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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余光中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3

ISBN 978-7-5596-1584-8

Ⅰ．①人…　Ⅱ．①余…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9659号

本著作物经北京时代墨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8—0441号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作　　者：余光中

责任编辑：牛炜征

产品经理：张安琪

特约编辑：刘青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25印张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584-8

定价：4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00

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

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

一端是微小的个人，另一端，是整个宇宙，是整个太空的广阔与自由。你将风筝，不，自己的灵魂放上去，放上去，上去，更上去，去很冷很透明的空间，鸟的青衢云的千叠蜃楼和海市……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此花生命力最强，暴风雨后，只有它屹立不摇，颜色不改。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

他的手指按在一个古老的春天上。美丽的年轮轮回着太阳的光圈，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推向元，推向明，推向清。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

假如我有九条命

我的四个假想敌

四月，在古战场

焚鹤人

失帽记

日不落家

金陵子弟江湖客

第二章　逍遥游

听听那冷雨

逍遥游

花鸟

沙田山居

萤火山庄

牛蛙记

第三章　缪斯

开卷如开芝麻门

如何谋杀名作家

凡·高的向日葵

夜读叔本华

娓娓与喋喋

猛虎和蔷薇

阿拉伯的劳伦斯

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第四章　逆旅

山盟

高速的联想

塔

不朽，是一堆顽石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隔水呼渡

古堡与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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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江湖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

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

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能塞满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儿子、儿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职。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又穷又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信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书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的，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在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做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我的四个假想敌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儿了。

我对广东男孩儿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能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小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脚、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露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编者注：叶芝）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翼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趁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编者注：纳什）（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 dream，I fear，are infantici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士、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至于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不再是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其他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气氛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一起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的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笨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作‘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稀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能嫁到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四月，在古战场

熄了引擎，旋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遂漫进窗来。岑寂中，前面的橡树林传来低沉而嘶哑的鸟声，在这一带的山里，荡起幽幽的回声。是老鸦呢，他想。他将头向后靠去，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儿，直到他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四月的料峭之中。

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冷峻，他想，同时翻起大衣的领子。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潮潮的，嗅得到黛青翻白的海水气味。他果然站定，嗅了一阵，像一头临风昂首的海豹，直到他幻想，海藻的腥气翻动了他的胃。这是外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东部后体验的第一个春天。美国的孩子们告诉他，春天来齐的时候，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放烟火，古战场将佩带多彩的美丽。文葩告诉他说，再过一个星期，华盛顿的三千株樱花，即将喷洒出来。文葩又说，鲨鱼和曹白鱼正溯波多马克河与塞斯奎汉纳河而上，来淡水中产卵，奇娃妮湖上已有天鹅在游泳，黑天鹅也出现过两只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有一次他问她。文葩笑了，笑得像一枝洋水仙。“我怎么不知道，”她说，“我是在兰开斯特长大的嘛。”“你是一个乡下女娃娃。”他说。

在一座巍然的雕像前站定，他仰起面来，目光扫马背骑士的轮廓而上，止于他翘然的须尖。他踏着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摩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浸冰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吉维克少将，一八一三年生，一八六四年殁，阵亡于弗吉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一百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欲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吉维克将军的背后，看十九世纪的短兵相接。毕竟这是一座伟大的雕塑，马鞍距石座几乎有六英尺，而马尾奋张，青铜凛然，苔藓滑不唧溜。他几度从马臀上溜了下来，终于疲极而放弃。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势卧倒在草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袭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婪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碧了他的肺叶。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去冬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得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冷眼看情人们十指交缠的约会。他想象得到，自己将如何浪费昂贵的晴日，独自坐在夕照里，数那边哥特式塔楼的钟声，敲奏又一个下午的死亡。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知更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土拨鼠说，春是从地底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已软而犹寒的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把饕餮的鼻子浸在草香里，他静静地匍匐着，久久不敢动弹，为了看成群的麻雀，从那边橡树林和样木顶上啾啾旋舞而下，在墓碑上、在铜像上、在废炮口上做试探性的小憩，终于散落在他四周的草地上，觅食泥中的小虫。他屏息看着，希望有一双柔细而凉的脚爪会误憩在他的背上。不知道那么多青铜的幽灵，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在急湍险滩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舵手的鼓声中曼声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哟，咿呀呀得喂，海棠花。”他霍然记起，菜花黄得晃眼，茶花红得害初恋，嗡嗡的蜂吟中，菜花田的浓香熏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江南春。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中国诗班上吟到这首词，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日战争的歌谣里，在穿草鞋踏过的土地上，在战前朦胧的记忆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尾。他对自己说，西北公司的回程票，夹在绿色的护照里，护照放在棕色的箱中。十四小时的喷射云，他便可以重见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他凄楚地，他凄楚地想。

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颈背上，若亡母成灰的手。他想。他想。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想。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的烟熏成早熟的熏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他只能独咽五十个世纪乘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凄凉，中秋前夕的月光中，像一只孤单的鸥鸟，他飞来太平洋的东岸。从那时起，他曾经驶过八千多英里，越过九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四十二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处，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在漫长而无红灯的四线超级公路上，七十英里时速的疾驶，可以超庞然而长的二十轮卡车，太保式的猎豹，雍容华贵的凯迪拉克，但永远摆不脱寂寞的尾巴。十四小时，哈姆雷特的喃喃独白，东半球可有人为他打喷嚏烧耳朵？偶或驶出冰雪的险境，太阳迎他于邻州的上空，也会逸兴遄飞，豪气干云，朗吟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八千里路的云和月，八千里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南北是Avenue，东西是Street，方的是Square，圆的是Circle。他咽下每一里的紧张与寂寞，他自己一人。他一直盼望，有一对柔美的眼眸，照在他的脸上，有一个圆熟可口的女体，在他的右手的座位，迷路时，为他解地图的蛛网；出险时，为他庆幸，为他笑。

为他笑，他出神地想，且为他流泪，这么一双奇异的眼睛。一只鹰在顶空飞过，幢然的黑影扫过他的脸颊。他这才感到，风已息，太阳已出现好一会儿了。他想起宓宓，肥沃而多产的宓宓。最肥沃的地方，只要轻轻一挤，就会挤出杏仁汁来。他不禁自得地笑出声来。以前，他时常这么取笑她。可怜的女孩，他爱惜而歉疚地想。先是纤细而多情的表妹，如是其江南风，一朵瘦瘦的水仙，江南的风中。然后是知己的女友、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位读者。然后是蜜月伤风的新娘，套的是他的指环，用的是他的名字，醒时，在他的双人床上。然后是小袋鼠的母亲，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昔日的女孩已经蜕变成今日的妇人了，曾经是袅袅飘逸的，现在变得丰腴而富足，曾经是羞赧而闪烁的，现在变得自如而安详。她已经向舀努瓦（编者注：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他不断地调侃她。而在他的印象中，她仍是昔日的那个女孩，苍白而且柔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爱情和文学，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他走来，而他不得不张开他的欢迎，且说：“我是你的起点和终点，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我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我会将你的处女地耕耘成幼稚园，我会喂你以爱情，我的桂冠将为你而编！”他仍记得，敬义说的，车票和邮票，象征爱情的频率。他仍记得，一个秋末的晴日下午，他送她到台北车站，蓝色长巴士已经曳烟待发。不能吻别，她只能说：“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于是隔着车窗，隔着一幅透明的无可奈何，她吻自己的手背，又吻自己的掌心。手背。掌心。掌心。这些吻不曾落在他唇上，但深深种在他的意象里，他被这些空中的唇瓣落花了眼睛。

太阳晒得草地蒸出恍惚的热气，鸟雀的翅膀扑打着中午。不久，塞吉维克将军的剑影向他指来。他感到有点胃痛，然后他发现自己伏身在草上已太久，而且有点饿了。已经是晌午了呢，他想。他从草地上站起来，抚摩压上了草印的手掌，并且拍打满身的碎草和破叶。忽然他感到非常饿了，早春的处女空气使他呼吸畅顺，肺叶张翕自如，使他的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一刹那，他幻想自己一张臂成了一尾潇洒的燕子，剪四月的云于风中，以违规的速度飞回国去。一阵风迎面吹来，他的发扬了起来，新修过的下颌感到一抹清凉。他果然举起两臂，迅步向那边的瞭望塔奔去，直到他稍稍领略到羽族滑翔的快感。然后他俯倚在灰石雉堞上，等待剧喘退潮。松枝的清香沛然注入他腔中，他更饿了，但同时感到四肢富于弹性，腹中空得异常伶俐。如果此刻宓宓在塔下向他挥手且奔来，他一定纵下去迎她，迎好雌性胴体全部的冲量。在温燠的阳光中，他幻想她的淡褐之发有一千尺长，让他将整个脸浴在波动的褐流之中。他希望自己永远年轻，永远做她的情人。又要不朽，又要年轻，绝望地，他想。李白已经一千二百六十四岁了。活着，呼吸着，爱着，是好的。爱着，用唇，用臂，用床，用全身的毛孔和血管，不是用韵脚或隐喻。肉体的节奏美于文字的节奏。他对塔下辽阔的古战场大呼，宓宓！宓宓！宓——宓！呼声在万年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纷纷惊惶地折响黑翼，而二千座铜像和石碑，而四百门黝青的铁炮，而迤逦二十多里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它们已经死了一个多世纪，一百多个春天都喊它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

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做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取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四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碧血灌溉的鲜黄苜蓿。宁为春季的一只蜂，不为历史的一尊塑像。让缪斯嫁给李贺或者嘉尔西亚·洛尔卡，可是你要嫁给我，他想。让冰手的石碑说，这是诗人某某之墓，但是让柔软的床说，现在他是情人。站在瞭望塔的雉堞后，站在浩浩乎夐不见人的古沙场顶点，站在李将军落泪、米德将军仰天祈祷的顶点，新大陆的河山匍匐在他的脚下，四月发育着，在他的脚下，发育着、放射着、流着、爬着、歇着。茫茫的风景，茫茫的眼眸。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三百六十度的，立体大壁画的风景啊，如果你在她的眸里，如果她在我的眸里，他想。中午已经垂直，阳光下，一层淡淡的烟霭自草上、自树间漾漾蒸起。成群的鸟雀向远方飞去，向梅苏·狄克生线以南。收回徒然追随的目光，惘然，怅然，他感到非常、非常饥饿。他想起古战场那边的石桥，桥那边的小镇，镇上的林肯方场，方场上，一座三层七瓴的老屋，他的公寓就在顶层，适宜住一个东方的隐士，一个客座教授，一个怀乡的诗人，而更重要的是，冰箱里有烤鸡和香肠，还有半瓶德国啤酒。

附识：文葩（Barbara Wenger），班上一女孩，日耳曼后裔，德国文学系，宾州兰开斯特人，常和另一个同学贾军霞（Patricia Carey）来看作者，并赠以兰开斯特的双黄蛋和新泽西州海边的连翘花。

焚鹤人

一连三个下午，他守在后院里那丛月季花的旁边，聚精会神做那只风筝。全家都很兴奋。全家，那就是说，包括他、雅雅、真真和佩佩。一放学回家，三个女孩子等不及卸下书包，立刻奔到后院里来，围住工作中的爸爸。三个孩子对这只能飞的东西寄托了很高的幻想，它已经成为她们的话题，甚至争论的中心。对于她们，这件事的重要性不下于太阳神八号的访月之行，而爸爸，满身纸屑，左手糨糊、右手剪刀的那个爸爸，简直有点太空人的味道了。

可是他的兴奋，是记忆，而不是展望。记忆里，有许多云、许多风，许多风筝在风中升起。至渺至茫，逝去的风中逝去那些鸟的游伴，精灵的降落伞，天使的驹。对于他，童年的定义是风筝加上舅舅加上狗和蟋蟀。最难看的天空，是充满月光和轰炸机的天空。最漂亮的天空，是风筝季的天空。无意间发现远方的地平线上浮着一只风筝，那感觉，总是令人惊喜的。只要有一只小小的风筝，立刻显得云树皆有情，整幅风景立刻富有牧歌的韵味。如果你是孩子，那惊喜必然加倍。如果那风筝是你自己放上天去的，而且越放越高，风力越强，那种胜利的喜悦，当然也就加倍亲切而且难忘。他永远忘不了在四川的那几年。丰硕而慈祥的四川，山如摇篮水如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那时他当然不至于那么小，只是在记忆中，总有那种感觉。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半球的天空、东半球的天空，机群比鸟群更多。他在高高的山国上，在宽阔的战争之边缘仍有足够的空间，做一个孩子爱做的梦。“男孩的意向是风的意向，少年时的思想是长长的思想。”少年爱做的事情，哪一样，不是梦的延长呢？看地图，是梦的延长。看厚厚的翻译小说，喃喃咀嚼那些多音节的奇名怪姓，是梦的延长。放风筝也是。他永远记得那山国高高的春天。嘉陵江在千崎万崎里寻路向南，好听的水声日夜流着，吵得好静好好听，像在说：“我好忙，扬子江在山那边等我，猿鸟在三峡，风帆在武昌，运橘柑的船在洞庭，等我，海在远方。”春天来时总是那样冒失而猛烈，使人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田里喷出那许多菜花，黄得好放肆，香得好恼人，满田的蜂蝶忙得像加班。邻村的野狗成群结队地跑来追求它们的阿花，害得又羞又气的大人挥舞扫帚去打散它们。细雨靠霜的日子，雨气幻成白雾，从林木蕴郁的谷中冉冉蒸起。杜鹃的啼声里有凉凉的湿意，一声比一声急，连少年的心都给拧得紧紧的好难受。

而最有趣的，该是有风的晴日了。祠堂后面有一条山路，蜿蜒上坡，走不到一刻钟，就进入一片开旷的平地，除了一棵盘根错节的老黄果树外，附近什么杂树也没有。舅舅提着刚完工的风筝，一再嘱咐他起跑的时候要持续而稳定，不能太骤、太快。他的心扑扑地跳，禁不住又回头去看那风筝。那是一只体貌清奇、风神潇洒的白鹤，绿喙赤顶，缟衣大张如氅。翼展怕不止六尺，下面更曳着两条长足。舅舅高举白鹤，双翅在暖洋洋的风中颤颤扑动。终于“一——二——三——”他拼命向前奔跑。不到十码，麻绳的引力忽然松弛，也就在同时，舅舅的喝骂在背后响起。舅舅追上来，一边检视落地的鹤有没有跌伤，一边怪他太不小心。再度起跑时，他放慢了脚步，不时回顾，一边估量着风力，一边慢慢地放线。舅舅迅疾地追上来，从他手中接过线球，顺着风势把鹤放上天去。线从舅舅两手勾住的筷子上直滚出去，线球轳轳地响。舅舅又拽线跑了两次，终于在平岗顶上站住。那白鹤羽衣蹁跹，扶摇直上，长足在风中飘扬，他兴奋得大嚷，从舅舅手中抢回线去。风力越来越强，大有跟他拔河的意思。好几次，他以为自己要离地飞起，吓得赶快还给了舅舅。舅舅把线在黄果树枝上绕了两圈，将看守的任务交给老树。

“飞得那样高？”四岁半的佩佩问道。

“废话！”真真瞪了她一眼，“爸爸做的风筝怎么会飞不高？真是！”

“又不是爸爸的舅舅飞！是爸爸的舅舅做的风筝！你真是笨屁瓜！”十岁的雅雅也纠正她。

“你们再吵，爸爸就不做了！”他放下剪刀。

小女孩们安静下来。两只黄蝴蝶绕着月季花丛追逐。隔壁有人在练钢琴，柔丽的琴音在空中回荡。阿眉在厨房里煎什么东西，满院子都是葱油香。忽然佩佩又问：“后来那只鹤呢？”

后来那只风筝呢？对了，后来，有一次，那只鹤挂在树梢上，不上不下，一扯，就破了。他掉了几滴泪，舅舅也很怅然。他记得当时两人怔怔站在那该死的树下，久久无言。最后舅舅解嘲说，鹤是仙人的坐骑，想是我们的这只鹤终于变成灵禽，羽化随仙去了。第二天舅甥俩黯然曳着它的尸骸去秃岗顶上，将它焚化。一阵风来，黑灰漫天飞扬，带点名士气质的舅舅一时有些感慨，朗声吟起几句赋来。当时他还是高小的学生，不知道舅舅吟的是什么，后来年纪大些，每次念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他就会想起自己的那只白鹤。因为那是他少年时唯一的风筝。当时他曾缠住舅舅，要舅舅再给他做一只。舅舅答应是答应了，但不晓得为什么，自从那件事后，似乎意兴萧条，始终没有再为他做。人生代谢，世事多变，一个孩子少了一只风筝，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他去十五里外上中学，寄宿在校中，不常回家，且换了一批朋友，也就把这件事渐渐淡忘了。等到他年纪大得可以欣赏舅舅那种亭亭物外的风标和舅舅发表在刊物上但始终不会结集的十几篇作品时，舅舅却已死了好几年了。舅舅死于飞机失事。那年舅舅才三十出头，从香港乘飞机去美国，正待一飞冲天，游乎云表，却坠机焚伤致死。

“后来那只鹤——就烧掉了。”他说。

三个小女孩被妈妈叫进屋里去吃煎饼。他一个人留在院子里继续工作。三天来他一直在糊制这只鹤，禁不住要一一追忆当日他守望舅舅工作时的那种热切心情。他希望，凭着自己的记忆，能把眼前这只风筝做得跟舅舅做的那只一模一样。也许这愿望在他的心底已经潜伏了二十几年了。他深切感到，每一个孩子至少应该有一只风筝，在天上，云上，鸟上。他，朦朦胧胧感到，眼前这只风筝一定要做好，要飞得高且飞得久，这样，才对得起三个孩子，和舅舅，和自己。当初舅舅为什么要做一只鹤呢？他一面工作，一面这样问自己。他想，舅舅一定向他解释过的，只是他年纪太小，也许不懂，也许不记得了。他很难决定：放风筝的人应该是哲学家，还是诗人？这件事，人做一半，风做一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表面上，人和自然是对立的，因为人要拉住风筝，而风要推走风筝，但是在一拉一推之间，人和自然的矛盾竟形成新的和谐。这种境界简直有点形而上了。但这种经验也是诗人的经验，他想。一端是有限，一端是无垠。一端是微小的个人，另一端，是整个宇宙，是整个太空的广阔与自由。你将风筝，不，自己的灵魂放上去，放上去，上去，更上去，去很冷很透明的空间，鸟的青衢云的千叠蜃楼和海市，最后，你的感觉是和天使在通电话，和风在拼合，和迷迷茫茫的一切在心神交驰。这真是最最快意的逍遥游了。而这一切神秘感和超自然的经验，和你仅有一线相通，一瞬间，分不清是风云攫去了你的心，还是你掳获了长长的风云，而风云固仍在天上，你仍然立在地上。你把自己放出去，你把自己收回来，你是诗人。

太阳把金红的光收了回去。月季花影爬满他一身。弄琴人已经住手。有鸟雀飞回高挺的亚历山大椰顶，似在交换航行的什么经验。啾啾啭啭，叽叽喳喳？黄昏流行的就是这种多舌的方言，鸟啊鸟啊他在心里说，明天在蓝色方场上准备欢迎我这只鹤吧。

终于走到了河堤上，他和女孩子们。三个小女孩尤其兴奋。早餐桌上，她们已经为这件事争论起来。真真说，她要第一个起跑。雅雅说真真才七岁，拉不起这么大的风筝。一路上小佩佩也嚷个不停，要爸爸让她拿风筝。她坚持说，昨夜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一个人把风筝“放得比气球还高”。

“你人还没有风筝高，怎么拿风筝？不要说放了。”他说。

“我会嘛！我会嘛！”四月底的风吹起佩佩的头发，像待飞的翅膀。半上午的太阳在她多雀斑的小鼻子上蒸出好些汗珠子。迎着太阳她直眨眼睛。星期天，河堤车辆很少。从那边违建的小木屋里，来了两个孩子，跟在风草后面，眼中充满羡慕的神色。男孩有十二三岁，平头，穿一双木屐。女孩只有六七岁的样子，两条辫子翘在头上，她举着那只白鹤，走在最前面。绿喙赤冠、玄裳、缟衣，下面垂着两条细长的腿，除了张开的双翼稍短外，这只白鹤和他小时候的那只几乎完全一样。那就是说隔了二十多年，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雅雅，”他说，“你站在这里，举高一点。不行，不行，不能这样拿。对了，就像这样。再高一点。对了。我数到三，你就放手。”

他一面向前走，一面放线。走了十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着雅雅。雅雅正尽力高举白鹤。鹤首昂然，车轮大的翅膀在河风中跃跃欲起，佩佩就站在雅雅身边。一瞬间，他幻觉自己就是舅舅，而站在风中稚髫飘飘的那个热切的孩子，就是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握着线，就像握住一端的少年时代。他在心中默祷说：“这只鹤献给你，舅舅，希望你在那一端能看见。”

然后他大声说：“一——二——三！”便向前奔跑起来，然后他听见雅雅和真真在背后大声喊他，同时手中的线也松下来。他回过头去，白鹤正歪七扭八地倒栽落地。他跑回去。真真气急败坏地迎上来，手里拽着一只鹤腿。

“一只腿掉了！一只腿掉了！”

“怎么搞的？”他说。

“佩佩踩在鸟的脚上！”雅雅惶恐地说，“我叫她走开，她不走！”

“姐姐打我！姐姐打我！”佩佩闪着泪光。

“叫你举高点嘛，你不听！”他对雅雅说。

“人家手都举酸了。佩佩一直挤过来。”

“这好了。成了个独脚鹤。这怎么飞得起来！”他不悦地说。

“我回家去拿胶纸好了。”真真说。

“那么远！路上又有车。你一个人不能——”

“我们有糨糊。”看热闹的男孩说。

“不行，糨糊一下子干不了。雅雅，你的发夹给爸爸。”他把断腿夹在鹤腹上。他举起风筝。大白鹤在风中神气地昂首，像迫不及待要乘风而去。三个女孩拍起手来。佩佩泪汪汪地笑起来，违建户的两个孩子也张口傻笑。“这次该你跑，雅雅。”他说，“听我数到三就跑。慢慢跑，不要太快。”雅雅兴奋得脸都红了。她牵着线向前走，其他的孩子跟上去。

“好了好了。大家站远些！雅雅小心啊！一——二——三！”他立刻放开手。雅雅果然跑了起来。没有十几步，白鹤已经飘飘飞起。他立刻追上去。忽然蹿出一条黄狗，紧贴在雅雅背后追赶，一面兴奋地吠着。雅雅吓得大叫爸爸。正惊乱间，雅雅绊到了什么，一跤跌了下去。

他厉声斥骂那黄狗，一面赶上去，扶起雅雅。

“不要怕，不要怕，爸爸在这里，我看看呢。膝盖头擦破一点儿皮。不要紧，回去擦一点红药水就好了。”

几个小孩合力把黄狗赶走，这时，都围拢来看狼狈的雅雅。佩佩还在骂那只“臭狗”。

“你这个烂臭狗！我教我们的大鸟来把你吃掉！”真真说，“傻丫头，叫什么东西！这次还是爸爸来跑吧。”说着他捡起地上的风筝和滚在一旁的线球。左边的鹤翅拴在一丝野草上，钩了一个小洞。幸好出事的那只腿还好好地别在鹤身上。

“姐姐跌痛了，我来拿风筝。”真真说。

“好吧。举高点，对了，就这样。佩佩让开！大家都走开些！我要跑了！”

他跑了一段路，回头看时，那白鹤平稳地飞了起来，两只黑脚荡在半空。孩子们拍手大叫。他再向前跑了二三十步，一面放出麻绳。风力加强，那白鹤很潇洒地向上飞升，愈来愈高，愈远，也愈小。孩子们高兴得跳起来。

“爸爸，让我拿拿看！”佩佩叫。

“不行！该我拿！”真真说。

“你们不会拿的。”他把线球举得高高的，“手一松，风筝不晓得要飞到哪里去了。”

忽然孩子们惊呼起来。那白鹤身子一歪，一条细长而黑的东西悠悠忽忽地掉了下来。

“腿又掉了！腿又掉了！”大家叫。接着那风筝失神落魄地向下坠落。他拉着线向后急跑，竭力想救起它。似乎，那白鹤也在垂死挣扎，像四月的风。

“挂在电线上了！糟了！糟了！”大家嚷成一团，一面跟着他向水田的那边冲去，野外激荡着人喊声、狗叫声。几个小孩子挤在狭窄的田埂上，情急地嘶喊着，绝望地指着倒悬的风筝。

“用劲儿一拉就下来了，爸爸！”

“不行不行！你没看它缠在两股电线中间去了？一拉会破的。”

“会掉到水里去的。”雅雅说。

“你这个死电线！”真真哭了起来。

他站在田埂上，茫然握着松弛的线，看那狼狈而褴褛的负伤之鹤倒挂在高压线上，仅有的一只脚倒折过来，覆在破翅上面。那样子又悲惨又滑稽。

“死电线！死电线！”佩佩附和着姐姐。

“该死的电线！我把你一起剪断！”真真说。

“没有了电线，你怎么打电话、看电视——”

“我才不要看电视，我要放风筝！”

这时，田埂上、河堤上、草坡上，竟围来了十几个看热闹的路人。也有几个是从附近的违建户中闻声赶来。最早的那个男孩子，这时拿了一根晒衣服的长竹竿跑了来。他接过竹竿，踮起脚尖试了几次，始终够不到风筝。忽然，他感到失去了平衡，接着身体一倾，左脚猛向水田里踩去。再拔出来时，裤脚管、袜子、鞋子全浸了水和泥。三个女孩子惊叫一声，向他跑来。到了近处，看清他落魄的样子，真真忽然笑出声来。雅雅忍不住也笑起来，一面叫：

“哎呀，你看这个爸爸！看爸爸的裤子！”接着佩佩也笑得拍起手来，看热闹的路人全笑起来，引得草坡上的黄狗汪汪而吠。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他气得眼睛都红了。雅雅、真真、佩佩吓了一跳，立刻止住了笑。他拾起线球，大喝一声“下来！”使劲儿一扯那风筝。只听见一阵纸响，那白鹤飘飘忽忽地栽向田里。他拉着落水的风筝，施刑一般跑上坡去。白鹤曳着褴褛的翅膀，身不由己地在草上颠倒扑打，纸屑在风中扬起，落下。到了堤上，他把残鹤收到脚边。

“你这该死的野鸟，”他暴戾地骂道，“我看你飞到哪里去！”他举起泥浆浓重的脚，没头没脑地向白鹤踩去，一面踩，一面骂，踩完了，再狠命地猛踢一脚，鹤尸向斜里飞了起来，然后木然倒在路边。“回家去！”他命令道。

三个小女孩惊得呆在一旁，满眼闪着泪水。这时才忽然醒来。雅雅捡起面目全非的空骸，真真捧着纠缠的线球，佩佩牵着一只断腿，三个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跟在余怒犹炽的爸爸后面，任旁者似笑非笑。

午餐桌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碗碟和匙箸相触的声音。女孩们都很用心地吃饭，连佩佩也很文静地在喝汤。这情形，和早餐桌上的兴奋与期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幸好妈妈不在家吃午饭，这种反常的现象，不需要向谁解释。三个孩子的表情都很委屈。真真泪痕犹在，和尘土混凝成一条污印子。雅雅的脸也没有洗，头发上还沾着几茎草叶和少许泥土。这才想起，她的膝盖还没有搽药水。佩佩的鼻子上布满了雀斑和汗珠。她显然在想刚才的一幕，显然有许多问题要问，但不敢提出来，只能转动她长睫毛下的灵珠，扫视墙角。顺着她的眼光看去，他看见那具已经支离残缺的鹤尸僵倚在墙角的阴影里。他的心中充满了歉疚和懊悔。破坏和凌虐带来的猛烈快感，已经舍他而去。在盛怒的高潮，他觉得理直气壮，可以屠杀所有的天使。但继之而来的是迟钝的空虚。那鹤尸，那一度有生命有灵性的鹤骨，将从此弃在阴暗的一隅，任蜘蛛结网，任蚊蝇休息，任蟑螂与壁虎与鼠群穿行于肋骨之间？伤害之上，岂容再加侮辱？

他放下筷子，推椅而起。

“跟爸爸来。”他轻轻说。

他举起鹤尸。他缓缓走进后院。他将鹤尸悬在一株月桂树上。他点起火柴，鹤身“轰”的一下烧了起来。然后是左翼，然后是熊熊的右翼。然后是仰睨九天的鹤首。女孩儿们的眼睛反映着火光。飞扬的黑灰白烟中，他闭起眼睛。

“原谅我，白鹤。原谅我，舅舅。原谅我，原谅无礼的爸爸。”

“爸爸在念什么呢？”真真轻轻问雅雅。

“我要放风筝。”佩佩说，“我要放风筝。”

“爸爸，再做一只风筝，好不好？”

他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不知道线的彼端究竟是什么？他望着没有风筝的天空。

失帽记

2008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变化，其间有得有失。这一年我自己年届八十，其间也得失互见：得者不少，难以细表；失者不多，却有一件难过至今——我失去了一顶帽子。

去年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那一次，听众之盛况不能算怎么拥挤，但也足以令我穷于应付，心神难专。等到曲终人散，又急于赶赴晚宴，不曾检视手提包及背袋，身边的人们又川流不息，始终无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户外，准备上车，天寒风起，需要戴帽，连忙逐袋寻找。这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

仅仅为了一顶帽子，无论有多贵或是多罕见，本来也不会令我如此大惊小怪。但是那顶帽子不是我买来的，也不是他人所送，而是我身为人子继承得来的。那是我父亲生前戴过的，后来成了他身后的遗物，我整理时发现，不忍丢弃，就姑且戴起来。果然正合我头，而且款式潇洒，毛色可亲，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顶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头上，由后脑斜压在前额，有优雅的缓缓坡度，大致上可称贝雷软帽（beret），常覆在法国人头顶。至于毛色，则圆顶部分呈浅陶土色，看来温暖体贴。四周部分则前窄后宽，织成细密的十字花纹，为淡米黄色。戴在我的头上，倜傥，有欧洲名士的超逸，不止一次赢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睐，但帽内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气越寒，尤其风大，帽内就愈加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毕竟，同样的这一顶温暖曾经覆盖着父亲，如今移爱到我的头上，恩佑两代，不愧是父子相传的忠厚家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双亲之爱，才有今日之我。当年父亲爱我，应该不逊于母亲。但小时我不常在他身边，始终呵护着我、庇佑着我的是母亲。呵护之亲，操作之劳，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没有为我做过？反之，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从未对我疾言厉色，所以绝非什么严父。不过父子之间始终也不亲热。小时他倒是常对我讲论圣贤之道，勉励我要立志立功。长夏的蝉声里，倒是有好几次父子俩坐在一起看书：他靠在躺椅上看《纲鉴易知录》，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国演义》。冬夜的桐油灯下，他更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张良啦，魏征啦，太史公啦，韩愈啦，都是他介绍我初识的。

后来做父亲的渐渐老了，做儿子的越长越大，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长期出差，数下南洋，或担任同乡会理事长，投入乡情侨务；我则学府文坛，烛烧两头，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关节病苦于脚痛，时发时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二十三年前，我接台湾“中山大学”之聘，由香港来高雄定居。我毅然卖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亲、她的母亲一起接来安顿在高雄。

许多年来，父亲的病情与日常起居，幸有我悉心照顾，并得我岳母操劳陪伴。身为他的独子，我却未能经常省视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母亲临终时的泪眼，谆谆叮嘱：“你要好好照顾爸爸。”实在愧疚不已。父亲和母亲鹣鲽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赖。只记得他们大吵过一次，却几乎不曾小吵。母亲逝于五十三岁，长她十岁的父亲，尽管亲友屡来劝婚，却终不再娶，鳏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还是忍年，九十七岁。

可怜的老人，以风烛之年独承失明与痛风之苦，又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遣忧，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机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历史的渺渺往事，除了独子为什么不常在身边，而即使在身边时，也从未陪他久聊一会儿，更从未握他的手或紧紧拥抱他的病躯。更别提四个可爱的孙女，都长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听得见谁的声音？

长寿的代价，是沧桑。

所以在遗物之中竟还保有他常戴的帽子，无异于继承了最重要的遗产。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不够，而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想必他内心一定感到遗憾，而自他去后，我遗憾更多。幸而还留下这么一顶帽子，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幻觉依靠这灵媒之介，犹可贯通阴阳，串联两代，一时还不致径将上一个戴帽人完全淡忘。这一份与父共戴帽的心情，说得高些，是感恩，说得重些，是赎罪。不幸，连最后的一点凭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来时，风势助威，我站在岁末的风中，倍加畏冷。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

日不落家

一

一元的旧港币上有一只雄狮，戴冕控球，姿态十分威武。但1997年7月1日以后，香港归还了中国，那顶金冠就要失色，而那只圆球也不能号称全球了。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已经四十五年，恰与一世相等。在两位伊丽莎白之间，大英帝国从起建到瓦解，凡历四百余年，与汉代相当。方其全盛，这帝国的属地藩邦、运河军港，遍布了水陆大球，天下四分，独占其一，为历来帝国之所未见，有“日不落国”之称。

而现在，日落帝国，照耀了香港最后这一片晚霞。“日不落国”将成为历史，代之而兴的乃是“日不落家”。

冷战时代过后，国际日趋开放，交流日见频繁，加以旅游便利，资讯发达，这世界真要变成地球村了。于是同一家人辞乡背井，散落到海角天涯，昼夜颠倒，寒暑对照，便成了“日不落家”。今年我们的四个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留下我们二老守在岛上。一家人分在五地，你醒我睡，不可同日而语，也成了“日不落家”。

幼女季珊留法五年，先在翁热修法文，后去巴黎读广告设计，点唇画眉，似乎沾上了一些高卢风味。我家英语程度不低，但家人的法语发音，常会遭她纠正。她擅于学人口吻，并佐以滑稽的手势，常逗得母亲和姐姐们开心，轻则解颜，剧则捧腹。可以想见，她的笑话多半取自法国经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法国男人。马歇·马叟是她的偶像，害得她一度想学默剧。不过她的设计也学得不赖，我译的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便是她做的封面。现在她住在加拿大，一个人孤悬在温哥华南郊，跟我们的时差是八个小时。

长女珊珊在堪萨斯修完艺术史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做了长久的纽约客。大都会的艺馆画廊既多，展览又频，正可尽情饱赏。珊珊也没有闲着，远流版两巨册的《现代艺术理论》就是她公余、厨余的译续。华人画家在东岸出画集，也屡次请她写序。看来我的“序灾”她也有份了，成了“家患”，虽然苦些，却非徒劳。她已经做了母亲，男孩四岁，女孩未满两岁。家教所及，那小男孩一面挥舞恐龙和电动神兵，一面却随口叫出凡·高和蒙娜丽莎的名字，把考古、科技、艺术合为一体，十足一个博闻强识的顽童。四姐妹中珊珊来得最早，在生动的回忆里她是破天荒第一声婴啼，一婴开啼，众婴响应，带来了日后八根小辫子飞舞的热闹与繁华。然而这些年来她离开我们也最久，而她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也最不容易回台，所以只好安于“日不落家”，不便常回“娘家”了。她和幺妹之间隔了一整个美洲大陆，时差，又早了三个小时。

凌越淼淼的大西洋更往东去五个小时的时差，便到了莎士比亚所赞的故乡，“一块宝石镶嵌在银涛之上”。次女幼珊在曼彻斯特大学专攻华兹华斯，正襟危坐，苦读的是诗翁浩繁的全集，逍遥汗漫，优游的也还是诗翁俯仰的湖区。华兹华斯乃英国浪漫诗派的主峰，幼珊在柏克莱写硕士论文，仰攀的是这翠微，十年后径去华氏故乡，在曼城写博士论文，登临的仍是这雪顶，真可谓从一而终。世上最亲近华氏的女子，当然是他的妹妹桃乐赛（Dorothy Wordsworth），其次呢，恐怕就轮到我家的二女儿了。

幼珊留英，将满三年，已经是一口大不列颠腔。每逢朋友访英，她义不容辞，总得驾车载客去西北的坎布利亚，一览湖区绝色，简直成了华兹华斯的特勤导游。如此奉献，只怕桃乐赛也无能为力吧。我常劝幼珊在撰正论之余，把她的英国经验，包括湖区的唯美之旅，一一分题写成杂文小品，免得日后“留英”变成“留白”。她却惜字如金，始终不曾下笔，正如她的幺妹空将法国岁月藏在心中。

幼珊虽然远在英国，今年却不显得怎么孤单，因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时研究，见而不难，没有时差。我们的三女儿反应迅速，兴趣广泛，而且“见异思迁”：她拿的三个学位依次是历史学士、广告硕士、行销博士。所以我叫作“柳三变”。在香港读中文大学的时候，她的钢琴演奏曾经考取八级，一度有意去美国主修音乐；后来又任《星岛日报》的文教记者。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语家人：“记者面前，说话当心。”

回台以后，佩珊一直在东海的企管系任教，这些年来，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种译成中文，在“天下”“远流”出版。今年她去比利时做市场调查，范围兼及荷兰、英国。据我这做父亲的看来，她对消费的兴趣，不但是学术，也是癖好，尤其是对于精品。她的比利时之旅，不但饱览了佛朗德斯名画，而且遍尝各种美酒，更远往土耳其，去清真寺（下）仰听尖塔上悠扬的呼祷，想必是十分丰盛的经验。

二

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感觉，看电视上的气象报告最为具体。台湾太热，温差又小，本地的气象报告不够生动，所以爱看外地的冷暖，尤其是够酷的低温。每次播到大陆各地，我总是寻找沈阳和兰州。“哇！零下十二摄氏度耶！过瘾啊！”于是一整幅雪景当面掴来，觉得这世界还是多彩多姿的。

一家既分五地，气候自然各殊。其实四个女儿都在寒带，最北的曼彻斯特北纬五十三度又半，最南的纽约也还有四十一度，都属于高纬了。总而言之，四个女儿纬差虽达十二度，但气温大同，只得一个“冷”字。其中幼珊最为怕冷，偏偏曼彻斯特严寒欺人，而读不完的华兹华斯又必须久坐苦读，难抵凛冽。对比之下，低纬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即使嚷嚷寒流犯境，也不过等于英国的仲夏之夜，得盖被子。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了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陌生，因为是寒带；亲切，因为是我们的孩子所在。

“温哥华还在零下！”

“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

“伦敦都这么冷了，曼彻斯特更不得了！”

“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

坐在热带的凉椅上看海外的气象，我们总这么大惊小怪，并不是因为没有见识过冰雪，或是孩子们还在稚龄，不知保暖，更不是因为那些国家太简陋，难以御寒。只因为父母老了，念女情深，在记忆的深处，梦的焦点，在见不得光的潜意识底层，女儿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永远珍藏在娇憨的稚岁，童真的幼龄——所以天冷了，就得为她们加衣，天黑了，就等待她们一一回来，向热腾腾的晚餐，向餐桌顶上金黄的吊灯报到，才能众辫聚首，众瓣围葩，辐辏成一朵哄闹的向日葵。每当我眷顾往昔，年轻的幸福感就在这一景停格。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错过了自己的童年，还有第二次机会，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年轻爸爸的幸福感，大概仅次于年轻妈妈了。在厦门街绿荫深邃的巷子里，我曾是这么一位顾盼自得的年轻爸爸，四个女婴先后裹着奶香的襁褓，投进我喜悦的怀抱。黑白分明，新造的灵瞳灼灼向我转来，定睛在我脸上，不移也不眨，凝神认真地读我，似乎有一点困惑。

“好像不是那个（妈妈）呢，这个（男人）。”她用超语言的混沌意识在说我，而我，更逼近她的脸庞，用超语言的笑容向她示意：“我不是别人，是你爸爸，爱你，也许比不上你妈妈那么周到，但不会比她少。”她用超经验的直觉将我的笑容解码，于是学起我来，忽然也笑了。这是父女间第一次相视而笑，像风吹水绽，自成涟漪，却不落言筌，不留痕迹。

为了女婴灵秀可爱，幼稚可哂，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舞，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投来我家，然后是带爬、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

为了逗她们笑，我们做鬼脸。为了教她们牙牙学语，我们自己先儿语牙牙：“这是豆豆，那是饼饼，虫虫虫虫飞！”成人之间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离奇动作，我们在孩子面前，特权似的，却可以完全解放，尽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里，我们找到自己的假童年，乡愁一般再过一次小时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还是完全。

快乐的童年是双全的互惠：一方面孩子长大了，孺慕儿时的亲恩；另一方面父母老了，眷念子女的儿时。因为父母与稚儿之间的亲情，最原始、最纯粹、最强烈，印象最久也最深沉，虽经万劫亦不可磨灭。坐在电视机前，看气象而念四女，心底浮现的常是她们孩时仰面伸手，依依求抱的憨态，只因那形象最萦我心。

最萦我心是第一个长夏，珊珊卧在白纱帐里，任我把摇篮摇来摇去，乌眸灼灼仍对我仰视，窗外一巷的蝉嘶；是幼珊从躺床洞孔倒爬了出来，在地上颤颤昂头像一只小胖兽，令众人大吃一惊，又哄然失笑；是带佩珊去看电影，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转动，闪着银幕的反光，神情那样紧张而专注，小手微汗在我的手里；是季珊小时候怕打雷和鞭炮，巨响一迸发就把哭声埋进婆婆的怀里，呜咽久之。

不知道她们的母亲，记忆中是怎样为每一个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型。也许是太密太繁了，不一而足，甚至要远溯到成形以前，不是形象，而是触觉，是胎里的颠倒蜷伏，手撑脚踢。

当一切追溯到源头，混沌初开，女婴的生命起自父精巧遇到母卵，正是所有爱情故事的雏形。从父体出发长征的；万头攒动，是适者得岸的蝌蚪宝宝，只有幸运的一头被母岛接纳。于是母女同体的十月因缘奇妙地开始。母亲把女婴安顿在子宫，用胚胎喂她，羊水护她，用脐带的专线跟她神秘地通话，给她暧昧的超安全感，更赋她心跳、脉搏与血型，直到大蝌蚪变成了大头宝宝，大头朝下，抱臂交股，蜷成一团，准备向生之窄门拥挤顶撞，破母体而出，而且鼓动肺叶，用尚未吃奶的气力，嗓音惊天地而动鬼神，又像对母体告别，又像对母亲报到，洪亮的一声啼哭：“我来了！”

三

母亲的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所以中国人计算年龄，是从成孕数起。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体，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阵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烛火之亮，是用母难之血来偿付的。但生产之大劫不过是母爱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蓼莪》篇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其实肌肤之亲、操劳之动，母亲远多于父亲。所以《蓼莪》又说：“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中所言，多为母恩。“出入腹我”一句形容母不离子，最为传神，动物之中恐怕只有袋鼠家庭胜过人伦了。

从前是四个女儿常在身边，顾之复之，出入腹之。我肌肤白皙，四女多得遗传，所以她们小时我戏呼之为“一窝小白鼠”。在丹佛时，长途旅行，一窝小白鼠全在我家车上，坐满后排。那情景，又像是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只篮里。我手握方向盘，不免倍加小心，但是全家同游，美景共享，却也心满意足。在香港的十年，晚餐桌上热汤蒸腾，灯氛温馨，四只小白鼠加一只大白鼠加我这大老鼠围成一桌，一时六口张，美肴争入，妙语争出，叽叽喳喳喧成一片，“鼠伦之乐”莫过于此。

而现在，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剩下二老，只能在清冷的晚餐后，对着海外的气象报告揣摩四地的冷暖。中国人把见面打招呼叫作寒暄。我们每晚在电视上真的向四个女儿“寒暄”，非但不是客套，而且寓有真情，因为中国人不惯和家人紧抱热吻，恩情流露，每在淡淡的问暖嘘寒，叮嘱添衣。

往往在气象报告之后，做母亲的一通长途电话，越洋跨洲，就直接拨到暴风雪的那一端，去“寒暄”一番，并且报告高雄家里的现况，例如父亲刚去墨西哥开会，或是下星期要去川大演讲，她也要同行。有时她一夜电话，打遍了西欧北美，耳听四地，把我们这“日不落家”的最新动态收集汇整。

看着做母亲的曳着电线，握着听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儿短话长说，那全神贯注的姿态，我顿然领悟，这还是母女连心、一线密语的习惯。不过以前是用脐带向体内腹语，而现在，是用电缆向海外传音。

而除了脐带情结之外，更不断写信，并附寄照片或剪稿，有时还寄包裹，把书籍、衣饰、药品、隐形眼镜，等等，像后勤支援前线一般，源源不绝向海外供应。类似的补给从未中止，如同最初母体用胎盘向新生命输送营养和氧气：绵绵的母爱，源源的母爱，唉，永不告竭。

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所以《诗经》叹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这一切的一切，从珊珊的第一声啼哭以前就开始了。若要彻底，就得追溯到四十五年前，当四个女婴的母亲初遇父亲，神话的封面刚刚揭开，罗曼史正当扉页。到女婴来时，便是美丽的插图了。第一图是父之囊。第二图是母之宫。第三图是育婴床，在内江街的妇产医院。第四图是摇婴篮，把四个女婴依次摇啊摇，没有摇到外婆桥，却摇成了少女，在厦门街深巷的一栋古屋。以后的插图就不用我多讲了。

这一幅插图，看哪，爸爸老了，还对着海峡之夜在灯下写诗。妈妈早入睡了，微闻鼾声。她也许正梦见从前，有一窝小白鼠跟她捉迷藏，躲到后来就走散了，而她太累，一时也追不回来。

金陵子弟江湖客

1

我这一生，先后考取过五所大学，就读于其中三所。这件事并不值得羡慕，只说明我的黄金岁月如何被时代分割。

第一所是在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我已随父母从四川回宁，并在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那年夏天在长江下游那火炉城里，我同时考取了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兴奋之中，一心向往北上。可是当时北京已是围城，战云密布；津浦路伸三千里的铁臂欢迎我去北方，母亲伸两尺半的手臂挽住了我——她的独子。

我进金陵大学外文系做“新鲜人”，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还不满十九岁的男孩，面对四年的黄金岁月，心情已颇复杂，并不纯然金色。回顾七年的巴山蜀水，已经过去，但少年的记忆与日俱深，忘不了那许多中学同学：“上课同桌，睡觉同床，记过时同一张布告，诅咒时，以彼此的母亲为对象。”眼前的新生活安定而有趣，新朋友也已逐一出现，可是不像远去北京那么断然而浪漫，而且名师众多，尤其是朱光潜与（后来才知道的）钱锺书。至于未来，我直觉不太乐观。抗战好不容易结束，内战迫不及待又起，北方早成了战场，南方很可能波及。茫茫大地正在转轴，有一天目前这社会或将消失，由截然不同的社会取代。新的价值也许朴素，也许苛严，对文学的要求只会紧，不会宽吧？到那时，文学就得看政治的脸色了。这种疑虑惴惴然、隐隐然，一直困扰着我。

记得当时金陵大学的学生不多，我进的外文系尤其人少，一年级的新生竟然只有七位。有一次，系里的黑人讲师请我们全班去大华戏院看电影，稀稀朗朗几个人上了街，全无浩荡之势。较熟的同学，现在只记得李夜光、江达灼、程极明、高文美、吕霞、戎逸伦六位。李夜光读的是教育系，江达灼是社会系，程极明是哲学系，高文美是心理系，后面两位才是外文系。其中李夜光戴眼镜，爱说笑，和我最熟。程极明富于理想，颇有口才，俨然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便转学去了复旦大学，跟大家就少见面了。他仪表出众，很得高文美的青睐，两人显然比他人亲近。高文美人如其名，文静而秀美，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她的父亲好像是南京的邮政局长，所以她家宽敞而有气派，我们这小圈子的读书会也就在她家举行。至于讨论的书，则不出当时大学生热衷的名著译本，例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冰岛渔夫》《罗亭》《安娜·卡列尼娜》之类。

吕霞和戎逸伦倒是外文系的同学。吕霞大方而亲切，常带笑容，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学者吕叔湘，在译界很受推崇。有了这样的父亲，也难怪吕霞谈吐如此斯文。

那时我相当内向，甚至有点羞怯，不擅交际，朋友很少，常常感到寂寞，所以读书不但是正业，也是遣闷、消忧。书呢，读得很杂，许多该读的经典都未曾读过，根本谈不上什么治学。因此当代文坛与学府的虚实，我并不很清楚，也没有像一般文艺青年那样设法去亲炙名流。倒是有一次读莫泊桑小说的英译本，书中把“断头台”误排成了quillotine，害我查遍了大字典都不见，乃写信去问我认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三个人：王云五、胡适、罗家伦。这种拼法他们当然也认不得，也许我写的地址不对，信根本没有到他们手里，总之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名作家来南京演讲，我倒听过两次。一次是听冰心，我去晚了，只能站在后排，冰心声音又细，简直听不真切。一次是听曹禺，比较清楚，但讲些什么，也不记得。金陵大学的文科教授里，举国闻名的似乎不多，也许要怪我自己太寡闻，徒慕虚名，不知实况吧。隔了半个世纪，我只记得文学院长是倪青原，他教我们哲学，学问有多深我莫能测，但近视有多深却显而易见，因为就算从后排看去，他的眼镜边缘也是圈内有圈，其厚有如空酒瓶底。教我们本国史的陈恭禄也戴眼镜，身材瘦长，乡音颇重。有一次见他夹着自己的新著《中国通史》两大册，施施然在校园中走过，令我直觉老师的“分量”真是不轻。还有一位高觉敷教授，教我们心理学，口才既佳，又能深入浅出，就近取喻，难怪班大人多。有一次他公开演讲，题目竟是“青年的性生活”，听众拥挤当然不在话下。这讲题十分敏感，在当日尤其轰动，高教授却能旁敲侧击，几番峰回路转，忽然柳暗花明，冷不防点中了要害。同学们的情绪兴奋而又紧张，禁不起讲者一戳即破，大爆哄堂，男生鼓掌，女生脸红。

教我们英国小说的是一位女老师，蔻克博士（Dr Kirk）。她的美语清脆流利，讲课十分生动，指定我们一学期要读完八本小说，依序是《金银岛》《爱玛》《简·爱》《呼啸山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大卫·科波菲尔》《自命不凡》《回乡》。我们读得虽然吃力，却也津津有味。唯一的例外是梅里迪斯的杰作《自命不凡》（The Egoistby George Meredith），不仅文笔深奥，而且好掉书袋。我读得咬牙切齿，实在莫名其妙，有一次气得把书狠狠摔在地上。蔻克其实是金陵女子学院的教授，我们上她这堂课，不在金陵大学，而在她的女校（俗称金女大）。每次和同学骑自行车去女校上课，那琉璃瓦和红柱烘托的宫殿气象，加上闯进女儿国的绮念联翩，而讲台上娓娓动听的又是女老师悦耳的嗓音，真的令我们惊艳半天。

初进金大的时候，我家住在鼓楼广场的东南角上，正对着中山路口，门牌是三多里一号；弄堂又深又狭，里面蜗藏着好几户人家，我家只有一间房，除了放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几张椅子之外，几乎难有回身之地。我被迫在隔壁堆杂物的走道上放一张小竹床栖身，当时倒并不觉得有多吃苦。好在金大校园就在附近，走去上课只要十分钟。

后来我家终于盖了一栋新屋，搬了过去。那是一栋两层楼房，白墙红瓦，附有园地，围着竹篱，在那年代要算是宽敞明亮的了。篱笆门上的地址是“将军庙龙仓巷十八号”。我的房间在楼上，正当向西斜倾的屋顶下面，饶有阁楼的遁世情调。最动人逸兴的，是我书桌旁边的窗口朝东，斜对着远处的紫金山，也就是歌里所唱的巍巍钟山。每当晴日的黄昏，夕照绚丽，山容果然是深青转紫。我少年的诗心所以起跳，也许正由那一脉紫金触发。我的第一首稚气少作，就是对着那一脊起伏的山影写的。

其实那时候我的译笔也已经挥动了。早在我高三那一年，和几个同学合办了一张文学刊物，竟然把拜伦的名诗《海罗德公子游记》咏滑铁卢的一段译成了七言古诗，以充篇幅。不难想见，一个高三的男孩，就算是高才生吧，哪会有旧诗的功力呢？难怪漕桥老家的三舅舅孙有庆，乡里有名的书法家，皱着浓眉看完我的译稿后，不禁再三摇头，指出平仄全不稳当。

不过宓宓，我的十五岁表妹也是未来的妻子范我存，却有不同的反应。那时我们只见过一面，做表兄的只知道她的小名。那份单张的刊物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寄售，当然一份也销不掉，搬回家来，却堆了一大摞，令人沮丧。我便寄了一份给正在城南明德女中读初三的表妹，信封上只写了“范宓宓小姐收”，居然也收到了。她自然不管什么平仄失调，却知道拜伦是谁，并且觉得能翻译拜伦的名作，这位表哥当非泛泛之辈。战火正烈，聚散无端，这一对小译者与小读者四年后才在命定的海岛上重逢，这才两小同心，终成眷属。此乃后话，表过不提。

进了金大不久，我读到一本戏剧，叫作《温彼街的巴府》（The Barrettsof Wimple Streetby Rudolph Besier），演的是诗人白朗宁追求巴家才女伊丽莎白（Elizabeth Barrett）的故事，一时兴起，竟然动笔翻译起来。这稚气的壮举可爱而又可哂。剧中对话的翻译，难在重现流利自然的语气，遇到英文的繁复句法，要能松筋活骨，消瘀化滞。这对大二的生手说来，无异于愚公移山。当时我只是出于兴趣，凭着本能，绝对无意投稿。译了十多页，留下不少问题，就知难而止了。其实要练就戏剧翻译的功力，王尔德天女散花的妙语要能接招，当时那惨绿少年还得等三十多年。

这就是我的青涩年代，上游风景的片段倒影。我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但是那闽南的山县只在五六岁时才回去住过一年半载，那连绵的铁甲山水，后来，只能向我承尧堂叔的画里去神游了。我于重九之日出生在南京，除了偶尔随母亲回她的娘家常州漕桥小住之外，抗战以前，也就是九岁以前，我一直住在那金陵古城，童稚的足印重重叠叠，总不出栖霞山、雨花台之间。前后我进过崔八巷小学、青年会中学、金陵大学，从一个南京小萝卜变成南京大萝卜。在石头城的悠悠岁月，我长得很慢，像一只小蜗牛，纤弱而敏感的触须虽然也曾向四面试探，结果是只留下短短的一痕银迹。

2

二○○○年十月三日，正是重九之前三日，与我存乘机抵达南京。过了半个世纪再加一年，我们终于回到了这六朝古都，少年前尘。在我，不但是逆着时光隧道探入少年复童年，更是回到了此生的起点。在我存，也是在做了祖母之后才回来寻觅初中的豆蔻年华。机轮火急一触地，我的心猝然一震，冥冥中似乎记忆在撞门，砰然激起了满城回声。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有清教授来南郊的禄口机场迎接，新机场高速公路浩荡向北，引我们绕过雨花台，越过秦淮河，进入市区，进入了一个又像熟悉又像陌生的世界，只觉得背景隐隐，呼之欲出，前景栩栩，市声嚣嚣，遮不断历史的回响。胡教授左顾右盼，为我指点街景与名胜，不断问我以前是什么样子。他问的我大半答不出来，一切都在真幻之间，似曾相识，可惊又可疑。身为南京之子，面对南京竟已将信将疑，南京见我，只恐更难相认吧。毕竟是半世纪了，玄武湖的明眸能看透我这白头，认出当年仓皇出城的黑发少年吗？我见钟山多妩媚，从东晋以来便如此多娇，但钟山见我岂应如是？

汽车在鼓楼的红灯前停下，数字钟忐忑地倒数着秒，鸡鸣寺纤细的塔影召我于东天，像要提醒我什么。红灯转绿，熙攘的中央路引我们长驱北上，终于到了一栋双管齐上的圆顶高厦，玄武饭店。其中的一管有如平地登仙，将我们吸上了天去，整座南京城落到我们的脚底，连同街道、市声、红灯与绿灯，落下去，只为了腾出十里的空旷，秋高气爽，让紫金山在上面接受我们觐见，让玄武湖回过脸来，佩戴着翠洲与菱洲的螺髻黛。其后三天，或有赖胡有清、冯亦同诸位学者的导引，或接受久别的常州表亲联合来邀约，我们怀着孺慕耿耿、乡愁怯怯的心情一一回瞻了孩时的名胜：中山陵、夫子庙、燕子矶、栖霞寺……半世纪来这些早成了记忆的坐标、梦的场景，每一个名字都有回音，可串成一排回音的长廊。南京湖多，不限于玄武与莫愁。朝阳门与正阳门之间的明代城墙下，有一弧波光潋滟怀抱着古城，状如新月，叫作月牙湖。十月五日的下午，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就在湖边的谭月楼上举办了“余光中文学作品研讨会”，城影与波光之中，我有幸会晤了省垣的文坛人士，并聆听了陈辽、王尧、方忠、冯亦同、庄若江、刘红林等学者提出的论文。

但最能安慰孺子的孤寂并为我受难的魂魄祛魔收惊的，是玄武湖与中山陵。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当年生我在这座古城，历经战乱，先是带我去四川，后又带我去海岛。七十三年后只剩我一人回到这起点，回到当初他们做新婚夫妇年轻父母的原来，但是他们太累了，都已在半途躺下，在命定的岛上并枕安息。

当年，甚至在我记忆的星云以前，他们一定常牵我甚至抱我来玄武湖上，摇桨荡舟，饕餮田田的荷香，饕餮之不足，还要用手绢包了煮熟的菱角回家去咀嚼，去回味波光流转的六朝余韵。这一切，一定像地下水一般渗进了我稚岁的记忆之根，否则我日后怎么会恋莲至此，吐不尽莲的联想的藕丝。

后来进了金大，每逢课后兴起，一声吆集，李夜光、江达灼、高文美，几位双轮骑士就并驾齐驱，向玄武门驰去。金大是近水楼台，不消一盏茶的工夫，我们已经像萍钱一般，浮沉在碧波上了。越过风吹鳞动的千顷琉璃，西望是明代的城楼，层砖密叠，雉堞隐隐。东望是着魔的紫金山，阴晴殊容，朝夕变色，天文台的圆顶像众翠簇拥的一粒白珠，可以指认。九州之大，名湖自多，但是像玄武湖这么一泓湛碧，倒映着近湖的半城堞影，远处的半天山色，且又水上浮洲洲际通堤的，还是少见。若你是仙人向下俯瞰，当可见湖的形状像一只菱角，令仙人也嘴馋。

在我这南京孩子的潜意识里，这盈盈湖水颇有母性，就是这一汪深婉与安详，温柔了我的幼年，妩媚了我的回忆。或许有人会说，长江浩渺，不是更具母性吗？当然是的，不过长江之长，奶水之旺，是南京与上游的江城水埠所共沾，不像玄武湖那么体己。

至于父性呢，该属紫金山了，尤其是中山陵。紫金山在南京的行政划分上，与玄武湖同属玄武区，但遍山林木苍翠，名胜古迹各殊气象，又称钟山风景区。这是登高临风悠然怀古的地方，是处青山好埋骨，墓有今有古，今人的墓有中山陵、谭延闿墓、廖仲恺与何香凝墓，古人的还有明孝陵与常遇春墓。但孩时印象最深，而海外孺慕最切的，是中山陵。

壮丽的中山陵是青年建筑家吕彦直的杰作。不知为何，许多中山陵的简介都不提设计人的名字。他是山东东平县人，字仲宣，又字古愚。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病逝于北京，次年一月他的陵墓就在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起建，直到一九二九年春天才落成。吕彦直也就死在这一年，才三十五岁。

宏伟的中山陵坐北朝南，灵谷寺与明孝陵拱于左右，占地近两千亩。从山下一路上坡，由四柱擎举的白石牌坊到三洞的陵门，是四百八十米长的墓道，入了陵门要穿过碑亭，踏三百九十二级石阶，才抵达祭堂。

那天秋高气爽，胡有清教授带我们去登临，本来已经走进了侧道，树荫疏处隐隐窥见陵貌庄严。我忽然觉得那样太草率了，五十年后终于浪子回头，孺子回家，应该虔诚些，像是典礼。于是我们原路退回去，郑重其事，从巍峨的牌坊起步，一路崇仰上去。

小茅山的坡势缓缓上升，吕彦直匠心的经营，琉璃青瓦的陡斜屋顶覆盖着花岗石的白壁，陵门上去是碑亭，更上去是祭堂，肃静而高洁的气象，层层叠叠把中山陵推崇到顶点，举目只见人造的是白石青瓦的严整秩序，神造的是雪松、水杉郁郁苍苍的自然生机，人工与神工天人合一，标举一种恢宏的意境。

从陵门前起步，浅灰的花岗石阶，三百九十二级，天梯一般把朝山的人群一级级接引向上，去攀附高处长眠的或许是仍未瞑目的灵魂。石阶宽敞，可容数十人并肩共登，更添天下为公的气象。或许吕彦直有意把整座石陵谱成一首深沉的《安魂曲》，用三百九十二琴键来按弹，但按的不是巴赫或肖邦的手指，是朝山者不绝于途的虔敬脚步。想当年有一个小学生，在女老师带领之下也曾与群童推挤着踏过这一长排白键，幼稚的童心该也再三听说过，脚下这坡道是引向崇高，但那首《安魂曲》究竟多深沉，却要经历过五十年的风吹雨打，从海外归来才能体会。

正是重九的前一日，高处风来，间歇可闻迟桂的清芬，隐隐若前人留传的美名。登到顶点已有些汗意，不禁在祭堂前回望人寰，才发现，咦，刚才攀登的数百级石阶竟都不见了，只见梯田一般的坡势变成了一幅幅宽坦的平台。原来由下而上，只见一层层台阶，不见中间的平台；到了高处，回望时台阶就悉被平台遮掉了。据说这正是吕彦直的匠心：朝山的人对陵顶的气魄仰之弥高，油然起敬而见贤思齐，但祭堂上坐着的大理石像，胸怀广阔，俯视只见坦然的平台，却无视于一阶一级。

3

十月四日的上午，胡有清教授带我们去寻访半世纪前我母校的校园。金陵大学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并入了中央大学，改属于南京大学，所以地图上只见南大，不见金大了。金大校友会会长周伯埙、副会长冯致光，南大校友总会副会长贾怀仁、秘书长高澎陪我重游初秋的校园，并殷勤为我指点岁月的沧桑。

南京大学目前声誉日高，是中国排名前几位的重点学府。校园看来相当整洁，有些建筑显得古意盎然，例如昔日的小教堂，但风骨犹健，并不破落。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正可印证半世纪后我的母校，虽已换了好几代人，而旧楼巍巍，树荫深深，规格仍在。似真疑幻，一霎间我成了老电影中迟暮的归客，恍然痴立在文、理、农三院鼎立的中庭，往事纷纷，像脱序倒带的前文提要，闪过惊扰的心神。若非校友会的诸君在旁解说，我真想倚在那棵金桂荫里，合上倦目，让风里的桂香袅袅引路，带我回到最后的——一九四八年的那一季秋天。也许高文美或者李夜光会抱着一摞书，从正中的文学院台阶上随下课的同学们一涌而出，瞥见是我，会兴奋地向我跑来。但跑到一半，会忽然停步，一脸惊疑，发现树荫下向他们招手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个白发的老人。

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是回来了，远从海峡的对面，回来了，但不是回到五十年以前，因为世纪都已经交班了。我站在母校三院拱立的中庭，还记得当年的景色并没有多少改变，这在那十年的大劫之后，在红卫兵狂舞着小红书鼓噪着“破四旧”之后，可说是十分幸运了。只是水杉与刺柏都长高了许多，而猖獗的爬藤，长茎纠缠着乱叶，早已迫不及待，攀上了方正的钟楼，恨不得把高窗全都攀满。

记得从前从家里来上课，总是踏着汉口街沙石的斜坡，隔着高过人头的篱树，隐约可窥三院的灰瓦屋顶，往往从钟楼顶上还会飘来音乐，恍惚迷离，奏的是舒曼的《梦幻曲》（Traumerei）。

“请问你就是余光中先生吗？”

我从藤蔓绸缪的楼塔上收回目光，一位青年停在我们面前，笑容热切，负着背包。我含笑点头，胡教授问他，怎么认出是我。

“我读过余先生的书，见过照片。”他说。

“余先生是我们南大的校友。”胡教授说，“五十年第一次回来。”

“真的呀？”那学生十分惊喜，要求与我合照。

“这几天我们国庆放长假，”望着那学生的背影，胡教授解释，“校园里冷冷清清，否则就难脱身了。”

说着，众人来到了老图书馆前。一进门，磨石地板上赫然镶着一轮圆整的校徽，白底清纯，衬托出篆书的“金陵”两个大金字，各为半圆，直径超过四尺。我搜索失焦的记忆，不确定以前是否就如此。校友会诸君都说，正是原来所镶的校徽。

“以前的做工就是这么认真，”我存羡叹，“到现在都没有缺陷！”

我走进幽深的大阅览厅，一步，就跨回了五十年前。空厅无人，只留下一排排走不掉的红木靠背椅子，仍守住又长又厚实的红漆老桌，朝代换了，世纪改了，这满厅摆设的阵势却仍然天长地久，叫作金陵。我抽出一张椅子来，以肘支桌，坐了一会儿。舒曼的《梦幻曲》弥漫在冷寂的空间，隐隐可闻。我相信，若是我一个人来，只要在这被祟的空厅上坐得够久，李夜光、高文美、江达灼那一伙同学就会结束半世纪捉迷藏的游戏，“哇”的一声，从隐身处一起跳出来迎我。

当天下午我访问了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并以《创作与翻译》为题在校园公开演讲。虽在十一大假期间，而且只贴出一张小海报，留校的学生却仍然忽然涌现，文学院措手不及，三迁会场才能够开始。师生都来得很多，情绪也十分热烈。听众的兴奋令讲者意气风发，讲者的慷慨更加鼓舞了听众。中文的“演讲”也好，“讲演”也好，不但要讲，多少还要演，所以显得生动。对比之下，英文的talk只讲不演，就不及中文传神。

能在自己的生日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用自己的母语对同样是金陵的子弟，诉说自己对这母语的孺慕与经营；能回到大陆对这么多少年诉说，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中文，有怎样的危机又有怎样的新机，切不可败在我们的手里——能这样，该是多大的快慰。

几百双乌亮而年轻的眼瞳，正睽睽向我聚焦。那样灼灼的神情令演讲人感动。我当年听讲，也是那样的神情吗？想当年战火正烈，我怀着凄惶的心情，随父母出京南行，投向渺不可测的未来，正是他们这年纪。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悠长的岁月，在对岸听到的是不断的运动接运动，继以神州浩劫的十年，庆幸自己是逃过了。但回到了此岸，见后土如此多娇，年青的一代如此可爱，正是久晴的秋日，石头城满城的金桂盛开，那样高贵的嗅觉飘扬在空中，该是乡愁最敏的捷径。想长江流域，从南京一直到武汉，从南大的校园一直到华中师大的桂子山，长风千里，吹不断这似无又有欲断且续的一阵阵秋魂桂魄。这么想着，又觉得这些年来，幸免的固然不少，但错过的似乎也很多。想这些年来，我教过的学生遍布了台湾与香港，甚至还包括金发与碧瞳，但是几时啊，我不禁自问，你才把桃李的青苗栽在江南，种在关外？

第二章

逍遥游

烦恼因分担而减轻。

比起新来的受难者，

我们受之已久，久而能安，简直有几分优越感了。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而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的？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雳，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境，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只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还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漉漉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啊，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着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嗒嗒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它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它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檐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禁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逍遥游

如果你有逸兴做太清的逍遥游行，如果你想在十二宫中缘黄道而散步，如果在蓝石英的幻境中你欲冉冉升起，蝉蜕蝶化，遗忘不快的自己，总而言之，如果你何幸患上，如果你不幸患了“观星癖”的话，则今夕，偏偏是今夕，你竟不能与我并观神话之墟，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我的观星，信目所之，纯然是无为的。两睫交瞬之顷，一瞥往返大千，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泠然善也。原非古代的太史，若有什么冒失的客星，将毛足加诸皇帝的隆腹，也不用我来烦心。也不是原始的舟子，无须在雾气弥漫的海上，裂眦辨认北极的天蒂。更非现代的天文学家或太空人，无须分析光谱或驾驶卫星。科学向太空看，看人类的未来，看月球的新殖民地，看地球人与火星人不可思议的星际战争。我向太空看，看人类的过去，看占星学与天宫图，祭司的梦，酋长的迷信。

于是大度山从平地涌起，将我举向星际，向万籁之上，霓虹之上。太阳统治了钟表的世界。但此地，夜犹未央，光族在钟表之外闪烁。亿兆部落的光族，在令人目眩的距离，交射如是微妙的清辉。半克拉的孔雀石、七分之一克拉的黄玉扇坠、千分之一克拉的血胎玛瑙。盘古斧下的金刚石矿，天文学采不完万分之一。天河蜿蜒着敏感的神经，首尾相衔，传播高速而精致的触觉，南天穹的星域热烈而显赫地张着炽光，一等星、二等星、三等星，争相炫耀它们的家谱，从Alpha到Beta到Zeta到Omega，串起如是的辉煌，迤逦而下，尾扫南方的地平。亘古不散的假面舞会，除倜傥不羁的彗星，除爱放烟火的陨星，除垂下黑面纱的朔月之外，星图上的姓名全部亮起。后羿的逃妻所见如此，自大狂的李白、自虐狂的李贺所见如此，利玛窦和徐光启所见亦莫不如此。星象是一种最晦涩的灿烂。

北天的星貌森严而冷峻，若阳光不及的冰柱。最壮丽的是北斗七星。这局棋下得令人目摇心悸，大惑不解。自有八卦以来，任谁也挪不动一只棋子，从天枢到瑶光，永恒的颜面亿代不移。棋局未终，观棋的人类一代代死去。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圣人以前，诗人早有这狂想。想你在平旷的北方，巍峨地升起，阔大的斗魁上斜着偌长的斗柄，但不能酌一滴饮早期的诗人。那是天真的时代，圣人未生，青牛未西行。那是青铜时代，云梦的瘴疠未开，鱼龙遵守大禹的秩序，吴市的吹箫客白发未白。那是多神的时代，汉族会唱歌的时代，有梅野有蔓草，自由恋爱的时代。快乐的Pre-Confucian的时代。

百仞下，台中的灯网交织现代的夜。湿红流碧，林荫道的彼端，霓虹茎连的繁华。脚下是，不快乐的Post-Confucian的时代。凤凰不至，麒麟绝迹，龙只是观光事业的商标。八佾在龙山寺凄凉地舞着。圣裔饕餮着俸禄。龙种流落在海外。《诗经》蟹行成英文。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招商局的吨位何止一苇，奈何河广如是，浅浅的海峡隔绝如是！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今人竟羡古人能老于江南。江南可哀，可哀的江南。唯庾信头白在江南之北，我们头白在江南之南。嘉陵江上，听了八年的鹧鸪，想了八年的后湖，后湖的黄鹂。过了十五个台风季，淡水河上，并蜀江的鹧鸪亦不可闻。帝遣巫阳招魂，在海南岛上，招北宋的诗人。“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这里已是中国的至南，雁阵惊寒，也不越浅浅的海峡。雁阵向衡山南下。逃亡潮冲击着香港。留学女生向东北飞，成群的孔雀向东北飞，向新大陆。有一种候鸟只去不回。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喷气机在云上滑雪，多逍遥的游行！曾经，我们也是泱泱的上国，万邦来朝，皓首的苏武典多少属国。长安矗第八世纪的纽约，西来的驼队，风沙的软蹄踏大汉的红尘。曾几何时，五陵少年竟亦洗碟子、端菜盘，背负摩天楼沉重的阴影。而那些长安的丽人，不去长堤，便深陷书城之中，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历史健忘，难为情的，是患了历史感的个人。三十六岁，常怀千岁的忧愁。千岁前，宋朝第一任天子刚登基，黄袍犹新，一朵芬芳的文化欲绽放。欧洲在深邃的中世纪深处冬眠，拉丁文的祈祷有若梦呓。知晦朔的朝菌最可悲。八股文。裹脚巾。阿Q的辫子。鸦片的毒氛。租界流满了惨案流满了租界。大国的青睐翻成了白眼。小国反复着排华运动。朝菌死去，留下更阴湿的朝菌，而晦朔犹长，夜犹未央。东方的大帝国纷纷死去。巴比伦死去，波斯和印度死去。亚洲横陈史前兽的遗骸，考古家的乐园是废墟。南有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蟪蛄啊蟪蛄，我们是阅历春秋的蟪蛄。不，我们阅历的，是战国，是军阀，是太阳旗，是弯弯的镰刀如月。

夜凉如浸。虫吟如泣。星子的神经系统上，挣扎着许多折翅的光源，如果你使劲拧天蝎的毒尾，所有的星子都会呼痛。但那只是一瞬间的幻觉罢了。天苍苍何高也，绝望的手臂岂得而扪之？永恒仍然在拍打密码，不可改、不可解的密码，自补天、自屠日以来，就写在那上面，那种磷质的形象！似乎在说：就是这个意思。不周山倾时、天柱倾时是这个意思。长城下、运河边是这个意思。扬州和嘉定的大屠城是这个意思。卢沟桥上，重庆的山洞里，莫非是这个意思。然则御风飞行，泠然善乎，泠然善乎？然则孔雀东北飞，是逍遥游乎，是行路难乎？曾经，也在密西西比的岸边，一座典型的大学城里，面对无欢的西餐，停杯投叉，不能卒食。曾经，立在密歇根湖岸的风中，看冷冷的日色下，钢铁的芝城森寒而黛青。日近，长安远。迷失的五陵少年，鼻酸如四川的泡菜。曾经啊，无寐的冬夕，立在雪霁的星空下，流泪想刚死的母亲，想初出世的孩子。但不曾想到，死去的不是母亲，是古中国，初生的不是女婴，是“五四”。喷射机两日的航程，感情上飞越半个世纪。总是这样。松山之后是东京之后是阿拉斯加是西雅图。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长风破浪，云帆可济沧海。行路难。行路难。沧海的彼岸，是雪封的思乡症，是冷冷清清的圣诞，空空洞洞的信箱和更空洞的学位。

是的，这是行路难的时代。逍遥游，只是范蠡的传说。东行不易，北归更加艰难。兵燹过后，江南东北，可以想见有多荒凉。第二度去乡的前夕，曾去佛寺的塔影下祭告先人的骨灰。锈铜钟敲醒的记忆里，二百根骨骼重历六年前的痛楚。六年了！前半生的我陪葬在这小木匣里。我生在王国维投水的次年。封闭在此中的，是沦陷区的岁月，抗战的岁月，仓皇南奔的岁月，行路难的记忆，逍遥游的幻想。十岁的男孩已经咽下动荡的苦涩。高淳古刹的香案下，听一夜妇孺的惊呼和悲啼。太阳旗和游击队拉锯战的地区，白昼匿太湖的芦苇丛中，日落后才摇橹归岸，始免于锯齿之噬。舟沉太湖，母与子抱宝丹桥础始免于溺死。然后是上海的法租界。然后是香港海上的新年。滇越路的火车上。览富良江岸的桃花。高亢的昆明。险峻的山路。母子颠簸成两只黄鱼。然后是海棠溪的渡船，重庆的团圆。月圆时的空袭，迫人疏散。于是六年的中学生活开始，草鞋磨穿，在悦来场的青石板路。令人涕下的抗战歌谣。令人近视的教科书和油灯。桐油灯的昏焰下，背新诵的古文，向鬓犹未斑的父亲，向扎鞋底的母亲，伴着瓦上急骤的秋雨急骤地灌肥巴山的秋池……钟声的余音里，黄昏已到寺，黑僧衣的蝙蝠从逝去的日子里神经质地飞来。这是台北的郊外，观音山已经卧下来休憩。

栩栩然蝴蝶。蘧蘧然庄周。巴山雨。台北钟。巴山夜雨。拭目再看时，已经有三个小女孩喊我父亲。熟悉的陌生，陌生的变成熟悉。千级的云梯下，未完的出境手续待我去完成。将有远游。将经历更多的关山难越，在异域。又是松山机场的挥别，东京御河的天鹅，太平洋的云层，芝加哥的黄叶。六年后，北太平洋的卷云，犹卷着六年前乳色的轻罗。初秋的天一天比一天高。初秋的云，一片比一片白净，一片比一片轻。裁下来，宜绘唐寅的扇面，题杜牧的七绝。且任它飞去，是任它羽化飞去。想这已是秋天了，内陆的蓝空把地平都牧得很辽、很远。北方的黄土平野上，正是驰马射雕的季节。雕落下。雁落下。萧萧的红叶啊落下，自枫林。于是下面是冷碧伶仃的吴江。于是上面，只剩下白寥寥的无限长的楚天。怎么又是九月又是九月了呢？木兰舟中，该有楚客叩舷而歌，“憭栗兮若在远行”“悲哉秋之为气也”！

远行。远行。念此际，另一个大陆的秋天，成熟得多美丽。碧云天。黄叶地。爱奥华（编者注：艾奥瓦）的黑土沃原上，所有的瓜该又重又肥了。印第安人的落日熟透时，自摩天楼的窗前滚下。当暝色登上楼的电梯，必有人在楼上忧愁。摩天三十六层楼，我将在哪一层朗吟《登楼赋》？可想到，即最高的一层，也眺不到长安？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当我生时。当我在东南的天地间漂泊。黄巾之后有董卓的鱼肚白，有安禄山的鱼肚白，后有赤眉有黄巢有白莲。始皇帝的赤焰们在高呼，战神万岁！战争燃烧着时间燃烧着我们，燃烧着你们的须发我们的眉睫。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当我的三十六岁在此刻燃烧在笔尖燃烧在创造里燃烧。当我在狂吟，黑暗应匍匐静听，黑暗应见我须发愤张，为了痛苦地欢欣地热烈而又冷寂地迎接且抗拒时间的巨火，火焰向上，挟我的长发挟我如翼的长发而飞腾。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

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有一种疯狂的历史感在我体内燃烧，倾北斗之酒亦无法浇熄。有一种时间的乡愁无药可医。台中的夜市在山麓奇幻地闪烁，紫水晶的盘中眨着玛瑙的眼睛。相思林和凤凰木外，长途巴士沉沉地自远方来，向远方去，一若公路起伏的鼾息。空中弥漫着露滴的凉意，和新割过的草根的清香。当它沛沛然注入肺叶，我的感觉遂透彻而无碍，若火山脚下，一块纯白多孔的浮石。清醒是幸福的。未来的大劫中，唯清醒可保自由。星空的气候是清醒的秩序。星空无限，大罗盘的星空啊，创宇宙的抽象大壁画，玄妙而又奥秘，百思不解而又百读不厌，而又美丽得令人绝望地赞叹。天河的巨瀑喷洒而下，蒸起螺旋的星云和星云，但水声夐渺得永不可闻。光在卵形的空间无休止地飞啊飞，在天河漩涡里做星际航行，无所谓现代，无所谓古典，无所谓寒武纪或冰河时期。美丽的卵形里诞生了光，千轮太阳，千只硕大的蛋黄。美丽的卵形诞生了我，亦诞生后稷和海伦。七夕已过，织女的机杼犹纺织多纤细的青白色的光丝。五千年外，指环星云犹谜样在旋转。这婚礼永远在准备，织云锦的新娘永远年轻。五千年前，我的五立方的祖先正在昆仑山下正在黄河源濯足。然则我是谁呢？我是谁呢？呼声落在无回音的，岛宇宙的边陲。我是谁呢？我——是——谁？一瞬间，所有的光都息羽回顾，猥集在我的睫下。你不是谁，光说，你是一切。你是侏儒中的侏儒，至小中的至小。但你是一切。你的魂魄烙着北京人全部的梦魇和恐惧。只要你愿意，你便立在历史的中流。

在战争之上，你应举起自己的笔，在饥馑、在黑死病之上。星裔罗列，虚悬于永恒的一顶皇冠，多少克拉多少克拉的荣耀，可以为智者、为勇者加冕，为你加冕。如果你保持清醒，而且屹立得够久。你是空无。你是一切。无回音的大真空中，光，如是说。

花鸟

客厅的落地长窗外，是一方不能算小的阳台，黑漆的栏杆之间，隐约可见谷底的小村，人烟暧暧。当初发明阳台的人，一定是一位乐观外向的天才，才会突破家居的局限，把一个幻想的半岛推向户外，向山和海，向半空晚霞和一夜星斗。

阳台而无花，犹之墙壁而无画，多么空虚。所以一盆盆的花，便从下面那世界搬了上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栏杆三面竟已偎满了花盆，但这种美丽的移民一点也没有计划，欧阳修所谓的“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么十几盆栽，有的是初来此地，不畏辛劳，挤三等火车抱回来的，有的是同事离开中大的遗爱，也有的，是买了车后供在后座带回来的。无论是什么来历，容颜各异，我们都一般看待。花神的孩子，名号不同，但迎风招展的神态都是动人的。

朝西一隅，是茎藤四延和栏杆已绸缪难解的九重葛，开的是一串串粉白带浅紫的花朵。右边是一盆桂苗，高只近尺，开花时竟也有高洁清雅的异香，随风漾来。近邻是两盆茉莉和一盆玉兰。这两种香草虽不得列于《离骚》狂吟的芳谱，她们细腻而幽邃的远芬，却是我无力抵抗的。开窗的夏夜，她们的体香回泛在空中，一直远飘来书房里，嗅得人神摇摇而意惚惚，不能欠安于座，总忍不住要推纱门出去，亲近亲近。比较起来，玉兰修长的白瓣香得温醇些，茉莉的丛蕊似更醉鼻餍心，总之都太迷人。

再过去是两盆海棠。浅红色的花，油绿色的叶，相配之下，别有一种民俗画的色调，最富中国韵味，而秋海棠叶的象征，从小已印在心头。其旁还有一盆铁海棠，虬蔓郁结的刺茎上，开出四瓣对称的深红小花。此花生命力最强，暴风雨后，只有它屹立不摇，颜色不改。再向右依次是绣球花、蟹爪兰、昙花、杜鹃。蟹爪兰花色洋红而神态凌厉，有张牙奋爪作势攫人之意，简直是一只花魇，令我不敢亲近。昙花已经绽过三次，一次还是双葩对开，真是吉夕素仙。夏秋之间，一夕盛放，皎白的千层长瓣，眼看它恣纵迅疾地展开，幽幽地吐出粉黄娇嫩的簇蕊，却像一切奇迹那样，在目眩神迷的异光中，甫启即闭了。一年含蓄，只为一夕的挥霍，大概是芳族之中最羞涩最自谦最没有发表欲的一姝了。

在这些空中半岛，啊不，空中花园之上，我是两园丁之一，专掌浇水，每日夕阳沉山，便在晚霞的浮光里，提一把白柄蓝身的喷水壶，向众芳施水。另一位园丁当然是阳台的女主人，专司杀虫、施肥、修剪枝叶、翻掘盆土。有时蓓蕾新发，野雀常来偷食，我就攘臂冲出去，大声驱逐。而高台多悲风，脚下那山谷只敞对海湾，海风一起，便成了老子所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一具风箱。于是便轮到我一盆盆搬进屋来。寒流来袭，亦复如此。女园丁笑我是陶侃运甓。美，也是有代价的。

无风的晴日，盆花之间常依偎一只白漆的鸟笼。里面的客人是一只灰翼蓝身的小鹦鹉，我为它取名蓝宝宝。走近去看，才发现翅膀不是全灰，而是灰中间白，并带一点点蓝；颈背上是一圈圈的灰纹，两翼的灰纹则弧形相掩，饰以白边，状如鱼鳞。翼尖交叠的下面，伸出修长几近半身的尾巴，毛色深孔雀蓝，常在笼栏边拂来拂去。身体的细毛蓝得很轻浅，很飘逸。胸前有两片白羽，上覆浑圆的小蓝点，点数经常在变，少则两点，长全时多至六点，排成弧形，像一条项链。

蓝宝宝的可爱，不只外貌的娇美。如果你有耐性，多跟它做一会儿伴，就会发现它的语言天赋。它参加我们的生活成为最受宠爱的“小家人”才半年，韩惟全由美游港，在我们家小住数日，首先发现它在牙牙学语，学我们的人语。起先我们不信，以为它时发时歇的咿唔唼喋，不过是禽类的哓哓自语，无意识的饶舌罢了。经惟全一提醒，蓝宝宝的断续鸟语，在侧耳细听之下，居然有点人话的意思。只是有时嗫嚅吞吐，似是而非，加以人腔鸟调，句逗含混不清，那意境在人禽之间，恐怕连公冶长再世，也难以体会，更无论圣芳济了。

幸运的时候，蓝宝宝会吐出三两个短句，“小鸟过来”“干什么”“知道了”“臭鸟不乖”，还有节奏起伏的“小鸟小鸟小小鸟”。小小曲喙的发音设备，毕竟和人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人语的唇音、齿音等，蓝宝宝虽有娓娓巧舌，仍是模拟难工的。听说要小鹦鹉认真学话，得先施以剪舌的手术，剪了之后就不会那么“大舌头”了。此举是否见效，我不知道，但为了推行人语而违反人道，太无聊也太残忍了，我是绝对不肯的。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这世界，属于人，也属于花、鸟、虫、鱼；人类之间，禁止别人发言或强迫人人千口一词，也就够威武的了，又何必向禽兽去行人政呢？因此，盆中的铁海棠，女园丁和我都任其自然，不加扭曲，而蓝宝宝呢，会讲几句人话，固然能取悦于人，满足主人的虚荣心，我们也任其自由发展，从不刻意去教它。写到这里，又听到蓝宝宝在阳台上叫了。不过这一次它是和外面的野雀呼应酬答，是在鸟语。

那样的啁啾，该是羽类的世界语吧。而无论蓝宝宝是在阳台上或是屋里，只要左近传来鸠呼或雀噪，它一定脆音相应，一逗一答，一呼一和，旁听起来十分有趣，或许在飞禽的世界里，也像人世一样，南腔北调，有各种复杂的方言，可惜我们莫能分辨，只好一概称为鸟语。

平时说到鸟语，总不免想起“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声溜的圆”之类的婉婉好音，绝少想到鸟语之中，也有极其可怖的一类。后来参观底特律的大动物园，进入了笼高树密的鸟苑，绿重翠叠的阴影里，一时不见高栖的众禽，只听到四周怪笑哧哧，惊叹咄咄，厉呼磔磔，盈耳不知究竟有多少巫师隐身在幽处施法念咒，真是听觉上最骇人的一次经验。看过希区柯克的悚栗片《鸟》，大家惊疑之余，都说真想不到鸟类会有这么“邪恶”。其实人类君临这个世界，品尝珍馐，饕餮万物，把一切都视为当然，却忘了自己经常捕囚或烹食鸟类的种种罪行有多么残忍了。兀鹰食人，毕竟先等人自毙；人食乳鸽，却是一笼一笼地蓄意谋杀。

想到此地，蓝光一闪，一片青云飘落在我的肩上，原来是有人把蓝宝宝放出来了。每次出笼，它一定振翅疾飞，在屋里回翔一圈，然后栖在我肩头或腕际。我的耳边、颈背、须下，是它最爱来依偎探讨的地方。最温驯的时候，它会憩在人的手背，低下头来，用小喙亲吻人的手指，一动也不动地，讨人欢喜。有时它更会从嘴里吐出一粒“雀粟”来，邀你共享，据说这是它表示友谊的亲切举动，但你尽可放心，它不会强人所难的，不一会儿，它又径自啄回去了。有时它也会轻咬你的手指头，并露出它可笑的花舌头。兴奋起来，它还会不断地向你磕头，颈毛松开，瞳仁缩小，嘴里更是呢呢喃喃，不知所云。不过所谓“小鸟依人”，只是片面的，只许它来亲人，不许你去抚它。你才一伸手，它立刻回过身来面对着你，注意你的一举一动，不然便是蓝羽一张，早已飞之冥冥。

不少朋友在我的客厅里，常因这一闪蓝云的猝然降临而大吃一惊。女作家心岱便是其中的一位。说时迟那时快，蓝宝宝华丽的翅膀一收，已经栖在她的手腕上了。心岱惊魂未定，只好强自镇定，听我们向她夸耀小鸟的种种。后来她回到台北，还在“联合副刊”发表《蓝宝》一文，以记其事。

我发现，许多朋友都不知道养一只小鹦鹉有多么有趣，又多么简单。小鹦鹉的身价，就它带给主人的乐趣说来，是非常便宜的。在台湾，每只售六七十元，在香港只要港币六元，美国的超级市场里也常有出售，每只不过五六美金。在丹佛时，我先后养过四只，其中黄底灰纹的一只毛色特别娇嫩，算是珍品，则是花十五美金买来的。买小鹦鹉时，要注意两件事情。年龄要看额头和鼻端，额上黑纹愈密，鼻上色泽愈紫，则愈幼小，要买，当然要初生的稚婴，才容易和你亲近。至于健康呢，则要翻过身来看它的肛门，周围的细白绒毛要干，才显得消化良好。小鹦鹉最怕泻肚子，一泻就糟。

此外的投资，无非是一只鸟笼，两枝栖木，一片鱼骨和极其迷你的水缸粟钵而已。鱼骨的用场，是供它啄食，以吸取充分的钙质。那么小的肚子，耗费的粟量当然有限，再穷的主人也供得起的。有时为了调剂，不妨喂一点青菜和果皮，让它啄个三五口，也就够了。熟了以后，可以放出笼来，任它自由飞憩，不过门窗要小心关好，否则它爱向亮处飞，极易夺门而去。我养过的近十头小鹦鹉之中，就有两头是这么无端飞掉的。有了这种伤心的教训，我只在晚上才敢把鸟放出笼来。

小鸟依人，也会缠人，过分亲狎之后，也有烦恼的。你吃苹果，它便飞来奇袭，与人争食。你特别削一片喂它，它只浅尝三两口，仍纵回你的口边，定要和你分享大块。你看报，它便来嚼食纸边，吃得津津有味。你写字呢，它便停在纸上，研究你写些什么，甚至以为笔尖来回挥动是在逗它玩乐，便来追咬你的笔尖。要赶它回笼，可不容易。如果它玩得还未尽兴，则无论你如何好言劝诱或恶声威胁，都不能使它俯首归心。最后只有关灯的一招，在黑暗里，它是不敢飞的。于是你伸手擒来，毛茸茸软温温的一团，小心脏抵着你的手心猛跳，吱吱地抗议声中，你已经把它置回笼里。

蓝宝宝是在大埔的菜市上六元买来的，在我所有的“禽缘”里，它是最乖巧、最可爱的一只，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不肯舍弃它的。前年夏天，我们举家回台北去，只好把蓝宝宝寄在宋淇府上，劳宋夫人做了半个月的“鸟妈妈”。记得交托之时，还郑重其事，拟了一张“养鸟须知”的备忘录，悬于笼侧，文曰：

一、小米一钵，清水半缸，间日一换，不食烟火，俨然羽仙。

二、风口日暴之处，不宜放置鸟笼。

三、无须为鸟沐浴，造化自有安排。

四、智商仿佛两岁稚婴。略通人语，颇喜传讹。闺中隐私，不宜多言，慎之慎之。

沙田山居

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日月闲闲，有的是时间与空间。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披，任风吹，任鹰飞，任渺渺之目舒展来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也就是说，重九的陶菊已经两开；中秋的苏月已经圆过两次了。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亦幻亦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海与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只见海把山围成了一角角的半岛，山呢，把海围成了一汪汪的海湾。山色如环，困不住浩渺的南海，毕竟在东北方缺了一口，放樯桅出去，风帆进来。最是晴艳的下午，八仙岭下，一艘白色渡轮，迎着酣美的斜阳悠悠向大埔驶去，整个吐露港平铺着千顷的碧蓝，就为了反衬那一影耀眼的洁白。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到了深夜，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灯全睡去，只留下一阵阵的潮声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节奏撼我的心血来潮。有时十几盏渔火赫然，浮现在阒黑的海面，排成一弯弧形，把渔网愈收愈小，围成一丛灿灿的金莲。

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吵的鸟雀泄露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者才歇一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于山坳下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也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

从我的楼上望去，马鞍山奇拔而峻峭，屏于东方，使朝暾姗姗其来迟。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曾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黄昏早半个小时来临，一个分神，夕阳便落进他的僧袖里去了。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与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阳台上，坐看晚景变幻成夜色。似乎很缓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觉霞光烘颊，余曛在树，忽然变生咫尺，眈眈的黑影已伸及你的肘腋，夜，早从你背后袭来。那过程，是一种绝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周的山影，沉甸甸阴森森的，令人肃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还如佛如僧，蔼然可亲，这时竟收起法相，庞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兽，隐然，有一种潜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来势如压，谁敢相撼？但是云烟一起，庄重的山态便改了。雾来的日子，山变成一座座的列屿，在白烟的横波回澜里，载浮载沉。八仙岭果真化作了过海的八仙，时在波上，时在弥漫的云间。有一天早晨，举目一望，八仙、马鞍和远远近近的大小众峰，全不见了，偶尔云开一线，当头的鹿山似从天隙中隐隐相窥，去大埔的车辆出没在半空。我的阳台脱离了一切，下临无地，在汹涌的白涛上自由来去。谷中的鸡犬从云下传来，从辽远的人间。我走去更高处的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师生衣袂飘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讲坛说道，烟云都穿窗探首来旁听。

起风的日子，一切云云雾雾的朦胧氤氲全被拭净，水光山色，纤毫悉在镜里。原来对岸的八仙岭下，历历可数，有这许多山村野店，水浒人家。半岛的天气一日数变，风骤然而来，从海口长驱直入；脚下的山谷顿成风箱，抽不尽满壑的咆哮翻腾。蹂躏着罗汉松与芦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风是一群透明的猛兽，奔踹而来，呼啸而去。

海潮与风声，即使撼天震地，也不过为无边的静加注荒情与野趣罢了。最令人心动而神往的，却是人为的噪声。从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班，在山和海之间。敲轨而来，鸣笛而去的，是九广铁路的客车、货车、猪车。曳着黑烟的飘发，蟠蜿着十三节车厢的修长之躯，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声速飞机所能比拟。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用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并不是洞里桃源，住在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楼去：

栏杆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萤火山庄

1

今年夏天，毅然放下一切，脱掉台湾贴身的炎热与喧嚣，去纽约探望长女珊珊——其实也就是去高纬避暑，不，纳凉。朋友怪而问曰：“纽约能避暑吗？”我答道：“当然不是在纽约闹市，而是在纽约郊外，其实是出了纽约，进了康州，离纽约市有一小时半的车程。”

七月十五日，料峭的风雨中，为政与珊珊带了飞黄与姝婷兄妹，把我们从肯尼迪机场接回家去。我已经五年未去美国了，竟有一点生疏。车子一汇入高速路的洪流，年轻时凭一张行车地图在该邦闯州越郡的强烈记忆，忽然附体醒来。为政知我是车迷，一路为我指点新款的Corvette与Mustang，真令我醒目、动心。进入康州之后，丘陵地带坡势渐起，夏木含雨，风景绿得饱满而滋润。

“一进康州，就算是新英格兰了。”为政说。

从高速路下来，我们转入两巷对开的乡道，绿荫对峙如屏风，车在其间上坡下坡，左弯右盘。

“这一带的树林太好了。”我叹道。

“我们的屋子就在树林里。”珊珊说。

正说着车慢了下来，从一道斜坡右转入林。浓荫密掩之下，灰顶白墙的两层木屋，艳红的前门上，雅典娜头像的铜环铿铿可叩，已到家了。

“简直是在森林里。”我不禁赞叹。

“不是森林，只是树林。”为政说着，望了珊珊一眼。

“太密了啦！”珊珊怨道，“遮得屋子阴沉沉的，什么都不清楚。应该砍掉几棵！”

“砍一棵七百块，”为政解释，“还问你木材留不留。你要是留下来自己劈柴，再也劈不清。”

从此我们（我和我存，还有后来加入的幼珊与季珊）就在这一片深邃的翠绿里住了一个月，长享芬多精的祝福，却又隐隐担忧，最后怎能再回到台湾的热闹里去。

2

等到时差淡去，安顿下来之后，才真正体会这近乎隐士的林居是怎样的情形。屋前屋后，全是主干俊挺、枝叶茂盛的乔木，拔高都在四五丈之间，多为加拿大枫，也有松杉及橡树。枝柯交接，浓荫密庇着木屋，只在前门和后院留一点余地，网开半角，让阳光、星光进来做客，所以什么东晒、西晒都非逼视，只能算是偷窥。

二楼的阳台旁边，有一间孩子的游戏室，满堆着两个小顽童的玩具。最耐看的却是室顶的天窗，其形廓然大方，仰望可见一簇簇树顶，像是几个巨头在开高枫会议。最好是睡在地毯上从容举眼，尤其是探看夜深的星空，真有井蛙窥天的奇趣。

由于树多院深，左邻右舍都相隔颇远，往往也只微露一角，静得不闻犬声——如果有犬的话。康州这一带的人家，罕见以灌木丛树为篱，即使石砌的围墙，也多是糙石错叠，高不过腰，受到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的滋润，滨海的这一带丘陵起伏，雨多林茂，驶车其间，如聆树精（Dryads）吟唱一首悠长的牧歌，绿韵不绝。此地的“人间”就是“林间”，所以家家户户其实是以整片树林来充当篱笆的，而将车声车尘隔在翠屏外面，鸟声虫声留在自家院里。

珊珊说，这林中木屋在建筑的格式上叫作Raised Ranch。屋前的红门开在底楼和二楼的中间。由于坡势缓降，屋前的草地齐及底楼的半腰，而屋后的楼基又高出地面，需加支撑。至于Ranch倒名不副实，因为既非农庄，又非牧场，只有一片林地而已。但不管名称如何，也不管是否能充庄宅，这双层木屋仍算舒适风雅，加上前后森森的乔木嘉荫，硕颀的直干矗立如柱，高擎着翠上叠翠、禽外鸣禽的丛叶，如盖如伞，尤其是屋后的莽莽苍苍，目光如豆怎么能看透，简直是绿色迷宫，只有淙淙的水声，夜深时，密告草底有小溪在偷偷越境。

珊珊婚后定居在纽约的皇后区，闹市一住就是八年，前年终于搬下乡来。新址在信封上是“康州威士顿”（Weston CT），但门前的乡道两巷对开，离小镇仍有十分钟车程。这位置，当然仍在纽约的磁场之内，毕竟已是边缘了；算是新英格兰的地界，却别在康州西南的拐脚，尚未深入；已在大西洋岸的斜坡上，但是距长岛海峡的沙滩还有十英里。

就这么和家人相聚了一个月，享受了三代在同一屋顶下团圆的温馨。天气倒并不温暖，时雨时晴，雨天会变得阴冷，像台湾的秋天，入夜甚至寒气逼人，又像台湾冬日的寒流，我们都要盖被子。

一个初晴的黄昏，浓荫张翠的叶隙还透着西天的霞晕。正是昼夜换班的神秘时辰，我们都在高架的阳台上，或靠着黑色的空花铁椅，或倚着白漆的长条栏杆，倾听林间的寂静。有异物倏忽掠空来去，使暮色不安。该是蝙蝠。

“萤火虫！”小姝婷叫了起来。

我从铁椅上一跃而起，冲向栏杆。暮色渐深的草地上，果然有亮金一闪。大家都贴立在栏杆边，向林中的草地寻视，兴奋异常。草地上、石堆里，甚至树叶间，此起彼伏，明灭不定，一时碎金飞闪，成了童话的魔灯。《仲夏夜之梦》的场景已经有三十多年未见了。大半辈子在台湾，以前来高纬的北美惊艳于雪景，不料现在，却要从亚热带来寒带追寻流萤。早年在台北，这提灯夜游的小飞客，曾经从植物园飞入我的诗句。后来它就和木屐、折扇、蜡烛一起失踪了。儿时在江南天井的水缸边，中学时代在四川的黄葛树下，这神秘的小灯笼也曾点醒过炎暑的夜色，于今回顾，亦皆化成点点的乡愁。而这些，我怎能告诉美国的firefly呢？它们恐怕连梭罗也不认得了，何况是杜牧啊。

我问幼珊和季珊小时有没有见过萤火虫，她们似乎并无印象。为政索性找来空瓶，带着飞黄走下木梯，去草石之间追捕这些一闪即逝的古典幽浮。小男孩捉到了一只，奔回阳台上给我看。可怜的小俘虏，在瓶中就黯然无光了。飞黄也觉得失望，就开瓶释俘。昆虫学家说，会闪浅绿幽光的是雌萤，光从腹部的器官发出，乃是黄磷在酵素的影响下氧化的现象；又说雌萤无翼，发光的用意是在引诱雄萤。这么说来，《仲夏夜之梦》就更有情了。原就不该打断那只“怀夏”少女的幽会的。

至于鹿，这一带的乡道两侧，不时也可见“仙踪”。每次发现，为政都会放低车速，教我们注意左顾或右盼。有时候来不及转头，仙踪已渺，不免令人惆怅。珊珊倒不大惊小怪，只淡淡地说：“我们后院子里也有几只。”

“真的吗？帅呆了吧？真有这种野福仙趣吗？”

珊珊说：“要碰运气，黄昏鹿群口渴，就会到屋后的树下来饮水。”

后来果真出现了几次，可惜都是家人先发现，等我赶去窗口或阳台，不是已经逸走，便是只见背影匆匆，消失在枫树的巨干之后。终于一天下午，又出现了。这一次不是遥远的一瞥，而是站定了，怔怔地回望着我们；不是一只，而是四只全是棕底白斑的梅花鹿，都停在枫林前面的绿茵之上。显然，它们也是一家人，不，一家鹿，谨慎然而好奇地，在十几公尺外从容打量着我们，眼神温柔而镇定。就这么，两家众目灼灼，对阵而又对视，都出了神。寂静中，气氛紧张又有点滑稽。我存蹑手蹑脚，举起了相机。

那几分钟真像是永恒。终于鹿群散开，大的领头，向马路那边逛去，并嚼食道旁的蕨草。幼珊、季珊带着飞黄与姝婷，也是两大带着两小，奔赴最近的窗口去窥视。一阵忙乱过后，只剩下一只幼鹿徘徊在坡顶，似乎在寻找母亲。最后它也走下坡来，在一株巨枫前面立住，再向我们一瞥，便没入了林中。

以前在美国西部开车，偶尔也会遇见野鹿过路。公路局为了示警，甚至会竖立Deer Crossing的路牌，为长途平添野趣。我在丹佛自炊了一年，兔肉、鹿肉都煮过。前年和我存去芬兰，还买了咸腌的驯鹿肉回来，却嫌它太咸太腥，未敢吃完。珊珊屋后的草地上，深深浅浅有不少鹿蹄印子，大鹿印深，小鹿斑比当然印浅，但都前轻后重，判然二分。

我们的主人，为政和珊珊，爱吃龙虾又与鹿为邻，正应了苏轼的名句：“侣鱼虾而友麋鹿。”他们谈到鹿群，却是爱憎参半。为政警告我们，鹿身上有虱子，不可接近。珊珊恨恨地说，她在门前种的郁金香，好不容易开了花，却被鹿齐头吃掉。看来就连仙人也有其现实的一面。

3

就这样，我在“萤火山庄”隐居了一个月。其间曾有六天与家人共乘了一辆道奇的八人座厢型车，北上鳕角与波士顿，并远游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只可惜佩珊有事留在台湾，未能像去苏格兰的那次，同车共游。除此之外，我成了十足的隐士，近于自然而远于人群。在翠荫清凉的林间，时或听蝉声噪夏，但更苍老而可惊的是远近皆闻的鸦啼，益显得林深树密，人烟稀渺。其他的鸣禽就斯文得多，除了偶弄巧舌之外，也像我一样隐身不见，隐名不识，极其逍遥。可见的林栖者当然少不了敏捷而机警的松鼠，几乎尾比身长，挥舞成多姿的魔帚；草上的白蝶翩翩，也乘风有致。最威武的仍是众目共仰的鹰隼，巡翔在一切之上，怪唳磔磔，宣称自己是风的主人。这一切“神的富有”，包括黄昏的间谍——蝙蝠，与草上的幽浮——萤火，使我恍然，何以新英格兰的地灵会生出狄金森那样的人杰。

至于纽约的闹市，我就不再去拜访了。这次去美国，我只见到一位故人。夏志清先生召我进城，我却劝他下乡，并夸张此间林栖之乐，为政和珊珊也从旁鼓吹。City Mouse经不起Country Mouse的叽叽劝诱，终于由夫人王洞陪同，从中央车站乘火车来到威士顿，再由乡下的群鼠开车去接。

十年未见，夏志清并未显得更老。近年他病于心脏，文章是写得少了些，但此次重逢，他精神很好，谈锋仍健，中英双语争发，仍然声宏气盛，急湍奔泻，不可标点。他谈到兴头上时，与其说是与人对话，不如说是滔滔自语，石火电光，心里想到的几乎全出了口，驷马难追，简直就是意识横流。“人来疯”其实不限于小孩子，老顽童也是一样。

纽约客送给我两本大书：艾略特的《玄学诗面面观》（The Varieties of Metaphysical Poetry）是旧讲稿新出书；巴曾的《从曙光到暮气》（Jacques 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则阔论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是一部新著。夏先生特别强调，巴曾此书深思熟虑，痛贬末流，是值得细读的洋洋巨著，又说其人不但渊博，更能贯通，甚至钱锺书都难匹敌。

珊珊和为政十年前在纽约结婚，夏先生是喜宴上致辞的贵宾，一番话说得妙趣横生，若非於梨华大力劝止，真不知阔论何时方休。他一直是小夫妻俩敬爱的夏伯伯，来他们家已是熟客，十分自在。大家谈得尽兴，去镇上吃过晚餐，便送一对纽约客搭火车回城。

这次去美之前，总算把钟怡雯新著《听说》的序言赶了出来，余下的两篇也都答应了半年，就带去美国偿债。在“萤火山庄”的宁静天地，每天和飞黄、姝婷兄妹嬉戏为乐，渐觉返老还童，加以芬多精的野餐令人身轻气畅，文思无阻，两篇序言居然顺利完成，回台的心情顿感轻松。一篇叫《当中华女儿做了美国妈妈》，是为张纯瑛的文集《情悟，天地宽》而作。另一篇叫《最后的牧歌——希美内思的〈小毛驴与我〉》，以序林为正从英译本再转译的中文译本。我在“萤火山庄”的楼下大书房里写这两篇文章，在桌灯下往往坐到深夜，楼上的家人都已鼾然，林中也已寂了万籁，只剩下手中这支笔陪我醒着，从十九岁的少年一直醒到现在，便感觉唯寂寞始能长保清醒，唯清醒始能永耐寂寞。

这心情，楼上梦中的孙儿、孙女有一天能够领会吗？有一天我走了，我留下的书，一本又一本，那两个孩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美国孩子，肯放下英文来读吗？

木屋顶上，新英格兰的星空灿烂无语。

牛蛙记

惊蛰以来，几场天轰地动的大雷雨当顶砸下，沙田一带，嫩绿稚青养眼的草木，到处都是水汪汪的，真有江湖满地的意思。就在这一片淋漓酣饱之中，蛙声遍地喧起，来势可惊。雨下听新蛙，阡陌呼应着阡陌，好像四野的水田，一夜之间蠢蠢都活了过来。这是一种比寂静更蛮荒的寂静。群蛙噪夜，可以当作一串串彼此引爆的地雷，不，水雷，当然没有天雷那么响亮，只能算天雷过后，满地隐隐的回声罢了。

不知怎的，从小对蛙鸣便有好感。现在反省起来，这种好感之中，不但含有乡土的亲切感，还隐隐藏着自然的神秘感，于是一端近乎水草，另一端却通于玄想和禅境了。孔稚珪庭草不翦，中有蛙鸣。王晏闻之曰：“此殊聒人。”稚珪答曰：“我听鼓吹殆不及此。”所谓鼓吹，是指鼓钲箫笳之乐，足见孔稚珪认为人籁终不及天籁，真是蛙的知己。

沙田在南中国最南端的一角小半岛上，亚热带的气候，正是清明过了，谷雨方甘。每到夜里，谷底乱蛙齐噪，那一片野籁袭人而来，可以想见在水浒草间，无数墨绿而黏滑的乡土歌手，正摇其长舌，鼓其白腹，阁阁而歌。那歌声此起彼落，一递一接，可说是一场“接力唱”。那充沛富足的中气，就像从春回夏凯的暖土里传来，生机勃勃，比黑人的灵歌更肥沃、更深沉。夜蛙四起，我坐其中，听初夏的元气从大自然丹田的深处叱咤呼喝，漫野而来。正如韩愈所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冥冥之中，蛙其实是夏的发言人，只可惜大家太忙了，无暇细听。当然，天籁里隐藏的天机，玄乎其玄，也不是完全听得懂的。有时碰巧夜深人静，独自盘腿闭目，行瑜伽吐纳之术，一时血脉畅通，心境豁然，蛙声盈耳，浑然忘机，竟似户外鼓腹鼓噪者为我，户内鼓腹吐纳者为蛙，人蛙相契，与夏夜合为一体了。

但是有一种蛙却令我难以浑然忘机，那便是蛙中之牛，所谓牛蛙。大约在五年前的夏天，久旱无雨，一连几夜听到它深沉而迟缓的低哞，不识其为何物，只有暗自纳罕。不久，我存也注意到了。晚饭后我们在屋后的坡上散步，山影幢幢，星光幽诡之中，其声闷闷然、郁郁然，单调而迟滞地从谷底传来，一哼一顿，在山间低震而隐隐有回声，像巨人病中的呻吟。两人停下步来，骇怪了一会儿，猜想那不是谷底的牛叫，就是樟树滩村里哪户人家在推磨。但哪家的牛会这么一迭声地哞之不休，哪家的人会这么勤奋，走马灯似的推磨不停，又教我们好生不解。后来睡到床上，万籁寂寞，天地之间只有那谜样的魔样的怪声时起时歇，来枕边祟人。有时那声音一呼一应，节拍紧凑，又像是有两头牛在对吟，益增疑惧。

这么过了几夜，其声忽歇，天地清静。日子一久，也就把这事给忘了：牛魔王也好，鬼推磨也好，随它去吧，只要我一枕酣然，不知东方之既白。直到有一晚，其声无缘无故，忽焉又起。我们照例散步上山，一路狐疑不解，但其声远在谷底，我们无法求证，也无可奈何。就在这时，迎面来了光生伉俪，四人停下来聊天。提起怪声，我不免征询他们的意见，不料光生立刻答道：

“那是牛蛙。”

“什么？是牛蛙？”我们大吃一惊。

“对呀，就在楼下的阴沟里。”

“这么近！怪不得——”

“吵死人了！”轮到光生的太太开口，“整夜在我们楼下吼叫，真受不了。有一次我们烧了两大锅开水，端到阴沟的铁格子盖上，兜头兜脑浇了下去——”

“后来呢？”我紧张地追问。

“就没有声音了。”

“真是——好肉麻。”

说到这里，四个人都笑了。但是在哞哞的牛蛙声中回到家里，我的内心却不轻松。模糊的猜疑一下子揭晓，变成明确的威胁——远虑原来竟是近忧！就在楼下的阴沟里！怪不得那么震人耳鼓，扰人心神！那笨重而鲁钝的次男低音，有了新的意义。几星期来游移不定的想象，忽然有了依附的对象。原来是牛蛙，怪不得声蛮如牛。《伊索寓言》有一则说蛙鼓足了气，要跟牛比大。使我想起，牛蛙的体格虽不如牛，气魄却不遑多让，那么有限的肺活量，怎能蕴含那么超人，不，“超蛙”的音量。如果它真的体大如牛，那么一匹长舌巨瞳的墨绿色两栖妖兽，伏地一吼，哮声之深邃沉洪，不知该怎样加倍骇人。我立刻去翻词典，词典说牛蛙又名喧蛙，雌蛙体长二十厘米、雄蛙十八厘米，为世上最大之蛙，又说其鼓膜之大，为眼径四分之三。喧蛙之名果不虚传，也难怪听了聒耳惊心，令人惴惴不安。

知道了那是什么之后，侧耳再听，果然远在天边，近在跟前，觉得那阴郁的低调，锲而不舍，久而不衰，在你的耳神经上像一把包了皮的钝锯子拉来拉去，真是不留伤痕的暗刑。那哮声在小怪物的丹田里发动，在它体内已着魔似的共鸣一次，到了它蹲伏的阴沟之中，变本加厉，又共鸣一次，越显得夸大吓人。为它取一个绰号，叫“阴沟里的地雷”，谁曰不宜？不用多说，那一夜我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含糊入梦。

扰攘数夜之后，其声息又止息。未几夏残秋至，牛蛙的威胁也就淡忘了。到了第二年初夏，第一声牛蛙发难，这一次，再无猜谜的余地。我存和我相对苦笑，两人互慰了一阵，准备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论自由的胸襟，来接受这逆耳之声。不过是几只小牛蛙在彼此唱和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这么一想，虽未全然心安，却似乎已经理得了。于是一任“阴沟里的地雷”一吼一答，互相引爆，只当没有听见。但此情恰如李清照所言，“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自命不在乎了几天之后，那鲁钝而迟滞的单调苦吟，像一把毛哈哈的刷子一下又一下地曳过心头，更深人静的那一点清趣，全给毁了。

终于有一天晚上，容忍到了极限，光生伉俪烧水伏魔的一幕蓦地兜上心来。我去厨房里找来一大筒滴滴涕，又用手帕把嘴、鼻蒙起，在颈背上打一个结，便冲下楼去。草地尽头，在几株幼枫之下，是一条长而曲折的排水阴沟，每隔丈许，便有两个长方形的铁格子沟盖。我沿沟巡了一圈，发现那郁闷困顿的呻吟，经过长沟的反激，就近听来，益发空洞而富回声，此呼彼应，竟然有好几处。较远的几处一时也顾不了，但近楼的一处铁格子盖下，郁叹闷哼的哞声，对我卧房的西窗最具威胁。我跪在草地上，听了一会儿，拾来一截长近三尺的枯松枝，伸进沟去捣了几下。哞声戛然而止。但盖孔太小，枯枝太弯，沟又太深，我知道“顽敌”只是一时息鼓，并未受创，只要我一转背，这潜伏的危机又会再起。我蓦地转过身去，待取背后的滴滴涕筒，忽见人影一闪。

“吉米。”原来是三楼张家的幺弟。

“余伯伯，你在做什么？”吉米见我半个脸蒙住，也微吃了一惊。

“赶牛蛙。这些东西吵死人了！”

“牛蛙？什么是牛蛙？”

“牛蛙就是——特别大的青蛙。如果你是青蛙，我就是牛蛙。”

“老师说，青蛙吃害虫，对人类有益处。”

“可是它太吵人，就成了害虫，所以——”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毫无理由，便拿起滴滴涕筒，对吉米说：

“站开些，我要喷了！”

说着便猛按筒顶的活塞，像纳粹的狱卒一样，向沟中之囚施放毒气。一时白烟飞腾，隔着手帕，仍微微嗅到呛人的瓦斯臭味。吉米在一旁咳嗽起来。几番扫射之后，滴滴涕筒轻了，想沟中毒气弥漫，“敌阵”必已摧毁无余。听了一会儿，更无声息，便牵了吉米的手回到屋里。

果然肃静了。只有远处的几只还在隐隐地呻吟，近处的这只完全缄默了，今晚可以高枕无忧。也许它已经中毒，正在垂死挣扎，本已扭曲的四肢更加扭曲。威胁一下子解除，我忽然感到胜利者的空虚和疲劳。为了耳根清净，就值得牺牲一条性命吗？带着淡淡的内疚，我蒙眬地睡去。

第二天夜里，河清海晏，除了近处的虫吟细细，远村的犬吠荒荒，天地阒然无声。寂寞，是最耐听的音乐。它是听觉的休战状态，轻柔的静谧俯下身来，抚慰受伤的耳朵。我欣然摊开东坡的诗集，从容地咏吟起来。正在这时，心头忽然像给毛刷子刷了一下，那哞声又开始了。那冥顽不灵的苦吟低叹，像一群不死不活的病牛，又开始它那天长地久无意无识地喧闹。我绝望地合上诗集。还只当是休战呢，这不是车轮鏖战，存心斗我吗？我冲下楼去，沿着那叵测的阴沟侦察了一周。至少有七八只之多，听上去，那中气之足，打一场消耗战绝无问题。它们只要一贯其愚蠢，轮番地哼哼又哈哈，就可以逸待劳，毁掉我一个晚上。

我冲回楼上，恶向胆边生。十分钟后，我提了满满一桶肥皂粉冲泡的水，气喘吁吁地重返阵地。近处的铁格子盖下，昨夜以为肃清了的，此刻吼得分外有劲，像在嘲弄我早熟的乐观。是原来的那只秋毫无损呢，还是别处的沟里又扑来了一只？带着受了骗的恼羞成怒，我把一整桶毒液兜头直淋了下去。沟底溅起了回声，那怪物魇呓了两声，又装聋作哑起来。我又回到楼上，提来又一桶酵得白沫四起的肥皂粉水，向一盖一盖的空格灌了下去。一不做，二不休，又取来滴滴涕，向所有的洞口逐一喷射过去。

这么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我倒是累了。睡到床上，还未安枕，那单调而有恶意的哼哈又起，一呼群应，简直是全面反击。我相信那支地下游击队已经不朽，什么武器都不会见效了。

第三年的夏天，之藩从美国来香港教书，成为我沙田山居的近邻，山间的风起云涌，鸟啭虫吟，日夕与共。起初他不开车，峰回路转的闲步之趣，得以从容领略。不过之藩之为人，凡事只问大要，不究细节，想他散步时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也只是得其神髓而遗其形迹，不甚留心。一天晚上，跟我存在他阳台上看海，有异声起自下方，我存转身去问之藩：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哪有什么声音？”之藩讶然。

“你听嘛。”我存说。

之藩侧耳听了一会儿，微笑道：

“那不是牛叫吗？”

我存和我对望了一眼，我们笑了起来。

“那不是牛，是牛蛙。”她说。

“什么？是牛蛙。”之藩吃了一惊，在群蛙声中愣了一阵，然后恍然大悟，孩子似的爆笑起来。

“真受不了，”他边笑边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单调的声音！牛蛙！”他想想还觉得好笑。群蛙似有所闻，又哞哞数声相应。

“这种闷沉沉的苦哼，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我存说，“可是你听了却又可笑。”

“不笑又怎么办？”我说，“难道跟它对呼吗？其实这是苦笑，无可奈何罢了。就像家里来了一个顽童，除了对他苦笑，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在楼下碰见之藩，他形容憔悴，大嚷道：

“你们不告诉我还好，一知道了，反而留心去听！那声音的单调无趣，真受不了！一夜都没睡好！”

“抱歉，抱歉，天机不该泄露的。”我说，“有一次一位朋友看侦探小说正起劲，我一句话便把结局点破。害得他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气得要揍我。”

“过两天我太太从台北来，可不能跟她说，”之藩再三叮咛，“她常会闹失眠。”

看来牛蛙之害，有接班人了。

烦恼因分担而减轻。比起新来的受难者，我们受之已久，久而能安，简直有几分优越感了。

第四年的夏天，隔壁搬来了新邻居。等他们安顿了之后，我们过去做睦邻的初访。主客坐定，茶已再斟，话题几次翻新，终于告一段落。岑寂之中，那太太说：

“这一带真静。”

我们含笑颔首，表示同意。忽然哞哞几声，从阳台外传了上来。

那丈夫注意到了，问道：“那是什么？”

“你说什么？”我反问他。

“外面那声音。”那丈夫说。

“哦，那是牛——”我说到一半，忽然顿住，因为我存在看着我，眼中含着警告。她接口道：

“那是牛叫。山谷底下的村庄上，有好几头牛。”

“我就爱这种田园风味。”那太太说。

那一晚我们听见的不是群蛙，而是枕间彼此咯咯的笑声。

第三章

缪斯

我不是指出声的自言自语，

而是指自我的沉思默想。

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相，需要性格的力量。

开卷如开芝麻门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

这种“读书有罪”的意识加于读书人的身份压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也感觉得到。海外的知识分子里，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读过几本书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他们尽量低抑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几个十九世纪的老名词来贬低其他的知识分子，以示彼此有别。

其实在目前的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早已愈来愈难“划清界限”。义务教育愈来愈普及，大众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会教育，而各行各业的在职训练也不失为一种专才教育，所以在年轻人里要找绝对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了。且举一例，每年我回台北，都觉得计程车司机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提高。从骆驼祥子到三轮车夫，从三轮车夫到今日的计程车司机，这一行在这一方面显然颇有变化。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要是把读过书的人划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使其和另外的人对立起来，甚至加以羞辱、压抑，绝非健康之举。

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也不妨多听听别人对相似的经验有什么看法，以资印证。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识爆炸的现代，书，是绝对读不完的，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古人矜博，常说什么“于学无所不窥”，什么“一物不知，君子之耻”。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多通人，即所谓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纪末，培根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竟说：“天下学问皆吾本分。”现代的学者，谁敢讲这种话呢？学问的专业化与日俱进，书愈出愈多，知识愈积愈厚，所以愈到后代，愈不容易做学问世界的亚历山大了。

不过，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越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弥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弥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

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禁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余，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食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

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先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会读书。精读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那当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读，那就是以该书或该文为评论、翻译或教课的对象。要把一本书论好、译好、教好，怎能不加以精读？所以评论家（包括编者、选家、注家）、翻译家、教师等都是很特殊的读者，被迫的精读者。这种读者一方面为势所迫，只许读通，不许读错；另一方面较有专业训练，当然读得更精。禁得起这批特殊读者再三精读的书，想必是佳作。禁得起他们读上几十年、几百年的书，一定成为经典了。普通的读者呢，当然也有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读者的“意见领导”。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书也读不完，何况越到后代，书的累积也越大。一个人没有读过的书永远多于读过的书，浅尝之作也一定多于精读之作。不要说陌生人写的书了，就连自己朋友写的书，也没有办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没有时间，何况历代还有那么多的好书，早就该看而一直没有看的，正带着责备的眼色等你去看！对许多人说来，永远只有很少的书曾经精读，颇多的书曾经略读，更多的书只是道听途说，而绝大多数的书根本没听说过。

略读的书单独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益处，但一加起来就不同了。限于时间和机缘，许许多多的好书只能略加翻阅，不能深交。不过这种点头之交（nodding acquaintance）十分重要，因为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该去哪里找他。很多深交都是这么从初交变成的。略读之网撒得愈广愈好。真正会读书的人，一定深谙略读之道，即使面对千百好书，也知道远近缓急之分。要点在于：妄人把略读当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过是点头浅笑。有些书不但不宜精读，且亦不必略读，只能备读，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据说有人读过《大英百科全书》，这简直是以网汲水，除了迂阔之外，不知道还能证明什么。

有些人略读，作为精读的妥协，许多大学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会略读，因为他们没有精读的训练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读，甚至掠读，只为了附庸风雅。这种态度当然会产生弊端，常被识者所笑。我倒觉得附庸风雅也不全是坏事，因为有人争附风雅，正显得风雅当道，风雅有“善势力”，逼得一般人都来攀附，未必心服，却至少口服。换作是野蛮当道，野蛮拥有恶势力，如“文革”时期，大家烧书、丢书都来不及，还有谁敢附庸风雅呢？

附庸风雅的人多半是后知后觉、半知半觉，甚或是不知不觉，但是他们不去学野蛮，却来学风雅，也总算见贤思齐，有心向善，无可厚非。有人附庸风雅，才有人来买书，有人买书，风雅才能风雅下去。据我看来，附庸风雅的人不去图书馆借书，只去书店买书。新书买来了，握在手里，提在口头，陈于架上，才有文化气息。书香，也不能不靠铜臭。

当然，买书的人并非都在附庸风雅。文化要发达，书业要旺盛，实质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读者来推波助澜。一般读者正是那波澜，至于附庸风雅的人，就是波澜激起的浪花，更显得波澜之壮阔多姿。大致说来，有钱人不想买书，就算“买点文化”来做客厅风景，也是适可而止。反过来呢，爱书的人往往买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畅买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餍足的程度。

亚历山大恨世界太小，更无余地可以征服，牛顿却叹学海太大，只能在岸边拾贝。书海，也就是学海了。逛大书店，对华美豪贵的精装巨书手抚目迷，“意淫”一番，充其量只像加州的少年在滩边踏板冲浪罢了。至于海，是带不回家的。我在香港，每个月大概只买三百元的书刊，所收台港两地的赠书恐怕也值三百元。这样子买文化，只能给我“过屠门而磨牙”的感觉，连小康也沾不上，遑论豪奢？要我放手畅买的话，十万元也不嫌多。

看书要舒服，当然要买硬封面的精装本，但价格也就高出许多。软封面的平装本，尤其是胶背的一种，反弹力强得恼人，摊看的时候总要用手去镇压。遇到翻译或写评时需要众书并陈，那就不知要动员多少东西来镇压这一批不驯之徒。台灯、墨水瓶、放大镜、各种各样的字典和参考书，一时纷然杂陈，争据桌面，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真恨不得我的书桌大得像一张乒乓球桌，或是其形如扇，而我坐在扇柄的焦点。我曾在伦敦的卡莱尔故居，见到文豪生前常用的一张扶手椅，左边的扶手上装着一具阅读架，可以把翻开的书本斜倚在架上，架子本身也可作九十度的推移，椅前还有一只厚垫可以搁脚。不过，这只能让人安坐久读，却不便写作时并览众书。

有时新买了一本漂亮的贵书回来，得意摩挲之余，不免也有一点犯罪感，好像是又娶了一个妾，不但对不起原有的满架藏书，也有点对不起太太。书房里一架架的藏书，有许多本我非但不曾精读，甚至略读也说不上，辜负了众美，却又带了一位回来，岂不成了阿拉伯的油王？至于太太呢，她也有自己的嗜好呀，例如玉器，却舍不得多买。要是她也不时这么放纵一下，又怎么办呢？而我，前几天不是才买过一批书吗，怎么又要买了？我的理由，例如文化投资、研究必备，等等，当然都光明正大。幸好太太也不是未开发的头脑，每次见我牵了新欢进门，最多从容地轻叹一声，也就姑息下去了。其实对我自己说来，不断买书，虽然可以不断满足占有欲而乐在其中，但是烦恼也在其中。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这矛盾始终难解，太太又不断恫吓我说，再这么鹭鸶一般弯颈垂头在书页的田埂之上，要防颈骨恶化，脊骨退化，并举几个朋友做反面教材。

除了这些威胁的阴影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书的收藏。每个读书人的藏书，都是用时不够，藏时嫌多。我在台北的藏书原有两千多册，去港九年搜集的书也有一千多册了，不但把办公室和书房堆得满坑满谷，与人争地，而且采行扩充主义，一路侵入客厅、饭厅、卧室、洗衣间，只见东一堆，西一摞，各占山头，有进无退，生存的空间饱受威胁。另一现象，是不要的书永远在肘边，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秘失踪，到你不要时又自动出现。我对太太说，总有一天我们车尾的行李箱也要用来充书库了。问题是，这几千本书目前虽可用“双城记”分藏在台北和香港，将来我迁回台北，这“两地书”却该怎么合并？

然而书这东西，宁愿它多得成灾，也不愿它少得寂寞。从封面到封底，从序到跋，从扉页的憧憬到版权的现实。书的天地之在，绝不止于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那美丽的扉页一开，真有“芝麻开门”的神秘诱惑，招无数心灵进去探宝。古人为了一本借来的书限期到了，要在雪地里长途跋涉去还给原主。在书荒的抗战时代，我也曾为了喜欢一本借来的天文学入门，在摇曳如梦的桐油灯下逐页抄录。就在那时，陆蠡为了追讨被日本兵没收去的书籍，而受刑致死。在书劫的“文革”时期，除了那本小红书随风飞扬于枫林之外，一切封资修的毒草害书，不是抄走，便是锁起，或者被焚于比秦火更烈的火里。无数的读书人都诀别了心爱的藏书，可惊的是，连帝俄的作家都难逃大劫。请看四川诗人流沙河的《焚书》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

永别了，

契诃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飞烟灭光明尽，

永别了，

契诃夫！

如何谋杀名作家

一提起什么名作家之流，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愤愤不平，甚至包括名作家自己。仇恨名作家，是仇恨名人的一个例子。这并不意味着，一般人对无名作家就没有仇恨，只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无名作家是谁，要恨也无从恨起。结果，只剩下站在亮里的那些人物，几乎不要瞄准，就可以打中。这，乃是名作家的危机了。怪不得英文把攀龙附凤叫作“猎狮子”（lion hunting）。攀之附之，不受攀附，乃逐而猎之。动作不同，动机则一。不过名作家之为物，是再脆弱也不过的，就算他是所谓的狮子，也不过是一只纸糊的蹩脚狮子罢了。这种狮子，尽管毛发俨然，也会不打自倒，连吼都不吼一声。就算要打，也不必真用猎枪。事实上，要谋杀一位名作家，比什么都容易。法律对于谋杀名作家——那就是说，只要你做得天衣无缝——并无明文禁止；就是有，也不会比禁猎区的禁令更严格执行。何况对于名作家的敌意，可说是人同此心，只要你愿意，立刻可以找到千百个同志，不，同谋。在这件事上，社会永远是同情谋杀者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下面这几种人，愿意和你合作。

第一是编辑。所谓编辑，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是法定的猎狮人。他最嗜食的一道菜，是狮子脑髓。最有力的一件武器，是“截稿日期”。亮出这件兵器，没有一头狮子不魂飞魄散的。名作家的任何借口，什么灵感、直觉、情绪、健康、艺术良心，等等，一旦面临这件铁的事实，立刻显得幼稚可笑，提都别提。“截稿日期”这四个字，像一道符咒一样，对文坛上的一切妖怪，都有点镇邪的作用。任何编辑念起这道咒来，立刻威风凛凛，俨然道士，或者像位驯兽师。这武器尚有一些附件，可以增加它的杀伤力。“截稿日期”既定，还可以三日一个电话，五日一封限时信，搞得他神魂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挨定时炸弹。因为闻电话铃而心不惊，见限时红条而眼不跳的高士，毕竟是少数。如果采菊尚未盈握，忽然夫人从窗内大声说：“《作品》编辑又来电话了！”即使你是陶渊明，恐怕也无心欣赏南山了吧。

蹩脚狮子既然这么听话，饲料当然可以从简。别的物价可以比高，唯独几个刊物的稿价可以比低。征稿启事上可以说：“每千字自三十元至五十元。”事实上呢，每个作者都给五十元，使他们油然而生“比下有余”之情，甚至感激涕零。事实上，这不过是把文化乞丐的饭碗分成九等罢了。最后，稿费单终于来了。握在手里，又像“脑浆外流”（brain drain）的赎券，又像一张灵魂的当票，连一只猫都喂不饱，何况一头狮子？问题是猫有九条命，而狮子只有一条。有了编辑参加谋杀团的秘密组织，那条命真是危在旦夕了。

实际上，编辑的罪名是冤枉的，因为他充其量只是一名从犯，真正的主犯是他的老板：报纸、期刊、丛书和书店的老板。这些人大半生就文化慈善家的风度，手中一幅文化远景的大地图，把屠狮的匕首裹得密不透风。在“图穷匕首见”之前，他阔谈中国文化前途的语气和眉宇间那一股先忧后乐，舍身喂虎，不，舍身喂狮的神情，令人不能不相信他就是文化界的救世主。光听他的庞大计划，连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都显得寒酸，其周到的程度，似乎连你的身后事都已经有人料理了。不过，说大话的人照例用小钱。一旦谈到版税或版权费，他的文章就会急转直下，说什么看在中国文化的整个前途上，只好暂时让你委屈一下。好像你不点头，他的事业就将功亏一篑，而你一点头，中国文化就立刻开花结果。事实上，他的“暂时”就是“永久”。这类文化术语，必须事先研究清楚，才能避免严重的误会。等到版权一脱手，原来的作者就像是亲生母亲，只能眼睁睁看养母虐待她的孩子；又像是离了婚的妻子，眼看孩子被强横的丈夫夺去。有一次，刚卖了三十万字巨著的一位名作家，对我泫然说：“算是领了一笔赡养费！以后是否按时支付，只有天晓得了！”

不过，离了婚的“前妻”，据说大半命硬，一时是克不死的。可是我们大可放心，因为“名作家谋杀团”的人才济济，不久他们会打出第三张王牌：文艺运动家。这一类人自己爱好户外运动，尤其是团体游戏，例如捉迷藏等，所以无论是否同好，都爱邀来同乐。既然这种团体游戏叫作文艺运动，独缺作家，总是不太妥当。所以在这种同乐会上，居然也有作家的节目，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如果说编辑和老板意在“猎狮”，则运动家的兴趣只在“戏狮”。在这种情形下，运动家真有点驯兽师甚至马戏班主的气概。在这种意义上，他手中最威严的鞭子，是“开会通知”。这条鞭影横在文坛上空，哪一头狮子不畏惧几分？信封左上角赫然八个大字：“开会通知，提前拆阅。”明知凶多吉少，内容恐怖，但除非你是魏晋人物，谁敢不立刻放下手中的要事，真的提前拆阅？开会的前几天，已经觉得有一片阴影向你伸来。健忘型的天才，每天吃过早饭，更不敢不将大小通知抽出来详读一遍，企图记住前前后后的日期。到了开会那天，他果然按时赴会。“我不去会场，谁去会场？”那种情操，真有点从容赴义的意味。到了会场，主席照例宣布，今天的同乐会节目，和上次的完全一样，和下次的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仍旧是“捉缪斯”。结果当然是白捉一场。如果缪斯有一个地方绝对不去，那就是开会的地方；如果缪斯有一种男人绝对不嫁，那就是开会的男人。

另一种运动家是文艺社团的主持人。他的任务是叫狮子表演，也就是舞狮子的意思。只要能驱出一头狮子，只要那狮子须鬣蓬葆，也就够了，谁管它是真狮子还是“纨绔狮子”（dande lion）呢？把诗人介绍成小说家，把他的一本译书介绍成创作，是这类空心运动家的典型开场白。经过这么一番“创造的介绍”之后，即使是一头重磅的实心狮子，也会变成空心狮子了。而无论是空心狮子还是实心狮子，上了讲台，谁能立在那里不吼呢？所以，吼吧狮子，舞吧狮子。问题是，吼什么呢？吼旷野的寂寞，丛林的幽深？还是动物园的委屈，马戏班的痛苦？那未免太煞风景。说得太深，容易“狮心自用”，使台下人面面茫然。说得太浅，迁就了台下的“低眉人士”（the low brow），会使“高眉人士”失望，而自己也觉得不像狮话。事实上，台下人还是赶来看狮子的多，只要台上人能像米高梅的片头那样吼上两声，已够他们以后的谈资。

除非是表现欲特别强，可以说很少名作家愿意以口代笔，登台演讲的。见面不如闻名，开口不如闭口，这种例子太多太多。实际上，一位作家的全部菁华，已经收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出版品不但是他的创作，也是他不落言筌的理论。可是文艺运动家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任稿纸变为荒田，名作家席不暇暖，整天在会议室、讲台、电台之间奔走，招之即来，像文坛上的一辆计程车，任何人都可以搭乘，任何人都不必付钱。在一个叫钱作“阿堵物”的文明古国，看戏要买票，饮酒要付账，只有听演讲永远是免费。这当然是一件雅事，表示文化无价，只是一个月要登台几次的枵腹狮子受尽了雅罪。一人受罪，众人风雅，倒也罢了，有时连车费都要自付。所谓“狮子大开口”，真是冤枉好人，因为真的狮子启齿为难，遑论大开其口？美国当代诗人罗威尔（Robert Lowell）演讲一次，少则二百五十元，多则千金。这样的待遇，对于我们的这些空心狮子、蹩脚狮子、免费狮子、自备便当狮子，只能聊充神话，听听罢了。

可是狮子的危机尚不止此，因为在听众之外，尚有为数更多的读者。那么多的读者之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喜欢写信给作家。则作家写作的时间，只好用来写信了。据说胡适晚年，连小学生问琐事的信，也要一一详复。在某方面说来，这种精神当然是伟大的，但对于写作的生命，不能不说是纯然的浪费。一个人如果不想竞选议员，或者赢得“最佳人缘奖”，则他应该尽量节省邮票。王尔德有一次对韩黎说：“我知道有好些人，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但是几个月后就整个崩溃了，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回信诚然是一个坏习惯，但是它像吸烟一样，也不是容易戒绝的。一封未回的信，等于暗中一只向你控诉的手指，会令人神经紧张，心脏衰弱。如果你朦朦胧胧意识到暗中经常有几十只这样的食指，指向你的背心，则你的不安，就像几十枚炸弹在你身边着地，而竟然都没有爆炸一样。这时，除非你天生是王尔德，或是连小便也可以忍住不起床的嵇康，没有人能憋住气不回信的。所以，愿意参加“名作家谋杀团”的读者，尽管写信好了：回信，可以剥夺他的时间，不回信，可以鞭笞他的良心，无论如何，对于谋杀名作家，总是有贡献的。

如果编辑、老板、运动家等对名作家进行的谋杀计划是合法的，则海盗的公然横行，应该是违法的了。可是我们的法律对于后者是宽恕的，宽恕到近乎默许的程度。如果偷书无罪，谓之雅贼，则盗印当然也无罪，可以谓之雅盗，因为只要与文化有关，就可以赢得雅名。于是我们这“金银岛”，成了海盗的安乐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除了整部书的盗印之外，免费的转载，不得同意的选列（unauthorized anthologizing）、自由的引录、厚颜的窃据等，都是海盗们活动的节目。至于一篇作品可以任意播送，一首诗可以任意谱曲，一部小说可以任意编剧，一篇译文可以任意删去原作者的名字，等等，足以证明海盗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下流社会。有了这么一支强大的援兵，“名作家谋杀团”的声势自然惊人。

可是谋杀团中最危险的分子，仍是那些职业凶手。他们的学名叫作“批评家”，那当然是很神气的一种头衔。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宿仇，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其间荣辱互见，可是一直到现在，谁也没有把对方杀死。事实上，没有批评家，作家一样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快乐些；批评家虽然扬言要置作家于死地，但是一旦作家灭了种，批评家的假想敌不再存在，就会面临失业的困境。所以作家一方面是他名义上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是他实际上的恩人。难怪他恨得更深。在西方，批评家（Critic）一词源出希腊文的“法官”。但在中文里，“批评”从“手”从“言”，潜意识里，似乎鼓励批评家动口复动手。怪不得我们目前的批评，很有一点“战斗文艺”的精神。也怪不得，只要在名作家之中找到一个嫌疑犯，所有批评家立刻呼啸而至，不审不问，不用证人，就可以将他高高悬在吊人树上。这种三K党的私刑作风，和“法官”的原意，正好相反。

编辑，老板，运动家，读者，海盗，批评家，动员了这么多刺客，这么多狂热的谋杀专家，使用了这么多武器，这么多的谋杀方式，在整个文明社会的合作之下，庞大的“名作家谋杀团”已经工作了好几十年。成绩是可观的。因为名作家，生活在死亡阴影里的那头空心狮子，蹩脚狮子，七折八扣甚至免费照相的狮子，已经奄奄一息了。眼看狮子就要死去，不禁暗暗为文学的前途庆幸。不过同时我似乎又有一个疑问：狮子断气的时候，是否也就是“名作家谋杀团”解散之日？因为到那时候，编辑向谁去催稿，老板向谁去杀价，运动家赶谁去运动，读者向谁去冷战，海盗向谁去打劫，批评家对谁用私刑？到那时，埋葬在作家公墓里的，恐怕不仅是该死的作家吧？

凡·高的向日葵

凡·高一生油画的产量在八百幅以上，但是其中雷同的画题不少，每令初看的观众感到困惑。例如他的自画像，就多达四十多幅。阿罗时期的《吊桥》，至少画了四幅，不但色调互异，角度不同，甚至有一幅还是水彩。《邮差鲁兰》和《嘉舍大夫》也都各画了两张。至于早期的代表作《食薯者》，从个别人物的头像素描到正式油画的定稿，反反复复，更画了许多张。凡·高是一位求变、求全的画家，面对一个题材，总要再三检讨，务必面面俱到，充分利用为止。他的杰作《向日葵》也不例外。

早在巴黎时期，凡·高就爱上了向日葵，并且画过单枝独朵，鲜黄衬以亮蓝，非常艳丽。一八八八年年初，他南下阿罗，定居不久，便邀高更从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罗同住。这正是凡·高的黄色时期，更为了欢迎好用鲜黄的高更去“黄屋”同住，他有意在十二块画板上画下亮黄的向日葵，作为室内的装饰。

凡·高在巴黎的两年，跟法国的少壮画家一样，深受日本版画的影响。从巴黎去阿罗不过七百公里，他竟把风光明媚的普罗旺斯幻想成日本。阿罗是古罗马的属地，古迹很多，居民兼有希腊、罗马、阿拉伯的血统，原是令人悠然怀古的名胜。凡·高却志不在此，一心一意只想追求艺术的新天地。

到阿罗后不久，他就在信上告诉弟弟：“此地有一座柱廊，叫作圣多分门廊，我已经有点欣赏了。可是这地方太无情、太怪异，像一场中国式的噩梦，所以在我看来，就连这么宏伟风格的优美典范，也只属于另一世界：我真庆幸，我跟它毫不相干，正如跟罗马皇帝尼禄的另一世界没有关系一样，不管那世界有多壮丽。”

凡·高在信中不断提起日本，简直把日本当成亮丽色彩的代名词了。他对弟弟说：

“小镇四周的田野盖满了黄花与紫花，就像是——你能够体会吗？——一个日本美梦。”

由于接触有限，凡·高对中国的印象不正确，而对日本却一见倾心，诚然不幸。他对日本画的欣赏，也颇受高更的示范引导。去了阿罗之后，更进一步，用主观而武断的手法来处理色彩。向日葵，正是他对“黄色交响”的发挥，间接地，也是对阳光“黄色高调”的追求。

一八八八年八月底，凡·高去阿罗半年之后，写信给弟弟说：“我正在努力作画，起劲得像马赛人吃鱼羹一样，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画几幅大向日葵，就不会奇怪了。我手头正画着三幅油画……第三幅是画十二朵花与蕾插在一只黄瓶里（三十号大小）。所以这一幅是浅色衬着浅色，希望是最好的一幅。也许我不止画这么一幅。既然我盼望高更同住在自己的画室里，我就要把画室装潢起来。除了大向日葵，什么也不要……这计划要是能实现，就会有十二幅木版画。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每天早晨我都乘日出就动笔，因为向日葵谢得很快，所以要做到一气呵成。”

过了两个月，高更就去阿罗和凡·高同住了。不久两位画家因为艺术观点相异，屡起争执。凡·高本就生活失常，情绪紧张，加以一年积压了多少挫折，每天更冒着烈日劲风出门去赶画，甚至晚上还要在户外借着烛光捕捉夜景，疲惫之余，怎么还禁得起额外的刺激？圣诞前两天，他的狂疾初发。圣诞后两天，高更匆匆回了巴黎。凡·高住院两周，又恢复作画，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四日，才再度发作，又卧病两周。一月二十三日，在两次发作之间，他写给弟弟的一封长信，显示他对自己的这些向日葵颇为看重，而对高更的友情和见解仍然珍视。他说：

“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展出这两幅向日葵。高更会乐于要一幅的，我也很愿意让高更大乐一下。所以这两幅里他要哪一幅都行，无论是哪一幅，我都可以再画一张。

“你看得出来，这些画该都抢眼。我倒要劝你自己收藏起来，只跟弟媳私下赏玩。这种画的格调会变的，你看得越久，它就越显得丰富。何况，你也知道，这些画高更非常喜欢。他对我说来说去，有一句是：“那……正是……这种花。”

“你知道，芍药属于简宁（Jeannin）。蜀葵归于郭司特（Quost），可是向日葵多少该归我。”

足见凡·高对自己的向日葵信心颇坚，简直是当仁不让，非他莫属。这些光华照人的向日葵，后世知音之多，可证凡·高的预言不谬。在同一封信里，他甚至这么说：“如果我们所藏的蒙提且利那丛花值得收藏家出五百法郎，说真的也真值，则我敢对你发誓，我画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苏格兰人或美国人出五百法郎。”

凡·高真是太谦虚了。五百法郎当时只值一百美元，他说这话，是在一八八八年。几乎整整一百年后，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其中的一幅向日葵在伦敦拍卖所得，竟是画家当年自估的三十九万八千五百倍。要是凡·高知道了，会有什么感想呢？要是他知道，那幅《鸢尾花圃》售价竟高过《向日葵》，又会怎么说呢？

一八九〇年二月，布鲁塞尔举办了一个“二十人展”（Les Vingt）。主办人透过西奥，邀请凡·高参展。凡·高寄了六张画去，《向日葵》也在其中，足见他对此画的自信。结果卖掉的一张不是《向日葵》，而是《红葡萄园》。非但如此，《向日葵》在那场画展中还受到屈辱。参展的画家里有一位专画宗教题材的，叫作德格鲁士（Henry de Groux），坚决不肯把自己的画和“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在庆祝画展开幕的酒会上，德格鲁士又骂不在场的凡·高，把他说成“笨瓜兼骗子”。罗特列克在场，气得要跟德格鲁士决斗。众画家好不容易把他们劝开。第二天，德格鲁士就退出了画展。

凡·高的《向日葵》在一般画册上，只见到四幅：两幅在伦敦，一幅在慕尼黑，一幅在阿姆斯特丹。凡·高最早的构想是“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但是习见的这四幅里，只有一幅是把亮黄的花簇衬在浅蓝的背景上，其余三幅都是以黄衬黄，烘得人脸颊发烧。

荷兰原是郁金香的故乡，凡·高却不喜欢此花，反而认同法国的向日葵，也许是因为郁金香太秀气、太娇柔了，而粗茎糙叶、花序奔放、可充饲料的向日葵则富于泥土气与草根性，最能代表农民的精神。

凡·高嗜画向日葵，该有多重意义。向日葵昂头扭颈，从早到晚随着太阳转脸，有追光拜日的象征。德文的向日葵叫sonnenblume，跟英文的sunflower一样。西班牙文叫此花为girasol，是由girar（旋转）跟sol（太阳）二词合成，意为“绕太阳”，颇像中文。法文最简单了，把向日葵跟太阳索性都叫作soleil。凡·高通晓西欧多种语文，更常用法文写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些含义。他自己不也追求光和色彩，因而也是一位拜日教徒吗？

其次，凡·高的头发棕里带红，更有“红头疯子”之称。他的自画像里，不但头发，就连络腮的胡髭也全是红焦焦的，跟向日葵的花盘颜色相似。至于一八八九年九月他在圣瑞米疯人院所绘的那张自画像（也就是我中译《凡·高传》封面所见），胡子还棕里带红，头发简直就是金黄的火焰，若与他画的向日葵对照，岂不像纷披的花序吗？

因此，画向日葵即所以画太阳，亦即所以自画。太阳、向日葵、凡·高，圣三位一体。

另一本凡·高传记《尘世过客》（Stranger on the Earth：by Albert Lubin）诠释此图说：“向日葵是有名的农民之花，据此而论，此花就等于农民的画像，也是自画像。它爽朗的光彩也是仿自太阳，而文生之珍视太阳，已奉为上帝和慈母。此外，其状有若乳房，对这个渴望母爱的失意汉也许分外动人，不过此点并无确证。他自己（在给西奥的信中）也说过，向日葵是感恩的象征。”

从认识凡·高起，我就一直喜欢他画的向日葵，觉得那些挤在一只瓶里的花朵，辐射的金发、丰满的橘面、挺拔的绿茎，衬在一片淡柠檬黄的背景上，强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浅浅、交交错错织成的黄色暖调，对疲劳而受伤的视神经，真是无比美妙的按摩。每次面对此画，久久不甘移目，我都要贪婪地饱饫一番。

另一方面，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令人联想起中国神话的“夸父追日”、希腊神话的伊卡瑞斯奔日。所以在我的近作《向日葵》一诗里我说：

你是挣不脱的夸父

飞不起来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轮回

从曙到暮

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

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

夜读叔本华

体系博大、思虑精纯的哲学名家不少，但是文笔清畅、引人入胜的却不多见。对于一般读者，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永远像一座墙峭堑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壮观，可惜警卫严密，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大师，也许体系太大，也许思路太玄，也许只顾言之有物，不暇言之动听，总之好处难以句摘。所以翻开任何谚语名言的词典，康德被人引述的次数远比培根、尼采、罗素、桑塔亚纳一类哲人少。叔本华正属于这澄明透彻易于句摘的一类。他虽然不以文采斐然取胜，但是他的思路清晰，文字干净，语气坚定，读来令人眼明气畅，对哲人寂寞而孤高的情操无限神往。夜读叔本华，一杯苦茶，独斟千古，忍不住要转译几段出来，和读者共赏。我用的是企鹅版英译的《叔本华小品警语录》（Arthur Schopenhauer：Essays and 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辈）。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也就是国家）。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叔本华用天文来喻人文，生动而有趣。除了说恒星没有视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错。叔本华的天文倒令我联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游太华山日记》里写道：“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兀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太华山就像一个伟人，要在够远的地方才见其巨大。世人习于贵古贱今，总觉得自己的时代没有伟人。凡·高离我们够远，我们才把他看清，可是当日阿罗的市民只看见一个疯子。

“风格正如心灵的面貌，比肉体的面貌更难作假。模仿他人的风格，等于戴上一副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很快就会显得索然无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欢迎奇丑无比的真人面貌。学他人的风格，就像是在扮鬼脸。”

作家的风格各如其面，宁真而丑，毋假而妍。这比喻也很传神，可是也会被平庸或懒惰的作家用来解嘲。这类作家无力建立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只好绷着一张没有表情或者表情不变的面孔，看到别的作家表情生动而多变，反而说那是在扮鬼脸。颇有一些作家喜欢标榜“朴素”。其实朴素应该是“藏巧”，不是“藏拙”，应该是“藏富”，不是“炫穷”。拼命说自己朴素的人，其实是在炫耀美德，已经不太朴素了。

“‘不读’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于全然漠视当前人人都热衷的一切题目。不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还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寿有限。”

这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痛快极了。不过，话要说得痛快淋漓，总不免带点武断，把真理的一笔账，四舍五入，做断然处理。叔本华漫长的一生，在学界和文坛都不得意。他的传世杰作《意志与观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出版，其后反应一直冷淡，十六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滞销书大半是当作废纸卖掉了的。叔本华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瓦格纳、尼采这样的知音。他的这番话为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后难免带点酸意。其实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头士的歌曲可以印证。不过这只是次文化的现象，至于高文化，最多只能“小众化”而已。轰动一时的作品，虽经报刊鼓吹，市场畅售，也可能只是一个假象，“传后率”不高。判别高下，应该是批评家的事，不应任其商业化，取决于什么排行榜。其间如果还有几位文教记者来推波助澜，更据以教训滞销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风格，那就是僭越过甚，误会采访就是文学批评了。

娓娓与喋喋

不知道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讲多少句话？如果有一种电脑可以统计，像日行万步的人所带的计步器那样，我相信其结果必定是天文数字，其长，可以绕地球几周；其密，可以下大雨几场。情况当然因人而异。有人说话如参禅，能少说就少说，最好是不说，尽在不言之中。有人说话如嘶蝉，并不一定要说什么，只是无意识的口腔运动而已。说话，有时只是掀唇摇舌，有时是为了表情达意，有时，却也是一种艺术。许多人说话只是避免冷场，并不要表达什么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本就不多。至于说话而成艺术，一语而妙天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要记入《世说新语》或《约翰生传》才行。哲人桑塔亚纳就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他所指的贵族不是阶级，而是趣味。

最常见的该是两个人的对话。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大极了。对象若是法官、医师、警察、主考之类，对话不但紧张，有时恐怕还颇危险，乐趣当然是谈不上的。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如果双方的识见悬殊，那就好像下棋让子，玩得总是不畅。要紧的是双方的境界能够交接，倒不一定两人都有口才，因为口才宜于应敌，却不宜用来待友。甚至也不必都能健谈：往往一个健谈，一个善听，反而是最理想的配合。可贵的在于共鸣，不，在于默契。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情景当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

这世界如果尽是健谈的人，就太可怕了。每一个健谈的人都需要一个善听的朋友，没有灵耳，巧舌拿来做什么呢？英国散文家海斯立德说：“交谈之道不但在会说，也在会听。”在公平的原则下，一个人要说得尽兴，必须有另一个人听得入神。如果说话是权利，听话就是义务，而义务应该轮流负担。同时，仔细听人说话，轮到自己说时，才能充分切题。我有一些朋友，迄未养成善听人言的美德，所以跟人交谈，往往像在自言自语。凡是音乐家，一定先能听音辨声，先能收，才能发。仔细听人说话，是表示尊敬与关心。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赢得朋友。

如果是几个人聚谈，又不同了。有时座中一个侃侃而谈，众人睽睽恭听，那人不是上司、前辈，便是德高望重，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插口之权，其他的人就只有斟酒点烟、随声附和的份了。有时见解出众、口舌便捷的人，也能独揽话题，语惊四座。有时座上有二人焉，往往是主人与主客，一来一往，你问我答，你攻我守，左右了全席谈话的大势，也能引人入胜。

最自然也是最有趣的情况，乃是滚雪球式。谈话的主题随缘而转，愈滚愈大，众人兴之所至，七嘴八舌，或轮流做庄，或旁白助阵，或争先发言，或反复辩难，或怪问乍起而举座愕然，或妙答迅速而哄堂大笑，一切都是天机巧合，甚至重加排练也不能再现原来的生趣。这种滚雪球式，人人都说得尽兴，也都听得入神，没有冷场，也没有冷落了谁，却有一个条件，就是座上尽是老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良宵苦短，壁钟无情，谈兴正浓而星斗已稀。日后我们怀念故人，那一景正是最难忘的高潮。

众客之间若是不顶熟稔，雪球就滚不起来。缺乏重心的场面，大家只好就地取材，与邻座不咸不淡地攀谈起来，有时兴起，也会像旧小说那样“捉对儿厮杀”。这时，得凭你的运气了。万一你遇人不淑，邻座远交不便，进攻得手，就守住你一个人恳谈、密谈。更有趣的话题、更壮阔的议论，正在三尺外热烈展开，也许就是今晚最生动的一刻；明知你真是冤枉，错过了许多赏心乐事，却不能不收回耳朵，面对你的不芳之邻，在表情上维持起码的礼貌。其实呢，你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鲠住。这种性好密谈的客人，往往还有一种恶习，就是名副其实的交头接耳，似乎他要郑重交代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恨不得回其天鹅之颈，伸其长蛇之舌，来舔你的鼻子，哎呀，真的是tê te-à-t ê te还不够，必得nose-to-nose才满足。你吓得闭气都来不及了，哪里还听得进什么肺腑之言？此人的肺腑深深深几许，尚不得而知，他的口腔是怎么一回事，早已有各种菜味，酸甜苦辣地向你来告密了。至于口水，更是不问可知，早已泽被四方矣，谁教你进入它的射程呢？

聚谈杂议，幸好不是每次都这么危险。可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愈来愈快，无所为的闲谈、雅谈、清谈、忘机之谈几乎是不可能了。“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一切讲究效率的工业社会，这种闲逸之情简直是一大浪费。刘禹锡但求无丝竹之扰耳，其实丝竹比起现代的流行音乐来，总要清雅得多。现代人坐上计程车、火车、长途汽车，都难逃噪声之害，到朋友家去谈天吧，往往又有孩子在看电视。饭店和咖啡馆而能免于音乐的，也很少见了。现代生活的一大可恼，便是经常横被打断，要跟二三知己促膝畅谈，实在太难。

剩下的一种谈话，便是跟自己了。我不是指出声的自言自语，而是指自我的沉思默想。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相，需要性格的力量。唯勇者始敢单独面对自己；唯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一般人的心灵承受不了多少静默，总需要有一点声音来解救。所以卡莱尔说：“语言属于时间，静默属于永恒。”可惜这妙念也要言诠。

猛虎和蔷薇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一八八六—一九七一）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作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一八四四—一九一〇）的杰作《沉睡的吉卜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惜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士，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弥尔顿、拜伦欣赏蒲柏、夏洛蒂·勃朗特欣赏萨克瑞、司各特欣赏简·奥斯汀、斯温伯恩欣赏兰德、兰德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各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The Heart's Journey）。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蕴涵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Philistine）；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二十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阿拉伯的劳伦斯

一个半世纪前，一个英国人企图扶助一个弱小民族，反抗雄踞在中、近东的土耳其帝国，他失败了。半世纪前，又有一个英国人作同样的尝试，凭了超人的智慧、毅力和体能，他成功了，结果是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前者是拜伦，后者是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俗称阿拉伯的劳伦斯。两者还有一些类似之处：例如，都是成名甚早，都是英年夭逝，都是出身有名学府，都特立独行，和英国绅士社会格格不入，甚至面忤权威。另有一点巧合：拜伦出身贵族，劳伦斯虽有爵位，但他的生父原来是爱尔兰威斯特米司七世从男爵蔡普曼（Sir Thomas Robert Chapman），为了和女家庭教师（亦即劳伦斯生母）私奔遁世，才易姓为劳伦斯。

但是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差异：在私生活上，拜伦本是一个纨绔子弟，耽于逸乐，且顾影自怜，善于作态；劳伦斯的心中也有一株顾影水仙，但大任降身之际，他的灵魂能提升到史诗的高度，竟而支持他的肉体，去忍受只有超人才能负担的痛苦和疲惫。多才的劳伦斯曾经翻译《荷马史诗》，但他的名著《七智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也已成为记述一次大战东战场的现代史诗，而他自己便是这篇史诗的主角。沙漠，沙漠的空廓和虚无，那种远离文明的原始的煎熬和晕眩，那种对内要说服自己对外要说服阿拉伯各民族要征服土耳其人更要克服大自然的多重压力，对于这位现代史诗的主角，是一种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考验。沙漠，原是天才内在的气候。绝顶的天才，原就命定了要忍受绝对的寂寞。“天才恒侵袭，但凡人占据且拥有。”劳伦斯如是说。大漠中往返的长途跋涉，驼背上的日日和夜夜，就劳伦斯的一生而言，正是一个缩影和一个象征。

而在舌敝唇焦之后，在摩顶放踵和出生入死之后，在肉体委顿和心灵颓丧之后，他成功了，因为他已名闻全球，而土耳其帝国也已经瓦解；但同时他也失败了，因为在内部的纠纷和协约国的阴谋下，阿拉伯非但不能独立，反而惨被瓜分。他曾站在协约国与阿拉伯之间，向后者保证战后的独立和自由。那些游牧民族曾如此相信他，崇拜他，视他为救世主，凡他至处，人群争挽他的衣摆，而他也隐隐然以现代的米赛亚自命。战后的现实令他幻灭，而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一切光荣都变成耻辱，世人的赞美和宣传只有加强他的自咎和厌憎。由于英国在法国压力下违背了战时对阿拉伯人的诺言，劳伦斯竟在英王召见时当场拒绝了乔治五世的授勋，作为一种抗议。事后，当时的国防部长丘吉尔，还曾为此事面责劳伦斯上校的无礼。

因为那时，劳伦斯已因战功而擢升为陆军上校了。但不久他做了一件令朋友们大惑不解的事情：尽管当局有意延揽他入阁，而丘吉尔也表示愿意保荐他出任海外某地总督，他都毅然谢绝，宁可改名易姓，隐入行伍之间。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劳伦斯以约翰·休姆·罗司（John Hume Ross）的假名加入英国皇家空军，接受新兵的入伍训练。他的真相很快被人窥破，经报纸一加宣扬，窘困的空军当局只好将他革退。在劳伦斯再三的要求下，皇家空军同意了一个条件：便是，如果劳伦斯能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时期且表现良好，则他可以回到空军里去。劳伦斯遂又易姓为萧（T.E. Shaw），在战车队的军需站工作了一年。据说他的改姓萧，是因为他对萧伯纳非常钦佩，而且，由于面貌有点像那位名作家，曾被误为萧伯纳之子。战车队轻松的工作，使他有充分的闲暇完成《七智柱》牛津版的修订，并翻译了两部法国小说。之后他果然回到空军，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期满退役。同年五月十三日，一个名叫魏廉逊的朋友，认为英德两国交恶之际，劳伦斯是唯一胜任能与希特勒商讨的人，乃邀劳伦斯去洽谈此事。劳伦斯在骑电单车去邮局拍电报给魏廉逊的途中，为了要闪避两个乘单车的男孩，滑出路旁，伤重昏厥，六日后死去。至今他的半身像仍竖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中，与纳尔逊、威灵顿、康司泰堡为伴。

劳伦斯在阿拉伯的英雄史迹，尽人皆知，不用我来复述。他在战后的种种表现，也非这篇短文所能详谈。此地我只能提一提他异常复杂的个性，和他在一次大战后期及战后所表现的矛盾、沮丧、迷惘，和自嘲自虐的心境。

许多传记家，甚至劳伦斯自己的朋友，对于他的特立独行，都感到难以理解，而有所谓“劳伦斯之谜”一说。例如：劳伦斯在进入土耳其重镇大马士革之后，何以在自己胜利的巅峰突然引退？何以在战后，朝野同钦，而国家方欲委以重任之际，他要遁世逃名于士卒之间，且接受极其苛严的训练？身为大英雄和名作家的他，经常在书信中透露悲观和懊丧。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诉苦说：“要安于无所事事，我还太年轻；要从头开始，我又太年长了。”致诗人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信中，他说：“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在真正的意义上，已然逝去。”

劳伦斯之所以突然离开大马士革，除了因为阿拉伯仍四分五裂，而英法的政治阴谋令他心寒齿冷之外，尚有另一隐衷。据说他一直因为自己是私生子而深感羞辱，乃视性为一种不洁，非但终身未娶，连女友也鲜闻来往。尤为不幸的是，在阿拉伯战役的后期，他因潜入敌后探刺军情，在德拉（Deraa）被捕。土耳其司令官并不知道他就是劳伦斯，但惑于他的白皙肌肤，竟拟向他施暴。在劳伦斯的反抗下，司令官将他刺伤，并令四名兵勇于鞭笞他之后，一一对他施暴。据劳伦斯在《七智柱》中的自述，当时他乔装阿拉伯人，虽在极端痛苦之际，仍能努力自抑，只用阿拉伯语，而不用英语呻吟。此事是否夸张，后人意见颇为分歧，不过它对劳伦斯身心的摧残，是无可比拟的。在德拉受辱之前，他在别人和自己的想象之中，俨然是米赛亚再世。但经过了那次事件，他的自我神化和英雄气概便颓然崩溃了。这种幻灭，加上后来自疑是一大骗局，令他视表面的光荣如粪土，甚至怀疑一切的所谓伟大云云，恐怕都是起于误会。

更令他惊骇的，是他在受辱时，竟发现自己在鞭笞下反有一种变态的快感。这样，他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他并非救世的先知，而是一个受虐狂。他在《七智柱》中自供说：“我欣然惩罚自己的肉体，在惩罚之中比在罪恶之中发现更大的快感；我因自豪于不单纯的犯罪而陶然。”论及他在阿拉伯的经验时，他又说，“痛苦是一种溶剂，一帖泻药，痛苦几乎是可以佩得很美的一枚勋章。”

在德拉事件之后，他似乎用完了精神的燃料。他的使命感消逝了，余下来的是野心和权力的欲望。他变得嗜杀，但杀伐之后只感到怜悯，不感到胜利的喜悦。终于有一天，他发现，即使那种权力，也只是一个幻觉而已。他完全空虚地离开了大马士革。

但何以战后劳伦斯坚持要加入空军呢？何以他必须如此贬抑自己？论者尝谓他所以如此，因为是他同性恋。这是很不可靠的臆想。劳伦斯的朋友们，包括格雷夫斯，都证实绝无此事。同时，他先后在战车队和空军的纯男性团体中生活了十二年之久，亦未闻有任何可疑的记录。事实上，劳伦斯对任何肉体上的接触，都会深感震骇。这一点，格雷夫斯在早期的自传《告别那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之中，曾有记述。劳伦斯所以要自谪于行伍而听命于士官，第一，是因为他已厌倦于做一个名人，要人，厌倦于“扮演劳伦斯”这个角色，他要逃避自己，忘记自己，他要从自己的神话中解脱出来。第二，他在大战期间的超人表现，已经透支了自己的意志和定力。他曾经担当过太大的风险，负过太重的责任，现在，当一名二等兵，他可以仅仅服从命令，无论那命令有多愚蠢，而不用亲自负责了。第三，在沙漠的岁月中，他已惯于袍泽之情，惯于在艰苦的环境中分享单纯的同情。战后他深深怀念那种袒露的人性，他需要恢复那种安全感。第四，正如前面提起过的，他是一个受虐狂患者，他需要严格纪律的自惩和肉体的操劳。

同时，在军中他可以满足自己的另一个欲望——对速度的追求。他爱一切剧动而高速的东西。“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兽欲。”他如此说过。他爱在浩浩的沙漠中驶车。在空军服役时，他促使空军当局注意海上救难的需要，且亲自设计并监造救难的快艇。最后的几年，劳伦斯一直以电单车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他不喜欢汽车，认为汽车是没有灵性的东西，只合在风雨中乘坐。他常常驾电单车去看萧伯纳和哈代，每星期平均驶四百到六百英里。如果路好，他每每超速到每小时八十至一百英里。最后竟因此丧生。

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在沙漠中缓缓骑驼，也在文明里高速驶车。他以全灵魂拥抱最单纯的自然，呼吸阿拉伯多开阔的空间，同时也喜欢科学，精于机械的操作。他是热爱过去的考古学家，同时也展望未来的世纪。他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他是一个有超人成就的军事家和战士，但同时也是探索灵魂的作家和翻译家：他与嗜杀的阿拉伯人出生入死，也是许多现代作家例如萧伯纳、哈代、格雷夫斯和庞德的朋友。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冒险家之一，但同时又那样羞怯，内倾，且患得患失。他的生命，繁复、矛盾胜过一千个人。他的灵魂究竟有多少窍呢？然则，一切伟大的灵魂不都是充满矛盾，如此宏丽地充满了矛盾吗？

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

一

诗和散文，同为表情达意的两大文体，但诗凭借想象，较具感情的价值，散文依据常识，较具实用的功能。诗为专任，心无旁骛。散文乃兼差，不但要做公文、新闻、书信、广告等等杂务的工具，还要用来叙事、说理、抒情。诗像是情人，可以专门谈情。散文像是妻子，当然也可以谈情说爱，但是家务太重太杂了，实在难以分身，而相距也太近了，毕竟不够刺激。于是有人说：散文乃走路，诗乃跳舞；散文乃喝水，诗乃饮酒；散文乃说话，诗乃唱歌；散文乃对话，诗乃独白；散文乃国语，诗乃方言；散文乃门，诗乃窗。其间的对比永远说不完。

诗的身份特殊，性格鲜明，最能刺激一般人的幻想，所以诗所受的恭维和挖苦，两趋极端，远多于散文。这正如饮酒的故事和笑话最多，喝水呢，就没有什么好谈。说到诗，我们会想到什么诗仙、诗圣、诗史、诗囚、诗奴、诗魔，等等，但在散文里就似乎没有这么多彩多姿。散文似乎行于人间，诗似乎行于人神之际。在传统的文学批评里，常见扬诗而抑散文。

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就认为诗是“最妥当的字句放在最妥当的地位”，而散文，只是“把字句放在最妥当的地位”，毕竟逊了一筹。当代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兼历史小说家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自己诗集的前言中曾说：“我写的诗是给诗人看的，我写的讽刺和怪诞之作是给才子读的。我写的散文，是给一般人看的，并且希望他们不知道，除了散文我还写别的东西。写诗给非诗人看，乃是白费精神。”格雷夫斯扬诗抑文之说失之于偏，可是我佩服他独来独往的勇气。不幸在英文里，诗的形容词（Poetic）是褒词，意为“美妙”；散文的形容词（Prosaic）却是贬词，意为“平庸”。在中文里也是如此：我们说“这太散文化了”，是用散文的消极意义；但是当我们说“简直像诗”，却是用诗的积极意义，实在不太公平。王尔德贬诗人布朗宁，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梅瑞狄斯乃散文之布朗宁，其实布朗宁也如此。”梅瑞狄斯是英国小说家，王尔德的意思是说，梅瑞狄斯可谓散文中之布朗宁，其实布朗宁的诗十分散文化，了无诗意，也只能算是散文家布朗宁而已。

尽管文学的传统扬诗而贬文，散文仍是易写而难工的一种文体，甚至是一种艺术，并非简单到能开口说话就能动笔写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的商人儒尔丹，听说他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不禁得意地叫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如果说话就是散文，那么世界上说话漂亮的人岂不都成了散文家，散文也未免太贱了。一般人总是谦称不会写诗，但很少人愿意坦认自己不会写散文，正因为散文身兼数职，既然人人都会写信、填表、记日记，谁不会写散文呢？

在扬诗抑文的传统下，也有不少作家（大半不是诗人）不甘雌伏，认为散文不但难工，而且比诗更为可贵。小说家毛姆就说：“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散文家柯勒登·布洛克在《英国散文之病》一文中，说得更不含糊：“散文是文明的成就：有识之士领悟讨论问题时不宜挥拳骂街，知道真理难求然而值得追求，他们会用理性和耐性来唤起对手的理性和耐性，不会动辄指对手为恶人——散文的成就属于这些人。最好的散文能说的东西，诗说不出来；最好的散文办得到的事，诗办不到。若论欢欣或英勇的程度，文明社会也许不及原始社会那么高，但是如果文明社会真够文明，则日常生活当较为美好，较为仁慈，较有理性，较有久长之计；而仁慈、理性和持之以恒的工作，正是散文杰作所表现、所激发的精神。”

毛姆和柯勒登·布洛克的诗文比较观，只是在原则上立论；我国的散文家林纾，在反躬自评之际，却高抬自己的散文，践踏自己的诗，到了可惊又可笑的地步。他在给李宣龚的信中说：“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林琴南的口气，比李敖又大了一百年，不过眼中还有个归有光，总算是谦虚的了。中国的文人，照例喜欢别人说他“诗文双绝”，但从林琴南的信来看，他显然是扬文抑诗的一派。

二

所谓“诗文双绝”往往说来好听，其实不然。即使是文豪诗宗，也往往性有所近、才有所偏，不能两全其美。

杜甫虽称诗圣，散文却非所长。拿《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等诗的序言，和苏轼《百步洪》的序言一比，立刻感到苏文生动流畅，真是当行本色。反之，苏辙虽为散文大家，诗却不怎么出色，和他哥哥唱和之作，总是被哥哥比了下去。苏轼那首有名的七律《人生到处知何似》，原是和苏辙的，但今日的读者没有几个人记得苏辙的那首原诗了。平心而论，那首原诗也实在平庸，不耐咀嚼，无足传后，真所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现代散文作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早年都写过新诗，但是都不很高明，算不得诗人，倒是写起旧诗来往往出色，例如郁达夫和鲁迅。美国作家之中，爱默生和爱伦·坡也总算“诗文双绝”的了，但是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却说爱默生的散文“不失为上乘之诗，但是他的诗呢，天晓得，有的只是散——啊不，连散文都不算”。至于爱伦·坡呢，以文体见长的美学家佩特（Walter Pater）不满他小说中欠纯的文体，宁愿读其法文译本。

尽管如此，诗人兼擅散文，仍多于散文家兼擅诗；或者可以说，诗人写的散文往往比散文家写的诗更胜一筹。散文看起来好写，但要写好却很难；诗看起来难写，实际上也难写好。诗比散文“技巧化”得多，正如跳舞比走路“技巧化”得多。但是走路要走得好看，也不容易；会跳舞的人走路，应该要好看些。无论如何，受过写诗锻炼的人来写散文，总应该有一点“出险入夷”的感觉。

翻开一本诗选，里面不见多少散文家。但是翻开一本散文选，里面却多诗人。在这种场合，诗人往往抢了散文家的风头。一本唐诗选里，真正称得上散文大家的，不过韩愈、柳宗元二人；如王、杨、卢、骆之辈，虽也各有文集多卷，但真能传后且流于众口如其诗者，实在罕见。杜牧为晚唐之杰，他的《樊川文集》诗文各半，其中的文章，除了《阿房宫赋》等三篇赋和《李贺集序》等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论政论兵，“碑、志、书、启、表、制”之类，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像杜牧这样的作家，我实在不愿称之为散文家。但是在最通俗的《古文观止》里，尤其是六朝唐文一卷之中，从《归去来辞》到《阿房宫赋》，至少有九篇名作是出于当行本色的诗人之手。陶潜、骆宾王、王勃、李白、刘禹锡、杜牧的这些散文流传之广，绝不下于他们的诗篇。

我有一本《英国小品文选》（A Book of English Essays, selected by W.E.Willams），其中的二十五家作品，有七家出于“诗文双绝”的作家，但是没有一家称得上是大诗人。另有一本哈拉普版的《英国现代散文选》（A Book of Modern Prose, selected by Douglas Brown）十五篇散文之中，有五篇出于诗人，作者依次是缪尔、布伦登、萨松、格雷夫斯、托马斯（Edward Thomas）。另有两篇则出于小说家劳伦斯之手，对他可谓十分推崇。其实劳伦斯也是一位诗人，近年来诗名蒸蒸日上，他在这方面的产量颇丰，比起寡产的卞之琳、戴望舒、闻一多来，约在十倍以上。然而上述的六位英国作家，除格雷夫斯见仁见智之外，都不能算是大诗人。

英美的大诗人难道不写散文吗？当然写。不过像弥尔顿、德莱顿、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雪莱、阿诺德、艾略特等人的散文，大半是长篇的论文，尤其是文学批评，不是《桃花源记》《滕王阁序》《醉翁亭记》《赤壁赋》《杂说》一类的美文或小品文。唐宋八大家之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诗文双绝的天才。尤其是苏轼，像他这样诗（包括词的成就）文均为大家，产量既丰，变化又富，在英美文学中实难一见。

所谓“诗文双绝”，可以更进一解，那便是同一篇作品之中，诗文并列，或者同一题材，用诗文分别处理。诗文并列的作品之中，有的以诗为主，以文为副，例如《桃花源诗并序》《琵琶行》《在狱咏蝉》《正气歌》之类都是；有的以文为主，文末附上一首诗，例如《滕王阁序》和《潮州韩文公庙碑》。陶潜虽是大诗人，那篇《桃花源记》却写得太好了，后面的五古原诗反而显得平平无奇，形同脚注，真是“后遂无问津者”。姜夔的词前每有一段散文小引，胡适就认为后面的词反而不如前面的小引真切生动。

同一题材分写成诗和散文的例子，古典文学中有苏轼的《赤壁赋》和《念奴娇》，现代文学中则有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再别康桥》。这些例子人人都知道，但是像杜甫的《画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及《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也有散文上的姐妹篇，知道的人就少了。如果我们拿他自己的《雕赋》来比《画鹰》，再拿《画马赞》和咏曹霸的两首诗作一对照，当可发现他的诗文颇多相通之处，但是他的诗灵活生动，个性鲜明，毕竟高妙得多了。《雕赋》长达七百三十一字，十余倍于《画鹰》，却过于铺张雕琢，反不如《画鹰》那么神完气足，一搏而中。四言的《画马赞》读来似曾相识，因为其中“韩幹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良工惆怅”等句，改头换面，也出现在他诗里，至于“四蹄雷雹，一日天地”之句，即使放在《房兵曹胡马》诗中，也并不逊色。

三

兼写诗和散文的作家，左右逢源之余，也另有一种烦恼，那便是：面对一个新题材，究竟是该用诗还是散文来表达。这就涉及诗和散文功用之异，甚至本质之分了。

诗和散文最浅显的差异，当然是在形式。我国的传统认为“有韵为诗，无韵为文”。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简单了。《诗经》里的《周颂》，往往无韵。乐府中的某些民歌如《江南可采莲》，用韵并不周全。梁鸿的《五噫歌》近于天籁，也无韵可寻。外国诗中，韵往往不是必要的条件；《圣经》里的《诗篇》与《所罗门之歌》都是自由诗；莎士比亚的诗剧、弥尔顿的史诗、华兹华斯的冥想诗，都是用“无韵体”写成。

第二个差异在句法，诗句讲究整齐，散文句则宜于长短开合，错落有致。为求节奏起伏多姿，同中寓异，诗句之格局自然而然就淘汰了四言，流行奇偶对照的五言和七言，至于六言和八言，就始终没有流行起来。奇偶对照之为诗的节奏，一直到新诗兴起，用二字尺和三字尺组成的格律诗，仍然无法推翻。目前我写现代诗，基本的句法仍是奇偶相成。例如下面这四行：

路遥，正是测马力的时候

自命老骥就不该伏枥

问我的马力几何？

且附过耳来，听我胸中的烈火

如果都改成偶数的词组，就成了：

路遥，正该测验马力

自命老骥就不应该伏枥

问我马力几何？

附耳过来，听我胸中烈火

这样一来，就失去诗的节奏了。同理，在古典诗中，“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原是散文句，如果改成“崎岖蜀道险如此，嗟尔远人胡为来？”就较像诗句；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散文句，也不妨诗化成“一夫当关众莫开”。只是这么一改，李白的《蜀遭难》就变得太平滑、太流利，失去了原有的那种诗文句法相激相荡的突兀感和盘郁感，反而不像李白的七言乐府了。五言和七言的诗句还有句法可循，换了四言句，有时候就有点诗文难分。像杜甫的《画马赞》和曹操的《观沧海》，同为四言，曹作无论在平仄或用韵上都不及杜作整齐，却称之为诗，杜作反而称文。所以句法也不易作准。

第三个差异在分行分段。这一点在西洋诗尤其讲究，西洋诗若不分行，就没有煞尾句和跨行句的微妙变化，若不分段，就难以交织脚韵，且控制长诗的节奏，因为许多千行甚至万行以上的长诗都是使用一个段式（stanzaic form）到底的。但是这些对中国的古典诗并非必要，因为它非但不分行，甚至也不用标点。中国的古典诗绝少跨行句，当然不必分行，也少见百句以上的长篇，所以不必分段。新诗分行分段，是受西洋影响；现代诗分行而不加行末的标点，却是中西合璧。散文也分段，所以目前诗文之别主要在分行。这一分，竟容许多散文，甚至是恶劣的散文，伪装成诗。其实，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句子，虽不分行，却比许多“分行的散文”更像诗。

第四个差异在音律。这在中国古典诗中，便是平仄的协调，而在西洋诗中，是指音节的排列，其目的在于控制节奏的轻重舒疾，使之变化有度。不过协调平仄是近体的事，在古体诗中并无严格的要求。反之，平韵到底的七古却忌所谓律句。五古之中，像杜甫的《梦李白》之句：“路远不可测”五字全仄，“魂来枫林青”和“江湖多风波”又五字全平。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义山《韩碑》一篇中，‘封狼生生罴’，七字平也：‘帝得圣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即使在近体诗中，像崔颢的《黄鹤楼》，颔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三平，全为古诗句法，至于首句，也平仄不调，严羽却推为唐人七律之冠。再如苏轼的词，李清照说他“往往不协音律”，嫌他“皆句读不协之诗”，陈师道又说他“虽投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却无妨其为伟大作品。可见音律一事，也非区分诗与散文的绝对标准，何况散文的佳作在声调上面也自有讲究。中文字音既有平仄四声之别，称得上散文家的人，无论他笔下是古文或白话文，对平仄的错落相间，没有不敏感的。且以梁实秋的一段散文为例：

如果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其人大概拘谨：如果伸胳臂拉腿的都逸出格外，其人必定豪放；字瘦如柴，其人必如排骨；字如墨猪，其人必近于“五百斤油”。

这是典型的雅舍笔法，虽不刻意安排平仄，但字音入耳却起落有致，只要听每一句收尾的字音（正、谨、外、放、柴、骨、猪、油），在国语中四声交错，便很好听。句末的“油”字衬着前面的“猪”字，阳平承着阴平，颇为悦耳。如果末句改成“其人之近于‘五百斤油’也可知”，句法不坏，但“知”“猪”同声，就单调刺耳了。再看臧克家《运河》中的诗句：

头枕着江南四季的芳春，

尾摆着燕地冰天的风云。

听说你载着乾隆下过江南，

一阵小雨留下了不死的流传，

你看背后夕阳的颜色正红，

贴在“沙邱古渡”的歇马亭。

我知道，人间的苏杭，

你驮过红心的天子曾去沉醉，

仿佛八骏驮着古帝王……

读者只要对声调稍具敏感，念到第二至第七的六行，一定感到单调而难受，因为行末的六个字全是国语的阳平。也可见诗人的耳朵不必胜过散文家。

第五个差异在文法。常识主宰的散文世界，一到诗里，便由想象来接管。散文的世界要把事物的因果关系交代清楚，所以要讲究文法，诗的世界就主观得多，其因果律无须一五一十地交代，只要留些蛛丝马迹，让读者去慢慢追寻。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因果显明，及于字面，一看就是散文。但是像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后面两句也自有因果关系，但在文法上并无明显交代。换了散文来说，那些连接词就必须补上，变成了“假使当日东风不助周瑜，那么东吴兵败国亡，大小二乔就要给曹操掳去铜雀台上了”。散文辛苦地交代了半天，诗却简而言之，不需要动用连接词。散文像数学题，要一步步演算出来，诗凭顿悟，一下子就抓到了得数。新诗打破了格律的限制，却不知如何善用自由，句法既无约束，文法亦趋散文化，于是“因为，所以，然而，但是，况且，以及”等连篇累牍的连接词，阻塞了新诗的语言，读来毫无诗意。冯文炳说：“旧诗内容是散文的，形式是诗的；新诗则恰恰相反，形式是散文的，内容是诗的。”这句话自信得十分可爱，却也十分误人。

诗句要求简练、含蓄、合律，在文法上乃成特殊的结构，比起散文来固然更耐读，却也常生歧义，难作定解。例如王维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每一句中两件东西的关系全靠一个字的动词或形容词来联系，中间更无介系词来调整，虽说留出了想象的空间，却使那关系难以确定。王维这两句诗里，上句还易把握，因为能咽的只有泉声，不可能是危石。但是下句就不易解了：到底是日色照到青松上使青松显得冷呢，还是日色因落在松间而自己显得冷，抑或是松上的日色看来一片凄冷，无所谓谁使谁冷呢？在散文里，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同样地，辛弃疾的名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有一次因为需要英译，解释不一，竟使我的朋友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前句意为“不恨古人不见吾”，另一派则读成“不恨吾不见古人”。我认为“不恨吾不见古人”之解才对，因为前面刚说过如何仰慕陶潜，此意正好承上启下，同时“不恨吾不见古人”才与“恨古人不见吾”旗鼓相当，两个不见的否定式正与上半阕的两个互见的肯定式遥相呼应。所以有此一争，正因“不恨古人吾不见”是诗的倒装文法，易生歧义。像“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便是散文文法，只能有一种解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是单元单向的散文文法。

四

诗与散文除了形式有异，在手法上也自不同。大体而言，诗好用意象，尤其是比喻，散文则相反。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诗经》的赋比兴三体之中，“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体也颇重要，《诗经》里有许多诗，后代也有许多诗，都属于这种手法。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就是白描，也就是不用比喻。远古的诗人如陶潜，诗中绝不比喻，陶诗天真自然，这也是一大原因。苏轼说他在诗人之中独好渊明，并且写了许多和陶的诗。其实苏轼在诗人之中是一位比喻大师，这本领用来状物说理，最为淋漓尽致。《百步洪》起首才八句，就用了七个比喻。《读孟郊诗》第一首，就用了五个明喻、三个暗喻。至于像“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类的诗，根本全诗就是一个隐喻。

但是中国的散文也久有用喻的传统，老子、庄子、孟子，莫不善于此道。哲学要说理，散文是说理的工具，比喻正是形象思维、具体说理的最好方式。例如《秋水》篇中，从河海的对话到鹓雏的寓言，用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拿庄子的散文和陶潜的诗对比一下，就很难说比喻只是诗的专利。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诗是专任，散文却是兼差。诗和散文的难以区分，正在散文的种类太杂，有些散文与诗泾渭分明，有些散文却比诗更像诗。古人笔下往往诗文不分，例如《李长吉文集》明明只是诗集，杜甫要和李白“重与细论文”，白居易吊李白之句也说“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以散文的功用来区分，我们说有议论文、叙事文、描写文、抒情文，还有身份暧昧的杂文。公文、新闻、书信、广告、说明书等，又形成更为庞杂的所谓应用文。应用文和诗的距离最大，其次是议论文，再次是叙事文，但到了描写文和抒情文，已经近乎诗了。前三种散文形式上不是诗，本质上也不是诗。后两种散文形式上不是诗，但本质上已经像诗。朱光潜把《世说新语》桓公北征见故柳而流涕的一段散文，和庾信用这典故在《枯树赋》中改写的一段韵文相比，显示原来的散文比韵文更有诗味。叙事文如果写得生动而富感情，也能逼近叙事诗。议论在散文大家的手里，照样可以音调铿锵，形象鲜活，感情充沛，饶有诗意。像苏轼的《留侯论》，虽然是一篇议论文，却有抒情之功，比起二三流诗人的平庸诗作来，美得多了。

好散文往往有一种综合美，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所以抒情、叙事、写景、议论云云，往往是抽刀断水的武断区分。且以《前赤壁赋》为例。此文从开始到“何为其然也”，主要是叙事和写景，却兼有抒情；“客曰”和“苏子曰”两大段主要是议论，但就地取材于历史与水月，形象说理之中蕴含了写景与叙事，且也完成了抒情；“客喜而笑”以至文末，则是单纯的叙事。《前赤壁赋》美得像诗，但是感性之中有知性，并不“纯情”。许多拼命学诗的抒情散文，一往情深，通篇感性，背后缺乏思想的支持，乃沦为滥情滥感，只成了空洞的伪诗。

苏轼以赤壁怀古为题，还写了一首词。拿《念奴娇》和《前赤壁赋》对比一下，仍然可以看出诗和散文的差别。首先，二作同为月夜游江，散文却要交代那是何年何月何日，其地与夏口、武昌的相对位置如何，游江是通宵达旦，等等，但这些在诗中却无须交代。所以散文比较现实，常有一个特定时空做背景，诗比较想象，常以永恒做背景。其次，散文较诗重细节与过程，也就是说，散文较具叙事性，例如游江之时如何饮酒咏诗，扣舷而歌，如何吹箫，如何主客问答，如何食毕就寝，等等。但《念奴娇》中，一开始诗人便已在江上吊古，其间并无游江的细节和过程。所以散文是渐入，诗要一举而擒，乃是投入。最后，散文比较客观，诗比较主观。在《前赤壁赋》中，主客至少有三人，因为“客有吹洞箫者”说明不止一个游伴，苏轼的一番议论也用对话呈现。《念奴娇》中的诗人则是独语，他神游于故国，他举酒不是属客，而是对月。《前赤壁赋》作者以第三人称出现，胸怀旷达，劝他的朋友要“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念奴娇》的作者却是第一人称，激昂感慨之中透出寂寞，而华发也好，如梦也好，却是“自其变者而观之”了。客观，当较达观。主观，就不免自我嗟伤了。诗，毕竟更近作者的内心。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我所知道的康桥》，也可以这么比照分析。

综而观之，散文形形色色，其与诗之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应用的散文，如果不注重音调和意象，又不流露多少感情，像科学的论文、药品的方单那样，可以称之为“绝对的散文”。但是应用文也不一定都属此类，像《出师表》《与陈伯之书》等有音调、有形象又有感情的公文、书信等，仍有与诗相近之处。另外，叙事文如果音调铿锵，议论文如果形象鲜明，两者又都富有感情，那就可听、可看、可感，可以称之为“相对的散文”。到了描写文和抒情文，尤其是抒情文，功用已经与诗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形式和技巧，可以称之为“诗质的散文”。

“诗质的散文”和诗之间，仍然有一些相对性的差异。它比较现实，诗比较想象。对于一种情景，它是渐入的，因此不免要交代细节与过程；诗是投入的，跳接的，因此无须详述这些。它比较客观，因此对读者多少得保持对话的姿态；诗比较主观，因此倾向于独白，无须太理会读者。前文我曾说过，诗文两栖的作家遇到可写的题材时，究竟该写成诗，还是该写成散文呢？常有鱼与熊掌之恨。大体上，如果作家侧重其事，就不妨写成散文，在“情节”上多留些纪念；如果作家珍惜其情，就可以写诗，买珠还椟，把不重要或不愿公开的“情节”留在个人记忆的禁地。李商隐的爱情不必铺张成散文，反之，沈复的爱情如果全“密码化”成律诗绝句，我们就无缘分享《浮生六记》中那些韵事趣事了。当然，才力富厚、左右逢源的作家，把一件事入诗之后，仍有余力笔之于文，而又不犯重复之病，那真是两全其美。

五

诗和散文在形式上和本质上的差异，大致分析如上。但这两大体裁正如相邻的两个大体，彼此之间必有影响。散文有如地球，诗有如月球：一方面，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绕地球旋转，成为卫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长此维持；另一方面，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

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说得很对：“诗的真正反义语不是散文，而是科学。诗的反面是科学，散文的反面是韵文。”他把诗一剖为二，本质归诗，形式归韵文，解决了不少问题。诗无论有多自由，仍需以散文为“母星”，不能完全脱轨逸去。诗人不必兼为散文家，却应该知道什么是好散文。不少在诗的月光里掩掩藏藏的作者，一到阳光之中，便露出了原形。美人在月下应该更美，但总不应该不敢站到太阳下来。艾略特自己是大诗人，却说：“好诗的第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便是具有好散文的美德。无论你审视什么时代的坏诗，都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欠缺散文的美德。”说到自由诗，他又说：“许许多多的坏散文，都是假借自由诗的名义写出来的……只有一个坏诗人才会欢迎自由诗，当它做形式的解放。”

散文比诗接近口语，所以文法比诗自然。诗要自然，便不可完全违反口语。诗人的难题就在这分寸上：违反了口语会不自然，迁就了口语又欠精练；如何在诗中酌采散文的美德，使诗的语言和文法保持弹性，正是诗人的一大考验。弥尔顿的诗，句法冗长而又复杂，离散文常态太远，几乎变成了他一人的“方言”，难怪强调散文基本美德的艾略特要骂他“把英文写得像死文字一样”。另外，华兹华斯主张诗要运用口语，竟谓“在散文的语言和韵文的语言之间，没有重大的区别，也不该有”，难怪他后期的诗变得过于“散文化”，为论者所病。

朱光潜在《诗与散文》一文中说：“诗的音律好处之一就在给你一个整齐的东西做基础，可以让你去变化。散文入手就是变化，变来变去，仍不过是无固定形式。诗有格律可变化多端，所以诗的形式比散文的实较繁富。”这一番话十分中肯，和艾略特的看法颇合。诗的格律画地为牢，原是给庸才服从，给天才反抗的。格律要约束，诗人要反抗，两个相反的力量便形成了张力。我认为诗的张力有两面，一面是诗人对格律的反抗，一面是诗人对文法的反抗。文法，正是散文对诗的压力。有些诗人对这压力半迎半拒，或者借力使力，不着形迹。陶潜便是这样，所以他的诗句自然。李白的乐府歌行之所以气势奔放，一大原因在他不避散文的句法，他不反抗散文的压力，散文就倒过来反抗诗的格律。杜甫在律诗中正好相反，他不反抗格律的压力，格律就倒过来向他的句法施加压力，杜诗的沉郁顿挫跟这点颇有关系。杜甫的歌行也偶有散文的硬句，但是总不像李白那么放得开，那么快。在这方面，李白实在是一大散文诗人。

中国古典诗中，韩愈和苏轼常被人指摘“以文为诗”。两位诗人也是散文大家，把散文的气势带到诗里来，原是很自然的事。诗到宋朝，有意在唐诗的气象和神韵之外另辟天地，历来的诗评家总是嫌宋诗太散文化。所谓“以文为诗”，有几方面，在语言上，是用俗语和“硬语”等散文的词汇入诗。在句法上，则用散文的文法，面且不避虚字。在风格上，则常见叙事性和思想性，好发议论。这种倾向对唐诗是一个反动，失败的时候固然不免生硬而驳杂，但在语言上却比较多元，句法上可以巧拙相补，生熟相济，避免唐诗常有的滑利，风格上也可以扩大诗的经验，增加知性和实感，而避免一味抒情。这么看来，适度的散文化对于诗未必不能起健康的作用。

艾略特在《诗的音调》一文中说：“有些诗是拿来唱的，现代的许多诗却是拿来说的，而可说的东西，在群蜂营营和古榆树间众鸽咕咕之外，还多得很。不顺之音，甚至不悦之音，也有其作用，正因为在稍长的诗中，大高潮的段落和小高潮的段落之间，必须有过渡地带，才能为起伏的感情配上全诗音调结构应有的节奏，而小高潮的段落，比起全首诗进行的层次来，便显得散文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妨说，一位诗人若要写一首大诗，就必须先能掌握散文的一面。”艾略特此意，说来似颇复杂，其实正合乎我国诗评家所主张的以拙佐巧，以生济熟。诗要长保健康，追求变化，就不能不酌采散文之长。

散文侵入诗中，反之，诗也会侵入散文。赋在中国文体之中，实在是一个亦文亦诗的混血儿，一方面有散文的流畅句法，另一方面却有诗的华丽辞藻和铿锵韵律。但骈文名义上还算是文，不归于诗。拿《月赋》和《别赋》的任一段跟白居易的诗相比，可以看出文可能比诗更繁富而华丽，但是中国的批评家只说六朝文风纤弱，并不把过失记在诗的账上。中国的古典散文家，无论文体如何华丽，都没有人怪他“以诗为文”。这实在很有趣，因为英美有一派主张文贵清真的现代散文作家，包括前文述及的柯勒登·布洛克和毛姆等，满口推崇法国散文的冷静明晰，却力诋英国散文从布朗到卡莱尔、罗斯金的传统，认为本土的文豪太浪漫、太激昂、太野蛮，总之是“以诗为文”，污染了英国的散文。他们追溯“始作俑者”，甚至攻击到钦定本的英译《圣经》。

六

正如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所说，诗和散文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东西。散文是一切文体之根：小说、戏剧、批评，甚至哲学、历史等，都脱离不了散文。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和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韵；它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计程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

一位音乐家面对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首先，音乐的种类很多，在台湾的社会最具恶势力的一种，虽然也叫作音乐，却非顾曲周郎所愿聆听。其次，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听“音响”，其实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计程车内的空间，闭塞而小，哪用如此锣鼓喧天？最后，音乐并非空气，不像呼吸那样分秒必需。难道每坐一次计程车，都要给强迫听一次音乐吗？其实，终日弦乐不辍的人，未必真正爱好音乐。

在台湾的社会，到处都是“音乐”，到处都是“爱好音乐”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乐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莱尔一样，我不懂乐理，却爱音乐，并且自信有两只敏感的耳朵，对于不够格的音乐，说得上“疾恶如仇”。在台湾，每出一次门——有时甚至不必出门——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几乎对一切音乐都心存恐惧。噪声在台湾，宛如天罗地网，其中不少更以音乐为名。上帝造人，在自卫系统上颇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听的东西呢，却无法有效地塞耳。像我这种徒慕音乐的外行，都已觉得五音乱耳，无所逃遁，音乐家自己怎么还活得下去？真是奇迹。

凡我去过的地区，要数台湾的计程车最热闹了，两只音响喇叭，偏偏对准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还强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车上一辈子，算了。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烟运动的鼓励，我也推行起拒听二手曲运动，干脆请司机关掉音乐。二手曲令人烦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碍乘客之间的对话与乘客对司机的吩咐，也有拒听的必要。

在欧美与日本，计程车上皆不放音乐。火车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车旅行过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西德、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火车上的扩音器只用来播报站名，却与音乐无关。不知道什么缘故，中国台湾的火车上总爱供应音乐。论品质，则时而国乐，时而西方的轻音乐，时而中国台湾特产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质的鸡尾酒。论音量，虽然不算喧吵，却也不让人耳根清净，无法安心睡觉或思考。

听说有一次夏志清和无名氏在自强号上交谈，夏志清嫌音乐扰人，请车掌小姐调低，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会。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次申请。音乐终于调低，两位作家欣然重拾论题。但是不久音乐嘈嘈再起，夏志清对无名氏说：“这次轮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来奇行妙论，但是有没有奇到为音乐下跪，却值得怀疑。前述也许只是夸大之词，也许当时他只对车掌小姐威胁说：“你再不关音乐，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过音乐逼人之急，可以想见。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无稽。中国台湾的火车上，一方面播请乘客约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哗；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自播音乐，实在矛盾。我在火车上总是尽量容忍，用软纸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绝。最近忍无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烟的精神下，向列车长送上请求的字条。字条是这样写的：

“列车长先生：从高雄到嘉义，车上一直在播音乐，令我无法入梦或思考。不知能否将音量调低，让乘客的耳朵有机会休息？”

三分钟后，音乐整个关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静的幸福，直到台北。我那字条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强号关掉音乐，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还是由于列车长有纳言的精神。感谢之余，我仍希望铁路局能考虑废掉车上的播乐，免得每次把这件事个别处理。要是有人以为火车的乘客少不了音乐，那么为什么长途飞行的乘客，关在机舱内十几个小时，并不要求播放音乐呢？

要是有人以为我讨厌音乐，就大大误会了。相反地，我是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唯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或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音乐的反义词不是寂静，是噪声。敏锐的心灵欣赏音乐，更欣赏寂静。其实一个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静，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乐。我相信，凡是伟大的音乐，莫不令人感到无上的宁静，所以在“公元二〇〇一年；太空流浪记”里，太空人在星际所听的音乐，正是巴哈（编者注：巴赫）。

寂静，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达摩面壁，面对的正是寂静的空无。一个人在寂静之际，其实面对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对话。那种绝境太可怕，非普通的心灵所能承担，因此他需要一点声响来解除困绝。但是另一方面，聆听高妙或宏大的音乐，其实是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这境地同样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担的。因此他被迫在寂静与音乐之外另谋出路：那出路也叫作“音乐”，其实是一种介于音乐与噪声之间的东西，一种散漫而软弱的“时间”。

托马斯·曼在《魔山》里曾说：“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这当然是指精妙的音乐，因为精妙的音乐才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去欣赏时间，欣赏时间形成的旋律与节奏。相反地，软弱的音乐——就算它是音乐吧——不但懈怠了时间，也令我们懈怠了对时间的敏感。我是指台湾特产的一种流行歌曲，其为“音乐”，皆主题浅薄，词句幼稚，曲调平庸而轻率，形式上既无发展，也无高潮，只有得来现成的结论。这种歌曲好比用成语串成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想象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语往往还用得不对。

这样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湾社会的通俗文化生活，从三台电视的综艺节目到歌厅酒馆的卡拉O K，提供了大众所谓的音乐，实在令人沮丧。俄国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说得好：“创造音乐的是整个民族，作曲家不过谱出来而已。”什么样的民族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果真如此，我们这民族早该痛切反省了。

将近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早就在担心了。他说：“音乐与节拍使心灵与躯体优美而健康，不过呢，大多的音乐正如太多的运动，也有其危害。只做一位运动员，可能沦为蛮人；只做一位乐师呢，也会‘软化得一无好处’。”他这番话未必全对，但是太多的音乐会造成危害，这一点却值得我们警惕。

在台湾，音乐之被滥用，正如空气之受污染，其害已经太深、太久了。这些年来，我在这社会被迫入耳的音乐，已经够我听几十辈子了，但是明天我还得再听。

明天我如果去餐馆赴宴，无论是与大众济济一堂，或是与知己另辟一室，大半都逃不了释放的音乐。严重的时候，众弦嘈杂，金鼓齐鸣，宾主也只好提高自己的嗓子慷慨叫阵，一顿饭下来，没有谁不声嘶力竭。有些餐厅或咖啡馆，还有电子琴现场演奏，其声呜呜然，起伏无定，回旋反复，没有棱角的一串串颤音，维持着一种廉价的塑胶音乐。若是不巧碰上喜宴，更有歌星之类在油嘴滑舌的司仪介绍之下，登台献唱。

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条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丧事所侵占，人声扰攘之上，免不了又是响彻邻里的音乐。有时在夜里，那音乐忽然破空而裂，方圆半里内的街坊市井便淹没于海啸一般的声浪，鬼哭狼嚎之中，各路音乐扭斗在一起，一会儿是流行曲，一会儿是布袋戏，一会儿又是西洋的轻音乐，似乎这都市已经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坠入噪声的地狱。如果你天真得竟向警察去投诉，一定没有结果。所谓礼乐之邦，果真堕落到这地步了吗？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第四章

逆旅

看不厌堤上的榆树，

树外的近桥和远桥，

过桥的双层红巴士，游河的白艇。

山盟

山，在那上面等他。从一切历书以前，峻峻然，巍巍然，从五行和八卦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树，在那上面等他。从汉时云秦时月从战国的鼓声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虬虬蟠蟠，那原始林。太阳，在那上面等他。赫赫洪洪荒荒。太阳就在玉山背后。新铸的古铜锣。“当”的一声轰响，天下就亮了。

这个约会太大，大得有点像宗教。一边是，山、森林、太阳，另一边，仅仅是他。山是岛的贵族，正如树是山的华裔。登岛而不朝山，是无礼。这山盟，一爽竟爽了二十年。其间他曾经屡次渡海，膜拜过太平洋和巴士海峡对岸，多少山。在科罗拉多那山国一闭就闭了两年。海拔一英里之上，高高晴晴冷冷，是六百多天的乡愁。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不毛高峰，犬牙交错，白森森将他禁锢在里面，远望也不能当归，高歌也不能当泣。他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浪子，石囚。只是山中的岁月，太长、太静了，连摇滚乐的电吉他也不能一声划破。那种高高在上的岑寂，令他不安。一场大劫正蹂躏着东方，多少族人在水里、火里，唯独他学桓景登高避难，过了两个重九还不下山。

春秋佳日，他常常带了四个小女孩去攀落基山。心惊胆战，脚麻手酸，好不容易爬到峰巅。站在一丛丛、一簇簇的白尖白顶之上，反而怅然若失了。爬啊爬啊，爬到这上面来了又怎么样呢？四个小女孩在新大陆玩得很高兴。她们只晓得新大陆，不晓得旧大陆。“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忽然他觉得非常疲倦。体魄魁梧的昆仑山，在远方喊他。像母亲喊孩子那样喊他回去。那昆仑山系，所有横的岭、侧的峰，上面所有的神话和传说。落基山美是美、雄伟是雄伟，可惜没有回忆、没有联想，不神秘。要神秘就要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武当山、青城山、庐山、泰山，多少寺多少塔多少高僧、隐士、豪侠。那一切固然令他神往，可是最最倾心的，是噶达素齐老峰。那是昆仑山之根，黄河之源。那不是朝山，是回家，回到一切的开始。有一天应该站在那上面，下面摊开整幅青海高原，看黄河，一条初生的脐带，向星宿海吮取生命。他的魂魄，就化成一只雕，向山下扑去。浩大圆浑的空间，旋，令他目眩。

那只是，想想过瘾罢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747才是一只越洋大雕，把他载回海岛。一九七二年。昆仑山仍在神话和云里。黄河仍在《诗经》里流着。岛有岛神，就先朝岛上的名山吧。

上山那一天，正碰上寒流，气温很低。他们向冷上加冷的高处出发。朱红色的小火车冲破寒雾，在渐渐上升的轨道上奔驰起来，不久，嘉义城就落在背后的平原上了。两侧的甘蔗田和香蕉变成相思树和竹林。过了竹崎，地势渐高渐险，轨旁的林木也渐渐挺直起来，在已经够陡的坡上，将自己拔向更高的空中。最后，车窗外升起铁杉和扁柏，像十里苍苍的仪仗队，在路侧排开。也许怕风景不够柔媚，偶尔也亮起几树流霞一般明艳的樱花，只是惊喜的一瞥，还不够为车道镶一条花边。

路转峰回，小火车呜呜然在狭窄的高架桥上驰过。隔着车窗，山谷越来越深，空空茫茫的云气里，脚下远远地只浮出几丛树尖，下临无地，好令人心悸。不久，黑黝黝的山洞一口接一口来吞噬他们的火车。他们被咽进了山的盲肠里，汽笛的惊呼在山的内脏里回荡复回荡。阿里山把他们吞进去又吐出来，算是朝山之前的小小磨炼。后来才发现，山洞一共四十九条，窄桥一共八十九座。一关关闭上去，很有一点《西游记》的味道。

过了十字路，山势益险，饶它是身材窈窕的迷你红火车，到三千多尺的高坡上，也回身乏术了。不过，难不倒它，行到绝处，车尾忽然变成车头，以退为进，潇潇洒洒，循着Z字形那样倒溜冰一样倒上山去。同时森林越见浓密，枝叶交叠的翠盖下，难得射进一隙阳光。浓影所及，车厢里的空气更觉得阴冷逼人。最后一个山洞把他们吐出来，洞外的天蓝得那样彻底，阿里山，已经在脚下了。

终于到了阿里山宾馆，坐在餐厅里。巨幅玻璃窗外，古木寒山，连绵不绝的风景匍匐在他的脚下。风景时时在变，白云怎样回合，群峰就怎样浮浮沉沉，像嬉戏的列岛。一队白鸽在谷口飞翔，有时退得远远的，有时浪沫一样忽然卷回来，眺者自眺，飞者自飞。目光所及，横卧的风景手卷一般展过去展过去展开米家霭霭的烟云。他不知该餐脚下的翠微，或是，回过头来，满桌的人间烟火。山中清纯如酿的空气，才吸了几口，饥意便在腹中翻腾起来。他饿得可以餐赤松子之霞，饮麻姑之露。

“爸爸，不要再看了。”佩珊说。

“再不吃，獐肉就要冷了。”宓宓也在催。

回过头来，他开始大嚼山珍。

午后的阳光是一种黄澄澄的幸福，他和矗立的原始林和林中一切鸟、一切虫自由分享。如果他有那样一把剪刀，他真想把山上的阳光剪一方带回去，挂在他们厦门街的窗上，那样，雨季就不能围困他了。金辉落在人肌肤上，干爽而温暖，可是四周的空气仍然十分寒冽，吸进肺去，使人神清意醒，有一种要飘飘升起的感觉。当然，他并没有就此飞逸，只是他的眼神随昂昂的杉柏从地面拔起，拔起百尺的尊贵和肃穆之上，翠纛青盖之上，是蓝空，像传说里要我们相信的那样酷蓝。

而且静。海拔七千英尺以上那样的，万籁沉淀到底，阒寂的隔音。值得歌颂的，听觉上全然透明的灵境。森林自由自在地进行着深呼吸。柏子闲闲落在地上。绿鸠像隐士一样自管自地吟啸。所以耳神经啊你就像琴弦那么松一松吧，今天轮到你休假。没有电铃会奇袭你的，没有电话、没有喇叭会施刑。没有车要躲、灯要看，没有繁复的号码要记，没有钟表。就这么走在光洁的青石板道上，听自己清清楚楚的足音，也是一种悦耳的音乐。信步所至，要慢，要快，或者要停。或者让一只蚂蚁横过，再继续向前。或者停下来，读一块开裂的树皮。

或者用惊异的眼光，久久，向僵死的断树桩默然致敬。整座阿里山就是这么一所户外博物馆，到处暴露着古木的残骸。时间，已经把它们雕成神奇的艺术。虽死不朽，丑到极限竟美了起来。据说，大半是日治时代伐余的红桧巨树，高贵的躯干风中、雨中不知矗立了百年千年，坎坎的斧斤过后，不知在什么怀乡的远方为栋为梁，或者凌迟寸磔，散作零零星星的家具器皿。留下这一盘盘、一簇簇硕老无朋的树根，天矫顽强，死而不倒，在日起月落秦风汉雨之后，虬蟠纠结，筋骨尽露的指爪，章鱼似的，犹紧紧抓住当日哺乳的后土不放。霜皮龙鳞，肌理纵横。顽比锈钢废铁，这些久僵的无头尸体早已风化为树精木怪。风高月黑之夜，可以想见满山蠢蠢而动，都是这些残缺的山魈。

幸好此刻太阳犹高，山路犹有人行。艳阳下，有的树桩削顶成台，宽大可坐十人。有的扭曲回旋，畸陋不成形状。有的枯木命大，身后春意不绝，树中之王一传而至二世，再传而至三世，发为三代同堂，不，同根的奇观。先主老死枯槁，蚀成一个巨可行牛的空洞；父王的僵尸上，却亭亭立着青翠的王子。有的昂然庞然，像一个象头，鼻牙嵯峨，神气俨然。更有一些断首缺肢的巨桧，狞然戟刺着半空，犹不甘忘却，谁知道几世纪前的那场暴风雨，劈空而来，横加于他的雷击。

正嗟叹间，忽闻重物曳引之声，沉甸甸地，碾地而来。异声越来越近，在空山里激荡相磨，很是震耳。他外文系出身，自然而然想起凯兹奇尔的仙山中，隆隆滚球为戏的那群怪人。大家都很紧张。小女孩们不安地抬头看他。碾声更近了。隔着繁密的林木，看见有什么走过来。是——两个人。两个血色红润的山胞，气喘吁吁地拖着直径约两英尺的一截木材，碾着青石板路跑来。怪不得一路上尽是细枝横道，每隔尺许便置一条。原来拉动木材，要靠它们的滑力。两个壮汉哼哼哈哈地曳木而过，脸上臂上，闪着亮油油的汗光。

姐妹潭一掬明澄的寒水，浅可见底。迷你小潭，传说着阿里山上两姐妹殉情的故事。管他是不是真的呢，总比取些道貌可憎的名字好吧。

“你们四姐妹都丢个铜板进去，许个愿吧。”

“看你做爸爸的，何必这么欧化？”

“看你做妈妈的，何必这么缺乏幻想。管他。山神有灵，会保佑她们的。”

珊珊、幼珊、佩珊。相继投入铜币。眼睛闭起，神色都很庄重，丢罢，都绽开满意的笑容。问她们许些什么大愿时，一个也不肯说。也罢。轮到最小的季珊，只会嬉笑，随随便便丢完了事。问她许的什么愿，她说：“我不知道，姐姐丢了，我就要丢。”

他把一枚铜币握在手边，走到潭边，面西而立，心中暗暗祷道：“希望有一天能把这几个小姐妹带回家去，带回她们真正的家，去踩那一片博大的后土。新大陆，她们已经去过两次，玩过密歇根的雪，涉过落基山的溪，但从未被长江的水所祝福，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后土上去朝山，站在全中国的屋脊上，说，看啊，黄河就从这里出发，长江就在这里吃奶。要是可能，给我七十岁或者六十五岁，给我一间草庐，在庐山，或是峨眉山上，给我一根藤杖，一卷七绝，一个琴童，几位棋友，和许多猴子许多云许多鸟。不过这个愿许得太奢侈了。阿里山神啊，能为我接通海峡对面五岳千峰的大小神明吗？”

姐妹潭一展笑靥，接去了他的铜币。

“爸爸许得最久了。”幼珊说。

“到了那一天，无论你们嫁到多远的地方去，也不关我的事了。”他说。

“什么意思吗？”

“只有猴子做我的邻居。”他说。

“哎呀，好好玩！”

“最后，我也变成一只——千年老猿。像这样。”他做出欲攫季珊的姿态。

“你看爸爸又发神经了。”

慈云寺缺乏那种香火庄严禅房幽深的气氛。岛上的寺庙大半如此，不说也罢。倒是那所“阿里山森林博物馆”，规模虽小，陈设也简陋单调，离世界水准很远，却朴拙天然，令人觉得可亲。他在那里很低回了一阵。才一进馆，颈背上便吹来一股肃杀的冷风。昂过头去。高高的门楣上，一把比一把狞恶，排列着三把青锋逼人的大钢锯。森林的刽子手啊，铁杉与红桧都受害于你们的狼牙。堂上陈列着阿里山五木的平削标本，从浅黄到深灰，色泽不一，依次是铁杉、峦大杉、台湾杉、红桧、扁柏。露天走廊通向陈列室。阿里山上的飞禽走兽，从云豹、麂、山猫、野山羊、黄鼠狼到白头鼯鼠，从绿鸠、蛇鹰到黄鱼鸮，莫不展现它们生命的姿态。一个玻璃瓶里，浮着一具小小的梅花鹿胚胎，白色的胎衣里，鹿婴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令他低回的，不是这些，是沿着走廊出来，堂上庞然供立，比一面巨鼓还要硕大的，一截红桧木的横剖面。直径宽于一只大鹰的翼展，堂堂的木面竖在那里，比人还高。树中高贵的族长，它生于宋神宗熙宁十年，也就是西元一〇七七年。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明治四十五年，日本人采伐它，千里迢迢，运去东京修造神社。想行刑的那一天，须髯临风，倾天柱，倒地根，这长老长啸扑地的时候，已经有八百三十五岁的高龄了。一个生命，从北宋延续到清末，成为中国历史的证人。他伸出手去，抚摩那伟大的横断面。他的指尖溯帝王的朝代而入，止于八百多个同心圆的中心。多么神秘的一点，一个崇高的生命便从此开始。那时苏轼正是壮年，宋朝的文化正盛开，像牡丹盛开在汴梁，欧阳修墓土犹新，黄庭坚、周邦彦的灵感犹畅。他的手指按在一个古老的春天上。美丽的年轮轮回着太阳的光圈，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推向元，推向明，推向清。太美了，太奇妙了。这些黄褐色的曲线，不是年轮，是中国脸上的皱纹。推出去，推向这海岛的历史。喏，也许是这一圈来了葡萄牙人的三桅战船。这一年春天，红毛鬼闯进了海峡。这一年，国姓爷的楼船渡海东来。大概是这一圈杀害了吴凤。有一年龙旗降下升起太阳旗。有一年他自己的海轮来泊在基……不对不对，那是最外的一圈之外了，喏，大约在这里。他从古代的梦中醒来，用手指画着虚空。

“爸爸，你在干什么呀？”季珊抬头看着他。

他抓住她的小手指，从外向内数，把她的指尖按在第十六圈上。

“公公就是这一年。”他说。

“公公这一年怎么啦？”她问。

走回宾馆，太阳就下山了。宋朝以前就是这样子，汉以前周以前就是这太阳，神农和燧人以前。在那尊巨红桧的心中，春来春去，画了八百圈年轮的长老，就是这太阳。在它眼中，那红桧和岛上一切的神木，都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吧。后羿留给我们的，这太阳。

此刻它正向谷口落下去，像那巨红桧小时候看见的那样，缓缓落了下去。千树万树，在无风的岑寂中肃立西望，参加一幕壮丽无比的葬礼。火葬烧着半边天。宇宙在降旗。一轮橙红的火球降下去，降下去，圆得完美无憾的火球啊，怪不得一切年轮都是它的模仿，因为太阳造物以它自己的形象。

快要烧完了。日轮半陷在暗红的灰烬里，越沉越深。山口外，犹有殿后的霞光在抗拒四围的夜色，横陈在地平线上的，依次是惊红、骇黄、怅青、惘绿和深不可泳的诡蓝，渐渐沉溺于苍黛。怔望中，反托在空际的林影全黑了下来。

最后，一切都还给纵横的星斗。

但是太阳会收复世界的，在玉山之巅。在崦嵫山里这只火凤凰会铸冶新的光芒。高处不胜苦寒。他在两条厚毛毯里，瑟缩犹难入梦，盘盘旋旋的山路，还在腿上作麻。夜，太静了。毛黑茸茸的森林似乎有均匀的鼾息。不要错过日出，不要，他一再提醒自己。我要亲眼看神怎样变戏法，那只火凤凰怎样突破蛋黄、怎样飞起来，不要错过，不要。他似乎枕在一座活火山上，有一种美丽的不安。梦是一床太短的被，无论如何也盖不完满。约会女友的前夕，从前，也有过这症状。无以名之，叫作幸福症吧。睡吧睡吧，不要真错过了，不要。

走到祝山顶上，已经是六点半了。虽然是四十华氏度的气温，大家都喘着气，微有汗意。脸上都红通通的，“阿里山的姑娘”，他戏呼她们。天色透出鱼肚白，群峰睡意尚未消尽。雾气在下面的千壑中聚集。没有风。只有一只鸟，在新鲜的静寂中试投着它的清音。啾啾唧啾啾唧啭啭唧唧。屏息的期待中，东方的天壁已经炙红了一大片。“快起来了，快起来了。”他回过头去，观日楼下的广场上，已然麇集了百多位观众，在迎接太阳的诞生。已经冻红的脸上，更反映着熊熊的霞光。

“上来了！”

“上来了！”

“太阳上来了、上来了！”

浩阔的空间引爆出一阵集体的欢呼。就在同时，巍峨的玉山背后，火山爆发一样迸出了日头，赤金晃晃，千臂投手向他们投过来密密集集的标枪。失声惊呼的同时，一阵刺痛，他的眼睛也中了一枪。簇新的光，簇新簇新的光，刚刚在太阳的丹炉里炼成，猬集他一身。在清虚无尘的空中飞啊飞啊飞了八分钟，扑到他身上的这簇光并未变冷。巨铜锣玉山上捶了又捶，神的噪声、金熔熔的赞美诗火山熔浆一样滚滚而来，观礼的凡人全擎起双臂忘了这是一种无条件降服的仪式，在海拔七千英尺以上。一座峰接一座峰在接受这样灿烂的祝福，许多绿发童子在接受那长老摩挲头颅。不久，福建和浙江也将天亮。然后是湖北和四川。庐山与衡山。秦岭与巴山。然后是漠漠的青海高原。溯长江、溯黄河而上，噫吁嚱，危乎高哉，天苍苍、野茫茫的昆仑山天山帕米尔的屋顶。太阳抚摩的，有一天他要用脚踵去膜拜。

可是他不能永远这样许下去，这长愿。四个小女孩在那边喊他。小红火车在高高的站上喊他，因为嘉义在下面的平原上喊小红火车。该回家了，许多声音在下面那世界喊他。许多街、许多巷子、许多电话电铃、许多开会的通知限时信。许多电梯、许多电视天线在许多公寓的屋顶。许多许多表格在阴暗的许多抽屉等许多图章的打击。第二手的空气。第三流的水。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文明的赞美诗，噪音。什么才是家呢？他属于下面那世界吗？

火车引吭高呼。他们下山了。六千英尺，五千五，五千。他的心降下去。四十九个洞，八十九座桥。刹车的声音起自铁轨，令人心烦。把阿里山还给云豹，还给鹰和鸠，还给太阳和那些森林。荷兰旗、日本旗、森林的绿旌绿帜是不降的旗。四十九个洞。千年亿年。让太阳在上面画那些美丽的年轮。

高速的联想

那天下午从九龙驾车回马料水，正是下班时分，大埔路上，高低长短形形色色的车辆，首尾相衔，时速二十五英里。一只鹰看下来，会以为那是相对爬行的两队单角蜗牛，单角，因为每辆车只有一根收音机天线。不料，快到沙田时，莫名其妙地塞起车来，一时单角的蜗牛都变成了独须的病猫，废气暧暧，马达喃喃，像集体在腹诽狭窄的公路。熄火又不能，因为每隔一会儿，整条车队又得蠢蠢蠕动。前面究竟在搞什么鬼，方向盘的舵手谁也不知道。载道的怨声和咒语中，只有我沾沾自喜，欣然独笑。俯瞥仪表板上，从左数过来第七个蓝色钮键，轻轻一按，我的翠绿色小车忽然离地升起，升起，像一片逍遥的绿云牵动多少愕然仰羡的眼光，悠悠扬扬向东北飞逝。

那当然是真的：在拥挤的大埔路上，我常发那样的狂想。我爱开车。我爱操纵一架马力强劲、反应灵敏、野蛮又柔驯的机器，我爱方向盘在掌中微微颤动四轮在身体下面平稳飞旋的那种感觉，我爱用背肌承受的压力去体会起伏的曲折的地形山势，一句话，我崇拜速度。阿拉伯的劳伦斯曾说：“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兽欲。”以运动的速度而言，自认万物之灵的人类是十分可怜的。褐雨燕的最高时速，是290.5英里。狩猎的鹰在俯冲下扑时，能快到每小时180英里。比赛的鸽子，有96.29英里的时速。兽中最快的选手是豹和羚羊：长腿黑斑的亚洲豹，绰号“猎豹”者，短程的冲刺，时速可到70英里，可惜500码后，就降成40多英里了；叉角羚羊奋蹄疾奔，可以维持60英里时速。和这些相比，“动若脱兔”只能算“中驷之才”：英国野兔的时速不过45英里。“白驹过隙”就更慢了，骑师胯下的赛马每小时只驰43.26英里。人的速度是最可怜的，100码之外只能达到26.22英里的时速。

可怜的凡人，奔腾不如虎豹，跳跃不如跳蚤，游泳不如旗鱼，负重不如蚂蚁，但是人会创造并驾驭高速的机器，以逸待劳，不但突破自己体能的极限，甚至超迈飞禽走兽，意气风发，逸兴遄飞之余，怀疑可以追神迹、蹑仙踪。高速，为什么令人兴奋呢？生理学家一定有他的解释，例如，循环加速、心跳变剧，等等。但在心理上，至少在潜意识里，追求高速，其实是人与神争的一大欲望：地心引力是自然的法则，也就是人的命运，高速的运动就是要反抗这法则，虽不能把它推翻，至少可以把它的限制压到最低。赛跑或赛车的选手打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刹那，是一闪宗教的启示，因为凡人体能的边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人进一步，便是神退一步，从此，人更自由了。

滑雪、赛跑、游泳、赛车、飞行等的选手，都称得上是英雄。他们的自由和光荣是从神手里，不是从别人的手里，夺过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牺牲了别人，而是因为克服了自然，包括他们自己。

若论紧张刺激的动感，高速运动似乎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凭借的机械越多，和自然的接触就越少，动感也就减小。赛跑，该是最直接的运动。赛马，就间接些，但凭借的不是机械，而是一匹汗油生光、肌腱勃怒、奋鬣扬蹄的神驹。最间接的，该是赛车了，人和自然之间，隔了一只铁盒、四只轮胎。不过，越是间接的运动，就越高速，这对生就低速之躯的人类说来，实在是一件难以两全的事情。其他动物面对自己天生的体速，该都是心安理得，受之怡然的吧？我常想，一只时速0.03英里的蜗牛，放在跑车的挡风玻璃里去看剧动的世界，会有怎样的感受？

许多人爱驾敞篷的跑车，就是想在高速之中，承受、享受更多的自然：时速超过75英里，80英里，90英里，全世界轰然向你扑来，发交给风，肺交给激湍洪波的气流，这时，该有点飞的感觉了吧。阿拉伯的劳伦斯有耐性骑骆驼，却不耐烦驾驶汽车：他认为汽车是没有灵性的东西，只合在风雨中乘坐。从沙漠回到文明，才下了驼背，他便跨上电单车，去拜访哈代和萧伯纳。他在电单车上，每月至少驰骋2400英里，快的时候，时速高达100英里，终因车祸丧生。

我骑过五年单车，也驾过四年汽车，却从未驾过电单车，但劳伦斯驰骤生风的豪情，我仿佛可以想象。电单车的骁腾剽悍，远在单车之上，而冲锋抢路身随车转的那种投入感，更远胜靠在桶形椅背踏在厚地毯上的方向舵手。电影《逍遥游》（Easy Rider）里，三骑士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里直线疾驰的那一景，在摇滚乐亢奋的节奏下，是现代电影的高潮之一。我想，在潜意识里，现代少年是把桀骜难驯的电单车当马骑的：现代骑士仍然是戴盔着靴，而两脚踏镫双肘向外分掌龙头两角的骑姿，却富于浪漫的夸张，只有马达的厉啸逆人神经而过，比不上古典的马嘶。现代车辆的引擎，用马力来标示电力，依稀有怀古之风。准此，则敞篷车可以比拟远古的战车，而四门的“轿车”更是复古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特车厂驱出的“野马”号拟跑车，颈长尾短，剽悍异常，一时纵横于超级公路，逼得克莱斯勒车厂只好放出一群修矫灵猛的“战马”来竞逐。

我学开车，是在1964年的秋天。当时我从皮奥瑞亚去爱奥华（编者注：艾奥瓦）访叶珊与黄用，一路上，火车误点，灰狗的长途车转车费时，这才省悟，要过州历郡亲身去纵览惠特曼和桑德堡诗中体魄雄伟的美国，手里必须有一个方向盘。父亲闻言大惊，一封航空信从松山飞来，力阻我学驾车。但无穷无尽更无红灯的高速公路在敻阔自由的原野上张臂迎我。我的逻辑是：与其把生命交托给他人，不如握在自己的手里。学了7小时后，考到了驾驶执照。发那张硬卡给我的美国警察说：“公路是你的了，别忘了，命也是你的。”

奇妙的方向盘，转动时世界便绕着你转动，静止时，公路便平直如一条分发线。前面的风景为你剖开，后面的背景呢，便在反光镜中缩成微小、更微小的幻影。时速上了70英里，反光镜中分巷的白虚线便疾射而去如空战时机枪连闪的子弹，万水千山，记忆里，漫漫的长途远征全被魔幻的反光镜收了进去，再也不放出来了。“欢迎进入内布拉斯加”“欢迎来加利福尼亚”“欢迎来内华达”，闯州穿郡，记不清越过多少条边界、多少道税关。高速令人兴奋，因为那纯是一个动的世界，挡风玻璃是一望无际的窗子，光景不息，视域无限，油门大开时，直线的超级大道变成一条巨长的拉链，拉开前面的远景蜃楼摩天绝壁拔地倏忽都削面而逝成为车尾的背景又被拉链拉拢。高速，使整座雪山簇簇的白峰尽为你回头，千顷平畴旋成车轮滚滚的辐辏。春去秋来，多变的气象在挡风窗上展示着神的容颜：风沙雨露和冰雪，烈日和冷月，沙漠里的飞蓬，草原夏夜密密麻麻的虫尸，扑面踹来大卡车轮隙踢起的卵石，这一切，都由那一方弧形的大玻璃共同承受。

从海岸到海岸，从极东的森林洞（Woods Hole）浸在大西洋的寒碧到太平洋暖潮里浴着的长堤，不断的是我的轮印横贯新大陆。坦荡荡四巷并驱的大道自天边伸来又没向天边，美利坚，卷不尽、展不绝一幅横轴的山水只为方向盘后面的远眺之目而舒放。现代的徐霞客坐游异域的烟景，为我配音的不是古典的马蹄嘚嘚、风帆飘飘，是八汽缸引擎轻快的低吟。

二十轮轰轰地翻滚，体格修长而魁梧的铝壳大卡车，身长数倍于一辆小轿车，超它时全身的神经紧缩如猛收一张网，胃部隐隐地痉挛，两车并驰，就像在狭长的悬崖上和一匹犀牛赛跑，真是疯狂。一时小车惊蹿于左，重吨的货柜车奔腾而咆哮于右，右耳太浅，怎盛得下那样一旋涡的噪声？1965年初，一个苦寒凛冽的早晨，灰白迷蒙的天色像一块毛玻璃，道奇小车载我自芝加哥出发，碾着满地的残雪碎冰，一日700英里的长征，要赶回盖提斯堡去。出城的州际公路上，遇上了重载的大货车队，首尾相衔，长可半英里，像一道绝壁蔽天水声震耳的大峡谷，不由分说，将我夹在缝里，挟持而去。就这样一直对峙到印第安纳州境，车行渐稀，才放我出峡。

后来驶车日久，这样的超车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浑不觉二十轮卡车有多威武，直到前几天，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悚栗片《决斗》。一位急于回家的归客，在野外公路上超越一辆庞然巨物的油车，激怒了高居驾驶座上的隐身司机，油车变成了金属的恐龙怪兽，挟其邪恶的暴力盲目地冲刺，一路上天崩地塌火杂杂衔尾追来。反光镜里，惊瞥赫现那油车的车头已经是一头狂兽，而一进隧道，车灯亮起，可骇目光灼灼黑凛凛一尊妖牛。看过斯皮尔伯格后期作品《大白鲨》，就知道在《决斗》里，他是把那辆大油车当作一匹猛兽来处理的，但它比大白鲨更凶顽、更神秘，更令人分泌肾上腺素。

香港是一个弯曲如爪的半岛旁错落着许多小岛，地形分割而公路狭险，最高的时速不过50英里，一般时速都在40英里以下，再好的车、再强大的马力也不能放足驰骤。低速的大埔路上，蜗步在一串慢车的背影之后，常想念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和西南部沙漠里，天高路邈，一车绝尘，那样无阻的开阔空旷。虽说能源的荒年，美国把超级公路的速限降为每小时55英里，去年8月我驶车在南加州，时速70英里，也未闻警笛长啸来追逐。

更念烟波相接，一座多雨的岛上，多少现代的愚公，亚热带小阳春的艳阳下在移山开道，开路机的履带轧轧，铲土机的巨螯孔武地举起，起重机辘辘地滚着辘轳，为了铺一条巨毡从基隆到高雄，迎接一个新时代的驶来。那样壮阔的气象，四衢无阻，千车齐毂并驰的路景，郑成功、吴凤没有梦过，阿美族、泰耶鲁族的民谣从不曾唱过。我要拣一个秋晴的日子，左窗亮着金艳艳的晨曦，从台北出发，穿过牧神最绿、最翠的辖区，腾跃在世界最美丽的岛上；而当晚从高雄驰回台北，我要驰速限甚至纵一点超速，在亢奋的脉搏中，写一首现代诗歌咏带一点汽油味的牧神，像陶潜和王维从未梦过的那样。

更大的愿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声的土地上驰骋。中国最浪漫的一条古驿道，应该在西北。最好是细雨霏霏的黎明，从渭城出发，收音机天线上系着依依的柳枝。挡风窗上犹浥着轻尘，而渭城已渐远，波声渐渺。甘州曲、凉州词、阳关三叠的节拍里车向西北，琴音诗韵的河西孔道，右边是古长城的雉堞隐隐，左边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际，我以70英里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轮印下重重叠叠多少古英雄长征的蹄印。

塔

一放暑假，一千八百个男孩和女孩，像一蓬金发妙鬘的蒲公英，一吹，就散了。于是这座黝青色的四层铁塔，完全属他一人所有。永远，它矗立在此，等待他每天一度的临幸，等待他攀登绝顶，阅读这不能算小的王国。日落时分，他立在塔顶，端端在寂天寞地的圆心。一时暮色匍匐，万籁在下，塔无语，王亦无语，唯钢铁的纪律贯透虚空。太阳的火球，向马里兰的地平下降。黄昏是一只薄弱的耳朵，频震于乌鸦的不谐和音。鸦声在西，在琥珀的火堆里裂开。西望是艳红的熔岩，自太阳炉中喷出，正淹没当日南军断肠之处，今日艾森豪的农庄。东望不背光，小圆丘上，北军森严的炮位，历历可数。华盛顿在南，白而直的是南下的州道。同一条公路，北驶三英里，便是葛底斯堡的市区了。这一切，这一圈连环不解的王国，完全属他一人所有。

葛底斯堡啊，葛底斯堡。他的目光抚玩着小城的轮廓。来这里半年，他已经熟悉每一条街，每一座有历史的建筑。那刺入晚空的白塔尖，是路德教堂。风雨打黑的是文学院的钟楼，雉堞上栖着咕咕的野鸽。再过去，是黑阶白柱的“老宿舍”，内战时，是北军骑兵秣马的营地。再过去，再过去该是他的七瓴古屋的绿顶了，虽然他的眼力已经不逮。就在那绿顶下，他度过寥落又忙碌的半年，读书、写诗，写长长的航空信，翻译公元前的古典文学，为了那些金发的、褐发的女弟子，那些洋水仙。那些洋水仙。纳博科夫称美国的小女孩作nymphet。他班上的女孩应该是nymph，他想。就在那绿得不可能的绿顶下，那些洋水仙，那些牛奶灌溉的洋水仙，像一部翻译小说的女角那样，走进去，听他朗吟缠绵的《湘夫人》，壮烈的《国殇》。笑他太咸的鱼、太淡的黑莓子酒。他为她们都取了中国名字。金发是文葩，栗发是倪娃，金中带栗的是贾翠霞。她们一来，就翻出他的牙筷，每样东西都夹一下。最富侵略性的，是文葩，搜他的冰箱，戴他的雨帽，翻他的中文字典，皱起眉头，寻找她仅识的半打象形文字。他戏呼她们为疯水仙、为希腊太妹、为Bacchanals。他始终不能把她们看清楚，因为她们动得太快，晃得太厉害。因为碧睛转时，金发便跟着飘扬。她们来时，说话如吟咏，子音爽脆，母音婉柔。她们走后，公寓里犹晃动水仙的影子。他总想叫她们停下来，让他仔细阅读那些瞳中的碧色，究竟碧到什么程度。

但塔下只有碧草萋萋。晚风起处，脚下的新枫翻动绿荫。这是深邃的暑假，水仙们都已散了，有的随多毛的牧神，有的，当真回欧洲去了。翠霞要嫁南方的羊蹄人。文葩去德国读日耳曼文学。终于都散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散了，正如当初，莫名其妙地聚拢来一样。偌大的一片校园，只留下几声知更，只留下，走不掉而又没人坐的靠背长椅，怔怔对着花后的木兰。牧神和水仙践过的芳草，青青如故。一觉醒来，怎么小城骤然老了三十岁？第一次，他发现，这里的居民多么龙钟，满街是警察、店员、保险商、收税吏、战场向导、面目模糊的游客。闷得发慌的下午，暑气炎炎，蟠一条火龙在林肯广场的顶空。车祸频起，救护车的警笛凄厉地宰割一条大街。

所以水仙们就这么散了。警笛代替了牧歌。羊蹄踹过的草地上，只留下一些烟蒂。临行前夕，神与兽，纷纷来叩门。“我们会惦记你的。”柯多丽说。“愿你能回来，再教我们。”倪娃拿走他的底片。一下午，羊蹄不断踢他的公寓。虬髯如盗的霍豪华，金发童颜的贝伯纳，邀他去十英里外，方丈城的一家德国餐馆，叫Hof Brauhaus的，去大嚼德国熏肉和香肠，豪饮荷兰啤酒。熏肉和香肠他并不特别喜欢，但饮起啤酒来，他不醉不止。笨重而有柄的史泰因大陶杯，满得欲溢的醇醪，浮面酵起一层滃滃的白沫，一口芳冽，顿时有一股豪气自胃中冲起，饮者欲哭欲笑，欲拔剑击案而歌。唱机上回旋着德意志的梦、舒伯特的梦、舒曼的梦。绞人肚肠的一段小提琴，令他想起以前同听的那人，那人慵懒的鼻音。他非常想家。他尖锐地感到，离家已经很久，很远了。公寓里的那张双人床，那未经女性的柔软和浑圆祝福过的，荒凉如不毛的沙漠。那夜他是醉了。昏黄的新月下，他开车回去，险些撞在一株老榆树上。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坐在参天的老橡荫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醉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禽鸣，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他想起，好久，好久没接触东方的温婉了。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他幻想，自己在抚弄一只手，白得可以采莲的一只手。而且吟一首《念奴娇》向一只娇小的耳朵，乌发下的耳朵。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

第三天，停车场上空落落的，全部走光了。因是废园，城是死城。他缓缓走下无人的林荫道，感到空前地疲倦。只有他不能离开，七月间，他将走得更远。他将北上纽约，循传说中惧内猎人的足迹，越过凯茨基山，向空阔的加拿大。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像一个白发的老兵，独守一片古战场。小城四郊的墓碑，多于铜像，铜像多于行人。至少墓碑的那一面很热闹，自虐而自嘲地，他想到。至少夜间比昼间热闹。夜间，猫眼的月为鬼魂唱一整个通宵，连窗上的雏菊也失眠了。电影院门首的广告画，虚张声势，探手欲攫迟归的行人。只有逃不掉的邮筒，患得患失地伫立在街角。子夜后的班车，警铃叮叮，大惊小怪地蹿过市中心，小城的梦魇陷得更深。为何一切都透明得可怕？这里没有任何疆界。现在覆叠着将来。他走过神学院走过蜡像馆走过郁金香泣血的方场，但大半的时间，他走在梦里、走在国内、走在记忆的街上。这种完整而纯粹的寂寞，是享受，还是忍受，他无法分辨。信箱充实的时候，他往往一星期不讲一句话。信箱空洞的时候，他似乎被整个世界所遗忘，且怀疑自己的存在。立在塔顶，立在钢铁架构的空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人亦冷漠而疏远。何以西方茫茫，东方茫茫？寂寞是国，我是王，自嘲兼自慰，他想。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摩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

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他的生命似乎是一场永远的期待，期待一个奇迹，期待一个蜃楼变成一座俨然的大殿堂。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的燃烧，使焦灼的灵魂幻觉自己生活在未来。灵魂，不可能的印第安雷鸟（雷鸟Thunderbird，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巨鸟，两翼挟雷电风雨俱来。美国一种高级轿车以此命名），不可能柔驯地伏在此时此刻的掌中，它的翅膀更喜欢过去的风，将来的云。他钦羡英雄和探险家，羡他们能高度集中地孤注一掷地生活在此时此地，在血的速度呼吸的节奏，不必，像他那样，经常病态地生活在回忆和期待中。生死决斗的武士，八肢互绞的情人，与山争高的探险家，他钦羡的是这些。他更钦羡阿拉伯的劳伦斯，同一只手，能陷城，也能写诗，能测量沙漠，也能探索灵魂，征服自己，且征服敌人。

但此刻，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和期待之间，像伽利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剩下他，在恐惧之后回顾恐惧，危险之前预期危险。对于他，这是过渡时期，渡船在两个岸间漂摆。这是大征伐中，一段枕剑的小小假寐。因为他的战场，他的床，他的沙漠在中国，在中国，在日落的方向，他的敌人和情人和同伴。自从他选择了笔，自从他选择了自己的武器，选择了蓝色的不是红色的血液，他很久没有享受过深邃安详如一座寺院的暑假，如他现在所享受的一样。暑假是时间的奢侈品，属于看云做梦的少年。他用单筒的记忆，回顾小时候的那些暑假，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那些椰荫下的、槐荫下的、黄桷树荫下的暑假。读童话，读神话，读《天方夜谭》的暑假。那时，母亲可靠如一株树，他是树上唯一的果子。那时，他有许多“重要”的同学，上课同桌，睡觉同床，记过时，同一张布告；诅咒时，以彼此的母亲为对象。那些暑假呢？那些母亲呢？那些重要的伙伴呢？

至少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客的伯母死了，在另一座塔下。那里，时间毫无意义地流着，空间寄托在宗教的租界。是处梵呗如呓，香火在神龛里伸着懒腰。他来自塔的国度。古老的上国已经陆沉，只留下那些塔，兀自顽强地自尊地零零落落地立着，像一个英雄部落的遗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和母亲乘汽船，顺长江东下。船泊安庆。母与子同登佛寺的高塔（事隔二十年，已忘塔名。倘有多情的读者见示，当于印书时注明），俯瞰江面的密樯和城中的万户灰甍。塔高风烈。迷蒙的空间、眩晕的空间在脚下，令他感觉塔尖晃动如巨桅，而他是一只鹰，一展翅一切云都得让路。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荫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怔怔望不厌意大利在地中海濯足，多龙的北欧欲噬丹麦，望不厌象牙海岸，尼罗河口，江湖满地的加拿大，岛屿满海的澳大利亚。从一本日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安庆到葛底斯堡，两座塔隔了二十年。立在这座钢筋的瞭望塔上，立在二十年的这一边，他抚摩二十年前的自己，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幼稚，带着同情与责备。世界上最可爱、最神秘、最伟大的土地，是中国。踏不到的泥土是最香的泥土。远望岂能当归，岂能当归？就如此刻，山外是平原，平原之外是青山是青山。俄亥俄之外是印第安纳之外是艾奥瓦是内布拉斯加是内华达，乌鸦之西仍是乌鸦是归巢的乌鸦。唯他的归途是无涯是无涯是无涯。半世纪来，多少异乡人曾如此眺望？胡适之曾如此眺望。闻一多如此眺望。梁实秋如此眺望。“五四”以来，多少留学生曾如此眺望。珊瑚色渐渐吸入加稠的怅青，西南仍有一派依恋的余光。葛底斯堡的方向，灯火零零落落地亮起。值得怀念的小城啊，他想，百年前的战场，百年后的公园，葛底氏之堡，林肯的自由的殿堂。一列火车正迤迤逦逦驶过市中心。当日林肯便乘这种火车，来这里向阵亡将士致敬，且发表那篇演说。他预感得到，将来有人会怀念这里，在中国，怀念这一段水仙的日子，寂寞又自由的日子，在另一个战场，另一种战争之中。这次回去，他将再度加入他的同伴，他将投身历史滔滔的浊流，游向旋涡啊大旋涡的中心。因为那也是一种内战。文化的内战，精神的内战，我与自己的决斗，为了攻打中国人偏见的巴士底狱，解放孔子后裔的想象力和创造的生命。也许他成功，也许他失败，但未来的历史将因之改向。

但在回去之前，他必须独自保持清醒的燃烧。就如那边的北极星，冷静地亮着，不失自己的方向，且为其他的光，守住一个定点。夜色部署得很快，顷刻间，恫吓已呈多面，从鼠灰到黝青到墨黑。但黑暗只有加强星的光芒。星的阵图部署得更快，在夜之上，在万籁之上，各种姓名的光，从殉道的红到先知的皎白透青，一一宣布自己的方位。他仰面向北，发现大熊和小熊开阔而灿明，如一面光之大纛，永不下半旗，那角度，比国内所见的高出许多。抓住冻手的栏杆，他感到金属上升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感到，钢铁的生命，从他的掌心、脚心上升，如忠于温度的水银，逆流而且上升，达于他的四肢、他的心脏。在一个疯狂的豁然的顷刻，他幻觉自己与塔合为一体，立足在坚实的地面，探首于未知的空间，似欲窃听星的谜语，宇宙大脑微妙的运行。一霎间，他欲引吭长啸。但塔的沉默震慑住他。挺直的脊椎，纵横的筋骨，回旋梯的螺形回肠，挣扎时振起一种有秩序的超音乐。寂寞啊，寂寞是一座透明的堡，冷冷地高，可以俯瞰一切，但离一切都那么遥远。鸟与风，太阳与霓虹，都从他架空的胸肋间飞逝，留下他，留下塔，留下塔和他，在超人的高纬气候里，留下一座骄傲的水晶牢，一座形而上的玻璃建筑，任他自国，自毁，自拯，或自卫。

不朽，是一堆顽石

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里，众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么也没说。游客自纽约来，游客自欧陆，左顾右盼，恐后争先，一批批的游客，也吓得什么都不敢妄说。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声。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但最后，那卑微继续的噪音，亦如历史上大小事件的骚响一样，终于寂灭，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肃穆之中。游客散后，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间，低回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铜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种冥冥的雄辩，再响的噪声也辩它不赢，一层深似一层的阴影里，有一种音乐，灰扑扑地安抚他敏感的神经。当晚回到旅舍，他告诉自己的日记：“那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样的鬼所祟，却是无比的安慰。大过瘾。大感动。那样被祟等于被祝福。很久，没有流那样的泪了。”

说它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一点也没错。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纪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类。掘墓埋骨的，是实鬼。立碑留名的，是虚鬼。勒石供像的一类，有虚有实，无以名之，只好叫它作石精了。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石寺里的鬼籍是十分杂乱的。帝王与布衣，俗众与僧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鼾息相闻。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镀金，或敷彩，异代的血肉都化为同穴的冷魂，一矿的顽块。李白所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并不适用。在西敏寺中，诗人一隅独拥，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将相的遗容，也遍受四方的游客瞻仰。一九六六年，西敏庆祝立寺九百年，宣扬的精神正是“万民一体”。

西敏寺的位置，居伦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诗人史宾塞（编者注：斯宾塞）笔下的“风流的泰晤士河”在其东缓缓流过，华兹华斯驻足过的西敏寺大桥凌乎波上，在寺之东北。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年，这块地面已建过教堂。一○六五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号称“忏悔的爱德华”。次年诺曼第公爵威廉北渡海峡，征服了大不列颠，那年的圣诞节就在西敏寺举行加冕大典，成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从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国宫廷的传统，而历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将皇后王子等也纷纷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铭，以志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开向天国，至今仍是英国人每日祈祷的圣殿。但同时是一座石气阴森、阳光罕见的博物巨馆，石椁铜棺，拱门回廊，无一不通向死亡，无一不通向幽暗的过去。

对于他，西敏古寺不只是这些。坐在南翼大壁画前的古木排椅上，两侧是历代诗人的雕像，凌空是百英尺拱柱高举的屋顶，远眺北翼，历代将相成排的白石立像尽处是所罗门的走廊，其上是直径二十英尺的蔷薇圆窗，七彩斑斓的蔷瓣上，十一使徒的绘像，染花了上界的天光——这么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际，西敏寺就是一部立体的英国历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对于他，石砌的英国文学史。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之隅，他是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走进来的。忽然他已经立在诗魂蠢动的中间，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顶上，一方方的浮雕，脚下，一块接一块的纪念碑平嵌于地板，令人落脚都为难。天使步踌躇，妄人踹莫顾，他低吟起颇普（编者注：蒲柏）的名句来。似曾相识的那许多石像，逼近去端详，退后来打量，或正面瞻仰，或分行侧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诗人虽一角，竟低回了两个小时。终于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来，背着哥尔德斯密斯的侧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间怔怔出神。六世纪的英诗，巡礼两小时。那么多的形象，联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颈，让心灵慢慢去调整。

最老的诗魂，是六百多岁的乔叟。诗人晚年贫苦，曾因负债被告，乃戏笔写了一首谐诗，向自己的阮囊诉穷。亨利四世读诗会意，加赐乔叟年俸。不到几个月，乔叟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时为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体则由东向的侧门抬入。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结。原来乔叟埋骨圣殿，不是因为他是英诗开卷的大师，或什么“英诗之父”之类的名义——那都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他做过朝官，当过宫中的工务总监，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赁。七十多年后，凯克斯敦在南翼墙外装置了英国第一架印刷机，才向寺方请准在乔叟墓上刻石致敬，说明墓中人是一位诗人。又过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乃于一五五六年，把乔叟从朱艾敦（编者注：德莱顿）此时立像的地点，迁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

当时的诗人名布礼根者，更为他嵌立一方巨碑，横于硕大典丽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诗名由是而彰，其后又过百年，大诗人朱艾敦（编者注：德莱顿）提出“英诗之父，或竟亦英诗之王”之说，乔叟的地位更见崇高。所谓寂寞身后事，看来也真不简单。盖棺之论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乔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诗人葬到西敏寺来。一五九八年的圣诞前夕，史宾塞（编者注：斯宾塞）从兵燹余烬的爱尔兰逃来伦敦，贫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亲友遵他遗愿，葬他于乔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经由当年的同一道侧门。据说写诗悼他的诗友，当场即将所写的诗和所用的笔一齐投入墓中陪葬。直到一六二○年，杜赛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纪念，可见史宾塞死时，诗名也不很隆。

其实盛名即如莎士比亚，盖棺之时，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的。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一六一六年，却要等到一七四○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一六七四年弥尔顿死时，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败，在政治上，弥尔顿是一个失势的叛徒。时人报道他的死讯，十分冷淡，只说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书写拉丁文件维生”。六十三年之后，他长发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临于诗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这一角，成为名诗人埋骨之地，既始于乔叟与史宾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相沿成袭。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阅世小品》里已经称此地为“诗人之苑”，他说：“我发现苑中或葬诗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

至于首先使用“诗人之隅”这名字的，据说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尔德史密斯。诗人之隅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传统而且不规则。说它是石砌的一部诗史吧，它实在建得不够严整。时间那盲匠运斤成风，鬼斧过处固然留下了骇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例如石像罗列，重镇的诗魁文豪之间就缭绕着一缕缕虚魅游魂，有名无实，不，有石无名，百年后，犹飘飘浮浮没有个安顿。雪莱与济慈，有碑无像。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有半身像而无碑。相形之下，普赖尔（Matthew 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环侍，独据一龛，未免大而无当了。至于谢德威尔（Thomas 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至桂冠加顶，帷饰俨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起的，当然是朱艾敦那些断金削玉冷锋凛人的千古名句。朱艾敦的讽刺诗犹如一块坚冰，谢德威尔冥顽的形象急冻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定。谢德威尔亦自有一种不朽，但这种不朽不是他自己光荣挣来的，是朱艾敦给骂出来的，算是一种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纪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诗人之隅，不但是历代时尚的记录，更是英国官方态度的留影。拜伦生前名闻全欧，时誉之隆，当然有资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异乡。浪漫派三位前辈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辈都魂游海外，叶飘飘而归不了根，拜伦死时，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其后一个半世纪，西敏寺之门始终不肯为拜伦而开。十九世纪末，又有人提议为他立碑，为住持布瑞德礼所峻拒，引起一场论战。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诗人之隅的地上才算为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伦勋爵，一八二四年逝于希腊之米索郎吉，享年三十六岁。”英国和它的叛徒争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国上流社会的，是一个魔鬼附身的血肉之躯，被原谅的，却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诗人，魂飘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国的诗客却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诗人之隅的另一种倒置。莎士比亚、弥尔顿、布雷克、拜伦，都要等几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进寺，新大陆的朗费罗，死后两年便进来了。丁尼生身后的柱石上，却是澳大利亚的二流诗人高登（A.L.Gordon）。颇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为西敏宫中的冤鬼。可是大诗人叶慈呢，他又在哪里？

甚至诗人之隅的名字，也发生了问题。南翼的这一带，鬼籍有多么零乱。有的鬼实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皇的碑铭，例如朱艾敦、约翰逊、江森。至于葬在他处的诗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铭，例如华兹华斯和莎翁；有的有像无碑，例如柯立治（编者注：柯勒律治）和史考特；有的有碑无像，例如拜伦和奥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后的待遇也相异，这些幽灵之中，附诗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音乐家、学者、贵妇、僧侣和将军，诗人的一角也不尽归于诗人。

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记忆英文的玄想。圣乐绕梁，犹缭绕韩德尔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邻狄更斯的地碑。麦考利偏头侧耳，听远处，历史迂缓的回音？巧舌的名伶，加里克那样优雅的手势，掀开的绒幕里，是哪一出悲壮的莎剧？

而无论是雄辩滔滔或情话喃喃，无论是风琴的圣乐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听众，今天，都十分安宁，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肃静。游客只管自来去，朝代只管自轮替，最后留下的，总是这一方方、一棱棱、一座座，坚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灭的石精石怪永远祟着中古这厅堂。风晚或月夜，那边的老钟楼当当敲罢十二时，游人散尽，寺僧在梦魇里翻一个身，这时，石像们会不会全部醒来，可惊千百对眼瞳，在暗处矍矍复眈眈，无声地旋转，被不朽罚站的立像，这时，也该换一换脚了。

因为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处一样，眼虽睁而无瞳如盲。传神尽在阿堵，画龙端待点睛。希腊人放过这灵魂的穴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对着大荒，真是聪明，因为石像所视不是我们的世界，原不由我们向那盈寸间去揣摩、妄想。

什么都不说的，说得最多。倚柱支颐，莎翁的立姿，俯首沉吟，华兹华斯的坐像，朱艾敦的儒雅，弥尔顿的严肃，诗人之隅大大小小的石像，全身的，半身的，侧面浮雕的，全盲了那对灵珠，不与世间人的眼神灼灼相接。天人之间原应有一堵墙，哪怕是一对空眶。

死者的心声相通，以火焰为舌，活人的语言远不可接。

所以他隐隐地感到，每到午夜，这一对对伪装的盲睛，在暗里会全部活起来，空厅里一片明灭的青磷。但此刻正是半下午，寺门未闭，零落的游客三三两两，在厅上逡巡犹未去。

也就在此时，以为览尽了所有的石块，一转过头去，布雷克的青铜半身像却和他猛打个照面！刚强坚硬的圆头颅光光，额上现两三条纹路像凿在绝壁上，眉下的岩穴深深，睁两只可怖的眼睛，瞳孔漆漆黑，那眼神惊愕地眺出去，像一层层现象的尽头，骤见到预言里骇目的远景，不忍注目又不能不逼视。雕者亦惊亦怒，铜像亦怒亦惊，鼻脊与嘴唇紧闭的棱角，阴影，塑出瘦削的颊骨沉毅的风神。更瘦更刚是肩胛骨和宽大的肩膀，头颅和颈项从其上挺起矗一座独立的顽岗。先知就是那样。先知的眼睛是两个火山口，近处的空气都怕被灼伤。惶惶然他立在那铜像前，也怕灼伤又希望被灼伤。于是四周的石像都显得太驯服、太乖、太软弱、太多脂肪，锁闭的盲瞳与盲瞳之间唯有这铜像瞑目而裂眦。古典脉脉，现代眈眈。

铜像是艾普斯坦的杰作。千座百座都兢兢仰望过，没一座令他悸栗震动像这座。布雷克默默奋斗了一生，老而更贫，死后草草埋在彭山的荒郊，墓上连一块碑也未竖。生前世人都视他为狂人，现在，又追认他为浪漫派的先驱大师，既叹其诗，复惊其画。艾普斯坦的雕塑，粗犷沉雄出于罗丹，每出一品，辄令观者骇怪不安。这座青铜像是他死前两年的力作，那是一九五七年，来供于诗人之隅，正是布雷克诞生的两百周年。承认一位天才，有时需要很久的时间。

诗人之隅虽为传统的圣地，却也为现代而开放。现代诗人在其中有碑题名者，依生年先后，有哈代、吉普林、梅士菲尔、艾略特、奥登。如以对现代诗坛的实际影响而言，则尚有布雷克与霍普金斯。除了布雷克立有雕像之外，其他六人的长方形石碑都嵌在地上。年代越晚，诗人之隅要供置石像便越少空间，鬼满为患，后代的诗魂只好委屈些，平铺在地板上了。哈代的情形最特别：他之入葬西敏寺，小说家的身份恐大于诗名，同时，葬在寺里，是他的骨灰，而他的心呢？却照他遗嘱所要求，是埋在多切斯特的故乡。艾略特和奥登，死后便入了诗人之隅，足证两人诗名之盛。而英国的政教也不厚古人而薄今人。奥登是入寺的最后一人。他死于一九七三年九月，葬在奥地利。第二年十月，他的地碑便在西敏寺揭幕，由桂冠诗人贝吉曼献上桂冠。

下一位可轮到贝吉曼自己？奥登死时才六十六岁，贝吉曼今年却已过七十。他从东方一海港来乔叟和莎翁的故乡，四十多国的作家也和他一样，自热带、自寒带的山城与水港，济慈的一笺书，书中的一念信仰，群彦倜傥要仔细参详。七天前也是一个下午，他曾和莎髯的诗苗诗裔分一席讲坛；右侧是白头怒发鹰颜矍然的史班德，再右，是清瘦而易愠的罗威尔，半被他挡住的，是贝吉曼好脾气的龙钟侧影。罗威尔是美国人，虽然西敏寺收纳过朗费罗、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几位美国作家，看来诗人之隅难成为他的永久户籍，然则史班德的鹰隼、贝吉曼的龙钟，又如何？

两人都有可能，贝吉曼的机会也许更大，但两人都不是一代诗宗。史班德崛起于三十年代，一度与奥登齐名，并为牛津出身的左翼诗人。四十年的文坛和政局，尘埃落定，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头已成历史——出征时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随马克思，到半途旗摧马蹶壮士齐回头，遥挥手，别了那炫目而不验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奥登去花旗下，做客在山姆叔叔家，弗洛伊德、齐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稣。戴·刘易斯继梅士菲尔做桂冠诗人，死了已四年。麦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学教授，进了英国广播公司，作声已十三载。牛津四杰只剩下茕茕这一人，老矣，白发皑皑的诗翁坐在他右侧，喉音苍老迟滞中仍透出了刚毅。四十年来，一手挥笔，一手麦克风，从加入共产党到诀别马列，文坛、政坛耗尽了此生。而缪斯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来已少见他新句。诗句，已落在奥登下，传诵众口又不及贝吉曼，史班德最后的地址该不是西敏寺。诗人之隅，当然也不是缪斯的天秤，铢两悉称能鉴定诗骨的重轻，里面住的诗魂，有一些，不如史班德远甚。诗人死后，有一块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峥嵘而高，广蔽历代的诗魂把栩栩的石像萦绕，当然更美好，但一位诗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诗句传诵于后世，活在发烫的唇上快速的血里，所谓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样冰凉。

可是那天下午，南翼那高挺的石柱下坐着，四周的雕像那么宁静地守着，他回到寺深僧肃的中世纪悠悠，缓缓地他仰起脸来仰起来，那样光灿华美的一扇又一扇玻璃长窗更上面，猗猗盛武是倒心形的蔷薇巨窗天使成群比翼在窗口飞翔。耿耿诗魂安息在这样的祝福里，是可羡的。十九世纪初期，华兹华斯的血肉之躯还没有僵成冥坐的石像，丁尼生、白朗宁犹在孩提的时代，这座哥特式的庞大建筑已经是很老很老了——烟熏石黑，七色斑斑黑线勾勒的厚窗蔽暗了白昼。涉海来拜的伊尔文所见的西敏寺，是“死神的帝国：死神冠冕俨然，坐镇他宏伟而阴森的宫殿，笑做人世光荣的遗迹，把尘土和遗忘满布在君王的碑上”。今日的西敏寺，比伊尔文凭吊时更老了一百多岁，却已大加刮磨清扫：雕门镂扉，铜像石碑，色彩凡有剥落，都细加髹绘，玻璃花窗新镶千扇，烛如复瓣的大吊灯，一蕊蕊、一簇簇从高不可仰的屋顶拱脊上一落七八丈当头悬下来，隐隐似空中有缥缈的圣乐，啊，这永生的殿堂。

对诗人自己说来，诗，只是生前的浮名，徒增扰攘，何足疗饥，死后即使有不朽的远景如蜃楼，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声来。正如他，在一个半岛的秋夜所吟：

倘那人老去还不忘写诗

灯就陪他低诵又沉吟

身后事付乱革与繁星

但对于一个民族，这却是千秋的盛业，诗柱一折，文庙岌岌乎必将倾。无论如何，西敏寺能辟出这一隅来招诗魂，供后人仰慕低回，挹不老桂枝之清芳，总是多情可爱的传统。而他，迢迢自东方来，心香一缕，来爱德华古英王的教堂，顶礼的不是帝后的陵寝与僵像，世胄的旌旗，将相的功勋，是那些漱齿犹香触舌犹烫的诗句和句中吟啸歌哭的诗魂。怅望异国，萧条异代，伤心此时。深阒隔世的西敏古寺啊。

寺门九重石壁外面是现代。卫星和巨无霸，Honda和Minolta的现代。车塞于途，人囚于市，鱼死于江海的现代。所有的古迹都陷落，蹂躏于美国的旅行团去后又来日本的游客。天罗地网，难逃口号与广告的噪声。月球可登、火星可探而有面墙不可攀、有条小河不可渡的现代。但此刻，他感到无比的宁静。一切乱象与噪声，纷繁无定，在诗人之隅的永寂里，都已沉淀，留给他的，是一个透明的信念，坚信一首诗的沉默比所有的扩音器加起来更清晰，比机枪的口才、野炮的雄辩更持久。坚信文字的冰库能冷藏最烫的激情、最新鲜的想象。时间，你带得走歌者带不走歌。

西敏寺乃消灭万籁释尽众嫌的大堂，千载宿怨在其中埋葬，史家麦科利如此说。此地长眠的千百鬼魂，碑石相接，生前为敌为友，死后相伴相邻，一任慈蔼的遗忘覆盖着，混沌沌而不分。英国的母体一视同仁，将他们全领了回去，冥冥中似乎在说：“唉，都是我孩子，一起都回来吧，愿一切都被饶恕。”弥尔顿革命失败，死犹盲眼之罪人。布雷克殁时，忙碌的伦敦太忙碌，浑然不知。拜伦和雪莱，被拒于家岛的门外，悠悠游魂无主，流落在南欧的江湖。有名的野鬼阴魂总难散，最后是母土心软，一一招回了西敏寺去。到黄昏，所有的鸦都必须归塔。诗人的南翼对公侯的北堂，月桂擎天，同样是为栋为梁，西敏寺兼容的传统是可贵的。他想起自己的家渺渺在东方，昆仑高，黄河长，一百条泰晤士的波涛也注不满长江，他想起自己的家里激辩正高昂，仇恨，是人人上街佩戴的假面，所有的扩音器蝉噪同一个单腔单调，桂叶都编成扫帚，标语贴满屈原的额头。

出得寺来，伦敦的街上已近黄昏，八百万人的红尘把他卷进去，汇入浮光掠影的街景。这便是肩相摩踵相接古老又时新的伦敦，西敏寺中的那些鬼魂，用血肉之身爱过、咒过、闹过的名城。这样的街上曾走过孙中山、丘吉尔、马克思，当伦敦较小较矮，满地是水塘，更走过女王的车辇和红氅披肩的少年。四百年后，执节戴冕的是另一个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但谁是锦心绣口另一个威廉？在一排犹青的枫树下他回过头去。那灰扑扑的西敏寺和更为魁伟的国会，夕照里，峻拔的钟楼，高高低低的尖塔纤顶，正托着天色迥蓝和云影轻轻。他向前走去，沿着一排排黑漆的铁栅长栏，然后是斑马线和过街的绿灯，红圈蓝杠的地下车标志下，七色鲜丽的报摊、水果摊，纪念品商店的橱窗里，一列列红衣黑裤的卫兵，玻璃上映出的却是两个警伯的侧像，高盔岌岌而束颈。他沿着风车堤缓缓向南走，逆着泰晤士河的东流，看不厌堤上的榆树，树外的近桥和远桥，过桥的双层红巴士，游河的白艇。

——水仙水神已散尽，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犹未休。

从豪健的乔叟到聪明的奥登，一江东流水奶过多少代诗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罗江水饮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国大地震、西欧大旱的一年，整个英伦在喘气，惴惴于二百五十年未见的苦旱。圣杰姆斯公园和海德公园的草地，枯黄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预言，长靠背椅上总有三两个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枯坐待雨。而就在同时，一场大台风，把小小的香港笞成旋转的陀螺，暴雨急湍，冲断了九广铁路。那晚是他在伦敦最后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后的一天。一架波音707在盖特威克机场等他，不同的风云在不同的领空，东方迢迢，是他的起点和终点。他是西征倦游的海客，一颗心惦着三处的家：一处是新窝，寄在多风的半岛；一处是旧巢，偎在多雨的岛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处那无所不载的后土，倒显得生疏了，纵乡心是铁砧也禁不起三十载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虽然他不能忘记。

当晚在旅馆的台灯下，他这样结束自己的日记：“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作她的孩子。”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路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那平行的双轨从天边疾射而来，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视，久视便受它催眠。

乡居的少年那么神往于火车，大概是因为它雄伟而修长，轩昂的车头一声高啸，一节节的车厢铿铿跟进，那气派真是慑人。至于轮轨相击枕木相应的节奏，初则铿锵而慷慨，继则单调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韵。过桥是俯瞰深谷，真若下临无地，蹑虚而行，一颗心，也忐忐忑忑待在半空。黑暗迎面撞来，当头罩下，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时过山洞。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这一连串的体验，从惊到喜，中间还带着不安和神秘，历时虽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车最早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抗战第二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平行，依着横断山脉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入川之后，刚亢的铁路只能在山外远远喊我了。一直要等胜利还都，进了金陵大学，才有京沪路上疾驶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随母亲回她的故乡武进，铁轨无尽，伸入江南温柔的水乡，柳丝弄晴，轻轻地抚着麦浪。可是半年后再坐京沪路的班车东去，却不再中途下车，而是直达上海。那是最难忘的火车之旅了：红旗渡江的前夕，我们仓皇离京，还是母子同行，幸好儿子已经长大，能够照顾行李。车厢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却无法像火柴那么排得平整，而是交肱叠股，摩肩错臂，互补着虚实。母亲还有座位。我呢，整个人只有一只脚半踩在茶几上，另一只则在半空，不是虚悬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压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体之间。这么维持着“势力平衡”，换腿当然不能，如厕更是妄想。到了上海，还要奋力夺窗而出，否则就会被新拥上来的回程旅客夹在中间，夹回南京去了。

来台之后，与火车更有缘分。什么快车慢车、山线海线，都有缘在双轨之上领略，只是从前路上的东西往返，这时，变成了纵贯线上的南北来回。滚滚疾转的风火轮上，现代哪吒的心情，有时是出发的兴奋，有时是回程的慵懒，有时是午晴的遐思，有时是夜雨的寂寞。大玻璃窗招来豪阔的山水，远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断，窗内的思绪不绝，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长途，终站尚远，两头都搭不上现实，这是你一切都被动的过渡时期，可以绝对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识乱流。

饿了，买一盒便当充午餐，虽只一块排骨几片酱瓜，但在快览风景的高速动感下，却显得特别可口。台中站到了，车头重重地喘着气，颈挂着零食拼盘的小贩一拥而上。太阳饼、凤梨酥的诱惑总难以拒绝。照例一盒盒买上车来，也不一定是为了有多美味，而是细嚼之余有一股甜津津的乡情，以及那许多年来，唉，从年轻时起，在这条线上进站、出站、过站、初旅、重游、挥别、重重叠叠的回忆。

最生动的回忆却不在这条线上，在阿里山和东海岸。拜阿里山是在十二年前。朱红色的窄轨小火车在洪荒岑寂里盘旋而上，忽进忽退，忽蠕蠕于悬崖，忽隐身于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声在峭壁间来回反弹。万绿丛中牵曳着这一线媚红，连高古的山颜也板不起脸来了。

拜东岸的海神却在三年以前，是和我一同乘电气化火车从北回归线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毕竟不是海峡所能比，东望，是令人绝望的水蓝世界，起伏不休的咸波，在远方，摇撼着多少个港口、多少船只，扪不到边，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连长锚千丈也难窥。一路上怪壁碍天，奇岩镇地，被千古的风浪刻成最丑也最美的形貌，罗列在岸边如百里露天的艺廊，刀痕刚劲，一件件都凿着时间的签名，最能满足狂士的“石癖”。不仅岸边多石，海中也多岛。火车过时，一个一个岛屿都不甘寂寞，跟它赛跑起来。毕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过跑三两分钟，大的，像海龟岛，也能追逐十几分钟，就认输放弃了。

萨洛扬的小说里，有一个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车越野而过，总是兴奋地在后面追赶。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国里，越洋过海，坐的却常是飞机，而非火车。飞机虽可想成庄子的逍遥之游，列子的御风之旅，但是并不耐看。哪像火车的长途，催眠的节奏，多变的风景，从车窗里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间，又像驶出了世外。所以在海外旅行，凡铿铿的双轨能到之处，我总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实的“长亭”——上面，等那阳刚之美的火车轰轰隆隆其势不断地蹿进站来，来载我去远方。

在美国的那几年，坐过好多次火车，在爱奥华（编者注：艾奥瓦）城读书的那一年，常坐火车去看刘鎏和孙璐。美国是汽车王国，火车并不考究。去芝加哥的老式火车颇有十九世纪遗风，坐起来实在不大舒服，但沿途的风景却看之不倦。尤其到了秋天，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焦味，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路艳烧到天边，谁见过那样美丽的“火灾”呢？过密西西比河，铁桥上敲起空旷的铿锵，桥影如网，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灯光迎面渐密，那黑人老车掌就喉音重浊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有一次，从芝城坐火车回爱奥华（编者注：艾奥瓦）城。正是圣诞假后，满车都是回校的学生，大半还背着、拎着行囊，更显得拥挤。我和好几个美国学生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等于站在老火车轧轧交挣的关节上，又冻又渴，饮水的纸杯在众人手上，从厕所一路上传到我们跟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不能去厕所，因为连那里也站满了人。火车原已误点，偏偏隆冬的膀胱最容易注满。终于“满载而归”，一直熬到爱大的宿舍。一泻之余，顿觉身轻若仙，重心全失。

美国火车经常误点，真是恶名昭著。我在美国下决心学开汽车，完全是给老天爷激出来的。火车误点，或是半途停下来等到地老天荒，甚至为了说不清楚的深奥原因向后倒开，都是最不浪漫的事。几次耽误，我一怒之下，决定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不问山长水远，都可即时命驾。执照一到手，便与火车分道扬镳，从此我骋我的高速路，它敲它的双铁轨。不过在高速路旁，偶见迤迤的列车同一方向疾行，那修长而魁伟的体魄，那稳重而剽悍的气派，尤其是在天高云远的西部，仍令我心动。总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赶，兴奋得像西部片里马背上的大盗，直到把它追进了山洞。

一九七六年去英国，周榆带我和彭歌去剑桥一游。我们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上候车，匆匆来往的人群，使人想起那许多著名小说里的角色，在这“生之旋涡”里卷进又卷出的神色与心情。火车出城了，一路上开得不快，看不尽人家后院晒着的衣裳和红砖翠篱之间明艳而动人的园艺。那年西欧大旱，耐干的玫瑰却恣肆着娇红。不过是八月底，英国给我的感觉却是过了成熟焦点的晚秋，尽管是迟暮了，仍不失为美人。到剑桥飘起霏霏的细雨，更为那一幢幢俨整雅洁的中世纪学院平添了一分迷蒙的柔美。经过人文传统日琢月磨的景物，究竟多一种沉潜的秀逸气韵，不是铝光闪闪的新厦可比。在空幻的雨气里，我们撑着黑伞，踱过剑河上的石洞拱桥，心底回旋的是弥尔顿牧歌中的抑扬名句，不是硖石才子的江南乡音。红砖与翠藤可以为证，半部英国文学史不过是这河水的回声。雨气终于浓成暮色，我们才挥别了灯暖如橘的剑桥小站。往往，大旅途里最具风味的，是这种一日来回的“便游”（sidetrip）。

两年后我去瑞典开会，回程顺便一游丹麦与德国，特意把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的机票，换成黄底绿字的美丽的火车票。这一回程如果在云上直飞，一小时便到了，但是在铁轨上轮转，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半，却足足走了八个小时。云上之旅海天一色，美得未免抽象。风火轮上八个小时的滚滚滑行，却带我深入瑞典南部的四省，越过青青的麦田和黄艳艳的荠菜花田，攀过银桦蔽天杉柏密矗的山地，渡过北欧之喉的峨瑞升德海峡，在香熟的夕照里驶入丹麦。瑞典是森林王国，火车上凡是门窗几椅之类都用木制，给人的感觉温厚可亲。车上供应的午餐是烘面包夹鲜虾仁，灌以甘洌的嘉士伯啤酒，最合我的胃口。瑞典南端和丹麦北部这一带，陆上多湖，海中多岛，我在诗里曾说这地区是“屠龙英雄的泽国，佯狂王子的故乡”，想象中不知有多阴郁、多神秘。其实，那时候正是春夏之交，纬度高远的北欧日长夜短，柔蓝的海峡上，迟暮的天色久久不肯落幕。我在延长的黄昏里独游哥本哈根的夜市，向人鱼之港的灯影花香里，寻找亦真亦幻的传说。

西德之旅，从杜塞尔多夫到科隆的一程，我也改乘火车。德国的车厢跟瑞典的相似，也一边是狭长的过道，另一边是方形的隔间，装饰古拙而亲切，令人想起旧世界的电影。乘客稀少，由我独占一间，皮箱和提袋任意堆在长椅上。银灰与橘红相映的火车沿莱茵河南下，正自然浏览河景，查票员说科隆到了。刚要把行李提上走廊，猛一转身，忽然瞥见蜂房蚁穴的街屋之上峻然拔起两座黑黝黝的尖峰，瞬间的感觉，极其突兀而可惊，定下神来，火车已经驶近那一双怪物，峭险的尖塔下原来还整齐地绕着许多小塔，锋芒逼人，拱卫成一派森严的气象，那么崇高而神秘，中世纪哥特式的肃然神貌耸在半空，无闻于下界琐细的市声。原来是科隆的大教堂，在莱茵河畔顶天立地已七百多岁。火车在转弯。不知道是否因为微侧，竟感觉那一对巨塔也巍然倾斜，令人吃惊。不知飞机回降时成何景象，至少火车进城这一幕十分壮观。

三年里去里昂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从巴黎到里昂，当然是乘火车，为了深入法国东部的田园诗里，看各色的牛群，或黄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尽草原缓坡上远连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镇，点名一般地换着站牌。小村更一现即逝，总有白杨或青枫排列于乡道，掩映着粉墙红顶的村舍，衬以教堂的细瘦尖塔，那么秀气地指着远天。席思礼、毕沙罗，在初秋的风里吹弄着牧笛吗？那年法国刚通了东南线的电气快车，叫作TGV（Train à Grande Vitesse），时速三百八十公里，在报上大肆宣扬。回程时，法国笔会招待我们坐上这红的电鳗，由于座位是前后相对，我一路竟倒骑着长鳗进入巴黎。在车上也不觉得怎么“风驰电掣”，颇感不过如此。今年初夏和纪纲、王蓝、健昭、扬牧一行，从东京坐子弹车射去京都，也只觉得其“稳健”而已。车到半途，天色渐昧，正吃着鳗鱼佐饭的日本便当，吞着苦涩的札幌啤酒，车厢里忽然起了骚动，惊叹不绝。在邻客的探首指点之下，讶见富士山的雪顶白矗晚空，明知其为真实，却影影绰绰，像一段可怪的幻象。车行极快，不到三五分钟，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遮。那样快的变动，敢说浮世绘的画师、戴笠挎剑的武士，都不曾见过。

台湾中南部的大学常请台北的教授前往授课，许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台中、台南或高雄。从前龚定庵奔波于北京与杭州之间，柳亚子说他“北驾南舣到白头”。这些朋友在岛上南北奔波，看样子也会奔到白头，不过如今是在双轨之上，不是驾马舣舟。我常笑他们是演《双城记》。其实近几十年来，自己在台北与香港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在台北，三十年来我一直以厦门街为家。现在的汀洲街二十年前是一条窄轨铁路，小火车可通新店。当时年少，我曾在夜里踏着轨旁的碎石，脚步声轧轧地走回家去，有时在冬日的深宵，诗写到一半，正独对天地之悠悠，寒战的汽笛声会一路沿着小巷呜呜传来，凄清之中有其温婉，好像在说：全台北都睡了，我也要回去了，你，还要独撑这倾斜的世界吗？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张继。而我，总还有一声汽笛。

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碾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醒，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旧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火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慷慨激昂地痛论国事，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着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返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此情此景，总令我想起杜米叶（Honore Daumier）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不见了，小贩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写火车的诗很多，我自己都写过不少。我甚至译过好几首这样的诗。却最喜欢土耳其诗人塔朗吉（Cahit Sitki Taranci）的这首：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隔水呼渡

1600CC的白色旅行车，一路上“克令亢朗”，终于来到盘盘山径的尽头，重重地喘了一口大气，松下满身的筋骨。天地顿然无声。高岛说前面无路了，得下车步行。一两个人推门而出，走向车尾的行李箱。高岛驮起铁架托住的颤巍巍背囊，本已魁梧的体魄更显得幢幢然，几乎威胁到四周的风景。宓宓拎着两只小旅行袋，脚上早已换了雪白的登山鞋。我一手提着帆布袋，另一手却提着一只扁皮箱：事后照例证明这皮箱迂阔而可笑，因为山中的日月虽长，天地虽大，却原始得不容我坐下来记什么日记。

三个人在乱草的阡陌上蹒跚地寻路，转过一个小山坳，忽然迎面一片明晃，风景开处，令人眼界一宽，闪动着盈盈欲溢的水光。

“这就是南仁湖吗？”宓宓惊问。

高岛“嗯”了一声，随手把背上的重负卸了下来。这才发现，我们已经站在渡口了。一架半旧的机车斜靠在草坡下，文明似乎到此为止。水边的一截粗木桩却不同意，它系住的一根尼龙白缆斜伸入水，顺势望去，十六七丈外，那一头冒出水来，接上对岸的渡桩，正泊着一只平底白筏。

“恐怕要叫上一阵子了。”高岛似笑非笑地说。

接着他深呼吸起来，忽地一声暴吼。

“令赏！”满湖的风景大吃一惊，回声从山围里反弹过来，袅袅不绝，掠过空荡荡的水面，清晰得可怕。果然，有几只鹭鸶扰攘飞起，半晌，才栖定在斜对岸的相思林里。

“令赏！令赏！”又嘶吼起来，继以一串无意义的怪叫。

“谁是令赏？”我忍不住问道。

“对岸的人家姓林，”高岛说着，伸手指着左边，“看见那边山下的一排椰树了吗？对，就是那一排，笔直的十几根白杆子。林家本来住在椰树丛里，后来公园要他们搬出去。屋子都拆了，不料过了些时日，他们却在正对面这山头的后面另搭了一座，住得更深入了。公家的人来找他们，也在这里，像我这么大呼小叫，他们却躲在树背后用望远镜偷看，不理不睬——”

“那我们这样叫，有用吗？”宓宓说。

“不一定听得见，”高岛笑嘻嘻地说，“你看见那树背后的天线没有？”

顺着白筏的方向朝山上看去，草丘顶上是茂密如发的相思树林，果然有一架天线在树后伸出来，衬着阴阴的天色，纤巧可认。

“他们还看电视吗？”宓宓不解了。

“看呀，他们有一架发电机。只是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太好了。外面的世界就拘不到他们。”我说。

“令赏！令赏！”高岛又吼起来。接着他又哇哇怪叫。我和宓宓也加入呼喊。我的男低音趁着水，她的尖嗓子趁着风，一起凌波而去，去为高岛的男高音助阵。静如太古的湖气搅得鱼鸟不宁，乱了好一阵子。自己的耳朵也觉得不像话，一定冒犯了山精水神了。十几分钟后，三个人都停了下来，喉头涩苦苦的。于是山又是山，水又是水。那白筏依然保持着野渡无人的姿态。

“这比《天方夜谭》的‘芝麻开门’辛苦得多了。”我叹道。

“这么一喊，肚子倒饿了，”高岛说，“这里风太大，不如找地方躲下风，先把午饭解决了再说。要是再喊不应，我就绕湖走过去，半个多钟头也应该够了。”

那一天是阴天，风自东来，不时还挟着毛毛细雨，颇有凉意。我们绕到草丘的西边，靠树荫与坡形挡着风势，在一丛紫花绿叶的长穗木边坐下。高岛解开背囊，取出一件鹅黄色的大雨衣铺在草地上，然后陆陆续续，变戏法般取出无数的东西。烧肉粽、红龟糕、蛋糕、苹果、香瓜，等等，权充午餐是足够的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瓶长颈圆肚的卡缪白兰地和俨然匹配的三只高脚酒杯，全都倾斜地搁在雨衣上。他为每人都斟了半杯。酒过三巡，大家正醺然之际，他忽然说：“来点茶吧。”

“哪来的茶呢？”宓宓笑问。

“煮啊。”

“煮？”

“对啊，现煮。”说着，高岛又从他的百宝囊中掏出了一盏酒精灯，点燃之后，再取出一只陶壶，三只功夫小茶盅。不一会儿，香浓扑鼻的乌龙茶已经斟入了我们的盅里。在这荒山野湖的即兴午餐，居然还有美酒、热茶，真是出人意料。高岛一面品茶，一面告诉我们说，他没有一次登山野行不喝热茶，说着，又为大家斟了一遍。

草丘的三面都是湖水，形成了一个半岛。斜风细雨之中，我起身绕丘而行。一条黄土小径带领我，在恒春杨梅、象牙树、垂枝石松之间穿过，来到北岸。瞥见岸边的浅水里有簇簇的黑点在蠢蠢游动，蹲下来一看，圆头细尾，像两厘米长而有生命的一个逗点，啊，是蝌蚪。原来偌大的一片南仁湖，竟是金线蛙的幼稚园。这水里怕得有几万条墨黑黏滑的“蛙娃”，嬉游在水草之间和岸边的断竹枯枝之下。我赶回高岛和宓宓的身边，拿起喝空了的高脚杯。几乎不用瞄准，杯口只要斜斜一掬，两尾“蛙娃”便连水进了杯子。我兴奋地跑回野餐地，举示杯中的猎物。“看哪，满湖都是蝌蚪！”那两尾黑黑的大头婴在圆锥形的透明牢间里窜来窜去，惊惶而可怜。

“可以拿来下酒！”高岛笑说。

“不要肉麻了，”宓宓急叫，“快放了吧！”

我一扬手，连水和蝌蚪一齐倒回了湖里。

大家正笑着，高岛忽然举手示意说，渡口有人。我们跟他跑到渡口，水面果然传来人语，循声看去，对岸有好几个人，正在上筏。为首的一人牵动水面的纤索，把白筏慢慢拉过湖来，紧张的索上抖落一串串的水珠。三四分钟后已近半渡，看得出那纤夫平头浓眉，矮壮身材，约莫四十岁。

高岛在这头忍不住叫他了：“林先生，叫了你大半天，怎么不来接我们呢？”

“阮笼听无。”那人只顾拉纤，淡淡地说。

“你要是不送客人过来，咳，我们岂不要等上一下午？”高岛不肯放松。

“那有什么要紧？”那人似笑非笑地说。

筏子终于拢岸了。上面的几个客人跳上渡口来，轮到我们三人上筏。不是传统的竹筏，是用一排塑胶空管编扎而成，两头用帽盖堵住，以免进水，管上未铺平板，所以渡客站在圆筒上，得自求平衡，否则一晃就踩进湖里去了。同时还得留意那根生命线似的纤索，否则也会被它逼得无可立脚，翻入水中。就这么，在高岛和林先生有一搭没一搭的乡音对话之中，一根细纤拉来了对岸。

古堡与黑塔

一

欧游归来，在众多的记忆之中幢幢然有一座苍老的城堡，悬崖一样斜覆在我的梦上。巴黎的明艳，伦敦的典雅，都不像爱丁堡那样地令人难忘。爱丁堡确实有一座堡，危踞在死火山遗下的玄武岩上，好一尊千年不寐的中世纪幽灵，俯临在那孤城所有的街上。它的故事，北海的风一直说到现在。衬在阴沉沉的天色上，它的轮廓露出城墙粗褐的皮肤，依山而斜，有一种苦涩而悲壮的韵律，无可奈何地缭绕着全城。

从堡上走下山来，沿着最繁华的王侯街东行，就看到一座高傲的黑塔，唯我独尊地排开四周不相干的平庸建筑，在街的尽头召你去仰拜。那是一座嶙峋突兀的瘦塔，一簇又一簇锋芒毕露的小塔尖把主塔簇拥上天，很够气派。近前看时，塔楼底下，高高的拱门如龛，供着一尊白莹莹的大理石雕像，是一个长发垂眉的人披衣而坐，脚边踞着一头爱犬。原来那是苏格兰文豪司各特的纪念塔（Sir Walter Scott Monument）。

司各特死于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苏格兰人为了向他们热爱的文豪致敬，决定在他的出生地爱丁堡建一座堂皇的纪念塔，并在塔下供奉他的石像。建筑的经费由大众合捐，共为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四镑。建塔者先后二人，为康普（George Meikle Kemp）与庞纳（William Bonnar）。雕像者为史悌尔（Sir John Steell）。一八四○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司各特六十九岁冥诞的那天，纪念塔举行奠基典礼，仪式十分隆重，并鸣礼炮七响。六年后的八月十五日，又行落成典礼，各地赶来观礼的苏格兰人，冒着风雨列队在街头，看官吏与工程人员游行而过，并听市长慷慨致辞颂扬文豪，礼炮隆然九响。

司各特的坐像用名贵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雕刻家的酬金为两千英镑，这在十九世纪中叶是够丰厚的了。甚至三十吨重的像座也是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因为太重了，在来亨起运时竟掉进海里。纪念塔高达二百英尺又六英寸，四方的底基每一面都宽五十五英尺，这样的体魄难怪要气凌全城。塔的本身用林利斯高附近页岩采石场所出的宾尼石建造，据说这样的石料含有油质，可以耐久。塔外的回廊分为三层，攀到顶层要踏二百八十七级石阶。塔上高高低低有六十四个龛位，各供雕像一尊，以摹状司各特小说里繁多的人物。一个民族对自己作家的崇拜已至于此，真可谓仁至义尽了。莎翁在伦敦，雨果在巴黎，还没有这样的风光。西敏寺里的壁上也有司各特的一座半身像，却缩在一隅，半蔽在一座大女像的背后。

二

司各特不能算怎么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早年的叙事诗还是后期的传奇小说，都未达到最伟大的作品所蕴含的深度。他的诗可以畅读，却不耐细品，所以在浪漫派的诗里终属二流。他的小说则天地广阔，人物众多，文体以气势生动见长。以《威夫利》为首的一套小说，纵则探讨苏格兰的历史与传统，横则刻画苏格兰社会各种阶层的人物，其广度与笔力论者常说差可追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熟悉苏格兰的民俗，了解苏格兰的人物，善用苏格兰的方言与歌谣。这些长处，再加上一支流利而诙谐的文笔，使他的这套小说当日风靡了英国，为浪漫小说开拓出一个新世界，而且流行于欧洲，启迪了大仲马和雨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类小说是“历史乡土”，司各特真正为自己的人民掘土寻根，当然苏格兰人要崇奉他为民族的文豪。

司各特后期的小说将时空移到他不太深知的范围，例如法国与中东，成就便不如写他本土的《威夫利》系列。不过他博闻强记，加以上下求索，穷寻苦搜，一生的作品十分丰盛。除了《拿破仑传》之外，他还编了德莱顿与斯威夫特的作品集，为十八世纪的小说家作序，并在《爱丁堡评论》及《评论季刊》上发表文章，足见这位小说大家也有其学者的一面。

在十九世纪，司各特名满全欧，小说的声誉不下于拜伦的诗。到二十世纪，文风大变，他的国际声誉也就盛极而衰。西印度大学的英文教授克勒特威尔（Patrick Cruttwell）说得好：司各特的心灵“幽默而世故，外向而清明”。熟读亨利·詹姆斯或乔伊斯的现代读者，大概不会迷上司各特。可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也有不少严谨的批评家重新肯定他写苏格兰风土的那些小说。戴维在他的《司各特之全盛时代》（Donald Davie:Heyday of Sir Walter Scott）里，便推崇司各特为真正的浪漫作家，并非徒袭十八世纪新古典的遗风。

我一面攀登高峻的纪念塔，一面记起在大学时代念过的《护身符》（Talisman）。在我少年的印象里，司各特是一把金钥匙，只要一旋，就可以开启历史的铁门，里面不是杳无踪迹的青苔满地，而是呜咽叱咤的动乱时代。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历史的戏剧化；历史像是被人点了穴道，僵在那里，他一伸手，就都解活了过来。曾几何时，他自己也已加入了历史。我从伦敦一路开车北上，探赫斯曼的勒德洛古城，华兹华斯的烟雨湖区，怀古之情已经愈陷愈深。而一进了苏格兰的青青牧野，车行一溪独流的荒谷之间，两侧嫩绿的草坡上缀着点点乳白的羊群，一直点洒到天边。这里的隐秘与安静，和外面世界的劫机新闻不能联想。于是彭斯的歌韵共溪声起伏，而路侧的乱石背后，会随时闪出司各特的英雄或者乞丐。一到了爱丁堡，司各特的故乡，那亦真亦幻的气氛就更浓了。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凭吊过的，现在，轮到我来凭吊，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为他人凭吊的古迹了。

在一条扁石铺地的迂回古巷里，我找到一座似堡非堡的老屋，厚实的墙壁用青白间杂的糙石砌成，古朴重拙之中有亲切之感。墙上钉着一方门牌，正是“斯黛儿夫人博物馆”（Lady Stairs House）。馆中陈列的画像、雕像、手稿、遗物，等等，分属苏格兰的三大作家：彭斯、司各特、斯蒂文斯。楼下的展览厅居然有一只残旧脱漆的小木马，据说是司各特儿时所骑。隔着玻璃柜子，我看见他生前常用的手杖，杖头有节有叉，上面覆盖着深蓝色的便帽，帽顶有一簇亮滑的丝穗。名人的遗物是历史之门无意间漏开的一条缝，最惹人遐想。一根微弯的手杖笃笃点地而来，刹那间你看见那人手起脚落，牵着爱犬，散步而去的神态。正冥想间，忽然觉得眼角闪来一痕银白的光。走近了端详，原来邻柜蜷着一绺白发，弯弯的，有五六英寸长，那偃伏的姿态有若饱经沧桑，不胜疲倦。旁边的卡片说明，这是司各特重病出国的前夕，某某夫人所剪存。一年之后，他便死了。只留下那一弯银发，见证当日在它的覆盖之下，忙碌的头颅啊，曾经闪动过多少故事，多少江湖风霜，多少历史性的伟大场面。

三

司各特的小说令人神往，我却觉得他的生平更令我感动。他那高贵品格所表现的大仁大勇，不逊于出生入死的英雄。在五十五岁那年，他和朋友合股的印刷厂和出版社因周转不灵而倒闭，顿时陷他于十一万七千镑的债务。那时英镑值钱，他的重债相当于当日的五十多万美元。司各特原可宣布破产或接受朋友的援助，却毅然一肩承担下来，决意清偿自己全部的债务。他说：“我不愿拖累朋友，管他是穷是阔；要偿债，就用自己的右手。”

他立刻卖掉爱丁堡城里的房子，搬回郊外三十五英里的别墅阿波慈福（Abbotsford）。本来他连阿波慈福也要拿来抵债，可是债主们不忍心接受。司各特夫人原已有病，迁乡下后几星期就死了。在双重的打击下，他奋力写书还债，完成了九卷的巨著《拿破仑传》。两年后他竟偿还了约值二十万美元的债，其中一半即为《拿破仑传》的收入。事变之初，他的身体本已不适，这时更渐渐不支，却依然努力不懈。事变后四年，正值他五十九岁，他忽然中风。翌年又发了一次。他勉力挣扎，以口述的方式继续写作。他的日记上这样记道：“这打击只怕已令人麻木，因为我浑似不觉。说来也奇怪，我竟然不怎么张皇失措，好像有法可施，但是天晓得我是在暗夜中航行，而船已漏水。”

英王威廉四世听到这件事，更听说地中海的阳光有益病人，就派了一艘叫“巴伦号”（HMS Barham）的快舰，专程把司各特送去马耳他岛，后来又驶去拿波里和罗马。这样的照顾虽然比杜甫的“老病有孤舟”要周到得多，司各特的病情却无起色。他的心仍念着苏格兰。这时传来歌德的死讯，他叹道：“唉，至少他死在家里！”在回程的海上，他因脑出血而瘫痪。回到阿波慈福后，重见苏格兰的青山流水，听到自己家里的狗叫，他迸出了去国后的第一声欢呼。几星期后，他死在自己甘心的阿波慈福，时为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遗体葬在朱艾波罗寺的族人公墓，和亡妻并卧在一起。

不愿损害他人，是为大仁。不惜牺牲自身，是为大勇。这样的道德勇气何逊于司各特小说中的英雄豪侠。今日的富商巨贾，一旦事败，莫不挟款远飞，哪里管小民的死活？这种人在司各特面前，应当愧死。司各特不愧为文苑之豪侠。这一点，加上他笔下的阳刚之气，江湖之风，是召引我从伦敦冒着风雨，北征爱丁堡的一大原因。而现在，我终于攀他的纪念塔而上，怀着远客进香的心情。

四

八十年前，林琴南译罢《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序中推崇作者为“西国文章大佬”，又称他文章之隽妙“可侪吾国之史迁”。林老夫子不懂英文，“而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但是他把司各特比拟司马迁，却有见地。太史公的至文在他的列传，写的虽然也是历史，但其中人物嬉笑怒骂，事事如在眼前，也真是历史的戏剧化。况且在人格上，两人的巨著都是在常人难忍的心灵重压之下，努力完成。后面这一点林琴南大概不很知道，不过此刻，如果他能够偕我同登这“西国史迁”之塔，一定会非常兴奋。

顺着扇形的回旋石梯盘蜿攀升，一手必须拉住左面壁环上串挂如蟒的粗索，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扇骨上，每一步都高了一级，也转了二十级弧度的方向。哥特式尖塔的幽深回肠里，登塔者不小心一声咳嗽，就激起满塔夸张的共鸣。如果一位胖客回旋地自天而降，狭路相逢，这一切就得紧贴着墙假装壁虎，那一边只好绕着无柱之柱的扇心，踮着扇骨的锐角，步步为营，半跌半溜地落下梯去。爱丁堡，你怎么愈来愈矮了呢？每转一个弯，窄长的窗外就换一框街景。司各特的小说人物，狮心王理查德、色拉丁、艾文霍、大红侠、查理王子、芭萝丝、丽碧佳、奇女子基妮·定思、最后的江湖歌手……六十四座雕像，在各自的长石龛里，走马灯般地闪现又逝隐。梯洞愈尖愈窄，回旋梯变成了天梯，每一步，似乎都半踩在虚空，若在塔外，忽然，已经无可再登。下面的人把你挤出了梯口，你已经危靠在最高层回廊的栏杆上，背贴着塔尖，面对着爱丁堡阴阴的天色。

到了这样的高度，爱丁堡一排排一列列的街屋，柔灰而带浅褐的石砌建筑，平均六七层楼的那种，就都驯驯地蜷伏在脚底了。跟上来的，只有在半空中此呼彼应的几个塔尖，瘦影纤纤，在时间之外挺着哥特式的寂寞。虽然是七月底了，海湾的劲风迎面扑来，厚实的毛衣都灌满了寒气，飘飘然像一件单衫。迎风的人微微晃动，幻觉是塔在晃动，幻觉自己是站在舰桥上，顶着海风。

东望高屯山，轮廓黑硬触目的是形若单筒望远镜的纳尔逊纪念塔，下面石柱成排，是为拿破仑之战告终而建的神殿。北望是行人接踵、车潮汹涌的王侯街，威夫利旅馆就在对街，以司各特的名著为名。斜对着它的是威夫利桥，桥下铁轨纵横，是威夫利车站。爱丁堡的人不忘司各特，处处都是庞大的物证。

西望就是那中世纪的古城堡了，一大堆灰扑扑、暗沉沉的石墙上，顽固而孤傲地耸峙着堡屋与城楼，四方的雉堞状如古王冠，有一面旗在上面飘动，成为风景的焦点。建筑的外貌，从长方形到三角形到四边形，迎光的灰褐，背光的深黛，正正反反的几何美引动了多少远目。我不禁想起，那里面镇着的正是苏格兰的国魂和武魄，皇冠室里供着的皇冠，红绫金框，上面顶着十字架，周围嵌着红宝石，下面镶着白绒边；皇冠旁边放着教皇赐赠的令牌和剑。三物合称苏格兰王权的标志（the Scottish Regalia），苏格兰并入英格兰后均告失踪，百多年后，官方派遣司各特领队搜寻，终于在一只锁住的箱子里找到。司各特掀开箱盖的一刹那，他的女儿在场，竟因兴奋而晕倒。苦命的玛丽女王曾住在堡上，正殿的剑戟和甲胄，排列得寒光森然。国殇堂上，两次大战阵亡的英魂都刻下了名字，而武库里，更有从古到今的戎装和兵器，号鼓和旌旗，包括中世纪攻城的巨炮，深入堡底的古井……当我想起这一切，想起多么阳刚的武魂，阴魂不散正绕着那城堡，扑面的寒风就觉得有些悲壮。堡在山上，塔在脚底，这两样才是爱丁堡的主人，那些兴亡匆匆的现代建筑，建了又拆，来了又去，只能算过客罢了。如果此刻从堡上传来一阵号声，忽地把司各特惊醒，这主客之比他一定含笑赞成。然而古堡寂寂，号已无声，只留下黄昏和我在黑塔尖上，犹自抵挡七月的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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