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一九六三年出生，台湾读书人。除了读书，谈谈写写直接间接和书有关系的事，别无其它专长。但够庆幸了，能一直读书，一直从事直接间接和书有关系的工作，活得自在、活得丰富。

就是这个时候，喝到了那神奇的黑色饮料。

女儿第一次到大陆，在上海和妈妈的合照，拍照的人是我。

这个年纪，最在意的其实是如何让自己看起来什么都不在意．但我还真在意合唱比赛啊！

二姊陪我参加大学毕业典礼，在台大校园里，她二十六岁，还好已经遇上了后来的姊夫，打消了只活到三十岁的念头。

爸爸在花莲。就是这次回花莲，卖掉了一块土地，拿那笔钱爸爸开始做股票。

在美国居所的书房里。那一年，羞赧地发现自己打麻将的本事甚至比不上美国同学。

爸爸帮我们四个孩子和妈妈拍的合影。应该就是新年出游的前后，我得到了一个新绰号。

二姊怀中抱着的，就是我曾经拥有多年的吉他。用那把吉他为无缘的女孩写了无缘的歌。

马家辉

1963年生，香港湾仔人也。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职广告公司、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大学，曾以为自己爱拍电影，曾以为自己爱做研究，曾以为自己喜爱旅行，但现在才知道，最爱的是什么都不做，只爱偶尔坐在书房内，面对电脑，按键写作。

结集作品包括《明暗》、《日月》、《爱·江湖》、《我们》、《你们》、《他们》、《死在这里也不错》、《女儿情》、《站错边》、《在废墟里看见罗马》、《大叔》、《爱上几个人渣》、《李敖研究》等。文章散见中港台报刊，以及，微博：t.sina.com/majiahui。

那八小时沉重的课程，让我现在很乐意把跑车驾驶得慢条斯理。

我外祖父的母亲，我们称她做“细太婆”，因是妾侍。

我这四十多年生命里的唯一“助选”经验是陪伴我母亲吃喝拉票，竞选“麻雀会”的会长，她能言善道，性格爽朗，喜欢掏钱请客，一直被姐妹淘们视为大姐大。

我妹妹其实更像姐姐，她比我能干，比我聪明，比我坚强，比我敏锐，而更关键的是，她比我快乐。

父亲其实是个严肃的人，但不知何故，下笔时却能谈笑生风，写出一则又一则言之有物、意在言外的逗趣段子。

高中时，正是青春好年华，年轻的我，什么都不怕。校内运动会得了跳高亚军。

这是读大学一年级住在学生宿舍里的我，当时说起“国语”常常“有口难言”。

大学时主修心理学，回过头来印证了昔时感受，没错，心是生命之源，控制得了心，便控制得了一切。

初中时期参加生活营时的化妆舞会。那年头，云日高高，世界在我脚下。

摄于美国，爱雪的小女孩。

小女孩从幼稚院毕业。

胡洪侠

祖籍河北故城，生于一九六三。十年衡水行过，三载北京读研。之后落脚深圳，迄今已然廿年。职业无非报纸，兴趣尤其副刊。常去逛逛书店，闲来写写专栏。印行集子数种，大抵书话短篇。曾是“广场”主笔，现为《晶报》总编。伙同家辉杨照，比对三地流年：过去何曾过去，忽然懂了忽然……

1982年3月26日，我随一个检查团去冀县采访。小心翼翼跟着那帮人“靠边走”，竟然也进入了摄影记者王铁珍的镜头。那时我刚当记者不久，也才开始跟着同事学唱邓丽君的歌。

这是我刚到深圳时在报社办公室的留影。其时办公室的热门话题正是股票与股市骚乱。

新千年时在香港太平山顶，拿着一杯可乐装模作样。其实我很不喜欢喝可乐。

这是我兄妹五人的合影，拍摄时间距今也有十多年了吧。

我一直没勇气穿喇叭裤，只退而求其次，穿过一阵筒裤。

2004年春节，“革命化拜年”没市场了，我带着“文化广场”的编辑记者搞了一次“时尚复古拜年秀”。这张照片大年三十在报纸上登了出来，惹来不少议论。

和姜威大碗喝酒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他病逝后，我常常梦见他。

2006年暑假我和胡元去游延安。他坚持要穿红军制服在枣园毛泽东旧居门前拍照，还一个劲嘀咕：“毛主席住的地方太小太破了。”

1995年前后我常常去逛深圳古籍书店。某次在书店巧遇摄影记者张万极，于是有了这张难得的照片。这家书店关门已有十五年。

这是我此生中第一张照片，当时14岁，初中毕业。那根醒目的口罩绳是借来装点门面的道具。

小时候看电影经常看到韶山画面。许多年后，我终于到这里看了看。

目录

推荐序一　戏题《对照记@1963》　董　桥

推荐序二　三个　张大春

推荐序三　停不下来了　毛　尖

一　手机

杨　照　那一条羁绊着的线路

马家辉　她选择了相信

胡洪侠　遥想“大哥大”时代

二　股票

杨　照　爸爸的股票账户

马家辉　股市输钱的理由

胡洪侠　李同学和股票和我

三　喇叭裤

杨　照　订做的喇叭裤制服

马家辉　如何秒杀女同学？

胡洪侠　“这、是、我、的、宣、言”

四　孙中山

杨　照　孙中山与浪漫梦想

马家辉　外公口中的孙中山

胡洪侠　三洲田的起义，孙中山的手稿

五　书店

杨　照　人生经济学的第一课

马家辉　书店尽头的暗房密室

胡洪侠　远去的书店　远去的人

六　选举

杨　照　那“美好的一仗”

马家辉　“姐妹会”的拉票饭局

胡洪侠　冬天里的那一场春梦

七　填表

杨　照　我是认真的：我不填表！

马家辉　填表之喜怒哀乐

胡洪侠　忽然，一张表格横空出世了

八　看电影

杨　照　奢侈的电影时光

马家辉　邻座男子伸过来的怪手

胡洪侠　跟着电影去战斗

九　梦

杨　照　那只书架底下伸出的手

马家辉　中年废物的ABC噩梦

胡洪侠　不写旧梦了，写新的

十　童年美食

杨　照　“甜不辣”和摇滚乐团

马家辉　初吻献给了咖喱鱼蛋

胡洪侠　我的童年没有美食

十一　新年

杨　照　得到了新绰号的那个新年

马家辉　最温柔的稿子

胡洪侠　我要离开，我要去远方

十二　小学同学

杨　照　小小的生活奇迹

马家辉　活在手机里

胡洪侠　尘封在心底的那些名字

十三　第一次照相

杨　照　没拍成的照片

马家辉　照片里的泪

胡洪侠　那个连口罩都是奢侈品和装饰品的年代

十四　拜年

杨　照　变成花莲人的那个新年

马家辉　阿姨的眼睛

胡洪侠　“革命化春节”中的拜年队伍

十五　普通话

杨　照　那块写着“爱用国语”的小木牌

马家辉　我去年去了强奸

胡洪侠　“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

十六　算命

杨　照　我是天生有财库的

马家辉　我曾是一个倒霉的算命师

胡洪侠　想起另一个1963年出生的人

十七　金庸

杨　照　《小白龙》不是《小白龙》

马家辉　我对金庸仍未死心

胡洪侠　有一场春梦是盗版的

十八　住院

杨　照　都是为了那两只大狗

马家辉　在楼梯间发现必须住院的理由

胡洪侠　病房不是怡红院

十九　姐妹

杨　照　那年二姊突然下了决心……

马家辉　我妹妹，一个选择了快乐的女子

胡洪侠　有一趟车，你可能永远搭不上

二十　作文

杨　照　作文，有什么难的？

马家辉　之乎者也，不知所云！

胡洪侠　“谁知道你要告诉别人什么事呢？”

二十一　录音机

杨　照　你的歌

马家辉　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机器

胡洪侠　谁家的大雁在飞

二十二　麻将

杨　照　中国男人与犹太女人

马家辉　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

胡洪侠　我为什么不会玩麻将

二十三　可口可乐

杨　照　冰凉的神奇黑水

马家辉　可口可乐给我上的第一节心理学课

胡洪侠　我不记得我和可口可乐的“第一次”

二十四　买房

杨　照　以为一定买不到的房子

马家辉　竟然没有一户是“正常”人家

胡洪侠　村里的新房　城里的新房

二十五　《红楼梦》

杨　照　竟然至今未曾读完《红楼梦》

马家辉　哥哥，以及他的红楼

胡洪侠　“残红”身世已成谜

二十六　《重庆森林》

杨　照　让人流连的模糊懵懂

马家辉　两种重庆味道

胡洪侠　没看懂的《重庆森林》　不敢忘的沙坪坝

二十七　邓丽君

杨　照　藏着死人声音的唱片

马家辉　那张圆得像月亮的脸，我爱

胡洪侠　我们的心事她最懂

二十八　合唱时代

杨　照　只有我一个人在意合唱比赛

马家辉　张开嘴巴唱假歌

胡洪侠　明天你是否依然合唱

二十九　禁书

杨　照　在尘灰中遭逢马克思

马家辉　此马克思不同彼马克思

胡洪侠　街边盛开金瓶梅

三十　儿女

杨　照　杨照的女儿为什么不会写作文？

马家辉　小情人与大情人

胡洪侠　儿子的理想在现实中穿越

后记

杨　照　在路边的小摊上

马家辉　他的沉着，他的笑声

胡洪侠　今年的路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长

推荐序一

戏题《对照记@1963》

董　桥

梁羽生写《龙虎斗京华》出名。金庸写《书剑恩仇录》出名。百剑堂主陈凡写《风虎云龙传》出名。二十世纪一九五〇年代的事了。一九五六年十月，香港《大公报》副刊辟《三剑楼随笔》，梁羽生、金庸、陈凡轮流执笔漫谈古今中外世间万象。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剑楼随笔》停刊，三个多月八十八篇随笔同年五月出版单行本。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辟《三家村札记》，邓拓、吴晗、廖沫沙轮流执笔漫谈古今中外世间万象，合署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出“南”字，廖沫沙笔名繁星，出“星”字。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家村札记》横遭批判，划为毒草，八方围攻，演成“文革”序幕。物换星移，时代翻新，深圳《晶报》辟《对照记》专栏，台湾杨照香港马家辉大陆胡洪侠轮流执笔漫谈古今中外世间万象，消磨三剑楼剑气，清玩三家村村烟。剑气，说的是宋代华岳诗里“笔锋带怒摇山岳，剑气衔冤射斗牛”。村烟，说的是孔尚任《桃花扇》中“日淡村烟起，江寒雨气来”。毕竟，三个男人抵不过一个张爱玲，三剑楼三家村都泛黄褪色了，灯下翻读仿佛张爱玲翻看袓父的照片：“你们现在多么享福，我们从前吃番薯签”。于是，剑芒摇寒之际，村情忘机之余，三个男人情愿躲进姑奶奶老相簿里消受微风中的藤椅品尝她吃剩的盐水花生：“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对照记》图四十九张爱玲自题旧照的诗句。图四十六写排班登记户口，老八路问她认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高兴可以冒充工农。“也并不是反知识分子，”她说，“我信仰知识，就只反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望之俨然，不够举重若轻。”幸亏这三个男人望之并不俨然，举重确也若轻，可惜姑奶奶看不见了。真的，文章还是张爱玲好。小辈借她的书名用一用也好。加个“@1963”也许是赶时髦，无所谓。听说杨照马家辉胡洪侠同龄，一九六三年出世，风华正盛，不输龙虎，胜似书剑，好得很。

二〇一二年壬辰夏至前夕

推荐序二

三个

张大春

三之为数也大矣，君子有三畏，亦有三变。天地人得其三，算是满了。尽管挂在嘴边的话还有三缺一，但是另一个就算到齐，也只能坐下来叉叉麻将罢了。君不见佛号三世，缘订三生，桃园之义以三，风尘之侠以三，而胡洪侠、马家辉、杨照以文相聚，端的是三合一，无间道。

人生之中还得到了一定的年纪、撞上相当的人、恰逢接近的情怀，才能一拍三合，成就这样一套“五十前写作”。我不知道五十岁算不算一个可以辨识的关卡，不过听三位作者分别说过：他们这一套写作计划应该是以也渐行渐近的五十岁为标线，三位头角峥嵘的作者能携手合开一个专栏，转眼数年，还真不容易。

近老之男所为何事？不看文章不太明白，逐字阅之，才发现原来人生之中可以比较复回忆、回忆复比较的事还真多、真杂、真有奇趣。很像是一群人围起来看漫画书，笑声总特别朗脆。而《对照记》挂的虽说是两岸三地的招徕，但是人生行脚当下，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自己会在多少年以后遇到另外两员“对照组”。不过，“对照”之真理毕竟在此：以一人独自所为者而言，就是“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以三人相互商量培养所为者而言，就是“远眼愁随芳草，香裙忆着春罗，枉教装得旧时多”，要之一以自怜，一以相参；免不了在行囊旅屐稍停于昏灯矮檐之际，忽一回首，略得苍茫，这就是男人撒娇的情态。

我比三位作者痴长几岁，读了两卷《对照记》下来，却不免油然而生出一种孺慕之思，感觉他们的人生在细微处都鲜活灵动，言事道故犹如长者──即使是与我同在一城长大的杨照，所闻见与经历者，亦多反衬出我的无知而只能暗呼新鲜。

另一方面，正因为三个作者都是朋友，我读此书最大的乐趣可能与许多读者不同，睹字如晤面，适足以想见其运笔行文，往往在开卷的那一刹那，便不能自已地揣度起来：此篇命题之人是胡？是马？是杨？这个小小的疑惑带给我另一种阅读文章的趣味──可想而知，当其中一位作者出了题，而另两位不得不接招的情形之下，如何冥搜极讨、远寄遐思，并绽放出足以与另两岸的文友“交会时互放的光芒”，应该是会教任何一位负有盛名的写作者都不免暗中捏两手汗的试练。

文人多矣，文会多矣，能以同龄异地之身，互证遥远的生命旅程，还多能于用情不用情之间、可说不可说之间、欲讽不欲讽之间，各领风姿。好比说：

“夜黑风寒，地冻霜冷，大街上，小巷里，流动着一团团黑影。刚听到前面似有人声，还有光亮一闪，等到走近了，却又不见了踪迹。知道对方在躲避，这一方心领神会，不问究竟，快速通过，配合默契。”这是总在快刀斩句的胡洪侠。

“我从小爱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情绪稍稍激动便哭，生气哭，高兴也哭，仿佛心底有着一个小小的喷水池，随便找个缸口便往上涌出来。”不择地皆有情泪，这当然是马家辉。

“距离这个影像出现在生命中，超过三十年了吧，神奇地，除了那诗集上显现的文句不同，其他每个细节，都没改变过。”这是典型的杨照，身上随时有各种随时接收启悟的开关。

每当读到能令作者的容颜焕然一亮的句子，我都会停下来，想想那人。《对照记》划算之处在此，它有三个。

推荐序三

停不下来了

毛　尖

大约是两千年以后吧，最好看的电影电视都不是男女主人公的戏了。《谍中谍》也好，《24小时》也好，我们都是为了超男废寝忘食。新版福尔摩斯风靡世界，因为夏洛克和华生暗潮汹涌；《龙门飞甲》四女星，为了配陈坤，都中性到基。男女没票房，男男是王道。欧洲杯如此，NBA如此，新时代《对照记》也如此。

杨照。马家辉。胡洪侠。三个生于1963年的男人，把《对照记》演到这第二季，已经不是他们还想不想演的问题，而是两岸三地允不允许他们停的事儿。

杨照大哥我没见过，家辉和大侠隔三岔五会碰到，说句真心话，他们俩写文章，我有点替他们可惜。小马哥有张曼玉的风情，当然他也把自己当梁朝伟。这不是我的臆测，他们仨写“喇叭裤”，小马哥就说，当年他穿喇叭裤去秒杀女生，女生没死，先把自恋狂的自己给秒杀了，而且，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圈也的确向他抛过橄榄枝。可是呢，献身舒淇，还是献身学术，这种对胡大侠来说根本不构成问题的选择，却活生生让小马哥“正青春被学院削去了头发”。

不过，所谓能量守恒，马家辉那等待过摄影机的演技落在文字上，构成了《对照记》最狡黠的部分。三人中间，他的文章最虚构也最艳丽，所以，这三个男人如果真去拍电影，小马哥可以承担最多感情戏，大侠和杨照会在结尾时恍然大悟：原来他对你也说过这样的话。这几乎是一定的，杨照儒雅，大侠诚恳，小马哥的眼风，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不失手”。

当然当然，作为大陆版63男，天南地北走过，沧海桑田看过，大侠的诚恳也是表面现象。人群中，他看上去总比别人高半头，虽然他自己也差姚明三个头，有他在的饭桌，五个人吃饭像十个人在说，他唧唧呱呱从孙中山说到沂蒙山，从金庸说到金刚，世界上没有他不懂的事情，没有他不在场的事件，我就曾经眼看着我一女友被他说得魂飞魄散，而且，他又高帅富，比姜文潮，比孙红雷帅，这样的男人不去白宫使美男计为祖国的安全贡献力量，说明上个世纪的文学队伍是真正的梦之队。

而《对照记》，就是两岸三地梦之队精华录。我拿到《对照记》第一季的时候，说实在，也没特别郑重，在客厅放了一段时间，但翻看杨照的第一篇《梦里不知身是客》，我就给吸引住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台湾腔”。他句子不长，很少使用形容词，但常常能营造出远景、中景和近景交织的氛围，而最重要的是，他用最干净的文字抒了最动人的情。三人中间，我注意到，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梦”这个字最多次的，是杨照。在一个抒情已经变得不可能的时代，杨照文章简直是乱世良药，比如像我这种七十年代版大陆人，虽然没有分享他多少成长经验，却总能被他带着入戏，“多么美好，还能轻易梦想，轻易进入梦境的年岁”。甚至，我想，马家辉和胡洪侠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杨照大哥的催眠。

这么说吧，我以前，对马家辉和胡洪侠是不特别佩服的，但他们在《对照记》中的身手却屡屡刷新我的感受。真的，妈的，太让人惊艳了，他们俩写到“孙中山”这个关键词，那种举重若轻真不是一朝一夕的内功修为，尤其是两篇文章的结尾，创造出似小说又似随笔的那种弹性，简直令人忌妒。这个，大约也是三个男人飙戏时候才能引发的精彩吧。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最后我要不怀好意地说一句，你们三个人啊，既然选择了一起飙，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你们会发现，只有在一起，才能创造最好看的自己。

一　手机

那一条羁绊着的线路

◎ 杨　照

小时候，家里第一次装电话，记得那号码是583364，已经是六位号码，显然不算太早有电话的人家。爸妈说要装电话说了很久。家里开的服装店都是量身订制的，客人今天上门来定衣服，付上至少一半的订金，五天后来取做好的衣服。店开到第三年吧，生意愈来愈好，终于好到爸妈不眠不休赶工都会无法准时交货的程度了。客人兴冲冲地来了要看要试穿做好的衣服，妈妈只能赔笑脸说：“还没好呢！”客人当然不高兴，难免讲几句抱怨的话，如果抱怨得太凶或太长了，妈妈的笑脸消失了，很容易就起了冲突。

应该要有电话，那就可以请客人在出发来拿衣服前，先打个电话，确认衣服已经准备好了，也就可以免掉这种尴尬、紧张、冲突的场面了。很有道理，是该要有电话。

说了一次又一次，却都不见电话出现。爸妈对话的内容，不再是电话的好处，电话的必要性，而是申请一支电话的重重困难。要找时间自己去电信局，要填一堆看不懂的表格，好不容易填完了才被柜台小姐告知——要附户籍誊本。爸爸只好回来，再多牺牲半天赶工做衣服的时间，拿了户口簿去电信局。排了好久的队，到窗口，柜台小姐还是冷冷地摇摇头：“不是户口簿，是要户籍誊本，户籍誊本要去区公所申请，不懂吗？”去区公所又是一堆表格，好几排长龙，又是冷冷地摇头的柜台小姐，说：“当然不是今天就能领，后来再来领。”

来来回回费了好久的时间，终于把申请手续办好了，那就会有电话了？不，电信局的人员说：要排排看有没有线路，每一个区域情况不一样，有就会通知来缴费，没有也就没有。除了等没有别的办法。

等啊等，不晓得究竟等了多久，等到一封通知书，规定哪一天几点钟去电信局缴交保证金与电话机押金，以当时的标准蛮大一笔钱，缴好了……再回家等牵线。当然，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牵线，“什么时候有空去就什么时候牵，问那么多干嘛？”

有一天放学，竟然真的看到店里多了一具黑色的电话机，简直像奇迹一样。得到爸妈的特许，颤巍巍地拿起话筒，拨了住在隔壁向同学家的电话号码（早就背好了），那头真的传来人声说：“喂？”我却无论如何没有勇气说出也早就背好的话：“请问黄御麟在吗？”惊慌地就将话筒丢了开来……

这段经验记忆鲜明。十几年后，到美国留学，办好了宿舍入住手续，舍监随手给了一张纸条，上面几个数字：“这是你房间的电话号码。”进了房间，等等，电话在哪里？我去敲了舍监的门跟他说我找不到房间的电话，他笑了：“你讲的是电话机。那要自己去买，学校合作社就有得卖。”

买电话机？有这种事？我狐疑地走进合作社，真的在三楼看到了陈列的电话机，一大排，各式各样，都是我在台湾没看过的机型，翻看售价，最便宜的不到二十块美金！我挑了一只最便宜的话机，带回宿舍，半信半疑地按照指示插接电话线，半信半疑地拨了台北家里的号码，那头真的就传来妈妈的声音！

这比什么都更真确让我感觉自己到了美国。一个不用到电信局申请电话，可以自己选择话机，自己装设电话，马上就能打越洋电话的国度。

这段经验也让我记忆深刻。再过十多年，1999年年底，我拥有了第一支手机，在八德路上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店员拿出几款手机给我看，接着拿几个门号给我选，最后算出一个价钱给我，付完钱，手机里装进小卡片，开机，当下我就能够用手机打电话了。前后，不过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那一刻，我真确感觉到台湾是个很不一样的社会了。没有电信局，没有文件审查，没有漫长等待，而且不只可以自己选机型，还能自己选号码。这不是我原本认识的那个台湾，这是个紧张控制正在消失的社会，电话没有了电线羁绊，人也少了官僚管制的社会。

她选择了相信

◎ 马家辉

第一支手机是在1997年买的，刚从美国读完博士班，回台湾，再回香港，在报社工作，日以继夜地忙着忙着再忙着，手机随身带，不管走到哪里坐到哪里都要跟别人聊电话谈稿事，忙呀忙，不知道为的到底是理想抑或虚荣。

那时候，我的上司是高信疆先生，他于1970年代在台湾从事编辑工作，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他笑道，当年的他亦是拼命三郎，从早到晚向别人约稿谈稿，每天至少要打卅通电话，幸好那时候没有手机这玩意儿，否则他必从拼命三郎变成拼命十郎，提早烧掉了十年生命。我记得高先生说此话时是坐在香港报社的编辑台前，他担任香港某报的编务总裁，统领着几份报纸和刊物，他一边抽烟一边笑道：“那时候我身边朋友极多，离开台湾的报社后，朋友立即减少了八成，如今重回传媒，又掌握报社编务，朋友立即又多回八成。这就是人生，现实的人生。”

三年前，高先生因病辞世，才六十岁出头，或许真的只因当年太拼命。

我在报社仅做了一年多的全职工作，即使做不了拼命三郎，至少亦是二郎，中午上班，忙至凌晨，体力和精神都透支了，下班后的唯一娱乐是跟“突发新闻部”的记者同事去喝酒鬼混，他们每天面对社会百态和人间万象，红尘玩乐，所以最懂。严格来说这当然是自我开脱的借口了，自己做的事情必须自己负责，没理由怪罪于环境或他人，但当时总觉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下推拉，每夜，离开报社后已经累得无力读书思考，头脑一片空白，两眼疲惫苍茫，要嘛是立即回家睡觉，不然就是依靠酒精赌博和其他不良欲望的贪痴满足以求暂时麻醉，那几百天的日子恐怕是我生命里最沉沦不堪的岁月，早上照镜子，样貌容颜仍然是我，可是我在心底切切实实地明白，不是的，我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我，至少不应该是我，我变了，可怕的，我变得很可怕。

所以离开报社时的我是满心喜悦，终于脱离了那个环境和那群人，终于，回到了校园，回到了一个相对宁静和包容的空间，我有机会做回期待中的自己。

然而在拼命年代里所做的业障仍在发酵，在鬼混的日子里，曾在某夜某回把手机号码在某个不适当的场合里留给某位不适当的女子，我早已忘记，她却依然记得，而于我重回校园工作后，某夜某回，在家里，我放在客厅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是她打来，而我当时，正在洗澡。

“喂，我想找……”电话那头，她说。

“哦，请问是谁找他？”电话这头，我的妻子问，“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电话那头，她用娇滴滴的声调问，你又是谁呀？能不能请你告诉他，我好久没见他了，有空请他来找找阿红，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我，我很想念他。说完，挂线，没留下姓名或电话。

我洗完澡，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妻子眼睛盯着电视，没说半句话。卅分钟后，她回睡房，坐在床上看书，我也进去，也坐在床上，也看书。又过了卅分钟，她忽道，刚才有个女人打电话找你，叫阿红，叫你去找她。说时眼睛仍然望着书页而不是我。

我也望着书页，故作镇定地淡然反问：阿红？哪位阿红啊？我认识十五个女性朋友都叫阿红，一定是打电话来戏弄我，恶作剧的，别理她，神经病。

她没响应。又过了卅分钟，伸手把床边小灯捻熄，盖被子，闭上眼睛，但不知道是否睡去；我也捻熄我床边的另一盏小灯，也闭目，但几乎一夜难眠。

后来她从没问过半句关于阿红的事情，我也学懂了手机不离身，永远不让手机距离自己超过一米。好多回，我想主动跟她谈谈阿红以及其他，但又因为某些理由而选择了不去开口。是的，我选择，我选择了让事情蒙混淡出，如同她选择了不去问不去理，或许，她也选择了相信。爱情的背后支柱往往是意志而非爱情本身，选择的意志，选择去信，或不信。

而我知道她自廿岁以后一直喜欢这句话，“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前四个字是前半生，后四个字，便是余下的岁月了。

遥想“大哥大”时代

◎ 胡洪侠

我1992年来深圳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大哥大”。那年我正编一个经济版，需要去采访一位老总。这老总年龄长我许多，个不高而富态，肤不白而有光，语速缓慢，举止沉稳，无老板之狂态，有领导之威严。他先将一块砖头似的东西砰然立于桌上，然后从容落座。他满脸是笑，但那笑不是装出来的，倒是像非常想笑而又偏偏憋住不笑。我很好奇地盯着桌上的那块“砖头”，心想那一定是传说中的“大哥大”了。那是我初识“大哥大”，只见它傲然矗立于众人眼前，俨然一黑衣保镖；主人尚未开口，这气势已然呼之欲出，威压四座。逢铃声一响，必声震屋瓦，现场气氛骤然为之一紧，饭桌顿时变成战壕。老总说，我要干的是大事，嗯，大事；我要搞的是集团，嗯，集团；我不赚小钱，嗯，小钱我看不上。我耳听他话语娓娓，眼睛却不时瞄那“大哥大”一眼。老总说，嗨，这玩意儿，没什么大用，关键还是大脑。我只好拼命点头。他的脑子也真大，志向真大，他说他的开发区那才叫大，想看全貌得乘坐直升飞机才行。彼时我尚未坐过飞机，所以面露困惑之色，眼睛却又不由自主地转向“大哥大”。老总笑了，说给你玩玩儿，你用它打个电话。我接到手中，眼盯按号盘，茫然不知打给谁。

很多年后，又见到这位老总。他老了，但气宇轩昂依旧。我知道他终究是什么大事也没干成，生意却亏空很大，后一直赋闲在家。“你现在不用手机？”我说，“我还记得你当年的‘大哥大’。”他哈哈一笑，似乎憋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笑出声来了。“现在谁没有手机？”他说，“嗯，都有了。都有的东西我不会用的。”闻听此言，我忙用手把我的手机盖住，觉得很不好意思。老总又说：“说起‘大哥大’，记得……嗯，记得你曾经和一位帅哥老总很熟。他那‘大哥大’，弄得动静够大。”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帅哥很年轻，在深圳做灯饰行业，人称“灯饰王子”。生意做得红火，总店门面大气又明亮，确实当得起“亚洲第一”的名头。若是开业典礼或周年大庆，那就更不得了，京城高官、本地政要、歌星影星、商界大佬等等都是要出面捧场的。后来不知何故，资金链断裂，官司惹上身，轰轰烈烈的事业一下子就垮了，人也失踪了。因他是内地闯深圳的成功者，符合我所编版面的要求，所以和他多有来往，混得很熟。1994年4月20日，上午下午忘了，他打电话来，语气激动万分。“我干了一件大事，”他说，“这可是件大新闻。把事搞大了。我都不知道这事做得对不对。”

我忙问什么事：“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让你给换了？”

“错。我拍了一个‘大哥大’号码。妈的，有个人一直和我争，竞价39次，总算到手了。”

“什么号码？多少钱？”

“号码好记，反正差不多都是8。钱嘛，不算多，65万。”

“65万！你说你花65万买了一个‘大哥大’号码？”

“这算什么，很值的，等着瞧吧。”

好吧。等着瞧。无聊的时候，我就拨一下那个号码，但是没有一次拨通过。有次见面，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拍那个号码不是为了打电话用的，为的只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是谁拿到了那个号码。“这叫品牌营销，你不懂了吧。”他笑得像个孩子。

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大哥大”时代。现在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见到“大哥大”了，岂不知，它称得上是手机的“父辈”，是当年风云人物才可以手提的玩物。行色匆匆的人们于是迅速分成两种人：少数有“大哥大”的，和多数没有“大哥大”的。你还常常可以看到听到妙趣横生的“大哥大谎言”。比如，一西装革履的汉子，明明走在深圳的人行道上，却边走边对着“大哥大”喊：“我在北京呢，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也许那老总是对的：如今不用手机的人才是有身份的人。想至此，不免横生一番感慨。当初，电话不仅仅是电话，还代表权力与地位。后来，“大哥大”也不仅仅是“大哥大”，还是身份与财富。再后来，到如今，还有几个人没有手机呢？手机是通话工具，是游戏平台，是电脑，是互联网，是书报杂志，是荧屏银幕，是地图，是隐私，是破案指南，是偷窥窗口，是摄影机摄像机录音机……它似乎什么都是，唯独不再是权势的象征。手机，终于让我们平等了一回。那老总一定看不惯这些吧，所以才懒得和我们一起用手机。

二　股票

爸爸的股票账户

◎ 杨　照

我是个毫无赌性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是个特别的人，也就从来不相信特别好或特别坏的运气，会降临在我身上。对我来说，飞机遇到乱流上下剧烈波动时可以用搭云霄飞车的心情安然享受，和始终不会动念想要买一张彩券，是同一回事。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中彩券，和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遭遇飞机失事——都不会是我吧！

所以股票市场对我也就很难有现实的吸引力。股票行情涨跌，绝大部分不在人力主观意志控制中，或者该说，能够在人力主观意志控制中的部分，不是投资股票的重点。

然而不管喜不喜欢，有没有兴趣，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很难不受到股票市场的冲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冲击。因为我们年轻刚出社会时，曾经亲历了台湾股市的狂飙年代，股票指数从六百点一路飞上了一万两千点，然后又在当时的“财政部长”郭婉容表示考虑征收“证券所得税”之后，一路狂跌，跌到剩下两千点才勉强止住。

在我们眼前上演了以前只在课本上，而且西方史课本上读过的投机泡沫故事。突然之间，我们明白了“南海公司泡沫”是怎么一回事，也明白了“郁金香泡沫”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身边充满了暴起暴跌的财富奇观。

都来自股票市场。虽然房地产市场那几年也出现大涨，但毕竟投入房地产的资本门槛比较高，不是一般人、尤其年轻人玩得来的，相对地，只需几万台币就可以开始炒股票，搭到对的潮流，几万块很快变几十万，甚至变几百万，那种刺激传奇程度，和我们才二十出头年纪的人，比较相称。

于是有了对股票市场的观察兴趣，拿股市当作社会、尤其是政治变化的重要指针。后来主编周刊，主持电视和广播的新闻节目，工作上就更离不开股市信息了。股市每天的指数变化，和一些重要个股的表现，成为台湾新闻节目的固定服务，要报那些数字，有时还要联机专业人士来分析，想要不知道也难。有一阵子，有鉴于政论读者大幅减少，我编的《新新闻周刊》还曾积极想转型为政商综合杂志，那就更不能不对产业及股市新闻有所涉猎了。结果，我对股市的研究，后来却没有用在自己编的杂志上（转型失败，还是回到政治新闻和政治评论的老路上），而是用在帮一本专门的股市投资杂志《万宝周刊》写的专栏上。

当然最怪的，还是这些研究知识，从来没有用在实际的股票买卖上。台湾经历了好几回买卖股票成了“全民运动”的热潮，我却始终不曾开过一个股票买卖的户头，而且心中愈发笃定，这辈子应该不会经手买卖任何一张股票了吧！

一直到2006年春天，父亲突然去世，留下了一本股票账户存折。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因为严重青光眼的关系，视力差到无法自己出门，偏偏他又有无论如何不愿麻烦别人的习惯，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收音机成了他最重要的陪伴。连带的，可以靠收音机接收讯息，靠电话下单买卖的股票，就成了他每天最重要的活动了。

他买了不少，但毕竟心中还是留着上一代的价值观念吧，买进来的东西，是财产，既然是财产，就不会轻易脱手。他去世之后，妈妈把他的账户资料交给我，我看得傻眼了，好乱的一笔账，股票种类太多又太没章法，而且有很多留在手上留太久，留到跌破票面价值成了“水饺股”（一股只够换一颗水饺），甚至成了“壁纸股”（根本换不到钱只能拿股票当壁纸贴），都没有卖掉。

我知道该怎么做。先将残余还有些价值的股票赶紧卖出，选定几只值得长期投资的不动，其他一些看市场行情变动，稍有涨价就卖，累积资金逐渐调整出一个比较符合市场动态的portfolio，如此降低损失风险，并培植未来赚钱的基础。

我知道，这些理论我懂。我答应妈妈要处理。那几个星期，我每天上网看盘，却一看就头痛。作为纯粹的知识，过去股市信息很有趣，一旦变成了买卖决定的依据，股市信息突然就变得极其无聊，没有办法引发我追踪看下去的动机。

还有，看到那些数字，我就想起爸爸，想着再也见不到的爸爸。

股市输钱的理由

◎ 马家辉

股票之于我，必须承认，纯属赌博，除此别无意义。所以我必输无疑。

赌博欲胜，必须依靠三项法宝，一曰技术，二曰运气，三曰性格，而我在这些方面都是loser中的loser，无论是玩股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赌博，都是。

先说技术吧。

投资股票必须分析市道与趋势，懂得细看产业和企业的高低走向，什么图表什么数字，即使没必要成为专家，至少亦应掌握个十之六七始有赢钱的把握。我对数字，是极度无能的，尽管必须惭愧地说，在美国攻读博士班时曾经先后担任“统计学导论”的课程助教和讲师，并且取得全校十优教师奖和全系优秀教学奖，但那只是以勤补拙的结果，每一个钟点的课，我用三至四个小时去准备，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添加例证，也精于授课时运用美式幽默，例如提醒学生，“如果你们不准时交出作业，you will be in deep doo-doo（你们将有像失禁般的大麻烦，doo-doo是粪便的俗称）”，学生像看脱口秀一样开怀大笑，期末对我评核教学表现，自会出手善良。

然而踏出课堂之后，我对所有数字皆恐惧避讳，至今家里所有账目皆由妻子管理，税务则交给会计师，我碰也懒得碰。大约十三年前，我离开报社，尚未回到校园，在六七个月的工作空档里，我曾经梦想炒股致富，于是兴冲冲地跑去书店抱回一堆《股市图表分析必胜法》、《三小时读懂企业报表》、《市况走势一本通》之类书本，坐到灯前，静心研读。此类书籍本来就是写给普罗看的，几乎连文盲也读得懂，但我偏偏读得一头雾水，初时读完了，似乎都懂了，岂料翌晨睡醒，却又全忘了，记不得半个名词半项技法，唯有对镜苦笑，写完一本四百页的英文博士论文却读不懂几本股票烂书，愧对列代圣贤，愧对博导教授。

以此“技术状态”，我有可能在股市赚钱吗？

好吧，轮到运气，我只要说一句话你便明白了：我从小学开始已经被朋友们笑称做“黑仔辉”，理由并非我的肤色黑，我天生白皙，皮肤优雅得很；有此绰号，只因我经常碰上倒霉之事，例如赶回学校考试却遇上停电，被困电梯；又如约了女孩子出门拍拖吃饭看戏却遇上狂风暴雨；再如玩抽奖游戏时不管有多少份礼物却永远不会被我摸中任何一份……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笑我；从八岁到四十八岁，老友们都这样唤我。“黑仔”于广东话是“倒霉鬼”的意思，在黑暗里走路，见不到光明。

以此“运气状态”，我又有可能在股市赚钱吗？

至于性格，那更别提了，一位精明的赌徒或投资者必须能忍能守、敢攻敢进，作出入市或退市判断后，义无反顾地操作实践，稍见势头不对，立即转向，无所谓“考虑面子”或“从一而终”；广东人常说，在赌场里，“求财不求气”，而欲求财，须有坚强的意志和EQ，控制情绪，理性主导。是的，这些，我都知道也都懂得，但偏偏没法做到，明明买错了股票，不肯放手就是不肯放手，将之长期持有，直到股价低残到无可再低时才长叹一声，惨赔离场，而当买对了股票，却只赚少许便急忙脱手，唯恐股价回吐时由赚变亏，结果，股价不仅没回吐，反而一飞冲天，我唯一能做的事是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般向墙上张嘴喷血。

以此“性格状态”，我怎可能在股市赚钱？

“弃文从股”确曾是我的春秋大梦，但十多年来在股市的挫败经验已令我残梦不再，休提矣，不敢回忆，未能忘记，一想起那些耗掷在股海里的血汗稿费，我即无心细说。然而，乐观地想，阿Q地想，万事或有定数，话说半年以前我重遇一位文坛旧友，他昔日跟我一样卖文为生，但忽然，看破了，不写了，转为研究股票，大炒特炒，赚了八位数字的利润，于是每天大吃大喝大玩大乐，最高峰时，单身的他同时有八位女朋友，自视为“股坛韦小宝”，可是没过多久，才四十岁出头便患上胰脏癌，目前正在痛苦治疗中。他最近写书回忆生平，自述简介如下：

“作者是一条贪威识食、练精学懒，先使未来钱的‘废柴’，从小学到大学都未曾毕业过，从离校以来没做过一份正经工作。他的专门才能是利用股票经纪为他赚钱，而自己则坐享其成，吃喝玩乐，大手花钱。也许正因为他的荒唐人生，导致了天谴，令他从‘废柴’晋升为废人，不亦哀哉。”

读此自述，我乃自我安慰道：如果让我在股市大赚特赚，想必懒得再写作了，搞不好亦因纵乐过度而碍了健康，所以，我在股市输钱其实跟什么技术什么运气什么性格都没关系，纯粹是老天爷疼惜我，保护我的笔锋。

感谢股市，感谢上天，请让我继续买股输钱，继续做个股市才子雷锋。

李同学和股票和我

◎ 胡洪侠

李同学和我同届毕业，二十年前一起闯深圳，进了同一家报社。在学校时他已经是股市股票不离口了，深圳股市的消息他知道得最多，股民一夜炒股暴富的故事他也讲得最生动。同学中我和他常打嘴仗，逢他一边手梳日渐稀少的头发一边唾星四溅讲股票时，我更是不屑一听，往往反唇相讥。“不是我说你，”他把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瞪圆了以后说，“你这都是什么观念啊。股市是肮脏的？股民是疯狂的？炒股是赌博？是拜金？都读的什么书啊！中毒太深了你！都什么年代了！不炒股你去深圳干什么！”我说我去深圳是要做报纸搞新闻的。“好好好，你去当你的记者，”他又歪着头，眯起眼睛，一脸坏笑，手指着我说，“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就是到了报社，想办法当你的编辑，最好当总编室主任，专门枪毙你的稿子。起码也要把你的稿子删个乱七八糟，哪段精彩就删哪段。”

谢天谢地，来深圳后李同学和我在同一个部门当记者，枪毙我稿子的理想他未能实现。在黄木岗又一村临时住宅区他又做了我的邻居，如此，聊天斗嘴就方便多了。总编辑照例要一一和新员工谈话。那天我刚走出总编辑办公室，李同学把我拉到一边，问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无非就是问候几句鼓励一番而已。“没问你有什么打算？”他追问。“问了，”我说，“我表示会好好干，不会去炒股票。”他小眼睛又眯起来了，“深圳人谁不炒股票？报社的人也都炒。老总又怎么说？表扬你了吧。”“老总说，只要不影响工作，炒炒股票也可以嘛。”李同学一下子手舞足蹈起来：“看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是深圳！你，你就是一土老帽。”

我严肃考虑了这一“土老帽”问题，结论还是坚决不炒股。其一，我数学奇差，算不清账。其二，我心里承受能力差，赢钱可以，输钱受不了。其三，我这人兼顾能力差，如果炒股，必全身心投入，别的什么也干不好。我对李同学说：“你股票账户不是都开了吗？你炒你的股，我写我的稿子。”“好好好，”他说，“把你的身份证借我用用。”我问他做什么用。“傻啊你，”他仰天长叹，“现在全国的身份证差不多都汇集到深圳了。新股抽签啊。我都懒得给你讲。简单说吧，再过些日子，8月10日，深圳要发售新股抽签表。得用身份证买，一个身份证可以买十张；买得越多，中签的机会越大。没发现这些天大家都忙着收特快专递吗？那里面装的都是身份证。”

1992年8月9日下午，李同学晃了过来，眼睛笑成一线：“哎呀，老同学嘛，帮帮忙。”我问何事。“外面都乱了你不知道吗？都在排队啊。哪个银行门前都是一堆人啊。去看看？”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华强路一家银行门口，立时就目瞪口呆了。明天才发售新股抽签表，现在竟然已经人山人海，拥挤异常。说是排队，哪里又有队形？都说自己那列队伍是“龙头”，都在指责别人不该插队。男男女女，前拥后抱；人浪汹涌，分分合合。维持秩序的保安居高临下，手舞竹竿和长柄扫帚，在万头之上横扫竖推，激起无数怨声骂声苦笑声。李同学哪里容得下这等乱象，安顿好我们几个人排队之后，即抢过一保安的长扫帚，边抡边喊：“秩序！秩序！”以他的瘦弱体格，也不过帮着维持了几分钟秩序，便败下阵来。

8月10日，办公室空空荡荡，残存的人也都行色匆匆。我没有股市采访任务，终究也耐不住寂寞，从下午到晚上，骑单车到处转。那真是难忘的一天，种种情状，实难在此备述。那天诞生了我人生中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见到燃烧的警用摩托车；第一次闻到催泪瓦斯的辛辣味道；第一次感觉一个城市可以一夜间沸腾起来……第三天报上的消息说：“这次发售新股抽签表，对群众的反应热烈程度估计不足，有七八十万人从外地赶来，排队轮候购表人数多达120万，而发售新股抽签表只有500万张，供不应求，致使大部分人购不到表……入夜以后，一些人阻塞交通，烧毁汽车、摩托车，多名值勤干警被打伤。武警战士紧急出动，维持秩序，事态逐渐趋于平静。”

我至今不知李同学在“8·10”股市骚乱中买到中签表没有，但他的聪明和与时俱进我是越来越佩服：他股票炒得好，“下海”机会也抓得好，还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成了教授。有次聚会我给他说我当经济编辑部主任时，曾在证券版大样上大笔一挥，把“北大青鸟”改成了“北大青岛”，他狂笑之后很关切地说：“你与股票无缘，好好搞你的文化吧，反正我也没兴趣删你的稿子了。”

三　喇叭裤

订做的喇叭裤制服

◎ 杨　照

喇叭裤和中华路，再适切不过的搭配，甚至念起来都押韵。

那个年代，中华路上走的，从中华商场到第一百货到邻近几条街密集分布的电影院门口，人们都穿喇叭裤，除了穿更大胆、更新潮的迷你裙的少女。既非迷你裙又非喇叭裤，不会到中华路来，准确点说：不应该到中华路来。

还不只这样，中华商场有好多家专门的裁缝店，做学生生意，代为订作制服，最大的号召，就是会将原本古板、没有特色的制服，大幅改造，做出腰身、加宽裤角，换句话说，这里不只是壮观的喇叭裤展示场，还是最活跃的喇叭裤生产中心。

我记得，是高中一年级下学期，第一次到中华路订制了一套制服。几个不会少、不能少的重点：选择的布料，比学校发的来得白些、厚些，不烫都能有个挺直的样子；要有腰身，还要有弯弧的衬衫尾角，耍酷不将衬衫扎进裤腰里时，可以大方地将尾脚露出来；当然，裤脚要宽，公发制服大概是八吋左右，订做的就从十吋起跳，可以做到一尺，甚至一尺二。

是十吋或一尺二，与其说是依循什么样的美学判断，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和教官之间关系而来的权力判断。因为穿订做制服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对于教官权威的挑衅。教官愈凶，管教方式愈让人讨厌，自然就刺激出愈高的欲望要用喇叭裤来发泄对抗；不过这样做同时也就等于是召唤教官来注意你、盯你，试验他的忍耐程度与惩戒手法，愈讨人厌的教官，也就愈有可能以让人最难堪的方式对付喇叭裤。

所以要多加许多考虑因素。考虑多宽会让教官看了碍眼，超过哪个限度会让教官抓狂拿起剪刀来把你的裤脚剪开。也就要考虑什么样的裤脚在不幸被剪开时，还能保持一定的优雅，不致太狼狈。最好是大腿部分要紧贴，一直到膝盖处，然后才开始呈三角形散开。这样一旦被剪开裤脚，上面还维持完整的裤子模样，只是底下卡其布在风中翻啊翻、飞啊飞，有一种可以自得其乐的潇洒。

另外也要考虑班上其他同学的裤脚。教官要找麻烦，毕竟也得有个相对的标准，如果全班都穿公发制服，那么稍微宽一点的裤脚，就显得很醒目。可是如果班上订作制服多一点，有着各种不同宽度的裤脚，那么教官就比较难理直气壮地画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截然界线来。为什么九吋半可以，十吋就不行？或者十吋可以，十一吋就不行？

会让教官最头痛的，一定是班上的“优等生”也穿中华路的订做制服。优等不优等，只有一种评量方法，就是看他月考、期考的成绩排名。那个时代，处理成绩的方式还很粗暴、也很残酷，月考考完，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张油印的大表，上面仔细罗列了班上每个人每科成绩，最后面算出总平均，再以总平均排名，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而且还要求家长必须在这张大表上签名或盖章，再缴交给老师。我的成绩单，向来都是盖章的，因为爸爸有一颗木头印章固定放在一个抽屉里。没有明说，但家里每个小孩心知肚明，那就是让我们拿来处理不那么好看的成绩的，爸爸不相信检查成绩这件事，我们愿意给他看，他才看，而且一定笑笑鼓励一声：“不错嘛！”不值得给他称赞的成绩，我们就自己负责，不必烦他。

每个老师，包括教官都知道班上谁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必然优待“优等生”。在那种成绩至上的现实观念下，禁绝喇叭裤的主要说法，本来就是：爱漂亮重视外表，就无法专心课业，会造成成绩退步。如此一来，要是一个学生有着顶尖成绩，那老师、教官还能怎么样阻止他重视外表呢？

高中二年级，我们最大的成就，正是将我们班的第一名同学，带到中华路。帮他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心理障碍，让他在店里订做了一件九吋裤脚的喇叭裤。他像是被催眠了，也像是被带进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新世界里，既兴奋又茫然地任由一个妙龄裁缝师量身裁，量到胯间时，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的裁缝师还别有意味地抬头冲着他妩媚一笑，这当然让他更无法抗拒了。

一个星期后，他穿了新做的喇叭裤来到学校，我们看到教官脸上先是惊愕接着转为无奈的表情，竟然觉得自己像是打赢了一场重要的战役般。

如何秒杀女同学？

◎ 马家辉

有没有从香港去过澳门？如果从港岛而不是尖沙咀出发，必须先到中环的港澳码头，买票，搭船，大约一小时航程便到了。码头旁边有个巴士站，一片空地，荒荒凉凉的，面对愈来愈狭窄的维多利亚港，白天通常因空气不佳而灰蒙蒙，香港像个硕大无边的工地，到处都在改造施工，尘土飘扬于天，我们在老天的眼皮下过日子，自己心里有一盘胜负的账，老天爷心里，有另一盘。

到了傍晚，天气转凉，灰尘堕落，如果没下雨，维港倒是耀目，两岸是广东人说的“灯光火猛”，红的绿的，闪的动的，没有声音却又似在喊叫，把你招来唤来同欢同醉，我们在红绿闪动里各自找到一个暂时的位置，高兴或不高兴，聊胜于无。于是每回来此难免想起《倾城之恋》里的女人，从上海搭船来港，站在甲板上看海，“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七十年后的维多利亚港，竟然依旧。

然而三四十年前的港澳码头旁的巴士站，并不是眼下这样的，不是的，绝对不是，那时是一片空地、烂地、废地，白天完全没有用途，到了晚上，用途可大了，变成夜市，小贩们纷纷前来摆摊，亮亮的油灯电灯相继燃起激活，激活了一场热闹，一摊华丽，一波温暖，吃的唱的买的看的听的，都在此，我们来此，或独自来，或与友伴来，或与家人来。来到之前和之后都兴奋了好久好久。到底有几个摊子？那时候没法点算，但印象里，好多好多，想必是自己的年纪轻和见过的世面少，觉得摊子横横竖竖地从马路旁边排到岸边，在孩子眼里，已经是无穷无尽的意思。

我的第一条量身订造的喇叭裤就是在这个俗称“大笪地”的夜市里买回的。

那是初中的年代吧，家里先被潮流启蒙的是舅舅和姐姐，他们听收音机广播、黑胶唱片和看电视节目，美国的比吉斯兄弟，英伦的披头士四友，香港的温拿乐队五人，以及后来被誉为“歌神”的许冠杰，统统是其启蒙者，把他们引向高跟鞋和喇叭裤，而我，当然跟随比我大六年的舅舅和年长不到两岁的姐姐的脚步前进，裤子是非宽裤管的不穿，恤衫是非窄得把上身紧紧包住的不穿，头发不必说了亦是长长及肩如扫把，若用“花枝招展”四字来形容自己，绝不为过。

喇叭裤，犹如西装，若要超好看，必须量身订制，因为裤管固然要宽，屁股和大腿的部分却亦要紧，必须“上窄下阔”始能显出走路时的爆发力。记得那年是初中二年级，十四岁，九月开学前的两个星期，我独自到大笪地夜市吃喝逛荡，并用七十元港币订造了一条灰色的喇叭裤，顺带用廿四元买了一件窄窄的白衬衫，两者合并而穿，在胸口的袋前缝上校徽，便是校服了。

一星期后，裁缝把喇叭裤造好了，我去取，出门前的那份激动心情至今记得，仿佛期待把新裤子拿回家穿上便变成白马王子，回到学校，秒杀女同学。裤子的缝制效果是不错的，回家后穿到身上，站在镜前，幻想自己是阿B钟镇涛，眯起眼睛，尚未秒杀女同学却已是秒杀了自恋狂的自己。外婆看见，也说好看，但不忘来个世道感叹，活在香港，真好，如果你在台湾，穿这样的裤子会被抓去坐牢；如果你在大陆，更会被村民活活打死！

我懒得理外婆，继续在镜前自恋。

好了，九月一日，开学了，高高兴兴上学去，穿着摇摇晃晃的喇叭裤，走路有风，好不威风。这七十元花得真值得。但唯一问题是：这条七十元的喇叭裤只熬得了五天，到了周末，把裤子拿给母亲洗涤，湿了，再干，由于成本便宜而布料差劣，整条裤子竟然“缩水”了三分之一！上半截本已很窄，如今是窄到根本穿不下；下半截更是明显往上缩短，只差没变成裙子。我的第一条订造的喇叭裤由此报废。

我曾把裤子拿回大笪地找裁缝理论，但他瞪起眼睛、凶狠地说，丢那妈！货物出品，恕不退换，请贵客自理，若再纠缠，拳头侍候！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第二天睡醒，到百货公司另购一条现成的喇叭裤，继续回校秒杀女同学；幸好我长得俊朗并且心思灵敏，即使喇叭裤没有一百分，我亦从不失手。

“这、是、我、的、宣、言”

◎ 胡洪侠

是短裆，是低腰；腰部很紧，臀部很紧，大腿部分也很紧；然而一过膝盖，裤管立刻变得潇洒起来，宽阔起来，像终于冲出峡谷的小溪；顺流而下到地面时，裤口已尽情地宽，尽情地圆，争相随双腿横扫脚下，顿呈波浪恣肆之态了。对，这就是喇叭裤。

喇叭裤往往是红色的，鲜红暗红粉红猪血红，都有。最妙的款式，是红中夹杂明明暗暗宽窄不等的条纹。看几眼你都会眼花，感觉那像一把线条突然抛撒了出去，或者像两条腿发出了宣传画中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光芒。

穿喇叭裤的人，常常是长发披肩的，是蛤蟆镜横挡在眼前或竖挂在胸前的，是花格衬衫且将下摆系在腰间的，是红色皮鞋且鞋跟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嘴叼香烟，手提着录音机，蹦嚓嚓蹦嚓嚓地远远地舞过来，你都不好意思迎面相遇，你会赶紧像躲避汽车一样速速闪开。你斜他或她或他们一眼，瞄到的是颜色深深浅浅的镜片，像点点暮色。你无法穿越暮色看见眼睛，所以也就不知道那眼睛是在看你还是在看什么。这时你脑子里马上蹦出一个词：流氓。

这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场景了。日本电影《望乡》中栗原小卷的打扮，《追捕》中高仓健和中原良子的打扮，港产片里流氓阿飞的打扮，都可以很快出现在我居住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城。确实是小城，也可以说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土里土气的大镇子，人口不过两三万。这“土里土气”不是形容词，是现实：城里有农村，城外全是农村。牛车可以在红旗大街上畅行，全不管什么红绿灯，因为根本就没有红绿灯。有拖拉机轰然而过那就已经是喧闹的城里气氛了。而如果，赶上麦收季节，这拖拉机运载的就会是满满高高一车厢刚刚收割的成捆成垛的麦子。你尽可以跟在后面捡它几根，掐头去秆之后，将青黄的麦穗置于手心，合掌，左旋右搓；几圈一过，开掌成捧势，吹去麦芒麦壳，几十枚圆鼓鼓的麦粒就是你的口中美味了。那一刻你会觉得是在麦田里，可是转眼一想，不对，你在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所以，如下场景是奇异的：赶牛车的人死死盯着街边一伙穿喇叭裤的人，看了半天好像还是分不清谁是男谁是女，只好摇摇头狠狠抽了牛屁股一鞭子；或者开拖拉机的人看见招摇过马路的喇叭裤们，一边按喇叭一边不干不净地乱吼几声。

小城还没出现喇叭裤的时候，报纸上已经在批喇叭裤了，说那是“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说穿喇叭裤的人不是流氓就是“小混混”，说不剪掉年轻人的长头发和喇叭裤就“国将不国”。在那样的时代气氛里，喇叭裤管的宽度成了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越宽，穿喇叭裤的人就越坏。

那也正是朦胧诗流行的年代。我当记者不久，某日，编辑部来了一位投稿的人，其穿着打扮是标准的“流氓配置”：红皮鞋，喇叭裤，花衬衫，蛤蟆镜。副刊老编辑似乎和他很熟，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流氓样，先在办公室走几圈。”那人不解，问：“老师，什么意思？”老编辑说：“地板脏了，你来回走走，省得我们拖地板了。”那人看看自己的裤管，开心地笑了几声，说：“老师，我又写了几首诗，朦胧的。”老编辑说：“什么朦胧，我看你就是蒙人。你什么时候会写诗了？跳贴面舞的时候写的？”“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师，”那人满不在乎，“哪天也领你去贴贴？”

那人走后，老编辑大发感慨：“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位诗人，穿衣服流里流气，生活乱七八糟，一伙子男男女女整天瞎混。还写诗，蹲厕所的时候都能写一首。那也是诗？云里雾里，天上地下，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成心不让你看懂，故意找别扭。唉，你还别说，就那东拼西凑的诗，到处发表，连正规文学杂志也都登他的，还经常游山玩水参加什么诗会。这年头，乱套了。”

后来我也和诗人熟了，慢慢发现他其实人并不坏。他坦诚，率真，什么话都敢讲，最隐私的事也到处说，百无禁忌。他有些愤世嫉俗，什么都看不惯，满嘴脏字，逮谁骂谁。他也真的会写诗，名气渐渐大起来，身边聚集的男女文学青年也多起来。那是百年一遇的诗歌年代，谁都想成为诗人。我一直没勇气穿喇叭裤，只退而求其次，穿过一阵筒裤。有次我问诗人：“穿正经点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穿这惹是生非的喇叭裤？”他仰头吐了几口烟圈，一字一顿地说：“我、愿、意！这、是、我、的、宣、言！我、就、是、要、让、老、家、伙、们、难、受！”

四　孙中山

孙中山与浪漫梦想

◎ 杨　照

那时候刘君祖还不是“国师”，还没有被聘去当李登辉的《易经》老师，只是个开书店的人。他的书店开在台北丽水街上，正对着淡江大学城区部的门口，店名叫“星宿海”。应该是谢材俊（后来的唐诺）告诉我，“星宿海”是黄河和长江的共同源头。我很惊讶，读了这么多中国地理，为什么地理课本上竟然没提这个地名，也没提这个听来如此浪漫的事实——长江和黄河有同样的起源地？

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是1976年，《人民画报》的记者探索长江源头，追到了星宿海地区的姜根迪如冰川，发表了令人惊艳的报道照片。这件事在台湾一般人不会知道，当然更不可能进入中学课本里了。

……

第一次走进“星宿海书店”，应该是1978年年底，或1979年年初。最早，是我写了一篇标题叫《廊风》的散文，投寄到创刊没多久，充满青春活力的文学刊物《三三集刊》，不意竟然收到朱天文的回信，给我很慷慨的鼓励。1978年夏天高中联考放榜后，我就写了一封信向天文报告考上建国中学的事。9月开学，两个建中学长杜志伟和游明达突然到班上找我，邀我参加“小三三”的集会。

“小三三”聚会刚开始用皇冠出版社的闲置仓库，后来转到“星宿海书店”。小小的店面排了两墙书架，靠门的地方有一个容一人座位的柜台，里面楼梯边另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楼梯通往铺着榻榻米的二楼，也就是我们不定时聚会的场所。

其实很少遇见店主刘君祖，但因为“三三”的关系，好像就取得了在书店里自由进出的权利。有时候会帮帮忙看看店，更多时候只是在店里闲晃，取下书架上的书免费阅读。

在那里免费读完的书，就包括了三大册的《国父全书》。很大的十六开本，加上每本五六百页的厚度，让这三册书很有份量，没办法“捧读”，只能放在桌上一页页煞有介事地翻阅。

那段日子里常做的事，是傍晚下课后晃到“星宿海”，如果刘君祖坐在后面的办公桌后，我就跟他点头打招呼，上楼坐在榻榻米上读《李太白全集》或背《老子》。更常遭遇的，是刘君祖不见人影，我就去搬下《国父全书》，不客气地占用办公位子来读书。从《三民主义演讲稿》开始读，读完后读《实业计划》，然后试着读《民权初步》却读不下去，转而读《伦敦蒙难记》，然后又读他早年写的各种革命宣言。

或许是受到那个环境以及自己的少年心态影响，或许也是出于对台湾教育体系建构的神圣“国父”形象的叛逆，我所读到的孙中山，一直带着强烈的浪漫梦想色彩。不管是他用文言文中规中矩写的文章，或是滔滔不绝的白话演讲稿，不晓得为什么，都给我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和《饮冰室全集》里的梁启超文章形成强烈对比。梁启超的雄辩风格把读者吸进去，浑然将梁启超的意见自然就当成自己的意见了；孙中山却将人推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让人家看他发挥表演其梦想热情，替他担心：抱持这么不切实际的梦想，你怎能不挫折、不失望呢？

《国父全书》对十六岁的我而言，既非学问、亦非道理、更非教条，毋宁更像更接近是诗，而且是那种我当时最沉迷的具备悲剧诱惑的诗。孙中山的流离、孤独，坚持做着大梦的人格，接近诗；他一次次发动失败革命的冲动，以及革命成功遭遇的反弹，明写着悲剧。他不是因其成功，而是以其壮丽的失败取得作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资格的。如此理解孙中山，似乎也让“中华民国”变得更可爱些。

有一个晚上，在“星宿海”读《国父全书》，突然起了写诗的冲动，我拿出书包里的稿纸，写下“凄美事件”四字诗题，写了八行左右吧，一个北一女的“小三三”走进书店，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读过波特莱尔，我随口跟她讲起波特莱尔写路边死尸的那首名诗，讲完了又低头继续写“凄美事件”，想不出下一段该怎么继续写时，就无意识地翻翻《国父全书》，好像可以从里面找到诗的灵感似的。

一切如是自然，自然如是。

外公口中的孙中山

◎ 马家辉

“我老豆跟孙中山好鬼熟，还一起打过麻将、赌过牌九呢！”

第一次听我外公吹牛的时候，我大概十二岁，早已过了“他说什么我都相信”的幼稚年龄，可是，我仍然听得津津入味，愿意坐在狭窄的客厅的小小的沙发上，安静地听他上下古今、无所不吹。而他边说边停，低头猛啜捧持在双手之间的那管竹筒水烟。我们广东人惯称之为“大碌竹”，烟筒朝地摆直，底部有小孔可供填塞烟丝，再用嘴朝顶部的小缺口或吹或吸，烟丝点燃，云雾飘起，筒内热水传出呼噜呼噜的滚动声音，外公闭上两只眼睛，仿佛置身人间仙境，在高潮深处，不愿回。

外公曾经让我抽过几口大碌竹，可能抽啜的方法不对，烟没进肺或血管，故毫无快感，只觉新鲜。在我七八岁那年，外公和外婆和两个舅舅搬进我家，跟我一家五口挤住一起，两位老人家的感情关系非常糟糕，要嘛就是互视冷脸，仿佛互不存在；要嘛就是吵得脸红脖子粗，所有能讲的广东粗话都被搬了出来，我和姐姐和妹妹虽然是小孩子，却常被迫在生殖器官语言下了解世界、窥探人生。

外公的老豆，亦即我的外曾祖父，为什么会跟孙中山拉上关系？

轻问了一声，外公便又说了整夜的故事。外曾祖父于清末营商在中环致富，照例，如那年代的所有富人，家有一妻三妾和房子一堆，据说整条街道的产权他占了一半，（但当我追问“到底是哪条街道？”的时候，外公瞪我一眼，道，“我忘了！总之是一条街道！难道我会骗小孩子！”）又据说有十五个儿子和八个女儿，我外公，是老二，老大于廿三岁时患上梅毒，挂了，我外公便于父亲死后成为当家，接管了家祖生意，据说是卖“西洋花露水”，亦即，进口香水。

先不谈我外公的故事，谈他老豆的。如果你相信我外公的话，他老豆曾经把营商致富的钱分送了三分之一给孙中山，资助反清革命，别让中国再有皇帝。“真的是三分之一？”我问。我外公再瞪我一眼，啜一口大碌竹，耸肩回答，“好像是五分之一吧。这有差别吗？”

孙中山在香港习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也知道他在香港有杨鹤龄、陈少白、尤烈三个死党，合称“四大寇”，经常在杨的“杨耀记”家族店铺内聚集，喝酒聊天，议论国是，那店铺位于中环歌赋街廿四号，目前成为Soho区内的一间小小的茶餐厅，凌乱不堪，或如民国。我外公说他老豆其实是“四大寇”以外的另一“寇”，跟他们非常熟络，一周有四天见面打混，除了议论国是，也打麻将和赌牌九，甚至找来不三不四的女人坐在旁边。

“真的吗？他是国父呢！国父也爱搞三搞四……”我不敢置信，问他。

外公这回没瞪我了，只顾抽水烟，没答话，说不定在心里取笑我，“当然也爱！连这也要问，果然是小孩子！”

据我外公说，他老豆跟他一样也跟我一样，很喜欢讲粗口，“丢那妈”不离口，但那已是最低消费，最长的一句广东脏话可以有十六个字之多，每个字都是对男女生殖器官的描述和侵占，非常精彩灿烂；在我听来这就意味，“四大寇”——不，应是“五大寇”——当年聚会时，必是三级语言满天飞，用最脏最辣的修辞狠批满清，甚至在打麻将赌牌九以至男欢女爱时，亦是国骂不离口，丢那妈得极端痛快。

便是我对孙中山的最深刻的印象，自我外公口中，猜想这位革命家的性情面目，这面目，有别于老师于课堂所讲和在课本上所读；我印象里的这位革命家，远比我同龄同学们所知道的活泼得多、人性得多、暧昧得多。

至于我那外曾祖父，据说去世时五十五岁，留下的财产被我外公很快地花得七七八八。家道败破后，我外公去“行船”，即上船工作，做水手，跑码头，每年回家生孩子，共得四子二女，另有两女夭折。我外公很牛逼，老了，没钱了，仍然很懂得享受生活，偶尔在家炖牛鞭、焗禾虫、焖狗肉、喝白酒、抽大碌竹，并对外孙如我回忆昔时的醒梦人生，谈女人，谈车，谈赌，我记得他说过，行船到了印度，泡了个印度女人，皮肤溜滑如丝如奶……

他也常站在窗前，眺远街景，嘴里哼着南音小调自娱，“凉风有呀信……秋月呀无边……”两个月前我和妻子逛庙街夜市，不知何故，忽而怀旧，买了一张《平湖秋月》的南音CD，在我的跑车内播放，极不搭调，但我听得非常舒服。我毕竟，老了。真的老了。

三洲田的起义，孙中山的手稿

◎ 胡洪侠

多年以前，深圳三洲田一带地貌朴素，风景幽绝，野趣盎然。有几座山，有一片水；山水之间有茶园，有瀑布，还有一家餐馆。店家拿手的菜是“筒子鸡”。尽管桌椅简陋，房屋破旧，但土法烧制的土鸡，味道实在诱人。那时登山热初起，我们几个人常常作“驴友”状，去那里爬爬马峦山，登登梅沙尖，又溯溪又登顶，最后即是去山中餐馆喝顿啤酒吃顿鸡。餐馆旁有几株年岁颇大的老树，店家特意于两树之间捆了个吊床，供食客饭后晃晃悠悠解闷消食。我问吊床上的朋友：“这房子够老。有多老？”

“一百多年了吧。孙中山的队伍可能都在这里吃过饭。”

“别瞎扯。都扯到孙中山那里去了。”

“你不知道？”朋友忽地从吊床上坐起来，“这一带可是庚子首义的地方，孙中山的人马在这里打响革命第一枪，那要比武昌起义早十来年呢。”

于是大家开聊孙中山。话说1900年，是光绪二十六年，是庚子年，孙中山派人策划袭惠州，各路人马在三洲田集结。未到起事之日，谁知消息走漏，清军赶来围剿。无奈，义军提前动起了枪炮。先袭沙湾，再逼新安。此时孙中山有消息传来，说自台湾运来的武器马上就到了。义军于是改赴闽南，一路之上，屡败清军，声势渐壮，队伍发展到了两万多人。不料，托日本人买的武器全是假冒伪劣，派不上用场，而日本驻台湾的总督又奉命不再援手。眼看大事难成，孙中山只好又派人传话，让义军见机行事，自决进退。既无援军，又缺弹药，义军遂风流云散，持续一个多月的首义就这样失败了。“明白了吧，”朋友说，“庚子首义又叫三洲田起义。咱刚看的那瀑布，义军曾在那里喝过水。咱现在吃饭的地方，义军肯定来过。附近有所小学，‘强华学校’四字是孙中山当年亲题。”

后来查资料，知道孙中山曾对庚子首义有如下评价：“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再后来，追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我特别留心剧中拍不拍三洲田，提不提庚子首义。或许剧本要讲的大事太多了，比三洲田起义更壮阔的场面有的是，几十集的电视剧里，镜头始终摇不到这个角落。还是商家有眼光，知道这一带号称深圳“世外桃源”，因偏僻而生态保存完好，大有商业利用价值，于是开发成了旅游胜地。寂静的三洲田从此人生喧哗，堕入红尘之中，那间小餐馆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

中国之走向共和，三洲田是起点之一，我也因此对那部电视剧更加喜欢。嫌跟着电视一天两集看着不过瘾，我托人找来碟片，一连几日看了个昏天黑地。如今我仍然将《走向共和》最后一集的视频珍藏在电脑收藏夹里，疲惫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就点开重温，听孙中山讲那番惊天动地的大道理。音乐悠远，低回，凝重。一组镜头由彩色变了黑白，成了背景，梦幻般时隐时现。孙中山身穿自己设计的“共和衣服”，站在那里，对着他的队伍，也对着历史和民众，开讲：“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然后他就一次又一次地问：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每次听他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自问自答，我都哑口无言，满目满心都是荒凉。

问完了，答完了，电视剧也就结束了。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继续奔走各地，一边革命一边著书立说，写了《孙文学说》和《会议通则》。这两本书的手稿影印本2002年我在台北牯岭街一间旧书店买到了。各线装一厚册，各有暗花纹蓝布面函套。无版权页，无定价，无出版社名称，显见是内部印行的赠品。编者秦孝仪在后记中说，1988年春，在海外辗转获睹孙中山手书《孙文学说》与《会议通则》原稿，“墨迹灿然，手泽如新，为之狂喜者累日”，“爰以手稿影印若干册，分贻诸同志”。落款为“中华民国七十七年七月衡山秦孝仪敬记于阳明书屋”。网上的资料显示，此两函影印手稿另由一纸盒合装，盒上贴有白纸书名签，印有“中国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敬赠”字样。国民党的“十三大”是1988年7月召开的，可见此书专为党代表影印，数量不大，来头不小。得此书时我正和梁文道等人在台北开会，我问梁文道知不知道写后记的秦孝仪是谁，他脱口而出：“是个老混蛋。”我一惊，没再深究下去。

五　书店

人生经济学的第一课

◎ 杨　照

高中一年级，第一次到学校办完注册手续，回到家，将带去注册剩下来的钱交还给爸爸，爸爸郑重其事地从中间抽出五张一百元钞票，正式告知我，过去每个月两百元的零用钱，从那天开始，增加为五百元。

如果没有重庆南路，没有放学散步经过重庆南路的习惯，我想这样的零用钱额度，应该会让我高中三年过得很不错吧！反正每天吃饭有便当，学校费用可以另外支领，就只剩下每张六十元的公车月票固定要从零用钱里支付了。每天到餐厅多买一个馒头夹蛋不过十元，看一场电影学生票也才七十元吧！

但是却存在着重庆南路，和重庆南路所有的诱惑。应该这样说吧！重庆南路是我人生经济学的第一课，让我开始清楚意识到要用有限资源去追逐无穷欲望的痛苦。

重庆南路一整排的书店与书摊。逛书街最大的麻烦是，你喜爱但舍不得买或买不起的书，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在不同的书店里，反复考验你的抗拒能力。例如说“传记文学”出版了刘绍铭等人合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教授原来用英文写的大部头作品，里面讲鲁迅讲老舍讲钱锺书，我们无缘接触的，至少可以透过夏志清的叙述，知道这几个家伙究竟写了什么样的东西。里面还有一大章讲张爱玲，我正在热情耽读的作家，夏志清讲得眉飞色舞，好看极了。先在文化图书公司翻到了这本书，一看，厚厚一本定价超过一百元，实在买不下手。站在书架前读了一段，悻悻然将书摆回去，走出来，到了隔壁宏业书局，跳入眼中的，赫然又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口袋里的钱，不会因为从文化走到宏业就突然变多了，但被逗引起的渴望却倍数增加。勉强忍住，再往前走，弯进店面最宽广的建宏书局，没走两步，自己悲凉地叹息了，还是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浅褐色的封面在架上招着招着！

老是觉得穷，觉得钱不够花。因为重庆南路教我们体会到人生最早的财产满足，书是一个十几岁少年唯一能够拥有、累积的明确财产。书店里那些财产一字排开光溜溜地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展示着，然而我们能带回家的，却那么少那么有限。

走在重庆南路上，从一家书店换到另一家书店的空档，我们谈论着如何克服有限资源与无穷欲望的巨大落差。最简单的答案当然在对话中浮现出来──有办法不付钱就把书“拿”出来吗？我们宽大的夹克，或是吊在大腿边的破烂书包，可以掩护我们将书“拿”出来吗？需要什么样的快手技术，才能瞒过店员的眼光呢？几个人应该怎样互相配合阻挡店员视线呢？万一，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正因为不敢，这个话题就成了我们那段时间的执迷，讲来讲去，不晓得是谁，用了应该称为“逆向思考”的原则，找出了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兴奋的办法。“我们不要偷书，但我们可以进到书店，故意装作好像是偷书贼一样。店员一定会过来要查我们的夹克和书包，我们说没偷书，他们一定不信，我们就说：‘如果没查到你们的书怎么办？可以给你们搜，但没搜到你们要负责！’”

这真是个好主意！或许店家不好意思，会送我们书表示歉意。或许下次看到我们去，他们再也不敢盯着我们看，我们轻轻松松就可以把书“拿”出来了。我们就近找了一家我们知道店员最多看得最紧的书店，大家分头进行假装偷书的把戏，几分钟后，我们的演技显然奏效了，突然之间，店里三个店员同时起身靠近我们……

他们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拉住我们的书包，然后就将我们用力朝店门外拉，毫不犹豫地拉向店旁边的暗巷中。在暗巷中我们原本准备好的说辞与威胁毫无用处，一个个书包被那几个恶煞翻倒过来，我放在书包里的手表重重敲在水泥地上玻璃壳碎裂开来。书包里没有偷来的书，那三个人非但没有丝毫歉意，还好像因此更恨我们，更想揍我们一顿。

唉，少年想象的大人世界，总是少了那么一点没有提防到的现实，让少年惊愕，在惊愕中成长。

书店尽头的暗房密室

◎ 马家辉

在我出生和成长的湾仔区，书店还真不少，有由“南来文人”开设的二手书店，有由国民党做后台老板的政治书店，有由美国CIA撑腰的外文书店，有只卖简体字书的国营书店，当然，更多的是由本地人经营的文具书店，里面什么都卖，从铅字笔到毛笔，从笔记簿到订书机，从教科书到风水书，乱中有序地摆放，要什么有什么，你要什么，只要向店老板或老板娘问一句，几乎必可找到。

“强记”就是一间这样的杂货店式的书店。它在轩尼诗道和芬域街的交界处，小小的，面积大约像今天到处泛滥的7-11，却绝不如7-11般明亮整齐，它的灯光是暗淡的，书架和货架是布满灰尘的，老板刘叔是猥琐肥胖的，可是我偏喜欢常去走动，因为一来刘叔不介意我来打书钉，或站或蹲于书架前，只看不买，由于地方狭窄，当他或其他顾客在我身边走过时，我侧一下身，把路让出，他们也从不给我看脸色。我喜欢这种自由而省钱的阅读空间。

但该店最重要的吸引力倒不在此，而在于，它在最后排的货架旁边有一道小木门，门后有一个大约十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成堆成层地叠放了大大小小的书刊，或图，或文，或洋，或中，或日，所刊所载的都是男女情事，别说翻开内页，即连只看封面亦已得见欲焰冲天、性潮决堤、波涛汹涌、春风狂乱……少年如我别说站在房间内，即连只走近房门，已够心跳先是加速，继而猛跳，再而失控，犹如有人把一杯蜜糖倒在我的体内血管上面，再放进一群蚂蚁，让它们任意全身爬行。我的天，那股无形的诱惑亢奋，过瘾得难以言说。

香港人惯把色情书刊称为“咸书”，意指“咸湿”之书。“咸湿”二字确是绝妙的岭南修辞，味道和色调和温度，统统有了，真是精准无比的语言艺术。对于咸书，如同其他正规书刊，我终究是看的多，买的少，只因没钱，也只因刘叔大方，像对待其他正规书刊一样，继续容许我打书钉。所以我通常在店内乱翻乱看四五十分钟后，慢慢挪动步伐，移向小木门外，然后，趁店内没有客人或没有客人注意我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闪进房间；门总没锁，轻轻用手指一推，便开了。

敢情我是命中注定以写字为业，打从十多岁开始、从成为咸书读者开始，我即亲文字而远图片，对于影像上的那些美女熟女狼女，我一概兴趣不浓，瞄一瞄当然是有的，意淫想象亦是曾经，但真正令我着迷的是那些小说文字，尽管情节内容大同小异，语言来来去去亦只局限于某些形容词和动词，可我就是爱看，极享受从大同小异里建构出另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欲世界，在那天地里面，我是王，善男子善女子都是我的奴隶仆人，没遮没掩，衣不蔽体，任由我奴役驱使以满足最最阴邪的欲望。许多时候我把故事内容默记下来，尤其一些以杨贵妃、慈禧太后、武则天之类历史人物为主角而胡乱编写的古代咸湿小说，返回学校，利用午休时间跟几位死党瞎扯转述，像“说书人”般，我用说故事的口技令这群少年欲火高涨，而我自己，亦在述说的过程里得到某种近乎病态的控制满足感。

我就是这么病态的人，对文字着迷，不管书刊上的胴体多么炫目诱人，相对之下我仍喜欢在字词与字词之间寻找刺激，每个字都如一棵树，树与树相连，密不透风，抬头不见天日，那是我的欲望森林，迷途其中，我心甘情愿。

所以许多年后我成长了也通透人事了，但到了美国留学，偶尔深夜开车到成人商店探秘寻幽，都对那些彩图艳照无动于衷而直奔文字书架，偷偷翻开那些小说或杂志，在横行的蟹文里偷取片刻的解放欢悦。有些时候，我还随身带着字典，因为英文底子弱，看不懂某些精彩字句，不服气。看色情小说兼进修英文，一举两得。

但洋书店的店员很小气，经常阻止我打书钉。我就更怀念刘叔。他明白少年的绮梦，他真是一个好人。

远去的书店　远去的人

◎ 胡洪侠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深圳国贸大厦一带闲逛了。不是因为没时间，更不是因为路途艰险，而是根本就想不起来还要去那个地方走走。有些地方有些人，我们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或者说是“相见亦无事，闲来常思君”。但另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尽管曾经熟稔，可是一番时过境迁之后，竟然就念头不生、记忆不存了，想起来也真是可叹之事。据此也可以说，在我心里私家版本的深圳地图上，国贸大厦一带已经“死掉”了。

然而当年，对我而言，那是何等鲜活、明媚的地方！刚到深圳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去找国贸大厦。当年那里正是特区繁华的核心：往南走几步，是南国影联；再往南走走，是火车站，是罗湖海关。往东走不远，是终日喧闹的阳光酒店，附近一个酒店挨一个酒店。缘路北行，过深南东路，似乎就跨越了时光隧道，一头即可扎进原始破旧的东门老街。而往西看，一路之隔，是几根筷子一样矗立着的海丰苑大厦。

对，海丰苑。我后来喜欢那一带其实就与这座大厦有关。某次在海丰苑下了“招手即停、就近下车”的小巴，正要过人民路直奔国贸大厦时，头右摆，无意中看见海丰苑裙楼北侧一门脸之上，悬挂一块暗红色匾额，匾上是据毛笔手书阴刻复填绿漆的六个字：深圳古籍书店。

深圳竟然有古籍书店，之前真是闻所未闻。毕业前师兄来深圳探寻南下之路时，曾写信感叹说，深圳自然有无边的繁华，可惜报刊亭中买不到《读书》杂志。这耳听为虚的话，我来深圳后轻易就眼见为实了。可是一个连《读书》杂志都不容易买到的城市，怎么可能会有一间古籍书店？

真的是一间非常靠谱的古籍书店，是和北京一些古籍书店相比也绝不逊色的书店。营业面积不大，书却非常多；书架纵纵横横，高高低低，拥挤不堪。各大古籍出版社新整理、新影印的古籍，这里都有。“洋装”的线装的单本的成套的，这里都有。民国年间石印的、1980年代据今藏旧版新刷印的，这里也有。更神奇者，这里竟然有两架明清版的“原装”古籍。

来深圳前，我于买书藏书之道并未入门，只是喜欢而已。偶尔设法挤出一点闲钱，也多是跟着当时的读书风尚买点新书或者特价书。聚书虽略有规模，却全不成系统。发现这家古籍书店后，我开始“快意恩仇”般地买书了：轻易就凑齐了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二十五史；藏书需要图录？干脆买一函贵得离谱的《中国版刻图录》；新刷印影印的线装古籍也是书房必备啊，于是买缪荃孙《藕香零拾》，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全套《雪桥诗话》、《续话》、《馀话》，七函装的《西园闻见录》，还有上海古籍的“清人别集丛刊”小开本线装多种……我甚至动念想买几种价廉的线装旧籍，书店的老板说，这套《越缦堂日记补》民国影印本，不错；这套《明季南略》、《明季北略》，都是晚清刻本，也不贵；三种打折后你给一千块吧。好！

也就是在那里，我常常遇见姜威。我初来报社，做的是跑线记者，他则是夜班编辑。我虽然也常听人说起他，但因为他过的是“黑白颠倒”的生活，所以我们并无多少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是偶尔办公室说笑几句而已。记得是某个周末，我们第一次古籍书店相遇。他嘿嘿一笑：“嗨，你也在这里啊。”我略表惊讶：“你常来？”他点点头，然后开始书架前的“巡阅”。“听说你带过来十几箱书？”他貌似不经意地边翻书边问，“哪天去看看？聊聊。”我客气几句，连忙答应。当时怎么能想象得到，这即是我们长达近二十年密切交往的开始。他比我懂书，书店里闲聊之间，我获益良多。他当时买书的气魄真大，足令我目瞪口呆。“这一套，搬过去。”他用“大哥大”一指，服务员即将书搬到收款台。用不了一会儿，收款台上的书就堆成小山了。

都远去了！深圳古籍书店早在1996年底就不复存在了，而姜威，也在几天前，抛下万卷藏书，走了。几十天前我扶他出家门上车去医院，他没有回头再看“色香味居”一眼，心里肯定想着他会回来。谁知道他就这样匆匆和他的书房分了手。刚刚有朋友约稿，说写写姜威吧，长短不拘。我是想写，可是，近二十年的朋友啊，书情似酒，亲如手足，千头万绪，究竟要从哪里说起？我说我先不写，我不知写什么……

六　选举

那“美好的一仗”

◎ 杨　照

2002年，老友初安民离开《联合文学》，创办“印刻”，先有出版，接着才有《印刻文学生活志》。“印刻出版”丛书排名第一号的，是我的长篇小说《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

这本小说主体部分，从1998年开笔写，三年后完成。本来的书名叫《我们的哀愁》，后来觉得这样的书名拿来当初安民的创业出版作品，既不响亮又不吉利，所以改了。第一版的书封上，是一个人吹萨克斯风的剪影，模特儿竟然是支持初安民实现文学理想，“印刻”背后的金主老板张书铭。

张书铭的剪影带点潇洒，容易让人家错觉《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是一个豪情热血的故事。其实不是，小说的基调，还是“哀愁”。写的是一个带着政治上的挫败记忆，爱情上被离弃的痛苦的中年男人，在美国的生活。而促使我写下这本小说的，是我在1995年加入许信良阵营，投身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的经验。

那是奇怪的一年，事情以远超过一般认知与记录的方式快速展开，快到来不及好好想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所以只能等到事过境迁，而且只能用小说的方式予以整理。小说容许对所发生的事动手动脚，重排次序，增添细节，才有办法将所有这些碎裂的、错乱的现象组构出意义来。

台湾从来没有过这种选举，甚至连对于选举的“想象秩序”都还不存在。会开放1996年的第一次民选，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很清楚，李登辉占尽了一切优势，一定可以在选举中胜出，换句话说，开放民选对李登辉没有什么败选的风险，反而能给他新的权力基础，藉由民选选票让他再干四年，而且还能摆脱国民党旧势力对他的牵制。

那是一场脚本写好了一大半的选举，结局已经知道，国民党怎么选已经知道，剩下还没写的部分，只有：谁来陪李登辉选？要用什么方法选？我们手忙脚乱地，在别人留下来的这点有限空间里，煞有介事地忙碌着。

许信良最早决定要陪李登辉选，最早决定写一本宏观历史角度的书《新兴民族》来作为选举的基础。透过许信良的外甥，我的好友蔡诗萍的介绍，我加入了《新兴民族》的写作团队里。接着就顺理成章做了竞选办公室的一份子。

竞选办公室成立时，民进党内甚至还弄不清楚要怎么选出自己的候选人。这给了许信良足够理由，重用像我这样才三十岁出头，过去没有选举经验的人。反正是历史头一遭，以前的经验也不见得用得上。

突然之间，我肩上承担了全台湾文宣策略与执行的责任。突然之间，我以许信良办公室项目主任的身份，周旋在各式各样地方势力代表之间，努力学习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并且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提供一些意见。突然之间，我的身边每天围着记者，问一些与选举有关或无关的问题，更多时候是一起喝咖啡喝酒交换牢骚。突然之间，我换了一种眼光关心所有的新闻讯息，不断地自言自语想着：要不要响应？该如何响应？突然之间，过去熟识的广告界、设计界、电影界的朋友，见面时区分出了不同角色──我是拥有预算资源的“业主”，他们是替我做文宣的潜在“厂商”……

第一阶段初选，由党代表和党内的公职人员投票，经过细腻的组织运作，早早开始布局的许信良排名第一，要和排名第二的彭明敏进行第二阶段的初选。第二阶段初选的形式，是密集到各个不同地方进行的连串政见发表会，两人发表过政见后，到场的民众，不管是不是民进党员，都可以凭身份证领到一个特制的圆币，愿意支持谁，就将圆币投入写有那个人名字的木箱中……

那是马不停蹄的全台奔波。那是每天晚上的密集动员，密集全台性及地区性的媒体操作。那是和“敌营”不断角力、拉锯、猜测、攻击、防守的劳心劳力过程。对我们来说，那更是在劣势中每天计算落后票数，尽力维持信心、鼓舞士气的辛苦挣扎。直到最后一晚，在台北中山足球场，让自己能够保持优雅风度，更保持冷静头脑，接受原本就预知的失败。

“这美好的一仗，我已打过。”没办法，脑袋里能有的，还是这么一句通俗的自我鼓励。

“姐妹会”的拉票饭局

◎ 马家辉

如果1980年代曾在台湾替台大心理系的老师在街头派发议会竞选传单不算的话，我这四十多年生命里的唯一“助选”经验是陪伴我母亲吃喝拉票，我那可爱的妈妈，真是大姐大。

但当谈到选举，大姐大亦有必要放下身段，对选民挤出笑脸，祈求她们赐下神圣的一票；我妈妈，不是竞选议员，更非竞选特首，而是竞选“麻雀会”的会长岗位，在香港，在英国殖民年代的香港，在我的少年、她的熟女年代（如今我已是中年，她则已是超熟女了！）。

我妈妈的“麻雀会”有个很温柔的名号，叫做“好姐妹”，成员人数最高峰时多达三四十，少则亦有七八位，一半是家庭主妇，一半是在舞厅上班的公关小姐或俗称“妈妈生”的女大班，她们都住在我成长的湾仔区，都是我妈妈的好姐妹，故以此为组织名目，经常聚会或饮午茶或吃夜宵，但不管是午茶抑或夜宵，之前之后的娱乐活动必是搓麻雀，而会长的责任正是发号施令，安排每桌的牌搭子、决定麻雀的打法规则、（她们懂的可多呢，有上海麻将、广东麻将、潮州麻将，当然还有近年流行的被称为“爱国牌”或“祖国牌”的内地打法！）选择打牌的场地和时间……忙得很，简直是一门“物流技艺”，若非心思细密的人，实难长久胜任。

做会长有何好处？坦白说，啥都没有，唯一能够勉强称为“好处”的是享受到担任头领的权力感和“话语权”，你有权指挥今天谁跟谁打牌、明天去哪里打牌，这对于某些家庭主妇来说，恐怕是非常有助提振精神的虚幻满足，而我妈妈，正是这类家庭主妇。

我妈妈年轻时做过工厂妹，后来嫁人，做妻子和母亲，不上班了，只偶尔接些零碎缝纫工作回家以补家计，但身边一直有一群工厂妹死党，她能言善道，性格爽朗，喜欢掏钱请客，故被姐妹淘们视为大姐大。除了工厂妹，围绕在这位大姐大身边另有一群风尘女子，因为我住的社区有不少舞厅，不知何故，朋友介绍朋友，慢慢便有了这个圈子的人婀娜现身，年少的我经常有机会偷瞄这些眉骚目媚的阿姨们，她们的曲线，她们的香水，她们的化妆，皆曾令我于一夜梦里潮汐涨退好几回。

“姐妹会”的名目由谁所取，我问过我妈妈，她说是她，但我怀疑，她从来不文艺腔，对文字冷感麻木，没理由懂得替组织改名。我暗猜是她的一位好姐妹，长相很华丽，有点似巩俐，喜欢看书，每回到我家打牌，总是在我的书架前浏览一两分钟，背着光，我窥视衣服透影下的她的身段，熟透的美态，令我当天再无心情阅读。可惜她后来患了忧郁症，某夜，在自家厕所，上吊自杀；她的十八岁女儿于两年后亦患癌病逝；丈夫移民加拿大，三年前我和爸妈和他共聚，喝了点酒，趁着酒意，忆起往事，嚎啕大哭，我从没见过六十多岁的老男人流眼泪，这是首回，亦希望是最后一回。

像“姐妹会”这样的松散组织，本不需要搞啥选举，因为根本没有固定的成员名册，谁来往得比较频密，谁便算是会员。“选民”未定，如何投票？然而不知何故，（或因受了1970年代末出现于香港的选举制度的刺激影响？）某年某月，有一位颇具家底财富的阿姨忽然于吃虾饺烧卖时轻轻说了一句，不如我们来个选举，正正式式选出会长，大家交点会费，可以补贴一下姐妹们的联谊活动。桌上有人随口和议，那么，选就选吧，我妈妈也就不好意思反对了。

这趟所谓选举其实过程非常粗糙，姐妹们约定一天，去饮茶，浩浩荡荡廿多人，喊出候选人的名字，大家举手示意支持与否，谁取得的手比较多，便算谁是会长。我妈妈结果拿了全票，所有人都投给她，连她也为自己举手，颇搞笑。我当时不在现场，这都是听我妈妈说的。我唯一付出的贡献是，于选举前的两星期内，不断陪我妈妈去跟不同的“选民”吃饭聊天，每回或两三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一共吃了六七次，幸好我丝毫不觉累，因为许多阿姨都动人撩人；其中一位阿姨还偷偷向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自己的烈焰红唇。

烟消云散了，那群阿姨们。老的老了，去的去了，闻说“姐妹会”其后也没有改选，就此一任，一任到底，唯一会长是我妈妈，永远的会长，永远的大姐大。她到今天仍然是大姐大，十年前搬了家，从港岛搬到新界以北的偏远社区，身边又多了一群朋友，另一群姐妹，另有一个没有“姐妹会”名目的姐妹会。

她活得比她的中年儿子生龙活虎。

冬天里的那一场春梦

◎ 胡洪侠

研究生宿舍楼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法律系、财经系的人纷纷到新闻系的房间串门，找同学，认老乡。楼道里也经常有三三两两的男男女女在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同宿舍的人对我说：“你也该出去转转，拉拉选票。你可是代表新闻系呢。”

这是1990年11月的北京。时值初冬，天已经很冷了，新一届研究生委员会选举在即。说起来也真莫名其妙：在一个我不在场的场合，不知谁出的坏主意，竟然把我推举为代表新闻系参选研究生会的初选候选人。我素未受过选举训练，对各种选举一向兴趣不大。我小时候甚至认为，所谓“选举”，就是老师给出人选，全班一起举手。得知成了候选人后，我连忙坚辞不迭。“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班长说，“这次选举可不一般，如果你能选上委员，就有可能成为常委；成了常委，就有可能成为研究生会主席；万一真的当上主席，你就走上仕途了，人生的道路由此改变。多好的机会啊，别人都抢不到，你还辞？”我哈哈大笑，说这么好的事你小子怎么不去。班长说：“你口才好啊，整天胡说八道，现在派上用场了。”这都什么烂同学啊！

事已至此，只好出山。我被安排参加第二团的小组预选，需登台演讲五分钟。五分钟能说什么？不妨就“哗众取宠”吧。我不说有机会参选是件很荣幸的事，也不说一旦当选如何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只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生会主席。记得我说的是：我们的研究生会主席综合素质要高，知识、经历、才能、气质、容貌、口才等方面都要出色才行，不能窝窝囊囊；当我们的主席以显赫身份出入重要场合时，我们不能因为他很猥琐、很痴呆而闭上我们的眼睛。好家伙，台下掌声雷动。第二团代表18人，我竟然得了17票，初战大捷。我本俗人一个，定力不强，此时难免动起了小心思：难道我之人生道路果真要改变？万一真当上主席那可如何是好？莫非真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翻来覆去地想，连睡个安稳觉都难了。正式选举那天，竞选演说我不再一味哗众取宠了，态度严肃了不少。是日与会代表100人，我得了76票，排位第二。第一名也不过比我多两票而已。再战又告捷，举手投足间，我几乎有点飘飘然了。

就这样，我成了研究生会委员，接下来是委员选常委。我开始主动和其他委员打招呼，可是，许多委员好像不太愿意理我了，笑容都有些僵僵的。我不明就里，自信满满，继续春梦之旅：以我的得票率，弄个常委该是轻而易举之事。不料，偏偏此时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常委选举结果，我的得票竟然倒数第一。我都反应不过来，头大如斗，左顾右盼，茫然的眼神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年后，同在深圳工作的法律系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你的参选将原来的部署全打乱了，我们不得不加紧串联，拉你下马；运作了那么多天，岂能让你上山摘桃子。我说我得万分真诚地感谢你们，不是你们替我悬崖勒马，我可能就回不到读书爱书藏书写书的道路上了。话虽然如此说，可当年哪里会有这样一笑置之的心态。我很愤怒，还连夜给校团委写信，宣布放弃委员资格，退出研究生委员会，大声疾呼“研究生会绝不应该成为某些人争名夺利、谋求资本的园地”。信的结尾还提了几条改进选举的建议。现在想来，那真是多此一举，傻得离谱。一场春梦就这样醒了。我继续研究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继续去北图为论文搜集资料，继续骑自行车逛琉璃厂买些便宜的特价书。大败而归的选举很快就变成了同学间挂在嘴边的笑料。再往后，连提都没人提了，正应了苏轼那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最近倒有两次又想起此事，一次是翻自藏书信时翻出了当年给校团委所写请辞信的底稿，另一次，是在报纸上读到了母校一副教授发表的一个“研究结论”。“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副教授说，每年换届阶段学生会竞争对手之间暗中互相倾轧，手段极其卑劣，“学生会干部，官腔连篇，言不由衷，败坏了大学生的形象”。呵呵，话说得虽直白，却没多少新意：得出这样的结论还用得着研究？

七　填表

我是认真的：我不填表！

◎ 杨　照

几年前，认识多年的老友黄光男先生离开了“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职位，改任“台湾艺术大学”校长。没多久，我接到“台艺大”行政人员的电话，受校长之命，来邀请我到学校客座开一门课。

我当下的反应是敬谢不敏。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这样的邀请。

第一个理由，我曾经在另外一所艺术专业学校——“台北艺术大学”当过兼任讲师，几年之后，决定不再回去开课，因为无法忍受学生明显的懒散、敷衍态度。我不点名，也明白告知学生不必勉强到课堂来，我只要求既然修了课，就好好读几本书，花点时间认真写报告，证明在这个领域有所收获就可以了。但即使如此，每堂课还是一定有要嘛不相信老师真的不点名，要嘛相信老师终究还是会给“苦劳成绩”的学生，拖着自己的身体来到课堂，却摆明了将心和脑遗忘在别的地方了。面对这种学生上课，真是件痛苦的事。

更痛苦的，是批改学生交来的试卷和报告。就算先给了题库，并准许带书进考场，总还有一堆答卷不知所云，没有观点、甚至无法写得文从字顺。最夸张的是有一份交上来的报告，咦，内容好熟悉啊，读完第一段，唉，当然熟了，因为是原文照抄我写过的文章！

我不得不把那个学生找来，翻开我的书，对照他的报告。他看得脸色苍白，结巴说不出话来，看他的反应我相信他真不知道自己抄了什么。他是到网络上去搜寻相关资料，找到觉得有用的，就用了。“你没有查一下你用的资料是谁写的？”我问。学生嚅嚅地说：“忘了查。”我心里明白，不是忘了，是根本不觉得有查的需要。

我干嘛要浪费我的时间！更何况领的是台湾“教育部”规定，微薄到可笑的“兼课费”。这样算吧，一个兼任教授如果要靠钟点费赚到和专任教授一样多的收入，他一个星期要上超过三十个小时的课，而专任教授的授课义务一星期只有七到九小时，换句话说，兼任教授的时间价值，只有专任教授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基本知识尊严的问题，这也是让我决定停止到大学兼课的另一项重要理由。我在非学院系统的“诚品讲堂”、“敏隆讲堂”上课得到的钟点费，是大学兼课的五六倍，而且那些自己付费来上课的学员，又比拿父母的钱注册的大学生，认真得多了。

不过我还来不及表明拒绝的态度，“台艺大”的人员就很有诚意很客气地解释，他们特别去申请了客座的经费，可以支付两倍于兼课钟点费的金额，校长请我无论如何能给“台艺大”学生接受不同观点刺激的机会。

说老实话，我还是不太想去，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在找理由拒绝别人这件事上，我很低能，我尤其无法面对别人的失望。我答应去开课，不过在挂电话前，附加了一个条件——“麻烦请不要叫我填表格，如果需要填表格，我就不去了。”

那是我人生中另一个突破不了的罩门，我怕填写任何表格，我不只没有耐心填表，而且固执地相信填表一定会填错，交表格上去一定会被办事人员找出错误，一定会因此被丢过白眼来挑剔一番。

表格就是为了让你填错而存在的，除此之外，我看不出绝大部分表格存在的道理。可是从小到大，走到哪里、办任何事，几乎都避不开表格窗体。刚回台湾时，我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待过一年，担任研究助理，回想那一年，浮上脑海的印象不是学术讨论、不是埋首书堆、不是抓破头写论文，而是仿佛怎么都填不完的表格，好像光把报到的表格填完，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还有为了取得讲师资格到台北艺术大学兼课，也经历过一场填表噩梦。一通又一通系里助教打来的电话，要求修改这个、补充那个，弄得我好几次在心中暗暗发誓：这辈子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可笑复可怕的状况。

“台艺大”的行政人员一口承诺没有什么表格要填。然而一个多月后，我在邮箱里收到“台艺大”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哇，一排表格！我打电话过去，承办人员很礼貌地回答：“已经把不必要的表都省了，能代填的都填了，但总还有这些不能不请老师填啊！”我很不礼貌、很决然地取消了原本答应的客座课程，我是认真的，不是随口说说——我不填表！

填表之喜怒哀乐

◎ 马家辉

1．欢天喜地填上自己的名字

那一年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我攻读博士班，初夏，身边的人开始准备心情，将于暑假后前赴爱荷华州修念传播学硕士课程。大学系所已经接纳她了，其实早于一年前已经接纳，但因种种现实理由，她没去，直到理由都不存在了，排除万难，好事多磨，总算可以动身了。然而，好事依旧多磨，幸好这回来“磨”的是另一种喜事，她怀孕了。

我清楚记得这个影像，像电影里的定镜：到医院看检查报告，她进房间，我坐在大厅等候，照例翻着手里的书刊，但心情没法淡定，完全读不下去。大概等了廿分钟，她推门出来，站在四五米以外的距离，望着我，点头，羞赧地微笑。在她点头的一秒，我觉得时间忽然凝固成一个可以捉摸嗅闻的立方体，我和她身处其中，在立方体的左边外围，是昔日的二人天地，在立方体的右边外侧，是未来的忙乱岁月，眼前的一秒，是停止的一秒，是转折的一秒，是好长好长的一秒。

这一秒，仿佛跟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都连接不起来，它是孤立的独立的；这一秒，自成一段生命历程。

离开医院，回到家里，我和她都沉默了很久，隐约明白彼此都需要用沉默来沉淀对于未来生命变化的种种思考。沉默过后，便是兴奋、紧张、焦虑、迷惑……所有暧昧的情绪都涌出来了，就这样暧昧了十个月，孩子来了，在一个白雪纷飞的三月寒冬里，在凌晨深宵时分，孩子发出了她在人间的第一道声音，哗啦地哭，哭得像笑声。

从产护病房走出来，护士要求我填写一张表格，孩子的姓名，家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确认生产程序顺利完成，诸如此类；我掏笔填表并签字，那是我四十八年以来填写过的最心满意足的一张表格。

2．愤怒表格上的错误数字

我填写过一种表格，胡洪侠和杨照肯定没有：六合彩投注表格。

六合彩于香港开始于1975年，我12岁，理论上尚没资格押注赌博，但签赌六合彩仅须填写表格，而表格又可以在投注站里领取，拿回家慢慢填，再由成年人把表格带到投注站代为付款，所以，谁管得着你几岁？谁管得着你是谁？即使你是一条懂得填表的狗，也行。

我的赌博历史大概以七八岁为起点，麻将、扑克牌、赛马、牌九，我都内行，也都是家里的成年人亲手教导的，我成长于一个“赌博家族”，没有人不懂或不喜赌钱，六合彩如此简易的博彩游戏，自亦为我所好。但我运气不好，从没中过大奖，只是在中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回，填表买了，等到开奖之时，看着电视屏幕现场直播，六个数字我押中了四个，依例可得安慰奖，奖金大概是港币五百元，对年轻人来说已是很大的激励，于是我在客厅里高声大喊：搞掂！

然而开心得太早。喊完搞掂，始发现其实“搞唔掂”，因为原来自己在表格上填错了其中一个数字，签中四个变成只签中三个，泡汤了，啥都没有。那一夜，我愤怒，我难过，我懊恼，我对着镜子一口气说了四十八句脏话。那一夜，我痛恨表格，我也痛恨自己的那只填表的手。

3．哀怨表格上的蟹行洋文

殖民时代的香港，英国人当家做主，在1970年代以前，所有表格都只有英文也必须只填写英文，即连一位70岁的老人家到邮局寄挂号信，要填表，亦是如此；你欲把包裹寄回广西送给亲戚，请找来亲戚的英文姓名和英文地址，否则，免谈。

六岁那年，幼儿园毕业，升读小一，学校的申请表格当然都是英文，令我父母亲填写得非常吃力，还要我姐姐帮忙，但我姐姐只比我大两岁，只读小二，英文也懂不了多少，能帮个啥？所以只好花点小钱，雇请在路边摆摊的“写信佬”代为处理，他们专业，中文精通，英文也顺畅，即使填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顾客也不知道。

成长后，每次想起此事，我便莫名地哀伤。我完全可以想象父母亲当年的焦灼心情，表格关乎子女的升学前途，然而自己用不上力，人在殖民地，不可不低头，怪不得他们偶尔会感叹：“在香港做不懂英文的中国人，真惨。”

4．这张表格填得我哈哈大笑

在台湾读书时，住宿舍，男女分舍，到女舍找同学，须在大门办事处填表登记，待身穿军服的女性“教官”核批后，对方始会被唤下楼见面。

表格上，除了须填姓名、学系、年级之类基本资料，亦有一个栏名叫做“关系”，其他男学生通常填的是“同学”和“朋友”，而我呢，性喜搞怪，每回皆喜写上这两个字：正常。

女教官第一次看了，先愣两秒，然后哈哈大笑，我也陪笑，颇满足于能够逗到这位貌似严肃的熟女开心。数回之后，女教官见怪不怪，不再笑了，甚至有一次发挥了幽默本色，拿着表格，反问我：马同学，你们的关系“正常”了这么久，什么时候才会升级到“不正常”？

这次轮到我哈哈大笑了。我爱熟女，我更爱风趣的熟女。我很怀念她。

忽然，一张表格横空出世了

◎ 胡洪侠

填表与考试，是我平生最厌烦诸事中的两大桩。其他事情，不乐意做，戒了也就算了，偏偏这两件事，想戒都戒不了。填表尤其如此。不知道世界上怎么会有人那么喜欢制作表格，又那么喜欢让人填表。

表格虽讨人嫌，但填表却马虎不得，否则会出大大小小的乱子。前些天人事部门的主任找到我说：“你的生日是不是1963年10月1日？”“当然，”我说，“我这一天生日已经很多年了。”主任笑了，说：“那你以后得改了。”这真是奇天下之大怪。

“组织有规定，”主任解释说，“你的生日要以你这辈子第一次填表时写的日期为准。”

“我怎么知道我第一次填表是什么时候？”

“我知道。”

然后她递给我一张表。是一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首页上方是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填表日期是1976年9月15日。

真得感谢组织，三十五年前的表格竟然替我保存完好到如今。古董啊！如果不是主任现场出示“证据”，我岂能记得十几岁时还填过这样一张表。从此我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入团的了：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第六天。那些日子，“神州呜咽，江河挥泪”，我们中学还有闲心发展学生入团，真不知老师们怎么想的。

刹那间我怀疑这是一张假表。那歪歪扭扭的字真是我写的？我的字曾经写得这么差吗？难道不会是别人替我填的？履历表右上方是“贴像片处”，但却没有照片。再仔细看，还有一句话，印在括号里，是“无像片者可以免贴”。这一“免”，更让人疑窦丛生。还有，在“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组织？任何职务？”一栏，竟然写的是：“1965—1969年在小学学习时任红小兵队长。”太不靠谱了。1965年我怎么可能上小学？再“神童”也不是这么个“神”法。更何况，1965年哪来的红小兵？“队长”云云更是子虚乌有的事啊。其实我是1970年才开始上小学的，小学期间也确实想过要当红小兵。我一度很羡慕塑料做的菱形红小兵袖章，觉得上学路上边走边看看左胳膊上的红牌牌真神气得要命。可惜，那时有资格神气的，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我本中农出身，似乎并无此福分。那份表格上还说，小学期间我曾“受奖状二次笔记本一次”，中学时“受奖状二次”。这倒是有可能的，但也已经无法证明了。

这张漏洞百出的表格让我想起了三个人：两位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姜立新和程凤起，一位是我的中学老师王宝仓。姜程两位比我高两届，都是我大哥的学生。他们肯介绍我入团，大概是因为几家的关系不错，父辈常常互相串门。我还跟着姜立新学会拉二胡，常常跟着学校宣传队到处表演节目。他俩一直对我很关心，在“入团介绍人意见”一栏，一个说我“在学校各项工作活动中表现非常积极主动”，一个说我“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刻苦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积极参加学校的一切活动，表现非常积极”。这都是明显的溢美之词，或者说是常见的表格套话。后来他们都当了兵，又都转业在县城参加了工作。很多年没见了，不知如今他们平安否。他们两个的家多年前我都是去过的，逢年过节一帮同村同学聚会喝酒聊天，怀旧怀到大半夜。听说这几年县城拆迁闹得厉害，也不知他们的住所遭强拆了没有。

在“本单位革命群众组织（或贫协）意见”一栏，王宝仓老师写了一句话：“同意该人加入共青团。”他不说“该同学”而说“该人”，我现在读了还觉得别扭。那字写得也真草，简直可以说是草率。王老师其实很喜欢我，因为我肯好好上他的语文课，还能极其认真地跟着他学他那一口非常中国的英语。他个子不高，也不爱说话，上课时低声细语，若是在如今城里的噪音环境里讲课，我们肯定听不清他在讲什么。这么一个低调风格的人，写出“同意该人”之类的话，也是此表不伦不类之一端。

还是认了吧，这表格确是我曾填过的。生日一栏我填的是“8月14日”。这是农历。我曾说过，如果父亲知道那一天是公历10月1日，或许就给我起名叫“胡国庆”了。现在组织上非要认农历为我的正式生日，我自然也是无话可说。“其实，对你也没什么影响。”主任说，“不过就是将来你需要早退休两个月而已。”好吧，早也是退晚也是退晚退不如早退。

八　看电影

奢侈的电影时光

◎ 杨　照

1980年代后期到美国留学，感觉最奇怪的美国经验之一，是看电影。好大的一个门厅走进去，有八九个不同的电影放映场一起在营运，不只是买票不用排队，而且想看电影不需要先找报纸查影片时刻表，走进电影院再抬头对照有哪几厅快要开演了就可以。

那个年代，在台北看电影可不是这样。每一家电影院都只有一个大放映厅，大得惊人，国宾日新乐声这几家，规模与座位数，甚至超过国父纪念馆的表演中心。那么大的戏院，却还满足不了想看电影的人的需求，电影院一律从开演前一小时开始卖票，稍微热门一点的电影，票窗打开时，都已经排了长长的人龙，换句话说，这些想看电影的人，必须在开演前一个半小时就来到戏院，不然可能就买不到票进不了场。“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套用这句咖啡馆迷的名言，那个时代，整个西门町的人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要去电影院买票的人，买到票等电影开场的人，和刚看完电影的人。因应这样的电影生态，才有了西门町的独特热闹形态。

例如说，成都路圆环边，有卖杨桃冰的小店。杨桃腌得够酸够咸，另外还可以配上同样强烈刺激唾液分泌的“李子咸”，是夏天很棒的消暑小点。不过，杨桃冰店还有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功能——店面墙上随时贴有当天最新的报纸电影版。想看电影的人，与其花钱买报纸查影片放映时间，不如用同样的钱买一杯杨桃冰，坐下来一边喝一边对着墙指指点点，讨论哪家戏院哪一场最适合。又例如说，那个年代大学男生遇到心仪的女生，想要突显自己的男子气概，最常拿出来炫耀的，一是在成功岭上受的军事训练，另一个就是如何在西门町对付黄牛伸张正义。

很多男生吹嘘过自己如何对付影票黄牛，不过事实上，真正的正义场面没那么多，还有，西门町的黄牛，没那么容易对付。想想也知道，电影院戏票那么抢手，那么难买，当然会有黄牛卖黄牛票。黄牛们每天在电影院售票口混，混好混坏直接影响一家生计，也当然会发展出他们的办法来。

黄牛一靠耐心、二靠霸道、三靠勾结。要耐心排队，免不了。但如果只是耐心排队，一场一人一次只能买四张票，够干嘛？所以耐心是用来让自己早在票窗开启前，就占好最前面的位子。然后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票窗一开，就改用上霸道本事了。前一个买完，后一个先护航让他插队回来，自己再买。买过了的又插队回来，两三个人就轮番在窗口四张四张买。票开始卖了，但后面排的队伍却不会动，因为都是黄牛霸着窗口。

排队的人当然会生气，会骂。黄牛却看准了一种人性心态，直接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是最早就来的，他们虽然目睹了黄牛的嚣张行径，但动手阻止的几率却最低。他们心里会想，尽管黄牛恶霸多抢走几张票，毕竟不会影响到他们买到票的机会。反正黄牛插队插几次，总还是会离开，黄牛一离开，就换自己买票了，犯不着硬要跟黄牛杠上，破坏了高高兴兴看电影的情绪。

最恨黄牛的，其实是排在后面，焦虑自己到底买得到买不到这场戏票的人。可是他们隔绝在密密麻麻排队人潮后面，不容易搞清楚前面发生什么状况，等他们确定人龙被黄牛堵住都没前进，要有激烈反应时，往往黄牛们也都买够可以加价转售的戏票了。

所以还真不容易轮到排队的人来主持正义。真正能主持正义的，是窗后卖票的小姐。小姐如果不卖票给反复插队的黄牛，黄牛就真的没辙了。所以黄牛还要想办法勾结卖票小姐，这倒也不难，小姐每天要上班，黄牛很容易就找到她们，她们又何必为了不认识的、每场不同的“消费者”，得罪天天要碰到的黄牛？

看电影真不方便，所以看电影就不只是看电影。连带的，既然动辄花一整个下午才看到一场电影，那电影似乎也就有了不一样的，严重一点的意义。在那个时代电影里，我们必然看到了自己生命时间的浪掷，因而不甘心电影看过了就从经验里溜走。我们讨论我们思考，继而我们梦想电影，要将投注在排队与在街头闲晃的时间一起从电影里要回来。

邻座男子伸过来的怪手

◎ 马家辉

我的青春期是看电影的时间远多于看书，经常光顾的戏院，地理动线沿着港岛湾仔修顿球场往西延伸，电影向来是年轻人的色情暴力教室，功夫片、刀剑片、香艳片等等是百读不厌的课本，我在戏里捡拾各种知识和想象，并用之填满我的荷尔蒙水库。

那时候湾仔骆克道上有国民和环球两间戏院，放映的电影种类很杂，向我展示了一个复杂暧昧的人间，附近又有东方、京都和国泰，各自补缀了湾仔少年的梦境碎片。

东方戏院在菲林明道上面，旁边是英京茶楼。英京是维多利亚式建筑物，是我父母亲结婚请宴的地方，很有殖民风情，若不拆卸，必是湾仔地标；在电影《胭脂扣》里看见十二少缓步走上青楼的阔楼梯，我便不期然想起英京，气氛很相似。东方则是明亮的新派电影院，门户宽敞，是香港迈向现代化的摩登代表，我在那里看过最多的一出戏是《两小无猜》，至少五次，男生女生的爱情故事，情窦初开的我着迷于戏里的叛逆与迷乱，结尾一场的男女奔逃看得我手舞足蹈，继《金银岛》后再一次挑拨我心底的冒险渴求。成长后我几乎每四年便须更换一个居住的地方，否则很容易有窒息不安的局促，或是因为暗暗地仍在《两小无猜》和《金银岛》的光影梦宫里打转迷路。

京都戏院在交加里的角落，地点注定了性质，它放映的经常是二轮的欧美情欲电影，尤其五点半的所谓“工余场”更是特别有味道，方便白领于下班后躲到黑暗里投射压抑的绮梦，结果前来买票的往往不只是西装友而更是一群群穿着校服的学生哥。我不记得在京都看过多少场朝阳勃发的电影，只记得每回站在戏院大堂细心浏览贴在玻璃后面的剧照，丰满的胴体像烈日也像射灯一样把我照得头晕脑涨，心底便涌起最大的壮志：希望明天马上长大成人。

国泰就在京都旁边的湾仔道上，有人说它是左派戏院，在1960年代中期只有“左仔”才会去看电影，亲国民党的人即使路经此地亦宁愿绕道而行。我出生于1963年，“文革”的火红抗争对年幼的我没有直接冲击，但在国泰里面我确有过极不愉快的看戏经验：曾有一位男子走近，坐于邻座，说自己是医生，问我是否曾经骑单车受伤。我不懂得回答，他伸手过来，从小腿开始往上摸索……返家后的我惊惶地把遭遇告之家人，换来的却是不信任的嘲笑，自此我像沙滩上的孩子一样，挖个深坑，把记忆扔弃其中，然后无休止地把沙覆盖其上，可是坑内仿佛有只怪兽一直拼命想爬出来，爬出来，经常令我悚惧难堪，很想放声大哭。

青春期结束后，19岁，从港赴台读书，比较少去戏院而多往MTV店。那年头，1980年代初，台湾由于欠缺版权法规，全世界的新旧电影都可在此城以最廉价的方式现身，街头巷尾都是录像带租赁店，也都是挂着MTV羊头的个室戏院。踏进店内，选一盒录像带，店员会带领你进入一间类似今天的卡拉OK的包厢，房门关上，房内便是你的光影天地，没人吵你，没人骚扰你，你是这里的唯一观众，你是这一百廿分钟内的至尊皇帝，出门付费，仅需新台币五六十元，这个价钱在今天还不够吃一碗香辣牛肉面。

那时候台大附近有几间开设于二楼的MTV，针对大学生的小众品位，提供了许多费里尼、戈达尔和其他，廿四小时迎客，是电影浪漫族的体谅小窝。有一间设在罗斯福路台电大楼对面，店内的所谓包厢其实只是用书架间隔开不同的狭小空间，窄度刚好足供两人坐下，近距离放置一部电视机和录像机，为了互不干扰，顾客在看片时必须戴上耳机，简陋之余倒有几分刻苦磨炼的革命气息，反正年轻人不怕苦，只怕不够情趣。当时我和美枝住在汀州路（多动人的街名！）的小巷内，许多许多个夜里，或骑机车或步行到这间小店，挑一部或两部好片，在这个窄到无法再窄却也宽广无垠的天地里消磨好几个钟头，然后到公馆的路边摊吃虱目鱼或酸鸭汤，口袋若较充裕，再加一碟新台币一百元的鱼生，如此美好的晚上后来再也难求。

美枝看戏向来不喜欢别人讲半句话，戴上耳机正合她意，她教懂了我怎样做一个沉静的观众以尊重电影，她也教懂了我什么叫做好电影和坏电影，每回剧终，我松了一口气地滔滔不绝大发议论，她常常耐心听完，轻描淡写地讲两句评语便是重点里的重点。

两个人看电影总是最佳享受。英国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去世后，其夫约翰·贝利写回忆录追记爱恋情事，指出，吊诡地，两人相处的最大快乐往往是能够在共处的时候享受到孤独。或许我和美枝的观影经验亦正如此。可是我们又都不会忘记蔡琴说过的故事——

小时候最喜欢看电影，常常央求爸爸带我去看，有一次，爸爸对我说：小琴啊，你这么喜欢看电影，你一定要练习一个人去看，总会有没人陪你的时候啊。

跟着电影去战斗

◎ 胡洪侠

三十多年前华北农村的夜在我记忆中更像是夜。夜色真的如墨一般，安稳，凝重，黏稠。夜的降临亦如墨倾水中，无声无息就弥漫开来。那是真正的笼罩，无边无际的笼罩，没有缝隙，没有厚薄。村庄根本无力抵抗这样的夜，它知道自己无处可逃，只好顺从地隐没在夜里。即使想抵抗，它又有什么办法？所有的农具和牛羊和庄稼都沉默，都不发光；而电灯，那时村里还没有。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乡村的夜偶尔有呼吸，有眼睛，有腔调，有情绪，那就是电影。某个傍晚，当村口空地上突然竖起了两根又高又粗的竹竿，竹竿间扯起了方方正正的银幕，我们就知道，传说变成了现实，一场战斗又将打响。

村里要放电影这件事，一开始真的就是“传说”。一个乡镇有一台放映机，但却有二十一个村子。那时并不总是有新影片可放，偶尔来一部，也难得在各村完整巡回，往往演几场又去了其他地方。所以，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哪个晚上，在哪个村子，放哪部电影。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如果有谁神秘兮兮地说一句，“几天之后咱们村可能演电影”，那就是爆炸性新闻。可是，这样的消息，无处求证，也无从质疑，于是只好快乐地相信。家长们听了这一类传闻，照例先是否定，说半年前不是刚演过电影嘛，不会这么快再来的。又或者说，快下地拔草喂猪去吧，别老琢磨这些闲事。

这怎么会是闲事！无休无止地帮生产队割完麦子种红薯才是闲事；包两个红高粱饼子和一块萝卜咸菜去上学才是闲事；没有电影的长夜，对着油灯发呆，那是最大的闲事。一年到头，我们所能盼望的，也就两件事，一是过年，一是看电影。至于其他，比如上课考试，下地干活，皆避之唯恐不及，何盼之有。没有春节，我们就没办法一连几天都吃鱼吃肉吃馒头吃饺子；而没有电影，我们哪里又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人？童年少年那点可怜的乐趣，差不多都拜电影所赐。我们跟着电影学会了辨忠奸，抓特务，认识了越南的小英雄阿福，知道了琛姑娘如何穿梭在森林里帮着运输队把军用物资运到前线。我们不因为自己是穷孩子而自卑，因为李玉和提着红灯说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左手持柳条，右手撩起外套，铿铿锵锵学着杨子荣打虎上山，顺便把身边的同伴当做座山雕按倒在地上。我们多么羡慕潘冬子啊，觉得他是世界上最精神最勇敢的英雄少年；“小小竹排江中游”，歌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闪闪的红星”，而旁边的人都是胡汉三。还有，《青松岭》中那匹惊马，那几声响彻云霄的鞭子，真让人心惊肉跳。《春苗》中那个女赤脚医生，长得多好看，我们认识的所有大姐大嫂都比不上她一根头发，至于她到底给乡亲们治好了什么病，我们全不关心。还有，《杜鹃山》里，柯湘党代表，那双大眼睛真威风，什么事情都能算得准，什么好人坏人都能分得清，唱得又那么好听，《家住安源》没唱完，我们就已经偷偷地泪流满面了。没有电影，我们怎么会认识朝鲜的卖花姑娘，还有叫“老狐狸”的坏老头？又怎么知道朝鲜也有摘苹果的时候，也有鲜花盛开的村庄？《宁死不屈》，对，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那个漂亮的女孩，参加了游击队。德国法西斯抓住了她，严刑拷问她，几天都不给她水喝，嘴唇都干了，裂了，脱皮了，变色了。德国军官晃着一杯清水对她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给你水喝。”她就是不说。她牺牲了，我们都心疼得要命。

所以，看电影才是天大的正事。当传说终于在傍晚变成现实，村口空地上高悬的银幕，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和月亮。我们早早就搬着板凳、卷着草席去占座位了。随手捡块玻璃，划出一个“方城”，那就是各自的地盘。晚饭？谁还顾得上吃晚饭？你去吃饭回来却发现你的“领土”遭人侵略，那你就成了胡传魁了。再说，太多的事情都还没讨论清楚：今晚要放的这部片子是不是打仗的？打鬼子还是打“蒋匪军”？明天晚上轮到哪个村放电影了？我们几个谁跟谁一伙几点出发？为什么有的电影最后写个“完”字，而有的却是写“再见”？既然说“再见”为什么第二天不接着演又跑到别的村去演了？这次来的放映员是嫁到咱村的那个漂亮媳妇吗？放映队是不是在她家吃饭？他们这一会儿是不是正吃大饼和炒鸡蛋？还是炖了谁家的老母鸡？唉！太多问题需要弄明白了。

终于，发电机响起，放映桌上方的电灯亮了。这发电机的声音是放映电影的进军号，它挑断了捆绑黑夜的绳索，它“突突突突”地和黑夜厮杀，它是胜利者。全村的男女老少马上就可以逃离黑夜了。很快，在骄傲的本村媳妇放映员的带领下，我们都顺利地转移到了银幕里。

九　梦

那只书架底下伸出的手

◎ 杨　照

印象中，2005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尤其是那年春夏之交时。

5月的一个周末，女儿的幼儿园安排了校外活动，下午先到平溪的煤矿博物馆参观，入夜之后大家一起放天灯。女儿被妈妈先带去美容院洗头，约好一点钟我开车到美容院门口接她们。我在家中赶稿，抬头看钟，发现竟然已经十二点五十分了，匆匆赶出门。那是下山的路，前面遇见了一辆慢车，我在稍微直些的路段，催油门超车，接下来是个右弯，我方向盘打右，赫然眼前一辆原本停在路边的车正要冲出来。我甚至来不及按喇叭，直觉地将方向盘猛左打闪避，闪过了冲出来的车，但那样的速度下的急弯却也让我的车失控，越过对面车道，重重地连续撞上了对面停在路边的车。

自己车头撞凹了，别人的车也被撞出明显损伤来了。急着赶路下山，我又没有拉上安全带，撞车的瞬间，额头朝前重击在方向盘上，我马上感觉到湿湿黏黏的一道血，慢慢流了下来。

当下心中真是懊恼。要报警处理，要将自己的车子送修，要准备赔偿别人的车子损失，更糟的是，要通知太太和女儿，要害女儿去不了期待好久的校外活动……最后才想到，啊，说不定还要去医院急诊呢！

一边抽出面纸捂住额头上的伤口，一边忍不住自己咒骂了一声：“见鬼了！”然后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就在前一个月，我才碰到另一件倒霉的事——被女儿传染了水痘。女儿打过水痘疫苗，只微微发烧了一晚，在肚皮上长出三颗痘珠，我们还在庆幸疫苗有效，并讨论旧时水痘的可怕，没想到两天之后，我的手上长出了瘙痒难耐的红点，去看皮肤科，医生随便瞄一眼，就肯定地宣判：“出水痘。”低头看我的病历表，又抬头不怀好意地加一句：“这个年纪才出水痘，一定很严重。”

不是说一个人一生只会出一次水痘，出过了就终身免疫？难道我小时候没有出过痘？明知没什么意义，还是打了电话问妈妈，妈妈没有印象不记得我有出过水痘。电话挂下，仿佛可以听见身上每一寸皮肤都在冒痘子的声音。

那真是严重。从头皮到脚底，没有一个地方幸免。水痘先是奇痒，而且一抓就破，破了就痛，新痘痒、旧痘痛，混在一起令人束手无策，吃什么药擦什么药都没用，只有昏昏入睡时暂能摆脱痒和痛，但要睡觉却也不是那么容易，不管怎么躺，都一定会有一片水痘被压住被枕头布磨到，很难入睡，睡了也一下子就被痛醒。

应该是发痘子的第二天吧，晚上我被左脸靠在枕头上的痘子痛醒了，挣扎着、小心翼翼坐起来，挪了好几次，勉强找到一个背靠床头的姿势，算是皮肤受到刺激最少的了。我不敢再动了，就维持那样的姿势，将双手交抱在胸前，闭上眼睛。

房里的床很矮，离地大概只有二十公分左右，本来是右边靠墙摆放的，后来因为家中书太多了，从书房、客厅淹漫到房间，就多做了一墙书架，把床往左边挪出来一尺左右。我坐卧的位置在床的最右边，隔着窄窄的一点空间，就是书架了。

我觉得我没有睡着，意识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了，可是又不敢动其他地方，就将抱在胸前的双手伸了伸，交到右边来的左手朝书架的方向多伸出三五公分吧，突然，有另一只手从书架底层紧紧抓住了我的左手！

那是一只强而有力，有着手指手掌明确形状的手。我先是直觉地想将左手抽回来，却怎么抽都抽不动，在巨大的惊吓中，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鼓起勇气要睁开眼睛看看那只从书架中伸出来的手，但是眼皮也不听使唤了，怎么睁都睁不开。

我想过该要大叫，可是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外面只有太太和女儿，有什么恐怖的事物，我宁愿自己面对。

奇怪的是我虽然害怕，却从头到尾没有想到那只手会不会把我拉进书架、墙壁里，拉到另一个时空里去。我想的都只有怎么摆脱那奇大无比的拉力，将自己的手救出来。过了几秒钟，我开始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梦，只有梦才会那么可怕，我必须赶紧醒来，醒来就没事了。与其说我从梦中醒来，不如说我从一种醒的状态，进入另一种醒的状态，终于睁开了眼睛，拉力消失了，那只手消失了，我瞪着黑暗中的那排书架，口中不自觉地冒出一声：“见鬼了！”说了这话，全身冷汗直冒，才真正被生平从来不曾经验的恐惧笼罩了。

中年废物的ABC噩梦

◎ 马家辉

想起梦，便想到这一幕。

在寒冷的美国中西部，在温暖的家里，窗外风狂雪暴，我则在被窝里睡得昏天暗地，睡到半夜，脚趾忽然感觉有异，以为是被可恶的蟑螂噬咬。撑起睡眼一看，不是，原来只是可爱的马雯站在床下摇我脚趾。

唉，又失眠了，这小女孩。

低头看看她，眼睛红红的，犹有哭痕，显然又是刚从噩梦中惊醒。她似乎遗传了我的神经紧张，小小年纪即常失眠，亦常做噩梦，醒来涕泪滂沱，眼鼻皆肿。问她梦见什么，答不上来，毕竟仍只两岁，只知是噩梦。

心疼之余，很好奇，不知噩梦是否亦有遗传。我小时候亦是“噩梦大王”，三天两头即从梦中惊醒。那梦境，也是说不上来，只记得，是一个怪兽之类的物体，体积庞大，而且会变，愈变愈大愈变愈大，直扑过来，吓得我哗然惊叫。直到十岁以后才与梦中怪兽“绝交”，廿年没见了，早已忘掉它——直到如今。

如今，见小女孩亦常从梦中惊醒，乃想：她的噩梦会否亦是我的噩梦？她梦中，是否亦有我当年的怪兽？抑或，是我当年的梦中怪兽的女儿？愈想愈觉得有三分似武侠小说。上一代的“梦中恩仇”延续至下一代梦中，延续延续，梦似人生。

小女孩转眼已经变成十八九岁的大女孩了，再也没听过她说什么噩梦，或许仍是有的，只不过不再对父母说了，大女孩的心事怎可能对父母说？如果说了，也真坦白得有点变态。她希望正常一些，千万别说。倒是我这进入中年期的老爸仍常做噩梦，但不再是怪兽，或许我老了，连怪兽也对我退避三分，也或许怪兽已经对我生厌，懒得理我，再或许怪兽于纠缠我多年以后，跟我熟络了，像是朋友，不再前来打扰。总之，告别怪兽，有时候我竟暗暗怀念它。

近几年的梦，记忆里，没有好的，全是坏的，或许好的于睡醒后已不记得，坏的呢，恐惧惊吓，所以久久难忘。近年常见的噩梦，完全无须弗洛伊德解释亦已意义鲜明，亦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显明易解的梦”，让我简述内容，你必明白，但请答应，别嘲笑我，千万别笑。这是几类经常出现于我脑海的噩梦情节。

A型梦：我站在某山峰或某大楼高处，往下望，空无一物，我心惊胆战，纵声大哭，忽然，不知何故往前冲去，又或被人从背后狠狠推了一把，再或回身奔逃，但跑不了几步，脚下土地竟然消失，我整个身子往下急坠，从万米高空直往地面跌去，耳畔仿佛听见凌厉风声呼啸咆吼，而我仍能意识清醒地告诉自己，你恐惧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就是下坠的感觉，你终于要跌下来了，死亡就在前头，请你细细体会；而，跟世上所有噩梦一样，在最最灾难的一刻来临以前，做梦者便会惊醒。

B型梦：不知何故我会拿着一把手枪，或自卫，或攻击，反正是在紧急时刻扣动扳机，但扳机却卡住，或扣动了，可是没有子弹，枪膛空空如也，我由此恐惧醒来，身上全是汗。

C型梦：跟前型一样，只不过，这次行了，扣动了手枪扳机，也射出了子弹，轰隆一声，模糊的对方的身影应声倒下，我自卫或攻击成功了，但我却比没有成功更为惊怕，因为我竟然成为杀人凶手，犯下了没法回退的罪行，这一刻，我犹豫，不知道应该畏罪自杀抑或亡命天涯，更立即联想到如何向家人交代。

好吧，别笑了，我明白我明白，这是一位中年男人身处中年危机时的典型梦境，欠缺自信，焦虑惶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明白是一回事，能够避开梦境又是另一回事，我偏偏不能，三类梦境轮替登场，我大概算过，每周至少做一次吧，假如工作压力变大，则会是两次或三次。没用的家伙，受不了压力的家伙，所以我把自己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名为《中年废物》，朋友们笑我多愁善感，只因他们不知道我在梦境所受之苦；连几个区区噩梦亦能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不是废物，又是啥？

听说年老的人很少梦。如果是真的，我便有了盼望赶快脱离中年期而迈向老年的充实理由了。当有一天，当我发现噩梦远去、梦境转稀，我便清楚知道，嗯，我终于老了。

不写旧梦了，写新的

◎ 胡洪侠

原本是想写那场旧梦的。说旧，也真够旧的，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做了。然而此梦颇怪异：并非一夜做完就了事，却是三十年间一做再做，简直是常做常新，成了一种“类型”。多年前我在网上写过一篇帖子，其中说到此梦：

“拜高考所赐，我虽在一九七九年未能进入本科殿堂，却也跨进了中专校园。不甘心，于是死心塌地想重出高考江湖。毕业做了中学老师，还一心想着征战考场。后来做了记者，继续迷恋高考美梦，工余找了一间学校旁听数学课程。那个对我网开一面的数学老师发现我经常在课堂上呼呼大睡，终于对我失望了。即使如此，我仍矢志不渝，简直越战越勇，谁知那年偏偏弄出个预选制，害得我再战又大败，连正式考场的门都没进得去。高考变成了噩梦，这是我多年后才痛切体会到的，症状是我总在做考试的梦，一做就是几十年。说不清哪个晚上，分不清哪个梦里，高考场景不请自来。恍恍惚惚之中，岁月就流回去了。又是骄阳似火，依然昼夜背书。没完没了的考试。忽然进了考场，忽然又落了榜；一会儿又在找工作，一会儿又是那道题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妙的是，梦里我有时也能碰巧考上，噩梦在梦里又变成美梦，心里有无限的安稳和欢喜。高考已经变成了吸血虫，深深叮进了血肉也叮入了梦中。做个梦都没什么创意：一味的考试，累死了！”

此刻再读此文，觉得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重说旧梦，难有新意，不如拣个新梦说说。近来常常梦见姜威。他去世有一个多月了，按民间说法，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他的灵魂会时不时回来看看。也许，白天见面不方便，于是频频入梦。有次梦中见他，发现他似乎受了什么委屈，表情很不爽。又觉得他在那边好像缺少什么东西，所以回来寻寻觅觅。少了书，少了酒，还是少了朋友？他没说。也许他说了我没记住。又一次，梦见他躺在一池塘边休息，我和北京的李辉在一旁喝酒聊天。他问：“说话的是谁？”我说：“是李辉啊。”“噢，李辉兄！”他起身叫道：“你怎么来了？谁告诉你我在这儿？”李辉指了指我。姜威大声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犹犹疑疑地又躺倒在地。忽然来了很多人，说我们抬着姜威转一圈。他就像凯旋的将军一样，被一帮人举过头顶顺着池塘呼啸而去……

我不懂解梦，醒后思虑再三，也辨不清意义何在。倒是另一位朋友的梦，让我顿感神奇与神秘。是姜威“三七”第二天的晚上，在微博上遇到七八年未见的一位朋友。当年，她和我与姜威都是极熟的，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她留言说：“昨儿梦见姜威了，梦里知道他已经走了，可是他的魂儿舍不得走，又回来跟大家亲近。梦见他跟你们几个不知在谁的家里欣赏书呢，后来说累了，叫送他回去。我们几个就送他走。越走越黑，到了一个农村样荒僻的地方。一栋孤零零的二层楼房，每个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有一个是姜威的。”

我大惊，回复说：“你这梦灵验。昨天是他‘三七’的正日子，我们搞了一个追思会。他肯定回来看了看，说不定还说：‘这帮傻帽儿，瞎折腾什么，我在那边挺好的。’”

她也吃惊：“原来真有这事儿。难道真是我念地藏经有了感应？你们追思的时候他肯定回来过了，他跟你们一起挺开心的，就是后来说累了，要走了。”

我说：“昨天大家又说又哭地闹了三个小时，他肯定累了。”

她说：“我再神道一下，我那个梦里有张清，确实有不？还有放书的桌子是黑褐色实木的，能摸到木纹的那种。这是哪里？谁家还是什么地方？”

我说：“是有张清。追思会是我们几个张罗的。桌子确实是褐色实木的，是有些年头的老桌子。我们在那张桌子上摆了蜡烛、鲜花。那天这桌子是祭台。我还找了几个人去那里敬酒。这个地方就是他生前常去的尚书吧。你的梦，真的不是梦啊。”

她说：“吓死我了，我怎么那么神！地方不大，光线也不甚亮，像个小书房。桌子上方有暖黄色吊灯。还有，人不多，很多人面目比较模糊，只知道都是姜威极亲的朋友。姜威回的那个家，不大，但里面装饰似乎白色欧式，光线温暖明亮，像豪华的闺房。”

她是不是巫婆啊。我不敢再和她聊下去了。

十　童年美食

“甜不辣”和摇滚乐团

◎ 杨　照

台北开封街上，有一家老店“赛门甜不辣”，这家店的老资格旧资历，就写在它的招牌上。

短短五个字，“赛门甜不辣”却说了好多。“甜不辣”不是中文，是日本裹粉油炸食物名称的翻译。日文原来的汉字写成“天妇罗”，简称为“天”，在日本看到店名叫什么什么“天”或“天”什么什么的，九成九是以“天妇罗”为主力商品的。

台湾人发挥了高度套用误用的本能，将人家“天妇罗”的发音转译过来，创造了“甜不辣”，可是台湾的“甜不辣”，虽然也是油炸的，并不是日本的“天妇罗”。

台湾“甜不辣”基本原型，是用绞碎的鱼浆调味，做成片状或条状，放进油锅里小炸一下就完成了。然而，“赛门甜不辣”卖的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除了炸鱼浆之外，还有鱼丸、油豆腐一起放在萝卜汤里煮，这种食物，也是从日本来的，不过在日本，当然不叫“甜不辣”或“天妇罗”，而是“关东煮”。

光是“甜不辣”已经很复杂了，“赛门甜不辣”的“赛门”两字，也有来历。“赛门”也不是中文，是英文“Simon”的翻译。怎么了？这家店的创始老板原来是个外国人？还是老板三十几年前就预见了今天的职场风气，帮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英文名字？都不是，是三十几年前，台湾还只有一家电视台的时代，有一部美国的电视影集，叫《七海游侠》，播出后大受欢迎。《七海游侠》影集的男主角，名字叫Simon Templer或Simon Templar。我现在查不到确切的拼法，不过估量叫Templar的可能性应该高些。或许美国编剧就是故意取这样的名字，影射在西洋教会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圣殿武士”Templars。

“圣殿武士”到了台湾，却因为读音的关系，失去了神秘与紧张，添加了庶民喜感，变成了“甜不辣”，“赛门甜不辣”成了大家习惯称呼《七海游侠》男主角的方式，于是脑筋动得快的老板，就借这个流行名字，在开封街卖起“甜不辣”了！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赛门甜不辣”的老本店，是和一位要好的国中同学等电影开演时，他带我绕过去的。那位同学小学念的就是和“赛门甜不辣”隔街相望的福星国小。坐在“赛门甜不辣”简陋的位子上，同学开始回忆起念福星音乐班的往事。我很惊讶原来他从小学琴，更惊讶为什么班上没有人知道他学琴，更没有人听过他弹琴。他的答案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觉得女生才弹钢琴，如果被知道会弹琴，一定有人笑他娘娘腔。

我忍不住告诉他，一样没有任何同学知道的秘密──我才刚刚中止学了多年的小提琴课，正在自己练吉他。我还讲起我喜欢的几个吉他乐手，木吉他当然是唱“Vincent”的唐麦克林，摇滚电吉他有一个疯狂的韩德瑞克斯，另外我最近逛功学社，找到一本神奇的吉他乐谱，怎么练都练不起来，可是想象那音乐一定很惊人，那个乐手的姓很长，蒙特甘马利，名字很短，威斯，看他的谱，我才知道原来吉他可以这样弹……

我一边讲，同学低着嗓音，开始哼唱起当时最流行的摇滚乐团英文歌曲来。先是Chicago，再来是The Who，再来是ABBA，被他的歌声逗起兴趣了吧，我不自主地在手上装模作样弹起并不存在的吉他来。

同学突然说：“来组个团吧！”他扳着手指算，他自己是键盘手，我当吉他手，以前音乐班同学里有一个敲定音鼓的，后来改打了一阵爵士鼓，可以找来当鼓手，那么就只缺另一把吉他了，说不定还可以找个女生来代打主唱……

奇特的气氛，让我们都陷入一种做梦的情绪中，被无法解释的快乐淹满了，两人轮流唱脑中不断浮涌上来的各种歌曲，一边没头绪地讲些片片段段的话……

一直到他瞄了一下手表，大叫：“电影开演了！”我们拔腿狂奔往电影院去，一边跑一边疯狂大笑，弄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

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每次听到那个年代的乐团歌曲，我都不自主地从记忆中闻到“赛门甜不辣”萝卜汤的香味，摇滚乐和甜不辣，奇异却又再自然不过的感官组合。

初吻献给了咖喱鱼蛋

◎ 马家辉

先说点比较正常的童年美食吧。

成长和生活于香港，恐怕没有什么美食能比“咖喱鱼蛋”更普遍普及于童年人的世界了，从我的童年，到我女儿的童年，甚至到我女儿的女儿或儿子的童年，（咳，我是说，如果她有孩子的话，世情难料，尽管她目前咬牙切齿地对天发誓绝对不会恋爱不会结婚不会做母亲！）皆是如此，在街头可以随处买到的这些一粒粒的黄色小丸子，便是我们的最爱。

从我有记忆开始，仿佛地球上便有咖喱鱼蛋，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考据查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历史因素导致如此。或许因为曾有不少潮州人在街头沦落做熟食摊贩吧，“潮州鱼蛋”在香港，是闻名的，昔日这样，现在亦是，你在香港街道上举头张望招牌，只要是售卖鱼蛋粉的店铺，例必冠上“潮州”二字，而其店主或师傅可能根本连潮州在何省何地亦不知晓。

我小时候吃潮州鱼蛋，理所当然地是在路边摊档买的，摊贩把小小的车子推到学校或公园附近甚或街头任何一个角落，把盖子掀开，铁皮锅里冒出阵阵热气，刺激的咖喱味道随风飘起，孩子们远远嗅闻，猛力吸一下鼻子，便冲过来围购，每串售价一角或两角，用尖尖的竹签串起三粒鱼蛋，热腾腾，一口一粒，但绝对舍不得立即咬噬，而是先用舌头承托着那粒珍贵的小丸子，让咖喱汁液铺滴到舌面，把味蕾包围，麻辣得像暧昧的挑逗；然后，转动舌头，轻轻地把鱼蛋在口腔里揉搓，让带有弹性的小丸子碰撞腔壁，像对着墙壁打乒乓球，有点控制狂的满足感。待把鱼蛋蹂躏得差不多了，才是最后一步，用牙齿发狂地啃咬，把它咬成碎片，再一片片地吞进肚里。如果这样的过程跟“湿吻”有所类近，好吧，我的初吻献给了咖喱鱼蛋。

用这种方法享受咖喱鱼蛋，每回需时十五分钟才吃完一串鱼蛋，彻底值回蛋价，不吃半点亏。

1990年代以后的香港已不多见流动熟食摊贩，但咖喱鱼蛋仍然芳踪处处，像“老情人”般，只要走到闹市街头，环顾四周，必可嗅闻到她从小吃店所飘出来的香气，她在唤我喊我，在唤喊每一个香港人；那些店铺，真的小，往往小到只容店主一人站立，他或她把铁皮锅架起来，便卖咖喱鱼蛋，或许不妨这么说，在香港，只要仍有一个足以架起铁皮锅的空间，便会仍然有人贩卖咖喱鱼蛋，也当然便会仍然有人买她吃她钟情于她。

好吧，说完正常的，应该轮到不正常了。

在童年，或应说是在少年时代吧，大概只有十四五岁，我尝过的叫我终身难忘的食物是一种超乎我年龄所能理解的东西，长长的，粗粗的，大大的，厚厚的。猜到了吧？猜对了，不是狗鞭，不是虎鞭，不是羊鞭，而是，牛鞭。记不记得我在关于孙中山的那篇文章里提及我的外公？我说过，我那外曾祖父据说去世于五十五岁，留下的财产被我外公很快地花得七七八八。家道败破后，我外公去“行船”，即上船工作，做水手，跑码头，每年回家生孩子，共得四子二女，另有两女夭折。我外公很牛逼，老了，没钱了，仍然很懂得享受生活，偶尔在家炖牛鞭、焗禾虫、焖狗肉、喝白酒、抽大碌竹，并对外孙如我回忆昔时的醒梦人生，谈女人，谈车，谈赌，我记得他说过，行船到了印度，泡了个印度女人，皮肤溜滑如丝如奶……

没错，他在家里炖的牛鞭，我有份品尝，但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只清楚记得，外公在厨房里忙乎半天，如珍似宝地捧着一个瓦锅子到客厅，脸上展露诡诈的笑容，有点神秘。我半蹲在小椅子上写作业，瞄一眼锅里的东西，见是一根又黑又粗的长条状物体，乃问，是什么？香蕉？怎么会是黑色？

外公没回答，执起筷子，用力裁出了一小块，夹到我眼前。我犹豫了两秒，就只两秒，为了表示我是个有胆量挑战任何事物的年轻人，二话不说，接过筷子，把那肉块吞了。之后外公才告诉我，那是牛鞭，是宝物啊，你以后会变得很强。

我没搭腔，低头继续写作业，我是好学生。成长后，我真的变得很强，尽管不一定跟吃过一口牛鞭有关，但我仍然非常非常感激我的外公。

我的童年没有美食

◎ 胡洪侠

终于说到童年了。其实，童年时的童年，和如今记忆中的童年，虽然是同一段岁月，面貌却已经大为不同。它们甚至相互间变得非常陌生，有一股死不相认的劲头。这样的童年该怎么说？

譬如所谓“童年美食”。席间偶尔把酒话当年，各自描述童年的食品。我说我童年时吃得最多的是红薯，至今深恶痛绝。旁边的年轻人就惊呼：健康食品啊。环保食品啊。绿色食品啊。抗癌食品啊。烤地瓜，烤白薯，啧啧，都是美食啊。我听了感到别扭与无奈，脑中一阵地老天荒，不知如何作答。就仿佛你写了一篇检讨书，读的人却高调置评，说是雄文是妙文，是美文。

所以童年的有些事难与人说，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懂。何谓美食？色香味俱美的是美食，不管吃什么心里觉得美滋滋的算不算美食？是不是有“普世”的美食，也有“各美其美”的美食？永恒的美食之外，又有“此一时彼一时”的美食吧：昔日的垃圾食品，忽而有可能晋身为美食，而曾经光鲜一时人见人爱的美食，也极可能堕入争相弃之的境地。如果美食的解释可以如此多元，那么，好吧，红薯，算你是美食。

不过且慢，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我的童年没有美食。不仅没有美食，连美食的概念也没有，连美食这个词都不会说，也从未听别人说起过。我们用得最多的词是“吃饭”，围坐饭桌前的唯一目标是“吃饱”。乡亲见面从不说“你好”。你我都一样，能好到哪里去？所以只问最关键的话：“吃了吗？”至于吃没吃饱，则不属问候范畴。此事涉及理想与现实诸多问题，见面打招呼随随便便问一句，太轻飘了。村里人在这方面比较含蓄。当然，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好吧，就说说红薯。也叫地瓜，这都知道。多年来想起红薯我就犹豫或抑郁，不知是该感谢它，还是该痛恨它。当年如果没有红薯，我们一家人，我们村里所有的人，包括三里五乡所有的人，极有可能都活不到今天。很多年间，红薯是我们的主食，一日不可无此君。寻常日子，逢开饭时，满满一大堆红薯就上了桌。热气腾腾的红薯旁边，会摆几个玉米面和红薯面和红高粱面“三合一”混蒸的窝窝头或饼子。偶尔也有纯玉米面饼子，但极少见，一般秋天尝鲜时才奢侈几顿。红薯边上的饼子像报纸版面上文字周围用以装饰的花边，又像是书后的跋。它不是主体。它是用来欣赏或点缀的。家里人都自觉遵守吃饭程序：先吃红薯，把胃填满；再吃块饼子，给肚子里的红薯盖个“帽”，就像给主食环节做了个鉴定；再喝碗稀饭汤，俗称“灌缝儿”，一顿饭就此结束。可以不遵守这一程序的，是父亲和母亲。父亲是一家之主，终日为全家辛劳，可以少吃或不吃红薯；母亲操持家务，以辛苦自己为己任，所以常常只吃红薯。至于我，是最想破坏这一规矩的人。我不想吃红薯。我愿意直接吃饼子，我愿意读花边而不读新闻，我愿意把饼子当作书的序而不是跋。可是，几双眼睛盯着你呢。大哥看过来，默不作声，但不意味着默许。二哥挺身而出，一筷子敲过来：“红薯！”很多很多这样的场景，积存心中也很多年了，每次想起来，胃酸马上增多。

我的童年岁月其实也可以称之为“红薯岁月”。红薯是我们的生活中心，一年四季许多的劳作都围绕着它展开。春天就开始种了：挖一坑，浇点水，插根秧，培一小土丘；弯腰直腰，站起蹲下，循环往复，头晕眼花，以至无穷。夏天要除草，要浇水。好不容易等到秋天，一垄一垄刨起，一棵一棵摘净，一车一车运回；该放地窖的放地窖，该切薯干的切薯干。晒红薯干堪称“红薯产业链”中最烦人的事：将一块块红薯“嚓嚓嚓”擦成片，一筐筐提上房顶，再一片一片地摆开去；见缝插针，无处不摆，只觉天地太宽，而房顶太小，似乎永远没有摆完的时候。初冬时节，木叶尽脱，村内外灰灰黄黄，无一点绿色。此时，家家房顶上，是刺目的白，犹如冬雪初降。那是我们的红薯干。那是我们今年冬天来年春天乃至夏天的口粮。寸草不生的房顶，顽强生长着的，是老老少少晒红薯干的人。

不用说，我的少年也是“红薯岁月”。终于，青年了，“红薯岁月”结束了，可以不吃红薯外加红高粱了。我随即发一宏愿：今生今世，再也不吃红薯，管它是街头美味还是“抗癌一号”。饭桌上我反复解释：“这不是美食问题，不是营养问题。是立场问题。”朋友说，吃一块红薯没准让你重温童年岁月，也不错啊。我说，我不愿意顺着酸水翻涌的肠胃回忆童年。那样的童年，重温不重温有什么要紧？

十一　新年

得到了新绰号的那个新年

◎ 杨　照

高中毕业那年暑假上成功岭接受军事训练，晚上睡前通常有一段可以稍喘口气的时间，全连集中在教室，一边擦枪准备送回枪架，一边等辅导长发放信件。

一晚，辅导长念到我的名字，我去取信时，他突然握住信件不放，问我：“D.T.是什么意思？”我愣了一下，才会过意来。家人来信，二姐和三姐的信开头一律都称呼我为“D.T.”，连辅导长管理全连思想，检查信件也在他的权责范围内，显然他是藉此一问让我知道、提醒我，他已经先拆信看过的事实。

姐姐写来的，又不是情人，也不是匪谍，没什么好担心的，然而辅导长那一问，却还是让我为之支吾，勉强敷衍回答：“从小就有的绰号，不记得怎么来的了。”辅导长也没追究，只是带点不以为然地补了一句：“你们家都用英文取绰号喔！”

其实，我当然记得那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什么，记得那绰号怎么来的，正因为记得，所以不好意思说。看来很炫的英文D.T.，代表的却是再幼稚不过的中文绰号——死东西，对了，就是“Dead Thing”的缩写。

那是我和两个姐姐感情最好、互动最密切时，留下的纪念。从一个新年的共谋建立起来的。应该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吧，三姐国中一年级，二姐国三。入冬之后，家里的服装店推出了一款新的毛衣洋装，大受欢迎，每天上门来订做的客人络绎不绝。爸妈每天从早忙到晚，都不见得能应付得来那么多订单，于是大姐一放学就被“征调”去帮忙，跟着没日没夜。二姐因为只剩一个学期要考高中联考了，三姐和我则是因为太小还没有操作机器的能力，没有参与那波忙碌。

这意味着：我们三人过着“放牛吃草”，没有人盯没有人管的日子。住家和店面隔着街，非到三更半夜，爸妈连过街上楼看我们在干嘛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更好的，生意兴隆收入多，爸妈对于金钱的防心也跟着下降了许多，随便找个名目去要钱，很少会碰壁的。还有更好的，就算跟爸妈要不到钱，也可以改向大姐要，爸妈按日给她在店里帮忙的奖励金，她根本没时间去花，她又心软，完全经不起弟妹哀求。

还有更好的。住家巷底，靠近晴光市场出口的地方，盖了一座新式的商场。由当时最火红的建设公司——台北建设——规划兴建。商场盖好了，地下室开了一家新式的超级市场。我们不是没看过、没去过超级市场，但一来超级市场远在一公里半以外的“欣欣大众百货公司”里；二来“欣欣大众”的超市不像这家新开的有那么多进口舶来品；三来，更重要的，以前逛超级市场就单纯只是闲晃看看，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想过要买东西。

我们三人决定要给自己一个特别的新年，阳历年，正因为爸妈不在意阳历年，只过阴历年，阳历年他们会照常开店，正常作息。掏出存下来、要来的零用钱，我们连着好几天泡在新开的超级市场里。买的，都是过去不容易看到、不容易吃到的东西。最稀奇的，是咖啡和专门煮咖啡的水壶。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买到的，其实只是即溶咖啡，不是研磨咖啡豆，那水壶也不是正统的滴漏式咖啡机，是在铁壶中加一根铁吸管，水滚时吸上来，淋在一个小小可以装咖啡粉的过滤小盒上，如此就能快速冲好一整壶的咖啡。

那像仪式般煮咖啡的过程，逐渐弥漫满一屋子的咖啡香，让我们感受到未曾有过的异国幸福感。搭配这种幸福的，是放入咖啡去除苦味的罐装炼乳，是圆粒而非片装的口香糖，是牛肉干，还有，以前也没遇过的“坚果巧克力”，浓浓滑滑放在手上立刻融化的巧克力，包着花生、核桃、杏仁果和葵花子。

十二月三十一日，爸妈和大姊累倒在三楼睡着了，我们三个聚在四楼的书房里，煮起咖啡，摆开点心，准备我们自己的“守岁”仪式（那时候连“跨年”这种字眼都还不存在呢！），突然二姊叫了一声，原来她打开“坚果巧克力”，发现袋里的东西只剩下不到一半。她们两人不约而同转头看我，我无从抵赖自己忍不住偷吃、一吃不可收拾的事实，只好心虚地咧嘴笑笑，两人的拳头狠狠打上来，不晓得是二姊还是三姊先骂的：“你这个死东西！”

最温柔的稿子

◎ 马家辉

曾有一段日子，我父亲替报社撰写“怪论”，每天写写写，用诙谐的语言，谈天下的大事，八方风雨，四海江湖，尽付笑谈中。

写怪论，我父亲的师傅是高雄先生，在香港大名鼎鼎，笔耕不辍，每天替七八份报纸撰写小方块。据说能够一边打麻将一边写稿，左手摸牌，右手执笔，写出来的文字却绝无灌水，乖乖不得了。

不妨探究下文人与麻将之间的隐秘关系，像梁启超酷爱打牌，留下名言，“惟有麻将可以让我忘记读书，也惟有读书可以让我忘记打牌！”像胡适年轻时也酷爱打牌，还在青楼叫角，其后戒了，直到晚年在美国才陪太太每天打几圈，他留下的名句是，“麻将牌里有鬼！”意指打牌时，常有奇妙莫测的诡异经验。

高雄先生写怪论，用笔名“三苏”，曾有一段日子，许许多多香港人每天必读“三苏怪论”，看他如何以广东粤语入文，冷嘲热讽世态人情。曾有一段日子，高雄先生患病卧床，没法准时交稿，“三苏怪论”常有开天窗之虞，于是，作为副刊编辑的我的父亲，跟师傅商量后，幕后代笔，务令专栏继续现身，避免读者流失。就这样，我的父亲成为“山寨三苏”，稿照写，稿费却仍支付给高雄先生，以示对师傅的尊敬与尊重。这样的写作历史跟“新年”有何相关？

别急，听我娓娓道来。

话说，曾有一段日子，高雄先生停写怪论，我父亲继承“师”业，决定另起炉灶，开设一个叫做“三叔怪论”的报纸专栏。继续把人间世态放在笔尖之下，压扁，扭弄，戏仿，嘲讥，努力令读者在啼笑皆非的诙谐笑意里领悟人生的荒谬与荒唐。我父亲其实是个严肃的人，但不知何故，下笔时却能谈笑生风，写出一则又一则言之有物、意在言外的逗趣段子，这或正是写作的奇妙，也是写作的美好。作家与笔之间仿佛有着一种神秘的互动感应，作家驱动笔，但笔也能倒过来感染作家；作家透过笔写出他的意见与经验，但笔也能倒过来勾引作家，令他情不自禁地或隐或现地泄露心底的秘密与私密。我父亲，一样，在纸上，我看见了另一个父亲。

但父亲仍然是父亲，于我仍然有着无上权威。于是，曾有一段日子，他因为健康的缘故而没法准时交出“三叔怪论”，乃打我的主意，眼见我平常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定能替他分忧，遂下令由我代笔，以“三叔”之名冒名顶上，替他撰写怪论。就这样，我父亲做了“山寨三苏”，我则做了“山寨三叔”，两代之间在笔端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相遇碰撞。

好了，让我说说关于“新年”的故事：我记得第一篇帮父亲代笔的“三叔怪论”就是刊登于一月一日，标题叫做“合皮扭耳”，这是广东音译，“合皮”是Happy，“扭耳”是New Year，直接祝贺广大读者新年快乐。

太久远的事情了，文章内容我已忘得八八九九，大概是说，新年到了，在新年来临的日子，应该把过去忘掉，快快乐乐地迎接未来，把未来岁月掌握在手里，而快乐的关键在于，把眼“皮”“合”上，把“耳”朵“扭”转，亦即不闻不问，把混沌的世界抵挡在外，让心灵和耳根同时清净，唯有如此，方得自在。世界太乱，若不如此，恐怕会把自己弄得心情烦躁，欲求安静，难矣哉。

我的“三叔怪论”写得好看吗？我不认为。那或是我写过的最糟糕、最难读的文章类型，自己写得不过瘾，相信读者也不会读得开心。然而，我的心是温暖的。在我父亲最需要帮忙的中年岁月，我曾经替他承担了微细的辛劳，他是“三叔”，我也是“三叔”，两个三叔、两代三叔在纸和笔之间建立了信任和依靠。

这批“怪论”文字，其实是四十八岁的我所写过的最温柔的稿子。

我要离开，我要去远方

◎ 胡洪侠

过惯了春节的人，对元旦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尤其在农村，尤其在我小时候。大喇叭里广播元旦社论时，我们会知道“阳历年”来了，但也仅此而已，并不欢天喜地，也不回顾与展望。如果非要挑出一个印象深刻的元旦回忆一番，那就要从1988年说起了。

1988年实在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年份。在我生活的那座小城，在我认识的朋友圈子里，大家突然都有一种要逃离既有生活的冲动，都想着去远方看看。远方在哪里，远方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心里倒未必很清楚，就是一心想着出去闯一闯。那年正流行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那几句散发着淡淡惆怅滋味的歌词，一下子击中了我们，至今不忘：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先是哼着这首歌去了海南。求职失败归来，已是深秋了。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突然想起，世上原来还有考研究生这回事，不妨也去闯闯。距1989年的考研时间只剩四个多月，应该还来得及吧。于是畅想，于是失眠，于是下决心。当晚写好辞职书，偷偷塞进主任办公室的门缝里。我不太敢当面辞职，觉得对不起一直关心我的主任老大哥。他允许我以休病假的名义去海南碰碰运气，已经是“法外施恩”了。当初他说你去看看吧，求职不成就回来安心工作。他说：“你这个年纪也还是闯荡的年龄，到了我这岁数想闯也闯不动了。”如果再给他提辞职的事，难免不好意思。

第二天一上班，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我咳嗽一声，给自己壮壮胆子，准备去挨训。老大哥拍了拍桌面上我的辞职书，慢悠悠地说：“考研究生？考什么专业啊？”

“考新闻专业。不考数学。所以我想试试。”

“你没有本科学历啊。”

“所以得麻烦组织给我开一封证明信，证明我通过自学达到了同等学历。”

“辞职是大事。万一考不上呢？”

“那就接着复习，接着考。”

“你就这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再这样下去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老大哥沉吟良久，最后说：“你还是休病假吧。先考完再说。”我当时眼泪差点掉下来，出办公室门时连谢谢也忘了说。我在城外的一所师专找了间学生宿舍，带着被褥带着饭盆带着复习教材住了进去。冬天来了，处处荒凉。学生宿舍的暖气常常是奄奄一息，白天也要身裹一件军绿大衣，大声朗读出来的英语单词因此在寂寞寒冷的房间里变得颤颤巍巍，语调升降全没个准头。学校在郊外，走几步即到农田。憋闷时，可以出去走走，看看阳光，看看无人也无趣的乡野。某日在枯草中见到几只苍蝇，竟也随口吟出了励志的句子：“阳光之下，苍蝇的翅膀也是金色的。”我正在寻找的，不正是一对“金色的翅膀”？也常常把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乡间路旁，长时间仰头望天。天很蓝，很高，很深，庄严而宁静。看得久了，会晕，有飞升的感觉。我想象着天上住着各路神灵，我一一呼出他们的名字：释迦牟尼，基督耶稣，老子孔子庄子……请你们保佑，我一定要考上。那是一段苦日子，却是有梦想的日子，是有追求的日子，是看得见朝阳和落日的日子，是和蓝天与星星在一起的日子。回忆中那段日子如今依然闪亮。

师专的老师中，有三位也要考研。很快又知道，衡水中学的两位老师也在备考。加上我，这就凑成了一个六人的考研队伍。几个人会经常聚一聚，互相打气，共同想象着考研成功后的盛况。我们像几个昼夜急行军的人，虽目标城市不同，但个个脚步匆匆，志向远大，疑似都有绝技在身，只待考场一开，便可杀入阵中，攻城略地，仿佛夺高分如探囊取物一般。

就这样昏天黑地地朝着考场奔跑，脑子里年月的概念早淡了，只记得距考试还有多少天。某日六人聚在衡水中学一起乱猜政治考题，一人问：“今天你们学校怎么这么安静？”另一人答：“今天是元旦啊。”元旦？我突然不明白元旦是怎么回事了，于是问：“元旦是一月几号？”大家一愣，面面相觑。平日最少说话的兄弟小声说：“元旦不是一月一号吗？”“不可能，”我大声说，“元旦怎么可能是一号？”见我如此坚持，那几位也表情惶惑，最后有人提议：去问问传达室的老大爷吧。我们前呼后拥跑去问了，老大爷边捅火炉边摇头：“你们是酒喝多了，还是脑子出问题了？”

呵呵，那个新年，我们每个人满脑子装的还真都是问题。过数月，成绩单公布，六个人中考走了五个。当然，剩下的不是我。

十二　小学同学

小小的生活奇迹

◎ 杨　照

我们这样的人，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大量读书看电影，早早就挂上愈变愈厚的眼镜，会先从眼睛开始出现明确的老化现象，毋宁是必然的。

从前年底到去年初，我一直为突然又开始增加的近视度数困扰。照理说应该出现的老花眼症状没有出现，远方东西没有辨清楚的迹象，反而是近在眼前的东西愈来愈模糊。看了几个眼科医生，忍受点散瞳剂的不舒服，做了几回眼底镜检查，终于宣判了——轻度青光眼，必须开始每天点降眼压的药水，而且当然得去重配眼镜。

新的眼镜比原来已经戴了快十年的旧眼镜，增加了一百多度。我平常还是留着旧眼镜在鼻梁上，但要开车时，就一定换新眼镜，以策安全。

那应该是去年初春的一天，换了眼镜后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公路，在黄昏灿烂的阳光下，从宜兰要回台北。出发时，其实人已经有点累了，犹豫着要不要先在路边停下来，睡个几分钟再说，自己衡量一下，决定还是就走吧，早点到台北可以多点时间悠哉地和妻女吃顿晚餐。

稍稍疲倦的状态下开车，除了嚼口香糖、听比较复杂的古典音乐之外，还要往脑袋中装些比较容易专注的东西。绝对不能想工作，那只会弄得更困。最常想的，是手头上正在写的小说，往下要发生什么事，这个角色要对那个角色说什么，或不说什么。

偏偏那天手上写的小说，早想好后面很长一段情节了，就差没有时间可以把想法转成文字。那怎么办呢？突然之间，一个念头不请自来：究竟老化到什么程度呢，自己？过去曾经有的记忆，会不会开始在老化中的脑袋里无声无息地消逝着呢？

对于最久远的生命经验，还记得多少？例如说，小学时发生的事？

车子正进入雪山隧道，台湾公路上最长的一条隧道，十二公里又九百公尺，还没换眼镜之前，隧道中央顶端一长排没有尽头的日光灯管散放出的是昏晦的白光，然而很奇妙地，换了新眼镜，那光线变亮了，甚至变成带有一点透明的性质，不只光的亮度，连光的质地都改变了。

然后，在那样轻盈的光亮中，我看到了一个小学同学林聪明，六年级从南部转来，只跟我同班一年的，但他的面目，他的笑容，他素朴带有浓重口音的国语，都如此清楚明确。我们几个人站在学校围墙外的人行道上，每个人手拿着一只竹扫把，那是我们负责打扫的公共区域，不过我们当然没有在扫地，我们绕着林聪明，央求他再做一次后空翻。他脸都红了，腼腆地说：“刚刚已经做两次了啊……”我们还看不够，那么漂亮精彩的动作，不像是现实里会出现的呢。熬不过我们持续起哄，他稍稍将两臂摊了摊，又是在我们来不及细看的情况，就朝后翻了过去。我们忍不住高举起竹扫把高声欢呼，就在这时，隔壁班导师，也是学校的卫生组长走了过来……

我们几个人被卫生组长带回班上，卫生组长气呼呼地对我们班导说：“没有在扫地也就算了，还拿着竹扫把在打架，难怪学校的竹扫把那么容易坏！”这实在是太冤枉的罪名了，我们忍不住抗辩：“我们没有在打架，真的没有……”卫生组长坚持：“我明明看到还敢说没有，你们集体说谎啊！”

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啊，要打手心要罚站都无所谓，但就不能用这种方式冤枉我们哪！我们要解释，卫生组长却气得脸色发白，大吼：“谁再顶嘴就送到训导处去！”我们，包括班导，被他的大吼镇住了，瞬时四下静寂，大家原本比手画脚的动作也冻结了。就在这样的异样时空中，林聪明突然两臂稍稍一摊，身形一弯，就做了个干净利落的后空翻。

卫生组长吓了一大跳，惊呼：“你在干嘛！”林聪明小小声说：“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因为我做这个，所以他们就举起扫把在叫。”卫生组长和班导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停了一秒，卫生组长问：“你到底做了什么？”“就是这个啊。”林聪明两臂一摊，又来了一个后空翻。

班导先笑了，接着卫生组长也笑了，然后我们一起都笑了。面对着挡风玻璃前变得如此明亮的一条隧道，我仿佛听到那几十年前的笑声，穿过隧道而来，重新感受到遗忘了几十年，当时的一种奇特的满足之感。

活在手机里

◎ 马家辉

话说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一年，一月中旬，我从台北回流香港，甫下机场，左边是三十多岁的妻子，右边是四岁不足的女儿，还有三大箱行李，还有五大箱书本，那时候的机场，并非如今的赤腊角新机场，而是九龙塘的旧机场，当飞机降落，望向窗外，城市楼房密布如模型玩具，灯火闪耀如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山洞宝藏，我女儿看得出神，目瞪口呆。

她定睛望着香港夜景，我定睛望着她眼里的香港夜景，她被迷倒了，我也被迷倒了。

旧香港的旧机场，曾被航空人员评选为“全世界最具挑战性的机场”，因为楼房高而密，飞机从楼顶穿越，必须瞄准窄窄的跑道始能降落，不管是从飞机外或机舱内望去，皆易产生错觉，误认机肚或机翼快将碰撞到房子之上，往往忍不住发出恐慌的叫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后，回归了，旧机场弃用了，新机场开幕了，在离岛大屿山，空旷辽阔，跟昔时景况万般有异；新机场如大河之水深不可测，旧机场则如瀑布冲击飞流直下三千丈，对于视觉听觉都是挑战。

喔，糟糕了，又跑题了。这篇文章打算说的并非机场而是老友，一位小学同学，从小学二年级起认识，整整四十年了，一直仍有联络来往，而在一九九七那年，他亦在场，跟其他三位老友，他们一起站在机场入境大堂内等我候我；而他们，都没读大学，都于中学毕业后便下海从商，也都，发达了，比我这个刚取得博士学位的穷书生风光多了。

那一年，在美国毕业后，先回台北，再回香港，在高信疆先生之号召下，出任《明报》副总编辑。我绝不会是香港报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编辑，但极有可能是香港报界有史以来资历最浅的副总编辑，生平没在报社上过半天班，却忽然空降，成为高阶主管，手下有九位记者和六位编辑，威风凛凛，颇为飘飘然。坦白讲，对于编报办报，我纯属纸上谈兵，结果把副刊部门搞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自己亦遭办公室政治斗得狼狈不堪，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创出了一个叫做“世纪副刊”的东西，以人文关怀为经，以社会思潮为纬，以文学为品位，以艺术为风格，十五年了，仍然对香港文化界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力。如果问我于过去十五年在事业上做出了什么，我不会谈电视电台，不会论文字文章，更不会提及演讲或教学或研究，而会说，是“世纪副刊”，它凝固了我的努力。

然而事情总是说来容易做时难，十五年来，有好多回了，为了编务工作上的委屈和挫败，我找了这位不喜喝酒的小学同学到酒吧聊天发牢骚，他赚大钱了，却仍不喜喝酒，他是室内设计师，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他能够自豪地说，喝酒的事儿我都交由下属去办，我只须专心造好设计创意便够了。这位老友，身材高而不大，一米八五，却很瘦，极瘦，瘦得像皮包骨，小学时住我家附近，故常有来往，一起玩乐，亲如兄弟；在成长过程里的他简直是我的“对立面”，我满口粗言秽语，嫖赌酒抽什么都来，他却文雅淡静，只喜画画和音乐，除此以外全无喜好，或许，仅是喜欢沉默地听我唠唠叨叨，在他面前骂尽人间仇敌。偶尔，当我唠叨得累了，稍作休息，他会缓慢地安慰我道，家辉，别理他们，只要尽了自己的本份，对得起自己，晚上回家睡得着觉，便很好。

说来我即使对得起自己亦对不起这位四十年老友，我只有在失意落寞时才会想起他，才会打电话找他做我的最佳听众，当我开心当我得意当我高昂，我的脑海从未浮现过他的名字或脸容。他变成我的止痛药和万金油，用过了，便忘了，我是个对女子和男子同样负心的中年男人。

有一阵子没见过这位老友了，但并非因为我不再失意落寞，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失意落寞，他染了怪病，好像叫做什么“肌肉萎缩症”，连带并发肺炎，三年以来不断进出医院，还有好几回进了加护病房。我看望过他两回，病床上，他仍是那么沉默，更沉默，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微笑。我没法忍受如斯沉默，难过，遂没再去。

前两天，忽然接到他传来的手机短信：“过去几年我都在医院度过农历新年，希望今年不会。下回见你，记得替我在书上签名，我外甥女是你的粉丝，你送书给她吧。”

我们从此开始了手机对话。他不再沉默，在短信往来中，倒过来，我经常变成了他的听众。生命逆转，友谊久存，他“活”在我的手机里。手机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尘封在心底的那些名字

◎ 胡洪侠

小学我是在我们村子里读的，班上的同学也都是本村的孩子。此刻想起他们，忽觉十分惊心：许许多多的同班学友，竟然有二三十年没再相互见过面了。若小学算是人生道路的第一步，那小学同学正是我的第一批旅伴。时光流转，歧路纷纷，走着走着大家就走散了，多少当年的小伙伴，终其一生也难有再相聚的机会。这样的聚散离合虽是这个变革时代的常态，却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异数。仅仅上溯几代人，大家还会在一个村里共同生活一辈子，离乡背井的事偶尔也有，终究少之又少。昔日的游子，出行的最终方向毕竟还是回家，哪里像我们这一代，早早就走上了一条逃离的路：越走离故乡越远；越走，身边的幼时玩伴越少；越走越觉得，故乡真的就成了故去的家乡，生前死后，心与魂其实都回不去了。

我试着一一回想起小学同学的名字。一开始，我没有信心，怀疑自己可能早把他们忘了。键盘上敲出第一个名字后，奇迹出现了：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的名字争相浮现。仿佛在心底深处，早竖着一块路碑。碑上深深浅浅刻着他们的姓和名，有“大名”有“小名”还有外号。一旦你叫出其中的一个，那碑立刻就苏醒了，时间的烟尘轰然抖落开来，斑驳的字迹渐渐清晰。很快我就写出了二十几个。每写一个，他们的长相和腔调，他们的特长或劣迹，他们的健全或残疾，刹那间都变得鲜活，如在眼前耳畔。望着屏幕上成行成列的名单，我笑了，觉得他们的名字是如此好玩，又是如此的毫无特色。而原来我从没有发现这一点。同学中男多女少。女的都叫“兰”、“香”、“花”、“芝”、“英”之类，是那种流传了千百年都没改变过的雅致与土气。男的就有气派多了，也新潮多了，都是“山”、“海”、“群”、“众”、“国”、“春”一路。男孩子的“小名”倒很传统，很乡俗，不是叫“保”什么，就是“留”什么，如“留根”、“保有”等等，显见农家需要靠男丁“保留”住家族的香火和日子的兴旺。

第一批涌进脑海的名字，都是成功逃出乡村的同学。因为都已出来混了，见面的机会反而多些，印象自然也深。有一位如今在衡水某中学当校长，是几十位同学中这些年唯一没有中断联系的人。在村里他辈分低，循旧例得管我叫叔叔。考上大学后他曾当面商量，说都是同学都在外面闯荡叫你“叔叔”多难听啊，还是叫名字算了。还有一位，和我同姓，早早辍学，去了县城一家五金店上班。有一年我回乡探亲，遇见了他。我说我得谢谢你。他腼腆地笑笑，说你还用得着谢我，你别拿我们老百姓开玩笑。我很郑重地说：“小学时你救过我的命。”他一双小眼睛瞪得大大的，连连说“没这回事”。我说：“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我忘了，有一回几个人偷偷摸摸湾里嬉水，我一下子滑入深水区。头晕脑涨喝了满肚子水时，一个人把我捞了上来。那人就是你啊。”他笑笑说：“都是小时候胡打乱闹的事了，什么救命不救命的。”另有一位姓姜的，该是我们这伙人家境最好的，也是头一批吃上“商品粮”的。小时候看完一场电影，他记住的台词最多，模仿得也最像。那时我就想，他的记忆力当然好，因为他父亲在外面工作，有固定工资收入，在家里他红薯比我吃得少，馒头和肉比我吃得多，没办法比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的年轻人如果想逃离农民这个身份和农村持续已久的贫困，参军入伍几乎是唯一的途径。算了算，我这班同学中，当兵的足有七八位。可惜时移世易，穿上军装未必能换个好前程，他们后来大都复员回乡了。留在家乡的，和回到家乡的，我因为很少回去，也就很难见到他们。有年春节回家上祖坟，突然见到远处一个人，走路一瘸一拐，在雪地里磕磕绊绊地挪动。家人说，那是你要好的同学啊，得了脑血栓好几年了，也没钱好好看病，就成这样了。我连忙上前招呼，心里难过得要命。村里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多的是，可是他罹患此病也太早了些。

最后想起来的是位女同学。三十多年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起过她，这次能记起她的名字实在出乎意料。她爷爷当年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听说罪行是革命群众发现他家里凳子上垫屁股的报纸上有一幅领袖的头像，又听说他还偷听过“敌台”。逢开批判大会，村里的民兵必然把他五花大绑，押到主席台前弯腰挨斗。那时我们全班在会场一边振臂呼口号一边瞧不起“地富反坏右”的孙女，那位女同学常常是不敢抬头也不敢给别人说笑。现在想来，当年她内心深处一定是极为自卑又伤痕累累的吧，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想过要同情她，劝解她。时空相隔已经太久，我这里特向她表达愧疚之意，不知她是否能够看到。

十三　第一次照相

没拍成的照片

◎ 杨　照

舒国治写过名文，叫“水城台北”，平平淡淡四个字，却含藏着真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大企图。“水城”该是威尼斯吧？再怎么富于想象力，也很难将台北和“水城”扯在一起。

台北当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被水包围的环境，至少从原本台北大湖被切出关渡水口，露出台北盆地底部之后。不过，曾经作为一个大湖，怎么可能没有在台北留下众多水的记忆、水的痕迹？

舒国治是对的，台北原本水路纵横，早年发展的方向，受到水路很大的影响，水怎么走，人的聚落就怎么跟着变化。一直到百年前，带着现代殖民经营使命感的日本人进来了，挑中了台北作为行政中心，开始用他们新学到的西方几何理性进行“街路改正”，水路才逐渐失去地理上的决定性位阶。

原本弯弯曲曲的巷路，一条条被拉直了，当然就得克服原本让巷路长得歪歪扭扭的因素。巷路歪，因为水路歪。家住水边最方便，可以取水也可以排水。要拉直巷道就要破坏水路，将本来的沟渠溪涧填塞起来，或掩盖起来，用现代化笔直的自来水管跟大小排水管，代替本来沟渠溪涧的功能。

经过日本建城努力后，台北生活不再被水流水声包围了。水驯服在水管里，要不然被放逐到城市的边缘河流中。

1970年代之后，台北进行新的一波改变，高高的堤防陆续筑起来，新店溪、景美溪、大汉溪、基隆河、淡水河，全都被围在围墙外面，彻底跟市民生活隔绝了。

算起来，196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这一代，是最后一代台北“水人”，水经验到我们就结束了。小时候到圆山，固定会到基隆河边走走。那里有一个河滨公园，公园里的凉亭是全新的，做成像是巨大香菇的造型，颇具童趣。从河滨公园抬头看，最美的景观却是旧的中山桥。桥的表面平直庄重，桥下则是圆拱的桥柱与桥洞，过桥的人看不到，要转下来到河边，才能感受那几何图形中理性和浪漫的巧妙结合。

那个年代，桥柱桥洞并没有封住，很容易就可以爬进去。人在水泥桥洞里看出去，看到河滨公园的大香菇，看到基隆河缓行的河水，看到两边河岸，心中有某种奇特的东西，就被启发被打开了。

无以名之，勉强说是对于形象的好奇吧！就是在桥洞中，听着水声和头顶车辆压过桥面隆隆声相杂混，在形与音的变与不变落差中，我第一次萌生出要把爸爸的相机偷来用的冲动。

相机在爸爸手里，一贯有着老式老派的稳重。爸爸教过我们怎么调光圈快门怎么对焦，方法都是固定标准的。通常连在什么地方拍照，要让什么景色入镜，爸爸也都有他自己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不曾觉得拍照有什么好玩迷人的地方，也不自觉地相信，有一天我负责拍照的话，拍出来的相片一定会跟爸爸拍的，一模一样。

是在圆山水边，十岁左右的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原本的照相观念，何其错误！照相，把影像与时间分离留下来，是件多么迷人又多么自由的事。

我和姊姊密谋，真的有一天把相机带了出来，看准了里面还有十几张底片。我们兴奋地赶到中山桥下，从不同角度看那一弧弧弯曲曼妙，既静又动的桥体结构，然后试着将桥体弧形和各种不同背景形态相配合。然后走到河滨公园，走近基隆河，另一种新鲜的经验开展了——第一次，透过相机的观影窗，我设想着，如果快门这样一按，眼前看的景象就被保留下来，可是窗口之外就消失了，尤其是本来跟如此景色贴合的声音，就完全被隔离在外了。视觉永久存留，听觉却永久消失。我们的经验，可以这样分别开来，甚至还可以这样改造。

我永远记得那份发现的兴奋。一整个下午我的脸都是通红的。两只耳朵烧热得难受。在水边，我大概下决心三百次，要按下快门，拍自己生平的第一张照片，不过最后，一张都没真的拍。因为和姊姊商量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要如何瞒过爸爸，让这些相片能够冲洗出来。

这些没拍成的照片，就只能存在我的记忆里。没多久后，高速公路开始兴建，圆山的水景与桥影快速改变了。河滨公园拆掉了，基隆河也被围起来，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最后，中山桥也拆了，想象记忆中的相片元素，就这样完全解体了。

照片里的泪

◎ 马家辉

如果“第一次拍照”指的是生平首次被拍照，于我，那肯定是婴儿时代的事情了，因为至今我母亲家里的老相簿内仍然贴着一张我的照片，黑白的，袖珍的，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照片中的我，才出生两三个月吧，伏卧在床，被毛毯紧紧包裹着身体，像一只小猫咪，连我自己看了亦忍不住说一声“可爱”——而我一辈子打死也不会用肉麻的“可爱”词汇来形容自己。

但如果“第一次拍照”指的是生平首次对被拍的照片有感觉、有印象、有领悟，那必须等到四五岁，在湾仔，父母亲带我和姐姐到影楼拍照，那是一幢五层高的老房子的三楼，没有电梯，只有楼梯，黑而暗，窄而长，母亲在我前面，牵着我的左手，姐姐也在我前面，牵着我的右手，父亲走在最前头，分别牵着母亲和姐姐的手，咯咯咯的楼梯响声，响亮而恐怖，梯级仿佛随时崩坍，我很怕，却亦很温暖，直到踏进影楼门内才松一口气。

那张照片亦是贴在我母亲的老相簿里，每回看见，奇怪，我都似重返现场，站在又热又烫的旧式镁光灯下，强挤笑容，眼睛却有泪水。

我从小爱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情绪稍稍激动便哭，生气哭，高兴也哭，仿佛心底有着一个小小的喷水池，随便找个缸口便往上涌出来。印象中有两回哭得最伤心，一是在澳门，一家大小前往旅游，吃喝过后，父母亲照例把孩子安顿在酒店房间后便往赌场“搏杀”，那夜完全忘了是什么理由，我忽然放声大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得无休无止，哭得头晕脑昏，哭得天旋地转，长大后在国文课本里学到“断肠”二字，我暗想，那便是。我姐姐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情景，我在一张床上，她在另一张床上，看见我像中邪般痛哭，她吓呆了，才是十一二岁的女孩子，手足无措，不懂得如何处理，唯有陪我哭，我大哭，她小哭，她哭到无可再哭时，我却仍然在哭，直到父母亲于半夜回来我才停止；“你真的整整哭了六七个钟头啊，细佬！”姐笑道，当她说这话时，已经五十岁，我也已经四十八了。

另一回记忆犹新的痛哭是初中时期，应是中学二年级，夜里，手痒，拉开母亲房间抽屉，偷偷取出一百元，故布疑云，把钞票丢在化妆桌底下，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她发现了，便可辩称只是她自己不小心，掉了钱；如果她没察觉，我便过一两天将之捡起，拿去买我心爱的坦克车模型。结果，前者发生了，但精明的她立即明白是我所为，半夜里执起一支铁衣架把熟睡中的我打得从床头滚到床尾，再从床尾滚回床头，我哭嚎不止，然而为的不是皮肉之痛而是深深的羞愧，尤其第二天下课回家，母亲把我唤到客厅，坐在沙发上跟我平心静气地聊了十分钟，训诲我“勿偷勿抢，要堂堂正正做人，否则很容易身败名裂，信用全失”云云；她多年以来基本上只有兴趣教孩子打麻将和赌马和说谎之类，此番忽然正气凛然，必须承认，我被感动了，泪水由之流下，如决堤，不可收拾。这是亲情的眼泪，特别滚烫。

至于在影楼流泪的原因，我又忘了，可能是不耐烦，可能是不喜欢被摄影师呼喝摆布，也有可能，我一直眉头紧锁，父母亲不断劝我展露笑容，我却怎么展露都只似哭而不似笑，他们便骂人了，我便哭泣了，终于，拍下了一张全家福，父亲在笑，母亲在笑，姐姐在笑，只有我双目含悲，似是出席丧礼。那时候，我妹妹仍未出生，没她份，如果有她，我猜，她亦必在笑。

拍照，哭泣，第一次。如果“第一次拍照”又可指生平首次替孩子拍照，那便是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陌生地，小女孩出生，我用新买的相机替她拍下彩色照片，她看着摄影镜头，小眼睛张张望望，忽然，哭了，我记录下那童真的刹那，却亦忽然伤心，唯恐她跟她老爸一样，都是广东话俗称的“喊包”，是个爱哭鬼。

也有一回，小女孩和她母亲在台湾，我独在美国，收到她们寄来的照片（唉，对，那仍是不流行互联网的“古典年代”！），小女孩亦是在哭，眼睛鼻子挤成一团，我忍不住在照片背面写上：别看我人仔细细，一哭就惊天动地，人世间喜怒哀乐，全部要畅快淋漓。

如果没法不哭，索性就哭个畅快。把眼泪哭干，总有轮到欢笑的时候。

那个连口罩都是奢侈品和装饰品的年代

◎ 胡洪侠

我很想有一张自己满月时的照片，对，光屁股的那种。我也很想有一张自己一周岁时的照片，穿衣服不穿衣服都行，最好是正傻乎乎地笑着，似乎世界一切都很美好，其实是什么也不懂。听父母说，周岁前后，爷爷常抱着我到胡同口转转，逢人就说：“你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水娃娃一样。”究竟“水娃娃”是什么样子？我太想知道了。我更想有一张七岁时第一次进小学校门时的照片：当然没有校服，那我穿的是什么衣服？身高有多高？学校门口是什么样子？邻村来的外号“王牛眼”的语文老师眼睛到底有多大？我的书包、课本、作业本又都是何等面目？这一切我都想知道。

可怜，这一切，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即使家人可以稍作描述，但因为从来没有照片，所以永远没有证据。最麻烦的是，如今相机、照片都已经泛滥成灾，手机都成了时时处处拍来拍去的相机，可“百日照”、“生日照”之类的巨大缺失却无从弥补。岁月什么都好，唯旧时场景不能重拍，这实在是个大毛病。

小时候家中墙上挂过一个贴满照片的镜框，里面曾有一张二舅家表兄弟的周岁“裸照”，每次看了我都想笑，但也并不羡慕，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进入这样的照片了。和这家伙一起在镜框里面带各种笑容的人，很少我们自己家的人。有亲戚，有乡亲，还有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得来的说不清谁谁的照片。那时照片是稀罕物，别人肯给你张照片说明人家承认和你关系很近，而你的面子也足够大。那时谁家墙上挂的照片镜框多，就说明这家人的人缘好，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多。镜框不仅是用来思念的，也是用来炫耀的。那时没有谁家会有相机，见过相机的人也没几个。那时方圆几十里，只有运河边上一个大镇子里有一家照相馆，可是那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人会常常去那里拍照片，因为太贵，因为觉得毫无必要，因为拍了照片“既不当吃又不当喝”。吃饱是最重要的，舍此岂有他求。

那时如果需要去照相馆拍照片，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常见的大事当然就是订婚。适龄男女能适时结婚，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尤其生了一堆儿子的父母，真要把黑发愁成白头。早早就得谋划宅基地，筹备盖新房，不然媒婆都不登门。千辛万苦求来了媒人，东拉西扯地说，连瞒带骗地哄，结亲之旅就开始了。这里提亲，那里说亲，好不容易促成了相亲。一对男女一次一次地见面，一次一次地赶集采购，到终于可以订亲的时候，拍订婚照就成了隆重的仪式。家里再穷，这照片也得拍啊。双方家里都找了人陪着，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去了镇上的照相馆，男男女女都换上最新的衣服，全为了那对新人照相机前肩并肩坐着听摄影师指挥共同微笑的一刻。“咔嚓”声一响，大家的心都“咕咚”落了地：俩人既然都拍了合照了，这一辈子就别想再分开了。在许多人的一生中，订婚照是他们唯一的影像记录。

还没轮到我踏上以订婚照为里程碑的结亲之旅时，时代变了。等到我终于有父母期待的生活照可以放进家里镜框的时候，爷爷早已不在了，父母也老了。但是父母依然相信，只要有照片，孩子们就没有走远。无论兄弟姐妹谁出去工作了，谁考上了学，谁又生了孩子，他们的叮咛中永远有一句不可缺少的话：“寄张照片来。”镜框里不相干的照片越来越少，儿孙们的照片越来越多。父母单独在老家生活的那几年，不知有多少时间是看着镜框度过的。

对了，该说说我的第一次照相了。和大多数同村伙伴不同的是，我的第一张照片不是订婚照，而是毕业证要用的证件照。十四岁那年，初中要毕业，老师说每人都要去照相馆照张一寸黑白头像。我们这些从没有去过照相馆的人，闻此消息，既兴奋，又恐慌，也为难。照相馆什么样？要穿什么衣服？得多少钱？从拍照到取照片得跑几趟？照坏了又怎么办？真是一大堆难题。想不起来是谁陪我去照相馆的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如今我还保存着那张小小的照片，那是我从初中毕业证上撕下来的。照片上的我一点也不像我。每次翻看，我都横生一大感慨：原来我也年轻过。那时拍照片，流行戴口罩，也不知这时尚是因何而起，或许和当时的革命电影有关。当然口罩不捂在嘴上，而是塞进上衣内，只留白白一道口罩绳绕领口而过，钻进胸前第一粒和第二粒扣子之间。这是时尚。我当时没有口罩，照片上的口罩绳是借来装样子的，绳子的终端没有口罩。唉，那个连口罩都是奢侈品和装饰品的年代。

十四　拜年

变成花莲人的那个新年

◎ 杨　照

一进门就闻到浓厚的米香，但又和平日家中煮饭的味道不尽相同。那香气浓到让我觉得整个人被包了一圈，似乎因此和外界没有了直接接触，迷迷蒙蒙地见了祖母，又在一个小房门口被吩咐向漆黑空间里的幽暗人影叫“阿公”，一路穿行长长仿佛没有尽头的廊道，终于抵达厨房——那香气的来源。二伯母站在那里，一见到我们来了，转身将灶上大蒸笼的竹盖子打开，印象中一股巨大的蒸汽发出“轰隆”的巨响声，直蹿，在天花板瞬间打横，再往窗外溜去。

二伯母手上多了一个东西直递到我面前，吓得我直往后退了半步，因为那白白软软的模样，像极了我在家里养的白老鼠。“没关系，别让阿嬷知道就好，拿去先吃。”爸伸手接过，对我说：“这是菜包，二姆正在蒸的，吃吃看。”

听爸这样说，二伯母变脸了，话对着我说，眼睛却很快转过去盯着一旁的妈妈：“没有吃过菜包吗？”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菜包，根本不晓得菜包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对于二伯母，对于这个花莲老家，我也没有什么概念，那年我七岁，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回花莲过年。那原本是一趟惊奇的旅程。家里的服装店生意正旺，订单接到爸妈简直没有时间睡觉，等爸爸想起来去买回乡的车票时，票早卖光了。妈妈当下做了决定，改搭飞机吧，这样还能省下一天的车程时间，多开一天店门。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搭飞机，而且搭的是专门为了应付过年人潮的加班机，所以不是一般飞岛内航线的螺旋桨老飞机，是华航从国际线特别调过来的波音727新机。那是台湾当时最新最大的机型。

坐上飞机，爸妈忧心忡忡地谈论着花莲机场的跑道比台北松山机场短得多了，起降波音727其实很勉强。我和姊姊们为了这样的讯息更感到兴奋，原来我们搭了等级超越花莲机场的大飞机。

我以为搭飞机会是这趟旅程中，最奇特、最新鲜的事。没想到下了飞机，还有更多奇特、新鲜的事在等我。像是菜包、像是二伯母看待妈妈的眼神、像是突然之间我到处受到特殊待遇，那热腾腾的菜包就只递给我，好像旁边的三个姊姊都不存在似的。

还有那几十个人围坐三四张大桌的年夜饭。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亲戚，在台北常见到的不过就是外婆、阿姨、舅舅他们几家。更奇怪的，外婆他们比一般人更熟悉，但花莲的亲戚看起来却好像比路上走来走去的人更陌生。

第二天早早被叫起来，天冷得冻骨，窗台上明显结了一层薄霜。在台北时，大年初一明明都可以睡到中午的啊？爸爸板着脸说：“快点，要去拜年。”

去哪里拜年？爸妈没说清楚，不过一出门，我就明白了。走在路上，几乎每个人看见我们都自然地要嘛对爸爸说：“阿居，你回来啦！”要嘛冲着妈妈叫：“纯子！”然后我们就得赶紧说：“恭喜恭喜”，然后就会拿到一个里面装了一两元的红包。

我们排好的拜年路线是先到小叔家，再到大伯家，然后转去大姑家、二姑家，最后去本来应该是要嫁给爸爸的童养媳三姑那里。这样走一圈，其实也就差不多将花莲市区走遍了。沿路走，爸爸就沿路将花莲市地图讲解给我们听，主要的三条马路——中华、中山、中正路，加上一条火车道。沿路走，妈妈就沿路回忆她少女时代在花莲长大做过的事。骑车到女中上学，翘课去看电影，毕业后短期工作过的电信局……

最神奇的，毕竟还是沿路走，沿路有那么多要拜年的对象。而且爸妈都叫得出他们是谁。这和在台北的情况多么不同！这些人没有一个我看过，没有一个我认识，然而他们俯身看我的表情，却都那么亲切，好像早就跟我很熟了，我怯生生地跟他们说“恭喜”时，他们也似乎都真心地接收到那份喜气，没把那“恭喜”当作单纯的形式。

走完一趟拜年，我突然相信了，虽然生在台北、长在台北，但我还真是个花莲人。

阿姨的眼睛

◎ 马家辉

春节来了，曾经有许多年，我这个湾仔少年都是这么度过大年夜和年初一：除夕夜里，洗完澡，换上新睡衣，坐在家里客厅睁着眼睛等候墙上时针走向凌晨；好，时间到，大年初一来临，马上向母亲说句“祝你青春常驻兼打牌必赢”，然后跟姐姐妹妹轮流打电话到报社向父亲说句“祝你心想事成兼跑马必胜”，然后便可上床睡觉以便在梦里向周公拜年。大概睡到半夜三点，门声响起，父亲从报社下班回家，家中孩子统统爬起床撑着惺忪睡眼坐到饭桌前面，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盆斋菜，这便是父亲的宵夜和孩子的早餐，父亲这时候会掏出一沓红封包分给我们，我们的小手隔着封包套感受到钞票的温暖，浓浓睡意立即被驱赶得烟消云散。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向母亲询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深宵吃素的莫名其妙的度年习惯，可能因为我心知肚明即使问了亦不会获得什么实在答案，我的可爱的母亲向来喜欢胡乱发明，例如在端午节吃冰淇淋、在中秋节吃烧乳鸽，反正不必提出任何足以告人或服人的道理，想做就去做，她是道家逍遥哲学的忠实信徒。

可爱的母亲在大年初一总要忙碌万分，吃过斋菜，合府关灯睡觉，早上还不到九点，亲戚朋友的拜年电话开始涌来，母亲起床逐通接听、逐通回礼，嘴巴稍可合上时已近中午，匆匆弄妥午餐，一家大小吃过即须出门拜年，伯父、姨婆、婶婆……名单每年大致不变，到了傍晚时分累得人仰马翻回到家里，稍作休息，即须赶往酒楼等候宾客，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正好是在大年初一生日，每年这天例必在酒楼摆设寿宴，规模尽管不大，但数十位客人前来祝寿兼拜年兼打牌兼吃饭的热闹场面已够累人，我们通常在酒楼度过年初一的夜晚，非闹到半夜两点无法返回家里解除武装洗澡上床睡觉。

如此过年，年年相同，除了有一年比较特别。

大概是十七岁那年吧，是的，就是在那个春潮非常容易勃发的十七青春好年华，大年初一，数十位宾客一如既往在酒楼内喧闹欢宴，只有一位妇人呆若木鸡地坐在一隅，双眼看着空气，眼神仿若空气，脸上肌肉却像墙壁般坚硬，没有半分表情；她是美的，卅七岁的成熟的美，美得足令十七岁的少年暗暗不断偷望并且遐想连连，早熟的少年从小就觉得这位阿姨特别耐看，可是今夜看上去却觉得有点不对劲，以致遐想妄念稍为跃起即被压下，在不寻常的时刻里少年总能产生自我抑制的直觉，或许这亦是他日后能够行走江湖而不败的本领之一。少年偷看阿姨，阿姨呆望空气，就这样，到了接近入席时刻，母亲终于走过来问阿姨，“要不要先到我们家休息一下？”

少年忘记了阿姨有没有点头，也许她早已沉重得无法反应，反正少年在母亲的吩咐下半拉半劝地带领阿姨走出酒楼，步行返回距离酒楼不远的家，两人在狭窄的电梯内并肩站立，阿姨身上散发的阵阵香气令少年隐隐明白自己真的已经成长；踏进家里，阿姨坐在沙发上，少年坐在阿姨面前的椅子上，他望着她，她仍然望着空气，相对无言却又各有所想，如果把这幕实况拍成电影，倒有几分似日本《熟女与少男》之类的情欲电影的前奏镜头，只是没有发展出激烈纠缠的下文罢了。

其实下文不仅不激烈也欠纠缠，反而是既干脆亦甚哀愁：四十八小时之后，阿姨在自己的家里厨房上吊逝世。

阿姨之死当然跟少年无关。少年从可爱的母亲口里听说，阿姨这三年过得极不顺意，她曾到荷兰唐人街的赌场打工，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返港后，将钱借给一位好姐妹，请她代为投资生利，岂料好姐妹连goodbye也没说一句便在伦敦遭遇严重车祸，当事人被辗成肉酱，阿姨的钱则是云淡风轻，下落不明，向谁都追不回来了。而在遭逢此劫的同时，就像港产苦情电影一样，阿姨的老公有了外遇、女儿患了血癌，一连串的打击令她陷入深深忧郁、无法自拔，当生命如同死灰，她便连生命都要舍弃。

少年把可爱的母亲说的这段情节放在大脑的记忆库里，有点感慨，有点领悟，却又无法领悟出什么具体的所以然来，许多年了，甚至已经几乎将之忘记，直至少年自己的生命演化出一段不长不短的路程，从人子到人父、从少年到中年、从成功到失落，种种甜酸苦辣层层叠叠压在心头，压出了一种现在流行称之为“忧郁症”的毛病的时候，他才经常想起那位曾经令他在电梯内心跳加速的阿姨，想起她那双呆滞的眼睛，看着空气，绝望如死；他甚至想象阿姨在把绳子套上自己脖子的刹那到底在想些什么，是悲叹抑或抱怨，是无奈抑或不甘；他甚至在早上即使睡了十小时仍然感到精疲力竭、勉强起床到浴室洗脸而望见镜像对影的时候，恍似忽然重回十七岁的春节现场，镜里的眼睛是阿姨的眼睛，空洞绝望，不知今夕何夕。

经过了如许日子，他不再怀念阿姨；他只是懂得了她。

“革命化春节”中的拜年队伍

◎ 胡洪侠

韩寒前些日子撰文谈“革命”，引来网上喧哗一片。他在改革年代长大成人，谈“革命”竟然也能有模有样，自圆其说，真有才华。论年龄我算是“革命年代”过来的人了，但头头是道讨论“革命”的本事我没有。少年时代虽身处农村，但那也是革命农村，村里的乡亲大都是革命群众，极少数是“反革命分子”，每个人的身份都与“革命”有关，而领导革命群众的，则是“大队革命委员会”。那时候“革命”不是用来谈的，那是要“抓”要“干”的，墙上石灰刷写的标语中必然有“抓革命，促生产”、“干革命要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句子。在“革命”声中长大，我们想都没想过还要讨论“革命”。

因为要写拜年，才又想起了“革命”：原来在我小时候，春节也是和“革命”有关联的。记得是一九七几年某个春节的前夕，我们村里照例蓝天辽阔，大地冬眠。偶尔几声二踢脚清脆的炸响从高空传来，我们心里就立刻为之一振。这是新春的敲门声。真的就要过年了。临近傍晚，“革命委员会”的大喇叭里突然高声宣布：“今年，我们还是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要移风易俗。接上级通知，大年初一不许拜年，过年这几天不许搞封建迷信活动。村里的民兵过年不休息，加强巡逻，有胆敢互相串门走亲戚拜年的，以封建迷信论处。”播音的人外号“二歪歪”，不知出自何典，记忆中他的嘴似乎并不歪的。我们跑去问他，为什么拜年是封建迷信呢。他反问：拜年是不是要磕头？我们说不磕头算什么拜年。“对啊，”他说，“磕头就是封建迷信。”

至今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的“革命群众”似乎都不怎么拿“大喇叭”里的禁令当回事，好像此事就根本不用考虑，连商量都不必：“年年都说这一套，也没见抓了谁。不让拜年那还过什么年。”他们讨论的是：民兵会在几点巡逻？六点？七点？那咱这拜年就得早点。三点钟起床行不？太早？不早了。趁天黑，赶紧转，早拜完早算。你以为民兵就不拜年了？他们得等着拜完了年才去巡逻呢。谁说的？我刚听西边胡同里的老三说的，他就是民兵啊。那个谁，你早起一会儿，先放鞭炮，我们跟着，然后就集合。你，带上手电筒，照路。碰见人别乱照，能躲就躲，进了大门再磕头。你们这些孩子，别熬夜了，早睡早起……

那是没有“春晚”的春节，初一大拜年才是重头戏。作家刘家科曾经描述过我们故乡的拜年。“待鞭炮声渐渐远去，”他写道，“村庄在狂热中恢复原有的宁静，太阳也睡眼惺忪地跃出地平线。刚吃过新年第一锅饺子的人们，精神饱满地走出家门，在大街小巷连接成拜年的队伍。辈份和年纪最高的老人留在家中，其他人都去拜年……这时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家，村里所有的人就是一家人，相互之间都心照不宣，没有任何的提防和戒备。新的一年真正的开始了……”然而他说的是正常的拜年，不是“革命化春节”的拜年。因为要当心“被革命”，拜年时既有了提防，也多了戒备。拜年不再从“太阳也睡眼惺忪地跃出地平线”开始，而是在太阳酣睡的凌晨三四点动身。隐约听见谁家放了鞭炮，那声音就是“总动员令”，家家户户的鞭炮声迅速就连成了一片。黑灯瞎火地吃完饺子，给自家亲人磕头已毕，“家族队伍”开始集合出征。长辈一声令下，“走吧。”队伍就沿着既定线路静悄悄地出发了。那真是一幕奇特的场景：夜黑风寒，地冻霜冷，大街上，小巷里，流动着一团团黑影。刚听到前面似有人声，还有光亮一闪，等到走近了，却又不见了踪迹。知道对方在躲避，这一方心领神会，不问究竟，快速通过，配合默契。窄巷里两队人马避无可避时，机灵的一方马上关掉手电，面墙而立，给迎面而来的人让出路来。待脚步杂沓声已远，这边才又有窃窃私语声，伴着压得极低的嗤笑声。进得某家的门，人们暂时恢复正常，烛光之下，屋内院里，磕头的磕头，烧纸的烧纸，问候的问候。出得门来，游击状态立刻恢复。等太阳升起的时候，民兵装模作样地开始巡逻，可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拜年的队伍早就鸣金收兵，各回各家睡觉去了。

几年以后，当然就没人再管拜年的事了，可是我们村里的人们大年初一照样起得很早。大家都忘了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了，似乎祖上历来如此。

十五　普通话

那块写着“爱用国语”的小木牌

◎ 杨　照

一块方形木板，三公分宽五公分长，上端打了一个小圆洞，以便让一条红丝线穿过去。木板上写着“爱用国语”四个字。这就是小学时“帮助”大家学“国语”最重要的工具。

老师拿了一块牌子进来，跟我们解释学校的规定。谁说了“方言”——在我们学校主要是闽南语——就得要戴上牌子，提醒他“爱用国语”。然后老师找了一位同学问：“某某某，你早上怎么来上学的？”那个同学没多思考，习惯地用闽南语回答：“啊就走路来啊。”老师脸上露出狡狯的笑，说：“你说方言，上台来领牌子，戴着不准拿下来。今天一天大家看到他就要提醒他‘爱用国语’。”

原来如此。下课时大家纷纷跑到戴牌子的同学面前，戏谑地跟他说：“爱用国语”。甚至还有一个同学用闽南语说：“爱用国语”，挂牌的同学回过神来大叫：“你讲方言！”可是没办法，老师规定他得戴到放学才能拿下来。

往后几天，早上大家战战兢兢，小心不要脱口说出方言被老师听到。不过一旦有人被抓到说方言，戴上了牌子，那可就好了，大家就放松心情，大讲特讲闽南语。老师注意到这个现象，将规定改了。以后戴上了牌子的人可以去监督别人，如果听到有人说方言，就将牌子换给另外那个人戴。

改规定，班上的现象也就随而改变。那个先戴上牌子的人，变成像是捉迷藏游戏里当鬼的，他走到哪里大家就都迅速走避，不愿跟他讲话，也不愿意在他面前讲话。只有比较皮的，想好了恶作剧，才故意去到他面前。一种恶作剧是在他面前讲一句听来像方言的话，等他跳起来：“你说方言，该你戴牌子！”时，却不慌不忙地拿出写好的纸，上面写着字，告诉他：“我不是说方言，我是念这几个字，明明就是用国语念的。”还有一种恶作剧，是几个人，愈多愈好，一起到他面前，一起讲方言，他要将牌子给谁谁就大声抗议：“他也说，应该给他！”“你聋子吗？没听到他说方言吗？为什么不给他？”……

这种情况只好“告老师”，请老师来仲裁决定。那几天，每堂下课都有人去“告老师”，在老师面前争得面红耳赤，那反而成了大家最喜欢做的事。老师不堪其扰，决定去多拿几块牌子来。五六块吧，只要是讲方言的，通通戴，戴上的人就都可以抓别人，看你们还能怎么躲？

两天下来，又有了新状况。老师走进教室，开头上课讲了几句话，突然笑了，继而勉强换个铁青面孔，叫一位同学站起来：“你在干什么？”原来这个同学身上挂满了牌子，五六块牌子都在他那儿了。早上他说了一句方言，领了一块牌子，心一横，想反正已经有牌子了，干脆不顾忌，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另一个戴牌子的人听到他又讲方言，把自己的牌子给了他，最后每一个戴牌子的人，都围在他身边，等他一开口，就在他身上多加一块牌子。

反正老师没说一个人只能戴一块牌子，戴一块和戴五块也没太大差别，他就爽快地帮全班承担了。

牌子戴来戴去，老实说还蛮有趣的。而且有了牌子，教室里的方言未见减少，反而给讲方言一种冒险、躲迷藏的快乐。一直到有一天，“爱用国语”的牌子，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狗牌”，突然，所有乐趣消失了。

“戴狗牌”、“戴狗牌”，加上故意装出的狗叫声，充斥了整个学校。被戴上“狗牌”的女生，几乎没有哪个不哭的。被人家用狗叫声羞辱的男生，也几乎没有不握起拳头来追打过去的。

更糟的，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规定——戴上“狗牌”的，要缴交五块钱的罚金，免得有些人不在乎戴牌子。五块钱，不是小钱，只有少数人有办法用自己的零用钱来付，大部分人都得另外向家长伸手要。于是不小心被戴了“狗牌”就哭出来的人更多了，因为那很可能意味着回家爸爸给的一顿好打。

那不再是个游戏了。变成了学校里的一桩令人讨厌的折磨。是啦，讲方言的人少了，“国语”变普遍了，但也因此在很多人心中，“国语”和羞辱、折磨的经验紧密连结，一辈子分不开。

我去年去了强奸

◎ 马家辉

我只认识三种语言：

一是英文，从四岁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开始，老师已经要求我们为自己取个洋名，并且开始学习ABC，在我的成长经验里（别忘了，我在殖民年代成长，香港回归时，我已三十岁了，所以我是“前朝遗老”，脑海难免有着“殖民烙印”），英语是地球上最强盛也最具尊严的语言，尽管许多包括我在内的香港人喜欢戏谑地把English用广东谐音念成“英格垃圾”。

二是广东话，即我的母语，在香港，我们惯把广东话直接称为“中文”，当问一个人（不管是洋人或内地人）“你识唔识得讲中文？”的时候，也就是在问，“你懂说广东话吗？”把广东方言等同于普遍中文，广东人之自诩气焰，其盛可见。

三是台湾居民所说的“国语”，亦即内地人所说的普通话，可是像我这类土生土长、在内地没有太多亲戚的香港人从来不提什么普通话不普通话，我们对于这种语言的认识基本上只来自台湾电影、电视剧和流行曲，林青霞秦汉秦祥林邓丽君凤飞飞张帝青山林冲等等明星艺人就是我们的“国语”导师，台湾电影亦被唤作“国语片”，国语国语国语，眼睛和耳朵皆只向往海峡东方，完全无视香港以北的普通话的存在。

然而不管叫“国语”也好，叫“普通话”也罢，广东人的舌头向来不太灵光，听是勉强听得懂，但要我们开口说白，实在为难，别忘了殖民年代的大多数香港学校只用英文和广东话授课。所以大可想象我于1983年到台湾升读大学时是何等痛苦，记不记得我在《大学》题目内写过此事：搭飞机到了台北桃园，搭巴士进入台北市区，再转出租车前赴台北县新庄市的辅仁大学，但因有口难言，唯有预先把“麻烦你送我到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字句写在纸上，以笔代言，坐进车厢后，把字条递给司机先生，他瞄一瞄，笑一笑，成为我在台湾所接受的第一个笑容。

当然我的“国语”其后进步神速，理由当然是我交了一位台湾女朋友，她说着字正腔圆的“国语”。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最亲密也最私密的语言导师。

然而在台湾数年，我摆的语言乌龙并不算少，譬如说，我对女朋友表示“我的宿舍室友患了肾病”，她大吃一惊，脸色惨白，原来我把“肾病”发音成“性病”，令她担心我误交损友。

又譬如，我在成功岭接受短期军训，操练时，要唱军歌，须要重复喊唱“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唱着唱着，排长过来从后挥手拍打我的脑袋，骂道：乱唱什么“中国一定‘长’”！

再譬如，每天早午晚排队高声喊号，我刚好排在第十位，右边喊完“九”，轮到我喊“十”，但不知何故我老把“十”的发音说成“十一”，左边那个倒霉鬼听了，被误导了，接着往下喊“十二”，每回皆如此，排长遂把他骂个狗血淋头：人家是港仔，喊不了“十”，情有可原，你是“土炮”，却搞不清楚状况，被骗了一次又一次，他日上了战场，你肯定第一个踩地雷！

想来真对不起这位粗心大意的军营同学。

大学毕业多少年了，说来惭愧，我的“国语”就只滞留在大学年代的追女孩子水平，并未继续进步；1998年，我跟窦文涛见面，商谈并加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在电视节目里用普通话聊天，每集半小时，如是者聊了十多年，我的普通话程度却依然跟大学年代一模一样，几无寸进，唯一差别是，该节目面向内地观众，所以我很清楚，当提及“国语”二字时，必须称之为“普通话”而不再是“国语”。

过去十多年，我由“国语人”变成“普通话人”，用很不普通的普通话说普通话，甚至用这种普通话游走各省各市，或演讲，或主持，或论坛，有人很能接受甚至很喜欢，有人却极抗拒也极反感，但，没法子，我就是我，我也希望自己的舌头能够更灵活更精准，可是做不到——嘿，老天是公平的，一个人总有那么一点点缺憾。我只好这么安慰自己。

尴尬总是难免的，例如我曾在演讲时把“我去年去了长江”说成“我去年去了强奸”，惹得哄堂掩嘴；也曾有《锵锵三人行》的观众写信到电视台要求，“当马博士出镜聊天时，贵台能否破例打上字幕？”

而我相信即使自己能够活到九十岁，到时候，普通话依然说得跟大学年代一模一样；至死不渝，不离不弃，我跟我的老广乡音。

“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

◎ 胡洪侠

在村里池塘南边住的一位王姓女子忽然去东北待了大半年，回来后穿戴变了，走路的姿势变了，连说话的口音也变了。那时我还小，但也记得她常常穿一身绿军装，脖颈上飘荡着一条极艳丽的红围脖，脚蹬皮鞋，走路时双手一定要揣在裤兜里，说起话来是一口东北腔的普通话。大人们见了她，感觉新鲜和稀奇，总是说：“吆！这才走了多少天啊，回来都不认识了。”等她晃晃悠悠咯噔咯噔地走远，大人们马上把嘴一撇，“出什么洋相啊。喝家乡水，说家乡话，那是本份。说话拿腔拿调，穿得花里胡哨，不是忘本了吗？”

我的家乡在河北山东交界处，距运河西岸十余里。起初大家不觉得自己的方言和口音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想到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言谈声调会有一个“家乡话”之类的名字。后来渐渐有出去闯荡的人，回来说咱们说的话是“土话”，外面的人听不懂。于是我慢慢知道大喇叭、小喇叭和收音机里的人说的话才是标准话，是“洋话”，是普通话。还知道电影里国军电台女播音员说的话不是普通话，可是也不知道那叫什么话，反正一听就想笑，一听就知道他们马上要吃败仗了。我有一个堂哥和一个表兄弟都在东北长大，他们回来过年时都说东北话，可是大人们并不骂他们“忘本”。我们从小说家乡话的人，却是不能轻易改口说“洋话”的，否则就会遭白眼，受奚落，说你不是个正经人。“本”，在家乡是个极重的字眼儿，是一套不用证明就无比正确的生活秩序。村里人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忘，但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个“本”；出门在外，你什么都可以变，但回到村子里，你就得给我变回来。

我学着说普通话，是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情了。离开了家乡，再说“家乡话”常常觉得尴尬，觉得“土”。因了这个逻辑，初学乍练时，就把自己抛入了一个自卑境地，因为无论怎么学，你都无法让自己的普通话字正腔圆，真要说起来难免底气不足，话都不敢大声说出口；倘若目中无人，继续“土话”飞扬，那当然就更不好意思：都出来混了，怎么能自曝其“土”呢？要等到很多年以后，等到去了北京，来了深圳，才可以不管不顾地用所谓普通话和人交流了。不是天生的腔调，不是默认的程序，我的普通话说得其实很不地道。我的家乡自元朝起属山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突然又划给了河北。初次见面的人，听我一口山寨普通话，常常很肯定地说：“你是陕西人吧。”这类问题听多了，我懒得辩解，往往就顺水推舟说：“你怎么听得出来？我是陕甘宁边区的。”“怪不得，”那人说，“听着就像，太明显了。”一通说笑之后，顿时觉得有几分荒诞，有几分迷惘。偶尔也会碰到有些阅历的人，说你肯定是山东人，我就有知音之感，久旱逢甘霖似的，连忙感谢不迭称赞人家“很靠谱”。可是，我还算山东人吗？我究竟是哪儿人呢？

近来……我这会儿刚打了“近来”二字，屏幕上箭头旁的语言框里竟然出现“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一语，如果你需要，就可以Enter一下。电脑越来越“人性化”了，它怎么知道我接下来正想表达类似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近来关于“普通话与狗”之类的争执，实在无趣又无聊，我一点参与论战的劲头都没有。我的“命”是家乡话，“运”则是普通话，命运如此，多说无益。近来……呵呵，又是近来。近来我觉得自己有“返祖”倾向：再也不觉得家乡话很“土”，说家乡话再也不觉得自卑，一有机会非说几句家乡话不可。一说家乡话，就觉得自由，似乎脑子里多年闲置的大片土地忽然又生机勃勃了。我不再要求两个当我面说上海话的人改说普通话。听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上真有那么多需要听懂的话吗？我也不再希望给我打电话的故乡人说一口别别扭扭的普通话，就说家乡话好了，我愿意说也愿意听。我特别喜欢旁边一堆人热火朝天地说潮汕话，因为此时此刻我能享受到喧闹中的寂静，理解了“鸟鸣山更幽”的趣味。今年春节和哥哥、姐姐们在深圳团聚，我说家乡话说得如饥似渴，义薄云天。在一个“无家可归”的大年三十，家乡话何尝不是一条回家的路？“出什么洋相啊。”想起这句当年大人们讥讽王姓女子的话，我觉得开心，但还没有开悟：这是一句迄今我尚未参透的禅语。

十六　算命

我是天生有财库的

◎ 杨　照

十多年前，我生命中最混乱、也最挫折的一段时间中，妈妈大致了解我的状况，一次聊天中，突然说：“记得你算出来的命，是有财库的，不应该会没钱。”我哑然失笑，一来是没想到妈妈会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二来是从来不知道妈妈帮我算过命。

在我成长的印象中，提起算命的事，爸妈都一样，讲没两句，一定会冒出“铁齿”这两个字。那是闽南语的说法，指的是不信命不信邪的人，不管人家跟他说什么，给他看什么证据，都还是“铁齿”不松口不信。

爸妈两人都“铁齿”。爸爸是因为个性淡泊，凡事不强求，也就不会积极想要去探知未来，更没有冲动要改变命运。妈妈则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熟悉算命这一套东西。不只算命，就连基本的烧香拜拜，对她来说，都很陌生、很疏离。

小时候留下深刻印象，每逢节日需要烧香拜拜，妈妈就得寻求大姑的帮助，该怎么做、有些什么规矩，一一问清楚一一照做。而且妈妈也几乎从来没有带我们到庙里，不管是佛教或道教的寺庙，烧香拜拜。年纪大一点之后，对于烧香拜拜，妈妈更任性自在，经常自由改动规矩。上桌的供品，可以有叫来的外卖Pizza，也可以有红豆粉粿棒冰。

后来我才晓得：妈妈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她出生在日据时代的“皇民家庭”，她的“母语”其实是日本话，她学的，则是一部分日本习俗，加上一部分西洋现代理性观念。在她十岁那年，日本战败，接着在她十二岁那年，自许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外公，因为参与“二二八事变”，被国民党逮捕枪杀，妈妈原有的成长环境，瞬间瓦解。

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不可能对算命太热衷，记忆中最接近算命的经验，只有国中时和姊姊们玩“碟仙”，而且还是简易版的，用铜板取代了“碟”。在一张大纸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字词，放上一颗十元铜板，三个人或四个人各出一只手指轻轻地放在铜板上。其中一人问事，问好了大家闭上眼睛，突然，铜板就开始动了。刚开始慢慢动，像是不晓得要去哪里，过了一阵子，却总会加快速度，在纸上乱绕，有时甚至快到我们的手指快要跟不上，然后，戛然停止，大家将手指移走，睁开眼睛，铜板压到的字，就彰显了命运。

我完全不记得曾经问过什么，又得到过什么答案了。记得的，是铜板开始动的时刻。那从来都不神秘，因为都是我偷偷用力让它动的。神奇神秘的是，铜板一旦动起来，那就真的不是我搞控制的，铜板内好像真的有灵在指使其动作般，尤其是铜板飞绕时，整个人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爱那种神秘感觉，远胜过对于“碟仙”到底给了什么答案。

另外一种经验，是长大后自己到庙里抽签。别人抽签，一定先看签上的吉凶指示，我却总对签文更有兴趣。读完签文，无可避免就形成了意见，对照我生活上出现的困扰，自己给了解读。解读完了，就算签上说的是“凶”，我也总是有办法从中看到吉光。有一回，一起去的朋友受不了我这种习惯，坚持要我一定得去找庙祝解签。去了，庙祝看着签文摇头晃脑说了一堆，我听了也忍不住频频摇头——这人连基本字词都认不对、说不准，国文程度那么差！

妈妈告诉我，虽然她和爸爸都没有特别相信算命，不过每个小孩出生后，都还是按照家族习俗，去给先生“批流年”，领回一张大红纸，上面用浓墨写着一生命运重点，有什么缺什么，还有几岁几岁会遇到什么事。

我大好奇，问妈妈那我的“批流年”还在、还找得到吗？妈妈起身进房里开始翻找，一边叨念：记得上面说我八岁会有“水厄”，所以小时没让我靠近水，没想到我自己和同学跑去“再春游泳池”玩，结果裤子被偷了，差点得光屁股回家。上面又说我有文昌运，看起来也蛮准的……翻了好久，还是找不到那张三十多年前的大红纸，妈妈放弃了，看着我，郑重其事地说：“唉，反正算命的说你有财库，不会没钱的啦！”

我曾是一个倒霉的算命师

◎ 马家辉

这是一个颇为离奇的生命经验，关乎算命；但不是我去算命，而是，没错，我替别人算命。

让时钟调拨回到十七年前的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城，我在攻读博士课程，第三年，女儿出生不久，我一边在社会学系担任助教，一边苦找题目撰写博士论文。苦虽苦，在经济上，我却算是台湾和香港留学生里的“富户”，因为我在香港报纸开设专栏，每天写呀写，每月有稿费可收，所以，当其他留学生的老婆需要在餐馆打工或充当保姆赚钱，我却拥有足够的收入聘请钟点保姆看顾婴儿，好让我老婆每天睡到中午起床，然后躺书店，然后喝咖啡，然后读小说——直到我在香港买了一个小房子。

买房子，是因为暑假返港度假，趁楼市低迷而入市，不贵，小小的单位，在旧区，只卖港币两百七十万，但已耗去我所有手头现金，每月还须缴付房贷，令我返美后，由“富户”变成“贫户”，手头非常拮据。

头脑精明的我乃想出了算命的鬼主意。

廿来岁时曾经沉迷紫微斗数，买书自研，略懂开盘推盘，这时候乃心生一计，在美国某份华人报章上刊登广告，自称“香港移民，精通斗数算命”，谁寄来廿元美金支票和生辰八字，我即替谁指点迷津。果然，广告一出，支票立来，虽然不算是“如雪片飞来”，但每个星期赚个一两百元，不成问题，我乃恢复“富户”身份，生活再度优裕。

可是，怪事发生了。在化名替别人算命的那阵子，不知何故，身体经常出现毛病，若非失眠，便是胃痛，再不就是便秘，总之，全身上下皆不安宁。当时心想，或许这是惭愧内疚而引发的“心身症”（psychosomatic problem），没啥大不了，然而，很快便发现倒霉事件连番爆发，令我甚感烦恼。

例子？

随口说一个吧：我住在大学研究生社区，数年以来，治安平和，夜不闭户，全不担心，但某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把平日随手积存在玻璃瓶子里的硬币全部拿去银行入账，这是破题儿头一回，以前从未这样做，亦没想过会这样做。然而好巧不巧，出门时开车左绕右转，走了许多冤枉路，到达时，银行已经休息，我只好摸摸鼻子，打道回府，并因打算翌日再往，便懒得把沉甸甸的一大袋硬币带回家里，只将之留在车内，也照例没有锁上车门。

对了，就是在这个晚上，社区发生了十多年从未有过的偷窃事件，据邻居说，深夜时分有黑人闯入，偷走了好几辆汽车里的财物，而我的储存了三四年的硬币亦惨遭窃去，不早不晚地，就在这天，不幸破财。

这件小事只是数十桩倒霉事件的其中之一，你当然可以笑道这纯属凑巧，绝无神秘，然而神秘主义之为神秘主义，往往正是只有当事人感受得到，自己心知肚明，不是的，不会也不应该这么凑巧，在纯粹的倒霉几率背后，必有一番冥冥天意。更何况，按照传统说法，替人算命是替人消灾也是替人顶灾，寄来美金支票和生辰八字的人，总是生活得诸事不消，若非健康有危机，便是婚姻有挫败，再不就是财务有困难，我每天陪伴别人面对衰气，自己必遭连累，而且如果我的算命尚有几分准绳度可言，更等于“泄露天机”，很容易惹怒老天。

某夜，我坐在书房里抽烟，听见女儿在睡房的哭声，忽然，被她哭“醒”了，算了，应该罢手了，别再算命了，不能再算了；我把烟蒂压死，拉开抽屉，把尚未处理的客户支票和生辰八字逐一放进信封，逐一写上地址，逐一寄回，忙完一小时，心安理得，爬上床，睡大觉。

之后我再也不敢替别人算命。其后，年岁渐长更深刻领会，“信术数不如修因果”，命运不可知也不应知，只要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顺势而行，命好也好，运歹也罢，都是生命里必须面对的悲喜经验，是你自己做的业，由你自己承担，非常公道。你躲不开也没理由去躲，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好了，说完了，这便是我的算命故事。嗯，对了，还可再说几句我父亲的算命故事：他于五十来岁时常说，小时候有瞎子替他算过命，灵验得很，而瞎子说过，他年寿仅有六十三，活不过这个岁数。所以我老爸的生涯规划是，尽情吃喝玩乐，在六十三岁以前把积蓄花光。

他成功了，六十三岁那年，他把钱花光了。可是，可幸，他仍健在，瞎子这回不灵验了，我老爸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但他非常后悔把钱花光。可恶的瞎子。

想起另一个1963年出生的人

◎ 胡洪侠

听说生我养我的胡官屯村早就成了“空心村”，手里有了点钱的年轻人纷纷在村子外围盖起了新房，急火火地搬出了又破又旧的老胡同。又听说，我家所在的那个胡同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住了，老一辈的人陆续弃世，偶尔一两位还算长寿的，也都跟着儿女住进了新房子。这才多少年，昔日胡同里的喧哗与热闹竟然就成了绝响。要知道，我们那个胡同曾经堪称村子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队部、代销点、磨坊都集结在那里，村东村西的人们有事没事总要来这个胡同走走。各种批斗会、动员会不消说要在这里开，露天电影也在胡同附近上演，磨坊里的机器昼夜轰鸣，代销点的灯光常常要等到整个村庄都入睡以后才会熄灭。三四十年前的光景了，岁月轻轻一晃，就把许多的真实图景晃成了模糊的记忆。

胡同里的住家都姓胡，但是听大人说，南邻那家姓的胡和我们不是一个“胡”，他家原是从外村迁移过来的。因了这层缘故，尽管我和那家的老三同龄，一起上学也一起嬉戏，但总觉不是本家，感情上隔了若隐若现的一层。我家很穷，那家人似乎比我们家更穷。这也难怪，那时村里根本没有穷和富的分野，所有人家勉强可以分为穷和更穷两大类。老三比我胖多了，眼小，脸方，长得敦敦实实，说话铿铿锵锵，掰腕打架砍草偷瓜这一类的事情，我从来赢不了他。学校里功课他远不及我，可他脑子里装的乱七八糟的事却比我多得多。七八岁的时候，村里有人结婚，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看热闹。回来的路上，他问：“你们知道那对新人今晚会干什么事吗？”我们都摇头。他说：“我知道。”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那一刻我们都半信半疑地对他刮目相看。

1979年的寒假，我回家过年，和他重聚，站在他家门口聊东聊西。他问了问城里的人如何生活，然后说：“外面有什么好？还是家里好。”我笑笑，不置可否。

“你想不想算命？”他又问。

“都是封建迷信，我不信，也不想。”我说。

“迷信？那都是前几年的说法了。西院成奶奶过去是什么‘会道门’，在村里老挨批，说她搞迷信。现在谁还管？东边胡同里那个信‘一贯道’的大哥，有一年过年村里民兵抓住他游街，现在呢？还不是又搞起来了？”

“一贯道”的事我知道，那位从东北回村的大哥春节游街一事我也是亲眼所见。到底什么是“一贯道”，我当时并不清楚，只知道那是“反动会道门”。后来又听说，村里的民兵连长看上了“道友大哥”的漂亮女儿，托人说亲未成，有些恼羞成怒，遂派人深夜突然闯入家门，将正在进行“一贯道”仪式的那位大哥抓了个现行，关进了大队部。第二天一早，即开始敲锣打鼓地游街，过年也不让他回家。“道友大哥”胸前挂着“反动会道门”的牌子一个人扫了好几天大街。

老三还在那里滔滔不绝说算命的事，我不忍扫他的兴，又想着看个新鲜，就答应算一回。他说：“还得再找一个人。走，叫上谁谁，去我家。”

因为要过年，刚刚扫了屋子扫了院子，他家里异乎寻常的整洁干净，这让我很不适应。进了北屋，我们都听老三的指挥：先摆好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然后铺一张白纸在方桌上，纸上撒一层薄薄的面粉；再找一个筛面的箩，箩帮上绑一根筷子。“可以了，许愿吧。”老三说。

“就这么个算法？”我忍住笑，大大咧咧地问了一句。

“都这么算，我也是刚学来的。两人架着面箩，一会儿筷子就会在面粉上写字。你问什么那筷子就写出答案。”

“我不知道问什么啊。”

“笨啊！好吧，就问问你将来娶哪村的媳妇，再问问那女的叫什么名字。”

一看这算命程序中有毛主席，我突然紧张起来，觉得这已经不是“迷信”的问题，简直要“反动”了。等那根筷子果然刷拉拉在面粉上横七竖八划了半天，我又想笑。哪里是什么字，根本无法辨识。可是老三却认得。他说：“毛主席说了，你以后要娶的媳妇是西边王庄的。你看这里，她姓……姓位，肯定是那个‘魏’，毛主席给简化了。魏什么呢？好像是魏什么芳。王庄又不大，姓名知道两个字也够了。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这么个人。”

我实在憋不住了，哈哈大笑。老三厉声制止我说：“笑什么！这不能笑。一笑就不灵了。”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种占卜方法叫扶箕。书上说，只要心诚，扶箕还是很灵的。书上又举了不少大仙降坛如何神乎其神的案例。大概就是因为我笑的时机太不对了，心之不诚昭然若揭，这个“王庄魏什么芳”的预测终于没有灵验。这且不用管它，我倒是真想重回那个胡同看看，找个冬天再和老三聊上几句。都是1963年出生，又一起长大，这是缘分。

十七　金庸

《小白龙》不是《小白龙》

◎ 杨　照

讨论校刊编辑分工的会议上，一位高二学长突然装模作样地说：“我的肩膀窄窄，担不了太大责任。”一时间，好几个人一起爆出了笑声。我们几个列席旁听的高一社员彼此面面相觑，没人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会后，另一位好心的高二学长跟我们解释，那句话来自他们几个人最近传流在读的小说，叫做《小白龙》，那是一本“最好看也最好笑的武侠小说”。他接着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尾巴：“不过《小白龙》其实不是《小白龙》，以后你们就会知道。”

这说的是什么啊？我们听不懂，不过却很有默契地没向学长追问。我们已经很明了这样的游戏规则了，当学长的，逮住机会总要炫耀一下他们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你好奇地问他，他就得意了，他就愈是要享受这种炫耀的乐趣，摆出一副嘲笑学弟无知的态度，愈是不告诉你答案。

别问，宁可疑惑也不想让他太得意。

那几天，我们跑遍了南海路、牯岭街、南昌路的书摊，找《小白龙》。找到了，而且还找到了两种《小白龙》。一种是旧版的，三十二开小字排得密密麻麻，每本只有八十页左右，全书分装成二十册。另一种是新版，二十五开本，每本超过四百页，一共有六册。有趣的是，两种版本上，作者名字不一样，旧版是“飘风”，新版则是“司马翎”。

“飘风”一看就是个随便乱取，不可靠的名字；“司马翎”却是个成名的武侠大家，我读过他的《断肠镖》、《圣剑飞霜》，还蛮喜欢的，尤其喜欢《剑海鹰扬》。因此看起来应该是：司马翎写的《小白龙》，被不肖出版商盗印了，盗版给改了作者名字。

虽然如此理解，不过我们毕竟还是买了认定为盗版的二十册旧版本。不只是这个版本便宜得多，更重要的，四个人凑零用钱买书，一定是要轮流看的，二十册本要比六册本容易安排。

经过猜拳，我分到了从第二册看起。一打开来就是韦小宝偷点心吃，遇见了“小玄子”的那一段。接下来海老公出现，然后揭晓了“小玄子”竟然是康熙皇帝，看到午夜时分，第二册结束在海老公和太后的生死决斗。

第二天进了校刊社，我迫不及待地对死党们宣告我的重大发现。第一，《小白龙》的确是精彩绝伦的好武侠。第二，《小白龙》绝对不是司马翎写的。喔，我的说法是：司马翎绝对写不出《小白龙》来！

第一条大发现，没有人有异议。第二条大发现却马上引来不满。一个死党提醒我：我怎么率尔推翻了昨天才得到的结论，如果《小白龙》不是司马翎写的，那难道是那个莫名其妙没人听过的“飘风”写的么？另一个死党明显受不了我说那话时，斩钉截铁的口气，他语带嘲讽地说：“你问过司马翎了？跟他很熟啊？”

我回他：“是蛮熟的，对他的小说很熟！《剑海鹰扬》我读了两遍，他的情节文字我记得很清楚，不可能，《小白龙》比《剑海鹰扬》好太多了。尤其是韦小宝信口胡说的机智，真的不是司马翎写得出来的！”

我们愈争愈大声，将高二学长们吸引过来了。上次故弄玄虚吊我们胃口的那个学长忍不住插嘴了：“就告诉你们《小白龙》不是《小白龙》嘛！既然《小白龙》不是《小白龙》，那司马翎也就不是司马翎了，这么简单的事都搞不懂？”

司马翎不是司马翎，司马翎其实是金庸。高二学长们七嘴八舌争着告诉我们这个秘密。金庸在香港写武侠小说，他的立场“亲共”，他有一本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前面开头就引用毛泽东的诗，明显告诉人家这本小说中的“英雄”说的就是毛泽东，把毛泽东写成大英雄，在台湾当然是禁书啊！不只《射雕英雄传》禁了，金庸所有的书通通都禁了，进来台湾，只能改换书名、作者名。《小白龙》原本的书名是《鹿鼎记》。

原来如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金庸的名字。一个神秘、禁忌，围绕着一些不知是真是假讯息的名字。我想到一件事，急忙对高二学长们发问：“那《小白龙》，不，《鹿鼎记》，也和毛泽东有关系吗？”他们不意有此一问，彼此对看了看，给了还是故弄玄虚的答案：“也许有，也可能没有，你们不会自己去看吗？”

我对金庸仍未死心

◎ 马家辉

我家大女孩不喜中文，只读洋书，故常被我戏称为“汉奸”，年纪小时是“小汉奸”，如今长大了，升级了，变成“大汉奸”。我计划写一本书叫做《汉奸笔记》，分两部分，前半部谈的确是抗日年代的汉奸故事，后半部呢，笔调软化，谈的是亲子关系，说的就是她的故事。

可是，嬉戏归嬉戏，每回看见女儿躺在长长的沙发上捧读蟹行洋书，我必深感遗憾，不读中文，错过了这么多的好诗好词好散文好小说，尽管仍能享受那享受不完的洋文经典，生命图谱终究缺掉了半壁江山，未免愚蠢复悲哀，于是，我决定想想法子，尽力诱引她亲近汉语，而其中一招便是，说服她阅读金庸。

金庸小说全集就搁在我家客厅书架的最上层，凌乱地横躺着，旧版，不齐全，我记得是父亲买回家的，但也或许不是他买的，是朋友送的；但也或许确是他买的，他自己不看，只故意买回家放在客厅里，让我看，让我的中文有所进步，用意跟我今天对女儿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希望金庸的文字引领她跃进一个用汉语书写建构的异想世界。

父亲的计划没有失败，却也没有完全成功，少年的我确曾读了他所带回家的金庸作品，然而没有进入出神忘我的着迷状态，我的阅读口味向来偏重于历史、政治、社会之类的评论著作，对于小说，我总是轻轻的读过、轻轻的领悟，便算了；好看当然是好看，但金庸，并非我的那杯茶。必须承认，咳，说来惭愧，我对于由郑少秋、汪明荃等人所主演的金庸武侠电视剧的着迷程度远高于金庸文字，以至于周星驰的《鹿鼎记》电影我看了不下廿遍，对原著却只浏览了一次，匆匆读过，印象不深。

那么，我为何仍用金庸作品来诱惑我的大女孩？

因为我亲眼见过金庸小说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奇妙效果。中学时，曾有一位死党的考试成绩甚差，在课堂上不是聊天便是睡觉，下课后则常跟我和其他同学打麻将或追女孩，不必说，六年的小学课程，他读了八年；五年的中学课程，他读了六年。初中（香港那年代的初中只是由中一至中五）毕业后，没读预科（亦即中六和中七），投身社会工作，可是，他考试十科有八科不合格，偏偏中文科考得了尚算不错的B级成绩，体育科亦是好的，得了A－，因为他爱踢足球，而他的中文阅写能力全部得自金庸作品，金庸小说，他全读了，据他自己说，读了至少廿遍，几近于倒背如流的段数。

所以我暗想，如果金庸作品当年能够迷倒我的懒惰死党，今天岂不可能亦会迷倒我家的“大汉奸”？说不定，只要翻开《倚天屠龙记》或《神雕侠侣》或《天龙八部》的任何一部作品的第一页，耐住性子往下读，读到第二页，再一页，第三页，再一页……我家“大汉奸”的中文观感从此山河色变，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一发不可收拾，开展她跟汉语文学的狂热爱恋。

于是，有一个夜晚，我从书架上取下《鹿鼎记》第一集，把大女孩从睡房唤喊到客厅，搬出父亲威严，命令她好好坐下来，把书捧起，把书翻开，从第一个字开始，好好读。

或因从没见过我如斯认真，她听话了，坐下来了，但于坐下以前不忘先到厨房给自己泡一杯热牛奶，再从冰箱里取出粉红色的挪威三文鱼和鲜红色的美国草莓，让口舌与眼睛同时获得享受。那时候，我瞄一下墙上的钟，是晚上十点四十五分。

我不打扰她了，转身到睡房忙自己的工作，大约一个钟头后，重回客厅，看见她仍然在读，吾心大慰，然而趋前一看，发现她的眼睛仍只瞄着第一页的第一段：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原来她刚才趁我不在，激活了客厅电视偷看HBO的电视电影，待得听见脚步，始再重拾书页，却又纯真得不懂翻到后面，仍从首页读起。

看来金庸先生昔年不曾令我着迷，今天也没法赢得我女儿的欢心。那部《鹿鼎记》，后来一直拦在客厅沙发旁的小书架上，我故意不将之放回大书架，因为我仍未对金庸的魅力死心，渴望总有一天，会的，或许会的，大女孩会因金庸而拒做“汉奸”，我仍然期待金庸把她拯救回来，觉今是而昨非。

有一场春梦是盗版的

◎ 胡洪侠

在北京读研究生的老同事寒假期间回衡水住了几天。几个月没见面了，忽然又相聚我们几个都很高兴。鼻梁上的眼镜还是走前的那一副，但他的头发已烫得弯弯曲曲，仿佛直挺挺的头发已然承载不了更多的学问更多的见识。不见了那件灰蒙蒙的防寒服，他现在的羽绒服是鲜艳的蓝色，宣示的是他高飞远走后的心情。他急着打听他离开后报社有什么变化，我们说你先不要管这些闲事，“你先说说，你们研究生都上的什么课，北京现在流行读什么书，有没有带几本回来？”

他嘿嘿一笑，脑袋一晃：“急什么呀。”从包里掏出几本书，他说：“这本波普的科学哲学，你要读。知道什么叫‘证伪’吗？”“这一本，”他亮出窄窄一本小册子，“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讲的是‘超稳定结构’。你们他妈的也不给兄弟一根儿烟抽？这厮！什么鸟人啊。”他这里话锋一转，换了台词，人马上就从天上堕入了人间。我们边笑边说你小子这才算回家了，骂人的话都还是原来那一套。他忽然又神秘兮兮起来，说还有好书，但不能借给你们，得自己先看完再说，“不过，可以先让你们开开眼。”我们轮流翻了翻，见是香港的原版书，竖排繁体，书名《天龙八部》，署名金庸。此刻附近那个叫谢村的地方传来几声“二踢脚”高亢嘹亮的脆响。1985年的春节果然要来了。

我至今都能轻易重温初次触摸港版书时那种奇异的陌生感：是分成几册的一套书，每册都不厚，但却沉甸甸的；纸张又白又挺，翻起来书页啪啪作响：竖排繁体，带线描黑白插图。书名也怪，听了多年的“八路”乍闻“天龙八部”简直不知所云。金庸这个名字依稀听说过，知道是写通俗武侠的。“懂不懂啊？是新派武侠。”老同事一把把书抢过去，“有华人处有金庸。邓小平、华罗庚他们都喜欢看呢。”

因为有了他这套金庸，衡水日报那个院子在那个春节也就加入了“华人社会”行列。大家传来借去，《天龙八部》最终也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我倒是翻了几次《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若有所悟地认同了“超稳定结构”。春节过后是春天，小城中一大一小两个书店里署名金庸的书突然就多了起来。当然不是港版，现在也知道了，那些竟全是盗版。真该有人研究研究那几年金庸武侠的出版“版图”：大江南北的出版社好像都在印金庸的书，景象堪称壮观。宝文堂是武侠出版重镇，几乎将金庸的书都翻印了一遍。宝文堂版和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的《倚天屠龙记》都是四册一套，湖南人民版和湖南文艺版的则是上下两册，海峡文艺版的则又是竖排。山东文艺社出了《笑傲江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和鹭江出版社印了《射雕英雄传》，安徽文艺社出了《天龙八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都印了《雪山飞狐》，海南人民社印了繁体竖版的《碧血剑》，陕西人民社和安徽人民社则印了《神雕侠侣》，春风文艺社和浙江文艺社又分别印了《飞狐外传》……这么多正规出版社“联合”翻印一个人的书，毛泽东之后，论规模恐怕只金庸一人而已。然而金庸又有“后来居上”之处：想当年尽管处处都印《毛主席语录》，但无人敢冒杀头风险伪造无中生有的毛著。金庸则“幸运”多了：《小煞神》，《父女恩仇记》，《玉箫一曲情人泪》，《唐门奇侠》，《饮马黄河》，《报恩剑》，《天火炉》，《毒煞》，《一世英雄》，《赤胆红颜》，《复仇浪子》，《有情山庄无情剑》……这些书都在书店书摊出现过，封面上都署着金庸的大名，可是金庸从来没有写过它们。

老同事回了北京之后，我一直想着找本金庸看看。还好，《侠客行》来了。是农村读物出版社的“中华文学黄河版”，十六开，上下两册，印制质量和港版金庸有天壤之别。可是也真好看。开头即杀机重重，到结尾仍是扑朔迷离。看到第二十章“侠客行”，我简直如雷轰顶：唯独一字不识、机心全无的石破天能够破解石室壁画与蝌蚪文秘笈，无意中将所有上乘武功一网打尽。废书长叹，我对大我十几岁的同宿舍老李说：“咱天天读书，还有用吗？”他说：“你又傻了。金庸不读书能写出这本书？”那好吧，继续读，逢“金”必读，只读得各路武林人物忽聚忽散，朝死暮生，侠男义女，东输西赢，哪里还分得清谁是从哪本书里哪个门派杀出来的：一统江湖常常就变成了一桶浆糊。金庸武侠是那个年代我们做过的一场春梦。这梦虽是盗版的，但身陷其中，真的不愿醒来。现实太容易“证实”了，而江湖，谁忍心去“证伪”？

十八　住院

都是为了那两只大狗

◎ 杨　照

那时家中养着两条狗，一间百来平米的公寓，两条大狗。

先来的那条，叫做“狗狗”，不是名字的名字。它和另外一条黄色的土狗（顺理成章被我们叫为“小黄”）常在我们公寓门口出没。不久我们就养成习惯，出外吃饭时多少留点东西，带回来给“狗狗”和“小黄”吃，它们也就跟我们亲近起来，听到我们回家的脚步声，就摇着尾巴狂奔过来。

然而有一天，突然没了这两只狗的踪影，怎么叫都叫不来。中饭时间叫不到，晚饭时间就刻意绕着公寓附近找了一圈。叫着叫着，狗没出现，一位好心邻居来了，告诉我们：“小黄”被捕狗队捕走了，“狗狗”好像逃开了，不晓得逃哪里去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们赶紧开了车，漫山遍野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狗狗”。找了两天，都没找着，第三天，我们回家时，一只大狗坐在楼下。我赶紧将“狗狗”抱上楼，安置在阳台上。后来怕它觉得阳台空间太小，索性就让它在屋里随便游走了。

平常在外面野惯了的狗，放进家里竟然没有适应不良，“狗狗”算是跟我们真有缘。唯一的问题是它保留了过去流浪争食护食的习惯，一次当它吃狗食时，我去动了它的食盆，它就直觉反应地狠狠咬了我一口。

从此之后，我每天都带它出去散步，同时让它大小便。出门一趟大约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吧。有一天，一人一狗走着，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一只大概只有一个月大的小狗，稚气地汪汪叫着。两只狗打闹玩起来，一会儿，我拉“狗狗”往回家的路上走，那长着漂亮黑色皮毛的小狗也跟了过来。那段路对“狗狗”不远，却让小狗走得猛喘气。但它不放弃，几次眼看拉开了距离，它硬是努力迈动短短的腿，追了上来。

我看了觉得于心不忍，明明知道公寓房子不适合养狗，养一只都太勉强，也明明知道小狗无论如何听不懂人话，我还是蹲了下来，郑重其事地对小狗说：“如果你一直跟到家，我就一定收养你。”它偏着头听，等我直起身，毫不犹豫继续跟来。跟到公寓楼梯口，它还是不犹豫地跟我们进了门，然后辛苦地一阶一阶上楼。上到二楼，它停了。疑惑地看着。我带着“狗狗”走上了几步，它没动，还是那样看着。想想，唉，我一把将它抱起来，带上三楼，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黑皮”。

没多久，“黑皮”也长成了一只大狗，体型和“狗狗”差不多，都有三尺长。我遛狗的时间也从原来的每天二十分钟逐渐延长到四十分钟左右，以便让它们可以有充分的运动。

1995年的年初，台北天气惯常地又湿又冷，因为湿所以感觉更冷。我感冒了，浑身无力，躺在床上，昏沉沉中被“狗狗”扒门的声音叫醒。我挣扎着起身，还没拿好狗绳，两只狗已经在门口又叫又跳了。出去走了一圈，回来我累倒了，又在床上昏睡过去，醒来时晚上八点多，诊所快要打烊了，想想我又睡回去，明天再看医生吧！

没有意识到明天就是医生休息的周末了。我吃了些成药，想那就星期一吧！星期六、星期天我几乎只各起床一次，就是去遛狗。两次我都清楚感觉到自己发着高烧，但两只狗的昂扬玩性，帮我撑住了虚弱的身体。

星期一进了诊所，认识了快十年的医生一听诊，脸色变了，不多解释，马上要我到隔壁的检验所照X光。X光片出来，医生瞄了一眼，就说：“已经转成肺炎了，去住院。”我吓了一跳，从来不曾有住院的经验，难免要问：“马上就要去吗？”医生发火了，大声说：“不然还要等到连住院都来不及吗？”

一个小时后，我到了阳明医院，那里的医生一看X光片，也说：“肺炎，要马上住院。”他问：“发烧几天？”我答：“大概两天多吧？”他问：“没看医生？”我答：“诊所没开。”他说：“荒唐，烧成那样不会到医院？”他又问：“这两天有没有出门？”我答：“没有……喔，有，出门遛狗。”他问：“遛狗？这种天气？在外面多久？”我答：“一次半小时吧！”他说：“荒唐，难怪会转成肺炎！”

手续办好了，进了病房，对于住院这件事，还没有什么具体、真实的感觉，心底想的、记挂的，还是：娇小的太太一定拉不动那两只狗的，糟糕，谁来遛狗呢？

在楼梯间发现必须住院的理由

◎ 马家辉

不知道去过几回北京了，这次去，依然摆脱不了流鼻血的宿命，到底是我的过敏的鼻子太不争气，抑或是，京城的十一月空气实在太冷太干？

鼻子过敏已是陈年老病，在台湾念大学时曾在“荣民医院”动过手术，因为有一边鼻孔无法呼吸，医生检查后说是“鼻梁弯曲”，孔道堵塞了，像马路上沟渠堵塞，恶心恐怖。干脆进医院动刀，一个人，躺了三天，此于平常讳疾忌医的我已算是非常勇敢。

想来其实非常搞笑，之所以发现鼻梁弯曲是因为某回跟女朋友躲在楼梯间热情湿吻，脸贴脸，嘴对嘴，当然亦用鼻子互相挤压，忽然，心跳加促，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晕倒。女朋友紧急把热情煞住，焦灼地问“怎么啦你？没事吧？兴奋过度？”我蹲下来休息片刻，待回过神来，始道，不不不，是没法呼吸，是真的没法呼吸，嘴巴和鼻子都被堵住了，缺氧啦！

于是两人在楼梯间进行了一回快速的“医疗测试”，但只是清纯地测试，并非儿时跟表妹表弟所玩的医生病人角色扮演的暧昧游戏。女朋友用手指压住我的左鼻翼，看看能否用右边吸气，可以；然后再压住我的右鼻翼，看看能否用左边吸气，不可以。原来左鼻孔报废了！

接下来便是看病和住院的过程了。

虽是廿多年前的事情，但医生用刀子捶敲我的鼻骨而发出的那阵震荡以至声音，宛如昨日，于今仍似可在耳内脑内感觉得到。动手术时是两个医生一起来，一位动刀，另一位替我钳出碎骨和抹吸鲜血，尽管打了麻药不觉痛，鼻子却仍属于我，睁着眼睛清清醒醒地看着两个人把冷冰冰的工具由下往上塞进我的鼻孔，在鼻骨上死命地切、割、磨、敲、撞……我感觉如此无助，身体，我的身体，竟是如此无法被我自己掌握，心头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慌，几乎忍不住高声予以喊停。

可是，顶住，我对自己说，我是男人，不能哭，不可哭，无论多么痛苦都要忍住；当时的我竟是如此的大男人主义，对于所谓雄性阳刚形象有着莫名其妙的迷信，换作如今，我不再相信这一套了，想哭就哭，痛了喊痛，管他什么男人不男人，我是男人，但也是个人，有血有肉有感觉的人。

手术过程大概维持四十五分钟，算是顺利完成，坐在轮椅上，被年轻漂亮的护士推回病房休养，窄窄的白袍，我坐在椅上，背着她，没看到，却仍可以想象纯真中的那袭妩媚，暗暗渴望是她坐在椅上而由我推动轮椅，让我可以窥看白袍后面隐约露出的半截粉颈。

就这样，住院三天，现实是沉闷枯燥的，幻想却是婀娜丰盛，看着护士们在病房进进出出，我的脑海，不愁寂寞。

喔，不，现实亦非全然沉闷，住院时，有一天，看电视新闻，目睹穿梭机哥伦比亚号于升空后不久爆炸成灰，所有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在医院里观看别人死亡，别有一股苍凉况味，感触特别深、领悟特别多。但通常当双脚踏离医院大门，感受与领悟很快便烟消云散，直到下一次踏进医院，而这往往，已经太迟。

说回这趟赴京，低估了京城的冷空气，衣服没穿够，刚踏出机场便直哆嗦。坐上出租车往城里进发，门一关，司机“师傅”的体味浓烈得像在车厢内吊挂了十几串陈年大蒜，于是连忙按下半道车窗，宁可抵抗冷空气也不愿捱熬男人臭。

车在公路上跑，照例左冲直闯，又干又硬的空气从窗外吹进，我的鼻子一吸，有如被手榴弹击中，立即有反应，连续打了三个喷嚏，害我痛苦得闭起双眼。

“Hello？Hello？”前座忽然响起一道声音，我还以为是司机在讲手机，张眼一看，只见他在倒后镜内望着我，左手握方向盘，右手递来几张洁白的纸巾。“谢谢，我有。”我轻摇一下自己手里早已被捏皱的纸，响应道。

喔，终究开始讲文明了，的士司机竟会向乘客递纸巾。我是忍不住这样想。

按上车窗，望向窗外城貌，灯火处处高低起伏，每次前来都发现有大批的新建筑物凌空架起。北京在动，中国在变……

病房不是怡红院

◎ 胡洪侠

1984年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太舒服。化验检查的结果，是需要治疗一段时间。我问医生：“是不是需要住院？”

“可以住，”医生说，“也可以不住。”

“既然这样，那还是住吧。”

“其实不住也好。住院麻烦，在宿舍坚持吃药也是可以的。”

“我想住院。赶快办手续吧。”

“你就这么想住院？”医生盯着我看了几眼，“看来你确实是有病，还病得不轻呢。”

病得轻重我不管，盼望住院那倒是真的。回到报社，我几乎逢人就讲：“我要住院了。”朋友们听了都骂我，说这难道是什么光彩的事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吗？你是不是想麻烦我们一个一个都要去医院看你啊？你小子要更新观念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也不至于脑子犯浑吧。

所谓“更新观念”以及“人的现代化”之类，是当时我读了几本流行的书之后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盼望住院一事真的与此无关。理由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住过院，所以特别想住院。

生病可以让生活发生一点变化，这是我小时候悟出的大道理。上小学时，我特别羡慕家里生病的人。比如哥哥或姐姐，忽然有谁感冒了，母亲一定会下一碗热腾腾的挂面，偶尔碗中还要加一两个荷包蛋。或者，再沏一碗滚烫的红糖水。母亲一定会说：“快喝快喝，趁热喝，喝了出一身汗就好了。”每逢此情此景，我都十分希望那感冒的人是我。寻常日子哪里轻易吃得到一小勺猪油烫锅的挂面？况且还有荷包蛋。红糖水也不是随便能喝到的啊。幸运的是，我年年也能如愿感冒几回，然而世事无常，恨只恨感冒难得长久，天天吃荷包蛋挂面外加红糖水的梦想终究难以实现。后来我又发现，村里那位姓吕的赤脚医生，给人看病时经常要给病人输液。这于我是一件大有吸引力的新奇事情。手提一根铁制的架子，身背棕色皮革药箱的吕大夫就进了家门。坐在炕沿上，点着家人递上的烟卷，他先不说病情，说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待屋里已是烟雾缭绕，病人给呛得咳嗽不止，吕大夫就慢慢打开了那神奇的药箱，拿出胖胖的一玻璃瓶葡萄糖，挂在铁架上。“伸出胳膊来。”他说。然后细细的针头扎进病人的血管，葡萄糖就顺着软软的透明塑料管一滴一滴流了进去。葡萄糖啊，一定很甜吧，我想。某次我发烧，喝了几大碗挂面和红糖水似乎都不管用，吕大夫说，要吃退烧药了。我说我坚决不吃药。吕大夫问：“你愿意发烧？”我说我愿意输液。“胡说！”吕大夫假装很威严，“这输液也是闹着玩儿的？你以为葡萄糖是红糖水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又很羡慕住院。白白的病房，白白的床单，白白的被褥，白白的医生和护士。不用上学，不用上班，还有人天天给你量体温，给你输液，给你送病号饭。经常有人送水果来，经常有人送鲜花来，或许，也会有人送爱情来吧。病房里多么安静，可以看很多书，可以写住院日记，可以思考人生的道路该如何坚定地往前走。病房是课堂，是军营，是革命的大熔炉，是体验人生、锻炼意志、坚定信仰的地方……我至今不知道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住院观”是如何得来的，不过，1984年，我真的盼望让生活变一变颜色，给自己的生活掀起点波澜。医院该是合适的地方，因为，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不顾朋友劝阻，我收拾了一纸箱书，雄心勃勃，住进了衡水县人民医院。医院到底是在滏阳桥东还是滏阳桥西？这一会儿无论如何想不真切。大概是在河东吧。当时那座不过几万人口的小城，既是衡水县的县城，又是衡水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桥东的机构大都属衡水县管辖，如此本县的医院当然应该在桥东。2011年4月出差路经衡水市，自汽车下高速公路起我即开始左右张望。说来也奇，车近市区，再进市区，穿来穿去，一直行到预先订好的宾馆，街两旁的建筑我竟一栋也认不出来。旧楼房已经拆得如此之彻底，城市已经变得如此之新，二十多年前的那点私人记忆于是像孤魂野鬼一般，死活找不到回溯乃至重现的路了。其实，不管桥东桥西，老旧的“县医院”肯定不存在了，连“衡水县”、“衡水行署”这样的名称也已经消失很多年了。

还好，住院的记忆虽然模糊，但也不至于全无痕迹。那实在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病房原来是一个嘈杂脏乱的地方，又是一个孤独寂寞的所在。目力所及之处，虽然白色居多，但全没有当初想象的那般洁净。污迹斑斑的白色床单是有的，被褥却要自己准备，脸盆水杯暖水瓶也要统统自带。医生的身影和他们的笑容一样难以见到。输液的护士拿着针头扎来扎去找不到你的血管。病号饭？对不起，根本没有。鲜花没有爱情没有也就罢了，最让我惊讶的，是连白底蓝条的住院服也没有。这叫什么住院。这样的环境，又怎么会有读书的心情。一套上中下三卷的《红楼梦》，到出院时我连上卷都没有读完。却原来，病房不是怡红院。病房不是潇湘馆。病房不是电影中或小说里的课堂与熔炉。我确实是坚持天天写病房日记的，直到有一天，实在写不下去了，终于草草结束首次“住院之旅”，做了“军营”里落荒的逃兵。

十九　姐妹

那年二姊突然下了决心……

◎ 杨　照

有一阵子，我对“三十岁”这件事格外敏感。那应该是我小学毕业刚上国中那段时间吧，也就是我，我十三岁左右。

二姊十七岁，在念专校，她突然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活超过三十岁。她轻描淡写地跟当时和她最亲近的三姊说了这件事，三姊带着沮丧与紧张的心情，告诉了我，弄得我也很紧张、很沮丧。

因为我们很了解二姊，她是个早熟而且很有主见的人。她和大姊同样都是狮子座的，都有很强烈的个性，都对这个世界怀抱着不驯的态度，然而大姊的态度常常表现为愤怒，二姊则毋宁比较接近睥睨鄙视。而且二姊的个性态度，比大姊更早就定型了。

我其实一直知道，活在这样的家庭，作为最小的弟弟，上面有三个姊姊，我注定会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我必定会被这三个姊姊感染她们年纪的感受与思考，更何况这其中还有像二姊这样的人，十七岁就觉得看透了自己的生命，就看到了三十岁，就选择了以三十岁作为终点。

如果是三姊说她不要活超过三十岁，我可以很放心地听听就算了，知道那是她一时“强说愁”的情绪反应，过几天就没事了。然而这话是二姊说的，我立刻感到背脊发凉，仿佛像命运对我揭示了：二十六岁那年，我将会失去这个姊姊。二姊很坚决、很固执，对她自己的想法，很少妥协让步。

让我更紧张更沮丧的是，偏偏我完全了解二姊做这个决定的理由。她不能忍受自己变成“大人”，变成和我们身边看到的每一个“大人”一样的那种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戚、我们的老师，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的人，可以让我们信任、给我们希望。

他们在意的，永远是我们觉得不值得在意的事。有没有遵守校规成为一个和大家都一样，彻底放弃个性的学生。有没有学会省钱存钱，努力培养一种未来可以赚钱的本事。有没有赚到钱，赚到了多少钱，又被什么人占了什么样的便宜。相对地，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关于人生，关于刚发芽的爱情，关于艺术与自我表达，关于与朋友之间的恩怨离合，却都不在他们心中脑中。

摆在我们眼前，很难忽视、更难否认的事实是：有可怕的力量，让人活到那样的年纪，三十岁之后，就会变成十几岁的我们感到无法忍受的模样。我们不了解那力量是什么，正因为不了解，于是也就想不出找不出摆脱的方法。

二姊的决定，如此清晰明白——与其活着让自己变成那样的“大人”，她宁愿死去。我无论如何不愿失去一个姊姊，然而，我想不出任何可以试图去劝她改变主意的说法。对于大人的世界，我和二姊有着完全同样的悲观看法，只是，我多么胆怯懦弱，缺乏她的那种决然气魄。

还好，从十七岁到三十岁，远比我们当时想象的要长要久，要多发生许多事。二姊从专校里毕了业，在第一个工作上，认识了后来的二姊夫。二十七岁那年，她结婚了，我还穿起西装，像模像样地在她的婚礼上当起招待来。二十八岁，她生下了女儿。

二姊三十岁生日时，我人在美国，我知道她会安稳地继续过着有丈夫有女儿有一个和丈夫一起草创的贸易公司的生活，然而，那个夜里，面对着异乡的月亮，我还是不断想着她十七岁时做过的决定，不是因为担心她，而是为了自身而想的。

我想着：到我三十岁时，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我是应该以“大人”的成熟，回头嘲笑当年自己那样幼稚的看法？还是存记当年的沮丧与紧张，同时存记当年对于“大人”的悲观反感，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变成那样的“大人”？

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无法入眠，最终我告诉自己：我得在三十岁之前，好好地、认真地整理记录年少时，我到底相信什么、坚持什么，又对什么样的事怀抱梦与理想，这样我才能在三十岁之后，不迟疑不畏惧地努力做个不会被少年的我厌恶、看不起的“大人”。

那一夜的想法，其实就是我三十岁前后动笔写《迷路的诗》，最早最早的起源。

我妹妹，一个选择了快乐的女子

◎ 马家辉

我有一个妹妹，但我的妹妹更像我的姐姐，她帮助我的次数，远比我帮助她的多，她比我能干，比我聪明，比我坚强，比我敏锐，而更关键的是，她比我快乐；她一直不晓得，我其实非常非常妒忌她，不为别的，只为她的快乐。

我没法想象做“天才儿童”是啥滋味，但我绝对有资格对“做天才儿童的哥哥”说点经验，我妹妹，是的，她是，她是天才儿童。

天才可以有不同定义，唯物的和唯心的，都可以，而我妹妹，两者兼备。

先说唯物的，就是考试成绩，我妹妹跟我和我们的姐姐读同一间幼儿园，但我和姐姐是鸦鸦乌地毕业然后升上鸦鸦乌的小学，我妹妹呢，是第一名毕业，然后去最好的小学，再去最好的初中，又去最好的高中，而考试成绩，就我记忆所及，从来都是全年级第一名。

我妹妹的第一名都是不必用心读书而得，否则，年年第一，不算稀奇。我妹妹总是吃喝玩乐地从学期初放任到学期末，然后在考试来临前草草读读课本，bingo，便行了。我家人已是见惯不怪，初时，我妹妹从学校取回成绩单，进门高喊一声“妈，我又考第一了！”坐在麻将桌前的母亲雀跃万分，尽管双手仍然忙着搓牌，至少会用嘴巴遥远地表扬几句；但后来，年年第一，听多了，没感觉了，当我妹妹再喊“妈，我又考第一了！”或“妈，我又取得了流行歌曲填词冠军了！”之类，我母亲双手继续忙着搓麻将，嘴巴说的却只是一句淡然的“嗯，知道了。”

我却曾因考试成绩而欠我妹妹一个头颅至今未还。话说中学毕业那年她考大学，全港联招，她考九科，故伎重施却又变本加厉，竟于考试前夜还跟男朋友去看电影。我看不过眼，调侃她道，“你肯定自讨苦吃！如果你考试过关，我往脖子上横斫一刀，把头颅搬下来，让你用作椅子！”

她冷笑一声，没搭腔。日后公布成绩，她考了八科A一科C，成为香港的女状元；她本来可以是九科皆A，但因过于自大，匆匆写完答案便提早交卷离场，看漏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道题目，饮恨没法取得圆满。

然而有饮恨之感的人只会是我，绝对不会是我妹妹，她不会的，她的意志非常坚决，当她选择了快乐，便会拒绝任何懊恼，踢走所有遗憾，全心全意把眼睛放在事情的光明面上。所以对于那份尚未写完的考卷，如同对于她日后生命上所遭遇的种种大小挫败，我从没听她发出过半句怨言或后悔，做了就是做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好与坏，她全收，而且是快乐地全收。许多年后我阅读帕慕克的散文，他讨论快乐，说自己向来觉得快乐是一件很没水准的事情，只有忧郁才够酷，但终于发现，不，不是的，令自己快乐原来需要很大的勇气，更是一种伦理学上的行为艺术。在那刻，我联想到的是我妹妹，她果然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

我妹妹于三四岁时已展露出让我惊讶的勇气。我到幼儿园接她下课，我才十岁左右，过马路，要求她说“阿哥，请牵我的手过路”，她拒绝，不管我如何威迫利诱，不肯说就是不肯说，拉扯了一阵子，她干脆踏开小小的步伐，独自一人穿越那条汽车不断呼啸而过的轩尼诗道大街。从后望着她细小的身影，我愣住了，何其坚毅又何其决绝的女子。

另一回印象深刻的是，母亲带我们去“饮茶”，我花两块钱买了一本儿童画报，在茶楼内轮流阅读，离开时我要求她拿杂志，她又拒绝，又是不管我如何威迫利诱，不肯拿就是不肯拿，又是拉扯了一阵子，她干脆把杂志扔在地上，说，不要了，我不稀罕，说完立即自行走路回家。我又愣住了。

在成长的过程上不管玩什么游戏我都从没赢过我妹妹，打电玩也好，打麻将也罢，都是，她的脑筋转得快，心够硬，志够坚，十玩九胜，即使输，亦只是输运气。运气这事儿，再厉害的天才也控制不了，意志再坚决的人也操纵不来，然而这就更需要用勇气去对抗运气了，用选择快乐的勇气，告诉命运，你如何狂妄嚣张亦没法成功把我打倒，当我决定了让自己快乐，我便快乐，快乐地顺遂，快乐地倒霉，我才是自己的主人，你不是。

我妹妹其后在英国、美国都读过书，现居北京，专事写作，竟然跟我是同行，但我每天写作时喊苦连天、怨气冲天，而她，想必是写得快乐，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恐怕除了“快乐”已经没有其他字词。

她不知道，我是如此的妒忌。

有一趟车，你可能永远搭不上

◎ 胡洪侠

是马家辉提议要写一期“姐妹”的。我不反对，因为正好，我有一个姐姐，又有一个妹妹，这是如今独生子女一代永远无法享受到的温暖，也是他们成长经历中再也无法弥补的缺憾。

姐姐和妹妹相差十二岁。可是，当我试着回忆她们的音容笑貌，拼贴她们过去的成长经历，掇拾她们如今的生活面貌，我突然发现：她们的出生年月虽然相隔区区十年有零，可她们的生活道路是如此不同，其差异简直就如同两代人。仿佛乘车旅行，姐姐坐的是慢车，走的是传统线路，遵循的是老旧的时刻表。妹妹则不一样：破旧车站里突然开来一辆快车，妹妹顺利搭上了，从此与姐姐走了不同的路，有了不同的方向。让人感慨的是，不管谁坐的慢车谁又坐了快车，都与她们个人的选择关系不大：相连的岁月里忽然出现两个时空，她们在相邻不远的两个站点各自“被选择”了。

妹妹生于1971年。她和她的“70后”同龄人区别不大：上小学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接下来全是按部就班的程序，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然后高考，然后上大学，然后毕业参加工作，直到如今。姐姐生于1959年。她上小学那年，“文革”开始了。上初中赶上了“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学解放军一学好几年。她也算是上过高中吧，可那时的高中，批完了《水浒》批“右倾翻案风”，好不容易熬到毕业，突然又说高考恢复了。对农村的那代高中生而言，高考既不是头班车，也不是末班车，仅仅是辆呼啸而过的车而已。他们眼看着这辆车轰隆隆驶过，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车里的乘客。他们手中握着可以买票的凭证，可是却凑不齐买票的本钱：他们在学校里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我认识村里很多姐姐的男女同学，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是通过高考改变的。他们又没有资格像城里来的知青那样，说自己的青春“无怨无悔”。他们怨无所怨，悔无可悔，只好看着弟弟妹妹们一个个走出黄土地，自己则留在村里，集中精力对付刚刚分到手的“责任田”。那时的报纸上经常呼喊“夺回失去的青春”一类口号，如今我明白，那是对城里子弟而言的。姐姐的青春就在所谓“希望的田野上”，向谁夺回，又从何夺起？

姐姐常说她“认命”。农村的所谓“命”，常常就是父母对子女人生的安排。而这种种的安排，依从的又大多是生活的惯性。高考列车已然驶出自己的命运，喧闹过后，姐姐那代高中生的心思重归寂静。若想改变命运，办法也有：男同学须设法去当兵，女同学则要嫁个好人家。姐姐倒是集二者之长，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当兵的。那年从学校放假回来，母亲说：“正好赶上你姐姐相亲，你也去看看。”父亲说：“那男的在山西当兵，是汽车兵。他爹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我去了，但也不知该和未来的姐夫聊些什么，只盯着他的绿军装还有帽徽和领章看了半天。平日里姐姐动不动就哈哈大笑，声音清脆响亮，远近闻名，那天她却出奇的安静，说起话来嘟嘟囔囔，全无底气。回来后母亲问姐姐相中没有，姐姐说：“你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认命吧，这一辈子反正就落在农业地里了。”父亲问我的看法。“还可以，”我说，“人家在村里也算高干子弟了，就是个子矮点，比雷锋高点有限。”

1996年的冬天，我回家接父母来深圳过年，特意安排他们坐了一次飞机。在济南机场候机楼，父亲突然大发感慨：“你看看，这些坐飞机的，哪有我和你娘这么大岁数的？”听得出他是想表达自豪之情。这一刻想起父亲的话，我却另有一番感慨。不知父母亲想没想过，他们几乎是农村最后一代按传统习惯筹划子女生活道路的父母了。他们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陆续娶进两房儿媳妇，嫁出去一个女儿。到了我和我妹妹这里，时代已剧变，他们顿时觉得无能为力了，各方面形势都有些失控了。这其中的得失又如何说呢？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操持哥哥们和姐姐的婚事，最终也正是哥嫂和姐姐、姐夫陪伴他们度过晚年，尽“养老送终”之职，而搭乘时代快车东奔西走的我和妹妹，充其量也不过是“常回家看看”而已。农村的马车牛车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而飞机，只是他们生活中的插曲。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姐妹”这一篇，我原本是要写另外两个姐姐的。她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先后夭折，我不仅没见过她们，甚至连她们的名字也叫不上来。自从知道我还曾有过两个幼年死于传染病的姐姐，我就一直想象如果她们还活着，我的童年生活又该是何等模样。可惜终于是无从写起。

二十　作文

作文，有什么难的？

◎ 杨　照

我是在准备演讲比赛时，才学会了原来作文应该怎么写。

小学时，学校里好像随时都在比赛，各式各样的比赛。有印象我参加过的，就有班级乐队比赛、躲避球比赛、作文比赛、书法比赛、科学展览比赛、模型制作比赛……当然还有其他与我无关的比赛——画图比赛、歌唱比赛……

四年级，被选为演讲比赛的代表。老师指定的。很简单，老师告诉我和另一个女生哪天要比赛，要讲几分钟，规定什么题目，到了比赛前两天，老师想起来了，把我和那个女生叫去，要我们试讲给他听。听完后，他指指女生，对我说：“她的稿子写得比较好，台风也比较好，你要学她那样，上了台，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校长，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不能含混。”虽然觉得女生那样喊“校长，主任……”的声调挺恶心的，我还是点点头说：“嗯。”然后老师挥挥手，没事了。

不记得比赛的经过了，只记得比完赛回教室，上课了，老师神色紧张地进来，又把我和那个女生叫过去，郑重其事地宣布：“你们两个人都入选了，才选八个，我们班就有两个，只有我们班入选两个，然后于老师要从八人中再选出三个，代表学校去参加台北市中年级组的比赛。你们补习后留下来，我要教你们怎么准备。”

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教女生准备，轮到我时，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作文模板大全》（旁边还有大字注记：“教师用”），翻一翻，翻到“珍惜光阴”的题目，说：“同样的题目，有三篇文章，你回家从三篇里面各选一些句子，写成一篇演讲稿。”我捧着书要走了，老师又叮咛：“好好看里面的句子，不要再用自己的话讲了，那样不像演讲，知道吗？”

回家后，我摊开作业纸，很认真地抄“大全”里的文字。到现在还记得开头写的是“时光荏苒，光阴如梭”，两个之前我从来没用过，事实上也完全不懂的成语。中间抄一段蚱蜢爱嬉游以致无法过冬的故事，和几句描写人生苦短的话，最后的结语则是：尤其国难当前，我们每个人都要贡献自己的时间心力在“反共复国”大业上，所以不只要为自己，更要为我艰苦奋斗的中国珍惜时间。

然后，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中，我每天都努力死背这份讲稿。老是背不起来，或背得无聊透顶时，我就翻翻《作文模板大全》作为调剂。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虽然题目不一样，模板里的文章看起来都很眼熟，有些字句、意念会不断出现。再多翻几回，我明白了，那让人眼熟的，几乎都出现在结尾部分，几乎都和“国家”，尤其和“反共复国”有关系。

珍惜时间为了要报国，立定志愿当然更是要跟报国有关。最崇拜的人，是带领我们保卫复兴基地的“蒋总统”；最想念的人，是告诉我国仇家恨不可忘的爷爷。最大的兴趣是体育活动，因为可以强身，将自己打造成有用的“反共尖兵”；最感动的是国庆日大典上看到三军弟兄们雄赳赳气昂昂走过阅兵大道……

原来如此！原来老师心目中好的作文要这样写，我乍然理解了。再想想，心中有一份童稚的骄傲、自信涌上来：这有什么难的！

是不难。从那时开始，我改变了写作文的习惯。拿到作文题目，先想要如何和“反共复国”扯上关系，先将语气激昂的“爱国报国”结语想好了，然后再以结尾回头推想前面该如何铺陈。

例如写“远足记”，我也不费心想前几天的远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专注先找远足和“报国”的关联，灵机一动，想到了“报国”要有远大的志向，马上接着联想远足去了白鸡山，从山顶可以眺望远方，那就既可以强调登山强化我们的心志，又可以描述远望时刺激出对大陆山河的怀念，啊，一篇“对的”作文很快就写出来了。

误打误撞，我没有选上学校的演讲代表（幸好！），却成了作文高手，不管什么题目到我手里，不管哪个老师批改，我都能写出高分来。只是，正因为写来如此顺手，作文也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要到上了国中，有一天，突然再也不想写这样的作文，我才明白这世界还存在着另一种充满趣味与挑战的写作——为自己，为表达自己所思所感而写。

之乎者也，不知所云！

◎ 马家辉

想来其实有点不可思议，文笔单薄如我者竟是一个曾用文言文写作的人，如同那个世代的许许多多的香港学生，在中学阶段上国文课，不仅须要学习阅读文言文，更须学习撰写文言文，有时候是强迫，有时候是自愿。老师在作文题目旁注明“可以选用文言文或白话文”，前者只写四百字，后者则写八百字，所以前者有了诱因。

那个世代，指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是英国殖民管治的年头。尽管中国历史课受限重重，不准讲授辛亥革命以后的风雨苦难，中国语文课倒是空间宽广，从唐诗到宋词，从骈文到戏曲，以至胡适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的文字，统统可教可念，文言白话全收，传统现代不拘，自由度极高。曾听对香港教育史有研究的朋友说，当时的香港教育司署颇受香港大学的中文学院派系影响，学院内的视野阔广的学者坚持让香港学生接受扎实的文字训练，所以课堂范文取材兼容并蓄，算是对得起殖民地的华人子弟。英国佬对此无可无不可，只不过从不推动普通话授课，想必是刻意切开香港年轻人与中国大陆的语言血脉。

当然，有好文章可读，并不表示必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谁来授课和如何授课是关键因素，欠缺好师资和好环境，范文再好亦难刺激年轻人的文字敏感度。当时我和同学们所写的所谓文言文，其实跟白话文差不了多少，只在句子里随意添加“之”、“曰”、“云”、“也”之类字眼，装模作样，自欺欺人，交差了事。

高中时曾经遇上一位麻辣老师，某回，在我们的文言文作文纸上狠批八字评语：“之乎者也，不知所云！”我们没有脸红，反而哈哈大笑，觉得这位阿sir有点意思。老同学聚旧，有人谈及这位老师，说他数年前病逝，未满六十，结了三次婚，最后一任妻子比他年轻二十多岁，比我们还年轻，其中一位女同学认真地笑道，唉，早知道我当年就勾引他，那时候我觉得他很有魅力，一直暗恋，不曾表白。她也离婚了两次。人间情事，回不去了，徒剩惘然。

2012年是我摇笔卖文的“专栏写作三十周年纪念”，我乃同学们之中的唯一作家，可是，中学七年，我的国文考试从未拿过A，心底颇有不忿。理由何在？我当然是觉得自己的作文从内容到文字都写得比老师们“超前”，他们不懂欣赏，故没给高分。另一原因是，我经常下笔如喷水，限字八百我却写个一两千，超额完成，反遭扣分。再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字实在写得太潦草了，别说让老师们看得吃力，即连自己重读亦常搞不清楚这个字和那个字之间的差别，自然失去分数。总之，天亡我也，非我之罪，唯有自我安慰，张爱玲读大学时亦曾国文科不合格，我还比张爱玲稍强。

在香港成长，于中文作文以外，亦要应付英文，我的英语能力十分鸦鸦乌，别说是A，连合格过关于我亦是挑战，尤其最后两年中学，我几乎逃了百分之八十的英文课，躲在学校图书馆里追读李敖胡适殷海光，最后，自讨苦吃，高考的英文科仅拿了E而不被香港大学录取，挫败殊深。我清楚记得高考当天的悲哀经验：面对“One Unforgettable Day”的作文题目，脑海一片空白，笔尖悬空数十分钟，写不出半个字，因为疏于练习，太久太久没用蟹行洋文写作文，完全忘记了起承转合的文法技艺，心底涌起一阵凄凉，几乎让眼泪滴到答题纸上。我的中文科和中国历史科高考成绩都不错，假如不是英文科落败，必能入读港大，其后或许会念法律或政治科系，毕业后不是做了律师便是公务员，生命风景由此改观，不一定会比现在好，却肯定跟现在不一样。一篇作文，两条前路，这是笔尖的另类力量。

所以我曾对热爱撰写英文小说的女儿说，假如老爸当年有你今天十分之一的英文作文功力，命运势必全盘改变。

变成怎样？女儿追问。

我笑道，应该不会去台湾读书，那便遇不上你妈咪；遇不上你妈咪，那便不会有你。

女儿和她妈咪因此有两天没有理睬我。我活该。

“谁知道你要告诉别人什么事呢？”

◎ 胡洪侠

却原来我是一个非常“敬惜自纸”的人，对，不是“字纸”，是“自纸”，意谓“自己写过字的纸”。你若不信，我可以给你看一册我上高一时的作文本。是1977、1978年我的作文“真迹”了：蓝色钢笔墨水，写在三百字一页的红格或绿格稿纸上；文中处处可见第三批简化字的奇怪写法；每篇作文后面都有语文老师的红笔批语；至于成绩，不是甲＋，就是甲，偶尔有甲－。随一篇篇作文旧地重游，我脸红复惊讶：十四岁时我怎么写得出如此空洞如此八股的文字。无奈作文本封面上明明白白写着“军屯中学高一、一班”，编号45号，姓名“胡洪霞”。物证历历，笔迹斑斑，想让方舟子质疑有人代笔也是不可能的事了。既如此，不妨选几篇抄录一番，也好让读者知道，虽然同是高中生，当年的我和当年的韩寒拥有多么不同的“当年”。

其一，题：《论“红与专”》

摘抄：如果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就是知识再多，本领再大，也会走邪路，成为“两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有什么用呢？！

老师批语：内容充实，论证科学，语言精练，句子流利。

【按：我当时写的是“两眼不闻窗外事”，呵呵，应是“两耳”才对，奇怪老师竟然没发现。】

其二，题：《钱包》

摘抄：……去上课，还是继续等？正在踌躇之中，小兵忽然看见前边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走，停停，像是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他赶忙迎向前去问：“叔叔你在找什么？”“啊，小朋友，我今天起早去县城给咱生产队买机器皮带，等农具部开门，我正要买，谁知一摸，钱包丢了，我就赶紧回来找。”小兵赶忙问：“是不是黑色的？”“是的，里边有七十元钱，十斤粮票。”“你看这是不是你的？”“是啊，太感谢你啦，你……”叔叔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小兵说：“谢什么，我比起雷锋叔叔还差得远呐。”小兵说着就要走，叔叔连忙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小兵边跑边说：“我叫毛主席的好学生。”

老师批语：主题突出，内容充实、丰富。句子通顺，流利，生动。结构紧凑，故事情节巧妙。

【按：文中所讲故事明显是胡编乱造。人家问小兵叫什么名字，经典回答应该是“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叫我雷锋好了”。我大概是不愿再重复，只让小兵回答了一句“我叫中学生”。老师先是用红笔改成“我叫红小兵”。然后他似乎觉得不妥，又改成“我叫毛主席的好学生”。】

其三，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看故事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感想

摘抄：（结尾部分）看了这个电影，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久久不能平静，李侠同志的英勇事迹一幕一幕又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有今天，我们的人民有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今天，都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所取得，党旗、国旗、八一军旗都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老师批语：结尾部分较好。写作能力逐渐提高，望再接再励。

【按：这“较好”的结尾部分我怀疑是从哪里抄来的。批语中老师把再接再厉的“厉”写成了“励”，我也跟着“励”了很多年。】

其四，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摘抄：……（文中一段）“四人帮”却一向不顾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疯狂阻挡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影射攻击周总理，打击诬陷邓副主席，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真是荒谬到了极点……（结尾一段）新的长征路上，也一定会有雪山草地来阻挡我们前进。我们要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去到达光明的顶点，迎接灿烂的未来。前进！奔向2000年。

老师批语：前一部分论述较深刻，但不全面。论点不鲜明。没有鲜明的论点，谁知道你要告诉别人什么事呢？下面的内容也就无从谈起了。

【按：这一篇老师的批语相当靠谱。当时的口号是，到200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那时我根本不知“现代化”为何物，论点如何能鲜明？当然也就不知道要告诉别人什么事。那时的2000年就是一个符号，我不觉得它和我有关系，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也没算过到了2000年我会多大。等它终于大驾光临，却没人再提“四个现代化”了，大家都在欢度千禧年，担心“千年虫”。新千年之夜，我在香港时代广场附近狂欢的人群中度过。我从没有奔向2000，它却换了装束，拥我入怀，推都推不开。果然，“下面的内容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十一　录音机

你的歌

◎ 杨　照

“也许你愿意唱一首歌/轻轻柔柔的一首歌/一点点欢欣，一点点希望/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奇特的声音传过来。我马上知觉到这旋律有着很不确定的调性，小调，但中间穿插了许多不在正规小调音阶上的升降半音，因而给人一种比原本的小调更不安定的感觉，怎么说呢？其中飘着一股往上浮动的力量，或者该说，整首曲子就像半空盘旋的滑翔翼飞机，捉摸不定是上还是下，眼看要降落了又陡升上去，上升得正稳妥，突如其来又鼻头一矮……

而且那歌声也很不一样。当然不是我讨厌的那种流行歌曲唱法（那时我对凤飞飞的歌声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也不像那一阵子我正着迷的摇滚乐低沉撕裂的唱法，（Jim Morrison，那明显在迷幻旅程中的嗓音啊！）有着一种清澈清凉，让人立刻联想起外双溪的泠泠溪水。

声音是从“中广”陶晓青的节目里播送出来的，我很庆幸自己是用新买的新力牌录音机听的。看了一下，确认匣中有卡带，卡带正殷勤规律地转着，油然生出一种幸福感。我知道，等一下，等这个节目播送完了，我可以立刻从录音带里叫唤出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再听一次，再听一次，听到我高兴为止。

那台录音机附带有收音机的功能，对当时十五岁的我而言，最神奇的，是收音机和录音机之间的关联。只要在播放着收音机节目的同时，按下录音键，收音机的声音就被录进卡带里了。这是家中原本那台电唱机做不到的。

而且这架机器来得正是时候。台湾的“民歌运动”刚刚发展，愈来愈多人认同“唱自己的歌”的呼声，愈来愈多人试着要写和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不一样，也和被统称为“热门音乐”的美国流行歌曲不一样的“自己的歌”。不过这样的潮流又还没有大到吸引主流唱片公司的注意，它仍然是个校园与部分年轻人间的“运动”，还不是后来被命名为“校园民歌”的庞大生意。

那时节，陶晓青的节目是这个运动的重要据点。她的节目原来是介绍、播放“热门音乐”的，她决定每周空出一天（我记得是星期四），不播英文歌，专播这种独立创作，一个人一支吉他唱出来的“自己的歌”。

我把每星期的这段节目，都录下来，都反复地听，不错过任何一首歌，甚至不错过陶晓青说的任何一句话。她说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吴楚楚的《你的歌》。啊，我知道吴楚楚，因为之前陶晓青在节目中还播过他另一首歌，用周梦蝶的诗改编的《行到水穷处》——“行到水穷处/不见穷不见水/只有一片幽香/冷冷在目在耳在衣/你是泉源/我是泉上的漪涟/我们在冷冷之初，冷冷之终/相遇……”这首诗我早就读过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诗可以谱成歌，但吴楚楚的歌非但没有让我觉得违背了周梦蝶的诗意，还感到如此贴切。

然后，播完了吴楚楚的歌之后，陶晓青说了一件奇怪的事，她说她接下来要播一首寄到电台给她的录音，一个年轻男生自己写了歌、自己唱了、自己录了，可是寄来的信件上完全没有说自己是谁。陶晓青说歌写得不错，请这位寄录音带的朋友再写信去让她知道他是谁。

歌开始播了，但我听不进去。脑中想的全是：对啊，有录音机就可以录自己的歌，不是吗？而且还可以寄到“中广”去，说不定就被播出了？前几天，我喜欢的那个女孩才在电话中提起，她突然很想写歌词，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写不错的歌词，同时慨叹她自己不懂乐理，没有办法作曲……

我阻止不了大脑快速纷乱出现的想象，仿佛听到陶晓青说：“我收到一首很好的曲子，很愿意推荐给大家，这首曲子是两位朋友合写的，作曲的是……作词的，同时也是主唱，是……”

第一次，我竟然没有听完节目，就进了房间，抱起吉他，摊开一张先仓皇划上五线谱，后来又放弃了五线谱部分的白纸（因为想到女孩可能看不懂五线谱，只能写简谱给她），开始写作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我还记得，先从副歌写起，上上下下滑走的三连音，然后接上附点节奏，再回到稳定的四分音符结尾。自己兴奋地哼着，啊，多么美好的音乐。

多么美好，还能轻易梦想，轻易进入梦境的年岁。

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机器

◎ 马家辉

对于此专栏我通常有固定的“写作仪式”：透过编辑小姐的电邮取得本期关键词，坐下来，面对计算机，闭起眼睛，像招魂一样召唤我的深层记忆，看看有什么影像从大脑皮层的曲折处浮现。

嗯，来了，第一个影像现身了，立即抓住它，或该说，牵着它，温柔地牵着这只记忆之手，像跳探戈般跟这记忆影像翩翩共舞，左右旋转，高低抑扬，耳畔仿佛有乐章响起，很奇妙，过不了多久便有其他影像相继冒起，像音符般在我眼前飞扬；然后，我便陷入回忆，享受回忆，感慨回忆，隐约似是重新活过生命里的某时某刻，如胡适的诗说，“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我似是活了两遍。

那么对于“录音机”这词儿，当我闭目，不消半分钟，脑海便浮起一幅画面，那是一片海洋，我站在沙滩岸边，天气极热，我穿着红色短裤，黑色背心，汗水从额上脸上背上胸前渗出滴出，但我不怕，年轻的我，本就什么都不怕，更何况我的鼻梁上面架着一副于1970年代最炫最酷的Ray Ban太阳眼镜，两片椭圆形的墨黑镜片——香港人惯称之为“苍蝇镜”——把我的喜怒哀乐情绪全部掩盖，藏身镜后，我昂首挺胸，得意洋洋。

那一年，我十七岁。

十七青春好年华，炎炎夏日，跟几个死党趁着暑假到沙滩，以晒太阳为名，但其实只是为了泡妞，我所掌握的“武器”，除了一身结实的肌肉，更有提在手里的那部录音机，黑色，长长的，宽宽的，沉沉的，硬硬的，体积比廿一世纪流行的笔记本计算机还要大个一两倍，但我同样不怕，反因它而感到骄傲，因为我走到哪里它便用声音替我预先开路张扬到哪里，扰攘之物配上扰攘之人，简直相得益彰。我还记得那天在沙滩上，我利用这台录音机重复播放谭咏麟的《夏日寒风》，刚出炉的新曲，的士高节奏，狂野，劲爆，歌词淋漓奔放，彻底配合夏天海边的热烈情怀：

“挤迫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烁暑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缩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她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她/今爱着谁？/我虽不怪她带走旭日/却一生怪她/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她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做/玩耍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她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

当然是为了泡妞强唱愁，但这本是少年特权，此时不说，尚待何时？难道等到如今坐四望五才去说？如今生活忙乱到什么是愁什么是乐都经常混淆不清了，无语无言，欲说还休，懒得再谈。少年时代则是另一个故事，若能把愁唱得激情动听，那些躺在沙滩上的女孩子会主动走过来结识我、搭讪我，至少，会把目光从远处投掷过来，像勾魂一样，想把我的身子勾引过去。

所以那个十七岁的暑假我和死党几乎变了“沙滩党”，三天两头有事没事结伴到沙滩闲坐，出门前，他们总先打个电话来提醒我，别忘了带录音机和录音带，仿佛战士到战场，录音机和录音带是子弹和枪械，没了它们，便没我们；它们是我们的命。

又长又宽又沉又硬的录音机年代终于过去了，换来的是小巧的“随身听”，亦即Walkman，尽管相对于今天的iPod，它仍算是庞然怪物。而当我把眼睛张开，沙滩的摇滚记忆消失无形，代之而来的是另一幅阴亮黑暗的影像，那是九龙的庙街，夜市的所在，暧昧的所在，在1980年代，卖淫的吸毒的都在这个地方，我亦在，但不是买春也不是贩毒，而是在街头巷尾的小摊档处找寻某种口味特殊的录音带，那种充满着呻吟浪叫的录音带，大概卖十五元港币，一盒带子仅有卅分钟声音片段，其中约有五分钟对白，由一把女声一把男声轮流述说各式幻想情事，最原始的欲望，最犯禁的想象，在字句之中迸发喷射；其余廿五分钟，是呼吸和喘气和哎呀哗啦的失神叫喊，没有故事，却能传达足以把少年撞击得天翻地覆的隐秘讯息。

我把录音带买回家，到了深夜，或把自己盖在被窝里，或把自己锁在厕所中，戴上又厚又重的罩式耳机，按下Walkman的播放键，把自己推进卅分钟的迷离仙界，沉溺如醉，几乎不愿回到现实世界。

黑色禁夜，录音机曾是我的情欲天堂，我的天堂，竟曾是一具小小的机器。我竟然曾是如此的无力卑微。

谁家的大雁在飞

◎ 胡洪侠

齐玉贞是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有一天她在林中溪边遇到一位晕倒的男人。她把这男人救回了家，给他饭吃，为他治病。她爱上了他。可是这男人魏德胜原是东北抗联的一位连长，他负伤被俘又逃脱，一路之上，几番出生入死，为的就是要找到队伍，重新穿上军装打鬼子。他归心似箭啊，他不能为了爱情半途而废啊。玉贞没办法，只好含泪送亲人。茫茫东北林海中，一只大雁飞过，歌声响起：

雁南飞，雁南飞，

雁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

已盼春来归。

今日去，愿为春来归。

盼归，莫把心揉碎。

莫把心揉碎，且等春来归，

且等春来归。

我喜欢这首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雁南飞》。其实我早忘了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查了查资料我才写得出齐玉贞和魏德胜这两个名字。《雁南飞》的歌词我却不用上网去搜也能如流般倒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是多年来每当听到“雁南飞……”歌声一起，不管在做什么或者想什么，我都会停下来，边听边发呆。那一刻我听见的旋律不像是从卡拉OK的音箱里发出的，而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不是从地面上包拢过来的，而是从天上飘落的。等唱到“莫把心揉碎，且等春来归”的时候，我整个人其实早已不在原地，而是顺着歌声回到了1980年衡水师范学校的校园。仍然是那条常走的路线：先走一段坑坑洼洼的新华路，然后迈进简朴得毫无风格的校门。右边是教工楼，一楼西侧是我常去借书的图书馆，馆中有位年轻漂亮的女馆员；左边是两层的教学楼，端正敞亮的灰砖建筑中，教室一个挨一个，门口都挂着白底红字的班级编号小木牌。马上要到午饭时间，同学们正拿着饭盆鱼贯而出，奔向没有鱼的食堂。顺着楼中部宽宽的楼梯，我走到二楼，推开那间学校团委会活动室的门。屋里有几张桌子，我那张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我咔嚓咔嚓按几下快进或快倒键，点了点头，“还行”。于是手托录音机，下楼，沿着直通饭堂兼礼堂的红砖路面，走进大厅最西南角那间广播室。早有两个广播员在那里值班了。我说：“开始吧。”广播员问：“还是放《雁南飞》？”我说：“对。”其中一位扎着两条小辫穿着军绿上衣的广播员嘀咕说：“都听烦了。”“你是不是想听靡靡之音啊。”我看她一眼，笑了笑，扭头走出饭堂。这时，整个校园又一次让《雁南飞》的歌声淹没了。我抬头望望天。天依然湛蓝，辽阔，悠远，和“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的声音融为一体。可是校园里依然没有大雁，只有麻雀……

据说，盒式磁带录音机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由荷兰人发明的。到了1980年，我还根本不知道盒式磁带为何物，也没见过谁家桌子上赫然摆着录音机。我用的录音机是盘式的，块头不大也不算小，方方正正，虽说可以手提，但绝说不上便携。那是不是用于专业广播的录音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学校团委会专门给我负责的广播站配备的。团委书记姓郝，他个子偏矮而头偏大，嗓门洪亮，精神十足，漆黑的眼睛和整张黑红的脸天天都在放光。刚入学时我积极给广播站投稿，郝老师因此很喜欢我。有一天他说，高年级的同学快毕业了，你把广播站接过来吧，在你们年级里招几个广播员。“学校会给你们买个录音机。”他说，“好好干，你这角色相当于校团委的宣传部长啊。”

广播员队伍很快组建起来，录音机也买回来了。那几天我毫无上课的心思，全身心都扑在神奇的录音机上。录音带是一盘一盘的，大小也正如同饭桌上盛菜的盘子。取放带盘安放在机器左边的带轴上，扯出磁带一端，自左至右绕过磁头，卡在右边空空的收带盘的中轴上，然后按下红色的录音键。两个带盘缓缓转动，外接话筒也已开通，这时我就变得大气不敢出了。等心跳稍稍正常，我开始学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音员的腔调，读几段报纸社论。按停止键。按倒带键。按放音键。天，我的声音，已经离开了我的嘴的我的声音，就迷途知返一般地又回来了。

也就在那时候，看了电影《归心似箭》，学会了哼唱《雁南飞》。我一下子喜欢上这首歌，至今原因不明。也许是因为那种飘的感觉吧：每次听都会觉得身体空空的，因为心思已经冲破身体，飞得很高很远，我握不住也追不上也看不见。等学会了转录功能，我开始从收音机的《每周一歌》节目里一遍又一遍转录《雁南飞》，直到填满整整一盘磁带。郝老师不是说我“相当于”宣传部长嘛，宣传部长当然可以决定广播站播放什么歌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食堂开饭、广播站开播，满校园里就一次次的“雁叫声声心欲碎”了。多少年之后，这首歌变得越来越邈远又越来越厚重。它几经转录后自身也变成了一台录音机：你的心跳或者神往，不管有声的还是无声的，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其间；一经唤醒，立刻就可以和歌词一道起承转合，与旋律相拥着一咏三叹。

二十二　麻将

中国男人与犹太女人

◎ 杨　照

我最后一次打麻将，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在美国，一桌四人，有我太太，有一位在哈佛大学念神学的朋友，还有一位，主人，美国的犹太女孩。

他俩是情侣，男生在美国唐人街长大的，祖籍是广东台山，会打麻将、爱打麻将，感觉理所当然，好像也理所当然教会女友打麻将。然而，事实不是那样。犹太女孩还没认识台山男生前就会打麻将了，麻将牌也是她家中原本就收藏的。

这下我真感觉到自己的欠缺了，连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麻将都打得比我好。那天打的到底是十三张还是十六张，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纯粹就是去“凑角”而已，一边打还得一边问一边复习麻将的游戏规则，忙死了。

忙到几乎没有空参与麻将桌上的对话，只能勉强分出耳朵来听。听到他们很自然聊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犹太人和中国人的类似、亲近性。犹太女孩和我同在东亚史博士班，专业也是中国上古思想史，是这样认识来的，她介绍我读了汉学家A.C. Graham的著作，我从图书馆找出傅斯年的《大东小东说》给她看，彼此互通研究上的有无。

的确，在美国，优秀的汉学家中，犹太人的比例极高，而且学校与东亚相关的研究生，也有不少是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犹太人也很重视家庭、重视教育、重视传统，都和中国很像，所以比一般白人容易进入中国文化情境中，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

还有，犹太人有强大的“解经”系统，一切都得要回归到神圣的“摩西五书”，想要表达任何意见，都只能以经书批注的方式来进行，这不又和中国的知识传统很接近吗？

不过，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一件事上很不一样。犹太人对中国、中国人普遍好奇，家中常常有中国家具、中国字画，或者至少收藏一副中国麻将。女孩从小家中每个成员都会打麻将，周遭犹太家庭也都会打麻将，所以她自然而然学会了。但是倒过来，中国人对犹太人却很陌生、很有距离，也很不好奇。犹太人会在众多“外国人”当中，将中国人标检出来，但看在中国人眼里，犹太人却和众多“外国人”没有两样。

难得有中国人对犹太宗教、犹太文化有兴趣。女孩的男友改用他带广东腔的普通话说：“在哈佛神学院，不碰触犹太教传统，那是‘入宝山而空手归’了。”

不过，犹太人和中国人还有一点关键差异。女孩从麻将牌上抬起头看了男友一眼：“犹太人的系谱以女方为准，中国的‘宗族’则只算男人那一边。”整个句子用英语讲的，但“宗族”两个字却是她在北京学来的标准普通话发音。

所以如果他们两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从妈妈那边算，孩子是犹太人，但从爸爸那边算，孩子却是中国人。牌桌上的气氛突然紧肃了起来。“如果是别的中国人也都还好，偏偏是个信基督新教的中国人。”

她男友带点不耐地插话：“信新教不对吗？美国是个新教国家啊！而且我如果不是个新教徒，不是出生‘圣公会’家庭，不是想要当牧师，干嘛念神学院，干嘛理会犹太教犹太人啊！”

这件事，我们上回和犹太女孩一起吃中饭就听她说过了，没想到竟然这时当着男友的面她又提了。她家里极度反对她嫁给新教徒，更反对她嫁给同样注重子嗣的中国人，当然对她交了一个新教徒中国男友，强烈反弹。她妈妈陷入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慌，担心犹太教的传统，会断绝在女孩的婚姻上，小孩一定会被中国人给抢走。

麻将桌上，男友赌气地说：“我们都去变性好了，中国女人和犹太男人结婚，就没问题了！”女孩听了提高声音说：“你宁可变性都不能放弃‘圣公会’吗？放弃‘圣公会’比变性难吗？”男友打断她的话：“最好我也一并放弃中国血统好了……”

我和太太只能赶紧将话题硬转到别的方向，转得非常勉强。前几分钟，大家才说好以后可以找时间固定打麻将，让我可以精进麻将技术，这下子，我心中有了预感，看来恐怕连下次一起打麻将的机会都很渺茫了，看来我的麻将技术又要停留在这种幼稚层次好一阵子了吧！

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

◎ 马家辉

小时候一家九口住在一个五十平米的小单位，挤呀挤，毫无生活上的舒适度可言，除了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便利：打麻将，完全不必担心找不到牌搭子，四人一局，整整足够开两局，还剩下一位挤不进局的倒霉鬼可以负责倒茶递水。

所以我家是热闹的，几乎每个晚上都有麻将局，有时候一局，有时候两局，若有邻居或亲友到访，还可以背贴背地坐开三局，四局是从来没有过，房子小，塞不下。

狭窄的空间奔腾着喧闹，噼噼啪啪，叱喝笑骂，麻将桌上的高低情绪在局促的房子里翻江倒海，如海啸，但不是淹没房内的世界，而刚好相反，是把外面的世界远远隔开，让麻将桌变成一个孤绝安全的小宇宙，你沉迷在里面，忘记今夕何夕，甚至如广东人所常说的，“连老爸到底姓甚名谁都不太记得了”。

成长于此，我乃练就一心二用的好本领。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或吃过晚饭，家里有人设局，人声牌声，嘈杂于耳，我却仍可蹲坐在麻将桌旁的小桌子前做功课，偶尔还抬头瞄一下牌局的高潮迭起，八卦一下谁输谁赢，算是做功课过程里的中场娱乐。“九零后”年轻人经常自诩善于multi-tasking（多元操作），面对计算机同时进行几项活动，我呸，老子早于四十多年以前早已如此，自六七岁接受母亲的“麻将启蒙”以来（我母亲的教育哲学是：只要懂得加减乘除便可学懂打麻将，同理，学懂了打麻将便更有利于学习加减乘除！），就如此，十分钟读书写字，三分钟围观家人的麻将活动，再五分钟读书写字，又围观八分钟，有时候更会被临时征召加入战局，客串十五分钟，结束后再度把眼睛放回书本和作业本之上。

广东佬梁启超亦是爱打牌的，还说过“唯有麻将可以让我忘记读书”，所以我把他封为偶像，而我更进一步，自认“围观麻将但不忘记读书”，我比梁启超更梁启超。我也喜欢把读书人那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改写为“书声牌声电视声，声声入耳；马事女事八卦事，事事关心”，唉，年少的我真是无耻得无可救药。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成长于此，如果要我追溯一个最深刻的少年梦境，理所当然地跟麻将有关。其实可能还未算是少年，应是儿童年代，大约九岁或十岁，甚至可能更早，那年头我犯了梦游毛病，偶尔于午夜熟睡时跳起床，走到客厅，跟随梦境内容做些怪异行径，或引吭高歌，或拳打脚踢，家人初时吃惊，其后见惯不怪，像看电视剧般偷瞄几眼便懒得再理。话说有一个晚上，大概十一点多，牌局结束后，我睡觉，舅舅姐姐外婆等人仍在客厅看电视，我清楚记得做了一个怪梦，梦里，跟几个人打牌，刺激亢奋，突然，不知何故，手上有几只麻将失去踪影，我慌张地大吼大叫大哭，跳起来，在桌下椅下到处寻找，甚至拉开客厅杂物桌的所有抽屉，发狂地一边高喊“我的牌呢？谁抢走了我的牌？快把我的牌还回来。”一边查找，歇斯底里，像疯人院里的病人。

翌晨睡醒，如常返学上课，回家后，晚饭时，舅舅和姐姐不断看着我笑，是讥讽地笑，是愚弄地笑，是好奇地笑。我问你们这是干啥，他们反问我昨夜干啥，原来那个怪梦不仅是虚拟梦境而更附随实质行动，我确实曾经从床上跳起来，冲到客厅，边哭边翻箱倒柜地找寻麻将，他们厉声喝止，但无效，我自言自语哭喊悲恸，就只为了那几只本来就不存在的麻将牌，在梦中，我曾被麻将伤透了心。

桌上乾坤大，麻将岁月长。麻将桌是我跟亲人交流得最紧密最开心的所在，多年以来，坐下聊天，闲话家常，经常聊到第二十分钟之后便扯出家族史的恩怨情仇，翻脸了，不高兴了，谈不下去了。然而坐在麻将桌前，专心打牌，输也好，赢也罢，都是刺激紧张的情绪交流，而这交流，有着“纯净”的面向，纯粹由一百四十四只麻将牌堆砌而得，成于此，败于此，成败转眼空，当牌局结束，众人离场，把麻将灯捻熄，一切灰飞烟灭，无负担，无责任，不涉感情却又能够拉拢感情，是非常妥善的家庭娱乐。

所以到如今，家庭聚会，我和姐妹们依然争取机会跟父亲母亲打个三四小时麻将，在麻将桌上忘掉岁月，忘掉怨怼，忘掉恩义；在桌上，我们平等对待，所以轻松愉快。

我七十多岁的“哲学家”母亲便曾在麻将桌前感叹过，能多打一场就多打一场吧，天下无不散之牌局，最终谁都要离桌。

我笑道，放心，妈，日后你去了，我会在你灵前烧献一副纸麻将，附带三个纸人，做你的牌搭子；呀，对了，另外再烧四个佣人，替你们斟茶按肩。

你真乖，儿子。母亲一边伸手摸牌，一边响应。

我为什么不会玩麻将

◎ 胡洪侠

马家辉出身“麻将世家”，他因此出道既早，“麻艺”也精，麻将桌上的故事肯定精彩。为了逗他披露自己混迹麻坛的不世传奇，《我们仨@1963》的主题词中就不能没有麻将这一条。不过这却苦了我和杨照：我真的不会打麻将，杨照也不大会。

1980年代后期，曾经有一首民谣流传，说什么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不赌不跳二百五。这其中的“赌”说的就是麻将，跳舞则指去舞厅跳交谊舞或者迪斯科。当时听了这民谣，我暗暗叫苦：原来我竟是个“二百五”。心有不甘，于是想学。1989年秋季到北京读研究生，赶上学校舞风正盛，每逢周末大大小小的食堂全成了舞厅。同学中有一位姓高，来自安徽，人瘦瘦的，个头适中，体态轻盈，平时走路都无声无息，跳起舞来更是移步似花开，换形如水流，大有云淡风轻之美。他似乎很喜欢长长的围脖，但围脖于他另有妙用：不围不绕，只是挂在脖颈上，任艳红或雪白的围脖如瀑布一般自胸前倾泻而下，直到小腿。跳起舞来，那围脖忽而摇曳于前，忽而飘荡于后，和高同学的身体若即若离，又和他的脖子不离不弃，让人恍然只见围脖不见人。他边骂我们“土老帽儿”，边耐心教我们在宿舍学跳舞。“哒咚，”他说，“哒咚，右脚迈向前。哒咚，左脚滑过来。哒咚……”起初听他这一片“哒咚”声，我脚下就乱了方才，笑着问他跳舞和老鼠有什么关系。“什么老鼠？”他一脸茫然，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学跳舞要严肃。”我说：“老听见你说，打洞，打洞，这不是老鼠是什么。”满屋子同学全停住初学乍练的舞步，哈哈笑个不停，背部微驼的班长尤其笑得摇摇晃晃，几乎站立不住。校园生活真是欢乐啊，各种欢乐。但跳舞的欢乐我终究无福消受：舞步尚未练成就荒废了；舞厅也去过几次，但在煮饺子般的拥挤舞者中，我稚嫩的舞技频频遭到老练的拒绝；最容易掌握的是贴面舞，可惜最不容易找的却是可贴之“面”。

嘿嘿，写麻将写了一大堆跳舞，跑题跑得有点不靠谱了。麻将！麻将桌上故事多。前两天读到我同事@鸭蛋姑姑的一则微博，我觉得很像励志小品。她说：“回首走过的路，我感触颇深，人生似乎没有过不去的坎。许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学打麻将输了五百多元，离开牌桌那一刻，我仿佛觉得天快塌了，心痛无比。当时已近凌晨，为了惩罚自己，我只身一人从广州白云区步行近两小时走到宿舍，边走边哭，边走边骂自己傻……如今回眸，发现一切如烟，真的。”你看，天下哪有光输不赢的事：她输了几张人民币，却赢了一把人生感悟。

我为什么不会玩麻将？不妨试着也感悟一番。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村子里经常开大会。按那时的开会程序，第一项一定是“将反革命分子押上来”。主持人的声音刚落，几个民兵一路推推搡搡就把五花大绑的“坏分子”押到了主席台前。村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合乎条件的“地、富、反、坏、右”不好找，于是就把推牌九、打麻将的人抓来充数。“你们这些坏分子，”一字不识的党支部书记开始批判，“啊，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竟然赌博成性。你们道德败坏，嗯，过的是……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你们，这个这个这个你们，这是封建，是修正主义，是四旧，我们革命群众要把你们坚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一万只脚，让你们八辈子都翻不了身。你们……啊，你们跟妓女差不多，啊，和抽大烟的，也就是吸鸦片的，没什么两样。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搞得家破人亡？是不是祸国殃民？是不是花……对，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那时我上小学，根本没见过麻将牌长什么样，但是我已经深深知道，玩麻将等于犯罪，等于与人民为敌，等于要挨斗，要游街，要家破人亡。到了1980年代，有次串门撞见了几个同事在神神秘秘地玩麻将。他们都很紧张地看我身后，有的绷着脸不说话，有的好不容易挤出点笑容又迅速消失，有的赶紧用报纸遮住牌桌上的“真金白银”。我则是不敢久留，仿佛躲避瘟神一般，扭头迅速离开“犯罪现场”。再后来，听说麻将解禁了，不算是犯罪了，可是长期积攒起来的那种莫名的恐惧并不容易消除，我也因此培养不出对麻将的兴趣。莫非真是小时候参加批斗会受了惊吓？此为感悟之一。

感悟之二，是我的数学实在太差，从来算不清该输多少又该赢多少，活该挤不进麻将圈子。这方面我实在太佩服我的朋友尹博士了，他在和牌之际码牌之中能立刻风驰电掣地算出一堆数字，另外三个人乖乖听话，从不反抗也不质疑。这才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打听才知道，高考数学满分是120分，尹博士竟然考了119。这是命啊，不认是不行的。

二十三　可口可乐

冰凉的神奇黑水

◎ 杨　照

我记得，家里第一台电唱机，是三洋的。那年头的电唱机，好大一台，自己堂皇地站在客厅中。运送电唱机来的业务员，郑重其事地从包包里拿出一块东西，告诉妈妈那是特别的附带赠品——唱片擦。用细致绒布精制的，专门用来抚拭唱片上会有的灰尘。业务员再三交代，如果唱片不干净，就会伤到唱针，而受伤的唱针又会刮坏唱片。唱片唱针，一样坏就必定两样坏。

我看着唱片擦，把手上有几个英文字母。那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那是英文字母，然而我随口就说：“三洋。”业务员吓了一跳，妈妈也吓了一跳。“怎么会知道是三洋的？”因为上面的字母写的就是三洋牌啊！

业务员真心称赞的模样，还有妈妈真心高兴的模样，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吧，以至到现在没有忘掉。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幼儿园大班上了一学期就停了，每天混在家里。我是在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上，看到三洋电器的广告，所以认得了那几个字就代表“三洋”。可是，我不记得电视是什么牌子的了，只记得大家都说，那是台湾没有的牌子。

电视跟电唱机不一样，不是电器行里买的，是从“美军顾问团”里转手卖出来的。妈妈有一个朋友，在美军顾问团旁边，开了一家专门卖仿制油画的店，因而认识了一些里面的美国军官。透过美国军官，可以得到许多美国东西。

美国、美军是我们那一带日常生活普遍的一部分。我的小提琴老师雷老师，他哥哥也是画画的，也主要卖画给美军顾问团的美国人。另外一小部分，卖给住在天母的台湾人。雷老师说的。那是我第一次对天母有了记忆，天母的台湾人是会愿意出我们难以想象的价钱买画的。

离我们家很近的农安街中山北路口，有一家圆山图书，然后沿着中山北路朝北走，到民族西路口，另外有一家林口图书。若是转往南边，还是沿中山北路，过了锦州街，还有一家敦煌图书。这三家书店，都是卖英文书的。

我最早学到的英文发音，一定是“PX”。那是美军福利社的简称。我接触的第一件美国东西，一定是后来正式进到台湾叫做“芬达”的果汁汽水。

妈妈说的，我没有印象了，因为有PX流出来的“芬达”橘子汽水和葡萄汽水可以喝，我总是要跟妈妈去那个朋友家。然后突然有一天，却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去了。一说要带我去那个朋友家，我就大哭大闹。弄了半天，后来妈妈才晓得，原来朋友家的儿子，名字发音跟我的名字一样，在他们家里，我老听到妈妈的朋友骂我。

不过，我还有印象，却是妈妈不记得的，在那个我老是觉得挨骂的朋友家，我还喝到一种奇特的东西，黑黝黝看起来怪可怕的，像是妈妈炖煮给姐姐们喝，浓苦浓苦的“四物汤”。然而鼓起勇气喝到嘴里，天啊，竟然是那样甜美的滋味，不像“芬达”还可以说出这是橘子那是葡萄，纯粹是超乎我生活经验以外的东西，和其他曾经吃进喝进嘴里的，都不相干，都有很大的差距。

不去妈妈朋友家之后，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到那神奇的黑水了。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早晨肚子奇饿，忍不住拿了本来带来学校要响应“储蓄运动”的钱，越过当时觉得好大的操场，到福利社去。心中忐忑害怕会赶不及在上课钟响前回到教室，跟自己讲好了一进福利社就买菠萝面包，然后绕过有九重葛的小院子，躲开纠察队，边走边吃。没想到，在福利社门口，意外地看到一座外表漆成红色的冰箱站在那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正从冰箱中取出一个瓶子，瓶子是黑的，不，瓶里装的东西是黑的！

虽然事隔了好几年，我还是马上认出来了，那就是我喝过的神奇黑水啊！我心跳加快，带着不敢相信的情绪，伸出手去打开了冰箱门，从里面拎出一支就连握在我手里都不算大的玻璃瓶，瓶子奇冷无比，我差点直接将瓶口塞进嘴里，才想起还得先去付钱，还得请柜台里的大人帮我打开瓶盖。走到柜台，守在那里的小姐带点新奇好玩的态度，大声说：“可口可乐，五块！”说完，她自己笑起来，又说：“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显然被那声音逗乐了。我在心里也跟着念：“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原来它叫做可口可乐，多么有趣的名字啊！

可口可乐给我上的第一节心理学课

◎ 马家辉

我到今天始终不太明白，为什么我那位天才妹妹每回坐在饭桌面前，如果不是喝酒，便必喝一杯冷冻的可乐？而更多的时候，尽管她的面前明明已经摆着酒杯，她却仍然点喝可乐。这种乌黑的饮料，真有这么好喝？真的非喝不可？

必须承认在这些问号背后或许暗暗隐藏了我的妒忌。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出外用餐，妹妹一定要求喝可乐，有时候则是鲜橙汁，在餐厅里点喝这些饮料，索价不菲，即使不必由我付钱，我亦替父亲的钱包感到心疼，可是，父亲偏偏答应，冷眼看着，心里气着，经常觉得他有所偏袒——直到自己当了父亲、有了女儿，她要求什么我都不会拒绝，我才懂得，世景荒荒，岁月匆匆，偏袒就偏袒吧。偏袒亦是一种甜蜜，各有各的福分，能被偏袒和有人被你偏袒，亦是福气。我所妒忌的，原来不是妹妹面前的那杯冰冻可乐，而是她与父亲之间的福分因缘。

我对可口可乐一直没有偏爱，喜欢是喜欢的，却不执着，年轻时如此，老了，更是。生平喝的第一口可口可乐很可能早于三四岁，香港洋化，啥都有，儿时每年到餐厅吃“圣诞大餐”，喝的便是可口可乐，瓶装的，很气派。之后渐长，男孩子踢足球，赛后汗流身热，涌到球场旁的“士多”（即store的广东音译，杂货店是也）喝汽水和吃鱼蛋，最受欢迎的饮料亦是可乐，不知道是为了省钱抑或贪图热闹的理由，许多时候我和同学们只买一瓶汽水，两三个人用两三支吸管轮流分喝，每人喝一口，抢着抢着，增添了喝的刺激乐趣。有些坏家伙于吸喝时突然故意猛力呼气，让瓶里的黑色饮料像海啸巨浪般翻腾滚荡，很恶心，可是年轻人的字典里向来没有“恶心”二字，大家只是推撞几下，互骂几句，便算了，便继续喝，青春的嘴唇，青春的眼睛，青春的笑容，小小的一瓶汽水仿佛地老天荒喝不完，神奇。

关于可口可乐的神奇故事，每个人都是知道的，小学老师说过，中学老师说过，大学老师也会说一说，电视和电台和报纸杂志当然亦几乎每回提到可口可乐便必提它一提，这种黑色饮料原先是治疗肠胃的药，有cocaine成分，其实是某种形式的“毒药”，多喝了对健康不好，却又容易令人上瘾，没法不继续多喝；它的配方成分是个天大秘密，代代相传，锁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里，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看得到，谁能知晓秘密，谁便可以成为巨富……嗯，对了，小学老师还说过，可口可乐于民初已经传入上海，昔时被中国人戏称“蝌蝌啃蜡”，是洋泾浜英语的幽默反讽。那位老师很有意思，教中文，却常讲历史，讲一些课程以外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准香港学生学习的抗日历史，他在黑板上用力地写出“蝌蝌啃蜡”四个字，手劲极大，吱吱作响，充满恨意，我和同学们经常在背后暗笑他是“义和团”，懂得“神打”功夫、刀枪不入。

可口可乐在香港曾有一段日子遭受百事可乐的严峻挑战，印象中，后者曾经超越前者成为第一饮料，但又为时极短，很快恢复原状，可口终究是打不倒的老大。那时候有个电视广告，路人甲乙丙被半途拦下，分别喝下两杯可乐，然后判断优劣，不消说，答案都是百事可乐胜出，主持人用亢奋的语调向世人宣布：你看你看！百事比另外一种可乐饮料更受欢迎！大家千万别被“心理作用”骗倒，以为其他可乐饮料永远第一！

我没有太在意谁胜谁负，反正我对可乐从不着迷。但那是首回听到“心理作用”四个字，勾动了我的好奇，人的心理力量原来可以如斯巨大，可以把自己骗倒；若干年后我在大学主修心理学，跟这广告完全扯不上关系，但回过头来印证了昔时感受，没错，心是生命之源，控制得了心，便控制得了一切。

对于可乐，另一个深刻的童年回忆是大约十三四岁时，某天下课，在大厦电梯里赫然看见一个盛满罐装汽水的塑料袋子，贪念遂起，不管三七廿一，把它拎走再说。岂料不到三分钟，门铃响起，是大厦另一楼层的住客前来询问汽水去向，原来她购物回家，一时大意，遗留了袋子。听了，我被吓得要命，深怕被当作小偷抓走，应门的外婆却沉着地回答：什么汽水？我们没见过什么袋子啊汽水的。

对方无奈离去，幸好她没为此报警。多年以来我仍对此事耿耿于怀，耿耿于自己的阴暗贪婪，以及，连累了外婆为我撒谎。可乐不乐，外婆早已不在。

我不记得我和可口可乐的“第一次”

◎ 胡洪侠

老同事郭小胖酷爱可口可乐。喝了二十五年，他把自己的身材喝成了一听可乐罐儿。那天我和他吃重庆火锅，他犹犹豫豫接过一小瓶二锅头后说：“还是得再加一大瓶可乐。”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向来烦他孩子似的一直要可乐。我说《对照记@1963》下一期的主题词正是“可口可乐”，“让你写就对了，我都不知道写什么。”知道世上有此款饮料，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了；那多半也是在广告上看来的。其实，早些年我们连“饮料”这个词都不用。我们说“喝水”，说“喝酒”，说“喝茶”，说“喝饺子汤”，说“喝稀饭”，当然有的时候也说“喝中药”，但就是不说“喝饮料”。在我们村里，让牛马去喝水叫“饮”（去声），喂它们吃的主食叫“料”。人喝水就是喝水，饮什么料？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喝可口可乐？”我问。

“很晚了，”郭小胖说，“1986年吧。我爸爸的一位同事出国去日本，给我带回一罐儿。真难喝啊，跟中药似的，喝得肚子直发胀，当场就吐了。”

1986年就有资格说可口可乐“真难喝”的中国人不多，郭小胖够幸运。听说“60后”都是从抗美援朝电影上美国大兵那里知道可口可乐的，我小时候也看过《奇袭》、《上甘岭》、《打击侵略者》，却对此毫无印象。我也完全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后来知道，进入大陆的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是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的，而第一个装瓶厂是1981年4月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车间里投产的。如果1980年代我确实喝过可乐，那最早也到了1988年。那年我和同学贾跃平南下千里闯海南，喝过几种闻所未闻的饮料。首先是矿泉水。在广州换乘大巴去海安的路上，每次中途休息，就有一群人手提一袋袋矿泉水在车下隔窗争着向乘客叫卖：“买水买水买水。”我们以为一定是或甜或酸的饮料，一喝才知道真的就只是水。白水可以灌在塑料瓶里卖，一瓶还要收一块钱，这对我们是极为新鲜的事。车到海安，换船到海口，好不容易和海南土生土长的两位“老乡”接上头。他们说：“走，去喝点东西。”正是下午，午饭已过而晚饭时间未到，难道就开始喝酒？我们怀揣新鲜的疑问，跟着他们去了一家堪称豪华酒店的三楼。原来不是吃饭，也不是喝酒，只是“喝点东西”，而且需手持酒水单自己点自己要喝的。我点的什么早忘了，也许是可口可乐吧，又或者是奶茶。当时急于知道求职信息，心思全没放在饮料上。在海口晃荡了一个月，见识了各种饮料和各种喝法。既然喝过新鲜的椰汁，喝过味道怪怪的洋酒，应该也喝过了可口可乐。到现在我都不认为这来自美国的饮料有多重要，所以和可口可乐的“第一次”我不像郭小胖记得那么清楚。

“你也不一定非要写可口可乐嘛。你也可以写写你印象最深的饮料嘛。比如什么酒之类。”郭小胖很憨厚地坏笑着，脸色开始因一两二锅头由红转紫，无限接近他手中杯里的可乐颜色。“扯淡！”我灌了自己一口“小二”，“印象最深的饮料，还是水！”

当然那已不是一般的水，是甜水。想起这种水，我脑子里的季节就变成夏天。华北平原的夏天，太阳是金黄的，大地是金黄的，麦田是金黄的，知了的叫声也是金黄的。中学生全放了假，回村帮生产队割麦子。那时广播里常说“放眼望，麦田一望无际；阳光下，喜看麦浪翻滚”。我心里不服气：翻滚个屁啊，有本事你让麦浪直接翻滚成麦粒，别让我们在这里腰酸背疼手舞镰刀“刷刷刷”割个不停。麦田也太一望无际了，而阳光之烈，也只有父老乡亲挂在嘴边的那个字描述得最精确：“毒！”最受不了的就是渴，猛烈的渴。毒太阳下麦田里的一切，似乎都是干的，疯狂的干。干渴之下，我最喜欢弯着腰扭头朝田间公路方向瞭望，等候送水的人仙女下凡一般挑着水桶突然出现，高呼一声：“喝——水——啦——！”公路两旁种的不是柳树就是杨树。树荫下随便拿个碗，在水桶里舀起满满一碗水，咕咚咕咚，碗就见了底。如是者三。然后噗通一声坐在地上，像狗一样喘着粗气，瞄几眼麦田里尚未来得及赶过来喝水的人，再抬头看看万里无云的天，感觉很幸福。尤其幸福的，是水里放了糖精：是那种像如今味精一样的晶体白色颗粒，一桶只需放上十几颗，水就变得异常之甜。有时送水的人好心，每桶会多放几颗，这时水就甜得有些苦了。可是苦也好；苦也是甜得苦，总比有苦没甜好得多。

郭小胖听到这里，突然大发慈悲：“糖精不能多吃的。会让人变傻。”

“多年不喝糖精水了。”我长叹一声，问他：“你说咱俩谁更傻？”

“当然是你聪明了。”郭小胖喝着可乐，笑眯眯地说。

“那你还喝这玩意儿！”我伸手去夺他手中的可乐杯，他却身手敏捷地闪开了。他竟然也没变傻。

二十四　买房

以为一定买不到的房子

◎ 杨　照

很早，我就找到了理想生活的具体内容。在微光中，被一种轻柔的声音从梦中唤醒，那声音，有着既规律却又变化的节奏，因为变化，所以让人注意，却又因为规律，所以一点都不恼人。我看见多年之后，想象中的自己从一张简单的床上起身，简单梳洗之后，端着一杯茶（那时甚至还不知道咖啡的滋味），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昨夜读完了，却又萦绕心头不肯离去的诗集，打开一扇吱呀作响的门，瞬间，好大一片湖水在眼前开展，湖上闪着薄薄一层似动非动的天色，刚刚听见的声音，湖水拍岸的声音，稍稍放大了一点，不再是钻入耳朵，倒像是形成了有质量的声波包围过来，不过那既规律又变化的节奏，完全一样。

面湖的平台上放着一张白色的椅子，或者该说曾经是白色的椅子，时间、阳光与风雨让那白色斑驳消褪，只剩下痕迹记忆，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翻开诗集，诗人写的，正好是时间、阳光和风雨：

“或许我还来得及/承担所有风雨的轻盈/寻访一只鼯鼠的形迹/看见它如何，凝神静气，让时间倒车/只有我来得及发现/阳光自西向东倾斜……”

距离这个影像出现在生命中，超过三十年了吧，神奇地，除了那诗集上显现的文句不同，其他每个细节，都没改变过。而且每每在最嘈哗最热闹或最令人悲伤沮丧的情境中，这段影像从心底浮出，叠在现实上，虚幻、透明，却可以轻易地压过现实，带来难以描述的轻松与安慰。

留学美国时，居停在多湖的北温带。每隔一两周，就会到附近的女校Wellesley College，那里，夹在山色间，有一片最美的湖。有一年夏天，驱车北上，进入纽约州，到水牛城，再转而向西，直到密西根，那简直就是一趟寻湖之旅，经过了数不清的大小湖泊。另一年夏天，到美国西岸名胜Yosemite，在八千的高度遭逢了一片深邃蓝绿的湖水。还有一位定居美国多年的朋友，他家真的就盖在湖边，真的有一座伸向湖水的木造平台。

理想生活，应该要有那样一间房屋。然而现实上，台北是找不到那样环境的。退而求其次，并且是绝无可再退的，那么至少找一个能够看见远方，以山色代替湖光的房子吧。台北是个盆地，周围都是山，没有道理舍弃开阔的山而蜗居在盆底。

从1994年起，择居在盆地北边，唤作“大仑尾”的山区里。住着住着，竟然住到存了一小笔钱，可以考虑买房了。那是世纪末、千禧年即将到来的1999年，累积山居五年的经验，我们已经很清楚要在这座山上，找什么样的房子。

那年的8月，那间房子出现了。一楼、巷底、面北。一楼，所以有自己独立的出入大门，房子前面还有一片和房子大小差不多的院子。巷底，所以在院子之外，还有一片延展出去，没有任何建筑物的山野，成了宽广的腹地。面北，所以可以远眺看见盆地更高的山景，左边是大屯山，右边是七星山。

我们几乎立刻看到了自己居住、生活在这间屋子里的模样，将原来的水泥墙打开，换上玻璃，让光无保留地透进来。门口用不上漆的柚木搭出一片平台，上面摆着同样柚木材质的休闲椅，最好旁边还有一方小小浅浅的水池。屋里没有太多隔间，空荡荡地显现着成排的书架和唱片架，一张大书桌，一架平台钢琴。

唯一的问题，屋主透过中介开出来的价钱，让我们惊讶。远远超出这一带的行情。中介不好意思地解释：屋主觉得这屋子的条件太好了，可以吸引想要找类似别墅环境的客人，本来就没打算卖知道山上行情的邻居。犹豫挣扎了一阵，我们还是表达了购买的意愿，给了我们这方的还价，请中介协助居中协调。

好几天都没有消息。我们心知希望渺茫，懒洋洋地继续去找其他可能的房子。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决心放弃，甚至动摇了买房子的念头了。突然有一天，中介的电话来了，劈头急切地直问：“用你们原先提的价钱卖给你们，好不好？”我们商量了一分钟，说：“好。”

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屋主改变心意。因为在那两天前，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震倒了全台湾多少房子，有谁还会想要买山上、盖在山坡上的房子呢？

有我们。“九二一”之后，买了生平的第一间，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间房子。

竟然没有一户是“正常”人家

◎ 马家辉

第一次兴起买房的念头是在廿六岁，在此以前，从无置业概念，反觉背负着房子房贷等同于累赘甚至死刑，青春的生命理应潇洒奔放，来自由，去自由，房不房，跟我何相干。

然而，时代剧变，观念转移，脑袋跟随岁月转转转。

1980年代中期我住在台北，大学毕业后工作两年，银行账户竟然从零变成八十万台币，真不知道钱从何来。那两年的月薪才两万出头，但因整体经济发热腾飞，社会上每个领域环节都资金充裕，颇像前两年的中国大陆，“钱不是问题！”成为许许多多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在台湾，则叫做“台湾钱淹脚目”，我乃有了赚外快的好机会，一边在地理杂志社当记者，一边替电视台主持节目（还有一位著名制作人叫我演电视剧呢！我说自己“国语”讲得不好，她说“有什么关系？所有港星的演出都经配音，你只要露脸耍帅便行了！”），亦替出版社策划丛书，东赚一票，西赚一笔，收入超于支出，存款凑起来便颇可观。

所以有了买房的欲望。

那年头其实亦是人人都在谈买房，台湾步向“解严”，经济开放，资金涌入，土地成为被炒卖流转的珍贵资源，楼价高速攀升，把大家吓傻了眼也激起了愤懑怒火，于是有人发起一波连一波的游行示威，名为“无壳蜗牛运动”，抗议“资本主义剥削居民”！呐喊“还我住房人权”！热血的我听了，尽管未曾想过房事问题，却亦无役不与，拉着女朋友天天跑去参加，有几回躺在台北市中心的忠孝东路上集体“装死”，大白天，眼睛看着蓝色的天空，背下是结实的水泥地，忽然觉得，咦，真的，真的有必要替自己找个壳了，否则将来老去，天空仍是所有人的天空，但土地却无半寸属我所有，无地容身，流离失所，肯定狼狈。

“无壳蜗牛运动”让我决心买个壳。

那时候瞄准的买房目标是正在租住的小房子，在台北近郊的新店，六层高，我和女朋友同居两年，住在四楼，小小的单位，一个客厅，一个睡房，一个日式榻榻米书房，大约三十五平米吧，于年轻的我们已觉宽敞；青春岁月，男女同室，最广阔的宇宙其实是一张床，可以不下床便不下床，缠绵之后，躺在床上说故事、讲未来，不仅身体合一，梦想也合一，床外的风雨晴天皆非所忧所计。而当生起了买房念头，很自然地，考虑把这房子买下，懒得搬了，买下来，留住所有家当，留住所有记忆，以为这样便可以永远留下情爱。

于是开始打听细节，楼价，手续，诸如此类，但最最关注的却是风水吉凶，很想确认这房子能否大利妻财子禄——到底是广东人，我迷信，我承认。

不打听犹可，一打听便吓得喊声我的妈呀。据我向左邻右里八卦而得的情报显示，六层楼，每层两个单位，除了我和女朋友租住的这个房子尚算“正常”，其余没有半个能够符合“完整”的传统保守定义，要不是只有两位女子共处一室，就是独身、离婚、丧偶、丈夫逃家失踪、妻子去向不明……总之非常明显是不利男女姻缘，我们能够于此同居两载，已算奇迹。

当女朋友听完我转述八卦报告，脸色一阵白一阵青，双目泛红，站在阳台，沉静地望着我，不发一语；阳台对开是一片小农田，绿油油的菜地，夕阳远挂，气氛凄迷，我实在舍不得不买这个房子。

然而我怎可能坚持买呢？事到如今，已经不再是买不买这个房子的选择了，而是在这个房子和她之间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可以露出半丝犹豫，任何犹豫都是对她的伤害。不管我有多爱这个面对菜地的小房子，我都必须挺胸，用坚定无比的语调说，放心，我绝对不会买这房子！难道有钱还怕买不到其他好房子！

她笑了；那一夜，那张床，比世上任何房子都显得更大更宽。

其后我们终究没有买房。我们的抉择是，出国读书，到美国中西部，先是硕士，再是博士，她也报名攻读硕士课程，被录取了，但在迁赴另一个州份开学前，验出有孕，她选择了留在我身边，选择了另一个身份，另一条道路。

其后我们到了卅一岁才买第一个房子，卖掉，再买，再卖，再买……房子在手里流转，但我们不懂理财，其实是赔多于赚。两个月前，我又买了一个房子，在香港岛，我的家，我的壳，我的买房人生。

村里的新房　城里的新房

◎ 胡洪侠

和房子有关的词汇，小时候我最熟悉的是“盖房”。一个农民父亲如果生了三个儿子，那他一生的理想和艰辛和忧虑必然与盖房有关：照例要盖三座房才够，每个儿子一座，不然提亲的人不会登门，娶儿媳妇这回事肯定渺茫，传宗接代的大业慢慢就落了空。那时在农村盖一座新房，谁都说不好要筹备多少年。要一天一天地挣工分，冬天披星，夏天戴月。要一点一点地攒钱，宁可肚子不饱，衣服不暖。又免不了一家一家地去借钱，听人叹息，看人冷脸。今年买砖，明年买檩，转年请人做门窗。待诸事齐备，说不定儿子的年龄又太大了，妙龄村姑早已纷纷嫁入别人的新房里。此时，某个黑发变白头的父亲，只好和眉头不展的大儿子相对无言。所以，也不必指责现在许多的女孩子信奉什么“无房不嫁”，她们的追求与焦虑毫不新鲜。当然，也不好说谁对谁错。从巍峨皇宫，到简陋茅屋，千百年来房子哪里仅仅是房子？是权力，是象征，是待遇，是等级，是标准。

1980年代初我进城工作，父母很高兴，高兴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你终于吃上商品粮了，不用再种地；其二，不用操心给你盖房的事了，将来我们也去城里住公家分给你的新房。父母以为只要端上了公家的饭碗，房子总不用愁。他们哪里知道，分房是要讲资格的，够了资格之后还是要排队的，排队的先后顺序是极有讲究的，而这其中的讲究多是说不清道不明而又猜不透的。分房名单上永远是一条长长的队伍，有人永远就在队伍里排着，也永远有人可以腾云驾雾般降落到队伍的前列。

1988年年末，我同时做着两个梦，一是正在复习考研究生，梦想能考上；一是听说分房排队快轮到我了，梦想能分到。忽然有一天，在单位做副主任的家科大哥问我：“复习得怎么样了？有把握吗？”

“不知道。”我说，“万一不行就再考一年。”

“你一定要考上。”他看我一眼，然后目光转向别处。

“出什么事了？”我感觉他话里有话。

“也没什么。”他将桌上的文件夹开了又合上，合上又打开，吞吞吐吐地说，“孙主任说，既然你……你考研究生，那你，就不需要单位分给你的房子了。”孙主任当时是那家机构的正主任，说话算数。

“可是我还没考啊！”我站了起来。

“所以说，”家科大哥沉吟半天，说，“你一定得考上。你那房子已经分给别人了。”

我没再说什么。在那样一个机构里，你的任务是听话，而不是说话。研究生考试过后，我回来上班。有一天同事说孙主任病了，正在石家庄住院。又过几天，去医院探望孙主任的同事回来说：“去看看孙主任吧。他是肝癌，晚期了，疼得白天黑夜大叫不止。有人听见他常常喊你的名字。”

我立刻毛骨悚然起来：“喊我的名字干什么？”

“我们也纳闷。大家猜……猜是为房子的事吧。”同事说，“去看看吧，他可能觉得对不起你。”

正巧那几天收到了人民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我决定原谅孙主任，也和同事一起去看了他。病床上他已经骨瘦如柴，肤黄似土，看我的眼神也迷离飘忽。他认出了我，点了点头：“听说你考上了？”我轻轻地说：“是。”一点也不敢面露喜悦，我表现得依然像犯了错误一般。“这就好，”他很费力地说，“这就好……很好……”来之前我怕他就房子的事给我道歉，早暗暗准备好了一堆话安慰他。还好，他没有道破，也没有道歉。

衡水工作八年我终究没有住上以我的名义分给我的新房。父亲曾去衡水养病，住在那个终日闹哄哄的大杂院里。旁边是一排排平房院落，远处是一栋栋住宅新楼。城里的房子是如此之多，父亲肯定没想到这其中竟然没有他儿子的新房。

到了深圳，分房变成了买房，可若是想买福利房照样也要排队抽签。1996年，我接父母来深圳小住。见是三房两厅的楼房，父亲问：“这算是你的房子了吗？”我说：“还不是。这是租的，叫周转房。自己买房，还得等两年。”母亲说：“我说呢。这楼房这么破，又窄，还是家里的平房好。”1998年，我用黑色垃圾袋提着现金去荔枝公园附近的一家银行交清房款，一路上提心吊胆，将信将疑，有足踏云端之感。至此我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房。1999年入住时，远在老家的父母都有病缠身，已无法再来深圳。虽说他们省去了在村里为我盖新房的大麻烦，可是我终究也未能让他们住上我城里的新房。

二十五　《红楼梦》

竟然至今未曾读完《红楼梦》

◎ 杨　照

如果我不喜欢《红楼梦》，或在我读过的部分遭遇到让我很不喜欢的情节、内容或字句，那可以解释。如果手上的这本《红楼梦》有特殊的来历，让我拿起来、甚至光是碰触到，就会想起某件不堪、痛苦的往事，那可以解释。还是说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我早早感受到了《红楼梦》排山倒海而来的影响力量，因而自觉地躲开，避免自己被吸卷进去，那也可以解释。

但都没有。我没有讨厌《红楼梦》，我手上的《红楼梦》是再平凡不过的排印本，我甚至完全忘记在哪里买来这本书的，我也从来不曾感觉到《红楼梦》可能对我的文字、我的小说，会有什么影响。

一切出自偶然，只能这样说。我的阅读起点，是家里附近一间小小的书店，店里有一大架当时极为常见的“东方出版社”少年读物。都是将名著用清通的白话文改写而成，一个系列是“世界文学名著”，另一个系列则是“中国传统小说”。不知为什么，打开书页看到翻译的名字，给我强烈的疏离感，让我无法轻易地读下去，“中国传统小说”相较下亲切多了。

差不多固定4∶1的比例，每在书店厚颜地站在架前读完四本书，我会掏出零用钱来买一本回家，以免店老板不准我继续在店里看书，我在两年内，几乎读完了架上所有的改编版“中国传统小说”。

我读《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我读《说唐》、《月唐演义》、《说岳》，我读《七侠五义》、《小五义》、《粉妆楼》，我读《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读得不亦乐乎。

上了国中之后，我从姐姐的《中国文化教材》课本里，读到了“四大小说”的说法。那是最重要、最了不起的中国传统小说，一看书名，我傻眼了，自以为读过那么多传统小说，“四大”竟然有两大，我根本没碰触过！

《三国演义》我读过，读到《五丈原》的那段，还哭了。《水浒传》我读过，对“人肉包子”留下深刻印象，好长一段时间什么包子都不敢吃。但是《金瓶梅》呢？《红楼梦》呢？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赶紧去找了《金瓶梅》和《红楼梦》。找到的，不是我熟悉的“东方”版本，只有厚厚的原本。多年之后，我明了了，这两本书确实各有理由，无法改写成适合少年阅读的内容，难怪我当时错过了。

可是刚买来的《红楼梦》，里面的文字和我原本读的“东方”版本，相差那么多！我耐着性子读最前面空空道人的故事，背了那首有趣的“好了歌”，再往下，读到宝玉和袭人“初试云雨情”，真的没办法了，那文字、那情节，实在太隐讳了，我只好阖上书封，告诉自己：再过一阵子，一定回头来把它啃完。

然而，再过一阵子，透过齐邦媛老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我接触、并迷上了台湾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迷上了现代诗。从纪弦、覃子豪、周梦蝶、洛夫，到痖弦、杨牧、方莘、方旗，这些名字，和他们所写的那些像呓语又像谜语般的诗句，占据了我的心。每天想的，都是：为什么这样难读难懂的东西，却带有让人无法拒绝的逗引力量？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出像这样，难读难懂却又读来极度过瘾的句子与篇章吗？

我远离了传统小说。和现代诗相比，过去所读的传统小说，如此幼稚，而且缺乏变化。更重要的，和现代诗、和当代小说相比，过去所读的传统小说，到底和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突然，不只提不起劲再读传统小说，甚至还后悔了自己曾经耗费在传统小说上的时间，因而也就很快忘却了曾有过要回头读《红楼梦》的自我承诺，如此一错过，之后三十多年，竟然也都没有出现让我非得好好读完《红楼梦》的充分、强烈理由，于是持续错过，直到今天。

哥哥，以及他的红楼

◎ 马家辉

下笔前颇为犹豫，只因曾被胡洪侠半认真半玩笑地批评过：“家辉你就是什么题材都非得写成活色生香不可！”

但其实我更在意的是我家大女孩的母亲的提醒：“家辉你是在挑战读者们对你的容忍尺度！”

于是我便很想说谎，不敢写出自己的真实的“红楼经验”，只愿胡诌一通，乱吹自己什么十五岁阅读《红楼梦》，经由书中沧桑领悟人生幻化之类啦啦啦。可是，到底，我毕竟是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或该说，我毕竟是一个良知未泯的读书人，我不愿拿自己的生命经验开玩笑，对于好些确确切切发生过的事情，我不想回避，不想抗拒，不想道假为真；那么，活色生香就活色生香吧，挑战读者就挑战读者吧，如果你不耻于读我，无所谓，世上有太多够水准的作者等待你去欣赏，我只希望有话直说，我老了，除了身边的人，我已经不太在乎其他了。

于是我必须承认，没有，十五岁那年，我没有阅读《红楼梦》，但在十五岁那年，我看了一部以红楼为题的电影，好歹算是跟《红楼梦》沾上了边。这电影，以《红楼梦》故事作为恶搞题材；这部电影，叫做《红楼春上春》；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名叫张国荣。

19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曾有一股“红楼热”，仅是1977年和1978年便先后出现五六出关乎《红楼梦》的电影和电视剧，有正经八百的《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演贾宝玉，张艾嘉演林黛玉，绝代双娇，百看不厌；也有由凌波演贾宝玉和周芝明演林黛玉的《新红楼梦》，导演是俊男金汉，是凌波的丈夫；也有香港佳视和台湾华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演员不同，语言有异；甚至，有邵氏出品的风月片《红楼春梦》，但人物主线放在贾珍贾政贾蓉贾瑞王熙凤尤二姐尤三姐秦可卿等之上，乱伦诱奸，胡作非为，终究未敢秽渎林黛玉和贾宝玉。咳，是的，风月片，轮到张国荣出场了，《红楼春上春》，这应是他投身娱乐圈所演的第一部电影，贾宝玉，男主角，稚朗的脸容，色欲的眼神，让少年的我难忘至今。

那时候十五岁的我也并非从未碰过原版《红楼梦》，学校课本是有选读的，《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章，要读也要考，但硬背死记，老师不认真，学生更不认真，印象里只有一个“闷”字。电影当然很不一样了，《红楼春上春》，仅听名字已足令少年人的荷尔蒙暴涨超标，再看报纸上的广告词，更是热血升上脑门，眼下所看见的世界，无物不变红变黄：“盛大献影，红楼春上春！春上加春，当然更劲，欢迎一比高下。姐儿都说二爷好，累得二爷忙不了，风情竞卖为争欢，二爷乐得尝遍了！都云够大胆，可知其中味！张国荣饰演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后，潇湘馆尝禁果！粤语对白，儿童不宜！！”什么叫做活色生香？胡洪侠先生，这才是。

这出电影的导演是吴思远，当时年轻，后来成为华语电影界的老大，现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张国荣当时比他更年轻。初出茅庐。接拍第一部电影。据说片酬对那时候的他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所以根本未看清楚剧本便拍了，到了片场才知道要脱衣要上床，后悔莫及，唯有硬上。片里的他当然有情欲演出，露两点，要呻吟，颇多肢体动作，最后一场戏最是经典，贾宝玉要出家，老和尚找来两个女人诱惑他，考验他，他投降了，在床上，三人翻云覆雨，好不激烈，女方抱着男方不断“哥哥”前“哥哥”后地唤喊。风月无边，记忆有痕，日后张国荣成名了而仍被普罗影迷唤作“哥哥”，其实是一语相关的暧昧双关，既是亲切，亦是戏谑。

“哥哥”远去，影像犹在，今天在香港特区仍然到处可以买到《红楼春上春》的VCD和DVD。以前曾经有人建议张国荣把版权赎购回来，让电影没法流通，他却拒绝，笑道“做过的事情确曾做过，让大家看看我张国荣是如何辛苦走来，亦是好的”，诚恳大度，令人对这位出色的演艺家增添一份尊重。

而我，也仍记得，那年初春跟两位死党于周末到电影院看《红楼春上春》，血脉澎湃，思绪流窜。一入红楼深似海，色欲无边，回头无岸，不管成长后潜心读了几遍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做不成端正破执的好人。

“残红”身世已成谜

◎ 胡洪侠

我母亲不识字。她那一代农村女性识文断字的虽然极少，可我总觉得母亲不应该是文盲：我外祖父原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三个舅舅个个也能写会算，母亲生长在那样的家庭何以一人独做白丁？我从小并不和外祖父亲近，此刻想起母亲，更多了一个不喜欢外祖父的理由：有满腹的药方治病救人当然好，有满腹的牢骚总发不完也就罢了，他真不该抱持那么陈旧的观念，在教育子女上如此重男轻女。母亲虽然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女红却样样精通，其心之灵手之巧是很多人都知道而且称道的。但是，有一件事别人不知道：目不识丁的母亲竟然有一本书，一本属于她自己的书。父亲倒是上过学的，能读能写，还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可是属于他自己的书却是一本也没有。

我老家那一代旧时有个风俗，即新娶进门的儿媳妇都要有一个“包囊子”。这“包囊子”的主体正是一本书。讲究些的，是用几十幅小张木板年画订成一个本子；若图省事，用一本现成的书也说得过去。这书本用来夹存一家老小的新旧鞋样，储备不时之需的针头线脑，还收藏些时兴的织布纹样或刺绣用的五彩丝线。如此，一本薄薄的书常常变得鼓鼓囊囊，需要用一块蓝色印染布将其包起捆好。这就是“包囊子”了。据说书本该由女方母亲准备，女儿出嫁时带到婆家。婆婆则负责给此书订上布做的封面，并提供包书的印花布。男女两家合力制成的“包囊子”一诞生，女红大业的转交程序即宣告完成，新娘子从此担起持家使命，踏上“多年媳妇熬成婆”的道路。一路之上，不管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包囊子”总不离左右。

我当然不知道母亲嫁入胡家时她那崭新的“包囊子”是什么模样。待我开始留意时，这个圆鼓鼓的东西已经破旧不堪了。印染布包袱皮的蓝色乌乌暗暗，白色图案全成土黄。里面的书，四角已磨圆，纸张又黄又脆。订书线有黑有白，显然重装过不止一次。封面封底只剩一层软软的暗红花布，当年的袼褙硬壳早已不知去向。纵是如此，我对这个“包囊子”的好奇向来有增无减。起初是觉得这里面藏着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实在新奇而好玩。上了小学，认得几个字以后，我总想在那本旧书上亮亮阅读的本事，结果很惨：根本认不出几个字。父亲就笑，说那字是“老写的”：“简写的字都不会写几个，你还想看这书？”父亲说的“老写的”，指的是繁体字。随着阅读经验渐多，我终于也能读一些繁体字了，方法就是“顺”：只要一句一句囫囵吞枣往下顺，总会知道“房裏”原来是“房里”，“爺爺”其实是“爷爷”。这时候再去翻“包囊子”里的那本旧书，蓦然发现，那竟然是本《红楼梦》！

小时候我从来没能把这本《红楼梦》读完过。小姐丫鬟老婆子，整天串门，不停说话，家长里短的，我读不下去。1980年代发奋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整理版《红楼梦》时，我想起了母亲那本书，觉得那可能有些来历，我应该善加保存才是。

趁某年回家过春节，我拿着本新书，嬉皮笑脸地对母亲说：“咱俩换点东西。”“又出什么幺蛾子啊。”母亲说，“家里的东西你看得上？你那书我也不稀罕。”“就是要用这本新书，换包囊子里的你那本旧书啊。”“那书都烂了。还是留着新书你自己看吧。”“还是得换。我有大用处。”“行行行——换吧！”母亲也笑了，“你自己打开包囊子去换，可别后悔。小心别把书里的鞋样子弄没了，还有用呢。”我就这样把那本《红楼梦》“骗”到了手。是竖排繁体铅印本，是分段标点本。书已残破到底，没头没尾：首页即是《校读后记》的第三部分《新本与旧本的比较》，末尾是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只是这一回撕剩没几页，王凤姐尚未弄权，秦鲸卿更没得趣，一切就都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再从头往后翻：《校读后记》是一个叫汪原放的人写的，之后是高鹗的《序》和兰墅的《引言》；再往后，长篇大论九十多页，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好不容易翻到长文结束，又有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又有程伟元的《原序》。至此红楼里的那场梦依然不开始，因为你还得读《红楼梦标点符号说明》。终于，“目录”到了，“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也来了：“此开卷第一回也……”一转眼，母亲走了都有十年了，手头的这本“残红”，是我保存的母亲唯一的遗物，也是我自家中继承的唯一一本书。我曾问母亲此书的来历，她只说是从她娘家带过来的，其他都不记得。是外祖父年轻时买的吗？母亲结婚时谁为她选了这本书？十五回之后的那一百零五回又去了哪里？一切都已成谜。今年一月份我在北京东单中国书店见过这套书的全貌：亚东重排本，1927年11月印行，平装，全套共六册。

二十六　《重庆森林》

让人流连的模糊懵懂

◎ 杨　照

那时候，她是不是还叫做王靖雯？在KTV，惊遇她的《天空》，歌中飘荡着一种高亢的颓废，奇怪的矛盾感觉。

是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那年，一只脚还踩在学院里，正式的职称是“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助理”，但在“史语所”里却没有正式的位子，因为领的是“青辅会”发的补助薪水。住在离“中研院”隔一座桥的东湖，一个极度拥挤的台北新兴边区，地名里有湖，实际上窗户打开都只能看到别人家的铁窗，铁窗里透出来的幽白灯光。连天空都不容易看到。

那时，一只脚已经踩出学院，做一堆会引来学院人士侧目的事。在政论周刊上定期写专栏，用最凶悍的文字骂国民党政府。写小说，领到了两个“本土性”很强烈的文学奖——赖和文学奖及吴浊流文学奖。不定期出现在电视上，张大春制作、主持的《谈笑书声》节目，里面有一个专题叫“张杨一本书”，大春和我面前有个沙漏，沙漏漏完一次（大约一分钟）就换另一个人说话，如此你来我往几回，不到十分钟，快速评讲完一本书，通常一镜到底，两人真正临场较量，连预演都不来。

开始去大学演讲，最早的一场是母校台湾大学的“大陆社”邀请的，讲什么题目不记得了，只记得演讲场里温度很高，每个人脸上都蒸出一层油汗来，还记得在座有一个挺拔的年轻学生，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张铁志。

还和许多旧日朋友，大学里的朋友，拾回了友谊。他们之中好多人从学生运动健将升格为街头社运的参与者、乃至组织者，还有几个当了反对党国会议员的助理。我经常随他们上街，不是游逛，而是混在农民、工人，或其他议题诉求者之间游行。他们仍然习惯在台大法学院旁一家叫“龙门客栈”的小店里吃水饺喝啤酒聚会，仍然习惯每个人手上分一瓶台湾啤酒，各倒各的，不帮人家倒酒也不敬酒。另外，他们养成了我不熟悉的新习惯——酒足饭饱，一定要去KTV唱歌。

在KTV听到看到了还叫做王靖雯的王菲。一个老友在我耳边叨念着：“一定要去看她演的《重庆森林》，太棒了，那才叫做电影！还有林青霞、梁朝伟，跟那个什么‘武’的……”

在眼前大电视的王靖雯身上，叠上了一层近乎黑白的模糊影像。那是我从未真正看过，却多次透过阅读反复想象的山城重庆。中国抗战的最后基地，退此一步即无死所，换句话说，对国民党来说，和现在的台湾一样退无可退的地方。重庆的天空像眼前《天空》MV中的那么蓝、那么澈，也就那么可怕得令人战栗。这种日子一定会有日本飞机编队飞来，先听见螺旋桨搅动空气的声音，接着，毫无例外，就是或远或近的爆炸声。

在这上面，又叠上了那闷得死人的防空洞，叠上了真的闷死人的景象，一具具再也分不清性别、年龄的汗裸尸体被搬送出来，堆在嘉陵江（还是长江）边的某个码头上。这些画面自然地浮现上来，努力想都想不确究竟是在什么书上读来的印象。想得到的书，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每一篇都反映着重庆的季节，夏天令人无法忍受的热，冬天令人无法忍受的冷，还有一下雨就必定漏水的战时避难房舍。一个读书人在那里创造着自己的宁静。

第二天，抱着想当然耳的“重庆印象”，我去电影院看了《重庆森林》，非常意外地发现剧情的场景竟然是香港。尽管看到了“重庆大厦”，心里总还是存着不信，总觉得接着随时会有一条故事线拉出去，牵到重庆去。或许是受到那想象中该出现的重庆场景干扰吧，总觉得看不真切电影在演什么。

不过这电影很特别，很混乱，却吸引人还想再看。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又进电影院看了第二次。这次事先预备了，将脑中的重庆印象尽量排除干净，如实地看电影的声光变化，看完之后，我弄明白了，混乱来自电影本身，和我脑中有没有重庆没啥关系，即便看了第二次，放映室灯亮起时，对于电影里的角色与人际与感情，依旧懵懵懂懂，依旧还想再看。

原来还有这样的电影，一个叫王家卫的人拍出来的。

两种重庆味道

◎ 马家辉

在“世界读书日”前夕到重庆图书馆谈书论书，有记者朋友于访谈时笑问“能不能请说说你眼中的重庆味道”，我笑道，“于我，重庆味道就是火锅味道，我从成都吃到重庆，现在全身上下都是麻辣味和红油的味道，不相信，你凑过来嗅一嗅。”

记者笑了，我也笑了。

在重庆停留两天，抽了一个下午到嘉陵江边散步看景，市区内，瞩目颓垣败瓦，闻说楼房只要有卅年历史以上的，几乎全部拆的拆，围的围，半垮的半垮，扬尘处处，灰扑茫茫，即连商业区中心亦是如此。

唉，日本鬼子当年没法把你轰掉的，留下来让你自己动手拆走，拆个欢天喜地，以发展之名，拆走所有城市的所有记忆，然后再造出一堆又一堆新簇簇的仿古楼房，告诉世人，这才是值得你去观光玩耍的好去处。

上回到重庆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只够时间到蒋毛谈判旧址匆忙走走，这回可以奢侈地在江边菜市场溜达两三小时，倒也惬意；腿酸了，坐到一群“棒棒军”旁边歇歇，看他们抽烟，听他们摆龙门阵，尽管除了“格老子”以外完全听不懂半句，亦颇逍遥。

“棒棒军”是“重庆三宝”之一，其余二者是美女和火锅。棒棒军也者，指的是市内挑夫，从早到晚在路边或站或坐或蹲，招揽途人花十元八块雇其代扛重物。重庆乃山城，路有斜坡，行走于市，大可找棒棒军代提手里重物，他们的赚钱工具是一根粗粗的木棍或竹担，以及几条麻绳或尼龙绳，多重多大的东西，从行李箱到电冰箱，包搞掂，冇问题，如果一人不行便二人合作，在斜坡与斜坡之间嘿唷嘿唷地走来跑去，构成繁华城市里的苍凉小景。

四月艳阳天，棒棒军汗流浃背，旁观者或有不忍，但若想想这些从乡村流落城市的农民若没生意就要饿肚皮，便更不忍。不忍中国，中国不忍，在这国度生活，必须练就一颗同时懂得温柔和残酷的心。

离开重庆后，直飞北京，再忙两天，才回香港，坐在机舱内欣赏回味摄影机内的行走影像，忽想起，讲座里曾有听众说过“不明白为什么重庆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香港’”，我回答猜想那必因为香港亦是山多路窄，而我当时忘记提醒她，香港也有一幢非常著名的“重庆大厦”，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便以它为主要场景，林青霞梁朝伟金城武王菲，在大厦迷宫内兜兜转转如末世迷途，看后深感茫然怆然，步离戏院，头晕目眩；十八年了，已是十八年前的电影了，影像色彩之幻化迷离却如在眼前。

重庆大厦确是迷离巨厦，既是一幢楼房，亦是一个宇宙，美国《时代》杂志于2007年便曾把它评为“亚洲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好例子”，因为它大约容纳了四千位住民，香港人只占极少数，主流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各色人种，或非洲或南亚或中东或欧美或中国大陆，他们，或短居，或长留，或具合法身份，或属边缘暧昧，各施其法，各有门路，分别占领了大厦内的小单位小床位小住宅，是故走于其中，在电梯或走道上，迎面而来的脸容肤色各有差异，口音语言自亦分殊，刹那间，你失去了方向感，不知身处何地，从而亦忘记应往何方。

2012年正是重庆大厦的“五十大寿”，它前身乃“重庆市场”，摊贩集中于此喊售食物和杂货，据说名字在于纪念重庆在抗日时期所发挥的“陪都”意义，确跟山城重庆有着历史关系，背后牵引着浓浓的民族情怀；1961年被一群菲律宾华侨合资购下市场并改建为廉价的商住单位，袭用原名，但改称大厦，沿用至今。

这些年来我只去过重庆大厦两回，皆是为了品尝地道的咖喱美味，两回离开大厦，衣上发上皆沾染了浓烈的咖喱气味，既香且辣，而这，是我不必搭飞机亦可享受得到的另一种“重庆味道”。

没看懂的《重庆森林》　不敢忘的沙坪坝

◎ 胡洪侠

十六岁以前我没有进电影院看过电影。看惯了露天电影的农村孩子，很难理解电影怎么可以在一间屋子里上映：谁家会有那么大的房子呢？所以你看，我的电影欣赏水平之低，原来并非空穴来风；或者也可以说，竟然是源自露天的“空地来风”。所以你也就可以理解，十几年前我在电影院里看《重庆森林》，真的没怎么看懂，只是头有点晕，觉得一切都在摇晃：影院在晃，银幕在晃，王菲在晃，王菲进进出出的楼房和街道都在晃。我总也想不明白的是，这导演王家卫到底要说什么？男警察和女凶手是怎么回事？两对男女分分合合究竟又因为什么？

按《对照记@1963》的常例，这样一部当年我没看懂的电影是没机会成为主题词的。三人中有一人不知写什么，对照效果又从何而来？可这世间的事，“常例”差不多等于“常常有例外”。就在前几天，杨照、家辉和我跑了一趟成都和重庆，为的还是“老男人卖新书”。西西弗书店的金老总席间笑眯眯地说：“既然三位来了重庆，重庆的读者又很热情，你们怎么着也得写写重庆，不然说不过去啊。”可是我们一直在写“大时代中的私人记忆”，重庆与我们早年的生活有何相干？我只是2005年秋天来过一次，家辉和杨照都对重庆很陌生，家辉甚至搞不清四川、成都和重庆是什么关系：他认为四川和重庆都归成都管！面面相觑之际，我突然就想起了那部我没看懂的电影，“就写《重庆的森林》吧。”我提议。“那不叫《重庆的森林》，”杨照不怀好意地笑道，“片名中没有‘的’。你说的是《挪威的森林》吧。”“可是，”马家辉发言，语调悠悠复幽幽，“《重庆森林》和重庆没关系吧。电影里没有重庆也没有森林，只有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而已啊。”什么而已不而已的，就写《重庆森林》吧，不然怎么对得起红红火火的重庆火锅？三人哄笑一番，讨论完毕，拍板定案。

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主张写《重庆森林》，可是我真的无话可说。好吧，查查电影里的台词，看看林青霞梁朝伟王菲金城武都说了些什么，或许点化出灵感来也未可知。“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这倒是句实话，可是没说完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变成你的敌人？还不如家辉最近常对我和杨照嚷嚷的那句话过瘾——“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我就不需要敌人了。”换一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此话有深意。关于时间，关于变化，有影评说这正是王家卫要在《重庆森林》里表达的思考。可这是人家的观点，不是我的记忆，怎么好胡乱发挥。那么，片尾曲唱的又是什么？“树叶转黄，天空灰蓝。我散着步，在一个冬日里……”好了，灵感来了。

2005年，不是冬日，是秋日，树叶确已转黄，天空也是灰灰蓝蓝的，我散着步，在重庆，去了一个地方。当时也刚刚在网上知道，说是在重庆的沙坪坝，有一处红卫兵公墓，是中国仅存的保存基本完好的“文革”墓群。还说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造碑时间则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这座墓园的存废一直有争议，那年传出的消息说，某房地产商准备开发此地，墓园属拆迁范围，于是保护声音又起，网上议论不断。我对此事大感兴趣，恰巧那年我带几个同事去重庆媒体考察，遂起念一定去沙坪坝走走，唯恐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进公园左转，有一条蜿蜒小径。走不远，见一段低矮石墙环绕。隔墙望去，园内有高高矮矮的石碑林立。正欲自门而入，却见两扇铁栅栏门紧锁。此时旁边走出一管理员，说有规定，此地“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经当地媒体接待人员疏通，铁门终于叮叮当当地开启。一行人进得园来，见杂树蔽空，乱草铺地，行走其间，寒意陡生。墓碑大大小小，排列无章，疏密无序。墓碑字迹尚清晰可辨，但石板青砖多风化剥蚀之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墓碑上的一句句豪迈口号，那一刻读了，真让人悲从中来，无言以对。心情大坏，久留不宜，我们默默行过，急急走出，像逃离一场噩梦。

这次去重庆，赶不及再去沙坪坝看看。听说红卫兵墓园已经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好！多少事，我们须永远牢记。有此墓园在，阻止“文革”悲剧重演的力量也许会多一些吧。回深圳后看到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谢谢我在重庆讲演时提到了沙坪坝。不用谢，应该的。

二十七　邓丽君

藏着死人声音的唱片

◎ 杨　照

我一直不喜欢邓丽君。

我不喜欢她的歌声，虽然我知道她的歌声很特别，那种清澈甜美极为稀奇，不过年少时候的我，就是不觉得清澈甜美的歌声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在听歌这件事上，少年的我是个外国人，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人大部分都是。能够让我耳朵竖起来的，是The Door，是Pink Floyd，是Chicago，是The Who，最低最低的底线，是ABBA。ABBA，那两对打扮古怪的瑞典夫妻，他们的音乐如此流畅顺耳，到处听得到他们的Dancing Queen、Knowing You，Knowing Me，
然而他们另外有些不那么热门的歌，像One Man，One Woman，
不管是歌词或旋律或唱法，都深沉哀凉，足可弥补他们的通俗。

论歌声，最让人听得心碎，因为心碎因而难以自拔的，是Jim Morrison。我开始听他和The Door的音乐时，他已经不在人间了。那种感觉很奇特，唱片里留着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一个生命停留在28岁就再也不动了的人的声音。理智上我当然知道，唱片可以、也会留许多死去的人的声音，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然而听过、迷过Jim Morrison的人知道，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悲剧，像是喊不出的嘶吼般的特性，贴近死亡，甚至就是死亡本身，让人觉得不可能、不应该被记录下来。听他的歌声，尤其他唱Light My Fire，
全身爬满鸡皮疙瘩，火在耳中被点燃，然而身体深处却冒涌出冰寒来。

另外一个让我听出一身鸡皮疙瘩的歌手，是高中时候听到的Billy Holiday。先是自己学弹吉他，学到一定程度，在乐谱店里找到一本Wes Montgomery的吉他谱，惊为天人，进而接触了美国爵士乐。没有多久，放弃了弹奏爵士吉他的梦想，转而迷上了爵士乐中的萨克斯风，尤其是Sonny Rollings。再由萨克斯风连结到爵士歌手，突然间，听到一个沙哑中性的声音，从喇叭中传出来，将我整个人钉住了，不能动，仿佛每一个细胞都被她那沧桑惫懒的嗓音浸满了，因而彻底失去了动能，人生沧桑到这种程度，夫复何言？Billy Holiday的歌声终结了所有唱歌的冲动，心里只剩下哀伤地听她歌唱的一点点空间。

邓丽君，和Billy Holiday，天差地别！她甜美到没有容纳真正人生悲剧的缝隙，她清澈到藏不住幽微的真相。她的歌，年少的我认为，容或是最美最优秀的肤浅，但毕竟仍然是肤浅。

更何况，少年的我，充满叛逆抗议的想法中，怎么可能喜欢经常去劳军，被视为“军中偶像”的女歌手？几千几万军人像接受举行升旗典礼般，也像接受阅兵班接受她的“劳军”，集体一致地向她欢呼，集体一致地迷恋她的歌声她的笑容，何其没有个性、何其无聊啊！

我承认，邓丽君的歌声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亲切。即使在音乐品位上别扭如我者，也无法讨厌她，不会刻意寻索她的歌，然而不时遭遇了，往往也就自然地听下去，甚至无意识地脱口跟着唱两句：“人生难得几回醉，不醉又何待？”或“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一直到1995年，才42岁的邓丽君猝逝。知道原来她远比我想象的年轻得多，只比我大十岁，我吓了一跳。知道原来她长期受着气喘的折磨（那年，我也正受着气喘的折磨），到了扩张剂中的类固醇硬化了她的气管的地步，我吓了一跳。知道她曾经因为假护照事件，遭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演艺生涯大受挫伤，我吓了一跳。知道她多年一直苦于被国民党政府半威胁半挟持地扮演“爱国歌手”的角色，我吓了一大跳。

我发现我对邓丽君知道得那么少，而我不知道的，都是她生命中的悲伤、无奈、哀凉。我派给她的欢乐肤浅性格，原来是不公平的。于是我重新找了邓丽君的音乐来听，在那一张张唱片里，听见死去了人的声音，她不会是Jim Morrison或Billy Holiday，但她也不只是我原本以为的邓丽君。

那张圆得像月亮的脸，我爱

◎ 马家辉

我确是曾经喜欢邓丽君的，理由却跟她的歌声没有太大关系，而只因为，我妈长得跟她有五分相似，咳，我主要是说，她们一样有着一张圆圆的脸，而我跟所有男人一样，或多或少有些恋母情结。

我忘记了从几岁起常听我妈说她自己像邓丽君，总之每逢报纸娱乐版出现邓丽君的照片，我妈见了，就会说，唉，我当年就是长这个样子，脸圆得像初一和十五的月亮，而且我跟邓丽君一样，曾经参加过“工展小姐”选美，只不过她赢了冠军，我却没有。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记错了，邓丽君并没参加选美，她是在1969年来港，在“工展会”上参与义卖，亦获得当届的“工展会慈善皇后”荣誉，我相信这是特别颁发的奖项，亦是预早安排的，不必争，不必选，而我妈则是明刀明枪地参加比赛，我从未问过她是第几届，也从未问过她得了第几名，因为在我当年的心里，她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以来我所曾或明恋或暗恋过的女孩子，无一不是“圆脸美女”，满月的脸，是王道，是正道，是唯一之道，此乃女孩子进入我眼睛的第一门槛，先过了这关，再说其他。生平首次发现自己这个“癖好”是在高二，跟一位学妹交往拍拖，把她的照片带回家，我妈瞧见，酸刻地说，一张脸圆滚滚，正好用作制造月饼的模子——自己脸圆像满月，别人圆脸则似饼模，待己以宽，待人以严，嘴巴真毒。或许她其实亦有恋子情结，暗暗妒忌儿子的女朋友。

对于邓丽君，我妈倒是欣赏的，可能打从心底她把自己投射到邓丽君身上，所以爱听邓丽君的歌，爱看她的电视节目，爱读关于她的所有八卦。邓丽君于1980年代多次在香港开演唱会，我妈都买票捧场，即使到了今天，偶尔路经铜锣湾利舞台，她仍不忘提一句，邓丽君当年曾经在这里登台。所以你不难想象当邓丽君于1995年病逝泰国的消息传来，我妈是何等哀伤难过，当时我在美国读书，打长途电话回家问候，她匆匆应酬了几句便急于收线，我爸后来经常笑说那阵子她连麻将也不太打了，整天坐在客厅盯着电视，两三天没有笑容。我妈矢口否认，笑道除非病危，否则一辈子不会停打麻将，而我说到底是相信她的，记不记得我曾写过，她在我躺在医院加护病房床上之际仍有心情打牌，我是她的唯一儿子啊，连我都没法让她弃战，何况非亲非故的邓丽君？哀伤归哀伤，麻将好友，不可弃绝。

邓丽君远去十七年了，但我的“圆脸钟情并发症”并未休止，直到如今，人老了，仍然在视觉欣赏上对圆脸女子给予额外加分。譬如说，《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里的陈妍希，我最近便为她写过这样的文字：

陈妍希已经29岁了，用内地的标题来说，未嫁，单身，早已入列剩女名单，只不过长得一副娃娃脸，浅浅的酒窝，甜甜的笑意，加上在《那些年》里的清纯造型，依然觉得她是邻家女孩而不是熟女人妻。这是运气亦是福分，电影圈里的其他女人，求不得，恨不来。

陈妍希之于电影圈，除了运气福分，另有一项特质，那就是，廿九岁了，居然仍是圆鼓鼓的“包包脸”，而又居然能够走红，肯定惹来不少妒忌羡慕。

华人电影圈尚有几个廿九岁或以上的女艺人没有打针磨腮？恐怕不易找到。当瘦脸成为时尚，又当打针如斯方便，圆脸自然成为“罪恶”，大家抢先恐后到美容医院排队轮候，找来找去都是那几位名医，或一针一针地打，或一刀一刀地磨，咬着牙根忍痛把“包包脸”改造成“瓜子脸”，为的只是（自以为）上镜显得更迷人更妩媚。陈妍希却显然没走这条路，她毫不忌讳地挺着一张圆圆饱饱的阔脸，充满自信地，望着镜头望着你，似对你说，这就是我，喜不喜欢，随便你，人家不会好端端地为你动刀动针，你如不爱，请转身，别烦我。

陈妍希示范的是一种“圆脸美学”，值此世代，实属异类，或因物以罕为贵，宅男们趋之若鹜，流了口水。

宅男早就应该学习欣赏圆脸了。亲吻，温顺柔软；轻抚，手感充盈。其他女孩的尖细得瓜子般的硬脸，其实只适合用来剔牙。陈妍希才应成为主流，她的走红，希望能让圆脸女孩们不再自卑，乖，相信叔叔，你们才是最好。

我们的心事她最懂

◎ 胡洪侠

1982年的春节刚过，我提着心吊着胆去衡水日报社报到，进大门的步态近乎蹑手蹑脚。办公室主任领着我去见一位大胖子：“这是徐总编。”那人慢慢起身，伸过一只又厚又暖的手让我握了一下，脸上除了笑容就没别的。我怯怯地叫了一声：“徐总编好。”“噢，不要叫我徐总编，”他的声音缓慢、低沉而又亲切，“叫我老徐。大家都这么叫。”略谈几句之后，老徐朝等在门口的一个矮矮的小伙子说：“小徐子，这新来的小胡先跟你一个宿舍住几天，你多照顾。”

“知道知道。”小徐子答应着。他正倚门斜立，悬空的一只脚来回荡了几下，皮鞋底的铁钉和水泥地板哒哒相击，似音乐节拍声。虽是初春，天仍寒冷，小徐子却穿得单薄又时尚：花格毛衣，深蓝筒裤，乌黑皮鞋，脖颈上舞着一条白色围脖。他双手揣在裤兜里悠然地前面带路，用脚踢开会计室隔壁的一间房门，用嘴巴指指靠东墙的空床说：“你睡那里。”然后他咔的一声按响了他床头水泥桌上的录音机。待歌声响起，他把音量调到了最大，窗外冷风在枯枝间和电线上摩擦出的刷刷声与嗖嗖声立刻就消失了。他在屋里踱着步，嘴里哼出的调子和录音机里那女人的声音高低相和：“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

这个声音我熟悉，但说不准歌星是谁。毕业后买了收音机，我常常在凌晨搜索“敌台”，断断续续听见的就多是此调。我也知道邓丽君，但从未完整听过她的歌，在学校时倒是写过批判她“靡靡之音”的广播稿。为了和新室友熟络些，我不懂装懂地搭讪道：“这歌，是邓丽君唱的吧。”小徐子停住哼哼，大声问：“你说什么？”说着走到桌前调低了音量。我说：“你听的好像是邓丽君。”“那当然。”小徐子顺手又把音量调大。我心里暗暗叫苦：和一个喜欢靡靡之音的人住一起了。

小徐子是报社的通信员，负责取送文件，说走就走，说回就回。他一走，就把邓丽君带走了，宿舍里终于安静下来；他一回，邓丽君必然也回来，门里窗外马上斟满“美酒加咖啡”。过不几日，我和小徐子混熟了，邓丽君的歌也听熟了。而且，很奇怪，不费任何气力，就喜欢上她的歌了。晚饭后小徐子常常有朋友来串门，那必定是群狼乱吼的时刻，我边笑边和他们放声高歌，隐隐然有解放之感。“我一见你就笑，”我们和录音机一起唱，“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正是青春年华，怎么可能没有烦恼。我越来越纳闷：年轻人所有的心事，所有的喜忧，怎么邓丽君都懂得；不仅懂，还替我们说出来。而那些话，当时书报刊上是不说的。有时候她唱得越甜，我们心里就越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是啊，见不到，想不起，一切都在梦里。那就喧闹，就喝酒，就无中生有地和邓丽君对话。她刚说“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说：“不采白不采。”然后就大笑。然后有一会儿大家谁也不说话。然后就对着空气各怀鬼胎般地继续听邓丽君替我们发言：“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那年秋天报社新分来了几个大学生，我也早有了新的宿舍，和小徐子一起学唱邓丽君的日子柔柔软软地过去了。大学生们都懂邓丽君，常常要聚在一起讨论，那层次比我和小徐子又高出了很多。某日年岁较长的鸿儒兄教导我们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这是提问，但不用回答，傻帽儿才回答呢。月亮都代表了嘛。注意这一句，‘轻轻的一个吻’。这句要唱得到位，诀窍在两个字，一是‘个’，一是‘吻’。‘个’不能唱得直白，要由高到低，滑过来，显示接吻之前人很紧张，时间也变弯了，感觉过得很慢。‘吻’这个字呢，不是唱出来的，是呼出来的，声音要略带颤抖。你们体会体会。”我们哈哈大笑，连嘲带讽，说你是实践出真知啊。我们都知道，那会儿他正在和广播电台的一个漂亮播音员谈恋爱。

那时衡水市没有几座楼房，报社则全都是平房。顺院子里居中的甬道由南往北走，你随时可以听到几排平房里此起彼伏的邓丽君之声。一晃三十年过去，听说报社的平房拆得一间也没剩下，那个大院子在“老鼠爱大米”的伴奏声中进入了高楼时代。又听说老徐也不在了。有次回衡水，我打听小徐子的消息，大家都说不清楚他现在何方，只知道他的女儿已长大成人，去河北大学学了几年音乐，拉一手好二胡。

二十八　合唱时代

只有我一个人在意合唱比赛

◎ 杨　照

那是高中二年级的某个日子，练唱完，难得天还没有全黑，不过前方联合报大楼的灯倒是都点起来了。

夏天快到了，也就意味着合唱比赛的日期近在眉睫了。我们几个死党很有默契地绕经刑事警察局的大门，转入巷内，眼前出现了松山国中的篮球场。场上还留着几个国中生在斗牛。我们从侧门走进去，将书包随手放在篮架下，就跟国中生商量“报一队”参加战局。

等待前面一局斗牛结束的时间，我忍不住表示了我的担忧──分部练习都不确实，只有第一部音准没问题，二、三部经常走音走得厉害，还有人就是没养成看指挥的习惯，指定曲开头第二句“细雨稀零零”就有个延长音，不看指挥，怎么知道要延长多久？还有，第一部没有音色变化啊，《寒夜》里的肃杀气氛做不出来，《思我故乡》回忆段的甜美空灵也做不出来……

死党们不约而同摆出一副“你又来了”的表情，别过头去讲他们自己的，不理我。我当然知道，他们没将合唱比赛当一回事，从来不觉得合唱唱好唱坏有什么关系。放学后练合唱还能有蛮高的出席率，靠的不是班上的向心力，不是争取好成绩的荣誉心，而是因为难得找到了一位长得很漂亮的钢琴伴奏，比我们大两岁，在家专念音乐科的大女生。

练唱的地点，是班上一个同学家里。他家够大，能塞得进三四十个大男生，还有，他家有一架直立式钢琴。不顾死党们的脸色，我继续抱怨：你们这些好色鬼，每一个都只有在轮到和伴奏一起进行练习时，才拿出精神、拿出喉咙来死命唱，别的时间甚至连基本的分部发声都不肯做，全都窝在客厅、饭厅里，打扑克牌的打扑克牌，还有人抱着吉他引领一群人大唱特唱校园民歌，《风，告诉我》《归人沙城》《外婆的澎湖湾》……一首接一首唱，难道合唱比赛要比的，是这些民歌吗？

我第一次感觉和这几个死党离得那么远。同学一年多了，几乎每天都混在一起，最重要的，一起干过那么多违规坏事，但这回，他们都不在乎合唱比赛，只有我在乎，我不能不在乎，因为我是指挥。

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导师——也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会选我当指挥，选了一个自己唱歌会走音的人来带合唱。他们嘲笑我：一定是因为全场只有指挥不必开口，老师判断那是我对合唱比赛可以做出的最大贡献。我默默地承受了这样的嘲弄，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对他们解释，学期初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串奇怪的问题，关于和声、调性、节拍，全班一片沉默，只有我低声回答。老师知道我学过乐理，可能是班上唯一学过乐理的人。

我没办法跟死党们解释什么是乐理。而且我没办法跟死党们解释我真的很喜欢、很看重当合唱指挥这件事。在他们的眼中，所有学校的活动，都很无聊很愚蠢，只有同样无聊、愚蠢的“好学生”才会看重。平常时，我跟他们立场一致，同样厌恶运动以外的各种竞赛，整洁秩序比赛，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墙报比赛，科学展览比赛……

可是音乐不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乐谱，弄清楚乐句，歌词和旋律之间的关系，仔细分析三个声部所构成的和声进行方向，再配上钢琴谱想象伴奏的效果。过程中，我有了许多关于如何表现这两首曲子的想法，并且兴奋地预期，若是实现了我的想法，一定会唱得和别班很不一样，一定会得很好的名次，报答导师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有人理会我的想法，大家都用一种虚应故事的态度敷衍着。离比赛不到两星期了，我期待的声音没有半点苗头。我坚持跟等着上场打球的死党说：好好唱不行吗？你们真的感觉不到三个声部都对在一起时，那种和谐美好的感觉吗？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可以一种只有音乐能提供，透过耳朵传来的感动啊！

终于，一个死党愿意响应我。他说：“你怎么可能真的喜欢唱这些歌啊？指定曲是《寒夜》，歌词讲的是因为大陆沦陷了，所以我们都活在如同寒风细雨折磨的黑夜里；自选曲唱的是《思我故乡》，想念远在海峡那岸，我们谁也没去过没看过的‘故乡’。都是这样的‘反共八股’，你要我们怎么认真唱？”

突然之间，我语塞了，不知该再说什么，还好，轮到我们上场斗牛了。

张开嘴巴唱假歌

◎ 马家辉

如果校园合唱是青春成长的必然部分，那么，没法不承认，我这部分的青春实在少得可怜；一来我向不合群，任何形式的团队合作皆非我所喜所愿；二来呢，我的音乐感几近于零，唱歌，向来是我弱项中的弱项——老天是公道的，我至少有一项弱点。

上幼儿园时必然曾经合唱，但记忆全无，印象最深刻的校园合唱经验是中学四年级，来了一位新的音乐老师，姓萧，女子，高高的个子，大约有一米七，瘦削身形，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典型的纯良艺术家模样，耐性很好，心地很好，好到竟然多次鼓励我这五音不全的男同学开腔唱歌，我感激得想哭。少年的我很爱哭，被责备时哭，被称赞时也哭，甚至打麻将吃不到牌也躲到厕所偷偷地哭，成年后已经戒掉哭的习惯，但不知是荷尔蒙变化作祟之故抑或其他理由，踏入四十岁的中年倒又重新易哭易流泪，前阵子去完重庆，在街头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八十多岁的老妇人一手撑拐杖，一手捡纸箱，我想象她从抗日时期到“反右”到“文革”都在吃苦，想不到在盛世强国年代犹是如此，鼻头一酸，几乎落泪，回港后跟朋友述说见闻亦每说必哽咽。

那位姓萧的女子担任音乐和美术老师，笑声爽朗，很能把同学感染得开开心心，她教我们多声部合唱，是课堂功课，我不可能拒绝，她先要求每位学生轮流站在钢琴面前试音，Do-Ra-Mi-Fa-So，我照做了，才几秒钟的事儿，她望着我，笑道，你的嗓子不错，不必害臊，放胆唱。

我点头说thank you，真心地，跟对其他老师说thank you时完全相反。

中学时代尚有另一项唱歌经验，但不算是合唱，只是我弹吉他，别人唱。忘了是什么理由，在中学五年级的某个表演活动上，我竟答应一位学校工友联袂登台，所谓工友，就是工人，是负责维修、清洁、杂务的学校职员，廿来岁的男子，可能见我于周末偶尔躲在学校天台楼梯间自弹自唱，便找我凑高兴。其实我只是喜欢捧着吉他的浪漫潇洒，装模作样，自娱自溺，来来去去只懂弹拨那几首西洋流行曲，歌声更是不堪，但他找我，我便去了，还记得唱的是吉他入门曲Yesterday，
事前才跟他练习了两三回，弹完，唱完，同学们照例鼓掌，我倒是亢奋得幻想自己是陈百强，那年头他比张国荣更红更火，电影《喝彩》里两人比赛唱歌，他赢了，女观众对他献花献吻，云日高高，世界在他脚下；那年头，我十六岁，长发，白恤衫，灰色喇叭裤，腰围廿五吋，云日也高高，世界也在我脚下。

生平最后一回校园合唱的经验却跟中学时代截然相反，略带遗憾，尽管仍有趣味。那是在台湾的辅仁大学，一年级，应用心理学系，某回系际歌唱比赛，各系新丁皆须列阵，排排站，唱唱歌，互较高下，自娱娱人。由于是全班都要参加的强制活动，而且班上学生阴盛阳衰，四十位女同学，五位男同学，绝对不能缺席，于是硬着头皮上，站在同学之中开腔唱“国语流行曲”。

老天，我这港仔满嘴广东话，刚到台湾，连“我要一碗叉烧饭”之类简单表达亦说得舌头打结，怎可能唱“国语流行曲”？这不仅对我构成了严峻挑战，对其他同学亦是心理威胁，因为他们很担心歌唱成绩被我拖累像泰坦尼克号般往下沉没，输了比赛也输了面子，终于，在赛前练习时，有一位同学想出了一个鬼点子，对众人说“不如请家辉同学在唱歌时只要装腔作势地动动嘴巴，跟随节奏，把嘴唇上下开阖，千万别真唱出声音，好不好？大家同意吗？”

众人笑了，哈哈大笑，觉得这是个很逗趣的主意；笑完，没人开腔附和赞成，却亦没有人提出严正反对。哦，明白了。我乃主动对同学说，好呀，没关系，我唱歌真的非常难听，求之不得，我假唱便好了。亦是没人开腔附和赞成，却亦是没有人提出严正反对，搞不好根本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说些什么。

唱歌比赛后来结束了，我如约假唱一番，没有觉得难受，只是一直担心被评审拆穿而尴尬。应用心理系没取得任何名次，所以事后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同学偷偷对我说，早知如此，家辉你喜欢怎样唱就怎样唱，管他的。

我也后悔自己心地亦是善良。我终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坏，我没有坏到最低最底。

明天你是否依然合唱

◎ 胡洪侠

卡拉OK诞生之前我没有当众独唱过一首歌：那样的年代里我们必须合唱。小学中学师范前前后后十一年，我跟着合唱了十一年。早晨上课之前要唱，歌声拉开全天课程的序幕；学校开大会时要唱，而且是不同年级轮着唱，像比赛；参加批斗会动员会运动会万人大会等等各类会议时更要唱，歌声直上云霄。在这样的合唱年代长大，许多的旋律和歌词深深地刻在记忆中，想忘都忘不掉。

最先学会的当然是《东方红》。不，不是学会，自然而然就会了。天天到处都唱《东方红》，再难开窍的人也能无师自通。歌词不难懂，但每段三四句之间都有一声“呼儿嗨哟”，小时候每唱到此处我就想笑，觉得太像摔了一跤屁股疼时发出的声音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得次数也不少。那时的电台千万遍播这首童声合唱，我们班的同学们喊破嗓子也不如广播里唱得好听。老师说因为你们不认真，嗓子也不够好，可是我个人觉得另有原因：我们农村的孩子没有见过天安门，对那座城楼如何能升起太阳并放出一道道光芒完全不清楚。我们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国际歌》。学唱《国际歌》时，老师反反复复强调说，你们千千万万要记住：最后两句，“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得唱两遍，第一遍时那个“天”字是低音，第二遍的“天”字要高八度。但是很奇怪，每次唱到低音“天”时，总有几个人的嗓门会奋不顾身地高上去。老师哭笑不得：“停！你们那个天，又高到天上去了。”于是全班都笑个不停。

从小唱到大的合唱歌曲中，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那首《不忘阶级苦》。这首歌好听，又叙事又抒情，如泣如诉，能让人泪眼潸然。开头两句词最好：“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现在想来，这是当时合唱歌曲中罕见的诗意句子。当然，这首歌要唱的不是夜空，而是仇恨，所以第三句马上进入正题：“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对小学生来说，这歌太难学。曲调高高低低，停停顿顿，弯弯绕绕，合唱起来很难把握节奏。可是这歌有特别用途，唱不好也得唱，哪怕唱得丢三落四，溃不成军。所谓“特别用途”，就是开忆苦思甜大会，吃忆苦饭。

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就开始吃忆苦饭了，我没能躬逢其盛，只好略过不提。我吃的那几次忆苦饭，都在70年代初。常常是六一儿童节前夕，村里就开大会，各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会议开始前，老师照例领着呼一通口号，比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就要唱“天上布满星”了。这首歌有四五段，讲述的故事苦大仇深，惨不忍听。我怀疑当初我们只学了第一段。刚刚上网查了查《不忘阶级苦》的歌词，发现第二、三、四段我实在太陌生了，疑似老师根本没教。“不忘那一年，”第二段唱道，“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第三段又说地主把“我的娘”也抢走了。

凄凄惨惨戚戚地把歌唱完，会议的主角亮相了，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三代老贫农于爷爷登台忆苦思甜。他一字不识，但每逢上台讲话必带《毛主席语录》，边作报告边双手翻阅，一本正经地作捧读状。可怜他分不清字迹的正反，我们在台下每每会发现他把语录本拿倒了，想笑不敢笑，替他干着急。诉起苦来于爷爷滔滔不绝，声泪俱下，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此刻我拼命回忆他当年到底讲了些什么，却一件事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讲完之后他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整张脸都红红的。

下面是奇迹发生的时刻：每个人都分到手一个黑黑的窝窝头。味道极难闻，像是刚从猪圈里猪嘴中抢出来的。咽又咽不下，吐又不敢吐，肠胃里的“万恶的旧社会”一阵阵向上翻腾。不一会儿就听见女同学队伍里有呕吐的声音了；这声音会传染，所以必须强迫自己充耳不闻。我还算觉悟高，意志坚，活活地把那千辛万苦的窝窝头吃了下去。本家一位叔叔当时是小学老师，散会后我问他那窝窝头究竟是用什么做的，他说：“有红薯面，有麸子，有糠，有干红薯叶红薯蔓磨成的粉，有豆腐渣，有烂白菜叶子。”

多么荒唐的合唱岁月。尤其荒唐者，唱了那么多嘹亮雄壮的歌曲，当年我们竟然没有学唱过《国歌》。后来当然知道了原因：《国歌》的词作者田汉“文革”中早被打倒了。

二十九　禁书

在尘灰中遭逢马克思

◎ 杨　照

我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与《资本论》是大毒草，绝对不准碰、不能碰的社会。比我年长一代，像陈映真他们，还能偷偷组读书会，偷偷读《共产主义宣言》和《资本论》，我比他们晚了二十年，也就意味着国民党的“警总”多了二十年时间，可以把市面上找得到的所有跟马克思有关的、跟《资本论》、跟共产主义有关的书都收掉，把那些暗夜中聚会的左翼团体都查获。

我知道马克思，知道《资本论》，但我的知识主要是从“三民主义”课本里面来的，告诉我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多么荒谬、多么错误。但我连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真的能够读到这些“荒谬”、“错误”思想的原文。

我很小的时候，早早就养成了“逛图书馆”的习惯。大学二年级，我到台大法学院修高阶日文课，很自然地顺便就去逛了法学院的图书馆。逛啊逛，逛到了书库的地下室，一个远远就会闻到灰尘味道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人会去到的地方。我鼓起勇气来，找到开关将电灯打开，走过一排排的书架，突然间皮肤上爬满了疙瘩，因为我了解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收的是还没有编目的书，不是因为太新了来不及编目，而是因为这些书比台大法学院本身还要古老。那是日据时代，还叫做“台北法商学校”的机构留下来的藏书。换句话说，那批书从1945年日本人离开后，三十多年没有人去处理，就丢在那里。

我在那里面耗掉很多美好的时光。庆幸那时我还没有气喘的毛病，可以一下午呼吸着几十年来堆积的灰尘也无所谓。那里面最多的书当然是日文书，其次是德文书。我先找到了一套书，那是日共大左派河上肇的五册本《自叙传》。我读过河上肇的名字，介绍他出过一本《贫乏物语》，对于共产主义在日本发展，有着仅次于《共产主义宣言》的重要地位。虽然没有找到《贫乏物语》，但光是这个人的书会在台湾出现，就够让我兴奋了。

这书非读不可，然而我怎么可能在地下书库读完那五本书呢？我决心冒险一试。那书没有编目，但还留有原来日据时代的书码，于是每一次去法学院，我就刻意去认一下图书馆柜台的人，每出现一个我没碰过的，我就拿河上肇的《自叙传》去，跟我的借书证一起递给他，不多说，如果他看一看告诉我这书不能外借，我就摸摸鼻子算了，自己把书送回书架上去。试到第四次，总算碰到一个弄不清楚状况的馆员，他只注意到书上没有贴借书到期单，拿了一张到期单贴上去，在借书证上登记了日据时代的旧编码，就让我把书带出来了！

这个经验让我更加喜爱待在地下书库了。每次进去总感觉应该会遭遇什么样的宝藏，那种兴奋期待，三十多年后仍历历在心。

过了一阵子，反复走过书架好几趟，我心中早已相信应该存在的书，真的在某个底层书架上现身了。那就是分成上中下三册的岩波文库版日译《资本论》！这次我不敢用原来的方法了，毕竟书上印着三个谁都看得懂的汉字“资本论”，再粗心搞不清楚状况的馆员，都必定会立即升起政治天线来。而且《自叙传》我想看，《资本论》我不只想看，还想收藏。那就只有一种方法，乞灵于图书馆里的自助复印机。

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去法学院图书馆，文学院的课也不上了，鬼鬼祟祟徘徊在复印机附近，看没有人用时，就去印个几张，只能印几张，在没有别人靠近过来前，赶紧又离开。搞了好几天，《资本论》上册快印完时，复印机竟然坏了。

复印机坏掉了也就算了，接下来复印机厂商来换了新的复印机，一看我傻眼了，因为他们换上了投币式的复印机！原本每次影印完，自己算好张数，去柜台付账就好了，这下子变成得准备铜板才能影印。没办法，我每天要先搜集家里所有的铜板，带到图书馆，把铜板印完为止。

一天一天印，印好的纸张带回家小心收藏在衣橱里，早上出门时抽出几张，仔细折成八折大小，收在书包里，等公车和坐公车时，一张一张拿出来读。公车到学校，就不读了，担心被人家问到、被人家发现我在读最可怕的禁书。

此马克思不同彼马克思

◎ 马家辉

下雨天出门最讨厌是航班延误起飞，大雨，坐在登机口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望天打卦，唯有跟朋友互通短信，相濡以沫，只因对方从深圳出发，跟我前赴同一个目的地，他也同样坐在机场，等；深圳也下雨，也没法起飞。

登机口倒是热闹成一片。几间店铺都挤满人，反正是等，内地游客们趁机购物，名牌非名牌，都买，“给我统统包起来！”之声此起彼落，人民币万岁，在港消费愈来愈便宜。

我也挤进书店打书钉。人好多，大都是男的，围站在书堆面前翻看“禁书”，什么《×××事件真相》，什么《×××争议内幕》，什么《×××与×××的恩怨情仇》，尽管大多只是翻炒报纸上的传言与网络上的讹说，却已够尽抢眼球。

广播了，终于，登机了，终于，起飞了。好不容易坐到位子上，四周偷瞄一下，八卦左邻右里在看什么，原来都在看书，“书香四溢”，真是盛世景象。哈，原来小小的飞机内的小小的商务舱，十二个座位，连我在内坐了十一个男人，竟然有九个在读着刚买的“禁书”，目不转睛，聚精会神，脸容稍稍挂着焦灼，都在探究某事某人的风云色变，如果这是一出电视剧的其中一幕，必是喜剧，诙谐之极。

哦，对了，尚有一位男乘客没在读书，他在看报，但看的亦是港报，大字标题踢爆某香港高官的绯闻纠结。

两小时航程，雨中前往，机身摇摇晃晃，总算平安抵埗。下机时，我再次八卦偷瞄，发现有四五个男搭客的脸上挂着仓皇神色，像偷运毒品般手忙脚乱地把“禁书”硬塞进随身行李的衣服杂物之下，很显然是企图将之挟带进关；余下数人则把书丢弃于座。

我当然明白“挟带禁书”的紧张感觉，只因曾是过来人。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仍然处于戒严状态，尽管已可在坊间书店门外找到各类“党外杂志”或异议书刊，欲把中国大陆出版的简体书籍——不管是政治的抑或文艺的——从岛外带进岛内终究仍属犯禁，凡简必禁，一旦搜出，轻者充公没收，重者侦讯问话，做此事儿，多多少少带有冒险成分，所以也带有刺激快感。我那时候，廿岁出头，在台湾大学读书，不必说了，青春的荷尔蒙令我特别喜欢向冒险进发，寻找那无中生有的刺激快感，于是，在寒暑假回港前都问同学，你想不想读谁谁谁的书？我回到香港，替你买，给你带进来，好吗？

即使同学没有回答“好”，我仍然每次必买三四本甚至十本八本“禁书”，带回台湾，返回学校，再把它们硬塞给朋友，或者就只置放于房中书架上，让朋友们前来看见并发出“噢！你真敢！竟然把这种书带进来！”之类惊讶赞叹。我听了，很爽快，用台语来说便是“爽歪歪”，自我膨胀，ego爆炸。

回想一下那年头带进台湾的禁书其实没有什么“攻击性”，敏感度绝对不高，主要都是一些民国文人的小说和杂文，以及一些由欧美学者所写但由内地学者翻译的“新马克思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类硬书，厚厚一本，译笔艰涩，闷死人，我通常只读十页八页便放下，只是恋恋于书名和题材所包含的人间理想，买了书，隐隐然错觉于支持了理想甚至实践了理想，颇为阿Q。

但有一回不知何故一口气挟带了几本敏感度稍高的书，其中一本好像叫做《国民党为什么被打到台湾？》，并非简体书，而是香港出版的繁体书，我特地买来送给一位党外色彩浓厚的台大老师。香港数十年来处于海峡两岸的中间位置，向来有个规模不小的“政治禁书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两岸都有顾客，可是在此之后只剩大陆游客喜购此类书籍，因为台湾门户大开，本土已经出现一堆火辣之书，港版书亦可在台湾书店看到买到；二来呢，不禁了，不禁便反而提不起兴趣去买去读，这是人性，对阅读以及所有事情都一样。

那几年有没有在入境时被找过麻烦？

印象中只有一回，大概是台湾“解严”的前一年，即1986年，放假回港再返台，海关人员检查行李，翻出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德国思想家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他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韦伯，跟Karl Marx的汉名重叠，尽管此马克思不同于彼马克思，海关大佬仍是皱着眉头左问右问，我花了十分钟唇舌解释，始获放行。那时候虽然戒严，那本也确是“禁书”，但台湾的门禁气氛已经趋向松弛，执法者常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刻意制造了不少漏网之鱼。

廿六年过去了，香港的小鱼早已变了老鱼，台湾亦由大网变成几近无网，禁书禁书，回头察看，恐怕还是庸人自扰的为多。

街边盛开金瓶梅

◎ 胡洪侠

禁书通常神秘而不易得。因为神秘，一窥究竟的欲望就大增；因为不易得，就必欲得之而后快，此乃书之常理，人之常情。可叹古往今来的书籍检查官们偏偏不谙此道，一味随意禁书，结果竟使得凡查禁之书身价必倍增，寿命更长久，流传更广阔。相比判官们的愚蠢之至，现在的书商则聪明至极。他们以“禁卖”的传言解决“滞销”的难题，竟然也能大赚其钱。可见所谓“禁书”，在庙堂是枉费心机的平庸手段，在江湖则是见利忘义的促销锦囊。

譬如《金瓶梅》，自传抄刊刻以来，历朝历代，无一不禁。可是天网恢恢了几百年，此书仍存天地间，闹得天下几乎无人不知。等到我上天入地想找此书以求“不亦快哉”之时，岁月已流淌到1980年代初了。当时报社同事中有见多识广者，说这《金瓶梅》在1949年以后其实是原原本本影印过的。闻者皆不信。那人说，我要告诉你们是谁提议印行的，还不得吓死你们？是毛主席！我们虽未吓死，但也不敢再往下问，只听那人径自往下说：1957年，毛主席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之后出版部门即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影印两千部。“你还想看《金瓶梅》？”那人用蒲叶扇子拍着我的脑袋说，“你也配！连影子你都见不着啊。那两千部书都卖给了省委书记、副书记和各部正副部长。书都编了号，谁买谁登记。”我挡开他的手，怅惘地说：“还是想看啊。”

那时候衡水新华书店门市部旁边有一间“机关服务部”，专为单位图书资料室订书取书而设，对外不开放。因为常去买书，和书店的人混熟了，我和同学贾跃平也就时常可以去那里逛逛，见到好书，管它谁订的，先交钱拿走再说。1985年秋季某日，我们都熟悉的那位店员神秘兮兮地说：“有《金瓶梅》了，精装两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可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印刷。要吗？”“当然要。”我嗓门立刻提高八倍。跃平沉稳，说：“先拿出来翻翻。是不是删节本啊。”“你做什么梦呢！”那店员说，“当然是删节本。书上写得清楚，全书合计删19174字。”跃平嘿嘿一笑：“我就想看这19174字。删节本不要。”

穿秋越春，转眼到了1988年的盛夏，我和跃平去闯海南，在广州转车。票既到手，举目又无亲，就到北京路一带闲逛。谁也没想到，这一逛，我们竟陷入了一个骗局。关于此事，十年前我写过一篇网文，叫《街边盛开金瓶梅》。往事难回首，我也懒得重新描述一番了，干脆抄一段在这里：

……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就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手里捧着一套《金瓶梅》低声叫卖。真不愧是开放地区啊！开放就是好啊。我们这么想着，就走过了那个女人，担心言语不通，没敢问什么。走不几步，又有一个女人挡在我们前面，手里捧的又是《金瓶梅》。我们以为还是刚才那位，可是回头一看，刚才那个女人还在刚才那个地方；再往前一看，还有许多手里捧着《金瓶梅》的女人，站岗似的一溜排开，几乎就是每个路灯柱下一个。她们像人流中的桩子，捧着《金瓶梅》默默地砥柱中流。我们想问问价钱了。跃平说，你问。我说，你问。他于是用家乡普通话怯怯地问：“多少钱？”女人笑了：“好便宜的啦。30块啦。都是香港版的啦。一字不删的啦。”我对跃平说：“太贵，比我们去海南的汽车票还贵，走吧。”走不远，又是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这一次我们连价都不问了，只顺口说“太贵，不要”。女人却说：“你给个价啦。”跃平说：“15块，卖不卖？”女人扭头就走。我对跃平说：“这么砍价可能不行。”跃平说：“反正我们也买不起，砍着玩吧。”话音未落，刚才那个女人追了上来：“15就15，卖给你们了，掏钱吧。”我们有点懵，掏钱的手有点犹豫。女人又催：“有没有搞错呀，快点啦，一会公安来了就麻烦啦。”跃平也学着她的腔调说：“你先把书给我们看看啦，是不是真的啦。”女人递过书来，我们匆匆翻了翻“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一回，断定是足本，于是付款，心中隐秘的快乐频频颤抖：我们竟然买了《金瓶梅》！这时，那女人又把书从我们手里拿走：“我去给你们包一下，让人看见不好的啦。”跃平遂感叹：看看人家南方的服务，真想得周全。也就一分钟不到，女人拿着捆扎好的一包书回来，往我们手里一塞，转身急急进了一家店铺，立刻不见了人影。她为什么像逃跑似的？“坏了！”我对跃平说，“这事不大对头，赶快打开包看看。”撕开严严实实的纸包，我们看见了什么？几本过期的高考复习资料，还有一本《刘少奇文选》。

三十　儿女

杨照的女儿为什么不会写作文？

◎ 杨　照

那应该是女儿小学五年级时，两年前的事。

放学去接女儿，她一上车，第一句话就说：“今天老师又叫我们写作文，题目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三件事》。”然后她吱吱喳喳讲了她写的“三件事”是哪三件。我没有真正听进去，也不记得她究竟写了哪三件快乐的事，因为我脑袋里忍不住动着别的念头。

等她说到一个段落，我问她：“如果老师出的题目是《生活中最讨厌的三件事》，那你会怎样写？”

这问题，不是随便问的。那段时间一直困扰我的，是想知道女儿对音乐演奏到底有多大的兴趣，多大的热情。我担心：走上学音乐这条路，是我和她妈妈在她还来不及有自己意见时，帮她决定的，她已经习惯了待在总是获得特殊待遇的“音乐班”，也没去碰触其他别的可能性，就理所当然将音乐演奏看作自己的选择了。那么，等她再大一些，她会不会后悔？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来不及了？

所以遇到机会，我就想办法测试她的感受。问“生活中最讨厌的三件事”，因为我相信“练琴”一定会被列在里面，但会是三件中的第一名还是第三名？会有什么事比练琴更让她讨厌的吗？

遇过看过那么多学音乐的孩子，说老实话，没有一个真正喜欢练琴的。说老实话，号称爱练琴的孩子，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父母虚荣创造出来的神话。但不爱练琴到什么程度，当然也就决定了孩子在演奏这条路上能走多远。我很确定女儿爱音乐，有很多她真正能沉浸其中的曲子，然而她的梦想常常是：“真希望可以不用练琴就会弹柴可夫斯基一号钢琴协奏曲！”

听到我的问题，女儿没有多想，很快就在车后座扳着指头回答了：“第一件讨厌的事，讨厌人家叫我‘杨小妹’。”杨照是我的笔名，我本名姓李，女儿当然姓李，可是人家知道她是我女儿，很自然就叫她“杨小妹”，她很在意这件事。她还补了一句：“尤其是有那种人还问我：‘你不是杨照的女儿吗？为什么你姓李？’这什么问题啊！”

原来如此。那第二件讨厌的事呢？“讨厌你和妈妈一起催我，叫我动作快一点。”这我忍不住要反应了：“可是你动作真的很慢，我们怎么可能不催？”她回答：“你们可以催啊，但一次一个人催不行吗？一个人催我可以接受，但两个人一起催就让人很烦，你不知道吗？”

竟然有这种歪理，我还真不知道。好吧，那第三件讨厌的事呢？我在心里暗想，一定就是练琴了。

“第三件讨厌的事，是碰到每一个老师都要跟我说：‘你爸爸是杨照，你怎么不会写作文呢？’”

我在驾驶座上大笑出声，搞了半天，三件最讨厌的事，都跟我有关，而且最后绕回了她一上车就讲了的题目。的确，在学校每次要写作文，她上车一定就讲，为了要发泄她的挫折感——为什么要有作文这件事？

“你很怪你知不知道？”我对她说：“我一辈子跟文字打交道，我的工作我的兴趣都跟文字有关，还不只这样，你妈妈原来学的，也是文学，念到比较文学的博士班，照理说你应该至少有点文字上的天分才对啊！”

她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不晓得从哪里学来的话：“真不知道对在哪里。”

我跟她说，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她是个“不肖女”，不是孝顺的“孝”，是另外一个“肖”，“肖”就是“像”，不像爸爸不像妈妈的就是“不肖”。以前人觉得“不肖”是件很糟糕的事，“不肖”就成了骂人的话，甚至其意义和“不孝”有了重叠，要孝顺，就应该像父母，继承父母的能力与愿望。

我很庆幸我活在一个不一样的时代。我很庆幸自己生了养了这样一个“不肖女”，她身上拥有许多我所没有的能力、特质，经常让我惊讶。例如她在各种不同情境中保持快乐心情的本能，不知从哪里来的。她丰富的表演潜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对音乐的自然亲近习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完全认同她的感受，我也顶讨厌人家假定我女儿就得会写作文的想法，不会写作文的女儿，有趣多了。

小情人与大情人

◎ 马家辉

大女儿今年九月将进大学，小女孩正式成为大女孩，想起从前点滴，难免杂感浮现。于是翻开旧文旧作，重读一些关于她的成长记录，岁月走过，很高兴，因为文字，留下痕迹。

A

初见马雯的老师时被吓了一大跳，怎么是个身披黑皮衣、鼻戴金扣环的短发女子，较像搞同性恋的摇滚乐手而不似幼儿园老师？

印象中的幼儿园老师皆属“妈妈型”，斯文温柔，倾向保守。由“摇滚型”女子教导小孩子，可靠吗？

后经观察，才怪自己多心。穿黑皮衣的人不代表无耐性，她有自己的一套，不仅可靠，且有“额外效益”。例如她对性别观念平等尤为重视，某回听她读漫画书，念到女巫作法害人时，她突然停下来，对一众小小听众强调：“男孩子也可能做巫师，不一定只有女人才会做巫师害人。”

孩子们傻乎乎地望着她，似懂不懂。

我却是懂的。男女平等应该从教育扎根开始，漫画书作者追不上时代没能改正，说故事的人便更须要自觉，处处提醒。

自问难以全盘改正旧社会大男人习气，把孩子交由新时代新女人来管来教，必更有效。管她呢，性爱取向不同是她自家事，让马雯学懂男女平等才是我的事。

B

电话响起，啃着三文治接听，竟是紧急通知。

——气象局预告雪暴将至，学校关闭，必须赶快把女儿接回家！

二话不说，开车上路。

可能同病相怜者众，雪地上车子乱成一团，疮痍满目，如电影逃荒镜头。心底顿然涌起一股荒谬感，这辈子读书，逃过台风、躲过水浸，可从没避过什么雪暴，小马雯却遇上了，她有我无，真不知是她略胜老子一筹抑或她比老子倒霉一截。

这是逃雪，等于逃白。

刚来北国时自许“雪痴”，爱那皑皑皓白，有催眠作用，隆冬飘雪皆让我看得入迷不能自已，每年未到十月即仰颈心急待雪，暗问冬天何时才至。后来呢，住久了，在第一场雪降临时即在心里数着白色结束的日子。

只因被白灾吓够了。

人在冰地上跌倒过，车在雪地上打转过，自此白是恐怖的颜色，逃之唯恐不及。有一个学期第一天上课教书开车遭困，车轮被厚雪重重包围，吱嘎怪叫却偏偏无力前行，看着手表，眼睁睁任分秒过去，云横秦岭，雪拥蓝关，我焦急得汗滴如雨。车窗外降雪，我额上下雨，若摄之为电影镜头，不失奇观。

后来索性弃车徒步，到课室时学生已走十之八九。

更有一回老爷车在狂雪中突然死火，刹那之际眼前浮现自己倒毙雪地的影像，鲜血铺染皓白，凄美悲凉。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死得美不如活得好，车子滑向路边停住了，我开心得狂笑。

小马雯倒是喜白的。常到雪地上走动，左摇右滑，像一只小企鹅。雪球雪人皆能令她哈哈大乐，尤其盘起双腿坐在雪橇上冲坡而下，任粉雪扑脸，毫无惧色。我往往只能瑟缩在旁，静看邻家小孩陪她玩。白是我与她之间的楚河汉界，她在一岸，我在另一岸，彼此凝视。

然而有些白毕竟逃不掉，例如鬓上居然渐现白茎，不啻另类雪侵。

C

每个人想必有过身为小情人的阶段，是父母心中的小情人，牵绊着父母的心。

记得马雯出生不久，一位有多年父亲经验的朋友问我：“怎样？有了女儿，像不像多了一个情人？”

那是说，与女儿谈恋爱啰？

有像，也有不像。

与大情人谈恋爱，我是不相信心理学家所说“开放的感情”那一套的，我读心理学出身，我懂。大情人与大情人之间的关系，“独占”是基本元素之一，没有占有成分的爱，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凡夫莫办。

与小情人谈恋爱，“分享”才是精华所在。看着小女儿一天天成长，心志上的、肢体上的，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走向世界。她拥抱世界，世界拥抱她，热眼旁观，你分享了她的种种喜悦与光荣、探索与惊讶，以及种种伴随惊讶、探索、光荣、喜悦而来的焦虑与烦忧。

同是爱恋，同是牵肠挂肚，走的方向可不一样。

然而都是一样可爱，大情人与小情人。

儿子的理想在现实中穿越

◎ 胡洪侠

胡元小时候迷恋汽车，坚信大街上一辆辆能轰隆隆跑、会嘀嘀嘀叫的东西乃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玩具。那时候我当然没钱买辆真车给他玩，只能用各种款式的汽车玩具哄他。我也试图和他讨论讨论人生问题，比如我问他，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开出租车。”我边笑边骂他没出息，他不服气：“只有开出租才能整天和汽车在一起啊。”

忽然他就长大了，上了中学了，也愿意陪我逛逛书店了。有一次去深圳书城，他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买几本书，我说，你随便挑。“真的？”他说，“我挑什么书你都给我买？”我说没问题。其实我是想试试他的志向，看看他阅读趣味如何。他倒是一点也不手软，自作主张挑了一大堆，《刘邦传》、《朱元璋传》赫然在其中。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两个人，他说：“这俩人学习成绩都不好，但是都当了皇帝。”

“你的理想不是开出租车吗？又想当皇帝了？”我问。

“那是小时候说着玩儿的。我可能要从政，当大官儿。”

“就凭你这稳居后三名的学习成绩？”我问。

“所以嘛，要以刘邦、朱元璋为榜样。”

“你小子要造反呐。”我哈哈大笑。

我原以为他这从政的理想也是说着玩儿而已，没想到他竟坚持了十来年。他让我给他买白话版《资治通鉴》，说这是向毛主席学习。他说在北京上学他每年都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我大吃一惊，连问为什么。“没什么为什么，”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还给毛主席写信呢。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我把信放在花篮里或别的什么地方。”我又大惊：“你！你竟然做这样的事。你信中都说了些什么？”“汇报汇报思想。”他笑了，“也说说中国的事儿，腐败什么的，都告诉他。这怎么啦？错了吗？”

我一时也难以给他说清对与错，只是隐隐有些担忧。我愿意让他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但“从政”这事于他而言我无论如何都觉得不靠谱。高考填志愿，他坚决拒绝我推荐的新闻专业，一门心思要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也只好由他。我说你将来当个记者也不错。“我才不干呢！”他说，“就像你那样，整天看大样，值夜班，没意思。”我又气又觉得好笑，自我安慰般地回他一句：“你以为谁都能值夜班？就你这小样，还想看大样？”

谢天谢地，等他大学快毕业时，终于不再提从政当官儿这回事了。他说他要做深度记者，搞调查报道，又说能进报社做个读书版主编什么的也不错。有一阵儿他疯狂喜欢《凤凰周刊》，也一期一期地追着买《炎黄春秋》。他终于也如愿进了北京的一家杂志，正式开始媒体生涯。看着杂志署他名字的文章，我好生得意。我对他说媒体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得做好吃点苦头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对他而言，“苦头”来得有些快了。前不久他在微博私信上说杂志社的社长觉得他的文章有点嫩，也许他得换个地方。我问是不是你的工作态度有问题啊。“我觉得在工作中态度没有问题，”他写道，“加班的时候我都是最后一个走，晚上十一点了，自己打车，也没什么怨言，一直在努力让文章变得更好。一个口述，往采访对象家中跑四五趟，假期都搭进去了。”我说我非常愿意你在那家杂志干下去，哪怕受点苦，哪怕“边缘化”，只要那里有你的岗位，你就可以不计得失地、默默地自我成长，不妨认为自己在参加“魔鬼式训练”。“吃苦我不怕，”他写道，“干房地产，也是天天吃苦受累，但一锤子能赚好几千万。”这小子又开始胡说了，“哈哈，我要是真干了房地产，你也未必失望，赚了钱在北京给你买个大门市，让你自由自在开书店。”我不得不认真起来：“我倒不在乎你是否能挣大钱。我关心的是你的平安、健康，然后能干点有用的自己喜欢干的事。假如你觉得你最适合干房地产，我也无可奈何。我的观念也许老了。还是那句话：人生的路自己选；选定了就好好走；自己选的路自己负责。多少年后，人家说，胡洪侠的儿子是个有成就的房地产商啊，我想我也会高兴的。”他似乎觉出我口气不对了，马上回复道：“这话我也就随便说说，北京还是会有别的机会等着我。我现在想的仍然是从事文化媒体工作，只是不愿意在这家杂志待了。”

这就好。他下篇稿子会在哪家媒体上出现？我只好暂且拭目以待。

后记

在路边的小摊上

杨　照

那应该是在建国路上吧？重庆市中心，离解放碑不远，街角一个小小的户外摊子，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桌上摆着几道小菜，几瓶啤酒。

他们两个，家辉和大侠，又再问了一次：“行李箱中到底有些什么？”他们问的，是我的行李箱，从成都到重庆，神秘失踪了。我回答：“发现车上没有我的行李箱，就马上快速想了一下，看看有什么是丢不起的。还好应该没有。就是内衣裤，一件衬衫，一本笔记本，一些药物，再张罗就好了。”重要的东西，台胞证、护照、手机，都在我随身的书包里，没问题；至于人民币和台币，以及信用卡，在我裤口袋的皮夹里。

停了一下，我诚实地补了一句：“稍微可惜一点的，只有一份小说手稿，万把字吧，没关系啦，大不了再写回来就是了。”我考虑过要不要说这件事，两个理由让我还是说了，第一是：家辉知道我这几年有严格每天写小说，一字一字手写的习惯，不管到哪里一定随身带着正在写的手稿；第二，我突然想，要是行李里真就只有我原本说的那些东西，那我们干嘛还在这里等着行李下落的消息？有手稿至少多一点理由继续坐在街边喝酒吧！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超过午夜了。先前在成都折腾了一天，又长途跋涉到重庆，我知道他们应该都累了，本来是车送我们到酒店，就要分头进房休息了。就是因为行李箱不见了，他们坚持陪着我等消息，也才会在酒店外五十公尺处，找了这么一个路边摊喝起酒来。

说老实话，那感觉还真不错。一点点风轻轻吹着，对街墙上有大字写着建设重庆的标语，三个人又聊起来。

奇怪，三个人怎么有那么多话说？光是从《对照记＠1963》出版后，我们公开对谈不下二十场，接受记者联合访问也不下二十场，从台北到北京到香港到深圳到成都到重庆，还有更多的是一起跑码头过程中，车上路上饭桌上酒店里，三人东拉西扯说的话。

照理讲，三人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没有太多现实上的共同话题。照理讲，三人的旧事回忆，在专栏里都写了那么多，读都读了，还谈什么？

然而事实是，三人见了面就聊，公开聊、私下也聊，甚至还聊到漫出到虚空间里。去成都，我的班机较晚，家辉、大侠先到了，家辉就刻意发了个短信给我，说：“我们在吃火锅了，快看微博！”原来他将火锅照片摆上微博要让还远在台北等登机的我羡慕。

在重庆，路上塞车，我随手拿起家辉带在身边的书，他写的《死在这里也不错》，翻开来读读打发时间。完全没意识到他用手机拍了照，立即发上微博，写着：“杨照专心在读世界名著——马家辉的《死在这里也不错》！”

大侠呢？也是在重庆，他拍了一张爆亮，画面完全失真的解放碑照片，发到微博上，写了和解放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文字：“深夜，距离杨照丢失行李，已经三个小时。”

什么跟什么啊！大侠的解放碑照片就是我们在街角坐下来之前拍的、发的。马家辉说我对丢掉行李“若无其事”，不对，我不是“若无其事”，我是真的没有放在心上当一回事。真正让我当一回事的，不是行李，是西西弗书店和北京三联的工作同仁，那一张张担心、沮丧的脸，他们比我还在意我的行李；还有就是这两位老友的耐心体贴，觉得在那个节骨眼上不能弃我而去。

丢掉行李换来这样的人情温暖，说老实话，太划算了。更何况，我早已放弃希望的行李，竟然第二天在西西弗同仁们锲而不舍的追查下，在成都找到了，又给送到重庆来。我白赚了大家一夜多出来的额外关心啊！

应该就在成都吧，三人继续讨论《对照记＠1963》接下来的主题，大侠突然感慨地说：“想到明年‘对照记’就写完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啊！”我当时想：还有大半年文字活等着要干，哪那么早就舍不得啦？然而经过重庆之夜，我也开始感到提早的舍不得了。

第二本《对照记＠1963》要出书了，我们除了不懈地往下写好第三本的最后三十个主题外，也该开始想想，明年以后，三人还能一起做什么？也许到电台还是电视上开创个有史以来第一个两岸三地联手主持的节目？反正我们见了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不是吗？

家辉、大侠，你们说呢？

他的沉着，他的笑声

马家辉

《对照记@1963》结集出版之后，与胡洪侠和杨照跑了好几个城市，既是为了打书，亦是为了演说，但，于我，更是为了自娱，能够跟好朋友们同行路上，谈谈，笑笑，吃吃，成为忙碌工作日程里的美好期盼；有此一念，其余理由皆是借口。

是的，在路上，三人行，的确让我常有领悟，“Johnny孔”老夫子说得对，“必有我师”，两千年以前的老生常谈于今依然真实，淡言一句道尽真理，此之所以孔子于今仍是孔子，大家于今仍然活在他的口沫里。

必须承认，三人行之于我是新鲜的经验。紫微斗数师傅曾谓我的“交友宫”内有一颗大大大的“天煞孤星”，生命里，敌人多而朋友少、怨憎多而持护少，不太容易跟同辈朋友紧密交往。我以往是相信的，因为生活经验确实如此，同辈人总不喜欢我，我也总嫌弃同辈人，向来认定“相濡以沫”只是弱者行径，“相忘于江湖”才是强者王道，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自以为很酷很型。但当有了一些年纪，开始玩味“与其信术数，不如修因果”的智能提醒，逐渐明白，敌人如同朋友，朋友也如敌人，你希望谁成为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决，英文说得好，make friends，朋友是要“造”的，make enemies，敌人也是要“造”的，make才是关键词，选择去“造”些什么，便是因；有了因，便有果，别把责任放在什么天煞孤星不孤星的头上了。

于是开始学习放松，告诉自己，别紧张，多跟朋友接触交流，没事的，合作写专栏，风格各异，思路不同，不必有谁高谁低的较劲顾虑；甚至一起出行，在路上，同演讲，朋友不会嫌弃你或离弃你，你也当然没必要觉得对方是个累赘或担心自己成为对方的累赘。做自己想做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do the thing rightly，do the right thing rightly，成败自为，不必自陷烦恼。

于是合作写书和同聚出行于我开始成为享受，尤其每当在路上有所学习有所省悟，便更快乐，顿觉世上风日好，即使下雨也天晴。

浅说两个小小的例子。

首先是四月份某天某夜十时，我们仨从成都搭乘动车到达重庆，书店朋友前来迎接，开车载我们到酒店，下车后，自提行李，打算check-in入住，洗个澡，便睡觉；岂料杨照此时轻轻问了一句：“咦，我的行李呢？”

行李箱离奇失踪，而他竟然问得镇定淡然，换了是我，肯定脸色大变、声音颤抖、张皇失措、手忙脚乱……你所有能够想到的负面情绪形容词皆适合用在我的身上，没骗你，肯定是。

而杨照老兄偏不。他真的脸色如常、语态沉着，跟书店朋友仔细探讨行李箱最有可能失落何方，我这家伙惯于恶搞，在他身边不断咕噜道：“会不会是在成都酒店check-out时，你被粉丝发现行踪，她偷偷取走行李，拿回家欣赏你的私人衣物？”

又道：“行李会不会遗留在酒店旁的停车场？要不要我在微博上发动我的成都粉丝，请他们前往帮忙搜索？”

杨照没空理会我，也懒得骂我，只是埋头继续探究行李去向。其后，我们仨和书店朋友坐在路边摊喝酒和吃夜宵，他持续平和，没对行李失踪之事发过半句牢骚怨怼，仿佛不曾遭遇任何挫败，EQ极高，而唯一糟糕的是令我被妻子借机教训了几句：“你看看人家多么镇定！这就叫做平常心了！你只会说，不会做，人家是不必说也会做！你应该好好学习，遇上挫折亦要沉着应对，别轻易浪费自己的情绪……”

我笑笑，对妻子道：“是是是！我答应你，我立志做‘杨照第二’，你放心！”

但问题是我也答应了自己做“胡洪侠第二”，那真有点疲于奔命。

为什么要做“胡洪侠第二”？

只因二月份某天某夜十时，我和他在台北龙山寺旁的夜市吃夜宵，分喝了两瓶冰冻啤酒，这于他实属小儿科，于我却已是酒量到顶了，头有点晕，人有点high，乃大言不惭地自夸自赞，不管他感不感兴趣，我滔滔不绝地忆述自己于过往十年的写作“功绩”，如何创办一份高质素的报纸副刊、如何第一天到报社工作便担任副总编辑高位、如何从北到南在中国大陆撰写十二个专栏……诸如此类，当然也在功绩里夹带私仇，喃喃抱怨谁谁谁对不起我和得罪过我。胡洪侠耐心地听着，不断点头，不断哈哈大笑，充分展现了北方汉子的爽朗豪迈，而，奇怪，他愈是笑得大声，愈令我自觉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小男人，婆婆妈妈，扭扭捏捏，常把鸡毛蒜皮的屁事当作天大仇恨牢记心中，真是气魄不足、窝囊有余。于是在那一刻，我决定从此尽力“假装”自己是个北方汉子，经常提醒自己，格局大些、大些、再大些，最好多把“没事儿！”放在嘴边，列为口头禅，我要强迫自己多点胡洪侠、少点马家辉，别再沉溺于温吞琐碎。

既要做杨照，又要做胡洪侠，累呀。然而美好的事情本就来之不易，唯望日后回头重看，不管做到与否，皆觉这番尝试和努力都算值得；日后回头重看，不会后悔，只会埋怨，路上行程结束得太快太急。

今年的路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长

胡洪侠

《对照记@1963》是三地三男人写自己人生路上的点滴回忆。快五十岁的人了，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虽然说不上漫长，但实在也不能算短。我们写城市，写父母，写耶稣，写孔子，写书店，写初恋，写火车，写拜年，写女同学，写《红楼梦》，写第一次照相，写小学作文第一课……写到今天，这本书该出第二集了。说是不叫“第二集”，时兴的说法是“第二季”。人生四季，从春到夏再到秋，磕磕绊绊用掉差不多五十载。写起来倒是够快：书店里“第一季”《对照记@1963》还没满周岁，转眼“第二季”就来了。

在几十个主题词的统率之下，我们对照的其实是“私家路”边上的小风景。家世不同，出生地又天各一方，成长环境迥异，但是我们谁都不认为“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小心唤醒自己的记忆，也好奇地分享各自的回忆，不知不觉中，三个人从相识就变成了相知。“第一季”先是年初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跟着台北远流版二月份也问世了。二月二日我去台北书展和我们的新书相见相认。中午抵达，匆匆将行李寄存在酒店大堂，惊魂未定之际，已置身在洪建全基金会的敏隆讲堂。大幅海报立在厅前，小幅海报贴在墙上，三个老男人在每一张海报上都露出同样的笑容。我兴奋得不知身在何处：我还没有和自己这样“相逢”过，也没有和我的两位朋友这样迎“面”撞上过。前厅摞着新书，讲堂内的新书也堆得高高的。他们用新书摆出好看的花样，我们的“青春岁月”就这样摇身变成了“花样年华”。那次演讲的主题是“跨世代对谈”。三人主席台坐定，我望着台下从台湾各地赶来的读者，看了看身边香港的马家辉和台北的杨照，想着这跨海峡跨海关跨制度却又能沟通无碍的一幕，忽然不知今夕何夕。

从此，2012年就变成了一条我们的“对照”之路。对我而言，今年的这条路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长。在路上的我们三人，因马家辉的“马”字而在海内外城市间马不停蹄，因杨照的“照”字而在讲台和舞台上照亮记忆，又因我这姓名中的“胡”字而四处“胡言乱语”。真的快乐极了，新鲜极了，也辛苦极了。

如果不出意外，人生的路我还得走很多年；如果行程顺利，今年也还需要走更远的路。以这半年的路和半生的路对照，我此刻想说的，无非是“感谢＋感悟”。一个创意写作计划能够变成深圳《晶报》上已持续一年多的专栏，我得感谢我供职的深圳报业集团和晶报社。诸位同仁的敬业精神与专业技能，让“对照记@1963”专栏不仅如期呱呱坠地，而且如愿长大成人。一个日常语汇能够像中了“分身术”一般，应声变换出三个故事，三样世情，三副笔墨，我得感谢一路之上相扶相携、亦师亦友的杨照和家辉。他们的真诚与才华使得“同题作文”变成了“同声相求”，他们的包容与默契让每一场公开讲演都变成了朋友欢聚。而同样内容的一本书，竟然能够以繁简汉字在三地以三种面目几乎同时出版，我得感谢这个变化万端的时代，和在华人世界里砥柱中流的三家著名出版机构：北京三联、香港三联和台北远流。一本凝聚三地华人社会生活点滴的书，能够走南闯北挤进万千书架之上，我得感谢喜欢这本书的图书馆、书店和读者，感谢那些因和我们同龄而感同身受的人，感谢那些因自己的父母生于1963年而将此书作为礼物敬献的人，感谢那些因对大陆、台湾或香港充满好奇而尝试在我们书中探寻的人。当然，我还需感谢那些因喜欢马家辉或杨照的文字，而不得不买这本有我参与其中的书的人。你们不情不愿的破费赢得了我心甘情愿的惭愧。

至于感悟，在此难以尽述，略举数端。回忆中，我发现不管内心深处如何翻江倒海，总有一些回忆是回不去的。我发现家乡真的成了故乡，“故”去的风景与情景处处提醒你已经无家可归。我发现，十六岁以前我写过那么多篇作文，其中没有一句是自己想说的话，真是奇迹。我发现我写了那么多“个人特色”鲜明的故事，结果证明毫无特色，大陆有我同样经历的人太多太多。我发现，原来我没有勇气讲述的故事，如今依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来。我因此也再次发现，文字的气象与格局并不取决于字词句的错综排列，而是取决于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

如今，《对照记@1963》“第二季”又要上路了。我和杨照、家辉当然又得陪它走一程。为了从序言开始就进入“对照”，我们特意请了三地三位师友为本书作序：香港请了董桥先生，台北请了大哥张大春，大陆请了才女贤妹毛尖。他们深知我们三人一路上走得不离不弃，且越走越远，难免不遇险境，于是纷纷运笔声援，以壮行色。他们都爽快而不爽约，只有毛尖埋怨我邀她写序的口气太霸道。当然是霸“道”，君不见，我们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