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劳拉·麦克维
Date: 2018-02-28T16:00:00+00:00

没有终点的列车

[英] 劳拉·麦克维 著

徐培培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主要人物关系表

第1部分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2部分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3部分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4部分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5部分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6部分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我爱你们

人类的精神中有那么一种东西能亘古永存，无往不胜；人的心中有一团微小但耀眼的火苗，无论世界有多么黑暗，这团希望之火永不熄灭。

——列夫·托尔斯泰

主要人物关系表

萨莫瓦尔（Samovar）：俄罗斯茶炊，是一种附带加热装置的烧水器。喝茶时先用茶壶泡出浓茶，再从萨莫瓦尔中倒出开水稀释。——译者注

第1部分

有些旅程是我们永远都不希望踏上的，然而我们还是迈出了脚步，因为那是活下去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的旅程，一段我从不希望踏上的旅程。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有一些东西永远都不可能也不会被忘却，它们会伴随着我们一路走到终点。

第1章

在一个寒冷的二月夜晚，我的大哥奥马尔，在喀布尔至贾拉拉巴德的高速公路旁一处大雪覆盖的山崖上降临人世。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几条公路之一。那晚大雪突降，母亲站在没过大腿的积雪中，分娩的剧痛使她佝偻着身躯，她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在喀布尔山谷中回荡。她的身边只有父亲，可父亲从来没见过别人生孩子，更别说亲自接生了。看着妻子美丽的面容因痛苦而扭曲，听着她粗重的喘息和沙哑凄惨的哭喊声，父亲呆立原地，恐惧万分。

当然，你肯定会问，在这样冰天雪地的夜晚，他们独自来到危险重重的山上做什么？好吧，其实他们正在逃亡，从他们认识对方的第一天起，逃亡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因为打一开始，他们这种为爱结合的行为在世人眼中就是不可理喻、荒唐鲁莽的。母亲立刻被毫无尊严地赶出家门，外祖父干净利落地断绝了他们的父女关系，留给她的只有几个冷冰冰的字：“阿齐塔，从今往后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了。”

外祖母一个字也没说。

父亲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祖父母虽然都是性情温和的山里人，但也为父亲的冒失和鲁莽感到羞耻，害怕自己会遭到报应，因此也都跟这对不般配的夫妻保持了距离。于是，婚后的阿齐塔和迪尔（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就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没有家人也没有依靠，这种境况一直未曾改变。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有爸爸最好的朋友阿尔萨兰出席了婚礼，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正常家庭不会是这个样子。

婚后不久，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时，恐吓事件就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一开始还只是小打小闹，比如集市上有人故意对他们推推搡搡；回家后发现房门敞开着，橱柜里的食物已被掠夺一空。直到有一天回家，母亲发现她晾在外面的一件睡裙被人撕成了两半，涂满了鲜血。就是从那一刻起，二人决定逃离。他们将变成居无定所的流浪者，靠着她妹妹的一点钱过活，如果连家人都拒绝接济他们，那就只能靠陌生人的施舍来活命了。

母亲的妹妹阿米娅对他们倾囊相助，甚至偷偷把家里一件祖传的金首饰带给了母亲，想着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阿米娅偷拿首饰的事，最终被家人发现了，为此，她也跟母亲一样被逐出了家门，最后去了遥远的俄罗斯——她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姐妹二人相拥而泣，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这将是她们此生的最后一面呢？这就是我的父母为了爱情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证明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决绝。

就在奥马尔降生到这个变幻莫测的人世的那一晚，父亲和母亲被一帮强盗盯上了，他们不得不在山谷中东躲西藏。这伙强盗打算洗劫他俩，抢走父亲那辆锈迹斑斑的拉达[1]汽车。这辆1972年生产的汽车是父亲的朋友阿尔萨兰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也承载着父亲的骄傲和喜悦。可以说，除了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儿子，它是父亲生命中的挚爱。父母本打算开着这辆车到喀布尔找阿尔萨兰，寻求他的帮助，可就在他们冒着突降的大雪，在陡峭危险的山路上小心翼翼地驶向喀布尔时，汽车中弹了。

一颗子弹射穿了车门，落在了母亲脚踝边的地毯上。奥马尔就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人世，无论如何，他至少也应该在霜冻消散之前，好好地待在母亲肚子里啊。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定、从容镇静的女人，她断定此刻若是在汽车里生下孩子，肯定很不安全。如果他们命中注定要死在这座山崖上，死在那帮“圣战者”[2]强盗的枪口下，那也只好认命——但她相信安拉会保佑他们。父亲知道劝阻母亲是无济于事的，也正是这种本能的智慧让他们度过了无数难关，接连生下了六个孩子，并最终收获了一段幸福的婚姻。

在这个紧要关头，父亲抓起了汽车后座上他那条暖和的帕图[3]当毯子，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向山上走去，不时藏在岩石后面，躲避危险。

“就让他们把车打烂吧！”母亲朝着强盗开枪的方向愤怒地啐了一口。此时，狙击手停止了射击，他们大概以为车里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吧——或是被打死了，或是被冻死了。他们也许正穿过盘山公路朝汽车走来，企图连人带车一起劫掠。一轮满月高悬，空气似乎凝固了，尽管母亲已经尽全力压低了声音，可她的呻吟声还是在冰冷的夜空中久久回荡。奥马尔很快呱呱坠地了，父亲用颤抖的双手举着毛毯，接住了这个崭新的生命。婴儿立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分娩之后的母亲站起了身，靠在父亲身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宝贝儿子的眼睛。带着胜利的欢欣，父母抱着奥马尔踉踉跄跄地朝山崖下的汽车走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道血迹。

这时，有两个狙击手已经走到了车前，正在耐心地等待父亲返回，交出车钥匙。其中一人抽着哈希什[4]，另一人腋下夹着一杆步枪，正在那里放哨。

父亲浑身颤抖。他不是一个胆小鬼，但也并非傻瓜，知道身为可疑的“共产主义同情者”，他和母亲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然而，刚刚创造了新生命的母亲，却显得比平时更加威严，她径直走到那两个男人面前，说道：“兄弟们……来，看看这个孩子，这是一个奇迹，多亏了伟大的安拉。现在我们得给他找个暖和安全的地方。兄弟们，你们可得帮帮忙啊。”

不知是被母亲的美貌吸引，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弄得措手不及，抑或是抽多了哈希什神志恍惚，被母亲无所畏惧的口吻所震慑，两个强盗把抢劫的事抛到脑后，只想确保新生儿能活过这个寒夜。这个更加神圣的责任让他们立即答应了母亲的请求，父亲则惊喜不已，长长地舒了口气。尽管他们是恶棍，举止粗野又有点大麻上头，但也曾为人子女，也曾是孩子——眼下也才刚刚成年。他们欣慰于温暖的车厢，庆幸自己没有射杀这对夫妻和他们刚出世的孩子。总之，那一晚，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祥和的。

这是母亲所讲的故事，是那样扣人心弦。每讲一次，这两个山贼的形象就会高大一分。明亮的星星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我们仿佛能听到车上收音机里传来的迈蒙·马赫维什[5]的歌声，父亲、母亲，还有那两名狙击手，就这样一路高歌，向着喀布尔的光明驶去。

当然，真相并非如此。母亲在讲故事上颇有天赋——她能把最可怕的噩梦改编成让人憧憬的美梦。正是这种天赋支撑着她和我们全家活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母亲讲起这段故事时，父亲都会流下眼泪，陷入沉默。我们明白，无论奥马尔出生的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能存活下来，靠的并不是陌生人的善意。

那么，为什么这个故事要以奥马尔的出生开篇呢？“因为有时你必须后退几步，才能前进。”在漫长的逃亡生涯中，列车无休止地穿梭于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在这条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每当列车到达终点站时，母亲都会这么说。那个时候，我们六个孩子吵着闹着想要下车。我叫阿芙萨娜，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上面有奥马尔、娅拉和贾瓦德，下面有小阿尔萨兰和小宝贝西塔拉。每次踏上月台，我们都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刻停下脚步，恨不得这段从亚洲到欧洲再到亚洲的旅程赶快结束。等父母对接下来的日子有了明确的规划，或者等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一天肯定不会太远），我们就能离开这列火车，开始新生活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也不用逃亡。

[1] 拉达：俄罗斯汽车品牌。——译者注

[2] “圣战者”：这里指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时期在阿富汗对苏联军队作战的穆斯林武装力量。——编者注

[3] 帕图（patu，也作patoo）：阿富汗头巾、披肩或毯子，通常为羊毛材质。——译者注

[4] 哈希什（hashish）：一种大麻浓缩物。——译者注

[5] 迈蒙·马赫维什（Mermon Mehwish）：阿富汗歌唱家。——编者注

第2章

火车车轮突然嘎吱作响，停了下来，我们不由得向前倾倒。

奥马尔跟贾瓦德把头探出窗外，试图一探究竟。我们此时正身处环贝加尔湖铁路上的桥梁中间。从桥上往下看，眼前的景象有点吓人：火车先是在铁轨上轻微摇晃着，然后完全静止了下来。其他车厢的乘客也纷纷走到过道上，有几位很小心地探看着外面的情况。

“有可能是轨距出了问题。”奥马尔和贾瓦德讨论着。

我这两个哥哥现在都是火车方面的专家了，对桥梁和工程学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奥马尔说他将来要当工程师。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一直通过函授课程学习工程学知识。在这漫长的旅途中，他多亏有拿破仑的帮助。拿破仑是这趟列车的检票员，也是萨莫瓦尔茶水师傅，奥马尔的作业会被寄到沿线的火车站，拿破仑每次都替他跑到站台，拿取最新的学习资料，或者帮他寄出刚写完的作业。现在隔间里到处都是奥马尔的草图和演算稿。

在奥马尔眼里，那些造桥铺路的人，那些沿着岩石林立的海岸、在花岗岩和石英中间炸出一条路来的人，那些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大地上一路挖、一路凿、一路爆破，硬生生造出一条条大道、架起一座座大桥、贯通一条条隧道，同时还要抵御洪水和山崩的人，这群伟大的人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大地随意曲折。根据自己心中的图纸来创造一个世界——这正是奥马尔最想做的事。

“阿芙萨娜，别动那个。”我刚拿起奥马尔画的一张草图打算仔细研究，就被他叫住了。这张图上画的是来来回回、纵横交错的钢铁线路，看起来非常复杂。

“你看不懂的。”奥马尔叹了口气，笑着对我说。

“那你解释给我听。”我紧挨着大哥坐下，逐渐融入了他那个美丽精巧、引人入胜的新世界。

“首先呢，你得把图纸倒过来。”他大声笑着，被我突如其来的兴趣逗乐了。我照办了。

“这就对了。看这个，这样……”奥马尔的手指滑过每一根线条。向我展示作品时，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能拥有我这样一个热切的听众，他感到既惊讶又满足。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就能建成呢？”我看着他仅凭一支铅笔和一张稿纸，像变魔术一样计算出的度数、画出的角度，最后组合成的弯弯曲曲的金属结构图，忍不住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没有人能保证每次都对，所以需要去尝试。”

我对大哥这种自信的态度非常钦佩。坐在奥马尔身旁，我很有安全感——仿佛这个世界是由一道道抽象的数学题组成的，每道题都有答案，却又那么真实可感，坚实平稳。

“嘘！”娅拉说。此刻她正在另一个隔间里学习法语——妈妈是她的法语老师——我们打扰到她学习了。

你感到很诧异吗？虽然我们正在逃亡的路上，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我们的教育，反倒比其他父母更注重这些。我们学习数学、地理、科学、历史（我最爱的科目）、哲学、政治学、俄语、英语及法语，此外还阅读书籍（我一直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还很钟爱一本破旧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本书是我们兄妹几个共有的）。母亲希望我们能用知识武装自己。每天晚上是音乐课的时间。爸爸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到这时，他就打开收音机，调到某个地方台。我们于是听到了古典音乐、民谣和摇滚，甚至还有爵士乐、俄罗斯音乐、蒙古音乐和中国音乐——我们的旅途到了哪里，哪里的音乐就会在我们耳边响起。

有一晚，我们全都挤在第四节隔间里，听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1]，小桌上的烛光轻轻摇曳，西塔拉坐在父亲的腿上，我和小阿尔萨兰坐在地板上，娅拉、贾瓦德和妈妈坐在对面的床上，奥马尔则站在过道里。列车停了下来，以补充必需品并更换餐车，但是我们谁都没动，每个人都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中，听妈妈讲述伊凡王子与美丽的火鸟的故事。

“伊凡王子，”阿齐塔用她低沉而优美的声音讲述着，“走进了不死恶魔卡歇伊的魔幻王国，在花园里，他看到一只美丽的火鸟，捉住了它。火鸟苦苦哀求王子放了它，并承诺可以满足王子的一个愿望。”

“然后呢？”西塔拉盯着妈妈问道。西塔拉是全家人的小宝贝，小小年纪的她每晚都要听一段故事才能入睡。我们假装这个故事只是讲给西塔拉的，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早已沉醉于这种温暖、这摇曳的烛光，还有母亲那从容动听的声音。

“王子遇到了十三位公主，她们个个都美若天仙！”妈妈说，“他跟其中一位公主坠入爱河，决定向卡歇伊提亲。”

讲到这里，妈妈微笑着朝爸爸望去，但爸爸的心思仿佛在别处，他凝视着窗外。

“卡歇伊拒绝了王子的请求，派他的怪物士兵袭击王子，但此时火鸟飞了过来，对怪物士兵施了魔法，然后对卡歇伊下了咒语。”

这时，贾瓦德借着烛光，在爸爸背后的墙上用手比出了鸟的影子。扣人心弦的音乐和忽明忽暗的烛影让西塔拉有点害怕，她往爸爸的怀里缩了又缩。

“然后，火鸟把卡歇伊长生不老的秘密告诉了王子。”

“长……生……不老是什么意思，妈妈？”西塔拉问。

“就是永远不会死。”爸爸回答。

“是傻瓜的痴心妄想。”奥马尔轻蔑地哼道。

“火鸟告诉伊凡王子，那个邪恶的魔术师卡歇伊的灵魂被关在了一只巨大的、有魔力的蛋里。”妈妈一脸严肃地继续讲道，“接着，王子摧毁了这只蛋，咒语解除了，卡歇伊的宫殿与他一起瞬间烟消云散。但公主们跟伊凡王子并没有消失，他们终于苏醒过来，重新获得了自由。”

《火鸟》的曲调回旋婉转，一直演奏到最激动人心的曲末，我们听到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仿佛看到了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中，男男女女身着锦衣华服坐在观众席上，演员们在台上翩翩起舞，乐队在乐队池中倾情演奏——这些场景我已经在最爱的那本托尔斯泰的书中领略过无数次了。

“爸爸，我们以后也能看到这些吗？”西塔拉问道。

“总有一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些。”爸爸一边回答，一边给了她一个温暖的熊抱。

我的姐姐娅拉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有时候夜幕降临，我们都聚到餐车上去吃晚餐，她会轻声吟唱一些古老的阿富汗歌曲，有时也会唱几首法丽达·迈赫沃什[2]的歌——跟我们一样，法丽达·迈赫沃什也是背井离乡的阿富汗难民。娅拉的歌曲融合了阿拉伯音乐、波斯音乐以及印度音乐，正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是一个大熔炉。每次听到娅拉唱歌，母亲都会潸然泪下，有时连父亲的眼角也会被喜悦而悲伤的泪水浸湿。因为在我们逃离喀布尔之前的那几年里，音乐是被明令禁止的。你能想象吗？不能听音乐，不能唱歌，不能演奏乐器，甚至不能哼小曲。唱首歌能有什么坏处呢？所以每当娅拉颤抖着站在餐车的角落里，暂时忘却了她自己的美丽，唱出这些歌时，我们每个人都会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是自由的。车厢里所有的乘客都为娅拉鼓掌。这是我记忆里最珍爱的时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是那么美好。

而此刻，我们的列车正卡在环贝加尔湖铁道上的一段桥梁正中间。从车窗向外望去，山崖边长着一片茂盛的针叶林和白桦林，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湖水。列车已经完全停了下来，我坐在敞开的车窗前，聆听着湖畔草丛中飞来飞去的鸟儿的啼啭。我们现在已经能差不多认全这段路途中的鸟类和动物了。我和贾瓦德有时能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参照百科全书上的图片和文字说明，识别途中遇到的鸟类的叫声、羽毛颜色以及花纹等等。有时我们也会去请教拿破仑，对于任何与旅途相关的事情，他可谓无所不知。我们百无聊赖，也正好借此打发时间。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停下来了？”妈妈问正好路过的拿破仑。

“有一头鹿站在桥上不走了。我们正等着它走开呢。”

“一头鹿？”

“嗯。它要么跳起来继续往前跑，要么自己转身回森林里去。要是它一直不动弹的话，那司机只能……唉……”

拿破仑说着，偷偷地向我们这些孩子瞥了一眼。西塔拉想到这头可怜的鹿正困在湖面上（事实上，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高高耸立的桥中间蹒跚不定，不禁瞪大了眼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也许我能帮上点忙。”贾瓦德说。在几个兄弟中，贾瓦德是最善良的，他很少扯别人的头发，也不骂人，而且对所有的事都挺上心的。贾瓦德梦想着有朝一日他能生活在伦敦，或者美国，又或者在非洲的某个野生动物园里，做一名兽医或动物学家。有一次，我们在火车上碰到了几个南非人，对我们大谈特谈一个叫“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地方，从那以后，贾瓦德就对这类公园无限向往。

“谢谢你，但是我估计……”拿破仑摇了摇头。拿破仑虽然一到晚上就有点精神抑郁，但他和蔼可亲，对于我们这个似乎钟情于漫长火车旅行的奇怪流亡家庭，他逐渐生出了喜爱之情。

“让我试试吧，求你啦。”贾瓦德恳求道。

“贾瓦德……”妈妈试图叫住他，但贾瓦德已经跑到了拿破仑的前面，从一节车厢穿到下一节车厢，一路朝着火车头的方向挤去。

妈妈叹了口气——时至今日，她已经完全明白了：家长不能代替孩子去生活，不管这种想法有多吸引人，在现实中都无法成真。所以她无奈地耸了耸肩，等着贾瓦德返回。5分钟后，脑袋一直探在窗外的奥马尔喊了一声：“看呀，是贾瓦德。他到桥上了，在那头鹿旁边呢。”

“他在干吗？”爸爸问道。

“他……他好像在跟鹿说话。”

“快看他试图说动这头鹿的样子！真是天真……”娅拉一边嘲笑着贾瓦德，一边装作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但同时，她又不时从奥马尔的肩头上瞥过去，望向外面。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深知我哥哥的举动有多蠢。车厢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乘客，有的开始默默祷告起来。终于，感觉像过了几个世纪那么久后，最靠近火车头的车厢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怎么啦？”爸爸问道。

“他成功了！那头鹿……已经被贾瓦德说服了，正扭头往回走呢。太棒了！”奥马尔兴奋地叫道。

几分钟之后，火车又重新启动了。司机鸣响了汽笛，大家不禁又是一阵欢呼雀跃。贾瓦德飞快地跑回到车厢，眼睛闪着兴奋的光。此时此刻，他是一位英雄。但我知道，让他如此兴奋的，并不是这种凯旋的荣誉感，也不是安抚那头受到惊吓的小鹿并让它从铁轨上安全离开所带来的成就感。真正让他高兴到眩晕的，是车外那新鲜的空气，是双脚与铁轨真实的接触，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喜悦。那一刻，我真的忌妒他，忌妒他散发出来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因为他不再是一名普通的乘客。爸爸拿出了一袋糖，奥马尔拿着茶壶，跑到茶水室打开水，然后我们就着热腾腾的甜茶，庆祝贾瓦德的平安归来。

“为贾瓦德干杯！”奥马尔拍着弟弟的后背说道。

“为贾瓦德干杯！”娅拉举起手中的玻璃杯庆祝贾瓦德的凯旋，嘴角洋溢着赞许的微笑。

看到奥马尔和贾瓦德在一起有说有笑真好。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动不动就吵架——我们其他几个也是。每次发生矛盾时，奥马尔、小阿尔萨兰跟我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娅拉跟贾瓦德大部分时候也会结成同盟，当然，根据争吵的话题和赌注的大小，联盟阵营随时会改变。娅拉和贾瓦德天生强势，更容易意气用事、与人起争执，爱挑衅；奥马尔和我则更倾向于做和事佬——毕竟他是老大，而我是夹在中间的那个。

“跟鹿说话是什么感觉啊？”小阿尔萨兰问贾瓦德，凝视哥哥的眼神中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崇拜。贾瓦德耸了耸肩。

“你摸到那头鹿了吗？”西塔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好奇地问，“它跟你说话了吗？”贾瓦德点了点头。西塔拉又往哥哥跟前凑了凑，贾瓦德向她做了个手势，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

“它说……”贾瓦德在西塔拉的耳边悄声说着，我们都没听见他到底说了什么，只瞧见西塔拉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别逗她了！”奥马尔过来帮西塔拉解围。

“我没逗她。”贾瓦德稍稍收敛了兴奋之情，转过身又把他如何说服那头鹿返回安全地带的经过对爸爸讲了一遍。爸爸则一脸自豪地听着儿子分享他的故事。

我拿起那本破旧的《安娜·卡列尼娜》去了餐车，找了个没人打扰的靠窗角落坐下来，暂时逃离周遭的一切，逃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体验另一种人生。这本《安娜·卡列尼娜》是俄文原版的，所以读起来比较慢。我用长发盖住了身子，对窗而坐。我是如此微小——像影子一样，大概其他乘客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存在。

在火车上，我渐渐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一来读书可以打发时间；二来读书多多少少能让母亲感到宽慰——她认为我正在长知识，正在认识周围的世界（但是，如果她知道我最爱的这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具体内容，我敢打赌她会强烈反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读书可以让我不去理会陌生人那些没完没了的打听，尤其是最让我头痛的那个问题：“你们这是去哪儿？”有时候我会撒谎，随口说个沿途的站点——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或者干脆说莫斯科。如果他们接着问：“你们去那里干吗呢？”我就回答：“去那儿生活啊。”去莫斯科，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晚上可以睡在一张固定的床上；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静下来，可以思考，可以写作；有一座花园，可以在里面玩耍；有一块地，可以种点东西。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当然，我还想要幸福。为什么我们都渴求幸福呢？

我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那里寻求慰藉，体味她的苦难和忧愁，从她的身上我能深切感受到自己对和平的强烈渴求，所以我把自己深深地埋在了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尽量去忘掉现实中的这片针叶林，忘掉身边飞驰而过的森林荒野。在车厢的另一头，有一些美国和英国游客不厌其烦地拍下了无数张模糊的风景照。美国游客高声赞美着窗外的景色，其他游客则安静一些，沉浸在绵延不绝的景色里。

但对我而言，至少在这一个多小时的光景里，我身处的是安娜和沃伦斯基的世界——我想象自己在圣彼得堡滑冰，和一个与我不相配但英俊幽默的男子坠入爱河。

在我的心中，有两个俄罗斯——一个是托尔斯泰笔下浪漫得令人眩晕、如同史诗一般宏伟的俄罗斯；另一个，是曾经侵略我的国家，又扬长而去的俄罗斯[3]。后者我无论如何也没法爱上，说不清为什么。

[1] 《火鸟》：是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他是美籍俄裔作曲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编者注

[2] 法丽达·迈赫沃什（Farida Mahwash）：阿富汗女歌唱家。——编者注

[3]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发起了长达10年的阿富汗战争。在此之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度推行亲苏的政策，政治和经济受苏联影响深远。——编者注

第3章

5岁那一年，我们永远离开了喀布尔。大半夜举家逃亡是一件可怕至极的事：在父母亲的眼里我看到了深深的恐惧，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家了。居无定所可怕至极，但当你再也不能读书、学习、唱歌，甚至无法自由地行走在太阳底下时，这样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也无须停留。所以过去的种种记忆，无论好坏，我都像照看自己心爱的小花园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因为这些记忆维系着我和阿富汗故土之间的纽带。

我最初的记忆，是我们在喀布尔时住过的房子——我记忆里唯一的家。那是一栋大大的、富有现代气息的房子，有两层楼高，外墙是淡淡的蓝色，屋顶平平的。那时候喀布尔市的绝大多数房子都是那种低矮的土坯房，一律是暗淡的泥土色。跟山坡上那些密密匝匝的泥土房比起来，我们的房子宏伟多了。这栋房子前有座花园，四周都砌上了高高的围墙，隔开了外面漫天飞扬的尘土。房子坐落在夏瑞诺区[1]后面，可以俯瞰旁边的公园。房前两侧都种满了高高的松树，四周则遍植着苍翠的柏树和水杉。正门的两旁开满了鲜艳的杜鹃、浓郁的玫瑰以及清新的金银花。每次走进家门时，沁人的香气都会扑鼻而来。

卡拉（院子）中间的天井承载了我最多的记忆。天井中长满了鲜花和果树——有核桃、毛桃、杜松子树——中间是一棵美丽的阿格哈文树[2]，妈妈叫它紫荆树。我经常坐在浓密的树荫下，春天一到，在满树灿烂的紫荆花下，我也常跟放学回来的贾瓦德和娅拉，还有邻里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孩子一起做游戏。

仅仅两三年前，这座房子所在的街道两侧还绿树成荫。但后来苏联人砍掉了所有的树木（他们说，没有了树的遮挡，更容易发现埋伏在四周的游击队狙击手）。院子和围墙之外，城市已被破坏殆尽，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进逼，因为爸爸和妈妈一直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免受战乱的干扰。

站在房顶上，可以将整个喀布尔市尽收眼底，城市被兴都库什山[3]环抱，山顶上一片白雪皑皑。记得有一次，我跟贾瓦德偷偷溜到房顶上，坐在那里看几百只颜色鲜艳的纸风筝在傍晚的天空中徐徐飞舞，盘旋而上。如今在喀布尔再也看不到风筝了——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被塔利班禁止了。他们惧怕这些美好的东西，惧怕人们心存美好。

有时，傍晚时分，在餐车里，爸爸和妈妈会跟我们讲起曾经的喀布尔。

“那是亚洲的巴黎，”妈妈叹了口气，“那时候到处都是商店、电影院、餐厅……”

“还有音像店，”爸爸补充道，“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世界各地的音乐。艾灵顿公爵[4]也来过喀布尔，你们知道吗？爵士风潮也席卷过那里，那是1963年的事了。那一年在哈兹体育场举办的音乐会来了5000多人，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吧。”

我们真的很难将那个色彩斑斓，歌舞升平，充满着无限自由的喀布尔和我们连夜逃离的城市对上号。但是听着爸爸的回忆，我们还是忍不住点点头，沉浸在想象中，与父母一起缅怀那座早已消失不见的城市。

“那是法伊兹·卡萨达[5]的功劳，”妈妈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候还有芭蕾舞——乔佛瑞芭蕾舞团[6]来了，还有艾森豪威尔，那时我还小。真是时过境迁啊。”妈妈看上去很哀伤。

曾经，爸爸和妈妈都年轻有为，有着大好前程，但一夜之间一切都毁了。在我看来，这简直难以想象。这一切都太过残酷。

那座蓝色的房子其实是阿尔萨兰的，他让我们一家人住了进去。他不光是爸爸的挚友，也是妈妈的朋友。他们三人曾经一起在喀布尔大学求学，爸爸在认识妈妈不久后就将她介绍给了阿尔萨兰。很久以后，苏联人才进驻阿富汗，掀起了一场巨变。爸爸和妈妈经常提起他们初识的那段日子——一帮学生聚在一起，热切地探讨新观念、新生活；每个人都充满了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爸爸和妈妈不时瞟向对方，浪漫的情愫开始萌芽，两人的感情在大学校园里日渐深厚。这段充满冒险，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几个百听不厌。

妈妈那时在学医——她天生有一种治愈他人的本领，能把人从痛不欲生的边缘挽救回来。而爸爸想当律师，然后步入政坛。至少，他当时是这么打算的，这也是祖父对他的期望。一旦时机来临，祖父希望儿子能有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人生。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你可以尽情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想象自己的未来。”妈妈微笑着，点着头，对我们说。

我很难相信她所说的话，但还是认真地聆听着。妈妈的声音有着深深的吸引力。

父亲小时候，有一天跟祖父一起在巴格兰的山上放羊，他发现山谷中暴发了泥石流，看到一股泥流汹涌地奔向对面的峡谷，于是赶紧放声大喊，提醒山下两个过路的人，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逃生。就这样，父亲救了他们的命。原来，这两个过路人就是阿尔萨兰和他的父亲。那时阿尔萨兰跟我父亲一样还是个小男孩，正与他的父亲在兴都库什山中春游。后来，父亲和阿尔萨兰经常在山村中玩耍，两人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阿尔萨兰也永远记下了父亲的救命之恩。阿尔萨兰的家庭跟我母亲的很相似，都很富有，父辈从政。自此，阿尔萨兰一家便开始接管我父亲的一切，他们把父亲送去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帮他在喀布尔找了一个住处，鼓励他学习法律，因为阿尔萨兰也想成为一名律师，因为爸爸是他的救命恩人。反正爸爸自己是这么说的。

现在，阿尔萨兰仍然希望能继续照顾父亲，照顾我们这个越来越大的家庭。

阿尔萨兰一直没有结婚，他把父亲当成亲兄弟一样对待，把母亲当成亲姐妹，对我们这些孩子也非常好，视如己出。在蓝房子里生活的最初几年无比幸福，但是，在我5岁那年，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样：幸福的生活，无忧无虑的日子，突然间如水汽般全部蒸发。家里的空气开始变得压抑，生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一直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从那以后，只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会将其归咎于苏联人，归咎于战火，后来又归咎于塔利班，归咎于人们的愤怒——归咎于可归咎的一切，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

如果我努力回想，还能记起当时的一些画面、一些声音，以及一些感觉。我那时实在太小了，能回忆起些许片段已属不易。但是，如今我们从一个国家逃亡到另一个国家，过着永远漂泊不定的日子，我才发现那些回忆对我来说越发重要。我的脑海里闪现着一些画面——母亲和阿尔萨兰在蓝房子院子前的门廊中争吵。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我能听到她的心脏跳得很快。阿尔萨兰叫她“齐塔”。我仍然记得他的味道，当时他靠近我们母女，抬起手越过母亲的肩头，撑在门框上，双眼发出热切的光，久久地看着她。他当时正在说姐姐娅拉和哥哥奥马尔的事。母亲一直在哭，我还记得自己用胖胖的小手帮她抹掉咸咸的眼泪。

之所以记得这一幕，是因为母亲通常不怎么哭，因此那一次难免让我震惊。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到院子里的那棵紫荆树下，她跪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让我自己安静地玩一会儿，说她很快就会回来。我还记得看着她走开，跟阿尔萨兰一起回到了屋里。很快，我在院子里的土堆中玩得忘乎所以，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争吵声不知何时已经停止了。过了一会儿，阿尔萨兰从屋里走了出来，来到院子里，把我抱起来举在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才离开。母亲的眼睛红红的，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在那之后，母亲怀孕了。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要么在黑暗中低声啜泣，要么就一动不动地盯着墙壁看。她不怎么管我们了。即使我们故意惹她生气，她也懒得责骂，就好像她眼睛里时常跳动的那束光芒熄灭了，她所有的生气都消失不见了。父亲让我们不要打搅母亲，说她心情抑郁。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个字眼，虽然我并不懂“抑郁”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就是它把母亲从我身边抢走了。从此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母亲生活的中心了。每当哥哥姐姐上学的时候，我只好独自一人在紫荆树的树荫下玩耍。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早上爸爸出门后，阿尔萨兰来得越来越频繁，而母亲越来越苍白和沉默，见到阿尔萨兰的时候，她再也没有之前那么开心了。

弟弟出生的那天，爸爸、阿尔萨兰和妈妈之间爆发了一场很激烈的争吵。阿尔萨兰前一晚就带了一名医生上门，他看上去非常紧张，跟平时大相径庭。他身材魁梧，声音响亮而沙哑，不管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那晚他就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椅子上，父亲从卧室走到院子，再从院子回到卧室，整夜来回踱步。母亲的分娩漫长而痛苦，她凄惨的叫声响了一整夜。

姐姐娅拉从上铺下来，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她让我把耳朵捂住，然后带着我一起爬上了屋顶。惊惶不定的我们裹着毯子并肩而坐，望着喀布尔的夜空，听着远处传来的炮声，尽力不去听楼下母亲的哀号，静静地等待大人们处理完他们的事。

小阿尔萨兰（为了向朋友表示敬意，父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在破晓时分降生了，刚出世几秒钟就发出了洪亮而沙哑的啼哭声。这个拥有巨大肺活量的小宝贝紧攥着小拳头来到了人世。小阿尔萨兰出生后不久，那个跟他同名的男人抱了抱他，说了些祝福的话，就离开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阿尔萨兰。

再一次见到阿尔萨兰是一个星期之后。奥马尔发现他吊死在了院子里的那棵紫荆树上。他那副强壮的身躯早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没有了昔日的欢笑，他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四肢软绵绵地耷拉着。

见到这一幕，妈妈吓得差点把怀里的孩子摔到地上，她的尖叫声划过了喀布尔的天空。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相比之下，爸爸反倒很冷静，他从厨房门框的凸缘上取下了阿尔萨兰的刀，走到紫荆树旁，割断了绳子，阿尔萨兰的尸体重重地跌在尘土中。爸爸没有哭，没有叫，也没有揪扯自己的头发。看着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讶。相反，他转过身来，示意我们保持安静，然后说道：“风向一变，就会出这样的事。他们马上就会来找我们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但是妈妈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已经瘫倒在地，怀里刚出生一周的婴儿不停地大声哭喊着。

那是二月里寒冷的一天，也是最后一批苏联军队从我们国家撤离的日子。但那个时候我对此还一无所知，根本搞不懂政局的变化，也不明白这些变化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每次爸爸说到“抑郁”这个词，或是谈到苏联人、俄罗斯人或者共产主义者时，我们总是装作很有见识的样子，对他的观点礼貌地点头赞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知道苏联人总是让爸爸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家里的气氛变得怪异起来。爸爸和妈妈曾经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温柔相待，但如今总是摆出一副冷淡而僵持的态度。他们总是在深夜里窃窃私语。娅拉和奥马尔经常躲在门后偷听他俩的谈话，并把听来的事情偷偷告诉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传去。在沙尘肆虐的喀布尔，这无疑成了我们唯一的娱乐，也是收集信息的重要途径。

“我猜爸爸妈妈要把我们带到山里去。”奥马尔说。

“为什么？”贾瓦德问。

“因为爸爸很讨厌戈尔巴乔夫，说他是个懦弱的傻瓜……游击队其实做得对。”

“不可能。”贾瓦德摇摇头。

“我们也有可能会去外祖父家呢。”娅拉说，她一直期待着能见到外祖父一家。每当夜幕降临，妈妈就会让大伙围着炉火坐下，跟我们分享她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她的讲述让我们觉得外祖父、外祖母是那样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曾经患难与共的爸爸和妈妈，如今已是貌合神离了。

从托尔斯泰的书中，我渐渐懂得了爱情总会经受重重考验，所有难题最终都会迎刃而解。可是我仍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灭顶似的焦灼和慌乱，就好像正站在一个未知世界的边缘。

在我们永远地离开那座蓝房子之前，爸爸妈妈总是因为钱的事情争吵：母亲有钱，父亲没钱。父亲提议带上阿尔萨兰留下的钱，还有阿米娅之前给妈妈的那笔钱。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阿尔萨兰其实非常有钱。那时每天晚上父母都会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带上吧！阿齐塔……他肯定也希望你带上这笔钱。”爸爸几乎是吼出来的。

“不行！这些钱上都沾着血。”妈妈哭着说，“拿了这笔钱，我们的手就再也不干净了。它会毁了一切，会让我们遭厄运的。”她低声啜泣着。

“阿齐塔，现实点吧。替孩子们想想——想想他们的将来吧。”

接着，我们听到妈妈砰地甩上了房门，从厨房跑到了花园。

我们不知道阿尔萨兰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每天是怎么过的。

“是做生意挣来的，”每次被人问起，阿尔萨兰都会这么回答，“最近生意不错。”有时他也会皱着眉头说：“唉，最近生意不太好。”这些都是他被杀之前的事了。

或许正是阿尔萨兰和他留下的那笔“赃款”支撑着我们一路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地颠沛流离，或许正是他的钱让我们得以活命，帮助我们举家逃离了阿富汗。妈妈似乎打算在这无休止的旅途中花光阿尔萨兰的钱，一路上她和爸爸围绕着在哪里安家落户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也只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一二。我们毕竟已经逃出来了，都好好地活着，难道不该心满意足吗？

餐车里的谈话有时也会涉及政治问题，但我们这些孩子对此知之甚少——爸爸对苏联人似乎爱恨交加。妈妈则更倾向于保持沉默，她不怎么吐露内心的想法，不去阐述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也很少评论我们的国家怎样才能变得更好。他俩之间的某些东西已经支离破碎，不复存在了。

“人们为了‘理念’而战，就会是这样的下场。”妈妈说，“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这是妈妈最爱说的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是对的。虽然我非常喜欢拿破仑所讲的那些故事，也很喜欢沿途美景，能忍受同行的游客们接二连三的好奇发问，甚至很珍惜火车在沿途小站一次次的短暂停留，但是我真的希望能找到一个新家安定下来。我真的希望这趟旅程不是“永恒的”。

娅拉正站在车厢的另一端，脸颊贴着窗玻璃。我想知道她此刻在想些什么——她是不是在怀念那一段过往？或是正在努力忘记？妈妈用颤抖的双手不停梳理着西塔拉的头发，直到她的头发变得柔顺光亮。西塔拉有点坐不住了，在妈妈的腿上动来动去。

我们都不再说话，心情有些压抑，从妈妈身旁走开，留下她一个人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过了一会儿，我们想起了该怎么找乐子，于是开始玩一个叫作“假如……”的游戏——为了打发火车上的漫长时光，我们发明了好多游戏。做这个游戏时，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情境，把自己想象成其他人，去领略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火车上，要是不找点事做，你就只能看看窗外的风景，坐在那里想心事了。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先由一个人向大家发问：“假如你是某某（这时我们要想出一个名人来，或者随意翻到百科全书的某一页，找一个名字），你会做什么？”比如说，上次我们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奥马尔是鲁米[7]，娅拉是玛丽莲·梦露，贾瓦德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我是爱因斯坦，你要想象一下这四个人碰到一起会聊些什么。

“三个知识分子加一个让人心碎的万人迷。”妈妈开起了玩笑，我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哎！阿芙萨娜，”奥马尔说，“为什么要我当鲁米，你当爱因斯坦呢？很明显咱俩应该换一换角色啊？”我耸了耸肩，笑着说：“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奥马尔根本不具备诗人的情怀。他起初满脸不乐意，不想参与游戏，最后被我们的热情打动，终于答应跟我们一起玩了。我们可以一连玩上好几个小时，其间，我们角色的言行会变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好笑。娅拉模仿着梦露的嗓音，夸张地挥舞着双手（她说演员在演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边还不住观察着窗玻璃上自己的身影，沉浸在名人的角色里。贾瓦德则一个劲儿地咯咯笑着，游戏越到后面，他越容易出戏。

其他的乘客——有澳大利亚人、美国人，还有一对法国夫妇（他们都是真正的游客）看着我们做游戏，有些人很不耐烦，有些人饶有兴致。妈妈不得不三番五次地示意我们安静点儿，同时对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报以抱歉的微笑。贾瓦德开始在过道里跳起舞来，用最为滑稽的舞姿上下扭动着屁股。他最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了。娅拉一边哼着《蓝色羊皮鞋》和《监狱摇滚》，一边打着拍子。奥马尔苦思冥想鲁米的诗句，而我则竭力扮演着一个时刻都在沉思的天才。我挠了挠头发，然后斜眼打量着四周。大家都笑了，我终于从贾瓦德夸张的舞蹈中抢走了他们片刻的关注。

爸爸不在身边，我们才会玩得这么忘乎所以。他去散步了。一提到散步，我们总是想笑——在行驶的火车上散步，这个念头真叫人忍俊不禁，但父亲还是坚持每天早晨都去遛一圈。他把这称作“保健运动”。成天待在火车上，他就像一头困兽，我们也都能看到他眼里的阴郁。爸爸并不喜欢旅行，为此妈妈只得尽力安抚他的情绪，无数次地跟他保证：火车就快到站了，他们一定会找到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地方，展开新生活。

小阿尔萨兰也跟在贾瓦德扭动的屁股后面，从车厢这一头跑到了那一头。其实小阿尔萨兰已经不小了，但我们叫习惯了，改不了口，他就永远成了小阿尔萨兰。对此，他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母亲经常跟他讲，爸爸的朋友阿尔萨兰是多么勇敢、多么英俊、多么无畏，并告诉他，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向阿尔萨兰表达敬意，这些话多多少少给了他一些安慰。贾瓦德一边跳舞一边冲我们咯咯地笑，西塔拉也跟着娅拉拍起了手。妈妈一边轻轻地摇晃着腿上的西塔拉，一边看着我们这群孩子，眼神安静而柔和，微笑着看我们做古怪滑稽的游戏。她不再像刚才那么悲伤了。她很喜欢火车旅行。

打发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翻阅百科全书，互相提问——内容包括重大事件的日期与先后顺序，国家的名称与首都、名人的生平、哲学流派、树木的分类、植物的寿命、数学术语等等。我们通常把书放在座位之间的小桌上，大家围着小桌挤在一起，随着书本被一页一页地翻开，我们好奇地探索着这个未知的世界。

“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奥马尔把书翻开，立在自己的膝盖上，防止我们偷看。

“120个。”贾瓦德回答。

“应该是76个。”小阿尔萨兰猜道，一边画画一边抬头朝我们看。

“不会吧，又玩这个？”娅拉叹了口气，她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玩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不屑玩这些幼稚的游戏。她对其他的乘客格外关注，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觉得，有时我们会让娅拉感到尴尬。

“阿芙萨娜，你说呢？”奥马尔笑着问我。大家都抬起了头。

“大概190个。”我回答。

奥马尔笑了：“猜得不错——很接近正确答案了！”

我感到一阵喜悦：只有我能猜出答案，我的答案能让奥马尔笑。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天赋，全家只有我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阅读上，向家人复述书中那些令人惊叹的知识。

兄弟姐妹中，只有贾瓦德对书本的痴迷程度与我近似，但他只对动物学方面的知识感兴趣。

旅途中每经过一个地方，爸爸和妈妈都试图向我们介绍那里的过去、现状、特点，请拿破仑为我们详细讲述它们的历史。跟拿破仑在一起时，我们说俄语。自从踏上这段旅程，我们就常常说俄语，它几乎成了我们的“第二母语”。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火车穿过针叶林时，拿破仑的语气带着不祥的预兆。（“不祥的预兆”这个词最近成了我的新宠——我每天至少要把它说上20遍，但是下周我又会念叨起另一个词了。）

他接着说：“我们正在亲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

把我们步步紧逼到目前这种境地的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重大历史时刻——一个接一个的变故。我心想，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人也饱经战乱了吗？一股怒气在我胸中升起。

但是娅拉和奥马尔对此很感兴趣——这股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正在席卷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

“阿芙萨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奥马尔问我。

“不知道。”我假装不在意。

“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摇滚，会有更多的‘猫王’！”

“‘猫王’已经死了。”我说，“会有更多的汉堡。”

我们的火车在铁轨上来来回回地行驶了多年，多亏了司机和工程师们高超的技术。我们以大约每小时56公里的速度在亚欧之间来回穿梭，年复一年，在巨变发生前就已开始了旅程，而如今，变革还在进行。

“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灭亡了。”我们看到爸爸满怀伤感地望了妈妈一眼。整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开放，这种论调在我们的耳边不断响起。然而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只有爸爸妈妈还记得阿富汗原来的样子，我们这些孩子对阿富汗的印象只有连年战乱，满目疮痍，人们流离失所，亲人天人永隔。但奥马尔认为，正因为这些痛苦，我们才更有理由欢迎这场新自由主义浪潮。可我无法说服自己。我妒忌他们找到了新的幸福，妒忌他们即将迎接新世界的那种欣喜若狂。我多么希望这一切也能发生在我的祖国。我多么希望自己不必去逃难，不必在陌生的地方重新过活。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妈妈常常这么说，虽然我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我知道，有所得必有所失。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拿破仑朝我摇了摇头。

“阿芙萨娜，过来，干吗这么闷闷不乐啊？”

每个人都很开心。车厢的另一头，几个俄罗斯人正和一群北欧旅客侃侃而谈，笑声不断。他们一边开玩笑，一边频频碰杯，谈笑声溢满了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神色黯然。

拿破仑察觉到我情绪不高，于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头，似乎是想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某些方面，拿破仑比其他人都更能理解我，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我是谁？我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有怎样的感受？这些问题不断冒出来，困扰着我。每当我陷入这样的思绪难以自拔时，拿破仑总能及时把我拉回到现实中。他放在我肩头的手总能让我心安。

“快看哪！‘爱因斯坦’又在琢磨难题呢！”奥马尔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了现实。

“都来吃饭吧。”妈妈喊道。爸爸已经散步回来了，到了吃饭时间。我们也都饿了，于是结束了游戏，去吃晚饭。

这时娅拉悄悄溜走了。我看到她径直走到下一节车厢附近，在过道上停了下来，站在一扇开着的窗户旁边，随着火车的颠簸前后摇晃着，散发着一种自知自觉的美丽。她有时候真的很令我惊叹。她看上去是那么超凡脱俗，那么成熟。听到她的笑声我才意识到她正在跟人聊天，但我看不清对方是谁。不管是谁，那个人肯定坐在娅拉对面的隔间里。我以前从没听娅拉这样笑过，也从没见她这样兴高采烈地跟一个陌生人聊过天。小阿尔萨兰正跟西塔拉争抢餐桌上的盐罐，爸爸妈妈哄着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我偷偷地离开了座位，朝娅拉走去。看到我走过来，娅拉立刻假装欣赏着窗外的景色，试图掩饰她刚才跟一个陌生人热烈交谈的事实。在经过娅拉身边时，我向她对面的隔间瞥了一眼，看到一个金发的年轻人，皮肤晒得很黑，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我在娅拉身边停了下来，出于对她的一种保护，我用力拉了拉她的手。

“哎哟……松手！阿芙萨娜！”娅拉的眼中闪着怒气。

“阿芙萨娜？这个名字真好听。你好！”年轻人看着我说道，他操着美式口音，句子说得流畅又自信，而且语气非常随意。我脸红了，用双手捂住脸颊掩饰尴尬。

“不许跟她说话！”娅拉生气地冲那个年轻人说，然后把我从隔间门口推开，带我回到餐车，她长长的指甲用力按在我的颈后。

“一个字都不许说！”她命令道，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满是愠怒。等我们回到餐桌上时，一切都已恢复了平静，大家都自顾自地吃着碗里堆得满满的炖菜，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俩。晚餐之后不久，娅拉跟以前一样，在车厢里为大家唱歌，但我知道，今天她的歌曲并不是为我们而唱，而是唱给那个一直在餐车门口盯着她看的陌生人听的。

列车驶过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有时一连好几天，映入眼帘的都只有绵延不绝的荒原和平原。这段旅程一直以来都是我最钟爱的——没人愿意在这种地方生活，但这里有一种独特的美。广阔浩瀚的天幕上，点缀着静默的星群，是那样地空旷而美丽。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我都会感慨我们的旅行并不是毫无目的的。假如我能把头脑完全放空，去聆听这片夜空，我就能听到宇宙向我传达的信息。

哥哥贾瓦德常说我有一种巴洛克式的敏感。我得查查“巴洛克”是什么意思。

巴洛克：一种夸张的艺术风格，用来营造刺激、紧张、烦琐、恢宏的效果。

我并不认为夜空的恢宏和广阔是一种夸张，所以我也不同意贾瓦德对我的评价，当然我俩经常意见不一。当你长时间地身处旅途，蜗居在狭小的空间里，每分每秒都跟对方待在一起时，即便是非常善意的评价也会莫名惹人生气。有时候我们能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不跟对方说话。我们会通过其他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传话；家人不在跟前时，甚至会让拿破仑帮忙传话。

托尔斯泰对于不幸的家庭有着精准的描述。我们一家很不幸吗？有时候确实如此。但有时候我又感觉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我又感觉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

全怪这无休止的火车之旅，这场旅行让我心生厌倦，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倦。我多希望火车能停下来。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路上。爸爸妈妈希望我们把这场旅行当作一种探险，让我们从中享受乐趣，而不是忍受折磨。于是我们也会讨论梦想，化解旅途的枯燥。奥马尔想当一名工程师，建一座能与环贝加尔湖铁路相媲美的桥梁；娅拉说她要和爸爸一样当律师，但我知道，她其实更想当歌星，晚上我常看见她在窗玻璃前偷偷地练习。贾瓦德梦想着成为一名兽医，或是去野生动物园工作——他天生有一种亲和力，而且天不怕地不怕。小阿尔萨兰还太小，自己也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但妈妈说他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因为隔间里的每个角落都有他的蜡笔涂鸦，多到足够挂满一整个画廊了。妈妈曾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画廊、著名的画家，以及那些终日创作的人，他们的作品或追求艺术之美，或针砭时弊。我对艺术颇有兴趣，但奥马尔说我将来会成为一名老师。

“对，”爸爸说，“你满脑子都是知识，而且很有学习天赋。”

我思考着他的话。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当个好老师，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再说我该去教谁呢？我不可能回到阿富汗教书，虽然那里现在急需教师，这个梦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我想：我不教书，我要写作。我早已开始记录每日的行程，包括我们所有的对话和日常的争论，除此之外，我还记录下了同行的其他旅客的点点滴滴。我经常静静地坐着，观察着四周的一切，然后努力在纸上描绘出窗外掠过的每座山脉，每片草地，记录下天空变化出的所有颜色，甚至是车厢内的温度（车内一直都很温暖）。我也写下了我与拿破仑的所有对话，以及他所讲述的自己的故事。现在，拿破仑对我们这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已经非常熟悉了。

一天中最让人开心的就是火车靠站停车的时刻——有时停10到15分钟，有时会更久一些。这时，我们会走出车厢，到月台上伸展四肢，感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每次火车停下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奇怪的感受。车一停止，车厢很快就空了，大家都站起身来，起初还有些踉跄，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那种不再移动的感觉。奥马尔和贾瓦德在得到拿破仑的允许后，每次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车厢。

“别跑得太远，确保你们能听到我说话。”拿破仑叮嘱着。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拿破仑会喊大伙儿上车，吹响哨子召集所有的乘客。他很骄傲地告诉我，在过去的32年里，他从没落下过一个乘客。

当然，这是小阿尔萨兰走丢之前的事——幸好那一次只是有惊无险。

那次火车停靠在环贝加尔湖铁路上的梅索瓦亚站，小阿尔萨兰自己跑到湖边去了。也许是因为西塔拉在哭闹，妈妈忙着哄她，无暇顾及别的，总之小阿尔萨兰走丢了。拿破仑像往常一样喊大家上车，我们慢慢地朝火车走去，直到在车厢内坐定，才意识到小阿尔萨兰不见了。

“停车！”妈妈大喊一声。

“夫人，出什么事了？”听到一向优雅的妈妈突然冲他大喊，拿破仑感到非常惊讶。

“我的孩子不见了！”妈妈一边推搡着爸爸下车去找，一边心急如焚地说道，“我的儿子，小阿尔萨兰。快帮我们找找，求你了！”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拿破仑立马冲到车前，向司机发出了信号。火车停了下来，拿破仑和爸爸沿着河岸来来回回地寻找，大声喊着弟弟的名字，声音久久地回荡。我们都能感觉到司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其他乘客也担心起了弟弟的情况，他们下了火车，大声呼喊起来。站台上一片吵闹，就算小阿尔萨兰正向我们呼救，也很难听得到他的声音。娅拉也想下车找弟弟，但妈妈没有同意，她可不能再弄丢一个孩子了。终于，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拿破仑得意扬扬地归来了，小阿尔萨兰就坐在他的肩头。

他把孩子交给了妈妈，而她不知是该生气地责骂孩子，还是该喜极而泣。她把我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轻轻地揪着他的耳朵。

“这小家伙差点就去游泳了。”拿破仑如释重负地说道。贝加尔湖可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湖泊之一，而且我们几个谁都不会游泳。我们知道是拿破仑救了小阿尔萨兰一命。那天晚上，爸爸向拿破仑敬酒，我们都庆祝着这个小探险家的安全归来。从那以后，每次火车停站，妈妈再也没有让弟弟独自下过车。

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永无休止地前进着，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终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接近终点。夜里，爸爸和妈妈会在过道里争吵，我们只能捕捉到只言片语。他们会提到阿尔萨兰，提到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我伸长了脖子，试图透过妈妈半掩的车门偷听到一二，却只是徒劳。爸爸和妈妈只让我们知道应该知道的，其他一概不说。他们认为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全。

有时候，我会梦到阿富汗，梦到那栋蓝房子，没有什么能给我们安全。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会请求拿破仑把他的象棋借给我们玩，或者教我们下跳棋。贾瓦德下得最好，每次拿破仑一放水，他都会兴奋地欢呼。也有些时候，妈妈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讲述她的童年，她的学生时代，她与爸爸的相识，以及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许和愿望。妈妈童年时代的阿富汗与如今完全不同，那时女人跟男人做着一样的工作；喀布尔市还开了一家卖迷你裙的玛莎百货[8]，门口的长队排到了好几条街以外。

“没错！卖超短裙，”妈妈说道，“你们能想到吗？”我们都难以置信地摇摇头。那时候，女人有权决定自己穿不穿长袍，还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听着妈妈的讲述，我们瞪大了眼睛。她讲到小时候常去的动物园，讲到自己曾为动物不能自由活动而伤心流泪。

“真的很残忍。”她说。

妈妈说她那时候经常收听喀布尔广播电台，每当电台播放最流行的歌曲时，她和妹妹阿米娅就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那时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跳舞。

当我们问起从未谋面的外祖父母时，妈妈总是陷入沉默。“没什么好说的，”她对我们说，“最后他们也没有帮我们一把。”

爸爸哼了一声：“最开始时也没有帮过啊。”于是我们知道多问也无益了，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再讲讲您跟爸爸的故事吧。”娅拉央求道。她最近对爱情故事很感兴趣。

妈妈笑了，又讲了一遍她在喀布尔大学学医时的经历。

“你们的妈妈本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爸爸说。但妈妈不愿多说。

“总之，我们那时非常努力地学习，几乎每天都在苦读。后来大家都开始参加抗议活动，几乎每天都有示威游行。”

“搞游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游行？”奥马尔问。

“什么人都有，”爸爸回答，“有社会主义者，有诗人，还有共产主义者。那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爸爸叹了口气说，“至少有段时间是那样的，后来就又开战了。”

“是啊……”妈妈接着说，“那时候经常有抗议啊，集会啊……年轻人都走上街头喊口号，有的宣扬这种言论，有的宣扬那种言论。那些集会……很有吸引力。我们也参与了——感觉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建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感觉我们的意愿是有价值的。我们满怀希望。”

“之后又起了变故，我们的希望也变了，所以我们又把注意力放到学习上了。”爸爸说罢瞟了一眼妈妈，希望得到妈妈的认同。妈妈点了点头，似乎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

我尽力想象着在那个男女青年可以自由交往的年代中，他们相遇的情景。拥有这样的自由是种什么感觉呢？

但是父母的爱情故事里肯定漏掉了一些东西。我抬头看着他俩，他们的头靠得很近，西塔拉坐在妈妈的腿上。我的思绪不禁又飞到了蓝房子里。我还记得阿尔萨兰站在妈妈旁边，手臂搭在她的肩膀上，她脸上的表情再次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再一次想起了他们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情愫。所以，我不再相信眼下父母讲述的这两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的完美爱情童话。但他们所说的就只有这么多。每一段爱情都有秘密，我开始慢慢明白了这一点。

我离开了爸爸和哥哥、弟弟合住的隔间，跟着娅拉去了隔壁我们的隔间里。

从这个四人卧铺隔间的窗户向外望去，迅速后退的大草原在渐浓的暮色中是那么广阔无垠、空旷宁静。远处的山峦在暮色里呈现出一条模糊的黛色剪影，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不远处的夜色中有几座蒙古包，一群布里亚特牧民围坐在篝火旁，跋涉了一整天的骆驼卧在地上。想到这些游牧民也跟我们一样，一直奔走在永无休止的旅途中，似乎这已成为正常的生活，我多少感到了一些安慰。

但我们的旅途并不正常。

我们这两个隔间都是四个铺位的，在二等车厢，比前面拥挤的三等硬卧车厢舒服多了。这两个隔间紧挨着，我们姐妹三人住其中一间。妈妈晚些时候会过来照看我们，爸爸和哥哥、弟弟则住在隔壁。刚上火车的时候，我们都很胆小，总是一遍遍地查看隔间的门有没有锁牢，甚至还想出了一套复杂的、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敲门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慢慢放松了警惕，毕竟这两个隔间就算是我们此后的家了。即便是深夜，我们也会从容镇定地走到车厢另一端的茶水室去打开水泡茶；有时候从打开的车窗里探出身去，尽情欣赏外面的景色，凝视星空，顺便思忖我们的家到底在哪儿。生活真的很有意思，有时在一个地方住得久了，那里就被当作了家，而此前的事情会被遗忘，但我不想遗忘。

我仍然能想起一些很小的事情，很细微的声响，甚至气息，以及夹杂在远方炮弹声中的欢笑声。我想起爸爸和阿尔萨兰在院子里争吵，虽然他们尽力压低声音不让我们听到，但对话中的怒气是那样明显。他们声音很小，外面车辆喧嚣，沿街叫卖的小贩吆喝个不停，我很难听清楚他们究竟在争执什么，只断断续续地听到爸爸好像威胁着说要离开……阿尔萨兰极力劝说他留下来。

阿尔萨兰说：“这只是生意，就把它当作生意吧。”然后递给爸爸一沓钱。爸爸在哭泣。我看到娅拉一边向院子里跑去，一边喊着：“爸爸！爸爸！”听到喊声，两个男人同时转过身来。爸爸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悄悄地把钱收了起来，然后一把抱起了紧偎着他的女儿。

“爸爸，看这个。”娅拉给爸爸看着她手里的东西，阿尔萨兰则在一旁看着父女俩。这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一次都让我无法平静。

我想起了大家躺在花园草地上的情景：娅拉大声朗读着一本俄文小说，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读得磕磕巴巴，妈妈则在一旁教她。树叶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夏天的气息。围墙外面的喀布尔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但墙里的我们丝毫不闻墙外事，因为我们相信这道围墙能确保我们安然无恙。我还能想起另一些事情……有一天，几个男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大声喊着阿尔萨兰的名字。妈妈向他们发誓她不知道阿尔萨兰在哪里，她说这栋房子现在是我们的，阿尔萨兰已经很久没来过了。妈妈为什么要撒谎呢？我记得那几个人推开了她，从前门冲到后院里。其中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站在我旁边，盯着我看了好久，小小的我则站在他投下的阴影里。妈妈大声哭着，说爸爸回来以后肯定会找他们算账的，质问他们怎么敢这样闯进别人的家里。她不停地喊着：“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这些细节我都还记得。

通向后院的门边有一块石头，有一次，贾瓦德从石头上跳下来时撞到了头，鲜血不停地从伤口里流出来。那天阿尔萨兰也在，他见状立刻抱起了贾瓦德，不假思索地向苏联医院冲去。妈妈恳求他不要出门，但没能拦住他。

我还记得，在离开喀布尔之前，妈妈跪在紫荆树下，不停地挖着树下的土，直到双手流血。这些恍如隔世的记忆残片会毫无来由地闪入我的脑海。我一边在隔间里躺下，准备入睡，一边试图把它们厘清。娅拉也在隔间里。

“阿芙萨娜？”

娅拉坐在我的上铺。妈妈正带着西塔拉待在爸爸的隔间里，陪他一起哄孩子们睡觉。现在，我们都很难入睡，很难适应黑暗。

“干吗？”我问娅拉。

“你相信有幸福这回事儿吗？”

我盯着从上铺耷拉下来的那条边缘磨损的床单。火车正轻轻地摇晃着，奔驰在西伯利亚辽阔的大草原上。

“你呢？你信吗？”

娅拉意志坚定。她跟妈妈一样漂亮，有着漆黑明亮的双眸，浓密顺滑的长发。她扭过身子，倒挂在上铺边缘，一头秀发几乎垂到了地上。

“娅拉！当心摔下来！”

她爬起来坐到我旁边。

“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一个秘密，你能保证不告诉别人吗？”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闪闪发光。

我耸了耸肩。我平常尽量不招惹娅拉，她和妈妈事事争吵，奇怪的是，妈妈每次都会让着她。这很反常，因为我们心目中的妈妈总是特别强势，像一头母狮子一样。

“阿芙萨娜，你发誓不会告诉别人。”

强烈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向姐姐身边靠去。

“什么秘密？”

娅拉又补了一句：“不许告诉任何人。”

“知道啦！知道啦！这是个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耐心地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娅拉开始梳理我的头发。

她一边梳一边轻轻地说：“阿芙萨娜，你就快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这话像是赞美，在我听来却十分刺耳。我知道自己不像姐姐那样天生丽质，妹妹西塔拉面容柔和清秀，大家也一致认为她比我漂亮。我是个书呆子，脑子里的主意最多，爸爸总是以此为傲，但他没有意识到，每一个女孩子都是敏感的、有虚荣心的。

“算了吧……”我把娅拉推开。

“哦……阿芙萨娜……我……”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坐在那儿，没有了刚才的亲密。娅拉再次转向我，比了个口型：“我恋爱了。”

这无声的秘密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就像一只包裹，等着我去打开。娅拉恋爱了。

“是那个美国人吗？”我问她。想起那个男孩的微笑和他看我的眼神，我的双颊立刻变得滚烫。

娅拉点了点头。

“是，他叫汤姆。”

我心想：名字傻，人也傻，而且他是个美国人啊，娅拉怎么能爱上一个美国人呢？我只能想到这些。

“那他爱你吗？”

“嗯。”

我感觉自己和娅拉之间的距离变远了。娅拉已经不只是我的姐姐了，她是个成熟的女人，有能力去爱别人，被别人爱。突然之间，眼前的娅拉让我有了陌生感，我很害怕。

“你不会爱上那个美国人的。”我迟疑地说。

“唉……你懂什么呀？你还太小，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她一把推开了我，站起身来，低头看着我。

“我会爱上他，我也的确爱他。”

“爸爸不会同意的。”我反驳道。

“不许告诉爸爸，不许告诉任何人。这是个秘密，你答应过我的。”

随着火车轻轻颠簸，我闭上了眼睛。我不想保守这个秘密，可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它就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一样压在我的心头。

“他迟早会离开的。”我说。我记得他看我的眼神，不相信他会真心爱娅拉，而且一辈子只爱她一个。

“我要去巴黎。我们要一起去巴黎。”娅拉带着挑衅的语气说，然后马上捂住了嘴，似乎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

“娅拉，你不能去！绝对不能去！我们……”

我被娅拉的话吓住了。她口中的“我们”指的是谁呢？她怎么能离开家人呢？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是彼此的依靠，谁都不能抛下谁。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彻底陷入了慌乱。

娅拉笑了，笑得紧张而难过。她摸了摸我的头发。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等你遇上这种事，你就明白了。”

说完她就爬回了上铺。我一个人望着窗外闪烁的星星，终于在火车的颠簸中沉沉睡去。睡梦中，我不再为娅拉和她的恋爱而烦心。

不知不觉，已是早晨，阳光照进了车厢。

火车停了下来。我很不情愿地慢慢睁开双眼，心里还在生娅拉的气。

“阿芙萨娜，娅拉去哪儿了？”贾瓦德从隔间敞开的门边探进头来，一脸疑惑地问我。我俩朝上铺望去，那里空空如也。

我睡眼惺忪地打了个哈欠：“不知道啊。”乘客们在月台上踱着步，跺脚取暖。每个人都待在离自己车厢不远的地方，唯恐被丢在这片杳无人烟的蒙古荒野上。

我朝贾瓦德耸了耸肩，转过身，用旧毯子蒙住头，挡住外面刺眼的阳光。贾瓦德使劲推着我，异常焦急。

“阿芙萨娜，我们得找到她。”

“你去餐车找过了吗？卫生间呢？月台上呢？”我问，只想让他赶紧离开。但贾瓦德一个劲儿地摇头，他掀起我头上的毯子，眼神像个疯子。

“快起来！阿芙萨娜，我们得赶紧去找她。”

娅拉几乎是个成年人了，又跟母亲一样固执，如果她有意躲起来，不想被贾瓦德找到，那可太容易了。至少现在还用不着紧张。至于她昨晚说去巴黎的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们离巴黎远着呢。我猜到她去了哪里，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何况，她恋爱了。她是这么跟我说的，还让我保守秘密。

娅拉说我根本不懂爱情，认为我对此一无所知，毫无经验。的确，对于爱情，我所知道的都来自平时的观察和阅读的书籍——就像托尔斯泰写的：爱情就是每当安娜感觉到沃伦斯基在身边时，心跳会莫名加速；整个世界都消失了，而爱人则成了你的整个世界，成了你的一切。

我能在娅拉的眼睛里看到这种炽热的感情，那个美国人是真的让她动心了。我并不忌妒，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娅拉恋爱了，她很幸福——她爱他，他也爱她。每个人不都希望能有个好归宿吗？

远处的车厢里有一个喝醉的女人在唱法语歌。

“这是一首尼诺·费雷尔的老歌，《一年的爱恋》[9]。”妈妈说。歌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女人口齿不清，但我能猜出一二。她含混不清地唱着，斜倚在桌子旁，向对面的俄罗斯男人频抛媚眼。我开始琢磨那些关于爱情与心碎之事的歌曲。若不曾为爱心碎，是唱不出这些情歌的，但是受过情伤之后，歌唱者却能勇敢地走出来，继续演唱新的歌曲，是悲伤让他们谱出了美好的曲子。

车厢外一阵吵闹，列车鸣笛提醒乘客上车，列车员用俄语、英语和法语高喊着，车厢里很快又挤满了人。车外寒冷的空气跟车内的暖流相遇，在车窗上凝结出一层水汽。我朝玻璃呵着气，我们还没找到娅拉。奥马尔和爸爸恳求拿破仑再等一等，却也已无计可施。拿破仑耸耸肩，满怀歉意地走开了。娅拉不见了，但火车没法一直等着她。娅拉成了拿破仑职业生涯中唯一一个没能按时上车的乘客。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把美国人的事告诉家人，我开始惴惴不安；既害怕娅拉再也不回来了，又很犹豫，不知该不该说出她的秘密。爸爸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了。贾瓦德哭了起来。我默默地在结霜的玻璃上画了一颗被箭刺穿的心。

妈妈轻轻地摇晃着臂弯里的西塔拉。自从我们逃离阿富汗后，但凡气氛有一点紧张，或者大家有一点焦虑，西塔拉就会放声大哭，你只能一直轻轻摇晃着她——让她感觉火车还在开着。西塔拉到底是为娅拉的失踪而哭，还是为火车停下来不走而哭？她害怕静止的状态，周围的东西不再颠簸对她来说是不正常的。在她的记忆里，生活就是不停地辗转奔波——现如今就是眼下这列来回穿梭于亚欧之间的火车了。此刻火车却不动了。西塔拉放声大哭，通红的小脸皱巴巴的。妈妈把她摇晃得更快了，压低声音为她唱歌。

奥马尔盯着我。我看到他的脸凑上前来，感觉自己的双颊因羞愧而发烫。我心里一遍遍地向娅拉道歉，我要背叛她，说出她的秘密了。我真的别无选择——不可能继续守口如瓶了。我屈服了。

“她恋爱了。”

“你说什么？！”爸爸吼道，从车厢另一头向我快步走来。我后退了几步。

“娅拉她……她跟那个美国男孩在一起了。”我指着那节车厢解释道。我没提巴黎的事，这会让他们觉得娅拉彻底疯了，会让他们发现我参与了自己不愿承认的事情。再说，娅拉或许恋爱了，但她不是傻瓜，不会傻到在这片离巴黎十万八千里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上偷偷下车，跟那个男孩私奔。她不可能在想清楚之前就干傻事。不，娅拉不是傻瓜。但我不敢保证那个美国男孩不是傻瓜，我不知道爱情有多疯狂。

爸爸的脸色阴沉起来。有那么一刻，我又往后退了两步，等着他的巴掌落在脸上。爸爸从没打过我，我也不相信他能下得了手。我知道我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但是经历了这一切，我已能面对任何的残酷，看着最后的一丝信任烟消云散。我知道恐惧的滋味，知道恐惧会让人变成什么样子。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痛苦之色——他并不想把我吓成这样。

“她现在在哪儿？”爸爸一边问，一边把我推到前面，给他和奥马尔带路。我径直朝那节车厢走去，一脸担心的拿破仑紧随其后（他不希望自己负责的车厢里出这种丑事），同时也心存一丝侥幸（因为他也有点喜欢娅拉——我们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爱着她）。

走过妈妈的身边时，她看了我一眼，但我没能读懂她的表情。西塔拉已经不哭了，妈妈却还在轻轻摇晃着她。小阿尔萨兰坐在妈妈的脚边玩纸牌。奇怪的是，妈妈看起来既不吃惊，也不生气。我心想，难道她早就知情，已经知道那个美国男孩的事了？她难道毫不在意女儿的失踪吗？我感觉一家人正在离我远去，各自渐行渐远。

我敲响了隔间的门。爸爸砸着门，奥马尔撞开了它，但隔间内空无一人。一种深深的恐惧几乎穿透了我的每个毛孔，我颓然坐在门边，开始抖个不停。我原本是那样确定她就在这儿。爸爸和奥马尔掀起所有的座椅，希望找到娅拉——至少是一点蛛丝马迹，但是座位底下空无一物，什么也没有，包括行李。那些美国人显然都已下车，并带走了娅拉。我感到周围的世界坍塌了。

拿破仑侧身退出了隔间。眼前的不幸让他很难过，他无法面对我们一家，快步走开了。很久以后他才会回来，而那时娅拉仍然不会出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重重敲了一锤，无法呼吸。

娅拉走了。

一切都支离破碎了。我尽力去回想那些充满了幸福和爱、吵闹不断的时刻，不让一切就此消失。黑暗笼罩着我，我的头很痛。车厢里闷热异常，我用力呼吸，却压不住内心的慌乱。我什么也做不了。

你永远无法弥补曾经犯下的错，只能接受，将它们深深地掩埋，期望有一天能够彻底忘却。然而即使忘却，它们仍旧留存在记忆中，迟早有一天会再次浮出水面。每当想起娅拉，这些念头就随之而来。

我闭上眼睛回忆娅拉的样子：夏瑞诺区的蓝房子里，娅拉向正在花园里玩耍的我走来，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笑靥如花。我抓住紫荆树上低矮的枝丫，光着脚来回摇晃，娅拉怕我摔着，伸出双手保护着我。她不停地笑啊，唱啊，她是那么美。这一切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想忘记她，不想接受事实。我还没有准备好，内心无法面对一切。

于是我开始写。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我写满了一个又一个笔记本。我记录着我们幸福的一家，我们这趟没有终点的火车之旅，途中小小的意外和冲突，每一次争吵、笑声与泪水。我甚至事无巨细地写下了旅途结束后，我们计划去做的事情，我们将要开始的新生活。

我一直心存希望。即使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我仍旧不愿放手。

我时常想起娅拉、奥马尔、贾瓦德、小阿尔萨兰、西塔拉，还有爸爸和妈妈。想起曾经的一切，失去的一切。过往的生活在我眼前一一闪现，好似透过窗户观察着别人的生活。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现在为时尚早。

多想想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妈妈以前经常这样说。凡事皆有可能，我必须坚信这一点。

[1] 夏瑞诺区（Shahr-e-Naw）：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一个区。——译者注

[2] 阿格哈文（arghawan）：阿富汗当地语言中“紫荆花”一词的音译。——编者注

[3] 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亚洲中部的高大山脉，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大部分位于阿富汗境内，顶部有雪盖，中低坡有牧场。——编者注

[4] 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1899—1974）：原名爱德华·肯尼迪·艾灵顿，美国作曲家、钢琴家，爵士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编者注

[5] 法伊兹·卡萨达：时任阿富汗新闻和文化部部长。——译者注

[6] 乔佛瑞芭蕾舞团：美国一流的舞蹈公司，创建于1956年。——编者注

[7] 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1207—1273）：古波斯诗人。——编者注

[8] 玛莎百货：英国最大的跨国商业零售集团。——编者注

[9] 尼诺·费雷尔（Nino Ferrer，1934—1998）：意大利裔法国歌手、作曲家、作家。《一年的爱恋》（Un An d’Amour）是其同名专辑中的一首歌。——编者注

第2部分

无论多远的旅途，都是一条回家的路。

第4章

阿尔萨兰死后，我们一家人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爸爸说我们的房子已经不再安全，不能再住下去了。之后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个个失魂落魄、漫无目的，爸爸和妈妈则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那时我常常做噩梦：阿尔萨兰的脸孔浮现在眼前，他哈哈大笑，脖子上还绕着那根绳子。每次从梦中惊醒，是娅拉哄我入睡。那段时间，妈妈也整天魂不守舍。她盯着天空，或是院子里那棵树，来回摇晃着身子，双唇紧闭，不知是愤怒还是伤心，是恐惧还是内疚，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山下城区的枪炮声总会出其不意地响起，留在城里的人都能感觉到，一场剧变即将来临。当地的阿富汗武装正在驱赶最后残留的苏军，用美国导弹把他们的直升机击落。随着苏联人的败退，阿富汗武装力量趁机长驱直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阿富汗人也在内战，各方势力都想成为最后的赢家，那时塔利班还不成气候，喀布尔再易其主。我们早已习惯了战争，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至少一开始我们是这么想的。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硝烟不断。妈妈这些年一直在向我们讲述阿富汗历经的战乱：三次英阿战争、苏联的入侵、游击队的武装抵抗以及后来塔利班的崛起。我们早已对战争、对打打杀杀、对宝贵的东西惨遭破坏习以为常。我并不是说阿富汗人是最懂战争的民族，一定还有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经受了更多的战争洗礼。仔细想想，哪个国家的历史不是战争迭起的？内战，对外战争，接二连三，永无休止。这些能让我们幸福吗？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我不想对战争或战士，对那些破坏所有美好事物的人做太多评论，但是为了我所爱的一切，我也愿意以死相争。说到底，我跟他们大概也没多大区别吧？

爸爸有时候也会跟奥马尔和贾瓦德讨论战争方面的事情。我躲在门后偷听他们的谈话，听爸爸讲战争的代价，讲观点的不同所导致的纷争，讲人类的愚蠢。在他看来，正因为有分歧，才有了战争。要是所有人都能达成共识……但这只能是痴人说梦。从与兄弟姐妹的相处中，我也能参悟到这个道理。尽管我们亲密无间，但即使是最简单的观点，也很少能达成一致。

就在阿尔萨兰死去的那一周，我们举家逃离了喀布尔。我记得妈妈脸色苍白，哭得浮肿的双眼中满是悲哀。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这栋房子，无微不至地照料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正是因为她，家才有了家的样子。

我们离开时只带了很少几件物品：这儿拿一条围巾，那儿拿一条裙子，还有奥马尔没有穿过的几双新靴子。他那些不合脚的旧鞋被扔在了房间一角。奥马尔将头巾打包，以便在冬夜御寒。我们还拿上了贾瓦德平常喜欢戴的一顶平顶帽、凉鞋、毛衣、裤子、披肩，以及爸爸那条已经非常破旧的帕图——虽然洗了好多次，但仍然残留着斑斑点点的血迹。还有小阿尔萨兰的几条毛毯、几张地毯、几只靠垫、几个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都是些我们认为派得上用场的东西。这些大大小小的物件被塞进了几只大手提箱和一只大皮箱。其间，妈妈一直在流泪，所以一切都得由爸爸打理。娅拉给爸爸打下手，收拾着我们舍不得扔下的东西和途中的必需品。

贾瓦德绷着脸。看到妈妈待在一旁默默流泪，娅拉不得不多帮点忙，因此根本顾不得伤心，跑前跑后，把我们生命中那些零零碎碎的物件扔进敞开的皮箱里，箱子很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奥马尔在一旁跟爸爸窃窃私语，之后他出了门，大概是去送信儿了吧，我们谁也没有讨论他的去向。自从阿尔萨兰死后，我们都忙着躲避家中经历的可怕风暴。

爸爸告诉我们，在山下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最后几辆苏联坦克和卡车已经撤离喀布尔，穿过阿姆河出境了。苏联士兵都已从驻地撤离，但是，随着苏联松开了阿富汗的咽喉，新一拨势力正席卷而来，全副武装，野心勃勃。还有一伙人也在撤离——各国大使、外籍工作者。“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想尽早脱身。”妈妈泪眼婆娑地咕哝着。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哀悼阿尔萨兰了。发现他吊死在树上后，我们当天就把他安葬了。爸爸带回了三个陌生男人，一起把阿尔萨兰的尸体抬走了。如今想起阿尔萨兰，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一个高高大大、说话粗声粗气但又温暖可亲的男人，他曾经尽力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竭力维护着这个家，却也曾惹得妈妈那么伤心。我不知该对他报以怎样的感情，也没办法向父母开口去问。

阿尔萨兰死后那几天，父母为他留下的那笔钱争执不休——阿尔萨兰生前希望把这笔钱留给母亲。几番争执之后，母亲显然再没有精力跟父亲吵下去了，两人似乎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谁也不提阿尔萨兰这个人了。

妈妈在院子里的那棵紫荆树下种了一片藏红花。临行前一晚，我站在楼上的窗前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当时，其他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偷偷地看着妈妈用手不停挖着树下的土，从黄昏挖到深夜，直到十指鲜血淋漓。然后她转身进屋，拿出了满满一盆茎叶。她把花栽到树根附近，拍实泥土。做完这一切，妈妈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那棵紫荆树，抱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后，出于好奇心再次走到窗边，只见妈妈还在紫荆树下，背靠着树干坐在那里，已经睡着了。我想，她这是在跟阿尔萨兰告别吧。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再没有被提起，他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踏上了逃亡的路。

那天上午，奥马尔回来时，跟在后面的是一辆带顶棚的大卡车，破旧的防水布上满是窟窿，司机之前帮爸爸料理过阿尔萨兰的后事。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打包，不停地把东西塞进去，又拿出来。突然要告别过去熟悉的一切，有些东西究竟是舍还是留，真的很难做决定。更何况我们连去哪里、为什么要走都不知道，所以收拾行李的时间比预期的长得多。最终，所有的行李箱、大皮箱和手提包都合上了，我们再没时间犹豫不决。奥马尔本想把他那辆旧自行车也带上，但爸爸不同意：已经没有地方了。奥马尔很是闷闷不乐。我们只能带上简单保暖的衣物，以及一些实用的随身之物。大皮箱的底部塞满了书——一本被翻烂了的苏联旅游指南，几本法语语法书，一本旧百科全书，妈妈的大学课本，几本诗集（其中一本有很多花卉插图，那是妈妈的最爱），都被扔进了卡车，即将随着我们一路漂泊。黄昏时，所有的行李箱、手提包，还有那只沉重的大皮箱都被塞到了卡车里，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坐在车厢里，爸爸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所有人落座后，我们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车里非常安静，大家各有所思。终于，夜幕降临，我们启程了。

我们没有告知任何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爸爸希望我们能够就此消失。“最好跟谁也别说。”爸爸叮嘱着奥马尔、娅拉和贾瓦德。

“为什么不能说啊，爸爸？”娅拉哀怨地问道。但爸爸没有回答，只留下哥哥姐姐阴郁地坐在那里，为不能跟同学们好好道别而生气。阿尔萨兰的死让每个人心神不宁，我们知道爸爸的决定是对的，虽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但爸爸一定自有他的道理。这座房子再也不能给我们家的感觉了。

透过防水布上的裂缝向外看去，头顶的夜空繁星闪烁，我们最后看了一眼笼罩在黑暗中的蓝房子，还有山下喀布尔街头的灯光。卡车一路颠簸着开出了山谷，上了兴都库什山，夜间的空气分外清冷。妈妈把我们揽在身边，仿佛我们是一群幼兽。我们试着在颠簸的卡车上入睡。

车上到处都是灰尘和机油，肮脏不堪。讽刺的是，这是一款老式的苏联卡车，是苏军撤退时遗弃的。奥马尔很自豪地说，多亏他会砍价，才能租下这辆车。

“哼！”娅拉白了他一眼，“那还不是因为在这种时候，只有傻子才会坐苏联人的车吗？你还不如直接在车顶上插个靶子，让人来打呢。”

娅拉的话让我们忐忑不安、很是难受。随着卡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贾瓦德的脸越来越苍白，强忍着没吐。小阿尔萨兰根本不在意自己坐的是什么车，他蜷缩在妈妈怀里，睡得很安稳。我靠着妈妈的肩头，努力想让自己睡一会儿，但各种奇怪的声响、气味，还有来回摇晃的卡车都让我无法安眠。当卡车开到了一个圣战者武装力量的检查站时，车速慢了下来，车厢里只有我和妈妈醒着。值班的是两个年轻人，肩上都扛着步枪，看到我们的卡车开过来，他们挥着旗子示意司机停车。他们的身旁有一辆烧成空壳的苏联坦克，上面锈迹斑斑。这是我们离开城市后发现的第一处苏军撤退痕迹。

“有士兵！”爸爸低声说道。妈妈假装睡着了。

父母在启程前就提醒过我们路上可能会碰到这种状况，让我们务必保持沉默，由爸爸跟对方交涉，不能乱说话，尤其不能提到阿尔萨兰——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提起这个人了。我透过防水布上的裂缝向外偷看，只听到一阵嗒嗒的脚步声从卡车的一侧传来。那两个士兵正在跟爸爸和司机交谈，一阵笑声过后，其中一位士兵向后退了两步，手里攥着一沓钱，冲爸爸笑了笑，挥手示意我们通行。之后的一段路上，我们再没有碰到任何麻烦。司机睡一会儿开一会儿，卡车走走停停，一路颠簸，颠得人骨头都快散架了，终于在凌晨抵达了巴格兰省。卡车趁着夜色穿过了几座城镇和静悄悄的村庄，最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驶向祖父母所住的村子。我们从没见过祖父母，但爸爸跟我们说过不少关于两位老人的事，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陌生。

破晓时分，司机把卡车停在了路边，从车厢里拿出一块做晨祷时用的小垫子，我们拉开防水布，看着周围的山谷和山峰。作为一个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小孩，我已经习惯了喀布尔的喧嚣和嘈杂，眼前广阔而安静的山谷令我不知所措。我静静地坐着，等着上路，贾瓦德和娅拉在拌嘴，坐在前面的爸爸小睡了一两个钟头，现在已经醒了。没过多久，卡车又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再次出发，越爬越高，离平地越来越远，一路驶向深山，这时爸爸也高兴起来，开始跟司机说笑。司机名叫马吉德，是个脸颊瘦削的塔吉克人。

突然，山村里不知是谁朝我们开了一枪，子弹正好打在了车轮旁的岩石上，枪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想必对方发现了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开上来的卡车，以为车上坐的是迷路的苏联人。

第二颗子弹呼啸而来时，爸爸居然没有弯腰躲避，也没让司机掉头，而是把头伸出窗外，朝着村子的方向喊了一声：“真主啊！”这声哀号在山谷中回荡，贸然响起的枪声又戛然而止。

卡车绕着山路的最后几道弯继续开着，每拐一道弯，我们就倒吸一口冷气：只见卡车紧贴着山路边缘，车轮碾压着松散的碎石，我们几个孩子都被甩到了车厢的一侧，战战兢兢地望着深深的山谷。妈妈默默地做着祷告。马吉德看出了她的恐惧，开玩笑地喊道：“别担心了，现在该害怕的是满地的雷，那可是苏联人的临别赠礼！”他一边说一边咧嘴大笑，眼睛却无比警觉地盯着前方的路，以防万一。

卡车就这样沿着弯曲的山路艰难前行。妈妈紧紧地搂着我和小阿尔萨兰，哭着默念“安拉保佑”。终于，卡车在一片尘土飞扬的空地上停了下来，旁边是一排枝叶繁茂的白杨树。抬头望见的，是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一道弯弯曲曲的石阶盘山而上，通向一间间建在岩洞里的房子。房子总共有几十间，门窗都是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跟喀布尔相比，山村实在是小得可怜。马吉德抹去眉毛上的汗水，我们听到一阵喧闹，村民们从山上跑下来迎接我们了。站在这支临时组成的欢迎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扛着一杆旧猎枪的男子，他叫阿明，是爸爸儿时的伙伴。

“阿明，你就是这样欢迎我们的吗？”爸爸一边笑着，一边紧紧地拥抱着他。阿明看上去有点局促，不敢相信站在面前的是多年不见的老友迪尔。

跟在阿明后面一路跑来的，正是爸爸的父亲、我们的祖父。妈妈赶紧手忙脚乱地帮我们整理头发和衣服，然后才让我们下了车。片刻之后，她姿态优雅地跳下车厢，头巾整整齐齐，怀里紧抱着还在酣睡的小阿尔萨兰。

看到我们一个个安然无恙地从车上下来，祖父惊喜交加，哭了起来，庆幸阿明的子弹没有打中我们。他搂着爸爸的肩膀，好像在确认眼前的人不是幻影，不是幽灵，的的确确是自己的儿子。其他闻声赶来的村民也好奇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过惯了城里日子、看惯了城里小孩的孩子来说，眼前这些山里的孩子看上去充满了野性，自由自在。他们没穿鞋，满脚泥土，因为饱经日晒，长期在山边的泥巴里玩耍，全都黑不溜秋的。那天天气很冷，山顶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头顶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山里的空气是那样干净而清透，我们都忍不住张开了嘴巴，贪婪地呼吸着。

祖父把我们挨个举了起来，抱着我们在空中转圈。

“你是哪一个？”祖父问我。“还有你？”他问贾瓦德。我们笑着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再说一遍，”祖父兴奋地说，“再说一遍。”

他的眼睛笑成了两条缝，深沉洪亮的笑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于是我们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再也不像刚下车时那么拘谨了。经过上周家中的忙乱无措，眼前的这场欢迎仪式让我们立刻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祖父领着我们爬上石阶，朝他家走去，边走边跟父亲说话，妈妈带着我们几个跟在后面。

“贾瓦德，快点跟上啊！”妈妈冲他喊了一句，落在后面的贾瓦德不停地盯着每个人看。村民们再次围了过来，那群山里的孩子不停地在我们中间蹿来蹿去，不时伸手拉扯我们身上的衣服，十分好奇。司机马吉德也跟我们同行，长途跋涉已经让他精疲力竭，他一直警惕地看着扛枪的阿明。几个年纪略长的男孩帮我们拖着手提箱和那只沉重的大皮箱，吃力地把行李沿着石阶一路拖到祖父母的房子里。

爸爸的母亲——我们的祖母正站在门前迎接我们，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泪水，一只水壶在门口的火堆上悬吊着，祖母早已为我们备好了热茶。虽然我以前从没见过祖父母，但感觉我们早已互相熟悉，头一次见面就很快从彼此身上找到了家人的温暖和亲密。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贾瓦德也是，就连奥马尔也不例外，尽管他努力装出一副成熟冷漠的样子。但是娅拉不一样，她站在这间闪着烛光却仍旧昏暗的石屋中，看上去很痛苦。她没怎么说话，心事重重地待在一边。

祖父母的房子就建在山坡上，背靠着山岩。整个村子里的房屋基本都是用土坯或石头沿着山坡砌成的。房子内部的墙壁都被刷成了白色，屋顶凿成了拱形。从山顶往下看，很难发现半山腰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个村落。但是，每家每户忙前忙后的女人，清晨村子里升起的袅袅炊烟，在山脚下农田里劳作的男人，还有在红褐色山崖下尘土弥漫的临时广场上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们，都证明着这里的确有人居住。沿着村庄向山上望去，远处的山峦依旧白雪皑皑，山下遍布着茂盛的灌木丛，羊群游走其中，高耸的峭壁勾勒出一幅壮美的图画。再远处，就是阿富汗边境附近的其他土地了，是另一个世界。这里跟喀布尔完全不同，我站在这里，观察着身边的一切。

祖母和母亲在屋子里逗着小阿尔萨兰，祖母把他抱在怀里，一只手轻轻地挠着他的下巴，小阿尔萨兰咯咯地笑出声来。

爸爸和祖父正在帮我们整理房间，给我们腾出睡觉的地方。他们把一个装着土豆、几袋面粉和大米的食品柜挪到了房间的一侧。门口是炉子，房间里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坐垫。一盏煤油灯闪着光，照亮了屋里黑暗的角落。这跟我们过去的居所大不相同，妈妈的脸很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

“就跟我们一起住吧，有的是地方，一家人就该住在一起。”祖父指着石洞后面那几间狭小的房间说道。他的语气很坚定。妈妈向祖父母道了谢，接受了提议——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娅拉一直独自站在门口。这会儿，她的肩膀开始抖动。她望着远处的山谷，悄悄地哭了起来，但没让祖父母看到。房子的上空有一只鹰在盘旋，伸展着白褐相间的双翅，娅拉一直盯着它。过了一会儿，鹰仿佛发现了猎物，瞬间从夜空中消失了。娅拉的肩膀抖得越来越厉害，我不由自主地走到她跟前，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找寻着那只从视野里消失了的鹰。

身后的妈妈也是一脸的茫然失落，尽管她跟祖母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但很明显，她也很怀念我们的蓝房子和过去的生活。

晚饭时分，我们围坐在火堆旁边，一起吃肉丸和手抓饭。黏黏的米饭香软可口，那是祖父母特意为我们做的。村民们对于我们的到来仍然很兴奋，看到爸爸回乡，他们都非常高兴，也都对他美丽高贵的妻子有点儿畏惧。在祖父母家的这顿晚饭是男女分开吃的，女人在屋里，男人在屋外。晚饭之后，大家围着火堆唱歌跳舞，温暖的火焰在我们眼前欢快地跳跃。我意识到，这是很久很久以来第一个没有听到任何枪声的夜晚。跟喀布尔相比，山里的夜晚更加黑暗，更加清冷，也更加安静。我们一家人站在屋外，抬头望着夜空，还有远处的国土。一颗流星滑过天际，那一刻，妈妈突然喊了一声：“阿尔萨兰！”她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转身走进屋里，去照看熟睡中的小阿尔萨兰。

那一晚，全家人挤在一起入睡，我们在蓝房子里从不曾这样。在山上寒冷的空气里，我们都睡得很沉很沉，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打破了平静。虽然娅拉和妈妈对新的生活环境很不满意，但就连她们也都睡得很香。正如祖父所说，一家人就该在一起。

无论如何，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第5章

家。

此刻，我坐在火车上，望着渐渐变暗的日光，祖父的话再次回响在耳旁。

我独自斜靠在车窗上，盘腿而坐，随着列车轻轻摇晃。

窗外的景色稍纵即逝，我盯着玻璃上的自己。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正被困在玻璃之中。

玻璃上的女孩不停摇晃，身体随着火车的移动而前倾，她把一绺垂在眼前的头发拨开，露出了眼角上的瘀伤。

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娅拉。

我的思绪越来越飘忽不定，它想把我带去……带去何方？它要向我传达什么？

我把手指按在玻璃上，感受到车轮正在急促而有节奏地转动。

我闭上了眼睛，似乎听到娅拉在说：“阿芙萨娜，保重。”

窗玻璃中的女孩凝视着我，她的嘴唇嚅动着。

她不停地重复着什么，我贴近玻璃想听清楚。

只有一个字：

家。

第6章

深山、岩洞、祖父和祖母——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在逐渐适应乡村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村民们的谈话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各家的羊养得怎么样；第二个话题则是人们在广场上、水井旁小声议论的，说的是愤怒的年青一代不满于现状，要在这个国家中创造全新的秩序，家家户户都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大家都说，那帮游击队员做得太过分了，国家正变得越来越腐败。现在苏联人走了，得找个新靶子去怪罪了，于是开始涌现出关于新思想的流言蜚语，说年轻人正在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全国各地接受伊斯兰宗教教育，带回了新的思想和理念，致力于重现国家的和平和安定。

村民们也因看法不同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改变，另一派则认为改变只会带来不幸。

每当爸爸提到那群年轻的塔利班和他们的理念时，妈妈都非常不以为然。“他们懂什么啊！不过是一帮扛着枪，不学无术的小男孩罢了。”她每次都这么说。一开始，妈妈带着嘲笑的口吻，但她渐渐变得谨慎起来，仿佛意识到了言多必失的危险。父母不再谈论苏联人和他们年轻时的爱情。这些过往都已被遗忘在那所蓝房子里，他们的希望就如同山路两旁翻倒在地的苏联卡车和坦克残骸，早已被弃之不顾，任其被慢慢锈蚀。看起来，曾经苏联人在这些山区得到的支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村民们有时聚在广场上议论塔利班会带来什么改变，我是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最好还是三缄其口，就当这些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

起初，我从未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我太年幼，根本想不到动荡的政局会影响自己的生活。何况山里的生活是那么有趣：可以赶山羊，看着羊群互相追逐，咩咩叫着在山间的碎石路上乱跑，生怕被我捉住。我哪有闲心去想政治呢？有时候，我会一连几个小时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彩变换形状。我也经常跟村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姑娘一起玩，在山坡上跑上跑下，大声喊着对方的名字，听叫声在山谷里回荡。我那时候还太小，远不像娅拉那样思念着喀布尔。

“来吧，一起出去玩吧……”我每次跑出去之前都要喊上娅拉，但她只是站在那儿，揉搓着脸颊，看着我朝山坡越跑越远。“没看见我正忙着吗，阿芙萨娜？”她在我身后喊道。没错，看得出来她的确很忙——忙着不开心，所以我也就不去管她。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娅拉一直失魂落魄，形单影只，她不愿结交新朋友，不愿承认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她知道不能一直这样封闭自己，不能一直想着过去的朋友，活在过去的回忆里，可她就是不愿面对。

“你姐姐怎么这么高傲？”一天，一个个子比我们都高的女孩问我，她的眼神让人不舒服。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高傲的确是种罪过，于是我耸耸肩，她则朝我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我的沉默等同于默认。村里的小伙子和成年男人们都惊艳于娅拉的美貌，这让村里的女孩妒火中烧。此刻，娅拉正在家照看小阿尔萨兰，我们山上的游戏从不许她参加。

渐渐地，我们习惯了山村的生活。喀布尔的枪炮声无休无止，在这里我们终于能安然入眠。除了不时传来动物发出的声响，这里永远是寂寥无声的。贾瓦德有时会讲一些狼啊、雪豹啊、饥饿的熊啊之类的故事吓唬我，但现在听不到战火声，我也不相信贾瓦德的无稽之谈，因此感到越发安全。我丝毫不去理会父母之间，以及爸爸和祖父之间的激烈争论。对于集市上散播的各种谣言，选择充耳不闻太容易了。我想让自己快快乐乐的。

冬雪消融了，山坡上各色的野花随风舞动，北归黄鹂的歌声在空中回响。祖父经常带着我和贾瓦德上山，教我们辨认各种各样的飞禽、野花，他还经常教给我们植物和节气方面的知识，讲述耕种的辛劳：旱季逐年变长，山上的土地又干又硬，耕作也越来越难。“不过，日子还过得去。”每次，看到我们瞪大了眼睛，他就会补上这么一句，“不管怎么说，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呢。”

但是这种安宁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断有消息传进这座偏远的小山村：阿富汗武装力量跟新势力之间的交战越来越猛烈；阿富汗南部的一些地区已经落入了塔利班之手，施行了新的法规和戒令。塔利班的统治在改变人民的生活。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目标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怎样才能夺得国家的政权来制定新秩序。

现在回头想想，这种巨变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实际上，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只不过我们忙于其他事情，或者故意对此视而不见，抑或是早已受够了煎熬，只想自欺欺人地假装一切如故。阳光明媚的早上，每当我和贾瓦德跟着祖父放羊时，爸爸和奥马尔就会避开我们窃窃私语。妈妈也一直保持着警觉，仿佛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娅拉则每天忙着照顾小阿尔萨兰，帮祖母干家务，宁可躲在昏暗的石屋里，也不愿面对外面村民们窥探的眼神。

有一天，祖父带着我和贾瓦德放羊，羊群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四处找草吃，我们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贾瓦德突然问祖父：“塔利班是群什么人啊？”祖父拿着一根赶羊的柳条轻拍地面。

“你不用关心这个，”祖父盯着贾瓦德，认真地回答说，“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你跟他们可不一样，贾瓦德，听好了……”他边说边朝山谷张开双臂，“你什么都有。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祖父用手按住了胸口。贾瓦德没吱声，整个上午他都没再说一句话。

但祖父错了，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得不为塔利班的壮大而担心。

一开始，那只像是几个不满现状的年轻人渴求变革，有的只是些毛头小伙子的狂热想法罢了。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的三分钟热度很快就会冷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逐渐壮大，新一拨的战争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骇人的刑罚：砍断手脚、死刑、当众羞辱。男人必须留胡须，女人必须从头裹到脚——一时间，街上到处都是穿着天蓝色袍子的女人。随着新法律的施行，人们的恐惧日益加剧，最终整个阿富汗都人心惶惶，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都开始逃离战火，逃离即将到来的一切。希望变成了恐惧，恐惧变成了绝望。

很多人宁可舍弃故土家业，身无分文地逃到边境的难民营里过朝不保夕的生活，只为远离那些年轻人盛怒之下的残忍刑罚。爸爸和祖父议论着境内大批难民开始出逃的现状。加上从前那些逃离苏联统治的难民，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人们被迫再次迁徙。夜里，我们听着爸爸那台半导体收音机里叽里呱啦的外语广播，也了解到了局势的变化。妈妈一边听广播一边帮我们翻译，坐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前，我们都在感慨自己的运气好，能够远离战火，在这高高的山顶上安全地生活。

我很庆幸灾难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至少我们全家人还都生活在一起，虽然为了逃离战火，我们不得不远离城区，长途跋涉到深山之中，不得不住在岩洞里，但至少我们现在是自由而安全的。

“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开战呢？”奥马尔问。

听到他的话，人们耸耸肩，不安地走开了。现在，奥马尔一场不落地参与着村民们每日举行的例会，会议在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家举行。每次回来，奥马尔都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说着激进言论。爸爸看着他，为这个充满战斗精神的儿子感到自豪。

“遇到袭击的时候怎么办？你要么投降，要么反抗。我们必须反抗！不能逃避问题，问题是你无论如何都躲不掉的。”奥马尔陈述着他的观点，爸爸在一旁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然后伸出一只手，边比画边对我们说：“但你也不能让别人身处险境。”

听了奥马尔的激烈陈词，爸爸却只有这么一句话，这让他们二人的关系日渐疏远了。奥马尔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几乎整天都跟那群新交的朋友待在一起，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下来陪我聊天玩闹了，跟家里所有人的接触都越来越少。以前，我们经常一起读爸爸妈妈从城里带来的那些书。有一本关于花卉和植物的书我特别喜欢，奥马尔更感兴趣的是一本介绍苏联的书。

“阿芙萨娜，看看这个。”他指着一张图片，上面是一辆火车在湖面高耸的大桥上疾驰：“想象一下，它是怎么建起来的！”

奥马尔对桥梁和工程设计很感兴趣——他希望这个世界能按照他自己设计的样子运行。“总有一天我要带你去旅行——我们全家都去，一起去体验一下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笑了起来，眼里闪烁着热切的渴望，我也笑了，心想哥哥还真是个梦想家，居然想带全家去那么远的地方。他用手指追寻着地图上火车前行的轨迹，问娅拉沿途每个站点的名字，她的俄语比我们好得多。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我们对这些地方向往不已。奥马尔曾立志要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希望我们全家人都能在这个新世界中一起生活。

但是随着与战争有关的议论越来越多，奥马尔也有了新的志向和梦想——只是不愿再与我们分享。

每逢有集市的日子，奥马尔都会趁爸爸不注意，偷偷溜到广场上去抽烟。他经常对人世间的不公义愤填膺，跟贾瓦德之间的争吵也更加频繁。妈妈决定，是时候送我们去上学了。

“站好了，阿芙萨娜，”妈妈帮我整理好衣服，把我脸上的乱发梳到脑后，“认真听讲。如果有男孩子欺负你，别理他们，好好学习。”她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我亲了亲妈妈，跟她道了别，朝广场走去。回头张望时，我看到她依然站在山坡上，目送着我离开。

我们的日子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住在蓝房子里的时候，我每天都可以在院子里玩，但现在我得去上学了，跟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孩子一起念书学习。与其说是上学，不如说只是把村里一群不用下山种地放羊的孩子凑到了一起。班上男孩比较多，女孩比较少，一个个都伸着脖子听老师讲课。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名叫纳吉布，身穿一套白色的纱丽克米兹[1]，用粉笔在灰扑扑的黑板上写字，每天的课通常持续几个小时。上课时，我们都坐在垫子上，年纪小的和个头矮的坐在前面，年纪大一点的坐在后面。纳吉布老师教我们阅读、写作，还有数学、历史、外语。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也毕业于喀布尔大学，知识面非常广。纳吉布老师很乐于教书育人，看着孩子们学习知识，对自己的工作很是自豪。他认为虽然我们住在深山，远离城市生活，但一样应该接受教育。学校生活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经常用一根树枝在地上描摹那些新学会的字，迷醉于文字的一笔一画中，直到贾瓦德或者村里的其他男孩用脚踢着地上的土，把我精心写出来的字抹平。我只好重写一遍，但是这些男孩会再次跑过来把我写的字抹掉，嘲笑我用粗重的树枝在地上乱画。一个男孩把我推倒在地，自己跑开了。

“你们离她远点！”我透过飞扬的尘土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新来的姑娘环抱双臂站在那里，瞪着这帮男孩子。这个姑娘刚搬到我们的村子，就住在我们隔壁。“走开！”她一边喊一边赶走他们，男孩们一哄而散，边跑边嘲笑这个长着黑眼睛的厉害女孩。“我叫娜西巴。”她伸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自我介绍道。

我拍了拍身上的土，对她说：“我叫阿芙萨娜。”

“这是我妹妹罗宾娜。”娜西巴指着她身后一个正在微笑的漂亮女孩说。“我们就住在那边，”她指着下面的山谷，“妈妈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的，现在我们也搬来了。”我当时没想过她搬来的原因。

从那以后，这对双胞胎姐妹——娜西巴和罗宾娜就成了我的朋友，她们与我同岁，娜西巴乌发黑眼，皮肤黝黑——在山上住久了，我们都被晒得越来越黑。罗宾娜却皮肤苍白，瞳孔是绿色的，长着一头稀疏的金发。她们两个很照顾我，教我适应山上的生活。娜西（这是娜西巴的昵称）比较严肃，罗宾娜则活泼外向。不知不觉间，我充当了她俩之间的中和剂。这对双胞胎还有一个姐姐玛莎，她长得非常漂亮，跟娅拉同龄。我跟她俩成为好朋友的同时，娅拉也跟玛莎越走越近，后者成了姐姐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娅拉早已过了玩泥巴的年纪，但毕竟还是孩子，不能总是闭门不出，离开喀布尔的那些老朋友后，她总是形单影只。

妈妈和娅拉时常促膝长谈，两人彼此依赖，从对方身上寻求着支持。虽然妈妈的脸上总是挂着略显疲惫的微笑，但山里的日子毕竟与她以前习惯的生活相去甚远，她不得不努力适应这里的艰苦。大学时代那光鲜亮丽、充满新奇的自由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能靠天吃饭，艰难度日。一开始，祖母会撺掇着村里的女人拉妈妈一起闲聊，或者一块儿干农活，但很快她们就意识到，妈妈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妈妈跟爸爸也不再争吵了——因为在这里，他们既没有空间，也毫无隐私，所以经常好几天都不跟对方说一句话。他们假装一切正常，但再怎么努力，日子也早已不似从前，在经历过蓝房子里的事后，一切已是物是人非。父母把他们的快乐连同阿尔萨兰一起埋藏了，但我们几个孩子已不再为此烦恼——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跟我一样，贾瓦德很快就爱上了山里的新鲜空气，爱上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无拘无束，还有这广阔无垠的天空，他可以光着脚满山遍野地追赶祖父的羊群。苏联人的坦克从未开到过这里，他们的地雷也不会埋到这儿。看样子，村民们曾经帮助过苏联人，同时也帮助过圣战者联盟的武装力量，所以这片山谷未曾遭受地雷的侵害。这里山高皇帝远，房屋得以保存，人民也得以安居乐业。在这靠近蓝天白云的地方，在这片被真主庇佑的土地上，我们感觉无比安全。跟其他男孩一样，贾瓦德变得无拘无束。

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和层出不穷的玩笑，贾瓦德在村里的孩子中很受欢迎，非常轻松地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很快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他压根无暇顾及奥马尔对塔利班的抱怨，实际上，贾瓦德认为正是因为苏联人走了，塔利班来了，才有了如今更幸福的新生活。为此，兄弟俩经常吵嘴、生闷气，奥马尔每次都会扭头出门，躲到山上，几个小时后才回家。我们从不过问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巴不得家里能有几个小时的风平浪静。这种平静是我们每个人都求之不得的。

那时候，每到赶集的日子，都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我跟娜西和罗宾娜一起去集市闲逛，一逛就是一整天。集市上聚集着各式各样的小推车，里面装满了橙子、核桃、大米、甜瓜、谷物、开心果、石榴，还有一筐筐的葡萄，我们穿梭其中，乐此不疲。村里的女人交换着商品，市集里充满着讨价还价声。山下的居民也纷纷上山赶集，平时静悄悄的红色广场变得热闹非凡。

村口有一片小树林，种着杨树和柳树，树是一位老人种下的，村里人叫他马朗。每次逛完了集市，我跟娜西、罗宾娜就拿着买到的东西来这儿，坐在树荫下打发时间。马朗毫不关心外面的战乱，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种树上了——李子树、柳树、桑树、杨树、樱桃树，有什么种什么。种下幼苗后，他还挖渠灌溉，悉心照料，只为了创造出绿树成荫的美景，自得其乐。我们常坐在这里吃水果。

“你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问娜西巴和罗宾娜。

“我想当医生。”娜西很干脆地回答，“这样我就可以救死扶伤了。”我思考着她的话，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志向。

“罗宾娜，你呢？”

罗宾娜看着我们，脸红了：“我想嫁个好老公，有个幸福的家。”

“哦，好吧，但是你自己打算做什么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想了一会儿。

“哎呀，我打算做妻子，做母亲啊。”

娜西和我摇了摇头，结束了这番讨论。我从没想过要嫁给村里的哪个男孩，甚至压根没想过嫁人的事。我没法跟罗宾娜说这些，她是不会懂的。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虽然我们比邻而居，但其实生活在两个世界。

饱餐了一顿水果和干果后，她们两姐妹就回家了，而我又和广场上的其他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玩布祖巴兹[2]。羊拐散落在阳光里，孩子们的嬉笑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午后贾瓦德和奥马尔会跟村里的男孩一起打排球，球场是临时搭建的，用粉笔简单地画出标记。晚餐通常吃一种炖菜，在茶壶里烹制，有时也会吃洋葱和番茄酱煨出来的羊肉。饭后，我们围在炉火边，打开爸爸的收音机，听BBC[3]国际频道的新闻——当初匆匆忙忙离家逃亡时，爸爸带上了这台收音机真是明智。它成了我们与外界连接的纽带，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种可能性。娜西跟罗宾娜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听。

为了报答姐妹俩的友善，我会跟她们讲喀布尔和蓝房子的事情，描述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傍晚时分飞舞在天上的风筝，以及站在屋顶上看到的那被白雪覆盖的群山环绕的城市美景。我跟她们分享城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妈妈早已讲了无数遍，唯恐我们忘记。

“我以前经常朝着大山挥手，”我对娜西和罗宾娜说，“原来是在朝你们挥手，我以前还不知道呢。”我们不由得大笑起来，不敢相信曾经相隔那么远的我们如今会走到一起，不但被分在了纳吉布老师班级里的同一个小组中，还有幸成了邻居！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娜西总会兴奋地抱住我，喊我“妹妹”，罗宾娜则冲着我俩一个劲儿地咯咯笑，喊我“城里姑娘”。我不知道这个称呼是贬低还是夸奖，抑或两者都不是。

罗宾娜经常跟在贾瓦德的屁股后面，像一只小狗。娜西则整天和我混在一起，我们乐此不疲地在脑海中虚构出一个又一个世界，想象着未来，自娱自乐。我的成绩很好，学东西很快，记得也很牢，偶尔也会在爸爸妈妈或者祖父母面前炫耀一番，如数家珍地复述学到的知识。妈妈担心山村小学的教学内容过于粗浅，经常在课余时间给我们补课，教我们英语、俄语甚至法语，还有阅读和写作，把自己以前所学所知的一切都一股脑儿地教给我们。妈妈还鼓励我们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果写得好，她会毫不吝惜地夸奖。家里的对话经常混着好几种不同的语言，日复一日，我们都习惯了这样的交流方式。“阿芙萨娜，一定要好好学习，”妈妈总是这样叮嘱，“只有多学知识，你才能了解世界。”

这样坚持不懈的学习自然让我们的成绩遥遥领先于班上的其他同学，每当我准确地回答出纳吉布老师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时，娜西和罗宾娜总会不屑地翻着白眼。后来，每天来上学时，我总会主动向老师提出许多问题，比如“电是怎么回事”“阿富汗能绕地球几圈”（我最近刚刚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计算地球的周长）。纳吉布老师很乐意解答我的疑问，之后还把这些问题分享给了其他同学，鼓励我们独立思考。

有一天，贾瓦德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快让她别这样了！”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就是她啊……罗宾娜……她真的很烦人。”说完，贾瓦德一溜烟地跑了。

唉！可怜的罗宾娜爱上了贾瓦德，但是他根本就不想恋爱。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劝罗宾娜打消念头，可她假装没有这回事，还说我的想法很荒唐。我无奈地耸耸肩，我可不懂该怎么开导年轻人，何况，居然会有人爱上贾瓦德，简直是不可思议——至少不会以这种方式爱他。一筹莫展的我只得求助于娅拉。娅拉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说她会去找玛莎谈谈，然后一起想办法解决，我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麻烦解决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贾瓦德，他却大为光火。

“你告诉娅拉了？！”贾瓦德气得涨红了脸，冲我喊道，“你在想什么呢，阿芙萨娜！竟然告诉娅拉！你看着吧，她肯定会拿这件事笑话我一辈子的……你可真是！”说完，他愤愤地转身离开了。我坐在井边一时回不过神：我怎么被卷到了这个烂摊子里？贾瓦德干吗不自己解决，非要把我扯进来？娜西朝我走来，我悄悄抹掉眼泪，不希望被她看到。

“罗宾娜被你气死了。”娜西说。

我们俩默默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娜西抱了抱我，我稍微释怀了一些，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去干涉别人的情感纠葛了。我一直都不知道玛莎究竟跟罗宾娜说了什么——但据我对娅拉的了解，她肯定会说贾瓦德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劝罗宾娜找一个更适合她的男孩子。事实证明，娅拉的建议是很中肯的，于是这段青涩的爱恋还没有开始，就草草结束了。

“你们才多大啊，懂什么爱情！”娅拉嘲笑我们。

玛莎和娅拉看起来比我们成熟得多，因此，我们经常找她俩答疑解惑。娜西和罗宾娜特别喜欢跟我们一起待在家里，尤其喜欢跟玛莎和娅拉在一起。她们姐妹三人的父亲在战争中死去了，母亲拿萨琳现在寡居。我们都不清楚他是哪一派的，只知道拿萨琳整天萎靡不振，不时痛哭流涕。

她无暇顾及几个女儿，大多数时候都是玛莎在照顾妹妹，让妈妈待在家里休息。

“她的心已经碎了。”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玛莎对娅拉说。

“啊，”娅拉回答，“她很难过吗？”

“难过至极。”玛莎说。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心碎”这种病，但自此以后，我一直刻意躲着拿萨琳。其实，她不哭的时候很和善，脸上一直挂着友好而伤感的微笑。妈妈经常陪她聊天。

“这是女人的事。”娅拉说，好像她真的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们渐渐长大了，我也适应了山中的新生活，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过下去。

[1] 纱丽克米兹：一套包括裤子和衬衣的服饰，是南亚及中亚北部地区的传统服装。——编者注

[2] 布祖巴兹（buzul-bazi）：一种游戏。类似于玩弹珠或掷骰子，玩这种游戏时需要用到羊拐。——编者注

[3]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编者注

第7章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有尽头。

我静静地坐在车厢尽头拿破仑的储物室旁。窗外，夜幕慢慢降临，车厢中灯光闪烁。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搅我，我再一次拿出了那本书。

安娜·卡列尼娜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离开丈夫，带着儿子乘坐傍晚出发的火车逃到莫斯科。她的决定让我震惊。这个女人只顾自己内心的感受，全然不管世俗对她的约束。她肯定是真心爱着沃伦斯基的，否则怎么忍心让儿子跟生父分离呢？她的决定让我气愤，但是……她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她活得很真实。

在安娜写给丈夫的信里，我碰到了几个生词——她谈到了“度量”。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妈妈和拿破仑又都不在身边，没人可以请教。于是我反复念叨着它，不知怎么，感觉它很有分量。

一开始，安娜在信里用了这个词，然后又划掉了，这让它变得更有分量了。我又把这个词念了一遍，还是不懂它的意思。安娜坐了下来，开始给沃伦斯基写信，但这封信也被她撕掉了。安娜此刻的情绪一定非常混乱，她的心怦怦乱跳，根本无法控制。

我开始慢慢地对爱情枷锁有了一些了解，明白了爱情的憧憬和牺牲。我一遍遍地读着书中的段落，试图找到答案。终于，安娜在信中说出了所有想说的话，寄出了信，再也收不回来了。

我又想起了娅拉——想起她在餐车里唱歌的情景。我低声哼着她唱过的歌，但我无法将她唤回，今晚她不会再为我歌唱。

我看着面前的笔记本。

如果我能找到合适的词句，让文字把我带到娅拉身边，听她歌唱——如果文字能带我回到过去，它们是否也能把我脑海中那些不愉快的声音和画面一并抹去？

车厢里非常闷热，残羹冷炙的气味混合着身体的热量，在密闭的空间里蒸腾。我合上书，眼皮变得沉重，思维变得迟缓，摇摇晃晃的列车让我沉入梦境。睡梦中，我又回到了兴都库什山。书从我的手中滑落，但没有人看到。

第8章

来到山里的第五年，4月，奥马尔失踪了。有人说他被塔利班带走了，也有人说他被北方联盟[1]的人带走了。有时候到了赶集的日子，村里会出现一群陌生的小伙子，他们会找所有年纪稍大的男孩谈话。有人说他们是马苏德[2]手下的自由战士，也有人说他们是塔利班密探，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哪一派的，真相无从得知。祖父担心奥马尔在山上迷了路，但爸爸发现奥马尔的衣服和靴子也都不见了。于是我们开始相信那些谣言，认为奥马尔是去打塔利班了——那个时候，塔利班的势力似乎正在日益逼近，即使在这个与世隔绝、位于山巅的小村子里也不例外。我们都不敢去做其他设想，比如，他或许是惹上了什么事才被抓走了，又比如他或许正被关在哪座监狱里，抑或被毒打了、受伤了——甚至被人杀死了。无论哪一种可能，我们都不愿设想。

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期盼着奥马尔回家。他的头巾被扔在了石屋里面的大皮箱上，我把它捡起来，裹在身上，幻想着奥马尔会突然出现，大声呵斥我，让我把头巾放回原位。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等着看吧。”祖母努力安慰我和娅拉，“他是个好孩子，很懂事，他会回来的。”

那段时间，妈妈很少开口讲话。即便长子的突然失踪令她心痛不已，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就好像她知道奥马尔去了哪儿，只是不想说出来，担心我们受到惊吓。爸爸对奥马尔的失踪感到惊讶，他不知道该为儿子的举动自豪还是恐惧。祖父则整天郁郁寡欢。只有小阿尔萨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你们当初应该拉住他不让他走的。”贾瓦德站在石屋门口恨恨地说。大哥不在了，贾瓦德变得沉默寡言，暴躁易怒，时常把气撒到我们身上。“他会把命搭上的，图什么呢？”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也没人能安慰他。

“你说奥马尔还会回来吗？”有一天，我和娅拉坐在屋外，望着远处的山谷，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娅拉攥住我的手。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奥马尔的生活。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他给我的鼓励最多，一直帮助我学习，去了解未知的世界。他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工程师，想建造雄伟壮丽的桥梁，他的志向和梦想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可是现在他走了。悲伤笼罩着我们，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只是把失去奥马尔一事默默藏在心底，不敢承认他会一去不复返。

把奥马尔的失踪当成暂时的，会让大家都好过一点，所以每次提到他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等奥马尔回来了……”每个人都努力让自己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又过了几个月，周遭的其他事情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村民们之间的闲谈变少了，个个都谨言慎行起来。每个人都担心身边藏着探子，害怕邻居向塔利班告发自己。一句小小的牢骚就可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些曾经支持圣战者游击队的人，如今在公共场合绝口不提对抗塔利班的事。有人说，马苏德的势力开始溃败，部队已经撤退了。

塔利班已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眼看就要把喀布尔收入囊中。有人说，塔利班其实已经占领了喀布尔，伊斯兰教法迟早会在全国范围内施行[3]。这些都是我从祖父那儿听来的。流言一拨又一拨地传来：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说；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罪恶可耻的。爸爸把收音机藏了起来。据说还出现了行刑队和“治安团队”，负责对偷窃东西的人施行毒打或砍断手脚的刑罚。石刑也开始出现了。三天两头有人失踪，一家人被拆散，我们被告知这是在惩恶扬善。所有人都要守规矩，这就是新政策。年龄稍大的女孩和成年女性都必须穿上罩袍，没有丈夫或者父亲的陪同，就不能单独出门。这些新的法令传到了村子里，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即使在这样偏远的山村，在这样一个施不施行新法令都不会有多大区别的地方，我们也必须遵守它们。妈妈开始越来越在意我们的外表，我们也学会了在学校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注意自己的言行。

在这远离战火的高山上，我们本以为外界的纷乱很遥远，本以为战火不会烧到这里。每到赶集日，就不断有消息传来：哪一派又占领了喀布尔的哪个街区，抵抗斗争如何举步维艰，塔利班武装正占上风。枪炮声日渐激烈，不断有人死于战乱，活下来的人也开始逃离喀布尔，逃离塔利班强行实施的新政策以及严酷的刑罚。女人不再能外出工作，也不能上大学，年龄较大的女孩也不能去学校了。这些消息让我们难以置信，但一切毕竟还离我们很远，没有影响到我们和纳吉布老师。纳吉布老师始终坚信，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实现自己的梦想，为国家做出贡献。每当我们苦苦学习乘法表和动词的词形变化、背诵历史课本的时候，纳吉布老师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这么说。

直到有一天，纳吉布老师把所有年龄较大的女孩召集到一起，满怀歉意地跟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能来学校上课了，学校对我们来说已不再安全，如果我们想继续学习（说到这里，他悲哀地笑了一下），就只能在家自学了。他还说，他盼望着混乱的局势能赶快结束，我们可以尽早回到学校跟其他人一起上课。

我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理喻。不能上学，那我们每天该干什么呢？如果不去上课，学不到知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父母的期盼，成为律师、医生或作家呢？这肯定只是一个可笑的错误。

“哈。”罗宾娜笑了一声，她喜欢和同学们待在一起，但对学习不怎么上心。娜西和我则非常失落。后来，拿萨琳开始偷偷在家给村里的女孩们上课，不让新来的校长知道。玛莎和娅拉虽然没说什么，但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她们的担心与日俱增，因为她们已不再是懵懂的孩童，马上就要成为成年女性了。但是，在这个国家，身为女人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贾瓦德依然每天早上去学校上学。临走前，他会回过头看一眼我和娅拉，起先目光带着愧疚，但很快就变成了得意扬扬的神情。纳吉布老师也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从隔壁村子里来的一位严厉的老教师，他所秉持的是伊斯兰教义，教学理念也跟纳吉布老师不同，是新政权的那一套。贾瓦德所学的东西与从前不同了，每天放学回家，他谈论的不再是地理和数学，而是与宗教和新政策相关的知识。他还经常给我们上课，一边讲一边叹气，说我们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们是女孩子，而他的责任就是引导我们往正路上走。看到贾瓦德一本正经的样子，娅拉总会忍不住大笑，那时，贾瓦德的眼中就会闪过一丝仇恨和不容挑战的坚定，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我们都喜欢的温和善良、幽默风趣的男孩了。他变了，一切都变了。

甚至傍晚时分，村里的孩子们也不再玩游戏了。他们不再三五成群，害怕别人看到自己太过高兴、太过喧闹。再也没有人骑自行车或者放风筝了，广场一角的排球场也渐渐无人光顾。女孩们越来越足不出户。我们开始捕风捉影，山下的其他几个村子里不时传来骇人听闻的消息，说塔利班武装分子经常半夜破门而入，把人从床上拖走。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失踪，还有人无缘无故地被抓到新成立的地方法庭去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尽管他们压根不记得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对与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是非如此颠倒，甚至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

村里的长者们经常彻夜长谈，商量着下一步的对策。爸爸似乎是害怕再一次站错队伍，一直保持着沉默。其他人则计划着将他们的儿子送去杀敌，去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恐惧。恐惧早已深入了每个人的灵魂，甚至是喝水，都能尝出恐惧的味道。

对爸爸而言，境况更加糟糕，村民们开始在他的背后嘀咕，说他以前曾经支持过苏联人，说他对革命充满热情。

“他的大儿子难道是无缘无故变坏的吗？”他们开始拿奥马尔的失踪说事儿。

村民们同样怀疑妈妈，但没有人当面诘问过她——至少那时候没有。没有人相信一个女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女人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影子——影子是不会、也不可能开口胡乱发表意见的！目睹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妈妈跟其他人一样，也变得忧心忡忡，敢怒不敢言。

只有娅拉什么都不怕。她经常跑到山上，对着空旷的山谷歇斯底里地喊着“野蛮人”。她拒绝穿长袍，拒绝保持沉默。

她经常狠狠地朝地上啐一口，一遍又一遍地说：“一切都蠢透了！”眼睛里满是愤怒。妈妈经常劝她小声点，实在劝不住，就让她待在屋内，做点针线活，或者看看书什么的（她待在石屋最里面的房间，只靠昏暗的烛火照明），但这些对娅拉来说根本没用，她执拗起来，没人能劝得住。我只能在一边看着，不知道该站在谁那边，该安慰谁，感觉冥冥之中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向我们靠近。

贾瓦德对他的宗教言论愈加狂热。以前的他开朗幽默，对人、对小动物都极有耐心；他曾经说要当一名兽医，去治愈病痛，而如今他满口都是宗教和义务。他变得难以相处，总是对一切评头论足。尽管嘴上不说，但奥马尔的失踪让他非常气愤。我们又何尝不生气、不难过呢？但在贾瓦德看来，奥马尔的失踪不是塔利班和他们严酷的清规戒律造成的；相反，他把责任推到了爸爸妈妈身上，责怪他们没能留住奥马尔。事实上，他责怪我们每一个人，认为我们不够好，没能让奥马尔留下。

每天等到贾瓦德出门上学后，妈妈都会把我和娅拉带到最里屋。我们依偎着坐在一起，妈妈把她脑子里的所有知识——从中学到大学，只要她还记得的，都教给了我们。当然，她只能压低声音讲课，而且我们也不能把学到的东西写下来了，只能记在脑子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村民之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我们都学会了万事小心。

一天，一群留着长胡子的塔利班武装青年开着一辆丰田皮卡车来到了山里，卡车的车灯没有打开，车上插着的白旗子在风中猎猎作响。前几天阿明跟爸爸提过这件事，说他安排了一次巡视，我们都不知道他用意何在。阿明是个单身汉，性情有点古怪，一直没有结婚，或许村里没有哪个女人喜欢他吧。倒不是因为阿明长得丑，而是因为他暴躁易怒；另外他枪不离身，一天到晚把枪扛在肩上。

“阿明，先打再问，是吧？”爸爸开玩笑地对阿明说，我们则在旁边窃笑。最近，阿明常来家里找爸爸。他跟爸爸坐在屋外，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留意着周围邻居家的动静。有传言说阿明其实是塔利班的探子。我不知道这个传言是谁先散播的，有何根据，但我记得有一次娅拉和玛莎也偷偷地说过这件事，拿萨琳呵止了她俩，说：“他就是个可怜人，性子怪点而已。”

现在呢？这个怪人竟然把塔利班请进了村。

对于阿明的行为，爸爸不知该作何评论。他向来挺喜欢这个老朋友的，小时候阿明一直是个可靠的玩伴，每次爸爸跟年纪大的孩子吵了架，阿明总是站在爸爸这边，同仇敌忾。但如今，他们早已走上了不同的路。有时候妈妈在做家务，我总能看到阿明在一旁偷偷地盯着她看。妈妈那么漂亮，有人偷看她并不奇怪，但阿明的眼神不太正经，只有当爸爸或祖父在家时，他才会收敛一点。阿明有时会避开村民，带贾瓦德上山练习射击，有时则一边观察着村子里的动静，一边跟爸爸聊天。有时他会帮拿萨琳从井里打水，这可让有些村民觉得不妥了——归根到底，他算她的什么人呀？茶余饭后，村民们总会添油加醋地聊起这件事，但阿明和拿萨琳之间并没有任何逾矩的行为。拿萨琳是个伤心人，对阿明也没有任何好感，对于他的帮助，她只是没有拒绝罢了。

塔利班到来的前几天，村里的男人们聚到一起，商量着该由谁负责迎接和招待工作。气氛日渐紧张压抑，因为没有人欢迎这些访客——除了阿明——但又不得不招待。作为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祖父愿意带领大伙迎接塔利班，爸爸和阿明也去了，还有几个男子也愿意加入。此外还安排了几个望风的人，专门守着山路，一旦看到塔利班来了，就通知村民们迎接。

“赶紧把这件事应付过去吧。”塔利班进村的前一晚，祖父对父亲说，“不管他答应了他们什么，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虽然祖父和父亲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很显然，他们说的是阿明。我开始替父母担心了，塔利班一直虎视眈眈，希望统治整个国家，阿明为什么要跟他们打交道呢？他为什么要让大家身处险境？那天晚上，除了阿明，村里没有一个人睡得踏实。

第二天一早，载着塔利班分子的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进了村。站在车厢里的士兵个个扛着枪，密切监视着山谷里的风吹草动，随着他们的到来，战争的阴影也笼罩了过来。

“他们来了！”人群开始大声喧哗，女人带着孩子躲进了屋，男人则聚在了广场上，虽然是欢迎仪式，但毫无欢快的氛围。不祥的气氛越来越浓，躲在屋内的我们透过窗帘的缝隙不安地向外望去。

他们花了好长时间在那里寒暄，互相介绍，又是客套又是聊天，还说起了塔利班在全国各地的节节胜利。村民们做出了好客的样子。“尽量别发生流血事件。”祖父早就这样叮嘱过。

很显然这些不速之客并不信任我们。村民们提前备好了饭菜，但士兵们围坐在一边，吃着自己带来的面包和馕。饭后不久，阿明带着其中几个士兵向村子的另一头走去，脸上带着一种谄媚而又扬扬得意的微笑。我们听见这群人走上了石阶，在我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屋里的娜西巴和罗宾娜肯定吓坏了，玛莎和拿萨琳保护不了她们。接着有人吼了几声，然后就传来了拿萨琳的哭喊。妈妈紧张得气都喘不匀了，仿佛下一秒就会因恐惧而晕厥。隔壁的哭喊还在继续，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尖叫。这时我们听到了祖父的声音，他试图替母女几人求情，但那伙人还是把玛莎和她的妈妈拖出了屋，拿萨琳被一路拖到了广场上。村民们躲在角落里，战战兢兢地看着这一切。爸爸回到屋子里，示意我们不要说话。

“他们会出卖我们的。”妈妈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不安地踱着步。爸爸摇了摇头，努力安慰着她。

“别怕，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让孩子们待在屋里别出去。”

妈妈点点头，惊恐不已。贾瓦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呆滞的笑意，小阿尔萨兰则在屋内一圈圈地跑着，有点不情愿被关在家里。祖母去隔壁安慰双胞胎姐妹了。我和娅拉则静静地盯着地面，一边紧张地咬着指甲，一边担心着玛莎和她妈妈的处境。

这些陌生人凭什么能掌控我们的生死？眼前的一切让人难以置信，接着广场那边传来了玛莎的尖叫声。

“拿萨琳要受石刑了。”贾瓦德突然开口说道，接着又加了一句，“她活该，这是阿明说的。”

贾瓦德的话音未落，妈妈猛地抬起手臂，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爸爸见状马上拉住她的手，但并没有提高声音，只是把她从贾瓦德身边拉开，抱住了她，妈妈则一个劲儿地抽泣。

贾瓦德揉了揉发烫的脸颊，看起来既不生气也不羞愧。

“正义是不容违背的。”他撂下了这句话，走出屋门，爸爸赶紧追上去，生怕他会干出什么傻事，或者口无遮拦地说错话。我看着贾瓦德的背影，实在认不出这个人是我的哥哥，他的心中只剩仇恨。

“他还是个孩子。”爸爸一边往外走，一边一脸愧疚地对妈妈说，“除了那些人灌输给他的东西，他什么都不懂。”

广场上传来了一阵掘土的声音。他们要挖一个坑，把拿萨琳扔到里面。拿萨琳被拖到坑边，她的蓝色长袍在风中飘动。两个塔利班士兵一边一个地拉住玛莎，可怜的玛莎不停地哭喊着，哀求他们放了母亲。此时，广场上已聚集了一群男人，目睹着眼前的“盛况”。

尖叫声再次传来，我们偷偷往广场望去。玛莎的母亲被绑在坑里的一根木桩上，无法逃脱。他们嘲笑她，说她随时可以离开，但她根本逃不了。他们没有一丝怜悯可言。其中一个士兵开始宣读拿萨琳的一系列罪状，说她是个淫妇，甚至比这更坏。阿明在一旁不怀好意地笑着，玛莎的脸上满是泪痕，被两个男人架在中间动弹不得。但她的母亲拿萨琳——这个柔弱得连高声说话都不敢的年轻寡妇却没有低头，没有恳求他们大发慈悲。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错了的是眼前的这帮男人，他们才应该接受审判，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整个村子像中了塔利班的魔咒一般静止了。妈妈把我们拉进屋里，不希望我们看到将要发生的一切。那群人开始朝拿萨琳的头上扔石头，我们听到他们对玛莎大喊，命令她也朝母亲扔石头，说这是真主安拉的意愿，如果她不遵从，就将承担母亲的罪行。玛莎不肯，整个广场上只能听见她的哭喊，还有一块块石头落地的响声。突然间，玛莎挣脱了束缚，飞快地跑过去护住母亲。我看到她从那帮男人身边挣开，跑过广场；看到她张开双臂抱住拿萨琳鲜血淋漓的头，拿萨琳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彩。玛莎凄惨的哭喊声响彻天空。阿明抬起了胳膊，其他人立刻停止了扔石头。阿明的手高高举起，手中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一块巨大的、凹凸不平的石头砸了下来，正好击中了玛莎的后脑勺，她应声倒地，躺在了母亲旁边。一切发生得那么快。围观的一小撮人迅速往后退了几步，阿明站在那里，脸上挂着恶毒的微笑，还带有一丝惊讶。

母女两人再也救不回来了。那群年轻的塔利班士兵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是站在一边看着，笑着，互相开着玩笑，挑衅地看着其他村民，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向前迈出一步。终于，塔利班要回去了，其中一人在阿明的肩上拍了一下，随后爬上卡车，扬长而去，几声枪响在空中回荡。大家都默默地站在原地，没有回过神来。

玛莎的母亲还被绑在木桩上，浸透鲜血的长袍依旧在风中飘动。玛莎躺在母亲脚边，头巾散落在肩膀上，双手仍然抱着母亲。

隔壁传来了双胞胎姐妹的哀号。我想冲过去抱住娜西和罗宾娜，我知道祖母正陪着她们，她俩应该没有亲眼看到那一幕——祖母不会让她们看的——但她们肯定什么都听到了。我也不该看的，只是……经历了这件事，我看清了，我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紧紧地抱住娅拉，她默不作声，面色苍白，看得出她心里的某样东西碎了。她失去了唯一的朋友，她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间好像在我们身边凝固了，只能听到血液在耳朵里呼呼流过。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不懂拿萨琳究竟做了什么，犯下了怎样可怕的罪行，竟要遭受如此残忍的刑罚。是因为她的美貌吗？是因为那群塔利班无法接受她的美貌？是因为她的年龄吗？还是因为在女孩子禁止接受教育的时候，她曾偷偷地给她们上过课？或者是因为她不接受塔利班的信仰，不接受他们的谎言？又或者是因为阿明？因为她不爱阿明，因为她拒绝了阿明？我知道，这是导致拿萨琳惨死的真正原因。

妈妈走下台阶，来到了广场上。她是第一个赶到那里的女人，旁边还有几个男人满脸羞愧地站着，不知所措。妈妈走到拿萨琳身边，解开了拴在她身上的绳子。我听到她喊别人过去帮忙，但无人应声。爸爸走上前去，帮她把那两具伤痕累累的尸体安放在地面上。接着祖父也喊大家帮忙，他们这才走了过去。有人找了一块布裹住尸体；一个女人洗净了玛莎的脸——那块石头正好砸中了她的头骨，她满脸都是鲜血。我和娅拉站在门口，浑身打着冷战。突然，娅拉颓然倒地，哀号了一声，然后拖着身子回到了屋里，坐在小阿尔萨兰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蜷缩起来，呆呆地望着他在泥地上一圈一圈地跑着。

[1] 北方联盟：阿富汗的一个军事政治联盟，与塔利班敌对。——编者注

[2] 马苏德（1953—2001）：阿富汗抵抗运动军事领导人，先后对抗苏军、苏联支持的傀儡政权及塔利班，曾组织反政府游击队，率领北方联盟与塔利班抗衡，被誉为“潘杰希尔雄狮”。——编者注

[3] 塔利班是阿富汗武装派别之一，“塔利班”一词在阿富汗普什图语中是“宗教学生”的意思，因此也称学生军。他们信奉原教旨主义，企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编者注

第3部分

从东到西，从西到东。

第9章

兴都库什山上的这段日子，我已经跟拿破仑讲了十几遍，每次他眼中都饱含悲伤。由这些故事，我们又常常聊到战争，聊到人类的愚蠢。拿破仑与我可以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故事。每当夜深人静，车上的乘客都已入眠，他会让我陪他坐在列车员的车厢里，拿破仑把车尾那间狭小的储物室称作“家”。我们在这儿玩牌——通常是杜拉克[1]，谈政治，聊人生。拿破仑的牌技比我好，经验也比我多，不过有时也会故意放水让我赢几局。大家都睡了，没有人会打扰我们。关于政治和人生，拿破仑并不因我年幼就闭口不谈，毕竟，我已经历过种种磨难了。在我面前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只是静静地倾听，偶尔几杯伏特加下肚后，眼中依旧带着悲伤，他也会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讲述他是怎样踏上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成为一名茶水师傅的。他的故事也不简单，他需要找个人倾诉。因此在这样的夜晚，我努力让自己做一位最好的听众，仔细聆听拿破仑的一字一句，直到眼前浮现出了他青年、幼年时的样子，明白了他同样有一段不愿为人所知的过往。我们保守着彼此的秘密，我们倾听彼此。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冬天，我出生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是针叶林。”拿破仑说，“想不到我这样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也曾是个小毛孩吧？”他笑了。

他的故事每次都是这样开头的。每讲一次，就会添些新的细节。他会回忆起更多的事情，或略掉某些情节——一切都视心情而定。我的故事也有所保留——我还不想把一切都一股脑儿地讲出来。就这样，我们倾诉着各自悲惨的回忆，心想只要能把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说出来，那么终有一天，它们将不再折磨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你是在哪儿长大的？”我问拿破仑。其实我知道问题的答案，这个故事他讲过好几遍了。

“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他们在那儿关押‘国家敌人’，那里可不是孩子该待的地方。我是个古怪的野孩子，出生后又冷又饿，差点死在了那里，但我还是挺了过来。”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似乎还在为自己能够活命感到惊喜。他满含笑意的脸上皱纹纵横交错，眼睛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他们把一大家子人都赶到了劳改营，让一个又一个家庭流离失所，甚至不给你收拾行李的时间，就把人像牲口一样赶到一列列长长的火车上。我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从那时起喜欢上了坐火车？那时我应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呢。”

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拿破仑经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谈论往事。

“幽默感有时能让你好受一点儿。”每当我身心俱疲，难过得想哭时，他都会这么说，“幽默感和漫长的距离。”

“火车最后去哪儿了？”我问。

“火车啊……那些火车主要是运送牲口的，跟我们现在坐的这一列可不一样——没有这么豪华。”他四下看了看，指着那只擦得锃亮的茶炉骄傲地说。“那些人都被流放到了人烟稀少的边境——西伯利亚。一旦到了那儿，再有本事的人也惹不出乱子来了，一辈子也就这么完了，没有人会记得你，没有人在意你是生还是死。我出生的那个劳改营是负责砍树的——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砍树可是件苦差啊。大家都没饭吃，只能饿着肚子，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在那儿出生的婴儿，只有我活了下来。你能想象得出吗？一个孩子出生在那种鬼地方。”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那里不是孩子该待的地方。”

拿破仑说到这里，眼睛看向了别处。

看着眼前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我努力想象着一个新生的婴儿，被裹在母亲的怀里，在冰天雪地中被无情地抛弃在了边远的山区。我们再次驶过贝加尔湖，湖边的森林一闪而过。我常常想，列车经过西伯利亚时，拿破仑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波动？我们离他所说的那个地方有多远？

“我母亲就是被那个鬼地方害死的。”说完，他摇了摇头，很久没有再开口。他将伏特加一饮而尽，然后再次倒满了杯子。

“不，她是被我害死的。”最后他毫不犹豫地说道，“都是我的错，她是为了保住我才死的。你知道吗？我原本不可能活下来的。父亲请求他们，让他把母亲的活儿一块儿干了，但是那些人没答应，只是一直嘲笑他。父亲不忍心看着母亲砍树、拖树，干那些让人累死累活的事。可是那些人只会丧心病狂地哈哈大笑，他们才不管母亲是不是大着肚子，巴不得我们一个个都累死呢。”

说到这儿，拿破仑垂下了头，眼睛盯着剩下的半瓶伏特加。

“我母亲长得很漂亮，那时她才20岁。我父亲特别爱她，母亲还以为他们能白头到老。唉！她懂什么呀！”他又苦笑了一下。

“他是个秘密警察，是斯大林的手下。肯定干过不少坏事。”

“那他为什么会被抓？他们应该是一伙儿的啊。”我不懂为什么人有时候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或是在正确的时机站在了邪恶的一边，到头来却仍会落得一无所有？

“斯大林生性多疑，他可杀了不少人，一个疯子做事毫无道理可讲。我父亲本以为自己作为局内人，是非常安全的。他太傻了。”

拿破仑看了一眼手里的牌，把它们摊在桌子上：“我赢了。”

这段故事我之前从来没听他讲过。我还以为他的父母惹上了什么事，没想到他们是党内人。我随即想到了贾瓦德，他那么迅速地变得冷酷无情，看来这种事情确会发生。

拿破仑转过身去，擦了擦眼睛。

“他们被捕时，刚刚结婚一年半。他们被扔到了运牲口的火车上，那一路真是太惨了。”他打了个冷战，“车上没有窗户，根本不透气，也没吃的。火车每停一站，他们都会把尸体扔出去。”

我把自己的一只小手放在拿破仑的手上，他的手一直颤抖不已，不知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让他痛苦。拿破仑轻轻地抽出了自己的手。

我想象着那些惊慌不已的人挤在一个个狭小的车厢里，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厄运。我环顾着这节车厢，它宽敞而温暖，可以看到夜色中一闪而过的风景，让我觉得无比幸福。我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受了。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像个囚犯，几乎很安全，至少自从奥马尔失踪、一切开始改变后，就再没有过这样的安全感了。

“那你，还有其他人，是怎么活下来的？”我问。虽然他早就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他还想重新讲述一遍这段遭遇。

拿破仑转过身，装作看着窗外，其实我知道，他正盯着窗玻璃上我的影子，看我是不是在认真听他讲。我把玩着手中的纸牌，他压低了声音。

“她……她向那些士兵献身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她食物，还允许我在屋里的炉火旁玩一会儿，而与此同时……我父亲受不了这个，自杀了。他们说他死于意外，但根本不是，根本没有过任何意外！”他哭了，但很快就用手背擦干了眼泪。我只是默默地坐在他身边。

“劳改营里的其他人都唾弃她，个个都朝我们吐口水。”拿破仑目光游移，列车正在森林中穿行，他凝视着窗玻璃上松树的影子。我这才意识到，每次经过针叶林的时候，往事席卷而来，他的内心肯定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我努力想象着孩童时期的拿破仑，他想必就跟当初住在祖父母家里的小阿尔萨兰一样，跑来跑去，对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

“有一个看守对我母亲不错，虽然那人本质上也不是个好东西，但她一直迎合着他，最后说服他把我们一起带走了，我这才活了下来，这是事实。她的心已经碎了，整天为父亲的死，为她自己的命运哭个不停。但我记得，她有时候也会微笑，把我抱在怀里，哄我睡觉。这些我都还记得，尽管那时她的内心一定已经崩溃了。”

我点点头，起身离开时在他的肩上拍了拍。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你会把这些写进书里吗？”他问我。

他鼓励我把一切记录下来，理解其中的意义。

“反正路还很长呢，”他说，“除此之外你还能干点什么？”他一直为我提供笔和本子，这些都是火车到站时他专门去买的。

我印象里的拿破仑一直都很开朗乐观，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在车厢里忙前忙后，一会儿擦擦茶炉，一会儿忙着检票，一会儿跟乘客们聊天。印象中的他总是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露出开朗的笑容。但眼前这个男人，坐在那里，对着伏特加伤心地落泪，丝毫不修边幅，悲惨的过往像潮水一样吞噬着他。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振作起来，为了我的家人，为了我自己，为了将来发生的一切——我不能就此一蹶不振。

我拥抱了他，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自斟自饮。我回到了自己的隔间，爬到折叠床上，拉过被子盖在身上，不希望惊动任何人。我知道拿破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但今晚我真的累了，实在没有精力去倾听他的过往，没有精力去体会别人的伤心事。通常，帮别人解忧，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但是今晚，我自己的回忆也接踵而来：我仿佛听到了玛莎凄惨的哭喊，看到了她和拿萨琳的无助，还有贾瓦德的大笑。他们的脸渐渐模糊，无法辨认。我祈祷自己能赶快睡着，能把一切都忘掉。

那晚我梦到了娅拉。她就站在我面前，用力把我摇醒。但我睡得太沉了，怎么都醒不过来。她的目光中透出绝望，努力向我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清她的话。她想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醒来后，我焦急地四下张望，后背都是冷汗。她当然不在这里，这只是个梦罢了。我该怎么跟爸爸妈妈解释，告诉他们娅拉离去了？然后我才意识到，她已经离去了，没有什么需要坦白。我哭了，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哭，我任由泪水夺眶而出，用拳头顶住嘴，不想吵醒别人，但咸咸的泪水仍然顺着脸颊流个不停。“这不是你的错。”我对自己说。但实情并非如此，这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而现在已经无法挽回。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太阳升起。

火车靠站补给，列车员清理车厢。我们又一次由东向西驶去。车停在乌兰乌德时，我们都期待娅拉会再次出现，说不定她会回心转意的。但她并不在那儿，火车继续前行。现在我们到达了伊尔库茨克——有人说它是“西伯利亚的巴黎”。我想起了娅拉，还有她对巴黎的向往。也许她在这儿，我推测着。在车厢里，我看到了繁忙的月台。拿破仑对我说：“只有30分钟，不能再多了。”他话音未落，我就急着跳下座位，带着我的身份证明和一些钱，急匆匆地跑出车厢，期待在火车再次出发之前能发现更多新鲜事。一下车，巨大的兴奋感就扑面而来。我可以在这里开始新生活，这里可以成为我的新家，我可以直接离开。自由让我如坠云中，期待让我头晕目眩。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我用手遮住眼睛。长时间在火车上颠簸，我一时还无法适应脚下平稳的地面，踉跄了几步保持平衡。

踏上一片新的土地，开始一番新的探索，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宝贵。以前即使火车进站，我也不愿意下车，担心会被抛下，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终点，又谈何抛下？所以一到伊尔库茨克车站我就跳下车来，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也许是平静、归属感。现在这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状态让我很难平静，归属感也一样难以获得。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再悲伤。

我急匆匆地朝安加拉河跑去，河上有一座桥，对岸就是城市的东区。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名普通的游客——这段时间我时常如此幻想。我模仿其他游客的行为，看着四周的建筑，站在桥上作沉思状，想着会不会有路人把我拍进照片——不是故意要拍下我，而是回到家看照片的时候，会发现角落里一个盯着河面发呆的女孩。我用手指比出一个相框的形状，透过它寻找着十二月党人的标识——拿破仑跟我讲过他们的故事，说很久以前，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被流放到这座城市，他们把知识和理念也带了过来，教当地人读书识字。拿破仑说我长大后会成为一名老师。

“但是现在，你只要做好自己，阿芙萨娜。”

我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向前看，想要活在当下，不再陷入过去的回忆里，我只能这么做。我跑过一条条街道，这儿有一座教堂，远处有一座为铁路设计师建造的纪念碑，那儿又有一个邮局。我想寄一封信，寄一张明信片，但我能寄给谁呢？

我回到了车站，无论我是否上车，火车都将马上启程。我必须上车，必须保持镇定。拿破仑一脸担心地站在车厢台阶上，直到看到我才松了口气。

“阿芙萨娜！快点！”他一边喊一边怒气冲冲地示意我快点上车，因为我们又要出发了。

[1] 杜拉克：一种在俄罗斯很流行的纸牌游戏，类似“争上游”。——编者注

第10章

拿萨琳死后，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改善了很多。他们终于不再争吵，而是会像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那样，沿着山路散步很久。看样子，他们对未来做了一番规划，而我们几个孩子的未来也被规划在内。爸爸妈妈重归于好后，连奥马尔的失踪也未能影响他们满溢的幸福。与阿尔萨兰和蓝房子有关的一切都已经完全被遗忘，被原谅了。它们已成为过去，现在阿齐塔和迪尔又成了令人艳羡的一对儿。对于这件疯狂的事，我不知该感到害怕还是欣喜。我不明白这样一件悲哀的事怎么会让他们振作精神，不理解他们是怎样从死亡中领略到了生命的价值。眼下塔利班无孔不入，掐灭了最后一丝希望，他们怎么还能规划未来？

娅拉备受打击，整天坐在那里哀悼她美丽的朋友玛莎，不愿走出家门，连祖母也对她无计可施。她苍白而憔悴，有时我夜里醒来，会发现她坐在门口，盯着玛莎的房子默默流泪。

爸爸和妈妈把双胞胎姐妹接过来照顾。现在还有谁愿意照看她俩呢？她们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好像突然之间多了两个新姐妹，但她们仍然惊魂未定，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玩耍了。她们常常安静地坐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任由娅拉帮她们梳辫子，给她们唱歌——只能压低声音吭几声摇篮曲，因为如今唱歌也被禁止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围在妈妈身边，听她背诗，讲述发生在别人身上、别的地方的充满希望的故事，还有伟大的科学家、音乐家以及舞蹈家的故事。我们张开幻想的翅膀尽情翱翔。这是他们抢不走的——我们可以自由地畅想一个全新的世界。

石壁上光影闪烁。

“一切皆如过眼烟云，眼泪总会干的。”祖母为我们递上热气腾腾、又浓又甜的奶茶，嘴里不住念叨着。她把手搭在娅拉的肩头，提醒她虽然朋友离开了，但生活还要继续。

小山村好似被划了一刀，伤口正在慢慢裂开——如今村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塔利班的拥护者，认为塔利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另一派则为自己的不作为感到愧疚，更有甚者认为自己就是塔利班的帮凶，痛恨自己的袖手旁观。这种恐惧将他们包围，羞耻感折磨得每个人心烦意乱。

就在这时，妈妈怀上了西塔拉。她怀小阿尔萨兰的时候既辛苦又悲伤，这一次看上去开心多了。妈妈一副幸福满满的样子，爸爸也变得更加温存，我们都准备迎接这个新成员的到来。

那一年还有几件事值得庆祝。

我马上就要11岁了。在这高高的山上，妈妈竟提议要为我办一场生日聚会——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生日聚会。“为什么不办呢？”她说，接着跟我们讲了她童年时期在喀布尔遇到的几个美国女孩，这些女孩跟她的娘家人都是朋友。她们有一次邀请妈妈和阿米娅参加生日聚会，那儿有蛋糕，有蜡烛，大家还要唱歌。在我听来真是难以置信，又莫名向往。

我们计划了一场野餐，把东西包在毯子里扛到山上，爸爸把半导体收音机塞到了包裹的最下面。我们绕开村庄，避开窥探的村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地唱歌跳舞。贾瓦德没跟我们一起来，祖母也没参加我们的聚会——她说山路太陡，可我并不相信。尽管上了年纪，但她就像山羊一样腿脚灵便。我知道她是想留下来看着贾瓦德，现在我们没法再信任他了。祖母试着跟他讲道理，希望他从那些极端的思想中摆脱出来。我明白，贾瓦德其实是她最喜欢的孩子，看到他如此冷酷无情，她一定担心极了。于是我们留下他俩在家，挥手告别。贾瓦德只是耸了耸肩，就回到屋里做功课了，再一次与我们划清界限。他的指手画脚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这让我非常伤心。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放手，一旦你听之任之，它们就会失去控制。我开始这样看待贾瓦德。

表面上情况没有丝毫好转，我们还是不能上学，新的禁令层出不穷，传到了山里的各个村镇——尽管已分不清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以防万一，还是都遵守吧。这些禁令包括：不许奏乐、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涂指甲油、不许吃猪肉、不许装卫星天线（山里反正也装不了）、不许去电影院、不许下棋、不许戴口罩、不许喝酒、不许看电视、不许雕刻、不许用电脑、不许拍照、不许放爆竹。后来听说连放风筝也不许了，为此我难过了好久，我还记得从前爬到蓝房子屋顶，看喀布尔上空满是五颜六色的风筝时的情景，虽然被线拴着，但它们仍然在风和日丽的喀布尔自由翱翔。

虽然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荒谬，但我们似乎也找到了一条生存之道。小心翼翼地绕过禁区，我们还是自由的。

我们爬上山，离村庄越来越远，阳光照耀着我们，眼前的景色无限开阔，我感到轻松而快乐。

要是奥马尔也在，这一天就完美了。现在我们已不再相信他会平安归来，但也没有收到他的死讯，因此只能相信他还活着。爸爸和妈妈现在也很少和我们提起他了——一开始我们总是谈起大哥，好像这样就能把他唤回身边。然而几个月后我们就不这么做了。痛失亲人的悲伤太过沉重，不能提起，于是我们只在心底默默地思念着他，祈祷他能早日平安归来。我看着身边的家人，想象着奥马尔走在祖父旁边，跟娅拉一起大笑，想象他提着食物，让妈妈倚着他的手臂。我发现自己已记不清他的长相了，也想象不出如今他更高、更成熟的样子，于是收回了思绪。

我们在高处的刺柏下安营扎寨，树木把山脊遮盖得严严实实。爸爸把小阿尔萨兰从肩头荡下来，放在毯子中间，小阿尔萨兰坐在那里，把妈妈精心包裹起来的饭菜一道道拆开。

“你很快就不再是小宝贝啦，对不对？”娅拉笑着把小阿尔萨兰从食物旁拉走，抱着他一圈一圈地转着，直到他又一次跌落在毯子上，愤怒地喊着：“我不是小宝贝！别再叫我小宝贝了！”

我们都笑了，他说得对，小阿尔萨兰已经长大了，而且不久之后，我家又会迎来另一个小宝贝。

妈妈坐在了干裂的土地边的一片树荫下。她现在身体沉重，再也不能追着小阿尔萨兰到处跑了。随着时日推移，小阿尔萨兰越来越顽皮，想要更多自由，但身边的危险也多了。罗宾娜和娜西巴也跟我们一起来野餐，她们已成了我的家人，我们三个小女孩唱起了歌——一开始只是轻声哼唱，聆听自己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后来在娅拉的鼓励下声音大了起来。娅拉一边打着拍子一边为我们领唱。祖父和父母看着我们，起初提心吊胆，后来也慢慢放松了警惕，意识到这里离村庄很远。

现在，我生命中一半的时光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对于喀布尔和蓝房子的记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因为我们都不再谈论往事了。从前妈妈还经常跟我们提起过去的生活，说起那里的花花草草和公园，以及我们小时候的事。但现在不同了，过去的生活已永远逝去。山上的日子尽管清贫，但我们分享一切。以前在喀布尔，爸爸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进修，一门心思扑在别的事情上，我们很少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而今，我们有祖父祖母，还新添了娜西和罗宾娜两姐妹，虽然奥马尔不在身边（我们经常各自在心底为他难过），但我们是一家人。

妈妈准备了葡萄和李子，还有烤羊肉串、胡萝卜、西红柿、韭菜饺子、土豆沙拉、又大又扁的馕以及我最爱吃的酥皮馅饼——一顿生日大餐。我们在山坡上自由地唱歌跳舞，跑来跑去，精疲力竭地在毯子上挤作一团，边吃边笑，来之不易的短暂自由让我们飘飘欲仙。就连娅拉也笑了起来——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看到她这样开心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爸爸示意我们安静下来，跟祖父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微笑着站了起来，端着一杯奶茶，微笑着摩挲我的头发，说道：“我亲爱的阿芙萨娜——你真是个严肃的孩子，总是在思考，在观察，我们都看在眼里。”

大家都笑了，看着一下子成为焦点的我变得扭捏不安。

“有一天，等你长大了，你会成为医生或者科学家——也没准儿会当工程师，或是教师，对吧？甚至会成为一名作家。”

幻想着未来种种奇妙的可能性，我禁不住微笑了，但随即又消沉了起来——在这里，我的梦想绝不会实现。

妈妈伸出手，让我们围近一点。

“我们有件事要宣布。这是个秘密，不能跟外人讲。”爸爸一边说，一边心领神会地看了妈妈一眼。

“听明白了吗？你们每个人都不能说，答应我们。”

这不是请求，更像是在发号施令。

我们又往前凑了凑，一脸震惊。

“小宝贝出生后，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就离开这里。我们要离开阿富汗，开始新生活。”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我，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就像递过来一件用亮晶晶的纸包起来的礼物，等着我们拆开这个完美的白日梦。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坠迷雾之中，唯一能看到的，是我失踪的大哥。

“那奥马尔呢？他要怎么找到我们？”我脱口而出。他们竟选择在我生日这一天把一切再次打乱，这让我气愤极了。

爸爸皱起眉头：“阿芙萨娜，路是他自己选的。”

妈妈的态度更温柔：“他会找到我们的。等他准备好了，会跟我们再次团聚的。听天由命吧。”

我明白了，我再也见不到哥哥了。如果我们走了，即便他会回来，又该去哪里找我们呢？

“祖父和祖母呢？”娅拉的黑眼睛在烈日下湿润了。

“他们不走。”爸爸摇了摇头，看着身旁的祖父，祖父则垂下眼帘，“他们不想走。”

“我也不想走！”

我朝他大喊一声，起身跑开了，被自己内心的狂暴吓了一跳。我朝着山顶上的悬崖峭壁跑去，穿过灌木丛和森林，这里是我的国，我的家！我们还能去哪里？哪里？

我不顾一切地向上爬，脚下岩石滚落，一直爬到山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我坐在阴凉处，看到家人还在毯子上，抬头看着我。远远望去，他们是那么渺小。我喘了口气，在山顶上眺望四周。目之所及，是无边无际的土地和山川。爸爸妈妈打算带我们去哪里？这崇山峻岭中的某处？

“我不走，绝不走。”

我狠狠地跺着冰凉的岩石，强忍住泪水。

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的山洞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我吓了一跳，偷偷望去。我们都听说过狗熊的事，一想到自己离山下的家人那么远，恐惧猛地向我袭来，仿佛被人一拳打在了胸口。接着又传来一声咳嗽，只有短促的一声，但确是咳嗽无疑。这更糟了：狗熊只会把我撕碎，可是如果有人在监视我们，看到我们唱歌跳舞听广播，就能把全家人置于死地。恐惧笼罩了全身，我不知道应该向咳嗽声走去，还是转身就跑。我哪样也做不到，只能屏住呼吸。咳嗽声又一次传来，低沉微弱。我再也忍不住了，俯身捡起一块石头，朝山洞里扔去。石头碰到墙壁弹了回来。我又扔了一次，然后抓起一把小石子，一块接一块地向洞中扔去。

“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别扔了。”断断续续，嘶哑刺耳。

我停下来等待着。我看到娅拉在山下朝我挥手，喊我下来。爸爸背对着我，大概在生气吧。距离太远，我看不出他的情绪。

“哎，过来。”那个声音又说道。接着又是一阵咳嗽，这回声音大了一些。

尽管知道这不是明智之举，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还是走了进去。山洞很黑，过了好久我的眼睛才适应了这里的阴暗。洞里散发着一阵腐烂的恶臭，令人作呕。一侧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慢慢向前走去。

“你是谁？”我问，“在这儿干什么？”

他笑了起来，喉咙呼哧作响，让人难受。

我循着呼吸声走去，忽然脚下一绊，踢到了地上躺着的一个人。一阵更加浓烈的恶臭向我袭来，我差点转身逃跑，但地上伸出了一只手，抓住我的脚踝。

“救救我。”他说。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洞中的阴暗，看到这个人受伤了，痛苦地抽搐着。我松了一口气，他不可能看到我们在下面跳舞。我点了点头——尽管四周昏暗，他根本看不清我。

“我去找人救你。”我试着抽出腿，但他的手还是紧抓住我不放。

“找谁？谁都不能知道我在这儿。”

他的声音很微弱，听起来不像一个成年男人。是个男孩子，我猜——大概十七八岁，不比奥马尔大多少。想到奥马尔，我决定救他。

“我去找我妈妈，她就在下面，她是……她以前是医生……她以前学过医……她会救你的。”这些话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但我已打定了主意，而这就足以说服这个陌生人了。他松开了手。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不假思索地说。事实上他除了在这里等着，还能去哪儿呢？他连动都动不了。我计算着从这里下山去找妈妈所需的时间。我想她会理解，会出手相助的。这一刻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无比自豪，忘记了刚才的争吵以及自己威胁他们要离家出走的事。我现在全心全意想要帮助洞里的这个陌生男孩。

家人们看着我连滚带爬地跑下山顶，冲向他们。我没有理会爸爸惊讶的眼神，径直走到妈妈身边，扯着她的衣服，急匆匆地说道：“山洞里……有个男孩……他病了……我们得帮帮他。”

我一边口齿不清地说着，一边不停地扯着她的头巾。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从我焦急的眼神中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头巾，其他人跟在后面。

“等一等。”爸爸示意娅拉和祖父停下，“你们留下来陪着几个孩子。”

他们点点头同意了，我们三个人带着水和爸爸那条泥土色的羊毛帕图往山顶爬去。

爬到山顶只花了10到15分钟，但一路上妈妈不时停下来休息、喘口气，所以感觉像是永无止境。我把他们带到洞口，向洞里指去。妈妈面无惧色地走了进去。爸爸四下张望，确保这不是个陷阱，对我们没有危险。那个男孩还在，脸因疼痛而扭曲。山洞里弥漫的恶臭又一次袭来，我赶紧用帕图遮住了口鼻。爸爸让我抬起男孩的脚，我们合力把他拖到了洞口，以便让妈妈看清他的情况。他又惊又怕，浑身颤抖，腿好像被什么东西咬过，一大坨肉生生从骨头上被撕了下来，耷拉在那里，吓得我背过身去。他皮肤干裂，浑身上下布满了伤口和鞭痕。他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我们把他从碎石地上一路拖了过来，他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他伤势严重，一条腿被铁丝网一类令人致残的东西划伤了。

妈妈低声跟他说着话，语气温柔。她从头巾上撕下布条，把他的伤口清洗了一下，然后紧紧地包扎起来。妈妈给他喝了几口水，她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他吓坏了。”她轻声对爸爸说。

“他会不会……？”爸爸欲言又止，妈妈摇了摇头。

“要是把他弄回村里呢……”爸爸还抱着一线希望。

妈妈又看了那个男孩一眼，耸了耸肩。她已经无计可施，我们来得太晚了。

我一阵恶心，飞快地跑到洞外，大口呼吸着。妈妈救不了他。我刚才还那样确信她能救他，她会救他。我心里乱极了。

我回过头去，看到爸爸坐在那里，握着男孩的手，问了他好多问题：你是谁？你还有哪些家人？他们现在在哪里？你来这里干吗？还有同伴吗？你认不认识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叫奥马尔？这些问题像细雨一样洒在了这个将死的男孩身上。他是北方联盟的人——马苏德的手下。爸爸只打听到了这一点。

我以前听人讲过马苏德的故事，他们语气尊敬，仿佛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个英雄人物——潘杰希尔雄狮。他有实力对抗塔利班。奥马尔就是去投靠他了吗？他现在是否也躺在一片尘土中，因失血过多而死？这个念头重重地压在我胸口，令我无法呼吸。

妈妈尽了全力。她双手颤抖，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紧张。我知道她想到了奥马尔，或是这个男孩的母亲。很有可能，他家就在山下的峡谷中。想到这些我心痛不已：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后，妈妈坐下来祈祷，我也低头祈祷。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太阳渐渐落山了。如果不尽快下山的话，今晚就会在山间迷路。爸爸示意妈妈先走，让我也一起离开。

“我留下。”他说。

我们不情愿地离开了山洞，频频回头，沿着陡峭的山坡，回到了娅拉和其他人身边。一路上妈妈不时靠在我身上，免得滑倒伤着胎儿。我想，如果妈妈不是有孕在身，是不是就能为那个男孩多做点什么？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回到家人身边时，小阿尔萨兰抓着妈妈被撕扯过的头巾，高兴地尖叫着。祖父抬起一条眉毛，不过并没有问什么。他不想让娜西和罗宾娜受到惊吓，她俩经历的生离死别已经够多了。她们一脸疑问地看着我，但妈妈的表情让她们克制住了好奇，开始帮娅拉收拾东西，一言未发。回家的路上我们陷入了沉默，全然没有了来时的欢声笑语。回家的山路上暮色四合，到达石屋时，天已经全黑了，生日聚会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回来了。他那条帕图上都是血，他脸色灰白，浑身透出一股刺骨的寒意。妈妈抱住他，我看到他在她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眼泪，我明白，那个男孩死了。

这就是我的11岁生日。

第11章

列车向莫斯科驶去。现在我只想终止这趟旅程，找一处安全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忘掉过去的一切，找到回家的路。

家。我已经不知道它的含义了。

我想起了拿破仑和他父母的故事，想起了把他们送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我很感激现在的生活。一声空洞怪异的笑声从我的胸中涌出，听不出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很感激，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此刻我还在这里，拿破仑的惨剧没有在我身上重演。至于其他事情——是的，我经历了，但我不去想这些。

因为现在我还活着。

我和拿破仑太像了，我们都是幸存者。

第12章

山上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季更替，很快小宝贝就要降生了。妈妈像报复谁似的打扫着石屋。她给我们每个人都指派了工作，忙着帮她清洁准备。我和娅拉在室外拍打毯子，看着灰尘在空中飞舞；洗衣服，打扫屋子，接着又是更多的洗涤和清扫——尽可能多腾出一点空间。祖父和爸爸从前凿了一条通道，通往隔壁——那所房子自从石刑之后就一直空着。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挤在这边，没有人愿意去玛莎家的房子，除了贾瓦德，他不在乎，而且只要条件允许，他恨不得整天都躲着我们。贾瓦德现在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他大部分时间都和给男孩上课的毛拉[1]待在一起。

终于有一天，贾瓦德再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他去了边境附近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爸爸为此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还是妈妈说了一句：“让他走吧。让他亲眼看看那些人有多蠢。”

贾瓦德离开那天，妈妈目送他跳上了一辆敞篷的皮卡车，消失在山路尽头。开车的是三个塔利班，比贾瓦德大不了几岁。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点，留下她站在原地，一脸的惊惧和不可思议。两个儿子都离她远去，奔赴不同的战场，她托着日益隆起的腹部，转身回到了屋里。

看到贾瓦德离开，我很高兴，但想到我竟然盼着他快点离开，我的内心就饱受折磨。不错，我们的确经常吵架，但血浓于水，他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今……他再也不能整天对我们怒目而视、批评说教了。贾瓦德虽然只比我大几岁，但他整天复述着那些他所崇拜的成年人的言论，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爸爸痛苦地摇着头：奥马尔和贾瓦德都没能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夜晚来临，我们围坐在炉火边，听妈妈读《列王纪》[2]，给我们讲故事——妈妈说故事是读给小宝贝听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神灵和神话故事。我们坐在她身旁，看她在夜色中施展魔法。

“《列王纪》的故事蕴含着人类内心深处的秘密。”妈妈说，“人类的贪婪、英雄主义和希望。”妈妈有时也会凭记忆讲述“时光老人”的故事：生离死别纵然让人悲痛欲绝，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她的语气抑扬顿挫，悲喜交加，其中包含着整个世界，我坐在那里听得入了神，幻想着我生在其他年代会拥有什么不同的际遇。

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如今想来，就好像看到另一个女孩坐在昏暗的煤油灯旁，跳动的火焰映得夜空忽明忽暗，她把头歪向一边，靠在娜西的肩膀上，体会着母亲声音的美妙，她在那座石屋里幻想出来的种种景象，如今都还历历在目。

回头看去，我竟已完全认不出这个女孩了。

一天夜里，小宝贝出生了。生产时爸爸紧紧抓着妈妈，她喘着粗气，一种类似动物发出的咕噜声在黑暗中低响。祖母把我从睡梦中摇醒，叫我去村里找人帮忙，自己则又一次跑去打水。炉火烧得很旺，我们带着敬畏和恐惧，看着这个新生命挣扎着来到人世。她出生后立刻被包裹在暖和的衣物里，交到了妈妈和爸爸手上，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和希望。

“西塔拉。”妈妈盯着怀中低泣的小婴儿，“西塔拉。”

“我们的小星星西塔拉[3]。”爸爸附和道。

我们又多了一个妹妹。全村人都来向我们道喜，庆祝活动将持续40天，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宾客们接踵而来，逗弄婴儿，带来食物，帮我们的忙，似乎整个山村的人都成了我们的家人。唱歌、跳舞和奏乐仍被禁止，但欢声笑语也一样可以迎接我们家的新成员。

西塔拉的诞生对我来说喜忧参半：我十分喜爱这个黑眼睛的小家伙，她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咯咯地笑，用信任和依赖的目光盯着你看；但是随着她一天天长大、妈妈的体力一天天恢复，我们离开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自从那次野餐后，爸爸就没再提过这件事，甚至对我的突然失控也只字未提，但我们都知道，这个计划已不容置疑。我对父母之间的恩爱生活有了些新的看法——他们很幸福，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他们从未打算和祖父母共度余生。这里一直都只是个中转站罢了。

我开始一门心思地收集跟反抗运动有关的新闻。不管是在水井边，还是在广场上、集市上，我从大家的谈话中捕捉着蛛丝马迹。

倾听，我时刻在倾听。爸爸和祖父深夜谈话时，我会偷听他们的只言片语：那些人在山里……在好几条战线上击退了塔利班。老天终于开眼了。

祖父知道我感兴趣，就把他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了我。他知道一切都因奥马尔而起，他向我讲述那些英雄的故事，用乐观的精神安慰着我。

夜里我时常梦到奥马尔。我看到他待在深山里，周围是一群看起来和他差不多的男人，个个都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总是扛着枪，他们的肩膀都被压垮了。这与我的想象如出一辙。我听到他大声叫喊着我的名字：“阿芙萨娜！”他看起来离我那么近，几乎触手可及，实际却离我很远，梦一醒，他的音容笑貌就彻底消失了。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和娅拉是不是也做着这样的梦；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是不是也躺在那里，跟奥马尔说话。他的失踪，已成了我心中的一道伤口。

夏天，贾瓦德从宗教学校回来了。他的穿着打扮跟以前不同，好像肩负着某种使命，但看上去仍然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男孩。他为西塔拉的出生向妈妈道贺，坐在地上陪她和小阿尔萨兰玩了一会儿，小阿尔萨兰则抱着哥哥的腿。在这些时刻，我可以原谅他在玛莎被杀时的恶毒言辞、威胁和指责。我们曾肩并肩坐在屋顶看喀布尔上空飞舞的风筝，这一幕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些时刻，我的哥哥贾瓦德又回来了。

但他同时也是个探子。爸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能相信他。说这话时，我能感到爸爸的心在流血。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明一套暗一套，在哥哥面前绝口不提离开这里的计划。

“千万不要告诉他。”爸爸说。

无须询问原因。现在罗宾娜和娜西已经成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玩，分享一切，同仇敌忾。

“她俩也会跟我们一起走吗？”我问妈妈，她轻轻地点点头。

“我们不会丢下她俩不管的。”她说，我相信她的话。我一直都相信她，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

[1] 毛拉：穆斯林对老师、先生或学者的敬称。——编者注

[2] 《列王纪》：波斯民族史诗，由菲尔多西所作，又称“王书”，叙述了波斯历史上帝王公侯的生平，以及数千年来的民间神话和历史故事。——编者注

[3] “西塔拉”这个名字有“启明星”的意思。——编者注

第13章

火车经过泰舍特，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开去。被誉为“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贝加尔湖和伊尔库茨克（不，娅拉不在那里）被我们抛在了身后。火车一路上穿行在美丽的乡村风光中——叶尼塞河畔群山相拥，峭壁耸立，车内的乘客纷纷将头探出窗口，争先恐后地按着相机快门。

爸爸散步去了，他每天都要散步。贾瓦德也跟爸爸一起去了。妈妈在车厢的另一头跟一对夫妻聊天。阳光照得她乌黑的长发闪闪发光，她看起来是那么优雅，那么沉静端庄。我在书后观察着她谈笑风生，我知道在那群穿着邋遢的欧式牛仔裤和T恤的乘客眼中，妈妈一定是充满魅力又富有异域风情的。他们不知道，对我们来说，欧洲人那苍白的脸色、满脸的雀斑和晒伤的皮肤也同样很奇怪，还有他们的大嗓门、优越感，深信世界是他们的，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去旅行、去探索。他们想去哪儿都行，不是在逃亡。等到了终点站莫斯科，他们会踏上另一段旅程，然后带着照片和有关这一场伟大冒险的谈资回家。他们活得那么轻松，无须考虑该前往何处，在哪里生活。而我却坐在这儿，不知何去何从，怎样才能重新开始。

我看着妈妈，她精致的双手在空中挥舞，轻松自如地微笑着，神采奕奕地凝视着游客们。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并不了解她。我对妈妈的认知只来自她告诉我的、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事，还有很多事情是她从未提及的。她与我完全不同——也许爸爸和阿尔萨兰就是这样看待她的？想到这里我陷入了无尽的疑虑中，越来越纠结于一个问题：阿尔萨兰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记得他来我家时，目光总是紧紧地追随着妈妈。我记得他们交谈时的样子，好奇他为什么要帮我们那么多。我知道，他们说这是因为爸爸救过他的命，他要报恩。但是……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我坚信。我们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没有答案，想得越多，疑问也越多。

有些人认为，命中注定的家庭无论好坏，都应该一辈子也不分离；另一些人则四海为家，拿破仑就是一例。他收留了我们，承担起了照顾我的责任。阿尔萨兰对我们也是如此吗？收留了一个自己无法组建的家庭？我看着妈妈，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对她的了解，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然而，有妈妈在身边对我总归是一种安慰，尤其当记忆的潮水汹涌而来时。这让我能够感受到列车的晃动，看到妈妈在跟一帮陌生人聊天，为我们将要展开的新生活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将前往另一个国家，找一个愿意容纳我们的地方。妈妈一路上都在结交不同的朋友，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也是她教给我的一课：要知道怎样寻求帮助，就要懂得怎样接受帮助。

我又一次翻开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刚刚向她的丈夫卡列宁坦白，她爱上了沃伦斯基，他们之间缘分已尽；之前的夫妻感情都只是一句谎言，她已经无法再忍受。一场谈话，一个个一经揭开就无法挽回的真相，让他们分道扬镳，看得我如痴如醉。

我停下来，抬起了头，妈妈已经不在了，只剩下那对夫妻盯着外面忽闪而过的山丘出神。我环视四周，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那位妻子抬起手臂，朝我微笑。我也朝她挥了挥手，继续回到小说中。这本书我已经读了无数遍了，情节都了然于心，但每次重读时，还能有新的领悟。

我继续前行，写下这一切。拿破仑对我的写作一直充满了热情和鼓励。“写下你的故事，阿芙萨娜。”他路过时微笑着对我说。每隔一两天，他就会为我提供新的纸和笔，那本百科全书也是他给我的。书破旧不堪，内容也有点过时了，但他在漫长的旅途中反反复复地阅读，又把它送给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了，而他只是耸耸肩。

“坚持写下去就好。”他笑了。

我们很少谈及我的写作内容；只要我在写，对他而言就足够了。我只告诉了他那些我能够分享、必须讲出来的内容。

隔间里传来了小阿尔萨兰与西塔拉争吵的声音。他俩在抢爸爸的收音机，将频道调来调去。我知道妈妈很快就会过去把他们拉开，充满爱意地训导他们，不会偏袒任何一个。爸爸带着贾瓦德散步回来，从萨莫瓦尔里接热水，沏上热腾腾的奶茶。周遭的噪声渐渐消失，我又开始在纸上涂写，自从娅拉失踪后，我思如泉涌。

写作让我牢牢地把握住过去，并弄清它的意义，尽管有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意义可言：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只能默默地承受。

第14章

石屋中，为“大逃亡”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暗中进行。“大逃亡”是娅拉对这个计划的戏称。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已经准备好了，去寻找一个新家，她从来不曾把这里当作家。她始终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待我们——看着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恐惧。她早就准备离开这里了。

我至今无法接受把祖父母留在这里的决定。分处两地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全家团聚，其他村民也接受了我们，即使是爸爸的共产主义者情调，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含混过去了。可现在我们又要离开了。

妈妈日渐开心起来，西塔拉也逐渐长成了一个快活健康的孩子。爸爸似乎很焦虑——为再一次抛下父母远走他乡而忧虑。他有时跟祖父坐在屋外，低声交谈至深夜。祖父母不希望我们离开，但也不会阻止。

妈妈试图安慰我。

“罗宾娜和娜西会陪着你的。”她说，好像这真能让我好受些，尽管有这两个朋友为我鼓劲，我的确可以一直在外漂泊。

“如果奥马尔回来了，祖父会告诉他我们去了哪里。”有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说。

这一番话很突兀，我惊讶于他并没有忘记奥马尔的事，却只是耸了耸肩，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我明白他主意已定，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山村的生活就要结束了。我长大了，生活必须改变，从妈妈盯着我和娅拉的焦虑眼神里，我明白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医生、教师或者工程师呢？我们有什么未来可言？妈妈已经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教给了我和娅拉。不管内心是否愿意，我们都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妈妈对小阿尔萨兰的将来也很担心，她没有送他上学，怕学校的教育会毁了他，怕他会像贾瓦德一样，被塔利班带走。

贾瓦德成了父母之间唯一的分歧，也让我们的行程一再推后——妈妈觉得我们应当带上贾瓦德，他最终会幡然醒悟的，我们必须把他从那群人的毒害中解救出来。爸爸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听妈妈把话说完，却摇了摇头。

“我们没法强迫他离开。一旦带上他，估计我们还没出境，就被他出卖了。你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跟我们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妈妈不肯相信这个事实，于是谈话陷入了僵局，她一直期待着贾瓦德能有改变的迹象，但是他没有。

不过，最后救了我一命的正是贾瓦德。

塔利班的第二次进村已经提上了日程。由于冬天的冰雪开始消融，几场大雨让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但现在他们就要来了。一想到玛莎和拿萨琳，还有他们上次正式到访时的情景，村里人又开始紧张起来。不管他们为何前来，总之不会是好事。年长的村民聚集起来，一起讨论着应对策略。

老毛拉坐在一边听着，贾瓦德也没有落下一场集会，竖起耳朵，兴奋地倾听村民的谈话。

双胞胎变得沉默，充满恐惧。娅拉也一样，哪怕别人提到一丝一毫跟塔利班到访有关的消息，她都会忍不住放声大哭，抖个不停。全家只有祖父和祖母对此无动于衷。

“总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祖父说，“这一次也不例外。”多年来，兴都库什山上的风吹日晒，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无尽的沧桑。

“他们不许来，”娅拉说，“不能放他们进来。爸爸，想想办法吧！”她祈求着。

我看着爸爸，他坐在那里，盯着山谷上空聚拢的乌云，眉头紧锁。即使他听到了娅拉的恳求，也没有做出丝毫反应。妈妈在旁边逗弄着西塔拉，挠着她的下巴，看她咯咯笑时嘴巴一次又一次地咧开，对山下步步进逼的局势毫不知情。

“我们的兄弟当然会来，我们要欢迎。”贾瓦德带着挑衅的语气说道。

妈妈害怕自己无法控制情绪，从儿子身边躲开了。祖母一脸悲伤地看着贾瓦德，曾经的他是那么善良快活，尽管她苦苦坚持，相信孙子本性未泯，但即使在她眼中，他也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从前的贾瓦德已经消失很久了，那时候我们刚搬到山上来，塔利班也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山谷中传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天空越来越暗，乌云追赶着地平线。

“没人欢迎他们，”我盯着贾瓦德颤声说道，“你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你难道忘了玛莎，忘了拿萨琳吗？你忘了她们是怎么死的了？”我朝他吼道。

贾瓦德吃了一惊，没想到我会这样厉声攻击他。娅拉哭着走到妈妈身边，接过她怀里的西塔拉。妈妈向我和贾瓦德走来，准备调停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这个家四分五裂。

“你应该感到羞耻。”我说。

“阿芙萨娜！”爸爸突然喊道。妈妈伸出双臂向我走过来。

“阿芙萨娜。”她让我过来，但我没有动，我是不会妥协的。娅拉抱着西塔拉走到屋外。贾瓦德盯着我，目光却穿透了我，好像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

“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他说，“但你们很快就会接受教训。”

妈妈惊恐地叫了出来。

隆隆的雷声震彻整个山谷，山下广场上的村民纷纷往家中跑去。

我们站在石屋的门口，望着雨中的山谷，心情就像头顶的乌云一样阴郁而沉重。我把奥马尔留下的那条头巾裹在肩上。

“马上你就明白了，”贾瓦德奚落着我们，嘴角浮现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马上你们就都明白了。”

山下，一列小小的车队正沿着陡峭的山路盘旋而上，皮卡车越来越近，车轮碾在山路上，松散的石头四下弹落，滚下山崖，车上的旗子随风鼓动。向下看去，山谷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

“住嘴！”我大喊一声，厉声呵斥着贾瓦德，想给他那张自鸣得意的笑脸狠狠一击。我想到了玛莎的妈妈，想到她的哭喊以及她被带走时脸上的神情。我发誓再也不会惧怕任何人了。

“你懂什么！”我吼道，“你不过是个草包罢了。他们教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连动动脑子都不会。”

那一刻我鄙视着贾瓦德，也看到了父母的懦弱，他们只会站在那里，任由贾瓦德宣泄仇恨和恐惧，只待时机成熟就丢下他离开，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任他以为自己是对的。我看着他们所有人，感觉难以理喻。“住嘴[1]！”我又喊了一声，这次不仅针对贾瓦德，也对着他们每一个。妈妈恳求地看着我，让我安静下来，别再说了。

“你挡不住他们的，谁也挡不住！”贾瓦德说。听到这句话，我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碎了，不顾一切地从他们身边跑开。沿着屋后长满苔藓的石径向山上爬去。我穿过光秃秃的小山坡，奔向高处的松树林。让他们来吧！来了也找不到我，我想，同时加速奔跑，脚下的石头磕磕绊绊，山间的羊群也被我吓了一跳，我把自己满腔的愤恨都发泄了出来。

娅拉跟在我后面，大声喊我回去，她也跟着我爬上来了，怀里还抱着紧紧依偎着她的西塔拉。她的声音在大风中含混不清。我继续向山上爬去，越爬越高，村庄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我不理会空中的乌云。我知道该去哪儿——我要回到那个山洞里，去我们没能救活的那个男孩身边。我要找到北方联盟的人，加入这群战士，去找奥马尔。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去，贾瓦德一定错了，必须阻止他们。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再害怕，谁都不能把我从自己的家中赶走——贾瓦德不能，塔利班不能，整天梦想着从头再来的爸爸和妈妈也不能。我马上就要自由了，我会找到奥马尔。我要留在山中。一切都会好的。

我边爬边念叨着这些话，汗水湿透了后背的衣服。刚刚肆虐山谷的风暴已经随着乌云一起散去，太阳透过云层射出刺眼的光，我遮住了脸。远处的山谷中断断续续地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风暴终究会过去的——我们会安全的。地上的泥浆渐渐凝固，春季连日降下的暴雨把大地浇了个透，踩下去土石松动。我就这样跌跌撞撞、一步一滑地离开了村庄，泥浆把我的衣服染成了红褐色，渗到了凉鞋里。

回过头去，我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娅拉，她抱着西塔拉艰难地爬着，但没有停下脚步；她的喊声还不时传来，只是模糊不清。她为什么不肯让我一走了之呢？我继续吃力地向上爬。

我就快到达那个山洞了。从这里看去，世界显得完全不同。只有山羊、老鹰、秃鹫、脚下红色的岩石、清新凛冽的空气，这里的景色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我攀上了最后一座悬岩的边缘，终于到达了洞口。当然，那个男孩早就被爸爸埋葬了，但我还是低下了头，祈祷他如今已经安息。我向山谷望去，寻找着远处的村庄，还有连接村庄的蜿蜒小路。山下，塔利班带着他们的仇恨和恐惧正在步步紧逼，但他们抓不到我了，在这里他们休想碰我一下。于是我诅咒他们，是他们让我没法上学，是他们拆散了我的家庭，是他们逼得奥马尔远走他乡，是他们把贾瓦德变成了我们的敌人，是他们残忍地杀害了玛莎和拿萨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给人带来了无尽的恐惧，我诅咒他们！

山谷此刻悄无声息。鸟儿停止了歌唱，突然发出一阵惊慌的叫声，朝着四面八方飞去。脚下的土地开始慢慢移动，我立不稳，靠着洞壁站直了身体。大地一开始只是轻微地震颤，接着就剧烈地摇晃起来，山坡上的小石块开始滚落。我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隆声，不似先前的雷声，更像是从地心发出的。这阵轰隆声越来越响，到最后我只能听到乱石像山洪般滚动。山在移动。

我看到山谷中，村庄上方峭壁的表面开始崩落，接着大堆土石崩塌，裹着泥浆朝村庄的方向倾泻而去。我歇斯底里地喊着，但不可能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我跑不过怒吼而下的泥石流，无法警告村民。脚下的土地剧烈地摇晃、崩裂，我紧紧地抓住岩壁，小石子像雨一样向我砸来。我身后的岩壁被震出了巨大的裂缝，我脚下一滑，向后滚落。我还能找到娅拉和西塔拉，她们还在追我，停在了村庄对面的半山腰。娅拉倒在地上，怀里抱着西塔拉，保护着她，惊恐地看着泥石流向村庄席卷而去。

“妈妈！”我哭喊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嘶喊着妈妈，脑海里只有她，然后是爸爸、祖父和祖母的面容，还有小阿尔萨兰和贾瓦德。我想到了奥马尔，但他不在那里。我的内心恐惧到了极点。

我想到了罗宾娜和娜西这对双胞胎，她们迥然不同，如今却像一个人一样——她们怎么没跟娅拉在一起呢？我努力思索着：大家都在哪里？他们会平安无事吗？安拉保佑，让他们平安无事吧！我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只要他们没事，拜托了……拜托了……又一阵低沉的轰隆声、碎裂声，一面泥墙从村庄上面的山脊上横塌下来，带起漫天的尘土和碎石。我用手捂住了嘴巴，但没有尖叫。什么都没有了——整个村庄都被淹没了。我朝娅拉的方向跑过去。大地还在震颤着，山谷晃动不止，只是比先前轻了些。我摔倒在地，腿、手臂和脸都被划破了。我爬起来再跑，几乎是一路滚下山去，我必须回到他们身边。

娅拉震惊地站起来，捂着西塔拉的眼睛，虽然她太小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娅拉还是尽力保护着她。我一把拉住了娅拉，摇晃着她。

“快走！”我几乎是半推着她下了山，她似乎已被彻底吓呆了。

“我们必须走！”我拉着她，“娅拉……他们都在下面，我们得快去救他们。”

她茫然地跟我下了山。

等我们到那里时，石屋已经没了，什么都没了，脚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好的。一切都变了。土石还在滑落。周围只有几个村民——跟我们一样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劫——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挖泥土，搬石头。我四处搜寻爸爸妈妈的身影，喊着他们的名字。我的喊声越来越急切，最后都认不出那是自己的声音了。我爬到石头上，想看看我们的石屋在哪里，但这是徒劳。

突然，我看到石缝中露出的一点黄色衣料。会不会是妈妈的？她今天早上穿了这件衣服吗？我恨自己竟然没有多留意一下，竟然不知道她穿了什么。我爬过去，一边拼命地扒开土石，一边哭喊。石头太重了，我一个人根本搬不动。我喊娅拉帮忙，我们尽最大的力气把石头推开。是妈妈吗？我不能看，不敢看。不是她，是别人的妈妈，以前就住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土坯屋里。西塔拉还抱着娅拉的胯骨，她哭了起来。

我们浑身都是污泥尘土，几乎喘不过气来。没有人能帮我们找到家人。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其他幸存者，每个人都惊魂未定。有个男人坐在一堵断墙上，墙已变成一堆瓦砾，他抽抽噎噎地哭着。

我喊着：“妈妈……妈妈！”

没有回答。

娅拉呆呆地看着我，西塔拉在尘土中号啕大哭，脚下的大地还在颤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妈妈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呼喊了。

[1] 原文为“stop it”，根据语境不同，可以翻译为“住嘴”，也有“停下来”“别这样”的意思。——编者注

第4部分

一切都会过去，这一次也不例外。

第15章

写完了这一段，我合上了笔记本。车窗外暮色已深，我们就快到托木斯克了。拿破仑帮我从茶壶里倒了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我对他点头致谢，几乎没有觉察到他在我身边。列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已在狭窄的折叠床上安眠。我颤抖不止，拿破仑按住我的肩膀，但我几乎没有发觉。我的思绪还在山上。

我又看了一眼刚刚写下的文字，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看着那节车厢，早些时候，我看到小阿尔萨兰和西塔拉在那儿吵嘴；而就在刚才，爸爸和贾瓦德端着热茶，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我又看着之前想象妈妈坐着跟其他乘客聊天的地方，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是我抛下了他们。我已经无法想象家人陪在身边的情形，但尚未做好与他们告别的准备。他们一路陪我走了这么久。

但他们已经不在了。

“别离开我！”我喊道，声音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十分响亮。“留下来！”我恳求道。我需要他们跟我一起从头开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没法独自一人上路。

“我会留下来的，阿芙萨娜。”我抬起眼，看到拿破仑还在我身边，看着我说道，“写下来吧，把一切都写下来。”

于是我再次翻开笔记本，继续写下去，把一切都写在纸上。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想把这段过往从记忆里擦去、抹除，还是想将它封存在纸张间。

第16章

娅拉和我陷入了一种紧绷的沉默中，不敢打破它，不敢面对真相，不敢说出那句“他们都死了”。我们看着对方，西塔拉哭得越来越凄惨。地震和搬石头弄得我们个个灰头土脸，指甲里都是泥。

“娅拉！”一个女人喊道。是扎西达，一个独居的女人，村民大多不喜欢她。据说她是个不祥的女人，因此住在村庄边缘，离大家远远的。跟我们一样，她也活了下来。我们凭她的跛腿认出了她。她总是走得很慢，拖着脚，试图掩盖这个缺陷。她示意我们跟她走，离开了村庄的残骸，从岩石巨砾和断壁残垣上爬过。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曾经的家，那里已是一片废墟，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什么都没了，它好像被大地一口吞了下去。

扎西达把我们带到了她的土坯房。房子位于白杨树林（就是村里的老人手植的那片小树林）的另一边。现在这些树都已经被连根拔起，滑坡带来的冲击力把它们拦腰折断。我没在幸存的人群中找到那位老人，希望他在山谷的某一处，离这里远远的，不要看到辛苦劳作的成果如今变成了这副模样。扎西达房子的土坯墙壁上有好多裂痕，不过没有被震倒。娅拉看上去犹豫不定，如果发生余震，她可不想被埋在里面。但扎西达的胆子大了起来，她让西塔拉喝水。我们都喝了，并马上躲到了阴凉处，很感激她的照顾。她应该也看到了我们的惊魂未定。扎西达现在孑然一身，山里的寒冬和疾病夺走了她所有亲人的生命。村民们对她非常厌恶，所以在这场地震中，她谁也没有失去。这让她有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扎西达照顾我们，逗弄着西塔拉，但西塔拉还是紧抓着娅拉不放。扎西达可以看到，我们失去了一切，被弄蒙了。

扎西达目光一闪，让我很不舒服。我拉着娅拉的衣袖，告诉扎西达我们该走了。看着我拒绝扎西达的好意，娅拉眼神闪烁，不过她很快就领会了我无声的恳求，我们一起向这个女人道了谢，离开了。扎西达盯着西塔拉，向她伸出手去。我们往后退着，出门后拔腿就跑。我们不能分开，不能让这个不祥的疯女人抢走西塔拉。我们还抱着希望：妈妈、爸爸、贾瓦德和小阿尔萨兰还活着——一想到他们，一想到祖父母正被埋在泥石尘土之下，我的心就猛地揪作一团。地面塌陷时，他们得有多害怕？他们来得及做出反应吗？他们看到泥石流从山上奔泻而下了吗？

他们来不及逃走。明知如此，我还是抱有希望。

我记得那堵泥墙突然从山中塌下来，冲向村子的情景。这一幕在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闪现，一时间希望和痛苦一齐涌上喉头。旁边人群中有一个男人指着山谷的方向，正在跟娅拉说话。那是我们以前的老师，纳吉布。

“救援队会来的。”他并不十分确定地说道。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仅仅几个小时前，我还决定要永远离开，独自一人去找奥马尔，然后就发生了这些。我都做了什么？我几乎不敢正视娅拉，她怀中的西塔拉满身都是红土和泥浆。我们看着村庄的残骸。该从哪里开始找呢？他们被埋在了哪里？

我的喉咙火辣辣的，双腿发软，额头上都是汗。我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了地上，直到娅拉拍着我的脸颊，喊着“阿芙萨娜！阿芙萨娜！”，我才恢复了意识。她把我拉起来，纳吉布老师坐在我身后，扶住我的后背。

“没事的，阿芙萨娜。”

他们满脸焦急地看着我，我只希望自己被黑暗吞噬。我的眼睛一翻，又昏了过去。

“阿芙萨娜！不要！”娅拉紧紧地抱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知道我们还都活着。我们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直到我能再次呼吸，心跳平稳下来，与她的频率一致。

山下的一座座石屋都被泥石流冲到了很远的地方，支离破碎。我没有家了。祖父母的房子，我们所有的家当，全部都没了。一切都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那是贾瓦德的旧衣服——还有肩上奥马尔的那条头巾。

我跪倒在地，开始挖地上的泥土，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我抓起一把土塞进嘴里，尝着它的味道。娅拉抓住了我，西塔拉也向我伸出了小手。

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第17章

我暂时停下了手中的笔，转头望着车窗外的景色。车厢里现在挤满了人，他们喝酒聊天，结交着新的朋友、新的旅伴，十分喧闹。座位一侧的暖气不断烧着，车厢里又闷又热。我发现自己竟然可以从四周的谈笑声中抽离出来。回忆起那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时，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里。我抛开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世界，回到了山里。那个我曾经熟悉的世界，就在那一天终结了，我好像永远被卡在了那里，观望着，等待着一个暗示，告诉我这一切都会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把这一页纸从笔记本中撕掉，会不会将这些事情全都抹消？我用手捂住了眼睛，掌心挡住视线。

车窗外，傍晚天空中温暖的金色光线在辽阔的草原上跳跃着。车厢中亮起了灯，我注意到其他乘客的目光，他们看着我独自一人坐在这里写作。所以当拿破仑路过车厢对我点头时，我感到很高兴。

“阿芙萨娜，拿好了。”拿破仑递给我一碗热腾腾的肉汤，“别忘了吃饭啊，小姑娘。”他略带责备地看着我，眼里却满是慈爱。我注意到他的衬衫袖子被磨得很旧，袖口都开线了。他用手指敲击桌子，似乎这样能帮助他思考，厘清思绪。我指了指旁边的座位，他又坐了下来。

“我待不了多久的。”他说。

有时候两站之间的距离似乎长得漫无尽头，他就可以坐下来聊天，甚至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但在这一段路上，火车不时要靠站补给食物，让乘客们上下车。他看到我写得满满的笔记本，满意地点了点头。

“写下去。”他说。

我也点了点头。有人监督我是一件好事。他是我倾诉的对象，他信任我，他可以把自己心底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我。我对其他的乘客很警惕，警惕他们快活的笑脸，还有烦人的好奇心。但拿破仑不一样，他几乎已经成了我的家人。拿破仑又给我讲了些他童年时的事。那个劳改营的看守后来把他妈妈带走了，这样他就能独占她。后来他用铁棍毒打她——反正也没人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有人管。他讲到这个男人的时候，平淡的语气里充满了彻骨的仇恨。

“一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他说，“他有个癖好，就是强迫我站在那里看着，每次都叫我看着他打她……我会闭上眼睛，大喊着叫他住手，他就说：‘看着，小子！你要是不睁开眼，她就真的完蛋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眼里的屈辱。”他接着说道，“她任由他在我面前那样对她、那样打她，她恨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已经不中用了，从精神到肉体，还有她的内心，都彻底崩溃了，那个王八蛋就是这么想的。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开始发酒疯，把她摔到墙上，狠狠地打她的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我就随手抄起旁边的家什，就是那根铁棍——他刚刚把这根棍子扔到了一边，好腾出手打她。我先朝他后背打了一棍。我那时才7岁，手上根本没有一点力气，空有满腔仇恨。唉，他根本就不怕我，抡着铁棍径直向我走过来，我逃开了，躲到桌子下面，大声尖叫着让他停下。他一把抓住了我，满嘴的酒气喷到了我的脸上，眼神黑暗。我记得他先把拳头慢慢地收了回去，然后猛地砸到我的脑袋上。我看到母亲站在他身后，双手稳稳地拿着他的枪，扣响了扳机。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后背上，穿透胸膛。我昏了过去。”

“然后呢？”我向前探了探身子。

“然后嘛，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正坐在马车后座上，朝边境奔去。知道吗？她一直都在计划这场逃亡……”他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

“她一直在偷偷地存钱，忍受着一次次毒打，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离开他。最后我们就这么走了，她原本就没打算跟那个浑蛋一起烂掉。我们不能太显眼，尽管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漂泊不定的流民、失魂落魄的人，也不在乎再多我们两个。”

“后来你们去了哪里？”我喝完最后一口肉汤，问他。

“我们加入了流亡大军，想蒙混过去，可那并非易事。虽然被那个浑蛋打得遍体鳞伤，但她依旧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他从来没有伤过她的脸。她在人群里太打眼了，大家一眼就记住了她，而我的右脸被打得不成人样，至今还留着疤呢。”

我抬起头细细打量拿破仑的右脸，果然看到他的发际线处有一道伤疤，从眼角一直延伸到耳朵。疤痕在他沧桑的脸上已经变成了浅浅的银灰色，但这么多年也没有消退。我想，过去的一切既然已经发生，便会在我们的身上停留，有形或者无形地造就了如今的我们。

“哪里能搭车我们就去哪里，谁愿意载我们都行。只要我们还活着，是自由的，其他的一切就无关紧要。人一旦失去了自由，重见天日后就得挣扎很久才能学会如何生活。我那时不明白这些道理，但她一清二楚。她说，她这辈子已经完了，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希望我有不一样的人生，自由的人生。但是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他大笑起来，苦乐参半。

他跟我讲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完全可以体会他和他母亲当时的心情——那种四处奔波逃亡的恐惧，前路未卜，不知道该相信谁，该怎么从头开始。我也体会过这些感觉。

“知道吗？阿芙萨娜，”他对我说，“你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车厢里非常热闹，俄罗斯人唱歌喝酒，一对比利时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用一路上学到的几句俄语跟他们交流。妻子说：“Etot muzcina platit za vse.”（所有的账都记到这位先生的名下。）丈夫摇了摇头说：“Eta dama platit za vse.”（所有的账都记到这位女士的名下。）然后就是一阵推搡嬉笑。车厢里欢声笑语，充满了聚会的氛围，醉酒的女人又唱起歌来，跑调地唱着伊迪丝·琵雅芙[1]的歌。车厢里又是一阵觥筹交错的清脆响声。

拿破仑继续讲他的故事。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善良的，都会尽力帮助我们——仔细想想，除了善意，大家也一无所有了。我们逃到了边境……过境之后，就留在了那里。”他说。

我点点头。“那里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即使不问，他也会继续讲下去的。他的思绪早已经回到了那里。

“那也不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借宿在陌生人的帐篷里……四下地广人稀，空旷无边，即便如此，我们有帆布遮顶，有火取暖，有食果腹，有个容身之所，觉得很安全，比从前安全。”他对我笑了笑，“有时候仅仅停下来，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也是件好事。至少没人再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没人再朝我们挥铁棍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然后看着自己的乘客们，耸了耸肩。

“时间可以愈合伤口。”他看着我被悲伤吞噬，安慰我说。

“不是所有的伤口都能愈合。”我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没再说什么，我把目光投向了窗外，车厢里的灯在窗玻璃上反射出点点亮光，在后面快速移动的阴影的衬托下，像一群你追我赶的萤火虫。夜晚的车厢亮如白昼，隔间两侧的壁灯全都亮了起来，一盏盏阅读灯星星点点，蓝色和白色的顶灯也晃得人眼花。

餐车里飘过来一阵晚餐的香味——土豆、炸肉饼、鱼还有煎蛋，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如今我已经学会了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去，只要一丁点食物，一丁点睡眠，一丁点的爱就够了。我缩减一切，只靠极少量的必需品过活，其他的全部舍弃。需求不是件好事。

车厢远处，那对比利时夫妇叫拿破仑过去帮忙冲咖啡，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用萨莫瓦尔。

[1] 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1915—1963）：法国最著名、最受爱戴的女歌手之一，代表作包括《玫瑰人生》等。——编者注

第18章

地震之后的那些日子，我跟娅拉一直都在寻找家人——即使找到的是他们的尸体。只要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也有意义。他们还有可能活着吗？如果他们当时正在石屋中，会不会平安无事呢？他们会不会被困在了下面，但还有一线生机，正在等着救援？有没有人曾在这种情况下幸存下来？我的脑海中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几个问题，根本无法入睡。

西塔拉的哭声止住了——她已经哭不出声了。之前她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现在一整天都不张口，小脸上写着她想妈妈了。娅拉很迷茫，她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我和西塔拉，但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该怎么保护我们。她毫无头绪。我们只是依偎在尘土里。

救援队过了很多天才来。在此之前，我们从废墟里收集了所有能用的东西，搭了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我们寻找着食物。夜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一直牵着手，唯恐一旦睡着，就不知会有什么灾难再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为死去的人祈祷，我们也祈祷救援队能早点到来。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几乎没有人与我们待在一起。幸亏纳吉布老师一直护着我们，避免我们受到其他人的骚扰，不让疯疯癫癫又悲伤不已的扎西塔把西塔拉抢走。可是，纳吉布自己也濒临崩溃，自言自语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的恐惧更深了。

我和娅拉尽可能地安慰着西塔拉，给她喝水，把我们所找到的食物，还有村民分给我们的食物都留给了她。村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活了下来，我们被迫组成了一个家庭，共同去面对地震夺走的一切。两个年长的女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她们目光呆滞，慢慢地游荡着。我们尽量躲开她们，白天就带着西塔拉到山顶那片树荫下躲起来，离村庄越远越好——或者说离村庄的废墟越远越好。一到傍晚，扎西达就尾随着我们，双眼死死地盯着西塔拉。其他人则合力搭建了一个临时的住所，上山打猎，守着火堆。我们努力去回忆他们说起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如果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找不到他们，就没法清洁尸体，也没法埋葬他们，那你又该如何哀悼呢？

我们都吓蒙了，虽然表面看上去与以往没什么不同，其实已如行尸走肉，不明白这场灾难带来了多大伤害，也不愿接受眼前的一切就是现在生活的全部。

最后我们只关心一件事：这样的状态肯定不会持续太久，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能吃的很快就会吃光，我们没有真正的容身之所，不知道哪里才安全。救援队为什么还不来？还有人知道、有人关心这些埋在山中的尸体吗？终于有一天，一架直升机在头顶轰鸣而过。我们站起来看着它，好一会儿，才有两个人跳起来，双臂挥舞个不停。

“他们看到我们了！”他们喊道。

直升机在空中转了几圈，下降了一些之后又飞走了，留下我们一脸迷惑：他们看到我们了，却并不关心？

最后，一辆蒙着油布的大卡车开到了这里，还带来了米和水，车厢两侧各站着一个神色疲惫的扛枪男人，后面还跟着一辆小吉普车。这里是救援队的最后一站。没有真正的医生，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撬开压在我们亲人身上的石头，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太遥远，太无足轻重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闹不清楚。救援人员很想帮助我们，他们很高兴找到了我们三个，发现我们还活着——两个女孩和一个女婴，这样的故事很动人。吉普车上下来了一小队外国摄像师，他们跟着救援人员一路来到山上，打算在这个受灾严重的村庄中拍下震后的惨状。他们把一台摄像机架在我们面前，好像我们是大灾大难中一个令人开心的奇迹。“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试着回答，却又冷又饿，精神麻木。我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但没有人在乎。我们活了下来——难道还不该知足吗？

不过他们不能把我们丢在这儿不管。所有人都爬上了卡车的后车厢，挤在一起，他们承诺要将我们送到巴基斯坦的难民营，那里的日子会好过些。他们说那个难民营就在边境附近，仿佛走路都用不了多远。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会被照顾得很好，有水，有食物，有住的地方。“当然，条件算不上完美，但也是一个新开始啊。总比一无所有要好，至少有人同情你们。”他们不就是这样想的吗？我们任由他们带走了，不然还能怎么样？拒绝吗？一说到巴基斯坦，我就想到了宗教学校和贾瓦德，害怕自己也会被带到那种地方，被他们洗脑，颠倒黑白。扎西达拒绝离开。她逃到了山上，卡车等得不耐烦了，纳吉布也从卡车上爬了下去。

“我去找她。”纳吉布说。

“快去快回，我们等不了太久。”救援人员指着手表说，就好像时间真的对我们有意义一样。

纳吉布点点头表示理解。而我们呢？今后该怎么办？我和娅拉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不能逃走，否则西塔拉该怎么活下去？他们把我拉上卡车时，我尖叫起来。我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奥马尔的头巾里，想到要抛下爸爸、妈妈和所有的家人，我感觉大地再一次撕裂了。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们，任由他们永远被埋在山石下面，杳无踪影。娅拉没说话，盯着前方，西塔拉坐在她的腿上。对于此刻被埋在碎石瓦砾中的娜西和罗宾娜，娅拉好像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双胞胎去世之前的这一年，一直与娅拉形影不离——她们把她当成姐姐、母亲、整个世界。她俩也许已经安息了，正与姐姐和母亲重新团聚。不，娅拉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卡车等不到纳吉布老师，出发了。我们坐在车厢后头，望着村庄的废墟越来越模糊，直到一切都消失不见。

随着卡车渐行渐远，我的内心似乎正被悲痛撕裂开来。它一拨接一拨地袭来，深不见底。我摸索着娅拉，抓住了她，指甲陷进了她的胳臂，而她只是轻轻地晃着西塔拉，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祖母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哭了起来，全身发抖，裹紧肩上的头巾。车上的其他人都挪动着身子，想离我远一点，好像我的眼泪会传染。娅拉无声地安慰着我，轻轻抚摸着我的头，直到我再也哭不出来。安拉肯定没把我的祈祷放在心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他们。

许多年前，一辆卡车连夜把我们从喀布尔送到了这座山上；现在，另一辆卡车沿着同一条蜿蜒的山路，又把我们带下山去。一路上卡车不时停下，每次停车，车厢门口那两位荷枪的男人都会警惕地环视着，确保不出乱子。我们经过了同一个检查站、同样的风景、同一段危险的弯道，那几辆废弃锈蚀的苏联坦克还在那里，一排排小小的绿色旗帜也跟多年前一样在风中飘动，提醒世人这里埋着曾经战斗过的人们。卡车接近喀布尔郊区时没有停留，远远避开了城市（他们说那里太危险了），我们离曾经熟悉和热爱的一切越来越远，最后终于跨过了边境线，来到了我们今后的新家——一个巨大的难民营。帐篷一座接一座，好像绵延了数公里，一直延伸到荒芜的大地尽头。我们已经身在巴基斯坦了。我们的新家。难民营。人间地狱。

营中净是一排排沾满污泥的帐篷，密密匝匝，上面印着“UNHCR”[1]。帐篷之间只相隔半米，每座帐篷大概能容纳五六个人，但实际上经常住着八九个人，甚至更多。

“你们运气不错。”一个一头金发、牙齿雪白的外国救援人员说，“这里比其他几座难民营强多了，你们不会有事的，只是注意别走散了。”

他对娅拉和西塔拉点点头，然后把我们从卡车上抱了下来。我们身后，一支长长的队伍蠕动着，人们背着所有的家当，看上去木然而颓废。跟他们一比，我们还算衣冠整齐。

“不用排队，地震幸存者优先。”那个男人打趣道。

但我们笑不出来。他把我们交给一位同事，这个年轻的女人看起来一脸疲倦，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板，但没有笔。

“没有家人。”他比了个口型。女人打量着我们。

我们走过了长长的一排帐篷，每座帐篷上都有救助机构的标识，最后被带到了一座巨大的帐篷前，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孤儿。帐篷入口处站着一位救援人员，还有几个大人在一边观望。我们被分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地方非常狭窄，睡觉或做其他事时根本没有隐私可言，头顶的灯也是日夜不停地亮着。后来我们才知道，使用长明灯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防止我们在黑暗中逃走。在难民营这种地方，人很容易就无影无踪了。归根结底，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们的死活。我们的存在已经无足轻重了，没有人在意我们是谁，经历了什么，我们只是难民名单上的一个编号。

每天都有固定的流程。排队领食物，常常一排就是几小时，尤其是刚来的时候，我们对这里的规则和程序一窍不通，也找不到人问。娅拉自从地震之后就沉默不语，到了这里却开始跟每一个人聊天。她学着妈妈的样子去交朋友，去寻求帮助。我们尽量确保西塔拉每天都有食物和水。我们想请难民营里年长些的女人帮忙，但她们都像赶苍蝇一样地把我们赶走了。西塔拉在灰尘中学会了走路，她在帐篷的支架跟晾衣服的绳子之间蹒跚地走着。走出头几步时，她兴奋地笑了起来，给自己拍了拍手。

这座难民营收容了成百上千的难民，他们坐在地上，一眼望不到边。男孩子在帐篷外面晃荡，女孩子为了安全起见，大都躲在帐篷里不出去。这里几乎毫无秩序可言。很多人都放弃了，无法生活下去。当地人不欢迎我们，觉得我们带来了麻烦，还有疾病和霉运。救援人员也不欢迎我们，他们个个都精疲力竭，没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失魂落魄的人。他们警告我们，要待在帐篷附近，不要走远。

难民营里没有学校，有些救援机构会组建临时的课堂，但从来都不到几周就关闭了，难民营里总有更棘手的事务等待解决。这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腾不出时间去帮忙教学，孩子们就都解散了。我们只能被怜悯，不时有一些外国记者或访客来难民营里给我们拍照，在营中走着，一脸的好奇和惊骇。在这里也不能经常洗澡，衣服很快就磨破了，头发也乱成一团，我们看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我想起了妈妈，她是那么精心地打扮我们，总是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帮我们梳头、编辫子，如果她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会说什么呢？一想到这个我就浑身发抖。

娅拉整天义愤填膺、愤愤不平。她责怪塔利班、苏联人、美国人、爸爸、妈妈，每个造成我们不幸处境的人。我没有反驳她。我只剩下她了，不能连她也失去。

“你女儿真可爱。”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指着西塔拉说道。娅拉一开始迷惑地看着她，接着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不不不，她是我妹妹。”她朝那个女人的背影喊道。这个女人一脸善意，目光忧伤，她又走了回来，站在我们面前。“我叫哈菲扎，在这里帮忙。”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帐篷，我们开始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

“这么说你们是从巴格兰省来的？我丈夫的家也在那里，直到……他被塔利班带走。”她看着我们说道，“在这里最好不要单独出去。如果你们需要帮助，就来找我吧。”她留下我们待在原地，带着一直跟在她身边的两个小女孩一起走了。她俩跟我们一样，也是孤儿，哈菲扎对她们视如己出。后来我们互相认识了。其中一个女孩叫帕瓦娜，跟娅拉年纪差不多，但个子很高，看起来更老成些。另一个年纪比我小一点的女孩叫贝那富莎，一头金色的卷发配上绿眼睛，看起来非常漂亮。贝那富莎让我想起了罗宾娜，一看到她我就心痛起来。自从那次谈话后，哈菲扎就开始留意照看我们。她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吃上饭，检查西塔拉有没有洗澡、有没有尽可能地保持清洁，我们有没有去看前来诊疗的医生。一开始我们还对哈菲扎有点戒备，后来慢慢感觉到了她的善意和照顾，渐渐消除了防备。我们让自己相信，她可以成为我们的新妈妈，她可以照顾我们。

有些人一看到四下无人，就会为非作歹。晚上我们总能听到帐篷的另一头传来凄惨的尖叫和哭声。第二天早上，有一些孩子双眼通红、神情呆滞。我们听到了各种传闻。听说有些年轻的女孩子，比娅拉还小，甚至跟我差不多大，就开始向陌生人出卖身体换取金钱，被人拐卖、抢走、强奸。这种事在男孩身上也时有发生——那些长得漂亮又没有人保护的男孩。所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最后都在一张张尚且稚嫩的脸上得到了印证。娅拉警告我，绝不要单独一人排队领食物，或者去洗手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在一起。我们要保护对方，尤其是保护西塔拉的安全。有些女孩被毁容了，这是对她们不当举止的惩罚，标志着她们可以出售。否则还有谁会领走她们呢？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女孩抱着她们自己的孩子，哈菲扎告诫我们不要跟她们说话。

“你们不会想听那些故事的。”她说。

于是我们跟贝那富莎和帕瓦娜一起玩，这两个新朋友跟哈菲扎住在我们隔壁的大帐篷里。我们玩一些安静且给人希望的游戏，比如抛接子：用小石子代替玩具，贝那富莎先把一颗石子抛到空中，然后迅速去抓地上的石子，下面依次是帕瓦娜、娅拉，最后轮到我——就这样一轮一轮地玩，直到出现赢家。有时我们也会讲故事，各自诉说对家的记忆，在潮湿的帆布下编造一些美好的童话。我悄悄地告诉贝那富莎，我跟娅拉计划带着西塔拉逃出难民营，我们的哥哥奥马尔会找到我们的，战争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回到喀布尔的蓝房子里重新开始生活。她捏住我的手，说这个计划很棒。

天气晴朗的时候，如果哈菲扎允许，我们会和帐篷里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帕瓦娜负责照看我们。

“快来，阿芙萨娜。”贝那富莎把我拉过去。我们都是小鸡，在泥土中啄食着，帕瓦娜是老鹰。她爬到这排帐篷尽头的一个箱子上，先站在高处环视四周，再跳下箱子，张开双臂追赶我们，抓到的小鸡越多越好。

“快跑，贝那富莎！”我边叫边笑，连蹦带跳地从帕瓦娜身边逃走，其他的孩子也都四下跑开了。大家都安全地回到了“老巢”——这排帐篷一角处一根高高的旗杆下。我们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开怀大笑，自由自在。

在这些时刻，我发现自己还能玩耍、想象、交朋友——甚至还能笑，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夜晚，当恐惧在睡梦中袭来，我有时会喃喃自语，说着梦话，贝那富莎就过来抓住我的手。

“没事了，阿芙萨娜。”她悄声对我说，我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陌生女孩的手。

这样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几个月过去了，离开难民营的日子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营里的人数每周都在疯涨，大批的难民乘着卡车或马车陆续到达，还有的人是走来的——他们的脸上混合着希望和恐惧，跟我们刚来的时候别无二致。大帐篷里越来越拥挤了。哈菲扎想申请一个新帐篷，让她和我们这五个孩子住进去。我们也都跟着一起恳求救援人员：“请给我们一个新帐篷吧，求您了！”直到他们终于同意，被我们眼里的绝望打动，再说他们也需要用我们腾出来的空间收容更多的孤儿，那些孩子不同于我们，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最后，他们分给了哈菲扎一座小帐篷，沿着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大帐篷一直往前走，它就在路的尽头。以前在大帐篷里，灯光从天黑亮到黎明，让人没有一晚能合眼、忘记眼前的现实。我们渴望能在黑暗的夜晚闭上眼睛，抛开身边的一切。

在新家，哈菲扎让我们每人睡在帐篷的一个角落里。大家都不想睡在门口，最后帕瓦娜不情愿地把铺盖卷放在了离那里最近的地方。我跟娅拉睡在帐篷的一侧，娅拉贴着帐篷壁，西塔拉睡在我俩中间。贝那富莎蜷在哈菲扎身边，睡在帐篷的另一侧。夜里苦寒难挨，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衣服和毯子都裹在身上，挤成一团取暖。帐篷底部铺了一层塑料布隔开烂泥，不让雨水把帐篷里浸湿。哈菲扎手头有燃料的时候，就在帐篷门口的空地上给我们做饭。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帐篷里，只跟她一起出去，对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神时刻保持警惕。

在这个难民营里，私人财物被偷的事情经常发生。除非你把所有东西都随身携带，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惯偷会顺手牵羊。娅拉有一条金项链，是妈妈年轻时戴过，后来送给她的。要不是她一直把项链藏在上衣里，肯定刚戴上就被偷走了。目睹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们学会了该如何在这里生活。这里的生活跟山上大不相同，我们再也没有那时的自由了。即使是在塔利班推行严酷法令的时候，我们也还能跑到山顶，感受到自由；但在这里，日复一日，我们只感受到了绝望。

我们越来越虚弱。伙食不但差，还经常有上顿没下顿，水从来没有干净过。这里的人隔三岔五就生病，很多人死去了。他们的尸体埋在难民营后面的空地上，距离帐篷不远。那些外国人和慈善工作者都已经尽力了，但他们的援助永远只是杯水车薪。娅拉经常把自己的食物省下来，留给我和西塔拉吃。

“快吃！”她漆黑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充满饥饿，毫不理会米饭里的沙粒和四周乱飞的苍蝇。我俩都为西塔拉担心，哈菲扎也一样。西塔拉的肚子鼓着，两只眼睛凹陷在脸上，看上去很大，空洞无神，头上柔软的胎发也一撮一撮地往下掉，腿上还有瘀青。她不再走路了，整天坐在毯子上，眼神像个疲惫不堪的老妇人。

晚上我只敢让自己睡着一小会儿，我梦见妈妈在寻找西塔拉，呼喊着她的名字。她没有喊我，也没有喊娅拉。我听到了贾瓦德的笑声，还有他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你挡不住他们的，谁也挡不住！”

我在恐惧中醒来，浑身是汗，但贾瓦德并不在身边，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永远消失了。奥马尔是我们最后的一丝希望——我们知道他就在某一座山上战斗着，至少我们宁愿这样相信，允许自己去幻想、去谈论在不远的将来，奥马尔会来难民营找我们，带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又可以多多少少有个家了。

“你说他还会记得我们吗？”我问娅拉。

“当然会了。”

“但是如果他现在变了呢？”

娅拉耸了耸肩。

“我们可以回去，一起回去……回到老房子里去。”我握住了她的手。她想了想，摇着头说：“我们回不去了，阿芙萨娜，永远也回不去了。”

我不愿相信她的话。

我还记得那栋蓝房子，我们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光，还有门旁的花香。

“我们的院子里有玫瑰，有金银花——你还记得吗，阿芙萨娜？那些树，你总喜欢躲在它们后面，还有那棵最高的，在大门旁边的，贾瓦德总想爬上去。”娅拉说道。她会一遍又一遍地对我念叨着——家里的围墙是浅蓝色的，房子是平顶的，从屋顶俯瞰整个喀布尔，白色的城市映衬着湛蓝的天空。她一提到这些，我就仿佛看到了家里的每个人：奥马尔和贾瓦德在打闹，娅拉和他们一起大笑——我们都在嬉闹着……在花园里跑着，互相追逐，筋疲力尽，笑着倒在草地上。

妈妈坐在树荫下，一边看书，一边轻轻地哼着曲子。阿尔萨兰和爸爸从厨房里拿了两把椅子，坐在门边的一张小红桌旁，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地交谈。这一切我都记得，我希望时光能够倒流，把我带回那里。

我必须从难民营里逃出去。我目光呆滞，透着一种疯狂的神色，发起了烧。娅拉急坏了，西塔拉也又病又弱。几个小时过去，我病得更厉害了。哈菲扎让娅拉去找医生，娅拉在帐篷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不想把我们单独留在这里，也不想自己一个人出去。黄昏已经来临，这时单独出门很不安全，但其他人都去取水了。哈菲扎挥了挥手，催促她快点去找医生。

“快点！娅拉！去大帐篷，那里肯定有人。不能再拖了，她现在浑身发烫，病得很重，小宝贝也是。”她一边说，一边照料着软绵地躺在她腿上的西塔拉。

谁病了？我正纳闷，接着才意识到她们在说我。

我的灵魂飘出了身体，在帐篷里飞快地旋转，沿着那根支撑着头顶帆布的杆子向棚顶飘去。蓝房子也开始快速旋转起来。我躺在凉爽的草地上，揪着从指缝里冒出来的一丛丛青草。一只鹰在上空盘旋，它飞翔时的优美身姿看得我出了神。我口干舌燥，喊妈妈拿水来，但她只顾着看书，没有抬头。娅拉不见了……我看不到她。奥马尔和贾瓦德在我旁边的草地上打闹。

“娅拉去打水了吗？”我喊了一声。

哈菲扎抚摸着我发烫的前额，但我已经不在帐篷里了。我在山上，和祖父母一起。我看着石屋里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祖母拉着我的手，轻抚我的额头。

“好啦，好啦，阿芙萨娜。”她说，“快睡吧，一会儿就不难受啦。”但我睡不着。

祖父摇晃着我。

“别让她睡着。”他严厉地说。

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轰鸣，像远处的雷声，一开始很低沉，后来渐渐清晰，接着头顶的石屋坍塌，我被压在了下面，无法呼吸。我用双手卡住脖子，周围的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我就这样昏迷了几天几夜，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娅拉不见了。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帐篷里。一个外国护士正在看着我，握着我的手腕，朝我微笑。病床边还有几个人。

“看，她已经……”其中一个人说道。头顶的灯光照得我眼睛疼，我抬起手腕想挡住灯光，但手臂上还扎着几根针管，正在打着点滴。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后来才恢复了意识。我又闭上了眼睛，喉咙火辣辣的。

“娅拉。”我喊了一声，声音很微弱。周围一片沉默。

“我姐姐呢？”我问，“我要见我姐姐。”

那位护士用力握住我的手，往我跟前凑了凑，确保我能看清她一脸的同情。

“她死了，”护士柔声说，“她也病得很重。要知道，你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我感到泪水湿润了脸颊。

“娅拉……”

护士看着我。

“不，死的不是娅拉……不是姐姐，是妹妹[2]，她现在跟天使们在一起了……她叫西塔拉，对吧？”

西塔拉死了。我双眼刺痛，先是一阵轻松，接着愧疚和悲伤席卷而来。是西塔拉，不是娅拉。我迟早也会为西塔拉哀痛，但是，在这个地狱一般的难民营里，我本来也没对她的生存抱有过多的希望，更何况，她现在可以跟妈妈一起安息了——我确信这一点。对她来说，这是个更好的结局。

护士又握紧了我的手。我闭上眼睛，很快护士就不见了，她变成了妈妈。“没事了，阿芙萨娜。好好休息，睡吧。”我听见她说。

“但是西塔拉……”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嘘，阿芙萨娜，没事了。”妈妈的声音让我又一次进入了梦乡。

周围的声音变成了喃喃细语。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身下的担架抬了起来，挪到别的地方去。

“告诉娅拉。”护士松开我的手时，我咕哝着。

医院要把这张床腾出来，留给病情更严重的人。他们需要腾出点儿地方，创造下一个奇迹。

“你发烧了，阿芙萨娜，和你妹妹一样得了脑膜炎。”护士看着我说，“这种病已经要了很多人的命。你姐姐真了不起——她叫娅拉，对吧？幸亏她赶来找到了我们，你那时候差点儿……”她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担心我会更加恐惧。

“我想回……”我差点说出了“家”这个字，它把我彻底压垮了。我回不去了。我已经没有家可回，没有家人可以团聚了。我只剩娅拉一个亲人，还有奥马尔这一线希望。

她为什么不在这里呢？我四下张望。医院的帐篷里还有其他孩子——有的正在发高烧，有的四肢受了伤。每个孩子都非常虚弱，不健康，也许情况都比我严重得多。

我不敢问，又不敢不问。“我姐姐，娅拉，今天会来看我吗？”护士正忙着扶一个小姑娘从病床上坐起来。小姑娘的脸上缠满了绷带，可以看到她皮肤上烧伤的疤痕。她紧紧抓着护士。

“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来了。”她对我说，“之前她每天都来，在你的床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她也把你妹妹送来了——但来得有点太晚了。”

我的心往下沉。娅拉好几天没来了，能有什么事把她绊住了呢？她是永远都不会把我独自留在这里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或许是哈菲扎不让她来，怕她被我传染？对，肯定是这样，就是这么回事。等我回到帐篷里就能与她团聚了，想到这里我精神一振。

“很抱歉，我们没法让你继续待在这儿了。”护士说，“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可以出院啦。你已经好了，好得差不多了。”我茫然地点点头。

“你烧了好多天了，很长很长时间，说了许多胡话，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等你有了力气就没事了。”她笑了，笑容里半是希望，半是悲伤。

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不想……”我咽回了剩下的话。医生和护士都没法再把我留下了，况且娅拉还在等着我呢。

我不知道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帆布海洋里，还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我问他们去那座孤儿们住的帐篷怎么走，心想走到那儿就不难回去了。他们给我指了正确的方向，那位护士几夜没有休息，满脸疲倦，对我说：“注意安全。”

我朝那座住着孤儿的帐篷走去，走一阵，跑一阵，身体还很虚弱，头脑也不太清醒。我经过一排又一排较小的帐篷，蓝色的、绿色的、白色的帐篷连绵到很远的地方，白帐篷已经被尘土染成了红褐色，UNHCR细细的蓝色标识印在一侧，随风波动，好像真能给我们提供些许保护。道路两边站满了男人和男孩，看着我跑过。他们有的微笑，有的只是盯着我看。我不得不放慢脚步喘几口气。在床上躺了这么多天，剧烈的运动让我呼吸困难。一排排帐篷在我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我感到头晕目眩。

我弯下腰，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的胸口很疼。漫无边际的帐篷后面群山拔地而起，山上坑坑洼洼的地方长着深绿色的树木。橘红色的天空上是一道道粉色的云朵，风吹得我双颊冰凉。我感到一阵眩晕，有人想抓住我的手。我又跑了起来，朝孤儿帐篷跑去，那里是安全的。当我找到帐篷时，一个女人把我领了进去。

“我要找我姐姐。”我摇头说道，又跑了出去。这里的路线我已经很熟悉了，穿过最后几排帐篷后，我突然止住了脚步。

帐篷不见了！只有一片被压平的土地和帐篷底部留下的痕迹。我跪倒在地，触碰着地上的泥土，大脑一片空白，开始哭泣。然后，我想到应该去隔壁的帐篷打听一下——他们肯定知道点儿什么，不可能所有人就这样凭空消失。我走到隔壁帐篷的门帘前，向里面喊了一声：“有人吗？”

一个戴着平顶帽，帽檐下一头黑色卷发的男人探出了头。我不认识他。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见我独自一人站在门外，就招手让我进去。我赶紧转身，又向孤儿帐篷的方向跑去。帐篷里的人接纳了我。我坐在垫子上，待了一整天，看着蓝绿色的斑点和金色的阳光在棉垫上移动。我来回晃动着身体，心想一定有谁能帮到我。她们把帐篷搬走了。为什么？她们去哪儿了？难民营里的人一直在搬来搬去——有时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位置；有时是因为换了新的帐篷；有时是因为别人要住进来，几家人不得不挤在一起；有时是因为有人离开了，病了，或者死了。

我决定回去，这次我请一位女义工陪我一起去。她个头很高，肤色苍白，头发是万寿菊一样的颜色。她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帐篷挪走前的地方——那里曾是我的家，尽管只是个临时的家。我又问了一位邻居，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哦，哈菲扎说她要回阿富汗了，她受够了这里的一切。那个小女孩去世时她就是这么说的——我想她的死击垮了她。”她说。

我震惊不已，直勾勾地看着她，哈菲扎怎么能这样？

“那娅拉呢？我姐姐呢？”我问，咬着嘴唇。

“哦……”那女人垂下眼帘，“她失踪了。”

“失踪了？”

“哈菲扎到处找她，但怎么也找不到。有一天晚上她没从医院的帐篷里回来。医院的人不让你姐姐在那里过夜，所以她只能一趟趟地去医院看你。但是有一天晚上……她没再回来。”邻居说。她年纪不大，但一脸沧桑。

“还能怎么办呢？”她看着我的脸说，“只能希望她还会回来吧。”

她朝我身边的女义工看了一眼，我看到她俩交换了一个紧张的眼神。娅拉不可能回来了。我向邻居道了谢，她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们又回到了大帐篷里。

彻夜不熄的灯光让我几乎一晚没睡。我想通了一件事：我要找到娅拉，我必须找到她。于是天一亮我就向其他孩子们打听，把我能找到的孩子都问遍了。我向他们描述娅拉的样子：她漆黑的眼睛，她漂亮的脸蛋，她咯咯的笑声，她坚强的性格，还有她美妙的歌声。他们都摇着头，看向别处。我问了那群向营里的士兵和其他男人出卖身体的女孩。她们让我留下来，但我拒绝了。她们没见过娅拉，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无法想象娅拉去做那样的事。她永远也不会像她们一样出卖身体，她宁可早点饿死。

我又问了一群男孩。当我说起娅拉时，其中一个个头较矮，年龄较小的男孩眼中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色。他盯着我的时间比别人都长，然后，他一句话也不说，拉起我的手，示意我跟着他走。

“他叫阿吉勒，”别的男孩说，“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我点点头。这个沉默的男孩并没有吓到我，我能看出他知道些什么。他带我走过那片帐篷，又穿过那些土坯房子——一些人知道归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就在营地的一角盖起了房子。阿吉勒把我带到了河畔，我们爬过河边的岩石，走到水边。有些孩子在河床上玩。河水看起来又灰又浊，新一轮的雨季还没有到来，水位很低。有几个男孩在浅浅的泥洼间跳来跳去，从一块石头蹦到另一块石头，其中一个认出了阿吉勒，朝他挥了挥手。

我们沿着河边向前走去，他指着水里漂着的一个东西，那是一块鼓起的布，挂在了石头和树枝之间。

恐惧瞬间击中了我的全身，那块布很像娅拉的头巾。我们小心翼翼地蹚过水流，我的脚陷进淤泥里，水没过了脚踝。我俯下身去，扳过尸体时，男孩站着没动。是娅拉。她的脸上满是瘀青，但的确是她。我转过了身，一股令人作呕的苦涩味道涌上喉咙。阿吉勒扭过了头。

“是她。”我对阿吉勒说，尽管他已经知道了。“帮帮我……求你了。”

我们一起把娅拉肿胀的尸体抬到河岸上。她脸上仍然带着惊吓过度的表情。我不敢想象她死前都遭遇了什么，怎么会被扔在了这里，谁又是罪魁祸首。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只能把她抱在怀里失声痛哭。悲痛从我的身体里奔涌而出，我为我美丽的姐姐哭泣，她曾经梦想着去环游世界，梦想着能生活在巴黎，梦想着有一天会坠入爱河，在林荫大道上自由自在地散步，梦想着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歌唱家。我为妈妈和爸爸哭泣，为祖父母、为贾瓦德、为双胞胎、为小阿尔萨兰，以及埋藏在山上的一切而哭泣。为被疾病夺去生命的西塔拉、为生死未卜的奥马尔哭泣。我也为我自己哭泣，为阿吉勒哭泣，为所有困在这个被人遗忘的人间地狱里的孩子哭泣。

但我没有为哈菲扎流一滴眼泪，是她造成了娅拉的悲剧，是她抛弃了我。终于能找到一个人来发泄愤恨，这感觉很好。

我和阿吉勒坐在河边，感觉只过了一会儿，但不知不觉天已变暗，想必我们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阿吉勒看着我，我们要埋葬娅拉。我想起妈妈送给娅拉的那条金项链，于是跪在她身前，挡住了阿吉勒的视线，用手指在她脖子上摸索着。金项链还在。她遭到袭击的时候，一定出于某种原因，项链并没有被发现。他们不想要钱。我摸到了项链的搭扣，把它从她的脖子上摘了下来。

我决定离开难民营，不能留在这里腐烂，死掉。这条金项链没能保住娅拉的命，但它能保住我的命。它能帮我离开难民营。

我们把娅拉埋在了河岸上。阿吉勒陪着我，其他大一些的孩子过来帮忙。我们什么工具也没有，只能用手去挖，潮湿的淤泥嵌进了我的指甲里。我跪在掘出的、盖着石头的坟前，把一根树枝插在石头中间，然后在上面绑了一块从娅拉的头巾上撕下来的布，它在风中飘动。我们祈祷她能得到安息。阿吉勒牵着我的手，我们两个人一直站到了天黑。

告别了娅拉，我也对这个地方说了再见，我的心已被掏空，只剩下麻木。眼泪已经把我心中的一切冲刷得一干二净。是时候回家了。

[1] 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人员办事处”的缩写。——编者注

[2] 在英语中，如无特别强调，“姐姐”与“妹妹”是同一个词“sister”。——编者注

第5部分

黑暗过后总有光明。

第19章

进入难民营是一件容易的事。卡车把你带来，因为贫穷，因为绝望。那里最不缺的是跟你一样迷失的灵魂，他们不肯丢掉昔日的一切，竭尽所能地把家当顶在头上、扛在肩上、背在背上。离开难民营就难多了。很多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好些年，甚至是一辈子。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丝回家的希望。为了生存只能选择遗忘。

我必须想法子逃出去。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喀布尔的蓝房子，那是我最后的希望。我很肯定，一旦奥马尔发现祖父母的小山村不在了，他就会去喀布尔找我们。他会回来的，我相信他一定会。除了他，我还剩什么亲人呢？外祖父母早就抛弃我们了，不会欢迎我这样一个不速之客。

其他的亲戚只剩下我的姨妈阿米娅了。她逃到了俄罗斯，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落了脚。妈妈说莫斯科有个地方是阿富汗人的大本营，满街都能闻到烤馕的香味，许多年前，阿米娅在寄到蓝房子的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地方。妈妈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俄罗斯拜访她。听天由命吧，“将来有一天”。也许爸爸妈妈本打算带我们去那儿。阿米娅也许会帮我，会收留我，但这种可能性似乎也很渺茫：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该到哪里去找她呢？不，蓝房子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站进了第二天早上做完祷告后离开难民营的队伍，这条队很短。我们很早就在那里等候。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孩子，我紧挨他们站着，低着头，希望能混入其中，避开营地中的卫兵。像我这个年纪，独自一人行动很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他们会把我留在难民营里，直到有人来认领我。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用头巾严严实实地把脸遮住，低下头看着地上的栅栏。这家的大人正在和卫兵说话。

“我们打算去哪里？去巴米扬……我们去那儿碰碰运气。”那位父亲说，卫兵耸了耸肩。我们对面有一队人正等着进入难民营。那位父亲告诉卫兵，他们来到难民营是个错误的决定。卫兵们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心想不久后肯定又会看到我们折回这里。他们挥了挥手，放我们走了。我一直低头盯着脚下的土路，直到离开营地老远了，那位母亲转过身，看到我跟在身后，把我从她的孩子旁边一把拽开。

“现在你已经混出来了，”她低声呵斥道，“你不能再跟着我们了，懂不懂？”她说得很慢，好像我是个傻子或者听不懂人说话。我被她的愤怒吓呆了，停下脚步，让他们离开。

不一会儿，另一群人走过来了，我跟在他们旁边。这群人中有一位穿着红绿条纹袷袢[1]的老者；他的儿子，虽然年纪不大，但因为在难民营里生活，看起来很沧桑；老人的儿媳头发中夹杂着一缕缕银丝，但眼神十分温暖。

“我们是从哈扎拉贾特[2]来的。你呢？孩子，你家在哪里？”老人问我，声音很轻柔，“你怎么会自己一个人出来呢？”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能说什么呢？

“喀布尔，”我说，“我是从喀布尔来的。我现在要回家去，我们以前住在那里。”

他们点点头，抬了抬下巴，似乎明白了什么。对于我为什么孤身一人待在难民营里，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好奇了。他们已经听到了太多悲惨的故事，我没必要讲出自己的了。此时能结伴同行就已足够，我不需要他们的问题或怜悯。

大病初愈，我的身体依然很虚弱，并为抛下娅拉和西塔拉悲伤不已，但每走一步，我就离难民营远一步，离喀布尔近一步，所以我一刻不停地向前走着，只是偶尔停下来喝口水，或者短暂地休息一下。太阳火辣辣的，在高温下行走很艰难，但我绝不会放弃。每隔几个小时，就有一辆救援卡车向相反的方向驶去，有时他们会停下来，给我们食物和水，载上那些半路放弃的人，回到难民营中。

这是一群奇怪的外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都选择来到这片尘土飞扬的沙漠中。他们看着我们的眼神，说得好听一点是同情，说得难听一点是绝望。作为局外人，他们对于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既能积极地投入其中，又能自由地置身事外，我很好奇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他们路过此地，尽己所能地帮别人，又因为这不是自己的生活而侥幸或内疚。难民营里也有好人。我深知好人是存在的，但好人也会离开，也会让你失望。我气恼他们没有救活娅拉。其实，我只是感到气恼。

一开始我们走错了方向，越来越深入巴基斯坦的腹地，把我吓坏了，幸好救援人员为我们指明了通往喀布尔的路。回忆起被卡车载到难民营的那一段长长的旅程，我只能推测前面还有好几里路，还要走上好几天。

“现在喀布尔市区情况怎么样啊？”我问救援人员，他们正载着最新的一批难民开往难民营，在我们面前停了一会儿，想看看我们是否要一起回去。现在距离难民营越来越远，我的勇气也越来越大。

他们听完我的问题，摇了摇头：“不太好。”

他们告诫我们，要小心土匪、狙击手和野兽，尽量别走主干道，如果能找到山路就抄近道，要小心地雷。我们点点头，现在只能求安拉保佑了。

我不禁开始怀疑，我们的蓝房子是否还存在？或是就像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已被炮弹夷为平地？我只能相信它还完好地存在着，只能相信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必须有个念想支撑自己走下去。

白天赶路非常乏味，我们只停下来分享有限的食物，或在遇到山泉时喝水。前方的地平线很模糊，但至少我们在一步步靠近。夜晚很可怕，为了取暖，为了有点安全感，我们挤在一起。老人很和善，一路上都和家人照顾着我。他说他们要去哈扎拉贾特，我意识到我们迟早要分道扬镳。城市里还是一片硝烟弥漫，他们不会冒险走得太近。不过至少现在，不用孤身一人踏上这条漫漫返乡路，已经很不错了。

老人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祖父。我允许自己想念祖父母，想念他们是如何接纳了我们全家。我想起祖父在山坡上赶羊，大步流星地走过崎岖不平的山地，踏实又自豪；他总是有无数的问题要问爸爸，想知道儿子这些年里都学到了什么，能跟他分享什么，相信他的迪尔能过上更美好、更轻松的日子。一想到爸爸，我就如鲠在喉。我想念他们每一个人，我想扑进妈妈的怀里，闻闻她头发上、身上温暖又抚慰人心的香气，这种渴望如此强烈，它刺痛我的双眼，让我流泪。

我开始跟不在身边的家人们聊天。起先，我只是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说话，爸爸、妈妈，甚至是贾瓦德都能跟我聊上好久，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事情想问他。我想象着和小阿尔萨兰玩耍，在山坡上追逐他。我记起妈妈给我们念书，她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但我还不敢想起娅拉和西塔拉，我尽力把这些回忆推到脑海的最深处，集中精力去想象一个充满欢笑和希望的世界，一个我们全家人还在一起的世界。这个世界驱使我不断向前走，我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坚强，累了的时候可以依偎他们，从他们的眼神里得到鼓励。他们就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这条路损毁严重，到处都是裂口坑洼。其实它就是一条土路，只有几处路标。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灌木丛，远处是绛紫色和铁锈色的山峦。我快步走过这片不毛之地，只想赶紧回到喀布尔，回到那个曾经充满了金色希望的家中。

山路十分难走。老人步伐较慢，我们每天走不了多远，而且每走一步，都更加饥饿。我尽力不去想娅拉、西塔拉或者难民营，不去想我离开时阿吉勒的眼神——他只是站在那儿，目送我走远。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脑中只留下蓝房子。

老人的儿子和儿媳说他们要去山里，过简单安稳的生活，远离战火，自食其力。他们打算组建一个家庭。他们似乎也决定要将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置之度外，好像只要他们希望、他们需要，就能过上简单平静的生活。

我也开始向他们讲述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家庭。

我们都希望这些美好的愿望会成真。难道幸福真的是一种奢求吗？对我来说，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从其他行人那里听说，形势越来越糟糕，有好多战士正向着喀布尔行进。从霍斯特到加德兹的那段山路，尤其要当心，除非迫不得已，没人愿意冒险去走上一程。我们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停下来歇脚——老人家需要休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休息。村口正好有一排雪松，我们就在树荫下坐了下来，等着老人的儿子去村里讨吃喝。我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善意过活。村里的一位长者出来见了我们，询问我们难民营里的生活状况。他说，在这里见到我们很吃惊——大部分人都不会靠近这条通往城市的路。

“你们没听人说吗？”他问，“喀布尔已经不存在了。城里的每个人都离开了——去山里、难民营、塔吉克斯坦、伊朗，能逃到哪儿就逃到哪儿。”他们不会离开村子，尽管他听说年轻的塔利班支持者们会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

“我还能去哪儿呢？”他说。

虽然家徒四壁，但他们还是热情地招待了我们，给我们饭吃，让我们休息。没有恐惧，没有危险，这样与陌生人交流，让我不知所措。经历过难民营里发生的一切，我的心已经变得很坚硬了。

我发现自己正在想念娅拉和西塔拉。我想缩成一团，一动不动，直到悲伤浸透我的全身，直到我可以再次看见眼前的画面。

两位老人讨论着我们接下来的行走路线。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说：“绕开霍斯特，那儿有各种民兵。那些士兵都……非常凶残，杀死老百姓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女人，孩子，他们都不在乎。要想从峡谷中悄悄溜过去，简直比登天还难，你们会被当成活靶子。他们正在招募新兵呢，”他抬了抬眉毛，看着老人的儿子，“还抢女人。”

我打了个冷战。

可是如果不走山路，该怎么去城里呢？其他人会绕过喀布尔，但我能感觉到，同行的老人想尽全力帮助我。正午休息时，他眼神暗淡，坐在那里竭力思索着可行的方案。

跟村里的长者商讨了半天，老人从地上站了起来，说道：“那我们就走沙兰和加兹尼吧。尽管那儿都是山，但也是有路可走的。从那儿走花的时间更长，但更安全。”我们都赞同地微笑了，不想因为山贼和民兵半途而废。

我知道在分道扬镳之前，他们愿意陪我走到最后一步。

我们对长者的热情好客表示感谢。村里人给了我们一只塞着羊肉抓饭的馕和水，祝我们一路平安。几个小男孩在尘土飞扬的路旁向我们挥手告别。漫长的跋涉又开始了。

狭窄的道路两旁都是山峦，我们加快了脚步，一心希望离霍斯特越远越好。为了到达喀布尔，我们不得不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这个世界如此奇怪，事情如此颠倒。有别人陪在我身边，我感觉好多了。尽管大家都已精疲力竭，双脚被石头路硌得生疼，脚后跟在难民营分发的廉价塑料拖鞋里流着血，却没有一个人抱怨。难民营已很遥远了，我们又踏上了阿富汗的土地。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我的肩膀顿时放松下来。我又感受到了自由，陶醉其中，以此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我们就这样走了几个钟头，路上很安静，没有救援卡车，没有检查点，只有一条条狭窄的红土路一直延伸到山上，灌木和粗糙多节的树点缀着大地。山坡上，一块块巨石躺在尘土弥漫的干裂土地上。春季就快到了，但还没下过一场大雨。我想起祖父母的村庄，加快了脚步，我不想被山上砸下来的巨石或泥石流困住，我不想那样死去。大自然已经让我失去了太多。

老人的呼吸沉重而吃力，他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胸口。我们停了下来。老人靠在儿子身上，而他的儿子，这位善良坦率的山民，在难民营中几个月的生活已经让他筋疲力尽。

“我们不能再走了。”老人的儿子说。

老人一步也走不动了。我们的身下能看到另一条路。

“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一起祈求安拉保佑。会有人来帮我们的。”老人的儿媳说。

我不想停下脚步，但这家人允许我搭伴同行，我不想丢下他们。我眺望着地平线，寻找着车辆的踪迹，希望有人，不管是谁，能停下来帮帮我们，但那里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气温降了下来，黄昏降临，漫长得像过了几个钟头，我们终于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山下的那条路上移动着，扬起一团小小的灰色烟尘。那是一辆卡车，载着一群带枪的士兵。我们的心猛地一沉——这里无处可藏，而且老人十分虚弱，根本动不了。老人的儿子拉着我走下了山坡，朝路中间走去。

“我们挥手叫他们停下。”他说，“别怕，他们不会朝小孩开枪的。”

我对此并不确定，但还是跟他走了。我们等待着，挥舞着双手，直到卡车越来越近，司机看到了我们，慢慢停下了。

司机谨慎地打量着我们，一个男人从卡车后座上跳了下来，朝我们走来。他看着我们四个，看着躺在远处山坡上的老人，判断着眼前的情况。

“拜托了。”老人的儿子说。

这个男人伸出手，做了不耐烦的手势，他不想说话。他还在思索着，是该帮我们一把，还是把我们丢在路边离开。不跟我们说话，他更容易做出决定，因为这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老人痛苦地呻吟着。我摸着头巾下面娅拉的那条金项链。司机踩了一下油门，想快点上路。大家都害怕附近有埋伏，会遭到袭击。

“帮帮我们吧，”我说，“救命！”

我盯着那个男人的眼睛。他又把我们打量了一番，然后狠狠地踢了踢脚下的泥土，跟我们一起爬到了老人躺着的地方，帮忙一起架起了他。老人的儿子把老人抬上了卡车后座，让他平躺在防水布上。卡车上堆满了板条箱，里面是罂粟籽和鸦片，但我们并不关心。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只想抓住机会活命。这个男人很清楚我们的心思，于是我们都爬上了车，坐在老人旁边。

“我们要去加兹尼。”他说。

感谢安拉，这是我们第二次交好运了。司机递给我们几个橙子吃，随着卡车的颠簸，我很快睡着了，连日的行走、内心的希望和恐惧让我筋疲力尽。我想象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安慰着我。等我醒来时已是夜里，卡车停在了卡兹尼。其他人都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睡梦中，我又一次变得形单影只。

他们的不辞而别让我很悲伤。我想当面感谢他们的友善，感谢他们允许我结伴同行，但比起在白天分别，这样告别或许更容易些。我知道老人不想让我独自一人回到喀布尔，他能不能挺过这趟艰难的旅程呢？太多的人死去、消失，我已经麻木了。

我掀起了防水布，从卡车后座上溜了下来，车里的板条箱已经空了，连司机都走了。我围好头巾，走进了这座满是尖塔的城市。城市已经睡去，我轻手轻脚地走着，尽量不发出噪声。我不想惊扰空荡荡的街道。

我发现了一口井，靠在水泵旁边喝了个痛快。一连几日长途跋涉，我洗去了满头满脸的灰尘。这里似乎没有硝烟，我坐了好一阵子，抬头看着古老的城墙和夜空。我想起了娅拉，她脸朝下漂浮在河水中。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太容易了。想起她的脸、她眼里的恐惧，我不寒而栗。我不希望这样记起我美丽的姐姐。我想记住她的开怀大笑，她明亮闪烁的双眼；那个又唱又跳、充满了爱和希望的娅拉。我想记住这样的她，我对自己发誓。我会把家人带在身边——他们会指引我走下去。我抚摸着脖子上的金项链。从加兹尼到喀布尔，要走两三天的路。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摘下这条金项链的。我会走到城里去。安拉的保佑和好运气让我走了这么远，我会平安无事的——会走到蓝房子的。我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寻找着路标，穿过狭窄的小巷。终于，路变宽了。眼前的路一条通往坎大哈，另一条通往喀布尔。尽管夜色已深，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还是向喀布尔城走去。这一夜很冷，不停地走动很好，一步接一步，每一步都让我离家更近一点儿。

[1] 袷袢（qiā pàn）：中东国家的男子所穿的一种无领对襟长袍。——编者注

[2] 哈扎拉贾特地区以巴米扬市为中心，横跨阿富汗多个省区，是哈扎拉族的聚集地。哈扎拉族是阿富汗国内的第三大民族。——编者注

第20章

我停下笔，抬头揉了揉眼睛，头顶明亮的灯光照得我眼睛酸痛。火车在铁轨上轻轻颠簸着，左右摇晃。此时已近冬末，车厢里很温暖，但外面很冷。我周围的乘客在玩牌，喝酒聊天，打发时间。夜里，车上的气氛很不一样，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无法看到窗外的风景，夜晚的黑暗让我们更加亲密。有些乘客——几个比利时人和一个俄罗斯人——想跟我聊天，但我沉默不语，低头看书写作，避免和他们眼神交流。对他们而言，我的故事充其量只能满足好奇心，最多引发一点怜悯。但拿破仑不一样，他发自内心地在乎我，能毫不掩饰地向我敞开他自己的伤口。他不会用虚无缥缈的希望和空洞的承诺搪塞我。他坐在我身边，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这对我而言就已足够。

想起我的旅程，想起我是怎样登上了这列火车，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站在加兹尼城外的小女孩。她站在路上，抬头看着星星，聆听着——只要她让焦虑的心安静下来，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听得见。

把过去的点点滴滴拼凑在一起——把那些印象、事件、时刻及时付诸笔端，这感觉很奇怪。一开始，我久久无从下笔，只能冷眼旁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想象它们是发生在另一个倒霉鬼身上的。不过，悲伤并不是这段记忆唯一的底色，它还没有把我彻底毁掉。愤怒只能让你止步于此，所以在最迷茫的时刻，我选择去回想那些支撑我活下来的东西。我选择去爱。

第21章

那一夜，我没有遭到猛兽的袭击或陌生人的尾随。一条长路完全属于我，还有满天的繁星在头顶安静地闪烁，为我引领方向。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当清晨的曙光驱散了夜晚的黑暗时，加兹尼已被我远远甩在了身后，我爬上了更高的山坡，朝喀布尔前进。

道路两旁无遮无挡，光天化日之下，很难不被人发现。一个小女孩独自走在荒郊野外，势必会引人注意。

我放慢了脚步：一听到远处有车驶来，我就得从路上跑开，躲到岩石或者灌木丛后面。没有任何人能保护我，我要自己保护自己。娅拉的死教会了我，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一旦有卡车或者小汽车出现，我就躲到路旁，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夜幕降临，我身心俱疲，也没有走多少路，于是决定找一个容身之处休息一下，睡上几小时。我找到了一处山泉，喝了些水，小心翼翼地咬了几口馕。这只馕是我们前往霍斯特时，从那个歇脚的小村庄里带出来的。我的胃疼了起来，但我并不在乎。黑暗保护了我，几个小时后，我醒了，浑身又冷又僵，又开始赶路。现在没有了车辆和行人的打搅，我加快了脚步。

黑暗中，我一边走，一边想象爸爸妈妈在我身边，鼓励着我，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荡着我，就像小时候一样。

“加油！阿芙萨娜，喀布尔不远啦。”他们把我荡得很高，让我忘掉了忧愁。

他们领我走出了黑暗。白天我躲在路边睡觉，爸爸妈妈始终陪伴着我。

就这样过了两天，我来到了喀布尔的城郊。拖鞋摩擦着皮肤，我的双脚鲜血淋漓。接连几天没吃什么东西，我已经快撑不住了。喀布尔城像海市蜃楼般出现在山谷中，我朝它走去，而它忽远忽近。

喀布尔四处都能听到枪炮声。房屋在燃烧，或是只剩断壁残垣，对天空敞开着残缺的胸膛。我绕着喀布尔的城郊，避开市区主路，走了好几个小时，小心翼翼地缓缓往北走去，进入城市，离夏瑞诺区、老公园、公园后的蓝房子越来越近。我浑身酸痛，很想停下来，但城市另一端传来的炮火声迫使我继续前进。树早就没了，一路上几乎毫无遮挡，我从一栋房子的阴影中挪到下一栋房子的阴影里，快步跑过开阔的路。几乎每条路都空荡荡的，见不到汽车、公交车或者自行车的影子。喀布尔硝烟弥漫，大家不是已经逃走，就是正在逃亡的路上，留下来的人全都不见天日地生活。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如果蓝房子已经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我该到哪儿去？

当我终于走进了昔日的街区，我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不在乎谁会发现我。我只想看看家还在不在。我跑过了公园的废墟，从前我跟贾瓦德、娅拉、奥马尔常常来这里玩。我不停地跑着，直到蓝房子突然映入眼帘。它依然屹立在夏瑞诺区后面的山坡上。

直到靠近院墙，我才意识到这儿可能正住着其他人。我迟疑了一下，用手轻轻推开了院门。屋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出有人居住的迹象，只是房顶似乎被炸坏了，有一面墙也是。一进院子，我就溜到了房子一侧一个较低的窗口前，用手指摸索着窗框。窗户轻轻一推就开了，我撑起身子，跳了进去。房间里半明半暗，瓷砖和窗台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踮起脚尖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家里被洗劫过，大部分财物都没了——与其说是被劫，不如说整个家都被搬空了。到处都是灰尘，看得出来这里已经很久没住过人了。一束光从厨房里被炮弹炸毁的那面墙中漏了进来，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我小心地挪动着脚步：我在难民营里见过拄着拐杖的大人和小孩，他们不小心走错了一步，踩到了地雷，胳膊或腿就被炸掉了。我推开厨房中通往花园的门，锈蚀的合页发出吱呀声。

花园比我记忆中的更加茂密荒凉。杂草长得很高，庭院里有了更多的树荫，一草一木也都蒙上了一层细腻的灰尘。花园的正中央是那棵紫荆树，开满了早春的花朵，粉紫相间，树根周围的泥土没有松动过的痕迹，妈妈多年前种下的藏红花也还在那里。

我走过去，坐在了紫荆树下，抱住树干，不管上面有多少灰尘。我笑了起来，纯粹的喜悦从我的身体里一涌而出。蓝房子还在，紫荆树还在，花园还在，这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惊喜。我像从前一样躺在地上，望着天空，感受喜悦和爱在疼痛的身体里流淌。现在进了蓝房子，没有了目标的驱使，我的身体再也撑不住了。我在院子里睡着了，高高的草丛半掩着我的身体。在温暖的阳光下，我将瘦小的身躯蜷成了一团。奥马尔那条旧头巾还围在我的身上，等我醒来时，已近黄昏。

我决定继续睡在外面。大多数家当都不见了，但还有几条旧毯子，我也把它们裹在了身上。城里依旧枪声不断，但在紫荆树下，我感到了地震以来从未有过的安全。

我梦到全家人一起生活在这栋房子里时，妈妈低声唱着一首甜美的摇篮曲给我听，双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接着她拔掉了所有的藏红花，用手刨开泥土，指甲里都是泥。高高的草丛中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看到一只金色眼睛的猫爬上围墙，消失不见了。它的离开让我松了口气。

妈妈用双手挖着……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想起离开蓝房子前的最后几天，妈妈和爸爸吵了起来，妈妈收拾了一包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确定。

我抬头望着花园上方的窗户，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还是个小孩子，在窗前的月光下看着花园。是一只盒子，妈妈拿着花朵和盒子。盒子去哪儿了？

我开始拔掉藏红花，看看哪一片泥土比较松，更容易掘开。起先泥土很坚硬，我用脚后跟用力磕了几下，把土弄软，然后下意识地去挖树根下的土，直到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大木盒。原来妈妈把它埋起来了。她想藏起来的就是这个盒子。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挖了一个坑，把盒子放进坑里，用手臂擦了擦脸，把花种在了上面。盒子里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值得她这样保护，但又不能随身携带呢？我的双手在颤抖。竟然还有这样一方未经战乱洗礼的土地，真令人难以相信。这好似一个可以真真切切触摸到的过去，一个小小的奇迹。

借着微弱的星光和不时闪过的炮火亮光，我把盒子挖了出来。盒子很重，我打不开锁，最后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把它砸开。掀开盒盖，一个用布包裹着的东西映入眼帘……这时我犹豫了。妈妈会允许我这样做吗？不管里面是什么，她是否希望我能找到这个盒子呢？我陷入了沉思。

我相信人死之后，并不会化为尘土。没错，你的肉体会被埋葬，但我觉得，即使是最深的泥土也无法把你的灵魂掩埋。虽然妈妈已经离开了我，其他人也不在了，但我还能感觉到他们就在身边。此刻一阵微风吹来，阵阵花瓣飘落，也许是妈妈在摇晃着紫荆树，请我马上停手，又或者是在催促我快点打开盒子，抑或那根本不是她。我思索了一阵，觉得妈妈会希望我打开它。

夜里很冷，我用冻僵的手指以最快的速度拆开了那个破烂发黄的包裹。几只装着照片的小塑料袋滑了出来，还有信件、文件和钱。这是一只藏宝箱。妈妈埋在紫荆树下的，是她的秘密。

虽然有月光和炮火，但天还是太黑了，根本看不清信上的内容。我把它们放到一边，打开一包照片，眯着眼睛看。有些旧照片已经泛黄；其他的是我们几个孩子小时候的照片、爸爸妈妈的照片，还有几张阿尔萨兰的，不过光线太暗，很难看清楚。我用指尖摩挲着照片的边缘和人物的轮廓。盒子的每一层都有新发现，有厚厚的几沓钱，扎在一起，又套上了塑料袋。不知为何，她不肯把这些钱带到山上去。这些东西是妈妈想保存、想保护的。她可曾想过有朝一日会回来？离家的时候她为什么没把这个盒子一起带走？我把盒子拖到厨房里，以防有人偷看。天亮之后，随便哪个没有离开的邻居都能把花园里的一切尽收眼底。我不想节外生枝，于是踢松了泥土，把洞填上，把弄歪的花扶好。

尽管疲惫不堪，但这个发现让我兴奋得毫无睡意，我坐在紫荆树下，眼睛半睁半闭，只等天一亮就读信，看看她到底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带走。是什么东西让她舍不得毁掉？抱着这些纸页，看着照片上家人模模糊糊的轮廓，我感觉自己离妈妈更近了，也离其他人更近了。这个发现肯定有重大的意义，是个惊喜。

炮弹的爆炸声在城市的上空响了一整夜，就好像烟花一样不停绽放。在天亮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终于精疲力竭地睡着了。

破晓时分，朝阳从山上冉冉升起。早晨的空气清新凛冽，但我依旧披着那条旧头巾，并不觉得很冷。自从步行至喀布尔的旅程开始后，我第一次睡得这样沉。

我们的房子后面有一口井。趁着清晨路上没有行人，我去井里打水喝。天已经亮了，我第一次仔细打量着这座城市：房屋被炸毁了，留下的巨大凹坑就像一排排参差不齐的黑牙，废墟上灰蓝色的硝烟随风飘散，好像在向整个山谷传递信号。曾经川流不息的道路如今空空荡荡，整个城市就像废弃了一般。周围邻居家的房屋也是一片狼藉，就好像它们的主人有一天走出了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努力回想着妈妈的朋友，还有曾和我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的小伙伴们。我能回想起他们的声音、脸庞，大人拍拍我的头，朝我们这些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笑。他们都不在了。

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非常清凉。我洗了手和脸，又喝了点水。我竟然只需要这么一点点东西就能活下来。我已经习惯了几天不吃饭，也不怎么喝水，只靠希望和愤怒活下去的日子。希望催生愤怒，愤怒又助长希望。

我想找的人并没有出现。蓝房子里没有一丝奥马尔来过的痕迹。没有任何消息，没有迹象证明他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喀布尔，正在找我们。不管他人在何处，都从未回到过这里。这让我失望至极，不得不改变计划。他既然没有回来，那我就要去城外找他。我朝思暮想着能跟哥哥团聚，现在看来只能再等一等了。我深信他还活着，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他从未像妈妈、爸爸还有其他人那样与我说过话。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从来都看不到他的样子，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他肯定还活着，在蓝房子外面的某个地方。

不过当务之急是处理这个“百宝箱”。我匆匆走回家中，溜进家门，拿着盒子来到花园中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在隐蔽的高高草丛中。

我先看照片。其中一张是我们全家与阿尔萨兰的合影，大家都被太阳晃得眯着眼睛。我们站成一排，阿尔萨兰站在后面，胳膊搭在爸爸的肩膀上，妈妈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小阿尔萨兰那时还没出生，照片里只有奥马尔、娅拉、贾瓦德和我。那天，阿尔萨兰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拍了整整一卷我们在花园里玩耍的照片：一张是贾瓦德一脸严肃地坐在门口；一张是奥马尔、爸爸、贾瓦德和阿尔萨兰的合照；一张是我、妈妈和娅拉的合照；还有一张是我坐在院子里，在阳光下大笑。我抚摸着他们的脸庞。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注定要回到这里——是妈妈在指引着我，带我回到大家身边。我伸出手，摸着自己的心跳，从地震到难民营，这一路背负的所有悲伤都在此刻放下了。我的肩膀颤抖不止，任由颗颗眼泪滴落到草丛中。蒙尘的藏红花吸干了泪水。

我在阳光下眨着眼，又发现了一张老照片——一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她看起来出奇地美丽又陌生。她没戴头巾，那张没有被遮盖住的脸庞骄傲地对着相机。她的头发又长又蓬松，漆黑的眼眸跟娅拉的一模一样，她直视着镜头，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照片的背面写着“我最亲爱的人”。我又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遍，非常惊讶。照片中的她非常年轻——顶多只有十六七岁。我意识到她那时还不认识爸爸。那么，她为什么会被称作“最亲爱的人”呢？照片背面的字是谁写的？是外祖母吗？根据妈妈的描述，外祖母不可能称呼任何人为“亲爱的”，更别提这样称呼妈妈了。这张照片从何而来？她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我满是疑惑，毫无头绪。

下一张照片非常模糊，只能隐约看出是一群年轻人的合影。我仔细端详，发现有两个男人肩上扛着来复枪。这群年轻人都穿着卡其色的短袖衬衫和裤子，还有沉重的皮靴。盯着这几张面孔，我发现其中一人很像年轻时的阿尔萨兰，另一个很像爸爸。在照片模糊的一角有一个女孩，穿着一样的卡其色衣服，没看镜头，头发梳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虽然照片模糊不清，但看得出她很像妈妈。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把它翻过来，但背面没有标记和日期。照片的正中间有一道折痕，像是被放在衬衫或裤子口袋里保存了很多年。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直到他们的脸都变得模糊起来。我确定这就是他们。

下一张照片是年轻时的阿尔萨兰，他一点都没变，看起来还是那么孔武有力，眼睛里带着笑意。照片背面写着“给我亲爱的齐塔”。齐塔是妈妈的小名，阿尔萨兰一直这么称呼她。我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张照片，用黑黑的指尖摩挲着上面的笔迹。挖土的时候我的指甲里塞满了泥，虽然指甲已被我啃得很短，但泥巴嵌得很深，用井水怎么洗都洗不掉。我又看着那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两张照片上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我一下子倒在了草丛中，长长地吐着气，脑子里乱极了。

妈妈和阿尔萨兰不是上大学时才认识的吗？爸爸妈妈曾无数次地跟我们讲起过这段故事。他们怎么可能之前就认识了呢？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三个为什么穿着制服？我一点都不明白，这些都说不通。

我一直以为阿尔萨兰是父亲的朋友。他们不是年少的时候在山上认识的吗？后来不是阿尔萨兰资助爸爸念书的吗？又把他带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我回想着阿尔萨兰在蓝房子里跟父母的每一场谈话。爸爸和阿尔萨兰从没提起过并肩作战的事。他们不是一直都对圣战者武装、对连年的战乱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吗？学生时代的爸爸妈妈不是曾偷偷地支持过苏联人吗？大谈人人平等、共同利益，难道这些都是假的，背后另有隐情？我意识到，对于父母年轻时的那段生活，我从未多想，从未怀疑，也从未考虑过他们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秘密。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事。我怎么会不相信呢？

我又想起了阿尔萨兰的死，他的尸体挂在紫荆树上。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自杀？

内心的疑问层出不穷，我开始头痛。

我撕开那个装着信件的袋子，把信倒出来堆在腿上。我一封接一封地看着，浑身颤抖，知道像现在这样读信、看照片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对的。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我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有高高的草丛遮掩，肯定不会被人发现，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我不知道究竟哪种情况更坏：是塔利班发现我在读信，还是妈妈看到我拆开了这些她不想让我看到的东西？好奇和焦虑打了个平手，我读起了最先滑落出来的那封信。看起来它已被读过很多次了。

我最亲爱的齐塔：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我天天算着日子盼望再次见到你。

你应该来这儿，跟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都需要你勇敢的心来引导。没有你，只怕我们会溃不成军。你永远都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最好。

爱你的
A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下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人：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我甚至不知此生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你。这边的形势很糟糕，我们死了很多人，我跟迪尔担心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一天一天地数着你不在身边的日子。希望你能来这儿，但是我知道你不在这里更好，更安全。只要你没事就好。我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男孩，如果他能平安把信给你，请好好照顾他。他几乎万念俱灰了。

亲爱的，我想你。

A

我想象阿尔萨兰看着妈妈的样子。我记得他在门廊里朝她靠过来的样子，他们两个说话时的亲密神态——笼罩着一种忧伤。我记得她跟爸爸的争吵，记得妈妈在他身边时是多么伤心。爸爸知道这一切吗？肯定知道。但她为什么嫁给了爸爸？还有我们——我们又算什么？以前确定无误的事情，现在变得疑云重重。

下一封信也被反复读过好多遍，信的折缝已经变薄了，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细小字迹。

Z[1]：

那个男孩把你的消息带到了。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没来找我们了。请原谅我，“雄狮”需要我，我此时绝不能离开这里，自由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我正在安排迪尔去照顾你，没有他帮忙，你自己肯定做不成这件事。这是荣誉的问题，跟尊严无关。相信我。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按他说的去做就可以了。一切疑问他都会跟你解释的。这都是他欠我的，而且，他已经爱上你了。我会设法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A

爸爸欠阿尔萨兰的？我绞尽脑汁，想厘清其中的头绪。他们在山上结下的友谊是真是假？他们明明在远方打仗，为什么爸爸却说他在上大学，并在那里认识了妈妈？阿尔萨兰派爸爸去做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妈妈带去的是什么消息？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的头脑中翻腾不止，我真不该去看这些信。她把它们埋起来是有原因的，每一份爱情都有秘密。

我的胃饿疼了，头也疼痛不已。我想继续看信，又想把它们全都烧掉，让它们永远消失。

我想起了奥马尔的脸庞，想从中找出阿尔萨兰，而非爸爸的影子。但我们兄妹几个长得很像，至少奥马尔、贾瓦德、娅拉和我都很像。我们长得都像妈妈——虽然娅拉比我更好看，更精致。那么小阿尔萨兰和西塔拉呢？他们两个皮肤更黑，看起来更严肃，继承了爸爸的眼睛和固执的脾气。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确定了。

我久久凝视着那张蓝房子里的全家福。成人的世界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好像我的家是由一个个谎言堆砌而成的。

我狠狠踢着紫荆树，扯着树枝，满树的花瓣洒落在院子里。我踢着树下的泥土和花朵，恨透了那些半遮半掩的真相，那些我们从不知道的事情。

还有爸爸和我之间的爱呢？它还和从前一样吗？祖父呢？祖母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家人？我悲痛欲绝，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悲伤。有些珍贵的东西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我又看了一遍那张照片上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年轻人们，还有角落里没有看镜头的那个女孩。她是妈妈吗？我不知道。我想起了她，还有她那颗勇敢的心。

希望我也继承了这颗心。我需要靠它来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1] ：“齐塔”（Zita）的首字母。——编者注

第22章

火车一阵颠簸后，停了下来。

我听到其他车厢的乘客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舒展着四肢，有的走到了过道上，朝窗外张望。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停下来了？”

每个人都在问对方相同的问题，期待有谁能给个答案。

拿破仑沿着车厢走来。“大家都不要慌。”他的声音从过道里传来，“只是几只动物在过铁轨，司机会轰走它们的，马上就能出发了。请大家待在自己的车厢里，我们不会停很久的，我可不想丢下任何人啊！”

乘客们都哄笑起来，探着脖子，想看清火车前面的景象。类似的小事总能让他们兴奋，为旅途增添一点乐趣。它们打破了火车单调前行的节奏，让乘客们聚在了一起。

“他能把它们赶走吗？”

“不知道——那些鹿有时候挺顽固的。”

“是鹿吗？”

“应该是吧。”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车厢内逐渐成形，尽管铁道是弯的，谁也没有看到车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是那些拿着望远镜的人）。我们用想象力编织故事的细节。

火车终于重新启动了，先是猝然一动，一些乘客撞到了一起，或是撞在了尖锐的门把手上。这一下可不好受吧？我看到一位身形肥胖的乘客向前摔去，龇牙咧嘴。

“好啦，我们一切正常啦。”拿破仑边喊边穿过过道，多年在火车上工作，他脚步平稳，既同情又好脾气地看着眼前这群乱作一团的乘客。

“站稳了。”他伸出了一只胳膊，扶住了一个男人。这人一大早就被伏特加弄得两眼通红。

车厢里回荡着一阵笑声，气氛再一次欢快起来，这件小事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火车穿过松树林的时候，我俯视着鹿群跳进了森林里，只有一头除外——它摔倒在地，周围有一摊血。我扭过头去，但火车已经加速，把这头鹿抛在了身后。针叶林从来都不是弱者或伤者生存的地方。我想象秃鹫们很快就会闻到血的味道，风卷残云般地把它的尸体吃得干干净净。

我重新拾起自己的故事，思绪又回到了蓝房子里。

第23章

在喀布尔找到奥马尔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夜里，头顶的枪炮声离我越来越近，是时候离开了。我决定把这些钱、信和照片尽量都带在身上，把那只包裹拧起来，打了个结，系在身上的旧袷袢和纱丽克米兹底下，能藏多少是多少。这件纱丽克米兹以前是贾瓦德的，现在已经非常破旧，袖子都磨破了。我考虑过把信件留在这里，我很想烧了它们，但最终没有下手。

“我要把它们拿给奥马尔看。”我想，“他会帮我弄懂这些信的。”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奥马尔，和他团聚，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奥马尔的一双旧靴子还躺在楼上，搬家时忘了带走，被遗弃了。我穿上了这双靴子，吹去了上面的灰尘。靴子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大，但它们让我想起了哥哥，我想把它们带走。

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如果就这样走在街上，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看着自己长长的头发，然后把它们拨到脑后。现在的我看起来更像贾瓦德了。我爬上厨房里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小心地保持着平衡，将手够向房门上方，阿尔萨兰的那把刀还原封不动地藏在凸缘上。他一直把它藏在这里——“以防有人袭击”，他说，尽管他从来没说过到底是谁会来找他的麻烦，而且到了最后，这把刀也没能救他的命。从椅子上下来的时候，我握住刀柄和皮革刀鞘，椅子摇摇晃晃的，我尽量让刀离自己远一点。

我走到那面失去光泽、布满灰尘的镜子前，贴着发根，慢慢地用刀割掉头发，避免划伤耳朵。看着一缕缕长发掉在地板上，我努力忍住泪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告诉自己。割了一会儿，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头发参差不齐，但我看起来跟贾瓦德一模一样。我决定以后用他的名字，想象着以他的身份生活下去。刚开始，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我模仿着贾瓦德走路和说话的样子——被塔利班洗脑之前的那个贾瓦德。我决定放弃阿芙萨娜这个身份：一个女孩，孤身一人待在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会带上阿尔萨兰的那把刀，以防万一。我把娅拉的金项链藏在长袍下面，把头巾绕在脖子上，遮住下半张脸，以前在山上时我常看到贾瓦德这样做。

我决定冒险出门找吃的。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集市还在不在。在那里，商贩的车上有水果和坚果，有卖肉制品的，卖香料的，卖刚出炉的馕的——这些记忆都已模糊，但就算这些摊位还在，他们还有东西可卖吗？现在的喀布尔只是一座空城。

奥马尔的旧自行车还在，藏在花园后面的灌木丛深处。这辆车已经锈迹斑斑，绿色的油漆剥落，不过还可以骑。刚到山上不久，祖父教我骑车的记忆涌上心头：我一次次摔倒在地，祖父不停鼓励着我，贾瓦德嘲笑我摔倒的样子，然后帮我扶起自行车。那辆车是村里一个男孩子的。虽然有嘲笑有眼泪，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直到能绕着村里的广场骑行一圈。祖父像个小男孩似的拍了拍我的后背：“阿芙萨娜，干得漂亮！”我是多么自豪。

奥马尔的自行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高，一开始骑上去晃晃悠悠的。我绕着紫荆树一圈一圈地骑着，渐渐有了自信。只要不用急刹车，我就不会有事。我骑出院子，下了山。路面高低不平，我一会儿滑行，一会儿加速蹬车。车胎已经瘪了，尤其当我碾过小石子或者坑坑洼洼的路面时，车胎里原本就不多的气都迅速地泄掉了，到最后已经所剩无几。

经过公园的时候我停了下来——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公园的废墟，整座城市一片混乱，街角的每栋房子几乎都被炸毁了。街上冷清异常，空空荡荡，到处都是爆炸留下的痕迹。在我的记忆里，旧日的喀布尔虽然有苏联士兵扛枪走过，但城市井然有序，人们的生活照常进行，不像现在这样是座空城。地平线处，还有很多房屋在冒着浓烟。我突然感到眼前的喀布尔非常陌生，不知道该如何前进。我需要找人帮忙。

不远处有一口井，有两个男孩靠在水泵旁，往黄色的塑料桶里装水。我慢慢地朝那口井骑去，看到其中一个男孩扛着来复枪。他们看起来不像塔利班的人，不过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井边别无他人，他俩看起来无所事事，不像危险人物，于是我朝他们走去，点头致意。他们谨慎地打量着我，发现我显然不会构成威胁后，高个子的那个男孩挥手叫我过去。

“车子不错啊。”他盯着我的自行车说道。我微笑了，只微笑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矮个子的男孩问我。

我试着说出自己的新名字：“贾瓦德。你们呢？”

“我叫马蒂，”矮个子的男孩回答，“他叫阿巴斯。”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俩在给塑料桶灌水，马蒂扶着桶，那个年龄稍大的叫阿巴斯的男孩压着水泵，让我可以在他们收工前尽情喝个够。水有一股金属味道，不像山上的。我向他们道了谢。

“你饿吗？”马蒂问。

我耸了耸肩。

两个男孩互相看了一眼，无声地交换着意见。

“你帮我们运水好不好？”阿巴斯说，“你可以把这些水桶挂在两只车把手上。”

我琢磨着他的话。很明显这两个男孩都是战士，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人，也不清楚现在对峙的是哪些派别，甚至不知道国内总共有多少个派别。但我知道不该发问。如果我不帮他们，他们也会把自行车抢走，通过阿巴斯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好啊。”

我们把水桶挂在奥马尔的自行车上，我推着车，在凹凸不平、满是弹坑的路上慢慢走着，尽量不让桶里的水洒出来。这是一件很难很累的工作，但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手无缚鸡之力，于是没有抱怨一句。马蒂拖着那只第三大的、歪歪扭扭的水桶，阿巴斯走在我们的前面，巡视四周，警惕地注意着危险的迹象。穿过一条宽阔的马路时，我感觉我们正被人密切注视着。我们太容易被当成活靶子了。阿巴斯也感到了危险，示意我们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小巷两边都是被炸毁的住宅和商店，我们就在迷宫般的小巷中穿梭着，终于来到一扇木门前，那是一栋未被炸毁的房屋。阿巴斯快速敲了三下门。门缓缓打开了，露出了一张男人的脸。

“这是谁？”男人问。

“贾瓦德。”马蒂回答，好像我们是老朋友。

“他是个好人。”他又说。

“塞俩目[1]。”我说。

“嗯……”男人不置可否地看了我一眼，回了我一句“你好”，开门领我们进去，帮我们把桶从车把上卸了下来。我考虑过把水送到后就骑车离开，但我知道自己走不远。于是我留了下来，但凭安拉保佑。再说我还能去哪里呢？

房间里很黑，有几个男人。马蒂让我把自行车放在门边，我很不情愿地松开车把，但他微笑着在我耳边低声说：“别担心，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我脱掉靴子，在窗台上的盆里洗了手，然后跟着他俩在地毯边缘的软垫上坐了下来，挨着那几个男人。我闻到了一阵羊肉抓饭的香味，口水差点流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久没正经吃过一顿饭了。等他们把饭端出来时，我激动得差点晕眩。从这几个男人的谈话中，我意识到自己交了好运：他们是北方联盟的人，是马苏德的手下。我想向他们打听奥马尔的消息，但还是保持着沉默，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房间里烟雾缭绕，闷热不堪，他们压低了嗓音交谈着，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望风。

似乎有好几派势力在城市周边混战，但目前占上风的还是塔利班。

“说到那些学生，他们的装备都很精良。”其中一个男人说。

“他们可不再是学生了。”另一个人说。

“他们是从伊斯兰堡来的，是外国人。”一个一直待在角落里的人解释道。他个子很高，看上去比其他几个人更严肃，大家都听从他的意见。

“我们今晚就得回朱尔姆——待在这儿简直毫无用武之地。”说话的还是刚才那个人，他好像是这群人中的领袖，至少备受尊敬。大家嘀嘀咕咕地议论起来，显得如释重负。我好奇他们究竟在城里隐藏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场战争？从过去到现在，喀布尔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无法理解，大家明明都想保护这座城市，最后却摧毁了它。

“天一黑我们就出发。外面的卡车都准备好了。”他说。其他几个人点点头以示同意，很明显，离开这个烂摊子让他们很高兴。

“那贾瓦德怎么办？”马蒂问。

男人们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垂下了眼睛。

“他有什么要紧的？”高个子男人说。他们不欠我什么，除了那辆自行车，我对他们毫无用处。

“我哥哥是马苏德手下的战士，”我说，“我想去找他。他在你们要去的地方吗？”

那个男人又开始打量我，这一次更加仔细。

“他叫奥马尔，”我说，“我要找到他。”现在他们都看着我。

“我们以前住在巴格兰省的一个小山村里，奥马尔失踪了，村里的人说他参加了北方联盟。他想参加战斗。”我解释道。

那些人赞许地点点头。

“那你呢？小男孩，你也想参加战斗吗？”那个领袖紧盯着我的眼睛问。

“想。”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他在我的后背上重重拍了一下，其他人都笑了。马蒂也笑了。

“那今晚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山里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那天下午，他们激烈地讨论着哪些行动对国家和人民最有利，但所有人都压低了声音，其间还有人密切留意着大路上的情形。我期盼能捕捉到跟奥马尔有关的蛛丝马迹。

天黑时有人通知我们快点休息，出发时会叫醒我们。炮火声中通常会有一段间歇，因为士兵也是人，也有疲倦的时候，我们要趁夜深人静，黎明尚未到来的那一刻出城。

然而那晚的炮火出奇地密集，冲天的火光像持续不断的烟花一样，值勤的人也增加到了两个。偶尔小巷里传来脚步声，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男人们把枪上了膛，守在门后，只有马蒂一直在地板上睡觉。有一个人跪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不停祷告，也许他认为一旦停止了祷告，大家就都会被炸死。

我一直闭着眼睛装睡，感觉那位领袖一直都在监视着我，好像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半夜，我们被叫醒，准备出发。一个人打开门，留意着小巷里的情形，等待着卡车来接我们的信号。

“我那辆自行车怎么办？”我问。

他们思索了片刻，好像不能就这样把它丢下。

“扔下吧。”那个高个子的领袖说，“带上它太惹眼了。”

看来奥马尔的自行车注定要留在喀布尔了。

我又一次藏在卡车后座上离开了喀布尔，朝着山区驶去。

上一次离开时我还很小——不到六岁——但我还记得那时我们的恐惧和激动，想摆脱蓝房子和阿尔萨兰的死。我还记得圣战者武装力量在检查站拦下了我们的车，爸爸下车和他们一起说笑。看了妈妈的信和照片，现在这些事情在我眼中都变得不一样了。

忠诚这个概念似乎已荡然无存。各个派别混战不休，都以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我想起了奥马尔在山里的不辞而别，那时爸爸并不生气——如果说他确实表现出了什么情绪，那也是自豪。好像爸爸——还有妈妈——早就知道奥马尔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开始发现事情背后的暗示和秘密，不再信任自己的记忆。阿尔萨兰死后，奥马尔消失了好几天，他去哪儿了？去做什么了？还有来到家里的那几个陌生人——他们想要什么？想从我家搜到什么？问题一个接一个，占满了我的脑子。

卡车后座很挤，两边各放着一条又窄又长的木凳，中间是一张草席。我跟马蒂坐在草席上，其他人坐在两边的长凳上。卡车里有一股牲畜的味道。

司机是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看起来疲惫不堪，好像几天都没合眼了，他弓着身子趴在方向盘上，眼皮不停地跳，留意着哪里有矿井、火箭弹或者伏兵。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来复枪。这些枪看起来不太像武器——我想，要是有敌人靠近，我可以用枪敲他们的头，除此以外，它们好像没什么用处。

“拿着这个，以防万一。”他把枪递给我和马蒂。阿巴斯已经拿好了枪。

与哥哥们不同，我从未拿过枪。我小心翼翼地学着马蒂的样子，不想误伤了自己和车上的人。在山里，阿明教过奥马尔和贾瓦德射击——把靶子放在山顶，确保不会打搅或误伤到别人。奥马尔走后，阿明继续教贾瓦德。贾瓦德的手很稳，是个好枪手。他们会带上阿明的枪在山间漫步，傍晚归来时总能带回猎物——这些倒霉的动物没能躲过他们的子弹。现在我好奇他们漫步时都聊了些什么，阿明往贾瓦德的脑子里灌输了什么？

一想到最初温和善良的贾瓦德，被那些人带走，灌输了满脑子的仇恨，我就对他们恨之入骨。我气愤贾瓦德任由他们洗脑，也气愤爸爸妈妈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不能只怪罪贾瓦德一个人。

离城的路走得很慢，卡车缓慢前行，小心翼翼地驶过满是弹坑的崎岖路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司机用防水布盖住了车厢，装作自己是要回山上种地的农民，车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些人已经习惯了随时面对最坏的局面。好像只要随时做好准备，坏事就不会发生。

等我们终于绕过了弯弯曲曲的山路，远离城市后，人们松了一口气，又打开了话匣子，跟我和马蒂开起了玩笑。阿巴斯独自坐在长凳一角，以示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与我们不同。我竟然这么快就从阿芙萨娜变成了贾瓦德，没有被人怀疑。我比马蒂更瘦小，短短的头发别在耳朵后面，成了贾瓦德的样子。卡车沿着曲折的山路盘旋而上，司机踩着油门，想尽快把喀布尔甩在身后。

过了一会儿，卡车已离城市很远，我们把防水布掀起来系在两侧，看到了整个山谷和缓缓升起的太阳。一个男人开始分发面包，我们饥肠辘辘，感激地把面包一扫而光。

天空染上了紫色和粉色，脚下的山谷沐浴在玫瑰金色的霞光里。我感到一阵平静的喜悦，意识到自己不再孤单。

现在我们进入了马苏德的阵地，大家都镇定下来。

“你现在是联盟的人了，贾瓦德。”马蒂朝我微笑。

那一刻，我真希望一切能重新开始，希望自己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个男孩贾瓦德，就此放下阿芙萨娜的身份和过去的一切。这很糟糕吗？我问自己。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战斗，开始新生活，但我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个谎言，再说我不可能永远是个孩子。我看着马蒂，他的关怀让我心跳加快，我知道自己不能待在这儿。只要找到奥马尔，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

离开难民营后，我几乎没有好好睡过觉，只能就地打个盹儿。我无法摆脱噩梦的纠缠，闭上眼睛，我会看到泥石流从山顶翻滚而下，朝我们的房子冲去。我会梦到拿萨琳和玛莎的尖叫，娅拉脸朝下漂在水里，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的西塔拉，还有吊在树上、来回摇晃的阿尔萨兰。所有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我无法从中解脱。我还会梦到山洞里那个垂死的男孩，好奇到底是谁会那么残忍，把身受重伤、惊恐万分的他独自留在那里；或是梦到自己在奔跑，跑过一排排空荡荡的帐篷，它们无穷无尽，一直延绵到沙漠的尽头，不管我往哪个方向跑都跑不出去。每一次都是眼泪把我呛醒，我在睡梦中大哭，尽管没人会听到，而即使听到了，也不会关心。

妈妈曾经对我说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够努力，只要你坚持梦想，你就可以做成任何想做的事，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已恍如隔世。

“黑暗过后总有光明。”

我抬头看着说这句话的人。他就是在喀布尔时整晚跪着祷告，试图保护我们的那个人。

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大家说的，抑或只是自言自语。

他注意到了我脸上恍惚的神情，发现我不停地用手敲着膝盖，以提醒自己还在这里，我还活着。

我有太多的事情想问他们，想弄清楚，从而找到奥马尔。如果奥马尔是他们之中的一员，那么肯定有人知道消息，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或者之前在哪里。我努力朝那个人微笑。我不敢出声，害怕别人识破我的谎言。以后我会跟马蒂谈谈，他会帮我的。

卡车停了下来，司机拍了拍车身，示意我们可以下车。坐了这么久，我的腿都发僵了。那些塑料袋黏糊糊地贴在我的腰上，刀鞘紧紧地抵着我的腿。最后一个男人爬出车厢时，我看到几块亮蓝色的石头从草席下滚了出来。我捡起一块，攥在手心里，抬头时发现阿巴斯正盯着我看。他移开目光，什么也没说。我放下石头，觉得很羞愧。

行走在山间感觉很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头顶的天空又开阔起来。这里没有炮弹，也没有战争。我们被告知在这里等待，会有第二辆卡车来接我们。

“别走得太远，小心矿井。”马蒂对我喊道。

“这是哪里？”

“是去朱尔姆的路上。有几个人要继续前往法扎巴德。”他说。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这不是我祖父母生活的那个山谷，这儿离喀布尔更远、更高。

“在巴达赫尚[2]。我们就要攀上世界屋脊了。”他笑着说。

山谷四周层峦叠嶂，下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和果园，葱翠肥沃。

“那我呢？”我问马蒂。

马蒂看着我。

“你可以跟我走。我要回家去，我母亲不希望我跟阿巴斯在外面打仗。她威胁我们如果再不回家，就要离开我父亲。所以我们就被逼回来了。”他又笑了起来。

他的善良和笑容又一次打动了我。那一刻，我任由自己想象这种可能来临的新生活，一种平静的乡村生活，但我知道这只是梦。

我摇摇头：“不行，我必须找到我哥哥奥马尔。”

马蒂看着我，流露出失望却理解的神色。

“问问阿卜杜勒·瓦希布吧，”他指着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说，“没有他不认识的人。如果你哥哥还在，他会帮你找到的。”他犹豫了一下，“不过他要报酬。”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小，不让其他人听见。

我点点头，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在阳光下坐了一会儿，我们听见第二辆卡车开上山的声音，每到转弯处都传来换挡声。男人们又举起了枪。即使这里是马苏德的地盘，小心点也不为过。卡车司机喊了起来，认清对方后，阿卜杜勒·瓦希布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很快我们又上路了，前往朱尔姆。到了那里，我就得和马蒂告别了，他算是我离开难民营之后的第一个朋友。

想到又要告别，我心里很难受，接着庆幸自己感到的不只是介空虚，我仍然在乎别人，而且出乎意料地感觉自己充满活力。马蒂向我微笑，他的目光让我心跳加速。

不知怎么，经历的那些伤痛并没能把我打倒。

[1] 原文为“salaam”，这是一句阿拉伯语的问候语，原意为“祝你平安”。——编者注

[2] 巴达赫尚：阿富汗东北部的省份，首府是法扎巴德，位于兴都库什山海拔最高的地带。——编者注

第24章

夜色降临，我望向窗外，西伯利亚大草原绵延到天际，似乎没有尽头，十分空旷。然而这种空旷只是假象。大地上蕴藏着无数看不见的生命——从这列疾驰而过、永不停歇的列车上看不到它们。

其他乘客已经厌倦了拍照。他们从车窗中探出头去，心满意足地沐浴在斑驳绚烂的晚霞中。周围的世界如此辽阔。

“妈妈，你看到了吗？”我喃喃自语，不让别人听到。妈妈对我微笑着，继续摇晃膝头的西塔拉。我幻想她们坐在对面。我允许自己沉浸在幻想中，不再孤身一人。爸爸大概去别的车厢散步了，娅拉也许正跟别的乘客谈天说地，贾瓦德拽着她的衣袖，想把她拉回妈妈的隔间。这些场景与我一路同行，我对它们紧抓不放。

当我看向别处，就发现自己在想念家乡的景色，那蔚蓝的天空，巍峨的群山，从兴都库什山中奔涌而过的小河。我想起它们的美丽，被我抛在身后，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

第25章

“贾瓦德，”阿卜杜勒·瓦希布向我招手，“坐到前面来，和我说说你哥哥的事。”

我扭头看着马蒂，很感激他代我询问，乐意帮助我这个陌生人。我爬进了驾驶室，坐在司机旁边。卡车翻过了一座山，又朝下面的山谷开去，我讲述了奥马尔的离开，讲述那些人来到村子里，然后他就失踪了的事。我知道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太久，但阿卜杜勒·瓦希布肯定能帮助我——至少马蒂是这么说的。我对眼前这个年长的男人笑了笑，暗暗期盼他能帮我找到奥马尔。

“我问问看吧。”他说，“我们会帮你打听的，但是你要知道，全国各地有那么多战士，那么多男孩子——像你哥哥那么大的年轻人太多了，有可能只是徒劳。”

他看到了我脸上闪过的阴影，又加了一句：“谁都失去过亲人。”

“可我失去了所有亲人。”我轻轻地说道。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决心。“肯定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我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他已经死了呢？”

“那我也要知道。”

他听完我的话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你真坚定啊，贾瓦德。我们需要年轻的战士，不如跟我们走吧，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个训练营。你可以从头学起，我们会帮你找哥哥的，你觉得怎么样——有兴趣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样向他解释，虽然我已经一无所有，陷入绝境，但我还不是战士。战争已经从我身边夺走了一切。我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和平，找到奥马尔，用妈妈藏起来的那笔钱逃离战争，越远越好。我想重新开始。

“好好想想吧。”他说，“我们会在朱尔姆附近休整几天，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说这话时靠在我身边，我觉得他一定感觉到了我袷袢底下的腰带，还有那些随身携带的秘密。

卡车一路颠簸着朝朱尔姆疾驰，路两旁是碧绿的田野和虞美人田，蔓延到天际。

阿卜杜勒·瓦希布没有再跟我多说什么，开始跟司机交谈，我放松了一些。能看到车窗外飞逝的乡村景色感觉很好——坐在车前，朝着卡车前进的方向，不用再孤身一人走路。食物、睡眠和别人的陪伴，让我的体力逐渐恢复。

我发觉自己正在回忆娅拉和西塔拉，马上赶走了这些念头。我还没有那么坚强，不能去回想她俩的结局。

后座上，马蒂讲了个笑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知道与他分别会很难过，但想到我们在兵荒马乱中还能笑，心里宽慰了不少。

朱尔姆坐落在崎岖的山谷里。房屋矮小，沿路有许多五颜六色的摊位，售卖山谷里种植的坚果、水果和蔬菜。这里的生活没有被塔利班打扰。

“这里很不一样。”阿卜杜勒·瓦希布笑着说，看穿了我的心思。

卡车开过村子时，一对男女追在车后，大声叫喊着。司机放慢了速度，我又紧张起来，担心会有埋伏。但卡车停了下来，马蒂和阿巴斯跳下了车。从后视镜中，我看到马蒂被他父亲抱了起来，转着圈，他母亲在哭，欢乐的笑声在一家人中间回荡。她没穿长袍，拥抱马蒂时头巾被扯松了，搭在了肩膀上。

“你为什么放他们走？”我问阿卜杜勒·瓦希布。

“他们不想留下。”他耸耸肩，“你不能强迫大家去战斗；他们必须信仰于此，选择成为战士。”

他又一次仔细打量着我。马蒂跃上卡车，拍着车窗。我打开车门，俯身拥抱了他。我们祝愿彼此好运：“长命百岁！”

“兄弟，祝你一路平安。”马蒂紧紧抓着我的肩头说道。我松开他的手，一把关上车门，马蒂跑回到他父母身边，一家四口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后视镜里。我低下头，发现娅拉的金项链从袷袢的领口里滑了出来，在胸前闪闪发光。我连忙用手盖住它，想把它推回头巾底下。阿卜杜勒·瓦希布正看着我。我看着他，又垂下眼帘，心里一阵恐慌。他什么也没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想起了马蒂的话：“他会帮你，不过他要报酬。”我暗暗自责自己的粗心大意。

卡车朝法扎巴德开去，傍晚时分停在了一栋大宅院外。我跟在他们身后，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在打听到奥马尔的消息前，我会和他们待在一起。如果我不想战斗，他们不能强迫我。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他们。

第26章

拿破仑走进车厢，坐在我身边——该他休息了，会有一位女列车员来接他的班。拿破仑不喜欢这位女士，对于谁值日班，谁值夜班，他们一直争执不休。她是个心胸狭隘的女人，总是批评车厢里的乘客，对他们的愚蠢叹气、翻白眼。拿破仑恰恰相反，他喜欢逗大家开心，让大家一起享受这趟伟大的冒险之旅。

有关马蒂和山上的生活，我之前已经跟拿破仑讲过了，但不是全部。不知为何，我从没跟他提过阿卜杜勒·瓦希布。

我告诉过拿破仑那么多秘密，我在乎什么，失去过什么，他都一清二楚。他从不批评我逃离祖国的行为。每次跟他说话，我都感觉自己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是发生在爸爸妈妈和其他家人身上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

但这件事我没有跟他讲过，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我想把事情理出头绪：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正在发生的？我很难把它们分开……我努力尝试着，想起了阿卜杜勒·瓦希布。我看到贾瓦德不满的眼神；我看到妈妈向我伸出手臂。

我考虑把这件事写在笔记本里——这已经是第四个笔记本了。我写得那么快，拿破仑开玩笑说，没等旅程结束，车上大概就没纸可用了。

我把字写得很小，充分利用剩下的纸。我想把所有事说出来，包括这一件。

第27章

那天晚上我睡在院子里。男人们在院子里铺了席子、毯子，生了火。那一晚，我们围坐到深夜，男人们和这里接待我们的人谈着话。我在旁边听着，对马苏德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在山上的时候，我常听爸爸和奥马尔谈起这只“潘杰希尔雄狮”。

我了解了他发起的战役和政治理念，他先打退了苏联人，然后是塔利班，在他的地盘上，比如这里，塔利班的那一套是无法推行的。这里的学校都在正常上课，甚至女孩子也可以接受教育。这里还有医生和教师。这场战斗是为了坚守那些会被塔利班永远夺去的事物。

“贾瓦德。”阿卜杜勒·瓦希布把我叫到身边，在火堆边坐下，然后对坐在我另一边的白胡子老人说，“这就是我提过的那个男孩，贾瓦德。他正在找他的哥哥，让他跟你说说吧。”

他看着我。我局促不安，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身上，竖起耳朵听我说话。我不想再把这个故事告诉陌生人，但我知道，这样我更有可能找到奥马尔，再说，我也没有其他选择。于是我又讲了一遍，描述了那几个到村里来的人，描述了奥马尔，以及他是怎样失踪的。我甚至还提到了山洞里那个垂死的男孩。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失去了一切，只剩下奥马尔一个亲人的，我需要他们的帮助。眼前火光摇曳，他们欠着身子，听我把故事讲完。那位老人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贾瓦德，你知道吗？不管你开心不开心，生活都会继续。只有回看过去，人才会明白自己的价值。马苏德……对我们说的这句话，我深信不疑。最好不留遗憾。”

我紧紧攥着口袋里那张疑似爸爸、妈妈和阿尔萨兰穿着制服的旧照片。那晚早些时候，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遍。我用手指摩挲着照片尖锐的边角，不知该不该把它拿出来。他们摇着头，说这是大海捞针。

“贾瓦德，很多来投靠我们的人都改了名字，他们是战士了，不再是别人的儿子或兄弟。你必须抛下家族才能战斗。”阿卜杜勒·瓦希布对我微笑，那是一丝令人不悦的微笑。

“别听他的，”老人说，“万事皆有可能，不是吗？”这让我想起了妈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忍住泪水，掏出了照片给他们看，然后不情愿地把它递给了阿卜杜勒·瓦希布。他看上去很生气：我竟然选择把这个秘密告诉陌生人，而不是他。

“请告诉我这是哪里的军装？”我问。

他们逐个看着照片。

“这是哪儿来的？”其中一人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是我母亲的。”我没打算撒谎。

“照片上的人都是谁？”阿卜杜勒·瓦希布问我，语气很紧张。

“我觉得是我父母，还有我父亲的朋友。”

话已出口，我再也无法收回了。他们看着对方，又一脸怀疑地看着我。

“是谁派你到这儿来的？”有个人问，语气远不如刚才友好。

“没人派我来，我是来找哥哥的。”我看着围过来的一张张脸说道。

宅院里的一个人把阿卜杜勒·瓦希布叫走，在离火堆较远的地方低声争论着什么。我紧张地摇晃着身体，真希望我没拿出那张本就令我疑心重重的照片。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现在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成了他们怀疑的对象，不得不被马上处置了，但我什么也没有做错。我只不过问了几个问题。

“跟我来。”阿卜杜勒·瓦希布黑着脸，低头对我说道。

“我们想知道是谁把你派到我们中间的。你打算做什么？在监视谁？”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用力按着我。我没想过逃跑，因为无处可逃，而且我根本动弹不了。

“我没撒谎！”我喊道，再一次指着照片，“看，这是我父亲，另一个男人叫阿尔萨兰，我母亲叫阿齐塔，她死了。”人们犹豫起来，老人举起了双手。

另一个人招手叫阿卜杜勒·瓦希布回来。

“你刚才说阿尔萨兰？”老人看着我。

我点点头，伸着脖子说：“是的，拜托您了！”

我决定把可能对他们有用的信息和盘托出，只要他们能阻止阿卜杜勒·瓦希布把我带走。于是我讲起了蓝房子，我的父母，父亲的朋友阿尔萨兰，还有那些来到家里的人和他们的盘问，以及阿尔萨兰的死。但我对妈妈的信只字未提。我不想损害她的名誉，再说我也无从确定自己恐惧的事是否属实。

“你父亲的朋友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听完了我的讲述，老人双眼含泪。我能感觉到他在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着我，看着我被火光照亮的脸。希望他相信我。

“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我们必须多加小心，这里从来不缺叛徒，总有人想来害我们。”

我如释重负。

“这个叫阿尔萨兰的男人，是我们领袖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位真正的勇士。许多年前，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我跟他很熟。还有你的父母……他们也非常勇敢。”他说这些话时看上去很悲伤，“你知道吗，贾瓦德，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我看着他。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已经识破了真相？

“英明的安拉把你带到了我们身边，我们会帮你找哥哥的，安拉保佑。”

他看着其他人，他们都同意了。我叹了口气，感叹自己的好运。

“你可能需要跟我们一起走，”他继续说道，“这张照片……背后还有很多故事。”他专注地盯着我，“像这样的照片你只有一张吗？”

我想到了系在腰上的袋子，那里还有其他照片，但是像这样的照片的确只有一张。这不是撒谎。我答道：“是的，只有这一张。”

“好。”

阿卜杜勒·瓦希布刚想反对，老人就挥手挡住了他的话。

“感谢你把这个孩子带给我们。明天出发时我们会带上小贾瓦德，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谈。”

阿卜杜勒·瓦希布瞪着我，眼神中满是敌意。我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竟会让他那么生气。

“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老人又对我说，“做完祷告就准备启程。”

他把照片还给我。我很感激他把阿卜杜勒·瓦希布带走了，直到他们走远，我还能听到阿卜杜勒·瓦希布的反对声。

我筋疲力尽，找到了一块席子躺下，离温暖的火堆有点远，旁边有几个院子里的男孩，都已经睡着了，火光在他们的脸上跳跃着。我躺下来，闭上眼睛，把奥马尔的帕图盖在身上，猜测他们会把我带到哪里，要让我去见谁。也许是马苏德本人。他们没有解答我的困惑，却明显知道更多的事。我必须沉住气。那一夜，我又感觉自己孤身一人。马蒂和阿巴斯在家中与父母生活的情景从我心头掠过，想到爸爸妈妈，还有我失去的一切，我的心又疼了起来。那一夜我睡得很浅。

但我仍然没有听到阿卜杜勒·瓦希布的脚步声，直到他掐住我的脖子，捂住我的嘴。他把我从席子上拽起来，我悬空挣扎着，被他拉向院边一座低矮的小土屋。他推开门，一把将我推了进去。

他伸手在我耳侧打了一拳。我的耳朵嗡鸣不止，身子向后倒去，听到土屋的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屋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想大声叫喊，但是他上前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巴。那一刻，我仍然不明白他的愤怒由何而来，我没有害他当众出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他的兴趣，不知道凡是他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得到——我只知道，如果我不能从他手里逃脱，不能逃出这间土屋，那一切就都完了。我再也找不到奥马尔，再也不自由了。

他开始扯我衣服的时候，我用力把他推开了。我撞到了一个木头做的东西上——是一张狭窄的桌子。他把我按在上面。

“来吧！来吧！小贾瓦德，让我看看你身上还藏着什么秘密。”

他的呼吸很粗重，声音沙哑，双手向我伸来。我摸到了阿尔萨兰的那把刀，把它从刀鞘中抽出，用刀刃对着他。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感觉到他在拽我，温热刺鼻的呼吸喷在我脸上。我用刀向前刺去。什么动静都没有。他凑得更近了。

“喂，喂，贾瓦德。”他用一只手盖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在我两腿间摸索着。我内心无比惊慌，向前踢去，听到他在黑暗中破口大骂。有一脚踢中了他，他的手松开了一秒钟，我趁机咬住了他的手指。他倚着桌子站稳，我又举起了那把刀。这一次我在黑暗中找到了他，把刀戳了下去。他痛得大叫起来，我赶紧从他身边溜走，伸手寻找着门闩。门打开后，我就冲进了黑夜中，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刺穿了他的手掌，把他钉在了桌上。我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院子，只能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我跑着，不知道他会不会来追我，或者派人来抓我。我只知道必须全力跑下去。

第28章

坐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些事情，重温这一切的感觉很奇怪。我看着笔记本上的文字。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走过我身边，随着火车向西拐弯，这位乘客的脚步有点踉跄。我挡住笔记本，不想让人看到。不知为什么阿卜杜勒·瓦希布的事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困扰。我最终逃走了，他没有伤到我，除了我的尊严。我反抗了——也许这才是整件事中最让我震惊的一点，到了关键时刻，我会抗争，会保护自己，会因此伤害别人。这让我困惑，并依然感到羞耻。为那晚发生的事，为我没能提前阻止一切而羞耻。

我重温了那晚的感受，我躲在院子外面的灌木丛下，屏住呼吸，等着他们来抓我，担心被他们抓到后下场会如何。这都是因为我要找奥马尔。一连好几天我都忍不住颤抖。

我也把这些都写了下来。

拿破仑看过之后会对我说：“阿芙萨娜，这不是你的错。”我会听他说下去，但不会相信他。我明白不该把所有的秘密与人分享。现在拿破仑也感到了那种羞耻。

第29章

那一晚没有人来抓我。不知道阿卜杜勒·瓦希布怎样向其他人解释了他的伤口和我的失踪。很幸运，他们或是没来找我，或是没有找到，我逃出了院子，踏上了法扎巴德与边境之间的一条路。

这是我离开阿富汗的开始。

我不再相信自己能找到哥哥，与他开心地团聚。地震发生之后，我一直都怀抱着这种梦想。地震前我抛下家人跑上山去，就是想找奥马尔。发生在全家人身上的一切悲剧，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我以为只要找到了奥马尔，就可以用一个喜剧来抵消所有的悲剧。妈妈错了，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发生。有些事你很难再回头。

在那间漆黑的小土屋里，我终于放弃了奥马尔，放弃了回家的梦。

我要前往边境，去欧洲，去俄罗斯，去寻找一个新的开始。我受够了成人的争斗和愤怒，只有一条路能让我更接近奥马尔。

那些钱还在——阿卜杜勒·瓦希布对我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太大兴趣。我会用这笔钱逃离阿富汗。我要开始一段新生活，继续向前走。

我不会去伊朗。不，我要向北走，去塔吉克斯坦。我曾经听人们谈论过这个与巴达赫尚相邻的国家——谈论那里的人民，说“潘杰希尔雄狮”也很喜欢那里，说苏联军队曾经九次侵入那个山谷，九次都被他挡了回去。我还记得在纳吉布老师的地理课上，他在黑板上画出地图，渴望我们了解国境之外的世界——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国家、人民和文化。

我想到了奥马尔经常提起的那条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它横贯东西。奥马尔失踪前经常给我看一张旅行地图，那是妈妈的一本破旧的苏联旅行书中的地图，他一边介绍一边用手追寻着火车驶过的轨迹。我还记得在塔利班的势力席卷而来时，阿米娅姨妈逃到了莫斯科。妈妈因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让外祖父母大失所望，很多年后，姨妈也和他们闹僵了。

在寻找奥马尔的念头摧毁我之前，我放弃了它，转而想到阿米娅姨妈以及在莫斯科找到她的可能性。我思考该怎么走完这趟旅程，怎么在没有家人，没有身份证明，只有一些钱的情况下逃离阿富汗，独自重新开始。是的，我还有信仰，我并不孤单。我可以让爸爸、妈妈、娅拉、奥马尔、贾瓦德、小阿尔萨兰和西塔拉帮助我。我不再去想娜西和罗宾娜，她们会留在阿富汗，跟玛莎还有她们的妈妈待在一起。她们不能陪我走完这趟旅程。一想到她们和祖父母，我的心就揪紧了。他们都会继续躺在山上的废墟中，但其他人会跟我一起走。我一个人是走不完这趟旅程的。

天刚刚破晓，我打算碰运气搭顺风车，在去伊什卡希姆的路上，有一辆卡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司机是一个很友善的人，双颊通红，留着长长的胡须，他把车门打开，我跳上车，坐在他旁边。

看到一个小男孩独自走在偏僻的公路上，不知他是否感到惊讶？不过就算惊讶，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跟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载我，我想在喷赤河那里过境，然后问他打算去哪里。他说要去伊什卡希姆集市，还要去喷赤河中央那片小岛上的周末集市，那里位于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处，不归任何国家管制。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镇上，不过我接下来必须找其他人帮忙过境。我谢过了他的好意。我还在颤抖，试图在头脑中与阿卜杜勒·瓦希布保持距离。司机看着我。

“你到时候需要身份证明。”他说。

“我没有身份证明。”

他想了一会儿。

“你有钱吗？”

我谨慎地点点头。

“那就好办了，我们能给你弄到身份证明。”

我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有人愿意帮助我，有能力帮我，司机见状大笑起来。他没有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离开，只是开着车，咯咯笑着，好像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卡车接近边境小镇时，乡间地貌变得平缓又崎岖——身后是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顶峰，前面则是一片光秃秃的小山丘，平坦的土地延伸到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界河喷赤河畔，它在边界地带蜿蜒流淌。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农民和牧民，骑着驴或马。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司机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也报以微笑。

“那里的情况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四下无人时，他对我说道。

“哪里？”我问。

“哎，塔吉克斯坦啊。”他说。

我从没想过这些。我只想着自己国家的战乱，没想过其他国家。我忘了苏联军队已从所有这些国家中撤离，有的国家改了名字，换了政权、主权。我不想用一场战争来替代另一场战争。

“好起来了？”我开始紧张起来。

“平静了一些，经商环境好多了，”他大笑起来，似乎对此很开心，“甚至开始谈修桥的事了。”

我微笑了：“桥？”

我想到了奥马尔的那些草图，他的计划和希望。我想起了那列火车——在石屋里，他的手指抚过地图，谈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非凡旅程。

到了伊什卡希姆，司机带我去见了一位可以帮我办身份证明的人。办齐这些证件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但只要肯出钱，他们就能提供签证和护照。我接受了，现在什么计划我都愿意去尝试。我们在小商贩摊位旁边的一座简陋小屋中见了面。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干瘦男人跟我们寒暄了几句，把我们领到屋内。我坐立不安，眼睛紧盯门口。

“这就是我们的那位游客。”司机向长胡子男人介绍我。

“这么说，你打算去塔吉克斯坦？”男人问。

“不，我想去俄罗斯。”

“啊，看来你还真是个游客啊。”男人笑了，“你知道这趟旅程有多远吗？要花很多钱。”

我点了点头。

“你打算一个人去？”

“是的。”

他们俩都看着我。我挺直了身子想尽量显得高一点。他们笑了很久，但还是接过了我的钱，帮我办了身份证明。他们帮我找了司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做假证件的人还帮我在集市上买了一包西式衣服，是贴着“Gap”（盖璞）和“Old Navy”（老海军）标牌的假货。他们给了我吃的，让我在那里休息了几天，等一切准备好后，他们祝我一路顺风，送我上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也许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桩好生意而已。我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别有用心。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新司机在水位最低的地方用吉普车载我过河，车轮在水里缓慢转动着，在水深的地方上下颠簸，开到了对岸的浅滩。到了那里，只要通过过境站，我们就进入塔吉克斯坦了。我看着身后的车窗，和祖国道了别。

司机陪我在帕米尔公路上等另一辆卡车，这辆卡车颜色鲜艳，车身上画着山间景色。不久，我就又坐在了一位新司机旁边。他叫赛，很乐意与我一路同行。

“听说你是一位头等舱旅客啊。”他开玩笑说。他很友善，虽然粗俗却很开朗，向我介绍了他的国家。我们主要用俄语交谈，我从心底感谢妈妈的启蒙，感激在山上的石屋里偷偷学习新单词、在泥土上画画讲故事的那段时光。我和赛要走很长的路。他打开了收音机，我们听着音乐，哼着歌。长期被塔利班禁止唱歌，现在音乐从我心里释放出来，感觉一种全新的自由离我越来越近。

从这一边的国界到那一边的国界，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卡车一路上都被壮丽的山峰和蓝天包围，我沉醉其中。

对于抛在身后的一切，可能永远都无法再见到的一切，我尽力不去多想。

“你为什么想去俄罗斯呢？”他问我。

“我有家人在那儿，我姨妈住在莫斯科。”我撒谎说——也许这不是谎言，而是事实，总之我还无法确定。我希望能在莫斯科找到她。语气坚定一些很容易。

“哦。”他说，“那不错。家人很重要。”

我在大腿下攥紧拳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

“你的家人呢？”我问，不想谈起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我失去的一切。

“我有三个儿子，”他骄傲地说，“都是健康强壮的男孩。两个大的工作了，小的那个还在上学。他们现在也不容易，什么都在变，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他们会留在这儿吗？”我问。

“是啊，当然了。这里的情况……不好……但比以前要好……”他望着后视镜说道。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再说他们要是走了，等我老了谁来照顾呢？”他笑了起来。

我想起了爸爸，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我想起了阿尔萨兰，困惑又涌上心头。我又开始敲着腿，数着时间。赛低头注意到了，但什么都没说。

这条路上有些地方被山上落下的岩石堵住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车，把石头挪走，让卡车通过。有些转弯的地方，路面被车轮压碎了，卡车经过的时候，碎石沙砾纷纷崩落到后面的山崖下。司机很冷静，从容不迫。这条路他已经走了无数次了。卡车的驾驶室里挂满了吉祥物和幸运图腾——能挂的都挂了，以防万一。

“你打算怎么去莫斯科啊？”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很惊讶我要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坐火车。有一列火车横贯东西，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我回答说，“我想乘那列火车。以前我哥哥说……”

我的声音变小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于是向窗外望去。

“快看！”赛说道。

我顺着他挥臂的方向看去，下面山谷的一侧，有一些骑手正在山丘之间的广阔空地上你追我赶，其中一人拖着一头小牛的尸体，其他人想把它抢过来。我们只能隐约分辨出马背上色彩斑斓的马鞍，他们像舞者一般绕着圈追赶对方。我看着，惊讶于他们是那么自由。

“这是一场比赛。”司机说。

“我知道，马背叼羊[1]，”我说，“我们以前也有这种比赛。”

“他们在训练。”

“那头牛可不这么想。”他望着我微笑了。我们停了一会儿，站在路边望着脚下的山谷，给他们加油，等着冠军出现。

停下来的感觉很好。自从地震之后，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次希望、失望到下一次失望。

一位骑手戴着苏联坦克手的头盔，以防被另外两位骑手的鞭子抽到，他从马背一侧探出身子，向前冲去，打算从对手那里抢走小牛。

“这一位很不错啊。”赛很欣赏他的技巧和速度，以及他对于另外两人身体动作的判断。他们打算用计击败他，他从他们中间冲过，压低身体，一把抢过那只没了脑袋的小牛。他的马从另外两匹马面前慢慢跑过，他挥舞着自己的战利品。

“这里的比赛规则是什么？”我问。

“这里？我们没有什么规则。骑手都为自己而战，最勇敢的人就是赢家。”

“然后呢？”

“然后他们再赛一回。”

他大笑起来，笑声在山谷里回荡。我也笑了，疲倦被驱散了一点。

“你到奥什[2]后有什么打算？”上车时赛问我。

“我会找人帮忙的。”我说。

见我如此坚决，他笑了。霍罗格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了身后，现在卡车又穿过了一条河，在急流中努力保持平衡。我们从山上俯视卡拉库尔湖边境检查站，检查站那一边的国家如今叫作吉尔吉斯斯坦了。晚上我们裹着毯子和羊皮睡在卡车里，有一晚住在司机认识的一位寡妇家中。房子很小，她把我们迎进了家门，对司机的到来并不惊讶。她让我睡在炉火边的一张矮凳子上，第二天早上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叫醒我。我半睡半醒地离开了，脑袋还因为炉火昏昏沉沉。

我仍然保持着警觉，但这些人都非常友善。你可以看到善意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沐浴着山间的阳光和清风，生活充满了欢笑，那满脸的笑纹就是幸福的痕迹。

等我们终于到了奥什，我才意识到我躺在一堆旧大衣下睡了一路，就这样过了检查站。我向外张望，被繁忙街道上的噪声吵醒。

“欢迎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赛笑道。

经历了先前的种种，这一段路程走得如此容易，我也不禁微笑了。

然而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

[1] 马背叼羊：中亚地区流行的一种比赛。马背叼羊是阿富汗的“国技”，在塔利班统治时期被禁止。比赛时，两队骑手会在空地上争夺一只被宰后的羊。这里骑手们用小牛代替了羊。——编者注

[2] 奥什：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的城市。——编者注

第30章

拿破仑喝醉了。我发现他砰地一声倒在了车厢尽头的储物室一角，一个空酒瓶在地上滚动着。

“起来。”我压低声音，生气地说。

如果那位女列车员看到了他，或是有乘客去投诉，他会有麻烦的。

“拿破仑，快起来。”

没有任何反应。我拍打着他的脸颊，开始很轻，后来力气大了起来。他的头歪到一边。我从储物室里探出头向车厢张望，没有人，不过迟早会有人来的。旅途中总有人需要开水，而且我感觉到火车正在减速，我们快到站了。

我从手推车上拿了一瓶水打开，倒在他的头上。他的制服湿透了，可让我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个。

“拿破仑……”

他开始嘟囔着什么，睁开了眼睛，头发不停滴水，身体周围一圈水渍。

“见鬼……”

“我还以为得停下火车，给你找个医生呢。”我掩饰不住语气中的不悦。毕竟，他应该是来照顾我的——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在哪儿？”他问。

“我怎么知道？你才是列车员。你自己想想吧，我记得上一站是托木斯克。”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看上去摇摇晃晃的。这时一位大嗓门的俄罗斯女士拿着一袋汤和一只杯子走了过来。她不会用萨莫瓦尔，大声喊人帮忙。我跑到过道里帮她，示意拿破仑待在原地，但他推开了我，含混不清地对她说：“这样，漂亮的女士，这样就行了。”

接着他吐在了她的拖鞋上。她一脸厌恶地看着他，然后开始大哭。隔间里的乘客纷纷探出头来，只见拿破仑弯下腰，嘟囔着鱼和餐车的事，说他必须赶紧跟厨师谈谈，希望没人吃过鱼。“您呢？亲爱的女士？”他指着她问道，“您也吃了鱼吗？”她则向后退去。

我坐在过道里，背靠车窗，全身缩成一团。

这位女士现在怒不可遏，她跺着脚，尽可能昂首挺胸地从过道里走开，车厢的地板上留下了一条呕吐物的痕迹，是伏特加和拿破仑晚餐吃的东西，很有可能是鱼。

“糟了。”拿破仑看着她走远，说道。

“你最好收拾一下，把酒瓶藏起来。”我对他说。他仍然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真想忘了这一切。”他说。

“我也是。”我说。

已经来不及忘记了。几分钟后，那位女士和女列车员一起回来了，女列车员迅速打量着四周，抓住了机会。火车进站后，她第一个走出车厢，找司机嘀咕了起来。火车停了很久。乘客们下了车，在月台上抽烟，舒展着四肢，活动筋骨。

司机和女列车员走到月台，找到了坐在储物室里的拿破仑，他用双手揉着前额，呜咽着，这一幕让我不忍再看。

“这太过分了。”

司机严厉地看着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一通站内电话后，拿破仑不得不收拾行李下车了。

我紧紧地拉住拿破仑，求他们让他留下来，但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要是他不走，那位女士会正式投诉，到时候大家都得受牵连。”女列车员说，对她的同事毫不关心。

“他不会有事儿的，”她又说，“等过一段时间他戒了酒——下列火车就会捎上他。”

我吃惊地看着她。

“怎么？你以为这是他第一次被解雇啊？”她大笑起来，“怎么可能——太好玩了。”

她拍拍我的头，好像我是只宠物，然后下了车，大声招呼乘客们上车，核查着那些早就被翻烂的证件和熟悉的脸。

我在想要不要和拿破仑一起走，但这么做好吗？我刚一提议，他就挥手制止了我。

“不，阿芙萨娜，你要去莫斯科，找你姨妈。”他挤出一个微笑。

我拉着他的衣袖不愿放手，但还是让他走了。几分钟后他收拾好了行李，拥抱了我，下了车。火车驶出站台时，他摇摇晃晃地对火车敬了个礼。

第31章

赛把我带到奥什的集市后离开了。我帮他把卡车上的东西搬下来，道了别。他给了我一个拥抱，真诚地拍了拍我的背，祝我接下来的旅途一帆风顺。

我需要找一辆小巴，载我到这个国家的北部。他指给我车站的方向，等我转过头感谢他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集市上的茫茫人海中了。

我沿着河的西岸走着，想换些零钱，在卖金首饰的摊位和卖大饼的摊位之间找到了换钱的地方。我摸到了娅拉的金项链，它还挂在头巾下面，我紧紧地把它按在皮肤上。还剩下好多钱，我会找个安静的角落从包裹里拿点钱放进口袋，这样万一被偷，我还能保护自己。妈妈把这么多钱留在了身后，我想她一定很气阿尔萨兰或者她自己。

我买了一些面包和奶茶，在清真寺不远处坐了下来。清真寺很宏伟，旁边就是市场。这里看起来很繁荣：人们讨价还价，在茶馆里聊天，主要是乌兹别克人。我穿过闹哄哄的市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然后我弓身走进一条阴暗的巷子里，准备为接下来的旅途换些钱。我在第一个换钱的人面前停了下来，他是一个面色阴沉、看起来并不怎么热心的男人。我递给他钞票，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小男孩怎么有这么多钱？”他站在那里，摸着有麻点的脸颊。

“是替我父亲换的。”我努力不让自己脸红。

“这样，我没有那么多钱换给你。在这里等着，我让那个孩子去取点。”

我点点头，朝集市的方向挪了挪身子，随时准备逃走。我不信任这个人，很后悔没有找别人换钱。一个男孩从棚子后面钻了出来，挨个向其他摊位要钱，其间这个男人一直盯着我，足足有好几分钟。

“你父亲要这么多钱做什么？”男人问。

我耸耸肩。“我们一大家子人在旅行。”我想象爸爸和其他家人都在我身边，正在巷口等我，对我喊道：“快点啊，我们在赶时间呢。”我朝他们挥挥手。男人抬起一边的眉毛，厌烦地朝集市的方向看了一眼，那里没有人。那个男孩回来了，递给他一沓用牛皮纸包着的钞票。他慢慢地数出纸币和一些硬币，一摞一摞地交到我手里。男孩飞快地跑开了。

我把钱塞到口袋的最深处，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头也不回地朝赛指给我的车站走去。

“到那儿之后，会有小巴载你到北方的，”赛对我说，“自己当心点。”我加快脚步，快速穿过拥挤的人群——卖地毯的、卖肉制品的，卖衣服的，推着运货车的，大声朝挡路的人喊着：“让一让！让一让！”

快要挤出市场，车站已经近在眼前时，两个男孩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出人群，拖到了旁边一条昏暗的巷子内。我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但在这样嘈杂的集市上，谁能听得见我的呼救？

他们一个扯下我肩上的背包，另一个朝我的脸颊和肋骨打来。他们踢我的肚子时，我倒在了地上。

“别打了！”我喊道。

其中一人弯腰把我的口袋翻了个遍，把找到的钱都抢走了。他们笑着跑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潮湿的地面上疼痛喘息。

第32章

我坐在自己的隔间里，替拿破仑担心。火车开走时，他看上去是那么孤单凄凉，伴随着他的离去，车厢里的气氛也不再欢快。女列车员忙着清理拿破仑留下的狼藉，朝周围的人发出不耐烦的嘘声。旅途不再欢乐了。

我看着笔记本上的文字，有些句子歪歪扭扭，有些段落写完之后又被划掉，重写了一遍。这是我家人的故事吗？我的文字公允吗？它们是真的吗？我想起了拿破仑的故事——那些他愿意对我讲述的部分。我忍不住思考：我们是怎样做出选择的？怎样选择才能让我们的存在有意义？我只剩最后一个笔记本了，女列车员显然不可能送给我新的。我必须把剩下的一切写在这细细的横格线上。终点不远了。我打开车厢里的阅读灯，关上了隔间的门。车厢里没有什么人，大家都去餐车吃晚餐，或者找乐子了。只有几个人远远地坐在那里：两个男孩在下象棋，一对夫妻在看旅行指南。

我关上了门，把他们挡在外面，翻开了最后这个笔记本。

第33章

一位老妇人发现了我，带我离开车站旁的巷子，去了她家。当她看到家门口的台阶上躺着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小孩时，惊恐地捂住了胸口。她家只有一个房间，我在盆里清洗了伤口，鲜血在我一边的脸上凝固了，嘴唇被那两个男孩打得裂开肿起。她轻轻地帮我脱下撕坏了的袷袢，出门前留给我一些温水洗漱。我只觉全身疼痛难忍，低头查看那些瘀青和伤口，小心地用温水清洗着。他们只抢走了我换来的钱，而且没拿硬币，总算还有点善心。剩下的那些没有兑换的钱都还藏在衣服下面。我猜，他们肯定以为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了口袋里。我摸了摸脖子，娅拉的项链不见了，在我挣扎时断了。我感觉眼中泛起了泪水，用力眨了眨，没让它流下来。每一次我以为境况有所好转，就总会发生点什么，把我打回原形。

我的头发又长长了，发梢凌乱地散落在袷袢的领子上。我把所有的头发拨到一边，透过挂在桌子上方墙壁上的破镜子，查看脸上的伤势。所有的伤口都能愈合，我会活下去的。

老妇人回来了，手里拿着那条断成了两截的项链。我接过来，做着“谢谢”的口型，几乎发不出声音。那一夜，我蜷缩在地板上睡觉，头疼欲裂，老妇人摇晃着身子为我祈祷。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时，我看到她坐在门旁的椅子上睡着了。我把项链留在桌子上，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到了车站，司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脸肯定肿得厉害。

“去纳伦吗？”我问他。他抬了抬眉毛。

“我可不想惹麻烦。”他用警告的语气咕哝了一句。

我把几个没被抢走的硬币递给司机，低头上了车。

小巴后座上已经坐了几个人，我们坐着等车上满了客，然后出发。我把头转向车窗，不希望同车的乘客被我肿胀的脸吓到。小巴在山路上颠簸，这漫长而辛苦的旅程我已经习以为常，尽管车经常停下来，让乘客呼吸新鲜空气，舒展四肢，就餐抽烟，或者小心地在路旁解决生理需求，但我几乎一路都在睡觉。夜幕降临时我们到了纳伦，停在了集市的西边。我从车上爬了下来，又赶紧上了下一辆等在那里的小巴，前往克拉克尔，这是它过境之前的最后一站。肋骨疼得更厉害了，稍一动弹或咳嗽一声都疼痛无比。我裹上那件又脏又破的袷袢，尽力把自己跟四周喋喋不休的乘客隔开，他们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外国人，有一对背着双肩包的法国男女，女孩叽叽喳喳，兴奋不已，享受着这场冒险。夜色已深，我形单影只，身上有伤，但这些都已无足轻重，我一心只想赶上火车，前往莫斯科。

坐上小巴，我们等了一小会儿才向边境出发，我幻想着娅拉坐在我旁边。我已经很久没想起她、也很久没跟她说话了。她用手搂着我的肩膀，轻轻把我脸上的头发拨到脑后。

“没事的，阿芙萨娜，你很快就到了。这些瘀青是怎么回事？又跟人打架啦？真是个假小子。”她笑着说。

我拉着她的手，在她的歌声里睡去，小面包车颠簸着开到了边境检查站，我们被叫下车，必须步行通过检查站。

“我跟你一起走，”娅拉说，“不介意我这个姐姐一路缠着你吧？”

娅拉就是这样——与其说她在问问题，不如说她在做决定。“当然不介意了。”我回答。

从小巴上下来时，司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理会他，继续往前走。边境的卫兵看了看我的身份证明，拿手电筒照着我的脸。他们没有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很快放我通行，而别的乘客已经向等在边境另一边的出租车走去了。

“没事的，阿芙萨娜。”娅拉直勾勾地盯着卫兵——那一眼足以让最冷酷的心融化。走在我前面的女孩转过了身，就是那位跟男朋友一起旅行的法国女孩，这对探险者从纳伦开始就跟我乘同一辆车。我认出了她的大嗓门。

“不好意思，”她用英语欢快地对卫兵说，“我们都在等这位朋友呢。”

那几个卫兵朝她看去——这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扛着一台昂贵的相机，还背着一只几乎崭新的背包。

“他是跟我们一起的。”她又一次指着我说。

卫兵们只会说哈萨克语和俄语，摇着头，听不懂她的意思。

“一——起——的。”她微笑着大声说。

“好吧，好吧。”卫兵被逗乐了。天色已晚，小巴已经离开，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把我送去哪里。

“过去吧。”卫兵用俄语对我说，“今晚是你的幸运夜。”

我和娅拉匆忙赶过去的时候，她朝我眨了眨眼睛。法国女孩扶着出租车车门，等待着我。

“谢谢你。”我钻进车里，坐在她旁边，用英语说道。她的男朋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别客气。我们不能把你留在那里。”

她眨眨眼，将一把腾格[1]塞进了我攥紧的拳头里。

“去找个地方住下，好吗？或者去看看医生？”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看起来肯定已经落魄可怜到了极点，才让她生出了怜悯之心。一滴泪从我的脸颊上滚落，我把它擦去了。她见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然后用法语和男朋友讨论着什么，我模模糊糊地听出他并不赞同她帮我。最后她只是耸了耸肩，我们一路沉默地开到了阿拉木图。

到达时，太阳正从城市的上空升起。

我决定在阿拉木图停留一两天，跟这对法国情侣道了别，谢过他们。我不想在剩下的旅途中引起他人注意，所以决定等浮肿消退后再出发。我想准备一下，买一些新衣服，一些西式服装。我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中住了两天。旅馆很安静，值班的人无所事事，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我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家书店，在地板上坐了好几个小时，惊讶这里有那么多书，而且不会有人来打扰。我寻找着地图、旅游信息和一切对我有帮助的资料。我找到了一本百科全书，翻看了很久，直到店员站在我旁边，暗示我离开。我思忖自己应该先到新西伯利亚，从那儿乘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这是一场冒险——我宁愿这样相信。越来越接近旅程的终点，我也变得越来越紧张。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寻找阿米娅姨妈。我该从何找起呢？如果找不到她该怎么办？我想起了她许多年前写给妈妈的那封信，它会不会就在我从蓝房子里带出来的那堆信中？我又想起了奥马尔——对于自己离开了阿富汗，没有继续寻找哥哥的悔恨之情挥之不去。

我现在更加小心，尽量避开昏暗的巷子和形迹可疑的人，明白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上次过境后，娅拉严厉地教训了我一番，她的脾气一直都这么暴躁。那一席话正是我所需要的：“阿芙萨娜，别再愁眉苦脸了，现在你不能放弃。”

挑衣服的时候，我着实困惑了一阵，这边的服装与阿富汗的非常不同，我不想显得太惹眼。人行道上的年轻姑娘和妇女都穿着迷你裙和高跟鞋，其他人则穿着紧身牛仔裤和靴子，搭配露脐装。这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甚至有点吓人。有几个女人戴着头巾，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戴。我在服装摊位边转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买了几条牛仔裤，朴素的T恤，和一件质地柔软的拉链夹克。奥马尔的那双靴子我还留着，尽管天气已经暖和起来，穿着它们很热，但我不想把它们扔掉。有一个摊位售卖小小的黑色拉链腰包，正好可以藏在宽大的T恤下面，这样随身携带身份证明、照片、信件和剩下的钱就容易多了。我把新买的衣服装进一个小背包里，扔掉了贾瓦德的那件旧袷袢，和哥哥说了再见。清洗了一番，换上新衣服，我的头发现在更长了，浮肿也消退了一点，我几乎又变回了阿芙萨娜。

火车站非常繁忙，四下都是汹涌的人潮。我决定先去阿斯塔纳，再转车去新西伯利亚。售票窗口后面的女人甚至都没抬头看我一眼。我在站台上等了一个小时，火车才进站。我从没坐过火车，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惊奇。火车竟然能装得下这么多乘客，沿着铁轨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地方。火车在站台停靠时，我观察着其他乘客怎样上车，怎样找到自己的车厢。我在车站前面的一个摊位上买了食物和水，很快在一个四座隔间中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隔间非常狭小，靠窗处有一个小小的水槽，两条长长的座椅面对面放着。我坐在窗户边，当火车穿过这个国家，向俄罗斯驶去时，可以看到外面的荒原。隔间里另外三位乘客是一对夫妻和他们年幼的女儿。有那么一刻，我幻想着如果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当妻子带着女儿去厕所时，丈夫色眯眯地看着我，我才确定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值得拥有。

在长途步行，乘坐卡车、面包车后，坐着这么快的火车飞速赶路，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奢侈。我开始担心钱的问题，这趟旅行还有多久？剩下的钱还能支撑多久？不知怎么，此前我一直深信自己很快就能找到阿米娅姨妈，而她也会收留我，我只想到了这么远；但此刻，再次失去一切的念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饥饿难耐的时候我就用睡觉来转移注意力，然后在车厢里来回走动，让久坐而抽筋的双腿舒服一点。晚上，座椅就变成了折叠床。我担心下铺的那个男人会对我不轨，因此整晚都没睡，面朝车厢躺着，这样就不会被他吓到。最后他什么也没做，睡着了，鼾声如雷，以至隔壁隔间的人整晚一直猛敲隔板。第二天晌午时分，我们到了阿斯塔纳。我已经习惯了广袤的大地、高山、河流和草甸，我算不清楚行驶过的里程了。

我发现自己时常在跟妈妈和娅拉聊天，还有小阿尔萨兰、西塔拉、被塔利班洗脑之前的贾瓦德、我仍然希望找到的奥马尔，以及我知道已经不在人世的爸爸。在阿斯塔纳下车时，那一家人迅速从我身边离开了，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大声说话，他们肯定以为我疯了。我在阿斯塔纳很走运，下一班开往新西伯利亚的火车下午晚些时候出发，错过了这一班，再下一班就要等到四天之后了。这次我买了最便宜的票，但立刻就后悔了——车厢里非常拥挤，而且感觉不太安全。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站在餐车里，看着窗外，默默计算着还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俄罗斯，驶上西伯利亚大铁路。

我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有选择最近的路线，可我真的想乘坐奥马尔说过的那趟列车，感觉哥哥又在身边，和全家人一起走完这最后的旅程，去找阿米娅姨妈——那是我与挚爱的家人之间最后一丝可能的关联。我还发现自己在拖延着进入莫斯科的时间，担心一旦在那里找不到姨妈，该怎么办。

火车在新西伯利亚进站时，我才开始对这整个计划产生了怀疑。走出车厢时我双手发抖，低着头，加快脚步直奔售票处，去买到莫斯科的车票。

窗口后面的女孩涂着桃红色的口红，染着一头金发。我尽量不去看她的眼睛。她接过我的身份证明，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喊了一位同事，接着又喊了第二位。他们三个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身份证明，看了仿佛有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后排了长长一队人，都在不耐烦地推推搡搡，想知道队伍为什么不走了。我真的掉以轻心了，习惯了那些不仔细检查证件的人，完全没料到会被人截留或质问。现在惊动了整个售票处，我也不能向她行贿，求她放我一马了。我不知道是该厚着脸皮回答问题，尽力去说服她，还是应该跑掉。她拿起了电话。

于是我跑了，不想知道那份伪造的身份证明被警察识破后会有什么后果。

只能找其他的路了。

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还没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1] 腾格：哈萨克斯坦的货币。——译者注

第6部分

“爸爸，我们以后也能看到这些吗？”

“总有一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些。”

第34章

有时候为了前进，你必须先后退几步。妈妈以前经常这样对我们说。

我看着火车开过来。车头是白红蓝三色的，车厢上也刷着这三种颜色的条纹[1]，慢慢停在了新西伯利亚站。我周围站满了旅客——美国人，法国人，两个背着背包、身材高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几个打算去鄂木斯克的当地人。我听着他们的对话，想找个合适的人，跟在他的后面。

没有人看到我溜进了站台，弯下腰钻过栏杆，蜷缩身体，等着火车进站。不被人发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已经成了我的拿手绝活。我直视前方，避免与别人眼神接触——尤其是那个女列车员。她是个头发乌黑、面颊红润的女孩，正站在车门边清点上下车的乘客。

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星期，观察火车进站。我知道需要等待多久，才能抓住一个没人注意的时机，偷偷溜上车。我尽量不去想一旦被抓后的结果。

那位年轻的女列车员正忙着跟一位肥胖的美国人争论他行李超重的问题——他站在站台上，身边是一堆闪闪发亮的旅行箱包，看起来很昂贵。她把这些行李挨个提起来，每提一次就摇一回头。我趁机从她身边溜过，紧跟在刚刚上车的一家人后面。我待在他们旁边，观察着他们的言谈举止，以及他们跟对方讲话时的样子。他们的一对儿女看起来比我大——十七八岁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奥马尔和娅拉，如鲠在喉。

但现在没有时间怀旧。我需要摸清火车里面的环境，还有女列车员的工作习惯。要找一个能够藏身的地方，不被别人发现。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地方很有限。不过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总会有办法的。

之前，在火车站附近的书店里，我已经把所有跟这趟旅程有关的东西都读了个遍。我想起了奥马尔是如何提起这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的——沿途那些设计巧妙的桥梁，广袤无垠的景色，他还说有一天我们会踏上这段旅程。我记得他一心想成为工程师，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看到贝加尔湖和湖上的桥梁——那座桥设计得别出心裁。于是，我对这条线路和沿途的停靠站点多少有了些印象。我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条铁路。

我仍然相信自己会找到哥哥。尽管不像上一次在蓝房子里时那样坚定，但还存有一丝希望。

几天之后我就在莫斯科了，那时我就能融入茫茫人海中。我会去找阿米娅姨妈，我只需要找到她。但是如果我找不到呢？我还想不了那么远，没有考虑过那么多。

妈妈从前常跟我们说，要抓住自己的梦想。她尤其鼓励我和娅拉去畅想未来。虽然我们是女孩，只断断续续地受过教育——最后不得不在“家庭学校”（这是她对“自学”的戏称）上学，但这些都不要紧。我们能做出了不起的事——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对我们说。女人也能成为一名战士，也能管理一个国家，能拯救人民，能教书，能当医生，能成为著名的舞蹈家、歌唱家、音乐家，能当工程师、科学家、作家。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陪我们一同飞翔。

我坐在后面的车厢里，最后一个隔间是空的。这列火车不算拥挤，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隔间坐了乘客。隔间里有两排长椅面对面放着，刚好能让我藏在下面。这很不舒服，我的头不停撞到座椅底座，火车一颠簸，头发就会卡在座椅缝隙里。为了不让双脚从座椅下露出来，我不得不曲起膝盖，不过只要尽量贴近隔板，别人就看不到我。地板上满是灰尘，肮脏不堪。我从包里拿出一件T恤，尽量把它擦干净。隔间离盥洗室很近，盥洗室很小，厕所墙上有一面小小的镜子，还有一个水龙头，滴答滴答、断断续续地流着冷水。我可以走到车厢尾部呼吸新鲜空气，看着车外的乡村风景——可我很快就发现空气并不新鲜，因为人们都来这里吸烟。不过，如果列车员过来，至少我还有个地方藏身。

我跟列车员就像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观察着她的作息，随时准备好应对方式。我犹豫着是该把钱藏在座椅下面，还是继续带在身上，最后决定随身带着，因为隔间说不定在哪一站就坐满了人。我努力让自己睡着，断断续续地睡着，还做起了梦。累了我就舒展肢体，在原地跳一跳。列车晃动的节奏很容易让人困倦。我发现女列车员对一位俄罗斯矿工产生了好感。每次经过他的隔间时，她红红的脸颊就格外明亮，她用手指绕着头发，用低沉悦耳的嗓音跟他聊天。我想起了马蒂，心像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女列车员根本就看不到我，她对我没有兴趣。

餐车那边传来一阵食物的香味。我的胃已经饿得抽搐起来，犹豫着要不要去餐车吃饭。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如果他们发现一个小姑娘独自旅行，肯定会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和车票——这些我都没有。

等火车停站时再说吧——我想会有人在站台上售卖食物的。我可以把钱从窗户里递出去，买奶酪、面包、水果和煮鸡蛋。萨莫瓦尔离列车员很近，所以我决定不去打开水了。

再苦再难的路我都走过来了，这列火车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奢侈，非常时髦了。回想当时从难民营走回喀布尔，翻山越岭步行了那么远的距离，爸爸妈妈都在一路保护着我。在接下来那趟漫长而艰险的跨国之旅中，娅拉和贾瓦德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帮我前行，鼓励我坚持下去。但我仍然要保持警惕。

让人欣慰的是，我隔壁的隔间里没有人。再往前的隔间里有一对年轻夫妻正在度蜜月。从谈话里我了解到他们来自赤塔。他们很幸福，开始了新的生活。火车到达鄂木斯克时，他们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然后手牵手下了车。他帮助她跨上了一级高一点的台阶。我走进了他们的隔间，发现了一袋没吃完的面包和一些水果，我把它们收了起来。座位上有一本平装书，封面上是一位拿着扇子的贵妇。这是一本托尔斯泰的俄语小说。我像捡到宝贝一样地把它收了起来。繁忙的站台上只有少数几位乘客上了车，都不是我那节车厢的。我冒险在隔间里坐了一会儿，关上了门。我观察着女列车员——等所有乘客上车后，她就忙着和矿工聊天，现在正坐在他的隔间里。他们俩已经相当亲密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车厢里传来笑声。发现列车员无暇他顾，我如释重负，吃起了那对从赤塔来的小夫妻留下的食物。每咬一口我都仔细品味着，把它想象成一场盛宴。火车停下来等待补给时，我透过车窗看着这座城市。天空是一片深沉的普鲁士蓝。

这本书被读过好多遍了，封面皱巴巴的，页脚也卷了起来，书名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几个字，在口中玩味着它们的音节。然后我读了起来，尽管有些词很难懂，但我很快就沉浸在了一个新的世界中，连火车是什么时候从站台出发的都没有留意到。我忘掉了这趟旅程、这列颠簸的火车，沉醉其中，直到听见女列车员在车厢中部跟人聊天，才惊恐万分地反应过来。当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勉强溜到了座位底下。夜幕降临，她停了下来，打开车厢里的阅读灯。我屏住了呼吸，用膝盖夹住那本书，橙子的香味还在隔间里弥漫着，我非常害怕会被她发现。她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数完车票和零钱，就朝下一节车厢走去了。我松了一口气，蜷缩着身子，以防她会再次从这里经过。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等她回到最前面的车厢时，我爬了出来，灰头土脸，浑身僵硬，重新拿起了那本书。

我爱上了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些角色。我读着书，感觉安娜就在这节车厢里，坐在我身边；或是我进入了她的世界。安娜在责任和爱情之间的挣扎，在丈夫和沃伦斯基之间的挣扎，都让我想到了妈妈和阿尔萨兰。爱情这件事是多么复杂啊。

我相信这本书是一个信号、一份惊喜，我反反复复地读着，好像在其中筛选着金子。

不一会儿，女列车员开始收拾车厢，准备过夜。她让乘客们到餐车就餐，只有那位俄罗斯朋友还留在隔间里。我听见她咯咯地笑着，看到他搂着她，把她拉进了隔间，心想这是不是爱情。我走进了狭小昏暗的盥洗室，伸展着两条腿，跳了几下。脸上的瘀青和浮肿已经消去，只有一只眼睛的下方还有一点儿瘀青没有消散。我看上去又很正常了。

我想象着日复一日在火车上旅行的感觉——离开，归来，然后再离开，周而复始。我猜想这位女列车员一定在随时随地寻找刺激。这里的女人真让我震惊。她们都那么开放，叽叽喳喳的，无所畏惧，无可辩驳。

下一节车厢的检票员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拉出长凳，铺开小床。我听见她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表达着对同事的不满。接着她们俩发出了一阵下流的笑声，那个男人也笑了。伏特加酒杯发出碰撞的叮当声，我听到了祝愿幸福和健康之类的话。女人的笑声模糊了。我又藏了起来，等待另一个女检票员走过车厢。我等了好一会儿，因为她停了下来，帮同事一起铺床。她们议论着车上的乘客，没有压低声音，一点也不害怕被人听到。火车是她们的领地，乘客们都只是过客。

最后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车厢里，我闻到了一股卷心菜和抓饭的味道，还有餐车的温暖气息。看到座椅变成了床铺，他们先是惊喜，又是恼怒——明白自己不得不就寝安歇了。他们遵从列车员的意思准备休息，车厢里吵嚷起来，到处都是晃动的人影。

稍远一些的车厢里，有位乘客正在听广播，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十分悲伤的音乐。男播音员介绍，这首曲子叫《火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位王子和十三位美丽的公主。音乐时而阴森时而魅惑，我幻想着所有的家人都聚在我旁边，在忽明忽暗的灯光里一起聆听着。

一想到家人鲜活的身影，我就不禁回想过去发生的一切，是他们一路把我带到了这里。他们陪着我，照看着我。现在我看到了他们，贾瓦德在爸爸背后的隔间墙壁上比出鸟的影子；妈妈声音低沉地讲着故事，吸引着我们每一个人；西塔拉问爸爸：“爸爸，我们以后也能看到这些吗？”

我伸出手去，想抓住他们，但灯光一闪，一切都消失了。音乐回响着。

车厢里的人睡下后，女列车员继续跟矿工调情，我于是大着胆子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我想逃到另一个世界，于是又打开了书。我已经读了一半，很想知道安娜和沃伦斯基注定不幸的爱情会如何发展下去。阿尔萨兰写给妈妈的那些信被我一路带到了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它们耿耿于怀。它们能证明什么呢？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毕竟，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我觉得，让我感兴趣的是事情的真相——当身边的一切都变幻莫测的时候，我想抓住一点真实的东西。不过现在它们似乎都不重要了。我读到安娜和沃伦斯基听从内心的召唤，做出了许多疯狂的事情，对世俗伦理不屑一顾。妈妈和阿尔萨兰也是如此吗？或是与此不同，甚至更加复杂？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大概是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只有宅院里的那位老人知道一些阿尔萨兰的事，但我没有机会再向他询问了。说不定阿米娅知道些内情。

车厢里非常温暖，我闭上双眼，晃动的列车渐渐将我送入了梦乡。不远处的车厢里还在播放着那首曲子。车厢尽头传来轻轻的鼾声，伴随着音乐此起彼伏。女列车员很快就要回来了，风风火火地走过车厢，于是我又爬到了座椅底下。我把双臂垫在脑后，用那本书当枕头。

还有两天，我们就到莫斯科了。我向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们道了晚安。随着旅程一天天接近尾声，我越来越难看到他们，越来越难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就好像我放开了他们，或者说他们放开了我。第二天早上，两个从开普敦来的南非人把我吵醒了。他们看着窗外连绵不绝的荒芜，谈论起自己国家的风景和野生动物。我好奇地听着，想更多地了解这个我只从纳吉布老师的课堂上了解过一点皮毛的世界。

“嗯，这儿跟克鲁格国家公园很像。”

“才不像，一点儿都不一样。”

“哦，很像——那些草原，点缀着几棵矮树，头顶是无边无际的蓝天，一马平川。”

“你往窗外看看，我就不信你能看到豹子，”说话的是那个男人，非常固执，“这儿也没有水牛。”

“事实上，靠近中国的那一带有豹子。看，这里写着呢。”那个女人说道。她的声音很尖，略带鼻音。我听见她把书递给了那个男人。

“唔……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地方完全不同。”

“你又没去过克鲁格国家公园。”女人说道。

“我是没去过，但我了解非洲南部的低地。这里可看不到斑马，或者大象。”

她不说话了。

我想起了贾瓦德，他是那么喜欢在山上追逐羊群，帮助祖父照看牲口。他是那么喜欢大自然——在阿明向他灌输了那一套东西之前。

我想象着贾瓦德成了一名兽医或者丛林向导，带领游客们穿梭在他们所说的克鲁格国家公园这类地方。也许有人会对贾瓦德说：“我曾经去过西伯利亚，那里跟这个地方很像。”

过了一会儿，这对男女又开始为另一件事情争吵起来，幸好他们在秋明市下车了。

偷窥别人生活的感觉很奇怪。在火车上，每天都能听到大家自以为藏得很深的秘密，对彼此说出的谎言。耳边的声音是那样新奇——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丹麦人、南非人……各种各样的口音混在一起，听起来各不相同，但他们争执或期望的，又是如此相似。

我想象奥马尔就坐在不远处的车厢里，却突然意识到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如今的样子，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受了伤，是否被人杀害了，或者是否杀害了别人，这让我如鲠在喉。如果他还活着，他知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许那座宅院里会有人传出消息，说有一个叫贾瓦德的男孩在寻找他的哥哥。又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车窗外铅灰色的天空低沉着，映照着我此刻的心情。我感觉自己又一次滑入了黑暗的深渊，脑中全都是娅拉和西塔拉的影子，还有那场地震和玛莎——所有那些我希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从秋明到叶卡捷琳堡有300多公里的路，我又一次拿起了书。女列车员正在车厢前面的储物室里午休，不会来打扰我。我读着列文的故事——他是一个古怪的角色，一直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我草草略过了这几段，希望读到更多安娜和沃伦斯基之间的事情。列文的苦恼让我很厌烦，能活着就应该谢天谢地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接着我意识到了自己真正厌烦的原因——列文是对的，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我想象着爸爸坐在我对面，对我说：“哎呀，阿芙萨娜，整天都在看书学习，你将来肯定能当老师。”爸爸觉得我会成为老师，而我对他的看法呢？我不知道。我了解他，却并不真正了解。对于他，我只了解那些我想要了解的部分，符合我所想的部分。如此而已。

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无法消散。

到了秋明，车厢里换了一批乘客。现在我隔壁的隔间里坐着两个俄罗斯男孩，还有他们当老师的父亲。担心被人发现，我把自己隔间的门关上了。他们在玩杜拉克，爸爸和阿尔萨兰以前经常在蓝房子的后院里玩这种牌。他们兴奋地叫嚷着，笑声充满了整个车厢。我很想念自己的兄弟姐妹，很想念我们那时玩的幼稚游戏，很想念我们的打闹争吵：选择立场，互相对峙；我跟贾瓦德互不理睬，谁都不愿意承认对方有理。我想念这所有的一切，胸口隐隐作痛。我想象娅拉搂着西塔拉，轻轻摇晃着她，唱着摇篮曲哄她入睡。

“阿芙萨娜，朝后坐着就容易晕车，你不知道吗？”妈妈用一种介于绝望和好笑之间的语气说道。我惊讶地抬起头，发现她是对的，于是坐到了另一边的座位上。女列车员还在午休，不知道那位俄罗斯矿工有没有和她在一起。我探出头去，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最后我决定冒险去餐车，我需要到人群中去，哪怕只待一小会儿。独自一人坐久了，我就会渐渐被回忆淹没。我已经无法区分此时此地的现实与幻想中那个早就烟消云散的世界——它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运转着，无法摆脱。

餐车里很吵，在车厢的一头，有几群乘客在喝酒、大笑。车厢另一头，一位一脸疲惫的导游尽力用严肃的语气向一群美国游客讲解着西伯利亚的历史和现状。我在他们旁边坐下，看着窗外，避免接触到任何人的目光。“古拉格劳改营，有人知道那里死了多少人吗？有人知道吗？”导游问。他面前的游客们在座位上不自在地扭动着身子，希望能在午餐时间换个轻松点的话题。他伸出了一只手臂等待着，没有人愿意冒险去猜。

“上百万人都进了那座劳改营，进去的人劳作到死，试图反抗的人最后都放弃了。”他停顿了一下，等待大家的回应。旅行团中有一个女人看起来非常难过，旁边的男人轻轻揉着她的背。旅行团一片沉默。

“答对了！”导游说，“没有人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所以你们都答对了！”

他被自己的小玩笑逗乐了，有几个人尴尬地笑了几声。餐车里的员工翻了个白眼。我猜在每周上车的乘客中，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见。类似的笑话听了一遍又一遍，人会变得麻木起来吗？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总是在犯同一个错误？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年代，以相同的方式——核心都是恐惧和仇恨。我看着窗外的针叶林，不知怎么，导游的演讲竟让我颇为振奋。至少那些悲剧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总有比我们更悲惨的人。

我没有点任何食物，悄悄从座位上站起身，穿过了那些说话粗声粗气的醉汉和两节车厢之间吞云吐雾的人群，小心翼翼地朝自己的车厢走去。我尽力融入人群，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名普通的乘客，但别人仍然能感觉到我的恐惧、崩溃和软弱。

火车停在叶卡捷琳堡时，我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冒险打开了车窗，从一位小贩那里买了食物和水。那位老妇人朝我微笑着，牙齿像钩子一样，还缺了几颗门牙。我后背一阵发凉，努力把她想象成一位年轻女子，向她道了谢，迅速把食物提了上来。女列车员正在清点最后一批上车的乘客。这站上车的人很多，车厢里立刻热闹了起来。我知道我藏身的隔间里没有预留的座位，但随时会有人换到这里，或者只是想来坐上一会儿，因此一直在留意着列车员和刚上车的乘客，以防噩梦成真。我不知道被她发现后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因为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护照和签证而把我从火车上带走，我会怎么样呢？我不敢去想。幸好还剩下不少钱——可以在必要时给我提供保护。紧张和恐惧再次向我袭来。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奔波，从不知道要奔向何处，现在的我疲惫不堪。

“阿芙萨娜，你还有我们哪。”

我四下张望，看到娅拉正站在过道上，透过半开着的车门对我微笑。她当然是对的。他们还在我身边，尽管我走得那么艰难，时常仓皇无措。我坚守着这个念头，跨过了每一道坎。这个念头，《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其他乘客的谈话，共同支撑着这个我又爱又恨的世界，不让它崩溃。

附近隔间里的那位父亲是个老师，他正在高声说话，试图给两个儿子上课，但孩子们似乎心不在焉，其中一个下赢了棋后，车厢里就传来了他们的喊声和尖叫声。

“就在几年前，叶卡捷琳堡还是一座闭关自守的城市。”那位父亲说。

我听着他的话，想象着那些高墙和秘密，人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真相。

我发现那位矿工在这一站下车了，女列车员变得闷闷不乐、脾气暴躁，对刚上车的乘客厉声说话。他的家人住在叶卡捷琳堡吗？除了这位孤独的女列车员，世上还有没有别人关心他？

列车离开了叶卡捷琳堡，莫斯科越来越近，只剩下彼尔姆和基洛夫两站了。

“不对，看，车应该这么走。你打算保护谁呢？”

父亲正在指导儿子们下棋，语气中透着恼怒。

“象棋讲究兵法。你要先安营扎寨，然后找到对手的软肋，学会迷惑对手，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把他逼入绝境。”他笑了笑说，“将军！”

两个孩子已经厌倦了这个游戏，父亲又开始想其他办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他讲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名叫拿破仑。很久以前，我也听纳吉布老师讲过他的故事，记得他的个子不太高。我好奇地倾听着，感觉他的声音很和善，很有耐心，难以想象他会有这么两个淘气的孩子。我又想起了纳吉布老师，地震之后，他开始自言自语，从救援者的车上离开时，我看到了他癫狂的神情。我想，他一定知道难民营中的真相，宁可死去，也不愿在难民营中苟活。

“哦，我们一点儿都不喜欢拿破仑……我们在弗里德兰吃了一场大败仗。”那位父亲继续讲道，“他想毁掉俄国，夺取一切。贪婪是他的软肋，我们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兵法啊，孩子们，要讲究策略。了解你的敌人，了解他的弱点。”

我听到棋盘折叠起来的声音。孩子们安静下来，读起了书，很高兴游戏结束了。

我开始想象一个更善良、更高大的拿破仑（跟另外那个拿破仑比，实现这两点不算难）。我的拿破仑是另一种领袖，能鼓励我走出最艰难的境地，当我只想停下脚步时，对我悉心照顾。

[1] 俄罗斯的国旗是白红蓝三色的。——编者注

第35章

我把书搁在桌子上，溜出车厢，去了狭小昏暗、散发着臭味的盥洗室。回来时，我听到车厢里传来了别人的声音。我站在那里，最后还是决定进去。我们就快到彼尔姆了，它是我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旅程中点，我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这给了我一些勇气，再说我也不想把托尔斯泰丢下。

一对年轻的美国情侣正坐在车厢里接吻。我走进来坐下时，他们分开了。我立刻觉得很抱歉。

“嗨，”那个小伙子说，“我叫汤姆，她叫艾米。”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好像我一点儿也没有打搅到他们，对此毫不介意。我的书还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我伸手拿起它准备离开，但这时女列车员走了过来，我只好坐在他们对面，用书挡着脸，等她走远。

“这本书好看吗？”他问。

“好看。”我试着用英语回答，没有我说俄语时那么自信。

“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女孩问我。她的头发跟娅拉一样又黑又长，编成一条辫子。她看起来很漂亮，很开心。

“我叫阿芙萨娜。”我说。

“很好听。”汤姆说，“这是俄语名字吗？”

我摇了摇头。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他的问题和兴趣让我吃了一惊。

“我也不太清楚。我妈妈说它的意思是故事。”

“哇，”女孩说，“那你就是个讲故事的人。”

她笑了，笑声很友好，很温暖。

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名字的含义。她对我微笑着，我也笑了。

“你的家人呢？”她又问。

我耸耸肩，喉咙发紧。他们仔细打量着我。

我听到女列车员又从过道上走了过来。这次她就停在了隔间外面，和一个乘客说话。我慌张起来，两个陌生人看出了我脸上恐惧的神色，列车员马上就要发现我了。

我别无选择，飞快地滚到了座椅下面，书掉在了地板上。隔间的门被推开了，艾米飞速站起身来，挡在了我藏身的那个座椅前面。她从地板上捡起了《安娜·卡列尼娜》，不让列车员弯下腰时发现座椅下面的我。这对年轻的情侣跟面色红润的列车员聊了一会儿天，汤姆和她开着玩笑，把她引到了过道上，让她帮忙介绍外面的风景。门又关上了。艾米弯下腰，侧着头，对座椅下面的我微笑着。“现在没事儿了，危险都过去了！”她轻声对我说。

我从座椅底下扭动着爬了出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她把那本书还给了我，然后把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胳膊上。

“没事了。”她说。但怎么会没事呢？我全身颤抖，看着她，想起了娅拉。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艾米是什么意思？”我试图继续刚才中断的话题，好像滚到座椅底下，躲开列车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好像站在这里发抖，浑身沾满灰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也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哦，就是那种有点甜美的名字，意思是‘最亲爱的’。”艾米笑着说，这时候隔间的门打开了，那个美国男孩汤姆溜了回来，在艾米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想起了阿尔萨兰和妈妈，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是谁起的。名字最终会决定我们的人生吗？

有那么一刻，我们站在那里，朝彼此微笑着。

“谢谢你们。”我把手放在胸口说道。他们救了我。

“一路平安，阿芙萨娜。”汤姆牵着艾米走出隔间时，她朝我挥了挥手，说道。汤姆对我挤了挤眼睛。

等他们走后，我锁上门，双手捂住脸，趴在靠窗的小桌上哭了起来。此时此地，我尽量压低了声音，双肩颤抖，心底的一切都崩溃了。

第36章

这将是我在火车上度过的最后一晚。明晚我们就抵达莫斯科了。

这趟旅程几乎一无所获。我没有找到奥马尔，无法把家人带回来，也无法就这样放手。我不知道自己能在莫斯科找到什么，也不知道独自一人将如何生活。

那一晚我没有合眼，看着黑暗中的乌拉尔山脉，听到了贾瓦德在祖父母的石屋里发出的笑声。

“马上你就明白了，马上你们就都明白了。”

我记得自己跑出门外，诅咒着他们每一个人，把他们扔在身后。这都是我的错。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引发了这一切。

女列车员正在储物室里自斟自饮，很生气矿工抛下了她。我锁上隔间的门，打算把这本书看完。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车厢时，我几乎读到了尾声。安娜和沃伦斯基最终还是分开了。让我无法相信的是，爱情并没有战胜一切。她疯狂地寻找着他，对这个世界，对她自己，都充满了愤怒和鄙夷。火车在下诺夫哥罗德停下了。这一站要停很久。女列车员允许大家下车活动一下。车厢里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着心事。

我已经竭尽所能，不去想过去发生的一切——尽力与之保持距离。我想改变它，把它变成别人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我不想讲出这个故事，但如今我明白了，它就是我的故事。看着站台上的乘客高声谈笑，一种空虚的感觉涌上心头。我该怎样找到阿米娅姨妈？我究竟有多么疯狂，才会抛下一切，孤身一人走到这一步？我的双手又一次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我决定下车。突如其来的孤独感浇灭了我对生活仅存的一点热情，以至于下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在乎了。我甚至期待女列车员能抓住我。拖着两条僵硬沉重的腿，我缓缓地走下了高高的台阶，朝月台望去。

月台的另一边，运货列车疾驰而过，鸣着笛，警告乘客靠后站立。我想象自己站在月台的另一边，远离乱哄哄的人群。这并不难。我可以站在那里，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想象着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把一切抛在脑后，抹去所有的记忆，回归永久的平静。

我离开了火车，离开了空荡荡的车厢，一个人向前走去。玛莎、娜西和罗宾娜的声音，翻滚而下、淹没村庄的泥石流，贾瓦德的笑声，脸朝下的娅拉漂在难民营旁的污水中，阿卜杜勒·瓦希布在黑暗中抓住了我——一切席卷而来。站在月台的另一边，很难听清其他乘客的声音。我的额头潮乎乎的，继续朝月台尽头走去，运货列车将从那里驶出车站，横穿整个西伯利亚。

我又朝月台边缘走了一步。刚好站在信号箱的阴影里，谁都看不到我，我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只要纵身一跃，就可以一了百了。没有人会发现我的离去，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我听见不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哨声，声音越来越响，震动着我的耳膜。于是我闭上眼睛，身体向前倾斜。只需要几秒钟，我不会有任何感觉。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我已经麻木得太久了，厌倦了。我用手指敲敲大腿，仿佛想确定自己是否还在人世。

“阿芙萨娜！”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火车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我四下环顾，合适的时机已经错过，消失了。火车满载着未知的货物飞驰而过，卷起一阵冷风，我打了个寒战。

我走出月台尽头的那片阴影，朝那个声音走去。

“阿芙萨娜！过来，为什么这么伤心啊？”我抬起头，惊讶地看到拿破仑站在那儿——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清醒多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们都是幸存者，你跟我都是。”他一边说，一边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的长凳上。长凳上的一摞旧报纸在风中抖动，上面都是世界各地的新闻，提醒我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并非一定要被那些念头反复纠缠，在东西往复的这列火车上无休止地坐下去。

“知道吗？你刚才真的吓死我了。”拿破仑说，“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记住了！”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道。“阿芙萨娜，你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他的语气非常轻缓。这一次，我没有争辩。

“打起精神吧。”他说，“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我们沿着站台向等在那里的火车走去。有些乘客还在百无聊赖地闲逛，不时搓着手、跺着脚取暖。

我们一起回到了火车上。他首先跳上车去，确保女列车员不会过来抓我。

许久以来，我第一次感觉不再那么麻木了。我开始重新考虑寻找阿米娅姨妈的事情，思考在莫斯科找到她的可能性。我想象着奥马尔还在人世。我不能放弃——不是为了奥马尔、阿米娅、我的家人，或是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不能让经历的一切毁掉我。

拿破仑看着我：“阿芙萨娜，重新开始吧。”

“你只是想象出来的。”我告诉他。

“这可说不定。”他笑了起来，我也笑了。想到刚刚和死神开了个玩笑，此刻却安然无恙，我爆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头，然后消失了。拿破仑又救了我一次。我停在过道上打算向他道谢，却哪里都看不到他。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已经永远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不过这一次，这个念头没有像过去那样让我恐惧。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隔壁的隔间里，我找到了父子三人留下来的一些笔记本，那位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在这一站下了车，迎接更好的未来。我把这些笔记本收了起来。其中一本的封面上，不知哪个孩子画了一辆火车，长长的车身蜿蜒着，在荒芜的草原中穿行。笔记本里画着简笔画，记录着这趟旅程中的见闻：桥梁、森林、鹿群和蒙古包，还有一幅女列车员的肖像，画得很像，我不禁笑了起来。此外还有几张棋谱，是父亲教给儿子们的技巧和提示。剩下的纸页是空白的。最上面一本的螺旋线圈上还插着一支圆珠笔。

我把它们带走了。

回到自己的隔间后，爸爸妈妈抬起了头。娅拉、奥马尔、贾瓦德和小阿尔萨兰也都在看着我。小宝贝西塔拉正在两条座椅之间的地板上蹒跚学步。她伸出小手，让我扶她站稳——或是说她想扶我站稳。他们都在笑。娅拉一会儿会唱歌，奥马尔跟贾瓦德打闹着，小阿尔萨兰用红色和蓝色的蜡笔偷偷在隔间的门背后画着一列火车。爸爸妈妈往里挤了挤，为我腾出了一些空间，妈妈轻轻拍了拍她旁边的座位。

“坐这儿吧，阿芙萨娜。”她抚摸着我的脸颊，“我们马上就到莫斯科了。阿米娅姨妈正等着你呢。我已经告诉她你要来了，你会去找她。”爸爸点点头。他看着我，微笑着。

“这是个好主意。”他盯着我手里的笔记本说道。

妈妈轻轻地捏着我的胳膊：“阿芙萨娜，记住了，万事皆有可能。”

她坐在我身边，我感觉到了她温暖的气息，知道她是对的。我回想着妈妈以前对我们讲的那些故事——她的话总是那么充满魔力——我的心里充满了爱：对我的家人，对这趟疯狂的旅程，对从前的一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我想象着蓝房子，还有房子后面兴都库什山顶的那一抹斜阳。我看到奥马尔那辆绿色的自行车还倚在墙边，头顶的紫荆树上繁花似锦。我听到家人围绕着我歌唱的声音。我紧紧地抓住这些美好的回忆，它们是我在阿富汗的土壤中扎下的根。它们在我心中，永远都会与我同行。

旅途即将终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走下火车，找一个新的地方，一个不再需要逃亡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我坐在隔间里，周围家人的身影渐渐消失了，他们的声音变小了，火车上又一次坐满了乘客。司机急着出发，想赶往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站。女列车员大声催促最后几位磨蹭的乘客快点上车。

莫斯科不远了。我等待着火车驶出车站，等待着乘客们安顿下来，等待着女列车员巡视车厢，最后不再来打扰我。

等这一刻到来之后，我就可以动笔了。

致谢

感谢所有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笔会社群（PEN community），成员们的勇敢和不折不挠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给予我灵感——优秀的作者总会在最艰难的环境下写作。这个故事送给你们，也送给那些相信故事有力量改变人心的人。感谢《梅斯莱克西亚》（Mslexia）杂志团队，感谢彼得·弗洛伦斯、温妮弗蕾德·罗宾逊，乔纳森·哈利韦尔和朱丽娅·怀特，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对这本书慷慨无私的帮助。

感谢凯瑟琳·赵，我的经纪人约翰尼·盖勒，还有凯特·库珀、伊娃·帕帕斯特拉蒂斯以及柯提斯-布朗公司团队的其他优秀的成员，感谢你们对书籍的无限热爱，对作者的大力支持。

双路出版社（Two Roads Books）的丽莎·海顿是我遇到过的最有天赋、最敬业的出版人。感谢她用令人钦佩的编辑工作和耐心确保这本书顺利出版。我还要感谢弗德里科·安东尼诺、安珀·伯林森、曼迪·琼斯、米伦·洛帕特圭、罗西·格勒、凯特瑞娜·霍恩、萨拉·马拉菲尼、赫苏斯·索特斯，以及双路出版社、约翰-默瑞出版社和霍德与斯托顿出版公司团队的所有成员——你们都是不知疲倦的超人，每一位都是。

同样感谢所有的国际出版商，谢谢你们把这个故事介绍给世界各地的读者。

这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是家庭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你们。谢谢我的父亲母亲，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充满书香的家，让我随时都可以畅游在书籍的海洋中；是你们时时都在鼓励我，坚信一个女孩子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感谢我的姐妹们——谢谢你们的友谊和鼓励。

一路上还有很多支持过我的朋友——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感激。

感谢霍华德和赖利，谢谢你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作家，我爱你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终点的列车/( 英) 劳拉·麦克维著；徐培培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

书名原文：Under the Silent Stars

ISBN 978-7-5086-8420-8

Ⅰ. ①没… Ⅱ. ①劳… ②徐…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Ⅳ.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5404号

没有终点的列车
著者：［英］劳拉·麦克维
译者：徐培培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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