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生存指南

如何摆脱非正常家庭环境的影响

[英]奥利弗·詹姆斯　著

康洁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原生家庭生存指南：如何摆脱非正常家庭环境的影响

作者：[英]奥利弗·詹姆斯

译者：康洁

书号：978-7-210-11304-1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这就是诗①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他们可能不是有意的，但他们做了……

他们用自己的毛病塞满你，

再加点儿别的，特意为你。

但是，他们自己也被毁了，

被他们的父母，戴老式帽子穿老式衣服的傻瓜。

那些傻瓜一半时间多情或难对付，

另一半时间吵个你死我活。

痛苦代代传递，

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

趁早跳将出去，

可别再养什么孩子。

——菲利普·拉金

①  译稿改编自《高窗：沉默的经典》（舒丹丹译）。——译者注

目　录

1. 修订版序言

2. 前　言

3. 简　介

4. 第1章　我们的基因

1. 欢迎来到我的泡沫

2. 双胞胎研究的发现

3. 以精神分裂症为例

5. 第2章　描述我们的家庭剧本

1. 描述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

2. 描述我们的性别

3. 描述我们在家里的排行

4. 描述特别有成就的人

5. 高成就者的令人沮丧的剧本

6. 描述丑小鸭

7. 描述精神分裂症

8. 过去的经历影响着当下的你

9. 审视你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

6. 第3章　描述我们的良心，3～6岁

1. 不同类型的良心的抚养剧本

2. 描述性的良心

3. 描述善良的良心

4. 描述惩罚性的良心

5. 描述脆弱的良心

6. 基因和良心

7. 审视你的良心

7. 第4章　描述我们在0～3岁时的关系模式

1. 我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与当下

2. 描述我们的关系模式

3. 上班族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4. 全职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5. 描述回避型依恋模式

6. 描述缠人型依恋模式

7. 描述混乱型依恋模式

8. 描述安全型依恋模式

9. 重新编辑我们的依恋关系剧本

10. 基因与人际关系模式

11. 童年关系的简史

12. 审视你的依恋模式

8. 第5章　描述0～6个月形成的自体感

1. 描述一种弱的自体感

2. 人格障碍

3. 人格障碍的婴儿期起因

4. 早期抚育、基因和人格障碍的良性与恶性循环

5. 人格障碍的童年后期描述

6. 人格障碍的社会因素

7. 审视你的自体感

9. 第6章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

1. 内省

2. 对亲近的人进行自我暴露

3. 一种不自知的自我暴露

4. 责怪父母

5. 心理治疗与内省

6. 精神疾病治疗方法

7. 通过创作实现内省

8. 游戏的重要性

9. 理智、创造力和精神分裂症

10.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一个练习

10. 结　论

1. 成就水平的成因

2. 成人关系模式与人格的成因

3. 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成因

4. 一些实用的建议

11. 致　谢

12. 参考文献

13. 出版后记

修订版序言

除了与我妻子结婚并且生育2个活泼的小孩子之外，我人生中最可喜的事情之一（虽然这不像我在1972年的学校社际杯决赛上射入两球那样令人兴奋）就是这本书很畅销并且再版了，因为30多年来，我一直最关心这个主题。如果读者们觉得这本书有用，有助于他们检视自我以及成为更好的父母，那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我认为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仅次于消除饥饿和减轻病痛。

自从2002年本书首次出版，近5年以来，学界又发表了很多新的科学证据，强有力地证实了本书的观点，这使得本书有再版的必要。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基因导致”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的主要支持者们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立场。他们查遍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测序出的基因，然后不得不承认，单个基因导致精神疾病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新观点是，精神疾病一定是多基因联合导致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将来人们也许会搞清楚吧。

与此同时，父母抚育对孩子的关键性影响已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最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据是，抚育方式会影响孩子大脑的电—化学模式（Electro-Chemical Pattern），甚至会影响大脑不同部位的尺寸。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早期抚育为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或左额叶脑电波模式设置了调控器。科学研究也清楚地表明，成长过程中的良好体验（例如心理治疗）可以重置这一水平，使之更健康，而不良体验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到目前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事件之一是，一个备受推崇的精神病学杂志出了一期专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通常是由性虐待和身体虐待造成的。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曾遭受过虐待。

我绝对不会认为，这本书的畅销纯粹是由于文采好和见解独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结识了电影导演尼古拉斯·罗伊格（Nicolas Roeg）。虽然他曾制作过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但迄今为止获得最高人气和票房的一部电影是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和朱莉·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主演的《威尼斯疑魂》（Don’t Look Now）。尼古拉斯认为，在他的电影作品中，这部电影并非比其他电影更好，只是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期于发达国家中激起了人们的共鸣，靠的纯粹是运气。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基因决定论处于鼎盛时期，我认为这本书如果在那时出版，就会显得不合时宜，不被看好。正如我在最近的一本书《富贵病》（Affluenza）中详细论述的，由于自私资本主义（在我的描述中，它类似于市场自由主义，即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之崛起，使得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成为畅销书（它为右翼政治信仰提供了基本依据）。这本书的观点恰巧与政府一致，至少在理论上，这个政府认为社会环境（特别是父母的教养）对于孩子至关重要。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年轻时，也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教养论（Nurturism）非常流行，天性论（Nature）几乎无人问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钟摆摆向了另一边，可现在它又摆回来了。到了2002年，对于“他们的意志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而他们的基因才是关键”之类的论述，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听烦了。

然而，人们早年对抚育的重要性产生的新认识，很快就被用来服务于自私资本主义。通过运用行为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最初基于对大鼠和猴子的奖惩研究），吉娜·福特（Gina Ford）的《超级育儿通》（Contented Little Baby Book）和乔·弗洛斯特（Jo Frost）在英国第四台（Channel Four）的电视系列节目《超级保姆的教养金律》（Supernanny）很快在大众中流行开来。福特的书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心满意足的父母”（The Contented Parent），而弗洛斯特的节目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在育婴室驯服小野兽”（Taming the Beast in the Nursery）。在此类作品中，父母的需要是一切，小孩儿的情感需求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也有一些另类的畅销书，例如史蒂夫·比达尔夫（Steve Biddulph）的育儿书，珍·莱德罗芙（Jean Liedloff）的《富足人生的原动力》（The Continuum Concept），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在对抗彼时的政府及其主导的社会文化，而后者正在努力让父母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从而立刻负担得起更大规模的消费。英国新工党（Nouveau Labour）的教育和育儿政策都反映了这种物质主义的泛滥，他们注重把孩子们培养成良好的小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爱与安全（这两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和心理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希望尽可能让未来的英国孩子们沉迷于他们的美国式价值观。

在教育方面，英国政府通过组织考试与收取大学学费这两种方法把孩子们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化生活中。可供娱乐的运动场地不断缩减，如同在保守党执政时期一样迅速，任何对经济没有直接贡献的课程活动都会被缩减或取消，专科学校（Academy）被卖给商人，以传播一种混合了自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的令人担忧的思想。

在育儿方面，事实上，新工党的任何精英或伴侣都不会亲自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母亲的角色（无论是由男性还是女性担任）被迅速地淡化了，因为只有从事有偿工作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贫困父母的“稳健起步计划”（Sure Start Scheme）已基本被转换成提供集体日托的服务，其理由是，只有通过有偿工作，母亲才能获得自尊和尊严。巧的是，这样的政策也大大增加了低薪工人的人数，这些人可受雇于那些为新工党提供竞选资金贷款的公司。有趣的是，新工党的精英们却不会选择集体日托作为替代他们照顾自己孩子的方法，他们的小宝贝必须要由一对一的保姆来照顾。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新工党的内阁大臣们每年都会宣布采取措施打击那些父母和他们的“野”孩子们。电视上经常播出这样的节目：失控的贫困住宅区的孩子们及其父母正在被严加管教。令人失望的是，在1997年到来的机会就这么被浪费掉了。

新工党政府已从各方面证明自己烂透了——在伊拉克战争中，财富不断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布莱尔身边那些人几乎都被各种丑闻缠身。新工党政府没有创造条件来使小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大的罪孽——他们应该想到这一点。

一个不那么有争议，而且更实际的问题是，人们在努力理解自己的童年经历是如何影响成年后的人格的。除了在本书中提供的方法之外，自从写这本书以来，我又发现了另一种值得特别提及的方法。我虽然没有亲自尝试，但知道很多人发现“霍夫曼疗法”（Hoffman Process）非常有效——能帮助他们回顾童年经历的影响，并且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方法，促使他们继续前行，摆脱责备父母和重蹈覆辙（见hoffmanprocess.co.uk）。

起初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有孩子，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父亲了，我有一个女儿（4岁零9个月大）和一个儿子（21个月大）。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人父母之后，我的看法是否改变了。我的回答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它只会增加我对本书所述内容的信心。毫无疑问，在抚养我们的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和我将会犯很多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我认为我们只能期望自己成为“足够好”的父母。所以我呼吁大家认真审视自己，弄清楚我们过去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更可能有机会避免把自己的问题传给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本书能够促进这种变化。

奥利弗·詹姆斯

2006年10月于伊德伯里①

①  即Idbury，英国牛津郡的一个村庄。——编者注

前　言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从我父母的床上掉下来，那时我18个月大。我妹妹的出生使我很愤怒，当看到妈妈给她喂奶时，我大闹了一通。之后的几个星期，我总是躲藏着，咕哝着，显得状态不佳。每当有人想要把我抱起来时，我就会把他们推开，这种情况持续了3个星期，我的父母当时以为我在因妹妹的出生而发脾气。他们都是受过培训的精神分析学家，因此倾向于进行心理学分析，但是公平地说，任何父母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坏脾气是由于手足竞争。直到他们带我去看医生，才发现我的锁骨骨折了——那次从床上掉下来时摔坏的。虽然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的父母并没有分清心理与身体方面的问题。

这个经历，连同后来的很多经历（我曾经在精神病学家身边工作，与精神病患者接触）使我得出结论，对人的心理进行过度解读是不可取的。弗洛伊德的笑话中我最喜欢这则：晚餐后，弗洛伊德坐在维也纳的绅士俱乐部里抽着一支雪茄。一个怀有敌意的同事走过来说：“这可真是一支又大、又肥、又长的雪茄啊，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回答道：“有时，雪茄只不过是雪茄而已。”大众对于分析心理的精妙理论持有一种适当的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的，因此我最好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资格提出这些理论。

获得社会人类学学位之后，我接受培训并成为一名儿童临床心理学医生，然后在一家精神病院当了6年的兼职医生。在我们的婴幼儿期，不同类型的抚育方式可能使我们最终成长为不同的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并且写了一篇冗长、啰唆的理论性论文。自此以后，我对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一直都很有兴趣，也很关注“先天与后天”（Nature Versus Nurture）之争，并成了此类研究的密切关注者。

若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至今可能仍在修改我的论文。那是在1982年，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在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工作，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对儿童发展有所了解。由此我开始参与制作纪录片，其中有几部涉及对暴力犯的采访。如本书第3章所述，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因为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之间的关联几乎是无法被忽略的。通过采访他们，我明白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因为最常见的情况是，暴力犯的父母对他们做过什么，他们就会对受害者做什么。

后来，我又参与了其他电视节目的制作，对名人进行心理访谈，我同样很有收获。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名人（成就极高者）的童年经历与他们的成就需求之间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采访那些暴力犯时，在很多情况下，我只需要问一些简单、直接的问题，例如“你和父亲更亲近还是和母亲更亲近？”或“你的父母是如何惩罚你的？”，他们的过去与现状之间的关联就呼之欲出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一听也就明白了。

在本书中，我不仅列举了常规的临床心理学案例，还列举了一些名人案例，既包括我采访过的名人个人实例，也包括对一些名人的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的分析（虽然我没有遇到过其中的一些人）。通过电视和报纸的传播，有一些名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交圈中虚拟的一部分，因此当我列举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伍迪·艾伦（Woody Allen）或葆拉·耶茨（Paula Yates）的例子来说明观点时，读者就会很快明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太熟悉他们了。

R. D.莱恩（R. D. Laing）是所谓的“激进精神病学”（Radical Psychiatry）的创始人，他那狂野而精彩的反调文集《经验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出版于1967年，开篇第一句话是：“如今，没有几本书是可以原谅的。”我希望这本书是可原谅的。莱恩继续写道：“我们都是杀人犯和娼妓……我们都是困惑而疯狂的生物，对我们的真实自我，对彼此，对精神和物质世界都是陌生的”。他的书以一句令人震惊的话结束：“如果我能让你兴奋起来，如果我能让你癫狂，如果我能告诉你，我会让你知道的。”

我多么希望能够宣称，我之所以有资格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取得了某种超然的心理健康——“我的情绪状态是如此卓越和出色，以至于我现在准备分享它。”唉，我不能假装自己有这么好的状态。正如你将在整本书中看到的，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弄懂过去经历对我现在的影响。然而，关于读这本书能为你做什么，我会做一个初步断言：

了解你的父母在你小时候是如何照顾你的（无论是通过自己回忆，询问目睹你成长的人，还是分析你现在与其他人的相处方式），这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充实。虽然这本书不是心理自助书，但我确实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来进行情绪审视，评估过去对你现在的影响，这个练习可以给你带来内省和改变。

早期的父母抚育很重要，关乎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本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方面的科学依据，并附有注释，供有兴趣阅读相关研究材料的读者参考。尽管我不希望让你癫狂，但与莱恩一样，我希望让你兴奋起来。

简　介

女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ow）在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5。19岁时，她曾对此表示遗憾，她对一位报社记者说：“一个孩子需要更多的爱和感情，而在一个大家庭中，孩子所能得到的关爱则要少得多。”25岁时，她初次产子，生了一对双胞胎，不久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儿子。那时她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家庭，她可以给孩子们更多关爱——比她自己在童年时所得到的关爱更多。但在一年之内，她收养了2名越南婴儿。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又生了1个孩子，并收养了6个孩子。最终，总共有12个孩子叫她妈妈。如今，她说：“大家庭的好处是极大的。我想重现我的童年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她忘掉了身处一群兄弟姐妹中的迷失感，但是科学证据表明，米亚在19岁时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一个很大的家庭中，满足孩子的需求有多困难。在子女数量不少于5个的大家庭中，孩子们长大以后更有可能违反法律和患上精神疾病。米亚收养的几个孩子当中，有2个孩子曾因在店铺盗窃被抓。米亚·法罗曾自豪地说，她亲自照顾孩子们，并不借助保姆的任何帮助。可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满足12个孩子的需求是很难的，更可能培养出缺乏个性、渴望爱和关注的孩子。

米亚还离过几次婚，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女孩，到了适婚年龄时，更愿意接近年长（与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性，以获得专一的爱和安全感……米亚的养女宋宜（Soon-Yi）是伍迪·艾伦的现任妻子，而米亚是伍迪·艾伦的前女友……20岁时的米亚显得特别稚气，她的第1任丈夫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与她结婚时已经50岁了；她的第2任丈夫音乐家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年龄比她大16岁。米亚·法罗亲身体会过在大家庭里成长是什么感觉，那她到底是怎么了？至少在19岁时她曾说过，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是缺爱的，她为什么想重现那样的童年环境？也许，她从父母那里遗传了一个基因，这使她想要一个大家庭。但也有可能，她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发现自己在重复过去的，不仅是米亚·法罗——我们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们重复童年经历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事实上，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如何应对自己的朋友、选择爱人，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兴趣等几乎一切心理状态，仍在通过我们每时每刻的经历，不断地反映着我们的童年经历。

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会基于自己的童年关系，对他们产生偏见。不知不觉中，我们把他们与我们原生家庭中的人物混淆起来。陌生人的名字、说话方式、模样等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会唤起我们的记忆（来自我们最初的家庭剧本），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记忆强加给了那个陌生人。

我们与密友的相处方式受到童年故事和角色的影响，不仅如此，研究表明，我们甚至会使这些朋友以我们童年时习惯的方式行事。童年时，我们在家庭中无论是被视为甜美可爱的孩子，或是害群之马，都会出去结交以同样方式看待我们的人。如果他们不那样行事，我们要么会操纵他们，使他们以那种方式对待我们，要么会假设他们是那样看待我们的，不管真相如何。难怪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恋人和密友。我们首先要求他们适应我们的童年剧本，然后为了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我们也必须适应他们无意识的童年剧本。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结尾处有一个笑话，而这一证据证明了那个笑话背后的真实性。一个男人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的妻子以为她自己是一只鸡。心理医生问那个男人为什么不离开自己的妻子，男人回答说：“因为我需要鸡蛋呀。”这几乎概括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婚姻：每个人都需要对方的疯狂。

还有一个科学证据表明，米亚·法罗的行为是受她的成长环境影响，而不是她的基因所致。脑的电—化学模式使每个人大脑中的思想和感情变得独特，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经历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的母亲患有抑郁症，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就会影响孩子，使其大脑右侧额叶形成可测量出的特殊的电—化学模式。心理学家们知道，这些模式不是遗传的，因为它们在孩子出生时是不存在的。只有当孩子的妈妈以抑郁的行为方式对待孩子时，这些模式才会在孩子的大脑中形成。虽然这些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形成得越早，就越难改变。它们会存续多年，除非在此期间孩子的成长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现在已有研究表明，右脑的功能障碍与多种精神疾病有关联。

除了脑电波，大脑的化学物质也会受到童年经历的巨大影响。例如，皮质醇（cortisol）这种激素的分泌就是为了应对来自环境的威胁或其他行动要求。在正常人体内，皮质醇水平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停上升或下降，但如果我们在6岁之前生活在气氛紧张的家庭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中就会像被放置了一个失灵的调控器（它负责设置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使皮质醇水平异常。如果一个成年人在童年时受到了持续的威胁，被父母虐待或忽视，那么这个人的应激系统要么会关闭（皮质醇水平过低），要么会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皮质醇水平过高）。也就是说，这个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能总是很低，因为他对会引起“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外界刺激已经麻木，这些刺激已经不能使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上升了；或者，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能一直都很高，随时准备对危险做出迅速反应。一个人若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那么在成年后，他体内就会有特定的皮质醇模式，这能反映他所受虐待的类型。一个人若在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那么到了成年后，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很高；一个人若在童年时生活在冷漠和缺爱的环境中，那么到了成年后，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很低。

早期抚育对心理的作用是如此深远，甚至会影响我们大脑的不同部位的大小。海马（hippocampus）在我们的情绪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它位于大脑下部的一个区域中。对于海马体积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童年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成年后会拥有一个比正常体积小5%的海马，遭受性虐待时的年龄越小，她的海马的体积缩小就越显著。性虐待以及其他童年经历都可能导致成人患上抑郁症，患抑郁症的成年人的海马体积也是会缩小的。因此，在我们的婴幼儿期，父母对我们的抚养状况，以及我们在成年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因素都会影响大脑的体积和形状。

与此相一致，在童年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遭受的虐待越严重，其影响就越深。一项研究对800名9岁儿童进行了调查，其中一组儿童在3岁之前遭受过严重虐待，另一组儿童在3～5岁遭受过严重虐待（在3岁前没有遭受过虐待），前一组儿童的精神状况比后一组儿童更异常。而后一组儿童的精神状况又比第3组儿童（仅在5～9岁遭受过虐待）更异常。儿童遭受虐待的具体类型，也预示了以后出现的情绪障碍的类型，例如，遭受忽视的儿童在以后出现的问题就不同于遭受身体虐待的儿童。此外，这些儿童如果曾遭受过几种不同类型的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比较高，从而长期处于“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模式中；如果只是偶尔遭受身体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比较低。若是对这些9岁儿童的大脑进行检测，就会发现，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其脑的电—化学模式以及大脑结构的异常就越严重。0～6岁这个阶段很重要，会从身心两方面影响孩子成长。

无论是否有心理问题，我们大脑的模式和结构都会影响我们对朋友、恋人和职业的选择。我们选择的人或活动总是与我们的期望（由脑的电—化学模式产生）相匹配的。例如，我们如果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成年后就更有可能遭受更严重的伤害（虽然大多数强奸受害者在童年时并没有遭受过虐待，但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这种经历就会使我们更容易陷入可能遭受伤害的环境中）。当然，青少年期及以后的经历（例如找到合适的爱人，接受心理治疗，或服用抗抑郁药物）可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电—化学模式。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己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0～6岁这个阶段的经历影响的。

对以上证据的一个最常见的反驳是：“我和兄弟姐妹在性格等方面的差别都很大，你要做何解释？我们有相同的父母，在同一个家里长大，有同样的成长环境，但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没有相似的模式呢？这种差别一定是由于基因的不同。”答案在于，就算是亲生的兄弟姐妹也不具有“一模一样”的父母。因为每个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都是非常不同的，这些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在不完全相同的家庭里成长的。无论你相信与否，兄弟姐妹长大后的差别与这种成长环境的不同有很大关系，基因的影响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多图书、报刊文章和电视纪录片都对此进行了专门介绍，他的研究对象是被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他的研究结论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我们应该对这项研究的结果持谨慎态度，更应该抵制媒体对这项研究的过度吹捧。因为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对这一点的认识，不仅可以让我们摆脱“基因决定论”的束缚，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个人或社会的改变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穷人会贫穷、疯子会发疯、坏人会使坏，都是基因造成的，那么针对穷人的教育支出、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谈话治疗、针对罪犯的开明监狱制度就都没有意义了。这些方法都是徒劳的，就和尝试用这些方法来改变一个人的眼睛颜色一样徒劳。但是，科学证据表明（见下文），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个性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兄弟姐妹在性格等方面的差别也不是由基因决定的。

认识到这一点，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我们自身，就有助于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应用于整个社会，就可以使社会进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监狱里90%的犯人患有精神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他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等你读到本书的结论时你就清楚了，如果对儿童的照顾得到改善，那么日后，罪犯的数量就会大幅度减少。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200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一个政府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幼儿期的早期抚育方面进行投入。但不幸的是，对孩子和国家来说，幼儿期是最不受关注的阶段。”

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思考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真实原因，更不愿意去思考犯罪的童年起因。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人们生活在所谓的“抱怨文化”之中，特别容易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但大多数人仍然很维护他们的父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童年的一个相对真实的叙述，正如辩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指出的：“不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轻视它，甚至嘲笑它，这种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被鼓励的……许多人 （曾经也包括我自己）都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对自己的童年缺乏敏感性，并为此感到自豪。”然而，了解一下父母是怎样抚育我们的，直面真相的后果并不会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具有破坏性。如果我们发现父母对我们的抚育方式既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那就不需要徒劳地对他们进行指责，也不需要选择伍迪·艾伦式的反省和毫无意义的刻薄。了解真相与自我怜悯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倾向于惹恼你的老板，或者总是爱上不该爱的性伴侣）的童年起因，就应该痛责你的父母，指出他们的可怕行为。大多数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为孩子做到最好。我们应该做的是，接受并重塑他们在我们童年时对我们采用的抚育方式，使之符合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重写我们的人生剧本。

当然，这并不容易。T. S.艾略特（T. S. Eliot）曾精辟地写道：“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我们与现实之间隔着正向错觉（positive illusions）的玫瑰色泡沫，所以我们倾向于高估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低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粉饰过去，以适应现在。例如，当大学生被要求回忆大学预科的成绩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稍稍夸大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没有人会说一个比实际取得的成绩更低的分数。此外，父母会把子女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开明培育，把子女身上不讨父母喜欢的特征归咎于基因。我们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抱有积极的幻想。在一项研究中，与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男性相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男性更认为自己的病情不太可能发展为典型的艾滋病。现实的融洽版本①使我们保持理智。

请相信我，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本书在你和你的家人之间挑起了麻烦，打破了你对自己童年的幻想泡沫，或者加重了父母的焦虑感。当你读这本书时，请尝试从孩子，而不是从父母或准父母的立场来看。在我看来，我的读者是一个家庭的产物，而不是负责养大一个孩子的人。如此一来，当读到有证据表明父母的抚育方式可能是导致某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时，你就不太可能采取防御的态度，感觉需要为自己辩护。本书的目的是，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童年经历如何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以及这种知识可以如何帮助你。

事实上，这其中隐含的一条信息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伤害是正常的，每个人在童年期都会遇到问题，若能改变我们对“正常”的界定，我们所有人都将会因此获益。例如，人们对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有1/5的人一直受到精神疾患困扰，多达1/3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可能受其困扰。还有研究表明，有20%～40%的人虽然表现出了严重的症状，却并没有患上精神疾病。我们现在应该改变“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的信念，进而意识到，生而为人就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神经症是惯例，而不是特例”，这可以使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孤单。这也是一个起点，我们能够借以了解哪里出了问题，认识到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简单地重演过去，或者重写剧本。

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审视情绪。就像会计师需要辛辛苦苦地对企业的交易进行年度审查，看看它的财务状况如何，你可以用这本书来审视你的童年期发生过什么，查明它是如何对现在的你造成影响的。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简短的练习，通过这一练习，你可以运用这一章刚刚讨论过的内容，对自己的某些方面进行审视。你可以在读到每章结束时，趁热打铁做练习，或者等到读完这本书之后，再回过头来做每一章结尾的练习。读这本书时，请随身带一支钢笔或铅笔，读到有共鸣的地方，你可以顺手在边上做个记号，当你以后再读时，它就会在那里提醒你。这个审视将有助于定义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会这样，当你读到第6章时，你将能运用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改变自己了。

你可以继续像个演员一样，在你的家庭中无休止地重复扮演同一个角色，有人在很早以前就写好了这个剧本了。或者你可以成为自己剧本的作者。但是在你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你需要多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命运没有被编码到你的基因里。

①  指我们脑中的现实。——编者注

第1章

我们的基因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在1980年的新年前夕，一位名叫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的美国年轻人自唱自录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一首歌曲《哦，洋子！》（Oh Yoko！）。随着新年的到来，欣克利喝得越来越醉，变得更加忧郁、悲伤。他开始弹吉他，悲哀地唱起了这首熟悉的歌曲。“在深夜，”他唱道，“在深夜我呼唤你的名字。”唱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好，但随后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接着唱“哦，洋子，哦，洋子”，而是把歌词改成了“哦，朱迪，哦，朱迪”，指的是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

欣克利产生了幻想，并且精心构思，开始追求朱迪·福斯特。他的妄想越发严重，他想出了一个方案，希望以此来证明他值得她爱——他打算刺杀里根总统。1981年3月30日，他开枪击中了里根总统，经过漫长的法庭诉讼，他被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并被送入一家安全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1985年，欣克利的父母公布了他们一家三口的账目，并且成立了一家慈善组织，帮助那些孩子患有同样疾病的父母。欣克利的父母认为，这是由他的基因造成的，他的精神疾病从受孕之时就被埋藏在DNA中。但他们是正确的吗？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聪明的人通常会回答：“这不是天性或教养问题，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即使是聪明的人，也可能犯错。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确实错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差异？真相是：这些差异在少数情况下是“完全或主要由基因决定的”，通常是“由环境决定的”。在我们常见的心理特征中，只有少数几种特征是真正的“两者兼而有之”——一半是天性决定的，一半是教养决定的。

“先天与后天”之争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争论时都会带入大量的“私货”，这使我们很容易忽视令自己不快的证据，并夸大那些支持我们偏见的证据。尽管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先天与后天共同决定的”，但如果谈论得深入一些（也许是在喝了几杯酒之后），有些人很快就会表现出对天性论或教养论的由衷偏爱。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都会被与自身经历一致的理论所吸引，我们对自己讲故事，是为了保持我们的乐观幻想。

例如，如果妈妈们被问用哪种方式抚养孩子比较好，她们就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理论，这样她们会感到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上班族妈妈们倾向于认为小孩子是很皮实的，什么样的生活都能适应，不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们可能觉得，在自己上班时，请别人来照顾孩子，实际上对孩子有好处，因此她们不会因为离开孩子而担心——只要孩子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孩子就能茁壮成长，这是由基因的独特性决定的。这些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可以使妈妈对自己的安排感到最舒心。相比之下，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全职妈妈倾向于表达相反的观点。她们认为小孩子需要被亲生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否则就会受到伤害。全职妈妈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在她们看来，小孩子是很脆弱的，需要精心而优质的养育。她们认为，母亲抚育带来的影响比基因大得多，同样，这些观点也与她们留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选择相一致。

上班族妈妈或全职妈妈如果读到与自己的立场相矛盾的证据，就会感到自己的幻想泡沫受到了威胁，甚至将被刺破。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涉及的话题是什么。例如，一项以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为对象的调查发现，反同性恋者倾向于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选择和抚养的结果，而同性恋者及其支持者则把同性恋视为一种基因遗传的偏好。相信同性恋是基因决定的，那么“责备”就基本不会落在父母身上了。它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与生俱来的命运，反同性恋者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选择，将之描绘为一种可以通过治疗来矫正的疾病。

我们对“先天与后天”之争的看法很可能与我们的政治信仰交织在一起。早在1949年，就有一项调查显示，政治层面的右翼人士倾向于认为基因最重要，而左翼人士则认为环境比基因重要，这在如今似乎也是如此。右翼人士倾向于认为，社会等级反映了基因上的天赋，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基因，穷人之所穷是因为他们的遗传基因不太好。同样地，女人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因为基因进化使女性更适合干这个。左翼人士认为，这些差异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最近的一篇综述表明，右翼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这样一来，基因理论就能继续使他们的幻想泡沫保持完整了。

欢迎来到我的泡沫

要是说我们一出生就注定了会以某种特定的状态（包括个性、天赋或精神疾病等方面）对我们特定的小世界做出反应，可是完全讲不通的。从进化的角度，更加合乎逻辑的说法是，人出生后的可塑性是很强的，极易受父母和成长环境影响，因为每个家庭环境、每个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都对孩子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必须吸引父母的兴趣和爱，基因不可能精确预料什么样的特征最能引起父母的兴趣和爱，正如它不可能预料阶级和文化的特殊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正如过去50年社会趋势所表明的那样。

用打牌（桥牌或扑克牌的其他玩法）做一个类比，一定量的知识（牌的定义、游戏规则、不同牌型的大小顺序）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物种的遗传特征。为了能够玩牌，这些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就如同我们在生命之初就具备一系列的情感（如幽默或悲伤）和基本的心理机制（如思想和言语的潜能）。但是，如果在我们尚未出生（还没见到我们的家人）之时，基因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会以特定的方式（例如喜欢歌剧，或打断别人谈话的习惯）对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做出反应，那可没什么好处；与此同理，我们也不会预先以确定的方式看待并处理手上的牌。为了打好手里的牌，我们需要灵活应对其他牌友发出的信号①，猜测他们手里有什么牌，靠着以往和他们打牌的经验，我们必须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来判断如何打好当下的牌。如果面对每种牌型，我们都预先确定了打法，那么打扑克时，只要手上有一对王或四张同一花色的牌，我们就总下注；打桥牌时，只要手牌点数有23点，我们叫牌就叫一个大满贯（Grand Slam）②，那么往往是赢不了的。假如在我们出生之前，基因就决定了我们会如何对待父母，那我们的人生也算不上成功。

是的，人的基因里确实蕴藏着一系列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表达上的个体差异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成长环境。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生态系统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人出生后有可塑性，能适应特定的家庭环境。对于进化的这种解读拥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也就是最近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它绘制了人类的基因组图谱）。人们原本预期，人类基因组中至少有10万个不同的基因，但事实证明，人类的基因数目不会超过3万～4万个，仅为普通果蝇基因数目的两倍。人类的基因数目如此之少，很可能不足以确定细微的个体差异。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是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两个研究团队之一的领军人物，他总结说，基因在确定个体差异方面只能起很小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工作证明了“人类的奇妙多样性并非被固定在了遗传密码里。我们所处的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早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之前，就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环境比基因重要。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不支持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理上的个体差异有一半是基因决定的（即“两者兼而有之”）。真相比这有趣得多。

由于同卵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所以他们的任何心理差异都一定是成长环境造成的。异卵双胞胎有50%的基因相同，在双胞胎的研究中，人们将同卵双胞胎的心理差异程度与异卵双胞胎的进行对比。相比于非孪生的兄弟姐妹，异卵双胞胎更适合作为对照组，因为异卵双胞胎也是在同一时间出生的，与同卵双胞胎有很多共同之处。关键在于，如果某个特征是受基因影响的，同卵双胞胎在这一特征上就会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100%相同的，异卵双胞胎的基因只有50%是相同的。以身高为例，同卵双胞胎中有90%的人身高相同，而异卵双胞胎中只有45%。人们认为，同卵双胞胎在身高方面具有的更大程度的相似性是由于他们有更强的遗传相似性。这表明身高受遗传影响大。

双胞胎研究的发现

在本书中，除了托马斯·布沙尔的研究之外，我把其他的双胞胎研究结果都视为可靠的，尽管大多数收养研究（对被收养儿童的研究）的遗传度③估计值比双胞胎研究的低得多，而且有很多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使得双胞胎研究的准确性令人怀疑。有趣的事实是，即使从表面上看，双胞胎研究揭示的也不是基因有多重要，而是基因为何相对不重要。双胞胎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写道，双胞胎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大多数的个体行为差异是环境造成的”。

虽然我们在体貌上的个体差异主要受遗传的影响，但是在心理上的个体差异却不太受遗传的影响。双胞胎研究中有很多对心理特征的测试，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特征的遗传度不到一半；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心理特征（例如暴力倾向、浪漫偏好，或男子气与女子气的程度）的遗传度很小或几乎没有。虽然某些性格特质的遗传度相当高，例如外向性和情绪性（遗传度均为40%），但是其他许多特征则不然，例如社交能力（遗传度为25%）。智力测试分数表明，在一般认知能力中，智力的遗传度是最高的（在儿童期为30%，在成年期为52%），但许多重要的心智能力并没有很高的遗传度。记忆力的遗传度为32%；创造力的遗传度为25%；非常高的成就（甚至包括成为天才），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是成长环境决定的。

同卵双胞胎的生活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盖尔（Gayle）和吉莉安·布莱克尼（Gillian Blakeney）是一对同卵双胞胎，两个人都是黑发美女，出演过澳大利亚肥皂剧《左邻右舍》（Neighbours）。在1993年，我对她们进行了采访，此前不久，她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眼科医生。当时她们已经27岁了，在那个年龄，每个人的视力都不是那么好了，但屈光不正的程度却因人而异。眼科医生惊奇地发现，这一对双胞胎的视力下降程度和类型是完全相同的。她们两人不仅眼睛完全相同，脸和体型也是完全相同的。与她们初次见面时，尽管吉莉安穿着红色外套，盖尔穿着奶油色衬衫，但是在5分钟之内，我就把她们两个人弄混了好几次。然而，尽管她们的体貌很相似，她们的心理特征却有很大的差异。考虑到她们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她们的心理特征差异只能是教养差异导致的，同时，这种差异的确很惊人。我询问了她们的个人经历，另一位职业心理学家通过人格和智力测试对她们进行了正规的单独评估。我和这位职业心理学家一起做出了如下描述。

吉莉安从小就很自信而且争强好胜，她是一个叛逆的小女孩，喜欢和男孩玩，喜欢男性化的玩具。她是个急性子，很容易和父母生气，并离家出走过两次。虽然她只比姐姐晚出生9分钟，但是在她们的家庭剧本中，她被设定为家里的老二，结果是，她自认成了善于操纵人的“爸爸的女孩”④（daddy’s girl）。然而，在性格上，吉莉安很像妈妈，她的笔迹、举止、面部表情和精神状态都很像妈妈。在交谈中，她显得很强势，她如果有话要说，就会打断我，并且拒绝让步。吉莉安比她姐姐更多疑、更惯于掩藏自己。她把自己和姐姐的关系形容成一对夫妻，她是丈夫，姐姐是妻子。当她和姐姐合住一套公寓时，她分担传统意义上的“男人的活计”。

她坚持要找到完美的丈夫，并拥有理想中的婚姻，如果遭到了丈夫的背叛，她将会伤心欲绝。她在17岁那年就和男朋友发生了关系，而她父亲认为那个男孩与她不合适。她被男性的某种另类的特质所吸引，她说她喜欢“超有阳刚之气的美男子，而她姐姐盖尔则喜欢有才智的男子”。她的设想是，在英国生孩子，带着孩子们去澳大利亚住几年，然后让孩子返回英国读中学。她的丈夫必须同意她的计划，但她希望他是个颇有男子汉气概的成功人士，尽管这将会让他们吵个不停，但她认为他们会喜欢这种争论的。与男人打交道时，尽管她很独立和自信，但她也用女性花招。她显得比她姐姐更性感和妩媚。

盖尔和妹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如此不同，人们可能会认为她来自另一个家庭。如果只根据她的性格来判断，人们绝不会想到她和妹妹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她没有那么自信，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帮手，懂事听话，以此来赢得父母赞同。与她妹妹不同，她很喜欢她的洋娃娃，并称之为“我的宝贝”。她从未表现得像野丫头或流露出叛逆的迹象，她根本就不会有离家出走的想法。她像姐姐一样保护“家里的小妹妹”吉莉安。她没有吉莉安的急性子，只有在受到极端挑衅时，才表现出攻击性。成年后，她的笔迹、举止、面部表情和精神状态都被认为更像她爸爸，而吉莉安在这些方面则很像妈妈。如果是普通的姐妹，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情况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孩子遗传了爸爸的基因，另一个孩子遗传了妈妈的基因，但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与盖尔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更善于反思和倾听，也更乐于提供信息。吉莉安向我隐瞒了一个关于她们爸爸的重要信息，盖尔就主动告诉我了，她坦率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爸爸的生意垮了，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潦倒的人。”盖尔更坦诚和易信任人，但她也常压制愤怒，只是偶尔才爆发：“如果我真的发脾气，我就是危险的。我根本不喜欢争论。”当她和妹妹合住一套公寓时，她负责做饭，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她认为她妹妹“更漂亮——在脸部的结构上”，虽然在陌生人看来，她和她妹妹的脸是一模一样的。盖尔的性生活是从22岁时开始的，比她妹妹晚了5年。她喜欢有才智的男子，她希望所嫁的男人能带她进入一个新的社交圈子，至于在哪里生活，那就依丈夫的需要而定，吉莉安则希望她的男人能够适应她的计划。虽然盖尔没有打算当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她认为，结了婚后“必须做个贤妻——自己将不得不迁就丈夫”。她觉得，成家之后，把婚姻看作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一个实际协议是比较明智的；与吉莉安不同，盖尔认为她的丈夫出轨是很有可能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必须离婚。

姐妹二人是如此不同，不管是什么导致的，都不可能是基因。事实上，即使通过一次时间有限的采访，你都能搞清楚，父母对待她们的不同方式才是她们变得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当她们在童年时代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时，她们的母亲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她们父母显然偏爱吉莉安。

性格温和、不具攻击性的盖尔回忆起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我有一个天使般的洋娃娃，我把它当成宝贝来珍惜——那个洋娃娃就是我的生命。所以，如果吉莉安想要让我感到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扯掉洋娃娃的头，把它扔下山，塞到狗的嘴里——她就这么做了。”报复随之而来，“我抓起她的史努比娃娃，把它的头按在地上摩擦，把它的耳朵扯掉了。”从她们的妈妈对洋娃娃大战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什么使这两个女孩变得如此不同。“妈妈对我发火，但是没有对吉莉安发火。她说‘你总是可以把一个洋娃娃的头重新安上，但是你不可能把史努比娃娃鼻子上的划痕去掉’——这话可不太公平。我说‘那是我的宝贝！她把我的宝贝的头扯掉了！’但妈妈总是偏袒吉莉安。”

最近几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是因为孩子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不可爱”的孩子使自己不招人喜欢，可爱的孩子则会受到偏爱。由于布莱克尼姐妹是同卵双胞胎，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虽然很难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为父母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个孩子，孩子们通常也很维护他们的父母，但是一般来说，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是由于父母的投射⑤（projection）导致的，而不是由于孩子的天生气质不同，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情况。

对于姐妹二人的攻击性行为，她们的妈妈选择支持吉莉安，压制盖尔，这种不同的反应日积月累就必然会产生后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年后的盖尔倾向于压制愤怒，以及为什么她偶尔会变得很暴力——她感觉被压迫得太厉害了。也许，当言语不起作用时，只有大打出手才能表明她的观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更听话，而吉莉安更叛逆，因为妈妈支持吉莉安的攻击性行为。吉莉安养成了一个习惯，她和我一起吃午饭时，我就发现，她不会把自己盘子里的食物吃完，总是剩下一些，这让她父母很恼火。盖尔说她更顺从父母：“我特别勤快地帮父母做家务，快活热情，从而赢得了尊重和个人价值，因为妈妈和爸爸都很忙，而且压力很大。我喜欢受奖励，而吉莉安喜欢扮可爱。”

与第一个男朋友交往时，吉莉安惹恼了她父亲，因为她父亲看不上那个男孩，但是她母亲很喜欢那个男孩。她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搞定了父母。她跟我说，她获得额外自由的方法之一就是——“撒娇，因为我是家里的小女儿。我知道如何扮可爱，并且是个善于操纵人的小孩儿。如果我想要某件东西，我知道该如何得到它”。尽管她们姐妹俩是同卵双胞胎，出生时间仅隔9分钟，但是她们的父亲尤其宠爱吉莉安。盖尔回忆说，吉莉安小时候经常坐在爸爸的腿上，是个“可爱的小家伙”。“爸爸过去常对吉莉安说：‘我的宝贝怎么了？’”吉莉安确认说：“就我们姐妹俩而言，我爸爸绝对更宠我。我是爸爸的小女孩。”这可能给了她与男人打交道的信心，也可以解释，当她与第一个“不合适的”男朋友交往时，她父亲为何愤怒（也可能是嫉妒）。

让我们把目光从盖尔和吉莉安的这一特定例子转移到一般的研究结果上，双胞胎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特征（它们都是罕见的精神疾病）有超过50%的遗传度。即使对于易患罕见精神疾病的人来说，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期的经历也会对他们以后的病情产生显著影响。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会一直受精神疾患困扰，对于患有常见精神疾病的大多数人来说，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一种疾病越常见，其遗传度就越小，基本上只有罕见病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

导致脑部退化的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几乎完全是遗传造成的——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基本都会患病；但是亨廷顿舞蹈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仅为0.005%，它是唯一一个已被确定由单个致病基因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某些重度精神疾病与基因和遗传相关，它们是多种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是由于患者携带特定单个或几个基因导致的。另一种极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是自闭症（autism），好在自闭症在儿童中的患病率仅为0.2%。自闭症的遗传度高达80%，自闭症儿童的病情发展也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孩子被确诊以及开始接受治疗时的年龄。躁狂抑郁症⑥（manic depression disorder，后文简称为躁郁症）是另一种极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躁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0.5%，遗传度可能高达60%。重度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4%，遗传度约为5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遗传度约为50%。上述几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都很低，而常见的精神疾病则会影响更多的人，神经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5%，所谓的“轻度”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8%，酗酒和其他几种越来越常见的成瘾症也是更值得关注的。这些常见的精神疾病和成瘾症都是不太受遗传影响的，遗传度为0～30%。对于大部分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来说，遗传只是一个很小的影响因素。因为神经症、轻度抑郁症、成瘾症虽然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却具有较低的遗传度。

总的来说，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遗传的影响占50%，环境因素仍然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但不是全部）双胞胎研究表明，吸烟倾向的遗传度高达50%。（考虑到我在1988年就戒烟了，并从那时起，时断时续地使用尼古丁替代品。我必须惭愧地承认，在写这本书期间，我又重新开始吸烟了，而且每天吸10支烟，所以我也很乐于将此归咎于基因。）这意味着，吸烟成瘾倾向的个体差异一半是基因决定的，但是只有在某些条件下，这种个体差异才能得以显现。在16世纪之前，欧洲就没有吸烟者，因为那时候的欧洲没有烟草。直到20世纪，很少有女性吸烟；如今，比起年轻男性，年轻女性中有吸烟习惯的人更多。若说吸烟的个体差异有一半是基因决定的，那是不正确的。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环境。

最近的另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离婚。有一项对双胞胎的研究发现，离婚的遗传度为50%，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1857年英国仅有5件离婚案，因为在当时，若要离婚，就必须符合特定的《国会法令》（Act Of Parliament）。随后，国会修订了婚姻诉讼法令，但在1900年英国仍然只有590件离婚案，到1930年也不过只有4,000件离婚案。那50%的“离婚基因”携带者是怎么维持婚姻的呢？直到二战结束后，离婚人数才开始猛增，离婚率从12%上升到如今的40%。毫无疑问，这些事实证明，社会因素是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么离婚的遗传度为50%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在某些国家，离婚是不被允许的；在不同的发达国家，离婚率也有很大的差异，遗传学要如何解释这些社会事实呢？在这些情况下，“离婚基因”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认为不能只说离婚的遗传度为50%，还应指出导致离婚必须具备的社会环境条件，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环境条件（法律和生活条件的变化，等等）。精神疾病患病率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美国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比中国上海和尼日利亚的公民高6倍。一般来说，其他说英语的国家的公民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比欧洲大陆国家公民的高两倍。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遗传特征，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做过论述，差异的原因就是自私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同样地，如果你把新加坡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与中国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新加坡（美国化—英国化）的患病率比中国的高很多，尽管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也具有共同的祖先和遗传特征。

最近，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新西兰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会导致抑郁、吸食大麻和暴力：如果你携带了那个变异的基因，早期的良好抚育意味着你长大以后不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反之则意味着你长大以后就会出现那些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携带那个变异的基因，即使你在童年时受到了不良抚育，你长大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那些问题。这符合“两者兼而有之”的模式。然而，关于那个基因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定论。一方面，关于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的最初研究结果，后续已有4项研究部分复制成功。遗憾的是，这几项研究的被试人数都很少，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对基因进行了分类，其中两项研究只成功复制了针对女性被试的研究结果。还有3项小样本的研究也成功复制了那个最初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单凭这几项重复性研究，还不足以下结论。另一方面，其他3项重复性研究没能得出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其中一项研究的样本量比所有重复性研究的都大，这项研究与关于抑郁症致病基因的最初研究相矛盾——在这项研究中，那个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并非更容易患抑郁症，而最初的研究结果是，抑郁症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若是在童年时受到不良抚育，以后就更容易患抑郁症。此外，基于对抑郁症患者的大规模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与未患抑郁症的人们相比，抑郁症患者携带那个致病基因的概率并不高。

将更多的信息纳入考虑，我们有理由质疑抑郁症致病基因发挥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女性和穷人是最容易患抑郁症的，女性和穷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和富人的两倍。有两项研究表明，所谓的抑郁症致病基因，在穷人中出现的概率并不高。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项重复性研究之外，其他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那个致病基因在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中出现的概率并没有差别。到目前为止，一系列研究都表明，该基因变异可能不会引发抑郁症，即使它确实与抑郁症有关，导致抑郁症的关键因素仍然是环境——尤其是在童年时是否遭受过虐待。

关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也有一些与基因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还没有得出定论。未来几年，其他的研究可能会表明，我们出生时就携带各种问题的易感基因，只有当我们在童年期遭受过虐待时，这些基因才会引发疾病，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也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证实。

即使对于那些看似与基因和遗传的关联很大的重度精神疾病来说，环境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精神病学专家们经常声称，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是与基因有关的异常大脑结构导致的。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看起来太不像正常人”了，所以人们很容易相信精神分裂症与教养和成长环境无关。本章余下的部分将探讨这种疾病的成因，以说明即使显著的遗传基础是存在的，教养也非常重要。

以精神分裂症为例

我在社区精神疾患治疗中心工作时，曾目睹了一个相当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的全过程。朱莉在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政治学，并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尽管她与校方的关系很不好，但也取得了硕士学位，并出版了一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美国选举制度进行学术分析），然后就离开学术界了。她对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分析得也很到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30岁出头，在左翼政治团体有一份全职工作，已经非常努力地工作了3年。她之所以被收容入院，是因为她患上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并没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严重）。她是一个热情、谦逊的女人，很多人都喜欢她。她是个素食主义者，还是大麻重度使用者。她很随和，才思敏捷，还有些爱紧张。她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显得精神紧张，总是焦虑不安地用手扶眼镜框。

她与男人的关系遵循一种模式。她要么与男人保持友善的、不涉及性爱的、姐妹般的关系，要么在少数情况下，过于理想化地坠入爱河。每当她和一个男人建立起了活跃的性关系，那个男人很快就会和她分手。她可能对男人都很挑剔，她有时候说自己可能是一个女同性恋者。

时隔一年，我度假回来时又见到了朱莉，她正和其他病人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准备喝一壶茶。有人把茶水倒进杯子，还没开始喝，朱莉坚持说：“不要喝，茶水被下毒了。”我们没把这当回事，因为对于这些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很常见，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她的精神越来越错乱。她相信，在这座城市的两端有两个无线电发送器，会发出信号穿过她所在的房子，并使她发疯。她全身赤裸，连续几小时蹲在浴缸里，搓洗她的衣服，嘴里念叨着：“把它们洗干净”。由于怕“脏”和有毒的食物，她拒绝进食。和她聊天时我发现，她有时说话很混乱，但有时对我和她聊天的动机以及一些社会问题都有惊人的见解。就像是一个灯泡在坏掉之前的忽闪，这些见解能说明很多问题。但是紧接着，她就完全不与人交流了，这种不言不语的状态能持续几天。后来，我们给她住在远处的父母打了电话，最后因为她有伤害自己的倾向，我们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那里有上锁的封闭病房。

根据传统的精神病学理论，朱莉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是基因对大脑产生影响，导致大脑功能失常。19世纪的德国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给精神病学奠定了不完美的基础，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精神科医生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极其可疑的理论。克雷佩林声称，精神病的症状是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的。精神病是一种生物学层面的、主要由遗传导致的疾病，通过直接检查患者的脑部病变，就能看出病因。这种理论在精神病学领域仍然盛行。教科书将精神疾病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依据就是克雷佩林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系统也反映了他的基本假设，关于精神病的遗传原因，医生需要向精神病患者解释，他们的病是器质性的，性质与扁桃体炎没有区别。1978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杰拉尔德·克勒曼（Gerald Klerman）更新了克雷佩林的理论，并断言“精神病学治疗那些患有精神疾病和需要治疗的人……正常人和病人之间存在一个界限……精神疾病有不同的类型……精神科医师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因素”。

但是很多证据表明，以上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有相当多的人至少具有一种精神失常的症状，有症状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高于预期，所谓“正常人与病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幻听（凭空听到声音，甚至与之对话）；幻视（hallucinating，觉得自己看到了熟悉的人）；妄想（delusions，例如他们说自己曾经乘坐UFO旅行）；严重偏执（paranoid）的想法。以躁郁症的躁狂期为例：它似乎是一种应对抑郁的心理防御。在实验过程中，已经康复的躁郁症患者会发现，说出与抑郁有关的词汇比说出与愉快有关的词汇更难。虽然他们说自己已经康复了，但实际上，他们似乎仍然患有轻度抑郁症。进一步研究表明，抑郁词汇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的自尊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对他们的随访发现，在躁郁症的康复期，隐藏的抑郁迹象越多，疾病复发的风险就越大。在躁狂期，尽管他们表现得异常开心，但在一些测试中，他们的得分与抑郁症患者的非常相似。患者在躁狂期的疯狂举动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为了让自己远离抑郁的核心，患者可能会采取狂热斗争的形式，用成就或活动驱散低自尊。

偏执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常见症状，但它似乎不是传统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由纯粹器质性引起的精神障碍。全世界的偏执狂都是专家，他们总是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把错误推给别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他们在电脑上玩游戏（其实他们无法控制游戏的真正结果），玩赢了，他们就声称功劳都是自己的，玩输了，他们就声称这是被操纵的。相比之下，抑郁症患者无论输赢都不会把更多的功劳归于自己。

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主要症状是言语紊乱——无序、混乱或怪异的语言。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谈话的主题带有情绪性，这种症状就更有可能出现。当患者被要求谈论悲伤而非快乐的记忆时，患者的言语就明显变得更加紊乱，越是个人化的主题，越是如此。幻觉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患者很穷或地位低下，当他们出现幻听时，就更可能听到上位者说话的声音。情绪压力使人们更容易出现幻视或幻听：有13%的丧偶者曾听到死去配偶的声音。

双胞胎研究是遗传论证的基石。然而，如果这些研究是可信的，它们实际上证明，在一半的情况下，基因或遗传因素不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在同卵双胞胎中，如果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另一个人患病的概率是1/3～1/2；而在异卵双胞胎中，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个人患病的概率约为15%，这表明遗传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寻常的事实是，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中，只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那么基因就不可能是这个病的决定因素。因为同卵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如果其中一人患上了由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个人也会患上此病。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这对同卵双胞胎拥有不同的成长环境。

从理论上讲，这种影响可能是身体上的，例如双胞胎在母体子宫中的位置不同，或者在童年时接触过不同的有害化学物质。但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双胞胎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即使有相同的父母，他们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还是不同的。我们还将看到，对精神分裂症的最合理的解释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主要是由基因导致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主要与成长环境有关，还有一些情况，它确实是“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双胞胎研究之外，另一个事实是，世界各地都会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这表明精神分裂症确实与遗传有关——它发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而且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一些成员患上精神分裂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患者的发病都是遗传因素引起的。研究人员对200万名丹麦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一个人童年时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越长，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越大。一项国际研究甚至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与其生活环境有关。在农村地区，患者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和个人卫生，外表邋遢和不讲个人卫生是最常见的症状；而在城市，幻听和被迫害妄想是最常见的症状——这种差异几乎不可能与基因有关系。穷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早在1939年，美国社会学家就指出，个体住的地方越靠近芝加哥市中心的贫民窟或者越穷，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就越大。这往往被精神科医生忽略，然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不同社会阶层（穷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及种族之间都有很大差异——美国加勒比黑人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均值的4倍，由西印度群岛移民至英国的人群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均值的17倍。这一现象基本与基因无关，因为他们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亲属们的患病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虽然这些亲属与移民群体的后代有相同的遗传背景，但移民以及英国对少数族裔的反应才是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与在非白人社区生活的非白人相比，在白人社区生活的非白人更容易患病。除了种族主义以外，加勒比黑人父母也面临巨大的压力，致使他们长时间不能和子女在一起。一项研究显示，患精神分裂症的38名加勒比黑人当中，有1/3的人在童年期与母亲分离的时间超过4年，有一半的人在童年期没和父亲在一起。精神科医生通常不会提到的一个事实是，与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患者们相比，在富裕的发达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具有更长的病程和更严重的病情（这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现代生活使人混乱）。事实上，如果你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么与发达国家的患者相比，你病情复发的概率仅为1/11——这种差异是巨大的，同时与基因无关。

许多精神科医生也认为，由于精神分裂症有家族性倾向，它必然是可遗传的。在一般人群中，约有1%的人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期患上精神分裂症，而父母中若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则约为17%，如果父母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的患病概率为46%。人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因素：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父母构成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这也可能导致子女的患病率增高。

鉴于很多精神科医生都相信，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在性质上与细菌感染或癌症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主流的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其中大约有1/4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约15%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死于自杀。在药物治疗有效果的情况下，症状减轻的程度也并不太大——只有15%～25%。药物治疗还有可怕的副作用，会导致手抖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其他问题，还伴有迷惘和空虚感。在大多数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们会认为患者胡言乱语，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意义。精神科医生通常会告诉护士和患者家属，不要搭理患者，患者的妄想是无意义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总是由基因导致的，同卵双胞胎两人都患病的概率只有大约50%。如果精神科医生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由遗传决定，他们就难以解释一个特定的事实：至少有2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会完全康复，其中大多数人可以正常生活，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举一个生动的例子，鲁弗斯·梅（Rufus May）曾经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现已完全康复。他不仅精神正常了，而且在康复之后，受训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目前在伦敦某个贫民区的社区工作，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偷猎者变成了猎场看守，一个精神病人接管了精神病院。如果他的精神病就像他的眼睛颜色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康复。

梅18岁时，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一定要终生服药。随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7个月，被强制服用药物。然而，目前他已经停药13年了。他认为，精神科医生的做法（说他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只用药物给他治疗）实际上阻碍了他康复。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第四台（BBC Radio 4）的《坚持一个立场》（Taking A Stand）节目中，主持人费格尔·基恩（Fergal Keane）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精神崩溃前的那段经历的：

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刚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女朋友几个月前就和我分手了，因此我很痛苦，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刚满18岁，我突然有了压力，觉得自己必须要有所成就，成为一个人物。因此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并感到这份工作真的很无聊。

我是一名实习制图员，手上可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乏味的职业生涯的开始，相反，我认为，我可能真的是个间谍学徒。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他们让我去送一个包裹，从国王十字（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域）送到曼彻斯特，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些钱，用来购买车票。我走到国王十字车站，可就在火车开动之前，我发现我的车票丢了，而且，刚刚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走过。

我怀疑是他偷走了我的车票。

火车汽笛响了，情急之下，我冲动地决定，绕过障碍物，跳上火车。我躲进火车厕所内，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被发现了。我想：“好吧，我需要改变我的外表。”我用水弄湿了头发，并把T恤套在了衬衫的外面。

我感觉很兴奋。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些间谍故事，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我真的是个间谍呢？如果这一切都是被设好的一个局，为的是看看我能否在困难的情况下送一个包裹？”这个想法真的打动了我，直到返程途中，我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我躲在厕所里逃票，一个很认真的检票员敲开了厕所的门。当我承认自己只是个办公室小职员时，他才放过我，让我下车。

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陷入了这个幻想世界。它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使我感觉自己很重要，我可以用我的创造力来真正摆脱乏味的现实。可令人沮丧的是，我在某种程度上搞砸了——我的学业一团糟。我的生活漫无目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

我越是投入到幻想之中，就越着迷。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自己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兴奋使我越来越难以入睡。我认为睡眠不足是导致我精神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醒着时也开始做梦。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你的梦中，你永远是中心人物。你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和你有关，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那样。道路标志对我来说成了私人信息。看到一个人挠头，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特殊信号，需要我破解。我觉得报纸上的文章也有特殊含义。一切都围着我转，就像在梦中一样。

我认为，我的头脑毫无疑问很混乱，我需要人来开导，帮我理解这些经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医生们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他们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在他们看来，我当时的经历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

问：当你试着说：“我需要的不只是被关在这里，我需要的不只是药物治疗”时，医生们如何回应你？

答：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开始对峙起来。医生们把这看作我患病而不自知的证据，因此我需要药物治疗。我很难跟医生提及药物那些令人尴尬的副作用，如阳痿，因为在医生查房时，病房里可能会有15个人（包括很多实习医生）。每周一次的查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5分钟”，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你需要走进医生办公室，向医生表明你的病好得差不多了，你已经做好了减少药量或者出院的准备。这似乎是在进行一场较量。

问：他们如何对待其他患者呢？

答：医务人员之间也各不相同。有些医务人员很不尊重你，相当盛气凌人，待你轻蔑，也有一些医务人员以平等的态度对你，但是医务人员受到的训练是，不要和精神病患者谈论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你提到了你的某个想法，有人就会拿出一盘棋，或者其他东西，建议你去玩。

问：所以没有进行心理治疗？

答：没有。

问：精神科医生每个星期见你几次？

答：一个星期一次。

问：每次多长时间？

答：几分钟。

问：所以这就是你接受的治疗，一个星期几分钟？

答：治疗是药物治疗……

问：你是如何成功地停掉药物并转型成为一名心理医生的？

答：我做过很多工作。我甚至曾经在海格特公墓当夜间保安。我开始在一个社区中心从事与戏剧相关的工作，他们开始让我辅导那些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认为你很擅长这种工作。”我被打动了，我觉得我可以向护工的方向发展，当我开始干这个工作时，我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设法进入精神卫生系统，成为工作人员，从内部进行改变呢？”但这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我做了10年的护理工作，同时接受心理学培训，在工作场合，我从未提及自己的患病经历，因为如果人们知道我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可能就不会允许我接受培训，也不会允许我从事护理工作……

问：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你特别注意保密，不让别人知道你的患病经历。但你确实碰到了你曾住过的那家精神病院的护士。看到你，他们有什么反应？

答：这很奇怪，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我妄想中的卧底间谍，在那里被人发现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那个护士认出了我，他说：“我和你之前不是不是认识？”他试着回想他是怎么认识我的，我紧张地露齿而笑，甚至有点咬牙切齿，我说：“是的，但是我们现在别提那件事。”我后来又和他见了一次面，他真的很好，他说：“别担心，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回想起来，在我精神病发作之前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痛苦，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其实，精神病发作使我走出自我封闭，继续前进。我差点与精神病长期相伴——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尽管如此，通过我所经历的斗争，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我想提供更好的精神卫生服务，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我想改变我们对人类经验的思考方式。

与鲁弗斯·梅交谈之后，如果有人说他正在写的那本书（关于他的生命旅程）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中，约有半数的主要的致病因素不是基因，那主要的致病因素又是什么呢？

虽然精神分裂症并非这本书的重点，但是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个特定问题，我会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之中予以回答。在第2章结尾，我列举了大量证据，以说明我们童年时在家庭戏剧中扮演的角色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论述，婴幼儿期的经历可能会埋下不良的种子。至于以后是否会出问题，可能取决于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特别是父母是否经常给出自相矛盾的信息，是否不支持孩子，是否虐待孩子。在某些情况下，精神分裂症主要由基因导致；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主要或完全由环境因素导致，还有一些情况，它可能是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而精神分裂症是人类最具遗传性的特征之一。

在后续章节，你会发现，若要解释我们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矛盾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而不是先天与后天之间。我要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与接下来的两个6年⑦相比，出生后前6年的抚育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童年时的经历对人造成的影响是否比成年后的（例如失业或离婚）更大？特别是，在6岁以前的不同时期，抚育方式与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有多大关系？

本书第2章涉及我们童年时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在后续章节中，我将介绍3个主要的心理特征，在我们个人生活的独特戏剧中，这3个心理特征形成于不同的年龄段。

- 我们的“良心”（第3章）——一个内在的警察。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我们在3～6岁时受到的抚育（被抑制或被鼓励）。

- 我们的“依恋模式”（第4章）——关于我们会如何被别人对待的一系列设想。这将影响我们日后的人际关系。这些设想在3岁之前形成，主要受早期抚育方式影响。

- 最后，我们的“自体感”（sense of self，见第5章）——我们存在（而且是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的基本感觉。它形成于婴儿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抚育有关。

后续章节将越来越深入地探究童年期的经历。对于我在第2章讲述的大部分内容，你可能会有同感，因为你记得自己在相应时期的经历；而第3～5章则涉及婴儿期和幼儿期的经历，你可能对那段时期没有什么记忆，或者只能回忆起一些零星的片段。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与你一起探究童年期的经历。你会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逐渐显现的意志品质和选择的能力是由我们在家庭中的独特关系决定的，而非我们的基因组。在童年期，我们就开始努力把被赋予的东西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成年。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在努力成为那个街头手风琴师，而不是他的猴子⑧，我们都在弄明白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使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与我们作对，我们都在努力从剧中人（早期童年经历的剧本是由别人写的）变成剧作者。

①  “信号”是桥牌术语，指玩家通过叫牌和打牌来交换信息。——编者注

②  作者列举了一些握有一手好牌，却鲁莽对待的情况。——编者注

③  遗传度，是育种学和遗传学使用的一种统计量，用来估计某一性状在群体中有多大比例的变异是遗传因素决定的。——编者注

④  指和爸爸比较亲密，比较依赖爸爸的女儿。——编者注

⑤  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指一个人下意识地否认自身的不良动机、欲望或情感，而将其赋予外部世界（通常是其他人）。——编者注

⑥  现在多称作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编者注

⑦  指6～12岁和12～18岁两个6年，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龄期和青春期。——编者注

⑧  在19世纪的英国，街头手风琴师总是养一只猴子，给它穿上色彩艳丽的全套礼服，吸引路人驻足。——编者注

第2章

描述我们的家庭剧本

他们可能不是有意的，但他们做了……

家庭类似于一个戏剧舞台。像戏剧中的虚构人物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严格限定的表演内容和特定的心理学特征，被要求伴着家庭剧的曲调唱歌和跳舞。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家庭聚会时——例如圣诞节期间。

在平安夜或者圣诞节那天，刚与家人聚在一起，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就会要求我们扮演指定的角色。尽管我们已经长大了，早已不是那个“小聪明”“小胖子”“小调皮”或“牢骚王”了，我们的家人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待我们。踏进家门之后，没过几分钟，我们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成年后取得的成就和独立被一扫而空，我们发现自己又在扮演小时候的那个角色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在下一个圣诞节的家庭剧中，我们设计自己的台词，故意偏离以前的剧本。你很快就会看到，其他家庭成员大吃一惊，这就证明了剧本的存在。像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我们需要先做研究。为了确定我们的新台词，我们需要先明确其他演员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家庭剧中，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我们最初的角色。

首先，把你认为家人习惯于投射到你身上的特征列出来。有些特征是全部家庭成员一起投射到你身上的。例如，不仅你的父母觉得你懒惰、邋遢或自私，你的兄弟姐妹也这么认为。然而，其他的一些特征则是由特定的家庭成员投射到你身上的。例如，你的哥哥和母亲坚信你是一个挑食的人，但是你的父亲和你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这么认为。到了圣诞节与家人聚会时，你就应该搞清楚，每个家庭成员期望你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乐趣来了。你不用按照以前的方式行事，可以做相反的事情了。

如果你的家人认为你在买礼物时很吝啬，那就给他们买昂贵的圣诞礼物；如果你被认为从来不干洗碗的活，那么每餐之后，就第一个跑到洗碗机或水槽旁去洗碗；如果你被认为是个爱睡懒觉的人，那就起个大早，等待家人起床吃早餐。这个游戏的一大乐趣就是，他们会对改变予以否认。就像在一个真正上演的戏剧中，如果同台的其他演员突然说出另一个剧本的台词，演员们会吃惊（其实是害怕），他们最初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的家人也会有此反应）。当这种差异变得不可否认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试图把你以前的角色强加给你，他们可能会嘲笑你抢先洗碗的尝试，或者开玩笑说你居然比他们起得早。他们可能会不断提及你不光彩的往事，例如，你有一次睡过头了，错过了圣诞午餐。但请不要被激怒，而是温柔地摆出新的证据，以此来提醒他们，你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别的不说，它至少是很有趣的。也许到了下一个圣诞节，与家人聚会时，你扮演的角色就是由你自己创作的了，谁又知道呢。

描述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

正如R.D.莱恩所说的，谈到家庭，“我们是在一个戏剧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从来没有读过或见过这个剧本，也不知道情节，我们可以窥见其存在，但它的开始和结束则超出了我们现在的想象和理解。”你特定的家庭剧本对于你和兄弟姐妹都有很大影响，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们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尽管由相同的父母抚养长大，你和兄弟姐妹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当酒吧或晚餐桌上的话题涉及“先天与后天”之争时，这也经常被“基因”理论的支持者用来做开场白。而有小孩的父母（特别是在他们的第2个孩子出生之后），很可能会用基因来解释每个孩子的独特性（然而，在他们有孩子之前，他们可能很支持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们生来就不同。”父母在辩论中声称。“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性格。他们有相同的父母，在同一个家里长大，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同呢？”答案当然是，他们的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外向、神经质或者愚蠢，与和你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相比，你的兄弟姐妹具有与你相同的性格特征的可能性并不会更高，深入地思考一下，这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你如果把父母对待你的方式与对待你的兄弟姐妹的方式进行对比，就会很快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同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有多么的不同，这个例子来自我的家庭。

20世纪70年代初，年轻人服用致幻药物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人由于服用致幻药物而出现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和偏执。有一次，我的一个姐姐吸食了超强效的大麻，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幻觉，她坚信自己是一个阴谋的受害者，和她说话的每个人都脱不开干系。我的父母得知了姐姐吸大麻的情况，他们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父亲非常愤怒，劈头盖脸地骂我姐姐，说她太蠢了，蠢到去吸毒，而我的母亲对我姐姐很宽容，表示理解和同情。

几年之后，有一次，我服用了一些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强效的致幻剂），然后就变得悲观失望、充满恐慌。我让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去最近的精神病院，但他把我送回家了。在客厅里，我告诉父母，我不想活了，我要从窗户上跳下去。他们的反应和姐姐吸大麻那次完全不同。这一次，我母亲劈头盖脸地骂我：“你这个该死的蠢货！你怎么这么蠢，蠢到去吸毒？”我的父亲则很关心和同情我，尽管他曾因为我姐姐吸大麻而痛骂她。在服用致幻剂这件事上，我父母对我的管教不同于他们对我姐姐的管教。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都非常不同。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对于父母来说，当不同的孩子出生时，他们的生活处于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婚姻状况往往也是如此。初为人母，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这通常需要她们放弃全职工作——当全职妈妈或从事兼职工作。与此同时，由于第1个孩子的降生，父亲可能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或者产生初为人父的喜悦；他可能感受到了养家糊口的巨大压力，或者觉得自己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当第2个孩子出生时，这个家庭已经被第1个孩子改变了。面对新的压力，爸爸和妈妈也许相处得不是很好，也可能变得更亲密了。他们可能比以前更有钱了，或者经常因为缺钱而吵架。他们可能刚搬到一个新的住所，夫妻二人或其中一人还感到不适应。由于数不清的变化，当第2个孩子出生时，父母二人的情绪状态和最关注的事情与上个孩子出生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除此之外，每个父母都会把自己童年经历的一部分包袱转给每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父母总是会在自己孩子身上重演自己的童年经历，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尽力不让孩子遭受自己童年时受过的苦。如果他们自己在家中排行老大，那么当他们有了第2个或第3个孩子时，他们就会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受到的冷落（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后），所以格外地同情和理解自己的第1个孩子。如果他们自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格外关照自己最小的孩子，免得他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被哥哥姐姐欺负。此外，如果新添了个男孩，而父亲童年时有个横行霸道的哥哥；如果新添了个女孩，而母亲童年时有个比她漂亮的姐姐……出生顺序以及与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父母对新生儿的态度。

孩子的性别以及在家中的排行会影响他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而家庭剧本是父母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创作的。有些情况下，母亲想要个男孩，却生了个女孩；有些情况下，父亲想要个儿子，却添了个女儿；有些情况下，母亲有一个强势的妈妈，因此她决定给自己的女儿更多的空间；有些情况下，父亲觉得他的父母对他不够严格，因此下决心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更严重的是，如果父母在童年时有过被虐待或被忽视的经历，那就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虐待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某个孩子承受心理虐待、暴力或性虐待之苦。

在多子女家庭中，不同的孩子出生之时，父母的情绪状态和婚姻关系都会有所变化，父母双方对每个孩子的期望也都不同，因此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独特的心理环境。在一个家庭里，虽然有一些特征是共同的，例如注重守时、看重学习成绩，且父母对家里的所有孩子都有同样的要求，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抚育方式都是不同的，而由于抚育不同，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有各自的生态位①（niche）。

描述我们的性别

自从你妈妈得知她怀孕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家庭剧中的一个角色：你的父母想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基于孩子的性别，父母在家庭剧中描述这个孩子时，会加上他们的自身经历这一包袱和社会刻板印象。一般来说，男婴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他们获得的玩具也与积极地解决问题及和父母互动相关。长大一些之后，男孩们被鼓励去探索和独自玩耍，而女孩们则被要求不要到处乱跑（因为父母怕她们在外面不安全），这使她们更习惯于听话，遵从成年人的期望。父亲对儿子更严厉，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儿子，却鼓励女儿表现得依赖和被动。父母会随意打断女儿的话，却能有耐心听儿子说话。上学时，男孩和女孩通常不在一起玩，因此男孩不太可能学会女孩的行为方式，反之亦然。老师们希望男孩更积极主动，女孩更乐于合作。

男孩和女孩受到的抚育不同，一部分原因在于，男孩和女孩可能天生就是不同的。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说法有一点道理——两性体内产生的性激素（睾酮和雌激素）的量是不同的。为人父母之前，人们可能会断言，性别差异都是性别歧视的问题，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多数父母都会改变态度。男婴和女婴确实天生就不同，这会影响父母的行为。但毫无疑问的是，成年人若是被告知一个婴儿是男婴，他们对他的态度就会不同于对女婴的态度，无论婴儿的实际性别是什么。例如，面对同一个女婴时，如果成年人被告知那是个男婴，他们就会认为他哭是出于愤怒；如果成年人被告知那是个女婴，他们就会认为她哭是出于害怕。与这个研究类似，许多其他研究也表明，我们会根据一套性别刻板印象来对待孩子，无论孩子的实际行为如何。因此，即使在今天，父母们仍然倾向于认为，男孩更擅长数学和体育，女孩更擅长语文，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考虑到父母的这些判断会显著影响孩子日后的成绩，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刻板印象会继续影响孩子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我也可以以自己为例说明这一点。

我在家里排行第三，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的父母从不否认，有了两个女儿之后，他们很高兴第三胎生了个儿子，我的姐妹总是尖锐地指出，我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父母的优待，仅仅因为我是男孩（她们很少提到的是，因为我的性别，我还遇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童年期的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父亲对此非常在意。

小时候，父母给了我宽松的环境，我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在4岁时，我很不愿意上学。在学校里，他们要求我遵守纪律，但我认为这是很荒谬的。我经常违反纪律，老实说，我很不听话，经常和其他男孩打架，对学习也不上心。没过多久，我的母亲看我适应不了，便同意我退学，第二年再上。再次入学时，我被送到了公立小学，由于管理宽松，我虽然不爱学习也不守纪律，却没有面临什么麻烦——尽管这确实影响了我周围的同学，同时我的学习成绩也特别差。然后，我8岁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父亲坚持让我转学到一所极其严格的预科学校（我的父母虽然并不很富有，但也供得起我念私立学校）。由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他认定了自己的儿子应该通过统一入学考试进入公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让我转学到对学业要求严格的预科学校。在那个预科学校（在我看来就像监狱）度过的整整两年时光里，我和另外两名同样顽皮的同学在班里成绩垫底。我经常被校长体罚，有时是因为不守纪律，有时是因为懒惰。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父亲却一直说我很聪明——我如果愿意好好学习，就能学得很出色。他让我做智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在节假日，他很努力地教我拉丁语、几何学和其他功课——唉，可惜没什么效果。当我10岁时，校长叫我退学。我的父母很吃惊，校长对我父母说，鉴于我的心智低于正常水平，他们应该送我去读特殊学校。

我转学到了一所更宽松的预科学校，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不用功，在升学时，我没有通过统一入学考试②（Common Entrance Examination）。但我父亲拒绝接受那个在别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亦即，我是个笨蛋。他中断了家庭滑雪度假，把我送到一所补习学校，让我接受强化训练，准备重新参加考试。我决心背水一战，发奋学习，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经过了连续14个星期的刻苦学习，挥洒了无数的汗水和泪水（我只受过一次体罚，但是在这里，跑步是主要的惩罚方式，我总共跑了几百千米），我终于通过了考试。然而，在此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仍然时好时坏。在公学的第一学期结束时，我没有通过学校的内部考试，不得不留级一年。十几岁时，我仍然不好好学习，直到参加普通水平考试（O level），我都没有起色。在此期间，父亲不断地给我写信，试图激励我发奋学习，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可想而知，我考得很差，勉强通过了8个科目的初级考试。我父亲来学校找我，在泰晤士河畔的一家酒店的露天平台上，他让我坐下来，和他一起喝皮姆酒。在这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中，他和我进行了一次不太愉快但是令我难忘的谈话，他提出了3个方案让我选择：我可以留在学校，继续不好好读书，以很差的成绩勉强通过高中的高级水平考试（A–level），但是当我离校之后，我必须在伦敦金融城找一份工作，比如做个证券经纪人实习生。在我们家，没有什么比“在伦敦金融城工作”更令人鄙视的了，所以我对这个方案不感兴趣。第2个方案是，离开学校，找一份卑微的工作，比如做铁路轨道修理员。虽然我觉得这个方案有吸引力，并幻想自己成为下一个乔治·奥威尔（我爱读小说，我讨厌的只是学校的教科书）。但我还是决定选择第3个方案：争取考上剑桥大学。

讨论我的决定（上剑桥大学）时，我母亲几乎要大发雷霆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我可能根本就考不上大学。她生活在现实世界，不像我和父亲那样抱有幻想（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她用“荒唐”和“可笑”这样的词来描述这个方案。但奇怪的是，与父亲交谈之后，我埋头苦学；经过了很多波折之后，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父亲对我无限包容，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在编写我的生活剧本时，作为剧本作者之一的父亲决定，“他儿子”这个角色将考上剑桥大学，并且准备不惜代价，使之成真。正如我的3个姐妹经常指出的那样，他对任何一个女儿都没有这种期望。无论她们上不上重点大学，他都不会在意，尽管她们从小就比我好学，学习成绩也比我好很多（事实上，即使他有这样的态度，我的3个姐妹也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取得了学位，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这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鼓励；我母亲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很成功）。但是，仅仅因为我生来是个男孩，我的父亲就在学业成绩方面对我寄予厚望。如果我的妹妹在家里排行老三（出生比我早），我敢肯定，父亲不会对她寄予厚望。由于儿子的出生，他才有了那样的愿望。

我们的性别也会影响父母对我们的性行为的解读。正如我将在第3章中讲到的，家庭充斥着性欲望，你父母的态度对你的性行为影响很大——严厉制止会导致你的性欲被抑制，而适当的热情意味着你长大后能够享受这种性本能（就像“爸爸的女孩”吉莉安·布莱克尼和她父亲那样）。但有些父亲会对女儿的性行为感到不安，并且压制它，正如有些母亲会压制儿子的男性化特质和行为。从摇滚明星艾尔顿·约翰③（Elton John）和演员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极端的例子。

据传记作家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所述，艾尔顿·约翰的母亲“一直希望有个女孩”。她不让他和其他男孩一起玩，把他保护得很好。他说自己小时候像个女孩：“我看起来像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头发很蓬松。”他成年后的女性化爱好（例如喜欢购物和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以及同性取向，都是众所周知的。约翰·吉尔古德也是个同性恋者，当他出生时，他的父母都想要个女孩，因为他们已经有两个儿子了。他一出生就成了他母亲凯蒂的掌上明珠。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由保姆照顾的，但是在他3岁之前，他的母亲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和他的关系太亲密了，所以他的兄弟姐妹难免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吉尔古德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母亲倾向于溺爱我，尤其因为我被认为是娇弱的和‘有艺术天赋的’。”她就是这样在家庭剧本中对儿子做了设定。他假装生病以获得她的特殊照顾，他利用她的偏袒，避开他不想做的事。他回忆道：“我会说‘妈妈不喜欢我这样做。我可能会中暑的’，在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在房间中间坐下来，放声大哭’。”他喜欢穿衣打扮，不喜欢男子气的活动，他写道：“我非常喜欢在观众面前表演，我特别不擅长板球和足球。”他母亲在家庭剧本中对他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自身经历的影响，他对来自他母亲家庭（一个著名的演艺世家，出了很多戏剧女演员）的女性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他的外祖母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他的姨妈是非常著名的女演员艾伦·特里（Ellen Terry），另外两个姨妈也是杰出的女演员。他写道：“我对我父亲的家族不是很了解，我一直对我母亲的戏剧世家很感兴趣。”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但它们说明了父母的期望在你的性身份④（sexual identity）塑造上的影响。

描述我们在家里的排行

你的父母会将什么样的角色分配给你，是由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决定的——你的性别和你在家中的排行（也就是出生次序）。虽然有很多例外，但总的来说，与弟弟妹妹相比，家中的老大更有可能是自信、有主见、争强好胜和强势的人。在领导人当中（例如总理与总统），就有很多人在家里排行老大。家中的老大更可能具有责任心，认同传统道德，认同父母的价值观，服从父母的权威。他们在事业上更有成就，在学校里表现更好，一家人一起吃饭时，父母也往往会参照长子或长女（而非其他孩子）的认知水平构想话题。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更焦虑，情绪更强烈，不容易迅速从沮丧中恢复过来。他们的报复心更重，更容易发怒。他们通常不喜欢冒险，尤其不喜欢危险的运动，他们喜欢非接触性运动项目，例如游泳、网球、高尔夫球等。他们往往不喜欢背包旅行和周游世界。

后出生的孩子则不同。与家里的老大相比，他们通常不太自信，却更为利他，更有同理心。小时候，他们更常与其他孩子一起玩。他们没有那么强的责任心，不太容易发怒，报复心不重，更善交际，更合群。他们更愿意丰富自己的经历，不因循守旧，更有可能冒险和叛逆。他们喜欢冒险性和接触性的运动，与家中的老大相比，后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热衷于橄榄球、足球、拳击和跳伞之类的运动。

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次序的不同，我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获得父母的关注。鉴于父母的精力和爱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来吸引父母，为了显示自己，我们就要使自己有不同于兄弟姐妹的技能和性格特质。在多子女家庭中，与排行相隔较远的兄弟姐妹相比，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更大：为了在父母面前显得独特，我们就会努力使自己与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有所不同。同样，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一个孩子更亲近母亲，排行相近的另一个孩子就有可能更亲近父亲。即使你不能受到父母双方的宠爱，拍好父母一方的马屁，获得一方的爱，总比父亲和母亲都不爱你强。

如果我们是家中的老大，我们可以采取最省力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生态位，我们只要听父母的话就行了。家里的老二出生时，作为家里的老大，我们会迅速维护自己之前获得的地位，并尽我们所能来占据主动地位。由于我们比家里的老二更大更壮，我们也更加自信。然而，如果我们的弟弟妹妹成功地吸引了父母的注意力，我们可能会因被取代而感到愤怒并产生报复心理。在自信的表象后面，也许有着相当大的恐惧。作为家里的老大，我们可能要担负起照看弟妹的责任，被要求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因此，我们不太喜欢冒险，更加保守，急于维护我们在弟弟妹妹出生前获得的地位。在学校里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也是讨好父母的一种简单方法（如果这对他们很重要的话）。

最小的孩子出生时，吸引父母的爱和亲代投资的许多明显的生态位都已经被占据了。哥哥姐姐们已经占有了“开心果”、运动型或性感的角色，辣妹组合（Spice Girls）中成员的昵称——运动辣妹（Sporty）、宝贝辣妹（Baby）、时髦辣妹（Posh），对于争抢家庭中的生态位的孩子们来说，一定是很好理解的。由于没什么可选的，作为最后出生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最好策略是创新和拒绝现状。我们可能会喜欢旅游，并把它当作逃离家庭的一种方式，因为家里没有太多的爱给我们。在旅游途中，我们或许会产生有价值的想法，可以想出如何变得与众不同。此外，我们可能会发现，为了避免使哥哥姐姐产生敌意，我们应该采用利他和支持的行为方式。这将使我们成为良好的团队合作者。

父母对于我们的出生次序的反应，也会影响我们在家庭中的位置。家里的老大通常会被父母寄予厚望，特别是在学业成绩方面，他们也很容易成为父母的情感包袱的载体。在多子女家庭中，老大是第一个去上学、第一个遇到青春期挑战的孩子；通常，父母至少一方会与老大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家中的老大更受父母关注，在婴儿期得到的照顾更多，与父母的接触也更多，但是到了3岁时，如果家里添了第二个孩子，老大就会比3岁时的弟弟妹妹得到更少的照顾，受到更多的限制。

随着家里孩子慢慢变多，老大会继续听父母的话，按父母的期望做事，但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正面关注。与弟弟妹妹相比，老大在婴儿期得到父亲更多的关爱，但是长大一些之后，老大受到父亲的管教更多，父亲也会更关注老大的各种活动，对老大提出更高的要求。父母双方都会更关注老大（而非其他孩子）在儿童发展里程碑（比如走路、识字）式的进步。简而言之，对于老大来说，好消息是，父母往往会因为老大的出生而激动不已，在婴幼儿期，老大也能得到父母全身心的呵护与照顾；坏消息是，弟弟妹妹出生后，父母对老大的关心就会相对减少，这对老大来说是个打击，父母对老大的期望高，却不会给老大更多的关爱；父母通常会偏爱家中较小的孩子。独生子女在许多方面与老大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独生子女没有弟弟妹妹，父母的爱不会被夺走。因此，独生子女的成就通常比多子女家庭中的老大更高，因为父母把全部期望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了。

关于出生次序对人的影响，名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像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在家里的排行通常都不是老大，而建制派的政客们往往是家里的老大。在家里排行靠后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开创全新的理论，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科学家在家里的排行越靠后，他们的兴趣就越广泛，这也许是因为，广泛的兴趣可以增加获得父母宠爱的机会。在家里排行老大的科学家更可能会激烈地争论自己才是最先提出某个理论的人，他们陷入这种争论的可能性比在家里排行靠后的科学家高3倍，也许这就和小时候担心弟弟妹妹偷他们的玩具一样。

出生次序对孩子的影响，也与排行相近的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有关。如果在一个孩子年满4岁时，弟弟或妹妹才出生，大孩子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因为他已经有了较好的应对能力；不满4岁的孩子更容易因弟弟妹妹的出生而受到影响。有趣的是，苏洛威（Sulloway）对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表明，排行相近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越大，较小的孩子以后叛逆（在政治上投身革命或在科学上引发颠覆性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小——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越大，较小的孩子就越不需要通过叛逆（拒绝现状）来引起父母的关注。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研究证据表明，如果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很小，大孩子就更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更有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如前所述，精神分裂症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和抑郁症一样，精神分裂症通常被认为是由基因导致的，我认为这个断言是不对的，我在本书中将会不断地指出这一说法的错误之处。）研究表明，与那些年龄差距较大的兄弟姐妹相比，在年龄相差不到两岁的兄弟姐妹中，大孩子更容易受影响，长大以后也更可能患上精神疾病。这是不能用基因来解释的。还有一个证据是，另一项研究发现，与小时候天资平平但是后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相比，小时候天资聪颖但是后来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更可能是家里的老大。显然，这些因素（只有一个年龄相近的弟弟或妹妹，或者身为家里的老大）并不能导致精神分裂症，但如果一个孩子本身就易患精神分裂症，这些因素就可能导致其发病。

在家庭剧本的创作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家庭最终的规模。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不少于5个，父母的资源（在物质和情感方面）就比较紧缺了，孩子们得到父母的关爱可能就比较少。因此，这种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他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来自大家庭的排行靠后的子女更可能拥有广泛的兴趣，更可能喜欢旅游。来自大家庭的女孩可能更具女性特质，因为她们往往从小就被要求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总而言之，老大的特点（例如有领导力、自信、争强好胜）与男性气质相关，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者具有善于表达情感、合作和灵活的特点，也就是更具有女性特质。如果家里的老大是女孩，特别在家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这位长女往往更有男子气，因为老大会与父亲产生更强烈的身份认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的男孩往往更有女性特质。一项研究发现，有哥哥的男性更可能成为同性恋；这也许是因为传统男性的生态位已经被“抢走”，受此影响，他们倾向于具有更多的女性特质。显然，“有个哥哥”这一条件本身并不会导致同性恋，但是正如第3章所述，我们的性行为受到童年经历（即父母的抚育方式）的影响，它的影响力比基因强得多。

关于出生次序对人的影响，以及老大是如何成为父母的期望和情绪问题的载体的，我将以查尔斯王子为例进行说明。英国王室的传记作家们倾向于认为，查尔斯王子生来羞怯、压抑、缺乏自信。然而，这些个性特征更可能与他父亲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对他采取的教养方式有关。另一方面，正如第3章所述，查尔斯王子的个性形成也与母亲和保姆对他的早期抚育有关。为查尔斯王子写作传记期间，记者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与查尔斯王子有很多接触，并且可以查阅他的私人文件，丁布尔比把这个问题描述为先天个性的冲突，查尔斯王子的个性是害羞而敏感的，而菲利普亲王的个性是盛气凌人和不敏感的（虽然没有恶意）。毫无疑问，他们两人的个性确实如此，但是这种个性的成因未必与遗传有关。

汤米·拉塞尔斯（Tommy Lascelles）是一名皇室秘书，在他看来，菲利普亲王“粗鲁，不礼貌，没教养，不够忠诚”。菲利普亲王童年缺爱，由于父母分居，他从10岁时就离开父母了。菲利普亲王把他的情感包袱加在长子（查尔斯王子）身上。查尔斯在童年期就与父亲不亲近，菲利普经常贬低他，有时甚至采取冷酷和敌对的态度，这很可能就是查尔斯具有忧郁气质的原因。查尔斯告诉丁布尔比，他父亲“不能或不愿给予关爱和赞赏”，女王并不干涉菲利普对查尔斯的照顾和教育。菲利普认为儿子太敏感了，在他能面对人生的严峻现实之前，他需要强硬起来，因此，菲利普把查尔斯送到契姆预备小学（Cheam，一所要求严格的寄宿学校，菲利普小时候也曾在此就读），后来又把他送到严苛的高登斯顿（Gordonstoun）公学，这也是菲利普的母校。虽然王子们都会被送到这些学校就读，但查尔斯王子是个脆弱而害羞的男孩，不适合去这样严格的寄宿学校。菲利普是如此解释的：“小孩子在家里可能被娇惯，但是在学校里，就要学会简朴和守纪律。”这种解释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在查尔斯幼年时，菲利普对他就很粗暴，从未娇惯过他。菲利普不满足于此，他甚至坚持要解雇查尔斯王子幼年时最爱的保姆海伦·莱特博迪（Helen Lightbody），因为她“太娇惯查尔斯王子了”。

在契姆预备小学上学期间，查尔斯王子特别想家。他后来回忆说：“不容易交到很多朋友……我不是个合群的人，我总是很怕和一群人聚在一起……我喜欢独处或者一对一的交流。”根据丁布尔比所述，他试图表现得友善，“但是，情绪化和冲动的性情被外在的克制和拘谨限制住了——这种表象之下，还隐藏着痛苦的不安全感”。在丁布尔比看来，如果说在契姆预备小学的生活“是充满憎恨……令他痛苦的”，那么在高登斯顿学校带给他的就是折磨。女王本来想让他上伊顿公学，那所学校就在他们的住所温莎城堡附近，但是菲利普亲王不想让他在离家近的学校就读，非要把他送到位于苏格兰的高登斯顿学校。在菲利普看来，一个男孩“性格如此害羞和沉默”，需要“一些事情让他大胆起来，变得更加自信”。只有体会不到别人的情感需求的人，例如菲利普亲王，才会认为高登斯顿学校那样的残酷环境会有这种效果。

因为那确实是很残酷的环境。据他的校友、小说家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描述，在当时的高登斯顿学校，精神虐待是很常见的。男孩们成群结伙，在博伊德的宿舍横行霸道，殴打小同学，索要食物和钱。查尔斯王子的宿舍舍监是个令人生畏的严格执行纪律的人，脾气变幻莫测。丁布尔比写道，其他的男孩们“充满恶意、残酷地不断”折磨查尔斯王子。他们在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氛围，谁和查尔斯王子说话，谁就立刻会遭到孤立。查尔斯王子本来就不擅长社交，在学校里又被一伙同学故意孤立。此外，查尔斯王子在学校里还曾被人打，对于一伙男孩来说，打他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威廉·博伊德回忆，他曾听到男孩们夸口：“我们刚刚打了英国未来的国王。”查尔斯王子给家里写信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害怕上床睡觉，因为同学们经常半夜起来打我……我无法忍受，有人拿着枕头打我的脑袋。”查尔斯王子是个懂礼貌、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同学们的粗鄙之语和冷漠无情使他感到深受冒犯。他在陶器和音乐中寻求安慰。菲利普亲王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照理说，他应该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未来的国王身上——特别是以查尔斯的性格，很可能在学校里受欺负。

作为长子和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的独特地位也造就了他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菲利普亲王和他舅舅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经常把查尔斯当成取笑和嘲弄的对象，但是他们都很偏爱查尔斯的妹妹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安妮公主酷爱马术，很快就学会了马术爱好者们的常用语言，而且经常与父母就马匹装备进行讨论。查尔斯不了解某些专业术语的含义，经常会显得很无知。进餐时，要是被家人问到某个专业术语的含义，他经常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大家哄堂大笑，他则感觉遭到了羞辱。

菲利普可能嫉妒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是王位继承人，而自己是女王的配偶，一个靠边站的角色。对查尔斯的羞辱使他这位父亲感到满意，但另一方面，查尔斯的弟弟妹妹也加入其中。如果哥哥是王位第一继承人，弟弟妹妹羞辱他的欲望就会特别强烈——尤其是在父亲的鼓励下。虽然查尔斯的弟弟们也被送到高登斯顿学校就读，但是菲利普把他情绪上的不安全感集中在查尔斯身上。如果安德鲁王子或爱德华王子是长子，菲利普亲王也会这样对他们的，那样一来他们的处境就和查尔斯差不多了。安妮公主是马术爱好者，这是她找到的生态位；安德鲁王子对女人随随便便的态度，很像他的父亲；作为家里的老小，爱德华王子是最不安分的，他打破王室传统，在戏剧和电视传媒行业供职。如果把他们的出生次序调换一下，从事戏剧工作的可能就是查尔斯了，谁又知道呢。

当然，除了是家里的老大这个因素之外，一个孩子还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长得好看的孩子也会受到父母的重视，特别是在看重长相的发达国家。长相好的人能得到很多好处。毫不奇怪，被公认为“可爱”的新生儿更受母亲重视，如果新生儿长得可爱，母亲会更多地抱他，凝视他，用儿语与他说话。如果新生儿长得不太可爱，母亲与他的这种互动就比较少，转而关注他的身体需要，例如给他拍嗝和擦嘴巴，照顾他时也更容易分心。对双胞胎的母亲进行观察时人们发现，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个孩子较弱（出生时体重较轻，看起来有点弱），这个孩子得到母亲的关注就会少一些。（有趣的是，父亲和母亲都倾向于声称，新生儿长得更像父亲，这一事实被归因于对父亲身份的焦虑；这可不是小事，因为至少有10%的新生儿，与所谓的亲生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在一些低收入社区，大约有1/3的孩子是这种情况。）长得漂亮的大孩子也能享受优待。例如，面对长相好的7岁孩子做出的错事，成年人更可能做出善意解释，说他们不认为这个孩子会犯这种错误，他们也不太可能相信这个孩子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成年后也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当男人看到漂亮的女模特和相貌平平的女性的照片时，男人更可能说他们会帮助美女，他们愿意借钱给美女，也愿意提供更极端的帮助，例如捐肾或者捐躯（扑到恐怖分子的手榴弹上，以保护美女）。在培养自身的优秀品质（基本涵盖了你能想到的一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长相好的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更享受其乐趣。我们尽管普遍有“金发傻妞”（Dumb Blonde）的刻板印象⑤，但还是认为，长得漂亮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很聪明的。我们认为，他们的性生活更丰富、更优质、更多样。即便行为不端（例如在商店偷东西或者考试作弊），他们也更可能逃脱惩罚——然而，有趣的是，长相好的人更可能犯诈骗罪，因为通常来讲，长相好的人也是能言善道、有吸引力的人。我们对长相好的人也敬畏有加。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站在陌生人旁边。平均而言，受试者会与长相好的人保持23英寸（约58厘米）的距离，而与相貌平平的人保持10英寸（约25厘米）的距离。我们让着长相好的人，因此他们就更自信。当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们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时，长相好的受试者只等待了3分钟，就开始抱怨了，而相貌平平的受试者可以耐心地等待9分钟。

由于长相好的人享有这种特殊的地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过得比较好。在孩童时代，长相好的孩子更容易交到朋友，成年后，长相好的人也更受异性欢迎，有更多的约会机会，而且据他们自己说，从比较年轻时开始，他们就有了更丰富、更优质、更多样的性生活。长相好的男人与女伴性交更频繁，更容易让女伴达到性高潮。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社交方面，长相好的人（特别是长相好的女人）往往不太受同性欢迎。

描述特别有成就的人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双方不会都偏爱同一个孩子。父母一方可能会偏爱长相漂亮的孩子，另一方可能会与另一个长相不太出众的孩子更亲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从小就被视为与众不同，可能是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为例，正如他姐姐拉托亚（La Toya）的自传所描述的那样，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严酷的环境下，经常受到鞭打和精神虐待。他经常被父亲羞辱，同时，父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告诉他：“你什么都不是。”杰克逊被父亲虐待，但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父亲使用威吓手段的目的是把孩子们训练成音乐家和舞者。杰克逊五人组（The Jackson Five），也就是杰克逊五兄弟，把放学之后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练习，他们的父亲经常手持皮带在一旁监督他们，把他们训练成了顶尖的流行偶像。父亲不允许他们和其他孩子交往，要求他们一放学就赶紧回家，一回家就开始排练，每天都要练习到深夜，如果他们胆敢反抗，父亲就会用皮带打他们。在所有孩子中，父亲对迈克尔的要求最为严格。迈克尔被要求练习更长的时间，达到更高的水平。大概就是因此，他成了几个孩子中最有才华的那个。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音乐才能是遗传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似乎生来都有绝对音感（perfect pitch），能知道所听声音的实际音高，并说出音名。与不擅长音乐的孩子相比，擅长音乐的孩子从小就受到音乐熏陶，在婴儿期（甚至是胎儿期），家长就唱歌给他们听，在幼儿期，家长更多地鼓励他们进行歌唱游戏。没错，在孩子显示出音乐才能之前，这些家长就开始培养孩子了，这表明，从一开始，培养就是很重要的。对于古典音乐家的研究表明，从童年开始，那些顶级独奏家的练习时长就比一般管弦乐演奏者多。这是因为，从童年起，父母就敦促他们多花时间练习演奏。在一所音乐学校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对21岁的小提琴手来说，平均而言，顶级小提琴手在练习上投入的总体时间是一般小提琴手的两倍。人们同样在一所专业音乐学校开展了研究，与未被录取的孩子相比，被录取的孩子投入的练习时间更多。被录取的所有孩子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的，父母非常积极地监督孩子上音乐课和进行日常练习，并放弃大量个人闲暇时间，接送孩子上音乐课，陪孩子参加音乐会。这些孩子从小就被父母视为“有音乐天赋者”，而且孩子也把这个标签内化了。杰克逊的故事尽管异常残酷，却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特别有才能之外，杰克逊还有更多的动力。这可能是因为在所有孩子中，他与母亲的关系最亲密。父亲对他最暴力，母亲则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母亲这样评价迈克尔：“在我看来，他和其他孩子不同，很特别。”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从小把他视为特别的，可能正是他长大以后与众不同的一部分原因。对于特别有成就的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在父母或其他亲人眼里总是有特殊地位的。已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加里·莱因克尔（Gary Lineker）和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小时候得到了祖父关爱，在祖父眼里有特殊地位。

莱因克尔的祖父很擅长踢足球，为了照顾家里在莱斯特（Leicester）的水果货摊，他不得不放弃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抱负。莱因克尔回忆道，“从我8岁时开始，我的祖父就总是到球场来看我踢足球”——祖父见证了他的每一次突破。“13岁时，我被莱斯特城的球探发现了。有趣的是，那个球探认识我祖父，我祖父问他为什么来看这场比赛，他跟我祖父说，他是来观察我的，我祖父特别高兴。”

莱因克尔是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肯尼斯·克拉克则不然。他的母亲多丽丝（Doris）是一个酗酒者，死于肝硬化。他的兄弟迈克尔（Michael）回忆他们的童年时说：“我母亲的情绪起伏非常大。她能一个人在卧室里喝上两天酒。”为了弥补不幸的童年，兄弟二人通过勤奋努力取得成功，但是他们选择了在不同的领域打拼。肯尼斯说：“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成为百万富翁的汽车销售员迈克尔则认为，钱是至关重要的，他回忆道：“在23岁时，我拥有了一辆劳斯莱斯汽车。肯尼斯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要这样的东西。”这种不同是因为，肯尼斯在他的祖父眼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祖父是一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很想从政，但未能如愿。肯尼斯很崇拜祖父，并且努力去实现祖父的梦想。

然而，这些都是例外，在有成就的那些人身上，更常见的情况是，父母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抱负寄托在子女身上。一般来说，我们从事的职业更可能与父亲或母亲的类似。如果我们在年幼时就在某方面表现出特长，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在这方面有专长或者希望自己有专长。这些父母“超前培养”（hothouse）他们的孩子，往往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给孩子创造一个加速学习的环境。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8岁时就通过了普通程度考试（一般孩子都是在16岁时通过这个考试的），一年后，他又通过了高级水平课程考试。他的父亲肯写了一本书，详细叙述了他是如何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天才的，书名很谦虚地写着：《你的孩子可以既成才又快乐》（Your Child Can be a Genius and Happy: A Practical Guide for Parents）。为使孩子在更高的水平上学习，父母带着这些未到青春期的儿童搬进大学城居住，其中不乏著名的数学神童。除了几种单独的技能，例如心算或算术运算能力（有些孩子即便没有受过特殊训练，也能在眨眼之间进行复杂的乘除法运算），媒体经常把儿童超常的智商描述为基因遗传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凡是已被认定为神童的人，几乎都是从小就受到了父母的超前培养或者其他帮助。在孩子出生后不久，父母就花很大精力来培养孩子某方面的特长，等到孩子稍微长大一些，父母又不惜花重金请名师指点孩子。几乎所有现代运动明星，例如网球巨星维纳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都是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他们的父母通常就坐在训练场边观看）。以威廉姆斯姐妹为例，从她们出生时起，父亲就宣称，他要把她们培养成网球巨星。

即便被父母认为是超常儿童，以后也未必能功成名就。小时候是神童，长大了未必就是特别有成就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神童长大后就归于平凡了。同样，在智力测试中能获得高分的孩子，长大了也未必就会很有成就。研究人员对400名美国天才儿童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发现，与来自同样社会阶层的普通儿童相比，天才儿童（他们的智商超过140分，而智商的平均分为100分）长大以后并不会更有成就。这些天才儿童都没有成长为天才人物。能否通过考试或在智力测试中得高分，可能主要取决于我们取悦父母和老师的愿望，而不是自身的创造性。

总的来说，我们的智力和学习成绩与我们的社会背景或家庭出身有很大关系。与白人和富人家的孩子相比，加勒比黑人和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智力测试上的得分平均低10分，这一差异基本是成长环境造成的，而非遗传。另一项针对被中产家庭领养的贫困儿童的研究发现，这些孩子的智力测试得分比其亲生父母的得分平均高12分。此外，随着各国的整体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国民的智力测试得分也会提高，这个证据表明，智力测试评估的是受过什么培训，而不是天生的能力。

致使一个人特别有成就的原因是什么？研究一下那些幼年丧父或丧母的人物，我们就会有所发现。研究表明，心智能力受到了情绪动机的极大影响。《大英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介绍了一些重要人物。600多名重要人物当中，有1/3的人有幼年丧父或丧母的经历。我这里所指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男士，因为相关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男士。现代医学诞生前，有35%的英国首相和34%的美国总统，早年经历了丧父或者丧母的痛苦，而在普通人中，这一数字是17%。一项调查发现，在当代英国企业家中，有30%的人在15岁之前经历了丧父或丧母的痛苦（与之相比，在普通人中，有8%的人在15岁之前经历过这种痛苦）。英国报业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自幼失去双亲；在艺术界，诗人拜伦（Byron）、济慈（Keats）、华兹华斯（Wordsworth），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Bronte sisters）都在幼年时经历了丧父或丧母之痛，有40%～55%的英国其他著名作家（人数的浮动取决于对著名作家的定义）也经历过这种痛苦。在幼年时经历了丧父或丧母之痛的还有法国的大作家，例如卢梭（Rousseau）、波德莱尔（Baudelaire）、左拉（Zola）、莫里哀（Molière）。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查尔斯·达尔文、流行音乐巨星列侬（Lennon）和麦卡特尼（McCartney）都在幼年时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特别有成就的现代女性例如麦当娜（Madonna）和英国企业家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也是如此。无论在什么领域，相关的研究都会表明，与普通人相比，杰出人物在幼年经历过丧亲之痛的比例更高。你或许可以通过超前培养让孩子成为“神童”，但是成就非凡的人物大多在童年经历过坎坷。

幼年丧父或丧母这种经历引发的一些情绪是普遍的。对于男孩来说，父母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很悲伤，暂时顾不上关心孩子，家庭生活被打乱了，孩子往往缺乏安全感。如果去世的是父亲，男孩会感到自己本事不够，常常怨恨自己，因为他没有能力代替父亲养家糊口，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也没有能力代替父亲成为母亲的婚姻伴侣（如果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信的话）。为了修复受损的自尊，并向全世界证明他的价值，他一生都会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出惊人的勤奋和智慧。幼年丧亲的人若能掌控这些情绪，特别是抑郁情绪，就能拥有巨大的补偿能量，这种能量是他们为成就、地位、权力或财富而奋斗的源泉。

我们可以采用几种方法来掌控情绪。最常见的方法是，下定决心，不信任任何人，并力求最大限度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免再次被别人辜负。如果这与愤怒相结合，往往会演变成对所有不公的全面不满。当然，有这种心理的人可能是偏执、反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大声“责怪社会”，总是感到自己受到老师和警察的不公平对待，当他们最终犯法入狱时，还会感到自己受到监狱看管员的不公平对待。另一方面，这种心理活动也可以转化为像圣雄甘地或列夫·托尔斯泰（8岁时失去双亲）做出的深刻承诺，通过非暴力手段使世界变得更公正。愤怒与掌控意志相结合，最终便走向了极权。他们将个人使命设定为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不听任摆布，并谋求主宰其他人的命运。例如，有魅力的独裁者和他的“权力意志”或支持者，就准备用暴力迫使世界按他的想法运转。在童年时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男孩会觉得自己很特殊，不同于同龄人，而不是认为自己很可怜。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在以后的生活中，没什么能挡自己的路。许多最著名（以及臭名昭著）的世界级领袖都在幼年时经历过丧父或丧母之痛，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自述在父亲早逝之时，他“陷入了悲痛的深渊”）、斯大林和拿破仑。这种无情又能干的人物还包括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法国大革命领袖丹敦（Danton）、爱尔兰总统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以及后殖民时代的乌干达总统阿明（Amin）、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等。这些人通常对自己的绝望和不安全感缺乏洞察力，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投射到政治体或者思想意识形态体系上。他们不觉得沮丧，然而他们的行为令人沮丧；他们不觉得无助，然而他们压制和支配下属（也许还包括数百万的同胞）；他们不控制自己如火山爆发般的愤怒，也不理解这起源于他们曾经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们直接对外发泄愤怒，有可怕的破坏力。

掌控欲是否像这样表达出来，取决于愤怒和报复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被内疚感调和，而内疚感则与幼年丧亲的孩子的成长环境有关。甘地和托尔斯泰有内疚感，这驱动了他们的道德感和良心。作为幼年丧父的男孩，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能救活父亲，对父亲的死亡怀有内疚感。或者幼年丧父的男孩也可能没有内疚感，长大以后，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就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托尔斯泰或甘地不愿意支持暴力，但对于独裁者和革命者来说，即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他们的暴政之下，他们也不会产生丝毫的同情。即使他们有内疚的能力，也早被愤怒和报复的欲望冲走了。

这些人都把控制其他人作为表达掌控欲的手段，但是艺术和科学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作为表达控制欲的手段）。小说家或诗人可以完全控制虚构的人物或表现的情感。作曲家可以决定各种乐器在演奏时发什么声音，以11岁时丧父的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为例，他创造力迸发，只用了28天就创作出了杰作《弥赛亚》（Messiah）。试想，在创作期间，他感受到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画家可以完全控制画布的各个方面，雕塑家可以完全控制他的黏土雕塑。在表演艺术领域，音乐大师在乐器演奏中追求完美，技艺精湛的演员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声音、面部表情和身体。从主观上来说，他们的控制感就像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领袖那样强大。除此之外，艺术还有一个控制其他人的元素（通过作品来影响受众的情绪）——作品中表达的情绪往往是艺术家本人无法应对的。

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说，幼年丧亲的经历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和想象力两方面。如果父亲在孩子记事之前就离世了，这种经历会使孩子感到自己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缺口。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自传作品《文字生涯》（The Words）中讨论了幼年丧父对他的影响，父亲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在萨特两岁时去世：“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让–巴蒂斯特的死，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没有父亲意味着“我什么也不是。我既不坚固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总而言之，我没有灵魂”。为了填补这个空虚，他醉心于描写虚无的本质，在他的小说《恶心》（Nausea）和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等书中均有对虚无问题的论述，并坚持其对我们有核心作用，这也是他一生的工作。

父亲去世时，萨特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体会不到丧亲之痛。然而，幼年丧亲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在懂事之后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当他们深爱的父亲或母亲去世时，他们就会感觉到特别悲伤和愤怒。对于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一些人来说，幼年丧亲的经历可能成为他们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因为他们不断地尝试重新塑造这种经历，让自己更易于接受它。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4岁时父母双亡。他独自守着母亲的尸体过了一夜，邻居才发现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小说多以死亡为主题，探讨死人是否还活着，或者活人是否已经死了，亦真亦幻，令人惊诧莫名，这通常被认为与他幼年丧亲的经历有关。崔茜·尤玛（Tracey Ullman）在5岁时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没有成为恐怖小说作家，而是成了一名喜剧演员。1987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她告诉我，她正在和父亲玩耍时，父亲突然就去世了。在父亲去世后的数月至数年间，她开始表演滑稽节目，为的是让母亲高兴。

与在其他领域有成就的人相比，作家（尤其是诗人）这一群体当中有更多人在幼年时经历过丧母（而不是丧父）之痛。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抑郁与写作之间的强烈关联。作家往往是抑郁的，他们之中也有许多嗜酒者。他们的抑郁往往表现为对已不可能发生之事的渴望，他们常常借酒浇愁。有些作家可能一生都没能从幼年丧母的悲痛中走出来。从人类历史上看，父亲通常扮演严父的角色，而不是陪伴和抚育孩子的角色。对于孩子来说，丧母的痛苦比丧父的痛苦大得多。此外，失去母亲之后，父亲通常会再娶，孩子必须适应有继母的生活，继母不可能像亲生母亲那样关爱孩子。丧母之痛，以及随后在情感上受到忽视，就会使孩子产生强烈的自卑、绝望、忧郁等消极的感受，如果孩子从小还受到了艺术的熏陶，那就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孩子长大以后就可以通过创作来表达这种情感。

幼年丧母的人也可能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查尔斯·达尔文8岁丧母，他的不少亲人都在那几年过世了。几位作家认为，达尔文在幼年经历的痛苦与他作为科学家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试图证明自然界的残酷是有目的、有规则可循的，而不是随机的。他的理论证明，自然进化的原因是不适者很难把基因传续下去，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关于幼年丧母为什么会使他感到那么痛苦，这提供了足以宽慰他的解释。按照进化论，他必须适应，成为一个适者。

然而，对于为什么幼年丧亲的经历能促使一些人成才，上述说法还不能完全解释，因为更常见的情况是，幼年丧亲的孩子长大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不是在事业上更成功。对幼年丧亲的孩子来说，除了短期的痛苦外，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变差，可以用于抚育自己的资源也会减少。这种经历通常会阻碍孩子成长，逆境成才的人毕竟是少数；其实，幼年丧亲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可能会出问题。在普通人群中，幼年丧亲者（在15岁之前丧父或丧母）的比例为8%；在成年罪犯当中，这一比例为32%；在抑郁症患者当中，这一比例为27%；在少年罪犯当中，这一比例为30%。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幼年丧亲的人才会特别有成就，因为天才本身就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犯罪或患上抑郁症则更常见。

在这种成长环境下，成才与出现各种情绪问题之间的界限很细微，贪恋权位的领导者与反社会人格者或“疯子”有很多心理层面的相似之处。这两种人的表现都非常耐人寻味——在一些时候非常脆弱和敏感，而在另一些时候非常厚脸皮，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只按自己的意图做事。他们注重在自己身上投资，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并且非常自恋。他们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很疏远或恶劣的。这两种人都很容易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但是最终成才的人能够控制住自己，不让坏脾气给自己制造麻烦，另一些人则不行。最重要的是，这两种人都很能吃苦，并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们奋力拼搏去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自己。他们拒绝接受现状，他们经常别出心裁，以不正常的方式行事。

同样在幼年时经历了丧亲之痛，有些人能够在逆境中成才，而另一些则成了不幸的和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是什么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当然，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但是家庭剧本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幼年丧亲的孩子的发展，例如：家境；幼年丧亲时，孩子的年龄有多大；已故的父亲或母亲在生前与孩子的感情如何。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幼年丧亲之后，孩子是否仍然能得到关爱，负责照顾孩子的那个人是严厉还是慈爱。童年的创伤经历或困境本身并不能造就人才。他们可能会信奉英国皇家空军（RAF）的座右铭“在逆境中飞向群星”（through adversity to the stars），但是只有将逆境与关爱和管教结合起来，孩子才有可能成才。幼年丧父，长大以后特别有成就的男人通常都有一个深爱他的母亲，这使他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为母亲所钟爱的男孩，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他们往往可以获得真正的成功。”这类在逆境中成才的例子有很多：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说过，他与母亲“很亲近”；斯大林小时候“只有一个亲近的人：母亲”。然而，对于母亲来说，特别爱孩子并不足以使孩子成才，她本人也应该是特别能干和自律的。

除了幼年丧亲之外，其他几个环境因素也与成才有很大关系。例如，性别是男性，在家里排行老大，出身于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边缘化的家庭（如移民家庭）。然而，这些因素对人的影响都没有幼年丧亲大。

高成就者的令人沮丧的剧本

由于幼年丧亲或被父母寄予厚望，一些孩子从小就被认为将来必成大器，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有一个更成功的职业生涯，比兄弟姐妹更有成就，但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抑郁。低自尊的感觉（“我很胖……我没用……我很令人讨厌”，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对未来的绝望、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抑郁时会出现的状况，却被误以为主要是遗传造成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教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情况下，被问及童年经历时，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成年人相比，得过抑郁症的成年人更可能说他们在童年时缺乏关爱和支持、父母管得严。对于得过抑郁症的成年人来说，无论他们在受访时是否处于抑郁状态，他们都会如此回应，所以他们的叙述不仅是负面情绪导致的。他们的父母不仅对孩子冷漠，而且倾向于对孩子控制过多、干涉过多，试图支配孩子的一切行为、思想和感情。这通常会使孩子非常焦虑，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在童年时遭受的虐待和忽视越多，成年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人员从大众中选择了800名女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童年时遭受过严重身体虐待的女性中有41%的人在过去一年间患过抑郁症，在童年时遭受过严重性虐待的女性中，这一数字则是50%。在童年时遭受忽视的女性中有1/3的人患过抑郁症。在童年时没有遭受过这些虐待的女性中只有8%的人患过抑郁症。在追踪研究中，研究人员直接观察孩子与父母在一起时的情况，并在孩子长大成人后再次进行心理健康评估，结果也表明，早期的父母抚育很重要。英国的科研人员对5岁的孩子进行了观察，研究表明，与生活在和谐家庭中的孩子相比，童年不幸的孩子（生活在不和谐的家庭中，母亲自顾不暇）在33岁时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还有一项研究也针对5岁的孩子及其父母展开，结果显示，如果父母对孩子冷漠，对孩子控制过多，孩子成年后（在31岁时）更容易表现出严重的自我批评。

本书第3章和第4章将会详述早期情感剥夺（特别是在0～3岁）与抑郁症的关系，除此之外，童年时被父母寄予厚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会导致抑郁症。许多非常成功的人也患有抑郁症，他们过度自我批评，受到无价值感、自卑感、失败感和内疚感的困扰。他们总是害怕不被人赞成、接受，害怕被别人批评，倾向于苛刻的自我省察。他们可能会给自己设定过高的目标，追求极致的成就和完美，往往富有竞争力并且特别勤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即使取得成功，也不会感到持久的满足。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永远都不够好，这是抑郁症的一个亚型，被称为“目标重心”（dominant goal）。

对于这种人来说，他们的自尊依赖于实现一个远大目标，他们不参与偏离这一目标的任何活动。童年期，只有在取得好成绩时，他们才会得到父母的奖励，因此他们追求高分或出色的表现，以确保获得父母的认可。父母对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表现好，才能得到爱。成年之后，他们往往会给自己选择一个远大目标，并为之疯狂奋斗，他们认为这个目标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相信，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们就能被别人另眼相看，被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依赖型的抑郁症患者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方式是幻想在人际关系中被爱，“目标重心”型抑郁症患者获得意义和自尊的方式是幻想自己获得了成就。希尔瓦诺·阿里厄蒂（Silvano Arieti）和朱尔斯·本波拉德（Jules Bemporad）是这个理论的作者，他们举了一个临床的例子：

B先生是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年科学家，他来看心理医生，说自己对工作缺乏兴趣，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有抑郁的主观感受，出现了各种身心症状，此外，他还面临睡眠困难和疲劳感的问题。这些症状都是在两年前出现的，他当时在工作中受挫，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职位。显然，他的抑郁发作不只是因为未能获得那个职位，而是因为对他来说，那意味着计划好的职业生涯受挫，自己的远大抱负（获得一个重大的研究奖项，成为一个著名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无法实现了。他没能得到那个职位，这迫使他承认，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他长期沉迷于工作，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虽然他并不是特别喜欢他所做的研究），他工作太拼命了，以至于一些同事拒绝与他合作。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由于他深信自己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妻子围着他转，把他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没有爱好或兴趣，但他对辉煌的未来充满了幻想——当他实现了自己的远大目标时，每个人都会尊重他。

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他的父母把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的两个兄弟姐妹也是特别有上进心的专业人士。童年时，父母让他相信，他的人生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追求卓越（和声望）是他报答父母的方式，因为父母为他做出牺牲，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上学。父母不允许他把时间用在没有“效益”的兴趣爱好上。读书期间，由于他勤奋好学，当地的牧师也很看好他，经常教导他，让他相信，只要好好努力，他就能成大器。最终，B先生活着就是为了那个远大目标，他相信，目标一旦实现，就会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满足感和意义。由于没有得到那个职位，他这辈子或许只能当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当不了非凡的科学家，实现不了他的远大抱负，这使他感到沮丧，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了。那个远大目标才是他生存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高档精神病院里住满了这样的高成就者，其中一些人是非常有名的。例如，艾尔顿·约翰曾因抑郁症和药物成瘾而入院接受治疗，他说：“我很容易抑郁，我的情绪非常糟糕。”他用成功来增强自己的自尊，但是与其他的“目标重心”型抑郁症患者一样，再多的公众认可或财富都无法使他感到满足。他说：“每当我的唱片畅销或遇到某人时，我总是想要更多，甚至是过多。我从来不给自己留出时间，停下来闻闻玫瑰。”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父母就坚持要他成为音乐家和艺人，把他们自己实现不了的抱负施加在他身上。约翰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们总是告诉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我父亲压制我，我很怕我父亲。当他回家时，我就特别害怕。”在他14岁时，父母离婚了，尽管原因是他母亲出轨了，但他责怪的却是父亲。可事实上，他的母亲也给他设定了极高的标准。从他小时候起，她就强迫他上钢琴课，后来，他的音乐技能提高了，但是父母的关系也更不和谐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古典钢琴家，但他母亲鼓励他投身于流行音乐，他听从母亲的意见。由于婚姻不幸和孤独，他母亲让他演奏，以使自己高兴起来。约翰回忆说，在他从艺之前，他就开始“登台”演出了，他说自己“总是被迫表演。如果去参加婚礼，人们就会说，‘来吧！给我们唱首歌！’”他的童年照中有一张特别广为流传，在照片中7岁的他坐在钢琴旁，转过头面对镜头。他的传记作家菲利普·诺曼如此评论这张照片：“他笑得像个敬业的演员。无论他是否喜欢，他必须表演。”他具有“目标重心”型抑郁症的典型特征，他说：“我很难与别人建立私交。我喜欢独处，但我渴望有人爱。这真的是折磨人。”由于从小就无法与别人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他逃进了对他的舞台人物的戏剧化幻想之中。这成了他的安慰，因此，当他演唱悲伤的歌词时，他更能产生共鸣（比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还强烈）。当他演唱《风中之烛》（Candle in the Wind）时，他可能会觉得“风中之烛”是自己，而不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或戴安娜王妃。1976年时，他在报道中说：“过去6年里，我就像生活在迪士尼影片中。我必须成为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生活”。

英国演员兼作家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在1988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我采访过他。抑郁症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用成功来缓冲难以摆脱的、不合逻辑的自我厌恶，他解释说，“我的成就是被恐惧（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和不受欢迎）驱动的”，他具有“目标重心”型抑郁症典型的自我厌恶：“在少年时代，我很害羞而笨拙。我有一个可怕的体像（body image），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恶心的标本，我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自己像一幅油画，用‘一摊浮在水面上的油’来形容可能更贴切一些。我没有干扰任何女性的生活，这是我能对她们做的最好的事。”他的低自尊可能是他父亲造成的。他的父亲艾伦·弗莱（Alan Fry）是一位科学家和企业家，头脑很聪明，总是挑孩子的毛病。史蒂芬·弗莱将他与父亲的关系形容为“紧张和对抗性的”——“他知道我是个聪明孩子，所以他非常恼火。在我20岁之前，我一直很怕他。”他认为父亲总爱吹毛求疵——“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令他满意。”在1991年，艾伦对儿子的评论中仍然带有这种态度：“我有时想对他说：‘不要再做那糟糕、不堪一击的节目了，静下心来认真写作吧。’史蒂芬花了太多精力做那些并不值得他做的事情。”弗莱似乎致力于通过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来证明父亲是错误的。但是在他差点因抑郁发作而自杀之后，他承认，他的“目标重心”型生活导致了抑郁发作。他曾认为，只要写几本好小说，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自己就能快乐了。然而，在赚了很多钱，并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之后，他反而意识到这并不能使自己快乐。

2006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BBC 2）的两集纪录片中，弗莱对自己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患有躁郁症。也有可能，他的缺乏自我认同、紧张情绪、自恋、过分关注自我是人格障碍的表现（见第5章）。在纪录片中，他似乎放心了（但也很沮丧），因为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个标签，躁郁症是器质性的神经功能障碍，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这也使他能够完全无视他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话（关于他父亲对他的态度，以及那可能造成了他的心理问题）。在纪录片结尾，他显得很茫然，他认为自己仅有的选择就是，服用可能含有毒性的药物来控制病情，或者不吃药，就这样顽强地坚持下去。

有趣的是，弗莱如果读了有关的科学报道，或许能够避免这种痛苦。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与重视自我接纳和亲朋好友的陪伴的人相比，重视追求别人的认可和外部奖励的人可能更不快乐。美国的许多研究表明，做那个美国梦（以物质财富为主要目标）尤其不利于心理健康。与重视家庭、社区以及情感富足的人相比，重视金钱的人更容易抑郁、焦虑、滥用药物，并患上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最近，针对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与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相比，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其实更容易遭遇抑郁、焦虑，滥用药物。正如我在《富贵病》（Affluenza）一书中所述，与弗莱有相似童年经历（生活在自私的、推行资本主义的、说英语的国家）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许多研究表明，求全责备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孩子长大以后患上“目标重心”型抑郁症。患有这种抑郁症的成年人在小时候更可能经常遭受训斥，被骂为“坏”“笨”“不行”“无用”“没人要”。至少有1/10的儿童经常受到父母的苛刻批评。在过去，人们常常用这种态度对待男孩，因为觉得这样做男孩就能获得高成就，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女孩也会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教养方式的影响。现如今，女孩与她们的兄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在她们母亲那一辈，女性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有些母亲由于自身没有机会上大学或职业生涯受限制，就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抱负寄托在女儿身上。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对前人错误的纠正，但有时母亲给女儿的压力太大，会导致女儿患上“目标重心”型抑郁症。尽管母亲觉得自己只是想让女儿更好地成长起来，但其实她倾向于把女儿视为实现她自己抱负的代理人，因此对女儿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表现好，才能得到爱，而且她还过度控制了女儿。

把孩子与不在同一个水平上的榜样相比较，是过度刺激孩子，促使其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也容易使孩子抑郁。人们针对残疾儿童展开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他们是否抑郁与父母把他们与哪些孩子相比较有很大关系。如果父母使用不恰当的标准（以健康儿童的表现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其他残疾儿童的表现作为标准）要求残疾儿童，残疾儿童就更容易抑郁。在强势母亲的教育下，女儿往往会给自己设定不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奇怪的是，与表现不太好的女孩相比，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孩的自尊水平反而较低。在美国，来自富裕家庭的少女中至少有20%患有严重抑郁症，而在普通人群中这一比例只有7%。在英国，一项对5,000多名15岁女孩的调查研究表明，来自富裕家庭的女孩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最大，有38%的女孩面临这方面的困扰。相比之下，在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女孩当中，这一比例为27%。只有当女孩过了上大学的年龄之后，这种趋势才会发生变化，即：低收入女性比高收入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放眼全世界，压力最大的是11～13岁的美国女孩们，压力第二大的是15岁的英国女孩们。英国的一项研究把学业成绩好的来自中产家庭的女孩与来自工人家庭的女孩进行了深入比较，从这些女孩4岁时起，就对她们进行追踪研究。在19岁时，所有中产家庭的女孩都比工人家庭的女孩更加焦虑和紧张。尽管中产家庭的女孩大多做得很好，她们仍然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英国一所著名女校（位于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六世女子中学）的校长埃尔斯佩思·英奇（Elspeth Inch）也是这么认为的，她告诉我：“即使是我们学校里特别聪明的女孩，往往也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么聪明。”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无异于病态的完美主义。在1998年，为了制作一个电视纪录片，我采访了一位时年32岁，名叫卡伦的女性，她已经被抑郁症折磨了好几年，并且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在给自己定下目标并实现了之后，我并没感到快乐。我有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我工作很努力。我有一个颇具魅力的男朋友，在伦敦切尔西区（Chelsea）有一套带有花园的两居室公寓，还在英国萨默塞特郡（Somerset）有一套可爱的小别墅。我敢肯定，如果我说出自己的成就和现况，很多女人就会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取得你那样的成就’，这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我认为自己得到了这些之后并不快乐。什么能使我快乐？没有什么能使我快乐。这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生活了，我仍然不快乐。”

就像所有“目标重心”型完美主义者一样，卡伦用成就来获取她的自尊。

“我爱我的工作，它是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在工作中我能得到自尊，但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总是怀疑自己。”这完全是自我厌恶，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感觉：“你不配拥有工作，你不配拥有朋友，你不配拥有一套公寓。你是最低贱的，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喜欢你的人都是愚蠢的，他们被你蒙骗了。真正的你是个可怕、可恶的人，不配拥有任何东西。”

有一次，卡伦的家庭医生很担心，怕她自杀，于是把她送进了医院。卡伦告诉护士，她第二天必须去工作，护士问：“到底什么更重要，是工作还是生活？”卡伦回答说：“你别傻了，当然是工作！”她的完美主义倾向是极端的。如果把钥匙放错了地方，就会对自己发怒。她不能容忍任何错误。我对此提出异议，我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她必须知道，错误是不可避免和自然的。她回答说：“不，奥利弗，错误是不必要的，完美真的存在。只要我是完美的，我生命中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她在学校表现出色，但是无论她的成绩有多好，她母亲总认为还不够好。如果她某门功课的考试成绩排名第二，回家之后，她母亲的唯一反应就是，问她为什么没有考第一。这对完美主义者来说是典型的童年经历。父母总是在明里暗里批评孩子，几乎从来不奖励孩子，总是对孩子吹毛求疵，要求孩子表现得更好，以至于孩子从不觉得自己应该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父母还会流露出隐晦的失望，借以含蓄地表达自己对孩子的不满。父母可能会偶尔表扬孩子，说一些诸如“做得好，亲爱的”的话，并在表情和语调上给孩子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感到这种表扬是不真诚的。如果孩子犯了一点小错误，父母就会立即收回对孩子的爱，这让孩子感到“如果我再努力一点，做得再好一点，如果我做到了尽善尽美，我的父母就会爱我了”。一般来说，与父亲是个完美主义者的情况相比，如果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女儿则更有可能成为完美主义者。奉行完美主义的母亲培养出来的奉行完美主义的女儿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出现轻生的念头，也更容易患上强迫症（OCD），因为她总是感到焦虑，害怕出错。这类母亲把女儿管得很严，试图阻止女儿独立，摧毁女儿的自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父母也极度自卑，给自己设定不可能达到的高标准。追踪研究表明，在孩子8岁之前，如果父母对孩子持排斥的态度并过度控制他们，那么孩子长大后（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就更容易表现出严重的自我批评，感到沮丧和不满。最终，孩子的个性就会变得像父母一样。

当然，完美主义对于取得高成就是有促进作用的。事实上，研究发现，高成就者们通常会有完美主义的特点。他们从艰苦的努力中获得乐趣，努力做到出类拔萃，也能容忍实际情况的限制。他们做事有条不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低自尊，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们就会为自己感到高兴。喜剧演员兼作家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告诉我，如果说他有任何特殊的才能，那就是他发自内心地拒绝别人对他作品的赞誉——这一点我已经从克里斯的熟人那里证实过了。我发现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也有类似的顾虑，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英国喜剧片制作人之一。在制作了广播剧《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之后，他还参与制作了几部电视节目作品：《恶搞整九新闻》（Not the Nine O’Clock News）、《一模一样》（Spitting Image）和《黑爵士》（Blackadder）。取得了这些非凡的成就之后，他觉得自己可以退出电视节目制作这个行当了。但大多数完美主义者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倾向于过度自我批评，害怕别人的批评，用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要求他们周围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倾向。

我们的完美主义是否病态，不仅取决于家庭环境，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如果越来越多的母亲把自己的未竟理想寄托在女儿身上，我们也将生活在更加推崇完美主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从小时候起，孩子就面临学业上的压力，在学习和工作方面的测评指标也比以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时）多得多。女孩尤其容易受此影响，因为她们从小就更听话，在学校里，按成绩排名的评价体系可能会给她们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完美主义的教养方式与这种新的学习压力结合了起来，在当今社会，女孩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除此之外，所谓的“女性理想身材”的荒谬指标也使女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尽管人们常说，进食障碍主要是由遗传导致的，但是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起主要作用的是父母的抚育。奉行完美主义的女孩更容易患上神经性贪食症（在暴饮暴食后，自行催吐或服用泻药），但这只有在她们自尊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清楚地表明了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性。如果父母在以高标准要求孩子的同时，也鼓励孩子欣赏自己，孩子就不容易患上神经性贪食症。一般来说，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女孩往往与父母关系不好，父母似乎在与她们交战，贬低和责备她们，不给她们好脸色。患有神经性厌食症（过分节食、拒食）的女孩的父母采用的教养方式更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抚育女儿并提供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压制女儿的情绪，阻止女儿独立。但同样，即使孩子易患进食障碍是由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导致的，社会环境也可以起到加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社会和性别之间，进食障碍的患病率都有很大差异，这表明进食障碍与遗传的关系不大。如今，骨感美女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大幅广告牌、电视和电影中，同时女性对当前体重的不满意比率比男性的高出10倍，这两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关。最近，英国研究人员调查了900名年龄在18～23岁的女性，结果发现，在体重正常的女性当中，有半数以上希望自己更苗条；40%的女性表示，在伴侣面前赤裸身体时会感到不自在；20%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体形非常不满意，她们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因为这个原因躲在家里不出门。

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女孩（学习很好，在职场上很成功，外表迷人）会受到进食障碍和抑郁症的困扰。与卡伦一样，她们都是苗条而漂亮的女人，看似拥有一切，但她们没有自我价值感——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就是《拥有一切》（Having It All）。与布朗的书类似，最近的一本畅销书是海伦·菲尔丁（Helen Fielding）的《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 s Diary），这本书讲的是过高的期望与个人的绝望并存的可笑故事，它能在全球销售数百万册并非偶然。

现代社会的压力对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大，但它也会影响男性。1987—1993年，英国年轻男性的自杀率急剧上升，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人们日益推崇的竞争心和成王败寇的文化导致的。新西兰人的自杀率位居全球首位，而男性自杀率又比女性高6倍。其原因是，新西兰的传统文化要求男孩成为硬汉，精通体育运动，隐藏自己的感情。想自杀的人会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得很深，连他们的亲朋好友也觉察不出来，所以自杀者的死亡会令人感到很突然。但总的来说，在家庭剧本中，完美主义者的角色更可能被分配给女孩，例如《BJ单身日记》的布里吉特·琼斯（Bridget Jones），而不是她的兄弟。

描述丑小鸭

如上所述，从小被父母寄予厚望，或者被培养成“目标重心”型抑郁症患者、完美主义者，可能是很痛苦的，但如果从小被父母忽视，那就更糟糕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与只受父母一方宠爱的孩子相比，受父母双方宠爱的孩子会成长得更好。从小就不受父母待见的孩子是最有可能出问题的。

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不可能做到不偏心，有的孩子必然得不到父母的偏爱。在受访的孩子当中，2/3的孩子说自己的父母偏心眼，每逢圣诞节，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孩子们必然会相互攀比，争论谁得到了最好的礼物。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某些家庭中，某个孩子可能会被父母冷落，因为父母本来就不想要那个孩子。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220名孩子进行追踪调查，这些孩子都是不受母亲待见的（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曾两次申请堕胎，被拒绝后勉为其难地生下了孩子）。与一般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在婴儿期不太可能得到母乳喂养；到了9岁时，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很糟糕，学习不用功，更容易冲动发怒和为自己辩护；到了15岁时，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仍然很差，据他们的老师说，他们在学校不听话，不够勤勉认真。被问及母亲对他们的态度时，他们通常会说，母亲对他们不好。他们要么感到被母亲忽视，要么感到母亲干涉、控制过多。

童年缺爱的孩子（特别不受父母待见，或者感到父母更爱其他孩子）会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种感觉会伴随他们一生。他们认为父母偏心眼的原因是一系列意料之中的特征：性别，如“我弟弟受父母宠爱，因为父母想要（喜欢）男孩”；年龄，“父母对我要求更严，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大”；长相，“妹妹长得比我漂亮，她更受父母宠爱”；智力，“父母更偏爱妹妹，因为她更聪明”；需求，“父母更疼爱我弟弟，因为他体弱多病”；性格，“父母更喜欢我姐姐，因为她在性格和价值观上更像家里人”。父母可能把不受待见的孩子与外面的榜样进行对比，借以塑造孩子的行为，这个榜样可以是成功的公众人物，也可以是别人家的孩子（在我的童年期，父母总是要我们效仿别人家那两个特别有礼貌又乖巧的小孩，但我怀疑，如果我们真的像那两个小孩一样，父母肯定会吓一跳）。不受父母待见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抑郁、焦虑和产生敌对情绪。他们容易感到自卑，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不受欢迎。全盘接受父母对他们的评价后，他们预期自己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和拒绝，对自己缺乏信心，很容易被别人吓到，总是处于被动、防御、顺从的地位。

卡洛儿·撒切尔（Carol Thatcher）是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女儿，她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偏爱。她的孪生兄弟马克（Mark）最受母亲宠爱，她经常受到母亲的负面评价。她回忆道：“如果妈妈到我的房间来，她就会说‘卡洛儿，那些书架太乱了’。无论我穿什么衣服，她从来没说过好看。‘糟透了’是她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在对孩子厚此薄彼的家庭中，往往会出现的情况是，每个孩子都得不到多少爱。受宠的马克也回忆道，虽然妈妈确实宠爱他，但她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他“只是偶尔能享受到母爱”。卡洛儿说：“妈妈是完美的。她无所不能，但她做事时没有太多温情。妈妈和我并不是那么亲密。我不记得她对我做过什么亲密动作。”事实上，玛格丽特很可怕。“童年时，我很怕她，长大一些之后，我注意到，我跟她说话时，她的心思总是在别处。我曾经这样安慰自己：‘卡洛儿，也许是因为你说的那些话很无聊。’”卡洛儿对自己的评价很低。她觉得妈妈比她长得好看，她觉得自己缺乏对男人的吸引力。“妈妈各方面都比我强，我仍然没有达到她的标准。虽然我并不是‘没人疼爱的’，但我从未觉得我是最受宠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次要的（与弟弟相比）。”在某些家庭，如果孩子与父母一方的关系不太亲，父母另一方的爱可以对此进行弥补，但是卡洛儿说，她与父亲也不亲近，“没有那种亲近的父女关系”。

对于不受宠的孩子，父母常用的管教方法就是让孩子感到羞耻。羞耻感是一种强烈的痛苦感受，孩子会觉察到自己暴露在外，被仔细审视，受到负面的评判。它常常引起痛苦的自我意识、尴尬的感觉、压抑和沉默寡言，查尔斯王子就有这些特点。父母羞辱孩子，也会招致孩子对父母的愤怒。查尔斯王子非常高调地倡导生态项目，与他父亲唱反调，这可能与他对父亲的怨恨有关。父母通过羞辱、贬低和奚落孩子，让孩子感到羞耻和自己太自大了。菲利普亲王就经常如此对待查尔斯王子。受羞辱的孩子会觉得自己没有尊严，他感到不能控制自我，左右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父母羞辱孩子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孩子的身体活动表示厌恶，例如在孩子吃饭时，反复告诉孩子他的吃相令人厌恶，或者在小男孩露出生殖器给别人看时表示厌恶。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也会使孩子感到特别羞耻。一般来说，从小被父母贬损或蔑视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抑郁、愤怒、焦虑和酗酒。研究表明，幼年时被羞辱的孩子，大脑发育会受到不良影响。

每10个孩子中至少有1个孩子在受访时说，爸爸或妈妈“似乎真的不喜欢我或有意跟我过不去”。在家庭中不受待见的孩子，还会成为父母宣泄不良情绪的对象，菲利普亲王似乎就是这样对待查尔斯王子的。在菲利普亲王的鼓励下，安妮公主也经常嘲笑查尔斯缺乏马术知识。近年来，一些流行的理念倾向于夸大基因对我们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倾向于认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大，比不过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的影响。因此，有些人会认为，查尔斯的父母对他的个性发展产生的影响很小，比不过他的弟弟妹妹以及学校同学的影响。但这种观点没有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首先，同伴并不会对彼此的持久人格特质或价值观产生多大影响。例如，父母对孩子的宗教信仰、工作态度和职业选择有绝对性的影响。其次，所谓的同伴影响了彼此的成长，只不过是因为孩子本来就是按照自己的志趣选择的同伴。例如，涉世未深的孩子吸毒或性交，并不是被同伴带坏了，而是因为孩子选择了有那种倾向的孩子做朋友。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同伴，主要受早期抚育方式影响，因此同伴压力并不是关键因素，父母抚育才是。至于孩子选择与什么样的同伴在一起，以及是否容易受同伴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有关。如果孩子放学以后没人管（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等着孩子回家），孩子就更容易与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孩子交往，更容易受影响（被同伴带坏了）。如果父母与孩子关系亲近，经常陪伴和监督孩子，当同伴向孩子施压时，孩子就不容易受到影响，出现自毁行为（比如吸毒）或反社会行为（比如偷窃）。

父母投射到家人身上的情绪中最常见的就是抑郁和好斗。暴躁的父亲往往会对儿子动粗，把挫败感和愤怒发泄到儿子身上，然而，就像迈克尔·杰克逊的父亲一样，这样的父亲往往会把暴力集中发泄到一个孩子身上，而不是对每个孩子都同样残暴。抑郁的母亲会诱发孩子的不良情绪，来应对自己的烦躁和自我憎恨，但是通常而言，总会有一个孩子受到了比其他孩子都大的影响。由于母亲的脆弱，担惊受怕的孩子可能会接替父母的角色，以两岁的孩子为例，普遍来讲拥有抑郁母亲的孩子比那些母亲不抑郁的孩子更有负责任的举动，面对令人担忧的场面时，他们就会表现出痛苦和内疚的迹象。如果母亲有抑郁症，她的哪个孩子最受影响，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都取决于母亲患上抑郁症的时间点，以及患病时间长短。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可能并没有抑郁症——她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才患上抑郁症，即使成为母亲之后就一直患有抑郁症，她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孩子。每个孩子从父亲和兄弟姐妹那里得到的支持也有所不同，这种支持可以减弱母亲的抑郁症对孩子的影响。1995年，在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的电视节目《地平线》（Horizon）期间，我采访了一个家庭，它为这种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麦克时年29岁，他在20岁左右时曾有暴力行为并犯过轻罪。他一直是临时工，并且单身。相比之下，他的哥哥大卫，时年30岁，是个守法的人，有一份稳定工作，从事叉车驾驶工作已经有13年了，并度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他们的父母，莫林和特里，在麦克年仅11岁时就离婚了。叛逆的麦克对自己和家人的描述如下：

大卫和我完全相反。他在学校里参加了许多考试，并坚持下来了。他结了婚，对婚姻忠贞不渝。我认为他负责任又可靠，我也想像他一样。我希望我能和他互换位置。我以前从来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爸爸一走了之以后，大卫比我更懂得关心妈妈。他承担了父亲的角色，我那时候总是和他作对。他和爸爸相处得比较好，而我和爸爸的关系并不好。

我懒得搭理爸爸。他是个笑话，真的。他一口气能喝四五品脱（约2.3～2.8升）的高浓度啤酒，喝完酒就去开车，开着他的发动机排量为3升的蒙扎，前往多肯⑥，然后不知道怎么把车给撞了！趁着我妈在外上班，他白天就把女友带回家里约会，我心想：“他怎么能在楼上和别的女人乱搞，我妈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当时我年纪很小，觉得这很难理解。

当我妈把房子卖掉时，她为我哥哥安排好了一切，这让我很受伤。我们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搬走，她对我说的却是：“你必须自己找个住的地方”。

大卫的描述如下：

麦克结交的那群朋友与我的不同。他喜欢的是小混混、新款车、酒和女孩。我更喜欢学知识，例如读书和看电影之类的。我节约每一分钱，我很喜欢和妻子琳达一起生活。

麦克对我说：“至少我不像你那样无聊，总是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做。”我说：“但是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将会一事无成。”他就像电视连续剧《只有傻瓜和马》（Only Fools and Horses）里面的“小混混”特罗特尔兄弟（the Trotters），总是说：“哦，到我老了，我会发财的。”在他嘴里，机会总是马上要来了。

他总是把他遇到的人理想化。在他眼里每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大好人”，直到他遇到下一个人⑦——他喜欢所有用伦敦土腔高谈阔论的人。他交友广泛，但关系质量都不高也不稳定，所以经常换朋友和恋人。

我不认为他是个暴力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光头党狂潮中，他曾经和人一起殴打语言学校的孩子和外国人，但那只是发泄而已。和麦克一样，我在学校里也遇到过一些麻烦，但我更老练。

对于我们兄弟二人来说，父母离婚的时机不太好。我听了爷爷的话，他当时对我说：“你现在必须照顾好你妈，当好家里的顶梁柱。”父母离婚后，麦克基本上都在家庭以外寻找榜样，结果结交了一帮坏孩子。我很幸运，因为我选对了榜样。

麦克继承了我父母所有的缺点——他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只有喝过酒才能敞开心扉，这很像我父亲；他容易精神紧张，这很像我母亲。

麦克和大卫承认他们非常不同。这种不同的原因何在，我采访了他们的母亲莫林，她如是说：

麦克出生后，我患了产后抑郁症。他睡觉不踏实，所以我真的很沮丧。他一岁时，我不得不出去工作，当我去上班时，我就把他送到保育员那里。保育员一整天都不给他换尿布，所以当我把他接回家时，他的屁股总是红红的——这与大卫小时候不同。

麦克小时候很调皮。送他去上学是很费劲的，他在学校上课也不专心——他喜欢捣乱。惩罚他也没用，就好像用头撞墙，一点用都没有。他动不动就逃学——我总是被学校请去谈话。他被警察抓起来时，我还得把他从警察局接回来。

大卫更严肃认真。在特里（莫林的丈夫）离开之后，大卫认为自己应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麦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两人经常对着干。

特里离开时，麦克真的想和他一起走——我不知道为什么。特里说：“不行，你最好留下来，和妈妈在一起。”由此，麦克对他爸爸怀恨在心。特里与大卫的关系更好一些，我也是如此。我和麦克似乎总是惹得彼此很不高兴。我们真的发生过冲突——我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是现在，我跟麦克说话都很小心，以防我们吵架。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个脆弱的小孩子。

这个例子表明，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离异这一事件往往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与完整家庭子女相比，离异家庭子女出各种问题（例如少年犯罪、抑郁、少女怀孕）的可能性要高两倍。但这个例子也表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主要取决于孩子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与所有人一样，麦克和大卫在家庭剧本中有非常不同的角色。如果孩子与父母一方的关系比较好，那么父母不和甚至离婚对孩子的不良影响就会小一些。麦克与父母双方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而大卫与父母双方却相处得很好。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也取决于孩子在父母离婚前的童年经历。麦克出生几个月后，莫林患了产后抑郁症，这可能削弱了麦克的自体感（对此，我将在第4章详细解释）；麦克一岁之后，莫林出去工作，而麦克在保育员那里得不到充分的照顾，这可能使他在人际关系上缺乏安全感，甚至更容易在少年时犯罪（对此，我将在第3章详细解释）。这两种经历都是麦克独有的，大卫小时候可没遇到这种情况。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兄弟二人对父母离婚的反应如此不同。然而，正如第3章所述，在3岁之后，兄弟二人与父母的关系也很不同，这也会影响他们对父母离婚一事的反应。

考虑到父母离婚对不同子女的影响如此不同，精神分裂症的例子就显得更戏剧化了。在一个家庭中，某个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而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精神正常的，这样的例子使很多人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是由基因导致的：他们有相同的父母⑧，不是吗？精神分裂症这个极端例子表明，由于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同，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为完全不同的人。

描述精神分裂症

很多研究证据表明，父母对待孩子的不同方式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研究证据现在很少被提及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与精神病学权威人士的核心信念和愿望不相符。这些研究工作在1990年以前基本都已完成，然而相关的研究论文在期刊上发表之后也没人关注，自从1990年以来，与此有关的新的研究工作就更少了。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还涉及另一大问题——提出父母的教养方式有问题时，很容易被人们解读为一种指责。然而，我们不应该有这种顾虑——这方面的研究是关于科学说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的，说明和指责理应是两回事。我重提这些研究证据（父母采取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不是要引起痛苦，而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两个要点的关注。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和干预，精神分裂症是可以避免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对于已经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病情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病情管理是可以改进的，但我们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是不能被改进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如此。

精神分裂症与环境因素相关，这是无可争议的，即使“遗传基因理论”的支持者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现在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发展趋势与家人对患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出院回家之后，大约50%的患者会遭到父母的冷遇。父母可能会对患病子女冷嘲热讽、充满敌意、过度干涉或试图控制他们。患者出院后，若面临消极的家庭环境，则其中的55%会病情复发，在相反的情况下，复发的比例是16%，这两者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如果消极的父母受到培训，变得不那么消极了，患病子女的精神分裂症复发率就会下降。更重要的是，如果患者出院后被送到管理完备的社区居住，而不是与消极的父母在一起，他们的精神分裂症就不太可能复发。对于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出院后是否继续服药对复发率的影响不大，父母的态度对复发率的影响很大。

这一证据表明，父母的态度是导致子女精神分裂症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没有指出精神分裂症的起因。父母之所以消极，可能因为他们被那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子女折磨得身心俱疲，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对家庭关系的研究表明，与没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相比，在有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家庭中，父母往往更强势（或许是为了要压制特别不听话的孩子）。他们也往往更令人困惑（也许是被怪异的孩子搞晕了）；他们不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也许是为了控制那个本来就精神错乱的孩子）。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消极的照顾方式可能不是孩子造成，而是父母造成的。

也许，在孩子患病之前，父母的消极态度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这可能是孩子患病的原因。在另一些情况下，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孩子本来就易患精神分裂症（遗传倾向），因此在行为上有一些怪异。不适应这种情况的父母就会变得消极，由于父母的消极态度，孩子就更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之前，父母的态度是否就已经很消极了？尽管精神病学家们通常都不愿意对此进行研究，但是已经有几项可靠的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一项追踪研究中，研究人员对问题少年（尚未出现任何精神分裂症的征兆）及其家人进行密切观察：测量并记录了父母的消极程度和令人困惑的程度。15年后，这些男孩都长大成人了，研究人员测试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结果发现，父母的态度越消极，男孩长大以后就越有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或表现出这种疾病的症状。在这项研究中，凡是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都曾在15年前被父母以消极的态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总的来说，父母越是以这种方式对待男孩，男孩长大以后越有可能表现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症状。有些父母没有以消极的态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孩子，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都很正常，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当然，很多精神分裂症的病例说明，遗传因素十分重要，尽管如此，环境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对从小被收养的儿童进行追踪，其中的56名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从理论上讲，他们患精神分裂症的遗传风险更大；另外96名被收养儿童则为对照组，他们的亲生父母都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起，研究人员就对收养家庭进行广泛观察，定期给被收养儿童做检查，直到他们成年。最终得出的研究成果非常令人吃惊。

如果只是有较高的遗传风险（因为亲生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被收养儿童以后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并不会增加。精神分裂症不是单纯由基因导致的。然而，如果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并存，被收养儿童的成长环境不良，收养家庭对孩子照顾不周，那么孩子以后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遗传因素确实起着作用，但是只有在与不良家庭环境相结合的情况下，才会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成长环境可以减少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就算被收养的孩子有患病的遗传因素（亲生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只要收养家庭为孩子提供了很好的成长环境，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患精神分裂症。

最近，精神病学界经历了一场震撼，动摇了其思想基础。精神病学科的主要期刊《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最新一期的论文很有挑战性，迫使精神病学权威人士重新思考其最珍视的许多假设。自从1964年R. D. 莱恩的著作《理智、疯狂与家庭》（Sanity, Madness and the Family）出版以来，精神病学的权威观点（基因是引起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药物应该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又一次面临了如此严峻的挑战。

该期刊的客座编辑约翰·里德（John Read）和同事们对生物学模式（以生物学理论模式解释精神疾病成因）提出了挑战。约翰·里德是一位著名的新西兰心理学家，在下文中，我会使用他的名字“里德”来指代他提出的这些研究证据。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当中，约2/3的人有遭受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经历，这一事实表明，身体虐待或性虐待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因。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间有关联，里德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的许多症状是由创伤导致的。

里德依据40项研究提出了这些证据。这些研究发现，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都曾在儿童期或成年期遭受过身体虐待或性虐待。其中有13项研究是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些研究发现51%的患者有遭受性虐待的经历，还有一些则发现多达89%的患者遭受过性虐待。最重要的是，根据患者们的口述，遭受过虐待的患者更可能出现幻觉。幻觉的内容往往与所遭受的创伤直接相关。简单来说，幻觉涉及受虐事件的往事重现（flashback），这些事件已经被泛化到患者的整体经验中。例如，一个经历过乱伦的患者会认为，她的身体沾满了精液。幻觉的图像或声音往往来自施虐者的施暴和贬低，因此患者会渐渐变得偏执，认为亲密的人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些答案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揭示，比如受虐经历是否也预示着精神分裂症的其他主要症状（例如，说出支离破碎、混乱或怪异的话语）。研究已经表明，如果谈话的主题带有情绪性，这种症状就更有可能出现。当患者被要求谈论悲伤而非快乐的记忆时，患者的言语就明显变得更加紊乱，主题越是个人化，情况越是如此。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来明确，言语紊乱是否与虐待有关。另一个症状是解离（dissociation），就是感觉自己和周围脱节。已有许多研究表明，解离症在遭受过虐待的人当中更常见。紧张症（catatonia）是指一种彻底的退缩行为，至于紧张症是否与受虐待有关，仍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揭示，但有关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紧张症在创伤受害者当中也很常见。抑郁想法（depressive thoughts）可能也是如此，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出现抑郁，而遭受过虐待的人也普遍会产生抑郁想法。约有15%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死于自杀，有自杀想法的人通常都患有抑郁症。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的人更有可能会试图自杀，从抑郁和自杀来看，受虐待与精神分裂症有关联。

对于遭受过性虐待的人来说，遭受性虐待时的年龄越小，与施虐者的亲缘关系越近，性侵的程度越严重，受虐者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就越大。例如，与没有遭受过性虐待的人相比，遭受过轻度虐待的人患精神病的概率高出两倍，遭受过严重虐待的人患精神病的概率高出48倍。当然，并非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受过创伤，也并不是所有的受虐者都会患上精神分裂症。这种差异是什么造成的？除了基因和明显的虐待，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早期不良抚育可能是关键。在1961—2000年，人们进行了33,648项与精神分裂症病因有关的研究，里德进行了回顾分析，他发现只有不到1%的研究涉及父母抚育这个影响因素。而且，在探讨精神分裂症病因的研究中，此类研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在20世纪60年代，有1.6%的研究涉及父母抚育这个影响因素，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是0.4%。

如前所述，在环境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关键作用方面的证据主要来自社会学的研究。在英国，西印度群岛移民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比其他人高12倍。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更高。穷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比富人的高出数倍，生活在城市会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

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可能相差16倍，此外，病程也是很不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患病率低于发达国家，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往往更长，而且病情更严重（即便如此，在发达国家，大约有2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痊愈，许多人能够正常工作，不需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都不会接受药物治疗，但其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是发达国家的1/11——这一差异是巨大的，但与基因无关。

这种复发率的差异可能与药物治疗有关。研究表明，对于受过精神创伤的人来说，药物会阻碍他们理解幻视和幻听，影响其恢复。制药公司和精神病学权威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尽管精神病学权威未必有意为制药公司背书，但在销售药品的过程中，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和治疗方案的权威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若能让患者相信，他们的疾病是一种不可改变的遗传命运（即精神分裂症是生物医学问题，需要用生物医学的方式解决），那么制药公司的利润就会增加。里德的研究表明，相信这个遗传假说的患者更不容易康复，而相信这个遗传假说的父母也会减少对患病子女的支持。

以生物学理论模式解释精神疾病成因之所以对制药公司的利润非常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环境因素（例如创伤、压力和经济困难等）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病因。可以看出，要说服大多数人，对制药公司来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们迫切需要精神病学权威的帮助。根据里德的分析，有些患者的精神分裂症是由虐待造成的，只要放弃遗传假说，就可以解开它对这些患者的束缚。遗传因素可能是这一人群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母亲在怀孕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能使孩子更易患上精神分裂症。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滥用致幻药物会导致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发病。但即使事实如此，里德的重要研究在这个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环境因素诱发精神分裂症的例子。我在本书第1章提到过一位名叫朱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时，她特别怕脏的东西，通过采访她的父母，我找到了来自家庭环境的诱因。虽然我没有详细查阅过她的病历，但依据采访中获取的信息，她父亲的行为肯定是消极的。他走进女儿发病前住过的房间时，便立即开始清空衣柜和抽屉柜。他把清出来的东西堆成了三堆：一堆是要烧掉的（“太脏了”）；一堆是要扔掉的（“很脏，但不构成健康风险”）；一堆是要清洗的。后来我得知，朱莉的父亲原来是当地议会的环境卫生部门的官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朱莉那么怕脏和怕中毒。父亲不能容忍脏和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完全不尊重朱莉的个人自主性。他肆意扔掉女儿的衣服、她珍视的物品以及她在生病期间写下的笔记，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侵犯了女儿的隐私。

我们有理由猜测，由于父亲的影响，她对男性、权威、英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充满了敌意。她与男人的关系，与任何权力机构的关系，总是不能令她满意。当她与男人或权力机构走得比较近时，她就开始疯狂地谈论他们的“矛盾”，她运用她的社会哲学理论知识来解释为什么男人抛弃了她，或者为什么警察不应该阻止我在去医院的路上超速行驶。在我看来，社会哲学是她应对父亲的方式。她对社会哲学的理解程度，可能与她遇到的麻烦的难度成正比。随着难度提升，她不得不将这件防御性武器应用到更详细、更广大的语境中去。最后，朱莉面临的“矛盾”导致了她的应对能力的崩溃。也许她想要通过认同她正在试图反对的事物（她的父亲和他对清洁的重视）来拯救自己。她不停地洗衣服，并且拒绝接受“肮脏”的食物，这可能是她的最后努力——通过“成为”折磨她的那个人，来拯救她自己。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在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之前，父母的消极态度和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已经存在了。至少7项研究表明，引发父母的消极态度的因素不是患病孩子身上的特征。关于“不一致”双胞胎（在一对同卵双胞胎中，只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也是同样令人吃惊的。这种不一致可能是成长环境造成的，而非遗传。此类研究表明，双胞胎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了明显的不同，因为他们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抚育。有时候，由于胎儿期的一些差异，一对双胞胎出生时，其中一个可能体重较轻、身体较弱。父母往往以此为理由（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喜好），开始偏爱那个长得壮实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双胞胎中较弱小的那个孩子（也就是未来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那个）会变得更加顺从、害羞、神经质和唯命是从，倾向于越来越依赖另一个孩子；同时，那个身体强壮的孩子往往更加外向、更成功（在学业上）、更活泼。请记住，这些差异可能是成长环境造成的，而非遗传。双胞胎中较弱小的孩子更可能认同父母中情绪问题较严重的一方，同时，这位家长也会把更多的消极情绪投射到这个孩子身上。具有情绪问题的更可能是母亲，她可能容易抑郁或思维不连贯。如果母亲是这样的人，而父亲是个体贴而慈爱的人，并且很关心其中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不容易患上精神疾病。

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倾向于把他们的积极情绪投射到一个孩子身上，而以消极的态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另一个孩子。例如，蒂姆和乔治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出生时，蒂姆被认为性情像他父亲——更难养、身体更弱。乔治被认为更有活力、爱探索、外向、合群。他们的母亲吉尔说：“你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即使他们是同卵双胞胎……你可以同等地爱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对他们每个人的反应都是相同的。”他们的父亲特里尤其如此。对他来说，自己一直竞争不过哥哥凯文的事实令他介怀已久，他总觉得自己比哥哥更软弱、失败、乏味。从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出生时起，他就很看好乔治，他觉得乔治具备他哥哥凯文所拥有的一切特质，他把自己的消极情绪投射到蒂姆身上。对于蒂姆来说，更不幸的是，母亲吉尔也把全部消极情绪都投射到他身上。她是一个很令人困惑、口是心非的母亲——对于孩子的同一种行为，她今天会表扬，明天却会批评。蒂姆长大以后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事实上，在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之前，父母的消极态度和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已经存在了，这些研究为R. D.莱恩备受争议的理论提供了支持。虽然莱恩在精神病学界遭到排斥，但是公众并不反感他——他的著作出版30年后仍被再版。莱恩认为，有些孩子之所以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可能是由于被父母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还记得那个著名的例子吗？一位母亲去医院探望她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儿子走到母亲跟前，从他的动作来看，他似乎想要亲一下母亲的脸。但是他的母亲僵住了，并且把头转开了，所以他就没有上前去亲她。然后她说：“亲爱的，难道你不想亲一下妈妈，来表示你很高兴见到她吗？”关于这种“双重束缚”（double-bind），莱恩举了很多例子，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中，父母给了孩子两个互相矛盾的指令，所以孩子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莱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唯一选择就是将这些指令的含义转向不同层面，以避免长期感到愤怒和困惑。这样的孩子会开始认为别人的话语、手势（例如问好或握手）和其他一切都具有更深、更隐蔽、更具象征性的含义。因为在与父母交流时，孩子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双重束缚，所以为了理解自己的家庭，孩子逐渐学会了进一步诠释他周围的世界。

乱伦是极端的双重束缚。孩子常常被告知，父母对孩子所做的事是自然而正常的，例如，在父–女乱伦关系中，他可能会告诉她，在尝试与外人发生性关系之前，她需要接受性教育，而他则会亲自来教。但是除了这些话之外，他还给出了一个矛盾的指令——伴随着严厉的威胁，他告诉孩子，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发生了什么。孩子会渐渐认识到，这个社会是禁止乱伦的。这种巨大的矛盾使孩子精神错乱。性虐待往往会导致“解离”症状。孩子会让自己的“精神”与身体分离，甚至从天花板上向下看，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忍受正在发生的性虐待。这种症状继续下去就是人格解体（即我不再是我），认为自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处于掌控地位或拥有权力的人——比如一个间谍。正如第1章中所述的鲁弗斯·梅，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怪异的个人理论，重新解读自己周围的世界，这使他感觉良好。这也使他逃离现实世界，摆脱了令人困惑的双重束缚、消极态度或性虐待。

莱恩的理论确实有助于解释精神分裂症，已有一些研究印证了他的理论，但也有许多儿童虽然在家庭中受到了双重束缚或性虐待，却没有患上精神分裂症。如第5章所述，缺少关爱的早期抚育会导致孩子的自体感变弱，这可能是使孩子日后更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早期情感剥夺，再加上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虐待，会增加孩子患解离症的风险。另一个早期情感剥夺会导致自体感弱并引发严重影响的有力证据来自精神科医生提供的另一组数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女性患者的子女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比男性患者子女的高出一倍。因为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母亲照顾婴儿，与正常的母亲相比，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更可能对婴儿照顾不周，这就表明，早期情感剥夺可能非常重要。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幼年时的经历至关重要，这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幼年的经历会影响我们一生。

过去的经历影响着当下的你

显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他夸大了小孩将父母作为自身情欲对象的背后含义，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弗洛伊德的另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比如他的潜意识理论——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大部分会受潜意识控制。我们把自己无法忍受的经验压抑到潜意识中，我们的大部分心理活动都致力于搭建心理防御机制，以免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内容显现出来。我们的内心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彼此冲突的愿望和自相矛盾的冲动争相表现自己。我们的童年经历对成年后的生活有很大影响，是他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已被过去40年的研究所证实。

上大学时，我和其他5名同学住一间宿舍，对于厨房里的脏乱状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反应。有一个同学觉得难以忍受，他制定了一个清洁轮值表。唉，其他人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另一个同学并不在乎有很多脏碗没人洗，但他认为，如果洗碗的话，就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去洗，要是发现有人把洗碗布放在洗好的碗里，他就会忍不住自己动手把那些碗重新洗一遍。还有一个同学，对于脏兮兮的炖锅上长出的霉菌视而不见，但却无法忍受厨房地板上的污垢。我经常不怎么打扫卫生，直至脏乱到了一定程度，觉得不能忍了，才会自己动手打扫干净，或尝试欺负别人，让别人打扫卫生。

当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宿舍里的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我认为，这些信念来自我们特定的家庭环境，无论我们是在效仿父母的信念或是在反抗他们。最近的一些重要研究表明，我们确实会把童年的许多经验带入成年后的生活。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描述他们的父母。一段时间后，在不同的情境下，研究人员会向受试者描述一个人的特征（这个人的特征与受试者所描述的其父母的特征大致相同）。例如，一位女性受试者把父亲描述为“对政治、体育感兴趣，不太快乐”的人，然后，研究人员向这位受试者描述另一个男人，说他也对政治、体育感兴趣，但是没有提到“不太快乐”这个特征。过了一会儿，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回忆这个男人的特征，这位女性受试者很可能会说，他对政治、体育感兴趣，而且不太快乐。显然，她把父亲的所有特征都强加在这个陌生人身上了。在信息（把陌生人和熟人联系起来的信息，例如某些性格特征）的触发下，受试者很容易把熟人的其他特征转移给陌生人。触发因素也可能是一个人的长相或名字。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更喜欢那些与我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相似的陌生人。看到形似亲人的陌生人时，我们就会期望陌生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就像我们的亲人在过去所做的那样，这种期望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感受。例如，如果我们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哥哥或姐姐，那么遇到与哥哥或姐姐相像的人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我们把哥哥或姐姐的特点投射到陌生人身上，然后通过比较，再度感觉自己比不上别人。最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可能会操纵别人的行为方式，在新的关系中重复旧的互动方式（我们就是如此渴望在现在的生活中重复过去）。例如，我们大多都清楚，我们总是在友情或爱情关系中重复某些模式，直到现在，你可能把这归结为一种倾向，即你倾向于和同一种类型的人陷入爱河或成为朋友。这当然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确实会操纵新认识的人，使之以我们小时候习惯的方式行事。因此，假如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很霸道，那我们长大后遇到与父母类似的人时，就会使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行事，诱导或鼓励他们控制我们。这意味着与我们关系近的人都可能受到我们诱导——这一切（按我们的要求扮演我们过去生活中的角色）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即便如此，亲密关系可能还是建立不起来，因为亲密关系是双向的：除了我们需要他们如何做，还有他们需要我们如何做的问题，而这也基于他们的童年经验。由此看来，友情或爱情之类的亲密关系，不只是一方根据自己的过去来找到互补。建立这种亲密关系，需要双方都感觉自在，可以被对方塑造成符合对方童年经验的样子。

审视你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

那么，在家庭剧本中，你的角色是什么？其影响因素包括：你的性别、在家里的排行、相貌、与父母双方的关系以及父母投射到你身上的特征。查尔斯王子的自信被削弱，因为他父亲把自己的消极情绪投射到他身上，而且与家人一起进餐时，大家喜欢拿他开玩笑，嘲笑他不懂马术专业术语。无论你是高成就者还是低成就者，你的剧本都会起到重要作用。或许你从小就特别受父母或其他亲人重视，或许你从小就是不受待见的丑小鸭，无论你的童年经历如何，在你长大之后，它仍然会影响你。

首先，回顾这一章，列出让你产生共鸣、与你自身情况类似的地方。然后更系统地进行审视，通过回忆来确定，在你心目中你是如何受到下列因素影响的：

- 你的性别

- 你在家里的排行

- 在学业和职业生涯方面，父母对你的期望

- 你从小被偏爱的程度，或不受待见的程度

- 这些因素对你的成年生活产生的影响

在下列小标题下面记录简短的笔记：性别、出生次序、成就、丑小鸭、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的影响。

为了让信息尽量完整，如果你和原生家庭的成员关系仍然很好，当你审视了自我、写了笔记之后，就可以让他们看看你的笔记。如果他们愿意，你甚至可以让他们在相同的小标题下写写他们对你的看法。如果你和原生家庭的成员都不怎么联系了，那么另一些人或许可以帮助你，比如叔叔和婶婶（你可能早就忘记了他们）——事实上，目睹了你的童年生活的任何人都可以帮你回忆。

审视自我时，你不需要很确定——如果你对自己的某些陈述不是很确定，你可以在相应的句子后面加上问号。通过这个练习，你可以推测过去发生了什么，例如你父母的动机可能是什么，或者让你的兄弟姐妹动心的是什么。你的自我审视可以如同下面这个例子般简短。它来自一位女士，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性别：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爸爸给了我更多的关注。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妈妈对我的期望是：像她那样，成为十分性感的女人？

出生次序：在家里排行老二意味着哥哥会憎恨我。和弟弟没有太多竞争（可能因为他不够聪明或者相貌平平？）。

成就：妈妈把她所有的不安全感都投射到了我身上——如果我在学校表现好，她就会感受到威胁。在学业成就方面，哥哥被父亲寄予厚望。为什么我对自己的智力缺乏信心？

丑小鸭：弟弟在家里不受待见。

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的影响：在工作中与老板相处得不和睦。对老板的愤怒实质上是对妈妈的愤怒，这是因为她不把我当回事吗？

并没有所谓的自我审视的唯一“正确”方式。每个人的自我审视都是不同的。下面这则例子是一位男士的自我审视笔记，他有一个弟弟：

性别：身为男孩，我遇到了麻烦：我妈不太喜欢男性。爸爸离开家了，我热衷于橄榄球，妈妈对此不感兴趣，这意味着对于男子汉气概的活动，只有我和弟弟感兴趣吗？事实上，我很有男子汉气概——可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妈对它反感？还是为了补偿？我喜欢女人吗？

出生次序：弟弟在家里排行老二，我很幸运。他更女性化——妈妈是不是特别想要个女儿？身为长子意味着，爸爸离家之后，我必须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成就：我不知道，妈妈好像从来都不关心我在学校的学习如何。当我在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时，她似乎很吃惊，爸爸则很高兴。既然我在学校表现很好，为什么我在职场表现欠佳？

丑小鸭：我认为，我和弟弟都没有受到妈妈的偏爱。但我很幸运，因为爸爸比较偏爱我。弟弟是个工作狂，这是由于他童年缺爱吗？

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的影响：妈妈总是积极乐观的，无论事情多么糟糕，这让我成了个脱离现实的人——把女人理想化，对工作过于乐观。总是希望上司像我父亲一样，倾向于过分讨好别人。与女人相处不好，谈恋爱时，总觉得恋人也会像母亲那样对我冷漠。我对女人的怒火来源于我妈吗？

完成这个练习之后，把它放在一边，在后面几章里，每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练习，读完这本书，你就可以把它们归纳起来了。

本章讲述的大部分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比较熟悉。在原生家庭里，关于诸如身为老大或老小、唯一的女儿或儿子一类角色的影响，我们都可以回忆起来。在第3章，我将分析人们在3～6岁时的经历，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大多会记得一些事情，但又不甚清晰。接下来，我们会回溯3～6岁时的经历，探索我们良心的起源。

①  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描述了一个有机体或种群如何对资源和竞争对手的分布做出反应。此处将家庭类比为一个小的生态系统，每个子女都会试图占据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编者注

②  通常被称为“CE”，是英国的一种“小升初”考试。——编者注

③  英国著名歌手、慈善家，曾在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上献唱。——编者注

④  又译为性取向认同，是指对于自我性吸引行为或情感归属性别对象的身份认同。——编者注

⑤  人们普遍认为金发女性更漂亮，头脑也更简单。——编者注

⑥  Dorking，英国地名。——编者注

⑦  意指麦克轻信他人，总是被人骗，而且不能从中吸取教训，总是循环这一过程。——编者注

⑧  此处隐含的观点是这些孩子拥有同样的家庭环境，但存在基因方面的差异（因为他们不是同卵多胞胎）。——编者注

第3章

描述我们的良心，3～6岁

但是，他们自己也被毁了，

被他们的父母，戴老式帽子穿老式衣服的傻瓜。

那些傻瓜一半时间多情或难对付，

另一半时间则吵个你死我活。

在学校里，你是个坏孩子还是好孩子？你是那种经常因违规停车被开罚单的人，还是特别注重遵守交通规则，很少违规的遵纪守法者？

你倾向于跟上司闹翻吗？或者你是个模范员工，在大公司的等级制度之下，也能工作得很顺心？

你最喜欢下流的性行为吗？你容易滥交或对伴侣不忠吗？与性伴侣熟悉之后，你就对其没兴趣了？你讨厌肮脏和凌乱吗，还是对此无所谓？

时常有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吗？你是个过分挑剔的人吗？你是否倾向于评判和谴责别人，常常义愤填膺？

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个线索，可以据此推测出自己具有的良心类型：惩罚性的、脆弱的或善良的。

具有惩罚性的良心的人倾向于墨守成规，与权威站在一边。一般来说，他们在很多方面特别像父母，与父母观点一致，或许还能逐字逐句地复述父母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压抑性欲，又或者产生洁癖。他们会痛斥别人的邪恶或堕落，对不检点的言行深恶痛绝。无论是在中小学、大学还是职场，他们都很勤奋，但是可能缺乏创造性。

相比之下，如果你具有脆弱的良心，你可能会更叛逆。在学校读书期间，老师的管束和学校的规则都令你反感，工作之后，你经常不服从上司的命令。你的性生活是不稳定的，你倾向于滥交，也没有固定的性伴侣。小时候，你有偷东西的毛病，而且不会为此惴惴不安。如果被抓住，受到惩罚，你往往也不会吸取教训。你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很亲近，你可能很有攻击性。你在学校表现不好，工作后，可能也不受同事欢迎。你喜欢喝酒和抽烟，年少时，你可能会尝试吸毒。

具有善良良心的那些人，与前两种类型不同。对权威及其表现形式，他们既不反感，也不屈从。无论是在上学时，还是工作后，他们都能与别人相处得很好，也是公认的得体的人。如果事情不顺利，他们会试图理解，而不是责备。他们享受性生活，大多有固定的伴侣。“脏”和“乱”不会太困扰他们，但是他们的容忍有一定的限度。他们偶尔喝酒和抽烟，但是不会上瘾。年少时，他们可能会尝试一下毒品，但他们知道何时停止，何时拒绝。

完全符合某一良心类型的人是很少的，但总的来说，你可能更符合其中的一种。例如，虽然你的良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善良的，但你的良心也具有惩罚性的一面，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脆弱的。这种拼凑效果的产生是因为，在涉及良心的关键问题（性、服从规则和自我放纵）上，你父母对你的反应各不相同。在你3～6岁期间，你的父母是如何引导你在性、服从规则和自我放纵方面的行为的？对于你的本能冲动，如果他们能在约束和鼓励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那你就可能具有善良的良心。如果他们严厉管束你，你就可能具有惩罚性的良心。如果他们对你过于纵容，或者惩罚不当，你就可能具有脆弱的良心。父母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始终保持态度一致，只以一种方式管教孩子。例如，在你小时候，你妈妈不限制你吃糖果，所以在吃这方面，你是比较随心所欲的，你爸爸对你要求很严格，督促你认真写作业，所以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管教每个孩子的方式也有不同，无论从单个方面还是从总体来看，每个孩子都会有不同类型的良心。

举例来说，在我小时候，因为我坐车容易晕车，我父亲单独开车载我时，有时候会让我掌控方向盘。他这是出于好意，但也体现出他不太遵守交通规则。或许是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我也不太遵守交通规则，在这方面，我具有脆弱的良心。但在其他方面（例如面对说谎），我具有惩罚性的良心，而在另一些方面（例如对食物的感受），我具有善良的良心。我应该说，总体而言我的良心是善良的，在某些方面则可能是惩罚性的或脆弱的。这种多重性是很典型的。

不同类型的良心的抚养剧本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对不同类型良心的一切解释的起点。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个人的内心都在进行持续的斗争，以调和一些相互竞争的需求。本能会不断受挫，因为它们的迫切需求在外部世界几乎不可能被立即满足。如果你对某个人产生了性欲，你不能直接抓住那个人，进而发泄你的性欲；在餐桌上，你不能一看到最美味的食物，就立即把它塞进嘴里。良心是关于对与错的一套信念，它通过内疚和羞耻（分别关乎个人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来管制本我（潜意识，代表欲望）。它的职责是管制贪婪的本能，迫使其延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的人格就只由本能和良心构成，我们就会在禁欲和自我满足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因此，还存在一个从婴儿期开始稳步发展的第三系统——自我。它不太重视道德，奉行现实原则，作为协调者，在贪婪的本能、一本正经的良心和外部世界的现实条件之间进行协调。

随着年龄的增长，良心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越发达，就越要求我们抑制自己的生物本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履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必须告诉自己要有耐心：“努力学习，考好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你就可以备战高级水平考试了；取得好成绩，你就可以考上大学了；获得一个学位，以便找到一份工作；虽然第一份工作钱少又辛苦，你也要把它做好，这样以后才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如此下去，到死为止。为了实现这一切，我们必须看在未来回报的份儿上，不断地将享乐向后推迟——赶紧写文章，而不是看电视节目；早点回家睡觉，而不是留下再喝一杯。我们的良心负责管住我们。良心在需要压抑本能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小到决定是否还吃第二块巧克力蛋糕，大到在第一次约会时帮我们控制性欲望。

在你遇到潜在的性伴侣之前，性本能会使你产生大量的幻想。在酒吧或饭局上，自我作为协调者，使得性本能通过调情这种方式得以表达，但良心已经在提出反对了。这种反对可能是理性的，例如“她可能很有吸引力，你得承认自己并不是真的喜欢她”或者“你今晚喝了6杯伏特加，所以才觉得他有魅力，他第二天早上看起来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呢”。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性是邪恶的”或者“我性无能”。在约会结束时，如果对方请你来家里喝杯咖啡，你的内心会十分矛盾，自我、本我、超我相互冲突。即使你跳到床上，这种冲突也可能继续，本能冲动或许会在性高潮期间的几秒钟内占了上风，但性交之后，哪怕有半点机会，良心也会立即惩罚你，向你泼冷水，说你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或表现不好。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需要克制的情境下（例如是否抽一支烟或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良心在何种程度上扮演重要角色，取决于它偏向哪种类型（惩罚性、脆弱或善良）。惩罚性的良心在精神上类似于一个警察国家（police state）；如果你具有强烈的惩罚性良心，你就太过压抑了。在另一个极端，如果你具有过于脆弱的良心，你就会只顾寻欢作乐，导致纵欲和滥交。善良的良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能够更好地保持微妙的平衡，既考虑自我满足带来的后果（比如宿醉或怀孕），又尽量满足自己当下的需求。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以泛性论为基础来解释大多数事情。具体来说，他把良心差异的原因追溯到婴儿期。他的理论从一个令人不舒服的断言开始，即婴儿也有性欲，其性欲必须被压抑。弗洛伊德认为，口唇是人类体会感官快感的第一个部位，因为婴儿的生活离不开吸吮乳头。只要能拿到一个新的东西，婴儿就会将它塞进嘴里吮吸感知。如果婴儿在口欲期没有得到满足（没有按婴儿本身的需要哺乳，吸吮需求受限制），造成所谓的口欲期固结（orally fixated），就可能影响其一生。有一些研究表明，婴儿期过早断奶和吸吮需求受限制与成年后酗酒或吃巧克力上瘾之间存在关联。对吸烟者的多项研究表明，吸烟者更关注口欲主题，例如，在一些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对形状随机的图片做出反应，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更有可能看出口腔形状。顺便说一下，抑郁症患者中的烟民比例是非抑郁症患者中的两倍，已有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吸烟。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婴儿期哺乳不足（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婴儿期都有过的经历）与成年后吸烟有关。

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对“育婴室的野兽”①的文明教育是从1岁开始的。一般来说，与10个月大的婴儿在一起时，母亲会将90%的时间用于满足婴儿的需要，与婴儿亲热、嬉戏；很少责骂或约束婴儿。但很快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婴儿1岁以后，母亲不再是无条件地满足婴儿的需求，而是开始管教婴儿，母亲将大部分精力用来约束婴儿，婴儿喜欢的很多活动（如探索，随意大小便）都受到母亲的限制。在这个年龄段，由于自由活动受到母亲的限制，婴儿会经常发脾气。一般来说，和婴儿在一起时，母亲每两分钟就会发一次命令，或者限制婴儿的活动。

弗洛伊德称之为肛欲期，婴幼儿在排泄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并且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母亲如何控制孩子的肛欲期快感，将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对自己本能的态度。如果母亲的反应是严厉、愤怒和指责的，那么孩子以后就会形成“肛门滞留人格”，其特征包括洁癖（出于对脏乱的恐惧）、固执（仍然对于强制进行的排便训练感到愤怒）、小气，尤其是在钱上（它变得等同于粪便，长大以后，把钱攥紧可能象征着把粪便保留在肛门里）。研究发现，肛门滞留人格的成年人更容易出现一系列的紧张行为，例如把杂乱摆放的杂志认真整理好、集邮癖等。在一项研究中，肛门滞留人格的成年人被要求玩一种像粪便的物质（黏土），在随后的争论中，他们会表现得更固执，他们更喜欢金钱奖励，而不是口头表扬。如果母亲是肛门滞留人格，她的子女也更可能是肛门滞留人格——肛门滞留人格的母亲会培养出具有肛门滞留人格的子女。

在孩子1～2岁时，由于接受大小便的训练，排泄的快感逐渐消失，孩子的兴趣从肛门区转到生殖器区。你即使不怎么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可以观察到，3～6岁的孩子们经常玩与性有关游戏。无论是“医生和护士”“妈妈和爸爸”或者显露生殖器——“如果你让我看看你的，我就让你看我的”，大多数人都记得类似的事情。在社会整体氛围对性十分压抑的1948年，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著名的性行为研究报告得以出版，在他的男性受访者当中，超过半数的人可以回忆起自己小时候与其他男孩相互手淫，还有1/3的人记得自己小时候摸过女孩的生殖器。最近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母亲对孩子的描述，以及成年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在2～6岁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性行为是正常的。在母亲子宫里时，男性胎儿就已经有了勃起的现象（平均每晚可勃起3次，每次勃起持续2小时），无论男婴还是女婴，都能体验性高潮。虽然男婴不能射精，但5个月大的男婴已有类似于成人的性高潮体验了。从3岁开始（或者更早），女孩就可能达到真正的性高潮。

根据母亲对孩子的描述，2/3的幼儿有触摸自己生殖器的行为，他们还喜欢偷窥和裸露，有时候还会荒唐地调情，摆出诱人的姿势（这通常是模仿他们的父母、哥哥姐姐或电视上的人物）。小男孩喜欢当众手淫，小女孩喜欢裸露。根据母亲对孩子的描述，在2～6岁的小女孩当中，有3/4喜欢穿着内衣到处逛，有2/3的小女孩喜欢裸着身体到处逛（有一半的小男孩喜欢这么做）或者在坐着时露出裆部（有1/3的男孩喜欢这么做）。

但是这样开放的日子屈指可数，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儿童的公开性行为就会明显减少。就像亚当和夏娃，对于这个阶段的儿童来说，如果被别人看到自己赤裸的身体，会感到不自在。他们上厕所或洗澡时开始注意隐私，在公共浴室换衣服去游泳时，也开始怕羞了。根据母亲对孩子的描述，8岁的孩子触摸自己生殖器或显露生殖器给别人看的概率是4岁时的1/5。女性的端庄取代了暴露，年龄稍大的女孩穿着内衣或裸着身体到处逛的概率是小女孩的1/6。

弗洛伊德解释说，这种新的自我压抑是俄狄浦斯情结使然。通过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②这一模板，弗洛伊德声称，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普遍的、基因遗传的脚本，它是良心的基础。他认为，在童年期，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占据父（母）中的异性，杀死父母中的同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认识到，同性父母比自己强大得多，为了避免遭到报复，我们压抑自己的性吸引力，认同他们的良心——把他们的道德信念当作我们自己的。简而言之，良心是恐惧的结果，并且是以我们的同性父母的良心为基础的。

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行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现在看来，他夸大了俄狄浦斯情结在良心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儿童的良心不是出于对父母的恐惧，有证据表明，来自父母的爱是更重要的。

如第2章所述，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曾两度明确表示，他非常希望我用功读书，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像他一样。在我参加了普通程度考试之后，他提出了可供我选择的3个方案，他明确表示，希望我振作起来，把学习搞好，这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许多父母都曾试图哄骗、贿赂或劝说自己的儿子，让其努力读书，但没有成功。我父亲成功了，因为他和我感情很好，自我出生以来，他就亲密地抚育我，给了我很多关爱。他总是充满热情，经常鼓励我，他喜欢拥抱我、爱抚我。虽然他偶尔会发脾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不是那种可怕的人。我认为，我之所以遵从他对我的期望，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一个慈父的爱和责任感。此外，我认同他的学者风范。我父亲是一名医生兼精神分析学家，他很喜欢阅读非虚构类图书，是我在自律方面的榜样。最后还有一点，我不想伤害他。

科学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如果父母对孩子友好和慈爱，孩子更有可能认同父母；如果父母让孩子感到恐惧和害怕，孩子（经常被父亲殴打的男孩，被粗暴的母亲管教出来的女孩）往往不认同父母。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在制作一个电视纪录片时，我采访了他。他父亲是个残暴而冷酷的人，他和母亲、3个兄弟及1个姐姐都曾遭受父亲虐待，他不认同父亲。

现在，如果我愿意回想童年时的不愉快经历，我其实可以写一本书了。我爸的确是个非常暴力的人。我能回想起来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天，那时我刚从浸礼会教堂回到家里。

我那时大约10岁。我妈在厨房号啕大哭，我碰巧看到墙上有一个血手印。于是转头问她：“天啊，到底怎么回事？”她说：“你爸狠狠打了你姐，接着砰的一声，就像塑料袋爆了一样，她的头撞到墙上，裂了一个好长的大口子。头上一共被缝了22针。”你能想象出那时我妈的情绪有多激动。我爸把一只手按在姐姐头部伤口的两侧，还说我妈大惊小怪。

姐姐后来还是去了医院，当她回来时，她告诉我妈，医生跟她说，目前还不能确定她的头骨是否骨折了，但如果她视物模糊或恶心想吐，就应该赶紧回医院。唉，她在家里待了不到10分钟，就转身对妈妈说：“妈妈，妈妈，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于是，她被送回了医院。她昏迷了一个星期，我妈特别虔诚地祈祷，但我爸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关心。

除了毒打孩子之外，我爸还经常打我妈妈。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妈刚出院回家，医生告诉她，她有支气管炎，必须卧床休息一段时间，她把我爸叫到楼上。“听我说，”她说，“我不能出门，没法去邮局领取我的家庭补助。你能替我去吗？”大约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他跟我妈说，他把钱弄丢了，我妈不相信他说的话，并且骂了他几句，他抓住我妈，打了她几拳。请记住，那时候，我妈刚出院。

保罗是个敏感的人。他坚决不认同他父亲，强烈认同他母亲。他和母亲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他在性格上也随母亲，为人热情，先人后己。

我确实和妈妈关系很好。她经常和我说一些心里话。我很同情妈妈，对妈妈很有感情，我曾经想过，我妈妈要是能优雅地变老，其实是件好事。然而事与愿违，不知不觉中，我发现妈妈过早地衰老了。她包揽全部家务，吸尘、洗熨衣物，早就干惯了，对吗？她每天吃很多安眠药，变得像个僵尸。这让我很难过。而我爸——他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事能打动他。

描述性的良心

保罗认同他母亲（而不是他父亲）的良心，这是很典型的：他想效仿给他爱的母亲，而不是令他恐惧的父亲。同样有趣的是，保罗是同性恋，因为我们的性良心（关于性，我们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家庭剧本塑造的。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社会风俗的影响：例如，古埃及是没有乱伦禁忌的社会，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性压抑很严重，女性在公共场所裸露脚踝甚至都不被允许。但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其他家庭成员在性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将会影响我们专有的“爱情地图”（lovemap）的形成，爱情地图指的是对于潜在伴侣的长相、声音、气味和性格特征的偏好，每个人都会按照这些信息去寻找自己的伴侣。已有研究证实，在爱情地图的形成上，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很小。约翰·曼尼（John Money）提出了爱情地图这个概念，他认为，爱情地图在童年结束时就已基本形成，他断言：“爱情地图一旦形成，就像母语一样，极其难以改变。”

基于我们的童年经历，我们大脑中开始浮现理想伴侣的形象，那是我们幻想中的情人，我们可能希望将之带入现实，把爱与性欲连接起来。如果我们在童年时被禁止玩性游戏或者遭遇性侵，我们的爱情地图就被破坏了。性欲可能完全被压抑，致使在生活中，只有爱，没有性；或者性欲与爱分开，我们可能变成性瘾者，不断地渴望性交，但无法与人相爱；最后，性欲与爱也可能相连，但其形式是追求自我毁灭的关系或孤独的性发泄，比如恋物癖。

由于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其爱情地图上至少有一些特征基于异性的家庭成员。他们是日后的婚恋对象的原型。在一项研究中，很多情侣被问到，在他们小时候，父母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虽然他们的回答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更可能选择与异性父（母）相似的伴侣：他们的同性别父（母）的特征，并不能预测他们选择的伴侣的特征。研究人员让十几岁的女孩描述她们的父亲的特征，然后又让她们描述理想男人的特征，结果发现，这两者往往是重叠的，她们所描述的母亲的特征与理想男人的特征则没有重叠；将研究对象换成成年女性后，也有类似的发现。有一项更为科学的非常巧妙的研究，通过对男性和女性进行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这项研究以980名混血（父亲和母亲是不同的种族）夏威夷人为对象。他们都结过两次婚。如果“人们在择偶时更容易被自己的异性父母的特征所吸引”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这些夏威夷人选择的结婚对象应该与其异性父（母）有相同的种族背景。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不仅在第1次结婚时是这样，在第2次结婚时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的父亲是白人，而你的母亲是黑人，那么你更可能与白人结婚，而不是与黑人。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夏威夷人当中，有2/3的人会选择与其异性父（母）有相同种族背景的人结婚。

下次去参加婚礼时，请仔细观察新娘的父亲与新郎。有时候，这两个人不仅在相貌上很相似，而且在性格方面也是如出一辙。同样，看到某人结第2次或第3次婚时，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新配偶是否与旧配偶有很多相似之处。唉，在爱情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很难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常见的情况是，当人们结束了一段痛苦的婚姻之后，还会选择同样类型的配偶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再婚夫妻的离婚率高于初婚夫妻，其原因可能与此有关。

我们的爱情地图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是因为童年的性压抑。当感情被埋葬时，它们不会完全消失——只是从意识中消失。被压抑的欲望仍在寻求表达，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想法（下流的、为风俗所禁止的性行为或性伴侣）感兴趣。在童年期，我们的性行为受到了抑制，既不能与异性父母发生性关系，也不能与同性父母、兄弟姐妹、小伙伴、大孩子或其他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虽然小孩子的性行为确实会表现出来，但这往往伴随着内疚。有一项研究显示，15%的成年人可以回忆起自己在童年期与兄弟姐妹有过性行为，更大比例的成年人可能在童年期对兄弟姐妹产生性欲，但又必须克制住。至于我们选择伴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我们喜欢的异性兄弟姐妹的特征，目前我没有找到相关的研究结果，但我相信，此类研究将会表明，它至少与父母的特征一样有影响力，会影响我们的择偶标准。童年的性压抑也不会只局限在家里。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孩子们如果表现出明显的性行为，就会受到惩戒（通常是很严厉的），这使他们很快明白，性行为是“多么大的错误”。对同学和老师的欲望，要是在童年期被压抑了，也可能会影响他们长大以后的欲望。

但是我们的爱情地图并非只受压抑这个因素的影响。在选择伴侣时，我们对亲人（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感情和纯真的爱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如果与父母或兄弟姐妹相处得很好，在选择伴侣时，就更有可能选择与他们有相似特征的人。同性恋者保罗的原生家庭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媒体曾大肆宣传那些旨在证明男性同性恋是由基因或大脑异常引起的研究，但最近的研究发现，这是毫无依据的——同性恋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大，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在许多方面，同性恋者保罗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与异性恋者相比，男同性恋者拥有特殊原生家庭的可能性要高一倍。研究表明，50%的男同性恋者如此描述自己的童年：母亲喜欢控制自己，希望成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与自己非常亲近；对于大多数男孩喜欢玩的追逐打闹游戏，母亲认为是危险的，并过分担心儿子的健康和安全；这抑制了自己的攻击性，而由于自己对母亲依赖性强，与母亲分离时会感到特别焦虑；在青少年早期，母亲可能会挑逗自己。母亲是个强势的女人，男子气概让她感到不舒服——她甚至会使男人变柔弱；与父亲相比，母亲的个性更强，家里的事主要由母亲来管；父亲在家里冷漠、退缩、脆弱或缺位（无论在情感上或者在实际生活中），父母的婚姻关系不和谐。

这个描述基于很多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受访时，与异性恋者相比，男同性恋者更有可能说自己曾经是“女性化”的男孩，喜欢和女孩一起玩，喜欢玩洋娃娃。对于女性化男孩的追踪研究表明，大约2/3的女性化男孩长大后会成为同性恋者，男孩越柔弱，长大以后成为男同性恋者的可能性就越大。男孩柔弱虽然可能与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可能是环境因素造成的，例如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一个不友好或冷漠的父亲，如第2章中所述，艾尔顿·约翰和约翰·吉尔古德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男同性恋者往往与父亲关系不睦，在受访时，半数男同性恋者（在异性恋者中，这一比例是1/4）表示对父亲感到愤怒、怨恨和恐惧，他们认为父亲没感情、充满敌意、冷漠或唯命是从。他们不把父亲视为榜样。70%的男同性恋者（在异性恋者中，这一比例是1/3）表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感觉自己不像父亲，更像母亲。在受访的男同性恋者中，大约有一半人表示，他们感觉自己的母亲不希望自己像父亲；超过2/3的人表示，他们的母亲比父亲强势，母亲是家里的决策者。正如保罗的经历，他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很亲密，这使他认同母亲，而不认同那个关系疏远或敌对的父亲。以后的研究很有可能会表明，在男同性恋者中，至少有1/4的人的性取向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而其余的人则可能主要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有趣的是，金赛在1948年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在男性中，同性恋的比例约为10%，但事实证明，男同性恋的比例没有这么高。在成年人当中，最多只有3%的人是纯的同性恋，还有2%的人是双性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如果在父亲缺位母亲强势的家庭长大，男孩更可能成为同性恋，然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从理论上说，随着离婚率、女性的自信水平和社会对同性恋的容忍度的不断增高，综合来看，未来男同性恋者的人数将会有所增加。）

男同性恋者经常会被问到：“你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是在什么时候？”但其实异性恋者也应被问及类似的问题，你第一次发现自己喜欢与异性交友是在什么时候。正如关于童年性行为的研究证据所示，在四五岁时，儿童在性方面的最初体验来自同性伙伴。所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随后社会将儿童“塑造”成了异性恋；每个人的特定爱情地图都起源于早期的家庭关系。

除了性，良心还可以支配其他几个方面，例如对权威的态度、犯罪行为及工作责任心。在下文中，我将对三种不同类型的良心的基本成因进行描述，但是请记住，没有人会完全符合我所描述的任何一种类型，因为在良心的形成阶段，父母对孩子的抚育方式不同，在不同问题上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同。

描述善良的良心

“权威型”（authoritative）教养方式可以使孩子形成善良的良心。权威型的父母既关爱孩子，又对孩子有要求。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参与家庭活动，密切关注孩子的行为，以理性的方式来管教孩子，及时纠正破坏性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关注孩子的需求，培养孩子的个性和自信。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接受锻炼，赞扬孩子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但有趣的是，他们不夸孩子聪明，因为夸赞孩子聪明可能是有害的，让孩子感到自己总是没有把潜力发挥出来，或者使孩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父母只是偶尔对孩子动怒，当孩子不听话时，父母如果想要强调某个关键问题的重要性，可能会对孩子严厉一些。父母会给小一点的孩子指出某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比如“如果你继续推他，他就会摔倒”。给大一些的孩子解释行为的动机，比如“不要对他吼叫，他只是想帮忙”，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会给孩子讲更复杂的道理，比如“他感觉很糟糕，因为你把那个令他感到骄傲的沙子城堡推倒了”。这种教养方式可以帮助孩子进行自我控制。做了错事之后，孩子会感到内疚，因为孩子知道做错了事会让父母伤心，孩子也会因做了符合父母愿望的事而感到骄傲。最终，道德内化，孩子会自觉遵守道德。

善良的良心由此而形成。这样的孩子在同龄人中是很出色的，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激励，并不总是需要大人监督，在学校里往往是个优秀的学生，与同龄人相处得很好，既不压抑感情，也不向其他人发泄情绪。长大以后，他们也不太可能受诱惑而吸毒上瘾，或到处惹事（例如在课堂上捣乱、偷窃或打架）。他们能够权衡移情关怀与享乐主义之间相互竞争的需求。换句话说，他们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既顾及其他人的需要，也顾及自我满足。

由于完全依靠父母生存，每个小孩都很自然地想取悦父母，在很小时，小孩就表现出了对父母的关注。到了2岁时，如果看到自己的妈妈表情痛苦，孩子就会表现出担忧，而看到陌生人的痛苦表情则不会。如果父母是权威型、有同理心的家长，孩子也会更有同理心，能够更好地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而如果父母缺乏同理心，孩子也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爱的孩子更可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缺爱的孩子也可能变得过度、不恰当、强迫性地为他人着想。一项针对2岁孩子的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患抑郁症，并且缺少同理心，孩子在遇到问题时就可能会抑制自己的沮丧和痛苦，以免惹恼母亲。对女孩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母亲患抑郁症，把孩子当成安慰，将亲密连同哀怨施加给孩子，就会使孩子忧心忡忡，总把错误归咎于自己。抑郁症也由此被母亲传给女儿，进而代代相传。与母亲未患有抑郁症的孩子相比，拥有患抑郁症的母亲的孩子特别容易感到内疚，一出问题就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对他人过分关心。长大以后，他们可能顾不上照顾自己，而是强迫性地寻找和关心“悲伤的人”。

当然，权威型父母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始终一致。在某些方面，父母可能会对孩子比较宽松，例如，父母一方可能在家庭作业上对孩子要求很严，在睡觉时间上对孩子要求不严，而另一方可能对孩子零花钱的控制时紧时松。父母会使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子女，尽管父母可能会声称，他们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例如，我父亲特别关心我的成绩单，会花很多时间辅导我，监督我完成家庭作业，但是我的一个姐姐回忆说，父亲甚至都不会仔细看她的成绩单，并且曾经告诉她，如果她16岁之后就不想上学了，他也不会反对。

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孩子的性良心和行为的形成。如前所述，母子关系与男孩的性取向有关；父女关系也可能对女孩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女孩如果小时候与父亲很亲近，就不太可能在青春期尝试性行为；如果女孩感到自己能够与父亲畅所欲言，她们成年后就更可能对自己的性生活满意，即有一个善良的性良心。不过，父亲可能与一个女儿很亲近，甚至无话不谈，但与另一个女儿就不太亲近。在女儿小时候，当着一个女儿的面，父亲可能觉得赤身裸体无所谓，但是在另一个女儿面前，父亲光着身子时就会感到紧张，或许是因为她特别漂亮。当这两个女儿十几岁时，旁观者可能会这样感慨：“看，在性这方面，她们是多么不同——一个人对此很放松，而另一个人一谈到性，就会显得尴尬或冷淡。她们有相同的父母和成长环境，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所以她们如此不同，一定是由于基因不同，而不是成长环境。”但实际上，这是由于父亲对待两个女儿的方式不同，而不是基因不同。

由于父母双方对每个孩子的教养方式都是不同的，在同一个家里长大的兄弟姐妹也会各不相同，这不仅体现在性方面，还体现在性格、能力、心理健康方面。教养方式还会影响孩子对父母的认同。如果说孩子对父母的认同和善良良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母对孩子持续关爱的结果，那么光有爱还不够。

权威型父母还需要教给孩子正确的规则——如果父母跟孩子说，偷东西是对的，那么孩子就更有可能偷窃，这并不奇怪。道理很简单，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错误的规则。父母最好能为孩子做好榜样——例如，我们如果从小就看到父母喜欢学术工作，就更容易喜欢学术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倾向于期望别人用童年时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我们。原生家庭中的特定关系将会影响我们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中的表现。例如，如果我们的父亲很严厉，那么我们以后工作时，就可能觉得上司也是很严厉的。一项研究表明，实习生与主管的关系直接反映了他们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如果父亲是个冷漠、严格和专横的人，他们通常会认为主管也是那样的人。

然而，善良良心的形成不仅靠教导。德国现代思想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晚年时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认为，道德品质不可能通过争论、‘教育’或意志行动养成……像真爱一样，它是一种恩赐，而不是成就。这取决于诸如父母关爱、家庭稳定、友谊之类的因素，以及在自信和关心他人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善良的道德品质的形成需要通过关系和情感，而不仅是知识的传递。培养良好的公民，如果可以仅靠教育（即在学校里教给他们是非对错，就和教字母表或生物知识一样），那么政府的工作就容易多了。尽管在某些方面，将人与计算机进行类比是有用的，但是在道德方面，孩子并不是像硬件那样，仅需要正确的软件程序。当一个4岁的小女孩抢走了妹妹的生日礼物时，只告诉她这么做是错的，并不能使她心服口服。如果她很爱她的父母，那么当父母告诉她不要这么做时，她就会感到内疚和痛苦，因为她不想让父母失望。她还需要感到羞愧，因为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被父母批评了。羞愧和内疚是孩子成长的必要情感，对于父母来说，若要让孩子产生这些关键的情感，爱孩子比吓唬孩子更有效。

描述惩罚性的良心

与善良的良心不同，如果我们具有惩罚性的良心，个性就会被压制，让本能没有表达的空间。我们害怕权威。我们可能爱挑剔，过于注重清洁和整齐。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很难理清思绪，因为我们有强迫症倾向，还可能有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如歇斯底里（多见于女性）、恐惧症和惊恐发作。我们经常受内疚感折磨，这可能会导致抑郁症。我们总是在苛刻地评价他人或自己。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很胖”“很笨”或“很懒”，而实际上我们并非如此；也可能谴责别人（那些我们认为有这些问题的人）。我们的义愤可能与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通常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有关，决心强迫或操纵其他人以“正确的方式”行事。

我们的性格特征的某些方面可能会使我们取得成就。在某些科学或管理岗位上，完美主义可能是一种美德；批评主义可能引发对改革运动的热情，造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惩罚性的良心会阻碍我们取得成就。在学业上，我们可能很认真严谨，但缺乏想象力——强迫性思维影响智力水平的发挥。在工作场所，我们的道德说教是令人讨厌的，我们喜欢从事安全和可预知的工作，特别是在执法机关或军队工作。作为守法的人，我们强烈批评那些倾向于自由地表达自我的人——我们暗中羡慕他们，因此很喜欢打压他们。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那些很喜欢自身工作的交通督导员或停车场管理员，是否会比普通人更可能具有惩罚性的良心？

然而，以上这些都可能被颠覆，因为惩罚性的“精神上的警察国家”，像其他所有独裁政权一样，可以被革命颠覆，只是需要时间罢了。以一名政客为例，他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大学期间也很守规矩，他早早结了婚，他的妻子像他母亲一样，人很好、很理智，这使他在公众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形象。他在二三十岁时就参加选举，并当上了政客，但是到了中年，他可能会为所欲为。他摆脱了那个令人舒服，但无聊、讨好他人的性格。他和原配离了婚，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助理，小报可能会刊载他的绯闻：他终于迎来了叛逆的青春期。确实，具有惩罚性良心的人在青少年期并不敢公开反抗父母。

如果我们具有惩罚性的良心，我们可能会把性行为与禁果关联起来，觉得它是错误的，并因此压抑性冲动。因为我们的童年性行为受到过强烈的压抑，所以长大后，我们选择的伴侣在长相或性格上与我们的异性父（母）或兄弟姐妹很相似。这种选择几乎是不由自主的，但随后，熟悉导致了蔑视——至少部分原因是，与伴侣熟悉起来之后，我们回想起了童年时的乱伦禁忌。我们曾经对自己选择的伴侣充满激情，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很奇怪地感到胆怯，甚至厌恶自己的伴侣。我们可能发现自己对下流的、不合法的性行为感到特别兴奋，但是对爱无感，因为它太靠近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了。我们情不自禁地与不被世俗接纳的性对象纠葛在一起：例如，制服护士学生妹，下流痞子小瘪三。

具有惩罚性良心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老夫老妻的性生活都会逐渐减少。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对两万人展开了一项性行为调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人们的性生活次数比之前以为的要少。52%的女性和38%的男性一生中拥有的伴侣不超过2个。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越久，性生活的次数就越少，因此，与结婚第1年相比，到了第3年，性生活的次数明显减少了。随着年龄渐长，性生活的次数也会减少，因此，对于和伴侣一起生活的人来说，平均而言，处在16～4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每月有5次性生活，而处在45～59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只有2次。至于具有惩罚性良心的人，他们性生活次数的减少更明显。

我对一位患者进行了两年的心理治疗，她的例子说明了惩罚性的良心的成因。这位患者名叫B夫人，因为常年的惊恐发作，她转诊到了我这里，接受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她时年32岁，是一位全职妈妈，有3个年幼的孩子，6个月前她刚从格拉斯哥市搬到伦敦，因为她丈夫在伦敦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穿着朴素整洁，留着齐肩的金发，身材苗条，中等身高，举止得体，很有礼貌，看起来既愿意帮助别人，也渴望得到帮助。

刚接受心理治疗时，她向我描述了一些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她不得不开车穿过伦敦市，对她来说，伦敦是一个又大又陌生的城市。当她离家越来越远时，她确信自己再也找不到家了。她开着车在伦敦的道路上转圈，从一个环岛开到下一个环岛。坐在车里时，她觉得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是当她终于回到家里时，她刚刚经历的广场恐惧症又变成了幽闭恐惧症。她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压抑，墙壁似乎在向她进逼，她迫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空气，但又不敢离开家——这个想法也伴随着同样的恐惧。她无论做什么，都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和危险之中。

B夫人的良心是惩罚性的，她的本能被压制，由此造成了她的惊恐发作。她是被动的，害怕表达攻击性，她严格守法，盲目服从权威人物，比如老板和老师。她尽管在学校和职场表现良好，但缺乏自信，容易贬低自己的成就。在社交场合，她害怕惹恼别人，从不让自己放松。

当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限制自己时，她意识到，她的脑海里有一个禁止性的“小声音”，那声音来自她妈妈，而不是她自己。在心理治疗之初，她滴酒不沾，但是在一个豁然开朗的时刻之后，她不再拒绝喝酒了，一天晚上，她丈夫吉姆递给她一杯酒，在回答“不，谢谢”之前，她突然想道：“为什么不呢？”她认识到，拒绝那杯酒的是她妈妈（一个禁酒主义者），而不是她自己，从那以后，她就能够适度饮酒了。

B夫人的“小声音”使她在许多方面与她妈妈非常相似，她们有同样的恐惧和恐慌感受，以及个人风格和情感。在心理治疗之初，令她最恐惧的是，她可能永远都会和妈妈很相似，但是随着治疗的深入，她逐渐能够识别并控制那个“小声音”了。她跟我说，有一次，她儿子坐在她腿上并亲吻了她，使她感到生气。但随后她意识到，这是她妈妈会做出的反应，因为她妈妈非常不喜欢亲热和拥抱。B夫人的儿子出现了轻度的学校恐惧症，但是不久之后就好了，因为她意识到，这种恐惧症是由她诱导的，正如她妈妈诱导她出现恐惧症一样。

作为典型的具有惩罚性良心的人，B夫人说，自从结婚以来，她对性生活就没有多大兴趣了，熟悉导致了不感兴趣（即使不蔑视对方）。她丈夫对性生活很感兴趣，经常会抱怨，因为他们每个星期只有一两次性生活。同样典型的是，她觉得性是“肮脏的”，她对此有点恐惧：她事先会洗澡，因为他或她“有难闻气味”。

B夫人的故事说明，在惩罚性良心的成因方面，一种被称为“投射”的心理机制起了作用。父母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迫使孩子怀有与父母一致的情绪，这会给孩子灌输一种强烈的恐惧，怕自己成为一个坏人。就B夫人而言，她惊恐发作的部分原因在于，她觉得自己是邪恶的，将受到惩罚，因为她脑海里有被禁止的思想和感受。

父母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施加到孩子身上，误以为那就是孩子的思想和感受。如果孩子偏离了父母设定的剧本，父母会想尽办法使预言实现。父母的某些投射可能对孩子有好处。例如，小时候踢足球，当我试图盘带时，我母亲总是非常高兴，她把这个角色投射在我身上，这促使我练就了盘带技巧（虽然我的队友可能不乐意——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总是在球场上喊“自私的詹姆斯不会得分，自私的詹姆斯不会得分”，徒劳地试图让我传球）。我母亲把她自己的愿望投射在我身上，她希望我能够以她希望的方式做事，最终得到了我们两个人都满意的结果。然而，许多父母会把自己不能忍受的、不愉快的感受投射到孩子身上。

父母既会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孩子身上，也会把自己无法忍受的情感投射到孩子身上。如果我们的母亲出于对肮脏的恐惧而冲我们发怒，说我们脏，会使我们也感到愤怒。把愤怒这种情绪与脏这个问题相关联之后，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变得像母亲。也许，我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教训自己的孩子，并出于同样的原因把这种恐惧代代相传。简言之，如一些研究显示，如果你情绪不佳，短期内一种有效的应对方法是把这种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让别人情绪不佳。那时，麻烦就成了别人的，而不再是你的了。如果你父母把坏情绪投射到你身上，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它，将它投射到兄弟姐妹或者小伙伴身上，长大以后，你还可以将它投射到工作中的下属或生活中的伴侣和孩子身上。

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把什么投射到孩子身上，不同的父母的做法有很大差异。惩罚性的良心是由一系列负面投射造成的，会使孩子过度内疚，害怕做错事。以B夫人为例，这一系列思维过程被一个梦揭开了。梦中的她只有5岁，她妈妈在自家花园里，隔着围墙与邻居说话，她开始撒尿，尿流变成洪水，淹没了她的头，她担心自己会被淹死。在讲述了这个梦之后，B夫人回想起来，在她14个月大时，她接受了非常突然而严格的大小便训练。整个童年期，她都时不时地尿湿裤子。10岁时，她有一次在停车场又尿湿了裤子，这令她母亲很生气和尴尬。这次尿裤子之后，她母亲带她去医院做检查，以查明病因，但医生诊断出了一个心理问题，并且真正的问题在于母亲，而不在于女儿。她对女儿采取的大小便训练方式，造成女儿在膀胱控制上十分紧张；她自己是肛门滞留人格（害怕失去控制），她把这种个性传给了女儿。

B夫人意识到，她脑海里的那个禁止性的声音来自她母亲，她能够把那个声音与她的其他经验分开。当她意识到那个声音是她母亲的时，她就能够把自己与它区分开——那是强加于她的，并不是她自己的一部分。事实上，她父亲更支持和关爱她，她更认同她父亲。在心理治疗的帮助下，她很快就能够有效地忽略那个声音的指令。此后，她能够以权威型教养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像她母亲那样，把惩罚性的良心传给下一代。

这种导致惩罚性良心的教养方式具有一个核心信念：必须管住孩子的任性。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把这种观念（父母要爱孩子就必须对孩子严厉）称为“黑色教育”（poisonous pedagogy）。在这样的父母看来，即便是新生儿也是任性的——他们能够故意无视父母的权威。这被视为对大人的冒犯，如果不进行严厉压制，就不利于孩子的性格形成。父母必须尽早教会孩子对父母绝对服从，最好是在孩子还不懂事时。父母必须使用最严格的方法来控制孩子，包括体罚孩子。

这种观念非常普遍，我可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群年轻女性在讨论关于体罚的有效性，一个支持体罚的人问道：“婴儿要怎么对付？即使在没有尿床、挨饿或生病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哭。”别人给她提供了一些非暴力的应对方法，她回答说：“他们只是想得到关注。如果你让他们得逞，不知不觉地，他们就会完全控制你。”出于同样的理由，有些人认为应当把刚学走路的孩子送到托儿所或者请陌生人照看——“他们必须学会独立，而且最好是在小时候。离开父母时，他们可能会沮丧几分钟，但这是为他们好。”

惩罚性良心的最极端类型，被称为“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请勿与发音类似的“权威型”（authoritative）教养方式相混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在对法西斯主义的成因的调查中，提出了权威主义人格这个概念。我们如果有这种人格，就会对在社会上受歧视的少数群体（如犹太人、黑人或同性恋）怀有敌意。我们服从强大的领导者，吹捧他们。我们避免内省，表现得强硬和愤世嫉俗，喜欢猜疑别人，把别人的好意当作别有用心。我们很容易迷信，喜好重复的仪式性动作和行为。我们特别关注别人的“不当”性行为，影片中激发性欲的情景，或者穿性感衣服的路人，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强烈谴责，我们把自己童年时被压制的情感投射到别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受歧视的人身上。当我们把自己的“坏”特征都投射到女性、犹太人或黑人身上，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卑鄙”的人应受惩罚，因为他们的“过盛性欲”“狡猾”或“攻击性”行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秘密愿望，但我们不愿承认。

权威主义人格起源于严厉和惩罚性的教养方式，童年时的性行为和攻击性冲动是不被容忍的。我们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那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些愿望从意识中驱逐出去，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在潜意识中仍然存在，这使我们焦虑，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防御，以免被压抑的愿望突然冒出来。因为我们的父母太可怕了，在童年期，我们如果表现出性行为或攻击性行为，就会遭到父母的殴打或嘲笑，这使我们感到愤怒和恐惧，但是我们不敢承认自己对父母有敌意。相反，我们盲目崇拜父母，把父母理想化，我们所有的愤怒都指向了那些被视为卑劣者的社会群体。我们把愤怒投射到被父母鄙视的人身上，巧妙地掩盖了我们对父母的愤怒。

权威主义人格喜欢非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有一个群体曾被深入研究过，他们是美国基督教基要派信徒（American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占美国人口的9%。他们按字面意思理解《圣经》，觉得《圣经》的字面意思都是真理，认为神控制着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神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相信末世论，认定世界末日之前的战争和饥荒就要降临。基要派信徒对诸如同性恋者、寻求堕胎的女性、为人堕胎者之类的少数群体怀有强烈敌意，会攻击甚至杀害他们。与普通的基督徒相比，基要派信徒的子女性压抑更严重。身为父母的基要派信徒支持体罚，他们越是严格地按字面理解《圣经》，就越有可能对孩子使用严厉的体罚，并且越有可能认为，照顾和供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反之；他们对子女的抚育更缺乏同理心。实际上，他们抚养子女的方式与被判虐待孩子的父母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一些观点在美国很普遍。有一半美国人赞成“《圣经》是神的话语，应该从字面上逐字理解”的观点，将近1/3的美国人称自己为“重生的”基督徒。这并不奇怪，鉴于体罚对孩子的影响，多达84%的美国父母经常使用体罚这种管教方式。当然，对基要主义信仰的坚持，不仅是严厉的父母教养方式造成的，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趋势造成的。基要主义通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督教联盟是一个好战的团体，它的成员介入政治，在美国南部很多州的共和党政治机器中很有影响，其中就包括得克萨斯州。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曾任该州州长。在1994年，小布什竞选州长成功，基督教联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父亲老布什的总统竞选中，基督教联盟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权威主义人格，小布什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1986年，小布什年近40岁，仍然是个酗酒者，一事无成。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学业和工作上的成绩都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取得的。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他曾经驾驶“塞斯纳”小型飞机带一个朋友出去兜风，飞机在起飞时差点坠毁。显然，他以前没有驾驶过这种飞机。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有几次差点失速，他们最终紧急降落了，就在朋友才松了一口气时，小布什又发动引擎，并再次起飞。

不久之后，小布什这个有严重自毁倾向的人又喝醉了，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满脸呕吐物，便跪下来，祈求上帝帮助。他从此戒酒，并成为基督教基要派信徒。他的演讲稿撰写人大卫·弗洛姆（David Frum）如此描述这个变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入拉丁语代词‘id’（本我），来描述人格中的冲动、欲望、无节制放纵。小布什（在他的青年期）的本我似乎与克林顿的本我一样强大和有破坏性。但是到了中年，小布什的本我被捕获、被束缚、被囚禁了起来。”

他的父亲就是看守之一。小布什和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及许多堂兄弟都曾就读于安多佛（Andover）中学和耶鲁大学，他父亲在这两所学校就读时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使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安多佛中学，校舍的墙上挂着他父亲穿着一身棒球服的大幅黑白照片，老布什是该中学百年历史上最成功的学生运动员之一，在小布什祖父担任理事的耶鲁大学，老布什也同样出色。小布什的弟弟杰布（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指出了问题所在，他说：“像很多人一样，因为父亲太过优秀了，我们会产生一种失败感，觉得自己比父亲差很多。”伟大的父亲会使孩子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小布什崇拜并渴望效仿父亲。他在安多佛中学的室友彼得·诺伊曼（Peter Neumann）回忆说：“他很崇拜他的父亲，他将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在耶鲁大学，他一位朋友记得“他崇敬父亲”，在他经营石油公司期间，另一位朋友说：“他专注于努力工作，希望向父亲证明自己。”另一方面，在小布什的内心深处，他对父亲深感厌恶，老布什是美国公民的楷模，父亲的成功使儿子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小布什很叛逆，这是他在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攻击，也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他非常渴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小布什没有以父亲为榜样，他把自己在学校的目标描述为“培养一种轻浮的感觉”。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说，他就像约翰·贝鲁西（John Belushi）在电影《动物屋》（Animal House）中扮演的角色，一个喜欢喝酒、寻欢作乐的人。小布什支持反智论，对于像他父亲那样带有东海岸学院风（East Coast Preppy types）的人怀有敌意，有时候会表现得很残酷。有一次，在讲究的鸡尾酒会上，小布什走到一位主妇身边，问道：“那么，50岁后的性生活是怎样的？”25岁时，他酒后驾驶撞了一辆汽车，这次他直接而无礼地挑战了他父亲的情感。“听说你在找我，”他轻蔑地笑着对父亲说，“你想在这里和我比试一下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把对父亲的愤怒转向自己，他心情郁闷，经常饮酒。但这不全是他父亲的错。他还有一个不敏感而盛气凌人的母亲。

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的亲密好友说，她经常“盯着别人看，使人难堪，并尖刻地反驳别人”。她也非常坚强。小布什7岁时，他的妹妹罗宾死于白血病，据几位熟人说，在妹妹死后，小布什感到非常沮丧。芭芭拉说这有些言过其实，但没有人会认为她对罗宾的死过度伤心：葬礼后的第2天，她就和丈夫一起去高尔夫球场了。她是家里的主要权威人物。杰布是这样描述的：“一种母权制……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不在家。母亲负责管教孩子，给孩子奖励或惩罚。”小布什的儿时朋友回忆说：“她给孩子灌输了恐惧感。”小布什这样说：“每个母亲都有自己的风格，我的母亲有点像一个陆军训练官……我母亲一直是个非常直言不讳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候会大发雷霆。”据小布什的叔叔说，“大发雷霆”通常包括扇耳光和打孩子。

如果有这样的母亲，男孩长大后更有可能放荡不羁、酗酒或产生反社会倾向。最重要的是，小布什的父亲要求孩子们成为有成就的人，他母亲进一步给孩子们增加压力，她营造了一种高度竞争的家庭氛围。孩子们的所有游戏，无论是挑圆片游戏（tiddly-winks）或棒球，都是很有竞争性的——她设置了“家庭比赛成绩表”，记录孩子们在各个项目中的表现。至少，这种竞争意识有利于他在安多佛中学的生活，因为那里不重视情感素养。刚入学时，他被要求写一篇作文，记录他生活中最难忘的经历，他以妹妹的过世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他的母亲曾向他灌输过，写作文时重复使用相同的词语是不对的。在作文中使用了“眼泪”（tears）这个词之后，他拿出母亲给他的同义词辞典，找到了撕裂（lacerates）这个替换词，然后写了“撕裂顺着我的脸颊流下”。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不及格的分数，并附有贬义的评语，如“丢脸”。这件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小布什为何有一种奇怪倾向，在公开场合说话时经常用错词。有一次，他这样问：“Is our children learning?”（我们的孩子是否正在学习？）此处该用“are”却用了“is”。在回应别人对他的才智的批评时，他说他们“misunderestimated”（错误低估）了他。小布什的这些口误也许是受到了潜意识的支配，他想让盛气凌人的母亲感到难堪，让有修养的父亲感到受辱。

这样的童年经历造就了权威主义人格。他们要求自己和他人都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在白宫实行了严格的纪律，每天开始日常办公之前都要进行祷告，会见也固定在5分钟之内，女工作人员的裙装必须遮住膝盖，小布什每天早上都是5点45分准时起床，在午饭前，他总要抽出21分钟时间，慢跑4.8千米。

如前所述，极权主义者对“正当”的目标怀有强烈的敌意，这个目标通常源于他们父母的偏见。他们喜欢道德说教，憎恨受歧视的少数群体。他们避免内省和情感外露，表现得强硬和愤世嫉俗，喜欢猜疑别人，把别人的好意当作别有用心，很容易迷信。小布什具有这些特征，他的多位朋友或同事都曾如此描述过。

他的道德义愤涵盖了很多方面，并且充满激情。小布什计划用以信仰为基础的慈善组织取代国家福利，以便加强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极权主义者的最常见目标是犹太人、黑人和同性恋者。小布什支持反堕胎运动，他是基要派信徒，按字面理解《圣经》，认定同性恋行为是罪恶的。不过，他最鄙视的群体可能是接受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价值观的那群人。他说他厌恶那些“因为其他人在受苦，自己却生活富足而感到内疚的人”。他总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内省。熟悉他的每个人都曾说过，想要真正了解他是很难的，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外表随和友善，但你很难真正了解他。大卫·弗洛姆曾如此评论：“小布什纪律性很强，很难信任别人，即使他的嘴似乎在对你微笑，但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在观察你。”他的最深的信念接近于迷信。他说：“生活有它自己的转折，会书写它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他的生活在按神的旨意进行，而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据大卫·弗洛姆所述，当小布什谈到“邪恶轴心”时，他确定他的敌人是魔鬼撒旦（这也是一种按字面理解《圣经》的行为）。他是否把与伊拉克和其他“邪恶”国家的战争视为末日审判前的默示的一部分，我们不得而知，托尼·布莱尔是否有同样的宗教观念，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布什尽管有时看起来像一个小丑，但心中有强大的、被压制的怒火，指向挑战基要派信仰的那些人——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一样，小布什有极端和狂热的基要派信仰。小布什对父母有深深的爱和恨，由此可以解释，他为何会变成一个不计后果的叛逆者。小布什恨他父亲，因为父亲在情感上勒索他，使他的生活处于父亲的阴影下。小布什恨他母亲，因为母亲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他，对他很严厉。

但是这种恨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会彻底转变为一个权威主义的、基督教基要派信徒。小布什的父母有严格的宗教信仰，通过完全认同他们信仰的一个保守宗教派别（基督教基要主义），小布什把叛逆的自我囚禁了起来。从那时起，他把潜意识中对父母的恨转变为一场狂热的道德征战，使世界摆脱邪恶。正如大卫·弗洛姆所述：“本我控制是小布什任职总统的基础，但他是一个极度愤怒的人。”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这种愤怒统治着世界。

然而，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惩罚性的人，不仅包括右翼分子和基要派信徒，还包括那些抱有强烈信念，并且恶毒地论断他人生活方式的人，例如生态学家、动物权利活动家和其他反对现状的人。他们决心迫使其他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错误”。他们选择的目标是强势群体（比如军队或大企业），象征着对家长或父母的更明显攻击，而右翼极权主义者则是把对父母的愤怒转变为攻击弱势群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攻击一个目标的过程中，都有极权主义倾向。

尽管基督教基要派兴起，“黑色教育”普遍存在，但调查显示，“父母法西斯主义”（Parental Fascism）专制的程度有所下降，虽然父母仍然会体罚孩子，但是次数减少了，程度也减轻了，而且总的来说，父母对孩子越来越宽容了。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德国。在1945年，德国人比美国人更奉行极权主义、更不重视民主价值观，但是到了1978年，这种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教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重要原因。1950年，86%的德国年轻人说自己曾经被父母狠狠地打过；1985年，只有9%的德国年轻人这么说。如今，在老一辈的德国人中，2/3的人回忆说自己的父母很严厉或非常严厉；在15～24岁的德国人当中，只有1/3的人这么说。如今，在德国和美国，父母陪孩子玩的时间比过去多6倍；如今的父母也更有可能会征求和尊重孩子的意见。在英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与1950年相比，如今的父母教养方式也有同样的转变——向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倡导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抚育方式转变。

关于这种代际变化，B夫人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接受了心理治疗之后，她抚育孩子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用她母亲抚育她的方式）。她母亲对身体接触感到焦虑，在她小时候，每当她和兄弟姐妹在早晨爬到父母的床上时，她母亲就会立即起床。相比之下，B夫人能够毫不焦虑地让孩子们上自己的床。当她丈夫严厉管教并体罚儿子时，例如，儿子因为在晚上感到害怕而到楼下父母的房间来（她自己小时候也有这种经历），她会对丈夫大发雷霆。在性教育上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举一个例子，她儿子问她，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起初，她回避了这个问题，当她和我谈到这件事时，她满脸通红，但是在心理治疗将近结束时，她能够毫不尴尬地给儿子讲解这个问题了。这与她自己童年时接受的性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一次，当着她和姐姐妹妹、母亲以及外祖父的面，她那比较开明的父亲开始给她的哥哥弟弟讲解性知识。她外祖父愤怒地冲出家门，因为他认为在女性面前谈论有关性的问题是不合适的。

这种变化导致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具有惩罚性良心的成年人的总体数量显著下降。弗洛伊德时代常见的家庭关系模式现已基本消失。男性权威，特别是家庭中不容置疑的严父权威已经基本消失了。离婚率的迅速上升意味着，许多孩子在没有生父的家庭中长大。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教师、警察、老板比如今的人更具有一种积极的极权主义的权力；媒体评论家们认为，这种变化与犯罪、吸毒、粗野、滥交的上升和宗教仪式参与者的数量下降直接相关。如今，具有惩罚性良心的人越来越少，具有较弱或脆弱良心的人越来越多，但其原因不在于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减少，而在于混乱和不稳定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增多。

描述脆弱的良心

如果我们具有脆弱的良心，我们就会乐于随机滥交并开始不稳定的关系。由于本能冲动占上风，各种反社会行为使我们从小学开始就不断陷入麻烦之中。无论我们最终是否会被关进监狱，我们一生都在与权威对抗。我们的职业生涯很可能是不稳定和不成功的，但在少数情况下，不受约束的个性可能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能力，特别是在那些只需短暂的自制力、侧重自发性的职业——比如摇滚，或者某些体育运动中。

孩子之所以具有脆弱的良心，可能是由于缺乏对父母的认同，或者认同了关爱自己但具有脆弱良心的父母。与对父母认同一样重要的是，孩子接受的管教方式。美国心理学家杰里·帕特森（Jerry Patterson）对于家庭管教方式的论述很精辟。他指出，所有的家庭在管教孩子时都有“强制过程”（coercive process），主要表现为诸如发牢骚、嘲笑戏弄、反对、大吼、羞辱、提出消极要求、不遵守要求和动手打人等行为。他写道：“单个来看，这些不愉快的事件是微不足道的，是心理上的微尘。不是剧烈的变化……家庭强制过程（coercive family process）的变化极为缓慢，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平淡乏味的事件组成的。”在培养出具有脆弱良心的孩子的家庭，这种强制过程更为常见。父母在行为举止上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培养出具有攻击性、容易冲动的孩子。孩子的攻击性行为逐渐加剧，这样的家庭似乎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在一般家庭，5岁的孩子平均每3分钟就会有一次不听话的行为（被其父母视为淘气的行为），在强制性家庭中，5岁孩子的不听话行为的次数比一般家庭的孩子多两倍，同时不听告诫，继续其行为的可能性是一般孩子的两倍。

在强制性家庭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经常会感到抑郁和烦躁。他们使用惩罚来表达愤怒，而不是把惩罚当作改变孩子行为的一种手段，他们对孩子的惩罚很随意。他们也容易偏执，毫无根据地认为孩子有恶意的动机。在这样的家庭中，多达2/3的惩罚不是由孩子犯错导致的，这表明，父母惩罚孩子是由自己的心情决定的，而不是为了教会孩子守纪律。如果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偏执、暴力、会攻击陌生人的成年人，就不奇怪了。由于在混乱的家庭长大，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会无缘无故地被别人羞辱或殴打。这就是为什么在街头打人之前，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什么看？”在大多数情况下，被问者并没有在看什么。由于他们的偏执，他们会无缘无故地攻击别人，正如他们小时候遭受虐待时，施虐者把虐待说成是惩罚。

这种原生家庭的斗争发生在一个背景下，帕特森（Patterson）把这个背景称为父母的“喋喋不休”——父母没事找事或为了一丁点的小事，不断地责骂孩子。持续愤怒和消极的背景下，孩子原本无恶意的行为也会被放大，成为大动干戈的原因。威胁和其他的非暴力方法不起作用时，为了达到目的，父母不得不使用极端的暴力方法来强制孩子。因为孩子越来越不服从父母的管教，为了让孩子听话，父母不得不加大惩罚力度，导致暴力升级。

来自强制性家庭的孩子，通常会出现社交发展停滞的情况，例如，11岁孩子的行为和自我控制能力与一般家庭的4岁孩子相当。由于成长环境的不稳定，他们可能会成为那种推崇实用主义、善于操纵人、只考虑眼前、容易冲动和投机取巧的成年人。强制性的家庭教养模式是问题的成因，有证据表明，改变这种教养模式，孩子就会有所改变。帕特森和其他一些临床医生的研究表明，在对儿童的行为问题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帮助父母改变教养模式，促使其采用权威型的教养模式，那么孩子的反社会行为问题就会减少。帕特森指出：“要改变有问题的孩子，得从改变父母开始。”

如今，有许多迹象表明，更多的年轻人来自强制性家庭，或者不稳定的、缺乏成人监督的家庭。由此，具有较弱或脆弱良心的人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年轻人让自己的本能占上风，犯罪、未成年人怀孕、酗酒、吸毒和不文明行为的增加就是直接证据。当然，这些问题的增加也有许多其他原因，例如经济状况更加富裕，在提倡享受的文化中，广告商和其他支持者带来的狂热的消费主义压力。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这些压力，只有一部分人把持不住自己。混乱的放纵型教养方式是根本原因，我对此有切身体会。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幼儿教育开始自由化，那时我正值童年期。有一段时间，我父母需要照顾4个5岁以下的孩子，我母亲压力很大。因此，我们家里比较混乱，对孩子的惩罚很随意。此外，我父母对孩子比较宽松，因此在童年期，我怀有相当大的困惑，分不清对和错。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几岁之前，我是个经常犯错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我具有脆弱的良心。

然而，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像帕特森所描述的强制性家庭那样极端。在强制性家庭中，孩子没有将道德和社会行为准则内化，他们可能很少得到父母关爱。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没有道德观念，缺乏共情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心理变态者。我采访了150多名暴力犯，其中很多人或许可以被诊断为心理变态者——我认为，完全没有良心和同情心的人是不存在的。在我接触过的人中，最接近于完全没有良心和同情心的人就是约瑟夫。他是一个美国人，自称已杀害了161名受害者。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可能对我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暴力犯，尽管采访过程中有一个武装警卫在场。童年时，他曾遭受过母亲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他母亲是个卖淫者，他称她为“那个妓女”。他的受害者大多是流浪汉，但第一个受害者是一名16岁的男孩。

就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妓女把我赶出家门。我才20来岁，我遇到那个男孩，我们开始说唱。

他说：“来吧，我带你回家。”

我说：“不，小子，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地方可去。”但他的意思是去他家。

我说：“在我们走之前，我要再喝一瓶酒。”

他说：“不，你不能这样做。”

我说：“等一下，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能做什么。”然后，我们吵起来了。我捡起一块石头，把他的脑袋砸碎了。

问：你打算杀死他吗？

答：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他反对我。

问：杀死他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答：我没有什么感觉，他只不过是一具死尸。

问：你甚至不觉得“天啊，我杀了人”？

答：不。

问：你不担心被抓？

答：不。

问：你对他不抱有任何同情吗？这个男孩是想帮你的。

答：不，我认为他错了，因为他告诉我，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问：现在回想起来，你认为你反应过度了吗？

答：绝对没有。我认为我是对的。

问：但是此后，已经有人告诉你了，这是不对的……

答：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对的吗？还是我真的错了？”呃，我是对的。我对此有强有力的论据。

问：但对错是一回事，杀人又是另一回事，即使他错了，你也不应该把他杀了，如果他没有威胁到你的话。

答：我杀了很多人，我从来没有为杀任何一个人感到后悔，我永远不会，我认为。

问：你觉得从某人身上偷东西与杀掉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答：没有，他们有我想要的东西。我拿走了。

问：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不讲道德的人吗？

答：不，但那时我一点道德感都没有。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我只是不在乎人的生命或其他任何事情。我想，如果他们抓到我，那也无所谓。他们能拿我怎么办？他们只能杀我一次。

尽管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但我发现，对于受害者们，他没有丝毫同情或怜悯。

问：在你杀人的过程中，你的受害者肯定这样央求过你：“不，请不要杀我……”吧？

答：我会再补一刀，朝他们再开一枪。

问：所以，这不会让你产生什么感受吗？

答：这只是必须做的。

这是“必须做的”，是他母亲对他的教养方式造成的。他母亲忽视他，对他很残酷很暴力，但最让他愤怒的是，她卖淫就是背叛了他的父亲。他对她的愤怒与他多次杀人之间的关联是很明显的，因为杀人时，在一些场合下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在受害者身上看到了她的脸。

问：你真的看到你妈妈的脸？

答：绝对看到了。

问：既然你如此痛恨你的母亲，那为什么要杀害陌生人，而不是直接杀了她？

答：因为我的父亲。如果我杀了她，我父亲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爱我的父亲，胜过世上的一切。如果他已经死了，我就会去杀她。我会把她的尸体剁成块。我还想在她的坟墓上撒尿或者拉屎，我觉得那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

问：你是否认为，如果你能杀了她，就不会去杀其他人？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他没有同情心，但我发现他有些许的悔恨感。与心理变态的精神病学分析所预测的相反，约瑟夫有时确实会感到抑郁。他强烈地感到，他第一次杀人之后就应该被判处死刑，因为如果当时判他死刑，就可以挽救后来的受害者们的性命。由于抑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疚引发的，这表明他并非完全没有良心。有时候他是如此抑郁，以至于你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试图自杀。

问：你为什么不自杀？

答：哦，我试过了。事实上，他们甚至在《特伦顿时报》（Trenton Times）登了我的讣告，你可以查一下。他们以为我死了。哦，我试过了。我做得不错。他们给了我大把的药片，我吃下100多片，还把自己剖开了。他们不得不给我动手术——我不是假装的。他们把我体内的伤口缝合上了。

问：那时候你真的想死？

答：哦，是的，是的。

问：你是否感到抑郁？

答：很多次。

问：在你小时候，你是否感到抑郁？

答：事实上有很多次——我小时候经常感到抑郁。当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我曾试图自杀。

问：没有被判死刑，你是否感到庆幸？

答：我刚刚告诉过你，我要求死刑。如果他们在我第一次杀人之后就处死我……我们可以说，那就会挽救几千人的生命，因为有些受害者本来还可以有孩子的。如果当时判我死刑，我就不会再出去杀人了，对吧？

虽然最后这几句话可能是为了讨好，但如果这几句话里哪怕包含着一丝诚意，就不可能是没有任何良心的人说出来的。

鉴于严厉的体罚是惩罚性的良心的成因，你可能会好奇，约瑟夫为什么具有脆弱的良心。他童年时遭受过严重虐待，受创伤的程度不亚于形成权威主义人格的人，但那些人具有惩罚性的良心（尽管他们在童年时也经常遭受父母殴打），为什么约瑟夫具有一个脆弱良心？

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父母对孩子的体罚是否具有一致性。约瑟夫的母亲心情不好时就会打他，基督教基要派信徒对孩子的管教却有规定。虽然他们体罚孩子的程度等同于虐待，但是在惩罚时，他们会给出解释，让孩子明白为什么受惩罚，如果孩子避免做错事，就肯定不会被父母殴打；而对于约瑟夫来说，无论他表现如何，都不可能躲过母亲的殴打。与约瑟夫的母亲不同，基要派信徒真心相信，他们严厉管教孩子，确实是为了孩子好，甚至在体罚孩子时，他们也会表现出爱意。此外，具有惩罚性良心的孩子，从小就受到父母的严格看管，而具有脆弱良心的孩子，则生活在缺乏成人监督的家庭。

如果我们有脆弱良心，我们的成长经历可能是这样的：在童年期，我们长时间得不到大人的照顾，被独自留在家里；在青少年期，我们在外面瞎胡闹。放学之后，如果我们的父母经常不在家，而且没有安排其他成年人来看管我们，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形成脆弱的良心。如果我们是“挂钥匙的儿童”③，我们就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不佳，频繁逃学，较少完成家庭作业，倾向于犯罪。与放学后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相比，我们在年少时染上不良习惯（吸毒、抽烟和喝酒）的可能性高两倍。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权威型的父母（无论他们是否在家）。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父母监督我们的活动，我们更容易受同伴压力的影响。我们更有可能结交一帮坏孩子，或者干脆成为坏孩子，带着其他孩子学坏。

孩子如果持续被父母忽视，在性方面就可能具有脆弱的良心。受到极度忽视的儿童（例如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很可能在尚未成年时就开始性交，盲目地选择性伴侣，并与更多的伴侣性交。但是，在家庭环境中，受忽视也会影响孩子的性行为。例如，父亲缺位对女儿的性良心有很大的影响。平均而言，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如果父亲在她10岁之前就离开了家（与她母亲离婚或分居），她就会提前进入青春期，大约比完整家庭的女孩提前6个月；父亲的缺位会影响女儿的生理发育。性早熟不是好事，提前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更有可能在以后出问题，例如滥交，未成年便怀孕。缺少父爱的女孩也有可能对男性持消极态度，说自己对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不感兴趣。父亲的影响也不仅限于陪伴。在完整的家庭中，与和父亲关系不好的女孩相比，和父亲关系好的女孩进入青春期较晚，父亲给女儿的关爱越多，女儿的青春期来得越晚。如果父亲缺位的原因是生病或工作，而不是离婚或分居，那女孩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就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女孩与母亲的关系无论是好是坏，都不会影响女孩进入青春期的年龄。

当然，除了被忽视之外，在性方面的脆弱良心也可能由其他因素导致，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性虐待或不当性欲。总的来说，已有很多研究表明，就父母对孩子的性虐待而言，性虐待开始得越早，持续的时间越长，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涉及的性侵入行为（或称插入式性行为）越多，使用的暴力或威胁越多，造成的伤害就越大。与继父母或养父母相比，亲生父母实施性虐待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更大。

虽然罕有父母真的对孩子实施性虐待，但是父母对孩子的不当性欲可能比我们想的更普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秘密调情，以及偷窥青春期孩子身体的兴趣（例如看到穿着比基尼的女儿和她的朋友们，父亲无法掩饰自己的欲望，或者母亲过度关注孩子的性生活细节），在许多家庭都可能发生。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论文，但我认为，父母坦诚赞赏青春期孩子的吸引力，或者适度的、纯粹嬉戏性的调情，可能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如果父母表现出强烈性欲，那就有问题了。当然，对于这些情况，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都会影响孩子的性良心。

关于虐待，最不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受虐者可能会变为施虐者。从常理上讲，我们如果曾遭受过严重虐待，应该不会想向别人施虐，尤其是不会向我们自己的孩子施虐。然而，就身体虐待而言，大多数的施虐者都遭受过虐待。就性虐待而言，50%的施虐者曾遭受过性虐待。其原因可能是，受虐者无法摆脱那段经历，会在脑海中反复回放，重复过去的经历，希望这次能有一个不同的结果。重复的形式可能是，受虐者让自己再次处于那种受虐的处境，例如，遭受过虐待的女性之所以特别容易找一个施虐的伴侣，甚至成为妓女，是因为她们希望，这一次她们能够改变施虐者——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对于遭受过虐待的男性来说，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从受虐者变为施虐者。通过这种转变，他们可以把内心强烈的愤怒发泄出来，同时也有一个不同的结果，他们不再是童年时那个充满了愤怒、绝望和羞辱的受虐者。他们能够把自身的坏东西投射出去，投射到别人身上。

关于这种投射，我想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采访过一个强奸犯，他患有妄想症，很难把象征物和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区分开。在童年时，他多次被一个施虐者鸡奸，多年之后，他觉得自己体内还有施虐者的精液。他把它描绘成一种毒素，当他强奸别人时，他相信自己正在把它射出来，他是通过将毒素转移到他的受害者身上，来清除自己体内的毒素。关于投射（把自己不想要的情感投射出去），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于一个心态平衡、性生活活跃的女性来说，遭受一次强奸就足以摧毁自身心理健康。尽管许多人很难相信，但对于强奸犯来说，性满足只是其动机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实施强奸时，让受害者充满恐惧或感到愤怒，并且使受害者很难摆脱这种情绪。实施强奸后，强奸犯感受到的不是性满足，而是轻松，就像驱走了一个恶魔。

关于受虐者是怎么变成施虐者的，我还能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我采访过一个名叫尼尔的强奸犯。为了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以那种方式对待受害者，我有必要描述一些具体细节。在13～15岁，他在自家附近的树林里遇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对他实施了多次性虐待，由于这种经历，他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爱情地图。

那个男人来到我身边，开始谈论钓鱼和鸟之类的话题，然后他说：“如果我给你10英镑，你是否会和我一起进入灌木丛？”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认为，既然能得到10英镑，不管他做什么，都没关系，所以我进入灌木丛，四下无人，我脱下裤子和内裤，他开始用嘴吮我的生殖器。

起初，我试图后退，因为我有点害怕。过了一会儿，我习惯了，让他做吧。当他做完之后，他给了我10英镑。他说他还想见我，还会再给我10英镑。那我为什么不见他呢？

所以我又和他见面了，做同样的事情，他给了我10英镑，我们后来经常见面，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他开着他的小货车来找我。

他开车接我放学，带我回到我家附近的树林。停车后，他来到货车后座，想把我的衣服脱光。这次，他让我用嘴吮他的生殖器。我不想，但他说，如果我不做的话，他就不会给我钱。当我第一次这样做时，我非常害怕，都想吐了，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渐渐习惯了，不把它当回事了。然后，他把生殖器插入我的肛门，我感到疼痛。但是，他那样做了之后，我还是会继续见他。

问：所以说这段经历并非毫无乐趣？

答：不是那样的……他会和我聊天，还给我钱。

问：那么，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吗？

答：是啊。因为妈妈每个星期只给我20～30便士的零用钱，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钱……接着，他开始打我，变本加厉地伤害我，在我的肛门里塞入不同的东西：玻璃瓶、棍子、砖块、泥块……但我仍然会去见他，为了拿钱。

问：即使他做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你也还是会见他吗？

答：不仅如此，他对我的伤害越来越大。

问：当他不做那事时，他对你很好吗？

答：是啊。所以我可以和他聊天。这没有问题。我妈妈和继父都很少搭理我。

问：那时，他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答：他是我唯一亲近的人，基本上算是唯一的朋友，他会和我聊天。

尼尔与妈妈的关系如此糟糕，以至于他几乎乐意与任何人交往，不惜任何代价。但这是有后果的。几年后，在他曾遭遇性侵的那片树林里，他开始对其他人施暴。起初，他试图抢夺一个老妇人的背包，后来，他试图强奸一名护士，接着是一名女学生。他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有一种不确定性。他感到有一种冲动在促使他做一些有破坏性的事情，但起初，他不太确定要做什么。例如，老妇人把她的包扔到他身上了，但在那时，他还没想过要偷它。当他对那个护士施暴时，他的目的也不明确，不知道自己是想抢钱还是强奸。“我手里拿着刀，让她和我一起进了灌木丛，但起初，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随后，我知道我要强奸她，我抓住她的胳膊，开始拉她，但她一直往后退。然后，她开始尖叫，我吓坏了，所以我举起刀，划伤了她的脸。”

对那个女学生施暴时，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想要性侵她。他以前见过她，在自慰时，他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她的形象。

晚上，在我入睡之前，我一边自慰，一边想那个女孩，我曾看到她从学校里出来。（在幻想中）我抓住了她，把她的衣服脱光，开始打她，扇她耳光，和她性交。

问：具体怎么做的？

答：你能想到的每种方式，强迫她做。

问：比如？

答：用嘴吮我的生殖器，和我玩。

问：通过肛门和她发生性关系？

答：嗯。

问：不往她的肛门里塞东西吗？

答：不。

在这个幻想中，他似乎在让那个女孩尝遍他童年时受过的虐待，但这一次，他是施虐者。与此同时，在伤害她时，他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怒，因为他仍然痛恨那个曾经虐待他的男人。

问：在你的幻想中，她是如何应对强暴的？

答：大喊大叫，说不要这样做，求我不要做。但我还是去做了。

问：她有何感受？

答：可能很害怕，吓坏了。

问：当你被性虐待，也就是那个老男人打你，并且性侵犯你时，你曾有过那种感受吗？

答：起初是，但后来我就习惯了那种疼痛和伤害。

问：简而言之，你似乎想对那个女学生做你曾经遭受过的事情。是这样吗？

答：是的。

问：你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然后你就想对其他人实施性虐待，这一点你要如何解释？

答：这是一种感觉，一种你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你遭受过性虐待，所以必须对其他人实施性虐待，好让他们知道那种感受。

问：当你自慰时，你是否想过性侵男孩？

答：从来没有。

当他还是个男孩时，他在树林里被一个男人性侵了。几年后，他幻想着对一名女学生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想让她体会自己曾有过的感受。他不再只是幻想，他现在想要通过行动来表达愤怒，想要对别人实施性暴力。在树林里看见两个男孩时，他特殊的爱情地图才变得明显。当他试图强奸那个护士和女学生时，他总是不太果断并且很容易被吓退，尽管他此前一直是个犹豫不决、无能的强奸者，当他看见那两个男孩时，他突然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强奸者。

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那个男人性侵我的树林里。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他的脸。我看到了那两个男孩，他们一个10岁，另一个12岁。我那时已经开始随身带刀了。我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假装自己是军人，告诉那两个男孩，他们是我的囚犯，必须跟我走。我带着他们跑向树林深处，进入灌木丛后，我就在那里等他们。当他们跑过来后，我让他们脱下裤子和内裤。其中一个男孩说，他们不知道军队会提这种要求，我对他说：“把裤子脱掉，不然我就杀了你。”我让他们仰卧，我趴了下来，用嘴吮他们的生殖器。我又让他们俯卧，接着解开自己的裤子，脱掉，自慰了一下，让生殖器硬起来，我趴在一个男孩身上，开始侵犯他。他疼哭了，另一个男孩看到朋友受伤害，也哭了。我和他性交，并把生殖器插入他体内。

我高潮时感觉很好，但那对我来说并不是真正重要的。我要把愤怒发泄在他们身上，随心所欲地虐待他们——他们只能忍受，没有发言权。

问：所以这不是关于性的问题？而是关于权力以及愤怒的问题吗？

答：这是权力和愤怒混合在一起，权力就是控制他们……高潮之后，我站起来，穿好裤子，我让他们起身穿衣服。然后，我的刀丢了，我让他们帮我找刀，否则我会杀掉他们。他们找到刀，然后我就让他们走了。

问：那张曾虐待过你的那个男人的脸呢？

答：他们离开时就消失了。

问：但之前呢？

答：之前有。

问：那张脸是什么时候开始浮现在你的脑海里？

答：当我在树林里时。

问：关于曾虐待过你的那个男人——你会杀了他吗？

答：那些感受还在，但我不得不把它们留在心里。但是，如果我出狱后看到他，我可能会杀了他。即使我被抓住，我也不介意，我知道我会报复他。考虑到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一切，这将使我得到极大的解脱。

尼尔是个典型的具有脆弱良心的人，童年时，他长时间得不到家长的照顾，他妈妈对他没耐心，经常打他。但最重要的是，他无法表达对她的愤怒。

我是个孤僻的人，从来没有朋友，总是独来独往。我从来不能跟我妈谈心——我的妈妈和爸爸在我两岁时离婚，之后我们搬到了伦敦。从5岁时开始，我就没有朋友，总是独自一人，为所欲为，经常惹事，跟人打架或吵架。妈妈总是打我，后来她也为此惹上了麻烦。那时我的腿被打肿了，大腿背面有瘀伤，所以在学校时很难坐下来。我告诉老师我在家挨打了，老师把这件事报告给儿童福利机构，他们找我妈谈话，我妈由此惹上麻烦了。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她会打我，但她从来没有真正弄清楚我为什么和别人发生争执。如果我和妹妹发生争执，她会听取一面之词，不等我把话讲完，就先抓住我，揍我一顿。我妈嫌我们麻烦。她生下我们，开始抚养我们，然后她就嫌我们麻烦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问：这会使你生气吗？

答：这让我很生气，但是……

问：在你遭受性虐待之前，你曾幻想过杀人。你认为你是否想过杀死你妈妈？

答：不，绝对没有。我想都没想过，我甚至从来没有打过我妈妈。

问：你是否能向她发火？

答：不能——我甚至不能和她谈论我的烦恼。

问：你不觉得这也许是你对别人如此愤怒的原因吗？

答：是的，因为我不能向我妈妈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她会怎么说。或者，她可能会大发雷霆，所以我只能把怒气憋在心里。

问：你把怒气憋在心里，你有攻击别人的幻想，但你是否觉得，你其实是想对你妈妈发怒？

答：我心里总是有怒气，我有时候真的想站起来打她。因为她以前总是冲我嚷嚷——但那不是她的错，我后来才发现。但我从来不会站起来打她。我没法向她说出我想说的话。我可以对其他人实施报复，拿别人出气，除了我妈妈。

问：你是否仍然害怕她，怕她报复你，或者叫你闭嘴？

答：她可能会叫我闭嘴，但不会报复我。如果她叫我闭嘴，我不得不对别人进行防守。

问：你想说的是攻击吗？

答：是的，攻击别人。

尼尔的攻击冲动被他妈妈抑制，这推迟了他的攻击行为（在树林中对别人的攻击），很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攻击别人的主要目的。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总是否认自己的攻击欲望，无法向自己承认。这是他从幻想跨进现实（每次强奸的必要条件）的临时障碍；这个障碍被他逐渐拆除了，从他攻击老妇人开始。

他的口误，即把“攻击”说成“防守”，充分说明了他童年时的基本困境，这在具有脆弱良心的人中很常见。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感到抑郁，会把愤怒转向自己，但在个别时间点，他幻想通过实施报复或打架来泄愤。至于对他严厉、暴力、情感剥夺的妈妈，他可以选择打她或者采取相反的行动。在他和妈妈打交道时，他感受到恼火和攻击的冲动，但他采取了防守性的行动和语言。

几乎无一例外地，如果一名暴力犯被问到自己的童年，他会说出自己遭受过的各种虐待，那些虐待令人震惊。如果你让他叙述自己对陌生人所犯的罪行，那么通过他讲述的细节，你会发现，他把对父母的愤怒转移到了受害者身上，他会在受害者身上重演他曾遭受过的虐待。在抑郁和攻击之间、杀人和自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入狱以来，尼尔多次自杀未遂，他告诉我，他很快就会自杀成功。在他的手腕上，我看到了可怕的伤疤，这表明他确实不想活了。他有理由认为，自己获释后也没什么盼头，因为他没有社交能力，出身卑微，相貌平平，缺乏一切专业技能。他陷入了抑郁之中，他看不到缓解的希望。暴力犯更有可能抑郁，与非暴力犯相比，暴力犯身上有自残伤疤的可能性要高6倍。针对英国杀人犯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有1/3的杀人犯后来自杀了。我不知道尼尔后来是否自杀了，但如果他自杀了，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与连环杀手约瑟夫一样，尼尔在施暴时看到了曾虐待他的人的脸。B夫人有时会幻听（听到她妈妈的命令），她将之形容为脑海里的“小声音”。就像幽灵一样，与童年经历有关的幻视和幻听影响着他们的成年生活。但如果把他们简单地当成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脑子有问题，与我们自己的情况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

我们也会听到小声音；过去的经历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有影响。约瑟夫、尼尔和B夫人的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是并非所有童年经历都是如此。童年经历也可能成为一种良好的幽默感、一种技能或一份好人缘的基础。认同父母和他们对你的投射，在很多方面造就了独特的你，使你像你的父母，而你往往并不愿意像他们。正是由于这种认同，参加一个派对时，你会被某些客人的外表所吸引，对另一些客人则不感兴趣，当你和他们交谈时，你会有某些最喜欢的话题和特定的交谈方式。随着夜晚的来临，当你决定是否要再喝一杯酒、抽一支烟时，你仍会受到童年时父母教诲的影响。你对陌生人的投射也基于你的童年经验。在构建你独特的正向错觉泡沫时，你被这些内化和投射所支配，只听你想听到的，只看你想看到的。即使你搬到另一个城镇或另一个大洲去居住，你的童年经历仍然会影响你。

基因和良心

当然，从理论上讲，尼尔的脆弱良心可以部分或全部归因于基因，B夫人的惩罚性良心也是如此。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写：“然而，经验表明，一个儿童形成的超我（他所说的良心）的严厉性与其成长环境的严厉性是不相对应的……在非常宽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也可能拥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超我。”弗洛伊德也论述了教养的作用（先天与后天两者兼而有之的典型论述），但他肯定认为，良心的强弱反映出了遗传倾向，比如强烈的性欲。对于同卵双胞胎的一些研究显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冲动和多动症（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遗传度都很高。也许，无论尼尔（或B夫人）的成长环境如何，他都会具有脆弱的良心，B夫人则会具有惩罚性的良心。

然而，双胞胎研究与更可靠的收养研究（对被收养儿童的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在这些特质上，收养研究的遗传度估计值比双胞胎研究的低一半——遗传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很小。如果尼尔在出生时被收养，他就会更像他的养父母，而不是他的亲生父母。对于被收养儿童（亲生父母有过犯罪经历）的研究发现，他们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亲生父母的一半。尽管他们通常来自贫困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亲生父母更容易有犯罪行为），但如果被中产阶级家庭收养，被收养者的犯罪率就会因此改变。如果被收养儿童在权威型的和充满关爱的家庭中长大（养母心理变态的概率是亲生母亲的1/6），由于教养方式的改变，犯罪的任何遗传倾向都会被显著降低。最重要的是，表明反社会行为遗传度很高的那些双胞胎研究并不准确。最近的一项再分析④（reanalysis）表明，那些双胞胎研究实际证实的遗传影响远低于其作者声称的。

更广泛的数据表明，遗传因素引发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很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犯罪数量有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不可能用基因池⑤的变化来解释，因为基因池的变化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在1964—1993年，美国谋杀案的数量增加了约2倍（从7,890起增至23,271起），但在1993—2001年，美国谋杀案的数量几乎减半。这与基因无关。英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195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记录的暴力犯罪案件是6,000起；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是258,000。其他类型的犯罪案件大多也有相似的增长率。这一高达42倍的增速说明，在犯罪方面，教养和社会变迁是最重要的成因。更具体地说，自1987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平均而言，犯罪率在过去13年（截至2002年）增长了3倍。在一本科学专著中，我指出，这种犯罪率增长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男孩所占比例剧增导致的，其背后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政府推行的政策。由于低收入父母更有可能以杰里·帕特森所描述的强制性方式管教孩子，所以不足为奇的是，越来越多的男孩成长为暴力的男人，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我的这一理论被登在一家报纸上，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指出，如果用基因解释犯罪率，那么澳大利亚的犯罪率应该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很多，因为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人口是被驱逐的英国囚犯的后裔。

在双胞胎研究中，针对一般反社会行为的研究与针对暴力行为的研究在结果上也很不一致。这些研究表明，一般反社会倾向的遗传度很高，但是暴力行为的遗传度很低或接近零；收养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在造成纯粹暴力型与其他类型反社会人格者（比如偷窃者）不同的因素中，父母养育方式比基因重要得多，杰里·帕特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研究的对象（具有反社会倾向的男孩）中，有一半的男孩既偷窃又有暴力行为，还有1/4的男孩只有偷窃行为，其余1/4的男孩是纯粹暴力型的。

与纯粹暴力型的男孩相比，只有偷窃行为的男孩的父母通常对孩子更疏远、冷漠，放任不管。这些父母往往分不清什么是不诚实的行为，通常没有认识到儿子的偷窃行为是一种错误，因此不会惩罚偷东西的儿子。他们搞不清财产所有权和偷窃行为的概念。认识到孩子犯了错误时，他们就喋喋不休，而不是对孩子进行适当的惩罚。相比之下，暴力型男孩的父母通常脾气暴躁，会陷入与孩子的斗争中，经常惩罚孩子。暴力型男孩的父亲更有可能经常殴打孩子，给孩子强加僵化但又前后不一的规则。与有偷窃行为的男孩的父母的模糊规则相反，暴力型男孩的父母对孩子非常严厉，采用病态的规则管教孩子。暴力型男孩的母亲通常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暴力型男孩的母亲通常脾气暴躁，会不断地责骂孩子，孩子犯点小错就会遭到母亲的恐吓；但是当孩子出现攻击性行为时，母亲则管教不力。母亲的行为造成了暴力型男孩与有偷窃行为的男孩之间的区别。母亲的抑郁会导致偏执的敌意。对抑郁母亲的研究表明，在她们情绪低落的日子里，她们更可能使用强制性方式管教儿子，其儿子的行为也会相应地更具攻击性。

对许多男孩的追踪研究表明，在婴儿期不可能找出青少年犯罪的根源。男孩在婴儿期的表现与他是否会变成罪犯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但有很多证据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从理论上讲，富有攻击性的男孩的母亲之所以使用更为强制性的管教方法，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儿子具有易怒或多动症之类所谓的遗传特征。但是，当这些母亲被要求照顾陌生的、不具攻击性的男孩时，她们仍然更有可能使用强制性的管教方法。所有这些问题（儿童攻击性、母亲的抑郁、强制性的管教方法）都在父母收入低的家庭中更为常见。犯罪率的社会阶层差异与巨大的贫富差距密切相关，与基因的关系不大。社会地位越不平等，暴力犯罪就越多，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是如此。在美国，低收入公民的福利保障最欠缺的州，通常就是暴力犯罪最多的州。

如果说基因在良心的形成中起了作用，那主要是通过父母的管教方式与孩子的气质之间的“适合度”（goodness of fit）实现的，因为气质可能是遗传决定的。有些父母与外向、大胆的孩子相处得最好，还有一些父母喜欢安静、稳重的孩子。如果两者不相合，孩子形成惩罚性或脆弱良心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有的学步期幼儿很大胆，对危险或新的挑战无所畏惧，有的则比较胆小。这些差异可能是基因决定的，它们会影响良心的形成，因为不同气质的孩子对犯错和受惩罚的担心程度不同。通常而言，对于胆小的小孩来说，因为淘气而受惩罚会使他们更焦虑，所以他们更愿意做个好孩子。平均而言，到了5岁时，胆小的小孩子已经形成了较强的良心，更多地内化了父母的规则。相比之下，对于胆大的小孩子来说，被骂或受惩罚对他们的影响较小，所以他们不会因此而害怕。鉴于这些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父母的管教方式如果与孩子的胆怯程度不相合，就会影响孩子的良心形成，事实也确实如此。

无论孩子胆大或胆小，如果父母使用强制性的管教方法，孩子就不会茁壮成长，胆大的孩子尤其需要一个反应积极的父母。胆大的小孩如果确信母亲会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更有可能形成善良的良心。由于胆大的小孩总是调皮捣蛋，父母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强制性的管教方法，乃至体罚孩子，但如果父母采用与孩子合作的方法，那就更有可能把孩子教育好，让孩子听话和遵守规则。胆大的小孩需要父母更密切的监督，如果缺乏监督，他们在学龄期就更有可能变得具有攻击性，形成脆弱的良心。更顺从和胆小的小孩只需要较少的监督，就能形成善良的良心。温柔的管教方法对他们有好处，强制性的管教方法只会使他们形成惩罚性的良心。

因此，父母的管教方式与孩子的气质之间的适合度，确实会影响孩子良心的形成，但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证明基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取决于遗传对气质的影响程度，正如第4章和第5章所述，在气质的决定上，0～3岁受到的早期抚育比基因重要得多。

审视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在各方面是什么样的，惩罚性的程度是否经常随环境而变化？与第2章结尾的审视不同，良心的形成是在3～6岁，你或许很难回忆起那个年龄段的许多细节。因此，这一次的审视更长一些，分为3个阶段。

阶段1

如前所述，良心有3种不同的类型（善良的、惩罚性的、脆弱的），你可能会有不止一种类型的良心，这取决于你的心理特征的特定方面。心理特征的3个主要方面是：对权威的态度、对性的态度、对尽责性的态度。

针对每一个主要方面，你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以确定你具有哪种类型的良心，比如惩罚性的或脆弱的。在下列陈述中，如果你对其中的两句表示同意，那么在这个特定方面，你就可能具有这种类型的良心。如果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超过了3个，那你肯定具有这种类型的良心。在这个特定方面，如果你的良心类型不是惩罚性的或脆弱的，你可能具有善良的良心。

对权威的态度

惩罚性

在下列陈述中，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是否超过了2个？

- 我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如果其他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会感到恼怒。

- 工作单位的等级制度是至关重要的，领导让我怎么做，我就尽最大努力去做。

- 我觉得自己应该遵守法律和规则，即使有时觉得它们不合理。

- 严厉惩罚孩子，包括体罚，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 我的许多观点和兴趣与我父母一方或双方的非常相似。

脆弱

在下列陈述中，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是否超过了2个？

- 我的交通违章记录不少于3次。我不怕超速驾驶或违规停车，如果我认为我可以逃过处罚。

- 在学校里，我似乎总是得罪老师，在工作单位，我不喜欢服从老板。

- 所有政客都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 我的个性被我的父母压制了。

- 我永远不会屈服于制度。

对性的态度

惩罚性

在下列陈述中，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是否超过了2个？

- 在青少年期，与同班同学相比，我对性的态度比较保守，我开始性生活的年龄比大多数同龄人晚。

- 如果朋友或熟人有婚外情，我很难不表示谴责。

- 在谈论性时，我经常使用“脏”“邪恶”和“下流”之类的形容词。

- 如果在公众场合看到了别人亲热，我很容易尴尬或愤怒，例如看到醉酒的朋友们在我面前亲热，或者和别人一起看电视或电影时，看到了亲热的镜头。

- 我有时希望自己能够在性生活中放松一些——多一些尝试。或者，至少我的一个或多个性伴侣曾对我进行过这种暗示。

脆弱

在下列陈述中，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是否超过了2个？

- 进入青春期没多久，我就有过性行为了，到了17岁时，我已经和不同的性伴侣发生过多次性关系了。

- 在同班同学当中，我在性方面是最活跃的人之一。

- 至少在30岁之前，与同龄人相比，我与性伴侣的关系通常是短暂的。

- 与我的大多数朋友相比，我在性方面更为开放，我很难做到对性伴侣忠诚，我比较花心，出轨后，我通常不会感到内疚。

- 我认为（或者在年轻时曾经认为），性关系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试图引诱别人与我发生性关系，如果有必要，我会使用欺骗手段。引诱的过程往往比发生关系更有趣。

对尽责性的态度

惩罚性

在下列陈述中，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是否超过了2个？

- 我讨厌做事有始无终，例如不坚持读完一本小说。

- 我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或别人，所以即使我或别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往往也嫌不够。

- 我有时会陷入困境，例如当我试图向别人解释自己时，或发现自己做出重复行为时。

- 如果我发现别人在道德或专业上有所松懈，我会感到非常气愤。

- 我认为人们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这样做，就应当感到内疚。

缺乏尽责性（脆弱）

在下列陈述中，你表示同意的语句数量是否超过了2个？

- 你应该让自己过得愉快，享受生活的乐趣。

- 我不喜欢评论别人，也不去评判别人的好坏。

- 社会习俗（例如着装守则或礼仪要求），只会抑制我们的本性，造成不快乐。

- 人生苦短，没必要感到内疚，我几乎从不感到内疚。

- 我有自己的价值观，那是我给自己制定的。

完成这项任务后，在这3个方面，你应该对自己的良心类型有所了解。如果你在两三个方面有同样的良心类型，例如，在对权威和性的态度方面，你具有惩罚性的良心，但是在对尽责性的态度方面，你具有善良的良心，那么总的来说，你具有惩罚性的良心。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你的良心类型。

阶段2

你尽管可能已经记不太清楚在良心形成时期的童年经历了，但仍然可以回忆一些。为了更好地回忆与良心形成有关的童年经历，请在以下5个小标题下面，把你能回忆起来的相关经历记录下来：

- 童年期性行为

- 父母或照顾者压制你的本能冲动

- 父母对你的惩罚

- 小时候你在学校的表现

- 与父亲（或母亲）更亲近

请围绕着以下问题，回忆你的相关经历：

- 童年期性行为，换句话说，你能回忆起来的与性有关的童年经历：父母或兄弟姐妹对你的童年期性行为的反应，比如：露三角裤或显摆生殖器，与同龄人玩耍，嫉妒其他孩子的亲密无间的友谊，遭到来自陌生成年人或家庭成员的可疑性挑逗。在你小时候，当你看到你父母赤身裸体时，他们是否并不介意？在海滩上，他们是否允许你光着身子到处跑，或者当朋友来家里做客时，你父母是否允许你光着身子？如果你回忆不起来了，那就猜测一下，对于童年期性行为的迹象，你父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 在你小时候，父母或照顾者压制你的本能冲动：他们对肮脏、整洁、守时、攻击或吵闹的幼儿表演游戏（他们是否和你一起玩，享受你的欢乐？）的态度，并且公开展示。你的父母中有人把强迫你成为一个特别好的孩子当作一个主要目标吗？

- 父母对你的惩罚：你能否回忆起你父母体罚你（例如扇耳光）的具体例子？这是否经常发生？如果是的话，你觉得体罚与什么情绪相关联——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发泄内心的愤怒或郁闷情绪吗？你是否认为你父母在惩罚你时反复无常，例如对于你和小伙伴打架的行为，他们有时会因此惩罚你，有时则不会？在惩罚标准上，你父母是否意见不一致？你父母可曾令你感到害怕，威胁或者恐吓过你？他们是否用冷冰冰的眼神看你，或者羞辱、嘲笑你？

- 小时候你在学校的表现：你会认真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吗？或者说你很不爱学习？你是否会听从老师的教导？你是否讨厌上学？

- 与父亲（或母亲）更亲近：你可能和他们两个人都很亲，但你和谁最亲？你能否回忆起在某个共同的活动、特殊的笑话、特定的家庭场景中，你和父母一方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小秘密）。

阶段3

你可能没有时间或意愿来进行这个步骤，但你最好还是试一下。请找一个能回忆起你的童年经历的人，比如父母、哥哥姐姐、童年玩伴的父母或者其他长辈，让他们和你一起探讨阶段2的小标题下面列出的问题，把他们的说法补充到你的笔记中。

运用你所学到的

你如果已经完成了上述审视步骤，就应该了解了自己对权威的态度、在性方面的良心和自身尽责性。然后，你回忆了与良心形成有关的童年经历，并将之记录下来，如果可能的话，你还请其他人帮你回忆了。最后一步是，把你所学到的良心的成因与你成年后在3种不同方面的良心类型联系起来。

下面是3个小标题：

- 对权威的态度

- 在性方面的良心

- 尽责性

依据童年经历来解释你成年后在某个特定方面的良心类型。你的童年期性行为显然与你成年后在性方面的良心有直接联系。其他方面的良心成因，比如父母或照顾者压制你的本能冲动、父母对你的惩罚、小时候你在学校的表现、与父亲（或母亲）更亲近，可以解释你对权威的态度和尽责性。分析的重点在于，在你小时候，你父母对待你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方式有何不同。在思考这些关系时，还请记住，如果父母很爱你，你就倾向于认同父母在某些方面的良心，而在其他方面你会与父母相似，可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了你身上。

尝试审视自我之前，请先阅读本章中与你的良心类型有关的部分。

下面这个自我审视的例子来自一位30岁出头的男士，他有2个兄弟：

对权威的态度

惩罚性的（同意3个陈述：信奉等级制度，赞成体罚，我的观点与父亲的相似）。我与父亲更亲，他对我要求最严。如果出了问题，他很可能会责怪我。举个例子，在我四五岁时，有一次，有人把一些玩具和衣服一起丢进了洗衣机里，把洗衣机弄坏了（不是我的错），但是当他下班回家，发现了这个问题时，就用皮带抽了我一顿。他如果心情不好，就会冲我撒气（这可能是在把坏情绪投射到我身上？）。但他也很爱我——这是我和他政治观点一致，并从事了与他相同的职业的原因吗？母亲非常注重家里的整洁，而且要求我（不包括我的2个兄弟——这或许是他们的超我的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的原因？）认真完成家庭作业。

在性方面的良心

总的来说是善良的，但有一个惩罚性的特点（同意一条陈述：性生活开始得晚）。在我小时候，父母觉得赤身裸体无所谓。我能回忆起令人兴奋的性游戏，在我五六岁时，我和两个同龄女孩及一个男孩在邻居家玩性游戏。虽然在印象中性游戏没被当成坏事，但我们那时候是偷着玩的，所以一定是害怕被抓到。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并未表现得过分亲昵。猜测：如果我小时候有特别的性行为，他们可能会不高兴的。奇怪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讲解过性知识。性生活开始得晚可能有这些原因：我父母似乎没有关心进入青春期的我，但对我的兄弟关心得多一些，结果我在性方面不受欢迎。与女性聊天时，我总是不很自信，在性生活方面也比较保守——这可能因为在青少年期没有做过足够的练习？

尽责性

惩罚性（同意的陈述：不喜欢做事有始无终，会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认为应当克制自己的情绪，否则会感到内疚）。当母亲跟我们唠叨，说我们需要享受艺术和创造性时，我和父亲经常交换眼神。相关的最早记忆是，母亲试图让我画画，因为我画得一团糟，她很不满意。如果我不能把事情做好，父亲就会很不高兴，他对自己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我无法忍受做事半途而废——父亲的座右铭是：“如果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那就必须把它做好。”父亲=我的完美主义的根源；完美主义=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并且容易情绪低落的原因？

把这个审视笔记与你的家庭剧本角色的审视笔记放在一起。

到了6岁时，每个孩子都具有了约束本能冲动的善良、惩罚性或脆弱的良心。你具有的良心类型将会影响你在家庭剧本中被分配的角色，与第2章中所描述的许多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如果你具有惩罚性的良心，并且是家里的老大，你的惩罚性良心就会增强。你如果具有脆弱的良心，并且不受父母待见，就更可能成为家里的害群之马。类似的组合不胜枚举。接下来，我们将探究童年早期的经历。对于3岁前发生的事情，你可能没有什么记忆。你可能不记得0～3岁时发生的事情，然而，你的年龄越小，你父母的抚育方式对你的影响就越大。尤其是你在0～3岁时受到的早期抚育，它们对你现在的人际关系仍有深刻的影响。

①  指自己的婴儿。——编者注

②  俄狄浦斯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编者注

③  指在脖子上挂着钥匙，放学后独自在家的孩子。——译者注

④  即荟萃分析。——译者注

⑤  指同一种群中全部个体所含有的全部基因的集合。——译者注

第4章

描述我们在0～3岁时的关系模式

……

他们将自己的毛病塞满你，

再加点儿别的，特意为你。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用以解释人际关系中的不安全感。在本章稍后的部分，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理论。在人际关系中，你的情况最接近以下哪种“依恋模式”？

第1种模式

“不亲密的情感关系对我来说很自在。我觉得独立感和自给自足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依赖别人，也不喜欢别人依赖我。”

第2种模式

“我想和别人在情感上亲密无间，但我经常发现，别人不愿意和我太亲密。没有亲密的情感关系，我会感到不自在，但我有时担心，别人不像我珍惜他们那样珍惜我。”

第3种模式

“与别人亲密，我会感到有点不自在。我想要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但我发现，我很难完全信任或依赖他人。我有时担心，如果与别人太亲近，我会受到伤害。”

第4种模式

“对我来说，与别人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并不难。无论是依赖他人或者让他人依赖我，我都会感到自在。我不担心独处或者不被别人接纳。”

第4种模式被称为安全型依恋模式，有50%的成年人属于这种模式，他们相信自己会被人爱，在工作中或玩耍时都能与人愉快相处，在人际关系中有安全感。还有50%的成年人属于不安全型依恋。如果你选择了前3种类型中的一种，或者觉得没有哪种类型完全适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属于第3种类型），那么你的依恋模式是不安全型的。你可能完全回避亲密关系，十分黏人并且感到不踏实，或者总是对你的伴侣不放心。前3种类型分别被称为回避型依恋、缠人型依恋和混乱型依恋，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的部分详细探讨这4种依恋模式。

我们的依恋模式主要受早期抚育方式影响，0.5～3岁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对其他人的基本期望。在0.5～3岁，你基本上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没有语言能力和社会地位，你的生存完全依赖照顾者。你与父母或照顾者的关系会泛化，影响你的一切人际关系，形成一系列假设的基石：他们能被信任吗？他们会喜欢你吗？你觉得他们会拒绝你或对你冷漠吗？他们是否靠得住，能满足你的情感、性和其他需求吗？在童年早期，如果你的主要照顾者反复让你失望（经常消失，或者在情感上忽视你），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你就会认为别人（工作中的同事或生活中的伴侣）也会如此待你。

虽然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本身不是一种精神疾病，但是不安全型依恋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安全型依恋者和不安全型依恋者之间的差异很深很广，并且在很小时就表现出来了。与有健康饮食习惯或稍微有些挑食的小孩相比，患有进食障碍（例如节食和呕吐）的小孩子更可能与母亲建立了不安全型依恋关系。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不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受欺凌或欺凌人。他们更可能变得有攻击性、抑郁或具有反社会倾向。不安全型依恋者在大脑和身体上不同于安全型依恋者，这些不同体现在右侧大脑的脑电模式、心率、体内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等方面。

成年后，不安全型依恋者更容易患精神疾病。就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你如果详细询问他们在童年期和成年期的人际关系，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依恋模式都是不安全型。患有抑郁症、神经症、厌食症和滥用药物的人更可能是不安全型依恋者，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也更可能是不安全型依恋者，在法西斯主义者当中，有3/4的人是不安全型依恋者。不安全型依恋者更有可能与配偶分居或离婚。作为父母，不安全型依恋者更有可能恐吓、不关心或抛弃子女。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抚育有关，这种说法似乎很奇怪。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下一节我们将详细介绍关于童年早期经历影响依恋模式的研究。

我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与当下

不论何时，我们的大脑中都存在脑电活动和化学物质的相互作用，这种脑的电—化学模式是思想和感情的基础。在你的大脑中，脑的电—化学的特定模式会对此时此刻此地发生的事情迅速反应。当我们开车时，如果前方突然冒出来一个行人，我们的大脑就会注意到这个事实，并指示我们的身体赶紧打方向盘。如果我们正在看一部悲伤的电影，它会引起我们大脑的变化，产生伤感的情绪。但我们童年早期经历的重要程度绝不逊于当下。童年早期经历决定了脑的电—化学模式，这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由于脑电波和化学测量的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预先存在的神经连接网络，我们在此基础上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网络的建立与我们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抚育有关：经历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大脑的影响越持久。

与动物和人有关的研究表明，在动物刚出生不久（或者在人的童年早期），大脑的一个特定部位如果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变得更大，神经元（脑细胞）之间会形成更多连接。外界刺激的频率和强度越大，大脑的那个特定部位就会变得越复杂。此外，在童年早期，经常重复的刺激会在大脑中产生一种稳定且不易改变的模式。源自童年经历的这些模式的总和，就是一个人成年后的人格、心理健康和智力的物质基础。

早期经历之所以会产生更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童年早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大鼠出生后的第1个月内，大脑的脑细胞之间会以每秒钟25万个的速度结成新连接。0～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2岁幼儿大脑中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量是其母亲的2倍。由于童年早期是大脑神经网络构建的关键期，童年早期的经历具有更持久和重要的影响。

大鼠的实验表明，如果幼鼠出生后有一段时间与母鼠分离，那么在几个月之后，幼鼠体内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仍然是偏高的。相比之下，幼鼠如果在丰富多彩的环境中长大，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大脑化学物质的组成也更好。与成对饲养或单独饲养在单一环境（只有食物和水，没有其他外界刺激）的幼鼠相比，生活在大笼子里（有一个迷宫，还有一个玩具区）的幼鼠会有更好的表现，其大脑关键区域有更多的神经元和连接。环境改善对成年大鼠的影响要小得多。如果实验对象不是幼年大鼠，而是成年大鼠，同样把它们分成三组（成对饲养或单独饲养在单一环境，生活在大笼子里），丰富多彩的环境并不会使成年大鼠的大脑有很大改变。

猴子实验也有类似的发现。从小猴受到的早期抚育就可以精确预测其大脑的化学物质水平，以及它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猴子。对恒河猴（Rhesus monkey）的研究发现，如果小猴一出生就被从母猴身边带走，跟同龄的其他小猴一起长到6个月，与母猴抚养大的小猴相比，没有母猴抚育的小猴更怕生，更恐惧新事物，在猴群里的地位是最低的。母猴抚养大的小猴更有安全感，社交能力更强，在猴群里的地位更高。至于没有母猴抚育的猴子，长大以后受到社交孤立的威胁时，其大脑和身体的应激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比起母猴抚养大的猴子，没有母猴抚育的猴子如果生了小猴，也会更疏于照料甚至虐待自己的后代，重复母爱剥夺的循环。

就算是不太极端的早期不良抚育，也会对猴子产生强大和持久的影响。对一组小猴的研究表明，在小猴出生后的14周之内，如果只是让小猴暂时、偶尔与母猴分离，它们也会像没有母猴抚育的猴子一样缺乏安全感；当这些小猴长到4岁大时，它们脑内的某些化学物质水平仍然很低。

母猴抚育小猴的方式会代代相传，母猴自己经历过怎样的抚育，就会怎样抚育自己的后代。猴妈妈抚育的猴女儿长大之后，如果生了小猴，也会用自己小时候受到过的抚育方式抚育小猴。

当然，代代相传的抚育方式可能只是一种遗传；但这种观点已经被证实是不正确的。研究人员对育有多个猴女儿的猴妈妈进行研究，把它的一个特定女儿受到的特定抚育与它所有的女儿受到的抚育的平均水平相比较。最终发现，这个特定的女儿自己经历过怎样的抚育，就会怎样抚育自己的后代，这与它所有姐妹受到的抚育的平均水平无关。它对自己后代的抚育方式是由它自己受到的特定抚育决定的，而不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另一种观点是，母亲对不同孩子的抚育方式不同，可能是由于孩子的遗传差异所致：高需求婴儿可能会把母亲惹烦了，导致母亲对其冷漠。这种观点与一项研究的结果相矛盾，其研究对象是高反应的幼猴（一种很难抚育的猴子，因为它们对轻微的声响都会产生过度反应）。这些高反应幼猴和另外一些正常幼猴一起，出生后被带离生母，交给养母抚育，养母又分两种，一种是普通养母，一种是充满爱意的养母。与被普通养母抚养大的正常幼猴相比，被充满爱意的养母抚养大的高反应幼猴具有更好的社交能力。换句话说，抚育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使一个很难抚育的高反应幼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成年猴。此外，当这些幼猴长大之后，有了自己的后代时，无论它们以前是何种幼猴（高反应幼猴或正常幼猴），经历过怎样的抚育（充满爱意的抚育或普通抚育），都会以同种方式抚育自己的后代。

虽说猴子实验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人，但是在早期抚育方面，猴子和人的情况似乎非常相似。一般来说，在童年时，不良经历越早出现［无论是受到性虐待、身体虐待或忽视，在0～6个月大（相比于6～12个月大）时缺乏足够的营养，遭遇父母离婚或分居、父母患精神疾病或者陷入财务危机］，影响就越持久，后果会持续到成年。与婴儿期相比，学龄期（5～10岁）不良经历的影响就不太持久和严重，但是学龄期不良经历的影响比青春期及以后的更持久和严重。例如，就性虐待而言，它发生得越早，对大脑海马的损害就越大，受虐者在成年后就可能有更多的次人格（subpersonality）。就身体虐待而言，对578名儿童进行的追踪研究（从幼儿期到青少年期）表明，与在5岁后才首次遭受虐待或者没遭受过虐待的儿童相比，5岁前遭受过虐待的儿童更有可能在青少年期出现明显的心理失调。就父母离婚而言，与在20多岁时才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相比，在5岁时就经历了父母离婚的孩子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婴儿期的不良经历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基准水平被设置得过高或过低，而长大以后的不良经历就不会造成如此持久和严重的影响。

童年期的经历与我们大脑中的电—化学模式的形成有关，这会影响我们成年后的择友和为人处世的偏好。在童年期，面对父母的虐待，为了准备好“战斗或逃跑”，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持续过高，这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脑损伤，使我们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反应过度：恐慌、焦虑或自尊崩溃很容易被触发。就拥有抑郁母亲，并被虐待或忽视的婴儿而言，其体内的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的水平都会升高。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大脑额叶和右脑有异常的脑电波模式，与成年抑郁症患者的类似。如下文所述，这些异常是早期不良抚育造成的，与遗传的关系不大。从一个孩子在3岁时表现出来的行为异常，就可以预测其在成年后将会患上何种精神疾病。这样的成年人有异常的脑电波模式或脑化学物质，例如5-羟色胺水平低（5-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百忧解和其他抗抑郁药物可以提高5-羟色胺水平）。简言之，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反复遭受虐待、挫折、拒绝，就会形成类似的内在关系模式，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很难改变。

我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之所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因为童年早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而且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在特定阶段对某些线索特别敏感。这被称为发育的关键和敏感期，它不是人类独有的。在某些鸟类中，雄鸟必须在孵出后的80天内听到并准确学会所有求偶歌，再晚就学不会了——这是一个涉及关键期的问题。

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学习关键期更像是敏感期。错过敏感期后，我们仍然可以学会一些东西，但成效有限。习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分别是关键期和敏感期的好例子。我们如果在6岁之前从未接触过任何人类语言，就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因此0～6岁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期。相比之下，一旦习得了第一语言，习得任何第二语言的敏感期都能延续到青春期。对10年前移居美国的一批移民的研究发现，在英语熟练度方面，与从童年期开始学习英语的移民相比，从青春期后才开始学习英语的移民要差得多。

此外，关系和情感模式也有敏感期。大鼠实验表明，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幼鼠如果被与母鼠分开，那体内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就会升高；分离时间越长，幼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越高。在幼鼠出生两周后，与母鼠分离就不会导致幼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升高。如果幼鼠在出生两周内被与母鼠分离，那么在成年后，其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仍会很高，明显高于对照组（出生两周内没有与母鼠分离过的幼鼠）。人类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小时候在依恋关系中没有安全感的幼儿为例，到了学龄期，其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仍然很高，并且有异常的脑电波模式。

对于被收养儿童（被收养前曾经在孤儿院生活）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童年早期经历的重要性。其中一些研究的对象是罗马尼亚孤儿，他们曾经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孤儿院，后来被西方的中产阶级父母收养。6年后的追踪测试表明，他们大脑的电—化学模式仍然有问题。如果他们被收养前曾经在孤儿院生活过8个月以上，在被收养了6年之后，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仍然偏高；如果他们只是在孤儿院生活过4个月，在被收养了6年之后，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趋于正常了。如下文所述，0.5～3岁是婴幼儿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敏感期，在一个婴儿出生之前，通过测量他母亲的依恋模式，就可以精确预测出他在18个月大时的依恋模式。就像猴子一样，我们人类的依恋模式也通过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抚育代代相传。

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幼儿期没有固定的照顾者，得到的针对性关爱比较少，孩子的身体发育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孩子在孤儿院每生活3个月，发育就会比正常家庭的同龄孩子迟缓1个月，缺少关爱导致孩子体内生长激素的分泌减少。在孤儿院生活的孩子的心理能力和语言发育也同样受到影响，如果他们被收养并且得到足够的关爱，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发育迟缓有时会得到补救，但是情感发育很难恢复正常。许多被收养的孩子面临着持久的问题——攻击性、犯罪、多动症、情感上没有安全感、自闭症的迹象、无区别的友善（indiscriminate friendliness）——即使他们被关爱有加的父母收养。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在特定年龄段受到的早期抚育。

如果孤儿院的小婴儿或者出生不久的婴儿被充满爱意、能满足孩子的需求、经济状况稳定的家庭收养，被收养的孩子就不会比在出生并成长在类似家庭的孩子表现差。若是遇到以下一种或几种不同的逆境，孩子的心理就会蒙受伤害。

第一，孩子被送入儿童福利院之前，如果遭到了其亲生母亲的虐待，就更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如果孩子的母亲有抑郁症或暴力倾向，并在孩子形成依恋关系的敏感期实施了情感剥夺和虐待，那么通常来讲，孩子多年之后仍会有明显的心理问题。

第二，通常而言，一个孩子在孤儿院生活的时间越长，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如上文所述，与只在孤儿院生活过4个月的孩子相比，在孤儿院生活过8个月以上的孩子表现更差。

第三，如果一个孩子在福利院受到有质量、持续的照顾，这个孩子就可以免受伤害。与在福利院得到更多有针对性的关爱并在之后被收养的孩子相比，孩子被收养前如果生活在条件不好的福利院（只给孩子们提供一般性的集体照顾，孩子不能与照顾者建立一对一的个人关系），或者生活不安定（经常被转往不同的福利院或寄养家庭），那么在被收养几年之后，他们仍然会有比较多的心理问题。此外，在福利院生活期间，孩子如果幸运地受到了一个照顾者的特别关爱，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第四，孩子被收养时的年龄越大，就越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与在2岁前被收养的孩子相比，在2岁后被收养的孩子更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与年龄较大时经历的挫折相比，童年早期的逆境会使孩子受到更大的伤害。

最后，被收养孩子长大以后的表现也与养父母提供的照顾质量有关。如果孩子被收养到不太关爱孩子、对孩子的照顾缺乏连续性的家庭，孩子以后的表现也会比较差。如果一个家庭收养了不少于2个孩子，如本书介绍中提到的米亚·法罗（她收养了很多孩子，组建了一个大家庭），被收养的孩子往往也会表现得不太好。

总的来说，这些证据表明，孩子遭遇逆境时越小，情感发育受到的影响就越持久和严重，心理问题很可能是早期不良抚育造成的，与遗传的关系不大。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些研究的内容是母亲患抑郁症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影响。

在影响孩子的成长方面，母亲的作用一般比父亲大——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陪孩子的时间比父亲多得多。在抑郁母亲的照顾下，婴幼儿往往表现得更退缩、不活跃、不愉快。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更短，不敢大胆探索周围的环境。他们的语言和心理能力的发展也比较晚。在学步期（一两岁时），他们不会沟通和协调，倾向于对人怀有敌意和攻击性，而不是对人友好；长大之后，他们患抑郁症和具有攻击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一目了然：抑郁母亲与孩子互动少，不怎么对孩子的沟通尝试做出回应，倾向于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一切。抑郁母亲与孩子说话时声音沉闷，话语充满了负能量，总是说丧气话。母亲的行为导致了孩子的问题，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由患有身体疾病（但没有抑郁症）的母亲抚育的孩子中有8%容易受情绪困扰；相比之下，抑郁母亲抚育的孩子中有32%容易受情绪困扰，因为抑郁的母亲会以令人困惑的方式抚育孩子。

母亲患抑郁症对年龄较大的孩子影响比较小，对年龄较小的孩子影响比较大，是这样吗？研究表明确实如此。母亲患抑郁症的时间越长、症状越严重，在抚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需求就越不敏感，孩子以后有不安全感和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母亲在孩子的学步期患上了抑郁症，即便后来康复了，过了几年之后，她的孩子仍然更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患有抑郁症，孩子大脑的电—化学模式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在母亲康复之后，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存在。在抑郁母亲的照顾下，婴幼儿就会有异常的脑电波模式，而异常程度与母亲抑郁症的严重性成正比。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行为会对婴儿的脑电波产生影响。在母亲表示否定或拒绝时，婴儿的大脑就会有相应的反应，当婴儿试图与母亲互动时，如果母亲对此不敏感，婴儿的脑电波就会发生变化。这种脑电波异常将会对婴儿产生持续的影响。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婴儿脑电波的异常模式仍然存在，这表明母亲与婴儿的关系将会影响婴儿的表现及其与其他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母亲患抑郁症时孩子越小，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描述我们的关系模式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早期不良经历的影响更大，对于依恋理论的提出者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来说，这并不奇怪。根据他的理论，自远古时代，我们人类便进化出了一种本能——从6个月大起开始形成对一个特定照顾者的强烈依恋，因为在远古时代，这种依恋本能是很有用的。以生活在野外的猴子为例，幼猴离开了母猴就难以存活，而在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掠食者，对会爬的婴儿来说，待在母亲身边是最安全的。如果与母亲分开了，婴儿就会大声哭，让母亲知道自己在哪儿，试图“黏”在母亲身上。但这一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40%的儿童是不安全型依恋者，在成年人当中，有50%的人是不安全型依恋者。不安全型依恋者与安全型依恋者之间的差别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根据鲍尔比的理论，就依恋关系的形成而言，0.5～3岁受到的早期抚育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主要照顾者经常离开，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没有反应（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就会引起孩子的恐惧和焦虑，因为担心自己得不到照顾者的爱（在本章中，我将混用“照顾者”和“母亲”这两个词，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主要照顾者）。这种焦虑持续到成年，在以后的亲密关系中会被触发。在婴幼儿期，如果我们的依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永久陷入缠人型依恋模式，无法放松，不相信一切都会好。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害怕被亲密的人抛弃或拒绝，因为他们在童年早期有过那种经历。在童年期形成了某种依恋关系模式之后，他们就会认为依恋关系永远是这样的。

鲍尔比提出了关于缺乏安全感的两种解释，其中，母亲不在孩子身边是较具争议性的。在20世纪60年代，大量的年轻母亲开始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在那时提出这样一种解释（把小孩留给替代照顾者，很可能会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当然是很有争议性的。如今，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仍很激烈，各种证据被反复检查，但一个共识正在逐渐形成。现在的专家们基本上都认为，如果经常把一个学步期的孩子留给完全陌生的人照顾，孩子就会缺乏安全感。真正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把替代照顾组织好，使孩子不会产生不安全感——因为这已被证明是可能的。

上班族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根据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在孩子3岁之前，如果主要照顾者经常离开，并且没有安排合适的替代照顾者，孩子就会变得焦虑，因为孩子的依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避免孩子产生不安全感，替代照顾者需要尽可能像一个敏感的母亲。在托儿所，孩子与保育员的比例应该适宜，孩子越小，保育员应该越多。每个孩子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保育员——每天都由同一个保育员来照顾。保育员的流动率必须很低，孩子的固定保育员不在时，托儿所应该认真安排好对孩子的看护。保育员应该是受过良好培训的、有爱心、能够认真照顾孩子的。从母亲到替代照顾者的过渡不应该是突然的；在把孩子长时间交给替代照顾者之前，母亲必须先让孩子熟悉替代照顾者。

满足了这些条件，孩子就应该会有安全感，即使母亲是上班族。但如果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及其妻子乔伊斯·罗伯逊（Joyce Robertson）制作了一系列纪录片，记录了小孩子突然与父母分离（在连续几天或几周里被托付给陌生人照顾）后发生了什么。例如，在一个纪录片中，17个月大的小男孩约翰被他父亲送到全托幼儿园，在那里住了9天，因为他母亲正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父亲刚离开时，他哭闹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天，他变得完全退缩，痛苦得不能自已，表现出愤怒、悲伤和绝望，就像快要崩溃了一样。这是一部令人心碎的纪录片。在片子结尾，母亲来接他回家，他看到母亲时露出的责备眼神令人难忘。

这样做（让小孩子突然经历与父母的长时间分离）肯定不利于孩子成长；经常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会给孩子造成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大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寄宿制全托（一天24小时，连续好几天）不利于小孩成长。心理学家们所争论的是，当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时，选择哪种替代照顾对孩子更有利。

20世纪70年代，相关研究只是简单比较了两种情况下（在家里由母亲全程照顾与在日托所由保育员照顾）幼儿的安全感。这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例如日托所的替代照顾的质量，幼儿接受了多久日托照顾。20世纪80年代，更为复杂的相关研究表明，总体而言，1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每个星期接受了20小时以上的日托照顾，缺乏安全感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由母亲在家照顾（没上过日托所）的幼儿中有26%会形成不安全型依恋，而从小上日托所的幼儿中有43%会形成不安全型依恋。这种不良影响会持续到学龄期。追踪研究表明，从小上日托所的幼儿在4～10岁时更有可能产生不良的情绪和学习习惯，与其他儿童关系不融洽，表现出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自那时以来，有一项重要的美国研究发现，日托这个单一因素不会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但是日托与不敏感的母亲抚育相结合就会有问题。如今，从大量的研究证据中可以得出结论，日托可能会促使不安全感的形成。但是，与所有的研究一样，这里面也有很多“如果”和“但是”。

无论何种照料，都会使26%的孩子形成不安全型依恋；但在日托所，具有不安全型依恋的孩子高达43%。最简单的解释是，大多数日托服务都比不上普通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在一般的日托所，保育员人数太少，流动性大，因此对孩子的照顾缺乏连续性。但是，对于上班族妈妈来说，情况比这更复杂。导致幼儿形成不安全型依恋的原因，除了日托所不能提供足够的替代照顾，把婴幼儿过早送到日托所的行为也可能会影响母婴关系。例如，婴幼儿越早被送入日托所，待的时间越长，母亲对婴幼儿的需求就越不敏感，与婴幼儿的互动就越少。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个月或几年中，母亲如果很少与孩子共处，就很难与孩子建立感情纽带。与此同时，日托所的早期不良抚育会使孩子感到不安，因而变得越来越难管教。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母亲对孩子的需求不敏感，孩子则越来越难管教。

另一个因素是，上班族妈妈的特点和她对早期抚育的重要性的看法。有些母亲会把很小的孩子送到日托所，并且让孩子长时间待在里面，她们也更倾向于认为，小孩是很皮实的，不需要一对一的早期抚育，无论怎样都能茁壮成长。离开年幼的孩子去上班时，她们不会感到不安或担心，因为她们认为，只要给孩子基本的照顾就行了，孩子的能力和气质是基因决定的。有些人认为，越早让孩子上日托或者请别人来照顾孩子，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越有好处，持有这种观点的上班族妈妈更可能无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很少与孩子一起玩。她们更可能让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上日托所，把孩子送到质量较差的日托所，并且让孩子在那里待更长时间。她们之所以无视孩子的情感需求，让孩子上质量较差的日托所，是因为她们认为，抚育方式不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多大影响。由此，她们的孩子更有可能缺乏安全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过早让孩子上日托，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安全依恋关系的形成。结合现在的研究和孩子的母亲和老师的描述，总体而言，婴儿如果每个星期接受10小时以上的日托照顾，到了4岁时就更有可能表现出攻击性。这不只是一个过分自信的问题：孩子更喜欢打架，更喜欢欺负人，不顺心时更愤怒。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不太明显的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部分影响被研究人员检测出来。应对他人时，幼年在经常变换照顾者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无区别的友善。尽管人们曾经试图积极地看待幼儿的无区别友善，认为这样的孩子有更好的社交能力，但是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无法建立深厚、稳定、持久的友谊和爱情，而且更可能出现过早滥交、未成年怀孕、青少年犯罪等情况。成年后，他们更有可能喜欢采用魅力攻势，取悦、操纵别人。

关于日托对幼儿智力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的结果更为模棱两可。一些研究表明，过早上日托可以促进幼儿智力的更快发展，另一些则表明，过早上日托对孩子以后的学业成绩有不良影响。过早上日托的孩子之所以在某些方面会有加速发展，是因为他们必须在更小的时候快快长大，学会说话和走路，这样才能适应在日托所的生活，而且在某些家庭中，显得聪明是孩子得到爱的唯一途径，因此孩子会通过表现出聪明来取悦父母。有些上班族妈妈在孩子很小时就出去工作，这一类妈妈通常也不喜欢小孩子的幼稚，她们看重的是成人技能和竞争力——当然，很多全职妈妈也持有这种观点。这样的妈妈可能没有兴趣和孩子一起玩，享受那些没有明显目标的童年乐趣，例如幼儿幻想游戏和学说话游戏，因为小孩子的游戏与成为一个高成就者没有明显关系。

在英国，家有小孩的上班族妈妈是个少数群体，其中1/3的人拥有职位较高的工作。在美国也是如此。就像男性高成就者，这样的女性往往喜欢有条理地做事，控制自己的生活。然而，在照顾婴幼儿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婴幼儿的生活规律和心理状态与成年人不同。婴幼儿有不同的吃饭和睡觉时间，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心理空间中。上班族妈妈白天在职场上打拼，下班后又要适应婴幼儿的生活规律，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毫不奇怪，受上班族妈妈欢迎的育儿书往往提倡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尽量让婴幼儿的作息跟上妈妈的生活节奏。

关于这种“从婴儿出生起，就迫使其适应妈妈的生活节奏”的育儿方式的影响，相关的科学研究很少。唉，做研究的心理学家们似乎不太关注与婴儿父母有关的问题。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采用以婴儿为中心的育儿方式，婴儿在吃和睡时就会好过一些，据我所知，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探讨这两种育儿方式的长期影响。畅销书《超级育儿通》可能应该被重新命名为《心满意足的父母》（The Contented Parent）。不过，培养婴儿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也许对婴儿有好处，因为睡眠充足的父母能够更周到和平静地满足婴儿的需求。

对于身为职场女强人的上班族妈妈来说，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如何让替代照顾者带好孩子。例如，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习惯于命令下属严格按照她的要求做事，下属如果不服从命令，就会被辞退。我认识几位女性高管，她们也是上班族妈妈，如果育儿保姆不按要求去做，她们就会将其辞退，就像对待员工一样。这些高管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对婴幼儿不利，可能会造成分离焦虑和不安全感。在某些情况下，女性高管实际上是嫉妒自己的孩子与育儿保姆的关系，担心它“太强”，她们没有认识到，孩子需要与照顾者或育儿保姆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

总的来说，毫无疑问，如果父母把婴幼儿交给不适当的替代照顾者，很可能会使婴幼儿缺乏安全感。在美国和英国，婴幼儿的替代照顾其实不算很大的问题。在有小于1岁儿童的美国家庭中，只有55%的妈妈拥有有偿工作。在英国，大多数3岁以下儿童的妈妈都不是上班族，其中只有11%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不足27%的人从事兼职工作（这跟报纸上说的可不一样）：换句话说，家有3岁以下儿童的妈妈当中，有62%的妈妈没从事任何有偿工作。即使在有工作的情况下，大多数妈妈也会把孩子交给亲友照顾，亲友通常能提供很好的替代照顾。在英国，只有少数的3岁以下儿童是由专业的育儿保姆或日托所的保育员照顾的。这样的替代照顾，至少有一半是质量较差的，它使得很多孩子没有安全感。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整天待在家里照顾婴幼儿，是很令人抑郁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更有可能缺乏安全感。若是真的为孩子好，那就应该把孩子交给质量好的替代照顾者，而不是由全职妈妈带孩子，以免她抑郁。

在第2章中，我描述了查尔斯王子的家庭剧本，以及这是如何使他成为父母（尤其是他父亲）宣泄不良情绪的对象的。他的童年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小孩子不由亲妈照顾，或许会有潜在的好处。在查尔斯王子小时候，伊丽莎白公主可能不是个对孩子需求敏感的妈妈；查尔斯王子很幸运，因为他幼年时享受了充足的替代照顾。在他的童年期，母亲忙于工作，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她出访的日子里，他经常与母亲分离，这种经历可能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如果她是个全职妈妈，整天在家照顾他，可能反而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查尔斯王子生于1948年11月14日，他出生后不久，伊丽莎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仍然难以相信，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后来的行动表明，这种难以置信持续了很久，因为她很少花时间照顾他，这显然受到了她丈夫的鼓励，查尔斯人生中的前8个生日里，有6个生日是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度过的。伊丽莎白只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照看儿子半小时，并且在晚上照看儿子洗澡和入睡。所以意料之中的是，查尔斯王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奶奶（Nana）——他对保姆海伦·莱特博迪的称呼。

由于伊丽莎白经常出访，查尔斯王子小时候很长时间都见不到她。1950年11月，查尔斯王子两岁生日刚过一个星期，伊丽莎白前往马耳他探望她丈夫，菲利普在那里担任海军军官。她在那里待到12月底，在此期间，查尔斯和他祖父母住在一起。从她回来后的日程安排就可以看出来，她在那段时间并不太关心查尔斯王子。她的传记作家莎拉·布拉德福德（Sarah Bradford）说，与儿子的分离，并没有给她造成“任何明显的慌乱”，因此她不“觉得有必要急着去看他”。所以，她回到伦敦，先在家里待了几天，阅读信件和处理其他事务。她还和母亲一起去看赛马（她的一匹马参加了那场比赛）。回来了4天之后，她才去看望两岁的儿子。虽然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有地位的母亲通常不会亲自照顾孩子，但很少有人像她这样，与两岁的儿子分离了两个月之后也不急着去看望儿子，这表明她与孩子不亲近，不太关心他的成长，也不渴望享受一个小孩子的爱。

查尔斯王子5岁生日那一天，他与祖父母一起住在温莎城堡。虽然他的父母都在英国，但是他们都没有去温莎给他过生日。这表明，他父母完全不懂什么对小孩重要，在他的生日过后不久，他父母就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英联邦之旅。在旅程的最后一站，查尔斯王子坐飞机去北非，在游艇甲板上与父母团聚。查尔斯王子没有直接扑向母亲，而是与贵宾一起排队，等着和她握手。

通过对鲍尔比的依恋理论的粗略解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亲子关系会导致不安全依恋。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伊丽莎白有更多时间照顾查尔斯王子，她也不会是个非常敏感的母亲。在童年期，她表现出了强迫症的症状。玛丽安·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昵称“克劳菲”（Crawfie），从伊丽莎白5岁起就开始担任她的家庭教师。克劳菲描述了一个夜晚仪式，在伊丽莎白的床尾，有30匹玩具马，每匹马30厘米高，下面装有轮子。克劳菲写道：“关于马厩，伊丽莎白严格遵守着一系列常规。每天夜晚，她都要解下每匹玩具马的马鞍，并准时给其喂食和喂水。”在整个童年时代，她都坚持这么做，远远超出了正常孩子的一时兴起。她还有许多其他的强迫症迹象。每天晚上，她都要（以一个特殊的角度）把她的鞋子放在椅子下面，把仔细叠好的衣服放在椅子上面，她还要跳下床检查是否对齐了。在餐后，家人会给她一些棕色咖啡糖颗粒作为零食，她总是强迫性地把它们排成一列。

在伊丽莎白的童年期，她每天只能和父母相处一小会儿，这些强迫行为可能是她的保姆安拉·奈特（Alah Knight）严格管教的结果。安拉·奈特也是女王母亲的保姆，她的名字取自伊斯兰教的神。安拉很严厉。克劳菲说，她统治的“育儿室是一个国中之国。国家元首是保姆安拉”。安拉认为，她的任务是压制和疏导孩子的任性和本能。在婴幼儿哭闹时，大人不能纵容，在婴幼儿饿了时，大人必须让其学会适应规律的进食时间。在早餐后进行如厕训练，必须尽快地让婴幼儿学会使用便盆。鉴于这种强迫性的制度，公主有强迫症的迹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伊丽莎白小时候与动物的关系最亲密。她告诉克劳菲：“如果我成为女王，我将制定一项法律，‘在星期天不得骑马’。马也应该休息一下。”她寻求动物的陪伴，可能是因为她感到孤独。克劳菲回忆说：“她是一个非常整洁、严肃、有些不同寻常的好孩子。在我来之前，大人不允许她在玩的时候弄脏衣服……对于伊丽莎白和她妹妹玛格丽特来说，其他的孩子总是有着巨大的魅力，像是来自一个不同世界的神秘者。遇到长得好看的小孩子，她和妹妹就会害羞地朝着人家微笑。她们一定会喜欢和其他孩子说话并交朋友，但是从来没人鼓励她们这么做，我常常认为这很遗憾。”压抑情绪是家庭中的常态。伊丽莎白的伯父哈伍德伯爵（Lord Harewood）说：“不要讨论任何令人尴尬的事情，这是一个传统”，而女王的母亲“总是把生活中令人尴尬的事情掩盖起来”。

查尔斯王子小时候经常见不到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见不到父母。在她9个月大时，她父母出访安蒂波德斯群岛（Antipodes Islands）。6个月之后，当他们回来时，她都认不出他们来了。如果替代照顾者能够像母亲一样照顾孩子，父母经常不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照顾她的保姆安拉很严厉。成为母亲之后，虽然她也经常不在儿子身边，但她儿子却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童年经历，这完全是由于照顾他的保姆们都很有爱心和敏感性。

海伦·莱特博迪是查尔斯的保姆，在30多岁时开始照顾他。她很有热情，像母亲一样照顾查尔斯，伊丽莎白则很少表现出母爱。尽管查尔斯王子在学龄期经历了一些挫折（如第2章所述），依然受到了很好的早期抚育。莱特博迪把他照顾得很好，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菲利普亲王反对她——在育儿方面，无论菲利普亲王反对什么，他反对的几乎都是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好处的事物。查尔斯王子的传记作家乔纳森·丁布尔比总结了菲利普亲王对莱特博迪的态度：“从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有善意但缺乏想象力的角度看，王子的保姆海伦·莱特博迪阻碍了他儿子的正常发展，而且她偏爱他儿子，不太爱他女儿，纵容了这个男孩的‘软弱’。”对于查尔斯来说，幸运的是，菲利普亲王没有立即解雇莱特博迪，直到查尔斯3岁之后，莱特博迪才离开。到那时，他已经和另一位保姆玛贝尔·安德森（Mabel Anderson）很熟了，从查尔斯出生以来，安德森一直是莱特博迪的助手，莱特博迪离去之后，安德森成了“安全的避风港，保护者……母亲的替代者”，丁布尔比曾经写道。查尔斯成年后仍然与保姆安德森关系很好。

如果缺少母亲陪伴是孩子缺乏安全感的一个潜在原因，那么一个充满关爱的、持续的替代者不仅能够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甚至比亲妈对孩子更好。一项研究表明，缺乏安全感的婴幼儿（由于母亲状态不好）如果在白天由替代照顾者看护，则更有可能健康成长。对于妈妈患抑郁症的婴幼儿的研究发现，与上班族妈妈照顾的婴幼儿相比，由抑郁的全职妈妈照顾的婴幼儿更可能缺乏安全感。这符合鲍尔比对于缺乏安全感的第二种解释，即不敏感的照顾者。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母亲抑郁或状态不好，由替代照顾者看护可能比由母亲看护更好。

全职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如果妈妈与婴幼儿的世界不合拍，那可能有很多原因。由于婴幼儿不会说话，妈妈可能会发现很难与其沟通。在照顾婴幼儿时，由于缺乏智力活动或竞争，她可能感到烦闷。也许她缺乏与所有年龄的人（包括婴幼儿）共情的能力，这是她自己的童年经历导致的。滥用药物，酗酒，患有神经症、抑郁症或人格障碍之类的因素也可能导致她只考虑自己，无法从别人（无论别人是什么年龄段的人）的角度看待生活，更别提用心体会婴幼儿的世界了（这个世界受感知觉支配，而非思想）。

不敏感的照顾者很可能是侵扰性的，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判断婴幼儿什么时候需要进食或睡眠、什么时候需要爱抚，而不是根据婴幼儿发出的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其他时候，照顾者可能完全忽视婴幼儿的交流信号，或者识别不出这些信号。这样的父母很可能把积极回应视为“屈服于”婴儿需求，认为这种“纵容”只会使婴幼儿需求更多（“黑色教育”学说，如第3章所述），鲍尔比反对这种观点。根据他的理论，需求得到满足后，婴幼儿是很乖巧的——没有太多的需求，因为其需求被满足了。黏人、爱生气、不知足的孩子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被过分纵容了，而是因为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鲍尔比的观点是，你不可能宠坏一个小婴儿，只有在其长大一些之后，才可以开始管教和约束孩子的本能冲动，这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教养过程——使用既有要求也有回应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才能使孩子形成善良的良心。

敏感的照顾者与婴幼儿之间有相处的节奏。他们把自己的情绪与彼此的行为交织在一起，如同舞者和着音乐起舞一般。不敏感的照顾者不会提供这种交互的、开放式的给予和接受。一个舞者如果被舞伴忽视，并不会面临持久的伤害；但换成婴儿则不然。

追踪研究表明，在婴儿早期，如果全职妈妈对婴儿不敏感，婴儿在12个月或18个月大时就更可能缺乏安全感。对60项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平均而言，由不敏感母亲抚育的婴幼儿中有62%长大以后会缺乏安全感。更重要的是，早期不良抚育（照顾者不敏感）对孩子安全感的影响会持续几十年。研究人员在婴儿1个月、8个月、24个月大时，测量了其照顾者的敏感性，然后追踪测量直至孩子成年。尽管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很多事情，但是通过婴儿期的照顾者的敏感性，我们就可以预测18年后这个孩子是否会成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

此类研究表明，大约2/3的人的依恋类型在婴儿期至成年早期会保持不变，如果依恋类型发生变化，通常会有一个明确的原因。研究人员对一组受试者进行了追踪研究（从婴儿期至20岁），结果表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问题（例如父母离婚或酗酒）的受试者中有78%保持了同种依恋类型。其余受试者都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挫折的，例如失去父母或被虐待。在另一项追踪研究中，成长经历比较顺利（没经历过父母离婚或死亡）的受试者中有77%保持了同种依恋类型。一般来说，若是没有遭遇特殊的生活事件，依恋类型就会保持不变。

正如鲍尔比的依恋理论预测的，某些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依恋类型的改变。例如，弟弟或妹妹出生后，如果父母对老大的照顾不够，老大的依恋类型就可能从安全型变为不安全型。成年后，恋爱关系破裂或丧亲可能会使一个人的依恋类型从安全型变为不安全型。相反，心理治疗可能会使一个人的依恋类型从不安全型变为安全型。一项针对不安全型依恋的成年患者进行的研究表明，接受了心理治疗之后，40%的成年患者的依恋类型从不安全型变为安全型。但总的来说，人们的依恋类型往往会保持不变。有3/4的婴幼儿的依恋类型在0.5～3岁时保持不变，有3/4的成年人的依恋类型在5年间保持不变。

抑郁母亲抚育的孩子之中有一半缺乏安全感，这表明，依恋类型是在婴儿期形成的，并且很稳定。母亲的抑郁症好转之后，尽管敏感性有所增加，孩子通常还是不安全型依恋者。孩子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关系模式的原型，这是很难改变的。在婴儿期遭受严重虐待的孩子，即使以后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也仍具有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对于被加拿大家庭收养的罗马尼亚孤儿（婴儿期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孤儿院）的追踪研究发现，几年之后，60%～70%的被收养儿童仍然是不安全型依恋者。

早期抚育对孩子的安全感有持久影响，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一项追踪研究（从婴儿出生到19岁）。在18个月大时是安全型依恋者的孩子，如果在学龄期（5～10岁）遭遇逆境，其依恋类型就可能会变成不安全型模式。但是与婴幼儿期是不安全型依恋者的孩子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在青春期重新变成安全型依恋者，因为婴幼儿期的安全型依恋有积极的作用，能使孩子更好地应对以后的挫折。因此，与具有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孩子相比，在18个月大时是安全型依恋者的孩子，如果在青春期遭遇挫折，则更有可能在成年早期重新获得安全感。总的来说，在18个月大时是安全型依恋者的孩子，到了19岁时，无论在学校、职场或人际中，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犯罪或者患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的可能性也会更低一些。对于18个月大的孩子来说，其安全型依恋的程度主要与照顾者的敏感性有关，这项研究似乎表明，婴儿期照顾者的敏感性，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带来深远影响。

这一切都表明，不能简单地说“上班族妈妈不好，全职妈妈好”。许多女性不太喜欢小婴儿，如果全职照顾婴幼儿，就可能患上抑郁症。如果妈妈喜欢去上班，并且替代照顾者足够优秀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妈妈去上班可能会更好。但是，上班族妈妈也可能会抑郁（如果她们更喜欢在家照顾孩子的话）。一般来说，与全职妈妈相比，从事兼职工作的妈妈更不容易患抑郁症。大约一半的妈妈也适合在带孩子期间从事兼职工作。关键在于，妈妈和她的伴侣是否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妈妈们发现自己不适合这种安排（例如上班族妈妈发现自己更喜欢在家照顾孩子，全职妈妈发现自己更喜欢去上班）时，就很容易患上抑郁症，从而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如果她们的伴侣对这种安排不满意，她们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心理治疗师的最常见任务是，帮助患者应对童年早期不敏感照顾的影响。这种影响会体现在他们的所有关系中，包括他们对心理治疗师的反应方式，如果他们能认识到其起源，那么症状通常会消失。B夫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的一位患者，正如第3章中描述的，因为她经常惊恐发作，所以转诊到我这里，接受心理治疗。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我发现，她的所有亲密关系中，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被抛弃或被拒绝的恐惧，支配着她对母亲、丈夫和孩子的情感，以及他们对她的情感。这些恐惧是导致她惊恐发作的一部分原因，如前所述，她惊恐发作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她母亲把关于表现不佳的内疚和恐惧投射给她，在她的脑海里形成了自我批评的“小声音”。

在B夫人的记忆里，她和母亲从未分享过愉快的经历，她母亲是一个极度焦虑、容易抑郁的女人。B夫人出生在工人家庭，在家里8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她的母亲顾不上满足孩子们的需求，给孩子的关爱很少，她小时候从未得到过表扬。从她记忆中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她母亲对待孩子的态度。有一次，她和母亲在动物园，她3岁的弟弟和她们走散了。她们可以看到，她弟弟在离她们较远的地方一边寻找她们，一边绝望地哭泣。她母亲说：“别管他——这会给他一个教训。”

她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与母亲分开。部分原因是，她希望母亲需要她，但是随着心理治疗的深入，她认识到，她的更深层次的愿望是得到母亲的关爱和回应。在她的童年期，她母亲经常威胁要抛弃她。除了害怕被抛弃（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种恐惧就像死亡恐惧一样强烈），她还因母亲曾经如此威胁她而对母亲怀恨在心，她对母亲的愤怒很强烈，甚至想杀人。这种幻想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她长大之后，当她母亲向她提出要求时，她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或发怒。相反，她会退缩或维护母亲，因为她认为，如果她开始表达对母亲的愤怒，她可能变得非常暴力，就像她母亲曾经对她使用过暴力一样。事实上，她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因为她害怕跟母亲闹翻了。

她的惊恐发作与她对母亲的愤怒之间的联系显现了出来，有一次，她儿子的手指骨折了，带儿子去医院之后，她感到恐慌。这使她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她的手指受伤了，母亲不仅没有反应，还表现出敌意。带儿子去医院这件事，触发了她的回忆和那种愤怒，这让她感到恐慌。在她看来，她的愤怒会杀了她母亲——但如果她没有母亲，谁会照顾她？她的愤怒（想要杀了她母亲，因为她母亲对她如此冷漠）和她的恐慌（孤单一人，没有依靠）之间出现了清晰的联系。在心理治疗将近结束时，她的惊恐发作消失了，部分原因是，她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感到的愤怒，不再担心她会杀了她的愤怒对象，从而使自己失去亲人。

她的恐慌与童年期的不安全感之间的联系，还延伸到她的其他关系中。有几次，她的惊恐发作是由于她丈夫吉姆的离开而触发的。有一次，她患了流感，她丈夫回家照顾孩子们。他让她去睡觉，并说会带孩子们去郊游。她感觉自己被他抛弃了，感到恐慌又愤怒。她回忆起她母亲是如何嘲笑她的悲伤和脆弱情绪的，她丈夫吉姆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实际上，她母亲和她丈夫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心理治疗的深入，她能够更好地向丈夫或母亲表达她的愤怒，不再担心她会杀了她的愤怒对象。由于她能够这样做了，她的惊恐发作减轻了。

在她与孩子们的关系中，她的不安全感也很突出。在心理治疗初期，有几次她把3岁的女儿也带来了，因为如果她不带着女儿，女儿就会表现出惊慌和不安的情绪。B夫人回忆起，她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那是在她弟弟出生时。由于她母亲反复向她强调，如果她被抛弃，后果有多么可怕，她感到更加恐惧。去接她的大儿子放学时，如果她迟到了，他就会冲她发火。她很清楚他的感受。她也曾有过这种经历，当她母亲让她失望时，她会感到恐慌，又感到愤怒。

B夫人学会了控制自己，避免在孩子们身上重演她自己的童年经历。在心理治疗初期，她跟我说，她生气时会威胁孩子们，说要抛弃他们，就像她母亲曾经威胁要抛弃她一样，让孩子们感到恐惧。但是后来，她有了敏锐的洞察力。她发现自己不想离开孩子们，不愿意把孩子们交给老师或保育员，表面上是因为她为孩子们考虑，实际上害怕与孩子们分开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孩子们。当她送孩子们上学时，她能够平静地离开他们，而不是表现出焦虑，使孩子们感到惊慌。

B夫人小时候接受的抚育方式，对她与我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童年时受到的早期抚育，不仅能决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缺乏安全感，而且能决定我们会具有哪一种不安全型依恋。B夫人如果读到本章开头介绍的4种依恋模式（回避型、缠人型、混乱型、安全型），可能会自认属于第2种。已有数百项研究表明，每一种类型的依恋模式，都由某种特定的父母养育方式引起。我建议你重温本章开头的摘要，然后再接着往下读。

描述回避型依恋模式

第1种类型的依恋模式是回避型，在人群中占20%。作为回避型依恋者，我们不愿意和别人有密切交往，我们想要自给自足，既不依赖别人，也不被别人依赖。我们认为，其他人都是有敌意的，并且会拒绝我们。预料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抢先报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尖刻和固执，我们如果不得不与人交往，就会采用盛气凌人和专横的态度。

毫不奇怪，鉴于我们的厌世态度，在20岁出头的年纪，我们不愿意安定下来，也不愿意要孩子，到了30岁时，我们可能还没有结婚生子。这种不感兴趣会持续下去，因此平均而言，到了43岁时，回避型依恋者可能至多维系了12年的婚恋关系，而安全型依恋者至多能维系18年。到了45岁左右，结过婚的回避型依恋者中有半数离异了；而在安全型依恋者之中，这一比例是1/4。对于婚姻破裂，回避型依恋者似乎并不在乎，往往表现得很轻松，不会患得患失；如果失去了亲人，回避型依恋者也会显得不太在乎。但这种不在乎只是表面上的。如果进行体征测量（如心率或手掌出汗量），则能看出他们内心很不安，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在性方面，女性回避型依恋者往往不会有很多伴侣，而男性回避型依恋者则可能更活跃。他们喜欢露水姻缘、单纯的肉体关系、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类似于那些有惩罚性良心的人）。回避型依恋者（无论男性女性）都说自己不喜欢在性关系中表现得情意绵绵（如与对方爱抚、拥抱、亲吻或凝视对方的眼睛）。他们喜欢用嘴或用手进行性接触——涉及较少的情感。

我们如果是回避型依恋者，往往会更喜欢工作，而非谈恋爱，我们坚持认为，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就会有幸福的爱情。然而，工作中总是有无尽的烦恼，这可能因为“我们的同事都那么无能和固执”。对同事吹毛求疵（在这一点上也类似于那些有惩罚性良心的人）使我们更喜欢单独工作，专注于计算等孤立进程，从而避免了和烦人的同事们打交道的压力。我们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基本上没有社交生活，也很少休假——因为我们不喜欢度假。

与其他类型的依恋者相比，回避型依恋者更有可能是不可知论者，但如果非要描述一下心目中神的样子，我们可能会说，神很遥远，不可接近，特别有控制性。我们认为，神不可能很关心我们，它会拒绝我们。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揭示了回避型依恋模式的成因。与我们想象的最高神一样，在我们心目中，母亲也是控制性的，会拒绝或否定我们——母亲在我们心目中之所以是这种形象，是因为总的来说，她就是这样的。

对于婴儿及其母亲的追踪研究发现，在3个月和9个月大时，回避型婴儿（后来成为回避型依恋者）的母亲比属于其他依恋类型的婴儿的母亲更喋喋不休，但她只是自说自话。她对婴儿说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对婴儿的动作或声音的回应，而是由她自己的情绪或一时的兴致驱动的。如果我们是回避型依恋者，在婴儿期，我们的母亲通常是控制性和侵扰性的，她会打断我们的注意力，将其重新定向到她自己想要的方向。如果我们有睡意，她可能会叫醒我们，迫使我们注意。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事物感兴趣，她不是与我们分享这其中的乐趣，而是坚持要求我们回头看她，甚至直接动手，把我们的头或身体扭向她——尽管她通常不喜欢亲密的身体接触，如拥抱。这种互动必须是由她主导的，我们很快就放弃了主动接触的尝试，因为她的态度总是很消极。她的面部表情常常是愤怒或带有谴责性的，因为在她看来，我们的举动后面有破坏性或顽皮的动机。毫不奇怪，由于觉得我们有这种不良动机，她经常会表现出敌意。

除了在婴儿期受到这种类型的照顾之外，在童年期，回避型依恋者也很可能会受到不敏感的照顾，当我们在青春期经历成长的烦恼时，父母的反应通常是严厉、苛责和冷漠的。其结果是，成年后，作为回避型依恋者，在人际关系中，由于预期自己会被人拒绝，我们会抢先一步——在被拒绝之前，先拒绝别人。

描述缠人型依恋模式

第2种类型的依恋模式是缠人型，在人群中占10%。作为缠人型依恋者，我们想和别人在情感上亲密无间，但是没有人想和我们那么亲密。面对缺乏亲密的情感关系，我们会感到不自在和孤独。尽管我们对别人真心实意，别人似乎并不像我们珍惜他们那样珍惜我们。

我们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出现高峰和低谷，经常会有嫉妒、冲突和不满。我们可能会像母亲一样照顾、保护、支持、溺爱自己的伴侣，使他们感到窒息。我们想要绝对的亲密关系，有了新伴侣，我们就渴望尽快搬去与他们同住，分享他们的生活。我们寻求完全的承诺和不变的情爱。便容易把伴侣理想化，当我们发现所爱的伴侣原来是不完美的，便会更加失望。我们很容易坠入爱河，所以当一段感情结束时，我们会很受伤，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同样，如果失去了亲人，我们也会无法接受，总觉得死者还活着，或许还会认为我们在街上看到了他们。总的来说，我们对自己有消极的看法，很容易忽视积极的一面。与安全型依恋者相比，我们离婚的可能性更大。

在童年期，我们容易和回避型依恋者交朋友，并且很容易成为友情关系中的受害者；长大以后，我们很可能和回避型依恋者成为伴侣。这乍看起来有点怪，但是这两种人结为伴侣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缠人型依恋者的脆弱和情感流露，迫使回避型依恋者走出自我封闭，与之发生关系。回避型依恋者感情迟钝，能够应付缠人型依恋者的强烈情感需求；更有安全感的人很快就会发现，缠人型依恋者的情感需求让人受不了。这种关系可能不是最令人满意和快乐的，但是双方的问题可以使这种关系维系下去。

在性方面，缠人型依恋者也与回避型依恋者迥然不同，缠人型依恋者更感兴趣的是爱抚、拥抱、示爱，而不是性交。女性缠人型依恋者可能会从裸露、窥阴或捆绑式性爱中感受到性刺激，男性缠人型依恋者则比较保守。无论男性女性，缠人型依恋者很可能既不会有许多不同的伴侣，也不会有非常强的性欲。

作为父母，我们过度保护孩子，限制他们的自主性和探索性，这会促进其依赖性，还会经常使孩子过于担心我们的健康。在照顾婴儿时，我们对婴儿的恐惧表情很敏感，但会忽视其主动性或活力。对于学步期幼儿，我们表现得很焦虑，不愿意把他交给其他人照顾，孩子能感受到大人的焦虑，而这会影响孩子的独立能力。即使孩子长大了，即将离开家，我们仍然会胡思乱想，想象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各种可怕情况。

作为缠人型依恋者，我们在工作中也会有很多烦恼。我们害怕丢掉工作，现代就业市场的短期合同制更是令我们不安。我们喜欢与他人合作，不喜欢单独工作，但是我们感觉自己得不到老板赏识或同事重视，我们总是担心自己因表现不佳而受批评，无论这是否合理。在工作时间，我们可能会反思自己的爱情生活，变得十分情绪化，以至于影响我们的工作表现。由于容易分心，我们很难完成工作项目，在得到表扬后，我们往往会松懈。平均而言，我们的收入比其他类型的依恋者的少1/3。

我们可能会相信上帝存在，与人不同，上帝不会让我们失望，也不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失败者。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和可预测的，通过遵行可靠的步骤（祷告、参加宗教仪式、行善事），我们就配得到上帝的爱了。

回避型依恋模式的成因是父母否定式的抚育方式，缠人型依恋模式的成因是父母的不一致和不可靠的抚育方式。缠人型婴幼儿（后来会成为缠人型依恋者）的母亲是令人困惑的。母亲通过目光接触或抚摸与孩子互动，但如果孩子试图与她说话，她并不会回答，只是转身看看，没有别的反应。在很多时候，孩子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母亲不是非常投入，对自己没有热情。她显得很冷淡，很少主动搭理孩子。这可能是由于抑郁引起的情绪低落和情感空虚，使得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孩子的笑脸也不能打动她。

如果我们是缠人型依恋者，在我们的婴儿期，与回避型依恋者的母亲相比，我们的母亲可能更愿意抱起我们，但是她这么做时没有温情，不伴有亲吻或关爱的话语。她抱孩子的动作也不协调，笨手笨脚的，会使孩子感到不舒服和轻度不安。在童年期，我们如果经常长时间与母亲分离，以后就会特别黏人。现代以色列人中，缠人型依恋模式所占的比例很高，这可能是因为在以色列社会，很多人从小就与家人分开，在托儿所接受不稳定的、缺乏回应的集体照顾。

作为缠人型依恋者，我们最害怕的是被抛弃。这导致我们黏人，但与此同时，我们表现出抗拒，在母亲回来时，不让母亲抱，正如B夫人，我们也因为母亲之前的离开而感到愤怒，当母亲回来时，我们想要惩罚她。在我们的童年期，如果父母分居或离婚，我们就更可能成为缠人型依恋者。追踪研究表明，在18岁之前经历了家庭破裂的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中有73%长大后成了缠人型依恋者，还有20%则成了回避型依恋者。因此，如果童年早期经历造成孩子缺乏安全感，再加上父母离婚，孩子长大以后就更有可能成为缠人型依恋者，而不是成为其他类型的依恋者。

在成年人当中，与其他类型的依恋者相比，缠人型依恋者更容易精神紧张，患上焦虑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由于童年早期受到不一致的照顾，我们容易歇斯底里，产生过度的恐慌，甚至情绪失控。我们也更容易患恐惧症和强迫症，这可能是我们应对可怕的、不可预测的外部世界的方法。

描述混乱型依恋模式

第3种类型的依恋模式是混乱型，在人群中占20%。混乱型依恋者与其他两种不安全型依恋者有一些共同之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缠人型依恋者，渴望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但是就像回避型依恋者，我们发现自己很难去信任或依赖他人。我们可能是这两种类型的令人费解的混合体。我们可能会担心，如果与他人的关系太密切，自己会受到伤害，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变得认真起来时，我们就会开始摇摆。我们与人交往的模式是变幻莫测、令人费解，有时候简直是怪异的，这可能从12个月大时就表现出来了。在那时，我们似乎没有任何连贯、有序的方法来应对压力。为了坐到母亲的腿上，我们也许会大声地哭，但达到目的时，就突然变得安静不动了。我们也许会靠近母亲，但同时又把头扭向了另一边。虽然我们有时看似平静放松，但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我们处在类似于迷离的精神状态。在倾向于陷入自己的世界的同时，我们又强烈地倾向于情感接触，这两种倾向混在一起。与具有更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孩子们相比，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水平是不同的，例如，我们身体内的激素（皮质醇）水平更高。

6岁时，我们可能已经对母亲形成了控制性、专横的态度，告诉她该做什么，该看哪里，该想什么——更像是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而不是反之。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时，我们似乎很难清晰思考，我们的举动怪怪的，并且有挑衅性。我们可能会试图花几分钟的时间惹恼一个玩伴——通过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或者用木偶抓住他的鼻子。然而几分钟后，与另一个小孩一起玩时，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不理睬甚至后退躲避的态度，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

在青春期，我们很容易解离，感觉非常“心不在焉”。我们可能会说，自己有时会与自身脱离，而说到自己，我们会觉得我们正在与肉身不在场的某个人面对面。对我们的朋友来说，我们是一个谜。在他们看来，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除非我们能以正常的方式行事，并且坚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才会让人感到惊讶。

成年后，与其他类型依恋者相比，我们更有可能患精神疾病和犯罪。我们更容易陷入与我们的伴侣或孩子的暴力关系之中，成为一个可怕的父母。

混乱型依恋模式的成因是明确的：在遭受了严重的虐待或忽视的孩子们中有85%是混乱型依恋者。这是对极其令人不安的抚育方式的反应，如果我们是混乱型依恋者，在童年期，与其他类型的依恋者的父母相比，我们的父母更有可能是酗酒者或药物滥用者（有230万名美国人吸食可卡因或霹雳可卡因，有111,000名美国人对海洛因上瘾；有20万名英国儿童与海洛因或其他毒品成瘾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更有可能使用暴力或者患有精神疾病。我们的母亲也更有可能在最近经历过一次丧亲之痛或严重的创伤（例如一场可怕的意外事故），双亲的关系或许一直不和谐。这些困境使得我们的父母变得可怕。我们处于矛盾之中，我们一方面想要靠近母亲，把她当作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又害怕受她虐待，因为她有时候会粗暴地对待待在她身边的孩子。这种抚育方式是自相矛盾的：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会满足孩子的需求，但她又虐待和忽视孩子。这最终造成了混乱型依恋模式。

根据她所处的特殊困境，在极端的情况下，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的母亲就可能会采取不寻常的方式与我们说话。有时候，在哺乳时，她可能会陷入恍惚的精神状态，并且持续好几分钟时间。她对待我们可能就像对待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奇怪地表现出害怕我们的样子。

混乱型依恋者有时会表现出缠人型和回避型的特征，另一些时候则表现出安全型的特征。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于母亲怪异和令人不安的表现，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便很容易感到焦虑矛盾，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身在何处。

描述安全型依恋模式

最后，第4种类型的依恋模式是安全型，在人群中占50%。如果我们是这种类型的人，就能比较容易地在情感上与他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舒服自在地依靠他人或被他人依靠，既不会特别担心独处，也不会特别担心不被别人接纳。

在孩童时期，我们更可能与同样属于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孩子成为好朋友，并且避免与属于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孩子交朋友，在成年以后，我们的爱侣也更可能是安全型依恋者。与伴侣一起解决问题时，男性安全型依恋者会采取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试图提供帮助，而不是表现得像个竞争者，或变得恼火。女性安全型依恋者更有可能会从男性伴侣那里寻求情感上的支持，并且乐于接受拥抱或者用肢体语言表达的关爱和鼓励。与其他类型依恋者组成的伴侣相比，安全型依恋者组成的伴侣是最和谐的——吹毛求疵和冲突都比较少见，并有更多的温情和友善。对于这样一对伴侣来说，他人在生活中产生怨恨的最常见原因（例如男人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女人，或者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争议）都不太可能成为问题。就算发生了争执，他们也能使用最佳策略来处理它。他们不会关注彼此的缺点（“你从来不干饭后洗碗的活”）或者没完没了地讲述自己的辛劳（“总是我做饭”），而是准备审视彼此的行为对双方的影响。他们不倾向于把矛盾归因于动机（例如将恶意、嫉妒或敌意与单纯的对事不对人的行为相关联），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他们倾向于在调查报告中说，对自己的恋爱或婚姻生活感到满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对伴侣关系有更大的承诺，对伴侣的爱更强烈。追踪研究表明，他们的伴侣关系可以持续更久，如果他们选择结婚，最终也不太可能以离婚告终。

安全型依恋模式的成因是，一个敏感的母亲积极地回应孩子的需求。虽然任何一个母亲都不总能随时满足孩子的需求，但这是孩子从成千上万次的经验中得出的基本期望。在孩子小时候，如果母亲经常不在孩子身边，那应该安排一个可靠而敏感的照顾者替她照顾孩子。当她在孩子身边时，她很有兴趣与孩子互动，诱发孩子的主动性。她喜欢与孩子进行身体接触和眼神交流，对孩子很上心，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爱。如果她的生活出了问题，她会尽量避免使负面情绪渗透到亲子关系中。而且，与其他类型的依恋者的母亲相比，安全型依恋者的母亲本身就不太可能患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也不太可能酗酒或吸毒。

重新编辑我们的依恋关系剧本

无论我们具有哪种类型的依恋模式，都会显著影响我们的交友偏好和人际关系。例如，对于具有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和具有缠人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老师的应对方式有很大不同，这是受孩子的依恋模式影响的。具有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预期自己会被人推开和拒绝，与老师打交道时，他们就会有相应的表现，就好像老师将会那样做似的。因此，老师们倾向于认为具有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是不友好的，不需要老师的帮助。这反过来证实了这些孩子的预期，即别人会对他们很冷淡。相比之下，具有缠人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很脆弱和有依赖性，因此老师会给他们很多关注。然而，因为具有缠人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常常令人不愉快，所以老师也不会太喜欢这样的学生。具有缠人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感受到这一点，这也证实了他们的预期——自己不会受到别人重视。与这两类小学生相比，具有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小学生与其他孩子和老师打交道时，带有积极期望，这使他们受欢迎，从而强化了他们的预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善良的和值得信赖的人（除了已被实证的坏人）。

长大以后，不安全型依恋者会被其他的不安全型依恋者吸引，回避型依恋者特别容易和缠人型依恋者交朋友或成为伴侣。不安全型依恋者不愿意与安全型依恋者交朋友或成为伴侣，因为在不安全型依恋者看来，安全型依恋者的信任、支持和温情似乎不自然和令人困惑。相反，不安全型依恋者喜欢结交有被抛弃和拒绝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那些人。加上他们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不可靠性，这样的友情或爱情是难以维持的。与两个安全型依恋者组成的伴侣相比，两个不安全型依恋者之间的伴侣关系持续时间更短，离婚的可能性也要高一倍。对于不安全型依恋者来说，这种相互不信任和拒绝的循环，证实了别人会让他们失望的预期，使他们处于孤独和心力交瘁的状态，他们认为这是与别人进行情感接触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不能令他们满意。因为他们对人际关系做出了消极、破坏性的假设，所以同事们会对他们做出消极的反应（缺乏安全感的人“一直都知道”，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但我们的依恋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依恋模式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的依恋关系剧本可以被重新编辑。鲍尔比支持儿童发展的“分支”观点，类似于树木的分支。早期抚育的敏感性决定了我们的依恋模式的最初方向。我们在童年早期受到某种抚育的时间越长，我们的依恋模式就会越往某个方向发展，以后改变依恋模式所需的时间也越长。因此，如果我们在0～3岁受到的照顾都是不敏感的，我们的依恋模式就会沿着那个分支发展（认为那就是常态），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返回到主干（敏感性是常态）。孩子会把他过去的经验代入新的经验中。如果他整个童年都受到了不敏感的照顾或虐待，在成年后，即使他找到了一个很敏感的伴侣或心理治疗师，他的依恋模式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

然而，孩子的依恋模式可以改变，能变得更好或更坏，涉及明显的环境因素。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可能会由于不良经历（遭受虐待或者父母闹矛盾）而变得缺乏安全感。反之，如果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变得有安全感了，通常是由于这个孩子得到了一个友善的老师或有爱心的祖父母的帮助。对此，我要以摆脱了虐待循环的母亲为例，说明这一点。该研究以30个母亲作为研究对象，她们在童年时都遭受过虐待，在她们当中，有些人重复虐待循环（当了母亲之后，虐待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人摆脱了虐待循环，研究人员分析了她们的情况，以确定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些母亲自己在童年时都受过严重虐待，例如被烙铁烫，被撞到墙上，多次被人用皮带抽打。作为母亲，她们发誓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然而，18个母亲仍然会虐待自己的孩子，另外12个母亲则没有（摆脱了虐待循环）。与没有虐待自己孩子的母亲相比，虐待孩子的母亲更容易焦虑和抑郁，生活更混乱，面临更大的压力和贫困。但是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更有可能在小时候得到来自母亲之外的成年人的情感支持，或者在长大以后接受了深入的心理治疗。这使她们更有可能与伴侣建立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照顾孩子方面，她们可以在情感上和经济上获得更好的支持，从而成功地摆脱虐待循环，不再虐待自己的孩子。从发展的分支观点来解释，受过父母虐待的孩子如果得到了敏感而充满关爱的成年人的照顾，或者接受了几年的心理治疗，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依恋模式。有了这些良好的经验，她们就能够为自己寻找更积极的环境，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不再是简单地验证对人际关系的消极看法。

基因与人际关系模式

但人生路途的这种根本改变是例外。最常见的是，我们在童年经历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例如，有一项追踪研究以在10岁时表现出情绪或行为障碍的孩子为研究对象，20年后的访谈发现，他们遭遇消极生活事件（比如失去工作或离婚）的概率是正常孩子的两倍。他们在10岁时的表现意味着，他们以后所做的选择和行事方式可能不靠谱，这将导致他们的生活不顺利。同样，还有一项以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儿童为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研究发现，他们在成年后更有可能选择反社会人格者、吸毒者或容易变心的人作为伴侣。这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不稳定。依恋模式通常保持不变，并且代代相传。母子依恋模式一致性达到75%，外祖母的依恋模式通常预示着外孙女的依恋模式。这么强的代际传递，很可能会使人想到遗传基因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依恋模式的相似性可能反映了从父母到孩子的相同“依恋基因”的传递过程。这一假说的支持者还认为，父母和孩子的依恋模式的75%相似性，可能是由于孩子的遗传特性对父母产生了影响。

假设我们一出生就烦躁不安，我们的父母便会因此变得不敏感和愤怒。由此，我们可能会缺乏安全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烦躁不安也会改变父母的依恋模式，使之与我们的依恋模式一致。我们可以把父母的依恋模式从安全型变为不安全型，或者从缠人型变为回避型，从而创造相似性。与父母塑造孩子人格的普遍看法相去甚远，这个假说认为，孩子可以塑造父母的人格。

尽管这些假说是有趣和巧妙的，但它们夸大了婴儿对父母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这些假说是错误的。无论在孩子出生前或出生后对父母的依恋模式进行测量，孩子在1岁时与父母的依恋模式的一致性都是75%。事实上，在孩子出生前，通过测量母亲的依恋模式，人们就可以预测孩子5岁时的依恋模式。这表明，依恋模式的相似性不是孩子的行为造成的，因为在孩子出生前测量父母的依恋模式，也能得出相同的结果，未出生的孩子是不可能影响父母的依恋模式的。但是，如果依恋模式的传递不是由于孩子对父母的影响，它仍然可能是通过基因遗传的。然而，这个说法也被证实是错误的了。

首先，如果母亲与孩子没有太多接触，孩子的依恋模式就不太可能与母亲的相同；所以环境因素很重要。有一项研究对比了两组母婴之间的依恋模式的相似程度，在工作日，这些婴儿都由社区的保育员照顾。一组婴儿在晚上被母亲接回家，在家里过夜；另一组婴儿在夜晚也由社区的保育员照顾，不和母亲回家，所以基本见不到母亲。不在家过夜的那一组婴儿中只有40%与母亲具有相同的依恋模式：如果婴儿基本上见不到母亲，母婴依恋模式相似性就明显低于正常情况（75%）。因此，母子依恋模式相似性，是母亲抚育对孩子的影响导致的，而非遗传。

荷兰研究人员丁夫娜·范·登·博姆（Dymphna van den Boom）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有趣的是，博姆之所以开始这项研究，是因为在担任问题儿童的老师期间，她产生了“孩子具有的困难型气质可能是后天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的想法。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她选择了100名新生儿，从这些新生儿的表现来看，他们很可能成长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这些新生儿表现得烦躁不安，爱哭闹和易怒，比平静和爱笑的新生儿难对付多了。如果新生儿的烦躁易怒是一种遗传特征，无论受到什么样的照顾，新生儿在一年后都会成长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研究人员把这100名婴儿随机分为两组，在婴儿6～9个月大时，对其中50名婴儿的母亲进行辅导，以提高她们在照顾婴儿时的反应能力和敏感性。在此之前，由于婴儿易烦躁、爱哭闹，这些母亲往往已经对婴儿没耐心了，倾向于忽视或无视之。博姆针对每一对母亲和婴儿的具体问题对母亲进行专门辅导，教给母亲安抚婴儿的技巧，鼓励母亲与婴儿玩耍，建立情感连接。

作为对照组，另外50名婴儿及其母亲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在婴儿1岁大时，她测量了他们的依恋模式，结果表明，这两组婴儿的依恋模式很不一样。对照组（没有得到帮助）的50名婴儿中有72%缺乏安全感；而干预组（母亲接受辅导）的50名婴儿中只有32%缺乏安全感。这两组婴儿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有针对性的辅导。这项研究表明，在正确的帮助下，出生时表现得烦躁不安的大多数婴儿都能被母亲调教好，这就证明了这种烦躁不安不是无法改变的遗传特征。新生儿的烦躁不安可能是妊娠或分娩过程中的困难造成的，是可逆的。

博姆的研究表明，就婴儿的依恋模式而言，早期抚育很重要，基因相对不重要，还有许多研究也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支持这一结论。关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在依恋模式的形成上，基因的作用几乎没有：尽管同卵双胞胎有更多相似的基因，但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并没有在依恋模式上表现出更强的相似性。而且，依恋模式可以并且确实会改变——但如果依恋模式是遗传的，它就不会改变；如上文所述，依恋模式是可以改变且有规则可循的，这表明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依恋模式从来不像我们的眼睛颜色那样固定不变。如果孩子的依恋模式是遗传的，那么无论与谁打交道，其依恋模式都会是一样的。事实上，世上1/4的孩子在分别面对双亲时会展现出不同的依恋模式，例如对父母一方表现出安全型依恋模式，而对另一方表现出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或者对父母双方表现出不同类型的不安全依恋模式；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

一项研究最能说明问题。研究人员测量了新生儿的气质，然后在婴儿18个月大时，测量其缺乏安全感的程度，以确定婴儿出生后的困难型气质与缺乏安全感是否相关。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后的气质是困难型的，并且在18个月大时表现得缺乏安全感，那么基因就可能是缺乏安全感的原因；在1987年，对这些研究的分析发现，婴儿出生后表现出烦躁不安与在18个月大时形成缠人型依恋模式之间存在一个弱相关。然而，这一发现已被最近的回顾性研究驳倒了。婴儿出生后的烦躁不安并不能预测其缺乏安全感的程度；孩子的依恋模式可以通过父母的心态、状况以及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来预测。这一观点是有基本事实支撑的。

来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并且每个星期日托的时间不超过20小时的学步期幼儿中有26%缺乏安全感；而每个星期日托的时间超过20小时的学步期幼儿中有43%缺乏安全感。再加上一个对孩子反应不敏感的母亲，孩子就更有可能缺乏安全感，因此，被抑郁母亲抚育的孩子中有50%缺乏安全感，在被暴力、吸毒和有虐待倾向的母亲抚育的孩子中有85%缺乏安全感。这符合鲍尔比的环境因素解释：照顾者对孩子的情感需求越不敏感，孩子就越有可能缺乏安全感。上述事实有一些有趣的含义，为此，我认为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童年的历史。

童年关系的简史

读过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作品的人都知道，按照现代的标准，即使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虐待儿童也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对于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导致混乱型依恋的虐待（遭受了严重虐待的孩子们之中有85%是混乱型依恋者）是很普遍的。这是否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混乱型依恋者？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过去一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混乱型依恋模式不仅是最常见的依恋模式，而且也是正常合理的：混乱型依恋是最好的存在方式。

据我估计，依恋关系的历史中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在大约300万年前，从人类诞生开始，母亲通常会亲自带孩子，对孩子的需求敏感，因为她们有时间和资源来照顾孩子。社会是由小群体组成的，每个群体有30～100个成员，他们是狩猎/采集者，过着游牧生活。如果周围有猎物，在有需要时，男人就会去狩猎，而女人则采集叶子、坚果和浆果，补充食物来源。如果周围没有猎物了，可食用的植物也被采集完了，他们就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口密度非常低。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那个时代，幼儿抚育通常是敏感的，主要由母亲来照顾孩子，因此大多数人都具有安全型依恋模式。这种观点的支持证据来自对猴子和猿（人类近亲）的观察，早期人类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它们的相近。它们与后代形成密切的关系，猴子在婴儿期受到的照顾方式决定了它的依恋模式，并且会代代相传。对于在野外生活的猴子来说，安全型依恋模式可能是常态。

在20世纪，人类学家们观察了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类似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他们的观察表明，在那些社会，安全型依恋模式可能是普遍的。关于原始部落的育儿方式，珍·莱德罗芙的畅销书《富足人生的原动力》中有很生动的描述：婴儿无论何时都与母亲在一起，晚上和母亲一起睡，白天被母亲背着或绑在身上。年长的子女和亲属也都住在附近，可以帮忙照顾其他孩子。

以上关于远古时代人类育儿方式的描述是否正确，我们无法确知，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开始，人类社会中婴幼儿的生活变糟，我将之称为依恋关系的第二个时代。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在村庄聚居，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由于耕种的成功，人们有了剩余粮食，使得以物易物、社会分工（例如出现渔夫、编筐工、铁匠）和钱币的出现成为可能。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成为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变得更加稀少。社会阶层和等级随之出现，社会上有了富人和穷人、上等人和下等人、有权者和无权者。广大的贫困母亲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或体力来照顾孩子，不同于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者，也不同于当今的发达国家的有钱人。因此，那时候的孩子经常会受虐待。

孩子的利益和父母的利益不总是一致的，在比较贫困的家庭，这两者可能会发生冲突。孩子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得到他想要的，就会尽可能让母亲感到内疚，但如果这不符合母亲的总体利益，她就会觉得有理由打孩子或忽视孩子；而且，如果孩子让她感到内疚，她可能会恼羞成怒，更容易发火。在生活压力大、父母失业或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家庭，孩子受虐待或被忽视的程度是最高的。贫困家庭的父母本来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管孩子，体罚孩子是最省事的办法。孩子遭受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剥夺是很常见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近代。

但有趣的是，受过虐待的孩子或许能更好地适应那时的社会环境。受过虐待的孩子往往会变成投机、自私和不道德的成年人。对于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的人们来说，这些特征可能是非常有利的。在那个年代，即使在和平时期，谋杀和攻击也是很常见的，缺乏安全感和有不道德倾向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在伦敦，教区记录显示，13世纪的人们被谋杀的可能性比现在高10～20倍。如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混乱型依恋模式仍然可能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因为那里的人们遭受攻击或被谋杀的可能性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在人类最近几千年的历史上，混乱型不安全依恋模式可能是很普遍而适当的。

在21世纪，研究表明，孩子的依恋模式与大脑中的电—化学模式的形成有关。孩子以这种模式为基础，来面对大量的新挑战。诸如一个孩子是否缺乏安全感、具有哪种类型的依恋模式等因素都会影响孩子良心的形成。

权威主义人格、有惩罚性良心的成年人，很可能具有回避型依恋模式，这是因为在孩子婴幼儿期，拒绝孩子的情感需求的父母（使孩子形成回避型依恋模式），通常会在孩子3～6岁对孩子施加严厉的管教（使孩子形成权威主义人格）。罪犯往往具有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和脆弱的良心。暴力犯极有可能是混乱型依恋者，这是因为在孩子婴幼儿期，恐吓孩子的父母（使孩子形成混乱型依恋模式），也通常会对孩子使用强制性的管教方法（使孩子形成脆弱的良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童年时形成的依恋模式和良心的类型，还会影响我们在家庭剧本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家里的老大，如果这个孩子具有回避型依恋模式和脆弱良心，他在家庭剧本中扮演的角色就会不同于具有安全型依恋模式和善良良心的孩子。

无论你具有哪种类型的依恋模式，要想彻底理解父母对你的影响，你必须完成最后一个步骤。在第5章中，你需要回顾你在出生后的头6个月期间受到的早期抚育，并探究它对你的自体感（关于存在的最基本方面）的影响。但首先（如果你选择按这个顺序来做），你需要审视一下自己的依恋模式。

审视你的依恋模式

本章开头的4个问题可以帮助你确定自己的依恋模式类型，请记住，如果你觉得没有哪种模式完全适合你，那么你可能属于第3种模式：混乱型依恋。

为了查明你的依恋模式的成因，你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目的是，确定你受到了何种早期抚育，你的照顾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你的情绪和需求做出反应。

方法1：侦探工作

你假装自己是一名侦探、记者或传记作家，正试图查明别人的依恋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你可以去采访你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或其他看着你从小长大的长辈。你需要问的第1个问题是：

- 在我0.5～3岁时，谁在白天照顾我？

如果是你母亲亲自带你，那么你需要再问你母亲一系列详细的问题，以了解她在那个时期的心态，以及她与你的关系。在每个问题之后，我将提供一个简短的总结，指出答案可能会揭示什么：

- 在学步期，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有哪些特点，例如很逗、讨人烦、坚定、任性、快乐、爱生气、讨人喜欢、内向、受喜爱、学得快，或者发育慢？我是天生就那样吗？请举例子。

你的母亲可能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从她的回答中，你会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了解她如何看待你，以及你在婴幼儿期是什么样的。如果她说你那时是个“小魔鬼”或“可爱的小女孩”，你可能确实就是那样的。但是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小时候的样子与她对待你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母亲认为你的某些特征是遗传的、不可改变的，这可能揭示了在你小时候，她对你的需求不是很敏感。研究表明，认为孩子的行为与所受抚育无关的母亲，通常不会采用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照顾缺乏一致性，给孩子的关爱也较少。

如果你母亲似乎特别关注你是否学得快或发育慢，例如学会走路或说话比同龄孩子晚，这可能揭示了她对你的情感需求不是很敏感——有的母亲很关注孩子的能力，但是对孩子的稚气或幻想不感兴趣。

- 在我小时候，和我的兄弟姐妹相比，你喜欢我什么，不喜欢我什么？

这是接近最终问题的另一种方式。

- 在我小时候，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令你担忧或沮丧的事情发生，例如双亲中的一方过世；我父亲失业或工作不如意；搬家后你不太适应新环境；或者你希望重返职场？

运气好的话，你母亲或许会敞开心扉。尽管对于过去的事情，她可能仍然感到悲伤或愤怒，不愿回忆。这个问题的好处是，她不会将此视为责怪。对她来说，告诉你这些不好的外因和不可避免的事情是相对容易的，她不必因为对你照顾不周而感到内疚。

- 如果生活中发生了令你担忧或沮丧的事情，不会影响你与我的关系吗？

对她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更难回答。

- 与我兄弟姐妹小时候相比，在我小时候，你是否更疼爱我，或者相反？

她可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观察她的反应。如果她表现出生气或不安，则可能表明，她知道自己不是很爱你。

- 在我兄弟姐妹小时候，你和我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况是否有所不同？

如果你现在和她关系很好，她可能会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在孩子小时候，她的婚姻质量或者与伴侣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她与孩子的关系。如果你表现得很体贴，不让她感到你在刨根问底，通过这个问题，你可能会了解到那时候的很多情况。

- 在我小时候，你是否曾感到抑郁，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对未来感到悲观、无助或绝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母亲患抑郁症是孩子形成焦虑的依恋模式的一个主要原因。有的母亲虽然患过抑郁症，但是会予以否认，因为她已经把那段经历埋在心底了。有的母亲可能患过抑郁症，但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抑郁症。在家带小孩子的全职妈妈当中，轻度抑郁症是很常见的——大约1/3的人会有轻度抑郁症。全职妈妈的精神状态通常被描述为烦躁（与欣快相反的状态）。在每天24小时照顾一个高需求的婴幼儿时，全职妈妈经常睡眠不足，往往感到自己被社会孤立、没有社会价值，由于没有工作、生活无序而产生迷失感，这些因素足以使任何人情绪低落。当你母亲回答这个问题时，你需要结合你成年后对她的了解来综合考虑——她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抑郁倾向。

- 你是否认为自己脾气相当好，或者你发现自己经常感到烦躁、愤怒或脾气暴躁？

对于有些母亲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比是否抑郁更容易回答。如果她们是这样的，则强烈表明她们可能有轻度抑郁或严重抑郁，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攻击亲近的人。我母亲一直承认，在我和姐妹们还小时，她脾气暴躁，但是直到晚年，她才愿意使用“轻度抑郁”这个词，来形容她那时的状态。

- 在我和兄弟姐妹的婴幼儿期，你抚育他们时的心态与抚育我时是否不同？

这显然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大多数母亲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偏心眼。

- 当我不听话时，你会怎么做？

她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大多数母亲都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惩罚是合理、正确的。

对于上述问题，你母亲可能会发现有些问题很难回答，所以重要的是，在问这些问题时，你应该抱着探究的态度，而不是指责的态度。请记住，这些问题可能会使她的错误观念受到威胁。另外，在你的童年期，如果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她不想回忆或者不愿意告诉你，你就需要去问其他人。你母亲不想告诉你的事情，你的哥哥姐姐、父亲或其他长辈或许能告诉你。

在你的童年期，除了你的双亲，如果有其他人经常照看你，你需要确定他们是谁，以及每个人照顾了你多长时间。同样，你母亲可能有记不清了或者不想回忆的事情，你可能需要去问其他人。

当你弄清了你小时候的替代照顾者的情况，并且了解了你母亲照顾你的方式，你还需要问你的照顾者上述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你小时候的照顾者当面询问，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甚至没有可能。

方法2：心理考古

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进行回溯推测，通过你记事以后以及现在的人际关系，推测你受到的早期抚育是什么样的。首先，请重读一遍本章对相应的依恋模式的描述，重温你的依恋模式的特征及其成因。接下来，我将分别描述回避型依恋者和缠人型依恋者可能具有的情况。混乱型依恋者的情况与这两者有重合。

在学校与同学关系

- 在小学或中学，你与朋友及其他孩子相处的模式是怎样的？你与老师相处的模式是怎样的？

请记住，具有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人通常不受欢迎或只有少数朋友。回避型依恋者倾向于和同类型的人或缠人型依恋者交朋友。回顾一下，试着把你在学校的表现与你受到的早期抚育联系起来。你可能不记得自己受过的早期抚育了，但是你可以进行回溯推测。

举例而言，一个男性回避型依恋者可能会这么说：“我母亲脾气暴躁，经常拒绝我。这使我愤怒和有攻击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像她。我有点自私和盛气凌人，就像她一样。例如，我总是称我的朋友吉米为傻瓜（silly billy），在我上学期间，我交的朋友都是吉米那种类型的。我母亲以前经常称我为傻瓜。”

一个女性缠人型依恋者可能会这么说：“我母亲对我冷漠。我怕自己不受欢迎，我也确实没有什么朋友。”上小学时，我缠着老师，但是因为我爱闹情绪，老师会生我的气。在中学时，我把吉尔当成朋友，她总是放我鸽子——如果我们安排了约会，她就会爽约或迟到。在婴幼儿期，母亲是否也经常在情感上如此对待我？这是我专门与吉尔交朋友的原因吗？

性伴侣关系

- 在性伴侣的选择、相处时间和关系类型上，你属于什么模式？

恋爱时，缠人型依恋者害怕被抛弃，回避型依恋者会拒绝别人，因为他们在童年期有过类似的经历。审视一下，在你和性伴侣的关系中，你的行为方式是怎样的，你应该能确定一些模式。为此，请试着写下所有性伴侣的名字，然后，针对每个性伴侣，回答以下问题。

- 是谁提出结束伴侣关系的？

如果每次都是你主动结束伴侣关系，那么你对待伴侣的方式，可能类似于你父母对待你的方式：不闻不问、冷漠、疏远、充满敌意、偏执。如果通常是另一方主动结束与你的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你特别爱选择会抛弃你的那类伴侣，或者你的行为方式会促使伴侣抛弃你。这可能是在重复过去，再体验儿时的被抛弃感：被留在托儿所与陌生人在一起；母亲的抑郁让你感到失落；母亲照顾你时总是心不在焉。

- 你和伴侣真的很亲密吗？

比如说，你形成了一种缺乏真正的亲密感的模式。如果你是个回避型依恋者，这种模式的成因可能是，你不会对伴侣敞开心扉；或者，如果你是个缠人型依恋者，这种模式的成因就可能是，你要求得太多，以至于你们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你不怎么了解对方，因为你总是在向对方倾诉，或者相反，你忍气吞声，从来不谈自己的事。

你和伴侣缺乏亲密关系的模式可以揭示，你和父母中的哪一方、以何种方式缺乏亲密感。如果你审视一下自己阻止亲密关系的方式，可能就会发现，你父母一方或双方也是这么对待你的。

例如，一个女性缠人型依恋者可能写道：“我和父亲从来都不亲近。”他往往会说要带我们出去，例如去看圣诞哑剧，但随后就会因为工作忙而变卦。如果我试图拉他的手，他一开始不会拒绝，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手抽开。如果我跟他讲我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他从不感兴趣，只是假装在听。长大以后，我和伴侣的关系也与此类似。

- 你的伴侣们的最大缺点是什么？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如果写下这些最大的缺点，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个模式。在选择伴侣和与之相处的过程中，谁不是经常犯同样的错误呢？你如果分析自己交往过的伴侣们的缺点，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选择与父母有相同缺点的人做伴侣，可能你认为他们有那样的缺点，即使他们没有，也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你可能会按照父母的样子来选择伴侣，例如选择残暴的男人或羞怯的女人作为伴侣；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你认为自己的伴侣很像自己的父母，但他们其实不是那样的。

朋友和同事

写下3位好友，以及工作中3名要好同事的名字。审视一下，你和他们每个人的关系中是否存在某种模式：

- 我是否经常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闹别扭？

- 我是否担心他们不喜欢我？

- 我曾经欺负过他们吗？

- 我是否真的和其中的某些人很亲密？

- 双方通常是平等的吗？

现在，你可能已经发现，你的人际关系模式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确定了这个关系模式之后，想想看，它是否让你回想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的具体特征，或者你是否可以由此推测出自己在婴幼儿期与父母的关系？

审视完毕后，把它与前几章的审视笔记放在一起，然后开始读下一章。

第5章

描述0～6个月形成的自体感

……

痛苦代代传递

你是个如饥似渴的人吗？有时贪婪上瘾，倾向于狂热地工作、无节制地性交、滥用药物或者暴饮暴食？你是个很好的模仿者，或使人着迷、爱耍花招的人吗？你是否不信任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你是个控制狂吗？你是否倾向于以极端的好与坏评判事物，觉得世界上只有少数美妙的人，其他人都是不值一提的？你是否总想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你的情绪是否经常不稳定，要么骄傲自大，要么陷入抑郁？你是否容易做出反社会、敌对、冲动、自私的行为？你是个追求新奇的冒险者吗？

如果你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你的自体感可能较弱，并患有所谓的人格障碍。你并不孤单，很多优秀的人也是这样的，虽然八成罪犯都是自体感弱的人，而在普通人群中，这一比例是13%，但是无论在政界、商界、艺术界还是演艺界，大多数高成就者都是自体感弱者。如果你的自体感弱，那么你可能有惊人的想象力和支配力，尽管这往往伴随着极度的痛苦。自体感弱的症状，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有这种自体感弱症状的人，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13%——在某些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有这种症状。

描述一种弱的自体感

虽然没有人能记得婴儿早期的经历，但是在这个没有记忆的婴儿期，我们可以发现人格障碍和自体感弱的起因。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认为，个人自体感弱的原因是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受到了不良抚育。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可能会造就不成熟的成年人。他们心理发展受阻，因而容易像小孩子一样，有鲁莽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或像婴幼儿那样，自我中心化、自私和自我膨胀。然而，婴儿期受到的抚育不是人格障碍的唯一成因。婴儿期以后的经历，尤其是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也可能会导致人格障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格障碍不是基因造成的。

温尼科特曾写道：“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意思是，如果没有照顾者每天无数次把想法和感受传递给婴儿，那就没有婴儿这回事。事实上，对于在孤儿院生活的孩子们的研究表明，如果照顾者只关注婴儿的生理需求（身体基本需求），不关注其情感和社交需求，这个婴儿就更可能死亡，并且肯定不会茁壮成长。正如我们把猫和狗的行为人格化一样，我们对婴儿也是如此；但重要的区别是，如果母亲持续不断地把婴儿的行为人格化，婴儿最终就会有这些特征。在出生后的最初6个月里，婴儿的早期体验是颇具躯体性和原始性的——饥饱感、冷热感、恐惧感和安全感。婴儿对时间的感知仅限于身体上的变化，比如从被喂奶到等待被喂奶。在婴儿期，我们不能用词汇标记这些感觉，所以不能形成有意识的思想，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思想，我们才能预测并最终控制我们周围的世界。婴儿的自我界限很薄弱，以至于什么是我（在我的身体和头脑里面）和什么不是我（在身体之外）两者之间的界限经常被模糊。当婴儿吮吸乳头或奶嘴时，婴儿可能会觉得那是自己的一部分。乳汁进入婴儿的口中时，婴儿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或来自哪里。在我们三四岁时，模糊的自我界限仍然存在，我们生动的幻想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混乱。我们可能会半真半假地对自己喜爱的父母说“我是你”，或者在想要调皮捣蛋时误以为在我们这么做之前，别人早就看出了我们头脑里的坏念头。在婴儿期，如果照顾者让我们的需求得到可靠的满足，我们就可以积累关于身体感觉的记忆库，这是自体感或自我界限感的基础。

如果母亲是一个共情能力较强的照顾者，她能很快学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婴儿在注视和转身方面与生俱来的节奏。母亲和婴儿就像一对舞伴，在狂热与平静交替的舞蹈中，不断变换行为模式。例如，婴儿叫喊三声，一声比一声长：“Eh, Eeh, Eaarg!”母亲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模式来回应——摆动手臂，模仿它的节奏：小幅度摆动，大幅度摆动，更大幅度摆动加上方向的轻微改变（以表达最后一声“Eaarg”中的“arg”音）。母亲摆动手臂来回应婴儿的叫声，轻拍或轻抚来回应婴儿的目光注视——母亲和婴儿之间不断进行着的这种交流被心理学家称为“交叉知觉模式匹配”（crossmodal matching）。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否发生，以及如何进行，是由母亲而非婴儿决定的。温尼科特提出了“正常程度投入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母亲的共情对婴儿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就像食物对婴儿的身体健康那样重要。如果婴儿的母亲不懂共情，当婴儿扭头看别处时，她就会误以为这个动作是拒绝或操纵性的。她会有侵扰性的举动——冲婴儿说话或者抓住婴儿，让婴儿看她，而非适应婴儿的愿望。如果母亲不考虑婴儿的需求，完全按自己的时间表给婴儿喂奶或抱起婴儿，她就劫持了婴儿体验自身需求的能力，婴儿就会向外寻求自体定义。温尼科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就会形成一个“虚假自体”（false self），感觉自己无价值和无能力。在以后的生活中，自体感弱会成为人格障碍的症状，如果自体感特别弱，个体就可能患上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缺乏共情的母亲会通过每天无数次的细微互动，以数不清的方式影响婴儿的成长。其结果是，婴儿逐渐失去快乐的能力，并且会通过两种主要的方式进行补偿。

第1种方式是变得狂躁。无论多么疲倦，婴儿会始终处于过度警觉和清醒的状态。婴儿的活动可能会加剧，对声音或其他刺激过度敏感。婴儿可能会沉迷于重复、有节奏的动作，例如摇摆或吮吸。婴儿可能会出现肌肉紧张、僵硬，背部和身体僵直，做动作时，可能会用力过大过猛。婴儿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加快，吞咽食物的速度也会加快。这表明婴儿由于缺乏快乐而绝望，其预示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在童年后期和成年期表现出来，比如成瘾行为和进食障碍。

例如，这可能是多动症的前兆。多动症的正式名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多动症主要由遗传因素导致（在美国，有300万名多动症儿童正在接受药物治疗，因为多动症被假定为大脑的一种疾病，有器质性的病因），但是很多相关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即使在怀孕期间，母亲的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孩子出生以后患多动症的概率。一项以7,000对母婴为研究对象的调查研究表明，母亲在孕晚期的焦虑会使孩子出生以后患多动症的概率增加一倍。母亲在怀孕期间的精神压力或皮质醇水平升高，可以预示孩子出生以后（在4岁、7岁和9岁时）的行为和情感问题。几项研究表明，在婴儿出生后，缺乏共情、侵扰性的早期抚育可能会导致婴儿以后患上多动症。一项追踪研究表明，婴儿在6个月大时受到的不良抚育（具侵扰性和过度刺激性），与其在3岁和11岁时患多动症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婴儿的气质（测量于出生几天后）根本无法预测其以后是否会患多动症，这表明，就多动症这种病而言，基因起到的作用很小。还有一项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因父母的虐待行为而与之分开的孩子，这些孩子被分为两组，一组孩子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得到更为个性化的照顾），另一组孩子在福利院过集体生活（得到的关注较少）。与被安排到寄养家庭的孩子相比，在福利院生活的孩子更容易患多动症，这再次表明，基因不会起重要作用。还有一项研究也表明，孩子受到的照顾很重要，单身妈妈（通常生活压力更大）带大的孩子患多动症的概率是双亲家庭孩子的3倍。关于多动症，虽然双胞胎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可能在多达一半的病例中起重要作用，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缺乏共情的、侵扰性的早期抚育，孩子养成了多动的习惯，作为应对缺乏快乐的一种方式，从而埋下了多动症的病根。（这样的孩子如果在童年后期遭受反复无常、胁迫性的惩罚，就更可能患多动症，形成脆弱良心和在青少年期犯罪。）

在情感剥夺的环境下，婴儿缺乏快乐，并且可能通过与多动症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补偿——这是一种自我压抑、消极绝望的状态。如果受到极端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婴儿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身体，将其作为获得满足感的最后来源：摇晃身体、转头、寻求感觉刺激、抓挠皮肤或自慰。最终，如果仍然得不到满足感，婴儿就会完全退缩，变得嗜睡、昏昏沉沉、对刺激没反应、软弱无力；呼吸变得又浅又慢，不愿意吃东西。婴儿脸上留着泪痕，面无表情，回避他人。由于照顾者的不敏感和缺乏共情，婴儿变得毫无反应，以避免重复痛苦。

多动和抑郁是婴儿应对快乐缺失的方式，它们在婴儿大脑中确立了一种脑的电—化学模式：与享受共情的婴儿相比，受到不良抚育（缺乏共情）的婴儿在体内激素水平、脑电波模式和心率方面都有所不同。这就埋下了人格障碍的隐患。然而，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通过重写来修改，婴儿的大脑也有可塑性。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良好的经历可以改变其对生活的期望，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大脑始终有可塑性，对环境高度敏感。

然而，这种转变是例外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对孩子的影响将持续存在。我们长大以后往往会成为自体感弱、有人格障碍的人。我们的自体完整性是脆弱的，为了保持完整，我们使用“原始的”心理机制（称之为原始，是因为这种心理机制是小孩子经常使用的）。面对成年人的现实，我们有时候会像小孩子一样，使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虽然在很多方面，我们可能像个正常的成年人，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我们似乎从来没有长大。

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的一个核心防御机制是全能感（Omnipotence），这是一种幼稚的信念，使人们坚信自己的任何愿望都能实现，因为自己是魔幻般全能的人。在婴儿期，我们感到自己无力影响缺乏共情的照顾者，长大以后，我们简单地颠倒事实，告诉自己，单是想想，我们就能改变世界。对于正常的3岁小孩来说，这种想法很常见，他们闭上眼睛，念个许愿魔咒，希望事情如自己所愿。他们觉得游戏中的幻想世界很真实，相信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成年人身上出现的“魔幻般”的思维，则可能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幻想会变成妄想，与之相符的幻视或幻听也会出现。严重的妄想症患者会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他们可能正在体验着全能感。他们不仅具有上帝之子（Son of God）的地位，而且无所不能，可以逃脱死亡。所有孩子都怀有无所不能的幻想，成年之后，大部分人也不会把它们永远抛在脑后，特别是在压力很大时。然而，有人格障碍的人可能在成年后继续并经常抱有这种幻想；有时候，他们的幻想是很有创造性和不寻常的，但在更多时候，他们的想法非常不现实。

通过颠倒事实，自恋也会得到助长；然而，自恋不是把无力感颠倒过来，自恋是幻想自己在别人眼里有很高的地位，借以补偿欠缺的自我价值感。我们如果很自恋，就会不断地寻求关注，只有当我们自己，或使我们产生权威感的事情成为对话的主题时，我们才会开心。在婴儿期，我们被视为不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需求被从属于照顾者的需求），这使我们受到了持久的心理伤害，如果我们对任何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或只是悄悄对自己）说“我是最棒、最漂亮、最聪明、最特别的人”等与我们的真实感受完全相反的话，这一伤害可能暂时性地愈合。我们很难现实而真诚地与人交往，除非我们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一部分，由于“我”和“非我”之间的界限薄弱，我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基于在无意识中信奉的格言“我是完美的。你也很完美，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喜欢创建精英社群或专业小圈子。

如果我们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一种最常见的人格障碍类型），我们通常就会有自恋和全能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表现出不稳定和矛盾性。由于情绪不稳定、反复无常、易冲动和经常发火，我们很难与人相处，并且会操纵别人。我们郁闷、痛苦的表情或执拗、恶劣的态度，会使亲戚和熟人感到紧张，因此他们通常会拒绝而不是给予我们关爱，尽管我们迫切需要别人的关爱。我们在婴儿期就通过抑郁和多动这两种方式应对缺乏共情的照顾，长大以后，我们的情绪也总是在长时间的沮丧、冷漠与短时间的愤怒、焦虑、兴奋之间变换。我们的绝望是真的，但它也是一种表达敌意的手段，一种报复和使人沮丧的隐蔽方式。因为别人没能给予我们关爱，我们被激怒了，我们利用情绪和威胁来“报复”和“教训”他们。通过夸大自己的困境和装出悲惨的样子，我们逃避责任，加重别人的负担。我们冷漠而顽固的沉默是一种惩罚性的勒索，威胁着他人——“麻烦即将到来”。一点小事就会使我们感觉受到冒犯，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们很容易发怒，产生对立情绪。

关于我们自己以及过去事件的细枝末节，我们经常会产生快速变化、自相矛盾的想法。我们对自己不如意的生活状况感到失望，并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怨恨：我们感到不满、被欺骗、不被欣赏、被误解、幻灭，以及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别人认为我们表现得悲观和不成熟，并且阻碍事物顺利进行，但我们相信，这反映出我们更敏感或有其他的特殊品质——自恋性扭曲。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有时候又会摆脱这种优越感，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失败和坏脾气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痛苦。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是不稳定的，总是变来变去。

毫不奇怪，边缘型人格障碍者很难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一项研究以在婚姻指导诊所就诊的女性为对象，通过对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女性和正常女性进行比较，发现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女性常常欺骗自己。她们在性生活上更不满、更沮丧，但她们认为自己非常性感。她们在报告中说，她们与伴侣的关系存在更多问题：对性生活更厌烦，更难达到性高潮，也更容易偷情，但她们总是坚信自己的伴侣才是在性方面有问题的人。她们也更有可能说自己向往女同性恋，在她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在童年时遭受过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一般的人格障碍者，特别是边缘型人格障碍者，更可能有所谓的游戏式爱情风格（ludic love style），爱被他们视为一种游戏——一件对某人做的事，而不是和某人一起做的事。他们倾向于对爱人不忠，他们认为，只要不让爱人知道，就不算伤害了他们。以这种方式欺骗伴侣，使他们从角色扮演中获得了更多乐趣，这比从亲密关系或性交本身获得的乐趣还要多。

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使我们受挫，因为在此期间，我们的全能感和自恋幻想不断地撞碎在现实的天花板上。这也让我们感到精疲力竭，我们的孤独感、对他人的依赖和对陪伴的需求得到了增强。于是，我们寻求接触，再次开始这个循环。我们极有可能通过对毒品、酒精、性、赌博或工作的狂热上瘾来填补空虚，正如婴儿通过多动来应对快乐缺失，这是缺乏共情的照顾造成的。

关于边缘型人格，一个可悲的例子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葆拉·耶茨（Paula Yates），在1986年，为制作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和她共事了6个月。她在2000年死于过量吸食海洛因。在她的自传中，她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她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丝毫没有意识到自相矛盾之处。她是个有雄心的职业女性，在子女的婴幼儿期，她从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但是在谈到上班族妈妈这个话题时，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没有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她说：“如果她们不留在家里，下一代的情感健康将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在生完孩子几周后就上班，那么你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往坏里说，你是自私的。”还有几次，她在发表的文章中全然否认了自己曾说过的话，例如，她写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当母亲的不应该出去工作。”

关于她的公众形象，她说“我在媒体中的玛塔·哈里①（Mata Hari）形象，与现实毫无关系”，并抱怨说，她被歪曲了。然而，她身边亲近的人都知道，她在性方面的滥交程度不寻常，并且倾向于使所有涉及男性的关系充斥着色情的意味。“葆拉会和每个人调情。”她的朋友苏·戈德利（Sue Godley）说。事实上，和别人打交道时（尤其是在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她表现得很风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走到桌子前，坐在我的腿上。我还看到，她对其他男人也是如此。她的部分意图是造成尴尬，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就我而言，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和她的一个上司关系很好；她想让我喜欢她，以促进她的事业发展。

作为一名同事，葆拉很可能像小孩子一样极端利己。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她从来没有长大，其部分原因可能是，正如她所描述的，她的童年是创伤性的。她说自己曾是一个“爱发牢骚、爱抱怨、缠人的孩子”，生活在“每天早晨都充斥着戏剧性气氛的家庭里”。她一直以为她的父亲是杰斯·耶茨（Jess Yates），一个患有躁郁症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并且很讨厌他。在她去世前不久，她才得知，她的生父其实是休吉·格林（Hughie Green），另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她的母亲是个非常自私和异想天开的女演员，很少在家，但是小葆拉仍然非常想念妈妈。在她9岁时，她的父母分居了。当她母亲后来偶然想起她，给她送些礼物时，她发狂的父亲就会把它们扔到火中付之一炬。葆拉回忆说：“由于此类事情，我讨厌当孩子。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任何人都不应该像我小时候那样，感到那么无力。”根据她的自传，她从这个无法忍受的现实中逃离，躲进了幻想之中：“我有自己的平行世界，在那里，未来就是一切，而现在没有任何意义。我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成年后，葆拉仍然倾向于把事实变成幻想，有几次，她的幻想太严重了，以至于她不得不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她和鲍勃·盖尔多夫（Bob Geldof，英国著名摇滚明星）的婚姻生活中，她接受了许多采访，强调他们的爱有多深。然而，亲近她的人都知道，她有外遇。在一定程度上，葆拉可能只是在说谎，而不是在幻想。她聘请了一位公关顾问，用以粉饰真相，应对媒体。

她缺乏稳定性，这是边缘型人格的典型特征。葆拉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斗争，为的是使她的生活显得有意义。因为她没有一个稳定、安全的自我，所以有一种不安全的、不断变化的空虚感。她试图通过把自己的生活情节化来创造意义，她很容易失去存在感，除非她处于危机的中心（尽管她在表面上抗议），她喜欢那些小报刊载有关她的报道，这让她觉得自己很重要。由于自尊很低，她试图通过与名人交往来提升自尊。

葆拉似乎意识到了童年经历是如何影响她的成年生活的，但她无力避免重复过去。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她职业生涯的结束方式和她父亲（杰斯·耶茨）有相似之处。她和父亲都被小报披露了外遇，因其主持的是与家庭有关的电视节目，随后便被电视台抛弃了。她还意识到，她和父亲在其他方面也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认识并没有帮助她避免重蹈父亲的覆辙。

其部分原因是，她总是以肤浅和幽默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童年经历。通过把它变成一个“滑稽”的故事，与自己的童年经历保持距离。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有时候只是讲述童年经历，不会再度经历当时的感受。在她的自传中，葆拉使用了轻松滑稽的写作风格，这使她与那时的情感保持距离。她尽管意识到并发誓不这么做，但还是让自己的女儿承受了父母离婚之苦，正如她自己小时候所经历的。“我一直认为，人们应该永远维系婚姻，不管其感受如何。”她写道。然而，她能说服自己与丈夫离婚，去追求另一位摇滚明星迈克尔·赫琴斯（Michael Hutchence）。她可能是把内在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了。

对于所有的人格障碍者来说，维持任何一种心理一致感（sense of coherence）都是个问题，“分离”（splitting）是将现实拒之门外的一个基本策略。在他们看来，世界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所以会表现出一种原始防御机制，只有我们和他们，赞成和反对。自己经历过的不同方面的知识被保存在不同的隔间，以避免不一致，并提供确定性。例如，一个在家打老婆的男人，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好，在他的同事看来，他似乎是一个温和、有魅力、慷慨的人。通过分离，在工作中的“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那个打老婆的“他”。

在人格障碍者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偏执的信念——别人是充满敌意和恶意的。但这可以在片刻之间被逆转。通过“理想化”（idealization），他们会确信别人是善良而美好的，不管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对于3岁小孩来说，这种心理过程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眼中，这个世界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的，但如果成年人也这样的话，那就是令人困惑的。

“否认”（denial）也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否认外界现实，来适应内在的现实。电影《给小女人的大帮助》（Big Deal at Dodge City）开头的一幕，便是否认的例子。一个女人坐在床上，正在做拼图，她丈夫进来，注意到她有一把剪刀。他问她用剪刀做什么，她回答说，她正在切割拼图块，以使它们拼接起来。人格障碍者总是在否认现实，就像是在不断地切割那些不听话、复杂、不可容忍和独立的拼图块。人们可以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而否认现实，但是正如那个幼稚地使用剪刀切割拼图块来解决问题的女人一样，最终，他们将面对一个无法完成的拼图。

“投射”（projection）是摆脱不想要的体验的另一种方式——认为我们自己的感受属于他人。对于我和非我之间的界限薄弱的人来说，这很容易做到的。我们没有体会自己的沮丧或愤怒，只是把它当成别人的，然后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或“你为什么生气？”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解离”（dissociation）来摆脱自己的处境。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在身体之外，正在向里面看。解离症常见于混乱型依恋者，混乱型依恋是一种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在人格障碍者当中很常见。

心理特征如此易变的人很容易成为多重人格者。如果现实是无法忍受的，那么逃避现实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成为另一个人。我们常常感到不真实和“不能做我自己”，因为我们不确定自己是谁。矛盾的是，当我们假装成另一个人时，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最真实的。即使我们没有成为职业演员，我们在生活中仍然是个好演员。我们仿佛是在生活中扮演自己，而没有真正感受到自己是谁。我们认得出护照照片或镜子中的自己，知道自己就是出生证明或护照上的名字所指的那个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感觉自己只是在假装成那个人。这可以使我们非常擅长模仿，能够很流畅地切换身份，就像小孩子能够轻松地在一个幻想游戏和另一个幻想游戏之间切换。当我们第一次遇见某人时，我们通常是机智诙谐且富有魅力的，但我们随后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冒名顶替者，是个冒充自己的骗子，期望有人轻拍我们的肩膀，揭穿我们。

我采访过几十位政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企业家，他们都有这种“仿佛（As If）人格”。例如，唱片骑师（disc jockey）托尼·布莱克本（Tony Blackburn）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告诉我：“只有当我假装自己是唱片骑师托尼·布莱克本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只为那每天两小时的广播而活——这样就可以忘掉其他一切了。我希望我的整个生活都能成为一个现场直播节目。”最近一个例子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巴里莫尔（Michael Barrymore），在我写作期间，他经历了一场丑闻（有一名男子在他家中死亡），他希望在丑闻后东山再起。谈到当前的困境（不能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不能滥用药物），他说：“只有在观众面前，我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或幸福。当我离开那个环境，不得不做我自己时，我是无法忍受的。”

另一个例子是小说家和前政治家杰弗里·阿切尔（Jeffrey Archer），我在1987年的电视节目中采访过他。那时，他刚刚打赢了一场诽谤案的官司，虽然他被判定为没有召妓，但是因为这个丑闻，他被解除了保守党副主席职务。这是他第二次在仕途一帆风顺时陷入困境，第一次是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被宣告破产，不得不辞职。我问他，为什么他的职业生涯如此跌宕起伏，尽管他没有给出有见解的答案，但是他的一个回答很能说明问题。他对我讲了一个戏剧，剧中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所在乎的一切。他回忆道：“公爵夫人晕倒了，妓女在诅咒，士兵开枪自杀，蒙受最多损失的人坐在椅子上，直视观众并说道，‘好极了。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了。’我认为我也有这样的特点。当我到达某一阶段时，我就需要被驱动——我需要一个挑战。”

也许他确实需要挑战，但这也可能表明，阿切尔需要被揭穿：他觉得自己在欺骗别人，这种感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需要被揭穿。因为伪装的生活会令人感到孤独和不满意，你和别人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在我对阿切尔的采访过程中，他反复使用“真正”这个词），因为你所提供的只是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躯壳。你特别渴望一些真正的事情发生，比如被揭穿。这也许可以解释，阿切尔之所以如此欣赏那句“好极了。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了”，可能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伪装，做一个真正的人，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刻”。

与此同时，具有“仿佛人格”的人往往非常渴望继续游戏、维持骗局——蒙混过关，正如他小说里的许多人物所做的那样。这种被称为“冒名行骗”（imposture）的计谋，可以包括对过着第一人称生活的人们的报复，并因骗了他们而感到高兴。在活力四射、流浪者队的罗伊②式的外表之下，阿切尔有一种幼稚的愤怒。在采访过程中，他突然爆发愤怒，因为我不断地问他问题，想弄明白他为什么如此自毁，这让他很不高兴。他开始对我咆哮：“我天生就是一个狂热者，我天生就是一个想要改变事物、用我的生命去做真正的事情的人，至于那些小人、没本事的贬低者谴责我的微小成就——我的许多成就都很微小——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去努力取得成就。我不会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贬低者去谴责其他人，以证明我真的是对的。我错了，在和妓女莫妮卡·柯格兰（Monica Coghlan）的关系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正在努力工作，以摆脱困境，你们在英国第四台所做的任何心理学讨论都不会改变这一点——我就是这样。”在最近的一个电视纪录片中，他的愤怒更加明显。当采访者问他一个很难的问题时，他大发雷霆。

阿切尔可以假装是伟大的小说家、政治家或剧作家，而不是感觉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对于具有“仿佛人格”的人来说，向世界证明他们对现实的幻想是真实的，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即使他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渴望被揭穿，与此同时，他们通常也想要迫使我们其他人把他们的欺骗行为视为真实的，否则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虚假。

对于爆出其召妓丑闻的小报，阿切尔提起了诽谤诉讼。他这样做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在撒谎了。他真正想做的可能是向我们证明，我们的世界是假的，他的世界是真实的。从报道来看，审判中的虚幻气氛是惊人的。法官在其昏头昏脑的总结中如此描述，马丽·阿切尔（Mary Archer）是一位“甜美的”妻子，有一个充满爱意、尽职的丈夫。但大多数媒体记者都很清楚，阿切尔至少有一个情妇，而且他很有可能召妓了，这让阿切尔更加满意。法庭判其获胜，把现实颠倒过来，支持了他的白日梦。

当然，我们都爱开玩笑，进行“仿佛”假装——这是情感丰富的重要标志。孩子们喜欢假装他们是别人，而作为成年人，当我们装腔作势地讲故事时，我们常常感到最有生气。通过对电影和小说中虚构人物的认同，我们可以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体验自己的情感。有一次，我和女朋友分手了，当时我没有哭，几个月后，我观看了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在结尾，当看到男主角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女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分手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这个虚构的情节对我来说比我生活中实际经历的更真实。逃避到虚构中去，重新获得对无法逃避的现实的掌控，是创造性艺术家的一个主要创作动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有控制他人的因素——通过引起受众情感上的共鸣，强迫他们去感受困难的或动人的情感，而那些情感通常是艺术家自己应付不了的。

以阿切尔为例，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人物，他显然尝试着在小说中展现他在现实生活中会（或实际上）享受的东西；它们是欲望的满足。召妓（与妓女莫妮卡·柯格兰有染）丑闻被爆出后，他立即开始写剧本，当他在1999年竞选伦敦市长受挫后，他又立即开始写剧本。在剧中，他甚至在舞台上扮演被告的角色，进一步打破他的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事实上，他在剧中的一些话几乎毫不掩饰地描述了他真实的欺骗行为，这使他可以坐下来享受欺骗我们的感觉：在现实中，不仅他的谎言未被揭穿，他本人还获得了丰厚的稿酬——他描述欺骗行为的小说和剧本很畅销。

有一种类型的冒名行骗者以欺诈为生。这便是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虚假自我”（false self）类型——例如，心理变态的骗子会为了向老妇人出售虚假保险单而假设身份。心理变态者易冲动，贪求感官刺激，容易犯罪和不遵守行为规范，良心薄弱。如果我们心理变态，我们的情感感受就不会很深。我们不会感到内疚、悔恨或同情。对别人，我们是滥交、爱操纵人、浮夸、自我为中心、暴力和冷漠的。在大众的想象中，所有的心理变态者都是变态狂或冷血杀手，但实际上，在心理变态者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成了连环杀手或性罪犯，还有一些人是伪装大师，在骗局不被识破的游戏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在英国，有2%～4%的人是完全心理变态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被关进监狱，有些人甚至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虽然大多数人格障碍者在学校和在职场都会与老师或领导发生严重的冲突，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上过得不如意，但是某些特质的特定组合意味着有少数的人格障碍者是非常成功的。

虚假自我倾向于从外部定义自己，一个中心原则就是取悦他人，尤其是权威人士，如教师、考官和雇主。这有助于他们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和加速升迁。这样的人也可能会竭尽全力使自己幻想成真，在现实中确认他们的自恋或全能感，利用实际的成功来获得他们在婴儿期被剥夺的崇拜和权力。在表演艺术领域（流行音乐、舞台、银幕和电视）有很多自恋者，他们迫切需要获得公众一次又一次的认可，以提升自身极低的自尊心。他们幼稚的无价值感与被承认为有价值的表面需求正好匹配在一起。成为知名人物，在街上被陌生人认出来，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有身份，暂时弥补了在婴幼儿期被当成隐形人的创伤（由缺乏共情的照顾者造成的）。

比自恋更甚的、全能感更强的人可能会成为疯狂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政治家和商人，无休止地想要证明自己，总是焦躁不安，需要进一步证明他们有成功地超越别人的能力或物质财富，以否认其内在的贫乏。难怪我们把有前途、有竞争力的人说成是“饥渴”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婴儿期确实缺爱，渴望被喂养。一级方程式（Formula One）车队老板弗兰克·威廉姆斯（Frank Williams）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身为一个活着的名人，有一点很不寻常——他的前妻维吉尼亚写了一本传记，在其中对他进行了详尽和可靠的描述。在序言中，她声称，她写这本传记不是为了赚钱或找谁算账，而是“为了驱魔”，并且希望他能读一读：她不得不通过写传记这样的方式与他交流。虽然威廉姆斯从来没有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她的叙述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但她为他写传记似乎是出于爱，而不是复仇。

从这本传记来看，他是个没有感情的男人，无情得堪比虐待狂。作为她的丈夫，当他深夜开车带她回家，穿过乡间小路时，他喜欢关掉车头灯。维吉尼亚写道：“我会冲他喊，让他把车头灯打开。他会回答，‘我这样开车速度更快。我可以看到迎面驶来的汽车的灯光’，并对我的尖叫声无动于衷。”在他们漫长的恋爱过程中，她回忆道：“我知道，我如果不想吓跑他，就必须表现得像他一样轻率地看待我们的恋情。”起初，他拒绝和她长时间在一起，但她通过给他洗衣服和做饭，逐渐让他习惯于经常住在她的公寓里。不过，她写道：“他经常去旅行，但他很少提前告诉我，他一般都是在离开的当天早上才说，他还会找出无数借口，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不能留下电话号码，所以我很没有安全感。我总是讨厌他出差，并且经常会为此哭泣，他却觉得很好笑。通常，在我这里住几个晚上之后，他会突然消失3个星期……他喜欢女人的陪伴，但他似乎也害怕她们所掌握的权力。”结婚后，他罕见地承认了这一点，对她说：“我从来没有像害怕结婚一样害怕过任何事情。”

与此相一致的是，威廉姆斯发现，给予爱和接受爱一样困难。与维吉尼亚相识15年之后，他才送给她一件礼物。收到礼物时，她“惊呆了，弗兰克以前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礼物。他未曾有过赠送礼物这个习惯”。

在结婚那天，他打电话到餐厅，他们已约好在那里碰面和共进午餐，他说他工作很忙，脱不开身，让她去婚姻登记处等他。结婚登记仪式一结束，他就说：“好了，我要回办公室了。待会儿见。”她生了一个儿子后，问他怎么想。“哦。我看到儿子了。我感到不舒服。”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关于是否再添个女儿，他的评论是：“我无法想象有人想要一个女孩。”

维吉尼亚早就预料到，他会有婚外情。“我发现了问题——弗兰克是个很棒的调情者”，不久之后，她“不再幻想我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女人”。威廉姆斯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对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她认为，对于功成名就的男人来说，对漂亮女人的欲望是“胜利的战利品”，他们是不会拒绝的，“唉，我知道弗兰克不可能是个例外”。

精神分析学家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在《人类攻击性》（Human Aggression）一书中对这种男人的思想做过精辟描述。斯托尔写道：“他们虽然热切渴望爱情，但是非常不信任别人，任何真正亲密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是危险的。接受爱是一种耻辱，甚至是危险的。”他们可能寻求通过高成就保护自己，然而，斯托尔写道：“无论他在外部世界有多成功，在他看来，来自另一个人的爱似乎会威胁他的独立性和男子气概。”因此，这种男人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困境中。斯托尔写道，一方面，“否认自己对爱的需要，就相当于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立无援、徒劳无功的监狱里”；另一方面，“接受爱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依赖的地位，这如此耻辱，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是个可鄙的弱者”。威廉姆斯就是这样的男人。在最后分手时，维吉尼亚问他：“弗兰克，你不在乎吗？”他的回答是：“金尼，情感是软弱的表现。”她说：“他从不谈论他的情绪或情感”，所以当她离开时，“他只是毫无表情地看着我”。

从弗兰克·威廉姆斯的童年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冷漠性格的成因。出生后不久，他父母就分居了，他后来只见过父亲几次。他和他母亲从来都不亲近，他们的关系很疏远，在情感上和距离上都是如此，在他只有3岁大时，他就经常从家里溜出去，有一次，他独自走到离家几千米的地方，后来被警察找到了。在他3岁之后，母亲把他送到天主教寄宿学校，他后来就一直在寄宿学校就读。即使在假期，他也很少与母亲在一起，他被送到一所修道院里，与僧侣们待在一起。实际上，他就像是一个在福利机构长大的孩子，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造就了安东尼·斯托尔所描述的那种人。斯托尔写道：“人类的婴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无助，无法独立生存。”如果没有人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终会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如果他允许别人在情感上与他亲近，无论他事实上是多么有能力或强大的男人，仍然会觉得自己完全受别人支配着。”

为了避免这种情感依赖，威廉姆斯一心扑在赛车上，促成了事业上的成功。维吉尼亚在书中写道，赛车是他的真爱，胜过任何女人（包括她）。据他母亲说：“从小时候起，他最崇拜的就是司机——能够驾驭机动车的人。”他在童年时无法控制缺乏共情的照顾者，所以把真情倾注在可驾驭的机动车上，以取代不可预测的亲密关系。

上文描述了弗兰克·威廉姆斯以及一般人格障碍者的特点，我们不应该误以为他们是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使用上述心理防御机制，在少年或青年当中，具有或轻或重的人格障碍特征的人超过半数。我们可能会半开玩笑地夸耀自己的性能力或运动能力（浮夸、自恋）。我们做白日梦，幻想自己在性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中无所不能（全能感）。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感受与伴侣的感受混淆起来（投射），并且在面对无法忍受的现实时，最初会拒绝真相（否认）。在工作和娱乐中与不同的人相处时，我们会戴上不同的人格面具（虚假的自我），在讲笑话或故事时，我们喜欢扮演不同的角色（冒充）。每个人都会使用自骗机制，把自己的某些经验区隔开（分离）。确实，“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人也会使用这些机制来支持和美化自己的幻想。

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人格障碍倾向会降低。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年轻人当中，1/3的人有严重的人格障碍症状，1/5的人有轻微的症状。然而，这个比例在25～59岁的人群中显著下降，在60岁以上人群中，只有11%的人有严重的人格障碍症状，还有17%的人有轻微的症状。

与心理健康的人相比，人格障碍者使用的错乱的心理防御机制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有明显差异，但是在我们周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母爱剥夺和自体感弱的迹象。在久等汽车或晚餐（多等了一小时）的人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烦躁多动和沮丧的反应，虽然有些成年人会故作镇静。每当我们对自己渴望的事物充满期待时（等待考试成绩，去约会或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天），我们自体感的强弱、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和可能伴随的剥夺感，都会受到考验。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和许多家庭，成员之间都会有支配和服从的正常互动，包括残酷、幸灾乐祸、近乎全能感、自恋和自我中心。我们应对逆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在婴幼儿期的类似经历的影响。一个婴儿在等待被喂食、哭着求抱抱，或感觉太热或太冷时，便处于弱势的状态，完全无能为力，任由照顾者摆布。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婴幼儿期，我们有时也会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人格障碍者和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人格障碍者在婴幼儿期受到了更长时间和更大程度的缺乏共情照顾，已有研究表明，早期情感剥夺与长大后的人格障碍直接相关。

人格障碍的婴儿期起因

在婴儿期，情感被完全剥夺的孩子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关于这种极端情况，已有39个详细记录的案例，这些孩子要么是在野外被动物养大，要么是从小被隔离，除了能获得食物之外，得不到其他任何照顾。他们的语言能力没有发展，也完全没有社交技能，他们的人格是完全混乱的。在这种极端的早期情感剥夺之后，有些孩子得到了养育者的悉心照顾，他们在语言、智力和社交技能方面会有所改善。然而，后来的照顾并不能逆转早期情感剥夺造成的伤害。这样的孩子自体感弱，并且有严重的人格障碍。

在缺爱的孤儿院生活的孤儿通常会遭受身心伤害。人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对母爱剥夺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即使在整洁干净的孤儿院，孩子的死亡率也远高于由父母抚养的孩子。在孤儿院生活的婴幼儿会患“医院病”（hospitalism），其症状包括嗜睡，不具备最基本的心智和社交技巧，极易感染和患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婴儿都不能茁壮成长，所有的婴儿都会受到永久性的伤害。这表明，婴儿即便有遗传适应能力，也经不起照顾的缺失。然而，在鼓励婴幼儿与照顾者建立个人关系的孤儿院，婴幼儿在各方面的表现就会好得多。被忽视的婴儿受到身心伤害，不是由于感官剥夺（婴儿床里没有玩具或感官刺激），或者单纯的母亲缺席。至关重要的是，在婴儿的成长过程中，有照顾者与婴儿建立亲密关系，并了解他的特殊需要、能力、特质和弱点。受过这种照顾的婴儿可以在缺乏感官刺激或没有母亲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只要照顾者与婴儿共情，婴儿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健康成长。

这种早期经历与长大后的人格障碍有关，已有研究证据表明，在育幼院（孤儿院）长大的男孩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人格障碍，在女孩中，这比例高于1/3。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受到不良抚育时，孩子的年龄越小，长大后出现人格障碍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一项以育幼院的孩子们为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中，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全面身体检查，在他们成年之后，研究人员又对他们进行了追踪采访。他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挫折，例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由缺乏监督导致）和被欺凌，然而，有一项环境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预示着人格障碍的出现：在两岁之前受到的不良抚育。

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容易出现人格障碍，由缺乏共情的亲生父母抚养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约翰·小川（John Ogawa）和他的美国同事们对168名儿童进行了追踪研究（从出生到19岁），测量了这些儿童在整个童年期所受照顾的质量。研究人员选择了可能会受父母虐待或情感剥夺的168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早期不良抚育是否与以后生活中的问题相关。研究人员还探究了早期不良抚育的影响与解离症的关系。解离症（dissociation）是人格障碍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与失忆有关的心理策略（比如不关注、不接受、遗忘或拒绝承认），来逃避痛苦的现实。有解离症状的人也可以通过沉浸于内在或外在世界的某个方面（例如对着壁纸上的图案发呆，或者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无视身边的人）来逃避现实。此外，有些患者还可能出现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症状，患者感觉自己与身体或心理分离，似乎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解离症患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次人格，并且逃入其中——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先兆。

小川的研究首次证实，通过一个孩子在2岁之前所受到的照顾（忽视、虐待或不和谐的程度），就可以预测其在17年后是否会出现解离症状。遗传因素似乎不起作用：从一个孩子在出生后或3个月大时的气质，并不能预测其长大以后的状态。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另一篇研究论文表明，一个孩子如果在2岁时处于混乱型依恋模式，长大后就可能出现解离症状，从早期抚育的质量可以预测孩子是否会形成混乱型依恋模式，以及长大后是否会出现解离症状。尽管孩子在2～19岁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大量影响，婴儿期的经验对19岁时的人格有巨大影响，这已得到证实。从这项研究的样本（168名儿童）来看，与在婴儿期遭受虐待的儿童相比，婴儿期过后（2～4岁或者童年中后期）才受到虐待的儿童在19岁时出现解离症状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长大后出现人格障碍症状的可能性就越大。

小川的研究还可以解释，在婴儿期以后遭遇创伤或挫折时，为什么这168名儿童中有些更容易出现解离症状。自体感的强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儿期受到了体贴的照顾，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自体感，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遭遇创伤或挫折时，他出现解离症状的可能性就很小。与在婴儿期遭受虐待并且自体感弱的孩子相比，在婴儿期形成了强大的自体感、5岁后第一次遭受虐待的孩子在19岁时出现解离症状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自体感弱的人不确定自己是谁，只要经历了不太严重和不太频繁的创伤或挫折，就会轻易怀疑自己的现实，而且由于他们的心理边界（psychic boundary）很脆弱，他们更容易通过解离来逃避无法忍受的现实。自体感强的人能够保持人格的完整。另一项研究表明，对22岁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如果在1岁之前受到母亲敏感的抚育，就能与同年龄段的伴侣建立更好的关系——他们更有自知之明，更尊重伴侣的自主性。早期抚育的敏感与否将会影响孩子大脑的电—化学模式，表现为强大的自我或人格障碍。

早期抚育、基因和人格障碍的良性与恶性循环

小川还探究了基因与解离症的关系，他们在受试儿童刚出生和3个月大时测量了遗传气质特征。研究发现，这些特征根本无法预测受试儿童在19岁时是否会出现解离症状，这表明基因或遗传因素与解离症的关系很小。同卵双胞胎研究也表明，许多类型的人格障碍也是如此——例如，一项关于边缘型人格的研究就没有发现遗传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强有力的证据（来自20多项研究）表明，与患有其他类型人格障碍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成年人相比，边缘型人格障碍者更可能有童年受虐经历——特别是失去父母或与父母分离，不受待见，受到父母双方的虐待和忽视。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在边缘型人格障碍者当中，有84%的人遭受过来自父母双方的某种形式的虐待，相比之下，在其他类型人格障碍者当中，有61%的人遭受过来自父母双方的某种形式的虐待。尽管如此，至少在理论上，人格障碍的原因可能在于孩子的遗传气质。一个婴儿可能生有困难型气质，这将使他的父母难以共情。如果一个婴儿天生就很不愿意与人进行目光接触，经常烦躁不安，特别爱哭，或很少睡觉，那么其父母可能会放弃与之建立情感联结，不愿与之共情。的确，婴儿既没有力量来控制父母，也不会绞尽脑汁来影响父母。但是因为大多数父母都很想尽最大努力使婴儿快乐，一个困难型的婴儿会特别令父母痛苦，因为父母觉得自己不会照顾婴儿。另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是，带有基因决定的困难型特征的婴儿，其父母可能本身就有缺乏共情能力的遗传倾向，这真称得上是一个双重打击。不仅孩子天生就不愿与父母交流，父母本身可能也有不爱交流的倾向：不良交流可能是遗传与双方相互影响造成的。

上述观点已经被研究过了，研究人员测量了婴儿出生后的困难型气质的程度，然后将之与母亲随后的行为和婴儿的成长状况相关联。如第4章所述，这些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婴儿的成长状况通常是由母亲在抚育中的共情程度决定的，而非婴儿的困难型气质的程度。

在写这些话时，我非常清楚，对于身为母亲并且觉得自己不会照顾婴儿的读者来说，这些话是多么令人不安、愤怒或沮丧。然而，我很了解照顾小婴儿有多难，激起内疚或焦虑是我最不希望做的事。事实上，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头胎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大多数女性的心理健康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大约有10%～15%的母亲会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婴儿1岁时，大约有25%的母亲会患上抑郁症。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没有患上抑郁症的母亲也会因为照顾婴儿而产生烦躁情绪（一种与精疲力竭有关的情绪低落和轻度抑郁）。最近一项对1,000名英国母亲的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母亲说她们感到精疲力竭，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容易被婴儿激怒，对于照顾小婴儿的母亲来说，她们平均每晚睡4小时。家有2岁以下婴幼儿的母亲当中，有4/5的人表示，因为照顾婴幼儿，她们与伴侣或丈夫的关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争吵不断；2/3的人表示，她们“完全熄灭了欲火”。有时，她们无疑也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但是在婴儿适应了日常（尤其是夜间）稳定的睡眠和饮食模式之前，她们很容易有失去控制的可怕感觉，容易被婴儿激怒，并伴有慢性绝望情绪。

大多数人认为，产后抑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或纯粹是生物学因素（激素水平的变化）引起的，但没有得到证据支持。虽然所有女性在怀孕期间和产后几周内体内都会有激素水平的变化，但是产后患抑郁症的母亲与未患抑郁症的母亲在激素水平的变化上没有任何差别。相比之下，通过询问她们的心理病史，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哪些母亲最有可能成为产后抑郁症患者：从她们的童年经历和目前的状况，而不是激素或基因，可以预测产后抑郁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因素与产后的劳累（试图满足婴儿需求而造成的）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产后抑郁。根本问题是，婴儿每天24小时都离不开母亲的照顾，导致母亲也同样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对于绝大多数母亲来说，因照顾婴儿而精疲力竭时，并不总有其他人来帮助她们。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人们生活在大家庭中，总会有姐妹、祖母和其他亲戚在身边，帮忙照顾婴儿，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一个小婴儿的母亲精疲力竭，处于崩溃的边缘时，她通常找不到人来帮忙。

有钱当然可以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因为婴儿的母亲可以用钱购买物力支持（汽车、洗衣机）和人力支持（月嫂、保姆）。一个权威性的调查研究显示，在家有6岁以下幼儿的贫困母亲中，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比例为1/3，而在家有6岁以下幼儿的中产母亲中，这一比例仅为4%。但这不仅是钱的问题。选择母乳喂养的母亲患抑郁症的风险更大，因为她们睡眠不足，同时分泌乳汁也会使身体疲乏；同样，缺乏亲密关系的婴儿母亲，特别是离异者和单身母亲，患抑郁症的风险更大。有幼年丧母经历的女性更容易患产后抑郁症；对曾经（从而成为不安全型依恋的成年人）或目前与母亲关系恶劣的女性来说，如果母亲还活着，自己就更容易患产后抑郁症。孩子的数量也是一个因素。如果一个母亲有不少于3个14岁以下的孩子，而且其中一个孩子的年龄在6岁以下，那么这个母亲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没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即使母亲在第1个孩子出生后没有患抑郁症，也可能在第2或第3个孩子出生后患上抑郁症。如果需要照顾多个婴儿，母亲患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增加，一项研究表明，双胞胎母亲比单胎母亲更容易患抑郁症。

产后抑郁症的所有影响因素，大多是在婴儿出生前就可以预见到的，如果我们的社会组织得更完善，其中许多是可以预防的。但婴儿是否具有高需求应该也很重要？有不少于2个孩子的母亲都深有体会，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可能会导致母亲抑郁。在几周至3个月大的婴儿当中，大约有20%的婴儿会发生肠绞痛（colic），就是每周至少发作3天，每天至少哭闹3小时。如果婴儿发生肠绞痛，其哭闹会从出生后2周左右开始增加，在出生后第2个月达到高峰。婴儿长时间地剧烈哭闹，安抚或喂食都不能使之缓解，在哭闹的间歇也显得烦躁不安。婴儿的长时间哭闹通常发生在傍晚，也就是母亲最疲惫的时候。婴儿常常握紧拳头，双腿弯曲向腹部，背部拱起，脸涨得通红，表情痛苦，腹部硬而胀，经常伴有胀气和呕吐。令人困惑的是，婴儿的哭闹似乎没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可能会突然出现和自发停止。

关于婴儿肠绞痛，尽管研究人员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发病原因。相反，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婴儿肠绞痛似乎是罕见的，甚至是未知的，这表明它不是一种疾病，例如细菌感染之类。研究人员发现，婴儿肠绞痛的发生与喂养方式（母乳喂养或配方奶喂养）无关。据最权威的专家估计，发生肠绞痛的婴儿当中，只有大约5%～10%有身体上的病因。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即使不是所有的新生儿，大多数新生儿都会有一些肠绞痛的症状，有些新生儿被诊断患有肠绞痛是因为他们的哭闹发作得更为严重和频繁。婴儿哭闹是普遍现象，哭闹严重的婴儿就会被诊断为肠绞痛。对于新生儿来说，哭闹或肠绞痛可能是正常的，是适应用胃消化食物（在母体子宫里的9个月都是通过胎盘吸收营养的）和子宫外的生活造成的，例如需要适应肠道微生物。虽然新生儿对这些新情况的敏感程度可能有很大差异，但有证据表明，很关键的影响因素是，母亲对婴儿哭闹的反应。

对于母亲来说，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她的内心脆弱、易伤感，然而由于需要照顾新生儿，适应其睡眠模式，她的睡眠模式陷入了混乱，感觉就像永远在倒时差。最糟糕的是，母亲不得不适应变幻莫测的新生儿睡眠模式。婴儿出生后3个月内（有时甚至是3个月以后），当母亲认为婴儿已经建立了有规律的作息时，婴儿很可能打破它，难怪母亲会感到绝望和沮丧。尽管如此，她如果有足够的支持，能够容忍混乱，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婴儿会感觉到母亲的平静，以及自己的需求及时得到了满足，因此，到了6或8个星期大时，婴儿就可以适应每2～4小时一次的喂奶，并且在夜晚睡得很香（只需要喂一两次）。

但是，新生儿的母亲如果得不到支持，并且有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就可能面临一个恶性循环——这对母亲来说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经历，母亲的精神痛苦加剧，因为她觉得自己不会照顾婴儿。在这种情况下，当婴儿出现肠绞痛迹象时，母亲要么不能保持冷静，要么干脆置之不理，让婴儿哭，这样做或许是受到育儿手册的影响。（那些育儿手册建议，从婴儿出生起，就建立严格的睡眠和喂养作息。事实上，在婴儿2个月大之前，不应给其建立严格的作息，2个月大之后，才可以逐步进行。）在2个月大之前，婴儿如果经常被抱着，就会减少哭闹，这已被研究证实——与每天被抱着的时间不足3小时的婴儿相比，每天被母亲抱3小时以上的婴儿在3周和6周大时哭得更少。与母亲的亲密接触也可以促进安全型依恋的形成，这已被研究证实。新生儿的母亲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母亲被要求经常使用吊带把婴儿背在身上，每天至少这样做两三次，另一组母亲是对照组，没有被这样要求。在婴儿13个月大时，经常被母亲用吊带背在身上的那一组婴儿中有80%形成了安全型依恋，而在对照组的婴儿中，这一比例是40%。与从出生起就被母亲培养规律作息的婴儿相比，在2个月大之前按需喂养，未被建立严格作息的婴儿在2个月大时哭闹得更少。（但是，在婴儿4个月大之后，逐步培养作息的规律，确实有助于减少婴儿哭闹。）然而，一旦婴儿发生了严重的肠绞痛，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办法了，母亲只能熬过这段时间。虽然抱起婴儿不一定能减少其哭闹，但是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

如果母亲能够把发生肠绞痛的尖叫婴儿交给其他人照顾，自己抽时间小睡一会儿，那母亲和婴儿都能获益。但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婴儿就会变得越来越痛苦，母亲则会变得更加抑郁，这样她便更不能与婴儿共情，致使婴儿的痛苦进一步加重……在婴儿两三周大时，一种地狱般的情景正在形成，母亲的睡眠时间非常少，婴儿一醒来就哭，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似乎要么在哭闹，要么烦躁不安。这个恶性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如果不把它打破，婴儿以后可能会出问题：发生严重肠绞痛的婴儿，在3岁大时更容易出现多动症、脾气暴躁和睡眠障碍等问题。

考虑到这一切，难怪婴儿的肠绞痛程度与母亲的心理健康之间有直接联系。对婴儿母亲的研究发现，肠绞痛症状严重的那一组婴儿当中，有50%的婴儿母亲患精神疾病；肠绞痛症状轻微的那一组婴儿当中，有25%的婴儿母亲患精神疾病；没有肠绞痛症状的那一组婴儿当中，有3%的婴儿母亲患精神疾病。但是哪个因素才是起因呢——婴儿肠绞痛还是母亲的精神疾病？

虽然导致婴儿肠绞痛的病原体（例如病菌）未被发现，但是有研究证实，母亲的孕期经历与婴儿肠绞痛有关。在一项研究中，1,200名母亲在怀孕期间和婴儿3个月大时接受了采访，其中有1/3的婴儿被诊断患有重度或中度肠绞痛。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与伴侣有良好的关系，婴儿患肠绞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此外，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历了很大的压力，觉得自己在社交上被孤立了，并且预期自己在婴儿出生后需要很多帮助，她的婴儿就更有可能患肠绞痛。例如，在怀孕期间没有经历任何压力的女性所生的婴儿中有25%患肠绞痛，在怀孕期间经历了不少于5种压力的女性所生的婴儿中，这一比例为70%。由于母亲和胎儿通过胎盘相连，精神压力对母亲的身体影响（例如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的升高），会直接影响胎儿血液中的皮质醇水平，这很可能导致胎儿出生后更容易患肠绞痛。

其他研究表明，婴儿的母亲与外婆的关系，以及母亲自己的童年经历，也会影响母婴关系（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后者会诱发婴儿肠绞痛）。研究人员对怀孕期间或产后几天的婴儿母亲进行访谈，如果婴儿母亲回忆起自己童年时的痛苦经历，预期自己的母亲不会提供支持或会干涉过多，她们的婴儿就更有可能患肠绞痛。某些婴儿肠绞痛的代际传递很可能不是因为遗传基因，而是因为婴儿母亲与外婆之间的不良关系。最简单的情况是，外婆会向婴儿母亲传授可能会加重婴儿肠绞痛的照料方法，比如，外婆主张在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周里，婴儿母亲不应经常抱起婴儿，不应按需喂养婴儿。有的外婆可能无法提供帮助——她们还记得自己当妈妈时照顾肠绞痛婴儿的可怕经历，她们的女儿产后得不到亲妈的帮助，因此更容易疲惫和感到孤立。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外婆仍然与自己已成年的女儿纠缠，不肯放手，把女儿当作孩子对待，那么她就可能会干涉过多，使她的女儿变得焦虑和愤怒，从而无法平静地应对婴儿哭闹和肠绞痛迹象。如果外婆和母亲在童年时都受到过缺乏共情的照顾，使她们没有能力提供共情照顾，改变恶性循环，这一切都可能变得更糟。

当然，除了婴儿肠绞痛之外，婴儿母亲可能还要面对其他问题。刚出生时，大多数婴儿并不是不爱吃奶、难入睡，也不是特别情绪多变、软弱无力、被动……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各不相同。其原因与基因没有什么关系，意大利的一项关于胎儿期双胞胎的有趣研究表明：胎儿期经历的差异是很大的。再加上出生过程中的困难，新生儿的气质各不相同就不难理解了。但关键的发现是，无论出生时是什么样子的，婴儿在6～12个月大时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是由母亲对婴儿的反应决定的。一般来说，如果母亲能够给婴儿共情照顾，困难型婴儿会变得容易养，反之，如果母亲不能给婴儿共情照顾，容易型婴儿也会变得难养。如果有人给困难型婴儿的母亲提供辅导，教会她们照顾婴儿，很快她们就不再认为婴儿有问题了，因为婴儿在吃奶和睡眠上更有规律了。

另一种方法是，从有情绪问题的母亲所生的婴儿的成长状况，来探究母亲抚育的作用。患抑郁症、有虐待倾向、酗酒或吸食可卡因的父母很可能不会给婴儿共情照顾，多项研究发现，这样的父母所生的婴儿不太可能茁壮成长。据估计，在英国，与海洛因成瘾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一直不少于20万。在这种父母的照顾下，容易型婴儿更可能变得难养，与有正常父母的婴儿相比，有海洛因成瘾父母的婴儿更容易形成混乱型依恋模式。特别是，研究表明，受到父母严重虐待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混乱型依恋者，混乱型依恋者长大以后更可能成为人格障碍者。

研究表明，在母亲患抑郁症的情况下，缺乏共情的照顾会使婴儿的脑电波模式从正常变为异常。无论婴儿最初的气质如何，婴儿的右脑都会受到长期损害。在一项以抑郁母亲的婴儿为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婴儿出生时和长大一些之后，分别对其脑电波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如果抑郁母亲不能给婴儿共情照顾，婴儿的脑电波模式就会改变，无论婴儿出生时的脑电波模式如何。有趣的是，在婴儿两三岁大时，即使母亲的抑郁症痊愈了，婴儿大脑受损的迹象仍然存在。婴儿的脑电—化学的病理模式是缺乏共情照顾造成的，其影响是持久的。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任何困难型新生儿导致母亲患上精神疾病，那也是因为母亲本身就比较脆弱。因此，研究表明，如果新生儿特别软弱无力，患抑郁症风险高的母亲就更可能因此患上抑郁症。对于患抑郁症风险高的母亲来说，如果缺少伴侣或朋友提供的社会支持，一个困难型婴儿就很可能使她的情绪从悲观变为绝望。在这个非常局限的意义上，婴儿出生时的气质可能会导致母亲患上抑郁症，从而使婴儿无法得到共情照顾。

当然，有一种婴儿可能很难养，像来自地狱的婴儿。据估计，每2000个婴儿中，就会有一个婴儿几乎没有能力与父母或其他任何人进行情感交流。这样的婴儿长大以后会缺乏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谁。再多的共情照顾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如果运气足够坏，几乎任何精神健康的父母都可能因为这样的孩子受到严重情绪困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孩子患有自闭症，父母的应对方式也会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能得到帮助，在孩子还只有两三岁时，开始对孩子进行训练，帮助孩子克服情感缺陷，那么孩子以后的发展就会好得多。一般来说，自闭症儿童最终会得到国家的照顾，在福利机构生活，但如果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对孩子有特殊的承诺，并且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和专业的帮助，那么孩子长大以后就有可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毫无疑问，对于许多母亲来说，婴儿的出生可能会对其心理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这个社会做得太少了，对新生儿母亲的心理健康没有足够的重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婴儿的情绪状态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照顾者每时每刻的共情水平，而一般照顾者的共情能力是不受婴儿心理特征控制的。两个简单的事实突出了这种力量对比。首先，每4个婴儿中就有3个在1岁之前被父母打过，而婴儿是不可能打父母的；其次，婴儿（2岁以下）被杀害的概率是其他年龄组的人的4倍，而婴儿是不可能杀害父母的。

人格障碍的童年后期描述

因此，婴儿的自体感弱是由缺乏共情的照顾（而非基因）造成的，这会影响婴儿的脑电—化学模式的形成，但是童年期的经历可以改变大脑的模式。它可能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是否出现人格障碍，以及出现什么类型的人格障碍——在多大程度上自恋、成瘾、心理变态。因此，确切地说，婴儿期遭受情感剥夺并不一定会导致人格障碍，但它造成了脆弱性。童年期的经历、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这些因素与孩子长大以后是否出现人格障碍有关。

婴儿期之后，在童年期遭受的忽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是最大的预测因素，可以预测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否有人格障碍。对成年人的访谈发现，人格障碍者中大约半数有童年受虐经历——在没有人格障碍或其他类型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的患者中，有童年受虐经历的人所占比例要少得多。与没有童年受虐经历的人相比，有童年受虐经历的人出现人格障碍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事实上，有的人格障碍者可能在婴儿期形成了强的自体感，但是由于在童年期遭受严重虐待，其自体感被削弱了。

人格障碍的症状，例如解离，是应付无法忍受的情况的方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遭受殴打或性侵害时，解离是一种将自己与这段痛苦体验分离很好的方法；人格障碍的许多其他症状也是如此。否认（“这没有发生”）、全能感（在感觉自己无能为力时，对自己说：“我可以做我选择的任何事情”）和自恋（在感觉自己毫无价值时，对自己说：“我是完美的”）将会帮助孩子逃避遭受虐待所致的肉体痛苦、愤怒、自我憎恨、悲伤和羞辱感。至于可能发展成完全的精神分裂症的次人格，则是最终的逃避机制（“我是别人，所以这种虐待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在童年期遭受过性虐待的人来说，遭受性虐待时的年龄会影响以后形成的次人格的数量和自我分裂的程度。与在6岁之后才遭受虐待的儿童相比，在6岁之前受过虐待的儿童长大以后会有更多的次人格和更混乱的自我。对于男孩来说，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虐待程度越严重，男孩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暴力的人。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观点：由于小孩子的自我较弱，应对逆境的能力较弱，所以早期经历的影响更大。

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的生活经历很好说明了童年后期受虐可以使源于婴儿期的潜在人格障碍变为现实。伍迪·艾伦不仅在他的电影中为自己写了有人格障碍的角色，还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了许多症状。

对于艾伦来说，与普通人的平常接触都会令他痛苦和不安。在电梯里，他不会和陌生人对视或互致问候，而会转身面朝电梯轿壁或者用报纸遮住脸。如果熟人和他进行肢体接触，他就会往后缩。几十年来，他每周都和爵士乐队的成员们一起演奏，但是只和他们进行最基本的社交交流。喜剧表演是他理想的社交方式。他曾说过“我走上舞台，讲我的笑话，他们笑，我回家”，因为他以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看待别人。

从他开始记事起，一直到40岁出头，他睡觉必须要开一盏夜灯，并且在睡觉之前还要把家里检查个遍，以确定“没有任何敌人潜入家里来抓我”。他害怕乘坐他无法直接控制的任何交通工具，无论是飞机、电梯或火车。他害怕被绑架、下毒——除非他的食物已经被仔细检查过了，否则他是不会吃的。因为怕脏水，他不用浴缸，只淋浴。他与女演员米亚·法罗相恋后，第一次在她的乡间别墅留宿时，因为没有淋浴间，他返回了纽约。米亚·法罗必须专门为他建造一个淋浴间，他去她那里小住时，也总是带着自己的食物。

对于艾伦来说，如果性关系发展成依赖和亲密的感觉，就会变得痛苦。让他产生这种感觉的女人，可能很快就会遭到他的恶意对待，被谴责为疯狂、坏或愚蠢的人。对他来说，稳定持久的爱是难以达到的，他早前的两次婚姻都是在几周之内就出问题了。女演员黛安·基顿（Diane Keaton）被他称为“女服务生”（the coatcheck girl），从他对她的评价可以看出，他需要感到自己比爱人高明得多：“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头脑空空如也。”关于他目前与米亚·法罗的养女宋宜的婚姻，他说：“我与她的关系不平等是件好事。选择与一个不太有成就的女人在一起，使这段关系进展得很顺利。”到目前为止，这段关系似乎是最稳定的。

和法罗在一起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爱。起初，他尽管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被抚育的感觉，但还是能够与她保持距离，并说：“一段不需要和对方生活在一起的关系总是更好的”。他们继续分居，但渐渐地，他变得更顾家了。法罗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但是他觉得自己更喜欢迪伦（Dylan），迪伦是他和法罗一起收养的一个小女孩。在那之前，他总是说他讨厌小孩子，但是，法罗知道他最迷恋金发美女，于是想尽办法收养了一个金发婴儿。艾伦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个孩子，这后来成了具有破坏性和扭曲性的丑闻。

他在迪伦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关爱，其他的孩子们都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为了让她吃起来更容易，他有时会为她咀嚼食物。他鼓励她吮吸他的拇指，曾经有人看到，他把防晒霜涂抹到她的屁股缝里。当局介入调查时，7岁的迪伦声称，艾伦曾两次触摸过她的生殖器。负责这个刑事案件的警探明确宣布，他有足够的证据起诉艾伦，但是他没有，因为担心这样的案件会对迪伦造成伤害。艾伦自己请了儿童心理学家来评估他与迪伦的关系，那位心理学家称这种关系“不合适”。艾伦向法院申请孩子的监护权，最高法院的结论是，艾伦是个“自私、不可信和不敏感的”父亲。

如果艾伦没有卷入另一段有问题的关系——与宋宜的关系，这一切很可能不会被公之于众，宋宜是法罗与安德烈·普列文的养女。当时，宋宜是个缺乏自信的19岁女孩，她似乎是有意勾引他的。艾伦真的无法理解，屈从于她的引诱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他不是宋宜的父亲，但他在家庭中是一个权威人物；然而，直到今天，艾伦始终把它说成是一种正常的性关系。同样奇怪的是，他和法罗的女儿有染，却无法理解这会给法罗带来多大的伤害，他和法罗的伴侣关系当时已持续了10年之久。

作为一个接受过30年精神分析的人，他竟然理解不了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这似乎令人惊讶。但是艾伦非常擅长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别人的感受知之甚少，别人对他的感受也知之甚少。一位朋友说他是“我认识的最不敏感的人之一”，他如此描述自己接受过的几次精神分析：“没有一个情绪激动的时刻”。有一位精神分析师曾坚持要求他透露更多信息并停止压抑自己的感情，艾伦则突然终止了这次精神分析治疗。

从5岁起，艾伦就沉浸在故事片中，在当地电影院看电影，通过电影银幕上的人物，享受一种间接的生活。替代人格也是他处理现实生活的主要方式。在过去25年间，他每周工作7天，每年拍一部电影，他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叙述这些角色的生活故事。在他不从事创作的那一小部分时间里，他与别人保持距离，过着“自己的生活”，扮演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写就的角色。1996年，艾伦允许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跟随拍摄他（每天16小时，持续了6个星期），他戴着随身无线麦克风，以记录下他说的每一句话。看完这部纪录片，一位好友惊讶地发现，在这段时间里，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理智、正派、热情的角色，没有一点失误。他在扮演一个他想要描绘的自我，将之呈现为他的真实自我。

不断改变人格面具是什么情形，在他的电影《西力传》（Zelig）中有描述，他的传记作者总结如下：

这个电影是一部伪纪录片，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主人公伦纳德·西力（Leonard Zelig）是一个渴望被人喜欢的男人，他试图融入一切交际圈。由于既缺乏安全感又焦虑，他不由自主地在人格甚至外表上模仿他遇到的人。例如，在与黑人音乐家接触时，他就变成了一个黑人音乐家；与精神科医生交谈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博学的医生，等等。由于这种神奇的才能，西力被称为人类变色龙，他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名人，人们为他举办纸带游行③（ticker-tape parade），一大批以他为主题的商品和文化产品（例如棋盘游戏和玩偶，歌曲和舞蹈）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名气也是有代价的，“他付出的代价是，成为一个不快乐、空虚的人”，伍迪解释说。

艾伦的传记作者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影片：“与伦纳德·西力一样，伍迪·艾伦是一个著名的人物，被迫为名气付出代价，他仍然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迷失羔羊，曾经的名字是艾伦·科尼斯本（Allan Konigsberg）。”

如果艾伦确实有一个欺骗性的人格，他仍然有一些不变的特征。从他能记事起，他一直是“悲观抑郁”的。在23岁时，他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持续感受到似乎无缘由的抑郁”。在51岁时，他说：“我每一天都在认真考虑自杀的可能性。”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都有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一切都让我不满意”。当他发现，无法体验快乐在医学上被称为快感缺失（anhedonia）时，他立即希望把这个词用在他的下一部电影的片名中。他的快感缺失和在工作狂和抑郁状态之间摇摆的状态，就像婴儿通过抑郁和多动这两种方式应对缺乏共情的照顾。

他们是典型的有人格障碍的成功者，为了抵御内在的无能感和无价值感，他们引诱、欺凌和操纵世人，使世人接受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幻想。这并不是说，有人格障碍的高成就者不是靠努力获得成功的。在过去25年间，艾伦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电影创作中，周末也不休息。但他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即他沉迷于工作是一种防御，努力工作，“这样我就不会感到沮丧”。在他年轻时，他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对名望的渴望。一个儿时的朋友说：“他特别渴望被赏识”，艾伦回忆说，自己在13岁时就想成名。在16岁时，他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一位专栏作家发表了他写的一个短笑话），感到很激动。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他才开始厌恶名声带来的关注。

童年经历造成了这种复杂的人格障碍，这表明，一个人在婴儿期及其后经历的事情很重要，可以使源于婴儿期的潜在人格障碍变为现实。艾伦出生于纽约，在纽约的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他的父亲马丁换过很多份工作，直到后来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是个和善、懒散的人，与他的妻子内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很容易发火。因此，这对夫妻似乎永远处于交战状态。在艾伦的童年期，他们一家人住在狭小的居所内，艾伦记得他们每天都闹别扭，“我懂事之后就发现了”。尽管艾伦有一个比他小8岁的妹妹，但艾伦是他母亲特别关注的对象，他的母亲很可能既有抑郁倾向又有攻击性。他的儿时的朋友杰克·弗里德（Jack Freed）说：“他母亲脾气暴躁，总是对他发火。每当他惹她生气时，她就会大喊大叫，然后狠狠地揍他。如果我妈妈打我那么重，我就会哭着跑掉，但他从来不哭。他有惊人的抑制情绪的能力。他的母亲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他的另一位儿时朋友说，他母亲“特别爱唠叨。伍迪有时不能接受，会说一些狠话”。多年以后，在1986年，艾伦面对他的母亲谈起她对他的体罚。她非常暴躁地拒绝接受，不承认她对他的照顾有任何不足之处，说了一大堆之后，她最终承认：“我对你没那么好，因为我很严格，我感到遗憾。我对你妹妹莱蒂要比对你好得多。”所以在他的家庭剧本中，艾伦是他母亲的消极情绪的接受者。

取得成就是他让母亲高兴的唯一可行方法。他对学习不上心，这使她很生气，她让他认识到勤奋和成功的重要性。“不要浪费时间！”她会大喊。她把他送到一所希伯来语学校就读，他确实从小就非常勤奋——但只是在他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上，如学习魔术、吹单簧管或写笑话卖给报纸专栏作家。

据他的母亲说，在5岁之前，他是个可爱、无忧无虑的小男孩，但是在5岁之后，他的性格突然就变了，变得尖酸刻薄和不合群。他的悲伤令她费解。他开始着迷于死亡，在6岁时，他就试着细致地想象死亡的模样，这使他极度沮丧。

通过这个简短的叙述，结合相关的研究证据（例如家庭剧本和父母的攻击性对儿童抑郁的影响），我们可以对艾伦的童年经历与成人人格之间的联系做出一些合理的猜测，但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他受到的早期抚育。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出生后的最初6个月受到的早期抚育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强有力的线索。他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婴儿期的：

在他1岁生日后不久，他母亲内蒂在曼哈顿的一家花店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开始每天往返于城市之间。她请保姆在家照顾儿子，并且经常换保姆，这些保姆大多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女性，她们迫切需要钱，对儿童早期发展的细微问题并不感兴趣。伍迪后来回忆，她们邀请朋友来家里，整天坐在那里闲聊，让他一个人独自玩耍……晚上，他母亲下班回家，几乎没有时间在他睡前给他讲故事。他经常会惹怒她，那时，她就会动手打他。因此，他从小就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个不受待见的孩子。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这种看法。

至于他出生后的最初6个月受到的抚育如何，我们虽然无法从以上描述中确定，但是可以推测，他母亲对他不好的可能性很大。如上所述，从艾伦1岁时起，她就是个有攻击性的母亲，经常体罚儿子，对于有相似性格的母亲的研究发现，在孩子1岁之前，这样的母亲也很少能与孩子共情。

对于艾伦来说，这样的婴儿期经历造就了人格障碍的可能性，婴儿期之后受到的虐待和忽视使源于婴儿期的潜在人格障碍变为现实。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家庭中长大，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与人接触，为什么总以为别人对他怀有敌意。因为经常受到母亲体罚，他的这种感觉日渐强烈，并使他成为一个愤怒、带有潜在恶意和破坏性的人，他后来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情人的。这种不快乐可能促使他逃入个人幻想，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虚构作品中，这不仅体现为他是一个狂热的影迷，还体现在他自身每时每刻的体验中——他把自己从无法忍受的现在解离，助长仿佛人格和虚假的生活。他母亲对他的消极态度（攻击性—抑郁性），也许可以解释他的抑郁倾向。如果父母不对孩子提供赞扬、无条件的爱、简单的温情和感情，就会导致孩子低自尊。这种极度无足轻重和毫无价值的感觉，也会激发他通过名声获得认可的欲望。在他小时候，他母亲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够好，这可以解释他的不快活、无力体验欢愉，以及无论获得多少奥斯卡奖，都坚信自己是个失败者。取得成就是他获得母亲认可的唯一办法，这可能是促使他成功和努力工作的因素。

人格障碍的社会因素

伍迪·艾伦的生活经历表明，童年期的经历很重要，可以使源于婴儿期的潜在人格障碍变为现实。它还表明，社会因素也可以起到促进或抑制人格障碍的作用。人格障碍患病率因国家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与艾伦的童年经历相似的人，如果生活在法国，就不太可能出现如此显著的人格障碍。从全球来看，纽约和洛杉矶可能是人格障碍者密度最高的地区，北美可能是人格障碍者密度最高的大陆。北美的犯罪率很高，在北美人口中，被定罪的精神变态者所占比例要比其他地区高出4倍，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冷酷无情、缺乏同理心和圆滑，并倾向于魅力攻势和浮夸。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主要通过电视传媒传播，它特别鼓励浮夸和自私的行为；然而，重视社区和集体主义的发达国家犯罪率较低，比如瑞典（人格障碍患病率只有美国的一半）和日本，精神变态者在一般人群中所占比例也是最低的。

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过于巨大，这说明，在人格障碍的形成中基因起的作用很小。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人格障碍患病率是由早期抚育和社会秩序共同决定的，而不是基因。在日本社会，对婴儿的共情照顾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这在发达国家中并不多见。直到最近，几乎所有日本婴儿都由亲生母亲抚养长大，母亲特别注意满足婴儿的每个需求。日本社会非常重视对婴儿的共情照顾，这种共情照顾可以使婴儿形成强烈的自体感。在美国，将近一半的1岁以下婴儿上日托所或由替代照顾者看护，这种替代照顾往往不够好，鉴于日本婴儿受到的早期抚育比美国婴儿好得多，日本的人格障碍患病率也应该比美国的低得多。结果的确如此，即使在今天，与美国相比，日本年轻人的犯罪率和吸毒率都很低。然而，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更好的早期抚育。在日本，也有少数婴儿可能受到情感剥夺或虐待，他们也有出现人格障碍的可能性，日本的社会体制会起到避免人格障碍出现的作用。日本社会给人一种秩序感和归属感，而美国社会基本不具备这一点。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随着日本文化和风俗的美国化，日本的这种秩序感逐渐减少，年轻人犯罪和吸毒的现象也随之增加。然而，日本人在婴儿期受到的抚育更好，这可能意味着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容易出现人格障碍，特别是精神变态。

损害美国社会的众多不稳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个是，社会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在集体主义社会，身份是建立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的，这是出生时就注定的。人们把群体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并且重视消除享乐主义和自私的欲望。最基本的美德是，考虑个人行为对他人的潜在影响。在集体主义社会，家庭通常是很大的，青少年一般不会与家庭切断联系。青少年受到的教育是要顺从、可靠、墨守成规，而叛逆会被压制。

相比之下，现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个人主义文化，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更有代表性，人的身份是通过教育和职业在所谓的精英体制（无论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公开竞争中实现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自我的定义是指内在的情感和思想，而不是外在、注定的社会角色。个人主义者的目标是表达自己（无论是通过享乐主义、成就还是消费主义）。为了实现自我，他必须摆脱先赋的家庭角色。青少年必须寻求新的关系，成为各种关系网（中学、大学、职场）的一部分，对不同的关系网表现出不同的忠诚度。在个人主义社会，人们一般生活在小家庭中，父母重视培养孩子的自立、独立和创造力。

对于在童年期受到了共情照顾（没受过虐待），从而形成了强自体感的人来说，个人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于在童年期没有形成强自体感的人来说，丰富的选择和对自我定义的不断要求会使他们变得更加不稳定。长大之后，在没有公认、持久的传统的情况下，他们必须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从不一致的标准和目标中做出选择的压力，每一次都困扰着他们。这些相互竞争的信念和要求，以及在消费主义刺激下的欲望膨胀，使得自体感弱的人很难建立起内心的稳定环境。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分崩离析，随着父母搬家，很多孩子经常转学，祖父母、老师和教会领袖不再担任替代性榜样，孩子们没有了稳定的榜样。以前有强大的社会机构和社会习俗，保护受虐待的儿童，消除不良抚育的影响，但是如今，这样的机构越来越少。研究人员在1952年～1993年，对美国青少年和儿童的焦虑水平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美国青少年和儿童的焦虑水平逐年上升，如今，正常儿童的平均焦虑水平与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儿童（被送去接受精神治疗）的焦虑水平相同。焦虑水平上升的原因是，社会联系减少（由于高离婚率、越来越多的人独居等趋势造成的）和受到威胁的感觉增加（由于暴力犯罪之类的因素）。自1950年以来，抑郁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焦虑症也是如此，这似乎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除了抑郁症和焦虑症之外，人格障碍和成瘾症的发病率也显著增加了。

不幸的是，最需要精心安置的有心理问题的儿童，是最容易滥用迷幻药和酒精的。对于自体感强的人来说，这些尝试并不危险，但是自体感弱的人迫切需要可靠的和令人兴奋的满足感的源泉，对于他们来说，中枢神经刺激剂似乎是天赐之物。最不应该服用毒品（它使人脱离现实并鼓励幼稚幻想）的人，却最容易被毒品吸引。有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对101名3～18岁美国人展开的追踪研究。实际上，对毒品浅尝辄止的青少年（第1组）在18岁时是最健康的。与第1组青少年相比，无论是经常使用毒品的青少年（第2组），或者从未使用毒品的青少年（第3组），都有更高程度的情绪困扰（如抑郁和焦虑），与同龄人的关系更差。从研究一开始，后两组青少年在小时候就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与父母的关系也不好。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导致了他们滥用毒品或完全不沾毒品。研究人员发现，滥用毒品的青少年小时候与父母关系不好，他们的父母通常是冷漠、挑剔、给孩子压力、对孩子的需求无动于衷的人。那些从未使用毒品的青少年通常有一个蛮横、专制和霸道的父亲。

自体感弱的人在美国面临的风险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得多。在美国，由于贫富差距巨大，1/4的人口生活水平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同，只享有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国家越不平等，公民的健康问题就越大。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1998年的报告，美国有2.6亿人口，监狱在押人口占总人口的2%，大部分犯人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监狱里。在美国，将近一半的1岁以下婴儿在上日托所，其中大部分日托所的条件不好，可能导致不安全依恋。这些都是造成普遍的人格障碍（以及混乱型依恋模式）的社会因素，毫不奇怪，美国的个人主义与欧洲的个人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自私、贪婪和肤浅之类的特征对人类生存有好处，是对艰苦环境的适应，因此在现代美国，自私、贪婪和肤浅之类的特征也是合适和有价值的。相比之下，欧洲鼓励的个人主义是处在公民、集体主义的背景下的，而不是建立在混乱的基础上的。

小川对168名儿童进行了追踪研究（从出生到19岁），在这方面，他的研究是现存的最好研究，如果开展一项大型追踪研究，对几千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历程进行追踪研究，我相信最终获得的结论会是，婴儿期的缺乏共情照顾在导致人格障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婴儿期遭受过严重情感剥夺的人，几乎都会出现人格障碍。在婴儿期受到共情照顾，从而获得强自体感的孩子，即使以后受到严重虐待，也不会成为人格障碍者。然而，如果一个孩子的自体感比较弱，那么其受到的缺乏共情照顾越多，出现的人格障碍症状也就越多，而且若是在童年期受到虐待，就会触发人格障碍症状。

研究将会表明，人格障碍者与非人格障碍者在遗传基因上几乎没有显著差异。不同种族和国家之间的人们的遗传差异，并不会影响人格障碍的发病率。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从一个社会具有的美国式发达资本主义的程度，就可以预测，受到早期不良抚育的孩子在这个社会成为人格障碍者的可能性。

这些研究结果的实际意义是，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儿童的社会，给母亲及婴儿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在婴儿出生后的头6个月里。遗憾的是，这种政策变化可能会遇到一个主要障碍：通过与很多知名人士打交道，我得出结论，英国社会的领导者和传播者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格障碍者或具有人格障碍症状者；他们往往不能承认孩子对父母的依赖，而且也不承认公民对国家的依赖。

在攫取权力地位的竞争中，人格障碍者的许多特质是有优势的。作为一个变色龙，具有自我监控人格、置身事外的距离感（通常与解离症相伴），都已被证明有利于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业生涯成功。如果把控制他人的欲望隐藏得足够好，由全能感激发勤奋，则会引人走向成功。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和周末工作，但对像伍迪·艾伦或弗兰克·威廉姆斯这样的人来说，亲密关系令他们感到痛苦，他们更喜欢工作，而不是家庭生活。如果你对他人的情绪缺乏共情，你就更容易做到冷酷无情，就像边缘型人格障碍者经常做的那样，如果你想要达到权力的巅峰，冷酷无情通常是必要的。作为应对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的方式，这些特质大多是在婴儿期形成的。人格障碍者是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或者别人有这样的需求的人，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孤独、愤怒和沮丧。

这个问题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要管理一个大企业或一个政府部门，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与别人相比，人格障碍者甚至更能够为了工作而牺牲个人生活。说服领导者，让领导者相信，创建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实际上是管理我们社会事务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帮助父母照顾好孩子的儿童福利制度，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很多钱。美国的一个项目已证明了这一点，在困难儿童的幼年期，每投入1美元改善他们所受的照料和教育的质量，他们长大以后，在犯罪、精神卫生服务和失业救济方面所需的开支就会减少6美元。

我们在婴儿期受到的照顾与自体感形成之间的联系是幽灵般的：它在那里，但我们看不到它。然而，它在解释一系列因果联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童年期结束时，我们不仅形成了或强或弱的自体感和良心、各式各样的依恋关系模式，还有在家庭剧本中各不相同的角色。理论上它们可以有几十种组合，但实际上，一些组合比其他组合更为常见，因为在养育孩子方面，父母无论是敏感和共情的，还是相反的，通常会保持一个状态。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而成为自体感弱和有人格障碍倾向的人，也很有可能是缺乏安全感的混乱型依恋者，他们都可能有脆弱的良心，因为在整个童年期，他们的父母可能一直在虐待他们。相反，自体感强的人往往是有安全感和善良的良心的人，他们的心理最健康，因为他们有敏感的权威型父母。

当然，这些规则也有很多例外。有些人可能在婴儿期受到了共情照顾，在学步期受到了使其缺乏安全感的抚育，在童年后期受到权威型的教养。父母也会变——他们可能会变得抑郁，重新开始工作，或者面临婚姻问题……任何转变都可能意味着，他们教养孩子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此外，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父母感兴趣的程度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些父母可能特别喜爱小婴儿，对小婴儿的独特心理特征充满好奇，当孩子进入学龄期（5～10岁），开始喜欢问问题和吵闹时，有些父母就不太爱搭理孩子了。还有一些父母可能不喜欢小婴儿，但是特别喜欢爱幻想的学步期幼儿。另外一些父母可能不懂小孩子的心理，直到孩子进入青春期，才能真正和孩子沟通。很多父母都会沉浸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很难理解儿童的心理活动，觉得它是重复和无趣的。他们通常会对孩子拔苗助长——只注重教育，而这会削弱孩子的创造力。

到了本章的结尾，完成下面的审视之后，你就可以应用本书的内容，成为自己的剧本作者（第6章的主题）。

审视你的自体感

如果你的自体感弱并且有人格障碍的症状，那么其中的一个症状可能是缺乏自我认识，这使你很难意识到自己有这些问题。一个解决方法是，回想一下自己是否认识有人格障碍症状的人。

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熟人或同事，你回想一下，他们是否倾向于使用以下几种心理防御机制，如本章人格障碍那一节所述。

- 全能感：他们是否是控制狂，自认为很强大、很有支配力，总要在争论中占上风，或者想法不切实际，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 自恋：他们只有在谈论自己或者自己精通的事情时，才会真正放松，他们是否只对与自己有关的话题感兴趣？他们是否倾向于夸大自己的重要性？

- 否认：他们如何应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或坏消息？他们是否经常食言，忘记对你的承诺，或者他们是否倾向于忘记自己过去的尴尬事情或行为？

- 投射：他们是否会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你身上，把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你？和他们交谈之后，你是否会陷入坏情绪中，或者感觉自己受到了情感勒索？

- 解离：你是否觉得他们有时非常“心不在焉”，人在心不在，他们可能凝视着远方，发呆好几分钟，仿佛处于一种恍惚、震惊的状态？他们很难专心听你说话？他们是否有次人格，在不同的环境中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 冒充：他们是否善于模仿别人的声音或动作？他们是否喜欢表演，也许把生活看成是一场游戏？

- 虚假自我或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是否狡猾，你是否看到过他们故意装腔作势欺骗别人？他们是否满足于表面的生活、肤浅的乐趣，在亲密关系中矫揉造作？

你可能会发现，你想到的那个人有上述特征，那么你是否也有上述特征呢？

如果你不想承认自己有上述特征，那么你可以试一下另一种方法，检查一下自己有多“正常”。精神科医生使用4个主要标准来定义人格障碍。你可以自我诊断一下：

- 我的情绪是否经常不太正常。例如，我是否比大多数人更敏感？我是否会表现出惊人的、不可预测的愤怒？

- 我的想法经常是不寻常的？例如，我的同事们认为我不仅是一个横向思维者，而且常常产生很奇怪的想法，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 我的人际关系不正常吗？以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我的爱情生活是否很奇怪？我换朋友是否过于频繁？

- 我是否很冲动，容易暴饮暴食或疯狂购物，也许会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也许会突然改变自己做出的决定，来个180度大转弯？

- 就我记忆所及，我是否一直有上述一种或几种倾向？

检查自己是否有这些特征的另一种方法是，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找一个最正常的人，请他和你一起探讨一遍上述问题。但是要注意，你可能倾向于和不正常的人交朋友，所以不要只是请你最好的朋友帮忙。

在婴儿期，你是否受到了共情照顾？

自体感的成因比依恋模式的成因更难搞清楚，你只能听别人描述你的婴儿早期经历。关于你在婴儿早期受到了多大程度共情的照顾，你母亲也许很难准确地回忆起来，特别是在她没有给你共情照顾的情况下——例如，在你的婴儿期，她有些抑郁或者酗酒。最好的方法可能是，你问她，你在婴儿期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好好睡觉、好好吃奶？爱哭或容易生病吗？如果你母亲有人格障碍，她可能不愿意回忆她是如何对待你的，但是能回忆起来你在婴儿期是什么样的，从她的回答中，你可以体会到她是否关注你的独特需求。如果她说你在婴儿期有很多毛病，那可能是一个线索，表明她那时的心态不好。当然，你可能是一个“来自地狱的婴儿”，但这是非常罕见的——更有可能的是，她把自己当时的感受投射到了婴儿期的你身上。

关于你出生后的最初6个月的经历，通过阅读第4章后面的审视部分的方法1，你也可以获取一些线索。如果你母亲在你出生前或出生后不久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离婚或她的父母一方去世），她可能就没有心情很好地照顾你。

更容易回忆的是，你在童年期是否被虐待或被严重忽视过，即使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维护父母的话，你也可能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确实记得童年时曾遭受过父母的轻视、忽视、攻击或羞辱，那么你在婴儿早期也很可能受过缺乏共情的照顾，因为父母很可能一贯如此。

把你的自体感与你的婴儿早期经历联系起来：

更多的心理考古

关于婴儿早期经历的直接、有意识的记忆是无法获得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婴儿早期还没有习得语言。一旦我们能用词语来标记事件，我们就更容易记住它们，语言使思想成为可能，但是在习得语言之前，我们只有一系列的感觉，无法用思想来整理或控制这些感觉。因此，若要探究你的婴儿早期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你必须在非语言方面寻找。两个非常基本的方面是，你对食物和时间的态度：

- 食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饥渴、贪婪的人，容易暴饮暴食，贪得无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在婴儿期，当你饿了时，没有人给你喂奶——你母亲没有适当回应你的需求。这样的早期抚育也可能使你成为一个完全否认饥饿感的人，你经常不吃饱或者不规律饮食。

另一个线索是，你是否愿意让别人做饭给你吃。在等待别人做饭给你吃时，你或许特别不耐烦，总要亲自下厨，或者你对食物很挑剔，完全拒绝某一类食物——例如肉、鱼或乳制品。挑食是厌食症的核心症状，但在某种程度上，在吃什么或何时吃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这可以追溯到我们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与喂养模式有关（食用母乳或配方奶）。

- 时间：如果你特别守时或特别不守时，或者特别在乎别人守时或不守时，那就表明，你在婴儿期可能受到了缺乏共情的照顾，没有人及时回应你的需求。婴儿的时间感存在于一系列的感觉中：感到寒冷或温暖（在母亲的怀抱中），孤独或得到爱抚，等等——它是非常基本的。但是我们在成年后仍会继续体验到这些感觉。你对长久等待的反应如何，你对小病或疼痛的反应如何，你对独自生活或与他人一起生活的反应如何，这些都深受你的早期经历影响。

你可能会发现你在婴儿早期有过受到缺乏共情照顾的迹象，如果你不能忍受等待的话（无论是等待别人，还是等待自己身体不适感的消失）。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对于小挫折（例如感冒不能立即痊愈，或者火车晚点）的极度不耐烦。然而，有些人在婴儿期受过缺乏共情的照顾，长大以后则可能会对挫折无动于衷。通过否认或解离，他们会忽视身体不适的迹象。然而，他们偶尔也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让人很吃惊。

如果你认为别人对你或你对别人的正常依赖，是你最大的噩梦，那就表明你在婴儿期受到了缺乏共情的照顾。对于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照顾的人来说，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依靠别人来获得爱、食物或分享娱乐。

至此，你已经做完了本书的情绪审视。现在就可以把它应用起来了。

①  20世纪初的知名交际花。——译者注

②  即Roy of the Rovers，一部英国足球漫画。——译者注

③  一种在城市中举行的游行活动，游行期间人们可以将大量碎纸（最初是实际的纸带，但现在大部分是五彩纸屑）从附近的办公楼扔到游行路线上，产生暴风雪般狂暴的庆祝效果。——编者注

第6章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如果你已经做完了每一章后面的情绪审视，现在应该能够重新定义你在不同方面的特征及其成因了：你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你的良心是脆弱的、惩罚性的或善良的；你的依恋模式是回避型、缠人型、混乱型或安全型的；你的自体感有多强或多弱。

这些特征已经造就了你大脑中的电—化学模式。一般来说，这些模式在你大脑中建立得越早，就越难改变，即使你愿意改变。但这些模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你可以通过理解你过去的经历来改变你现在的生活。

本章最后有一个练习，你可以把情绪审视应用起来：写一个短篇故事，以你自己为中心人物。但是在写作之前，你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改变的发生主要通过内省，它是自我认识的特殊形式。内省的方法有很多，但自我表达是贯穿所有方法的主线。首先，你有时可能会和同事、朋友、家人或爱人谈论自己，想知道什么能使你快乐。你可能会问他们对你的看法，他们也可能主动提出他们对你的看法——无论你爱不爱听。这样的谈话可能会使你得到内省，但通常不会。事实上矛盾的是，与亲近的人诚实地谈论自己，可能是回避真相的一种方式——把一些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它们就不再适用于你自己了。

另一种越来越普遍的选择是，与会倾听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交谈，比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他们虽然可能不会进行本书中的情绪审视，也不会应用它，但也许会帮上你很大的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你可能很难找到正好能解决你心理问题的治疗师。

还有一种选择是，你可以通过艺术活动来表达自己，比如写作或绘画。这可能导致生动的自我觉悟，但它也可能是一种不自知的方式。本章结尾的文学练习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写作达到内省。因为你所寻求的就是内省，无论使用了什么方法。

内省

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枪杀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在制作关于马克·查普曼的一个电视节目期间，我在纽约遇到了一位心理学家，他认为，通过催眠这一手法，可以删除脑海中的糟糕经历，用美好的经历取而代之。例如，他用催眠法治疗了一位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患者，他声称，他让她回想起受虐之前的情景。她描述道，她的父亲走进她的卧室，坐在床上；然后，这位心理学家没有和她谈论实际发生的性虐待，反而告诉她，父亲只是给她读了一个故事，然后吻了吻她，向她道了晚安。当这位患者从催眠状态中醒来时，她回忆道，父亲对她很好，没有虐待她；因此，这位心理学家声称，她从虐待的影响中解脱出来了。

据我所知，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催眠疗法实际可行。但即使它是可行的，我也会怀疑它的可取性。若要改变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关键不是压抑现实，而是内省。我们能够描绘自己，分析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评估自己的动机——这些能力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最有价值的是要认识到，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是过去经历的一种表达。在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我们就会有所改变。

我们简单地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做某事，或者记得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也许是有帮助的，但这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理性认识。例如，我有一些貌似可信的理论，以解释我为什么要在奋力完成这本书时吸烟。我的父母都是吸烟者，我从小没有吃过母乳，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在口欲期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仅仅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我深有体会（正如我将要做的那样），在写下一句话之前，我想再抽一支烟。关于我现在的这一行为如何受过去经历的影响，我缺乏真正的内省。虽然我是一位心理学家，对这类事情有持久的兴趣，但是我对它的成因只有一种理性认识。

内省的发生必须有情感和重新体验。以我的患者B夫人为例，她弟弟来和她一起住的那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像母亲一样对他说话。他把她给他准备的午餐三明治忘在家里了，于是她给他打电话，主动提出把三明治送到他的办公室——“因为他应该吃东西”。当她意识到这是不必要的，而且她弟弟一直劝阻她不要这样做时，她有了内省：要给他送午餐的是她母亲。这是一个内省，而不是单纯理解，当她正要坚持把三明治给她弟弟送去的那一刻，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清晰。关于她母亲在这类事情上的真实体验，以及她本人的类似表现，B夫人顿时有了透彻的理解。那一刻之后，她能够更好地把她自己的愿望与存在于她脑海里的她母亲的“小声音”区分开了。

我还有这样一位女性患者，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不决。她已经决定要结婚生子了，但不确定该嫁给谁，和谁生孩子。她和其中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虽然他们在感情上还很亲近，但很少发生性关系。她和另一个男人有丰富多彩的性生活，但在情感上不那么亲密。在33岁之前，她从未觉得有必要在性生活中做出牺牲。虽然她和一个稳定的伴侣生活在一起，但如果她发现自己被某个男人吸引，她就会和他偷情。她从事刑法工作，在职业生涯中，她雄心勃勃，而且很有上进心，她很少在晚上10点之前回家，就连周末也会抽出很多时间来读案子。虽然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她隐约意识到这是有代价的。在她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不断地监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隐藏她真实的自我，进行严格的自我控制。

三个关键的内省使她最终做出决定。第一个内省是，当她意识到，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选择是建立在错误的思想方法之上的——真正的问题是她自己的心理，而不是他们的。通过无休止地比较两个男人的优点，她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避免内省。第二个内省是，在她相当严肃的生活中，偷情是她难得的休闲，使她活泼、好玩的自我放松；她过于辛苦的工作扭曲了她的爱情生活。第三个内省——也是最重要的，则把另外两个内省和她的童年联系在一起。偷情是为了防止自己安定下来以及生孩子，对于结婚生子，她现在是既渴望又害怕，因为她目睹了父母的婚姻问题：他们的婚姻生活是无爱和空虚的，并以离婚告终。她在潜意识里相信，如果她结婚生子，她的生活会变得同样沉闷，也会以离婚告终，她偷情是为了推迟结婚。

正如在心理治疗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几个内省都不是只需要经历一次的突然启示。她必须发现它们好几次，才能真正彻底领悟。但最后，她终于明白，她实际上想和长期相伴的那个男人结婚生子，这不意味着她的婚姻也会像她父母的婚姻那样不幸。

内省不是一种奢侈，不是任性而为的纸上谈兵；它是不可缺少的。对于杰弗里·阿切尔来说，事实证明，它的缺乏是灾难性的。当他得到消息，一家小报曝光了他和妓女莫妮卡·柯格兰的关系，还刊登了他试图收买她的照片作为证据时，他告诉我，他感到沮丧，但他立即开始工作：“你只要继续就好——这就是你该做的，继续。”我追问他，为什么他在职业生涯中屡屡受挫，他只能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太天真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多数的狂热者都是如此。”我进一步追问，他责怪自己的天真，没有意识到“邪恶的人就在那里，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他对自己为什么一直在职业生涯中自毁前程缺乏内省，我问他，难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吗？他回答说：“好吧，等我们20年后再见面时，我希望你会被证明是错的。”鉴于他后来在2001年因伪证罪被判入狱，这个回答颇具讽刺意味。

说来奇怪，我第一次见到阿切尔，是在这次采访前很久。那是在1965年，我在肯特郡的一所学校上学。他当时是附近另一所学校的见习体育教师，被派到我们学校，带领我们锻炼身体。他非常热情，甚至有点孩子气——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棒的体育老师。他如果一直做体育教师，也许会活得更快乐。当然，如果他进行了本书的情绪审视并把它用起来，本可以避免许多痛苦，因为他过去和现在的相似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切尔倾向于在自己过去的经历上撒谎，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所记录的，他想要抹去过去经历中与现在形象不符合的方面，我亲眼见过他这么做。在1987年的那次采访开始之前，我和他聊了天。我热情地回忆起，作为一名体育老师，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但他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没有说话似的。阿切尔没有承认他曾经当过教师的事实。他对真相的篡改不仅限于抹杀，虽然他忠诚的妻子马丽更愿意将他描述为一个幻想家，但他也是一个骗子。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他就在简历上造假，比如谎称自己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位。对于他的财务状况，政府进行了几次调查，包括他妻子担任盎格利亚电视（Anglia Television）①董事会成员期间，他在那里进行的股票交易，以及他负责的慈善机构所获捐款的去向。他因伪证罪被判入狱，最终证明他在与妓女莫妮卡·柯格兰的关系上撒了谎。

这一切和他父亲威廉的生活经历何其相似。他父亲声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皇家工兵军团（Royal Engineers）的一名队长，但是迈克尔·克里克证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是在战壕里，而是在法庭上。他被揭穿了，他是一个说谎成性的人、一个冒名顶替者和骗子，被3个不同国家的警察追捕”。就像他儿子在通奸事件上的顽固不化，威廉靠低级的欺诈为生。在担任抵押贷款经纪人期间，威廉被指控利用虚假手段获取钱财，他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因涉嫌欺诈而被定罪。正如他儿子以后会做的那样，威廉至少做过一次伪证，他也同样在自己的简历上造了假。他自称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当他发现与他同名但已去世的威廉·阿切尔获得过战争勋章时，便声称自己是那个人，通过这种行径，骗得了相当大的尊重。

对这些相似性的一种解释是，杰弗里·阿切尔从他父亲那里遗传了一个反社会基因，这一观点被媒体吹捧，但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他小时候受到的抚育导致了这些相似性。我相信，如果他深入了解了自己的过去如何影响当下，本可以避免重复他父亲的骗局和虚假的生活。那么该如何达到内省呢？

对亲近的人进行自我暴露

我们可以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相当多的内省。最直白的一种情况是，别人主动告诉你一个令你不安的事实。如果你经常向你的朋友抱怨，说你的爱人总是让你失望，你的朋友可能会感到不耐烦并且会情不自禁地告诉你，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的爱人之所以这样对你，只是因为你害怕离开他；也许你一直是个盛气凌人的人，而某天平日对你十分顺从的朋友突然指出了这一点；你的孩子可能非常不愿意去上学，你最好的朋友有一天忍不住指出，这是因为你不想让孩子去上学，你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但这可能不会使你恍然大悟，这种大实话通常只会让双方大吵一架，并从此断交。如果有人破坏了我们的幻想，我们几乎不能忍受——我们可以变得恶狠狠的，以避免幻灭的抑郁和恐惧。

如果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特别是在度过了糟糕的一天之后，或者是莫名其妙地情绪低落时，那就比较安全了。在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短暂地领悟关于自己的真相。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的生活状态可能与自己的行为或信念有关，我们就会更愿意去质疑自己的行为或信念。一个有同情心并且愿意听你倾诉的朋友可能会帮到你。在你向朋友敞开心扉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因为真相已经快浮出水面了。我们只要不处在抑郁状态（不合理地过度自责），就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幸或不快乐的生活状态中有一种自毁模式，并意识到选择是存在的，意志是一种选择。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恍然大悟，事情不是必须这样进行的，如果我们采取某些行动，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预期的改变。我们暗下决心，以后要做出改变，在伤心落泪或喝上几杯之后，继续前行。

在内向或外向，以及对他人的怀疑或信任的程度上，人与人之间有很大差异。虽然大多数人会时不时地向亲近的人敞开心扉，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这么做，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能理解或关心他们，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利用，因此不肯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别人。对于抑郁的人来说，他们的消极情绪很容易使自己被孤立，他们的无力感使他们变得沉默寡言。例如，研究表明，与低收入但没有患抑郁症的年轻母亲相比，低收入并且患抑郁症的年轻母亲更不可能有亲密的知己。

然而，倾诉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内省。有些抑郁症患者会向别人倾诉，他们很容易以消极和强迫性的方式谈论自己，这很快就会把倾听者吓跑了。他们可能会透露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及太私人的细节，不适合社交语境或与倾听者的亲密程度。他们可能会向新认识的人倾诉，跟人家说自己的婚姻有多不幸或者自己的孩子有多不听话，而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他们的倾诉中充满了沮丧，与他们交谈之后，倾听者会感到害怕。

因此，他们很难交到新朋友，这只会让他们越发觉得自己愚蠢、丑陋或不会社交。他们的自我暴露（self-revelation）不是为了寻求真相，而是摆脱沮丧情绪。

人格障碍者也常以弄巧成拙的方式倾诉。自恋者只喜欢谈论自己，仅把别人看作一群仰慕者，或一面可以打扮自己的镜子。在交流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允许别人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就像被卡住的双向无线电，只能发送，无法接收，所以不可能从自我关注的世界之外获得知识。

另一个听不进别人观点的群体被称为压制者（repressor），在人群中占10%～20%，他们把自己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生活中的消极方面抹去。他们有着不屈不挠的乐观态度，这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身上任何令人不快的方面。

虽然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可能会进行徒劳的自我暴露，但在开放性方面也存在代际差异。对代际差异的详细研究表明，年轻人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心理学术语（而不是他们的社会角色）来描述自己。年轻人比以前更倾向于自我分析和自我暴露。虽然与美国的年轻人相比，英国的年轻人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英国的心理治疗文化也正在形成——例如，在无数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如第四台播出的《老大哥》（Big Brother）中，年轻人将自己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连续几个星期，分析自我和彼此。我们更加开放，这是好事，因为它标志着老一辈人的自我压抑的结束，那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问题在于，人们可能把露骨的自我暴露和诚实混淆起来，把过度的自我关注误认为是内省，把热情真诚和探求真相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突出，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他的《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所描述的。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某些时候用诚实来掩饰自己。无论是聪明还是愚蠢，人类在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时往往非常狡猾。我们时不时需要控制令人不安的想法，有时我们会通过把它说出来以避免遭受突然的攻击。例如在即将强横时，我们可以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我是个可怕的横行霸道者，但是……”当我们刚犯了一个尴尬的错误时，我们也可以说：“我就是这样，总是犯错误。”或者，当我们感到不安和愤怒时，我们可能会开始对自我过分关注，在别人面前进行快速的自我分析，说完就忘了（吸食可卡因的人尤其容易这样）。最接近于内省的伪装是，向密友所做的冗长、痛苦的忏悔（事后并不改过），正如《BJ单身日记》中的同情讽刺。这种策略在真人秀节目中特别常见，一个泪流满面的或懊悔不已的参与者看似在向节目中的一位新朋友倾诉，但实际上是想得到观众的喜爱。这样做的真实意图是逢迎——让自己看起来诚实和有自知之明。

一种不自知的自我暴露

关于自我暴露的滥用，一个较新的例子是，大量的报纸专栏和自传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私人和公众之间的界限。其中一些自我暴露的动机可能是打破有害禁忌，例如与公众讨论不愉快的经历，如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暴露欲、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与正当合理的公众教育之间的界限。还有一些情况，除了通过表面上的自我暴露来回避真相的矛盾欲望，我们仍然很难看出其他的目的。

若干年前，记者凯瑟琳·弗莱特（Kathryn Flett）在她的《观察家报》（Observer）星期日专栏中记录了她的婚姻破裂的过程。后来，她写了一本书，向读者讲述了她成年生活中的各种痛苦经历。虽然她可以像许多小说家那样，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但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让读者感受到现实中的她是什么样子：如果写小说，假装它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在书的一开头，她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她是个30岁的单身女性，充满不安全感和对爱情的渴望。然后，她向读者讲述了她与埃里克的恋爱和婚姻过程。她详述了他后来抛弃她的经历，以及被下一个男朋友抛弃时她的精神有多崩溃。

弗莱特为什么用纪实而非虚构手法写这本书？我们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疗法中最基本的一个技术，辅助解释她潜意识中的目标。精神分析师会检查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了解被来访者排斥的感受的线索。例如，分析师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来访者感到莫名其妙的不耐烦或愤怒。进一步的分析可能表明，这是来访者的真正感受。来访者没有直接感受到这些情绪，而是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例如只提供不完整的事件细节或暗中侮辱，使得分析师感受到这些情绪。分析师通常是先感受自己跟来访者交流时的感受，通过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来了解来访者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弗莱特的这本回忆录的读者是精神分析治疗师，而这本书是来访者，那么它的文学技巧和内容就是来访者将不想要的情感转移给读者（治疗师）的一种手段：从她给我们的感受，就可以了解到她写这本书时的感受。例如，在书中的几个地方，读者很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弗莱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这也可能是她当时对自己的看法。这种感受是她不想要的，她通过把它写出来，诱导他人产生这种感受，来与之保持距离。她沉迷于写作，以回避关于她自己的真相，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个写作项目似乎是对诚实的追求。

尽管我从未见过凯瑟琳·弗莱特，但熟识她的人跟我说，她并不像她所描绘的那样自私，而且毫无疑问，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知道，她在婚姻中表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专横、操纵和控制。然而，她不相信这种行为是埃里克离开她的原因，她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害怕承诺。毁掉他们婚姻的是他的心理问题，而不是她的心理问题。对于她不快乐的童年经历（离婚的父母，殴打妻子的父亲，抑郁的母亲）是如何影响她的，她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但这似乎只是一种理性认识，而不是情感体验，所以并没有改变她的行为。

这使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努力克服病状的自我，正在遭受病症的折磨。正如R.D.莱恩所说，“我们是遮住自己的面纱”，弗莱特只能透过她自己扭曲的镜头来观察世界。这体现在她为自己辩解的方式上，例如她为了新闻方面的目的，未经别人同意，就把别人的私生活公之于众。

她参加了一个心理治疗小组，她在她的报纸专栏中写了这个小组，这使得小组的其他成员非常愤怒，她说：“显然，这篇文章是某种背叛，尽管我之前没能看出来。”如此聪明的女人怎么会“看不出”这是一种背叛，这只能用缺乏内省来解释了。在这样一本揭露个人隐私的书中，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她的前夫，还包括很多令人尴尬的细节。有些人可能认为，她写作的动机是报复；但实际上的动机更有可能是，将可怕的经历合理化。尽管她有敏锐的洞察力，但她驳斥了埃里克对她写他的担忧：“埃里克试图非常坦率地解释，我在全国性报纸的专栏上每个星期写有关他的事情，会让他产生何种感受。但他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嗯，他不会说的，是吧）。无论如何，他说的那一套都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老生常谈……我怀疑他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一切。他可能永远不会。”这就概括了弗莱特的困境。她能够承认她违背埃里克意愿，在文章中写他的事，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她很快将其合理化，认为他缺乏内省。可这实际上是她最大的问题之一，但现在被归于他了。

越来越多的人格障碍者通过在报纸专栏上发表文章，来处理不想要的情感，通过公开它们来寻求对它们的控制，弗莱特的回忆录只是其中的一个。朱莉·伯奇尔（Julie Burchill）也通过写文章来处理自己不想要的情感，在每周一次为《卫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和她的自传中，她试图通过把自己诊断为精神变态，以免我们和她自己觉察出她的人格混乱状态——也许这样她就能继续表现得像个精神变态。另一个例子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安妮·罗宾逊（Anne Robinson）的把自己暴露得淋漓尽致的自传，所有的个人细节，无论多么糟糕、多么涉及个人隐私，都被她写在书里了。如果她已经在自传中充分暴露了自己，那就没有人能出其不意地抓住她的把柄——用它来吓她或使她吃惊了。

责怪父母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对什么进行内省？意识到一个人的高尔夫挥杆动作或网球反手击球的背后故事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但它不会改变一个人总是爱上错误的人或感到沮丧的持续倾向。本书的读者已经知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洞察力是我们小时候受到了什么样的父母抚育；但重要的是，这不应意味着责怪父母。

安妮·罗宾逊写道：“唉，一个母亲很少能做到足够好。”关于她母亲的缺点，她毫无疑问地说：“虽然她想好好对待我，但她总是不经意地虐待我。她讨厌欺凌者，但她自己就是个可耻的欺凌者。”罗宾逊强调了这种早期抚育的后果。她嫁给了一个像她母亲的男人，她也像她母亲一样酗酒。罗宾逊总结说：“母亲既是欺凌者，又有魔力。从此以后，我总是喜欢和欺凌者、怪物和疯狂的人在一起。”

但是，对于罗宾逊来说，从这些自我暴露中，除了得到金钱和关注，她还能得到什么呢？责怪父母真的有用吗？当然没用——责怪父母是无济于事的。但内省可以让我们得到各种好处。

大多数父母都会尽最大努力来照顾自己的孩子。菲利普·拉金那首诗的第一句是，“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诗的第二节指出，“但他们也被毁了”。鉴于我们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控制他们所做的事，责怪父母是不恰当的。另外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责怪父母，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有理解力，但缺乏内省。因为责怪意味着我们仍然感到愤怒，无法通过自我觉察来驱除愤怒。至于小时候受到父母怎样的对待，我们并没有省察，即使现在，我们仍在体验以前受过的虐待。那种经历仍在折磨着我们。

但责怪父母没有用，也不应妨碍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小时候受到的父母抚育。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像安妮·罗宾逊一样，拥有一个酗酒的工作狂母亲，自己也成了那个样子，但是很少有人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母的伤害。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是在否认。说自己的童年完美无缺，那是在自欺欺人。人们研究了那些声称自己的童年很完美的人，结果发现，他们无法回忆起童年生活中的具体事情。所有不好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他们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往往缺乏安全感，更容易患上各种精神疾病。

我们小时候受到了什么样的父母抚育？面对这个真相的困难在于，我们感到很想维护他们：我们爱他们，也恨他们。此外，我们如果诋毁他们，便会常常觉得是在诋毁自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相反，我们会说：“这有什么意义？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这种反应很普遍，尽管现代社会正转向一种抱怨的文化，我们越来越习惯于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是的，有一小部分人把父母当作自己失败的借口，但是大多数人在想到父母时，都会否认不好的一面，强调好的一面，认为这是更安全的。

这需要改变。的确，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在“我们受到的早期抚育如何影响我们当下的生活体验”这件事上，获得一个现实的看法是无价的。心理治疗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心理治疗与内省

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动机存在于潜意识层面，所以其他人或许能帮助我们内省。朋友或恋人可能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受到我们与他们关系的影响，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治疗师应该能够提供更客观的观点，并且善于激发内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心理治疗使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别人谈论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从而改变自己。心理治疗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但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提供本书中提到的情绪审视。接下来，我要简述一下几种主要的心理治疗能提供什么。

精神分析传统由弗洛伊德开创，但现在它包含的内容已远远超越了他最初的理论，涵盖了多种不同的方法，而且不同治疗师的能力也是千差万别的。虽然精神分析治疗师能够在许多类型的问题上为来访者提供帮助，但他们也有一些使人沮丧的缺点。他们可能不愿透露太多，当我们倾诉内在冲突时，他们会静静地坐着，拒绝就如何解决具体难题提供指导。更有问题的是，大多数治疗师倾向于过分关注我们如何咎由自取，而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举一个例子，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个治疗社区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件事。

一个5岁的女孩被送到我这里做智力测试，于是我接待了她。她表现得非常性感，比如问我是否想让她摸我的生殖器，用暗示的方式摩擦我的腿。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的上司（他是一位老派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师），我说我感到吃惊，这个小女孩居然知道与成人性行为有关的词汇，和一个陌生的成年人在一起时，还表现得如此性感。她一定是遭受过某种虐待，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这位精神分析师把我训了一顿——没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吗？一个5岁的女孩正处于俄狄浦斯情结之中，她在一个男人面前会有何表现？她的脑海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并不需要任何成年人给提示。这位精神分析师仍然相信弗洛伊德的观点——在3～6岁，我们都会渴望与异性父母亲密，这是我们生来就有的一种遗传倾向。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那么普遍了，因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性行为是由父母而非孩子引起的。但不幸的是，许多分析师仍然坚信，孩子所经历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孩子的内在原因引起的。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那时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896年4月21日，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一个学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该理论假定，神经症的主要根源在于童年时遭受父母的性虐待。但毫不奇怪，由于他正确地指出性虐待是成人引诱的结果，他受到了冷遇。在他的演讲结束后不久，他说：“我被孤立了，就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我被告知，他们要抛弃我，我周围正在形成一片空虚。”在1905年，弗洛伊德放弃了他的诱惑理论，这不是由于他受到专业的排斥，而是由于他有了一个新的理论。经过进一步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引诱者不是父母而是孩子，并把所有的欲望都转移到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此外，他还指出孩子的欲望是一种幻想，而非现实。这一重新表述有助于掩盖实际的儿童性虐待，在接下来的90年里，很多儿童性虐待没有被揭露出来。

在精神分析师和治疗师当中，我知道有些人会完全接受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情绪审视，注重分析童年经历，即使他们未必赞同我认为最重要的所有方面，但大多数人不会。精神分析疗法比其他疗法高明的地方在于，它承认了我们内心生活的复杂性。人类不是简单的生物。只有精神分析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很多感受和想法根本站不住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在玩一副完整的纸牌，离举办一个野餐还差几个三明治。我们倾向于拥有复杂的感情，这使我们非常矛盾，而精神分析是能对此做出解释的唯一理论。例如，我在驾驶方面的良心薄弱，意味着我很容易插队，如果急着赶时间，并认为自己可以逃过处罚的话，我有时会在家附近的一条单行道上逆行以节省时间。然而，就在一分钟后，当我看到其他人也逆行，并给我带来不便时，我会大声谴责和评判他们，并没有把我自己的自私和我刚刚目睹的事情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我是虚伪的，我相信只有精神分析理论才能解释这种日常的复杂性。同样重要的是，至少大多数分析师确实认为，童年经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心理上的缺陷，即使他们没有足够重视孩子所经历的事情。在这方面，另一种主要疗法，即认知疗法，远不如精神分析疗法。

精神分析师通常试图从童年经历中探索我们的感受，理解我们的思想，而认知治疗师则认为强烈的情绪是由错误的思维引起的，一般来讲，审视我们的过去没有任何价值。相反，他们要求我们描述自身精确的思维模式，然后教我们用更好的思维模式来取代它们。这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如恐惧症。但同样，它可能显得非常肤浅。如果有人自我感觉不好，觉得自己无用和讨厌，你让那个人把自己往好处想，就像定义了解决方案，却没有解释它是如何实现的——比如说，“会好起来的”。抑郁的人知道什么是不抑郁；问题是，他们没有那种感觉。更重要的是，认知疗法只关注思维模式，忽视了探索来访者对治疗师的情绪反应的潜在价值。虽然有些精神分析师过分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对于来访者来说，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注意到自己把情感转移给了治疗师的一刻是非常有揭示性的，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会明白，这些情感来自他们的过去，实际上与治疗师无关。通过这种方式，来访者获得了对自己的问题的内省。

这并不是说认知疗法是毫无价值的，认知疗法的优势在于，治疗师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有一种疗法有助于情绪审视，它结合了认知疗法和精神分析理论。这种疗法被称为认知分析疗法（Cognitive Analytic Therapy，简称CAT），在治疗开始阶段（前4次），你要向治疗师讲述你小时候受到了怎样的抚育，然后治疗师会给你写一封信，把你告诉他的事情总结出来。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余下的12次治疗则专注于选择一个特定问题解决。我相信，如果做得好，几乎所有人（无论心理健康与否）都会从这种疗法中受益。因为最终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判断一个治疗师对来访者是否有帮助的最佳指标，并不是治疗师所认同的理论，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预见的是，就对来访者的帮助而言，治疗师的热情和强大的内省能力比聪明和熟悉理论更重要。

当然，除了心理治疗之外，还有精神类药物，正如我在《沙发上的不列颠》（Britain on the Couch）一书的第7章中详述的，在某些情况下，我完全支持药物治疗。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是稳定病情的首要步骤。锂盐可以用来阻止躁郁症患者自杀。抗抑郁药物可以改变抑郁症患者的生活。服用这些药物可以使他们恢复到稳定的精神状态，这样才有可能内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患者都应尝试心理治疗，只有在心理治疗失败的情况下，药物治疗才应被视为永久的解决方案。通常，如果有好的心理治疗方法，药物治疗就可以逐渐停掉。不幸的是，某些童年创伤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已经影响了大脑中的电—化学模式），只能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变；此外，一些罕见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可能与遗传有很大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治疗不能完全取代药物治疗。

尽管有这些缺点，我确实相信，精神分析疗法仍然是最有可能产生持久和深刻变化的方法。虽然我不能说自己接受的两次精神分析都是绝对成功的，但是我认识一些人，在接受了精神分析之后他们变得更好了。我最了解的两个例子是我父母。

我母亲的童年和成年早期很坎坷。据大家所说，她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冷漠、可能有些抑郁的女人，很少照顾她。我母亲只记得有一次，她母亲独自推着婴儿车，带她出去玩，她母亲显然觉得这很不愉快，所以就没有再次独自带她出去玩了。我母亲从小由保姆照顾——一个来自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目不识丁的女人。虽然她曾经打过我母亲，有时还威胁要抛弃我母亲，但总的来说，她很爱我母亲，我母亲也很爱她。这可能是我母亲能承受住后来发生的各种家庭悲剧的一个原因。她14岁时，她的父亲因重度抑郁而自杀。10年后，她母亲被送入精神病院，在此之前，我母亲照顾了她好几个月，防止她自杀，后来不得不把她送入精神病院，她很快就去世了。又过了几年，我母亲最喜欢的弟弟也发疯并自杀了。

我母亲能承受住这一切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接受了两次精神分析治疗。1932年，时年18岁的她接受了第一次精神分析，那是在她哥哥的建议下进行的，当时她刚从学校毕业。她以前对学术问题不感兴趣，接受了3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之后，她很快通过了考试，这使她能够继续上大学，受训成为一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她后来又接受了一次精神分析治疗，在一位特别优秀的分析师的帮助下，我母亲取得了更大的进步，经过训练，她自己也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然而，不久之后，她嫁给了我的父亲，并最终放弃了她的事业，专心照顾她的4个孩子，为的是打破母爱剥夺的循环——让我们有更好的童年经历。在这方面，她基本上成功了。

我父亲在家里6个兄弟中排行第5，他还有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个非常专横和自私的人，他母亲压力很大。和我母亲一样，他决心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过去，不让自己的孩子经历他自己童年时遭受的忽视和虐待。他接受过一次精神分析治疗，是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给他做的，他说她不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医师；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精神分析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作为父亲，虽然他在各方面都不完美（我母亲也是如此），但是他能让他的4个孩子享受到爱和尊重，这是他自己童年时未曾享受到的，尽管他爱每个孩子的程度和方式都有所不同。

这本书是一个例证，虽然他们自己有不好的童年经历，但是他们成了很好的父母。他们把育儿视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经常在家里谈论这个话题；实际上，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在1960年和1961年，我母亲经常给《观察家报》的专栏写稿，回答父母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关于育儿的第一个专栏。因为他们爱我，并且因为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也像他们一样对精神分析这门学科很感兴趣。我已经把他们的兴趣变成了我自己的兴趣——虽然我想这么认为，但是我的愿望（通过这本书来说明，育儿对整个社会和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其实是他们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以充满爱的方式养育我，他们对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兴趣也在我身上得到了延续。

精神疾病治疗方法

哪些类型的精神疾病最好用哪种疗法来治疗？这是很难具体指出的，因为没有足够、可靠的证据。根据我的观察，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更多细节见我的书《沙发上的不列颠》的第8章。

关于人格障碍，好消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症状会逐渐消失。犯罪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大幅减少，自恋或全能感也会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有很可观的证据表明，对于某些类型的人格障碍患者来说，精神分析疗法是很有效的治疗方法，认知分析疗法也已被证明有效果。对于不安全型依恋者来说，精神分析法和认知分析疗法也很可能是有帮助的。对于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最好，取决于他的抑郁症是由哪种童年经历造成的。

从根本上讲，抑郁症有两种类型。第一种通常是由本书第4章和第5章中所描述的养育方式造成的，患者总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中缺乏其他人，有一种空虚、孤独和绝望的感觉，与悲伤的状态非常相似。在人格障碍者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也有这种类型的抑郁症，对于这种类型的抑郁症患者来说，专注于来访者和治疗师的关系的精神分析疗法可能是最有效的。另一种类型的抑郁症患者则恐惧失败，过分关注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地位——他总是觉得自己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类型的抑郁症通常是由本书第2章和第3章中所描述的养育方式造成的。对于这种类型的抑郁症患者来说，专注于来访者和治疗师的关系的精神分析疗法可能是有用的，但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很重要。

如本书第5章所述，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会导致婴儿社交退缩，由此造成的抑郁症可能是最难治愈的。对于他们来说，抗抑郁药物可能会有帮助，认知疗法（积极思考）也可能会有帮助，但完全治愈或许是不可能的。抑郁症越晚产生，就越容易治疗。

如果患者的抑郁症是由于早期不良抚育（在0.5～3岁，由缺乏共情能力的照顾者照顾或得不到照顾）造成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精神分析疗法，与分析师探索自己是如何重复在童年关系中经历的不安全感的；或许还应该与认知疗法相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也适用于由惩罚性良心（如第3章所述）造成的抑郁症（就像我的患者B夫人，她脑海里有一个严厉的小声音，使她沮丧），以及由目标重心或完美主义心态（如第2章所述）造成的抑郁症。

对于特定的神经症，例如恐惧症，认知疗法可能是最有效的，认知疗法还可能帮助你改掉一个似乎无法摆脱的习惯，比如与朋友或老板争吵。对于青少年犯罪和多动症这样的情况，认知疗法也可能是有帮助的，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疗法是，将认知疗法与精神分析法结合起来，帮助父母改变他们的育儿方式，让父母理解他们自己的童年受虐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自己孩子身上重复虐待的。

对于成年罪犯来说，心理治疗可能很难奏效，但另一方面，监狱心理学家对于男性暴力犯的破坏性的童年因素关注太少（如第3章所述）。然而，对于受到严重创伤、病情已经不可逆转的精神变态者来说，再多的心理治疗也不会管用。

对于成瘾症而言，根本原因同样重要，与起因较晚的成瘾症相比，起因可以追溯到婴儿早期的成瘾症是最难治疗的。不管成因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我的经验，最好的方法是从“说不”（Just Say No）开始的完全戒除方案。这通常需要加入一个互助会，并遵循“12步法”（12 Steps），它最初是针对酗酒者的，后来发展成了几乎适用于任何成瘾者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巨大优势是，人们会建立起一个互诫协会，让有志于戒除成瘾症的朋友们相互支持，离开以前那帮有自我毁灭习惯的朋友。成瘾戒除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进行其他类型的治疗了。

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躁郁症等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这些疾病有时是遗传因素和始于婴儿早期的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正如第1章中的鲁弗斯·梅的经历所表明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可能是利弊并存的，但是药物治疗有助于稳定患者的病情，能使其从谈话疗法中受益。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相比，治疗躁郁症的锂盐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通过服用正确剂量的锂盐，许多躁郁症患者能被完全治愈。在治疗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方面，虽然有些精神分析师取得过一定的成功，同时有些治疗社区也如此声称，但它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唯一确定的证据是，如第2章所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回家之后，如果患者的父母能够避免以消极的态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患者，患者的病情就不容易复发。

当然，大多数人倾向于避免服用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了追求更大的满足感和更好的心理健康，他们更愿意找到一种活动，让自己投入其中，将自己的问题转化为创造力。无论是通过工作、运动还是艺术，许多人不仅能够远离不开心，而且还能获得真知灼见。

通过创作实现内省

无论是阅读小说和诗歌、听歌剧和流行音乐，还是看电影和电视节目，欣赏别人创作的作品，都能在让我们感到有趣之余，激发我们的内省能力。例如，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我强烈推荐其阅读托尔斯泰（Tolstoy）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lytch）。如果有的母亲不知道怎么管教自己的十几岁的女儿，我建议其抽空看看迈克·李（Mike Leigh）的电影《生活是甜蜜的》（Life is Sweet）。当然，对一个人有效的东西不一定对其他人有效，但几乎所有人都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艺术获得安慰和更大的觉知。除了欣赏艺术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创造艺术而受益。拓宽这一概念，在非艺术领域的创造力，例如在体育运动或者我们的专业方面，也能使我们获得内省能力。然而，正如自我暴露的谈话或写作可以是回避真相的一种方式，其他活动也是如此。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大多数创造性的活动都包含着脱离现实的元素，和用幻想代替令人不快的真相的部分。他认为，在最深的层次上，神经症的症状、儿童的游戏和艺术作品是很相似的。小说、诗歌或戏剧的内容往往可以追溯到作者的童年经历。在一个人的童年期，如果其父母在如厕训练和个人清洁上对其要求过于严厉，这个人成年后就可能通过频繁地洗手或一种洗手仪式来表达这种焦虑，或者像18世纪的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那样，写出充满了对排便和排尿的焦虑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在理论上，恐惧症患者与斯威夫特是相同的，他们都达成了把一种被压抑的、存在于潜意识的焦虑表达出来的目的。

但这种观点也有不太说得通的地方。除了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病态症状之外，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下，艺术创作也可被视为一种完全健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一种健康的“升华”（sublimation），将内心的冲突升华为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例如，据报纸报道，作家艾伦·贝内特（Alan Bennett）遇到了写作障碍。“我已经有四五个月无法下笔写作了，”他对一名记者说，“这是一件让我沮丧和担心的事情。”贝内特声称自己害怕分析自己的动机。“我知道评论家们写了几本关于我的书，但我没读它们，因为我不想知道我的作品是怎样的。我担心，如果我过多地思考自己是如何工作的，就会完全失去写作的能力。”对于贝内特来说，如果没有机会把他的焦虑升华成小说创作，他就会感到抑郁：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他接受了精神分析，他会过得更好？在1988年，我采访过鲁比·怀克丝（Ruby Wax），她是一个充满自我憎恨的女喜剧演员，她或许有抑郁症，但是她能把抑郁升华，通过演出来让我们捧腹大笑。她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做了有社会价值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自尊水平提高了，她的收入也显著提高了。

如果按照弗洛伊德描述的，将艺术描述为神经症，那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艺术可以是增强我们对现实理解的一种方式——获得内省的一条捷径。正如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艺术幻想的目的是为了与现实建立更紧密、更真实的关系。”弄虚作假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真实的中心位置。正如艺术是通过巧妙的幻想来实现的，一个健康的人格也会调皮地虚构和渲染。象征主义的焦虑论认为这纯粹是防御性的，却忽略了许多要点。因为它与美学无关，正如安东尼·斯托尔指出的：“精神分析既不区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也不区分……艺术作品和神经症的症状。”关于艺术创作动因的一切理论，都必须顾及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创作的目标往往是美和情感的共鸣。任何理论，如果不能把恐惧症患者的洗手仪式与《格列佛游记》区分开来，都往往存在严重缺陷。

最重要的是，就获得内省能力而言，你是否擅长艺术创作一点都不重要，你的高尔夫差点②（golf handicap）高一些或低一些也不重要，创作的过程才是重要的。

游戏的重要性

通过情绪审视，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生活并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快乐——孩提时代拥有的一些活力和新鲜感已经消失了。唐纳德·温尼科特在《游戏与现实》（Playing and Reality）一书中指出，儿童做游戏不仅是驱除恐惧和冲突的一种方法；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活动，对成年后的情感健康至关重要。作为成年人，我们强烈地倾向于过分关注我们的内在状态，例如我们对性或食物的本能欲望。同样，我们还要面对很多外在的事情，比如必须在最后期限前完成工作，或者适应社会压力。根据温尼科特对游戏的描述，在游戏中，我们把外在与内在结合在一起——但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预定的目标，无论是本能的还是外在的。

我们在工作或家庭中失去了嬉戏的能力，这是一种可怕的贫乏，然而，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法，把成年人忙碌的生活需求与个人需求以一种活泼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现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不受严格道德约束的自由，或者有更多的选择职业的机会，或许会让这一切变得更有可能，但也带来了很多代偿的压力。例如，成为自由职业者——顾名思义，会有自由；但如果自由职业者觉得自己不如同龄人过得好，这种自由就会变得压抑。自由职业者对获得工作的不安全感，是一个不错的隐喻，现代人总是苦心钻营着想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痴迷和嫉妒地把自己和别人比较，从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如果我们跳出这个等级制度，就有创造更具极权主义的新生活的危险。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简单享受一种活泼有趣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测试我们生活的活力：当别人问我们心情可好和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们会如何回应。当朋友问：“你好吗？”我们大多不会诚实地回答，只会说：“很好。”而不会提及我们刚刚和伴侣发生的激烈争吵，也不会提及我们在早餐时看到银行结单时的悲观失望。当然，当人们问你最近可好时，他们很少想要得到如实回答，所以如实回答也很少是合适的。但是，即使在这种琐碎的交流中，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嘴上说“很好”，脸上露出苦笑，向善于观察的听者表明，你的心情并不好是一回事，而走过场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当你与陌生人见面时，你如何向他们做自我介绍。被问及“你是做什么的？”时，你可以非常机械、简单地陈述一下你的职业生涯，或者你可以尝试让这种对话生动起来，每一次自我介绍时，把你的叙述与特定的沟通对象联系起来。事实上，要想过一种活泼有趣的生活，有一半的挑战是致力于真实的沟通，而与人交往的乐趣很快就会随之而来。

我们的情绪审视的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理解别人，通过了解别人的过去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来理解他们。这比自我分析容易得多——谁不喜欢分析别人呢？除了有趣之外，还可能非常实用。例如，如果我们的老板吹毛求疵，把所有员工都逼疯了，我们可以通过密切关注他带给我们的感受，来减轻和他打交道的负担。很多时候，他所做的就是把他自己不想要的感受投射到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的羞辱、愤怒或恐惧，那很可能是他的真实感受。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心情好多了。我们如果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比如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就会很快发现，与我们打交道时，他正在重复什么经历。

据我所知，一个咨询师曾经很巧妙地运用这种方法，为一个由健康专家组成的团队提供咨询，这个团队有一个烦躁易怒、令人不安的老板。咨询师让团队成员告诉他，与老板相处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一个成员说感觉自己很蠢，另一个成员说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还有一个成员说觉得自己没用。当他们说完自己的感受之后，咨询师让他们想象一下老板本人的日常经历。他们认识到，老板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孤独的人，老板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到他们身上。在那之后，尽管他们不得不继续应对他的破坏性情绪，但至少能够避免将自己的问题与他的问题相混淆了。他们变得善于分析他，通过审视他给他们的感受，就能找出他每天的问题所在。

嬉戏是情感满足的基石，是洞察和意志的关键。从园艺到清洗，我们可以在任何日常活动中嬉戏。虽然我们需要谋生，需要完成许多实际的任务，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快乐地生活，使我们的存在更有价值。

理智、创造力和精神分裂症

理智和疯狂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连续谱，从一个极端的超现实，到一般现实，到轻微的精神疾病和人格障碍，再到另一个极端的精神错乱。

一端是最现实的成年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最没有被扭曲的。这样的人不多。接下来是一般人，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基本正常，没有受到抑郁或神经症的影响。然后是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人，随后是有时会妄想的人，例如人格障碍者或厌食症患者。另一端是有严重妄想的人，例如躁狂抑郁症患者、重度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很多灰色的区域（例如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小孩子的正常思维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4岁时，小孩子就会进行奇幻思维，在实际上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各种有趣的联系。我最近和我的侄女莉迪亚一起玩，她是一个活泼的4岁小女孩。提到她哥哥时，她说：“杰克已经离开一年了，他告诉我只有天气变了时，他才会回来。”当我更详细地问她，这是真的吗，她简单地阐述了她的幻想，忽视任何让人尴尬的事实。因为我知道，杰克其实在家里，和莉迪亚的父母在一起，而且因为我知道她知道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问她，天气变成什么样时，杰克才会回来？她指着蔚蓝的天空回答说：“杰克说过，天是蓝色时，他不会回来。”

莉迪亚会说一些很奇怪和荒谬的话，例如“杰克16岁，他有6条鱼和8盒录像带”。她喜欢双关语和文字游戏，所以她目前最喜欢的笑话是：“在太空中，猴子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航甜圈③（astronut）。”她喜欢抱着一个叫作菲茨的洋娃娃，并且经常把菲茨的感受告诉我，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你不是精神分析师，你也能意识到，她说的洋娃娃的感受其实就是她自己的感受。在她该上床睡觉时，她莫名其妙地说，菲茨一点也不觉得疲惫。她对菲茨有很强的占有欲，如果我说我对菲茨有所了解，给她提个建议，她就会拒绝接受。她声称，第2天是菲茨的11岁生日，当我说我可以给菲兹做生日蛋糕时，她马上说：“哦，不，那不是菲茨的生日。”菲茨显然是一个有用的角色，能让她产生控制感。

莉迪亚的游戏与进行文艺创作之间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创作的纯粹乐趣只是其中之一。小说家知道他创作的人物不是真实的，但是在创作时，他相信他们是真实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也会有真实感。莉迪亚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菲茨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她不喜欢别人指出菲茨与她的感受之间的联系。如果有人试图跟小说家指出，他们的小说其实是关于他们本人的，也同样会遭到小说家的冷遇。可以说，这破坏了创作的乐趣，还可能破坏了那种令人满意的防御活动。无论是小孩还是小说家，他们的游戏或小说通常是对不安的现实的一种应对方式——将其重构为更可忍受的形式，或者间接地体验之。当然，无论是小孩子的游戏还是艺术作品，都不应被简化为这种工具，但它们的确显示了正常精神状态与精神分裂症的接近程度。

一个相信自己幻想的朋友真实存在的孩子、一个沉浸在虚构人物的生活中的小说家与一个坚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间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第1章所述的鲁弗斯·梅，他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后来康复了，并且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就像孩子和小说家一样，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在创造一个人物，并相信它的真实性；但这个人物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因此，对于自体感弱的人来说，精神分裂症可以被视为向幼稚发展阶段的退行，对无法忍受的成人现实的一种逃避。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一个练习

无论你认为自己写得好或不好，有创意或无创意，我都建议你尝试以自己的情绪审视为基础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长可短。这个练习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是愉快的，所以不要被我的任何想法所束缚。我将提供一个基本的结构，帮助你开始，但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偏离它。

我的想法是，写一个虚构的故事，把你在情绪审视中发现的东西利用起来。我认为，你应该通过写这个故事来寻求两项内省能力，当然你可能还会想到其他方面。

第1个内省能力是，关于你现在的自我或生活，哪个方面令你不快乐。它可能是相对不重要的，比如你倾向于吃太多巧克力，或者某个同事让你心烦意乱；也可能是明显的大问题，比如你有严重的抑郁症，或者你的伴侣是个施虐者。最重要的是，它令你困惑，你有强烈的愿望去更好地理解它。

第2个内省能力是，你能做些什么，以及什么阻止你这样做。你现在是否想好解决方案了并不重要，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你或许就能想出解决方案。即使结论是关于你的自我或生活，你只想或只能做出一个微小的变化，那也足够了。

开始写你的故事

第1步是选定一个主题：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一个你希望会发生改变的事物。你可能已经想好一个主题了，如果还没有的话，请重新读一遍你的情绪审视笔记。总之，从你的情绪审视中，你可以找出你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些答案。

关键是要确定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正让你着迷或困扰。下面是一些例子：

- 我怎么了？

- 为什么我在工作中没取得更大成功？

- 为什么我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 我应该和现在的伴侣在一起吗？

- 我怎样才能和我的小儿子相处得更好呢？

- 我母亲爱我父亲吗？

- 为什么我总是和老板闹翻？

-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沮丧和烦躁？

- 为什么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浪费在看电视上？

定义中心人物：你

无论选定了什么问题，你都需要一个中心人物，并基于自己探索这个问题。让我们假设，你选择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总是感到沮丧和烦躁？”。回到情绪审视，关于你的沮丧和烦躁倾向，它揭示了哪些原因，从本书第2～5章分析的4个因素考虑，对每个因素做一个简要说明。例如，假设你是一个35岁的全职妈妈，有两个孩子，在你的原生家庭中，你排行老小，你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你可能会如此描述自己：

家庭剧本：姐姐比我漂亮，与哥哥和姐姐比，我总是显得很糟糕；被要求做一个“友善”和顺从的孩子；不觉得妈妈认为我会有什么出息——她觉得我智力平平。

良心：总体上是脆弱的（在性方面有一个善良的良心，对权威的态度和尽责性方面有一个脆弱的良心）。父母没条理，我不知道哪些行为会受到父母惩罚；妈妈没有关注过我在学校的表现，爸爸也不在乎。

依恋模式：混乱型。母亲就算没患抑郁症，多少也有点抑郁症状；我认为她对孩子的需求不是很敏感（琼阿姨说，母亲忙于照顾我们，没有时间娱乐）。

自体感：有自体感弱和人格障碍症状（例如暴饮暴食）。我母亲现在也不是很有共情能力，虽然说她可能是好心人。在我3个月大时，她的共情能力如何？看她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时的表现，她似乎并没有“理解”孩子。

记住上述几点，你现在可以开始写你的故事，创造一个中心人物，给这个人物起个名字，构思其个人经历。如果这是你第1次尝试写小说，那么，正如大多数第1次写小说的人所发现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下文描述的这种。继续以一个35岁的母亲为例，你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有两个兄弟姐妹，她的父母和你的父母很相似——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以你为原型的虚构人物。

当然，即使你是一个35岁的女人，还有其他类似情况，这个故事也不一定要这样写。你可以把小说主角写成一个男人，具有上述所有特征，但这样写会更困难。记住，这不是一个测试或比赛，你做这个练习是为了让自己满意。

情节

一个故事通常需要某种叙事，选择一些情节，以应对你的问题。

继续假设，你小说的主角就是上面描述的那个女人（比如说，你给这个虚构人物起了个名字，叫作珍妮），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你的故事建立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那些你认为与珍妮的抑郁症成因有关的重要事件。故事的时间尺度可以非常短，比如描述酒吧里的一个晚上，或者简要回顾她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

例如，你可以描述，在珍妮10岁那年的圣诞节晚餐上，她姐姐受到优待。然后，你可以描述，25年后，她与自己的两个孩子和丈夫一起过圣诞节，以及她的沮丧和烦躁情绪在这两个事件中的联系。

或者你也可以从珍妮丈夫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仍然以珍妮为中心人物，并基于你对真实事件的回忆。你可以从他的视角来描述珍妮在某个星期天的生活——他醒来，看到她躺在床上，孩子们爬到父母的床上，她对此有何反应，一家人与她的父母共进午餐，在公园里散步，然后回家，边看电视边吃晚餐，孩子们上床睡觉后，他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你可以描述一下，在她小时候，她感到姐姐比她漂亮，这使她缺乏自信，在自己对丈夫的吸引力方面缺乏信心。她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缺乏条理的家庭中，在小说中，通过描述那个星期天在她父母家共进午餐时的混乱，就可以体现出来，还可以分析她的过度补偿方式——她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做事有条理，对女儿的要求更加严格。

聚焦你现在的生活

我提供的上述构思给了你很大的自由度，但也有一个更具体、严格的方法。

首先，拿出几张纸，在每张纸上写下一个名字：

- 你情人的名字（如果你现在没有，就写上一个情人的名字；要是你从来没有过情人，就写下你梦中情人的名字）

- 对你最重要的朋友的名字

- 最惹你烦的朋友的名字

对于上述几个人，依次分析，总结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与你的关系。

例如，关于最惹你烦的那个朋友，你可能会如此描述她：

个性：说话声音大又咄咄逼人。只考虑她自己。孤独及滥交。有时挺有趣的。爱嫉妒。很多时候都很无聊。我为什么要理会她？

与我的关系：如果她情绪低落了，总会在我不方便时打电话给我，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当我试图插嘴时，她总是叫我闭嘴。她想让我照顾她，或者成为她可以依赖的人。

当你用这种方式描述了上述每个人之后，你要通过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审视，来分析每个人在你现在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你的家庭剧本、良心、依恋模式和自体感方面，依次分析他们每个人。

从“家庭剧本”这个标题开始，考虑一下，你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你的这段友谊。当你描述现在的朋友时，是否想到了你的原生家庭中的某个成员？你的朋友在个性或对待你的方式上，是否与你的某个兄弟姐妹很相似？或者她只是让你想起了你父母或兄弟姐妹在某一方面对待你的方式？也许你的父亲对你很专横（尤其是在喝多了酒之后），但他对你的兄弟姐妹则好得多。或者，你有一个嫉妒你的兄弟姐妹。

现在，写下“良心”这个标题。考虑一下，你的良心如何影响这段友谊，以及这是如何反映出它的起因的。也许你在性方面有惩罚性的良心，你很看不惯你朋友的滥交，认为这会让她陷入困境，还会给你们共同的男性朋友带来麻烦。但是经过反思，通过对惩罚性良心的了解，你会意识到，你对她的谴责过于严厉了，她的实际行为并没有那么出格——你的过分反应其实与你被压抑的冲动有关。你母亲从来不鼓励你与男孩交往，对于你童年时的性行为和攻击性迹象，你母亲会表现出敌意。你觉得此类行为是不好的，所以在这方面对你朋友的谴责过于严厉。

接下来，写下“依恋”这个标题。考虑一下，你和这个朋友的关系如何反映了你的依恋模式，反过来，这与你童年期的依恋关系的起因如何相关。也许你是个缠人型依恋者，而你的朋友是个盛气凌人的回避型依恋者——成年后，缠人型依恋者通常会和回避型依恋者成为朋友。然后，你想想看，你喜欢和回避型依恋者做朋友，这与你的缠人型依恋模式的成因有何相关。也许你的母亲或替代照顾者对你不敏感，从你对这个朋友的依恋方式，你或许可以回忆起，你小时候曾经有过的被抛弃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不是来自你婴幼儿期的记忆，而是来自之后的记忆。

最后，写下“自体”这个标题。考虑一下，你或强或弱的自体感如何影响了这段友谊。也许你已经发现了自己有一些人格障碍的特征，你知道，尽管你的朋友讨人厌，但你其实很喜欢她的这一特点，因为你在某些方面也是这样的。例如，她“只考虑她自己”，但有时你也可能会是这样的（或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你愿意和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在一起。也许这在你和朋友的关系中表现得很明显，当你自私地对待她，或者她代替你这样做时——她可以自由地成为讨人厌的人，而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不敢公开这么做。运用情绪审视的信息想想看，你童年时与父母的关系中，有哪些方面又重现在当前你与你朋友的关系中了。在童年期，也许你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父母的虐待或羞辱，或者感到被忽视了。你的朋友可能就像他们对你做的那样，重新实施虐待。但你希望，这一次会有好结果。或者，你正像你父母虐待你一样虐待你的朋友——一种间接的报复。仔细想一想，你就会意识到，在这段关系中，你和她都是讨人厌的。

当你写完上述几段之后，你的这张纸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特里什：最惹我烦的朋友

个性：说话声音大又咄咄逼人。只考虑她自己。孤独及滥交。有时挺有趣的。爱嫉妒。很多时候都很无聊。我为什么要理会她？

与我的关系：如果她情绪低落了，总会在我不方便时打电话给我，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当我试图插嘴时，她总是叫我闭嘴。她想让我照顾她，或者成为她可以依赖的人。

良心：作为具有惩罚性良心的人，我很看不惯她的滥交行为。但这可能是我母亲对我管教过严造成的。为什么特里什不可以滥交？事实上，我是不是有点嫉妒她？

依恋：作为一个缠人型依恋者，我希望特里什这个回避型依恋者喜欢我。当她在我不方便时打电话给我，我总是不好意思说我不想和她煲电话粥，或许是因为我想让她喜欢我？在我小时候，母亲周末不工作时也懒得搭理我。特里什若是不喜欢我，我就会有同样的感觉。

自体：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自私并且爱发怒。至少特里什不介意我这样，因为她也是这样的。和别人在一起时，我就不能这样随心所欲了。我爱发怒，是否因为母亲对我的需求不敏感？我父亲醉酒后的虐待行为是否与此有关？

通过这种方法对上述3个人进行分析之后，你会对你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起因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材料可以作为你的写作素材，有两种写法更突出，特别有可能给你带来内省能力。

第1种方法是，以你为中心人物，基于真实事件写一篇关于这些人的故事。你可以写一个很短的故事，例如你们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晚上，你们去看电影，然后共进晚餐，尽可能描述你能回忆起来的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运用你对他们在你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找出其童年起因。

第2种方法，还是写同一个故事，但是这次不是照实写，而是虚构一下，写出你希望这些人物（包括你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这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告诉你是什么阻碍了你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及哪些改变是可能的——或许你需要换个朋友。

这个练习也可以被应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你可以分析一下你的老板，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同事，把他们当作故事中的人物。

《观察家报》已故的编辑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曾经说过：“我们没有人能对自己的性情负责——只是有责任努力控制自己的性情。”如果他所说的“性情”指的是大脑中的电—化学模式，而它的形成与我们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有关，并且会影响我们成年后诠释自己周围世界的方式，那么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控制自己的性情并非易事，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在这一章中，我并没有假装已经明确地解决了“如何具有更强的意志”这个问题。但我确实希望自己已经指出了一种方法，能帮助你理解过去的经历，使其对现在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影响。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发送给我，我会很感兴趣的。

①  即后来的ITV盎格利亚。——编者注

②  差点，是差点指数的简称，是衡量高尔夫球员在标准难度球场打球时潜在打球能力的指数。——编者注

③  该词是结合了航天员（astronaut）和甜甜圈（donut）的双关语。——译者注

结　论

痛苦代代传递，

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

关于先天与后天因素对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影响，主要有3种观点。第1种观点是这样的：

我们生来就很不同，基因遗传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谁。在大多数方面，父母对我们的成长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会比我们的兄弟姐妹或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大。极端的成长环境（比如孤儿院）或从小遭受持续的性虐待，会对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所以总的来说，基因是关键。早期经验的影响并不比后期经验更大。

第2种观点是常见的“两者兼而有之”：

是的，孩子生来就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这会影响父母应对他的方式。此外，父母抚育孩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遗传的。但这并不是全部。父母对孩子的反应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基因表达，对于一个天生内向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受到父母的积极鼓励，就会变得不那么害羞，对于一个天生外向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受到父母的约束，就会有所收敛。这两种类型的孩子分别有内向和外向的倾向，但他们的环境会改变其表达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早期经验可能比后期经验更重要，但也不一定——他们当前正在经历的事情往往更为重要。

第3种观点几乎与第1种观点截然相反：

在大多数人的心理差异的很多方面上，遗传的影响都不起主要作用。只有极端和罕见的精神疾病主要受遗传影响，而它们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由成长环境造成。一般来说，父母的抚育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0～6岁。这会影响孩子的脑电—化学模式，进而影响孩子以后交友、择偶和择业，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地重新创造过去的模式。这种模式形成得越早，就越难以改变。虽然后来的经历可以改变早期经验的影响，但这只有在后来经历了重大变化才有可能——例如接受心理治疗会使孩子变得更好，遭受严重虐待会使孩子变得更糟。所有这些都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影响。社会趋势（例如有更多的滥交或吸毒的机会，或者在学校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会使受到早期不良抚育的孩子更容易出问题。

本书读者知道，第3种观点是我的主要结论。我将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把它总结一下。

当你读完这本书时，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对于成年人来说，一个同样的结果，例如抑郁症或高成就，可以有多个原因。我关注的4个方面——家庭角色、良心、依恋模式和自体感，每个方面都与特定的年龄段和养育方式有关系——可能在所有成人的结果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我曾经指出，抑郁症可以是单因素或多因素结合导致的，这就包括童年经历，与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受到的抚育有关。最后，我将各种解释运用到人类心理学的3个主要方面：成就水平的成因，成人关系模式和人格的成因，以及不同精神疾病的成因。

成就水平的成因

人们普遍认为，智力是最具遗传性的一般特征，双胞胎研究表明，成年之后，大约50%的智力差异受到了遗传的影响。然而，这种研究的结果受到了质疑，不仅与收养研究的结果不符，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存在问题。

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如果在婴儿期被富裕家庭收养，他们在智力测试或在学校的表现往往会与养父母的亲生子女一样好。来自社会底层或加勒比黑人家庭的人，在智力测试中（永远不要忘记，智力测试是由中产阶级的白人所设计的）平均得分较低，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由这个群体的基因决定的，但更可能证明了良好教育和早期训练对智力发展的关键作用。无论如何，作为对职业成就的解释，智力被严重高估了。动机比智力重要得多。

有趣的是，低成就和高成就往往都是童年受虐的结果，例如被施加了过大的压力，被虐待或被忽视。换句话说，成就特别高或特别低的人，几乎都不具有强的自体感、安全的依恋模式或善良的良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童年经历是这样的：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早期抚育，在3岁前受到不敏感的照顾，在3～6岁受到专横、混乱的管教，或者被忽视。因此，极端的成功和失败都可能源于童年的逆境。

高成就者

许多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业表现，甚至在孩子上学之前，他们就致力于让孩子加速获取“发展里程碑”，如走路或说话。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很高的智商分数，取得较好甚至惊人的考试成绩，但这不能保证事业成功：在同一个社会阶层，智商高的孩子成为高成就者的可能性并不比智商一般的孩子大。在大多数情况下，超前培养会导致孩子缺乏创造力，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而这可能会发展为抑郁症。

与高智商相比，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愿意努力工作更为重要。但如果对自己感到满意，或者有深爱的伴侣和孩子，人们就很少愿意这样做。取得非凡成就的人物（《大英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列出的前600名重要人物）当中，有1/3的人在15岁之前经历了丧父或丧母的痛苦，这一事实表明，逆境能使人专注于成功。

由于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而自体感弱的人，很可能有以下特质：急躁、追求新奇、贪得无厌、空虚、不稳定、寻求关注、强迫和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特质并不能促进一个人获得职业成长，然而成长过程中的意外事件可能会使自体感弱的人专注于取得成就，以此作为他们的救赎，在少数情况下，有些人会获得成功。一些科学家通过在实验室里钻研，一心一意地研究抽象的概念和物质，来逃避与他人情感接触的痛苦。同样，许多表演者也会在公众角色中达到忘我的境界，无论是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政客，他们如果渴望一份在个人生活中无法应对的爱，就会从观众那里唤起这种情感，并沉迷其中。自体感弱的人对任何事情都缺乏确定性，这可能带来独创性——一种超越常规的思考能力。作为对低自尊的补偿的自我中心，可能会使人特别自信和冷酷无情，这往往伴随着成功。掩盖了极端脆弱性的全能感，可能会使人特别有野心和想象力，同时确信会有一个恰好令自己满意的结果。

对于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由0.5～3岁受到的照顾所致）的人来说，追求权力、地位或财富可能很有吸引力，这是替代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很多高成就者都可能具有混乱型依恋关系，他们埋头工作，有时还会通过滥交来避免亲密关系。他们有对依赖的恐惧，并且总认为别人是不可信任的，这可能转化为务实、铁面无情的专业精神。一个人越孤独和绝望，就越会努力工作，把她的职业生涯当作一种获得社会联系和辉煌成就的方式，以及一种增强自尊和对抗不被爱的感觉的手段。在这些人看来，金钱、权势或公众认可的地位至少是可以依靠的；如果别人与自己交往纯粹是基于个人感情，不受经济依赖或职业等级制度的胁迫，那就有一种危险——他人可能拒绝或抛弃自己，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强迫他人遵从自己的意愿。

在3～6岁受到反复无常、胁迫性管教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容易冲动或追求新奇，在高成就者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把这种特点转化为在竞技体育或演艺事业上的成功。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由于父母是完美主义者，这些高成就者在童年后期受到了严格要求和过度控制。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表现好，才能得到爱。孩子会专注于实现父母的目标，自体感弱会使得任务更容易，因为如果孩子的自体感弱，孩子的愿望和父母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就会减少。在父母的监督和支持下，老师和老板成了孩子成长过程中新的目标制定者；然后，孩子长大以后会为自己设定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标准。只有当成就非凡时才会感觉良好，一旦形成了这个模式，高成就者就会沉迷于越来越大的成功。高成就者的自体感弱和缺乏安全感会变得不那么明显，而是被隐藏在自信和能干的外表之下。在许多情况下，高成就者并不是特别有才华，而是特别善于操纵同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发展自己。我曾经问企业家约翰·哈维–琼斯爵士（Sir John Harvey-Jones），成为大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人与那些仅仅是董事的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回答说：“他们想要的更多。”

大多数高成就者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种感觉，他们从小就被父母一方视为特别的。高成就者的母亲很可能是既聪明又自律的女人，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虽然母亲的爱很可能是以出众表现为条件的，但是母亲会让孩子觉得，他长大以后注定会比他的兄弟姐妹更有成就。这会使孩子有一种内在的信心，一种或多或少隐藏得很好的感觉，长大以后出人头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得的。

在高成就者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既有强的自体感又在人际关系中有安全感，约翰爵士很可能是一个例子。他们被父母一方或双方所爱，与父母认同，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享受在特定领域内创造的乐趣。在童年期，他们被鼓励自由玩耍、自得其乐，但如果他们想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有专长，父母会支持他们，让他们得到实际有效的训练。他们的动机不是金钱或权力，而是享受自己的工作，尽管他们努力工作，但也有丰富的个人生活。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本来可以获得同样的成功，但是却不愿意为了成功而牺牲个人生活，不愿意投入那么多时间到工作中。或者他们可能工作很努力，但缺乏冷酷无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是击败能力较弱的竞争对手所必需的，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利润、肤浅的吸引力和商业实用主义凌驾于实务之上。

低成就者

在最简单的层面上，低成就者之所以无法发挥自己的职业潜力（到目前为止，社会阶层这个因素最能预测一个人成年后能有多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能、容易分心，或者不受权力、地位或财富的驱使；他们可能不喜欢长时间工作，在办公室政治中缺乏自信、策略或心机；也许他们没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很少有人仅仅因为反应迟钝而在职场上失败。有些人思维不敏捷，或者不会进行复杂的智力活动，但他们仍然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操纵者，或者有清晰、简单的想法，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在更深的层面上，低成就者之所以表现不佳，是因为他们有某些特征：抑郁、咄咄逼人、酗酒或吸毒，憎恨任何形式的权威，偏执或过度焦虑，有人格障碍或相关症状，犯过罪，或者担心遵守规则后受到损害。

由于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而自体感弱的人，很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无法承受具有挑战性、令人沮丧或要求很高的工作。如果他们有人格障碍的症状，或许能在面试时蒙混过关，可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难，他们就会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老板不会喜欢自恋或声称自己无所不能的员工。这种人很容易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们的情绪在浮夸与绝望之间摇摆不定。或者，如果自体感弱的人有抑郁倾向，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就会有困难，整天无精打采、烦躁易怒，对自己和对工作都持消极态度。发现办公室生活不适合自己时，他们可能会回家，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个“自主创业的人”。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如果他们有抑郁倾向，他们可能就会半途而废，在开始做一个项目之后，很快就绝望地认为它毫无价值。从事自由职业的人格障碍者，很可能一天一个主意，不能从始至终地把任何一个项目做完，他们可能在某一天把一个项目的价值夸得天花乱坠，第二天却莫名其妙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上。

如果一个人不仅自体感弱，而且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由于0.5～3岁受到不敏感的照顾所致），这个人有成就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有些人属于自体感强但是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的，他们能够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尽管他们的不安全感会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回避型依恋者很容易被同事惹恼，更喜欢单独工作。他们的粗鲁使他们难以相处，不受欢迎。尽管他们可能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喜欢埋头工作，以避免经历在社交生活中被拒绝的痛苦），但是他们的不合群会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悲观情绪和不恰当的攻击性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上的决定，也可能在晋升时对他们不利。

缠人型依恋者在职场的表现更差，平均而言，他们的收入比其他类型的依恋者少1/3。他们渴望不断地得到鼓励，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受批评。他们喜欢依赖别人，这使他们很容易在办公室政治中被击败，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很少把自己视为领导者。他们喜欢有可预测的任务和非常明确的责任的工作，而这类工作通常是无法取得高成就的。

在不安全型依恋者当中，自体感强的混乱型依恋者是最有能力取得高成就的，但他们的混乱型依恋模式也往往会妨碍他们取得成就。尽管有少数人能够将其转换为灵活性（这一特点在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中是很有优势的），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兼具回避型和缠人型依恋的特点而在职业生涯中发展不好。

在童年后期，父母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很重要，对孩子以后的学业表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阅读、写作和算术方面，如果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基本指导，孩子在学业上就会表现平平，特别在他上了质量较差的学校时。然而，这种差距可以在以后被逆转，在青少年期或者20岁左右时，通过坚定的努力，孩子在学业上就能够有很大的进步。对孩子来说，遭受反复无常、胁迫惩罚，或者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比如父母双方都没有对孩子的学业或其他进步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带来的伤害更大。即使孩子能获得良好的学业辅导，这种教养方式也可能会造成孩子终生缺乏动力和专注力。因为得不到父母的鼓励，孩子的自尊心受到重创。在家里不受待见，或者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父母偏爱，孩子就会更加没有自信。除此之外，如果父母相处不好，或分居、离婚，子女就很容易表现不佳，其中女儿受到的影响更大。

成人关系模式与人格的成因

我们如何与别人相处，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我们如果认为某人在含蓄地侮辱我们，或者在内心深处不喜欢我们，就会防着他们；相反，我们如果认为他们是友善的，或者觉得与自己合得来，就会把他们当朋友。

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基因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小，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基因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相反，我们的印象、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及我们对别人未来行为的预期，都基于我们过去的关系，尤其是童年早期关系的积累。已有证据表明，面对陌生人时，我们会把原生家庭剧本中的身份强加给他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原生家庭中的人物角色强加给他们之后，如果他们不按我们的剧本行事，我们还会试图操纵他们这样做。

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走错了路。缺乏共情的照顾会使我们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基本假设：我们是不可爱的，影响不了他人的行为。通常来讲，如果早期不良抚育使孩子产生了被遗弃或排斥的恐惧，孩子就会不信任别人，并且在人际关系中缺乏安全感，这需要很多努力才能改变。这样的孩子如果在童年后期又受到过度控制，遭受反复无常、具胁迫性的惩罚，那么他们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就会更加不稳定。除此之外，在家庭剧本中，这样的孩子可能是个不可靠、不够好或不讨人喜欢的角色，这也会影响孩子成年后的爱情生活和工作。有关离婚原因的一些不起眼的研究证据最能说明这一点。

离婚、分居和个性

毫无疑问，离婚率的大幅上升是由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趋势造成的，比如工作女性的财富增加，想离婚的人可以得到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合不来的夫妻现在离起婚来更方便，这可以避免许多不愉快。但人们很少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离婚的人也更可能有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是由他们的童年经历造成的，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由于他们的个性，无论和谁结婚，他们都有更高的离婚风险。

正如一位作家在1935年坦率地指出的那样：“你很难指望一对高度神经质的夫妇过上十分幸福的婚姻生活。”从那以后，人们对一些夫妻进行了追踪研究，在这些夫妻结婚前不久，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个性心理测试，然后追踪他们的婚姻状况，研究发现，一对伴侣如果在结婚前有神经质（包括轻度抑郁，作为其定义的一部分）和缺乏“冲动控制”（男方）的个性特征，婚后就更有可能出现婚姻不和谐，或选择离婚。英国的一项持续时间更长的追踪研究发现，在16岁时具有高度神经质的女孩，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更高的离婚风险。除此之外，离异家庭子女长大以后的离婚率比完整家庭子女的至少高出一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离异家庭子女更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证据表明，结婚前就已存在的个性和情绪问题可能导致离婚。

还有一项从1940年持续到1980年的追踪研究，研究人员对300对夫妻的婚前婚后生活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追踪研究。研究发现，与保持婚姻关系的夫妻相比，离婚的夫妻在结婚前更有可能有个性问题。离异的人在结婚前就在神经质这项上得分更高，离异的男性还在缺乏冲动控制方面得分更高。女性离婚者更有可能在结婚前就说她们来自情感上不甚亲密的不稳定家庭，这是之后的情感问题的预兆。总之，这些因素可以预测，在以后40年里哪些夫妻会离婚。此外，在没有离婚的那些夫妻当中，这些个性因素也能预测哪些人的婚姻可能是幸福的。这项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丈夫的易冲动和夫妻双方的神经质，是消极的婚姻结局的有力预测因素……在婚姻关系中，神经质带来的痛苦和丈夫的其他特征有助于确定，这种痛苦是会导致婚姻破裂，还是让二人不得不承受这种痛苦（陷在稳定但不令人满意的婚姻中）。”

抑郁、神经质和易冲动的人更容易离婚，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但根深蒂固的是，我们不愿污蔑个人，以至于我们不敢说一个人有问题。相反，我们把它归咎于“关系”。其他人也可能觉得，某个人的个性可能是真的有问题，但最好不要说，因为它似乎非常消极。然而，正确理解问题可能会对许多婚姻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夫妻一方显然患有抑郁症，让其寻求治疗，而不是鼓励夫妻双方思考彼此是否合得来，是很有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尤其如此，他们容易变得偏执，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亲近的人，然后攻击和敌视亲近的人。“性格不合”模式对这些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解释，但是他们很可能与后来的伴侣也合不来，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离婚的人如果再婚，会比初婚的人更容易离婚。

新的自由和相关的价值观，很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个人。神经质和易冲动的人总是更可能有不幸福的婚姻，但在过去，由于社会压力，他们会比较克制，不会对他们的婚姻进行自我毁灭式的攻击。当今，由于人们都有过高的期望，这些人可能会变得更加神经质和易冲动。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婚姻变得更加不幸福，并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时代，当婚姻出现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归咎于个性不合，并认为总能找到更好的伴侣。

性

我们的性人格、偏好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早期关系的影响，但基本上不受遗传影响。出生后，父母对我们口欲需求的反应，我们对排泄物的迷恋，以及在童年期尝试与他们和其他人调情时父母的反应，都是我们的性压抑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再加上我们在3～6岁与兄弟姐妹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性游戏，就创造了我们的爱情地图。男孩受到的早期抚育可能会影响其性取向。女孩在童年期与父亲的亲密程度，不仅会影响女孩长大以后的择偶，甚至还会影响女孩进入青春期的年龄。

在童年期被忽视或者遭受性虐待可能会使我们在性方面变得放纵。由于分不清性和爱，我们可能会不停地更换性伴侣，误入歧途，想要通过性寻求亲密关系。或者，我们可能会放弃性爱或与之相关的关系。

如果我们有一种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我们在性方面也会有特定的问题。回避型依恋者在性关系中不喜欢浪漫元素和亲密的凝视，缠人型依恋者在性关系中特别喜欢亲热。混乱型依恋者对亲热的态度则是忽冷忽热的。

童年后期，我们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如何，会在很大程度影响我们对自己外表的信心、我们在青春期应付尴尬的身体接触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滥交程度。在原生家庭中，我们可能会被视为漂亮的孩子、丑小鸭，或对父母极度依赖又言听计从的人，又或者是同性别的4个兄弟姐妹之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长大以后的性行为。

如果父母的关系不和谐或分居了，我们在青春期早期就更有可能滥交。如果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女孩就更有可能认为男人不可靠。

个性

早期经验，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出生前的经验（比如乐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兴趣、友善程度和幽默程度。我们的个性是童年早期关系塑造的，与基因的关系不大。

人格障碍，如反社会行为或极度自恋，可追溯到婴儿早期。如果缺乏共情，我们就会通过“否认”或“全能”来保护自己，建立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扭曲的感知。

童年期的受虐经历会使这种扭曲变得更严重。回避型依恋者的个性特征，如攻击性、喜欢独处和拒绝别人，是在3～6岁经常受到父母拒绝的结果；同样，缠人型依恋者的焦虑、渴望取悦别人、倾向于破坏善意的亲密表现，也是源自3～6岁的被抛弃的感觉。安全型依恋者的特征，例如信任和行为举止得当、让人受欢迎，源自可靠的、积极的父母抚育。所有这些个性特征最终汇成了大脑的电—化学模式，这源自成千上万次与父母的反复互动。

在童年后期受到混乱的照顾，遭受反复无常的、具胁迫性的惩罚，孩子就会变得易冲动和追求感官刺激。如果这与自体感弱和不安全的依恋结合在一起，孩子就会变得难以忍受挫折。由于没有稳定的基础可以依靠，所以当我们遇到阻碍，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时，就会不管不顾地走捷径。成瘾人格的起源就在这里，而非基因。

家庭剧本可能会增强或削弱我们的某些个性特征。如果我们在家里排行老大，人们可能期望我们成为一个负责任、可靠的人；然而，我们较弱的自体感或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断绝了这种可能。也许我们被期望实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或者被认为在某项技能上很有天赋，然而，我们的个性使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取悦父母。

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成因

一般来说，精神疾病越是严重，越有可能与童年期的经历有关。与此同时，重大和罕见的精神疾病，诸如精神分裂症、自闭症或躁郁症，确实是主要与遗传因素相关的，就轻微、更常见的精神疾病而言，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接下来，我要把在各章中所述的研究发现总结一下，依次简述每一种精神疾病。（从轻微的、与遗传因素关系不大的精神疾病开始，然后是重大的、主要与遗传因素相关的精神疾病。）

主要与环境因素相关的精神疾病

轻度抑郁症

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在0.5～3岁经常被拒绝或被抛弃，这个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有沮丧的倾向：具有不安全依恋模式的成年人更容易患抑郁症。受到早期不良抚育的孩子，以后是否会得抑郁症，还取决于童年后期的经历。如果一个孩子在童年后期经常受到轻视、虐待、过度控制或忽视，这个孩子以后患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增高。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不受待见，或者感到自己比不上兄弟姐妹或同龄人，这个孩子就会成为低自尊的人。

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例如只有考出好成绩，才能得到爱），那就容易使孩子情绪低落。完美主义的父母会培养出过度自我批评的后代。如果父母对孩子要求过高，用高不可及的道德或其他标准要求孩子，无论孩子做得多好，父母都觉得不够好，那么孩子就会形成过度惩罚性的良心，从而走向抑郁。

如果夫妻敌对，不管他们是否在一起，他们的子女都更有可能患抑郁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或分居的孩子，长大以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高一倍；如果一个孩子5岁时成长在父母关系不和谐的家庭，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患抑郁症的概率比一般家庭孩子的高4倍。

成瘾

成瘾人格（指酒精成瘾、可卡因成瘾、性瘾或购物狂）这个概念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似乎与遗传因素关系不大。成瘾者的易冲动和追求感官刺激，可能与受到缺乏共情照顾的婴儿的多动模式有关。这种婴儿期经历在被收养者中极为普遍，这也可能是他们在吸毒成瘾者中占很大比例的核心原因。抑郁经常与成瘾共存，他们往往会试图减轻抑郁。

许多成瘾行为体现了不安全的依恋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婴儿期和0.5～3岁形成的。这种强迫感取代了亲密关系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成瘾可以是使原本混乱的生活变得有结构性的一种方式，这种混乱的生活是由于在3～6岁受到不稳定、具胁迫性的管教造成的。受虐待的孩子特别有可能成为成瘾者，这有时是一种自我憎恨的表现，几乎总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幸福并不重要。

在当今更加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吸毒和失控行为不再受到传统的集体主义约束。面对旨在刺激消费品需求的广告，因童年不幸而易受成瘾行为影响的人，更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人格障碍

在2岁前接受缺乏共情照顾的成年人更有可能出现人格障碍症状。早期受到不良抚育的混乱型依恋者更有可能成为人格障碍者。一个孩子如果自体感弱，又没有能力持续应对人际关系中的挫折，那么成年后就更有可能发展出异常的防御机制，用以对抗抑郁（在人格障碍者当中，有一半的人患有抑郁症）或逃避精神分裂（人格障碍距离精神分裂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在童年后期遭受过身体虐待或性虐待，自体感弱的人更容易患有解离症状，发展出次人格。在婴儿期受到共情照顾的孩子，即使后来受到过虐待，长大以后也不容易出现人格障碍。

文化趋势，例如对暴露狂、粗鲁和自私的宽容程度的提高，有可能助长潜在的人格障碍的发展。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榜样人物，以及受崇拜的人物（例如流行歌星）之中有很多人格障碍者，使得这种行为看起来更容易被接受。

暴力与犯罪

如果一个男孩从出生到3岁期间没有受到共情照顾，他就会变得愤怒和好斗，长大后可能具有暴力倾向。在3～6岁受到不稳定、具胁迫性的管教（特别是在父母关系不和谐，且母亲因患抑郁症而易怒的情况下），可能致使男孩长大后颇具有暴力倾向。

遭受暴力虐待的男孩可能会成为暴力的男人。遭受身体虐待会导致抑郁，男人经常通过喝酒来缓解抑郁；醉酒后又容易产生暴力行为。童年受虐经历给男孩提供了一种模式，他会认为暴力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表达沮丧和愤怒的方式。社会上对暴力行为的间接鼓励（例如相关的电影、电视剧或宽松的枪支管理法案），增加了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使用暴力来应对偏执和抑郁情绪的风险。

偷窃者可能缺少家教，不知道偷窃行为是一种错误（甚至认为偷窃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很可能受过情感剥夺——1/3的监狱囚犯在童年时曾经住过福利院（大多因遭到父母虐待而入院）。商店扒手可能会把他们偷窃的钱物与爱混淆起来，在潜意识中，他们是从陌生人那里窃取他们小时候没有得到的关爱。抢劫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抢劫还有一种额外的吸引力，那就是把对父母的攻击性报复转移到受害者身上。

广告的存在是为了刺激人们对消费品的渴望，但很多年轻人买不起广告上的消费品，这使得缺少家教的人更有可能去偷窃。在美国，每当电视广告刚推出时，盗窃案数量会增加6%。

进食障碍

婴儿期的共情照顾缺乏可能包括这样的情况：婴儿在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在不饿时被强迫进食。这可能会成为绝食或暴饮暴食的模板。绝食或呕吐的幼儿往往有不安全的依恋模式，这是0.5～3岁受到不敏感的照顾导致的。

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一个女孩自尊较低，并且有一个完美主义的母亲，这个女孩就更有可能患上暴食症。暴食症患者可能经常受到母亲的贬低和指责，由于这两个因素都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足为奇的是，暴食症患者很可能患有抑郁症。相比之下，厌食症患者的母亲倾向于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孩子，给出互相矛盾的信息，类似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对孩子的令人困惑的“双重束缚”。事实上，与暴食症患者相比，厌食症患者更容易出现幻觉，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症状——最明显的是，在他们眼中，自己的身形比实际臃肿很多。许多厌食症患者的自体感都很弱，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家庭里，通过自我约束不进食，是他们尝试控制的一种方式。

在广告和娱乐业宣扬骨感美女的社会中，由于父母养育方式不良而容易患进食障碍的少女，就更容易受到进食障碍的困扰。

神经症

具有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和成年人更容易患神经症，如恐惧症和强迫症。在受到父母严管或过度控制的孩子们中，广泛性焦虑更为常见。可怕的父母会养育出惊恐的孩子。如果父母以咄咄逼人、混乱或侵扰性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就更容易患强迫症——产生非理性、重复的想法或行为。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强迫症可以作为一种创造可靠秩序的方式，重复一种仪式成了这个可怕的世界中的唯一安全特征。如果一个孩子需要面对过度控制的、完美主义父母，强迫症也是重新获得控制的一种方式。

多动症

婴儿在6个月大时受到不良（侵扰性的和过度刺激性的）抚育，与其在3岁和11岁时患多动症可能密切相关。婴儿如果在1岁时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以后就更可能患多动症。被收养儿童如果在被收养前受过虐待，以后也更有可能患多动症。

单亲家庭（由于收入低和缺乏支持，生活压力普遍更大）的孩子患多动症的概率是双亲家庭孩子的3倍。如果一个孩子在3～6岁受到反复无常的惩罚，或者受到过度控制和惩罚性管教，这个孩子以后就更有可能患多动症。

一些现代媒体的风格（例如紧张激烈的电脑游戏和电视节目），会使易患多动症的儿童患多动症的风险增加。

主要与遗传因素相关的精神疾病

自闭症

一项双胞胎研究发现，自闭症是最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养育因素也很重要。

一方面，如果自闭症患儿的父母能得到帮助，趁早开始给孩子提供专业的训练，孩子以后出现的严重症状就会较少。另一方面，一项研究发现，在童年早期被送进孤儿院的儿童当中，自闭症和相关症状的发生率高得惊人：有6%的人被确诊为自闭症（相比之下，在一般儿童中，自闭症的患病率为0.2%），还有6%的人有许多相关症状。这有力地表明，自闭症儿童因逃避社交接触，转向相对安全的自我而产生的强迫性仪式，比如无休止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可能是对严重情感剥夺的一种反应（这个理论是精神分析学家很久以前提出的，由于遭到精神科医生的鄙视，所以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躁郁症

躁郁症是第2种最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它的发病甚至可以追溯到婴儿期。共情照顾缺乏的婴儿可能有两种主要的反应模式。他可能形成一种多动的模式，处于过度警觉和清醒的状态，无法入睡，身体肌肉紧张，对环境刺激过度敏感，就像一头困兽；他也可以陷入抑郁、无精打采的状态，转向关注自己的身体，将其作为获得满足感的唯一来源，他已经放弃了从照顾者那里获得满足。在童年后期，他可能会在这些模式之间交替，而这种状态是躁郁症的先兆。在成年躁郁症患者当中，与童年期没有受过虐待的患者相比，童年期遭受过性虐待或身体虐待的患者发病时年龄较小，两种情绪状态交替得更快，患者更容易自杀，也更容易有其他问题，例如成瘾症。这表明，在躁郁症的成因中，虽然遗传因素很重要，但是养育方式也很重要。

对于躁郁症患者而言，如果父母从小过分干涉，患者的躁狂发作就会比较严重；如果小时候经常受到父母贬低，患者的抑郁发作就会比较严重。当患者出现持续几天的狂乱妄想，接着面临持续几个星期的极度抑郁，从而被确诊为躁郁症时，在婴儿早期形成的弱自体感就会将患者置于这种最可怕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中。

精神分裂症

如果说精神分裂症的病例有一半是遗传因素造成的，那另一半就不是。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儿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他长大以后就更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与在2岁之后才受到不良抚育的孩子相比，在2岁之前受到不良抚育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可能有解离症和次人格。与兄弟姐妹间年龄差距较大的人相比，在兄弟姐妹间的年龄差距小于2岁的家庭中，由于母亲压力大，孩子更有可能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他们长大以后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也较大。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当中，女性患者的子女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比男性患者的子女高一倍，因为母亲通常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更可能缺乏共情能力。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吸烟——吸烟者往往在口欲期没得到满足，有一种对口腔刺激的偏好，这也与早期情感剥夺有关。

对于容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无论是由于遗传因素，还是早期不良抚育）来说，生活压力会使其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与仍然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亲属们相比，在英国的西印度群岛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普遍高很多倍。与发展中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发达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往往更长，病情也更严重。患者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若是回到消极的家庭环境中，多半会病情复发；若是回到积极的家庭环境中，只有16%会病情复发。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的人比没有遭受过虐待的人更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亲生父母患精神分裂症的被收养儿童，只有在收养家庭照料欠佳（被养父母以消极的态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对待）的情况下，才更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

重度抑郁症

有些患者的重度抑郁症可能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同卵双胞胎的重度抑郁症同病率只有大约50%。这表明，重度抑郁症也可能是由成长环境造成的——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中只有一人患重度抑郁症，那么这种差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就是环境因素。

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儿早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顾，这个孩子就可能变得抑郁，不与外界接触。早期不良抚育可能是第1种类型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感到孤独和失落，总是有一种失望和不被爱的感觉）的患病基础，或者它可能造成这种可能性，其他因素可能会加剧这种可能性。如果一个孩子在幼儿期形成了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或者父母关系不和谐，这个孩子以后就更有可能患上这种抑郁症。

第2种类型的重度抑郁症（其突出症状是自责和深深的失败感）也可能与在婴儿早期共情照顾缺乏有关。由于照顾者的不敏感和缺乏共情，婴儿从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有效果。婴儿无效能感（infantile inefficacy）或许可以解释，有过童年受虐经历（在3～6岁遭受反复无常的、具胁迫性的惩罚，或者经常受到轻视、虐待或忽视）的人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会患重度抑郁症，而另外一些人则不会，以及为什么在完美主义、吹毛求疵的父母的教养之下，有些孩子会患上“目标重心”抑郁症，另一些则不会。

纵览全局：遗传主义的暴政

了解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会带来深远的实际影响，对我们整个社会也同样重要。教养（而不是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1997年，英国的一项官方调查结果被发表，这项研究调查了3,000名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囚犯的心理健康和病史。接受了全面的精神病检查后，其中90%的人被发现至少患有一种精神疾病，大多数人同时患有两种精神疾病，有20%的人同时患有四五种精神疾病。在这些囚犯当中，有2/3的人患有有人格障碍、抑郁症、神经症，或有酗酒、吸毒等行为；有7%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或其他妄想症。美国的类似调查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这些不寻常的事实证明，疯狂与恶行是相伴而生的。看到这一结果，有些人会建议，囚犯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惩罚。但右翼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精神疾病主要是基因决定的，所以治疗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诱发大多数囚犯的犯罪行为或精神疾病方面，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很小。

这3,000名英国囚犯当中，有1,000人在童年时曾经住过福利院。在福利院的儿童当中，有一半的儿童被送到福利院是因为已经（或大概率）遭受了性虐待或身体虐待，绝大多数儿童都曾遭受过早期情感剥夺。对于福利院的儿童来说，童年受虐、早期情感剥夺与后续因不断更换照顾者而受到的伤害相结合，可能会导致精神疾病和犯罪。遗传学家则会反驳说，这些问题也可能是孩子父母的基因遗传导致的。遗传学家可能会承认，早期不良抚育确实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仍然会争辩说，基因是关键。然而，这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如第3章所述，有大量的研究比较了从小被送到福利院的儿童在4种情况下（第1组儿童很小就被收养了，第2组儿童被安排到寄养家庭，并且经常被转往不同的寄养家庭，第3组儿童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福利院里，第4组儿童被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成长状况。这种比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儿童的亲生父母都是很容易患精神疾病或犯罪的，所以如果这些特质具有遗传性，其成长环境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起决定作用的是成长环境，而不是遗传因素。与由中产阶级、守法、已婚的亲生父母抚养的子女相比，在婴儿早期被收养的孩子并不会更容易患精神疾病或犯罪。与被收养的孩子相比，被寄养的孩子长大以后表现得更差。然而，与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福利院里的孩子相比，被寄养的孩子长大以后的表现要更好一些。被从福利院送回到烦躁易怒且令人不安的亲生父母身边的孩子，往往是长大以后表现最差的。因此，孩子长大以后的表现与所受抚育的质量密切相关，与遗传因素关系不大。

例如，有一项研究表明，与在1岁前被安置到寄养家庭的孩子相比，一直在福利院生活的同龄孩子更容易患多动症。但是这两组孩子都比由亲生父母正常养大的孩子更容易患多动症，这表明（如第2～4章所述的研究）环境因素与多动症相关，也证明了抚育是至关重要的。事实证明，基因并不重要，因为这两组孩子都由易患精神疾病和犯罪的父母所生。这两组孩子之所以长大以后表现不同，是因为他们受到的照顾不同，而不是由于基因遗传。

一般来说，与由父母抚养大的孩子相比，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出现抑郁、犯罪和辍学的可能性要高出许多倍。他们更有可能缺乏安全感，与人交往时表现得浅薄，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毫无保留，倾向于表现出表面上的友好、无区别的友善。在学龄期和青春期，据他们的老师说，他们表现得易怒，如果别人纠正他们，他们就很可能变得愤怒和有攻击性，容易与其他孩子争吵和打架。有意思的是，如果孩子在福利院生活期间幸运地受到了一个照顾者的特别关爱，这个孩子就不太可能出现上述问题。

在福利院长大的女孩们有1/7在离开福利院时已经怀孕；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中，有70%在离开时没有通过任何一门考试，有40%的孩子在离开时已经患有精神疾病了。接受救助的无家可归者中，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人占30%，进行戒毒或戒酒康复治疗的人员中，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人占40%。与被寄养或被收养的孩子相比，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出问题，这一事实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基因造成的。

而且，如果孩子在童年期得到充足的照顾，他们长大以后就不太可能患精神疾病或成为罪犯。此外，从亲生父母那里遗传的基因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小。以小时候被送到福利院的孩子为例，通过分析他亲生父母具有的问题，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从他的成长环境（被收养、寄养、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或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福利院里）就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童年早期受到缺乏连续性或质量低的照顾，是犯罪和精神疾病的核心成因。美国和英国的许多领导者似乎认为，穷人会贫穷、疯子会发疯、坏人会使坏主要都是基因导致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Carol Bellamy）所说：“最大的悲剧是，许多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人生的头3年有多重要。”

更重要也许也最具破坏性的是，父母如果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孩子的心理（正如认为基因是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那些人），就更有可能虐待孩子。如果父母认为自己与孩子的不良行为无关，他们就更有可能虐待自家孩子。即使与别人家的孩子在一起，而且不听话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会变得更加易怒、想发火。这表明，就基因和教养而言，如果人们普遍相信基因至关重要，数以百万的儿童的发展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基因可能确实决定了普遍的情感（如幽默、愤怒和悲伤），以及人类独特的心智禀赋（如语言、思想和自我意识）。这些特征并不是“两者兼而有之”①的结果，而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无论家庭教养、阶级、性别和社会如何，几乎所有的人都具备这些特征）。但谈到在决定个体心理差异（例如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心理差异）方面基因起的作用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即使对于最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环境因素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很低的。在更常见的精神疾病中（如神经症或轻度抑郁症），基因起的作用很小，而对于特定的特征，比如我对卢·里德（Lou Reed）的音乐或我的宠物猫的喜爱，基因可能没产生任何影响。

现在很清楚的是，早期抚育对我们大脑的特定电—化学的模式，甚至大脑的不同部位的大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早期抚育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比遗传基因重要得多。早期抚育的质量因父母的境遇（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童年）而异。低收入的父母更有可能给孩子质量较差的早期抚育，造成孩子的大脑的电—化学模式异常。由于令人不安的童年早期经历，以及成年后的低收入带来的生活压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更可能有过高或过低的皮质醇水平。

最近的研究还首次证实，他们的5-羟色胺水平也不同（5-羟色胺是一种大脑化学物质，能增加自信、支配感和成就感）。针对大量健康中年男女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越低的人，体内的5-羟色胺水平也会越低。有趣的是，暴饮暴食、肥胖或抽烟喝酒的人，体内的5-羟色胺水平通常也较低——而这些特征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中更为常见。几乎可以肯定，5-羟色胺水平低与不同的童年早期经历有关。大鼠实验表明，对于出生后头7天被母鼠忽视的幼鼠来说，其大脑海马的5-羟色胺水平会下降；同样，对于出生后头6个月被母猴忽视的幼猴来说，其5-羟色胺水平也会下降。人类可能也是如此，在童年早期被忽视或虐待的孩子，其5-羟色胺水平可能也会下降。简而言之，科学证据表明，社会等级（而不是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不同的早期抚育方式，使不同阶层的人在大脑和激素水平上拉开差距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只是向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发放提高5-羟色胺的药物（例如百忧解），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这些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个人层面上，这些研究告诉了我们该如何拥有更愉快的生活；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关于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方法。了解了我们的父母和社会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在是时候考虑一下实用的建议了。

一些实用的建议

如果本书中列举的研究证据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早期抚育，而父母如何抚育我们，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属的社会影响。因此，我认为各国政府应认真考虑4项具体建议。

富裕是不够的

关于发达国家国民的幸福感和精神疾病发病率的研究表明，一旦我们处于收入分布的中上层（前2/3），财富的增加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或者是否精神健全，都与我们是否富有（有几百万的财富或只有平均水平的收入）无关。对于收入居于底层（处于收入分布的后1/3）的人们来说，钱确实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对于发达国家那些收入居于中上层（处于收入分布前2/3）的人们来说，在童年期受到的早期抚育是最重要的。鉴于这一事实，非同寻常的是，所有主流政党都把经济增长作为政纲的核心。但实际上，它应该被一系列旨在提高早期抚育质量的政策所取代，比如为希望在家里照顾婴幼儿的父母提供带薪假期，为希望继续工作的父母提供高质量的托儿服务或育儿补贴。

定期对国民心理健康进行审视

人们应该放弃对经济绩效指标的痴迷，改为更多地衡量政府政策对我们心理健康的影响。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以此来评判政府的工作质量（应包括评估政府现行政策对育儿方式的影响）。

青少年的情绪审视

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在年满16岁时进行一次情绪审视。应该将过分强调考试成绩的怪现象替换成普及某种认知分析疗法，帮助每个孩子评估所受的家庭教养对其心理的影响。

开展关于早期经验对成人心理影响的研究

政府应该开展一项大型追踪研究，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对他们从出生前到死亡的整个历程进行追踪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早期经验对成人心理特征的影响。这项研究应该非常详细（足够频繁地观察整个家庭的互动），以便能够可信地指出，在家庭剧本、自体感、依恋模式和良心方面，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我认为，在短期内这些建议是不会被采纳的。但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些信息了。我们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世界上最病态的发达国家）的脚步——漠视父母的需要，并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对14个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疾病发病率进行调查，调查显示，美国的精神疾病发病率高于其他国家。过去12个月，美国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是26%，比尼日利亚或中国上海的精神疾病发病率高出6倍，比欧洲大陆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3倍。美国精神疾病发病率高的原因包括其对消费主义的沉迷、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没有给予幼儿父母更多支持。或者，我们英国可以效仿欧洲邻国（如丹麦和法国，它们都是好榜样），这样，我们当下前所未有的充裕资产才不会损害我们的情感健康。

在最后几页，我认真地进行了社会政治分析，然后，我打算在本书结尾引用菲利普·拉金那首诗的最后一句：

趁早跳将出去，

可别再养什么孩子。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母亲的去世使我成了孤儿，我结婚了（这是第一次，而且我希望是唯一一次），搬了家，现在我要做父亲了（据我所知，这也是第一次）。也许，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久，为了把我的一个积极幻想调整成必要的玫瑰色，我可能会开始相信，孩子以后长成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以便让我妻子和我自己得以解放。我只能说，如果你以后读了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或者写的新书，发现这本书中的内容被全盘否定了，请忽略它们。这本书里的内容才是尚未为人父母的人的真心话。

①  指遗传和环境共同起作用。——编者注

致　谢

我写这本书时投入的精力到底有多大，只有我的妻子克莱尔知道。在写作过程中，我沉默寡言并且易怒，烟抽得越来越多，她不仅忍受了这些，而且阅读了多个版本的草稿，提出了理智的建议，要求我把稿子改得更好。

其次，我要感谢我已故的母亲，即使在临终前，她仍然在看我的稿子，从句法和行文逻辑方面，给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杰米玛·毕多夫（Jemima Biddulph），她是一名教师，尽管工作很忙碌，但是在这本书的写作后期，她参与进来，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要感谢本书的审阅者们：露茜·阿斯特（Lucy Astor），佩妮·加纳（Penny Garner），安娜-路易斯·加纳（Anna-Louise Garner），泰迪·圣·奥宾（Teddy St Aubyn），我的姐妹露西（Lucy）、玛丽和杰西卡，以及詹姆斯·塞恩斯伯里（James Sainsbury）。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 Books Ltd），我要感谢罗斯玛丽·戴维森（Rosemary Davidson）。在她接手这本书一年后，我的书稿里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她给了我非常明确的指引，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在书稿的结构和细节方面，比尔·斯温森（Bill Swainson）和帕斯卡·卡里斯（Pascal Cariss）提了很多建议，使这本书更加完善。

对于吉伦·艾特肯文学代理人公司（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Ltd），我要感谢吉伦·艾特肯，在他的坚持下，我提出了正确的写作方案，从而步入正轨，在后续的写作过程中，他的同事莱斯利·肖（Lesley Shaw）给我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本书开头的《这就是诗》摘选自菲利普·拉金的诗集《高窗》，感谢拉金遗产 （Larkin Estate）和费伯&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 Ltd）允许我复制这首诗。本书第1章中有关鲁弗斯·梅的访谈，引自主持人费格尔·基恩（Fergal Keane）对鲁弗斯·梅的采访，它在2001年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第四台的《坚持一个立场》这一节目中播出，感谢简·贝雷斯福德（Jane Beresford）允许我复制这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简介

1. The actress Mia Farrow … Farrow, 1997.

2. Offspring of families … see p. 425, Belksy, 1993; for evidence that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five or more children are twice as likely to suffer abuse or neglect see p. 1226, Widom, 1999.

3. It has been shown … For a brief review see Anderson and Mirand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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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d only show up if the mother … see Dawson et al, 1999.

6. Dysfunctions in the right brain … see Cutting, 1992.

7. If we were living … see Bremner and Vermett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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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earlier and more severe the maltreatment … see note for p. 145 [beginning ‘In general the earlier that a negative pattern’] for detailed references supporting this claim.

11. For instance, in a study of 800 children … See Manly et al, 2001.

12. Furthermore, their cortisol levels … see Cicchetti and Rogosch, 2001a; Ciccetti and Rogosch, 2001b.

13. For example, if maltreated … see Nishith et al, 2000.

14. 90 per cent of people in prisons … this statistic comes from a very thorough survey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3,000 prison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Singeleton et al, 1998.

15. Alice Miller … this quote is from her Miller, 1991.

16. Bubble of positive illusions … for a review see Taylor et al, 1994.

17. When university students … see Bahrich et al, 1996.

18. Parents of high achieving children … see Himmelstein et al, 1991.

19. Men who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HIV … see Taylor et al, 1992.

20. One fifth of us are afflicted … see Robins et al, 1992.

21. Between 20 and 40 per cent more … see Burvill, 1995; Lewinsohn, 2004.

第1章　我们的基因

1. In 1985 his parents published … see Hinckley and Hinckley,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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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 example, when the publics … see Ernulf et al, 1989.

4. As long ago as 1949 … see Pastore, 1949.

5. And this appears to be true today … see Murray, 2000.

6. As a recent review of the matter … Jost et al, 2003.

7. Far more logical, in evolutionary terms … for discussion of the competing claims of plasticity and genetic structures in determining individuality, see Greenough et al, 1987; Gottlieb, 1991; Johnson, 1999.

8. The child must attract the interest … for a readable account of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niches see pp. 86–9, Sulloway, 1996.

9. In his words, his work proves … reported on p. 1, The Observer newspaper, 11 February, 2001; for the scientific report in which this claim is substantiated see Venter et al, 2001.

10. Taken overall, the results do not support … e.g. see Pinker, 1997.

11. That is the view of Robert Plomin … see Plomin and Daniels, 1987.

12.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fashionable … for the grossest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evidence see Harris, 1995, which manages largely to ignore the 2000-odd scientific studies showing that early childcare heavily influences later patterns in relationships; for an equally deceptive account see Scarr, 1997.

13. This is because the commoner that an illness is … for the estimates in the next paragraph, see McGuffin et al, 1994.

14. The next most heritable mental illness … see Bryson, 1996.

15. For example, some (but not all) twin studies … for a review see pp. 161–2, Gilbert, 1995.

16. One twin study found it to be about 50 per cent heritable … see Mcgue and Lykken, 1992.

17. The number of divorces … for details of the increase in divorce see pp. 150–7, James, 1997.

18. Also very telling … James, 2007a.

19. I have argued elsewhere … James, 2007b.

20. A New Zealand study … Caspi, 2002, 2003, 2005.

21. Four studies have partially replicated … Eley et al, 2004; Kendler et al, 2005; Zalsman et al, in press; Wilhelm et al, 2006.

22. In two of them … Eley et al, 2004; Grabe et al, 2005.

23. Three other small studies … Mendlewicz et al, 2004; Lasky-Su et al, 2005.

24. On the other hand, three have not … Gillespie et al, 2005; Willis-Owenet al, 2005; Surtees et al, 2005.

25. One of these had a much larger sample … Surtees et al, 2006.

26. Furthermore, in large studies of samples of depressed patients … Mendlewicz et al, 2004; Lasky-Su et al, 2005.

27. Two of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 James, 2007b.

28. Two studies have found no greater … Manuck et al, 2004, 2005.

29. Similar studies … Timimi, 2005.

30. Whilst I was working … The finest account of the schizophrenic’s inner world can be found in Laing, 1960.

31. Conventional psychiatric wisdom … see Gottesman, 1992.

32. Emil Kraepelin … see Bentall, 2003 for references to the studies of symptomatology in succeeding paragraphs.

33. Studies of twins are the cornerstone … see Gottesman, 1992.

34. But as we shall see in the next chapter … for studies of discordant identical twins, one of whom has schizophrenia but not the other, see Belmaker et al, 1974; DiLalla and Gottesman, 1995; Mosher et al, 1971; Stabenau et al, 1967; Stabenau, 1973.

35. Apart from twin studies, the fact that … see Jablensky et al, 1992; for an interesting critique of what this study reveals, see the review of the book reporting it, by Marshall, 1991.

36. A survey of 2 million … Pedersen, 2001.

37. That its rate varies considerably … for evidence regarding class, race and nations, see pp. 76–9, Gottesman, 1992.

38. This latter is almost certainly nothing to do with genes … see Hutchinson et al, 1996; see also McKenzie and Murray, 1988.

39. Non-white people … Boydell, 2001.

40. Of 38 Afro-Caribbeans … Bhugra, 1997.

41. In fact, if you go mad … Susser, 1994.

42. Psychiatrists also play down the uncomfortable fact … see Jablensky et al, 1992.

43. Whereas only 1 per cen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 see the table on p. 96, Gottesman, 1992.

44. That this could partly be explained … for a telling analysis of why psychiatrists do not tend to consider this possibility see pp. 260–6, Johnstone, 1992.

45. About one quarter … for the statistics in this sentence and the next, see pp. 118–19, Horrobin, 2001.

46. Nurses and family members are very actively … for an example of instructions written by psychiatrists for nurses and family members (e.g. ‘stop all hostile exchanges immediately. Focus on structure of expression, not content of problems’) see Falloon et al, 1988.

47. At least 20 per cent of schizophrenics completely recover … see p. 118, Horrobin, 2001.

48. Now mentally healthy … Taking a Stand, produced by Jane Beresford, broadcast in Spring 2001.

第2章　描述我们的家庭剧本

1. As R.D. Laing … see p. 78, Laing, 1971.

2. In general … for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see Hoyenga et al, 1993.

3. For example, when adults are told … see Condry and Condry, 1976.

4. Hence, even today … see Parsons et al, 1982.

5. Since parents’ beliefs … see chapters 1 and 7 in Sigel, 1985.

6. At least as big a determinant … For references during these pages on birth or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niches, unless I have otherwise provided a specific one, see Sulloway, 1996. This book includes his analysis of the birth order of politicians and scientists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7. It affects which of us suffer from schizophrenia … see Mackenzie and Wright, 1996.

8. Children who had been exceptionally gifted … see Jarvelin et al, 1999.

9. Large families of five or more … p. 425. Belsky, 1993; Widom, 1999.

10. Tommy Lascelles, a leading courtier … see p. 115, Bradford, 1996.

11. Physical beauty … for the beauty studies cited here, see Etcoff, 1999.

12. Interestingly, both parents … see Baker and Oram, 2000.

13. Described in his sister, La Toyah’s autobiography … Jackson, 1991.

14. Although it is often assumed … for a review see Sloboda et al, 1994.

15. Lineker’s grandfather … see Connolly, R., 1990, ‘Football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I ever wanted to do as a kid’, London: The Times.

16. If we are prodigiously good … see chapter 6, Howe, 1999.

17. A famous study … Terman et al, 1983.

18. Overall, our intelligence … see Gould, 1991.

19. If Afro-Caribbeans … see Herrnstein and Murray, 1994.

20. This is almost certainly more to do with … see Fraser, 1995.

21. This is proven by the fact that children from poor homes … see Capron and Duyme, 1989. Equally telling, when children adopted from poor homes into middle-class ones are compared with siblings who had stayed with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the adopted have an average of 14 more IQ points: see Schiff et al, 1982.

22. One third of the six hundred … see Albert, 1983.

23. In contemporary surveys … see Cox and Jennings, 1988; Jennings et al, 1994.

24. In the world of the arts … see Brown, 1968.

25. In science think of … see Roe, 1952.

26. Many of the most famous … see Eisenstadt et al, 1989.

27. The long list of such ruthless … see Eisenstadt et al, 1989.

28.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work … see Storr, 1972.

29. Writers tend to be depressives … see Jamison, 1993.

30. A high incidence of alcoholism … see Dardis, 1989.

31. Charles Darwin … see Storr, 1972.

32. Adult criminals … see Albert, 1983.

33. They refuse to conform … see Storr, 1972.

34.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f this … see Eisenstadt et al, 1989.

35. Several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 see Cox and Jennings, 1988.

36. In general, when adults … for a very thorough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regarding the childhood causes of depression, see Blatt and Holman, 1992.

37. They do so regardless … see Gotlib et al, 1988.

38. A study of 800 women … see Bifulco and Moran, 1998.

39. A recent British study … Sadowski et al, 1999.

40. Another study … Koestner et al, 1991.

41. This depression is known as Dominant Goal … for a full description including the case history quot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see Arieti and Bemporad, 1980.

42. Interestingly, Fry might have been able … see Kasser and Ryan, 1993; Kasser and Ryan, 1996; Carver and Baird, 1998; Srivastava et al, 2001.

43. A remarkable series of studies … Luthar, 2002, 2003, 2005.

44. Many studies have proven … for a review, see Blatt and Holman, 1992. See also pp. 63–9 of my book, James, 1997.

45. At least one in ten of all children … this was found in a survey of 2689 18–24-year-olds: NSPCC, 2001.

46. The pressure on the daughter makes her prone to Dominant Goal depression … for example, see Frost et al, 1991. This shows that hypercriticism from mothers, but not fathers, predicts pathology. For other evidence of new pressures on young women see also chapter 3, James, 1997.

47. Comparison to inappropriate models … see pp. 51–68, James, 1997.

48.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used healthy … see Frey, 1987.

49. In America, over one fifth … Luthar, 2002.

50. In Britain … West et al, 2003.

51. The pressures … WHO, 1999.

52. An in-depth British study … see Walkerdine, 1995.

53. This is typical of the perfectionist’s childhood … for a good review of this literature see Blatt, 1995.

54. In general … see Frost et al, 1991.

55. When children are followed over time … see p. 1012, Blatt, 1995.

56. Academic pressure to succeed … see pp. 112–22, James, 1997.

57. Perfectionist girls are at greater risk … see Vohs et al, 1999.

58. More generally … see the remarkable study by Humphrey, 1989.

59. That there are large fluctuations … see pp. 201–3, James, 1997.

60.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in a recent British survey … 90 118–24-year-old women were interviewed face to face, for a report, Bread for Life, 1988.

61. New Zealand has the highest … based on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discussed by Shenon, 1995, in the New York Times, 15 July, p. 3, ‘New Zealand seeks causes of suicides by young’.

62. As might be expected, children wit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to both parents … see Matthijssen et al, 1998.

63. Favouritism is found in all families … see Daniels et al, 1985; see also pp. 52–4, Bifulco and Moran, 1998.

64. Two-thirds of children … see Dunn and Plomin, 1990.

65. A Czechoslovakian study … published in two papers: Matejcek et al, 1978; and Matejcek et al, 1980.

66. They attribute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 see McConville, 1985.

67. Adults who report … see the excellent Gilbert and Gerlsma, 1999.

68. Shaming is one of the most … see Gilbert and Andrews, 1998; see also Gilbert et al, 1996.

69. Shaming in early childhood … see Schore, 1998.

70. At least one in ten … see NSPCC, 2001.

71. This is not borne out by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 for a brief yet lethal demolition of the idea that peers are highly influential, see pp. 227–8, Collins et al, 2000.

72. The commonest emotions … see chapter 5 of my monograph, James, 1995.

73. Two-year-old children … see Cole et al, 1992.

74. Precisely which child … for a review of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paternal support and course and timing of mother’s depression, see Goodman and Gotlib, 1999.

75. Children of separated parents … see Rodgers and Pryor, 1998.

76. Hav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 see Matthijssen et al, 1998.

77. These studies are very rarely referred to nowadays … for an example of the hostility of the psychiatric community see the issue devoted to schizophrenia of J. of Mental Health, Vol. 2, no. 3; see also Leff and Vaughn, 1994; Lam and Kuipers, 1993.

78. There is now a large body of evidence … for a summary see Johnstone, 1993.

79. In about half of the families … see p. 259, Johnstone, 1993.

80. Whereas 55 per cent of patients who return … see Brown et al, 1972.

81. If negative parents are trained to be less so … see Kuipers et al, 1992.

82. Whether or not patients keep on taking their prescribed drugs … See Johnstone, 1993.

83. Compared to families with no schizophrenic members … see Liem, 1980.

84. So the critical question becomes … for reviews, see Lidz, 1985; Asarnow and Goldstein, 1986; Goldstein, 1990.

85. In one, families with problem boys … see Goldstein, 1985.

86. Fifty-six children adopted … Wahlberg et al, 1997.

87. The cornerstone of Read’s evidence … Read et al, 2005.

88. A review of 13 studies … Read et al, p. 227, 2004.

89. Crucially, psychiatric patients or schizophrenics … Read et al, 2005.

90. Studies already show … Bentall, 2003.

91. This has been shown many times over … see chapter 5.

92. About 15 per cent of schizophrenics … Bentall, 2003.

93. Among the sexually abused … Read et al, 2005.

94. For example, the mildly abused are twice … Jansen et al, 2004.

95. In a review of the 33,648 studies … Read et al, 2005.

96. From sociological studies … for facts in this paragraph, see Read et al, 2004b.

97. Rates of schizophrenia … for facts in this paragraph see Kleinman et al, 1997, and Ross et al, 2004.

98. They have been shown … Ross et al, 2004.

99.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 Mosher et al, 2004.

100. Surveys find that the majority … Read et al, 2006.

101.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studies … listed in the chapter by Lidz, in Asarnow and Goldstein, 1985.

102. There are also at least seven … cited on p. 261, Read et al, 2004c.

103. In these cases … see Belmaker et al, 1974; DiLalla and Gottesman, 1995.

104. They show that from a young age … see Mosher et al, 1971; Stabenau et al, 1967; Stabenau, 1973.

105. The controversial theory of R.D. Laing … see Laing, 1960; Laing et al, 1964.

106. In a famous example, a mother visited her schizophrenic son … this was originally described, along with the theory of Double Bind, in Bateson, 1973.

107. Sexual abuse often leads to a symptom known as … see pp. 92–5, Bifulco and Moran, 1998.

108. Children whose mothers are schizophrenic … see p. 99, Gottesman, 1992.

109. It has become clear … the assertions in this paragraph are supported by a review of this evidence in an edition of The Psychologist devoted to it, 2000, vol. 13,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by Westen, 1998.

110. Participants in one experiment were asked to describe … see Chen and Andersen, 1999.

111. We tend to feel more favourably … see Andersen et al, 1996.

112. For example, if a person resembles our brother or sister … see Hinkley and Nadersen, 1996.

113. Most dramatic of all … see Berk and Anderson, 2001.

第3章　描述我们的良心，3～6岁

1. The starting point … for those who have never read anything by Freud, there is the highly entertaining Introducing Freud and Introducing Psychoanalysis (Icon Books). For a more detailed idea of his theories try Anthony Storr’s biography of Freud.

2. Alcoholics or chocolate addicts … for a review of this evidence and that relating to smoking, see pp. 127–30, Fisher and Greenberg, 1985.

3. (Incidentally, smoking is twice as common … see pp. 149–61, Gilbert, 1995.

4. Mothers issue a command … see Forehand et al, 1975.

5. In experiments, adults who had previously … see Fisher and Greenberg, 1985.

6. Anal personality … see pp. 137–62, Fisher and Greenberg, 1985.

7. Even in the far more sexually inhibited … see Kinsey et al, 1948; Kinsey et al, 1953.

8. More recent surveys … see Friedrich et al, 1991; see also Wyatt et al, 1988.

9. But these days of sybaritic living … best described in Friedrich et al, 1991.

10. Far from it deriving from fear …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of Fisher and Greenberg, 1985, see pp. 207–12.

11. Genetics have been shown … for examples, see: Waller and Shaver, 1994; Lykken and Tellegen, 1993; Hershberger et al, 1997; and most telling of all in regard to the alleged genetics of homosexuality, Bailey et al, 2000.

12. According to John Money … Money, J., 1986, Lovemaps, New York: Irvington.

13. When couples are asked … see Collins and Read, 1990.

14. When teenage girls … see Wilson and Barret, 1987; see also the unpublished study conducted by students at Davis, Laing and Dick, 10 Pembridge Square, London, W2.

15. The group studied consisted of 980 … see Jedlicka, 1980.

16. Divorcees who remarry … see Marriage and Divorce Statistics, 2000.

17. When feelings are buried …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showing that sexually prohibitive, repressive parenting, often allied to religious beliefs, causes sexual inhibition or feelings of inadequacy and that children tend to have similar sexual attitudes to parents if they are close to them. See Lewis, 1963; Thornton and Camburn, 1987; Moore et al, 1986; Weinstein and Thornton, 1989; Cado and Leitenberg, 1990.

18. Fifteen per cent of us … see Finkelhor, 1980.

19. Despite the huge publicity … see Bailey and Hershberger, 1998.

20. Gay men are twice as likely … Since it is such a controversial matter I shall provide detailed references for my observations about the causes of homosexuality. A further review of this literature by me is accessible on www.Bloomsbury.com. The picture painted in this paragraph comes from twenty-four studies of 1,944 gay men: Bieber et al, 1962; Saghir and Robins, 1973; Bell et al, 1981; Whitam and Zent, 1984; Terman and Miles, 1936; Jonas, 1944; Miller, 1958; West, 1959; Brown, 1963; O’Connor, 1964; Van Den Aardweg, 1984; Roberston, 1972; Westwood, 1960; Symonds, 1969; Schofield, 1965; Evans, 1969; Apperson and McAdoo, 1969; Snortum et al, 1969; Braatan and Darling, 1965; Bene, 1965; Thompson et al, 1973; Stephans, 1973; Siegelman, 1981; Buhrich and McConaghy, 1973.

21. Gay men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report having been ‘feminine’ boys … If pooling the results of the four main studies, 65–70 per cent of 954 gay men compared with 5–10 per cent of comparable heterosexuals reported themselves as having been labelled ‘sissies’ in childhood. Gay boys were much less likely than heterosexuals to have enjoyed traditionally male sports, especially team games. They more often liked playing with girls and with dolls. At the extreme, about one third liked to dress in girls’ clothing and were over-ridingly effeminate compared with 0–5 per cent of the heterosexual men. The four studies were by Bieber et al (1962), Saghir and Robins (1973), Bell et al (1981) and Whitam and Zent (1984).

22. About two-thirds of feminine boys … see Bell et al, 1981, and Green, 1987, reports his study in which 75 per cent of the 44 feminine boys followed from childhood turned out gay. Green also reviews a number of other studies with similar findings, including that of Zuger (1970) which followed 48 effeminate boys into adulthood and found that 73 per cent became gay.

23. Gay men tend to have had negative relationships … at least 2750 gay men in 24 published studies have been quizzed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father. In 20 of them, 60–70 per cent of gays reported having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compared with 20–30 per cent of heterosexuals. The 20 studies are listed in the previous note. The four studies which found no difference in relations with father are: Robertson, 1972; Zuger, 1970; Siegelman, 1974; and Buhrich and McConaghy, 1975.

24. At most, only 3 per cent are exclusively … for a brief review of prevalence surveys and a report of the results of by far the most authoritative British one, see pp. 188–90, Wellings et al, 1994.

25. The kind of parenting that creates a benign conscience … see Baumrind, 1966; Baumrind, 1967; Baumrind, 1971; and the chapters by Power and by Jannsen in Jannsen and Gerris, 1992.

26. But, interestingly, not for intelligence … see Mueller and Dweck, 1998.

27. Eventually, moral behaviour … for free access to many important papers demonstrating this, go to http://www.selfdeterminationtheory.org, and take the ‘publications’ option, then look in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arenting’ sections.

28. The resultant benign conscience meant that … see Kochanska and Aksan, 1995.

29. Being totally dependent on parents … see Zahn-Wexler et al, 1992.

30. Toddlers with depressed … see Cole et al, 1992.

31.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 see Duggal et al, 2001; Zahn-Wexler, 2002; Klimes-Dougan and Bolger, 1998.

32. In later life … see Steinberg et al, 1989; see also Baumrind, 1991.

33. Of course, both our parents were not authoritative … see Watson and Getz, 1990; see also McGuire et al, 1995.

34. For example, if daughters were close to their fathers … see Lewis and Janda, 1988.

35. If they felt able to talk openly … Ellis et al, 1999.

36.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teach them … see Patterson, 1990.

37. A study of junior doctors … see Firth-Cozens, 1992.

38. Paul Feyerabend … Feyerabend, 1995.

39. The punitive conscience … see Baumrind, 1967 and 1971.

40. The definitive British sexual survey … see Wellings et al, 1994.

41. In simple terms, as several studies … see Bushman et al, 2001.

42. Alice Miller … see Miller, 1980.

43.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for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see Stone et al, 1992.

44. The American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 … see Milburn, 1996. This remarkable book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fundamentalism in America.

45. Bush Junior … the main source for this profile of Bush is Minutaglio, 1999, a biography written with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many of the Bush family and friends. Quotations by David Frum come from Frum, 2003.

46. But it is not only right-wingers … Stone, 1993.

47. A particularly striking example is Germany … see Milburn, 1996.

48.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ccounts … see Patterson, 1982.

49. Just one of numerous clinicians … for a review of studies that have intervened in parenting seeking to create authoritative care, see Mcmahon and Wells, 1998.

50. Increases in crime … see Rutter and Smith, 1995.

51. There are also many other causes … is the subject of my last book, James, 1997.

52. Since depression is nearly always … see Tangney et al, 1992.

53. If our parents … see Steinberg, 1986; Vandell and Corasaniti, 1988; Vandell and Ramanan, 1991; Greenberger and Goldberg, 1989; and Moorehouse, 1991.

54. We were twice as likely … see Richardson et al, 1989.

55. For instance those raised in an institution … see Quinton and Rutter, 1988.

56. The absence of a father … see pp. 71–97, Surbey, 1990; Bereczkei and Csanaky, 1996; Moffit et al, 1992; Wierson et al, 1993; Graber et al, 1995.

57. This pubertal precocity … see Graber et al, 1997; Barber, 1998.

58. Fatherless girls are also liable to have negative attitudes to men … See Bereczkei and Csanaky, 1995.

59. In intact families … see Ellis et al, 1999.

60. In summary, the host of studies … for a review of studies pre-1992, see Beitchman et al, 1992; see also Bushnell et al, 1992; Rowan et al, 1994; Peters et al, 1995; Mullen et al, 1994; Mullen et al, 1996; Fergusson et al, 1996; and McCauley et al, 1997.

61. The tendency for abused to become abuser … see Widom, 1989; see also Coid, J. 2001, on the website of th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www.mds.gmw.ac.uk/psychiatry/forensic.html.

62. Abused women are particularly prone … see Coid, previous note.

63. For abused men it is more common … see chapter 5, James, 1995.

64. Almost invariably … see chapter 1, James, 1995.

65.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 see chapter 5, James, 1995.

66. Six times more likely to have self-inflicted scars … see Bach-Y-Rita and Veno, 1974.

67. A study of British murderers … see West, 1965.

68. Freud writes … see p. 130, Freud, 1930.

69. Some studies of identical twins … for an introduction see pp. 188–90 in Plomin et al, 1997.

70. Adopted children with biological parents who have been convicted of crimes … see Cloninger et al, 1982; Mednick et al, 1984.

71. Where the mother is five times … see Horn et al, 1975.

72. On top of all this … Hyun Rhee, S. et al, 2002.

73. The number of murders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04.

74. In 1950, in England … see chapter 7, James, 1995.

75. There is also a major contradiction … see chapter 6, James, 1995.

76. Demonstrated by Jerry Patterson … see Patterson, 1982, 1990.

77. There is little or no connection … see Vaughan and Bost, 1999.

78.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e parental care is critical … see James, 1995; see also, Wakschlag and Hans, 1999.

79. But when these mothers are asked to care … see Halverson and Waldrop, 1970.

80. The more unequal the society … see Braithwaite and Braithwaite, 1980; Messner, 1982.

81. The states of the USA … see Currie, 1985.

82. Some toddlers are fearless … the succeeding two paragraphs refer to the study by Kochanska, 1997.

第4章　描述我们在0～3岁时的关系模式

1. John Bowlby … his attachment theory is presented in Attachment and Loss, Vols 1, 2 and 3, London: Penguin; see Karen, 1998 for a very readable account of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2. Toddlers with eating disorders … Chatoor et al, 1998; for a brief review see pp. 508–9,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3. The insecure child has difficulties … see pp. 76–82, in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4. Aggressive, depressive and antisocial … see Greenberg et al, 1993; Speltz et al, 1999.

5. Their brains and bodies … for a review see pp. 230–7 in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see also the review by Dawson et al, 2000.

6. As adults … for a summary of correlations of insecurity with adult pathologies see pp. 411–16 in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7. In both animals and humans … for a review of human evidence see Kolb et al, 1998; for a wider review, see Schore, 1996; for increased numbers of synapses in humans resulting from education, see Jacobs et al, 1993; for a popular account see Kotulak, 1996. For animal studies see Greenough, 1976; Greenough et al, 1987.

8. The greater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stimulation … see Turner and Greenough, 1985.

9. The brain is growing most rapidly … see Reiner, 1997.

10. Rats that were deprived of maternal care … see Ladd et al, 1996.

11. Rats raised in early environments … see Greenough, 1976.

12. The kind of early care a monkey receives … A review of all the monkey studies reported in succeeding paragraphs is in pp. 182–97, in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see also Suomi, 1997.

13. In general, the earlier a negative pattern … for examples of age in relation to consequences of sexual abuse, see Gibb et al, 2001; Fossati et al, 1999; Meiselman, 1978; Cortois, 1979; Bagley, 1986; Kirby et al, 1993; McLellan et al, 1996; Nash et al, 1993; and p. 874, Ogawa et al, 1997.

For age of physical abuse, see Manly, 2001; Keiley et al, 2001; Famularo et al, 1994; Bolger et al, 1998; Keiley and Martin, in preparation.

For age of neglect, see Verhulst et al, 1992; Sroufe et al, 1999; Appleyard et al, 2005; see also Sroufe et al, 1990.

For age at infantile feeding deprivation, see Skuse et al, 1994: this shows that infants who were malnourished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are three times more damaged than those malnourished during the second six.

For age at parental divorce or separation, see Rodgers and Pryor, 1998; Wallerstein and Kelly, 1979; Kalter and Rembar, 1981; Allison and Furstenberg, 1989.

For age at maternal depression, see p. 473, Goodman and Gotlib, 1999; Alpern and Lyons-Ruth, 1993; Coghill et al, 1986; Wolkind et al, 1980.

For age at parental financial misfortune, see Elder, 1974.

14. In the case of sexual abuse … see Bremner et al, 1999; De Bellis, 2001, Teicher, 2002.

15. In the case of physical abuse … see Keiley et al, 2001.

16. In the case of divorce … see Rodgers and Pryor, 1998.

17. Stress in infancy … Lyons et al, 2000; Dettling et al, 2002.

18. Whatever electro-chemical … for a thorough yet readable account of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demonstrat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care on the infantile and early childhood brain, and its adult outcomes, see Gerbner, 2004. 156 If as children we secrete large quantities of cortisol … see Johnson et al, 1992; for evidence of long-term damage to cortisol levels in rats, see Ladd et al, 1996.

19. Infants of depressed mothers … for reviews of all neurological effects, see Dawson et al, 2000; Graham et al, 1999.

20. The precise kind of disturbed behaviour … see Caspi et al, 1996.

21. Such adults have abnormal brain chemicals … see Koob et al, 1993; Kendler et al, 1993; Gabbard, 1994; Schore, 1997; pp. 346–58, James, 1997.

22. In some bird species … see Konishi, 1995.

23. Thus, among a group of immigrants … see Johnson and Newport, 1989.

24. Rats that have been distressed … see Greenough, 1987.

25. Children who were insecure in their relationships … see p. 701, Dawson et al, 2000.

26. Romanian children … see pp. 701–2, Dawson et al, 2000.

27. The pattern a child will have … see pp. 655–6,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28. For every three months spent … Martorell et al, 1997.

29. These deficits can sometimes … see Rutter et al, 1988; Castle et al, 1999; O’Connor et al, 2000; Verhulst, 1992.

30. Many of these children suffer long-term damage … for aggression and delinquency as outcomes, see Quinton and Rutter, 1988; Vorria et al, 1998.

For hyperactivity, see Roy et al, 2000; O’Connor et al, 1999.

For emotional insecurity, see Chisholm et al, 1995; Chisholm, 1998; O’Connor, 1999.

For autism, see Rutter et al, 1999.

For indiscriminate friendliness, see Wolf and Fesseha, 1999; Chisholm, 1995 and 1998.

31. First, if the child … see Dumaret et al, 1997; Vorria et al, 1998; Verhulst et al, 1992.

32. Secondly … see Marvin and Britner, 1999; Chisholm, 1995 and 1998,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more than eight months versus less than four months; O’Connor, 1999 and 2003b; Verhulst et al, 1992; Roy et al, 2000.

33. Thirdly … see Wolf and Fesseha, 1999; Hodges and Tizard, 1989; Triseliotis, 1989.

34. Fourthly … see Verhulst, 1990; O’Connor, 1999; Chisholm, 1998.

35. Finally … see Hodges and Tizard, 1989; Verhulst et al, 1992.

36. In general, mothers have a greater effect … see Matthijssen et al, 1998.

37. Infants whose mothers are depressed … see Field, 1992.

38. Their attention span … see Radke-Yarrow et al, 1985; Zahn-Wexler et al, 1984.

39. Language and mental abilities … see previous note.

40. As toddlers … see pp. 38–42, James, 1995.

41. Such mothers did not respond … see Cohn et al, 1986; Cohn et al, 1989.

42. Their voices had … see Murray et al, 1993.

43. Eight per cent of children whose mothers … see Hammen et al, 1990. 160 The longer and more profoundly … see NICHD, 1999(b); Teti et al, 1995; Campbell et al, 1995.

44. If our mother was depressed … see Wolkind et al, 1980; Stein et al, 1991; Lee and Gotlib, 1991; Alpern and Lyons-Ruth, 1993.

45.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depressed mothers … see Dawson et al, 1997.

46. Even more detailed study … see Dawson et al, 1999; Dawson et al, (in press).

47. Above all, it would seem that … for a summary, see pp. 472–3, Goodman and Gotlib, 1999.

48. To avoid insecurity … for evidence regarding the list that follows in this paragraph, see Sroufe et al, 1992.

49. John, for example … see Robertson and Robertson, 1989.

50. Studies in the 1970s … see Belsky and Steinberg, 1978.

51. However, with the 1980s … see Belsky, 1986; Belsky, 1988.

52. Whether measured at four years or ten … see Bates et al, 1994; Vandell et al, 1990; Belsky and Eggebean, 1991; Belsky, 2001.

53. One important American study … see NICDH, 1998.

54. At its simplest, this is because … see Galinsky, 1994.

55. For example, the longer and earlier the day care … see NICHD, 1999(a).

56. Those women who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their child … see Hock et al, 1988.

57. It is now clear … see Belsky, 2002.

58. One that has been is indiscriminate friendliness … see Wolf, 1999, and Quinton and Rutter, 1988.

59. Some studies suggest that it can actually promote faster development … see Andersson, 1992.

60. Others that it reduces … see Baydar and Brooks-Gunn, 1991.

61. The sort of mother who works … see Hewlett, 1993. On pp. 9–10, she states that ‘Research by Pittman and Brooks has shown that the hard-edged personality cultivated by many successful professionals – control, decisiveness, aggressiveness, efficiency – can be directly at odds with the passive, patient, selfless elements in good nurturing. The last thing a 3-year-old or a 13-year-old needs at 8 o’clock in the evening is a mother – or father, for that matter – who marches into the house in his or her power suit, barking orders, and looking and sounding like a drill sergeant.

‘Compare the ingredients in a recipe for career success with those of a recipe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a child, beginning with the all-important ingredient of time. To succeed in one’s career may require long hours and consume one’s best energy, leaving little time to spend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precious little enthusiasm for the hard tasks of parenting. Mobility and a prime commitment to oneself are virtues in the job world; stability, selflessness and a commitment to others are virtues in family life. Qualities needed for career success also include efficiency, a controlling attitude, an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future and an inclination towards perfectionism, while their virtual opposites – tolerance for mess and disorder, an ability to let go, an appreciation of the moment and an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 and failure – are what is needed for successful parenting.’

62. The same is true … Hewlett, 1998.

63. There is one study … see p. 150, Ainsworth et al, 1978.

64. A surprisingly small … Halpern, 2004.

65. Only 11 per cent have one who works … see Table 4.8, p. 121, Hakim, 2000.

66. The quality of at least half these set-ups … see Moss and Melhuish, 1991.

67. Indeed, one study … see Egeland and Hiester, 1995.

68. Another study … see Cohn et al, 1991.

69. Some sixty studies show that … see p. 584, De Wolff and Van Ijzendoorn, 1997.

70. One study measured responsiveness … see Beckwith et al, 1999.

71. In a sample of people followed from infancy to twenty … see Waters et al, 1995.

72. In another very stable sample … see Hamilton, 1994.

73. For example, in firstborns … see Teti et al, 1996.

74. In adulthood, a love affair collapsing or a bereavement … see Dozier et al, 1999.

75. In one study of insecure adult patients … see Fonagy et al, 1995.

76. Three-quarters of eighteen-month-olds … see p. 293, Solomon and George, 1999.

77. The same proportion of adults do not change in any five-year period … see pp. 55–9, Feeney and Noller, 1996.

78. The vicissitudes of children of depressed mothers, half of whom … see Belsky and Cassidy, 2000.

79. If the mother ceases to be depressed … see pp. 256–7, Belsky, 1999.

80. For example, 60–70 per cent of Romanian orphans … for a study that found 60 per cent to be insecure, see Chisholm, 1998; for 70 per cent see Marcovitch et al, 1997.

81. The best evidence … it comes from a study based in Minneapolis headed by Alan Sroufe. For a very readable, unacademic summary of this groundbreaking study, see pp. 177–90, Karen, 1998. For more scientific reports, see Sroufe et al, 1990; Sroufe et al, 1999; Egeland et al, 1993.

82. In general, part-time mothers … see Owen et al, 1988.

83. Part-time work seems to suit about half of all mothers … see Hakim, 2000.

84. Where mothers find themselves … see pp. 85–90, Mirowsky and Ross, 1989.

85. Scripting the Avoidant pattern … For an account of the links between rejecting parental care behaviour and avoidance, see pp. 38–41, James, 1995. A revealing study of Avoidant women, following them over thirtyone years, is Klohnen and Bera, 1998. For summaries of the Avoidant adult, see Feeney, 1999, and Dozier et al, 1999.

86. The Clinger pattern … For a review of the childhood of the Clinger, see Cassidy and Berlin, 1994. For accounts of the adult Clinger see the chapters by Feeney and by Dozier et al in Cassidy and Shaver, 1999.

87. The Wobbler pattern … For the Wobbler childhood see Van Ijzendoorn, 1999. See also pp. 36–42 in Fonagy, 2001.

88. 2.3 million … Office of Applied Statistics, 2004.

89. The Secure pattern … For the secure childhood see Marvin and Britner, 1999. See also Dozier et al, 1999.

90. For example, there are telling differences … see Elicker et al, 1992.

91. Avoidants and Clingers being especially likely to team up … see Kirkpatrick and Davis, 1994; Belsky and Cassidy, 1994.

92. That the insecure choose each other partly explains why … see pp. 368–74, Feeney, 1999.

93. Bowlby espoused a ‘branching’ view … see Sroufe et al, 1999 for evidence regarding staying the same and change.

94. Thirty mothers who had been abused … see Egeland et al, 1996; Egeland et al, 1988.

95. For example, ten-year-olds who show emotional or behavioural disturbance … see Rutter et al, 1995.

96. In the same way, when antisocial children … see Rutter et al, 1995.

97. In three cases out of four … see Van Ijzendoorn, 1995.

98. If a parent’s attachment pattern is measured before the birth … see Fonagy and Target, 1997.

99. The degree of mother–child similarity was compared … see Sagi et al, 1994.

100. An even more convincing proof … see van den Boom, 1994.

101. Studies of the attachment patterns of identical twins … see Ricciuti, 1993; O’Connor et al, 2001; Bokhorst, 2003.

102. In fact, one quarter of children … see Van Ijzendoorn and De Wolff, 1997.

103. A survey of these studies back in 1987 … see Goldsmith and Alansky, 1987.

104. More recent surveys … for the most definitive recent one, see Vaughan and Bost, 1999.

105. Twenty-six per cent of toddlers … the statistic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Belsky and Cassidy, 2000.

106. Indeed, for great swathes … the definitive book on this subject begins memorably with the words,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is a nightmare from which we are only just awakening’: see De Mause, L., 1971,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London: Souvenir Press.

107. Hunter-gatherers … see Sahlins, 1974.

108.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suppose … see Whiting and Edwards, 1988; see also Levine et al, 1988.

109. Humans began to settle … see Durkheim, 1933.

110. 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 … for a thorough explication of the theory in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ph, see Belsky et al, 1991.

111. Studies of mothers … see Bugenthal et al, 1989.

第5章　描述0～6个月形成的自体感

1. If 80 per cent of criminals … see Singleton et al, 1998.

2. 13 per cen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o so … see pp. 15–38, de Girolamo and Reich, 1994.

3. The psychoanalyst Donald Winnicott … a summary of his ideas written for parents is in Winnicott, 1957. Harder to read but rewarding nonetheless are Winnicott, 1971 and 1972. For an interesting biography of the man see Kahr, 1996.

4. If our mother was an empathic carer … see Brazelton and Als, 1979.

5. Cross-modal matching … see p. 51, Stern, 1985.

6. The result is a chronic loss … see Weil, 1992.

7. Widely touted as being of largely genetic origin … for a critique see Joseph, 2002; see also DeGrandpre, 1999.

8. Even during pregnancy …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See www.tommy.campaign.org/website.html, reported in Family Today, 1, 1, London: NFPI.

9. Raised cortisol levels … O’Connor et al, 2003, 2005; Van Der Bergh et al, 2004.

10. Intrusive and overstimulating care … see Jacobvitz and Sroufe, 1987; Carlson et al, 1995.

11. Another study compared … see Roy et al, 2000.

12. Subsequent progress of the illness … see August et al, 1997.

13. The deprived infant’s lack of pleasure … see Weil, 1992.

14. A core stratagem … a good general account of what Disordered people are like is to be found on pp. 301–6, Cloninger et al, 1997. A more technical account of the various psychic defences described in this section is in Kernberg, 1967.

15. I am perfect … this formulation was made in Kohut, 1971.

16. A study comparing borderline women … see Hurlbert et al, 1992.

17. Borderlines in particular … see Buss and Shackelford, 1997; Wiederman and Hurd, 1999.

18. The adoption of multiple personalities is easy … see Gediman, 1985.

19. Psychopaths are impulsive … for a review see Lykken, 1995.

20. For, although most Personality Disordered people … see Verycken et al, 2002.

21. The sort of person Anthony Storr describes … see Storr, 1970.

22. All of us sometimes … see p. 309, Cloninger et al, 1997.

23. It is interesting that … see p. 309, Clonginger et al, 1997.

24. There are 39 well-documented cases … Zingg, 1940.

25.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impact of infant deprivation … see Spitz, 1946; Bowlby, 1951; Bowlby, 1978.

26. In one study, children were examined … see Rutter et al, 1990; Quinton and Rutter, 1988.

27. John Ogawa and his American colleagues … see Ogawa et al, 1997.

28. A distinctive sign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dissociation … for an account of the symptoms of dissociation see ch. 16, Putnam, 1995.

29. An accompanying report from the same study … see Carlson, 1998;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arly care and later dissociation see Liotti, 1992.

30. This is suggested by another study … see Grossman et al, 2002.

31. Whether sensitive or insensitive … see Perry et al, 1995; Schore, 1997; see also Schore, 2000.

32. No genetic influence was found in one study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 see Torgersen, 1984.

33. By contrast, strong evidence … for a review of these studies see Zanarini et al, 2000.

34. In one large study, 84 per cent … see Zanarini et al, 2000.

35. Poor relating could be heritable from both sides … see Plomin, 1994.

36. As noted in Chapter 4 … see Vaughan and Bost, 1999.

37. Between 10 and 15 per cent develop a full-blown major depression … See p. 31, Nicolson, 1998; Zeman, 1997.

38. For the remaining women … see p. 55, Nicolson, 1998; Patterson, 1980.

39. In a recent survey … see ‘Mother and Baby Sleep Survey’, 2002.

40. Whilst all women’s hormonal levels … see Nicolson, 1998.

41. Whereas in pre-industrial revolution societies … see pp. 122–5, Hess, 1995.

42. In the definitive study … see pp. 151–2, Brown and Harris, 1978.

43. Women who breastfeed … see Nicolson, 1998; Alder and Cox, 1983; Alder and Bancroft, 1986.

44. Likewise, women who lack strong intimate relationships … see Brown and Moran, 1997; see also pp. 145–50 in Bifulco and Moran, 1998.

45. So are those whose own mother died … see Brown and Harris, 1978; see also Harris et al, 1987.

46. And, if she is still alive … see Brown and Moran, 1994.

47. Having three or more under fourteen … see Brown and Harris, 1978.

48. The increased risk of having more than one child … see Thorpe et al, 1991.

49.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first … see Wessel et al, 1954; Barr et al, 1992; Gormally and Barr, 1997.

50. If ever there would seem to be … see Gormally and Barr, 1997.

51. On the contrary, the fact that … see Barr et al, 1991; St James-Roberts et al, 1994.

52. Nor has the problem been linked to … for four references showing this, see p. 602, Rautava et al, 1993.

53. What is more,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ear … see Gormally and Barr, 1997; St James-Roberts et al, 1998.

54. Picking the baby up … see Hunziger and Barr, 1986.

55. Close contact with mothers … Anisfield, E. et al, 1990.

56. What is more, babies whose mothers feed on demand … see Bell and Ainsworth, 1972; Barr and Elias, 1988; Hubbard and Van Ijzendoorn, 1991; I know of only one study which shows good results from regulation rather than demand-led care in the first eight weeks: Pinilla and Birch, 1993.

57. Carrying will not necessarily make any difference … see Barr et al, 1991.

58. Three-year-olds who had infant colic … for references linking colic to hyperactivity see p. 419, Papousek and von Hofacker, 1998; for links with temper tantrums and sleep disorders see Rautava et al, 1995.

59. Fully 50 per cent of mothers with extremely colicky babies … see Papousek and von Hofacker, 1998.

60. 1200 mothers were interviewed … see Rautava et al, 1993.

61. When asked during pregnancy … see Carey, 1968; Raiha et al, 1995; Keller et al, 1998; p. 416, Papousek and von Hofacker, 1998.

62. The reason has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genes … see Piontelli, 2002.

63. But the crucial finding is that … see Vaughan and Bost, 1999.

64. Nearly always, a difficult baby will be made less so … see Fish et al, 1991.

65. When mothers who have a ‘difficult’ infant … see Taubman, 1984; Taubman, 1988; Hunziger and Barr, 1986; Van Den Boom, 1994.

66. Numerous studies of infants born to parents … for 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parental psychopathology on attachment behaviour see Van Ijzendoorn et al, 1992.

For impact of depression, see pp. 704–5, Dawson et al, 2000.

For impact of abuse, see Morton and Browne, 1998.

For impact of parental alcoholism, see O’Connor et al, 1987; O’Connor et al, 1992.

For impact of parental cocaine use, see Rodning et al, 1989; Rodning et al, 1991.

67. Easy babies of such parents … see Van Ijzendoorn et al, 1999.

68.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any one time … this study was done at Glasgow University by McKeganaey, N., see www.gla.ac.uk/centres/drugmisuse.

69. In the case of infants of depressed mothers … see Dawson et al, 2000.

70. Thu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if a newborn … see Murray, 1993.

71. Autistic children whose parents are helped to care for them … see Folkmar, 1998.

72. Three-quarters of babies … see Leach, 1999.

73. The infant age group are four times … see Criminal Statistics, 2000.

74. When asked in adulthood … see Herman et al, 1989; Zanarini et al, 1989; Ogata et al, 1990; Brown and Anderson, 1991; Kirby et al, 1993; Mullen et al, 1996; Lewis et al, 1997; Johnson et al, 1997; Johnson et al, 2000.

75. People who suffered childhood maltreatment … this was found in interviews with 639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in Johnson, 1997.

76. Children abused before the age of six … see p. 587 in Putnam, 1995; Kirby et al, 1993; McLellan et al, 1996.

77. Similarly, the earlier and more severe the abuse suffered … see Manly, 2001; Keiley et al, 2001; Famularo et al, 1994; Bolger et al, 1998; Keiley and Martin, in preparation.

78. The life of the film director Woody Allen … see Meade, 2000.

79. His biographer … see Meade, 2000.

80.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Personality Disorder … see de Girolamo and Reich, 1994.

81. Fully four times more convicted psychopaths … see Cooke and Michie, 1999.

82. Individualist American culture, largely through … see Lasch, 1979.

83. Japan is one of the very few … see chapter 16, Miyake et al, 1988; Doi, 1973.

84. Average American infant, half of whom are given over … see Hakim, 2000.

85. Lower rat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 see pp. 286–9, Derksen, 1995; Loranger et al, 1997. This international survey shows very low rates of psychopathy in collectivist societies such as Japan and Switzerland.

86. In the collectivist system … for an account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ee pp. 321–4, James, 1997.

87. But for the large numbers of children … for a lively account of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changes described in this paragraph see pp. 291–305, Derkson, 1995.

88. The strain of making choices … see Schwartz, 2000; Iyengar and Lepper, 2000.

89. This has been proven … see Twenge, 2000.

90. Just as depression has increased … see Klerman, 1992.

91. One study, which followed … see Shedler and Block, 1990.

92. Because of its enormous gulf … see Kennedy et al, 1998.

93. Slightly less than 2 per cent … 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98.

94. Nearly half of American infants … see Hakim, 2000.

95. Many of the traits that accompany Disorder … see Keating and Heltman, 1994; Fehr et al, 1992; DeVries and Miller, 1987; Levicki, 2001; for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study of the role of narcissism in high achievement, see Wallis and Baumeister, in press.

96. Being a chameleon … see Kilduff and Day, 1994.

97. Certainly, there is good evidence … see Greenwood et al, 1996.

98. Parents, whether responsive and empathic … see Holden and Miller, 1999.

第6章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

1. Archer’s tendency to lie about his past … see Crick, 1995.

2. Studies of depressed mothers … see Brown et al, 1986; see also pp. 59–63, James, 1997.

3. They may reveal far too much about themselves … see Ruble et al, 1987.

4. As a result, they have trouble making new friends … see p. 93, Ruble et al, 1991.

5. Another impermeable group … see Myers, 2000.

6. Detailed studi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 see pp. 82–3, James, 1997.

7. Sincerity conflated with the more honest truth-seeking … see Trilling, 1972.

8. Subsequently, she wrote a book … see Flett, 1998.

9. Another example is the TV presenter … see Robinson, 2001.

10. Studies of people … see Main, 1993.

11. This kind of thinking … see Beitchman et al, 1992.

12. On 21 April 1896 … for a full transcript of the paper Freud gave, see pp. 251–82, Masson, 1984; for Masson’s account of the responses to it, see pp. 3–13 of this book.

13. To be specific … see Roth and Fonagy, 1996.

14. The good news about Personality Disorder … see p. 309, Cloninger et al, 1997.

15. Criminality decreases substantially … see pp. 15–21, Tarling, 1993.

16. There is good evidence … for psychoanalysis, see Chiesa and Fonagy, 2000; for CAT, see Ryle and Marlowe, 1995.

17. At a basic level, there are two kinds of depression … see Blatt and Holmann, 1992.

18. According to Freud … see p. 144, Freud, 1959.

19. Jonathan Swift did … see p. 123, Storr, 1972.

20. Lionel Trilling … see Trilling, 1972.

21. As Anthony Storr points out … see p. 18, Storr, 1972.

22. In Winnicott’s account of play … see Winnicott, 1972.

结　论

1. The first goes like this … for the most cogent account of this view see Scarr, 1992.

2. The second view … a readable account is found in Plomin, 1990.

3. At the simplest level … for a summary of a recent analysis, see pp. 13–17, Feinstein, 2001; for the full report, see CEP Discussion paper No 443.

4. Allowing for their social class … see MacKay, 1999.

5. This has now been confirmed … see Andersen et al, 1996; Hinkley and Nadersen, 1996; Berk and Andersen, in press.

6. Bu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 details of the evidence for this section can be found on pp. 172–6, James, 1997.

7. One third of the prison population … see Singleton et al, 1998.

8. When TV advertising was introduced … see Hennigan et al, 1982.

9. For another, a study … see Rutter et al, 1999.

10. Adult manic depressives … see Post et al, 2001.

11. Britons of West Indian heritage … see Hutchinson et al, 1996.

12. In an article in 2000 … see Murray, 2000.

13. In 1997, the results of an official survey … see Singleton et al, 1998.

14. For example, when a group of children … Roy et al, 2000.

15. In general, permanently institutionalized … see Quinton and Rutter, 1988.

16. As Carol Bellamy … see Young Minds Magazine, 2001.

17. What is more … see Bugenthal et al, 1989.

18. People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 Lupien et al, 2001.

19. It has also recently been proven … see Matthews et al, 2000.

20. A rec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consortium, 2004.

出版后记

本书是奥利弗·詹姆斯的一部经典著作。在写作期间，他送别了过世的母亲，结婚并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告别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又创造了其他人的原生家庭。这段时光丰富了他的人生，也促使他将最真实的感悟倾注入本书之中。

与他的著作《天生非此：家是如何影响我们一生的》一样，本书也立足于探讨后天培养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只不过，这次作者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生前6年上，围绕着家庭角色、是非观、关系模式和自我界限等几个主题展开探索，并手把手地教我们拆解自己的童年，通过写作的方式剖析其中的问题，逐步摆脱原生家小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伊丽莎白二世、查尔斯王子、迈克尔·杰克逊、伍迪·艾伦、小布什等名人的成长轨迹也同样发人深省——原生家庭的问题并非财富、成就和地位所能解决的。

作者在书中说，生儿育女的经历增强了他对本书所述内容的信心。在最后，希望这本书能切实地给读者以帮助，让读者拥有全新的人生剧本。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2019年5月

Table of Contents

修订版序言

前　言

简　介

第1章　我们的基因

欢迎来到我的泡沫

双胞胎研究的发现

以精神分裂症为例

第2章　描述我们的家庭剧本

描述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

描述我们的性别

描述我们在家里的排行

描述特别有成就的人

高成就者的令人沮丧的剧本

描述丑小鸭

描述精神分裂症

过去的经历影响着当下的你

审视你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

第3章　描述我们的良心，3～6岁

不同类型的良心的抚养剧本

描述性的良心

描述善良的良心

描述惩罚性的良心

描述脆弱的良心

基因和良心

审视你的良心

第4章　描述我们在0～3岁时的关系模式

我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与当下

描述我们的关系模式

上班族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全职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描述回避型依恋模式

描述缠人型依恋模式

描述混乱型依恋模式

描述安全型依恋模式

重新编辑我们的依恋关系剧本

基因与人际关系模式

童年关系的简史

审视你的依恋模式

第5章　描述0～6个月形成的自体感

描述一种弱的自体感

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的婴儿期起因

早期抚育、基因和人格障碍的良性与恶性循环

人格障碍的童年后期描述

人格障碍的社会因素

审视你的自体感

第6章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

内省

对亲近的人进行自我暴露

一种不自知的自我暴露

责怪父母

心理治疗与内省

精神疾病治疗方法

通过创作实现内省

游戏的重要性

理智、创造力和精神分裂症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一个练习

结　论

成就水平的成因

成人关系模式与人格的成因

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成因

一些实用的建议

致　谢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