有受到偏见的污染，也不害怕面对现实。在所有一切中最神奇的是，不像她对他的爱那样，他对她的爱不能让他盲目，他可以将自己在情感上与她分离出来，完全客观地看待她。他不由他的妈妈主宰。

公交车突然一个急刹，把他从自己的沉思中晃了出来。一个原本在后面的女人颠簸着往前冲，踩着趔趄的小步子，站稳的时候只差一点点就要摔到他的报纸上了。她下车了，一个大块头的黑人上了车。朱里安把报纸放低了，看着。亲眼看到日常生活的不公给他以满足感，让他的观点得以确信，以三百英里为半径的范围之内没有几人值得你认识，例外是极少数。黑人穿着体面，拿着个公文包，他看了看四周，随后坐在了穿红白相间凉鞋的女人的座位另一端，立刻翻开了报纸，将自己藏在报纸的后头。朱里安妈妈的胳膊肘立刻急切地捅捅他的肋骨，“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坐公交车了吧。”她小声地说。

黑人坐下来的同一时刻，穿红白相间凉鞋的女人站了起来，走向公交车的后头，坐在刚下车的女人的座位上。他妈妈身子往前探，向她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神情。

朱里安站起来，走过过道，坐在凉鞋女人的座位上。他在这个位置上安详地望着对面的妈妈。她的脸色变成了愤怒的通红。他端详着她，让自己的眼神看上去像并不认识她似的。他感觉到紧张情绪突然升腾，似乎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她宣战了。

他想跟那个黑人聊聊天，跟他谈谈艺术、政治或者说说任何超出他们周围那群人的理解力的话题，但是那个男人仍然在报纸后头躲着。他要么就是对换座位这事儿视而不见，要么就是确实没注意。朱里安的同情无从传达。

他妈妈的眼睛责难地盯住了他的脸。那个龅牙女人热切地瞅着他，就好像他是她以前从没见过的某种怪物似的。

“你有火吗？”他问那黑人。

那个男人头都没有从报纸中抬起来，在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火柴递给他。

“谢谢。”朱里安说道。他拿着火柴愣了片刻。“禁止吸烟”的标牌就在门上方俯瞰着他。光这个还不至于阻止他，他还没有香烟。几个月前因为负担不起，他戒了烟。“抱歉。”他喃喃地说着，把火柴递回去。黑人放低了报纸，给了他一个厌烦的表情，拿回火柴又抬起报纸。

他妈妈继续盯着他看，不过她并没有利用他暂时的不安。她的眼睛里仍旧是受到沉痛打击的神情。她的脸色看上去红得不自然，像是血压升高了。朱里安不允许自己的脸上有任何的怜悯闪现，他抓住这个机会想孤注一掷地进行下去，执行到底。他想给她一个教训，让她老实一段，然而现在似乎没法继续了。那黑人不肯从他的报纸后头出来。

朱里安抱起了手臂，表情麻木，面对她然而却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她，好像他不再能够辨识她的存在了似的。他想象出来这么一个场景，公交车到站的时候他还坐在他的座位上，她说：“你不下车啦？”他就看着她，如同她是个贸然同他说话的陌生人。他们要下车的那个街角通常空寂无人，不过光线不错，她一个人走走伤害不了她，过四个街区就到Y处了。他决定等到那时候再决定是不是让她自己下车。十点钟的时候，他还得来接她，不过可以留给她一头雾水，让她去猜去想他会不会出现。没有道理让她以为她永远能指望他。

他又回到了那个房间，高高的天花板，大件古董家具零散各处。他的心灵片刻间打开，然而随即他意识到他妈妈还坐在对面，这景象便随之凋零了。他冷静地打量她。她的脚在小巧的浅口鞋里摇摇摆摆的，像小孩子的，没法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她在用一种夸张的指责神情教训他。他感到自己在情感上彻底地与她分离了。这会儿，他满可以愉快地掴她一巴掌，就像他掌掴的是一个由他照看的、特别招人讨厌的小孩儿。

他开始想象各种各样能教训她的办法，然而其实不可能实现的办法。他可以去和某些杰出的黑人教授或律师交交朋友，把他们带回家一起度过夜晚。他完全合理，而她的血压会升到三百。他不能把她逼到中风的地步，再说了，他从来也没能成功地和黑人交上朋友。他曾经试过在公交车上和哪一位攀谈攀谈，都是看起来比较好的类型，像是教授、牧师或者律师的人。有一天上午，他坐在一个看起来卓尔不群的、皮肤是深褐色的人旁边，那人和他聊天时声音低沉圆润，有种庄重的感觉，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人是殡仪馆的。还有一天，他坐在一个抽雪茄的黑人旁边，那人手指上还戴了一枚钻戒，几句生硬的客套寒暄后，黑人按蜂鸣器站了起来，借着要下车从朱里安身上翻过去的时候，把两张彩票搁在了朱里安手里。

他想象他妈妈病入膏肓，而他只能给她找个黑人大夫治病。这个念头，他把玩了好几分钟，而后放弃了，因为瞬间感觉到他自己像是以同情者的身份参加了一场静坐示威。这并非不可行，不过，他没有盘桓于这个想法。取而代之的想法到了最极端的痛恨程度。他把一个漂亮、疑为黑人的女人带回家去。你要准备好，他说。这事儿你无计可施。这就是我选择的女人。她聪明、尊贵，甚至还品行端正。她感到痛苦，从没想过玩玩而已。现在，来迫害我们吧，来吧，赶紧迫害我们吧。把她从这里赶走，不过你得记住，你也把我赶出去了。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经历了他创造的义愤之后，他看见过道那头的妈妈脸色铁青，身形缩得如同矮人一般大小，跟她的人品一样，在那顶可笑的帽子横幅底下，她坐得像具干尸。

公交车停下时，他又从白日梦里被抖搂了出来。车门伴着吮吸的嘶嘶嘶嘶声打开了，从黑暗中走进来一个大块头有色妇人，她穿着华丽，脸色愠怒，带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大概有四岁，穿了件格子呢短外套，戴了顶蒂罗尔人的帽子，上面插了根蓝色的羽毛。朱里安希望小男孩坐到他旁边来，小男孩的妈妈坐到他妈妈旁边去。他简直没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好的安排。

等着拿币的时候，女人在观察座位的情况——他希望的情况是哪里最不欢迎她，她就坐到哪里去。她有什么地方让朱里安觉得眼熟，不过他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就一个女人来说，她身材实在巨硕。她脸上的表情不仅仅是正视对抗，简直还是在寻找对抗。她肥大的下嘴唇耷拉得如同一个警示信号：别招惹我。她鼓鼓囊囊的身体裹着件绿色的绉绸连衣裙，脚面从红色的鞋里突起。她戴着一顶奇丑无比的帽子。紫色的天鹅绒帽檐一边耷拉下来，另一边竖着，帽子的其余地方都是绿色的，看起来像个里面塞的填充物漏了出来的垫子。她拿着个猛玛红的小皮包，整个塞得鼓鼓的，像里面装满了石头。

让朱里安失望的是，小男孩爬上了他妈妈身边的空座位。他妈妈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小孩子，不管黑的还是白的都归为一类——“可爱”。并且她还认为，黑人小孩总体比白人小孩更可爱。小男孩爬上座位的时候，她朝小男孩笑。

与此同时，黑女人冲到了朱里安旁边的空座位上。让他恼火的是，她居然挤进来了。他看到黑女人在他旁边坐下来的时候，他妈妈的脸色变了。他满意地明白了，这令她比他更生气。她的面容看上去都要灰掉了，眼睛隐约闪现出若有所悟的神情，好像她突然对某种可怕的交锋感到厌恶。朱里安领会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她和那个女人交换了儿子。尽管他的妈妈并没有悟到其中的象征意义，然而她能感觉得到。他的喜悦清楚地写在脸上。

他旁边的女人在叽叽咕咕地对自己说着些蠢话。他身边有种刚毛倒竖的感觉，压低的呼噜呼噜声如同一只愤怒的猫。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只红包竖放在鼓鼓囊囊的绿色大腿上。他想象着这个女人，她站在那儿等着拿币时——想到那笨重的身段，从红色的鞋往上一直到坚实的屁股，再到猛犸一样的胸怀，到那一张目中无人的脸，再然后是那顶夹杂着绿色、紫色的帽子。

他的眼睛睁大了。

两顶帽子，一模一样，如同日出的灿烂光辉突然倾泻到他的眼前，他的脸快活得立马亮了。他简直没法相信命运给予他妈妈的是这么一个教训。他发出响亮的咯咯笑声，好让她看他，看着他所看见的景象。她慢吞吞地把眼睛转过来，落在了他身上。眼睛的蓝色似乎变成了受了伤害的紫色。有那么一刻，他对她的无辜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也就一秒钟的时间，道德准则随即救了他。正义赋予他发笑的权利。他的笑容越来越无情，直到它清楚地对她说，就如同他大声地说出了口似的：对你的惩罚与你的卑劣恰好相配。应该给你一个永远的教训。

她的目光转向那女人。她似乎再也忍受不了看着他了，反倒觉得看着那女人更好一些。他再一次意识到他身边那倒立的刚毛。那女人嗡嗡作响好似一座就要复活的火山。他妈妈的一边嘴角开始轻轻地抽动。他的心一沉，看见了她脸上渐渐恢复的信号，明白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成了一场滑稽戏，根本不是什么教训。她的目光落在那个女人身上，一种被逗乐的笑容开始出现在脸上，像是这女人只是一只偷了她帽子的猴子。那个小黑人抬起头来，用一双痴迷的大眼睛看着她，他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已经好一会儿了。

“卡佛！”那个女人突然开了口，“过来！”

当他意识到聚光灯终于到了他身上时，卡佛伸直了脚，朝朱里安的妈妈转过身去，咯咯直笑。

“卡佛！”那女人说道，“你听到没？过来！”

卡佛从座位上滑下去，不过后背仍然抵住座位的底座蹲着，他的脑袋羞怯地朝朱里安的妈妈转过去，而她正在朝他笑。那女人一只手伸出来越过了过道，抓住他往回拉。他站直了往她的腿上一坐，小腿儿悬着，背对着她，冲朱里安的妈妈咧嘴笑。“他多可爱啊！”朱里安的妈妈对那个龅牙女人说。

“我估计是可爱吧。”那个女人并不确定地回答。

女黑人动作迅疾地要拉他站起来，然而他从她的掌控之中溜走了，一溜烟穿过过道，发狂地笑着爬到了他心爱的人旁边的座位上。

“我认为他喜欢我。”朱里安的妈妈说着，朝那女人一笑。这是每当她对地位低下的人特别亲切的时候才有的笑容。朱里安明白，一切都没有了。教训从她身上一滚而过，如同雨水落下屋檐似的。

女人站起来，拽着小男孩要离开那个座位，像是要抓他离开传染源似的。朱里安能感觉到她心中的暴怒，然而却没有像他妈妈那样的笑容作为武器。她使劲儿地掌掴了男孩的腿。他立刻号啕大哭，接着便用头顶她的肚子，用脚踢她的小腿。“放规矩点。”她暴烈地呵斥道。

公交车停了下来，看报纸的黑人下了车。女人挪了过去，砰地把小男孩重重放在她与朱里安之间的座位上，紧紧地按着他的双膝。一会儿，卡佛双手挡住脸，从手指缝里偷偷地瞅朱里安的妈妈。

“我看见你你你你你你啦。”她说着，也拿手挡在脸前偷看他。

女人把他的手打了下去。“别犯傻了，”她说，“小心我把你的魂儿给敲出来！”

下一站他们就到了，朱里安感到谢天谢地。他伸手拉了拉绳子。那个女人同时也伸手拉绳子。呃，我的老天哪，他想。他有一种糟透了的直觉，他们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妈妈会打开坤包，给小男孩一枚五分镍币。那姿态对她而言，自然而然得如同呼吸。公交车停了，女人站起来拖拖拉拉地往前走，拽着那孩子，他在她身后赖着想要留下来。朱里安和他妈妈也站起来跟在后头。靠近车门时，朱里安想帮她拿包。

“不要，”她小声说，“我想给那个小男孩五分钱。”

“别！”朱里安发出了嘘声，“不要！”

她俯瞰着小男孩笑，打开了她的包。车门开了，女人抱起孩子，同孩子一起下了车，他就悬在她的胯上。一到了街上她就把他放下来，摇晃着他。

朱里安的妈妈下台阶时，只好把包合上了。不过，她的脚刚一沾到地面，就又打开包开始在里头翻。“我只找到一分钱，”她小声说，“不过，看上去挺新的。”

“你别这样！”朱里安咬紧了牙用力地说。角落有盏街灯，她快步走过去站在灯下，想把坤包里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些。那女人和孩子快步走下街道，孩子还是往后拖着，吊在她的手上。

“哎，小男孩！”朱里安的妈妈叫着，紧走几步，就在刚过灯柱的地方赶上了他们。“亮晶晶的一分钱新硬币，给你的。”她拿出了那枚硬币，硬币在昏沉沉的灯光下闪着青铜的色彩。

身材巨硕的女人转过身来，定了片刻。她的双肩耸起，难堪的愤怒僵在脸上，她盯着朱里安的妈妈。随即，她就像一台一点压力也不能再承受的机器似的炸开了。朱里安看到一个黑拳头带着红色的坤包挥了出去。他闭上眼睛，她的嘶吼吓了他一跳：“他不要下等人的小钱！”等他睁开眼睛时，女人就要消失在街道的那端，男孩伏在她肩头，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朱里安的妈妈坐在人行道上。

“我告诉你别这么干了，”朱里安生气地说，“我告诉你别这样了！”

他咬着牙，俯视着她足有一分钟。她的腿伸向前方，帽子放在腿上。他蹲下来，望着她的脸。那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你就该得到这样的报应，”他说，“现在，起来吧。”

他拿起了她的包，把散落的东西捡起来放回去。他把帽子从她腿上拿了起来。那枚落在人行道上的一分硬币吸引了他的视线，他捡起来，让它在她的眼前落回包里去。而后他站起来向前俯身，伸手拽她起来。而她照旧一动不动。他叹了口气。黑暗的公寓楼从他们两侧腾空升起，镶嵌着不规则的方形光斑。在这栋楼的那头，一个男人走出门来，朝相反方向越走越远了。“好吧，”他说，“要是有人正好路过，想知道你为什么坐在人行道上怎么办？”

她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喘息，沉重得好似全身都压附在这一只手上。她站了片刻，微微地摇晃，好像黑暗中灯光的斑点正在从四面八方向她包抄过来。她的眼神影影绰绰而又困惑茫然，最终落到了他的脸上。他没有试图掩饰他的恼怒。“我希望这能给你个教训。”他说道。她俯向前去，目光在他的脸上搜索。她似乎在努力确认他的身份，而后好像没有发现他身上有她熟悉的地方，就转身急急忙忙地往错误的方向跑去。

“你不去Y吗？”他问。

“回家。”她喃喃地说。

“好吧，我们就这么走回去？”

她继续往前走，算是回答了他，朱里安跟了上去，双手背在身后。他认为没理由让给她的教训白白地溜走，还应该对她解释其中的意义。最好给她讲明白刚刚发生的事儿。“别以为只有这个自命不凡的黑女人，”他说，“整个有色人种都不会再接受你盛气凌人的一分钱。那就是黑人版的你，她能戴和你一样的帽子。肯定地说，”他无缘无故地添了这么一句（因为他觉得好玩），“戴在她头上，比戴在你头上好看。一切都说明，”他继续说下去，“那个旧世界早已经不复存在。老派礼仪早就被扔掉了，你的彬彬有礼分文不值。”他辛酸地想到，对他来说失去的是那座老宅。“你以为自己是谁，其实什么也不是。”他说道。

她继续跋涉前行，一点也没留意他。她一边的头发散了，皮夹子也掉下来了，都没注意。他停下脚步捡起来递给她，然而她不接。

“你用不着表现得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他说，“根本没有嘛。从现在开始你得活在新世界，面对新现实做点改变。打起精神来，”他说，“你死不了。”

她的呼吸急促。

“我们等公交车吧。”他说。

“回家。”她沙哑地说。

“我讨厌看见你这样子，”他说，“简直像个孩子。我本来还对你抱有希望呢。”他决心就此打住，让她停下等车。“我不走了。”他说着，停下了脚步，“我们要坐公交车。”

她还在继续走，仿佛根本没听见他的话。他走了几步，抓着她的胳膊拉住了她。他看着她的脸，屏住了呼吸。他看到的是一张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容。“叫你外祖父来接我。”她说。

他盯着她看，目瞪口呆。

“叫卡罗琳来接我。”她说。

他怔在原地，任她走开。她接着蹒跚而行，走路的样子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阵似乎来自于他的黑暗浪潮将她席卷了。“妈妈！”他喊道，“亲爱的！甜心！等等我！”她身子一软，跌倒在人行道上。他冲过去，俯向她身边，叫着“妈妈，妈妈！”，他把她翻过来，而她的脸严重地变了形。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凝望着，微微地移向左边，像是船只起了锚。另外一只依旧在看着他，再一次在他的脸上搜索，然而一无所获，闭上了。

“在这儿等着！在这儿等着！”他叫着跳起来，开始奔向远处他看见有点点灯火的地方去找人帮忙。“救命！救命啊！”他大声地叫道，然而他的声音单薄，细若游丝。他跑得越快，那些灯火便飘离得更为遥远。他的双腿麻木地奔跑，好似它们将带他去往乌有之乡。而那黑暗的浪潮好似要把他朝她卷荡回去，将他步入负疚、悲伤的世界的时刻，一刻、再一刻地，拖了又拖。

[1] 即Saint Sebastian（256？—288？），天主教圣徒，古罗马禁卫军队长，教难时期罗马帝国皇帝下令乱箭射死他。

鹧鸪镇的节日

卡尔霍恩把他那辆豆荚形状的小车停在姑婆们家门前的车道上，小心翼翼地下了车，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好像他觉得那一大丛一大丛怒放的杜鹃对他有性命攸关的影响似的。老太太们没有一块体面的草坪，而是有三个挤满红的、白的杜鹃的花坛，从人行道开始，一路往后狂奔，一直到了她们那栋没有上漆的、巍峨壮观的房子最犄角旮旯的地方。两位姑婆在前廊上，一站一坐。

“我们的宝贝儿来啦！”他贝西姑婆吟诵的腔调是为了让另外一位听得见，虽然她们只相隔两英尺，不过那一位耳朵已经聋了。隔壁院子一个盘腿坐在树下读书的姑娘回过头来。她扬起戴着眼镜的脸，看了看卡尔霍恩，随后把注意力——这动作之间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傻笑——转回了书上。他板起面孔无动于衷地上了前廊，走完与他的姑婆们相处的前奏。她们会把他在杜鹃花节的时候自愿来到鹧鸪镇视为他性格有所改善的信号。

她们都是方下巴老太太，看起来跟装着木制假牙的乔治·华盛顿似的。她们穿着黑色的正装，前胸有一大片褶裥饰纹，满头的白发梳在脑后。每个人都抱了他一遍后，他四肢无力地瘫倒在摇椅上，冲她们露出了绵羊一般羞怯的笑容。他之所以在这里，只是因为辛莱顿引发了他的想象，不过在电话里他对贝西姑婆讲的是他要来欢度节日。

聋的那位玛蒂姑婆大声地嚷嚷：“要是见到你对节日庆典有兴趣，你曾祖父会很高兴的，卡尔霍恩。这个节日是他发起的，你是知道的。”

“好啦，”男孩吼了回去，“这回，你们又有什么小小的意外惊喜？”

十天以前节日还没开始的时候，一个名叫辛莱顿的男人在县政府法院前的草坪上被模拟法庭审判，因为他不愿意买杜鹃花节的徽章。庭审的过程中，他被锁在两截树桩之间，判决的时候他同一只山羊一起被锁在“牢房”里，那头山羊刚刚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审判、判决了。而“牢房”是国际青年商会的会员专门为了这个场合借来的户外厕所。十天后，辛莱顿出现在县政府走廊上的一扇边门前，带了把无声自动手枪，枪击了五位坐在那儿的要人，还误射了人群中的一个路人。无辜挨枪的是市长的替死鬼，市长那当口恰好弯下腰去拽鞋舌了。

“一桩悲惨事件，”玛蒂姑婆说，“有损节日的精神。”

他听到隔壁那片草坪上的姑娘砰地合上了书。她的脑袋从树篱处上升，进入了他的视线——脖子前倾，一张表情激烈的小脸，在走开以前她飞快地收敛了自己的神情。“看起来没什么损失啊，”他说道，“我经过镇子的时候，看到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所有旗子都挂起来了。鹧鸪镇，”他喊道，“将会埋葬死者，然而一分钱也不会少赚。”讲这段话的时候，那姑娘家的前门砰一声响。

他的贝西姑婆刚才回屋去了，这会儿又捧着个小小的羽毛盒子出来了。“你看起来太像爸爸了。”她说着，把椅子拽得离他近些。

卡尔霍恩兴致索然地打开盒子，盒子在他的膝头上，落了一层铁锈颜色的灰尘。他从里面拿出了曾祖父的微型画像，每一回他来时，她们都要给他看这个。老头子——圆脸，秃顶，凑到一块儿是张平平常常的脸——双手握着一根黑色拐杖的头柄，坐着。他的表情天真而又坚决。大老板，男孩想着，往后缩了缩。“这个坚定不移的杰出人物，会怎么看如今的鹧鸪镇呢？”他讥讽地问道，“六名居民被枪击之后，节日气氛还照样能高涨？”

“爸爸是进步人士，”他的贝西姑婆说，“——是鹧鸪镇有史以来眼光最长远的商人。他要么就是被枪击的名流，要么就是那个处理狂热分子的人。”

男孩不知道这一切他能忍受多久。当地报纸刊登了六名“受害者”的照片，还有一张辛莱顿的照片。辛莱顿的脸是一群人中唯一有个性的面孔。脸庞宽宽的，然而瘦削、荒凉。一只眼睛比另外一只圆。从那只更圆的眼里，卡尔霍恩看到了这个男人的冷静，这是个知道自己想要如何，并且愿意为了做自己而承受痛苦的男人。而另一只形状规则的眼睛里潜藏的是某种深思熟虑的轻蔑。不过总体看上去，这男人倍受折磨的面容是被周遭的疯狂终于逼疯了的模样。而另外六张脸则是一模一样的泛泛之辈，和他的曾祖父一样。

“等你大一点啊，你会长得越来越像爸爸，”他的玛蒂姑婆预言道，“你有他那种红润的脸色，表情也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啊。”他生硬地回答说。

“白里透红的脸色，”他的贝西姑婆发出了狂笑，“你也有一点小肚子了。”她说着，拳头往他腹部突然一捶，“我们的宝贝儿今年多大啦？”

“二十三了。”他喃喃地说，想着这整趟拜访不会都是这样，一旦她们开始待他有点粗暴了，她们就会点到为止了。

“你有女朋友了吗？”他的玛蒂姑婆问。

“没有。”他不耐烦地回答，“我想，”他继续说了下去，“这里的人都认为辛莱顿就是个精神病，对吧？”

“是啊，”他的贝西姑婆回答，“——异常。他从来都和环境不融洽。他和我们这里其他人都不一样。”

“处境恶劣。”男孩说。虽说他的眼睛并没有大小失调，不过脸庞和辛莱顿一样是宽宽的。然而他们真正的相像之处是内在。

“既然他有精神病，那么他不用负责了啊。”他的贝西姑婆说。

男孩的眼睛亮了。他往前坐了坐，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老太太。“那么是什么？”他问道，“真正的罪是什么？”

“爸爸三十岁的时候，脑袋跟婴儿的一样光滑，”她说，“你最好赶紧给自己找个女朋友。哈哈。你现在替自己打算了没有啊？”

他伸进口袋，摸出烟斗和一袋烟草。你就是没法问她们有深度的问题。她们都是圣公会低教教派[1]的好信徒，然而她们的道德空想是非不分。“我觉得我应该写作。”他说着，开始往烟斗里装烟叶。

“好吧，”他的贝西姑婆说，“不错不错。也许你会成另一个玛格丽特·米歇尔[2]呢。”

“我希望你能给我们公平的说法。”玛蒂姑婆嚷嚷道，“几乎没人做到了公正呢。”

“成成，我会公平地对待你们的。”他严肃地说，“我在写一篇……”他住了嘴，把烟斗放到嘴里往后一坐。和她们说简直是荒唐。他摘下烟斗说，“好啦，说得够多了。女士们不会感兴趣的啦。”

他的贝西姑婆意味深长地歪着脑袋。“卡尔霍恩，”她说道，“我们不想对你失望。”她们定睛看着他，好似她们突然想到，也许她们一直在爱抚的宠物结果到最后是一条毒蛇。

“你们必晓得真理，”男孩带着最狂热的表情说道，“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

他引用《圣经》的话看起来让她们打消了疑虑。“他是不是挺可爱？”他的玛蒂姑婆问道，“还抽着小烟管儿？”

“男孩子，你最好还是找个女朋友。”他的贝西姑婆说。

几分钟后他逃离她们身边，拿着包上了楼，而后又下来准备出去专注研究自己的素材。他的本意是下午就辛莱顿对人们进行采访。他希望写些东西为这个疯子辩护，他希望写出来的东西减轻他自己的罪恶，因为在辛莱顿纯粹的光芒照耀下，他的双重人格、他的阴影落在他的面前，比以往显得更加阴暗。

今年夏天的三个月，他与父母住在一起，卖空调、船、冰箱，这样余下的九个月他才能轻松地满足生活所需，让他真实的自我——反叛艺术家的神秘自我——得以诞生。这九个月他生活在城市的另一头，在一座没有暖气没有电梯的公寓大楼里和另外两个无所事事的男孩住在一起。然而对这个夏天的罪恶感一直追随他到了冬天。这是现实：即使夏天他没有狂热地投身于销售，他也吃得上饭。

当他对父母解释说他鄙视他们的价值观时，他们互相望了望，确认的眼神好似他们早就看出来了，一直在等着这话。他父亲答应给他一小笔钱负担公寓。他为着自己要独立的缘故拒绝了，不过在他自己内心深处，他知道并非是因为独立而是他喜欢销售。面对顾客，他就能忘记自我；他的脸就开始闪亮，开始流汗，一切错综复杂的念头都不见了；某种强烈的动力支配着他，这力量的强大堪比酒精或者女人对一些男人的吸引力；而且他非常擅长销售，他是那么杰出。公司为了表彰他，发给他一张卷轴式业绩奖状。他在“业绩”二字上打了引号，以便他和朋友们拿卷轴当靶子扔飞镖。

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辛莱顿的照片时，那张面孔便开始点燃了他的想象力，如同一枚批判黑暗的解放之星。第二天一早，他给姑婆们打电话叫她们等他来，他驱车一百五十英里来到鹧鸪镇，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他从屋子出去的路上，贝西姑婆叫住了他，说：“六点钟回来，小羊羔。我们替你准备了个甜蜜蜜的惊喜喔。”

“米饭布丁吧？”他问。她们的厨艺糟透了。

“远远比这甜喔。”老太太转转眼珠说。他赶紧溜了。

隔壁的姑娘拿着书回到了草坪上。他怀疑自己也许认识她。他小的时候来这里，姑婆们总是把隔壁的怪胎小孩领来和他玩——有一回是个穿着女童子军装的胖白痴，还有一回是个近视眼的男孩，他会背诵《圣经》诗篇，还有一个几乎长成了正方形的女孩，她打得他眼圈发青就走了。他要感谢上帝他现在长大了，姑婆们再也不敢替他安排时间了。他经过的时候，女孩没有抬起眼睛来，他也没说话。

一上人行道，他便被杜鹃花的丰盈打动了。它们像一道道彩色的波浪从草坪冲洗而过，往屋子白色的前墙奔流而去，粉红和深红的花簇，雪白和神奇的、接近紫色的花簇，以及热烈发红的橙色花团。色彩之丰富让他怀着内心的喜悦，几乎屏住了呼吸。苔藓从老树上垂了下来。宅子是那种最如诗入画的败落老屋，还是南北战争之前的。这房屋之腐朽，要是用他曾祖父流传至今并成为小镇座右铭的话来讲就是：美能生钱。

他姑婆们的住处距离商业区相隔五幢楼的街区。他快步走过去，几分钟就到商业区的一角。一派光秃秃的景象，东倒西歪的县政府大楼是这一带的中心。太阳光猛烈地照在随处停放的汽车顶上。各种各样的旗帜，有国家的、有州的、有南部联盟的，在每个角落的街灯上轻舞飘扬。人们四处转悠。在姑婆们住的那条有树荫遮蔽、杜鹃花开得最为艳丽的街上，他统共没遇到三个人，而这里全是人，人们热切地望着商店橱窗里可怜巴巴的展示品，心存敬畏地慢慢走过县政府的前廊，那个曾经鲜血四溅的地点。

他想知道这些人之中有没有哪一个或许能想到，他来这里的原因和他们一样。他想这么开始：就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在大街上讨论这六名死者真正的罪孽，不过当他环顾四周，却看不出来有谁像是有能力对真正的意义感兴趣的。他漫无目的地走进了一家光线晦暗的杂货店，屋里有一股酸溜溜的香草味道。

他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凳上要了一杯酸橙汽水。那个准备饮料的男孩有两道精心修剪的红色鬓角，衬衫的前胸别着一枚杜鹃花节的徽章——就是辛莱顿拒不肯买的徽章。卡尔霍恩的眼神立刻落在了上面。“我看到你给上帝付了份子钱。”他说。

男孩看上去并没听明白这话的意思。

“徽章，”卡尔霍恩解释说，“这个章。”

男孩低头看了看，再抬头看卡尔霍恩。他把饮料放在柜台上，继续看着他，好似他服侍的是一个好玩的残疾人似的。

“你享受这种节日精神吗？”卡尔霍恩问。

“所有的一切吗？”男孩问道。

“那些大事件，”卡尔霍恩回答说，“我想是从六个人死开始的吧。”

“是的，”男孩回答，“死了六个。我自己就认识四个。”

“那么荣耀你也有一份。”卡尔霍恩说道，突然感觉到外面的街道忽然安静了。他的目光转向门口，看到了一辆灵车经过，后头跟着一队缓缓行驶的车辆。

“这个男人自己的葬礼，”男孩庄严地说，“那五个本来就要挨枪的昨天一起办了，是一场盛大的典礼。他那时候还没有死，就错过了。”

“他们的双手既沾了罪恶的血，也沾了无辜的血。”卡尔霍恩说着，凝望那个男孩。

“没有别人，”男孩回答说，“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叫辛莱顿的男人。他精神不正常。”

“辛莱顿只是个工具，”卡尔霍恩说，“鹧鸪镇是有罪的。”他一口气喝完了，放下杯子。

男孩看着他的神情，像是他发了疯。“鹧鸪镇没有开枪杀人。”他被激怒的语气相当刺耳。

卡尔霍恩把钱放在柜台上，走了。最后一辆车在街道尽头拐了弯。他想街上没热闹可看了，显然大家都赶去看葬礼了。离他有两扇门的地方，一个老头从五金商店探出身来，看着街道游行队伍消失的地点。卡尔霍恩迫切地想要找人聊一聊，他踌躇地走过去。“我想这是最后一场葬礼吧。”他说道。

老头子伸出一只手来放在耳后。

“那个无辜的人的葬礼。”卡尔霍恩嚷嚷道，朝街的那一边点点头。

老头子引人注目地挖着鼻孔，表情并不亲切，“就这颗子弹打对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刺耳。“比勒是个废物。那时候他喝醉了。”

男孩的脸色沉了下来。“那么我猜那五个人是英雄喽？”他狡猾地暗示说。

“好人，”老头子说，“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办了一场英雄的葬礼——五个人合办一场大型葬礼。比勒家的人催殡仪馆的人把比勒安排进去，不过大家都看见了，比勒没做到。如果实现了，是真可耻。”

上帝啊，男孩想。

“辛莱顿做的唯一好事儿就是帮大家摆脱比勒，”老头子继续说，“现在，得有人帮我们摆脱辛莱顿了。他去昆西了，过得挺适意，躺在不花钱的凉爽被窝里，吃掉你我缴的税钱。他们本该当场击毙他。”

这太可怕了，卡尔霍恩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如果把他养在那儿，他们该收他的寄宿费。”老头子说。

男孩轻蔑地瞄了老头子一眼，走了。他过街去了县政府广场，绕了个古怪的圈子就是为了能尽快尽可能地离那个老傻瓜远一点。树底下散放着长凳。他找到个没人的坐下来。县政府台阶的那边，几个观光客正站在那儿赞叹那间关辛莱顿和羊的“牢房”。他朋友的悲凉处境突然让他感同身受。他觉得自己被推进了厕所，挂锁嗒一声，锁了。从深深腐蚀的木头缝隙间，他看着那些傻瓜在外头狂笑、雀跃。山羊发出猥亵的声响，他看到自己被困在社区精神之中。

“六个人在这里被枪打死了。”不远处响起了一个古怪的声音，像是压着嗓子说的。

男孩跳了起来。

一个白人小女孩，舌头卷着可口可乐的瓶口，正坐在他脚边一块沙地上，用一种超然的眼神瞅着他。她眼睛的绿色和瓶子是一样的。她光着脚丫子，有一头顺直的白头发。她的舌头从瓶口缩了回去，发出爆破似的声响。“一个坏人干的。”

男孩感觉到因为孩子的确凿无疑，他的挫败感随之而来。“不是，”他回答说，“他不是坏人。”

那孩子舌头又伸进了瓶口，再安静地缩了回来，眼睛盯着他。

“大家都对他不好，”他解释说，“他们对他很坏。他们都很残忍。要是别人对你很残忍，你会怎么样？”

“毙了他们。”她说。

“得，他也是这么做的。”卡尔霍恩皱着眉头说。

她照样坐在那儿，目光并没有离开他。她的眼神也许就是鹧鸪镇那毫无深度的目光。

“你们这些人迫害他，到最后逼得他发了疯，”男孩说，“他不想买徽章。这是什么罪？他在这里是个局外人，你们不能忍受的是这个。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他说着，深深地看着这孩子清澈的目光，“就是不愿意像个傻瓜的权利。和别人不一样的权利，”他嘶哑地说，“我的上帝哪。成为你自己的权利。”

她的眼神并没有离开他，她抬起了一只脚，搁在自己的膝头。

“他是个坏透了的人。”她说。

卡尔霍恩站起来走开，眼睛注视着前方。愤怒席卷了他，他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从他眼睛看出去，周围一切都不甚清晰了。两个女中学生穿着亮丽的夹克和裙子跳到他面前，厉声高叫：“今天晚上选美比赛，买张票吧，看看谁能当选鹧鸪镇的杜鹃花小姐！”他一个急转站到了路边，甚至都没看她们一眼。她们咯咯的笑声一直跟着他，一直到他过了县政府大楼，到了后面的街区。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接下来去哪里。他眼前有一家理发店，那里空荡荡的而且凉爽。片刻后他走了进去。

店里只有理发师一个人，他从正在看的报纸上抬起头。卡尔霍恩说要剪头发，坐在椅子上松了口气。

理发师高高瘦瘦的，眼睛的颜色看起来像是以前要更深一些，现在褪了色。他看着像是个不太受得了自己的人。他给男孩戴了围兜，站在那儿瞅着他的圆脑袋，好像这是个南瓜，而他在思量如何切开似的。接着他飞速地转了下椅子，让卡尔霍恩面对镜子。他看见的是这么一个形象，圆圆的脸庞，寻常不过的面孔，看起来相当无辜。男孩的脸色变激动了。“你和他们其他人一样是吃下水的？”他挑衅地问。

“什么？”理发师问。

“这里的部落仪式有没有给理发店带点生意来啊？这所有的事儿，所有这些事儿。”他不耐烦地说。

“哦，”理发师回答说，“去年这里来了一千人，今年看起来更多——因为，”他说道，“那场悲剧。”

“那场悲剧。”男孩重复了一遍，闭紧嘴。

“枪杀了六个人。”理发师说。

“那场悲剧，”男孩说道，“别的悲剧又如何呢——有个人被一群白痴迫害，被逼到枪杀了六个人呢？”

“哦，他。”理发师回答。

“辛莱顿，”男孩说，“他是你的顾客吗？”

理发师开始剪头发了。听到这个名字时，有种受污辱的古怪神情在他的脸上浮现。“今天晚上有选美比赛。”他说，“明天晚上有乐队的音乐会。礼拜四下午有一场大规模游行……”

“辛莱顿这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卡尔霍恩打断了他。

“熟得很。”理发师说完，闭上了嘴。

一阵战栗从他的身体贯穿而过，男孩意识到也许辛莱顿曾经坐过他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他拼命地在他镜中的脸上，寻找与那个男人隐秘的相似之处。渐渐地他看见它浮现出来，他激动的情绪将隐秘的讯息带到了明处。“他是你的客人吗？”他问道，屏住呼吸等待答案。

“他和我是姻亲。”理发师生气地说，“不过他从没来过。他一毛不拔，怎么能来剪头？他自己剪。”

“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行。”卡尔霍恩高声回答。

“他的远房堂哥娶了我的小姨子，”理发师说，“不过他在这条街上从来不认识我。我经过他时，像你我这么近的时候，他会径直而去。眼睛一直直勾勾地看着地面，好像他在跟踪臭虫似的。”

“全神贯注，”男孩低声说，“毋庸置疑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街上。”

“他知道，”理发师说着，嘴巴不悦地一撇，“他知道的。我是剪头发的，他是剪优惠券的，就是这样。我剪头发，”他再次说道，似乎在他的耳朵听来，这句话有着格外动听的音律。“他剪优惠券。”

典型的穷人心理，卡尔霍恩想。“辛莱顿家从前有钱吗？”

“他也只能算半个辛莱顿，”理发师讲道，“辛莱顿家人说他家没有这号人。辛莱顿家有个姑娘，去度了九个月的假，回来就有了他。大家全死光了，钱就留给他了。没人知道他的另一半血统算谁的，我猜吧，是外国的。”他的语气意味深长。

“我开始有点概念了。”卡尔霍恩说。

“他现在再也不用剪优惠券了。”理发师说。

“是的，”卡尔霍恩说着，声音提高了，“他现在正在忍受痛苦。他是个替罪羊。他承担了整个社区的罪恶，因为别人的罪孽而牺牲了。”

理发师顿了顿，嘴巴微微张开。片刻之后他以更为郑重的腔调说道：“神父，你弄错了。他不去教堂的。”

男孩涨红了脸。“我也不去教堂。”他说。

理发师似乎又顿了一顿。他不太确定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剪刀。

“他是个个人主义者，”卡尔霍恩说，“一个不让自己被压制进比自己低劣的人的模子里，不墨守成规的人。他是有深度的人，却生活在一群滑稽可笑的人中间，他们最终把他逼疯了，他的暴力就朝他们释放了。看看，”他继续说了下去，“他们都没审判他，直接把他送到昆西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道，“审判将会暴露他无辜的本质，揭露社区的真正罪恶。”

理发师的脸色亮了。“你是律师，对吧？”他问。

“不是，”男孩愠怒地说，“我是作家。”

“喔喔喔，”理发师嘟嘟囔囔说，“我就知道肯定是类似这种人。”一会儿，他又问，“你写什么啊？”

“他没结过婚吗？”卡尔霍恩粗鲁地继续问，“他一个人住乡下辛莱顿家的房子？”

“要我说吧，”理发师说，“就算房子倒掉了，他也不肯花一分钱来修修。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这总算是一件他永远得买单的事儿了。”他说着，双颊发出暧昧的响声。

“你老花这种钱，所以你知道。”男孩说着，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对这个心怀偏见的人的厌恶之情。

“拉倒吧，”理发师回答，“这不过是常识。我是个剪头发的。”他说，“不过起码我没有活得像头公猪，我屋子里有水管，还有台冰箱能把冰块往我老婆手里吐。”

“他不是个物质的人，”卡尔霍恩说，“对他而言有些事儿比水管更重要。譬如独立。”

“哈哈，”理发师嗤之以鼻，“他没这么独立。有一回闪电差点劈了他，那些看到的人都说真该看看他逃跑的样子啊，脱得光光的，好像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在他的裤子里飞似的。他们都快笑死了。”他发出了像鬣狗似的笑声，还拍打着膝盖。

“真可恶。”男孩小声说。

“还有一回，”理发师继续说，“有人去他那儿，往他井里放了只死猫。有些人总是会做这类事情，就想看看他们能不能让他花点钱。另外有一回……”

卡尔霍恩开始奋力挣脱他的围裙，好像那是把他困住的网似的。刚一甩脱，他就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美元扔在受惊的理发师的搁板上。随后往门口走，把门砰的一甩把一切都关在身后，结束了对这地方的审判。

他是走路回姑婆家的，然而这并没能让他平静下来。落日令杜鹃花的色彩愈发深邃，树叶犹如庇护似的笼罩着老宅子，沙沙作响。这里的人没有谁会想到辛莱顿，而他在昆西躺在污秽不堪的病房里一张小床上。男孩这会儿算是对他无辜的暴力有了具体的感受。他想给这个男人所遭遇的一切一个公正的说法，他要写的不仅仅是一篇简单的文章。他得写一部长篇小说，他不能光说说而已，他要呈现出最主要的不公正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想法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让他走过了姑婆家有四扇门的距离，只好再转身回去。

他的贝西姑婆在门口迎向他，把他拖到了走廊上。“告诉过你嘛，我们有个甜蜜的惊喜要给你！”她说着，拽着他的胳膊进了客厅。

沙发上坐了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着柠檬绿的连衣裙。“你还记得玛莉·伊莉莎白吧。”他的玛蒂姑婆说，“有一回你在这里的时候，带去看电影的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他愤懑地认了出来，就是那个在树下看书的姑娘。“玛莉·伊莉莎白在家过春假，”玛蒂姑婆说，“玛莉·伊莉莎白是位真正的学者，对吧，玛莉·伊莉莎白？”

玛莉·伊莉莎白皱起了眉头，表示她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个真正的学者。她打量他的眼神清楚地告诉他，她并不比他更喜欢这种场合。

他的玛蒂姑婆抓着拐杖，开始从椅子上抬起身体，“我们早点吃晚饭。”另一位姑婆说：“因为玛莉·伊莉莎白要带你去选美比赛，七点就开始了。”

“太棒了。”他说话的语气对她们是没用的，但他希望对玛莉·伊莉莎白能有用。

整顿饭他完全无视那姑娘。他机智地应答他的姑婆们，对话里的愤世嫉俗显而易见，然而她们并没有足够的明辨，不明白他话里的含沙射影，反而像白痴似的对他说的每句话都笑。有两次她们叫他“小羊羔”，姑娘就开始傻笑。除此之外她一点高兴的表现也没有。她眼镜后头的圆脸还有孩子气。迟钝，卡尔霍恩想。

晚饭结束了，在去选美比赛的路上，他们仍然什么话也不跟对方说。这姑娘要比他高几英寸，她走在他稍稍前头一点，看起来像是打算半路上把他丢掉，但是过了两个街区后，她突然停下脚步，开始在她随身带的草绿色大包里摸索，她从包里拿出一支铅笔来，咬在了牙齿之间，继续找。有一分钟的样子，她从包底下拿出两张票来，还有一本速记便笺本。拿出来之后她合上包，继续走。

“你还要记笔记？”卡尔霍恩询问的语气充满了讥笑。

女孩往四处看看，好像要辨别有谁说话了。“对。”她回答，“我要记笔记。”

“你喜欢这种东西？”卡尔霍恩还是同样的腔调，“你很喜欢？”

“令我作呕，”她回答，“我要以文学上的临门一脚飞快地让它玩儿完。”

男孩茫然地看着她。

“你乐在其中，不要受我影响。”她说，“不过，这整个地方都是个错误，烂到了心，”她的声音有种愤怒的不屑，“他们强奸了杜鹃花！”

卡尔霍恩大吃一惊。稍事片刻，他恢复了常态。“得出这么个结论不需要什么伟大心灵，”他傲慢地说，“要找到一条超越的道路，是需要洞察力的。”

“你是说一种表达形式。”

“是一个意思。”他回答。

接下来的两个街区，他们都陷入了沉默，不过两人看起来都被震撼了。县政府大楼出现在视野中时，他们过街走过去。玛莉·伊莉莎白随手把票塞给了站在入口处的男孩。广场上其他地方都拉起了绳子，形成了这个入口。人群已经开始在里面的草地上聚集了。

“你记笔记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儿？”卡尔霍恩问。

女孩停下了脚步，看着他。“听着，小羊羔，”她说，“高兴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我要上楼去我爸的办公室工作去。你可以留在楼下，要是你愿意的话，帮着选杜鹃花小姐吧。”

“我要跟你去。”他控制住自己，回答说，“我要看看一个伟大的女作家会怎么记笔记。”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她回答。

他跟着她上了县政府的台阶，穿过了边门。他如此之恼羞成怒，竟没能发觉自己经过的正是辛莱顿站着开枪的边门。他们走过像牲口棚一样空荡荡的过道，静悄悄地上了一段烟渍斑斑的台阶，到了另外一个牲口棚般的过道。玛莉·伊莉莎白又在草绿色的包里找钥匙，随后打开了她爸爸办公室的门。他们进了一间老式的大房间，里面摆着一排排的法律书籍。女孩从靠墙的一边拉了两把椅子放到窗口以便俯瞰前廊，那样子像把他当成了废物。之后她坐下来看着外头，似乎立刻就被下面的景象吸引住了。

卡尔霍恩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令她恼怒的是，他开始上上下下、彻头彻尾地端详她。就这样打量了大概至少有五分钟，她用胳膊肘儿撑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的目光始终没从她身上移开。他盯着她看了这么久，他甚至都担心她的形象已经深深刻进了他的视网膜。他终于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沉默了。“你对辛莱顿有什么看法？”他突然发问。

她抬起头来，一种要看穿他的眼神。“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她说。

男孩震惊了。

“我的意思是就像神话，”她皱着眉头说，“我不是基督徒。”她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外面的场景之中。一声号角在下方响起。“十六个穿着游泳衣的姑娘准备出场了。”她拖长了声调慢吞吞地说，“你当然对这个感兴趣啦？”

“听着啊，”卡尔霍恩暴躁地回答道，“把你的脑子洗洗吧，我对这该死的节日以及该死的杜鹃花小姐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来这里是因为对辛莱顿的同情。我要写他。也许是部长篇。”

“我要写非虚构的研究。”姑娘说话的腔调，明显意在虚构没有她的高级。

他们彼此看看，公然表现出严重的嫌恶之情。卡尔霍恩觉得只要他进行足够探究，就能暴露她浅薄的本质。“既然形式不一样，”他说着，再次浮现讥讽的笑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发现。”

“非常简单，”女孩说道，“他就是个替罪羊。鹧鸪镇快活地纵情声色，选着杜鹃花小姐，但辛莱顿在昆西受罪。他在赎……”

“我不是说你有什么抽象发现，”男孩说，“我是说具体发现。你见过他吗？他长什么样？小说家对狭隘的抽象概念不感兴趣——特别是抽象概念太明显的时候。他……”

“你写过多少小说了啊？”她问。

“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他冷静地回答，“你见过他吗？”

“没有，”她回答，“对我来说没必要。他长什么样没区别——不管他的眼睛是褐色的还是蓝色的——对思想家来说这不是问题。”

“你也许，”他回答说，“害怕见他吧。小说家从来不害怕看见真实对象。”

“如果真有必要的话，我不会害怕见他，”女孩生气地说，“但他的眼睛是褐色的还是蓝色的，对我而言根本不重要。”

“不仅如此，”卡尔霍恩说，“不仅仅是蓝眼睛还是褐色眼睛的问题。亲眼见到他也许能丰富你的理论。我的意思不是说发现他眼睛的颜色。我的意思是，你现有的存在与他的人格发生碰撞。人格的奥秘。”他说道，“这才是吸引艺术家的东西。生命从来不会遵从抽象概念。”

“那么，是什么妨碍你去看他一眼呢？”她回答道，“你问我他长什么样子干吗呢？你自己去看啊。”

这些词语落在他脑袋上，就像一袋石头。片刻之后，他反问道：“你自己去看，去哪里看呢？”

“昆西，”她说，“否则你以为在哪里呢？”

“他们不会让我见他的。”他说。这个建议吓坏了他，出于某些原因他没能立刻反应过来。这话难以置信地深深打击了他。

“要是你说你是他亲戚的话，他们会让你见的。”她回答，“离这儿也就二十英里的路，到底什么妨碍你了？”

他本打算说“我不是他亲戚。”不过他闭上了嘴，因为自己濒于背叛边缘而激愤地涨红了脸。他们是精神上的亲戚。

“去看看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是褐色的，让你自己老一套的存在……”

“我接受，”他回答，“要是我去，你也和我一起去？既然你不怕见他。”

姑娘脸色发白。“你不会去的。”她说，“你不打算去看那个老套的存在……”

“我要去的。”他说着，看出来这是让她闭嘴的机会，“要是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早上九点你可以去我姑婆家。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能不能在姑婆家见到你啊。”

她修长的脖子往前探，注视着他。“嗯，会的，你会见到的，”她说，“你会在那里见到我的。”

她的注意力转回了窗外，而卡尔霍恩什么也没看。他们两人都如同突然沉浸在了沉重的个人问题之中。嘶哑的欢呼声从外头断断续续地传来。每隔几分钟，就响起音乐声、鼓掌声，然而这两人都没有注意，也没有留心对方。最后女孩离开了窗户，说：“要是你有大概的想法了，咱们就走吧。我想回家看书了。”

“大概的想法我来以前就有。”卡尔霍恩回答。

他看见她朝她家的门口走去，与她分手的时候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的精神高涨到眩晕，随即便崩塌了。他知道要是他独自一人的话，永远也不会想出去看辛莱顿的主意。这将会是一段痛苦的经历，然而也许能成为他的救赎。亲眼目睹处境悲惨的辛莱顿，也许能使他足够痛快地将他渔利的天性一劳永逸地拔除。他唯一证明了自己确实擅长的，就是销售；然而他相信，要是人人能忍受痛苦并且有所收获的话，人人生来都是艺术家。至于那个姑娘，他怀疑见辛莱顿对她有没有用。她有的是聪明孩子特有的毛病，古怪的、招人讨厌的狂热——全是大脑，没有感情。

他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断断续续地梦到辛莱顿。有个片刻他梦到自己开车去昆西卖给辛莱顿一台冰箱。清晨醒来的时候，一场细雨正在漫不经心地滴落。他转过头去，望着灰色的窗格子。他已经忘记自己都梦到些什么，然而他觉得大抵是不太愉快的梦境。女孩扁平的脸在他的眼前浮现。他想到了昆西，看到了一排接一排的红色低矮建筑，头发蓬乱的脑袋从一个个封了横条的窗口探出来。他努力集中精神想想辛莱顿，但他的理智却被这个想法惊退了。他不想去昆西。他还记得自己要写一本长篇小说。他想写长篇小说的欲望一夜之间全面败退，像只泄了气的轮胎。

就在他躺床上的时候，蒙蒙小雨变成了持续的瓢泼大雨。也许下雨女孩就不来了，或者至少她可能以为她可以拿雨当借口。他决心等到九点钟，要是她那时还不来，他就离开。他不是去昆西，而是回家。以后哪天再去昆西也许好一些，也许等到辛莱顿能对人们报以盛情的时候。他起来给女孩写了张便条，打算留给他的姑婆们，说他估计她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做了决定，她无法应对这样的经历。这是一张非常简洁的便条，他的结尾是：“你热诚的。”

还差五分钟九点的时候，她到了，站在他姑婆的走廊里滴着水，淡蓝色塑料雨衣把她裹成了一根管子，只露出了一张脸。她拿着个湿淋淋的纸袋子，大嘴拧成了一个不那么确定的笑容。过了一夜，她明显地失去了一些自信。

卡尔霍恩勉强做到了礼貌。他的姑婆们以为有一场冒雨进行的浪漫远足，在门外吻了吻他，白痴一样站在门廊上挥着她们的小手帕，一直到他和玛莉·伊莉莎白上车出发。

在小车里，这姑娘块头嫌大。她始终挪动来挪动去，在雨衣里扭动。“雨水把杜鹃花打下来啦。”她以一种颇为自然的调门儿说。

卡尔霍恩没礼貌地保持沉默。他打算努力把她从他的意识层面抹掉，以便他在原处重建辛莱顿的形象。他彻底地失去了辛莱顿。灰色的雨水一片一片地往下落。等他们到达公路的时候，田野远处的树林在他们的眼里只留了一缕淡淡的线条。女孩始终往前俯着身体，眼睛眯成了缝，注视模糊的挡风玻璃。“要是有卡车从这里出来，”她说着，发出了笨拙的笑声，“我们就一了百了了。”

卡尔霍恩停了车。“我很愿意送你回去，自己一个人去。”

“我必须去，”她粗着嗓子说，看着他，“我必须得见他，”在眼镜后头，她的眼睛显得比平常时候大了，很可能泛着泪水。“我必须面对。”她说。

他粗暴地再一次发动汽车。

“你必须要证明自己能承受，眼睁睁看着一个人被钉上了十字架，”她说道，“你必须要与他共同经历。我整夜都在这么想。”

“能带给你的是，”卡尔霍恩喃喃地说，“对生命的看法更加平衡。”

“太私人了，”她回答，“你不会理解的。”她掉头去看窗外。

卡尔霍恩试着集中精力想辛莱顿，一个特征，再一个特征，他渐渐在心里拼凑他的整张面孔，而每一回差不多就要构建出来的时候，便分崩离析落得一场空。他沉默地开着车，速度蛮勇，好似他打算将路撞出个洞来，看着女孩从挡风玻璃冲出去一样。她时不时地轻轻擤一擤鼻子。大概过了差不多有十五英里，雨水渐渐懈怠，停了下来。在他们的两侧，林木线变成了黑色，清清楚楚，而田野也分外绿油油的。医院的景象只要出现在视线之内，毋庸置疑他们就能看见。

“基督只要忍受三个钟头，”姑娘突然高声说，“然而他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

卡尔霍恩看了她一眼赶紧掉过头去。她的脸侧有一条新鲜的、湿漉漉的泪痕。他转开眼睛，惊惧而又愤怒，“要是你受不了的话，”他说，“我还是可以送你回家，我自己再回来就是了。”

“你自己不会回来了，”她说，“我们都快到了，”她擤着鼻子，“我想让他知道有人站在他这边。不管对我有什么影响，我都想要告诉他。”

在愤愤然中，男孩突然想到了这个可怕的念头，他总得有话对辛莱顿说。有这个女人在场，他能说什么呢？她已经把他们的联系碾了个粉碎。“我们是来听的，我希望你能明白，”他脱口而出，“我开这么一段路过来，不是为了听你拿自己的智慧吓唬辛莱顿。我是来听他说的。”

“我们应该带个卡式录音机的！”她嚷嚷道，“这样他讲的话，我们能终生拥有啊！”

“你连最起码的理解力都没有，”卡尔霍恩说，“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带着个卡式录音机接近他这样的人。”

“停！”她叫着，朝挡风玻璃靠了过去，“到了！”

卡尔霍恩猛地踩了下刹车，狂热地望出去。

一串几乎无法觉察的低矮建筑竖立着，像是他们右方的山坡浮起了一大片的鸡皮疙瘩似的。

男孩无助地坐在那里，车仿佛是出于自己的心愿，转弯朝入口开去。“昆西州立医院”几个字刻在水泥拱门上，车子轻快地从中穿了进去。

“谁进来都会放弃希望的。”女孩低声说。

他们只好在距大门一百码的地方停车，因为一个胖胖的白帽子护士领着一队病人，这队人拖拖沓沓得像是一群老年小学生似的从他们前面过去。一个牙齿长得参差不齐的女人穿着条纹长裙，戴着黑色羊毛帽，冲他们挥舞拳头。另一个秃顶男人卖力地摇着手。当队伍拖着脚步穿过绿地朝另外一栋楼走去时，有几个人向他们投来了狠毒的目光。

片刻之后车子再次滚动向前。“停到中间那幢楼前面。”玛莉·伊莉莎白指挥说。

“他们不会让咱们见他的。”他咕哝着说。

“要是你和那些事儿有关系的话，是不会。”她回答，“停车，让我下去。我来处理。”她的脸颊干了，说话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他停了车，她下去了。他看着她消失在楼里，带着冷酷的满足感想，她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全面成熟的妖怪——错误的智力、错误的感情，外加最大化的效率，一旦全部运行就能炮制出一个直钻牛角尖的主宰型博士。又一队病人路过，有几个对着小车指指点点。卡尔霍恩并没有看，不过他感觉到有人在看他。“过来，这儿。”他听到护士说。

他看了一眼，轻轻地叫出了声。一张文雅的脸，用一块绿色的手巾裹了一圈，正俯在他的窗口咧着没牙的嘴朝他笑，带着一种让人心烦意乱的温情脉脉。

“亲爱的，往前走吧。”护士说。那张面孔缩了回去。

男孩飞快地摇上了车窗，然而心脏猛地一抽。他又看见了锁在树桩之间的痛苦的脸——大小稍许失调的双眼，宽宽的嘴角张开成一副压抑无助的哭相。这个形象只持续了片刻，然而它消失之后，他确定地知道见到辛莱顿将会促成他内心的改变。这趟拜访之后，他之前从来未曾设想过的某种异常的宁静将会归属于他。他闭上眼睛坐了有十分钟，确信启示即将来临，自己要努力做好准备。

忽然车门拉开了。那女孩弯着身子，喘着粗气出现在他旁边。她的脸色发白，拿着两张绿色的许可证，指着上头写的名字：一张是卡尔霍恩·辛莱顿，另一张是玛莉·伊莉莎白·辛莱顿。有一会儿他们端详着纸片，而后看着对方。两个人都露出了确认他们二人都与他同源，彼此的亲近关系亦不可避免的神色。卡尔霍恩大度地伸出了手，她握着他的手摇了摇。“他在左边五号楼。”她说。

他们把车开到第五幢房子，停了车。这是一幢低矮的红砖房，窗户上装了栅条，除了外墙有黑色的条纹以外，和其他楼看起来很像。从其中一扇窗户伸出了两只手来，手掌向下搭着。玛莉·伊莉莎白拿出她带的纸袋，开始把给辛莱顿的礼物拿出来。她带了一盒糖、一盒烟、三本书——一本当代图书馆出版社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4]，一本平装版《大众的反叛》[5]，以及一本薄薄的裱糊版豪斯曼[6]。她将糖果和香烟递给卡尔霍恩，自己拿着书下了车。她往前走，然而未到门边的半道上便停下了脚步，用手掩住嘴。“我受不了了。”她小声地说。

“好啦，好啦。”卡尔霍恩友好地说。他把手搁到她背上轻轻地一推，她开始继续往前走。

他们走进了一间铺着污迹斑斑的油地毯的大厅，奇怪的臭味立刻像一位看不见身影的官员一样迎面而来。对着门放了张桌子，桌后坐了个看上去虚弱又疲惫的护士，她的眼珠子迅速地从右转向左，仿佛她终于等到了来自身后的痛击。玛莉·伊莉莎白把两张绿色许可证递给她，女人望着他们呻吟地说：“去那儿等着。”她说话的语气厌倦不堪而又忍辱负重。“他得做准备的。他们本不应该在那里给你们发证。他们在那里，怎么会知道这里那里都出了什么事儿啊，那些医生不管死活，在乎什么啊？要是给我说，那些不合作的，谁也不能见。”

“我们是他的亲戚，”卡尔霍恩说，“我们有正当权利见他。”

护士一甩脑袋，无声地笑了笑，叽叽咕咕地走掉了。

卡尔霍恩的手扶着女孩的背，带着她去了等候室，他们在等候室挨着坐在了一张巨大的黑皮沙发上，与五英尺之外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沙发面面相觑。屋子里没有其他东西，角落里有一张摇摇欲坠快要散架的桌子，上头摆了一只空着的白花瓶。一扇装着栅栏的窗户在他们脚下的地面上投下了一个个压抑的正方形光斑。尽管这地方除了安静，还是安静，然而似乎围绕着他们的是气氛紧张的沉寂。持续的呻吟声从楼的一端传来，微弱得如同猫头鹰颤抖的哀号。而从另一头，他们听到了猛然爆发的洪亮笑声。近到咫尺的时候，一连串不断的单调咒骂打破了周围的寂静，像是机器的节奏。每一个噪声仿佛都是单独存在，与其他的噪声断然隔绝。

这两位坐在一起，像是正在等待他们一生的重大事件——结婚或者猝死。他们看上去像是已经接受了命中注定的融合。同一个刹那间，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做了个动作，好似逃跑然而已经太晚。重重的脚步声几乎就在门口，那个机械的咒骂声倾盆而下。

两位结实的值班人员走了进来，辛莱顿跟蜘蛛似的夹在他们之间。他的脚高高地抬离了地面，值班人员只好架着他走。正是他在咒骂。他穿着医院那种从后背系住的袍子，脚塞在一双黑色的鞋里，鞋带被抽走了。他的头上有一顶黑色的帽子，不是那种乡下人戴的毡帽，而是一顶黑色的德比圆顶礼帽，像电影里的枪手戴的。两位值班人员径直走到空沙发的后面，把他从沙发背上扔过去，而后照旧抓着他各走一边，在他旁边坐下来，咧开嘴笑了。他们或许是双胞胎，尽管一个是金发，另一个是光头。他们有着一样的外表，看起来温驯而愚笨。

至于辛莱顿，他那双大小稍许失调的绿眼睛盯着卡尔霍恩。“你想从我这儿弄走什么？”他厉声说，“说吧！我的时间很宝贵！”这双眼睛几乎就是卡尔霍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双眼睛，然而从这双眼睛射出来的刺骨光芒，稍许带了些卑鄙的神情。

男孩呆呆地坐着。

隔了会儿，玛莉·伊莉莎白讲话了，声音缓慢、沙哑，几不可闻。“我们来告诉你，我们能理解。”

老家伙的目光转向她，刹那之间他的眼神保持了绝对的静止，像一只见到猎物的雨蛙。他的嗓子好像变粗了。“啊哈哈哈，”他说话时候像是刚刚咽下了什么可口的东西，“咦咦咦咦咦。”

“老爹，你注意一点。”一位值班人员说。

“让我和她坐一起。”辛莱顿说着，猛地把胳膊从值班人员手里抽了出来，但立即又被抓了回去。“她知道她要什么哦。”

“让他和她坐一起吧，”金发值班人员说，“她是他侄女。”

“不行，”秃头说，“抓紧他。他会把衣服全脱掉的。你知道他。”

但是另一位的一只手腕已经松了，辛莱顿往玛莉·伊莉莎白那头倾着，探出了身子，把还在拽着他的值班人员拉扯了起来。女孩的眼神呆住了。老家伙的牙缝间开始发出各种猥琐的杂音。

“喂，喂，老爹。”手松了的值班人员说。

“不是每个姑娘我都给机会的，”辛莱顿说，“妹妹你听着，我被抓住了。在鹧鸪镇，没哪个人我不能把他的皮剥了的。那地方是我的——跟这酒店一样。”他的手朝她的膝盖抓过去。

女孩遏制地轻叫一声。

“我别处还有人，”他喘着粗气说，“你和我是一种人。我们不是他们的阶级。你是个王后。我会把你放在救生圈上的！”就在这时候他的手腕松了，顷刻向她冲去，但两个值班人员立即扑了过来。玛莉·伊莉莎白往卡尔霍恩身边退缩的时候，老家伙敏捷地跳过了沙发，在屋里快步奔走。值班人员手舞足蹈地想要抓住他，试图从两边包抄。他们就快抓住他的时候，他踢飞了鞋子，在他们中间跳上了桌子，空花瓶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姑娘，看着！”他厉声叫着，开始把医院的袍子往头顶掀。

玛莉·伊莉沙白已经要往房间外头冲了，卡尔霍恩跟在她后头跑，恰好及时替她开了门，她才没有一头穿门而出。他们乱成一团，好不容易爬上了车，男孩立刻开车飞奔，他的心脏跟马达似的，总觉得还不够快。天空是那种骨头的白色，光滑的公路在他们面前延伸开来，如同土地裸露出来的一根神经。五英里之后，卡尔霍恩把车开到路边，筋疲力尽地停下来。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什么也不看，直到最后他们掉过头去望着彼此。他们都立刻看了出来他们同那位亲戚的相似之处，吓得发怔。他们望向远处然后再看回来，好像只要专心致志就能发现另一个能够接受的形象似的。对卡尔霍恩来说，女孩的面容像一面镜子，照着天空的一览无余。绝望之中他向她靠近，直到她的眼镜里无可挽回地浮现出一张微小的面孔，将他钉在了原地。圆圆的，无辜的，毫无特征得像一截铁链子，这是那人的脸，那个生命的礼献开创了未来，兴办了一个又一个节日庆典。正如推销专家这个行当，也许自始至终守候于此，等着他的归来。

[1] 圣公会为美国信奉英国国教的教会，分为高教教派与低教教派，前者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后者主张简化仪式。

[2] 世界名著、美国南方文学经典《飘》的作者。

[3]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4]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为波斯宗教家。

[5]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的作品，初发表于1932年，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6] 英国诗人（1859—1936）。

瘸腿的先进去[1]

1

谢泼德坐在长桌边的高脚凳上，从独立包装的纸盒子里拿麦片吃。那长桌把厨房一分为二。他机械地吃着，目光盯着那孩子。他从厨房的嵌柜前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逛过去，在为自己搭配早餐。一个健壮结实的十岁男孩，一头的金发。谢泼德紧张的蓝眼睛始终盯着他。男孩的未来就写在脸上。他将来会是个银行家。不不，更糟，他将会经营一家小型的借贷公司。对这个孩子，他所有的期盼就是他要善良，不要自私。然而看起来两样都不可能了。谢泼德还算年轻，头发却已经白了，就在他粉嫩、敏感的脸蛋上方，耸立得如同一道窄窄的光环。

男孩朝长桌走过来，胳膊下夹着一罐花生酱，一只手端着个小碟子，搁了四分之一块巧克力蛋糕，另一只手握着一瓶番茄酱。他像是根本没看到他父亲似的，爬上了高脚凳，开始把花生酱往蛋糕上涂。他的耳朵很大很圆，离脑袋远远的，看起来眼睛往两边拽得更开了些。他的绿衬衫颜色掉得太厉害了，印在前胸的奔跑的牛仔只剩下个影子。

“诺顿，”谢泼德说，“我昨天见到了鲁弗斯·约翰逊。你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孩子半心半意地瞅着他，眼珠往前然而并不专注。这双眼睛与父亲的相比，蓝色淡了些，好似也跟衬衫一样褪了色，其中一只几乎无法察觉地，朝眼眶的外缘微微倾斜。

“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谢泼德说道，“伸手往垃圾桶里拿什么东西出来吃，”他停顿片刻，给孩子时间来消化这句话，“他饿了。”他说完了，想用凝视的目光洞察这孩子的道德感。

孩子拿起那块巧克力蛋糕，从角上咬下一块来。

“诺顿，”谢泼德说，“你知不知道分享是什么意思？”

一丝留了心的眼色闪现。“有一份儿归你。”诺顿回答说。

“有一份儿归他。”谢泼德重重地说。一点希望也没有。相比之下，几乎什么缺点都比自私可取——脾气暴烈乃至嗜好撒谎。

孩子把番茄酱瓶子翻了个儿，往蛋糕上重重地磕。

谢泼德的表情更加难过了。“你十岁，鲁弗斯·约翰逊十四岁，”他说，“就这样，我敢肯定你的衬衫鲁弗斯穿着正合适。”鲁弗斯·约翰逊是去年他在少年感化院努力帮过的男孩。两个月前他刚刚被释放。“他在感化院的时候，看起来相当不错。但是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他瘦得皮包骨头。他的早饭从来没有抹花生酱的蛋糕。”

男孩住了手，“蛋糕不新鲜了，所以我才往上面抹东西。”

谢泼德掉过脸去，望着长桌尽头的窗户。路边的草坪整整齐齐的，绿油油的缓坡下去大约五十英尺左右，就到了一小片郊外树林。在他太太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外头吃饭，甚至早饭也在草坪上吃。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孩子这么自私。“听我说，”他说着，转过身去对着他，“看着我，听我说。”

男孩看着他。至少他的眼睛在往前看。

“鲁弗斯离开感化院的时候，我给了他一把这屋子的钥匙——这是告诉他我对他的信任，这样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能有地方待，让他觉得自己随时都受欢迎。他没用过这把钥匙，不过我想他会用的，因为他看见我了，而且他还那么饿。就算他不用，我也会出去找他，把他带回来。我不能看着个孩子从垃圾桶里掏东西吃。”

男孩皱起了眉头。他开始醒悟了，自己的什么东西受到了威胁。

谢泼德因为嫌恶拉长了嘴角。“鲁弗斯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说，“他妈妈在州监狱。他外公在窝棚里把他带大，没有水，没有电，老头子还天天打他。要是你生活在这种家里，你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孩子虚弱地说。

“行吧，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谢泼德回答。

谢泼德是个城市娱乐督导。每个星期六他都在感化院当辅导员，分文不取就为了满足感，因为他知道他帮助的这些男孩是没人关心的。在他帮助过的男孩之中，约翰逊是最聪明的，也是被剥夺最多的。

诺顿翻着盘子里剩下的蛋糕，好像他不想吃了。

“也许他不会来的。”孩子说着，眼睛微微地亮了。

“想想你拥有的一切，而他什么也没有！”谢泼德说道，“要是你得在垃圾桶里找吃的东西怎么办？如果这是你呢，一只脚肿得高高的，走起路来一脚深一脚浅？”

男孩看起来相当茫然，显然根本没法想象这种事情。

“你有健康的身体，”谢泼德说，“有好家庭。除了真理以外你什么都不用学习。你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你爸爸都给你。没有揍你的外公，你妈妈也没有蹲州立监狱。”

孩子把碟子推到一边去。谢泼德高声呻吟起来。

孩子的嘴突然就歪了，嘴的下面鼓起了一块肉疙瘩，脸成了一团一团的疙瘩，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要是她待在监狱里，”他的语气中是痛苦的怒吼，“我还可以去看她呀。”眼泪滚下他的脸颊，下巴上滴着番茄酱。他看起来嘴像被人打了。他开始不能自持地号啕大哭。

谢泼德无助愁苦地坐在那里，如同受到了大自然最原始的力量的迎头痛击。这并非是普通的悲伤，一切都是他的自私自利。她去世已经有一年多了，一个孩子的悲伤不至于持续这么久。“你快十一岁了。”他语带责备地说。

孩子发出了一种痛苦、刺耳的呼哧呼哧的喘息。

“要是你别老想着自己，也想想能为别人干些什么，”谢泼德说，“你就不会再想你妈了。”

孩子安静了下来，然而肩膀还是一耸一耸的。接着他的脸又崩溃了，再次号哭起来。

“你没有想过，没了她，我也很孤独吗？”谢泼德说，“你以为我一点也不想她？我想她，但是我没有坐在这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忙着帮助别人。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光坐在这里想自己的难处？”

男孩消沉下去，像是消耗殆尽了，然而新流下来的眼泪挂满了他的脸。

“你今天干什么？”谢泼德问，好让他的注意力转到别处。

孩子用胳膊抹眼睛。“卖种子。”他含糊不清地说道。

永远在卖东西。他有四个一夸脱大的存钱罐，里面装满了他省下来的五分钱镍币，以及一毛钱硬币。每隔几天，他就把它们从柜子里拿出来数一遍。“你卖种子要干吗？”

“得奖。”

“有什么奖？”

“一千美元。”

“那要是你拿到了一千美元，打算干什么？”

“存起来。”孩子说着，用肩膀擦了擦鼻子。

“我也这么觉得，你就这样，”谢泼德说道，“听着，”他压低了声音，语气几乎是恳求的，“万一你真的赢了一千美元，你愿不愿意把钱花在没你幸运的孩子身上？你愿不愿意把钱捐给孤儿院做秋千、吊架？你愿不愿意给可怜的鲁弗斯·约翰逊买一只新鞋？”

男孩开始从长桌往后退缩。忽然之间，他朝前一靠，嘴巴冲着碟子张得大大的。谢泼德再次呻吟起来。所有东西都吐了出来，蛋糕、花生酱、番茄酱，一摊烂乎乎的甜糊糊，他悬俯其上，呕吐物越积越多，而他就张大了嘴在碟子上空等着，好像在等着心脏随后呕出来似的。

“好了，”谢泼德说道，“好了好了。你是没办法了。擦干净嘴，去躺躺。”

孩子继续俯了一会儿，而后抬起脸来，目光茫然地望着父亲。

“去吧，”谢泼德说，“去吧，去躺下来。”

男孩把T恤下摆拽上来擦了擦嘴，爬下了高脚凳，蹒跚地出了厨房。

谢泼德坐在那里，盯着一片半消化的食物泥浆。他闻到一股酸溜溜的气味，往后缩了缩，他的喉咙口有东西在往上涌。他站起来，把碟子拿到水槽里，拧开了水冲，一脸肃穆地看着乱糟糟的泥浆滑进了下水道。约翰逊令人悲哀的干瘦的手伸进垃圾桶找食物，而他的儿子，自私自利、麻木不仁、贪得无厌，吃得太多只好往外吐。他拳头猛地一划，关掉了水龙头。约翰逊有才能，有真正的感受力，然而从出生就被剥夺了一切。诺顿智力不过平平甚至偏低，却得到了所有的好处。

他回到长桌，接着吃早饭。纸盒里的麦片都受潮了，不过他根本没留意自己在吃什么。约翰逊值得他付出一切努力，他是有潜能的。第一次见面谈话，男孩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时，他就看了出来。

谢泼德在感化院的办公室是一间狭窄的会话室，有一扇窗户，摆了张小桌子，两把椅子。他自己从来没进过忏悔室，不过他觉得他在这里的角色必定差不多，除了他要给别人解释，还不能赦免谁的罪。他的资质不像牧师那么可疑，他做的事儿都是要培训的。

约翰逊第一次来谈话时，他正在阅读这个男孩的纪录——无感知能力地具有破坏性，砸碎窗户，焚烧城市的垃圾箱，划破轮胎——约翰逊实施的诸如此类的行为，他发现那些忽然从县城搬到城市的男孩子也会有如此表现。他看了看约翰逊的智商纪录，一百四十。他急切地抬起眼睛来。

男孩萎靡不振地坐在了椅子边，两只手臂悬在大腿间。窗外的光线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色泽如钢铁，分外宁静，被训练得聚精会神往前看。他薄薄的黑头发扁平地横挂前额，不像男孩子那般漫不经心，反而更像老男人一般雄心勃勃。一种狂热的聪明在他的脸上清晰可见。

谢泼德用微笑来消除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

男孩的表情并没有被软化。他靠在自己的椅背上，把那只巨大的、畸形肿胀的脚抬放在膝头。那只脚穿了一只笨重的黑鞋，磨损到不堪，鞋底大概就有四五英寸厚，皮子在某处绽开了，一只短袜空荡荡的，犹如从一颗砍下来的脑袋里伸出来的灰舌头。实情对谢泼德来说瞬间便一清二楚了。他使坏都是对这只脚的补偿。

“好吧，鲁弗斯，”他说，“你这里的纪录我看过了，你在这里只有一年了。你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我不做计划。”男孩说着，眼珠满不在乎地转向了谢泼德身后的窗外，望着远处。

“也许你该计划一下呢。”谢泼德说着，笑了。

约翰逊继续盯着他身后的远方。

“我想看到你能发挥你最大的聪明才智，”谢泼德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聊一聊吧，你觉得什么最重要？”他的视线不经意地落到了那只脚上。

“好好研究，把你的表填好吧。”男孩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说。

谢泼德脸红了。那团黑乎乎的变形肿块就在他的眼前。他没有回答男孩的话，也没理会斜着眼打量他的神情。“鲁弗斯，”他说，“你曾经招惹了一堆没意义的麻烦，不过我认为等你明白了为什么你会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不愿意再这么干了。”他笑了笑。他们没几个朋友，也没见过几张愉快的笑脸，他工作的一半成果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冲他们笑而已。“很多你自己的事儿，我觉得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他说。

约翰逊的眼神像石头一样看着他。“我不要你的啥解释，”他回答，“我早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做。”

“哇，太好了！”谢泼德回答说，“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儿？”

男孩的眼里浮起一层阴影。“撒但，”他回答，“是他支配我。”

谢泼德镇定地看着他。这男孩的脸上没有任何信号表示他说的话只是个玩笑。他薄薄的唇线刻着骄傲的态度。谢泼德的眼神变硬了。他感到一瞬间的阴森森的绝望感，也许他面对的是某些基本天性的扭曲，兴许一切已经太过久远，现在校正已然来不及了。这个男孩对生活的质疑，钉在松树上的牌子有答案：“你受撒但的支配？忏悔或者炼狱。神救世人。”不管他读没读过，他总之知道《圣经》。绝望变成了恼火。“胡说八道！”他嗤之以鼻说，“我们生活在太空时代！你不至于笨到这种程度吧，给了我这么个答案。”

约翰逊的嘴有些许抽动。他轻蔑还带着被逗乐的神情。一缕挑衅的光芒在他的眼睛里闪烁。

谢泼德仔细端详他的脸。有了聪明才智，一切皆有可能。他再次微笑，一个像是对男孩发出邀请的笑容，要请他走进一间敞开了所有的窗户迎向阳光的教室。“鲁弗斯，”他说，“我会安排你每周和我会谈一次。也许对你的解释还有个解释。也许我能向你解释解释你的魔鬼。”

自此之后的一年，他每个礼拜六都跟约翰逊谈谈。他随意地谈话，一种男孩以前从未听过的聊天。他说的总是稍稍超出他一点，总给他些东西去理解。他散漫地从简单的心理学知识，人类心智的规避，到了天文学，以及以超过声音的速度围着地球打转、很快就能包围群星的太空舱。本能地，他将话题聚焦于星辰，他想让男孩除了隔壁卖的货物以外，还有其他可以接触的东西。他想拓宽他的眼界。他想让他看到宇宙，让他看到宇宙最黑暗的部分是可以穿透的。只要能往约翰逊的手中放一副望远镜，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约翰逊说得很少，出于骄傲的缘故，他说出来的不是异议，就是毫无意义的反驳，永远把那只畸形的脚抬到膝上，像随时准备出击的武器。然而谢泼德不会受骗的。他看着他的眼睛，每个礼拜他都能看到里头有什么在瓦解。这个男孩的脸色坚硬，然而受到了冲击，正在强打精神与蹂躏他的光对抗。他看得出来，他击中了要害。

现在，约翰逊自由了，靠垃圾桶的食物维生，重新回到了他旧日的蒙昧之中。命运的不公让人愤怒，他被送回了外公那儿，老头子之愚蠢只能想象了，也许男孩现在从他身边逃跑了。之前，争取约翰逊的监护权这念头也曾在谢泼德心中出现，不过外公这事实是个障碍。没什么能比想着自己能为这么个男孩做点什么更让他激动了。首先他要给他一只合脚的新矫正鞋。现在他每走一步，后背都抛出一道弧线来。接着他得鼓励他发展一些开发智能的兴趣爱好。他想到了望远镜。他可以买个二手的，就固定在阁楼的窗户上。他坐了几乎有十分钟，想着要是约翰逊来了这里，他都能做些什么。那些给了诺顿是浪费的，却能让约翰逊茁壮地成长。昨天当他看到他的手塞在垃圾桶里时，他挥了挥手朝他走过去。约翰逊看到了他，随后的瞬间稍稍一顿，继而犹如耗子般敏捷地消失了，不过谢泼德仍然来得及看到他的表情变化。有什么在这个男孩的眼睛里亮了，他十分确定，是对那些失去的光的记忆。

他站起来，将麦片盒子丢进了垃圾箱。他离开家之前，看了看诺顿的房间，看他是不是还在生病。那孩子盘着腿坐在自己床上。他把零钱罐倒空了，在面前堆成了一大堆，他正在把五分的镍币、一角的银币和两角五分的硬币分门别类地拿出来。

那个下午诺顿一个人在家，蹲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把搁花种子的小包绕着自己排成了一行。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框上，在排水沟里哗哗作响。屋里已经黑了，不过每隔几分钟就会被静悄悄的闪电照亮一下，于是种子包轻快地出现在了地板上。他一动不动地蹲着，像一只巨大的、苍白的青蛙，伏在这座未来的花园之中。刹那间他的眼神变得机警。没有任何预兆，雨停了。静默沉重，好似这瓢泼大雨是被暴力消除了似的。他照旧不动，只有眼珠子在转。

就在这片静谧之中，从前门传来了清晰的钥匙咔嚓转动声。那动静明显是故意的，让人注意到它，更像是由心智操控而不仅仅是手。孩子跳起来，躲进了壁柜。

脚步声在过道响了起来。慎重，然而又不是那么规律。轻一脚，紧接着，重重一脚。接着是一片寂静，仿佛来人停下了脚步，在聆听自己的动静或是翻看什么东西。约莫一分钟，厨房的门嘎吱嘎吱响，脚步穿过厨房走向冰箱。壁柜和厨房是同一堵墙，诺顿耳朵贴着墙站着。冰箱门开了之后，是冗长的寂静。

他脱了鞋子，踮着脚尖出了壁柜，跨过种子包。在房间的中央，他停下脚步，站在原地怔住了。一个长着一张骨瘦如柴脸庞的单薄男孩穿了件湿淋淋的黑外套，站在他门口堵住了他逃脱的路。雨水让他的头发扁扁地贴在头上。他站在那儿像一只被浇透了的愤怒的乌鸦。他的目光像钉子一般穿透了这个孩子，让他瘫在原地。随后他的眼珠子开始在屋里所有东西上打转——没铺的床，一扇大窗户上挂着的脏兮兮的窗帘，乱七八糟的梳妆台上竖着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脸宽宽的年轻女人。

孩子的舌头忽然滑开了。“他一直在等你。他想给你一只新鞋，因为你只能从垃圾桶里掏吃的！”他说话的声音有几分像老鼠吱吱吱吱在叫。

“我从垃圾桶里掏吃的，”男孩子慢吞吞地说，眼睛亮闪闪地注视他，“是因为我喜欢从垃圾桶里掏吃的。明白了吗？”

孩子点点头。

“还有，我要鞋子自己有办法。明白了吗？”

孩子着了魔似的点着头。

男孩一瘸一拐地走进去，坐在了床上。他往身后塞了个枕头，把他那条短点的腿伸展开来，那只巨大的黑鞋子便醒目地搁在了叠放的床单上。

诺顿的目光定在上头，一动也不动。那鞋底厚得跟砖似的。

约翰逊微微扭了扭这只脚，笑了。“只要我用这踢哪个家伙，”他说，“它就能教育他们别来招惹我了。”

孩子点头。

“去厨房，”约翰逊说，“给我做个三明治，用点黑麦面包和火腿。再给我拿一杯牛奶。”

诺顿跟一个机械玩具似的，被推着去了正确的方向。他做了个油腻腻的大三明治，火腿都从边上挂出来了，又倒了杯牛奶。而后他一手拿着牛奶，一手拿着三明治回了房间。

约翰逊像帝王似的背靠着枕头。“谢谢你，服务员。”他说着，拿走了三明治。

诺顿站在床边，举着杯子。

那男孩撕开了三明治，不紧不慢地吃着，直到吃完才端起了牛奶。他像个小孩一样双手捧着牛奶喝，等放低了杯子喘气时，唇边沾了一圈的奶沫。他把空杯子递给了诺顿。“服务员，去给我把那儿的橘子拿一个来。”他嘶哑地说。

诺顿去了厨房，回来带着橘子。约翰逊拿手指剥橘子皮，任橘子皮随意地落在了床上。他慢悠悠地吃着，把籽都吐在了自己面前。吃完以后他用床单擦擦手，以打量的眼神端详了诺顿很长时间，表现得像是被他的服侍软化了。“你是他的小孩儿无疑，”他说，“你继承了一样的蠢脸。”

那孩子呆呆地站着，好像根本没听见。

“他分不清左右。”约翰逊说着，声音里带着种嘶哑的欢快。

孩子的目光稍微往男孩的脸上移过去一点点，定定地看着墙。

“废话连篇，”约翰逊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孩子的上嘴唇轻轻一抬，然而什么都没说。

“空话一堆，”约翰逊说，“空话一堆！”

孩子的面孔开始露出小心翼翼的战备神色，往后缩了些许距离，好似准备马上撤退。“他是个好人，”他小声地嘟囔说，“他帮助别人。”

“好！”约翰逊恶狠狠地说道。他的头往前伸着，“听着，”他不屑地说，“我不在乎他是好还是坏。他不对！”

诺顿看起来呆若木鸡。

厨房的纱门发出砰的一声，有人进来了。约翰逊立刻挺直坐起来。“是他吗？”他问道。

“是厨娘，”诺顿回答，“她每天下午来。”

约翰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去过道，站在了厨房门口。诺顿跟在他后头。

那个有色姑娘正在橱柜前头脱下鲜红色的雨衣。她高高的个头，皮肤是浅褐色的，嘴唇像一朵色泽变深变暗就快要凋谢的大玫瑰。她的头发在头顶梳得层层叠叠，像比萨斜塔似的往一边斜。

约翰逊用牙齿发出调戏的声音。“来看看耶米玛[2]阿姨呀。”他说。

姑娘顿了顿，傲慢地盯着他们，好似他们是落在地板上的灰似的。

“来吧，”约翰逊说，“来看看你们除了黑鬼以外还有什么。”他拉开了他右边过道里的第一扇门，往贴着粉红色瓷砖的浴室里看进去。“粉红色的马桶！”他嘟囔说。

他转身对那孩子扮了个滑稽的鬼脸。“他坐这上头啊？”

“这是客人用的，”孩子说，“不过有时候他也坐。”

“他应该把脑子里的东西全倒进去。”约翰逊说。

接下来一扇门是开着的。自从妻子去世之后，谢泼德便睡在这间屋里。一张看起来像苦行僧修行的铁床，搁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大堆少年棒球联盟队的队服堆在屋子一角，一张宽大的卷盖式书桌上纸张四处散落，并被烟斗压住了。约翰逊安静地站在那儿打量这房间。他皱了皱鼻子。“猜猜是谁？”他说。

接下来的房门关着，不过约翰逊拧开了，他把脑袋伸进半明半暗的房间往里头看。阴影落了下来，久未流动的空气带有一股微弱的香水味道。屋里有一张宽大的古董床，一款巨大的梳妆台，上面的镜子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绰约闪动。约翰逊按了门边的灯开关走进房间，穿过去到镜前窥探。亚麻垫子上搁了一把银制的梳子，还有发刷。他拿起梳子开始往自己脑袋上梳。他先把前额的头发往下梳，然后又往一边撩过去。希特勒的发型。

“你别动她的梳子！”孩子说道。他站在门边，脸色苍白，重重喘着粗气，好似他正眼睁睁地看着神灵遭受亵渎。

约翰逊放下了梳子，拿起了发刷刷了刷头发。

“她死了。”孩子说。

“我不怕死人用过的东西。”约翰逊说道，他拉开最上头的抽屉，把手伸了进去。

“把你那脏兮兮的大肥手拿开，别碰我妈的衣服！”孩子的声音尖厉得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

“亲爱的，不要发脾气。”约翰逊小声地叽咕。他拽出一件皱巴巴的红色波点衬衫，又扔回去。接着，他又扯出一条绿色的丝巾围在脑袋上，再任它飘落地板。他的手继续往抽屉深处挖掘，片刻后紧紧抓出来一件褪色的束身衣，四个金属撑子晃荡来晃荡去。“这一定是她的屁股吧。”他评论道。

他小心翼翼地举在手里摇，而后系在自己的腰上，上蹿下跳起来，金属撑子来回地舞动。他开始打响指，胯部扭过来扭过去。“去摇滚，摇啊那个滚，”他唱了起来，“去摇滚，摇啊那个滚。无法取悦那女人，来拯救我天杀的灵魂。”他开始四处走动，用力地跺那只好脚，另一只脚沉重地挂在一边。他跳着舞着出了门，从傻掉的孩子身旁过去，回过道朝厨房走去。

半个钟头后谢泼德回到家里。他把雨衣扔在过道的椅子上，走到客厅门旁停下了脚步。他的脸刹那间变形，因为高兴而闪闪发亮。约翰逊坐在那儿，是一个阴暗的人影，坐在粉红色的高背软椅上。他身后的墙面从地板到天花板摆了一排一排的书。他正在读其中一本。谢泼德的眼睛眯缝了起来。那是一卷《大英百科全书》。他是那么全神贯注，根本没有抬头。谢泼德屏住了呼吸。男孩和这一切搭配在一起如此完美。他得把他留在这里。他终归要想方设法办到。

“鲁弗斯！”他说着，“小伙子，见到你真好！”他大跨步地过去，手臂往前伸着。

约翰逊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呃，嗨。”他说着，他先装作没看见对方伸过来的手，然而谢泼德没有收回去，他便极不情愿地握了握。

对这样的反应，谢泼德有心理准备。热情不外露，是约翰逊自我伪装的一部分。

“怎么样？”他问道，“你外公对你怎么样？”他坐在沙发边上。

“他倒下来就死了。”男孩漠然回答。

“你不是说真的吧！”谢泼德叫了起来。他起身，坐到了离男孩更近的咖啡桌旁。

“其实没有，”约翰逊说道，“他没倒下来就死掉。是我希望他这么死掉。”

“好吧，他在哪里呢？”谢泼德轻声问。

“他和一个剩余之民[3]去了山里。”约翰逊回答，“他还有其他人。他们打算把几本《圣经》埋进山洞里，还有不同种类的一对对动物，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像挪亚一样，不过这一回不是洪水，是大火。”

谢泼德的嘴角牵出了个苦笑。“我明白了，”接着，他又说，“换句话说，老傻瓜把你抛弃啦？”

“他可不是傻瓜。”男孩愤怒地回答。

“他把你遗弃了，是还是不是？”谢泼德没有耐心地追问。

男孩耸了耸肩。

“你的监查官在哪里？”

“不是我要追踪他，”约翰逊回答，“是他要追踪我。”

谢泼德笑了。“等等，一分钟。”他站起来去过道，把雨衣从椅子上拿起来，拉开过道的橱门挂衣服。他得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想想怎么说才能让男孩留下来。他不能强迫他留下来。这得自愿。约翰逊装作自己不喜欢他，只是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骄傲，他得想办法让他留下来，还得让他保有自尊。他拉开柜门，拿出了一个衣架。他太太的一件灰色冬衣还挂在这儿。他把它推到一边去，但衣服没动。他随手翻开了衣服，眉头皱了起来，好像在蚕茧里看见幼虫似的，诺顿在里头，他的脸浮肿而苍白，带着一种悲惨的嗑药神情。谢泼德看着他，忽然之间他想起了一个可能。“出来吧。”他说着，抓住他的肩膀，使劲儿地把他拽进了客厅，拉扯到约翰逊手拿百科全书坐的那把粉色椅子前。他要冒个险，一举击破。

“鲁弗斯，”他说，“我有个问题，需要你的帮助。”

约翰逊怀疑地抬起了眼睛。

“听我说，”谢泼德说，“我们家还需要一个男孩。”他的语调中有真实的绝望，“诺顿在这里生活，从来用不着和别人分享。他不懂分享的意义。我需要一个人来教他。你来帮我怎么样？和我们在一起待一段时间，鲁弗斯。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兴奋，他的声音变得尖细。

那孩子陡然活了过来，脸给气得鼓了起来。“他去她的房间，还用她的梳子！”他尖叫着猛拽谢泼德的胳膊，“他穿她的束身衣，和莱奥拉跳舞，他……”

“住嘴！”谢泼德厉声说，“你除了闲扯以外还会什么？我没向你要鲁弗斯的行为报告。我要你让他在这里感到受欢迎。你明白了没有？”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转向了约翰逊。

诺顿恶狠狠地踢那把粉红椅子的腿，不过绕开了约翰逊肿胀的脚。谢泼德把他拽了回来。

“他说你什么都不会，就会空话连篇！”孩子尖叫。

一种狡黠的快活神情从约翰逊的脸上一掠而过。

谢泼德不会退却，这样的攻击只是男孩防御的一部分而已。“鲁弗斯，怎么样？”他说道，“你会不会和我们住段时间？”

约翰逊直直地望着前方，没有说话。他浮现了微微的笑意，好像看见某些未来前景把他逗乐了。

“我无所谓，”他说着，把百科全书翻了一页，“哪里我都受得了。”

“太棒了，”谢泼德说，“很好。”

“他还说，”孩子声音嘶哑地小声说，“你分不清左右。”

一片默然。

约翰逊蘸湿他的手指，又翻了一页百科全书。

“我有话要对你们两个讲。”谢泼德说话的语气没有抑扬顿挫，他的目光从这人转到那人身上。他缓缓地开口，像是他的话只讲一回，他们有义务认真听着。“要是鲁弗斯对我的看法会让我的态度改变，”他说道，“那我就不会请他来这里了。鲁弗斯来帮我的忙，我也要帮他的忙，我们会一起帮助你。假如鲁弗斯对我的看法会影响我做本可以为他做的事儿，那么我可真自私。要是我能帮别人，那么我就会想帮。我没那么小气，不至于那么卑鄙。”

两人都没有动静。诺顿盯着椅子坐垫。约翰逊凑近了看百科全书上精美的图画。谢泼德看着他们两人的头顶，笑了。他终于赢了。男孩留下来了。他伸手揉揉诺顿的头发，拍拍约翰逊的肩膀。“现在你们两个坐下来熟悉熟悉，”他高兴地说着，走向门口，“我去看看莱奥拉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晚饭。”

他走开后，约翰逊抬起头看着诺顿。孩子也闷闷不乐地望着他。“天哪，孩子，”约翰逊的声音发劈，“你怎么受得了啊？”他的脸因为愤怒而僵硬了，“他以为他是耶稣基督！”

2

谢泼德的阁楼没装修，是一个大开间，梁柱暴露在外，没有电灯。他们在其中一扇天窗前面竖了个三角架，搁了架望远镜。这会儿，望远镜朝着黑暗的天空，天空悬挂着的一弯月亮，看起来有如蛋壳般脆弱，刚刚从一朵镶上了亮丽银边的云彩后浮现出来。屋里，放在箱子上的一盏煤油灯将他们的影子投向上空，又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在头顶的房梁接榫处微微地摇过来、荡过去。谢泼德坐在一只包装箱上用望远镜眺望着，约翰逊在他的肘边，等着看望远镜。两天前，谢泼德在一家典当店里花十五美元买了它。

“别占着不动了。”约翰逊说。

谢泼德起身，约翰逊滑坐到箱子上，眼睛往望远镜靠近。

谢泼德坐到几英尺外的一把直背椅上，高兴得两颊通红。他的梦想竟能成真。一个礼拜，他就成功地把这男孩的视野从狭窄的穴道通往了星空。他看着约翰逊弓着的后背，有种非常的满足。这个男孩穿着一件诺顿的格子衬衫，新的土黄色卡其布裤子是他给他买的。下个礼拜，鞋子就好了。他来后的第二天他就带他去了矫形支具商店，给他订制了合适的新鞋。约翰逊对着这只残足小心翼翼，仿佛它是个圣物。当那店员，一个长着粉红色、亮闪闪光头的年轻男人，用他渎神的双手量这脚时，他的神情闷闷不乐。这只鞋将会使男孩的态度发生极大的变化。就算是个长着正常双脚的孩子，得到一双新鞋也会爱这世界的。诺顿穿上新鞋的时候，会连着好几天走路都盯着脚看。

谢泼德的目光看着房间那一头的孩子。他背靠着箱子坐在地上，那箱子用他找到的一根绳子捆着，他还把那根绳子缠绕在从脚踝到膝盖的小腿部分。他看起来那么远，像是谢泼德的望远镜拿错了方向，从反的那端看到的他。自打约翰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之后，有一回他迫不得已严厉地揍了他——是第一天的晚上，诺顿发觉约翰逊要睡他妈妈的床的时候。他并不相信孩子能打好，特别是盛怒之下。但就这回来说，他大光其火地打了孩子，效果相当好。之后，诺顿就再也没有给他惹过麻烦了。

这孩子并没有对约翰逊表现出积极大方的态度来，不过既然他也没别的办法，就表现得顺应形势了。每天上午，谢泼德送他们两人去Y游泳池，给他们钱在自助餐厅吃午餐，让他们下午在公园同他碰头，来看他的少年棒球联盟队训练。每天下午，他们到公园时都是脚步拖拖拉拉而又沉默寡言，两人的脸都沉浸在各自的想法之中，好像没有觉察到对方的存在似的。不过谢天谢地，至少他们没有打架。

诺顿对望远镜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兴趣来。“你不想来看看望远镜吗，诺顿？”他问。诺顿这样子惹恼了他，无论哪里这个孩子都没能显示出一点点智能方面的好奇心来。“鲁弗斯要超过你了。”

诺顿心不在焉地向前倾过去，望着约翰逊的后背。

约翰逊转身离开仪器。他的脸开始长胖了。激愤的神情开始从他空洞的脸颊上退去，如今勉强地在他的眼窝深处支撑着，像一个被谢泼德的仁慈驱逐的逃犯。“孩子，别浪费你可贵的时间，”他说，“你只要看一回月亮，你就明白了。”

那些刚愎而后突然的转变会把谢泼德逗乐。这男孩反抗一切，只要让他怀疑意图是为了改善他，但凡令他心动，提起了兴趣的，他都要想方设法让人感觉到他的厌恶之情。谢泼德不会上当的。潜移默化地，约翰逊正在学习他想让他学到的——侮辱对他的恩人是无效的，他的友善和耐心自有防卫，没有裂隙会让长矛长驱直入。“有一天你也许会上月球，”他说，“几十年吧，人类也许就能有计划地绕着月亮旅行了。啊哦，你们男孩子也许会当太空人哦，宇航员！”

“太空——怪人。”约翰逊说。

“太空人也好，怪人也好。”谢泼德说，“鲁弗斯·约翰逊你很有可能上月球去。”

约翰逊的眼睛深处有什么在搅动。整整一天他的情绪都阴森森的。“我不去月亮，不去月亮活，”他说，“等我死了，我要下地狱。”

“至少到达月球是可能的，”谢泼德干巴巴地说，处理这种事儿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温和的奚落，“我们能看到月亮。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没人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地狱真的存在。”

“《圣经》给过证据，”约翰逊生气地说，“要是你死了去了那里，就永远被火烤。”

小孩子往前靠过来。

“不管谁说地狱不存在，”约翰逊说，“都是和耶稣作对。死者会受到审判，邪恶的要遭受诅咒。他们被烈火灼烧，咬牙切齿，放声大哭，”他继续说道，“那是永恒的黑暗。”

小孩子张大了嘴，眼神空洞。

“由撒但掌管。”约翰逊说。

诺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脚步蹒跚地向谢泼德走去。“她是在那儿吗？”他大声地问，“她在那里被烤着吗？”他踢掉了腿上的绳子，“她身上着火吗？”

“呃，老天爷，”谢泼德嘟囔着说，“没有没有。”他说，“她当然不在。鲁弗斯弄错了。你妈妈哪里也不在。她并没有不幸福，她只是不在了。”要是他太太去世的时候，他告诉诺顿她去了天堂，终有一天他能再见她的话，他的任务会轻松得多。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对他撒谎。

诺顿的脸开始扭曲，下巴突起了一个疙瘩。

“听着啊，”谢泼德飞快地说着，把孩子拉到他身边，“你妈妈的灵魂活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你是个好孩子，像她那么善良大方的话，也活在你身上。”

孩子浅浅的眼珠因为不信任而变得冷酷。

谢泼德的怜悯变成了反感。这孩子宁愿她在地狱里，而不是哪里都不存在。“你明不明白？”他说，“她不存在，”他把手放在孩子的肩头，“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全部答案，”他以一种更为柔和的恼怒语气说道，“真相。”

孩子并没有号哭，他猛地走开，抓住约翰逊的袖子，“她在那儿吗，鲁弗斯？”他问，“她在那里燃烧着吗？”

约翰逊的眼神闪烁，“哦，”他说，“要是她是魔鬼的话就是。她是个婊子吗？”

“你妈不是婊子，”谢泼德厉声说道。他有种开着车没了刹车的感觉。“行了，别再说傻话了。咱们在聊月亮呢。”

“她信耶稣吗？”约翰逊问。

诺顿看起来一片茫然。过了一秒钟，他回答说：“是的。”好像他明白必须这么回答，“她信。”他说，“一直信。”

“她不信。”谢泼德咕哝说。

“她一直都信，”诺顿回答，“我听到她说她一直信。”

“她得救了。”约翰逊回答。

孩子看起来还是很困惑。“哪里？”他问，“她在哪里？”

“高处。”约翰逊回答。

“那是哪里？”诺顿迫切地问。

“在天上的哪里，”约翰逊说，“不过，你要到那里得先死了。不可能坐着太空船去。”这会儿，他的眼睛里闪着细细的光线，像是一束稳定抵达目标的光。

“人类会上月球的。”谢泼德冷冷地说，“正如数十亿年以前，有第一条缓缓爬出水面来到陆地上的鱼。它没有合适陆地的装备，就从身体内部长出适应机能来，肺就是这么进化而来的。”

“要是我死了，我会下地狱，还是去她那里？”诺顿问。

“现在的话，你会去她那里，”约翰逊说，“不过，要是你活得太久的话，你就下地狱了。”

谢泼德猛地站起来，拿起了油灯。“鲁弗斯，关上窗户，”他说，“该上床睡觉了。”

走下阁楼的台阶时，他听到约翰逊在他身后响亮地说着悄悄话，“明天我都告诉你，孩子，等他不在的时候。”

第二天，男孩子们到球场公园的时候，他看着他们从露天看台后面出来，绕着球场边走着。约翰逊的手搭在诺顿的肩上，头俯向小男孩的耳畔，而孩子的脸上是一种破晓的亮光，是完全信任的表情。谢泼德的痛楚倍增。这是约翰逊惹恼他的办法。但是他不会生气。诺顿没那么聪明，不至于就这么被毁掉。他注视着孩子全神贯注的、迟钝的小脸。干吗要让他卓尔不群呢？天堂和地狱都是给平庸之辈的，要是他是个什么人的话，也就是个平庸之辈。

两个男孩子到了看台，坐在了十英尺开外的地方，面向他，然而谁也没露出认识他的神情。他往自己的身后看看，少年棒球联盟队的队员们散落操场各处。而后他走向露天看台，在他靠近了的时候，约翰逊说话间那不屑的嘘声消失了。

“你们两个家伙今天都干了什么？”他亲切地问道。

“他告诉我说……”诺顿开始了。

约翰逊用胳膊肘捅了捅孩子的肋骨。“我们啥都没干。”他说，脸看起来像是覆了一层没有色彩的光泽，然而透过其中某种错综复杂的神情在沾沾自喜地炫耀。

谢泼德感到脸颊发热，不过什么也没说。一个穿着少年棒球联盟队服的孩子用球棒轻轻地捅了捅他的小腿肚。他转身，手臂环着男孩的颈子，同他一起回了球场。

那天晚上他到阁楼去和男孩子们一起看望远镜，那儿却只有诺顿一个人。他坐在包装箱上，弓着身子一心一意地看着仪器。约翰逊不在。

“鲁弗斯去哪里了？”谢泼德问。

“我说鲁弗斯在哪里？”他问得更大声了。

“去了哪儿吧。”孩子回答，并没转身。

“去了哪儿？”谢泼德问道。

“他只讲他要去哪里。他说他受够了盯着星星看。”

“明白了。”谢泼德郁闷地回答。他转身下了楼。他寻遍了屋子，也没能找到约翰逊。而后他去起居室坐了下来。昨天，他还曾确信他在这个男孩身上取得的成功。而今天下午他就面对他在这个男孩身上的挫败了。他过度宽容了，太介意约翰逊喜不喜欢他了。他感到了一阵罪恶感的刺痛。约翰逊喜不喜欢他，又能有什么区别呢？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呢？那男孩进屋的时候，有几件事儿他们本应该弄清楚。只要你还待在这里，晚上就不能自己出去，你明白吗？

我并不是非待这里不可啊。我待不待在这里无关紧要。

喔，天哪，他想道，他不能把话说到这地步。他必须坚定，但不要因此争吵。他拿起了晚报。友善和耐心永远有必要，然而他向来不够坚定。他拿着报纸坐着，却没能看进去。如果他不展示出他的坚定来，这男孩是不会尊重他的。门铃响了，他去应答，一开门就倒退一步，露出了痛心、失望的神色。

一个沉着脸的大块头警察站在门廊上，抓着约翰逊的胳膊肘。马路牙子上，有辆警车在等待。约翰逊的脸色格外白，下巴往前伸着，仿佛是在控制自己不要颤抖。

“我们先把他带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情绪太激动，”警察说，“不过现在你见到他了，我们要把他带回局子里，问几个问题。”

“怎么回事儿？”谢泼德喃喃地问。

“从这里出去的街角处的一座房子，”警察回答，“被砸得够呛。地上全是碎碟子。家具也全都翻了个儿……”

“这事儿和我没关系！”约翰逊回答，“我走在路上想自己的事儿，这条子就跑来抓我。”

谢泼德严厉地看着男孩。他一点也不打算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柔和点。

约翰逊的血涌上脸颊。“我就是走了走。”他嘟囔说，然而语气却毫不肯定。

“走吧，伙计。”警察说道。

“你不会让他带我走，对吧？”约翰逊说，“你相信我，对吧？”他的声音带着恳求，谢泼德以前从未听到他这样说过。

这是决定性的时刻。这个男孩将必须懂得，当他犯了罪的时候是不能得到庇护的。“你得和他走，鲁弗斯。”他说。

“就算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干，你还是让他带我走？”约翰逊声音刺耳地说道。

谢泼德受伤的感觉在加重，脸色越发地僵硬。这男孩让他感到挫败，甚至还在他有机会给他那新鞋之前。他们明天就能拿到新鞋了。他所有的懊恼突然都转向了那只鞋；看到约翰逊的样子让他的怒火愈加强烈。

“你装得像你全心全意地相信我。”男孩嘟囔说。

“我确实相信过。”谢泼德说。他的脸板着。

约翰逊与警察转身走了，然而他动身之前，从眼窝深处朝着谢泼德闪烁的，是一道纯粹仇恨的光。

谢泼德站在门口，看着他们钻进巡逻车，开走了。他在召唤自己的恻隐之心。明天他要去警察局看看怎么帮他摆平这麻烦。在监狱里待一夜对他没什么伤害，这回经历可以教育他，如此对待一个一心一意为了他好的人，是不能免于惩罚的。然后他们去拿那只鞋。也许在监狱待了一夜，鞋子对这男孩而言会更有意义。

第二天早上的八点，警官打电话来告诉他可以把约翰逊带走了。“这案子是一个黑鬼干的，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他说，“你家男孩和这事儿没关系。”

谢泼德十分钟后去了警察局，面孔因为羞愧而发热。约翰逊无精打采地坐在了无生气的办公室外间的长凳上，正在看一本警察杂志。屋里没有其他人。谢泼德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试探性地将手放到他的肩上。

男孩抬头一看——嘴唇一撇——回头继续看杂志。

谢泼德感到生理上的不舒服。自己所作所为的难堪压负在他的心头，让他突然有了种隐约的紧张感。他恰恰在这个点失败了，一个本来可以一劳永逸地将男孩引入正途的转折点。“鲁弗斯，”他说，“我道歉。我错了，你是对的。我冤枉你了。”

男孩继续看杂志。

“我很抱歉。”

男孩蘸湿了手指，翻了一页。

谢泼德打起了精神。“我是个傻瓜，鲁弗斯。”他说道。

约翰逊的嘴角微微一歪。他耸了耸肩，没从杂志中抬起头来。

“你能不能忘了它，就这一回？”谢泼德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男孩抬起眼睛。他的眼神发亮，毫无友善。“我会忘记的。”他说，“不过，你最好还是记住。”他站起来，踱着方步向门口走去。在房间的中央，他一转身，猛地伸出胳膊指向谢泼德，谢泼德立刻跳起来跟在他后头，像是这男孩拉了一根看不见的狗链子似的。

“你的鞋，”他热切地说，“今天要拿你的鞋！”感谢上帝有这鞋！

可是，等他们到矫形支具商店的时候，发现这鞋做小了两号，新的再做出来至少还得十天。约翰逊的心情立刻就好了。店员显然是量尺寸的时候量错了，然而男孩却坚持说是脚长了。他喜气洋洋地出了商店，好像脚是自己得到了启示长大了似的。谢泼德的脸色枯槁。

此事之后他加倍地努力。既然约翰逊对望远镜已经没了兴趣，他买了台显微镜，还有一盒子切片。要是他不能让浩瀚在男孩的心中留下印象，那么他就要试试微物。约翰逊对这台新仪器全神贯注了两个晚上，接着就突然没了兴致。不过他似乎很满足于夜晚坐在起居室里读百科全书。他狼吞虎咽地读着百科全书，和他吃饭时的狼吞虎咽是一样的，胃口稳定、毫不打顿。似乎每个条目都进入了他的脑海，遭蹂躏一番又扔了出去。看着男孩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闭着嘴，读书，没什么比这更让谢泼德开心了。度过了两三个这样的夜晚之后，他开始恢复了幻想。他的信心又回来了。他知道，终有一天，他将为约翰逊感到自豪。

礼拜四的晚上，谢泼德参加城市政务会，他去的路上把男孩子们送去了一家电影院，回家的路上接了他们。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一辆汽车守候在屋前，挡风玻璃上有一盏红眼灯。谢泼德驶进了车道，车灯照亮了车里那两张阴森的面孔。

“条子！”约翰逊说道，“哪个黑鬼又在哪里砸了东西，他们就又来找我了。”

“让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谢泼德小声地说。他在车道上停下了，关上车灯。“你们男孩回屋里上床睡觉。”他说，“我来处理。”

他下了车，朝警车走去。他把脑袋探进车窗，两个警察看着他，一脸心知肚明的沉默表情。“街角的米尔斯和谢尔顿家，”坐在驾驶座的那位说，“看起来像被火车碾过去似的。”

“他进城看电影去了，”谢泼德说，“我家男孩跟他在一起。他和那回没关系，他和这回也没关系。我对这话负责。”

“要我是你，”那个离他更近的回答说，“像他这种小畜生，我是不会负责的。”

“我说过了，我负责，”谢泼德冷静地回答，“上回你们的人就弄错了。别再弄错了。”

两个警察互相瞅了瞅。“又不是我们倒霉。”驾驶座上的那个说，转动钥匙点了火。

谢泼德进了屋子，坐在黑灯瞎火的起居室里。他没有怀疑约翰逊，也不想让男孩以为他怀疑了，要是约翰逊认为他又怀疑他，他就会失去一切。不过，他想知道自己给出的不在场证明是不是无懈可击，他想去诺顿的房间问问约翰逊中间有没有离开过电影院。但是这更糟，约翰逊会知道他的做法而被激怒的。他决心去问约翰逊自己。他会直接问的。他在心里过了一遍要说的话，而后起身去了男孩的房门前。

门开着，好像在等他来，不过约翰逊已经在床上了。过道洒进屋里的灯光，恰好够谢泼德看清楚被子下他的轮廓。他走进房间，站在床尾处。“他们走了。”他说，“我告诉他们你和那事儿没关系，我对这话负责。”

枕头底下传来含混不清的咕哝声：“哦。”

谢泼德踌躇片刻。“鲁弗斯，”他说，“反正你没离开过电影院去干任何事儿，对吧？”

“你装得像你全心全意地信任我！”一个忽然激愤起来的声音嚷嚷说，“其实一点也不！你现在对我的信任和以前也差不多！”这声音失魂落魄的，与能看见他的脸时相比，更确定地像从约翰逊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这是责备的哭喊，微微带着轻蔑。

“我是相信你的，”谢泼德激烈地说，“我什么都相信你。我信你，我完全信任你。”

“你的眼睛一直都盯着我，”那个声音沉闷地说，“等你问完我一堆问题，你就穿过走廊再去问诺顿一回。”

“我没打算去问诺顿什么，我不会这么做的，”谢泼德轻柔地说，“而且我一点也没怀疑你。你从市中心的电影院出来，破门而入砸掉屋子再及时赶回电影院，恐怕很难。”

“这就是你为什么相信我！”男孩大叫，“——因为你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做到。”

“不是，不是这样的！”谢泼德说，“我相信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有勇有谋，不会再给自己惹麻烦。我相信你，如今对自己有清楚的了解，你没必要做这些事儿。我相信你，只要下定决心，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到。”

约翰逊坐了起来。一缕微弱的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而脸的其他部分是看不到的。“并且要是我想及时了事的话，我原本可以破门而入。”他说。

“但是我知道你没有，”谢泼德说道，“我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片刻沉默。约翰逊躺了回去。随后是低沉沙哑的嗓音，好似话是从嘴里艰难地挤出来的，他说：“等你得到一切你想要的东西以后，你就不想去偷、去砸了。”

谢泼德屏住了呼吸。这个男孩在感谢他！他在谢谢他！他的声音带有的是感恩。这是感激。他站在那儿，在黑暗中傻乎乎地笑了，试图把握住这片刻的凝滞。他极不情愿地朝枕头走了一步，伸出手摸了摸约翰逊的额头。冰凉、干燥，有如生锈的铁器。

“我明白。晚安，儿子。”他说着，迅速地转身离开了房间。他关上身后的门，情绪激动地站在那里。

经过过道的时候，诺顿的房门开着。孩子侧躺在床上，看着过道的灯光。

从此之后，约翰逊面前的道路将会一帆风顺。

诺顿坐了起来，冲他招手。

他看到了孩子，然而瞬间避开了他的视线。他不能进去，和诺顿说话，那会打破他和约翰逊之间的信任。他踌躇地在原地站了片刻，好似什么也没看到似的。明天，他们要回去拿那只鞋。那会是他们感情的巅峰时刻。他急急地转过身去，回了自己的房间。

孩子坐了起来，看着刚刚他爸爸站着的地方，看了好一会儿。最终，他目光涣散，躺了回去。

第二天，约翰逊闷闷不乐，不言不语，好像因为暴露了自我而感到羞愧。他的眼睛看着跟蒙了层罩子似的。他似乎缩回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那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确定决心的危机。谢泼德没能飞快地赶到矫形支具店，他把诺顿留在了家里，因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想自在地观察约翰逊最为轻微的反应。这个男孩看起来并不开心，甚至对那只鞋也提不起兴致。不过等鞋成为现实之时，他自然会有所触动。

矫形支具店是座混凝土的小库房，排列堆放着种种矫正受损身体的装备。轮椅、助步车占了大部分的地面。墙上挂着每一种拐杖以及支具。假肢堆在架子上，腿、胳膊、手、爪、钩、皮带、背带，以及那些为说不出名字的各色残疾准备的认不出的装置。屋中央一小片空地上是一排黄色塑料坐垫椅，还有一只试鞋的凳子。约翰逊无精打采地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把脚放在那只凳子上，郁郁寡欢的眼神落在脚上。大概是脚趾的地方又开裂了，他用一块帆布打了补丁。他补的另外一块以前像是鞋舌。鞋帮两边都用麻线扎起来了。

谢泼德的脸涌上激动的红晕。他的心跳快得异乎寻常。

店员胳膊下头夹了只新鞋从店后面过来了。“这回对了！”他说着，跨坐在那只试鞋的凳子上，把鞋撑了起来，笑的模样好像这鞋是他变魔术变出来的。

这是一个黑色的、光滑的、没什么形状的东西，闪着耀眼的光，看起来像把钝器，磨得光光的。

约翰逊阴郁地望着它。

“有了这只鞋，”店员说，“你都意识不到你在走路。你会以为自己在骑马！”他低下了粉嫩发亮的光头，开始小心地松麻线。他脱掉旧鞋的样子像是在剥一头还苟延残喘的动物的皮。他的脸紧紧绷着。那只套着脏袜子从鞋里拔出来的脚，让谢泼德作呕。他挪开了目光，直到新鞋套上去。店员动作麻利地系上了鞋带，“现在，站起来走一走吧。”他说，“看看有没有滑行的力量。”他朝谢泼德眨了眨眼睛，“穿上这鞋，”他继续说道，“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脚不正常了。”

谢泼德的脸色高兴得发亮。

约翰逊站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步态格外生硬，短的那条腿几乎没有落地。他僵直地站了片刻，背对着他们。

“太棒了！”谢泼德说，“太好了。”好像他给了这男孩一根新脊椎似的。

约翰逊转过身来，嘴巴紧紧抿成了一条冰冷冷的细线。他回到座位上，脱掉了鞋子，把脚放回旧鞋里，开始系鞋带。

“你是想带回家，刚只是先试试合不合适吗？”店员小声问。

“不是，”约翰逊回答，“我根本就不打算穿。”

“有什么问题？”谢泼德的声音抬高了。

“我不要新鞋，”约翰逊说，“要是我想要，自己会想办法。”他的脸像石头，然而眼里却有胜利的光芒。

“孩子，”店员说，“你是脚有毛病，还是脑袋有毛病？”

“去泡泡你自己的大脑吧，”约翰逊回答道，“你的脑袋着火呢。”

店员阴着脸站了起来，不过还是挺庄重，他问谢泼德这鞋该怎么办。他抓着鞋带，鞋子没精打采地晃荡着。

谢泼德的脸气得又红又紫，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前方一件连着假臂的皮革束身衣。

店员又问了一遍。

“包起来，”谢泼德低声说，他朝着约翰逊看了过去。“他还不够成熟。”他说，“我本来以为他不会再这么孩子气了。”

男孩斜睨了他一眼：“你之前也错过。”他说道。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起居室里像往常一样阅读。谢泼德郁郁不安地躲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后头，他想重新把好心情找回来，可是每每回想到那只被拒绝的鞋，他就感到一轮新的怒火。他甚至都不相信自己还愿意再看约翰逊一眼。他意识到，男孩拒绝这只鞋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约翰逊被他自己的感激之情吓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渐渐发现的新自我。他明白自己有什么在遭受威胁，他头一回正视了自己，还有自己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在质疑自己的身份。谢泼德极不情愿地感觉到他对男孩的同情回来了一点点。几分钟后，他放低了报纸，看着他。

约翰逊正坐在沙发上，目光落在百科全书上。他神情恍惚，可能一直在侧耳聆听远方某处的动静。谢泼德密切地注视他，然而男孩始终都在听，并没有掉过头来。这个可怜的孩子迷失了，谢泼德想。一晚上，他都坐在这里愠怒地看报纸，没说一个词来打破一下紧张的气氛。“鲁弗斯。”他开口了。

约翰逊继续坐着，一动不动，倾听着。

“鲁弗斯，”谢泼德以催眠的缓慢腔调说道，“只要你愿意，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都有可能。你可以当科学家，或者建筑师、工程师，或者不管什么吧，只要你下定决心去做。不管你决心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都会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他想象着他的声音，穿透了这个男孩精神深处的黑洞。约翰逊身体向前俯去，然而目光并没有掉转过来。街上有辆车关上了车门。一片沉寂。接着门铃突然尖声大作。

谢泼德跳了起来，走到门口开门。那个之前来过的警察站在那儿。巡逻车等在路边。

“让我见见那个男孩。”他说。

谢泼德沉下脸来，让到一边。“他一晚上都在家。”他说，“我可以作证。”

警察走进了起居室。约翰逊仿佛正在全神贯注地读他的书。随即一秒钟，他带着恼火的神情抬起眼睛看着，像个工作被打扰了的伟人。

“小伙子，半个钟头以前，你在冬街的那个厨房窗口看什么来着？”警察发问了。

“你不要再审问这男孩了！”谢泼德说，“我作证他刚才在这里。我和他在一起。”

“你听到他的话了，”约翰逊说，“我一直在这里。”

“不是每个人的脚印都像你这样的。”警察说着，眼睛看着那只畸形的脚。

“不可能是他的脚印，”谢泼德咆哮道，他被激怒了，“他一直在这里。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浪费我们的时间。”他感觉这句我们的敲定了他与男孩之间的团结一致。“我很烦，”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懒得欠抽，就不能出去找找到底是谁干了这些事儿。你就会机械地往这里跑。”

警察充耳不闻，继续盯着约翰逊看。在满脸的横肉之中，他的小眼睛看起来相当警觉。终于，他往门口走去。“我们迟早会抓住他的，”他说，“脑袋伸进了窗户，尾巴还留在外头。”

谢泼德跟着他走到门口，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门。他的精神在上扬。这正是适才他所需要的。他带着一脸渴望的表情回了屋。

约翰逊已经把书放下来了，坐在那儿会意地看着他。“谢谢。”他说。

谢泼德停下了脚步。男孩现出了掠夺成性的神情。他公然地使了个眼色。

“你自己当骗子也不差。”他说。

“骗子？”谢泼德喃喃地说。难道这男孩出去又回来了？他感到了自己的厌恶，紧接着，一股怒火将他推了出去。“你走开过？”他暴怒地问道，“我没见到你出去。”

男孩只是笑着。

“你上阁楼去看过诺顿。”谢泼德说。

“没有，”约翰逊回答说，“那孩子都疯了。他什么也不想干，就坐在那儿看那恶心的望远镜。”

“我不想听诺顿的事儿。”谢泼德粗暴地说，“你去过哪里？”

“我坐在那个粉红的马桶上，自己一个人，”约翰逊说着，“没有目击证人。”

谢泼德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他勉强地笑了笑。

约翰逊的眼珠子直转。“你不相信我。”他说。他的声音嘶哑，正如两天前的夜里在阴暗的房间里。“你装得像你全心全意地信任我，但其实你一点都不信。等事情烫了手，你就和其他人一样消失啦，”嘶哑的嗓音变得夸张又滑稽，赤裸裸的嘲弄。“你不相信我。你哪里有什么相信。”他号叫起来，“你一点也不比那条子聪明。脚印——那是陷阱。那儿根本没有脚印。那整个地方的后头都是水泥的。我的脚是干的。”

谢泼德慢吞吞地把手帕放回口袋。他跌落在沙发上，盯着自己脚下的毯子。男孩畸形的脚就搁在他的视线之内。那只破破烂烂拼凑起来的鞋子，对着他咧开大嘴笑，就像约翰逊本人的脸似的。他抓住了沙发垫子一角，指关节发了白。仇恨的寒意让他颤抖。他恨这只鞋，他恨这只脚，他恨这个男孩。他的脸色发白。恨意令他窒息。他被自己吓得目瞪口呆。

他抓住男孩的肩膀，抓得如此之用力好像是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听着，”他说，“你盯着那窗户就是为了让我难堪。这就是你想要的——想动摇我帮你的决心，但是我的决心不会动摇。我比你强大。我比你强大，我要拯救你。善的意志终将取胜。”

“意志不真实的话，不会的，”男孩说，“意志不正确的话，也不会。”

“我的决心没有动摇，”谢泼德重复道，“我要拯救你。”

约翰逊的神情再度变得狡猾。“你救不了，”他说道，“你会告诉我，从这屋子滚出去。我另外还干了两回——第一回就是，还有一回我本应该在电影院，不过其实也是我干的。”

“我不会叫你走的，”谢泼德说。他的语气了无生气，是机械的，“我要拯救你。”

约翰逊的脑袋往前探过去。“拯救你自己吧。”他鄙夷地嘘道，“除了耶稣，谁也救不了我。”

谢泼德生硬地笑了。“你别骗我，”他说道，“在感化院里我就把这些从你脑子里洗掉了。至少，这一点我救了你。”

约翰逊脸上的肌肉僵硬了。如此之憎恶的表情让他的脸变得凶残，吓得谢泼德一个倒退。男孩的眼睛像两面扭曲的镜子，他在里头看到自己，荒诞不经、丑陋不堪。“等着瞧。”约翰逊低声说。他突然站了起来，飞速地走向门口，如同他唯恐不能尽快地消失于谢泼德的视线内似的。不过，他走的不是前门，而是往后廊去的门。谢泼德在沙发上转过身去，看着男孩从他身后消失的地方。他听到他的房间门砰的一声。他没有走。谢泼德眼里的紧张退去了。他的眼神看起来黯淡无光、死气沉沉，似乎男孩带来的震惊直到这一会儿才刚深入了他的意识之中。“但愿他肯走，”他轻轻地说，“但愿他现在愿意一走了之。”

第二天早上，约翰逊出现在早餐桌前的时候穿着来时穿的那件他外公的衣服。谢泼德装作没注意，不过一看约翰逊的表情他就明白了早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落入了陷阱，现在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然荡然无存，除了心理战术，而约翰逊终将取得胜利。他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男孩。未遂的同情心令他麻木。一有机会他就出了门。一整天他都对晚上回家感到恐惧。他抱了些许微弱的希望，等他到家的时候男孩也许已经走了。外公的衣裳也许意味着他要走了。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希望愈发地强烈了。等他回到家，打开前门的时候心脏怦怦直跳。

他在过道停下了脚步，静静地看着起居室。他盼望的表情消失了，面孔看上去忽然如白发一般苍老。两个男孩紧挨着坐在沙发上，在读同一本书。诺顿的脸颊靠在约翰逊黑外衣的袖子上，约翰逊的手指在他们正读着的那一行字下移动。哥哥和弟弟。谢泼德呆若木鸡地看着这情形，看了几乎有一分钟。随后他进了房间，脱下外套扔到椅子上。两个男孩都没注意他。他去了厨房。

莱奥拉每天下午走前都会把晚饭留在炉子上，再由他拿到桌子上去。他头疼，神经绷得紧紧的。他坐在厨房的凳子上，就待在那儿沉浸在自己沮丧的情绪中。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把约翰逊激怒而自愿离开。昨天晚上，让他生气的是耶稣这个话题。这可能会让约翰逊勃然大怒，然而也令他自己难过。为什么不简单地告诉男孩你走吧？认输。想到还要面对约翰逊，再度让他感到恶心。那男孩看着他的眼神，仿佛是他有罪，好像他是道德上的麻风病患者，他根本不需要自负也知道自己是好人，他无可指摘。如今对约翰逊的种种感受，他无法自控。他愿意自己对他保有同情，他也愿意还可以继续帮助他。他开始怀念那个时候，屋子里除了他和诺顿没有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需要奋力解决的，只有这孩子纯粹的自私自利，以及他自己的孤独。

他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下来三份碟子去了炉子前。他心不在焉地把利马豆和烩菜倒进碟子里。把食物放到桌子上时，他叫他们过来。

他们把书带过来了。诺顿把他的椅子推了一圈绕到桌子另一边，挨着约翰逊。他们坐了下来，把书放在他们之间。这是一本黑色镶了红边的书。

“你们看什么书？”谢泼德问着，坐了下来。

“《圣经》。”约翰逊回答。

上帝赐予我力量吧。谢泼德的话压在了呼吸之间。

“我们在一家十美分店拿的。”约翰逊说。

“我们？”谢泼德喃喃地说。他转脸凝视诺顿。这孩子脸色发亮，眼里带着兴奋的光芒。这孩子突然的变化第一次让他感到震惊。他看起来很警觉。他穿了件蓝色的格子衬衫，眼睛比他以往任何时候见到的都要熠熠发亮。他的身上有种奇异的、全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新鲜的、趣味粗野的信号。“这么说，你现在学会偷了？”他说着，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你没有学会大方，反倒学会偷了。”

“没有，他没有，”约翰逊回答，“是我拿的。他只是看着。他不能玷污自己。反正对我来说没区别。反正我是要下地狱的。”

谢泼德住了嘴。

“除非，”约翰逊说道，“我忏悔。”

“忏悔吧，鲁弗斯，”诺顿用恳求的语气说，“忏悔吧，听到了吗？你不想下地狱的。”

“别再说这种废话。”谢泼德说着，严厉地看着孩子。

“要是我忏悔，我就成传教士了，”约翰逊说，“要是你真想忏悔的话，事情做了一半再忏悔也没意义。”

“你想干什么，诺顿？”谢泼德的声音尖刻而暴躁，“也想当传教士？”

这孩子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幸福而狂热的光。“太空人！”他喊道。

“太好了！”谢泼德的语气苦涩。

“那些太空船对你没什么好处，除非你信耶稣，”约翰逊说着，蘸湿了手指，开始翻《圣经》的书页。“哪里这么说来着，我读给你听。”他说。

谢泼德身子往前倾，愤怒地压低了嗓门：“鲁弗斯，把《圣经》搁到一边去，吃你的饭。”

约翰逊继续翻找那段落。

“把《圣经》放一边去！”谢泼德吼了起来。

男孩住了手，望着他。他表现得受了惊，然而挺愉快。

“你可以躲在这书后面，”谢泼德说，“这书是给胆小鬼的，给那些不敢用自己的脚站着的人，他们不愿意自己动脑子把事情弄弄清楚。”

约翰逊的眼睛直眨巴。他往椅子上靠了靠，离桌子远了点。“撒但支配了你，”他说道，“不光是我。也有你。”

谢泼德探出身子去抓那本书，不过约翰逊一把抢到手里放在了膝盖上。

谢泼德笑了，“你不相信这本书，你自己也知道你不信。”

“我信！”约翰逊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信什么，也不知道我不信什么。”

谢泼德摇头，“你不信的。你太聪明了。”

“我不是很聪明，”男孩小声地咕哝，“你不了解我。就算我不相信，这也都是真的。”

“你根本不信！”谢泼德说着，脸上挂着嘲讽。

“我相信！”约翰逊喘着粗气说，“我让你看看我相信！”他翻开膝上的书撕了一页下来，塞进了嘴里。他的眼睛盯着谢泼德，下巴激烈地咀嚼，书页随着他的撕咬噼啪作响。

“够了，”谢泼德说道，语气干巴巴的，仿佛气力耗尽，“够了。”

男孩举起《圣经》，用牙齿撕了一页下来，开始在嘴里磨碎，眼睛像在燃烧。

谢泼德俯过桌子，把书从他手里打了下来。“离开饭桌。”他冷漠地说。

约翰逊咽下了嘴里的东西，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一片繁华景象正在他的眼前盛开。“我吃过了！”他吸了一口气，说，“我吃了，跟以西结一样，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呢！[4]”

“走开，离开饭桌。”谢泼德说道，手在碟子边上握得咯咯作响。

“我吃过了！”男孩大叫起来，赞叹让他的脸都变了形，“我和以西结一样吃了。我不要吃你的什么，从今以后都不要了。”

“那么走吧，”谢泼德轻柔地说，“走。走吧。”

男孩站起来，拿起《圣经》走向过道。在门口他顿了顿，门槛上的小小黑影如同某种黑暗毁灭的启示。“魔鬼支配了你。”他兴高采烈地说着，消失了。

吃完了晚饭，谢泼德独自坐在起居室。约翰逊已经离开了这座屋子，但是他没法相信这男孩如此简单地一走了之。一开始的如释重负过去了，他感到沉闷、寒冷，就像快要生病了。恐惧如同迷雾笼罩了他。对约翰逊的口味来说，光是走掉太虎头蛇尾。他会回来试图证明什么的。也许一个礼拜他就回来了，往他家放把火。事到如今什么都不会令人震惊了。

他拿起了报纸，试图读下去，隔了片刻扔下报纸，站起身来去过道听着。他也许躲在阁楼上。他到阁楼去推开了门。

提灯亮着，往台阶上投下了昏沉的光。他没听到有动静。“诺顿，”他叫道，“你在这里吗？”没人回答。他走上窄窄的台阶去看。

在提灯投下来的如葡萄藤般奇形怪状的阴影之中，诺顿坐着，眼睛贴在望远镜上。“诺顿，”谢泼德问，“你知道鲁弗斯去哪里了吗？”

孩子背对着他。他专心致志地弓着背坐在那里，一双大耳朵直接就搁在双肩上。忽然之间他挥起了手，往望远镜蜷缩得更近了些，好像他没办法更靠近他看见的东西了。

“诺顿！”谢泼德抬高嗓门说。

孩子一动不动。

“诺顿！”谢泼德吼了起来。

诺顿跳了起来，转身。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异常的亮光。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明白过来是谢泼德了。“我找到她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找到谁了？”谢泼德问。

“妈妈！”

谢泼德在门口站定了。包围着孩子的阴影丛林愈发厚实了。

“过来看看呀！”他叫道，拿格子衬衫的下摆擦了擦汗津津的脸，接着眼睛又凑回了望远镜前。他的后背紧张地僵硬起来，定在了那里。几乎是立刻，他又开始挥手。

“诺顿，”谢泼德说，“你在望远镜里除了星群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你已经看了一晚上了，你最好还是上床睡觉。你知不知道鲁弗斯去哪里了？”

“她就在这里！”他叫着，并没从望远镜前转过身来。“她在向我挥手！”

“我要你十五分钟之内上床，”谢泼德说，片刻他又问，“听到我说话了吗，诺顿？”

孩子开始疯狂地挥手。

“我说话算话，”谢泼德说，“我十五分钟后要来看你在不在床上。”

他又下了台阶，回到客厅里。他去前门草草看了看外头。星星挂满了天空，他是真够傻的，居然以为约翰逊能上天。屋后小树林的某处，沉闷的蛙鸣听着好似低哑、空洞的音符。他回到椅子上坐了几分钟。他决定上床。他的手搁在椅子扶手上，身子往前倾着听，警车的鸣笛声有如第一声的灾难警报那么凄厉，慢慢地进了社区，越来越近，直到发出一声哀鸣在屋外息音。

他感觉有冰冷的重量压在肩头，像是一件结了冰的斗篷盖在了身上。他去门口开了门。

两个警察正走上步道，而夹在他们之间在黑暗中号叫的是约翰逊，每人铐住了他的一只手。一名记者跟在他们旁边一路慢跑，另外有个警察在巡逻车里等着。

“你家男孩来了，”那个脸最阴沉的警察说道，“我告诉过你我们会抓到他的吧？”

约翰逊用力地把胳膊往下拽。“是我在等你！”他说，“如果不是我想被抓，你抓不到我的。是我让你抓的。”他在对警察讲话，眼睛却斜睨着谢泼德。

谢泼德冷冷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想被抓呢？”那个记者跑了一圈绕到约翰逊的身旁，“你为什么故意被抓？”

似乎是这个问题再加上看到了谢泼德，男孩勃然大怒：“为了给大家看看这个冒牌的耶稣！”他发出嘘嘘的声响，朝谢泼德的方向踢着腿，“他以为他是上帝。我宁可住到感化院，也不想住在他家。我宁愿坐牢！魔鬼支配了他，他都分不清左右，他的大脑还不如他那疯疯癫癫的孩子！”他顿了顿，随即一气呵成地跳到了他那异想天开的结论。“他给了我暗示！”

谢泼德的脸色发白，紧紧抓住了门框。

“暗示？”记者急切地问，“什么暗示？”

“道德败坏的暗示！”约翰逊说，“你以为是什么暗示？不过我没听他的，我是个基督徒。我……”

谢泼德的脸痛苦得绷紧了。“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他声音发颤，“他知道自己撒谎。为了他，但凡我知道的我都做了。我为他做的比为我自己的孩子做的还多。我希望能救他但是失败了。不过这是个光荣的失败。我没什么可责怪自己的。我没给过他什么暗示。”

“你还记得那些暗示吗？”记者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说的是什么？”

“他是个肮脏的无神论者，”约翰逊回答，“他说地狱不存在。”

“得啦，现在他们见到了。”一个警察带着世故的叹息说，“我们走吧。”

“等等。”谢泼德说着，走下一级台阶，以最后孤注一掷的努力来保全自己的眼神紧紧盯着约翰逊的眼睛，“说真话，鲁弗斯，”他说，“你不想撒谎。你不是坏，你只是道德混乱。你用不着补偿你的脚，你没必要……”

约翰逊往前冲着，“听听他说什么！”他尖叫道，“我撒谎，我偷东西，是因为我干得漂亮！我的脚跟这有什么关系！瘸腿的就应该先进去！瘸脚的就该在一起。要是我准备好被拯救，耶稣自然会救我，轮不到谎话连篇浑身臭味的无神论者，轮不到……”

“你说够了吧。”警察说着把他往回拉，“我们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抓到他了。”他对谢泼德说。他们两人转身拖约翰逊走，约翰逊还是半侧着身，冲谢泼德大吼大叫。

“瘸子会赢取猎物！”他厉声叫道，不过他的声音消失在车里。记者爬上前座和驾驶员并排坐着，甩上了门。警笛一路悲鸣地没入了黑暗。

谢泼德还站在原地，微微屈身好似挨了一枪但是照样站着。隔了一分钟，他转身回屋，坐回了那把他刚刚离开的椅子。他闭上了眼睛，看见警察局里记者包围了约翰逊的场面，他们详尽地解读他的谎言。“我没什么可责怪自己的。”他喃喃地说。他的每个行为都是无私的，他唯一目的是拯救约翰逊让他做体面的职业，然而他自己却没能幸免，他牺牲了自己的名誉，他为约翰逊做的比为自己的孩子做的还多。卑鄙笼罩了他，像是空气里的一股恶臭，那么近仿佛源于他自己的呼吸。“我没什么可责怪自己的。”他重复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干巴而且刺耳。“我为他做的比为自己的孩子做的还多。”突然之间恐慌将他卷荡，他听到那男孩欢快的语调。撒但支配了你。

“我没什么可责怪自己的，”他再次开始，“我为他做的比为自己的孩子做的还多。”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仿佛来自控诉他的人。他默默地重复这句子。

他的脸慢慢地失去了光泽。在白发的光晕下，脸几乎变成了灰色。这句子在他心中反复回响，每一个音节都如同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嘴角扭曲，闭上了眼睛，抵抗着启示。而诺顿的面容在他眼前出现，空空荡荡，孤立无援，他的左眼难以觉察地朝眼睛外眶倾去，仿佛不能承受这悲伤的整个场面。因为对自己的厌恶，他的心脏开始收缩，如此清晰，如此有力，简直无法呼吸。他像个饕餮之徒，为了填满自己的空虚做着慈善工作。为了满足自己的幻象，他无视自己的孩子。他看见了目光澄明的魔鬼，一个心灵的探路者，他透过约翰逊的眼睛朝他使了个眼色。他自己的形象渐渐凋零，直到他的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他瘫在原地，瞠目结舌。

他看到了诺顿在望远镜前，他的后背，还有耳朵，他看见他的胳膊举了起来，激动地挥舞。对这孩子痛苦难当的爱如同激流将他淹没，仿佛一股生命力的倾注。他看着小男孩的脸变了，变成了他的救星，一片明亮。他快活地呻吟起来，他要把一切都补偿给他。他将不再让他痛苦。他将既当爹又当妈。他跳起来，跑到他房间去，去亲吻他，去告诉他他爱他，他永远不会再辜负他。

诺顿的房间灯亮着，然而床是空的。他转身跑上阁楼的楼梯，在楼梯顶他一个回旋，仿佛逼近的是断崖。三角架倒了，望远镜在地上。几英尺之外，孩子悬挂在阴影丛中，恰恰就在光的下方，他从这里出发飞去了太空。

[1]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至十三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2] 由下文可知，厨娘名叫莱奥拉，鲁弗斯将其叫成耶米玛。《圣经·旧约·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四至第十五节中可知，耶米玛为约伯长女，很是美丽。

[3] 在《圣经》中指大灾之后，幸存的一小部分人。如《圣经·旧约·创世记》里的挪亚。而《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至二十三节中，提及以色列剩余之民。

[4] 见《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至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为什么争闹？[1]

提尔曼在州首府中了风，他本来有事务在身，结果在那里的医院住了两个礼拜。他不记得救护车送他回家的事儿了，不过他太太记得。她在他脚边的弹跳椅上坐了两个钟头，定定地盯着他的脸看。他的左眼珠往里斜，这眼似乎保留了他以往的性情。怒火熊熊燃烧。至于脸上的其余部分都快要死了。正义是残酷的。当她发觉这点时，由此感到些满足。也许只有这样的毁灭，才能唤醒沃尔特。

碰巧他们到达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在家。玛莉·莫德从学校开车回家，没意识到救护车就在她后头。她从车里出来——三十岁的高个子女人，有一张孩子气的圆圆脸，一堆颜色跟胡萝卜似的头发在头顶无形的发网里散落着——她吻了吻妈妈，瞅着提尔曼，倒抽一口气；而后漠然而又慌乱地跟在护理人员身后走，高声地告诉他担架怎么绕过前台阶的拐弯处。完全像个学校老师，她妈妈想。浑身上下都是学校老师的样子。当走在前头的护理人员到了前廊时，玛莉·莫德忽然用平时操纵小孩子的尖厉腔调说道：“沃尔特，起来开门！”

沃尔特只坐了椅子边，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前行的队伍，一根手指窝在一本救护车来之前他正在看的书里。他站起身来，打开纱门撑住了。护理人员抬着担架走过前厅时，他注视着父亲的脸，一脸着了迷的模样。“很高兴看到你回来，船长。”他说着，扬起了手，敬了个懒散的礼。

提尔曼盛怒的左眼似乎看到了他，然而没有流露认出他的眼神。

从现在开始，罗斯福就不是园丁而要开始当护士了。他站在门内，等着。他穿上了那件只有特殊场合才穿的白色外套，望着前方的担架。他眼里充血的血管肿胀，突然眼泪蒙上了双眼，并如同汗水一般在他黑色的双颊上闪闪发亮。提尔曼那只尚好的胳膊做了个虚弱而又粗暴的手势，这是他给他们这些人唯一的一个关切姿势。那黑人跟着担架去了后头的卧室，吸着鼻子，好像被人打了似的。

玛莉·莫德进去接着指挥抬担架的人。

沃尔特和他妈妈仍然在前厅里。“关门。”她说，“你把苍蝇都放进来了。”

她一直在看他，在他的无动于衷的大脸盘上寻找些许信号，看他有没有被触发紧迫感，感觉到现在他得接手做主了，如今他得做些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都好——即使看到他犯错误，她也会感到高兴，哪怕事情搞得一团糟也意味着他在做事儿——但是，她什么变化都没看见。他的眼珠在眼镜后头望着她，闪着微光。他记下了提尔曼脸上的每一处细节；他记录了罗斯福的眼泪，玛莉·莫德的慌乱，现在他又来研究她，看看她有什么表现。她猛地把帽子拉直。从他的眼里看到的是，帽子滑到了她的脑后。

“你还是那样戴着好，”他说道，“那样你看起来有种不经意的放松。”

她板起脸，全力以赴地让脸色阴沉下去。“现在是你的责任了。”她的语气严厉，是一种决定的腔调。

他半笑不笑地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像专门用来吸收的东西，她想着，什么都往里吸，什么都不往外吐。也许她正在打量的是一个使用家族面孔的陌生人。他有和她的爸爸、她的爷爷一模一样的，不做承诺的律师的笑意，长在一模一样笨重的下巴之上，在一模一样的罗马鼻之下；他还有一模一样的眼睛，不是蓝的，不是绿的，也不是灰的；他的脑袋很快也会和他们一模一样地秃掉。她的脸变得更为阴沉。“你必须得接手管理这地方。”她说着，抱起了胳膊，“要是你还想待在这里的话。”

笑容消失了。有那么一会儿，他用力地盯着她，表情空空的，接着视线越过了她，越过了外头的草地，越过了四棵栎树以及遥远的黑色林木线，落入了茫茫然的午后天空。“我以为这是家。”他回答说，“但看来不是。”

她的心脏收缩。她瞬间得到了个启示，他无家可归。在这里没有家，别处也没有家。“当然是家，”她说道，“但是必须有人来管。得有人让黑人干活吧。”

“我没法让黑人干活，”他小声地说，“那大概是我最不能胜任的事儿啊。”

“我告诉你该怎么干。”她说。

“哈！”他说，“你会，”他望着她，似笑非笑回到了脸上。“女士，”他说道，“你终于像你自己啦。生来就该你接手。要是老家伙十年前就中了风，我们会过得更好。你能赶着马车队穿过荒原。你能镇压暴乱。你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位呐，你是……”

“沃尔特，”她说道，“你是男人。我只是个女人。”

“你们这一代的女人啊，”沃尔特回答，“比我这一代的男人强多了。”

怒火令她的嘴唇绷成了一条紧紧的线，她的脑袋几乎不知不觉地颤抖了。“说这话不羞愧吗！”她轻叹道。

沃尔特坐回到之前的椅子上，翻开了他的书，脸上浮现出懒洋洋的神情。“我这一代的唯一美德呢，”他说道，“就是讲出真相的时候并不感到羞愧。”他要看书了。她的会谈时间结束了。

她仍旧站在那里，身体僵直，落在他身上的眼神是惊愕的厌恶。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儿子。他的眼睛、他的头颅以及他的笑容都属于这个家族，然而在此之下是另外的一种男人，与她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相同。他的身上没有天真，没有诚实，不论是对原罪还是对选举都毫无信念可言。她看到的这个男人不偏不倚地既追求善也追求恶，每个问题都能看到太多面乃至于不能行动，他不能劳作甚至还不能让黑鬼劳作，身处任何邪恶都可以趁虚而入的真空之中。上帝才知道，她想着，屏住了呼吸，上帝才知道他会干什么！

迄今为止他什么也没干过。他现在二十八岁，就她所能见的一切而言，除了薄物细故之外他什么都不上心。他有种气质，是那种天将降大任所以现在什么都不能干，因为什么都是干扰的人。既然他终日无所事事，她也想过可能他想当个艺术家、哲学家之类的玩意儿，然而根本不是。他什么能署名的东西都不想写。他只为了找乐子给人写信，写给那些他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写信给报纸。用不同的名字，还变换不同的性格给陌生人写信。一种古怪、令人鄙夷的小恶习。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恪守道德的男人，然而相比更大的缺陷，他们对小恶习更为鄙视。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拥有什么。然而不可能知道沃尔特懂些什么，他对什么事情什么看法。他读的书和当下重要的事儿没有丝毫的关系。经常她走到他身后，在他搁在那儿翻开的书页上发现一些画了下划线的奇怪段落，她为此困惑了好些日子。他丢在楼上浴室地上的一本书里，她发现的一段话一直在不祥地跟随着她。

“爱须由愤怒充实，”是这么开始的，她想，确实我的爱就这样。什么时候她都在生气。接下来是，“既然你已然唾弃我的恳求，也许你愿意听一听规劝。你在父亲家意欲何为呢，你这娘娘腔的勇士？哪里是你的碉堡，你的战壕？在前线度过的冬天去了哪里？听！战斗的号角在天堂吹响，看我们的将军如何盛装行军，降临乌云中央，征服整个世界。一把双刃剑从我们的王的御口中吐出，一路砍杀。终于从你的小憩中站起来，来到战场！放弃遮阳棚，来寻求太阳。”

她把书翻了个个儿，看看自己读的是什么书。是圣杰罗姆写给赫罗多斯的一封信，斥责他放弃了沙漠。底下注解说赫罗多斯是一个著名团体的成员，该团体公元三七○年聚集在阿奎莱亚[2]的杰罗姆周围。他曾陪同杰罗姆奔赴近东，意欲建立远离尘嚣的生活。赫罗多斯继续前往耶路撒冷之时两人分开。最后他返回意大利，此后成为著名的传教士，奥蒂纳姆[3]的主教。

这就是他读的东西——对现代早就没有了意义的东西。而后随着不甚愉悦的微微一惊，她想了起来，那个嘴吐宝剑、一路行军施暴的将军是耶稣。

[1]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二章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2] 即Aquileia，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附近。

[3] 即Altinum，现代的Altino，位于意大利北部。

天启

医生的候诊室非常小，特平夫妇进来的时候里面挤得满当当的。特平太太块头特别大，她的到场使得这地方看起来更加逼仄。她乌云压顶地逼近了搁在屋中央的杂志桌首，成了房间局促、处境可笑的一个活证。她小小的、亮亮的黑眼珠把所有的病人都看了一遍，迅速地估量了一下座椅的情况。有一把椅子空着，沙发上还有个位置，被个长着金发、穿着脏兮兮蓝色背心吊带裤的孩子占着，应该有人告诉他挪一挪，给女士让位置。他大概五六岁。不过，特平太太马上就看明白了，没人会叫他挪开，他整个人都躺在座位上，胳膊无聊地摊在两边，眼珠子在脸上无所事事地打着转，鼻涕直流也没人给擦擦。

特平太太一只手坚定地放在克劳德的肩头，她说话的嗓门，只要愿意听就没有人听不见，“克劳德，你坐那把椅子。”把他往空椅子那儿推了一把。克劳德面色红润，脑袋光溜溜的，人结结实实的，看上去没特平太太那么大块头，不过他还是坐下来了，似乎习惯了她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特平太太还是站着。房间里唯一的男人坐在克劳德旁边。这是个精瘦得干巴巴的老家伙，两只像生了锈般的手分别搁在双膝上。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或者是死了，更或者是装成这样就不用起来给她让位置了。她的目光愉快地落到了一个衣着得体的灰头发女士身上，两人眼神碰到了一起，后者那表情在说：要是我的孩子，他会有点教养给别人让让座的——那地方，你和他一起坐绰绰有余。

克劳德叹了口气，抬起眼睛，好像要站起来的样子。

“坐下来，”特平太太说，“你知道你那条腿不能站的。他的腿烂了。”她解释道。

克劳德把一只脚抬上杂志桌，卷起裤腿，露出饱满的、白得像大理石的腿肚子上的紫色肿块。

“妈呀！”那位宜人的女士说，“你怎么搞的啊？”

“一头牛踢的。”特平太太回答。

“苍天哪！”那位女士说。

克劳德放下了裤腿。

“要不，那个小男孩挪一下。”女士提议道。然而那个小孩一动没动。

“有人很快就要走了。”特平太太说道。她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医生——这么有钱，他们只要把脑袋从医院里伸出来看你一眼，就收五美元——怎么就不能提供一间面积体面点的候诊室呢。这一间基本上不比一间车库大。桌子上杂乱无章地堆着缺胳膊少腿的杂志，另一头是个大大的绿色玻璃烟灰缸，装满了烟屁股和沾着血渍的棉花球。要是这地方由她负责打理的话，每隔一会儿她就会清空的。房间前头，贴着墙没有摆椅子。墙面镶了块直角形的嵌板，从这儿能看到办公室，护士进进出出的，秘书在听广播。入口处的金色罐子里，插了一把塑料羊齿植物，叶子拖曳着几乎要挂到地面上。电台在轻柔地播放福音音乐。

正在这时候，里间的门开了。那护士把脸从门缝伸了出来，叫下一个病人。她那黄头发盘得如此之高，特平太太生平第一次见识。坐在克劳德一边的女人抓住了她椅子两边的扶手撑着站起来，拉了拉贴在腿上的裙子，蹒跚地走进了护士消失的那扇门后。

特平太太小心翼翼地坐到了空椅子上，椅子像一件束身衣似的紧紧地夹着她。“我真想减肥啊。”她说着，转着她的眼珠子，颇具喜感地吁了口气。

“噢，你不肥。”那个体面入时的女士回答说。

“噢噢噢噢噢，我是太肥，”特平太太说，“克劳德想吃什么吃什么，体重也从来没超过一百七十五磅。我哪，好吃的只要看上一眼，重量就添上了。”她的肚子、双肩随着笑声摇摆，“你想吃的都能吃，对不对，克劳德？”她转头问他。

克劳德只是咧着嘴笑。

“得啦，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性格啊，”那位入时的女士说，“我觉得吧，你多重根本没关系，性格好的人多好啊。”

女士的旁边是一个胖胖的姑娘，大概十八九岁，正在皱着眉头看一本厚厚的蓝色书。特平太太看到书名是《人类的进化》。女孩抬起头来，皱着眉头对着特平太太，好像不喜欢她的样子。她流露出恼怒神色，努力看书的时候竟有人讲话。可怜的姑娘，粉刺把她的脸都变蓝了。特平太太想着，在这样的年纪有这么一张脸，太让人遗憾了。她对姑娘友善地笑，然而，姑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特平太太自己胖，但是她向来皮肤好，再说了，尽管她四十七岁了，脸上还是没有皱纹，只有笑得太厉害的时候眼角才会出现笑纹。

丑姑娘的旁边就是那个小孩，他还照样纹丝不动地在原来的位置上，孩子的旁边是一个皮肤粗糙的干瘦老太太，穿了一条印花棉布裙。她和克劳德在泵房囤的三袋鸡饲料袋子印的就是这种花色。她一开始就看出来了，孩子是老太太带来的。从他们坐的样子她就看出来了——一副目光茫然的白渣[1]样子，就好像要是没人叫他们起来，他们能一直坐到世界末日似的。在她的右边那位体面入时、愉快宜人的女士的旁边，坐了个长着瘦长脸的女人，肯定是那孩子的妈妈。她穿着黄色的汗衫，酒红色的宽松裤，看起来都很粗糙，她的嘴唇周围烟渍斑斑，脏兮兮的黄头发用一小条红纸带扎在脑后。什么时候他们都比黑鬼更糟糕，特平太太想。

福音这会儿唱的是：“当我仰首，主将俯瞰。”特平太太知道这一段，她想起了最后一段：“奉主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特平太太总是会看似不经意地注意人的脚。那位衣着体面的女士穿了双红灰相间的绒面鞋配她的衣服。特平太太穿着她精美的黑漆浅口皮鞋。那个丑姑娘穿的是女童子军鞋和厚袜子。老太婆穿了双网球鞋，而那个白渣妈妈脚上穿的像卧室用的拖鞋，黑色的麦秆和金色的穗带穿插其间——正是你知道她会这么穿的那种样子。

有些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平太太就会想假如说她不是她自己的话，那么她愿意选择做谁呢。要是耶稣造她之前曾经问她：“你可以去的只有两个地方，要么你就当个黑鬼，要么你就当个白渣。”她会怎么回答呢？“求求你，耶稣，求求你了。”她兴许会这么说，“让我等等看有没有别的地方能去。”那么他也许会说：“不行，你现在必须出发，就这两处可选，你决定吧。”她将会扭来扭去，求了又求，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最后，她可能要说：“好吧，那么我还是当个黑鬼吧——但不是穷黑鬼。”然后，他将她造成一位整洁的、干净的、值得尊重的黑人女性，还是她自己，只不过是黑皮肤罢了。

孩子的妈妈旁边，是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女人，她正嚼着口香糖读一本杂志。要是用克劳德的话来说，那就是飞一般的速度。特平太太看不到这个女人的脚。她不是白渣，只是个普通人。有时候特平太太晚上忙着给各阶层的人命名。底层的人堆里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都不是如果她变成有色人种愿意当的人，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接下来——并不在他们之上，只是略有差距——就是白渣。之后他们的上一层，是有房子的人，再往上是有房又有地的人，她和克劳德就是这类。在她和克劳德之上的，是有很多钱、有大房子、有很多土地的人。不过，想到这里问题就复杂了，因为有些很有钱的人很普通，本该在她和克劳德之下。另外有些血统优异的人，失去了他们的钱只能租房子住，而后有色人种住进了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的土地。镇上就有个牙科医生是有色人种，他有两部红色林肯，还有个游泳池，有一座农场，里头养的是登记在册的良种白脸牛。通常等她睡着的时候，各阶层的人们在她的脑海里四处奔波、搅成了一团，她会梦到他们全都挤在一辆棚车里，被赶着运送到一座煤气炉里。

“这钟真漂亮。”她说道，朝右边点了点头。那是个挺大的壁钟，钟面镶了个旭日东升的铜框。

“是啊，相当漂亮，”那位时尚女士同意道，“再说还挺准的。”她补充了一句，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她旁边的丑姑娘一只眼睛挑了起来，皮笑肉不笑地瞅瞅那钟，随后直勾勾地盯着特平太太又开始皮笑肉不笑。而后她的眼睛回到了书上。她明显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因为尽管她们的性情看起来没什么相像的地方，不过她们脸的形状是一样的，还有一样的蓝眼睛。在那位女士身上，眼睛闪着和蔼的光芒，然而在姑娘那张烤焦了似的脸上，眼里则是闷火和烈焰轮流地出现。

要是耶稣说：“好吧，你可以选择，白渣、黑人还是丑八怪！”

特平太太替这姑娘感到强烈的遗憾，纵然她认为长得难看和行为难看是不一样的。

那个嘴唇烟渍斑斑的女人从她的椅子上掉转身体，抬起脑袋看钟，随即又转了回来，往特平太太的方向稍稍看了看，是从她一只眼睛里飞出来的一瞥。“你想不想知道从哪里能弄这么一只钟来？”她说话的声音响得刺耳。

“不用了，我有一只不错的钟。”特平太太说道。一旦这样的人在闲谈里插了一腿，她就会结束对话。

“拿绿票[2]就能给你换一个，”那个女人说，“可能他的也是那里来的。多攒些绿票，几乎就能换任何东西了。我自己拿的是首饰。”

你应该拿的是毛巾和肥皂，特平太太想。

“我是拿了条床笠。”那位惬意的女士说。

那个女儿砰地合上了书。她看着自己的前方，目光直接穿过特平太太以及黄色的窗帘，还有她身后那堵墙上的厚玻璃窗。姑娘的眼睛似乎刹那间全亮了，闪着奇异的光芒，一种异乎寻常的光亮，如同夜晚路标发的光。特平太太回头想看看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值得她看，却什么也没看见。隔着窗帘，过路的人只是模模糊糊的影子。这姑娘，总不能因为自己长得难看就孤立自己啊。

“芬利小姐。”护士说着，推得门嘎啦作响。那个嚼着口香糖的女人站起来，从她和克劳德面前经过，去了办公室。她穿的是红色高跟鞋。

丑姑娘的目光直接越过了桌面，定在了特平太太身上，好像有特别的理由憎恨她似的。

“今天天气真不错，对吧？”姑娘的妈妈说。

“要是有黑鬼摘棉花的话，是摘棉花的好天气啊。”特平太太说，“不过，黑人再也不想摘棉花啦。你没法让白人摘棉花，现在又没法让黑人摘了——因为他们起来和白人平起平坐啦。”

“不管怎么样他们得试试啊。”那个白渣女人说着，身子往前倚。

“你有没有摘棉花的设备？”那位惬意的女士问。

“没有，”特平太太说，“那些机器会把一半的棉花都留在地里。反正我们又没有多少棉花。如今要是你想做农场的话，就得每样东西都有一点。我们有两亩棉花，几头猪，也养了鸡，白脸牛的数目也是克劳德自己能照料得过来的。”

“有一样我不想要，”那个白渣女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背擦嘴，“就是猪。臭烘烘的，还呼呼噜噜、到处瞎翻哩。”

特平太太只给她甚为微少的一点点注意力。“我们的猪不脏，也不臭，”她说，“我见过的有些孩子还没我的猪干净呢。它们的蹄子从来不着土地，我们有猪舍——在那里，你是在水泥地上养猪。”她对那个惬意的女士解释说，“每天下午克劳德用管子把它们赶出去，冲洗冲洗地板。”远比那里的那个孩子干净多了，她想。脏兮兮的可怜的小东西。他还是没动，除了把他那脏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嘴里以外。

那女人把脸避开了特平太太。“我就知道我不会赶猪还拿什么管子。”她对着墙说。

你也没什么猪可赶，特平太太想。

“呼呼噜噜、到处瞎翻还哼哼唧唧。”女人咕哝说。

“我们每样都有一点。”特平太太对那位宜人的女士说，“雇工都成这样了，多了你自己照顾不了也没用。今年我们找到了足够的黑鬼摘棉花，不过克劳德还得跟他们一起去，到晚上还得带他们回家。他们连半英里的路都走不了。不行，他们走不了。我跟你说啊，”她说着，活泼地笑了，“巴结那些黑鬼累死我了。但是呢，要是你想让他们替你干活，你就得爱他们哪。他们早上来的时候我就跑出去说，‘大家不错吧？’克劳德开车带他们去田里，我那个精力充沛地挥手啊，他们也冲我挥手。”她飞快地挥着手演示。

“就跟他们自己人打招呼一个样。”那位女士说着，露出了心知肚明的表情。

“像个孩子，是啦，”特平太太说道，“他们从田里回来，我就拎着一桶冰水跑出去。从现在开始未来就是这样子了。”她说，“最好面对现实。”

“一样事我知道，”白渣女人说话了，“有两样事我不做：爱什么黑鬼，用管子赶什么猪。”她厉声发泄自己的轻蔑。

特平太太和那位宜人的女士交换了个眼神，以示她们都明白，有些事儿你要是想理解，首先你得先拥有一些东西才行。然而每一回特平太太和这位女士交换一下眼神，她都能意识到丑姑娘那古怪的神情还盯在她身上，她很难把注意力转回谈话中。

“要是你有什么东西的话，”她说道，“你就得照看。”你要是什么都没有，除了呼吸和裤子，她对自己补充说，你也就能每天上午去镇里，坐在政府的楼顶吐痰。

一片旋转的、怪诞的阴影闪过她身后的窗帘，浅淡地落在了对面那堵墙上。紧接着，一辆自行车咔哒咔哒地停到了屋外。门打开了，一个有色男孩钻了进来，拿着杂货店的托盘，上面放了两只带杯盖的红白相间的大纸杯。这个男孩子个头高高的，非常之黑，他穿了条掉色发了白的裤子，一件绿色的尼龙衬衫。他在慢吞吞地嚼口香糖，好像和着音乐节奏似的。他把托盘放在办公室入口的地方，就在羊齿植物一旁，伸着脑袋找那个秘书。她不在。他把胳膊支在台子上等着。他狭窄的胯部翘着，从左边晃到右边，一只手伸过头顶，挠后脑勺。

“年轻人，看到那儿的按钮了吗？”特平太太说道，“你按一下，她就来了。她可能在后头哪里。”

“这个对吧？”男孩欢快地说道，像是之前从来没看到这按钮似的。他靠向右边把手指放上去。“她有时到外面去。”他说着，转身面向他的观众们，胳膊在身后撑住了平台。护士现了身，他又扭着转回去。她递给他一美元，他的手插进口袋里摸出零钱数着递给她。她给了他十五美分小费，他端着空托盘出去了。沉重的门慢慢地转了回来，终于发出倒吸的声音合上了。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讲话。

“他们应该把所有那些黑鬼全送回非洲，”白渣女人开口了，“那是他们最开始来的地方。”

“哦，没有我那些有色好朋友，我该怎么办啊。”那位宜人的女士回答。

“比黑鬼更糟糕的事儿多如牛毛呢，”特平太太赞同地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就像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一样。”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世界才转起来的。”女士以她悦耳的声音说。

她说话的时候，那个表情粗鄙的姑娘嗒嗒地咬着牙齿，下嘴唇往下拉，里面翻出来，淡粉红的嫩肉露了出来，一秒钟便又卷了回去。特平太太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鬼脸，有那么个片刻，她确定地相信这个姑娘的鬼脸是冲她来的。这姑娘看她的样子，似乎以前就认识她，一辈子都这么讨厌她——看上去不仅仅是姑娘的一辈子，而且还是特平太太的一辈子。为什么啊，姑娘，我甚至不认识你，特平太太默默地说。

她强迫自己将注意力回到聊天里。“把他们送回非洲不现实，”她说道，“他们也不想回去。他们在这里过得太好了。”

“不能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个女人回答说。

“在这个世界啊，你把所有黑鬼都送回那里去，可不是什么办法。”特平太太说，“他们会躲起来，躺地上，恶心你，哭天号地，到处诉苦，火急火燎，东跑西颠。这世界啊把人家送回去，真不是什么办法。”

“他们过去能来嘛。”白渣女人说，“回去跟来一样。”

“那时候没这么多人啊。”特平太太解释说。

那女人看着特平太太的神情，跟打量白痴似的。不过特平太太并不会因为她的神情困扰，想想这表情打哪里来的就够了。

“不不不，”她说，“他们要待在这里，还可以去纽约和白人结婚，颜色越变越好。这才是他们想做的事儿哩，他们所有的人呐，都想颜色变好啊。”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的，知道吧？”克劳德问道。

“不知道啊，克劳德，是什么？”特平太太回答。

克劳德挤了挤眼睛。“白脸黑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一点笑容都没有。

屋里每个人都笑了，除了白渣女人和那个丑姑娘。姑娘发白的手指抓着她双膝上的书。白渣女人打量四周，从这张脸看到那张脸，似乎她觉得大家都是白痴。那个穿饲料包装袋印花的老太太照样面无表情，继续盯着坐在她对面的男人脚上穿的高帮鞋，那男人就是方才那个自特平夫妇进门以后一直装睡觉的家伙。而这会儿他开怀大笑，双手还是在膝盖摊开放着。那孩子已经在边上倒下来了，他躺了下来，脸都快趴在老太太的大腿上了。

等大伙儿的笑声渐渐消失，广播里那用鼻音哼哼的小合唱还在响。

你去吧去往虚空虚空

我将奔赴自己的

然而我们终将一路虚空

一起

沿着那一路的虚空

我们将互相搀扶

面带欢笑——走过任何一种

天气！

特平太太不是每个词都听明白了，不过听懂的那些就足以让她赞成这歌中的精神了。这歌让她的思想变得严肃。在他人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是她的人生哲学。只要她知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从未袖手旁观过，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是渣滓还是体面人。在她应当感恩的一切之中，她最感激自己成为这样的人。要是耶稣说：“你可以是上流社会，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还可以瘦下来，体态优美，不过你就不能是有美德的好女人了。”她将会如此说：“那么我不要做这样的人。让我做个好女人吧，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不管多胖、多丑、多穷！”她的内心激动万分。他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黑鬼或者白渣，长得也不丑！他让她成为自己，什么都给了她一点。耶稣，谢谢你！她说着，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每回她计算自己得到多少赐福时，她感觉轻快得就像体重只有一百二十五磅，而并非一百八十磅。

“你家小男孩怎么了？”那位宜人的女士问白渣女人。

“他得了溃疡，”那个女人骄傲地说，“他出生以后，我一点安静日子都没了。他和她一样。”她说着，冲那个老太太点了点头。老太太粗糙的手指正在小孩淡淡的头发上梳理。“那两人我给什么也咽不下去，除非是可口可乐和糖。”

也就这些你能让人咽下去了，特平太太对自己说，太懒不肯开伙。像她这号人，没什么地方她是不了解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就算你给了她一切，也就两个礼拜就全都破破烂烂，污秽不堪，难保不会全砍掉当柴烧了。她这一切都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的。必须帮助这些人，但是你却无能为力。

几乎是立刻，丑姑娘的嘴唇又翻了下来。她的眼睛像两把钻子一样钉在特平太太身上。这一回不会弄错的，在这双眼睛的后头有种紧迫的东西。

姑娘，特平太太无语地呐喊，我没对你做过什么！这姑娘必定把她同什么人弄混了。没有必要再姑息任由自己受到威胁。“你肯定在念大学了，”她贸然开口，直接望着那姑娘，“我看到你在读本书。”

姑娘继续盯着她看，眼神尖锐而一言不发。

她的粗鲁让她妈妈红了脸。“玛莉·格蕾丝，这位女士问你话呢。”她压着声音说。

“我有耳朵。”玛莉·格蕾丝回答。

可怜的妈妈再次涨红了脸。“玛莉·格蕾丝读的是卫斯理学院，”她解释着，一边还扭着衣服上的扣子。“在马萨诸塞州，”她补充道，还做个鬼脸，“今年夏天她一直都在埋头学习。什么时候都在看书，真的是个书虫哎。她在卫斯理学院成绩真的不错呢。她在修习英语、数学、历史、心理学，还有社会学，”她哇啦哇啦地说，“我觉得过分了。我觉得她应该出门去好好地玩。”

那姑娘的模样，像是想把他们全都从玻璃窗用力地丢出去。

“在很北方啊。”特平太太喃喃地说道，心里想着，得，没能让她变得有礼貌点。

“我倒巴不得他生病了，”白渣女人说着，把注意力又往自己身上扭，“他没得病的时候太讨厌了。像有些小孩儿生来就是坏蛋。有些生病就变坏。不过他相反，生病就变好。他现在不给我惹麻烦了。是我等着看大夫。”她说。

要是我真要把谁送回非洲去，特平太太想，女人呐，是你这种人。“真的，就是这样，”她大声地说着，不过仰望着天花板，“比黑鬼还糟的事儿多如牛毛啊。”比猪还脏，她对自己补充说。

“我觉得吧，这世上最让人遗憾的是性格不好的人。”那位宜人的女士说，声音果断、又尖又细。

“我感谢上帝，他赐予我好性情，”特平太太说道，“从来没有暗无天日的时候，每天都能找到好笑的事儿。”

“她嫁给我以前也没那么多事儿好笑。”克劳德说着，绷着喜感的脸。

大家都在笑，除了那个姑娘，还有白渣。

特平太太的肚子笑得摇摇晃晃的。“他这么个好笑的人，”她说，“我实在忍不住要笑他。”

那姑娘发出了响亮又难听的咬牙声。

她妈妈的嘴角拉紧了，变得薄薄的。“我认为这世上最糟莫过于，”她说道，“不知感恩的人。什么都有，却从不知感激。我认识一个姑娘，”她说道，“她的父母给了她所有一切，有个那么爱她的弟弟，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穿的是最好的衣服，然而她对谁都口出恶言，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一天到晚只会批判、抱怨。”

“岁数太大，打不得啦？”克劳德问道。

那姑娘的面孔几乎成了紫色。

“是的。”女士说，“我怕是没有办法了，只好随她犯傻去。总有一天她会清醒的，到那时候已经太晚啦。”

“笑笑又不会伤人，”特平太太说，“只会让你感觉神清气爽啊。”

“当然了，”女士伤心地说，“不过有些人呢，你就是什么都不能说。他们不接受批评。”

“要是我有什么吧，”特平太太的语气感情充沛，“那就是感恩了。每当我想到，除了成为我自己之外，我本来也可能是任何其他人，而我得到的一切，每样东西我都有一点，除此外我还有好性格，我真想大声呼喊，‘谢谢你，耶稣，感谢世界是今天的样子！’本来有可能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样，别人可能得到克劳德。只要想到这个，她心中的感恩如江水般奔流，一阵强烈的喜悦之情贯穿了她的身体。“噢，谢谢你，耶稣，耶稣，谢谢你！”她响亮地呼喊。

那本书直接砸在她的左眼。几乎袭击发生的同一时刻，她蓦然发觉这姑娘要朝她砸书了。她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那张粗鄙的面孔飞过桌子朝她冲了过来，嗷嗷号叫着。姑娘的手指像夹子一样卡住她脖子松垮垮的肥肉。她听到那位妈妈叫出了声，还有克劳德的吼声：“哇啊！”有那么个瞬间，她以为自己将要面临的是场地震。

几乎是立刻，她的视线变窄了，她看到的一切好似都发生在远处某个小房间里，或者好像是她拿反了望远望而从镜片里看到的场景。克劳德的脸挤作一团，跌出了视野之外。那个护士跑进来，然后出去，之后又进来了。再后来，医生又细又长的身影从里面那扇门冲了出来。桌子翻倒，杂志飞扬。随着姑娘跌倒时发出的砰的一声巨响，特平太太的视力忽然恢复，她看到的一切不再那么小而是变大了。那白渣女人瞪大了眼睛盯着地上，姑娘被按倒，一边是她妈妈，另一边是那护士，她在她们的控制之中奋力地挣扎，医生横跨在她上方跪着，试图要把她的胳膊拉下来，一秒钟之后，他终于想法设法把一根长长的针管推了进去。

特平太太感到身体彻底空了，除了心脏还在从这边荡到那一边，仿佛这枚心脏是在一个巨大的、空洞洞的肉皮鼓里，被震得来回地摇摆。

“哪个闲着的打电话叫救护车。”医生以仓促的语气说道，那种遇到严重的情况年轻医生的语气。

特平太太连手指都没法动弹。一直坐在她旁边的老男人敏捷地蹿进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因为秘书似乎没回来。

“克劳德！”特平太太叫道。

他没坐在椅子上。她知道自己必须跳起来去找他，然而她感觉自己就像在梦里赶火车的人，一切动作都缓慢得像慢动作，你越努力地想跑快点，动作就越慢。

“我在这儿。”一个喘不过气来的腔调在说话，非常不像克劳德。

他弯着腰缩在地板角落里，扶着腿，脸色苍白得像张纸。她想起身去他那里，然而却动弹不得。她的目光渐渐地垂了下去，越过医生的肩膀俯视着地上那张混乱的面孔。

那姑娘的眼珠没再继续打转而是盯住了她。这双眼睛这一会儿看上去颜色比之前浅了，好像刚才他们身后有一扇紧紧关闭的门，现在打开了，将光线和空气都放了进来。

特平太太的脑袋清楚了，活动能力回来了。她往前靠过去，直到她能够直接地看着那双激动得发亮的眼睛。她的心里丝毫没有怀疑，这姑娘认识她，以某种专注的、私密的方式认识她，这样的认识与时间、空间以及情景都没关系。“你想对我说什么？”她沙哑地问，屏住了呼吸等着，好似在等候天启。

那姑娘昂起了脑袋，目光与特平太太的目光紧紧地拧在了一起。“你从地狱来的就回地狱去吧，你这只老疣猪。”她轻轻地回答。她的声音很低，然而声声清晰。她的眼睛燃烧了片刻，好像愉快地看到了她传达的信息正中目标。

特平太太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

过了会儿，姑娘闭上了眼睛，疲倦地将头转向一边。

医生站了起来，把空掉的注射器交给护士。有一小会儿，他弯着身子，将两只手搁在那位妈妈的肩头。她浑身颤抖地坐在地上，嘴唇紧紧合着，双腿夹住了玛莉·格蕾丝的一只手。那姑娘的手指像婴儿似的，围着她的大拇指握成了一团。“去医院吧。”他说，“我打电话安排。”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脖子。”他以欢快的语气对特平太太说。他开始用头两根手指检查她的脖子。两根小小的、月牙形状的线条，像她气管上方刻着两条粉色的鱼骨头。她的眼睛上头是刚刚开始瘀肿的发炎的红。他的手指也摸了摸此处。

“别管我，”她重重地说，甩开他，“去看看克劳德。她踢了他。”

“我马上就去看他，”他说着，摸了摸她的脉搏。这是个瘦瘦的、灰发的男人，习惯说说诙谐的话，“回家后给你自己放个假，今天就休息吧。”他说着，拍了拍她的肩。

你可别拍我了，特平太太对自己咕哝道。

“眼睛上放个冰袋。”他说着，过去蹲到克劳德身旁查看他的腿，片刻后扶他起来，克劳德一瘸一拐地跟他去了办公室。

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房间里唯一的动静是那姑娘的妈妈颤抖的呻吟。她继续坐在地上。白渣女人的眼睛还是盯着那姑娘。特平太太直直地望向前方，并未聚焦任何一物。这会儿救护车停了下来，一个长长的黑影映在窗帘的后头。护理人员进来，把担架放在姑娘旁边，将她熟练地架上去，抬着出去了。护士帮着那位妈妈收拾好了她的东西。救护车的影子静静地离开，护士回到了办公室。

“那女孩要疯了吧是不是？”白渣女人问护士，不过护士继续往后走，没回答她。

“就是，她要疯了。”白渣女人对其他人说。

“可怜的。”老太太低声地说。那孩子的脸仍旧伏在她的腿上，他的眼睛无所事事地从她的腿上看出来。整个骚乱过程，他一动未动，只是把压在身下的一条腿挪了出来。

“我要感谢上帝，”白渣女人热切地说，“我不是疯子。”

克劳德跛着腿出来了。特平夫妇回家了。

他们的敞篷小货车转上自家的土路往山顶上去时，特平太太抓着窗框疑虑地望着外头。这一片缓坡优雅地蜿蜒而下，经过薰衣草点缀其间的旷野，他们的黄色木结构小房子就在刚要上坡的地方，有个沿着屋子延伸的黄色小花坛，像一条色彩鲜艳的围裙，端端正正地扎在两株巨大的山核桃树之间，就是通常人家修建花坛的地方。这会儿她即使看到两根发黑的烟囱之间烧焦了，也不会感到震惊了。

他们两人都不想吃饭，所以换上了家居的衣服，拉下卧室的百叶窗躺了下来。克劳德的一条腿搁在枕头上，她自己则用一块毛巾盖住了眼睛。后背刚刚躺平的刹那间，一头脸上长着疣子、后背像剃刀、耳后伸出了犄角的猪的形象呼哧呼哧地钻进了她的脑海，她呜咽起来，低到无声的呜咽。

“我不是，”她眼泪汪汪地说，“我不是疣猪，我不是从地狱来的。”可是，她的反驳全无力量。那姑娘的眼神、言辞，乃至说话的语调，声音小然而那样清晰，就是针对她的，不容否认。她被挑出来接受这个信息，尽管屋里有白渣，这话兴许给那渣滓才正合适。直到这会儿，这个事实的全部力量才打击到她，那里有个女人疏于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却被忽略。这个信息传达给了鲁比·特平，一位可敬的、勤劳的、经常去教堂的女人。泪水干了，愤懑让她的眼睛变得热辣辣的。

她撑着胳膊肘坐了起来，毛巾落到了她手上。克劳德仰天躺着，开始打鼾了。她想告诉他那姑娘讲了什么。然而与此同时，她又不想将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变成一头来自地狱的疣猪。

“哎，克劳德。”她小声地说着，推他的肩膀。

克劳德睁开了一只婴儿般的浅蓝色眼睛。

她小心地望进去，他什么也没想，他只是走自己的路罢了。

“喔，怎么啦？”他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没事儿，”她回答，“你的腿还疼吗？”

“疼得要死。”克劳德回答。

“很快就会好的。”她说着，又躺了下去。一会儿，克劳德就又打起了鼻鼾。这下午剩下的时光他们就这么躺着。克劳德睡着了，她皱着眉头看天花板。她时不时地抬起拳头，在自己胸前轻轻一捶，好像正为了捍卫自己的清白，与一群看不见的访客战斗，他们像是约伯的安慰者们[3]，表面合情合理然而却是错误的。

大概五点三十分，克劳德动了。“得去看着那些黑鬼了。”他叹气，却没动。

她直勾勾地望着上空，仿佛天花板上有看不懂的手写字似的。她眼睛上的肿块已经变成发绿的瘀青。“听着。”她说。

“什么？”

“吻我。”

克劳德俯过身来，响亮地吻在她嘴上。他挤到她身边，他们的手勾在一起。她脸上那发狂的专注表情没有改变。克劳德坐了起来，咕噜地呻吟着，抱怨着，一瘸一拐地出去了。她继续专心看着天花板。

直到听见载着黑人的敞篷小货车回来的声音，她才起床。她坐起来，把脚塞进她那双棕色的牛津鞋里，懒得系鞋带了，便迈着沉重的步伐拖拖拉拉地去后廊拿红色的塑料桶。她把一托盘的冰块都倒了进去，又倒了半桶水，出门去了后院。每天下午，克劳德带雇工回家来，一个男孩子帮他往外堆干草，其余人就在车后等他忙完带他们回家。货车停在一棵山核桃树的树荫下头。

“今晚大家怎样呀？”特平太太精神不振地打着招呼，拎着水桶和长柄勺出来了。货车上有三个女人和一个男孩。

“我们很好，”最老的女人说，“你咋样呢？”她的眼睛立刻看到了特平太太额头上的暗瘀，“你摔跤了，是不是？”她语气关切地问道。老女人皮肤黝黑，几乎没了牙，头上戴着的一顶克劳德的旧毡帽拨到了脑后。另两个女人年轻一些，皮肤颜色也淡一些，两个人都有新的鲜绿太阳帽，一个就戴在头上，另一个摘下来了。那个男孩在帽子底下笑得露出了牙齿。

特平太太把桶放在货车斗里。“你们自己来。”她说着，往四周看了看，确认克劳德已经走开了，“没有，我没摔跤，”她说着抱起了胳膊，“比摔跤要糟糕多了。”

“没有坏事，你不会有坏事哩！”老女人说着，说话的样子好像大家都知道特平太太有神灵特殊保护似的，“你就自己小摔了一下下嘛。”

“我们进城到了医生的诊所，因为牛踢了特平先生，”特平太太用平淡的语调说，暗示她们可以把蠢话省省了，“有个姑娘在那儿。一个大个子胖姑娘，怒容满面。我看那姑娘觉得她有点怪，但也不知道怎么怪。我和她妈妈正聊着天，聊啊聊的，忽然之间砰的一声，她把她正在看的大书朝我砸过来，还……”

“啊不要！”老女人叫道。

“然后她就从桌子上跳过来，开始掐我脖子。”

“啊不要！”她们全都喊了起来，“不要！”

“为啥她这样？”老女人问道，“她烦啥？”

特平太太只是看着自己的前方。

“有事儿烦她吧。”老女人说。

“他们来了辆救护车把她带走了，”特平太太继续说，“不过走以前，她在地板上打滚，他们想按住她给她一针，她对我说了句话。”她顿了顿，“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她说什么啦？”她们问道。

“她说——”特平太太开始又停下，脸色非常阴郁沉重。阳光开始泛了白，越来越白，洗清了头顶的天空，在天空的映衬下山核桃树的叶子愈发黑暗了。而那些话她怎么也说不出口。“真正难听的话。”她喃喃说道。

“她不该对你讲丑话，”老女人说，“你这么亲切。我认识的女士中，你最亲切。”

“她还漂亮。”戴帽子的女人说。

“还结实，”另外一个说，“我以前可没见过如此亲切的白人女士。”

“这都是真话，在耶稣面前也讲，”老女人说，“阿门！最亲切最漂亮就是你了。”

特平太太清楚地知道黑人谀媚的马屁价值几何，这让她更加愤懑了。“她说，”她再次开始了，这回一口粗气就说了出来，“她说我是从地狱来的老疣猪。”

一片讶然的寂静。

“她在哪儿呢？”那个最年轻的女人厉声叫道。

“让我见她。我去杀了她！”

“我和你一起去杀了她！”另一个嚷嚷说。

“她从贫民区来，”老女人怜悯地说，“我知道白人女士里你最亲切。”

“她还漂亮，”另外两人说，“长这么结实。还亲切。耶稣对她很满意！”

“肯定的。”老女人宣布说。

白痴！特平太太对自己咆哮。但凡要用脑子的话，你根本不能对黑鬼讲。你可以和他们喋喋不休但没法和他们沟通。“你们不喝水啊，”她简短地说，“喝完以后桶就搁在货车上吧。我还有事儿要做，不能在这里站着过一天啊。”她往屋里走去。

她在厨房的中央站了片刻。她眼睛上面的瘀伤看起来像一块微型漏斗云，随时都可能席卷越过她眉毛那道地平线。她的下嘴唇危急地噘了起来。她调整了一下魁梧的双肩，挺直身子，而后快步走到屋前，从侧门出去，走下了通往猪舍的小路。她的表情像是一个手无寸铁只身投入战斗的女人。

这会儿的太阳是深黄的，犹如秋分时节的月亮，正在往西面迅疾地驶去，越过了远处的林木线，好像要抢在她前头到达猪舍似的。路面坑坑洼洼的，她大步前行的时候，把路上几块相当大的石头踢飞了出去。从牲口棚边上的小路走到头，猪舍在一个小土墩的上面。那是一块跟房间大小差不多的水泥平台，围了一道约莫四英尺高的木栅栏。水泥地面微微倾斜，以便冲刷的水能流到沟里，再从沟里引流到田地里做肥料。克劳德就站在外头水泥地的边缘，俯靠着顶板，水管往下伸冲洗里头的地面，管子连着附近一处水槽的水龙头。

特平太太爬上去站到他旁边，瞪着眼睛看里头的猪。七头长鼻子、长满刚毛的小猪崽——棕黄的，带了猪肝色的斑点——还有只老母猪，几个礼拜前刚下了小猪崽。老母猪正侧躺下，呼呼噜噜，而小猪崽四处奔走，摇摇晃晃，跟傻乎乎的小孩子一个样子。它们眯缝的小猪眼在地上搜罗剩下来的东西。她曾经读到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她对此深感怀疑。它们应该比狗聪明。曾经有过猪宇航员，它的任务执行得很好，然而随后死于心脏病，因为他们让它穿电热服，整个检查过程都得直挺挺地坐着，但是当然了，猪应该四蹄朝下才对。

呼呼噜噜，到处瞎翻，哼哼唧唧。

“把管子给我，”她说着，猛地从克劳德手里抽走管子，“去，送黑鬼回家吧，然后让腿休息休息。”

“你那样子像是能吃掉一条疯狗。”克劳德观察说，不过他走下去，一瘸一拐地走了。他没留意她的心情。

等听不到他了，特平太太站在围栏边，只要哪头小猪崽看起来像打算躺下来，她就拿着管子，将水流对准它的后半身。等时间差不多够他翻过山头了，她微微侧过头去，暴怒的眼睛扫索着小径。看不见他了。她再转过身去，似乎想要打起精神来似的，她耸起肩膀，深深地吸了口气。

“你为什么要给我传这样的口信？”她说道，声音低然而语气激烈，只比窃窃私语稍高一点，但其中聚集的怒火却有着咆哮的力度。“我怎么能既是头猪，还能成为我自己？我怎么能既得到拯救，又来自地狱？”她空着的那只手痉挛得缩成了一团，另外一只手握着水管，茫然地将水流指向老母猪眼睛的四周，根本没听到它盛怒的厉声啸叫。

从猪舍能够俯瞰到后牧场的面貌。在后牧场，他们的二十头肉牛围在克劳德和男孩卸下来的干草垛旁。刚刚割过的牧场沿坡而下一直延展到大路。过了大路是他们的棉花地，再过去是一片满是灰尘的深绿色树林，这树林也是他们的。太阳在树林的后面，非常之红，像一个正在审视自家猪的农夫，正在从树篱的上方俯瞰下去。

“为什么是我？”她低沉地说道，“这附近的渣滓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我都给过施舍。每天干活干到骨头都要断了，还要去教堂帮忙。”

就控制眼前的场地而言，她的身材刚好相宜。“我怎么会是头猪？”她问道，“我到底怎么像猪了？”她把水流猛地刺向小猪崽，“那里有那么多渣滓。根本不该是我。

“要是你更喜欢人渣，那么为自己准备些人渣就是了，”她发着牢骚说道，“你也可以把我造成个渣滓。或者是黑鬼。要是你想要渣滓，为什么不把我造成渣滓？”她拿着管子的手晃了晃，那蛇一般的水柱即刻蹿上了半空。“我可以什么都不干，轻轻松松，脏不拉几。”她愤愤不平地说，“整天在路边闲逛，喝根啤[4]，吸鼻烟，随地乱吐，鼻烟弄到满脸。做个下流货色我可以的。

“或者你本可以把我变成黑鬼呀。现在让我当个黑鬼太晚了，”她尽情地嘲讽，“不过我还可以做到跟黑鬼似的，躺在马路中间让交通堵塞，满地打滚。”

随着光线愈发深沉，一切随之披上了一层诡秘的色调。牧场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如玻璃一般的绿色，而公路的纹路成了薰衣草的淡紫色。她振作精神，让自己做着最后的进攻，这一回她的声音在牧场的上方回荡。“来吧！”她吼道，“说我是猪吧！再说我是猪。说我来自地狱。说我是从地狱来的疣猪吧。来个底翻天吧，高还是高，低就是低！”

回到她耳边的是混乱的回响。

余怒令她浑身颤抖，她咆哮着说：“你以为你谁啊？”

每样东西的色彩、旷野以及深红的天空，有那么一会儿都犹如正在燃烧，带着股透明的强光，将这个问题越推越远，裹挟着越过了牧场，飞过了公路、棉花田，清晰地回到了她的耳畔，如同从树林那头传来的答案。

她张大嘴，然而没能发出声音来。

克劳德的微型货车在公路出现了，飞快地驶出了视线，齿轮勉强地刮擦，看起来像小孩子的玩具似的。一辆大卡车随时就能把它碾个粉碎，把克劳德和黑鬼们的脑袋散落一路。

特平太太站在那儿，目光锁定了公路，浑身肌肉僵硬，直到过了有五六分钟，货车再一次出现，往回走了。她等着，等到时间差不多车子开上了他们自己家的路，如同一座有了生气的雕像，她才慢慢地垂下了头，凝视着，仿佛目光经由奥妙的核心，恰恰长驱直入地落进了猪舍，掉在了猪身上。小猪崽在角落聚集一处，围着轻轻呼噜噜的老母猪。红光弥漫，覆盖了它们。它们好像正在为一种隐秘而来的生命气喘吁吁。

直到太阳最终没入林木线的后头，特平太太一直站在那里俯瞰着它们，好似在专心致志地汲取由深不可测的生命赋予的知识。终于她抬起了头。天空只剩下了一条紫色的纹路，穿进一片绯红之中，且像一段伸展开来的公路一般蜿蜒地牵引着，消失在倾泻的黄昏暮色之中。她在围栏一边抬起了双手，做了个如同僧侣般的、意味深远的姿势。一道智慧的光芒在她的眼中落定。她将那段纹路视为一座广阔的桥梁，摇摇摆摆地从地面升腾而起，跨过了熊熊燃烧的田野，向上攀升。而桥上一大群的灵魂挤挤攘攘，要往天堂去。成群的白渣，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回干干净净的。还有一串串穿着白袍的黑鬼，一队队怪人和疯子，大声地嚷嚷，鼓着掌，像青蛙似的蹦蹦跳跳。在队伍最后的那伙人，她立刻就认了出来，是她和克劳德这样的人，每样东西都有一点，还有上帝赐予的智慧以便对所有善加利用。她朝前靠过去以便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走在其他人的后头，有着肃穆的尊严，正如他们向来拥有良好的秩序、常识，行为值得尊重。也只有他们是合拍的。纵然如此，她还是能从他们震惊、改变的脸上看出来，就连他们的操守也正在毁灭。她放下了双手，抓住猪圈的栏杆，眯着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正前方。过了一会儿，这景象消失了，然而她照旧站在原处，一动未动。

终于，她走了下来，关掉水龙头，慢慢地走在天色已黯然的归家小路上。环绕着她的树林里，响起了了无踪影的蟋蟀大合唱，然而她听到的，是那些个往上爬向星光璀璨之地的灵魂们一路上高叫着哈利路亚。

[1] 即穷白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属侮辱性的说法。

[2] 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国斯佩里和哈钦森公司（Sperry & Hutchinson Company，即S&H）为招徕顾客而赠的奖券。

[3] 即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和拿玛人琐法。在《圣经·旧约·约伯记》中，耶和华受撒但“挑唆”，要剥夺他赐予约伯的财富、子女和健康来考验约伯的义。上述三人闻听约伯遭这一切灾祸，前来安慰。三人轮流安慰劝说约伯，着眼点都在约伯遭难罪有应得，理应忏悔之上，他们的话看似有理，实则错误，耶和华并非因为约伯有罪而降灾祸于他。

[4] 用姜和其他植物的根制成，不含酒精，是盛行于美国的无醇饮料。

派克的背

派克的妻子坐在前廊地上剥豆子。派克坐在离地面有些距离的台阶上，闷闷不乐地瞅着她。她相貌平平，平淡无奇。她脸上的皮肤薄薄的，紧紧地绷着，跟洋葱似的。她的眼珠是灰色的，锐利得如同两根冰锥的尖头。派克知道自己为什么娶她——否则他不可能得到她——但他不明白的是，自己为什么到现在还和她在一起。她是个孕妇，孕妇可不是他最喜欢的女人。然而他还留在这里，像是中了她的魔法似的。他对此非常困惑，而且感觉臊得慌。

他们租的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俯瞰公路的路堤高处，只有一株高大的碧根果树与之为伴。轿车时不时地在下头疾驶而过，他妻子的眼睛随着声响狐疑地转过去，再回到她膝头报纸上剩下的豆子里。她不喜欢的东西有一样就是汽车。她除了其他的糟糕品性以外，还有就是对原罪永远嗤之以鼻。她不抽烟、不嚼烟叶、不喝威士忌、不说粗鄙的话，也不化妆，然而上帝知道稍稍化些妆能让她漂亮不少，派克想。她反对色彩，嫁给他之后更甚。有时候他猜想她嫁给他是因为想挽救他。而还有些时候，他怀疑实际上，她喜欢一切她号称不喜欢的东西。他可以这样或者那样解释她，然而他真正不明白的是他自己。

她的脑袋朝他的方向转过来，说：“没道理你不能替男人工作啊，不一定非得是女人不可吧。”

“喔唷，闭上你的嘴，换点话讲讲吧。”派克小声说。

要是他能确定她嫉妒那个雇用他的女人，他会很高兴。然而她更关心的像是假如他和那女人互相喜欢的话，这种原罪是什么后果。他曾告诉她，那女人年轻、金发碧眼还身材结实。其实她都差不多七十岁了，干巴巴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只想让他尽可能多干一点活儿。不是说老女人对年轻男人就没有感兴趣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像他这么有魅力的男人，派克自己是这么感觉的。但是这个老女人打量他的模样，好似在看她的破拖拉机——一副忍无可忍也得忍的样子，因为她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派克坐上去的第二天，老拖拉机就散了架，她立刻打发他去割草，还撇着嘴对黑鬼说：“他碰什么，什么就坏。”她还叫他干活的时候把衬衫穿好。尽管天气还不算太闷热，那天派克还是脱了上衣，结果他又不情愿地穿了回去。

派克娶的这个丑女人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他从前也有过其他女人，不过他之前的打算是永远不让自己被法律拴住。他第一回见到她时，是一天的上午，他的车在公路上坏掉了。他想方设法地下了公路将车停进了一个清理得相当整洁的院子里。院里有一座两个房间的小房子，漆皮都剥落了。他下车，打开卡车的引擎盖开始仔细查看发动机。某种额外的直觉告诉派克，附近有个女人正在看他。他朝发动机俯下身子有好几分钟，脖子开始刺痛。他的目光投向空荡荡的院落，以及屋子的前廊。有个他看不见的女人，不是在忍冬花丛的那头就是在屋子里，正隔着窗户端详他。

忽然之间，派克开始蹿上蹿下，猛烈地甩手，好像他的手被机器碾了那样。他交叉双臂，将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帝啊欠咒的。”他嚷嚷道，“耶稣我主下地狱哪！全能的耶稣啊上帝啊该死的啊！上帝咒到地狱里去啊！”他继续说道，就这几个同样的词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诅咒，能多嘹亮就有多嘹亮。

没有任何预兆地，敏捷有力的一巴掌扇在他的一边脸颊，他往后退，靠在了卡车引擎盖上。“这里不许说混话！”一个离他很近的声音尖叫道。

派克的视线模糊，有一会儿他以为自己被某个从天而降的生灵袭击了，可能是一个身形庞大、长着鹰眼的守护神在挥舞古老时代的武器。等到他的视线恢复清晰，他看见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瘦削的高个子姑娘，手里拿着个扫把。

“我的手伤了，”他说，“我伤到手啦。”他太生气了，把自己的手根本没受伤给忘了。“我的手要断了。”他咆哮起来，尽管他的声音还没稳下来。

“我看看。”姑娘要求说。

派克伸出手去，她凑近了看着。手掌并没有伤，她捏住他的手翻了一面。她自己的手又干又热又粗糙，因为她的触碰，派克感到自己一震，又活了过来。他靠得更近去端详她。这一位我可不愿意和她有什么关系，他想。

姑娘犀利的眼睛凝视着她手中的那个又粗又短又发红的手背。那儿，用红色、蓝色刺了一只在加农炮上栖息的老鹰。派克的袖子一直卷到了胳膊肘儿，老鹰的上头有一条绕着盾牌蜷缩成团的蛇，而老鹰与蛇之间是一颗颗的心，一些心有箭从中穿过。而蛇的上方，一枚摊开的手掌搁了纸牌。派克的胳膊，从手腕到胳膊肘儿每一处都覆盖着引人注目的图案。姑娘看着这所有的图案，挂着个几乎是木然的震惊笑意，好像她无意之中抓住了一条毒蛇。她松开了那只手。

“我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外国文的，”派克说道，“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在美国文的。第一次文身的时候，我只有十五岁。”

“别跟我说，”那姑娘说，“我不喜欢。我要它又没有用。”

“你该看看的，那些你还没看呢。”派克说着，挤了挤眼睛。

姑娘的两颊浮现了两圈苹果般的红晕，看起来温柔多了。派克被勾起了好奇心。他丝毫没能想到她不喜欢文身。他还从来没遇到过不被文身迷住的女人呢。

派克十四岁的那一年，在集市看到了一个从头文到脚的男人，只有腰身横着系了一块豹皮。从派克的距离——那时他靠近帐篷后头，站在一条长凳上——看到那个男人皮肤上的花纹是一种他自己个人的、错综复杂而又色彩亮丽的设计。那个结实的小个子男人在台上走动着，活动他的肌肉，这样他皮肤上的男人、野兽、花朵看上去都有了自己的微妙动作。当旗帜从他身边经过时，派克激情澎湃，像一些人一样举起了手臂。他是个笨重而又热切的男孩子，嘴巴会习惯性地张开，普通得跟面包似的。节目结束了，他还是站在长凳上，望着文身男人刚刚逗留的地方，一直到帐篷里几乎空无一人。

在此之前，派克从未感到过内心有奇迹悸动，直到在集市看到这个男人。这是不是偏离了他所身处的普通不过的现状，如此疑问从不曾进入他的脑海。而那会儿，如此疑问也并未进入他的脑海，只是有种蹊跷的焦灼不安在他的心头安扎，如同一个瞎了眼睛的男孩被往相反的方向轻轻一推，轻到他自己未能发现他的终点已然更改。

过了一段时间，他第一回文身——那只栖息在加农炮上的老鹰，是当地的一个画师文的，稍微有点疼，也就是恰好疼到让派克感到这事儿是值得的。也很奇怪，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文身不会疼，只是一件值得的事儿而已。到了第二年，他从学校里退了学，因为他已经十六岁了，可以退了。他去了职校，也就是一段时间后，接着又从职校退学了，去汽车修理厂打工六个月。而他打工的唯一原因就是付之后的文身钱。他妈妈在一家洗衣房工作，本来是可以资助他的，但她只肯付将她的名字刻到一颗心上的文身，而不负担其他的，他一边发牢骚一边文了，反正她的名字是贝蒂·琼，没人有必要知道这是他妈。他发现文身对他喜欢的那类姑娘有吸引力，在文身以前这些姑娘从没有喜欢过他。他开始喝啤酒，打架，他变成这样他妈妈直抹眼泪。有一天晚上，她拖他和她一起去奋兴大会[1]，没告诉他要去哪里。当他看到灯火通明的大教堂时，他猛地挣脱了她的手，跑了。第二天，他谎报年龄加入了海军。

水兵的紧身衣裤，派克穿着嫌小了，唯有那傻里傻气的白帽子还成，低低地压在前额上，对比之下令他的面容变得富有思想，几乎是相当严肃。在海军里待了一两个月后，他的嘴就不老张着了。他的五官越发坚毅，长成了男子汉的模样。他在海军待了五年，似乎成了那艘灰色舰船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除了他的双眼。他的眼睛是海洋般的浅淡的蓝灰颜色，反照着他四周的浩瀚空间，仿佛它们就是神秘大海的缩影。派克在港口闲逛，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那些破败到摇摇欲坠的地方比较比较，每到一处他都会有更多的文身。

他不再文那些没生命的东西，譬如锚，譬如交叉的来福枪之类的。他在双肩各文了一只老虎和一只黑豹。一条缠着火炬的眼镜蛇在他的胸口。雄隼在他的大腿上。伊莉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分别在他的胃和肝的位置。既然文身是彩色的，他并不关心到底文的是什么。几幅色情图在他的下腹部，也只是因为这里似乎是合适它们的地方。每个文身能让派克高兴一个月左右，而后曾经吸引他的这个文身的某个特质就渐渐失去了魅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尺寸合适的镜子，他都会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研究自己整体的样貌。效果并非如整块繁复的、色彩丰富的阿拉伯蔓藤图案一般，反显杂乱又笨拙。强烈的不满就此出现，他就会发作，再去找另外的文身师，把另一块地方填满。派克的身体前面差不多完全都盖住了，不过后背还没有文身。他也没这样的愿望要去文背上哪处，既然他自己都没法轻松地看见。然而当他身前可以文的地方越来越少时，他的不满越来越多，就成了通体不满意了。

一次休假以后，他没有回海军，没有官方许可就逗留在外，喝醉了酒，当时他在的那座公寓坐落在一个他不了解的城市里。他的不满由长期的、慢性潜伏的状态，突然在他体内变得剧烈而又疯狂，好似那黑豹、狮子、蟒蛇、老鹰和雄隼刺穿了他的皮肤，住在体内狂暴地彼此交战。海军抓住了他，把他关在禁闭室九个月，然后给了他一个不甚光彩的开除。

此后，派克决意唯一能呼吸的，只有乡下的空气。他在路堤租了间棚屋，买了辆老货车，接各种各样的活计，只要合适就去干。他遇到未来的妻子的那段时间，他在一蒲式耳[2]、一蒲式耳地采购苹果，而后便到偏僻封闭的乡下路段，以同样的价格按磅卖给那些自耕农。

“这里的全部，”那女人说着，指着他的胳膊，“比傻瓜印第安人干的好不了多少。就是一堆的虚空。”她看起来像是找到了自己想说的词儿，“虚空的虚空。”她说。

算了，见鬼了吧，我怎么会在乎她怎么想？派克问自己，然而却很是困惑。“我觉得，你总会相比其他的更喜欢其中哪一个吧，”他说着，磨磨蹭蹭地拖着时间，直到自己能想起来什么会令她印象深刻。“哪一个你最喜欢呢？”

“哪个也不喜欢，”她回答道，“不过这鸡倒是比其他的要强。”

“哪来的鸡？”派克几乎是吼了起来。

她指着那只老鹰。

“这是只老鹰，”派克说，“哪个傻瓜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弄只鸡在身上？”

“什么傻瓜才会把这些东西弄身上啊？”姑娘回答道，而后转身走开。她慢吞吞地回了屋里，把他留在那里自行离开。派克又待了差不多有五分钟，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走进去的那扇黑色的门。

第二天，他带了一蒲式耳苹果回来了。他不是那种会被诸如她此类的女人打败的人。他喜欢身上有肉的女人，有肉的女人你不会感觉到她们的肌肉，更不至于发觉她们的老骨头。他到的时候，她正坐在台阶的最顶层，院子里满是小孩子，全都又瘦又穷，跟她一样。派克记得那是个礼拜六，派克痛恨周围有孩子的时候跟女人搭讪，不过幸运的是他把那一蒲式耳的苹果从卡车上拿了下来。孩子们走近了看他带了什么来，他给每个孩子一个苹果叫他们走开，就这样打发了人群。

那个姑娘对他的出现没有任何表示。他或许是一头迷路的猪或者羊，信步闲庭地进了院子，她疲惫不堪，所以懒得拿个扫把把它赶走。他把那一蒲式耳苹果放下来，搁在台阶上她的身边。他自己坐到了低一层的台阶上。

“自己拿吧。”他说着，朝篮子点了点头，而后陷入了沉默。

她飞快地拿了个苹果，好像要是她不赶紧篮子兴许就要消失似的。饥饿的人让派克神经紧张。他自己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他变得很不舒服。他说服自己道，既然他无话可说，为什么他得说话呢？他现在无法思考他为什么要来，也想不通为什么不在那群孩子再吃掉他一蒲式耳苹果以前走掉。他估计那些都是她的弟弟妹妹。

她慢慢地嚼着苹果，带着一种专心品尝的样子，身体微微地弯曲，然而却看着前方。从前廊上看出去，有一段长满了深紫色斑鸠菊的漫长斜坡，再越过公路就是一片广阔的坡地远景，还有一座小山。这冗长的景象让派克沮丧。你每看到这么一片地方，难免会觉得好像有人跟在你后头似的，也许是海军、政府或许是宗教。

“那些孩子是谁的，你的？”他终于开了口。

“我还没结婚，”她说，“是妈妈的。”她说话的语气好似她就要结婚了，只是个时间问题。

谁要以上帝之名娶走她？派克想。

一个光着脚的大块头女人，牙齿豁了口，长着一张宽宽的脸，出现在派克背后的门里面。很明显，她在这里待了好几分钟了。

“晚上好。”派克说。

那女人过了前廊，把那一蒲式耳苹果剩下的部分提了起来。“我们谢谢你。”她说着，拎着苹果回了屋里。

“这就是你家老太太？”派克小声问。

姑娘点头。派克知道他有许多刻薄的话可以对姑娘说，譬如“我对你心有怜惜”，不过他闷闷不乐地不言语。他就坐在那里看景色。他想他肯定是染上什么毛病了。

“要是我明天能拿到桃子，我给你带过来一点。”他说。

“那我太谢谢你了。”姑娘说。

派克本来无意于再带着一篮子桃子回来，但是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这么做了。他和女孩彼此几乎都无话可说，他唯一说的是：“我背上什么文身也没有。”

“那你背上有什么啊？”姑娘说。

“我的衬衫啊，”派克说，“哈哈。”

“哈哈，哈哈。”姑娘有礼貌地回答。

派克觉得他失去了理智。纵然只是片刻，他也不相信自己会被这样的女人迷住。她看起来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除了他带来的东西，直到第三回他带了两个皱皮瓜。“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O.E.派克。”他说。

“O.E.是什么的缩写？”

“你就叫我O.E.好了，”派克回答说，“或者派克也可以。没有人叫我的名字。”

“到底是什么的缩写？”她坚持问道。

“无所谓，”派克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等你告诉我这两个字母到底是什么的缩写，我就告诉你。”她说。她的语气有种调情的迹象，这信号飞快地传到了派克的脑子里。他从来没有告诉谁他的名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有海军和政府文件里才有。他刚刚一个月大的时候，受洗记录上有这个名字；他妈妈是个卫理公会教徒。当这个名字从海军文件走漏了风声的时候，派克差点想宰了那个叫他名字的人。

“你会到处瞎说的。”他说。

“我发誓谁也不告诉，”她说，“以上帝之圣名我就此发誓。”

派克沉默地坐了片刻，而后凑到姑娘的颈边，把她的耳朵靠近他的嘴边，小声地说出了名字。

“俄巴底亚[3]，”她轻声说，脸渐渐地亮了起来。仿佛这名字对她而言是某种信号，“俄巴底亚。”她说。

就派克的价值观来说这个名字恶心透了。

“俄巴底亚·以利户[4]。”她以虔诚的语气说。

“要是你大声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你的脑袋打开花，”派克说，“那你的名字呢？”

“萨拉·鲁思·凯茨。”她回答。

“很高兴认识你，萨拉·鲁思。”派克说。

萨拉·鲁思的父亲是个正统的福音传道者，不过他不在家，去佛罗里达散播福音去了。她妈妈似乎根本不在乎他对姑娘的关切，只要他来的时候随身带上一篮子东西就行。至于萨拉·鲁思，自从他来了三回，一切就简单清楚了，她狂热地喜欢他。她喜欢他，尽管她仍旧坚持认为皮肤上的画面是虚空的虚空，尽管她亲耳听到了他的咒骂，尽管当她问过他有没有得到拯救，而他回答的是他没觉得他有哪桩特别的事儿需要得到拯救。说到这里灵机一动，派克说：“要是你吻我，我就得到足够的拯救啦。”

她沉下脸来。“那不是拯救。”她回答道。

之后没多久，她同意搭坐他的货车。派克把车停在一条废弃的路上，提议他们一起躺到车后头去。

“不，结婚以后才可以。”她回答——就这样子。

“呃，那没必要。”派克说着，手往她身上伸，她用力推开他，劲儿如此之大，车门都掉下来了，他发现自己后背着地躺在了地上。那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和她再也没关系了。

他们在县教区长的办公室结了婚，因为萨拉·鲁思认为去教堂是偶像崇拜。这么结婚，还是那么结婚，派克根本就无所谓。教区长的办公室里摆着成排的硬纸板文件箱和记录簿，里面灰扑扑的黄色活页纸都掉出来了。教区长是一个红头发的老太太，任职已经有四十年了，看着和那些记录簿一样灰扑扑的。她在铁栅栏后面一张站立式桌子前帮他们登记结婚，办妥的时候她大手一挥，“三点五美元，只有死你们才能分开！”猛地从机器里抽出几张表格来。

婚姻一点也没能改变萨拉·鲁思，倒是让派克比以往更加消沉。每天早上，他都决心他受够了，晚上不回来了；而每天晚上他又都回了。无论什么时候，但凡派克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感觉时，他就会去文身，然而如今他身上唯有的空地就是后背。想要看到自己背上的文身，他得有两面镜子，还得以合适的姿势站在两面镜子之间，这似乎对派克来说是个让自己变成白痴的好办法。至于萨拉·鲁思，要是她感受力好点的话，本来是可以欣赏他后背的文身的，但是她甚至没有肯看他别处的文身。当他试着要告诉她那些文身的特殊之处时，她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还转过身去。除非是全然的漆黑一团，否则她还是宁愿让派克把衣服穿好，把袖子卷下来。

“在神台前[5]，耶稣会对你说，‘你这辈子，除了往身上文满了图案以外，还干了些什么呢？”她说。

“你甭耍我了，”派克说，“你就是害怕我为之干活的那个健美的姑娘她太喜欢我了，哪天会说，‘来吧，派克先生，你和我……’”

“你在诱惑人的原罪，”她回答道，“到了神台前，这个问题你也得回答。你应该回去继续贩卖大地出产的水果。”

派克在家的时候不干别的，就是听这个：要是他再不改改作风，神台前会怎么样怎么样。只要他能做到，他就会打断她，接着讲讲他替健美的姑娘劳作的故事。“‘派克先生，’”他告诉她那姑娘说，“‘我之所以雇你，是因为你有脑子。’”（其实她后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脑子呢？”）

“你真应该看看她的脸色啊，她第一次看到我没穿衬衫的时候，”他说道，“‘派克先生，’她说，‘你让人心怦怦直跳！’”这实际上确实是她的原话，不过她是歪着嘴讲的。

在派克的心里，不满开始越长越烈，除非文身，无以遏制。只有他的背了，没有别的办法。一个模模糊糊、半成形的想法开始在他的心头打转。他想象如果有这么个文身，萨拉·鲁思必然无法抵挡——宗教主题。他想到了一本敞开的书，下面刺上《圣经》的字样，书页印一段现成的诗行。但这似乎也只能新鲜一段时间，随后他听到她在说：“我不是有一本真正的《圣经》吗？我都能读全本，你以为我还想把同一行读了又读？”他要的是比《圣经》更好的主意！他卖力地想得太多，乃至开始失眠了。他已经掉了不少肉——萨拉·鲁思只是把食物往锅里一扔，随便煮熟就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继续同这么个女人生活在一起，长得丑，怀了孕，还毫无厨艺可言，闹得他平常的日子既焦虑又暴躁，而且他的侧脸还开始有点痉挛了。

有一两回，他发觉自己突然地转过身去，好像有人跟着他似的。他祖父一辈曾有人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余生，尽管那时候那人已经七十五岁了，不过如同他迫切地需要文身一样，他急迫地要找一个最为合适的文身让萨拉·鲁思对他服服帖帖。他为了这个问题一直焦灼不安，眼睛被一种空空如也而又全神贯注的神情所占据。雇用他的老太婆对他说，要是他没法集中精神干活的话，她知道上哪里找一个精神能集中的十四岁有色男孩。派克的注意力太过集中，所以也没觉得受到了侮辱。要是以前的话，他会当场扔下她扬长而去，还要冷冰冰地说一句：“得，你赶紧去找他吧。”

两三天后的上午，他用老太婆那台倒霉的打包机以及破破烂烂的拖拉机在一大片田地里捆干草。地里空荡荡的，只有正中央有一棵巨大的老树。老太婆不是那种把老树砍掉的人，就因为它是大树，很老了。她给派克指这棵树，好似他自己没长眼睛似的，嘱咐他在四周围收干草时要小心别撞到它。派克从田地的外围开始，朝着这树往里头转圈。他得时不时地从拖拉机上下来，解开打包绳，或者踢开路面的石头。老太婆叫他把石头都清到田边，要是她在这儿看着的话，他才会这么做。但是只要他觉得能过去，就直接轧过去。当他绕着田地转圈子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还是怎么设计他的背才合适。太阳只有高尔夫球那么大，时而在他身前时而在他身后，反正不管它在哪里他都能看得见，好像他脑袋后头也长了眼睛似的。突然他看见老树伸出枝条想抓住他。猛烈一击把他推往半空中，他听到自己的狂叫，响亮得难以置信：“上帝啊！”

他后背落到地面时，拖拉机撞向老树翻了车，着了火。派克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他的鞋子飞快地被火焰吞噬，一只在拖拉机底下着了火，另一只在一段距离开外自己燃烧。刚才他没有穿鞋。他能感觉到燃烧的树把滚烫的气流冲到了脸上。他还是坐着，慌乱地往后蹭着爬，他的眼睛像个黑洞，要是他知道怎么在胸前画十字的话，他就这么办了。

他的货车在田边的土路上，他朝那儿蹭过去，仍然是坐着，仍然是背对着，不过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半途中他站了起来，开始向前弯着身体俯冲过去，这姿势弄得他跪倒了两回。他的腿感觉像两条腐蚀老化的雨水槽，终于到了卡车那儿，他爬上去歪歪扭扭地上了路。他开过了他路堤上的家，直接去往五十英里外的城里。

进城的一路，派克不让自己想什么。他只知道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纵身往前一跳，进了更为糟糕的未知处境，然而他对此束手无策。实际上大局已定。

那个画师在后街，在一家足科医生诊所的楼上，有两个凌乱的大房间。派克还是光着脚，差不多刚过三点一言不发地闯了进去找他。这位画师跟派克年龄相当——二十八岁——不过他人瘦瘦的，还秃了顶。他正坐在一张画画的小台子后头，用绿色墨水描一幅设计图。他抬头看了看，颇为恼火地一瞥，像是没有认出站在面前的这个眼窝深陷的派克。

“让我看看你那本书，全是上帝图案的那本，”派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宗教的那本。”

画师还是用那种知识分子似的盛气凌人的眼神打量他。“我不给醉汉文身。”他回答道。

“你认识我！”派克愤怒地吼道，“我是O.E.派克！你以前给我文过，我一直都付你钱的！”

画师又看了他片刻，好像还没有完全确信。“你瘦了不少，”他说，“你一定坐牢了。”

“结婚了。”派克回答。

“哦。”画师说。借助镜子，画师曾在他的头顶文了一只微型猫头鹰，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差不多半美元大小，成了画师的展示品。城里也有便宜的画师，但派克除了最好的谁也不要。画师到屋后的柜里开始翻找图案书。“你对谁有兴趣？”他问道，“圣人、天使、基督还是什么？”

“上帝。”派克回答。

“圣父、圣子还是圣灵？”

“就上帝，”派克不耐烦地回答，“基督。我才不在乎呢。谁是上帝就是谁。”

画师拿着本书回来了。他把几张报纸挪到另外一张桌子上，把书放在上头，叫派克坐下来看他喜欢什么。“后面的是最最新的。”他说道。

派克坐下去捧着书，蘸湿了大拇指。他开始翻着看，从后面那些最新的图案开始看。有些他认出来了——《好牧人》《微笑的耶稣》《不要禁止他们》和《医者的朋友耶稣》，不过他还是一直飞快地往前翻，画面越来越不抚慰了。一张干瘦的绿色死人脸，血迹挂得一道道的。还有一张是黄色的，眼睛青紫还下垂。派克的心脏开始越跳越快，终于心脏如同一台巨大的发电机似的在他体内轰鸣。他飞快地轻轻翻页，觉得等他看到了注定的那个，会有信号的。他继续哗哗哗哗，都快翻到书的最前页了。其中一面的一双眼睛倏忽望向了他。派克加速，随即又停顿。他的心脏不跳了。一片绝然的寂静。它说得相当明白，如同寂静就是语言本身。“翻回去。”

派克回到了那幅图——一个单调而又严峻的拜占庭式基督，头顶光环，有着统领一切的眼神。他坐在那里战栗，心脏又开始慢慢地跳动，仿佛因有种微妙力量的注入而得以复苏。

“找到你要什么了？”画师问。

派克的喉咙太干了，发不出声音来。他站起来，把书推到画师面前，把那一页摊开来。

“这个要花掉你很多钱的，”画师回答，“要么，你别要那些小零碎，就要个轮廓，脸上精美就好。”

“就要这个样子，”派克回答说，“就这样子，否则就不要了。”

“那后果自负，”画师回答，“反正我不会白干活儿的。”

“多少钱？”派克问。

“大概要花两天吧。”

“多少钱？”派克问。

“分期还是现金啊？”画师问。派克以前文身都是分期付款，不过他最后都付清了。

“十美元定金，每一天再加十美元。”画师回答说。

派克从他的钱包里抽出十美元来，包里还剩三美元了。

“你明天上午再来吧，”画师说着，把钱放到他自己的钱包里，“我得先把它从书上描下来。”

“不，不行！”派克说，“现在就描，或者就把钱还我。”他目露凶光，一副准备打架的模样。

画师同意了。他猜想，不管谁笨到了背上要个基督的地步，多半不可能片刻便改变了主意，不过一旦文身开始，他就基本没法儿后悔了。

他描线的时候，叫派克去水槽用特制的肥皂洗洗后背。派克照办以后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神经质地耸肩膀。他想再去看看那幅图，然而他又不想看。画师终于站了起来，叫派克躺在桌子上，用氯乙烷棉签擦了擦他的背，开始用碘笔勾勒画上的脑袋。等他收起了电子设备，一个钟头已经过去了。派克并没有觉得特别疼痛。在日本，曾有人用象牙针在他上臂文了一尊佛像。在缅甸一个瘦瘦小小的、褐色皮肤的男人用带尖的两英尺长细枝在他的两个膝盖上各文了一只孔雀。还有业余画师用针和煤烟替他文身。通常在这画师的手底下，派克都很放松，经常能睡着。不过这一回，他一直很清醒，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到了半夜时分，画师说他要休工了。他把一面四平方英尺的镜子靠墙放在桌子上，又从厕所墙上摘下一面小镜子放到派克的手里。派克背对桌上的镜子站着，晃着另一面镜子，直到他看见后背突然反射出来的色彩。他的后背几乎全部覆盖了小小的红色、蓝色、象牙色以及橘黄色的方块，他从这些色块里分辨出了那张脸的轮廓——嘴巴，浓密的眉梢，笔直的鼻子，不过脸还是空的，眼睛也还没涂上。这会儿的印象几乎像是画师把他给骗了，他画的是《医者的朋友耶稣》。

“还没眼睛呢！”派克嚷嚷起来。

“会有的，”画师说，“到时候就有了。我们还有一天要忙呢。”

派克在基督教会光明庇护所的一张小床上过了一夜。这是他发现城市能住的最好的地方了，不用花钱，还给一顿差劲的饭菜。他拿到了最后一张空床，而且因为他光着脚，还给了他一双二手鞋，他迷迷糊糊地穿着鞋就上了床。出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仍然还处于震撼之中，他整夜地醒着，这一长条的集体寝室里，一张张小床上突出一个又一个身形。唯有的光芒在房间的尽头，是个磷光闪闪的十字架。那树又伸出手要再次抓住他，接着便着了火，那只鞋子安静地自燃，书上那双眼睛清楚地对他说“翻回去”，同时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真希望自己不在这城里，没有来光明庇护所，也不是独自躺在床上。他凄切地渴望着萨拉·鲁思，她的牙尖嘴利以及冰锥般的眼睛，是唯一能记起的慰藉。他断定他正在失去这一切。相比那书中的眼睛，她的眼睛显得温存而又和缓，虽说他根本没记清楚那双眼睛的确切神情，然而他仍旧感到它们有凌厉的穿透力。在这样的双眼注视之下，他觉得自己透明得好像苍蝇的翅膀。

文身的画师告诉过他第二天早上十点以后再来，然而他准点到的时候，派克正坐在黑漆漆的走廊地上等他。他决心文完这个，等文身上身他就再也不看它了；他还认定昨天的白天和晚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发疯，以后他做事儿要靠健全的判断力。

画师从他昨天丢笔的地方重新开始。“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他在派克的背上劳作了一会儿说，“你为什么刺这个在背上？你信教了吗？你被拯救了？”他以戏谑的语气问道。

派克感觉咽喉又咸又干。“不是的，”他说着，“这些对我都没用。人吧，是不大可能用自己根本就不配的事儿拯救他自己的，也不值得什么同情。”这些词跟幽灵似的，从他的嘴里出来，立刻就蒸发了个干干净净，好像他从来没说过似的。

“那么为什么……”

“我娶的女人被拯救了啊，”派克回答说，“我本不应该结婚的。我应该离开她。她无可救药，而且还怀孕了。”

“太糟糕了，”画师说，“那么是她让你文这画的。”

“不是，”派克回答，“她什么也不知道。给她一个惊喜。”

“你觉得她会喜欢，给你一段时间松口气？”

“她没办法了，”派克回答说，“她总不能说自己不喜欢上帝的模样吧。”他认定自己的事儿已经说得过多了。画师们干自己的活计都是不错的，不过他不喜欢他们总把鼻子凑到寻常人家的事儿里去。“我昨天晚上没睡着，”他说，“我觉得这会儿我可以睡一觉了。”

这让画师闭了嘴，却没能让他睡着。他躺在那儿，想象着萨拉·鲁思看到他背上的脸会如何瞠目结舌，然而时不时地，那着了火的树以及他空荡荡的鞋在树下燃烧的情景就插了进来。

画师一直干到了下午快四点，没有休息吃午餐，电子设备也几乎没停下来，除了画师清洗他干活滴在派克背上的颜料的时候。最后他的活儿干完了。“你起来看看吧。”他说。

派克坐了起来，不过他待在桌边一动不动。

画师很满意这个作品，想让派克立刻看看。然而派克继续坐在桌边，身体微微前俯，表情一片茫然。“你病了？”画师说，“去看看吧。”

“没什么病，”派克以突如其来的挑衅语气说道，“文身又不会突然去哪里，只要我还在，它就在。”他伸手去拿衬衫，开始小心翼翼地穿上。

画师粗暴地拽住他的胳膊，把他往两面镜子之间推。“现在就看。”他说着，很生气派克无视他的作品。

派克看到了，脸色发白，转身就走。镜中映出的脸上，那双眼睛看着他——安静，直接，统领一切而又沉默。

“是你的主意，记得不？”画师说道，“我本来劝你文别的。”

派克一言未发，他穿上了衬衣，出门的时候画师在喊：“我等着你把钱付清了！”

派克走向拐角的一家酒类商店，买了一品脱威士忌，带着酒去了旁边的小巷，五分钟就喝了个精光。接着他去了附近一家台球室，他是这里的熟客，每回进城都会来。里面像间车库，灯火通明，一头是吧台，另一头有台赌博机，台球桌都搁在后面。派克一进门，一个穿红黑格子衬衫的大个子男人拍着他的背大叫大喊地欢迎他：“耶耶耶耶你小伙子！O.E.派克！”

派克的后背还不能碰。“手拿开，”他说，“我这里刚文了身。”

“这回你又文了什么？”男人问道，随即冲机器那边几个人嚷嚷说，“O.E.又去文身啦。”

“没什么特别的。”派克说着，溜到了一台空机器那儿。

“得了吧，”大个子男人说，“来看看O.E.的文身。”派克难为情地要挣开他们的手时，衬衫被拽了上去。派克感觉几乎是刹那间，所有的手都拿开了，他的衬衫如同脸上的面纱一般滑落下去。台球室里鸦雀无声，这静寂于派克而言，好像从包围他的人群开始滋长，而后开始蔓延，下至房子的地基，上至屋顶的横梁。

终于有人开口说话了。“基督！”接着大家全都骚动起来。派克转过身去，脸上挂着不怎么自信的笑。

“这是O.E.自己的事儿！”格子衬衫男人说，“这孩子真幽默啊！”

“也许他改头换面信教了啊。”另一个人嚷嚷道。

“你活着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派克回答。

“O.E.信教了，还亲眼见到耶稣了，对不，O.E.？”一个嘴里叼了根雪茄的小个子男人调侃说，“这还真是我见过皈依里最标新立异的一种呢。”

“派克自己想出来一个新的！他有这自由。”胖男人说。

“耶耶耶耶耶你小伙子！”有人开始呼喊，而后大家都开始吹口哨，颂扬里夹杂诅咒，直到派克开口说话：“啊哈，闭嘴。”

“你这么干为什么啊？”有人问道。

“为了笑，”派克回答，“你看如何？”

“那你怎么不笑？”有人吼了起来。派克忽然冲进了人群中间，像夏日旋风一般开始打斗，盛怒之下他推翻了桌子，挥舞着拳头，终于两个人抓住了他，拖他到门口，把他扔了出去。随后的台球室内一片寂静，大伙儿都心乱如麻，好像这个车库般的长条房间是一艘船，而约拿[6]是从这里被扔下的大海。

派克在台球房后头的小巷地上坐了很久，他在检阅自己的灵魂。他将之视为一张由事实和谎言织就的蜘蛛网，它对他一点也不重要，然而不管他的看法如何，它却仍然呈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那一双从此以后永远在他背上的眼睛，是一双必须要遵从的眼睛。他对此确信不疑，如同他曾经深信过的一切。终其一生，尽管有时怨声载道，有时骂骂咧咧，有时恐惧，一度曾狂喜，派克一直以来都遵从来到他身上的这般直觉，不管它到底是什么——狂喜就是那回在集市一看到文身男人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恐惧则是他加入海军的时候，怨声载道是自打他娶了萨拉·鲁思以后。

想到她，他慢慢地站起来。她会知道他该怎么办的。她将处理这之后的事儿，至少她会为之喜悦吧。似乎一直以来对他而言，取悦于她就是他想要的。他的卡车还停在那座楼前，就在画师那里。不过不算远。他上了车出了城，进入了乡间的夜色。他的头脑清醒了，不醉酒了，他清楚地觉察到他的不满已经消失，然而他感觉不太像自己了。好像他是自己，但是对自己而言是个陌生人。车子开进了一片新的乡间，虽然他看见的一切对他来说即便是夜里，也都甚为熟悉。

他终于到达那座路堤上的屋子，在碧根果树下停车，钻了出来。他尽可能地发出声响来，借此宣布这地方还是他的，一晚上不告而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只是他一贯如此行事而已。他砰地关上车门，跺着脚上了两级台阶，走过了前廊，嘎嘎地拧门把手。而门没有反应。“萨拉·鲁思！”他嚷嚷说，“让我进去！”

门上没有锁，显然是她用椅背抵住了门把手。他开始砸门，一边还在拧着门把手。

他听到床的弹簧嘎吱作响，弯下身把脑袋凑到钥匙孔前，但是看见的是塞在里面的纸。“让我进去！”他大叫大喊，又敲着门，“你把我锁在门外干吗？”

门边一个尖厉的声音说道：“谁？”

“我啊，”派克回答，“O.E.。”

他等了片刻。

“我，”他不耐烦地说，“O.E.。”

门里仍旧没有动静。

他再试一遍。“O.E.，”他说着，砸了两三下门，“O.E.派克。你知道是我。”

沉默。随后那声音缓缓地说道：“我不认识什么O.E.。”

“别傻了，”派克恳求道，“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对我啊。是我，老O.E.啊，我回来了，你不用害怕我。”

“你是谁？”还是那般冷酷无情的声音。

派克回过头去，好似指望身后有人给个答案似的。天色亮堂了些，有三两缕黄色的长条云彩在地平线上方飘浮。而后他站在那里，一树的光在天际线上倾泻了出来。

派克朝后靠在门上，像是被一根长矛钉在那里似的。

“外面是谁？”里头的声音说道，声音带了种决绝的语气，像是最后要说的了。门把手嘎啦啦地响动，那声音不由分说地问：“外面是谁，我问你呢？”

派克弯下腰来，嘴贴近了被堵住的钥匙孔。“俄巴底亚。”他轻声低语。顷刻之间，他感觉到光倾泻在了他的全身，把他蜘蛛网般的灵魂变成了一幅完美无瑕、色彩缤纷的阿拉伯蔓藤花样，成为一座有树、有鸟、有野兽的花园。

“俄巴底亚·以利户。”他低语。

门开了，他跌了进去。萨拉·鲁思赫然地在那儿，双手撑在胯上，随即开始说：“你哪里是替健美的金发女郎干活了，你撞坏了人家的拖拉机，你得一分不少地赔她。她没买保险。她来过了，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

一阵哆嗦中，派克去点煤油灯。

“你怎么回事儿，这都跟白天一样了，还要浪费煤油？”她命令道，“我不想看到你。”

一道黄色的光晕包围了他们。派克放下火柴，开始解他的衬衣扣子。

“这都快早上了，你是不会得逞的。”她说道。

“你闭上嘴吧，”他静静地说，“看看这个，然后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了。”他除去了衬衫，转身背对着她。

“又是一幅画，”萨拉·鲁思咆哮了起来，“我本该想到的，你跑掉就往自己身上画更多的垃圾。”

派克的双膝在身下一空，他转了一圈叫着：“你看看！别光是说那个！你看看！”

“我看到了。”她回答说。

“你不知道这是谁吗？”他伤心地喊道。

“不知道，是谁？”萨拉·鲁思说，“我又不认识。”

“是他。”派克说。

“他是谁？”

“上帝！”派克叫道。

“上帝？上帝不长这样！”

“你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派克叹息道，“你又没见过他。”

“上帝不是看的，”萨拉·鲁思回答说，“他是一种神灵。没人见过他的脸。”

“喔唷，听着，”派克呻吟起来，“这就是他的画像。”

“偶像崇拜！”萨拉·鲁思尖叫起来，“偶像崇拜！自我感动。将你自己和每棵青翠树下的偶像烧了吧！[7]我能容忍你撒谎、自负，但我不要这家里有偶像崇拜！”她抓起了扫把，举着就朝他的肩膀砸过来。

派克过于震惊，都没反抗。他坐着，任由她打他，她快把他打得没有知觉了，文身的上帝脸上有了大片的伤痕，而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向门口。

她把扫把扔到地上踩了两三下，又去窗口把扫把伸出去摇，要把他留在上头的污点甩掉。她抓着扫把，看着碧根果树，眼神愈发地严厉。而他在那里——自称俄巴底亚·以利户的人——靠在树上，哭得像个婴儿。

[1] 旨在促进基督教信仰。

[2] 相当于四十余磅。

[3] 《圣经·旧约·俄巴底亚书》作者，意为“上帝的仆人”。

[4] 《圣经·旧约·约伯书》中的人物，是约伯的朋友，意为“耶和华是上帝”。

[5] 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6] 《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先知，被视为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噩运，因违背上帝，被人从船上抛入海中。

[7] 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第五节，该章名为“以色列拜偶像被定罪。”

审判日

坦纳将他所有的精力都留给了回家的旅程。他打算走到自己再也走不动，剩余的路就把自己交给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一天上午以及前一天上午，他同意女儿给他穿衣服，就是为了保存更多的精力。这一会儿，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他的蓝衬衫一直扣到了领口，外套搭在椅背上，而帽子就在头上——等着她离开。只能等到她出门，他才能逃走。从窗户看出去是一道砖墙，往下是一条富有纽约气息的小巷，只合适野猫和垃圾。几片雪花从窗外飘过，然而因为太过稀薄，经由他衰退的视力便弥散得干干净净。

女儿在厨房里洗碟子。她干什么都磨磨蹭蹭的，还自言自语。他刚来的时候会回答她的话，但是她根本不需要回答。她瞪着眼睛看着他，好像他成了个老傻瓜，本应该还有点理智，知道女人的自言自语是用不着搭腔的。她用一种声音问自己，再用另一种声音自己作答。昨天让她穿衣服而保存下来的精力他用来写了张便条，别在他的衣服口袋里。要是发现我死了，快船发送到佐治亚州科林斯由柯尔曼·巴朗姆收付。在这行的底下，他继续写道：柯尔曼卖掉我的名下财产，付我的乘车费还有丧葬费。剩下的你都可以留着。你真诚的T.C.坦纳。又附：你就待在你那里，不要答应他们来这里谈。这里根本不是个地方。他用了将近三十分钟写这信，他的笔迹跟波浪似的，不过要是有耐心还是可以分辨的。他得用一只手紧紧地压住另一只手，才能控制不抖。等他写完时，她已经从杂货店回来了。

今天他准备好了。他要做的就是一只脚伸到另一只脚前面，一直这么伸下去直到门口，下了台阶。只要能下台阶，他就能出社区。只要能出社区，他就可以叫辆出租车去货场。会有流浪汉帮他钻进货车厢的。进了车厢，他就躺下来休息。晚上火车会往南开，第二天的什么时候或第三天上午，不管是死是活，他都到家了。是死是活。到家事关重大，至于死了还是活着，无所谓的。

但凡他足够明智的话，他到这里的第二天就该走了，要是还能更明智些的话，根本就不会来。直到两天以前，他才变得绝望。那天早餐后，他听到他女儿和女婿道别。他们都站在前门口，女婿要离家三天，她送他离开。他开一辆长途搬家货车。她一定是把他的皮帽子递给他。“你应该给自己买一顶新帽子。”她说，“买一顶真正的帽子。”

“然后整天戴着帽子坐那儿，”女婿说道，“就像他似的。耶！他整天就这样，戴着帽子坐在那儿。整整坐一天，头戴那顶该死的黑帽子。那是屋里！”

“得啦，你自己连顶帽子都没有，”她回答说，“你没别的，只有那顶护耳皮帽子。那些是人物的都戴礼帽。闲杂人等才戴皮帽子，就像你头上这顶。”

“那些是人物的！”他嚷嚷了起来，“是个人物的！杀了我吧！真的还是杀了我吧！”女婿长着一张满是横肉的蠢脸，与之相配的是北方佬的口音。

“我爸爸来这里住住，”他女儿说，“他撑不了多久的。以前他的时代，他就是个人物。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替别人打过工，他只替自己干活，还有让人，能让人家替他干活呢。”

“呀？替他干活的不就是黑鬼嘛。”女婿说，“不就这点事儿嘛。我自己还用过一两个黑人呢。”

“你用的只是北方黑鬼，”她说着，声音突然压低了，坦纳只好把身子往前倾过去，以便听清楚她说的话。“要用真正的黑鬼，你得用脑子的。你得知道怎么操纵他们。”

“唷，所以我没有脑子。”女婿回答说。

突如其来、极为偶然地，坦纳感到了对这个女儿的万般柔情。她时不时地说的一些话会让你觉得她是有一点聪明才智的，然而为了安全存放在什么地方。

“你有脑子，”她说，“不过你不总用啊。”

“他一看见有黑鬼在楼里，他就中风，”女婿说道，“还有她告诉我说……”

“说话别这么大声，”她说，“他中风不是这个原因。”

继而是沉默。“你打算把他葬在哪里？”女婿问道，换了话题。

“葬谁啊？”

“屋里那个他呗。”

“就这里，纽约，”她说，“那你以为哪里？我们有块地呀。没人陪我，我才不要再回那里去呢。”

“哦，好吧。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他回答。

她回到屋里的时候，坦纳的双手紧紧握着椅子扶手。他的目光紧盯着她，那眼睛像为一具愤怒的尸体所有。“你答应过把我葬回去，”他说道，“你说话不算话。你说话不算话。你说话不算话。”他的声音如此之干，只是勉勉强强能听见。他开始哆嗦，他的手，他的头，他的脚，都在哆嗦。“要把我葬这里，在地狱里烧！”他吼着，倒回椅子上。

他的大为光火把女儿吓了一跳。“你还没死哪！”她发出一声重重的长叹，“你还有很长时间担心这个哪。”她转过身去，开始捡散落在地板上的报纸。她散在肩头的头发是灰色的，圆圆的脸已经开始显出老态。“你活着的最后每一样事儿都是我做，”她喃喃说道，“你却这样吵吵闹闹、疯疯癫癫。”她把报纸掖在胳膊下头，说道：“别拿地狱来烦我。我不信这一套。硬壳浸礼会教徒[1]的胡话。”随后她便进了厨房。

他的嘴还是绷得紧紧的，上排假牙托死死地卡在舌头和口腔上壁之间，眼泪悄无声息地从两颊肆意流下。他悄悄地用肩膀把两行眼泪擦掉。

她的声音从厨房响了起来。“像有孩子一样倒霉。他想来就来了，现在他在这儿了，他又不高兴了。”

他根本就没想来。

“装作他根本不想来，不过我能看出来，我说要是你真的不想来，我也没法强迫你。要是你不想活得像个体面人，我能拿你有什么办法。”

“要是我吧，”她的高音部回答说，“等我快要死的时候，时机不容我挑三拣四的时候，他们可以让我躺在最近的地方。等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会体谅一下还活在这世界的人。我不会光想着我自己。”

“当然不会，”另一种声音说，“你从来都没这么自私。你是那种会关照别人的人。”

“嗯，我只是尽量，”她说，“我尽量。”

他把头靠在椅背上了一会儿，帽子斜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养了三个男孩，还有她。三个男孩都不在了，两个战死，还有一个去见了魔鬼，除了她以外，没剩谁觉得对他负有责任了。她结婚了，没有孩子，像个大人物的太太似的住在纽约。当她回到家，发现他过的是那种生活，当时就要带他和她一起回去生活。她那时候把脸探进棚屋的门里看着，面无表情，凝视了足有一秒。随即她尖叫起来，往后跳了出去。

“地板上那是什么？”

“柯尔曼。”他说。

那个老黑人蜷缩在坦纳床脚的草垫子上睡着了，皮包骨头，浑身恶臭，骨头的排列尚且模模糊糊有人的形状。柯尔曼年轻时，看起来像一头熊，如今他老了，看起来像只猴子。而坦纳截然相反，他年轻的时候看着像只猴子，等越来越老了，看上去像一头熊了。

女儿走回了前廊。那里放了两个藤椅底座，它们斜靠在护墙板上，不过她不肯坐下来。她走出去离屋子大概有十英尺之远，好似想要清除臭气至少得这距离似的。然后她讲了想说的话。

“要是你已经没有尊严了，我还有。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把我养大就是为了尽责任的。我妈养我是让我负责任的，即便你养我不是为了这个。她出生在普通人家，不过不是那种和黑鬼混居的人家。”

到了这时刻，老黑人爬起来，溜出了门。一个伛偻的影子，坦纳只来得及瞥见他消失。

她羞辱他。他大声地嚷嚷，以便让他们两人都听见。“你以为谁在做饭？你以为谁在替我砍柴，谁替我清理大便？他被假释给我。这个没优点的恶棍在我手里有三十年了，他不是坏黑鬼。”

她不在乎。“这到底是谁的棚屋？”她问道，“是你的还是他的？”

“他和我一起盖的。”他回答，“你可以回北方去了。不管给我多少钱多少东西，我都不会跟你走。”

“看着就像他和你一起盖的。那这盖在了谁的地上？”

“某些住在佛罗里达的人吧。”他闪烁其词地回答。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那地要卖了，但是他以为那块烂地没有人会买。然而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他发现并非如此。他发觉得很及时，就跟她一起回来了。要是他晚一天发现的话，他也许还在那里，占着在那医生的地界。

那天下午，当他看见那个形状像海豚似的土黄色人影大步地穿过田间，他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不需要有谁告诉他。要是除开这一小块贫瘠的、全是车辙的豌豆田以外，拥有了整个世界的黑鬼又拿到了这块地的话，他就会这样走过田野，把野草打到一边去。他肥厚的颈子膨胀得耷拉下来，而肚子则成了他的金表和表链的王位。福莱医生是个混血黑人，还有印第安人和白人血统。

对黑鬼们来说，他就是一切——药剂师、殡葬人、日常事务顾问、房地产经纪人。有时候他那双邪恶的眼睛会离开他们，有的时候又盯了回去。要做好准备，他对自己说。看着他走近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尽管他是黑鬼。要做好准备，因为你现在没什么能阻止他，你只有这身皮了，而现在你这身皮也并不比蛇蜕掉的皮更有用。要是政府和你作对，你是不会有任何机会的。

他坐在前廊那把椅背靠墙的直背椅上。“晚上好，福莱。”医生过来的时候他说着，点了点头，医生在空地边上，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装得好像这会儿刚刚看见他，然而很显然，他走过田野时已经看到他了。

“我出来看看我的地产。”医生说道，“晚上好。”他的声音飞快又尖厉。

才多久是你的地产啊，他对自己说。“我看见你过来。”他回答道。

“这块地我刚拿到。”医生说着，没有再看他，接着往前走，绕到了棚屋一边。过了会儿又回来了，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继而他大胆地走向棚屋门，脑袋伸了进去。那会儿柯尔曼也在里面睡着。他端详片刻转过头来。“我认识那个黑鬼。”他说，“柯尔曼·巴朗姆——你们做的残酒，他要睡多久才能酒醒啊？”

坦纳握着椅子底座的球形把手，用力地握着。“棚屋不是你的财产吧。在你的地上，是我的错。”他说道。

医生他把雪茄从嘴里拿下来片刻。“不是我的错。”他说道，笑了。

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前方。

“犯这种错误不划算啊。”医生说道。

“我还没发现什么事儿划算呢。”他低声说。

“什么都可以划算的，”那黑鬼说，“只要你明白怎么做到。”他还是站在那儿笑，上下打量这个擅自占用别人土地的人。然后他转身去了棚屋另一边。周围静悄悄的。他在找那台蒸馏机。

之后本来是干掉他的好时机。棚屋里有把枪，他可以轻松地这么干。不过从童年开始，他就因为对地狱的恐惧而削弱了暴力倾向。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他一直是用他的机智和运气对付他们。人人都知道他与黑鬼相处有一手。对付他们是有技巧的。对付黑鬼的诀窍在于让他知道他的大脑无法与你的大脑抗衡，接着他就会趴在你的背上，知道他这辈子算是逮着好处了。柯尔曼趴到他背上都有三十年了。

第一回见到柯尔曼的时候，坦纳管六个黑鬼，在一个锯木坊干活儿，锯木坊在一片松树林中间，离哪儿哪儿都有十五英里的距离。这帮黑鬼和他管过的哪帮黑鬼都一样糟，都是那种到了礼拜一不会出现的家伙。大气候早就感染了他们。他们认为新选了一个林肯出来，而林肯终将废除劳动。他用一把非常锐利的小刀管理他们。那个时候他的肾脏有问题，所以手会颤抖，他只好借由削木头不让他们发现那些多余的动作。他不想让他们看见他的手颤抖，他自己也不想看到，也不想纵容。那把小刀不停地动，在他颤抖的手里剧烈地移动，随后一些小小的粗劣制品——他从来不再看，再说他就是看了也不知道都是什么——就随处掉落在地上。黑鬼们会把它们捡起来，带回家去。他们与黑暗非洲之间相隔的时光还不算太为久远。那把刀子永远在他的手中闪闪发亮。他不止一次突然停下脚步，以随时发作的语气对某个半躺半坐、脑袋偏离了方向的黑鬼说道：“黑鬼，这刀这会儿在我的手里，不过要是你还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钱，不一会儿刀子就到你肠子里去了。”黑鬼就会开始起身——慢悠悠地，不过他终究会干活的——而且是在他这些话说完以前。

一个关节灵活的大块头黑鬼有他身材的两倍之巨，开始在锯木坊的附近打晃，看着别人干活儿，不看的时候就在睡觉，大家都能看到。他躺在地上摊开四肢像一头巨熊。“那个人是谁？”他问，“要是他想干活，叫他到这里来。要是不想就叫他走。这里不是给游手好闲的家伙转悠的。”

那些黑鬼没人认识他。他们知道他不想干活。他们其他的一概不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尽管也许他是他们中谁的亲兄弟、所有人的表兄弟。头一天他对那黑鬼视而不见。相对那六个黑鬼，他是个脸色发黄、骨瘦如柴的白种人，还有一双颤抖的手。他宁可等麻烦到来，不过不会永远等下去的。第二天，这个陌生的家伙又来了。坦纳管的六个黑鬼看到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在这里晃荡了半个上午，他们不干活了，到正午还有整整三十分钟就开始吃饭。他没有冒险叫他们回去干活。他去找麻烦的源头了。

那个陌生的家伙靠着空地边的一棵树，眯缝着眼睛看。他脸上的傲慢仅仅是为了掩饰藏于其下的警惕。他的表情说的是，一个白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凭什么来势汹汹，他想什么呢？

他本来打算说：“黑鬼，这刀这会儿在我的手里，不过要是你还不走到我看不见的地方……”然而等他靠近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这黑鬼的小眼睛布满了血丝。坦纳猜他身上哪里有刀，他有可能不用，也有可能随时拿出来。他自己的小刀在动，只靠突然而来的机智指挥着，经由双手加以实现。他不知道他在刻什么，不过等他到了黑鬼那儿时，已经在一块树皮上挖出两个半美元大小的洞了。

那黑鬼的目光定定地落在他的双手上，下巴松弛了。他的视线没有离开小刀，而刀正随意地撕扯树皮。他注视着，像是看到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操纵那木头似的。

而后他自己看了看，震惊地看到是一副眼镜框。

他把眼镜框拿远了，目光透过两个洞，翻过了一堆刨花，看到了林子里他们关骡子的栅栏。

“你的眼神不太好吧，小伙子？”他说着，脚开始刮擦地面，翻出了一串铁丝。他先是捡起一串捆干草的铁丝，随即又发现另外一条短点的，也捡了起来。他开始拿铁丝串树皮，这会儿他已经不着急了，他已经知道自己打算怎么办了。等眼镜做完了，他递给了那黑鬼。“把这戴上。”他说道，“我不愿意看到人家眼神不好。”

有那么个瞬间，也许黑鬼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应，有可能会把眼镜拿去用手捏碎了，或许一把夺走小刀转而对着他。他从这双模糊、因酒精过量而肿胀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到确实有这么个瞬间，然而把小刀捅进白人小腹的快活，被别的什么抵消了。他不知道是什么。

那黑鬼伸手拿走了眼镜。他把弯曲的镜架小心翼翼地架在耳后，往前看着。他这样眯着眼睛看，再那样地看，表情严肃得夸张。而后他直直地看着坦纳，咧嘴笑了，或许是做了个鬼脸。坦纳说不清到底是笑还是鬼脸，不过看着眼前，他刹那间感觉像是看见了自己在底片上的形象，而滑稽可笑以及被困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在他明白之前，这景象便已经消失了。

“传教士，”他说，“你在这附近逛什么？”他又捡了块树皮，看都没看就又开始刻了，“今天不是星期天。”

“不是星期天？”黑人问道。

“星期五。”他回答，“你们传教士就这样——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星期天。你从眼镜里看到了什么？”

“看到一个男人。”

“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看到做这副眼镜的男人。”

“他是黑人还是白人？”

“他是白人！”黑人说话的语气像是刚刚这会儿，他的视力才好到能分出黑白来。“是的，先生，他是白人！”他说道。

“好吧，你就用对待白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吧。”坦纳问，“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叫柯尔曼。”黑鬼回答。

从此之后他再也没能摆脱柯尔曼。你把一个黑人当成猴子，他就跳到你背上趴一辈子。然而要是有人把你当猴子，你能做的就是干掉他，或者一走了之。他不打算因为杀个黑鬼下地狱。他听到医生在棚屋的后面踢翻了水桶。他坐着，等待。

过了片刻，医生再次出现，在屋子的那头重重地走过来走过去，用手杖猛地抽打零散的一丛丛石茅高粱[2]。他在院子中央停下了脚步，差不多就是这天的上午女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的地方。

“你不该在这里，”他开始了，“我可以起诉你。”

坦纳不动，沉默以对，看着远处的田野。

“你的蒸馏机在哪里？”医生问道。

“要是这里有蒸馏机，那也不是我的。”他说着，把嘴闭得紧紧的。

那黑人轻声笑了。“你的运气完了，对吧？”他咕噜地说，“你以前河对岸有一小块地，后来没了，是不是？”

他继续盯着前方的树林。

“要是你愿意替我操作那台蒸馏机，也算桩事儿。”医生说道，“要是你不愿意呢，就最好还是去收拾行李。”

“我不至于必须替你工作，”他说，“政府还没开始到处乱转，逼着白人给有色人打工呢。”

医生用大拇指擦亮了戒指上的宝石。“我对政府的感情，不比对你的更深。”他说着，“那你去哪里呢？你要进城去，在比尔特莫酒店找个套间吗？”

坦纳没说话。

“等日子来了，”医生说，“白人就得替有色人打工。你大可以走在人群的前头嘛。”

“对我来说，这日子还没来呢。”坦纳简短地答道。

“对你来说真的到了，”医生说，“对别人来说还没到。”

坦纳的目光缓缓地经过了蓝色林木线最遥远的角落，落在了下午空荡荡的苍白色天空里。“我北方有个女儿，”他说，“我不必替你打工。”

医生把他的怀表从表袋里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片刻。他的样子像是正在计算，以便心底清楚地了解一切变化乃至最后翻天覆地的日程表。“你这样的老爹她不想要啦，”他说，“也许她会说她要，不过其实不太可能。就算你有钱，”他继续说道，“他们都不想要你。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先稀罕黑人，然后再扔了。我自力更生，”他说，“我从不做这种事儿哩。”他又看着坦纳，“我下礼拜再回来。”他说道，“要是你还在这里，我就知道你要替我工作喽。”他在那儿又站了片刻，踮着脚后跟摇来摇去，等着回答。终于他转身离开，在野草疯长的小径上抽打出一条回去的路来。

坦纳继续看着远处的田野，好像魂被吸了出去，去了林间，而椅子上留下来的只是个空壳罢了。要是他早就知道只是这么个问题——是在这么个不是地方的地方整天坐着望向窗外，还是替黑鬼操作蒸馏机，那么他宁愿替黑鬼操作蒸馏机。哪天他可能成个白色的黑鬼。他听到女儿从身后的厨房出来了，他的心跳加速，不过一秒钟他就听到她重重地坐到沙发上的动静。她还没准备出发。他没有回头去看她。

她在那里沉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随后她开始说话：“你的问题是，”她说道，“你整天都坐在窗口，外头又没什么可看的。你需要某种鼓舞你的东西，感情要有出口。要是你愿意让我帮你把椅子推过去看看电视，你就不会再想那些病态的事儿了，死啦，地狱啦，审判日啦，我的上帝啊。”

“审判日就要来了。”他嘟囔说，“绵羊要和山羊分开[3]。信守承诺的人要同违背誓言的人分开。那些对利用所有尽力而为的要和没有尽力的分开。那些荣耀父母的要与污辱父母的分开。那……”

她一声浩然长叹，不让他再说下去了。“浪费我的力气，又有什么用呢？”她问道，起身回了厨房，开始噼里啪啦打翻东西。

她可真是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在老家，他一直住的是棚屋，但那儿至少四处有空气。他可以脚落在地面上。而这里，她住的甚至不是房子。她住在一座鸽子笼似的楼里，全是三教九流的外国人，所有人的舌头都跟拧了似的。精神健全的人都没地方可待。到这里的第一天上午，她带他走走看看，十五分钟之内他就明白了这是个什么地方。自那以后，他就再没出过公寓。他再也不想脚踩在地铁上，也不想站在那种你安静地站着它自己会动的扶梯台阶上，还有那种能爬三十四层楼的电梯。当他安全地再度回到公寓后，他就想象着和柯尔曼一起重温这些场景。每隔几秒他就要回头看看柯尔曼在不在身后。就待在里头，否则那些人会把你打倒在地的。紧紧跟着我，否则你会跑丢的。戴好你的帽子，你这个该死的白痴。他这么说。而柯尔曼跟着他，弯腰驼背，跌跌撞撞地跑，气喘吁吁，小声嘀咕，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你哪里来的蠢念头居然来这里？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你看看这里不是个地方。现在你知道了，待在你自己的地方最好。

我以前就知道，柯尔曼说，不知道的是你。

他在这里住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柯尔曼寄来的明信片，是火车站的胡腾代他写的。绿色的墨水写着，“我是柯尔曼——X[4]——你还好吗主人。”下面的话是胡腾自己的，“别流连那些夜场回家来吧，你这个坏蛋，你真诚的W.P.胡腾。”他给柯尔曼回了张卡片，由胡腾转交，“要是你喜欢这地方，就还不错。你真诚的T.C.坦纳。”既然是女儿去寄明信片，他就没有写只要他的养老金一到账，他就回去。他只打算给她留张便条就不说什么了。等支票来了，他就自己叫辆出租车去汽车站，而后上路。他走了，对她和他都是好事儿。她早就觉得有他在很无聊，她的责任令她心烦。只要他溜走，她会感觉很快活，因为早就厌了，而最让她高兴的是忘恩负义的人是他。

而对他而言，回去就是擅自占着医生的地界，接受一个抽一毛钱一根雪茄的黑鬼指挥。对此他不像之前那么介意了。相反，他被一个黑鬼演员打垮了，或许只是自称演员罢了。他不相信那黑鬼是个演员。

这幢楼每层有两间公寓。隔壁的鸽子笼搬家的时候，他和女儿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他站在走廊里看着搬走的，第二天又看着搬进来的。门廊阴暗而逼仄，他站在不挡路的角落里，时不时地给正在搬运的人提个把建议，要是他们肯听的话，就能搬得容易点。都是崭新的便宜家具，所以他想搬进来的也许是一对新婚夫妇，他就在那儿等着，等他们来了给他们个祝福。片刻之后，一个穿着淡蓝色西装的大个子黑鬼跨着大步走上台阶，提了两个帆布行李箱，因为很沉所以他低着头，他的身后是一个黄褐色皮肤的年轻女人，有一头发亮的紫铜色头发。那黑人在隔壁公寓门前砰地放下了行李箱。

“小心，亲爱的。”那女人说，“我的化妆品在里面。”

他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

那黑人咧着嘴笑，猛地拍了拍她的屁股。

“行了，”她说，“那儿有个老头在看着呢。”

他们一起回头看着他。

“你们好。”他点点头，说道。而后他迅速地转身，回到了门内。

他女儿在厨房里。“租那房子的你觉得是什么人？”他脸色发亮地问道。

她狐疑地瞅着他。“什么人？”她嘟囔说。

“一个黑鬼。”他语气欢快地说，“从南亚拉巴马州来的黑鬼，要是我没看错的话。他找了个大嗓门、红头发的放荡女人，他们要住在你隔壁！”他拍拍膝盖，“绝对是！”他说道，“不是才扯淡！”这是从他来这里之后，第一次有让他笑的事儿。

她立刻就板起了脸。“行了，现在你听我说，”她说，“你离他们远点。你不要跑到那里去，想和人家友好。这里的黑鬼不一样，我可不想惹黑鬼的麻烦，你听明白了？要是你只能住在他们隔壁的话，你管自己的事儿，让他们管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这样才能相处下去。要是大家都只管自己的事儿，谁都可以相处。自己活，让别人活。”她开始像只兔子似的皱鼻子，这是她一个傻乎乎的习惯。“在这里，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儿，谁都能相处。你要做的只有这么多。”

“在你出生以前，我就和黑鬼相处得很好。”他回答。他回到门廊等着。他愿意打个赌，那黑鬼愿意和懂他的人说说话。他等着的时候，因为兴奋的心情，有两回忘乎所以地把嘴里的烟草吐在了墙角的护墙板上。大概有二十分钟，那公寓的门开了，黑鬼出来了。他系上了领带，戴着一副角质框架眼镜。坦纳刚刚发现他蓄了一小丛几乎看不见的山羊胡。真是时髦。他急匆匆出来，都没看看过道里有没有别人在。

“哈，伙计。”坦纳说着，点点头。然而黑人并没听到，唰地过去了，快步地咔嗒咔嗒下了楼。

也许又聋又哑，坦纳想。他回到公寓里坐下来，然而每每听到走廊里有动静，他就站起来去门边，探头看看是不是那个黑人。下午过去了一半，他有一回瞥见那黑人的眼睛，他正绕到楼梯拐角处，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那男人已经进了自己的公寓，甩上了门。他从来没见过谁后头没有警察追，动作还能这么迅疾的。

第二天一早，他就站在过道里，女人踩着涂金高跟鞋一个人从屋里出来了。他想跟她说声早上好，或者只是简单地点点头，但是直觉告诉他要小心。她看上去和他认识的女人都不一样，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仍然抵着墙站在那儿，心里怕得不行，装作自己是隐形的。

那女人毫无感情色彩地看了他一眼，转过头去，走得离他远远的，好像在绕开个敞口的垃圾箱似的。他屏住呼吸，直到她走出了视线。而后，他耐心地等着那个男人。

那黑人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八点。

这回坦纳干脆地走上前去。“早上好，传教士。”他说道。这是他的经验，要是哪个黑人面目阴沉，这称呼总能让他的表情云开雾散。

黑人仓促地停下了脚步。

“我看见你搬进来，”坦纳说，“我自己来这里也不久。要是你问我的话，这里真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估计你也想回南亚拉巴马州吧。”

黑鬼没挪动脚步，也没有回答。他的眼珠开始转动，目光从他头上的黑色礼帽开始往下，到他那件没有领子、整整齐齐地一直扣到脖子的蓝衬衫，从褪了颜色的裤子吊带到灰色的长裤上，然后是高帮靴，而后再往上。这打量格外缓慢。而与此同时，某种无法言说的死一般的冰冷怒火似乎让他身体僵硬、收缩了。

“传教士，我想你也许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地方，我们能找个池塘吧。”坦纳的声音愈发轻飘，然而仍旧存着很大的希望。

黑人没开口以前，已经有火冒三丈的骚动声宣泄了出来。“我不是从南亚拉巴马州来的。”他的声音里有压着呼吸的呼哧呼哧声，“我是纽约人。我不是传教士！我是演员。”

坦纳哈哈大笑。“大多数传教士身上都有点儿演员的劲儿，对不对？”他说着挤了挤眼睛，“我猜你秘密传教。”

“我不传教！”黑人吼了起来，从他身边冲了过去，好像有群不知道打哪儿来的蜜蜂突然之间落在身上。他狂奔着下了楼，走掉了。

坦纳在原地又站了片刻才回公寓。这一天余下的时候，他一直坐在椅子上思考他该不该再试一回，和他交个朋友。只要一听到楼道有动静，他就去门边张望，然而黑人傍晚时分才回来。等他走到楼梯顶时，坦纳已经在走廊等候他了。“晚上好，传教士。”他说道。他忘了黑人自称是个演员。

那黑人停下了脚步，抓住了楼梯的扶手。他从头顶到胯战栗了一下，很是痛苦。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往前走，等他差不多靠近时，突然冲上前来握住了坦纳的双肩。“我不扯废话，”他低声说，“滚开，你这羊毛帽红脖子婊子养的白渣老混蛋。”他倒吸了一口气，而后嘴里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的恼羞成怒，都快要发笑了，高昂、刺耳却又虚弱。“我不是什么传教士！我都不是基督徒。我不信这些废话。从来就没有耶稣，也没有上帝。”

老头子感到心脏在体内变得坚硬又粗糙，如同橡树的树瘤。“你还不是黑人呢，”他说，“我还不是白人呢！”

黑人把他摔在了墙上，猛地把黑礼帽扯下来，盖住了他的眼睛。那黑人抓着他衬衫的前襟，推着搡着把他往后推，将他推倒进敞开的门里。厨房里的女儿看见他跌跌撞撞地磕在走廊的门边，倒下来，趔趄地进了起居室。

有好几天他的舌头像是冻结在嘴里了，等到化掉的时候，有平常的两倍大。他没法让她理解他。他想知道政府的支票来没来，因为他想用这钱买张汽车票回家。又过了几天他终于让她明白了。“来了，”她说，“刚好够付前两个礼拜医生的账单。请你告诉我，你不能说话，不能走路，连动动脑子都不会了，还伤了一只眼睛，你怎么回家呢？请你告诉我怎么回呢？”

这时候他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现状是什么样的。至少他得让她明白，必须要把他葬回家乡。他们可以用冷藏柜将他船运回去，这样的话尸体能保存一路。他不想北方佬的殡葬人把他弄得乱七八糟的。请他们立刻放了他吧，他可以搭一大早的列车，他们可以给柯尔曼和胡腾发电报，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柯尔曼吧。她甚至不用亲自过去。争论了好久，他才逼得她发誓，她会将他船运回去的。

这以后，他睡得踏实多了，情况好了一点。在他的梦里，他能感觉到家乡清晨寒意森森的空气从松木棺材的缝隙钻了进来。他能看到柯尔曼在等他，红着眼睛在站台上，胡腾也在那里，戴着他的绿色遮光眼罩和黑色的驼毛袖子。胡腾会这么想，要是这个老傻瓜待在自己的地方，就不至于睡在棺材里一大早六点零三分到这里了。柯尔曼拉着借来的骡子掉头，好让棺材从站台上滑下来的时候，直接滑到骡子车后头空着的那头。都准备好了，他们两个人紧紧闭着嘴，往骡子车上一点一点地挪着沉重的棺木。他在里头开始搔弄木头，他们松了手像是棺木被火烧了似的。

他们站在那里面面相觑，然后看着棺材。

“是他。”柯尔曼说，“他在里面就他自己。”

“不，”胡腾说道，“肯定有耗子钻进去和他在一起。”

“就他。这是他玩的一个把戏。”

“有耗子的话他也待得住。”

“就是他。拿撬棍来。”

胡腾嘟嘟囔囔地走开了，拿了根撬棍回来开始撬盖子。他还没把头上那端撬开，柯尔曼就上蹿下跳，激动地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坦纳双手往上一捅，从棺材里跳了出来。“审判日！审判日！”他嚷嚷道，“你们两个傻瓜知道今天是审判日吗？”

现在他终于清楚地明白了她的誓言价值几何。他本可以信任别在口袋里的便条，还有在街头或者货车车厢或者随便哪里发现他尸体的陌生人。什么也别指望她，她只会用她自己的方式做事儿。她再次从厨房出来了，拿着她的帽子、外套，还有胶靴。

“我跟你说，”她说道，“现在我得去商店了。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不要站起来乱转。你已经去过卫生间了，不用再去了。我不想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你躺在地板上。”

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发现我了，他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他看着她迟钝的扁脸了。他感到内疚。她一直对他很好。然而他对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累赘。

“我走以前，你要不要喝一杯牛奶？”她问道。

“不要了。”他回答。接着，他深吸了口气说道：“你在这里的住处不错。是这个国家的好地方。要是我生病给你惹麻烦了，我真的很抱歉。想和那黑鬼交朋友，那是我错了。”还有除此而外，我还是个该死的骗子，他对自己说道，借以消除从他嘴里说出这么一段话带给他的反感。

她瞅了他片刻，怀疑他发了疯，而后她好像想明白了。“好吧，时不时地说点好话让你感觉好多了吧？”她问着，坐在了沙发上。

他想伸直双腿。走吧。走吧。他静静地感到了烦躁。快点，走吧。

“你在这里是件好事儿，”她说，“我不会让你去别的地方的。我自己的爸爸。”她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抬起右腿开始穿靴子。“这种天气，连条狗我都不会希望它出门。”她说着，“不过我得走了。你就坐在这里，祝福我别滑一跤，摔断了脖子。”她穿了靴子的脚在地上跺了跺，随即开始对付另外一只了。

他将视线转向窗户。外头的窗框上雪开始粘着结冰了。等他再看她的时候，她站在那里，看着像一个塞在帽子和外套里的大玩偶。她戴上了一副绿色的针织手套。“好啦，”她说道，“我走了。你确定不要什么了？”

“不用了，”他回答说，“走吧。”

“好，那么再见啦。”她说。

他抬了抬帽子，露出那秃了顶的、斑斑点点的发白脑袋。过道的门在她身后合上了。他兴奋得开始颤抖。他往身后摸去，把外套拖到了膝盖上。等他穿好了，一直等到自己不再气喘吁吁，而后握着椅子扶手撑着站了起来。他的身体感觉像一只大笨钟，铃锤荡过来又荡过去，然而没发出一点点声音。起身后，他在原处继续站了片刻，摇来晃去直到自己能平衡了。恐惧感和挫败感占据了他的脑海。他不会成功的。不管是死是活，他是永远到不了那儿了。他往前伸出一只脚，没有摔倒，他的信心又回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喃喃地说道，“我必不至匮乏。”[5]他开始走向沙发，到了那里就有的撑了。他到了。他上路了。

等他走到门边的时候，她应该已经下了那四段楼梯，到了楼外了。他经过了沙发，贴着墙缓缓地前进，手撑着墙面。没人能把他葬在这里。他自信得如同家乡的树林就在楼梯的底端。他到了公寓的前门，开了门窥向走廊。自从演员打倒他以后，这是他第一回向外张望。走廊里有一股潮湿阴冷的味道，空荡荡的。一块薄薄的发霉的油地毡一直铺到另一扇公寓门前。那门关着。“黑鬼演员。”他说道。

楼梯的开端距他站的地方大约有十英尺，或十二英尺。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想怎么才能走这么长一段路，而且不能用一只手扶着墙。他的胳膊从身体两侧微微地撑开，直接地往前挪。他走了一半路时，他的腿突然之间消失了，或许只是他觉得它们消失了。他往下看看，困惑不已，因为它们还是在的。他往前倒去，双手抓住了楼梯扶手的杆子。他悬在那里，望着下面陡峭的、没有灯光的楼梯，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看什么看得如此之久。之后他闭上双眼，往前栽下去。他头朝下地停在了这段楼梯的台阶中间。

这会儿他感到棺材倾斜了，他们把棺材从列车上搬了下来，放在了骡子车的行李厢上。他还没来得及挠出响动来，火车猛然震动着，滑走了。行李厢在他的身下抖动了片刻，带着他去了车站侧边。他听到脚步声嗒嗒嗒嗒越来越近，他猜想是人群围了过来。等着他们看到，他想。

“就他，”柯尔曼说，“这是他玩的一个把戏。”

“里头有该死的耗子。”胡腾说。

“就他。拿撬棍来。”

过了一会儿，一柱绿光落在了他身上。他努力迎着光，用微弱的声音叫道：“审判日！审判日！你们这些白痴不知道今天是审判日，你们不知道吧？”

“柯尔曼？”他咕哝说。

那俯瞰他的黑人有一张粗暴的大嘴，还有一双阴森森的眼睛。

“也没人是送煤的[6]。”他说。肯定是坐错站了，坦纳想，那些傻瓜早早把我放下去了。这黑鬼是谁？怎么这里连阳光也没有。

黑人的一旁还有一张脸，一张女人的脸——苍白，头顶一丛紫铜色的头发，面孔扭曲，像是她刚踩上了一坨狗屎似的。

“哦，”坦纳说道，“是你。”

演员靠得更近了，抓住了他胸前的衬衫。“审判日。”他以戏谑的语气说，“没有审判日，老头子，记住喽。也许这里是你的审判日吧。”

坦纳想抱住扶手的钢条站起来，然而他抓进手里的只有空气。那两张脸，一张黑色的，一张浅色的，在他的眼里晃晃悠悠的。凭借着意志，他聚焦了眼前的他们，轻柔得像呼吸般地抬了抬手，以雀跃的语气说道：“拉我起来，传教士。我在回家路上！”

他女儿从杂货店回来时发现了他。他的帽子被扯了下来，盖在脸上。他的脑袋和胳膊都插在扶手的钢条之间。他的脚在楼梯天井的上方晃荡，像戴着足枷似的。她火急火燎地用力拉他，然后跑去找警察。他们用锯子锯断钢条把他弄了出来，说他死了有一个钟头了。

她把他葬在了纽约。然而在此之后她到了夜里睡不着觉，一夜又一夜地辗转反侧，脸上开始出现明显的纹路，所以她又把他挖了出来，将尸体用船运回了科林斯。如今她晚上能睡好了，好脸色也差不多回来了。

[1] 即Hardshell Baptist，亦称原教浸礼教会教徒（Primitive Baptist），指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保守派浸礼会教徒。

[2] 也叫假高粱，是一种杂草。

[3]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4] 不能读书识字的人由他人代笔时用的符号。

[5] 引自《圣经·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6] 那黑人将柯尔曼（Coleman）听成送煤人（coal m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竺葵/（美）奥康纳著；陈笑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

ISBN 978-7-02-011480-1

Ⅰ.①天… Ⅱ.①奥…②陈…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3815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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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74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4.5 插页 1

印数 1—8000

版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1480-1

定价 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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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之心

天竺葵

老达德利蜷缩在那把与他身体形状渐渐浑然一体的椅子里，向窗外望去，十五英尺外是另一扇窗子，窗框的红砖已经熏黑了。他在等待那株天竺葵。每天早晨十点左右，他们会把它搬出来，下午五点半再拿进去。在老家，卡森太太的窗前也有一株天竺葵。家乡有很多天竺葵，更好看的天竺葵。我们的才是千真万确的天竺葵，老达德利心想，才不是这种淡粉色的玩意儿呢，上面还系着绿色的纸蝴蝶结。他们要放在窗台上的那株天竺葵让他想起了老家的格里斯比男孩，他有小儿麻痹症，每天早晨要坐着轮椅被人推到外面，留在熹微的晨光里。露蒂莎本可以拿走那株天竺葵的，把它栽进地里，几周内她就有东西可以好好瞧一瞧了。小巷对面的那家人不应该养天竺葵。他们把它放在外面，整天任烈日暴晒，离窗台又太近，一阵风就能掀翻它。他们不该养天竺葵，不该养天竺葵。它不该在那里。老达德利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打结。露蒂仕[1]什么都能种。雷比也是。他的喉咙发紧。他向后仰头，想醒醒脑子。他能想到的几乎都是让他喉咙不舒服的事。

他女儿进来了。“你不想出去走走吗？”她问道。她看上去很焦躁。

他没有回答。

“嗯？”

“不。”他心想不知道她还会站多久。她让他的眼睛也像喉咙一样不舒服了。他的眼睛会流泪，她会看见的。她以前看见过，她为他难过。她也为自己难过；她其实可以不这样的，老达德利想，她只要别管他就好了——让他待在自己的家里，她不必总想着那该死的义务。她走出房间，留下一声清晰的叹息，那叹息匍匐过他的身子，让他又想起那一刻——他突发奇想要搬到纽约和她同住的那一刻——那根本不是她的错。

他可以不走的。他可以一意孤行，说他要在一直居住的地方终老余生，每个月给不给他寄钱都无所谓，靠养老金和打零工能过下去。该死的钱她自己留着吧——她比他更需要钱。她这样摆脱了责任，应该会高兴的。到时她可以说，临终时他身边没有子女是他本人的错；如果他病了，没有人照顾他，哦，那可是他自找的，她可以这么说。他心里却始终有一个念头，他要看一看纽约。他小时候曾去过一次亚特兰大，但他只在电影里看过纽约。那电影叫《大城节奏》。大城市是重要的地方。一瞬间他心里钻进了一个念头。他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有他的位置！那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而那里有他的位置！他说好的，他要去。

他说这话时肯定是疯了吧。如果不是疯了，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他疯了，她又总想着那该死的义务，是她勾出了他的心魔。她为什么要先跑到他这里来烦他呢？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养老金足以糊口，打零工的钱够他在寄宿屋租一个房间。

透过那个房间的窗子他能看见那条河——凝重的、发红的河，奋力流过岩石，蜿蜒而去。他努力回想，那条红色的缓慢的河还有别的什么特点呢。他加进了绿色斑点，那是河岸两边的树，还有一个褐色小点，那是上游某处的垃圾。每个星期三，他和雷比都乘着平底船去那条河上捕鱼。河的上上下下二十英里雷比全都摸透了。蔻阿县没有哪个黑鬼比雷比更了解那条河了。雷比爱那条河，但那条河对老达德利没什么意义。他想要的只是鱼。他喜欢晚上拖着长长的一串鱼回家，啪地扔在水槽里。“没抓到几条。”他会说。要想抓到这些鱼，非得是条汉子才行，寄宿屋的老女孩们总是这样说。每到星期三他和雷比会早早出发，一整天都在捕鱼。雷比寻找鱼群和划船；老达德利总是负责捉鱼。雷比对捉鱼不太热衷——他只是爱那条河而已。“在那儿放线有啥用哩，老爷，”他会说，“那儿可没鱼哟。这老伙计那儿啥都藏不住，没有啊先生。”他会笑嘻嘻地把船向下游划去。这就是雷比。他偷鸡摸狗时比黄鼠狼还要狡猾，可他知道鱼在哪里。老达德利总是把小鱼都留给他。

自从一九二二年妻子去世后，老达德利就一直住在寄宿屋楼上拐角的房间。他是老夫人们的守护者。他是这房子里的男人，他也做了这房子里的男人该做的事。晚上这是一项枯燥的工作，老女孩们坐在客厅里，发着牢骚，做着编织活，这房子里的男人要聆听，要评判不时爆发的刺耳的叽叽喳喳的麻雀战争。而白天有雷比。雷比和露蒂莎住在地下室。露蒂仕做饭，雷比洗涮和照料菜园；他很机灵，总能扔下做了一半的事，溜过来帮老达德利干点手上的活——搭个鸡窝或是漆个门。他喜欢听，喜欢听老达德利讲他待过的亚特兰大的事，听他讲枪支部件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听那老人讲他知道的所有的事。

有些晚上他们会去打负鼠[2]。他们从来没有逮到过一只负鼠，但是老达德利想从老女孩身边溜走一阵子，打猎是一个很好的借口。雷比不喜欢打负鼠。他们从来没有逮到过一只；甚至都没上树去追过；再说，雷比是个水上黑鬼。“我们晚上就不要去打负鼠啦，对吧，老爷？我有点活计要忙哩。”老达德利正要说起猎狗和猎枪时，雷比就会这么说。达德利会笑呵呵地问：“那你晚上要偷谁家的鸡呢？”雷比会叹口气说：“好吧，我晚上得去打负鼠哩。”

老达德利会拿出枪，拆开，雷比擦着部件，老达德利给他讲解机械原理。而后，老达德利重新装好枪。雷比总是惊叹于他装枪的技艺。老达德利多么想给雷比讲讲纽约。如果他能展示给雷比，纽约就不会那么大了——每次他要走出门走进它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压迫他了。“它没有那么大的，”他会说，“你可别失望，雷比。它和其他城市一样，城市嘛也没那么复杂。”

然而城市是复杂的。这一分钟纽约是时髦的、拥挤的，下一分钟却是肮脏的、死寂的。他女儿住的地方都不能称之为家。她住在一栋大楼里——在一排一模一样的大楼中间，全都是乌红色或灰色的大楼，尖嘴猴腮的人们探出窗外，望向别人家的窗子，那些长得和他们一样的人也回望过去。在大楼里你可以上上下下，楼里就只有那些走廊，让你想到拉长的皮尺，它的每英寸都有一扇门。他记得刚来的那周他被大楼弄得头昏脑涨。他会醒过来，希望走廊在夜里变了模样，他向门外望去，走廊伸展，仿佛是一条条遛狗道。街道也是一样的。他想知道，如果他走到街道的尽头，又会置身何处。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这么做了，他在大楼的尽头停住——哪儿也不是。

过了一星期他才慢慢意识到女儿、女婿和他们儿子的存在——其实他根本躲不开他们。女婿是个怪人。他开卡车，只在周末回家。他不说no，说nah[3]，他从来没听说过负鼠。老达德利和十六岁的男孩住在一个房间，男孩是不会听老达德利说话的。有时候，女儿和老达德利独自待在公寓，她会坐下来和他聊天。她要先想出话题。可是在她觉得应该起身去做事之前，她的话往往已经讲完了，他只好找话说。他总是极力去想一些以前没说过的事。她从不乐意听第二遍。她竭力让父亲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安度晚年，而不是在那破烂的寄宿屋，里面挤满了摇头晃脑的老女人。她在尽义务。她有兄弟姐妹，他们并不尽义务。

有一次她带他去购物，可他动作很慢。他们走进“地铁”——地下的铁路，那好像一个大山洞。人流从火车里沸腾而出，爬上台阶，走上街道。他们摇晃地走过街道，走下台阶，走进火车——黑的、白的、黄的全混杂在一起，像汤里的蔬菜。一切都在沸腾。火车从隧道里呼啸而来，驶上管道，骤然停下。下车的推搡上车的，一声噪音响起，火车又猛地开动了。老达德利和女儿换了三辆车才到达目的地。他不知道人们究竟为什么要出门。他感觉到胸口在往下坠。她拽着他的袖子，拉着他穿过人群。

他们又上了一辆高架火车。女儿叫它“电车”。他们要爬上一个很高的站台去坐车。老达德利向栏杆下面望去，他能看见脚下涌过的阵阵人潮和车流。他感到眩晕。他一只手搭住栏杆，滑到了站台的木地板上。女儿尖叫着从边上拉起他。“你不要命了，想掉下去？”她咆哮道。

透过木板的裂缝，他能看见街上的汽车游来游去。“无所谓，”他低声说，“无所谓我想不想。”

“快点吧，”她说，“到家后你就会好了。”

“家？”他重复道。脚下的汽车有节奏地运行着。

“快点吧，”她说，“车来了；我们还赶得上。”他们刚才赶上了所有的车。

他们赶上了那辆车。他们回到了那栋大楼，回到了公寓。公寓太局促了。找不到一处没有人的地方。厨房对着浴室，浴室对着一切，你一转身就回到原处了。在老家，有楼上，有地下室，有河流，有弗雷泽店前的商业区……他该死的喉咙。

天竺葵今天迟到了。都十点半了。他们通常在十点一刻把它搬出来。

走廊尽头有一个女人面向大街尖声喊叫，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收音机声音微弱地播放着肥皂剧憔悴的配乐；一个垃圾桶噼里啪啦地滚到下面的防火通道。隔壁公寓的门砰地关上了，尖厉的脚步声嘚嘚地敲打着走廊。“肯定是那个黑鬼，”老达德利嘀咕，“那个鞋子亮闪闪的黑鬼。”他来这里一星期后这个黑鬼搬了进来。那个星期四，他正望着遛狗道般的走廊上的大门，这个黑鬼走进了隔壁的公寓。他穿着灰色细条纹西装，打着一条棕褐色领带。他的衣领洁白挺括，贴着颈部形成一道鲜明的线条。他的鞋是棕褐色的，亮闪闪的——与他的领带和皮肤很相配。老达德利挠了挠头。他没想到，挤在这密不透风的大楼里的人竟然请得起用人。他轻声笑了。身着节日盛装的黑鬼对他们会很有用的。也许这个黑鬼知道附近的乡下——也许知道怎么去那里。他们或许可以去打猎。他们或许还能找到一条小溪。他关上门，走到女儿的房间。“嘿！”他大喊，“隔壁那家人找了个黑鬼。肯定是来帮忙打扫的。你说他们每天都会请他吗？”

女儿正整理床铺，抬起头说：“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隔壁找了一个用人——一个黑鬼——一个衣冠楚楚的黑鬼。”

她走到床的另一边。“你疯了吧，”她说，“隔壁没有人住，再说这里没有人能请得起用人。”

“我和你说，我可瞧见他了。”老达德利窃笑道，“他直接走了进去，打着领带，戴着白衣领——脚穿尖头皮鞋。”

“如果他进去了，他是自己看房吧。”她嘀咕道。她走到梳妆台边，烦躁地摆弄着物件。

老达德利大笑。只要她想，她就能变得很滑稽。“好吧，”他说，“我打算过去看看他哪天休息。也许我能让他相信，他是喜欢捕鱼的。”他拍了拍口袋，里面的两个硬币叮当作响。他正要走到走廊，女儿从后面一把扯住他，把他拉了进来。“你听不见吗？”她嚷道，“我没开玩笑。如果他进去了，那是他自己要租房。你不要去问他任何问题，不要和他说任何话。我不想和黑鬼扯上麻烦。”

“你是说，”老达德利悄声说，“他要住在你的隔壁吗？”

她耸了耸肩。“我猜是的。你别管闲事，”她接着说，“不要和他有任何关系。”

她就是这么说话的。把他当成白痴。接着他就呵斥了她。他阐明了他的想法，女儿也明白他在说什么。“你的家教不是这样的！”他雷霆般怒吼道，“你的家教可不是和那些自以为和你一样的黑鬼门挨门住着，而你竟然认为我要跟那样的人搅和在一起！你竟然认为我会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你疯了啊。”他的喉咙发紧，不得不放慢语速。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她说，他们只能住在住得起的地方，尽力而为。她竟然对他说教！她没再多说，直挺挺地走掉了。这就是她。她的双肩向后收拢，脖颈高昂，刻意摆出一副高贵的姿态。把他当成傻瓜。他知道北方佬会让黑鬼进门，请他们坐在沙发上，他只是没想到他那有着良好家教的女儿会与他们为邻——还以为他发昏到要跟他们搅在一起。跟他！

他站了起来，从另一把椅子上拿起一张报纸。等女儿再过来时，他可以假装在读报纸。她站在那里盯着他，以为自己有义务为他想一想有什么可做的事，有什么意思呢。他的目光越过报纸，投向小巷对面的窗子。天竺葵还是不在那里。从来没有这么晚过。第一天看见它时，他正坐在那里看窗外的另一扇窗子，他看了看表，想知道早餐过去了有多久。他抬起头，它就在那里了。他吃了一惊。他不喜欢花，而那株天竺葵看上去也不像花。它像老家的病男孩格里斯比，它的颜色像老夫人们在公寓客厅挂的厚帘子，上面的纸蝴蝶结像露蒂仕礼拜日总穿的衣服后面系的结。露蒂仕喜欢腰带。黑鬼都喜欢腰带，老达德利心想。

女儿又过来了。她过来时，他装模作样地在看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她的口气像是临时才想起一个他能帮得上的忙。

他希望她别再让他去杂货店了。他已经迷过一次路。所有那些讨厌的大楼全都一个样。他点了点头。

“下到三楼，问施密特太太借一下她给杰克做的衬衫图案。”

为什么她就不能让他安静地坐着？她不需要这个衬衫图案。“好吧，”他说，“几号房间？”

“十号——和我们的房号一样。往下走三层楼就是了。”

老达德利总是担心他一走到外面的遛狗道，一扇门会突然打开，长着鹬状鼻、身着汗衫的一个男人会悬在窗台上，对他低吼：“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个黑鬼房间的门是开着的，他能看见一个女人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北方黑鬼。”他暗自嘀咕。她戴着无框眼镜，腿上放着一本书。黑鬼只有戴上眼镜，才觉得自己打扮妥当，老达德利心想。他想起了露蒂仕的眼镜。为了买它，她攒了十三美元。她去医院让医生看她的眼睛，好告诉她要配多厚的眼镜。医生让她透过一个镜头看动物图，还用电筒照进她的眼睛，检查她的大脑。他说她不需要配任何眼镜。她气疯了，一连烤了三天的玉米面包，最后还是在十美分店买了一副眼镜。只花了她一美元九十八美分，每个星期六她都会戴上它。“这就是黑鬼。”老达德利窃笑。他意识到自己发出了一点声音，就用手捂住了嘴。某个公寓房间里的人也许能听见吧。

他转身走下第一层楼梯。走到第二层时，他听见上楼的脚步声。他从楼梯扶手向下看，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系着围裙的胖女人。从上面看她有点像老家的本森太太。他好奇她会不会和他说话。他们相距四级台阶了，他飞快地瞟了她一眼，她却没有看他。他们迎面而过，他的眼睛迅速眨动了一下，她冷冷地看着他，然后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她一句话也没说。他感到腹部沉甸甸的。

他多下了一层楼梯，又向上走回一层，找到十号。施密特太太说好的，等她一分钟去拿图案。她派一个孩子到门口把图案交给他。这孩子什么也没说。

老达德利开始上楼。他走得更慢了。上楼让他累极了。似乎每件事都让他累极了。不像过去有雷比帮他跑腿。雷比是一个脚步轻盈的黑鬼。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鸡窝，给他抓到一只最肥的肉鸡，而鸡连叫都不叫一声。他的步子也很快。达德利一向步履缓慢。胖子总是这样的。他想起有一次他和雷比在摩屯附近打鹌鹑。他们带了一只猎狗，它比任何昂贵的指示犬[4]都能更快地发现鹌鹑的踪迹。它并不善于捉住鹌鹑，但每次都能发现它们，你对准鸟儿射击时，猎狗会趴着，像一棵死树桩。这一次猎狗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一准儿是群大家伙。”雷比低语，“我有感觉。”他们走着，老达德利缓缓举起枪。他要小心脚下的松针。松针覆盖着地面，很滑。雷比两条腿的重心换来换去，不由自主地小心地抬起脚，落在蜡一般滑的松针上。他直视前方，敏捷地向前移动。老达德利一只眼盯着前方，一只眼望着地面。就要到一个斜坡了，他会跌跌撞撞地滑下去，或者是在费力向上爬时又滑了回去。

“这回还是我去逮鸟儿吧，老爷？”雷比建议道，“一到星期一你的腿脚就不听使唤。万一你从坡上摔下去，鸟儿肯定要吓飞了，你那枪还举着哩。”

老达德利想打下这群鹌鹑。他能轻松地一气打掉四只。“我要打下它们。”他嘀咕道。他把枪举到眼前，身子前倾。他脚下一滑，向后倒去。枪走火了，鹌鹑四散而飞。

“多棒的鸟儿啊，可惜从我们手中跑啦。”雷比叹了口气。

“我们会再找到一群的。”老达德利说，“快把我从这该死的洞里拉出来。”

要是他没有摔倒，准能一气打掉五只。打掉它们就像打掉篱笆上的罐头一样易如反掌。他把一只手搁到耳后，另一只手向前伸。打掉它们就像打掉泥鸽靶一样易如反掌。砰！楼梯上传来嘎吱声，他随即旋转了身子——胳膊上还举着那只看不见的枪。那个黑鬼轻快地拾级而上，朝他走来，一抹顽皮的微笑从他修剪过的胡子里荡漾出来。老达德利张大了嘴巴。黑鬼绷着嘴角，好像要忍住笑。老达德利僵直不动，呆呆地盯着黑鬼脖颈处的那道鲜明线条。

“你在打什么呢，老家伙？”这个黑人问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黑鬼的开怀大笑，又像是白人的哧哧冷笑。

老达德利觉得自己像是拿着玩具枪的孩子。他张着嘴，舌头发直。膝盖以下软绵绵的。他滑了一跤，向下摔了三级台阶，坐在了地上。

“你小心一点，”黑人说，“在台阶上很容易受伤。”他把手伸给老达德利，拉他起来。这是一只又长又瘦的手，指尖很干净，指甲剪得方方正正，像是用锉刀锉过。老达德利的双手垂在两膝之间。黑鬼拽着他的胳膊，拉他起来。“嗬！”他喘息着说，“你可真沉。这里使点劲呀。”老达德利绷直膝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黑鬼扶着他的胳膊。“反正我要上楼，”他说，“我来帮你吧。”老达德利慌乱地四下张望。他身后的台阶像是合上了。他和黑鬼在一起上楼。黑鬼每走一级台阶，都要等他。“所以说你爱打猎？”黑鬼说，“好吧，让我想想。我打过一次鹿。我想我们用的是多德森三八式枪打到的鹿。你用的什么？”

老达德利死死地盯着他那亮闪闪的棕褐色皮鞋。“我用一支枪。”他含糊不清地说。

“和打猎比起来，我更喜欢玩枪。”黑鬼说，“杀生可不怎么好。消灭野生动物保护区多少是一种耻辱。不过如果我有时间和钱的话，我倒是要收藏枪。”每一级台阶他都等着老达德利上来。他在解释枪和枪的构成。他穿着灰色的短袜，上面有一块黑色的斑点。他们走完了楼梯。黑鬼挽着他的胳膊走过走廊。他的一只胳膊仿佛是扣在了黑鬼的胳膊里。

他们径直走到老达德利家门口。黑鬼问：“你是住这里吧？”

老达德利看着门，摇了摇头。他还是没有看黑鬼。上楼的一路，他都没有看黑鬼一眼。“好吧，”黑鬼说，“这是个很棒的地方——一旦你习惯了。”他拍了拍老达德利的背，走进自己的公寓。老达德利走进他的。喉咙的疼痛现在弥漫到整个脸部了，从眼睛渗透出来。

他拖着脚走到窗边的椅子，跌坐了下去。他的喉咙要爆裂了。因为那个黑鬼——那个该死的拍他背叫他“老家伙”的黑鬼，他的喉咙要爆裂了。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来自一个好地方。一个好地方。在那地方这种事简直不可思议。眼窝里的眼球感觉很奇怪。它们在肿大，瞬间就肿得连眼窝都装不住了。他困在一个黑鬼能叫你“老家伙”的地方。他不要被困住。他不要。他转了转靠在椅背上的脑袋，好伸展一下肿胀的脖子。

一个男人在看着他。小巷对面的窗子里有个男人正直勾勾地看着他。那个男人在看他哭。那本是天竺葵的地方，现在是一个穿汗衫的男人，正在看他哭，等着看老达德利的喉咙爆裂。老达德利也望着那个男人。那里应该是那株天竺葵。那是天竺葵的位置，那个男人不该在那里。“天竺葵在哪里？”他从紧绷的喉咙里发出叫喊。

“你哭什么？”那个男人问，“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那样。”

“天竺葵在哪里？”老达德利战栗了，“在那里的应该是它。而不是你。”

“这是我的窗子，”那个男人说，“我有权坐在这里，只要我想。”

“它在哪里？”老达德利尖叫道。他的喉咙只剩下一丝缝隙。

“它掉下去了，可是这关你什么事？”那个男人说。

老达德利站起身，从窗台向下凝视。在六层楼下面的小巷，他能看见一个破碎的花盆，泥土散落了一地，绿色的纸蝴蝶结中伸出一枝粉红色的东西。掉在六层楼下。从六层楼上摔了下去。

老达德利看着那个嚼口香糖的男人，他正等着老达德利的喉咙爆裂。“你不该把它放得离窗台那么近。”他喃喃自语，“你为什么不去把它捡起来？”

“你为什么不去呢，老爹[5]？”

老达德利盯着那个男人，他待在天竺葵应该待的地方。

他会的。他会下去捡起它。他会把它放在自己的窗台上，想看它就可以整天看着它。他从窗口转身，离开了房间。他慢慢地走过遛狗道般的走廊，走到楼梯处。楼梯向下延展，如同地里一条深深的伤口。楼梯穿过一个山洞般的豁口，张开，向下，再向下。他曾跟在那个黑鬼后面上过几级台阶。黑鬼拽起他，挽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走上台阶，说他猎过鹿，“老家伙”，他看见老达德利举着一支并不存在的枪，像孩子一样坐在台阶上。他穿着亮闪闪的棕褐色皮鞋，努力忍住笑，可整件事都令人发笑。每级台阶上可能都有短袜上带黑斑的黑鬼，绷着嘴角忍住笑。楼梯延展，向下，再向下。他不要下去，不要让黑鬼拍他的背。他回到房间，回到窗前，看着下面的天竺葵。

那个男人坐在天竺葵应该待的地方。“我没见你去捡它啊。”他说。

老达德利盯着那个男人。

“以前我见过你，”那个男人说，“你每天都坐在那把旧椅子里，盯着窗外，看我的公寓。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做什么是我的事，明白吗？我可不喜欢别人看我在做什么。”

它在小巷深处，它的根裸露在空气中。

“这话我只说一次。”那个男人说着，就从窗前走开了。

[1] 露蒂莎的昵称。

[2] 一种比较原始的有袋类动物，主要产自拉丁美洲。负鼠性情温顺，常常夜间外出，捕食昆虫和蜗牛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也吃一些植物性食物。平时负鼠喜欢生活在树上。

[3] nah，美国俚语，同no，“不”的意思。

[4] 指示犬的行为特征是当发现猎物时，会用身体特定的姿势向猎人指示猎物所在。该犬种具有出众的灵敏嗅觉，奔跑步伐大而速度快，动作敏捷，耐力持久，姿态优美，是猎手们最喜爱的犬种之一。

[5] 原文为“pop”，与上下文反复出现的“爆裂”为同一词，此处为双关语。

理发师

自由主义者在迪尔顿的日子不太好过。

民主党白人初选[1]过后，瑞伯换了自己的理发师。初选三周前，理发师边给他刮脸，边问道：“你打算选谁？”

“达曼。”瑞伯说。

“你喜欢黑鬼？”

椅子里的瑞伯突然晃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会被人如此粗鲁地质问。“不。”他说。他失去了平衡，否则他就会说：“我既不喜欢黑人也不喜欢白人。”这话他对那个哲学家雅格布斯说过。为了说明自由主义者在迪尔顿的日子多么不好过，雅格布斯——一个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人——嘀咕道：“真是一个艰难的处境啊。”

“为什么？”瑞伯直截了当地问。他知道他能辩倒雅格布斯。

雅格布斯说：“不说了。”他有课。瑞伯注意到，每当他想和雅格布斯辩论，他就总是有课。

“我既不喜欢黑人也不喜欢白人。”瑞伯本想对理发师这么说。

理发师在肥皂沫中推出一条清晰的路，将剃刀指着瑞伯。“我跟你讲，”他说，“现在只有两个阵营，白人和黑人。谁都能从这场选举中看到这一点。你知道霍克是怎么说的？他说，一百五十年前，他们互相残杀啃食彼此——他们用宝石打鸟——用牙齿剥马皮。一个黑鬼走进亚特兰大一家白人理发店说：‘给我剪个头。’他们把他扔了出去，只是个警告而已。我说，上个月在马尔福德三个黑狗崽子枪杀了一个白人，把他家洗劫了一半，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坐在县监狱里吃得跟美国总统一样好——他们可能会脏乎乎地锁在一起服苦役；那些喜欢黑鬼的人会来看望他们，看到黑鬼们在拣石子，他们心都要碎了。嗨，我和你说吧——只有除掉这些哈伯德妈妈[2]，选出一个能让这些黑鬼回到他们自己地方的人，我们才能重新过上好日子。”

“你听到了吗，乔治？”他对着那个正在擦水池周围地板的黑人男孩大喊。

“听到嘞。”乔治说。

此刻瑞伯应该说点什么，但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想说点乔治能听懂的话。他很惊讶乔治被引入了这场对话。他想起雅格布斯说过他在一所黑人大学做了一周的讲座。那里禁止说黑人——黑鬼——有色人种——黑色人种。雅格布斯说他每天晚上回家都对着后窗向外大喊：“黑鬼黑鬼黑鬼。”瑞伯好奇乔治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乔治是一个衣着整洁的男孩。

“要是一个黑鬼走进我的店，大呼小叫地说要剪头，我真是会给他好好剪个头。”理发师咬牙切齿地说。理发师又问：“你是哈伯德妈妈？”

“我会选达曼，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瑞伯说。

“你听过霍克森[3]讲话吗？”

“有幸听过。”瑞伯说。

“你听过最近这次吗？”

“没有，我知道每次演讲他的言论都是一成不变。”瑞伯不客气地说。

“是吗？”理发师说，“噢，最近的这次演讲真是妙极了！老霍克可让那些哈伯德妈妈够受的。”

“有很多人，”瑞伯说，“认为霍克森是一个煽动家。”他怀疑乔治不知道煽动家是什么意思。他应该说：“撒谎的政客。”

“煽动家！”理发师拍了拍膝盖，高兴地大叫，“霍克就是这么说的！”理发师嚷着，“难道不是说中了吗！‘伙计们，’他说，‘那些哈伯德妈妈说我是煽动家。’他向后一跃，几乎是轻声细语地说，‘我是煽动家吗，你们说呢？’他们吼叫，‘不，霍克，你不是煽动家！’霍克向前一步喊道，‘哦，我是的，我是本州他妈的最棒的煽动家！’你真应该听听那些欢呼声！哟！”

“好一场秀啊，”瑞伯说，“可它不过是……”

“哈伯德妈妈，”理发师嘀咕道，“你真是被他们骗了。我和你说件事吧……”他回顾了霍克森七月四日的演讲。那又是一场妙极了的演讲，以诗歌结尾。达曼是谁？霍克想知道。是啊，达曼是谁？人群在咆哮。哎呀，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哎呀，他是小男孩布鲁，吹着他的喇叭呢。是啊，小婴儿在牧草地，黑鬼们在玉米地。[4]老兄！瑞伯真应该听一听。没有一个哈伯德妈妈能挺住。

瑞伯想，如果理发师能读一点……

听着，他根本不需要读任何东西。他需要做的仅仅是思考。如今世道缺的就是这个——他们不思考，他们没有常识。为什么瑞伯也不思考？他的常识到哪里去了？

我为何这么折磨自己？瑞伯气恼地想。

“不，先生！”理发师说，“空话对谁都没有好处。它们代替不了思考。”

“思考！”瑞伯喊道，“你自称在思考？”

“听我说，”理发师说，“你知道霍克对特尔福德的人说了什么？在特尔福德，霍克告诉他们，他希望黑鬼们老实地待在自己的地方，如果他们不肯待在那个地方，他会给他们找到一个地方的。这个说法怎么样？”

瑞伯不明白这和思考有什么关系？

理发师认为这太显而易见了，就像沙发上有一头猪一样明显。理发师还思考了很多别的事情，他都告诉了瑞伯。他说瑞伯应该听一听霍克森在木林橡树、贝德福德和契克维尔的演讲。

瑞伯重新在椅子里坐好，提醒理发师他是来刮脸的。

理发师又开始为他刮脸。他说瑞伯应该听一听在斯巴达维尔的演讲。“最后没有一个哈伯德妈妈留下，所有的小男孩布鲁都把喇叭吹破了。”理发师说，“霍克说，是时候了，你必须镇压，用……”

“我还有约，”瑞伯说，“我要赶时间。”他为什么要待下去听这些废话？

尽管它是一派胡言，可是那一天那场愚蠢至极的对话一直如影随形，晚上上床之后各种细节仍源源不断地在瑞伯脑海里回味。让他恶心的是，他发现自己在回味它，还加入了如果他有机会准备，当时会说的话。他好奇雅格布斯会怎么应对。雅格布斯善于给人留下学识渊博的假象，瑞伯却知道他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职业领域里的一个好窍门。瑞伯经常通过分析它来自娱自乐。雅格布斯肯定可以镇定自如地应对理发师。瑞伯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对话，思索雅格布斯会怎么做。最后他自己做了一遍。

下一次去理发店时，他已经忘记了那次争执。理发师似乎也忘记了。他谈论了一下天气，就不再说话了。瑞伯在想晚饭吃什么。哦。那天是星期二。星期二他妻子做罐头肉。取出罐头肉，配奶酪一起烤——肉片，加上一片奶酪——烤出条纹——为什么每个星期二我们都要吃这玩意儿？——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要——

“你还是哈伯德妈妈？”

瑞伯猛地抬头。“什么？”

“你还是选达曼？”

“是的。”瑞伯说着，大脑飞快地调动起储备。

“哦，看看这儿，你们这些教师，你知道的，似乎，哦……”他有些混乱。瑞伯能看出来理发师没有上次那么自信了。他可能有一个新观点要强调。“要是你们这些家伙知道霍克是怎么谈论教师薪水的，估计就会选他了。你现在就像是要选他。为什么不呢？你不想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瑞伯大笑，“一个腐败的统治者只会让我损失的钱比他给我的要多，难道你不知道？”他意识到自己被理发师拉到了同一个水平，“哎呀，无论是什么人都很难取悦他，”瑞伯说，“选他比选达曼要多付出一倍的代价。”

“那又怎么样呢？”理发师说，“我在钱上从不吝啬，只要有益。我从来都是按质论价。”

“我不是那意思！”瑞伯说道，“那不是……”

“无论如何，霍克承诺的加薪计划并不包括他那样的教师。”声音从屋子后面传来。一个胖男人，带着一股经理人的笃定气势走近瑞伯，“他是大学教师，是不是？”

“是啊，”理发师说，“没错。他是得不到霍克的加薪；可是就算达曼获选，他也一样得不到啊。”

“啊哈，他会得到别的。所有的学校都支持达曼。他们支持他，为了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免费的教科书、新课桌，还有别的。这就是游戏规则。”

“好一点的学校，”瑞伯结结巴巴地说，“让每个人都受益。”

“这种话我真是听够了。”理发师说。

“你看，”这男人解释道，“你根本糊弄不了学校。他们抛出的论调就是——每个人都受益。”

理发师哈哈大笑。

“如果你曾想……”瑞伯开口道。

“也许教室前面会有一张为你准备的新讲台。”这男人欢快地笑了，“怎么样，乔？”他推了推理发师。

瑞伯真想用脚踢这男人的下巴。“你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理性吗？”他嘀咕道。

“听我说，”这男人说，“你可以畅所欲言。可是你没意识到，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教室后面有一群黑人的脸看着你，你什么感觉？”

瑞伯脑子一阵空白，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把他猛地撞到了地上。乔治走了进来，开始洗水池。“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愿意教——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瑞伯说。他好奇乔治有没有抬头。

“好吧，”理发师赞同地说，“但是不要混在一起，啊？你想去白人学校吗，乔治？”他喊道。

“不太想。”乔治说，“去污粉不够了。盒子里就剩这么多了。”他把粉末倒进水池。

“那就去买吧。”理发师说。

“是时候了，”这个经理人接着说，“正如霍克森所说，我们需要用九牛二虎之力来镇压。”他继续评论霍克森七月四日的演讲。

瑞伯真想把他推到水池里。天很热，处处是苍蝇，还要听一个肥胖的蠢货废话，令人忍无可忍。透过彩色玻璃窗，他能看见湖蓝色的清凉的县政府广场。他多想理发师能快一点。他将注意力放在外面的广场上，想象自己身在彼处，树在轻轻摇曳，由此可见那里一定是微风习习。一群男人沿着广场的人行道漫步。瑞伯更加仔细端详，认出了其中的雅格布斯。可是雅格布斯傍晚有课。不过那就是雅格布斯。真是他吗？如果是的话，他在跟谁说话呢？布莱克雷？是布莱克雷吗？瑞伯眯缝起眼睛。三个身着佐特服[5]的黑人男孩在人行道上溜达。其中一个坐在了路上，瑞伯只能看见他的脑袋，另外两个懒洋洋地斜靠在理发店的窗边，远处的风景几乎被他们遮住了。见鬼，他们就不能在别处停留吗？瑞伯怒气冲冲地想。“快一点，”他对理发师说，“我还有约。”

“你急什么？”胖男人说，“你最好留下来为男孩布鲁辩护。”

“哎，你还从没告诉过我们为何要选他。”理发师窃笑着，一边摘下瑞伯脖子上的围布。

“是啊，”胖男人说，“不要说什么好政府，看看你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还有约，”瑞伯说，“我要走了。”

“你才知道达曼是这么糟糕，你没办法为他说一句好话。”胖男人得意地大叫。

“听我说，”瑞伯说，“我下星期再来，你们想要多少选达曼的理由，我就给你们多少——比你们选霍克森的理由更有说服力。”

“我倒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办到，”理发师说，“可是我和你说，你根本办不到。”

“好吧，我们走着瞧。”瑞伯说。

“记住，”胖男人挑刺儿说，“不许你说什么好政府。”

“我不会说一句你们听不懂的话。”瑞伯嘀咕道，他不应该怒形于色，他觉得自己很傻。胖男人和理发师都在咧嘴笑。“我们星期二见。”瑞伯说完就走了。他也厌恶自己说要给他们什么理由。必须要想出理由——系统的理由。他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信口开河。他多想能像他们那样。他多想“哈伯德妈妈”不要这么有板有眼。他多想达曼会吐烟草汁。必须要想出理由——需要时间和精力。他怎么了？为什么想不出来？动动脑子，他可以让理发店的所有人如坐针毡。

他到家的时候，辩论大纲已经有了开头。不能有废话和空话——这并非易事，他是知道的。

他立刻动笔。一直工作到晚饭时间，只写了四句——又都被划掉了。晚饭吃到一半他起身去了一次书桌，改了一句。饭后他又把改正的那句划掉了。

“你怎么了？”他的妻子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瑞伯说，“没什么。我只是有工作要做。”

“我不打扰你了。”她说。

妻子走出门时，他把书桌底下的横牚给踢松了。到十一点他写完了一页。第二天早晨他的思路顺畅多了，中午前他写完了。他认为文章足够直白。开始是：“人们选举他人执政，有两个理由。”结尾是：“那些不加斟酌就滥用概念的人，无异于在风上行走。”他认为最后一句相当有力。他认为整篇文章都非常有力。

下午他把文章拿到雅格布斯的办公室。布莱克雷在里面，不过马上就走了。瑞伯把文章读给雅格布斯听。

“噢，”雅格布斯说，“那又怎么样呢？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瑞伯读文章的时候，雅格布斯一直在一张成绩表上记录数字。

瑞伯不知道雅格布斯是不是很忙。“和理发师辩论，为自己辩护。”他说，“你和理发师辩论过没有？”

“我从不辩论。”雅格布斯说。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那种无知，”瑞伯解释道，“你从来没有过那种体验。”

雅格布斯哼了一声。“哦，我有过。”他说。

“然后呢？”

“我从不辩论。”

“但你知道你是对的。”瑞伯仍不死心。

“我从不辩论。”

“好吧，我是要辩论的。”瑞伯说，“我要毫不迟疑地说出真理，就像他们谈论谬误一样毫不迟疑。这将是速度的问题。明白吗，”他接着说，“这不是要给谁洗脑；我是在为自己辩护。”

“我能理解，”雅格布斯说，“我希望你能做到。”

“我已经做到了！你看看这文章。就是这个。”瑞伯不知道雅格布斯是愚钝还是太忙。

“行，放在这儿吧。和理发师辩论时，要面不改色。”

“不会有问题的。”瑞伯说。

雅格布斯耸了耸肩。

瑞伯原本指望和他详细地讨论一下。“好吧，再见。”瑞伯说。

“好。”雅格布斯说。

瑞伯心想，为什么要先把文章读给他听呢。

星期二下午去理发店之前，瑞伯有些紧张，他想他要先练一下，先读给妻子听听。他不知道妻子本人为什么要支持霍克森。每当他提到选举，妻子总是强调说：“别以为你是教师，你就什么都懂。”他说过他懂什么了吗？也许他不应该去叫她。不过他想知道他随意地说出那些话时，到底是什么效果。文章不长；不会占用她多少时间。妻子可能不喜欢他去叫她。她也可能被他的话所感染。可能。瑞伯就去叫她。

她说好的，但他要等一下，等她把活做完；似乎每次她手上有事时，总要被打断去做别的事。

瑞伯说他没有时间一直等着——离理发店关门只剩下四十五分钟了——请她快一点好吗？

妻子擦着手进来了，她说好的；好的，她来了，不是吗？开始吧。

他看着妻子的头顶，非常轻松随意地说了起来。他的声音演奏着那些词语，听起来不坏。他不知道是这些词语本身还是他的语调让它们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他在一个句子中间停顿了一下，瞟了妻子一眼，想从她脸上找到提示。妻子坐在椅子里，她的头微微转向椅边的桌子，桌上摊开一本杂志。瑞伯一停下，妻子就站起身。“非常好。”她说着，走回到厨房。瑞伯就去理发店了。

他走得很慢，想着他要在店里说什么，他不时停下来茫然地望着商店橱窗。布洛克饲料公司正在展示一款“自动杀鸡利器”——上面的宣传语写道：“胆小鬼可以杀自家鸡”。瑞伯好奇是不是有很多胆小鬼用过它。走近理发店，透过门斜看过去，瑞伯能看见带着经理人笃定气势的那个男人正坐在角落里读报。瑞伯走了进去，把帽子挂好。

“你好哇。”理发师说，“今天难道不是今年最热的一天吗，哎呀！”

“热极了。”瑞伯说。

“打猎季节快要结束了。”理发师评论道。

好啦，瑞伯想说，我们说正事吧。他想他应该结束寒暄，展开辩论。那个胖男人并没有注意到他。

“你真应该看看前几天我那狗是怎么赶那群鹌鹑的，”瑞伯坐进椅子，理发师接着说，“鸟儿四处乱飞，我们逮到了四只，它们又四处乱飞，我们又逮到了两只。真不赖。”

“从来没捉过鹌鹑。”瑞伯的声音嘶哑。

“什么事也比不上带着一个黑鬼、一只猎狗和一支枪去捉鹌鹑，”理发师说，“你没去过，简直是你人生的莫大损失。”

瑞伯清了清嗓子，理发师接着干活。坐在角落的胖男人翻了一页报纸。他们以为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瑞伯想。他们不可能忘记吧。他等待着，听着苍蝇的嗡嗡声和后面几个男人含糊不清的低语。胖男人又翻了一页。瑞伯能听见乔治的扫把慢悠悠地拂过某处地面，停落下来，刮擦地面，又……“你，呃，仍是霍克森的人吗？”瑞伯问理发师。

“是啊！”理发师哈哈大笑，“是啊！你知道我差点儿忘了。你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选达曼。嗨，罗伊！”他冲胖男人嚷道，“快过来。我们要听听我们为什么要选男孩布鲁。”

罗伊只是哼了一声，又翻了一页报纸。“等我看完这一篇。”他含混地说。

“那儿是什么人，乔？”坐在后面的一个男人喊道，“一个好政府男孩？”

“是啊，”理发师说，“他要发表一个演讲呢。”

“这种话我听过太多了。”那个男人说。

“你还没听过瑞伯的，”理发师说，“瑞伯人不错。他不知道选举怎么弄，但他人不错。”

瑞伯脸红了。两个男人溜达过来。“不是什么演讲，”瑞伯说，“我不过是想和你们理性地讨论一下。”

“快点过来，罗伊。”理发师嚷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瑞伯嘀咕道；他突然说，“既然你把大家都叫过来了，那为什么不叫你家男孩乔治呢。你害怕让他听吗？”

理发师默默地看了瑞伯一眼。

瑞伯感觉自己是不是太放肆了。

“他能听见，”理发师说，“他在后面也能听见。”

“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瑞伯说。

“他能听见。”理发师又说了一遍，“他能听见他听见的，他能听见的有那两倍多。你没说出来的，他也能听见。”

罗伊折上报纸，走了过来。“你好哇，孩子。”他把手放在瑞伯的头上，“我们开始演讲吧。”

瑞伯觉得自己正在一张网里挣扎。咧嘴大笑的一张张红脸低头望着他。他听见那些话吞吞吐吐地出来：“噢，我是这样看的，人们选举……”他觉得那些话像一节节货车车厢从嘴里拖出来，丁零当啷，向后相撞，戛然止住，滑脱后又扣上，微微震颤，骤然停下，像发车时一样莽撞。结束了。它结束得如此之快，让瑞伯感到不安。一时间没有人说一句话——好像他们还在等他说下去。

然后理发师嚷道：“你们中有多少人会选男孩布鲁！”

有些人转身窃笑。有个人笑弯了腰。

“我，”罗伊说，“我现在就跑过去，明天早晨我会是第一个给男孩布鲁投票的人。”

“听我说！”瑞伯喊道，“我并不想……”

“乔治，”理发师嚷道，“你听见这个演讲了吗？”

“是的，先生。”乔治说。

“你会选谁，乔治？”

“我并不想……”瑞伯嚷道。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投票，”乔治说，“让的话，我会选霍克森先生。”

“听着！”瑞伯嚷道，“你以为我想要改变你那油乎乎的想法吗？你把我当什么了？”他猛地拽住理发师的肩膀，“你他妈的这么愚蠢这么无知，你以为我会管你？”

理发师晃动肩膀，甩掉瑞伯的手。“不要激动，”理发师说，“我们都觉得你的演讲很精彩。我一直这么说——你要思考，你要……”瑞伯袭击他时，理发师向后猛地一倒，跌坐在旁边椅子的脚凳上。“觉得你的演讲很精彩。”理发师说完话，冷静地望着瑞伯被肥皂沫半盖住的苍白的脸，那张脸正怒视着他，“我一直这么说。”

瑞伯脖子处的血液在皮下汩汩流动。他转过身，迅速推开身边的男人，跑到门口。室外，阳光将一切都悬挂在一池热浪里，他几乎是跑了起来，没等他拐第一个弯，肥皂沫就滴进了他的衣领，流到了理发用的围兜，挂在了他的膝盖上。

[1] 白人初选（White Primary），是美国南方各州禁止白人以外的选民参加的初选。1890年到1944年，很多南方州都有白人初选。美国最高法院最初认为白人初选是合宪的，但在九年后却改判白人初选违反了宪法。

[2] 《鹅妈妈童谣》中的慈祥老妈妈。

[3] 霍克森是霍克的全称。

[4] 英语儿歌：小男孩布鲁，吹响你的喇叭吧。羊跑到了牧草地里，母牛跑到了玉米地里。放羊的男孩呢？他正在干草堆下，睡得香着呢！

[5] 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男装，裤管宽大，上衣长而宽松。

野猫

一

老加百列在身体的侧前方慢慢摆动着拐杖，拖着脚走到房间那头。

“那是谁？”他出现在门口，低语道，“我闻到了四个黑鬼。”

他们轻柔的小调般的笑声盖过了蛙鸣，又融入其中。

“你不能再厉害一点吗，加伯[1]？”

“你要跟我们一起吗，爷爷？”

“你应该能闻出我们是谁呀。”

老加百列又向外走了几步，到了门廊。“是马太、乔治和威利·米瑞克。还有一个是谁？”

“我是布恩·威廉姆斯，爷爷。”

加百列用拐杖探了探门廊的边缘。“你们在干吗呢？坐一会儿吧。”

“我们在等摩西和路加。”

“我们要捉那只猫。”

“你们捉它干吗？”老加百列嘀咕道，“再说你们也没有捉野猫的工具呀。”他坐在门廊的边缘，双脚垂在外边，“我会告诉摩西和路加。”

“你杀死过多少只野猫呀，加百鲁？”他们的声音穿过黑暗抵达他，充满了温柔的嘲讽。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只猫，”加百列开始讲述，“它跑到这里来吸血。有天晚上它钻入小屋的窗子，跳到一个黑鬼的床上，黑鬼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喉咙就被撕开了。”

“这只猫就在树林里，爷爷。它是出来找奶牛的。裘浦·威廉姆斯穿过树林去锯木场时，瞧见它了。”

“他把它怎么样了呢？”

“他使劲跑呀。”他们的笑声又淹没了夜的声音，“他以为野猫在追他。”

“可不是嘛。”老加百列喃喃自语。

“它追的是奶牛。”

加百列不以为然地说：“它跑到树林里来，可不全是为了奶牛哩。它要给自己弄点人血。等着瞧吧。你们跑出来捉它没什么好处。它自己就是来打猎的哩。我可是闻到它啦。”

“你怎么能知道闻到的就是它？”

“我才不会认错野猫。我小时候它就来这里啦。你们怎么不坐一会儿？”他又说。

“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吧，爷爷？”

老加百列僵住了。他伸手去摸柱子，想要站起来。“你们要是在等摩西和路加的话，”他说，“最好现在就走吧，一小时前他们就去了你们要去的地方。”

二

“进来呀，我说！快进来呀！”

盲孩子独自坐在台阶上，盯着前方。“他们都走了吗？”他喊道。

“都走了，除了老赫祖。进来吧。”

他不想进去——和女人们待在一起。

“我闻到它了。”他说。

“你进来呀，加百列。”

他走了进去，走到窗子那里。女人们对他嘀嘀咕咕。

“你待在这儿，孩子。”

“你别坐那儿，会把猫引到屋里的。”

窗子透不进一丝风，他抓住窗闩，想打开窗子。

“别开窗，孩子。我们可不希望野猫跳进来。”

“我本应该和他们一起去的。”他闷闷不乐地说，“我能闻到它。我不怕。”和这些女人关在这里，好像他也是个娘儿们。

“瑞芭说她也能闻到一点点。”

他听见那个老女人在角落里叹息。“他们出去捉猫有什么用呀，”她抱怨说，“它在这里。它就在这里。它要是跳进这屋子，首先就会咬住我，接着是那个男孩，然后是……”

“闭嘴，瑞芭。”他听见他母亲说，“我会照顾好我儿子。”

他能照顾好自己。他不怕。他能闻到它——他和瑞芭都能。它会先跳到他们身上；先是瑞芭，然后是他。它的形状和家猫一样，只是个头大一点，他母亲说。家猫的小爪子尖尖的，而野猫的大爪子像大刀，长着刀一样的牙齿；它呼着热气，吐出湿石灰。加百列能感觉到肩膀里它的爪子，喉咙里它的牙齿。可加百列不会就这么罢休的。他要用胳膊锁紧它的身体，向上摸到它的脖子，把它的头向后拧，和它一起滚到地上，直到它的爪子从他的肩膀上松开。打，打，打它的头，打，打，打……

“谁和老赫祖一起？”一个女人问。

“只有南希。”

“应该还有别人在那里呀。”他母亲轻声说。

瑞芭又在抱怨，“跑出去的人没等到那里，猫就已经跳上身了。它就在这里，我说。它越来越近了。它要咬住我了。”

它的气味加重了，加百列能闻到。

“它怎么进来呢？你们就会自寻烦恼。”

说话的是瘦米妮。没有东西能伤到她。她小时候身上就有魔法——被一个女巫施了魔法。

“它想进来就能进来。”瑞芭嗤之以鼻地说，“它撕开猫洞，钻进来。”

“等它进来我们已经到南希家了。”米妮不以为然地说。

“你行。”那老女人嘀咕道。

他和她不行，他知道。他要留下来和猫战斗。你看见那个盲孩子了吗？是他杀死了野猫！

瑞芭开始叹息。

“闭嘴吧！”他母亲命令道。

叹息变成了吟唱——她压低嗓子唱着：

主啊，主啊，

今天将要看见你的朝圣者。

主啊，主啊，

将要看见你的……

“闭嘴！”他母亲呵斥道，“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一片寂静中，加百列探身向前；全身紧绷，做好准备。

开始是咚、咚，也许是吠叫，远远的，低沉的，然后是一声尖叫，很遥远，接着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过山峦，闯进院子，跑进门廊。一个重重的身体抵住了大门，小屋在瑟瑟发抖。好像有一个东西冲进了屋，随之发出一声尖叫。南希！

“它咬住他啦！”她尖叫道，“咬住他啦，从窗子跳进来，咬住了他的喉咙。赫祖，”她哀号，“老赫祖。”

后半夜男人们回来了，拎着一只兔子和两只松鼠。

三

黑暗中，老加百列慢慢走回到他的床边。他可以在椅子上坐一会儿，也可以躺下来。他缓缓地躺到床上，让鼻子隐在被子的感觉和气味里。他们那样做有什么用。他仍然能闻到那一只。自从他们开始谈论它，他就一直一直在闻它。某个晚上它出现了——与周围所有的气味都不同，与黑鬼、奶牛、大地的气味都不同。野猫。塔尔·威廉姆斯曾看见它跳到公牛身上。

加百列突然坐了起来。它近了。他下了床，踉跄着走到门口。这扇门他闩上了；另一扇门肯定是开着的。微风吹了进来，他走进风里，晚风扑面而来。这扇门是开着的。他砰地把门关上，推上插销。这么做有什么用呢？猫要是想进来就能进来。他走回到椅子边坐下。它要是想的话，就会从东边进来。他身边有暗流涌动。门边有一个猎狗进出的狗洞；没等他跑出去，猫就会撕咬着钻进来。他要是坐在后门边上，就能快一点跑出去。他站起身，拖着椅子走到屋子那头。气味很近了。也许他应该数数。他能数到一千。方圆五英里内没有哪个黑鬼能数到这么多。他开始数数。

摩西和路加要六个小时后才回来。明天晚上他们不会出去了；可是猫今天晚上就会咬住他。我和你们这些孩子一起去吧，替你们闻它。我可是这里唯一一个能闻出它的人。

在树林里他们会把加百列弄丢的，他们会说。逮野猫可不是他的事。

我才不怕，才不怕什么野猫，也不怕什么树林。我和你们这些孩子一起去吧，让我去吧。

那你一个人待在这里怕什么呢，他们哈哈大笑。没有东西能伤到你。你要是害怕，我们带你到玛蒂家。

玛蒂家！带他到玛蒂家！和那些女人坐在一起。你们以为我是谁？我才不怕什么野猫。但是它要来了，孩子们；它才不会在树林里呢——它会来这里。你们在树林简直是浪费时间。留在这里，你们就逮到它了。

他是要数数的呀。他刚才数到哪里了？五百零五、五百零六……玛蒂家！他们以为他是谁？五百零二、五百零……

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里，双手紧紧抓住膝盖间的拐杖。它不会咬住他的，他又不是个娘儿们。他的衬衫湿湿地贴在身上，发出更浓的体味。后半夜男人们回来了，拎着一只兔子和两只松鼠。他开始回忆那只野猫，恍惚觉得自己是在赫祖的小屋里，而不是和那些女人一起。他心想难道他是赫祖吗？他是加百鲁呀。它不会像咬住赫祖一样咬住他的。他会揍它。他会拖住它。他会……他怎么能做到那些呢？这些年他甚至没法拧断一只鸡的脖子。它会咬住他的。除了等着，没有别的法子。气味很近了。对老人来说，除了等着，没有别的法子。今天晚上它就会咬住他。牙齿火热，爪子冰冷。爪子陷进松软的肉里，牙齿凌厉地咬断里面的骨头，刮掉上面的肉。

加百列感到身上在冒汗。它能闻到我，就像我能闻到它一样，他心想。我坐在这里闻它，它来这里闻我。两百零四；他刚才数到哪里了？四百零五……

烟囱边突然响起抓挠声。他向前探去，肌肉绷紧，喉咙也发紧了。“来吧，”他低语道，“我在这里。我等着呢。”他动弹不得。他没法让自己动弹。又传来一阵抓挠声。这种罪他才不想受。可是他也不想等。“我在这里。”他说——又是一声，声音很小，然后是翅膀的扇动。蝙蝠。握紧拐杖的手松开了。他该知道那不会是它。它顶多也才到谷仓。他的鼻子怎么啦？他怎么啦？方圆百里内没有哪个黑鬼有他的鼻子那么灵。他又听到抓挠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来自房子的角落，那里有一个猫洞。噼啪……噼啪……噼啪。那是一只蝙蝠。他知道那是一只蝙蝠。噼啪……噼啪。“我就在这里。”他低语道。不是什么蝙蝠。他双脚撑地想站起来。噼啪。“主在等我，”他低语道，“他可不希望我的脸被撕烂。你为什么不继续呢，野猫，你为什么想要我？”他站起来了，“主不希望我身上有野猫的痕迹。”他朝猫洞走去。河的对岸，主带着一群天使等他，准备好金色的圣衣等他穿上，他来之后就穿上圣衣，与主和天使们站在一起，审判世人。方圆五十英里内没有哪个黑鬼比他更适合审判。噼啪。他停住了。他闻到它就在外面，用鼻子顶那个洞。他要爬到某个地方！他向它的方向走过去干吗？他要爬上高处！烟囱上方钉着一个架子，他狂乱地转过身，摔到了椅子上，椅子被推到壁炉边。他抓住架子，脚踩住椅子，向上跃，向后跃，一瞬间他摸到了下面窄窄的架子板，又感觉到它在下陷，他猛地抬起脚，感觉到架子板从墙上某处断开了。他心惊肉跳，架子板落在他的脚边，椅子的横牚撞向他的头，瞬间的寂静之后，他听见一阵低沉的喘息的动物哀号越过两座山，从他身边渐渐飘走了；接着是一声声号叫，短促而狂暴地撕裂了那痛苦的哀号。加百列直挺挺地坐在地上。

“奶牛，”他终于能呼吸了，“奶牛。”

渐渐地他感觉到肌肉松弛了。它先咬住了奶牛。它现在要走了，但明天晚上它还会来。他颤颤巍巍地从椅边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床边。猫在半英里之外了。他不像过去反应那么快了。他们不应该让老人独自在家。他告诉过他们在树林里什么也逮不着。明天晚上它还会回来的。明天晚上他们会待在这里，杀死它。现在他想睡觉。他告诉过他们在树林里是捉不到野猫的。能告诉他们猫会在哪里的那个人就是他。如果他们听他的话，现在已经捉到它了。他希望死的时候能睡在床上；他不想躺在地板上，一只野猫咬住他的脸。主在等他。

他醒来时，黑暗的世界充满了早晨的各种声息。他听见摩西和路加在火炉边，他闻到煎锅里腌肉的香气。他伸手去够鼻烟，含在唇上。“你们逮到什么啦？”他大声问道。

“昨晚什么也没逮到。”路加把盘子放在他手里，“给你腌肉。你怎么把架子摔啦？”

“我可没摔什么架子。”老加百列嘀咕道，“风把它刮下来，半夜把我吵醒了。它就是摔下来的命。你们从来没搭起过什么牢靠的玩意儿。”

“我们下了一只夹子。”摩西说，“今晚我们会捉到猫的。”

“你们会的，孩子们，”加百列说，“今晚它就在这里。昨晚它不是在半英里外杀死了一头奶牛吗？”

“这可不说明它要来这里。”路加说。

“它要来这里。”加百列说。

“你杀死过多少野猫呀，爷爷？”

加百列停住了；手里装腌肉的盘子在颤抖。“我可不会吹牛，孩子。”

“我们很快就会捉到它了。我们在福特的树林下了一只夹子。它在那里出没。每天晚上我们爬到树上往下看夹子，直到我们捉到它。”

他们的叉子在锡盘上刮来刮去，就像刀一样的牙齿咬在石头上。

“你还要腌肉吗，爷爷？”

加百列把叉子放在被子上。“不要了，孩子，”他说，“不要腌肉了。”围绕着他的黑暗是如此空虚，动物的哀号刺过那深沉的黑暗，和他喉咙里的怦怦心跳交织在一起。

[1] 此处的加伯和下文的加百鲁皆为加百列的昵称。

庄稼

桌上的面包屑总是由威勒顿小姐来清理的。这是她特殊的家务成就，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露西娅和柏塔负责洗碗，加纳走进客厅做《早报》上的纵横填字游戏。留下威勒顿小姐一个人在饭厅，而她也不介意。嗬！这间房子里的早餐总是一场磨难。露西娅坚持早餐和其他两餐一样，也需要固定的时间。露西娅说固定的早餐有利于养成其他固定的习惯，而加纳身体一向不好，他们迫切需要在饮食上建立某种制度。这样她也能确保加纳在麦乳里加上琼脂[1]。威勒顿小姐心想，他已经这样吃了五十年，好像他还能换一种吃法似的。早餐的争执总是从加纳的麦乳开始，以威勒顿小姐的三勺凤梨汁结束。“你知道你的胃酸，威莉[2]，”露西娅小姐总是说，“你知道你的胃酸。”加纳就会转转眼珠，发表一番令人恶心的评论，柏塔会跳起来，露西娅一脸苦恼，威勒顿小姐则会品尝刚才吞下去的凤梨汁。

清理桌上的面包屑是一种慰藉。它给人思考的时间，如果威勒顿小姐要写一个故事，她就需要先构思。坐在打字机前，通常是她的最佳思考时间，但也只是如此而已。首先，她需要想出一个故事的主题。有如此多的主题可以写成故事，以至于威勒顿小姐一个也想不出来。这是写一个故事的最难之处，她总是这样说。她花在思考要写什么的时间，远远多于真正写作的时间。有时候，她放弃了一个又一个主题。她通常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才能决定要写什么。威勒顿小姐拿出银制扫屑器和屑铲，开始抹桌子。她沉思道，面包师会不会是一个好主题呢？国外的面包师都很生动，她想。玛蒂尔·菲尔默姨妈留给她四张法国面包师的上色彩照，他们戴着蘑菇一样的帽子。都是高个子的棒小伙——金发……

“威莉！”露西娅小姐尖叫道，拿着盐瓶走进饭厅，“我的天，你得把屑铲放在扫屑器下面，不然面包屑都弄到地毯上了。上周我清扫了四次，我可不想再做一次。”

“你又不是为了清扫我溅在地上的面包屑。”威勒顿小姐不客气地说，“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我总是会捡起来的。”她又说，“而且我掉的并不多。”

“这次记得把扫屑器放回去前要先洗一下。”露西娅小姐回嘴道。

威勒顿小姐把面包屑全都放进手里，扔到了窗外。她把屑铲和扫屑器拿回到厨房，放在冷水龙头下冲洗。她把它们擦干，塞回到抽屉里。结束了。现在她要回到打字机前。她可以一直待到中饭时间。

威勒顿小姐在打字机前坐下，长出了一口气。好吧！她刚才在思考什么呢？哦。面包师。嗯。面包师。不，面包师不行。还不够生动。面包师没有社会冲突。威勒顿小姐坐在那里，盯着打字机。ASDFG——她的眼睛在键盘上流连。嗯。老师？威勒顿小姐思忖道。不。天哪，不。老师总让威勒顿小姐感觉不舒服。她在威娄普尔中学的老师还不错，不过她们都是女人。威娄普尔女校，威勒顿小姐想起来了。她不喜欢这个词，威娄普尔女校——太生物学的感觉。她通常只说她是威娄普尔的毕业生。男老师让威勒顿小姐有一种要说错话的感觉。再说老师也不合时宜了。他们甚至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了。

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嗯。佃农！威勒顿小姐从来不曾与佃农有过亲密的接触，然而她考虑到，他们会让一个主题不失风雅，又能给她的作品注入一种社会关怀的气息，这对她渴望进入的那个圈子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总是能充分利用，”她嘀咕道，“钩虫这个题材。”现在灵感来了！毫无疑问！她的指头在键盘上兴奋地悬空扫过。接着她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打起字来。

“罗得·莫顿，”打字机写道，“唤他的狗。”打完“狗”她倏然停下了。威勒顿小姐的第一句永远是最好的。“第一句，”她总是说，“闯进她的头脑——像一道闪电！就像一道闪电！”她说着，一边打着响指，“像一道闪电！”她的故事就是建立在第一句之上的。“罗得·莫顿唤他的狗”是自动到威勒顿小姐脑子里来的，她又读了一遍，断定不仅“罗得·莫顿”是一个佃农的好名字，“唤他的狗”也是最适合佃农做的事了。“狗竖起耳朵，悄悄溜到罗得身边。”威勒顿小姐打下这句话，并没有意识到她犯的错——一段里面出现了两次“罗得”。听起来很刺耳。打字机咔咔地退回原处，威勒顿小姐在“罗得”的名字上打了两个×，用铅笔在上面写道：“他”。她准备好要往下写了。“罗得·莫顿唤他的狗。狗竖起耳朵，悄悄溜到他身边。”“狗”又出现了两次，威勒顿小姐心想。嗯……但她觉得，不像两个“罗得”那么难听。

威勒顿小姐是她所谓的“声音艺术”的忠实拥趸。她坚称耳朵与眼睛一样，都是读者。她喜欢这样表述。“通过抽象语言的描绘，眼睛形成一幅画面，”她对“殖民地之女联合会”的一群人说道，“一次文学冒险（威勒顿小姐喜欢‘文学冒险’这个词）的成功依赖于头脑编织的抽象语言，还有留存耳中的声音特质（威勒顿小姐也喜欢“声音特质”这个词）。”“罗得·莫顿唤他的狗”这个句子有一种尖锐的气质；接下来的“狗竖起耳朵，悄悄溜到他身边”，给了整个段落需要的开局。

“他拽住这牲畜又短又瘦的耳朵，跟它一起滚到泥里。”威勒顿小姐沉思道，或许有点过头了。然而她知道，佃农在泥里打滚儿符合人们的合理预期。她曾读过一篇描写这类人的小说，他们就做了如此糟糕的事，整个四分之三的叙述中，还一直做着更糟糕的事。露西娅清理威勒顿小姐书桌抽屉时发现了这本书，随手翻了几页，就用大拇指和食指夹起它，扔进了火炉。“威莉，今天早上我清理你的书桌，发现了一本书，肯定是加纳恶作剧放在那儿的。”露西娅后来对她说，“一本烂书，不过你知道加纳这人。我把书烧了。”她又干笑着说，“我明白，书不可能是你的。”威勒顿小姐也明白，书只可能是她的，只是犹豫要不要承认她的独特口味。因为不想去图书馆借阅，她直接从出版社订购了这本书，包括邮费，花了三美元七十五美分。还有最后四章没有读完，但从这本书中她已经收获很多，她有底气说罗得·莫顿跟狗在泥里打滚儿是合理的。她断定，让罗得这样做使得钩虫更加切题。“罗得·莫顿唤他的狗。狗竖起耳朵，悄悄溜到他身边。他拽住这牲畜又短又瘦的耳朵，跟它一起滚到泥里。”

威勒顿小姐向后靠了靠。一个好开头。她要开始构思行动了。当然，要有一个女人。或许罗得可以杀了她。那种女人总是会惹事。正是她的放肆让罗得起了杀心，随后他可能又受良心煎熬。

真是这样的话，罗得就要有一些道德准则，要赋予他这些并非难事。可是如何糅进那必须要发生的爱情故事里？要有一些狂暴的自然主义的场景，某种施虐的场景，让人自然联想到那个阶层。这是个难题。可威勒顿小姐享受这样的难题。她最喜欢构思激情场景，然而下笔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异样，担心家人读到时会说些什么。加纳会瞅准每一个机会朝她打响指和眨眼；柏塔会认为她很可怕；露西娅会用她那傻里傻气的声调说：“你一直在瞒着我们什么呢，威莉？你一直在瞒着我们什么呢？”露西娅干笑起来，像以前一样。威勒顿小姐现在不能多想；她要构思她的人物。

罗得应该是高个儿，有些驼背，头发蓬乱。尽管长着红红的脖子和笨拙的大手，那双悲伤的眼睛却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绅士。牙齿要整齐，要有一头红发，表明他颇有活力。衣服要宽大，但他对穿什么都无所谓，仿佛那就是他皮肤的一部分；她又沉思道，还是不要让他跟狗一起打滚儿吧。那个女人应该算个美人——有着金黄的头发、胖胖的脚踝、暗褐色的眼睛。

那个女人会在小屋里为罗得做好晚餐，他就坐在那里吃她懒得放盐的疙疙瘩瘩的玉米粥，一边思考着某件重大的事，某件遥远的事——另一头奶牛，一栋粉刷过的房子，一口干净的井，甚至一座自己的农庄。那个女人会对他吼叫，因为他劈的木柴根本不够用，她还会抱怨后背痛。她坐在那里，盯着他吃掉发馊的玉米粥，说他没有胆量去偷东西吃。“你就是一个该死的乞丐！”她会嘲笑他。罗得会让她别作声。“闭嘴！”他大喊，“我受够了。”女人会翻翻眼，取笑他，大笑着说——“我会怕像你这样的人？”他会把椅子往身后一推，向女人走去。她会从桌上抓起一把刀——威勒顿小姐心想那个女人是一个怎样的傻瓜啊——她向后退，胸前握着那把刀。他会猛扑过去，女人飞快地躲开他，像一匹野马。他们再次面对面——眼神充满仇恨——身体前后摇晃。威勒顿小姐能听见时间滴落在外面的锡皮屋顶上。罗得又要向她扑去，她手里的刀已经待命，会随时刺入他的身体——威勒顿小姐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对着女人的后脑勺狠狠地一击。刀从女人手里跌落，一阵薄雾将她从屋里卷走。威勒顿小姐转身对罗得说：“我给你拿些热的玉米粥吧。”她走到火炉边，端来一只干净的盘子，盛着洁白的玉米粥和一块黄油。

“啊，谢谢。”罗得对她微笑，露出整齐的牙齿，“你总是做得这么好。你知道的。我在想——我们可以搬出这个租佃的农场。我们可以有一个像样的住处。如果我们今年可以把哪样东西转卖出去，我们就能养一头奶牛，慢慢积少成多。想想它意味着什么吧，威莉，只要想一想啊。”

威莉坐在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那就这样干吧，”她说，“我们会比往年都要好，到春天就会有头奶牛的。”

“你总是知道我在想什么，威莉，”他说，“你总是知道。”

他们坐了很久，想着彼此是如何地心心相印。“把饭吃了吧。”她最终说道。

他吃完饭，帮威莉掏出炉灰，在这七月的炎热夜晚，他们沿着牧场向小溪走去，谈论着他们有一天将会拥有的那片土地。

到了三月末，雨季就要来临，他们取得的进展简直不可思议。上个月罗得每天早晨都是五点起床，而威莉四点就起床了，他们要趁天好的时候把庄稼都收割了。罗得说，下星期可能就要下雨了，如果不能及时收割，庄稼就要损失了——包括前几个月他们所有的收获。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跟头一年一样，又是难熬的一年。而且，他们来年还将有一个孩子，而不是一头奶牛。罗得仍然一心想要奶牛。“养孩子花不了多少，”他会争辩说，“奶牛还能喂他。”威莉却心意已决——奶牛可以再说——孩子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也许，”罗得最后说，“我们两个都能养。”他走出去看着新犁的田地，仿佛能从犁沟里看出收成似的。

即便他们捉襟见肘，这也是很好的一年。威莉打扫了棚屋，罗得修缮了烟囱。门边牵牛花朵朵怒放，窗下金鱼草丛丛聚集。这是宁静的一年。然而他们开始为庄稼烦恼了。必须要在雨季前收割。“我们还需要一星期的时间。”那天晚上罗得走进屋嘀咕道，“再有一星期，我们就能完工了。你不想收庄稼吧？你也是没办法，唉，”他叹了口气，“但我雇不起帮手。”

“没问题，”她把颤抖的双手藏在背后，说道，“我来。”

“今晚是个阴天。”罗得愁眉苦脸地说。

第二天他们一直干到天黑——干到再也干不动了，然后踉跄地走回到小屋，倒在床上。

夜里威莉痛醒了。那是一种轻柔的绿色的疼痛，紫色的光流过这疼痛。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醒了。她的头左右摆动，脑子里面有嗡嗡响的影子，像在碾磨巨石。

罗得坐了起来。“你是不是要生了？”他颤抖着问道。

她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又颓然倒下。“去小溪边找安娜。”她喘息着说。

嗡嗡声越来越大，影子越来越灰。一阵阵地，这疼痛夹杂着嗡嗡声和灰影，随后便无休无止了。它一次次袭来。嗡嗡声愈发清晰，直到早晨她才意识到那是雨声。她沙哑地问：“雨下了多久了？”

“差不多两天吧。”罗得答道。

“这么说庄稼没了。”威莉倦怠地望着屋外滴雨的树，“完了。”

“没完，”他温柔地说，“我们有了一个女儿。”

“你想要儿子。”

“不，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现在有两个威莉了——这可比一头奶牛好呢。”他笑容满面地说道，“我该怎么做才能配得上我得到的呢，威莉？”他弯腰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该怎么做？”她说得很慢，“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你更多呢？”

“威莉，你去一趟杂货店怎么样？”

威勒顿小姐把罗得从身边推开。“露西娅，你——你说什么？”她结结巴巴地问。

“我说现在你去一趟杂货店怎么样？这星期每天早晨都是我去，可我现在很忙。”

坐在打字机前的威勒顿小姐向后一靠。“好吧，”她尖声说，“你要买什么？”

“一打鸡蛋，两磅西红柿——熟的西红柿——你该马上治治你的感冒。你在流泪，嗓子也哑了。卫生间里有阿斯匹林。开张支票给杂货店。穿上你的外套。外面很冷。”

威勒顿小姐翻了个白眼。“我四十四岁了，”她高声说，“能照顾好自己。”

“记得要熟的西红柿。”露西娅小姐还嘴道。

威勒顿小姐外套没扣整齐，她步履沉重地走过布劳德大街，走进超市。“要买什么呢？”她嘀咕道，“两打鸡蛋，一磅西红柿，对。”她穿过一排排罐装蔬菜和薄脆饼干，走向装鸡蛋的盒子。但是没有鸡蛋。“鸡蛋呢？”她问一个正在称油豆角的男孩。

“我们只有小母鸡的蛋。”他说着，又舀出一把豆角。

“哦，在哪里，有什么区别？”威勒顿小姐盘问道。

男孩把几根豆角扔回到箱子里，懒洋洋地走到装鸡蛋的盒边，递给她一个硬纸盒。“说实话没啥区别，”他说着，把泡泡糖往门牙上推了推，“就是年轻的小鸡吧，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啊？”

“要，再来两磅西红柿。熟的西红柿。”威勒顿小姐补充道。她不喜欢购物。这些店员凭什么如此倨傲。如果来的是露西娅，男孩就不会这么磨蹭。她付好鸡蛋和西红柿的钱，匆匆离开。这地方让她有些沮丧。

一家杂货店会让人沮丧，真可笑——不过是些无聊的日常用品——买豆角的女人——用购物推车推着孩子——为南瓜多了还是少了八分之一磅而讨价还价——她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威勒顿小姐感到不解。哪里有自我表达、创造和艺术的空间呢？她周围全都一样——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匆匆赶路的人群，手里提满小包装袋，脑子里也全是——那边有一个女人，用带子拴着一个孩子，拉他，拽他，把他从展示杰克南瓜灯[3]的橱窗边拖走；她这一生都要在拉他拽他中度过了。那边还有一个，购物袋掉在地上，东西撒了一地，另一个在给孩子擦鼻子，街那头有一个老妇人带着三个蹦蹦跳跳的孙儿孙女，他们身后有一对情侣，两人不雅地紧贴在一起。

他们走了过来，经过威勒顿小姐，她目光犀利地看着他们。女人很丰满，有着金黄的头发、胖胖的脚踝、暗褐色的眼睛。高跟浅口皮鞋，蓝色的脚链，棉质超短裙，格子短上衣。她的皮肤上有斑点，脖子向前伸着，像是在闻一个总是被拽走的东西。她傻乎乎地咧嘴笑。男人细高，憔悴，头发蓬乱。驼背，粗红的脖子上有一些黄色的节疤。他们沉重地走过，男人的手笨拙地抚摸女孩的手，对她腻味地笑了一两下，威勒顿小姐能看见他那整齐的牙齿、悲伤的眼睛和额头上的皮疹。

“呃。”她打了个冷战。

威勒顿小姐把物品放在厨房桌子上，回到打字机边。她看了看里面的纸。“罗得·莫顿唤他的狗，”纸上写道，“狗竖起耳朵，悄悄溜到他身边。他拽住这牲畜又短又瘦的耳朵，跟它一起滚到泥里。”

“听起来真糟糕！”威勒顿小姐嘀咕道，“总之不是一个好主题。”她断定。她需要更生动的东西——更风雅的东西。威勒顿小姐久久地盯着打字机。突然间，她欣喜若狂地用拳头捶了几下桌子。“爱尔兰人！”她尖叫，“爱尔兰人！”威勒顿小姐向来崇拜爱尔兰人。她觉得，他们的土腔充满乐感；他们的历史——壮丽辉煌！那些人啊，她沉思道，那些爱尔兰人啊！他们气概十足——有着红头发、宽肩膀和宏伟的八字胡。

[1] 琼脂，又名洋菜、冻粉、琼胶、燕菜精、洋粉、寒天、大菜丝，是植物胶的一种，常用海产的麒麟菜、石花菜、江蓠等制成，为无色、无固定形状的固体，溶于热水。

[2] 威勒顿的昵称。

[3] 杰克南瓜灯是庆祝万圣节的标志物。

火鸡

阳光下他的枪在树杈中闪着金属的光，他从嘴角挤出低吼声，“好吧，梅森，你死到临头了。一切都结束了。”梅森腰间的几支六发式左轮手枪伸了出来，像等待猎物的响尾蛇，他却把手枪掷向空中，它们落在了脚下，被他踢到身后，就像踢那些晒干的犍牛颅骨。“你这个无赖，”他嘀咕道，用绳子紧紧捆住俘虏的脚腕，“这是你最后一次偷牛了。”他退后三步，把一支枪举到眼前。“好了，”他用冷静缓慢的口气一丝不苟地说道，“这是……”就在此时，他看见了它，轻盈地穿行在远方的灌木丛里，一抹青铜色，一阵沙沙声，接着是树叶另一道缝隙里的那只眼睛，包在红色褶皱里，褶皱覆盖了脑袋，沿着脖子垂下来，轻轻地颤抖。他一动不动地站住，火鸡又跳了一步，停下，一只脚抬起，驻足聆听。

他要是有支枪就好了，他要是有支枪就好了！就能瞄准对象，一枪击中它。没等他辨别出它的方向，火鸡转眼间就会从灌木丛里溜掉，跳上一棵树。儒勒的头没有动，只是睁大眼睛查看地面，看附近是否有石头，而地面像是刚刚被扫过。火鸡又跑了。半抬起的脚放下了，翅膀张开，盖住了脚，儒勒能看见尾部一根根长长的羽毛。他想，要是他跳进灌木丛，骑在火鸡身上会怎么样……它又跑了，翅膀升起来，又下去了。

他突然意识到，火鸡瘸了。他悄悄移近它，尽力让自己的动作不被察觉。它的脑袋猛地从灌木丛里伸出——他距离火鸡大概有十英尺——它的脑袋缩了回去，迅速退入灌木丛。他伸直双臂，手指保持要抓它的姿势，一点点靠近火鸡。它瘸了，他能看出来。估计它是飞不了啦。它又探出脑袋，看见他后立刻缩回到灌木丛，然后又从另一侧探出头来。它的动作不平衡，左翼拖在地上。他要捉到它。就算追出县城也要捉到它。他在树丛里缓慢爬行，看见火鸡在二十英尺开外警惕地望着他，脖子上下抖动。火鸡俯身，想展开翅膀，又俯身，向一侧走了几步，又俯身，想飞起来；他能看出，它飞不了啦。他要抓住它。就算追出州界也要抓住它。他看见自己走进大门，火鸡悬在肩上，他们都在尖叫，“看看儒勒扛着那只野火鸡！儒勒！你从哪儿捉到那只野火鸡的？”

哦，他是在树林里捉到它的；他觉得他们也许想让他给他们捉上一只。

“你这只疯鸟，”他嘀咕道，“你飞不了啦。我已经捉到你了。”他转了很大一个圈子，想走到火鸡后面。有那么一刻，他几乎以为自己可以直接捡起它。它摊开一只脚趴在地上，他离它近到可以猛扑过去，它却以惊人的速度腾空而起，吓了他一跳。他拼命追它，一直追到一处开阔的空地，那是半英亩荒芜的棉花田；它钻过篱笆，进入另一片树林，儒勒不得不跪在地上钻过篱笆，眼睛始终盯着火鸡，还要当心衬衫不被划破；儒勒加快速度再次向它猛扑，他的头有点晕，但他要追上它。如果这次在树林里失了手，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它正朝另一边的灌木丛跑去。它会跑到大路上的。他要抓住它。他看见它蹿入一个小树丛，他也向小树丛奔去，他追上后它又蹿了出去，瞬间消失在树篱下。他急忙穿过树篱，听见衬衫撕破的声音，感觉到被划破的手臂上冰凉的篱笆条。他停了片刻，看了看撕破的袖子，而火鸡就近在咫尺，他能看见它越过山坡，下到一处空地上，儒勒飞奔过去。如果他带着火鸡回家，他们就不会注意他的衬衫了。海恩从来就没捉到过火鸡。海恩什么也没逮到过。他心想，他们看见他时一定会惊呆的；他心想，他们会在睡觉时谈论火鸡，就像他们会谈论他和海恩一样。海恩并不知道；他总是睡得很死。每晚他们一开始聊天，儒勒就会准时醒过来。他和海恩睡在一个房间，父母睡在隔壁，中间的房门总是开着的，每晚儒勒都会听。父亲最后会问道，“儿子们怎么样？”母亲会说，天哪，他们要把她累死了，天哪，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发愁，只是看看海恩现在这个样子，她怎么能不为海恩发愁？海恩一直是一个特别的男孩，她说。她说他也会长成一个特别的男人；父亲说，是啊，如果他不先被关进监狱，母亲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他们就像儒勒和海恩那样争吵，有时候儒勒会因为想心事而无法再入睡。每次听完他总是很疲倦，但每晚还是会醒过来听，只要他们一开始谈论他，他总是会坐起来，想听得更清楚些。有一次父亲问，为什么儒勒那么喜欢一个人玩，母亲说她怎么知道呢？如果儒勒想一个人玩，她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父亲说这让他发愁，母亲说，好啦，如果他发愁的就只是这件事的话，那还是省省吧；她说，有人告诉她他们曾看见海恩在“时刻准备”酒吧；难道他们没有说过，他不可以去那里吗？

第二天父亲问儒勒最近在干什么，儒勒说：“一个人玩。”说完他就一瘸一拐似的走掉了。他想，父亲肯定是面带愁容。他想，等他扛着火鸡回家，父亲会觉得这是件大事的。火鸡跑上大路，冲路边的水沟奔去。它沿着水沟奔跑，儒勒一路追赶，突然被伸出的树根绊倒了，口袋里的东西撒了出去，等他捡回来站起身时，它已经不见了。

“比尔，你带一队人下山去南峡谷；乔，你抄近路绕过峡谷，拦截他。”他对手下人大喊，“我从这边跟上他。”他沿着水沟奔跑。

火鸡就在沟里，离他不过三十英尺，半趴在地上喘息，他离它只有一码了，可是它又飞奔起来。他连忙去追它，一直追到沟的尽头，它又跑到路上，溜进对面的树篱下面。他在树篱前停下，喘了口气，透过树叶他能看见对面的火鸡趴在地上，身体一起一伏地喘息着。他能看见张开的鸟嘴里舌尖也在一起一伏。它已经累瘫了，如果他能把胳膊伸过去，就有可能捉到它。他撑起身子贴近树篱，一只手悄悄地伸过去，一把抓住火鸡的尾巴。对面没有一点动静。也许火鸡已经摔死了。他把脸凑近树叶，望过去。他用一只手推开眼前的小树枝，它们还是挡在了那里。他放开火鸡，又伸出这只手去抓树枝。透过这个拨开的小洞，他看见鸟儿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他跑回到树篱的尽头，绕到对面。他早晚会捉到它的。他嘀咕道，火鸡能有多聪明？

它歪歪扭扭地穿过田野，又朝树林走去了。不能让它进树林！他会再也捉不到它的！他紧追不舍，突然间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胸口，他眼前一黑，向后倒在地上，胸口的刺痛让他忘记了火鸡。他躺了一会儿，感觉天旋地转。最后他坐了起来。眼前是他撞上的这棵树。他用手擦了擦脸和胳膊，长长的刮痕刺痛起来。他本该扛着它走进家门，他们会跳起来大喊：“我的主呀，看看儒勒！儒勒！你从哪儿捉到那只野火鸡的？”父亲会说：“好家伙！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鸟儿！”他踢开脚边的一颗石子。他再也见不到那只火鸡了。他不明白，如果不让他捉到它，为什么又要让他看到它。

就像是有人耍了一个肮脏的诡计。

跑啊跑啊，却一无所获。他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看着裤腿和鞋子之间露出的白色脚踝。“疯子。”他嘀咕道。他转身趴下，脸颊贴在地面上，管它脏不脏。他的衬衫撕破了，胳膊划伤了，额头上多了一个鼓包——他能感觉到它又鼓了一些，它会变成一个大包的——他却一无所获。脸贴着地面感觉凉凉的，细沙却磨得脸生疼，他只好翻翻身。哦，见鬼，他心想。

“哦，见鬼。”他轻声说。

过了一会儿，他只说：“见鬼。”

他学海恩的语气又说了一遍，把“e”[1]声拉得很长，试图模仿海恩的眼神。有一次海恩说：“上帝！”母亲在他身后生气地跺脚说：“我不想再听到你这么说话。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2]你听见了吗？”他想这句话让海恩闭嘴了。哈！他想她那次可是把他好好教训了。

“上帝。”他说。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用手指在灰尘里画圈。“上帝！”他又说了一遍。

“上帝，该死的。”他轻轻地说。他能感觉到脸颊在发热，胸口突突直跳。“上帝，该死的见鬼去。”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回过头，一个人也没有。

“上帝，该死的见鬼去，耶路撒冷仁慈的主啊。”他说。他叔叔说过“耶路撒冷仁慈的主啊”。

“仁慈的父，仁慈的主，把小鸡扫出院子吧。”他说着，哧哧笑了起来。他的脸很红。他坐了起来，看着裤腿和鞋子之间露出的白色脚踝，它们看上去不像是他的脚踝。他两只手紧握脚踝，抬起双膝，把下巴抵在一只膝盖上。“我们的天父，射中了六只，吓跑了七只。”他说着，又哧哧笑了。嗬，如果被母亲听见，她就会狠狠地拍他脑袋。上帝，该死的，她会狠狠地拍他该死的脑袋。他大笑着打了个滚儿。上帝，该死的，她会好好教训他，拧断他该死的脖子，像拧断一只该死的小鸡。他笑得肋骨发疼，他想憋住，可一想到他该死的脖子，就又笑得发抖。他躺在地上，笑得满脸通红，浑身无力，忍不住要想她会狠狠地拍他该死的脑袋。他一遍遍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止住了笑。他又说了一遍，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又说了一遍，却再也笑不起来了。追啊追啊，却一无所获，他又想道。还是回家吧。坐在这里想干什么？如果人们在嘲笑他的话，他觉得还是回家吧。嗷，见鬼去吧，他告诉他们。他站起身，一脚向某人的腿踹过去，说道：“接招，笨蛋。”他转身走进树林，抄小道回家。

他一走进家门，他们就会嚷嚷：“你怎么把衣服撕破了，额头上怎么有一个包？”他打算说他跌到坑里了。可是有什么区别呢？是啊，上帝，有什么区别呢？

他愣住了。这种想法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是不是应该收回呢。他觉得非常不好；管他呢，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忍不住要这么想。管他呢……见鬼，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没办法。他又走了一会儿，一直想，一直在想。他突然担心自己是不是变“坏”了。海恩就是变坏了。海恩打桌球，抽烟，夜里十二点半才溜回家，噢，他自以为是个人物。“你们无能为力，”祖母告诉父亲，“他到了这个年纪。”什么年纪？儒勒心想。我十一岁了，他想。还小呢。海恩十五岁的时候才这样。我觉得自己比他还坏，他想。他不知道要不要和它搏斗。祖母曾对海恩说，战胜魔鬼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他搏斗——如果做不到，他就不再是她的孩子了——儒勒在树桩上坐下——她说她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要不要？海恩朝她喊叫，不！她能不能不再烦他？祖母告诉他，好吧，就算他不爱她，她仍爱他，他仍是她的孩子，儒勒也一样。噢，不，我不是，儒勒不假思索地想。噢，不。我才不吃她那一套。

嗬，他准能吓得她裤子都要掉下来。他准能吓得她牙齿都要掉进汤里。他开始哧哧笑。下一次等她问他想不想玩印度宫廷十字戏，他会说，见鬼，不，该死的，她会玩什么好玩的游戏？拿出她那该死的扑克牌，他会给她露几手。他在地上打滚儿，笑得岔了气。“我们喝点酒吧，小家伙，”他会说，“我们喝到臭烘烘的。”嗬，他准会吓得她袜子都要飞了！他坐在地上，满脸通红，咧嘴直乐，不时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哧哧声。他记得牧师说过，如今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堕落；摒弃了贤德；走在撒旦的路上。他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牧师说。他们总有一天会痛哭流涕，咬牙切齿。“痛哭流涕。”儒勒嘀咕道。男人不会痛哭流涕。

怎么才叫咬牙切齿？他心想。他咬紧上下颌，做了个鬼脸。他做了好几次。

他相信他会偷东西的。

他想到自己追逐火鸡而一无所获。这是一个肮脏的诡计。他相信他会成为一个珠宝大盗。他们很聪明。他相信整个苏格兰场都会来追踪他。见鬼。

他站了起来。上帝不停地在你眼前伸出诱饵，让你整个下午都在追逐它们，却一无所获。

然而，你不该这么去想上帝。

他就是这么想的。如果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有什么办法？他迅速环顾四周，仿佛有人藏在灌木丛里；突然他打了个激灵。

它在小树丛边滚动——一团青铜色的蓬乱羽毛，一只无力地趴在地上的红色脑袋。儒勒盯着它，无法思考；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探身向前。他才不会碰它呢。它为什么现在在那里等着他去捡呢？他才不会碰它呢。它就那么躺着吧。他扛着火鸡走进屋的场面又复活了。看看扛火鸡的儒勒！天哪，看看儒勒！他在火鸡身边蹲下，没有摸它，就那么看着。它的翅膀怎么了？他拎起它，朝下面看。羽毛浸满了血。它中枪了。它肯定有十磅重，他估算。

天哪，儒勒！好大一只火鸡！不知扛在肩上是什么感觉。他想了想，也许，他该收下它。

儒勒为我们捉到了火鸡。儒勒在树林里捉到了它，把它追得断气了。是的，他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

儒勒突然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他忽然意识到：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他觉得他比海恩更特别。

他比海恩担忧的事更多，因为他知道的事更多。

有些夜里他听见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第二天父亲会早早出门，母亲的额头上会青筋暴起，她那表情像是担心一条蛇会随时从天花板上跳下来。他想他是世上最特别的孩子之一。也许这就是火鸡在这里的原因吧。他用手擦了擦脖子。也许是让他不要变坏。也许上帝想挽救他。

也许上帝就在那里击倒火鸡，让他站起来时就能看到它。

也许上帝此时就在灌木丛里，等他做决定。儒勒脸红了。他不知道上帝是否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他一定会这样认为。他发现自己突然脸红了，咧嘴大笑，他立刻用手擦了擦脸，让自己停止。如果你想让我收下它，他说，我很乐意。也许找到火鸡是个信号。也许上帝想让他成为传教士。他想到平·克劳斯贝[3]和斯宾塞·屈塞[4]。他或许能为变坏的男孩建立一座居所。他举起火鸡——它好沉啊——把它扛到肩膀上。他真希望能看到自己扛着火鸡的模样。他突然想到他可以绕远——穿过镇子再回家。他有充足的时间。他慢悠悠地上路，把火鸡调换到肩膀最舒服的位置上。他记起找到火鸡前自己思考的事情。真糟糕，他觉得。

他觉得上帝让他悬崖勒马了。他应该感恩。感谢你，他说。

来吧，孩子们，他说，我们要把这只火鸡带回去当晚餐。我们对你不胜感激，他对上帝说。这只火鸡有十磅重。你真是慷慨。

这没有什么，上帝说，听着，我们应该谈谈那些男孩。他们都交到你手里了，明白吗？我把这项任务完全交付给你了。我信任你，麦克法尼。

你放心，儒勒说，我不会让你失望。

他扛着火鸡走进镇子。他想为上帝做点事情，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如果今天街上有人拉手风琴，他会把他的一角钱给他们的。他只有一角，他会给他们的。也许他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他攒着这一角还有别的用。他可以从祖母那里再要到一角。给我该死的一角，小家伙？他收起笑容，摆出一副虔诚的表情。他不要再那么想了。他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她那里要到一角。他要是再管祖母要钱，母亲会抽他一顿的。也许一切自有安排。如果上帝想让他做什么，他自会安排的。

他走到商业区，透过眼角的余光他注意到人们在看他。梅尔罗斯县有八千人口，星期六大家都在商业区的蒂尔福特店。儒勒走过时，他们都转头看着他。他扫了一眼自己在商店橱窗的影子，轻轻地挪了一下火鸡，快步向前走去。他听见有人在喊，但他假装耳背，继续向前。是他母亲的朋友艾莉斯·吉尔哈德，她要是想和他说话，就快点跟上他好了。

“儒勒！”她喊道，“我的天哪，你从哪儿捉到那只火鸡的？”她快步走到他身后，把手放到他肩上，“好大一只鸟，”她说，“你一定是个神枪手。”

“我没有射它，”儒勒冷淡地说，“我逮住了它。我把它追得断气了。”

“天哪，”她说，“哪天你也给我逮一只吧，怎么样？”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儒勒说。她自以为很可爱。

两个男人走了过来，朝火鸡吹口哨。他们对着街角的其他男人叫喊，让他们也过来看。他母亲的另一个朋友停下来，路边坐着的几个乡下男孩站了起来，装作毫无兴趣地打量着这只火鸡。一个身穿猎装、背着猎枪的男人停下来看着儒勒，又绕到他身后，看着火鸡。

“你觉得它有多重？”一位女士问道。

“至少有十磅。”儒勒说。

“你追了多久？”

“大概一个小时。”儒勒说。

“该死的小鬼。”猎装男人嘀咕道。

“真是神奇啊。”一位女士评论道。

“大概那么久。”儒勒说。

“你肯定很累了。”

“不，”儒勒说，“我要走了。我赶时间。”他装作若有所思地沿街匆匆走去，消失在他们的视野里。他全身温暖舒畅，仿佛某件很好的事将要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他回头望了望，看见那些乡下男孩跟着他。他希望他们会走过来要求看一眼火鸡。他突然觉得，上帝真是太棒了。他想为上帝做点什么。他还没有看见有拉手风琴或是卖铅笔的人，他走过商业区了。走到住宅区的街道之前他也许会遇到一个。如果遇到了，他会给出那一角——即使他知道自己最近不可能再要到一角了。他开始希望他会遇到某个乞讨的人。

那些乡下小家伙仍跟在他后面。他想，不妨停下来问问他们想不想看火鸡；他们或许只会盯着他。他们是佃农的孩子，有时候佃农的孩子只会盯着你。他或许会为佃农的孩子建一个家。他想要掉头回镇上，去看看他是不是错过了一个乞丐，又断定人们会以为他其实是在炫耀火鸡。

主啊，送我一个乞丐吧，他突然开始祈祷。到家前送我一个吧。过去他从没想过独自祈祷，不过这是个好办法。上帝把火鸡放在那里。上帝也会送他一个乞丐。他心里很清楚上帝会送他一个乞丐。他现在到了希尔街，街上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这里很难遇到一个乞丐。人行道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孩子和几辆三轮车。儒勒回头看了看；那些乡下男孩仍然跟着他。他决定放慢脚步。这样他们就能跟上他，也会有更多的时间把乞丐送来。如果有一个要来。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要来。如果有一个来了，就意味着上帝特意把他送来。就意味着上帝真的在意他。他突然害怕没有人会来；他突然害怕极了。

会有人来的，他告诉自己。上帝在意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朝前走。街道没有人了。他觉得没人会来了。也许上帝并不信任——不，上帝信任他。主啊，求你送我一个乞丐吧！他乞求。他的脸僵硬地扭曲着，肌肉也绷得很紧，他说：“求你！现在就给我一个”；他的话音才落——海蒂·吉尔曼就转过他面前的街角，径直朝他走来。

那感觉就像他撞上那棵树。

她正沿街向他走来。就像是那只火鸡躺在那里。就像是她一直躲在屋后，等他走过来。她是一个老妇人，人们都说她比镇上任何一个人都有钱，因为她已经乞讨了二十年。她溜进屋子，坐着不走，直到讨来东西。如果他们不给，她就会诅咒。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乞丐。儒勒走得更快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一角钱，做好准备。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乱跳。他担心自己说不出话，就试着发出一个声响。他们互相走近了，他伸出手。“给你！”他喊道，“给你！”

这位老妇人个子很高，脸很长，穿着一件古旧的黑斗篷。她的脸色如同瘟鸡的皮肤。她看见他的反应就像突然闻到某种异味。他冲向她，把一角钱硬塞到她手里，头也不回地向前奔去。

他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充盈着一种新的感觉——既幸福又窘迫。他脸红着想，也许，他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她。他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他突然注意到那些乡下男孩的脚就在他身后挪动，他想都没想就转过身，和气地说：“你们都想看看这火鸡吧？”

他们停下脚步，盯着他。前面的一个人吐了口痰。儒勒立刻低头看了一眼。里面是真的烟草汁！“你是从哪儿捉到这火鸡的嘞？”吐痰的人问道。

“我在树林里发现的，”儒勒说，“我把它追得断气了。看，翅膀下面中了枪。”他把火鸡从肩上放下来，好让他们看见，“我觉得它被打了两枪。”他兴奋地补充道，把翅膀向上拉。

“给我看看。”吐痰人说。

儒勒把火鸡递给他。“你看见下面这个弹孔吗？”他问道，“哦，我觉得它是在同一个位置上被打了两枪，我觉得它是……”吐痰人把火鸡掷向空中，扛到自己的肩上，转身而去，火鸡的脑袋在儒勒眼前飞舞。其他人也转身跟着他，一起沿着来路晃晃悠悠地回去了，火鸡支棱在吐痰人的背上，火鸡的脑袋随着他的步伐慢慢地转圈。

等儒勒回过神来，他们已在下一个街区了。终于他意识到自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他们离得太远了。他转身向家走去，悄悄地缓慢地行进。他走了四个街区，突然间发现天黑了，他跑了起来。他越跑越快，跑到通向他家的路上时，他的心跳得跟双腿跑得一样快了，他确信身后有一个怪物正在拼命追赶他，它伸直双臂，手指随时要攫住他。

[1] “见鬼”的英语是Hell，这里指的是里面的字母e。

[2] 出自《旧约·出埃及记》20：7。

[3] 平·克劳斯贝（1901—1977），美国著名歌星和影星。

[4] 斯宾塞·屈塞（1900—1967），美国著名影星，与凯瑟琳·赫本爱恋一生，却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不能与妻子离婚。

火车

他想着那个列车员，几乎把卧铺的事忘了。他买的是上铺。车站的票务员对他说可以给他下铺，海茨问有没有上铺；票务员说要是他想要上铺当然有，就给了他一张上铺。海茨靠在座位上，看见了自己头上那圆形的顶棚。卧铺就在里面。他们放下顶棚，而它就在里面，你要爬梯子才能上去。他没看见周围有梯子；他估计梯子被放在了储藏室。储藏室在车厢入口的上面。他一上火车，就看见那个列车员站在储藏室门口，正在穿列车服。海茨立刻就停下了——停在那里。

头转动的姿势很像，后颈很像，短胳膊很像。列车员转身离开储藏室，看着海茨，海茨看见了他的眼睛，它们也很像；一模一样——第一眼看上去和老凯西的眼睛一模一样，再看就不一样了。海茨盯着那双眼睛时，它们就变了；严肃而又冷淡。“唔，床铺什么时候放下来呢？”海茨小声咕哝道。

“还早呢。”列车员说道，又走进储藏室。

海茨不知道还能和他说什么。他走到自己的铺位。

火车在灰白的光线中疾驶，掠过片片树影和块块田野，静止不动的天空飞速后退，暮色渐浓。海茨把头靠在椅背上，向窗外望去，车厢黄色的光淡淡地照在他身上。列车员来来回回了两次，第二次走过来时，他犀利地看了海茨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过去了；海茨转过身，像之前那样盯着他的背影。连走路的姿势都像。所有峡谷的黑鬼都很相像。他们长着同样的特征——敦实，秃顶，稳如磐石。老凯西当年有两百磅重——没有任何脂肪——个头不过五英尺二英寸。海茨想和这位列车员聊聊。如果他告诉列车员自己是伊斯特罗德人，列车员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什么呢？

火车驶进埃文斯维尔。一位女士上了车，坐到了海茨对面。这就是说她是他的下铺。她说她觉得要下雪了。她说她丈夫开车送她到车站，他说他到家前如果雪还不下，那才奇怪呢。那是十英里的路程；他们住在郊区。她去佛罗里达看她女儿。从前她没有时间去那么远的地方。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时间过得真快啊，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老了还是依然年轻。她的神情仿佛在说，时光欺骗了她，趁她睡着了无法监视它的时候，时光以加倍的速度飞逝。有人能在边上说话，海茨很高兴。

他想起童年的时候，他和母亲还有别的孩子会去田纳西铁路的查塔努加车站。母亲总是主动和火车上的旅客攀谈。她就像一只刚刚被放出来的老猎鸟犬，撒欢地跑，每块石头，每根枝条，都要嗅一嗅，每每停下，都要深吸一口空气。等到他们要下车时，她和车上的每个人都说过话了。她也始终没有忘记他们。多年以后，她会说不知道那个要去西堡的女士如今在哪里，不知道那个卖《圣经》的男人是不是把妻子接出了医院。她非常渴望与人交往——那些聊天对象所发生的事，她全都能感同身受。她是杰克逊家族的一员。安妮·露·杰克逊。

我母亲是杰克逊家族的一员，海茨喃喃自语。他望着那位说话的女士，并没有听进去，她以为他在听。我叫海茨·威克斯，他说。我十九岁。我母亲是杰克逊家族的一员。我在伊斯特罗德长大，田纳西的伊斯特罗德；他又想起了那个列车员。他要去问列车员。他猛地想到，列车员甚至可能就是凯西的儿子。凯西有一个儿子跑了。那是海茨出生前发生的事。即便如此，列车员肯定知道伊斯特罗德。

海茨望向窗外，黑色的影子旋转着掠过眼帘。他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夜晚的伊斯特罗德——那条小路之间的两幢房子，那座仓库，黑鬼们住的房子，那个谷仓，还有延伸进牧场的篱笆，月亮照着它，泛起灰白的光。骡子结实的脸抵在篱笆上面，就让它挂在那里吧，感受着夜的气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他感觉到夜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四周。他看见妈妈出现在那条小路上，用解下的围裙擦了擦手，妈妈仿佛也蒙上了一抹夜色，她站在门口喊道：海——海——海——茨——茨——茨——茨，海——海——海——茨——茨，回来啊。火车替他做了回答。他想站起来去找那个列车员。

“你是回家吗？”侯森太太问他。她叫瓦莱士·本·侯森；婚前她是希区柯克小姐。

“哦！”海茨吓了一跳——“我在，我在托金汉姆下车。”

侯森太太在埃文斯维尔有一些熟人，他们在托金汉姆有一个表亲——某位汉瑞斯先生，她记得是这个名字。都是托金汉姆人，海茨也许认识他。他有没有听说过……

“我不是托金汉姆人，”海茨嘀咕道，“我对托金汉姆一无所知。”他没有看侯森太太的脸。他知道她接下来要问什么，他感觉问题就要来了，它来了：“嗯，那你住在哪儿？”

他想从她身边逃开。“在那儿，”他小声咕哝，在座位里不安地扭动，他又说，“我不是很清楚，我去过那儿，不过……这是我第三次来托金汉姆。”他仓促地说——她的脸慢慢凑近了他，盯着他——“六岁以后，我再也没来过。我对它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去那儿看马戏，但是……”他听见车厢尾部发出一阵当啷声，他伸头去看声音从何而来。那个列车员正把卧铺的隔墙向外拉。“我要去找一下列车员。”他说着，从过道里逃走了。他不知道要对列车员说什么。他走到列车员身边，仍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猜你在搭卧铺。”他说。

“没错。”列车员说。

“搭一个要多久呢？”海茨问。

“七分钟。”列车员说。

“我是伊斯特罗德人，”海茨说，“我是田纳西的伊斯特罗德人。”

“它不在这条线上，”列车员说，“你要是想到那样一个地方，那你坐错车啦。”

“我去托金汉姆，”海茨说，“我在伊斯特罗德长大。”

“你想现在就搭你的铺吗？”列车员问。

“啊？”海茨说，“田纳西的伊斯特罗德；你听说过伊斯特罗德吗？”

列车员把座位的一侧拉平。“我是芝加哥人。”他说。他拽下两边的百叶窗，又把另一个座位拉平。就连他的后颈也像。他弯下身子，后颈鼓出三块疙瘩。他是芝加哥人。“你别站在过道中间。有人要从你身边过去。”他突然转头对海茨说。

“我要去坐一会儿。”海茨红着脸说。

他知道，他退回自己铺位时，人们在盯着他看。侯森太太在看着窗外。她转过脸，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她说，还没下雪呀，是不是？她又放松地滔滔不绝起来。她猜丈夫今晚要自己准备晚饭了。她雇了一个女孩给他做中饭，晚饭他需要自己准备了。她觉得偶尔做一顿饭对男人没什么坏处。她觉得这样对他有好处。瓦莱士并不懒，但他从来不去想每天操劳家务是多么辛苦。她不知道去佛罗里达后被人伺候是什么感觉。

列车员是芝加哥人。

这是她五年以来的第一个假期。五年前她曾去看望过大急流城[1]的姐姐。时光飞逝。姐姐已经离开大急流城，搬到滑铁卢[2]了。她觉得自己现在可能认不出姐姐的孩子了。姐姐写信说他们长得和自己父亲一样高了。世事变幻，她说。姐夫曾在大急流城水力供应局工作——有很好的职位——可是在滑铁卢，他……

“上次我回到那儿，”海茨说，“如果它还在的话，我就不会在托金汉姆下车了；它崩塌了，就像，你知道，它……”

侯森太太皱了皱眉。“你想的肯定是另一个大急流城，”她说，“我说的大急流城是一个大城市，它一直在那里。”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接着说：住在大急流城时他们相处得很好，去了滑铁卢后他突然开始酗酒。姐姐要养家，还要教育孩子。侯森太太想不通他怎么能年复一年袖手旁观。

海茨的母亲在火车上说话不多；多数时候她都是在听。她是杰克逊家族的一员。

过了一会儿侯森太太说她饿了，问他要不要去餐车。他跟着去了。

餐车全是人，人们在外面排队。海茨和侯森太太站着排了半小时的队，他们在狭窄的走廊上摇摇晃晃，每隔几分钟都要紧贴侧壁，让几个人进去。侯森太太开始和边上的女士攀谈起来。海茨呆呆地盯着墙壁。他自己是绝不会有勇气来餐车的；遇到侯森太太也不错。如果她不是一直在说，他可能会巧妙地告诉她，他上次去过那里，列车员的家乡不在那里，可是他长得实在太像峡谷黑鬼，太像老凯西的儿子了。他会在吃饭时告诉她的。他站在那里，看不见餐车里面；他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像一个餐馆吧，他猜。他想到了他的卧铺。吃完饭后，卧铺应该已经搭起来了，他就能进去了。妈妈要是看见他在火车上有一个卧铺，会说什么呢！他敢说她从来没想过。他们离餐车入口近了些，他能看见里面了。真像是一家城里的餐馆！他敢说她从来没想过会是那样。

一有人离开，领班就招呼最前面的人进去——有时候叫一个人，有时候叫好几个人。他示意让两个人进去，队伍向前移动，海茨、侯森太太以及她攀谈的那位女士排到了餐车入口，他们往里面望去。很快有两个人离开了。领班招呼侯森太太和那位女士进去，海茨跟着她们。领班拦住海茨说：“只能进两个人。”然后把他推回到门口。海茨窘得面红耳赤。他想走到下一个人身后，又想穿过队伍走回到自己的车厢，但是门口挤了太多的人。他只好站在原地，任凭周围的人打量他。一时没有人离开，他只好站在原地。侯森太太也没有再看他一眼。终于餐车最里边有一位女士起身，领班扬了扬手，海茨有些犹豫，看见那只手又扬了扬，他沿着过道蹒跚而行，被路边的两张桌子绊倒了，一只手沾上了某人的咖啡。他没有去看同桌的人。他点了菜单上第一样东西，菜来了之后，他闷头吃了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同桌的人已经吃完了，他能感觉到，他们正在边上等待，看着他吃。

他走出餐车，浑身无力，双手下意识地轻轻抖动。那个领班招呼他坐下的场景，仿佛是发生在一年以前。他在车厢接头处停下，吸了点冷空气，醒一醒脑子。这很有效。等他走回到自己的车厢，所有的卧铺都搭好了，过道漆黑而阴森，厚重的绿色窗帘低垂。他又一次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卧铺，上铺，他现在就能进去。他可以躺下来，掀起帘子的一角，透过它向外望去——他打算这么做——去看看夜车外的所有风景。他可以直视黑夜，在晃动中。

他拿出行李，走到男厕所，换上睡衣。墙上一个标识写道：去找列车员引导你进上铺。他突然想到，那个列车员也许是峡谷黑鬼中某位的表亲；他可以问问他在伊斯特罗德是否有表亲，或者在田纳西有没有。他沿着过道寻找列车员。去卧铺前，也许他们可以随便聊一会儿。列车员不在车厢尾部，他又折回到另一端。走到转角处，他撞到了一个深粉色的东西；那东西喘着气，嘀咕道：“糟糕！”那是侯森太太，裹在粉红色的斗篷里，满头都是发卷。他已经把她忘记了。她看上去很可怕，头发向后梳，发卷像深色毒蘑菇一样，围住她的脸。她想走过去，他也想让她走过去，但两人总是向同一个方向迈步。她的脸憋得发紫，只有上面的小白斑没有变色。她挺直身体，站立不动，说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她身边溜开，沿着过道飞奔，猛地撞上了列车员，列车员跌倒了，他摔在了列车员身上，列车员的脸就在他的下方，那是老凯西·西蒙斯的脸。他在列车员身上趴了一会儿，止不住地想列车员就是凯西，他深吸一口气说：“凯西。”列车员把他推开，站起身，沿着过道迅速走掉了，海茨从地上爬起来，追着列车员说他想进卧铺，他一边想，这就是凯西的家人，突然间，他出其不意地被某个念头击中了：原来他就是凯西逃跑的儿子呀；他又想到：列车员知道伊斯特罗德，却不想接受它，他不想谈论它，他不想谈论凯西。

列车员竖起上铺的梯子，海茨盯着他看，他爬到梯子上，仍然看着列车员，他看见凯西站在那里，又不是凯西，不是因为他的眼睛，他爬到一半时，仍然看着列车员说道：“凯西死了。他从猪那里感染了霍乱。”列车员嘴角耷拉下来，眯起眼睛看着海茨，嘀咕道：“我是芝加哥人。我父亲是铁路人。”海茨盯着他，笑了：黑鬼竟然会是铁路“人”；他又笑了，列车员的胳膊一扭，猛地抽走梯子，海茨紧紧揪住毯子才钻进上铺。

他趴在铺上发抖，刚才那个动作让他惊魂未定。凯西的儿子。伊斯特罗德人。但是不接受伊斯特罗德；恨它。他静静地趴了一会儿。他摔倒在过道上列车员身上的场景，仿佛是发生在一年以前。

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想到自己是真的睡在卧铺里了，他翻过身，看到了灯光，他环顾四周。没有窗子。

侧壁上没有窗子。它没有推上去，露出窗子。它里面也没有暗窗。侧壁上面铺开一张渔网一样的东西；然而没有窗子。他的脑子突然闪过，这是列车员干的——给了他一个没有窗子的卧铺，只用一张渔网罩住——因为列车员恨他。其实所有卧铺都应该是这样的。

卧铺的顶部是低矮的弧形。他躺下。弧形的顶部好像没有完全合上；似乎又正在合上。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喉咙里像是有一块海绵，带着一股鸡蛋味儿。他晚餐吃了鸡蛋。它们在喉咙的海绵里。它们就在他的喉咙里。他不想翻身，他害怕它们会动；他想关上灯；他渴望黑暗。他没有翻身就伸出手去摸开关，啪地关上它，黑暗就坠落在他身上，过道上的光线透过卧铺脚下的缝隙渗了进来，这黑暗就变淡了。他渴望一片漆黑，不要那稀释了的黑暗。他听见列车员在过道上的脚步声，轻踩着地毯，平稳地走来，蹭过绿色的窗帘，消逝在另一头，再也听不见了。他是伊斯特罗德人。他是伊斯特罗德人，但他恨它。凯西绝对不会承认他的。凯西不会想要他的。他根本不想要一个穿着白外套的人，他根本不想要一个口袋里揣着小笤帚的人。凯西的衣服像是在岩石下压过一阵；它们闻起来就是黑鬼的味道。他想凯西是什么味道呢，而他只闻到火车的味道。伊斯特罗德没有峡谷黑鬼了。在伊斯特罗德没有了。他在那条路上转过身，在黑暗中，或者说是在半明半暗中看见了那封上门窗的仓库，还有门大开的谷仓，里面漆黑一片；那幢小一点的房子，有一半被运走了，门廊不见了，客厅里的地板也没有了。上次他从乔治亚军营休假回来，本应去托金汉姆的姐姐家，但是他不想，于是又回到了伊斯特罗德，尽管他知道它如今是什么模样：两家人散落在镇上，住在那条路边的黑鬼也搬到孟菲斯[3]、默弗里斯伯勒[4]以及别处了。他回到那里，睡在厨房的地板上，屋顶一块木板掉下来砸到他头上，划破了他的脸。他跳起来去摸那块木板，火车颠簸了一下，又停止了颠簸，然后又开始了颠簸。他仔细查看屋子，看看他们有没有落下什么应该拿走的东西。

妈妈总是睡在厨房，把她那胡桃木衣橱也放在了那里。附近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衣橱了。她是杰克逊家族的一员。衣橱是她花三十美元买的，后来再也没有给自己买过这样的大件。他们却把它扔下了。他猜他们的卡车放不下它。他打开所有的抽屉。最上面的抽屉里有两根包装绳，其他抽屉里什么也没有。居然没有人进来偷走这样一个衣橱，他感到惊讶。他拿出包装绳，从地板下面把衣橱腿绑住，在每只抽屉里都留了一张纸条：本衣橱归海茨尔·威克斯[5]所有。不要试图偷走，否则你会被追杀。

如果她知道衣橱曾被守护过，她会安息吧。如果她晚上什么时候过来看一眼，就会看见的。他不知道她是否在晚上来过——带着那样的神情走来，不安地张望，走上那条小路，穿过门大开的谷仓，在门窗封闭的仓库的阴影里停下脚步，又不安地走了起来，脸上正是他透过越来越窄的缝隙看见的那副神情。他们合上她头顶的盖子时，他透过缝隙看见她的脸，看见落在她脸上的阴影，让她的嘴角耷拉了下来，似乎她并不喜欢安息，似乎她想要跳起来，推开盖子，像寻找满足的精灵一样飞出来：然而他们合上了盖子。她可能想要飞出来，她可能想要跳出来——他看见她很可怕，像一只巨大的蝙蝠，想要冲出那合上的盖子——从那里飞出来，但是盖子在落下，黑暗坠落在她的头顶，一直在合上，合上；他从里面看见它在合上，越来越近，越来越向下，透过缝隙看见的窗子，透过窗子看见的光线、屋子和树，都被切断了，而那缝隙越来越快、越来越黑地合上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它在合上，他从缝隙中跳起来，把身体挤进去，悬吊在那里，不住地晃动，他感到眩晕，火车昏暗的灯光缓慢地照出脚下的地毯，不住地晃动，令人眩晕。他又湿又冷地悬吊在那里，看见车厢那头的列车员，黑暗中一个白色的身影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动不动。铁轨转了个弯，他晕乎乎地向后倒去，跌入到火车急速行进的寂静中。

[1] 位于美国密歇根州。

[2] 位于美国艾奥瓦州。

[3]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

[4]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

[5] 海茨的全称。

削皮机

海茨尔·莫兹在商业区闲逛，他挨着店铺的门面走路，却不往里面瞧一眼。他的脖子向前伸着，好像使劲在嗅一个总是被拽走的东西。他穿着一套蓝色的西装，白天是刺眼的蓝，夜晚华灯初上，照在它上面就变成了紫色，他头戴一顶巨大的黑色毡帽，像传教士的帽子。星期四的晚上，托金汉姆的店铺是不歇业的，很多人在购物。海茨的影子时而拖在身后，时而跃到前方，有时又被别人的影子打碎，当它孤单地在他身后拉长时，那是一个紧张的瘦影，不断地向后退去。

过了一会儿，海茨停在一张牌桌面前，牌桌是一个瘦脸男人摆在勒纳时装店门口的，他正在演示一个土豆削皮机。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小帆布帽，衬衫上有一群倒立着的野鸡、鹌鹑和青铜色火鸡。他提高嗓门，盖过了街上的噪音，让自己的声音清晰地抵达到每一只耳朵，如同在一次私人交谈中。一群人围拢过来。牌桌上放着两个大桶，一个是空的，另一个装满土豆。两个桶之间堆着金字塔形的绿纸盒，最上面摆放着一个用于演示的削皮机。男人站在这个圣坛前面，对不同的人指点着它。“你来吧？”他指着一个头发湿漉漉的长着粉刺的男孩，说道，“走过路过，你要错过吗？”他把一个褐色的土豆塞入削皮机的一侧。这机器是一个带红色把手的正方形锡盒，他转动把手，土豆就进了盒子，顷刻间又从另一侧退出来，变成了白色。“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他说。

这个男孩发出一阵狂笑，看着围拢的人群。他有一头顺滑的黄发和一张狐狸脸。

“你叫什么？”削皮男问。

“我叫以诺·埃莫瑞。”男孩抽了抽鼻子。

“一个有此等好名的男孩应该拥有一个这样的机器。”那个男人说道，一边骨碌眼珠，想煽动别人。除了那个男孩，没有人笑。接着，站在海茨尔·莫兹对面的一个男人笑了起来。他个头很高，戴着浅绿色眼镜，身着黑色西装，头戴黑色毡帽，像传教士的帽子，还拄着一根白色的拐杖。他的笑声像是从捆在面粉袋里的某个东西那里发出来的。很明显他是盲人。他把手放在一个孩子的肩膀上，她骨架很大，头戴一顶黑色编织帽，帽子低低地遮住了额头，帽檐两侧各有一绺橙色头发伸了出来。孩子的脸很长，短鼻子，尖鼻头。人们开始看着这两个人，忽略了那个卖削皮机的男人。卖削皮机的男人被激怒了。“你来吧，就是你。”他指着海茨尔·莫兹说，“你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合算的东西了。”

“嘿！”以诺·埃莫瑞的手越过一个女人，捶了海茨胳膊一拳，“他在对你说话！他在对你说话！”海茨正看着那盲人和孩子。以诺·埃莫瑞又捶了海茨一拳。

“干吗不买一个回家给你媳妇？”削皮男说道。

“我没有啊。”海茨嘀咕道，注意力还在那盲人身上。

“哦，那你肯定有一个亲爱的老母亲吧，有没有？”

“没有。”

“哎哟，”那个男人用一只手拢成喇叭，对着人群说，“他需要一个这样的机器做伴哩。”

以诺·埃莫瑞觉得这实在太可笑了，他笑得弯下腰拍打膝盖，海茨尔·莫兹却像是根本没听见。“谁第一个买这机器，我会白送他半打削好皮的土豆，”那个男人说，“谁先上来？一个机器只要一块五，别的店都要卖三块！”以诺·埃莫瑞开始摸口袋。“你要感谢老天让你今天停下，”这男人说，“你永远都不会忘的。你们这些买了机器的人都不会忘的。”

那盲人突然径直走了过来，削皮男准备递给他一个绿纸盒，盲人却走过牌桌，九十度转身，又走回到人群中。他在散发什么东西。海茨看见那孩子也在四处走动，发放白色的传单。本来就没有多少人，而这些人也开始散去了。卖机器的人发现了这个情况，他靠在牌桌边，气得直瞪眼。“喂，说你呢！”他朝那盲人嚷道，“你以为自己在干吗？把我这儿的人赶到你那儿，你当自己是老几啊？”

那盲人根本不搭理他。他接着发传单。他递给以诺·埃莫瑞一份，又走向海茨，戳打了一下腿边的白色拐杖。

“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吗？”卖削皮机的男人嚷道，“这些人是我弄来的，你自以为可以钻空子啊？”

那盲人的脸红得很怪异，像是喝醉了一样。他轻轻地把一份传单塞到海茨的一边，海茨一把抓住它。它是一篇宗教短文。封皮上写道：“耶稣呼召你。”

“我想知道你他妈的当自己是老几！”卖削皮机的男人嚷嚷着。那孩子又绕过牌桌，递给他一份传单。他撇了撇嘴，看了一眼，就开始绕着牌桌横冲直撞，打翻了那桶土豆。“这些该死的耶稣狂热分子。”他嚷道，气冲冲地环顾四周，寻找那盲人。围拢的人多了起来，都希望看一场热闹，而那盲人却在人群中消失了。“这些他妈的共产主义耶稣外地佬！”削皮男尖叫，“这群人是我弄来的！”他意识到面前有一群人，就停住了。

“听着，伙计们，”他说，“一次上来一个，东西多着呢，每人都有，别挤，谁第一个来买就会白送半打削了皮的土豆。”他静静地回到牌桌后面，举起装削皮机的盒子，“过来吧，东西多着呢，每人都有，”他说，“不用挤。”

海茨尔·莫兹没有翻开自己的传单。他看了一眼传单的封皮，就撕成两半。他把撕开的两半叠在一起，又撕成两半。他如法炮制，撕了又撕，手中已经有了一小把纸屑。他翻了下手掌，撕碎的传单撒到了地上。他抬起头来，看见那盲人的孩子就在三英尺开外看着他。她张开嘴，两只眼睛盯着他，像两片绿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她穿着一件黑裙子，肩上扛着一个白麻袋。海茨沉下脸，在裤子上擦了擦黏糊糊的手。

“我看见你了。”她说完就迅速走到盲人那里，他正站在牌桌边。多数人都已经散去了。

削皮男靠在牌桌上，对盲人说：“喂！我想你该明白了吧。想钻空子。”然而盲人的下巴向一边微微地倾斜，仿佛看到他们头顶上有什么东西。

“瞧瞧，”以诺·埃莫瑞说，“我只有一美元十六美分，而我……”

“呀，”那个男人说了一声，似乎想引导盲人看他，“我猜这会让你明白的，你不可能插上一脚的。卖了八个削皮机，卖了……”

“给我一个。”孩子指着削皮机说。

“啊哈？”他说。

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长长的零钱包，打开它。“给我一个。”她拿出两个五十美分的硬币。

那个男人撇了撇嘴，端详着钱币。“一块五，妹妹。”他说。

她把手猛地抽回，怒气冲冲地看着海茨尔·莫兹，好像是他干扰了她。那盲人要走了。她又满脸通红地怒视了海茨一眼，转身跟着盲人走了。海茨猛地一激灵。

“听我说，”以诺·埃莫瑞说，“我只有一美元十六美分，我想要一个……”

“钱你留着吧。”那个男人说，一边把那只桶从牌桌上拿下来，“这可不是打折货。”

海茨尔·莫兹站在那里，手从口袋里掏进掏出，目光仍尾随着那盲人。他像是既想向前走，又想向后走。突然间，他把两张钞票塞到卖削皮机的男人手里，从牌桌上抓起一个盒子，沿街跑去。转眼间以诺·埃莫瑞已经气喘吁吁地在他身边了。

“哎呀，我猜你有大把的钱。”以诺·埃莫瑞说。海茨转过街角，看见他们就在前面一个街区。他放慢脚步，看见以诺·埃莫瑞在边上。以诺穿着一套米白色的西装，里面是粉白色的衬衫，打着一条青豌豆色的领带。他笑容满面。他像一条友好的长着淡皮癣的猎狗。“你来这儿多久了？”他打听道。

“两天。”海茨嘀咕道。

“我来这儿两个月了，”以诺说，“我为这个城市工作。你在哪儿工作？”

“不工作。”海茨说。

“那太糟糕了。”以诺说，“我为这个城市工作。”他向前跳了一步，与海茨并排走着，又说，“我十八岁了，我来这儿只有两个月，就为这个城市工作啦。”

“很不错。”海茨说。他把靠近以诺一侧的帽檐向下拉了拉，加快了脚步。

“我没听清你叫什么呢。”以诺说。

海茨说了自己的名字。

“你好像在跟着那些乡巴佬哩。”以诺评论说，“你老去参加教会活动吗？”

“没有。”海茨说。

“没有，我也没有，不怎么多。”以诺赞同地说，“我去过罗德米尔圣经男校，四个星期。把我从爸爸那儿买走的这女人把我送去的；她是福利院的女人。耶稣，四个星期，我想我快被感化疯了。”

海茨走到街区的尽头了，以诺片刻不离，一边喘息，一边说着。海茨开始过马路，以诺嚷道：“你没看见红灯啊！那是让你等嘛！”一个警察吹了声哨子，一辆车鸣了鸣喇叭，急忙停住。海茨继续过马路，仍然盯着街区中间的盲人。警察还在吹哨子。他跑过马路，拦住了海茨。警察有一张瘦削的脸，一对椭圆形的眼睛和黄色的眼珠。

“你知道挂在那儿的小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吗？”他指着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我没看见。”海茨说。

警察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又有几个人停下脚步。他朝他们翻了翻眼睛。“也许你以为红灯是让白人过，绿灯是让有色人过。”他说。

“是啊，我是这样想的，”海茨说，“把你的手拿开。”

警察把手拿开，放在自己的臀部。他向后退了一步，说：“关于红绿灯，你去告诉你所有的朋友。红灯停，绿灯行——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鬼，都是同一个灯。你去告诉你所有的朋友，他们进城时就会知道了。”人群一阵哄笑。

“我会照看他。”以诺挤到警察身边，“他来这儿才两天。我会照看他。”

“你来这儿多久了？”警察问。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以诺说，“这是我自己的家呀。我会帮你照看他。喂，等等！”他朝海茨嚷道，“等等我！”他挤出人群，跟上了海茨，“我觉得刚才我救了你。”他说。

“我感激不尽。”海茨说。

“小事一桩，”以诺说，“我们要不要去沃尔格林药房，买一瓶汽水？夜总会没这么早开门。”

“我不喜欢药房，”海茨说，“再见。”

“好吧，”以诺说，“我还是陪你再走一会儿吧。”他看了看前面的那两个人，说，“这大晚上的，我才不想和那些乡巴佬搅和在一起哩，特别是信耶稣的。我真是受够啦。把我从爸爸那儿买走的那女人就知道祷告。爸爸和我，我们跟着我们工作的锯木厂搬来搬去，一年夏天，它搭建在布恩维尔外面，这女人就来了。”他抓住海茨的外套，“托金汉姆就一点不好，街上的人太多了，”他倾诉秘密般地说，“好像他们要把你撞倒才罢休——哦，她来了，我觉得她相中我了。我十二岁，我会唱些赞美诗，跟一个黑鬼学的。她来了，相中我了，把我从爸爸那儿买走，把我带到布恩维尔，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砖瓦房里，可整天都是耶稣。”他一边说话，一边抬头看着海茨，观察他的脸。突然他撞到了一个小矮个，褪了色的连身工装服几乎把整个人给罩住了。“你干吗不看路？”以诺低吼道。

小矮个急忙停住，不怀好意地抬了抬胳膊，脸上现出恶狗般的表情。“你谁啊，说啥呢？”他怒吼道。

“你看吧，”以诺说着，跳起来追上海茨，“他们就想着把你撞倒。这么不友好的地方我真是头一次来。和那女人一起时也没有过。我在她家待了两个月，和她一起，”他接着说，“秋天到了，她把我送到罗德米尔圣经男校，我想我算是解脱啦。这女人很难相处——她并不老，我猜她有四十岁吧——不过她太丑啦。她戴着褐色眼镜，头发稀疏，就像火腿汁浇在头皮上。我以为去那所学校会是某种解脱。有一次我从她那儿跑哩，她把我找回来，我发现她有我的黑材料，如果我不和她待在一起，她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所以啊能去那学校我真高兴。你去过学校吗？”

海茨似乎没有听见这个问题。他仍然盯着走在前一个街区的盲人。

“唉，根本没解脱，”以诺说，“耶稣呀，根本没解脱。四个星期后我从那儿跑了，可她又把我找回去，带我去了她家。最后反正我是跑掉了。”他停了片刻，“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跑的吗？”

他立刻又说道：“我把那女人吓死了，就是这么回事。我研究来，研究去。我甚至还祷告。我说：‘耶稣，指引我，让我不用杀掉这女人进监狱就能离开。’他遂了我的愿。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我光着屁股走进她的房间，把她的被子从身上拉开，让她心脏病发作啦。我回到爸爸身边，我们再没见过她了。”

“你的下巴动了哟，”他望着海茨的侧脸，评论道，“你也是会笑的。如果你不是有钱人，我也不吃惊。”

海茨走到小路上。那盲人和女孩在前一个街区的街角处。

“哎呀，我想我们总能追上他们的，”以诺说，“可是那女孩很丑啊，是不是？你看看她脚上的鞋。好像是男人的鞋。你这儿的熟人多吗？”

“没有。”海茨说。

“你也不会认识谁的。这是一个很难交到朋友的地方。我来这儿两个月了，谁都不认识，好像他们就只想着把你撞倒。我猜你有大把的钱，”他说，“我没什么钱。有的话，我就会知道拿它做啥哩。”那男人和女孩在街角停下，转身向街道的左侧走去。“我们跟上了，”他说，“我敢说我们会在唱诗会上遇到她和她爸爸，就算没跟上的话。”

下一个街区有一个带圆柱和圆屋顶的大房子。那盲人和孩子朝它走去。房子的四周以及街道的另一侧全停着车，附近的街道上也全是车。“没放电影呀。”以诺说。那盲人和女孩走上通向房子的楼梯。楼梯在前廊延伸，前廊两侧的底座上蹲着石狮像。“也没有教堂呀。”以诺说。海茨在楼梯前站住。他像是刻意要做出某种表情。他把黑色毡帽向前拉了拉，显得很凶狠，他朝那两个人走去，他们正坐在一只石狮旁的角落里。

他们走近了，那盲人向前探了探身，似乎在倾听脚步声，盲人站了起来，递出手中的传单。

“坐下，”孩子大声说，“不过是这两个男孩，没别人。”

“只有我们，”以诺说，“我和他跟着你们足足有一英里。”

“我知道有人跟着我，”盲人说，“坐下。”

“他们来这儿只是为了取乐。”孩子说。她像是闻到了什么不好的气息。那盲人伸出手来摸他们。海茨正好在盲人摸不着的地方，他眯缝眼睛看着那盲人，好像要看见绿色镜片下那空洞的眼窝。

“不是我，是他，”以诺说，“他一直追着你们，从那边卖那些土豆削皮机时就开始了。我们买了一个。”

“我知道有人跟着我！”盲人说，“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了。”

“我没有跟着你。”海茨说。他摸了摸手中的削皮机盒子，看了看那女孩。黑色编织帽几乎盖住了她的眼睛。她看上去大概十三四岁。“我压根儿没有跟着你，”他愠怒地说，“我跟的是她。”他把削皮机盒子往她手里塞去。

她向后一跳，表情有些狰狞。“我不要那个东西，”她说，“我要那个东西做什么？拿走。它不是我的。我不要它！”

“我替她收下，谢谢你，”盲人说，“把它放进你的袋子。”他对她说。

海茨把削皮机又硬塞给她，眼睛仍望着盲人。

“我不会要它的。”她嘀咕道。

“照我说的收下它。”盲人不耐烦地说。

过了一刻她收下了它，胡乱地装进放传单的袋子里。“它不是我的，”她说，“我根本不想要它。我拿了它，但它不是我的。”

“她为此感谢你，”盲人说，“我知道有人跟着我。”

“我可没跟着你，”海茨说，“我跟着她是为了告诉她，她刚才冲我抛媚眼，我并不领情。”他没有看她，他看的是那盲人。

“你什么意思？”她大声说，“我从来没冲你抛过媚眼。我只是看你撕碎了传单。他撕成了碎片，”她说着，推了推盲人的肩膀，“他撕碎了传单，把它像盐一样撒在地上，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他跟着我，”盲人说，“没有人会跟着你。我能听见他声音里有对耶稣的渴望。”

“耶稣，”海茨嘀咕道，“我的耶稣。”他坐在女孩的腿边。他的头就在她的膝盖处，他把手放在她脚下的台阶上。她穿着男人的鞋和一双黑色棉袜。鞋带系得很紧，打着整齐的活结。她粗鲁地挪开身子，坐在盲人的身后。

“听听他的诅咒吧，”她低声说，“他从来没跟着你。”

“听我说，”盲人说，“你无法逃离耶稣。耶稣的存在是个事实。如果你要找的人是耶稣，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声音里。”

“我在他的声音里什么也没听见，”以诺·埃莫瑞说，“我对耶稣可是知道一大堆，我上过罗德米尔圣经男校的，是一个女人送我去的。如果他声音里有耶稣，我肯定能听见。”他爬到了狮子背上，侧身盘腿坐在那里。

盲人又伸出手，突然捂住了海茨的脸。海茨一时间僵住了，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接着他把盲人的手打掉了。“别这样，”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对我一无所知。”

“你有一个秘密的需求，”盲人说，“只要见识过耶稣一次的人，最终是无法逃开他的。”

“我从不认识他。”海茨说。

“你略知一二，”盲人说，“这就够了。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就被标记了。如果耶稣标记了你，你就无能为力了。那些见识过他的人无法再变回无知。”他的身体前倾，却弄错了方向，好像是对着海茨脚下的台阶说话。海茨向后靠着坐在那里，黑色帽子斜扣在脸上。

“我爸爸长得就像耶稣，”以诺从狮子背后说道，“他的头发垂到肩上。唯一的区别是他的下巴上有一道疤。我从没见过我母亲。”

“你因为知道而被标记了。”盲人说，“你知道罪为何物，只有知道罪为何物的人才会犯罪。我知道我们走路时一直有人跟着我，”他说，“你不可能跟着她。不会有人跟着她。我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怀着对耶稣的渴望。”

“只有耶稣能解决你的痛苦。”女孩突然说道。她探身向前，伸出一只胳膊，一只手指指着海茨的肩膀，海茨向脚下的台阶吐了口痰，没有看她。“听着，”她提高了嗓门说，“这儿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杀了这小婴儿。那是她自己的孩子，可是它很丑，她一点儿也不爱它。这孩子有耶稣，这女人除了长得漂亮，还有一个罪恶地同居的男人，就一无所有了。她送走了孩子，它回来了，她又送走了，它又回来了，每次她送走它，它就会回到她和那男人罪恶的同居之地。他们用丝袜勒死了它，把它吊在烟囱里。自那以后她不得安宁。她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那孩子。耶稣把它变美了，化作鬼魂纠缠她。只要她和那男人躺在一起，就能看见它，夜半时分，它在烟囱里盯着她，它在墙砖中闪着光。”她动了动脚腕，脚指头从紧包双腿的裙角探了出来。“除了长得漂亮她一无所有，”她说得又响又快，“那可不够。不够，先生。”

“我的耶稣。”海茨说。

“那可不够。”她又说了一遍。

“我听见他们在里面走动呢，”盲人说，“把传单拿出来，他们要出来啦。”

“我们要干什么？”以诺问，“那楼里咋回事儿？”

“一个活动结束了。”盲人说。孩子把传单从麻布袋里掏出来，递给他用绳子绑着的两捆传单。“你和以诺·埃莫瑞去那边，”他对孩子说，“我和这男孩留在这儿。”

“不许他碰传单，”她说，“他一心想着要撕碎它们。”

“照我说的去做。”盲人说。

她皱着眉头站了一会儿。接着她对以诺·埃莫瑞说：“你要来的话就来吧。”以诺从狮子上跳下来，跟她走到楼的那一边。

盲人摸索向前。海茨躲闪到一侧，盲人却已站到台阶上他的身边，他的手紧紧钳住他的胳膊。他的身体前倾，正对着海茨的膝盖，他快速地低语道：“你跟我到这儿是因为你有罪，但你可以成为主的证明。悔改吧！去楼梯口，摒弃你的罪，把这些传单发给大家。”他把一沓手册塞进海茨的手里。

海茨想抽出胳膊，反而将盲人拉近了。“听着，”他说，“我和你一样洁净。”

“淫乱。”盲人说。

“那只是一个词而已，”海茨说，“如果我有罪，在我犯下罪之前我就有罪了。我没有什么变化。”他想掰开抓住他胳膊的手指，盲人更加用力地抓紧了。“我不相信原罪，”海茨说，“把你的手拿开。”

“你相信，”盲人说，“你被标记了。”

“我没有被标记，”海茨说，“我是自由的。”

“你被标记为自由的，”盲人说，“耶稣爱你，你无法逃开他的标记。去楼梯口……”

海茨挣脱开，跳了起来。“我要把传单拿到那边，扔到树林里，”他说，“你就瞧着吧！你看个够啊。”

“我看到的比你多！”盲人咆哮道，“你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不过耶稣会让你看见的！”

“你要是能看见的话就好好看看！”海茨说着，开始跑上台阶。人们已经走出礼堂的门口，有些人就站在台阶的中央。他的胳膊肘如同尖利的翅膀，一路推开那些人，一直走到最上面，新拥出来的一群人又把他几乎推回到原处。他又奋力穿过他们，有人叫道：“给这个白痴让路！”人们给他让出一条道。他冲到最上面，挤到一侧，站在那里，怒目而视，气喘吁吁。

“我从没跟着他，”他大声说，“我才不会跟着那样一个傻瞎子。我的耶稣。”他背靠着大楼站着，抱着一沓用绳子捆着的传单。一个胖男人在他身边停下，点燃了一支雪茄，海茨推了一下他的肩膀。“往下面看，”他说，“看见那儿的瞎子了吗，他正在发传单。耶稣。你应该看看他，他让那个丑孩子穿着女人的衣服，也在发传单。我的耶稣。”

“总有疯子嘛。”胖男人说着，向前走去。

“我的耶稣。”海茨说。他探身靠近一个黄头发的老妇人，她的衣领上镶有红色的木珠。“你最好去另一边，夫人，”他说，“下面有一个傻瓜在发传单。”老妇人身后的人群推着她向前，她却用两只明亮的跳蚤般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他穿过人群向她走去，但她已经走远了，他又挤回到刚才靠墙站立的地方。“亲爱的耶稣基督被钉上了十字架。”他说，感觉到胸口有什么在涌动。人流快速移动。像是一圈缠绕的大线团，一条条丝线消失在一条条黑暗的街道里，最终一个人也没有了，他独自站在礼堂的门廊上。台阶上、人行道上、大街上到处都是斑斑点点的传单。盲人站在最下面的台阶上，弯腰去摸散落在身边的皱巴巴的手册。以诺·埃莫瑞跑到了另一边，站在狮子的头顶，保持着平衡，孩子正在捡那些不算太皱、勉强能用的手册，把它们放回到麻布袋。

我不需要什么耶稣，海茨说。我不需要什么耶稣。我有利奥拉·沃茨。

他跑下台阶，在盲人那里停下。他站了一会儿，正好在盲人摸不着的地方，盲人开始向前伸手摸索，竖耳倾听他的脚步声，海茨向马路对面跑去。那声音在他身后尖厉地响起时，海茨已经在对面了。他转过身，看见盲人站在街道中央，大喊：“史莱克！史莱克！我叫阿沙·史莱克，需要时找我！”一辆车为了避开他，急转了个弯。

海茨缩头躬身，走得很快。直到听见身后的脚步声，他才转过头来。

“我们总算摆脱他们了，”以诺·埃莫瑞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要不要去哪儿玩玩呀？”

“听着，”海茨粗暴地说，“我有自己的事。我受够你了。”他走得飞快。

以诺一步三跳地跟着他。“我来这儿两个月了，”他说，“谁也不认识。这儿的人不友好。我自己有一个房间，除了我，没人来过。我爸爸说我必须得来这儿。要不是他，我才不会来这儿。我想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你是斯托克威尔人，是不是？”

“不是。”

“麦尔西？”

“不是。”

“锯木厂有一次搬到了那儿。”以诺说，“你长得很眼熟哩。”

他们走着，不再说话。他们又走到了主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了。“再见。”海茨说完又加快了步伐。

“我也走这条路，”以诺闷闷不乐地说。左边是一家电影院，门口有一个电子显示牌，变换着影片信息。“要是我们没和那些乡巴佬搅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看场电影啊。”他嘀咕道。他迈着大步与海茨并肩而行，抱怨地咕哝着什么。他抓住海茨的袖口，让他放慢速度，海茨猛地抽出手。“是他让我来这儿的。”他的声音沙哑。海茨看了看他，发现他哭了，他的脸哭皱了，湿乎乎的，哭成了粉紫色。“我才十八岁呀，”他哭着说，“是他让我来这儿的，我谁也不认识，这儿的人谁都不管谁。他们不友好。他和一个女人走了，让我来这儿，她也待不了多久，没等她把椅子坐热，他就会把她揍个半死。你是我这两个月见过的第一张熟悉的脸，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我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

海茨板着脸，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以诺仍然在哭哭啼啼地咕哝着。他们经过了一座教堂、一家旅馆和一个古董店，走到全是砖房的一条街上，那些砖房在夜色中全都一个模样。

“如果你想给自己找个女人，没必要跟着像她那样的女人，”以诺说，“我听说有个地方，那儿的女人都只要两美元。我们要不要去玩玩？下星期我就能还你钱。”

“嗨，”海茨说，“我要回家了——再走两个门就到了。我有女人，你懂吗？我不需要和你一起去。”

“下星期我就能还你钱，”以诺说，“我在市动物园工作。我看门，每周付我薪水。”

“离我远点。”海茨说。

“这儿的人不友好。你不是这儿的人，但你也不友好。”

海茨没有回答。他把脖子缩在肩膀里，像是感觉到了寒意。

“你也是谁都不认识，”以诺说，“你没有女人，也没事可做。我第一眼见你，就知道你不认识谁也没事可做。我见到你就知道。”

“我住这里。”海茨说着，走到房前的小路上，没有回头看以诺一眼。

以诺停下了。“是嘛，”他哭着说，“哦，是嘛。”他用袖口擦了擦鼻子，想止住抽噎，“是嘛，”他哭着说，“去你要去的地方吧，可是瞧瞧这儿。”他拍打口袋，跑上前去抓住海茨的袖子，冲着他摇动削皮机的盒子，盒子咔嗒作响。“她给了我这个。她把它给了我，你这下没办法了吧。她邀请我去看他们，没请你，明明是你跟着他们。”他泪光闪闪，脸部因为一缕不怀好意的狞笑而拉长了。

海茨的嘴角动了动，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站了一会儿，他的身影在台阶的中央显得很小，然后他抬起胳膊，把手上一直抱着的那沓传单扔了出去。它击中了以诺的胸，吓得他张大了嘴巴。以诺站在那儿看着自己被击中的胸膛，嘴巴仍大张着，接着他就转过身沿街匆匆跑掉了；海茨走进了房子。

昨晚是他第一次和利奥拉·沃茨睡觉，也是他第一次和女人睡，却不尽人意。完事后他伏在她身上，就像是一件东西被冲上了岸，而她对他说了些污言秽语，第二天他才渐渐回忆起她说的话。他犹豫要不要再去找她。他不知道利奥拉打开门见到他时，会说什么。

她打开门见到他，说：“哈哈。”她是一个大块头的金发女郎，穿着一件绿色睡衣。“你想要什么？”她说。

他想做出一副他自以为的无所不知的表情，却只有半边脸轻微地动了动。他的黑色羊毛毡帽笔直地扣在头上。利奥拉让门开着，走回到床上。他戴着帽子走进来，帽子撞到了电灯泡上，他才摘了下来。利奥拉一只手托腮，观察他。他开始在屋里四处走动，东张西望。他的喉咙越来越干，他的心脏抓紧了他，就像是一只小猿猴在抓笼子栅栏。他在她的床边坐下，手上拿着帽子。

利奥拉眯缝着眼睛，嘴巴微张，嘴唇变得如刀片一样薄。“那顶能看见耶稣的帽子！”她说。她坐了起来，从下面拽下身上的睡衣。她伸手去拿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双手放在臀部，望着他。海茨茫然地盯了她一会儿，短促地大笑了三声。他跳起来去够灯绳，在黑暗中脱了衣服。

小时候他父亲曾带他和姐姐茹比去参加麦尔西的嘉年华。场地边上有一处偏僻的帐篷比别处收费要高。一个干瘪的男人用喇叭般的声音在招徕顾客。里面有什么，他却秘而不宣。他说它是如此的让人产生罪恶冲动，任何想看一眼的男人都得花上三十五美分，它又是如此私密，一次只允许十五个人进入。他父亲把他和茹比送到一个有两只猴子跳舞的帐篷，而他父亲向那个帐篷走去，沿着其他帐篷东张西望地走着，就像他平时走路那样。海茨离开猴子，跟着父亲，可他没有三十五美分。他问那个拉客的人里面有什么。

“走开，”那个男人说，“里面没有歌舞，也没有猴子。”

“我已经看过那些啦。”他说。

“好啦，”那个男人说，“走开。”

“我有十五美分，”他说，“能不能让我进去，我只看一半。”他想那可能是一个厕所。一些男人在厕所里。他又想，也许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厕所里。那个女人不会让我待在那里的。“我有十五美分。”他说。

“已经过了一多半了。”那个男人说，一边用草帽扇风，“你快走。”

“那就只值十五美分呀。”海茨说。

“滚蛋。”那个男人说。

“是黑鬼吗？”海茨问，“他们在对黑鬼做什么？”

男人从售票台上探出身，干瘪的脸对他怒目而视。“你怎么会有这种鬼念头？”他说。

“我不知道。”海茨说。

“你多大了？”那个男人问。

“十二岁。”海茨说。他只有十岁。

“给我那十五美分，”那个男人说，“进去吧。”

他把钱放在售票台上，担心快要结束了，就急忙走进去。他穿过帐篷的门帘，里面还有一个帐篷，他走了进去。他的脸一直到后脑勺都在发烧。他只能看见男人们的后背。他爬到一条板凳上，从他们的脑袋看过去。他们正看着下面一个凹地，那是一个盒子，内衬黑布，盒子里躺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正在微微蠕动。起初他以为是一只剥了皮的动物，然后他发现那是一个女人。她很胖，她的脸和普通女人一样，只是嘴角有一颗痣，她笑的时候痣也随之而动，她的侧身也有一颗痣，也在动。海茨的头感到沉甸甸的，视线无法从她身上挪开。

“要是每口棺材里都有这么一个，”他父亲挤在最前面，说道，“大家巴不得早死哩。”

他不用看就听出了那个声音。他从板凳上跌了下来，连忙跑出帐篷。他不想经过那个拉客的人，就从外面那个帐篷的一侧爬了出来。他钻进一辆卡车的后车厢，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外面的嘉年华正制造着一场蹩脚的喧哗。

他回家时，母亲就站在院子里的洗手池边，看着他。她总是穿着黑衣，她的裙子比其他女人的都要长。她笔直地站着，看着他。他溜到树后，想避开她的视线，他仍能感觉到她透过树在观察他。他又看见了那块凹地和那口棺材，棺材里有一个瘦长的女人，棺材对她来说有些短了。她的头在一端竖起，膝盖也抬了起来，安顿好自己的身体。她有一张十字形的脸，头发紧贴头皮，男人向下望时，她扭动身子，想要遮住自己。海茨贴着树站立，喉咙很干涩。她离开洗手池，手拿棍子向他走来。她说：“你看见了什么？”

“你看见了什么？”她说。

“你看见了什么？”她反复用同一个声调说。她用棍子抽打他的双腿，可他就像是树的一部分。“耶稣为了救赎你而死。”她说。

“我从没让他这么做。”他嘀咕道。

她不再打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紧闭双唇；他忘记了帐篷里的罪恶，因为那无以名状的无处安放的罪恶就在他身上。她立刻扔掉了那根棍子，走回到洗手池边，紧闭双唇。

第二天他悄悄把鞋拿到树林里，那是他在布道会和冬天时才会穿的鞋。他把鞋从盒子里拿出来，用石头和小石子填满脚底，接着他穿上了它。他紧紧地系上鞋带，穿着它走过那片有一英里长的树林，他走到小溪边坐下，脱掉它，把脚放进湿沙里。他想，这下他该满意了吧。什么也没有发生。要是一块石子能掉下来，他是会把它当作一个信号的。过了一会儿，他把脚从沙子里伸出来，让它们自然风干，他又穿上了鞋，石头还在鞋里，脱掉鞋之前他又往回走了半英里。

公园之心

以诺·埃莫瑞醒来时就知道，那个人今天就要来了，以诺要给他看那样东西的那个人。以诺的血这样告诉他。他跟他爹一样流着智血。

那天下午两点，他迎来了换班的门卫。“你只不过是迟到了十五分钟，是吧，”他生气地说，“我却没走。我可以走，我却没走。”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制服，领口和袖口都有黄色的绲边，两条裤腿的外侧各有一道黄条纹。换班的门卫是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男孩，有一副翘起的页岩质地的面孔，嘴里衔着一根牙签。他们看守的这扇门是铁栅栏门，钢筋的拱梁特意设计成了两棵树的形状；树枝弯垂，构成了门楣，上面写着弯弯扭扭的字母：市森林公园。换班的门卫靠在一边的树干上，用牙签剔起牙来。

“每天，”以诺抱怨说，“每天我都浪费了宝贵的十五分钟站在这儿等你。”

每一天下班后他都会走进公园，每一天他走进去都做同样的事。他先去游泳池。他怕水，但如果池里有女人，他就会坐在水上的岸边，看她们。有个女人每星期一都会来，她穿着一件泳衣，在臀部裂开了。起初他以为她不知道这回事，他没有公然在岸边观看，而是匍匐到树丛里，暗自窃笑着，从那里观看。池子里没有别人告诉她那条裂口——下午四点前人们还没有来，她在水里嬉戏，又在池边睡了将近一个小时，始终没有察觉有人会在树丛里偷看她暴露在泳衣外的身体。后来有一天，他来晚了一点，看见了三个女人，她们的泳衣都是裂开的，池里全是人，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她们。这个城市就是如此——总让他吃惊。他一有两美元闲钱就会去找妓女，然而他仍会不断地震惊于他看见的公开的放荡。他钻进树丛是出于一种礼貌。这些女人时常拽下泳衣的肩带，舒展身体平躺下来。

这座公园是城市的心脏。他来到这个城市——他的血告诉他——他在城市的心脏定居了下来。每一天他都看着它的心脏；每一天；他是如此地目瞪口呆，如此地充满敬畏，如此地不知所措，仅仅是想一想它，他就会浑身冒汗。在公园的深处他发现了一样东西。它是一个谜，尽管它就在那里，在玻璃柜里供人观赏，还有一张打字机打出来的卡片，说明它的来龙去脉。然而有一件事是卡片说不出来的，卡片说不出来的就在他身体里，一种可怕的认识，无以言表；一种可怕的认识，如同一根巨大的神经生长在他身体里。他无法把这个谜给随便什么人看；但他一定要给某个人看。那个人是一个特别的人。那个人不是这城市的人，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诺知道，自己见到他时就会知道是他，他知道自己必须很快见到他，否则体内的神经就会长大，大到他要去抢银行，或是扑到女人身上，或是驾驶偷来的汽车冲向房子的一侧。整个上午他的血都在说那个人今天要来了。

他离开换班的门卫，从一条隐秘的小径走近水池，这条小径从女更衣室的后面通向一小片空地，从那里望过去整个泳池可以尽收眼底。水里一个人也没有——池水是深绿色的，水面波澜不惊——但是他看见了那个带着两个小男孩的女人，她从那一边走了过来，朝更衣室走去。她每隔一天左右来一次，总带着那两个孩子。她会带着他们下水，在池里游一会儿泳，然后躺在池边晒太阳。她穿着一件有污渍的白色泳衣，像套在一只口袋里，以诺愉悦地观看她有好几次了。他从那片空地沿坡爬向六道木灌木丛，灌木丛下面有一条很舒服的坑道，他爬到里面，进到稍为开阔的一处，那是他的老地方。他坐定了，拨弄六道木的枝条，摆好位置，就可以从容地透过它去看。树丛中他的脸总是通红。如果有人恰巧在那里拨开小树枝，一定以为看见了魔鬼，会吓得从山坡上滚下去，摔进池里。那个女人和两个小男孩走进了更衣室。

以诺从不会立刻就走进公园那黑暗而秘密的中心。那是下午的高潮。他做的其他事情都是它的前戏，它们已经仪式化了，必不可少。他离开树丛后，就会去霜瓶，那是一个卖热狗的摊位，做成橙汁瓶的形状，顶部一圈漆成蓝色的霜。他会在这里买一杯巧克力麦乳奶昔，再和女招待说几句调情的话，他相信女招待在暗恋他。之后他就去看动物。它们关在长长的一排铁笼里，那就像电影里的阿卡翠斯监狱[1]。笼子冬天有电热器，夏天有空调，六个男人受雇来照顾动物，喂它们丁字牛排。动物整天躺着，无所事事。以诺每天都去看它们，充满了敬畏与仇恨。然后他就去那里。

那两个小男孩从更衣室里跑出来，扎进水里，同时从水池那一边的车道上传来刺耳的噪声。以诺的脑袋从树丛里猛地探出来。他看见一辆高高的银灰色汽车驶过，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马达正拖着车的后身。车子驶过，他能听见车在道上转弯时发出的叽嘎声，然后又开走了。他仔细听着，努力辨别它会不会停下。噪声减弱了，又渐渐变响了。车又驶过。以诺这次看见车里只有一个人，是个男人。它的声音再次消失了，又变响了。这辆车第三次开了过来，几乎就在以诺正前方的水池对面停了下来。车里的男人往窗外望去，目光沿着草坡移到了水里，那两个小男孩正在泼水、尖叫。以诺使劲把脑袋从树丛里伸出，眯起眼睛。男人旁边的车门用一根绳子拴住了。他从另一边车门走下来，走到车前，沿着草坡朝下面的水池走去，走到半路他停住了。他站了一会儿，好像在找什么人，接着他在草地上直挺挺地坐下来。他穿着西装，那衣服里面仿佛发出了炫目的光。他抱膝而坐。“好吧，假装我是狗。”以诺说，“好吧，假装我是狗。”

他立刻从树丛里爬出来，心跳得飞快，就像是博览会上那个小伙子绕着井壁疯狂驾驶的摩托。他甚至记得那个男人的名字——海茨尔·韦弗先生。眨眼间以诺就爬到了六道木树丛的尽头，望向水池对面。那蓝色的身影仍坐在原地。他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住了，仿佛那只手一高高举起，那个身影就会面不改色地一步跃过水池。

那个女人从更衣室里走出来，径直走向跳板。她伸展胳膊，准备跳水，跳板发出重重的啪啪声。她突然向后旋转，消失在水下。海茨尔·韦弗先生的脑袋慢悠悠地转动，目光追随着水下的她。

以诺站了起来，走下更衣室后面的那条小径。他偷偷地从水池那一边走出来，朝海茨走去。他停在坡顶，在人行道边的草地上轻轻移动，不发出一丝声响。以诺走到海茨的正后方，在人行道边坐下。如果他的胳膊有十英尺长，他就能把手放在海茨的肩上了。他安静地端详着海茨。

那个女人正爬出水池，攀着池沿奋力向上。她的脸先露了出来，脸很长，面无血色，长着尖利的龅牙，绷带一样的泳帽几乎遮住了眼睛。她用手撑住身子，一只大脚和腿从身后迈出，接着是另一侧的脚和腿，她整个人就上来了，蹲在那里喘气。她松弛地站起来，抖了抖，水从她身上滴落，她在水中跺了跺脚。她面对着他们，咧嘴笑了。以诺能看见海茨尔·韦弗的侧脸正看着那个女人。它没有笑，只是目送她轻快地走到晒太阳的地方，几乎就在他们所坐之处的正下方。以诺要稍稍挪动一下才能看见。

那个女人坐在晒太阳的地方，摘下泳帽。她的头发又短又乱，五颜六色，从深深的铁锈色到乌蒙蒙的柠檬黄。她摇了摇头，又抬头看了看海茨尔·韦弗，笑着露出尖牙。她在晒太阳的地方舒展四肢躺下，抬起膝盖，脊椎贴在水泥地上。水池另一头的那两个小男孩，抓着对方的头朝池沿撞去。她贴紧水泥地面躺好，又抬起身把泳装的肩带拽下来。

“耶稣王！”以诺低语道，没等他把视线从那个女人身上挪开，海茨尔·韦弗已经跳了起来，快要冲到车旁了。那个女人坐直了，泳衣半掉在胸前，以诺同时看着两边。他强忍着不看那个女人，去追赶海茨尔·韦弗。

“等等我！”他喊道，一面在车前挥舞手臂，那辆车已经发出轰隆声，就要起动。海茨尔·韦弗关上了马达。挡风玻璃后的脸气鼓鼓的，像一只青蛙；像是有一声喊叫闷在了里面，像黑帮片里密室的门，门后有人被绑在椅子上，嘴里塞了一条毛巾。

“嘿，”以诺说，“这不是海茨尔·韦弗吗！你好吗，海茨尔？”

“门卫说我可以在游泳池边找到你。”海茨尔·韦弗说，“他说你藏在树丛里看游泳。”

以诺脸红了。“我一向欣赏游泳啦。”他说。他把头探进窗内，“你在找我吗？”他大声问。

“那些人，”海茨说，“那些叫莫茨的人——她有没有说过他们住在哪儿？”

以诺像是没有听见，“你特地来这儿找我吗？”他说。

“阿沙和萨白斯·莫茨——她曾给过你削皮机。她有没有说过他们住在哪儿？”

以诺把头从车窗里缩了回来。他打开车门，坐到海茨身边。有那么一刻他只是看着他，舔着嘴唇。接着他低语道：“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在找那些人，”海茨说，“我要见到那个男人。她有没有说过他们现在住在哪儿？”

“我要给你看这个，”以诺说，“我要给你看看它；就在这儿，今天下午。我一定要。”他抓住海茨尔·韦弗的胳膊，海茨尔·韦弗甩掉了他的手。

“她有没有说过他们现在住在哪儿？”他又说了一遍。

以诺不住地舔嘴唇。他的嘴唇很苍白，只是上面长了一个紫色的热疮。“是啊，她不是邀请过我去看她，还带上竖琴吗？我要给你看这个，”他说，“然后我再告诉你。”

“什么东西？”海茨嘀咕道。

“就是我要给你看的这样东西，”以诺说，“你一直向前开，我会告诉你在哪儿停车。”

“我不想看你的任何东西，”海茨尔·韦弗说，“我要那个地址。”

“你要是不来的话，我可想不起来。”以诺说。他没有看海茨尔·韦弗。他看着窗外。车子很快就发动了。以诺的血流得很快。他知道去那里之前，要先去霜瓶和动物园，他预见到自己和海茨尔·韦弗将会有一番可怕的打斗。他一定要把他弄到那里，就算是用一块石头敲他的脑袋，一路把他背过去，也非如此不可。

以诺的头脑分成了两半。和血液联系的那一半在思索着什么，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另一半则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词句。前一半在思索着如何让海茨尔·韦弗穿过霜瓶和动物园，另一半却在问：“你从哪儿搞到这么漂亮的车？你应该在外面漆上些标志，比如‘上车吧，宝贝’——我在一辆车上见过，后来又见过……”

海茨尔·韦弗的脸就像是从石头的一侧刻出来的。

“我爹有一次买彩票中了一辆黄色儿的福特车，”以诺喃喃地说，“顶篷能卷起，上面有两根天线，还有松鼠一样儿的尾巴。他把它卖了。停车！停车！”他嚷道——他们正驶过霜瓶。

“这是哪儿？”他们刚走进去，海茨尔·韦弗就问道。他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后面横放着一张柜台，柜台前有一些毒蘑菇似的褐色圆凳。面向门的那面墙壁贴着巨幅冰淇淋的广告，上面有一头装扮成家庭主妇的奶牛。

“它不在这儿，”以诺说，“我们要在路上停一下吃点东西。你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海茨嘀咕道。他直挺挺地站在房子中间，双手插在口袋里，脖子缩进了衣领。

“哦，那坐下吧，”以诺说，“我要喝点东西。”

柜台后面有一阵响动，一个留着男式短发的女人从椅子上站起身，走了过来，之前她一直坐在椅子上看报。她愠怒地看着以诺。她身上原本雪白的制服沾满了褐色的污渍。“你要什么？”她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说，仿佛他是个聋子。她生有一张男人的脸，还有一双肌肉发达的臂膀。

“我要巧克力麦乳奶昔，乖女孩，”以诺温柔地说，“多放些冰淇淋。”

她怒气冲冲地转过身，狠狠地瞪着海茨。

“他说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坐着看你一会儿，”以诺说，“他不饿，只是想看看你。”

海茨木然地看着那个女人，她转过身开始搅拌奶昔。海茨在最边上那只凳子上坐下，把关节捏得啪啪响。

以诺仔细端详海茨。过了几分钟他低声说：“我觉得你有些变样了。”

海茨扭了扭脖子，突然上前说道：“给我那些人的地址。现在就要。”

以诺恍然大悟。警察。他的脸写满了某种表情，仿佛知道了某个秘密。“我觉得你不像以前那样自负了。”他说，“我觉得或许，你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坦然了。”偷了那辆车，他心想。

海茨尔·韦弗又坐了回去。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在他酸楚发湿的眼睛深处，却有什么在闪动。他转过脸不再看以诺。

“刚才在水池那边你干吗那么快地跳起来？”以诺问。那个女人转过身对着他，手中拿着麦乳奶昔。“当然啰，”他阴阳怪气地说，“我也并不想掺和那样的丑事儿。”

那个女人把麦乳奶昔砰地放在他面前的柜台上。“十五美分。”她咆哮着说。

“你可比它值钱哟，乖女孩。”以诺说。他窃笑着，一边用吸管往麦乳奶昔里吹气。

那个女人大步走到海茨那里。“你跟那个婊子养的一起来这儿干吗？”她喊道，“你这样安静的好男孩干吗跟一个婊子养的来这儿。你交友要慎重啊。”她叫莫德，整天喝威士忌，威士忌就装在柜台下面一个果坛子里。“耶稣。”她说道，擦了擦鼻子下面。她双手抱胸，在海茨前面的一把直背椅上坐下，脸却对着以诺。“每天，”她看着以诺，对海茨说道，“每天这个婊子养的都要来这儿。”

以诺在想着那些动物。他们接下去得去看动物了。他恨它们；光是想想它们，就让他的脸变成了深紫的巧克力色，仿佛麦乳奶昔正往头上涌来。

“你是个好男孩，”她说，“我能看出你是个洁身自好的孩子，洁身自好吧，不要跟那个婊子养的混在一起。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洁净的男孩。”她对着以诺大声说，但以诺在看海茨尔·韦弗。海茨尔·韦弗身体内部似乎正在上紧发条，尽管他的身体没有移动，连手也没有动一下。他的身体像是压在了蓝色西装里，体内的发条像是越来越紧。以诺的血告诉他要抓紧了。他用吸管大力地吸着奶昔。

“是的，先生，”她说，“再没有比一个洁净的男孩更甜美的了。上帝为我作证。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洁净的男孩，我一眼也能认出一个婊子养的，天壤之别呀，那个咂摸吸管的流脓的杂种就是一个该死的婊子养的，你这样洁净的男孩跟他交往要慎重些呀。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洁净的男孩。”

以诺吸到杯底，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从口袋里掏出十五美分，放在柜台上，站起身。不过海茨尔·韦弗已经起身了；他靠在柜台上，脸对着那个女人。她没有一眼看见他，因为她在看以诺。海茨的双手撑在柜台上，他的脸与她的脸近在咫尺。那个女人转过脸，盯着他。

“走吧，”以诺开口道，“我们没工夫和她拌嘴。我要马上给你看这个，我要……”

“我不洁净。”海茨说。

他又说了一遍，以诺才听清。

“我不洁净。”他又说了一遍，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声音都是那么平淡，他只是看着那个女人，好像在看一块木头。

她盯着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是勃然大怒。“你觉得我会在乎！”她尖声说，“我他妈的干吗要管你是个什么东西？”

“走吧，”以诺嘀咕道，“走吧，不然我不告诉你那些人住在哪儿。”他抓住海茨的胳膊，把他从柜台后面拖开，朝门走去。

“你这杂种！”那个女人尖声说，“你真以为我会在乎你们这种臭小子？”

海茨尔·韦弗飞快地推开门，走了出去。他走回到车上，以诺跟在他后面跳了上来。“好了，”以诺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开。”

“你告诉我有什么用？”海茨说，“我不打算待在这儿。我要走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以诺打了个寒战。他开始舔嘴唇。“我要给你看看它，”他沙哑地说，“我只能给你一个人看。我看见你开车经过水池边，就收到一个暗号，那个人就是你。整个上午我都知道有人会来，我在水池边看见你，就收到了这个暗号。”

“我才不在乎你的这些暗号。”海茨说。

“我每天都去看它，”以诺说，“我每天都去，却不能带别人去。我要等待那个暗号。等你一看见它，我马上就告诉你那些人的地址。你要看看它，你看见它后，有一件事就会发生。”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海茨说。

他发动了汽车，以诺坐在座位上，身子前倾。“那些动物，”他嘀咕道，“我们要先路过它们。不会很久。用不了一分钟。”他看见那些动物在等着他，目露凶光，随时要把他扔出去的样子。他想，万一此时警察大叫，警笛大作，警车呼啸，就在他要给海茨尔·韦弗看那样东西之前，海茨被抓住了，那可怎么办？

“我要见那些人。”海茨说。

“停车！停车！”以诺叫道。

左边有一长排亮闪闪的铁笼子，栅栏后面，黑色的身影有的坐着，有的踱步。“下车吧，”以诺说，“用不了一秒钟。”

海茨下了车，又停住了。“我要见那些人。”他说。

“好的，好的，来吧。”以诺央求道。

“我不信你知道地址。”

“我知道！我知道！”以诺叫道，“是‘二’开头的，哦，来吧！”他拽着海茨朝笼子走去。第一个笼子里有两头黑熊。它们面对面坐着，像两位饮茶的中年主妇，带着礼貌而自我沉醉的表情。“它们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儿散发臭味，”以诺说，“有个男人每天早晨过来用水管冲洗笼子，笼子还是一样臭，好像没洗过一样。”那里的每只动物都对他怀着一种私下的傲慢的仇恨，就像上流社会的人对待野心家一样。他又经过了两个关着熊的笼子，看也没看它们一眼，他在下一个笼子前停住，里面有两只黄眼睛的狼，用鼻子拱混凝土的笼沿。“鬣狗，”他说，“我讨厌鬣狗。”他走近笼子，朝里面吐了口痰，吐到一只狼的腿上。它嗖地跑到另一侧，不怀好意地斜睨他。他一时间忘记了海茨尔·韦弗的存在。随后他又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确认他还在那里。他就在以诺的身后。他没有看动物。在想着那些警察呢，以诺心想。他说：“来吧，我们不需要看接下来的猴子。”通常他会在每个笼子边逗留一下，大声对自己说一句下流话，然而今天动物只是他的例行程序。他匆匆走过猴子笼，两三次回头确认海茨尔·韦弗还在后面。走到最后一个猴子笼时，他情不自禁地站住了。

“看看那只猿猴。”他说着，一边瞪着它。那只动物背对着他，除了小小的粉红臀部，全身都是灰色的。“假如我有这样一只屁股，”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会坐在上面。绝不会把它暴露给所有这些来公园的人。来吧，我们不需要看接下来的鸟儿。”他跑过鸟笼，来到动物园的尽头，“现在我们不需要汽车了，”他说着，一边往前走，“我们要穿过那片树林直接下山。”他停住，发现海茨尔·韦弗并没有跟在他后面，而是停在最后一个鸟笼前面。“哦，耶稣。”他叹息道，他站住，疯狂地挥手叫喊，“来呀！”海茨却一动不动，凝视着笼子。

以诺跑回他身边，抓住他的胳膊，海茨神情恍惚地推开他，仍然望着笼子。它是空的。以诺盯着看了一会儿。“它是空的！”他大叫，“你看那个空空的破笼子干吗？快来呀。”他站在那里，流着汗，脸色发紫；“它是空的！”他大叫；接着发现它并不是空的。在笼子一个角落的地上，有一只眼睛。那只眼睛在疑似拖把的一个东西中间，那拖把放在一块破布上。他凑近铁丝网，眯起眼睛才发现那只拖把原来是一只猫头鹰，睁着一只眼睛。它直勾勾地看着海茨尔·韦弗。“一只会叫的老猫头鹰而已，”他抱怨说，“你以前见过它们的。”

“我不洁净。”他对那只眼睛说。他用对霜瓶那个女人说这话的语气对它说道。那只眼睛轻柔地合上了，猫头鹰掉转脑袋面向墙壁。

他杀了人，以诺心想。“噢，亲爱的耶稣，来呀！”他哀号，“我现在就要给你看。”以诺拽着海茨走开，只走了几英尺海茨又停下了，望着远处的一样东西。以诺的视力很弱。他眯起眼睛，辨认出他们身后那条大路的尽头有一个身影。路的两侧各有两个跳动的小身影。

海茨尔·韦弗突然转过身，对他说：“这东西在哪儿？我们现在就去看它。走吧。”

“我不正要带你去那儿吗？”以诺低语道。他感到身上的汗水在收紧，刺痛了他，皮肤像针扎一样，甚至头皮也是如此。“我们要步行。”他说。

“为什么？”海茨嘀咕道。

“我不知道。”以诺说。他知道自己要发生一件事了。他知道自己要发生一件事了。他的血凝固了。之前它一直如打鼓般地流动，此刻却凝结了。他们开始下山了。这是一个陡坡，漫山遍野全是树，从地面起四英尺高的树干被漆成了白色，好像穿上了短袜。他抓住海茨尔·韦弗的胳膊。“越向下走越泥泞。”他说着，一边茫然地四处打量。海茨尔·韦弗甩脱了他的手。他又旋即抓住海茨尔·韦弗的胳膊，拦住了他。他的手指穿过树丛，指向下面。“Muvseevum[2].”他说。这个怪异的词让他战栗。这是他第一次大声说出这个词。他手指的方向浮现出一个灰色楼房的影子。他们一路下山，楼房越来越大，等他们走出树林的尽头，走到砾石车道上时，楼房突然缩小了。它是圆形的，煤烟色的。前廊有一些柱子，每根柱子之间都有一个没有眼珠的女人，头上顶着一只水罐。柱子上面有一条混凝土的环带，刻着“MVSEVM”这几个字母。以诺不敢把这个词再读一遍。

“我们要走上台阶，穿过大门。”他耳语道。到门廊有十级台阶。宽阔的大门黑黢黢的。以诺小心地推开它，把头挤进门缝。他随即又把头缩了回来，说：“好吧，进去吧，悄悄地。我不想吵醒那个老门卫。他对我不太友好。”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厅。油毡和木焦油的气味很浓重，这两种气味之下另一种气味若隐若现。第三种气味是隐藏的，以诺说不出是他以前闻到过的哪种。大厅里只有两个大缸，还有一个老头睡在靠墙的一把直背椅上。他穿着跟以诺一样的制服，就像是粘在那里的干瘪蜘蛛。以诺看了看海茨尔·韦弗，看他是否也在闻那个隐藏的气味。他像是在闻；以诺的血又开始流动了，这一次声音近了，仿佛鼓乐队走近了四分之一英里。他抓住海茨的胳膊，蹑手蹑脚地穿过大厅，走到尽头的另一扇黑门前。他把门打开一条小缝，把头挤进去。他随即又把头缩回来，勾了勾手指示意海茨跟上他。他们走进另一个大厅，和前一个很像，只是需要斜穿过去。“那东西就在那边的第一扇门里。”以诺小声说。他们走进一个满是玻璃柜的黑屋子。玻璃柜盖住了四面墙，地板中央还有三只棺材般的玻璃柜。墙边的玻璃柜盛满了鸟儿，支棱在涂了清漆的小棍上，它们向下望着，一副脱了水的调皮表情。

“来吧。”以诺耳语道。血里的鼓声越来越近了。他走过地板中央的两只柜子，朝第三只走去。他走到它的最那边，停住了。他站在那里，脖子前伸向下望着，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海茨尔·韦弗走到了他的身旁。

两个人都站在那里，以诺直挺挺地站着，海茨尔·韦弗微微探身向前。柜子里有三只碗，一排钝兵器，还有一个男人。以诺看的就是这个男人。他大概三英尺高，赤身裸体，干枯的黄皮肤，双眼痛苦地紧闭着，仿佛一块巨大的钢坨正要滚落到他的头上。

“瞧那儿的说明。”以诺的声音如同在教堂里的低声细语，他指着男人脚边用打字机打出的卡片，“那上面说他曾和我们一样高。一些阿拉伯人花了六个月时间对他做了这事。”他小心地转过头去看海茨尔·韦弗。

他只能看见海茨尔·韦弗正盯着那皱缩的男人。海茨探身向前，玻璃柜面映照出他的脸。那是一张苍白的倒影，眼珠如同两个洁净的弹孔。以诺等待着，直挺挺地站着。他听见大厅里传来脚步声。耶稣啊耶稣，他祈祷，让他快一点吧，做他想做的事！脚步声进了门。他看见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小男孩。她一手牵着一个，在咧嘴笑。海茨尔·韦弗仍然盯着那皱缩的男人，没有抬眼。那个女人朝他们走来。她在柜子的另一侧停下，低头向里面看，她咧嘴笑的脸映在玻璃上，盖住了海茨尔·韦弗的脸。她窃笑着，把两根指头放在门牙前。两张小男孩的脸就像两只盘子一样放在柜子的两侧，接住从她脸上溢出来的笑容。海茨的脖子向后猛地一扭，发出了声响。这声响，似乎是以诺从未听过的。或许是柜子里的那个男人发出来的。以诺马上意识到就是他。“等等我！”他尖叫道，跟着海茨尔·韦弗冲出了房间。

以诺在半山腰追上了他。他一把抓住海茨的胳膊，拽得他转了个身，随后以诺站定了，突然间感到身体虚飘，如同一只气球，他盯着前方。海茨尔·韦弗按住他的双肩，摇晃他。“地址是什么？”他喊道，“给我那个地址！”

就算是以诺知道那个地址，此刻也无法想起来了。他甚至都站不住了。海茨尔·韦弗松开他，他便向后倒去，摔在了一棵穿着白色短袜的树上。他翻了个身，平躺在地上，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他觉得自己在漂浮。他望见远处有一个蓝色的身影在跳跃，捡起一块石头，他看见那疯狂的脸转了过来，将石头猛地投向他；他微笑着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海茨尔·韦弗已经走了。他把手指放在额头上，又举到眼前。手指上有斑斑红痕。他扭头看见地上有一滴血，定睛看时，他觉得那滴血晕染成了一汪小泉。他笔直地坐起身，皮肤像是冻住了，他把手指插进血里，能听见血在极其微弱地颤动，他秘密的血，在这城市的中央。

[1] 美国陆军部于1868年在旧金山湾内一座叫阿卡翠斯岛上为开小差的人建立的一所监狱。1934年，司法部接管该监狱，用作关押有从正规联邦监狱中越狱记录的“超级罪犯”，1963年被关闭。

[2] 应为博物馆（Museum），以诺发音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