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乔姆斯基解构美国梦终结的10个观点

[美]诺姆·乔姆斯基 著

杨文展 译

中信出版社

美国梦的一种注解

我刚记事时恰逢大萧条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那是一段远逊于今日的残败岁月。然而即便是身处彼时，人们心中依旧充满“定能共克时艰”之感，满怀“世事皆能向好”的期待。“今天也许没有工作，但明天就会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做，大家共同努力，就能携手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当时，许多政治激进主义者宣称他们会带领人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世界：一个更加公正、平等、自由的未来，一个专制阶级结构被消解的未来。当时的人们普遍感觉“这样的未来一定会到来”。

举例而言，我的家族成员中大部分人当年都是失业的工人阶级。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会运动本身既反映了人们积极乐观、满怀希望的心态，同时也是这一心态的来源，这恰恰是当今这个时代所缺失的。今天，人们普遍感到好事不再重现，一切都已终结。

与其他大部分“梦”相似，美国梦也包含着大量荒诞的元素。如霍雷肖·阿尔杰式的白手起家故事（Horatio Alger story）[1]，就是19世纪美国梦的组成部分——“尽管眼下一贫如洗，但通过辛勤工作，我们必将寻得出路”——一定程度上说，此言不虚。就拿我父亲来说，他1913年从东欧的一个贫困村庄来到美国，起初只在巴尔的摩的一家血汗工厂里。随时间推移，他不断追求进步，直到能去读大学并取得学位，最后甚至还获取了博士学位，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在当时，有许多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做到了这一点。早年，对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而言，在美国能获得在自己的原籍国所无法想象的财富、特权、自由与独立。

时至今日，这种故事已经无法复制。实际上，今天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还不如欧洲。尽管在政治宣传与说教的攻势下，美国梦依然存在。在每一场政治演说中，你都能听到，“给我投票吧，我一定会重新唤回美国梦”。他们用相似的字句不断重申——那些在有意无意中摧毁了美国梦的人也敢这么说。然而这“梦”终究是要延续下去的，否则如何使美国人民——这些来自有史以来最富足、最强盛国度的优越感十足的人民——有勇气去面对周遭的现实生活。

现在的不平等状况是空前的。如果就总体的不平等而言，当下美国处于建国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深究下去会发现，这种不平等源自拥有巨额财富的一小撮人——这些人还不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在19世纪90年代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20世纪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等时期，都曾出现过类似的局面，但都远不如今天这么极端。仔细观察现有财富分配状况的话，你会发现不平等主要来自于极端富裕阶层——在总人口中仅占千分之一比例的极端富裕者。这一结果是源于30多年来社会与经济政策的转变。再深入解析，就会发现：这些年，政府政策仅仅是为了给富裕阶层提供巨大利益而制定或修改的，毫无疑问，这完全背离了广大民众的意愿。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这30多年来，个人的实际收入分文未涨。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极具美国特色的一个群体——中产阶级，正在遭受严重打击。

阶级流动性是美国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你可能生来贫穷，但通过努力工作，就能够变得富有。阶级流动意味着人人都有机会从事体面的工作、买房置地、拥有爱车、孩子们都能去学校读书……

而今，这一切都已崩塌。

[1]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美国儿童小说作家。作品有130部左右，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译者注

引言

想象一下，置身于火星之上，注视着当今美国社会，你会看到些什么？

美国是一个自诩信奉民主等价值观的国家。在民主的环境下，民众的意见能够影响政府政策，政府随之制订的各项举措也是由民众决定的。这才是民主的真正内涵。

我们必须认识到：权贵阶层历来就不喜欢民主，他们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不喜欢。因为民主就是要剥夺权贵手中的权力，将之交到广大民众手里。这也是一条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原则。

恶性循环

财富的集中滋生权力的集中，尤其是眼下选举成本飞涨，更是迫使各政党组织对大型企业集团的钱包趋之若鹜。政治上的权力很快转化为立法过程，而这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的集中程度。税收政策、放宽监管、公司治理规则等各类财政政策以及各种政治措施和办法，都是为了使财富与权力进一步集中，进而驱使更多政治权力重复此类行径。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看到的状况，这种“恶性循环”已然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

卑鄙格言

富人们历来就享有过多的控制政策的权力，这一现象并不新鲜，几百年前就有。其传统是如此悠久，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描述过此类现象。他在著名的《国富论》中写到，在英格兰，“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是那些实际掌控社会的群体——在当时就是商人及制造业主，他们能绝对确保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即便这一过程会使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的普通民众面临极为惨痛的境遇。今天，这一群体不再是“商人及制造业主”，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这群人被亚当·斯密称为“人类主宰者”（masters of mankind），他们都遵循着一条卑鄙格言：“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All for ourselves and nothing for anyone else）。”他们必将继续推行那些专门利己且伤及众人的政策。

在美国，这条格言作为通用法则被深入研究。所以你能预料的就是：这些完全无视广大民众反应的政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遵循和仿效。

1 削弱民主权力

为了防止形成“多数人暴政”式的民主，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应该倾向于将权力交到富人手中。所以美国宪政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防范民主权力的扩张。

纵观美国历史，会发现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与张力：一方面，是底层民众为获得更多自由与民主而施加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上层社会为维持其精英掌控与统治而进行的努力。这种冲突自建国伊始就存在。

一小撮富人

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是民主精神的忠实信徒。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在设计美国的制度体系时，应该倾向于将权力交到富人手中。因为富人更有责任感，他们心中有公共利益的概念，不会太狭隘。麦迪逊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经他倡议，美国当时的制度体系就是依照这种理念设计的。

因此，在美国正式的宪政制度结构中，参议院掌握的权力是最大的。当年的参议院并非由选举产生——事实上，直到一个世纪前都是如此。参议员是由各州议会任命的，任期较长且均从富人中挑选。他们就是麦迪逊所谓的“更具责任感的人”，他们更容易对产权人及其利益感同身受，而这种利益是必须得到保护的。

参议院拥有最大的权力，同时也是离民众最遥远的部门。众议院更加贴近群众，却弱势得多。而行政机关——也就是总统——在当时只不过是管理者，担负着一些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责任，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

摆在眼前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真正的民主产生。这一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只字未提，但却在制宪会议的辩论中非常深刻地探讨过。毕竟文集有宣传工具的性质，而制宪会议中的那些辩论倒的确值得细细玩味。在这些辩论中，麦迪逊指出：每一个公正的社会，都应重点关注“保护富人”，这种言论自然遭致各种非议。[0]

麦迪逊注意到，他心目中的模板——自然是英格兰——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国家，拥有最优的政治社会形态。他表示，假如在英格兰，人人都享有自由的投票权，那么大部分贫困人口就会团结并组织起来占有富人的财产。他们会实施今天所谓的土地改革：把大量土地分割，分配给民众，将不久前因为圈地运动丧失的土地抢回来。换句话说，他们会投票将曾经的公产占为己有。

麦迪逊还说，若真是如此，那将是不公正的，当然不能实行这样的做法。所以说，在设计宪政制度的结构时，务必要防止形成这种“多数人暴政”式的民主，同时必须确保富裕阶层的财产权不被侵害。

这就是所谓宪政制度的结构，其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防范民主所带来的威胁。当然，若是为麦迪逊辩解的话，我们应该称其为前资本主义者。他假定，国家里的富人们，就好像神话故事中的罗马诸神那样，都是些开化的贵族，慈眉善目、辛勤劳作，为了全民福祉奉献自己。虽然这仅是麦迪逊的一己之见，却也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标准”观点，否则麦迪逊的那套宪政制度就不可能付诸现实。

必须补充的是，等到18世纪90年代，随着股票经纪人和各类投机分子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摧毁了整个体系并控制了局面，就连麦迪逊都开始严厉谴责自己所创制的这套腐朽堕落的体系。

贵族与民主主义者

与此同时，杰出的民主主义理论家杰斐逊描绘了另一种情景，起码是在口头上，也有一部分体现在信仰中。虽然并未体现在自身的行为上，但他用生动且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在贵族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分水岭。

大致来说，贵族的观点是：权力必须归属于某个格外尊贵的特权阶层，因为这些人能够做出决定并做出正确的事情。而民主主义者则坚信权力应该掌握在民众手中，因为归根结底，民众才是最适合掌握决策制定过程和理智行为的群体，无论是否赞同他们的决策，都理应支持他们。杰斐逊支持的是民主主义者，而非贵族。这种观点与麦迪逊派的观点截然相反。诚然，如前文所述，麦迪逊没过多久便发现了自己设计的制度存在弊端，但这两种观点间的分歧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直至今日。[1]

减少不平等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争辩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最早出现于古典希腊时期第一部关于政治民主的著作中。这部论及政治体制的开山巨作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一部调查研究了多种不同政治体制的鸿篇巨著。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是所有政治体制中的最优方案。尽管如此，他也和麦迪逊所见略同，指出了民主制度的缺陷。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言并非针对“国家”，而是古代雅典的“城邦”。同时，他口中的民主只针对当时的自由民——和麦迪逊一样——他们俩所谓的民主都只针对自由民，不包括女人，更别提奴隶了。[2]

麦迪逊发现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就注意到了。假设雅典的自由民都享有民主，那么穷人就会联合起来夺走富人的财产。面对同样的两难境地，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麦迪逊的方案是削减民主权力，即制订相应的制度体系，使权力落到富人手中；同时以各种手段分化民众，使其没有联合并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能从富人手中夺权。亚里士多德的办法恰恰相反，他当时的提议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福利制度”。他提出的是尽力减少不平等现象，通过提供公共餐饮等适合于城邦的各类公共服务来减少不平等现象。同一个问题，两条背道而驰的解决之道。一条是通过减少不平等现象来解决问题；另一条则是削减民主权力。正是在这些互相冲突的诉求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3]

不平等会带来多种后果。首先，不平等本身就代表着极端的不公正；其次，不平等给社会整体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在健康方面都是如此。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在这方面做过出色的研究，表明社会越是不平等，身处其中的人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项健康指标越是糟糕。没错，就连富人也一样。真正的不平等现象会对社会关系、社会意识、人们的生活造成腐蚀性的有害影响，各式各样的负面后果也随之产生。所以，这一现象理应被克服。亚里士多德无疑是正确的，解决民主悖论的方法应该是减少不平等现象，而不是削减民主权力。

美国社会的原罪

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放眼所及的未来都是不断增长的财富、不断扩大的自由、日新月异的成就以及不断增长的权力，前提是你不去关注这一进程中的受害者。美国是一个移民殖民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最为残暴的一种形式。人们对诸多现象都视而不见：我们所享受的更加富足与更自由的生活，背后的代价是大批土著居民的惨死——这是美国社会的第一宗原罪；而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进行大规模的奴役则是第二宗原罪（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两宗罪的影响之中）；人们忽视的还有被残酷剥削的劳工、持续不断的海外征战等等。只要选择性忽略这些“细微的”现实，我们就能坦然“拥抱”自己的理想生活。而我们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真正的民主产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18世纪末期，宪法制定之初，关于如何构建并组织美国这样一个新世界有过互相抵触的意见。其中一个核心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来自蓄奴州的巨大影响。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大诱因也正是奴隶制度。1770年，英国的法官们——如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某个著名的案例中——已经公开表示奴隶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道德败坏的行为，美国的奴隶主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殖民地继续沿用英国的法律体系的话，用不了多久奴隶制就将被定性为非法的。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预兆成为蓄奴州爆发起义的重要诱因，尤以弗吉尼亚州为甚。抵抗奴隶制的活动在东北部地区肇始，然而星星之火未能燎原，最终成型的宪法就是明证。[4]

抗衡趋势

翻开美国历史，这两股趋势长期进行着持续的争斗。民主化趋势来自于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压力，这一趋势赢得了不少胜利。以妇女为例——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的确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投票权。但别高兴得太早，在同一时期，就连阿富汗女性的权利也获得显著提升。

表面看来，奴隶们早已被解放，而实际上则不然。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最终获得迟到的自由，即便如此，他们仍面临诸多限制。事实上，尽管19世纪时个人财务状况对于投票和参政的影响已经减少，但奴隶制的残留影响依然大量存在于现代体制内。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劳工组织，他们也打了不少胜仗。

于是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场持久战：一个阶段的败退与撤离伴随着另一个阶段的进步与胜利。以20世纪60年代为例，那是民主化进程成效显著的一个时段。那时，就连那些原本消极而冷漠的人群也开始组织起来主动出击、直言自己的主张，他们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和能动性都逐渐增强。那是一个开教化之先的年代，我想这也就是人们称其为“动荡年代”的理由。这个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许多方面的思想认识：对少数族群权利、女性权利的争取，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对侵犯的抵制，对人的关心等等。

这些都是教化带来的影响，自然也就引发了强烈的恐慌情绪……

尽管我应该有心理准备，但实际上这种力量之强大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没有想到对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恐慌反应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没想到这种用经济手段来施压，以及运用惩戒手段及强烈抵制的行为竟然如此强有力。[5]

延伸阅读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秘密议程及辩论》节选

凡此种种对于人生的不同追求，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必然导致公众利益产生分化。有债务人就会有债权人，贫富不均定会引发政府内部不同观点与目的的交锋。这正是贵族制的基础所在，从古到今，冲突的观点在每一个政府里都融合共存。即便财产没了，贵族头衔还在，我们总能发现那些高贵的乞丐，傲慢而不可一世。

那些拥有财富的人们，懒洋洋地蜷在沙发上，在自己的马车里嬉笑，如何能理解散工的需求和感受。我们打算构建一个基业长青的政府。眼下的土地权益是盛行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我们与欧洲的国家或王国日益趋同时，当地主的数量变得相对少的时候，经由形形色色的贸易和生产，土地权益的优势是否会通过选举而被削弱？除非明智地采取防范手段，否则届时组成我们政府的又将会是什么？在今日之英格兰，若是选举对全部阶层开放，土地所有者们的财产将难以保全，土地法将迅速出现。如果这些观察是合理的，我们的政府面临新生事物时必须力保国家的长久利益。土地所有者必须在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以支撑这些非常宝贵的利益，从而求得与其他利益的制衡。政府必须应用这种构成方式，才能在与公众的对峙下保全少数富人的利益。参议院就是为此而设置的部门，为了迎合这些诉求，参议院必须有其持久性与稳定性，目前外界有多种多样的主张，但我的意见是，参议院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越是持久，这些诉求与观点得到呼应的可能性越大。

1825年托马斯·杰斐逊给威廉·肖特的一封信节选

人们根据其所遵循的宪法和所处的环境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中分为两类人：一类是辉格党人、自由党人、民主党人，尽管称呼各异但实质相同；另一类是保守党人、奴才派、贵族政治论者等等。后一类对民众心存恐惧，寄希望于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社会的上层阶级手中；而前一类人则视民众为最适合寄存权力的保险箱，他们从本质上珍视民众，因而希望民众拥有并能在其能力范围内行使一切权力。这即是当今美国存在着的分歧观点。

《政治学》第三卷第八章节选

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真正差异就是贫富之别。无论统治者人数多少，凡其权力来自财富，就是寡头政体；而只要是穷人掌权，则一定是民主政体。一般情况下，如果统治者是通过财富而获取的权力，他们一定是少数；而当穷人掌权时，他们就是多数。因为一个城邦组织内的全部公民都是自由民，而富人则只是极少数，自由与财富就是穷人和富人争取统治权力的根本理由。

并非只要是多数人掌权就能称其为民主政体，也并不是少数派掌控政权体系就称其为寡头政体。若是城邦中的大多数人是富人且把控权力，没人会称之为民主政体。基于此理，假如一小撮穷人统治着一大群富人，这也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寡头政体。更确切地说，当所有自由公民皆享有权力时才是民主政体，而只是富人拥有权力时就是寡头政体。

民主政体就是大多数贫穷和自由的人拥有统治权，相应地，寡头政体就是只有人群中少数富有和出身高贵的人才享有权力。

《政治学》第六卷第五章节选

贫困是民主缺陷的一大诱因。所以，应该有一些措施来保证城邦维持长期繁荣富强。这些措施着眼于所有阶级的利益，也包括了本就富足的群体。因此，恰当的政策是，把剩余收益积储成基金，然后以补贴的形式发放给贫民。理想的分配方式是，这笔补贴应使得穷人足以用来购置一块土地；即便是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态，补贴的金额也至少能使穷人经商或务农。

1772年5月14日萨默塞特与斯图尔特案

英国王室法院判决书节选

奴隶制的本质是这样的，这一主题无法借由单纯的推理或是任何自然法则、政治原则而引入法院，它必须在成文法的体系内发起讨论，奴隶制的起源在任何国度和时代均无从追溯，只有成文法中依旧保存着古老的惯例。奴隶制的缘由、权威性及最初出现的年代均已无法考证。在本案中，奴隶制看起来是那样可憎，奴隶受到如此严厉的对待，使奴隶主声称对返回英国的奴隶享有占有权的判决在本法院是无效的。任何一个主人都不能因为奴隶在服务期间逃离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就使用武力强夺奴隶并将其贩卖至海外。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规定下，此判决所依据的动机是不被允许或承认的。因此，此案中的黑人必须被释放。

1970年4月22日盖洛德·尼尔森地球日演讲节选

我为大家感到高兴，今天能来到现场就证明了你们对这个议题的关切与投入，这个议题涵盖的不仅是生存，而是如何生存——这才是更为关键的核心问题。

显而易见，地球日所引发的全国性广泛关注是跨越不同世代和意识形态的。地球日很有可能成为新老两代人之间不同价值观与关注焦点进行沟通交流的新渠道。

要利用好这种新形成的广泛共识，不要轻言退出。组建一个全国联盟，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将国民素质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提到同等高度。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选举出一个“生态国会”作为第92届国会。这个国会将在公民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搭建起桥梁，而不是建造更多的公路与堤坝、制造新型武器系统以升级军备竞赛。

地球日能够、也必须要更为有效地解决那些意在撕裂我们社会结构的威胁……如种族问题、战争问题、贫困问题、当代制度问题。

[0]参见第12页，《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秘密议程及辩论》节选。

[1]参见第13页，1825年托马斯·杰斐逊给威廉·肖特的一封信节选。

[2]参见第13页，《政治学》第三卷第八章节选。

[3]参见第14页，《政治学》第六卷第五章节选。

[4]参见第15页，1772年5月14日萨默塞特与斯图尔特案英国王室法院判决书节选。

[5]参见第15页，1970年4月22日盖洛德·尼尔森地球日演讲节选。

2 塑造意识形态

20世纪70年代，《鲍威尔备忘录》呼吁商业界利用其控制的资源击退民主化浪潮。权贵阶层担心“过剩的民主”正在滋生，希望建立起更好的灌输教化体系来控制舆论，促使民众退回到消极状态中去，只留下“合时宜、识时务”的人。

20世纪70年代，商业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火力密集且步调一致的攻势，试图击退尼克松时代寻求平等主义的努力。

你可以在各个方面体会到这种攻击的力量。从右派方面来说，如著名的《鲍威尔备忘录》（Powell Memorandum），这是由日后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鲍威尔1971年为美国商会（重要的商业游说组织）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告诫他们商业的力量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必须采取措施“反击”。[1]

《鲍威尔备忘录》指出：在美国，受迫害最严重的就是资产阶级。那些老板们、富人们，经历着彻头彻尾的迫害。世道正被癫狂的左派分子所控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还有新闻媒体、大学校园。但是我们（商业界）有钱，完全可以任性地反击，当务之急就是利用经济力量来拯救鲍威尔口中所谓的“自由世界”——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权力。

当然，他是用辩护的口吻来描述此事的，宣称“保全我们自己以对抗外部势力”。但仔细审视，这其实是在呼吁商业界利用他们对于资源的控制力，转化为强力攻势以击退民主化浪潮。

过剩的民主

在国际自由主义者那边，也能看到几乎同样的反对浪潮。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于1975年发表的第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正是针对这一主题，名为“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三边委员会由国际自由主义者组成，成员来自三个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欧洲、日本和北美。卡特政府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这个组织，这一点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这是政治光谱上的另一个极端。[2]

现在，三边委员会同样被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震惊，并认为“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回击”。他们担心，一种所谓“过剩的民主”正在悄然滋生。那些原本逆来顺受和循规蹈矩的群体，例如女性、青年人、老年人以及劳动人民——这些有时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群体正开始组织起来并试图登上政治舞台。三边委员会还担心这种群体给经济体系施加了太多的压力，甚至将导致经济体系在这种压力之下崩塌。因此，必须使这些群体重新回归到原本消极被动的状态，让他们“去政治化”。

三边委员会格外关注发生在年轻人中间的变化，这群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各类事件中冲在最前线，他们过分放任自由、太有主见。用三边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中小学、高校及教堂这类承担“灌输下一代”职责的机构履职不力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必须实行更为“适度的民主”，局面才能有所改观。

三边委员会的自由主义者们提出建议举措，以重新建立更好的灌输教化体系来控制舆论，促使民众退回到漠不关心和消极被动的状态，只留下社会中“合时宜、识时务”的民众和团体。在各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实施了多种多样的措施，而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经济上的改变，则为实施这些举措提供了路径和手段。

教育与灌输

虽然很难在教育与灌输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能轻易地发现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以灌输教化年轻人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就能逐渐看到为控制大学生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如果你还能回忆起那段光景，那是在入侵柬埔寨之后，美国国内炸开了锅，大学停课，民众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这种控制手段形式多样，就连大学校园里的建筑风格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从那时起，新型的大学建筑格局（这种格局也是国际潮流）就始终是为防止学生们聚集在一起而设计——将学生们引至幽暗的小巷或是犄角旮旯，而不要再设计出类似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史布罗广场那样的地方，因为这种场所最适合学生们聚集起来掀起波澜。

也正是从70年代起，大学的学费开始不断上涨，至今已高到离谱。而学费上涨这件事，无法在任何文件上找到精心策划的痕迹，但是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学费上涨的结果之一就是剥夺了一大批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那些承受得起学费的人，绝大多数最终也深陷还债压力之中。如果一个大学生刚毕业就背上了10万美元的债务，那他就被套住了。同时，他们所面临的其他选择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这种债务事先经过周密的设计安排，导致人们根本无法偿还，也无法像处理商业债券或其他个人债务那样宣布破产。这类债务在有生之年都将像悬在头顶的利剑一般，日后还会吞噬个人的社会保障金。于是，你只能向权力俯首称臣。

就连K-12教育[3]也没有逃过这一魔咒。K-12教育的趋势就是将教育日益简化为机械性技能的传授，校园里培育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土壤遭到侵蚀——学生和教师都未能幸免。这也正是“应试教育”里，“不落下一个孩子”“力争上游”这些教育口号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应被视为灌输与控制的具体手段。毫无疑问，要达成这一目的，还有个办法就是简单粗暴地减少乃至消除民众接受免费教育的机会。

特许学校[4]体系的崛起是另一种十分露骨的试图毁灭公立学校体系的伪装手段。特许学校是公共基金流入私人机构的一种渠道，这种流动削弱了公共教育体系的根基。公立学校占尽优势却没有良好表现，这种现象遍及全国，那就只能把公立学校全部取消。

《纽约时报》曾经刊载过一篇报道，一些医生对贫困地区的儿童使用药物治疗手段以提升其学习成绩，而医生们明明知道：孩子们的身体并无问题，只是我们的社会已病入膏肓。用报道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决定不去改良社会，而是去改良儿童。这些孩子都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经费拮据的学校，他们学业表现不好，因此我们得给他们下药。其实做出这些决定的并非构成整个社会的我们，而是那些控制这个社会的当权者。

谴责反对者

“反美”这一概念十分有趣，这本应是极权主义语境下的专用名词，不应该存在于自由社会里。在意大利，如果有人抨击贝卢斯科尼或是意大利政府的贪腐问题，他们并不会被称为“反意分子”。事实上，真要冠之以“反意分子”的名头的话，罗马或米兰街头的群众都能笑破肚子。而在极权主义国家，这种称呼是常见的。如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反苏分子”——这不啻为最严厉的谴责。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巴西，那些反对者也被称为“反巴分子”。但这类概念或称谓只会存在于那种社会、文化、人民都和国家同一的政治文化之中。因而，在这种情境下，当你抨击国家权力时——这里的“国家权力”既包括政府权力也包括国有企业的权力——当你在抨击集权时，就是在对抗整个社会、对抗全体人民。让人震惊的是这种概念居然在美国出现，据我所知，我们身处的美国社会是仅存的民主尚未沦为笑柄的社会。这也表现出了精英文化中的那些丑恶面。

现如今，无法否认的是，反对者无论在哪个社会都会受到污蔑或虐待，只是形式会因社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别。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反对者可能会被关进监狱；而在同时期的萨尔瓦多，反对者则会被美国“国营”恐怖组织爆头。在另外一些国家，反对者可能仅仅受到谴责而已，遭受各种污蔑和言语中伤。我认为这很正常，是预料之中的事。在美国，“反美”就是一种辱骂性的语言，类似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等字眼。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度极高的国家。我们几乎能对任何事情提出反对意见，这恰恰证明：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尽管也存在约束，但你和周遭绝大多数人一样，都还是享有相对特权的，也拥有较高的自由度。就算你被某些政治神经敏感的人污蔑，又有谁会特别在意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

国家利益

对持右翼立场的鲍威尔来说，“我们有钱，我们是受托人，我们就是要推行纪律。”自由主义者们虽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但也还是殊途同归。实际上，三边委员会确实提出过“媒体失控论”，指出如果媒体继续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为了让他们守规矩，政府管控是完全必要的。只要看看媒体上的各种报道就会清楚，他们现在顺从得让人难堪。尽管如此，媒体偶尔还是会发布一些自由主义者们不喜欢的报道，让他们难以接受。

如果仔细研读一下他们的研究报告，有一类利益集团从未被提及——那就是私营企业。这不难理解，因为从定义上而言，私营企业本来就不是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代表着国家利益。所以，他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是被许可的，比如指使政治说客、花钱操控选举、安插自己的人在政府行政机关、做出决策等等。这倒不要紧，但是剩下的人们——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只得默不作声。

这就是整体情况，可以视为强烈抵制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比起这个层面来，更主要的抵制方式就是直接改造经济模式。

延伸阅读

《鲍威尔备忘录》节选

1.攻击的维度

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深知美国经济体系正遭受广泛的攻击。这种攻击的强度、范围、所应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可辨识度是不同的……

2.攻击的来源

攻击的来源多元化且分散。不出意料的是，这些攻击主体主要包括：共产主义者、新左翼分子以及那些试图摧毁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改革派分子。较之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目前这批左翼极端分子无论是在人数规模上还是在资金支持上都处于巅峰期，社会方方面面给予他们的欢迎、支持与鼓励也越来越多。然而，他们仍然是少数派，目前还不是需要担心的主要原因。

在这场批评声浪中，最使人不安的声音恰恰来自社会中最受尊敬的那些群体或领域：大学校园、教堂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文学期刊、文艺界、科学界和政治家们。尽管在绝大多数上述群体里，参与到这场反对现有体系的运动中去的人都是少数分子，但他们也正是最善于表达、最直言不讳的一群人，他们在文字上和语言上都创造了最多的“作品”。

3.攻击的基调

……在所有针对美国商业的反对者中，展现出最大影响力的一位应该是拉尔夫·纳德，这主要得益于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使他成为其身处时代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千百万美国人民的偶像。最近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纳德的：“纳德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而支配他的那种激情，试图将他所仇恨的对象砸个稀巴烂，而这一对象正是企业权力……”

4.商业的冷漠与缺席

……美国商业明显地陷入困境；对于外界广泛的质疑，回应显得苍白无力且有姑息让步之嫌；现在是时候将美国商业体系中的智慧、技巧和资源集结起来以对抗那些试图摧毁它的人，尽管这一天的确是姗姗来迟。

5.企业管理者的责任

……对于企业家们而言，压倒一切的首要需求就是要认清终极命题：让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存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给美国带来力量和繁荣发展，才能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

6.更激进的态度

在各个历史阶段，美国商业界曾经都充分展现了自身在生产及影响消费者决策方面的强大能力，现在是时候将这种能力与才干充分发挥并应用于保全自身的努力上来了。

《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

三边委员会的报告》节选

1.美国民主制度的活力与治理能力

20世纪60年代，我们见证了美国民主精神的伟大复兴。那段时期的主流趋势包括：挑战已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增加民众在这些制度中的参与感与控制度，对政府行政部门集权的强烈抵制行为，支持对国会、国家和地方政府权力的重申，重申对知识分子及其他精英所提出的平权概念的承诺，为公共利益进行政治游说的团体大量涌现，更多人关注为少数族裔、女性提供参与政治活动及经济生产的机会及权益，那些拥有——甚至只是被视为可能拥有——过剩的权力及财产的人遭到漫天遍地的批判。抗议之风盛行，平权主张四起，普天之下充溢着揭穿及纠偏不公平现象的强大动力。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是杰克逊式民主、揭发黑幕以求进步，其蕴含的理念与信仰深植于美国历史传统之中，但是像那样牢牢控制着人们强烈的激情承诺的情形并不多见。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见证了民主理念的蓬勃生机，那是民主思潮甚嚣尘上、重申民主平等主义的10年……

20世纪60年代，我们自然也就看到了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活动明显上升，主要形式包括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以及各类“事业”型组织的兴起（这些组织包括“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0]、由拉尔夫·纳德发起组建的各种团体、其他一些环保类组织等）。这种全社会范围内参与群体的不断扩展表现为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白人少数族裔、学生和妇女等群体的自我意识均显著增强，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动员和组织起来以求得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应有地位和社会红利中的应得份额……那些曾经属于民众中消极被动且无组织的群体开始投身到争取他们机会、地位、社会红利及权益的共同行动中来，而这一切他们以往都认为事不关己……

2.政府权威的衰减

……20世纪60年代刮起的民主旋风，全面挑战了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既有的权力体系。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这种挑战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合：家庭、大学校园、商业界、公共或私人机构、政界、官僚体制及军队。人们不再被迫听命于那些在年龄、级别、社会地位、专业技能、名誉或才华上高于自己的人……那个时代的权力体系明显有悖于同时出现的民主及平等主义之风，因此，构建起这一权力体系的三块基石——层级体系、专业技能、财富水平——无一例外地受到严重抨击。

3.结论：通向民主权力平衡之路

阿尔·史密斯（Al Smith）曾经表示，“对抗民主之流弊的唯一解药就是更民主。”我们的分析则表明：若是在当下服下这一帖良药，很有可能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当前美国某些治理方面的问题反而是由过剩的民主所滋生——当年戴维·唐纳德（David Donald）在谈到杰克逊式民主革命加速了南北战争的进程时用到了“过剩的民主”一词，两处语义并无二致。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更为缓和和节制的民主。

[1]参见第27页，《鲍威尔备忘录》节选。

[2]参见第29页，《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节选。

[3]K-12教育：指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译者注

[4]特许学校：自1990年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众多公办民营学校之中的一种学校类型。——译者注

[0]共同事业组织：由约翰·威廉·加德纳于1970年创建的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政治游说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在35个州设有分部。——译者注

3 重塑经济模式

经济金融化和离岸外包是造成财富和权力集中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诱因。美国制造业领域内的失业率几乎与大萧条时期持平，工人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大环境下更容易被控制，这也是格林斯潘解释的他掌管下美国经济运行顺利的原因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主宰者”——社会的掌控者们——从两个关键方面着手为重塑经济模式而齐心协力。其一就是，提高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地位。截至2007年——就是距今最近的那一场金融危机之前，金融机构的公司利润率高达40%，这一数字是前所未见的。

金融机构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在那个年代，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金融机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它们的作用仅仅是将银行存款等闲置资产进行配置，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这就是金融机构对整体经济所作出的贡献。监管体系建成后，银行首先被监管起来，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那些有可能损害个人客户利益的风险投资行为同时被缩减。回忆一下，罗斯福新政期间从未有过任何金融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情况才开始改变。

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联合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才结束其历史使命，构建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该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译者注，主要依靠的是节制资本、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等手段。这样一来，货币投机行为就丧失了生存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于各国政府在资本输出方面的管控持许可乃至支持的态度。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对各国官方的开发项目也给予资金支持。上述这些情况均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都不复存在了。货币管控措施被取消时，不出所料，货币投机行为立即死灰复燃。

经济金融化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利润率也呈下降趋势，尽管利润仍算是丰厚，但是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投机资本则开始获得巨大增长——天文数字般的涨幅。而从传统的银行到新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从复杂的金融工具到操纵资金等等，金融机构的方方面面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渐渐地，工业生产不再是这个国家关心的事，至少在美国本土不再是，这一点就算从企业管理层的人选上都能看出端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些主要企业的董事们大多是工程师出身，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主修工业管理专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阶层都有这样一种意识，就是要关注社会的本质，哪些是劳动力，哪里是市场，如何保证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这种情况日渐式微。

特别是最近以来，企业的董事会及高管职位被商学院的毕业生占据，他们学的是名目繁多的金融诡计。企业的态度和领导风格随之改变。管理层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更重视自身利益。如今，想要在一家大公司里出人头地，就必须在下一季度里展现出上佳的工作业绩。决定工资、奖金的只是下一季度能做出什么结果，而不是对企业未来发展所能够带来的长远贡献。所以，既然现存商业惯例就是为了短期效益而设计的，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赚够钱，等企业一垮就走——金钱和黄金降落伞[0]二者皆可得。这一切非常显著地改变了人们对待企业的心态与方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通过货币游戏赚取的利润已经高于其国内工业生产的利润。今天的通用电气公司基本上已经是一家金融机构，一半利润来自复杂的资本运作。但它的所作所为是否为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丝毫利益，这俨然已成难解之谜。现在的局面就是：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相应的是国内制造业地位的明显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的金融化现象。同时，伴随这种现象产生的还有生产的离岸外包现象。

离岸外包

将国内生产能力掏空，把产品制造转移到那些劳动力成本低廉、健康及安全生产标准较低、对工作场所环境条件没有要求的地方去——如墨西哥北部地区、越南等地，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做法。生产商仍旧可以赚取足够的利润，只是不在本土生产而已。这种做法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自然也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股东而言，但却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以苹果公司为例，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就非常乐意把生产离岸外包到位于中国大陆的某个台湾人开办的血汗工厂。中国大陆在其中主要扮演了一个组装工厂的角色。这家台企就是富士康，选址在中国大陆西南部地区，将那些从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等周边工业区及美国发送过来的零部件组装成整机。尽管主要利润都归各零部件产地，但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这是传统的第三世界景象。

事实上，所谓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根本无关乎自由贸易。改造贸易框架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让全球范围内的劳动人民互相竞争，造成的后果是劳动者应得的份额面临缩水。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发生，只不过在美国格外显著——美国工人将与遭受过度剥削的其他国家的工人竞争。

顺便提一句，在中国，不平等现象也正在加剧。在不平等这件事上，中国和美国不相上下且均“名列前茅”。不少中国工人试图去改变这一现状，但在严格的管制下谈何容易，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同类事件也在全球各地发生着。美国输出的价值观是所谓的实际价值——集中财富、向劳动人民收税、剥夺权利、剥削劳力等等——这一切都是美国出口的做法。设计贸易制度的必然结果就是保护富人和特权阶层。

在美国，制造业领域内的失业率几乎与大萧条时期持平，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的是：至少在现有的计划模式内，这些失去的工作是不会重现的。除非社会政策改变，否则这些制造业的工作是不会再出现的。因为那些掌控社会的人——所谓的“人类主宰者”——再度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无意让大规模制造业重返美国本土，因为将生产转移到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没有严格的环境要求的地区，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享受高薪待遇的专业人士却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并没有置身于全球劳动力市场这个斗兽场，而是躲得远远的。此外，资本完全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工人们则没有行动自由，劳动力不能流通而资本可以流动。不妨再来看看亚当·斯密是怎么说的。他指出，“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是所有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但工人们却深陷困境。富人和特权阶层都受到保护，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被认可，而且还被称颂。[1]

工人的不安全感

制订政策就是为了增加不安全感。参加国会听证会时，艾伦·格林斯潘解释在他掌管下美国经济顺利运行的原因时，提到了所谓的“工人巨大的不安全感”。工人们时刻保持这种安全毫无保障的感觉，就会更容易被控制。他们既无暇争取合理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也不会要求组建自由联盟——即组建工会——的机会。只要工人有危机感，就不会提过多的要求。他们怎样都会觉得愉快——甚至必须委身于糟糕的工作中也不会在意，他们不会要求加薪，不会提出改善工作环境的诉求，也不会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按某种理论来说，这恰恰是经济态势良性发展该有的样子。

在过去的30年里，虽说整体经济不景气，但美国人民基本都还能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原因之一就是更长的人均工作时间。美国的人均工作时间目前已经比欧洲的人均工作时间长得多，但是福利却不断走低，人们基本上都是靠负债勉强度日。当经济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强时，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就会陷入更加深重的债务之中。四处借贷、购买毫无价值的资产、不断抬高房价……这一切都给人造成一种富有的假象：我有钱消费，有钱留作未来的储备金，也能负担子女教育费用，但这终究只是假象。[2]

与同类国家相比，美国当前的人均工作时间要长得多，这造成了纪律上的影响：自由少了、休闲时光少了、独立思考的时间也少了，更遵守规矩了——这种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以双职工家庭为例，这种家庭正面临分崩离析，因为美国并没有像类似的国家那样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假如目前这种社会与经济的运行趋势延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孙辈们中间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人员——继续把工作外包发往中国西南部地区——因为这毕竟是充满机会的职业领域。但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基本上就只剩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比如去麦当劳打工。

对于“人类主宰者”而言，这都不是问题，他们依然坐收渔利。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现实就是一部灾难片。经济金融化以及离岸外包是造成财富及权力集中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诱因。生产者还是一如既往地赚大钱，只不过是挪到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去赚而已。那些主要的美国企业，在海外所赚取的收益在总利润中占绝大多数，同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机会，从而将维持社会稳定的重担转移至普通民众身上。

反击力量

现在，政府开始重拾一些监管措施，如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01]。但是商界也在为创造出某些无视规则的例外情形而极力游说，如影子银行系统[02]（shadow-banking system）就是迫于商界游说压力之下产生的游走在规则之外的产物。可以确知的是，现存权力系统为了不受约束地继续扩张其权力范围、维护既得利益，还将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而唯一的反击力量就是你。当公众反击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体系，不但能管制各大银行，还能坚决要求银行表明其行为的合法性。这种质疑可以向金融体系内的各类机构广泛施压。这是组织起来的笃信且投入的民众的另一项任务，不仅是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且对其何以走到这一步进行质询。

要知道，美国没有自己的制造业，这并不是什么自然规律。管理层为何必须做出这样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为何不是由那些我们称其为利益相关者的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来制定？为何不是由大家来决定钢铁产业如何发展？为何不是由劳动者来运营钢铁产业？这都是些具体而实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断看到这种现象：一旦民众动员到位且拥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就能打造一个能制造合适产品的高效能产业。让我来举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几乎掌管了整个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实际上已然实现国有化，落到了政府手中，也就是落到民众手里。这意味着公众应该能在该产业的各项事务上行使决策权。前提是如果存在一个有组织且积极行动的“公众”的话，那样大家就能为汽车产业该如何发展进行集体决策。遗憾的是，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水平都还没到那种程度，因此事情仍是自然而然地朝着对权贵阶层有利的方向发展。汽车产业基本上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利益却又回到了原先那些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拥有者手中，其生产的产品自然也没有任何变化：家用轿车。

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产业若是交由整个社会及广大劳动者来管理，那么民众就能够为产业发展进行民主决策。他们的决策——我希望至少是由他们来做决策——也许是让汽车产业服从于国家目前面临的最迫切需要：即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我们大家的现实利益，构造高效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而不是继续增加马路上的私家车数量。如果民众希望这个世界更宜居的话，发展家用轿车这条路一定是死胡同，必须大力发展高效公共交通运输体系。为了走正确的道路而重整工厂生产线，其耗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关键是此举将对产业发展有利，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利，对未来有利。这是一种可能性。类似的事情一直在持续发生。

美国是地球上极少数没有高速运输系统的国家之一，如果以发达国家为标准则更是极个别。你能乘坐高速列车从北京到哈萨克斯坦，但却没办法以同样的方式从纽约到波士顿。我住在波士顿，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居民每天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耗时长达三四个小时，这时间浪费得太离谱。而这个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就能解决，与此同时，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破坏这类重大问题也能得到显著改善。这只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中的一件，还有其他各类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能以同样方式处理。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本土生产对民众无益、对本国的劳动者无益、对国内消费者无益、对全球未来发展无益。想要做到有益完全是可行的。

延伸阅读

《国富论》节选

欧洲所实行的政策是并不追求绝对自由，从而导致了其他更重要方面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第一，遏制某些工种里的竞争规模，将一些原本会倾向于加入竞争的人们拒之门外；第二，在另外一些工种里，人为提高竞争程度，使之超出其应有的状态；第三，阻止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无论这种流动是发生在不同工种之间还是不同地域之间……

第三，欧洲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从事不同工种所带来的各种有利及不利条件，导致了令人困扰的不平等现象。

《学徒法》（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规定，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劳动者不能从一个工种自由转换到另一个工种。公司的专属特权规定，即便是从事同一工种，也不能从这个地方自由转移至另外一个地方……

阻止劳动者在工种间自由流动的因素同样导致了资本无法自由流通。某一行业所能承载的资本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行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不过，相较于对劳动力的限制而言，公司法对于资本在不同地域之间自由流通的限制程度倒是小一些。无论何地，一位富有的商人想在城镇企业里取得贸易权总是相对容易的，相较之下，一位贫穷的工匠试图在这家企业中谋求岗位则要难得多。

公司法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明令禁止，我想这事在欧洲各个角落都是十分常见的。据我所知，在英国，《济贫法》（the Poor Laws）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作出了奇特的规定。实施《济贫法》之后，凡是在自身所属教区之外，穷人想要找到住所尚且不易，想要从事自己原本的工种则更是被明令禁止。公司法阻止的仅仅是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和生产者的自由流动，《济贫法》带来的住处难觅问题甚至使一般劳工都无处谋生。这种无序状态是英国有史以来最甚的，值得我们对其源起、发展及现状详加描述。

1997年2月有26日艾伦·格林斯潘在银行、

住房及城市事务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节选

劳动报酬上——特别是在工资组成部分——微不足道的增长，在过去一年内显得尤为明显。但是收入增加率远不如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历史关系所得出的预计那样高。典型的对报酬增长的限制逐渐显现出来，至今已经有数年之久，这似乎是工人巨大不安全感的后续反应。1991年，经济衰退至谷底之时，一份由国际调查研究公司（Inter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Corporation）发布的针对大型企业员工的调研报告中指出，25%的人害怕被裁员，而等到1996年时，同一家公司得出的调研结果是46%的人害怕被裁员。

员工在离职寻求新的工作计划一事上畏葸不前，而劳动力市场收紧更是加剧了这种忧虑，于是人们都倾向于签订更长时间的工会合同。以往数十年，合同期最长都不超过3年，而时至今日，更多的是那些强调工作稳定性的5年或6年的长约，其中提到的工资增长幅度则很小。近年来，员工停工或罢工的现象相对少见，也证明了员工对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的重视。

因此，这些年来，员工变得非常愿意接受工资的小幅增长来换取更大的工作稳定性，这种现象是绝对经得起考证的。

[0]黄金降落伞：指资深主管被解雇时获得大笔补偿金的协议。——译者注

[1]参见第46页，《国富论》（亚当·斯密，1776年）节选。

[2]参见第47页，1997年2月26日艾伦·格林斯潘在银行、住房及城市事务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节选。

[01]多德-弗兰克法案：全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核心内容就是在金融系统当中保护消费者。——译者注

[02]影子银行系统：又称影子金融系统，是指银行贷款被加工成有价证券，交易到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业传统上由银行系统承担的融资功能逐渐被投资所替代，属于银行的证券化活动。——译者注

4 转移赋税负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富人被课以重税。比起现在来说，企业税和红利税都要高得多。如今的税收制度只依据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而不是依据红利等只有富人独有的收入来收税。富人缴税少了，却加重了劳苦大众的负担。

和其他理想类似，美国梦既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正经历着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增长期，即“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那基本上是一种符合平等主义的增长，因为当时处于最底层5%的群体生活质量改善的幅度与最顶层5%群体几乎是相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些推进福利制度的具体举措，使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质量都有所改善。举例来说，一名黑人工人在一家汽车工厂从事体面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轿车，子女可以上学——这一切对任何人来说都有可能实现。

当美国主要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时，国家经济发展必须顾及本国消费者的利益。最负盛名的例子是，亨利·福特给工人加薪，目的是使他们能买得起车。[1]

富豪经济体与朝不保夕阶级

近期，全球最大银行之一的花旗集团（Citigroup）发行了一本出版物，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创造了一个新词“富豪经济体”（plutonomy），用以识别世界上出现的拥有巨额财富的新群体。富豪经济体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核心消费群体，同时也吸引了全部的财富。为此，花旗集团特地推出所谓的“富豪经济体投资组合”。这项服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就被推向市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推行着“使富人更富、让其他人受苦”的政策。花旗集团指出，他们的这项“富豪经济体投资组合”以遥遥领先的姿态跑赢了大市，继而极力催促投资者将资金汇聚到富豪经济体这个焦点上来。全球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聚拢在一起，他们手中的财富不断增长——这就是你应该关注的人群。至于其他人，你就别放在心上。[2]

当你关注国际视野内的富豪经济体时，发生在美国消费者身上的事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他们不会来消费你生产的产品，至少不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受众。你的目标只是下一季度的利润而已，尽管这利润也许来自金融操纵手段，高薪、大额分红，如有需要可以把生产外包出去，为当地以及海外（主要是英语文化圈内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富豪阶级制造产品。对富豪经济体而言，处处皆市场，他们能把苹果手机销往世界各地。因此，对于美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心已经大幅减弱了。60年前，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曾经说过，“对通用有利的事情即是对国家有利”，这句话说得不错，反之亦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也对通用有利。”在虚拟经济和海外经济日益盛行的今天，这种话的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3]

他们当然一直都很关心自己的薪酬，但如今这种关心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取代了原先对企业发展态势乃至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某些显著的变化以来，这一趋势就始终存在。再重复一遍，这些显著变化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包含投机买卖、复杂金融工具和货币操纵等手段的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趋势；二是离岸外包（offshoring）趋势。

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来看，国家的长远未来似乎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是社会中始终掌握特权的某个群体。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对研发工作进行补贴资助；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在你遭遇困境时提供保护并助你脱离苦海；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拥有强大的军队以控制全世界。这些都是显著的影响因子。然而，若是当总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都在走下坡路并在低谷滞留，而国家对此置若罔闻，那么请面对现实吧，下一代人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更是无人问津。

很显然，富豪经济体恪守着亚当·斯密的卑鄙格言：“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那富豪经济体之外的其他人呢？同样有一个术语来形容他们，那就是：朝不保夕阶级（precariat），意即生活极不稳定的无产阶级，这部分劳动人民，他们过着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日子。朝不保夕阶级过着毫无保障和稳定可言的生活，勉强度日甚至是度日如年，其中许多人都深陷穷困苦不堪言。此时，花旗集团（关于花旗，照理说这个集团应该已经归全民所有了，因为我们大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从火坑里救出来，但它倒是活得逍遥自在，比以往更富有）居然建议投资者把目光聚焦到富豪经济体上来。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因为我们正朝着悬崖边缘走去。但是站在“人类主宰者”的立场上来看，这些事都不重要——“只要我们仍然有利可图、赚得盆满钵满，就算子孙后代无立锥之地，那又如何？”这种想法与其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是紧密关联的。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有的已经逐渐发生细微的改变。以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国家——巴西——为例，在过去的10年里，巴西一直都在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索，试图去解决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贫穷与饥荒等重大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在很大程度上，花旗集团的分析是极为精准的：富豪经济体富得流油，其他人则勉强过活——如果还活得下去的话。

减轻税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的那段经济腾飞时期，富人被课以重税。比起现在来说，企业税高得多、红利税也高得多——总而言之就是，富人应缴的税额比现在高得多。然而，这一现象已经得到修正，目前的转变就是减轻富人的税负。修订后的税收制度使富人缴税少了，而相应的，加重了劳苦大众的税负。如今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于只依据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来收税——也就是人人都得缴税——而不是依据红利等只有富人独有的收入来收税。税负的重大转移，从数字上来看十分令人震惊。

对此现象的借口是——借口总比办法多，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税制变化带来了投资额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句话。如果希望增加工作岗位、提升投资额，那理应要扩大需求。只要存在需求，投资者一定会投钱来满足这种需求。如果希望投资额增长，就把钱分给穷人或劳动人民，让他们去消费——不是把钱花在奢侈的游艇或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上——而是花在实物消费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必须把赚来的钱都花出去。这样一来，就能刺激生产、刺激投资，进而带来就业率上升等等。

如果你是信奉人类主宰者的人，必然会演绎出一套截然相反的说辞，即便这种说辞毫无根据，即便这种说辞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完全站不住脚。就目前来看，这种说辞是极其荒谬的——企业富得流油、钞票都溢出口袋了，它们一点儿也不缺钱。身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之一的高盛集团，如今可谓是富可敌国，这应归功于政府的救市措施——其实也就是纳税人买单，今天的高盛足以应付下一场危机，压根就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将金钱源源不断地送到这种公司，根本不可能拉动投资或创造就业岗位——这些都只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大大增强了这类企业财富的集中程度，同时使其他民众生活在经济萧条之中。当你把权力交到那些信奉卑鄙格言的家伙们手中，发生上述这种现象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将自己的收益和权力最大化——“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

事实上，通用电气用不着缴纳一毫一厘税款，却能赚取巨额利润。现行税制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把利润转移到其他地方或是延迟获取利润等手段来避免缴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这些举足轻重的美国企业就这样把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担成功转移至普通民众的肩上。

将负担转移回去

向富人增税的议题受到普遍支持，甚至包括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例外，为特朗普投票的人们颇有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心态。“打倒政府，但是对教育、医疗、抚养子女的女性等领域和群体要加大投入。”这里谈论的并非政府福利，“福利”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如果你对罗纳德·里根的故事还有印象的话——福利意味着某些黑人从政府的办公室里把你的血汗钱偷走。没人希望这样的“福利”，然而政府福利实际上能做到的事情却又是广大民众所支持和拥护的。

不妨来解读一下2016年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从全局来看，他的观点及立场赢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甚至有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不久以前他的这些观点还是很主流的。如他所呼吁的“政治革命”，肯定不会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感到特别意外。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变化快，在右倾政治思想占上风的今天，原先那些既符合民意且又是主流思潮的想法，如今显得激进而极端。现在，是否能将潮流倒转并回归到从前，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人更像是曾经被冠之以“温和派共和党人”的那群人，又名“纳尔逊·洛克菲勒式共和党人”（Nelson Rockefeller Republicans）。这就是当前美国民主党内的主流群体，而共和党更是基本要从政治舞台上谢幕了——他们甚至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政党。

共和党人在一条为富人和商业界的利益而“献身”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以至于压根就不指望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政府计划来吸引选票。同时，他们还转而动员一些存在已久但却组织松散的政治力量联盟：如福音派教徒、本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全球化的牺牲者等。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就是使世界各地的劳动者互相倾轧，同时保护特权阶级。这种惯用伎俩削弱了法律及其他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措施，并用各种途径影响紧密相连的公共部门及私营领域决策的制定过程，特别是对于有效运转的工会组织的影响。

这样一来，摆在眼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全民动员的模式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并拓展，从而形成一股行之有效的力量，对造成国家当前难堪局面的颓势进行强有力的还击？

延伸阅读

“亨利·福特谈为何将工人原有最低工资翻倍”

“老板、雇员和消费者其实是一体的，除非一个产业能保持良性运行到一种境界，始终保持雇员高收入且产品低价格，否则该产业就是在限制消费者的数量并走向末路。自己的雇员理应成为本公司最忠实的消费者。”

“为雇员提供高收入和以低价格售出产品的办法来提升购买力——这一想法正是这个国家繁荣富足的一大原因。”

《富豪经济体：购买奢侈品，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节选

这世界正分化为两大集团：其一是富豪经济体，驱动经济增长和消耗增长成果是同一拨人——占人群中极小比例的富人；其二就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富豪经济体现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如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镀金时代及20世纪咆哮的20年代的美国。富豪经济体共同的驱动力大致有：颠覆性技术驱动型产业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充满想象力的金融创新，亲资本主义的合作型政府，国际层面的移民及海外征伐为财富创造过程注入活力，法治，专利发明。通常，这种财富浪潮总是错综复杂的，最能有效利用这种机遇的都是当时的富人和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群。

……我们预计富豪经济体（主要指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经济体系中获取更为可观且不成比例的利润份额，同时从亲资本主义的政府、技术驱动型产业所带来的更大生产力以及全球化等环境下受益。从而，使现有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

在富豪经济体中，并不存在“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俄罗斯消费者”的分类，存在的只是富有的消费者，为数不多，却在收入和消费两端占据着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份额。而剩下的人——“非富”阶层，尽管人数众多，但仅仅能在国民经济这张大饼上分得一小块……

此外，来自新兴市场的企业家和富豪们（包括俄罗斯寡头、中国房地产及制造业大亨、印度软件业巨头、拉丁美洲石油及农业大王），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并合乎逻辑地分散投资到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体的各个资本市场……正如不幸之人乐于见到旁人也不幸，我们推断富豪们也喜欢聚在一起玩耍。

是否有强烈抵制？

……财富与消费同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样的现象或许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那么会有哪些因素导致这根橡皮筋反弹呢？……

其中一个威胁来自潜在的社会抵制……无形之手停止运转。社会之所以允许富豪经济体的存在，原因之一可能是有足够数量的选民认为自己能有机会在富豪经济体中分一杯羹。当你可以成为其中一分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扼杀它？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美国梦”的实际体现。反过来说，假如选民们觉得自己无法参与到富豪经济体中，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瓜分财富馅饼，而不是渴望自己成为巨富之人。

如果这种梦想破灭，如果社会上足够多的人认为自己无法参与其中，那么富豪经济体是否就走到尽头了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我们的整体结论就是：在某个时刻，极有可能发生对富豪经济体的强烈抵制现象，然而，这个时刻并不是现在。

1953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提名通用汽车

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为国防部部长人选的听证会记录节选

参议员亨德里克森：那么，我现在很想知道，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比如你需要做出不利于你所持股票或是与通用汽车公司利益相左的决定，或者说为了美国政府的利益而做出严重损害通用汽车或是其他公司利益的决定，你会怎么做？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威尔逊先生：是的，阁下，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无法想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长年以来，我始终坚信，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即是对通用有利，反之亦然。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分歧。

[1]参见第59页，“亨利·福特谈为何将工人原有最低工资翻倍”。

[2]参见第59页，《富豪经济体：购买奢侈品，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花旗集团，2005年10月16日）节选。

[3]参见第61页，1953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提名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为国防部部长人选的听证会记录节选。

5 破坏社会团结

社会保障制度是基于团结互助这一基本原则，所以权贵认为民众的“同情心”必须被清除。他们通过撤资让医疗、教育等系统私有化，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遭到破坏。

团结是十分危险的。对于人类主宰者而言，人们应该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其他任何人。这与主宰者拥戴的英雄亚当·斯密所持的观点相距甚远，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论体系是建立在“同情心是人类的基本特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但是主宰者们竭力试图将这种思想从民众脑子里驱散出去。为自己着想，遵守那条卑鄙的格言——“不用关心他人”。这对权贵阶层倒是没什么，对其他普通民众则是灭顶之灾。将这些基本的人类情感从民众的头脑里清除干净，主宰者们做出了不少努力。[1]

我们在当前的政策规划中就能看出端倪，比方说，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破坏上。有关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危机的说法，实则是子虚乌有。社会保障制度很好地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稳定状态。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政府计划，而且几乎不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即便是数十年前，当这一制度面临潜在危机时，政府马上就出台了简单易行的办法及时解决问题。然而，各类政策辩论始终聚焦在这件事上面，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主宰者们不待见这一制度——他们始终对此怀有敌意，因为该制度旨在惠及全体民众。但实际上，他们憎恨社会保障制度还出于另外一个理由。[2]

社会保障制度基于团结互助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而团结的定义就是关爱他人。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意味着：“我支付了工资税，于是城市另一端的某位鳏寡孤独之人能得到救济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大量民众正是以这种方式求得生存。这种制度显然对于巨富阶层毫无用处，因此他们集中力量试图将其废除，尝试之一就是撤销拨款。想要废除某种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撤销拨款，该制度会随之自然失效。然后，民众就会怒不可遏，转而去寻求其他解决方案。这就是制度私有化的标准流程。

破坏公共教育

针对公立学校的破坏，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私有化流程，因为公立学校同样基于团结互助这一原则。我家里已经没有学龄儿童，孩子们都已长大，但是团结互助原则告诉我，“我甘心缴税，以便马路对面的小朋友能够上得起学。”这也是正常的人类情感。反对者想方设法将这种情感从人们的头脑中剔除，试图以另外一种想法取而代之：“既然我家中已经没有孩子在读书，凭什么还要我缴税？就让教育私有化好啦。”从幼儿园直至高等教育的整个公共教育体系都遭到严重破坏。而公共教育体系是美国社会难能可贵的财富之一。

再度回首黄金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期，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免费的公共教育体系。二战带来的成果之一就是退伍军人福利法案（the G.I.Bill of Rights）[0]，该法案使退伍老兵能够上大学——当年这个群体在总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要不是因为这一法案，他们无法实现大学梦。法案实施后，老兵们基本上能获得免费教育。我是1945年上的大学——由于年纪尚小、并不是什么老兵——即便如此，上大学也几乎没花什么钱。我就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是常春藤联盟名校之一，学费只有100美元，而且还能轻松获取奖学金。[3]

必须指出的是，那一时期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学子都是白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当年很多社会项目一样，都有着深植于国家历史中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一特点迄今依然存在。尽管如此，把这一问题抛开不说，自19世纪起，美国在发展各阶段广泛的大众教育体系方面遥遥领先于他国。

然而，时至今日，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里，州立大学大部分的资金支持都来自于学费收入而非政府拨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对学生来说则是无法承受之重。这意味着，大学生若不是来自富贵之家，基本上在离开校园之时都会身背一笔巨额债务。一旦你背负这样一笔欠款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也许你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公益律师，然而为了还债不得不进入一家从事公司法业务的律所。经过时间的洗礼，当你融入某种文化之后，将再也没有能力抽身离开。这种情况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

20世纪50年代，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今日，当时的政府仍然能推行实质意义上的全民免费高等教育。而现如今，比当年富强得多的社会居然声称不具备提供免费教育的足够资源，这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以上种种就是对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合乎人性的，而且也是关乎国家和社会繁荣富强和健康发展的根基——的全面破坏。

私有化

而且这种破坏是连绵不绝、无穷无尽的。从某些针对医疗保障制度的议案来看，基本上就是要将医疗保障制度摧毁并将医疗保障私有化。这些议案经由精心设计，一开始就明确对55岁以上的人群免除费用，因为这个人群在总投票人群中占比极大。凡是希望立法机关通过的议案，都必须抓住投票人的心。因此，制定这些议案的人寄希望于“老年人都是邪恶的”——他们愿意惩罚自己的儿孙以换取自身较为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设计上述议案遵循的就是这种原则。

接下来，当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并逐渐老去，孙辈自然而然地接替上来，遭受由这些计划所带来的医疗救助服务的大幅削减。这种设计基于所谓的“日落原则”（sunset principle），确保主要的投票群体心甘情愿地赞同附和。一旦正式通过立法程序，那么剩下的那部分人——他们的儿孙们——就将被迫接受用亿万美元换取医疗保健服务的现实。

在所有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当中，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体系完全基于几乎不受管制的私营医疗保健手段，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耗资巨大。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各种行政成本、官僚体制、监督程序乃至简单的计费程序，在那些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中都是不存在的。这里所说的并非什么乌托邦式的幻想，几乎所有其他现代工业化社会都有成功案例，他们采取的方式无论是在成效产出还是成本控制方面都要比美国有效得多。上述种种已经算得上是丑闻了，更何况，此外还有数百万人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险，他们更加缺乏安全感。

这种现状背后的驱动力并不只是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还有医药企业。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不能依法与市场协商药品定价的政府。美国国防部可以为了铅笔与厂家讨价还价，而美国政府却不能就医疗保障制度或医疗补助制度中的药品价格事宜进行协商。有个例外是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他们有资格将药品价格协商至极低的水平——也只不过是国际标准水平而已。但是法律规定，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无法享受这种较低的药价，这种规定显然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所谓“自由贸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未落实到政策层面。

事实上，退伍军人管理局运转得非常高效，药品价格也极其低廉，在整体运行成本极低的情况下却产生更好的成效。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本身其实也是十分高效的，其行政运营成本远低于私人保险机构。请记住，这两者都是政府主导的医疗计划。如今医疗保障制度成本呈直线上升的态势，仅仅因为这一制度必须通过私有的、无序的保险体系才能运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你却无法撼动现状，因为这些私有化机构在经济上过于强势。这些都很少被提及，探究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如纽约时报所言，有时这种情况会被称为“政治上不可能实现”或是“缺乏政治基础”，但实际上，大部分民众对此期望已久。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当奥巴马开始制定平价医疗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时，起初谈的是一个“公共选择”（public option）问题，也就是全国性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一法案得到了几乎三分之二民众的支持，但仍旧未获通过——甚至都未经讨论。再往前回顾，里根时代后期，70%的民众认为全国医疗保障制度应该是一项宪法保障的权利，实际上甚至有40%的民众认为这已然是一项宪法保障的权利。但民众的想法并不代表政治上的支持，只有得到高盛、摩根大通等这些大企业的支持才算是得到所谓的政治支持。实际上，如果实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医疗保障系统，就不会面临财政赤字，或许还能有结余。

消灭政府

在美国，一些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辩论令人震惊，同样的辩论也发生在欧洲。辩论谈及人类最主要问题并非财政赤字而是失业，宣称失业会对社会造成毁灭性影响。一方面，失业的人们及其家庭将承受失业带来的可怕的后果。另一方面，失业同样在经济层面造成糟糕影响，因为人力资源得不到使用、被浪费，而这种人力资源本可以用来推动经济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会显得有点不人道——尤其是“人力成本”的概念。但从直白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人不去工作就好像决定以某种方式让工厂停工一样。试着去欧洲、日本甚至是中国旅行一次吧，然后再返回美国。此时，第一时间给你带来强烈冲击的情境就是，你会发现美国正在分崩离析，往往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回到了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这里，基础设施建设已土崩瓦解，医疗保障制度只剩下残垣断壁，教育系统也被破坏得体无完肤，拥有如此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却一事无成。让民众面对这种现实而坐视不管，这需要多么“卓有成效”的宣传攻势啊。现状大致如此：一群劳动大军极其渴望能参加工作，而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各领域百废待兴。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力量参与建设。

金融机构不喜欢财政赤字这个概念，甚至不想要政府。这种想法在像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曾要求所有共和党人签署保证书——他们的确签了——保证永不增税以及缩减政府权力。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他想要从根本上把政府消灭。从人类主宰者的立场来看，诺奎斯特的这种立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从民众利益出发且由民众来决定，才能使民主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也正是民主的真正内涵。人类主宰者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全面掌控局势，不受公众干扰。因此，他们乐于看到政府消亡——不过得附加两个注意事项。其一，他们希望确保有强大的国家可以动员纳税人救市并使他们更加富足。其二，他们希望保留主要的军事力量，以控制世界。

对于人类主宰者而言，国家只需要处理好上述两件事即可，而老人是否能得到医疗保障、鳏寡孤独或残障人士能否得到生存必需的救济，国家都用不着管。这些事情既不是他们关心的，同时也不符合其所信奉的卑鄙格言，于是他们就只关注财政赤字问题。而对于公众来说，失业自然是重要得多的问题。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就如保罗·克鲁格曼之流，他认为公共讨论的议题依然关注于赤字主题。

在极大程度上，这种讨论是由人类主宰者掌控的：“盯着财政赤字问题就行，其他事情不妨都忘了吧。”即便如此，就算我们关注并审视赤字问题，同样会很震惊地看到他们对于产生赤字的原因只字不提。产生赤字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巨额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军费支出总额。而军队并非为了国家安全而存在（此事我们日后再表），而是为了主宰者们掌握世界及其利益。像军费开支这种事情，几乎是难以撼动的。

重归团结

如何使人们能负担得起高等教育的费用呢？简单得很，把费用降低乃至免费就行了。将世界和美国作个比较，应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在各类教育成就评价指标体系下，芬兰几乎都是名列前茅的，在芬兰读大学的费用是多少呢？一分钱也不用，是免费的。再看德国，另一个拥有成功的教育体系的发达国家，他们那里的学费又是多少呢？基本上也是免费。我们的近邻墨西哥，相对贫穷一点的国家，同样拥有不错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当地的所见所闻让我印象深刻。墨西哥是一个穷国，因此工资收入水平极低，但是那里的学费如何呢？照样还是免费。

为什么不能向全民提供免费教育呢？这一问题在经济层面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有的只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原因。但那也仅仅是社会与政治上的决策罢了。实际上，假如更多人能通过高等教育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更好。

延伸阅读

《道德情操论》节选

无论你认为人类是多么自私，却依然能明显看到其本质上遵循的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使得人们会关注他人的好运，并对其幸福欢欣感同身受，尽管从中毫无实际获益，然而仅仅作为旁观者就足以自悦。这种基本原则就是同情心或怜悯，无论亲眼目睹还是通过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想象，我们都会对他人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人的不幸能生发出自己的悲悯，显而易见，这种情感是实际存在且无需任何事例来证明的。因为这种情操和蕴藏在人类本性中的一切其他原始情感一样，人皆有之，而绝非局限于仁德之士，只不过仁德之士拥有最为细腻精致的感受罢了。即便是最残暴的恶棍、最顽固不化的不法分子，也并非完全丧失同情心之人。

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节选

此法案旨在构建联邦养老金体系以提供普遍福利，先行在部分州启动为部分群体或政府项目提供更为充足的供给，包括老年人、盲人、受抚养儿童和残疾儿童等群体和母婴福利保障、公共卫生保健、失业救济法等政府项目或计划。同时，本法案的目标还有设立社会保障委员会、增加财政收入等。

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节选

本法案中所提及的教育或培训机构涵盖了所有公立或私立的基础、中级或其他提供成人教育的学校，其中包括工商学校或商学院、科研机构、学院、技校、初级学院、高等师范院校、师范专科学校[4]、职业学校、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同时，还应包括那些提供在职培训或学徒工作的企业或相关机构，主要指在被政府认可的学院、大学或各州教育局监督下的机构，或是州学徒工作社、州职业教育委员会、州学徒教育委员会、联邦学徒培训服务中心等符合公众需求且依据第75届国会第308号议案规定的各类机构。此外，任何由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根据其他法律授权监督下的提供此类培训的机构也包括在内。

[1]参见第76页，《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1759年）节选。

[2]参见第76页，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节选。

[0]退伍军人福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或G.I.Bill，是美国国会于1944年颁布的一个法案，旨在帮助退伍军人在二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译者注

[3]参见第77页，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节选。

[4]师范专科学校：normal school，一般为两年制的以培训小学教师为主的师范学校。——译者注

6 掌控监管体系

被监管的企业实际上是监管机构的实际控制者。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贿赂，提供工作机会或是其他，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顺应权贵阶层的意愿有利可图，最终导致了理论上所谓的“规制俘虏”的局面。

回顾监管制度的历史——包括铁路监管、金融监管等——就会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这些监管制度要么是由被监管的经济集聚体发起的，要么就是由它们支持的。背后的理由是因为这个群体知道，自己迟早能够取代监管者，进而在实际上进行监管。他们提供形式多样的贿赂，比如提供工作机会或是其他什么，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顺应权贵阶层的意愿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这种情况以多种形式出现，最终导致了理论上所谓的“规制俘虏”（regulatory capture）[1]局面。被监管的企业成了监管机构的实际掌控者。银行及其说客们实际制定了金融监管法规——就有这么夸张。在历史上，这类事情并不罕见，研究一下权力分配机制，就能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趋势。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大萧条时期，政府制订了一条监管法规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区分开来，商业银行的存款受到联邦政府担保和保护，而投资银行的资金没有联邦政府担保且要自行承担市场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2]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经济计划基本上都是经由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他的同僚们运作的，他们来自金融行业，希望能推翻这条诞生于30年代的法案。1999年在右翼共和党人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等人的协同努力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止。这就意味着，基本上，投资银行的高风险操作最终将由政府担保托底。这种行为将带来的后续影响可以预料——这种影响也的确发生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废止了（金融）衍生品监管条例——衍生品是新奇的金融工具——也就是说，这类金融衍生品可以不受监管地投放市场。现在，只要确信政府一定会出手相助，那么做什么都是十分安全的。

旋转门

事实上，目标达成后罗伯特·鲁宾就辞职去花旗集团担任董事了。花旗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同时也是新法规的受益者。鲁宾帮助花旗集团兼并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却面临倒闭。他卷走自己应得的巨款，出任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接着政府出手救市，帮助花旗集团脱离困境。实际上，政府救市的做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由来已久。参议员、众议员、政府顾问们，从政府部门离开后进入工商界（如今主要是金融界）——理论上讲，都是他们曾经监管的对象。因此，即便是从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发生“规制俘虏”现象也不足为奇。工商界遍布着他们的老熟人和合作伙伴，工商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心之所属。因此，在政商两界自由出入，也就意味着他们与这些领域都有着密切的互动往来——这也就是“旋转门”现象的一个侧面。你起初是监管者，之后变身为政治说客，而以说客的身份和立场，必然希望去控制相关立法进程。

政治游说

20世纪70年代，当商业界突然转向试图控制立法进程时，政治游说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张。当时，政治说客们甚至费尽周章地试图直接制订法律。商业界对于60年代公共福利的进步——尤其是对理查德·尼克松——十分忐忑。这不太容易理解，但尼克松终究是最后一任坚持罗斯福新政的总统，商业界将其行为视作对整个阶级的背信弃义。

尼克松执政期间，通过了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监管的消费者安全法案和由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监管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条例，还成立了美国环保署（EPA）。商业界对这一系列举措极为反感，他们既不喜欢高涨的税费，也不喜欢各种监管条例。于是，他们联合各路力量，试图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具体举措包括：政治游说活动急剧增加；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新兴智库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试图控制意识形态体系；政治竞选花费也大幅攀升——部分原因是因为电视的出现；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在上述行为的助推下，要求去监管化的呼吁如狂风暴雨般袭来。

去监管化及金融危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起金融危机，因为罗斯福新政所设置的监管机构尚在运行。在政商两界不断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监管机构逐渐面临解体。于是，从70年代去监管化之风开始盛行，到80年代金融危机粉墨登场，越来越多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这种形势随着时间不断发酵。

里根在1984年对银行业采取救市行动，而不是让银行自己买单，其中就包括为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实施了当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救市行为。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正经历大萧条时期之后最深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期，依靠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才勉强渡过难关。紧接着，1987年又出现了另一场金融危机——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里根实际上正是伴随着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储贷危机（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0]——结束其总统任期，这一次，政府还是选择介入并采取了救市措施。

大而不入狱

储贷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点差别，因为在储贷危机中，肇事者都被带到法庭受审，通过审判公众得以了解他们所采取的欺诈手段、鬼把戏、骗局以及其他犯罪行为。而现在权力集中进入新的境界——那些大型银行已经不再是“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是某位经济学家口中所谓的“大而不入狱”（too big to jail）。针对2008年危机所采取的刑事调查仅限于内线交易而已，指的是当犯罪行为已经危及其他商业领域——只有对于这种行为才能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至于他们对民众财产的肆意掠夺，一概免于惩罚。

去监管化之风一直刮到了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上台之时，正值高科技热潮汹涌——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又一个泡沫破灭了，那就是互联网泡沫。1999年，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区分开来的规定不复存在。布什上任之后迎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令人惊讶的是，政策经济学家们居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们有意忽略了——一个与实际住房成本毫无关联的高达8万亿美元巨资的房产泡沫正在形成。这一泡沫在2007年破裂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数以万亿计的资本化为乌有，虚假繁荣就此破灭。这也导致了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布什和奥巴马的救市举措，实则是进一步对权势在握的机构——同样也是危机的肇事者——进行重建，而让其他所有人流离失所。民众深受其害，经历着失去住所、就业机会减少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这就是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金融危机制造者们都取得了豁免权，正朝着下一场危机进发。

保姆式国家

每一次发生金融危机时，纳税人都被要求为肇事者脱离困境买单，而那些主要的金融机构正日益成为危机制造者。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会出现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会淘汰高风险投资行为。所以富人及权贵阶层不希望政府采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一旦陷入困境，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奔向“保姆式国家”，有纳税人帮他们抽身。他们享受着政府保险政策，无论他们多么频繁地冒险赌上一切，一旦遇到险阻，政府及民众就会把他们解救出来，因为他们“大而不能倒”，这种情节反复上演。

他们手握无上的权力，乃至于任何想要对付他们的企图都被一一击退。这类举措中有温和的尝试，比如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提出的监管建议，但在实施阶段由于说客的施压而威力骤减——虽说法案本身也并没有针对核心问题。个中原因也很好理解。其实对于这种现象表示强烈不满的大有人在，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等，然而在制订解决方案时没人去联系或咨询这些专家。处理危机的与制造危机的是同一拨人或同一批机构，如罗伯特·鲁宾团伙和高盛帮。最初是他们制造了危机，如今他们比以往更为强大。这难道只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一开始请的就是这帮家伙来制订经济计划，还能指望发生什么？

最近的这次救市行为在规模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企业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存活下来，如果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他们无疑将会面临灭顶之灾。问题就是我们现行的并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商业界不会接受这种体制，而且有足够的权力来阻止其实现——因此，公众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交到那些败落的企业手中养活他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都是千真万确的。关于救市措施，学术界有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两位知名经济学家通过对财富榜百强企业长达数年的研究，发现大约25%的企业都是由于在某个时间点上获得了政府补助才得以存活，而其他百强企业也是政府补助的受益者。尽管这次救市行为规模空前，但这种行为本身一点儿也不新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场金融危机之后。

外部效应及系统性风险

金融体系与市场体系非常相似——的确，金融界就像是一个市场，而不像生产体系，因为在生产体系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推动或干预行为来维持其运转。市场体系则有诸多众所周知的内生性问题，即交易双方仅关注自身的问题，对交易双方之外的其他方面漠不关心。比方说你卖给我一辆车，你会尽可能地赚取利润，而我则会尽力获取一辆好车。此时，我们根本不会关心这一交易行为对外界及他人所带来的影响：环境问题、交通拥堵问题、油价蹿升问题等。这些问题分开来看也许都是小事一桩，但汇总在一起就不一样了，这在经济学术语里被称为“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3]。

现在，像高盛这种大型投资银行，在操作一笔投资或放贷行为时，会精心计算自身在其中面临的风险——而当他们知道自己“大而不能倒”，并会及时得到政府救助时，投资和放贷行为都不过是小菜一碟。那些被他们忽略不计的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4]。这种风险意味着当他们的投资崩盘之日，也会是整个体系坍塌之时。这也正是曾发生过、反复不断发生且仍将继续发生的故事。这种情况在去监管化狂潮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加剧，而这些所谓的金融工具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实际贡献，反而可能会以复杂的形式带来风险。

次级抵押贷款危机（the mortgage crisis）[01]发生时就是如此。抵押贷款的卖方向人们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明知这些人是绝无可能还清的，银行再把这些购买者视作拥有抵押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02]。当然他们用不着担心，因为的确是有“担保”的——银行把购买者的贷款切分成小块，转移给其他人作为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03]。接下来，那些投资者常常搞不清楚他们买进的是什么，与此同时，那种允许买入的金融工具基本上就是应付投资失败时的保险。从技术层面上说，这种金融工具的目的是减少风险。而实际上，当系统出问题时，反而使风险增加——正如房地产危机时的表现那样，后续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此时，纳税人再一次被要求投入救市行动——不仅是把银行救出来，而是把美联储和财政部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取出来，用以提供低息贷款。

这些事情了无新意，其相互作用的机制与我们的预期并无二致。如果人们允许这一进程继续，它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直至下一次危机。而下一次危机的来临不会太久，因为信贷机构在对企业现状进行评估时，正在把下一次危机爆发时企业是否会获得纳税人的救市行为作为一个变量进行整体测算。这也就意味着，这种信用评级体系的受益者——如大型银行——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借款，同时也能将其他规模较小的竞争者挤出竞技场，你就能看到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的现象。

在任何领域，政策都是以这种方式制定的，因而任何人对于发生的这一切都不会感到惊讶。当你把权力交到一小撮聚敛财富的人手中时，如你所料：他们一定会致力于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

让市场做主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让市场支配一切。”也就是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把政府排除在外，除非是为了让政府支持市场活动。其实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这些只是适用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措施，并不是针对自己。这种事情自17世纪起就有，贯穿整个现代经济史，只是当时并未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之名。

北美十三州[5]刚刚迎来解放之时，亚当·斯密，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为北美十三州提供的建议本质上与如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给贫困国家和美国国内穷人的建议是一致的。他说，北美十三州应该集中精力在自己所擅长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04]——出口初级产品，如农作物、鱼、动物皮毛，同时进口优质的英国商品。此外，不要试图垄断本国的资源。当时最主要的资源就是棉花，其重要性不亚于工业革命时代早期的燃料。他还对北美十三州指出，这么做能改善总体经济产品质量。[6]

当时的北美十三州都已经获得解放，当然可以自由地选择完全无视这种所谓的“正统经济学”理论。他们通过施加高额关税的方式阻止优质的英国商品流入——一开始针对的是纺织品，随后是钢材以及其他商品——这样一来，北美十三州区域内的本地工业生产得以发展。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实际上几乎实现了对棉花的垄断——包括征服得克萨斯州和半个墨西哥的行为，也基本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么做的理由显而易见，一位杰克逊派的总统表示只要我们能垄断棉花，就能让英国佬屈服。一旦我们能控制住他们急需的主要进口商品，他们将无法生存。因此，用不着深究细节，就能发现北美十三州的所作所为与新自由主义给出的指示截然相反（顺便说一句，英国在后期发展中也同样这么做）。与此同时，那些穷苦和受压迫的人们，却被迫接受这些原则。在例如印度、埃及、爱尔兰等国家，面临去工业化和衰退局面，这种情况延续至今。[7]

上述种种情况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深入美国内部来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必须遵循“让市场做主”的原则。民众应得的权益被缩减，社会保障金被缩减乃至完全消失，本就有限的医疗保健服务被削弱或减少——就让市场掌管一切吧。而对富人来说，则要求国家必须强势，得时刻准备着在他们陷入困境时及时拯救。以里根为例，他是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旗帜性人物，也是整个二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极端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他重重加固了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竭力保护无能的美国经营者们，以对抗日本制造的优质产品。同样的，他对银行采取政府救市行为，而不是让银行自身付出代价。实际上，里根执政时期，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政府倒是呈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需要补充的是，在对商业界进行的公开宣传中，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倡议，SDI）[8]被包装成一种政府的刺激手段，是能从中获利的摇钱树。然而这一计划或摇钱树仅仅针对富人们，与此同时，对于穷人而言，就让市场做主吧，不要指望政府会给予任何形式的救助。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并非解决方案。这大致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概貌，它有着极强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在经济史上久已有之。一套规则专供富人享受，而另一套截然相反的规则才适用于穷人。

延伸阅读

《国富论》节选

美国采取合作或暴力手段阻止欧洲商品进口，使本国人民获得垄断权并开始在本土生产类似的商品，同时将所有资本都投入到本土制造业上来。假使采取上述做法的话，其结果并不能进一步提高本土制造业的年产量，反而会使其发展面临停滞；同时也并不能使国家在通往真正富强伟大的道路上前进，反而会面临阻碍。而一旦阻止进口的类似做法扩展至对本国整体出口贸易全面垄断的话，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1850年4月17日前美国总统约翰·泰勒

写给儿子泰勒上校的一封信节选

我曾经在一封简短的回信中，让他关注得克萨斯州吞并领土的有关事宜。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是，要摒弃狭隘、本土化和偏执的思路，欣然接受这个新兴的国家，始终关切国家利益。这次对于棉花的垄断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垄断局面目前已经稳定下来，将使其他国家都臣服在我们脚下。仅仅需要实施一年时间的禁运令，欧洲就会像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战争那般痛苦不堪。我十分怀疑，大不列颠王国是否经受得起这种震动。

[1]规制俘虏：规制俘虏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腐败或政府行政失败的现象。它指政府制定出的某种公共政策损害公众利益，使少数人的利益团体受益。——译者注

[2]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在1930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译者注。

[0]储贷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爆发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是金融监管失败的典型案例。——译者注

[3]外部效应：又称为外部性、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差效应或外部经济，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译者注

[4]系统性风险：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译者注

[01]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指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译者注

[02]抵押担保证券：是资产支持证券的一种，其偿付给投资者的现金流来自由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资产池产生的本金和利息。——译者注

[03]债务抵押债券：是债务债券抵押产品，把所有的抵押打包在一起，并且进行重新包装，再以产品的形式推放到市场。——译者注

[5]北美十三州：英国于1607年至1733年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时的组成部分。——译者注

[04]比较优势：即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译者注

[6]参见第95页，《国富论》节选。

[7]参见第95页，1850年4月17日前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写给儿子泰勒上校的一封信节选。

[8]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星球大战（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一个反弹道导弹军事战略计划。——译者注

7 操纵选举活动

财富的集中自然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能对政治体制造成重大影响的是企业与投资者，而不是普通选民。联合公民案之后，企业在资金使用方面没有任何束缚，他们花钱资助候选人时，也为自己买下了一条特许通道。

诚如我所言，财富的集中自然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尤其在选举成本不断飞涨之时。当花钱买选票的能力快速增长，民主制度也就被撕了个粉碎。以联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1]为例，这是200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裁决。这事自有其历史渊源，你必须得把历史因素考虑进去。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一则条款写道，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权益都不能受到侵犯（实际上一模一样的话也出现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只是在第十四修正案中，其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展），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保护被解放的奴隶。这则条款仿佛在宣告奴隶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我认为这一条款从未在被解放的奴隶身上用过——即便有也是极少数，反倒是在商业界应用了，也就是说：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企业的权益不能受到侵犯。此举可谓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直接攻击，也曾被当年的保守党人谴责过。但是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企业也像自然人一样拥有自身权益”逐渐成为公认的论调，其内涵在整个20世纪里还得以不断扩展，直到最终，企业在法律面前也被视作拥有“独立人格”。[2]

企业人格

企业就是国家创作的一种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s）[3]，企业也许是善的、也许是恶的，但是称其为“人”实在是有些耸人听闻。举个例子，看看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4]。这种协定赋予企业的权利要远大于个人所能获得的。假如通用汽车在墨西哥投资，企业将享有国民待遇，即与墨西哥本国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可如果是一个墨西哥人跑到纽约想要获得国民待遇，用不着说也猜得到结果。因此，当人格的概念被扩展、将企业涵盖进来，实则是对其他人和机构的限制。

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只要是个“人”，就算是非法入境移民也是无法被剥夺权益的。不过，在长期积累的智慧与经验的帮助下，法院已把这条内容成功“抹去”，只要判定这些移民不是“人”就行。这些非法入境移民就住在我们周围，为我们建造高楼大厦、修剪草坪等，他们都不是“人”，通用电气公司反而却是“人”——一个不朽的、拥有强大实力的“人”。这种对于基本道德和清晰的法律条款的严重曲解，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企业赞助的选举

20世纪70年代，在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一案的裁决中，金钱代表了一种话语权。而2010年联合公民案中，法院认定企业的言论自由不应被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说企业可以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意味着本来已经在花钱买选票的企业，现在能更加放肆地为所欲为。对于残存的民主制度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此案的裁决过程也很耐人寻味，比如大法官肯尼迪那张关键的摇摆票（swing vote）[5]。他在判决书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被赋予言论自由权——这是一家企业——那么为什么通用电气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呢？”理由很简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确拥有言论自由权，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家理应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这本来就是新闻媒体应该做的。而通用电气只是一家为自己的总裁、部分股东和某些银行赚钱的企业罢了。这样的判决居然无需披露就获得通过，因此给了企业无限的自由。[6]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书，将国家置于如此境地：商业界的势力范围大面积扩张，远远超出了其以往固有的领地。这也是恶性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由保守的总统任命的，而总统能上台又是因为拥有来自商业界的资金支持，这就是恶性循环的运行模式。

政治学家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是研究竞选经费方面的一流专家，发展出一套“政治投资理论”（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olitics），该理论表明：对政治体制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是企业与投资者，而不是普通选民。就是说，候选人将继续使用数十亿美元的竞选经费，民众对此无能为力，尤其是在联合公民案发生之后，企业在资金使用方面不再有任何束缚。想要参与这种政治游戏的话，就得深入到企业体系的核心地带中去。

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并非只是为了让候选人进入政治舞台，当你花钱资助一位候选人时，其实买下的是一条通道。每一个资助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候选人自然会给你留出特许通道，因为他们希望能继续得到资金支持。而当候选人赢得选举，特许通道就意味着你的企业律师能直接找到立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法律条文的编纂者。他们往往连法案中有些什么内容都不清楚，企业律师用未经证实的数据、所谓的论据以及大量的资料把实际执笔的工作人员砸晕，从而基本上使自己成为制订法律的人。因此，政府所谓的政策更像是由企业的说客和律师们写出来的，正是因为他们资助了选举，获得了特许通道。

投票箱之外

根据我个人的观点，每四年一次的华丽的选举大秀，选民实际上只需要10分钟时间就能完成参与。第一分钟应该用来学习数学，数学方面的问题极其简单。如果你碰巧身处一个摇摆州，也就是选举结果不确定的州，不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就等于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就是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因此，我们花1分钟就能解决。接着再花2分钟仔细审视一下两党的优点，不仅是观察候选人，更要去观察他们背后的两个党组织。我个人的观点是，在当前形势下，这事得用去2分钟。剩下来的时间，你需要做的就是走近投票箱，按下手柄。

与此同时，用完这10分钟后，是时候转而关注真正关键的方面了。核心问题自然不是选举本身，而是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来发展和组织积极主动、专注投入的群众运动，为了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不懈斗争。那些任务不止包括示威、向候选人施压等，也包括构建一套有实际意义的选举制度。仅仅依靠每四年去投一次票，不可能建立起功能健全的民主体制，也不可能组建一个党派。

假如想在现有两党制之外建立一个第三党派、一个独立党派，只是每四年去投一次票远远不够。你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逐渐发展出一整套体系、制度——从学校董事会到市参议会再到州议会，最终一路上升到国会。有些人很理解这种做法，他们被称作极右分子（the Far Right）。这也正是茶党（Tea Party）[7]组建起来的方式——靠着大量资金和充分的思考——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可惜的是，那些打算组建一个独立而激进的政党的人从未采取这种方式。那是因为他们一直被宣传攻势洗脑，认为所谓华丽的选举大秀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你当然不能忽视选举——这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如我所言，选举只需要10分钟。而其他事情呢——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需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实现。

延伸阅读

2010年1月21日“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法律将传媒企业视为不予追责的例外情形，就其本身而言，等于承认了反歪曲理由（antidistortion rationale）的无效性。而豁免权带来了另外一种独立的理由，更进一步证明这一法律的无效性。就其本身而言，法律豁免了一部分企业、同时却又适用于另一部分企业，尽管这些或那些企业都有宣传各自观点的需求与动机。那些适用豁免权的传媒企业——其背后往往还有一个作为其拥有者或实际控制者的企业集团，这类集团在媒体之外还会有其他种类数额巨大而分散的投资。所以，即便是以最值得怀疑的观点来假设，当一家新闻机构拥有话语权而其他企业没有时，那么同时拥有媒体和其他非传媒企业的集团就将能够影响或控制媒体，以达到提升其整体商业利益的目的。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企业，与上述企业集团有着雷同的商业利益，但在其自身的所有制结构中没有媒体渠道，因而也就无法在同一事件上具备与公众沟通的可能性。这种区别对待与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完全不符。

1976年1月30日“巴克利诉瓦莱奥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在竞选活动中，对个人或团体在政治传播上所花费用做出限定，必然会限制讨论问题的数量、探究的深度以及影响受众的人数，从而使诉求表达的数量减少。这是因为在当今这样一种大众社会中，几乎所有交流思想的手段都需要花钱。就算是分发最寒碜的传单或是小册子也需要印刷、纸张和流通环节等成本。而通常举行演说、召开群众大会则更是需要雇佣一大帮人并且对活动进行宣传、公关。候选人对电视、广播以及其他大众媒体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为了更好地传播新闻与信息，这类昂贵的传播模式已经成为打造一场有效的政治演说所不可或缺的手段。

[1]联合公民案：即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诉讼案。最高法院判定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的条款违反宪法中言论自由原则。——译者注

[2]参见第106页，2010年1月21日“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3]法律拟制：指法律中用“视为”二字，将甲事实看作乙事实，使甲事实产生与乙事实相同的法律效果。——译者注

[4]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简称，由美、加、墨三国组成，经过几年协商，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译者注

[5]摇摆票：指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选票，关键选票。——译者注

[6]参见第107页，1976年1月30日“巴克利诉瓦莱奥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7]茶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茶党运动是右派民粹主义运动。——译者注

8 驯服底层劳工

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反对工会的情绪异常强烈。工会和劳工组织之所以会被打压，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股民主化的力量。他们在保障工人权益的同时，也为其他普通民众争取权益而不懈努力。这扰乱了特权阶层的美梦。

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有序的力量，尽管还存在瑕疵，但历来都冲锋在改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前线——这种力量就是劳工组织，这一力量也是对抗导致公司暴政的恶性循环的唯一阻力。

工会和劳工组织之所以会遭受近乎疯狂的集中攻击，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股民主化的力量。他们在保障工人权益的同时，也为其他普通民众争取利益而不懈努力。这扰乱了那些管理并掌控着社会的权贵们的美梦。

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反对工会的情绪异常强烈，以至于就连基本的自由结盟权在美国境内都不被认可。而这种结盟权既是工人权益的核心基础，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据此推论，组建工会的权利自然也是从未被认可，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也许是全球所有重要国家里仅有的异类。这种权利被认为是远在美国政治光谱之外的内容，因而几乎从未被人提及或考虑过。

商业阶级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而日益崛起的大众权力总是会引发商业阶级和教养人群内心深层而实在的忧虑。他们始终认为“过度的民主”是个严重的问题。与其他同类型国家相比，美国有着漫长而血腥的工人运动史。工人运动曾经非常强势，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今天的情况倒有点儿相似——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制造的红色恐慌（red scare）[1]中，加之其他因素的诱发，工人运动遭遇灭顶之灾。［杰出的劳工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在其主要代表作之一《劳工团体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er）一书中描述了这段历史。］

此后，工人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几乎处于完全蛰伏的状态，到了30年代中期终于开始复苏，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组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吸引了大量民众投身其中。联合会的出现还激励并带动了其他类型社会活动的发展，包括民权运动、劳工组织、社会及政治运动等等。在这其中，还有一种我们今天不能说的、所有各类社会活动中的先锋部队——共产党。[2]

罗斯福新政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非常赞成以惠及全体民众为目的进行改革式立法，但是首先得想办法使这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于是，他示意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及相关人士，“逼我就范吧，如果你们有能力逼我就范，我将欣然推动此事。”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工人领袖应该进入公众视野、举行示威，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抗议、罢工，使工人运动发展壮大起来。当民众施加的压力足够充分时，他作为美国总统就能推动那些符合工人意愿的立法获得通过。这届政府既富有同情心——愿意带领民众走出大萧条时期（大萧条时期本就是由金融危机所引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深重灾难——也能够制定普惠性的法规。

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商业界的确产生了分歧。全球市场导向的高科技企业支持新政，他们并不反对工人获得权益和体面的收入，同时也对新政时期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国际化倾向颇有好感。而美国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及其会员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内市场导向，它们自然会对新政强烈抵制。这样一来，“人类主宰者”内部便开始分化。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罗斯福的忠实拥趸。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的支持，加上大规模的民众暴动，罗斯福的新政立法工作才能取得全面胜利。这场胜利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态势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消弭了大萧条时期遗留下来的最负面的影响。然而失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一问题直至二战时期都持续存在。[3]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有同情心的政府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存于世。既有罢工运动风生水起，又有静坐示威活动，令工厂主们惊慌失措。必须认识到，静坐示威的下一步就是说出“我们不需要老板，完全可以自主运营工厂”这样的话。生意受此打击自然是一落千丈。30年代末期的商业新闻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报道“实业家所面临的危险来自于正在崛起的群众性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必须被镇压；我们必须加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战争中”去，与“向民众灌输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搏斗。这听起来有点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实则是商业阶级为了打赢这场阶级斗争，披上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已。30年代的商业界文献资料的确颇有几分“鲍威尔备忘录”的风格和语调：“我们失败了，一切正在走向毁灭。”实际上，商业界开始研究出一种当时所谓的破坏罢工的科学方法。既然暴力已然无法解决罢工问题，不如采取一些更加复杂而精妙的办法来削弱工人运动的能量。

大萧条的余威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政府主导了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继而引发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几乎翻了两番——使得大量人口重返工作岗位。这种大规模的政府资源投入，也为战后美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个人电脑、因特网，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玩意儿，若是追溯其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新兴技术其实都是在国家经济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发出来的，绝大多数高科技经济都是通过同样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商业攻势

二战期间，一切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一旦战事结束、百废待兴，来自商业界的攻击波便席卷而来。比如，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he Taft-Hartley Act）[4]和[5]就在大量企业进行宣传攻势时被奉作金科玉律。这种攻势旨在打击工会组织、强占并控制教育系统和体育联赛、渗透教堂，蔓延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此事，有诸多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商业界的另外一招就是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一种更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必须诱导民众，对理应是潜在民意工具的政府心怀憎恨及恐惧，而私营企业却置身事外，从而滋生出某种形式的暴政。在富人和权贵阶层看来，企业拥有的权力越大、政府的权力越小，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简而言之，就是诱导民众憎恨政府。而另一方面，民众又必须支持政府，因为私营经济在各方面都极其依赖政府的支持，包括：支持高科技经济、对企业提供紧急援助以及提供国际武力支持等等——范围很广。

在里根执政时期，商业界的攻击势头变本加厉、尤为猛烈。里根几乎是直言不讳地向商业界宣布：“你们如果想要以非法手段去打击工人们有组织的行动、破坏罢工，那就放手去干吧。”实际上，非法破坏罢工行动的数量一路飙升，而非法解雇工人的数量也增至原来的三倍。甚至在里根执政之前的1978年，汽车工人联合会（the 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道格·弗雷泽（Doug Fraser）就对这种情况表示哀叹，他说，“商业界向工人阶级挑起了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等到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更是发展到了极致。而现如今，私营产业工人中仅有不到7%的人归属于工会组织，这绝非工人们没有组建或加入工会的意愿——民调显示他们极其渴望组建工会——而是他们不被允许这么做。[6]

几年前，在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市以及其他州，我们看到了民众支持工会组织的鲜活案例。2011年，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及其富豪支持者科赫兄弟联手共和党立法机关，对工人运动力量的最后残余进行绞杀，这一行为遭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在麦迪逊市，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并“占领”州议会大厦，此举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支持。民调显示，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些抗议人群。尽管上述做法并不能直接阻止立法进程，但这种局面若是持续下去的话，极有可能引发政府富有同情心的回应，进而实施相应政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所关注的问题）。战后来自商业界攻击波的影响就是：阶级意识强烈的商业阶级施加了诸多暴行，但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反击。

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你是有权有势之人，就一定会想要维护自身的阶级意识，同时把其他所有人的阶级意识磨灭得一干二净。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早期的美国，劳动者有着极强的阶级意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受雇佣的劳工在本质上与奴隶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异只是劳工是临时奴隶罢了。实际上，这种想法如此普遍，甚至都成了共和党的口号。受这种想法驱使，北方的工人们参与到南北战争的战事中去，希望消灭南方的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和北方的薪资奴隶制（wage slavery）。“劳动人民理应接管工厂”是当时一些大规模劳工组织提出来的口号。

这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其原因耐人寻味。150年前，在工业革命早期的美国，新闻出版享有极大的自由度。举例而言，劳动者可以在工厂或是其他地方自行办报，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0]东部地区。在这类报纸上面，有一些常见的主题。例如，对于当时工业制度的强烈抨击，认为这种制度把自由的美国人民都基本上变成了奴隶。受雇佣的劳工被视作与奴隶毫无二致的群体。然而最令人震惊的主题是对于某种“新的时代精神”的批判，引用其原话来说，这种精神就是“许我一人富、他人皆不顾”。这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150年前的“新精神”——你闷声发财，把其他人抛诸脑后。对此的批判体现了极其敏锐的阶级意识。出于权力与特权阶层利益的考虑，将这种阶级意识从民众脑海中清除干净是明智之举，绝对不能让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受压迫阶级。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应该都清楚了吧：“阶级”已经成了禁忌字眼，是不能说出口的。[7]

各位应该都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第一段，就是关于屠夫、面包师那段，人人携手共同努力以及劳动分工是多么美妙。但能坚持看到第450页的人应该为数不多，作者在这一部分严厉谴责了劳动分工，他说劳动分工把人变成了最愚蠢无知的一种生物，因为人们被驱使着去完成简单而程式化的任务，才智与创造力完全得不到锻炼与发展。因此，他大声疾呼：在每一个文明社会里，政府都应该出手干预，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不是机器人，埋首工作但依然是活生生的人。身而为人，就意味着我们能从丰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中——不仅是本族群的传统也包括其他族群的传统——获得滋养，从中获取的不仅仅是技能而已，还有智慧。也应该成为能够思考——能够创造性地思考、独立思考并上下求索——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些内涵特质，那么的确很有可能被机器人所取代。若是想要构建一个值得你我拥有的社会，这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还有一个不能说出口的潜台词是“利益”。政客说“我们必须创造就业机会”，可以理解为“我们必须得到利益”。他们对就业机会毫不关心，那些说“我们必须创造就业机会”的人非常乐于将就业机会转移至墨西哥或中国，因为这同样能增加收益——这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这些修辞手法上的花招就是竭力想阻止人们看到真实发生的景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完全预料得到有权势的人会这么做，但是我们必须识破他们的诡计。

阶级意识

事实上，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已经不如其他同类型工业发达国家，但只要你开始谈论阶级这个字眼，就会引发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现实中，我的一位朋友的确是这么做的。她在一所州立学院讲授历史学导论，在学生们进入课堂之初，她就请他们识别自己的阶级背景，得到了两类标准答案：如果自己的父亲是“阶下囚”，那这个学生就是下层阶级；如果父亲是“看门人”，那这个学生就是中产阶级。这似乎是仅有的两个类别，要么是下层阶级，要么是中产阶级。而当我们谈到劳动者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把他们当作中产阶级。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语境下的独一无二的美国特色中产阶级正遭受严重打击。

我们所身处的美国，是这样一个极为罕见的国家，在这里，人们不能谈论“阶级”一词。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甚至都没有将人群按阶级区分或排序。实际上，阶级的概念非常简单：是哪些人在发号施令？又是哪些人在遵从指令？这一组问题基本上就给阶级下了定义。尽管阶级的内涵更为微妙和复杂，但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

从基因上来看，我们与上世纪30年代的人们毫无差别，因此，当年的人们能做到的事，如今也同样能够实现。当年的民众取得了成功，尽管经历了一段与今天类似的时期——严重的不平等、残暴的镇压、工人运动被摧毁，而且当时的国家远比今日贫困，当时的民众能获得的机会更少。我们完全可以重拾这种传统，扭转当前的发展形势。事在人为，但这种转变绝对不会自行发生，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延伸阅读

《福特公司人员击溃产联组织者；八万钢铁工人罢工；

16人在争斗中受伤》节选

在突发的暴力事件中，工会代表挨了揍之后被赶走，那一天，汽车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尝试将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们联合并组织起来。

理查德·T.弗兰肯斯汀（Richard T.Frankensteen）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汽车业分会代表的身份，组织了一场新会员招募活动，汽车工人联合会西部分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也参与其中，另外还有两位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来监督工会传单的分发事宜。在位于迪尔伯恩的福特红河工厂4号门，他们惨遭毒打，被一次次地打倒在地、被蹬踹，尽管弗兰肯斯汀拼命与暴徒抗争，但最终他们4人还是被暴力驱逐出工厂大门。

工会在声明中指出：在后续的暴力冲突中，福特公司的打手们将那些过来分发传单的工会代表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共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7人是女性。

“这是我有生以来遭遇的最残暴的一次殴打，”弗兰肯斯汀声称，“我们正走在一座人行天桥上，他们扑上来把我们摁倒在水泥台阶上，把我们打倒，然后拎起来再次打倒。”

弗兰肯斯汀、鲁瑟及其他几位受害者，均得到了医生的及时治疗。

1948年9月30日哈里·杜鲁门在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演讲节选

我们十分清楚美国制造商协会是如何精心策划这场针对美国消费者的阴谋的。协会的某位官员对此感到无比骄傲，故而不小心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把故事泄露出来，这次访问内容在取消价格管制后得以发表。现在，请各位都仔细听好了。

在这段访问中，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公关总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1946年耗费300万美元巨资击垮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在报纸广告上耗资150万美元，派遣发言人去往各种妇女俱乐部、公民组织、教师团体等处，共举行了千余场演讲，此外还面向15000名神职人员、35000名农场领袖、40000名妇女俱乐部组织者举行了多场演讲。同时，印有协会宣传文案的传单被发往7500家周报及2500位专栏作家和社论作家。

如此恶毒且精心策划的误导、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攻势，实乃前所未有。

1978年7月17日道格拉斯·弗雷泽致

劳工管理组织的辞呈节选

各位亲爱的劳工管理组织同仁们：

……我极不情愿地发表这样一句结语：我在劳工管理组织的日子到头了。在此，我正式宣布本人将于7月19日从组织辞职……

我认为，参与到这种会议中来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或价值了——无论对我个人还是作为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所代表的150万工人们来说都是如此。我相信，商业社会的领袖们——除极个别人以外——已经决定挑起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这是一场针对劳动者和失业者的战争、这是一场以穷困人民和少数族裔为敌的战争、这是一场欺老害幼的战争，即便是我们社会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也未能幸免。在过去那段见证发展与进步的日子里，曾经存在着某种脆弱且未成文的契约，如今已经被美国工业、商业及金融业的领袖们破坏并废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商界领导及工人领袖们同时来到劳工管理组织的谈判桌前坐下，承认双方既存的差异，去寻找可能存在共识的地方。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美国商业界成功地倡导了一种对疑似良性资本主义的忠诚，这种资本主义强调私人财产、独立自主、自我监管的重要性，同时也拥护自由的民主政治。

很显然，这一体系所体现的效果在“既得利益群体”身上要远远大于在“一无所有者”身上。这种体系得以存续的部分原因是某种不成文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某部分群体境遇足够惨淡时，商界翘楚们就会“施舍”一点，以使得政府或利益团体能够稍微改善一下这部分群体的生存环境。而这种“施舍”往往只是发生在一段持久的斗争之后，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

我们与商业界的关系又一次破裂，最近的这回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商业界挑起了一场针对劳动法改革议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工人运动30余年来遭受到的最为凶残和不公的一次攻击……劳动法改革本身根本召集不起来一个工人，确切地说，无良雇主拖延执行或公然违反现有劳动法的能力，将在劳动法改革开始后受到限制，这种拖延或违反使得工人们无法自主选择被工会代表……

跨国企业在崛起过程中，只顾自身利益而毫无爱国主义或道德准则可言，责任心更是荡然无存。在几乎任何一个层级，我都能觉察到企业对于一个温顺的政府的期待和对无制约的公司个人主义的需求。企业曾经盼望工会能听话，现如今，他们希望工会彻底消失。

1845年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纺织女工的工厂传单内容节选

当你售出产品时，自己的人格得以保留。但当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时，卖出去的就是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民的权益完全丧失，而沦为富有的贵族阶级所掌控的庞大机构的奴隶，任何人要是胆敢质疑这些贵族手中奴役与压迫的权力，都将受到死亡威胁。纺织厂的工人们理应拥有自由与权力，而不是像专制者所操控的机器一样，这些专制者通过使自由、权益、文明、健康、道德和理智等趋向没落，从而在民主的土地上牢固确立君主制原则，建立新商业封建主义。

[1]红色恐慌：又名红色恐怖，是指在美国兴起的反共产主义风潮。——译者注

[2]参见第122页，《福特公司人员击溃产联组织者；八万钢铁工人罢工；16人在争斗中受伤》（《纽约时报》，1937年5月26日）节选。

[3]参见第123页，1948年9月30日哈里·杜鲁门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演讲节选。

[4]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年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的限制公会权利的法案。这项法案企图从根本上修改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后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决。——译者注

[5]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排外运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译者注

[6]参见第124页，1978年7月17日道格拉斯·弗雷泽致劳工管理组织的辞呈节选。

[0]新英格兰：位于美国本土的东北部地区，包括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译者注

[7]参见第126页，1845年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纺织女工的工厂传单内容节选。

9 制造虚幻共识

国家必须由“聪明的少数派”统治，绝不能让民众来做决策。民众愚不可及，因此要制造出一种共识——使他们普遍同意我们所做的决策，把他们局限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这也正是公共关系行业的目标。

在首批关于政府性质的重要的现代研究中，有一篇是由大卫·休谟完成的，他是一位哲人、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在《政府理论的基础》一文中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处于何种政治体制——封建制、军国主义或者其他类型——“权力总是在被统治阶级手中”。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就完全可以夺取政权。但只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没有权力的，那么有权势者就能继续统治。而一旦被统治的人们开始了解自己实际上是拥有权力的，专制独裁类型的政府就会瓦解。这也正是当今公共关系行业的势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1]

公共关系行业的崛起

公共关系行业是在最自由的国度里——英国和美国——绘制出来的一幅奇景，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世纪之前，执政者开始逐渐明白靠武力来控制民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随着工人变得组织有序起来、许多国家的议会里出现劳动党（工党）、女性开始获得选举权等现象产生，民众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这种情景与20世纪60年代相仿，民主制度同样面临险境，而执政者的反应也是相似的。其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公共关系行业的崛起。

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是公共关系领域顶尖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基本上称得上是大师级的存在。他是一位赞同威尔逊、罗斯福、肯尼迪三位总统政见的进步人士，口才出众，也应被归入政治光谱里的左翼分子。他写过一本大作《宣传》（Propaganda）——在当年“宣传”这种词用得很直白——该书颇有些“从业指南”的意思，为崛起中的公共关系行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带着几分麦迪逊派的口吻，解释了自己的目的。他说，我们的国家必须由“聪明的少数派”统治——说白了也就是我们这帮人，凡是支持拥护我们的人都自然得以成为少数派中的一分子。因此，少数聪明人必须从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来管理国家事务。绝不能让民众来做决策，因为他们会做出糟糕的决定。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就是所谓的“共识工程”（engineering of consent）。民众愚不可及，因此要制造出一种共识——使他们普遍同意我们所做的决策。这也正是公共关系行业的目标。[2]

这一信条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如20世纪最主要的进步知识分子之一：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他有一篇著名的论述民主的进步派政论，其观点与伯奈斯如出一辙。“必须把民众局限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如此一来，负责任的人才能不受那些如“迷途羔羊”般民众的干扰，得以从容做出决策。

制造消费者

你必须得假借信仰和态度等手段来控制民众——关于这一点说了很多，大家也都能理解。如果要从态度方面来控制民众，最好的办法就是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的“制造消费者”。要是你能人为制造出“需求”来，使民众认为“伸手可及的所有东西”都是生活中的必需，他们就会受困于消费者的身份中。在20世纪20年代的商业报刊上，经常谈及引导民众去追逐生活中肤浅玩意儿的必要性，比如“时尚消费”，这样一来就能使民众无暇烦扰、掌权者也就落得清净。[3]

实际上，伯奈斯一生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中之一就是怂恿女性吸烟。曾经，女性不怎么吸烟，伯奈斯策划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20世纪30年代为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所做——以说服女性吸烟是一件我们今天语境中很“酷”的事情，抑或是合乎体统、合乎时宜的事，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模范新女性会做的事等，不一而足。没有人算得清，究竟有几千万冤魂要归咎于这场“成功”的公关活动。（伯奈斯的另一壮举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他为联合果品公司效力，成功说服民众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主政府——其实只是因为该政府危及联合果品公司对于当地经济社会的掌控——导致危地马拉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历各种可怕事件与暴行。）

时至今日，这些都已成为一脉相承的统治国家的精英理念。广告行业在“制造消费者”和“将民众困于消费主义中”这两大目标的引导下，呈显著增长之势，在实现这两个目标时，都运用了相当复杂而巧妙的技巧。我们已经在当下社会亲眼目睹了这一理念的实现，例如，那些十来岁的少女们若是周六下午有空闲，一定都会跑去大型购物中心逛街，而不是去图书馆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这群孩子们觉得，“要是我不买个什么电子产品的话，这辈子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这种做法旨在尽量去控制每一个人，从而把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完美的系统。这个完美系统就是构建一个基于二分体——即成双成对——的社会。这一对可以是你和你的电视机，也可以是你和你的苹果手机还有因特网，你的这种“另一半”向你展示着正确的生活方式该是怎样的——值得你拥有的电子设备是什么、为了健康你应当做些什么。接下来你就会把时光和精力都耗费在那些你不需要或不想要的东西上面——即使过不多久就会抛弃这些东西——但它们却已成为衡量你所谓体面生活的标尺。

非理性选择

如果有机会去学一门经济学的课程，你就会了解市场本应基于“明智的消费者做出理性的选择”这一前提。然而这种理论仅仅是纸上谈兵，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要是广告商们恪守这种市场原则的话，那么通用汽车的产品发布只是广告商发布一个简要公告，其内容包括产品、性能以及《消费者报告》杂志给出的评论，如此消费者就能自行判断。

这显然不是一则汽车广告该有的样子！一则合格的汽车广告，必须包含足球明星、女影星、汽车做出诸如爬山之类的疯狂动作等元素。无论何时，你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明白耗费数亿美元就是用以创造无知的消费者，使他们做出非理性选择——而这才是广告该有的样子。

几年前，广告业才刚刚意识到人群中有一个群体是从未涉及的——儿童。孩子们手中没有钱，因此广告从未针对这个群体投放。他们终于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孩子们的确是身无分文，但家长有的是钱。于是，广告业涌现出一种新生事物——所谓“唠叨心理学”。在当今学术界，应用心理学系开始对各种各样的唠叨进行研究：当广告公司希望孩子们为获取某样产品而唠叨时，他们会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而当广告公司推广另外一种产品时，又会相应地采取其他办法。

家长们对此非常熟悉，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当我和孙辈们一起看电视时，他们只不过才2岁而已，就已经被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团团围住——家长们不得不把各种产品买下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广告宣传攻势是如何将人从童年起就牢牢围困住。事实上，关于广告是如何影响儿童以及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学术界有很多出色的研究成果。这是将人们困住的一种形式。

债务是将人们困住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这并不是今天才发明出来的新事物，背后有一段有趣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当年英国人正在其殖民地上废除奴隶制，可这样一来，他们就遇到了问题。当奴隶们都变成自由身，那该如何是好？将如何继续使他们在种植园里工作呢？毕竟，有大量的土地可供他们栖身，只消买上一小块土地，就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了。好吧，英国人无意中也想到了同样的办法，需要做的无非就是把这群原本是奴隶的自由人诱骗进消费主义陷阱里。通过开展足够多的宣传、发布足够多的容易引发人们好奇心的广告等手段，诱导这些被解放的奴隶们觉得自己必须拥有这些商品。他们购物、背债，不用多久就会陷入其中——奴隶经济就这样回归了。

破坏选举

当同样的机构——公共关系体系内的机构——开始运营选举时，他们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即：试图制造出无知的选民，指望他们做出非理性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与选民自身利益背道而驰。

民主理应是建立在“明智的公民做出理性的决策”这一基础之上的。但由于运作竞选活动的是公关行业，因此你能看到的都是些浮华、虚幻的人物。其目的就是使人们远离那些特别重要或大众关注的问题——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公共政策与公众舆论之间存在极其重大的分歧。所以，不如就迫使民众把关注点转移至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去，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像破坏市场一样侵蚀民主制度。此举同样也有助于使民众边缘化，呈原子化（atomizing）分裂，并将其态度和忧虑从对自己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这种问题关系到他们能否生活在一个自由、充满生气的民主社会，并真正发挥作用——引开，只需乖乖地为权势阶层服务。

要让他们成为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一种“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就会顺其自然地出现——直接退到那个麦迪逊主义和《鲍威尔备忘录》盛行的年代。每一次出现这种娱乐表演般的“政治秀”时，我们都能目睹上述种种景象。

推销候选人

总统选举刚刚结束，奥巴马总统就在广告行业获得了“2008年度最佳营销活动”奖。美国媒体没有广泛报道，但如果你去浏览一下国际上的商业新闻报道，就会发现那些企业高管们的欢欣鼓舞。他们说，“自里根总统开始，我们把一个个候选人视作牙刷一样来展开营销活动，把他们推销出去，这一次无疑是我们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业绩。”[4]

我一般不太赞同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观点，但这次不同，当她用所谓的“希妄、改辩”（hopey changey stuff）[5]来嘲讽奥巴马时，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没错。首先，奥巴马当初并未许下任何承诺，所谓的“希望和改变”大部分都只是幻象。回过头去看看竞选时那些候选人所说的花言巧语，仔细审视一番就会发现：关于实际政策问题的讨论少之又少。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因为关于政策的公众舆论与两个党派领导层及其背后的金主的需要之间是完全脱节的。公众被边缘化，政策日益倾向于关注那些资助竞选的个人或团体的私利。

如果你能对此事思量一番，便会发现：广告业每年烧钱达数亿美元之巨，就是为了制造出专注于满足由外在强加的虚假欲望的个体——会做出非理性选择的无知消费者。之所以要在这件事上斥巨资，原因恰恰是因为广告从业者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否则花这种冤枉钱干嘛？他们竭尽所能将普通人转变为非理性的动物，为此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正确的，这钱没白花。假如他们不这么干的话，民众就都能做出理性选择，而在我看来，理性的选择基本能将非法的权力机构和等级制度破坏乃至废除。

延伸阅读

《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节选

对于那些以哲人般的眼光来审视尘世间凡人琐事的人来说，没有比这事儿看起来更让人惊讶的了：少数人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统治多数人，被统治者以毫无保留的顺从姿态，抛弃了自己的观点与激情，服从统治者。当我们探寻“实现这种奇迹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时，就能发现被统治者手中一直拥有着力量，而支持统治者的只有信仰而已。因此，政府建筑在信仰之上——这句话完全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政府：无论是最为专制暴虐、穷兵黩武的政府，还是最自由且得人心的政府。从埃及的苏丹到罗马的皇帝，完全可能像对待无理性的禽兽那样驱使着自己无害的臣民们，使其背离本身的观点和意愿。但即便是苏丹和皇帝在指挥手下的马穆鲁克（mamalukes）[6]和禁卫军（praetorian bands）[7]时，也必须拿他们当人来看待，通过引导其信仰来指挥。

《宣传》节选

对于大众系统性的习惯和观点进行有意且巧妙的操纵，是构成民主社会的一大重要元素。那些能操纵这一无形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人组建了一个隐形的政府——这才是真正统治我们国家的力量。

我们被统治、思维被定型、品味被培养、理念被暗示——这一切大都是由那些我们素未谋面的人所掌控。这是我们这种民主社会组织方式的必然逻辑结果。如果庞大数量的人口想要共同生活在一个运转顺畅的社会中，就必须得以这种形式互相合作……

拥有天然的领导力也好，具备提出所需理念的能力也罢，抑或是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位置等——他们就是通过这些特质或位置统治着我们。对于这种情形，无论你是持何种态度，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商业领域、从社会风气到伦理思维——都由一群相对少数的人们支配着。这群人的数量在全美1.2亿人口中微不足道，却深知广大民众的思维过程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形态。也正是这群人在幕后操纵、把控公众的心态，控制并利用已有的社会力量，同时也努力开拓出新的方法，从而将社会整合起来并指引其前进方向……

我们必须采取领导式民主制，由具有才智的少数派来管理，他们懂得如何把民众组织起来并加以引导。

这算是靠宣传鼓吹建立起来的政府吗？如果你愿意这么形容的话，请随意，但我更愿意称其为通过教育建立的政府。但如果“教育”二字仅仅停留在学术语境下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教育必须是通过创造情境、凸显重大事件、将重要议题戏剧化等手段来进行具有专业水准的启发式宣传攻势。这样一来，未来的政治家才能懂得将民众思维的焦点聚焦到政策的关键点上来，将各式各样的投票者组织起来，理清思路并开展富于智慧的行动。

《从社会禁忌到自由火炬：开拓女性香烟市场的营销》节选

烟草企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抓住了机遇，即充分利用时代赋予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权力及其他重要价值观的机会，使女性成为重要客户。若非如此，吸烟能否在女同胞里那么风靡一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尤其是，烟草企业需要为女性吸烟一事开发出新的社会形象和意义，以此来打消女性吸烟与离经叛道、勾引挑逗的行为和品德之间的固有关联。必须将吸烟行为重新定位为正派的、合群的、流行的、时髦的，而且是有女人味的。市场预期销售目标将在原有基础上翻番。如美国烟草公司总裁希尔先生在1928年所说，“这就好比在我们自家院子里开挖出一个金矿来”。

《奥巴马获胜！……广告时代杂志年度最佳营销者》节选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那种将草根的感染力与使用巨额媒体预算的技能完美融合的竞选——是否已经成功改变美国选民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尚无法确认。但是，他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然赢得了举国上下商业品牌缔造者们的支持。奥巴马被提名为《广告时代》杂志2008年度最佳营销者。

在这场云集了营销人员、广告公司主管及营销服务供应商们的美国国家广告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年度大会上，奥巴马先生获得了其中数百位参会人员的投票支持……“我确实认真地观察过（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在我看来，作为营销人员，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能从中学到些东西”，说这话的是安格斯·麦考利，罗代尔市场营销解决方案公司的副总裁。

[1]参见第139页，《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大卫·休谟，1741年）节选。

[2]参见第140页，《宣传》（爱德华·伯奈斯，1928年）节选。

[3]参见第141页，《从社会禁忌到自由火炬：开拓女性香烟市场的营销》（阿曼达·阿莫斯，玛格丽莎·哈格隆德，2000年）节选。

[4]参见第142页，《奥巴马获胜！……广告时代杂志年度最佳营销者》（马修·克里默，《广告时代》，2008年10月17日）节选。

[5]hopey changey stuff：用以形容奥巴马竞选时所做出的关于希望与改变的欺骗性承诺的委婉语。——译者注

[6]马穆鲁克：原意是“奴隶”，中世纪埃及的奴隶骑兵。——译者注

[7]禁卫军：即罗马禁卫军，是罗马皇帝统领的一支宫廷卫队。——译者注

10 架空全体民众

政策与公众态度是不相关的，而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富人们在管理着这个国家，他们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全民的福利是次要的，有时甚至可以被忽略。

杰出的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曾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基于民意调查数据结果，来探讨公共政策与公众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内容非常明确——政策大家都看得到，而公众意见也都能从广泛的民意调查中了解到。在其一项研究中，他与另一位出色的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一起，研究了1700余项政策决议，将其中公众态度和商业利益的不同影响程度进行对比。我认为他们所展示的研究成果很有说服力，即：政策与公众态度是不相关的，而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吉伦斯还在其他研究中表明，总人口中约70%的人对政策没有丝毫影响力——在美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当收入及财富水平不断增长，你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而富人们则基本上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

民调数据还不够精炼，所以吉伦斯并没有针对人群中最富有的10%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误导，因为权力真正集中在那1%的人之中的一小撮而已。如果研究能深入到这种程度的话，就能非常清楚地发现：富人们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基本上是他们在管理着这个国家。

政策与公众利益不符是一个既成事实，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此事由来已久。政府制定政策是为了执行国家权力意志，也是为了执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权力意志。在当前形势下，主导群体主要来自于商业界。全民的福利是次要的，有时甚至可以被忽略。这一点全体民众也都知道，这也就是大家对各类机构——其实是所有机构——普遍怀有强烈对立情绪的理由。因此，国会的支持率经常只有个位数的百分点，总统讨人厌，企业招人烦，银行令人憎恶——这种对立情绪扩散至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就连科学都不被人待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

无名怒火

我们仍能看到不少全民动员和社会运动的现象，但这些活动都朝着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方向前进。它们采取了无名怒火的形式——人与人之间或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仇恨与攻击。这是一种相当非理性的态度——民众被动员起来对抗自身利益，毫不夸张地说，对抗的完全就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大家还会去支持那些旨在不遗余力伤害民众的政治人物。这些事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眼前——无论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都能看见，每天都看得见——无名怒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是如此。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但这恰恰是权贵阶层的目的所在。他们就是要让民众之间互相仇视、彼此惧怕，“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就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例吧。多年来，我一直用文章和讲演向公众宣扬这样一种危险——一种由诚实而有魅力的思想家的崛起带给美国的危险。这种人充分利用公众的恐惧与愤怒，并将这种原本指向社会痼疾背后实际原因的情绪转移到弱势群体头上。多年来，这种危险一直真实地存在着，而由于特朗普所释放的能量，所导致的危险程度更为严重，即使他本人根本不符合所谓“诚实的思想家”这样的头衔。他除了会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之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

特朗普在那些什么都恨的人中赢得了巨大支持，每次当他发表恶毒的评价——无论针对什么人——他的支持率就会上升。这是一种完全基于仇恨与恐惧而生的局面，我们所见到的现象就是“普遍的愤怒”。这群人中大部分是白种人、都是工人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被弃若敝履。他们经历了一个停滞和衰落的时代，一个民主功能衰退的年代，甚至连亲手选出来的议员都几乎不怎么反映这一群体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他们手中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自己身上完全看不到经济增长，那只是别人的事情。所有各类机构似乎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而他们也对各种机构极为蔑视，尤其是国会。他们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国家——因为某些“不知是谁的人”会将国家从自己手中夺走。这种把更为脆弱与深受压迫的人群当作替罪羊的做法，这种以为自己被“自由派精英”所宠溺的幻觉，经常伴随着苦涩的结局，这一切都再熟悉不过。但有一点值得牢记于心：真正的恐惧与忧虑，是能通过严肃而有建设性的政策来解决的。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曾在2008年也支持过奥巴马，相信其所传递的“希望与改变”的信息，结果自然是既没看到一丝希望也没看到一毫改变。遗憾的是，当他们刚刚幡然醒悟，就马上又被另一个骗子诱惑，相信其提出的另一个版本的“希望与改变”。显然，当这种意象幻灭，必将导致丑陋的反应。但如果真能实施一个实际而富有意义的项目，以此真正地激发起民众的希望、郑重承诺并实际带来急需的改变，那样的结果将会令人满怀希望。遗憾的是，我们的现实做法却是：针对所有事物的普遍愤怒。

在4月15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你能更加明显地体会到这种情况。4月15日是一种衡量社会民主程度的标尺，因为在这一天你得缴税。如果一个社会真正实现民主，那么4月15日应该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民众聚集起来、决定为政府计划和活动投资，这些计划和活动本身就是由民众来策划并认可的。哪里还会有比这一天更好的日子呢？你应该为之击节叫好。

但在美国却并非如此，这一天就像哀悼日一般。就仿佛某种毫无瓜葛的外星力量此时突然降临地球，把我们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偷走——你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这么干。而这居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在公众意识中——是评估民主是否真正发挥其功能作用的一个标准。这可不是一幅美妙的图景。

我们正在描述的存在于美国社会里的发展趋势，若是不得到彻底改变，将会建构起一个极端丑陋的社会。一个建立在亚当·斯密卑鄙格言——“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之上的社会；一个建立在新的时代精神——“许我一人富、他人皆不顾”——之上的社会；一个正常的人类本能及情感——如同情心、团结互助、相互支持——都被驱散殆尽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实在是太过丑陋，我甚至都不知道还会有谁愿意身处其中。就我本人而言，肯定不愿让自己的子孙们生活在这种社会里头。

如果一个社会以私人财富的控制为基础，那必将反映出这样的价值观——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对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贪婪和欲求。如果说一个较小规模的社会是基于这种原则的话，那么它尽管丑陋但仍能生存下来；而若是整个全球社会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那世界将必然朝着大面积毁灭的方向前行。

物种的生存

在我看来，未来非常令人沮丧。也就是说，我们正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一件事我们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回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人类面临着切实存在的物种生存危机。人类这个物种能否存续——至少是以某种体面的形式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极为紧要的问题。

2016年11月8日，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将举行一场选举，为自己的未来打上新的烙印。选举的结果将政府全面的控制权——包括行政、国会和最高法院——都交到了共和党手中，使本届政府成为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组织。

上述内容除了最后一句话，都是毫无争议的。将其称为是最危险的组织——这句话或许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但果真如此吗？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并无不妥。共和党正殚精竭虑地朝着毁灭有组织的人类生活这一目标迅疾飞奔，选取这样一种立场当真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说法是否过于夸张？想想我们刚刚亲眼目睹的一切吧。当选者要求迅速增加包括煤在内的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废除监管规定，拒绝对发展中国家使用可持续能源的转型过程提供帮助。一言以蔽之，就是竭尽所能地朝着悬崖边缘飞奔。

目前，我们已然能看到一些直接的后果。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1]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谈判，目标是编制一份可检验的协定，但结果却是只能勉强接受一种口头承诺式的协定，正是因为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拒绝接受任何有约束力的承诺。随后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2次缔约方会议（COP22）[2]试图填补这个空缺。会议于2016年11月7日开幕。11月8日，恰逢美国选举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发表了一则关于全球环境破坏现状的可怕而不祥的报告。随着美国选举结果的消息传来，大会不得不转而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布退出并企图破坏此次会议，那么会议的整个进程还能否继续。这次大会没有形成任何重要议题就宣告散场，这情景令人十分震惊！坚持为人类体面生存保留希望的领头人是中国！而头号破坏者却是几乎孤立的“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对此，人们再一次发现：这个场面令人无言以对。

同样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是，在关于这场盛大“选举秀”的海量报道中，气候变化大会的事宜被提及时顶多也就是一笔带过——这令人震惊。对于这种情况，至少我是茫然四顾且无言以对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正走向一个连孙辈们甚至都可能无法生存的世界。我们一步步走近万劫不复的环境灾难——说“走”还不恰当——应该说是在朝着灾难狂奔。迫于商业界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美国正成为加速这种危险的“排头兵”和“先行者”。随手翻阅一下新闻头条就能略知一二。《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对北极冰盖（the Arctic ice cap）的测量结果进行了披露。简而言之，事实证明其融化的速度要远远超出曾经参照某种复杂的计算模型做出的预期。北极冰盖的融化将会对整体气候状况带来极其重大的影响。

情况每况愈下，因为当冰盖融化，地表所能反射的太阳能量就会减少，相应的也就有更多的太阳能量进入到大气层，从而制造出一种完全失控且逐渐恶化的非线性过程。文章同时还报道了政府及企业的反应，它们满心欢喜。因为冰盖融化能产生新的可供挖掘开采化石燃料的区域，也就能够加速这一毁灭性进程，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这真是“棒极了”。

我们的后代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好吧，来吧，就让我们肆无忌惮地加速这种进程吧——在不久的将来，由于海平面上升，孟加拉国的亿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而类似的后果也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这也就证明：要么是对我们的孙辈及其他类似群体明显漠不关心，要么是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切同样明显地视若无睹。

另外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就是核战争，这种威胁影响人类生活已长达70余年，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1955年前后，伯特兰·罗素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世界人民发起强烈请愿，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这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选择：即大家——全体人类——必须决定是放弃战争还是走向自我毁灭？历史上，人类曾经有数次都离自我毁灭咫尺之遥。《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杂志设立了一个名为“世界末日钟”（Doomsday Clock）的装置，这一装置自1947年起开始运行，正好在人类首次使用原子弹之后不久。末日钟测量着我们距离“午夜”的距离——午夜也就意味着人类灭绝之时。就在两年前，末日钟的时间被调整为离午夜又近了2分钟——也就是距离午夜只有3分钟的时间[3]。调整的理由是核战争及环境灾难的威胁都在激增。政策制定者们还在不断增强这些威胁，我们不仅正在创造这样的未来，还正使这种毁灭进程加速袭来。

权威结构无法自证

我们的智慧不足以详细描绘出一个完全公正、自由的社会该有的样子。但也许我们能制定出一些指导方针或行动纲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发问，如何才能朝着这种理想状态进步。20世纪末期杰出的社会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只有当生产、商业、传媒等各类机构都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tic）的控制下，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功能健全的民主社会。他说，“政策是商业利益投射到社会之上的阴影”，这句话基本没错。

任何一种权威、统治与等级制度的结构体系——就是指一些人发号施令而另外一部分人遵从指令——都是无法自我验证的。这种结构体系必须想办法去验证其自身的合理性，即担负着所谓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仔细探查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种体系通常是无法自证其合理性的。既然无法证明，那我们理应废止这些体系——通过废除不合法的权力表现形式来努力拓展自由与公正的影响范围。对于组织有序、坚定的、全身心投入的民众而言，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对这种权威结构进行监管，同时还要质疑其存在的理由。这直接源自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论元素，这些元素既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原则，却也是民主制的表现。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两者之间都并非对立关系。这只是看待同一类问题的不同方式，而这个问题就是：受群众欢迎的决策制定过程是否掌握在那些关注决策及其影响力的人手中。实际上，这些年的进步——我们都非常庆幸地认识到这是一种进步——正是如此。

改变

我此生耗费了不少精力在社会运动上，视之为一项完整事业。这不是一件抛头露面的事，我也并非格外擅长此道……也不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之所以局面有所改变，完全是因为有许多人长期以来致力于此。他们在其所在社区、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甚至是任何他们恰好经过的地方都不遗余力地为之付出，因此也就奠定了群众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将会为我们带来改变。这也正是历史上任何事件发生的通用规律。

不妨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美国社会所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是世界上首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言论自由并未在《权利法案》和宪法中得到真正的保障。20世纪早期，言论自由问题才在最高法院被提及，而对这一问题最主要的贡献则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其中的关键事件是发生在民权运动中的一则案例，随后才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们争取权利、拒绝让步。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法院才为言论自由设定了非常高的标准。或是以女性权利为例，女性同样也是通过先识别出压迫性组织体系的存在，继而拒绝接受这种体系并引导其他民众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来。这就是赢得权利必经的路径。

实际上，并不存在通用的解决方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法，至少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针对所有问题的通用解决方法并不存在。我们所享有的权利正是这群热衷于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努力争取来的。他们不仅仅只是通过被动接受信息来执行政策，同时还主动促成政策与民众间的相互理解。请记住，这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当你尝试去做某些事情，同时就能学习、领会到整个世界运转的规律，从而更好地理解应该如何继续做好这些事。[4][5][6]

民众学习的方式就是通过互动交流，这种学习形式即便是在先进的科学领域都是有效的。当你前往一个科学实验室实地观察，人们互相沟通交流、互相挑战，他们提出一个点子，然后从同事或学生那里得到反馈，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如果你是孤立的，那么即便是个天才，想要靠自己苦思冥想来研究出一些成果也相当不易。因为缺乏资源、缺少支持，缺少那种支撑你去努力发现自我、探索世界、思索从何入手研究问题的鼓励。

工会代表着一种极富教育意义的力量，不仅能为工人的权益努力抗争，同时也使工人接受教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因此，当社会中有如同工会那般运行良好、影响重大的组织时，你就能学会从何处入手解决问题，能与其他人互相鼓励、互通有无，观点或想法就能在接受挑战中不断改进。接下来，你就有能力克服意料之中的来自精英机构的阻力——那种将你阻隔在他们不希望让你了解的事务之外的阻力。这与其他方面发生的事情一样，就是与权力阶层进行持续的斗争。

“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期间，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活动早期阶段，政府施加了非常明显的压力。大量组织活动的行为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渠道，因此，穆巴拉克总统做出关闭因特网的决定，试图阻止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而由此带来的后果又如何呢？群众运动的数量反倒是增长了，因为人们回归到了真正重要且有效的沟通形式——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展开了真正的对话。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直接的人际交往收效明显，包括：直接将人们组织起来，将主张亲口说给他们听并聆听他们的诉求等。社交媒体很有效，所有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者们都在使用，但这效果远不如亲身加入一场直接与人们面对面的讨论中去。我们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人——务必牢记这句话。

那么，对于“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自主选择去做，什么事都行。事实真相是，从相较之下的标准来看，我们算是生活在一个自由度极大的国家里。这种状态并非来自上苍的恩赐，目前所享有的自由都是前人通过艰苦卓绝、苦难深重、勇敢无畏的群众斗争得来的，而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拥有自由。我们拥有的这份遗产，是其他人斗争换取来的一笔巨大财富。因而也就赋予我们大量机会——从诸多方面看，我们身处的社会仍然是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地方。政府实施强迫行为的能力极为有限，商业社会即使想要采取强制手段，也并不具备相应的机制。因此，只要大家能组织起来，像过去那样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抗争，我们就能实现很多事情，取得许多胜利。

我认为我们在社会、文化层面以及在制度上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缺点与瑕疵——这些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在常规公认的框架体系之外着手运作才能改正这些问题。同时，人们必须寻求新的政治行动方式。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主要是在年轻的人群中间——年轻人历来是改变发端的地方。而这些改变将走向何处？这取决于你，方向就是由每一位像你这样的普通民众来决定的。

我的多年至交、已故的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曾经这样说道，“真正重要的往往是由不知名的人们所做的数不胜数的小事，正是这些人为那些足以载入史册的重要事件的发生打下基础。”是他们，用行动在过往的岁月中留下足迹；依然是他们，还将继续用行动在未来的日子里镌刻印迹。

延伸阅读

1969年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上诉人，三K党（Ku Klux Klan）头目，根据俄亥俄州刑事工团主义法，因“鼓吹以犯罪、破坏、暴力或非法的恐怖主义手段为途径的责任、必要性和规矩，以达到产业改革或政治改革的目的”和“主动与相关社群、团体或人群集结起来去讲授或鼓吹犯罪工团主义的信条”而被定罪。

无论是起诉书中还是初审法官做出的指示里，都未能澄清法令中关于此项犯罪的定义，因为仅仅用“鼓吹”来表达，是无法区分究竟仅仅是煽动还是犯下了实际迫近的非法行为。

兹决议：此法令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实际应用中，都号称要对仅仅停留在鼓吹阶段的行为或是与他人集会结社仅仅是鼓吹所描述类型的行为而进行惩罚和禁止，违者将被处以刑事处罚。然而这些处罚都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谴责的行为。言论和新闻自由并未允许任何一个州禁止人们鼓吹使用暴力或使用违法手段，除非这类鼓动的目的在于煽动或制造危急的非法行为，并有可能煽动或制造这类行为。故推翻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判例汇编，第274卷，第357页）一案的判决意见。

1963年2月25日爱德华兹诉南卡罗来纳州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我们政府体制下的言论自由具备招致质疑的功能。而实现此一至高目标恰恰需要诱发一种动荡的状态，制造对现状的不满甚至是激起民众的怒火。言论本身就常常是富于煽动性的、具有挑衅意味的。言论自由会攻击偏见与成见，当说服人们接纳某种观点时更是会产生极其令人不安的效果。这也正是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审查或惩罚的原因，除非这种言论表现出容易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一种会导致严重的实质性罪行，一种远不止于引发民众不便、烦恼及不安的危险……在现行宪法制度下，更为限制性的观点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因为，如无言论自由，则会导致立法机关、法院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集团拥有了强制统一思想的权力。

1964年3月9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被告人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位民选官员，向州法庭提起诉讼。声称自己被上诉企业报纸所刊载的一则广告所诽谤，广告中的文字由四位上诉人及其他人所撰写。广告中的部分声明是虚假的，如关于警方疑似针对参加公民权利示威的学生和民权运动领袖采取的行动。被告人表示，该声明提到的是他——因为他当时的工作职能中包括对警察部门的监督。初审法官指示陪审团这种声明属于“自成诽谤”，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侵害已暗含其中，无须证明其遭受实际损失。只要该声明是由上诉人刊登了涉及调查对象的内容，那么基于补偿性赔偿的目的与恶意推定原则，就应该处罚上诉方支付赔偿金。至于惩罚性赔偿方面，法官指示单纯的过失行为不能作为实际恶意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惩罚性赔偿金的合理性；法官拒绝指示实际的伤害或鲁莽意图必须在支付惩罚性补偿赔偿之前，或是对被告进行裁决时应区分开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陪审团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兹决议：任何一个州，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公务员都不能因行使公职时所受的诽谤谎言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其能证实这种诽谤具有“实际恶意”——即这种诽谤的声明完全是在明知是错误或罔顾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的。

[1]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会议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也称巴黎世界气候大会。——译者注

[2]第22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会议，会议时间为2016年11月7日至11月18日，也称马拉喀什世界气候大会。——译者注

[3]在作者此段文字落笔之后，世界末日钟于2017年1月26日又发生过一次调整，距离“象征世界灾难末日的”午夜时分仅剩两分半钟，这也意味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上升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译者注

[4]参见第160页，1969年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5]参见第161页，1963年2月25日爱德华兹诉南卡罗来纳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6]参见第161页，1964年3月9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财富与权力：乔姆斯基解构美国梦终结的10个观点

[美]诺姆·乔姆斯基　著

杨文展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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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字 数：8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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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217-6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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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美国梦的一种注解

引言

1 削弱民主权力

2 塑造意识形态

3 重塑经济模式

4 转移赋税负担

5 破坏社会团结

6 掌控监管体系

7 操纵选举活动

8 驯服底层劳工

9 制造虚幻共识

10 架空全体民众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