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卷）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卷）/梁培宽编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608-2

Ⅰ.①梁…　Ⅱ.①梁…　Ⅲ.①梁漱溟（1893-1988）-书信集IV.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64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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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卷）

编注：梁培宽

责任编辑：李頔　冯慧敏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608-2/K·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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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辑录者前言 创造朋友团体 永念师友情谊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亲师取友

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敌后朋友处境艰难

北碚终成朋友团体聚合与联络处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朋友团体之终结

关于家书

第一辑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1949年以前）

致京师图书馆 /约1916年

致范源廉 /1916年

致蔡元培 /1916年

致蔡元培 /1917年

致蔡元培 /1917年

致蔡元培 /1917年

致蔡元培 /1919年

致胡适 /1920年

致胡适 /1920年

致胡适 /1920年

致胡适 /1922年

致胡适 /1923年

致胡适 /1923年

致胡适 /1930年

致陈大齐 /1920年

致陶孟和 /约1920年

致钟器行 /约1920年

致《新佛教》记者 /1920年

致王国维 /1925年

致《清华周刊》记者 /1925年

致钟某 /1926年

致《醒狮》周报 /1926年

梁焕鼐、梁漱溟致《社会教育星期报》 /1928年

致张逸 /1930年

致《东方杂志》 /1932年

致舒新城 /1932年

致舒新城 /1932年

致舒新城 /1933年

致某杂志编者 /1937年

致某先生 /19？年

致《大公晚报》记者 /1944年

致鲍威尔 /1945年

致某先生 /1946年

陶行知、梁漱溟致吴国桢 /1946年

致济猛 /1946年

致济猛 /1949年

致卢作孚 /1947年

致罗隆基、周新民

致章伯钧等 /1947年

致黄炎培 /1947年

致民盟总部某先生 /1947年

致余宗范 /1948年

致余宗范

致关爱仙

致雷子震 /1949年

第二辑 梁漱溟致政界人士及有关机构

致邵力子 /1943年

致民社党、青年党 /1947年

致张君劢 /1947年

致张澜 /1949年

致毛泽东、周恩来 /1949年

致毛主席 /1952年

致林伯渠 /1951年

致林伯渠转呈毛主席 /1952年

致政协秘书处转呈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1952年

致全国政协整风办公室 /1958年

致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1965年

致全国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

致中央文革小组并转毛主席

致周总理并转毛主席 /1968年

致周总理 /1969年

致政协学习小组长 /1974年

致全国政协 /1979年

致统战部某领导 /1982年

致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58年

致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

致广雅中学 /1983年

致中国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 /1982年

致山东邹平县文化局 /1983年

致山东邹平县文化局 /1983年

致《光明日报》1986年

第三辑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1950年以后）

致王敬止 /1960年

致王敬止 /1960年

致冯友兰 /1971年

致冯友兰 /1985年

致冯友兰 /1985年

致章士钊 /1972年

致章士钊 /1972年

致李一平

致鲜继恒 /197？年

致鲜继恒 /197？年

致鲜继恒 /197？年

致鲜继恒 /1973年

致鲜继恒 /1979年

致孔文振 /1977年

致孔文振 /1977年

致黄河清 /1978年

致黄河清 /1978年

致黄河清 /1979年

致黄河清 /1980年

致黄河清 /1982年

致黄河清 /1983年

致单培根 /1978年

致单培根 /1979年

致单培根 /1981年

致庄一拂 /1978年

致杨复全 /1978年

致李任夫 /1979年

致李任夫 /1980年

致李任夫 /1982年

致李任夫 /1982年

致叶笃义 /1979年

致吴滔 /1980年

致吴滔 /1981年

致艾恺 /1980年

致艾恺 /1980年

致艾恺 /1980年

致艾恺 /1981年

致艾恺 /1981年

致艾恺 /1985年

致艾恺 /1985年

致艾恺 /1986年

致林琪 /1980年

致林琪 /1980年

致林琪 /1980年

致林琪 /1981年

致林琪 /1981年

致林琪 /1985年

致周俟松 /1980年

致周俟松 /1983年

致周俟松 /1986年

致言申夫 /1980年

致言申夫 /1984年

致万亦吾 /1980年

致李士钊 /1981年

致田光烈 /1981年

致田光烈 /1981年

致吴藕汀 /1981年

致马秋帆 /1981年

致同辈某君 /1981年

致崔有志 /1981年

致景嘉 /1982年

致景嘉 /1985年

致景嘉 /1986年

致和崎博夫 /1987年

致萧敬春 /约1982年

致朱据之 /1983年

致朱据之 /1984年

致朱据之 /1985年

致冯振家属 /1983年

致刘雨涛 /1983年

致梁平甫 /1983年

致卢资平 /1983年

致卢资平 /1984年

致卢资平 /1985年

致卢资平 /1985年

致郭齐勇 /1984年

致骆承烈 /1984年

致骆承烈 /1984年

致黄席群 /1985年

致谢和赓 /1985年

致陶天白 /1985年

致董乃强 /1987年

致张旭光家属 /1987年

第四辑 梁漱溟致师友

致熊十力 /1958年

致徐名鸿等 /1925年

致张申府 /1952年

致张申府 /1971年

致张申府 /1971年

致张申府 /1973年

致张申府 /1973年

致张申府 /1973年

致陈政 /1973年

致陈政 /1973年

致陈政 /1973年

致陈政 /1976年

致陈政 /1977年

致陈政 /1977年

致陈政 /1977年

致陈政 /19？年

致陈树谷 /1978年

致叶麟 /1976年

致叶麟 /1976年

致叶麟 /1976年

致陈亚三 /1950年

致黄艮庸 /1971年

致黄艮庸 /1971年

致张俶知 /1979年

致张俶知 /1980年

致张俶知 /1982年

致张俶知 /1983年

致张俶知 /1983年

致张俶知 /1983年

致张俶知 /1983年

致云颂天 /1972年

致云颂天 /1972年

致云颂天 /1972年

致云颂天 /1972年

致云颂天 /1973年

致云颂天 /1974年

致云颂天 /1975年

致云颂天 /1975年

致云颂天 /1976年

致云颂天 /1976年

致云颂天 /1977年

致云颂天 /1977年

致云颂天 /1978年

致云颂天 /1978年

致云颂天 /1979年

致云颂天 /1979年

致云秉心 /1983年

致云其娥 /1983年

致阎宗临 /1972年

致阎宗临 /1973年

致阎宗临 /1973年

致梁佩云 /1978年

致马仰乾 /1970年

致马仰乾 /1971年

致马仰乾 /1971年

致马仰乾 /1971年

致马仰乾 /1971年

致马仰乾 /1971年

致马仰乾 /1972年

致马仰乾 /约1973年

致马仰乾 /1974年

致马仰乾 /1975年

致马仰乾 /约1975年

致马仰乾 /约1975年

致马仰乾 /1976年

致马仰乾 /1976年

致马仰乾 /1976年

致马仰乾 /1976年

致马仰乾 /1977年

致马仰乾 /1977年

致马仰乾 /1977年

致马仰乾 /1977年

致马仰乾 /1977年

致马仰乾、周泽甫 /1977年

致马仰乾、周泽甫 /1977年

致马仰乾 /1978年

致马仰乾 /1979年

致马仰乾

致马仰乾 /1980年

致马慧洪 /1980年

致马慧明 /1980年

致李朴生 /1980年

致李朴生 /1982年

致王星贤 /1974年

致王星贤 /1974年

致王星贤 /1974年

致王星贤 /1975年

致王星贤 /1977年

致王星贤 /1977年

致王星贤 /约1980年

致何绛云 /1978年

致何绛云 /1980年

致何绛云 /1982年

致唐君毅 /1951年

致唐君毅 /1974年

致唐至中 /1983年

致薄蓬山 /1961年

致薄蓬山 /1961年

致薄蓬山 /1961年

致薄蓬山 /1962年

致薄蓬山 /1963年

致薄蓬山 /1964年

致薄蓬山 /1965年

致薄蓬山 /1966年

致钱子范、薄蓬山 /1966年

致薄蓬山 /1967年

致薄蓬山 /1968年

致薄蓬山 /1968年

致薄蓬山 /1969年

致薄蓬山 /1970年

致薄蓬山 /1971年

致薄蓬山 /约1972年

致薄蓬山 /1973年

致薄蓬山 /1973年

致薄蓬山 /1973年

致薄蓬山 /1973年

致薄蓬山 /1974年

致薄蓬山 /1976年

致薄蓬山 /1977年

致薄蓬山 /约1978年

致薄蓬山 /1979年

致薄蓬山 /1980年

致岳美中 /1950年

致岳美中 /1977年

致岳美中 /1977年

致岳美中 /1981年

致岳美中家属 /1982年

致孟宪光 /1973年

致孟宪光 /1976年

致孟宪光 /1976年

致孟宪光 /1976年

致孟宪光 /约1976年

致孟宪光 /1976年

致孟宪光 /1976年

致孟宪光 /1977年

致孟宪光 /1978年

致孟宪光转孟泽、孟溟 /1978年

致孟宪光 /1978年

致孟宪光 /1979年

致孟宪光 /1979年

致孟宪光 /1979年

致孟宪光 /1979年

致孟宪光

致孟宪光 /1979年

致孟宪光 /1980年

致孟宪光 /1980年

致孟宪光 /1980年

致孟宪光 /1981年

致孟宪光 /1981年

致孟宪光 /1982年

致孟宪光 /1982年

致李渊庭 /1972年

致李渊庭 /1975年

致李渊庭、阎秉华 /1975年

致李渊庭、阎秉华 /1976年

致李渊庭 /1986年

致李渊庭 /1987年

致徐树人 /1974年

致徐树人 /1980年

致田镐 /1969年

致田镐 /1969年

致田镐 /1969年

致田镐 /1971年

致田镐 /1972年

致田镐 /1973年

致田镐 /1973年

致田镐 /1973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致田镐 /1975年

致田镐 /1975年

致田镐 /1975年

致田镐 /1975年

致田镐 /1975年

致田镐 /1976年

致田镐 /1976年

致田镐 /1976年

致田镐 /1976年

致田镐 /1976年

致田镐 /1976年

致田镐 /1977年

致田镐 /1977年

致田镐 /1977年

致田镐 /1977年

致田镐 /1977年

致田镐 /1977年

致田镐 /1978年

致田镐 /1978年

致田镐 /1978年

致田镐 /1978年

致田镐 /1978年

致田镐 /1979年

致田镐 /1979年

致田镐 /1979年

致田镐 /1979年

致田镐 /1981年

致田镐 /1981年

致田镐 /1981年

致田镐 /1982年

致田镐 /1982年

致田镐 /1982年

致田镐 /1982年

致田镐 /1983年

致田镐 /1984年

致田镐 /1984年

致田镐 /1984年

致田镐 /1985年

致田镐 /1985年

致田镐 /1985年

致田镐 /1987年

致吴顾毓 /约1976—1978年

致吴顾毓 /约1976—1978年

致吴顾毓 /约1976—1978年

致张虎鸣 /1980年

致张虎鸣 /1982年

致范云迁 /1985年

致严寅 /1981年

致胡应汉 /1953年

致胡应汉 /1956年

致胡应汉 /1974年

致胡应汉 /1976年

致胡应汉 /1976年

致胡应汉 /1977年

致胡应汉 /1977年

致胡应汉 /1978年

致胡应汉 /1978年

致胡应汉 /1978年

致胡应汉 /1978年

致胡应汉 /1979年

致胡应汉 /1979年

致胡应汉 /1979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0年

致胡应汉 /1981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2年

致胡应汉 /1983年

致胡应汉 /1983年

致胡应汉 /1984年

致胡应汉 /1984年

致胡应汉 /1985年

致李炳海 /1973年

致李炳海 /1973年

致李友年 /1973年

致李友年 /1973年

致李友年 /1973年

致李友年 /1973年

致李友年 /1973年

致李友年 /1983年

致周植曾 /1975年

致袁昌 /1978年

致袁昌 /197？年

致袁昌 /1977年

致袁昌 /约1980年

致卢广绵 /1973年

致陈道传 /1973年

致陈道传 /1973年

致陈道传 /1978年

致陈道传 /1978年

致陈志彪 /1981年

致董泮清 /1973年

致董泮清 /1981年

致董泮清 /1984年

致董泮清 /1985年

致曹慕樊 /1981年

致吴秀峰 /1983年

致公丕文 /1987年

致张拱卿 /1950年

致张拱卿、李二水、饶绪道 /1951年

致张拱卿 /1951年

致李二水 /约1951年

致李二水 /1981年

致窦桂枝 /1983年

致陈维博 /1981年

致陈维志 /1974年

致某友人 /1966年

致某友人 /1976年

致某友人 /1977年

致某友人 /1980年

致赵树燊 /1950年

致陈肃 /1978年

致张家成 /1981年

致张家成 /1982年

致孙方成 /1981年

致孙方成 /1981年

致孙方成 /1981年

致孙方成 /1982年

致饶绪道 /1984年

致静吾 /1984年

致杜林 /1985年

致唐宦存 /1984年

致唐宦存转原勉仁文学院同学 /1986年

致唐宦存 /1986年

梁漱溟致京师图书馆（约1916年）

梁漱溟致蔡元培（1916年）

梁漱溟致《大公晚报》记者（1944年1月4日）

梁漱溟致张澜（1949年1月5日）

梁漱溟致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1月6日）

梁漱溟致林伯渠转呈毛主席（1952年2月）

梁漱溟致熊十力（1958年）

梁漱溟致全国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9日）

梁漱溟致冯友兰（1971年1月26日）

梁漱溟致田镐（1975年3月2日）

梁漱溟致周植曾（1975年3月28日）

梁漱溟致骆承烈（1984年6月22日）

辑录者前言　创造朋友团体　永念师友情谊

为先父梁漱溟辑录整理其书信并出版，前后有四次。

1993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信函498件。这是第一次。

1996年出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件。这是第二次。

2009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61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焚毁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红卫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焚毁，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年8月24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文革”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1938—1946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间，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这里所说的那封长信，如今欲寻得之已绝无可能了。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年12月30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1976年8月10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年8月）

对师友昔日来函之看重，实出于对师友情谊之难忘。

亲师取友

师友昔日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

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佛学。儒学与佛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及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地多有转移。

1924年因先父接办山东省六中高中，朋友团体遂转往菏泽。

1928年因接办广东省立一中，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进行教育改革约三年。

1931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骨干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敌后朋友处境艰难

留在敌后的朋友处境艰难险恶。1939年先父至敌后巡视及返回四川大后方之后，不断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月，李星三同学代表所领导游击队往伪军驻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伪军实为诈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月初，公竹川同学被杀，弃尸无头。公竹川曾在敌后引导先父及随行人员，从蒙阴境群山间与敌周旋近月，终得冲出重围，分手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年6月12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9月，先父自敌后返回四川大后方，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黄生在抗战后极努力工作，然竟被诬为托匪而杀之！”

北碚终成朋友团体聚合与联络处

1937年自山东撤往四川的朋友，经过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终寻得重庆北碚为落脚点，在此创办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书院。从此北碚成为朋友团体的聚合地与联络处。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尝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后，朋友团体分别星散了。

1949年重庆解放，先父创办之中学、学院、书院均奉命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政策是私人不得办学）。先父1950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团体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于先父先后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1964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1966年以“逃亡地主”莫须有罪名，遭红卫兵押回广东老家，途中时遭“不是文斗，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劳动改造，捡粪挣工分糊口。1972年解除劳改回京。1976年11月病故。据艮庸先生家人说，先生曾表示愿在京侍奉老师至百年后，然后返回故乡终老，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先父对此尝说：“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镐信，1976年11月27日）

云颂天先生于1970年、1975年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北碚来京看望老师。1983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云先生因中风已举步维艰，仍多次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此可见。

朋友团体之终结

1988年6月23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此时朋友团体成员多早于先父身故，而如今起着精神领袖的中心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走向最后终结。回顾此朋友团体从开始形成，至最后终结（1922—1988年），历时达六十六年。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这是先父上世纪30年代初于朝会上向青年学生说的话（见《朝话》一书）。

先父与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领与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团体逐渐形成，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合力，使团体得以凝聚不散，遂实现了“创造集团”之事。在这创造中，先父的作用较多，自是当然。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朝话·人生的意义》）先父与青年朋友们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关于家书

本书最后一辑为家书之汇编。

说到家书，在写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写于1938年，是先父初访延安后，再至开封做短暂逗留，又到江苏徐州写成并付邮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前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国军队守卫之中。此信寄达的目的地为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时笔者兄弟二人正随堂姐滞留于此。此时约在1938年2月中旬，华北已沦入日军之手；此信当是经过苏北、山东、河北等敌占区，然后才到北平的。想不到这么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经历，而它被保留下来，至今已达七十九年！

自母亲1935年病故于山东邹平后，父子三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为父子联系的重要工具，而显得更加可贵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后只寻回一部分，损失大部分；有幸劫后余生的部分，就更弥足珍贵了。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也是很合适的。

还要指出，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记得在编成《梁漱溟日记》后，笔者曾在前言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几句话用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书，也是很合适的。

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后的附件为原信所有，此次一并收入。缺字、疑误字以“〔〕”标之，无法辨识者以“□”示之，缺损处以“（×缺）”并楷体说明。部分书信原本没有标点，均由我一一添加补足。

辑录与编成此书信集的过程，得到世纪文景何晓涛等同志全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应当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至于此书如有不当或差错之处，还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谢谢！

辑录者梁培宽

于北大承泽园

2016年11月26日　时年九十有一

第一辑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1949年以前）

致京师图书馆　/约1916年

敬启者：兹取宿臧《楞严经正脉疏》一部奉赠，即希

庋存，以备众览。幸甚。此上

图书馆公鉴。　梁漱溟再拜

注：此信由今首都图书馆提供。原件存该馆档案室。据该馆档案记载，该馆曾于“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发文致谢。按：袁世凯“接受”帝位后，改第二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据此推算，著者赠书应在发文致谢日（3月21日）之前，即1916年1—2月或1915年末，但以1916年初的1—2月间，更有可能。——辑录者注，下略

致范源廉　/1916年

漱溟拜

静生总长阁下：迩闻蔡鹤倾先生莅京，未审寓居何所。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恐不省忆矣。兹思诣谈，敬丐

公一缄作介，并希

示知寓址，为感。小事干冒，悚愧无量。伏问

政祺。　梁漱溟再拜

注：1913年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又一度称帝。1916年6月袁病死后，由黎元洪为代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成立南北统一政府。范源廉，字静生，为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因范先生力荐，由欧洲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信即在蔡先生抵京后所写。

此信及其后著者致蔡先生函多件，均由蔡先生家属提供，才得收入本书信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著者收存的蔡先生函多件，本经精心装裱收藏，却为红卫兵于“文革”中全部焚烧，化为灰烬了（同时被毁的还有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生致著者手札）。

致蔡元培　/1916年

漱溟再拜

鹤倾先生左右：闻

公莅京，欢忭无量。敬丐　静生先生介绍，并奉旧作《究元决疑论》呈览，拟四日诣谒。先布，谨叩

道安　梁漱溟再拜

注：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年任北大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病逝于香港。此信约写于1916年12月底。

致蔡元培　/1917年

鹤卿先生赐鉴：顷闻

大学图书管理徐君已经辞职，

公如不弃谫拙，以此见委，冥当立辞部职，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细事屡干，不任悚息。伏候

赐复，并叩

道安　梁漱溟谨上

注：此信约写于1917年3—4月间。“部职”指司法部秘书一职。

致蔡元培　/1917年

兹有小事干　请。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学之告白，颇思与试，以资深造，唯其原限资格，必大学或专门毕业者，乃许与试。张在大学，距毕业期只三月，似不相远，特属冥言于

先生，为之备文送考，俾得与试。张君资质特优，倘更游学，必有远到。如无窒碍难行之处，可否

特赐允许。以

先生掖进后学之心，或乐与玉成欤。顷以此诣校求面，值

公出，不获陈白，用肃函布，恳希

裁夺，

径传示张君为荷。手颂

道祺　梁漱溟再拜

注：张崧年即张申府（1893—1986），河北献县人。1913年入北大预科，1914年考入北大哲学门，后转数学门。1917年毕业，留校为预科助教。五四运动时，任《新青年》编委。1920年参与筹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底赴法，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24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退党。后历任清华、北大等校教授。抗战中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

致蔡元培　/1917年

昨夕拜读

手诲，极见

不苟同。肃然敬服，唯

札语简略，

尊恉犹未具悉，暇时当诣请

教言。郭著冥饫闻其说，而稿实未寓目，比加检视，不无可商，引用佛经亦多

未安，尚须属其细酌耳。颇闻

治事勤苦，屡有渎冒，衷歉甚深，肃谢。谨叩

兴居　漱溟再拜

致蔡元培　/1919年

顷去年哲学门毕业之黄生文弼来谈，拟在大学求小事，耤便读书。据云先已谒　公。更属冥代陈，即乞

鉴察是幸。开学日以东西文化一稿于晚饭后步送

尊寓，知　公苦忙，故不求晤。前廿二日晤适之，言尚未见吾稿，想

冗中未披阅耳。得间乞　稍加翻阅即饬送适之处为幸。此请

孑民先生鉴。制漱冥顿首

注：“制”即“制中”，意为居丧期间。

致胡适　/1920年

适之先生：兹白话《唯识述义》出板，敬奉一册，乞

教正。冥学无根柢，自知甚明，所说必多未是之处，千万不吝指摘是幸。此请

大安　制漱冥顿首

外书一册呈

胡适之先生收

注：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哲学家。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五四”时任教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力倡白话文。胡先生与著者同于1917年入北大任教。

此信及以下未作说明的致胡适先生及陈大齐先生各信，均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唯识述义（第一册）》于1920年1月出版，此信当写于此书出版之后不久。

致胡适　/1920年

适之先生：昨

先生为我言唐代哲学要称述者不为韩愈李习之，而为玄奘窥基，此自公论。然岂唯玄奘窥基而已，自佛法入中国蔚为十三宗之盛，其学靡不足称述者也。十三宗者多此土所辟创，其原本印度者其学亦成于中国人之手，当时讲习之盛实为大观，即今所遗典籍翻译著述之富，亦谁与埒乎，约之又约，唯识、三论、天台、华严、禅宗五者似不容略矣。

尊意以为何如？昨马夷初先生以所为庄子札记见诒，其间几于全以佛家言为之诠释，且唯识之义尤多，此种讲法固非所敢闻，但其间亦塙塙有当比类而观者。又宋明学与禅家之关系极深复而极有辨，讲宋明哲学亦不容不论及之。今此两科目均排在三年级必修，则唯识之学禅家之学不可不于一二年时讲哲学史大纲中预为讲述明矣。此本当于印度哲学中讲之，唯禅家之云印度所无。又印度哲学列为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既排次在后，不相衔接，又为不必修非其所任，故极望哲学史中于前开五宗郑重讲述，无使中国哲学学生于其学之美者无所闻也。因闻　先生言似有略述名目，不能细讲之语，因奉书陈白如此，唯　教之幸甚。此颂

万福。制漱冥顿首

以佛家学之价值，其视道家为何如，其视宋明儒为何如，乃道家宋明各列专科，定为必修，佛家学则仅于印度哲学中一讲之，且视为与此土思想无甚关系，定为不必修，岂非大谬。冥惰于发言，不愿与仲甫诸君争。以　君时来就语，故亦略申其意耳。

致胡适　/1920年

复示敬承。印度哲学一科已经包印度多少宗派的学说，又要包十三宗，岂不太大乎。如此之大，乃欲于如此短之时间讲了，岂不太难乎。佛学未整理，不能入本科必修，乃道家学宋明学独为已整理乎。孔子之学无论如何不适，乃不足比于道家学宋明学乎。如谓宋明学即孔学之谓，宋明学果可以代表孔学乎。此皆漱冥不能无疑者也。漱冥之意，本科必修中国哲学六小时，宜孔家二小时，即包宋明学在内，道家二小时，佛家二小时，乃为平妥，否则将印度哲学改作必修（宋明仍应改孔家字样），提前在一二年时讲之，庶亦合理耳。

先生其何以教之。制漱冥顿首

致胡适　/1922年

适之先生：前奉上十册，计

察入。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星期二日晚七钟后奉约吾

兄到前门内沈宅聚谈（西城根自来水公司隔壁三十八号），并求

转约同志数人（如有责任心者最好）同聚是感。

手叩

刻安　漱冥顿首

守常（李）、孟和（陶），并乞代邀衡山（钧儒）。

致胡适　/1923年

顷奉手示，并《读书杂志》见教一文，敬诵悉。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漱冥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诲；倘更辱评论其致误之由，而曲喻其所未达，则蒙益者，宁独一漱冥乎？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

匆复

适之先生

漱冥手复

四月一日

致胡适　/1923年

适之先生：

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冥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

复谢。顺候

起居

漱冥顿首

四月四日

注：以上两信均录自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亚东图书馆，1921年）。

致胡适　/1930年

适之先生：闻　先生迁来北平居住，甚喜。《村治》八期《中国问题之解决》一篇，敬寄请

赐阅指教。漱因事赴济南，须两周可返。手此敬问

冬安　梁漱溟拜

十二月二日

第七期不知曾入

阅否

注：著者于1930年初参与河南村治学院创办工作，同年5月又接手《村治》月刊事，任主编。《村治》月刊出版至1933年8月停刊。信中所说为一卷第八期，出版于1930年10月1日。信中说“因事赴济南”，意为去济南商谈在山东创建一开展农村改造工作的机构，从事研究及培训农村工作人员之事。

致陈大齐　/1920年

前与胡适之先生论及本门科目详略不当，胡君谓可在教授会提议。今拟提议如下：

一、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课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拟改为孔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其理由因宋明学不能代表孔学，而中国哲学中无不讲孔学之理，故改宋明学为孔家哲学，又因中国哲学中不能不讲佛家学，而现在印度哲学一科但列为第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非其所任，故应添佛家哲学一种于二三年必修科中。

以上提议之件请

开本门教授会议公决为望。此上

陈百年先生。制漱溟顿首

注：陈大齐（1886—1983），字百年，当时为北大哲学系主任。著者尝写道：“陈先生是昔年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文科哲学系主任，很相熟。他当时主讲心理学。……离北大后仍时有把握，地点似在重庆了。”“本门”即“本系”，当年哲学系称哲学门。

致陶孟和　/约1920年

孟和先生左右：

从前在北大哲学系研究所办事之萧清海先生，昨投函弟处告急，弟忆其人特往看视。据谈其眷属子女困居北戴河乡间，已濒绝地，春间曾荷　百年先生及　先生各位赠助，现在不便再启齿。弟力甚薄，勉助廿元，亦殊不中用。念唯有再求旧日同人合力帮忙，除分函百年、启明、孟真、芝生各先生外，再奉求于

先生惠予援手，幸甚。萧君原函附　阅。手此敬颂

夏安

弟梁漱冥顿首

廿八夜

注：陶孟和（1887—1960），社会学家。此信约写于1920年前后。百年即当时北大哲学系系主任陈大齐，启明即周作人，孟真即傅斯年，芝生即冯友兰。

致钟器行　/约1920年

顷奉

台示，敬悉一一，所有承

索各件，遵即照寄，乞

察为荷。迭读

大作论　先君子事，具见

深怀明识，独喻苦志，至深感佩。有暇拟奉约一谈。先此布达，即颂

台安！

制漱溟顿首

注：此信原件见于“中国民间藏书家精品展”（2002年9月5—15日），写明此信收藏者为方继孝（生于1954年，全国总工会人员，中国收藏家协会文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收信人钟器行，籍贯与生卒年月不详。著者之父巨川老先生1918年自沉于北京积水潭，此复函当写于此后一二年。

致《新佛教》记者　/1920年

记者足下：

承寄示贵志，敬读悉。又承嘱对刘君批评鄙著《印度哲学概论》作批评。冥以病养息郊外者累月，比始归来，幸恕不能如命。但就刘君原文大意，略申鄙答而已。窥刘君意思，是以鄙著之编制为不然，此外尚少见教之处。一则曰：“拉杂纂录”；再则曰：“浮慕东西人著述哲学体裁……好个活佛，被他支解得粉骨碎身。”而凡刘君之所开诲者，又莫非佛学书应如何作法，故既开示注意四项，又表列刘君自己所拟作《佛学概论》层次。按鄙著实为讲印度哲学之书，并非佛学著述，则尚望刘君留意谛辨也！使刘君而以《印度哲学概论》不应如是作，应如何如何作见教，敢不拜嘉？不图乃以佛学著述观察鄙著，则意思相左，正未足怪耳。印度哲学宗派，本有多家，而当时所诤论之问题，不过尔尔。在编制上究竟宜以宗派为本？抑以问题为本？首应研究。鄙著序文，言之甚明。录如下：

从来皆取各宗派分述之，而连类叙其一二之言。于其一家之学，颇能前后完整。然哲学上之问题不过尔尔，于彼一区之思想界上，其问题尤荦荦可举。故临讲时，每因问题之关系，虽讲一宗，仍不能不论及各家。省而不论，则讲必乏味；旁叙广论，则各宗分述之制为无取。今取各问题分述之而排比叙其家家之说；于其一问题之研核可以究极尽意。由前之制近于诵数，寂无兴趣。由后之制，引人思索，而真理较然。此变更编制所由也。

沿用旧制（东西讲印度哲学诸籍之编制）可以有“完整的一家之学”。变更编制，便非将一家之学分开打碎不可。而必欲变更者，其理由具必序文所说。刘君不于冥所研究取舍之点，加以教正开示，但责言“佛学为有系统之学，综摄一切。今梁君舍系统而不言。……好个活佛，被他支解得粉骨碎身”，虽盛意甚佩，愧无所受益耳。冥既用问题为本，以事编制，其问题应如何标列，亦颇费斟酌。既为印度之学，宜标列印度人之问题；既讲哲学，宜提出哲学上之问题；务求如何可以使古印度人之思想入于今世哲学者之眼中，一见即知其谓，其一问题之辟建说明，具如原书。刘君则谓“浮慕东西人著述哲学书体裁，实为根本错误”，何其轻肆。使刘君诚一一指摘其如何如何不当，敢不受教。然而刘君固不能。刘君本已忘其为《印度哲学概论》，而心目中但怀念其《佛学概论》也。此外刘君所开注意四项，未承指实漱冥纰缪所在，且不作答。又刘君所言及刘君《佛学概论》层次，颇多疑窦，亦不及奉质。又贵志诸篇章，亦多抱疑，均不及奉质。漱冥精神短绌而事繁，时间至艰贵，唯谅之幸甚！匆覆　惠笺；并报　刘君。

九年五月廿二日　漱冥敬白

附件：

漱冥先生：

先生寄给我们的信，已拜读了。

我们敬佩先生的著作，尤敬佩先生对于佛学的著作。因为中国的佛学，到现在已经成为绝学了。研究他的人固然很少；只在少数研究的人当中说来，都是没有澈底的。所以我们集合同志，要做澈底的研究功夫，刊行《新佛教》，发表意见。但是我们都是青年的人，学识不足，不能达澈底的研究功夫的目的；这是很盼望先生指教！

至于刘子通先生对于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的批评，当付印后，他曾有一封信寄给我说：“我于佛学实在没有心得；十年辛苦，全是在悬空妄想上用功，今日才知其非；前日答熊君书，是偶然借梁著发表我底一点‘自觉’；非真是严格的批评梁著；如像‘模棱恍惚，虚词诳世’等词，对于梁君实在有些冤枉；只可作为一般感慨。十年来我直接、间接参访时人中讲佛学者，如梁君所见，还在前二三名之列；所以我对于一方不满足；一方还是钦慕底……我与梁君并未见面，亦未通信；然嘤鸣求友，甚于望岁；稍迟，拟作书问候。”然而刘先生所见，大体与先生不相违背；况且他说所批评的，是作为一般感慨的；那么先生们两下的论点，都融通在一处了。我今敬介绍刘先生的通信处给先生，因为他钦慕先生甚深，想先生也乐于通信呢。他的通信处是：“开封，教育厅”。写此谨覆；并祝

健康！

吟雪谨覆

注：录自1920年《新佛教》第一卷第六期。

致王国维　/1925年

静庵先生左右：

漱溟于民国十年过沪，在张孟劬、东荪兄弟家见先生一次，今事隔五年，不知先生尚记得否？冥今在清华借住，方编次先君遗稿，并编订年谱。素日未尝学问于体例，诸多未谙，有欲请教者一二事，未审先生得暇否？如承惠许，即当诣谒，否则改日再请耳。专此，敬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廿四日午

注：录自《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字静安。清末秀才，文史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一。早年留日，攻哲学、美学。深受乾嘉朴学与叔本华美学影响，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1927年6月2日在北京投昆明湖自尽。

致《清华周刊》记者　/1925年

春间借栖名园，纂理先父遗稿，赖以成就，主人嘉惠，不敢忘也。其时自念半生多负疚惭，学问讫无实得，一切讲稿撰著之事，概从屏谢，是以累承校长暨同学诸君嘱，皆辞不敢当，衷怀歉阙之至。日前彭兄枉过，转致尊命，曾思勉抽数言为报，比有胞妹之丧，复成虚愿。窃念在园四月，所事维何，或在同学诸君所欲知，用检上先公遗书叙目，又溟《思亲记》各抄稿，烦请录入周刊以达于诸同学前，且为一番因缘之纪念也。遗书印成，方在装订，容后奉送察览。

梁期漱溟再拜

注：录自1925年9月11日《清华周刊》卷廿四第二号。旧时丧服又名“期服”。此时著者正处于为故去之胞妹服丧之期中，故信末署名加“期”字。

致钟某　/1926年

惠函敬悉。漱冥此时事冗，不能为文字，承

嘱作序，不克应命。手覆

钟君足下。漱冥手覆。

四月卅日

万寿山大有庄坡上梁

注：此函承名人书札爱好者、收藏家方继孝先生提供影印件。著者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与师友约十人，赁一宅院于大有庄（位于颐和园外东北角附近，即今中共中央党校东侧），同处共学。此短信应即写于此时。

致《醒狮》周报　/1926年

《醒狮》周报诸先生鉴：

顷承

惠寄　尊刊四十余期，拜读谢谢。向虽未曾订购，固已零星奉诵。际兹人心痿痹，士气销沉之候，未尝不私幸犹得有如

诸君子者捉挈国家之义，为一部分青年示其趋向，知所努力。然鄙臆所存，犹有欲为高明效其愚见者。何时南游，得以合并，一剖此衷。奉承

大教，企想企想。仲苏兄前年邂逅武昌，至今为念，慕韩、舜生、启天诸君未得奉面而固心慕已久，并此覆谢道意，敬颂

撰安。梁漱溟再拜。　　七月廿七日

附件：

漱溟先生有道：籍甚声华，时劳向往。犹忆民八入都，曾拟一图良晤。盖读大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而知　先生为吾道中人，非欲遁世以鸣高者；故窃不自揆，颇欲纳交于君子也。会以事牵，匆匆南下，旋即赴欧，未克聆教，至今为怅！顷读覆敝报同人书，辱承垂询，并加奖掖，私衷感愧，莫可宣言。方会雅道陵夷，邪说蜂起，国是靡定，国命将倾！含识之伦，同深忧愤。窃以为欲挽衰颓之国运，必须先有共同之信仰，由中心思想以产中心人物，庶乎人才可兴，国势可振。年来与同志研究之余，觉各种主义中适合于中国之国情而足以成为中心思想者，莫善于国家主义。故自前岁归国以来，日揭此以诏国人，为时虽暂，而收效颇宏。青年之信仰国家主义者，目下具殆逾万数。惟是信者益众，攻者弥烈。共产党人尤视为不共戴天，无时或息。年来两方冲突之事，先生或早闻之。窃谓贤者于此，未可默尔！兹以数事，敬求赐覆：（一）先生对于共产主义认为可否实施于目前之中国？（二）先生对于共产党人所倡之“阶级斗争”以为何如？（三）先生对于共产党人所行之“一党专政”以为何如？（四）先生对于吾人所倡之“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以为何如？统乞明示，以资商榷。燕云在望，不尽神驰，溽暑伏惟珍摄不宣。　　弟曾琦再拜

八月十一日

注：录自1926年8月14日《醒狮》周报第九十六期。

梁焕鼐、梁漱溟致《社会教育星期报》　/1928年

敬启者：岁月不居，感时增慨，先君见背，于今十年，祠庙未安，至深罪戾。积水潭为

先君殉道处，生前爱其风景幽邃，曾于西北岸小铜井地方购破屋数椽，以为读书之所。兹就原址略加修葺，为室五楹，以奉祀事。伏念　先君襟怀澹泊，不喜奢靡举事，一从俭约，故结构简朴，不事丹刻。即室中陈设亦仅　先君素昔所用什物数事，以存手泽。谨于夏历十月初七日十周年忌辰设位家祭，惟祭主于诚，礼主于约，是以不敢备具请柬，致涉铺张，辱在

世谊。敬陈端由，用慰

注念，伏祈

垂察。

梁焕鼐

漱溟谨启

注：录自1928年《社会教育星期报》第681期。

致张逸　/1930年

惠书敬悉。鄙著具如

先生所知，更无别者。《卅后文录》《唯识述义》两种可以奉赠，乞于三日后饬人到崇文门外缨子胡同十六号敝寓来取为幸。覆颂

台安

漱再拜

廿日

注：此信写于明信片上。正面写有：西城太仆寺街新建林盛公寓张逸先生收。邮戳上标明为十九年（1930年）十月二十日。张逸先生籍贯与生卒年不详。

致《东方杂志》　/1932年

《东方杂志》于此复信之前原有按语如下：

“新年号”征求梦想，收到答案的踊跃，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排印时间过促，在十二月五日以后收到的，都不及列入，甚为抱歉。在限期截止以后我们又收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复信。梁先生的“梦”如下：

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可以瞻见之目的地，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来函所云“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在我绝无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

注：著者于1952年曾写有《自我检讨提纲（草稿）》一纸（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其中有这样的话：“某杂志年终为年初征文，问你今年作个什么梦？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此处所说答语与以上致《东方杂志》的简短复函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意思，且同样与“年终为年初征文”有关，故似可推断二者为一事。

在此应指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年6月创办于山东邹平县，而致《东方杂志》的复信写于1932年末，即乡建院创办后一年半之时，此时著者正身在农村，信中说“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即指自己在忙于乡村改造的试验工作中。

致舒新城　/1932年

惠

复由北平转到阅悉。敝著《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初印之三千，今余存二千之数。如尊处付印出书亦要三四个月，则此数或亦可销完。再今所销只在平津山东一带，南中并无代销处似亦两不相妨。或将此二千即付托贵局销售，售出将罄，再印刷二版亦无不可。（总望早印。）如何统希

酌夺见复为盼。弟因忙于鲁事，迄今未及赴豫南，并以附闻。手颂

台安！弟漱再拜　十一月四日

注：舒新城（1893—1960）时为中华书局负责人。《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即《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

致舒新城　/1932年

新城先生：昨复一函计先达览。承示将撰写教育思想转变文，甚盛甚盛。弟之思想大约具在鉴中，无他刊物可以奉参考。《村治》前数期早已不全，　尊处所缺为某期某期，希径开示北平村治月刊社，嘱其补寄，必然照寄。关于镇平事，兹觅得一篇寄奉参考，乞　查收。弟《民族自救最后觉悟》一书南中来书问索者甚多，　贵局能早为付印出版方好。手复即颂

撰安！弟漱再拜　十一月八日

致舒新城　/1933年

新城先生：敝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前承　贵局惠订合同，约为今年夏初出版，未审已否制版，至为盼念。兹寄上内容单，乞

察入付广告股为幸。再敝友裴学海先生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高材，曩时王静安、梁任公先生所最推许，曾为《孟子正义补正》一书，任公先生称其能守清代朴学大师家法（此书在商务之国学论丛出版）。近年闭户又新成《古书虚字举例》，约廿余万言，视前作又加精审，不知

贵局肯为之出版否。裴君虽清苦，顾其意不在报酬。原稿今在弟手，如贵局有意商量，即当邮奉

台阅也。手此奉询，即颂

著安！梁漱溟再拜　三月十四日

致某杂志编者　/1937年

迳复者，接读

大示。辱承

推重，嘱为撰文。本应勉副

雅命，奈漱新近游川归来，院务诸端待理，实在无暇执笔。方命之处，至祈见原为幸。专复。顺颂

公绥！

梁漱溟（印）拜启

七月七日

注：此信录自《书法大成》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附编第25页）。

致某先生　/19？？年

哲学为西洋产物，对于宇宙根本问题揣测卜度，全出自第六意识之所为，圣佛徒末流诸大论师亦难免落于此途，然在古佛则亲证离言，固转识成智之事，视第六意识之所为只不过戏论而已。天壤悬殊，岂得相比？　尊札云云乃加比较，窃以为根本错误。中国禅宗大德彻悟绝言者却能见得到，口头禅则不能。

注：此件为函稿片断，无上下款，亦无年月。

致《大公晚报》记者　/1944年

记者足下：

顷闻漱于二日订婚之事已见　贵晚报。此事外间知者绝少、绝少，而　足下顾能于数小时内刊布出来，可谓神速。漱僻居郊野（穿山村），晚报从来少看，推想必然语焉不详，甚或不尽正确，用以此函自陈。漱于民国廿四年夏丧偶，悼亡文中曾申言不再娶，留此爽利之身以应付日渐紧急之大局。（此文除流布于山东外，南京《中央日报》曾转载之。）战前战后七八年间奔走四方，不遑宁处，正得力于无室家牵累也。自廿四年讫今（卅三年）首尾十年矣。生性澹泊，不以鳏居为意，此次之事颇似一不设防之城市，忽然被人攻入。缘此间友好曾君作忠（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暨曾夫人罗女士，与漱相知二十余年，以彼等结婚漱尝为之证婚，乃采取报复行动，为我媒合。陈女士树棻（此次订婚者）盖与曾罗二君为北平师范大学先后同学，今又在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员，为同事，且罗陈又属云南同乡，二日订婚即于曾宅举行，值此故也。陈女士今已逾中年，漱则去岁既满五旬，实在谈不到儿女温柔，只期老来彼此作伴而已。成婚大约即在本月之内。因自觉终不免笑话，不想将笑话拉得太长也。

竭诚奉告，唯

足下剪裁而后用之，幸甚。余不白。梁漱溟手上（印）一月四日

注：“悼亡文”即《悼亡室黄靖贤夫人》（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贵晚报”，指当时桂林之《大公晚报》。“穿山村”，即今桂林市漓江以东之穿山公园一带。

致鲍威尔　/1945年

300,Kou Fu Lu

Chung-king

Jan. 17,1945

Dear Mr. Powell:

T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November 12,1945 and the attached form for the coming number ofWho's Who in Chinain which my name was once included when I was in Shan-tung doing my experimentation of Rural work.

Herewith I send to you the flled form and a picture of myself, hoping they could safely reach you before late.

It is a great honor to have my picture and personal account appeared in your Review and your kindness is greatly appreciated.

With my best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Liang Shu Ming

附件：为《中国名人大辞典》（Who’s Who in China）所写简历

梁漱溟Liang Shu-ming

1893年10月生于北京

现在职位　私立勉仁书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现在所参加之组织　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席。

过去经历　曾参预1911年之革命运动，随即任天津《民国报》记者。1916年任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及孔子哲学。1926年以后至今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为其思想上之领导者，中间曾任两广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香港《光明报》（民主同盟之机关报）社长。

著作约有下列各种：

一、印度哲学概论

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四、乡村建设理论

五、答乡村建设批判

六、梁氏教育论文集

注：鲍威尔时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

致某先生　/1946年

二月十五日手书收阅。承

嘱代谋国大代表一层，因

兄未曾参加弟等过去之组织，而

贵社亦未曾与弟等团体有合作之历史，乃至

吾兄在乡村建设运动上之经过，弟亦言之不详，以故颇难提出，此层不知能邀

谅誉否。手复，即问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二月廿六日

注：此信全文见于互联网，原件在一收藏者手中。信文未写出收信人姓名，故只得称之为某先生。1946年1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重庆）通过政治协议，决定成立联合政府后，将由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信中所说“代谋国大代表”即与此有关联。

陶行知、梁漱溟致吴国桢　/1946年

一昨晤　教为快。关于民主同盟请拨房舍问题，兹又查有善钟路A　91号、B　89号两处亦尚合用。希　酌拨一处即可。该两处均有封条（一为23号封条，一为38号封条）未启也。如何即乞　裁夺为幸。手叩

政安！

此上

吴市长勋鉴

陶行知

梁漱溟谨启

廿五日

注：此信录自互联网。从内容看，这是著者正式接手民盟秘书长一职，于1946年5月8日自重庆飞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间，为民盟驻沪办公用房事，与陶行知先生（民盟中委）联名致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一封信。（民盟设总部于南京蓝家庄十五号，此用房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拨给借用的。）

致济猛　/1946年

济猛兄：手书敬承，多年不见，得此甚慰。指示各节并甚佩。三民主义国人原无异议，遗忘农工之批评亦甚当。弟明日返北平一行，归来再谋良晤，先此布覆。即颂

教安！梁漱溟手覆

三月五日

注：此信及下一件由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提供（原刊于上海朵云轩2000年春季拍卖会古籍版本专场图录）。济猛先生姓氏、籍贯及生卒年代均不详。信中有“教安”字样，想是教育界人士。1946年3月著者再次访问延安，由重庆飞北平，再转机延安。此信即写于离重庆之前一日。有关此次再访延安之详情，可参看《延安归来》与《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七卷）。

致济猛　/1949年

济猛兄：手书敬悉，承

教甚感，然弟唯决定不出，始能畅所欲言。假如一应李公之召，对共方即不能说话矣。以

兄之明，何尚见不及此。再则和平不打，为万不可能之事，此亦请

兄不要再昧昧也。贵同事同乡之姚兄今在何处，弟甚念其人，如晤面或通讯，乞代我致意为幸。

覆问　台安！漱溟顿首　二月廿八日

注：1949年初，蒋介石迫于形势“隐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即信中所说之“李公”。此时蒋已决心内战，企图扭转败局，故说“和平不打，为万不可能之事”。

致卢作孚　/1947年

作孚先生吾兄：

前得十二月一日手书，曾复一缄，计鉴及。其后孙广泉兄又来传述尊语，至以吾　兄费心为感。

兹有两事奉商：一为北温泉大雄中学所遗校舍，闻系公园所有，大雄已移去，空起无用，勉仁以中学、专科两部分至明年即为现有房舍所不能容，而又无力建筑，希望借用或租用。请　兄为力，应如何进行，求指示是幸。一为友人见告：此间二岩和平煤矿所出块炭销路极好，如以官价承购，转手即得大利。瑞山中学曾以　兄手条准购四百吨，而获一亿多之好处。此事既属吾力所能为，敢以奉恳，倘照瑞山之例，即幸甚。

以上二事统乞钧酌赐复，不任伫望之至。兄前所谋于岳军先生者，如有结果，并希惠示。

辱承关爱，不觉屡渎，唯谅鉴之。手叩

新年曼福！

弟梁漱溟叩

十二月廿二日

注：著者及其朋友门人等，于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1940年）时，决定从事私人办学以服务社会。先在四川璧山来凤驿一年，后迁重庆北碚九年；前后创办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国专与勉仁文学院。办学除收取学生学费外，向无稳定财源以支持起码的必要开支，因而必须多方筹募经费，而常陷于入不敷出之困境。此信录自《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正可反映私人办学十年（1940—1949）“筚路蓝缕”窘况之一斑。

致罗隆基、周新民

1947年

努生　新民两兄：

弟在渝曾有一电一函奉复，计承收阅。弟即于发电函后返碚，今已五日。当弟在渝时，张笃伦及刘寿明皆来访谈，大致尚好。但孙元良则原不相识，亦未晤面。弟曾表示欲看一看吴玉老，张谓可以，他去商之于孙。其后张有亲笔复信，则云孙要考虑，当然是不成了。关于接管中共资产事亦因之不好进行，盖尊电到时，市支部即据以函市政府及警备部，而警备部则无答复。而孙既是一副冷面孔，弟自不便访之，事情就这样搁下了。日来市支部无消息来，弟拟即以我们未曾接管在报上登一声明，并请兄等就近告知上海伍云甫等，以明责任不在我们，为幸。手叩

台安！

弟漱溟再拜

三月十一日

注：努生即罗隆基，新民即周新民。著者于1946年底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即去重庆北碚办学和从事著述。此时罗、周二位尚留在南京民盟总部，主持工作。信中所说“接管中共资产事”，是指当时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往解放区，其在国统区的资产拟交民盟接收代管。为此事，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曾发表《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1947年3月6日），可参看。罗隆基时为民盟常委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周新民为民盟常委、副秘书长。“市支部”是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的简称。信中说及之张笃伦，时任重庆市市长，孙元良为重庆市警备司令。

致章伯钧等　/1947年

鱼电悉。对于此间中共财产代管事，市支部已根据前电询问此间市政府警备部等机关，但南京政府无电给孙元良，则我们交涉无用，除已电复两兄外，特再陈明。再则弟自三日来渝，至今五日，自己功课所误甚多，不能久留于此，所有接收代管之事，以潘郭二兄主持为妥，因马兄居南岸，且职务较繁，不能兼顾，此事颇有责任，非有人负责不可也。弟本日返碚，俟有必要之时，再来。一切已拜托于潘郭二兄矣。

复颂

台安！

弟漱溟再拜

七日

注：据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委员会记录，该委员会于1947年3月21日由章伯钧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罗隆基、史良、周新民。此信似为同年4月致该委员会章伯钧等人者。章伯钧时为民盟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席。

致黄炎培　/1947年

任老左右：

漱四日午后五时抵渝，与张笃伦通电话后，即承其来访，谈至深夜而去。今（五日）午晤《大公报》王文彬，又得悉种种情形。适有人赴沪，特作此报告，乞公斟酌办理：

一、被捕之人分三类，第一类自供不讳之共党，第二类嫌疑重大者，第三类嫌疑较轻者，除第三类外皆无放出希望。《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李光诒、张学礼三人皆列入第一类。曾敏之虽张笃伦作保亦无效。张学礼虽唐毅（警局长）作保亦无效。民盟分子大半列入第一类，尚不详悉。

二、张笃伦今早有电话来，谓《民主报》人员本日可有十五人准保释。又表方先生之侄张近仁亦可保出。

三、张岳军有电来，嘱将《大公报》记者一律释放，孙元良不奉命。张笃伦请孙将决定释放之三人，增为五人，孙亦不同意。

四、所谓第一类自供不讳者，系以其人对于时事之答案为断。“时事”指内战及学潮等，反对内战，同情学潮，即属共党。——大意如此。

五、张笃伦完全无能为力。有力量者只萧毅肃、孙元良二人。又据王文彬言，则萧、孙亦无力量，全为其特务系统所控制。其言亦足参考。

六、成都范、张诸君似仍未放出。张笃伦允为电邓晋康询问。

七、现在完全证实张岳军、张笃伦皆不能解决问题。除非岳军请得最高命令给萧、孙。或如武汉派来国防部处长之例，亦可生效。

漱意公宜约胡政之一谈，共商妙策。否则，愈迟延，愈无办法。据孙元良谈，捕人决停止，改用传讯办法，以求续获名单有名而未捕得之人。其意盖与行政院只求收束了结者大不同也。再则民社青年两党之出席国府会议者，是否亦可从“行宪”立场为人权说话。乞公与君劢、幼椿商之如何，并乞酌之为幸。手叩

台安！

漱溟　在大公报馆借笔草草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

注：1947年6月1日国民党进行全国范围大逮捕，遍及平、津、沪、广州、西安、太原、成都及重庆等大城市，被捕民主人士及进步师生不计其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重庆）全体人员三十余人全遭逮捕。此信为著者在重庆奔走营救事后所写。黄炎培时为民盟常委。王文彬为当时重庆《大公报》主编。

致民盟总部某先生　/1947年

手示敬悉。弟于六月廿二日曾到渝，访朱绍良一次。朱所表示尚好，似不久可释放者，不料今又如此也。此全由特务把持，在上位者几无能为力。例如弟初时只知张笃伦作不得主，今则证知孙元良亦作不得主，则事可知矣。唐弘仁等问题尚不如李康之重，李康竟被诬为曾在安岳等县运动暴动，以自首之共党作证，险毒极矣。此事似非奔走力争所能为力。弟意只有要求移送法院之一法，法院或有法可讲也。已函鲜先生及培毅与《大公报》王文彬一研究之，因彼亦同有此问题，对于问题之应付解决，正可彼此参考，或且共同进行也。

兄等在沪亦请与各方共作研究，一面即速进行，一面指示此间为幸。手复即问暑安！

漱溟再拜

七月二日

鲜先生原拟乘“民本”轮赴沪，兹“民本”不开沪，须另设法。范兄有赴沪说，第不知何时来渝。此间事非有人面达不可，缄札不能尽也。

注：此信原件存民盟总部，无上款。信中所说朱绍良为当时国民党驻重庆西南长官绥靖公署主任。信后附言中所说范兄即范朴斋，为民盟中委，时住成都。唐弘仁、李康均为《民主报》工作人员，后经营救先后获释。

致余宗范　/1948年

惠书敬承，过奖为愧。漱以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自卅一年属稿，七年来未能杀青，是以最近一年来极力避免分心于他事，外间朋友索撰文稿均经婉谢。承

嘱为　贵刊撰稿一层同样不克应　命，尚求

鉴谅，幸甚。再则，唐君所云《民族国家与文化之浑融》一稿，漱并无是作，恐有误传。或

尊兄记忆有误也。杜沧白兄是否在复旦任教，漱极思念，而不悉其通讯地址，如承　开示或晤杜兄转告之，为幸无量。手复敬问

著安

梁漱溟顿首

九月廿一日

注：余宗范（1906—1995），民主进步人士。曾任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秋为其所主办之《舆论》半月刊，致函著者邀其撰稿。这是著者的复函。杜沧白又名杜畏之，1925—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上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因批评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加入托派“无产者社”，1932年退出。此后专从事大学教学及马列著作翻译工作。

此信及下一件均录自《光明日报》2011年8月4日“雅趣”副刊。注释亦据该报程陶庵所作《梁漱溟致余宗范书札》一文编写而成。

致余宗范

1948年

十一月一日惠函敬悉。《舆论》除第一二期奉到得读外，其余均□见到。鄙著《中国文化要义》除第一二章曾于《观察》刊出外，其余以不适于杂志期刊之用，尚待全书脱稿再问世。唐君手中似系五年前桂林旧稿，今已不复用，当不致于任何地方刊出也。手覆

宗范先生左右

弟漱溟再拜

十一月五日

致关爱仙

1949年

关于子震之事，连日已向绥署朱主任及徐处长先后谈过，大约日内可望保释，特此奉知，手布即问

台安　漱溟手布　元月五日

注：关爱仙，雷子震先生夫人。雷子震为一进步青年，时被囚渣滓洞。著者曾为保释雷子震事奔走；在重庆解放前夕，雷终得获释，由其夫人接走，逃离虎口。“朱主任”即当时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徐处长”即军统局特务头子徐远举。

致雷子震　/1949年

顷张君转到

复信，阅悉。此事周折如此，诚非彼此意所及，但　兄既经手，不得不以责问于　兄，尚乞　赶快设法，漱实需款情殷也。兹托梁君安祥代弟洽取（由他出具收条），该款即付安祥为幸。手上

子震兄

漱溟

五月廿五日

注：据雷子震先生提供此件时称：时勉仁文学院经济困难，故著者托其在港代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个人在香港办《光明报》时，于某银行的一笔存款。而此时该银行早已不存在，雷先生乃自筹款垫付。新中国成立后，雷先生始以实情相告，并寄还作废存折。

第二辑　梁漱溟致政界人士及有关机构

致邵力子　/1943年

为政府以宪政协进会见召答复邵秘书长力子先生请转呈：

（上略）今被征召，岂复有意再辞。第以漱从来之所见，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使预筹备之役，直觉与夙怀相谬。关于此层，只须问之雪艇先生（王世杰）便可取证。廿八年秋末，漱从诸同人之后，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十一月廿九日晋谒最高当局陈述其事；雪艇、岳军（张群）两先生同在座。事毕，附雪艇先生车回青年会寓所。雪公于车中问曰：此当是一政党邪？漱答曰：否。此固不足以言政党；抑我根本反对在既成政党外，再添多一个竞争单位。欧美式宪政不合中国需要，平时为然，战时尤然；战时为然，战后亦然。吾人志在求得全国团结，党派合作；其为此组织，盖所以形成一推动力而已。标名“统一建国”其命意亦既可见，此一段谈话，雪公或不遽忘之也。

然鄙意所存，雪公实不了然。较为了解者，唯岳军先生。其时正当参政会上通过早施宪政案之后，宪政运动一时遍满市衢。而漱则方自华北游击区目睹党派交恶短兵相接之实况而归来。曾访岳军先生长谈两句钟。愚谓宪政在此时，实属“文不对题”，岳公大以为然，若深有同感者。愚又亟言，今日莫急于团结统一。然非将全国军队统一于国家，不足以举国家统一之实。其实行又必自军队脱离党派关系始；此则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因陈其综合各党，成立大国民党之计划（此计划于廿七年十二月曾为文论之，格于审查未得发表，经叶楚伧刘百闵二公退还作者）。当时岳公虽笑我之迂，而于区区之诚则似有喻焉（事隔两年之后，卅年三月四日岳公访我于特园，犹及往日谈话，而致其许可勉励，足见注意不忘）。

此外则时常见面如沈衡老，如左舜生张申府诸兄，更莫不知漱之固执己见者。盖诸公所为宪政座谈会、宪政协进会，漱皆谢不参加也。夫漱非敢立异于时贤也，距今十年前（民国廿三年）立法院公表宪草，征集意见；其时天津《大公报》初辟星期论文栏，漱既为文论之矣。其标题便是“我们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窃抱此见地，至今殆积十有五年以上。如此大事，苟同且不敢，苟异更不敢。特虑之已熟，见之甚审，进止之间自有定耳。根据上述诸事实，则漱今日不应此次之征，其亦可邀谅矣乎！

劝我应征者，将必曰：子以宪政期之未来，今政府固亦取渐进；夫何相谬之有？斯言甚善；愚蕲望如此，第恐未必然耳。请就往事论之。当年宪政之议，漱固不愿苟同于时贤；然诸贤之出于此，必有所为，则决然也。于此，漱实又不胜其同情。方抗战之初，国内颇有团结气象。顾自南京弃守而武汉，武汉弃守而入川，国土日蹙，国人之不相能也乃亦日甚。前所云游击区之实况者，即其一方面。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盖无互竞对抗之武力存在，自又别是一番景况也。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凡各方之纷纷吁求宪政者，殆有若痛极而呼耳。漱宁有不同情者。试检当时各提案原文大抵诉苦陈情之词多，而坚执宪政积极发挥者少。其单提直指，以即开国民大会颁定宪法为请者，唯执政党参政员七十余公（以孔庚领衔）之一提案耳。计提案有七，此为最后提出。政府决策，因此可见，愚深感失望矣。愚敢信：政府若自始为渐进于宪政之措施，而非悖乎其方向者，此纷纷之议可不发生。及其发生，而能相见以诚，有所矫正，亦可不烦言而解。乃于此际，竟漫然许之。即其漫然许之，其卒必又收回成命，早可预决。所谓政府之将渐进于宪政者，吾窃未之见也。

五六年来，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政之为政，党之为党，如此而已。至于今日，民心士气消沉极矣！以此而曰，胜利可求，将谁欺？欺天乎！若知恃强逞霸之不可以为政，而翻然改图焉，则民族之幸，谁不额手。古人忠恕之道，今人民主之义，一分行之，一分实效，感应至神，不言而信；不必以宪政为号召也。民主之与宪政，颇若相类，而不可以无辨。宪政较为具体，往往落于形式。而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宪政虽为远图，而民主精神则为眼前所切需。此三年来，漱及同人所以揭“实践民主精神”为要求也（见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第二条）。言宪政必备其条件，是以有筹备宪政之说，至于民主精神，何所求备于外；古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不此之务，日日为言说，层叠开会议。腾之笔口，涂饰耳目。诚恐益失国内外之望；爱政府爱国家者不为也。

鄙言至此，可作一总结：实施宪政，非所愿闻；践行民主，宁待筹备。昔人有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此言在今日，弥感亲切。漱不赴征，诚自顾无所取；非怀挟异见，自外于抗战之政府也。知我罪我，是在诸公。倘不以为不可教，而卒教之，固所厚幸！

（上书卅二年十月八日桂林发邮）

注：著者时居桂林之穿山，为国民政府以宪政实施协进会见召事，答邵力子先生。邵为该会秘书长。此信据著者亲手抄存底稿；底稿缺上下款。当时尚有此信之抄件多份，送有关各方（包括中共）。

抗日战争时期，为推动国共团结，共同抗日，著者奔走于各界和诸多党派之间，交往广泛，寄发之书信难以数计，而自留底稿者极少。独此信特有自己亲手抄录的底稿，加意收存，亦可见著者对此信之重视。1952年5月，著者曾写有以下追忆：

在1943年秋初，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外压力之下，重弹宪政老调，成立“宪政协进会”（各方面都参加故称协进），自为会长，连电邀我去重庆。重庆民盟同志亦愿意我去。我同样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做什么，到重庆将更不能动。我以一封长信作回答。信中吐露了我多年来不亟亟于宪政的意思。

1983年著者（时年九十整）将此信存底送付装裱，又于装裱件后写有题识：

此为一九四三年我息影桂林时答复重庆蒋政府见召书。先是我受民主同盟委托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海外言论机关，盖所以避免受蒋政府之钳束也。然在国人团结抗敌之前提下，要不外代表广大之呼声向政府当局贡其诤言而已。其时李石曾杜月笙先后为蒋传达意旨，邀我回渝面商国事。我答以张君劢左舜生皆现在重庆的民盟代表，可供咨询，卒辞谢之。及至日寇侵占香港，我返国留止桂林，仍不去重庆，于是蒋方乃有此以实施宪政为名而召我之事。

一九八三年七月付装裱后题识（梁漱溟印）

致民社党、青年党　/1947年

民社党

青年党　两党中枢诸公惠鉴：连日报载，政府当局邀请公等改组政府，渐有成绩。社会人士于此观感各有不同，我相信两党如果参加政府，则在此一行动之决定上，必有正大理由可以自信，可以告人者。但我却又看不甚明白。我因为极反对流行之彼此轻蔑心理，极要求大家自尊〔自〕重，互相尊重，所以写这封公开底信，请求两党宣示此次行动之确切任务何在，特别是如何解决内战问题。这一当前最大问题为全国所关心。以诸公之明，苟于此处无把握，想来不致于轻易行动底。但如报纸所传共同纲领第三条：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式解决，俟交通恢复，中共放弃武装或接受整编时，协商解决，其意义至不明了。且闻“恢复交通”之解释，两党所说不同（见十五日重庆《大公报》）。究竟两党与当局所商决者如何，希望有所明示国人，大局幸甚。

注：录自1947年3月27日《大公报》（重庆版）二版。

致张君劢　/1947年

前函计承鉴及，弟曾得舜生复书而未得尊复，为念。兹有给民青两党一封公开底信，除付《大公报》发表外，敬寄请　台察。弟去年离南京后，对大局即守定“只发言不行动”之分际，亦可以说：“行动至于发言而止。”当去年协商会未闭幕时（一月廿六日），弟托周交毛一函，即表明此态度，并告以发言将批评到他们，乞勿误会不友好。弟于公等决保留而不批评，抑且愿为助力，如此一公开信是也。此信系提倡国人监督政府，以助公等向政府要求宪政，要求和平，或亦可坚政府对公等之诺言也。未知公等其亦谅许之否乎？

注：录自1947年《再生周刊》第158期。

致张澜　/1949年

（卅八年元旦蒋发表和平文告后各函稿）

表老赐鉴：时局发展至此，政府方面或有借重民盟之意，漱以为吾人对此应有两点作前提：（一）政府前曾取缔民盟，并有民盟同人至今拘押未释，若此点未解决，吾人对政府无话可谈。（二）政府言和平，吾人亦未尝不可与之言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者必须取消，果能取消则自然和平。

以上两点推想我　公暨在沪同人必能想得到，或不烦漱之多赘也。漱今特欲陈明者，即漱今不能赴沪趋侍　左右，追随同人致力于当前之任务，万求原谅不罪。盖多年以来，漱自有其思想、见解、主张，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顾在抗战中为向国民党争取民主团结，恒与在野各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因之于言论上多所保留，胜利后即决心致力文化工作，务自申其所见。政协会闭幕时，已曾向社会公开声明，虽其后略有牵掣，然两年来静居，固已退出现实政治，今后更决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此原则之理由有三：（一）在组织则不得径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于要作不合于自己意见之发言，此非漱个性所能堪。（二）若组织松散，不加拘束，在漱或得有发言机会，然似此放任自由，又岂是组织之道，且恐以我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其累，此必不可行。（三）时人习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求国人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盖漱自审所可贡献于国人者，唯在思想见解之间，此外无所有也。自卅六年九月以来，漱既声明脱盟，今更请求盟内许可，俾成其夙志，公私幸甚。好在盟内之事，能得我

公暨任之东荪诸先生领导，已无所不足，所贵唯在意志集中而已。苟能意志集中，行动齐一，则于当前任务，必有所成就，使漱处于盟外，实于此点为有益也。专布敬请　道安。所有在沪同人诸先生均此致意。另有致中共方面一信，并求　费神，设法转去是叩。梁漱溟　卅八年一月五日

注：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1941年加入民盟，后被推选为主席。任主席至逝世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

致毛泽东、周恩来　/1949年

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时局发展至此，

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漱今写此信，一则陈明今日　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　予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事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　予鉴察指教。此中前一点当然从后一点而来，后一点则抗战胜利后所早决定之方针。盖当抗战之时有如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漱与在野各方面既保持一致行动，恒于言论多所保留，不获自申其所见。迨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其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怀百端将一一求正国人，在反响未著商榷未定之时宁以从容恬静为佳，此固与　公等主张既已风动全国者不同也。卅五年政协将闭幕（一月廿七日），漱托恩来先生于回延安之便，奉上　润之先生一函，即道此意，今或尚邀

两公记忆乎。近两年来闭户著书，已成《中国文化要义》一种，不久出版，继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更有具体方案之提出，将来统当奉请　教正。手布敬问　台安。贵同人诸先生均此致意。　梁漱溟　卅八年一月六日

致毛主席　/1952年

主席钧鉴：

关于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亟须贯彻到乡村的话，我曾于去年三月六日全国委员会常务扩大会上向周副主席提说过；后来八月四日　主席主持此项会议时，我又再一次提出来说。计前后两会，恩来先生和　主席当时均有答覆指示，我听了亦很满意。但闻此事到现在还未及实行。就我见闻所及，乡村干部在地方上作威作福者确乎很多，我以为只有以三反运动结合民主改革，稍戢其风，而后新社会才得开出路来。这一点，以我政府之明察自早在考虑之中，而审慎未发当必有其故。我不想在这次会上作何提案，我只在这里略提一提就是了。专布顺致

敬礼！梁漱溟敬上　二月二日

信写完，恰收阅今天《人民日报》，报道“农村整党”“民主补课”……，这或者就是用以代替“三反”了；是不是呢？但信既写出，仍行呈

阅　漱溟注　同日午时

注：“三反”运动于1951年底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进行。

致林伯渠　/1951年

伯渠先生：

过去我遇事辄固执自己意见，不肯完全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事后证明自己所见并没有对。在两年来的体验中，使一个自信很强的我减少了自信，而不能不转移到信任中共。特别是对眼前国家的事情而说，是如此。

虽则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其特殊任务在身，仍将不放弃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但在无碍自己研究的前提下，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经再三考虑认为今天我所以自效于国家之道应不外是。这一层请林老代为转达　主席暨中共中央诸公鉴察是幸！

再则，我久想到苏联住半年一年，体会体会苏联社会生活，并考察当初旧俄社会是怎样的，他们近卅多年来建造新社会的过程是怎样的。往者曾函托张东荪先生以此意代陈于　主席之前，闻经　主席首肯（事在四九年春夏间）。现在是不是能给我以这种机会亦并求斟酌是幸！

手此奉托即致

敬礼！梁漱溟

注：此信据著者自留底稿抄录。底稿未写明年月日，据下一件1952年致林伯渠转呈毛主席一信中说“去年十月曾请伯渠先生转呈一信……”，则此信似应写于1951年。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致林伯渠转呈毛主席　/1952年

伯渠先生转呈

主席惠鉴：近月以来写成自我检讨一文，兹录一清本奉请

阅正。文内清算了我过去为国事奔走多年其结果却完全落空，实由自己未能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立场，一直以主观空想代革命。然我虽失败而问题则已经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得到解决，尤其最近三年一切事实已说服了全国人相信这条道路。今后国事只须

主席及中共中央领导循序进行，如漱溟者得在政协委员会参预末议，于愿已足，此外更无自己用力之处。去年十月曾请伯渠先生转呈一信，表明在政治上我将一切听从领导和安排，即是此意。

到京两年多，无日不在学习之中，亦无一日忘掉自己一点志愿—一向愿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上尽力。过去纵一事无成，今日亦何敢自逸。去年那封信上曾提到我想去苏联的话，现在此意更切。最近到北京医院检查过一次身体，医生说我一切都很正常而健全，自忖如今不过六十岁，至少还活十几年，所以极想到苏联留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及所研究的东西。假如　　主席认为我不是不可造就的话，希望给我这种机会，特肃此笺敬求　指示！

再者，此检讨文内仍有不甘放弃旧见解之表示，发表出去似不足对一般学习者起教育作用，故自己无意对外发表。主席阅后请交统战部存卷。

注：此信据著者亲笔自留底稿抄录。底稿无署名，亦无日期。信中所说“自我检讨文”，即《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后此文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我的努力与反省》）。此文写成于1952年2月5日，据此则此信写成亦应在2月。

致政协秘书处转呈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1952年

政协秘书处转呈

主席、副主席：

王大珩吴学蔺两委员的建议是很好的，应当给予各人对大会中许多发言以表示自己赞同与否的机会。不过我还没有见到那些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发言（当然有些是冗长无味的发言）。我倒觉得有不少是值得领导上采纳或注意参考的意见。我今分别列举如另纸，乞

审阅之幸甚！

梁漱溟手上

四月十六日

再者：顷见到列席同志周志俊的发言有一段话最好，因附抄如后，贡请参考。——

现在规定干部的三大纪律，首先就是如实反映情况，我认为这是最英明的决定和最重要的措施。只有领导方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干部方面如实反映情况，群众方面人人以主人翁态度大家讲老实话，然后才能使我们的方针计划符合客观实际，并且使工作中的缺点偏差随时得到改正。

漱溟再及

十六日

致全国政协整风办公室　/1958年

整风办公室并转无党派小组各组长同鉴：

九月十一日本组开会，提出同人如何继续思想总结问题后，我即于十三日随政协一部分同人去安徽参观，国庆前夕（卅日）回京。在参观往返路途中，我不断思索我的思想总结应如何写才对。原来开会时曾宣布要各同人尽九月底写好送交办公室，至迟不超过十月五日。我经思索多日，颇感不易写。今为不误限期，特以信件方式写出如下，请予鉴核为幸！

按照上月十一日开会王芸生组长暨朱洁夫同志传达整风办公室的意思，似乎是说：所谓思想总结要紧在检查自己思想（包含行动）上的问题，树立对立面，有破有立，作出个人思想改造的规划。多日以来，我就是按照这样了解去思索的。检查我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例如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不敢说没有，然而主要不在此。主要是我在向党交心末后所说的佛家出世思想（详见交心文件，此不重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世间法），我拥护党的领导不成问题；不过内心存在出世思想，从而在现实生活（世间法）上有时不免不够积极。——这就是问题所在。

自己能不能树立对立面而有所破有所立呢？这就困难了。第一，我不感觉出世思想和共产主义有冲突抵触。相反地，我认为佛家出世思想的价值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被发现。又如所周知，出世法要在破二执（我执、法执），而共产主义之大有助于破执（特在破我执）是很显然的。没有冲突抵触，又何所破何所立呢？第二，假如从马列主义来检查佛家思想，可能不得不把它属诸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因为照列宁的话，非唯物主义即唯心主义，没有中间，亦没有超然。那么，就把它作为唯心主义对立面而破之，行不行呢？这在我自己却破不了，因我不承认它是唯心主义哲学。请旁人帮助自己来破，可以不可以呢？这诚然不应该说不可以。但似此穷年累月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是否在政协整风小组上适宜加以辩论，却值得怀疑。

为此，我请求领导上把我作为一个别情况，容许我在本月中旬作思想总结的几天会上请假不参加。与此同时如有其他学习会，以及此后的学习会，我仍愿参加不误。

此致

敬礼！

梁漱溟

十月五日

此件姑存

一九七六年核阅（梁漱溟印）

注：1958年5月起，全国政协组织在京委员学习，开展所谓“向党交心”运动。下半年又要求人人作出个人的“思想改造规划”。著者实感难于照此行事，出于无奈而写此信。运动中著者有多次发言，其内容详见《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向党交心后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可参看。此信是运动将结束时所写；原件无存，这是根据当年政协的打印件抄录的。

致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1965年

主席

副主席公鉴

大会临末覃异之委员等二人书面发言指斥我在小组上的发言为唯心为反动，陈（毅）执行主席偏听一面之词，遽加肯定，殊不足以服人。今大会既无我申辨机会，而且大会亦非彼此辨论之地。我愿于会后在政协学委会中与覃委员等当众展开辩论，以明是非。且不论是非之谁属，其必大有教益于我则无可疑也。此事是否可行乞

裁答为幸！顺致

敬礼！梁漱溟手上

再则：我当时小组发言亦是有底稿的。原稿全文数千言，曾交付小组秘书存查。或请将此稿提付审查，亦较胜单凭一面之词也。漱溟又及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

注：1964年底，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期间，著者在小组会上谈了听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的体会（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在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第31小组上的发言》）。大会于闭幕日散发了委员覃异之、黄启汉的书面发言，指责著者“否定阶级斗争”。执行主席陈毅讲话时又指出覃异之等书面发言“值得一看”。于是著者写出此函，面交政协主席周恩来。信文据政协当年打印件抄录。

致全国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

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公鉴：

上月廿四日红卫兵来我家造反抄家之后，十几天来对我只是时加诟谇和督责劳动，讫未见宣示或“斗”或“批”之处理（如十六条之所说）。我在闷闷静候处理之余，写出这一篇“我不明白为什么遭到抄家，像对反动份子一样对待我？——自问自答，进行自我分析”文字，特邮请　鉴察，并请连同我上毛主席书（见附件）一并转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荷！

此外有须陈明者两事：

①抄家后我的书籍、文稿、信件、日记、笔砚、名章等以及衣服、被褥、帽袜等，或则搜集运往街道派出所，或散失不知去向，家具木器、瓷器亦多砸毁，屋内殆为之一空，亦可以说“一身之外无长物”。现在秋季已到，天气渐冷，而夫妇二人犹是当日（廿四日）单衣单裤，既无可换洗，更不足御寒。红卫兵始而允为从派出所取回几件衣服应用，但继则得知所有衣物均已他移，不在派出所，无法抽取回来。此一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此须陈明者一。

②红卫兵自廿四日久驻我家（附注），既用为办公室，又以其一间为禁闭室（禁闭其他人犯），往来不断。白日洗面洗手脚洗汗衣用水特多，夜间则电灯齐开至次日天明，所有水费电费当然由我负担，而我手中却无钱，亟待发下工资用以支付一切，此须陈明者二。（附注）

其他不尽陈，顺致

革命敬礼！

梁漱溟手上

1966，9，9.

附注：红卫兵虽说是于九月四日撤走，但仍然常来我家办事打电话休息住宿过夜。

致中央文革小组并转毛主席

1966年

敬呈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鉴阅，并劳转

主席赐鉴：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则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

主席者。今后或该斗，或该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　主席垂注。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　主席一陈其情。回忆一九五二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

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学校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力气。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此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

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乎？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

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

主席裁之！专此布陈，敬颂

主席万岁！　梁漱溟敬上　一九六六，九，十日。

注：著者于1966年8月24日遭抄家。关于被抄情况，著者曾写道：“遭遇不可谓不惨：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出事在八月廿四日，九月六日我便操笔为文，写出《儒佛异同论》……”（见本书第399页）以上致毛主席信即写于此种情况下，距抄家约半个月。

致周总理并转毛主席　/1968年

梁漱溟书呈　总理大鉴并请转　主席赐鉴：

值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须得　主席总理日夕亲自指导夺取最后胜利之时，我若以个人生活小事上渎　尊听，便是不知耻。然我岂不知耻之流？今日之事固自信有区别于此者。我由童年来，一生妄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自任，盖未尝一日为身家之谋。在过去多出于个人英雄狂气，远有愧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之一片纯诚，不存有“我”念。自经1953年九月主席在中央政府会议席上严词训教后，既有觉悟于主席之斥我为伪君子者，即自勉于向无产阶级而改造自己。故今日之事自信与个人生活小事有别而实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无关联。

云何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关联？我一向深有味乎老中国文化之特殊（1950年我初到京即曾向　主席提议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总理当时曾嘱我提出计划及预算）。今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发自无产阶级夙有根基之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一度在俄国以列宁领导，虽有十月革命之胜利，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意现在出现修正主义，已全然背叛革命；唯独我中国在主席领导下四十几年来走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道路，建立起世界革命的旗帜，俨然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此中因果关系能说与老中国文化无关乎？近年来我正从事于此问题之研究，写出有一百五十页（每页500字）之成稿。1966年被红卫兵小将抄家后，局促斗室中写作未尝稍懈。顾今日忽陷于不能研究写作之境地，此即冒昧陈情，敢以上渎　尊听者。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八月我被抄家，所有书籍全行抄没，对我个人却无批无斗，似成一悬案。此时虽仅有斗室容膝，行动未失自由，向朋友借来书籍或往图书馆看书，仍得进行研究写作，如是者一年又八个月。近者四月廿四日忽奉居民委员会通知，说我被划为右派，应受群众监督管制。且在五月四日在群众斗争其他坏份子时陪斗一次，只是呼喊打倒右派梁某口号，不言罪行何在。过去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固未涉入问题中也。自此时行动即受限制，不得访友借书，然我仍自力行研究写作不辍。最近七月八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深夜凌晨犹不稍松解，因之，连日来眠食俱废。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至此乃真不能写作矣。此即敢以上闻之实情。

我的研究工作有无可取之处，有已成之一部分可供审查。如其不无可资参考者即望给我以研究写作之环境条件。——此环境条件极简单平常之至。“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自己所应当尽力者乃有意义。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此1966年被抄家后我写上　主席一书说过的话。现在之迫不得已写此信者，亦正为此耳。

我之被划为右派，是何时决定的？缘何有此决定？出于何方面的讨论决定？一切不得而知。此事只由街道通知我，固非街道群众对我的判断。今者计无所出，我想我之为人，主席总理早有了解，早有印象。近年之事，今日之事亦可加以调查而了解之。我愿听　主席总理的处理。除以实情上闻之外，不作任何乞求。乞求便落于私情，　主席总理亦岂可以私情干乎？专布顺致　革命敬礼！

1968，7，13日　天雨气温降低写此。

注：在遭抄家一年八个月后，1968年7月10日著者被迫自旧居小铜井一号迁出。此信即写于迁出后，移住鼓楼铸钟厂41号之后三日。著者被指定住于一大杂院内条件最差之两间小东屋，此屋夏日西晒，犹如蒸笼，故信中有“蒸热欲死”等语。信中所说正从事之写作，指撰写《中国——理性之国》一书。此件据所存底稿抄录，底稿上无签名。此信付邮后无下文。

致周总理　/1969年

梁漱溟书呈　总理大鉴：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6年8月漱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书籍衣物为之荡然无存，唯赖政协每月俸给得免冻馁。当时虽被抄家，却既无文斗，更无武斗，但闻打倒某某口号，不闻一言指出其罪行。自知改造诸多不够，亟愿从群众批判斗争中加强其改造，乃等候久久，年复一年，不见任何动静。传闻有一切均待运动后期乃行处理之说，似乎及今已届后期，卒亦不闻处理消息，仍只有耐心静候。今年五一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观礼，漱均得有请柬，前去参加。有人对我说：“你的问题，这已经就是处理了，不必再等候什么处理。”此言未知可信否。第从政治待遇上来看，我或亦无甚大罪过，究竟何时处理，如何处理，且不须操心。兹有特需陈情于　总理者：漱致力世界文化比较研究工作，五十年（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920年先讲于北京大学，迄今四十九年）来曾不以国难期间颠沛流离而中废。惜乎累年手稿以及积存手抄备用资料札记日记等，当抄家时抛散毁弃不少。除事后拣回一小部分外，尚见有一部分残余随同一些杂物被封存一处。1968年西城区新街口公安派出所“查抄小组”办公室掌管其管区内查抄物资事宜，设于我旧居北屋。我曾对办公室一位周同志陈说其珍惜自己心血之意，周允为注意保存。或者此残余部分至今尚在，亦未可知。亟盼在有战争爆发之前，收回整理此残余部分，俾免终于损失而便利其继续未竟之业。人生一日必须工作一日。人不得如其志愿而工作，即失去其生活的意义。漱窃自视其工作重于其生命，当乘兹精力未大衰之暮年（注：现七十七岁），积极工作，完其夙志。倘承　总理惠然体念此情，以此函件批交北京市革委会斟酌办理何幸如之！临楮不胜屏营待命之至。肃致革命敬礼！

注：所存此信底稿无下款，亦无年月。但据日记记载，信写成于1969年10月26日，于次日送出。信中有“……战争爆发之前”等语，盖当时传北方邻国有入侵企图之说，全国正从事备战动员工作。此信送出后未见回音。

致政协学习小组长　/1974年

王

于　三位先生：我抗议宋希濂昨天对我厉声的粗野的辱骂，假如负有维持会上秩王

序之责的三位先生没有适当的表示，我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特此声明。梁漱溟　二月廿二日

注：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时期，因在学习会上遭到同组的宋希濂的粗野辱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著者致函主持会议的组长王芸生、于树德等，表示抗议。（据《梁漱溟日记》[1970年6月4日]：“二时往政协，宋某出恶言。”）宋为原国民党将领，1949年解放战争中被俘投降，1960年特赦后为全国政协委员。

致全国政协　/1979年

敬陈者：

近三十年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我得安居北京致力著述，先后写出《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等各文稿，约三十万言，储存箱底，初不汲汲出以问世，顾从上半年经政协介绍给中国新闻社驻港办事处记者陈鸣等几位同志访我于家，随以多次谈话在《文汇报》、《明报》、《镜报》刊出，引起海外朋友（港澳以至美国）纷纷来函征询，并促我各著（作）之出版，因之我亦想出以就正于国内外学术界，特先举《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稿，乞

予核阅。此一稿内容足以代表我所有的思想情况，如无不妥之处则各稿当均可一同出版。敬此陈报，敬

赐鉴察后发还于我，幸甚！顺致

革命敬礼！

梁漱溟敬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新中国成立后，著者此前出版的著作，均不得再版，而建国后撰成的文稿与专著也无出版可能，——这就是约三十年间（1950—1979）著者所享有的“出版自由”之实情。改革开放政策初步实施之后，政治氛围略现宽松，于是1979年末有将一份文稿送全国政协请求予以“核阅”之事，结果仍以无下文告终。其经过是：要求“核阅”件送上半年多之后，因久久无回音，于是向全国政协当时领导聂真秘书长查询，答“待查”；多日后再次询问，答：经查，此文稿确早已上送中央最高某领导审阅，但此文稿下落不明，无法查找，自然也不见任何批示意见。最后的结果是：政协要求著者提供文稿底稿，由政协复印一份，权充原稿，“归还”本人了事。（当时复印机为进口稀有用品，极不普及，只有大机关、大企业才拥有。）

致统战部某领导　/1982年

昨承枉步赐教，至为心感，今后漱发表言论必当谨慎，不负领导关注。顷者香港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来函邀我南下讲学，即行辞谢之矣，以免多言有失也，但愚衷却愿领导上放宽言论思想尺度于国内。往者一九七四年忽于批林之后继以批孔，我不肯附和，曾写有《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送呈政协领导上审阅指示，若文内无不妥之处即准备在京发表，顾久久不蒙示复，我迭次函请发还原稿件，至再至三，总无回音。今此一文稿连同其他著作数种既已托人携去香港，即将陆续出版，（下缺）

注：应先说明这是一信稿，且不全。

1981年尾著者以所写《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寄香港《百姓》杂志，该刊1982年元旦将其发表，港台报刊反应不小，多称此文掀起了一阵“梁旋风”。事过三五个月后，中央统战部某副部长偕局长一二位来访，谈话大意是：如有文稿发表，以在国内为宜。信中所说“今后漱发表言论必当谨慎”等语即对来访者意见的回应，同时明确表示“愿领导上放宽言论思想尺度于国内”。信的后半部，又提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送政协领导审阅后，“顾久久不蒙示复，我迭次函请发还原稿件，至再至三，总无回音”的问题。参阅前一信，可知送审时间已至少一年以上，却仍如“石沉大海”。

致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58年

长沙市烈士公园北门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征集《人物志》资料的启事，特写奉先兄梁辟园（焕奎）先生等五兄弟的资料一份请　鉴核备用。

记得廿年前——一九三八年我访晤毛泽东主席于延安时，主席开口一句话就问我：梁先生，究竟你是湖南人呢，还是广西人呢？主席发此一问是有其来原的。当他四十年前——一九一八年在北京住杨怀中先生家内时，而辟园先兄适住于我家。我那时与怀中先生既一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而怀中先生与先兄又为多年深交，不时过访来我家。大概主席知道二梁是兄弟，但辟园既为湘潭同乡，而我何以又传为广西人？

事情是这样的：我与辟园原是同一高祖传下来的弟兄，只为他的曾祖由桂林出来定居在湖南，子孙就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却宦游北方，子孙一直保持了广西籍贯。

看到启事，省志修纂将以近代和现代为重点，这是对的。在近代中国史上湖南显然极其重要。一八九八年的光绪维新运动，湖南实居重镇，众所周知。而说到这一段湖南维新史及此后影响发展则辟园先兄应是要提到的一个人。清季的革命运动主要酝酿于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当时数字曾高达万人以上），而去日留学运动在湖南来说先兄实为有力。譬如杨怀中先生（昌济）就是他从乡试万余落卷中选出百数人以官费送去日本留学之一人。他们是一道去日的，因他本人被任为留日学生监督，而且他还携同自己几个弟弟亦前去求学（具详资料中请参看）。再则，省志要叙述一九一四年后湖南矿业上一段大发展，则辟园及其几弟兄更是主要有关之人，不能不入志。其三弟鼎甫（焕彝）又不单在湖南（又在云南个旧）而是在中国矿冶史上应有其位置的。正为如此，所以我才提供这份资料备用。然而亦仅仅是些资料，在缺乏新史学眼光的我所写出来的固未必可用。在资料上亦很不周全，更不敢说其中没有错误，希望你们采用之时再从其他方面所得资料中加以补充和订正是幸！

此致

敬礼！梁漱溟手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日于北京

此一当时未曾寄出之旧日稿件，今随附交出备考。一九八二年三月（梁漱溟印）

注：这是1982年著者将《梁焕奎事略》一文寄交《湖南文史资料选辑》时附去的一封早年写成但未付邮的旧信。

致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

1983年

顷由舍亲黎涤玄君从四川转来大函，嘱为贵乡乡贤熊十力先生撰写纪念性文字，兹遵命写出一稿和附件。敬希审核，如不可用，即付丙丁；切请毋加删削改动，以存其真，是幸！

敬复

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日

注：信中所说附件为《忆熊十力先生》一文，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致广雅中学　/1983年

敬复者：顷奉到校庆大会请柬，衷怀欢欣，惜我衰老，惮于南游，不克预会，尚祈

鉴谅是幸！昔年我虽一度受任校长，实则由黄艮庸徐名鸿诸友继我负责者约略三年，与同学诸生情感颇为款洽。回忆我一九四一年为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报》于香港，不久港澳遽陷于日寇之手，我与范长江陈此生诸友相偕遄返国内，途经都斛，黎明涉水登陆，巧遇广雅同学朱姓等三人之接待，其喜悦情景至今不忘。又如现在海南岛在琼海县任教之孔昭仁同志亦是广雅学侣，与我时有通讯。此外如昔年校内掌理庶务之李炳海同志亦未断讯息，凡此种种，历历明明，忘怀不得。我本人在校时间虽不久乎，精神上关系却有绵绵不断者。不是吗？敬此布答，恭祝

校庆无疆！梁漱溟再拜（印）

一九八三年于北京

注：著者于1928年曾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该校前身为张之洞创办之广雅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一中改名为广雅中学。

致中国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　/1982年

中国史学会

南开大学历史系：

顷收到来函为已故郑天挺教授征集纪念性文章，兹且就我所知他的家世情况特为叙述如次——

（一）他原名郑庆甡，是我的表弟，因他的外祖母姓梁，是我先父的嫡亲姑母，适桂林陆澹吾先生（仁恺）即他的外祖父，而我先父的姑丈。他母亲陆嘉坤字荇洲，是我先父的表妹，我的表姑妈，所以他便是我的表弟。

（二）他的父亲郑公叔忱字扆丹，为清季有名翰林，与我先父既结亲戚关系，又雅相知好。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清廷为求人才以济时艰，有诏举办经济特科。时郑公为奉天（今辽宁）学政（后改任奉天府丞），奏荐我先父应征。虽先父自度无才未赴诏试，却可见郑公对先父的器重。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九月郑公在京寓病故，临终时亲友多人毕集，而公独托孤于我先父。

（三）次年（一九〇六年）九月郑母陆荇洲夫人竟继郑公之后病故于天津旅邸。盖夫人原有旧学，又吸收时代知识，既受聘为北洋女子高等学堂总教习（注：总教习之职称先见于吴汝纶先生之在京师大学堂），故携子女移家在津。

（四）京津相距不远，先父闻荇洲夫人病讯，赶往照看，又重受托孤之命。夫人殁于急性传染病，俗名白喉，诸孤同在传染中，情势甚危。先父即提絜诸孤来我家中，由我先母负责抚育。

（五）当时先母亦被感染，遗孤一女终于不救，二子则与吾母幸得痊愈。二子即庆甡与庆玨。玨弟似乎二十一岁故去；我记不甚清。一九八二年七月　梁漱溟（印）

注：郑天挺（1899—1981），又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县人。1917年入北大国文系。1921任教于厦门大学。1933年任北大秘书长。1940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6年任北大秘书长。1949年任北大校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史学系主任。1952年任南开大学史学系主任。1964年任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病逝。

庆玨先生（即郑少丹）卒于1945年春，终年四十一岁。

致山东邹平县文化局　/1983年

来函敬悉。邹平为我五十年前致力乡村建设的实验地区，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华北华东，乃不得不西撤入川。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一九五〇年经党中央同意，我偕友访问邹平。一九六〇年春复再度访问参观，今日回忆盖忽忽不觉又二十三年矣。语云：人生如白驹过隙，岂不然哉！我今寿满九旬，体力脑力俱衰，往事多半遗忘，例如为徐子正先生立碑事，今于徐公为人之品德既茫然矣。承嘱写碑文即无从着笔，尚希有以教我。至如黄山建筑亭台，亦希详示旧志，方好有所遵循。先此布复，顺候

公祺！梁漱溟拜复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

致山东邹平县文化局　/1983年

敬复者：漱溟年老（满九十正），精力衰颓，而公私诸事时或纷至杂来，苦于应付，每多遗误。顷偶检出

尊处六月廿一日来信一件，不自省忆曾否作答，现在特为答复：（一）关于乡贤徐子正先生事迹我已茫然记忆不得，嘱我简要地写一碑文一层恕我无以报命。（二）关于黄山公园建亭台事，遵嘱书写如另纸，是否可用，尚希裁酌是祷。肃复敬请

公祺！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致《光明日报》1986年

贵报七月廿一日登出记者戴晴同志访问我的谈话一稿，于我所说“寻孔颜乐处”原为宋明儒之恒言，竟然不晓得，则于孔子自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话，孔子说颜渊“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话，都不晓得，如此缺乏知识，似未曾读书之人，我希望他再读书再从事文化工作为好！

梁漱溟冒昧陈词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

第三辑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1950年以后）

致王敬止　/1960年

敬止兄：

敬兄致仰兄书谈及为伍先生整理遗稿事，敬已读悉。此事在弟早已引为此生此世必须尽的一种责任，未敢一息忽忘。前者向　敬兄及粤中朋友征集有关遗著材料及先生生平事迹，曾承　敬兄协助搜罗，当邀鉴及此志。但有须声明者：弟却完全无意于最近二三年内出版，以弟估料至少要再过五年以至十年之后。敬兄来书提及杜国庠先生著作出版之事，须知杜先生是党内老资格，其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出版已将近二十年，并非始于今日。敬兄看见其出之书虽未见，但我推度是其旧作的简本（前一种）及零篇（后一种）论文的汇印。以他今日的资格地位，他的著作当然随时皆可付印出版，而我们则不能，不知此层　敬兄曾考虑到没有？伍先生的旧稿原样出版或经过整理修饰而后拿出来，恐怕皆觅不到一个出版社承接印行，即令我们自行集资付印，印出后要发行（委托书店代办），销售亦还颇费事，像杜著之一时销光，那是不能相比的。然弟之所以无意于最近几年内出版者，问题尚不全在此，而且主要不在此；主要在先须作两道思想理论功夫：第一，须以简明扼要的理论证明孔子的价值（孔子的价值现在并没有被人认识）；第二，须以有力的说法来说明伍先生所指出的为学之路在孔学里的价值。没有这两层的引导在前，伍先生旧作是难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出版亦等于不出版的，因为思想上与现在人不甚接头也。说起来话长，笔札难尽意，希望与　敬兄有机会面谈之。匆复不尽，即致

夏安！

漱溟

五月四日

注：“仰兄”即马仰乾先生，详见本书第266页注。“伍先生”即伍庸伯先生（名观淇）。此信及后一信均由马先生转寄，马先生曾加抄录，现据抄件录出。

致王敬止　/1960年

敬止先生：

尊信于仰兄处得读。弟所说欲写者实非旦夕所能就，等待其写出而后与伍先生稿一同付印恐怕您等不了。您如定欲即将伍先生稿出版，请即进行，弟不拦阻，恕我亦不能赞助耳。

再则伍先生稿今在黄艮庸手，黄正在写一篇介绍的文章，附以奉闻。即复并问

暑安！

漱溟手叩

七月九日

致冯友兰　/1971年

芝生老兄：一九七二年新年漱溟即将晋八十，计算　老兄亦近此数。我身体精神极佳，或者　兄健康更有胜耶。祝之祝之。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何如）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更竢之他日耳。手布敬问

台安　梁漱溟手上

一九七一年除夕

回信邮寄东郊新中街七号楼一单元一层三户

注：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纽约及其所属机构中所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1月11日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第26届会议，15日乔冠华团长代表我国作了发言。信中所说“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即指此。

致冯友兰　/1985年

日前接奉尊处电话邀晤，我立即一口拒绝，盖昔年彼此同学于北大时，学友如顾颉刚、朱自清、黄文弼、谷源瑞、孙本文诸君均先后去世多年，唯足下与我年逾九十尚同在北京，可以聚晤，我却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我心中不胜其愤恨引以为同侪之耻也。今决定如承枉驾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倾吐衷怀。至于足下步履行动是否方便，则请自行斟酌。专此布答，顺候

台安！

梁漱溟

十一月廿四日

注：冯友兰先生九十寿辰，拟举行家宴。冯宗璞先生（冯先生女公子）奉命电话通知著者出席，被“一口拒绝”；次日又写此信致冯先生，说明拒绝参加寿宴的缘由。

致冯友兰　/1985年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叙》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晤面谈，或即在

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

阖府均安！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注：冯友兰先生收到此信后，曾有回复。后又由宗璞先生陪同往复兴门外22楼著者住处晤谈。谈话多由宗璞先生代为表达或辩白，而冯先生说话不多。总之，二人谈话情况平顺，并无争辩等情况。

致章士钊　/1972年

行严先生尊右：顷间趋叩，得知

先生在医院检查，敬维　健康为颂。拙著《中国——理性之国》一稿前承

先生许为面交　主席阅正。如其尚存　尊处，拟取回装订，再行送上何如？私意如此，仍请　钧酌是幸！专布敬叩

台安！

晚学梁漱溟再拜

一月十五日

漱住东郊新中街七号楼一单元一层，公用传知电话：四四局二七五七。

注：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1918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为南方“议和”代表。早在1914年主编《甲寅》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因此颇享盛名。著者有《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一文可参阅（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致章士钊　/1972年

行严先生：拙作《中国——理性之国》（连同鄙笺）一稿敬乞

先生为之介绍于　主席阅看，介绍信中可否有轻淡奖许的一句话，是在

先生酌之。手此奉恳，敬候

台安。后学梁漱溟谨上

一九七二，九，九日

此件暨附件未发出。一九八〇年注。

附件：

主席赐鉴：目一九五三年九月以来漱溟未得亲承

主席教言者既廿年于兹矣。兹以拙稿呈　/政。虑其不得达于

尊前，辄遭抑置，因恳行严先生代为转致。不求发表，但得免于毁弃，则此中所申论者终有大白于世之一日。拙稿大旨在申论今日中国所以巍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先导者，马列主义只为起着伟大启发作用的外因，而其根柢力量固在中国民族自身。中国有其数千年传统的深厚文化，养成其民族性格（社会多数人心理倾向）不同于西欧和东欧也。倘得主席余暇稍加披阅，何幸如之。手此敬候　/大安。梁漱溟谨上

一九七二，九，九日

注：托章士钊先生面交毛主席《中国——理性之国》书稿请阅正一事，并未实现。据《梁漱溟日记》，著者1972年12月23日将此书稿取回，26日亲往中南海西大门，“径送于最高”，即直接将此书稿交接待处，请送主席。此后无下文。

致李一平

1976年

一平先生吾兄慧鉴：

回忆建国初期几年中时得承教，近则约廿年未得晤对矣。老朽今既八十有四，尊庚或在七十至八十之间乎。曷胜思念之至。近者《人民日报》记录青年教师李青光往时批评文化部文章，精神锐气令人佩服，闻此君即　兄之令嗣，闻之欢忭，兹特肃笺向

兄致贺，并向青光世兄致敬，祝愿世兄从今更深学养，则远到可期，此岂朋友私人之幸乎。余不尽宣，顺请

大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

注：李一平（1904—1991），云南大姚县人。1924年入南京东南大学。次年参与领导南京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社会科科长，陈铭枢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宣传队队长。1930年于庐山创办“交芦精舍”学堂，后为蒋介石以“聚众讲学，图谋不轨”罪名解散。后回云南创办大姚完全中学，影响全省。1942年应省主席龙云之邀赴昆明，同年任省参议会副议长。抗战中以省议会议长与龙云代表身份，参与进步政治活动。重庆政协后，作为龙云的代表常驻南京，与中共代表和李济深代表多有联系。由于曾协助龙云策划滇军起义和云南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1953年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后为国务院参事。李青光为李老之子，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1975年写出大字报批判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推行极左文艺政策，这是在“四人帮”尚在台上时具有识见与勇气的行动，因此受到高层领导胡乔木、邓小平的肯定和毛主席批示。

致鲜继恒　/197？年

继恒兄：

久不晤谈，比以春节将近其得一叙乎。敬想

堂上慈亲安康为祝。兹因有事拟访雷洁琼女士，知其居住南锣鼓巷而不详门号。她似在沙滩商联每周学习，兄能代为一查乎。手布敬问

府上均好！

梁漱溟

二月十六日

注：鲜继恒先生为著者老友鲜英（特生）先生之子。致鲜继恒信前三件均约写于70年代。

致鲜继恒　/197？年

昨承枉顾得谈为快。关于杨复全问题我无能为力，兄尽知之。今日之我与二十多年前之我在政治场上的处境截然不同，根本上没有与党政领导阶层晤会说话机会。兄交来杨竹君给我的信，希望我大力支持感激终身等语，我实难置答。敬乞

费神以此笺转去，何如？余不尽宣。

漱溟

五月廿四日

注：杨复全为民盟盟员，工作于民盟重庆支部，政治运动中因言获罪，被送至川西某地劳教。

致鲜继恒　/197？年

继恒兄：

前以贱辰，承

兄枉驾并惠食品为谢，但我事忙，愧不能答拜，乞　谅宥之。三本书只略为一翻，亦无暇及此也。兹托人送还，请　查收。手此即祝

堂上老人安好，

阖府均吉！

梁漱溟

十月十四日晨

致鲜继恒　/1973年

南游归来几将两个月，尚未晤谈为念。近想

堂上老人安康，阖府各位均好！兄如得便，希　过我一谈。大约星期四我多在家也。手上

继恒兄

八妹均此致意

漱溟手白

八月廿日

致鲜继恒　/1979年

继恒三兄如晤：

内人陈树棻久病之余已于日前身故，当由儿辈衣殓，次日送东郊外火葬，未敢惊动亲友，兹特讣闻。前借阅

尊处黄炎培日记摘抄，已与近代史研究所面谈过，指出其摘录不明确、失当各处，拟即奉还。敢请　便中劳步我一谈为幸，恕弟衰老，少出门也。一切容面不尽。

漱溟拜白

九月十二日

致孔文振　/1977年

文振大姊足下：

自从渭川兄逝世后，殆未见一面，比因在政协会计处领取月薪，忽睹一信封皮上有　尊居地址，特写此笺致候　起居。忆往年在桂林有一段时间，每就食尊宅，备承照顾，殊不能忘。令嗣强强想在　左右邪？念念。漱今年八十有五，幸顽健无病，可以告慰。居住东郊新兴里七楼一层三号，谋面不易，如承

惠覆一纸，则所盼望耳。手布敬问

台安！梁漱溟拜启

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

注：孔文振（1899—1994），山东曲阜人，著名教育家董渭川之夫人。1918年入北平女高师，曾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毕业，先后在多所中学任教。1938—1948年，任教于江苏教育学院等。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于全国妇联。

致孔文振　/1977年

顷奉到　赐覆，知有意访晤，此固所欢迎。又虑路程不近，必需多次换车，有劳之处甚觉不安，故我初意只想了解

尊况安善而已。我寓东郊，在东四十条豁口外，体育馆对面，有十三路车（原电车今改汽车）可达，出豁口一站，站名新中街，即可下车。向东步行不远，马路北，即所谓新兴里。进新兴里，看到七楼，七楼一单元一层三户即是我家。我每日午后二时总在家。（午前有时去政协参加学习。）但我总觉得　足下移步访我太费事，不如　写示近况之轻便耳。乞酌之为幸！漱溟拜覆

致黄河清　/1978年

顷奉　惠寄函件，敬已展读。感谢，感谢。仆于故交潘老音乐史之学，虽心知其价值不朽，但实为门外汉，不能赞一词。深幸

公等能继承其学，致力于先民文化遗产，必大有以贡献于世界。肃复　曲澄先生左右

梁漱溟再拜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五日

注：黄河清（曲澄），浙江温州人，1978年4月自温州来京访问著者，得与著者相识。潘老即潘怀素先生，对中国古乐深有研究。

致黄河清　/1978年

十二月十五日惠书暨寄来各件均收到无误。

公等用心细而致力果，此不徒忠于潘老一人交情而已，抑实为忠于祖国文化以至世界文明一大事业者。老朽佩服匪言可喻，就此申我敬意，统唯

鉴察。仆与潘老相交以来，每以我绵薄周助其困，二三十年而不懈，盖心知其所从事价值不朽，关系重大也。然于此道，自己却全然一门外汉，不能赞一词。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所用其撝谦乎。以是之故，承

嘱写序文一层，愧难报命，幸垂谅许。幸甚幸甚。但如题签小事则不敢辞耳。潘老为人不少可钦敬处，然固非躁释矜平之人，一生每每遭遇牴牾，实有由来，吾不能为之讳，更不宜斥言之，此亦难于执笔之一因，则唯有从默而已。表彰潘老业绩以及从其焦作子嗣索取潘老手稿和有关资料等件由公家保存之，应属当政领导之事。来书云：同寄我之件一样寄给了吕骥诸公以促其行动。甚好甚好。唯书中言潘少卿进京与吕公商谈“为潘老落实政策和资料事未得结果而返”，落实政策一语何指？未得结果即可把持其先人学术研究资料乎？领导方面于此，亦宜出之以委婉为好耳，想无不可解决之问题也。承

索阅拙著，自当奉请教正，但数量甚钜，容当先以《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邮寄耳。再则为潘著题签亦请写具款式，庶可合用。敬此奉复。顺请

撰安！梁漱溟再拜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公等如有所嘱均请详细具体开示！又及

致黄河清　/1979年

日前远承　惠我极好茶叶，感谢之至。惜我平素饮用白开水或极淡之茶水，因好茶对大脑起兴奋作用，不利于睡眠；又素食六十八年，不同于肉食之人。尊惠已分赠亲友矣。内子陈树棻卧病大半年，上月既已身故，漱年老力衰，将移居与儿孙辈同住，俾得照应。新居在西南郊，虽地址房间确定了，地名我尚写不清楚。通讯以写寄政协全国委员会转交为妥。诸知好同此致意。专复敬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二日

致黄河清　/1980年

顷奉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抄本两册并

手示一通，谨诵悉。兹分条敬答如次——

（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初为一九二〇年的一次讲演词，付印出版不久即觉悟其间多有谬妄不妥，今日视之，其可存者更不多矣。

（二）此书既以阐扬孔孟学理为旨归，而所以讲明之者却滥引西人近代学者所用本能instinct、直觉intuition等名词术语，以为即是良知良能，即是仁，即是义，而不晓得根本错误，严重错误！本能、直觉在人类生命中处于生活工具地位，而人类生命本身则通乎宇宙本体。孔子所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者，古书所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之学，功夫直造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是岂世俗人所能梦见，所能意识得到？谈学必从严，否则，必误人！吾故深悔昔年之所为。

（三）我近些年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约二十万言，尚未付印，无从奉寄。但若一九四九年出版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所讲大致可以为代表。此书之出，后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廿八年，所阐述视《人心与人生》为简略，不周详，但无错谬。此书在尊处既有之，可供阅览。

（四）寄来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抄本容当寄回尊处。

余不尽宣。

漱溟拜复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于北京

致黄河清　/1982年

十月十八日来函，缕缕多纸，展诵后，颇觉难以笔墨作答。关于毛公为人最好面谈，庶可于此一问一答中，增进

足下对他的了解。我于四十多年前访问延安，与此公曾两度为通宵达旦的谈话，其后在延安在北京又多次交谈。一九五三年九月且曾在会议上遭其斥责，即缘彼此相熟之故。此公自是世界历史上卓出之伟大人物，但晚年狂妄昏乱，则其党内人亦不为之讳。凡此曲折情节，只有面谈。

兄能抽空北游乎？漱溟手布　十一月廿二日

致黄河清　/1983年

顷奉

惠书，为我祝寿，感谢感谢。联语具见吾

兄注意学术思想，非泛泛颂祷。为交换意见深盼

北来面谈，元旦或春节悉听尊便。临楮不尽欲宣。敬复顺请

台安！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注：黄河清先生于1984年2月5日应邀到京，曾作三次长谈，事后有据录音整理的谈话记录。信中所说联语为：“只相信自己理性，两千载中国文化要义揭示人乃德崇学博漱溟老。更注意本人修养，九十年华夏道德精粹实行者唯身隐名高寿民翁。”

致单培根　/1978年

顷承　惠书，齿及六十年前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滋用惭愧。此系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之一讲稿，今日看来甚多错误，其可存者不足百分之五六也。往者南京欧阳大师精于唯识法相之学，夙所仰望，惜未得及门受教，只介绍熊十力王恩洋两君前往求学。王君幸有深造，而熊公则自辟途径，未敢附和。仆旧曾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册，后悟此学大不易谈，即行中止（两册今只存其一，其二遗之矣）。读

来书论列各点，心服高见，亦惜未及面聆教言，难以请益。仆今年老力衰，十分健忘，尤不敢谈学，诸希

鉴谅，幸甚幸甚。手此敬覆，顺请

大安！梁漱溟再拜（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注：单培根（1917—1995）居士，字根土，浙江嘉兴人。

致单培根　/1979年

惠书诵悉，承示《般若释难》一文，解析正确，弟无异议。佛典如《般若心经》《金刚经》等，在浙江旧家似不难觅求借抄，弟手存课诵者亦只此二书暨《解深密经》《成唯识论》而已，其他尽失之。率覆顺颂

台祺！梁漱溟再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致单培根　/1981年

培根先生道鉴：

顷奉许明农先生转来我

公所书《华严经偈句》，深感启示。敬此申谢，顺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致庄一拂　/1978年

手示拜读，知发愿写经，甚善甚善。“书不成字”无碍也。来示乃云“无法精进，徒唤乃何”，殊不敢附和。佛法唯在发菩提大愿，悲悯众生，悲悯自己，幸　察之。贵友了翁著作敬读，十分佩服，希转致敬佩之意。弟衰老，目力差，不能多作答。不尽欲宣！漱溟拜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梁漱溟印）

注：庄一拂（1907—2001），浙江嘉兴一位高龄居士，此前与著者并不相识。

致杨复全　/1978年

复全同志：三月十日来信收阅。凡你所说我皆同意可做证明。但如我将此信反映给领导方面，为你昭雪，许你回重庆老家，并给予相当待遇（当然此一层领导上是否同意，尚不可知），你以为如何？我既不是政协常委，又不是人大代表，更不是人大常委，与领导方面颇为疏远。但你的问题我认为应当给领导上知道，所以要把你的信送交政协主席和秘书长看，请其酌量处理，你以为如何？乞答覆我一信为盼！我今年八十六，你今年当在六十内外耶？余不尽。

梁漱溟　七八年三月卅日

致李任夫　/1979年

六月十四日来信收到。上月兑来三十五元早收取不误。承索我像片，自当寄奉，但倾箧翻检竟寻觅不得。近来我头脑精神极坏，健忘、恍惚，又加大会小会进退周旋，忙碌之至，而内人跌伤左下肢约将百日，其头脑精神亦不正常。诸祈

谅宥为幸！

弟漱溟复

六月十七日

注：李任夫（1907—1994），广西人，曾任李济深先生秘书。

致李任夫　/1980年

任夫兄：

十月八日来函诵悉，

兄于李任公一生经历不尽熟习（特于其交游人物特有关系者），例如他与张难先关系的由来即全然不知。又如任公曾自己口述一生史实（全文甚长，由张克明笔录，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增刊第六辑），兄曾看到否？如未看到，应觅来一看再写作，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他的自述亦有记忆错误者，我参预其事之一二，亦片面不全。我劝　兄不宜动笔太早，更不宜草草定稿，毫无价值。冒昧进言，希谅宥之幸甚！漱溟手白

注：李任公，即李济深，字任潮。

致李任夫　/1982年

六月五日来信询及李任公事迹的几点问题兹答复如次——

（一）张难先先生与任公相识，是从伍观淇先生讲学会上来的。伍先生家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张老携眷住西直门大街路北小寺院东厢房（似是民国六年或七年）。经我介绍张伍相识，而任公则是伍先生讲会上最忠实的听讲者。我认识任公亦是在此会上。彼时任公任职陆军部军学司，身着长布衫，住家东四钱粮胡同。彼时各部衙门均甚穷，发不出薪资（每月只发三成）。广东第一师长邓铿邀请伍先生回粤给他任参谋长，伍转荐任公前往；此为任公发迹之始。孙陈不合，邓忠于孙，陈炯明刺杀邓。任公掌握了第一师，忠于孙先生，得任西江督办（驻梧州），掌握地方民政财政，邀请京中熟友为助，张应邀南下，任榷运局长，后来任琼崖民政〔厅〕长、省府地政厅长……（二）胡汉民即胡展堂。汉民是笔名。胡任公读中学时期胡任国文教员，所谓师生关系不过　如此。

任公原名济琛，后改琛为深。任公与蒋介石的关系、任公与陈铭枢的关系是他一生中重要事情，我知其详，有待面谈。此不尽宣。漱溟手复

一九八二年六月七日

注：“孙陈不合”，指孙中山与陈炯明不合。

致李任夫　/1982年

任夫乡兄：十二月七日、十三日两次来函均奉悉。兄台体力不强，听觉视觉均欠佳，而勤于写作，于现代史大有贡献，甚佩甚佩。黄齐生老先生昔年访我于邹平，留驻四十余日，而后去绥远视其外甥王若飞，最后乃同王等多人不幸坠机身逝。其诗文著作我未曾见过，如承惠示一读固所企盼。复颂　著安！漱溟顿首。

注：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邹平县，在此初创时期黄老至邹平访问，并曾小住于县试验农场。事后写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状况》一文（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追记其当年见闻。

致叶笃义　/1979年

顷承

移步过我处叙谈甚快。留示之件亦经读了。叙述当年事实基本无误。我存有记录亦尚可供参考。再则我每念前闻　兄所谈往年被管押几年中思想感情的变化进境极可贵，亟盼　兄写出贻示后人。人生经历即是真学问，远胜理想空谈也。手布敬叩

大安！

漱溟再拜

十一月十一日

注：叶笃义先生1946年因与著者在民盟中央共事而相识。1946年著者以民盟秘书长代表民盟与美国马歇尔将军交涉时，常由叶先生任翻译。据叶先生回忆录中记载：马歇尔、司徒雷登“他们不只一次当面称赞梁先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他们说梁先生的清瘦体形，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我把这些话译给梁先生听，梁先生只是淡然地说了一句‘愧不敢当’”。“当年事实”指民盟早期历史。“被管押几年”指叶先生“文革”中被关押秦城监狱多年之事。叶先生晚年写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可参阅。

致吴滔　/1980年

来函敬悉，诗句并读。数十年前往事几忘之矣。漱今八十有八，衰老了。

伍庸伯先生近代贤哲，我与

足下同承教导，愿毋忘先生之教，幸共勉之。复颂

台安！

梁漱溟敬复

一九八〇年六月

致吴滔　/1981年

顷收到

惠赠荔枝干一大匣，食之甚甘美，领谢之至。庸伯先生长女伍懿珍久居香港，在中学教语文。其夫刘葆炎为会计师（已退休），今夏相偕来京游览，即寄宿我处。其长女次女及一子均游学美国，有像片示我。伍时清似仍在湛江市，伍时忠闻已从其乡间移广州工作。知承关注，附此奉白。顺请

台安！

梁漱溟拜手

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

注：伍时清、伍时忠为伍庸伯先生之长子与次子。

致艾恺　/1980年

艾恺先生：我得读

尊著《梁漱溟传》，知道我的生平乃承　先生如此留心考察和论证，所据资料丰富为我本人设想所不及，深深感谢。闻悉　先生行将来北京，彼此得一良晤，甚幸！甚幸！手此布达，敬请

台安！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〇年于北京

注：艾恺（Guy S.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漱溟传》”指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0年八九月间，艾恺访问著者，长达两周，每日谈话三四小时。根据谈话内容，艾恺对原著作了增订，1986年出了第二版。据谈话录音整理的《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访谈记录摘要》，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后又根据录音内容转为文字，2006年出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

致艾恺　/1980年

艾恺先生：

十月十九日来信收阅，所说邀我访美讲学一事，固亦我之所愿，但我年老体弱，似需有随从之人为伴，此请考虑者一。再则赴美费用约计多少，事先如何筹备？此请考虑者二。以上两事希望指示明白是幸！

附来周绍贤一信和像片收阅，谢谢。

前次来函和照片多帧收到不误，谢谢。

姬小姐来京访我，交到尊撰我年谱一稿，又《漱溟文录》一册。甚谢。年谱稿因近来颇忙，尚未展看，容缓阅看再说。

手此布复，顺问

台安！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假如我赴美国，似需制服装。又讲词似需事先备好，译成英文，此事应在考虑中。

漱溟又及

致艾恺　/1980年

艾恺仁兄先生——

前后来信以及托人带来之件均已收到无误，乞释念。兹就鄙见所及分条陈述如次——

（一）兄为我编订年谱颇费心，我看了未动笔修改。我以为你不必从事于此。此事香港胡时三作过，但他缺乏资料，作不好。有一青年陈维志曾在我指导下撰写出一部分，尚将继续进行之。将来由陈胡二人为之可也。

（二）兄不必专以我为研究对象，而应扩大之，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学问，研究印度的文化和学问，特别注意佛教。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和思想学问正是追究到我思想言论的根本，可以更好地明白我。

（三）研究中国宜阅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通称四书）。研究印度可以读我旧著《印度哲学概论》，其中亦介绍了佛家。

（四）我祝愿兄成为通达东方思想学术的专家，我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和《东方学术概观》（此书即将在香港出版）可供参考。

（五）关于邀我赴美讲学一事，我诚愿出游，却又多顾虑。首先要有随身陪伴之人才行，他必须能英语，一时似难得其人。其次，我明年八十九岁，虽体力尚好，究竟老衰，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凝固，恐怕不易适应新环境。万一到达美国，或赴美途中病了，岂不麻烦？

（六）至如讲演题目和内容应事先准备写成英文，不可抵达美国后再作，而此事似又待与兄面商才行，乞考虑后答复我！

总结地说：祝愿吾兄致力东方思想学术的研究，是第一要紧事，至如我游美一事我不积极也。

专此布复。敬问

兄一家均好！梁漱溟手上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九日于北京

致艾恺　/1981年

艾恺先生如晤：

前者大驾枉顾我家，连续谈话十数日，均有录音。兹因国内友人亟欲得闻所谈内容，而且保存之于国内，特托林琪女士转致此笺。如荷　先生同意，即希交付林手为幸！其他容续布。专此敬问

阖家均好！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于北京

致艾恺　/1981年

艾恺先生吾兄：顷承寄来我昔年著作各印件多册，均收到，十分感谢。例如调查李闻案的报告我手中已无存矣。承示

兄最近着手河南南阳地方史之研究，此工作甚有意义。镇平彭禹廷是我好友，亦即孟宪光的老师，内乡别廷芳我亦见过面。他们彼此联防，保卫地方，有毁有誉，外间多不得真象，其实皆彼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值得做历史研究。

兄以外国人注意及此，可谓稀有，若能亲往访查而记录之，实一好事。于此，孟宪光可为向导，但不知何时能成行？专此布复，敬问工作顺利，并祝

兄全家均好！梁漱溟敬复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致艾恺　/1985年

艾恺尊兄：

今为整理我曾写过的一些文字，需要查阅我昔年在香港主持《光明报》时所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篇长文，连载许多日。但今我手中只存数小段，缺失甚多，未知　尊处有没有收集此文。如能补足所缺则幸甚矣。再则　尊兄今年秋季来不来中国，有否把握机会？甚以为念。专此敬问近好，并祝

全家安康！梁漱溟拜启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

致艾恺　/1985年

艾恺好友如晤：

久未通讯，敬想起居安善，工作顺利。前承寄来《我努力的是什么？》（刊出在香港《光明报》上）之复印件，于我甚为有用，因我手中正缺此文也。感谢！感谢！

今年计算你不会来北京了，未知明年可能来否。敬此布复，顺问你全家均好！梁漱溟手启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于北京

致艾恺　/1986年

艾恺好友如晤：

顷奉到来信，甚欣喜将有机会彼此见面畅叙久别之情。但来信所云将要去邹平访问考查一层，却须知自从日本敌人大举侵略华北华东，中国游击抗战之后，邹平同在沦陷区中，惨遭破坏，虽于全国解放三十余年来一切多有恢复建设，但我昔年之所〔有〕设施，则事过境迁，看不到了。其余一切见面再谈。先此布复。顺问

你全家俱好！梁漱溟再拜（印）

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三日于北京

致林琪　/1980年

林琪先生：

来信收阅。关于

先生有意来北京访问我的事情，政协秘书处已经转告了我，我甚欢迎，亟愿聆教叙谈。我居住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二十二楼五门十七号。希枉步此间为幸！

专此布复，顺请

台安！

梁漱溟手启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于北京

注：林琪（Catherine Lynch）女士，时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著有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致林琪　/1980年

林琪女士台鉴：十月十日来信收到，前番在北京所照像片一同收到，甚谢，甚谢。又因我被选入政协常委，承　伍老师和

足下来电致贺，先经领收，同此声谢。现就来信询问各事分条作答如次——

（一）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分重要，我作为政协之一员列席参加，只在分组的小组会上有一次发言，大意说：自己没出去访问考察，没有具体意见，不愿说空话，但见到旁人发言有值得领导方面注意的几点，特为提出来说了一说，请予注意。所说内容是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尊重社会习俗，以利团结，符合宪法规定。

（二）党中央为修改宪法事召集一次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诸公出席，我亦参加了，并被指定为修改委员会委员之一。

（三）将要公审江青等十人叛国罪行，组织特别法庭，开了一次人大常委会。我以政协一员亦列席于会上。

在上方的两次会上，我均未发言，固无必要也。

（四）足下与伍老师准备去山东实地访问考察，甚好，甚好。可先到济南，再到曲阜，再到青岛邹平等处。临时斟酌行之。

（五）在济南有我的学生孙子愿住济南市历下区半边街28号。又一学生张汝钦住济市经十路小梁庄街一号的居民楼四层楼上。你们可访之。此二人皆是中学教员因年老退休者，虽不能有多大帮助，却可备咨询。见面时便说明是我指引来的，并对他们说明你们到北京和我谈话十数日的情形。

（六）曲阜必需一游，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有孔庙即祭孔子处。有孔府，即孔子后裔住宅。我昔年皆曾访看，但闻后来被破坏，不知现在是否修缮了，是否有人守护。

（七）邹平距离济南不甚远，是我昔年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之地，全国解放后我亦曾去过，但近廿多年没有往来，没有熟人，当地人士可能有人尚记忆往事，试访年老人亦许知道一些。

（八）假如去青岛游览，我有一老学生薄蓬山，住家河南路86号四楼，此人性情有些怪癖；学习有古道家功夫。

总之，我当年同仁旧侣除少数学生外均逝世矣，所以未能介绍你们寻访之。

祝你们旅游兴致佳胜！

伍老师前代我问候，不另具笺。

梁漱溟敬覆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于北京

致林琪　/1980年

林琪女士：

昨日答复一信，计达

尊览。顷忆昨信遗忘介绍邹平一友，兹补写一笺，假如你们去邹平时可以请此人为向导。余不赘陈。伍老师同此致意！

梁漱溟手布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烦交邹平县东关修表门市部范印龙同志台收

印龙同志：

兹介绍美国的林琪女士和南京大学伍教授访问邹平，希惠予帮助为幸！

梁漱溟手启（印）

一九八〇年十月　北京

注：范印龙为原乡建院一老工人之子，详见本书第642页注。

致林琪　/1981年

顷接来信，知于游访各地之后，返抵南京大学，甚欣甚慰。所惜青岛薄蓬山竟于晤面之后遽尔身逝耳。兹就来信询问各节敬答如次——

（一）中国抗日战争中，南京政府不得不延揽社会名流和小党派人物成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参议会，我与黄炎培、沈钧儒等多人被邀参加，因而与蒋常有接触谈话机会，但他并无说过希望我建党的话。

（二）张宗麟是我从陶行知先生晓庄师范学校聘来邹平任乡村师范校长的，他当时思想左倾，领导学生与我的要求不合，我就解除他的校长职务。他当时是否已加入共产党不清楚。但数年后我到延安访问时，曾遇到他。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亦曾遇到谈话。

（三）附带说：陶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朋友，抗战期间我们一同退入四川北碚。他在嘉陵江畔建立一学校，收容武汉沿江一带失家儿童。我把次子培恕亦交给他，受他的教育。他为人行事近乎共产党人而未入党。

（四）我们在邹平全县曾举行户口普查，建立户籍室。各区乡村死一人生一人，随时通电话报告于户籍室。对于高小毕业生（这是当时为数不多），以及吸食毒品行为不好的人特有卡片记录，社会治安之好赖此。

（五）邹平全县人口当时不足十八万，没有大地主。我们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更谈不到田赋制度的改革。

附带说：现在邹平远比当年地广人多，是把邻县划并一部分归邹平了。

其他不尽宣。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三日

注：邹平县以东与长山县为邻，今已并入邹平县，原长山县城所在地改为长山镇。

致林琪　/1981年

六月四日来信收阅。兹分条答复如下：

（一）林毓生教授将在到京时访我，甚欢迎。

（二）《人心与人生》一稿既经看到，如欲引用其文，不妨引用。

（三）你能去西北时，必须参观秦代唐代各古迹，要紧，要紧。

林琪女士台鉴。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六月八日

致林琪　/1985年

林琪女士台鉴：

在我的生辰，承蒙

你来电祝贺，甚为感谢，足见出你的盛情，是一位我的好友。又你的来函内所附我家女工孙梅娣的像片，甚好。可惜她请假回南方家里去了。我只好代她收下，并邮寄与她。田慕周先生恰如你来信所说，正好在北京，时常来我家见面。你的信及像片即由我转交给他。我所著《人心与人生》一书，现在已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由上海新华书店经售，同时又由三联书店在香港等地印刷发售，可以得到海外流通，多有读者指教。但不知在美国能看到此书否。据日本东京友人来信，此书经传至日本，日本正在翻译为日文，翻译者名和崎博夫先生。将来如能有人译出英文来，得到美国朋友指教更好，但怕不易耳。伍贻业老师如能来北京将是我盼望的事情。匡校长不久前来游北京，亦来我家看我，并且赠我一本他所写的《孔子评传》一书，又面谈了许多话。此外，我更希望

你和你母亲来游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特殊的国家，若能来看一看，将十分有兴趣。其余暂不多叙。谨祝

你全家人安好，幸福！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注：日译本《人心与人生》之译者应为池田笃纪。“匡校长”即匡亚明（1906—1996），曾任南京大学校长。《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1939年6月10日一节中有著者与匡先生初次相会于敌后之记载，可参看。

致周俟松　/1980年

俟松仁姊惠览：顷奉

手书，顿时回忆往昔在香港承　地山老兄暨　仁姊照顾，在尊寓借居一段情景，忽忽不觉四十多年前事矣。回国后，忆曾有一度晤会，地点似在南京或北京，

仁姊方任某校长事。至于

来书所云大驾枉顾积水潭敝居，漱适远出不在家，由先妻陈树棻接待，则忘失之矣。今者先妻既于去年九月身故，寿八十四。旧居既失，其环境亦已改观，世事沧桑固如是耳。仆尚顽健，可以告慰知交。新居在复兴门外木樨地22楼五门十七号，通讯请寄此间。此间有儿孙同住，俾得照应。据来信令嗣令媛均在陕西，未悉有孙辈随侍否。敬此布覆，顺请　台安！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〇年三月八日

注：周俟松（1901—1995），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笔名落华[花]生）之夫人。1940年5月著者赴香港创办《光明报》，初到香港时曾一度借住于许宅。1916年著者于族兄梁焕奎长沙寓所即得与周印昆老先生相识，周老即周俟松女士之父。

致周俟松　/1983年

俟松仁姊尊右：岁月流逝，音问疏阔，不觉多年于兹矣。日前承世侄女枉顾我家，顿然回忆往昔在香港寄居　尊宅备承照顾情景，则又跃然直若目前事也。人生如白驹过隙，岂不然哉。询悉　台候康强，至用欣慰，不知亦有游旅来京之兴否，企盼企盼。漱今年满九十矣，精力就衰，幸一身无病苦耳。专此申谢　关垂。顺致

敬礼！不尽欲宣。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日

致周俟松　/1986年

俟松仁姊大鉴：惠书奉读多日，因年老精力衰颓而又忙于应付，未能即刻作答为歉。

印昆先丈与先族兄梁璧园（焕奎）交好（璧兄湘潭人，有《青郊诗存》；青郊是长沙东郊一处花园之名），漱因亦得奉教言，今箧中尚存有

印昆先丈手书诗句，但无上下题款，从笔迹书法上可以认出之而已。漱敬想　仁姊起居安善，或亦不再出任学校教育耶。小落花生兄妹常晤聚否？他们各自情况如何，时在念中。他们若来北京旅游，甚愿会晤也。来书提及梁任公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曾枉驾寒舍，因得承得教诲，其时我不过廿八岁耳，今忽忽不觉九十又二矣。人生如白驹过隙，岂不然耶。匆匆布复，不尽欲宣。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于北京

致言申夫　/1980年

申夫先生座右：

七月廿四日手教敬诵悉，谨分条作答如次——

（一）承询问我曾习气功否。一九五六年夏间北戴河有气功疗养院之设置，我曾往学习，但结果我头脑偶尔能入恬静者数次；一念不起，似乎老僧入定者，却不符合院方指导之所期，盖院方所期似属道家之路，而我所入者似属佛家一路。

我自幼年时辄有出家为僧之想，一生倾心佛法，从小乘进入大乘，大乘菩萨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是出世法而不出世，似我前生便是一禅师也。

（二）我茹素，不吃一切动物，迄今将近七十年矣。盖二十岁之前随侍先父左右，未敢秉持佛戒。民国二年离京寓，抵西安后即开始不茹荤腥以迄于今。公预约饮于广和居，谨此辞谢。

（三）弟今鳏居，辱承问及先妻，谨此声明。

（四）我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印度哲学讲席，后又兼讲儒家哲学，自民国六年迄于民国十三年。从未有就读于北大之事。（我于清季卒业中学后未再进学校。）

（五）我自一九三八年春访问毛公于延安之后，一九四六年春再度往访，以迄于一九五〇年，五一、五二、五三年在北京承其邀晤谈话多次，但自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次在会议席上我言语冒犯之后，他不再邀请，遂无从容谈话机会。

（六）我是一八九三年生于北京的，幼时例应读四书五经，却未曾一读，于旧学实极其阙乏，此盖出于先父之教。先父是读经书，中过举人的，但不以此督教于我。申明此层，希望我　公谅其谫陋！

弟读我　公来书，受益甚多，恒庐笔谈续稿拟不邀还，俾得温习，敬希谅许！

肃复顺请

道安！

弟梁漱溟叩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六日

致言申夫　/1984年

申夫先生左右：

顷奉　大函询及刘仲迈、侯疑始二公各情事。我愧未闻刘公之名，曾闻侯公名字，今于其生平事迹亦复遗忘，模糊不清了。一九四九年夏秋间贡噶上师到重庆北碚，驻公园，我经友引进，聆取无相大手印，接受灌顶，当下如饮醍醐，得未曾有。我自少年倾心佛法（非受人指引，是自发的），抱出家为僧之念，直至二十九岁乃始放弃而结婚，但始终发愿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曾致力乡村运动者十年，又值日寇入侵而奔走国事。对于佛家戒、定、慧，唯守不茹荤腥一小节，其他谈不上，既无修持，于今衰老（九十一），不念弥陀，只念观音，不修净土者，仍是以救苦救难自勉也。修定乃开智慧，惜我早年于静定未得入，中年一度若有所入，而今衰老，亦难凝神入定了。我公论易函稿，我只能展读，不能赞一词。此是真实话，非敢搪塞，唯　公谅察幸甚！敬叩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五月十日

致万亦吾　/1980年

顷奉　惠教，缕缕千言，感谢之至。所惜　公卧床，而我惮于出门，未能趋聆面诲耳。

尊著《拿破仑传》出版时幸示知，当托人走取。《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六十年前旧作，其间不少错谬。近年所作尚未付印。唯全国解放前夕，在成都印行《中国文化要义》一种，外间少见，拟奉请　教正。先此布复，敬请

台安！

梁漱溟拜复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

注：此信据万亦吾先生提供之抄件录入。

致李士钊　/1981年

日前承　枉顾未得接待为歉。兹遵嘱写出聊斋蒲老纪念词，希查阅、核订为幸！故聊城专员范公筑先〔生〕身殉国难，亟应追悼。当时与范公一同殉难者有秘书主任赵玉波，是我的朋友。推荐于范公者尚有秘书张潜（孟龙），是我的学生，与参谋长王永祥，即退出城外，继续抗敌，惜张今亦身故，不然尚可详述当年壮烈情事也。漱最近开会甚忙，年老力衰，匆此布达，顺问

台祺！

梁漱溟手布

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

附件：为蒲松龄故居题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蒲氏此书典雅可玩，殆其中卓出者乎。然其为文非现今通行之语体文，固是旧文学小说之伟大殿军。

上昔年读《聊斋志异》的感想，兹录以奉题

蒲柳泉先生故居

八十九老朽梁漱溟（印）

致田光烈　/1981年

光烈学兄大鉴：

久失联系，遂阙通问。顷晤李一平兄乃略知尊况清吉，至为欣慰。兹启者：北京前二三十年尚有佛经流通处，一在东城，一在西城，今则先后消失，只有黄念祖先生家出其所藏供人索阅，但亦缺少唯识法相之书。顷有友人发起成立佛经流通处，不知现在金陵刻经处能提供一些佛典以供流通否；如其可能，自当先兑上数百元为书价邮费等项之用。烦劳吾

兄与刻经处诸君一商洽之，赐复是幸！

附陈者：我今年八十九岁，衰老矣，但一身无病苦，可以告慰知交。居住复兴门外22楼五门十七号，复示即寄此间。其他不欲尽宣。顺致

敬礼！

梁漱溟手布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

注：田光烈（1912—2007），曾随欧阳竟无与吕澄先生习佛学。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等。

致田光烈　/1981年

光烈同学兄如晤：

前得惠复暨附来金陵刻经处今年印刷佛典九种目录，敬承一是。昨与佛教协会赵朴初先生联系，所闻情况亦同。我建议提早印刷法相唯识典籍，亦得允许，但似非一时所能如愿耳。

北京将于广华寺设立佛经流通处。友人陈维博则将于其所居成立佛经阅览处。附此奉闻。顺祝

起居轻安！

梁漱溟拜手

致吴藕汀　/1981年

藕汀先生道鉴：

顷奉许明农先生转来惠赐佳作。敬此申谢。顺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致马秋帆　/1981年

秋帆贤弟：

十一月九日来信收阅，承询有关我生平事迹著作等项。今寄奉《我的自学小史》，又《乡村建设理论》各一册，可供参考。

我以一八九三年生于北京，即光绪十九年阴历九月九日，原名焕鼎，十九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漱溟系清廷退位后办《民国报》，任记者的笔名，沿用下来。二十四岁受聘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席，又兼讲儒家哲学，迄于一九二四年暑期退出北大，自己办中学，又改为聚徒讲学者数年。一九二七迄一九二九年春在广州任两广政治分会的建设委员会主席，倡议开办“乡治讲习所”，为我致力乡村运动之始。一九二九夏迄于一九三〇年夏主持河南村治学院教务兼北京《村治》月刊主编。一九三一年春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县为实验区，迄于一九三七年尾。日寇入侵到山东，乃西撤入川，奔走国共两大党之间，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其言论机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无党派身份应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今任常务委员。——大略如是。不尽欲宣。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注：马秋帆先生为辽宁师范学院教授，与著者相识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

致同辈某君　/1981年

来信收阅。在宗族关系上你我同属焕字辈。我原名焕鼎，字寿铭，漱溟则是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我今年八十八岁，过了年便是八十九岁，精神体力均衰矣。你们一家向来居住西安，因清朝光绪年间你祖父在陕西做官之故。你今到天津何事？希告我知之。西安家中情况亦望告我为幸！此复顺问

旅安！

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三日

注：此系致梁氏同宗族且同辈人函。

致崔有志　/1981年

崔同志台鉴：顷奉

来信，承索我写字。我夙无临池功夫，盖亦不屑用心于此也。对于未曾谋一面者辄拒却之，但　足下为邹平人，又曾看到我多种旧著，非同不相知之人，谨如台嘱，第恐不足存耳。

八十八老朽拜手（印）

注：崔有志，山东邹平人，1933年曾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短期学习。

致景嘉　/1982年

景嘉先生尊前：

溥杰先生转来　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识小叙文两篇，敬捧读。远承询及鄙见，敢以鄙人实在情况率直奉陈。仆以光绪十九年即西历一八九三年生于北京，现在是西历一九八二年，从北京习俗来说，即是九十岁了。我出生于书香人家，从曾祖父以至先父均科第任宦辈辈相传，子弟自必诵习四书五经，然而临到我身上却竟然未曾一读，盖时值甲午战败之后，创巨痛深，非变法维新不可，先父对我乃决意不采旧式教学方式，而以《地球韵言》一书课小子（书中一些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等等，叙列世界大势），谓经书如《论语》《孟子》是要读的，幼儿难晓义理，可稍长再读，因此我于是没有读经书，经书内一些字句音读，不尽通晓，特于《诗经》《书经》为然，于《易经》颇爱《系辞》所涵理趣，如此而已。彼时学制未定，从小学以至中学阶段，（下缺）

注：据残缺信稿录入。景嘉（1914—1986），满族人。清皇室后裔。1942年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回国，在北京金城银行任职。1945年赴台湾。1956年赴日本定居。在东京东亚学院等院校开易经讲座、文字学讲座、书法篆刻讲座等，从学之人颇不少。

致景嘉　/1985年

景嘉先生左右：

顷奉到三月五日来信，又检出昔年介绍贺孟昭女士一信，和尊著《说文象形文类聚浅释》以及我　公赐示自述诗文等件，一一展读，钦佩之至，其间于先父贞端公特致表扬，衷心铭感尤深。以上先后各函件均慎重保存，不敢有失。来信嘱我东游，顿忆及四十余年前曾经偕友东游一次，原意考察乡村建设情况，同时亦曾访晤长谷川如是闲、安冈正笃两位名贤，以慰渴仰。近些年则有意随同溥杰先生东行之便，叩谒　先生面聆教言，惜意志不诚，卒亦未果，而今年逾九十，体力既衰，不复能出门远游，有负　先生雅嘱，衷心歉仄，祈赐谅宥是幸。

先此布复，恭请

道安！

顷又忆及往昔有和崎博夫君赐教一函，恳求　先生为我转达问候，是所感荷。

梁漱溟再拜

承索拙著《人心与人生》，即当付邮，敬求指教。至如译成日文一层，自无不可，但有劳　先生费心代为核订。

注：此件系据所存信稿抄录。

致景嘉　/1986年

景嘉先生赐鉴：

奉读四月十八日惠书，甚感垂注之盛情。拙著《人心与人生》得获我　公留意，加以检讨，于原文不妥之处分别指出，虽求奉　明示，信必有当于学理，料想和崎博夫君如能枉驾来北京面赐教言，必可大有启迪于我，不胜盼望之至。至如　嘱书之件，容缓报命，先此布复。

敬叩

道安！

注：此信据信稿抄录，写于1986年5月。信稿原无落款。

致和崎博夫　/1987年

和崎博夫先生大鉴：

来函敬悉。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蒙宇野精一名誉教授与已故之景嘉先生撰写序文，现又由　先生为写日译本书后，并即将付印出版，不胜感荷。《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　台端之力。待　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至于版权一事，因作者已为日译本写有序言，即已表明译本之翻译出版已得作者同意，即无需再办理任何手续。

尚望　先生早日来访敝国。敬此布复，并祝

撰安！

梁漱溟顿首

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二日

注：和崎博夫先生为日本亚洲问题研究会代表理事，是该会创建者与主持人。在该会推动与资助下，1986年《人心与人生》日文译本问世，此后又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乡村建设理论》两书日文译本出版。关于教育基金的建议一事，因出版印数有限，无收益之可言，故不曾实现。

致萧敬春　/约1982年

萧敬春先生惠鉴：

顷奉来函，获悉先父生平节概特承注意，愿为表彰于世，盛意至为感佩。先父辞世后所有遗笔经漱溟编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内涵：1.《遗笔汇存》2.《感劬山房日记节钞》3.《侍疾日记》4.《辛壬类稿》5.《伏卵录》6.《别竹辞花记》共六种，连同卷首《年谱》，分装四册。初在北京付印一千部，用以赠送亲戚朋友，京内外各图书馆及一切关心世道索取此〔书〕之人。嗣于一九六二年复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制版发售，流通略广，然于今既五十多年矣。此五十多年中先有日寇入侵，该馆被灾，后有国内战乱，世局迭变，社会风尚迥异畴昔，向该馆觅求此书恐不可得。以上系就尊问何处可觅购此书之回答。再则，从来函罗列垂询各条目来看，似乎此书所有内容种种既经

足下寓目者，例如函末询及一九一七年先父写致张勋的书信，倘非见到弁于遗书前之年谱，何能如此查询？

公既然看到此书矣，漱溟今所能奉答尊问者举不在此书之外。公何需更觅求此书耶？窃怀疑问，冒昧奉质，竭诚求教，敬希开示。临楮神驰。

恭祝

旅安！

（梁漱溟印）

来函下问尚有一些小问题，且容后奉答。又及。

注：以上系据所存信稿抄录。信稿上注有：“此我答复萧君自伦敦来信底稿。”底稿无日期，约写于1982年前后。信中提到《桂林梁先生遗书》于1962年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制版发售，为著者笔误，实际应为1926年。

致朱据之　/1983年

顷奉惠书，缕述多年来远劳关注，深愧无以副　公期望，又不敢不自勉。承示　令兄妣安孺人行述，敬谨拜读。孝亲为吾国传统文化重点所寄，但愿今后新社会毋失此美德也。嘱书各件均谨书就，恐不可用。希　裁酌之，是幸。承　赐多珍，拜领谢谢。敬此布复，顺请

大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三年二月

致朱据之　/1984年

六月六日来函奉悉。恕我难以如命而行。贪为佛家所戒三毒之一，吾不敢助成足下之贪念也。又先圣孔子有绝四之教，而　足下殆落于意必固我之中，不佞窃愿　老兄之反躬自省也。冒昧之言，临楮不胜惶恐，诸祈谅察幸甚！敬复

据之先生左右　梁漱溟顿首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

致朱据之　/1985年

据之先生左右：

顷奉　手书，不因我冒昧进言而坦怀讼过，仰见

尊兄谦逊品德，不胜钦佩。漱溟年逾九旬有二，脑力体力俱衰，所幸一身尚无病苦，而眠食则大不如前矣。远承　惠赐核桃仁等佳品，感谢之至。敬此布复，恭叩

道安！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五年二月廿日

致冯振家属　/1983年

顷收到讣告，惊悉振心老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回忆先生往昔主持国学专修学校时，我承先生招待食宿校内。因我一向不茹荤腥，特嘱家人备素食饷我，至今感念不忘。全国解放后，先生几次北游到京，必访我把晤快谈，并去太原访吾往昔同住国专校内之阎君宗临。今者阎君及先生各已谢世，独余老朽我一人在耳，不禁憬然神伤矣。专缄布臆，敬维

节哀顺变是祷！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一日于北京

附件：为冯振先生作书

吵架吵完了吧！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京与我国周恩来总理举行两国恢复邦交谈判。既将达成协议，毛主席接见他，坐定，主席开腔一句话，就说“吵架吵完了吧！”此见主席态度轻松风趣，待人亲切，不落俗套。然亦象征了二千年两国友善关系在近八十年短期恶化之结束，今后将永远和睦相处，并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振心先生适于此时到京把晤，承索书纪念，特书此以应，即请教正！

梁漱溟

一九七二年九月卅日于北京

注：冯振（1897—1983），字振心，广西北流人。教育家，诗人。著者于1942年息影桂林时，曾一度借住于迁至桂林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冯先生时任该校校长。

致刘雨涛　/1983年

来信收阅。我今满九十岁，精力既衰，往事每难回忆无误，姑就追忆所及作答如次：

（一）唐迪风（一作铁风）先生我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见到，其时似在民国十年之后。临别，先生语我云其子君毅正在北京大学求学，嘱我照顾之，因此我回北大即曾看到君毅。民国十六年旧历正月北京学生会组成寒假讲习会，我特别提出每听讲人缴费一元的条件。君毅亦曾在座听讲，但似未听完毕。

（二）君毅求学似主要在南京，而非北京，其学问深造时则在海外香港等处，有著作甚多，曾应聘赴日本美国等处讲学。屡以著作寄赠与我。某次以他母亲的《思复堂诗稿》印本寄我，而同时付邮的他自己著作则被海关扣留，谓其思想反动云，但前后多年来我收得他的著书仍然很不少。

（三）君毅厌恶共产党政权，去台湾，而不来大陆，是可以体谅的。（我曾劝他回国一游，他不肯。）他的人品学问我十分佩服。我和他应算有世交之谊。（他妹至中女士亦曾来见过我。）

（四）张克诚先生是我所熟识而且尊敬的学佛朋友。他未曾担任北京大学任何职务，却与北大师生有些来往，例如蔡元培校长即有一次往听他的讲学。但张先生讲佛家唯识之学的《观所缘缘论》却有错误，我见到其讲义，曾在我所著《唯识述义》第一册内指出之，兹不及详。

张先生居住北京西城鹫峰寺，临终端坐而逝世，我趋往，尚及见之，当即膜拜。先生有一子，忘其名，在河北省唐山的路矿学校任职。先生故后到京访我，我就所知具告之。——此人后来如何不得其详。

有名的“五四”运动以新思潮为先导，左倾的右倾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运动，从而形成的共产党和青年党要皆萌茁于此时的北京大学（还有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凡留心六十年来历史者固皆晓得的。

以上拉杂连类及之，诸希谅鉴。敬复

刘雨涛同志。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梁漱溟手复

注：与此信内容有关之记载见《人心与人生》的《书成自记》及《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附记”（《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致梁平甫　/1983年

顷收到惠赠《书法大成》一册。谢谢。我自少年时遭逢国家多难（甲午战败），于临池功夫无暇分心，因有待致力之事正多也。

《书法大成》中所采我一短笺，署名尤见拙劣，希于再版时删去之，幸甚！肃复

平甫先生

梁漱溟再拜

书法朴拙非病，劣则要不得。公谓何如耶？

漱溟又及

一九八三年十月七日于北京

注：梁平甫先生以《书法大成》一书寄请著者题字签名留念，而著者误以为梁平甫为此书编者，以书相赠，故要求将收入该书之一短笺删去。

致卢资平　/1983年

十一月三日来信收阅。前者从邹平文教方面和山东大学方面先后来京访我于家者，有三起人均经接待谈话，并遵嘱为黄山建亭题字，足下谅必有闻。凡外地来京者例需持公函方易觅居旅舍，大驾如其来京，此层亦请注意方好。敬此布答，顺候

台祺！梁漱溟手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九日于北京

致卢资平　/1984年

四月十九日来信收阅。兹分别回答于下：

（一）邹平乡建工作具见《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但人事更替则不见于其中，院长县长历任姓名难于详备，得其大要，可矣。

（二）但院长副院长人选必出自省政府委任耳。我先任研究部主任，时非由省府所任用，却是以省府顾问名义（省政府聘任的），不过工作上在院内分担研究部主任耳。

（三）实验区县长属于院内人员，系由院长提名，经省府加委者。

（四）院长人选前经面谈不再赘，后一时期则是由王绍常继孙则让。

（五）梁仲华孙则让所以离邹平乃因调任济宁、菏泽之故，不必叙明。

（六）来信问及你本人工资问题，我想各省市县人员待遇未必一样，我不清楚，可另询问高明。

其他不尽，顺问台安！梁漱溟拜复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二日

致卢资平　/1985年

来函收阅。关于过去我在邹平乡建设施和工作情况迭经面谈，更无可再说的。又有一本《乡村建设理论》可为根据，可供参考。现在要出《乡建专辑》即请以此为准。我年过九十有一，恕难详作笔答。此复

卢资平同志。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致卢资平　/1985年

五月十八日来信收阅。《文汇报》是上海出的报纸，我未曾订阅此报，其所载消息如何，我不知之，我应邀讲演之事虽有之，但其讲稿皆交出去，我手中没存。至如《人心与人生》一书系由沪“学林出版社”付印，上海新华书店出售，每本价一元七角五分，可向该店函购，凡向我索阅者我均无法应付。此复卢兄足下。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日

致郭齐勇　/1984年

来函阅悉。熊先生著籍黄冈，而家居江西德安。德安修县志，将为熊先生立传，曾向我征询熊先生的生平事迹，我具以所知奉答。自己有无存稿却因年老记不得了。此外我曾写有《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又《熊著选粹》一册。如承　足下来京面谈，自当举以请教也。专此敬复

郭齐勇同志

梁漱溟手启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于北京

注：郭齐勇，时为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信中所说曾以熊先生生平事迹答德安县，指著者所写《忆熊十力先生》一文。

致骆承烈　/1984年

顷奉来函，承询我所做孔子的研究。兹略答如次：六十年前我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之时，曾讲过儒家哲学，其内容即略讲孔孟要旨，但讲时只备有提纲要目，无成文篇章，而由听讲同学作笔记传钞而已。一九七四年如所周知有过批孔运动，我曾写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送交领导阅看，以示不肯附和批孔，此文现有存本。此外近年在美国旧金山迭有旅美华人集会举行祭孔典礼，向我征文，我亦曾撰一短文寄去致祝，此文亦有存稿。以上各文稿如承索阅，可以来人抄取，恕我未能抄奉。甚歉甚歉。

敬此布复，顺祝

公绥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

注：骆承烈，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教授。

致骆承烈　/1984年

此表先经收到一份，但我不自认为是什么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无意照表填写。如其外人认为我亦算是研究孔子之一人，而来访问我，那是他的事情，访问后，任从他去填写好了。

匆复不尽欲宣，顺致

敬礼！梁漱溟手复（印）

一九八四年六月廿二日

于北京

注：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曾寄来研究孔子专家调查表，要求著者填写。这是著者的复函。

致黄席群　/1985年

顷奉　赐书，并收读

令先君远公遗著上下二册，至为感谢。诚如林宰平先生《远生遗著序》中所说我与公并无深交者，盖综计前后晤对只有三次耳。大约在一九一四年，我由陕西回北京，因西安某佛寺一法律问题而自愿代为之请教者，其时我一青年学生耳。乃承　公鉴其诚悃，拨冗指教甚详，彼此精神上若有互感相通者，于是乃有以《晚周汉魏文钞》求撰序文之事，有与《甲寅杂志》记者（章士钊）亟称道远公为人之通讯，而今回首前尘既七十余年矣。临楮兴感，不觉缕缕，更望教学余暇，不吝通讯。专此布达，顺请

教安！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四日

注：黄席群为民国初年名记者黄远庸（远生）先生之子，当时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林宰平先生（志钧）与黄远庸先生为留日同学。著者与黄远庸先生交往情况，可参看《怀黄远庸》一文（《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致谢和赓　/1985年

顷奉

惠笺（《广西党史研究通讯》）于多年不晤之后，欣喜不胜。在抗日战争前夕，即有全国人民总动员为游击战方案之提出，其乃正确不易之对策。当时愚见恰亦有同符者，惜乎未易实行。过去事不必谈矣，今以暑假弟将有避暑之行，或将俟返京再图良晤乎。先此布复，敬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

注：谢和赓（1912—2006），广西桂林人。中共地下党员，而于全面抗战初起时（1937年8月）任蒋介石大本营秘书，兼白崇禧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1938年元月，谢先生曾写有呈蒋介石万言建议书，其中包括《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谢信附来之《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4年10月25日）重印了此《方案》。信中有“全国人民总动员为游击战方案之提出”等语，即指此。蒋介石曾采纳此方案中部分内容，因而有湖南衡山南岳游击训练班之成立，由白崇禧主持，邀请叶剑英同志率八路军有经验的军官任教官。著者于全面抗战初起时，亦尝有动员群众之建议提出，故说“愚见恰亦有同符者”。

致陶天白　/1985年

天白兄大鉴：

顷由小元世兄交来手示，得悉

近况至慰思念。承嘱写具前乡建院毕业证明书，兹写出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敬此奉复，顺候

起居百益！

梁漱溟拜复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二日

附记：

陶天白君昔年曾随同张文白先生（治中）访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留于研究部学习一时期，其时我适主持研究部事。后来张公出任新疆军政长官，陶君供职秘书，以此留于新疆以迄于今，时常与我通讯，每因记述张公政绩以及轶事有所商榷，忽忽不觉数十年矣。

致董乃强　/1987年

乃强同志：

来信收阅。我与令慈亲文振女士近年久未通讯问候，推想必然身体健康。今得你来信十分欣慰，亦且亟思与你晤面一谈，既谈家常，亦谈有关学术方面问题。我家电话36.5522，可先在电话上约好日期时间，其余待面谈，不尽。先乞代我问候令　慈亲是荷！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七年八月廿七日

注：董乃强，教育家董渭川先生与孔文振女士之子。

致张旭光家属　/1987年

顷奉到

尊处来电，惊悉旭光教授竟尔逝世，不胜哀悼，尚希

节哀顺变，处理后事，是则朋友之望也。敬此布复，惟希

谅鉴！

梁漱溟顿首（印）

一九八七年八月卅一日

注：张旭光（1904—1987），江苏滨海县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与著者相识于桂林，约在1943年前后。此信录自苏州留园内一展柜中。

第四辑　梁漱溟致师友

致熊十力　/1958年

力兄如晤：连得一片两信，知　兄动气。（苦哉。）弟前信未及陈出所见，一面实是忙碌，欲写而未成，一面正为　兄年高，怕有所刺激，不谓寥寥一二语竟亦使　兄动气。推想或是宰平先生有信提及我如何如何邪。若宰老果已提及，而　兄今又迫我必须说出，我再不说那就更不好了。今于开会忙中写此信乞　兄教之。我今问　兄：兄将谓　兄玄想（此词出《体用论》）之“空”与《般若经》“照见五蕴皆空”是一事抑否耶？菩萨照见之空度一切苦厄，兄玄想之空果曾除得自己身心痛苦否？我以为一则当真证会本体，一则犹在六识缘影之中，远远不可相比。然　兄似乎竟把佛家亦看同在作玄想，于是赏之曰奇慧，斥之曰诡辩。当然我不否认佛徒末流（印度论师在内）亦有修证实际不足而从玄想构思来作帮补者，但总是末流，未可代表佛家；是佛家之所贱，非其所尚。纵然　兄之玄想构思有胜于此辈，亦何贵？而　兄顾高谈大睨自居于佛之上，明明还是个凡夫，何能令人心服。弟窃谓　兄于书中对佛家偏处（注：我不觉其偏），若委宛以申其疑问，最合自己身分，而且较之剑拔弩张之凶狠词句亦更有力量。未知　兄以为如何也。至《成物》章中有昧于科学常识处似不一其例。弟之科学知识正不多于　兄，自不能备举。盖事属科学范围而以推论出之，犹自己说“这个推论或不至远离事实”（见原书），岂不难哉。《成物》一章之失败在此。匆覆不尽。弟漱溟

注：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志、升恒，号子真，湖北黄冈人。当代著名哲学家。著者与熊十力先生交往数十年，书信往还甚多，致熊先生函现仅此一件因自留草底而得以保存。草底上无年月，据熊先生《体用论》出版于1958年及熊先生6月25日复信（见本书第702—704页）推断，或写于1958年6月。“宰老”，即林志钧先生，字宰平，福建闽侯人。关于熊先生，著者有《忆熊十力先生》一文，其中对在1919年“彼此结交端始”有准确记载，对此后四十年交往也有概略记述，并说明二人“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可供参阅。

致徐名鸿等　/1925年

名鸿、赞尧、伯良、俶知、秉衡、乾符、俊卿、子愚诸兄同鉴：漱溟今负疚怀惭伏地再拜，不敢仰视，嗫嚅陈词于

诸兄之前，求加罪斥；漱冥顷已正式辞去本校高级中学职务矣。

漱溟昏妄糊涂不自揣量，去年谬云办学，牵挽

诸兄至于曹州。曹地僻远干苦，百无以对　诸兄。今又不能始终其事，相与有成。且复先　诸兄而去。虽情非得已，而负罪总无可谢。恨不摧毁此身，无使更昂头露面于人间，犹且不知何以为补赎也。此事决定于寒假离曹州时。当时与议共决者为亚三、星五、幼龙、平叔诸君及西部葛象一先生。事后并曾向熊先生暨秦筱峰兄商谈。独未向　诸位谈过。兹即照当时所商议者，据实直叙如次。更以最近意思结陈于后，唯　诸兄鉴察焉。当时漱溟提出与亚三诸君商议者，要计为下列数层：此次曹州军事问题之发动（吕蕴斋举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虽头绪不一，而王鸿一先生与有关系实无可逃责。王先生心事浩浩落落本非俗比，而迹其行动则不免有类时下政客之所为。漱冥之来曹办学实出彼此合作。此合作之妥否，当初亦曾蓄疑。及去冬因军事发生，入京责彼收束。又由京回曹，往返途程中深思熟省乃决认为不妥。我是如何一个人原极其简单明了。我之办学亦极其简单明了，不含何种意味。乃王先生平生所以示人者乃极复杂不清。其气魄又有包举山东囊括曹州之观。于是我所处地位乃使不得以我之简单明了者与社会相见，是大不可也。此非个人爱惜羽毛之谓。漱冥窃不自揆，觉吾一身系中国前途，言动出处为天下有心人所属目。苟立身不谨，使吾所倡导以号召于天下者不为人所信，则中国前途一线生机于是遂斩。故窃不敢不自爱也。此一层也。又我尝申举“东方文化”一说以倡于世。近觉此事难言，已不复愿谈说此等名号。而王先生在京办《中华报》，则特标盛唱，哄动朝野。一面聚集许多盲附乱谈之众，一面又到处为我吹嘘。于是我所谓东方文化，乃杂于彼所谓东方文化之中，而无从识别。将不为识者所谅，而为无识者滋其误会。东方文化苟有一线生机，岂不将以此而斩！我诚爱东方文化者，即不可不与之分家。然而我在曹州办学，不啻处彼家中。即无与之分家之理，则非离曹不可。此又一层也。更有一层意思为此次离曹之重要原因。特未知说出来　诸兄相信否相许否：漱冥到曹以后与本地人士暨军人官吏等相周旋，颇觉此来未免自己太轻率，作事不知分寸。而尤以往返京曹途中所感受者最有启悟。往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聘请马一浮先生任讲席，马先生谢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当时闻之颇以为是笑话，今乃深悟古语之所谓。而我之于曹正所谓往教也。此非讲求身分。盖此学与传习知识技艺者异，只是一点极简单的意思，并无许多新奇巧妙道理可说。而要在受教者恳到诚切，郑重以听，则寻常一言半语可以受益。否则纵有好道理只成儿戏，且绝其此后领益之路也。而受教者之态度如何，又悉视讲学者之人格与态度如何而定。苟讲学者先不自郑重，则此学之根本已亡，即可以不必讲，讲亦徒为此学罪人而已。漱既以此学自任，而此番来曹乃竟未审斯义，颇近轻于自售。虽在我真是牺牲一切，披沥肝胆，欲以一身肩负天下事。而无奈今之社会人人都是一肚俗肠，安从识我襟怀。既不解我为什么来曹，则看我亦不过来曹就食，固其宜已。此无可责人，只可自咎。亟当谢去，闭门思过。不然，则真成此学罪人而已。此即最后一层。此外虽犹有些意思为求去之故者，然亦可以不再数。总之义当去曹，义无可留。而有一极费筹维之问题，即当以何时去曹为宜。以学校关系论，当俟暑假乃告一段落。然我之去曹本为王先生与军事问题之关系而发，万无待其事已成过去而于半年后乃始言去之理。必当立时脱离乃是。顾又虑同人同学因我之去而亦不愿留曹者甚多。仓卒之间难得别觅栖止，进退踌躇定极痛苦，实觉对大家不过。尤难者六中方面亦仓卒无人接手，我无硬抛掉不管之理。再四筹维最后结果乃商定漱冥先行离曹回住北京。对同人同学暂不宣布去职。延至春后再向大家说明。则同人之欲别就者可得从容自谋。同学亦满一学年，易得转学他处。而前之患无人接手者，于此亦得亚三勉强允担此过渡期间之暂时维持者，俾到暑假由六中方面从容商定如何接手之事。似此办法乃于各方关系稍觉稳协。故当时决议照此安排办理。一面挽与我同事之平叔筱峰耐心维持半年，一面且谋今年开学应进行改良事项，以安众心。此即漱溟所以先　诸兄而去，秘密不以相告，至今日乃向大家说明之故也。凡此所述种种，皆就去年事实据实说出，无敢诳语隐讳。至漱溟此去曹于义究合不合，临去措置之当否，则自己真不敢知。诸兄如有明诲、责言，无不恭敬愿闻。漱溟半生盖未有无一毫自信力如今日者也。以下即以自己最近意思为　诸兄敬陈之：最近之我又有多少之虚悟。曰虚悟者，以悟得不深切、透实，又自悟之分数少，而旁人指点之分数多也。然回视以前心理已大不同。以前一派豪强自以为是的态度已无有。什么“一身系中国前途”，“言动出处天下观听所系”，“牺牲一切赤心赤胆以天下为己任”，真是大言不惭，一派梦话。自欺自蔽犹懵然不知。虚矫气、豪侠气，与暗中作祟之大欲望，真伪混杂。每每自言自语“我是牺牲一切的”。自命慷慨负荷，此实最谬、最自蔽处。来曹诚为有所牺牲。然念念不忘，正是牵挂甚重，不肯牺牲。且说个牺牲，正是有所图，暗中有鬼而不自知。以是明明晓得自己生活没路子，无把握，而有此一股假正气在，竟不知回头。乃至曹州失败，犹思别起炉灶于曲阜。今日定定心，擦擦眼，看自家前日所为，好似一个机器人在那里乱动。庄子所谓“意者有机缄而不得已邪？”，可以说自己未得调伏自己，而习气作怪，胥不由己。当此之时万万说不上出头作事，必须自家心里清明作得主，方才有话可讲。去曹理由核之未必全无是处，特当日云云则是迷乱梦话。今日那些一概不必提。直接了当说，自己什么都不行，不能作可也。去年决议本拟在曲阜布置一处数十人用功之所，同人同学有乐意相从者即转移到彼。现在已不作此想。二三年之间无论什么都不作。唯与平叔艮庸等觅地自修，养志戡贼。且看结果如何。此即漱溟最近意思也。缕缕奉陈，诸兄何以教我？漱溟大约不到曹州，诸兄如果暑假过京，或得相会。否则期诸异日矣。一切歉情不知何日得申报偿。临书掬泪，不尽欲言。漱溟再拜。三月廿九日。

名鸿姓徐，广东人；赞尧姓谢，湖南人；伯良姓钟，四川人；俶知姓张，四川人；秉衡姓戴，福建人；乾符姓马，山西人；俊卿姓郭，山东人；子愚姓王，山东人。以上为写致此书的对象。书中所云与议者：亚三姓陈，星五姓王，幼龙姓赵，并皆山东人；平叔姓王，四川人。书中所论之事实经过，具述如另纸。原书写于一九二五年，此其存稿。一九七一年检出追记。漱溟（印）

注：著者信末追记中说“书中所论之事实经过，具述如另纸”，即指1971年2月23日所作之《略述1924年在曹州办学经过》一文（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在此文中，著者写了一段与此信有关的话，特引录于下：

一九七一年春从寻回之杂乱文稿中检得一九二四年写致徐谢诸兄信稿，读之顿感肺肝亲切，庶几所谓为学鞭辟近里者，顾回首且将五十年于兹矣。以今视昔，理解通达或有进，切实则未能，此可耻也。特留此信稿，以资惕厉。

致张申府　/1952年

申府吾兄：

不见几已两年矣。前者毕瑞生来见，询及　兄住址，弟以黄花门告之，彼居然寻到，因知　兄仍住原处未动。弟住颐和园已年余，兄高兴来玩否？弟如造访，兄通常均何时在家？盼见示，幸甚。手问

夏安！

弟漱溟叩

八月十七日

注：张申府先生生平详见本书第17页注。

致张申府　/1971年

前次晤面时闻　兄以血压高，头脑不好看书。近不省得好否？陈同志觅来绿豆奉赠，请哂纳。

兄前云罗素《中国之问题》一书将检出借我阅看，如在手边，乞付下！又李健生前送至　尊处的潘怀素音乐材料亦乞付陈同志携回，由我转交饶君为便！余不尽。敬问

近安！弟漱溟手上　六月十八日

注：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曾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者尝回忆说：“申府好收书，又多旧藏。申府富于学识，资助我者不少。”李健生为章伯钧先生夫人。

致张申府　/1971年

顷得潘怀素一信，须转　兄一阅。又《天演论》看完亦拟奉还。星期一午前十一时从政协学习后，当走访于　兄，即在尊处午饭（素食）。先此布闻。即请

双安！

弟漱溟手布

六月十九日星期六

兹以潘信附此函中，容晤面时取回。

漱又注

致张申府　/1973年

申府吾兄：

许久未晤，近想健康胜常。统战〔部〕方面现在组织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约四十人），出外地参观学习，我亦在其内。十日以前成行，一个月后转来，离京之前能否奉访不敢定。兹托陈君送还前借之书，并领取前存　尊处《参考消息》二纸（似是十二月份的）。如有赐教言语即付陈手带回为幸！手布即叩

双安！

漱溟手上

五一节晨

致张申府　/1973年

申府吾兄：本月廿日星期五我从政协开会后当访　兄一谈，约于十二时前可到　尊处。即在　尊处午饭，有芝麻酱面或炸鸡蛋酱，即可；千万勿费事。先此布闻，即请

双安！弟漱溟白　七月十七日

致张申府　/1973年

申府吾兄：

前闻陈维博云潘事经　兄致函总理，不久得复——文化组作复。兄未启视，径转于潘。弟顷得杨信，乃知将潘件退回也，深可叹息。潘欲来京，弟曾劝其不必来，他仍要来（下月），亦无可如何耳。

兄近来身体想好。余不尽。

弟漱溟

十二月廿一日

致陈政　/1973年

仲瑜老弟如晤：星贤转来

手书甚慰怀想。适吾次子培恕将有沪杭之游，因嘱其造访，并作此答书以我近状奉告。我身体状况甚好。我以一九七三年新春来说，即属八旬晋一，然自视精神体力不减六十岁之时。盖素食既满六十年，除过去为国事奔走，东西南北，生活难有规律之外，最近廿几年起居饮食极有规律。食量视常人为少，而起床则比人早。少壮时失眠之症，今乃希有。从五十年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作以来，自信负有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思想之使命，天天写作甚勤。最重要者为《人心与人生》一书尚未完成。次则，《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已写成于一九七〇年。兹嘱人抄录其弁首四则，

弟阅之，略可想见其内容，我要解答的是何等大问题。问题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解答仍不离马列主义。然所申张之义，不免惊俗，须十年廿年后再发表。我殆不及见之矣。人的寿数不必遽从其身体健康作推论。

弟所熟如谷锡五，如罗莘田，身体都好，皆仅及六十，或未及六十。马先生少病，亦只八十五。熊先生多病竟亦八十四。我自度未必能及九十。然必要的写作当可基本上完成，平生大愿基本上可了也。其他琐琐请询之培恕，此不一一。

弟之生活近状亦语之培恕便好。即祝

春祺！漱溟手覆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

即旧年除夕

注：陈政（1894—1978），字仲瑜，浙江绍兴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顾孟余等先生。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为《少年中国》编委。五四运动中为宣传部负责人。30年代在浙江从事高教和地方行政工作。30年代后期至1949年，曾任铁道部和招商局秘书长。1956年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关于陈先生，著者曾写道：“民国九年我在北大第一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仲瑜任笔录。次年暑期再讲于济南，由罗常培（莘田）记录，其后即以两次记录整理出版。陈、罗均非哲学系学生，然与我情谊逾常焉。”陈先生确为哲学系学生，著者误记为非哲学系。陈先生与著者师友之谊持续终生，书信往还凡五十余年，或综论学术，或互叙友情，据先生家属估计，累年积存不下四百件，惜于历次运动中丧失殆尽。此处收录的残存的几件，均为陈先生家属陈树勋等提供。信中所说罗常培，为著名语言学家。马先生即马一浮先生。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星贤，即王培德先生，字星贤，北大英文系毕业。

致陈政　/1973年

仲瑜老弟：前经星贤转来

惠书，甚喜，即于农历除夕作答。适因次子培恕夫妇将游杭，当付交带往弟处，代我致候，不意彼等迟迟未即成行，明日动身，且将经历多处，始抵杭，必劳　悬望，特此驰函奉白，乞谅。漱溟　一九七三，三，六日。

致陈政　/1973年

仲瑜老弟：

功纯转来　手书，承索《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旧作，具悉。此书多有错误，出版后即有悔（特于讲心理学，讲儒家等处），故曾函商务暂止其再版。民国十八年再版则以索阅者多，而无暇修改，乃加一序文指出错误，付印。今日（五十年后）视之其可存者更少（约十之二三），不须再看它。我有《中国文化要义》之作，一九四九年印行，弟似未之见，当设法寄奉一阅。此书视前作内容切实多矣。然仍多不妥之处，且不合于时，只给自己人看，不与外人看也。手覆即问

近好！漱溟　八月廿八日

致陈政　/1976年

仲瑜老弟：久未通信，近想

起居都好为颂。我今年八十有四，计吾　弟亦在八十以上。我精神身体尚好，视觉听觉微有减退，自己知之，旁人不觉察。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

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

一阅，仍乞寄还为幸。另有几个问题奉询，弟能回忆赐答否。

一、顾孟余先生从南京政府退职，住在上海亲戚家，弟曾引我前往晤谈一次，我今忘其年月。

二、抗日战中汪逆投敌，顾先生拒绝之，来到重庆，住郊外某处，我曾往访，为大局问题交换意见，我今忘其年月。

三、顾先生后曾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一度枉驾上清寺特园看我，其年月大约同前而稍后，记不清。

四、全国解放前夕，顾先生在香港，嘱谷锡五写信给我，邀我去香港相会，值航空公司起义，致未成行。

弟知其事否。

回信寄东郊新中街七楼一单元三号为盼。专布顺问

冬安！漱溟手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卅日

注：此信可与下一件1977年1月9日致陈政函参看。信中所说中山大学，或为中央大学之误。上清寺特园，为鲜特老重庆寓所。著者在重庆时，多借住于此。

致陈政　/1977年

仲瑜弟：回信收到。京市缺煤，室内虽有暖气设备，时而中断供应。

嘱书之件拟容春暖报命，乞　谅之。抗日期间汪逆为国民参政会议长，我为参政员。顾先生到渝，在汪投敌之后。我闻讯往访，其时尚未出任中大校长，所住林宅，林实不在内。又顾先生从南京退职，住上海某亲戚家，回示云民廿六年，即是抗日前夕乎？我均记不准确。往昔在北大同事，甚少谈话，但后来对于国事政局的行动态度却往往若有契合。曾闻罗莘田从美国回北京，语我云他在彼间看到顾先生，顾先生谈及国内政治上有可能与我合作，此或即解放前夕，邀我赴香港见面之由乎。顾先生今不在矣，不知身故在港抑在美国。匆覆，其他不尽。即请

冬安！漱溟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北京

注：“汪逆”即汪精卫。林宅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寓所，名“林园”，位于重庆市郊，在山洞（地名）附近。信中所说顾先生即顾孟余先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著者住重庆北碚时，顾先生曾邀约赴港晤谈，“值航空公司起义，致未成行”（见1976年12月30日致陈政函）。

致陈政　/1977年

前者　弟嘱写旧诗，我因天气冷未报命，今日有意书写，则　弟来信竟不知放在何处，遍觅不见，请　再行将要我写者开写来为幸！

手祝

春安！漱溟手上　一九七七，二，十二

致陈政　/1977年

此件写得不好，十分显然，但亦不想再写一张，即此塞责，乞　恕其老朽！印章重复，亦是缺点之一。行款高低不等，亦是缺点。又须说明者：检查《辞海》“鬱”字“郁”字通用自古，因图省事，即用“郁”字了。

其他不尽。

漱溟

二月廿日

注：前信与此信所说旧诗，指著者早年赠陈仲瑜诗。详见本书第727—728页。

致陈政　/19？年

仲瑜老弟：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尾我应邀到太原为一个月之讲演，似曾约　弟同往为我作记录。我去讲演是确记无误，唯约

弟同往一层则记不明确。

弟尚记得否？乞便中回我一信。其余不尽。漱溟　三月廿五日

注：此信年代不详。1921年著者赴太原作多次讲演，记录由山西省教育会以《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为题辑印成册，页末注明“笔记者陈政”。足见陈先生确曾应邀同往太原任记录。又，上述太原讲演记录均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致陈树谷　/1978年

树谷贤侄：

顷奉到电报，惊悉我数十年老友

令先尊去世，不胜哀愕太息。当年同学旧侣多不在世，今在此常晤聚者独有王星贤一人，容当转告之。尚望　节哀顺变，自己保重。幸甚，幸甚。

令兄令弟同此唁慰。不尽。

梁漱溟拜复

注：陈仲瑜先生逝于1978年8月14日，陈树谷为陈先生之女公子。

致叶麟　/1976年

石荪兄：

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

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　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唐山地震影响北京，我幸平安，乞　释关注！漱溟手上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

注：叶麟（1893—1977），字石荪，四川古宋（今兴文）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1917年入北大哲学系学习。1919年因参加“五四”游行被捕。1921年赴法入里昂大学专攻心理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清华、北大、武大、川大、山东大学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1952—1977年任西南师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著者任教北京大学期间叶先生为哲学系学生，因此相识，且是极为亲近的一个。1921年，著者在与叶麟、朱谦之、黄艮庸三人合影题识中说：“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致叶麟　/1976年

石荪兄再鉴：

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　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　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前寄两信不须寄回。）我有《人心与人生》一书最近写成，现在不拟问世，但惜不得与

兄一商榷之耳。此间地震问题尚未过去，但我身体受扰，精神不受其扰。

漱白

注：信封邮戳日期为1976年8月20日。

致叶麟　/1976年

石荪老弟：顷收到九月四日覆信，乃知我实长于　弟，前之叙齿有误。我以一八九三年即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重阳节）生，其年为癸巳，属相为蛇，现在八十四岁了。当年好友，谦之已故。黄庆（字艮庸）始终同我在一起，惜衰老乏力（一九〇〇年生）。我创建民主同盟为推动两党团结抗日，合作建国耳，不是于两党外增多一个竞争单位。南京和谈失败，内战不止，我即退出民盟而艮庸却未脱离，今即以民盟中央委员任职民盟总部。我《人心与人生》一书有艮庸一抄本，不在涤玄手即在颂天手，弟如欲阅看，可索取之。看时最好先看一九五五年我自序文，和一九七五年书成自记两篇。漱溟白

致陈亚三　/1950年

兹于十日午后抵汉，中共交际处及民生公司均有人来接船，故一切顺利。今住德铭饭店招待处。闻张难先先生从北京来此，今晚可到，拟即候晤，再行北上，或者亦去武汉大学一看。熊师母亦将去看；能否在此，尚不知。余不尽。

漱又及

注：陈亚三（1895—1964），山东郓城人。1924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终生追随著者。1931年山东乡建院创办后，先后任训练部主任、菏泽实验县县长等职。1940年任著者所创办之勉仁中学校长。1948年任教于勉仁文学院。先生对先秦哲学、宋明理学均有研究，并深有道家修养。此件系致陈亚三先生函的附言，原函已无存。信中所说熊师母，指熊十力夫人。原信写于1950年1月，著者由川赴京，途经武汉时。

致黄艮庸　/1971年

艮庸弟：

写来伍先生事略一稿共两缄十二纸先后得收。今将我意见分条答覆如后—

（一）写伍先生事迹应力求朴实亲切。用白话即语体文便易得亲切，易得朴实，用文言古语便难收此效果。弟此稿失败在此。况　弟又非能文之人，更加重其失败。例如稿末几句选词用字都不妥。特别是“敛容”与“欢叙”不对头。他例不胜举。

我于一九五四年开始写伍先生传略，即系用语体文，至一九六一年共得六千数百字。兹录其开首一小段如下：

在我一生所有朋友中，不少是我心里折服而尊敬的人。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但其价值在我心目中好像亦还有着不同等的重量。至于其间彼此交谊深浅，关系亲疏，自然又有许多不同处。因此，是难于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若勉强来比较，伍庸伯先生应该说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无人能相比并；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亦该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

下文还特就“相当深”一语，解说不言最深之故，且亦无关系更深之人。要如此踏踏实实、语语真切方合于写记伍先生。吾意　弟最好用白话从新另写一次。白话要自然，不要勉强。即是通俗浅文亦可。断不要玩弄笔墨，失去自家朴实神态。

（二）弟稿多有错误，例“将弁学堂”误为“武弁”之类。又如在参谋本部第几局任科长，主管航空，但其时尚未成立航空署。与伍太太成婚时即居住大宅第内（房子属陆大），非婚后。辞陆大教官在前，辞参谋部官职在后。从北京回乡为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非一九二〇年。其他年月不明确或错误者尚多。我写伍先生传略，许多事迹皆询问伍太太。又有许多事问之李任潮。力求确实无误。写至一九六一年，适有冬末游粤之便，特访觅杨遂良及欧阳某，查询其所知伍先生事迹，连谈几次。惜他们有些事亦说不清。又访黄佐阶及翁某谈几次。手记一些材料，未及写入我稿而失去。例如伍先生为维持广州市治安出任军警督察处一事，其年月竟人各一说，使我难于着笔。稿未完成，而文化大革命来被抄家，稿在被抄之内。最近发还我一切著作手稿，此稿幸得还归，乃思续写完成其事。除函马先生请其就他如何亲近伍先生说起，说他追随伍先生的事，又函　弟助我。弟文用“追忆”为题甚合我需要。但惜文不对题。追忆以作者为主体，以亲身感受接触者为主而叙述。非为伍先生写传记，以伍先生为主体者。弟文却是传记文的体裁了。弟文稿仍存我处。希望　弟另行写一篇来。何如？漱手覆　十二月一日

白话文偶用文言，并不妨碍。但以白话文为主耳。所谓朴实自然也。

假如用粤语方便，即用之亦不妨也。总之，要亲切自然。

注：黄艮庸（1900—1976），名庆，广东番禺人。1919年入北大哲学系，遂与著者相识。1920年曾参加学生游行示威被捕。1926年回广东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师长陈铭枢）秘书。1927年任广东军事厅政治部主任。1928—1933年任广东省一中校长。1933年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任文化委员会委员，事败被通缉。1934—1937年任山东乡建院研究部班主任、训练部主任。1938年任四川省南充民教馆长。1939年随著者赴华北敌后巡视。1940年参与创办勉仁中学。1941年加入民盟，1943年任中委。1947年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62年在民盟中央工作。“文革”后任盟史办公室主任。关于黄艮庸先生，著者尝回忆道：“忆五四运动后……‘少年中国学会’则发起作讨论宗教问题之讲演。”“愚讲演长达三四小时之久，颇涉及人生问题。艮庸坐听，似深深触动其衷怀，次日访我于家。此即彼此结交之始。”此为1920年之事。1976年11月25日，黄先生病逝于北京。黄先生逝世后，著者在致友人田镐的信中写道：“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

致黄艮庸　/1971年

昨答一信计先此得达。

弟稿中有两事亦我所曾闻，而未叙入吾稿者：一是由乡入城不急行以赶火车之事。（弟稿但云车站而不言明火车站，但云进城而不言城是广州城，外人岂尽知之耶？）此事表见伍先生时时在为学之中。而　弟文却以审慎将事，人以为迂缓而不知其勇为说明，似不切合。又一是访陈炯明之事，亦辨其非迂缓而实勇。虽有“切己之学”一语，殊不明白晓畅。希望把以上两件事详明叙出——非但叙明事实，且要叙明其意义，寄我为盼。弟处计当存有底稿，寄我之稿暂不寄还。假如为求详明而文字冗复亦无妨。为简练而不明白，乃不可耳。

前转去田信当早达耶？

漱溟　十二月二日

注：信末“前转去田信”，田即田镐（慕周）先生。

致张俶知　/1979年

俶知老弟：

久未通音信，近闻上海追悼熊先生会上有　弟所致挽词，顿忆及于　弟。我今年八十有七，度　弟亦当年近八旬邪！近况如何？盼回信告我。因　弟家乡地址遗忘，而似知　弟有一女在北碚，故尔托颂天以此笺转达。我自觉衰老，幸无病苦。但内人跌伤左下肢，卧病在床。其年亦八十四，无望痊愈矣。

漱溟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

注：张俶知（1896—1989），四川石柱人。早年毕业于成都高师。后在北大学习，得与著者相识，此后即长期追随著者左右。1926年参加北伐，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教广东省立一中。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工作。l934—1937年又在山东乡建院任总务长兼研究部导师。抗战时期，先后在四川南充省立民教馆、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任校长、教授等职。信中所说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

致张俶知　/1980年

俶知老弟：

十一月十日来信收阅，附来诗句并读。从诗句中固知　弟所研究的问题亦即我所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之所阐述畅明者，所惜不得面谈一罄所怀耳。吾书似在北碚颂天处有钞本（此事记不清），弟试问之，为幸！弟愿来京面谈固所欢迎，但　弟既失明，行动不便，必有人伴行。来京难得住处，北京对临时户口限制甚严，根本难得到达北京，与其　弟来京，尚不如我去四川方便。我现在头脑和体力大不如前，然行动尚无不便，但家人不放心我一人出门耳。弟写来诗句虽略见大意，究不精细，若将全文寄我一阅就好了。弟寄成都之前，先寄我，得一商榷印证机会岂不好乎。我于诗句不满意，嫌其粗略也。人生缘分有定，亦非有定，吾两人皆在暮年矣，能一晤谈否乎。临楮翘企，不尽欲宣！复问

合府均好！

漱溟手布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四日于北京

致张俶知　/1982年

俶知老弟：

寄来关于人类的一篇史诗，我收阅了，内容涵义是于人类生命卓有所见的，可惜我写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未得与　弟阅看而商略之、印证之。吾两人均衰老，弟又多病兼失明，相聚无望，歉憾何极！

吾读此诗虽赏其内涵义趣，又惜其限制于字句间、韵脚间；不如以语体文或浅近文言表达之，更得明畅自如。虽自己可以怡悦，旁人看去究欠明白易晓，况且似诗非诗只见其拙、其涩耶！

从涵义方面而论，吾愿老　弟更进一步，晓得佛家对人生之彻悟。人类生命固是进达于生物界之顶峰的，然却同于一切生物，沉沦于生死迷妄之中。何云迷妄？无我而执我也。一切生物都于内执我而向外取足的，失去了宇宙圆满清净的一体性。佛者觉也，规复了宇宙一体性，其道就在破二执断二取。二执者我执法执，二取者能取所取。佛是什么？宇宙本体是也。二执二取是世间法，道家仍属世间法，唯佛家乃为出世间法，涅槃寂静是也。但大乘菩萨不住涅槃，不舍众生，出世而不出世，不舍众生故云不出世，来去自由，不堕轮回则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也。

其他不尽欲宣。我虽衰老，幸无病苦，可以告慰老友。

漱溟手书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

致张俶知　/1983年

俶知老弟：

二月十五日来信收阅。多年未得把握一谈，虽屡读来信，终难交换意见，俾彼此治学心得有些印证，憾何如之！我积年写成之《人心与人生》一书似在云颂天、黎涤玄处各有抄本，弟若向他们借阅，可得其概要。此外尚有《东方学术概观》，于儒、佛、道三家分别有所指明，其稿寄往香港，尚未出版，皆未及向老　弟请教。彼此今皆衰老，弟且双目失明，此生难望聚会矣。此中自有天命，无可奈何也。颂天移居重庆江北茅溪红旗化工机械厂其女云其娥处。涤玄仍在西南师院内住家，可试通讯询问之。

漱溟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

致张俶知　/1983年

俶知老弟：

来信收阅。气功稿并阅读。我于此道未曾用心，不能赞一词。长子培宽做气功，即交他阅看。他已将该稿投寄《气功》杂志，或将刊出也。来信言及　弟之身份落实问题自己不愿加以猜测，此态度甚好，诚如所云，置之度外可也。至于

弟关心世界和平问题，弟如有所见甚愿闻之。吾意我辈于此无从着力。现在我国政府当局于北美东欧之间不偏不倚，而站在第三世界一面，实为得策。吾等唯信赖之而已。末了一谈个人生活问题。我今年满九十岁，虽体力脑力俱衰，幸无病苦。唯从国内到国外来信来访者不断，又时常开会，须得应付，即须到会而少发言也。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一向俭约。儿孙辈皆孝顺，他们相互间皆和睦，应该说我是幸福的。每日有些身体活动，早起、中午、晚间各一次。惜缺少养生功夫，未能深入于道耳。弟对我有何指教耶？我守不杀生之戒，从来不茹荤腥，食量亦少，或者亦有合于养生之道耶？不尽欲宣。敬问

弟合家安好！漱溟手布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于北京

致张俶知　/1983年

俶知老弟：

近期前后来信均收到。阅看后知　弟气功的心得有四通八达之妙。吾儿培宽亦学气功两年了，最近且赴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以求印证和深造。我则未曾用心及此，且我倾心佛法，以为这是道家功夫，非我所取，故尔收得来件即付培宽或交三十多岁青年友人陈维志收阅。陈为学中医有得者。我以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生，今届满九十岁，一身无病，但脑力体力俱衰，十分健忘。每日有国内外客人来访，接待谈话，亦不觉劳累，此则早晚活动及不茹荤腥之效也。匆复顺祝

道安！

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

致张俶知　/1983年

俶知老弟：

顷收到十月卅日来信，得知吾　弟因领导上落实政策而得解决问题。甚幸，甚幸。但观来信后尚有愿为　弟进一言者。《论语》上有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境界非我所能企及，但我于任何事均平淡处之。今愿以此奉勉，希　弟善体会之。幸甚！

再则：吾人关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当的，但我等既没有政治权势，亦鲜社会名望、学术权威，则纵有言论著作，要不过聊尽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何也。自然，依我看来人类前途是在曲折辗转中前进的，悲观乐观均可不必。附带说，我臆测：世界大战迟早到来，一旦到来则美苏各自将爆发革命，整个世界为之一变，而在此剧变中，独中国自身较安稳——此我之妄度，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以一八九三年（中日甲午之战前一年）生于北京，今年为一九八三年，正满九十岁，脑力体力俱衰，幸一身无病苦而已。人或问我养生之道，我答以“少吃多动”四字。人必须节饮食。我既少饮食，更且不茹荤腥，早晚必活动身体数次，故虽老衰却无病苦也。然寿命如何，乃另一问题。有带病延年者，有无疾而终者。我自度或者有一天无疾而终邪！一笑。

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致云颂天　/1972年

颂天弟：来信及抄件均收得，甚欣悦。我嘱　弟为抄写一通，非徒在保存此文稿，亦在使　弟细读一过，不有益于　弟，必有益于我也。今来信云于诚意章有未能尽晓其义之处，此大好，希望再来信说明问题，庶可知道其中有待探讨或有待阐明之点。盼盼！漱手覆　四月五日清明节

注：云颂天（1901—1983），海南省文昌县人。自1925年至北京从学于著者后，即追随左右达五十余年。1928年任广东省一中教员。1931—1934年一度在杭州问学于马一浮先生并养病。1934—1937年在邹平山东乡建院任导师。抗战中先后在四川南充省民众教育馆、重庆北碚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任教师、校长、讲师等。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勉中任教，至1965年退休。关于云先生，著者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也。”

致云颂天　/1972年

颂天弟：前于　弟以所抄《伍学综述》一稿本寄我时，即答一信，计今为时甚久。在答信中询问　弟于我稿有疑问的地方，切盼明白告我。久不见回音，甚念念。想不是身体不好吧？弟抄件闻经校对，却仍有严重错字未校出：忠恕之恕字错写为怨字者计四个，又孰为主孰为客之孰字错写为熟字者两个。其他不计。此非不用心之过，而是精力不足之征。因颇以　弟身体为念也。幸便中覆我数行！手问　台安　漱溟　五月廿五日

致云颂天　/1972年

颂天弟：

九月廿七日来信收阅。甚好，甚好，说功夫要内向。分内分外本是为我们病者扭转方向不得已而为之语，其实只要当下肃然便觉浑然，无所谓内外。意念才动，有所走作也容易识得，有这体会。未审如何？——此体验已极可贵矣。《综述》文中述伍先生讲“人已关”“内外关”，正是要造于一切皆内境界，亦即无所谓外的境界。功夫肯定要人来作，勤恳与〔否〕大有关系，但亦有〔天〕资问题在内；天资则夙根也。弟有夙根，莫辜负了。有此境界露头是值得痛哭一番之事。

漱溟手复

十月五日

注：此信据云先生手抄件抄录，原信无存。抄件有脱落处，补写之字以括号标出。《综述》即《礼记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一文（见《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致云颂天　/1972年

颂天弟：

寄还我稿收到无误。艮庸及马仰乾先生均到京，连日正在为伍先生传记写作问题彼此商谈中。艮庸有可能留京，马先生仍须返乡去。兹有艮庸前者自粤答我一稿颇好，特寄　弟阅之。阅后仍乞还我为盼！

漱溟

据李芸书来信云：弟夫妇身体健康均不如前，甚念念。

注：信封邮戳日期为1972年12月6日。

致云颂天　/1973年

颂天弟：

顷间星贤、艮庸、渊庭来坐。渊以

弟来信出示座众，于是大家共知

弟身体情况不算佳好。众意目力不好，即宜节劳，其他均宜注意养息。艮庸确见衰老，每每有病。我则顽健犹昔，但因足踝被撞伤，曾入医院十数日。阿平所语秉心者当不外此。现在每晨起著作约两小时，然后进食、散步、习拳。耳聪目明稍减于前，不为碍。知承

关注，特以奉告，其他不尽。顺问

双安！漱溟手布　树棻附笔问候　十月廿一日

此信正待付邮，适得　弟来信祝寿，即不另复。

注：“阿平”为席朝杰先生长子席廷铭，“秉心”为云颂天先生次子。

致云颂天　/1974年

前次我询求杜先生身世情况，弟答函则多及其学术思想，甚得要领，我及艮庸阅之很觉得好。但我写的有关杜先生身世一段话请仍寄还我。

弟携去艮庸所抄《人心与人生》三册，乞注意末后交付涤玄培志手，以便归还艮庸。弟身体精神近如何？我一切如恒，唯夜行被自行车撞倒，左脚轻伤耳。近来乃少出门。漱溟　十月廿七日

注：杜先生名心武，著名拳术家。可参阅《重印孙著〈拳意述真〉序言》一文（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致云颂天　/1975年

颂天弟：

今为九月三日，计算　弟当已平安抵家，兹写致叶石荪一信烦托替我面交，以我实况告之。另附去我自题《人心与人生》二纸，可粘于抄本前页上。火车劳顿，不必急于访友，吾书亦不忙给人看。漱溟　九月三日

注：云先生于1975年5月曾自川中来京与师友聚会，后又辗转天津等地，历时数月，然后返回重庆北碚，故说“计算弟当已平安抵家”。

致云颂天　/1975年

颂天弟：

祝寿信收到，甚谢。弟妇及昌玉送来许多食品，与艮庸培昭等同留午饭，甚欢。来信所述病患（气疱）已函岳大夫请其指教，因我事多，难以远去西苑访之，同时我述说病情亦不出来信所云，故径以来信寄之。兹将其回信及药方奉寄，希斟酌试用。试用效果如何，可再来信也。手覆即候

秋安　漱溟　十月七日午

附件：

师座：

尊谕拜悉。初步按云君所函述的病情，试拟两方，服后观效果如何，再事研究。因万里悬揣，未临诊视，恐难方与症合也。

秋深风劲，年事过高，万希随时珍摄为祷！

此请

道安！

学生岳钟秀叩上

10. 6

注：昌玉即席朝杰先生之夫人徐昌玉。岳大夫即岳美中先生，见本书第339页注。

致云颂天　/1976年

颂天弟：

前以胡时三信及其附件寄　弟，嘱　弟作复后转广州艮庸者，弟收得否？久不见　弟回我信，甚悬念！望见此信后，先回我一简单信为要！春节既过，弟健康如何，至念！手布即问

弟全家均好！

漱溟手布

七六年二月一日付邮

注：胡时三即胡应汉先生，见本书第449页注。

致云颂天　/1976年

八月二日信收阅。北京感到地震在上月廿八日黎明时，我在床上如小儿处摇篮中者三四十秒钟，生平经历几次地震尚未有如此剧烈者。京中损失有限，天津以东乃重大耳。艮庸培宽培恕等俱平安。北碚知好有垂问者，均请转告之。漱溟　八月六日夜

致云颂天　/1977年

颂天弟：

弟除夕一笺收阅。兹以《东方学术概观》原稿寄奉，希　誉阅。

宇宙大生命奋进无已之势即在人生向上见之，而人生向上则于自觉能动见之。此自觉即杨慈湖的“本心”，而阳明所云无声无臭“独知时”者。不尽。

漱溟

二月廿四日

致云颂天　/1977年

颂天寄星贤信从星贤得见之。比较前次颂天寄我信，腕力大有进步，可喜。此病宜药物与针灸并进，似乎尤宜用灸。灸法经人指导后，即可自己行之。我幸无病，然自觉衰老矣。每天仍伏案写作如常。有时亦休息一天不动笔。

八十五老和尚　八月十七日

注：云先生时在病中，“此病”指中风。

致云颂天　/1978年

颂天弟：

前得来信祝寿，以偕同数友——其中有田慕周——游山登高，遂致忘作答复，顷乃检出。弟所问“二取随眠是世间本”，语句中“随眠”二字何解。按唯识论文为“随逐有情眠伏藏识”；有情即有生命的人，生命的根本在第七识。恒缘第八识执以为我，是为俱生我执。显露在第六意识上的分别我执粗浅，如此则深隐，虽值人闷绝失知觉，犹坚执不舍也。是以第八识号曰藏识。二取者能取所取，展转不出能所对待，即是世间，归复宇宙本体。破二执断二取，方为出世间。二执即我法二执；执取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佛法不外破执断取。弟当早了解之。以上回答未能解答所提问题否？

慕周顷去哈尔滨，返京再住一星期即去河南，转回上海。他情况都好。我脑力体力均衰，只无痛苦耳。此祝

弟一家都好。

漱溟

十一月六日

致云颂天　/1978年

颂天弟：马一浮先生书札我曾于暑期中从刘公纯手存者得读之，深受教益，其中有不少写给颂天者，皆可宝，曾承公纯抄录给我。但惜缺少一篇最长亦我所最钦重的，未及抄取，而公纯今既南归杭州，计弟手必保存有之，烦　弟抄写赐我，或托人抄写，或　弟慢慢抄之，不计时日。专此奉托。顺祝安好！漱溟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八日

致云颂天　/1979年

颂天弟如晤：三月廿六日信收阅。我以内人于二月中旬跌伤左下肢，迄今五十余日，病卧既久，头脑精神浸致混乱糊涂，虽有女工助理，我因之亦昼夜生活失去常规，虽在政协请假，而外地来信及亲友枉顾，时需应付，对于

弟代抄马老书札即怠于答覆。来信乃以为我不言之教，实属推想超越实情，非所敢当。最近上海方面准备为熊十力先生开追悼会（昭雪），而熟悉先生事情者莫过于我。幼光、世菩、田慕周迭有征询，均需一一作覆。　弟处谅得有通知。我拙于文辞，不能撰作，只托慕周代送花圈而已。匆复不尽欲宣。敬祝

轻安！漱溟再拜

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北京

来信提及曹慕樊，今不悉在何处工作。如晤面或通信，乞为道念。又及

注：“马老”即马一浮先生。“幼光”为熊先生长女，“世菩”为熊先生之子。

致云颂天　/1979年

颂天弟：

来信收阅。吾妻陈树棻于九月七日故去，既经儿辈送付火葬，我于其同学知交分别通知外，未发讣闻。设非　弟来信询其病情，我亦无意专缄报告也。黎光恢惨死，我闻讯甚早，舍侄培忠得电赶去，料理善后，比已回京。此子极好，又于其专业大有创造，可惜之至。王雨医生尚未见到，容当接谈。其余不尽。复问

阖家均好！

漱溟

九月廿七日

注：“黎光恢”为著者大侄女培志之次子，黑龙江省计量院工程师，不幸死于车祸。

致云秉心　/1983年

顷从北京大学转到云秉心讣告，

惊悉

令先尊因病逝去，不胜哀悼于衷。令先尊年二十即由海南岛家乡北上入京从游于我，其时为一九二四年，盖六十年于兹矣。令先尊敦厚朴讷，精神不外弛，不独为同学诸友之所钦敬，余亦深受其益，不期今乃先我而去也。呜呼伤哉！临楮布臆，敬致唁慰，不尽欲宣。

梁漱溟谨启

附陈者：杭州马一浮先生学识渊博，海内共仰，而先生于颂天特为契重。就我所知颂天存有许多马老先生书札手稿，亟宜影印传布于世，以惠后学。此事请裁酌回我一信是盼。漱又启

一九八三年九月廿七日

注：云颂天先生1983年9月14日病逝于重庆，享年82岁。

致云其娥　/1983年

其娥贤侄女：

前曾写信说明马浮老给你父亲的许多书札，内容关系义理学问，极有价值，希望寄京保存，否则，宜献给北碚图书馆，由公家保存，不可以私家藏储。此事你们究竟如何处理，切盼告我知之。最近收到王星贤先生来信，亦关切此事。附上一阅。

漱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云其娥为云颂天先生次女。

致阎宗临　/1972年

宗临弟：

十一月五日信阅悉，已分转培恕及艮庸阅看。艮庸夫妇已到京。弟前兑来六百元即转交他们。所幸他们原在北京之储蓄已得收回，衣服书籍等大都发还。艮庸或当有信达　尊处。但艮庸工作问题一时尚不得解决，从而其住处亦不能决定。弟指教培恕的话甚好甚好。其余不尽。覆问

双安

漱溟覆

十一月廿四日

注：阎宗临（1904—1978），山西五台县人。1924年曾一度在山东曹州六中高中部学习，因此与著者有师生之谊。1925年赴法勤工俭学。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后获得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偕夫人回国共赴国难。先后任教授于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等。1942年于桂林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时，与著者为邻居，师生过从甚密。1946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50年又回山西大学，先后任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阎先生专攻文化史，是我国文化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先生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关于先生生平与为人为学情况，有《阎宗临传》（阎守诚著，山西三晋出版社，2014年），可供参阅。“艮庸夫妇已到京”，是说他们夫妇二人于1966年8月为红卫兵押送广东番禺老家，由公社监督劳动，罪名为“逃亡地主”，前后七年，至此时（1972年）获平反，得以回京。

致阎宗临　/1973年

宗临弟：

数年不见，得

手书甚欣。　弟等情况都好为慰。冯公到京晤会三度，同饮同游，凡我身体精神既皆见之，必能转告于　弟，无烦多说。内人不免年老有病，盖少我三岁，亦七十有七矣，幸尚能活动理家。次儿培恕在党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婚后有一子一女，其妇原为一同工作者，今同在“五七”干校（河南沈邱），尚未回京。大儿培宽夫妇暨孙辈虽在京，因工作关系在西郊住。艮庸培昭夫妇居乡七年矣，生活清苦，健康却佳。以上缕缕用答　锦注。愚于六六年经红卫兵抄家，书物尽失。七〇年至七一年承领导上代为寻查，前后三次，有所发还，特别是我手稿、日记、笔记、亲友信函均得归还，最为满意。其余不尽。覆问

双安，侄辈在念。

漱溟　树棻同叩

注：“冯公”即原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校长冯振先生。长子培宽一家时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不久。次子培恕尚在干校劳动。

致阎宗临　/1973年

宗临弟：

三月十日信收读（来信因误投，收读甚迟），相片亦并收得。艮庸问题全解决，从一月份起工资照发，唯现暂住民盟总部宿舍内，尚未觅得固定住址。弟来信容即持彼作覆。恕儿挈眷来京后，南游宁、沪、苏杭，转回河南干校，临行时曾对我说“阎先生信不好答覆”云云。其余不尽。即颂

双安！

侄辈均好

漱溟树棻同上

四月七日

致梁佩云　/1978年

顷接讣告，惊悉好友宗临兄竟先我而去世，曷胜悼念之至。宗临早年一度从我于山东曹州高中，末后同处桂林国专校内。又后则与黄艮庸同在广州中山大学。今艮庸亦已故去两年多，独余老朽于此。吾今八旬有六，脑力体力俱衰，十分健忘。知承

关念，附告。覆问

佩云贤嫂守胜诸侄节哀顺变，一切平安！

梁漱溟敬复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

注：梁佩云（1908—1989），阎宗临先生之夫人，山西清徐县人。1934年至瑞士伏利堡护校学法语与新生儿保育专业三年。1937年与阎先生结婚。此时日本正加紧入侵中国的活动，夫妇二人毅然回国，共赴国难。

致马仰乾　/1970年

仰兄如晤：六月廿三日来信收到多日，甚为　兄等脱去帽子为喜。秋凉若能来京，往返路费我可负担，只来京住处须　兄自己设法。兹有艮庸来信附上　一阅，可见其心情平淡自得。他们的问题却未闻解决之讯也。漱精神身体甚好，附此告慰。顺颂

暑安！漱溟　七月八日

注：马仰乾（1892—1980），广东高要人。早年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1911年起先后就读于政法别科与广东农林讲习所。1922—1926年任教于广东番禺慎修小学，自此与伍庸伯先生相识并常追随于伍先生左右。1926—1927年工作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厅。1929—1935年任教于广东省一中、番禺一中。抗战中在伍先生所领导之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工作，任医院院长等职。著者于1929年自广东出发，北上考察各地乡村改进运动，随行者五人中即有马仰乾先生。

马先生于“文革”开始后被划为“反动分子”，勒令离京回广东原籍农村劳动。信中所说“脱去帽子”，指错划得改正。

致马仰乾　/1971年

仰乾老兄：顷收得七一年元旦　兄回我的信，又　兄前寄我而邮局退转的信，及上农业部报告，各件均悉。兹就来信所提问题和京中情况分条奉答陈白如次：（一）京中情况以视前数年已经大变特变，首先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辖各大小部门单位精简裁并。单位撤消了，人员的百分〔之〕八九十下放外省，以“五七”干部学校的组织形式从事各种劳动。以我直接有关的事实来说，我的单位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属于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单位幸存，但与人大常委办公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合并一处办公。人员除极少数留京办公之外，绝大部分均去湖北沙洋建校劳动（很多全家都迁去了）。属于统战系统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团体组织，其单位名义尚存，但已停顿，其人员均随去沙洋。因此机关空起，宿舍空起。又如我大儿培宽工作于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其单位名义尚存，但人员均下放湖南衡东草市建校劳动，我的儿妇小孙等全都去了。我次儿培恕夫妇工作于党中央国际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该部有四个研究所均裁撤无存，所有人员均去河南沈邱地方建校劳动，孙辈均随往。（二）由于上述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除少数部门外，大多不存在。农业部与其他部门（如林业部等）合并，等于撤消。所有部长副部长以下人员，除因问题受处分外，亦十之九下放离京。故尔　兄的问题现在无从申诉清理，因为当初的人员不在了，当初的卷宗档案亦查觅无着了。兄寄来报告等于白费事，收到报告的人，摸不清头脑，无从查，无从问，除了不理之外他没有办法。（三）除上述党政机关大改变外，其他社会团体如妇联会、如外交学会、宗教团体等均近于没有，或暂行搁置。又科学院所属许多研究所（大约有四十个左右）亦均变动甚大，其人员不少下放外地建校劳动。又如各大学专门院校亦均冷落少人，原有的学生均下放或分配工作，教职员工大半下放，新生（工农兵选来的）为数不足从前学生十分之一。（四）除上述人事改变外，京中物质情况亦大改变，拆除许多房屋，特别是一九六九年冬末备战甚紧，各街巷均挖防空洞，居民老幼妇女齐动手，商店轮流停业而动工。此项工程一年多来愈扩愈大，大街小巷灰土砖石随处堆积满目皆是。例如艮庸旧居房屋即拆改无存，其屋内原有家私衣物亦不知移往何处。兄旧居前门草厂一带房屋亦均拆改变动（详情不清楚）。城内居民多半迁移，而东郊一带则高楼无数。其他西郊、南郊、北郊亦均有新建筑不少，而以东郊居民区最大。（五）由于上述东郊扩建楼房之故，原来公墓远移数十里外，伍先生骨灰殆无从查觅了。不要说原来执据不在手中，即有执据在手，怕亦难访觅。兄于此事自觉有责任，是对的。但不可太执着。人生所贵在精神，不在物质。人身细胞体质随时在更新之中，朝朝非故。临终的体质，并不代表什么价值。何况既非原来的体质，而是化为灰烬了，何必执着不舍？把发挥伍先生的学说当作第一件〔事〕，而不必执着于此末节，是所望于吾　兄！（六）兄与伍太太及时清去信均无回音，可怪。我处亦久久无信。不过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时清的女孩曾来京串联，到小铜井见我一面，曾向其询知其家情况；又其兄即时清的男孩（长得高大了）亦来京串联，见面不止一次，述说湛江情况甚详。且似携有其父写给我一信，但记不确实。问其祖母情况，则只知在九龙而已。（七）兄身体活动仍不可少，以户外散步体操为佳，不宜闷居室内。如能得社队许可来京一行，其往返路费弟均可担任，但到京住处必先部署有着方可动身。否则，到京无处住也。（八）兹随信兑寄十元，聊表微意。嫂夫人同此致候，不另。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梁漱溟

兄信问及熊先生，熊先生早故去两年多了。漱身体精神如常，唯内人多病耳。

致马仰乾　/1971年

仰乾老兄：

一月十九日手书顷得接收，知我所发各信均已达览为欣。据手书所云准备来京一层，有不能不提注意者二事：（一）凡上海天津等地来京者购车票很难，即因公来京的，除其本单位的证明外，往往且须请国务院批准才行。云颂天年前来京看我，先到天津其长子家中，即欲购车票而不得。后经有家属在京而本人在津工作者同意假借其名，始得购票来京。从广州来京的车票是否容易购得？请　兄先访询明白，免致到粤而不得北上也。（二）慧时今不在京，兄抵京住何处，亦应事先安排。旅馆是不能住的，颂天到京即是先约妥住席廷铭家。否则，亦是无办法也。至于到京之后，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尚在其次。请　兄就我前信所叙京中情况考虑之为要。总之，必须谋定而后动。如一切有办法，则旅费一层我愿任之。手布即问

春季安吉！

漱溟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四日

致马仰乾　/1971年

仰兄如晤：

二月十二日回信敬悉。兄不来京甚好，来京恐无意义也。如切望收取留京书物，至少须向原住区域的派出所、街道居民委员会、房管所等方面探询书物下落，知其下落方好进行。附上　兄自述一稿希收入。另致伍太一信乞加地址于封皮发邮为感！

漱白

注：“伍太”即伍庸伯先生之夫人。

致马仰乾　/1971年

顷承转来伍太太一信，甚谢。此信似在我给她那一信之前发出。故尔，暂不作复。又她在九龙的详确地址，未承开示，亦无从作复也。弟拟略兑些钱去，但九龙用港币，而此间邮局只收兑人民币，不知应如何兑寄法。兄处如能查询明白，请示知！或稍待她回我前信再说亦可。手请

台安！

漱溟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

致马仰乾　/1971年

仰乾老兄：

顷奉九月十八日手示，敬悉一是。北京不给外地人来京机会，车票既不易购，非持有介绍信亦无旅店可住。请慎重，勿轻试为妥。艮庸夫妇至今不北来，可供　兄参考。

兄于生活费用屡向农〔业〕部求助，弟不谓然。吾辈无贡献于革命，无权分享革命果实。公家照顾，可以接受，不宜自己要求。且凡事不可勉强求之。强求即为不知命，非君子也。愿　兄思之，幸甚！今日中秋，即祝

秋安！

漱溟手复

九月廿二日

致马仰乾　/1972年

仰兄大鉴：顷者政协已将我许多文稿著作发还给我。基本上无缺失。因而我为伍先生所撰传略数千言未完之稿幸得收回。但未完之部分包含抗日游击工作我写不出，盼　兄供给材料。兄宜将　兄追随先生之始末（从如何参加办小学说起），尽可能详述之，以便我采用入传（不限于游击工作）。

漱溟

十月十二日

致马仰乾　/约1973年

八月廿一日手示奉悉，即转艮庸阅看矣。兄用按摩法，功效甚好为慰。假如不劳旁人按摩而就自己能行者自己按摩锻炼，其功效当又胜多多也。我即自己早起作些摩抚腰肾、脚心等等功夫，以致体力精神俱佳。

兄不妨询于人而试行之。《四书》诚能温习亦大有益。闭户读书，待尽天年，敬为　兄祝之。其他不尽。即请

双安！漱溟拜覆　九月五日

致马仰乾　/1974年

维博出示　尊函，得悉

老兄近况为慰。弟情况如恒。所写评价孔子一文，仅成三分之一，完功尚有待。兄问静坐方法，其法要从数息入手，数到不数，自然入静，耐心为之，无他巧也。此覆

仰乾老兄。弟漱溟　三月三日

致马仰乾　/1975年

仰乾老兄：维博出示来信，得悉近况为慰。关于失眠问题，请查阅我所写伍先生学说综述一文，便于其关键所在可得了解。盖我自年轻时即有严重之失眠症，四十岁后犹且屡屡患之，故深有体验也。今老矣，转而不成问题，但亦非睡眠甚好，只因精神用于写作，志足以帅气，故得超越问题耳。艮庸颇见衰老之象，时常有病不大，而乏力，振作不起来，亦只有安之而已。伍先生传略稿收到。杨遂良有补充否？手覆不尽。敬祝　平安！弟漱溟拜手　七月十一日

致马仰乾　/约1975年

仰乾老兄：

十二月十五日来信敬读。漱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有唯心主义之嫌，而唯心主义是反动的，不敢出以问世。自一九五三年九月后，廿多年来无缘与毛主席见面或通信，亦不能请示出版问题。此书稿只有留待我身后有机会出版耳。好在抄存多份，不虞其湮没也。劳　兄关注，不胜感谢！复请

冬安！

漱溟

致马仰乾　/约1975年

仰乾老兄：

顷由陈维博交来手书，敬悉种切。承惠炼乳等项食品，谢谢。兄目力不佳，正好闭目养神。致维博书论及静坐之法，甚望加意行之，幸甚，幸甚！弟少　兄一岁，身体精神一切如常，堪以告慰。艮庸则似有衰象矣。专复敬叩

春祺！

漱溟再拜

旧除夕

致马仰乾　/1976年

仰乾老兄：顷奉到七月三日惠书，敬悉健康胜常，至为欣慰。承

示有兴北游，固以得聚首为幸。但闻外地多有不靖，铁路交通时或中断，高年远出似非宜也，希慎重考虑之。艮庸居留广州半年，比已回京，虽无病痛，却衰老乏力，从不出门，只有我去看他，他不能来看我，不如　老兄多矣。专此布覆，顺祝　双安！漱溟叩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

致马仰乾　/1976年

仰乾老兄如晤：多日未通讯，敬想

安好为颂。我正在写伍先生传略，有几个问题希望　兄就记忆所及（或询之旁人）为我解答：

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时代伍先生似曾出任振务委员会及合作社委员会主任，然否？其时　兄是否随同参加工作？继黄之后为省主席者何人？日寇入侵前夕伍先生任职及侵入粤境后所任职，兄能言之否？兄是否追随其间？抗日开始　兄即在伍先生左右耶？弟漱溟叩　十月十一日北京

致马仰乾　/1976年

仰乾老兄：

十月二十二日　兄从水泥厂回答我的信及傅礼岩答　兄的信均收到，甚谢。我正在写伍先生传略，但许多事情查不清楚。劳士正君是否仍在参事室？还有何人可以通信查询伍先生事迹的人？乞费神　示知为幸！（人名下注明地址）敬颂

安康！

漱溟

十一月九日

致马仰乾　/1976年

仰乾老兄：

惠复一缄敬收甚谢！

艮庸久病不愈，今已逝世。多年老友，总不免此分别。所幸他无甚痛苦。我曾语他说，我亦不出一二年亦将去矣。虽然我身体健康，亦不例外也。其余不尽。手祝

台安！

漱溟拜手

十一月廿三日

我仍在写伍先生传记　附及

致马仰乾　/1977年

仰乾老兄：

二月廿日惠书收读，得悉起居均好。安排温习《书经》《诗经》《易经》而玩味之，此于身心大有好处，甚佩服钦羡。兄长我一岁，计为八旬又六；我八十五，亦幸安善，可以告慰。

伍先生传记专候劳士正兄回信乃得继续着笔。盼　兄就近促其早回我信，是所至幸！并请代我向他问好！手此布复，顺祝

吉祥！

诸位世兄眷属均候。

弟梁漱溟再拜

二月廿七日

致马仰乾　/1977年

仰乾老兄：我写伍先生传略已进行至末后抗日战争时期。我手中所存资料中，以　兄之笔记册为主，见到　兄记有“与敌人作战大小三百余次，首要为江高战役，次为良田战役……”之文，良田应是地名，其地在三水耶？抑在何处？我不清楚，烦求　开示为感！再则，此一战役是在抗战中期，抑在末期？并求　示及！近想吾

兄健康一如私祝。弟幸身体精神如常，堪以告慰。专布顺致

敬礼！弟漱溟再拜

七七年六月廿八日

致马仰乾　/1977年

顷间忽奉　手书，惊悉　嫂夫人仙逝。念　老兄伉俪素笃，知必伤悲。然子孙满堂，寿登耄耋，人生至此，复有何憾。庄生鼓盆，所以为通达乎命者。幸　先生省之焉，专覆敬请　夏安。不尽一一。弟漱溟叩　七月二日

日前有一函询问良田战役，乞便中赐覆。

致马仰乾　/1977年

仰乾老兄：

前读　兄七月十四日一信曾有要看我近著之语，兹即敬托星贤兄送上《人心与人生》稿本乞　教正为幸！手叩

台安！

弟漱溟拜手

九月七日

泽甫兄此信致候

致马仰乾　/1977年

仰乾老兄：顷闻将于月内作归计，吾两人均在暮年，今生恐难言再见之期。弟著有关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又《东方学术概观》一文，尚思呈教，

公能垂阅乎？其容面谈，不尽。手此敬请

大安！弟漱溟拜手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

注：时马仰乾先生来京小住。“作归计”，指将返回广东。

致马仰乾、周泽甫　/1977年

昨承　劳步过我叙谈，至幸至畅。关于任潮庸伯两先生往事，多有弟所未详悉者，乞

泽兄摘要记录出来，惠示为感！此事不须急，不妨从容为之。手此敬上

仰乾　泽甫两公左右弟梁漱溟再拜

致马仰乾、周泽甫　/1977年

仰乾、泽甫　两兄：我想　仰兄南归之前同两兄及星贤共拍一照，其日期请

兄等酌定。星贤多空闲，我除每周一三五上午之外亦多空也。仰兄携去我稿乞　注意保守，勿与外人看，至嘱至嘱。如能有便归还于我，更为感盼。弟近年著述从无随便出示于人之例也。其他不尽。敬祝

刻安！

弟漱溟叩

七七年十月廿二日午后

致马仰乾　/1978年

仰兄如晤：六月十五日来函敬悉。吾

兄儿孙多，可以往来留住各处，亦见体力之健，弟则脑力体力均减退矣。函末述及梁家勉兄意见，对于往昔1928年广州革命起义只许肯定，不许有贬词，弟不敢苟同。列宁曾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中国革命之路既然要从农村包围城市，李立三等走大城市暴动之路明明错误，则吾文用贬词，何为不可耶？（毛主席于马列主义活学活用信乎其不可及。）漱溟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日

致马仰乾　/1979年

仰乾老兄：

新年一月二日来函敬收读。承垂询各点略答如次—

《礼记》一书为儒家重要典籍，《大学》《中庸》均出于其中，宋儒乃抽出来特加宏扬者，其他如《乐记》《学记》《礼运》，各篇均极重要，宜细读之。

《易经》自是儒学之所寄，有汉宋两派，汉儒注重象数，宋儒注意哲理而开导于晋王辅嗣。漱缺乏研究，心窃好之而已，其中《系辞》百读不厌。自来究心《易经》之著作有六百多种，知交中〔有〕研究者（如王平叔、裴雪峰）。我忙于奔走国事亦未及请益，今其人均故去矣。伍先生之恩师周孝怀先生有专著一大部书，曾承惠赠亦愧未研读而遗失之矣。伍先生得儒学精髓，虽未闻讲谈及此，度必通其旨要，惜亦未请教。

漱脑力体力渐衰，幸无病苦耳。临楮不尽欲宣！

弟漱溟叩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拜复

注：“伍先生”指伍庸伯先生。马仰乾1978年致著者春节贺信中有云：“伍先生《大学》讲稿，发前人所未发，而先生不著书，梁先生为之书并撰传略。今春五届人大，我希望此《大学》讲稿能公开出来献礼。中央不少好古人物，若能证知其关系古学术，不难一言而办。”对此，著者在信上作如下批语：“老兄不接近中央，何由知有不少好古人物？纵有其人，谁敢出面为孔子说话？老兄在发梦呓！全然不识时务！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发起领导的，谁敢有异议呢？”

致马仰乾

1979年

仰乾老兄如晤：好久未通音候，敬悉

起居安善，为无量颂。陈维博希望我

公北游来京聚会畅叙，但高年远行，令嗣未必放心，旅途有无合适伴侣，弟等亦殊悬悬也。况到京后住处亦成问题。前者借住周泽甫家，今闻其家口增多，难再借住，是以弟不赞成维博之意。大驾不宜轻动，彼此书信往来不亦可当面谈乎。弟少于吾　兄一岁，今八旬有七，幸无病苦，而衰老了。出门辄思求伴同行，且内人陈树棻跌伤左下肢，卧病既半年多矣，饮食大小便在在需人，虽有女工助理一切，弟亦必照料才行。忝在知交，不禁缕缕絮絮。不尽欲宣。

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二日

弟漱溟敬叩

致马仰乾　/1980年

仰乾老哥如握：迭从陈维博处得闻　起居欠安各情，至为念念！人生无常，却应随遇而安，一切平淡处之，亦即清静宁静处之，不存好恶之情。信佛者可以念佛，或怀念生平所敬仰一位师友，则其他杂念俗情为之屏除，精神收敛不颓堕，身体自然要好一点。弟少于吾　哥一岁，幸无病苦，但脑力体力衰减，亦自然之势耳。专此申敬，并祝　康宁！弟梁漱溟手上

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八日于北京

致马慧洪　/1980年

慧洪同志并转令弟令妹诸位仝鉴：

顷收到来电，敬悉

尊翁仰乾老先生逝世，悼念之至！老先生寿登耄耋，儿孙满堂，平素学养醇厚，友朋共仰。在京王星贤周泽甫诸君处我当代为致讣。又如伍时清李沛文均属世交，亦拟便中，分别通知之。敬此布覆，尚希

节哀顺变，至望至望。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〇年二月

注：马慧洪为马仰乾先生之子。

致马慧明　/1980年

二月廿三日来信诵悉一切。我与

令先尊由于伍庸伯和李任潮两先生的关系而得相交，先后四五十年之久，受益良多，只最近两年乃因南北远隔未能把晤，但仍然书信往还，互通情愫。但人生难期百岁，令先尊先我一步而去，我亦衰颓，不知能活几年也。令兄弟姊妹平素均能尽孝，此时则各自保重，尽心于各自工作，无负于社会国家即为尽孝之道。远承下问，敬贡所见如此。陈维博所说写些侍亲日记之类亦复可采，似可由昆仲各就回忆所及会萃成篇。希酌之为幸。专此布覆。即问

孝履。不尽欲宣。梁漱溟手覆

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九日于北京

注：马慧明为马仰乾先生之子。马仰乾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被“遣送”离京，回广东高要老家，故信中说“南北远隔”。

致李朴生　/1980年

朴生吾兄：顷奉

手书，惊喜莫名，久别数十载，不期各臻耄耋之年矣。世局变化以致暌隔，今幸得闻　兄嫂安善如恒，白首偕老，曷胜歆羡之情。我殊不然，一九三六年先室黄氏靖贤病故于山东邹平，一九四四年我在桂林继娶陈氏树棻，不意陈又于昨年故去，老年丧偶不无悒悒。

兄其何以教之。犹幸儿孙随侍左右，此身一无病苦，此可告慰于知交者。我生于一八九三年重阳节日，俗寿八十八，体力、脑力俱衰，而外缘不减。海外异国人士来访我者先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凯瑟林·林琪女士，以我的乡村建设思想为其研究专题。又有Guy S.Alitto先生著The Last Confucian又名《梁漱溟传》一书出版后来访北京，谈话兼旬，将于其所著有所修正。其人返美任副教授于California大学。最近来信邀我明年春季赴美讲学。我自忖衰年生活习惯凝固，顾虑于新环境或难适应，尚在考虑中。附此奉闻。敬候

兄嫂双安！

梁漱溟拜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付邮

注：李朴生先生为广东人，1930、1931年曾参与由著者主编之《村治》月刊编辑工作。

致李朴生　/1982年

朴生吾兄如晤：

顷奉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寄来祝贺新春手书，耤悉相念之雅！曷胜心感！尊况佳好，每因雷洁琼女士游美返国闻其道及，固极欣慰也。前年我原有应邀赴美国讲学之议，顾蹉跎未得成行，今则体力日衰，九十之年惮于远行矣（我以一八九三年生于北京，俗计为九十）。日常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凝固成型，欲静不欲动。遥念　良友，不得欢畅把握，谅同此恨邪。肃此敬祝

俪福！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一日

致王星贤　/1974年

顷间为我顾虑的问题未及面答。吾自信此一生是负着沟通东西古今学术思想之使命的。一生遭际都非偶然幸致。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之一念，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假如有什么祸福、荣辱、得失到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同时亦好像使命是历史赋予的，必然没有问题发生也。质之　高明，以为何如？拙稿可先从未曾看过者看起，如需翻查前边，再检看之。艮庸去年到京曾看了第一二册，尚未看第三册。且待　兄看完三册后，再交他阅看。即上

星贤兄左右

漱溟　六月三日晚

我态度坚强、稳定，兄不难从旁看出。

注：王星贤（1901—1990），名培德，山东威海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威海、杭州、桂林等地中学或师范任教。1939年任教于浙江大学。1940年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随马一浮先生工作学习。译有《修墓老人》《钮可莫一家》等，并点校有《荀子集解》《礼记集解》《朱子语类》等古籍。著者任教北大时与王先生相识。“看了第一二册”，指《人心与人生》书稿抄本第一二册。信中所说“为我顾虑的问题”，指当时“批林批孔”正在高潮中，持反对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著者忆及王先生时，曾写道：“廿年至今同住北京，时常相会，最为彼此得益。”“我写《人心与人生》，每写出一部分即送星贤看，星贤有意见辄指出修改之。”

王先生是马一浮先生的弟子，20世纪30年代即从学于马一浮先生。抗战起随马一浮先生往浙江桐庐县附近避难，抗战中又在四川乐山马一浮先生所创办主持的复性书院学习。丰子恺先生在《桐庐负暄》（《丰子恺散文全编（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一文中曾谈及王星贤先生：

这时候马氏门人在桐庐的，除前述的张立民以外，还有王星贤。从我门外汉看来，马先生如果是孔子，则王、张就好比是颜、曾。……王君为学不厌。后来我曾和他同住过数月，见他终日伏案读圣贤书，而且鼻子里哼出一种音调来。足见其中大有乐趣。……他又诲人不倦。我曾和他同在一个学校里当教师。见他从来不请假，恪守教师的一切任务。听说他以前在别处教课，也是从来不缺课，病假一定照补的。……他的生活非常俭约。他的衣服很朴素，一裘恐不止穿三十年。……他说话时，对无论何人都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在无论何时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我和他在一个师范学校里同事的时候，膳厅里的饭比箪食瓢饮更苦，同事都不堪其忧，只有此人不改其乐；每天欣然地上饭厅，欣然地上教室，……我猜想他已经找到了“孔颜乐处”了。

丰子恺（1898—1975），今浙江桐乡县石门镇人。著名艺术家，长于漫画、散文写作，有译著多种。以上所摘录之王星贤先生的为人行事，均为半子恺先生目睹耳闻所得，当非浮泛之言。

致王星贤　/1974年

兹拟于星期日游香山，准早七时半至八时前在香山公园门口会齐进园。如天气不好，有雨或风大，即改期于星期二。星期二再不好，则此游作罢。此致星贤兄

漱溟白

星期五下午付邮

注：农历九月九日为著者生辰，故每于重阳前后偕友好登高，以代宴请祝寿。1974年重阳节为公历10月23日。据《梁漱溟日记》，10月23日，有多位友人来访祝寿；25日发信约友人游香山；27日因风大中止出游；29日，游香山。

致王星贤　/1974年

昨游归来抵家已四时，自晨六时出门，一整天竟不感觉劳倦，亦殊自讶其如此耐劳。念　弟等均年高，不知劳累否，特致慰问。余容再谈。不尽。

漱溟手布

注：此信写于是年10月28日。著者当年八十一岁，游香山“竟不感觉劳倦”，故“殊自讶其如此耐劳”。同时，又不觉惦念同出游的七十四岁的王先生，长达十小时的外出，“不知劳累否”，故“特致慰问”。

致王星贤　/1975年

理想要必归合乎事实。道德只不过人生的实践而已。

仁——最高理想，然而仁者人也。

马克思主义就社会发展史之自然地必然地事实趋向来发挥其理想主张，理性与理智合一，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伦理学者在此。

西洋是阶级社会就要讲阶级斗争以求向上发展，列宁之崇尚斗争在此。中国缺乏阶级，厌弃斗争，如我所说（见《中国文化要义》）是散漫而和平的社会，我们的感情当然与列宁异趣。以物付物，不必是此而非彼。

见解不隘，心量自宽。

上答　星贤兄之问。

漱溟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致王星贤　/1977年

星贤老弟：

春节将届，如往例　弟总是惠我糕点和酒，今后请改换一下，请就近在朝阳菜市场，觅购一些蔬菜，如黄瓜、柿椒等，总之植物性的东西，有合于我素食的习惯者，但均不必多，便中送我处，再不必惠赠其他东西。幸甚，幸甚。手此顺祝

春祺！

老僧合十

二月三日

致王星贤　/1977年

顷间承枉顾失迎为歉。我午后散步，去米市胡同内扁担胡同（今改称平旦胡同）觅十四岁以前故居，虽隔越七十年尚可认识，兼访视附近一带街巷如南横街、官菜园上街、珠巢街等处，皆往昔旧游之地。归来甚晚，不拟答访。

兄得便乞劳步过我处是幸！又　尊处如有苏东坡诗（不一定要专集）乞顺便携来，借阅数日。如无之，即作罢。顺问

台安！

漱溟手布

七月十三日晚

注：著者1909年之前住于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内之扁担胡同，是年5月后随巨川老先生移住崇文门外缨子胡同十六号新宅。

致王星贤　/约1980年

艮庸、颂天是我们珍贵的朋友，艮庸既去，今颂天似乎难久。先是颂天小女之婿来报告其病情（月之十八日），我当写信慰问之。不意颂天亲笔回我一信（月之二十七日），字体不整，兹附去一阅。我原期　弟来我处面谈，多日不见来，只好托维博送上了。其他不尽。

漱溟

即日午后

注：云颂天先生患中风约在1977年，病逝于1983年。此信当写于1980年前后。

致何绛云　/1978年

绛云仁姊惠鉴：前者迭次奉到

仁姊从梧州、广州惠赐书缄，近者大驾返来京寓，又承两度移步视我于家，曷胜心感欣幸。惜我最近自觉老衰，惮于独自远出，迟迟未能答访，歉何如之。为此专缄布臆，敬乞　谅宥，是所至幸！临楮不尽欲宣。暑雨秋凉统维

起居珍摄！

梁漱溟再拜启

（时年八十六）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

注：何绛云女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先生之夫人。朱先生于1972年病故，写此信时逝去已有六年了。

致何绛云　/1980年

顷得惠书，知安抵南宁，可避北方冬寒，甚慰甚慰。一九五七年春仆曾因广西改壮族自治区事奉命宣慰汉族同胞，短期小住，回首不觉二十余年矣。光阴易逝，岂不然哉！手此敬问

旅安！

漱溟拜手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致何绛云　/1982年

绛云仁姊：

顷奉贺年惠笺，借知　台候必然清吉，欣慰欣慰。敬此肃复，恭祝春禧！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二年元旦于北京

致唐君毅　/1951年

君毅兄：

久久未通讯，不审　尊况如何，太夫人是否奉养在港，并以为念。国内情形总起来一句话：“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惜彼此远隔不得把握面谈。今夏到重庆，晤李源澄兄，对兄一致怀念，因而相商如何劝驾北来。当时决定由源澄寄书左右，征求同意；得复同意，再由我征问政府意见。适有钱堃新君自贵州来信，专以劝　兄北归之事嘱托于我。因即以钱信寄源澄阅，并促问其久无消息之故。兹得源澄复书，附奉一阅，并作此缄奉讯　尊意。盼见复。此外则有巨赞法师亦甚关怀　足下，曾以此事为问，兹并举以奉告，俾　足下知此间朋友之意略同也。张嘉仪玉川近通讯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余不尽。即问

安好！

漱溟手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注：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著名哲学家，被视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1932年中央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1949年与钱穆先生共同创办新亚书院于香港。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院长。

致唐君毅　/1974年

君毅老友：

二十多年南北暌隔，末由合并一畅所怀为憾。幸我老迈之年，精力不衰，或犹有把晤之一日耶？不敢知矣。我答胡时三来信附请阅。尊况如承见告，可寄北京全国政协会转交。往者友人周植曾到香港后，据云常与　君毅见面。他每届西人圣诞节恒寄我一贺片，略附问候语，我亦必答之，如是者多年。最近两年忽不见有贺年片来，又亡失其通讯地址，遂断联系。君毅能为我询知其情况否邪。其他不尽。敬问

合家安好！

漱溟拜手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致唐至中　/1983年

六月三日来信收阅。久阙联系，得此欣慰之至。令兄君毅先生学问造诣甚深，我尝摘录不少其精粹语于手册，至今保存，独叹其竟先我去世，又隔海数十年不得把晤为憾也。犹幸其生前著述曾先后邮寄或经人携带到京者不少（注：经海关扣留者亦有两次），例如：一、《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经我摘抄者，惜原书遗失了；二、《中国哲学原论》六册，现存有之，惜未及细读；三、《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下两册，未及细读；四、《思复堂诗集》（影印本）略读；五、台湾版《唐君毅先生纪念集》一厚册收阅。我今形寿九十正，虽无病苦，而精力衰颓矣。又时时被邀集开会，又来访客人多，且时有外宾，必须应对，甚且长谈也。匆复不尽欲宣，诸维亮察是幸！

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于北京

注：唐至中为唐君毅先生之胞妹。

致薄蓬山　/1961年

（上缺）除不足数。长子培宽之妇张颂华亦有浮肿，经医生检查证实，即此可见一斑矣。当然北京比山东一定好许多，而粮票之紧却并不例外。你莫谓北京居民在粮食上从容有余也。我口粮定为二十四斤，内人原定为二十六斤，近亦被核减为二十四斤。在饭量素小的我是足够的，却亦无多余可以寄你，希你原谅为幸！你能住疗养院疗养，就应当感念到共产党领导国家才得有此局面。“常常念着满意的事”，这便是我对你的赠言。我在旧历年后便是六十九岁了，身体如恒，没有病痛。两儿各自成婚有子。他们工作表现都好，不过均不与我同住耳。手复不尽。

漱溟

一月廿九日

注：薄蓬山（1902—1980），又名朋三。山东长山县（今并入邹平县）桃源乡北旺庄人。曾就读于私塾十年。参与著者所主持的与青年同处共学活动，据可查得的文字记录，早在1925年即已开始（在北平颐和园外东北之大有庄）。自1932年初至1937年，工作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及所属单位，担任过事务员、书记员、小学教员、会计等职。

致薄蓬山　/1961年

第二次信收阅。身心两面原是相互影响的。我们不可犯片面性的毛病，但又不容不有其重点。没有重点，则不起一种指示作用，说了话等于没有说。善于听人家的话就在取其于自己有用的那个地方。若固执自己所见，便无从受益了。善于听话，一切话都会有用。不善于听话，一切话都不足取。我前次信中所说，随你去看就是了。你第一次信曾给此间师友如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等阅看。陈先生医道近年益进高明，为朋友所信赖。据他说，你的病应服“金匮肾气丸”。不过此丸药在北京已经缺货购买不到。不知山东能购服否。其余不尽。

漱手复

二月六日

致薄蓬山　/1961年

十一月七日弟练太极拳有感之一信收阅。我习拳只不过活动身体筋骨而已，未能深求其意义。在活动中，即如收裆提肛亦未能注意及之也。远隔千里，不能聆弟之指点为憾耳。

我前信问经络穴脉如何认识得的，弟答我“天眼通外视万里，内察一切……如开仓见米”，似乎说得太远。道家功夫如“大周天，小周天”者，非即循行任督脉乎？或者不待具有神通，而由体察气血运行之路道而认知人身各经脉耳。然乎否乎？

十一月十日

漱复

致薄蓬山　/1962年

蓬山弟如晤：

重九日之前收得祝寿诗句，甚慰。从写字撰句来看，弟虽自云困病，未见衰弱委顿之象。弟前次所来信及致谢信亦均见到了。愚年七十，幸不觉衰老。日在经营所要写出之书，此心颇不闲也。

弟于日常生活当求振作有规律。容缓再寄十元，小助日用也。他不尽。

漱溟

十月八日

致薄蓬山　/1963年

蓬山弟：

我于月半时赴河北省视察农村公社，即于道途中度过重阳。昨午返家得见弟前后各函，知　弟健康胜前为慰。弟既然好吟咏，似可读陆放翁诗集，既便于学习，又可开拓胸襟。事冗不多及，即讯

安好！

漱溟

十月三十一日

致薄蓬山　/1964年

蓬山弟：

挂号转来薜泽生信，我已收阅。当下即写长信答复。为了快些达到他手，就直寄泽生。信皮写“莘县，古云区，潘庄”，不知能收到否。蓬山告知薜凌霞，要她写信通知其父，说我有信挂号直寄潘庄。

来信附日记均收阅。我给泽生写长信，是开导他，不是要他出乡来。他应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尽力，以纠正基层积弊，不应逃离农村。你的气功造诣已深，自应再向高深用功。我殊不能有所指点。但我确知用功不可得失心重。得失心重，必出毛病。平平淡淡莫自矜持为好。不出毛病，即是进步。慢慢进步是真进步。余不多嘱。

漱白

注：此信于1964年10月寄达。薜泽生为原山东乡建工作同人。

致薄蓬山　/1965年

蓬山弟：

先后各信均阅。弟答渊庭论及云川、子范长短皆甚有见地，甚佩甚佩。又解《中庸》书文，亦极好。时时于此等处用心，不愧中国读书人也。弟末一信言及生活费用问题已得解决，甚慰。此项工作固不碍静功与读书，但宜慎寒燠耳。吾即不再为　弟寄钱，只以春节为　弟之幼子附去二元糖果费。其余不尽。

漱溟手复

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九日

致薄蓬山　/1966年

蓬山弟：

顷得四月二日信，计近中已得　弟前后来信三次，稽迟未复为歉。

弟功夫日有进境，闻之欣慰，但　弟自己总以平淡处之为宜也。来信不可写积水潭二号。积水潭周围辽阔，非一街道，宜写明西沿二号，或只写新街口三字亦可。邮差提了意见，望注意为要。如晤子范可为我致意。余不尽。

漱溟手复

四月五日

致钱子范、薄蓬山　/1966年

子范弟并转

蓬山弟同鉴：

两弟先后所来祝寿信均经奉悉，甚谢

雅意。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首都红卫兵横扫一切旧物，我家亦遭波及，计自八月廿四日至今已两个月有余，始终未说出我的过错何在。十六条所云“一斗，二批，三改”者，对我既未斗，亦不批，但问题似悬而未决，且看起来一时无解决之望。虽遭此变故，但以拥护此大运动的心情迎之，精神上无烦恼，故尔身体顽健犹昔，此可告慰于亲友知交者。国家大局前途光明，个人得失固不足在念。据实以闻，希　弟等勿以为念是幸！手此奉复，即问

均好

漱溟手白

十一月一日

注：此信写于遭抄家之灾后约七十天。如信中所说，此时“精神上无烦恼”，“身体顽健犹昔”。

致薄蓬山　/1967年

蓬山弟：

来信收阅，纪念章并收，无误。前许多天子范因就医来京，曾来看我，亦道及　弟之情况，甚慰。此次信述近中功夫又大进，尤欣慰。我于此道完全外行，不能赞一词，只为古人学问有人继续，不因时代变迁而中断，抱欣喜之情耳。东方古人之学，不中断者如缕，特别是口授心传非书册所能尽者为甚。吾祝愿　弟于每有进益之时，即默向古圣先贤发大愿心以继述为志，不敢自满，不敢稍懈。今日世上能精研于此果有几人，实不得而知，自己有些进益则责任更重大。时时发愿，时时觉得有责任在身。不看重些许进益，而念念自勉自励，此则我所能进言于　弟者也。弟其勉之哉！

漱手复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

致薄蓬山　/1968年

顷得　弟信，知子范身故，衷怀悽然。我在邹平七年，研究院学生数百人，垂老于我有依恋之情，彼此心气相通者，独子范一人耳。生死人事之常，离合悲欢人情之常，要当随时警惕时光易逝，努力及时也。

弟有功夫在身是旁人不及处（我亦不及），虽不能出生死，却与旁人完全被动者不同，想必能有几分自由，幸加勉焉！我未能反身用功于内，但发愿为中国古人乃至东方古人之学于今之知识界稍作介绍，亦即沟通于东方西方古人今人之间的功夫。每日孳孳于写作，不敢稍懈。虽所写者难为眼前一般人所了解，冀能时风转变后有出世行世之日。此则关系世运，听于天命，不存计较。我身体精神一切如往时青岛相见一样，不露衰老，更无病苦。寿命如何不自知，但自忖十年内应无问题也。此纸　弟亦可存之，以为他日之验。手复

蓬山老弟

漱溟

四月四日晨起

致薄蓬山　/1968年

蓬山弟如晤：

祝寿信收到，吾

弟殷拳之意可感！我近移居鼓楼西大街铸钟厂四十一号内，以后来信希写寄新址为幸！寄来毛主席像章两枚都很好，北京此风甚盛，想青岛亦如此耶？我身体精神如恒，写作如恒，即此已足，其他不足论。

弟生活上无所匮乏否？修养功夫定日有进益，念念。手复声谢，即问

弟全家都好，为颂无量！

漱溟

一九六八年重阳前一日

注：是年重阳为公历10月30日。

致薄蓬山　/1969年

蓬山弟：

来信收阅，为贱辰作歌，甚谢甚谢。唯文字抽象难以传达具体动作之实况。闭目推想大费捉摸。只有他日当面学习才行。只从歌词中借知　弟功夫之精勤，可为欣幸，可慰下怀耳。我处一切如恒，亦可告慰于　弟。手复即祝

精进不懈！

漱溟

于重阳前夕

注：是年重阳为公历10月19日。

致薄蓬山　/1970年

蓬山弟：

顷收到　弟向我祝寿信，读之喜悦。但信中所说功夫我素未留意，更未致力，虽玩味之，终隔膜也。于此，自不能提意见。却心中亦有一点意见，愿为吾

弟言之。儒家为学有“下学而上达”的话，洒扫进退，人事礼让，都是下学，其事不离身体周旋之间，却应提高到精神——精义入神——即是上达了。推想道家为学亦应有此道理。弟每次信均讲“收，闭，举，提”四字反复不已，少于“精，气，神”三字有所发挥。由精而气，而神，非由下而上之意乎？岂可只着意在收、闭、举、提，而不着意“神化”之功乎？此外有一问题，即：中医针灸必读经络、经穴、经脉，实皆本于道家功夫而来；弟能为我言其认识经脉、穴位之过程乎？希便中回我一信，是幸！弟前求贷而我不予，弟固知我非吝。今后　弟如有需钱之处，尽可提出要求（不必说偿还的话），当随时兑寄，不怏也。近日云颂天先生从四川特来看我，昨日去天津，仍将转来。我以　弟信示之，度必欣喜于　弟之精进不懈也。手此奉答，即祝

轻安

漱溟

一九七〇年重阳前夕

再问：弟今年是否七十岁？

致薄蓬山　/1971年

蓬山弟：

顷展读　祝我寿辰一信，知　弟住房修理，最近乃始迁回，甚慰甚慰。我的情况甚佳。六六年被抄家所失物资，经政协查找，先后有所发还，计去年秋发还一次，今年八月发还给衣物变价之款一次，上月又发还我手写文稿著作、笔记、日记、友人来往信件等一次，颇出我意料，十分满意。

弟闻之当亦为我喜欢也。

弟年届七旬，虽少于我，以修养功夫言则胜于我。所幸我身体精神一切都好，亦可告慰于　弟耳。弟日用所需如有不足，我可兑些钱去。我月有盈余，正好分润于　弟也。手复即问

弟合家均好！

漱溟

十一月三日

致薄蓬山　/约1972年

蓬山弟：

顷收得二月二十八日来信，述及甩手运动，甚喜。上月我曾于我表弟张少怀处见到一手抄本，展阅之后，即觉其吸取太极拳理趣。练习之，必然好处甚多。惜未及自己抄存之耳。弟近中功夫必有进境，祝之祝之。我身体精神都好，写作不辍，可以告慰于

弟。其他不尽。

漱溟

三月三日

致薄蓬山　/1973年

蓬山弟：

我随政协同人出京参观访问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四十多天。昨天回家始展阅你来信。我二十四年前曾从贡噶上师受密宗灌顶，习《无相大手印法》。惜未曾用功，无进境可言。几十年来

弟所习者为道家功夫，非佛法。但如能深入不止，亦能转归一途不二。何谓深入不止？即总不落于自得自满也。功夫佳境有三个字：“空”、“乐”、“明”。明是灵明，乐是欣乐。功夫进入佳境，自然欣乐，亦自然明豁。但切不可自得自满，落于耽求“乐”与“明”之中。无所耽求，心静如虚空，自然继续深入不止矣。我的生活是一面应付环境，一面写出多年心愿所要写的书。此书即《人心与人生》，为沟通古今东西学术而作。是以未能反躬修持。反躬修持将以期诸来生。吾愿来生彼此再得相遇，得吾　弟之辅导也。率尔布臆，不尽欲宣。即祝进益！

漱溟

六月二十五日

致薄蓬山　/1973年

蓬山弟：

往年重阳日必得

弟来信为我祝寿，今年迟至今日已是重阳后二日，未见　弟来信，甚以　弟情况为念，望见此信后即回答我一信为盼！余无事。

我身体精神均佳，唯事忙耳。

漱溟白

十月六日晨

致薄蓬山　/1973年

蓬山弟：

弟于国庆节日写来祝寿之信误被搁置，以致我误以为　弟破例无信来。今展阅甚慰，特此声谢。敬问

秋佳！

漱溟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

致薄蓬山　/1973年

迭接来信未即作答，思有所进言于　弟也。

弟勤于修持，非凡人矣，但似着重在身体上，未能着重于性灵上，且有自矜自得之意，此失非小。弟功夫属于道家，而不见老氏所云“致虚极，守静笃”之意，其去“明心见性”盖远，吾望

弟更有“向上一着”，勿徒斤斤在躯壳间也。佛家视道家高一层，弟处如有《金刚经》能每日展阅、持诵，那就好。《般若心经》字数少，更好；未必能懂，久之自然有味得益。如无佛典，则《三丰集》中有关心性之言宜多留意，斯善矣。手复

蓬山弟！

漱溟

七三年十二月三日

致薄蓬山　/1974年

祝寿信收得，同时知道你们都好为慰。特此作复，不尽欲宣。

漱溟

十月廿一日

注：此信写于一邮政明信片上。

致薄蓬山　/1976年

祝寿信收到。往者

弟追随我数十年，关系非浅，我现在心情宜为　弟一言之。我此一生，自信是负有历史使命来的。四十年前从香港脱险时，自信不会死，因为使命在身，尚未完成。但现在则《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两书均已写出来，对于东方西方一古一今的学术思想的沟通工作，略开其端，死而无憾。自己忖度，不出一二年可以去矣。弟祝我长寿，八十多年纪亦算寿考了。附言：黄艮庸先生衰病已有两年，可能先我而去。弟有道家功夫当可过百岁乎？但功夫之外还看果报，人固非止此一生，亦不决定于此一生也。

不尽欲宣！

漱溟

十月三十日

注：据《梁漱溟日记》（1976年10月30日）：“收蓬山祝寿〔信〕，即答一信。”

致薄蓬山　/1977年

蓬山为我生日祝寿信收阅。我今精神身体外表上如恒，而实则身体精神俱衰矣，何时谢世，固不自知，亦不在意也。

弟习道家功夫不下五十年，且生有自来，原非此一生之功，寿命之长或不可量。道家流派甚多，非止南北之分。此间一友王葆真，保定人，其年既九十八矣，亦属道流，而讳言其道，人多知之者。依佛家眼光看，道家属有为法，而佛家则无为法也。修有为法者在生死问题上较之世俗人得有某些自由或自如，但纵然造诣极高，终有限度，譬如射箭，不免于坠落下来。由道家转入佛家者自古有之。释迦固曾先学外道后乃超脱出来。总之，视乎自己向上心，能不断向上，斯为要耳。手此复问

精进不懈！

梁漱溟（印）

一九七七年夏历重阳前一日

注：据《梁漱溟日记》（1977年10月20日）：“早起收薄蓬山祝寿诗，写回信，切执教导。”

致薄蓬山　/约1978年

顷收得祝寿信。甚谢。我初不意想如此年寿，抑且至今无病苦，似尚可活数年，亦将每年收得来信祝寿也。我无一点功夫。弟养生功夫高深，前途远大，未可量也。我因无功夫，衰象日增，脑力体力大减，一切任运无所容心，如此而已。复颂

精进不已！

漱溟复

致薄蓬山　/1979年

重九前夕收到来信祝寿，感谢相念不忘之雅！道人深造自得，固是蓬莱仙境中人也。健羡健羡。吾年来脑力体力见衰，十分健忘，幸无病苦耳。睡眠不佳，正是平素无修养之征。道人其亦有以教我乎！敬此布复，不尽欲宣。

梁漱溟于北京

一九七九年夏历重阳日

致薄蓬山　/1980年

蓬山老弟：

今日我的生辰接得来信为我祝寿，具征注存不忘之厚情，感谢感谢。我体力脑力均衰颓，盖不似

弟有修养之功也。幸此身无病苦耳。

近有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美国人林琪女士访问我之后，将一游青岛，有南京大学伍教授为引导。我以　弟之住址告知他们，假如他们到青岛访问你，希接见，略于协助，免人地生疏之苦。其余不尽。复问

道安！

漱溟手复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八日

于北京

注：这是著者致薄先生的最后一信，同年12月薄先生即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了。

致岳美中　/1950年

美中先生：

十数年前，尝闻亡友裴雪峰谈及

先生，深怀倾慕，惜未得机缘一承大教。胜利后至今，时局扰攘，消息阻绝，弟于雪峰身后之事，虽留心访问，始终未得其便。顷从巴蜀到京，乃闻雪峰之子庆平，今方从学于　先生，一切承　先生照顾，风义入古，且敬且感，用特奉书左右，求以雪峰家属景况。庆平学业如何见告。又雪峰学《易》多年，抗战中不废著述，积有成稿，闻稿存其女之手，而其女亦已亡故，不知此稿犹得保存否？此一事尤在念中，必求示及，幸甚！又雪峰同族裴雪海君，比在何处？景况如何？如　先生知之，并望示及也。手此敬问

道安！

梁漱溟顿首

一月廿八日

注：岳美中（1900—1982），原名钟秀，号锄云，河北滦南县人。出身贫苦农家。早年读私塾八年，师范讲习所学习一年，其后皆自学。曾投考清华国学院，未被录取。此时患肺病已深，即由此萌发习中医之念，边读古医书，边自我诊治，再注意休息，病终于好了，学习中医以自救救人之志愈为坚定。后来近邻乡亲找来求治，治愈者渐多，来求诊者愈众。在友人帮助下开了小药铺，边行医边售药，医术提高，生计也略有凭借，但仍十分艰苦。1935年经同乡挚友裴占荣（字雪峰，详见第876页注）介绍，往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1938年日寇攻入山东，千折百难逃回河北老家。后在唐山行医，至1948年。1954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有条件结合研读中医古籍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晚年，关心高级人才培养，倡议创办“全国中医研究班”。先生一生为中医学术做出重大贡献，无愧于当代名医称号。

以上致岳先生信，岳老有一复信，见本书第883—884页。裴占荣先生致著者信，亦见本书第870页至第882页。

致岳美中　/1977年

《岳老医案选集》粗读一过，于其中谈医理处，但有欣赏不能提任何意见。例如《炙甘草汤治心动悸脉结代》一篇（见74—78页），一问一答，剖析入微，最启人思路，大有利于后学之士。其他篇亦有类乎此者，但惜言之简约耳。世不乏好学深思之士，必当注意毋忽！

此外就文字末节指出疵瑕几点，略供正式付刊时之参考：（一）在此稿本中各篇大都出以岳老自述口气，则行文上似应一律从同。如有从学者记述岳老之言词，必先明白点出。不意论痰核一篇（见156—158页）末尾突然两见“岳老”一词，显然体例不合。（二）各篇错字不少，亟应校改，我随见随手标出一二，不过一斑而已。

八十五叟梁漱溟（印）

一九七七年三月

致岳美中　/1977年

前在尊处晤谈后，遵

嘱去医院检看心电图，同时经神经科医师诊视右眼皮跳动问题，今正在服食其药。《人心与人生》稿三册已送培宽嘱其转呈

台阅。另有《论生物与天时》一稿兹交付维志转呈，并乞教正。手上

美中吾兄

漱溟再拜

十一月廿六日

致岳美中　/1981年

美中吾兄侍右：

好久未得奉看，近想饮食睡眠均好为祝。兹因陈维博趋候之便，顺致薄礼，希哂纳。不尽欲宣！

梁漱溟顿首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

注：此时岳美中先生已因病（中风）卧床一二年。

致岳美中家属　/1982年

顷奉电话，惊悉

岳老逝世，曷胜悲悼。但数年久病，得此亦一大解脱。漱衰老之躯未能趋前奠祭，专此奉唁，尚希节哀顺变，以襄大事，是所至祷！

梁漱溟叩上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致孟宪光　/1973年

来信阅悉。所嘱服食大枣等事，和我现在情况相和，但不止大枣而已，还有蜂皇精等，不过年老力衰，亦自然现象也。同时每隔一段时间即去医院检查身体，可以不必过虑也。政协对我的待遇大致如昔，每月仍有二百六十余元，可以补助旁人。

来信于泽溟等情况未说清楚，或叫他们自己来信说一说亦好。其它不尽。

漱溟

十二月廿二日

冬至节

注：孟宪光（1910—2000），字晓阳，河南荥阳人。河南村治学院学生，先后在河北定县平教会、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七七”后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四川璧山县平教会实验区工作。“泽溟”指戚孟泽、戚孟溟，孟先生之子。著者在回忆河南村治学院时，曾说：“村院成立未满周年，即以蒋军入主开封而告终。学生三百余人结业散去，其中有以精神感召始终不失联系者数人，为孟宪光、赵道一（德庆）、李健三、常泰和等。”

致孟宪光　/1976年

晓阳弟：像片收到，因无信来，不知孟泽孟溟各人情况如何。希便中以其情况告我。我身体精神俱佳，老而不衰，天天撰写不辍，待各需写之稿写出，完成此生应作之事即可去矣，一切无所容心。

其他不尽。漱溟　二月二日灯下

致孟宪光　/1976年

人生寿数，毕竟有限。我既八十有四，一俟应写书稿写完，当然可以去矣。特赦蒋帮的人员，全为针对台湾而发的一策略手段，恐怕弟之公民权问题不在其内。弟要写信自亦无妨。写信申诉的对象只有写给毛主席之一途。——我想如此。党中央反右斗争激烈，你从《人民日报》可以看出来。

为答弟之所问，故就来信纸尾写此数语。其他不尽。

八十四老叟于灯下

七六年二月廿一日

致孟宪光　/1976年

晓阳弟：

今收到你寄来的糯米、冬菜。谢谢。

上次你信内有为你的政治待遇问题写信中央申诉之意，我以为不必写信。假如你要写信，我不阻止。信皮可写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公启。其可能的结果有二：（一）是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二）是办公室拆看后，交下主管机关核办。主管机关是谁，办公室自然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样就达到申诉的心愿了。至于主管机关如何处理，无从预料。它会不会置之不理，亦难说。总之，申诉者不致因申诉得罪，除非它交下南充来，南充官方发怒耳。这是我的推测。其余不尽。

八十四老叟手白

二月廿五日

致孟宪光　/约1976年

晓阳弟：

三月廿五日来信，廿九日收阅。前次承寄糯米五斤早经收到无误。内人身体多病，但不要紧。她颇以孟泽、孟溟学业工作情况为念，希函复为幸！至于我身体精神，顽健犹昔，非其他同年纪人所能相比。每早起伏案握笔写作，并不闲散，而是振作的。手此布复，不尽，即问吾弟及侄辈均好！

漱溟　树棻

三月廿九日

致孟宪光　/1976年

顷收得此信，知承弟等关注。地震余威虽及于北京，但只城内旧屋有坍倒，损伤亦不甚多。我居东郊外，培宽居西郊外，培恕居北郊外，各都是新建楼房，较为坚固，幸无事也。乞

释念是幸！

漱溟即复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

致孟宪光　/1976年

昨答晓阳一信当先此得达。兹从故纸堆中拣得弟妇戚荣光手笺，特寄泽溟保存，以为我两家关系之纪念。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弟妇来京在小铜井南屋相见，记忆犹〔新〕，不觉又是十年矣。荣光文笔甚佳，惜非墨色，易于日久模糊耳。

八十四叟漱溟白　七六年八月十七日于北京

注：孟先生之夫人戚荣光，系四川南充卫生学校校长，在“文革”中自缢身亡。

致孟宪光　/1977年

久久未通只字，顷得来书为喜。泽、溟等有意投考自亦甚好，但人生唯求不愧衾影，无负于社会供养，不必求荣利涂饰世人耳目，必识此义方好。我今年八十有五，表面尚健康，实则老衰，大不如前矣。儿孙辈均好。覆问

老弟身体精神俱佳。漱溟

七七年十二月七日

古语云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

致孟宪光　/1978年

晓阳弟：

三月五日来信收阅。孟泽得入重庆大学电机系甚好，且知其有志于理论物理之学，甚可嘉。但此学深入哲学之境，必须沉潜之资。尚望孟泽勉之，不以一时得失萦心，庶几远到也。

其母荣光不幸身故，或有知，或无知，不敢定。言有知者，尚未转世，言无知者则已投生也。弟自言不信鬼神，此浮浅无识之言。吾人生命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俗以为人死即生命终了，属断见，完全错误。若非另行投生，荣光于其儿子的今日事固知道的。生命是刹那刹那绵续变化的，俗以为今我犹是昨日之我，属于常见，同样错误，实则相似相续而已，世俗第知父母的资质品谊影响子女，应知此影响浅，其承袭于自己前生乃至累累前世者乃极大也。鬼神是有的，但吾人浅薄，鲜所知耳。

我精力体力俱露衰象，不另写信给泽溟弟兄，希以此纸转寄为幸！

覆祝

均好！

八十六叟手覆（印）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致孟宪光转孟泽、孟溟　/1978年

孟泽　孟溟同览：

顷接孟溟来信，得知你父亲及你兄弟情况均好，深慰远念。关于你母亲得到平反昭雪一层前已得悉，你弟兄现在学习情况更足以慰其在天之灵也。你父亲的问题理应得到解决。凡事均待机缘凑合，且看此番如何。他寄我糯米收到，颇合用。甚谢！我脑力体力均衰，所幸无任何病苦耳。内人多病，尚能如常活动。余不尽。祝

你们学习进步！

漱溟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致孟宪光　/1978年

晓阳弟如晤：旬日前收得

弟寄我一册《大众医学》第五期，其中有同衰老作斗争等文，对我甚有用。年老腿先衰，信乎不差。但我仍尽力走路，不多乘公共汽车（除非有人陪伴），每晨起床前有锻炼活动。知承　关注，特以奉告。顺颂

兴居百益！漱溟手覆（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日

孟泽、孟溟均在念中。

致孟宪光　/1979年

晓阳老弟：

前日答一信，计当先此得达。兹更答来信之第二纸。鬼神有无问题　弟尚疑莫能决。凡于事之不晓然者辄存疑：这谨慎态度本来是好的，不可附和流俗以不信鬼神自诩。鬼神是有的，但如基督教之上帝、回教之真主、直宰，人生祸福皆出于宇宙唯一大神者则属迷信耳。兹抄录我近写一文寄　弟阅之。余不尽宣。

八十七老朽手书（梁漱溟印）

七九年六月

注：所附抄录件为著者所作《佛法大意》，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致孟宪光　/1979年

晓阳老弟：

来信八纸又附一纸均阅悉。兹分条作答如次：

台湾归回祖国问题，因中美建交而提到日程上来，政协小组座谈连日均在讨论。小组内有原国民党将领如杜聿明、范汉杰（故去了）、宋希濂、黄维等，各表示〔愿〕效力；我因过去奔走团结抗日而参加两党和谈，亦表示愿为台湾之行。他如刘斐（同张治中、邵力子等北来谈和的代表之一）亦发表一致台湾蒋等的信；此固人人应当尽力者。

然台湾方面虽因美军撤走，失去靠山，而中美之间有默契，我们决不用武力解决问题；此不用武力一层，不能吐露出来自缚手足，却尽在不言中。

以此之故，蒋经国有恃无恐。台湾局面依然很稳，国际上虽觉孤立，其社会经济繁荣却与南朝鲜、新加坡等处媲美，此不可不知。来信“台湾不足以自存”的话恰好不然。——此层最重要。

台湾终必归回是不成问题的，但时机不能定，因世界大战虽不可免，但迟早正难说也。

末后，假如领导上同意我访问台湾，而且居然能够成行，则随行人员自以吾弟为适宜。——此其可能性甚少。

其他不尽欲宣。复问

安健！

漱溟手复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八日

致孟宪光　/1979年

顷收到寄来岳美中医师治老年病经验一书。收阅后乃知　弟不悉岳老与我为多年熟友，今在京时常会面，此书我固有之，不劳邮寄也。岳为唐山附近狮子庄人，经裴雪峰介绍来山东随我工作，然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相识，他以师称我。陈可冀亦是熟人，今为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曾随岳老参加福建省中医会议，我亦以旁听而同行焉。岳以一九〇〇年生人，今八十正寿，惜瘫痪卧床矣，往年为毛主席身边中医，经常驻中南海医也。岳尚有其他著述，我均承其相赠。陈亚三在世时，为其谈医之友，至相熟。我今八十有七，渐形衰老，步履缓慢，十分健忘，其他如常。唯内人跌伤左下肢，卧病在床，大小便及饮食均需人助理，我不免受影响。弟情况想一切安善。余不尽。漱溟　一九七九年五月节后二日

注：此信部分内容有误记之处，须更正如后。信中有“经裴雪峰介绍来山东随我工作，然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相识”等语，应加更正者有两点：一、在清华国学院学习者为裴雪峰先生（而非岳美中先生），裴先生在国学院学习时（1925年）得与著者相识，后又随著者去山东参与乡建工作。二、裴先生与岳先生为唐山同乡和挚友，是裴先生介绍岳美中先生于1936年至山东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任部主任，而此时陈亚三先生在菏泽任县长兼山东乡建院分院院长。陈先生在公务之外，自学中医，且深有所得，此时即与岳先生相识相交。而著者在1950年后方与岳先生相交往。

致孟宪光　/1979年

晓阳弟：

前后来信均收阅。兹先简单答复如次：

一、弟介绍女工不要来，此间自有十分得力女工昼夜照料病人。

二、嘱转统战部的信我正在考虑中，因转信必需我写一转信才行，而我近来精神不好，难于撰写。

三、有旧日山东很熟学生翟导源遭遇与　弟遭遇十分相似，多次来信求助于我，要我经政协转统战部。翟在淄博地区受地委专区阻隔（我自己写了信给他证明），中央统战部力量达不下去也。所谓翟遭遇与　弟十分相似者，即解放后已经全然搞清楚没有一点问题，而竟然突被扣上莫明其妙的问题，十数年以至今也。

四、孟泽孟溟兄弟名字今均用戚梦字样而无孟姓，人家看不明白。他们的信是有用的，但必须解释才行。

五、我近来消极心情或是衰老之故，遇事不热心。乞　弟体谅之，幸甚！

漱白

注：写此信时间约在是年5月，此时著者夫人重病卧床。

致孟宪光

1979年

晓阳弟并转孟泽孟溟：

我于上月已将你们的各信件均加说明情况，转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兹收其最后回我信，寄你们一阅。余不尽。

漱白

注：中共中央统战部回信如下：

梁漱溟先生：

您转来孟宪光的来信已转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调查处理，特此函告。

此致

敬礼

中央统战部信访处

（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印）

1979.6.1

致孟宪光　/1979年

十月廿五日来信阅悉。台湾之归还祖国须待世界大战起来，否则没有适合时机，时机不到，人力无能为，今非其时，不宜妄自用力。

弟欲写信给叶帅，更是胡乱行动。你虽自称非我主使，在人亦看成是我不甘寂寞之所为。千万不可！

先妻陈树棻九月七日病故，我将移居西南郊一处大楼内，一俟定居后，当写信奉告。无特急事，不必来信。

我身无病苦，但衰老了，脑力体力俱差，外人不觉得，自己知道。

老朽答

致孟宪光　/1980年

前覆一信，当先此得达。

兹收统战部信，即转

弟一阅。推计校方当亦得到指示，如有结果，望来信告知我。

此致

晓阳弟

漱溟手白

十二月廿日

注：孟先生时任教于四川南充第三中学，校方即指三中。

致孟宪光　/1980年

社会结构以时变迁，往昔儿女婚姻为父母职责，今世则归个人自主，于是乃兴恋爱之风。

男女配偶原属身体生理的事情，但人是不同于动物的，在动物生活上其头脑为身体生理而用，即心为形役；然在人则否，人有形为心役之可能，即是头脑精神统帅乎身体行止，可能非必然，即是可此可彼，可以振作提高，亦可堕落下去。人当力争上游。如何力争上游呢？则为人行事出以真诚是已。

在男女相悦之时当郑重其事，不可苟且，即此时宜有心，即心为身主，若失心而从身体则邻于禽兽矣。人们试反躬自省，彼时我曾如何，当前我应如何？我闻孟泽为婚姻问题烦恼，特写此纸指点之，幸留意焉！

梁漱溟（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注：以下为孟先生随此信寄来当时群众传抄物中所见署名“梁漱溟”之诗作，征询于著者：

淡抹浓装务入时，

两朝恩遇鬓如丝。

曾夸召对虚前席，

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偏能剽甲骨，

厚今何必惜前非。

民间疾苦分明在，

辜负掌中笔一枝。

以下为著者写于以上诗作旁之批语：

我一生至今天，从来不会做诗词韵语，

此诗当然不是我作的。

晓阳为我至熟至熟的门生，你曾见过或

听说过我做的诗词吗？

“文革”时期民意无表达机会，于是作品以传抄方式在民间流布。传抄件之作者为避免被追究，往往以“冒名”方式，而自隐其名。此讽刺郭沫若先生的诗作其一例也。

致孟宪光　/1980年

十二月廿一日信收阅，兹分条作答如次：

（一）赠我被面或可合用，裙衫则容转寄广州，因培昭侄既回南也。

（二）来信所云任光全，尚未见其来；若来自当接待一谈。

（三）关于孟泽的婚姻问题我写一点意见，望转寄之。

（四）来信对蔡先生（元培）有误会。蔡先生笃于伉俪之情，有悼念他的黄夫人一篇文章曾印出给朋友亲戚看；我就曾看到的。但他对于将来的共产社会预测其社会组织结构变化，可能出现男女离合容易，儿童公育，不像有牢固的家庭耳。（须知家庭制度与财产和物质生活有关系。）

（五）西洋社会从古至今表现为集团和个人欹重欹轻之变化转易（此与宗教有关系）。中国社会组织重点在家族家庭，集团亦是家族集团，个人最不显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既详言之，应注意看。

美国朋友艾恺来信云美国有三个大学邀我去讲学，我犹豫未定；年老惮于远游也。余不尽。手复

晓阳老弟

漱溟于北京

致孟宪光　/1981年

晓阳弟：

顷收到新疆七一棉纺厂董景阳君寄给我葡萄干一包，附有一笺，乃知为　弟所嘱托。兹写答谢信，希　弟加封转去为幸！弟元月6日信早收阅。关于我去美国讲学事最近艾恺无信来，我因翻译和陪伴同行之人难觅适合者，同时自己亦不积极想去。弟所推荐之人为妇女，又素无一面，可以不谈。至如台湾日本之行更谈不到。我身体如常，唯老年健忘、迟钝，亦惮为远游之一因。手布顺问

教安！

漱溟于北京

一九八一年三月卅日

致孟宪光　/1981年

晓阳来信匝月，我久置未复，亦遂忘记。顷间马毓民来坐，询及之，乃检觅出来。艾恺最近来信，对于邀我去美国讲学之事，不复提及，因美国方面已打消原议也。据闻有林同济教授被聘往讲学，即于讲台上晕倒丧生。林年七十余耳，我行将九十，岂不危险更大，虽经艾恺解说梁虽老却无病，美方终不放心，如此免于远行劳顿亦好。艾恺拟访问南阳镇平内乡等处，需要　弟陪伴同行，义不可辞，更无第二人合适也。弟教书多年矣，亦可休息，活动活动。孟泽近况如何，同在念中。余不尽。复问近佳！

漱溟手布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

致孟宪光　/1982年

艾恺此信系在美国付邮，我收到信时，他夫妇已随旅行团到京并通电话给我。次晨绝早他们来看我，小坐即去。他们行动不能脱离团体；团体共有男女三十人之多。旅游行程早经排定，据云不去桂林，却去西安、昆明等处，末后离上海回国。晓阳的信恰在艾恺走后收到，无法转交，特行退还给你。其余容俟你到京面谈，此不尽宣。

艾恺有意访问宛西，但此次行程却〔未〕包括宛西在内，未曾询知其计划如何。

漱溟手白

一九八二年六月七日

致孟宪光　/1982年

五月四日来信收阅。艾、陈各信同阅了。不去南阳镇平亦好。

梁式堂先生有两个侄子，一名劼恒，一名劼诚。劼诚曾一度任邹平县长，其人是坏人，最坏不过。劼恒为人尚诚实，是在日本学林业的。劼诚曾调任莱阳县长，也分设乡农学校，沽名欺人，后来跑去台湾。

其他问题待面谈，此不尽宣。

漱溟手白

注：美国学者艾恺曾有意邀孟先生陪同往河南镇平从事调查，后计划改变。梁劼诚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之初，曾任邹平县长一年。梁劼恒亦曾在邹平从事林业工作。

致李渊庭　/1972年

渊庭：

兹以马先生、黄先生先后到京，特约旧友王星贤、郭大中十九日星期天午前十一时在西单素菜馆会晤，希望你能来相会。其他不尽。

漱溟

十一月十六日

此纸托黄先生转致

注：李渊庭（1906—1994），名澂（澄），内蒙古托克托县人。1924年考入山东曹州省立六中高中。1925年著者及其同人退出六中回平，有相随来平同住共学者多人，李先生即其中之一。此后即多随著者工作。“文革”前，马仰乾、黄艮庸、王星贤、郭大中、李渊庭及著者，每周常在公园会晤叙谈一二次。后马、黄被遣返广东，1972年才重返北京。信中约定于素菜馆会晤，是诸人分手多年后首次相聚。

致李渊庭　/1975年

渊庭前借阅之新译《天演论》希送还我。我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对外不公开，渊庭秉华可以看，有一抄本可以来取。漱溟白

致李渊庭、阎秉华　/1975年

渊庭

秉华：

久久不见矣，未悉你们一切情况都好吗？顷因慕周信内提及，所以才写此信。便中回我一信为盼！黄先生去广州已久，最近病住医院中。我幸顽健如恒。《人心与人生》写完，又写《东方学术概观》，亦已写完；仍在写其他零篇文章。

其他不尽。

八十四叟漱溟书

三月廿一日

致李渊庭、阎秉华　/1976年

黄先生病情严重，已电广州其子女来京。你们知之否？我近亦有小感冒，不出门。新写出《人心与人生》第十七八章，便中可来取去阅看。其他不尽。漱手白　十三日

致李渊庭　/1986年

连日开会，顷幸结束，静待开第六届全国大会了。若来访谈，先电约好，免得空跑。《唯识述义》第一册，我有存本，所惜第二册竟百觅不见，故此第一册仍付还于你处。我一切如恒。顺问

清吉！

漱溟手白

六月二日

致李渊庭　/1987年

最近几天有广西乡友来看我，谈及过去事情。回忆

弟曾伴我返广西一次，惜其时许多情事我今均记忆不清，推想老弟或者尚有印象，补我所不足。再则四川北碚来人访询过去我们旅居情事，重庆某校事

弟曾参预其间，亦想谈一谈。彼此均年老想多见面，心知

弟来我家不易（路远之故），希斟酌为幸！

秉华同此致候！漱溟手启

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三日

注：“返广西一次”，指1935年1月末至3月末著者首次访问广西，当年李渊庭先生曾偕同前往。

致徐树人　/1974年

树人老弟：

来信收阅。久失联系，得此甚喜。但惜叙述　尊况简略耳。所云退休者，仍在银行工作乎？信皮地名与信内所开非一，岂与家属未同住乎？弟虽年纪略小于我，计必七十有多矣。然乎，否乎？我今年八十又一，身体精神均佳，起居有定时，饮食有定量，吃素已满六十年。每日研究写作不辍，性之所好也。大儿培宽在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儿媳在北京大学工作，有两孙。次儿培恕在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儿媳同在一处工作，有孙男女各一。他们各因工作关系，均未得与我同住耳。我住北京东郊新兴里七楼内1-3号，有信寄此为便。复问均好！

漱溟手布

四月七日

注：徐树人（1898—1989），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青岛德人所办之兰森大学，1928年任职河北省府，1929年任河北东光县县长。1931年与著者相识，1933—1937年在山东乡建院工作，曾任院长秘书、邹平实验县县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南永顺县任县长、湖南省府任秘书、川湘公路驻湘办事处主任等职。后又在重庆某银行工作。1958年被审查，四年后退职，工作于街道工厂。

致徐树人　/1980年

树人老弟如晤：

前些时得慕周自川中来信，述及他与　弟见面时情况，嗣又得老弟手书，更悉尊况。甚慰，甚慰。独惜来书字迹草率，虽可辨认，究鲜从容之雅致；此或一时高兴之故欤。我痴长数岁，身体无病苦，但头脑精力不大如前，步履亦慢了。夙有失眠症，现在衰老更难得好睡。素食垂七十年，似甚得力，且秉“少吃多动”之训，每日活动身体，不敢怠惰。但太极拳却忘记不少，曾记得老弟于太极拳颇有功夫，度必练习如恒耶。我所撰《人心与人生》一书脱稿已久，尚待出版耳。今夏迄秋先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林琪女士特为研究我的乡村建设工作访我于家，陆续谈话十四天（均在午前），后又有美国加里佛尼亚大学艾恺教授来访我于家，则泛谈我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亦半个月之久。此公撰有《梁漱溟传》一巨册在美国出版，日昨且有信来，邀我赴美讲学，若能协议，则成行将在明年四五月间也。不久前有邹平人崔有志君自成都来信给我。又有范姓者自邹平县东关来一信。附此奉闻，不尽欲宣。

漱溟手布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致田镐　/1969年

慕周廿二日写来的信收阅，知农侄结婚为喜。顺寿足部肿块既是良性，可以不必割它。我右肩头有一良性肿块，医云可割可不割，无关紧要。十几年来我未割，丝毫没有问题也。沪市疏散度未必加紧，此间不紧也。二十六号文件我们亦不知其详。世界大局如来信所分析，大致不差。备战仍须备战，战机非迫近很明白的。但兹有奉告者，我的住处可能将有迁移。现在住房太狭小，令亲所目睹。我有意迁换，尚未提出，而政协忽于五月廿日来人询问我是否感觉住房不方便，我当然以实情告之。昨日果由市房管局来人向我了解情况，其为政协转知他们来看我的无疑。他们虽不肯透露什么话，其为考虑替我迁换地方亦无疑也。我天天从事写作（写《人心与人生》），似空闲而不空闲。身体精神一如令亲孙君所见之顽健。只儿孙俱远隔千里，少得弄孙趣耳。我无事不写信，不必盼我的信。通信地址若写明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转我，无不可收到者。其余不尽。手问安好！

漱溟

五月卅一日

注：田镐（1908—2009），字慕周，河南开封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次年至山东邹平参加乡村建设理论讲习会后，留邹平工作，历任研究院编辑，乡建人员训练部、乡师教师。1935年任邹平实验县府第一（民政）科长。日军入侵后随部分乡建同人往四川南充省民教馆任导师、班主任。1940年后在四川省府及行政院任职。著者晚年著述之缮写整理工作及出版，多赖田先生协助。

著者当时住鼓楼铸钟厂胡同一大杂院内东房两小间，每间仅数平米，故说“住房太狭小”。又因儿孙辈此时自北京下放湖南、黑龙江之“五七”干校，故说“儿孙俱远隔千里”。

致田镐　/1969年

顷收读八月三日来信，知　弟等以寄来相片而我未曾作覆为念，实则我以为六月卅日覆

弟一信既以此间一切安好如恒奉告矣，何须　弟每次来信即必须作答耶。我年虽近八旬而自觉顽健（从身体到脑力精神）不减六十岁时。只内人身体有些病痛，然眠食犹同于常人，则亦不成什么问题也。每月收入未减于前，而京中饮食日用必须的物价低廉，蔬菜水果异常丰富（堆积于地，如小山），不止我们的生活不成问题，一般人生活皆甚从容也。承　示令亲孙君可能来看我，当如嘱接待一谈。手覆不尽。即颂

府上均好

漱溟手覆

树棻同叩

八月五日

致田镐　/1969年

顷间令女婿孙君来访，坐谈移时，适在暑期，因以西瓜供客。关于我的身体精神及内人的精神情况，我们起居生活情况，彼当能以所见回报于　弟等也。关于　弟等身体精神情况亦曾向其询悉一切。顺弟一向有欠健康而弟则老壮，一如我之与树棻，何其巧合耶。孙君今日去东北，且将到天津等处，然后回京仍有西安之行。承惠之蘑菇、果酱、肉松各件均由孙君交来，甚谢谢。闻农侄尚未结婚，此却与宽恕两儿之迟至三十二三乃结婚者为近，符合国家政策。宽儿（年四十三）今在湖南，恕儿（年四十）今在黑龙江，据彼等来信均以“壮劳动力”见称于人，证明身体均健。附此奉闻，顺候

合府清吉！

漱溟

八月十三日下午

注：信中说两儿“均以‘壮劳动力’见称于人”，指两人均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致田镐　/1971年

前者以　弟两次谈田禾之信转寄广东艮庸阅之，并嘱其寄与其子黄玮，兹得其回信，特寄请一阅。承赠我之菌油以及旧墨，眉生昨日送来了。我原有藏墨数匣，一九六六年被抄去，曾一时缺用，索之于弟。弟所赠尚未用完，前月（十月）忽经领导上发还我的藏墨（惜不完全），今可云丰富。手此复谢，即问均好！

漱溟

十二月六日

致田镐　/1972年

来信促我寄稿，不知我写稿不是容易事。手中现无成稿可寄，而且何时有成稿可以寄出尚不可知。正在着手写定的一章，恰是不好写的一章。每写出一些，辄不满意而作废。自度全书之成尚须二三年时间也。我身体虽好，脑力之活巧不如前，此无可如何者。盖身心修养，在近八旬人已来不及了（应当早着力，惜已迟）。此复

慕周弟

漱溟

十二月四日

注：著者在“文革”中著述多寄上海田先生誊清。时正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信中所说“写稿”一事，即指此。信中说“正在着手写定的一章，恰是不好写的一章”，指《人心与人生》中第十六章：“宗教与人生”。

致田镐　/1973年

此次一小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京参观访问，与过去开大会之前出去各地视察性质不同。过去由每个人自定要去的地方，要视察的事项，而此次则被组织成小组，分为东南一路（以上海为主）、中南一路（以广州为主），集体行动。两组正式成员各为二十二人，另配备医生护士及工作人员照料一切。所乘飞机是包机，所乘火车是于列车后另挂卧车，不与其他旅客相杂。由于老年人居多（我组平均年七十二，最年少者一人，六十岁），周总理说了一句可以自带随从的话，于是有的带了太太，有的带儿子，有的带秘书（如我一无所带者仍居大多数）。我被组织于中南一组，主要去河南、湖南、广东。原说去延安，未起行即撤消。原说去井冈山及南京，临时又变计而提前回京，皆由中央领导上决定，不由自主。中南组二十二人，年逾八旬者四人，愚居第四。但以八十五者一人将起行即因病入医院，八十二者一人行至河南参观时晕倒，折返北京，于是我乃上升为第二名（第一名为季方，年八十三，自带随员）。实际上，一切生活行动，较之我在家还方便，还舒服轻松，完全无劳累可言。所住均最高级的宾馆，出门均有小汽车。因我素食，每餐另备专席。恰好豫、湘、粤三省近年各建有招待外宾之宾馆，设备极其讲究，所以旅行四十余天，皆在舒适中过去。如我此信所用信笺，即可见其设备之一斑。

我自己未出京门者已有十年（从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各地各种建设之猛进飞跃皆未之见，此次乃见到一些。农业则以水利工程为首要，及同时建些支援农业之五小工业（电力、机械、水泥、化肥、钢铁）皆极重要。大规模的工矿（重工业）则此行未及往观。

我们到广州时，秋季交易会虽已闭幕，尚得参观。以内容丰富，看了两天。工业机械虽不少，因讲解员已撤走，都看不懂。当然比较欧美日本尚差得远，不过比解放前，则其进步之猛非意想所及矣。

在湖南的参观访问则以毛主席革命史实为主，农工生产建设次之。韶山为重点，有革命纪念展览馆，可资学习。在长沙第一师范以及许多纪念地处，皆有保存、修建，有人讲解。文家市为秋收起义之地，亦设有纪念馆。（此后乃有井冈山的革命活动。）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此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其他的人，谁能若此乎？此亦唯中国老社会能产生此兼资之人，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也。

注：据《梁漱溟日记》，1973年5月10日至6月22日，著者曾往豫、湘、粤参观访问，此信当写于回京以后不久。现存件缺上下款。

致田镐　/1973年

慕周弟：

往年重阳日前必得　弟为我祝寿信，今迟至重阳后二日，未见有信到来，不知是一时遗忘，抑有何事故，颇以为念！

兹就　弟前于九月廿一日所写信，略答如次——

《史记》一书为吾国文化历史一重要典籍，必须读之，但史公为此亦殊有缺点：（一）叙述史实往往重趣味，似小说故事，虽文章引人入胜，非史家正体。恐其于当时社会政治实况缺略不周。（二）老子道家一派之学为其父所最推重，竟于老子之人未能深考，迷离惝恍其辞。如其汉初尚不深考，后人去古愈远，更无法考知了。（三）儒墨为古时两大学派，竟不为墨子列传，只附见一笔于旁处，缺憾甚大。（四）承询培恕一节，恕儿讫今尚留沈邱，大约俟四届人大会后，国家机构新建时始能分配工作也。昌玉、云嫂尚在京，不久将去南京云桂珍处，尚后回川。（五）徐树人仍在重庆石桥铺红线路金具厂，弟不妨与他通信。（六）前写出之稿经　弟为抄好寄来者，今又重新改写。俟改完，当寄　弟重新抄写也。其余不尽。

来信所叙顺寿健康逐渐恢复之情形，甚慰。

漱溟手白　十月六日

树棻同叩

培宽今在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刊物编辑工作。又及

弟或者因有九月廿一日之信中有祝寿语，即未再写信乎？又及

注：“昌玉”即席朝杰之夫人，“云嫂”即云颂天夫人，是年二人同自四川来京小住，探望师友。

致田镐　/1973年

十一月廿五日信收阅，但抄件尚未见到。关于费正清（此人我未曾见过）的学生写博士论文以我的思想学说为题一事，早有所闻，来源不一，说法不一。互相勘对下来，大约是美方为我代表团所备的翻译人员某某便是那论文作者。在北京作传达报告者为钱伟长（非李甫生）。钱于我的情况不清楚，其所云多有误。大约论文作者所研究的是邹平乡建工作（尚不明确）。培宽未尝以所闻告我。告知我者是宽妇颂华。颂华直接听到钱的报告也。恕儿来信说下月10日可回京。工作问题尚待人大开会后中央机关体制健全充实之时，方能正式确定云。

写信至此，适邮差送到抄件，请释念。

漱溟

十一月卅日

注：信中说“费正清的学生写博士论文”，“学生”即指艾恺先生，“博士论文”即艾恺所著《梁漱溟传》。

致田镐　/1974年

请注意上面我之所写的，应照补进去。艮庸亦不晓佛学，他不能代我校对抄件。冯芝生是我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他毕业试卷是我评分数的。此人已见衰象——一个月前曾见面——不中用了。他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得一看（其文两篇我手中倒有之，不拟奉寄）。

漱溟手答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灯下

注：此件是著者对田慕周先生来信的批复，当时田先生正代为抄清《人心与人生》一书书稿。“照补”云云，指（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一段）如下修改：“说世间，主要在说人世间；然人固离开其他众生不得，说世间即统宇宙生命现象而言之耳。生物既不能离无生物而有其生，则世间者又实浑括生物、无生物为一体而言之也。”又，来信问：“芝老有批孔文章……发表，可曾寓目？”芝老即冯友兰先生。

致田镐　/1974年

四月二日写来之信收阅。关于稿内的音乐说明二则，系从数十年前阅书札记册中抄取来，其出处当时缺略，今无从考查矣。渊庭健康欠佳，系闻之其妻阎秉华。渊庭有一次欲来我处，送还我稿，临时头晕不能下楼，改由秉华送来。又闻秉华云，渊庭极怕走路，少出门，似腿脚不便利。然他有时去艮庸家，则艮庸所居距渊所居颇近（都在新街口附近）也。我今住东郊外新建楼房，而他们都住城内，且同在城西北隅。弟欲知培宽病况，询之培恕最妥。培宽所居即从前燕京大学内朗润园，离我太远。恕所居在我的正北，尚较近。近三个月艮庸未来看我，都是我去看他。

其他不尽。

漱溟

四月十日

我身体精神信非寻常老人所及，然而究竟衰老了。目力不如前，记忆力不如前，体力不如前矣。

四月十一日付邮前加注

注：“关于稿内的音乐说明二则”，指《人心与人生》第十九章“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引用的两段话，见《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744页。

致田镐　/1974年

七月十一日来信及我稿并抄件均收到，兹覆如次：

一、对我原稿所为校改各处均好，具见精细不苟。

二、此稿原从发言草底加工之作，基本上为发言时所有。从政治上说，不该有此发言，发后当然引起麻烦。只在小组内说了，不公开，不成大问题。详情　不述。

三、培宽因公赴沪，便中访看　弟家。他于我的情况亦不大清楚，因彼此居住相去甚远，不多晤面之故。

四、弟曾疑我所见有误，我答细读吾文，当自悟粗率者，盖社会尽有许多奴隶，不为奴隶社会，必如希腊罗马那样社会生产劳动主要靠奴隶行之，乃为奴隶社会也。此其一。我所论者限于西周，西周以前（如殷商）不谈。此　其二。

五、每月兑卅元之意，盖闻　弟身体不完全无病，又虑侄辈各有家小，供养老人者势必减少也。今　弟信自陈尽够用，则以后或不必定兑卅元。

其余不尽。

漱溟手覆　七月十五日

凡我今所写作者，一切留待身后发表。

注：信中所说文稿，当系指著者据1974年2月在政协学习会上一次发言稿改成的《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文中曾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大异乎古希腊罗马那个被认为是典型的奴隶生产制社会。”信中所说“引起麻烦”，指此发言将招致批判。

致田镐　/1974年

兹寄上最近撰成之稿四纸，重九前尚未完功，但临末收尾了。闻恕儿说及　弟曾念道薄蓬山，悯其生活窘苦。适收到蓬山祝寿信，自述其生活佳况，特以其原信寄　弟阅之。他从民国十四、五年学习道家功夫，夜间以静坐代睡眠，后来功夫造诣甚深，动于外（身）而静于内（心），动静交养，至今计有五十年功夫矣。他信中收、闭、举、提四字功夫出于张三峰，据云可以全身毛孔呼吸代口鼻呼吸，或以前后阴窍呼吸，不用口鼻。但以我观之似非道家上乘耳。上乘在练精归气，练气归神，练神归虚。我亦外行人，不敢断言之。

漱溟

注：据田先生记录，此信投寄于1974年10月22日。

致田镐　/1974年

今日收到　弟卅日信，即付邮转培恕。弟前来祝寿信于我发前信时亦经收到，但忘提及耳。

我住东郊外，恕儿住北郊外，宽儿住西郊外，艮庸则住城内，彼此相去颇远，会面非经常。弟写信每嘱我转致某某，以为顺便，其实使我费事不少。我发一信投邮筒皆自己去。请　弟以后对恕、对宽、对庸均直去信为好。莫由我转。

孔子评价一稿完功尚待数日，而《司马迁史记不可信》一短文先成，兹寄奉乞抄写之。

蘑菇油先谢谢。顺寿健康恢复为喜不胜。

漱溟

十一月二日

致田镐　/1974年

十一月廿五日信及寄件顷经收到无误。但不解　弟于我住址从来都写七楼者，何以此次改写六楼，以致放入六楼存信栏内，被人拆看。信内问题略答如次：

（一）物资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力问题，从文义言之，以物资字样为长，但通俗书本上均用物质字样耳。

（二）脱落各字既在文气意思上均无失，自可不再添入。

（三）我自十七岁至二十岁之间倾心佛法，习静坐总不入门，只好停止。其后试坐均无成，遂放弃。一九五四年正月失眠甚重，始通信与唐山气功疗养所求学气功，延至一九五五年春夏间乃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学习气功两个月，得有所入，如此而已。回京曾在西山八大处觅静借住两个月练习之后，至今未曾再习坐。气功即道家功夫初步，何能比蓬山邪！渊妄言，不必信之。

（四）弟见此信后，切勿再写六楼！切切！

漱溟

十一月卅日

注：据信文判断，此信写于1974年。

致田镐　/1974年

李芸书来京，谈及

弟之身体健康不算好，我却不大知道，因　弟信中时及顺寿病情，而甚少说到自己，不引起我注意。前闻暑热中抄写吃力，曾想避免烦劳于　弟（渊庭久不替我抄写，其抄件不可用）。自己用复写纸写，终不佳。兹仍寄　弟抄写，但不必忙，不拘何时写好寄来均可。暑期渐过去，想亦好些。此稿至重要，弟阅自知。

颂天拟廿八日回川，附告。

漱溟

八月廿五日

注：李芸书（1911—1995），字诵芬，河南商城人，张云川先生夫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学生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36年在北师大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与爱国民主人士张云川结婚，积极支持张先生从事团结抗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于政务院、内务部图书馆等单位工作。著者尝称许李芸书女士“温文有礼”，而张云川先生则“为人爽朗有豪气”。

致田镐　/1975年

年前十二月廿九日函悉。政协学习会共分五小组，我所参加者称曰直属组。通常到场者十二三四人，而名单上却为廿三四人；不到者多以年老多病，或偷懒。论年齿我居第三，其年长于我者两人不来，我遂升居第一名。我健康之佳无人能比，又为群众注意目标，故尔不能不到会，且有小汽车接送，不劳步履。至于受到围攻，虽不愉快，亦不气恼。人们讶之云“纹丝不动，若无其事”，盖信然也。培宽及小宁幸见好许多，希　勿念。蛤油付给培宽已久，他们吃否则不知，幸勿再寄来。漱白

注：“受到围攻”，指“批林批孔”中受批判。据邮戳，此信于1975年1月1日付邮。

致田镐　/1975年

此续前抄之稿，不急用。春节杂事多，可不忙抄。

闻渊庭云，熊先生身故之前常念往生咒，又云曾退回政协薪资数次，我不甚信。弟知其详乎？培宽肝疾见好，现在上半日班。承　弟关注，附此奉闻。

漱溟

二月二日

致田镐　/1975年

二月廿八日寄来各信件均收得无误。信中叙述熊师逝世前后情况，读之感喟良深。幸而先批孔运动而去，否则，其情怀更不知如何也。我则异于是。遭遇不可谓不惨：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我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床铺没有了，席地而睡。半个月不能出门买菜，只就所存米粮度日。红卫兵且占据北屋近廿天之久。然出事在八月廿四日，九月六日我便操笔为文，写出《儒佛异同论》一、二、三，三短篇。心情不失常度。只写信致毛主席，说《人心与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这是性命所关。不发还，无异宣布我死刑。其他一切无所计较。幸此稿不久寻回，虽一时未能续写，却自信终必成书，今则成书可期矣。正为自信极强，环境任何变化不挫其气。熊师缺乏学养，我更无学养（只在知见上稍胜），殆秉赋之不同也。熊师晚年著作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皆诋斥佛法，何意乃有诵往生咒之事，颇不可解。我崇信佛法，老而弥笃，却只诵般若心经，不念往生咒也。匆覆不尽。漱溟　三月二日

致田镐　/1975年

第二十章已作结束，兹寄上请续前抄写之。如文字上有疑问，可来信提出，当答复。

《人心与人生》一书写完了。继此将写《东方学术概观》（注意：不是概论），就儒释道三家之学略作说明，大约二三万字而已。此书原写出一部分，现在看去有改写之必要，大约须一年功夫写成。尚有一些零星学术性工作，或又须一年。另外则就过去奔走两党之间力谋团结合作而无功之史实拟写出留示后人，其文字达数十万言之多，但容易写出。如此，则三年内外吾事可了矣。此答

慕周之问。

漱溟

七月八日

注：1946年应《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先生之约，著者原拟将全面抗战以来“奔走两党之间”的个人亲历史实，写成《八年努力无功录》一书，以示后人；惜此计划不曾实现。辑录者2011年将这一时期著者所写的与从事此活动有关的文字、书信、谈话，汇集整理，编成《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可供参阅。

致田镐　/1975年

昨寄《书成自记》谅先此达览。兹寄上二十年前所写自序一文，并请抄写为幸。顷着手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时将无成稿可寄，弟可稍休息矣。颂天正在摘抄吾书，以资学习，余不尽。

漱溟

注：《书成自记》即《人心与人生》后之跋文。此信寄达日戳为1975年7月21日。

致田镐　/1976年

前稿非渊庭手抄，而是一青年学生笔迹。渊庭久不见面，虽春节亦无往来，似是秉华有病；其病近乎神经分裂症。弟知之否？我顷间发一信询问其情况。他当有回信，或来一面也。艮庸在广州又病入医院，一时不能回京。

东方学稿即此为止。我要做的事，大体将完功。虽精神身体俱佳，随年寿之自然，或亦将去矣。

寄来像片等件收到。内人嘱笔问候尊寓均好！

八十四叟老泯

三月廿二日

注：“东方学稿”即《东方学术概观》一稿。信末著者自称“老泯”，似前所未见。

致田镐　/1976年

兹上续稿希查照前稿续抄为幸。艮庸病颇见好转，已能出门买菜。唯培宽见黄疸象，大不佳耳。其子小宁表面无事而西医检查谓为不好。渊庭亦欠健康。独老夫一身顽健，工作而已。其他不尽。

漱溟

三月廿六日

致田镐　/1976年

四月十五日晚一信收阅。我小感冒，不作烧，只流鼻涕，不流眼泪，喉微疼，身发紧。他无所苦。旬日未愈，渐咳嗽。服银翘解毒丸等药，今已成尾声，问题过去矣。请释念。

信中说我某日信中流露消极情绪，此不知我也。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的使命。全国解放后安居北京，各重要著作先后写成，所余零星文债一年二年似不难清偿，则吾可以去矣。年前艮庸去广州，因病入医院，我写信给他，说他生命力已衰，或将先我而去。我亦不出一二年，至多三年耳。盖人生寿命毕竟有限。张表方先生八十四岁，鲜特生先生八十四岁，熊十力先生八十四岁，马一浮先生八十五，周孝怀先生八十五，蒋竹庄先生八十五。若林宰平先生、夏溥斋先生则各八十二岁。我虽身体精神俱佳，寿命仍然多少差不离此数。沈衡山、陈叔通二老之寿九十者，非我敢企及者。然是再活几年一任自然，只估量不远耳。其主要点即在我使命完毕，可以去矣。与艮庸信之外，再有信与恕儿。因为有些身后事交代他。信外且面谈，平平常常，丝毫没一点感情之波〔动〕。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

弟为我尽力不少。此不独我两人间的关系。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以我自信力之强，讵有所谓消极、积极乎？笑话！笑话！总之一句话：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

其他不尽。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

老僧手答

注：“某日信中流露消极情绪”语，当系指同年3月22日短笺中的以下内容：“我要做的事，大体将完功。虽精神身体俱佳，随年寿之自然，亦或将去矣。”

致田镐　/1976年

昨答一信，计当先达。今再为

弟言之：一九四一年我从香港脱险回内地，曾有《脱险寄宽恕两儿》一书，被桂林朋友拿去发表于世。其中我曾说过：“……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盖其时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也。当时不可能死，今天事情大致完了，则其悠然而去是理所当然。何有消极可言？当从香港脱险时，先搭小渔船偷渡澳门，继又乘海盗运棉纱船到中山县之都斛口。同行者范长江等五人，神色危惧，而我泰然自若。范于抵澳下船时，叹曰：真奇怪！梁先生若无其事！此无他，只是我自信坚强，夷然不动心耳。

弟若知过去事情，则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也。在我原是本分事。

先说过了：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延之想。第自己料度不出一二年或二三年耳。从容自信，绝不像熊先生临终那样糊涂颠倒也。

其他不尽。

老僧再答

四月廿日早

注：“中山县之都斛口”，据《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文，应为台山县之都斛；其海口称东滘口。

致田镐　/1976年

弟此信自白其情颇合理。我前信俯视一切，自己太高傲了。

漱溟就来笺作答，歉歉！

四月廿八日

收阅此信之前，刚刚发一件一信。

注：“弟此信自白其情颇合理”，指田先生4月25日复信，见本书第852页。

致田镐　/1976年

艮庸久病不愈，濒危者屡屡，卒于廿五晚7时40分逝世。我于昨（廿六）午乃得培恕处闻悉。临终气象尚好。培昭、培恕及其女瑗在旁。暂停医院太平间以待火化。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熟人在京、在外〔地〕者六七人均由我写信报闻，不另发讣。

（此处残缺一行）

其他不尽。

伍先生传尚在续写中。

漱溟

十一月廿七日

致田镐　/1977年

顷得二月十一日信，知　弟曾病倒一次，为念。病后应注意保养以求恢复。我本人健康，儿孙辈均如常（宽、宁如常即算好；宁将复学）。胡惠民闻将去滇，不再回北京，弟托带之件只有收回，另俟机会，不必付邮寄。京中供应尚好，不必以口腹之福为念。不尽。

老叟白

《一九五三年我犯错误》一文的原稿及抄件今日收到无误。但我原稿第三行“召开常委扩大会”应云“政协常委扩大会”，忘掉“政协”二字，应当补入。我已补上，弟处存件亦宜照补。又抄件第六页第一行“完全是因我而增多开的”，弟漏掉一“因”字。

注：付邮日戳为1977年2月13日之后。

致田镐　/1977年

前次我在信中曾询及

弟暨眉生到邹平参加工作之因缘经过，嗣接

弟回信中云随后另函作答，迄今总不见答何耶，特再促问，其它不尽，便祝

府上均安　泯叟　三月廿三

致田镐　/1977年

三月廿八日信收到。弟自述往事甚详备，从而我对　弟更多了解，甚好，甚好。我近中写稿颇多，均写在一个本子上，而非零篇纸张上。初意写满本子，将此本子寄　弟抄写，未料写文字太慢，总未写完一本，却又同时在另一本上写〔另〕一题目的文章，以至迟迟耳。眉生久不见面，闻其移居又移居，不知其住址所在，第闻似在和平门内外。其生活及所从事均不详。

培宽病迄未愈，仍在请假不上班，其幼子则上学了。培恕工作照常。其子女上学较前认真，此则扫除“四人帮”影响后的新气象也。我自己顽健犹昔，但八十五高龄，究竟不同耳。复问

弟等全好！

老泯手答

三月卅一日

致田镐　/1977年

艮庸此稿琐记伍先生言教，记出了伍先生为学功夫，甚重要。我拟附于伍先生传略之后。烦　弟清抄一份。此致

慕周弟

泯翁

五月廿一日

我写的〔一〕些不抄。

注：“伍先生传略”即《伍庸伯先生传略》。黄艮庸先生所写之稿，题为《追忆伍庸伯先生》。

致田镐　/1977年

一、伍传续稿及抄件收到了，无误。

二、沪上所存我稿三册，无妥便，即不必带京。

三、我写伍传曾再三再四征询调查于广州许多朋友。今写成了，意欲分寄他们各一份。但抄写太费事，拟用誊印法，印十份内外。沪上有无誊印社可以托其代印者？弟试访问后答复我为幸！

四、容缓再有稿寄请抄写。

附言：复写法只能得三份，太少，不够用。

注：此信原无上下款，亦无日期。据田先生记录，付邮日戳为1977年6月9日。又，当时国内尚无复印机，故多手抄复写。

致田镐　/1977年

前写伍传多得广州朋友（见过面的和未曾晤面的）调查协助，故而传文写成后，想分寄他们阅看兼致谢意。若〔能〕誊写印刷便不能太少的份数。若　弟为复写则有六份即可敷用。希　弟即任其劳为幸。

甥女德惠到京住其弟晓青处。弟前信提及“好大姑”，我已转给德惠阅看矣。余不尽。

老叟

九月十三日

注：“好大姑”指著者胞妹梁新铭，即邹德惠、邹晓青之母。

致田镐　/1978年

亡友裴雪峰（占荣）遗著《周易汉象新证》一书之全部原稿，拟送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保存。兹烦　弟将林宰平先生的序文及批评指点文字清抄一份，以便排列于该书之前方。林盖裴的老师也。序文等见于林集275—285页，查看便悉。

林集一册，同时付邮。

老朽白

一九七八年一月卅日

注：“林集”即林宰平先生之文集《北云集》。

致田镐　/1978年

春节午后一信收阅。因我前寄林宰平先生《北云集》一册，引起弟少年时期之回忆，甚有味。我年二十左右亦仰望林公，然与公之交往却先由公主动。我年二十四出任司法部秘书，司法部参事余绍宋为同官，受林公之嘱，向我致意，我即往谒见，由是相交四十年之久，以迄林公去世焉。林公长于我十四岁，今若在世恰得百岁之数也（北京习俗我今年八十六也）。公享年八十二，人品高洁。与梁任公交好，初加入任公的党派组织，未久即脱党，以其党与袁世凯为缘也。公之朋友侪辈无一不在此右倾党派者，唯公独否，矫然特出，而人不觉其矫异，其不可及在此。任公临终举其一生著述全数托于公为之审订出版，于是有《饮冰室合集》三十余册之印行焉。我自属公之后辈，而公待之如同辈。然熊十力先生经我介绍于公，熊固有其豁朗之一面，相交甚欢，公辄呼云“老熊”。我与伍庸伯先生的关系亦因林公介绍而来，可惜我述伍先生之学，我的《人心与人生》之作均未及请教于公之前，是一歉事。公在世时，我写信亦未自称后学，亦是一歉。手此即复　慕周老弟。顺问

合家均好！

漱溟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一日

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有《怀念林宰平先生》一文可参阅。

致田镐　/1978年

六月十三日信收阅，知　弟殊忙碌，因不拟以此间近情奉告，免得多所牵挂。嗣思亦不妨说一说。我今年八旬晋六，不免衰老，举步小且慢，脑力体力均不如前，幸无痛苦。却无意中头顶撞伤，失血甚多，衣服湿染，在医院急诊室洗涤、敷药、绑扎，仅露双目而已。惊动政协秘书处，当派科长来看视，且派车接家人到医院同看视，扰攘甚久。次日且由副秘书长来家看望，而我自己并不慌，内心只觉好笑。半月后头顶结疤，今不成问题了。儿孙辈因不同住，初不闻知，得讯后乃来看。我久想与培宽或培恕同住一处，于年前（即一九七七年尾）向统战部提出要求，统战部亦曾派人调查两儿情况，无奈京中房屋紧张，新起楼房多处，未有水电、暖气设备，尚不能住入，只好耐心等待。

眉生病情如何？两三年不见面，亦不知其住址，似闻在宣武门或和平门某处。弟便中为我致意道念。

培宽及其幼子肝病不见好，亦不见恶化。培恕一家尚好。培昭在京住宽处，以便于去西郊就医。所谓就医者不外用针治疗手臂麻痹。没有大病。其余不尽。

老朽手布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日

致田镐　/1978年

顾毓后简称古玉。自从他被押解回嘉兴起，即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起，因其生活无着，我每月寄兑二十元，直至他身故后一个月（一九七八年）为止。他每收到一次钱即回我一信，报告其乡居情况。他故后，其乡有庄箨生老人者且通信于我，以吊赠之诗索和，我以不能诗谢之。殷乃强寄来转邓公之件已收到，正进行中。

注：此件为著者于田慕周先生来信上的批复；付邮日戳1978年8月21日。“正进行中”，指殷乃强为其夫吴顾毓申诉昭雪事。

致田镐　/1978年

慕周抵家自上海来信，得知一切平顺，以至芸书家中情形均好，为慰无量。来信称道星贤，我已转星贤阅之。星贤旧学深厚，远非我所及。我只是思想家，星贤则一学问家也。其人品行谊更有足多者。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书籍衣物荡然无存，不数日落雨天寒，幸得此友赠我小皮袄及毛线背心，其情可感。后来我衣被略全，即以皮袄还之，仍留其毛线背心至今以为纪念。每来我家从来不肯坐于客座。我让他上座，辄云：不敢。而刘公纯郭大中诸友无此谦谨也。

弟此次从开封惠寄旧存笺纸，谢谢。兹即用以写此信。我琐事多，不多赘。即祝　阖家安好。漱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

致田镐　/1979年

一月廿三日寄来之信阅悉。兹将附件申诉书寄还，此复写之件可备再用一次也。但云川事我记忆不清，难以供献一些助力，希望其子女不必来京访问于我。我脑力、体力均衰减，于事恒消极退后，幸朋友谅之，幸甚。

漱溟

廿六日

刘公纯病半身不遂，其子迎接其回京。

致田镐　/1979年

二月廿三日来信收阅，兹分条作答如后：公纯半身不遂，头脑却清楚，语言如常。到京后由其近邻用针，效果未详。星贤去看两次，我只于其抵家后看过一次。公纯夫人及其一位表妹任看护，大小便的清洁不成问题。今欲奉告者：内人陈树棻距今五天之前跌倒伤腿骨。照像有裂纹，因八十四高年不可能愈合，卧床不能转动。给我的问题严重。去医院后，经医生绑扎牵引，三四日后她又拆除之，昼夜需人侍候，烦躁喊叫，入夜尤甚。现在只能一切随顺她意，无可奈何。忝在知好，不能不告诉你们。

顾毓冤案无申诉之可能与必要了。

老朽白

致田镐　/1979年

六月十五日来信收阅。年老健忘彼此略同。我在写怀念李守常（大钊）文，未完成，而政协随人大之会开会，殊忙碌，不得续之，容缓写成，当寄请

缮正也。不尽。

漱溟

六月十九日

有旧日颂天与弟信附还

致田镐　/1979年

日前承梁树藩家一位女同志似是树藩侄女送来　弟赠我之菌油一大瓶，此于我素食人甚合用。感谢、感谢。弟与树藩家通讯时希为我致谢意。刘公纯昨已病故，年八十整。惜老成凋谢，又少一可谈之友也。余不尽。内人伤病计已一个月多，此事前已说及。其头脑精神日见昏聩。

漱溟手布

注：付邮日戳为1979年3月22日。梁树藩为田先生表弟，住北京。

致田镐　/1981年

慕周回抵沪寓之信收阅，得悉北碚诸友情况均好为慰，并将此信交星贤阅看矣。来信提及林琪女士来京访我谈话录音事，有意向其借取所录，俾知我谈的内容。此原无不可，但林琪现去了山东，访问曲阜和邹平，不在南京大学。她行前曾求我介绍熟人引导参观，必待其返回南京方能觅见之，现在不行。余不尽宣。顺问

阖府均好！

漱溟手布

注：信封邮戳为1981年3月□日。

致田镐　/1981年

九月十二日来信收阅。兹就信内问题分别答复如次：信中叙及云大嫂病情见好、徐树人答复林琪提问邹平往事，弟用口述由林自作记录，且有补充等情具悉甚好。（一）树人病卧可念。胡公次威多年没有联系，此次经　弟代为传达情愫甚慰。（二）林琪返美，弟及诸人送别其行，林约下次来京与我叙谈，如此等等闻之甚慰。（三）信内所说要我写致艾恺一笺由　弟寄林，由林交艾者，兹附后。（四）李清来时我在家，惜乎不知其为守常之孙，竟未叙谈而去。（五）香港报刊有关于我的记载多未见之，便中寄示一些亦好。（六）香港《大公报》费君据闻来京一次，未晤面。为书稿出版事已去信问之。（七）皎我兄索我写字必当报命。（八）其他不尽欲宣。

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于北京

我托赵展岳携港谋出版者是《人心与人生》稿本三册。

致田镐　/1981年

十二月廿六日来信收到。艾恺无由鲁到京之事。关于我赴美讲学问题只有询我方消息，据云我方无答复。我将其信转统战部了。对台工作我只是表示愿尽力，实无从着手。《东方学术概观》正在付印中。邓拓夫有信询往年两党和谈中某问题，我答复可检看成都出版我的言论集即明白。

漱复

注：成都出版的言论集即《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龙山书局，1949年）。又，此信付邮日戳为1981年12月29日。

致田镐　/1982年

三月廿九日来信及附来剪报均收阅。《理性之国》及《孔子评价》两稿能有人来京收取甚好。我所写《人心与人生》以及其他稿件均交付在港熟友胡时三（曾在邹平、北碚从游于我）经理，承印者为《明报》社查良镛。其交涉情况（即版税、版权等问题）我言之不能明确（大约版权保留），最好请问之于胡君。附奉我写一笺介绍晤胡一谈可也。将来我所有著作统名《勉仁斋丛书》，最好版式一样。其余不尽。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漱溟手复

胡君原在香港一教会学校任国文教员多年，今退出。其居住甚隘，其通信地址为新界沙田邮局第十八号信箱。若欲晤谈，可先通信约期约地见面。

介绍笺系备用，如不约晤，即作废可也。

注：信中所说之出版计划均未能实现。

致田镐　/1982年

三月十九日回答我的信收阅，知我旧著文稿　弟手有存，甚慰。谈不到订正、修改，现今我头脑衰颓，写不出这样论文了。周鲸文近著我无意索阅。此君气度欠宽宏，但他对我是有好感的。余不尽宣。

漱溟

一九八二年春分日

注：是年春分为3月21日。

致田镐　/1982年

日前胡惠民由京返沪曾托其将我写件带交与　弟，计邀察入了。兹就来信分条作答如次：（一）《中国——理性之国》一稿最近经培宽修改订正了，已可付印出书。（二）同时将《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又《人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两稿连前共三件均交皎兄出版，印多少均可，但最后版权归我保留。（三）《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则已交付香港胡时三，将与我所写《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共三篇合印成册，因此内容互有关系也。（四）前者我与艾恺谈话，多是彼此问答，非我一人讲说，如艾不愿交出其录音自不宜强求之。闻艾有意去河南镇平访问，我政府不同意，作罢。

漱溟白

注：上述两出版计划均未实现。此信付邮日戳为1982年5月30日。

致田镐　/1982年

六月廿三日信收阅，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冤案、错案、假案不知有几十万件，死伤人命不计其数，其得平凡〔反〕昭雪者究有多少实难言之。弟所遭遇居其一耳。幸得纠正，不宜更进求圆满，知足不辱，望省思之。

漱溟手白

注：付邮日戳为1982年6月28日。

致田镐　/1983年

慕周弟：

兹拟有《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发行的广告稿，弟看是否可用。烦代我斟酌交付学林出版社，请他们酌为办理是幸！余容续函。顺问

阖府均吉！

漱溟手布

此底稿留存　弟处，弟清抄给出版社。一切请酌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卅一日

附件：《人心与人生》出版发行广告稿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英文译名为Mind, Heart and Life。是著者梁漱溟先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六十年后之一新著。新著纠正了旧著中一些根本性错误，同时对于近代西方人在物质文明上虽大有成就，而于人类生命、生活却缺乏反躬体认，致有man, the　unknown，之叹者，予以启迪昭示焉。

附注一：Man, the Unknown，为法国人Alexis Carrel所著书之英文本。商务印书馆出有周太玄及王世宜两种中文译本。

附注二：潘光旦教授有剖论学术上对于人的研究竟落于三不管地带一文，载1946年上海《观察》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致田镐　/1984年

慕周弟：

潘兄到京晤会不止一次，且一同开会悼念吴承仕先生。但陈百年先生自传事略却未之见。百年先生是昔年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文科哲学系主任，很相熟。他当时主讲心理学，似乎离北大后乃治古印度的因明学。我任印度哲学一课，其中兼及因明，未闻他治因明也。彼此均离北大后仍有时把晤，地点似在重庆了。他家庭隐痛，即他的母亲受他父亲虐待事。他在母亲故后讣闻所附哀启中备言之，痛切言之。我们同事朋友都看到。他父在游日本东京时结合一日本女人，携回国内，同居，而他母亲懦弱，受欺凌。百年先生不为亲者讳也（亲者指他父亲）。百年先生有关儒学的著作，我未之见。如方便的话，甚盼一读。重印熊先生著作事，潘兄尚未谈及，但江西德安县志局曾向我询求，我曾答复一函。近者武汉大学哲学系亦来函向我询求，我回信请其派人来面谈，盖有非面谈不能尽其曲折者。我曾有《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十分重要。曾嘱一友携交马一浮先生阅之，求指教。马老阅后有回信答复我，甚表同意。此信珍存，以见熊先生晚年多失。关于　弟提议我与张岳军通讯一层，我徘徊不定，特于措词上莫知如何措词为好。

弟能代拟一稿乎？我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据来信　弟眼疾略好，甚欣喜。余不尽宣。

漱溟手复

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五日

注：张岳军即张群，国民党重要领导人。1949年后往台湾。

致田镐　/1984年

慕周老弟：

顷接来信即刻作复如次：

我久缺通信者不外两端，一则精力就衰，而应酬事情颇多；二则因头晕昏沉，不思饮食，住入离家最近的复兴医院疗养多日，今始回家也。回家便事多。或来客访问，或来信待答。例如美国友人艾恺专为访我而来京。在北美有名的“中国通”是费正清，年纪太多〔大〕。艾恺则有志作新兴的“中国通”，远道专诚访我求教，章太炎、章士钊、梁任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乃至冯玉祥、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韩复榘，如此等等，文武人物他全想求我所知者给他说一说。这些事说起来没完没了，我限定每天给他讲两小时半。幸而政协放暑假，我有空。非久即将有小组学习会；我或应付他而请假，或需赴会而谢绝他的访谈，尚未定。我过去奔走国事，致力乡村建设，经历既富，交游甚广，亦就背下了债务，不能不应其求也。

以下再就　弟来函答复几句。关于《人心与人生》出书事，一切有劳吾弟代表应付一切，乞　弟代表我作主。早经说过了，不赘。至若熊世菩夫人去北碚邓子琴家的情形，颂天之次子云秉心有信向我报告，略知其事。世菩之妇我曾见其人两次，一次在北京随熊先生来京开会时，一次在上海青云路他家。她自去北碚而非世菩去，亦见其为勇于出头。陈百年先生著作　弟寄我者均收到无误。旅美国的华人在旧金山举行祭孔典礼我收到通知，并简短为文致祝。孔子后裔孔德成预其事。他出国之前我〔们〕曾把握于广西，其人朴实敦厚，似尚谦谨，不辱其先人。拉杂写此，顺祝

全家都好！

漱溟手复

注：付邮日戳为1984年9月13日。《人心与人生》书稿于1982年交上海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几经周折，至1984年9月始得问世。

致田镐　/1984年

慕周老弟：

顷接来信知　弟夫人顺寿妹在谈笑自若中安然逝去，大异乎长期缠绵病榻者。此固世俗常情之所钦羡，抑且依佛家看来，应是三生积善之果报，可敬可佩，可喜可贺之事也。吾　弟及诸幼辈自宜节哀而宽慰也。

适接徐树人弟从重庆来信（其地址为重庆沙坪坝建工学院东村五十四号附五号徐钳），附缄转上乞查阅。再有关于三联书店在香港印行《人心与人生》之事，请　老弟代表我应付之。培宽、培恕适不在我左右，他们有何主张当再函达。《中国——理性之国》一书稿被一友何光荣携去，必待索回方好答复。不尽欲宣。顺敬

安吉！

漱溟手复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致田镐　/1985年

慕周老弟：

关于《人心与人生》再版事，我一切听从吾　弟及宽恕等的意见，并由　老弟代表我与学林出版社交涉。我年老健忘，心中无主见，只能付托于　弟　/等也。附件为宽恕所写，祈阅裁酌是幸！

闻　弟目力有小病，未知医疗效果如何？念念。

附言：我身体虽衰老却无任何病苦，然而西医检查却又说问题甚多，饮食睡眠一切如常。诸祈释念。不尽欲宣。临楮顺祝

起居安康！

漱溟手启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

致田镐　/1985年

慕周七月十五日信中说上海将为熊先生纪念征文，我所应持的态度，只宜叙述彼此相交之厚，而于学术见解不同处暗示容后另详之。甚是，甚是。但我不知道上海何时何地开纪念会。我若写纪念文应如何寄付，抑或即邮寄于　弟转交邪？希便中复示是幸！

其他事件且待培宽培恕答复。

我生活起居如常。附白。

漱溟

八月三日

致田镐　/1985年

慕周老弟：

兹有一事奉商。我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内容观点自认为分析中国老社会的构造（或云结构）有精到之处，值得出版问世。可惜此书是在四川成都路明书店付印的，印刷甚糟，不知　老弟曾否寓目。除赠知交外，绝少流通于市面。我欲在沪重印，或香港重新付印。希望　老弟与学林社柳君洽商一下，幸甚。

老弟如尚未看过此书即当邮奉之。如曾看过即不邮奉了。敬祈裁酌赐复为盼！我身体大致如常，可免锦注！手布敬请

起居万安！

漱溟启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前以徐树人信转上，计经察入了。

致田镐　/1987年

慕周老弟如晤：

来信阅悉，弟居处困难情况有非设想所及者，正如俗语所云：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徒唤奈何。虽向中央主管方面呼吁，而事情却必待下面才得解决，所谓现官不如现管是也。

弟来信当转达邓、杨正副主席，效果正自难料耳。我一天比一天衰老，头脑昏沉，诸事全待宽恕两儿料理，我管不了。惭愧之极！写至此掷笔一叹！

九十四老朽手书（印）

梁先生逝世前〔给我〕最后的一封亲笔信。（田慕周附记）

注：付邮日戳为1987年2月10日。

致吴顾毓　/约1976—1978年

古玉弟：

从华世荣处闻袁鸿寿信中说你患病为念。病中宜勤诵《金刚经》文。如不能全背诵之，则背诵其一二章节亦好，如此则杂念可减，而心境可净可静。生死犹昼夜耳；不必在心。

（下缺）

注：古玉即吴顾毓，浙江嘉兴人。20世纪30年代往山东追随著者于邹平县，从事户籍调查工作，成绩显著，并有著述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在山东医学院、山西医学院任讲师。“文革”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徒刑五年后送原籍管制。著者曾为昭雪其冤案奔走。吴先生历年珍存并装订成册之著者信函，均于“文革”中被抄没；收录于此的三件，系由单培根先生据朱瘦竹先生之传抄摘录件抄录。摘录件多缺上下款及年月日。写寄年月当在吴先生返回原籍嘉兴被管制期间（1976—1978）。

致吴顾毓　/约1976—1978年

（上缺）

前曾说佛法要义在破执着。所破者法执我执，二执相连不离。粗言之，我执即要破除之所在。我执有浅深二层，浅层者谓分别我执，深者谓俱生我执。俱生我执与生俱来，一切生物的生命寄于此，盖生物的生活即是时时有所吸收，又有所排泄，没有内在的俱生我执，便没有这些活动。分别我执浅露在意识上，是有间断的。忘我的人生活动仍寄在俱生我执上，其所忘者分别我执耳。唯独佛家破除深隐的俱生我执，亦即从世俗生活解脱出来。——以上所说应细研而熟味之。

（下缺）

致吴顾毓　/约1976—1978年

（上缺）

为人要走学佛道路。每天应化一段时间念《金刚经》，这使人减少烦恼而智慧开朗，大有好处。

看一般的书文不懂得其所说之理，等于空白无益，但于此《金刚经》文字，却正要不求甚解，追求理解便是错误，所贵在讽诵中不知不觉扫除执着；扫除一分执着，心境开朗一分，庶几如经文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样，试问例如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如是种种，皆是随说随扫，你能认定什么呢。若能于此超然有悟，得其神理，在自家生命上就有很大进境，若于此寻求知识见解则误矣。《金刚经》不是普通的书，不能刻板地求其理解予人。我前已写示给你了，正要你解除执着，你却寻求其可得而执着者谬矣。

（下缺）

致张虎鸣　/1980年

虎鸣贤弟如晤：

来信收阅，甚慰怀念。昔年旧侣如亚三既身故十五年矣，其子道宗与吾儿培宽恕同学于四川勉仁中学，时来见我。道宗且与邹晓青同事于中央广播电台。晓青在抗日战争初起时即随我去延安访毛主席，而自请留于延安，于今既四十多年老党员矣。他从我处抄得吾弟通讯地址，当有信写达也。邹平故交如梁仲华、孙廉泉、王绍常诸公先后去世。从来信中知郝葆光弟现在济南，甚慰；如晤面可以此笺示之。我今年八十有八，身体无病苦，但脑力体力衰颓耳，此可告慰于知友者。临楮神驰，不尽欲宣。顺问

轻安！梁漱溟手布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北京

注：张虎鸣，山东人，20世纪30年代邹平乡建院工作同人。

致张虎鸣　/1982年

虎鸣老弟：来信收阅，知吾弟近中情况为慰。我于八〇年从东郊移居西南郊，所居视前宽阔开朗，嗣后来信可写复兴门外木樨地22楼五门十七号，即得。长子培宽一家住北京大学蔚秀园内，次子培恕一家住北郊和平里。他们轮班来陪伴我一个星期。晓青所居亦不远。我一身无病苦，但衰老乏力，仍坚持活动身体，可以告慰知好。重九不做寿，闭门谢客，亦保养精神之道也。手此布复，顺问

兴居清吉！漱溟敬复

一九八二年九月廿日

致范云迁　/1985年

云千老弟：

来信收阅。关于杨效春先生墓碑事我自当书写，寄去黄麓师校。但我只记得昔年张文白访我于邹平，要我推荐校长人选以及教员数人。我推荐的校长为杨先生，教员为薛泽生、李志纯和　老弟共四人，但我忘记是何年月。此事　　弟必记得清楚，希　回信给我为盼！杨先生遭难而外，其他人似均无事，然否？薛李二人均身故了，今唯　弟在，希望　弟以当时情势告我知之。杨先生遭惨死之故　弟能言之否？再则此次是否建碑？碑上字体不能太小，约一寸半如何？余不尽。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一日　漱溟

注：“云迁”二字写为“云千”，是原信如此。杨效春先生至邹平山东乡建院工作之前，曾随陶行知先生工作。应张治中将军请创办黄麓师范，又由邹平去了安徽。抗日战争初起不久，遭当地军阀陷害，被诬为汉奸遇害。

致严寅　/1981年

严寅老弟同学如晤：

来函暨照片茶叶均收到。昔年书赠一条幅既失去，兹就我近年札记录取一段如后，即希存念以当面谈是幸！

（一）良知即俗云良心，为人所共有，遇事而见。时或牵于一身一家一群之利害得失而昧之，半夜醒来扪心自问便觉不安。盖身小而心大，从乎身，你吃饭我不饱。从乎心则痛痒相关，好恶相喻，通而不隔也。此皆世人恒情中所有事，均甚粗浅。且往往只循从一时一地社会习俗而真痛痒真好恶却隐昧不见。

（二）此时天资卓越出群之人独能从其伟大真切的痛痒好恶即良知良心起而革命。领导群众改造社会习俗，要即从启发群众的痛痒觉悟来领导群众。

（三）有遇事而见的良知，更有不因有所遇而恒时炯然不昧的良知。阳明王子咏良知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者是已。此独知寂而照，照而寂，心净如虚空，远离一切有。

（四）何云乎“乾坤万有基”？即此是宇宙本体也。世间森罗万象不出能见与所见之二分。而此则泯绝对待，恢复宇宙之一体性而从体发用焉。

（五）试引《论语》为证。“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第六个“知”字正指炯然恒时不昧的良知，亦曰独知者。盖非堕入世网劳攘终日之人所与知。

（六）独知之学，心不与物对，而自己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七）质言之，此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理会。《论语》上孔子答子路之问所云修己，《大学》、《中庸》两篇中所云修身慎独，其义一也。

（八）例如孔子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非夫子自述为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之明证乎。

（九）又如颜回在孔门所以最称好学者端在不迁怒，不贰过。何谓不迁怒？何谓不贰过？未可妄事猜度想象，但其为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则是明白的。

（十）参照《易·系辞》上“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则于《论语》上孔子之赞颜子不贰过者又得其解。盖有不善便是有过，随即自觉焉，就可不贰过，此非恒时不昧其独知之学乎。

（十一）《中庸》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均在说慎独功夫。戒慎恐惧正是心之本体。即功夫即本体，即本体即功夫，是上智人所有事。

（十二）中人以下只有时时反躬自省一途，庶乎不远而复。曾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者可为明证。（附注：《论语》有“参也鲁”之文，明非上智。）

我多年不写对联条幅一类大字，笔砚不具，亦不喜为之。

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八日

注：严寅，湖南人，山东乡建院训练部学生。

致胡应汉　/1953年

顷承友人转来

手笺具悉，侨　寓九龙读书奉

亲，甚慰，甚慰。嘱寄《中国文化要义》未尝不想寄奉，第恐邮寄多失，未必能达

左右，且容有便人再托其携去可也。艮庸今随我在京，颂天仍在北碚勉仁中学，涤玄在西南师范学院。旧友大致尚好。承询并及。复问

侍安！

漱溟

九月十三日

注：胡应汉（1913—2013），字时三，湖南人，尝于1934年秋往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短期逗留数月，1947年秋至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两度从游于著者，嗣后寓居香港九龙。

致胡应汉　/1956年

时三弟：寄来《原泉》十册已收到。艮庸居处与我相离甚近，尚有其他旧侣亦时常聚会，同可看到此刊物也。君毅计当不少见面邪？他令妹因病来京就医，曾来我家两次，得询悉君毅一些近况为慰。我在京一切均好，但说起话来就太长，短了说不明白，是以没有与君毅及　弟等写信耳。可以此字送他以及其他相知阅看。一切只面谈才清楚。复问

均好　漱溟

一九五六，十二，三〇

注：所谓“一切只面谈才清楚”，指1953年遭批判一事。君毅即著名哲学家唐君毅。

致胡应汉　/1974年

来信经辗转递送，得到我手，盖我既多次移居矣。好多年不通音问，今知近况为慰。旧侣在联系中者不多。艮庸回乡六年余，去冬始到京。年纪七十四，有衰老之象，幸常晤面。颂天仍居北碚，尚不时有信来，时有小病，幸志气犹昔，不忘学。愚虽年越八旬，身体精神尚好。《人心与人生》一书经营数十年，写成十之九，尚在写作中。以上各节远承　关注，特以奉闻。从

来信中得悉景况不宽裕，有意奉助一二，第因由北京兑港钱项，既须我本机关出具证明，又须经中国银行转请该行上级批准，手续烦难，愚实惮于奔走，歉仄之极。从港澳来北京之人每年不少，然实亦非易。路费、宿舍、饮食问题甚多，非政治上得到照顾不行，大可不必作此想。友人周植曾往者每届西人圣诞节曾有一贺片寄我，略附数语问候，我亦必作答，如是者多年矣。最近两年忽不见其贺片，不知其地址，联系遂断。其人与唐君毅相识，于营商外亦教书。兹附致君毅一笺，能为我转致君毅否？再，来信问及宽恕两儿。两人均在京，但因各有其机关单位，各住宿舍，不与我同住，非假日不易见面。其余不尽。

漱溟手复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灯下

注：“文革”时期著者原住处被充公，1968年7月被迫自旧居小铜井一号迁往鼓楼铸钟厂41号一大杂院中，1970年8月又移居兴中街七号楼，故说“多次移居”。“艮庸回乡六年余”，指黄艮庸先生以“地主分子”罪名被红卫兵押解回广东番禺原籍乡村监督劳动六年多。

致胡应汉　/1976年

时三老弟：

来信收阅，甚感我　弟对我怀念殷切，而我之于　弟却少关切，是可愧也。

来信所谈种种，兹分条作答如后：

艮庸今在广州，旧历年后或将回京。颂天夏秋间曾来京小聚六十日，今回四川北碚。二人各在七十多岁（黄为1900年生人，云为1901年生人），均见衰老矣。来信当转寄他们阅看。

弟屡有来京聚晤之心愿，我亦愿意聚首谈学，顾其事似非易。此间有人去港者需办外交签证手续，自港来京是否同有此手续问题，我不清楚；此其一。来京住处又是一大问题，非有公家介绍文件，旅店不接纳，以故颂天等来京皆借住亲友家，报临时户口。华侨来京就医或游玩者不少，其手续不知如何，其住处均在华侨饭店，费用甚巨。我今所住甚逼仄，儿孙辈来省视者均难留宿。此间兑钱至港要经中国银行汇兑，我办过一次，要经审查核准才行。

弟批评钱氏著作，我看甚好。前者周植曾寄我唐君毅著书均被海关扣留，只唐母诗集得达我手。我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脱稿，只二三知交得一见之，不示外人。至于付印出版则期之身后，自信不会湮没。

弟在港教书为业，唐君似多少能尽介绍之力。假如他们不甚殷勤，亦莫存怨嗟，义命自安，是嘱。

旧历年我将八十有四，身体精神视侪辈为胜，医院检查以为稀见。如晤相知人士可告之。来信末尾所云鲁人周绍贤我竟不记忆了。祝

弟健康。不尽。

漱溟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

注：“钱氏著作”，指钱穆所著《论语解》。

致胡应汉　/1976年

时三弟：八月九日手书得读。艮庸现同在北京，即转送阅看。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亦有损伤。我住东郊新建楼房，坚固无事，但多扰攘，不得安居者兼旬。请释远念为幸。

弟留心搜存我旧著文字甚可感，惜一时尚不得机会一聚首畅谈耳。专覆即问

安康！漱溟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日

弟为我编订年谱忠勤可感，想手中缺乏资料，且容他日来京为之较便。《梁任公先生年谱》曾于某一刊物见其片段，似出于姚名达之手，今记忆不清。此片段任公暮年自悔其在政治上不该与不应该合作之人合作，大意如是。我于抗战中为国事奔走，尚有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之外者，其材料略存未失。漱溟又及

致胡应汉　/1977年

时三老弟：

八月十三日来信收阅。兹简覆如后：

一、艮庸已于年前故去，寿七十七。颂天在北碚亦半身不遂，幸见好，渐能握管作书矣。

二、我的八字如下：癸巳、壬戌、戊子、庚申。据此批算者颇符合事实。但他谓我寿止七十四，便不对。不对之中却又是对，盖恰遭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抄家甚惨也。

弟试据此八字再核算看如何。

三、弟生活稳定可喜。在家乡的子女确应当照顾之，勉励之。兑钱给他们一层，可向香港中国银行询问之，说明父子关系，谅无不可也。

四、卢毅庵先生往年曾相见于香港，距今卅余年矣。乞　弟代我致候，致敬。

五、我身体无病，可称健康，但精神究竟衰老，每天伏案工作量不多。

寿民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

注：著者早年从事记者工作时，尝以“寿民”为笔名，晚年偶用之。

致胡应汉　/1977年

时三老弟：前得　弟八月十三日发邮一信，内谈及算命八字问题，并附致艮庸一信。我当即作答。说明艮庸身故，颂天在北碚亦在病中（幸最近见好），计承

收阅。弟所为我算的八字在时辰上不正确，应为庚申，非丁巳也。至今匝月有余，未见

弟再来信，是否邮递有失。往者有一裴姓老人算我寿八十五，即是今年。我今身体表面如常，而实际衰乏无力，所幸《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均经写成，夙愿已了，亦可以去矣。弟与家乡子女仍在通讯中否，余不多及。顺问　秋祺！漱溟　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二日

致胡应汉　/1978年

顷得二月七日来书，始悉吾　弟慈亲迎养在港，年且九旬，尚能为　弟治炊，不胜歆羡。漱年二十，先慈见背，年廿六先严弃养，均无由稍尽孝道，抱憾在心。来书述及君毅作古，艮庸去世后，知交又少一人。今颂天亦在病中，类中风症，幸神智颇见恢复，已能握笔作书矣。来书缕缕长达数纸，兹分条作答如次：

弟有意从湘中来人助理炊事为母分劳甚好，但恐不易做到，只是空想。似宜另行设法。内地人不易去香港之实际情况，试访问便知。

弟患脱肛之病，用黄芪汤又感热气上升，有时鼻炎口枯，似不应单用黄芪。而且治病不可落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在大肠，却从肺经入手为治乃得也。

气功能治百病者，其道理在使大脑休息，从而植物性神经系统得其畅遂活动，不用医药而依靠人身生理之自然功能也。我曾习气功疗养院的气功，知其理，简便的方法就是静下心来睡眠——必须睡眠，必须放弃一切而睡眠。

君毅逝世可惜，但他是明白吾人生死之理的。我曾从他的著作摘抄许多文句。兹节取一小段如次：

心之本体是超时空的，是恒常真实的，所以人之有死一事根本不能成立（意谓生命没有完结），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我已说明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销毁过程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之心理活动一段过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他的心理活动是不成问题。

君毅必再来人世无可疑。君毅所见到者古人早曾见到。如邵康节有云：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湛甘泉云：心包天地外，身在天地中。祝无功云：身在心中。皆是也。盖见为有时间空间限制的只是分寄于个体的生命，而生命本体实为宇宙一体性的。更要知道，心与生命同义。

弟有暑期北来聚首之意，此固我所愿望者，非止感情上有此要求，亦在思想学术上有交换知见之必要也。但由港入京似非易事。弟试先向有关方面一访询之。最近颇闻有开放旅游业务之说，或者视前较易。但到京留宿只限华侨大厦一处，而旅客蜂拥，宿费极昂贵，亦不能不计及之也（此宿费我可分任之）。在香港的朋友周植曾兄久缺信息，未悉其近况如何。其通讯地址为香港干诺道中64—65号中华厂商会大厦203室收转。弟有便试一探询之，如晤会即告以我怀念之意为幸。

手此布覆，即祝

侍安！漱溟拜手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于北京

致胡应汉　/1978年

时三贤弟青及：

顷得六月廿三日交邮之信，具悉种切。前闻令慈亲在　弟处辄为炊事操劳，今若移就于令兄处颐养，自然甚好。若复得　弟之儿女来港则　弟之生活当然又是好事。但人生宜随遇而安，不宜太计较耳。我脑力体力衰减亦自然现象，所幸无病苦。但五月间自己不慎，头顶撞伤失血甚多，甚多。弟此次信内“五月或有小不适”之测言，应验不差，抑亦奇矣。周植曾兄原寓居在港，比似移居九龙或其经营事业不顺利邪？手此布复，顺祝

起居轻安！

漱溟拜手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九日于北京

致胡应汉　/1978年

时三老弟：

寄来铁片一百五十片，今日从邮局取出（邮局索人民币六元八角，系海关税款云），当如来信所嘱每日服食一片。我甚少服药，尤少服补药。请不必再寄我。是嘱。我一切都好，只健忘而已。其余不尽。复颂

暑安！

漱溟手泐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六日

注：“铁片”，指补铁药片。

致胡应汉　/1978年

顷接到十一月八日晨来信，虑及重阳日一信或未达到我手，其实不过因朋友偕同出游郊野登山，致忘作答耳。歉歉。

弟信封皮只写邮箱号数，而　弟之住址所在则未详。近中有一熟友可能去港，拟介绍其见面一谈，幸便中以住址示我为盼。余不尽。

复问

阖家均吉！

漱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致胡应汉　/1979年

顷奉到

手书五纸，缕缕答我所问，且从书末得知为深夜（三月二十五夜12时57分）翰墨，读毕不禁抱疚之至。忝在知交唯希　谅我烦琐是幸。吾

弟每次来讯必及颂天暨宽恕两儿，兹略述各人情况如次：（一）颂天四十多年来一直家居北碚二十二中学校内，即原勉仁中学所在地，但久已不预闻校务。有时出游访问师友于上海、杭州、北京等处，勤恳为学，并非漫游。前年忽患类中风即脑溢血，幸不甚重，年来几经针灸服药，居然能在室内走动，能执笔写信。兹附上最近来信，可见一斑。颂天为海南岛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今且将八旬之高年矣。（二）我长子培宽生于一九二五年，治生物学，今工作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但以慢性肝炎，在病假中。宽有二男，我长孙钦元今在咸阳国立轻工业学院陶瓷系二年级肄业。钦元之弟钦宁读书于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三）我次子培恕生于一九二八年，今在国际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恕有一男钦东，高中卒业，待升大学，一女钦奇，小学卒业，待升中学。我今居北京东郊，距离儿辈居处均远，正谋移居中。内子陈树棻忽跌伤左下肢，因既八十四之高年，不能动大手术，卧病在床将近三个月，头脑精神又复失常，饮食大小便均需人服侍，虽有得力女工，我亦昼夜难得安眠。颂天信中所说即此事。顺便奉告，否则殊无意渎闻也。手此敬祝

堂上慈亲康健！老弟教安！

漱溟顿首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于北京

致胡应汉　/1979年

时三弟：

多日未通音问为念。顷间有一未曾谋面之友，从伦敦经香港来访，据云：我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书，均被人翻印出售，闻之不免嗟讶。烦　弟留心查询回信告我知之为幸！余不多及。敬问

安吉，余不尽。

漱溟手上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二日于北京

其实我意亦不禁人翻印我书。

注：新中国成立后著者著作概不能出版，故当得知大陆以外有翻印出售竟“闻之不免嗟讶”。

致胡应汉　/1979年

时三贤弟：

十月三日交邮、长达七页一信，顷已收读。内子陈树棻因伤骨久病，既于九月七日故去，终年八十四。余今幸无病苦，但脑力体力均衰，十分健忘，家事一付之儿辈。不久将移居，移居后当以新址奉告。吾侪书生例以教书为业，而读来书似在失业中，纵有积蓄似亦不可久也。我旧著各书原可听人翻印流通，但《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我数十年心血积聚之新作，颇想保有版权，借售书以积蓄一笔款子。吾意拟托《大公报》印刷，就在《大公报》登出广告。以《大公报》主持人费君对我感情尚好。此事　弟试访周植曾兄一为商谈何如？晤周兄时为我致候。不另作书。盼复，不尽。

漱溟手上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

注：托香港《大公报》出版《人心与人生》事，未能实现。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我于年前十二月卅一日移居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二十二楼五门十七号，专此奉告。今后通讯请写寄此间为妥。新居宽敞，得与儿辈同住，得其照料。入新年来我算八十八岁，幸无病苦，但体力脑力均衰。弟起居想都好；不教书，必勤写作邪？余不尽。

漱溟手布

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晚

周植曾兄亦已发信通知新址了。

周植曾为周孝怀先生（善培）之第三子。先生为人和学识是我十分佩服的。先生著《周易杂卦证解》一书，曾赠我，惜我不尽通晓，且今失去，未及研究。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贤弟：顷承邮还我张毅生信，并寄示《评钱著〈论语〉解》、《答美国人艾君问》，以及

弟为我编订年谱初稿各件，均细看过。吾

弟对我挚诚可感之至，独愧我未能有以副此期许耳。评钱著极有识见，语多中肯。年谱初稿则见　弟从贫乏材料中竟写出那许多条文。惜不免错误遗漏处。例如我去日本考察农村工作，随行有朱经古、秦亦文、黎涤玄三人，归途且增黄明一人。逗留时间实四十一二日。弟稿写为约二十天，大误。又如“梁先生认为日本算是好地方之处比之中国一般地方还差……”，甚不可解。安得有此事实，我又安得有此语。其他字句间小差误，不足论。此间有一青年陈维志亲近我既有十年之久，为我编订年谱，编出不少，他日或可能嘱其随

弟指导下卒成此事——意指在我身后为之。美国人艾恺所写The Last Confucian一书已出版，并直寄给我，且言将来北京相见，未悉其书曾否寄赠与　弟？彼既曾访问于

弟，意必有寄赠邪，念念。

弟来信提及往年抗日初期南京欧阳先生及盛成因韩复榘而误会及我之事，此一时偶尔不了然，不成问题之事。后来抗战中在四川江津我与欧阳先生多次相会，近则盛君一九七八年来北京亦曾访我于家也。外间有人因误解而诟骂我，是常事，“名满天下而谤亦随之”，但当自省，不必计较。弟长处在认真，惜失之隘，失之急迫，似宜从容宽大。我正未能宽宏，故以培宽培恕名吾二子也，亦所以自勉也。度　弟或不以吾言为非邪。幸乞省察之。

弟对周植曾亦少计较为好。此君有才气，对我一片好心好意，时思帮忙我。其余不尽宣。敬问　堂上亲慈安康！

吾弟少病少恼！漱溟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三日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五月廿九日邮来之信收阅。六月九日黄江海从港到京来见，谈话颇多，坐甚久，且为我照像。其人年轻，执礼甚恭，在今日社会习俗中难得也。此殆由于

弟之教诲。甚好甚好。

弟所寄我之印刷品大致均收阅（我年老，脑力衰，收阅信件往往记不清，故云“大致”也）。有一青年陈维志，亲近我既有十二年，他为我编订年谱，惜彼工作忙，最近数月来以我移居之故，距离远了，更少来了。凡事不可强求，宜随遇而安。我除体力脑力衰之外，无任何病苦。除外间来信需答复，有客人访问需酬对，本可清闲；无奈来信多，来客亦多——美国来信、日本来信、新加坡来信……如此等等。

周植曾近来见面否？周之父周孝怀先生名善培，是我衷心敬服之前辈，他爱憎分明，而甚爱重我。于是植曾亦就相熟，如此而已。

欧阳竟无先生名渐，治唯识法相之学，头脑精细而为人气魄雄伟。我在北京大学任哲学系讲席，讲授印度哲学及于佛家，曾两度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教。但关系亦止如此。

顺手写来，不觉缕缕。敬祝

堂上慈亲安康！漱溟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许久未写信，敬想近况胜常。顷因人代暨政协接连开会，海外侨胞来京，香港《大公报》朋友罗承勋君枉顾得晤，特托其将我旧作《中国——理性之国》一稿顺便带港出版。此稿件将由《大公报》印出发行，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未决定。我不悉以何者为宜也。又版权问题亦不知以如何为妥。希　弟代表我斟酌处理是幸！我已嘱罗君与　弟商洽，请接洽。手此奉托。顺问

台安！

漱溟手布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三日

注：《中国——理性之国》一稿，后未能在港出版，今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老弟：

最近以政协大会，得与香港《大公报》罗承勋君结识。顷者会议闭幕，罗于昨夕辞别，特托其带上我近著旧作一大包，请　弟斟酌处理，或付书商出版，或付刊物发表，我切无成见，乞　弟从罗处取到后全权作主。如有稿酬或任何收益，亦由　弟收存，不必兑寄给我。如或于付印前觅人抄录而保留原稿，其费用亦即于收益内付出。总之，一切请　弟费心也。罗之住址及电话见于其名片。希　弟查照亲往收取我稿为幸！敬问

兴居安善！

漱溟手上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

致胡应汉　/1980年

顷奉九月末答我之函，知我托罗君转交各件均经察入。但如来信　弟有自己经营出版事业之计划，则万不可行。吾辈书生只能读书写书，却不能经商。我著各书必须交付书商，如商务、如中华、如开明之类去印行出版。如何订约希　弟全权代表我。弟于订约或亦不内行，可就近与知交商量，特此飞函布臆。顺问

轻安！

漱溟

十月五日灯下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贤弟：

拙著《人心与人生》的抄本三册，日前已托友人赵展岳携往香港交给《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手收，并谋出版发行。费君曾于前四十多年访我于邹平，是我好友之一。不久前他到京亦曾晤面，但他太忙。赵君暂时留港，均不能代表我办事，特委托吾　弟全权代表我，决定交谁家（例如《大公报》馆或商务〔印〕书馆或其他）出版，著作权保留，版本式样如何，售价如何，如何登广告等等，悉由　弟代表主张之。事后函告我知即可。最好多听取费君意见，而由　弟代我决定。我信任　弟，弟信任各方代谋之友，此是原则。

附致费君一笺，请转交。余不尽。

漱溟手启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三日

致胡应汉　/1980年

时三贤弟：

顷收到十二月十日交邮一信，特将有关各事项分别答复如次：

（一）《人心与人生》抄本三册托由赵展岳去香港之便带去。赵为友人赵君迈之子，他携眷赴港，将留港半年然后去美国。在港他有姑母家可住，有可能尚未往《大公报》访费，但他自己有事访费面商，是必须访费的，亦必能将我书稿交到费手。

（二）费是我好友之一，完全可以信托。我信和稿由赵交费，由费出版，可能由《大公报》馆印刷并登出广告，比较方便，但非一定。广告及印制版式由　弟代表我拟订之。可与该报人员商量，却不必定与费或罗商量，因他们二人太忙。

总之，弟不要太着急，尤其不要多所猜疑。千万，千万！

（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我因四川印刷错字太多，故有意重印。如来信所云台北翻印既多，则不需印，亦可。但台印本好坏如何？有无删改？弟曾见到否？

（四）《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两稿合印一册，我同意。弟看稿内有无不妥当处？如有意见，望告我。

（五）凡涉商业性质的事情我远在北京不复过问，一切委托吾　弟全权代表，但望吾　弟虚心听取旁人意见耳。

其他问题我难设想周到，且于琐细事素来马虎，唯有一切信托朋友——此所云朋友包涵费、罗及吾　弟乃至识与不识之人。

我近来甚忙，精力虽差，幸身体无病而已。手此敬问

起居安善！

漱溟手布

注：付邮日戳为1980年12月16日。

致胡应汉　/1981年

时三老弟：

我记不得多久没有通信，今晨特检查旧存吾　弟所来信，则只有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一日之一信为最近者。若然，彼此书信来往莫非疏阔竟逾半年之久乎？我近中十分健忘，又近来因精力衰颓，日记竟付缺如，无从检查得。希望老　弟据实答我一信，盼盼。忆　弟曾有一信中劝我节劳，少接见来访客人，殊不知此层难以实行。我一身无病苦，每日早晚出门散步，如何杜门谢客？只有一些无味的来访问信札就不答耳。其有远从欧美、日本、新西兰等地来信来访者，固不能拒不见面或不作答也。其他不尽宣。敬问

堂上太夫人安好！

漱溟手布

一九八一年八月廿九日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贤弟：

我因毛泽东的批孔运动于一九七四年写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约三四万字，拟有便托人携港交付

弟手，与《儒佛异同论》稿合并出版。又我应夏威夷将于今年夏天开的国际讨论会讨论宋儒朱子学术思想而写的《试论朱熹之贡献及其理论思维的疏失》一文，甚长，俟嘱人抄一份亦可与上所说几篇合刊一册；凡此皆一九八一年前旧著。今年头脑思想每不能集中，而每天周旋应付之事却愈来愈多。此诚无可奈何者。香港方面一切事情吾只有依靠　老弟。吾在京每月薪资所入甚丰（我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香港有任何收益均不必兑来北京，即留港支用。吾

弟既为我操劳，则　弟生活日用所需即应由此付出，理所当然。千万勿推辞。至要至恳。其余不尽欲宣。

愚兄漱溟顿首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北京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贤弟：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金耀基校长于上年及今年迭有书信给我，邀我去讲学，我未承许。最近该校秘书长来北京公干，亲自访我，晤谈甚洽。所谈甚广泛，未再邀我去港。此君名陈方正，广西人，其父曾与我相识。我即托他将我的文稿两件携去香港，一件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另一件是试论宋儒朱子的学术思想的功过得失者。两件交托于陈君返港时携去，候吾　弟往取，将来与我的其他著作并合出版。陈尚要去长沙、杭州等地，总需二三星期才得返校。弟可约计三星期后往该校晤金、陈索取我稿可也。取得后来信告知我！

漱溟白

注：付邮日戳为1982年4月18日。

致胡应汉　/1982年

五月十三日来信收阅，兹分别作答如次：

（一）《人心与人生》一稿三册，初意交《大公报》付印出书，但后来经罗承勋转付查良镛了。此事问赵展岳、罗承勋可清楚。据云将由查出版，不可能索回来。

（二）金耀基君的意见种种，我一切托由吾　弟代表商定之。商定后，告知我可也。

（三）弟提议六文合刊，题名《东方学术概观》，我同意。但《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尚在京寓有待修改，可除去之。改为五文合刊何如？

（四）再者：《中国——理性之国》约十几万字的一本书，早在一九六九年春写出，将与另一篇长文《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合刊一册。我已允诺由王皎我君在港出版。他有出版社，此事系由上海田慕周君介绍，我已声明保留版权，将来仍统归　老弟一手经理。

（五）各书宜分精装和普及本两种。普及本宜取价低廉，不计利。切乞注意！

漱溟手白

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五日

注：此信及以下各信所说因国内无发表可能而谋在港出版之计划均未能实现。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

前承寄示关于《人心与人生》出书与《明报》签订合同样本，并谈及稿费问题，我曾作答，现在未悉此事进行到什么地步？《人心与人生》书稿原托赵展岳携港，我本想交给费彝民，后来却经罗承勋转给查良镛《明报》社。今此稿即在《明报》社，然否？弟昨信嘱我向《大公报》索此稿，显系错误。此书稿在港搁延甚久，半由我年老精力衰颓健忘，一切盼　弟为助，幸甚！

漱白

一九八二年五月卅日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吾弟：

顷奉六月七日交邮一信敬阅悉。兹奉答如次：

（一）弟近来与金校长所洽谈诸事，多承两位热心筹策，我完全信托。但此就今后而言，若我承诺《明报》为《人心与人生》出版一层则必不能翻悔。查良镛邀　弟签订合同仍希　弟赴邀为妥。

（二）《人心与人生》一书的抄本应在查手，早与《大公报》无涉（此事罗承勋经手）。由查出版、出售，不拘印数多少，其版权仍保留在我，即可转归　弟与金君所筹策之内。

（三）不论稿酬或售书所得，实不足计较。弟不必于此多用心。写书所以喻众，应以廉价流通为主。

（四）我年老力衰，惮于远行。主观上虽愿赴港面洽一切，客观上实困难甚多，乞　谅之。

漱手布

注：付邮日戳为1982年6月19日。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如晤：

读来信有因我无意南游最感阙望之语，殊不知九十老翁脑力体力俱衰，一切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习惯凝固成型，在家赖有儿孙陪伴照料，何能只身远出邪。虽许多问题若我到港当面解决最为方便，惜乎不可能。只有一切烦劳吾　弟为我驻港代表。以

弟之忠实细心，措置亦必得当也。但从

弟前后各信札来看，似乎不免主见游移，颇有改换。例如六月间来信显然信赖金校长可以办成许多事情，而词气间明示轻薄查良镛，最近又不提及金校长而各事均依从于查君。以上所说，或出于我的误会，然亦望

弟注意。幸甚。以下回答　弟一些问题。

（一）为《人心与人生》刊出而欢呼一文可用。

（二）给《大公报》费君一信，兹附上，向他索回我《人心与人生》稿三册。

（三）《人心与人生》已有跋语，不另写序言。

（四）我的照片随函寄上，口唇上有白点宜修饰一下。

（五）来信所云授权书者，希开示样式，当照办。

（六）《明报》社给我的稿酬或其他收益之项，吾意可用“梁寿民”户名存入银行，不必兑回国内。

（七）弟既为我操劳应付一切之事，则　弟日用生活所需，我负有供给义务。吾意可在我收益数内划出百分之五以至百分之十归于　弟用，不再从北京兑寄。请　弟酌量之。

（八）我应上海友人田慕周、香港友人王皎我的要求，既以《中国——理性之国》一书稿和《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均交由他们出版社出版，但说明将来统归　弟所主持的勉仁丛书或云文集之内。

（九）其他未尽之事容续函奉告，并盼此信到达后复我一笺。

漱溟

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于北京

注：“为《人心与人生》刊出而欢呼”一文，为胡应汉先生撰写，原拟于此书在香港问世时刊诸香港报刊者。但后来此书并未能在港出版，此文亦未得发表。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八月十二日信收到，兹分别答复如次——

（一）拙著各书其早先出版者或距今六七十年，不尽可取，虽将来亦许出全集，但现在只说勉仁斋丛书，而先出几种，

弟以为如何邪？假如必依著作先后排列次序，亦不必按次序先后出版。

（二）各书付印出版者其题签即烦　弟题写之。此亦以见　弟实经手其事。

（三）凡吾文中称毛主席之处均可如　弟意照改之。（宽恕等各忙其事，且各有家室，非经常在我左右。）

（四）人的思想不外他对于事物（自然界的、社会人事的）的观察认识，及其所为价值判断（是非取舍），这是人人都有的。不过一般人头脑中杂乱无章，零碎肤浅，每互相矛盾而不自知，唯独于宇宙人生认识深入者，乃能蔚然自成思想体系，那就是思想家了。我实谈不上是学问家，但自承是个思想家，而且是恒自勉于实践其思想的人。外人有询问及此者，可如是答之。

（五）弟前此教书为生，今既未任教而终日为我的事情操劳，则　弟之生活日用，我岂能不负责。此一问题幸有以答复我。

弟之廉〔谦〕让，我心难安，难安！余不尽宣。漱溟手启

注：此信付邮日戳为1982年8月20日。

致胡应汉　/1982年

时三老弟：

我因年老健忘，对于来信每有遗漏作答之处，兹检阅先后来信补答如次：（一）弟作“欢呼”一文可用，因料想必有底稿，故未邮还。（二）陈生维志曾为我编写年谱；又，美国友人艾恺亦曾编写出一稿，请我看，今在我手。但必待有便人去港，乃能携出，若邮寄，往往被海关扣留（外间寄我之件，亦有时被海关扣留）。（三）我没有什么传记，只有过去组织民主同盟，奔走两大党之间的过程均有文字记载，且多半见于报刊或印件，又且为近代史研究所刊布了，不患忘失。只惜香港《光明报》上《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竟无完整文字。（四）《东方学术概观》宜与评价孔子和论朱子两文合刊，希酌之。此两文似　弟处均有之。（五）《唯识述义》有第一、第二两册，今手中存有第一册，第二册竟遗失了。他年或能出现亦说不定。我身后总有人留心觅求的吧！（有甘肃天水一张君自云他有第二册，我向其索取又无回音。）余容续函。

漱溟白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注：“为近代史研究所刊布了”的文字，指《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连同信中提及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现均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唯识述义》（第二册）始终未寻得。

致胡应汉　/1982年

（上略）

来信对于我《人心与人生》原稿文句挑剔太多，甚至大段删削，恕我不能从命。综合来信看来，知　弟对于毛泽东主席抱有成见，有恶感，而缺乏了解，遂于我对他的态度，误认为非出于内心本意，而是缘于所处环境所不得不然。此一猜想错了。

一九七四年毛忽发起批孔运动，一时无耻文人大学教授南有□□□，北有□□□，以至许多刊物纷纷附合，我独发言表示拒绝，并写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送交政协会，当时遭到各党派开联席会批判我，我静坐不发一言。会后有人问我的感想，我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弟对于毛公，全然不晓得其人，自缘未亲接其人，而我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访问延安，适在他僻处陕北一隅之时，曾作两度通宵达旦的长谈，其间尽多争讼，而心情舒畅，彼此不妥洽，不让步，而胸次轻松愉快，此情此景，吾一生再未有过。

毛泽东本是古往今来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事实所在，固无待我来肯定。可惜他晚年狂妄、错乱，祸及国家社会，既有“十年动乱”的公开定评（此说公开定评盖兼他在党内和在党外舆论而言），则　弟之对他唾弃，亦自有理，不为全错。

（下略）

注：此信据胡应汉先生提供摘抄件抄录。胡先生注明此信写于1982年11月17日。

致胡应汉　/1983年

时三老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日灯下一笺收阅多日，因岁杪年初俗事忙碌，未及时作复，希　谅之。尊笺所说我各稿有错误字句，而我未加校勘纠正，谅必有之，希　弟为我核改幸甚。但许君既于《人心与人生》多所挑剔，不愿出版了，则其他稿件似亦不必由他处出版，弟意以为如何？有田镐君字慕周者，是邹平时从游于我之熟友，凡我文稿全都交他抄写，几无例外，每一稿件除抄给我一份外，恒同时他自存一份。前不久，他来京给我祝寿时，我曾将几种文稿（其中有《中国——理性之国》一稿约十七八万字）付他手，将由他的好友王皎我君主办之出版社（社在香港）付印出书。吾意《人心与人生》即从许处收回，改交王君为妥、为善。老弟以为如何？希为我裁夺之。我脑力衰，遇事游移、模糊，十分健忘。凡香港事务只能依靠于吾　弟。

余不尽宣，顺祝

堂上慈亲安善！

漱溟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于北京

注：“许君”为《明报》出版社负责人。《明报》出版社未出版《人心与人生》一书，而所谓由王君主办之出版社负责此事，也终成泡影。

致胡应汉　/1983年

时三老弟：

前得十一月十七日来信，因一时忙碌未及作答。来信计共六项：（一）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读我稿后不同意我的见解，可不必管他。（二）王皎我方面不足信赖，今后不交托给他出书，由吾　弟酌量应付之。（三）有关任公、孑民、百里、西琴、禄堂诸先生的一些文章，且待下次检寄。（四）陈维志编的，又艾恺编的年谱，容俟有便人带港。（五）云颂天为从游诸子最敦厚朴纳者，可惜竟先我而去世了。（六）兹因见报刊上记载王国维先生事情皆传闻失实，我写一文叙明我亲自见闻。附上希　弟斟酌或发表，或暂存留均无不可。

老弟坠肛之病我甚关心，惜无计可施。专此布达，敬祝

老弟及堂上慈亲安善！

漱溟手启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致胡应汉　/1984年

时三贤弟：

兹有几件事奉告：

（一）《人心与人生》一书顷交由上海学林出版社承印，即将签订合同。其发行不限于国内，亦将行销香港。因此即不许可再在香港出版。此书稿之存留香港者，即由　老弟保存之可也。学林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两个招牌实为相通之一事。

（二）兹将近作《儒家孔门之学》一稿寄上，吾　弟阅后或发表或不忙发表，留待与其他稿件合刊，由　弟酌量行之。

（三）有些旧作如纪念蔡、梁几位先生之文，容我觅人抄写好，即寄上，统乞裁酌行之。

（四）我本人年谱，有多年前陈维志一编订本。约编至我中年之前。字数甚多。又有艾恺一编订本，似不佳。吾意此事不忙。弟谓何如邪？

老弟健康时在念中。许多事全赖吾　弟帮助也。再则吾　弟堂上慈亲起居安善亦在祷念中。便中幸示之。

漱溟白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五日

我与香港、日本、美国、新西兰互通信札无阻碍，但成册成本之稿件每遭海关检查留难。

致胡应汉　/1984年

一、《纪念时贤文集》事：

1.现再寄去卫西琴先生传略。

2.与孙禄堂素不相识，只是在一次武术会上因其任裁判长，而我在台上参观席，曾看见他，但并未交谈，故无纪念他的文章可写。

3.纪念蒋百里、林宰平、陈真如、黄艮庸等文章未写过，只有由我口述记录后，再寄。

4.写有《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约七千字。其中记有熊十力、王平叔、陈亚三、黄艮庸、林宰平、云颂天、王鸿一、罗膺中、王星贤、朱谦之、张云川、梁仲华诸位。可作为此书附录。待抄写后寄去。

5.此书是否可名为《回忆昔日师友》。

二、1.黄文弼也是当时听课的。黄文弼是湖北人。黄文山是广东人，似未听过我的课。

2.汤用彤、张申府均为中学时同学，不是北大学生。

3.冯友兰、朱自清均听过我的课，论年龄差不多。也只是如此的师生关系而已。

4.王昆仑（当时名汝屿）也是北大的学生，其他较知名的，一时记忆不起。

谭平山（鸣谦）也在我班上听课的，但大我五六岁。

5.去北大时是讲师，以后也是。因当时政府无钱，民国七年工薪订一百元，只能发三成。教授二三百也只发三成。提教授又要多发薪才行。

三、关于年谱、传记。

1.年谱有一个初步草稿，正在做修改补充工作。

2.传记只有待年谱完成之后再说。

四、在王皎我处书稿，将请田慕周函索催。

五、《人心与人生》一书已托人寄去。

老弟前次来信所询各事，由我口述后经培宽答复如上。

漱溟白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致胡应汉　/1985年

一、《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其续文，随信寄去。

二、《纪念林宰平先生》和《忆蒋百里先生》两文随后另信寄去。

三、未写有纪念陈真如先生的文章。

四、《百姓》上发表的《如何评价孔子》等两篇文章，原是给在纽约的《华语快报》写的，托人带香港，不知为何转到了《百姓》手里。

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已交四川人民出版社于明年出版。

六、《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已由美国友人艾恺君复印寄来，可不必再抄录或复印。但此文第三十次连载尚缺；三十是“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中的一部分（“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自二十六连载至三十一；第三十次可能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光明报》上），如能请人将此段复印出寄来最好。

此为培宽执笔代我答复吾　弟来信之文，希鉴察办理为荷！我脑力衰，无他病苦。

梁漱溟印

注：寄达日戳为1985年12月11日。

致李炳海　/1973年

炳海兄如晤：

顷得见令嗣友年写给萨空了一信，叙述　兄如何怀念我及黄先生，情甚可感。前在广州第一中学，后在香港《光明报》，均得　兄为我助理一切。回忆往事，虽三四十年犹在目前也。香港别后，抗日胜利，我参预国共和谈，兄从当时报纸可知其事。和谈破裂前夕我先退出，在重庆北碚办学及著书。全国解放乃始由川入京。自一九五〇年讫今廿多年来备员于政协全国委员会，无变动。除参加会议及学习会之外，自己从事研究写作。幸而身体精神顽健犹昔，虽年既八十，工作不辍，可以告慰于　老友。推计

兄虽差小于我，亦当七旬左右矣。然乎否乎？便中希　函示近况，以当晤谈为幸！手布即候

台安！梁漱溟拜手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

注：李炳海（1905—1994），广东四会人。著者1927年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时，李先生曾在该校任庶务主任，协助工作。1941年著者于香港创办《光明报》，李先生任该报社副经理，又得其襄助。

致李炳海　/1973年

炳海兄：回信收到，内附回答黄先生信及嫂夫人申诉书均收阅，并已转黄，他或将有回信给你。我不久将出京去南方一行，约一个月后转来，兹先就我的意见奉答如次：文化大革命中，国内知识份子几乎人人受到冲击，不少丧命的人，如我辈者都算较轻的了。我家书籍衣物家具钱财荡然无存，幸无武斗加于我身，黄则身受其苦。但经过几年之后，我的书籍衣物虽未觅得，一些家具及手稿笔记却经领导方面觅还给我。黄在六年多被管制劳动之后卒得昭雪，财物什九归还了。我们两人都是在出事后处之平平淡淡，受之无忤。黄夫妇拾猪粪者六年如一日，态度安和，卒为其乡人所佩服，解放其管制，他自己既无任何要求表示，我更未为之尽一丝一毫之力。我所受冲击较他为轻，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始终未变。我之能安之若素，不难，他实在不易（然他却正因得我经常寄钱接济才度过艰苦的六年）。故此，我以为　兄等问题我们两人均无法尽力。此事我尚未与他谈，推想他可能同我意见一样。兄等问题如在进行中，不必终止进行，但愿　兄在精神上不怨天尤人，问题解决与否听其自然。当初引生问题归咎自己，盖自己绝非有意隐瞒历史，确实疏忽了，此疏忽由于自己缺乏政治上的警觉，兄若早晓得训育主任属于陈立夫“中统特务系统”，青年团是他们的工具，必然知道此一节历史问题严重，就不会忘了交代也。咎在自己，就一切承当无忤，心平气和了。末后我要庆贺　兄之幼子友年确是个好青年，甚不易得。他写给萨的信真是好，我看了非常欣赏，有机会我希望能看到他。匆覆不尽，即候　双安！漱溟匆覆　五一节前夕

致李友年　/1973年

顷由黄先生出示萨先生给他的信，信内转来你给萨先生的一封长信，信中叙述　尊翁时常怀念到我们，其情很可感。我们两人与　尊翁分别三四十年，无缘会合，幸得由你来信而恢复联系，亦甚欣慰。除由黄先生作答外，兹写一信，请你转寄　尊翁为幸！此致

敬礼！

梁漱溟手布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

注：李友年为李炳海先生之子。

致李友年　/1973年

李友年同志：

五月七日信收阅。我今从北京到郑州，十九日将到广州，小停三日五日。你可来广州一晤。我到广州住址，俟到广州住定再行函告。其余不尽。

梁漱溟

五月十一日

注：1973年5月10日至6月22日，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约二十人往河南、湖南、广东参观访问，著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得有广东之行。

致李友年　/1973年

友年同志：

我于十九日晚抵广州，住广东迎宾馆102房。我们在此约有一星期勾留，不难会面。你父住地既远，似可不必通知他了。

五月廿日早

注：此明信片原无寄信人签名。

致李友年　/1973年

烦劳传达室转交

李友年：

日昨失迎为歉。每天午前午后多半有事。最好在晚六时会面，可以谈一二小时。此不知于你方便否？

4-102

梁漱溟

致李友年　/1973年

友年同志小友：

我们去顺德住了两天，参观勒流公社的蚕业和渔业，特别是参观了甘竹滩的水利工程，印象甚佳。今日已回广州，仍住迎宾馆102号房间。

我年已八旬，你年只二十余，因而称你为小友。古人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能知道我对你期望有成就之意就可以了，不定要多见几次面，或给我送行作别。所以下月六日你不定要请假来省。假如你有向我请问的问题，自然亦可以来。以后通信，我一样亦可回答你的问题的。

你虽然不难请假，但总以不请假，少请假为好。对于自己的职责最要认真。读书、求学固然要紧，但作人更要紧；作人要在做事上见出来。假如做事不认真，而好读书，便是私意。此不可不慎。

毛主席教人：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我愿嘱咐你的话，亦即在此。

我北京通信地址是：东郊新兴里七楼，或写寄全国政协会转我亦可收到。

其余不尽。

漱溟

五月廿七日

致李友年　/1983年

来信收阅，甚欣慰。你信末自称“愚小友”，应改称“后学”，或云“再晚生”，方妥当。令尊大人病体至可系念，请便中代为致我问候之意，是荷！

来信备述旧广雅书院亦即后来第一中学校址的现状，深引起我的回忆和感想，所惜昔年共事旧侣而今无一存者，独老朽我一人在耳，可胜叹息！我今满九十岁，体力衰矣，幸无病苦，可以告慰友好。专此布复，即问

学业日进！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

致周植曾　/1975年

三月十九日函示敬悉。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此时如从香港来人看我，大不相宜。此纸可转君毅时三一阅。我身体精神至佳，虽年纪八十有三，仍然像六十许人，可以告慰远方朋友。漱溟手覆

三月廿八日

注：此信写于“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不久。据胡应汉先生记忆，1975年4月6日周植曾先生收到此信，即以此信复印件转他与唐君毅先生。周植曾为周孝怀先生之子。胡、周、唐三位当时居留香港或九龙。

致袁昌　/1978年

十一月廿七日惠书奉读多日，殊未料匝月之久住处尚无着落，原计划的工作竟谈不到，甚讶。人生诸事皆有命运，信乎，信乎。最近情况或有转变耶，念念。第又得悉

起居饮食一切方便为慰。吾人固以工作为重者。敬祝

工作进行顺利！

漱溟手复（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

注：袁昌先生字鸿寿，浙江嘉兴人，抗日战争之前即与著者相识。

致袁昌　/197？年

顷约好王星贤明早往游紫竹院（地点在西郊白石桥），七时半后八时前，到园内小土山亭上会齐，希望准时同游。我备有糕点糖食，出门之前可不需进食。此致

鸿寿兄

漱溟

四月一日午后

注：此信约写于70年代后期。

致袁昌　/1977年

鸿寿兄：顷收古玉寄来

兄手写《60小时的厄运》一文，末段议论有可取处，应当保存，惜全文读竟，

不见

兄有一语反躬自省，不禁为之长叹。综观

兄一生遭遇，忽此忽彼，离奇多变，均从过去夙缘造成，此次之事亦不过其一端耳，若加怪讶怨嗟，归咎于身外，未免不自省自知了。以

兄之博学多闻，岂不知三世因果之理，而自己一次一次经历绝不是偶然逢值之幸或不幸。吾以为今后　兄应当憬然惕然，忏悔过去，亟修未来，戒嗜欲（烟酒等），发誓愿（悲悯众生）。向上有志与否将于此取验，惟　兄勉之！漱溟拜手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梁漱溟印）

致袁昌　/约1980年

虹叟手札暨美国人写我之书均收到。此书在我案头已是第三本了。他本人先寄于我也。

兄得空，愿面谈。兄以为我忙，是错误。我只两千多政协委员之一人耳，其忙者是常委，常委只五十多人也。

名心叩

三月卅日

注：信中所说“美国人写我之书”即指艾恺著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著者于1980年9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计此信当写于此前不久。

致卢广绵　/1973年

广绵弟：

手书奉到阅悉。如此大手术必须病患者与医护方面合作，乃可收效良好。第一要有信心，无所畏惧。第二要有愿心，有自己志愿要尽力之事，念念不忘，如此自然从容静定，精神宁敛不散，而身体气血得其养矣。敬祝　健康早复！漱溟　新年四日

注：卢广绵先生20世纪30年代即参与西北手工业合作社运动组织领导工作，当时即与著者相识；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据卢先生来信（1972年12月31日）称，“已确诊为癌复发……要切除全部膀胱”，故须动大手术。

致陈道传　/1973年

道传兄：

多年失去联系，顷得　来信为喜。韩公去世亦不晓得，彼此原无深交也。兄过去问题，既经平反，似乎应当如常工作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亦遭受冲击不小，我平淡处之，卒亦安然度过到今天。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一切始终没有变动。兄既退居在家，身体又欠康健，则节约度日，知足安命，以终天年可也。国事由于领导的好，不须我们操心了。愚幸身体无病，虽年既八旬，每日仍写作不辍，可以告慰朋友。长子培宽今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次子培恕则工作于中央国际联络部。他们各于结婚后有子女二人，生活安定。远承垂询，合并及之，专复即祝

平安！

梁漱溟手复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

注：陈道传先生30年代曾工作于山东邹平县金融流通处。

致陈道传　/1973年

前得　来书，即时作答。顷又得还书，于称谓之间以为我过谦。此出于

弟意专诚，即勉从尊意。书中备述侄辈学历及现在工作情况，阅之甚为欣慰。邹平旧侣陈亚三、梁仲华均已身故。唯近得徐树人从重庆来信，知其情况尚好。宋乐颜则故于川中矣。其他不尽。手此即复

道传老弟左右。

漱溟

四月廿四日

致陈道传　/1978年

来信收阅。徐树人久无信来，其情况不悉。我从北京习俗今年八旬晋六矣，幸无病，但见衰老了。儿孙辈一切均好。长孙（培宽之子）钦元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两年，最近考取，将升入轻工业学院，院址初闻在西安，顷又闻在咸阳，下月即入学。假如在西安更好，若在咸阳，则去西安亦不远。当嘱其访谒

老弟，希吾　弟进而教之。其他不尽。即复候

春祺，合府安吉！

漱溟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九日

致陈道传　/1978年

道传老弟：

二月廿七日来信于三月五日收阅。因我在政协大会期间，不住家中，住在西郊宾馆者旬有余日，比回家乃展阅之也。小孙钦元西行之前亦未及见面即去，但

弟与我的交情，曾经告语之，且嘱其有便到西安必造

府求见也。会后琐事甚多，匆此复祝

康泰！

漱溟

三月十三日

致陈志彪　/1981年

来信诵悉。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贤智之士通达无碍，固不介介于怀也。名鸿、艮庸、敬止诸君均先于你我而去。既去世矣，于世间无可致力。但有可致力之事在我辈则当敬谨从事，求俯仰无愧也。鞠躬尽瘁，愿与

足下共勉之。临楮不尽欲宣！

梁漱溟

时年八十有八

注：陈志彪，广东曲江人，30年代曾在邹平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工作。

致董泮清　/1973年

泮清老弟：

多年不通消息，今日忽得来信为喜。从来信得悉　弟一切情况，甚慰。我今年八十有一，身体精神均好，每日仍从事研究写作。培宽培恕各已成家，均系夫妇双职工，各有子女二人。但因工作关系未能与我同住一处耳。来信提及王子愚先生，想他情况好吧！弟可代我致意。以后通信可写寄北京东郊新兴里七号楼一单元一层三户。其余不尽。手此布答，顺问

合家均好！

漱溟

一九七三年三月卅日

注：董泮清为山东乡建院训练部学生，1939年著者赴山东敌后巡视时与其相遇，遂在返回时随行入川。

致董泮清　/1981年

久不通讯，忽得　来书为欣。台湾回归祖国之事，将来必能实观，自无问题，但此时尚无可能也。我往昔奔走两大党之间固愿继续尽力，却机缘有待耳。我身体幸无病苦，只年迈力衰耳。专此布复，顺问

全家都好！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于北京

致董泮清　/1984年

泮清老弟如晤：

几年来未通音问，顷奉来信，备悉种切。有些过去遭遇曲折，以淡忘为宜，况经平反，更可不谈。欣闻　弟一家人都好，诸侄均能自立，尤用欣喜。我今年逾九旬矣，虽衰老，尚幸一身无病苦，儿孙辈绕膝，一切平安，可以告慰友好。敬此布复，顺候

春祺！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致董泮清　/1985年

泮清老弟：

久缺音讯，得来信及附稿甚欣，足慰怀念。但稿文缺点甚多，且所缺者均是重要之点。例如当年我偕同黄艮庸、王靖波等六人是取得国共两党同意的，且分别通知他们各自负责打游击的部队予我以协助。国方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游击总司令，有两万多军队。共方则有黎玉、张经武部队驻军王庄（基督教堂）。我方则有秦亦文（经我与国方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洽商同意）为首的第三政治大队长率八百余人（均有枪支款项），返回山东游击抗敌。更有原在山东的许多同学，如鲁北的李星三，鲁西的裴雪峰、宋乐颜，蒙阴的公竹川、黄孝方、赵继元、李鼐等多人，其中公竹川、黄孝方均误被杀害。彼时各方多有矛盾，未能协同抗敌，互有摩擦。我深恐引起内战，乃匆匆经鲁西与裴雪峰、宋乐颜话别返回四川，弟即随侍我回川者。但于我开初怎样通过国共两党同意（共方分别通知其游击部队首脑罗荣桓、陈光、杨勇等协助我），蒋介石怎样给我路费一万元和密码电本，关照于学忠部王静轩参谋长协助我，当我路过永城时新四军彭雪枫司令赠我一匹马等一切情节不知。还有国方廖安邦司令与我共谈，叹息各方面不能同心合力抗敌，等等情节均不知悉，所以

弟寄示之稿只可自存，留示后嗣，无刊布价值。我曾根据黄艮庸小笔记本，共同追忆写出《1939年巡历敌后游击区域日志》一书，盖艮庸为当年随我左右五人之一（五人有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等），将来自当发表于世。

以上略答来信，关于

弟生活情况，家属子弟情况等等均获悉，十分欣慰。我本人今年九十有二，老衰无精力，有许多事遗忘了。昔年旧侣如陈亚三、黄艮庸、王绍常、梁仲华、孙廉泉等均身故，只有张俶知、徐树人、李澂等尚在耳，其中只有李澂（渊庭）在京。余不尽宣。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

注：信中所述各事，可参阅《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第九节“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和《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致曹慕樊　/1981年

慕樊兄足下：

数十年不晤，月前得　手书，喜慰之至。不意一时未及作复，遽因接连开会，且上下午均有会；年老怠惰，以致拖延至今；歉甚！尊嘱于素纸一大张，题写“迟菴”两字，当是榜书大字，惜我久不习此，缺乏笔砚工具，姑试写如另纸，恐不合需用。附呈札记一则，请指教。幸甚！敬问

起居安康。

漱溟拜手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

注：曹慕樊先生，1948—1949年曾在勉仁文学院任教，后往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札记一则”，指《读阳明先生咏良知诗》（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致吴秀峰　/1983年

顷收到　惠赠花生米和板栗各多量，甚感　厚意。我今年九十岁整，牙齿脱落。花生米炒熟研成粉末，栗子煮熟尚能食用。专此复谢。敬祝

你们全家安好！

梁漱溟拜复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

注：吴秀峰，原山东乡建院同人公竹川之夫人。1939年著者自大后方四川重庆至山东敌后巡视，于鲁南逢日军大扫荡，乃与敌军周旋，曾藏身一山洞内。著者回忆此事说：“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于是我们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为八路军所杀，弃尸无头。”（《我努力的是什么》）著者写有《纪念亡友公竹川》一文（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可参阅。

致公丕文　/1987年

来信收阅。你父亲公竹川被害之事终得昭雪，闻之欣慰。你家庭能和好生活，便是幸福。凡过去多年之事，且是外县地方小问题，中央政府和党中央怎能顾及。你写信赵总理是一妄想，瞎想，我不能代达。每次开会，总理在上座，我和其他委员无暇与他谈话。你家的问题，就能就地解决，或自己来京向国务院的人民来信来访办事处询问，请示一切。你来信，我今退还给你。我不便出面向政府或党中央说话。你来件，你可就近在本省、本县求解决，不宜寄我。寄给我没有用。附还原件，并问你们全家都安好。余不尽。

九十四老叟手答（印）

1987年

注：公丕文为公竹川之子。“被害之事终得昭雪”，据亲属收到《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称：“公竹川同志1939年11月‘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又，据家属称，被害日期应为是年8月25日。

致张拱卿　/1950年

涤玄弟转交张拱卿同学：

据黎先生来信，知勉仁图书你在照顾，并称你甚负责，闻之甚慰。兹嘱李二水同学帮忙打理，希望你们共同负责。第一，图书不得遗失。侯子温先生曾代我收存一些稿件，据陈亚三先生说，侯之遗物今存图书馆，应加注意。第二，不可凌乱。排列要有顺序，若凌乱必损失。第三，勿使遭鼠患虫患。至少每周检查一次；要检查周到，有虫则速购烟叶。如能每天以一小时作移动扫除灰尘工作最好。无处移动则翻检亦可，每天一小时，逐日为之，勿怠。除图书外，我存有一些信封信笺稿纸等，亦甚怕虫，请注意为要。我希望我年内年外能回到北碚，幸不负我之托。至盼，至祷。

漱溟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此笺与李同学同阅。

注：张拱卿为原勉仁文学院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政策规定不得私人办学，因而此时著者主持之勉仁文学院已停办，图书准备捐赠给重庆图书馆。

致张拱卿、李二水、饶绪道　/1951年

张拱卿李二水饶绪道三同学：

我年前曾有信寄黎先生转张李二同学，收到否？关于图书馆工作我曾要你们作报告，却迄未见寄来为念。你们三同学住在勉中范围内，生活方式、自修情形、工作情形我都不清楚。兹特委托云颂天宋乐颜两先生负责指导，他们即算代表我。你们要接受他们的指导为幸。漱溟

三月廿八日

致张拱卿　/1951年

来信报告书籍点交情形甚慰。关于你的工作我有一信致楚部长，你可加封径寄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楚部长收，他必有办法也。饶同学是否有了工作，并念。此复

拱卿同学

漱溟

七月廿七日

注：著者早年个人藏书一向存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图书馆。抗战时全部运至四川，后由勉仁文学院使用。四川解放后捐赠重庆罗斯福图书馆（今名重庆图书馆），“书籍点交”即指此。收信人及“饶同学”均为原勉仁文学院学生。“楚部长”即楚图南先生，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

致李二水　/约1951年

李二水同学：

来信阅悉，甚慰。所询会谈之事，因无人响应，未曾举行。我且曾向张凌光诸君致此意，而诸君未能应也。又我原定移入城内，近以觅房未得，延期三个月再看。以后有信仍可寄颐和园。其余不尽。

漱溟

廿八日

注：李二水，四川人，原勉仁文学院学生。“会谈之事”，指创办一文化研究机构的建议。此信写于著者借住于颐和园内之西四所时，估计在1951年前后。

致李二水　/1981年

有负垂询之雅意，千里远隔，不得亲切面谈，为恨何如。我既未能有所贡献，则愿吾友寻味古人之学，如象山、慈湖、阳明、近溪诸家者。但要超然物外为好，因既迈过强探力索阶段也。肃复。

漱溟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致窦桂枝　/1983年

来信收阅。雪岩兄先在邹平佐我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后在抗日战争中率领一部分队伍致力游击战时，与我相遇于苏北，伴送我得以进入鲁西南境。此其忠于国事，俗云没有功劳亦有苦劳者。惜乎彼时抗日武力各党派间互有摩擦斗争惨剧。即在共产党内托派、干部派之间不亦相惨杀乎？雪岩身处其间，遂亦遭忌成仇。一九五〇年雪兄来京见我时，便是隐姓埋名，慄慄危惧的，其卒遭捕害，盖有人寻仇也。党内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尚且惨死，其他不足论矣。匆此布复顺问

阖家都好！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日

注：窦桂枝，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人窦雪岩之女。1939年著者有敌后之行，即在将入山东境时，与窦雪岩“相遇于苏北，伴送我得以进入鲁西南境”。可参看《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抗日战争时期窦雪岩先生曾任砀山县县长，在敌后坚持抗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入狱，病死于狱中。

致陈维博　/1981年

来信阅悉。你新生一女，母女平安，甚好，甚好。你请我为此女命名。我给她命名陈勤，小名就是勤儿。你们看如何？

你打官司，虽胜利，切不可骄盈。应当谦虚谨慎，尤其在人们面前要谦虚谨慎，否则要出问题。《易经》上说：劳谦君子有终吉；凡事躬亲去做为劳。又云谦谦君子。

岳先生处希望见王星贤一谈。但王先生向我说：他不懂《易经》，不愿去见岳先生。我表示可代达。我日来事情很多，尚无暇访岳。余不尽。

老头陀手复

六月七日

注：陈维博，中学毕业，青年工人。“文革”期间与著者相识，常协助作抄写、订书等工作。岳先生即岳美中大夫。

致陈维志　/1974年

人生当时时采取主动，不要落于被动。疾病之来，都是身体落于被动而反抗斗争之事。吃药又使身体在被动中，不如采取主动手段，如静坐，或习拳，为好。习太极拳，缓慢动作，身体微微出汗，或是微烧可退之道。此致

维志，自酌之！

老叟白

八月十二日

附件：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与陈维志谈话要点

人们平时思虑纷杂，大脑不得休息，非但耗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抑且有违医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古训，必将不知不觉中招致疾病。

因此常常使自己大脑得到休息实为第一要义。再进一层，则实行静坐，那就更好。

静坐的“静”字指“一念不起”而言，事实上大不易做到。先从大脑休息入手，久之或可渐渐入静。

我本人从青年好佛，习静坐，始终未能一次入静。且患失眠甚重，延至中年以至六十之年犹时时患之。后来借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之助，幸于静坐略有所得。这是由于完全断绝一切外缘之故，其环境条件寻常难得有之。

气功疗法，国内曾经盛行一时，据闻京中某大医院推行一种方法极其简易。其法可以集合十数人于一室同时行之，对于降高血压当下收效，连续数日或十数日便可痊愈云。

现在不妨师取其方法大意，个人自己试行之：

1.静坐之坐有跏趺式、半跏趺式、下肢平踏式乃至平卧式、侧卧式种种；取其安适舒服，随意行之。但头容要正，脊背宜直。

2.衣带宽解，筋骨松弛，气沉丹田，全身上虚下实。

3.鼻息从容自然，以呼吸达于腹部为好。

4.特取松静二字用以暗示自己；徐缓地默念：松！松！松！静！静！静！随着全身放松，大脑随之虚静。

5.如其昏睡，亦且任其睡去。

6.以心恬静而明惺为最好。是即将入于一念不起之境。

7.出现静境不必喜，平平淡淡任其自然。尤不可事后追求其再现。稍一有追求之意，定然不再出现。

8.“一切放下”是最要诀，是警省语。

9.环境条件影响坐功，不能不择时择地。为了夜深人静时方便用功，故有“活子时”之说；即随便中夜起坐，不拘定于子时也。

10.同其他功夫一样，非有耐心持久行之，不会成功。

上为维志贤契谈话纪要

八十二叟漱溟书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

注：陈维志，青年工人，颇好学，后改习中医有得。在“文革”时期因其兄（陈维博）而与著者相识；多为著者作抄写等工作。

致某友人　/1966年

我的事情谅必知道，即不多谈。计自八月廿四日以来到今天既有四十多天。初时如疾风暴雨，但近四十天寂无音响，似一时不会解决。我自信从来不为一身一家之谋，所关心而致力者不是国家危难，即是人类文化问题。我的遭际自有天命在焉，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古人说“不怨天，不尤人”，颇觉自己衷怀亦能如此。而深有歉于自己不谦虚，不谨慎，亏负所学。此学是天然谦虚，天然谨慎的，我全无实践，何能不出问题。假如我不能完成我在人类文化前途的使命，一面是咎在自己，一面是合该如此。现在事情如何尚在未定之天，且等一等看吧。（此指《人心与人生》稿能否收回续写而言。）闻艮庸已回粤。昨接马先生一信，他亦被遣送回乡。秉华不会有问题。渊庭不知有无受我的影响？如愿回我一信即回信。否则，不回亦无所谓耳。

有人以电话问我身体好否，等我去接电话，线路断了，不知是谁。或是大中否？如晤面幸告之。漱

注：“我的事情”，指1966年8月24日被抄家。此信写在略大于手掌的纸片上，无上款亦无日期。按信中所说写此信时在抄家后“四十多天”，则此信写出日期当在是年10月中旬。著者保留下来此写于一小纸片上的书信，或为书信草稿，或根本未写成寄出。“艮庸”即黄艮庸，与夫人梁培昭在著者遭抄家后不久，被红卫兵押解回广东番禺监督劳动；所说“已回粤”，即指此。“马先生”即马仰乾，“渊庭”即李渊庭，“大中”即郭大中，均为“文革”前时常与著者来往聚会的友人。“秉华”即阎秉华，李渊庭之夫人。自被抄家之日起，至写此信时止，四十天来著者与外界联系全被切断，写此信是他首次试与外界沟通，申述个人之衷怀，表示自己完成使命的坚定信心。

致某友人　/1976年

八月廿八日来信收阅，得悉

尊处一切平安为慰。此间不时仍有小震，无碍于事，军民学生正在修整房屋，期以九月五日完功云。弟安命之意甚是，暇时读古书为好。专覆即请

时安！八十四叟漱溟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

注：此信及其后两信之收信者待查；或许为广东高要之马仰乾先生。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少数建筑受损，故须修整。

致某友人　/1977年

旧正月一日来信收阅。我居住东郊，来信写北郊，错误。光绪廿六年庚子我已八岁，当时即闻人们都说闰八月不祥，果然几于亡国。我家住北京，受外国人统治者半年多。一九七六年又值闰八月，多凶事，盖非偶然，天地运转有其恒规，灾异之见北美、西欧、澳洲历历可数，非独我国也。运数亦在学问之列，一般人不晓，固非迷信。复问

春祺！寿民手复，时年八旬有五

一九七七年二月廿一日

注：信中所说之“凶事”，当指唐山大地震，死者数十万人。

致某友人　/1980年

正月五日来信收阅。我的情况如常，身体精神如常，每日写作如常，政治社会环境情景如常。培宽有肝病，向其工作单位为“生物物理研究所”请病假二三年矣。培恕工作于党中央的“苏联研究所”却如常。两儿均以工作关系，不得与我同住一处，是一缺欠耳。其他不尽欲宣。覆问　台安，合家均好！漱溟手覆

一九八〇年正月七日于北京

注：信中所说“苏联研究所”，应为苏联东欧研究所，属中共中央联络部。

致赵树燊　/1950年

树燊交胡传祥带来之信收阅。漱于一月半到京，三月十二日与毛主席为深夜之谈，嗣即决定出去参观旅行，一切由政府招待引导。四月九日携同二友出发山东各地参观，五月十九日返京。今五月廿八日再出发河南，拟参观河南及平原两省后返京，计期七月半再出发参观东北各省。在参观中主要是看看解放后之社会人生与旧的有什么不同，特别注意在解放后的工人和农人。四十余日来颇有所得，惜不得与川中诸友面论之也。

新德、宗泌各位情形如何，特别是宗泌的病躯、新德的行止，为我所关心，望能有信见告。通信地名如我此信信皮所写即妥，因我住家在此也。关于我参观考察所得，将于东北归来后作一总结性之文章发表，今不及详。复问

台安

梁漱溟手复

五月廿八日

致陈肃　/1978年

来信阅悉，我今年八旬晋六矣，脑力体力均自觉衰退，此固自然之事也。你虽是体力劳动者，却能读书，能常亲笔墨，是好事，可嘉。培宽培恕都是亚三的学生，你是亚三的侄辈，我对他们早讲过，你假如来京，不难见到他们。他们或住家西郊，或住家北郊，而我则居住东郊，不常聚合。最近可能调整，与他们迁住一处。你以后来信寄交政协全国委员会转我为妥。其余不尽。手覆顺问

春安！

梁漱溟覆

二月五日

致张家成　/1981年

来信经全国政协会转到，敬悉种切。久失联系，得此信甚慰甚慰。卅一年来我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嗣后通讯均请邮寄政协为妥。我今年八十九岁，精力衰颓，幸一身无病苦耳。内人陈树棻既于一九七九年九月身故，现我由儿孙辈同住一处，一切尚好，可以告慰知交也。兄所遭遇甚值得同情，虽根本大体解决，尚未完全、彻底，应再诉之法院，直至最高法院，不必向中央党政方面求申，国务院虽设有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多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党政分开，又强调法制和民主，与昔年毛主席包揽一切者大异，不可不知。以上率陈拙见，统希

亮察。不尽欲宣，敬叩

起居安善！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于北京

注：张家成（1909—1991），字星岩，江苏兴化人，毕业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经高践四院长介绍，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师从著者工作约一年。张先生主张教育救国，以教书育人毕其一生。历任广西教育研究院科员、国民基础教育视导专员，以及多处中学校长、师范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苏兴化、上海南汇等中学任教。

致张家成　/1982年

来函及附件均收阅。我参预的修改宪法草案事情，不过为交付全民讨论之前的一预备工作而已。此草案已发下去了，人人均有提议见的机会，而我们却不负收集大众意见之责，所以你的意见仍寄还给你，你可俟汉口当地召集讨论时亲自提出并说明之。

其他不尽。即复

张家成同学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一日

致孙方成　/1981年

顷奉　大函，远承关垂，至为感谢。信如来函所云，畴昔同事旧侣多已作古，此自然规律也。我今八十有九，体力衰颓，所幸无病苦耳。三十一年来备员全国政协，无所贡献于国家为惭愧。兄从事医务工作，敬想必忙，念念。专复顺请

台安！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一年十月廿日

注：孙方成，山东济宁人。1937年受训于山东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后工作于滕县西龙岗乡农学校。1938年随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回山东敌后抗日。1939年著者巡视至山东敌后时曾相会。

致孙方成　/1981年

前得十月二十四日来信，因事忙未及答复。兹分条略答如下：

（一）《金刚经》和《般若心经》所有“色”“空”字，其“色”字即“色、受、想、行、识”五个名词之开首一字，指物质说，亦指身体说；有身体即有苦乐感受也。“想”字，记忆、印象之意。其他从略不谈。“空”字，粗讲即空无、不实之意；佛家被称为“空王”，宇宙虽森罗万象，其本体则一也。

儒书中的色字多指女色说，如云颜色、色衰等等。

（二）我住在复兴门外22楼十七号。

其他不尽。复问

台安！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十月卅一日

致孙方成　/1981年

十二月六日来信早经收到，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大会连续开会十余日，事忙，未及作答，希

谅之。来信所提问题，属于禅宗故事，其间一言一语有可理解者，有不可寻思理解者。试看《景德传灯录》，以及《五灯会元》等书，便知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不容置思生解。吾人崇信佛法，当于容易受益处下功夫，例如诵习《金刚经》《弥陀经》最好，不必妄索解于禅家语句上（例如五祖六祖的语句）。来信提问我不能答；不能答是真的，同时亦不必答也。济宁若有图书馆，试检觅有禅宗语录便明白我的话不诬。漱溟复

致孙方成　/1982年

来信收阅，兹以《金刚经》一册邮寄　台收，即希收到后回我一信为要。对于经文只求讽诵，不必寻求其意义，久之自然有得。古人云“不求甚解”正有道理，道理原在言外也。不尽欲宣，复问

台安！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八日

致饶绪道　/1984年

顷收到来信长达十二纸，缕缕自陈，语语真切，我迥环读之至再。吾　弟自是赋性诚挚之人，其富有才情亦在此，至如遭际坎坷、许多不幸之事，则关系时势，自宜忘怀，如烟云过眼也。弟妇友琴原是当年女生中我所嘉许者，嘉耦天成，自在意中。至如一时仳离，终复和睦，凡在朋友同侪谁不欣慰。而从旁撮合乃　弟之儿女辈，吾闻之弥觉欢喜可爱哉！此幼辈诸人之孝于其亲也！一家人天伦之乐不可多得，然却宜衷怀悚惕恻隐，庶几乎无差失也。弟索我写条幅，写出了，附上，希　察入。不尽欲宣。

九十一老朽梁漱溟（印）

一九八四年七月八日于北京

注：饶绪道先生原为勉仁文学院学生。

致静吾　/1984年

顷接来信，述及过去抗日战争中鲁南游击区相遇情事，回首不觉四十五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岂不然哉。我今九十有一矣，体力精力俱衰，所幸一身无病苦耳。推想

老弟亦必起居安健，此从笔札文词中可以想见之也。如来信所云钻研中医学术，此于养生之道正好相关。又云“尤嗜周易”，则融会贯通，其必有心得可知。欣喜！欣喜！学无止境，其勉之哉！我在北京唯与儿孙辈共处，昔年旧侣无一人矣。备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无行政责任，知承　关注，附笔奉闻。敬复

静吾同学！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注：静吾先生生卒年代、姓氏、籍贯等皆不详。

致杜林　/1985年

杜林同学：

四月一日寄我一信收到了。信内关心社会习俗丑恶毒害青年问题，甚为可嘉。自当将原件转去全国政协，再转中央党政方面注意处理。专此奉复，顺问

起居安善！

梁漱溟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

注：杜林为原勉仁文学院哲学系学生，他来信提出应禁止社会上淫秽录像流行，以免毒害青年事。

致唐宦存　/1984年

惠寄广柑均领收无误，为数太多，只好分送友好，切乞今后勿如此。且地址写丰台，离京有四十里之遥，走取甚费事，此或足下所不晓也。专此申谢，不尽欲宣！顺祝

台安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日

注：唐宦存为原勉仁文学院学生。

致唐宦存转原勉仁文学院同学　/1986年

顷见　吾弟寄培宽信，除由培宽做答外，吾明白表示：

塑像一举切不可行，我断然拒绝。吾人在世只当“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我愿与同学诸弟共勉之。有违此旨者，非吾门徒。即劳　老弟转致诸同学友好是嘱。切切！

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三日

于北京

梁漱溟（印）

能多印行《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流布于世，却是好事。

注：此信是寄住北碚的唐宦存先生，请他转致原勉仁文学院诸同学的。

致唐宦存　/1986年

敬启者：

日前荷蒙诸友好故旧以我九十三贱辰，联名致祝，衷心感谢之至，谨具寸笺奉答盛情，顺请

台祺，不尽欲宣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北京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梁培宽编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608-2

Ⅰ.①梁…　Ⅱ.①梁…　Ⅲ.①梁漱溟（1893-1988）-书信集IV.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64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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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

编注：梁培宽

责任编辑：李頔　冯慧敏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608-2/K·2655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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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五辑 有关人士致梁漱溟

梁启超致梁漱溟 /1925年

梁启超致梁漱溟 /1926年

黄炎培致梁漱溟

张难先致梁漱溟 /约1951年

马一浮致梁漱溟 /1939年

马一浮致梁漱溟

吴承仕致梁漱溟 /191？年

屠正叔致梁漱溟 /1920年

胡适致梁漱溟 /1923年

冯友兰致梁漱溟 /1922年

冯友兰致梁漱溟 /1985年

王鸿一致梁漱溟 /1924年

蒋式瑆致梁漱溟 /1925年

陈嘉异致梁漱溟 /约1930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0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0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0年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1年

徐炳昶致梁漱溟 /约1951年

周辅成致梁漱溟 /1951年

张曦致梁漱溟 /1968年

单培根致梁漱溟 /1978年

程叔彪致梁漱溟 /1979年

赵朴初致梁漱溟 /约1980年

溥杰致梁漱溟 /1982年

景嘉致梁漱溟 /1981年

景嘉致梁漱溟 /198？年

景嘉致梁漱溟 /1985年

景嘉致梁漱溟 /1985年

景嘉致梁漱溟 /1986年

艾恺致梁漱溟 /1980年

艾恺致梁漱溟 /1980年

艾恺致梁漱溟 /1984年

艾恺致梁漱溟 /1984年

舒衡哲致梁漱溟 /1987年

马正信致梁漱溟 /1982年

庞朴致梁漱溟 /1979年

范印龙致梁漱溟 /1980年

范印龙致梁漱溟 /1980年

范印龙致梁漱溟 /1981年

萧敬春致梁漱溟 /1980年

萧敬春致梁漱溟 /1980年

张毅生致梁漱溟 /1980年

黄河清致梁漱溟 /1980年

黄河清致梁漱溟 /1983年

周振甫致梁漱溟 /1972年

周振甫致梁漱溟 /1972年

周振甫致梁漱溟 /1972年

徐盈致梁漱溟 /198？年

坂元弘子致梁漱溟 /1983年

陈凡致梁漱溟 /1983年

金耀基致梁漱溟 /1982年

陈方正致梁漱溟 /1982年

朱晓海等致梁漱溟 /198？年

诸天寅致梁漱溟 /1983年

楚图南致梁漱溟 /1986年

周俟松致梁漱溟 /1986年

周俟松致梁漱溟 /1986年

第六辑 师友致梁漱溟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25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49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6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6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8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林宰平 /1958年

熊十力致林宰平、梁漱溟 /1958年

熊十力致梁漱溟、林宰平 /1959年

陈铭枢致熊十力 /1923年

陈铭枢致熊十力 /1923年

陈铭枢致熊十力 /1923年

陈铭枢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5年

陈铭枢致熊十力、梁漱溟 /1926年

叶麟致梁漱溟 /1925年

叶麟致梁漱溟 /1976年

陈政致梁漱溟 /1925年

陈政致梁漱溟 /1973年

陈政致梁漱溟 /1973年

陈政致梁漱溟 /1977年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黄艮庸致王维彻 /1923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约1924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4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4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5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5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黄艮庸致熊十力 /1926年

黄艮庸致熊十力 /1926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黄艮庸致熊十力、梁漱溟 /1926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30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46年

黄艮庸、梁培昭致梁漱溟 /1970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71年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71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3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4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黄艮庸 /1925年

王维彻致熊十力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熊十力

王维彻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6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黄艮庸 /约1927年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40年

马仰乾致梁漱溟 /1973年

张俶知致梁漱溟 /1956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25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约1950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2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2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2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3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5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5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6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7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7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7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80年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80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0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1年

田镐致梁漱溟 /约1971年

田镐致梁漱溟 /约1971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1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1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2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2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3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3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6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78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0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0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0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1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1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3年

田镐致梁漱溟 /1984年

阎宗临致梁漱溟 /1972年

裴占荣致梁漱溟等 /1940年

裴占荣致梁漱溟 /1940年

裴占荣致梁漱溟等 /1940年

裴占荣致梁漱溟等 /1940年

裴占荣致梁漱溟 /1940年

岳美中致梁漱溟 /1950年

岳美中致梁漱溟 /1973年

唐君毅致梁漱溟 /1951年

唐君毅致梁漱溟 /196？年

唐君毅致梁漱溟 /196？年

李志纯致梁漱溟 /1952年

吴顾毓致梁漱溟 /1946年

吴顾毓致梁漱溟 /1976年

萧克木致梁漱溟 /1952年

钟伯良致梁漱溟 /1925年

谢焕文致梁漱溟 /1924年

谷源瑞致梁漱溟 /约1925年

梁仲华致梁漱溟 /1953年

梁仲华致梁漱溟 /1960年

张申府致梁漱溟 /1959年

何绛云致梁漱溟 /1971年

戚孟泽致梁漱溟 /1971年

袁昌致梁漱溟 /1972年

袁昌致梁漱溟 /1977年

李炳海致梁漱溟 /1973年

李朴生致梁漱溟 /1980年

范云迁致梁漱溟 /1985年

孙子愿致梁漱溟 /1986年

王季衡致梁漱溟 /1971年

王季衡致梁漱溟 /1971年

王季衡致梁漱溟 /1976年

严善明致梁漱溟 /1964年

张虎鸣致梁漱溟 /1982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1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2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4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4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4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9年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80年

第七辑 家书

寄郑毅生表弟 /1930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30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46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46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47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1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2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5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5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7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9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9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60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71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79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79年

寄张丽珠表妹 /1976年

寄张丽珠表妹 /1984年

寄彭凤威姻弟等 /1960年

寄彭凤威姻弟 /1960年

寄彭凤威姻弟 /1960年

寄彭凤威姻弟 /1960年

寄树棻夫人 /1945年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寄树棻夫人等 /1946年

寄树棻夫人 /1947年

寄昭侄 /1970年

寄昭侄 /1972年

寄昭侄及黄艮庸 /1972年

寄昭侄 /1972年

寄昭侄及黄艮庸 /1972年

寄昭侄 /1982年

寄昭侄 /1984年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68年

寄君大侄 /约1980年

寄君大侄 /1980年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80年

寄君大侄 /1981年

寄君大侄 /1981年

寄君大侄 /约1982年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82年

寄君大侄 /1983年

寄君大侄 /1983年

寄德惠甥 /1986年

寄晓青甥 /1930年

寄晓青甥 /1951年

寄时清甥 /1977年

寄时清甥暨荫祺甥妇 /1978年

寄时清甥 /1982年

寄时清甥 /1984年

寄时清甥 /1984年

寄时清甥 /1984年

寄懿珍甥 /1978年

寄志昭两侄及宽恕两儿 /1938年

寄宽恕两儿 /1939年

寄宽恕两儿 /1939年

寄宽儿 /1939年

寄宽儿 /1940年

寄宽儿 /1940年

寄宽儿 /1940年

寄宽恕两儿 /1941年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寄宽恕两儿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寄宽儿 /1944年

寄宽儿 /1944年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寄宽儿 /1948年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寄恕儿 /1948年

寄恕儿 /1948年

寄宽恕两儿 /1966年

寄宽儿 /约1975年

寄恕儿 /1976年

寄宽儿 /1979年

寄颂华儿媳 /1957年

寄颂华儿媳 /1979年

寄钦元孙 /1979年

寄钦元孙 /1980年

寄钦元孙 /1981年

寄钦元孙 /1982年

寄钦东孙 /1979年

寄钦东孙 /1979年

寄钦宁孙 /1981年

冯友兰致梁漱溟（1922年3月4日）

胡适致梁漱溟（1923年4月3日）

黄艮庸致梁漱溟（1925年4月25日）

梁启超致梁漱溟（1925年10月1日）

熊十力致梁漱溟（1950年5月22日）

张申府致梁漱溟（1959年2月1日）

马一浮致梁漱溟（1962年4月3日）

陈政致梁漱溟（1977年1月5日）

艾恺致梁漱溟（1980年2月26日）

景嘉致梁漱溟（1981年）

梁漱溟寄宽恕两儿（1939年4月7日）

梁漱溟寄钦东孙（1979年9月25日）

梁漱溟寄钦元孙（1981年3月24日）

梁漱溟寄钦宁孙（1981年7月12日）

第五辑　有关人士致梁漱溟

梁启超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冥宗兄惠鉴：读报知

巨川先生遗文己　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

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

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

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

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词，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至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惟昔者，今犹是也。自

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弥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　公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　公即　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

先生固偿　辱教至四五，乃我乃偃蹇自绝若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

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

公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

先生之教，力求以

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

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

漱冥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

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　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

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　十月一日

附件：

跋记

上十四年十月任公先生复漱溟书也。先公于先生渴仰积慕盖数十年，自云往尝于礼闱试一接清谈，比民国初年先生返国来京，因以尺书道达悃愫，求一晋接，并以纸扇求书，顾屡敂未获展谒，莫慰此情，雅有致慨之词见于杂记，语在今《遗书》之五《伏卵录》中。昨岁《遗书》辑印既成，欲以奉呈先生，而不无迟回。继复思之，漱溟不肖，既辱获侍教于先生，而顾必此情不以陈白，使先君子菀结之衷终不为申，殆无以慰先灵，而以微嫌辄不敢举《遗书》奉览，是何其以细人之怀度大君子也。不独不可以待先生，抑非所以自待之道，用终举《遗书》奉先生，且陈其情。先生时掌教清华研究院，院事草创，又适为李夫人营葬西山之麓，仓卒为此复，坦怀讼过，辞意沉挚，迥异恒泛，伏读流涕感激，弥仰日月之明。方兹祸乱相寻，而士习转以日偷，求所谓以至诚负天下之重者渺不见其人，得先生出而提振之，誓拯天下溺，则先民坠绪之存，斯民水火之救，将为一世所利赖。漱溟讵敢以是为其一己衔感之私，而先公在天之灵固有益深夙日之敬者已。手书五纸既敬于家祭日奉陈先灵之前，再拜以告，更影存以入《遗书》卷首，以示当世云。十五年十月十日漱溟谨记。

注：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曾倡导变法维新，参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清末民国初年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影响颇大。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致梁漱溟　/1926年

奉　示及　大著钦挹无似，亟盼读　下篇　及东西文化之论，借窥全豹耳。先

此鸣谢，敬复

漱冥我兄。启超　十七日

去冬草《中国佛教史》成数万言，比在清华讲演，罕暇遂尔搁置。夏间拟续成之。先呈　教，乃以问世。想　见许耶？

黄炎培致梁漱溟

1946年

漱溟先生并转

衡山　君劢　伯钧　申府　努生先生公鉴：

炎培为考虑如何求得内心平安起见，暂向　诸公告假。在告假期内，恕不追随　诸公奔走；有会，恕不出席；任何文件，下款恕不连署炎培名。

黄炎培敬启

卅五，七，一，南京倚装写

附笺敬陈数事

一、六月三十日下午炎向诸公提议两事：

第一，同人努力第四期将告终了，（同盟对于国共问题，政协会以前为第一期，政协会为第二期，政协会以后在渝时为第三期，今在京时为第四期。）及此时，民盟宜向国人（并当局）公表民盟同人过去为何努力及今后对政治如何进行之主张。（今后不论战事有无，过去一月余所用努力的方式，已无法复用。故认为第四期终了，非信其不会有战事也。）

第二，及此时，应以民盟同人公共名义，向中共委婉而恳切地劝告其从速改善苏北华北等地政治作风。是善意的劝告，非恶意的诟骂。赞同　漱溟先生主张，此劝告书付之公表。（求生存越困难，改善政治作风，争取人心越需要。）

过去之不能是是非非，炎培完全谅解　诸公之苦心，自当随同负责。今时机即到（依我看来），而若仍无表白，此炎培内心之所以不安也。请以一周为期，过此炎培将考虑所以自处矣。尚乞　诸公鉴谅！

二、同日上午，炎所提东北民主同盟军事，此事到下午既见沪报，定将给有意中伤者以好资料。炎意报端正式声明必不可少，必不可迟，否则将贻后悔。此实为民盟计，为内地盟员计，非为个人也。（措词尽可斟酌，勿使倾心民盟者受到影响，但事实不可不白。）

炎培再启

黄原为民盟之一员，此因当时民盟与中共结合对国民党斗争，他顾虑甚多而向后退也。（梁漱溟印）

注：信中所说之“政协”，指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张难先致梁漱溟　/约1951年

漱溟先生大鉴：由京归奉到宋君带来　手教及大著《中国文化要义》一册，惜宋君离汉多日，不能尽地主之情耳。去春　先生以　大著交周君鲠生转周教授转，触动仆于廿六年冬读北京报载　先生谈话云，政治都是很粗的事，我以后仍从事写作，以发挥细的东西。（记得大意如此，非原文也。）我总记得　先生这句话而想领教，故见　大著已印，实在有点垂涎，好在武大很近，后从周君处借来，又如　先生所言“事繁”，未能深究，只草草涉猎一过。今承赐读，当庄诵以开茅塞，敬谢。承询鄙言两则，一见于仆民国廿七年《巡视各县之感想》一文中，一见于民国廿三年仆在政务研究会演讲《橡皮性的民族之崩溃及其复兴之商榷》讲纲中，二者在现在已失去意义，只算是个“糊说”了。既承下问，姑抄奉于后，以供虔诋。敬请

著安

张难先拜启　元月廿三日

张难先先生，时或署名义痴，湖北沔阳人。此其亲笔答我之信及附来二稿，极可宝贵，不忍如其所嘱付丙。其《巡视各县之感想》一文写于担任湖北财政厅长时。文内所叙述旧时内地乡村的士人情况，当是先生早年居乡所亲见者。（按：先生长于我十九岁，恰有距今百年前的见闻。）清季逼于外患，事事追摹外国，内地乡村情况为之大变。毛主席文章所诟病之绅权或由各地方情况不同，或亦因年代在后，情况既变也。《橡皮性的民族……》讲纲各条目自是于吾国固有文化有所见的，其见到复兴在农村亦符合今天的事实。（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注：张难先（1874—1968），号义痴，湖北沔阳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曾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浙江省省长等职。1920年在一学术讲习会上得与著者相识；参与此会者尚有李济深、伍庸伯、林宰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此信所附之文字抄件两篇从略不录。

马一浮致梁漱溟　/1939年

自避寇来蜀，适公有齐鲁之行，亦竟未通一字。顷见与十力邮片，乃知从者方在成都，且喜相距略近，亦憾未能驱车造问也。仁者行劳天下，比于禹墨，顷又身历兵间，悲智之兴，必有更深且大者。惜未得遽闻高议，一起衰顽。书院亦是缘生之法，不得已而后应，事至浅薄，无足比数。十力往在渝中，与闻造始，曾假重硕望，俯同筹备之列。但以道阻，末由谘商。如或不鄙硁硁，傥因行化余闲，惠然肯顾，出其悬河之辩，惊此在之雏，则说法一会，度人无数。方会之日，犹为陋矣。附呈请疏，幸匆见斥。假舍山寺，仅比茆檐，亦乏求，由可使还候。至何时乘兴，一听裁量，初不敢期必也。专肃，敬颂道安。临书不胜翘跂。

注：1939年2月初至9月，著者有敌后之行。同年10月返回四川，即忙于奔走在成渝两地，会见国共双方及第三方面人士（两大党外之各党派以至无党派人士），报告敌后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并谋求第三方面之联合，以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于是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之建立。此时马先生于四川乐山主持复性书院，闻知著者“身历兵间”后返回四川，即邀其往乐山一谈。无奈著者正忙于奔走，遂由同往敌后之弟子黄艮庸前往，代为介绍敌后见闻。此信录自《马一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

马一浮致梁漱溟

1962年

漱溟先生侍右：星贤来，辱手教　见示　尊撰《熊著书后》，粗读一过，深佩　抉择之精。熊著之失正坐二执二取，骛于辩说，而忽于躬行，遂致堕增上慢而不自知，迷复已成，虚受无望，但有痛惜。

尊论直抉其蔽而不没所长，使后来读者可昭然无惑，所以救其失者甚大，虽未可期其晚悟，朋友相爱之道固舍此末由，亦以见

仁者用心之厚。浮赞叹有加，夫何间然。

尊稿仍嘱星贤奉还。草草附答，敬颂

道履贞吉。不宣。浮拜

四月三日

我写《读熊著各书之后》一文既成，适王星贤兄去杭州马一浮先生处，即托其带去请教。此马先生答书。（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加注

注：王星贤（德培）先生是马一浮先生之亲炙弟子。

吴承仕致梁漱溟　/191？年

束冥先生惠鉴：

手示敬悉，自退直归，籀读

著论一过，立谊审谛，罙达理要，钦迟何似。承仕学术亡似，辨智不周，虽尝获事大师，得闻胜谊，间亦涉猎佛乘，乐观慈氏世亲之书，迫于人事，未尝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窥其究竟，又于大秦驴唇之文素所不习，远西哲人所说，未能讽籀，无以和会东西，校其□劣。要以承仕所见，穷理尽性，佛说为最，此外哲家持论，即陈谊至高，实己莫能几及矣！究元论所陈三谊，罙惬鄙心。所谓不可思议者，以论中非一非异非去非来诸句观之，即真如，绝待，离四句，绝百非之说。然名谊似不相副。何者？离念境界，唯证相应，自非异生妄念分别，所能比傅万一。此乃第一谊谛。摄在真如门中说为不可思议，似亦无过，然论中引斯宾塞尔之言，实非其比。盖彼所谓时间空间云者，即不觉义中之境界相，质力流注云者，即不觉义中之无明业相。所谓细中之细，菩萨境界虽非凡小所能知，要皆生灭门摄与真如门心行路绝，言语道断之说，决非同物。佛制不答，亦与斯指殊科。且时间起于心生灭，空间起于我慢质力流注，即阿赖邪识恒转如流持种受熏不可了知之说。所谓不可知者，谓凡小未能证知，菩萨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至第三谊中所谓良心直觉，唯是识心妄现，虚妄不真，则尤与愚心稠适。昔人良知天理之云，克实言之，即是藏识中无嬉戏论，种子悉由无明熏习而成，自末那执我，即与根本四烦恼相应，仁义道德伦常理欲诸名，由是建立，唯属染污，唯属有覆无记。此中奥谊，诚宋儒所不与知。可谓割制大理，豁然确斯者矣。决疑论根本四谊所用名相，未尽与百法相符。欲者，别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来论所持与百法或非一实。至于欲念无己苦多乐少诸谊（直可云有苦无乐，以苦乐并立有对，即非真常，苦为四谛之首），即起信论所谓不觉故动，动则有苦是已，此则深契大乘无可置难者矣。略贡所知，未尽百一。未审有尝

尊指。不兹奉上《菿汉微言》一册（如已先有此书亦可转诒同志），中有《成内色论》一首（即释所缘二论有情无器之义为墨识师解围者）乃余杭先生所自著，建义奇觚，甚为希有，如有

征诘，尤所乐闻。承仕独学无友，罙惧退堕，如以

暇日，时惠

德音，祷祀以之。外附近作一首并乞

诲之。顺颂

起居安稳

吴承仕敬上

十月廿四日灯下

究元论第三义所引自由有定二说，自由说似即人我执，有定说似即法我执，不知是否。

又及

此吴检斋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一九一五年我们因同任职司法部而得熟识。当时我尚不自觉《究元决疑论》之要不得而向他请教。他写此答复，面交给我。他是余杭章太炎先生弟子，《菿汉微言》一书即出于他手。他通日文。有些日本学者的印度哲学著作，我曾向他借看，以为讲印度哲学之助。后来长时间没有信息联系。日寇投降后乃传闻在京津沦陷时，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详。念之惨然。

一九七六年九月漱溟识

补注：吴先生名承仕

屠正叔致梁漱溟　/1920年

漱溟先生：昨承

枉驾，获聆

雅教，无任欣幸。顷蒙送来

尊著《印度哲学概论》，拜读之下，尤深钦佩。全书纲目灿然，叙述简要，不独初学之津梁，亦从事斯学者析疑解惑之指南也。全书尚未卒读，改日当奉上。出钣〔版〕以后务望

惠赐一册。希伯来思想对于欧化之影响，日昨匆匆，未获畅谭，甚以为歉。再辱下询，心滋愧悚，惟念

先生雅量，既不以愚陋见弃，取不贡其刍荛，以答

盛意。诚知肤浅之谈，不值识者一笑，然抛砖引玉，世所恒有。倘荷

指其讹谬，

惠而教之，固寔所求之不得者也。兹谨就鄙见所及，为

先生约略陈之。从来言欧化者其著目之点常在物质方面，以为欧洲近代之文明，完全得力于战胜自然之思想，证之事实，此说诚不为无见。顾物质文明不过欧化中之一端，若以此概其全相，未免有疏陋之病。鄙意以为观察欧化应从道德、社会、知识三方面入手，庶几全相了然，本质可睹。试就欧化发达之历史观之，约可分为四期（从来历史家皆采三期之说[即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期]，兹因叙述之便，区为四期，是否有当，尚希

明教）：第一期希腊文明，第二期拉丁文明，第三期教会文明，即希伯来文明，第四期日耳曼文明，即条顿民族之文明。前三期之文明各有特长，其能调和三者蔚为近代之欧化者，则条顿民族之功也。希腊文明富于自由活泼之精神，视宇宙全体为优美之调和，注重现世界具体之事物，欧洲近代关于哲学、科学、美术之思想，大抵以得益于希腊文明者为多。拉丁民族夙以沉雄阔大著称，虽想像推理之力不若希腊人之敏捷精细，然于政治、法律方面颇有特长，故能统辖诸国，地兼三洲，欧美诸国近代国家制度之设施及社会事业之组织，盖皆师罗马之遗法而为之者也。至于陶养人性以赴事功，而与欧洲人以道德上之内生活者，厥惟希伯来文明。说者云，欧化之兴，兴于反抗希伯来思想，固亦事实，然此不过欧化发达之一动机，而非其中枢要素也。耶教流行欧土约千余年，在史家所称之中古期中教权极盛，除神学及经典之研究外，其余学科几无人过问，即偶有聪哲之士，独舒机轴，创立新说，亦往往以不容于教会之故横罹祸害，思想言论之自由剥夺殆尽。故在教权时代不论其为哲学、为文学、为美术，举无足观，至于自然科学尤无论矣。及土耳其攻克君士但丁，掩有东罗马帝国之地，希腊学者多抱其古哲之残缺，避难于伊大利，伊之人士始知教典以外尚有种种学说足资研究者。而文艺复兴之运动于是起焉。其后北欧诸国亦受其影响，渐知脱离教会之束缚，从事于独立之思考，各种学术乃始有再苏之意，是固反抗希伯来思想之明效也。虽然，试考欧化发达之本末及其精神之所在，乃知希伯来之思想不独不为学术进步之阻碍，且实有助长之大功焉。何以言之？曰：希腊文化极于丕里克黎时代，自亚黎斯朵德尔氏以后，其风渐衰，迄于今不能复振。盖其土狭而民寡，适逢际会，战胜强邻，人心发皇，遂臻极盛，及时移运迁，国势浸弱，而人民之独创能力亦不觉随之销沉矣。希腊既衰，罗马代兴，其势力亦颇能震耀一时。及属地既多，物资饶益，人习偷惰，流于奢淫，往时勤俭豪迈之风荡焉无存，道德堕落达于极点。基督教适以此时兴于东方，渐及西土，挽狂澜于既倒，振人心于已靡。古代文明赖其保障，得以不坠。盖北方野蛮民族乘罗马之衰，屡次南侵，所过城郭残夷，人民涂炭，当时罗马之政权武力既不足以控御远近，若无教会以承其乏，集离散之人民，为精神之结合，搜遗书于煨烬，戢北族之凶威，则罗马希腊必先后入于野人之手，其不为渤海茵卡者几希矣。尚安能休养生息、整理残编以待文艺复兴之盛运耶？且条顿民族居北方苦寒之地，往来森林中，恃渔猎剽劫为生，虽有果敢强毅之风，而凶残嗜杀，性情粗暴，初非适于文明之生活者。及受基督教之薰陶，气质始因之稍变，于武健刚毅之中兼寓谦和之德，观中古骑士之风即基督教感化北族之确证也。又教士所之，学校随兴，于讲习经典之外，兼教读书识字。虽其初旨原不过欲人了解经义，正其信心，然神学家言往往借重哲学为说明之具，哲学之思想遂于不知不识之间流传北方。条顿民族至是始知运思求学之方法，渐能以精密之思惟研究事物，近代自然科学之勃兴未始非教士之繁琐哲学有以植其基也。说者或以为自然科学之发达由于欧人之爱重知识，科学主于理性，宗教主于信仰，信仰以安心立命为归，而理性以穷理致知为务，两者之间本无若何关系；或且以信仰过强之故致生蔑视理性之倾向，而碍科学之发达者。反之，吾人解决一切问题，若舍模糊影响之谈而专用理性，则宗教应无存立之余地。故基督教与近代之欧美文明实难相容。此说在今日之思想界中颇占势力，评论欧化者常采用之，顾亦一偏之见，实未足以说明欧化之真相也。盖为知求知之主义，虽尝风行欧土，而不久即就衰歇，何者？一切知识若以其本身为唯一之目的，与吾人生活毫不相涉，则无论其若何精妙、若何透辟，亦将失其价值，不复有真实之意义。纵能动人于一时，必难持之于久远。盖人事日繁，已不暇给，自非至愚，孰肯以有用之光阴掷之无益之虚牝者？此理至明，无待深辩。故知近代欧化决非专尚理性之结果，此寔所敢断言者也。且理性、信仰二者用之过偏，诚足相妨，若适当其分，亦未始不足以相成。盖信仰所向为绝对无限之境界，而理性之效不出有穷现象之范围。以理正信，以信辅理，而后所谓生活者，乃始真实之意义，进取之精神，明了之内容，具体之表现，欧化之精髓，实在于此。证之欧美近代之哲学、文学可以概见。至于西土之伦理，则所受希伯来思想之影响尤重且巨。彼中学者讲论道德，自少数之唯物论者及实证论者外（即创实证哲学之孔德亦未能完全脱却基督之影响，观其晚年主张人道教时亟称《基督之模仿》De imitatione Christ一诗可以知之），辄以神为最后之根据。故博爱及正义二概念在欧美之伦理学中常占主要之位置，是固基督教之精旨，而欧美道德思想之中枢也。基督论万物之主宰，称为正义之神，以为神之本质与罪恶绝对不相容，而世间万有皆神所造，本非甚恶，故神之王国初不在远，但举世间一切不道德不合理之部分，摧陷而廓清之，则此五浊世界立可变为神圣庄严之清净乐土，彼罗马教会即承此旨创立者也。又其所谓正义者并非严冷之律法，而为温和之爱情，以为虽为恶之人上旁仍悯念之，故人当爱其亲友，兼当爱其仇敌。其说不独能起人希望之念，促其进取力行，并能使人忘诸嗔恨，乐善不疲。故欧洲近代之物质文明虽极发达，人生之享用较之罗马盛时殆尤过之，而其人能免于极端之淫佚，进步不已者，即此基督教所涵养之道德心有以维持之耳。又基督之说，以为凡属生民，莫不以背神之故负有罪戾，非敬天行善、力求自赎，决不足以超出泥涂、上承天休，此种思想与博爱之概念相合，实开近代社会运动之端（托尔斯泰即其最著之代表也）。盖以博爱为旨，广植善行，诚莫如献身为人力谋社会大多数之福利也。以上所论，仅就感想所得，拉杂书之，聊应　尊嘱。（下缺）

此屠孝寔（正叔）先生惠教之笺。先生与我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席。（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胡适致梁漱溟　/1923年

漱冥先生：

顷奉　手书，有云：“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不觉流为刻薄。在论辩之文中，虽有时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对于　先生毫无恶意，而笔锋所至，竟蹈刻薄之习，至惹起　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

得　来教后，又覆检此文，疑　先生所谓刻薄，大概是指“一条线”“闭眼”等等字样。此等处皆摭拾　大著中原有字句，随手用来为反驳之具，诚近于刻薄。然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适颇近于玩世，而　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以凡事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　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　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

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如那年第三院之送别会，在将散会之际，先生忽发“东方文化是什么”之问，此一例也。后来　先生竟把孟和先生一时戏言，笔之于书，以为此足证大家喜欢说虚伪的话。此又一例也。玩世的态度固可以流入刻薄；而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之论调，亦复不少。页16，页164，即是我个人身受的两个例。

此非反唇相稽也。承　先生不弃，恳切相规，故敢以此为报，亦他山之错，朋友之谊应尔耳。先生想不以为罪乎？

匆匆奉复，即祝　旅行佳胜。适日内亦将有西湖之行，归时当在五月初旬，不知何时始得相见一罄所欲言。

适敬上。

十二，四，三。

此胡适之答我的信，估计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胡长我一岁，我们同一年进北大讲学于哲学系，那是一九一七年春季。（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注：胡先生入北大任教，其时当在1917年9月；据著者在《值得感念的岁月》一文（见《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所写，著者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著者在此信后批注中说，“那是一九一七年春季”，应为笔误。

冯友兰致梁漱溟　/1922年

漱溟先生左右：去年十二月在友人处闻　先生之《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已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遍访始于山东何君思源处得一本，读未竟即又为友人取去，怅惘而莫如之何。至上月雷君人百由华盛顿归，始悉　先生固惠寄一本，徒以雷君未在纽约，未得转交耳。阅后即欲作书述所得于是书者，而觉问题太大，惮于执笔，欲作而复止者屡矣。今姑妄言之惟

先生察焉。

（一）书中所论三种生活态度（见六九页）与友兰所见极合。友兰前年冬作一文《论中国所以无科学之故》，去年秋提出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中，诸教授皆赞成其说，现将于下月《国际伦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nics中发表，并已用中文写出寄往《新潮》，并与周作人先生一信，嘱其于发表前送请　先生一阅，未知彼照办否。无论如何，俟《国际伦理学杂志》出版时即寄呈一份俾可指正。

（二）先生书中最精之点为论佛家及孔家二处，从来谈佛孔之书非模糊影响即牵强附会，盖彼于二家之根本道理实未有见，故隔靴搔痒，全无是处。先生则于其根本之点，先有真知灼见，故有网在纲，左右逢源，论“仁”及“刚”，及祭祖先与礼乐诸节皆精到绝伦。宋元以来所希有之论也。其论佛家现量一节亦精绝，举凡真如天理诸名词人之所视为神秘不可思议者，今皆天下至平常至庸易之理，真所谓愚夫愚妇可知，而及其至则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也。但所谓“照看外面”一节尚有未喻，或俟读　先生之孔家哲学时方能领会也。

以上二端除所未能领会者外，友兰皆完全赞成。此二端固为全书大旨所在，此而赞成，则与　先生不致有大歧异矣。先生见友兰文自可知之。不过友兰之文其研究发端与　先生不同，先生以佛家之说为根本，友兰所依据者则不如此玄学的，故　先生之议论多idealistic，而友兰议论则偏realistic，因此于　先生书中亦有许多不能赞同之处，今亦妄论如下：

（一）据六九页所说西洋向外设法满足其要求，此“设法”即是理智之事，是理智之功用即在满足欲望，西洋确是如此，可以无疑。而下文二二三页乃言西洋之弊，在以理智抑制本能冲动，似以本能冲动及欲望为二事，而实在本能冲动即无意识的欲望，欲望即有意识的本能冲动，如婴儿含乳本能冲动也，然与成人之欲吃饭岂出二源哉。故友兰以为理智既用以满足欲望，则万无抑制本能冲动之理。中国因欲使内部欲望无过不及而得其调和，故诚不免抑制冲动之举。如宋儒之克己复礼，非抑制冲动而何。（随直觉所至发而皆中节，非宋儒所谓人欲净尽后不行。）尝见西洋小儿随意嬉戏，中国小儿则强其端坐，及其类此之事难以殚述。故友兰以为西洋放纵本能冲动者也，中国裁制之，印度则取消之。西洋现在之弊谓为冲能发达失其均衡则可，谓之压抑冲动则不可。

（二）西洋近来固知上述之弊而思有以调剂之，但其方法亦是从外界——从社会制度方面理想，至于东方所特有之生活方法（即治内方法），如印度之禅定及宋儒主敬主静之诸方法，则尚无人注意及之。以美国思想界而论，欧根及泰戈尔之书虽或为群众所喜，而哲学界之杂志及谈论罕及之，惟柏格森颇有势力。然柏氏之与东方思想界近者，惟智识不能知绝对之言，然在昔康德亦尝有与类似之论矣。此外彼仍力主进步以战胜困难，创造新奇，完全西洋之态度也。近罗素始大发中国文明最能使人类得享幸福之论，惟西洋人知中国者少，能了解其言者不特西人中甚少，即中国学生中亦甚少也。此西洋现在思想界之空气也。彼将果信罗素之言而采中国文明欤，或然或不然，但现在而即言西洋已布满东方空气，及西洋之将走二路已成铁案，则友兰尚有所怀疑也。

（三）二路走尽必归三路，友兰亦所未喻。如若此言，则凡聪明绝顶之人皆以生死为大问题而归印度之路，而何以不然耶，何以孔子将二路发挥尽致之人，而仍未发现此问题耶。友兰亦非为人类必不遇此问题，但不敢谓人类必遇此问题耳。（此三种文明自是三种生活方法，必谓先由一及二后及三似勉强。）

（四）二三六页中　先生所说中国人应持态度之三条，第一条友兰完全赞成以佛家为出世法，实属牵强附会，驴唇不对马嘴。第二第三两条友兰以为中国态度与西洋文化完全不同，何能完全承受西方文化而仍把中国态度重新拿出。如依中国之人生观则但求内部安宁（如孔子云吾非博学而识之者也），科学等等身外之物根本就用不着，何必承受。先生于此似未说明，此处似应有具体的例证方了。

（五）先生所谓改变西洋态度者即是注重情感不重欲望，其实欲望情感颇为难分，如好好色，见好色而好之是情，好之而欲近之是欲望意志，二者相即不离，亦犹之乎欲望之不能显然分离于本能冲动也。总之西洋主在满足欲望因而发展情感本能冲动，中国主在节制情感因而节制欲望本能冲动，所差者在满足与节制之不同，其他尚其小焉者也。

以上所说大端已具，其他友兰所赞成或不赞成之小节不能具论。总之友兰以为　先生之有真知灼见者在佛孔二家之学，若只为谈二家之学之书则真推倒一切，惟因此而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范围太广，问题太大太复杂，抽象之论未足令人即信。友兰以为于此若欲真立不可破之论，非作一部世界历史不可。要之无论如何，中国今日心中真有问题（闻人谈一问题而亦随之研究以趋世者不算）而真敢用自己思想以解决之者，先生之外实少其人。此书之出足为中国大增光彩。一国而无创作之才惟随人言为转移，国真不国矣。然则中国之有赖于　先生岂不大哉。尤有言者，先生聪明绝顶，不患不能创作，而患有过于自恃直觉之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关于西洋科学之书总以多看为宜。以所望于　先生者厚，又辱见爱，故敢随意乱谈，无论有当与否，知　先生必不见罪也。

至于友兰近来亦找出一中国以后应取之态度，大约以为东方之长在能阐明物我一体之理，有精神的大我以笼罩一切个体，而其弊在抑制欲望冲动，西洋在满足欲望冲动，而其弊在只知有个体而不知有大我。人与人之间只有外的关系而无内的关系。此不但科学如此说，即耶教亦如此说也（耶教人与人，人与上帝皆无内的关系）。今若设一说一方阐明一切欲念情感皆善，即大我所希冀亦不过一切人类之欲念之和。故今日之务即是满足欲望，不过因物我一体之故，故满足欲望时不应专为自己一人打算耳。此论甚长，候另论之。要之依友兰之见，非如此不能解中国今日之道德问题耳。

先生思想回绝恒蹊，以上所随便批评未必不系出于对于

先生所说有未能领会之处，先生或一笑而置之，然现在所见实是如此，不敢不直言也。在此一切如恒，惟官费近来受政局影响时时欠发，生活学业尚能支持而亦作难不少矣。原拟今夏在此校作一收束即赴欧洲，今则无钱一事不能办，故仍留此。早则明夏迟则后年即言归矣。现作论文为詹姆士之伦理学，读其书时所得之暗示不少，上节所说即近来所得也。草此敬颂

近安学生冯友兰谨启　三月四日

通信处

Y. L.Feng

Apt. 24，420w.121st.

New York city

U. S.A.

此冯芝生往昔从美国寄给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一九七三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冯友兰致梁漱溟　/1985年

漱溟先生：

十一月二十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接，面临教益，欢若生平，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妒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因目力大坏，不能作字，故口授小女宗璞书之。

王鸿一致梁漱溟　/1924年

漱兄大鉴：送呈方案两本，农村立国案是弟之原稿，中华建国案是又经同人所修正者。弟对于详略上仍不甚同意。兹一并寄上，请

兄酌改，并作一简单序文为荷，弟之真意前已面陈大概，兹再得言之，因感于贫民生活之艰难，虽谋解决之方，此弟本来之生命也，及后引到文化建设问题，是吾兄又给弟以第二生命也。嗣在曹讲演标出合理生活，南苑讲演又提出农村立国，弟确信内圣外王之学即在于是，此所以敢于毅然进行之本意也。中间总使有矛盾，生活仍是粗疏儿戏之惯习，并未牵动本体，吾

兄当能相信也。弟刻下两生命并为一总生命，内部之生活以亚农自励，外部之生活以此方案为标的，一为应时势之需要，一为本匹夫有责之狂热，决计设法进行（□亦此中之一事，然非主义贯彻后仍不能大办）。然非经吾

兄切实整理之，弟终不敢自信为健全之生命，望兄负责修改是为盼祷，并望就正于熊卫两先（下缺）

蒋式瑆致梁漱溟　/1925年

漱溟仁兄年大人执事：承

颁到

贞端文遗书，拜读数过，弥觉凄然。曩时移趾公司畅谭，动逾晷刻，此情此景宛在眼前。故人久脱屐飞升，小子尚草间苟活，可愧也。夫昨岁曾见

大著（衰朽不复能举其名），疑《楞严》处最精，似紫阳所疑尚是外行，极为佩服，不识尚有他述作否，能

赐示俾开茅塞否。附上　先集一部，乞

存邺架。先兄光绪癸卯北闱乡举，向不知有此层年谊，今读年谱乃谉之。手此布谢，祇候著绥。惟

鉴不具。

年愚弟蒋式瑆顿首　己丑七月十九日

陈嘉异致梁漱溟　/约1930年

漱溟先生道席：曩者于《正谊》《东方》诸杂志得诵

大作心仪者久之，比者复得读大著《印度哲学概论》与《唯识述义》两书，展诵未及终卷（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不禁热血坌涌，绕室疾走，满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绪直不能自持，亦直不能自状，诚不自知其若何而始足。自剖襟怀一与

先生携手而同哭于大荒之野也！异不才，端居深念，默抱黄灵，将斩佛法，将绝之惧者十年于兹矣，每欲稍伸己见，辄苦学短识浅无以餍众望，而因以有待，而待之者且及十载，乃竞无一人能为之先，而今而后乃获知有

先生，则所待为不虚矣！良庆，良慰！异此时于发挥光大我东方文化之见地，如万矢攒集不知从何说起，而要有一言，可以与

先生互契，即　尊论（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独举孔化代表中国文化而不及老庄，以与印度化代表之佛化相别，此诚可谓独具只眼，为后来讲中国化者未及知（宋儒之斥佛老当然不在此内），尤为倡三教同源者所未尝梦见。虽　尊著《孔家哲学》未成，所谓孔化者究为何义，

先生始终未及一字，然由　大著比证与由尊论言外之意以推，实思过半，异敢妄忖下愚之精神，已与

先生默契于无言之表（其实此中至有精蕴，暇当详论之），然则异之于东西文化之根本见地，先生或亦不愿推知，许我为知言者也。我辈地角天涯，而能通情愫如此，且同以光我东方化自任者，乌可不以质素之言为求友之券，用敢披沥衷衷曲，仰挹

清芬，倘不弃狂戆，窃愿订交，虽为（再，先生倘欲观拙作，或取去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所刊《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一阅，但此作极劣耳）

先生执鞭，亦所欣愿。如承

赐答所有愚见当更端以陈。异此次新由沪上来鲁，即欲于固有文化作一中心阐扬之机关，盖异在沪上曾与同志有并设“文化学会”之议，但不识有无成就，倘得

先生而一董振之，尤所渴企者耳！专颂著祺　　陈嘉异谨拜

三月四日

此陈嘉异先生非常热情的一封信。其时似在一九三〇年，我正在主编《村治》月刊，可惜彼此始终未得见一面。其消息中断的情形今亦记不起。（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晚二十年前读

尊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今不能忘。二十年来，晚致力现代西方学术，谬误实多，而亦从谬误中渐得悟解。其间于

先生动息，迄有关怀，几次思证，故敢以此信渎陈，幸垂教之。晚意今时可比南北朝，南北朝的文明新生开启了唐朝，故知虽在时局破碎中仍可有时代的生发。自中国与现代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新生正在形成中，虽许多事未可人意，中国民间亦并非虚度光阴，而且现代西方终必因中国而始得成就。

先生大智人，而可为　　先生慰者，十余年来与　　先生相近者已渐有人；释迦时有诸佛菩萨，孔子时有诸子，无忧德孤也。

西方有文化，无文明，但西方文化亦正可为东方文明的资粮，如经言“罪福为二，若达罪性，则与福无异”。若东方文明不能饶益现代西方，而成就世界文明的新生者，无有是处。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言采用西方科学于文明与科学似仍落入二分义。当知山河大地妙严即是一身。科学如花，拈花微笑，花与人之相好身严为一。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又言印度文明较之中国，中国较之现代西方，都高一千年，因以为今后一千年中且须行孔子之道。窃意三世十方都是今天，都是现身，不可如此分隔。东方人的人生是现实的传奇（观音的千手千眼是最高的传奇，生命的流遍处处，行于因果律而能解脱因果律）。现代美国人的生活却是现实的卡通。卡通与传奇只差一间，如佛与婆罗门教的东西只差一间。佛能与婆罗门教的东西也舞，“四摄为妓女”，如羽林郎的调笑酒家胡，如“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和现代西方的东西也要能够这样。

经说，“发行是道场，能辨事故”，又曰，“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深心是活泼。若于现世外另有印度文明可以留待千年以后之用者，则此文明乃有自性可执，如耶和华毕竟虚假。又若循孔子为能办事，则落于业自缚，不能活泼无碍。

以孔子之生活情意处现代者，无过于日本。现代西方是物有自性而无人，日本则是人有自性而御物。然而东方文明亦无自性可执者。日本之覆败，其因远在明治维新时文明与文化之和合无是处，和合亦是有隔有二。

先生前办《村治》，终于荡然，殆《庄子》所说养其内者为虎伤其外。而现代西方则是养其外者伤于内。故法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中间。今　　先生因第三方面无可为，进而为根本说法，诚然如是。“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国共为有二，中国却只此一个，第三方面不能立之以平等力，反与国共而为三，二尚非是，何况有三？但　　先生为根本说法者又如何呢？李义山诗“冶叶倡条偏相识”，并叶与条，亦是花身，若执根本，暂离枝条花叶无有是处。

中国今日，政权归国民党，思想界归唯物论辩证法，有似中世纪欧洲之政教对立，此必非内战所能解决，调解国共与国共决战同无是处，不能全住无诤地。多年前　　先生在《村治》月刊中为文，言东方无对，西方有对，甚精湛，惟于如何使无对法与有对法为一，如何行于有对法中而得无对法，行于斗争而超过斗争，则尚有须发明处。若以孔子之道为弥补此缺口，恐未为得也。从报上见　　先生近办勉仁书院，此诚宏愿宏行。晚多年思于佛经作一研究，今始有藏经可读，总须数月，可择要读毕，其时晚当设法来北碚，以二十年来所学所行就正于　　先生，同时或可于书院教课，稍得资生之具，犹如入舍卫城乞食即为已足，以此因缘，住好国土，依止善人，当以两年之力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之新生》一书，甚望　　先生有以护念之。

肃此，敬颂

吉祥（二月十七日）

注：来信者在与著者通信时，均署名张玉川或张嘉仪，故著者始终不知此人真名为胡兰成，对其生平行事更一无所知。据胡兰成著《心经随喜》一书（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1950年胡氏离开大陆，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并开始习日文，后即定居并身故于日本。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前上一书，承

覆示，甚感欣。顷于《观察》杂志得读

尊著《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辄不揣固陋，敬陈数则，或可为

先生千虑之一助。晚研究此问题经十余年，其初从西方看中国，终不得晓然，其后乃就中国论中国，始似渐有所悟。

（一）看人看其日常与事业无关之处，比从他的事业上去观察，更能懂得他，孔子说吾与点也，即不是从政事上，而从暮春者云云去了解曾点。晚以为看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从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对照上可以得到帮助去了解中国诸制度与西方诸制度性格的不同。晚以为文化与文明有别，文化是事业的，生活的，而文明则是人生的。文化是社会的，而文明则是人间的。即如此次战争，中国所以得胜，不止是因为有广大的国土，还因为中国民族有广大悠久的人间。文化与文明之别，好比古希腊的半马人与王子，半马人诸般技艺都会，为王子师，王子有人生，半马人却没有人生。是故研究中国与西方，除了从文化上，还更应从文明上去考察。

（二）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几乎无例外地都经过奴隶社会，而中国没有。郭沫若先生的关于先秦史的著述，力证当时曾有过奴隶制度，其实不然。盖按之经济的规律，井田制决不可能配合奴隶劳动，而井田制之确曾存在过，近乃为郭等所承认者。有无奴隶与是否奴隶社会不可混为一谈，郭所引当时之奴隶市场与奴隶之价格及身份等级种种，按之经济的规律，皆适足反证当时奴隶社会之不可能构成。晚以为这一点极重要，其说如下：

（三）中国因为没有经过奴隶，所以虽多征战，而没有那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人的沦亡而为奴隶，也就没有悲怛惨毒期待弥赛亚再来与末日审判的那种宗教的感情，故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宗教。并且也没有从奴隶的怨恨屈辱恐惧与奴隶主的威权而来的专制。西方从埃及巴比仑罗马的皇帝下来，直到俄皇可怖的伊凡，法皇路易十四，直到近代的法西斯与军国主义，虽奴隶制已成过去，而精神上受的损伤，至今未能摆脱这个历史的巫魔。中国却是秦始皇试了试，因为没有那种孽根，转眼就被抹掉了。其后虽也常有暴君，却从来没有被看做是神性的。以色列人伏在大卫王的脚下说，“我不过是一个虼蚤罢了”，而中国人则说，“小民日日醉，皇帝万万岁”，没有那种惊吓。所以中国人至今没有法西斯的观念。训练也训练不好。

（四）中国因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所以随后的封建社会也和西方的不同。西方经过农奴社会，中国也没有。何以中国在长长的封建时期中，有高度的手工业与商业资本，而不像西方的有新兴市民阶级的飞跃，从这里可以得解释。

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所以即使有宗教也是人情的，政治经济也是人情的——

（一）因为没有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也就没有从奴隶主，农奴为农奴主而来的众民为国王，凡人为上帝而生存的这样观念，中国人的生存自身是一切，并不为谁，这真是堂堂的生存，像《诗经》里讲一个孩子出生，“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人既不是为上帝为国王或为谁而活着的，人与人之间就不隔着上帝国王或什么的，所以中国人能人与人之间没有隔，没有对，“仁者无对于天下”。并且因为人的生存不是为了谁，所以在做事上也不大讲手段（手段便是有所为）。又因为人与人之间无隔无对，所以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对上帝的誓约，对国王的民约，对同人的契约，乃至结婚也是契约，要签字盖章，要证人。中国人也没有那种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人有的“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是西方人所决不能想像的。儿歌里的“月亮婆婆的的拜，拜到明年有世界”，中国人便是有世界，有人间，而西方人则有国际而无世界，有社会而无人间，有生活而无人生，有文化而无文明。

（二）因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的沾污与伤害，所以中国人和平，没有那种残酷。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正义也看做是人情的，不像西方人的讲牺牲（牺牲完全是宗教的东西），动不动要大义灭亲，残酷而面不改色，并且使之成为合法的。

（三）西方人因为人与人之间有隔有别，靠契约，人与物之间也有隔有对，靠占有，所以时时会有契约与占有的平衡破裂，而激起狂飙。他们的契约与占有的边外是一个不可知的神的世界，是命运，所以他们每回都弄到悲惨决裂为止，不但是世界战争，连他们的个人生活与家庭关系都是这样的。中国人却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所以旧戏里都是团圆戏，真正的不动不乱如大海，虽也曾有过楚民族的一支，从楚辞到项羽，到许旌阳战蛟，激起的许多次狂飙，到底给汉民族的文明同化了。中国人虽也讲命运，却不像西方人的运命是一个吓人的老太婆在一边窥伺。

（四）西方人的婚乐与丧乐，赞美歌与进行曲分得清清楚楚，中国人却不大分，把喜怒哀乐作成只是一个人生。西方人的艺术最是不祥，中国艺术有吉祥。西方人并且把工作与享乐分得很开，又要做人又要伏侍上帝，所以有灵肉冲突。因为难得有享乐，所以有狂欢。中国人不分这些。西方人的雕刻绘画从来就是和生活独立的，装饰在教堂里，陈列在艺术馆里。中国却很久很久“艺术”这个名词都不成立，雕刻绘画都在房屋与日用品里，与生活打成一片。

信太长了，怕烦累

先生，故且以此为止。晚研究之焦点为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接触以来，其已有之变动程度，及其可能对世界文明新生之贡献，亦似渐有所得，虽用力甚勤，仍恐乡曲鄙陋之见不值达者一笑，若

先生以为可教，当更有所陈也。谨此敬请

撰安（四月二日）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

尊著《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上）》所举第四特征，诚为深思可佩，故敢辄以己意解答，敬就正于

先生。《庄子》言浅水置芥焉则浮，置杯焉则胶，诸凡文化如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哲学思想，其实皆不过是被负载之物，必另有其负载者，亦即　先生所说必有一伟大的力量始能构成广土众民等三特征，而此力量乃是汉民族特有之德性。吴季札观乐，曰：美哉泱泱乎，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国未可量也，又曰广哉熙熙乎，乐而不淫，曲而有直体云云，晚以为这正是最智慧的观察法。中国民族特有之德性为中和正大，现实而世俗，活得理直气壮，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也少有英雄，甚至并哲学家亦不重视，尊孔子亦只因孔子是人事的。因为现实而世俗，人乃有广大的世界，而非上帝的世界的影子或副页，中国人动辄言“天下”，有此广大的胸襟，故能是广土众民。因为没有宗教战争，不夹杂神意鬼道，就人事讲人事，彼此即容易讲得通，故能是诸民族同化融合。因为没有宗教，人不是上帝座下卑屈的生物，而是理直气壮的，故能哀乐不失其正，不至于惨伤破裂，这最是能度劫的，故能历史悠久，举世莫与之匹。即如今日之中国，颠沛流离，民间亦至苦矣，而仍能浩浩荡荡过日子，像《旧约·传道书》里的虚无，罗马末期的颓废，今时西方人的世纪末之感，中国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中国人这个民族是吉祥的，它还要有福寿绵绵。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哲学等又是什么呢？“身与货孰亲”，这些都不过是货罢了。中国人有他的文明之身。

中国民族的这种特有的德性，是从周朝起奠定下来的。晚尝惊异，何以《诗经》里能把看牛种田，割稻收麦，煮酒烧饭，建屋筑宇，生男育女，写得那样有声有色，热闹开心，而西方文学里则从来没有，像《荷马史诗》里顶多也只是一个王子偶而和牧猪奴说话罢了。原来西方几乎无例外地都经过奴隶社会，他们又怎能对于工作有热闹开心呢？周朝是行的井田制，这在今日周金文的考证里经已确定，虽郭沫若先生力持当时是奴隶社会，其说实不能成立，因为井田制不可能构成奴隶社会。若是奴隶社会，《诗经》里这种在工作上的热闹开心即不能解释，还有从贞卜文与周金文里比较出来的商人敬畏上帝，而周人只讲天，连这天也是人事以及从商周彝器的比较里看出来的，商人有巫魇，周人没有巫魇，以及从礼仪看出来的周人的生活态度（有宗教的民族都只能有誓约与戒条，礼则是人本位才有的，所以只有中国有），这些也都不能解释了。

中国民间的气象至今仍是《诗经》的，工作不叫“工作”，叫“做生活”，人生是这样的完整，理知与美并不被从日常生活里特别提出来。而凡是奴隶社会，如埃及巴比仑希腊罗马与印度，一定是奴隶怨恨工作，奴隶主回避工作。怨恨工作，所以他们没有一篇从工作的欢喜里生出来的歌谣。回避工作，则成为出世的念头，如印度。或则因为太无事可做而寻是惹非的去做英雄，如希腊。中国没有史诗，因为中国有《诗经》，也没有那样的哲学，因为中国有礼。凡是奴隶社会，都必有威吓与胆怯，文明而同时野蛮，他们特别提炼出来精致的东西，理知也理知得恍恍惚惚，美也美得恍恍惚惚，最是经不起劫，动不动会随风而逝。中国人则虽是汉唐早成过去，而并无前尘如梦之感，几千年来的事好像仍在眼前，因为这事是人事，不像西方的如幻，在时也如幻，灭了是幻灭。

前辈王国维氏谓殷周之际曾经起过中国古史上最大的变化，实有灼见。惜不得该文一读。殷人重畜牧，有高度的手工业与商业，敬畏神鬼，酗酒，强悍喜征伐，王很威严。殷人的是否奴隶社会，还有待于考证，但殷人的这种作风，倒是巴比仑阿拉伯型的。殷彝器的制作雕刻极精，周初的彝因袭殷彝，但不久即制作与雕刻都变得不那么精致了，雕刻的不再是饕餮与夔那种巫魇可怖的东西，改为现实而世俗的图案，种种方面都比较简单明朗，看像是退步了，其实并不，到了春秋才又精致起来，但仍旧是现实而世俗的。周朝人才真是把这种彝器来实用，盛菜装饭的。殷人弄得那末精致，另一方面却连洗脸的匜也没有，匜至周才有。殷又无钟，只有铎，牧人与商队随身带的东西。周人才有大钟，他们堂堂的住下来了。

殷是这样的，具有奴隶社会的一切气氛，而中国之大它竟没有留下什么伤痕，也真是幸事。这大概因为殷的存在是凸出的，不比周的普遍、深入、悠久。再则像埃及与希腊有同时的巴比仑印度克利地等做她们很好的通商对手，殷却没有，所以时时要征战抢劫，在舒展不开的手工业与商业之上的奴隶社会体制总是不大能够完备、牢靠、扩大，而因此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影响也就小了。影响有是有的，殷的后裔宋，宋襄公杀人祀神，正是他的祖传。还有宋人墨翟专讲鬼神。殷又曾几次三番征伐淮夷荆蛮，与楚民族的关系特别深，楚民族的巫魇原来是殷人的，楚人好为长夜之饮，连这也是殷人的。

以此，晚觉研究中国民族之德性应从周朝起。自周以来，中国人未曾受过奴隶社会的损伤，也没有受过农奴社会的损伤，有此健康的德性，故能于汉朝时受希腊的影响及其后受印度的影响，而较之希腊与印度的本色更好。印度文物传播缅甸日本等处，都无裨益，得益者只有中国，这是很值得思索的。近时美国人的东西，为西方文化的一变，其理知与美也到如幻的地步，其生活是平面的，他们想要把它构成立体的而不能够。在这种气氛上，近时美国人的东西倒有点像古印度的，将只有中国能承受她的而且胜过她的。

近时研究中国民族的本色的，或从经济，或从哲学，晚则从民间之做人态度，诗赋与明清小说以及歌谣，持与西方的比较，似有所得，以补诸先进之缺，独学无师，亦无力置书，谓昔人困而后知学，庶无贻过于荒嬉，幸　　先生教之焉。（四月十日）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得四月十日

覆书，甚感诱掖。晚幼诵诗书，随逢五四运动，改习西洋文学，年十八又尊朱熹，至二十余，卒受时代之泼溅，乃就达尔文之进化论以观西方人之所有。而渐生疑闷，不解西方人何以如此实际，而同时又甚潦草恍惚，若有大不安者。为欲究悉这大的不安果何在，于是穷求马克斯学说，从其资本论，唯物史观，及其在苏俄之实践，苦思广征，并持以衡当前世界形势之变动，凡七八年，结果乃知其不过形势之学而已，且马克斯不解东方，西方人要懂得东方，是比东方人要懂得西方人更难的。马克斯学说的限制乃是受其所从产生的西方文明的限制。为求西方文明的此限制何在，乃研寻自希腊罗马至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十九世纪之革命的欧洲，以及近代美国，发见其数千年来一贯的人与物有隔，人与人有隔。人与物有隔，故格物致知非明物达情，占有物而不能万物与我并生，享乐而不能物以成礼，如“酒以成礼”，运用物而不能人与物如“鱼相忘于江湖”。人与人相隔，故有自由无自在，有信用无信义，信用仅为权利义务的约束，非如信义的是人生的大的贞信。以此，人与物人与人皆只能是关系，不能是善缘。占有必有穷有限，自由必有穷有限，阻隔又必有冲击，仅以形势的平衡相安，平衡必有破裂，故每过若干时必激起狂飙，求诸力的再平衡，虽一度有一度的获得，并继续扩大，而毁伤固已甚多，况且自古至今，自今至后，人永远不能摆脱力的旋律，如同命运，轮回无穷已，哀莫大于此。近代美国，与保守的英国，纳粹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苏联，虽彼此别异，其所凭借之文化则为同一。

虽然如此，但“虽有丝麻，不弃菅蒯”，东方人以其传统之文明将如何采取西方的物呢？晚乃研究日本，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正是东方文明能通过西方的物而不丧失自己的一个好例证。然而日本竟在此次世界战争中覆败了。凡不能历劫，不能避免被毁灭的东西，必有其毛病，正如中国几千年来之历劫不毁必有其德性一样，晚乃就日本之文物人事与其情志重作考察，发见其文明的传统虽与中国同而有所未及，日本是楚辞的，知喜爱楚辞而不能了解《诗经》的境界。其崇儒，于孔子之门为如子路，不能有如颜回曾点，故又喜禅宗，盖以之调剂，故又喜王阳明。其承袭唐朝文明，而无汉朝的东西做根底，故于唐朝文明亦仅得其一偏，知爱岑参高适而于杜甫则不甚解。其于西方的物，接受的比中国人多，但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物是连情意一道接受了过来，而日本人则真只接受了西方的物。此所以戊戌政变不能成功而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但是近数十年来中国民间融和西方文化的程度实远较日本人为更深广。

于是晚又返求之中国，旁及印度。看印度的舞，绘画与造像，读佛经论，曾对于佛境欢喜赞叹，甚惊服，而终又疑闷滋生，见其似是而非。“虽有丝麻，不弃菅蒯”，印度文明是弃了菅蒯。此意当俟另函陈述，或俟日后与　先生见面时缕析乞正也。晚而后乃知中国文明之伟大实乃举世尚未有其匹俦。中国古歌“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惟中国人能有此浩浩荡荡的光阴，虽佛之无数亿劫持以视此亦为琐屑，而西方人则更只有时间而无光阴。其和歌“星辰在天，灿然是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亦惟中国人能是这样的大人，较之佛更是现代的。西方人更不能有这样的大人，只能有神子或是人子，上帝的牧人。惟能是这样的大人，故能“威仪棣棣”，人事的礼惟中国人有之，连印度也没有，更无论西方人，他们都只有祀神的轨仪与交际术，他们的礼貌不是礼。从人事的威仪棣棣里生出来的“敬”，《礼记》里说的“毋不敬”，绝非恐惧卑屈，乃是人生的大的贞信，无论日本人印度人西方人都不能懂得，日本人盖似之而亦境界不逮。于此，晚乃豁然知“仁”字之为何义。殷墟贞卜文向谓无仁字，后来发见有一个。篆书“”原是人人，“井有仁焉”亦仁与人通。但仁字实自周朝起才正式成立，又至孔子而其说备，仁就是大人的道，仁人就是大人。如前人解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即极好，持以校西方人之“奉行主的道，完成上帝的意旨”，始知其壮阔。印度有“佛”字，中国有“仁”字，皆为大人，如释迦说的“我此为最后身”，是人类至此才解脱了动物性的巫魇，对神的恐惧，对物的禁忌，而转了人身。惟是佛出世，仁人不出世，仁与人世更无阻隔，故更胜于佛。

孔子的大是中国民间的大，而同时孔子又有他自己的东西，我亦宜生于人间而同时又有我自己的东西，若尊孔而如高僧蜕化后奉其肉身遗体，漆之使不朽，则亦不必。大人者，生于人间而同时又有他自己的东西，时代亦然，时代是生于传统的，而同时又必有他一代的自己的东西，此亦即中国将如何成就今后世界文明之新生的问题。晚乃上究周朝，中乎汉唐，下至康熙雍正乾隆全盛时期，研寻当时何以能无禁忌的采用外来文物更比原来的更好，并思索其间若干朝代衰歇之故。忽从蒲柳泉之杂曲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琺瑯铜胎瓷器，发见清朝全盛期乃与汉唐同等辉煌。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新的东西，从明朝即已开始输入，犹之印度文明从晋朝即已输入，至唐朝而得融和，其成就得到当时世界的承认。清朝瓷器得到当时世界的承认，是和唐朝的丝绢得到当时世界的承认有同样重大的意义的。当时的西方人看到这种瓷器上有他们能懂得的熟悉的东西，而比他们的更好，有爱好与惊服。不过中国的士人经五代，宋元明而清，已不及唐朝士人的健康，其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很差，但有朴学一支亦已可喜。

惟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又进入另一文化，此则为清代所不及采取融和，且至今尚未能完成者，而今之士人又较之清朝的士人并不更健康了多少，徒见其混乱，但是近数十年来民间在这方面的成就还是可惊可喜的，惟须如孔子之知诗，吴季札之观乐，始能考察得到耳。读罗素的哲学，甚有其精到处，而其关于政治经济及世事人情的论著则甚浅薄，乃知前人所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学亦如此，晚乃以此自勉，努力学会从自己所不习惯的种种角度去考察与懂得，俾不得为已经学得的东西所囿，从古物的照片、诗文、电影、风谣与流行歌，小家男女买菜烧茶煮饭，其容止与言语，来直接考察民间的哀乐，很发见了一些在转变中而仍旧是壮阔广大的东西。晚本来数学根基极差，也重又用心学会了数理方法的原理。哲学上的有穷无穷，有边无边，真与幻，向来闹不清，即如佛说极微与常我乐净，亦似是而非，凡此问题，晚于人事上能懂得，并且可以用艺术来解答，得到同样的美好而更正大的，但仍苦于不知道在哲学上要怎样才能说得明白，读了罗素的《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及《算理哲学》，才得豁然。但罗素仍不知此等问题在人事上可如何解说，因此晚甚庆幸得生而为中国人。

晚生平未曾加入何种党派，少年时虽有所信，以诚实故，即有所信而情意微有不安者，终不加入，以免自欺欺人。大学已贫故未毕业，即入海关做事，半年舍去，茫无所止，为中学教员七八年，值此次世界大战，甚哀生民之遭毁劫，觉就战争之整个而言，只是一个无明，大的宇宙的愚蠢，欲披发缨冠救之而迄不能，至于今之国共问题也不是国民党的问题与共产党的问题而只是一个中国问题，每从报上见

先生的论著与行事，甚觉慨切。晚遭世乱以来，田园荡尽，逐什一自活，有长者见之，待暑假后介绍晚至其子开办之中学教书，且为说经中语曰，“行矣何难，取乳勿惭”，不觉感泣。晚年才过不惑，而已白发滋生，落两齿牙，自念用力甚勤，而于所学迄不得贤师友为之授记，无所就正，人生实难，闻道不易，尚未能有司马迁著书之自信。待他日行旅稍便，当谋拜见先生，倘得侍随三五年，举生所学一一就正，而获新知，则此生亦可稍稍有益于世耳。

承　询及此，谨答如上。敬颂

撰安

晚张玉川上　四月廿六日

晚来温州仅为读藏经及访亲，不日返乡，倘有

赐教，请仍寄浙江诸暨暨阳中学斯颂远转。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

廿六日寄奉一函，想已到达？晚昨日始获见尊著《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中）及（下）。文中所举特征盖甚详备，此皆集数十年来中外人士之观察所得，而证以　　先生之睿思者，至可珍贵。然至今对此等特征，仅作排比，所可应用分类法者至此已尽，虽其归纳体系犹有本末轻重未尽善之处，但应进而诉诸直观此等特征。凡此等特征，当属皆可解释，若止于形式的逻辑，则吾人将并不能比外人之调查报告所见更深。今　　先生正从事深求，晚谨陈菲见如下。——

（一）谓中国并未经过西洋的中古史阶段（因手头无《观察》杂志，忘其说的是中古还是近古），不可误解为中国在中古即已较西洋落后。制度的差异与文物的水准的差异有时不能混为一谈，例如清朝全盛期几尽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物，连火器都相差甚少，仅是制度上没有欧洲那种自由城市，而亦不因此影响手工商业之水准对比，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并不较低。

不但如此，中国亦未经过西洋的上古史阶段。先秦仅因有诸子争鸣，被视为相当于西洋的上古，但西洋的上古为奴隶社会，而先秦的不是。希腊罗马的各派哲学流沿甚久，至陈那时尚活跃，而先秦诸子则仅如昙花一现，仅孔子之流泽长远，这事实也只有从中国之上古与近古皆与西洋的不同上头去思索，才能得到解答。

中国文明从周朝起即已成立，其特色盖于农业与游牧结合，其后又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其它古代国家皆无是，如希腊是手工业与商业结合，如阿拉伯是游牧与商业结合，印度较有农业的基础，但其比重亦在手工业与商业之结合。惟农业才是使人类在地面上站住的，在天地间有了人的位置，把神来废了。但这必须是很大规模的农业，并且是具足“八十种相好”的农业才行，而周朝起奠定的农业则正是古代世界最大规模最具足的农业，以农业的深厚做底子，而有游牧的高爽，手工业的理意，商业的活泼。游牧，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并不凸出，激起而为狂飙以去，如希腊印度或阿拉伯之所为，却是都融和在农业的大海里，使之更广大具足。所以周朝的不是奴隶社会，而有其独特的文明。希腊罗马等奴隶社会的成立前提（商业资本之凸出的偏锋），周朝无之。

人类早先是受自然界物质环境的支配的比重大，等到从这里走了出来，则是受经济制度支配的比重更大于受自然界物的支配，至此乃有文化，随后更从这里走了出来，生活支配经济制度渐较经济制度支配生活为占优势，至此乃有文明。周朝以来，直至清朝盛时，其间手工业与商业所曾到达之高度，在同代世界中并不较逊，且往往更过之，然而其性质不同，中间这一段照经济的自然律，是构成农奴社会与自由城市的条件都具备的，却既不构成农奴社会亦不出现自由城市，此即文明能支配经济制度使然。马克斯论西方史，谓一直是物支配人，社会主义革命是作成人类的历史上最大的解放，从此可以人支配物而不再是物支配人。由此言之，则西方人至今皆只有文化而已，必在如此大解放后，始能有文明。可是中国人却早已有文明了。今人多为中国惭恧惋惜，因其未有过自由城市，实欠深思。

汉朝尽有希腊罗马的美好的东西，而汉朝自是汉朝，唐朝尽有印度的美好的东西，而唐朝自是唐朝。乾嘉时尽有欧洲文艺复兴的美好的东西，而清朝自是清朝，中国今日亦仅为对于十九世纪以来之西方的美好的东西尚未能尽有且融和之而已，证以已往每有外国的东西输入，皆历百数十年乃至更久之混淆，更证以今日民间对近代西方文物采用融和之已有成就的程度，亦正不必苍惶自失，但当防止知识份子之自作聪明，挖苗助长耳。从来似惟汉朝采取外来文物未起争论，唐则有道与佛之争，儒与佛之争。然此士大夫间之争犹不及民间反应之大，晚以为晚唐黄巢之乱亦与此有关。自明朝起即输入欧洲文艺复兴的文物，其后李自成张献忠之乱乃至清初之白莲教，亦皆与民间对此问题之反应有关，虽未若义和团与太平天国之显明。晚因此思及汉张角之乱亦当与此有关，近人仅以经济论断此等农民暴动，实有未尽。而士大夫间，则王莽之复古，东汉儒生之返质，唐韩愈之强行，宋朱熹之崇小学洒扫应对，明东林之任卹如东汉太学生，亦皆为受外来文物而起之气质上的反应。但亦并不因此打消了外来文物，仅为自身之再认而已。是则今日智识分子之混乱，亦为可恕。然侧念晚清诸君子维新之勤，则对于今人之浮嚣不无慨叹耳。故晚有诗云：

远念汉与唐，近征乾嘉时；汉珠珍大秦，唐饰间摩尼，盛清琺瑯瓷，文彩来自西，要皆守我质，异物乃祥祺。西方亦何有，繁华薄根萁，一器役万人，一战天地危，形势非正道，洵美少情思。日本昔维新，崇朝而能追，如水加漆中，丧败今何之？晚清诸君子，黾勉求新知，气象非不伟，成就一何迟？虽则成就迟，前人不我欺。今时但举债，借鉴众所嗤。诸君且莫嗤，听我为陈辞：借鉴有我容，举债身属谁？

晚以为日本的覆败甚可深思，若是采用外来文物而如水和漆，是不行的。晚清诸君子所从事的，实比明治维新的成就更有其深广，此意亦至今始渐能懂得。而今时则不但举债以为政，连知识分子的搬运外来文化也是举债，横财不富，举债亦非己物，且至于以身为偿而后已，是则为可忧也。《楞严经》虽晚出，然其文云，“咄，何难，此非汝身”，则甚好，中国人今日正须知其自身，才正是能够受现代世界的供养并且能够布施现代世界的。

（二）中国人无宗教一节，近人多有见及，但亦只是因比较而排比其同异罢了，且以为此乃中国人的落后，而或者则又说中国人尚停留于多神教，未进化至一神教。晚对此问题比较他们更重视，以为不只是同异征象之一而已，而视为表征中国文明之极重大的特色。于此，先斥中国为多神教说之非是，中国虽亦多神，而不如其他多神教民族的对于神的观念，中国可说是虽多神而无教。不是多神教，也不是一神教（虽亦有天），中国人是无宗教。这无宗教的境界印度几乎做到了，但仍是无神而有宗教，只有中国人是能够无神亦无宗教，中国人的神与宗教只在世俗的人情中许可其存在，因此已不成其为神，亦不成其为宗教。动物有禁制，野蛮人有图腾，乃是因为受自然界物的环境所支配而使然。其后人类有其自创之经济的环境，乃始得解脱图腾，但是人类仍被此经济的环境所支配所慑伏，故有宗教。有禁制，不足与言人类。有图腾，不足与言文化。有宗教，不足与言文明。惟有人能支配物而不被物所制，人成为大人，始能有文明，始能破除巫魇，没有神也没有宗教。西方人有神有宗教，乃是人的卑屈，是物自身的旋律在那里运动，人拿它无可奈何，它是不切身的，离人而去的，以是而有神。他们每得一物，此物即又离人而去，独立而为哲学、科学、艺术等等，中国却无此等独立名词，这正是因为中国人有大的人间。西方人的即如马克斯主义，虽似无宗教的，而仍是有神的，革命也是像耶和华的要求牺牲，是革命之神，要以人为燔祭的，对异教徒极不宽恕，一切都为革命，如同一切都为上帝。他们连恋爱也是恋爱之神，艺术也是艺术之神，都是神的，不是人的。所以晚以为采用西方文物，应如希腊王子之向半马人学习诸技艺，还是要自己有人生才好。西方人因为有文化没有文明，所以他们的历史一路是否定的否定。文化只是身外之物，其自性即是否定的。惟有文明才是肯定的。所以汉唐以来文化尽变迁，而文明则只是更加深加广，从未被否定。而此文明之肯定并未妨碍文化之生长，日新月异，反而使文化的生长更顺遂美好，这也有汉唐与盛清的文物可证。近人以为中国不能自己发明现代西方文物，连采取也采取得这样慢，必因为中国文明自身有停滞性，这乃是粗陋的说法，不但对于中国不求懂得，即对于西方，亦未能以比西方人更高的眼光去了解西方。

（三）另一重要问题为中国何以没有像西方的科学？此须分三点来说：其一，至清朝全盛时为止，中国的科学并不比其同代的世界低，有时且更高过，中国科学只是在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这一段路上落了后。其二，何以这一段会落后？其三，如何可以再赶上？

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在性格上确有不同。西方的各种学问，连科学在内，皆独立离人而去，自顾自发展，自顾自构造一个体系。此构成之体系与宇宙本位是否相符抑或是幻妄，则各种学问不一律。如西方之神学即为发展得很高，而到底全部成了幻妄，其哲学亦是，结果西方哲学仅其被科学承认之部份得到存在，至今可说是已非哲学，只有逻辑。西方科学实得力于数学，数学与神学哲学同为抽象的，同为自管构造的。有人解释人类的是〔知〕识是否与本体相符合，举地图以证，地图非大地本体，然而与大地的本体相符合，可以把握，可以实践，故不是幻妄的。西方人在神学与哲学上是失败了，因其顾自按照逻辑的构造，与人事的本位印证，结果都幻妄。他们的艺术也幻妄，因为艺术也是要与人事印证的。但是他们在科学上却成了功。科学的精髓是数学，数学的方法完全是抽象的，演绎的，自顾自构造的，其底本不是人事，是物，随时印证却都相符。但这里仍有一个大缺陷，即神学、哲学、艺术的底本虽与科学的底本不同，前者是人事，后者是物，可是一个总的底本则是人的世界，不是神的或物的宇宙，故其科学虽与物的底本相符合，而对于这总的底本则仍为幻妄，所以他们的科学往往同时招致灾害。

中国因无离人而去之学问，故像西方人的神学哲学与科学的失败，到底空妄，而亦无像西方人的科学的居然成功。但仍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科学虽不被单独提出来，像疯人的神经顾自构成一个逻辑的体系（西方的科学逻辑仍是有点疯狂性的），但中国人的广大的人间里也仍能产科学的，有已往的发明可证。至于近代机器的发明，则在西方其始亦只是一两国有，其他国家皆仿效而已，若谓西方人之出离的逻辑或其民族的德性特别合于科学的发明与创造，则又何以只有一两国开始，而其他西方国家仅为仿效？至于中国之仿效亦未成，则因中国对于科学亦为主不为客，要使科学与人生的总底本融合，故而比较更费时，以及因为政治的混乱与斫伤之故。晚以为至今出离的逻辑更能有科学的生长，抑或是纳科学于人间为更能有科学的生长，仍不可炫于近代西方人之成就而轻率划定。即如马克斯，他也说西方的科学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否则还该可以更发展无碍的。即如近顷发明之原能，因不能用于和平工业，而在研究上也受了限制。必有更大的人间始能有更大更高的科学，这仍是一个真理。其二，中国向来也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乃至有高度之数学，但从来不因有一次新发明并且采用之而招致一次大灾害的。现代科学虽由西方人发明，而应用到广大的人间，使它成为无害的，并且更能顺遂生长的，这任务全世界还是只有中国文明能担得起，虽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这问题说来太长，且以此为止，俟后续陈。谨此敬请

撰安

张玉川上　四月三十日

通讯处：浙江诸暨暨阳中学斯颂远转

中国文明在此次战争中之表现晚亦曾加深思，当俟随后再陈。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0年

漱溟先生尊鉴：顷接一月廿八日　　手书，欣悉　　大驾已入京，晤诸当政，必有　嘉言，惠此中国。数十年来，中国自身在士大夫中久已迷失，以丧己故，遂对西洋亦不知所取舍，先生殷勤启发，使国人知己知彼，共觅革新倡始之路，非惟为中国，抑亦为世界，此与毛主席之所致力开创者，但能不执泥语言文字，固彼此可以相契相益也。先生前在《观察》杂志论民主一文，与今时民主专政即系同根，惟民主专政较更具体，然其施行有声尽而意未尽之处，则仍当求之于先生之文也。《中国文化要义》中论理性一章，苟能通其旨，则人民政府之群众会议将可以更明朗，而领导亦将可以更无间无猜。“彼此说话最能听得入，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此即张良所谓“臣与他人言皆不省，与沛公言，皆能听。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也”，此惟中国人能之，晚固深信中国之群众与领导必能为世界民主放一异彩也。亦惟因有理性，此次人民解放军所至，响应起义与归降者之多，西洋革命史上无其比，虽反动政府之官吏亦自知理屈，此尤非西洋人所能。如沙皇政府之官吏亦能自知势绌，然因阶级真理坚如宗教信仰，终不能自知理屈。中国知识分子尚在中共取得优势之前即已嫉恶蒋政权，同情中共，如此普遍无例外，亦非援引西洋的小资产阶级可以说明。中国大城市中之资本家与乡下地主皆阶级意识模糊，不帮助蒋政权斗争，未尝有如西班牙内战之壁垒森严。至于工人所作之劳资两利，农民所作之清算与减租分地，实是一种有平人的庄严的交涉。解放军成功如此之顺利，是靠中国人民有大于阶级意识，从平人之相契而生的理性。中共领导城市政策与土改政策能如此平稳，不随阶级的感情挟持以去，亦是靠此。所以毛泽东思想乃真是中国的。即如土改，晚经多年研究中国史上土地问题之性质，始知国有不可能亦不必，惟应参用减租与均田，怀此见解，终不能与沪上左倾文人相合，尝深慨叹，今始得亲见中共之土改政策，乃真惊服。又如中共“为人民服务”一语，文辞上似与“古之学者为己”及《大学》所称自谦慎独相违，况人我不可分，仁者惟应推近以及远，然苟能通其意，则“为人民服务”实为放弃党派成见之始，事实亦如此，年来中共之党派成见放弃一分，势力即扩大一分，而今日人民政府之下，则如民盟等皆自然趋于泯除界限，此中实有中国人无党无偏之荡荡传统，而年前　　先生之退出民盟，仁智所独运，固已与时代之史心夙相知契矣。毛主席文章如西汉，然尚须诫之以秦隋之事。秦所变革，后世二千年来实受其利，而当时人民皆不堪秦法之严；汉之承秦，法犹是也，人民乃能安之绰有余裕，此中几微之辨，诚可思省，而今日则政府之行事，大体皆明白如划，莫以为非，然而民心总若有所不安，不得于心而求于气，以斗争为经常之自警自坚。人情才能免祸即欲祈福，终须有可悠游乃为久长之道，中国人原能行动如江如汉，如飞如翰，亦能敬慎戒惧，亦能夙夜在公，而同时中国人亦独有一种自得其乐，倘此点予以触犯，即觉世景短蹙，此鉴之在秦者。次言隋事，六朝时印度文明泛滥，纷尚浮夸，隋文帝独能俭约，重见中国之本来面目，遂成一统之局，然文质兼备实为各时代人之要求，不待既富既庶然后尚文，蛮族觅食，日不暇给，犹有洞穴壁画，何况文明人，质以为生，而文则为有生之乐。隋文帝与刘裕皆过于俭朴，而其子孙皆反动流于奢侈。唐承隋业，史称其盛，则太宗之能兼尚文质，奄有北方之雄强与江南之明丽故也。此问题在今日仍为河北对江南，乡村对城市，土包子对市民的问题，而从解放区之文艺看，尚只有农民之德性，缺少工业的明媚与清新。五四以来，欧美风气最在中国被爱好者，一为法国，一为美国，而又一则俄国，其中以俄国为最质朴。人民政府重兴本土文艺，对外惟学俄，晚以为现代西洋文化尚应以更广大活泼之态度与之相接也。凡人能正己，则能从善如流，己能大方则奸慝自远，中国之与现代西方亦可如此。凡此所陈，皆惟常理常言，诚因中共廿八年来之觅路乃与吾辈之艰辛研究有不谋而同者，一旦相见，遂不觉期望之甚殷，惟不知彼此是否遂能破除术语与名词之障碍耳。然中共今时实尚有此障碍，其对事物之观察，与政策之决定，其博大精深盖往往可以自证，但必译成马列主义之语句而后能自坚其所信，而因此实易滋隔膜，时时须化无数气力破斥教条主义。幸而一般中共党员具有中国民族之美德，不事绮思空言，而于力行中得贞观，其服从党纪是有子弟之婉顺，心安即已理得，故能上下无猜，每次改换政策，理或未喻而情已通，立可顺利推行，此与西方人之所谓铁的纪律实有其不同处。然中共党员与工农说话容易说得通，与知识分子则不易说得通，此固因工农较为豁达，能以情意直解对方之所言，所谓善说不如善听，而知识分子则极不善听之故，而亦由于中共党员凡所言说皆必译成为马列主义，究属一病，不仅妨害知识分子与中产者对新政之了解，即工农亦牵执于此种术语而浪费斗争，需要继续不断纠正偏向，而以党外之进步分子为尤甚。此在苏俄，为揭櫫列宁主义与史大林主义，称之为马恩主义的更高的发展，不止是遵循马恩主义可以不被其所限，而中国则更揭出毛泽东思想。惟问题不在强调毛泽东思想亦是一种主义，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生于中国文明的全面，不止在方法上增益马恩列斯主义，而更在性情上有其殊胜。中国在现代世界上之成就固将高于西洋国家，亦高于苏俄，可以彼此相结而开出世界新文明，盖革命亦须能兴礼乐，始为能安能大能久也。今年已开始由军事时期转入建设，方其在作尖锐斗争之时，口号标语但求分清敌我，以简明强烈为尚，及转入建设，则须公允平章，不可再枉尺直寻，而修造一部平正的中国历史即为当前大事之一，《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或可被进步知识分子虚心学习欤？念此为之慨慷。以上所陈，意长笔短，而已繁芜如此，重劳　披阅，不胜愧悚，亦尚望有以　赐正。晚当此学期将结束时，因讲授《诗经》一章，言及中国古来有许多生产劳动诗，为希腊罗马文学中所无，因彼乃奴隶社会，而《诗经》时代则不是，依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奴隶社会必以奴隶劳动为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之主体，若单是家庭奴隶则不足以构成奴隶社会，郭沫若先生之先秦奴隶社会说甚粗，尚有应被更正也。仅作此语，即被同事中一进步分子目为观点不准确，逼校长将晚解聘，别处一时亦难找职业，除此社会财力凋敝，亲友皆穷，计惟有待至旧历正月辗转赴杭，亦不知得免委于沟壑否？中国原靠民间能自为救援，而今日则一般已无此力量，政府之责任为尤重矣。先生在京如有学校方面或其他职业可以介绍，晚可即时来京，但求免于冻馁，亦为观国之光，便于继续研究。拙稿《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此半年来从头改写，日日为之，至今尚差两章未毕。前承　　赐寄《中国文化要义》仅十二章，所差第十三十四章。甚盼　　费神补寄。通讯处：杭州灵寿寺巷67号范英转交。方今时事亦诚难言，例如勉仁书院当然可以继续办，而必待上层始能知之，经其谅解而后可行，否则当地工作人员将以异类目之，此可见今时革命对中国自身尚有所隔也。专此，伏祈

珍摄，并敬请

大安

晚张嘉仪上　二月十日

附件：邓子琴先生批语

张君颖悟力高，深于诗之比兴，其书中颇多令人喜悦处，阅之令人意消，惜其疏于历史，颠倒错乱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则以禆官小说为历史，其短在此，或其所长亦正由此。

其思想似多少受船山影响，书中弥漫西洋罗曼蒂克气氛，近于狂禅，酒肆淫坊不碍菩提，其以玉蜻蜓游龙戏凤为中国礼乐亦其类也。

凡一种文化均系有长有短，信如张君言中国无有不好者，此种中国癖亦正可喜，

故张君不足以言中国文化学术而可以作中国文化鼓吹，如招之来蜀，置之书院，可令吾辈神王。

康雍乾文明张君谓得之琺瑯磁器，琺瑯磁明代已入中国，证文明者非一端，而谓仅得之于此，此其诞也。

自由非自在，文化非文明，关系非善缘云云，此译名有异耳。如令张君各为界说必多牵强，然张君书正不须下界说也。

我昔以张玉川前后来信出示邓子琴（子琴时在北碚勉仁书院）。此子琴的批评意见，宜一同保存之。（梁漱溟印）

张君嘉仪字玉川，今存其与我通讯甚多，而实迄未得见一面之朋友。上书瞿禅先生不知为谁，张君钞示此稿，意或在俾我了解其怀抱识见也。张君许多来信，今存于手者：多数为我嘱人钞录之件，其原信惜失去；少数则为其亲笔，从笔迹上可辨，不一一注明。

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甫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此我之评价，阅读其文字者自考量之。（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地震中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0年

漱溟先生赐鉴：

十号寄奉一函计达。今日旧历正月初一，积阴乍晴，新阳满城郊，街巷田阡如画，想京华冠盖，惟让梅花独识岁时消息耳。甚维　　起居清吉，爱身以爱天下，为颂为念。晚此番被学校同事中进步分子认为思想落后，即时失业，意欲出国，而怀屈子眷顾之情，念孟轲迟迟其行之义，不忍径去，故决定先到北京，尽其忠恕。若乃叩马献策，能者之激至不惜以德殉才，或潦倒牢骚，书生之诞之庸至以衣食凂人，则晚虽不肖，固亦耻之，此来实谋与　　先生偕行或偕隐，或见后又各分散，亦望得一次亲承　　教益耳。今时失业者之多，四处谋事皆如铜墙铁壁，加以频年战争，积蓄早竭，亲友并敝，莫能相顾，晚乃忽预其列，始知此真国家之忧。失业本各时代各国家皆有，而今时中国人民一旦失业，则如野蛮时代被逐出部落团体，又如欧洲中古世纪被开除教籍，其为可怖，盖并其人命与世景而皆剥夺之。世景丧失即是人生无复贞信，而今时虽在业之人亦戚戚无可欣，虽努力积极之进步分子亦惟以慌乱忙逼充塞身心。人而至于无分失业在业，亦不分进步落后，皆不觉有现前之可乐，黯淡而非安静，紧张亦掉举有殊乎振作，凡此非可仅诿过于经济困难。历朝创始，孰不经济困难？丧乱之后，盖皆经数十年或百年始得恢复，然而当时即已开出太平景象，民间“意气扬扬为自得”，此则真能勤恳治事，故致祥和，又真能远大，故不局促也。孔子所言“民无信不立”即是要有此人世的贞观，若徒知治产，则治产原以资生，而解决生活非即遂能有生之乐。历朝革命固非止为救死，若秦末隋末皆未至社会经济大破产，即已天下大乱，而新朝如宋初清初虽饥馑频年，无害于海内清安，其故亦惟无信则不能立，有信则能立耳。文明人是在食粟之外尚有仁义，治事除认识与把握之外尚有知性达命，故曰仁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而能知之行之尚须更能好之安之。此非惟士为能，民间实皆能之。秦汉以来之历次革命今人辄以西洋史上之农民起义概之，然中国耕夫揭竿一呼，天下皆从，西洋史上农民起义则无此规模，即此一端，已足见中国文明自有其特征，历朝天意人心之去就，除反饥饿外，实尚有更高之德性，虽齐民皆存“利有所不就，患有不避”之明决，故沛然莫能御之。而今时惟以斗争为食，以工作紧张自励。夫卧薪尝胆，经常儆觉，莫如句践，而报吴之后越无显闻。实事求是，认真学习，莫如曾国藩，亦能有事功而不能为一代开创新气象。今时乃欲以唯物论之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包括人世的贞信，是犹见卵而求时夜，太早计矣。文明文化皆有维新而无根绝，故凡革命皆继承多于创作，然而中国史之特征如　　先生所举之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与同化异族，皆非西洋所能者，今时革命家何尝稍加留意思索，可见彼等实尚不知中国革命果将何所继承。中国社会有如中国房子，疏朗条达，处处空气流通，而今时则弄成如铜墙铁壁，透气不得。政治固亦艺术，譬如写字，毫发之差可以面目全非，而意趣又尚有在结体用笔之外。毫发亦差不得，故枉尺直寻不可为。意趣尚有在笔墨之外，故仁义亦行于事功而非事功所能包括。中国自有仁义，惟仁人为能亲民，与一代人相知，而今时所为乃惟恐世人之不隔膜。惟义为能人与事相安，而今时则屈人以就事，牺牲自己又叫别人亦牺牲。惟因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虽行于阶级斗争，而其实则出自平人的理直气壮，虽行于宗教式的牺牲而实出自有理性的克己，故尚可忍受耳。凡中共之所以能成功，皆如此于行之而不觉之中有与中国传统文明相似相近之处，如孟子言“五霸假之也”。然若扭于成功而遂执实阶级斗争，则太平天国执实太平教之覆辙可为殷鉴。然此岂易为毛主席言乎？秦王英主，而范睢见之欲言又止者三，汉文贤君，而贾谊徒垂空文，乃知洪范之陈，须箕子之贤尤须有武王之圣。惟以今时万民厌乱之心如是其切，天其或者以　　先生开诸公之心，则国家之福也。今日之事，在能因假以即于真。汉唐音乐，琵琶羌笛乃至曲调多假自西域，而亦可以之演奏为华夏之正声，即如今时上海电影刻意摹仿西洋，而亦仍是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盖必有诸己，乃能假之外来者皆成为我之新意新式样，是则唯物史观云云，固可假诸人以益己，惟必有己，乃能真假相成耳。此所谓己，即是中国文明音色点线之正。举凡中国史实史理之异于西洋史实史理者，例如先秦有贵族而无地主，秦汉以来有贵族又有地主而地主与贵族不相兼，亦究无所谓农奴制，如此种种，皆为了解现前中国民间性情，及了解此次解放军之所以能成功之基本知识。过去蒋介石时代，自政府至于文化界，皆惟摹仿西洋，解放军独能从民间学习，此其所以能有成功也。然其从阶级立场出发，则于学习民间实有未尽。即以秧歌舞而言，西洋史上阶级社会与斗争之革命队伍即未尝有如此广大普遍之民间歌舞，然不见中共与解放军肯一思其故，是则其所学习自民间者亦惟假之而已。假诸西洋则可，固以有己之真也，若并自己民间之物而亦惟假借，则将以何为己，以何为真乎？晚比年研究中国民间之人情世故，歌舞与戏剧等，深觉礼乐实是生在民间，而每以此意语人，辄多不省，及见老解放区之农民文艺与解放军之秧歌舞，喜如忽获知己，然再细加考察，则此等文艺作品与秧歌舞惟袭取民间之口语腔调与形式而已，情意则仍不是民间之情意。乃至出演改良京剧《太平天国》，上海人谓为一台叫化子，而虽最最加工之新剧《白毛女》，亦只一见动人，不能如民间自己的艺术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也。人民政府之措施，大体皆合理，而人民终觉不乐者，实不可惟以阶级利害解释之。北方不知何如，江南则上海人即心中暗暗不服，觉中共只信阶级而不信人，猜沮恐将与日俱深。夫以人民政府之开明与中共之诚实，而欲与人民豁然相见竟如是其难，岂非对于中国文明惟能假之而未能性之之故欤？革命必有继承，故苏联公民至今仍信宗教，而中国人则向无宗教观念，彼此何可尽同？然则中国人独有之人世的贞观果何在，革命者正应审思而明辨之。年来晚因修改旧稿，重读书经，至洪范稽疑，觉其不违多数而亦不以多数压倒少数，实较西洋人所能想像之民主更为美好。中国文明惟因有比理智更高的理性，故多数与少数可以两全，意见矛盾亦可以相成。仅仅一人向隅，在西洋尽可不顾，而中国则举座为之不欢，而孟子道文王，亦美其能使少数颠连无告之人皆得其所。又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勿为也”，又曰：“岂有枉尺直寻而可为哉？”西洋无论逻辑上或事实上皆只有相对的绝对，惟中国文明的庄严则能有此绝对的绝对。以现前之事实证之，则数百万解放军之纪律，说秋毫无犯便真能秋毫无犯，虽苏俄革命时之红军亦未能如中国解放军之真乃人民的子弟兵，如此规矩听话。自帝俄时名将古杜索夫至革命领袖列宁，皆以战斗时不能无浪费答问者，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竟能除绝浪费。然军事上能如此，而政治上则许多地方仍不免浪费斗争，人民政府于此殊应省悟而自动改正之也。而此非谓作政策上之枝节改正，乃是要能就于中国文明之正位。就于正位，则对内能安，而对外亦能平。中国亦可阶级斗争，但须行于斗争而能超过斗争，有阶级而同时尚有比阶级更大的人世，共同纲领乃可以顺利实现。曩时从杂志上见毛主席所填词，有云“汉祖唐宗”，然汉祖马援称其“无可无不可”为贤于光武，或者毛泽东思想亦能无可无不可而惟仁义之是归乎？廿八年来，中共日在恶意的攻击与善意的谏诤中成长，今时当不致遂安于小成而轻易喜乐，然则固应与之尽言，焉知其必不听耶。是在　　先生裁度之。晚定于旬日内离此，转杭沪来京，在杭约有三五日停留，先生倘认为此行不必，或认可此行，均请电示，俾知进止。通讯处：杭州灵寿寺巷67号范英转交。书不一一，倘得亲承　教言，乃可详陈耳。肃此，敬请

大安！

晚张嘉仪上　二月十九　灯下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0年

漱溟先生尊鉴：晚南来接眷，居香港五阅月，得上海转来惠书，甚感奖掖后进之至意，惟仲尼楚狂鲁连伏生，亦各随份行事，故已于中秋节来日本，讲学为文，幸可赡足。拙著《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经改写后亦拟在此间出版，届时当寄奉求

教也。在香港时得一新相知唐君毅，曾与之研论

尊著《中国文化要义》，欢喜赞叹。唐君以为有几处入于西洋社会学，未能尽出。晚亦觉此等处有未纯，然亦正是先生之学问有血有肉，有现前的泥土气味，较一浮先生与熊十力之所学更能是今日众民之菽粟水火也。惟

尊著中于文明与事功似分两截，此则或受宋儒之影响，又囿于时人之中国历史循环停滞说耳。日本亦有人研究

先生之学，旬日前尚有介绍文字在报上发表，作者池田笃纪。又有熊谷氏为乡村农会会长，亦钻研　　先生之乡村教育。敬请

大安

晚张嘉仪上　十月三日

中日今未通邮，信须由香港转寄

赐示请寄香港九龙桂林街65号三楼唐君毅转

张玉川致梁漱溟　/1951年

漱溟先生：

日前　　惠书，甚感念。此邦诸耆旧每殷殷动问　　先生近况。又有友人在翻印《中国文化要义》，成后当寄奉也。此间尚有一杂志曰《乡风》，自去年五月起，逐月介绍先生之东西文化见解及乡村建设理论。惟不知　　先生近写之意见书是否可以寄惠耳。远游之人，眷怀故国，明发不寐，草成致毛主席一函，幸为转达，不知有碍　　先生否？今人言中立，皆惟从罗马法或牛顿力学，而不知更有君子中天下而立的中立之道，故惟见其随形势以俱去也。念之慨然。此邦风物明媚，惜亦入于西洋文化而不能出，惟其政术颇有可观。今时非墨则杨，其流终不能长，劫运正未有已，而忧世之士亦鲜有能自怡悦者，此皆中不足，故亦不能应节，山海间阻，离

先生愈远，私惟勉学澹泊宁静，尽心以俟天，不任情极理而求约于礼，此或较之少年时为稍进耳。春气和淑，伏维　　起居攸宜。

肃此敬请

著安

晚玉川上　二月廿一日

此一九五一年张君自日本来信。漱记于一九五二、二、廿二日

徐炳昶致梁漱溟　/约1951年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学说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如果人是从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于人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习惯于养成人的特性……如果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是由于避免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惩罚个别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应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见《费尔巴哈论》的附录：《马克思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引见《斯大林全集》一卷二九四页）

漱溟先生：前日所谈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话，录上，备参考。前日谈甚畅。吾二人有三相似：一、年龄相似；二、对旧东西有很多的留恋相似；三、不甘于故步自封，还想向前走几步相似。但为达到第三项的目的，必须整〔郑〕重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对方的不同意，必须切实讨论（并不妨作严厉的驳斥）才行。（不是不妨，并且也是必须——昶后加。）如果仍像从前“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的态度，对于向前走，必有妨碍了。此种感觉，想　先生当有同感也。即候

撰安。

弟徐炳昶上言。二月十五日

此徐旭生先生见教之笺。先生当“五四”运动前后与我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相熟。（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八月

注：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大教务长、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周辅成致梁漱溟　/1951年

漱溟先生道席：

一月承　赐　大著《中国文化要义》敬读。今复承　下问，至愚极感惶愧。一月读　大著时原即欲奉函请　教，但彼时（一直至今）心中正为若干思想问题苦恼。问题发生不在成之思想与　先生在大著上所示者相异，而恰由与　先生所示者相同。原成得亲聆　先生教诲虽仅蓉城一次，但数十年来

先生言行皆在友辈及私心中视为楷模，尊仰既久，故自在思想路数上大同小异。然值此时代巨变，每人皆不得不对其固有思想细省，成亦不免兴起无数问题于心。不幸成所处小环境，轻浮多于持重，不能令成对自己问题得痛快解决，愈欲探索，反愈遭逆势，致使年来心境极不愉快。读　先生书而不敢即请　教问益者即此由也。念此，不能不向　先生告罪。

成之问题虽时有起伏，但横诸心中耿耿不决者，在新社会文化方面，乃中国过去文化，对新文化究竟是一种障碍，抑是一贡献？所谓批判接受，是指其本，抑是其滓？本与滓之标准何在？——中国社会确是大变了，新社会生活是集体主义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掩覆了农业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旧”道德标准的伦理社会生活方式，但流传在中土的是经过俄国民族社会特性变化过的列宁主义，未必是原来马克思主义，俄国若虽经将共产主义变化过，中国是否也将因自有特点而更变化过？成与当今共产党人意见相左者，乃是：此特点之保留，是否恰就是他们在口头上宣传上所排斥者？——倘竟如此，则吾人对过去社会文化之分析不能谓为非有所见矣。

在哲学方面，成疑问较多。总括一句，即吾人于“变”与“相对”之了解，似仍必须恃“永久”与“绝对”之了解，无后者即无前者。（求真理即是求永久真理。）新哲学所传之“斗争即生活”“斗争即宇宙”，若无一遥远之非斗争生活或境界为导引，则此斗争诚为一无意义之斗争，此宇宙为一无意义之宇宙。昔个人主义兴起，力主个人与环境或命运斗争，及其衰颓，非由其斗争失败，反由其斗争胜利：集体主义或可救个人主义之流弊，但在重视斗争者，不论其为个人主义，抑或为集体主义，皆与尼采辈同认道德与理想，乃为工具，皆属相对。人须生息于此斗争宇宙中，不敢独自探求永久目的，只能在时代中依习尚以求，为习尚而争，安守职位尽其分。若有是，皆全是；若有非，则全非。——此实为宗教思想之一种。亦西人所谓“东方思想”之一种（波斯文化精〔神〕），此未必即为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此种对一般生活与宇宙之解释，未必即是最完善的解释。

以上疑问为本，成经一年余深思细察，尚未得一完满解答；唯物史观信徒，辄以物质或生产方式说明一切；但人类却自始即仅以物质为生活之工具，虽此工具必不可免，但非以此为目的，却至显明。如此诸问，随时隐在心中，备极苦闷。

暑期至，此间省政府号召一下乡调查运动，成乃报名参加，思欲于完成新政府所托任务中得了解新时代之新精神与新思想。政府本欲成带领一大队学生与干部，但自量无才无策足为领导，只随诸生（皆武大学生）至穷乡僻野中共同工作，为时已一个月，团体中各种政策与办法决定的会议，皆参加；队中党、团干部聚会，亦被邀参加，由此得了解一些乡村现况，并对共产党之领导方式亦有了解，在思想上、在解决成问题上，确有些发明。目前工作正完成一半，尚有一半（即约一月）。成因每日步行各村各户，颇忙，食顺中农家庭，并甚不惯，然而一稍有暇，即整理自己思想，惟大整理，必俟乡下工作完毕返校始能。可为　先生一禀者，即返校后，必当再细读　大著一遍，然后接合此次下乡经验，或对过去思想问题有新了解，或亦是对

先生大著之意见，可供参考也。先生此刻若有依恃乡村情况而得解决之问题，有需成代为调查，收集资料，成亦当可竭诚代为办理也。成于返校后静思一时当再详函，请求　教诲。

匆此即颂

道安！

后学周辅成敬上

八月九日

于鄂南咸宁乡下

赐教仍请寄武大，家人当可即速转下。

闻浚卿兄来北京，返时如道经武汉，请浚师兄先期告知到武汉日期，成或可赶至一晤。

注：周辅成（1911—2009），四川江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先生写此信时尚任教武大（由信内容可知）。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周先生分配至北大工作。据此可推知此信写寄于1951年。

张曦致梁漱溟　/1968年

漱溟先生：

不获晤教又逾十稘，中间虽曾一通问，未足解其劳结。曦幼时据禄命家言，阅世可至七十八岁，今竟八十又四，马齿空长，无益于时，思之徒增愧赧。近年眼花有加，上下齿仅余三四，每居严冬辄痰喘气促，不能平顺，甚感困苦。既已皈命　迦文，惟有息心摄念，以待解脱而已。忆戊戌之岁

先生自谓肾稍有不适，练太极以医之，近想宿恙大愈，益形健康，至以为祝。再天水本土厚水深之区，城北细流才足滥觞，六四年暴涨冲城，灾及寒舍，毁屋之外，两世存书没损泰半，尚有孑遗，六六红卫一扫而空，所憾承赐

先德遗著，素所宝贵，竟同失去，不善保守，负咎良多，日后能否还珠，殊难逆

料，北京对此类情况作何处理，甚以为念。耆儒雕落，已如晨星，平日钦仰如

章行严、熊子真、陈樱宁、吕秋逸诸公近况何似，现住某处，亟盼

见告。兹由杨琏因公赴京之便，匆泐借抒鄙怀，

如承

复示，亦由其人带回为盼。顺候

春祺，并颂

潭府集庆

张曦顿启

三月廿四日

此为张晴麓先生一九六八年托人带京访交于我之信，盖以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虑我受到冲击，特嘱杨君面交，了解情况，而不从邮递。（梁漱溟印）

单培根致梁漱溟　/1978年

漱老先生慈鉴：

早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闻

先生之名，后又知曾亲教于欧阳大师，顾以为名学者而已。今年见与吴古玉书，乃大惊异

先生学者而佛者也。冀先识吴君为介获请教益，而吴君突逝。自吴君之逝，大札被视同古帖，争取珍藏，是　先生之所以度吴子者，而更度得许多人也。晚亦借录副本，将随缘出示。今承　庄老之介，请志正误，辱蒙印正，信心十倍。不揣冒昧，敢再寄上拙稿一篇，窃以为是唯识学中之最根本重要问题也，而人似乎忽之，因是唯识价值为之减色。质之　先生，以为如何。祈慈悲赐教！敬请

摄安！

晚单培根叩上

十一月廿五日

注：单培根先生有《般若释难》《如何正确认识唯识》《隋书经籍志佛经篇正误》三篇文稿，随信先后寄来。著者分别作了批注：“嘉兴单培根寄示之件”，“此件可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此为嘉兴单培根先生著作，承其写示，深致敬佩”，并均加盖“梁漱溟”印章于批注之后。又，著者致单培根先生信件，已收入本书第三辑（第135—137页），可供参阅。

程叔彪致梁漱溟　/1979年

漱师　您好！

接奉　华翰言简意该。只要第三条不许意识卜度，即合《首楞严》“认贼为子”及永嘉“分别非意”的法门窍要。然而要能识得，且如　来示所说“反躬实践瑜伽相应”的能有几人。何况永嘉云“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当然现在我们的调子不要太高，应改得通俗些。则　尊示字迹矫劲，毫无老年笔划苍老之象，将来高寿定能超过古德赵州一百二十之证，可喜可贺。

兹请谈谈《首楞严经》：听说此经来华稍迟，因此经来华稍迟。大概为其内容对修行方法说得透彻详明，彼国国王视为己宝，不许带出。至唐稍迟一时始有梵僧细抄密藏，带来中国广州与中国人共同翻译。适首相裴休被谪至粤，将全部译稿整理润饰。不知后来是否仍由裴相带京入宫，直到后来神秀大师进宫讲经，才得见此《首楞严经》，遂即取出，始与世人见面。三十多年前传闻有人说“楞严是伪造的”。经即往刊经处，找吕秋逸先生，请借“说楞严伪造的稿本一阅”。承即将该稿一小本交来，次日还吕。我问此稿可否借给我抄出一份？此时吕先生或许猜测我要与彼辩论真假。吕就说此稿我已不预备发表。我就说那我亦不要抄了。吕并说其伪造的时期或许在南北朝时人所伪造的。又凡说顿速即能成就的都是伪的。所以不但楞严，另如圆觉起信等都是伪的。我问那末禅宗当下就是，顿之又顿，必定更加是伪了。吕对此话没有回答。

近闻北京亦有人说过此话，前几天有一人从北京来亦曾漏过这一类的话。这次来　示有“不敢妄谈”之语。不知是否为闻真伪的关系？倘真是这样，可否问他：你说伪造，或许认为中国人伪造的吗？但（1）不空大师直接从梵文的首楞严咒译成中文的首楞严咒，梵中文彼此对照；此与现在内地流通本相差很少。（2）雍正乾隆时有一位章嘉呼图克图，是一位已经成就的人奉旨带领各位专家主持编纂一部大藏全咒，卷秩豪烦。我先从藏经楼内找到大藏全咒，再从大藏全咒内找到章嘉大师在大藏全咒中首楞严咒。照大藏全咒的规定，所有全咒内列载的任何一咒，任何一字，均译成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分四行依次排列。又全咒中首楞严咒系藏文本，其译法系可以译意的即译意，流通的楞严咒则全部译音。（3）三十年前西康诺那上师曾传给我楞严心咒。上面不空大师的梵文咒，章嘉大师的藏文咒，诺那上师的楞严心咒系从三个方面来的，都是伪造的么。又新近出版的《首楞严经》讲义内说“白伞盖即是首楞严”此语是错的。因为首楞严所说的机地等大家都知道的。白伞盖是叨利天被修罗来攻甚凶，此时世尊适在彼天，为说白伞盖经并说白伞盖咒，仅七个字，经亦不长。说毕，修罗即自动退去。讲义是抄蕅师的文句，不知文句怎样会弄错的。

又我们信佛是正信不是迷信。佛教中有些迷信，我们亦要破除。举例如下：相传峨嵋山有佛灯佛光不可思议。除非特有缘，不可得见。忆在抗战时曾游峨嵋，将近顶处有一地名洗象池。面前密林深谷，夹山所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正合此处景色。晚上万境俱黑，面前深谷中有很多白色光球比网球稍微大些左右上下前后往来缓慢移动。当地僧人说这是佛灯。我想这光球或许是发光菌，但怎会聚集这样多而且大。遂向各处僧人打听，有些光球有没有飞到我们脚踏的场地上来过？问到一位，他说，“有过的”。有一个佛灯被小孩捉到过。问，是什么？答，“是一张树叶子”。这一迷〔谜〕就此解决了，盖发光菌附着于树叶，飞来飞去。那里是佛灯呢！

从洗象池再到最后第三处名“金顶”。前面有万丈深谷，因又深又远，谷底下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一片黑色，又见一个五色圆光，不是全圆，比半圆多些。同时见到我自己的影子亦就在圆光的里面，不是全身，而是半身。何以知是我自己的影子呢？我举起左手，影亦举左手，我举右手，影亦如是。这个五色圆光当然亦不是佛光而是虹（Rainbow）。

好了，还有一件。密宗金刚上师说：如能写梵文或藏文（因为藏文是梵文化出来的，中文不行）于扇子上，所有空气经过扇子上梵藏文咒字再吹到人的身上即可灭罪生福，但扇店的檀香骨扇子只肯售给外国人，不肯售给中国人。只得找舍间旧扇骨，已经不香了，扇面亦只有这一种还比较可用。小儿懋堃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工程师，今晨适有人往彼处，匆促之间就夜车写几个梵藏字以补白，不免班门弄斧，遗笑　大方。尚乞

俯念微忱　笑而纳之，不胜感幸。

敬颂

起居万福

一九一六届北大工科学生程叔彪上

1979. 7.14

此程公与我同年生，同为佛徒，学识过于我，惜未得谋一面。（梁漱溟印）

赵朴初致梁漱溟　/约1980年

漱老赐鉴，两奉

手示，敬承一一。金陵刻经处在文革期中沦为大杂院，住户二十余家。经数年之努力，始于去今两年陆续迁出，今尚数户未迁，估计年底可以全部搬走。数年来工作无回旋余地，无法动手整理。去年开始清理经板（十四万块经板全部散乱，亦有损坏），尚未完毕。现计画将金陵原刻经板留藏延龄庵外，其余经板（皆解放后由各地集中者）大部份移存栖霞山寺，既解决房屋问题，又便利工作。在整理经板同时，先印刷经书数种以应当前需要。承

示选印法相唯识论著，已嘱刻经处办理矣。赵元任先生之夫人杨步伟，乃仁山先生孙女，前年九十生日，嘱其女三人，集资合人民币三千三百元，捐助刻经处修缮费。今春朴初为催促解决刻经处问题，往南京返后，由佛协寄去三万元，作补刻经板添补板架及购纸印刷之费。今工作尚在开始，估计问题必不少，尚乞

长者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所企祷。敝寓地址为东绒线胡同内南小栓胡同一号，电话为三三、六五七二。

专肃敬请

撰安

赵朴初拜伏

十一、五

田君信附上

溥杰致梁漱溟　/1982年

梁老：

承嘱之事，因为我素性马虎成为“马大哈”，致在今日小组学习时，未能有以应命，实不胜惶赧之至。

现将景嘉先生的住址，记录如下，聊供参考。

“日本国东京都世田谷区奥泽6-8-21。”

还有，请在与之通信时，务请在“日本国……”之前，写上（〒158）的邮政番号便更稳妥些。

耑此复命，并虔祈曲赐谅恕为荷。

此致

敬礼。

溥杰

1982. 2.12

注：溥杰（1907—1994），字俊之，号秉藩，满族，清朝宗室。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子。知名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景嘉致梁漱溟　/1981年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戊午之岁，嘉重编《贞端公遗言录》时，友人谓此书上梓，惜不能为

漱溟先生一见。嘉则谓此为宣扬中国人格计，非为梁氏一姓计也。洎成书未久，门人和崎博夫持来

大札，始知

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为之狂喜。又不久晤及旧友溥俊之杰先生，为言

公近况较详，故敢冒昧上此一书。嘉失学人也，志学之日实遭丧乱之季，晚岁栖迟东土，虽略网罗旧什，稍理文史，然而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独居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独于

先生之书则读之殆尽。又于三十五六年前曾晤令兄于周孝怀先生座上（周先生为先君丁酉同年，嘉幼年颇受先生提掖），寿铭先生不知尚健在否。今上此书，拟请

教二事。一则

大稿《人心与人生》一书极思一读，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为影录寄来。如荷

同意，在此地出书，嘉为校录之役，尤引为大幸。二则

公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其第四章曾言及中国玄学（实即《周易》象数之学）。廿年以来颇事读《易》，虽无甚有得，然于象数略窥一二，以为不据象数不足以探中国学术之源，不据象数不足以救科学之误，不据象数不足以驳近代学术之粗浅。中国自儒家定于一尊，而象数流入小道，重人而不重天（即宇宙自然之秩序），故过重天而不重人之科学，遂一蹶而不复振。近世学人独杭氏辛斋颇明此义，惜无人承而继之也。嘉虽略明斯旨，然所诣不深，平日偶有所见，无友可以质询，故甚欲就正

高明，不知

先生肯施雅教否。万里远托，卅载辞乡，凡百无知，诸请

垂鉴。临楮神驰，不尽欲言。

后学景嘉顿首

附小诗一首，用代自介，即请斧削。又及。

景嘉致梁漱溟　/198？年

漱溟先生道鉴：介绍姻侄贺孟昭女史奉谒，敬乞

延见赐教。其人精于医，倘有不时之须，可供折枝之献。又图章二方，乃友人王十川铁笔，亦嘱孟昭转呈。敬祈

笑纳，实书生结习，可矧也。匆叩

道安。不尽。

后学景嘉顿首

景嘉致梁漱溟　/1985年

漱溟前辈先生道察：久失音问，每多驰想，然溥杰先生东来时屡讯

起居，知

高年硕德，神志爽朗，为之雀喜。近友人寄来　尊著《人心与人生》，尽三日之力敬读一过，实即　公所谓“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地”之发挥也。虽只论心而万有万象实含寓乎其中，为之启发无限。嘉近亦有一著，约二十余万言，名为《天人考源》，实皆以周易天人合一之理，象数实物之衍变，泛论近代东西文化之一切，虽命意有所不同，然与

公所举“人类设非进于天下一家，即将自己毁灭”之言，其意正合。顾其原稿数量太多，又多时忌之言，无从呈　教。明年中或先用日文版出书，其中之发挥实亦

公之启发也。大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方友人见之者莫不欢喜赞叹，亟嘱嘉向

公求得许可，译成日文，东京出版，未知　尊见如何？如承　许诺，速盼见告，庶便早日着手此一事也。又日方朝野友人数年以来慕

公名者，甚愿

大驾东来，一仰

风采。曾托溥杰先生为致意，今此间此望未衰，极望在春光爽朗，樱花盛开之时，杖履莅止，从容一游，如荷

见允，至旅行手续及旅行安排，均由日方筹画，嘉仅作曹邱而已。临书翘企之至。即候

道安。不尽。

后学景嘉顿首　三月五日

注：信中“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地”一语，实应为“大地无寸土”，著者以红笔圈出并予改正。

景嘉致梁漱溟　/1985年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月前奉到

还云，多承奖誉，愧不敢当。

见赐　大著二册，亦次第拜领，感谢不胜。尊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方友人已译成四分之一，意在今年年内出书，嘱嘉拟一引言，因不惴弇陋，写一长文，另邮奉上。此文因便于日译，语颇冗杂，不知有合否，务请

大笔定正，（原文请不必寄，只须指出即可。）文责由嘉负。如无问题，即照此刊载矣。不久译成日文，当由门人和崎君奉寄。又出书时不知

公能拟一短文见寄否？此间有关农业部门，凡六七岁之人士，莫不读

公书，受公教益也。又

公书此间各图书〔馆〕多有存者，短文则不具备矣。五十年前

公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日方已有译本，译者池田笃纪氏（文端公书亦其所译），今书亦其执笔。其人慕

公名最久，如《人心与人生》一书尚有余者，请赐寄一本，以慰其向慕之忱也。匆匆不尽，敬叩

道履。不宣

后学私淑景嘉顿首　六月二十六日

景嘉致梁漱溟　/1986年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久疏奉候，疏懒知罪。

尊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早已在去岁年尾译好，只以各方所见，颇疑字里行间有出于

公笔之外者，因之大费检讨。后定凡有疑处，皆加景嘉按语以释之。虽未奉商于

公，谅不致见罪也。此书译稿已于前月付之手民，或于五六月出书。前后奔走以及译释磋商，皆由敝友池田笃纪及门人和崎博夫之力。书出后当由和崎君持之赴北京奉谒

高斋也。嘉况如昔，只是离群索居，顾亭林诗所谓“放迹江湖间，犹思理坟典”而已。兹有读者，拟请

公大笔书“无用之学，不见成德”（前四字见王船山《读通鉴论》“孔鲋”条，后四字见《管宁列传》）八字（不拘大小，不拘形式），悬之寒斋，以励困学之志，无任感盼。即叩

道安。后期万万。

后学景嘉顿首　四月十八日

艾恺致梁漱溟　/1980年

漱溟先生：

去年我曾见香港《明报》刊出访问您的谈话，那时就想冒昧地写信给您，这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就有的念头。早在我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时对您的学问德望与经世济民的苦心，特别是您对苦难的贵国所开的药方，是格外感动与佩服的，本人曾立愿研究。数年来在这个心愿鼓舞下，辛勤爬杷钧检，走访各地（台湾、香港、美国），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一九七九年终于草成该书，取名“The Last Confucian”（中文意思便是取孟子说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先生由佛入儒，皇敝口焦舌，奔走天下，岂非圣之时者乎？）谬得此间赞誉，曾侥幸得到一九七九年东亚史最佳著作奖。但总以不能当面请益为憾。年初偶遇一中国学生，得知先生近况，又闻先生知晓拙作，激动无已，迫切盼见先生一面。海天遥隔，无法立刻面聆教益，先将拙著寄上恭请教正。错误必当不少（譬如，因印刷错误，先生的生日是错的，本来是洋历十月18号，书上印的是10号等），劳您费心指正。同时我也正在编写先生的年谱，亦盼赐您近来的著作，以此增益我的见识。更盼不久将来面见先生。

谨祝

安康

后学晚艾恺敬上

Guy Alitto

八〇年二月廿六日

注：这是艾恺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与著者的首次通信。

艾恺致梁漱溟　/1980年

梁老先生大鉴：

月前，获　先生在美弟子胡石如先生一函，谓先生已与政协会洽商，以做为邀约晚赴中国访问先生的接待单位。晚闻之雀跃不已。惟，日前，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张文颖来电，谓经电询政协会，结果并未闻有邀约之事。张秘书建议晚再行书致　先生，烦请　先生敦促政协进行此事。

晚现已获得哈佛与芝加哥两大学负责人承诺资助晚赴中国访问先生。现晚值学校暑期当中，秋季学期将于九月底开始，为不与教学工作冲突，晚亟愿能于八月中赴北京，故再三亟亟致书　先生。深望　先生不以晚为躁急僭越也。

敬祝

健康、愉快

晚艾恺Guy Alitto敬上

80年6月19日

艾恺致梁漱溟　/1984年

漱溟吾师志鉴：

恺由于近月以来参加一连串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大部份时间都在旅途中，致未能早日向　吾师致函问安，实在抱歉；现在谨向

吾师拜个晚年。祝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前此，恺因申请王安基金会的研究补助，承　吾师去函推荐；终于获得成功，恺庆幸之余，时　吾师再次提携，心中的感激，实在难以言表。

今夏五六月间，恺有机会再次访华，届时望能再获

吾师拨冗接受我的访间〔问〕，并补录大前年访问中缺漏地方。谢谢！敬祝安好

生艾恺敬上

1984年一月廿四日

艾恺致梁漱溟　/1984年

漱溟吾师惠鉴：

恺上回奉函迄今已逾三月，要因在外游行，迟至现在才再奉函，歉甚。

由于我宛西地方史的研究计划，在现有资料的抓梳整理工作上，需要花的功夫超过我的预计；为了使得我今夏前往宛西的研究有较好的成绩，我决定将前来中国的计划进期到八月份，谨此报告老师。

关于令友叶维作先生有意前来芝大地球物理系研究一事，我多方接头，稍有眉目。本校地球物理系有国内的留学生在进行研究；他们来前最主要是在国内已与任教的教授们有直接的接触。如一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当他在北京某单位服务时接触了此地的教授；因而得到了奖学金等等方面的安排。令友倘有可能，这个经验可资参考。目前，为了进行申请的必要，请他立即先将他全部个人的资料寄来，资料中除了成绩单外，亦请附上详细的履历表。最重要的，他必须通过来美留学必须的英文语文考试；G.R.E.或TOEFL或二者的成绩，好的话，成功可能性就大。关于他的事我当继续进行活动，为他努力，希望能有好的成绩。耑此

安好

艾恺敬上

1984年四月二十八日

舒衡哲致梁漱溟　/1987年

梁漱溟先生：

您好！我对不能参加十月底召开的您的思想讨论会深深地感到遗憾，我确信这一重要而且适时的讨论将吸引许多才华风貌的学者聚集一堂。您毕生从事于对“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其深刻性及完整性将激发各种争论与探讨，因而促进将来中国文化的发展。

就我个人来说，认识您及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六年对您连续的拜访，使我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看待五四知识界的思想和行动。在与张申府先生一生的交往中，您曾在他追求西方哲学真理的过程中，帮助他了解其更深入的内在联系。您们两位共同经历了从中学到北大及以后四十年代的民主联盟的成长时期，你们在共同努力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张先生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始终贯穿于对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研究之中，而您的研究所及则更为广博，包涵了中西方不同哲学理论。张先生甚至在生命的末期仍然懊悔没有走您所走的路，您在中国哲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造诣，使您在几代知识分子中得到许多追随者，相对来说，张申府对于真理的探求更为始终如一而缺少集中的突破。

除了很多有关张申府保贵的生活细节的资料，如他在重庆的时期及一九三六年的被捕等等，您也讲述了您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从一九八三年我们谈话的最开始，您对于佛学的深刻的兴趣与理解就给了我极为难忘的印像。我越是阅读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著作，就越是认识到，您从佛家学说中汲取的原理将有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您个人对“苦难”及个人对其命运所承担的责任的解释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从我们谈话以后，我又读了许多佛学和中国哲学著作，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西方学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离异吧。

拜读您的著作，聆听您的讲话，使我更加了解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复杂性，也使我感受到以前以所谓“文化保守派”和“文化激进派”幼稚地区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多么错误，您曾被错误地划入前一派，而张申府则由于其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的“新潮”运动而当然被认为属于后一派。您和张申府先生的个人生活即是二十年代“新文化”深远意义的见证。您本人对二十年代中国文化的意义的定义及论证是了不起的贡献，这是将被认识到的。

倘若我能够参加北京的会议，我的论文将研究您关于文化的著作，我曾准备用目前在西方学者中最被广泛接受的最新人类学理论，像一个文化人类学家那样去分析您的著作。我读过的有关二十世纪的思想的作品中，还没有人像您那样透彻地分析过中国文化中的缺隙及潜在能力。在您的著作中，您解释了紧密联结中国人民和其以往文化的纽带，这是一种对文化的深切感受，您把这方面与心理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您批评，同时也加强了这一纽带，这对于一个在二十年代政治动荡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由于不能亲自前往祝贺，我决定写这封信表示祝贺。我想以我对张申府的研究来再一次感谢您慷慨、启发性的帮助。另外，您能够使我通过您的著作和您个人的榜样，对中国二十年代的思想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对此我始终由衷地感谢您。虽然我们在一些谈话的时间仅仅是有限的几个小时，您确是我的老师。热切盼望听到您和其他欢聚一堂的学者们的消息。

致最良好的祝愿！

并祝您身体健康！

舒衡哲

一九八七年十月

注：舒衡哲（Vera Schwarcz）为美国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历史系一位女学者，通汉语。

马正信致梁漱溟　/1982年

漱溟先生：

一月廿八日致平杰三副部长来函收到。《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经向政协查询，确已于转辗中遗失，深为抱歉。函中陈明之事，杰三副部长已转陈中央领导。

台湾《中国时报》一月一日刊登《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时，删去了先生肯定毛主席“其一生功大于过”和表示对国家“前途正可抱谨慎乐观”这两段。送上该报复印件一份，供参阅。金耀基先生的邀请函两件随函退还。此致

敬礼

马正信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注：平杰三先生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正信先生为统战部局长。《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送全国政协，请领导审查以便发表。因多次向政协查询无结果，遂又向统战部反映。《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本是寄送香港《百姓》杂志的，于1982年1月1日发表；而《百姓》杂志又擅自将此文转给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遂有《中国时报》于发表时做了删改之事。

庞朴致梁漱溟　/1979年

漱溟教授：

日前偕一博同志趋谒，并为《中国哲学》杂志约稿，蒙赐早年思想一文，为小刊增光，不胜感谢。

《中国哲学》系三联书店筹办之不定期刊物，每年估计可出版四期，刊载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资料及中国近现代哲学诸流派的介绍和回忆文章。书店委托我们几个青年人代为编辑，由于我们才学疏浅，虽勉力经营，仍觉困难重重，捉襟而肘见。今后尚乞　先生时赐教言，鼎力提掖，以期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共辟一块新园地。

大作已抄录完毕，如果送审顺利，可望于创刊号上问世，原稿璧还，敬请查收，并祝

大安

生庞朴敬上

二、廿三

注：《中国哲学》（第一辑）于1979年8月出版，发表了著者所作《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969年国庆节前属草，10月21日草成）一文，并以《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一文附于其后。当年庞朴先生负责主持编辑《中国哲学》杂志。

范印龙致梁漱溟　/1980年

梁漱冥先生：

十年浩劫大难已息，本应早日致函问候，又恐遭受莫须有的意外株连，请梁先生多加谅解。培宽培恕是否经常回家与你老人家团聚否？令人深感挂念！数年前我因去北京上访，曾到小铜井去拜望先生，深蒙梁先生衷言教诲，使我终身难忘！并帮助我回山东邹平的路费，在梁先生的慈爱关怀之下感激的我流下了不少热泪，我爸爸故去了，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见到梁先生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所以在谈话间有些放肆不拘，回邹平后深感后悔，敬望梁先生海涵是幸！

邹平当地父老都对梁先生受到批判而关心怀念，当我回到邹平谈及见到梁先生时，大家都对梁先生的身体健壮而高兴！但不知梁先生今日身体健康情况，甚为怀念！

梁先生在邹平时期，都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现在邹平一中操场中央有一个花坛，中间竖着一根升挂国旗的旗杆，那是当初研究院前过厅后的北上房，五十年前梁先生曾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数年，现在每逢我走近到这里，就想起我爸爸所在的传达室，和梁先生办公的那座北上房。一切都过去了，梁先生依然健在！解放后梁先生第一次回邹平，又住在县府文教科西屋里间我睡的那张小床上，那时我已从渤海行署调邹平文教科工作。

研究院在邹平的老人现在不多了。我爸爸是研究院的留守人员之一，沦陷后其他人都坐着研究院唯一的那辆大汽车逃到鲁南沂蒙山区去了，住在沂水县的东里店，是沈鸿烈省政府的所在地。

从事变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我爸爸没离开研究院，直到研究院的一砖一瓦也没有了我爸爸才离开了那块地方。抗战八年我爸爸无时无刻都盼着研究院快着回来，希望胜利后，能见到研究院的老人们和梁先生。梁先生返回邹平时，我爸爸数次到城里去访问你老人家而没有见到你而感到终身遗憾！但我去北京上访时已拜见了梁先生，也算我这个做儿子的完成了爸爸生前的遗愿吧！

爸爸生前一肚话想和梁先生说，无非是他想表明研究院从撤走后他如何忠心耿耿看守着研究院的一草一木，被人拿去一件东西都会使他心痛，他从未无故擅离职守，洋鬼子来了，他还住在传达室。八路军游击队住了研究院，他还是看大门，每天还领二斤馒头，直到他住的传达室也被拆没了，他才离开了那块地方！他梦想的研究院还能回来的幻想，直到梁先生到北京后他才意悟到研究院不会再在邹平东关出现了。

我爸爸是个大文盲，你老人家是知道的。但他的痴心妄想，又是令人多么可悲呢！

乡村书店出版的一本外文书，上面有你老人家一张照片，我爸爸保存多年了。我参加革命后离开邹平多年，那张照片被我母亲带到益都去了。

梁先生的墨迹在邹平见不到了。前几年在邹平西门里一个书笔铺还挂有梁先生的亲笔字联，后来听说被一个沂水人买走了。

薄逢〔蓬〕山现在青岛安度晚年，但已老态龙钟了。听说李守文在十年浩劫中已物化，真是人海苍〔沧〕桑太大了！

我全家都好，七个孩子都将要成人了。我的政策落实问题还未解决，文教局已经外调完了，并未提出异议。邹平的干部政策落实工作还有阻力，公安局和县委双方互相推委〔诿〕，估计时间不会很长。等落实后将喜讯告诉梁先生。

梁先生和培宽兄弟的合影照片能否赐寄给一张以慰我对梁先生的怀念呢。

敬祝

梁先生身体健康！

范印龙拜书

邹平东关修表门市部　八〇年九月十六日

注：范印龙为邹平山东乡建院院部大门传达室的一位老工人之子。编者80年代为参加会议去邹平，特去看望他。当时他在商场中一斗室里，开一钟表修理店，以维持生计。现存1980年前后所写这三封信，内容很不少，值得留存。

范印龙致梁漱溟　/1980年

梁老：

来函尽悉，阅后思考再三，受梁老之重托，自感才疏学浅，唯恐对来客失礼不周，被国际友人所耻笑。

邹平自解放以来，尚未闻外宾来访，似我无名之辈，骤然受美国学者之来访，一时传为奇谈，“范印龙何许人也？”。知情者自不待言，陌生者也已注目，总之，个人事小，国际影响事大。

林琪女士之来访共计四天，其程序皆由省外事处按〔安〕排决定，我被召见前，多蒙县委办公室主任张之同志，对我进行了诚恳善意的具体帮助，首先介绍了林琪女士昨天参观一中（乡院旧址）和县医院（原农场旧址）的情况，并介绍了今上午所召开的座谈会与发言择要，并叮嘱我应有的礼貌和风度，在谈话中不要把韩复渠〔榘〕等人加上军阀官僚等名词，对乡建院的事迹和观点方面，未对我做任何约束，张主任过去曾在教界任职，对我虽不认识，但做为党的负责人来讲，对我是真诚而热情的进行了帮助。

十二月二日下午正〔整〕个时间经林琪女士按〔安〕排，专接待我一个人，除省外事处赵申同志（女）外，其他地方人士一概不准参加，我听说后，甚感疑虑，我认为这种接见方式的处理有些欠佳，在我生来对个人问题一向光明磊落，从未有遮掩隐瞒之行为，对这次纯私人访问的神秘化，我也采取了应有的妥善对策，以弥补我历史上被人乘机诽谤的漏洞，林琪女士是否感到扫兴我尚未知，敬望梁老批评指正为要！

接谈定于下午一时，我到招待所小楼等候，因林琪女士中午攀登黄山归来正在午睡，未能惊动，我又去崔资之同志家等待，于中午一时五十五分始应召接见。

中午二时正〔整〕县革委石传祥主任引领上楼，省外事处赵申同志陪同接见。

林琪女士一见我首先与我握手并互问安好，然后让我坐在与她相隔一个茶机〔几〕的沙发椅上，互道寒暄，难免一番客套，并问答梁老的身体近况。伍老师把录音机打开了，二人把记录本托在手中，这象征着谈话的开始。革委主任石传祥同志冲茶倒水一番忙碌之后，马上要退出房门，我一把拉住石同志把他捺坐在身后的一把小椅上：“老石同志走什么，才冲上茶一块和国际朋友谈谈吗。”老石同志坐定了，林琪女士并未表示反感，正如梁老所言“谦虚老实”，而彬彬有礼笑容可鞠〔掬〕的说开了她流利的中国话。

“北京梁先生还写了一个介绍信给你，我走的时候忘在南京了，等我们回去了再给你寄来吧！”

林琪女士的话题，仅发问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从我爸爸跟随叶剑星先生来到邹平开始，直到“七七”沦陷，内容是我和爸爸在乡建院的私生活，和我幼年的学习情况，以及对梁老在历史上的接触关系，其次也使我回忆了昔年对梁老的一点观感和生活琐事，话题是非常单调和枯燥，同时也谈到培宽和培恕，并问我：“你认识黄艮庸先生吗？”我说：“我幼年时代认识。”又把话题转到黄先生身上。

整个谈话用了一小时廿分钟，换过一次录音带，林琪女士始终笑容可鞠〔掬〕的望着我，我也理智而沉静的思考着她所发问的话题，林琪女士当时表现了一种“欲言语又止”的沉思，也许是她汉语讲的太慢的缘故。结束后又摄影留念，始握手告别。

邹平还不是一个开放县市，对国际友人的接待皆由省外事处按〔安〕排，这一点林琪女士可能理解。她几时离邹，我不知晓，因此未能前去送别，按我国习俗，大有失礼不周之感。

近日因偶患感冒，身体甚感不适，所积压之钟表，全赖次子春星修理，因其技术稍差，精密手表，还需我亲自动手，整日送往迎来不得安静。本应早日向梁老函达奉告，因上述原因迟迟延至今日，自感抱歉，梁老对我之关怀已不言自喻，天高地厚余言不陈，企望函覆赐教！谨此并祝

梁老身体健康

愚晚范印龙敬上

十二月十日

附去致黄艮庸先生便函乙纸，请转达为幸。

范印龙致梁漱溟　/1981年

敬爱的梁老：

半年时间未向老人家致函问候，甚感抱歉。去冬邹平县委亲口允诺春节后给我复议，本想落实后赴京看望梁老，但春节后县方因党政分工人事稍有变动，因而使问题一拖再拖，他们迟迟不给处理。本年四月下旬我向中央各主管部门又提出申诉，由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函达我省惠民地委督促解决，地委第一书记袁承恩同志亲笔批示，到县后又令县教育局具体承办。县教育局几个较老的干部，过去虽在我领导下任过教员，但他们目前不分担人事工作，教育局的政工组专管人事，有几个在文化大革命时起来的青年学生来承办我的落实问题，按常规讲，教育局对我这个资历较老的国家干部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处理权，县委指示下来又不能不办，办理后再呈报县常委会批核后方可执行，他们仍拖压未办，我曾赴县教育局慷慨陈词，理正词严的讯问过数次，至今仍音信杳然？

他们对什么“准则”党纪，责任心，正义感甚至落实干部的重要指示，全都掉以轻心而置若罔闻，从上至下官僚作风的文牍主义仍在风行，有布置无检查，满足于书面数字的汇报。活生生的现实，对国家社会的前途，又何能使人不“难于置信”。目前我除去修几块手表而维持生活之外，其余时间都埋在广播和报纸堆里，研究和分析形势的发展，我终日在默默祈祷，让廿世纪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们能愉快的度过他有限的岁月吧！

社会生活从来就没有使人得到过绝对的平静，在不平静的生活中尽可能争取一点最低限度的平静吧！任人唯亲的风气，促成了人们勾心斗角，“后门”易走但敲门砖难觅，党的政策英明，但忠实的执行人又在何地？上推下卸，批下来还是照抄照转，向梁老谈点邹平见闻：

一、为徐子正先生所刻的“功在桑梓”的石碑，县方为了记念梁老的墨迹，经省方批准做为珍贵文物妥为保存，现已固定在（东门外）县图书馆大门内的西墙上任人参观欣赏。

碑上原文（已经过磨光加工）

徐子正先生纪念

功在桑梓

桂林　梁漱溟

二、美国林琪女士走后去青岛访薄蓬山（已作古），后至上海等地周游将尽两个月，回南京后，江苏省委召开座谈会，令林琪女士畅谈访问观感，会后将观感全文打印后分寄各被访地区和单位，邹平县委石部长和我谈了她对邹平的反映。林琪说：所访问的地方以山东邹平县所接触的人最纯朴善良，那里是梁先生长期居住过的地方。

三、林琪女士来邹平时经过新华书店，传说被买去一本“内部读物”，书名不详，传说是批判梁老哲学思想的重印本，事后书店关门数天，经理受到批评检查。

我再去买时，他们说：“我们早就不卖了。”后借到一本，回家后通读一遍。

该书是唯物哲学大师艾思奇先生的得力佳作，艾先生很有意思，他真是一位“哲”学家。

冗长的通篇大作寻经据典的论据不少，使我这个不懂哲学的门外汉感到奥妙无穷！

从梁老受到批判，他费了三年的苦心之后出版了，整篇文章如同一条腾云驾雾的活龙，使人看了如真龙活现，但在结尾的关键篇章，也就是艾先生画龙点睛的重要插笔，一笔就把三年心血的圣龙点成瞎龙了。

艾先生是这样点的：

日寇侵占山东以后，那些统治乡农学校的绅士们大部份投降了敌人（指日寇）。

从邹平沦陷到抗战胜利，我是邹平地方人事变迁的见证人，也是一本时代变革的活档案。当时邹平实验县十三处乡学，那一个负责人投降了敌人（日寇）？在日寇五次强化治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邹平县地方政府（共产党）县长刘雄飞同志就是乡建院训练部讲师（现退休），八路军三支队营长怀焕文同志也是在梁老领导下训练部的武术教官（牺牲在黛溪河畔），在这些先进人士的教育影响下到底那一个乡学负责人投降了敌人（日寇）？

当然在正〔整〕个沦陷期间有个别乡学负责人或教师由于时局的动荡，国共分列〔裂〕，因政见不同或党派摩擦而死于非命，或因本人品质恶劣而触犯反革命条例而被正法，但并不象艾先生所结论的那样，“大部份投降了敌人（日寇）”的无据辨证。

惜艾先生已物化作古，使我失去登门造访之机，甚感遗憾，如艾先生地下有知，理应显灵论证。

提笔思绪万千，对老人家草率不恭，望多海涵。不知老人身体近况，如精力充沛望赐教指正。

愚晚范印龙敬禀

八一年七月卅日

萧敬春致梁漱溟　/1980年

梁漱溟先生惠鉴：

敬启者，学生现就读于巴黎大学东亚文化系，由于敬仰　令先君巨川先生之诚笃人格及其道德文章，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历史有重大意义，已决定于本学年开始写有关　巨川先生生平之论文，且已收集部分资料，如《新青年》（六卷一号，六卷四号）（《论自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的感想》《给陈独秀的信》），《庸言报》（1-11-1912），梁启超之《国性篇》（1-9-1913），吴鼎昌之《未来之中国》和巨川先生所赞助之《京话日报》……当然所欠缺之资料尚多，并恐因资料不全致未能深入研究，将　巨川先生之完整人格尽量公之于世，特此函恳　先生俯允指导及诚望赐知在何书局及其详址（中英文）可邮购下列各书：

《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梁焕鼐梁焕鼎编

《梁巨川先生年谱》梁漱溟编

《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作

……

（下略）

另请　先生见示

巨川先生曾在何地作塾师（年份月份和时间）

巨川先生在何位王公作家庭教师（年份月份及时间）

……

（下略）

倘　先生存有

巨川先生于一九一七年给张勋的长信稿和其他“遗著”亦希函告学生，坚信于得　先生鼎力指导必获美满成果，而当写此论文告一段落时，自应恭呈尊览斧正也。

临楮神驰，未尽一一，即此敬请

台安

学生萧敬春上

11/10/80

于巴黎

TiEU NGUONXUAN

12，Jules Ferry

92160 Antony

France

逊清追赠　巨川先生之谥号（日期）望示之（有影印本原文更妥）。

附函国际邮票祈哂纳

萧敬春致梁漱溟　/1980年

梁漱溟先生惠鉴：

敬启者，日昨奉来翰，欢欣感激难以言喻，唯诚祝

先生体康力健，多福多寿而已。

前信学生曾言已收集有关　令先君巨川先生生平部份资料，将从而发现些微蛛丝马迹，当尽量寻取消息冀得其全，间或盲冲瞎碰致有谬误矛盾之处，仰望　贤者诸公多予曲谅，即铭感良多矣。承　示　令先君致张勋之信当见于《遗书》中而竟未之知，事错在学生确尚未得《遗书》之故，谨致万分歉意，并祈谅解为祷。比者学生得在台亲友函告，经多方搜求幸获《遗书》，且已交邮付来，想不日当能拜读，而书中若有疑难处，敬请　先生恩准学生修函奉牍，是所切祷。

兹有下列数节敬祈赐教

一、焕鼐先生生平及其著作。……（下略）

二、付印《遗书》之年份及册数，……（下略）

三、倘　先生有存大作《我的自学小史》《自述》时，敬希惠借……（下略）

四、附呈之书表请尽量赐知其梗概。

五、彭翼仲先生生年及其著作。（见志摩先生文）

六、缨子胡同在北京何处，今日有否改名？

七、净业湖在北京何处？……（下略）

八、积水潭在北平何处？……（下略）

九、粤西会馆在北平之馆址……（下略）

得　先生教言衷心铭感，谢谢复谢谢。临楮神驰，不胜仰慕之至。专此奉复，敬祝

台安

学生萧敬春鞠躬

31/10/80于法

张毅生致梁漱溟　/1980年

梁先生夫子大人：

您好。收到先生十一月廿日的信，说不出的感动，尤其得悉先生身体安康。我迟迟未回信，请先生原谅。自去年十二月，我遍寻得先生的旧作（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又得您的老学生胡应汉先生所编的您的年谱初稿（今年出版），始愈觉得您是一位起而行的儒者。近又见西人Alitto氏所作伊关于您传记，共三百八十余页，引用著述并书信近一百种，而书名是《最后的儒者》，“The Last Confucian”。我见此题，始而激愤，再而悲。船山有云：“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斯道互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则又何谓“最后”的儒者？此西人未对吾儒之道统深彻体会了解而故作妄语哗众取宠也。虽然，船山亦云，“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

我读了些书后，对您昔日乡村社会运动有许多意思想请教于先生，但意思太多，索性写一篇文字寄先生求为指正。另外，我读胡应汉先生所述，有两处困惑不解。胡先生载述：“应汉于民国卅六年秋，奉先生召，赴北碚任教。迄冬，以世乱亲老，恳辞勉仁教席。是年二月间，拜别先生于重庆之民生大楼。先生正色以告：‘吾无复邹平实验之趣，……’云云。”

又，胡先生曾说及农民对乡村运动漠不关心，先生尝太息谓：“我们动农民不动。”

以上乃纪实耶？是否儒之理想与现实有大段距离耶？乡村建设乃乌托邦类主观理想耶？我俱不敢想像，所以读胡先生所记而愈困惑焉。

我前天方才开学，医学院这学期功课将极为繁重。附之文字只望得您一二评语，指正错语，请不必寄还我。不琐语了。祝

先生一切好。

晚张毅生敬上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

=我的住址是：

Y. S.Chang

204 William St.，

PROV.，R. I.02906

U. S.A.

此张君所云困惑不解者，时三不必计较。我亦暂不置答。同时张尚另有一些提问，只能有机会与之面谈，难费许多笔墨。其人向学情殷，自是可爱。

张信内附来他所看到我的旧著种种，有些台北印出者，其中有时三编《年谱初稿》，先未曾闻知。有美国人某君为我写传记，我早闻其事，未见其文。

注：张先生随信同时寄来其所作之《梁漱溟与乡村建设为中国民族自救所作努力》。此文分两大部分：儒者的理想和儒者的实践。全文一万一千字。文章结尾是这样写的：“日寇侵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乡土重建、民族精神复兴所作各努力均被破坏，儒者的理想、付诸七年肫肫恳恳之实践亦告一段落，此有心人所深痛者！”

再说张先生所说其甚感困惑之两问题。

一、“吾无复邹平实验之趣，……”。1946年3月著者再访延安时答记者问，曾表示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拟以一二处农村，再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工作。后因蒋介石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重庆）五项协议，将全国拖入内战战火之中，于是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宪政成为泡影。从事乡村建设实验自然根本无从谈起。这是客观方面的一层。1949年10月于《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著者曾写道：“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这是关于个人主观方面的一层。以上两方面或可作为解惑之参考。

二、“先生尝太息谓：‘我们动农民不动’。”著者曾作“我们的两大难处”讲演（1935年10月25日于乡建院，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可供参阅），其中说道：“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在此，只能证明确曾有此种太息。至于此种情况产生的根源，讲演中有剖析，此处不及介绍。

黄河清致梁漱溟　/1980年

尊敬的梁老先生：

敬问大安！

先生　　十二日赐函敬悉。其中教诲一一领知。

小子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当然不能得其全豹，然窥一斑，已觉别有洞天，所以在抄后记中说：“读了《中国文化要义》和这本书后，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如此自由、科学、真诚地探讨真理的新天地，一个如此独特、精辟、深刻地论析东西文化的新天地。我希望保留这个新天地（至少在我自己的心中），希望后人继续开拓这个新天地，并且深信随着新天地的不断开拓，祖国逐渐走上文明、进步、科学、富强的道路。”

像我们这样年令的青年，又是生活在小地方，由于三十年来的文化禁锢主义、愚昧主义，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学问。真理——不管什么领域里的真理都是钦定的，都是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的，都是由上而下，一以贯之地，万不可更移地灌输到我们可怜、简单、苍白的头脑里的。在我们的观念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报刊、报告、文件里所表露，所规定的那一切。我们以自己的努力读了一点历史，知道了战国有那么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事件、知识的隔暌，对那么一个生动活泼、生机盎然的探究真理的运动却又难有具体的概念与理解。我们自然也知道一点六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关于这一时期的书，留给我们，允许我们阅读的，除了鲁迅的著作外，几乎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所知甚少。以我来说，我是在读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及其附录的陈独秀、李大钊、冯友兰……等人的文章后才对那一时期的“百家争鸣”状况有了一个较为具体的，感性的，看得见，摸得着，亲切、真实的了解的。先生　　在书中毫无拘束，毫无顾忌，自由自在地探讨学术问题，对于当时的权威陈独秀、胡适等人以及中外古今先哲伟人的观点分析综合，合则取，不合则弃。无论　　先生　自己所持的观点正确与否，是否真理，这种科学地，自由地，平等地探讨追求真理的气氛、环境、精神对于一直禁锢在笼子中的我们该是多么新奇、难以理解而又迫切需求啊。要知道，我们曾比“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女子更多一百倍清规戒律，我们的一切言行曾比“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封建社会女子更须符合法定或不法定的规范。

附录中冯友兰先生与泰戈尔谈话一文也给我们很大启发，泰氏和冯氏在当时的地位、学识其相差何啻霄壤，而冯氏能如此客观对待泰氏的观点，若非当时有一种平等、科学、自由探求学术真理的风气，冯氏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我会在抄后记中说自己读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如此自由、科学、真诚地探讨真理的新天地……”。只有这样做，人类的特征——理性，才不会被压抑，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抒；社会、民族、人生才能昭然有生气，才能蓬勃向上，向前。所以我又说：“希望后人继续开拓这个新天地，并且深信随着新天地的不断开拓，祖国逐渐走上文明、进步、科学、富强的道路。”

对于书中的许多论述，尤其是哲学方面的问题，先生　　用佛学揉合中西学说，其中有“现量”、“非量”……等等生疏别扭的名词术语，我似懂非懂，并不最感兴趣。我所认为　　先生　　思想的某些方面在现今大量引进的西方文化的时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主要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本质的分析论述。如　　先生　　说：凡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其含义极其深刻，把中国文化特点之一讲得入木三分，至今犹可振聋发聩，意义无穷。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八版载：河北省干部学校对多数是地、市、县计委正副主任参加的计划班学员进行考试，竟无一人完全答对“计划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农业局正付局长中有一半人分不清檽蚜、瓢虫、粘虫等十种常见的昆虫。有的电力局长居然把普通照明电压器答成是一万伏特。这些干部不正是读过新四书五经的人么，他们不正是只凭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现代文明中的一切的么！两千年前的历史在延续，该是多么惊人啊。而　先生　　在三十余年前对两千余年来的历史文化所做的分析总结在今天得到多么惊人准确的印证！嘲弄　　先生　　的人多么及时地被历史所嘲弄啊！这种不服从真理，不遵循科学的做法所造成的最大祸害是：祖国，民族之气亏损，小民百姓受苦受难。先生　　思想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书中如上所述的精辟、深刻的分析论述很多，因为手头无书，不能一一引述。

这是我说　　先生　　的书使我看到“一个如此独特、精辟、深刻地论析东西文化的新天地”这句话之所由来。

尽管　　先生　　因“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对自己的旧著十二分严肃负责，认为“多有谬妄不实，今日视之，其可存者更不多矣”。然以小子之见，则不尽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论析了东西文化。对于我们自己，它是第一本总结民族文化的书，对于西方世界，则是第一本介绍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的书。此书及《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关于理性开启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以小子浅见，这一思想的深刻程度在目前乃至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是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所接受的。（当然，它最终会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而在西方，由于现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由于精神的极度空虚、颓废，无所寄托，他们在孜孜以求心灵的充实和安宁。而这种心灵的充实和安宁无他，就是　　先生　　早已向我们宣示的“理性”。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总的来说还是不了解、不熟悉更谈不上真正理解，深入研究的。《外国戏剧》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载希腊国家剧院院长、名演员阿·米诺斯的谈话。他谈到思想、哲学问题时提到耶稣基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提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却唯独不知道孔子。先生　　说：“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不再依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是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罢。”又说，“……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个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这是何等深刻的话！如此深刻的思想在中国存在已两三千年了，从未有人将它点明，而由　　先生　　把它阐述的如此明确、清晰，深入浅出，交与了世人。这是何等样的功绩啊！先生　　的思想若在西方得到传播，我想会成为救世良方的。

先生　　以此书“误人”自责，“深悔昔年之所作为”，而我则以　　先生　　之言“没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斯则理性之事也，故理性贵于一切”而深感　　先生　　思想之传播，著作之印行不觉其广其多，只嫌其狭其少啊！

以上所述，是小子为什么钞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较为具体的原因。

先生　　不嫌小子浅陋，赐函教诲，小子深以为幸。因此也不怕谬误，芜陈一孔之见，再呈请求教于　　先生。翘盼　　先生　　再次教示。

得知《人心与人生》已写成，因未能付印而无从得睹，实为大憾。此书国家出版部门能承印否？这是　　先生　　留给民族的宝贵遗产，如果不能及时印行，是文化事业的一大损失。先生　　若愿意先抄写或打印或油印若干册，小子愿尽力而为此“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大好事。

题写书名一事，还望　　先生　　答允。

敬祝

先生　　健康　平安！

江南小子黄河清敬拜上

1980. 7.17

黄河清致梁漱溟　/1983年

尊敬的梁老先生：

敬问您老安好！

先生　去年十一月份手书小子早就收到。至今未奉复尊前，是因为当时小子认识的几位朋友为当局所猜疑而牵连到小子。小子担心同　先生书信往返，万一给　先生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将终生不安。因而强压下了给　先生　复函或抽空北上拜谒　先生　讨教的念头。现在当局疑窦已释，小子清白一身，于是赶紧写信给　先生。相信　先生　是会原谅小子的。

首先要向　先生　汇报的是：由　先生　题签的潘老遗著整理稿已于今年7.25由《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刊出了一部份。现寄呈壹册给　先生　以作纪念。稿费130元（其中11.20元小子另购捌册杂志寄赠潘老生前友好等）小子寄存于推荐此稿发表的潘老友人汪向荣先生处（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以为日后有机会纪念潘老之用。先生　于潘老生前帮助最力，谨此禀知上情，未知当否，敬候教示。

小子曾向　先生　请教对毛公评价问题。蒙　先生　复函命小子北游面谈，于一问一答中增进对他的了解。当时小子欣喜若狂，但因前述之故，未能如愿。小子深为失去这一机会而感到惆怅、遗憾。小子拟于今年秋后或入冬或春节晋京再次拜谒　先生　面聆教诲。只是担心　先生　身体或时间安排上有不便，不敢冒然遽往。如蒙　先生　答允小子要求，恳请　先生　务先惠一函通知小子具体时间，小子即应命而往。

小子要向　先生　请教的问题如下：

1.先生　同毛公建国前相识交往的情况。

2.先生　同毛公建国后交往情况。

3.先生　所知毛公趣闻逸事。

4.建国前毛公对　先生　看法如何？

5.建国后毛公对　先生　看法如何？何以有如此变化？《毛选》五卷中那篇有关　先生　的文章来历背景情况如何？先生　对毛公辱骂人的做法以及在诗词、讲话中出现的“放屁”“王八蛋”等字样的做法有何感触和看法？

6.先生　对毛公在建国前的所作所为看法如何？

①对于抗战前的概括看法

②对于抗战期间的看法

③对于重庆谈判期间的内情及看法

④对于三年内战期间的看法

7.先生　对于毛公在建国后的所作所为看法如何？

①对于批胡适批武训的看法如何？先生　认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地位如何？在现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如何？先生对于鲁迅的看法如何？对于郭沫若的看法如何？对于茅盾的看法如何？

②　先生　对于批胡风的看法如何？对于胡风重出看法如何？

③　先生　对把批你本人作为一个小运动来进行看法如何？建国甫始，接连发动批胡适、批武训、批俞平伯、批　先生、批胡风等运动。这里有什么联系？先生　看法如何？

④　先生　对建国初的经济恢复及建设情况的印象、看法如何？

⑤　先生　对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的看法如何？

⑥　先生　对合作化运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看法如何？

⑦　先生　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如何？先生　认为反右斗争中普遍出现的打击报复、捏造罪名、罗织罪状的情况说明了什么？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个政治问题还是个人性问题，是人的品质、人的欲望、人的教养、人的道德……的问题？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大多数中、老年右派分子感到真正痛心、被人利用，客观上起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作用这一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理性的抑制？中国人惯有的奴性在作怪？传统的“以下犯上”谓之乱的思想在延续？先生对改正右派问题的看法如何？当局只从政治上改正右派，能否杜绝以后类似错划右派的事再度发生？应如何从根本上去做？相信自己的理性，不再相信其它，让人民的文化教养达到这一程度，这才是治本的方法。对吗？

⑧　先生　对三面红旗，尤其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如何？先生　是如何理解“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讲法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许多人，中国人民几乎是毫无怨言地忍受了下来。先生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⑨　先生　对反右倾运动看法如何？对彭德怀问题看法如何？彭同高饶联盟既无关系，为什么当时硬要说有关系，说彭是实际上的盟主？中国封建传统政治确是如此做的，但毛公——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者何以亦要如此做？联系反右及此前、此后的各项政治运动，手法如出一辙，抑或毛公亦是继承了这种封建传统文化？先生　对此如何看法？

⑩　先生　对五九年毛公让刘少奇当主席，自己退居的看法如何？

⑪三年自然灾害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周恩来主其事，国民经济确有恢复。先生　对周公的看法如何？

⑫　先生　对毛公发动文化革命的真正意图看法如何？

⑬　先生　对林彪其人看法如何？林彪若篡国成功，中国将出现何种局面？将会如何发展？

⑭林彪死后，中央颁发文件中有毛公致江青信，其中有毛公早就看出林彪是坏人的话。此是否即毛公晚年□□□□之始？若否，先生　认为毛公晚年□□□□始于何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反右、整彭德怀是否□□□□之始？

⑮　先生　对毛公启用江青，启用王洪文看法如何？对江青其人看法如何？

⑯十年文化革命，浩劫斯文，涂炭生灵，侮辱折磨人至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地步，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旷古未闻，其罪魁祸首为谁？先生　对此看法如何？

⑰　先生　对周公在文革中忍辱负重、委屈〔曲〕求全的所作所为看法如何？

⑱　先生　认为一场历时十年的内战和文化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孰轻孰重？先生　认为文化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损失是什么？

8.从传统文化的角度　先生　对文化革命作何概括性的总结？

9.先生　对毛公生前未能统一台湾的看法如何？

10.先生　对毛公在建国后经济建设方面的成败总看法如何？

11.先生　对毛公在建国后在政治斗争、党内斗争方面的种种总看法如何？

12.用“失败”或“成功”这样的两个词来概括毛公建国后的所作所为，先生　取哪个词？

13.先生　对毛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看法如何？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刘邦朱元璋等的比较如何？

14.先生　对毛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看法如何？相当于何类人物？

15.先生　对中国前途看法如何？

竫盼复示。恭叩

康安！

江南小子　黄河清敬拜上

1983. 9.23

周振甫致梁漱溟　/1972年

梁丈尊鉴：

前陪　冯师晋谒，得瞻　大师风范，至深钦仰。同学朱星同志系河北师院副院长，拟请

冯师介绍，请候　起居。冯师嘱朱星同志告振，先期奉告，用特函候。朱星同志拟于初二日上午嘱振陪同造　府晋谒，倘荷　垂教，何幸如之。

专肃。敬祝期颐。并颂

节褀！

晚周振甫上　一月廿五日

冯师近作

北京晤盘斗寅梁漱溟两先生

休言七十古来稀，八十还超九十期（指盘老）。相见且谈养生法，五禽导引菜根炊。

附：陪冯师亲游

喜逢杖履得追陪，袐殿定陵今又来。耗尽民膏留朽骨，可怜不及马王堆。

潭柘戒坛虽谢客，半途未许便归来。（中途换车，始知谢客）葱茏百转盘旋上，为看山容走一回。

禅塔凄凉阅古今，森森翠柏蔽高岑。徘徊潭柘门前路，旧学商量聆雅音。读冯师新作《读儒佛异同论书后》

即录冯师诗并附拙稿以博

一粲

晚振甫又上

冯振先生代唐公文治任国专校长。

注：周振甫先生为中华书局资深编审，早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冯师”，即桂林无锡国专校长冯振先生。著者在来信信尾用红笔批有：“姓周，有学问。”

周振甫致梁漱溟　/1972年

梁公尊鉴：

辱赐书甚感。上次承　公接谈，谈及顺转与逆转，公言如毛主席之抓革命以促生产，即可以顺转而无逆转。谈及　任公先生言民主与专政，公言当进一步追溯到集团家属伦理。公所见甚卓，如　公之说，力抓革命可无逆转，则可顺着毛主席制定之路线政策逐步走上共产主义，不必如　公所说再走中国文化特殊性之路，即不必再走孔孟由于早熟而形成之路，则　公目下之著作，当顺着主席之路线以补救其不足或赞扬其盛明，而《中国文化要义》之说可以改变，此晚所疑者一。公既赞同毛主席之革命路线，而在这革命路线之推动下，中国之家族伦理实已摧毁，是　公所言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似可于革命中加以改变，而使之失去其特殊性，此晚所疑者二。公言人心与生理有关，公取西方之生理学、心理学以探究人心，以建立不同于宋明诸儒之所言心言性者。按马克思主义，人的意识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成之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之反映，而不决定于生理。因生理之变化极微，三千余年以前人之生理与今人当相差不远，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则相差悬殊。公研究人心，研究意识，从生理上求之，从食色性也上求之，不从经济基础上探索，晚所疑者三。公所论中国文化特殊性，晚与友人言之。友人来书谓：“中西文化之异同，当如庄生《德充符》之言胡越肝胆。西方岂无基督出世慈悲之教及人文主义耶？中国岂无九流六家之别耶？即以儒家言，不仅朱陆相诤，永嘉濂洛相攻，即孔孟，亦如叶水心《习学记言》所谓‘大异其趣’。西方文化初来，清季学人如孙仲容、曾纪泽、戴子高等皆谓其学传墨子，其政传《周官》，虽自大附会，而适证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不可强调也。”仆谓如马克思主义所言，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而变，如儒家极重三年之丧，但在解放前，一般知识分子虽信奉儒家，而靠薪水过活，即无一人能遵守三年丧者，以经济基础变则思想行事不能不变也。即如婚姻，过去父母之命，现在青年分配工作远赴各地不与父母在一处，则父母已无法为之择配，不得不由儿女自己在工作地点找对象也。如父母为之择配，则将来夫妇分隔两地，亦一难解决问题。公言中国人崇尚礼教，不如西洋人之拥抱接吻，此诚然矣。然如　行严先生所说，英国妇女督守家教，转胜于中国女学生之“竟体忘形”，则亦不能以此为中国之别而不可变也。

辱厚待，敢直言无隐，惟　公督教之。即颂

大安。

晚振甫敬上　三月十四日

周振甫致梁漱溟　/1972年

梁公尊鉴：辱　赐书，教以治学勿轻信；疑则存疑，自求解决，不必急于求解于人；于读书当体察书中精义而求自得，以求长进，否则将终泛泛悠悠而已。所陈三义，皆　公生平治学甘苦有得之言，亦切中仆浮躁之病，至感。仆观　公著述极勤苦，救世之心极切，信道极笃，而不见知于世，辄为之绕室彷徨而思求其故，所以献疑于　公者，聀此之由。意者世人之所以辜负　公救世之苦心者，或有二因。一者当代问题尚多，不易解决，为世人所苦心焦虑者，以　公淑世之心，当深求其故而探索之。而　公则谓由今之道即可以顺转而无逆转，转而用心于已为革命所摧毁之儒家伦理之探索。二者研究当代问题或古代文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圣之时者也，使孔子生于今日，亦必以马克思主义之方法研究古代文化而探索其真相。公虽引用马列语录，于其治学方法或有未遑欤？倘　公以为儒家文化永垂天壤而不敝，非革命所能摧毁；公之著作不求知于世，及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人道或几乎毁灭之时，世必有求　公之说以为救世良方者；则仆之所言一笑置之可也。然仆于　公淑世之心，信道之笃，则敬致其钦仰之忱。专肃即请

大安。

晚振甫上　三月十六日

徐盈致梁漱溟　/198？年

梁老：

承教至快，受益良多，谢谢。

遵嘱送上沈谱同志编的沈公年谱，送上请予指教。

您的年谱已写就部分，我也想看看，不知可否？我想知道当年广西有无较大的工商业者。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有些知名资本家，广西有那么多的革命运动，怎能不出现爱国的资本家呢？

专致

敬礼

徐盈

31/10

注：徐盈为知名记者。信中“沈公”即沈钧儒先生；沈谱为沈先生之女公子。信中所说“您的年谱”，不知是指著者口述、由他人笔录之年谱稿（未完成），还是由著者学生李渊庭编写的那一年谱。信尾关于广西是否有爱国资本家的问题，著者批道：“不清楚，似乎没有。”

坂元弘子致梁漱溟　/1983年

梁漱溟先生：

您好！

自北京一别，转眼已有一月，祝一切均好。

上月廿日我回到日本，继续在东京大学念博士研究生。我在北京能够拜访您请教，感到荣幸，感谢不尽。

现寄上在您家拍的照片，请收下留念。

我想还有很多机会访问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再见面。请多多保重。草此敬祝

大安

日本人

坂元弘子谨上

1983年11月16日

注：据闻坂元女士后任教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科。

陈凡致梁漱溟　/1983年

漱老先生赐鉴：自民卅三年后，岁月匆匆，不睹

尊颜几达卌载矣！在多月前之《人民日报》上，获读会上发言，略谓要多吃素，多走路云云，喜悉老而弥健，不胜欣羡！陈凡究是何人，想　吾丈已毫无印象矣。今将当年　公惠一书，复印一份，随函奉寄，见此鸿爪，必亦若有所悟而觉原来如此如此。且将如旧梦之得以重寻乎？当年且曾获　惠书坡公“湖山信是东南美”法书一条，视为至宝，然历年多舛流离迁徙，已不知失落何所矣，痛惜不已！今特寄纸一幅，乞于暇时重写一阕见寄，俾留永念。若承　垂允，感铭将无既也。晚五月间将自港来京，到时欲至　府上敬候起居，故望将　尊址及电话号码示知，俾便联系。草草不恭，诸维　鉴谅！匆匆即颂

道安！

晚陈凡敬上

八三年四月五日寄自香港《大公报》

晚现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在费彝民社长领导下，在宣传战线海岸前沿力效驰驱也。顺以奉阅。

再拜

附尊函复印本一份，借博老先生及树棻夫人一粲。

注：信中有“当年公惠一书”一语，此“一书”曾以《致某记者（1944年）》为题，收入《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32页）。此“记者”当为陈凡先生。此信见于本书第47—48页“致《大公晚报》记者”。

金耀基致梁漱溟　/1982年

漱溟前辈先生有道：

友人陈方正博士日前自北京带来　/先生手稿二篇，弥觉珍贵。论朱熹一文，对晦翁之贡献及其思维上之疏失，批析中肯，且有道前人未道者。此文当代为寄去夏威夷朱子会议主持人陈荣捷先生，敬请释念。至《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大文，写于四人帮飞扬拔扈之际，先生不附和，不曲学，闭户撰述，真正做到斯宾诺莎所说“不笑、不悲、不怨，只是理解”之境界。心志之高洁卓拔，无可逾矣。此文暂存耀基处，以待胡时三先生来取。兹者有一事相求，

先生《今天……》大文，系抄稿，未识原笔手迹，可否赐赠新亚书院珍藏？新亚以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为宗旨，新亚之校庆即孔子之诞辰。先生评价孔子之手稿，当为新亚师生所宝爱也。

再耀基个人对

先生之书法，极之喜爱，未悉　先生暇时可否不吝挥毫，赐下一幅，大小不拘，纸色不拘，借解思慕之渴耳。

耑此敬颂

道安

后学金耀基谨上

一九八二，三月八日

陈方正致梁漱溟　/1982年

漱溟先生道席：

月前在京有机会到　府上拜访并作长谈，至感兴奋。回港后，先生所谈及的修宪草案已在报上发表了，对此大家都热烈谈论，寄予厚望。所嘱带的文稿回港后已转交耀基兄。日前在欢送王利器教授席上见到哲学系刘述先、李松诸位同事，都说已仔细拜读大作。我们俱觉题目虽旧，论点与思路却甚独特，为五四以来所未见也。于此，谅耀基兄必已驰函申禀矣。在　尊寓中所拍照片随函附上，以为留念。耑此即颂

撰安

晚陈方正拜启

八二，五，廿二

朱晓海等致梁漱溟　/198？年

梁先生赐鉴：

在那近三十年的拘困中，或许您很难想像，在一个海岛上，有群年轻人是如何关切您的情况，虽然他们不尽同意您的论点。当接闻您复出以后，他们中间有人兴奋得近乎失态：在室中来回踱步，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最近从报上看到芝加哥大学艾恺拜访后的谈话，获悉您身体康健，继续写作，更令我们庆幸不已。

在我们的理解中，现代中国儒者首先要面对的课题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在探索中，发心为儒门重开生面，再立人极。多巴望您能将这些年的体悟反省笔诸文字。是的，德不孤，必有邻。大易生生不已。我们既肯定人心灵明，就相信道继终将绵绵，从事的不止一生，而是千载事业。

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向您捧手请益，接受一个挺立生命的喷薄。程门立雪的影象又一度浮现脑海。就此恭请

大安

再晚朱晓海等敬上　八，廿五

注：信封背面批有“可感”二字。此信通过全国政协代转。

诸天寅致梁漱溟　/1983年

梁老尊鉴：

三月六日上午约定与袁、吴二先生一同趋府拜谒，因时间未领会准确，致使在木樨地站空候一个半小时，未能得睹尊颜，亲聆教诲，引以为憾。

六日之行，原拟当面求教二事：其一为不久前在旧书肆偶得　令尊大人所撰《庚娘传》一册，封面属“梁巨川先生文余，己未午月印，彭翼仲敬题”，扉页附梁贞端公遗像，另有干〔刊〕载的吊文。此剧本共十二幕，系据西安易俗社原本改编。不审此剧后来上演过否？您如欲一观此本，当约时送至府上。其二，顷阅《胡适文存》第四册，内收有一篇题为《不老》之文，副题标明为“跋梁漱溟先生致陈独秀书”。该文前节录　您给仲甫先生信中有：“我父亲又拿鲁国漆室女倚门而叹的故事，编了一出新戏，叫作‘女子爱国’。其事距今有十四五年了，算是北京新戏的开创头一回。”寅生也晚，愿知其详，敢问此剧发表在何刊物上？有无单行本？是否演出过？倘蒙　赐教，幸何如哉！

寅于去年五月二日上午曾携袁鸿寿先生之信诣府求教，蒙接待，并畅谈近一小时。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后生小子，如坐春风。寅先大父诸拜宸与蔡鹤卿太史有金兰之谊，蔡公出掌教育部时，曾驰书浙绍院社，招先大父赴京工作，惜乎，时先大父已患白喉，溘然长逝。敝乡谓之交棺材头运是也。寅出身寒门，祖上世代造酒为业，至先大父辈，方弃商习文。先父终身服务于邮政部门，任一小职员耳，已于七〇年故去。寅于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嗣后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及四十中学充任语文教师多年。每次运动，均受冲击，确有如　尊著《人心与人生》中所言，人生如走钢丝之感，稍一不堪，则粉身碎骨矣。差幸寅虽历尽艰辛，尚苟存世上。至七九年调至北师大分校中文系任教，至今已三年有余。现报纸上，连篇累牍，宣传改善中年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寅阅之，感慨万端。以自身为例，从毕业后工作迄今达二十二年之久，而工资仅六十一元，其间唯一一次提薪是七一年，增加七元，按工作年数平均，每年实增为三角，不够购一册普通杂志。寅三口之家，住房十平方米，室内一床，占据一半面积，其余陈设，一桌一椅而已。寅之状况，尚属中等，同辈中人，更有不如者众矣。而改善之期遥遥，渺茫得很。处此尘海，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心中无喜亦无悲”。寅时时牢记《孟子·尽心篇》中所言：“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焉。”做为大舜之子孙，寅居陋室，历艰辛，亦若将终身焉。先生年过耄耋，堪称人瑞。仍关心我等后生晚辈，故不揣冒昧，据实上禀，毫无他意，唯期解颐一哂足以。

最后有一请求，如蒙拔冗挥毫，赐我一联“心远居无陋，神欢体自轻”（此为集唐人诗句），则寅铭感五内，不知所云。（附宣纸备用。）专肃叩请

大安

再晚诸天寅拜禀

1983年3月12日

楚图南致梁漱溟　/1986年

漱溟先生：

惠函及附件谨悉。勉仁学院的事，我当时虽未直接参与，但仍应查询清楚，根据政府有关规定作出妥善处理。惠函及附件已转寄中央教育委员会审阅处理。知注特复，顺致

敬礼！

楚图南

1986年1月28日。

注：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人。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政策规定私人不得办学，因此勉仁文学院奉命停办。学院原师生多转入西南师范学院学习或任教。

周俟松致梁漱溟　/1986年

漱溟老先生：

今天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八期得读大作《我的自学小史》，受益良深。一个人的成就从小受父母潜移默化的教育，加上良师益友的指导和互助，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努力向上。这是您一生进取和转变的道路。因此为国家社会贡献了力量，也正是青年人的榜样。

现在倡“教学改革”，建立第二课堂，促使学生博知识，广见闻，积极于立身爱国之道。《自学小史》正是我们做青年工作的借镜和指引的方向。谢谢。

读史料因而想起先父周印昆先生，也是您过去的朋友。您去过我家，不知还记得否？先父说“您是当代纯正的有志之士”，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是进步党，一生遵循梁任公先生的思想。他当国会议员为的是要促使国家宪法早日形成。不幸出了曹琨贿选的卑鄙丑恶勾当。坚决愤而辞职。在家闲居以书画消遣。这是老一辈爱国人仕在旧社会的遭遇。他存有一付王船山的对联“羡君不入五侯宅，与尔同消万古愁”。这正是爱国知识份子，不得志之恨。您以为如何？

便中望赐复，以慰远念。此致　敬礼

周俟松　1986.3.25

周俟松致梁漱溟　/1986年

漱溟仁兄先生：

从《团结报》《光明报》的采访，欣悉尊状甚佳，至以为慰。来函中附有尊容，精神焕发，十分健康，是坚持锻炼，和心情开朗之功。如此可以多写作，多作贡献。如此高龄尚且在为人民服务，真不愧为人中之瑞。

梁璧园先叔家，我们在长沙读书时，与其大女培肃常过从，比在三反文革中多遭不幸，现在也未通讯息。人事沧桑，但对故旧亦常在怀念中也。

8月30日是陈叔通先叔110诞生纪念日，已来信邀约前往参加。打算8月28日飞往北京，如能在会上见到您就更好。如您不参加，我就去府拜候，相见不远。即致　敬礼

周俟松　1986.7.26

附上照片一张，乞赐存。

小女许燕吉在身边，

他们都是畜牧师。知注并闻。

小儿周荃仲在陕西，

我家已迁居　南京莫愁路403号之四，201室。

第六辑　师友致梁漱溟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冥兄：三月廿五日手书收到。已前一切话，都置之，过去事已过去，唯当从新振作耳。我昨冬来感触太多，世事、家事、朋友事、自己行止事，加以一春凄风黄尘，种种苦人，把我弄得几乎要死。又回忆年来不长进，自悔自恨，又时怆然泪下。吾恨足下，吾恨竟翁，使竟翁坦白公平待我，又无其他夹杂，我一心在南京讲学，岂不好哉？北上偶足下，而足下软弱反过于我，令我振作不起来。呜乎！天下大矣，吾将谁与？念一身穷无所之。江西虽有几亩田，而兄弟牵掣，毕竟难令我静心为学，我所以想拉扯几位朋友相夹持也。自昨秋冬以来，头脑常闷，腰常涨，心中常易起悲思，有时自惧或是不良现象。然我一向易悲（此话有几次与平叔说过），却不始于今日，所以惧者为腰涨等象耳。然我亦尝与你言，以我之肉躯而论，宜早死，然终不死，则今之腰涨亦不足惧耳。省吾兄尝云凡愿力大者，常恐其生之促，或者然乎？昔奘师将译《般若》六百卷，常恐不成而死，而卒乃成焉。吾所欲发抒者，至大至要，天不丧斯文，必将有以庇我矣。常作此想，而壮心生也。总之，昨冬以来，算是变态心理时多，此后安居已定，收拾精神，当一往向前也。吾已来武大矣，德安之议取消。私心欲俟　蘅兄回校。与之商量，欲请足下来鄂，共居三五年再说耳。天冥聪明才力，悉疲于讨饭之钟点，呜乎痛哉！蘅兄归期，尚未得知也。弟住校内东楼上第二层，临蛇山，绿木蓊然围绕，赞非与我同居一室，此子文学今年有进矣，其费用，我酌助之，不难也。

因立三月初五日弟子真白

不须南来，空劳何益。

注：此信寄自武汉，时熊十力先生短期讲学于武昌大学。信中“蘅兄”，即石瑛先生，字蘅青。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49年

漱兄：

顷阅与艮函，谓我有饿死之说。诚然。如将来无可教书，又或辱不堪，有一于此，即如是以了结之耳。此主意须先拿定，然后临时不惊惶。但时未至时，吾还为武侯苟全性命之计。年已至此，死不足悔。总有此一遭故也。生物皆怀生，何况于人？义可强生，犹不求死，此常情也。吾自犹人。

若以世道论，谓吾侪如可守义而不饿死，吾敢曰：上帝不能保证，孔子、释迦或不肯作如是看法。不说一千年，至少百年，人类无宁日。而况衰敝不堪之炎、黄遗类乎？言之痛也！后汉以来二三千年，族类常在夷、狄、盗、贼迭相宰割之中。民德之偷、民性之卑、民智之陋，自私以图苟存、不知大计、不知公义，其来久矣。其养成之，非一日矣。西化之来，只荡固有好处，而借新花样以发展固有恶习。在此世界狂潮中将不知所底也。吾哀也，固拿定“饿死”二字也。

通旦云赴印，无译人，一难也；人家不肯多请译人，二难也。有说罗君放空炮，只云印政府介绍其各大学。可见尚托空言。牟子在台，何肯从吾作译人乎？老老实实不舍学、不离师，今日何可谈如是□。

雨僧先生致念。

颂天告通旦。

九月五日

注：此件录自《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此信开头，熊十力先生写有一句话：“此纸附川大叶先生信中，转北碚温泉勉仁文学院梁先生。”信中，“艮”即黄艮庸，“通旦”即周通旦，“罗君”即罗家伦，“牟子”即牟宗三，“雨僧”即吴宓，“颂天”即云颂天。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漱兄：

关于大著《文化》书，弟前已屡函，兹不赘。大者且勿论，如必以西洋人著书成一套理论，而遂谓中国无哲学，此乃吾绝不忍苟同。时俗说先圣之学皆用艺术眼光看去，吾尤痛心。艺术是情味的，野蛮人皆有之。曾谓先圣穷神知化与穷理尽性至命之学，只是艺术之谓耶？世人方无知自毁，吾侪何忍同俗调乎？

如只有宗教与艺术而绝不足言学术，文化足言乎？兄既否认古代科学（其实古代只可说为初步的科学，而不可谓其非科学。古代药物、医术、机械、地理、工程、物理、博物等等知识，亦不可谓其非科学的），必以现代科学之进步而否认古代科学，是如见成人而谓小孩非人类也，可乎？

科学且置，必谓中国不足言哲学，何必如此乎？主义与思想，诸此，吾前信已说过，不有学术而言主义，可乎？真足为一派思想而谓其非学术，可乎？吾前信可复看。胡适之云我们的老祖宗只有杂七乱八的一些零碎思想，而不足言哲学。（二十三四年北大哲学系一学生亲闻胡言而告我者。）此等胡说，兄可适与之合乎？

哲学定义非是爱智，后来还有许多家。而且任何学术的定义都是你所非衷愿。哲学固不遗理智思辨，要不当限于理智思辨之域，此如要讨论，殊麻烦。中国的学问思想虽久绝，而儒道诸家侥存者，不可谓其非哲学。以其非宗教、非艺术故，以其不遗理智思辨故，但其造诣却不限于理智思辨，此当为哲学正宗。兄如将中国哲学也勾消，中国当有何物事？无乃自毁太甚乎！自弃太甚乎！

邓子琴累函言兄有意约彼来京，此子于古书涉猎较多，实可约来。但兄究定若干人，用费需若干，似当有一计划，从速决定。……

注：此件录自《熊十力全集》第八卷。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漱兄：前与渊廷带一小条，当收阅。尊书谈中国方面吾多不赞同者。一、中国确是退化，唯太古代，至战国初期，光采万丈。兄于古代太忽略，直等于置之不论。此吾不赞同者一。二、中国文化虽开得太早而确未成熟，尤不当谓秦以后二千年为成熟期。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此宜据历史揭发，永为来者之戒。三、尊书谈到根源处，只揭周孔礼教一语。孟子在战国叙学统、道统，从尧舜三王直到孔子。吾以此为定论。唐人始尊周公，原是莫名其妙，并未明其所以然。尊意既提出周孔礼教，便当分别说明周公之思想与主张，及孔子之思想与主张。然后略明孔子之承于周公者何在。孔子本人之思想，其体系如何，其宗主为何。秦以后衰微之运，是否尚存孔子精神。今后发挥孔子精神，宜如何舍短取长。孔子思想自当求六经。六经以《易》《春秋》为主，《周官》次之。三经纲要提得起，余经皆易讲。周公之思想难推考。吾意三礼中，唯《仪礼》是周代典制之遗，非孔子所修。此书虽非周公本人所作，而周代典制，必承周公开国之精神与规模，殆无疑义。今欲究周公之礼教，似当由《仪礼》之章条，而推出其理论或义蕴。二三千年来治《仪礼》者，只是训诂名物，不知其义。周公之影响于两周之世运者为何如。其影响于孔子集大成之儒学者又何如。此皆谈文化者所不宜略。

尊书谈义务权利诸处，甚善。然须于本原处有发挥，而后言及此等处，自更好。本原处尊书固曾及之，即所谓礼是。然吾犹嫌于礼之义，犹欠发挥。

六经之道含宏万有，提其宗要，则仁与礼而已。仁者礼之本，礼者仁之用。徒言礼教，而不谈仁，则无本，是亦尊书遗漏处。虽云谈文化，与专讲哲学者不同，然文化根源处总须提及才好。

伦理，在古圣倡说，只是教条。亦可云德目垂此教条，使人率由之。久之，多数人习而成化，固有可能，然不必人人能如是也。若云社会制度或结构，中国人之家庭组织，却是属于制度或结构者。

尊书似欲讳此弊，而必以伦理本位为言。其实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此事稍有头脑者皆能知之，能言之，而且无量言说也说不尽。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甚至无一切学术思想，亦由此。一个人生下来，父母兄弟姊妹族戚，大家紧相缠缚，能力弱者悉责望其中之稍有能力者，或能力较大者，必以众口累之，其人遂以身殉家庭而无可解脱。说甚思想，说甚学问，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百忍以为家，养成大家麻木，养成掩饰，无量罪恶由此起。尊书巧避家庭本位之丑，而曰伦理本位做好文章，果何为者。此好文章只是你个人的德行表现与人格表现，而何预于中国社会，我最不高兴者此。

我说中国文化开得早，而未成熟者。一、大《易》明明言，裁成天地，曲成万物等等。此比西洋人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尤伟大，尤宏富。荀卿《天论》，言制天而用之一段，即本于《易》。假使此等广大义趣，不绝于汉世象数之易家，则吾古代百家之科学思想，必大发达无疑。又如制器尚象，备物至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精义，亦皆科学精神。由此精神发展去，则生产技术与工具必早有发明。而吾之社会，因仁与礼之本原，异乎西洋，或者不至演资本主义社会之毒而别一种创造。易言之，则《礼运》大同之盛得早现。

二、《公羊春秋》，已不许大家庭组织存在。一家至多至许五口人。子多者，其长成，必令独立成家。不许父母兄弟聚成大家。倘此制实行，中国决不会为秦以来二三千年之丑局。

三、尊书言中国只有民有民亨〔享〕而无民治。真奇哉。信若斯言，人民不参与国政，而享谁、而有谁乎？譬如，某家子弟，不治家事而专倚赖父兄管家者，此等子弟犹得享其家有其家乎？周礼之地方政制严密至极，此非民治乎？各职业团体，皆得以其职而与内外百职事并列。此不谓之民治而何谓？大《易》比卦之义，即人民互相比辅为治，此得曰吾之臆解乎？吾略举三证，中国文化分明未成熟。先圣启其理想而后嗣不肖未能析明与实践，何谓成熟？吾所欲言者甚多甚多，细节处亦多可商。但一个多月以来饱闻粪气，吾与仲女均无精神。觅易住，又觅不好，无法达意。望

兄垂察。东荪兄书，时引出问题，有极好处，时亦有病。惜吾今精力短促，难以笔语商量。昔居觉生兄言，人生六十五以后，便觉衰，力量不行。吾六十生日彼常言此。艮庸昨犹忆其语。今六十六乃深觉精力差。东兄前言候你回，吾三人当聚谈一会。宰平犹未至，□□将不来耶。五月廿二日午后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前天一信，殊未尽意，兹略申者。

兄言中西文化之发展，似归本于感情（理性）与理智各有偏胜。吾以为，如本体透露者，则本体流行，触处是全体大用显发，感情、理智，决无偏胜。故乾卦言仁，而大明在。孟子、阳明言良知而万物一体之仁在。此真实义也，不可忽也。吾古圣以此为学，以此立教，以此立政，以此化民成俗。

本体未澈，即在虚妄（妄识）分别中作活计。虽云妄识为主公，而本体未尝或熄。但妄识毕竟乘权，本体终难呈露。妄识流注，有势用而无恒德，有偏胜而非圆满。（以上二语，千万吃紧。余确是自家体认得来。佛于圆成言圆满，《易》于乾体言圆神，皆不可以分别心去索解。）故其行于物也，则猛以逐物与析物、辨物，而理智胜。其希求寄托也，则投依与执着之情胜。其与人之交也，则对峙与争衡之情亦胜。（争衡谓由斗争而求得平衡。）兄谓西洋人只是理智的，其实西洋亦是感情的。但其情为妄情，不自本体流露耳。所以西洋文化，一方〔面〕是理智，一方面又是最不理智。兄似于西洋文化根荄尚未穷尽真相。西洋文化本自二希。一希腊的理智。一耶教的感情。二者皆不识本体，即不澈心源。此中有千万言语难说。吾年五十五以后日日究一大事，渐有所悟。六十而后，益亲切无疑。

中国何尝只是情胜。古代百家之科学思想虽已失传，而天文数学之造诣，似已不浅。指南针作者，一云黄帝，一云周公，或黄帝首创，周公继述也。此非明于电磁者不能为，则物理知识古有之矣。李冰战国时秦人，其水利工程尚在，今人犹惊叹莫及，则工程学，盛于古代可知。木鸢则墨翟、公输并有制作。是亦飞机之始。舟舵发明，当亦甚古，西人赖之以航海。此与造纸及印刷术，贡献于世界者甚伟大。《易·系传》言“裁成天地”，“曲成万物”。又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荀卿本之作《天论》。此皆科学精神之表现。周初或有奇技淫巧之禁，而孔门《易》学已力反其说。汉人象数实为术数之《易》，非七十子所传孔氏之《易》。孟轲称孔子集大成，是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万世不祧之宗也。惜乎汉人迎合皇帝，妄以封建思想释经，而经遂亡。今不注意圣人微言大义之仅存者，而断定中国决不能有科学。余实未能印可。科学思想发生于古代而斩绝于秦汉，此其故，自当于秦汉以后二千数百年之局考察情实，自不难见。吾《读经示要》曾言之。

民主政治，兄谓中国人只有民有、民享诸义，而所谓民治，即人民议政，或直接参政等法制与机构，中国古籍中似无有。吾谓不然。先圣言治道，其本在仁，其用在礼。（仁者礼之本，礼者仁之用。）而政法皆礼之辅。《春秋》与《周官》之法制可谓广大悉备矣。兹不及详，略就　兄所云民治者征之。《春秋》书卫人立晋，便有由人民公意共选行政首长之法。《周官》于国危或立君等大事，亦有遍询民众之文。又于各种职业团体，皆列其职。即各业团，直接参预国政。至于地方制度之详密，尤可见民治基础坚实。余尝以《周官》一经为由升平导进太平之治，灼然不诬。程、朱与方正学并尊此经，皆有卓见。西洋议会少数服从多数之规，吾先哲似不尽赞同，兄已见及此。然先哲未尝不征取多数意见。《孟子》盖《公羊春秋》家也。其言国人皆曰贤，未可也。见贤焉，然后用。此即明政长必遍征人民公意，而仍不以众议为足，必本其所自见者裁决之，始付诸实施。《孟子》虽就用贤一事为言，推之百政，殆莫不然。余谓《孟子》此等主张，最有深义。凡民主国家遇有大事，咨于群众，往往有昧于远识者，恣其口辨，而合于庸众偷安之情，或逞其偏见，易得大众赞同。或桀黠之徒，阴挟野心，而饰辞以欺骗群众。一夫倡说，众人不察而妄和。此弊不可胜举。是故《孟子》言用贤，必遍征国人公意而卒归于政长之本其所见，以为裁决。如此则政长有前识与大计，议会不得阻挠之。此为政长留自决之余地，实议会政治之所当取法也。春秋战国间法家谈民主者，必与儒家相为羽翼，惜其书已失传，《读经示要》曾言之。孔门之儒，大抵依据《春秋》《周官》，注重法治。如《孟子》伤当时之民无法守。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其留意法制可知。今传孟氏之书，或其弟子所记，不可窥子舆思想之全也。《管子》书，似亦七十子后学尚法者所托。大体近于民主思想，而惜其不纯，似多杂糅之文。六国昏乱，一切学术频于废绝。秦政更毁之务尽。汉儒惩焚坑之祸，《春秋》许多非常可怪之论，都不敢著竹帛。史公、何休当时尚闻□义，汉以后，遂不可复闻矣。今若遽谓古籍中无民治制度，吾就《春秋》《周官》《孟》《管》诸书推之，犹不敢作是武断。

中国学术，兄又谓其非哲学或不妨说为主义与思想及艺术。吾亦未敢苟同。夫哲学者，即指其有根据及有体系之思想而言，非空想，非幻想，故曰有根据，实事求是分析以穷之。由一问题，复引生种种问题，千条万绪，杂而不越，会之有元，故云体系。思想之宏博精密如是，故称哲学。子贡称孔子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可谓能了悟孔子之思想者。孰谓如是美富之思想，不可名哲学乎？主义者，综其思想之全体系，而标其宗主之义，以昭示于人，故言主义。孰有不成学术而可言主义乎？艺术毕竟是情趣之境，非由能诠深达所诠。（能诠谓智，所诠谓理。）今俗以中土之学归之艺术，是自毁也，而　兄何忍出此乎？斯文行坠，吾偷存一日，犹当维护。朋友之义，存乎直谅。愿察苦怀，勿以为迂人有成见也。

注：此信及后四件熊先生致著者信、三件致著者与林宰平先生信，均录自《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此信写于1950年5月24日。原信缺上下款。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0年

漱兄：

此来为我所不愿，匆匆一别，又未卜何时得一面。海隅旧宅，如不见函允，吾决不北游。社会问题，吾前年亦稍涉新籍二三种，虽非大部，而马、列之精义已可略窥。所谓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味，睹梧桐一叶落而知天下之秋，是在善领会耳。社会、政治方面之理论，吾于马、列不能不殷重赞美，独惜年力已衰，未堪致力于此耳。至于哲学，穷至宇宙根源，毕竟不容作物质想。若谓彼云物质并不是作为可摸可触的固定物事想，如古代唯物论者之见，而其所谓物，实亦是生动活跃、变化无竭之真，则与古上哲不同者，只是名词之异，穷其实相，无所异也。兄昨所云却是如此，吾决不曾误会，而吾实不能赞同此见，此话要说便太长。

当知体用本不二，毕竟有分，而所谓心与物要皆依用上立名。若不辨体用，而克就用上目之，以为真源，是犹执众沤相而不辨其本出于浑全的大海水也。

若以体言，自是备万德、含万理、肇万化。古哲以真常言本体者，并非谓本体是恒常不变的东西。果如此，则体用将分成二片。佛氏便有此谬。因为用是动跃的，体是恒常不变的，固明明将体用截作二片也。唯体是动跃的，现作心物万象，譬如大海水是动跃的，现作无量众沤。《新论》故说体用本不二，而亦有分；虽分，而仍不二也。曰真曰常，皆就本体所具有之德或理言，不可把本体看做常恒不变的定体也。《新论》于此辩之甚明。

古哲证体之学究不可忽而不究。不见体，则万化无源，人生昧其真性。此中有千言万语难说得，高明如吾兄，慎无以此为迂谈也。

证体之学，吾意此只是为学入手工夫，不可以此为究竟。古哲失处，大都以此为究竟。佛氏出世法，自必以此为究竟；道家曰主一，曰抱一，曰致虚极、守静笃，皆以此为究竟。是以遗物、反知、厌世、离群，其弊不胜穷也。宋、明理学之含养性地，皆有以证体为究竟之失。吾谓学者须先见体，既了大本，却须透悟现实世界，即是一诚。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为本体之名，其义甚深。自有成己成物与裁成天地、曲成万物，化育参赞，富有日新等等盛德大业，以完成其本体之发展。若不如是，只期默然内证，以此超脱万物之表，却是独善自私，何曾有天地万物同体之实乎？昨未眠好，未能道意，希兄察之。

兄昨言名无定，殊甚误。《春秋繁露》曰：《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必如其真。（注意。）《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形者，意象或概念也），名以定事（事者，事物），名本声音，而声音所由发，则出于人心之意象或概念。名之散殊，各本于意象或概念之差别（差别者，不一义）。有桌子之意象，而桌子之名以定；有杯子之意象，而杯子之名以定。故曰形以定名也。然须复问：意象何自出？意象固缘事物而生也（缘者，攀援思虑义，非无事物存在而得凭空现起意象或概念也）。由人心缘虑一切事物而起意象，以是定种种名；即由如是种种名，以定万殊的事物。此知识所由成，学术所由起也。事物定之以名，名定于缘虑事物而生的意象，一切不容淆乱，亦本来不相淆乱。如梵方声音与中华人声音虽不同，即立名虽不同，然梵人杯子之名定于其缘虑杯子时之意象，则与华人不异。故吾人用华文翻梵语（如对于杯子其物之名），自不会翻杯子以桌子或其它物名。若不然者，则一切物或义理之名，悉淆乱而无本，吾人不独不可读梵书，又何可与梵人通语乎？又何可与人辩物析理乎？

唯物论谈到宇宙根源处，与华、梵古哲谈到宇宙根源处，谓不过名词之异，无义指之殊，则吾所伤怀而不愿闻也。吾衰而兄亦老矣，平生道义亲交，不绝迹之交，宜以全神注意于此。农村情状，大概免不了一“饿”字，《老》云不出户、知天下，吾颇怀斯感。与其作不必要之奔波，何若潜心素业。吾侪今日生存意义，亦只在此。否则偷活若干岁月，亦何所谓？方今学校，毫无向学之几，令人苦闷欲绝。仲揆过此两度，前一次，值吾赴乡人吃鸡汤之约，未相见；后一次乃晤谈。彼意兴甚佳，劝吾勿悲观。欲与论文教，彼确甚忙，不及深说。吾确未免悲观，颇思候江西土改，或回德安，领一点土，了此残年。

渊庭、仲颜、云川、艮庸同一看。

（蒙文通于晚周故籍搜阅多本，当致之科院，但无回音。）

七月二十七日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6年

漱溟兄：闻赴大连，此地气候甚好。不知　兄病已好否。我于五月底才完成下卷，但不知何时可出书。六月十四日移住淮海路二〇六八号附屋二楼。此房是假三楼，即第三层不高，可住少数人，不能住多数人。二楼最佳。楼下亦住二家，皆人口甚少。二楼全部归我，面前花园颇大，树木长大。西边窗前纯是绿化。来此才三日，吐痰再无黑灰，此乃最喜之事。日夜有清凉风，才尝海风味道，此旧处所不能有也。

刘公纯生事窘，听其来同住，为我查书之工作。向公家求予月四十元。他已来了。然他若不知节俭，便恐难久也。

淮海路即昔日霞飞路，距善钟路甚近。

令夫人问好。

六月十七日午后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6年

七月十日片，顷收到。静坐可使体气转强。吾信此理，而未之能行。如欲行之，非决心息思虑，恐无多效力也。息思虑极不易，非从佛家十信之功入手，虽制止思虑，亦无大补也。晚世治哲学人，信根全伤，难言守静笃也。此意难言。余四弟于老五月廿三日病故于德安家中，年七十才过。吾未尽兄道，思之只堪一痛，哀哉！人生何处不是缺憾。吾今年甚多衰象，恐向后无多年日也，时有戚戚心怀。一生思虑工夫多，含〔涵〕养全乏。唯到腊月卅日，自信谒先圣尚无亏损大节之恶耳。

住宅惟电与汽车声不静。

七月十六日

熊十力致梁漱溟　/1958年

漱兄：

来信（六月二十一日）顷到，即复。你说明了我的误会，即不再谈。今午后二时多，曾答宰平兄一片，嘱转你。邮后，你信才到。

今首要答你的，我喜用西洋旧学宇宙论、本体论等论调来谈东方古人身心性命切实受用之学，你自声明不赞成。这不止你不赞成，欧阳师、一浮向来也不赞成。我所以独喜用者，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深心。在古哲现有的书中，确实没有宇宙论的理论。孔门亡失了千万数的经传，是否有宇宙论，今无从考，也许有而亡掉。

今日著书不是有所为，我现身未获名（这句话我还要声明，当初不无求名之意，三十五岁以后，专克治此一念，才得切实为学，确去了名心，此不自欺欺天之言。我在三十五以前，虽有聪明，而俗念未去），死后之名用不着且不说，我们这种学问与著作根本难传。你始终以为道在天地，书可传者必传。我相信非道弘人，愈见道的书愈难传。但知识技能之书则不在难传之列。若古时，如惠子、墨子之书犹不传了，何止孔门千万数乎？

我的作书，确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好谈身心性命切实工夫。我这个意思，我想你一定认为不必要，一浮从前也认为不必要，但也不反对我之所为。你有好多主观太重之病，不察一切事情。我一向感觉中国学校的占势力者，都不承认国学是学问。身心性命这些名词他讨厌，再无可引他作此工夫。我确是病心在此，所以专心闭户，想建立一套理论，这衰的苦况无可求旁人了解。西洋人从小起就受科学教育，科学基础有了，各派的哲学理论多得很。我相信，我如生在西洋，或少时喝了洋水，我有科学上的许多材料，哲学上有许多问题和理论，我敢断言，我出入百家，一定要本诸优厚的凭藉，而发出万丈的光芒。可惜我一无所藉，又当科学发展到今日，空论不可持，宇宙论当然难建立。我的脑瓜子用得太苦，太耗亏，人有些病态，显然明著。结果我在宇宙论上发挥体用不二，自信可以俟百世而不惑，惜不能运用科学的材料。《体用论》后面已说过，希望来贤，有继此业者。这个成立了，方可讲身心性命。古人早提出天人两字，须知天字的义蕴就是宇宙论所要发挥的。人道继天，天不讲明，人道也无从说。今日与宰平片中提到心断其源，智慧道德，一切一切皆无根。习斋《四存》，吾注重一存，曰存此心。这个不存，古学全崩矣。你或者不同此看法，一浮却也注意及此。义理有分际，本体论、宇宙论，这些名词我认为分得好。但西人的讲法，往往把宇宙人生划分了，那就不对。然如柏格森的讲生命，并未划分，可惜他未识得真的生命。

大《易》乾坤之义，确是宇宙人生融成一体而谈，我是拿这些来讲宇宙论。你忽视成物事是错误。成物后面成立乾为精一，统御乎物，层层是为存此而说，煞费苦心，你完全忽视，我所以动气。佛法确实要改造，我们只可把它还一个地位，完不是人道之贞常。我还他一个抗造化的地位，其源出于大悲心，你要大著眼孔来看。从宇宙体用上说，本无不善，然而翕方成物，确有固闭与下坠之势，人生罪过于此起。圣人说天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氏天地之叹，义深远矣。坤卦曰：先迷失道，后得主而有常。坤，物化的方面也，物不受阳（即心）的统御，即迷而失贞正之道。物从心，即为后，则得阳刚之大明与仁的心（乾称大明，又曰健为仁）为其主宰，故有以全其贞常之性也。这样谈心物，从宇宙论的观点说是如此。言《易》者，动辄说相反相成，如何相形？须是阳主乎阴，宇宙即是始于大明。从人生论的观点来说，更不待言。所以我说大《易》是以宇宙人生融成一体而谈，此不同西学者也。

你把《体用论》看成无用物，所以我忍不住气。此与宰平兄一看，亚三、艮庸、渊庭同看。渊庭信写明六月十三日，而昨天中午（六月二十四）后才收到，何以如是迟？译稿事，昨傍晚即以一片寄华东师大教务处，问各出版社或其它组织，须要渊庭所愿译的稿子否。我想他总会找一下，看他如何答。我现在拼命写稿子，少暇。前各旧稿好好保存，待此书成，再函你寄来。

六月二十五日快要傍晚

熊十力致梁漱溟、林宰平　/1958年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唯古哲人，心之精微，常历亿劫，不可得一相通。船山王子有云：“前百岁而后千春，谁知我者？抱丹心而临午夜，自用照然。”余每三复其言，聊以自壮。汝若有灵，勿以老夫为念。呜呼！往而不返者，化之无滞；来而莫穷者，道之至足。汝与古圣贤、与天地万物，皆乘化以逍遥，体道而无尽。余形骸从变久矣，守小体而失大体，余虽寡昧，未至于斯。心事万千，欲言不得……

漱、宰兄：

详吾点圈处，方了悟人生所学。

末段加圆点处，体用不二之蕴与死生之理尽于此矣。渊明“从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云云，未免流浪而不见体。龙树归依实相，犹是体用为二，无著亦然。化无滞原是道之至足，道之至足，故乃化而无滞。即用识体，即体见用，体道无尽，乘化逍遥，本来无二。老氏乘化而不能体道，则流浪生命而已，岂真得乘化奚？从来文人，好言乘化，是可哀也。

今日答宰平兄片中，曾说佛经说真性在缠，是生死关者。有一杂记，称龙树说见性人虽误犯大过，不坠恶道。后学或反对之，有说不可反对，是在乎其见性了。若真性在缠，即无见性之几，命终使不知飘流何所。见性，朱子重涵养，然若缺乏省察，恐诸多染种更不好也。故省察要并重。

注：据熊先生记录，此信写寄时间为是年6月。

熊十力致林宰平、梁漱溟　/1958年

宰、漱两兄：

今天来客谈及五行家言。五行家之术行于晚周时代，荀卿有非命之论。我向遇人好试之，不甚信，而信相法。然解放前三年，遇一罗易为吾作批，向未相知，而几乎都合得上。他批我丙申、戊戌两年都险，戊戌难过去。所黏者即其桌子中之文也，我剪这箴字下来，我要留其单子。丙申即前年，这年秋后，忽然全身骨松散，大动脉突出寸多，脑空，心胸痛，腰树不起，不能吃，冬腊甚危。今年戊戌，发愿写作，如作成，虽过不去也心安。热天我常五更起写，尚可支，不知秋后如何。此即《体用论》未作之章（《明心》），今不便合订，只好另立名，作单行的小册。现立名《心学要略》。宰哥看此名目可揣其内容，此书名可否？或叫《心论》，或叫《心学》，或叫《心学要略》，三名孰妥？宰哥可为另取一名否？望快以片告。拟为三章，第一章已成五十页，尚未完，每页字数同《体用论》。我不想多写，于人太苦。年已到衰，耗脑血殊苦人。且起来买东西吃，很难得。鸡已从去年起戒杀生，决不开禁。牛肉吃不得，羊肉太不好，鸭也太不好，皆皮骨也。（所说鸭是宰了的，活的也不买。）白耳之类均不可用，太不好也，直无滋养可言。鸡蛋尚可买，而血管硬化，每天只可吃一个，两个便不宜。牛奶不好，未定购。用起心来，甚苦，拼命干。

我欲存心、存孔。颜习斋《四存》，我且管二存。远西哲家根据科学知识而用分析之术弄出一套理论，各有所长，但终不能穷高极深，不能穷神知化。我所以常恨少年时未得出洋，我所差的是科学。若得出洋，我自信要开一道光明。漱兄讨厌西方旧哲的理论，我觉得不应这般见地。理论如果是应理的（应，犹合也），万古常新。如佛典的老话：“不应道理。”这种理论是可厌。要注意理论的内容。我虽老，犹时或忽然来一个快语。但是这个快，还要根据它再向各方面去证实，才得演成一个可靠的理论。如果自矜快语，而不多方面去证考事实，那一点快语不独没有证实，而且不能六通四辟去。做哲学的人，要时时有快语才行，否则陈陈相因，不会见理道。更可恶者，乱七糟八扯话头来。古人也多用旧说（章实斋于此多所考），但旧说经他用来，却成为他的新物事。

渊庭译稿，我替刘君与此人要履历，或有一点接洽。他不轻诺寡信，渊庭久不答，今已罢论。

七月二十二日午后

熊十力致梁漱溟、林宰平　/1959年

漱、宰两兄：

粤人算命术，似是十年以前事。他说我今年难过去，我曾秋中函告你二人。漱兄不答，宰兄不信。其实今年大衰如昨，而不畅意处往往有之（所云今年，指旧历而言），想写信而无精神写，日来得宰兄信，本不欲答，而衷心感念，又不能自已，故乱写于此。

自度体气虑几之动不可久长，唯愿两三年内：一、写《易乾坤疏》，此著极重要，难笔谈。虽意思曾见于已印过之书，而更总括于《乾坤疏》，本源甚明。二、写一自述。三、《名相通释》要改作一书，书名亦另提。四、《语要》删存。区区此数者，能完成再去，吾亦少憾，但未可必也。今年特别怕冷，因年老而营养太缺乏，羊肉每不可购得，食品多难得，而佣人太无办法。儿处屋狭小，多不宁，无可为计。前说欲写者，若在前、去两年间，犹自信可写成，今则不然。又复须知，虽写成，亦不能作即存之想。须各抄五六部，此笔抄写费和纸费亦不轻。从丙申十月起，实行加资，而前年几乎未注意，为乡里亲属与若干故旧所耗。今年（旧历）对乡里亲属并未助什么。一因乡中无生产力者不其少，而其家无助，我的亲属如常助之，亦不合情理，因此今年即减少其助；二因今下半年公社有饭吃，亦可快意，但衣食日用，目前犹未能遽有办法耳。此据乡人来信，然大体上已有饭吃矣。此言乡里减麻烦，但儿子之家今年大麻烦，出差赴东北五次，有两次都历时二月，其余的日子亦不短。下半年，舍亲妹夫均年过七十，来此小住，船费及住吾儿处之伙食费，不能叫二老太苦，亦皆吾担负。大概明春还有二月余才回去。吾亦月月用得空空，抄书费亦无着，向后存蓄很难说。写书难，抄书费也难。

吾侪为学，深穷宇宙根源、人生真性，唯当归宗大《易》。在“生生”“大有”处识清本命（《大戴礼》有本命语），不能舍“生生”“大有”者，而以寂灭之乡为立命之地也。此中有千言万语，无从多着笔墨。体用不二体会得真切时，便知宗教从修养“神我”入手，自未免错误耳。“神我”之为物，不是实体上所有的。先儒说鬼者，多释为知气，亦名为精爽。黄梨洲在《宋元学案》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是否在《朱子学案》中？已记不清。彼之意：圣贤之精爽决不散失作无，死而化为万气，以至消灭，庸凡之流亦难有精爽存在。儿时过庭承训，亦如此说。盖先父于清明祭墓时，教戒余：人宜以精诚凝聚先人精爽，所谓祭如在者，此时绝不是故意为之，乃精诚之至，唯一心信其临之在上，非有心疑其不在而故意想其如在也，以鸣示不肖。忘失先训，年邻八十，陷于不孝，忘背吾先。今写至此，不觉依如。

君子之立言，自当从其可知者而说；其不可知者，最好存而不论。但尽人道、立人极，扩天地万物一体之盛，何至忍忘其先乎？尽位育参赞之责，何至亏损其精爽乎？不已者生生，无尽者志愿，何可自视百年内外将如烟消云散，一无所有乎？知气之论，儒家存于祭典之礼说中，而不以之入于哲学理论，此为卓见。或谓信知气者，亦是迷信，此亦不然。自信生命无断绝，愿无穷尽，此人生之正信。若夫宗教徒计较因果，为未来世培植福田计，此乃凡愚之昏贪，乃真迷信耳！佛书谈愿力是好，其哲学理论若作反人生看，其空观除尽一切贪、嗔、痴，是大智慧；若不如此看，则以世法衡之，确无足取。我始终如此说。

宰兄之书，本以整理出为好。兄自度精力可用，即勉成之；不堪用，宜养静以存神，多阅书似不必。兄之诗应当作，清幽之思致，纯洁之性行，皆于诗中表现得分明。比之孟浩然，吾兄似远过之矣。太白尊敬浩然，而不甚尊杜公，独惜今无太白能识北云耳。儒之知气，佛之赖耶，不能起信，亦当存而不论。宰兄一生德行无纤毫损所从来，此足为宰兄欣慰。

陈铭枢致熊十力　/1923年

子真吾兄：昨捧　手示，循诵再三，感愧并极。兄悲怀垂切，谆谆诏诫，弟何修而得此。敢不铭心刻肺。除记入日记外，并合前所赐三则，封寄居素，俾同沾此惠也。梁先生家之谈末段兴会所致，不觉入于知解支离一途，而忘却身心之根本。梁先生当即照见其征结，以乱杂纠之。兄复教之以自反。然哉，然哉。弟初到南京时，颇趋于空寂，迩来以理智之开发，则日以张皇其精神为事，非特骛外逐物，日渐而不自知，即进退周旋于事物之际，亦不免包藏祸心，作伪于外。哀哉，哀哉。每清旦自思，一发其病之所在，未尝不太息痛恨，愧愤欲死者也。常自念吾生即带罪恶而来，半生所丛集于身，亦靡非罪恶之纪念品。今幸赖犹有一线之明，日求贤豪长者而亲教诲，区区何尝须臾敢忘身心之根本，而效庸俗之竞浮趋薄，钓荣沽誉，以自污其生，而流于非人乎。顾区区所自存者曰诚，曰虚，曰务实，曰不自欺。究此诸义，亦无外于自反之道耳。然其行之也，若存若亡，若得若遗，其敢以自信于中乎。其未能信也，而贸贸然曰诚，曰虚，曰务实，曰不自欺，斯亦庸腐之名辞耳。若果能自信也，则必自得于中矣。夫君子之自得岂能以言宣其外哉。孟子云，君子之学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而颜渊之叹孔子，亦只能就其博约而言，而其循循善诱之方必有在于言语之外者。窃以为人自得之境界常存于方寸之内，而盎然于神宇之间。其接人处物也，于温宣详诏之外，其慈祥怛恻之念足以令人亲慕，其方刚正直之气，足以慑人心目。受之者往往不在于其所言，而在于其所言之暗示。弟前于城南公园初会　梁、林、黄、王诸公，是日虽谈不及学，而其感示于极深者则有两端，一曰朴素，一曰不求人知。此两端盖合诸公之结晶品，以诏我于无形者。昨于　梁先生家奉谈时，对于　梁先生之安详周尽，直言不苟，感刻尤深。故区区非不知舍本逐末之害，而以为根本之道贵乎自得，虽即窥见端倪，然实无少法可说，又以未测垂教者之高深，更不敢妄有所献，以自陷于无惭空泛之讥，故只得就其所欲学者及其所学之方法以求示耳。盖区区之怀实亦怯弱可怜矣。续承教诲不可一二言尽。俟乔迁定再过从。并请转达愚忱于　艮庸　平叔两兄及　梁先生幸甚。真如

此信请留下交梁先生。

据我所闻，真如游学日本陆军时，曾从桂伯华先生听讲佛法甚勤恳。桂先生临终嘱其归国后宜从南京欧阳先生问学，以故当其一度脱离军队时即投入内院欧阳先生门下。值其时熊子真（十力）亦在内院求学，彼此甚相得。子真既经我介绍入北大讲唯识，一九二三年与平叔艮庸同住缨子胡同我家，真如即于是年北来访我结交。其后遂有一九二五年从广东以革命之义相督责，而平叔等三人南下从戎之事。自是而后彼此关系日密，以迄于一九六五年真如身故，前后计有四十余年。至今箧中所存真如手札独多，虽不必皆有保存价值，亦姑存之备考。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

漱溟识。（梁漱溟印）

注：因信末写有“留下交梁先生”的话，故此件存于著者处。陈铭枢先生手札多件，于著者身故后，曾部分捐赠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陈铭枢致熊十力　/1923年

子真兄：

今晨一函匆写毕，适同乡张君来约游景山北海。尚有余意，今畅陈之。弟自到南京以来，未尝闻攻过之语，兹得吾　兄之尽情洞诫，其喜固无论矣。乃　梁先生初见弟亦肯直摘其失，不以不肖视我，尤为喜出意外。顷于兴游之际，常觉　两贤所诏潆绕脑中，有味也，有味也。试思吾半生失学，此后若不勤求过失，尚何进步之足云。今早之书虽尽情道出，犹恐不免有客气之处。兄巨眼当一接而知，更望有以抉其微而剔其垢，幸甚幸甚。定居何日，乞示知，以便常聆　诸公教诲，无任翘盼。此颂

时祉

艮庸　平叔两兄均候

弟陈真如拜　十五晚

此为一九二三年真如从南京北来访我于缨子胡同时偶然留存之一笺。（梁漱溟印）

陈铭枢致熊十力　/1923年

子真兄：

承　示后两页深惬弟怀，当谨志不忘。弟忆前在军时曾窥印度太戈尔书，似言人之生命如一大流，无穷无尽，近来颇知此意。以为《大学》之止至善，阳明之良知，孟子之万物皆备，唯识之人各一宇宙，皆如此一大流。但此大流须体认感通而得，即　兄之所谓本来面目。见得自家本来面目，则吃食穿衣的事无非学问，事功的事若一存计较，便生高下，即将生命割为段落而昧其真意义矣。故迩来颇有蹈厉靡前之气概，无论境之顺逆亨屯，事之钜细纯复，举而纳之于大流之中，故常于黾勉勤苦中而得其欣慰之所在。前所谓横进的话当时苦无词以解释其意，盖即本乎此。又前在南京浴堂对谈，曾云弟求学本意在欲对于生命随时随地皆可解决放下，不使感毫发不快。按修多罗云，一切诸法归无所得。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可死所谓无所得者，岂非识得生命之真流所在耶。今晚九时半返寓，适接　尊函，有动于机感，故复书，进又愿正之。此颂

日祉

弟真如拜　十六夕　十一时

凡人意之所感，心之所思，一宣诸言，未有能完全无缺者。惟当时则昧，过后则明。在己则昧，在人则明。所以诤友之足尚也。今复视昨夕所书似有近于不怍者，未知一入　兄目更发觉何种谬误，是亟欲知也。十七早再写此。

诸函皆可转呈　梁先生，更希就近代承教于　艮庸　平叔两先生。又及。

陈铭枢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5年

漱溟　子真两兄：

王、黄、徐三兄到粤，出示

两兄手书，爱护殷至，如饮醇醪。弟劳碌人，年来书音奉候均于百忙中潦草出之，实未能致忱感于什一。此次到广州，匆匆适奉使湘省，欲详实拜覆一长函，复不能暇逸从事，是以中辍。兹行蒙　三兄作伴，水陆跋涉十三日，每于驿馆更静抵足倾谈，此境不让当年。京华之游于心滋慰。今早到长沙，约须一星期逗留，完了任务便尔遄返。粤中情形以　三兄观察所得当详告　两兄，不烦另赘。余情俟回广州再奉　达。肃此并颂

道祺弟陈铭枢拜　十五日

此为一九二五年平叔、艮庸、名鸿初到广州时，真如之来信。信写于入湘接洽唐生智之途中。（梁漱溟印）

陈铭枢致熊十力、梁漱溟　/1926年

子真　漱溟两兄：自平叔等来后弟未详委致书奉

教，其疏可知，其碌碌不宁，亦可见也。上月卅一日自广州先大队出发，平叔、艮庸、名鸿三兄同行。名鸿任政治部秘书，平、艮处从幕宾，相得之乐，未可言喻。名鸿朴默坚忍，是军事中人，窃有意以磨成之；平叔思想深辟，闳造未可限量，惜有好文之癖，善病，然可徐自解除，似不为害；艮庸纯璞之器，自无可议。然三子思想，近日均已认识革命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奋斗精神，无异弟初返粤之时，现已同趋一路，弟等能有所造于民生国事与否，要视相与奋勉之程度与其福命两定矣。自入湘境以来，视军纪之严明，人民沿途怀跃欢迎之狂热，络绎千数百里，而无丝毫骚然之象，想开史以来用兵之所未有。问何以致此？则革命军受主义之训练，及宣传民众之效也。平叔等次永兴留候司令部，弟独往衡州会唐孟潇，谋军事。孟信佛极深，持念极切，志宏愿大，胆略才识，矫然不群。然好用权术，是其大病。（惟弟能窥见之耳。）又其作事火辣，不易得人亲爱。（但其部曲训练之良，团结之固，一时无两。）弟自维庸愚，平昔惓惓慕才之念，以为于孟差为得之；故爱护之惟恐不至。然深虑其技痒不除（指权术），致患根本；又以其独崇佛，未易以胡益阳、曾湘乡之说进；耿耿我思，忧何可辍，环顾宇内，每不禁其涕之涔涔下也！此意非　两兄谁与喻之！今早别孟，乘舟趋赴攸县进军，攻击在此数日内也。弟平素虚骄粗浮之病，近来始深自发现，始深有味于平实勤劳之旨，现时时以勤字耐字淡字诀自励。按曾涤生有悔字诀、硬字诀，悔字固弟生性所特长，硬字则甚缺，但人之所以不能硬者，实由其不能勤与耐也。若此意行之不懈，益以平叔、艮庸等之朝夕呴味，披沙拣金，拨云见日，或免于小人之归乎？迩来愈感国势之危险，人事之艰屯，吾党造端宏大，革命为非常之业，成功岂可骤至？其中历程，非经许多志士仁人之肝脑涂地，以其义烈之所感发而播为风气，复有雄才大略，公诚坦白者出而主之，庶几回苏有望耳。如弟者自审其才不济，惟有朝夕励其志节，思为吾党传播义烈之一人，若能早如所望，则弟之至幸也。胡文忠云：丈夫不可辱，以其图后局之难撑，不如顾当前之大义，区区盖无日不懔懔乎此！生平于文忠之性情德业才节为最所心契，闻平叔云　冥兄亦极契心文忠，何相同乃尔？真兄志在著述，固不可强。冥兄力儒，留心世务，儒以济世为用，岂此时当不可出而问世乎？！今日救世之术，唯有革命。革命之学，不在乎深邃、繁博，乃在乎人人易知易行，在于深中人人之心目中，在乎领导者精神之所表现，人格之所感化！若夫研学愈深，而怀疑愈甚，求知愈邃而虑事愈怯，怀疑多则无一定之见，心志怯则无可为之事，瞻循顾忌遂至泯之以殁（庸伯先生即是此流），其可鄙者乃反博清高之俗誉，此古今学者之通病也。非豪杰之士，旷然以救济为怀，学以建行，行以验学，学行相济而不悖，岂可与语世间事耶？！冥兄之学，务求实践，好善之诚，贞固之操，超然流俗之外，岂非弟所谓豪杰之士哉？！其犹不可问世，世无可冀之人矣。弟素好作激切之言，上言又有类于激切，然句句出于诚实，贤如　两兄当鉴我心。林烈夫兄来书，读之快慰，烈夫乃奇特之士，曩固言之，不意其进德为此，喜何可言。但未知其智识有何变化？若仍是昔日《游欧心影》一种见解，当未可以达世务。恨道远无以询之，冥兄想时与通问，即以此书录示之亦可。思想可以改造人格之全部，平叔亦以此言为然，未审　两兄以为何如？前由北海寄上《我生》一诗，乃一时苦闷之所发，今回思之，浮薄可笑；想　两兄必不留示人也。孤舟夜泊，人静水流，思怀不寐，缅书寄意，明日赴战，奉讯又未知何日也？此祝努力！

弟陈证如拜　七月三日午夜笔于潇一舟中

宰平先生请代为问好。有刘尘苏者，现为第八军（即唐孟潇之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弟挚友亦宰公之旧好也，每相与谈及宰公，则怀慕不置。又及。

此为真如统军北伐之时，行军途中来信。（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叶麟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道鉴：

师此时经济状况如何，能寄麟百元中币否？学校给麟等之津贴时发时停，零用常苦不足；加以寒冬即至，思制一袭冬季外衣，颇需钱用。倘师筹款不甚感困难，尚希汇寄百元来法。

麟在暑假前已将论文之纲目规定就绪，论文之名为《兴趣之心理》，已于去年上　师书中言及。此文共分十一章。第一章，绪论：兴趣之基本的性质；第二章，兴趣之源泉：生物机体之倾向，冲动，及其自发的需要；第三章，客观的因子；第四章，智慧的因子；第五章，情感的因子；第六章，意志的因子；第七章，下意识的影响；第八章，生理的影响及遗传；第九章，社会环境的影响；第十章，兴趣之连续的作用；第十一章，结论：兴趣为人类活动之原动力。作此文已决定大半取用行为派心理学之观点。

此时麟正在读儿童心理学一类的书，以寻兴趣之发生及其演进的材料。

初拟在明年内将论文作毕，唯在规定论文计画之后，觉待解决之问题甚多，不知明年能否将该论文作成也。

师之《孔家哲学》已起草否？黄庆兄是否尚在师侧？敬请

俪安。

弟子麟上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此五十年前叶石荪（麟）游学欧洲时与我通信之一件。最近检出三件，以其二寄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付还之。一九二一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京初出一版，书页前为我与石荪、朱谦之、黄庆四人同拍一照片，可见当时相交之雅。石荪与我同年生，生日略晚于我，于今俱是八十四老人矣，惜久未得相见谈学。（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

附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所有的书籍信札手稿等件举被红卫兵小将抄走无存。迟至一九七〇年乃经全国政协会为我寻得付还一部分信札手稿等件，至于书籍则没有了。

叶麟致梁漱溟　/1976年

漱师道鉴：

日前得见涤玄兄，后复奉　手示，借知北京地震时　师安全无恙，深为庆幸。

自57年晦迹以来，心怀惭恧，不便与外间旧日师友通问。故虽亲厚者如　师，亦不作例外。（但　师之消息不时从此间之知师者探得之。）敬祈宽恕。

承　寄还往昔发自法国三信，重读数过，诚不胜今昔之感。当时心情颇颓废，但理欲之争尚存，向上之志未泯，对于学业犹图有所建树。倘归国后，善自为谋，坚其趋向，努力以赴，未必遂终无所成。行年八十有三（麟生于1893年12月。师似生于1892年。麟生较　师仅晚一年，然师弟名分早定，不可改矣。师何以“兄”呼我？），精力已衰，无补世用。回顾过去，瞻念前途，可谓于悠悠忽忽中了此一生，良可哀已。遵嘱谨寄还所指其中一信。

往日承　师青眼相看，多方惠助，永志不忘。惟每一念及深负　师之期许，愧悔何可言说！

大著《人心与人生》惜不得一读。

再聆　教言之日恐不可复得矣。言之黯然。敬颂

著祺。

弟子麟谨启

1976. 9.4

注：信中有“自57年晦迹以来”等语，指叶先生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事。

陈政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冥吾师：

《思亲记》谨拜读。他匪生浅者所敢言，惟觉读此至性之文，深触吾思　父之痛，一缕酸辛，霎时由心达目耳。先君尝以生昏因之孽，无法善处，隐痛在心，生不孝又怯懦竟未一循实秉陈，致吾　父没世而不明所以。奔丧时复以道阻迟到，竟不得及侍含殓。至今忆　家母当时为言　先君易箦时连呼不孝乳名至十余次之语，“思亲”痛泪夺眶出矣，呜呼痛哉。

《日刊》近以暑期减刊，积稿稍多，容略缓刊登。谨肃布复，恭请道安。生政肃上

平叔　艮庸诸兄均此

陈政字仲瑜，北大德文系学生，民国九年我在北大第一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仲瑜任记录，次年暑期再讲于济南，由罗常培（莘田）任记录，其后即以两次记录整理出版。陈罗均非哲学系学生，然与我情谊亲切逾常焉。

仲瑜此笺约在民国十一年初间，似因我以先公遗书一部赠之而答我者。原笺尚存未失，此其抄件。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梁漱溟印）

注：陈政先生实为哲学系学生，著者记忆有误，以为是德文系学生。罗常培先生为中文系学生。《日刊》即《北京大学日刊》，陈先生在北大学习时曾兼任此刊编辑。

陈政致梁漱溟　/1973年

漱师尊鉴：违

教多年，久疏肃候，瞻依之枕，无时或释。近星贤兄传语，知以贱况，辱承

垂注，益深感念。忆自六二年，吾

师由闽来杭，适值卧病，承劳

枉视，瞬逾十稔。湛师、力师相继谢世。平生敬爱，独

师健寿。燕云北望，弥切依驰。生碌碌浮生，人天无补，视息苟安，亦近八旬（新春七九）。所幸眠食粗安，顽躯无恙，堪慰　廑系。前在北庠，承

师赐诗，有“随遇而安心慊足，人间何处非欢宅”之句，至今服膺，回味无穷。不知是否尚有机缘，得再亲聆

训诲，一慰平生最后夙愿耳。亡妻先逝，亦忽三年。炊爨失习，生事多艰。金陵有女，服务南庠，邀往相依，亦尚未定。饔飱之资，有赖统战（浙文史馆月给卅五元），温饱无虞，差可自安。书不尽意，敬颂

康乐。生陈政肃上　七三年一月廿三日

注：信中“金陵有女，服务南庠”一句，指陈先生女公子任教南京大学。后来先生确曾依其女公子安度暮年时光。

陈政致梁漱溟　/1973年

漱师尊鉴：前奉八、廿三　赐文及附王星贤兄函，因在鞍钢之小儿因病归来，琐琐鲜暇，致稽肃复。德文译事，以久疏，须重温，存书己斥售，新书不多，近在国际书店购西德重要杂志Aǔfbaǔ〔Aufbau〕（《建设》）一本，试先阅读。一方已在试译俄文本《乐济耳加》（儿童文学杂志），已得十四篇，由浅渐深，由短渐长，自觉逐渐进步，尚有兴趣，所苦有疑难时无处求教及字典不够用耳。但总想坚持摸索前进，希望久之当可更进一步，逐渐阅读稍深的政治社会性文章。星贤兄处拟通信联系。诸承　关注，铭感实深。目前工作路狭，此道实较相宜，惟先须自作相当准备工夫耳。专肃，敬颂

道安。生仲瑜上　十一、十二

陈政致梁漱溟　/1977年

漱师尊鉴：肃候虽已久疏，驰慕无时或辍。兹有琐事，拟相烦渎。回忆民十四年（一九二五），生以父丧母病，辞京返绍，承吾　师惠赠书扇，因生行色过匆，未及面交，由艮庸兄急足到东车站待发车上交赐。生感爱珍藏，历年甚久。后因遗失，谨举原辞，恳请　重书。不幸又因乱失，痛惜至今。而原辞仍能备举，拟恳　再为书赐（薄宣手卷），俾得时时展览，如坐　春风化雨，永葆法书，期诸最后一息。专此肃恳，尚乞　原恕。敬颂

道安

生政肃上

僭拟书辞：

仲瑜看似平平淡淡人，其实不平复不淡。看彼呆坐众中直如愚，岂有愚人如仲瑜。彼殆有抑郁不申者乎？其详我亦莫能得。却有一言，愿吐不愿默。处世但求心慊足，人间何处非欢宅。一分未尽心不慊，返身而诚天地塞。

此为余生平第一次作诗，仲瑜失而复求补书者再。此段断续连绵之翰墨因缘，思之亦尚可念。因为作第三次书付之。

漱。

肃叩

漱师春安

生陈政上　七七、一月五日

此信久拟而稽发。七七、一。

一九三五年赠陈仲瑜（政）诗，是我一生唯一的诗词之作，前此未之有，后此亦未有之。

仲瑜看似平平淡淡人，其实不平复不淡。看彼呆坐众中直如愚，岂有愚人如仲瑜。彼殆有抑郁不申者乎？其详我亦莫能得。却有一言，愿吐不愿默。处世但求心慊足，人生何处非欢宅。一分未尽心不慊，反身而诚天地塞。

此为余生平第一次作诗（一九三五）。仲瑜失而求补书者再。今又备举原辞，请最后书。此段断续连绵之翰墨因缘，思之亦尚可念，因为作第三书付之。

上为一九七六年冬末仲瑜录我旧作，第三度求书。我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为之写去。

（梁漱溟印）

注：据陈先生回忆，此诗写赠时为1925年，而著者在批注中笔误为1935年。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　真师尊鉴：诸事已有平叔艮庸详书报告，不复一一。兹特述月来一身之所感，望有以督教之。前者学校生活既惯，闲适为多，自己病痛亦是仿佛模糊轻易放过，一经奔走便处处暴露，百孔千疮，几于不成人样，似此自救尚不暇，何能救人。湘粤路上五六十日固无时不在痛中也。平叔揭其根，而艮庸时时挥其叶，一痛未定一痛又至，习气太深，恐终不能自拔，以后更长在奔走之中。三人幸尚不至分离，或可渐图补救乎。北京事事日非，城内尚有恐慌，西苑必非安定之地。观机察变，自策安全为上。望审酌之。专此敬叩

康健　并候　俶知兄及诸弟好生名鸿敬上　四月卅日午

注：徐名鸿（1897—1934），字翱翔，广东丰顺人。1919年毕业于北师大。1926年初徐名鸿、王维彻、黄艮庸三人同行由北京至广东，同年参加北伐，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又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广东。1934年2月25日为粤军陈济棠部杀害于广东大埔。次年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　真师惠鉴：艮庸所述，尚须补足，故另摭拾以告。蒋为人似刚断有余，而忍耐不足。广东空气处处压迫得利害，事事苦无回旋之余地。故蒋之所为，常现短促，无悠久之思，实有所不得已。以北伐而论，稍有识者皆知其非时，然而倡言北伐者，似有所为：（一）以保党军之朝气（数月来休息，黄埔第一期出来人物之在党军为中级官者已有暮气可见）；（二）以消共产者之反侧；（三）以和其他五军之意气。至于湖北江西之压迫则其近因外因也。在广东环境之下，颇有略不挣扎则自行破毁之感。蒋部亦缺乏人才，黄埔出身之下级军官敢死之气可用，而主大计能指挥者则极缺乏。前者为调查及结交人才起见，便有暂时不插手于地方行政之意，及后随真如到湘，渐知真如师部人才之空虚，因有随真如在其师部帮助一切之意，且私有平叔任秘书，艮庸任政治部主任，鸿任宣传之议，盖欲在师部做一番护助之工作。今兹决定任事，尚本此意也。中山舰事变以后，第一军之共产党人，皆自动退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能顾全大局。共产党要人当觉悟“革命势力分裂之为不利”也。又闻戴季陶有回到黄埔任事消息。上海右派之破裂，稍纯洁者或转而向左，此中变化尚不可测知。今以骑虎不下之势北伐，打出武汉，或有几分希望（当以湘唐之力为多），而大难则在到长江之后耳。叔倁〔俶知〕兄初以疮疾，何故突然吐血？倁〔知〕兄体素弱，其何以堪。甚念甚念。生名鸿敬上　五月一日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　真师惠鉴：昨日与艮庸同出省，到裕兴隆探问伍先生及存之消息，存之适来，拟约渠同到乡间住数日。今日存之既回江村，约明日再来。存之既决于阳历六月初旬北上，其意坚决，不能再留矣。日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颇有重要新闻，今剪出寄上，亦略可以观察党政府之变化。在此会未开前一二日，谣言孔多，今又如常。生名鸿上　五月十七早

注：“伍先生”即伍庸伯先生。“存之”即黄存之。

徐名鸿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上缺）

粤中情形，难得有系统之观察，局外所得，只是琐碎消息，若贯串以为系统之谈，则此时实难说得上甚么。今就耳目所得，拉杂陈之——粤局统一后，原拟每月有五百万收入，而近日实收结果，只得四百五十万上下，尽先支付军费，因而各样建设计划未能实施云。黄埔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现年预算为七百万，未毕业之学生共有七千，在校者三千余，入伍者三千余，连第一二三期毕业者则为万人。闻近来在粤候考者尚有许多青年学生，因额满无法入校，多不免于流落，故近日又特行再招一次，以后不复招收矣。其他各种宣传讲习所之类，数月或一年毕业者，投考人物亦非常踊跃。大都中等学生，以四川湖南为多云。香港罢工之事，亦有一部人主张解决，以便专力对付北方军阀，然前数日召集之全国劳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皆有拥护罢工政策之口号，则罢工之解决，似非政府一二人所能转移也。西北两江土匪，实为政府心腹之疾，盖受英人及失意军人之帮助，其势颇不可轻视，若北伐问题不如此逼切，则政府既有彻底解决之决心，如今急于应外，恐一时无拔除根株之可能矣。粤中实力全在一、四两军，一、四两军又数次共同作战。李仁超与蒋关系至密，中山舰之变，李斡旋最力，盖其顾全大局（重要之至）之诚意，非一班挑拨者所能间。外边谣言，不值一笑。二军之谭，三军之朱，此时惟与一、四军取一致耳。六军（程潜）新起，颇有声誉。五军（李福林）则徒为粤局之累，然其渊源甚深，难得有清理之望。谭延闿暮气深，对于部下尚不能严施纪律，即别有存心，亦不能别有建树，惟随大势而转移耳。朱培德不露头角，部下亦寻常，不遇大难，亦可提携而进。将来出兵当是各军抽调精壮者出发，断无某军守某军出的办法。粤中民众力量（农工运动）差不多全在共产党手上，以秘密而有纪律之组织，又济之以刻苦努力，故进步甚速，左派如不挟共产党之助则不成其为左。换言之，目下左派离共产党则不能自立，左派倒则国民党亦必失其革命之能力；右派皆官僚，惟知妥协糊混，既显然为革命之累矣。胡汉民此次回粤，适在汪去之后，故外边多有推测。胡之言论则显然左倾，而行事则时不免于右倾，盖其下皆极右之人，胡故不能自拔。将于本月十五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闻重要方针皆于此会取决。总之粤局正在变化最剧之期，一股混杂之气蓄而待发，在其未发之前，无能加以清滤者，既发之后又未能预定其究竟。一发而尽乎，消失乎，发而滤出一股清者乎，终而混蓄而混发乎，中国前途其于此观其究竟乎。（后面四行空话，等于不说。）

（下缺）

此数缄为亡友徐名鸿手笔。名鸿学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任教附属中学，因与艮庸友善而与我相熟。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我与熊先生暨平叔艮庸率少数学生退出曹州高中，赁屋什刹海东梅厂同处共学，名鸿时相过从。是年冬粤中革命潮流高涨，因粤友召唤，特属平叔、艮庸、名鸿三人一同南下应召。随后即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参看《村治》月刊《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既驻军武汉而政局诡变，平叔、艮庸先后脱离北归，名鸿革命意志强烈随军南去。厥后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之创举，名鸿实为其中一主要有力人物，失败后被杀于汕头。此数缄皆其初抵粤时来信，不足代表其后来革命思想。（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

黄艮庸致王维彻　/1923年

平叔吾兄：日日所望之重庆来书至矣！喜慰喜慰。吾　兄远道旅行，又值冬日，劳苦可知，望自珍摄也。庆自住西斋，天明即起，上午往学校图书馆（现值放假下午闭馆！），下午在家，亦颇安静，唯工夫无着落，可恨可痛！真无以对　兄也。近觉此事，非随便对付可了！苟志不真切，虽痛哭流泪，不过虚火上升，格〔隔〕靴挠痒耳。如立志真切，一点灵明，自然如日东升，浮云安能为大虚之障乎？此意望　兄细察之，加以教正为幸。大抵吾人一提工夫二字，便生“困难”“重大”“久远”种种思想，只此种种，便为良知之障，便是助长，便是物欲，与名利等念粗细不同，抑亦名利等欲之替身鬼耳。此等鬼不去，良知终不肯出来也。然欲去此种种，而望良知出见，犹二之也。此“欲去”二字，亦便成为物欲矣。于此处细细理会，则知良知停停当当，不费一毫气力者矣。庆偶见如此，而未能勿忘勿助，刻刻用功，又多一光景为心（良知）累耳。望　兄时督策就道，不然庆一生休矣！梁师近日精神颇健，闻每夜要起床料儿幼儿，至三四次之多，故常未得安睡云。如　师去粤之意不变，在南方休养亦较宜也。谦之弟近有书来，颇知悔过，病亦渐愈，想在家甚安，性情上不无更变。吾望　谦弟在家多住几时，不必外往，故他坚主来粤，庆未之允也。将来　谦弟骛外之心稍去，或庆在家，稍可自信，此时　谦弟来粤，未迟也。处今日之社会，甚难自立，吾辈稍有志者，又复分散，能不堕落者乎？非豪杰之士，无以自立也。吾甚望　谦弟真心发露！一意斯道，有以助我，岂不幸耶。平叔兄若能来粤，更当谢也。平叔兄乎！庆若得稍成人形，皆诸友之力者也。诸友能立，必援庆而起矣。夫志之懈怠，唯有自责，前途如何，付之天可也。兄乎勉之！北京学潮，又卷入工潮，纷乱极矣，想在报知之，不赘。即请　道安！庆上　廿六日

作此书后请　星五兄阅，得其同意命留底稿。庆思抄下呈　师改正，亦无不可，不必留稿也。平叔兄来书附上。请晚安。生庆拜上　廿六日

艮庸此信可取，宜存。（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积存昔年之艮庸来信多件，可见师友切磋真情。

注：黄艮庸是著者的学生。此信为著者收存，故收录于此，以其显示师友间情谊之深厚。从内容来看，这是师友们尚未离开北平往山东郓城办学之前所写，而此时王先生由北平回四川家乡探亲去了，故有“重庆来书至矣”的话。

黄艮庸致梁漱溟　/约1924年

（上缺）

报载谣言，不论是否真确，似听之自生自灭为好，辩亦无谓，相信者自能信，不信者辩明亦恐不见信。时人不以一句话算一句话，我说一句，便多一句，求其自信者可矣。

师接后学，每多奖借，如前者赖敬文兄与严兄晚上来谈，赖兄一片浮游无根之辞，令人难耐，师未当面折之，于赖兄亦无益，生甚不安。杨兄本诚朴之质，然亦染时下风气，不宜轻与假借，盖不诚不敬，则关系不隆重，师友之谊，无从说起。士风靡漫，生不忍见也。因见　平兄批杨简中数语，偶触而发，然否望　师察亮。

师赐鉴

生庆谨奉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4年

漱师大鉴：前奉来谕，悉日间赴郓城。昨得　星五兄书云　师已抵步矣，喜幸无任。想与　亚三兄相见，进境又不同前矣。庆自返家以来甚少出门，日中常读阳明集诸书，功夫起落不定。居家易迁就丧志，真一日不能离师友，惟其昏惰之极，自己私欲深隐不肯出者，此时毕露。故用力似较有着落，乃知我前时功夫乃意见起落，非实功也。吾人用功不必太做作，一做作便自蔽。只随事随理看清自己真相，着实向前做去，便有着落，若太逼迫则助长要好之念夹杂不清，成一乡愿而不自觉，更是病痛不小。大抵吾人用功如刻刻呼吸，不费力，不碍事。又如菽粟布帛，一日不可离去也。近见如是，望　师及　亚三兄正之。家母自前年患白尿症，时患时愈，至今未脱，然近似稍好矣。俟家母身体康健，家姊返家相叙后，乃能北返。敝乡仍是匪人麇集。非粤局定后未可言和。惟粤局纷纭，又不审何日平靖耳。可叹！谦之弟日间返京，闻不欲赴郓。谦弟未有此志，强之无益，听其自然，将来或可悟也。师以为如何？余未尽，即请

道安

亚三兄均此

学生庆拜上　五月一日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4年

此次得　平兄拯救死去活来，此十余日间不知昼夜，不知衣食，不知死活（此种情形有各兄可证，不敢自欺），可谓苦，可谓一大变动，故将此间情状禀告，望得　师指教。师仅以一明片覆下，寥寥数语，令人伤心不已。（名鸿素来反对作诗，且不能作诗。渠和诗在赞尧之后，是出不容已之情，俶知亦因　平兄一言而痛自悔责，故亦有不已之情。今名鸿兄居然信此事，而有悟往日之非。俶知兄则更踏实用功矣。师以无味二字概之，何耶？）

师乎，生此次变动是耶非耶，岂不能得数语以教之乎，是诚何心哉？师日日忙，为何而忙，尚不抚心猛省，将数年来所共勉共励者为何不刻刻放在心头，而甘为他事牵扯，放下大事不管也。已矣乎，生之无助于　师至于此，极负罪深重，有何颜以见吾　师，何颜以见我家庭也。（昨晚炯炯不寐，又执笔作诗，作罢乃能睡去。此中真有不容已之情，师其恕之。）昨日是先叔对年，生丧服亦满，又得　师来片，悲从中来，已不成语，唯望吾

师大发慈悲，以生民为重，将此大事讨个下落。安可与俗沉浮而自困耶。临楮悲郁，不能尽其万一，望　师俯察，好自将养，毋过忧伤。幸甚幸甚。即请

道安

生庆顿首上

此一九二四年艮庸从曹州高中来信，其时我适回北京也。（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大鉴：寄同人及同学信（决定退出曹州高中之信[梁漱溟印]），拜读一遍，能将豪气与自信降伏，想又是一般境界矣。日前生到京省　师，已将最近之意见陈述，虽亦同意择地曲阜，但至今胸中尚有疑团，仍以前议为恰合于心。生每有所见，好恶之情，的然蕴结，而苦不能宣之于口，则使勉强说出，理由亦不充分，每至不能自完其说，背谬可笑。心中的然之情，终久郁结，而至于偾事。此中病痛，缘由功夫不切实，得失荣辱之私情，萦绕于怀，故不能毅然坦然，循吾良心之所示，以作主张。（此种情形，平兄颇知我苦。）今欲强矫此病，试将鄙怀之未尽者，陈于　师前，以求证可。呜呼！吾人终日营营，何所为耶？舍真切为己，明见己性，无所为也。吾人思之，一日之行，终身之志，其确定否乎。如志已坚定，则日常生活，有道可循，断不至凌乱也。如其不然，日云奋发，何所奋发耶。今日吾等根源未清，志不坚定，故心中时若有所期待，悠悠度日，自己立足不牢，而外力环伺相诱，头出头没，日处危地而不自知，犹不自量而以道自任，每为浮气所隔，真心不现，反末为本，几希狂矣。所幸经此次失败，尚有回头之一日，种种困难将浮气消去，如患大病者，证象未著，外强中干，犹自饮食言笑，强自振作，而不知医者太息退避矣。一旦遭遇机缘，内力实无可支撑，病态毕露，所存者不过垂死一缕之生机耳。此时能调身服药，或可将生命挽回，其较强自振作之无病态时多矣。今日吾等正无力振作之时也，亦一缕生机之时也。吾人在此困苦中，或不知此时之机遇为可爱，焉知他日有寸进，而不以此时为一大关键耶。生以为此时吾等宜珍之重之，将一切放下，觅一静地，限以时期，痛下针砭，冀赖天之灵，得一转机，以拯生民于涂炭。苟根器劣薄，一无所悟，亦不宜再事出头，只可穷老山中耳。吾　师来书，及平兄与　师数信，与生见解，不期而同。然吾三人病虽同症，而所遇困难，颇不一致，则所感各有不同，故下半年择地之主张，各异其说。生所受之苦痛或不如　师等之甚，而销磨客气，亦颇有之。此时之我，确不敢自信夸大，深知我不过感悟比较能敏捷，其他一无足恃，且所谓敏捷者，正是吾之死症，吾其块然一罪人耳，安敢妄有所冀求乎。经此一转，客气渐沉，而思所以为力者，果无道耶。乃悟天之生我，吾受之躯，此躯即吾之罪薮，亦即吾之严具。吾人生活，不过将此身之本然者，如其分限，不动一毫，而还其本然而已。要言之，做人者，所以自明也，苟能明己，天下国家都在是矣，舍此以言做人，皆是向外追逐（不知分限故也），无有是处。生之所谓如其分限，不动一毫，而还其本然者，着意在于“如其分限”四字，然而确能如其分限者，非将一身公之宇宙，去执我之私，不能自见。吾人下手之初，实不配言“公之宇宙”一语，第一步且将己身视为天下间之废物，而处理之，随顺之，调伏之，循此用功，或可致力减少罪恶耳。故生亟欲将此一身置之静地，放下一切（亦不能不放下，因未能明己，无道可循，举心动念，皆俗人俗事，如何得了耶），不动一切，而主张就北京城外西山等处，同住三五年，以从事试验也。吾　师不以留京为然，而主张迁地曲阜，实亦确有所见，但生不敢苟同，请言其理。吾　师不愿留京，以为北京非久居之地之成见为最重要，其他如家事不能摆脱，与俗务之营扰次之。吾　师嫌于北京者为爱乡村生活，又认乡村生活为吾人之常态生活耳，又北京风俗之侈靡耳。此种道理，谁不承认。呜呼！今日之中国，岂容有所谓常态生活耶，大乱方殷未艾，暴动残杀，即在眼前（近日一般人互相不尊重，轻薄讥诮，鼓动忿恨与仇视之心理，到处皆是矣），将无一片干净土。乡间多为兵匪与天灾所困，岂易得一长久治安之地，则得之亦难保其将来无患也。又当此人心浮动之秋，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更宜一切暂为守旧，切忌更张。苟反乎此理，则愈动愈见其不安。实运会如此，不可强求。吾　师于此时而欲卜居曲阜，生甚不以为然，况现在情感未平，好恶不真，而谋久安之计，实危险万分。盖欲事之顺乎理，必循心之所宜，何者为宜，非由道理得来，乃心之明觉自然显示，若情志不宁，清明之心，为偏情所蔽，心中只存下一急切之要求（为不清楚之要求），毫无雍容妥帖之情，以为随宜进退，以之应事，事出于勉强而不自觉也。故在用功上说，亦不宜多所更动，且将自己田地，清静清静，苟有得于心，则迁曲阜乎，抑留北京乎，抑再觅他地乎，将因学问有进，而卜家事可同时解决矣，不然，卜家以后，亦未见其能安也。至家事不能摆脱，生不知　师困难所在。唯以鄙意妄测，吾　师真切用功，家事亦无甚关系，且以性情而论，吾　师家庭情感太重，尤宜不即不离，将心安放于家事与自身之间，随时致力。此中所言，不即不离，意义颇觉可笑，亦颇不彻底，而生以为甚妙，盖即之则受缚，离之则心悬悬不安（师常主张用功不可离开家眷，生此时所见，则不以为然，而以不即不离为最妥），皆非中道，望　师审之。若俗务纷扰，此乃暂时状态，从前种因，今日得果，亦无用憎厌，若自己态度坚决，渐渐必得人谅解矣。总之，吾　师在此时期，生不主张多所举动，只将眼前事物略略放开，随分致力，三年以后再作道理，更无他话。至所见合否，希望复　示，其他心中所欲说的问题，将来有机会再说。暂止于此，然已赘赘不堪矣。专此。敬叩

大安

期庆拜上　四月初三写完

亚三兄已入京，见时请将此信共同商酌，如何。

此信重要应保存之。（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八月

平叔艮庸从游于我，皆胜于我。如此信所以教我者皆不易之道也。（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八月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座右：得　示喜慰。生初三日日记是一时得启发，稍去向来矜矫之病，遂能低头　平兄，而　平兄所证不敢窥测。若言归并则可（将来面陈），合一则未也。生气弱而逞才已十余年矣，活了廿余载不知羞耻，至今病根犹在，工夫极其费力，则

师所谓矜张外走四字尽之（此时矜张稍减，外走则十之八九矣）。刻下拟且省外事，一意涵养本源，信亦不欲多写。林先生处见时望叱名问候。林先生爱人入微，生时时感激在心，但未拥身拜谢耳。余不多及。努力自摄。即请

道安

生庆拜上　五月十九日

此信便中转　林先生如何。

又及

林先生者宰平先生也。（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黄艮庸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师真师赐鉴：除夕日下午到家。平兄曾上一缄，略禀沿途情形，想得先达。（由伯良转一缄收到否？）连日与亲友往还，颇觉忙碌，又所得各方消息未甚有头绪，不便以耳食之言报告，故迟日未奉书详禀一切。此信亦不过将数日状况略为说说，以慰远念耳。庸伯先生前两月即来省城借友人屋暂居。（明日迁回乡，伍夫人子女均平安。）初一日生等访得住地所在，便携

师函与平鸿二兄往访。伍适有微恙，精神似更不如去年。相见甚欢，略谈不久，李仁超先生、冯竹贤先生偕第四军十一师师长陈鹤如到。李适由琼回不过二日耳，其精神态度一如从前，木讷坚贞，殊令人爽朗也。冯精神亦佳。陈性质是廉洁自爱一流，颇能自守，似与汪蒋极相契。此时粤中有一重大问题，则民团与农团冲突不和是也。民团为民间本有自卫势力，一般乡人绅士借以自保者也，其中不无劣绅借势凌人，而多半尚是自爱者。政府若借其本有势力，导之正轨，收拾粤乱，整顿地方，实一极便方法。惟近来左派握政权，与共派接近，以民团是旧势力，恐蹈商团覆辙，故重新由农工厅（厅长为陈公博）派人下乡，组织农会与民团对抗。乡间农民本极安分，不知农团为何物，多不应命，而与之附和者无业地痞及土匪为多，彼等有名义可假，时时与民团为难。政府偏袒农团，而农团势力不如民团远甚，故日间（旧历除夕）已将民团统率处（李福林为处长）撤消，改组为团务委员，委员共四人，李福林、陈公博、古应芬、林祖涵。李庸劣无态度可言；陈左派而非共产；古态度中立行事较稳健；林为人则不甚详。此团务委员会之组织实为农团代民团之初声。（农团则为党部所指挥，亦以党治国之旨也。）退一步说亦民团由地方势力倾向中央势力之趋势。今后纠纷甚多，政府中人亦视为一大问题，尚未得确定调协民农之办法云云。伍先生在乡办民团（颇有计划，将来再述），政府曾征之为委员而不就（其近来态度甚坚稳，将来再述），然实不忘情于地方自安，故一见陈鹤如先生（因与汪蒋接近）则致讽谏之意，望政府勿为过急。陈将汪蒋意尚不定答，陈态度亦极以为忧也。（汪蒋左派而非共派，左派势力新起，共派不愿出头，拥左派以为前驱，左势甚孤也。）予等坐已两点余钟，李冯陈先辞去，予等又略谈一点钟左右，约改日赴仁超先生处再会。初三日午在李朴生家用膳，伍先生又派人来，云竹贤等在李宅相候，予等饭毕即随来人往。李人客来访者极众（蒋闻李返是日来李宅会李云），阍者导至楼上私室，座中伍冯及予等三人，尚有刘道周（医生亦伍等北京时朋友）。李态度真挚坦率，询余等对国民政府态度，其辞虽未明言，实欲知余等态度也。伍由生等致存之等信，知生等不满民党中人，亦略为汪蒋等解释，且自谓其态度不能与现政府相容，颇为危险之言。（言时态度极安详有趣。）余等略述己见，且言革命为消极的手段，礼让为治国之本之意。伍李亦表同情。及后生询李治琼善后之方及李思想之倾向。李一无态度。彼答云，渠实无主义，盖真空空无成见者也（此评语甚确[梁漱溟印]）。彼询及

师近况，生以实告之。伍先生初欲筹寄千元来京，生以伍已辞梧事，似不必受千元，且伍亦有难筹之苦，故以一二百元为请。伍则云要汇三百元为妥，此款当面请李先生担任，汇费则由伍先生补足云。生等以其出之诚意，已代　师应允矣。此款究作为伍先生为吾侪筹措之款，抑为吾侪借贷之款，将来酌之。生已收伍先生一百元，日间李将三百元送来，即汇寄北京也。至问伍先生对　师行止一层，伍以为不宜著书，最好各地访友，多增阅历，于精神身体皆有益云云。平兄将　师著书之意解释，彼亦无甚坚持不可之意，仍以游历各地为望于　师也。由一点去谈至晚六七钟，在李宅用饭而返。初五日黄居素与邓瑞人（第十师军需后方办事主任）二君有柬来请宴，以第一次会面，不便却之。席上遇聂藕庚及李君杨君三人，新从南京为内学院筹款来，相见大喜出自意外。（内学院无经费故来与汪接洽，汪答以为广大文科拨款作常年经费，内院为广大一部分。）又有刘文岛（曾译《新军论》一书，生在京曾略一阅，未终卷。此书是法共产党将现有军队改为无国界之军队之一种新军计划。余记不清楚），其人与证如军官同学，留法学生，年卅余。英爽有才气，未得深谈，将来必访之也。（闻聂云刘为证如办外交将往湖北。）初六日与庸伯先生搭车往江村，见存之。存之病足，不能来省会。生等又欲参观伍所办之民团教练所，且会存之，故下乡一行。存之拟下月回京，生劝之留粤往琼与张老先生共事，渠意尚未定。写至此，又到访友时间，要出门，暂止于此。余容续禀，不尽。敬叩

年安生庆拜上　初九日

元旦随家兄向家母贺年，并将师缄与培昭相片呈禀一切。家母喜慰感激万端，命生作禀，代致意叩谢。生一向负罪于心者，得　师等全成，深感五内，惟觉前途危惧，殊恐有负　师等厚望耳。十五六有船往北海，将与由廉州返省之王荣佳兄同去。闻证如有日间来广州消息，不知确否。若然可早见两日也。又及。

与李仁超君信抄呈。

注：此信为黄艮庸自北平回到广东番禺家乡后所写。信中的“李仁超”，即李任潮（济深）先生。“省城”，即广州市。

黄艮庸致熊十力　/1926年

真师座右：由韶绕过乌石匪巢，返广州已有四日，得读前后来　谕两缄，又在真如先生处得由廉转来之信共七八封之多，亦一一拜读。月来日行万山中，与京中师友消息隔绝，回想昔日情况，似可记忆似非记忆，如别数年之久。飘浮生活的风味今日可谓初次尝得矣。生此次入湘前后五十余日，无一可述，惟途中调查民间生活状况，耳闻目睹皆令人感叹不置，然后知我国民族之危险，恐有大力者亦不能挽回将来劫运。社会千奇百怪，吾人惟本心之所安做去，不能以一己好恶将迎。世虽大乱，吾人只求此心不乱耳。来　示训诲谆谆无非此意。生自省才力薄弱，时时阙然若有不足者，故论当代人物时事皆不敢下一确切判断，盖每一开口则觉自己亦未尝可靠也。至若时时自反，以求不失此心，则生虽愚，亦知时时自儆，宁死不敢辱　师等之教，此敢请吾　师放心者也。粤政府内部纷纭异常，蒋汪有意见，各首领未去利己之私，虽已决定北伐，唯毫无准备。闻五月十五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大会决议北伐进行各事，不日有弛禁烟赌之令，所接所闻皆未可乐观。真如现为粤局重要人物，名过其实，尤易招忌，其地位实为危险。渠初时尚有矜喜之色，近来（下缺）

……

（上缺）其幕中甚愿得一指示，则真如方面亦应寄一信也。不审有当否。平叔已答应任秘书职。名鸿亦允就政治训练部宣传部部长。生则不于此时负有责任，留一闲散之身，与平叔真如为伍多所历练之后再为任事，似较适合。不知生等如此安排亦有错误否。（是昨夜在真如家与之面商的结果，还要楚璧调来政治部共事。）读家英、朝杰诸弟来书，欣慰之至。迁出西山后生活较为妥适，正值春光明媚，读书之乐可知也。真师兴趣俶知兄应负有责任，有一封动气的信寄来，惟俶知兄是问。一笑。余详平叔名鸿两兄缄。尚有多信未写也。敬请道安学生庆拜上　四月卅日

寄回中山县之一百大元，真如特意不覆　师信，怪　师小题大做。渠不知如何置答云。该银寄返之后大约居素先生收了，又不知谁人用去了。

又及

注：此信由熊先生阅后，又交著者一阅，后由著者收存。当时熊先生与著者同住于邻颐和园外东北之大有庄一租赁宅院中，与若干青年朋友同住共学。

黄艮庸致熊十力　/1926年

六号由省城返乡之前，曾托第十师发一电报至缨子胡同，云已决定不赴北海，在乡间休息，待真如回省。四号共寄四缄，平叔一信分三封寄，生与名鸿共一缄，总计四缄，是答　漱师快信。五号又寄一快信，四号所寄之信，恐被邮局检查，故用平常信，不审得收否。今日由省转来　漱师四月廿四廿五两示，惊喜交集。北京局面如此，处处可忧可痛。生等在南，又一无头绪，心中所受压迫、困苦亦是不小，更闻　师等艰险消息，戚戚忧愤，竟不知向谁诉去。唯细察各方面情况，恐大乱正是开始。推开一步着想，则只有好好忍耐，又不用吾等着急，尽付冥冥之中可矣。生自返粤以来，生活极其飘荡，精神时有收摄不住，遇事亦少定识，但每径堕下，亦必强自振奋，不敢稍忘此志，致令　师等忧辱。生才力虽短，而心里眉间肩上常若背一重负，不敢或释，不敢推卸，顺不敢喜，逆不敢躁。深信吾等之事，正远正远，吾等唯守此志以终耳。北京经此次政变，后患方殷，能否长久在北，不必迁地，实一问题。然在此一年之内，窃以为不必多动，盖非是稳当长久之地，则不应迁徙，在今日而觅稳当长久之所，恐遍走全国亦不可得。生与王徐两兄返乡。（敝乡自去年联团以后，匪徒敛迹，道途安谧，为十年来所无，乡人渐渐回家，开耕者日众一日，景象比去年大好。）两兄颇喜此间幽雅，房屋亦复够用。生等三人皆有请　师友等南下之议（家母闻北京不靖，又闻此议，曾命生立即函请南下，盼望至切），但粤局根基未固，其中化变，恐当局者亦不能预测。此时正喧闹北伐，地方问题恐亦不暇顾及。暂时匪徒虽畏威匿伏，若北伐实现，地方治安在在堪虞，故目下乡间虽云平靖，生不敢遽有南来之请。此议苟能实行，则必看北伐以后，局面能现生机乃可。且　师等行动，为海内人士所属目，由北而南，在吾等视为不甚重要，而在他人则以为甚可注意矣。（去年广大曾托楚壁请　师南下，此事毫无眉目，而广州报纸已极力宣传矣。）此时到处都是混乱，又何必舍混乱而入混乱之地乎。（虽则如此，将来仍以南下为便。）以上是对　师等行止之意见。来示云“每每有头一封信，声明或注云详情再述者，而并无第二封信续报前情，以后竟不再提”云云。此是生一人之过为多，盖当时以为可述者，每苦其不详，有待后来作一有系统的报告，而至今亦不能做此报告，故每每当时说了，以后便无下文。现在回想应补述之事，多不记忆，最好来信一一指出，或可禀复一二。记得未入湖南之前，有一信说伍先生的态度，是注明将来再述者，以后竟未提及，思之歉憾，当补述以赎前时疏忽。（此次由湘返粤未与伍先生相见，最近情形不得而知，现就正月初四五在省及初十左右下乡两次相见之情况而说。）伍先生为人谨慎小心，处处替人着想，有牺牲精神。生等返广州之第二日（即元旦日）便往访之，渠适有小恙，面黄而瘦，精神又比前次相见不如。见予三人来，喜悦于色，备询北京师友状况。由正午谈至黄昏，约四五小时。（中间李仁超与陈可钰来，谈约一句钟先辞去。）（李仁超即李任潮、济深。）生等尚未请问出处一节，伍已先自言梦中不能自主，病中难于着力（其大意如此），自己不敢相信。“余（伍自谓）去年与艮庸相见，即有欲做一自了汉之语（时问生能忆否），今年仍未见有进步，甚愿先做一自了汉（即不做自了汉亦先有此种经过之意），看看如何。”又云，“三位既来粤，甚好，是余之幸，或是余之救星到也，看看三位救得我否。”言下微笑，其意实不敢问粤事，亦有非自己所愿之意。第二次相见（似是初四），生与平叔则为详细请询，且劝其出任钜艰。伍不为稍动，态度愈坚确恳至。（伍先生一意此学，用力不分，尚未有以自信。其不肯出任世事在此。[梁漱溟印]）谈话甚久，晚饭后，彼此意尚未尽，而伍尚有他事，乃辞去，约同翌日下乡访存之，且谋畅谈。归途平叔笑云，伍先生已如长虫入洞矣。大抵伍先生之态度所以如此者，想来四军内部并不简单，而粤当局之操切急迫行为，实难与之合作，故虽与李仁超至交，亦不能不持此态度耳。此种态度，不无可议，然伍先生并未有一毫消极的表示。或者别有所见，亦未可知。（其办民团讲习所学生百余人，每晨六时出操，伍必亲自到场。晚问十时至十一时，尚上堂授课，不辞劳苦。）生仍以为粤局苟能安靖，必赖此人，但不知何日肯挺身出头耳。初四日所寄之信，有说真如七分危险三分可靠，但未细说，恐该信偶遇检查，故不欲多说。现将自入湘以后，对真如观察所得略说一二。真如勇敢而有血性，其统领四五千人实为称职，确是今日难得之将领。东江之战以一旅援许，行军迅速，为众所推服。其后回师肃清刘震寰杨希闵，首先入广州者，即为真如一军。其后防守南路，单水口之役，以二三千众敌万余人，苦战四昼夜，卒以却敌。南路肃清，除此次与高州（桂军主力）之战以外，敌人望风而逃，未有抵抗，故南路之平定，亦真如做其端，当其难，功亦最伟。自去年至今，八九月之间，提一旅之众纵横粤省，其势颇顺，所以能如此者，固其才有过人之处。而当时粤政操于廖仲恺之手，廖信之极笃，请无不应，商无不允，故得操纵自如。及廖死后，其所部改编成师，以后情势，与前大大不同，而生云真如有七分危险三分可靠者，皆指廖死及编师以后之情势也。粤省自统一以后，内部日日暗争（共与非共之争），蒋氏亦无可如何，汪更不必论（只会调停各方面，其态度不如蒋光明磊落）。（当中看似无甚力量，而维系粤局安靖者，为李仁超之浑厚容众，能顾全大局，其地位超出各方相争范围之外，甚可敬服。）在此混混不清之粤局，真如自身常常不能摆脱，粤局重要问题，皆与之有多少关系。其地位虽是师长，其权实非一班师长所可及。如前次代表政府入湘，此间军长共有六人，师长有二十余人，而真如以师长资格为代表，则非寻常一师长可知矣。（蒋曾请渠多统一师，真如不允，可谓知机。）真如既混身政潮，又性情疏略，只有跟着他人发急，增长浮气而已，于粤局一无益处。且风头太骤（名誉日盛），易于招忌。从前有廖氏爱护，尚觉安存，今无其人，真乃万分可虑。（在南路时与汪氏已有多少误会。）至其部下，自改编之后，局面己扩大，又不见有何人才。且其所用之人，能始终不负真如，实未可知。（生未到北海，师部人才如何，皆从各方打听得来。楚壁来信，则有此虑矣。真如爱轻捷爽快聪明一路人才，实在可怪。）军实亦不甚足，军队练习时间太少。（自为师长之后，内部整顿各事皆不暇顾。舍己之田而耕人之田，势已不能不如此。真如亦尝发叹。）不久又要入湘，真乃万分可虑。其七分危险者，实则指此。然而真如个人亦有极可靠之处，其性情甚厚，且能从善，倘今后将全副精神整饬军队，离开政局，再做一番踏实脚跟功夫，仍未为晚。将来能否有此转机，亦在于北伐实行后，乃可见出。若北伐实现，真如与桂军（即白崇禧所部）必入湘境（他军将入赣）。（一）可远离广州政潮。（二）此时不能不实实在在整顿军队。一向向外发散之气，收回向内，自然有生机可见。（或遇挫折打击，然后如此亦未可定，总是险着也。）吾等之所盼望者只此一线之明，以求屈而得伸，否去泰来耳。此所谓有三分可靠也。生等所见如此，故对于真如入湘，视为一重要关键。吾等皆当忍耐观察，遂有随之入湘之议，唯前途如何，正在不可知之数，姑尽人事为之耳。生等留此将有一二月乃能入湘，甚盼未行之前得　两师来谕也。颂天家英得大进步，喜慰之至。颂天弟有暇，望来一信，如何。余不详尽，即请

道安生庆顿首上　五月十日

黄艮庸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　真两师座右　五月十三日　两师手谕，前日由名鸿带回乡。真师所言对证应尽情发露，乃含而不言，得无尚存世故乎云云。五月十六左右寄来两快函，今日得收。真师又复叮咛一番，深恐生等情感用事，公私不分，自陷于不义。又说，计必早定于万全，机则随应于仓促，万全之计即务内而又务外是也，云云。此两点甚是重要，生自反久之。本来要详细禀复，请　两师放心，惟说去太远，易蹈空夸，为自己解说，更是不可。然终恐　两师不放心，故禀大略，以见肝腑，俾知生两眼尚未昏花耳。（将来能保不花则真不敢自信，赖　师等时时激发也。）生之返粤，是负　两师之命而来，两师平日训诲，何敢一刻忘却，根本立足所在，岂肯轻轻放过。生决计返粤之时，微敢自信者，亦于此点有所窥晓，故将此身置于今日之洪波巨浪之中。生时时自省，以为于世事有补与否，不必深求。而自己置身骇浪之中，任其颠倒，余为把柁。余终身只有把柁而已，此柁能把得稳否，不敢自信，然吾终为此事而做人也，非欲成立事业也。生之思想至今与前相同，问题亦与前相同，我之返粤乃第二义耳。我始终求我所解决之问题，我将这几十年放于洪涛巨浪之境，亦不过借此以求解决我之问题耳。生之前途实无方向，但有一可靠之处，爱人之心甚切，颇有与人为善之怀。自己不愿受安乐，自己安乐时，反觉自己不安起来。在相当环境之下，自信能受委曲有牺牲精神。（然极不愿轻易暴露，乃性情如此。）有一极坏之处，是气不刚健，易顺从人意（但大处则不易顺从，颇能自主），常因此而受苦，或者因此而自误亦不定。此乃性情所限，只有时时警惕耳。真师气习之说，生曾设譬云，社会如化学试验之玻璃瓶，个人气习如每个物质的成分，许多不同的物质成分放在一瓶内，所起化学作用，便是社会的气运。此气运之成，仍是每个每个物质的成分所致。故吾人求改革社会，实刻刻不离自己也。此说与　真师来谕所云不谋而合，亦由唯识之理推悟之耳。抑有进者，吾人眼前何尝见社会哉。自己问心不安，则万物纷集目前，若于眼前事着实做去，求此心之通达（通达二字，理不简单），唯有自省自责，东西南北俱是道路矣，社会之气习于我何有哉。（此等处微有所见，唯守之难，应变尤难。哀哉，做人之不易也。）世事大难，前途正远，悠悠苍天，不知终许余成一个人否，不辱　师等之命否。目下之粤局，实不忍多论，利乱不利治且成为彼辈称快，真不知闹到成何样子。以一绵薄易断之心，处处提心吊胆，求吾人一线之活路，又无路可寻，焦急已极。中国目下如一破舟，彼辈急急放之出大海（指世界的劳动运动），舟不破不止，将来能得一偏安之局，则是我民族之大幸。苟偏安之局不成，而欲保数百里之人民，恐甚难也。（目下之山西亦混入旋涡，此指战争的旋涡而言，若经济的旋涡，已无处不是矣。）以上略复　真师。漱师后一快函云念吾民族前途之危，与来信之精诚语，又不禁捧书冒泪云，读之大恸。两师之精神为时局而不宁，处处可见。（真师动气伤身更甚。）惟地位不同，耐性守着山斋，已是目下应尽之心，其他且不管可耳。生等生活，宜在颠倒里耐性寻路，师等则不然，似不必如此焦急，多偷一分空闲指引诸弟奋励，是何等宝贵的光阴，精神切不宜分散。（心未稳定，则两无益处。）关系不小，请　师试为省察，以为如何。生等是走支路，师等仍在大路盘桓，走大路者宜安详不迫，所期亦在千百年后（全国皆动，已无中心，赖智者静握其机也），何必急耶。前函快信所云数事，本不必多说，但亦可略为说明。难翁在琼州时有信与存之兄，盼生等赴琼。生见友人钟廷枢君（在委员公署做第一科科长）亦云难翁甚盼生等帮忙，但闻难翁于国民党党见极深，渠做行政委员，犹日日拿着旗子在街旁演说（科长科员皆随着往），宣传三民主义，态度急愤之极，此时与之谈时局，必至扞格而无味，若为情谊上之访问，则极应一行。回粤已数月，尚未一见难翁，心中殊为歉憾，然时间太促，往返不及，只有待之异日耳。临行所云，生刻刻在此用心，唯目下粤中党派纷争之烈，外间不能想象，甚至朋友相遇，未说话之前，心里已彼此疑为某党某派，最少亦打听你是何等态度，说不上来一种疑忌心理。风气如此，稍知自爱者咸讳言党，甚至一种学术团体，亦非党化不能存在，态度稍稍不慎，则反革命口号不难到身上来矣。粤中真有肝胆能有远大谋者不可多见，故目下无论如何只可为友谊的切磋，求声气相通，共同工作云云，乃无从下手。或者将来有事情在手上，然后因事集人，只有此一条路可想。调查的事亦曾做些，兹不多说。死守山斋，甚是甚是。不受粤中钱亦好。证用钱太随便，生甚不以为然，其寄钱济贫，的是真意，然彼无爱惜物力之心，似宜却之，庶几彼可自反，至是广东钱不是广东钱则其次耳。证之寄钱，生未见渠说，说必代为阻止。五百元之寄，生等尚未返广州也。信件以后请编号码。此信为第一号，余不详尽，即请

道安生庆顿首拜上　四月十八日即　五月廿九日寄

漱师二三月寄信是寄廉州抑寄广州？便中示复，以便查核。

又及

注：“证”即“证如”，指陈铭枢先生。“难翁”，指张难先先生。

黄艮庸致熊十力、梁漱溟　/1926年

真师漱师大鉴：

此信不能不写，然此刻精神昏钝至极，所怀万端，不知从何说起。苟能飞至　师等身旁，尽情痛哭，生将插翼来矣。自六月随证入湘，转徙数千里，中经数次战事，而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为最剧烈亦最惨酷，历前此未历之境，此心已几成硬化，见至惨至忍之景象，亦不动心矣。八月卅一日午后第十师追敌至武昌城下（汀贺两桥之战，吴之主力军已尽歼灭，故吴困守武昌），城坚不能即拔，乃驻军城外之洪山寺。六日两汉相继入我军范围，吴闻已退走鸡公山，武昌四面绝援，敌已成困兽，经数次磋商出降条件，尚无结果。现虽无攻城动作，然城中人民之苦状，令人不忍设想也。生数月来所得经验，为至深至切，一切追悔愧恨皆可不必，所幸已到武汉，颇有雍容期间，为自己进退之计。此时若仍是拼命做去，则自觉非我疲弱无能之身所敢承担。（平叔兄回川去后，时感孤苦无告。）为决计另寻路途，亦应求　师等指示，生得暇则来京面陈一切，盖所感至为复杂，非面陈不能尽其万一也。世事如此，吾辈立足未稳，真可为痛哭。生时时自计，处今日之乱局，若决心同世事则只有拼命之一法。不然，则当设法自食其力，绝口不谈时事，依遗其间，宁非大苦乎。武汉克复后，局面当更繁重。此次北伐，四、七、一、八各军（此次序是湘人以军纪之好坏而定的。第四军战功军纪皆为诸军之冠）奋勇争先，不肯后人，故虽吴之大敌不数日则摧破无遗，此种气势，自然可以胜敌，但亦是一危险现象，乃可想而知者。证确是一将领才，行军迅速，遇敌稳重，故战无不胜，汀泗桥破敌，全是证之策略。（敌有数万人据河而守，证以十师及十二师共万人之众一日夜破之，敌全军覆没。）又为蒋氏所倚重，蒋唐二人之关系皆因证而成，故入武昌后，证有改师成军并任卫戍司令的消息（尚在秘密中，他人绝对不知）。证的态度自然是有进无退的（非功名心所致），亦希望生等同其态度，但恐力不能胜，未能度人，自己已不可为人度，则大冤枉耳。真师著书已成功多少，亦有发心南下一看究竟否。（证有请　师为太上参议之说。一笑。）真师肯来，生则待　师到然后回京一行也。兹受证之命有事赴沪，写此信时已在长江船上，身体疲乏，仍未回复，有暇再作长禀。在沪有三五日逗留，即回汉口。京汉车通，则回京甚便。肃此即请

道安　斋中各弟均此

生庆顿首上

九月十三日

船进吴淞口

陈铭枢字真如，一作证如。（梁漱溟印）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30年

读《村治》一期《主编本刊之自白》一篇，是　吾师一向的精神态度，全体甚好；唯微觉仍有几分客气，此即生对　吾师未放心处。青年易为气所动，稍一不慎恐人人以意气相高，而恻怛悲悯之怀无从以见。然恻怛悲悯之怀乃村治运动之真骨髓。吾师其以为有当于万一否？

黄君之言深切吾病，读之不胜警惕。然黄君所见犹为《自白》一篇耳；使见此《答晴中君》稿及前通讯各篇，其必更为吾惴惧嗟惜！余一向以矜气浅衷，改化不易，既贻朋友忧；今出与一般社会接，对社会立言，感应捷于影响，犹不知戒，则于今日天下拂乱强戾之气将适以益之，其何能以回众人察理向善之心？吾诚过矣！用志于此，愿改吾过，并以谢当世之君子焉！

十九年六月廿七日　漱溟记

注：1930年，著者任教于河南村治学院，同时兼任《村治》月刊主编。黄艮庸此时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信中“《答晴中君》稿”指《“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一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可供参阅。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46年

七号晚苏使酒会后，张、罗等访司，司、马已出来斡旋。希望中共对蒋八点之信有书面答复，司、马才好说话。（蒋对马、司说“你带他们的信，他们未复，可见他们不要你们了”云，故司有此要求。）张、罗即晚到梅园访周，已答允复书。继即史、张、沈来访，周态度又变。至十二时返家，张、罗颇有争论。翌晨（八日）由沈、张同去劝中共。政府与君劢先生约谓，得中共复信后，即举行三方面综合会谈。并允改组行政院，下令停战。即日下午六时，由孙请客，为三方面会谈作一准备。因信未送，孙请客停止。君劢先生大窘，束手无策。即改由第三方面会谈，约周到会共商。周经劝后，即允复书，并已送去马转复政府，此转折颇困难，然结果甚好。乃政府忽下停战令，雷赶来会说明四点，与以前同君劢先生所谈者，根本推翻，在会者大骇。胡政之刺激最深，李、左大发气。即觅得原令共议，至十一时对记者发表一书面谈话，今日报纸可登载。当政府下令停战时，君劢先生以为即可商改〔组〕行政院，一切步骤依政府代表与张先生共商之原步骤进行。事机甚顺，而第三方面或因改组问题及提代表名单问题大生困难，颇不好办。君劢先生即有请　师回来之意（嘱笃义来说的），乃政府全满翻案，第三方面之困难可不发生，而促成目前更一致之局面。此为今兹最后之情态。（中共复书已送去政府，辞极简单，无激剧性。）今日十二时孙科请客，以后情势如何转变，固不易测也。史、沈因陶丧善后今晨回沪，黄、章仍在沪未归，在此只罗、张二人。师去后，同人心理极能了解，时致想念之语。廿八日之事，第三方面忍辱负重之精神，尤令此间人鼓舞叹息，可见直道终是人心需要的。今后第三方面之团结，无疑的为此精神之继续留影也。朴斋有意请表方先生出川。余不一，俟续陈。敬叩

道安

生庆上　九日

注：此信写于是年11月。著者于1946年10月底辞去民盟秘书长职，11月3日飞离南京，而黄艮庸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恰在著者离开南京后数日，自青岛过南京，作数日之停留，准备回广东。此信就是黄先生在南京民盟总部的见闻。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正向各党派催索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

黄艮庸、梁培昭致梁漱溟　/1970年

四月三日接到给培昭的信，《北京日报》似在阴历过年后未收到。四月五日我写了一信给雪昭，请他阅后将信转呈，不知见到否。我们公社自旧历过年后搞“一打双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反投机倒把、反贪污浪费），至今仍未停止。这次运动，比以往深入，面也很广，几乎每个人的历史都弄清楚。我们公社在全县中系重点社，我们大队又系社中重点，由县派专人来主持。我们曾学习了三天。主持人同我和培昭作了个别谈话，了解我回来的经过，了解培昭家庭成分。态度还好，说我们的问题，到时候落实。但内情是不能推知的。运动接二连三，问题常常悬搁，只有等待，不作什么预测，也就一切平常了。民盟一月底来过一信，要我写失物清单。三月又来信，要补充清单未详明之点。复信去后，至今无消息。所谓常常悬搁正复相同。我们身体精神都好，习惯了底层生活，心境似更宽广，心情更得平静。“秋雨惊秋夜，涛风到户檐。幽人初醒后，寂对一灯前。物静知无念，心清别有天。荒山新岁月，老至竟忘年。”这是夜雨偶尔的感触。培宽兄弟下放，小孩都不在北京，想写作而作，生活不免更简。不知雪昭、仲光等仍留北京否？有事似可烦他们代劳。年纪大了，他们也是乐意帮忙的。记得宰平先生常请渊庭的孩子去他家帮忙，并不客气。可惜，我们又不能在京。今年乡间多雨，禾造已开始收割，可好丰收。一切日用品供应比广州市较易，但鱼菜肉等类比我们回来时贵了一二倍。米油糖等，生产队去年有生产，这些是不缺的。这些基本生活条件不缺，市面因之极安定。广州两三月来亦大量疏散人口，（闻说）有廿一类人已下放农村插队。人们变动流迁，一个月前与一个月后便不同了。番禺两个“五七”分校正办干部复原〔员〕工作。培昭每晚喜看报纸，《北京日报》看后，仍请拣重要的寄来（不必每半月寄一次）。收到报纸，就和见到信了。（我们生活平善，也是不爱写信的。）专上，敬叩　安康　庸昭同叩

七月一日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艮庸培昭夫妇以反革命罪名被遣送回乡，此其乡居生活情况之自述。一九七三年得到昭雪，发还其六年间欠发工资一万一千多元。艮庸以一万元捐赠其乡公社，尾数储蓄自用。（梁漱溟印）

附件：黄先生夫妇“文革”中被押送回乡后的生活情况

我们这里用稻草、甘蔗叶等，要一点点烧（木柴很难买到，煤近一年来就没有卖的），很费时间，所以我煮饭力求简单，有时把菜放在饭里蒸熟就算了。我每天出去捡猪屎积肥，用四五个小时，有时走回来又热又疲倦，除煮饭洗衣之外没有其他事。晚上静下来，看一点报纸就很舒服了。这里大数人用电灯，我们还是用煤油灯。语言又不方便，很少与人往还。

瑜、深他们都没有通信，情况也不太知道。玮每一个多月有一封信，发薪后寄钱来。我们捡猪屎计二分，可以分到粮食及生油，不用补现款。

这里人的生活要比北京郊区还高些。广东人就是说吃。因为近香港，有些人穿的也很好，有不少农民上工时则穿很破的衣服。小孩非常多，解放后生的已经是一大批劳动力。……很少节育的。

（摘录自1970年9月1日黄夫人梁培昭的来信）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71年

一及二日信同时收到。我将稿寄出后，又曾写一信，说收到回信，想已得达。

关于伍先生平生事迹，当遵命用语体文再写，但很不易。因为对伍先生的了解，不能和〔如〕马先生或　师的深到。我向伍先生问学和体察他的行事，还有许大距离，至今仍是一个缺憾。不过，重写追忆，有必要。零碎分段写稿，供写传的材料。原初意思亦如此。不知怎的，就把伍先生整个人想起来了，把原初的想法忘却了。现在拟将“入城”及“见陈”两事先分段再写，作为开头。以后想出一段写一段。

关于“将弁学堂”与“武弁学堂”的问题。我得来的说法，是从家兄高举说出的。高举是广东高等学堂毕业，和伍先生是先后同学，他入学在伍先生后。那时就知道伍先生。他告诉我，开始也是说伍先生转入“将弁学堂”，后再一想，又说那时还不称“将弁学堂”，而是“武弁学堂”，自己改正说法，我便写“武弁”。他回忆是否正确，本来即可问明，或请他找旁证。不过真不巧，这两天病重（年已八十四），且近危殆，不好问他。这问题虽不大，也是要查明耳。先此奉复。

十二月七日

黄艮庸致梁漱溟　/1971年

前信说“将弁学堂”的问题，因高举还在病中，未问他。兹记得一事，比较清楚，即伍先生任军警督察处的日月问题。回忆如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我参加“五一”劳动节，发散传单，被捕入狱。是年十月十日，谦之亦因发散传单入狱。（他在狱中有三个月之久——北大学生去请愿，我只十八天，由蔡先生等——八个校长联名——保释。）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去天津接洽往苏联留学（由李守常先生介绍）。一九二二年冬（或一九二三年春；法科礼堂火炉未撤）听　师讲宗教问题。以后得知伍先生。一九二三年暑假南归，由　师写信介绍往访伍先生。先到广州沙基“裕兴隆”米店问伍先生住址，知道伍先生住广州某街一间大屋，与冯竹贤等（似乎任公及冯祝万数人）同居。屋正向东，门口贴写“韬庐”二字。我到住家访伍先生，只见到伍太太，没多谈话，就去广府学宫（即学府东街文庙）军警督察处。伍先生办公的地方是学宫内的偏间。我第一次是在督察处和伍先生见面的。记得很清楚。军警督察处何时成立，就不知道了（成立至撤销时间并不长久）。第一天见面谈话时间很短，约第二天再谈。伍先生约了冯竹贤、任潮和我，在督察处会面，并去城隍庙附近的饭馆“福来居”吃饭。这次谈话时间最长，谈话内容似以　师初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心。我离家返北京前，又访伍先生辞行。他同我一齐去长堤第一师司令部访任公。陈真如刚从赣州辞职回广州，也在司令部偶然见到面。冯祝万这一年未见到。一九二四年（秋冬间发生商团事件）我暑假回粤到南浦村访伍先生，那时他已开办慎修小学，马先生任教员。这是我第一次和马先生认识了。以上回忆，大体不错。从　师讲宗教问题那年起回忆，及我与马先生见面那年，如果没错，则伍先生是一九二三年住广州，并在军警督察处任事。还可问一下马先生。专此敬请

健康

生庆上

十二月十二日

上方写的年月均有误。

我应少年中国学会讲宗教问题在一九二〇年，非一九二二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出第一版在一九二一年。出版不久我即结婚。伍先生在我结婚前夕离京南归。

漱溟附注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3年

漱溟先生左右：我这次从交通极不便利的四川出来，经过将近万里的路程，一点别的意思没有，只是敬慕　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特将我现在的一切生活丢开，来与　先生同处为亲炙的弟子。借　先生的人格精神，把我现在打算要走的生活路向，及所欲持的生活态度，重习陶铸，使他有个确定的把握：这就是我此行排万难而不顾的意思。不知　先生能够允许我这样不？我现在决意——真正的决意——要走的生活路向，及决意要抱的生活态度，与　先生全同。我自从去年五月间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毕业过后，到现在作了要来一年的中学校的教员生活，因为思想无路，不能领导生活，起初去学佛，完全过佛家生活，后来忽然寻出我的生性及我的环境，此时于佛家生活均最不相近，于是那时更逼得我的生活无路，思想亦愈无归趋，前后曾持刀自杀过两三次。——均为友人所解救——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我已详细看过三次，于我生活上的救济，实在很大，我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日者，全赖此耳。我将我的性情、我的经过，及我的环境，曾细细斟酌审虑过，最后所得的结果，都只有逼着我来走　先生所指出的那条生活路向，不容我有别的疑虑，所以我现在就毅然决然的放下一切，来与　先生相处。先生亦能大发慈悲，救此无思想无生活之穷儿乎？先生曾说过：“我很愿意我拿我的人同大家相见，不愿意只拿我的书同大家相见！”我现在不顾艰难困苦，中途辞去教职，将我数年辛苦经营买来的书籍，全数卖去，并将我若干衣服也典卖了，如此筹点路费来见　先生的意思，也就是本　先生所说的那个意思罢了。以上所述，还有多少没有说，这只好等到与　先生见面时说好了。因为这封信是在船上写的，船上簸荡的很，书写异常吃力。我现在已到了汉口了。因为要送一位女学生到南京去读书，将来只有从津浦铁路到北京了，这个女生是我们四川南充的人，在路上来才遇着的，他本来与我不相识，因为与他同路的人久不见来，他又要急于出去，而他又是一人，出门经验也很缺乏。我看我现在还有送他的机会，所以我便牺牲点时间路费送他到南京，不在汉口起岸。不知我到北京时这封信　先生已得着了没有？好，船上实在不能写字，这封信就此止了。即此敬祝　先生的康健安宁！

四川巴县王维彻拜白

六月

附抄我与南充中学校校长张表方先生信，以见我此行之大概情形。

附件：

与南充中学校校长张表方辞职书

表方先生：

一向来生活烦闷，达于极点！何以致此？其中详情，值此仓忙中，万难毕述。撮要言之，即思想无路，生活遂失引导；兼之家庭境况，逼我过甚，此皆造成我烦闷生活之紧要原因也。四月九日，曾在白塔附近，持刀自杀，为秀熟、东之所救得免。自是以来，稍能领得人生兴趣。然心境一日万变，仍无定向。前夜因读李石岑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末段极赞梁漱溟先生之思想生活能取一致，为中国今日学者第一等人物。（此种批评彻去年在重庆读梁书时，亦即感着，不过彼时我之思想与生活未起杌陧不安之象，不曾动荡吾心耳。）当时不觉大动吾心，始知一向生活烦闷之故，即在思想不能为生活指导，换言之，即我的思想是一路向，而我之生活又是一路向之故也。且不惟思想与生活之路向不同而已，又相反对焉。人生一切皆根据思想而行事，而生活；在我则思想不惟不能作生活之根据，且反对我之生活，至此焉能不烦闷？不出于自杀之一途？当时既寻出我之生活所以烦闷之原因，于是即思我今后究当如何生活之问题？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来。最后遂觉一切苦恼皆在人生，而我竟无安心立命之思想足以运持此生，天地虽大，那有我容身之地！于是便起床寻刀自杀，以免此生一切痛苦，甫一持刀，心中即海潮般腾跳，平生所经过者，纤悉皆忆起，慈母良友且由心上之记忆，跃立日前；此时不觉一声大哭，将我自杀之念，立刻打断。当时更深夜静，万籁俱寂，百虑萦徊，前途茫茫，一念此生，遂痛哭一场。转身倒卧床上，直至天明而后已。今日因一时感情激发，作一痛快事，心境异常舒展，有无限妙乐。归室细思，此种心境，从何得来？彻底寻去，始知我之性情环境，在此时于佛家生活均最不相近。一向生活烦闷，皆因感情被抑，纯过忍耐生活，只听命于理智之所致耳。然则欲救济我此生，使感情条畅得遂，惟有养成以理智运用直觉，纯以高尚情操为前导之生活，为第一要义。此种生活真能有所完满成就者，非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之所谓孔子者乎？彼能指出孔子生活之精义，则必于此种生活，真有所领略。彻又常从友人处，得知梁先生人格极其高尚，证以彼所谓“我很愿意拿我的人同大家相见，不愿意只拿我的书同大家相见”，及书中所谓思想生活恒能一致之言，容或不诬。然则我当从之为弟子矣，当熏沐其人格，以养成我自己之人格矣。况梁先生以宋元讲学之风倡导于世，师弟之间，纯以感情相熏陶，大异今日烦闷枯窘之学校教育，与彻所素期望之教育制度又相近矣。彻现已决意——真正的决意——明日起身回家，省亲后，即至北京执弟子礼于梁先生，必至与孔家生活能真相契投领证后，始得回川也。惟我今年来此作教，未能给学生许多利益，此时中途遽尔辞去，若一时难寻继任，良心何以得安？仍请秀熟、诗尧、珌珲为我分头代授，以了此期课程，不知　先生以为何如？又彻此行路费一钱莫有，彻有书籍数十百种，学校都还要得着，可值百圆上下，我只以五十圆出售，半赠半卖，不知学校能买否？合我在重庆寄存之图书，悉行卖去，又可得四五十圆。如此则路费强勉可用至北京。先生可为主张否？（此事后来竟如此办去，所有书籍皆由学校收买。）仓忙中，陈辞书写均极潦草，尚望恕罪！不尽言处，并请诗尧诸人为我分说也。去志急切，未能面辞，诸祈原恕！

维彻再拜上言

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下半夜三时

注：王维彻（1898—1940），字平叔，四川巴县人。五四运动成都学生领导人之一。成都高师毕业后，即往川北南充中学任教，此时校长为张澜先生（字表方）。1923年辞去四川南充中学教职，至北京随著者求学。后曾随著者往山东菏泽接办省立六中高中部。1926年与徐名鸿、黄艮庸往广东，参加革命军北伐，随陈铭枢将军征战，攻占武汉。后回四川从事教育工作。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4年

漱师座次：得　手书，忻喜无量，久不启候者吾

师　行止未定，恐书来错过耳。亚三兄信至，如何云说曹州之行能成邪。艮庸亦可同去否。生自还家迄今三月，无刻切修省，浮动不宁，谧时复思绎只成悲痛懊阻，欲即离弃之也。此心已向外去，如万丈瀑流，所谓收回，所谓奠定，都是凑泊自解，全不中用。原知天下事无足累者，然此非所以语于头脑未出者。学校生活以授受知识预期将来为要义，根本已乖，欲于此图所以补救，其力甚微，以一当百耳。眼见一班青年之沦陷，而自身亦无形为之动摇，投身其中，共成此错，尚不决心离去，此之谓何。惟父母兄于生始终不谅解，只以世俗之见相责难，不能得调和妥贴，卒陷于污泥不能自拔。更深夜静，结想及此，未尝不悚然自惧，终之以痛哭流涕也。

师耶，全身即所以全孝，生亦何用戚戚为。下月或定能出川，仍与吾

师及亚三艮庸同处共学。去年来见吾

师亦在此时，回首及此不禁潸然矣。艮庸归粤有书来云，清明节后返京，欲与信去恐不及矣。专此并颂吾

师

体态安适生维彻拜白

二月廿五日

师行止定后望即　赐知。

又及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谅已至京，途中必大受苦，望善自养息也。郭先生必欲辞庶务，实困难，另觅不易得相当人。由同人分任亦不对。嗟乎！为曹州人办学，曹州人反要辞去，使吾侪做客者为难。望

师来一信留之，看何如？事宜早定也。学生已移妥同处，颇有趣味。每星期由伯良与生为各生讲国文数小时。亚三另觅房，大约不回郓城矣。顷读完倭铿《人生之意义》，重以泰戈尔《人生之现实》英文本籀诵，似扫去许多俗情俗肠。天寒

珍摄。不尽。生维彻上　一月五号

注：1924年下半年，师生同往菏泽省立六中高部任教。著者在菏泽只半年，即一人提前回北京了，其余如王维彻、黄艮庸、陈亚三等诸位仍留在菏泽，工作满一年后，方同回北京。此信即王先生尚在菏泽时所写。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二月三日信暨挂号信都接得，缓即公布。星五、亚三于昨今两日来校。彻病已愈，乞　释念。日来心怀颇有所伤痛，恻然依隐，其来无端，盖真痛矣。呜呼！船山有言：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非圣人之途，其谁与归。又曰：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物长而穷则必消，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嗟乎！此何言也。道于何识，用于何储，可待之天又乌乎在。学之为言效也，效固有本，而吾本且方散失而受制于势，又安可不哀痛也邪。生彻上

二月八日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与真师信得读，十八日挂号信，谅察入。十四日亦有一挂号信当早到。真师适示彻者哀痛吾侪之情至矣。吾侪此时尚有何话说。借来曹之种种仆倒观之，不实心踏地重新死炼苦修一番，将何以哉。师病实不轻，有转机否在真能一下回头不耳。真师所云为学两途，第一途除　真师能之而外，吾侪未能自立之人，都绝作不到。第二途必须得　真师夹持。然吾侪如不发真心往前干，师如何能共处。遁世而拼命，彻迭次来信都言及之矣。自信尚可尽力图存，暑假后亦当作长久计画，再不悠忽荒嬉度日，以误此生。真师之言肺肝毕见，彻不能再有所说。附呈乞　师察之。生维彻上

三月一日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座右：天若相吾侪，吾侪何可自废也。彻一向专己自任，于古人苦心经营者，恒不能降心理会，吃亏不小。自从前日艮弟以阳明“正心”“诚意”“四无”诸义相勘印以后，此心不觉日渐深透，轻快感何可言，此吾侪相聚之真义。彻将以此受艮弟与吾　师之益，亦即以此报艮弟与　师也。家事及日常生活当以超心运之，始得不累。

与　林先生信望转之。生维彻上

刻刻赤手空拳则刻刻入微着里，亦即刻刻立于无过之地，以知过改过，然后刻刻见当下而无所对矣。奋发之义彻于此得解。

又及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师座：与亚三信读之泣下。（读信感　师一向之忍辱负重，诚切弘远也。）亚三但着眼在事情之妥帖，而忘却吾人平日之志行，义利之辨，遂尔滑突。依违游移，此为大错。前日之痛责者以此。我辈惟自负荷此事，而后世间之一切艰难困苦忧患屈辱，乃始麇集我身，无可幸免。不负荷此事或可有饭吃，一有负荷之志，则已便决心去挨受饥饿，死而不辞也。诚心事天，前途如何，待之而己，惟我辈自勉之。再过五天，此间事一切结束，一年之局，至此而终。仍定二十号起行。生维彻上

十二日

王维彻致梁漱溟、黄艮庸　/1925年

漱师、艮弟：病两日（吐泻）颇剧，不暇他及，得专心反省，有所悔亦有所悟。昧于一体，则贡高我嫚，天下遂有许多之我可得而指目者矣。如此而即云能敬，则敬亦是傲，先已自欺，翻成大不敬矣。易简以平天下之险阻，易简者，恻隐之实，险阻者，有我之私。今而后彻知过矣，望　师与　弟助励之。今日病轻减，振笔寄此。筱峰令弟真出京邪？消息何如？念念。维彻上

十一日

王维彻致熊十力　/1925年

真师丈前：俶知一人南来，彻以事牵不能追随，此义遂独让俶知得去。南望江汉，愈增歉仄矣。漱师器局精神歉光昌振迅，艮庸又矜矫柔迂，彻则傲兀自用不能以恒定自持，此皆真实危险病症，前途或以是而倒塌委坠，亦未可知。千万望吾　师时时督励之。盼祷盼祷。我辈大抵都是血性男子，但须诚切内蕴，使血性者逐渐化炼为精忠刚大之气，方不辜负天生我此一副好资性，方是善学。愿　师以此勉彻等，彻等立即以此回报　师而共勉之也。万望为道珍摄。不宣。生维彻上

注：熊先生至武昌大学短期讲学时，张俶知曾随行。此信是王先生寄给时在武昌的熊先生的。对他人来信，熊先生无留存习惯，而著者则有所不同。此信内容多涉及师友团体，又为著者所存，故归入师友致著者信函中。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座右：昨天因精神不足，竟□□还有在我心中认为重要的一段话都忘却未□，今略补说于此。彻数年来都在吾　师恩德中度日，即今日之能有寸进亦均是吾　师与艮庸为我减除环境困难之赐，苟非甚无心肝之人，宁能自己安适而于吾　师之奔驰疲劳反漠然之不动于心乎。然彻屡受　师与艮庸之赐而不辞，于　师之奔驰终不以为然，且常愤急者，此情当能为吾　师所察鉴也。彻每念及此，即悲悽无言，惟潸然泪下而已。彻才质之庸劣实不可讳言（今春以来即常致叹于此矣），然固常欲以　师之志为志矣。彻之志愿彻之心思与他人都觉不合。人之贬抑我者心常以不知我故而不动，人之褒奖我者心亦常以不知我故而不动。（艮庸尝谓我喜听誉辞而不喜听责词，实未说到我心上来也。）与他人遇常苦不能说话，说亦显勉强而说不好，独至于吾　师则彻只有冥契无间之感而若得归宿□。师于彻贬抑与褒奖其见于言辞者实都不多，然而彻于　师大半年来固无时不有知己之感者矣，只觉有话便想向　师说，有一点新的意思便欲为　师吐出耳。甚至一日不见　师在，则心便彷徨孤露，读书用思，其兴趣都差许多。每见　师从外归来，心便欢欣愉快不已。然而我最怕于不快不豫之时见　师，安慰无从安慰，谈话无从谈话，更说不上想向　师发表自己之所得，只是满腹冷涩板滞之苦而已。凡在此时必不能往下读书用思，这一天的光阴什九都糟踏于沉闷中也。所以彻于　师之奔驰琐务，或当　师不快不豫之时，有愤急之情而无哀痛之情（非不哀痛，哀痛不在　师之奔驰不快上，而别有所在也）者此也。诚以彻之于　师时时有同气之感者，即在志愿之方向与思想之路数相同故耳，此二者实即吾侪性命之所寄托，对己对天下都止有在此力求无歉而已。师若在此上要彻死，彻不敢不死，要彻生彻亦愿勉力去生。（彻写至此悲悽无言矣。）反之彻亦时时惟望吾　师以全力专注于此而已，他非所念也。师若不惟不以全力注挹于彻之所期求（亦即　师自己所应当努力者。彻之所期求于　师者亦即天下人之应当期求于　师者也）而反纷扰涣散于琐务之奔驰，即事实使然彻固亦惟有愤急而不能为　师谅，且反以为吾　师负己负天下之罪也。同时彻因此而受吾　师之影响（气味上已是一体，如何能不受影响）耽误彻与　师共负之前途，彻即感彷徨无所之之痛，此生将何以报吾　师与天下人，此又所常抚心大痛而不能不愤急者也。且也彻常觉　师于世事不善排遣，喜轻为身任，恐此生将一切累倒，无振脱出来专心为自己真正当努力者努力之时，自己精神十之七八不能保固，自己天才十之七八不能发挥，自己志愿十之七八不能勉赴，则且问这种罪过何人能负，何人能负。师所云“未为可惜”，“亦极好事”果何所指。忍哉此言，彻不敢闻矣。一人之精神，一人之天才，一人之志愿若止有十之一二被环境糟踏，这是可以宽假，可以原恕，若糟踏过了一半，则便要归诸自己不知忧惧不知爱惜，喜任自己脾气嗜欲之罪，虽百死其身而不能赎，岂可诿之于事实问题使然哉。并且大人君子之所以能成为大人君子，亦即在其始终能决心止以自己精神自己天才自己志愿十分之一二去赔偿环境之牵掣，为之糟踏，而其十之七八固始终严持不渝，斯之谓大人君子，此亦即古之豪杰之士什九都在困苦中之由来。其实就因为大人君子什九之境遇是困苦，所以大人君子之精神天才志愿还能十之七八不被糟踏，因为他的困苦是由于他不欲分心与境遇萦虑奔驰招致来的，因此他便可忍苦专心于自己之大业也，所以琐务之来他决不陪奉伺候，随之奔驰。有人可任便任人去，无人可任则饮痛叹息，安命而已。好也随他，坏也随他，人讥其无能也随他，反正自己精神之所注寄不在此也。这样一来其境遇如何不困难。不过他的困难是自己预料到的，存心去受的，所以在旁人看去以为难过，其实他并不如何难过，倒反因此而自己得保存一大半精神天才志愿也。彻言此之意并非谓吾　师不能熬困苦受患难也，师之能熬受困难其力量简直什百倍于彻，不过似未曾为彻之所谓熬受困难者下过决心耳（不知此语是否）。彻之所谓熬受困难者是忍小就大，大人君子所守之义也，而非指大人君子所行之德而言。师一向之熬受困难似是后者而非前者。（此数语不知有语病否。）如吾　师之志愿，如吾　师之聪慧而能思想，并世尚有几人。值此学绝道丧浅薄遍天下之时，吾　师如何不当排去一切，唯以成就自己之思想志愿为性命，悲爱自己而并以悲爱中忧邪。彻敢断言　师若能真死心一年半载用功理自己头绪，则此影响之所及便不知多救起天下若干人，不说别人，彻便首先打起精神从吾　师之后，如此用功一年比平时多一倍长进不止也。吾辈之长进，岂是一二人之关系（此语岂是狂言），不于此处用力而欲为琐务奔驰，又岂非罪过。死心死心，常人之生活我辈已与之绝缘久矣，就让我们去作也是作不好，我们要在这里见拙见无能，不能过问亦是命定了的。教我们与他叹息痛伤，甚至大体□构画是可以□的，教我们赔他奔驰伺候那便是海枯石烂亦不能也。俶知朝杰蓬山诸人都是能办事之人，且亦常甘心为　师办事。（此间诸人盖无时不以不能分任吾　师劳苦为歉矣。）以后无论家中事及斋舍事，凡有奔驰之事望一概托他们轮流担任（如上街购物等都可托之）。家中照理儿女僮仆账款等等亦以分付　师母或培昭担负，办不好也听之（其实会慢慢学好的），不得已亦只有为之构画大端而已。吾　师自己真要安坐起来不动才得了。（师就无自己所负之志责在身，亦并非能办事之人，常以牛刀割鸡之力应小事，几何其不累疲也。）天下乱矣，吾侪必不可自乱。天下毁矣，吾侪必不可自毁。彻谨涕泣而道之，惟望吾　师悯其愚而谅察之也。生维彻上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座右：适间读　手示，感愧交集，想向　师说几句话，又说不出来，所以　师临行时彻在北屋欲吐而止者再。不知为何此一次病，将我精神亏败得十分深重，从前随便即可写出的意思，现在乃费尽心思而不得，强勉写来，不是平庸便是将自家意思脱失错误，看不过去，不仅文笔上有此现象，即说话亦甚吃力也。若自家精神现象将来都是如此，如何得了。昨晚本想写一比较详明切实的信请　师看看，谁知一提笔所有的意思忽逃逸不见，强勉搜捉，乃不胜头昏胸颤之苦，所以结果便写出那样不中肯不明事的几句空话。当时便已不甘心，不欲交呈　师看。今早读　师覆语，愈愧悔昨晚之偷懒矣。现在又想写了——不写心不甘，且改成白话写看，或能达出几分意思邪。

我老实说我自己心上之所感，吾　师终日之所奔驰者，彻对此是愤急之情，而非哀痛之情，且有时愤之急，还要变成冷笑的感情。吾　师已是大人，万不当再往小人队里钻（此小人不是与君子相对之小人）。吾　师已是男子，万不能再以女人之任自任。我敢说吾　师所谓“立不起”的病根，并不在旁处，只是“未曾死心”四字而已。所谓死心是指什么？就是一心一意当大人，一心一意当男子，吾　师于此实未死心。是大人的资格，却时时以小人之事扰之，是男子的责任，却时时以女人之职责自肩以分累之。呜呼如此大错大误，不知何时方得醒解。此又岂吾　师一人之错误哉。

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为何孟子说去此几希者，要举庶民而不举败德乱行之小人，小人之能去此几希人人得而知之，不待言也。其实不必败德乱行然后乃去此几希也，只终日营劳于琐琐之中，无多余心力之人，便足去此异于禽兽之几希也。庶民者即是终日营劳于琐琐而无余力之人也，如此者其异于禽兽之几希必将日日梏亡不能保而勿失，故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处之庶民即彻上文与大人对待之小人也。师所谓“假使我精神立得起，则琐务奔驰亦是安命，未为不是，又假使我能于琐务奔驰中勉强用‘精神立得起’之功，亦是极好事，未为可惜”。此是吾　师实情，并且亦实在是吾　师平时用功的方法。彻则要大胆的说一句，这是大错误！吾　师此后真欲振拔，则这个用功法非立改不可！精神立得起与琐务奔驰，决不能两立！奔驰琐务，精神便决立不起，精神立得起即决不往琐务奔驰。吾　师于此不斩截分清，不竦然生惧，反云“亦是安命，未为不是”，“亦是极好事，未为可惜”，如何不困？如何不忧？如何不坠于陷阱之中而不能出？奔驰琐务究是何人之事乎？小人与女子（合而言之曰庶民）之所有事也，大人与男子决当远之而不能亲者也。但是吾侪事实上岂真能断绝琐务不萦心虑于此邪。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彻欲说话的中心点即在此处。上文规师未曾死心的意思亦从此出。在现在的社会上生活，决不能说断绝琐务的话，然而大人之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大人，男子之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则这里正是关键所在，就是说在这绝不能断绝琐务的社会中能死心不以琐务自亲而决心以琐务外任庶民内任女子，则是大人还可终成其为大人，是男子还可终成其为男子。本来如果真正的男女教育成功，则世间都是成就人能之事，无所谓琐务，但是这是千万年以后事，此时则实在还是但可亲琐务而不能为成己成物之人的庶民女子世界。惟其如此，所以凡自度可有成就大人希望的男子，便当一心一意作大人之业，一应琐务悉以委任社会庶民，家中妇女，死心不亲，万不可做“在琐务奔驰中用立得起精神之功”的大梦。大人之于琐务始终是任人而不自亲，人做好了固然是要任人，做坏了亦要任人，自己但以有余精神、有余心力领录大体以为□□参核而已，逐处有可领录之大体即逐处有可任人之琐务，本来大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几乎是多余赘疣，不须如何用的，他所用的是他已经开辟出的心力精神，以琐务自亲，则是不任当用之心，而任不须用之耳目口鼻手足，如此者必困必累必败，以大人（已开辟出心来之人）之耳目口鼻本已甚弱而强欲用之，如何能胜任邪。师云非是脚劳实是心累，彻则必改之云，正是脚劳而非心累也。师之感觉困苦疲绕者，不是用心之故，却正是不得用心之故，不得用心者即是不专任心而复强用眼耳口鼻手足以分之故耳。为什么出门坐车便觉困苦？在家对书便觉安适？这明明是由一则多用（外界宽大须用强大感觉乃能镇定故曰多用）耳目一则少用耳目，多用已弱之耳目，心为所分，不得专一，游思杂虑遂由此起，故觉苦耳。师顾反云不是脚劳而是心累何也。吾　师实无决心任人的勇气，而且时时悬心吊胆虑他人之有失，甚至常欲躬亲琐务以自适怡。师如承认，则彻当从此而决然毅然下一断语曰：吾　师若不改此脾气，此身无论如何终是在无谓困苦中度日，绝无了日（以为何时琐务可了，何时又能较为安闲，止做梦耳），自家所可成就的一点事业志愿，必不能举，真真只能日败丧其聪明神志而成流俗之人止耳。以有余的精神心力往不能役任的琐碎中钻，如何有了局。师家中真无可任之人而必亲之邪？社会中又真无可任之人而必亲之邪？即如北城修房之看工及附带等事，独不可委俶知朝杰以下六七人任之，而必自己一日跑数趟邪？本来是心力多的人任心力少的人，心力少的人任无心力的人，天秩如此，亦各人所负责任之大小不同，无所谓躬亲不躬亲也。苍生大计与不绝如缕之神州文化，真就是吾侪此刻所必须负的责任，唯一的责任，以吾侪心力已感觉到此故也。这是我们此刻的性命，万不可说这是无关自身的大名目，除非不感觉到此耳。因为这是我们此刻唯一的责任，所以什么都要抛弃，琐务定要任人理去，就明知他不能办，我也只好听他，我也至多只能望之而叹息饮痛。家中琐务如此，社会琐务亦如此，任人任人，我到底还要规责　师一句话，就是所说苍生大计与神州文化，吾侪还是并未真觉到是为自己之责任，如已真觉出来，则当知吾侪一向困苦都是由于未得专心为此之故。因为自己有唯一的志愿而不得赴，其苦比什么都大，所以要救济一向之堕落，则仍是将我们的真志愿找出，牺牲一切（可任者任人）拼命一番而已，那里还在说这不足为忧而另外还有立不起之忧邪。其实大人君子之不可亲琐务即是其命之所在，因为他始终不亲而任人，则其成其否不操之己故曰有命，并且亦即古来大人君子于世间生活多困苦而少安适之故，因不向此中萦心故也，是亦因其自负之命不同也。唉，精神真不够，写至此又差不多忘记了前面，止好止此了。生维彻上

王维彻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师真师座前：临行在广州发一快信，谅收到。原定只到衡州（唐一向驻衡），途中得唐电，赵走唐往长沙，须真如赴长沙相晤，故变更原来计划，已于今晨抵长矣。途中共行十二日，广州至韶州火车一日，韶州至耒阳陆行九日（越大庾岭过乐昌郴州然后至耒），耒阳至长沙坐电船二日，沿途虽不免风雨之苦，然山川景物极佳，到处都堪留念，亦旅行中之一乐也。同行除刘文岛（此次国民政府之派真如与白来湘后，唐有倾向粤中之意，都由此君从中穿逗来也）夫妇外，尚有国民政府派与真如同来与唐接洽之白崇禧（字健生）；白广西桂林人。黄绍雄参谋长颇精干老练，广西驱锄陆沈数役，及此次与广东实行合作，彼与有大力焉。（广西已隶属于国民政府。本省但设省政府，军事财政亦实受国民政府指挥。）今晨已与唐晤，满口表示与广东合作之意。湘粤桂实行联合之举，今后或无问题邪。广州所发之快信仍是感情冲动，此彻之死病，盖难望改矣。刘文岛不能说不是聪明人，然而颇见无聊，其不好处，吾侪真不欲置一评语也。前信若未转宰平先生，即望不转，盖吾辈不有远怀则已，若有远怀则欲遇一真可甘心点头之人，谈何容易邪。赞尧或在长沙，拟明日往晤，不知见得着否（余等现与真如及白等同住唐宅）。斋中诸弟功课近来进行如何，望以日记寄广州得一阅也。二月十三日旅行十二日，途中与真如闲谈，彼对余三人颇为真挚，亦无客气，惟切望余等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语语不离宗。余等亦将己见说出，彼亦无甚相左。体察粤局情况或不免要下井救人，现尚在井口徘徊，未尝许之耳。真如本来是性直热肠人，不事修饰，惟态度近不免有矜喜之色，实前途一大危机。渠入湖南境后，观湘兵精神亦能自警，想此行亦甚有益也。山行十余日，人马皆疲。来此需一星期左右，将来或取道上海返粤。（殷公武始终未到过真如处，不知张老先生从何得来此消息也。）（下缺）

王维彻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师真师座前：此次随真如去湖南，往返竟至五十日之久，实出预料之外，其实住留长沙不过十日余，四十天都费在途中去也。由湘返粤行抵韶州，为匪所阻，火车中断，须该地住军将匪巢完全攻下，始得通过。真如与白崇禧待到第三日即已不耐，先率随行部队一大部分，由匪中冒险冲过，卒之平安抵省。彻等则待至十余日尚不见有通车消息，但于时各处匪巢均已攻毁，只余乌石一处为剧匪盘踞而已。彻等乃由韶乘车至乌石附近下车，步行十余里绕过匪地至大坑口车站，复乘火车，遂于翌日安抵省城。（乌石为粤汉路之车站。吾等步行时即插过乌石，距离不过大半里路，明明望见匪中炮台高耸其上，并有红旗一面飘扬空中，而四面有官军包围，不时放枪攻射，吾等即从匪地与官军之中间通过也。）在艮庸家即已得读　真师寄广州信。俶知兄暨家英颂天信亦自合浦转到得阅。（惟俶知说与卫先生研讨情形暨移居之信尚未得见。）见真如（朝杰信亦转到）则又出　真师自合浦转来手书七缄，均一一诵悉，不禁大喜。惟始终不得睹　漱师一字，三四月之悬望竟尔落空，不禁惘然耳。真师所说诸事，今约略覆述如下：

一、真师请假专著唯识极好，所须钱真如已于彻等未返广州之前寄五百元至京与　两师同用，寄百元至汉口周文钦君处。真如当时未写信，只覆一电，然寄钱发电地址则仍是东梅厂，不知已移居西山。彻等到省后又复补发一电，不知均已得接否。当旧历正月下旬，真如来广州相晤时，彼即欲兑钱与　漱师，特询彻意。彻答谓适从伍先生处筹得三百元，稍缓再说。此次得　真师信，便乘机一同寄来耳。

彻等今后既决心与真如同共患难，则彼以知吾师友困苦之故，而相助，彻以为竟坦然受之可也。真如除月薪之外尚定有办公费若干，彼云不足为累（与　真师信语），盖是实情，不过个人用度或须撙节，不甚宽裕耳。真师前寄还之百元为居素收用。真如嫌　师过于琐屑，故不覆信。周文钦君以为收钱人自有信说及，彼一向又有随便不肯经心之病，故亦无信告　师，此不尽是人过。师遽痛骂之，何其不谅人之甚也。师平日在此等处所不知错怪了多少人，不知错疑了多少人矣。

二、燕天冥兄事如真如所覆信。许锡清为人何如，彻未见过，无从悉知。艮庸与之相识，云其人甚好。天冥兄若与之共事，必能心气相投。钟喜赓在合浦成绩颇好，声誉日隆，努力作地方事业，亦甚好事。天冥兄决心南来所切望者也。真如军中此时尚用不着人，一月后又须移队北上，住地无定，天冥兄此时似以不入真如军中为宜。彻等正奔驰为生，如何可带，自是交天冥兄管带为最好，作事不作事都无关系。真如云此等每月须伙食零用钱十余元之事尚成问题哉。以上略答　真师二事。以下彻复敬陈数事：

一、彻等三人此时实不可作繁难而单独负责之事，一方面因经验太幼稚太缺乏，一方面则因粤局之现状及其前途吾等此时均尚隔阂，无甚深之觉察了悉足以作一有把握之判断，则在此一年半载中最好是旁观静察，而一面则帮助真如使之稳定前进。真如本意或不欲彻等离开作事，但彼军中此时又难处置吾侪，而彼所属之钦廉数县又亟须有人整理，故此次先回广州，即荐彻廉江县长。彻与见面时，又云欲彻作彼之秘书。吾等三人最后始商定决意辞去县长，以彻任秘书名义，而艮庸名鸿则闲散优游于军中，并助彻也。遂以此意告真如，彼固赞同无异词也。又欲名鸿作师部政治训练部事，从此以后吾三人盖当真随真如奔驰去矣。

二、作事真不能在成功失败上著眼，此盖道理极深阅历极多之言，始终只问自己精神立得起顶得住否耳。换言之，只问自己之态度是否始终曾在光明正大处表示出来过耳。若是在一切关节处均有态度可见（于一切关节处仍不失自己的态度一语，庆入湘以后颇觉此中有至味亦甚不易企及，故加数圈于右。盖于事之无可如何时外界环境俱已僵硬，此心仍留有一种活动地位、一种活气，不着急不灰心以待事之就理实不易易，然吾人立身之所恐在是矣），即使失败此乃外人旁观者之所谓。失败在自己固仍是成功，无所谓失败也。必也一切均仅出于被动，成功不自知其何以成功，失败不自知其何以失败，一切模糊倒塌，始终在牵就调协波靡风从之局中，而不容有自己甘心之态度表示，斯则真所谓失败耳。彻等前途如何盖有命在，无可强致。事业之成就恐无其分，即求一光明正大之失败，亦正恐昊昊上天靳不我与，至是则真负我师友之教，辱我师友之教耳。若吾之命真乖蹇至此，则是天不欲吾之精神向世事处抛洒，只当诚心别寻途径以活埋此身而已矣，尚何言哉。惟望　吾师吾友时时能提醒其警惧之心也。

三、此次与真如同行，彻等三人均为帮作过一些事。彻到韶关时为真如白崇禧拟谢湘中民众电一通，原是不称意之作（一则因代人立言非自己意，一则因文气甚庸也），而真如颇赞许，此间亦甚注意及之，不知京中报纸有转载者否。兹抄呈　一阅，可以略见此行在湘中之情势也。

四、颂天诸弟信阅后无可为语者，移西山后颂天当更须善自养病也。家英回家省亲虑无不可者，还须与　诸师商请也。烈卿德阳（下缺）

注：这是向仍留北京的师友汇报北伐出发前的一段经历。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26年

师座：久不得信，日日悬望矣。五月十日彻在细墟托人进城寄发之快缄，迄今已月余，日不见覆示，岂为被检察失去邪。此信写时颇费心血，私心甚惜之也。真师四月廿六日信接得。转证信因改军长事，政府中人或有此期望，一斑人亦有此揣测，固非实情。至于为不为则更说不上。真师遽以此而发议论未免太快，看去似觉不好，遂未转证也。唐氏从前为人糟乱，因众口一词（亦是事实），无待北京之湘人言之也。自去前年学佛以后，竟大改行径，直是前后两人。见真如云，彼此生惟幸得佛教救起，不然必沉沦无疑。彻等察其言行，亦实无十分大出入不相符合处也。如今是何世界，那里去寻真正干净好人，只其人有血性肝胆可资鼓励，欲而不纵，斯便难得。彻于唐氏始终作如是观而已。至于其心思志意之粗疏，知人用人之不能明审，庸何待言。彼固有治军之特长（治军之才南方恐难得其敌手，彼之军队真正可敬□□，彻等固目击之矣），此视主持大计者之能善任使否耳。用不违才，则彼之短不害其长也。然来日方长，用之者如何是一问题，而彼之自用者如何，又是一问题，其结果此时都难判断耳。“驱长官而夺之又不能顺守”，都是局外人隔阂之谈。彻且怪　真师随便下断语的脾气未免太过一点矣。彻来广东后心中最笑自家从前之随便者莫若平日据报纸或传闻便发议论评断，且动无谓之感情以自苦恼一事。以外间传布之许多消息不惟与事实离得太远，且直是常常相反。吾侪方且据以为真材实料，而陪奉许多自伤自恼之感情，使自家精神常在烦闷中，觉得世事总无办法，不亦可笑乎。其实真投身局中始知彼自有线索，而此线索不惟局外人无从知道，即纵是局中人矣，若其人一向粗忽成性，亦且正不知此线索之为线索者究何如也。真师二语之无当情实，说来话长，亦不好从信上述说。上语内容复杂且不谈，下语谨略答数语。方吾侪离长沙不过十日，而吴遣派之大军已压境矣。以一万余人之众而敌数近十万之兵（三十团），如何顺守邪。退衡州为证等在长与唐既定之军略，后方救援未至而彼能守住衡州，卒能以少敌众，且能反攻而□得胜利，进取湘潭以窥长沙，能支撑至数月之久，吾侪方正叹其真难得，而相信彼之军队实有不可轻视之点在矣。在此种情势之下，而责以不能顺守，谓为风起云拥之徒，则真不得不说是下断语太随便耳。

证部队已到齐。证准备后日（廿一日）先出发，彻与艮庸即同行，名鸿因是任政治部秘书，另成一部分，或缓几日出发（今晚亦决定同时出发），不与彻等同。彻与艮庸暂受师部秘书名义，艮到湘后或在军中作一与民间交涉之事，彻则常在真左右，有余力则帮名鸿政治部忙，政治部在粤中革命军本负极大责任（凡革命军之一切要义及其根本观念之指导训练都属之），作得好真可以使军队有一种特别力量，并且若要军队取得民间大多数同情，非在此处著力不可。吾等须在此方面用点工夫，以此而安放自己之精神心力，并以此而报证也。

漱师信云大平病，今竟何如？颇用忧念。师心理学及　真师唯识进行何如？能属诸生时时钞示否？彻等此后行止恐难有定，自当时时奉告。有信仍只好从广州转耳。存之于五月初三由此间启行，此信到时谅已至京数日矣。伯良回川启行否？京西近又在扰乱中，师等得无受影响邪？

难先先生昨日来一挂号信，要我等到琼帮忙，并亦有信致证言之。此信若在十日前到或可同真商量，今则名鸿已视事数日，而彻与艮亦早定与真随行，今遽去殊无以对之，且此心亦实始终已未得与证作过一事为歉也。已去信辞之。彻等今日已正式入党，此事本已早不成问题。在出发前办妥亦好。生维彻拜上　六月十九日

楚碧留后方住广州不同去。

注：此信寄发于北伐革命军将出发之时，此时熊十力与著者均居留于北平。信中之“证”“真”，均指陈铭枢先生（字“证如”“真如”）；“唐”即唐生智；“吴”即吴佩孚；“难先”即张难先先生，当时协助李济深主政海南岛。“细墟”为一乡镇，为黄艮庸先生之家乡，属番禺县。“进城”，即去广州市。

王维彻致梁漱溟、熊十力　/1926年

漱真两师座前：俶知病全霍，远人闻之得大解慰矣。

真师与真如信得读。生于四月廿八九日内曾发一电至京，转述真如兑款事，此信未说及，岂此间至京电一星期多尚不能到邪？真如亦曾有一电。

真师是由电抑由信得知兑款消息？彼兑百元至汉口周文钦处，五百元则专兑京备　两师使用，都未说及邪？果彼之电信但有兑钱之语，而不明言其究里，则诚哉其为疏落，而不勤小物者矣。前信寄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新闻一则，全不实在，后来曾更正两联席会议只国民党方面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在报纸上发表过。共产党方面则尚无所闻也。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于廿二日闭会，自十五日起共七日。此次大会结果可分两方面：一、整理党务决议案；二、对付时局决议案。关于整理党务案之最重要者：（一）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谋解除内部纠纷。联席会议代表国党方面已举定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三人。（二）国共两党协定事件九条。（三）通过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从前中央执行委员无常任主席，因主席例为中山，中山死即阙而不选，云为存纪念之意）并举定张静江为主席。（四）通过党员重新登记案。（五）三月廿日事件案议决免予处分（议决此案时顾孟余要求蒋宣布经过之内容，蒋以关系太重大密杂，卒秘不肯宣）。其次关于对付时局，已经议决发出对付时局宣言。（尚未得见。）此次会议（此次会议为蒋提议召集）自然根本侧重在整理党务内部方面者也。唐生智粤政府已任为北伐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顷有改编为革命军第九军消息。自退衡州后，近又反攻至湘潭，连日有报捷电来粤也。真如恐再逾十余日即可至广州，出发期当极近耳。生维彻附上

耦庚竟卧病广州东山医院两月余，闻真如云，彼有不欲回南京之意。

晨报凡关于广东消息都离错事实太远。直至完全相反，此盖有意捏造，其态度何如是鄙劣。在京时即已不高兴其如此，来粤后则更恶之，不知彼于此次之广州会议又将如何编造耳。

名鸿艮庸进城，艮庸于八号返乡，名鸿则尚留兴仁里，须后日乃返。

王维彻致梁漱溟、黄艮庸　/约1927年

漱师、艮庸弟：昨日已到重庆。自北京来，前后十七日，火车轮船振荡簸动，精神不免稍见疲困，两三日当能还复，不足虑也。三峡风景重看一过，峰峰特立，俨如虎蹲，动心骇目，刚劲之气为之一振。自此以上，青山绿水，俊秀近初春矣。持与赤地千里，寂寞萧条之北方相较，无可比例者。在此尚有两三日之留，家居二三十日，明年仍来城作教员。师与艮庸弟明春定可起行邪？师与艮庸恰好相观而善，无论如何不当离开。同处事望千万勿更辍也。谦之有信来否？到闽后心境或有不同邪。寒中惟保爱珍摄。不宣。维彻白　十二月初七日

王维彻致梁漱溟　/1940年

漱师座前：奉八月卅日　诲谕，感彻肺肝，爱护之德天高地厚，生其何以自砺上报耶。药（中药方）已于

师发信日（卅日）完全断去不服，惟病苦则反较前加剧（苦极时乃只长声念佛，早晚更随僧众上殿行佛事也）。十来日（自九月一日起）夜夜失眠，最近且泄利频频，神气痿弱，然仍常持大死大活，不死不活之念志，不敢退，心不敢怯，不忍忘却我之大事一件，与夫围绕我心神上之许多师友盛情也。自审情势翌日已近平复时期，起死回生当在此际。

生现仍住隔城四十里之方山寺中（慧卿同在），不成一个完全好人，誓不下山，至少亦有十日之留。训育重责自周校长从成都回校，即屡恳辞谢。周曾来山面谈一次，竟坚不见许。十余日来亦常写信说及，然都不谅允。今得　师信，如此主张或有解除之望。（即以　师信转去矣。）惟功课则难辞脱（拟只任国文，其他杂课概行推去），根本退出，当在寒假期间。艮庸有人来信（从理告生）谓已返粤接眷属。启行否？

师在渝有几多时日住居？（两世弟现在何处？疾苦中不克多及，惟俟续陈。）敬叩

起居安胜

慧卿同叩

生维彻顿拜

九日

注：这是王先生致著者最后一信，著者得信后自江津白沙出发赶去，但师生终未能于王先生临终前相见。

马仰乾致梁漱溟　/1973年

梁先生赐览：久未问　安，不觉将五个月了，心常想念！3.13曾去港信，未接回复。4.11才接懿珍来详函，始知　伍太早于72.12.12在医院病故。当下惊号呼叫，不知其所由来，哀哉！原来　伍太病有年余，不时服药，延至患肾功能深重而死。灵柩安葬于香港基督教永远坟场。今而后不复再见　伍师母颜容了，哀哉，惜哉！知懿珍同时已有信来　先生告知情况，才延至今日向　先生述及。

去年来京，得亲近　先生，见　先生健康行止一如往昔，中〔衷〕心安慰！只是劳神自若，未尝念及补养，补充耗费，心有所事而忘形也。提议　先生须用医药补充，防其偏耗，要在神志为主，方为不亏。不知岳先生有何灵验方术可供　先生帮助？

我胃口从小一向健旺，难免多食，卒至胃胸间患了酸气，一年多来未能去之。后以消息减食，今已除去此病患已两三个月了。我常习静坐，每临睡前必静坐，然因作辍不常，又无师承指点，只得行其自己所谓静坐而已，非真能静坐也。从北京回乡后，静坐效果每况愈下，自分无能再兴起，不意近于此中复见好景，由是希望复生。今欲于静坐途径找寻出肠胃的病能，减少肠胃病的滋长。心中觉得静坐能开出一个却病延年的道路，高出于专求补养之方术；但因静坐法粗浅，会沦于空想耳。

北京回来，买有古书几种（《荀子》《墨子》《礼记》《书经》），贾先生送我一部《抱朴子》。近读《书经》，寻求古代治术，味道深厚，令人喜爱，拟于今年读完它。《诗经》在幼小时能背过成本，今已茫然；今拟从头起研究它（因兴于诗一语）。此书未买到。精神不敢浪用，不能多用。今有意摘读有味道之古书；年轻时空忽过去，今欲补读以自慰。

广州商品交易会5.15闭幕，儿辈为我找领入场券约去参观，拟5.10后出广州，来往于广州市桥间，在儿辈处多住一下。今次出门请假为期一个半月。

北京回来后，曾于1月1日，2月12日去　部两次报告，未得复示。5.1节再去报告提请早日为我解决退休及订正成份的问题。乡居安适，环境无外扰。乡组织正在清理农村公安（赌、偷）的问题。

身体如常好，可告慰。

谨陈如上，敬祝

长者和　梁太　　健康

后学马仰乾上　73.5.3

于高要永安公社旧屋村

张俶知致梁漱溟　/1956年

师　三月廿八日　手教，由丰转渝，亚兄信片，由碚转诚，适我正往重庆第二中医院治疗痔疮。以此时所引起的胃肠障碍，不易克服，经过颇坏，躺卧床上几有两周时间。出院之后疮口方见愈合，行坐不便，饮食起居一切仍成问题，乃即来西师附中永淑处调养。于今身体方见渐复来时情况，方能执笔，迟迟奉复，每为怀歉！

师广西之行，当已结束返京。身体精神想都能胜其劳，有符私颂！前列腺肥大症，前有友人在此谈及，曾见报（《重庆日报》）载有中医治愈这病的材料。我嘱归去抄寄，而未得复。嗣从西师探看赖以庄先生，得悉他前患大病，亦属此症。其所历情况足可为师参考者。据云患此多年，于1952年之初，小便即感不利。此后年复一年，逐渐加剧，日感困难。于去腊小便竟不能解，继则大便亦不通。服药无大效，随用导尿管固定引流，为时未久，又尝为血尿血块冲出，情殊危殆！以此不能不施行手术。结果从中取出一个大而硬的肉块瘤。术后经过三个多月来的调养（多服中药），日渐恢复，现只尿便频数而已（约一点钟多一次）。他说这病在此患者不少。如他那种情况的，都非经过手术治疗不为功。有白某者虽用中药治好了这病（即《重庆日报》所发表的材料），但其程度尚浅（并亦不定有瘤），可用药物或其他办法如气功一类的工夫，能够化散或消除的。他希望　师在医院用X光好好检查一吓〔下〕，如有肿瘤存在，必须早操手术治疗才好！我从苏联病理生理学一类的书查有腺病较多发生于肥大的前列腺内的说法，可以了解肿瘤能在肥大的前列腺内发生，但却并非前列腺肥大的原因（当然它更可增加排尿的障碍）。师病是否如以庄先生之有肿瘤自不可必，惟就师这几年的演变上去看，恐难说没有肿瘤存在。似此则非采取这种措施不可，以免影响身体，并发生尿毒为患。关于前列腺肥大发生的原因，过去尝为留意研究，于最近乃发见这病是属于以神经机能障碍，和神经内分泌的调节障碍为病原因素的组织肥大和增殖的一类。男子由于睾丸内分泌的低下可以产生乳腺和前列腺肥大。（内分泌下加机能二字。）从师过去的生活方式与现在发生的病象联系来理会，可以证实这种解说是正确的。（用思过度，心情急等，可以引起神经机能障碍和神经内分泌的调节障碍；终日多坐，少做运动，由于神经内分泌的调节障碍，使前列腺组织生长超过正常体积的范围，以致发生肥大和增殖。）愿师一面治疗这种疾病，一面必须亟求改变过去那种生活方式！

现在我们这种衰弱有病的身体，必须先作一番锻炼工夫，来恢复和加强我们机体原有的功能。我自发病以来，即不断的复练太极拳（并运用其原则姿势而创造一套简单易学的简易太极拳，曾写了一篇东西约万言，附图四十二，已寄交省文史研究馆，希望它印出俾人皆易学）意即在此。但这种工夫，仅是以外部运动为主并兼有气功的一种整体运动，其功效有其限度（可以祛病延年。这套拳恐亦出自道家，为其锻炼身体的初步工夫）；而不如道家守丹田守中宫那种“内部运动”工夫（我觉所谓静坐，所谓气功，均不如这名词的恰切），它能加强机体内部运行的感觉（所谓内感觉亦即反视听的工夫）和对内部运行调整和控制的力量，可能做到脱胎换骨，返老还童。据我看，这两种工夫的差异是在着眼点的不同，而归趣则一。一在生殖器官（所谓丹田，在脐下三寸），一在消化器官（所谓中宫，黄婆，专指胃部，在胸腹之交）。一从内分泌机能的了解运用起，一从消化机能了解运用起。我前函所谓一从先天着眼，一从后天着眼，盖从这里去分别，固未审其用词的恰当与否？这种内部运动工夫，一面借助于呼吸运动，由横膈肌的升降，引起脏腑各类器官一系列的运动（守丹田者，运动中心点在丹田；守中宫者，运动中心点在中宫），俾发挥其作用，并由呼吸的加深，增强了氧与二氧化碳的适度交换，促进了血液的循环，以充分供给了全身血液的营养；一面借助于静坐（主要的在心能专注，或立或卧亦无不可，不过立易散乱，卧易昏沉，唯坐易静），使脑中枢对各部机能更加了解，更能调节指挥；从而使血气运行无碍，以此更生了我们的生命，充实健全了我们的生命。惟所守不同，呼吸办法自不一样，而其变化情况亦当不同。守丹田者必意注丹田（使脑与生殖机能相联系），其呼吸若上达脑顶，下沉丹田（吸气升到极处，呼气降到极处），其所产生的热与动，自必发自丹田，自下而上达于脑顶，复自上而下以返归丹田（所谓破三关）。这是从内分泌机能的调整运用，以连带改善健全其他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守中宫者必意注中宫（使脑与消化的主要器官相联系），其呼吸则升至胸上，降到腹脐。其所产生的热与动，自必发自中宫，由上下左右往返透达，仍返中宫。这是从消化机能的调整运用，以连带改善健全其他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守丹田的工夫，我十五年前曾浅尝而止（已有热气由丹田发出沿背脊上达）。守中宫的办法，为时未久，每坐发热，间有出汗。夜间起坐，偶有旋动发现，或在心窝，或在脑顶，其他尚无所觉。此后其变化容俟再报。这些办法虽是有人指说，亦只是些怎样坐？怎样注意？怎样呼吸而已，其作用道理，还须由自己从实证中去理会研究。

这种静坐是一种内部运动工夫和内感觉训练的工夫，它不要用或避免用外感觉，并要制止任何思想，只有呼吸（数念只为心静止），只可静守，听其变化，不可意使。亚兄所谓行所无事，勿忘勿助，于此确用得着。可以说这是全无意识上的工夫（今人有谈用意识来指导热与动的必有差错）。这与佛家的静坐路子迥乎不同。佛家静坐有止有观，全是心上工夫。着重观想以引发慧光，以实证无我（即澈悟人与宇宙的关系）。《因是子静坐卫生实验谈》，于此未能分清，不免混杂。他于致守中宫，有发光的感觉，这或由他时习道家静坐；实时习佛家静坐而致。道家静坐不会发现有光的。但智慧确是一种“光照”，可由佛家禅定工夫的精进而更明澈。从　师现在的身体情况看，似还须作一段道家静坐工夫。究不知北戴河一段时间的疗养情况如何，抑可以进求之否？我自习练道家的静坐以来身体感觉逐渐转好甚多，肠胃似已没有问题，风湿关节疼痛，今兹尚未发见（每到春夏之交或轻或重必发），伤风感冒极为稀少（这两月多来，未有感冒），而头脑昏疼亦松减很多，倘冬来不发咳喘，便可证实这工夫功效之大了。此后可以作此实验。亚兄开来对于咳喘方剂，仍当留存，以备临时之用。

在此养息，又将一月，我少外出，昔日友朋，多未见面。颂天在重庆南岸政协政治学校学习（时间一学期），暑期方返北碚。返丰之时，在城还可约会一面。据其来函所述，彼处学习大致一切尚轻，只头疾仍苦人。几人住一房，鼾声交响颇影响睡眠耳。我定下周返丰，赐示仍交丰都名山路205号！余俟后陈

敬祝

京中师友安好！

俶知敬上

附件：著者就以上信中所谈道家功夫试为代写之撮要

道家静坐是在人体内部的一种运动功夫。——太极拳或许是道家的人体外部的一种运动功夫。它能加强机体内部运行的自觉，从而加强对内部运行的调整与控制力量。最后可能作到脱胎换骨返老还童。功夫约有守丹田与守中宫之两种。两种功夫的差异，是在着眼点之不同，而归趣则一。守丹田者从生殖内分泌机能的了解运用起；守中宫者从消化机能的了解运用起。两种功夫有其相同的方面，那就是同要借助于呼吸运动，由横隔肌的升降以加强各脏腑器官一系列的运动，俾发挥其作用（并由呼吸的加深增强了氧与二氧化碳的适度交换，促进了血液循环以充分供给全身营养）；同样要借助于静坐使大脑神经中枢对内部机能更加觉察了解，更能调节指挥。其不同者，即在守丹田者运动中心在丹田（脐下三寸）；守中宫者运动中心在中宫（指胃部在胸腹之交）。惟其所守不同，呼吸方法自不一样，而其变化情况亦当不同。守丹田者必意注丹田使大脑与生殖机能相联系，其呼吸若上达脑顶，下沉丹田（吸气升到极处，呼气降到极处），其所产生的热与动即发自丹田，自下而上达于脑顶，复自上而下以返归丹田（即所云破三关）。这是从内分泌机能的调整运用以联带改善健全其他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守中宫者必意注中宫，使大脑与消化系统的机能相联系，其呼吸则升至胸上，降至腹脐，其所产生的热与动即发自中宫，由上下左右往返透达，仍归于中宫。这是从消化机能的调整运用，以连带改善健全其他系统各部分的功能。我对于守丹田的功夫，在十五年前曾作过，已有热气由丹田发出，沿背脊而上。但功夫止于如此，没有继续。守中宫的功夫最近才开始，每坐发热，间有汗出。夜间起坐，偶有旋动发现，或在心窝，或在脑顶，其他尚无所觉。此后变化，容俟再函奉报。

上为张俶知廿年前从石柱来信。近闻其目力失明，不能写信矣。

一九七五年梁漱溟记

全国解放后，俶知自川中来信不少，但多半自述其身体病痛医疗及生活琐事，不值得存留，唯此信所云之有关学术，应加保存，且纪念其人。

一九七六年八月检阅（梁漱溟印）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座右：生近来感到生活之不安宁而发生大苦恼大郁闷，几乎不可以语言表达；苟能表达者亦至于不愿表达，以为表达总是无用。因为己所欲达者而语言未必能尽答；或勉强能达矣，而他人又未必尽听；他人或听之矣而又未必尽明白；即或明白矣而又未必能为己助；或能为己助矣而自己又未必完全相信接受。职是之故，终日惟私自闭固烦恼郁闷而长叹，苦无奈何也。今者不顾意之曲折词之显晦而必婉转以诉于　师者，亦是苦其无奈何也。

生性设为一柔弱懵懂之人，可以完全依他人之是为是，依他人之非而非，可以囫囵糊涂，可以随风赴波，饱一日则活一日，有点工则作点工，蔽聪塞明无所思念，则生活必可以度安宁快愉之日子。否则是一刚强孤行之人，可以完全持自己之意见无顾忌无恋念，善也好，恶也好，其合道理也好，其不合道理也好，惟凭意之所之，即作即行，如此则生活亦可以度安宁快愉之日子。独生之性于此二者均无完备而又均有成分，此所以生活入于混杂不明之途，而烦闷苦楚亦原是以生者也。

生生活之不安宁已不始于今日，从前在学校读书之时，上堂下堂预备功课，终日忙碌，对于生活少有发生疑问，即偶有疑问，旋为机械环境生活所压服，是其所疑者亦不感到如何迫切，所以不追究亦不感痛苦。年至廿一学校毕业矣，家庭变更矣，自己身体又发生疾病矣，于是生活路线上遂稍稍觉其难过，所谓身不安心不宁者也。当时颇有如不认清一条明白路，则生活必不容易度其安宁日子之势。只以家中正在多故，而心常别有所在，且意谓尚有所待，而旁人亦多以旷达语相慰藉，故尤得苟且因循，以度不安稳之日子。及至去夏来京得与诸师友共处，喜慰之心莫名其状，故安安定定逐日如时用功，又听诸师讲说许多道理，而听时颇有奋发之心。又自阅许多可以作我人规范之古人所著之书，而阅时确起无限赞叹仰慕之心，惟过不多时忽觉心中仍似无所着落。再则又感道理仍是道理，古人仍是古人，自己则仍是自己，夫费去许多光阴，用去许多精神，而到底仍是还我一苦恼郁闷之旧面目。于是乃大感惑，而心神终日不得其安宁矣。至搬家来此复因病卧，日间不能从事工作，而过去种种潜伏思念遂乘空发动，此时情形身犹悬的万簇齐奔心头，其苦恼郁闷否塞不通之状几不能以言语形容，亦为从前所未有，故不独有所忧有所惑，有时甚如众窍俱塞，至于无从可忧，无从可惑，不独心神不得其安宁，有时甚至亦欲将此身而弃之，因而道理目为害人之物，心恶极不愿再听，以为人惟得安定之生活，然后可以运用道理，而道理决无能力可以安定人之生活也。故谓如添来一分道理便是离开一分事实，道理添来愈多则生活必更趋于浮泛，离开事实愈必更远。必终至道理是道理，生活是生活，甚而更可使生活纷扰不定也。次又目凭空去读书亦为无用（心中自谓此时我虽因病不能读书，设至可以读时，我必不能如从前挪起书来埋头便钻），以为无头无脑去读书不过为古今无数文人才士作信徒、作奴隶，自取困缚，自取苦恼耳。夫彼恃一付天生聪明才力，随口说出圆通玄妙，语语是道，句句中理，然而彼之生活究竟是否如其说，大有疑问在。（如谓道理可以离生活而说则岂非又以道理害人乎。）而我之聪明才力或不如彼，环境不如彼，而竟一心蒙头盖面在不知可否中钻研追求以讨生活乎。如果我能始终闭聪塞明弃思虑，或可作奴隶直作到底，则生活亦不至有若何难过之处。如其不然，稍自反顾，岂又不成作他人工夫过自己生活乎，岂不令人回思而苦恼郁闷乎。生于此至今始得深尝其难过也。然则我之生活究竟怎么一回事呢？此乃现在时时刻刻自问之语也。亦即现在非得一条明白清楚之路是再不能糊涂混下也。非不能糊涂混下乃无法可以再糊涂混下也，亦可以云没法使之甘心情愿如此混下也。

生近每自体验我人日常生活必有其甘心情愿处，其生活乃可得安宁，而尤必得真出于自己所认定所决绝以为我非如此便不可之甘心情愿处，其生活乃可得有生活之力量，有绵绵不断之力量，乃可得永久之安宁。至如毫无意思无可否而能一味盲从随人之生活，则此等生活或亦可算为甘心情愿，或亦有其安宁性，否则彼定不如是也。惟其分别则一在出自他力，一在出自自力耳。出自他力者非时时有人监督提领不可，夫有人监督提领然后其生活乃可保安宁之平衡，如一旦失所凭依，彼之生活定必懈弛散漫失其安宁，因彼之生活力本来非从自出故也。出自自力者则无论其人孤山深居也好，朋辈聚会也好，作高官也好，为农夫也好，而彼之生活决不至于懈弛散漫而必始终保其安宁平衡，因彼生活力本来从其自出故也。生近生活之懈弛散漫失其安宁之平衡，可以谓为头一种情形之变动，因为心起了念即不复甘心情愿为此种生活，故保持此种生活安宁之条件立失其功效。外力既不愿盲去接受，己力又发不出来，所以生活途上全行停顿否塞，如何不落在此苦恼郁闷之中，故此时状态全如一石牛，汝无论如何用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之大道理去说他，他也是不动，或者汝又用所谓国家社会之重大责任去鞭他，他也是不动，因为汝只可向他说法，没法添他力量，代他走路。若平时精神散漫，用工失常，虽屡受提醒督责而转改转踏者又何故？亦无非路不能认清，根本力量不能提发出来耳。如谓甘心堕落恐非其情也。是见不真认不清其可甘心情愿处，实无法可以提出力量。鞭他使他奋发向前，即偶有奋发亦是一时血气之动，旋必消失，不足恃以长久也。此处生平日察得甚清，无可讳言者也。

又生近几乎无日无不将此甘心情愿四字反复思维，以为是心如何若此苦恼郁闷，曰无甘心情愿之地方可以令其归宿耳。再则曰即无有令非向某一地方归宿其心便不快乐耳（此乐即深刻沉下之意）。既思及快乐二字，遂忆到　师讲《合理的人生态度》一文，以为此一文或可为己解答也。因此文于生未得读《卅文录》之前在家时曾在北京日刊中见之，回环诵读，持笔圈点，几不忍舍。后每当闲逸时必抽出观摩，有朋友到家亦必持以相示。及至去岁来京尤将此一纸带来，以为我人生活问题惟此一文可以解决耳。而其中尤着眼快乐二字，故忽然忆起，故日前又将此文再行翻阅寻味，但此时阅之似乎反觉无关，因文中最重要之意思乃谓快乐就在生活本身上，就在活动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凡人可各找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云云。今生可将上一段意思括为二语，即谓快乐不应在外边找寻，外边必找不得真快乐，各人可找个相当地方去活动，因快乐即在活动本身上。现从此二语以观则似乎在外边找快乐与找个地方去活动二者意并不相类，于此生遂有疑焉。譬如演戏，其排演之内容未必尽不足观使人感快，惟如　师所云，戏乃己所不愿听，则听戏可以发生感快，此事即无法可以使　师甘心享受矣。又如　师当为西洋式生活时，忽然转而为佛家生活。如　师所云当时己对于佛家之内容如何完全不懂，惟见是佛书便购，购归便埋头挪起笔即圈，盖至作圈佛书活动之时自然必感着一种快乐，然设未圈佛书之前，如对于佛家生活并无情愿之心，即非为此则不乐之心，则此活动之快乐又将如何领略。故生对于外边找快乐与找地方去活动此二种找之心理必均为一体。盖快乐虽在本身活动上，但未活动之前如无一甘心情愿乐于为此之心，则无论如何说本身活动上自有快乐在之道理似均不足以打动其心，故欲得到本身上活动之快乐，恐非在找时所感之快乐作引子不可；如必以在找时所感之乐作引子，则与在外边找乐之初意岂有以异乎。生现在正在找的时候，即要求甘心情愿真正乐之所在的时候。此文虽告以乐在活动上，但实无法使此心甘于乐于某一种活动之上，所以此文现在阅之似乎反觉无关也。此外又阅梁任公的《人生目的何在》及其《最苦与最乐》二文，陈独秀的《人生真义》一文，但均不能发生关系，因为彼等所说均在第二步也。此一段即生将近数天，因为太感自己生活之难过，故迫而找的相关文字翻阅，其实亦不愿意阅也。又对于《合理的人生态度》一文生之所说未审是否合　师原意。至于所疑处则全案近之心事与阅后所得之真感直白之而已，实亦无意于推求也，乃亦无推求之能力也。

师曾有云没有打好主意一步都走不了，此语于今乃信。夫人生生活倘不发生疑问则已，如发生疑问其痛苦实在难堪也。回忆从前挪书本来搪塞度日子，凭血气来写几句慷慨文字，恃刺激来发几句悲天悯人言语，思之不觉为之摩襟太息，今生当此精神飘荡心头郁塞之际，日间惟有乘同学之空，相与说语取笑为渐时之休息耳。噫长夜漫，人生行路难，我甘心情愿之地方何在？此语即己自问，亦即以质之我

师。

生颂天谨上

颂天此信大有价值，应加保存。将留给有智慧的青年人看。何谓有智慧？有内心，时时自省者是已。耳目心神一味向外张望驰逐的人，是不会对人生发出疑问的。然使读此不亦可资其反省自镜乎？

此信大约写于颂天北来从我，先随往曹州，一九二五年退回北京同住时。度其年纪廿有余，生命力正强。人生唯此一阶段最为要紧（十几岁至廿几岁）。颂天从我数十年，在同学中最为众所推重所诚服，非无故也。（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三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约1950年

漱师：八月十九日示书奉到。能作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调查甚好。去苏留学为难的问题，不悉难意在何处，甚愿略得其概，盖由此可以略了解当前对　师是作何看法也。稿子寄到已多日，在校朋友已阅一遍，并座谈过一次，所有意见，将来或可由乐颜整理寄上，此时似无时间也。颂天一向不大留心中国问题，过去连三民主义亦仅看过封面的四个大字。就随　师在邹平工作时，名义似乎是参加了乡村工作，其实平日所留心者还是自己的人生问题。关于乡村事业则毫未之留心。注意留心中国问题，才是解放后的事。现在虽略知得一些，还是觉得生疏。稿子由于大家传阅，只是粗略看过，好在过去每多闻说，阅后尚能略会大意。师的文字一向都说得很透辟很明豁，去年发表那篇文字及此次所写的稿子，有些地方看来颇感意思晦涩吃力，这不知是由于自己对于此方面的问题生疏和脑筋迟钝不易领会之故，抑在　师的思想方面还有牵连劈不开之处的原因。毛主席成功的公式，毛主席看了不知首肯否。颂天以为还是毛主席自己道出成功的三个法宝较合乎事实。因为公式好像未能表示出主体立场来。似乎应该说：建立无产阶级的党、运用矛盾的法则、进行斗争。师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说明旧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又云：“剥削虽存在，但阶级都已化为职业而散，社会关系一切形著于伦理，又隐蔽了矛盾。”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亦颇能体会一些。但就　师后面二句的说法及一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说法，中国社会并不是无阶级，不过是散了隐蔽了罢。中国人过去的风气着实是重情义喜情理，因把阶级矛盾都冲淡了隐蔽了。可仅仅是冲淡隐蔽了，并没有把阶级矛盾消减，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着。一面是一体同仁，和气一团，情味深厚（觉得这样很好），但落在实际生活中的另一面，一般人又勾心斗角，各图私利（觉得需要）。貌合神离，又形成外仁义而内虚伪，假而不实，弱而无力的社会。近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以能把广大的民众发动起来，正是从隐蔽下的矛盾揭发起来，而合于广大民众的要求之故。颂天以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般性中的特殊，不是一般性外的特殊。这个问题体会得很粗浅，又些意思笔又不能尽。不知　师意如何。肃请

道安

生颂天谨上　九月五日

此似是一九五〇年的信。（梁漱溟印）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2年

漱师：三月底奉　复示，已有半年不写回信。

近想吾

师和师母身体都好！听说培宽弟夫妇均已调京工作，更为喜慰！前信谕嘱参考《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一文中谈到静功处，因以前节抄时，由于时间紧促，节抄甚为简略。第五部分的最后部分谈到静功处，且未及抄下，故尚未能得到再参阅。

伍先生指出修身为本一义，至关紧要。师文已详为阐明，此确是一个大方向。识得修身为本，就自然有几分静的意境了。微明即渐启。宋圆悟有一语，也说得很好：“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知愈有力量。”人的生活，其平日意趣确是总是向外，为了却病，乃提出功夫要向内。分内分外，本是为我们病者扭转方向不得已而为之语，其实只要当下肃然，便觉浑然，无所谓内外。意念才动，有所走作，也容易识得。近有这体会，未审如何？

颂天夏间，迭有小病。五月间，因左臀部长一小包，毫无痛痒，但在坐时感着作梗，很不自然，乃到医院割除。此是小手术，特因伤口在臀部，大便和起坐时肌肉甚感紧张吃力，时约一周乃愈。大概因此种情况，又引起血压突然升高至二百度。经过休息和服降压药，约半月遂得复原。不久又因受暑体温升高，昼夜剧咳，初服中药，却不对症，乃改服西药和注射，咳遂得减轻。最后又请刘又辛开几次方，服后乃痊愈。（又辛仍在西师。医道本家传，近又作些研究，处方尚平妥。）不过还感余热尚未尽退，间有不舒适之感，幸饮食如常，精神也无碍。

重庆从春到夏，雨水调匀。小麦，包谷，早、中稻收成都比往年为好。听说川北则比较干旱。八月无雨，红苕将减产。九月又是阴雨，对农作物又有利。

林陈问题对四川是有相当影响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几个高级干部是同上了贼船的人。余不尽。

学生颂天谨上　九月廿七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2年

漱师：

《合印叙》一文，已于日前抄毕，曾三次核对，当不致有错落。兹同函寄还。《综述》一文，对于伍先生之学推阐发明，分疏详密。《合印叙》一文，揭示儒学之要义，与伍严两先生示人致力于此学之方，辞义简明，豁然易晓。两先生之学，得　先生此二篇文章为之阐述，其旨意当不至于失传矣。

严先生解释《大学》文章，前此未曾得读。《合印叙》文内引严先生语有曰：“通之之谓大，窒之之谓小，通之之谓善，窒之之为恶。”又曰：“一念通物即是善。”盖此阐明仁与不仁之别，其辨只在一通一窒之异，义甚精要，遗惠于后学。至以忠恕配格物一义，若反之于功夫，则颇有意分两头之感。诚如　先生所说，不如伍先生之说“简捷明切”也。孔子以吾道一贯之旨诏曾子，是乃指示物我一体之仁之意乎？曾子以忠恕语诸人者，当是虑学者于一贯之义，言下难喻，因以忠恕之义以明之。物我虽分，而情理相通，一贯之义当较易晓耳。如谓为学功夫应由此致力，顾不但意分两头，且未有“反之”的认识作为前提，则忠恕或亦难于落实也。窃有未安，僭加妄议，未必有当也。敬肃并祝健康

学生颂天谨上　十一月廿六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2年

漱师：

最近示书收到。艮庸先生讨论稿阅过几遍，但一因伍先生以前讲说《大学》，仅在邹平时得参与听讲几次，平时则少有亲近的机会，故对伍先生之学，理解得很为肤浅。二因原存旧籍，前几年已尽散失，目前手头连《四书》白文也无。又无从借阅，《大学》文字也不复能尽记，苦无凭借以供寻绎。故下面所谈，有处只出意度。《论稿》所谈，有处因也未能喻。今只能提出二个问题略谈自己的看法，并借此同艮庸先生商量。

一是严与活的先后关系问题。《论稿》认为《综述》将“严与活并排”是不适当的。因为“功夫分不出先后”。今再详《综述》这一段文字内容，在谈严与活的关系问题，界线分明，甚易分辨，无有不妥之处。《论稿》在此问题上提出疑问，可能由于将《综述》文中在谈二种不同情况下，同使用“活”字此一词来形容，而《论稿》则误认作为一事耳。《综述》说“功夫正要一面紧切严密，一面自然灵活”。此处用“活”字，明明是指在做功夫时说，不是说效验。以为在做功夫时务必调停得当，既不要“忘”，也不宜“助”，也即是说，一面要紧切严密，一面要自然灵活，此处严与活的关系当然是同时的“并排”的，而无先后之分。接着又说“两面圆到，欣乐之意自生”和“不有这结合，那当下‘活泼地’的话是说不出来的”。也即是说必先有前头的严密功夫，乃能有后头的欣乐之情“活泼地”。则功夫的严密和效验的活泼，功夫效验的关系先后判然，极其分明，并无同时“并排”之失。约实而谈，即严即活，也未尝不可。

二、《论稿》说“实则说慎至严字及广字才完”这一问题。窃也有不同的看法。据《大学》文字和伍先生解释《大学》的要旨，《大学》首要问题，当是如何使学者识得修身为本，并真切的做慎独毋自欺功夫。只要肯即此方向真切致其力，则自能寻向上去，功夫深浅，意境高低，此等处只能由学者自己随功夫的进境去体认，毋须多谈。顾此一认识信念，并能肯真切的去做慎独毋自欺功夫，却又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昔贤必须将“诚于中形于外”此一必然的实理在下文反复阐明，庶乎可以使学者有所感悟，兴起信心，而实下其慎独毋自欺功夫也。不是上文讲慎独毋自欺意尚有未尽，必待后一小节补充乃完也。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殆不过指说诚中形外此一实理，盖在万目睽睽之下，你要自欺是欺不了的，此不其严乎？故此严字（此“严”字与“严”密之“严”字有别）殆不必另作深解。富与屋的关系，德与身的关系，心广与体胖的关系，此三句并排，起旨意殆亦如此。顾特从多方取喻，反复阐明，指出诚中形外之必然实理，随在可征，隐违不得，则君子必慎其独之教，乃当为学者乐于接受而已。此三句话，含义明切，通俗易晓，或是当时流行的口语，特为集引之，尤易于启发学者。故“广”字殆也不必另作深解。

此信请　先生便中交艮庸先生一阅，不知有无错会其旨意？讨论稿并附此寄还。

马先生、艮庸先生均此问候。渊庭久不得信，近况如何？念念！

学生颂天谨上　十二月十五日

此信内容有关学术研究应保存之。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梁漱溟印）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3年

漱师：去年十月底先后二次示谕，早已同时奉诵。不时总是有杂事牵扰，复必从容再反复原文，故迟至今日乃得奉复。至乞　原谅！

伍先生解书路线和伍先生自己做工夫路线，看来分明，没有疑问。前函有一段末尾曾提到路线有别一言请问者，原意不是指自明而诚，或自诚而明的路线有别，乃指朱王两家是以知行合一言诚，反之为自欺，而伍先生则是以身心合一言诚，反之为自欺。以此二者有别为言之也。颂天自知愚拙，看文字领悟极为迟钝，乃往往因此执滞名言，而未能超脱文字以领会其旨意。又素深知师平日谈学，每道一义用一词，或曲折分析，都必在人类理有所依据，而非空泛臆说。为此，当看　师文字时也不敢只随文字看过去，必也循其词意之所指，反之于己之心理活动情况，务必求其义之落实而后乃安。顾人的心理隐微倏忽转变，浅学于此，殊又不易凑泊而尽喻，遂反而犯拘泥文字，死于句下之痛。

窃多年以来，每以胸中憧扰滞碍，未得洒落宁静为苦，每欲自治而又未得其方，长时辗转以迄衰晚，仍未敢将此事放下者，盖因此耳。前年曾复温　师《读熊著书后》一文（曾摘抄一些留下），其中有“静极无私”一语，得个省发。平日检点，凡胸中稍觉有碍滞未能洒然者，无不是私，是动，是走作，是妄，一切痛苦悉由于此。只能随时提醒省觉，起念走作，即须觉其非，唯此方是药。（真静无私境界似须是连我也无始得。）今再读修身为本，慎独毋自欺之教，更有助发。顾习染浩浩，障重病深，动辄走作，想来也无他巧法，亦只有办长远心，锲而不舍，其或能略减其失乎？倘有不当，仍祈

赐教。严冬风厉，诸请

珍摄！

师母安好

学生颂天谨上　一月廿四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5年

漱师：您好！

慕周昨来书，据说《东方学术概观》已写毕。关于东方学术问题，至此总算完功。至感欣慰！心通天地无形外，道在日用动静中，人性不灭，异日当有识者。前曾云末后将继书关于前国共和谈问题，不知今还有此意否？

迩来颂天视觉较前为佳，如注意控制，可以继续阅读一个多小时。《人心与人生》近已开始重读，并随文摘录一些，以便随时检玩。涤玄退休事，一时尚在搁置，赴京可能尚无期。一俟摘录完毕，有时间还当重抄一遍（指全书）。因全书关键固在自觉问题，然而从盲目的生命，而发展到自觉的生命的说明亦很重要，实也不可忽。

秉华的病，和渊庭年来未能常到　师处和　黄先生处，尤其近来此一段时间更不能单独自行出门，去年颂天住在他们处，耳闻目见，深得了解。他时引为深痛，更不能出诸口，而无可奈何。至祈　师谅之而已。肃此敬请

道安！

师母安好！

生颂天叩　四月六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5年

漱师：

近奉　手示询及杜心五（不是武）先生的事情，正写复答，适又接来谕，兹总复答于后：

杜修嗣前寄杜先生的讣告，约在前三年清理书物时，尚见存在，今再查检，已不复见，可能已失去。关于杜先生的终年和杜修嗣的住处地名，均不复记。如要有所询问，只能请长沙政协代为转致了。

一九二九年，颂天随　师到南京首次见杜先生，并求为治病，因而以后所谈多关于治病的功夫，其于先生的身世，虽偶有所及，却谈得甚少。今之所知，尚未超出　师近函之所及。只有一事可以补充。据说杜先生在弃武修文之后，曾举了秀才，后因留洋风气，日趋时髦，遂往留日。不过谈此事是出于先生之口，抑闻之他人，却记得不清了。是否属实亦不敢断定。

杜先生当时在南京任职，曾在鼓楼饭店包租一小房间寓居，早出晚归，每次过谈，多在晚间。先生当时是志在修仙，颂天之意则仅在治病，以道家功夫来说，修仙与治病，其求当有区别，其理可能必无二致。颂天从该年春以至冬，亲近将及一年，平时所留心者，也是关于此方面的情况和一些认识。今之所谈，其内容也在此。

杜先生所寓的小房间，内置有一靠椅。我每次过谈，如室内无客，见其独默坐在那椅上，有客也是坐在那椅上谈话。他不主张静坐，不主张白天卧床午睡，如困倦也只坐在椅上略为假眠而已，却力戒昏睡。喜吃比较干燥的食物，如玉米成熟时，每嘱我们代买烤熟送去。先生做功夫完全依靠自力，不借外因帮补，不靠药物之力。刘神仙曾送他一些小药丸，放置在一小葫芦里，说是帮助他做功夫时服用的。但他说，我不需要，并送一些给我服吃。先生究如何做功夫，我们则不得而知。就是对我做治病的功夫，也是做熟了一点再往下说一点。

我会见先生后，其初的指点只是教如何摩擦各部位的皮肤，肢体如何动作，但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样摩擦而不那样摩擦，又将达到什么目的，则概未与说明，只是说，只要照着做去，往后自然会慢慢的知道。后来逐渐体会，认为各种摩擦和动作无非是为疏通各部位的脉络，松开周身的气路而已。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乃摩擦多是要逆生理气机的自然流动而运转。如一种摩擦，是首先用双手从头部而面，而喉，而腹，而会阴，往下抹，接着又从会阴转而向背后逆而上于腰，而背，而颈，而头部，这样往上而抹，周而复始，每天可以做多次。过了一段时间，又逐渐用意引着气照前线路来运转，时久之后，就不再用意引导，其气亦自然逆而轮转了。不过此种功夫，还是准备工作，是标不是本。本是什么？本是原有的精气。如疏通渠道，是在为了灌水，水是本。疏通脉络，也是为了充实精气，精气才是变化体质之本。故如何炼精化气，使体质潜移默化，此乃道家修炼功夫的关键问题。也是道家保密的方术。此一问题如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又能从少壮之时，精气旺盛循方做功夫，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则元阳日长，阴翳日消，体质当随之变化而不自知，则却病延年当可无疑。杜先生常谈顺则生人，逆则成仙，又以本身固有的精气，作为修炼之本。盖顺人之生理，精满则泄，则形日损。逆是以求，反其生理之自然，用以自养，则形日盛。以道家功夫说，杜先生之路甚正，与邪道有所不同也。

杜先生每以儒释道三家比而论之，谓儒释二家重在修性而忽于命。道家则性命双修，乃无偏废。有一次，我问，颂天能修仙吗？答曰：你现在还不能。因为一切你尚未看穿嘛。又说一面要贪求功名富贵，一面又想长生不老，世间是没有这样便宜的事的。是所谓双修者，其所重者，仍仅修命（身）而已。一切要看穿（只此身看不穿）一段精神固然尚可贵，但却无非是为长生服务，不足言修性也。先生一次与我一信，谓功夫务必点点做到，却不要着意。“明明白白往前去，糊糊涂涂度光阴。”道家功夫，固绝对出于为个人长生思想，然欲办此事，殊亦不易，故谈说的人多，认真践履的人少，为了避免世人的讥毁，炼精之术，因多密而不宣。

颂天一生身心具病，深觉苦恼，在南京的后几个月，无意中渐转而阅读佛书，当时曾有心身孰重之争，结果认为乃应以心理为重，道家功夫乃不重视，功夫也时续时断矣。

叶先生信，上月十八日亲自送去，坐谈约一小时。他谈的多。看来他于儒家思想是不够了解的。目前学院约他翻译一本法国新出版心理学的书，因牵涉的问题甚多，颇感吃力云。重阳在即，谨顺此遥祝　健康长寿！

师母均此问安！

生颂天谨叩　十月八日

目疾尚未愈，此信是几次写就的。又及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6年

漱师：

近先后二次示谕均已奉读。艮庸先生逝世噩耗前二天涤玄兄已来山见告而未详，及奉　师书，乃得悉其逝世之时日，与后事的安排。日前曾去信培昭二姐，仍寄大乘巷，可能已不及收。艮庸先生骨灰送回家乡，甚符其宿愿。

艮庸先生在青年时，颂天曾与同学于广东高师附中。颂天后得就学于先生，列为弟子，实由其引进。后来北京、广州、山东、重庆复每得共聚。去岁夏秋间最后又得在北京共聚同游，出入盘桓几及三月，每天晚间，人息境寂，深院旁花，对坐谈心，时而彼此抬杠，时又互相默契，尝叹为老年一大快事，顾今不可再得矣。时光迅速，同门先后凋谢，令人凄然伤痛，存者当益坚斯志，以勉不负所生。敬复并请

道安

师母安好

学生颂天拜上　十二月三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7年

漱师：

手示和《东方学术概论〔观〕》原稿均已先后奉到。颂天近正节录关于　先生谈生命此部分的主要内容。今又欣获　诲谕，指出宇宙大生命与人生向上、自觉能动、本心、独知等词是有内在联系的，深有启发。盖在用处因有不同斯其义自有差别。究其真际理实一贯。可谓放之则弥六合，约之只在一心。明乎此则《人心与人生》全书之要旨可得而领悟矣。至于下手着力处由此亦可喻其要，盖即前贤所言慎独是也。慎则心无走作而宁静，越宁静越清明，即慎即静，即清明，即平凡，即高明，即人即天。惟此一道，岂有他哉。肃复并请

道安

师母好　　耀云嘱附笔问安

生颂天叩上　三月十日

此信甚好，宜保存之。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梁漱溟印）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7年

漱师座右：

前先后曾抄出马先生语录与书札寄呈

先生，计已多时，迄今仍未蒙　复示，至为悬念。因回忆在抄语录时，其中有些内容，当时本不应记录。初意乃有闻必录之意，遂记下来。书札中有些内容本应删节，而仍随文照钞。时已距数十年，且又忽之照钞奉寄　先生而尚不知错误悔改。心蔽之深，莫甚于此。获罪深重，切痛内疚。此时倘无病厄之苦，当立即趋

前伏地忏悔。先生今以不言之教垂　示，此正所深教之也。昔在勉中曾向曹慕樊亲言　梁先生之学“我实是五体投地”，此是由衷诚言。今身缠痼疾，余日不多，但夙夜以求，将无间终生，借慰　先生数十年教导于万一。专肃敬请道安

师母福安

生颂天谨叩　三月廿六日

注：“马先生”即马一浮先生。云先生在30年代初（约1931—1933年间）曾从学于马先生，深为马先生所器重。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77年

寿师：

八月间　示谕早已奉悉。“自觉老矣”，乃第一次听到　师此言。八十五岁说老谁都同意，但以今夏生活情况说，似又有别盛夏酷热，又竟日伏案动笔，当大耗精力，然幸无病，则虽耗精力而基本尚〔好〕，固应说老而不衰。即日秋凉，热暑已解，间时休息，气体当渐恢复可无疑也。

颂天发病后计已四月多，首几月曾与京中朋友信多已述及，想当见告。八月可谓中西药均不服，只常服一些益寿宁，或血压有时稍高服少量利血平耳。九月因慕周介绍复方当归注射液，即当归加川芎、红花，据说他的爱人过去发此病时注射这药，对于活血有一定疗效。近已开始注射，每日注一针，预计可注二三十针。不过病已几个月，今乃用此针对于活血作用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疗效，殊未敢说。目前除注射这药外未用他药。总病况首个多月好转较快，及后似乎转为量变，尚没有质变。如坐卧时脚的屈伸尚感灵活，走路时便感僵硬不甚灵活，故一般活动多仍限于室内，以及门前或稍远的平地的不很自然活动而已。右手今仍感使不上劲，脑子易忘。针灸医生（姓王，沪人）是煤炭疗养院医生，在北碚他的针法尚较知名，前年因往治头痛，始得认识，后渐熟。此次病发因其积极热情，他遂主动来家治疗。灸虽屡谈而未见用，在疗养院也未见用过，因亦不好勉强，如另找别人，走动不便亦难。

国庆将届，敬祝国泰民安，并预祝

师与师母双寿无疆。

生颂天拜上　九月廿日

注：据此信可知云先生于1977年四五月间患中风。时年75岁。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80年

漱师座右：日前得慕周信，知

师已迁新居，得与恕弟夫妇同住一处，起居饮食在各方面均当得妥善安排照顾，殊感欣慰。颂天近半年病状大致平稳，眠食一般尚佳，但上下肢活动较少有进步，入冬后拿笔更感费力，此次只能用废纸毛笔大字作字。耀云妇每入冬其气管炎必发，近发较重（今年岁已八十），上月颂天本已往西师招待所寓居，以便砭治，因有一医生住在该处，治疗较方便故。由于耀云此次发重，住约已近月，乃不得不偕外孙女回廿二中，以便对病人照料。她卧床十余天，幸遂渐好转，现已能下地活动，饮食也逐渐正常，想不致他虑，堪足告慰。顺贺

新春佳庆，并敬祝

健康　长寿

恕弟　真妹均好

弟子颂天敬叩　二月十一日

云颂天致梁漱溟　/1980年

漱师座右：颂天因手脑不灵，平时总感写信为难，故久未问候。去年重九写一信，今年春节写一信，谨祝　寿贺　节而已，他无甚事。连　师迁住樨地新居，前亦由慕周处得来，其他情况亦常多隔绝。师移新居后，新房敞亮，又得恕弟等随时照顾，起居安定，身体康胜，至感欣慰。

《东方学术概观》（日内当寄上），颂天在七七年病前曾请

师寄碚，读后又用毛笔钞出第四章。初拟只钞出此一章即将原稿奉　还，乃未久即得病，因循迄今搁置。春间忽尔动念，其未钞出各章，仍决心坚持继续钞完；到六月初旬，幸已钞完，了此心愿。第四章末后有几句话：“要严到极处，严到有见即除，开口便错。放宽来，正不妨宽到极处。凡稍能向于开明一点，向于仁善一点都好；……通达无碍，才是佛法。”此义似为前人所未发。敬祝

康宁长寿

二姐宽弟恕弟真妹一一均好

弟子颂天叩上　六月廿日

《东方学术概观》全书钞完后，附记一纸呈　阅。

附件：

《东方学术概观》誊钞经过

《东方学术概观》是梁先生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居北碚时向我们讲述的。后来因事讲述中辍，当时亦未暇写成书。延至一九七五年先生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后，遂正式写出此书。其内容前后虽有所修改，至其要义却未有更动。我为了阅读方便乃欲另钞一副本，置之左右。因将此意请示先生，旋得先生同意，并将原稿寄至北碚。约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初收到，即奉读一遍，乃开始手钞。初但拟钞出第四章即“佛家之学”一章，且用毛笔楷书，以免时久褪色。誊钞甫完，即得中风病。头脑日觉钝拙，手腕麻木缺力，如欲再将未及钞完诸章钞完，自知已无力。病后今春已快满三年，忽而动念，一定要把全书钞完，否则于心不安，遂舍毛笔，改用钢笔，断断续续坚持速钞，至一九八零年六月初全书钞完，终于了此心愿。颂天附记。

田镐致梁漱溟　/1970年

师父　师母：十一日　手示于昨日午后收到。获悉　颂兄现已到京与　两师欢聚。今日午前后又陆续收到汇款及寄来文稿第79—90页，均请　释注。

关于缮写文稿者（一）因前此所缮文稿副本，递　嘱亦一并寄京。其间对于章节起落安排，征引文字安排，注释安排等体例，此刻生均已记不甚清。为求格式完全划一起见，不知　师能否先将副本暂时寄还，以资取镜？如或不便，则请将第七章全章数页寄来，借作参考，亦可。（二）本月十日生得里弄通知嘱即参加里弄学习及修筑防空工事劳动。故于缮写事，拟俟学习及劳动成一段落后，再行开始，俾精神可以比较集中关注些。按生自六六年经冲击脱离组织及宕定户口后（户口虽经开封乡下开给证明及连同原迁户口证一并退回，而此间则因格于政策，至今尚未恢复），已四年未经学习，未曾劳动。今兹恢复生在革命群众学习小组内进行学习，劳动，应是政策对生落实之先声。（三）寄来文稿生顷已粗读一遍。日内当再多细读几遍，以期有助于缮写时可少错误。（四）对于学习的布置和劳动的期限及份量，现都还未弄清。设如并不十分紧张，则生亦即随时开始缮写文稿不误。

生前信思念　两师有云天在望语，果然就将颂天兄望到了　两师身边。两师及颂兄都已年高，聚会不易。务望　颂兄替弟等在　师处多住些日子。大家多亲热亲热。颂兄素为生所心仪，过去生给云川谈过。而颂兄并不晓得。随函附致颂兄寸椷，乞转致，以略申生意。师说与颂兄已十年未见面，比生来面　师之时间还短。生已十多年未见　师，不过信息则迄未隔绝而已。

耑此敬祝　　道安不一

生镐谨上

七〇、十、十四日晚

注：有著者致田镐先生之信函五十余件，收入本书第四辑（第378—440页）。

田镐致梁漱溟　/1971年

师父　师母：前接　师十三日信片，遵　嘱即将缮稿两章挂号邮呈，想已递到。生等近况如常，以阿禾归省，园、余亦先后由津由吉回来看阿禾，近两月间生等是儿孙绕膝，为十年来向未有过的热闹场面。禾本月已又回新，园、余于春节后亦将陆续各返岗位，顺寿则将去无锡照顾农媳分娩，届时又将只有生一人居沪，人生聚散离合，固如是也。禾在沪时曾留有合影（其中独缺阿芸，因农来看禾时，芸已回崇明）。附呈一帧，以遥慰　两老垂念之殷。颂兄比又有信来，告艮、渊两兄夫妇均安好，为慰无暨。宽恕两弟不知春节时亦回京否？为念。匆此

敬祝

两老　两弟夫妇　两侄均健康进步。

生镐生顺　同上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五日

信将付邮，顷又收到汇款，谢谢。

注：农、园、禾、芸、余，均为田先生子女。培宽、培恕分别在河南沈邱和罗山“五七干校”劳动中。

田镐致梁漱溟　/约1971年

师父：廿三日　手示谨悉。

1.昨寄《人心与人生》副本中杂有手写稿可卅余页，师问何故。按系初缮后复校时，竟发现有错落甚多，心极不安（因自以为在缮写时已将心在腔子里，却不料其在腔子外）。故遂决意将错缮之多页抽出改缮，以自加薄惩。而将原错缮之多页，则仍订入副本，以自为警惕。同时在正本中却亦特留有遗字之页两处，用以志生实为能尽善其事之真。经此一番自我教育后，近缮之件确已错落较少，为可自慰。蒙　师垂询，敬陈究竟。前次缮件之所以衍期两周，亦此之故。

2.近寄两稿刻已先取缮伍先生口说《大学》解说。一因此稿有补笺《大学》原文多处，比较零乱，生欲先攻其难。二因此稿似出于艮庸学长之手，思念艮庸，故亦觉于缮写间感亲切。共为卅六页，日内亦即可杀青。原稿：①第六页第三行“这是表示以上解说格致一章……”，生将“这是”二字改为“右图”是。②第十二页倒数第七行“编者按……有一段文字如下，伍先生当时漏而未加解说”，生则将“当时漏而未加解说”一句改移于所引“诗云：于戏，前王不忘……”一段文字之后。均取其更为清楚顺当些。③第十四页倒数第三行“亦作”及十七页第三行上“近古文作……”一段文解，已均用“（）”加于原文适当之处。外此缮件第十页附图未善，第廿六页及第卅页有落字，缓日均将改缮另寄，以便抽换。

3.寄稿“叙”文第六页第十一行“……若夫人心昭炳，则又必待人类社会历史逐步发展之后也。（注二）”注文缺，待补。第十九页十四行“二、近道自然合了”似无问题，且又有红笔加点，当是已加核正。但其文上，却有一“？”号，不知何故。星贤先生之手迹都已认清，请释注。

两稿原用墨水品质不灵，遇水即化，保存时须特注意。

又此次缮件所用稿纸，因前用稿纸脱销，故又另改用一种，并及。

4.两缮稿及即将缮好之件，日内将全部寄京。因此间里弄即将组织学习，势必甚忙，恐一时未可着笔。稿如久存，又怕会意外散落，故寄去。俟迟日能缮时，再请寄回。好在“叙”文稿亦有一处须补注释，师处无复稿，凭空补，恐亦困难。

5.林庚白诗选只一册，日内将随稿件等一并寄阅。林诗亦自然宜人，但如谓已驾杜老之上，则又未免忒自许假。亚子所写林君家传于辛亥前事并未过于铺扬，只说　师与庚白“谋西联吴禄贞石庄，东援白雅雨于滦州……”，此一段事，生前无所知。而对谋刺摄事则早有所知，先入之见，故前函亦误报为所纪为刺摄云云。生友汤晋之太夫人林弱男（白水之妹，汤中的夫人）闻亦参加刺摄之役，不知当时都有联系否？关于宰平先生，生第一次耳闻大名，也是听白水先生谈起。白水对宰平先生推崇之至。林诗集第七十五页载有《漱溟过谈》一首（1941年12月咏），前两句为“北平三十五年人，同学俄看清社沦”，自亦是回首顺中及共谋颠清之事，（下缺）

田镐致梁漱溟　/约1971年

师父：廿六日肃书想已鉴及。廿七日午后始校伍先生《大学》篇解说缮件，及将原第十、第廿六、第卅缮有未善之三页，重缮抽出补进。今日复阅解说，乃发现缮件第廿七页十九行“所谓齐家在修其身”句，仍落“家”字，请添上。廿七日夜开始缮叙文，至廿八日共毕十一页，适为叙文之半。（原想把叙文赶缮完，实来不及。）当即匆匆与书稿等一同付邮寄去，全未及校，今日复阅，发现缮件第一页第八行有“离开之间句”，不知是否“离合之间”之误？又第九页十七行“而于学又一番证透”句，不知是否在“又”之后，落一“是”字？谨提出，请　师复校。至原稿第六页所缺之注二注文，已在缮件第九页空出四行，留供照添。日后并盼将添妥之注文草稿寄生，以便生亦在复本中补添上。此间运动即日起深入里弄，开会学习等均将繁忙。尤虑有不知《大学》为何书者，在破四旧声势下下，于原稿亦有散失之虞，故寄回，以免意外。缓日可续缮，再陈。余如常，请　勿念。

谨祝

道安！

师母前叩安

生镐谨上

二月廿九日

注：信文表明田先生正缮写《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书稿。所说“叙文”，可能指《合印叙》。信中所说“运动即日起深入里弄”，似指某轮政治运动又将开始，而古籍为“四旧”之一，故匆匆暂停缮写工作。

田镐致梁漱溟　/1971年

师父　师母：上月廿七日，卅日两信与另封所寄《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一卷，及汇款廿元，已先后收到。闻解放后　师写作之文稿日记笔记及原存旧著等经审检后，刻已全部发还，同感喜慰。此可做政协对于运动进行的比较认真负责，参加审检的同志亦具有文化水平，能辨秀莠。使人更兴奋的则为斯文未丧在学术思想上对东西文化沟通融会之运，留有余积。

师寄《伍学综述》抄本，顷已粗读两遍，发现其中尚有四处错落：

1.页3“不妨推论看说……”妨误为防；

2.页29引《中庸》文“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夫妇也，……”遗中间“父子也”一句；

3.页51“这是大学彻始彻终的功夫”，彻误为沏；

4.页94引尧典“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峻误为竣。

生均已迳为添正。又有欲请示之处二：

1.页21“则神不外驰，心自精明”，此精字不知是否清字之误？一般说人心向内用力，不为外物牵扰锢蔽似以用清明去作说明为切，如成语所说“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如用精明去形容的心，则多是外向而非内向的。不知是否？

2.页70“先生云前时讲说诚意慎独，归拢来不外以下四点意思：一、精神较为是整个的（不分驰），二、……”，谨按本书从讲格致点出敬义起，即说：“格致就生出敬来……既是自然的，又是整个的。”以后六、七、八三大段，均讲诚意慎独，一开始亦指出敬是诚的开端，以次讲身心表里内外如一；身心事合一；身心果合一精神便是整个的。又举例说失眠为身心两分离，即是病态。页70所揭示之四点，既是总括以上讲述归拢而来，何以反用“较为”两字？是不是能尽意呢？

生浅陋，敢大胆提问，乞　师裁正。

通阅颂兄所抄综述全册，字字挺劲。以颂兄古稀之龄而能臻此，足见其平素修养功力之深。生自知不及颂兄远甚，所幸年事略幼，体力或稍胜于颂兄。自当尽心勉为争取，以求能重缮的更完整些。

惊闻　子范兄已去世三年，至感悼痛。犹忆数月前　渊庭眉生先后来沪，均尚不知此一恶耗。生等相叙每及前尘旧雨，间亦月旦故人，对　子范性情之恢廓弘达，与其心中自有是非，和他任事之踏实能持大体，共许其为同门中极为突出之一人。今遽闻　范已作古，生等同失良朋，能不戚戚！范子熙光在蓉读书时与生等经常还往，亲如家人，可惜也是其寿不永。刻不知熙光之子，已就业否？

关于生的生活情况，多年来均承　两师殷切关注，每多接济，上累　两老，已使生一家长幼，均感愧怍不安。其实生自1934年至梁邹就　师后，在　师教育感召下，对生活的要求即已日趋平易，恶奢近俭。自1939—1940年居蓉后，当时因物价一日数踊而工资了了，就已习惯了量入为出的计划生活，不敢稍肆，（其间最突出的一次事例，就是1943年生阿禾时，因请不起接生士，由生自己接的生。因听人说紫河车可治肺病，所以就把阿禾的胎胞送给先强吃了。）以至于今，已卅年如一日，向未开闸，其间1959年后曾有三四年实在是收支相差悬殊，然以自维，乃得　两老长期慷慨支援（师母于病痛中仍按期力疾为生等寄生活费，慈情永志！），遂能渡过。感怀不忘。嗣后因儿女先后就业，即又转入小康。近数年间乃以运动关系，生活稍又拮据，但亦止于是拮据而已，并无大难。只要生等注意撙节，亦即能使收支接近平衡，师请释念。至于儿女辈则又与生不同，伊等既均生于贫匮，早已知一粟一缕之来之匪易，蔚成节约自持之风。其中三个男孩特别是在新疆之阿禾与在吉林之阿余，尤能坚忍不拔，克苦耐劳过人，有足多者。（禾所在之南疆，地极贫瘠，主副食供应，均经年不足而物价又贵。伊之单位虽为军垦农场，但工资都发不出。前两个月听说才发到去年十月份。工资每月仅卅元，光伙食就得占去3/5。禾能除伙食外，三四个月一个零钱不化。而做起工作和帮助起同志时，则又劲头十足，一直是抢挑重担。（每遇假日，他就为同事补鞋缝衣袜和理发等，从早到晚不倦。）余在吉林插队，劳动所得三年来都是仅足糊口，别的什么也谈不上。他们党支部委员会去年曾给生等来过一封长信，对他备致表扬，说他确能遵从毛主席的指示，在那里勤勤恳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非常心安。余对家里向来没有道过一次苦，要过一次钱或要过一次东西。）生觉一家人都能如此乐天知命，也就挺好。纵有困难既可勉自克服，也就不敢再累　亲长友好了。生前禀　师即不为奖助，也无困难，确是语出至诚，并非自外。今后如承　师的整理著述之任务相假，使生得借以不断自修，生即已引以为至幸。另有余暇还可读些其他典籍，及抱抱孙子，以此以终余年，于愿就已为至足了。一切均请　两老放心。

渊庭顷有信来，以　师说见询，生已就近中所闻以告。渊谓秉华腰椎骨增殖症经用针疗及煅炼已大见好。至渊之问题落实，则仍无消息。

云川之次女张易自北医毕业后，于六八年分配至青海海东自治州新二矿区大柴旦工作。今年元旦与沪籍叶金荣同志结婚，上月来沪分娩夅雄，长幼均安。易相貌愈长愈像云川，而性情之爽朗亦肖乃父，殊使人兴故人之思。

勿此致祝

康吉

生镐谨上

1971. 11.5晚

顺寿附笔问安

田镐致梁漱溟　/1971年

师父　师母：本月九日　手示，前已收到

一、在抄写《伍氏学说综述》过程中，又发现以下三个问题：

1.页66，第4—5行有“道学和自修为士的阶段；恂慄和威仪为贤的阶段；盛德至善为圣的阶段”，盛德与至善之间，是否亦宜有一“和”字？

2.页73，第1行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者”，第二个慎字好像是惧字之误。《大学》和《中庸》生读学房时都是背过通本后，老师才让读的《论语》，但现在差不多都已忘掉，而手下又无书可查，只好去问。其实《学》《庸》比《论》《孟》要难懂的多，不知那时老师安排学程，为什么一定要先读《学》《庸》，而后才许读《论》《孟》？生读《学》《庸》时，真是一点不懂书里说的是什么，即是现在读了许多　师与　伍师有关《大学》著述后，依然有些部分还是领会的不深不透。

3.页75，第4—5行有“盖其学，适道统原于士的阶段，而立则为贤的阶段。”而立是否为与立之误？

乞　示复。

二、农、园、稼、禾、芸、余六个孩子都是用的单名。禾顷已满廿八岁，在南疆阿克苏与阿拉尔之间的农一师第十四团做农垦工。他于1965年入疆，去年十二月间回来探亲一次。禾八岁（1951）即随先母返汴，由小学以至高中都是在汴读的书。禾十六岁时（1959）汴京生活亦发生剧烈变化，时　先母已七十九岁，精力日衰，而先姊又伤腿卧床不能走动。与禾同在汴的阿余又年稚还不懂事，所以汴京一家四口的重担（由设法维持生活以至一切生活杂务），就已落到他一人身上。及六一年自然灾害最严重时，先母亦卧病不起，以至六三年春病逝，此两年半之长时间中，除顺寿返汴侍病约九个月外，其余侍病，侍药，侍餐，侍两便，以至炊爨，洗涤，除秽一切生应任之子职，亦皆由阿禾一人独任。禾能兢兢敬事始终不懈。其实他也知道生之处境困难，所以也向未说过一句难话。而嗣后检查他在高中学习的情况，除语文不过关外，对自然科学诸科，学的都还不坏。所以禾在其兄弟姊妹中为最能任劳任怨的一个孩子，为其兄弟姊妹所共爱。六五年支疆后垦荒劳动艰巨，而每日仍记日记不辍（直到运动后一年许方歇笔），在记完一册后，即寄生等审阅，以慰远念。从禾日记中看得出他对工作，学习，生活诸方面的自我要求，亦至严肃。从新疆回来同学的口述中，亦证明他能反己向上。今年三至九月他下（塔里木）河捕鱼，鱼区距围场约三百公里，地处荒漠，漫无人烟，他和同船的六个同志就盖天铺地的住在小丛林中露宿了六个多月，每月除见骆驼队运鱼同志一次外，每日所见者就只有行云流水，飞鸟游鱼，以及到河边饮水的野鹿野猪，而独不见人类。六个多月共捕鱼七吨许，比种地之收获为大。我们去信说他这一段生活有些像鲁滨逊的后期生活，相当艰苦。他自己则说：“这半年生活最为接近大自然，沙〔渺〕旷天空，心胸开畅，最为自由。工作在静寂中又最紧张活泼，使经年不见荤腥的同事们能各吃鱼肉一公斤，亦最自在。”这个孩子是经得起锻炼的。

师告阿玮同在新疆，我们到很想使禾与取联系。艮兄之子女由瑜、珅、玮以至小广东我们都印象很深。犹忆抗战居蓉时，昭姊原以她和几个孩子的合影相遗，（其时昭姊似住青岛。）因为珅农两儿，是艮兄与生易子而“義”的，玮约长阿农四五岁，今年当还不过四十，他到新工作已将廿年，可见他比阿农等就学早的多了。玮现在何处何单位？生以后给禾去信时，将嘱他有机会时去看玮哥哥。

三、昨日有一亲戚去京，生托带去旧墨四锭，以助　师写作。顺寿托带蘑菇油一瓶，为　两师寿。带去两物嘱于抵京后即送交　介弟，由　介再转呈　两师，乞赐纳为幸。

又伍氏学说综述拟添目次一纸，前一小段序言拟列为引言，不知当否？耑此敬祝

道安不一

生镐谨上

11/20晚

附件：

礼记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

目次　页次

引言　1—2

一、明明德　2—7

二、近道　7—14

三、格物致知（上）　14—20

四、格物致知（下）　21—26

五、修身为本　26—34

六、诚意慎独（上）　34—42

七、诚意慎独（中）　42—51

八、诚意慎独（下）　51—65

九、功夫次第进境　65—77

十、余论　77—95

附记　96—99

田镐致梁漱溟　/1972年

师父：前寄《人心与人生》书稿第十、十一、十二等三章，昨晚已缮写毕事。俟清校后，下周内即可连同原稿与去春所缮之第八、九两章一并寄上。在缮写过程中发现有几个问题，已作措施如下：

一、章之下径直用数目字一、二、三分段者，寄稿第十章之后在数目字旁均附有括号。但第十章前，则都未有括号。其在节之下用一、二、三分段（例如前抄之第六章第卅八页有之）或一、二、三分段之下再用一、二、三分小段者（例如前抄之第二章第九页有之），始加括号。为求前后体例一致起见，生已将数字旁之括号省掉。

二、谨按文稿第十一章计有五个附注。但误将第四第五两注均计为注四，重复少算一个。第十二章计有八个附注，亦误将注七为注八，注八注为注九，架空多算一个。生已依次代为厘改。唯又恐或系清稿时偶有错落，故特提醒吾　师再查对一下。（虑第十二章或原有九个附注，清稿时落去一个。至第十一章当系出于数之误，问题不大。）

三、在文稿本文译美国心理学家Watson为华孙（见原稿第九十五页第14—15行）。注文中则又称作华逊（见原稿第一百廿三页顶格注七），为求前后一律起见，抄件则均取用华孙。

四、文稿第一百一十五页第20—21行有“此一发展变化上远古生物进化皆始自分功与整合著见有神经系统”句，疑“上远”两字之间落一“溯”字。生已试为添上。

以上四点，谨先奉陈如上。

生读此次寄来三章文稿后，深感吾　师之慧力功力绝伦，书中对于前人和时人所未及深入分析或犹未触及的许多问题，均阐述的无不精深入微，曲尽其妙。而论据之强，亦巍然莫可动摇。在学术上确为一前所未曾见之巨著，至足省人。生估计此三章在全书中当是最吃力的三章；此三章后，续作可能进行的要快一些。不知然否？古今学者在八旬高龄以外犹能有此精力以成此巨著，殆亦无其匹俦。如非吾　师平素修养得力及所见深渊过人，何克臻此卓绝之境界；即此可敬为　师寿。十三章以下不知已否续有成稿？盼即寄来。如尚未定稿，则亦可先将其他旧稿之须为缮理者，先行寄下，以期能尽速的一气呵成。

顺寿近一月来瘫肢都已愈见痊活。自上月廿七日起，已能经人搀扶到阳台取暖。本月五日以后且能不经扶持亦可举步。预计春暖后即已康复可望。今后伊之问题在于血管已见硬化，胆固醇检验偏高（277）。对付血管硬化似比对付血压偏高，还要难些。金针与推拿对于治疗半身不遂都有显效，已为生等所亲见。而独惜经络学的理论似尚无人能以明彻讲明，颇为纳闷。吾国医学出自道家，师在伍学《综述》中有道家之功夫重点在身之语，可知　师对道家的学术具有精见，不知吾　师暇时，能否将经络学的理论写出以公之于世否？

宽恕两弟伉俪已否回京？师母入冬后身好否？均至念念。生处一切如常，乞释　慈注。

匆此敬祝

两师康健多福

生镐谨上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

顺寿嘱附笔叩安

注：信文起始处所说《人心与人生》之第十、十一、十二等三章，均为探讨人类身与心二者之相互关系者。

田镐致梁漱溟　/1972年

师父　师母：五日前接芸书廿一号来信，附上　师书，奉陈伊子张弘在新疆温泉县插队落户（温泉位于伊犁西北约250公里处，在中苏边界线上）；将于春节前回萧县原籍迎亲。（据说汉族人在少数民族的边区地带难于找到对象。即使找到，亦须付大宗彩礼，约二三千元不等。只有到内地迎亲，还精简节约些。）预计路费及用费约须七八百元。（张弘来回路费加其爱人之单程旅费就须三百元以上。）芸书及其诸女勉能凑起五百元之谱，不足之数，拟求师先借给二三百元，并假以时日，然后再由伊等陆续归还。芸书觉出口羞赧，故嘱生转为奉陈请命。乞　师酌裁为叩。师如感有困难，则请　示知，生即当代为婉谢。随附芸书寄顺寿及生之信，谈及曾去看过　颂兄夫妇，健康似都不及暑日好。信中所说之小牛，即云川之幼女春展，由沈阳中技校毕业后，三年前已派在鞍钢工作，患性幼稚病。所说之张易，即云川之次女二妮，由北医毕业后，现在青海海西自治州小柴旦任医。所说之小红小源，系榴仔之女，均在北碚。还有云川的三女张逊，则在东北虎林生产建设兵团做农垦兵。云川的几个孩子除张弘外，工作、生活都已稳定。即张弘在温泉务农，据说劳动所得，亦可自给而略有余；比在新疆建设兵团还好一点。（兵团南疆各师工资连年都发不出，经常积欠八九个月。）只是碰到大事，就周转不开了。芸书以后如能合理得到退休，则他们的生活就会逐渐松动点。

艮兄、昭姐想已平安到京，是否随　师同住新中街？今后能仍迁回北京否？

师与兄姊久别重逢之欢，生能想像。因此，生已分享到这一快愉了。艮兄、昭姊前同此致候。

生与顺寿之户口已于本月廿六日重新恢复。按生等自六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迁出沪市后，至今恰为六年。顺寿已往为此问题，曾深感苦痛，影响了她的健康，今后当能心安一些了。至于其他问题等，预料不久亦可陆续落实，知　注谨闻。敬祝

两师康胜安健

生镐谨上

11/30日

艮兄：到系已几久？诸旧友已晤及否？

佳况均何似？暇盼给信。昭姊同此不另

弟镐上

田镐致梁漱溟　/1973年

师父：四月　手示及随信另封挂号所寄之　伍先生致陈先生信稿与讲稿各一件，已于日前先后收到。讲稿等并已仔细读过，请　释念。生因上海前些时不冷（昨日稍冷，最低温度为-3℃。今明日都为-5—6℃），住屋虽北向，刮西北风时虽亦往屋内倒灌，但手脚在深夜却也只冷而不僵，无碍活动。故于前寄之三稿草缮就绪后，即在功伟入眠后，抽暇试抄。截至今日止，《儒佛异同论》廿一页已杀青。《释尽心章》十二页已缮就一半。现拟于《尽心章》写好后，即写新寄之伍先生两稿（共十五页）。伍先生两稿亦写好后，将先寄京　趁　艮兄闲时，请为校正，以节　师劳。至　师之学习发言稿廿四页，则拟留至最后写。估计下月底前亦可全都写好。到春节前后，就可整暇以待写《人心与人生》的续稿了。生读写《儒佛异同论》后，有此一点感想，即儒家因遭历代统治者之利用推崇，装点粉饰，颇具一宗教之形貌，师已为之剖清。同样的儒家因遭历代统治者之利用推崇，装点粉饰，几成一封建帝王之铁杆保镖者。其实生于《论》《孟》已记忆无多，只就以下各节而论：

1.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3.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4.君之视臣如手足，臣之事君如父母。君之视臣如犬马，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

5.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6.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就可见儒家实未为封建帝王当镖客，只不过是想把人的社会稳定在各守分际的伦理关系上，绝无提倡奴性的愚忠愚孝之意味。相反的反很反愚忠愚孝，讲民主，讲革命。细想两千多年前孔孟在我国封建制度刚形成时，就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出这样的话，应该说他们两位老人家的造反精神，比之现代也不推扳了。儒家这一不白之冤，不知　师于写《人心与人生》后，亦能替它一申辩否？生颇为孔孟感不平，独惭学识浅陋，力不足以副为之昭雪之心耳。谨祝

安康

生镐谨上　12/13

附致　艮兄一纸，乞转交。

田镐致梁漱溟　/1973年

师父：

上月五日接　师署老和尚信后未及回信。提起佛门，师与生又多一重因缘。缘生乳稚时体质羸弱，父母虑不易养育；于生周岁时曾携生至相国寺出家。当时拜师的办法是踏进大雄宝殿后，首先遇到那位佛陀即拜那位佛陀。生所遇者为五台山游方僧祥运和尚，蒙收录，并依辈次给号为登云。（其经过路数适与智深相反。据说生在五台山僧录中是有僧籍的。）（生祖父原给生题乳名为和善，至是亦为和尚。）在生之周岁时，犹承祥师寄有僧衣帽为寿，可征郑重。直至满十二周岁，才又还俗出寺的。兹已事隔生还俗后将近周甲，师给信又以老和尚自署，岂非唤生重入佛门，还我小和尚本色耶？特生愚呆戆实，无颖悟力，行欲方而智亦方；似此戆实，对六尘缘影斩不断，杜不绝，犹堪度耶？

邹平旧雨生于去秋偕珊珊至儿童医院治肾病时，得重遇雪岩兄之女桂枝。桂枝亦偕其外孙女至同医院同医肾病，故尔得值。先是解放之初桂枝在沪某医院产科任医，其时雪岩之夫人尚健在，与生等时有往还。嗣桂枝所在之医院内迁铜陵支矿，伊亦随同前往。以后廿多年总未再晤。此次重逢，或有隔世之感，往昔少壮支内之桂枝，已年老退休回沪，与伊女明怡相依矣。桂枝以　师况为询，生告以老人家安健如恒，精神矍铄，仍经年写作不辍，至思想之深湛，文气之壮盛，字迹之遒挺几与四五十年前在梁邹时无稍异。桂枝说尝闻伊父言，梁爷爷的修养是超凡的。同深欣慰。近半年许桂枝及伊女每相顾，对生等关切亲如家人，情意真挚，殆非梁邹同门以外朋友所能有者。是　师精神教育笼罩感应之深，已及第四代矣。

（下缺）

田镐致梁漱溟　/1976年

师父：

十九、廿日两信同时收到。于　师所示诸节（人生生老病衰之理和　师肩负有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的使命兹已大体完成等），亦非一无所识。特人爱其亲，有非情能自已者。往往于其亲虽已衰病经年，卧床不起，甚至明知是活受罪，而犹思千方百计以求其能带病延年，不忍舍去。必使理智与感情存在矛盾不安然后始安。矧　师一向身体精神双健，思想智慧的渊泉亦愈深而愈旺，生安得不期吾　师老而弥壮，岁颐百龄，德寿皆旷古迈今耶？又安能不遽闻亦或将去，为示消极者耶？生诚不脱俗念（虽然生对一般个体的生死存亡，也看得很淡，当然包括有生在其内；但于在德业、功业、学业上显有成就的人物，则总衷诚地祝愿他们都幸福长寿，为人类作出他们更多的贡献），这也都属人情之常。换言之生并非以常人敬　师，特生之修养低浅，仍不脱乎人之常情耳。依依之情，乞　师垂鉴。艮兄近况是否已更好？亦所深念。此祝

道安

生镐谨上　4/25

田镐致梁漱溟　/1978年

师父：先后两次收到　赐款，敬此申谢。

自汇条附言中聆悉近将有文稿交缮，为慰。久不濡笔，生不惟已深感寂岑，抑且愿从读来稿以略知

师之兴之所至也。

上月五日殷乃强同志始以　顾毓已于五月十五日长逝的消息讣告，至感恸切。生当复信奉唁并询伊已否将此噩耗禀　师，伊复谓业已奉告。为此生敢将前致　乃强之第一信附呈一阅，俾　师可知生对　顾毓长逝所受之感受。乃强又告有关　顾毓之冤案昭雪落实事，虽已多方呼吁而都无下文，伊拟以申诉书寄求吾　师转陈　邓副主席云云，不知已否寄呈、转去及有无结果，为念。

生等一切如常。颂天兄近有信来，谓亦安好。

师颅伤当早已痊愈，愿师父母都诸自珍摄！谨候

双安

生镐敬上

78. 8.16

顾毓后简称古玉，自从　他被押解回嘉兴起，即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起，因其生活无着，我每月寄兑二十元，直至他身故后（一九七八年）一个月为止。他每收到一次钱，即回我一信，报告其乡居情况。他故后，其乡有庄箨生老人者且通信于我，以即赠之诗索和，我以不能诗谢之。殷乃强寄来转邓公之件已收到，正进行中。

注：殷乃强为吴古玉先生之夫人。

田镐致梁漱溟　/1980年

师父：去年十二月廿三日及上月七日两奉　手谕；致悉元旦已与　恕弟阖家同移木樨地新居，想均安顺为祝。木樨地附近有玉渊湖可以散步，环境幽静，比中街好。但那一带的副食品供应，则不似中街方便。不知新建楼群，亦附有副食品商店否？师十二月廿二日函　嘱转世菩弟阅，乃　菩近月气喘病发，经常在家卧养。伊于　力师学术修养所臻之境界，亦未必真能理解。阅信后或将徒增伤感甚至失望误会，反而不好。故生只推说前曾得　师复音，其时因正忙于筹划迁居，且又年高精力渐不如前；代婉谢了。谨禀陈，敬乞　垂鉴。师想安康如恒。宽弟和宁侄不知已康复否？恕弟伉俪及东彤两侄都身体较好；东去秋好像已该开学，不知现在何校读书？及主修那一专业？元侄则想已返京与　师共渡春节。旧友　颂天兄时常有信，一切尚好。唯　耀云嫂则亦为喘症所苦，曾有一周不能吃饭睡觉，几濒于危。经抢治，始渐好转。外此　阿琛的爱人陶德芳同志曾来视，说二姊手常痉挛，可能是脑血环循缺氧之故。春暖后，德芳告　二姊拟如京致省。生等粗安，请释慈注。唯亦思　师甚切，亟盼有机会再去亲近！

于此祝

安并贺　节禧

生镐　生顺同叩

80年春节前五日

师晤　星贤学长兄　鸿寿兄　渊亭兄嫂　大中兄及晓青兄妹时统乞代候

田镐致梁漱溟　/1980年

师父：五日离蓉来渝。离蓉前寄呈寸椷，附峨山十景图信线两册，想均　鉴及。

六日晚抵渝。七日午后往视树人兄。伊瘦削枯老，几不能复识。据谈解放后前七年尚为组织之所借重，56年以后为弄清历史问题，曾派他到干部学校，学习将近三年之久，并未宣布政治结论。至62年结合精简运动，促其退职。以后因生活无着，先就街道所办之无线电原件厂工作，后又转入汽车大樑场工作；工资月均卅余元，勉可维生。66年文化运动开始，因伊已多年都在贫困且担任微职中，故对伊之冲击并不激烈。至前年准伊退休。退休工资约为廿五元左右。生活显甚拮据，内外衣都不完整，即不捉襟亦可见肘。生馈款稍许，以为树添置衣物之需。树夫人三年前逝世，侍树者为其幼女钳子。（现名徐钳，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教外语。钳婿苏彰道，亦在该院任教，教授电机学。）八日参加　先叔追悼会，会后凭长江大桥葬遗骨于江水中流。缘　先叔从五〇年代即为整治长江上游航道服役，三峡平滩及为川江设置夜航灯标，都是他策划和主持进行的。十日来碚等候　颂兄夫妇，颂兄康复的满好。黎明五时起床，先作按摩，然后近墙练太极拳，上肢及腰部以上均活动无碍，踢腿左下肢能踢出，右下亦勉强提起，但见迟重。一套拳可打廿分钟以上，这对一位曾经患过脑血栓的八旬老人来说，精神体力都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足征是修养有素的了。在京时　渊亭兄虑月娥之次女已往重庆就业，颂兄嫂缺少幼辈照应，且曾以此询之秉心，尚未获复。放心不下。及抵碚，乃知月娥之幼女和秉心之长子华茂，现均依　颂兄嫂在廿二中学就读；他们两小姊弟均懂事，能为两老分劳。秉心的幼女华章亦随祖父母同住，为两老解闷。耀云嫂今年未犯气喘，安健如恒，不像八十岁人。秉心淑媛，并已见到。十一日去巴县姜家区望宇华（平叔先生子婿）夫妇，宇华在抗战前曾随生一起共事四年，性行诚恳厚重。五九年远在整风运动结束两年之后，被划为漏网右派。六二年经劝令退职，一度生活极为困难。至今年国庆日始获改正。现复任巴县七中高中部历史教师，工资自本月起，亦已恢复。十二日在姜家区小留一日，今日又回北碚。预期将于十八日回沪，十六或十七日去看大姐、涤玄、子琴兄等，他们三位均年事已高，行动上下不便，省得他们再回看劳步。梁郡旧友刻居川者，已只此数位；还有吕烈卿兄前听　亚三　乐颜两兄常提起过，但未遇到过。此次也将去望望他。晤诸友时，自当代　师及星贤、渊亭兄等一一转为致意。

后四日欣逢吾　师八旬晋八寿辰，生将随颂兄阖家长幼共进寿面，以遥祝吾　师康宁多福。星贤学长兄、渊亭兄、宽恕两弟夫妇、二姐均同此敬候不另。

生镐谨上

八〇年重阳前四日

慕周兄重友谊，数千里路，此次竟能迁道入川，旧友重逢，不胜欣慰！生旧病近况，慕兄已道及，惟生自知当不如他所说之佳耳，师的近况现仅略知其概，至于欲得详，还候他详谈。

敬祝

老师康宁长寿　众生当同此祝贺

（云颂天附记）

田镐致梁漱溟　/1980年

师父：

今晨寄恕弟夫妇一信，想已收到。附有大姊伉俪近影一张，想已　阅及。

顷接树人兄信，谓　师明年将出国讲学，不知此事之经过渊源何如？是通过Alitto先生之介绍？受哈大或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委员会所邀请？邀请书几时发出？内容要点是怎样说的？敬乞　示告。此缘生于十月间曾以此事托请徐中约同学转向费正清先生建议。（生给中约去信后，前燕大政治系主任吴其玉兄亦去信促中约帮同玉成。中约系燕大在成都复校后毕业的同学，经生推荐，曾与生一起在四川省府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生到南京，伊即去日入驻日代表团服务。嗣渡美入哈佛专攻历史。在史学上颇有成就。现在加大任教。伊所著《中国之崛起》一书，经美国选为大学文科学生之必修课本，为此在史学界享有国际盛誉。伊与费有较深的师生情谊，为费所重，可以进言。其玉现在北大带研究生，授国际公法。与生为前后同学。生九月初去北大看宽弟夫妇时，亦顺便看了其玉。解放后其玉之遭遇曲折更大。而中约在燕校政治学系读书时则出其玉门下。）上月十四日中约写有回信。（他回信表示赞同，但因　师年事已高，越洋远行未免劳累，美方或不无顾虑。哈佛因年来不景气，也可能无力出聘；不过国务院文化交流委员会可以支助。费正清去年患心症几濒于危，已退休休养。至Alitto则他已向其发动。）假如此事之成，与中约有关而　师父又已接受邀请，则生将致函中约示谢，并托其于　师抵美后，费心照料。此事事前生之所以未先奉商者，乃因不敢预测所谋必能成功，故欲俟得美方再进一步之反应后再告。可能Alitto对此事经中约提起后，热心异常（此可想见），而进行的也极顺利，中约之次一反应，还未寄来也。（当然也可能事与中约、Alitto都无关系，而是其他方面或国务院直接想起拟请　师前去讲学的。）师或相忆此事生虽未先奉陈，但亦曾经问：“Alitto没有邀　师去美吗？”师答：“没有。他只说两年后再来相看。”当时生见　师并未表示惮于远游，故亦以为不妨一试。十月廿四日生返沪后，第一封信就是写给徐中约商谈此事的。至生所以动此一念的原因，则由相信世人其能真切认识东方文化之精义者，当代实无人能出　师右。世人其能真切认识西方文化之精义而精湛能及于　师者，虽不敢谓无有，却实亦少有。至世人其能同时精通东西方文化而并能扬长弃短以沟通之者，则舍　师外并世已无第二人选。为此生想　师在晚年如能有机会渡美（对西方世界仍是具有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讲学，以沟通东西文化，实为一具有历史性的文化盛事，生若能施出一分心力，即不容不尽力一试。矧在今日各项条件都已臻成熟，而　师精神体力亦仍康强逾恒，且生平又抱有沟通东西文化之深心弘愿耶？十月间生寄书中约商谈此事之信稿，前尝嘱阿余抄有副本暂存，现不忆伊置何处，不曾找着。容后找到时再连同徐、吴复信等一并呈　阅。匆此敬请

道安并祝

年禧

生镐谨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呵冻

田镐致梁漱溟　/1981年

师父：

四月廿五日奉　手示（师复同月十九日去信）敬悉一是。复旦林先生素患心脏病，与　师之修养健康相比，殆有天壤之别，岂可并论。经艾礼笃先生解释后，不知美方已否消除顾虑为念。邀请书几时发来，盼　师笺告。生觉　师此行必将实现。

师与林琪谈话的录音，已承伊亲为转录毕事，并已交付明元，预期本周内即可带到。南大外事室原说录音带可由该校录音室代为转录，俾林节劳。但林虑稍不慎，或有差错（如把录音带搞错搞断等），不放心，所以是她自己转录的。盛情可感。林并托明元带信给生说十号左右，伊将来沪回访，生已复信欢迎，届时顺寿和稼、芸等均将与之会晤。难得这样一位通过研究　师的思想，以深切认识中国文化真义的美国朋友。林来，也可能是再度了解川友情况，以决定返美前是否访川。师著之《人心与人生》副本，生前已嘱阿余寄给林琪阅读。林收到后，至感欣幸，并表示此一著述　师尚未公开发表，伊如有所引用，亦必先征询　师之意见。估计她回美之前，定会再去见　师的。

再奉者，日内将有周璋同志送呈上好龙井茶一袋，请　师赐收。周璋为生挚友周永年（名斌，燕校同学）兄之令侄。永年浙籍，抗日战争时先在四明山区打游击，嗣中共进驻该区，伊即协助中共创建扩充了四明山部队，对革命有所供〔贡〕献。解放后经按〔安〕排为杭市园林局长，先后任该职卅二年之久，至今年四月始获退休。1948年生离南京之前，一度拟移家杭州，曾至杭与永年晤商。嗣因河南大学迁苏，中多亲友，故亦即移居苏市，未去杭州。48年以后至今已卅三年与永年都无音讯往还，但从其他朋友传闻中知伊在文革中备遭苦难。上月下旬，生在四川乐山业医的侄女琪华（即38—40年随生等在南充的那个小侄女，师或亦有印象。与宽恕两弟则甚熟）退休来省，约生同去杭州旅游，生乃又得便重访永年，互谈近卅年彼此所遭遇的种种周折，终喜险梦已到尽头，人均健在，真都是悲喜交加。永年知生自59年即蒙冤案，陷于无以为生，问生如何竟得渡过？生告自59年以还，至79年冤案得伸，廿年如一日均赖　师为资助。永年聆此，至感吾　师遇生恩厚，情逾家人骨肉，世所稀有，无任钦敬。于是他说他出于崇敬之诚，拟以龙井茶稍许馈呈吾　师以志景仰；征问生可行否。生因鉴于永年之所以兴此念，有此举；亦皆出于他是宅心仁厚，与　师心气相通，故亦衷感而乐许之。乞　师哂纳为盼。永年现在京参加科委及轻工部联合召开之调研会议，负责筹划浙省香精园、厂的筹划，工作冗忙，他说这次先不请见，馈茶由伊侄周璋同志代呈，以后有机会时再去晋谒，生亦另肃笺介绍。

月前，胡惠民弟如京，生请伊代陈舍间一切安好，请　师释注。度日内惠民也就该回来了。匆此敬祝

道安不一

生镐谨上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田镐致梁漱溟　/1981年

师父：

傲霜花香，重阳节来。喜值吾

师八旬晋九寿诞，倍切思慕。怅以未能亲诣恭贺，谨此遥祝　安康！师今岁诞辰，又邀友共出游否？回忆三年前生尝侍游香山，师信步登至中山堂上。嗣

师又率恕弟及生搭街车同去北大看宽弟伉俪，并往颐和园走遍前山后山，吾

师精神矍烁，步履矫健，迄为生留有极深的印象。天相吾　师，福寿绵长，寿　师亦以寿国寿民。耑此敬颂

道安不一

宽恕两弟伉俪及诸侄同喜

师晤同门诸学长时请代问好

又忆彤彤今年已升学，不知现读何校，及学习哪个专业？宁宁身体已大好否？

星贤学长兄安健　渊兄常见面否？

生镐顺同叩

81年九月初七

田镐致梁漱溟　/1983年

师父：

上月廿八日生等到无锡阿农家过节，前晚归沪。在锡计住廿余日，率阿禾、顺寿游太湖一次。顺登鼋头渚上下未觉太累，也算通过了一回考验。返沪见培义（皎我）兄十一日来信，知与胡时三兄已晤及。师书稿时三兄已交皎我，皎读后另陈所见。兹谨将原信附呈，敬请　察阅。缓日皎再有信来，当再转上。生等托庇安好。秉心节后亦有信来，说　颂天兄已在其娥家得梁医师（其娥的爱人）针灸照顾，比住北碚时的健康亦有进步，均请　释念。师与宽恕两弟伉俪想均康胜逾恒，为祝。东东寒假，曾回京否？匆此敬颂

道安

生镐　生顺同上

一九八三年二月廿四日

田镐致梁漱溟　/1984年

师父：

上月廿八日自青返来，在车站投寄寸奉，想已鉴及。及抵舍，始悉顺寿于廿五日即已谢世。经了解，顺寿走的极其安详爽快，事前毫无朕兆，临走时也无痛苦，是在谈笑自若中（与阿芸等共谈巴金在港庆八旬寿辰），吃毕晚饭主食，专品味所留之喜欢吃的副食时，轻轻放下筷子，就悄悄地去了。她既无生离死别的痛感，也无一丝心情牵挂，宛如一位大德和尚，于功德圆满后，就自如自在的归于涅槃了。由于她去的安详，给生及孩子们不少安慰。卅日以前六个子女夫妇及迅雷两孙先后到齐，一日我们和少数至亲契友对她举行了告别仪式，随即火化。缓日拟在无锡觅公墓安葬。由于顺寿走地过于仓促，头几天生仍很难适应。特别想到自顺寿来归，随生坎坷一生，苦头吃够。伊临走时生又外游远离，很觉对顺不起。第思生死原是对立统一，有生即必有死，死既是一切有生物共同必归的大道，她能平平静静地早走，早享长眠永安之福，随她早去也挺好嘛。生已想开，请　师释念。

学林柳肇瑞同志今日午后有电话约谈，生允于明晨趋访。他说该社香港有一往来单位，有意在港印行《人心与人生》一书，探问生忖吾师能否同意。生初步代复“大致可以同意”。明日晤谈，听听他们如何计划，有何条件，再报。生如代表吾　师洽谈，将遵循以前指示，除保留著作权外，其余一切均可按一般通例办理。同时并告以吾　师尚有其他拟刊行的书稿，如《中国——理性之国》等，欢迎港商一并印行。他们可以来谈，或委托代表代谈。

上月十八日寄呈　马先生致颂兄信札十五封及所书□幅四张复印本各两套，想已收到。不知在邓子琴兄家所失落之十封信札内容讲些什么？在　师手下曾有抄本可查否？如有，日后生想借抄汇存。

师近中　福体已康复否？至念念。阿芸为师寄去白参稍许，冲水贮保温瓶中，可以代茶，似可一试，功能是生津安神。阿余为　师寄去秋耳一盒，可炖羹吃，均乞　哂纳。

匆此敬请

道安

宽恕两弟、颂华同此相候。

生镐谨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

阎宗临致梁漱溟　/1972年

漱师：

两次接到手示，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特别谈到多年不见面。培恕的信，他心境不很开朗，生怕伤他的身体。看来他自己要求过高，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又艮庸事之结束，应当看做失马是福，盼他不要介意。这次我们都受过是好的。最好他到北京，能够久住下来。师亦有人相伴。

守胜来信，言及　师尚写作。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吾　师年高，少用点脑力，优游自适，好好休养，这是无价之宝。这月十二日后，我想给艮庸寄点微款，使他生活少有安定，以表我的微心。

生最近着重研究有关非洲的文化与历史。佩云的二姐佩贞尚在巴黎，她从前在东方语言学院工作，现已退休，去年我们政府邀请她回来，在太原住了一天，请她给我寄些有关非洲的书籍。最近学校对我很好，没有特殊会议，我就在家里工作。住屋很宽大，艮庸夫妇如有意来太原小住一时，这是十分欢迎的。冯公于上月九日离太原，要去济南、青岛，取道海上到上海，然后回桂林。冯公来大出意外，冯公去大为追念。给恕弟的信，烦　师转交，特此敬请师母安好。

生宗临敬上

七二、十一、五日

佩云嘱候。

阎宗临，山西五台人，一九二四年我主持曹州高中时的学生，但不久离去，因基督教会关系游学欧洲，是以其思想有得于宗教。学成归国后曾任〔教〕广州中山大学，与朱谦之、黄艮庸同事。解放后为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主持校务。其人诚笃而不免巽弱。此从其笔迹上可见，其学问思想虽不浮泛浅薄，固难免隐伏缺欠。（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自西人言，宗教有二：一，自然的宗教，普遍的、人类共同的，这个不能与理性相违；二，超性的宗教，其基础在信仰，“我信”已够，不能再进一步追问。

“宗教的可贵，在他使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此好处为永生。

永生的追求，其结果有二：一，将生活（现世的）变做达未来的手段；二，确定了人的价值（此价值是个人的）。

此卅三年（一九四四）在穿山国专，宗临写示，其见解非时下人之所有也。漱记

理性与理智都是人类具有的特质，人类为一，当然两者也为一。只以环境（特别是地理的）与民族的不同，因而有（中西）不同的发展。就人类生活言，不外两种“关系”，即人与人同人与物而已。人与人的“关系”之所以发生与赓绩，便在理性；他是心理的、社会的，——从这方面出发，形成中国的“恕”，其本身为“仁”。这儿也有经验，却是单纯的，与深刻的。单纯的便是不复杂，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支配。深刻的便是那种无利害的态度。至于人与物的关系，乃在理知，他是官感的，个人的，——从这方出发，形成欧洲的（人生）。“价值”与“认识”，便是利与知。“博爱要从自己始”（charité commence f〔p〕ar soi）；“我们的知识，是我们力量的标准”（our knowledge is the measure of our power）。因为价值问题，所以有“进步”；因为有“知识”问题，所以有组织。两者的着重是力。为此，中国民族精神是柔性的，永远是青年的，他是平面的。欧洲是刚性的，变化的，他是立体的。

上为阎宗临在桂林穿山国专校与我一次谈话后所写示者。其所见自足参考，非同俗流之昧于中国文化价值者。（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注：信中所说“佩云”，姓梁，为阎宗临先生之夫人；“守胜”，为阎先生之子。“艮庸事之结束，应当看做失马是福”，是指黄艮庸先生于1966年“文革”初起，即被诬为“流亡地主”，被押解回广东原籍劳动改造，至1972年终得平反一事。“冯公”指冯振先生。

裴占荣致梁漱溟等　/1940年

寿师大人　绍公　仲公　廉公　俶知先生　平叔先生　亚三先生　钧伯先生　莲村兄　晶岩先生　龙轩先生　芳铭兄　子琴兄　子愚先生　艮庸先生　鲁溪兄　亦文先生　颂天兄　靖波兄　富眉生先生　晁杰兄　子温兄　克木兄　超然兄　虎鸣兄　以及川中各位同仁（因不清楚故不能悉举）均鉴：寿师来谕已敬拜读。占荣与诸同人在此工作前途有极大困难，深恐有负俫之羞，故谨就目前实际情形向后方诸师友作一详细报告。

此报告共分七〔八〕节：一、黄安救亡工作团；二、濮县教导队；三、合编后之教导队；四、富春集之战；五、今日之政训工作；六、今日之民运工作；七、黄安的胜利；八、今日此间之情势与志愿。

一、黄安救亡工作团——此节已向　寿师作详细报告，不再赘述。

二、濮县教导队——在二十八年一月中旬敌占黄安后，我等离开黄安到濮县寄居，因黄安救亡工作团尚有五千余元之经费，又有枪五十九枝，还借县长张子余秘书傅诗仆二人之掩护而成立濮县教导队，官佐士兵夫共八十四人，每人每月支生活费二元，除食濮县军麦外，其余各费均由自己筹措，每月开支六百元至七百余元之谱，由阳历二月开始至六月底止。

三、合编后之教导队——六月中旬有政治大队第三支队第一、二两中队之官兵约百余人，由鲁南归来投奔旧长官，此间同人陈登五、占荣与宋乐颜。陈登五两同仁奉　寿师命遂将教导队政治大队编为一事，由占荣为队长，登五为队副，乐颜为政治指导员。又合以政治大队在鲁西原存兵器，编为战斗员二百六十余人。

四、富春集之战。十月廿七日菏泽敌人一百廿余人带炮两门，掷弹筒两个，轻重机枪六挺，汽车六辆，追蹑菏泽孙专员（希如）到濮县之富春集，我队正在富春驻防，敌来适与我遇，遂在富春集东赵庄地方作一迎击战。由午前十一点钟开火，战至午后三点，计击毙敌人廿四名，俘数不清，并击毁敌汽车二辆。我队仅轻伤三名，伙夫一人被俘。此役悉由登五指挥，登五出入阵地者再三，敌势已挫。卒因（一）敌炮射击准确，我恐第一次作战，伤人过多，士气至于沮丧；（二）敌人汽车返菏泽筹备援兵，我无增援部队；（三）因敌人冲锋甚猛，我第一中队子弹消耗殆尽——遂作有秩序之退却——是役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同情心，盖因濮县队伍前此未有也。

五、政训工作——我队政训成绩今日已为鲁西第一，此已为菏泽孙专员、濮县乔县长以及地方一切人士及民众所公认。前者赵道一兄来此时知之最详，所以能有此成绩者不外以下四因：（一）实行十项注意；（二）信诵六项信条；（三）政治讲话与识字运动；（四）军歌比赛。——何谓十项注意——即（甲）说话和气，（乙）买卖公平，（丙）借物要还，（丁）损物要赔，（戊）不轻易进民宅（非捕匪徒毒犯不准入民宅，还借物时必须在门外喊主人），（己）尊重妇女（见年老者尊为大娘婶母，见年少者尊为姐妹；不许有淫薄态度及行为），（庚）不拿别人东西，（辛）打扫清洁，（壬）不乱便溺，（癸）要实行爱国宣传。（凡每一新兵入伍在三日之内必须由政治员教的能背诵此十条。）——何谓六项信条——即系编成一种条例，亦令士兵明其意义。（原文附去。）至于军歌则由占荣编成《队歌》《保卫鲁西》以及其他歌曲，与一切普通抗战歌曲合起来唱，令各队作一比较。

六、民运工作——因为我们的军纪比较好，所以在各地驻防的结果引起百姓伟大的同情心。在王堌堆南九里地方史庄驻防二十一日，史庄父老连到县府请愿五次，留本队不离该村。初在富春集住十余日，离开复由他队填防。富春民众对本队极怀念。赵道一兄适在此，类能言之。在城西田铺住半月，田铺人说：“你们把兵都训练的成了大妮咧。”在城东北西半张庄驻两日，他们也是苦苦留我们。在城西北葛庄住了七八天，葛庄乡马乡长率全乡村长进城请愿，留教导队长住该处。——为什么能如此呢？原因是坏队伍太多，到处扰民，我在彼，则彼不再去，非民真有爱于兵也。近日因敌人占领刘寺，我队向县府建议，抽训壮丁一百二十人，方在进行中。而各区公所因我队军风纪特好，多请我队政治员去担任彼方政训，见诸事实者已有数处。

七、黄安胜利——敌占前刘寺后，不断的出来扰民。我队遂组织游击小组，潜袭敌人。二十九军一月十二日在黄安市上击毙敌人二名，并得三八式枪二枝，我无损伤。敌遂不敢轻于外出矣。

八、今日此间之情势与志愿——刘寺敌人正在猖獗，我队今驻□□，相去二十余里。惟我间谍工作作的灵通，敌亦无如我何。郓城菏泽均有少数敌人。我队在濮县军队中“质”与“量”均占第一位，已为社会民众所信赖。自春初成立教导队，一般人即已注意于此“乡建余孽”。自富春战后已惊动全县及引起李树春厅长的注意，故占荣对我士兵始敢郑重声明“我们是乡村运动的军队”。——在此各同志咸有为乡村运动争光而奋斗的决心。登五今春与同人稍有龃龉，所争者亦在此一点。近来为团体极尽力。其他同仁亦均苦干硬干，常说“我们是为抗战而抗战，后方即无办法，我们也要奋斗到底”。

另外想补说一下的就是王湘岑兄，刻为范县县长，自去春即未在黄安。张孟龙兄刻为六区秘书主任。李菊轩弟闻在家中（未通消息）。时济云先生闻亦家居（我虽去信未接伊覆音）。高赞非兄在彼故乡工作。其他诸友星散各处。李星三公竹川两兄与黄孝方韩昭赵继先诸弟均已作古。另外我们同学因抗战而逝世者亦大有人在，不能悉数。

今将在此一切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各方力量雄伟，乡运根芽幼稚，将来之吉凶诚难预计，惟有本人道正义，努力以赴之而已。

肃此恭请

尊安。并候

十力师近安

占荣及全体同人鞠躬（裴雪峰印）一月廿三日

李星三、公竹川均昔年邹平研究部研究生。星三后任政治大队鲁北支队长，与敌伪军相周旋，因一部分伪军诈降被害。竹川则遭当地中共部队嫉忌之所暗杀。黄孝方、韩昭、赵继先三人均昔年训练部学生，先后死于鲁南中共部队所谓“土八路”之手。凡此均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之事。（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七日

附件：

六项信条

一、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应以身许国，奋斗到底。

二、我们以能战斗为最低要求，以敢死为军人美德，舍己为群，死而无憾。

三、我们一切任务，都关系全体之休戚；故必尽忠职守，服从命令。

四、我们为实行游击战争，必须联络民众；欲联络民众，必须注重军纪，尽保民之职责，无扰民之行为。

五、我们为实行民族革命，一洗往日贪污之弊；本身用度要刻苦俭省，对公家财物要撙节使用。

六、我们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以日本鬼子为射击之目标；对国内同胞，除汉奸外，概取友爱态度。

此亦占荣所作，教导队队员均能背诵如流。

六项信条、十项注意歌、队歌、保卫鲁西歌及从军感怀诗均为雪峰在鲁西领导游击抗日运动中的制作，而嘱人抄写寄示者。但末行小字是其亲笔耳。（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七日批注

十项注意歌

打日本，练新兵，十项注意要记清；1612，3532，十项注意要记清，165。（此数字为简谱。——编者）

第一项，气要和，心平色悦把话说。第二项，买卖公，与人交易莫逞凶。第三项，借物还，用了再借不费难。第四项，损物赔，凡事讲理心不亏。第五项，不进门，普通事情喊主人。第六项，重妇女，以己之心度人意。第七项，不苟取，义命自安是正理。第八项，打扫清，打扫清洁重卫生。第九项，不乱便，君子自重莫讨厌。第十项，广宣传，国仇常对同胞言。纪律好，万民欢，游击抗战好发展。

队歌

洒泪长征，回头望，家乡黯淡。辞别了，白发高堂，妻子分散。国破家亡恨已深，断头折足心不变，咱只为民族永生存要苦干。

机关枪，手榴弹；唐克车，毒气罐；拼此身杀个天昏地暗。生为中国自由民，死作华族热血汉；誓扫清倭寇复边疆，偿夙愿。

保卫鲁西歌

（用鲁西方言）

鲁西人，咱们大家要有种（有胆的意思），不要白送命；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真是横（红去声），亲戚朋友死的痛，要报仇跟他碰（拼命）。菏泽城，杀了足有两千人，臭气不能闻；金乡濮县杀人放火仇恨似海深（读作臣）；汽车载走娘儿们，瞬脸（羞的意思）真痛心。他现在利用土匪和败类，绑票又逼税；拿起枪来杀他一个片甲不归；鬼子汉奸一齐毁，我们要搿他对（拼命）。

从军感怀

本愿研周易　无心治甲兵　丹铅劳岁暮　爻画了浮生

为遣窗前日　非求死后名　发蒙如桎梏　十载荷裁成

午夜梦双亲　相看面目真　垂询何切至　抚育更殷勤

庐墓千余里　烝尝十九春　醒来惟我在　追恋泪沾巾

高堂飘白发　稚子始扶床　有弟愚难教　惟媭困乏粮

人生无满足　天道尽凄凉　无限心头事　忧来孰可商

巧遇非常劫　同撑巨海舟　家亡耕事辍　国破祖功羞

琐尾伤三宿　颠连罹百忧　争存拼一死　泪与血同流

诸将奋天戈　屠鲸海不波　登陴生气少　减灶壮猷多

杀敌心先果　兴师克在和　哀矜方不暇　莫唱凯旋歌

万弩射江潮　千军肃斗刁　由来甘苦共　乃致戾蒙消

唐将诛回纥　虞师定有苗　肤公成算在　终见折天骄

马革寻常事　惟拼舍此躯　肝肠如铁石　血肉任模糊

黄犬争残骨　青蝇吊大涂　男儿志沟壑　信命复何虞

顽敌输诚日　银河洗甲年　宽仁敷异域　王道化周天

故业寻蓍策　陶情更简编　萧斋风月好　莳卉旧林泉

补充说明：除李星三外，其他均死于共产党人之手。国共两党相仇，而在当时抗敌工作中，诸生既不属于国民党亦不附和共产党，其遭忌在此，我于时到达鲁南，李鼐（训练部学生）曾对我说：我们受到两方面歧视，这方看我们是红的，那方看我们是白的。——可为太息。（梁漱溟印）

注：裴占荣，字雪峰，河北唐山人。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治《周易》（著有《周易汉象新证》一书），在此得与著者相识，后即随著者往山东，在邹平、菏泽从事乡村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留鲁西与原乡村工作同人宋乐颜等从事敌后抗日活动。1939年初著者自四川出发往山东敌后巡视，同年五月初经鄄城，曾与留鲁抗日乡村工作同人裴占荣（时领导濮县教导队百余人）等会晤。待8月下旬自鲁南返回，又途经鲁西时得与裴等重相逢于濮县境。此信为裴先生寄自鲁西敌后，时间为1940年初，即著者自山东敌后返抵四川大后方约三个月之后。收信人“寿师”即著者，“绍公”即王绍常先生，“仲公”即梁仲华先生，“廉公”即孙廉泉先生，均曾任山东乡建院院长或副院长。其余二十余人，如俶知、亚三等，均曾为原山东乡村工作同人。与此信同时寄来之《六项信条》《队歌》等，均附录于此信后。

裴占荣致梁漱溟　/1940年

漱师大人尊前：一月廿四日奉一长函，用两信封奉上者，内述生等在此事甚详，不知能收到否。师来两次明信均已收到。昨日派彬如到丁公（丁树本，河北濮阳行政专员，坚持抗日者。[梁漱溟印]）处去一次，丁公约生到彼一谈，预备年后一往也。生等生意近颇顺遂，亦无绝粮之虞，希后方师友勿过悬系。亚三先生来信言川中生活困难，今将伊家中折变粮食钱伍百元已交生手，望

师在川就近拨付，作为伊之家用。以后亚三先生家中之款如仍兑川，是否仍可以此办法，亦希　师示明。赞非近来有信来。肃此敬请

崇安。并候

亚三先生近好

受业占荣谨上　二月四日

西瓜种已收到否？

注：此信付邮之地为日军占领之鲁西敌后郓城、鄄城一带，寄至当时大后方之四川南充。

因信件发自敌后，且必经过敌占区，故信中有时用暗语。如“生意近颇顺遂”，即抗敌工作进展顺利之意。

裴占荣致梁漱溟等　/1940年

漱师大人、亚三先生、乐颜兄　并转川中诸师友公鉴：占荣自将旧号交登五（陈亚三弟兄）维持后，在此创新生意。一般人皆笑我为迂阔不达世情，或且由非笑而转为厌弃，但经此七十日努力之结果，竟已成巍然大观，根深蒂固，非任何风雨所能摧残矣。除总仓外计已有分仓三处，一在阜东北村含主之，一在郭南村李友主之，一在定陶东某村弟友主之。其初买货好坏均收，近日则已拣选程色分仓办法，蔓延未有止境，将来定可获一笔厚利也。赞非处久无来信，殊念之。文仲在家居住，因全庄均被匪抢，伊亦遭殃。闻前日伊已脱险。此间派可岑去慰问，尚未返。遭匪无他患，惟将贫上增贫耳。此地平安。鲁西大局遍地土匪，一切的一切仍是在无办法中。有办法的人又使不上劲，将若之何。其余各友均顺适。余已坚约文仲来助我，度不久当可来矣（商约中有他）。肃此恭请

崇安。并候

廉公、莲哥、晶岩先生、钧伯先生、龙轩先生、子琴兄、俶知先生、艮庸先生、芳铭兄、平叔先生及其他诸　师友均安。

占荣拜上　十二月八日

彬如已到否？念念。

此雪峰报告其抗日游击工作的发展情况。（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七日批注

注：此信同前，多用暗语。如“将旧号交登五”“在此创新生意”，指退出原所在抗敌队伍，另组织队伍抗敌；“总仓”“分仓”，犹总队、分队。

裴占荣致梁漱溟等　/1940年

寿师大人　力师大人　亚三先生　俶知先生　艮庸先生　乐颜兄　勤庄兄共鉴（其余诸师友余不清楚孰在来凤也）：乐颜兄九月十七日来函、亚三先生十月四日来函、勤庄兄与艮庸先生十月八日来函均于今日始收到（十二月廿三日），邮程太慢，可叹也。知

平叔先生因办学劳瘁去世，不胜哀感。我二人性均豪放，昔为研汉易之友，尝欲以近年所学相对讨论，而今已矣。可痛哉！附去挽联一份，望悬其灵前，以志平生之谊。占荣在此情形连日已有函报告，今更重报如下：（一）我所营之商店已大有起色，有牛七十余头，计两群，明春预定多购两群。（二）登五所带之旧号生意亦在继续维持中。（三）石氏问题顺序解决，未影响地方治安，来前当更有平安希望。（四）黄安一带仍有土匪，八路军不时出没但不管土匪。（五）鲁西一切如昔，彬如到彼后当可告知。（六）近日有一种红枪会，名曰快道，势力极大，尝欲威胁军队，愚民无知可怜殊甚。肃此恭请

崇安。受业占荣手上　十二月廿三日

此续前报告（梁漱溟印）

裴占荣致梁漱溟　/1940年

寿师大人尊鉴：

可岑（史景法）居此地数月，今日已返家。伊近将《好朋友团》稿整理出一头绪，有用者检出，无用者仍弟保存。刻下尚有古来普通四书集注，五信之多，已保存于弟一友人家中。

兹将整理目录简呈如下：

（甲）最初感到儿童教育的几个难题。

一、儿童教育；二、儿童问题解决的第一尝试；三、儿童问题解决的第二尝试；四、儿童问题解决的第三尝试（好朋友团）

（乙）推演而成好朋友团的经过。

一、好朋友团推演情形；二、好朋友团原理；三、好朋友团组织经过；四、好朋友团成立后所发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五、好朋友团生活指导原则

（丙）好朋友团生活的几个节段。

（目甚琐碎，且甚多，不复录。）

（丁）好朋友团教育使命的面面观。

（戊）许多师友对好朋友团的疑问。

丙节占全稿十分之七，条理已弄清楚，惟邮程困难，恐有遗失，只好暂保存耳。

生生意进行如常，一切平安，希勿过虑。明春已计画扩大营业矣。赞非久无信，系念殊深也。

此请

崇安。受业占荣上　/十二月廿三日

史景法为邹平乡村服务训练部学生，结业后回居乡间，教小学生，组织“好朋友团”，引导少年儿童向上学好，功效甚著，远近传颂。惜事隔多年，我今不能言其详，其人既故去，亦不知其乡人尚有能言之者否。史生后经介绍往河南嵖岈山魏朗斋处担任教育工作，迄于全国解放乃返乡。（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六日

岳美中致梁漱溟　/1950年

漱师道席：

奉读手谕，知自蜀来京，尊颜咫尺，拜谒有自矣。雪峰遗榇尚悬于山右，长女病瘵，亡于济南，次女在丙戌年参加革命，冻毙于海滨，身后萧条，述之泪下。刻间只余寡母孤儿，自土地平分后，有地三亩，裴母自种自薅，聊足糊口，虽值荒年，明春亦能渡过。庆平现年十六岁，其才雅似其父，其性躁亦雅似其父。（时教之读《明儒学案》，以期改变气质，读词章以引导其能看古书。）今命其钞奉昔复崔君一函，一以见其字体亦酷肖其父，一以见雪峰抗战及身后之略史。庆平学习国医，今夏虽感勉强，中秋后略识门径，长此不息，可期深造。生尝思中医学源于道家，体验天人关合气候，取草木平和之性，扶助人体自然之抗毒力以已疾疫，征之于医史，按之于实际，古今悉合，绝非自欺自炫自回护也。不同夫西医，先规取病灶，继用金石峻烈之药，突击猛治，纵云对症，究寓强制，故其于伤寒热病及慢性疾患之疗法，迄未尽善，因常欲保持国医寸有所长之优点，惜生非道家，不能返观内照，于脏府经络之微妙内景，无由窥见，虽竭力体勘，而梼昧之资，究未克有契于心，顾终不愿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刻政府提倡中医科学化，窃意科学化云者，宜归纳旧说，使之合乎逻辑也，若必尽取西说。则是自弃家珍，一切洋化，非惟无补于理疾，即于学术，亦塞一涂路矣。盖中西医学其立场各有不同，故其取经亦因之以异，若谋改进，在医理方面：私意以为宜发皇古义，融合新知；在药物方面：私意以为宜证诸古方，求其实效，淘尽金元玄渺之说。若必欲尽取中药纳之于化验室中，提炼各味之精华而分贮待用，则是新药，非旧有本草之功能也；和合各药之精华而组织成剂，则是新方，非古方剂之主治也。此理至浅近，但局外人不知，或卫生当局亦未措意及此，故于号召中医科学化，迄未见有准确之规定，致令浮躁浅进之徒，则倾向西说，袭取皮毛；颟顸拘墟之辈，又迷于旧说，不自振拔，中医前途，殊为晦暗，甚可惜也！生虽不材，颇思黾勉赴志，并欲以所志告人，以庆平之才慧之年龄，日后或能有进于斯焉。区区管见，定多违失，今谨请教于夫子，祈赐纠正，并请指以更正确之道路，俾生有所遵循，而庆平前途亦不致歧误也。雪峰遗著，虽几遭劫难，经生保存，幸无残缺，裴会川君，年来在天津市立第三中学教读，兼事训诂学之撰著。生目疾适发，致稽迟奉复，歉仄无似，伏祈原谅，谨请

道安。

后学岳钟秀敬复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号

岳美中致梁漱溟　/1973年

师座：

尊谕拜悉，初步按云君所函述的病情，试拟两方，服后观效果如何，再事研究。因万里悬揣，未临诊视，恐难方与症合也。

秋深风劲，年事过高，万希随时珍摄为祷！

此请

道安。

学生岳钟秀叩上

10月6日

附件：

今后温课计划

我现在虽年逾耳顺，渐迫桑榆，但晚霁晴晖，未容虚掷，且身膺医职，生命攸关，位忝人师，传授有责，三余不惜，专业将荒，爰订此温课计划，以自资策励。

课程：主要的是结合现在急性传染病的研究题目，温习《伤寒论》及清代各家温热名著。《伤寒论》要求寻古训，探索方药配伍规律，温热著作要分类做系统的研究。其它历代名家专著，要探讨其治学方法及学术特点，作出提要来。

时间：规定五年，把业务安排好，于业余时间内，在不妨害体力下，少而精，仄而深，专心致志的完成计划。

自律：为保证完成计划，订出自我鞭策，自我约束几个条律来：

一、要有恒：每日除有特别事情外，要按规定时间保证温课，不得擅自宽假，“勤能补拙恒斯效”，我曾撰过这样具有促进学习作用的语句，做为座右铭。倘若不严以律己，时作时辍，在日暮途远的年岁，如何能完成计划？

二、要专一：除临时有特殊需要外，不得见异思迁，擅自改变计划，须有始有终的完成一种后再改做另一种。“主一无适”之谓专，非专，不精，不深，不透。

三、要入细：我因为在临床上常碰壁，尤其是遇到复杂症，追思其故，是学习不够“入细”。

前此读书，只学了皮毛，未能深入骨髓，只略解大意，未能掌握规律，只粗涉藩篱，未能步入堂奥，所以临大症而不能举，临细症而不能入。杜甫有诗“老来渐于诗律细”，真是老于阅历之言，此后的我，也要“老去渐于医律细”，庶几能探赜研几，解决前此不能解决的大症和细症。

入细，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主力，也不能理细症。

四、戒玩嬉：记得章次公曾说过他学医时，宗人章太炎尝指导他说：学技术要专，即诗词亦所当戒。他虽夙好诗词，闻戒后能终身遵行其言。陆渊雷在学医时，室壁常粘一条云“来客除谈医外，请勿谈别事”。他自己平居也绝口不谈别事。这两位先贤治学的严谨态度，是值得学习的。我此后，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花繁者实少，旁骛者无成，要想对一种学术深造有得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非下定决心，付出最大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

五、戒嗜好：要完成温课计划，必须屏除一切嗜好，在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至躁扰不宁，对于学术，无能探深致远。古今学者，敝衣粝食，非故意标新立异，自鸣高尚，是志在学问，不暇顾及其它，典范尽多，宁容自弃。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亦不宜偏好，免得耗费有用的光阴。

岳美中先生名钟秀，唐山市属乡村人也。为人笃实勤恳，此其十余年前自课计划，则既六十余岁老人矣。近二十多年来以医名于京师，不亦宜乎！（梁漱溟印）

唐君毅致梁漱溟　/1951年

漱溟先生道席：赐示及源澄兄示敬悉。钱子厚先生亦毅忘年之至交。承

先生等关爱，感激之意匪可言喻。毅南来亦时以平生师友为念，未尝以形迹间阻也。关于国内进步情形，由报纸及舍弟妹等来信毅亦略知一二。

先生所谓民族新生命之开始，盖亦即朴实勤劳……之民族精神，数十年受摧残积压于下者之复苏。夫为此复苏之外缘者为马列主义……之功，毅亦何忍加以泯没。唯私意民族精神之昭苏之所向，仍将为一“自意识思想至社会生活之一顶天立地之独立国家”。毛主席谓马列主义为武器。然用武器之主体之精神，终不被自觉，

先生等所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精神，长居于坤位，而不能被自觉以居乾位。毅终忧武器之诱中华民族之沉浮于国际之漩流，而民族生命之嫩芽长漂没以终古也。毅南来后，所见所闻所思，容与

先生等不同。唯亦不敢以私意昧良知，恒不胜感慨悲悯之情。

先生尝谓笃信人性善，毅亦深信此义。而人之可悲，亦即在其出于初念之好善者，其表现唯在恶恶之心，而以斗为教，即终于刻薄，而以逞忿为公。其机微而势渐，终于发不可收，偏差之矫无已时，而真正农民之苦辛，隐忍而不敢言者，又谁得而慰之？是知人道与仁道之不得不为首出，学术之名号不可不正。名与义，天下之大宝。纵确有其实（如实为爱国主义依此道杀民）而名号不相应，亦将终亡其实。毅常以此兴忧，思有以自奋。然于

先生等之取其实之苦心孤怀，亦未尝不敬佩。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存心当无不同。毅由此以知　存心之为至贵。奈何人之必欲毁古先圣贤而清算及以至诚感人之乞丐如武训者。唯凡此等等，终不碍毅之深信中国之终将必为一自意识至社会生活之一独立国家。黄河九转，终必朝宗。殖民地岂可久居，年来梦魂缭绕，回国之事，几月必一次。然若必先自认昔日思想皆封建之唾余，或资本主义所决定之意识形态，则良知所在毅所不忍为。尤以此间之学校中，亦有少数青年相与共学，依依之情，更难相舍。遥念孔子亦尝欲居九夷，此间所教亦中国之青年。人生在世，求所以自尽及报国之道，亦多端。故此间但可一日居，即拟暂不返国内。家母原住此，近以此间生活不适，已与舍妹同赴广州居住。以后未必有自由出入之可能，则毅亦终将至国内侍亲。内子现在此兼学缝衣，将来中国立国之道如仍不能自作主宰，毅亦决无意在文化界工作，即直接用劳动糊口以乐观世运之转耳。因

先生与子厚、源澄兄皆毅平生最敬服之师友，故不敢相隐。略抒所怀，不尽依依。敬候

道安

后学君毅上　一月十四日

熊先生及巨赞法师乞代候。源澄兄、子厚先生处另函。

玉川兄仍在日。此间亦常遇见　先生旧日朋友及学生，皆有一超政治之价值标准，均时对　先生关念。

唐君毅致梁漱溟　/196？年

漱溟先生道席：

赐示及　嘱转玉川先生信拜悉。玉川想即嘉仪，当即转寄至日。《中国文化要义》此间流传不多，但有心之士皆争传阅。

先生之闳识孤怀，人皆能不以世俗之政治眼光相看，且此等特和气平心流露行间，人读之当更易通彼我之情。赐书言对中共成功之处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盖在其为中国人之故。由齐而变至鲁，并能识取数十年社会浮层之下之民间之力量与农民朴厚精神之故。唯此并未被自觉的肯定，而归功于外，并自觉求促进此外来之思想，则将伤其成功之所据。自觉者与不自觉者不相容，自觉者终为主，其可奈何。毅以是仍念学术文化之先有所立之重要也。西方人无不好杀，而北方之强为甚。世界局面盖如转危石，不能自止，中国人搅在此中，实大可悲。国脉民命能保全一分即大功德，

先生能书所言否？当世无人能言矣。毅在此亦时有所思，感怀亦不少，亦妄多所写作，惜不能尽理与情而不免动乎气，唯初亦出于不忍。当另邮亲上一二，乞教正。家母前在锡，与大妹至中同住。因幼妹夫亦在港，故最近幼妹径迎来港同住。日昨抵此，精神身体均较前为好。承

垂念，至感。不尽一一。伏维

一切为道珍重。敬请

撰安

晚唐君毅拜上　十一月廿五日

艮庸先生晤面代候。

家母嘱笔候安。

《中国文化要义》拟询有无无政治色彩之出版家为翻印。现只有台湾之正中及此间之王云五办之华国出版社能印书，但皆不免被人歧视耳。

“国”字竟写成“”，可胜惊叹！其他的字亦多难辨认，不能不加旁注。（参看另页批评）（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唐君毅致梁漱溟　/196？年

漱溟先生道右：日前由时三兄惠下手示，知

道履冲和如昔，至为欣慰。年来时由艮庸先生侄孙处得知

先生及艮庸先生动定，辄深怀念。此间友人及青年亦多有读

先生旧作，时与谈及

先生五十年前所示之东西文化之方向终当百世。他国文字论述

先生之学者，亦时或见及，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来日世运亦可逆睹。毅及此间友人于学术之事亦略有进境，惜道途悠阻，不获面聆　教益耳。艮庸先生处便中希候。其托　黄居素先生转下之函于十年后乃见到。遵骝与辅成两兄如晤面，亦盼为致意。

专此，敬请

道祺

后学唐君毅拜上　一月廿八

时三兄亦在敝校任国文一课，唯与同仁不甚洽，或将来再谋介至他校。

唐君毅为唐迪风（铁风）先生之子。一九二〇年（抑或一九二六年，记不明确）我与其父相遇于南京内学院欧阳先生处，盘桓多日。其时君毅求学北京而我任教北大，迪风嘱托照顾之。厥后忽得读君毅所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大为欣赏敬佩，曾摘录其精采文句于我手册。然迄未得晤对机会为憾。全国解放后，其大妹至中女士曾从南方来北京访我，谈及其家庭情况，虽距今廿余年犹留有印象。其后闻君毅讲学香港、日本以至美国，甚见重于时。却想不到其人在楮墨间苟且随便至于如此。此似属末节小事，而可觇其人气质近于褊急草率，不为大器，使我嗟讶失望。（梁漱溟印）

李志纯致梁漱溟　/1952年

漱溟吾师：

去夏到成都后，即在民族研究室工作，负责民族组。今春五月离成都到川西北山岳地区汶川、理县、茂县调查羌族，已五个月。日内去松潘草地阿坝藏族地区调查。阿坝接近青海，距黄河南岸三日，即在草地过冬，明春经懋功县嘉戎藏区回成都，约在三月间。民族工作和全国的发展相同，已有很大成就。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完全正确，使二千年来不能解决的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各族弟兄亲密团结。我以前对这工作完全不晓得，这两年只是学习，负责带二个青年搞研究，水平不够，不易做好。去秋曾写了一册山头（景颇）民族情况，由学院印出为内部参考。今后大致想多做些民族语言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半生来由于缺乏认识，走了些弯路，既未搞“事业”，也未好好“读书”，今天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才真可以好好为人民做事，反觉无力工作。与青年相处，青年人都看不起，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好好学习，把工作做好。

先生一生在救国，但一直力量用不出。像今天这样领导正确，各族各阶层为民主党派大团结，为人民热烈拥护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先生精神体力都好，今后一定能有更大贡献。

熊老师在京时常问候，别后至为关怀。以熊老造诣，再以新观点对中国过去的思想作新的批判，对教学才真有帮助。想来吾师与熊老亦有所研讨。熊老与实际社会少接触，先生恰能帮助他。他也会相信，老哲学家经过自我改造，会更有大的贡献。

半年后才能出草地，在临入草地前先此候问

健康！

师母及诸师友不另

生志纯　十月五日　茂县

李志纯为邹平研究部研究生最优秀者之一，通习英语。抗日战争中曾随军入印度为译员，在北碚勉仁中学任教员，一度任校长。此其率学生入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所来信。

一九七六年八月卅日批注（梁漱溟印）

注：李志纯，山东文登人。山东乡建院研究部第一届学生。曾留邹平乡建院工作。后又往安徽参与创办黄麓乡村师范。抗战中，先后在坦克学校、远征军、陆军大学任译员。又曾任教于勉仁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工作于文化部，后至西南民族学院（成都）工作，此信即写于此时。

1958年3月李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至1979年方得改正，恢复政治名誉。但先生已于改正前在1978年1月病逝了。夫人名雷哲；育有一女一子，女名李玲，男名李灿（此情况由西南民族大学人事部提供）。先生如此遭遇，令人痛心！

吴顾毓致梁漱溟　/1946年

漱师：

此次来菏泽，真是出乎意外而且偶然。最意外的是竟能来到解放区，得能对中共的谜，有一给我打破的机会。生所随之机关，名善后救济总署黄河故道居民迁移管理处，他们也有叫筹备处的，也有称行总菏泽办事处的，因尚未正式成立，编制预算都未确定，所以还不能说出一个机关的名称。至他的任务，是为救济黄河故道的居民。这里头牵涉到河南的花园口堵口与国共的争端。经生半月余的见闻，想详细的给吾　师报告一次，并希望给熟识的师友也看一看此信。

办事处的主任名王贺宸，字紫园，曾在济宁为仲华先生办实验，又曾与子为在工合同过事，所以说起来还有些知道呢！不过他洋气太重，在真正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有些做作。主任之下设副主任两人，一为王笑一，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委员；一为美人，名Morris Lewis，是一救济专家。在菏泽的其他救济机关，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有河南分署的工作队，是为救济修堤工人的医药及运输面粉而设的。终日吉普车来往不绝，听说要运20，000吨面粉才完。因为汽车多，所以我们要来往于开封、考城、兰封、商邱都很方便，因此我们的信箱也就设在商邱。（回信即寄“商邱车站邮局305号信箱”。）

兹为报道清楚起见，分述如下：

（一）黄河归故　黄河自27年在花园口开口后，改向东南流，因此郑州的铁桥下已没有水，新汴铁路也不必造桥，反而在中牟县却造了一条便桥，陇海路倒有了黄河桥了。自中牟以东一直到山东利津，黄河已变成了陆地，这在故道一带的居民，自然欢喜。但自中央决定除去河南黄河水灾，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口后，黄河又要回来了，这于故道内的居民，看着八年辛苦成功的家园良田，都将被洪水冲去，故道两岸的居民，将年年对付黄水的泛滥，当然是不乐意的。据调查，黄河归故后，将有四十六万人要迁出，这里包括新村21万人，原有村25万人，如每人十万元，就要四百六十亿（46，000，000，000）。但听说行总蒋署长，只承认有十六万人要救济，而救济金每人不得超过十万元。因此边区政府及人民都竭力的争，同时告诉老百姓说：“老蒋要放黄河水来淹你们了，非同他拼不可。”又说，“国民党一味要在花园口堵口，而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堤都不修，这岂不是将配合军事的阴谋来害我们的解放区不成？”中共即如此看法，所以主张：如果国民党在花园口堵口，而在堵口前未将救济费发下来的话，那就要对付国民党。至对付的方法，据生猜想，就是发动民众，另外设法在河南开口，使黄水仍向南流。据Morris Lewis自花园口回来谈：花园口虽已下石，但目前水已大涨，一时是不易堵住的；因为水涨，陇海路中牟大桥已被水冲去，所以目前开封到郑州的火车已不通。关于救济问题，经多日的商讨，决定请求三百四十亿救济费，Morris Lewis为信实起见，主张调查河床户口，生日来就在预备做这件事。

（二）斗争——翻身　中共每解放一地，就要发动民众，实行斗争，对象是土劣地主与恶霸，如果大地主愿意认错，今后改轻地租，愿与老百姓平等，也就罢了，否则的话，如作恶太多，不肯居下，那非被判重刑不可。现在各报所载的苏北难民实际上都是被斗争掉的人。经斗争之后，被剥削的劳苦人民就翻了身。生在此所见，证明斗争对于我们的这批人，根本没碍事，而对于抱着士绅思想的士大夫者流，当然受不住。但政府并不杀人，人民因气愤而杀人是有的。

（三）人民生活　解放区经斗争而至人民翻身后，表面看来，似较以前为苦，如奢侈一些的享受，都没有了，丝毛织品也没有人穿，高等香烟也没有人抽，口红丝袜更谈不到。但细细一看，确是个个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而且都能吃饱穿暖。生前些日子到大堤上看人修堤，看见每一民工都欢天喜地，围着我们的吉普车。同时见县长也穿着粗布衫赤着脚，在那里挑土。要比起生前年在遂川飞机场上〔所见〕修机场的情形，真乃天壤之别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吏，确已失掉了民众，一味注意发财升官，而中共却紧拉住民众。这一点，国民党应该反省，不过现在病象已深，已来不及了。

（四）人民负担　这里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除掉征粮食和些微的公差外，没有别的。要比起生所见的江西，终日要保甲、征工、派款、派伕子，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生绝对相信，如果今日江西等省的老百姓，一定欢迎共党，不过我们以前所接触的，都是士绅土劣，所以不知真象。实在说来，中共确能做到解除民众痛苦。

（五）文化及教育　土劣的士大夫们既被斗争殆尽，从表面看来，文化是低落些的，无论文艺美术都呈通俗倒退的现象。但从下看，中共对民众的教育是实用的，如教人识字，一定切合个人的生活，如教卖豆腐的记豆腐账等。

（六）官吏之待遇及生活　因为人民负担低，官吏的待遇也就苦了。如以此地冀鲁豫行署的人而论，一年只有两季衣服，每两月一双布鞋，冬天有两双布袜，夏天只有赤脚。吃饭，每天每人有一斤十两小米，但其中还要扣出三两来作为有家眷的人的救济津贴。他们的家眷只有靠家庭生活，如无接济，就只有自己生产，如真没有办法，那末由公家救济，但这是很少的。这里行署的主任科长，都一样只每月三十元抗币的薪水，吃公家饭（即靠此一斤七两米），穿公家衣（发现金由自己做去）。因此他们上澡堂洗澡也没有钱了。他们还参加劳动，为公家运砖挑水等，可以取到工资。

（七）办公情形　这里机关里的办公情形，表面上看是散漫的，因为他们不注意等因奉此这一套，table work是很少的。他们除办公外，每天还有讨论会，检讨工作方法。这里的报纸，多登载斗争的方法及指导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是他们的研究资料，也是工作的参考。

（八）官吏风气　他们既出自民间，立志为无产阶级而斗争，当然没有丝毫的官僚习气，如果有人来此，从衣服上看，根本不见有官吏，因为他们与挑粪的民众一样，都穿一身紫花粗布衣裤，袒开胸膛，赤着脚。如见县长走过，民众都要去打招呼，无论何人，都要他解决问题。生见了这种情形，真有些说不出的快乐。

（九）社会风尚　这里没有赌，没有大烟，也没有娼妓，戏院内看戏的人倒不少，天天客满。里面却没有等级，一律十五元（抗币），先来有好座，后来只好站在后面，也无看白戏的。享乐惯了的士绅们既被斗争殆尽，当然觉得单调多了。机关中人也有玩桥戏的，可是因为不赌钱，也就无兴趣。

（十）经济政策　主要的是土地政策，据谈，也只实行二五减租。大地主大多逃跑，土地也就分了。地主回来，仍可取得所有权，但采取累进征税，大地主也无多大好处。工业仍奖励私人资本，但出品种类是受限制的。商业也不统制，大家可自由贸易，但进出口货是受限制的。币制是用抗币，不准用法币。抗币与法币的兑换率是因时空而有差异的。这里一元抗币，可换四元至十元法币。听说抗币的发行额是依人口为比例的，不使之膨胀，所以大体说来，这里倒受不到物价日日见高的痛苦。安全就好啦！至其原因，当然禁止外国货是一有力的安定力，他们竭力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是做到的。因此，从市集的商场上看，还不如此前邹平市集上所有商品的种类之多。

（十一）中共对内战的态度　据中共人员报告，他们现有一百五十万党员，一百二十万军队，拥有一亿人口以上的解放区，势力不能算小。但他们实在不愿打，因为一打就消耗。听说最近中原解放区有国军21师出动，攻取宣化店。陇海线也增加兵力，中共只是自卫。中央报上说的中共进攻的话，都是假的。他们实在只希望保存实力。

生在此十余日，确实见到的情形，大概如上。从共产党党员的人方面看，他们入党，确没有国民党员投机的风气，若与国民党之党棍混子们相比，则大不同了。在此，真觉得他们有火气，有生气，有信仰，有力量，有冲劲，有创造力，一些不敷衍，不塞责，不欺人，更不自欺。因为大家平等，所以也没有阿谀的现象，心绪当然就很痛快，虽然物质生活是相当的苦。逢纪念日，有大聚会，有青年男女组织的剧团，看他们的起劲样子，真使人欢喜。这些天真的男女小孩，都信仰马克思和列宁，正在与老朽的有些国民党员展开斗争，当然有些杀气的！

生个人之事，仍打算入内政部，搜集资料，希望在一年半载后，能将著作完成了主要的，故仍须请马博厂先生帮忙。生希望于八月中返京，因为在此多住下去，也很乏味。此信请交相熟师友一阅，免得个别写信，专此敬请

崇安

生吴顾毓敬上

三十五年七月七日于菏泽冀鲁豫行署

吴君为我们重要技术人才之一，专长在办理户籍行政及人事登记。往年邹平县此项工作之精确为全国所无，即吴君负责主办者也。

马博厂先生前金大政治系主任、内政部参事，兼东北特派员，专研究地方行政，吴君曾从其在江西遂川作研究工作。

漱注

一九七六年四月核阅（梁漱溟印）

吴顾毓致梁漱溟　/1976年

漱师：

顷读鸿寿哥来信，谓黄艮师已于十一月廿五日归西去矣。艮师慈和的笑容还是文革前在北京见过一面，恨此生不能再见矣。悲痛之至！生自一九三四年在邹平得识艮师，诚为一有道君子，一取一予，一言一行，向不苟且，均可作青年之表率。某夜，在研究院曾聆其转述伍先生讲《大学》要义，再三地说“德总是明的”，自此以后，始知《大学》之道的要义为“明德”。仅此一语，一生已享用不尽。可见凡有道者，即使只传下一语之微，他人即受用终生。以后在南充，仍能每日受教，毕生难忘。生自今年五月以来，敬读伍氏之学，每次开卷，总记得艮师讲的《大学》之道，至今回忆音容犹在。今年艮师自广州回京后，想其健康当有恢复，今突闻噩耗，岂不意外。记得在邹平时，我辈年轻人，喜称艮师为佛菩萨，当时如康济辈，谁不爱他。今闻噩耗，生实潸然流泪矣。闻黄师母或将赴粤，生以不能直接函唁，特请吾　师转达哀悼之意，以表哀思。专肃敬请

崇安！

生吴古玉敬上

1976年12月6日

注：此信是吴先生“文革”中含冤服刑五年期满，获释后写给著者的。

萧克木致梁漱溟　/1952年

漱师座右：黄琰由长春转来十月廿六日　手书，借悉　玉体甚健，至为欣慰。承嘱应送小孩入幼稚园，并以我的工作情况为念，尤感关切。我来东北已将满三年。其初两年虽经过自学及集体学习，对于马列主义虽略有书本知识，但一直未曾在自己思想上起过作用。本年夏间，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在自己对四十年思想演变作较有系统之清算的基础上，经过所在学校的同志同学们，主要是党员团员们的帮助、启发与批判，初步认识过去因早年受地主家庭教育之蔽，中年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之毒，犯过许多错误，并得到严格批判之后，决心站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后，与其前判若两人，过去常是“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何休”，而有“生非容易死非甘”之苦，今则深觉国家前途之光明也就是个人前途之光明，而且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知老之将至，死之可怕了。近来心境之愉快，非这封短信所能尽述。无此亲身体验，也不能体会这种乐趣。不过我的身体自幼受过摧残，迄未完全健康，想做的事很多，而仍有力不从心之感，大概还是受党的教育不够，故在身体方面还存有缺欠。最近在学习上有点特殊成效，也应归功于思想改造。我在1949年上海获得解放之初就曾开始学俄文，两年多的时间，总是一暴〔曝〕十寒，未曾学好。最近因十月份无课，又在报上看到清华速成学习之讯，乃屏弃一切杂务，专心自学三星期，每天约十小时，结果已能看经济及会计类俄文书，不过速度还仅为看中文书十分之一。现仍继续深造。来书谓准备写定《人心与人生》一书。不知基本观点有无改变？如仍沿着唯心哲学系统写下去，恐将白费心力，无益于社会。毛主席未同意吾　师留学苏联，我意不必可惜。古人说得好：“归而求之有余师。”只要走出象牙之塔，面向工农学习，思想转变并不难。记得吾　师说过，要永远保持为青年师表的作用。目前的问题，似应是思想的彻底转变——由唯心转为唯物，由自诩超然转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也就是首先要痛悟前非，不仅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还要在思想上接受马列主义的洗礼。倘无后者，则所谓政治接受领导是不稳固的。吾爱吾　师，吾尤爱真理。不过我自己的认识还很不够，而时间又有限，不能多作笔谈。上所指陈，是否有当，敬请考虑！顺祝

冬安！

生萧克木谨上　十一月廿七夜

萧克木追随我多年，其人长处甚多，敏于学习，忠于职守，惜思想不能深入耳。解放后通信尚不少，留此一件以见一斑。（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八月

注：萧克木（1905—1985），江西永新人。1922年前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中法大学。先供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后在山东乡建院负责出版工作。先在院出版股，后又任新创立的乡村书店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书店迁至武昌，后又迁重庆，至1942年重庆惨遭日机轰炸，书店遂关闭。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东北财经学院。

钟伯良致梁漱溟　/1925年

漱师左右：欲作书上呈已久，执笔而止者亦屡。生于此时无复他言，惟伏地认过认罪而已矣。生一向来感情极浮动，生活极不安稳，以二、三两月为尤甚。近得艮庸兄同处一室，又得平叔兄以淡泊态度隐相提携（命之曰淡泊者以彼从前对生态度实极浓重故也），似乎较前为好，但尚不敢自信。尤所虑者，一当注意起来则往往出于激愤而不能自制，不注意起来则又肆于疏懈逸荡而不自知，此即生之所谓感情极浮动、生活极不安稳宁帖也。日来常觉不用功固不安，即用功亦不安，不用功固不是，即用功亦不是（或者还是根本未曾用功）。明知习性甚深，但实不知深者究在何处；明知心有所蔽，但亦不知蔽者又在何处！岂根性劣薄，而又摧残太甚，生机已断，根本不可救药也！抑虽欲救药，亦必待宽以时日，充以力气而后可耶！盖生从来未肯踏实用功，深心着力，浮习至深至厚，日惟困于昏迷无知之情形当中，虽时觉不安而终无以自解。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长夜漫漫不知何时始旦！吾

师其将有以教我矣。迩读泰谷儿《人生之实现》及王船山《读通鉴论》二书，略省年来吾之大病，千错万错皆在固持一己之私上，不肯丝毫放松，无论喜怒哀乐，爱恶悔痛，乃至读书教书，求师取友，无一而非为利己之私而发，其居心用意实与患得患失贪财恋位者无大差别，因此日日固持其小，则坐失其大而不自知，愈固愈困，愈困愈迷，目盲耳馈、心乱神昏，虽欲不为槁木死灰而不可得！此生之所谓日惟困于昏迷无知之情形当中，虽时觉不安而终无以自解也。近日又思吾人学之不入、志之不立，只因积习太深，昏迷太甚，必使此心此身收摄敛戢，稍归宁静方有办法。孟子告人以求放心，阳明之讲学，先教人静坐澄心，当为初学不易之法门。生意自今日起，即仿此意而力行之，或无大差也，只恐行之不力耳。艮兄与我同处将及一月，每晨黎明即起，与生同操，饭后亦同出散步，故趣味较前为厚。此即早起一事，在初生以为　艮兄行之必感困难乃至不能作到，而实则大异乎是，不惟起床甚早，即用力举操亦不辞其苦矣。生甚欣之羡之，但反省己身对于彼之长处，似若一无所观摩效取者不禁爽然自失矣。

师前日寄与生等长信一封，曾钞读一过，敬悉一切，除点头称是而外，无他意见可说。为生所书屏联三张，已于平叔手中领得，当悬诸座侧以自警。近来心境想日趋平静，精神亦甚和畅否？念念！暑中生以家务相促，必须回川，恐不能纡道赴京与

师一面，更不能及时侍从受益，憾何如也！临楮依依，不尽欲言。

敬请

道安

生键顿首

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此为钟伯良的信，惜寿只卅余。

漱溟识

谢焕文致梁漱溟　/1924年

漱师：

我们自从在太原初次相见，我写给别人的信，即说我的灵魂已全部倾向了　先生。去岁我答应到这边来，信上也明明白白地说“我的灵魂久已倾向于　先生”。所以我对于　先生，早已心悦诚服，精神上早存了师生之礼。这次却要把形式也改变了，直截称　先生为师了。不知道肯不嫌弃否？

一切门面的装饰毫无用处。我们只想露出赤裸裸的心来。

谚云：当局者昧，旁观者清。当局者因为感情意气用事，所以昏昧。而旁观者因为超脱感情意气之范围，所以清明。我们的心真是危乎微乎呵！一有意气，便扰乱了，便缠缚得紧紧了，便苦恼万分了，便索性走下去而极难挽回了。一无意气，则立刻有条有理，非常开拓，非常舒畅，而应接万事万物莫不合宜。这样心绪之变化，我自己很有经验。并且我考察社会现象，觉得小而个人间的吵架，斗殴，大而军队的打仗，都是意气互相冲突，都是两个盲目的东西相碰，“意气”和“昏昧”是离不开的。“平心静气”和“清明”也是分不开的。

“平心静气”这几个字谁也懂得，实在谁也不懂得。因为作了“当局者”便不懂得了。现在我们唯一的问题即是：怎样才能化除意气呢？

古人或二十年才去一怒字，或十年才去一矜字。可见意气实最难化除。一切习惯愈根深蒂固者愈不容易改变。这决非旦暮之间所能收效者。我们诚不可要求过奢。只有一面泰然处之，而一面随时留心，作一种深切的涵养功夫。动心忍性之余，斯涵养盖臻纯熟。（人不经磨练挫折而能成才者未之有也。）此外诗歌音乐美术自然风景等亦有化除偏私调理本能的大力量。我们并用内外两种方法，庶其有济乎。

乾符的信，我没看见。只听他谈过。他注重活动本身，自然不错。不过还要把活动的出发点分清楚。活动的根源上有理或欲的两大方向。若于此独知独觉之境而忽略过去，则危险万分也。今之军阀资本家等岂非大活动而大有趣味乎？然纯是夹杂的私欲的祸国害民的活动而已。所以这根本上的好恶实是人格的根柢。舍此而专言活动，恐堕入气质习惯中也。愚见如此，师以为何如？

我很诚恳地求　先生以后把我看作受业弟子。先生的思想我极愿了解。我读书不明白，总靠　先生帮助。

匆匆写此。敬请

钧安

受业焕文谨上

植树节后一日

上文还遗掉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即我们承认大家都有意气，应该大家原谅一点。

谢焕文，字赞尧，湖南人而在太原读书求学，为某校高材生。一九二一年我游太原见之，心识其人，一九二四年引为曹州高中教员。别后不数年竟故去。其弟谢国馨后来却常通信，然今亦久失联系。此信中所云乾符者姓马，山西人，同为太原某校高材生可爱者，我同引用于曹州高中，别后未闻消息，似亦短寿。

一九七六年九月漱溟识（梁漱溟印）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初之一个月时间，我应邀到太原讲学，谢马皆在听讲之列。

谷源瑞致梁漱溟　/约1925年

漱师尊鉴：

春间清华一晤未久，匆匆出京，伏处海壖，历时六月，侍亲之余兼佐农事，乃变昔癯为今肥。秋末来省城，欲遂东渡，四方多故，迄未走出。闲中读书数部，以

师所编

太夫子遗书（向友人借读）为最兴感。府上如有存帙，祈留一部见

赐。早晚车通，当北上也。

师近状何似，抽暇墨示，尤所深盼。敬祝

年福

受业谷源瑞顿首

十二月廿五日

此北大同学谷锡五给我的一封信，今其人已故去多年矣，我甚念之。忆我初到北大任哲学系讲席时，犹及参加陈钟凡、黄建中那一班的毕业礼，但听我讲课经年而后毕业者是孙本文、朱自清等的一班。在此一班同学中独与我亲近相熟习者，则为谷源瑞、黄文弼、冯友兰三人，黄亦故去多年，今唯冯在耳。（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注：1925年春著者曾一度借住清华园，编纂《桂林梁先生遗书》。此信中有“春间清华一晤”的话，因此推想此信可能写于1925年。信中又说及“太夫子遗书”，即指据梁巨川老先生遗稿编纂而成之《桂林梁先生遗书》。

梁仲华致梁漱溟　/1953年

漱翁先生：七月四日书奉悉。

阿夫迪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东北大学林志纯君有译本，但尚未在书店出售。人民出版社于去冬已发出从事汉译的广告，至今未见出版。俄文本新华书店均有售者。各校多有片段译出，然尚恐有译误处，不肯以示人。我最初于去夏见之于《光明日报》八月二日副刊“历史教学”上所译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四月号一文，后只于朋友处见到片段文字，亦未得读全书。

亚细亚生产方式马恩均有论及，在《资本论》第一卷（郭译三联旧板〔版〕）二七八页至二八八页，及第三卷中均谭〔谈〕到。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方面之论著，散见各处及零碎文章虽不少（一时作不出索引来），然均不超出《资本论》与《反杜林〔论〕》两书大范围。近一年来因学校部〔布〕置工作太多太杂，又未将主要工作的教学须作好备课之时间予以计算在内，多数人均须坐至深夜，因此学习处于被动，使人无思考功夫。对

翁暨艮庸、亚三两兄可以作从容调查研究工作，真健羡无似矣。闻校中以按高教部指示，“暑期放假勿使流于形式”，将已安排好之工作可能暂停两周，八月五日考毕及期终总结可以作完，倘真有两周假期，拟在城内舍下小休半月。如承赐示教寄大有巷十号附二号。此请　暑安！

仲华敬覆

七月廿二日

注：梁仲华，河南孟县人。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成立，彭禹廷任院长，梁仲华任副院长，邀著者为教务长。1931年，山东乡建院成立于邹平。仲华先生任院长，著者任院研究部主任。1934年仲华先生辞院长职，由著者继任。后有乡建学会之成立，二人又共事于学会。新中国成立后，仲华先生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梁仲华致梁漱溟　/1960年

漱溟先生：别来六载不通函候者四年，然此心实无日不悬悬于　左右。辄欲握管奉笺又感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而每作罢。前蒙　惠书，快慰非常，当即作覆，拟将数年来思想转变一为述及，不觉千余言尚未尽所怀十之一二时，适高教部视查团到校，继以检查、总结、订计划、写报告。平日备课、讲授、辅导、讨论、开会、学习已感纷忙，加以前期突击任务，因将奉　翁长书搁置。近又苦病，失肉廿余磅，未审何症，旋又将作期终一系列的工作。今只有从简先奉此纸，余候异日。

来著谓主席劝　翁作社会调查，以增加感性知识，鄙言最好不过。以

翁实具有好学深思、旧学邃密之优越条件，由政府给以方便，不惟能到各省接触到广泛的新事物，并能到少数民族地区观察分析，研究其有些地方尚存在之古代社会形态，与刻下发展迹象，以马列主义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写出报告，贡献极大。恩格思曾指出东方的专制置基于公社土地占有制。苏联人阿夫迪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一书（曾获斯大林奖金），即根据恩此一名言，用历史事实说明古代东方各国的特点：作为原始公社制度残余，农村公社在中国以及其他古代东方各国的整个古代历史时期仍继续存在着。该书又指出古代东方各国奴隶数量比较不大生产，与其说建筑在应用奴隶劳动上，不如说建筑在应用农村公社自由成主的劳动上面。因这一特点之存在每使人与基本问题混淆起来。翁能得到方便作系统的、长期的、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以澄清问题的混淆，其功岂不甚伟。毛主席曾号召人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以　翁之旧学已有的素养，加以科学的社会调查，正好担负起主席这一号召也。但兹事体大，翁非有若干助手无以竟功。我愿追随，因有所业而未能。不知亚艮两兄有此兴趣否，亦未审　翁以愚见为然否。言未尽意。顺颂　健康！

仲华敬覆

六月廿五日

任老处久未奉候，祈代为致意。

艮亚两兄同此不另。

梁仲华从河南村治学院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我共事者约近十年，其人才华甚茂，亦是有肝胆的朋友。此其解放后任教成都时的两次通信。信内涉及《古代东方史》和马克思所云亚洲社会生产方式问题正为我近著之所讨论者，惜我于其所介绍各译著未能资取参考为憾！（梁漱溟印）一九七六年八月

注：信中提及的“任老”，即黄炎培先生（字任之）。“亚”即陈亚三先生。“艮”即黄艮庸先生。

张申府致梁漱溟　/1959年

漱冥吾兄：

数年未晤，维

起居如意，心身安泰，为颂。

弟因多年血压高，血管硬化，影响心脏，住院医治两月，幸已就瘥。（一周当可出院。）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觉与　兄绝似。病床无俚，有一诗赠之，谢其起回之德。兹录请

一看，当不以我为诬也！专此，便候

春祺。弟申府拜　二月一日

以后拟改名一个“甡”字，号恢复申甫之旧，或作申甦。兄看如何？

58年夏我已移寓阜成门内王府仓十六号后院。

现住北大医院二院二病房。

诗如次：

何似吾友梁漱冥

不言不笑仁意充

认真郑重世无两

偶然莞尔如春风

计此信当写于一九五九年春。

张崧年字申甫或申府，与我在清末同学于顺天中学。好学深思即此三笺可以见之。字迹草率，难于辨认，特略加注明。（梁漱溟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

何绛云致梁漱溟　/1971年

梁老师　师母：

谦之又入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仍未全〔痊〕愈，贫血便血较为严重。知蒙关怀，谨此奉告，待他出院，当再函陈。

现住反帝医院（旧协和），请勿枉驾，病房号数不敢告知。

敬祝

健康

晚何绛云上

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六日

注：何绛云女士为朱谦之先生之夫人。时在“文革”时期，协和医院一时改称“反帝医院”，以该院由美国人士资助建成。

戚孟泽致梁漱溟　/1971年

尊敬的：

爷爷　奶奶　安好：爷爷七月三日回我们的信，我于七月七日就已收到了。知爷爷身体精神比前些年更加健康，使我高兴极了。但因生产队的农活忙（收打早稻），没有很快给爷爷写信，累爷爷悬念了。前天抽时来南充，把信带给了爸爸。他读过之后，激动得从眼里迸出泪花来。他指着信上“凡事一次不成功，二次不成功，不必灰心绝望……”和要“孟溟亦能遇事肯用心，就好”的话，向我说：“这是爷爷在教导你们。看，对你们是多么关切啊，务要牢记在心。”他还重复地念着信上“我今年七十九岁，身体精神同前些年孟泽见到我时还是一样，或者更健康些”的话。接着，叹息地说：“啊，师母力衰多病了。”（按：据爸爸说，溟之为人天性浑厚，朴实直正，无机心，少计较，并有特殊的数学、艺术才能——初中入学考试全市第一名，书、画、乐器均有特长。妈妈称为“粗鲁”，不甚确切。）

在这里，我愿意坦率如实地向爷爷奶奶汇报我们妈妈的死事了：我们妈妈的死并非善终，她死的太苦，是自缢了的（清队间）。就我们（包括爸爸）所知，妈妈出身贫农，十七岁起就到医院学护理，截止她死，已是四十年以上工龄的老护士了。她生平出卖劳力，拿工资吃饭，谨小慎微，不问政治，连普通的国民党员都不是。和爸爸结婚是48年夏，离婚是64年冬。在文化大革命间（66年底）不知何故被抄家，衣物存款统被取去（共约六七千元），至今未还。从北京回到医院后扣发工资，还被某一派欧〔殴〕打重伤，卧床多月（她并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她的罪名是倾向某派，作了儿子的“黑后台”）。清队中又被宣布为隔离审查对象（即扣发工资，只给生活费，不得行动自由，不准回家看望等）。目前为止，尚无结论。我们弟兄唯一希望是得到妈妈应有的生平结论。

爸爸说，他的问题是51年在北京学习时，就已主动交待的。53年首届普选（在南充）被剥夺选举权，未予宣布。历经各次运动，他从未听到或看到过自己的历史结论（这是其他人都有的）。经过此次清队将近三年的受清，他才意识到自己是20年的“特务嫌疑”了。究其实：在历史上，解放之前他只是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坚持农民武装自卫入手的河南村治派的一个埋头苦干的实践者。在抗日期间，以镇平地方团队之派，自带装备接受国民党部队番号，听受指挥，参加了前线的对日作战（先后与日伪五经战斗——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学习和实〔时〕局》一文（二）节中段所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的杂牌军的几个主要战斗），从未与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或党所领导的任何人民武装力量有过任何战斗或摩擦，更未迫害过党的任何地下人员。抗战胜利部队被整编，就到军官总队谋求转业去。（更谈不上参与解放战争了。）至48年秋终在联勤班（后勤业务部门）以开小差方试〔式〕放弃伪职，脱离军籍自谋职业了。（他在国民党部队曾两次开小差，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39年冬从伪补训处开小差到镇平团队工作——无官无职三年又两月。）参加国民党亦只是在伪军校入伍期满时的集体入党，除一次入党仪式外，从未参加过这个党的任何党组会或党团活动，没有介绍过任何一个人入党，更与国民党的任何特务无关。一句话，他说他是一个非党的纯军人（就当时说，这是完全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所有历史，都是51年北京学习期间主动坦白交代的。此次清队，更没有任何新的问题增加。他还不止一次地向我说：“你们妈妈已死，我是孑然一身了，一身之外，别无挂累；只待自己问题彻底澄清，明确宣布处理之后，就将放弃此间教员职务，走投爷爷。在不累及爷爷的前提下（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他将接代奶奶的劳作，担任一切家务劳动，终其余年了（他说，经过此次文化大革命，他学会了很多本领，如种地、种菜、煮饭等，他都样样做得）。但得侍奉左右，朝夕闻道，于愿已足，再无其他需求的（一己生活，依其修理手艺和缝纫工作足可自给）。他说，他极想见到爷爷面，千难万难，总要设法实现的；亦愿爷爷遇便给他以一见之缘。就我自己的观察，在他内心深处最为关切的一件，还是爷爷多年以来的写作生活。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仔细询问过，“你见爷爷时曾听说过爷爷的写作已完成了那些？见面当时正在写作的是啥？（我告诉他，是《今日之中国》，不知对否？）可能在何时写成？……”等等。接着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人们批判地接受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说是在爷爷拟计的写作中，有一部叫做《人心与人生》的书，是讲祖国文化的，非同泛泛；是一部有关人类前途、世界文明绝续的思想著作。想应早已成书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过目了，有生必读，死方瞑目。古人有“贫溅〔贱〕不能移”“朝闻道，夕思〔死〕可矣”之言，在我（爸自谓）纵然地隔三千，处境艰窘，也要尽力争取的。老天不负有心人，早晚会能实现的。其他的话，暂时不谈了，信内附寄我们爸爸的个人照片一张，请收。

敬祝

爷爷　奶奶　健康长寿。

小孙　孟泽

七一年八月十一日

复信处照回：四川省岳池县

石桠〔垭〕公社十二大队一生产队

知识青年

戚孟泽

注：此为孟宪光之长子戚孟泽的来信，反映了“文革”中的许多情况。

袁昌致梁漱溟　/1972年

漱师尊鉴：别后百日，暑往寒来，顷检出王寿域事略寄呈

钧览，可能有助于尊著（该状请保存，他日取还）。南方有两学者：一胡君，以四十年之功力完成顾野王《玉篇》之考订工作，其贡献在段玉裁注《说文》之上。一沈君，以毕生精力治《礼经》，最近以武威出土汉简为底本作《礼经西汉本校议》，对绝学有承上启下之功。两书如能出版，其贡献不啻《柳文指要》也。鸿尝以两书提纲寄　章行老，未有覆示，或者王益之先生又扣留矣。鸿在农村，今年胜往年。近闻敝校改为河北省外语专科学校，校址设于石家庄，正在动工盖房，估计招生上马最快在后年之春，以是原国际学院教职员待命于冀县者又将蹉跎一年。鸿承　章行老之热心举荐，请调中央文史馆，迄今不见动静，窃以延宕已达七年，若再蹉跎两年，则更延误矣。吾　师便中见　章老，乞　代陈惆怅之意，向当轴一催询之。冬至在即，唯

珍摄。不庄。后学袁鸿寿拜启　一九七二，十二，十七

袁昌致梁漱溟　/1977年

漱师尊鉴：敬禀者，顷由内子转来　手谕，开示明切，如服良药，拙记一时冲动，不自反省，盖横逆之来必有因焉。大抵生之遭遇虽离奇莫能预测，而不敬其身不慎其事，皆属现世报之类，未可诿之夙世之业，然数十年来，往往逢凶化吉，亦缘居心尚未险诈。此次到保始以为衰病之躯难以适应，乃贱躯突然恢复健康，精力充沛，为二十年来所仅有，此得力于吾　师之德化。到校后食堂办得极糟，生学吾　师之吃得少一法，晨吃牛奶半斤，加盐与茶（西域吃法，稍稍变动，即奶多茶少，与西域茶多奶少不同），冷馒头两片（约一两），加甜橙酱。中餐白菜煨面，稍加虾米、肉汤、香油，约二两。晚六点到食堂买玉米稀粥一两，稍加盐，佐以核桃两个。晚九点再吃牛奶半斤，如早餐。一日之主食不过五两，而牛奶、白菜汤、果酱等，营养足够矣。此乃标准胃病病号饭，数日后即觉肠胃之生机恢复，胃病从此不犯。现在已立冬数日，领导同志屡劝生火，生坚持不生，甚能顶得住，饺〔较〕之往年十月底即须生火大大不同。不但酒类毫无兴趣，即酱油、豆制品、肉食，皆无兴趣。内子托人捎来之叉烧肉与素鸡等皆赠与同事，惟吸烟积习，一时尚未厌恶，如胃病再犯则在不得不戒之列。此次返校，校领导亦出意外，故云：“既来之，则安之。”同事传说生已到校，一些老病号来求诊治者不少。生粗知医道，仅为自家保健，初无济世之心，假有久治不愈之证〔症〕，经生治愈，遂蒙虚誉，助人为乐，亦是夙愿。加之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人情丕变，不若过去之歧视，且生活上亦多方照顾，如宿舍内装电灯、安火炉、配玻璃，皆由同志代办，订牛奶、买煤球，领导上亦优先照顾。目前单身在此，毫无困难。医务所负责人（此间称为卫生队队长）有意请生讲讲中医，生亦愿意帮助，因校当局正在三大讲，尚未请示，何日开讲尚不可知。届时将返京搬运医籍，由于身心交畅，不觉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此堪仰慰　吾师者也。

关于在收容站所见所闻，得到极大教育，食住方面，确乎吃些苦头，但比所受的教育，则微不足道，吾　师所云：末段可以保留，生之目的，甚盼当轴知此下情，有所改进耳。前几段陈述具体情况，使末段意见有所根据耳。生家平日所居之室，所进之饮食，初以为饺〔较〕之一般北京市民，处于中上等状态，不知有此等流浪无着落者，甚可悯也，乃深自庆幸。行年七十，大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之感。

古玉誊正稿重阅一遍已味同嚼蜡，掷于箧底，《易》曰艮其背。从此将恪遵　教诲，不复言世事，修己以敬，一心从事医学。闻道已晚，尚祈晚晴耳。追念前游前辈师长，各有嘉言懿行，俱已物化，吾　师道贯古今，理融中外，寿登大耄，仰之弥高，巍然独存，朝闻夕死不负平生。

此间整顿工作正在循序进行，目前尚未见有何兴旺气象，大约寒假前或可看出端倪。天道好还，剥极而复，此事势之必然，但前进道路上有何新障碍以及前进之速度是否如部署所预期则难逆料矣。

生出生于乡镇清寒之家，先祖先父皆守身谨慎，幼年多病，术者以为一生多节，非灾即病，见灾见病即是过关。然不自量力，见贤思齐，乃处于黑缸之中所受污染亦多。每一念及，抱惭衾影。若今后能从本能中解放出来，自信彼岸可度也。来此已四十余日，斗室孤灯，十分安静。饮食有节，神清气朗，内心有一段欣悦之情。以是步履轻健，嗓音宏亮，对于病家从容处理，亦有心得。能否持久，恒存警惕。去年心仪严立三先生之为人，托杭州青年刻一石章，曰香严室，可见生之所向矣。然性本懦怯，主观能动性极差，朽索何以御六马，但一闭目，吾　师之典型即在凡事从践履笃实中求进步，庶几不负吾　师之望。薪尽火传，冬去春来，常记“相似相续，不断不常”之教，区区个人之荣辱得失、成败利钝，其小如沧海之一粟，其变如露电与梦影，留惑滋生，慎独而已耳。

遥念吾　师今年体气渐见衰象，若健忘，若眼跳，皆可以药饵治之。甘地自信能活200岁，生亦信之。以　师之生命力与宇宙之大生命融为一体，200岁亦可致也。祁寒将至，尚望请岳大夫开一膏方，早晚服之，必有益也。专肃即叩

万福金安。师母前附此请安。

生袁鸿寿敬呈　　77-11-12灯下

请告陈维志同志向岳大夫取还拙著《内经源流考》（以备讲课参考）。该杂志请维博兄挂号寄下。附谢恩诗一首。

李炳海致梁漱溟　/1973年

漱溟先生：

小儿友年转来您和黄先生手示，并附有萨先生给黄先生的信。拜读之下，感动莫名。隔别多年了，正深系念。事先我不知友年有信给萨先生，我是意外地收到佳音的。我得重亲训诲，又知道您的身体健康，我心情之快慰，真是不可言宣。

解放以来，我对您的消息，不是完全不知，而是不敢惊动。我今年已69岁了，三个儿子分住在三个地方。我夫妇二人同住乡间，为生产队牧牛，已有数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极少与亲朋来往，亦无多有多大的要求。除我的牙和眼有些不妥外，我两人的身体，尚算是好，风、雨、寒、暑，还能够顶得住，足可告慰。

府上各位也都很好吧！我的爱人问候您们。余事另见上黄先生一书，不多赘。

北方遥望，无限神驰。如大驾南来，还请示知，以便趋前拜候！

专此敬复，并请

著安。

晚李炳海敬上

1973，4，28

李朴生致梁漱溟　/1980年

漱溟先生道席：忆自重庆拜谒，迄今已卅五年。两地波涛汹涌，未能致候。

昨阅十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欣知八月十四日民主协商会开，对

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正确意见，极其赞扬！人代会既任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政协会又选为常务委员。是非功罪既已大明；今后

您的正确意见，必可被接受实施。谨为预贺！

朴生在一九四〇年后，十六七年来系与廖承志君做对手走遍东南亚及北美。现退休，来美养老治病（朴生今年八十五岁，曾有心脏病），体力已不如前，幸精神尚佳。（闻岭南大学校友言，廖君亦曾来治病。）每日散步，阅读香港出版之书刊，足以消遣。朴生又常念三十年代在北平、在广州，得蒙

福庇，恩惠不会忘。只以国家多难，天各一方，未得和平聚在一起，愧无以报。心至歉咎！如荷赐教言，不胜企祷！

肃此拜候。敬祝

康健！

后学李朴生敬拜

八〇、十一、二十日于三藩市

范云迁致梁漱溟　/1985年

漱师尊前：

为杨效春先生平反，是安徽省委作出的决定，一定要给他平反。生已经向安徽去信，决定来年春天去一蹚。生少许看了一看，他们开会的材料、各种舆论，都有。很不简单，他们要派人来找生了解。我说我去一蹚。估计两三月，可能弄不清楚。他们已来信，欢迎我去一蹚。来春天气和暖，生去安徽住两三个月，再回郑州。

关系杨先生本人者，人已死去，关系杨夫人者，杨夫人住长沙，她家里我去过多次，惟年代已久，也记不起来。杨夫人年纪，比我大十几岁不止，至少已80岁以上的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当年五六岁左右，现全都三四十岁的人，也完全不认得，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还都得了解一下，让他们到安徽来一蹚，所以，两三个月，不一定办得好。

生今年冬天，极不易过冬。想最近到广东去过冬。冬天过了回来，再去安徽。安徽回来，一定是夏天了。一年一年的过下去，怎么办？什么工作也没有办？我自己还是“台湾特务”，不给平反。他们克扣，敲诈我工资共三万元，也没有落实还我。我还去给杨先生平反，我想想都笑煞人也。天下滑稽事万千，说了去，一就去。如此而已！

我　师有培宽、培恕在身边，使生放心。生现在，只有一人，身边两个家，杭州这个家，也顾不了啊！今年不回杭州，去广州过年。今年特别冷，耳朵，面上，脚下，到处生的冻疮。我们没有暖气设备，和北平不同，忍受这些冷，不容易渡过。到底是：北京条件高。

广州住在朋友家里，是广州，东山，农林上路，三横路七号黄宅，约住两个月，有事要办，即照这地址，叫培恕写个信，无事也就算了。生活到底是南方舒服，北方苦相，十年，廿年改变不了的。这些小事，告诉　我师知道。培恕想到杭州，家里房子无人住，倍加欢迎，就是没有吃的，也无人招待！我也不能回去，回去生活同样是问题。

以前那黄麓，今已成为市。以前荒凉之地，今日已成市区。我常想到万树庸，芜湖中学校长，以前常到他家住住。人不结婚，由他母亲扶养，这种外国人的精神。那中学也是外国人留给他的。很可能被“四人帮”斗死，在我脑筋里，就忘不了这件事。得来年到了安徽，去访问个详细。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几个世纪以前的流行语，现在还好应用，活活折腾我30年。现在既不平反，又不落实，我是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北京组织了某公司，说请我去当经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新生。仿佛将来，还有前途似的。但望open和reform资本主义再回来。给我们一点光明，有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即致

敬礼！并

年禧！

生云迁扣〔叩〕上

一月二日

注：范云迁，山东诸城人。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第一期）毕业，曾在山东乡建院工作。自学英、俄、日语，专攻农业经济。后曾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前一两年，曾往台湾一行，于是有“台湾特务”之嫌，在各处工作均为此“历史问题”受审查等而受困扰，至去世仍为一无结论之悬案。1993年病故于杭州。

孙子愿致梁漱溟　/1986年

漱溟老师：

老师您好。自一九八三年元月九日晚生偕儿子谒见老师亲聆教诲之后，不久即往咸阳茂陵女儿遇静工作的单位“陕西第二针织厂”住了数月，至七月间始返济南。光阴迅速，又越三年，未能立雪，深感惶愧！

间尝学习报刊，欣悉老师之重要著作，焕然与读者相见：一九八五年二月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博览群书》第二期书讯介绍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已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晚生以求知心切，即于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写信给上海学林出版社询问如何订购此书，未获答复。五月十八日乃写信给“博览群书编辑部”请教，二十二日得复信，嘱再写信给上海，告诉了上海绍兴路五号地址，介绍了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林耀琛同志，可直接写信给他。六月一日再函上海学林出版社并函请林耀琛同志惠予协助，很快即接到林同志六月三日复信（原信附呈），方知因为印得太少，只好等待重印。

就在那些日子里，与虎鸣兄谈及写信购书事，虎鸣兄就拿出了两本新出版的《人心与人生》说：“正好，你带一本回去看吧，是由青岛寄来的书，想系老师托人办的。”这真使我且感且喜，而且喜出望外。

同时《群言》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五月七日出版）特载了老师的文章《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上下两篇，已抄录下来以便从头学习。

今年《光明日报》七月廿一日第二版，九月廿日和廿一日第二版登载了记者同志访问老师的两篇报导文学，从而知道上海学林出版社今年再版《人心与人生》一万册，同时还要在明年一季度再版《中国文化要义》。佳音传来，更加高兴。有些同志欲读此书而不可得，几经考虑，只好再写信麻烦林耀琛同志协助。

老师！每读到《人心与人生》书成自记一篇的时候便使晚生引起了深沉的回忆。一九三三年一月第一期研究生学习两年已告结业，这时研究部组织了一次“讲习会”，预定半年结业，主要讲题就是“人心与人生”，由老师主讲，讲习会一个班，学生四十余人，邹平籍学生有李慎长、崔宗滨、孙子愿三人，其他都是外县和外省人，我们当时年龄是二十几岁，其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叫亓雨田，新泰人，我们伙食住宿在农场，每天来研究部大课堂上班，听老师讲课，我们都记笔记，当然到课堂听讲的同志有很多人。大概到了五月间，老师因病入济南德华医院治疗，当大家慰问时，老师亲笔写了一封复信，信中大意记得，“……道理将以俟诸百世，事业亦非一时可期，苟此心契合则共学共事之日方长也”。这封信就影印在“讲习会”的同学录上。多年来历尽劫波，同学录已随其它文物一并遗失，悔恨之余，深思老师昔日所讲的道理，尚能铭刻在心，也有些肤浅的体会，证诸今年报刊上登载的五十年代老师写下的一副对联“情可不言喻，文期后世知”准备日后交付后辈的十个大字，正与三十年代老师所讲的道理，同有深远的意义。还有老师那时给晚生写的一副对联：“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作人”一并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支柱。书不尽意，敬祝

老师健康长寿！

新年快乐！

晚生孙子愿谨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注：孙子愿，山东邹平县孙家镇人。1933年入山东乡建院所办短期讲习班，后被聘为邹平实验县县政设计委员会委员，参加“梁邹（孙家镇）美棉运销合作社”的组建工作，后成为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主席。邹平县合作社发展很好，有林业、纺织业、养蜂业等多种合作社，其中美棉运销合作社规模最大，经营最为出色。

王季衡致梁漱溟　/1971年

漱老尊者：

手示奉悉。约期驾临蜗居，自应倒屣恭迓。

（中略）

近代更有“台、贤唯识是讲说法，禅、净密宗是修行之法”之说。将整个佛法分成两橛，如同水火。学人不明所以，只好捕风捉影，……反不如愚夫村媪，坚持一句阿弥陀佛者现生获利，命终往生净土者得大利益。

学人贵通不应执著。如执上所说，则中国汉地佛法全无是处，全应抛弃。此是何言欤！中国汉地古今大德因时因地因人应机说法权巧方便，其悲志功德岂可抹杀！吾人得读其书知其义，虽粉身碎骨尚不能报其恩德于万一，岂容生轻蔑之心乎！（中略）《金刚经》云，“一切法皆是佛法”，质哉言乎！狂言且止，容面请呵！敬颂

潭！

后学王季衡敬复

1971. 9.11

顷者白兆瑞先生来坐，惊闻季衡竟以煤气中毒身故，伤哉！学佛同志又弱一个！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记

漱溟（印）

今惜失此可共切磋之良友，曷胜悼念之至！

一九八一年十月检视谨识（梁漱溟印）

我与王季衡先生最初相遇在张少怀家，其人慷爽健谈而崇奉佛法甚虔诚，虽彼此语多抵牾，固我益友也。

梁漱溟谨识

一九八一年十月

季衡少于我十二岁，乃先我而逝。

又注

注：此信原件上有著者以红笔批划者多处。如在“反不如愚夫村媪，坚持一句阿弥陀佛者现生获利，命终往生净土者得大利益”一句旁批有五字“此所见太隘”。又如，于“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句旁，以红笔写有：“既然一切法皆是佛法矣，何故轻视宋明诸大儒耶？”

著者于原信前后空白处，写有谨识等多件，现集中附录于后。

王季衡致梁漱溟　/1971年

漱老尊者：

昨承枉顾，略闻公之升平。两个问题，轩轾甚大，今欲放下一端，提起一端，“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不觉为我公昨日惜，为今日庆也。既承我公不弃愚劣，认为尚可与之言者，已受宠若惊矣！十一日复函中已效由也之率尔，未遭呵斥，今更将进一步大胆提出拙见，是供卓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愿公悯其愚而宥其罪也，曷幸如之！

愚生为乡村农民之子，十五岁丧母，学乃高小卒业。寅缘入仕途，只是办事员科员之类为多，最高不过荐任科长，方诸我公阀阅、学识、功名、事业，直不能以道里计也。解放后生活无着，幸政府照顾，以军属参加工作者约五年。57年大病几殆，而子女多已成长，因而以停薪留职退。其主要思想原因，以人命无常，转眼他逝，盖欲尽有限光阴对佛法有所深入，用备资粮而已。

昨与公别后，归来回忆公之所述经过事迹，于头脑中联想起古今有关事例，人生、思想、出处问题。总之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何以故？此即世间相故。中庸不可能也，必占一边，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也。曾读公之《儒佛异同论》，似与几十年前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思想系统无甚出入（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今又拟作《人心与人生》大文，颇愿先读为快。

昨命抄呈愚拟四句修学方向，兹抄如次：经转大明，论研理聚，佛观无量，戒禀地持。

“经转大明”者，谓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因《大般若经》旧译名《大明度无极经》。

“论研理聚”者，谓研习龙树菩萨所著六论也。六论者：《中论》《回诤论》《六十如理论》（此三论早有汉译本），《宝鬘论》《精研经论》《七十空理论》（此三论由藏文译出），西藏称龙树诸论为正理聚论。

“佛观无量”者，谓观想阿弥陀佛也。

“戒禀地持”者，谓遵行《瑜伽菩萨戒本》也。瑜伽戒本，旧译名《菩萨地持经》。《大般若经》总诠戒定慧三学。理昭诸论别诠慧学。观无量寿佛是修定学。受持瑜伽菩萨戒品是修戒学。依经律论三藏修戒定慧三学，此为修学佛法总纲要，不可增减或逾越。否则，即为外道或相似法，非真佛法矣。

佛教徒（即佛弟子）之身份取得，约有三说：第一，随理说。即承认三法印（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盘寂静印）者为佛教徒，否则非是。第二种，随信说。即依师受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者为佛教徒，否则非是。第三，理信结合说。即承认三法印，又依师皈依三宝者为佛教徒，否则非是。愚意以第三说为最完善，其次也要是第二说为合格。因第一说承认三法印，初学人不无困难也。故最低限度须依出家人比丘为师受过三皈依者，始得为佛弟子（如实无得出家师受，亦可方便自誓受），未受过三皈依者则不得称为佛弟子（佛教徒），因为其对于佛法僧三宝无真信敬故也。受三皈依后，有应行应止戒条，如受皈依而不遵守皈依戒条，则失去皈依之体，则实非佛弟子矣。故近世佛法衰象有“学佛”与“佛学”之分。不依师受三皈五戒，只购读一些书本论文字，作为学术哲学之研究者，仅能种些远因，决不能得实利益。因对三宝缺乏信敬之心故，不礼佛，不拜僧，对经论只视同俗书，不知尊重。如此者非佛弟子。

又欧阳竟无有《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之讲演。此甚重要，非但一般人所不能理解，即自命为佛教徒者亦多不能辨别。故三教合一，五教合一，或欲沟通东西哲学宗教等等，恐非今日真正佛弟子所应作事。因此不但不能提高佛法，反而贬低佛法，利少害多，得不偿失。旧著如《三教平心论》等等著作，盖为引儒入佛、引道入佛之作，今日则非其时矣。此均就现世凡夫境界作如是说，非就佛菩萨境界为说，因为佛菩萨度生方便施设，非具缚凡夫知见所能测度者矣。

前说三法印之第一法印，即诸行无常印。愚已六十七岁，本来体弱多病。“今晚脱却鞋和袜，不知明朝穿不穿。”此乃现前千真万确之事，岂能漠然视之！我人是具缚凡夫，如信有前生后世，不是“人死如灯灭”有断见者，死后定受后有，后有者不出六道轮回。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之苦，苦不堪言。纵生人天，终有堕落，何况自无把握者乎！“万般将不去，只有业随身”，我将何以处之？自缚未解，欲解人缚者，无有是处。

环境不断变迁，足证“诸行无常”是第一法印。应视为诸佛菩萨对学人慈悲策励加持。佛法不在白纸黑字上，也不在木雕泥塑上，但也不离文字偶像。如标月之指，渡河之船。应由指见月，不应执指为月；应登船渡河，不应肩船上岸。故学人应随力随分，依身口意三业，作所应作，作所能作。应目足共用，方达目的地。有目无足，不能趋近；有足无目，落堑堕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芶不为蓄，终身不得。我公达者，不须词费。愚自1939年受皈戒入佛以来，浸薰此道者已三十余年。今已年近七旬，时不我与，根据现有内外条件，由博及约。所依文字，简言之，（下缺）

注：此信原件上，有著者红笔批划多处。如信首旁写有“此件宜留存之”。于信文“实迷途其未远”与“觉今是而昨非”之末尾，各标出一个“？”。又如于“不觉为我公昨日惜，为今日庆也”一句之下划出“”，并在信纸侧边空白处写有：“彼此旨趣不合在此”一语。又于信文中所引用“道不同不相为谋”之下划出“”。

王季衡致梁漱溟　/1976年

漱老：

公书敬读三遍。议论精辟，曲高和寡，能读者希。《四书》幼曾读过。未学佛前乱翻国故，儒道学术不太陌生。但总觉得浑括恍惚，不得要领。朱子《近思录》，阳明《传习录》等，虽较深入，仍感渺茫。庄老列等，似懂不懂。陈兰甫之《东塾读书记》，为其六十年结晶，开首即探讨《论语》首章，要学个什么，仍不出周童猜想。李二曲为清初有名实学家。读其全集，忆有二处有人向其问生死事，而答非所问支吾搪塞，仍竟为精神不死一念万年等混沌思想和说教，索然无味。韩愈之论性，李翱之《复性书》等，亦只隔靴搔痒一片废话。李白信道家吴筠，如疯如狂，毫无是处。总而言之，儒道两家学术诚为中国本土文化精华，但较诸外来佛法，既无决定目标，复无明确方向，更乏具体措施。犹如小巫见大巫，诚不可同日而语也。世俗缘起法，大能摄小，小不能容大。故大学能摄中小学，中小学决不能滥入大学。故古人由儒道入佛者，都如已经沧海难为水，视儒道如糟粕，有由然矣。

前次谈间，公说，悔不该误入知识分子丛中。慨乎言之矣。一染知识分子习气，总不出二我二取范畴。法随人转，虽是出世间法，仍成世间法，愈陷愈深，非有冲锋陷阵，一人敢敌万人勇气，不克自拔矣。胡说止此，容日请教。敬颂双祉！

后学王季衡谨白

1976. 11.28

附件：

王季衡居士简介

王居士名秉铨，季衡其字也。祖籍房山，为当地望族。青年就读于北京税务学校，毕业后历充甘肃、北京等地税局首长，以公正廉洁闻于时。居士性静好学，四十年代加入北京居士林，从理事长周叔迦居士习佛教三论宗典籍，颇得奥旨，被选为该林常务理事。其后又皈依法门耆宿法尊、正果两法师，进研藏汉两传中观之学。曾以楷书抄写《大智度论》等巨帙，惜在十年动乱中散佚。著有《金刚经学记》《心经学记》，发明宗门心要，持以就正于梁老漱溟，颇蒙即可。一九七九年北京居士林借广济寺恢复宗教活动，王居士以七十高龄奔走促成，佛日重辉，厥功殊伟。八一年因病西逝，终年七十有二。

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居士林林长　吕香光先生撰文

注：因来信表达的不外于一个悬解：“由儒道入佛者”莫不“视儒道如糟粕”，为表示碍难同意，在来信原件上著者以红笔作了一些记号。如（对儒、道）“总觉得浑括恍惚，不得要领”一句之后以红笔写一“？”。又如肯定“儒道两家学术诚为中国本土文化精华”，却又指责儒、道“较诸外来佛法，既无决定目标，复无明确方向，更乏具体措施”，对此用红笔标出“？”，共有三处。

严善明致梁漱溟　/1964年

漱翁老伯：

夏间得信不久，仓卒之间决定来沪长期进修，新到上海，工作较镇江要求严格，故生活较紧张，致将　尊稿稽迟奉回，歉疚殊甚。

尊著序言中有历来学术之论述，词旨奥蕴，侄浅陋无状，加之习医以来久不涉及学术，实不敢妄赞一词。惟先父事略中嘱予补充之事项，兹谨就所知提出以下数点：

一、先父系一八九二年出生，卒业保定军校约在一九一八年。

二、一九二八年任职湖北民政厅一事，去职时间张难老之言甚是。因侄系一九二九年出生，尝闻言及在出生前已去职，只任职数月，故不是一九二九年去职。

三、抗战期间宜昌失守后一年左右先父即坚决辞去职务，故应早于一九四二年，约在一九四一年，病故系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去职以后，即不愿住恩施，入山在垦区一年多，先父先入山，其后全家随去一年，故曰一年多。以后则被选为参政员，除开会到渝外，其余时间则在四川乐山、成都、内江等地读书，回鄂不久即病逝。

以上所提各点未必皆正确，容待今后更正补充。侄今后通讯处为：上海谨记路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交严善明即可收到，但谨记路三字不可少，因郊区还有另一医院。肃叩

秋安！

世愚侄严善明谨上

一九六四，十月四日

存留。（梁漱溟印）

严立三先生为我衷心敬服之人，善明是其独生子。

1941年初辞去湖北省主席职务，寻觅山区开垦之地。不久即与张难老同到宣恩县长潭河居住。1941年夏秋之际张难老家及吾家均迁居宣恩长潭河，居于是处足有一年余。附近有晒坪即为开垦之地。

1942年秋迁居县城（宣恩县）。

1928—1937年间隐居庐山牯岺太乙村。

此为严善明叙述其父严立三事迹，存留备考。（梁漱溟印）

注：为撰写《严立三先生事略》一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著者特致信严先生之独子严善明，以上为善明先生之复信，写于1964年，距今已半个世纪有余，幸得保存。

张虎鸣致梁漱溟　/1982年

漱师：

半年来少信问候，不胜欠然！幸亏晓青弟子愿兄先后来济去京，得分别将吾师情况见告，以及将吾之情况汇报，得两地豁然也。

光阴荏苒，不觉重九又到。重九为吾师寿诞佳期。去年九十大庆，吾以多病，未能前来为吾师祝寿，期之今年，今年多病依然，未获康复，只好再期之来年，吾深有信，吾师将获百年高寿，吾等得师影响，亦将各得期颐长年，后会有期，岂不信哉！

兹有请者，吾师大著及手笔已为世人所重，而与师同时诸先达，如仲华、亚三诸先生，遗著遗墨比较难寻，不知请师搜得一二，以资保存否？

又吾师《朝话》及熊先生《尊闻录》，如能找到，亦甚盼也。

余不多及，敬祝

高寿无量！

学生张虎鸣沐手再拜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年

漱溟先生道席

九月二十六日手示拜悉。弟以在东南亚业务旅行本月初始返港，稽复歉甚、歉甚。承询问题兹奉答如下：

先严孝怀府君有关《周易》著作出版者计两种：

（一）《易简义》乃学易入门之书，著于民国十四年，时在上海，其中不乏旧说。

（二）《周易杂卦证解》则先严纯然创新之作，叙言中且申从此废旧说。著于民国二十年，时在大连，布套装，弟度赠　先生者必此作也。

至于弟名，自抵港后小字久不用，单用植曾，但呼弟名可也。（下缺）

注：信纸背面著者用红笔写有：“周善培孝怀先生，重要件。存。”因此信缺失末页，写寄年月不可知。又，本书第四辑收有著者致周植曾函一件（见本书第500页），可供参阅。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1年

漱溟先生道席：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九日手示拜悉。故人墨瀚如天上飞来，欣慰何似！弟前曾数上函均无复示，或以　尊处迁居而弟仍写小铜井，以致遗失，今后将径寄新址，度必可收到矣！弟在此间教授哲学，常晤君毅暨曾克端诸兄（克端乃北洋显要曾沛云侄，诗词且为港九第一人），每道

风采孺慕不已。而弟临宣南时西山镜池竟日之谈，尤弟毕生难忘之事，想念　先生尤甚，惟盼时赐教示勿断联络也！文化大革命后祖国面貌一新，弟虽去国数年，由此间报章颇悉梗概，且知全国人代会及政协均将召以迎接新形势，惟不知何日召开。弟侨居海外，但忝为中国人而常关心国事，甚望

便中有所以教我也！京中不知

先生需何物否？港九无所不售，如有所需但请赐示，当即寄上不误也。专复顺候

春祺

弟植曾再拜

一九七一，一，十日

夫人前并请　代致候

赐示仍请寄香港干诺道中23号四楼植生行3室B富大旅运公司，即可。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2年

漱溟先生道席

拜悉十二月卅日

手示，满纸春气盎然，天呵　大老，民族之福也。阖府亦均安好，尤堪欣慰。弟在港托　庇一切如常。既为中国人，虽身处海外而国家转变时尝系怀。去夏尼克逊宣布访问北京后，窃信中美两大国人民交谊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国内经济建设看看加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想亦必近期召开也。诸希

便中赐示，教我浅陋为感！君毅时相过从，目疾已大愈，仍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授哲学，颇有著作问世，俨然宗家矣，特嘱弟代候

长者起居

京中如有所需，但告弟必当寄上也。专此上复。顺颂

珍摄

弟周植曾再拜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4年

漱溟先生道席：

暌别经年，时念风采，近况想　安康如恒也。年前接奉手示，故人无恙，乐何如之。以示　君毅，亦至快慰。弟近来营工商业，尚堪生活。君毅则致力教授著述，近著《原道篇》，方告付梓，都百余万言，传世之作也。如

长者感兴趣，请　复示即寄上不误也。闻全国人大会暨全国政协会议即将举行，

先生参席开会，当有一番忙碌。如有所需，至希

赐示，俾遵循办理。专此顺颂

春祺

弟周植曾再拜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赐函请寄香港干诺道中64—65号中华厂商联合会大厦203室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4年

漱溟先生道席：

一月十四日手示拜悉，弟以业务有东南亚之行，上周始遄返香港，稽复歉甚！

垂耄之年而行气春意盎然，庆　大老矍铄，慰何如之！昨与　君毅夫妇小叙，君毅谈及方收到　大示，并承询弟近况，至感！

君毅著《原道篇》共二册，并其　令堂诗集一卷均另邮寄呈，其《原道篇》，君毅本欲题字数行，惟正当“运动”期中，恐累　长者，是以放弃，诸希宥谅。君毅又近著《孔子诛少正卯说之形成》一文，申崔东壁、梁玉绳之说，复有新见地。如认为无碍，请　示知，弟当另寄上也。侧闻全国人　大会举行在即；诸维

起居珍摄

弟周植曾再拜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

注：北京海关将《原道篇》二册没收，诗集则放行；海关为此出据通知。此事著者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表示难理解，云云。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4年

漱溟先生道席：

三月九日大示敬悉。弟以商业事务奔走南洋，昨始赋归，是以迟复，诸祈谅之，幸甚幸甚。

君毅所著乃未上达　尊览一节已电告君毅矣！前遘胡时三兄，道及

长者毕生伟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弟忆在宣南时过访小铜井尊寓，亦尝拜读数章，不悉已写成否，如已告完成，不审有意付梓否，若荷赞同，弟与君毅诸人可设法印刊于海外也，至于取稿之法当更思之。

从港澳如有所需，但请

示知，俾照办也。专此上陈，顺颂

起居珍摄

弟植曾再拜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79年

漱溟先生道席：

三月十五日手示拜悉。弟以商务去东南亚方赋归来，稽复罪甚罪甚。君毅逝世瞬复周年矣，此间颇不乏论述君毅思想之文，鄙见其中以劳思光教授（思光出身台湾大学，具睿识）所论较是的评，因剪报附呈　尊览。京都民主甫萌便夭，窃为灾民悯，为衮衮者惜，为邦国悲耳。

长者传世之作《人心与人生》关系中华文化至巨，若

长者不嫌，弟愿负责付梓海外，所以维系光大二千年来儒家道统。至于　惠交原稿或抄本，弟处有万全取寄之法，不审

长者以为然否，诸请

示复为感。多人自北来者言道，物资供应仍似匮乏。香港百货陈列，颐养所需但请　不吝见示，即当寄上不误也。时三兄吴俊升兄（前新亚书院院长，与君毅同为创办人）朱惠清兄（一浮表伯创立之复性书院董事）等均常晤谈，嘱弟致候　先生，不一一专陈。

顺颂

起居珍摄

弟植曾再拜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

赐示请寄前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0号娱乐行2楼A7室香港日本交易公司转弟即可。

周植曾致梁漱溟　/1980年

漱溟先生道席：

十二月十六日暨今年一月七日手示均拜悉。弟以商务去东南亚数星期，稽复乞　谅！吴君已返港，备道　长者关注之情，惟以有另位带路者在旁，不便尽言。至于弟再三申述之“万全取寄之法”，亦未上告，只好诿以他语矣。再有上京者弟当　拜托径谒　长者详呈“万全取寄之法”也，诸希谅察为感。手示中承见告　尊著一种（不悉为何篇）已写信　邓公，请其审阅，“如无不妥处，希望在京付印出版……”云云。刍荛之见，窃以为在高悬“坚持四大原则”环境下，思想禁区本质上依然猷昔，尊著在京出版可能性不太大，似仍以在海外付梓为得策，但亦不妨姑俟中央有了答示看情形如何，示弟再以“完全取寄之法”一次取寄也。

电子计算机不知令孙尚合用否？在香港如有任何需要，但请　示知，即当购寄不误也。

专复顺颂

起居珍摄

弟植曾再拜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七日

于香港

注：信中所说有著作一种送中央审阅一事，系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之送审，最后送审件下落不明。

此信是著者所收到的周先生的最后一封来信。此后著者始终无法与周先生取得联系，虽多方打听，亦不知其所踪。

第七辑　家书

寄郑毅生表弟　/1930年

毅弟左右：昨在平晤莘田知　弟已到教部，想一切合适为颂。漱在河南亦常回平，于村治学院之外又将兼办《村治》月刊编辑事。顷因欲调查南中乡村运动情形，特嘱宋生乐颜赴沪宁杭州各地实地访问，希　弟相机多为介引，假以种种便利方好。贵部如有关于乡村教育之办理报告或计划等件，亟愿赐示一二。又晓庄失败情形亦所愿闻。新派接收之赵君乃传与兄亦相识，弟能再加介引，俾得访问更好。又杭州地方自治学校之办理情形，弟必能详，亦乞见告，并介引直接访问为幸。兄在此情形询乐颜可知，不赘。漱

注：郑先生为著者之表弟，详见本书第104页注。“莘田”即罗常培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宋乐颜，山东鄄城人。曾入山东省立六中高中部，在此与著者相识。1930年随著者在河南村治学院与《村治》月刊社工作。宋奉著者之命往南方实地访问，“调查南中乡村运动情形”，了解“杭州地方自治学校之办理情形”等，为《村治》月刊办刊之所需。

寄郑毅生表弟　/1930年

毅弟左右：惠函收到。铨叙问题真如对张说话恐无益。张公脾气最大，不可使在位有力者与之说话。与之说话有效者莫若熊子真先生；得熊先生一言非常快当，但对熊先生亦不宜由我写信。弟揣度有此必要时，径到西湖广化寺一访之可也。村院闻有省令改组；村刊无钱难持久，而鄙意仍在此方面，不愿再教哲学。平大之农院似尚可为一作此方面功夫之地。欲托孑老向梦公言之；不知是否相宜。乞　弟先审量覆我，再去进行。手问

冬安！兄漱顿首　十一月十五日

注：“村院”，即河南村治学院；“村院闻有省令改组”，即省府令关闭；村治学院开办仅十个月即结束。“村刊”即《村治》月刊。“孑老”即蔡孑民先生；“梦公”即蒋梦麟先生；“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张公”即张难先先生；“子真先生”“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平大之农院”即北平大学农学院。信中说“而鄙意仍在此方面，不愿再教哲学”，是著者表明自己心中“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之意。而当时确有不少人问著者“为什么忽然改行的”。（见《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8页）

寄郑毅生表弟　/1946年

毅弟如晤：

漱于八日抵沪，住卫乐园七号。为奔走国内和平，全体同人（五代表）明早相偕入京，此后通信可寄南京鸡鸣寺蓝家庄十五号。内人承　介绍在北大研究所工作，据闻工作不甚相宜，待遇亦苦，已嘱其辞去，并此奉布。希　谅之为幸。手问

近好！漱顿首　廿七日

令嫒自昆明来沪，尚未见到。

注：此信写于是年6月。1946年5月，民盟总部由重庆迁南京。著者在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任务后，于5月8日离重庆飞上海，27日转往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信中所说卫乐园七号，为已故张耀曾先生（著者舅父，详见本书第962页注）寓所。“五代表”指民盟参加旧（重庆）政协的代表。

“令嫒”指郑毅生先生之长女郑雯，时西南联大西语系三年级学生。“自昆明来沪”，是候机北上；不料7月12日飞北平航班于济南附近发生空难，逝世时年仅23岁。

寄郑毅生表弟　/1946年

毅弟如晤：今日设备太丰盛，弟破费必多，甚不安。愚明日回平，后日西行，未必能再得晤面。内人留此，为精神上有所寄托，为生计上略得贴补，均〔以〕作一小事为妙。其事以教育机关（大学）职员，中等学校（初中）文史教员，小学部主任等较宜。希　弟留意，并转托各位知好同为留意是感。附简明履历乞　查。余不尽。手此奉托，即颂

日安！兄漱再拜　三月八日

注：著者参加1946年（重庆）政协会议后，于是年3月为二度访问延安，自重庆先飞北平，作三五日停留，再转飞延安，“后日西行”即指去延安。此信写于在北平短暂停留之时。唯信中“明日回平”一语中“回平”二字费解，疑为笔误。

寄郑毅生表弟　/1947年

毅弟如晤：我因二小儿培恕借熊先生钱交学费，特嘱一沪友，兑八十万还熊先生。兑款由　弟收转。今闻熊先生有离平之说，乞　弟收到时即交付小儿辈（宽或恕）手收为幸，不必退转，以省往返之劳。余不尽。即问

秋安！漱溟再拜　十月十六日

寄郑毅生表弟　/1951年

毅弟如晤：前于青年会遇到二侄女，想彼回家曾报告于

弟。我移居颐和园甚久，决在此过年再说。前以先表姑及姑丈手泽奉缴　弟处，兹作跋识，写了两次均不佳，姑以奉寄。

弟酌用之可也。弟是否亦作一跋识于后，以志我两家关系耶。

假期可来郊外游玩否？余不尽。即问　教安！漱溟顿首　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

归还扇面于毅生表弟题记

右陆荇洲表姑为　先母所书团扇面，又表姑丈郑扆丹先生为　先父所书摺扇面。先父母既故，并经　先兄凯铭装裱藏于家。愚一向奔走在外，甚少宁家，比以全国解放，自蜀中北返，春暇检理旧物，乃得见此两帧。以　表姑乙未年六月作书计之，盖五十有五年矣。此五十五年间不独大局变化不知若隔几世，即就我两家言之，从亲长以至同辈其得健在者亦唯愚与　毅生表弟二人而已，可胜感慨。毅弟早失怙恃，其先人手泽存者不多，特举此以归之，愿更垂纪念于后昆。

一九五〇年四月梁漱溟记

注：“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

寄郑毅生表弟　/1952年

毅弟如晤：闻　弟移南开任教，将于中秋后离京。确否？兹订中秋日请　弟来园一玩，即在我处午饭。久不晤，在　弟出京之前不可不一聚也。上海张三先生有到京之讯，连同丽珠夫妇一同约请，此外则无他客。专此奉约。即问

秋安！漱溟　九月三十日

注：1952年向苏联学习，实行“教改”，搞“院系调整”，郑先生由北大调往南开大学（天津），故有“移南开任教”之事。“张三先生”指著者之姨母（张耀曾先生之妹）。“丽珠”为著者表妹（张耀曾先生之女），生平详见本书第967页注。“园”指颐和园；时著者借住于园内西四所，距石舫甚近。

寄郑毅生表弟　/1955年

毅弟如晤：去年——一九五四春节未见　弟来，时以为念。此次春节原料可以见面，不意　弟日前到我家，我适又住医院去，卒不得一谈，怅怅。闻　弟视前又丰满，度身体必好。我视前加瘦，然实无病。此次入院检查三天，医生所得结论亦是一切正常。只有寻不出原因的一小毛病——前列腺肥大，其现象是小便必用力乃能解出，恒须数分钟以至十分钟之久；觅医亦经一年，迄无方法解决。好在不痛不痒，亦可听之。关于我前年（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政府会议上发言不当一事，知在

关注中。顾其事实经过以及事后自己思想上所得警觉、启发、转变，又非此纸所能罄述，只有另待面谈。或者　弟晤莘田亦可得其大略。又莘田似住北京医院中，但我在院却未看到他，不知他病究竟如何。弟诸子女想都好；惜少机会碰面。我两儿，长〔子〕培宽毕业北大生物学系（全部测验皆得五分），留任母校助教，已是党员兼青年团书记，顾年满卅尚无婚姻对象。次儿培恕仍在《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组助理编辑，年二十七，亦无婚姻消息。老人于此无能为力，颇以　弟有孙为羡也。不尽。手问

台安！漱溟　二月二日　出医院后

寄郑毅生表弟　/1955年

毅弟如晤：好久不见，未知

弟京抑在津？顷得上海一信，其中询及　足下，特转奉一阅。有空似宜去信一致问候，以慰年老人之思旧也。我一切如恒，敬想

府上一切都好！漱溟　七月十五日

寄郑毅生表弟　/1957年

毅弟如晤：久不见，时思一谈。假如有便到京，或假期回京小住，请赐电话六局五五五八号我家为幸！诸侄均住何处，请见示，我亦可与他们联系。手此即问　近安！漱溟　十一月卅日

寄郑毅生表弟　/1959年

毅弟：久不晤，切盼一谈。请于到京之日电六局五五五八我处，约期为幸。假如二日到京，三日早在颐和园会晤何如？漱溟　廿九日

注：此信写于1959年9月。

寄郑毅生表弟　/1959年

毅弟如晤：四日晤面后，我于五日晨即发一信，计应得达左右。至今未得回信为念。近阅《云南杂志选辑》一巨册，其中竟无署名“刚岳”之文字。但有署名“崇实”者，疑为镕公手笔。不知　弟曾闻其作此笔名否，再此奉询，并盼速复！手问

台安！漱溟　十月十四日

注：此信以明信片写寄。镕公，即著者舅父张耀曾先生。

张耀曾（1885—1938），字镕西，云南大理人。留日习法律，近代法学家。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国会众议院议员；国民党元老。曾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1916年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上海执律师业，1936年任救国会“七君子”辩护律师。

寄郑毅生表弟　/1960年

毅弟如晤：《文史资料选辑》的第四辑有我写《记彭翼仲先生》一文，请　弟阅正为幸。亲友中同辈人日少，弟假期到京总望有机会晤面。余不尽。即问

夏安！漱溟叩　五月卅日

注：此信亦以明信片写寄。

寄郑毅生表弟　/1971年

毅生表弟如晤：几年不通音问，不省　尊况如何？丽珠有祺春间曾一度往还，均尚好。上海三老先生年逾八旬，体力就衰，卧病少动，春间亦曾通讯。漱今移居东郊新中街七号楼一单元一层三号，虽七十有九，精神体力犹昔，堪以告慰。得便希望　覆我一笺是幸！顺颂

台安　梁漱溟手上　一九七一、六、十六。

注：1966年“文革”开始后，人际关系骤变，虽亲友往来原本密切者，亦有“几年不通音问”之事。1971年为“文革”第六年，十年动乱恰过去一半，此时人际关系仍难密切。

寄郑毅生表弟　/1979年

毅弟如晤：前者承于到京之便枉步看我，甚慰渴想。兹讣告者内人陈树棻卧病大半年，本月七日故去（已火葬）。我自己年老力衰，十分健忘，幸无病苦而已。近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函向我询问先舅张镕公家世、学历、经历、著作遗稿，及现有亲属等多项。同时张丽珠来信亦询及其先人之事。我正在草拟回答，但有些事记忆不清。弟于镕公关系深，且亦曾为任秘书，希望就弟所知开示给我，补充我之所不及。专此布臆，顺请

教安。表侄在念同候。漱溟再拜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二日

寄郑毅生表弟　/1979年

毅弟如晤：昨发一信计先达览。兹再以记述镕公之一稿奉请　订正。又附上近代史研究所来函乞　誉阅。阅后请即速寄回给我为幸！顺致

敬礼！漱溟　九月廿三日晨

寄张丽珠表妹　/1976年

丽珠妹：前得　手书，知三姨病故。姨大我三岁，当清光绪末年，砺吾先外公去世后，先外婆率诸舅姨移居我家同住（在米市胡同内扁担胡同），三姨与我均只十几岁，固朝夕同嬉戏也，忽忽不觉七十余年前事矣。大表妹自美国归省，惜不得一见。地震威胁解除，想医务忙碌略减轻乎。

有祺兄同此致候。漱溟　八月十七日

注：张丽珠为张耀曾先生之幼女，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砺吾先外公”即张耀曾先生之父，“三姨”即张耀曾先生之妹。“先外婆率诸舅姨移居我家同住”一事，可参看《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之《年谱》中1902年一节（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75—576页）。

“大表妹”即张耀曾先生之长女、张丽珠之大姐，名宁珠，早年定居于美国。“有祺兄”即唐有祺先生，张丽珠之夫婿，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寄张丽珠表妹　/1984年

丽珠表妹惠鉴：

久不晤面，敬想

教学和公务均忙，并且夙闻　大驾时常出国，不知是否在京也。愚兄今年九十进一，衰老矣。幸一身无病苦。假使得便把晤，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我的长孙（张颂华长子）五一节日完婚，叨在亲戚之末，附此奉闻。

有祺姻兄均此致候！梁漱溟拜启　一九八四年四月卅日

寄彭凤威姻弟等　/1960年

凤威弟烦转

二姊暨

汉三弟同鉴：全国政协自去年成立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有关近代史的各种资料，弟拟以翼老姻伯大人在清末所致力之爱国维新运动写出应征，甚盼

二姊　两弟各以所知见告。窃意其特有足贵者在眼睛非向上看（如康梁）而是向下看广大人民群众，凡当时如何与市民群众发生联系之处必须点出，至于其方向所指则在爱国反帝（帝国主义），改革弊风陋俗，开新风气，启迪民智，培养民德。凡有关以上各项之提倡必须点出。弟自念所知不多，恐有遗漏疏忽，希望

二姊　两弟回忆往事，逐一一列出条目。如能写示固好，否则列出条目，约期面谈亦佳。弟家电话为六局五五五八号，每日午饭晚饭前后通电话最便也。汉三如忙，则就所记忆与

二姊　二弟相印证，然后由

二弟转告亦可。时间亦不太急，总以无负姻伯大人当日苦心热情为宜。手此奉布，即问

春祺。漱溟叩　二月二日

注：“翼老”即彭翼仲先生，有六子（清杰、清颐、清恺、清亮、清超、清仁）三女（清绮、清缃、清缇）。“凤威弟”“二弟”，均指彭清颐；“汉三弟”（应为“罕三”）指彭清杰；“二姊”指彭清缃。彭清绮乃著者长兄之夫人，故信中称彭翼仲先生为“姻伯大人”。

寄彭凤威姻弟　/1960年

凤威二弟：

兹有下列各事奉询，乞便中赐覆为荷！

漱溟叩

一、《翼老五十年自述》一书，内标后庵编次，后庵之姓名人物如何，能详以见示否？

二、前谈报社印刷厂日本技工名字亦请写示！

三、谷孙先生号子嘉，然否？

四、黄秀伯名中慧，然否；其《京话报》似是三日刊，然否；其出版前于《京话日报》多久？

五、后来出之正宗《爱国白话报》，出版人丁某，名字如何？是否《京话日报》被封后他才出版？

注：以上提问均写在一明信片上；末后未署名。

寄彭凤威姻弟　/1960年

凤威二弟：

我最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京话日报》从创刊起至最后停刊止完全的一份，其他二报则尚未寻觅到。假如上海的《启蒙画报》寄来了，请即送给我看为幸。再则有两个问题奉询：（一）有人对我说济良所即设在当时的报馆南边，系火神庙所改，是否这样？（二）我们念书的学堂是叫“启蒙学堂”还是“蒙养学堂”？请就记忆所及答我一信是幸。手问　台安。漱溟　廿一日

注：此信写于是年2月。

寄彭凤威姻弟　/1960年

凤威弟：

我于本月初出京往山东视察，昨晚回京，展阅本信，知《启蒙画报》未易觅得，幸我于出京之前已经在北京图书馆资料室觅得之，虽不全，却尚存半数以上。我所写的约在一星期内可以脱稿，其余面谈，不尽。手问

台安！漱溟　三月廿日

注：此信是写在一明信片上的。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的一年，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至外地参观考察。著者参观考察了鲁西的菏泽与郓城，以及邹平县。这些地方都是他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时工作或多次去过的地方，可说是旧地重游。

寄树棻夫人　/1945年

树棻夫人：

自从前得你一封信后，我即去成都，今由成都回来，尚未收见你第二封信，甚为系念，不知丧事是否已办清楚，我续五万元是否收到，是否还缺钱，望速复函告我为盼。有信可寄三百号罗子为转我。我亦许要去昆明。北平培修有信来问你，因为他们已经从报纸上看见你到北平了，你速去看他们为好。余不尽。速速写回信。祝你平安！

漱手字　廿六

注：此信录自互联网。信末只写有“廿六”二字，无年月。从内容看，似写于1945年11月至12月间，即写成于政治协商会议（重庆）筹备时期。信内写“有信可寄三百号”，按即重庆国府路三百号——当时民盟总部所在地。信中说，“他们已经从报纸上看见你到北平了”，这表明此时树棻夫人方从广州飞抵北平不久，也就是11月下旬前后。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我已于八日午后到上海，尚无确定住处，昨夜借宿职教社楼上。此地生活太高，而大局又不定，是否久住，不能说。我亦许去青岛，看看，但亦不定。我临来之时，已交十万元与席朝杰，令其兑给你，收到后即来信告我。信寄卫乐园七号张佩芬女士转。此款给你用及移居南宽街之用。二妹用我们的钱，不要还，切嘱切嘱。

余不尽。

漱白　五月九日

告知修、忠等，我来上海了。

注：1946年1月底，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五项协议后，中国政局有望从此步入民主宪政的坦途。可是仅过三四个月，蒋介石又点燃战火，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并将进而全部撕毁政协五项协议。此时，民盟必须挺身而出，维护政协协议，而此时民盟工作正无人主持。经民盟几位负责人共同推举，著者出任民盟秘书长一职，只得暂时放弃脱离现实政治，从事文化研究的打算。1946年5月初决定后，8日自重庆飞上海，然后转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此信是到上海的次日所写。此时树棻夫人在北平。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顷经决定我等三人明早一同入京，努力和平运动，以后通讯可寄南京鸡鸣寺蓝家庄十五号（同盟办事处）。北大研究所工作不合适，可即辞去。我已函郑毅生矣。你不同小青来京亦好。南宽街房仍要交涉。我已函王捷三。培忠已回平否。望培修来信。

漱　廿七日

注：著者所写《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中说：“这样，我就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责任，又投身于两党和谈了。5月初，肯定下来，于5月8日就离开重庆而飞上海，过几天才转到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据此推算此信写于1946年4月27日，寄自重庆。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前托李仲霑兑十万元，应不致有误，试询之李家可也。前闻宫门口的小妹出走，不知近日回来否？念念。我亦颇想回北平，惜一时无可能，奈何奈何。七月底你的工作结束后，家中事似可自己料理，不用工人。培昭及艮庸到北平后，他们亦只有自己作事，不能用人。但我此意只是一种提议，你们大家斟酌可也。小铜井有我们的家具，可取来用，其中有些贵重的，如红木穿衣镜之类，不知尚存有否？假如有，宜加珍惜。缨子胡同楼上所存之物，培忠、培昭宜往清理。此寄

树棻夫人

漱溟　七月廿二日

注：此信写于著者在南京主持民盟总部两个月，正当参与国共和谈极紧张之时。也正是此刻，两位民盟中执委李公朴与闻一多教授，在昆明五天内先后为国民党特务枪杀（7月11日、15日）。著者除代表民盟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外，正准备赴昆明调查这一政治谋杀案。

从此信内容看，他在忙于盟务外，对抗战中别离多年的亲属极为系念，对留存于北京旧居内有保存意义的若干物品的现状也十分关心。有一套红木家具，那是先母在1930年前买下的，虽是拍卖行中的二手货，却相当完好。（可惜，“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抄家，这些红木方桌、条案、茶几、大小坐椅、方凳等，全遭肢解，成了一堆木棍与木板了。）缨子胡同楼上所存之物，著者特意叮嘱“宜往清理”，是指昔日所存旧书、个人笔记手稿等，其中包括著者青年时期闭门研习佛典时所写的日记、札记，及在北大任教时所写的讲义文稿等。这些书稿在日军占领时期就已被房屋看守人当废品卖光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寄树棻夫人　/1946年

树棻夫人：

廿五日函收阅，我给你的信已经很多，为何还要催我写信？你不要瞎着急害怕，好似有神经病一样。我是平安的，永远平安的，任什么事亦不会有，你放心睡觉好了。我或者去昆明一行，安慰安慰那边的人，不多日即回来。我去时由政府派一秘书作随员照料一切，自己亦携带一人同去。你七月份结束后，不要再出去工作。关于忠、璐、琛等的生活和功课安排，告诉忠及修给我来信，此信亦给他们看。培宽在重庆投考，考完再来北平。现在没有飞机，前次信已说过了。余不尽。

漱手字　廿八日

注：为调查李闻二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案，8月初著者将自南京飞昆明，此信即写于去昆明之前几日。国民党拒绝派人共同调查，只“由政府派一秘书作随员照料一切”。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将同行，故说“自己亦携带一人同去”。

此时李闻二人遭暗杀事发生不久，夫人难免有草木皆兵之感，因此信中安慰夫人说：“我是平安的，永远平安的”。1939年于山东敌后，为日军包围时，1942年初乘小木船自香港潜回大陆途中，著者均镇定自若，处之泰然，安全脱险。著者尝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见本书第1033页，《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寄树棻夫人等　/1946年

树棻夫人并转

大嫂暨昭侄同鉴：关于晓青、培修两人婚事，家中人都已晓得，且大都赞成，愚原可不赘，顾亦不妨简单言之。晓青为吾妹之子，培修为吾兄之女，二人皆各长大，而稽迟未婚，是固

先兄亡妹未了心愿，而漱所不能无责者。兹幸大难之后，彼此重聚，青则视昔益见恂谨而有志，修则视昔益见明慧而达礼，家中人不期而然地都觉得二人适相匹配，而二人亦恰于此时情意投合，则良缘信乎其为天成也。此不独吾之责任可释，抑更有厚望于二人者，即此一新家庭必能传吾家之优良传统也。吾家之优良传统为何？在个人自己则有志，在人与人相与之间则有礼是已。凡人能知自爱，知道向上，即为有志。能知道爱人，知道尊重人，即为有礼。青与修于此庶几知道了，则必能传之于其后，是则吾所望也。二人婚礼之举行原可俟大局平静以后，然近日以来和平益觉无望，乱离之世，难为从容之计，吾决定为彼等提早举行，谅

大嫂亦必可同意。所有应行商量事项，即由　大嫂暨树菜夫人昭侄与青、修（共五人）等共商办理，不必等候我，我能赶来自必赶来。值兹兵戈满地，人民都在灾难之中，我们虽办喜事亦不容享乐，又物力艰难，纵我们有钱亦不容浪费，而况吾两家此时（比之过去若干年）适为手中最无钱之时，卖去大批东西办喜事亦来不及，则事实上亦只有一切从俭与从简而已。婚礼为礼文之一种，礼文出于心而形乎外，又以形于外者引出其心。礼文粗简即为心之贫乏，本来是不好的，然心之所有不外当前情境，离开当前情境，与当前情境不相调和的礼文，又陷于无心肝。故有时礼文简缺，恰即是礼，如吾人今日是也。青给修信中曾具体说出他所设想的婚礼，大致可采，仍候青到平后五人共同商定之。证婚人已请徐冰先生，他原是我的朋友，不是外人。我想十之八九我可以赶到主持，万一届时不能赶到，则亦想不出来哪一个人可以代我。如上斜街宫门口大叔二叔自然都要请到观礼，但都不能代替我，故我以为除某些事由树棻代表我以外，不再托什么人。（在婚礼中我出十五万元，树棻手中有现成东西再送一点。）其余问题，问我再答覆。此不尽。手问

全家俱好！漱溟手白　十月十五日

注：徐冰先生，五六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信中说“他原是我的朋友，不是外人”，这不是出于客套，因为著者从不说违心的话。

寄树棻夫人　/1947年

树棻夫人如握：

我提早回川，约六月三日即离京飞渝。你收到此信，即不要写信来了。见面非远，此不多及。

卅六年五月廿八日　漱溟

注：1947年4月中旬，夫人已由北平飞至重庆与著者相会同住在北碚。此信是由南京寄至重庆的。著者1946年11月初辞去秘书长职离南京住在重庆北碚后，第一次出川到南京。这是因为国民参政会将于5月下旬召开，而民盟为呼吁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决定在会上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要求根据政协精神，重新召开和平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党派纷争；同时要求保障人民自由，尊重人权等。为此，民盟决定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不出所料，因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决心打内战，此次呼吁和平全无作用，故说“我提早回川，约六月三日即离京飞渝”，又回北碚了。

寄昭侄　/1970年

来信祝寿收阅为谢。全国政协为我寻查一九六六年抄家所失物资，最近查得一些，发还一些，如写字台、书架等等。但无书籍、文稿，无衣服。或者寻不到，或者在审查中（如文稿）。却有些杂乱字纸和日记本因漏雨湿烂在地者则听我收取。因此亦检得一些有用文件和可用之纸张，如此次所用信封即其一也。但与我一同学习的委员则其被抄物资尚无任何消息，其待遇不同如此，亦莫名其妙。最近颂天从北碚来京看我。他一九五九年来京一次，今已十年矣。他从中学退休后（他仍住在原址原屋内），每月仍有七十元待遇，积蓄为路费，出来看其在江西的次子，在天津的长子，在南京的长女，末后到北京的。现在他已出京去津，然后回川。在京借住朝杰之子席廷铭家，无他熟人在京可借住也。我近续写《人生与人心》一稿。余不尽。漱手字　国庆后十天

注：昭侄即梁培昭（1906—1985），字君明，著者长兄之次女，黄艮庸之夫人。此时黄先生夫妇二人仍在因“文革”初被遣返广东番禺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中。“颂天”，即云颂天先生。“从中学退休”，中学指重庆一百二十中，即原勉仁中学。云先生在1970年9月初到京，拜见久违十年的老师后，多次晤谈。据著者当年日记，国庆后一日师生二人曾同游西山八大处，在第二处共进午餐。至11月初又相会于北海公园，“为之谈佛法”。

寄昭侄　/1972年

顷间收到昭侄来信，兹分别答覆如下：

（一）关于黄玮结婚事，我有一信给他，你们看后转去。同时即速将地址开给我，我将兑六十元给他，为婚后添置衣物之用。

（二）关于昭侄日常生活，我有些嘱咐的话。这话可从我的精神身体状况说起。我现在身体这样好，全从精神好而来。我思想通畅，丝毫没有什么窒碍迷闷之处。同时精神振作，有用力的方向，有充分信心地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饮食起居有节制、有规律（饮食要少不要多，完全素食），同时身体有每日一定的活动，不偏于用脑。心气很壮，便把身体带着健康起来。我非要昭侄学我，此非昭侄所能学。但要以心（即精神）带动身体则是一条不易之理。你终日忙忙碌碌于琐碎事务，心要超出来，不要埋头去干活。此须于人生有较深较高的认识，而后心境才得超脱旷远。我写的《儒佛异同论》之中有些对人生的说法，你可以把它作为问题去思索玩味，求其理解，当能有助于人生的认识。认识人生在反身而体认之。一昼夜廿四小时必须有心静之时（或静息或静思）。如此才能渐渐养成手脚干活时而心能超出来。此外可以寻陶诗来看，亦能养心。心得其养，自然身体会好。政治问题难望解决，置之度外可也。《儒佛异同论》艮庸手中有存稿，陶诗可设法觅借。艮庸的心境，我能了解，不需要我说什么话。但望他能帮助培昭耳。

日内提取一百元存款，以四十元兑你们，六十元寄玮。余不尽。漱手字　一九七二年六月卅日

树棻附笔致贺！

注：“黄玮”，梁培昭幼子，时在新疆。“政治问题难望解决”，指梁培昭1966年以“现行反革命”罪从北京被押解回广东番禺乡间接受监督劳动事，至写此信时，仍未得平反。

黄玮是1956年农业技校毕业，主动要支边去新疆的。当时边疆缺少青年干部，方到伊犁即调去任青年团的领导职务。转过年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因言获罪，被送去充煤矿工人，劳教约十年。期满后重操旧业，在公社任农业技术员，方得谈婚论嫁，有成婚机会。故信中说兑去六十元，“为婚后添置衣物之用”。此信后半部分，从个人经验，从道理上，一再申说“心得其养，自然身体会好”之理。此处所谈养生之理，都是个人经验所得，简要易行。

寄昭侄及黄艮庸　/1972年

六月十六日回我信收阅。我的生活也是天未明即起，午饭后小睡。身体常活动锻炼，精神至佳。起床即工作，写《人心与人生》一稿，已写成十五章，近十万字。此书之作发于一九二七年正月。当时曾为北京学生寒假讲演会讲过半部（学生会派人请我讲演，我答应讲一个月，即以此为题。但虑听讲人不能坚持一个月，特提出售听讲证的办法，每人收费大洋一元，计售出一百十多证）。后来在邹平还讲过此题，现存有颂天笔记两本。何以艮庸竟误为《人心与人身》？艮庸遇事每每有这样模糊不明确的毛病，实为可惜。一九六〇年开始正式着笔，全不用旧稿。至一九六六年夏写成前七章，突遇抄家之事，手稿及储备资料尽失，无法继写。一九七〇年乃重理旧业，至今两年半，续成后八章。从一九二七至今四十五年矣。在我有生之日必须完成此书，大约尚需二至三年时间也。此书写出，今生大愿乃了。最近在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均在北京医院仔细检查身体一次（此因党内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级同志相继身故，均由于心脏病失于事先检查防备，引起中央注意，特令普遍检查；重点检查心脏）。据检查结果，我要算最好的一个人。血压完全正常，不高不低。血管硬化问题只轻度硬化。在心电图上显示心脏有力，同年轻人一样有力。我自度可再活五六年。假如到九十，那便算多活了。再多亦无所取。无疾而终，最好了。漱溟手布　六月廿日

注：著者于此信中叙说：“天未明即起”，“起床即工作，写《人心与人生》一稿”，因为这是他个人“有生之日必须完成”的任务。末后表示，“我自度可再活五六年。假如到九十，那便算多活了。再多亦无所取”，一副旷达心情表露无遗。

寄昭侄　/1972年

一月十六日信收阅，得悉一切。关于培昭问题是否平反，大约今是最后决定的一年了。板桥三条八号房屋改建，街门已经改成山墙，没有这个门牌了。你们的东西转移何处，不得而知。此亦不是计较之事。只在政治上是否要求平反，还是一个问题。（艮庸不算什么问题，且全随着培昭问题的。）此问题全看昭侄自己决定，而帮助培昭思考的自然是小琛。我于此全无定见，无主张。不过观察大势，今年不解决，就更无机会耳。假如想解决，非昭侄自己来京不行。京中政治上、社会上的气氛和形势，已经把过去的事当作过去了。例如马仰乾的问题，即令他自己来京亦无法解决。（其旧居房屋亦改建，东西不知下落。）因为当初的农业部已不存在。人员下放外省，档案早无从查找。新街口派出所虽然换人，档案可能寻查，街坊四邻亦还可资左证，这是与他不同的地方。至于是否果能平反，那另一个问题，谁能料定？就我所闻知，有不少人家被抄家的东西在发还中。例如鲜家同我一样，发还一些空箱子家具，没有衣服等物。而在物质上、政治上仍然搁起的人家似乎更多也。来信有“京中亲友均好”的一句话，其实自六六年至今多半不见面了。例如晓青培修一家人即是如此。修侄之母近一年来过了多次。培忠最近来过一次，如此而已。谦之在医院病房，我昨去看一次，似一时无生命危险，然亦难痊愈。低度发烧久久不退，且医云无退烧把握。雪昭常来我处帮忙，他用我的钱已从两千元向三千元迈进了。他无可奈何，我亦无可奈何。

漱手书

注：“板桥三条八号”，即北京新街口北板桥胡同三条八号，为梁培昭被押解回广东前在京住处。“谦之”，即北大哲学系朱谦之教授。

此信推测写于是年二三月，因信文的首句为“一月十六日信收阅”。信中谈及梁培昭“平反”问题时说“今年不解决，就更无机会耳”，因为1972年只是“文革”的第七年，浩劫何时结束，尚不可知。

寄昭侄及黄艮庸　/1972年

十月廿日回信今日接得。你们既然要来京，宜充分准备。除函民盟外，亦同时函告新街口派出所为好。两人来京路费共需多少？一百二十元够不够？到京以后的用度不成问题。渊庭尚在三不老大楼的一楼四层住，可写信与他联系。但秉华似未在京耳。假如到京即有落脚处似比觅旅店为好。雪昭住松树胡同人民银行宿舍201号。晓青仍住德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皆可先联系。从广州北来的火车车次可电知他们接站。漱复　廿四日

注：“文革”前，黄艮庸为民盟中央委员，在民盟总部工作，偕梁培昭住新街口北。据《梁漱溟日记》（1972年11月15日）：“艮庸、培昭到京，晓青引来叙谈。”六年“监督劳动”至此结束。

寄昭侄　/1982年

昭侄如晤：托人带来鲜荔支收到了。甚谢，甚谢。苏东坡有诗云：“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苏是因罪被谪贬到广东的。岭南者大庾岭之南也。美国学界原邀我去讲学，最近因有林同济教授被邀讲学，在正讲演中晕倒身逝。林年纪七十余，而我即将九十。他们深恐出问题，遂不敢邀请了。其实我身体无病，三五年内当安然度过也。

你身体想好吧？古语云“含饴弄孙”，〔你〕还有不少外孙呢。田慕周去四川，曾见到培志，她兴趣尚佳。她长子闻已调来北碚，但详情未悉。你们曾通信否？漱手布　六月廿九日

注：“培志”，即梁培昭之大姐，著者长兄之长女，生于1906年，故于1984年。随其夫黎涤玄（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住重庆北碚，因身边无子女，得将其长子由贵州调至北碚。其次子因车祸1978年已身故于哈尔滨。

寄昭侄　/1984年

琛转你母亲：

培昭侄如晤：顷接云颂天（已故）之子云秉心来信，乃知你姊培志既已身故三个月了，而我处尚未收黎涤玄及其家属来信报告。培志长于你一岁，应是七十八岁。附白者：我身体如常，无病苦，只是有些老糊涂。培宽培恕两家人均各如常。培宽长子钦元在五月一日结婚了。余不尽陈。二叔手字　一九八四年六月廿二日

附上云秉心原信（附信缺失）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68年

君大　德惠同览：来信阅悉。一九三二年之事我还可以记得。其时赶巧我在南京，而李济深陈铭枢亦正在南京，天天见面。闻讯后即请他们急电何键保释。电文是由李陈二人出名或李一人出名则记不甚清耳。大约电到即得释也。一年来京中情况书札难以尽之，俟诸面谈可耳。我身体精神顽健如常。虽已七十五岁实与五六十岁时无两样也。晓青、德心各约一年未见矣，因而其情况亦不详。宽恕两儿隔十天八天总可一见。他们都好。如此而已。其他不尽。信到即覆。顺问近好。

漱溟

七月六日

我每日必行体育活动，必读书写作，……（下缺）

注：梁君大，名培伟，湖南湘潭人，为著者族兄梁焕奎之嗣子。邹德惠为著者大妹之长女。二人早年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于湖南长沙被捕。信中所说“一九三二年之事”，即指此。著者得知后即设法营救。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虽至亲亦极少往来，以避免为他人招来麻烦，故说“晓青、德心各约一年未见矣”。

寄君大侄　/约1980年

君大侄：我写的《辟园公传略》，没有写完，后半写不下去，因为许多事不清楚。可惜君恪身故，缺乏资料根据。兹将我写出的一部分，随函寄请阅看，希望你就所知写示于我。据我所闻，华昌兴起得力于购得炼锑权于法国，其购资则为（山东）袁世凯（湖北）张之洞所资助，居间介绍者为杨度，资助之款后皆归还了。华昌失败因李国钦舞弊；李是梁家女婿。希望你提供资料，由我来写，如何？余容续谈。漱溟手白　三月三十日

注：“君恪”，即梁培肃，为著者族兄梁焕奎（辟园）之长女。“华昌”即华昌炼矿公司。“炼锑权”指炼锑技术专利。关于华昌炼矿公司，可参阅《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一文（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辟园公传略》即1981年写成之《梁焕奎事略》（亦见全集第七卷）。

寄君大侄　/1980年

晓青交来君大信收阅。信中所云《湖南历史资料》拟将我某一篇纪录刊出问题，征问我同意。我同意，希　转复可也。信中又云湖南博物馆举办书法展览拟索取墨宝于我。请转答：我自幼不屑为临池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法不加理会，旁人或指目我是学赵子昂，或指我是李北海一路，实则安得有闲空及此邪！我少年时便想出家为僧，至今仍然是一佛徒。一生虽多转变，却万变不离其宗，总在“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八个字，既狂又狷，盖时时多自悔自责之事矣。凡此不足为外人道，偶为吾　君大一发之而已。中央政局稳定而有新气象，衰年如我亦乐观。但脑力体力大不如前，甚愿减少外缘耳。老朽手覆（印）一九八〇年三月廿八日

注：《湖南历史资料》应为《湖南文史资料》。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80年

君大德惠同鉴：

来信经培昭交我阅过。我手中原存有我辟园先兄生平经历记略，均标有年月，因此就准备写一份《梁辟园先生传略》，用我的口气，用语体文，供修史者采用，采用时尽可删略。我原稿则由你们保存之。先兄有才识，为当年历任巡抚陈宝箴、赵尔巽、俞廉三所信任。但赵俞二人孰先孰后则记不清。我今此信一则声明我写传略备用，一则请查明赵俞任职先后告我。其他容续函不尽。顺问

你们一家均好！漱溟白　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

寄君大侄　/1981年

君大七月九日信阅悉。德惠被自行车撞倒，腰椎受伤，甚念念。昔年章行严先生在京亦曾被一自行车撞倒，以致左眼珠斜倾，在医院治疗经月乃愈也。侄痔病切除甚好。先父先兄均曾病痔，独我无此病。俗有十男九痔之说，人皆为我庆幸。来信云旷裕沏研究元史，元史最难研究，独柯绍忞治元史有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特赠以博士学位，此五六十年前事也。根据族谱，我们先世是元朝皇室，留滞中原，冠姓梁，久而汉化者。余不尽。即祝

一家安善！愚叔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

寄君大侄　/1981年

君大侄如晤：

前闻德惠甥伤足，近想痊愈为念。我为辟园先兄写传略，动笔以来几近一年，屡作屡辍，至今仍在开头，距写成尚远尚远。因我年迈脑力衰损，又加随时有多事牵扰，但觉此事是我此生必须负责的事，时时将有关资料放于案头。今天取出你所来信阅看，内有“初步约定要四万到六万字，二月交稿……”的话，似乎内容不少事实，可供我参考或补充者。你能有便来京面谈或录示寄来乎？专此奉询，不尽欲宣。

顺问

一家俱都安善！漱溟手布　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

《湖南历〔文〕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〇年）记得是你寄来给我的，甚有用，假如尚有其他文件可供参考者均希注意，特别是华昌公司的事，我所知甚少。君恪处的文件资料尚可得否？

寄君大侄　/约1982年

七月十九日回我一信收阅，分条作答如下：

（一）我所写那份《辟园公事略》，只是资料供给修湖南省人物志者参考采择，其中一些评量的话代表我个人的识见，采择与否其权在他们。

（二）我此稿只是就往事写出而已，至如辟园公平素生活行事、待人接物的细节以至晚年趣尚等等，你比我清楚，我说有待你补遗者在此（不必定送人物志）。

（三）寄来的李自强稿对于我拟写三兄行述有用，甚好。我生活在清末民初，亲身经历许多事。他研究近代史我可供给真材料。

漱溟

七月廿一日晚

德惠身体情况如何，在念。

注：此信约写于1982年或1983年。“三兄”即梁焕奎之三弟梁焕彝（鼎甫），详见本书第1000页注。

寄君大侄、德惠甥　/1982年

君大侄

德惠甥如晤：日前承

电贺我生辰，为谢为谢。我身体衰老，幸无病苦，可以告慰亲友。兹值友人傅春华返长沙之便，托他带上有关辟元公生平资料一大包，希　妥收。我初意拟写《鼎甫三兄行述》一文，今自度精力不济，只好作罢。所有鼎公的资料一并交回老侄保存。其余不尽欲宣。便中希回信以近况告我。顺祝

俪安！漱溟手布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于北京

寄君大侄　/1983年

先兄鼎甫公，朴诚长厚，接人待物蔼然可亲，体力既强，一生治事勤恳踏实，从不惜劳，不由学养而自然近道。吾尝发愿为公撰述行状，资料在手，顾稽延未着笔，忽忽不觉迟暮，九十之年自叹精力就衰，难为综核之文，但愿培伟贤侄宝此资料，垂示后嗣，是所至嘱！族弟漱溟识（印）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北京

注：这是著者为所写的有关撰述族兄梁焕彝行状的资料题写的附识，附识中写明，“愿培伟贤侄宝此资料，垂示后嗣”，故以此资料寄君大侄收存。梁焕彝，梁君大之三叔，曾赴日、美、英等国习采矿冶炼，其兄弟五人同力创办经营之华昌炼矿公司，首先发现华南一带钨矿。可参阅《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一文。

寄君大侄　/1983年

来信收阅。所谓轰动香港等地的文章，又传至台湾，乃至美国芝加哥者，兹将原件（刊出之件）寄阅。阅后妥邮还于我。台北报刊有删节，美国华侨有讥弹之文，经人寄来我阅，不足计较。

你们阅此件即速邮还于我，至嘱！

其余不尽。德惠好否？

漱溟手复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四日

寄德惠甥　/1986年

德惠贤甥：顷得来电，惊悉君大侄逝世，曷胜哀悼，殊不料想他竟先我而去也。他世寿既逾七旬，儿孙辈俱成长，能继承家业家风，亦可无憾矣。我今九十有三，精神体力俱衰。培宽培恕各有工作，各有家室子女，但轮班来陪伴耳。青甥适不在家，而出游黄山，彼等及得心甥均不知你处消息，无由致慰。我唯望你节哀顺变，保摄身体，是祷。余不尽宣。漱溟手复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

寄晓青甥　/1930年

（上略）

我十六七岁（二十岁时又热心社会主义）时如汝今日者，最嗜言政治，慷慨大言救国，于世俗之好，未能真淡于心，而恒矫然有以异于流俗。往事汝不及见，且言今日事。我今日若没些狂者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我十三年赴曹州办学，比今日苦多，又曾写信回来，惹得二姊大哭。）若非别有原因，元宵前尚不肯回家（非不想念家人）；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肯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几块（包厢十块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古人愿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文正公）。又有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顾亭林先生）。我亦有些像这样，尚不大恰合。我只是被自家少年来一些狂志大愿鼓着向前，而耳闻目见，又刺激自己向前；大家朋友又牵率拥着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对这民族文化之毁亡，民生之惨祸不肯暝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这口气也。

（下略）

注：此信摘录自《邹平漫忆》一文（作者朱秉国，载《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4年8月，五卷六期）。文中引用了此信中这段文字，并说这是“先生十九年三月九日灯下写给他外甥的一封私信”。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此时著者正任教于河南村治学院。信中说“此外县野乡”，即指当年学院所在地河南辉县百泉镇一带。邹晓青，著者大妹之长子；“外公”，即梁巨川老先生，为邹晓青之外公；“二姊”即著者长兄之次女梁培昭，邹晓青称之为“二姊”。

寄晓青甥　/1951年

青：你不够了解我！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譬如我文内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要无非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坚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责任心了。在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像小资产阶级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党人的仇恨反抗情绪，在我这里如不能说完全没有，亦只是洪炉点雪。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的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其最要紧的事来作。类如：抗战之时，莫要于团结，就致力于团结；当建国之时，莫要于和平，就致力于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一九四六年一月底），而事情有比参加政府更要紧的，马上就转移其致力之点。或一旦料知和平无望（一九四六年十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装反蒋更要紧的，同时自己又不赞成武装斗争，亦就马上转移其致力之点。总之，从来不作第二等事。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作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作；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之降命，而正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离开这个有特殊任务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这是不免于自大的；这样说话是难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难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觉得我不会死。特别是像香港脱险之时，那时《中国文化要义》还没有写出来，万无就死之理的。现在虽然不同那时，然而亦还有没有作完的事（非我作不可的事）。这话不对旁人说，但对你却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说我说大话。

漱溟

十月廿一日

注：此信据著者自留底稿抄录。底稿有批注：“邹晓青为吾妹新铭之子，1938年随我到延安，即留于延安学习，参加工作。”“此为原信底稿未写完。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三日（梁漱溟印）。”

又，信中写道，“譬如我文内说……”，此文即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发表于《光明日报》（1951年10月5日），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此文发表前曾寄邹晓青，一是求其了解，二是听取其意见。

寄时清甥　/1977年

时清贤甥：

我许久前，曾写一信寄你们，竟被退转，批云：无此人。今向马仰乾先生查询地名，再写此信探问，希望得你回信，述说你们近况。我近年写成你父亲一生传记，要寄给你们，必先得你确实地址，方好投邮也。其他不尽。即问

你们全家都好！

梁漱溟手白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注：伍时清为伍庸伯先生之长子。

寄时清甥暨荫祺甥妇　/1978年

时清甥暨荫祺甥妇同览：回信收得甚慰。今将我所撰令先君传略一稿的抄本寄给你们阅看保存，如其看了有什么意见亦希写来给我。我以一八九三年生于北京，现年八十五岁，一向少病，唯近来大见衰老，亦自然之势也。政协委员待遇甚优，但与培宽培恕各住一方，不得儿辈照顾是一缺欠。培宽在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住家西郊北京大学校内，有两个男孩。培恕在国际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住家北郊和平里一区五楼，有一男孩一女孩。他们生活学习情况均好。惜培宽有肝病已三年，请假休养中，工资打折扣，亦少来看我。恕所居离我稍近些，时常来看我。他的健康亦佳。据我从前印象似乎鹤年聪明可爱，隔别多年，不知其学习工作如何。懿珍处我曾按照旧地址（九龙新荃街B座63号四楼）寄发一信，未得覆音。你知其确实住址否，余不尽。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漱溟（印）

注：“令先君传略”即著者所作之《伍庸伯先生传略》一文（见《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懿珍”为伍庸伯先生之女，时清甥之妹。“鹤年”为伍时清之次子。

寄时清甥　/1982年

时清贤甥：积年不见，敬想

你全家都好，为祝为颂。顷收得你转来懿珍赠我衣帽等件一包，除函谢葆炎懿珍夫妇外，特此鸣谢于你！你夫妇暨儿孙辈都好吧。希望你来一信叙述各儿女情况，慰我思念为盼！我处情况如下：培宽在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其子钦元，卒业于轻工业学院陶瓷系，分配在京工作。培恕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其子钦东在浙江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中。我自己今年形寿九十，一身无病苦，但衰老了。假如有机会，希望见面一晤，畅述一切。手此布达，顺问

新春百益！ 梁漱溟拜手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注：“葆炎”为刘葆炎，伍懿珍之夫。

寄时清甥　/1984年

时清贤甥如晤：

久缺音问，时在念中。年前懿珍夫妇从香港来京游览，曾得欢聚，略悉吾甥情况，为慰。顷承惠寄衣巾鞋袜电笔等多件，甚谢，甚谢。余一身无病苦，唯衰老耳。近照一帧附函内，希收入以当晤面。专此申谢，顺祝

全家安吉！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四年一月于北京

寄时清甥　/1984年

顷收到伍时升撰写的《伍观淇先生史略》一文，内容多是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他于庸伯先生事迹略有所闻，却非真知道，特别是他敬爱庸伯先生，崇拜庸伯先生，而实不晓得庸伯先生的心愿所在和脚踏实地的行事。他的文章错误甚多，不能用，以免以误传误。当年真知道庸伯先生者唯李任潮和冯祝万耳。我撰写的《伍庸伯先生传略》一长篇，系搜集许多资料，访问许多人（其中有随侍伍先生身旁多年的人，例如马仰乾，可惜马先生故去了），费了几年功夫考证而后成。这些资料（内有伍先生亲自讲《大学》和《孟子》的文稿和我们几个人听讲的笔记），他年将公诸于世。

懿珍葆炎前曾来北京聚晤，闻将去美国看儿女，未知成行否。鹤年将到京，甚愿知道你们一家的情况。中央的政策湛江将有大发展，你们必然晓得了。余不尽言。漱溟手白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五日北京

注：“伍先生亲自讲《大学》和《孟子》的文稿和我们几个人听讲的笔记”，均已整理成《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伍庸伯先生传略》即附于此书中。此书于1988年曾由巴蜀书社出版，2016年又由商务印书馆以简体本再版（书名《儒家修身之门径：〈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

寄时清甥　/1984年

时清贤甥如晤：

顷收到邮来包裹大件，内写明“广州市恩宁路吉祥坊二十号伍懿珍付”字样。包内衣物等，惠我甚多，感谢，感谢。即希贤甥转致葆炎夫妇我的谢忱为幸！我笑令兄时升捕风捉影张冠李戴者，指他误以蒋介石的事为孙中山的事，其详情非笔墨所能叙明，不必谈了。鹤年尚未见到。我连日开会忙碌。不尽欲宣，手此布复。顺问

合家均好！

漱溟手复

五月五日

我原名“焕鼎”，字“寿铭”，现在通用“漱溟”二字是笔名，写“寿民”亦无不可。

寄懿珍甥　/1978年

懿珍贤甥：

自一九七三年四月收得你回信，叙述你母亲逝世情况，嗣后久久未通讯，不知你们住址有无迁移改变，特先寄此笺探询，希望你回我一信。因我写出你父亲一生事迹一篇长文，待知你现址后再行封寄。

葆炎甥婿及

你们全家子女都好！

漱溟手启

时年八十五

寄志昭两侄及宽恕两儿　/1938年

志侄昭侄并转宽恕两儿：

我于一月一日乘飞机到西安，五日赴陕北，路上奇冷，廿五日反回西安，廿九日赴开封，卅日即旧历除夕深夜到达，住河南旅社，即如此过年矣。二月二日赴曹州，四日南来，五日到徐州，约住一星期仍回武汉。我前托银行兑上二百元收到否。汝等生活情形如何，可写信告我。信寄武昌即妥。余不尽。即问

大家均好。漱手字　二月八日

黄宝善回到北平否。大姨（伍太太）回南否。

注：此信写寄于徐州旅次，这时著者方访问延安后不久，宽恕二人尚滞留在日军占领下之北平，随志昭二侄生活。国民党政府此时已自南京撤守至武汉，故信中说“仍回武汉”。“志侄”即梁培志，“昭侄”即梁培昭，“大姨”即伍庸伯先生之夫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时，尚滞留于此，不久后返回广东。

寄宽恕两儿　/1939年

宽恕两儿：

前自西安洛阳所发之信当收到。我们在此已多日，因黄河北岸敌人甚多，不能通过，等候机会，等了很久。

在此等候之中，我们到洛阳附近游玩。先到“关帝冢”，离洛十五里，是关公的头经孙权送给曹操，操埋葬在此。前面是大庙，后面是坟，殿堂树木都很好，我们向坟前行最敬礼。

从关冢再过去十五里便到伊阙龙门。伊是“伊水”，阙是大山中间断开，像一个门，伊水从中间流通过来。龙门就是西边的山。山崖有唐代刻的佛像，小的很小，有好几千，大的很大，有九尊。我在释迦佛前照一像，是张云川先生照的，佛高于我的身约廿倍。佛像甚好看。

我们明天要走了，是从洛阳到襄城，换船经郾城、周家口，到阜阳，随于学忠军队同行，何时到山东，不能知道。

父手字　三月十七日

注：著者于1939年初自大后方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往华北、华东敌后巡视，途经皖、苏、豫、鲁、冀、晋六省，出入敌后游击区者八阅月。此信即写于途经洛阳，短暂停留后，将往襄城、漯河、周家口等地时。

寄宽恕两儿　/1939年

宽恕两儿：

我们自河南漯河、周家口，乘船到皖北阜阳（都要看地图才行），从阜阳即与军队同行，我骑马，有时亦步行。因军队人多，走的慢，每天不过七十里，并不累，身体却因之甚好。但脸色红黑，是风吹日晒的原故。

我的随行人员现在是六个人，一是艮庸，二是王靖波，三是王福溢，四是翟茂林，五李健三，六张荫平。翟是邹平研究部毕业生，作过游击队长。李是河南村治学院毕业生，亦带过队伍，都很好。张是王靖波的朋友，自洛阳跟我们同行。他们招呼我都很周到，并且翟李张三个人都佩带手枪，随侍身边。六个人都穿军装，为是行路方便，只有我一人便服。

路上有敌军伪军阻截，所以迟迟不得前进。到山东恐怕很晚了，那么，回四川更不定在何时。关于宽儿升学问题，富先生张先生当能决定，不必待候我。

父字　四月七日

注：此信写于著者赴敌后巡视，初入游击区途经安徽蒙城之时。据《敌后游击区域日志》，著者及同行六人是1939年4月2日至蒙城的，“蒙城亦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城内房屋约仅存十之一”。“富先生”，即富眉生。“张先生”，即张俶知。二人皆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是时宽恕二人随富先生一家生活，住于四川南充。

寄宽儿　/1939年

宽儿：

来信收到。你们的校课结束的这样早，亦许我此信到充，你们已经放假了。我现在不回南充，所以还是你到我这里来。恕亦快放假，亦来此地同住。

你们的学校不好，下半年亦难改好，所以你还是准备转学。你的书籍衣物凡为必需者都设法带来。最好有机会随着一个木船来重庆。你可以持我此信给　王洁宇陈成达诸先生看，请他们想办法。

如果有乘汽车的机会，则东西少带，你自己先来。以后再托人带东西。放假后，起身前，你还是住民教馆里可以看书看报。

父手字　廿八日

注：此信写于是年12月。著者于1939年底自敌后返回重庆，忙于奔走国内团结，故说“现在不回南充”。长子培宽时在南充求学。次子培恕在合川草街子陶行知先生所办之育才学校学习。一家三口，分处三地。著者拟借寒假在重庆北温泉谋一家三人之短暂团聚，故信中说：“你到我这里来。恕亦快放假，亦来此地同住。”后即于1940年1月中旬在北温泉公园内共度寒假，约两周。1月30日往附近之缙云寺，小住约三四日，又下山至北碚市内，在旅馆中共度春节。（2月8日为农历正月初一。）“民教馆”，指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由山东撤入四川之部分原山东乡建院同人多工作于此。

寄宽儿　/1940年

宽儿如面：前一明信片，今一信，均收。信内有字写错，改正寄回细看勿忽。恕原说割扁桃腺，但现在未割，仍回北碚入学了。你的东西自然设法托人带充，但有时有人，而东西不在渝，有时东西在而无人。你说在学校空闲无事干，我想应当自己看书、写信、作日记笔记等。凡事要自动，不要等待被动。大表哥处还是你写信答覆他，就说我北游回来完全没有用文字发表过什么，只能对人面谈，所以亦不能有什么东西寄给他。北平人民生活艰难，我很挂念张少怀表叔及黄四舅妈等，怕他们都很苦。告诉富先生我箱内有北平银行折据，遇妥人带渝为要。不尽。

父字　三月十日

注：这是三人团聚后，各回原地之时，著者自重庆寄给仍回南充求学的长子的信。“大表哥”，即邹晓青，1938年初随著者赴延安后，即留中共陕甘宁边区，时在甘肃庆阳驻军部队中工作。“北游”，指著者1939年赴华北、华东敌后之行。

寄宽儿　/1940年

宽儿如面：我昨天到育才看培恕，并将南充带来的东西交他。他们学校情形不算很好，有些散漫，功课亦太偏了，对于普通科目如国语算术常识等就显得不够。我函请陶先生注意，如果不能改好，下期怕要换一学校呢。你写给恕弟的信我都看见了，信上的话都很好，同我的话一样，我很满意。

前年你们从青岛南来时，二姐写信告诉我说，在你母的箱内发现北平新华银行三四张存款单据，是我不知道的。最近北平物价的贵比四川贵的厉害，许多人无法生活。我想起你四舅妈同小晋等怕是很为难，还有张家七太姨孤苦伶仃一个人，亦很为难。所以两个月前我函请大伯将那存款取出，想分给黄张两处，并分给大姐二姐一些，因为涤玄艮庸都随着我，没有钱寄他们家。现在得到二姐来信说此款已设法取出来，问我如何分给张黄两处，至于他们自己则不肯用这钱，并且说那款原存是你的名字，所以更不好用你的钱。现在将二姐原信寄你一阅。还有小琛寄恕的信已寄育才了。

我大约十天内要迁出重庆，地点大约是缙云山上教理院内。你来信寄书店仍可收到。父字　四月三十日

注：“育才”，即陶行知先生所办育才学校。“大姐二姐”，指梁培志、梁培昭，时在青岛。缙云山位于重庆北温泉左近，山上有缙云寺，内设汉藏教理院，主办人为太虚法师。因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日益猛烈，城内人口大疏散，故“要迁出重庆”。原有的“乡村书店”关闭，“信寄书店”已不可能。迁往缙云山上教理院之事后未实现，而改去江津白沙镇附近。

寄宽儿　/1940年

宽儿：你的信我都收到。今日接得大姨自广东来信，说他们在广东的情形，特寄你一阅，阅后一面写一回信，一面将此寄恕阅看。我本想到育才看恕，因行路困难尚未曾去。此间炸况甚惨。我早移居江津白沙聚奎中学（上月廿九日）。这两天因筹备中学事到重庆，又到璧山来凤驿，又回重庆，明日由此回白沙。敌机连日来炸（市内人口去了四分之三），我幸平安。你们那里不要紧，但恐妨碍课业耳。我想你下半年还是转学。陈道宗不知怎样，怕亦要离开南充。我想在暑假时要你同恕皆来白沙住，关于下半年的事亦就在此商量。你们何时放假，可速告我。父手字　六月十七日

前寄各书未收到甚可惜。邮局太不负责了。

注：“筹备中学事”，指筹办勉仁中学。“在暑假时要你同恕皆来白沙住”，是计议再次借假期全家三人短期团聚。是年夏按计划，三人于江津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学旁，赁草房三两间，共度暑假。白沙镇位于长江南岸，由江津乘船溯江西上数十里即是。黑石山在白沙镇以南，步行约十里可到，其地有黑色巨石块甚多，列于一清溪之畔，因而得名。

寄宽恕两儿　/1941年

宽恕两儿：

恕儿十八日寄桂林一函已经转来港地。你的眼病可请富先生或黄先生写一信去问一问王大夫，看他有何方法没有。亦可以请道宗写一信问陈校长，是否需要吃中国药。

你来信说要购买的东西，因为不能邮寄，只有等待我回去时再说。然而我回去是不能定时间的。恐怕还远呢！

我上次的信问你们的话都应当答覆我。宽儿于星期日有暇应当写信。

余不尽。父手字　五月廿八日

香港纪念邮票（二角五分）是我寄给恕的。

注：此信寄于著者5月20日自桂林甫飞抵香港正筹办《光明报》之时。这是著者此次至香港后寄给宽恕二人唯一的一封信，此后父子再无书信往来。“富先生”“黄先生”即富眉生、黄艮庸，时任教于勉仁中学。“陈校长”即陈亚三先生，精通中医，故说向其请教“是否需要吃中国药”。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宽恕两儿：兹因张先生赴渝之便，顺道到北碚看你们。关于我在香港我出香港的事情，问张先生便知，不赘。我在贵县写给你们的信收到否，何以不见你们有信来呢，我甚焦盼也。自来水笔一支是香港带来的，但并不甚好，给予恕儿用。前给宽的笔，虽是旧的，却是好笔。还没有失掉罢。余不尽。父手字　二月廿日夜

注：著者于1942年2月5日自香港脱险抵达桂林。此信即写于到桂林后两周。信中所说“张先生”，即农工民主党之张云川先生。因著者任《光明报》社长，张先生任副社长，日军占领香港后又同在一处避难，故张先生对在香港办《光明报》与后来如何逃离香港的有关情况，十分了解。

据《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著者1942年1月26日到梧州，28日到贵县，在同行陈君亲戚家朴园小住数日后，2月3日去宾阳，4日到柳州，5日晨到桂林。信中说，“我在贵县写给你们的信收到否，何以不见你们有信来呢”，这寄我们兄弟二人之信应是在贵县朴园小住时所写，我们确不曾收到，想必是丢失了，令人遗憾。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1942年

一、离　港

我已于一月廿六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十二月廿五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盘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一月十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底。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底），随着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底，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

二、到澳门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大体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风底，但不十分顺风，所以晕船底人颇多。而中间亦有一段没风的沉闷期。同行友人或则呕吐，或则眩晕难支，频频服止呕药。只有我一个人不感觉什么，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为讶。

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底。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底。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到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底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底。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底。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再度飘海

在十七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底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亦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作。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底夜间才能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底。一月十七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使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底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使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人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十八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滘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他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滘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峰，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滘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底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底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十七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那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十九日宿一夜，二十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尾。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底。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一九二八）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一月廿日的事。

五、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廿日宿一晚，廿一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长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祃。

可喜底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廿一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底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底，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底基础，养成好底学风。他们后来底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底人呢！

六、经开平到肇庆

廿二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底。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作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廿三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底生客了，那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习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底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像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底。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他老而益壮底伍先生了。

是晚（廿四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一此为廿五日事。

七、搭船上梧州

廿五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底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底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得出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底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底，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一月十二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底。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廿六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八、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一月廿六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底。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廿七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廿八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二月三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四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五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了！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那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习底。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原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底感想。一中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底。）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一九二八）7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十二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俶知）、徐先生（名鸿）主持。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般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我叹息，尽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九、处险境中我的心理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亦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底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忧急恐慌底，其幸福又有几何呢？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我去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

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任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么》（最近在香港发表）三书出版，已见大意；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实现。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一般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他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涵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末，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

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我处险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长进，再去理会。

后记：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指“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漱溟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宽恕两儿：

今早将发去一信，便收到来信。所发信中问你们的话已从来信中得答覆矣。计此信到时，你们当已由渝回碚，可将在渝情形告我。

宽儿此信虽匆忙草率，但你谨慎的性格仍可看出来。信中说之话皆甚好，特为指出如下：

1.如言“席太太请吃饭不好不去，而一去即耽误一天功夫，这一天即作不了好多事”，此见出你天天在作事，一天不肯马虎过去，极与我相似。

2.又如“我们已很舒服，各位先生真较我们苦得多。衣服亦不算少，冻不着就好了”，此见出于自己境遇享受知足，没有贪心，不好奢华，更能看到旁人的问题，有关切众人之心肠，极与祖父相似。

3.又如“单独一家过得舒服似不甚合适，大家都困难，应共甘苦才好”，此见出你有心肝亦有眼睛，能留意左右前后之事而别辨其是非。此事我亦有所闻，并写信劝戒席先生了。

4.又如说到将住王师母家过旧年，又说“不确定，因校中亦须多人看守才行”，此见你处处照顾到大局，有责任心。

5.你自写小传得奖第一，而却说“文字写的并不好，这我自己知道，不过内容比较真切一点罢了”，此昔人所谓“得失寸心知”也。有的人经旁人夸奖即妄自尊大，其实旁人夸或贬仅供自己参考，自己心内有数，方是一明白人。又作文章一面是技术问……（下缺）

注：“文革”浩劫遭抄家之灾，存在著者处的书籍、笔记、书信均被抄去。后来发回少数抄去物品。书信是著者从抄去的本册乱纸堆中检出的，内有他给我们兄弟二人的信若干，其中有残缺者，此信即一例，这较之完全丢失者，仍是幸运的了。

寄宽恕两儿

1942年

宽恕来信收到。

恕胃口不佳，不必勉强多吃饭，却须于平日多运动，人当劳动之后总能进食也。

功课不过增进人知识。但吸收此知识而运用之者则在吾人有健全之身体与活泼之头脑。身体不健全，头脑不活泼，勉强用功，吸收不进来。勉强吸收，亦不记得，或不会运用，徒劳无益。故仍以调理身体精神为第一事。功课非第一事也。吾恐一时不能回川，全要你们自己照顾自己才行。

我在此，一切均好，有倪鹤笙是杨效春先生的学生，亦算是我的学生，他有家在此，我每天即在他家吃饭。他夫妇照顾我照顾得很好。他与李志纯先生认识，此事可告知李先生。

我在旧历年前可给你们兑两千元去，作开学时用费。余不尽。

父字　除夕

注：“一时不能回川”，指自香港脱险后至桂林已近一年，无意回重庆，仍暂居桂林。其原因为：“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盖无互竞对抗之武力存在，自又别是一番景况也。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致邵力子》，收入本书第二辑，见第69—72页）因此，从1942年2月初到桂林，至1944年中日军自衡阳方向入侵广西，逼近桂林市，著者同年8月顺漓江南下，至昭平避难，计息影桂林前后近三年之久，直至日本投降为止。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两封信收到。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所作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底，或漏去一“我”字邪。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于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亦不行。但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所以上次我看见他自己说生活索然无味所以日记索然无味的话，我很忧虑，很想改变他的生活。据这次来信似其兴趣在空军，但空军是否为你兴趣所在，要尝试过后才知道，而且空军幼年学校并不就是空军，你到里面以后亦许更不喜欢底。你可以试一试看。第一先割扁桃腺，养好之后，若遇到招考，就去考一下，考不取则等候下次，不必急。考取了，就入学，入学后若不合适再说。我的朋友章元善先生的小儿子就是从空校退出来底，因为他患关节炎（筋骨痛）甚重，而这病据说是由学校待遇不好呢。

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拦阻你们底。不过一个人往往自认不清，又往往不确定，遂致终身无成耳。

割扁桃腺不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先生，不是最好，次好亦行，并无困难，所需之钱请席先生他们垫付，我再兑还。余不尽。

父手字。二月廿八日

外一信，可交黄先生，送给山下章先生。

注：“黄先生”即黄艮庸。“山下章先生”，即章伯钧先生，时住勉仁中学以东山坡下。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来信并所照相片，收到看过甚慰，即转寄于大姑矣。我前信嘱咐恕儿之言，应当仔细在心，不可一阵高兴，将我末后所说几句忽略过去。原信即由培恕保存，以便取出再看，为要。我饮食中毒，已好了，不成问题。割扁桃腺应问王福溢或徐铠大夫。不尽。父手字　三月十四日

恕儿写信仍是落字。写后为何不看一遍？

注：“王福溢”“徐铠大夫”，均曾工作于山东邹平县卫生院，时在北碚。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伯宽仲恕两儿：

日前由中国银行兑上二千元，计可收到，此数在今日并无多大用，所以请张黄两先生再行设法。假如必要时，我仍可再兑二三千元。关于你们升学事，陈先生有信论及。特于仲恕入空幼一层，不甚赞成。兹将原信剪寄你们一阅。其意盖谓空幼学校不免“乱管、不当人管”。我于该校内情不甚清楚，不敢断定其一定如此，但亦顾虑它是如此。我仅知道章元善先生（我的好友，在社会上很有名誉）的小儿子，在该校染风湿症，周身骨节疼痛，不能转动，最后退学而出。此病西医名“关节偻麻质斯”，是很严重底。军人教育，常要锻炼身体。但有时反锻炼出毛病来。如此之类，是也。报纸已有空幼招生广告，恕宜先写信时忠询问情情〔况〕，并与哥哥细商，不可贸贸然决定。假如入学之后，不合适，仍能退学便好。万一能入不能出，而其内情又甚不合适，则无办法矣。我是不拘束你们底，但不能不替你们打算。还有陈张黄三先生皆随我廿年之久，我一切事皆托他们，所以关于你们升学事亦托他们代为作主。你们的行动要同他们商量妥洽。他们一定尽心帮助你们。

云先生又病了，究竟如何，可详细告我。凯声有没有染不良习惯？如有此问题，应函告富先生注意，余不尽。父手字　六月五日

注：“空幼”指成都空军幼年学校。“张先生”即张俶知，“黄先生”即黄艮庸，“陈先生”即陈亚三，“云先生”即云颂天，“凯声”为富眉生先生之子。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连接两信均悉，兹分别条答如下：

一、陈衡哲女士为任鸿隽先生之夫人，夫妇都很有学问，他们同他们的子女去年在桂林与我吃过一次饭，谈话很多，其子女教育都是陈先生自己教底。他半工半读之主张是很对底。

二、朱光潜先生听说很好，我似未与会过面，不过他与叶麟（号石荪）是最相好，而叶则是我的朋友。叶与黄先生为同学好友。或者朱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的书我未看，推想他的学问还不很深（指修养的学问）。

三、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来信说有一千四百九十二元兑李先生转你们。收到否，望来信说明。你们平素用钱已很紧，不可再加紧。凡该用之钱必须要用，例如求学必不该为省钱而不求学，或因钱而改变正当计划，所以宽信说恕若考入空幼可以省许多钱的话是不对底。各方面都欲送给我钱，我多半不要，一半亦是因为不急需之故，假如需用钱则钱随时可有，并不难也。

四、黄先生对你说钱不成问题，我原知道。我平素既以钱助人，则我亦可用人之钱。勉仁中学开办用了我很多钱，则此时我用勉中的钱，固无愧也，不过我自能设法时，仍不想用耳。

五、恕寄来之空幼招生简章，我已先有了，因桂林亦在招考。我去看了一看，很多人不能通过体格检查，所以如恕亦不能过，不必着急，如能通过，笔试是不成问题底。一定考上，考上以后我不阻止你去，但陈先生说“不当人管”，我认为是可能之事，因为现在人都思想太浅，不足以了解“人”（指人类生命说），军人更多粗暴，所以很容易胡乱管人，这就是我所顾虑底。假如发见不合适，能再出来就好，不可一直误下去。假如考不上，来桂亦好。

六、宽自言生活缺乏热力，没有干的精神，冲动太小，没有坚强意志，这话亦许是很对（或者亦有不甚对之处），不过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既能自知所短，则此短处之遗害已去一半矣。因随时自觉，此自觉心即此短处之反面也，虽不能就反过来，亦不致顺着短处下去了。每人各有所偏，长处短处皆表现在此，古人谓之“气质”之偏，而中国古人的学问（自孔子以来）就在“变化气质”，换句话说，中国古人的学问都是讲修养底，与西洋学问偏重科学知识者不同，你将来看中国古书多了，自然明白。

七、我的身体精神非常好，可以说五十年来没有比现在再好底，自己都觉得奇怪，绝不像一个不得意底人；大约还是内心深处舒畅之故，即并没有“不得意”也。

六月廿四日　父手字

注：长子培宽当年（在读高一）尝购得朱光潜先生著《谈修养》一书，曾以读后心得写寄著者，因而回信提及朱先生及《谈修养》。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恕之身体恢复没有？上次来信仍是错字掉字太多。何以写完信总不再看一遍？心粗之人没有能成事者，假如你粗心之病老不改，则干什么亦不行。替你割治之医生为谁？你可将其姓名告我，我要写信谢谢他。富先生来信说是张老先生之婿，非其子，但亦未说出姓名。你若清楚他的姓名，便是你还不太粗心。你若不晓得他姓名，糊里糊涂回来，便是你粗心极了。又宽儿上次信说共用六百余元，但富先生说共用四百一十元，何以不符合？亦答覆我。余下之钱，留为补养之费是可以底，但不必说在医院用去千元。如富先生同张先生见面说起来，好像你们说谎、作弊。以后戒之。我托刘百闵兑二千元收到后，速告我。宽儿升学计划及费用亦须早打算。空军幼年学校招考不招考，亦访问明白。余不尽。父手字　八日

注：此信据内容看，约写寄于是年7月。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我于上月十六日同德惠大表姊及秀秀等赴宜章山中，去看鼎甫三伯（君大哥之生父）及大姑。大姑身体大不如前，已衰老矣。我在那里住了十天，谈谈家常，并准备为辟园大伯（君大之嗣父，已故）鼎甫三伯等写一家传（现在不过准备材料，将来再写），于八月一日回抵桂林，才看见你们的几封信。宽留勉中亦好，恕留或不留，我无一定意见。如果要来桂林的话，范云迁回桂时可同他来。他昨已去渝，从渝还要到北碚底。《我的自学小史》原稿亦交他带给你们，你们看了亦可作为你们求学之一种参考。余不尽。

父手字　八月十三日

注：1943年初日军已占据长沙一带，是时著者之大妹（即宽恕两人之姑母）梁新铭正避难于湘南宜章县，随其长女德惠一家生活。此信即著者往宜章探视后回到桂林所写。《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约二万六千字，已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你们八月十四日一信收到。范云迁先生不知到北碚否。《我的自学小史》你们看到否。恕儿求学问题有决定否。吾意：假使他不肯住学校，就不勉强他，这并非我对他一种溺爱，而是对他的教育有此必要。你们两人生性不同，将来怕亦是在不同方面发挥，所以不必同样教育，但我相信都是可以有成就底。

还有一层：凡不相同者，有时正好相配合，或正好互相调剂，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处，有时亦有好处，遇事互相商量或协作，亦可免落于一偏。恕若不住学校而留北碚亦可以，来桂林亦可以。

八月廿日为汝母祭日，此时已过，不必再设祭。好像阴历十一月十五日为汝母生日，在这一天设祭亦可以。祭时写一牌位“先妣梁母黄夫人之神位”（或供像片，不写牌位亦可），供菜五碗、饭一盅、茶一盅，汝两人行礼即可矣。我流转在外，祖宗祭祀皆未之行，当然亦不祭汝母也。

青岛二姊有一信来，并附一像片，我已寄大姑，由大姑再寄给你们，可告知吕先生要他给大姑写信，大姑惦记他底。

余不尽。父字　八月廿四日

注：“吕先生”，即吕烈卿，1925年曹州中学高中部学生。

寄宽恕两儿　/1943年

宽恕两儿：

日前发一电报，说恕儿不必来，当先收到。宽儿所要之书，仅《电》一种购得，其《船》则没有，《家常科学》亦没有，并据书店人说此书与我前次寄给你们的科学书大半重复。又英文字典可先向富先生借用，他此时总不用也。罗子为说他的旧书箱中亦有英文字典，可以寻出来用。李志纯先生最耐烦，你们可常与他亲近。余不尽。十月廿一日　父手字

注：著者住在桂林，罗子为先生当时亦在桂林。李志纯先生，时在勉仁中学任校长。二人均为原山东乡建院同人。

寄宽儿　/1944年

宽儿：

汝来信收到不少，但似乎从阳历年元旦前后，其中有未曾收到之信，不知毛病在邮局，抑在何处。我与陈女士婚姻已于一月廿三日成礼，其礼与今日一般所行者稍异，计分两段，先一段将祖父遗书供于案上，我们焚香叩拜，作为禀告祖先，随即彼此交拜，以示结合互敬之义，然后恕儿向我两人叩拜，此一段是家庭内底礼。对媒人致谢及最近亲友之见面礼亦于此时行之，但鞠躬不叩拜矣。后一段则招待广泛之亲友，及亲友向我们致贺之礼，在乐群社大礼堂举行，其形式为一茶会，因人太多，无法备酒饭也。桂林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乃至银行界新闻界首要人物几乎全体皆到，人人都说盛况空前未有。《大公报》、当日之晚报特撰祝词颇具意义，次日之日报又将茶会记述甚详。此可见社会一般人对我情感，使愚感觉以后对大局尽力有所凭借，又使愚自觉以后不能不对社会尽力也。收入份金礼物尚未结算，约计在五万元以上，开支则茶会九千元，购置家用品亦九千元之数。新妇制一衣，愚则一衣一被一帽一履未曾新置，连其他杂项开支共二万六七千元，可余二万元作以后日用。此为愚手中最宽裕之日矣。恕儿得阎宗临先生劝导，仍将入学校读书，大约即投考唐现之先生主办之中山中学高中部先修班，过一学期后再升入高中本班，二月初旬考试。希望他能从此安心求学，则愚放心矣。汝几次来信皆甚好，愚皆举以示汝继母。彼甚感汝对他意思之好。旧除夕以二百元予培恕为压岁钱，又自出所蓄二百元嘱我兑给汝。本来二百元之微不必兑来兑去，然亦足见意也。阳明先生之书自然可看，但慢慢看好了。将来年纪更长，学更进，始能领会到真处，才算是真看。愚不及详细作答为叹。父手字　旧初二

注：此时培恕已自重庆北碚至桂林，随著者生活，而培宽仍留北碚，学习与食宿仍均在勉仁中学。“旧初二”，应为1944年1月26日。

寄宽儿　/1944年

宽儿：

我近来甚忙，讲演、写文章、赴会、访友，但从来身忙心不忙，因此外面亦保持常度。不过正经要作之书（《中国文化要义》）则延误矣。湘战谣传甚多，湘粤逃难之人纷纷来桂，桂林人心不安，其实或不致有大事也。恕在学校似能有进步，胜于在家自修。唯学校费用大。彼仍是个性强、任意、粗心，即如此次写之信，字体笔画之粗恶难看，亦其一斑也。我不欲责之太频烦〔繁〕，你给他信中可提出告诫之。

你们大吃大喝确是不好。你之提议甚对，所惜意思虽好，技术不够。你那样写的一张，是不易生效的。写出的东西是静的，与觌面说话甚不相同，往往不能唤起应有之反应。同一句话，写在纸上不如说在口上。同一口说，在面部神情上有又多少差别，而反应因之而异。甘地说话，除他已造成之信仰有力量外，其最大的力量在他眼神和全部身态神情上。不过谈到此，又不止是技术问题了。不尽。

父字　六月十二日

注：信中说，“你们大吃大喝确是不好”一事，是源于培宽去信反映，因抗战时期食堂伙食标准甚低，肉食一周或十天才得一见，于是有时同学六七人借假日，自购肉五六斤大吃一顿，以改善生活。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宽恕两儿：

日前寄你们一信，内附南京田先生信，计应先此到达。宽一月廿九日来信，内附青岛广州两信阅悉。兹先答复宽前次及此次所提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琐事。

宽前问我为何认他求学已上了道。不错底，我对你确已放了心，不再有什么担忧底。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给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时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来说。总括言之，不外两点：（一）你确能关心到大众到社会，萌芽了为大众服务之愿力，而从不作个人出路之打算。这就是第一让我放心处。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你本非度量豁达之人，而且心里常放不开，然而你却能把自己一个人出路问题放开了，仿佛不值得忧虑，而时时流露为大众服务心愿。只这一步放开，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底呢。（你个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了，毫不成问题。）（二）你确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之人，这就是让我更加放心处。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气，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

培恕可惜在这两点上都差（他虽有热情，但一日十二时中其要求似是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对他便放不下心。更可惜他的才气你没有，若以恕之才而学得这两点长处，那便不可限量了。

宽此次问：学问与作事是否为两条路，及你应当走那条路，好像有很大踌躇，实则不必。平常熊先生教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自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亦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我却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学小史》，看《朝话》，应可觉察到此，我根本不从这里入手。

但我是经过想走事功一路那阶段底。此在《自学小史》内已叙及。因祖父痛心中国之积弱，认为文人所误，所以最看重能作事之人，极有颜李学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们练习作事。因此我曾一时期看轻学问，尤看轻文学哲学以为无用。其后经朋友矫正（见《自学小史》），破此陋见，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固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革命、乡村运动、抗战、团结），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四十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说老实话，我作学问的工具和热忱都缺乏，我尝自笑我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底，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无须循着我的路子走，但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底要求，而以他作出发点，则是应该底。这还是我春夏间写信给恕和你，说要发愿底话。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点（一个问题）而努力，求学在此处求，作事在此处作，就对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底。作学问固当研究它，即作事亦要先研究它才行。举例来说，假如你最真切底要求是替大众解决生计问题，而又认合作社为最有效之路，那你即应先研究合作，而致力于合作运动。合作研究是学，合作运动是事，没有充分之学术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而在从事之中，亦可能于学理或技术有发明贡献。即事即学，即学即事，不必太分别它而固执一偏。又如你重视心理卫生这门学问，而发愿谋此学与中国古人学问之沟通，那自然是作学问了。而其实亦还是一种运动，尤其是要有一种实际功夫，从自己而推广到社会众人，亦未尝不是事功。我以为末后成就是在学问抑在事功，不必预作计较，而自己一生力气愿用在那处（那个题目上），却须认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于作事一路，即如你来信不说“事功”，而说“从事实际，服务群众”，这就宜于作事之证。说事功，不免有“建功立业”之意，而有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业；倒是以“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为心，可能有些功业说不定。总之，你为大众服务作事之心甚诚，随处可见，即此就宜于作事。但究竟作什么事还不知，俟你有所认定之后，当然要先从求此项学问入手，嗣则要一边作，一边研究，边学边作，边作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在事抑在学，似可不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我在作事上说，至今无成就。乡村建设虽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见其端绪，不敢说也。你的路子似于民众教育乡村运动为近，假如我所未实现者，而成于你之手，则古人所谓“继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你可有你的志愿，我不以此责望于你也。

恕不忙去粤，试就道宗同住，在北大旁听半年，再说。

以二百万送四舅母为小晋学费，事属可行。但二舅零用送一些没有，或在二百万中分划一小部分亦可。

火药局四月收房，为期不远，本月内要给他送信、表示，或请何老伯以律师名义行之，或托郭会计师为之，总不可放松。

父手字　二月八日

忠璐同阅此信。璐来川否速决勿延误。

（宽恕两弟：师谕阅后请转小宗一读　陈亚附）

注：此信写于著者退出和谈后，在重庆北碚筹办勉仁文学院之时，而宽恕二人则远在北平。“忠璐”即培忠、培璐，为著者长兄之子女，当时均求学于北平。“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信末括号内为陈亚三先生附笔，“小宗”即陈道宗，陈先生之幼子。

寄宽儿　/1948年

宽二月廿三日信收阅，兹覆如下：

一、原信：“不想作什么领袖上司，只希望有一个合理底工作环境，能让自己的力量贡献出来。”须知今天之中国大局或中国农村，其第一问题均在没有现成底“一个合理底工作环境”以容人顺利地贡献其力量，“希望有”是不行底。头一段工作就在创造此环境，环境造成了，则中国问题已解决大半，若不认识这点，则努力必落空。或久经碰壁乃始明白，力气白耗已多。

二、列举三点，意思均好，终身实践，诚然已够。

三、原信：“努力方向是改进人民生活（不限于经济）……”不限于经济一句小注自然加得甚好，但仍恐你认识不够深刻。若好像与“人民的需要不限于经济”那意思差不多，便是太浅了。今天说改进人民生活，无疑是要经济建设，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准……。但普通人不晓得要进行此建设，此增加，此提高……先大有问题在。若于此注意不够或没有善法，即进行不得，或生出流弊。——凡此所说皆有所指之事实，而得之于经验者，非空洞语。——而所有这些问题却是超经济底，属于人类精神方面底。这即是说：在进行经济工作时，要有高明底眼光注射到乡村人心理深处，引发出其平稳而活泼底动力，以为工作进行之本。此动力不出，即进行不了；或有动力而非平稳，则虽进行却有流弊，末后将不胜其害。故人民生活改进，一入手应是经济超经济同时作功夫。——此层须他日当面为你讲明。写信不够。

四、所引陆志韦先生话，大致甚好。潘光旦先生的话，原系就其“自我教育”之题目而发挥，且不免针对时弊而说话，我以为并不算错。（有所针对则偏是不免底。）《新民报》之批评，则代表另一偏向。凡事既要能入，又要能出。孤独是从群众中出来而有所入，既入之后还要出来，才行。虽三出三入，亦不为多。吾意潘先生未尝不理会到此，《新民报》记者却怕是只晓得一面。

五、原信有“是早离开学校好，还是晚离开学校好”之问题。此问题实以后面你自己所说“先与现实接触一下，然后再回头研究”为最好答案。你的学识太不够，学校生活必不可少。为了不逞空想，诚宜接近事实；为了免于脱离民众，诚宜下乡。但你学问还要扎根，才行。扎了根以后，乃可一边作事一边学，于事中学。最近之三四年内，假有机会（多则一年半年，少则二三个月）历练历练是很好；却不应放弃学业。到解放区学习民众工作，度必有益；第恐无妥当之机会或办法。

六、原信说到邹平研究院，有“无疑地这是工作人员与人民间有很大距离的原故”语，你真是说话出口太易了！像当年杨效春武绍文几位先生工作之深入实际，居今思之，犹能感动下泪。惜你固未见之耳。——关于邹平工作他日当面再讨论。

七、原信论勉中教育偏失处，虽与今日情形不必相合，然我甚喜欢。因为你不是不懂得它的长处底，而你能见其偏，这就合于上面既能入又能出那句话了。（惜你之入与出均不够。）任何学派都免不了偏，勉仁其何能免，不过不应当不提防。还有你上次反对成立国学专科，亦都是我喜欢底。

我生平以短于西文及缺乏科学根柢为恨，尝思儿辈为补偿，勿令再短于此。今恕既不能走科学路，西文吾望其能够用，即宽亦难再向物理学或生物学深入，但仍望在此方面留心、勿疏，则于愿足矣。

吾顾虑者仍在恕，其身心健康皆不如你。自信树立不起，是其危机。知师友之可贵而需要之，是其生机。我没有许多话对他说，说多了亦不好，但亟望他常来信以慰吾念。恕之水彩画已经陈先生检觅出来，交璐手存。

璐身体不甚好，英甚佳。璐有心，似其姊修。英之长短吾尚未认出，但能留此度其中学阶段，则于其前途是好底。

宽恕今后费用恃缨巷药局二处房租够不够，望计划覆我。前嘱忠侄送一百万元至陈二姨处，已送否。此必须速送。我在此付璐用。余不尽。

父手字　三月六日

注：“璐”即培璐，“英”即培英，均为著者长兄之子女，当时均随著者生活于北碚，在勉仁中学求学。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前寄恕儿信，希望他取出陶先生纪念册一厚本来看，并嘱他不要忘记是陶先生的学生。他来信总没有答覆，昨日曾就恕来信批答。大意要他自觉自决，计应在此信前收到。本来我对你们说话，总不外要你们自省自决，甚少具体指出你们应该如何做，现在我从这一面说一些。

我觉得发愿是根本，前寄恕信似已提及，陶先生可敬处，只是有愿力，他真是有愿力，旁人均说不上了。你们若有一种心愿发出来，则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心愿要出于感触亲切，在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上为大众而发愿，奋不顾身，不顾一己力气单薄，只将大众问题一力承担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心中念念只此一事，则凡百问题都成小问题，都不成问题，都不费力而解决。一则因为相形之下其他问题自然小了，一则因为解决问题之智慧与勇气却不知不觉大了。就在这一面缩小一面长大之情势下，再无什么事纠缠你，使你困于碎屑，使你犹豫忧闷，你自然而然，从内里生出力量来。像是培恕学画不学画，入新闻专科不入新闻专科，像是培宽如何求学，改系不改系，等等问题，将无困难重压之感，并且把事情看得很活。

所谓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举例言之。如武训感触于自己没受教育，看见大多数人受不到教育，而发愿之类。如陶先生决心改造教育，普及教育，把偌大问题，放在自己肩上，一心干去，不问成就。又如道宗学政治，不知其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感触到中国几十年内战内乱不息，老百姓之苦不堪言状，总解决不了，总无出头之日，而奋然下大决心，要弄明白，中国之乱到底为什么乱？为什么政治不能走一条路去？我一定要弄明白它，我一定要把中国之乱解决它，使全国人享受到安居乐业，那么，他就是发愿了。

此时只见问题，不见其他，专心致志，坐卧不离。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眼光放远，而起脚不妨自近处起脚，胸怀胆量放大，而作事亦不忽略碎细，心里绝不焦急。但心思亦不旁骛，于是在学习上自然滴滴归根，一切见闻知识都归到这里，不知不觉系统化、深邃化。此时学问亦绝不再是书本上学问，而自然是自家的心得了。

我想你们的问题都应该从这里求解决，不要支支节节，不要左思右想，只有自己真发愿之一天，才是真有了自己的一天。此寄

宽恕两儿，念之，念之。

父手字　五月十二日

此一九四六年春间写寄宽恕两儿书信两通，于今检视盖不觉忽忽廿六年矣。计其时愚适以参预国内和谈，先（二月）则在重庆，后（五月）则在南京，两儿则在北京谋升学中，多有书信往来。此两信寄出后即不复省忆，不意其乃为儿辈所保存，全国解放后愚来京，家于小铜井旧居，儿辈或求学或工作均不随我同住。但各有一部分书物存放家中。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小将来抄家，一切书物（连同儿辈之件）无存。比及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迭经领导上为我查寻，前后有所发还者三次。顾书籍衣物什九不复可得，而此两信竟杂于乱纸堆中检得之，非所意料矣。审阅之后似觉可存，因付装裱。窃谓廿六年来国势升进变化最大，要以全国人思想暨作风之变化为其根本力量所在。方我写此信时，犹是国民党的天下，凡后来盛倡之毛泽东思想尚未有闻，而信内思想倾向隐然若不相悖，是可以自慰者。若加校核，信内述熊先生教育青年必当于学问事功二者择一，未免意图个人成名成家，良非无产阶级思想。然我未曾取之。其有不符合者独在称引及武训之一点乎？是固由于我夙乏阶级观点。我之言发愿，原本佛家而来。人或不知，必须自白之。一九七二年三月漱溟识于装裱后。

附注：信内有陈亚、子温附加字迹。子温者侯生思恭，先从学亚三，后则俱从我于邹平。抗日战争既起，随同我入川，成立勉仁中学于北碚，两人同任教其间。而陈之子道宗与培宽培恕则皆为中学学生。方宽恕在北京，道宗亦同在，故尔附字云云。亚三自北大哲学系以来，从我数十年，迄于一九六五年而身故。子温乃更早廿年故于北碚。言念亡友，不禁怃然若有所失。八十健叟漱溟再识

注：“陶先生”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著者批注首句“此一九四六年……”，实应为1948年。“写寄宽恕两儿书信两通”，即指本书第1052—1055页一信与此信。

寄宽恕两儿　/1948年

恕信宽信先后收阅。我以为恕此时正好反身寻求自己的病在那里，而宽则正好本于教育眼光当作一教育问题，而研究之。因为恕屡次自白其精神鼓舞不起，此次又以闻一多诗《死水》自譬。明明是一病态，非青年人之常态，所以自己要反省，此情形从何时起，因何而起，寻出后分析批判之。“哀莫不大于心死”“行尸走肉”，岂可甘心于此。一个人兴味所在即其心之所在，即其生命之所在，你要寻回自己的心。上学不上学是小事，乃至躯壳的死活都是小事，所以假如为了吃饭问题而上学，那种打算千万要不得。（在意识止于此，兴味止于此者，倒不要紧，倒不成问题。）等于随着自己心死而不问。宽既然在了解人生、教育自己上，学教育。则恕之变态或病态，正宜从旁研究。凡真能了解自己者，才能了解他人；同样，了解他人亦即了解自己之一助也。你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怪其无志，似不如追究其无志之故。假如能诊断出病原，并能医好他，则必为一超等教育家。虽未在教育系毕业而教育系毕业者不如也。恕先不必发旁底愿，先发愿救自己，寻回自己。一切其他皆小事。

父字

注：此信约写于1948年上半年。

寄恕儿　/1948年

来信错字仍多。必须自己仔细看清楚我所改底，最好用小本把平常容易错之字都记下来，否则一恍过去，仍旧写错字，永远改不了。

一个人生活或行为之原动力，天然是感情或兴趣，而不是理智；不可能是理智。现在人流行底话爱说理智、理智，其实根本没有明白理智是什么，理智在人类生命上，在生物界中，居什么位置，只是在瞎说乱说。

理智之特色在冷静，冷静是犹豫之延长，犹豫是活人临于其行动之前底那一段。理智之用只在矫正盲目冲动，并不能代替情感而发动行为，它的功用在选择及筹划——这是容易懂底。但更重大之功用在化冲动（怒或欲）为清明正当底感情，此时理智感情合一不分。

日常生活的原动力最好是高尚优美之兴趣。一种行动或一种努力或一种事业之原动力最好是志愿或决心，志愿或决心是经过理智考量之后，从深处发出之感情。根本没有理智作行为的原动力之理。试问冷静怎么能热能动呢。

你说：“我不再被什么东西鼓舞着了。”这只是对某事某物之消沉，其实鼓舞你的东西还多底很。古人所说“不动心”，你哪里作得到呢。

“不再被什么东西鼓舞着”一句话，最好作“心里清醒”讲。心里清醒时恰应有其高尚之兴趣与深沉之志愿于含默不言中。

我的话句句是重要底，你们知道重视它吗？如果重视，要把它抄记下来啊！

注：此件为著者对次子培恕来信的批复，故未写月日，似写于1948年夏秋间。

寄恕儿　/1948年

恕儿见字：我前接你要我电覆之信，因为其中并没有要紧问题，你来川后我不会阻止你出川的话，刚巧有一信已经说过，你看了便等于得到答覆，所以没有再发电。今日接你九月廿日来信，似乎没看见那信，还在等待我的回电，所以只有再发电报了。就在写此信时，同时发电，计你见此信之先，应当早收电报了。东北你万不能去，你去了，将使我对你娘的嘱咐抱憾无穷。你忍心让我造成这样憾事吗？恕儿啊！我一定要见你一面，把话说清楚，不见面，不把话说清楚，你就这样去，是不行底，速速来川，能搭飞机就搭飞机，否则，赶快到天津招商局面见张经理，他一定可以设法让你到上海。到了上海，可以去永嘉路（俗名西爱咸斯路）集益里八号问叶笃义先生，借住数日，持民生公司介绍信（此信已先寄你数日矣），觅直航船来渝，并不费事。

父在盼望中

寄宽恕两儿　/1966年

宽　恕两儿：

两信均收阅。知父莫如子，知子莫如父。你们生长起来数十年皆在我跟前，我完全懂得你们，你们亦应当懂得我。既然懂得，我就不必须多说什么话了。

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

计自八月廿四日至今卅六天，始终不明白我的问题究竟何在。卅天来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只九月十四日政协来电话，嘱我去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一次而已）。我曾写去一些信件（底稿附去一阅，勿失），亦无回音。我只有静候消息。当前事何能为力，所能自勉者只在今后而已。

昨日（九月廿八日）午前午后多次电五五、三三四〇皆不得通，不解何故。

此信颂华、胡真同阅之，阅毕寄回给我！

我颇挂念艮庸的情况如何。他本人无问题，但恐受你二姊和我的牵联影响耳。你们能去看他吗？他似住在民盟内。问阎秉华可以知道。

其余不谈。父手字九月廿九日旧中秋节

卅六天内既无人来，我更未出门去，亦未与任何人通电话。

注：这是遭抄家一个多月后著者寄给宽恕两人唯一的一封信。此后宽恕二人分别回小铜井住处看望两位老人，彼此交流些情况，并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著者夫妇当时被红卫兵勒令住在南房一斗室中，处境近于被软禁。“事情发生”即指8月24日抄家事。“颂华、胡真”，著者儿媳。“未出门去……”，指失去行动自由。

寄宽儿　/约1975年

培宽：

保健按摩小册所说差不多，但缺少手指尖搬脚指尖，以申大腿后筋之功夫，应补充之。又揉腹部之外，应注意抚摩两乳，即是以两乳为中心，手掌环绕其周围画圈而抚摩，不必用力。自能感觉舒服，大有益于推进脏腑功能。胃肠有气上升，从口吐出，甚畅快。以上均宜在睡前及起床行之。

父手字　廿九日从和平里归回

注：此信约写于1975年前后。当时培宽正因慢性肝炎病休在家，培恕一家住在和平里，此信为至和平里看望培恕后，返回新中街住处所写。

寄恕儿　/1976年

培恕吾儿：

春节过后，我便是八十四岁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活几多年（多也，少也，一切无所容心）。对于身后之事颇拟略作交代布署。你们两兄弟中，培宽有病在身，又居处稍远，不如你方便，所以先向你讲一讲，希望你空时多来我处多作一些谈话。

父手字　七六年二月四日

注：1975年7月15日撰完《人心与人生》，“五十年之夙愿得偿”。两天后，7月17日又开始写《东方学术概观》，至1976年4月完成。因两书之撰成，故信中说“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

寄宽儿　/1979年

关于我移居西南部木樨地问题，昨晚培恕来说，尚无确期。柳州于敏贞来信索借三百无，已兑去。自己移居增置家具费用尚待从定期存款中提用，希颂华星期天来一次。又关于我许多著作出版事，希望听你及晓青意见，亦盼你来谈一谈。

父字

注：《梁漱溟日记》（1979年12月2日）：“早晓青、培宽及恕儿夫妇来谈吾稿出版问题。”据此，此信当写寄于同年12月2日之前，约在11月末。移居木樨地22楼的时间为1980年元旦。新中国成立后，著者著作无论新旧概无出版之可能，此固当时政治形势使然，至1984年《人心与人生》自费出版，是为著者著作首次问世于新社会。

寄颂华儿媳　/1957年

颂华：

你真是辛苦了！好在而今危险和痛苦都已过去，你好好养息吧。

世间最最宝贵的是人才。作为人才的生产者，其贡献不是最大吗？你认识到这点，是可以自慰的。

我已给此儿命名钦元，即国家元首、新年元旦之元，亦就是领先之意。我不去看你，写此致意！父手字　廿四日

注：颂华，著者长媳。分娩难产，后施剖腹产手术（10月19日），幸母子平安，故信中说“而今危险和痛苦都已过去”。

寄颂华儿媳　/1979年

前次颂华曾索阅此报纸，今嘱李春森（一好学的青年）送回来，寄你们阅看，看来便中仍交还我，以便仍旧给他。我移居日期又略延缓，你们（培宽、颂华）可来一谈。余不尽。

父手字　十月十九日

注：“文革”后期著者住东郊新中街。1979年末准备迁往复兴门外大街路南之22号楼。

寄钦元孙　/1979年

祖父答钦元：

来信收阅，祖母火葬后，你叔父来陪伴我同住。关于移居的问题已确定在木樨地一座新楼房内九层楼上，亦是你叔父一家伴我同住。本月内移入新居，你下次回京，将不是在新中街看到我了。你来信所说计算器的事，可以写信托香港购买，但你要来信说明一下，我再加信给香港代购。其他不尽。

国庆节后三日

寄钦元孙　/1980年

钦元来信收阅。你信字迹嫌小，墨淡，气魄不足之征也。有两种人最可取，一种是气度轩昂，俯仰不愧，另一种是谦谦君子，气敛神肃。一般人当然谈不到此，但亦莫落于小家气，宽平大方为好。幸知自勉，是所望也。洛阳龙门一游亦好，佛像只是艺术，可欣赏，与教理无甚关系。昔人勤勤为此只是祈福耳。吾早年辄动悲愿出家为僧，廿九岁乃放弃此念而结婚，回到世间来，被人目为儒家，是儒是佛不足辨，儒贵立志，佛贵发愿，要之向上二字就是。你索十五元随即兑寄，钦东闻将以军训迟归，你叔、婶常常伴我在西南郊同住，此间安装有电话，你父母常通电话联系。祖父手字　一九八〇年七月四

寄钦元孙　/1981年

来信字体多欠正确，例如“后”不应写成“”，“学”不应写成“”，一笔一划不宜多，不宜少。不要自己认得就行了，要顾虑到收信人看得清才行。

佛教包罗万象，深不可测，其宗派在国内有十三宗之多，岂可轻视。难道古今多少在家居士出家僧侣其智虑皆不及你耶？即如我自十六七岁就志向出家为僧，拒绝吾母为我缔姻，今八十九岁仍然倾向于此。我承认我是佛教徒，毫不含糊。你信末所提问题，非寸笺尺牍所能回答，须当面谈话，逐言追语，方能启悟对方。

原信寄还，细看勿忽。祖父手答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四日

注：著者长孙钦元当时求学于西北轻工业学院，来信说其某同学“认为佛教中有许多东西是很有教益”的，自己对此疑惑不解，而求教于祖父。

寄钦元孙　/1982年

钦元来信收阅。我有一些存款单据在你父母处，其年终存息当有百元左右，因此我已嘱咐他们即用此利息的一部分兑寄给你为路费，我不另兑寄。余面谈不尽。

祖父手字　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北京

寄钦东孙　/1979年

钦东孙儿见字：

你来信收阅。大约就在你抵杭入学之日——九月七日你祖母逝世矣。她自二月初旬跌伤左下肢，长期卧病以来，神智渐渐不清，筋骨痛苦，大小便失禁；溘然长逝，免得活受罪倒也好吧！现在已经火葬，特此告诉你知道。你母亲和你大妈连日检理箱匣遗物，结束一切，且准备我移居，移居地点在木樨地新建大楼，你若今后回京将不在新兴里七楼见我矣。一个月内来信仍寄旧址，俟我通知你更改住址可也。

你的功课是否紧张？你信内没有提及是否看到姜仲奇。姜既先你入学一年，他可以帮助你许多，你不妨遇事问他，向他请教。下次你来信必须把见到姜的情形告诉我。别无他嘱。

祖父字　九月十六日

昨晚写了一纸，未发，今日星期天，你父母来我处，又将你来的家信看了，看出来你情绪很懊丧，此大可不必，得失利害之念愈少愈好，应当有一切平等观。要超然物外，高瞩远瞻，莫堕入得失成败窟中；心思堕入成败得失窟中胸怀不能更高爽（高超爽朗），更易措失多乖，更容易失败了。——以上的这些话宜细加研味，切勿弃置，负我之望！

附此告诉你：祖母逝世后，孙姓女工亦要回她家乡一次，二十天后再回来北京，在此期间有一吴姓老妇代替她，此吴姓者就住家附近，每天来几小时，因此你父亲将搬来和我作伴，除上班外，可以在我身旁照顾一切。

其余不尽。

祖父手字

寄钦东孙　/1979年

我前因你在浙江大学入学后，为素描不及格，被改调，情绪不佳，特写信安慰你，嘱你要保持高姿态，超然物外，不以得失利害萦心，而要随遇而安。此信寄投209信箱，不知你收到否。若未收见，可去一查觅。今天我写给姜仲奇母亲一信转寄仲奇去建筑学专业看看你。仲奇人极好，你一见便知。他既先你入校，一切较熟悉，当能于你有些帮助。在家靠父母兄弟，在外靠朋友，好朋友是人生一乐。其他不尽。祖父手字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北京

寄钦宁孙　/1981年

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宜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为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