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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邂逅秦始皇

编者:中信出版·大方

ISBN:978752170747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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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家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交通史稿》等。

段清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至2008年任秦陵考古队队长，主持秦始皇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著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秦陵——尘封的帝国》等。

张卫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考古工作部主任。

长期从事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工作，2009年以来主持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工作。

著有《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秦战争述略》《秦甲胄研究》等。

孙闻博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专业从事秦汉史、出土文献、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著有《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等。

贺川

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副院长

路中康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特约插画师

呼葱觅蒜

知名插画师，在微博拥有一百多万粉丝。擅长画身高两米的无脸古风人物，已出版绘本《浮生绘梦》《旧时书》；曾与麦当劳、乐视、网游倩女幽魂等多家品牌合作进行插画创作；曾参与《大话西游》重映版宣传海报绘制、严歌苓新书封面绘制。

赵震

供职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信息部，主要从事影像数字化采集和编辑，文物文化创意设计。出版著作《秦始皇和他的陶制军队》《画说秦史》。担任腾讯游戏《秦时明月》历史文化顾问。

丹凤县文化和旅游局 鲁青合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鲁青合：我心目中的秦始皇是一位霸气的君主。秦始皇纵横疆土、雄心天下，拥有才气、霸气、义气。

秦始皇是一个能够包容天下的枭雄霸主，一个善于研究征战的军事家，一个善于任用英才的一代君主。

大方君：您对秦始皇的看法有无变化，因为什么而变化？

鲁青合：后来我对他有些不一样的看法：秦始皇太过于自信，认为他的能力无边。我对秦始皇最大的意见就是焚书坑儒。一个毁灭人类文化传承的君主，在毁灭优秀文化精华延续薪火的那一刻，也为自身掘好了一座用于埋葬自我的坟墓。

大方君：您最希望了解秦始皇的哪些方面？

鲁青合：我最想了解秦始皇的是：

1.秦始皇收复六国时的战争思想；

2.秦代制造技术的工匠精神包括生产产品的可追溯制度，“物勒其名”的精益求精理念是怎样助推秦始皇霸业终成的；

3.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对历朝历代的影响力，可以说，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影响中国最深的治国方略。如何去弘扬、改良、发展中央集权制？

著名作家 鲁迅文学奖得主 弋舟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弋舟：一代雄主，统一中国，焚书坑儒。

大方君：您对秦始皇的看法有无变化，因为什么而变化？

弋舟：当然有改变。因为所谓最初的印象全拜我们片面、粗糙的历史教育所赐。随着自我教育的展开，始皇帝的形象必定日趋丰满，这个两千多年前的男人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甚至，不去想象他，你便无从想象自己。那么，对于如此重要的存在，仅仅满足于历史教科书对于我们的灌输，显然是不够的。何况，我们历史教科书的书写还如此不能令人满意。

大方君：您最希望了解秦始皇的哪些方面？

弋舟：如实说，我不想了解什么。但我会依赖自己对于人性的想象、对于国族命运的殷切眺望来展开。没错，我愿意依赖“想象”和“眺望”，而对这两个动作的助力，文学作品大约会是一个有益的来源，当然，那必须是优质的文学作品，考量着写作者的眼光、胸襟以及笔力。

书享界创始人CEO 邓斌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邓斌：从小我对秦始皇的印象是从孟姜女哭长城开始的，认为他是个暴君，是个坏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民众的苦难。这个观念持续了很多年，每次提起就把他和暴君画等号。

大方君：您对秦始皇的看法有无变化，因为什么而变化？

邓斌：看了张艺谋拍的影片《英雄》之后，我对秦始皇的看法有了变化。自从自己创业之后，更认可他，从0到1，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魄力。郡县制的治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他可以从一个乱局中理出一条线，在全国推广。不但是0到1，还有1到N的能力。

大方君：您最希望了解秦始皇的哪些方面？

邓斌：想了解他在位期间的心理层面，推行变革的时候应该压力很大，内心戏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采用这种策略？这些都涉及人性。从心理角度可以挖掘到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秦始皇，而不仅仅是一个开拓者。

喜马拉雅历史人文频道大咖主播 谢涛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谢涛：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这就是他最大的功劳。统一六国，建长城……都比不上这几条。而他最大的过错是太心急，总想让秦朝按着他的想法，一步走向强大，没有让百姓有喘息的余地。秦二世的做法，才是秦朝灭亡的主因。

大方君：您对秦始皇的看法有无变化，因为什么而变化？

谢涛：变化不大。

大方君：您最希望了解秦始皇的哪些方面？

谢涛：最希望知道秦始皇陵的秘密，以及秦始皇的父亲究竟是谁？

著名诗人 鲁迅文学奖得主 王久辛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王久辛：秦帝国自秦孝公嬴渠梁颁布《求贤令》开始，广召天下士子治理秦国。从那时起，秦国就打开了国家的大门，开启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航程。让我们试想一下，偌大一个秦国在整个世界招贤纳士，把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换成了外国人，包括各个郡县和更小的地方官员。这样的开放胸怀与改革的气度，即使在当今的世界，那也是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

我在看待嬴政大帝的时候，从来不把他单纯当成一个帝王来看，而是当作一种文化的传承。秦帝国拥有开放的胸襟、改革的魄力，嬴政大帝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造就出来的一个君王。

大方君：您对秦始皇的看法有无变化，因为什么而变化？

王久辛：我对秦始皇的认识，最早是源于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我认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看，秦嬴政及秦帝国六代君王为中华大地的统一，包括文字统一与度量衡的统一，以及法制的各项制度的订立，作出了非常伟大的历史贡献。那么多年来，我对秦始皇的认识，不是有变化，而是不断在扩大完善。尤其通过阅读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我更坚定地认识到：秦始皇及秦六代君王对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大方君：您最希望了解秦始皇的哪些方面？

王久辛：我希望我们对秦帝国和秦嬴政有一个全面的开发，就像对一个历史遗址的开发那样，边边角角都要开发到，每一个历史残留的碎片都要找出来拼接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历史面貌。不论是历史的面貌，还是秦帝国、秦六代君王的面貌，尤其是秦嬴政的面貌。这是我尤其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整体的认识。

知名短视频博主 秦五粮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秦五粮：最初的印象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这些。他是个很厉害的皇帝，但也很残暴。

大方君：您对秦始皇的看法有无变化，因为什么而变化？

秦五粮：后来有改变，主要是自己看的书多了一点，对秦始皇的了解也更全面一些。

比如一个13岁的人当了秦王之后，既要看他妈赵姬的脸色，还得提防吕不韦、嫪毐这种要给自己下黑手的怪蜀黍。可想秦始皇当时压力有多大。

他掌权之后不但加速完成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而且在统一后还前无古人地推广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等一些我们现在依然受益的政策。非常了不起。

大方君：您最希望了解秦始皇的哪些方面？

秦五粮：一是希望能从学者的研究中更全面地了解秦始皇这个人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二是希望更了解秦始皇和秦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电视剧《大秦帝国》导演 黄健中

大方君：您心目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黄健中：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始皇帝，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伟大帝王。秦始皇最大的功绩不仅是统一中国，还有书同文、车同轨。尤其是书同文，也就是统一文字。不然今天的人怎么能看懂2000年前的文字？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方言都不一样。比如我是福建人，闽南话就很难懂。有了统一的文字，即便听不懂对方说的话，也能看懂对方写的字。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秦始皇的印象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整体上来说，秦始皇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皇帝，千古一帝。

[汉]司马迁：

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贾谊：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过秦论》

[唐]李白：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古风·秦王扫六合》

章太炎：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

——《秦政记》

鲁迅：

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了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华德焚书异同论》

翦伯赞：

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美]迈克尔·H·哈特：

秦始皇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皇帝。他在位期间（前246～前210），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改革。随后中国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文化统一，这些改革是一个主要因素。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日]鹤间和幸：

始皇帝虽然有“暴君”的一面，但也不过是在人世间活了短短50年的凡人而已。始皇帝并不是上帝，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来看他。

——摘自2016腾讯文化专访

公元前259年1岁

生于邯郸。秦军攻入赵国，围困邯郸。

公元前257年3岁

与母赵姬留在邯郸。父亲嬴异人与吕不韦脱困回到咸阳，见华阳夫人。

公元前251年9岁

与母赵姬回到秦国。曾祖父秦昭王死，祖父安国君立，是为孝文王。

公元前250年10岁

孝文王即位，华阳夫人为王后，父亲嬴异人为王太子。

公元前249年11岁

父亲嬴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赵姬为王后。

公元前247年13岁

庄襄王死，王太子嬴政立。委政于太后与大臣。

公元前241年19岁

楚、赵、魏、韩、燕五国攻秦，被击退。

公元前240年20岁

太后坐大，嫪毐擅权。

公元前238年22岁

嬴政到雍城行冠礼。嫪毐之乱起，嫪毐兵败被处死，太后被放逐。

公元前237年23岁

嬴政迎楚夫人为王后。吕不韦被免相。下逐客令，李斯上书请废逐客令。

公元前235年25岁

吕不韦自杀于河南。

公元前234年26岁

赵高进入秦宫，仕于秦王。

公元前230年30岁

开始统一战争。

公元前228年32岁

王翦破赵都城邯郸，俘赵王迁。

公元前227年33岁

荆轲刺秦王。王翦攻燕。

公元前226年34岁

王翦破燕国首都蓟，燕迁往辽东。王贲攻楚。

公元前225年35岁

王贲水淹大梁，魏王假降，魏亡。

公元前223年37岁

王翦破楚军，楚亡。

公元前222年38岁

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攻代，俘代王嘉，赵亡。

公元前221年39岁

王贲与蒙恬攻齐，齐亡。天下统一，称皇帝。李斯为廷尉，反对分封，主张全面郡县制，始皇行之。

公元前220年40岁

第一次巡游，至陇西北地。修驰道。

公元前219年41岁

第二次巡游，至东海，遣徐市入海求仙药，琅琊刻石。

公元前218年42岁

第三次巡游，博浪沙遇刺。之罘刻石。东观刻石。

公元前217年43岁

屠雎领秦军五路攻南越。

公元前215年45岁

第四次巡游，碣石刻石。遣侯生等求仙药。蒙恬伐匈奴。

公元前214年46岁

再次出兵进攻南越。蒙恬渡河筑长城。

公元前213年47岁

丞相李斯上言焚书，始皇行之。

公元前212年48岁

自称真人。修直道。建阿房宫。侯生、卢生等逃亡，处罚方士。

公元前210年50岁

第五次巡游，死于沙丘。胡亥、赵高、李斯沙丘之谋，伪造遗诏，迫扶苏自杀。二世胡亥立。

公元前209年十月

二世即位。杀蒙恬、蒙毅兄弟。诛杀公子公主。楚国、赵国、齐国、燕国复国。项梁起兵于会稽。刘邦起兵于沛县。

公元前208年

魏国、韩国复国。赵高为丞相。

公元前207年

项羽大破秦军于巨鹿。赵高专权，指鹿为马。望夷宫政变，赵高杀二世。子婴立为秦王，杀赵高。

公元前206年

秦王子婴降，秦亡。

秦始皇与他的时代

文 王子今

秦始皇生活的时代，是战争激烈、流血千里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秦郡县手绘示意图：Lost绘

对于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千百年来，世代多有争议。但是大家都看到一个真切的历史事实：2240年前，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终结了列国血腥的战争史，实现了统一。他发明了“皇帝”制度，自称“始皇帝”，实现中央对郡县的直接管理。有人以“六王毕，四海一”记述这一历史变化，然而秦帝国疆土又有向北河与南海的推进，其实超越了战国七雄控制的政治空间。秦始皇时代实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秦始皇创立的帝制长期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长达两千多年。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自汉时起，历代政论家对“秦暴”“暴秦”的严厉批判，成为人们所谱写秦史乐章的主旋律。然而，对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的历史意义，很少听到反对的声音。李白所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成为千古传唱的名句。

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

对于秦始皇，明代思想家李贽发表过“千古一帝”的赞誉。清代学者赵翼说，“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的基础。近代学者章太炎写道：“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如果秦始皇政风得以延续，“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钱穆曾经指出：“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钱穆所说的“当时事势”，就是秦始皇所生活的时代的趋向和追求。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历来争议纷纭。而这位历史人物的实践，确实是与当时时代进步的趋势大体一致的。

后来在政论和史论中经常出现的“大一统”这一语汇，最初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孟子见梁襄王，对方问：天下要怎样才得安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法家思想家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墨子·尚同中》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甚至《庄子·天道》中也说“一心定而王天下”。所谓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应当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262次。其中可见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很显然，谋求统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也是明智的政治家十分坚定的政治主张，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秦的统一，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实现的。有历史学者说，其形势“如暴风雷雨，闪击中原”，证明“任何主观的企图，都不足以倒转历史的车轮”。秦的统一，因为顺应了时代要求，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同。秦始皇琅琊刻石所谓“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可以理解为政治宣传，然而贾谊《过秦论》评说当时形势所谓“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莫不虚心而仰上”，应当大体可信。事实确如何兹全所说：“秦始皇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

秦始皇为推进统一作出的努力

贾谊《过秦论》评价秦始皇的功绩，有“奋六世之余烈”这样的表述。裴骃《集解》引张晏的解说，“六世”是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秦的统一，实际上在秦昭襄王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秦本纪》的主题，于是有“昭襄业帝”的说法。秦始皇时代，则进一步推进了统一事业，一一兼并六国。李商隐《井泥六十韵》有“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的诗句，指出在这位政治人物成年之前，曾经主持秦国务的吕不韦对秦实现统一的积极作用。嬴政二十二岁时，开始亲自处理国政。他铲除了吕不韦等妨害君权独尊的势力，却并不改变武力兼并天下的政治方向，继续统一进程。

司马迁概括《秦始皇本纪》的内容，首先强调“始皇既立，并兼六国”。这位政治家最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完成了统一事业。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秦王政策划并且指挥了逐一翦灭六国的战争。在统一战争中，他曾经三次出行前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随着秦军向东推进，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秦军大破赵军，斩首十万，嬴政亲临河南（今河南洛阳）；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军在进攻赵国的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俘获赵王，又欲进击燕，他亲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返回咸阳；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军大举攻楚，俘获楚王，他又亲临郢陈（今河南淮阳）。他的出行，有特意移置最高指挥中心临近统一战争前线的意义。二十三年的郢陈之行，是秦王政距离战争前线最近地方的记录。对于他亲至楚地新占领区的这次出行，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对当时楚地战争背景的记录。简文写道：“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解释说：“兴，指军兴，征发军队。”“昌文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曾与昌平君同时为秦臣，参与攻嫪毐。”从简文内容可以得知，当时前线的战争形势尚十分险恶。秦王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至郢陈”，表现出对楚地军情战况的特殊重视，而作为握有全权的君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这一行为不仅有益于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自然也可以对把握战机、控制局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保护湘山植被诏令的简文（简56—58）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史记·秦始皇本纪》 1656年重镌汲古阁本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统一之后的政治表现

统一实现之后，秦始皇的政治发明除了皇帝制度之外，尚有官僚制度。秦代设计了初步的监察制度，是有创新意义的。郡级行政单位设“监御史”之职。中央则有御史大夫“举劾按章”，主管监察。另一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建设是郡县制度。明人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称李斯倡行郡县之议是“千古创论”，又就“置郡县”之举有所赞誉：“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说郡县制度的确立，是“应运”“因时”的历史创举，即使古之圣人当世，也同样会采取这样的政治举措。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秦始皇能够清醒而坚定地适应时代要求，以“制”顺“势”，历史判断力和行政意志都值得赞许。

秦文化的实用原则

苏轼《秦始皇帝论》写道，秦始皇的政治表现，有对“礼”的传统的鄙视和破除：“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有多种举措，“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他毫不顾忌“无礼”，只是“一切出于便利”。秦文化重视实用的原则，在秦始皇时代得到更突出的显现。秦始皇焚书，医学、数术之学以及农学等有实用价值的著作不在禁毁之列。《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东巡至泰山下，就“封禅”事咨询齐鲁儒生博士，因所议“难施用”，于是“由此绌儒生”。看来，是否“便利”，可否“施用”，是秦始皇文化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尺。

曾经以博士身份服务于陈涉的孔子八世孙孔鲋说：“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也强调了文化态度的这种区别。《孔丛子》卷中记述了“秦始皇东并”之后孔鲋与他的学生叔孙通的对话。叔孙通说：“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孔鲋则说：“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于是从政“仕秦”。对于秦政鄙薄和敌视儒家“文学”的政策，有的儒生依然坚守文化立场“为不用之学”，有的儒生则“能见时变今”。

秦始皇的品性

秦始皇的个人品性不能超越道德传统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的勇决与勤政，多疑与偏执，都有历史因子的作用。当时文化局势即所谓“时”与“今”的影响，也对秦始皇的表现形成了历史限定。

对于秦始皇执政败笔“焚书坑儒”，历来有种种的否定与抨击。在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上成为标志性的事件，是没有疑义的。秦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严酷控制，反映了秦始皇和他身边的决策集团比较急进的行政作风，同时又表现出长期战争之后行政军事化的历史惯性。而这种反文化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成为极恶劣的开端。

然而还应当看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其实相当复杂。顾颉刚以为对“焚书”“坑儒”应当具体分析。关于“坑儒”事，他说：“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这件事又是方士闯下的祸，连累了儒生；后人往往把这件事与‘焚书’作一例看，实在错误。焚书是初统一时期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是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什么是“初统一时期的政治使命”呢？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建议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所谓“势必至此”即“初统一时期”的时代条件，是政治生活发生激烈变化的因素。

秦始皇生活的时代

秦始皇生活的时代，是战争激烈、流血千里的时代。历史保留了惨烈的深刻记忆。然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进取精神、创新意识、英雄主义和务实原则这些积极的文化风格在社会占据上风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思想家有颇多新异的创见发表，政治学、军事学有丰富的理论建树，各方面的人才得以集中涌现，各领域的发明得以频繁推出。这是一个英雄时代。而秦始皇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有值得肯定表现的时代英雄。

说到秦始皇的时代，还有一种情形应当介绍。当时的“天下”，从战国时期七雄的疆域到秦帝国控制的版图，这一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为主的国土上生活的人口数量，有的历史学者认为大约2千万，有的历史学者则估计大约有4千万。总体而言，当时的环境条件所承载的人口压力比后世要小很多。人类生产与生活导致的对生态条件的破坏，程度也远较后世为低。

有迹象表明，当时的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我们看到，当时的水资源较现今充沛，自然植被状况良好。当时的森林草场大多没有经受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有更广阔的面积，有更浓重的绿色。川泽湖泊，也有较今天远为浩瀚的水面。汉代瓦当所见“方春蕃萌”“骀汤万延”“涌泉混流”“泱茫无垠”“屯泽流池”“清凉生憙”等文字，都反映了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浓绿与蔚蓝的自然氛围。

而野生动物分布的形势，通过秦始皇时苑囿多“禽兽”，有人建议“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这样的故事，以及秦二世梦见行程中虎啮杀乘车系驾马匹这样的故事，可以有所体会。当时社会有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化理念，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民间礼俗。

秦始皇本人对于这种时代条件的态度，在历史记录中也有所表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他出巡经过湘山祠时，遭逢大风，难以渡江，询问博士“湘君何神”，回答说：传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死后埋葬在这里。秦始皇“大怒”，调发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以致山体完全裸露。这也许是另一次“始皇个人的发脾气”的历史记载。但是保留到今天的秦简文字则有另外的记录，说秦始皇有明确的保护湘山植被的诏令。“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毋伐。”关于秦始皇的政治言行和文化表情，有时出现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有关“湘山树”的故事，也许可以看作又一例证。

明人绘制的“秦始皇帝像”

《三才图会》 明万历37年 原刊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1. 〔唐〕杜牧：《阿房宫赋》。

2. 〔清〕谭嗣同：《仁学》。

3.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

4. 《藏书》卷二《混一诸侯》。

5. 《廿二史札记》卷二。

6. 《秦政记》。

7.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4月版，第20页。

8. 《孟子·梁惠王上》。

9. 《太平御览》卷三九〇引《申子》。

10.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8页。

11. 《史记·秦始皇本纪》。

12. 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13页。

13. 《史记·太史公自序》。

1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13页。

15. 《读通鉴论》卷一。

16.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四年”。

17.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12页。

18. 《史记 滑稽列传》。

19. 《史记 秦始皇本纪》。

20.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秦始皇其人

呼葱觅蒜 绘

嬴政赵政还是秦政？

文 北有嘉鱼

关于秦始皇该不该叫嬴政，历史上一直争议不休。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先秦的姓氏制度说起。

湖南龙山县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一类详细记录了所属人的姓名、职务、年龄、外貌等的文件，被认为是居民用于外出的身份凭证，称作“传”。

可见早在秦朝，身份证制度就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假如秦始皇坐上时光机器，得以穿越到历朝历代进行游览，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可能也是去给自己办一张居民身份证。不过这可难为了替他办证的人，因为仅是搞清楚他的“姓名”一项，就要费上不少周折。历史上人们对于秦始皇的称呼一直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也没有统一定论，主流说法一般有三种。

嬴政之说

倘若秦始皇穿越到了西汉，替他办证的人是扬雄，那“姓名”一项大概会被填上“嬴政”，《扬子法言》云：“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这个说法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的许多文人在写词作赋的时候都把“嬴政”和秦始皇画了等号，我们的很多影视剧、通俗读物甚至就连现行版本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也将秦朝的建立者称作“嬴政”。

先秦“姓”“氏”的起源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当时的姓氏制度开始讲起。我国现在的姓氏制度形成于秦汉之际，在此之前，“姓”与“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姓”是血缘的标志，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用来区别婚姻，且获得后一般不会发生改动；而“氏”则是一个人门第出身与社会地位的代表，可能会随着身份的变化而改变。先秦时期的贵族兼有姓、氏，且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而一般的平民没有氏。

礼崩乐坏 姓氏合流

战国时期，周王室暗弱，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加上各国纷纷变法，原有的宗法分封制逐渐被新的制度取代，这使原本的姓氏制度受到了冲击，姓与氏的界限也逐渐模糊。等到秦朝建立，郡县制在全国大面积地实行，世卿世禄制不复存在，诸侯甚至皇帝“子孙皆为民庶”，从前用来标明身份地位的“氏”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作用，姓、氏便也渐渐合二为一。诚如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写：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三代之后，姓氏二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北大简《赵正书》局部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的说法，秦人的祖先伯翳，为舜驯兽有功，被赐嬴姓；另有研究称秦人其实是少昊东夷部族的一支，其嬴姓是继承了少昊之姓。尽管秦人的起源众说纷纭，但秦王室为嬴姓是毫无疑问的。秦始皇毕竟出生在姓氏逐渐合流的战国末期，因此，后人站在自己时代的视角将其姓、氏混淆而以“嬴政”相称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如果严格地按照周制，男子不称姓，因此秦始皇及其之前的各位秦王、秦公都不宜以“嬴”字冠于名前。

赵政之说

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有一份叫作《赵正书》的文献，主要记载了有关秦始皇在临死前与丞相李斯关于确立继承人的对话，其中就将秦始皇称作赵正，而正又与政相通。

氏赵来源一：自造父以降，统治者均氏赵

据记载，秦、赵的祖先分别是商纣大臣蜚廉的长子恶来和次子季胜。季胜的后代造父为周缪王驾车，并因在平叛中立功获封赵城。《史记·赵世家》中这样写道：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周）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根据宗法制，此时的造父一支相比于大骆地位较高，理应是嬴姓家族的大宗。而且，按照《史记》中的说法，大骆一支曾经假借造父的荣耀，以赵城为荣，“皆蒙赵城，姓赵氏”。由此可见，大骆及其族人在当时确实可能以“赵氏”自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骆一支虽为小宗，但当时的周天子却在干涉他的立嗣问题，《史记·秦本纪》中的说法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而且，当时贵族大多实行等级内婚制，诸侯、卿大夫等只在同等级内通婚，大骆却越级与诸侯通婚，娶了申侯之女为妻。因此我们可以猜想，大骆一支或已与宗主离心。后来，大骆的儿子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到秦邑，“号曰秦嬴”，便已脱离了原先大宗的约束，成了“秦氏”的宗主，与“赵氏”平起平坐。到了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获封诸侯及岐山以西之地，地位已远高于当时正“邑于晋”的赵氏，就更没有必要攀附造父的“赵氏”了。诚如《急就篇》所说：“秦本地名，后为国号，因又命氏”，秦始皇及其近祖早已将国号“秦”当作了自己的氏号。

氏赵来源二：生于赵，故曰赵政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还提到了关于秦始皇以“赵”为氏号的另一个来源：“生于赵，故曰赵政”。秦始皇确实出生在赵国的邯郸，其父异人曾在赵国为质。但按照当时的规矩，“诸侯之子，在其国称公子，在他国则称国”，则身在赵国的异人应该被称作“秦异人”，同理，他的儿子也应被叫作“秦政”。翻遍整本《史记》，还没见过哪个国君之子只是因为出生在别国就放弃自己的氏号而改用他国氏号的。

氏赵来源三：寻求保身的权宜之计

张连生先生在《秦始皇姓氏刍议——兼及先秦秦汉时期姓氏问题》一文中提到，秦始皇幼年在赵国为质时或曾将出生地或母氏的“赵”暂时冠在名前。秦始皇出生后不久，王齮率领的秦军便兵临邯郸城下。情急之中，赵王打算杀死当时在赵国为质的异人，计划失败后，又想杀其妻儿。后来，秦军攻入赵国，秦王政还亲自跑到邯郸杀了一批当年和自己母家有仇怨的人。秦始皇并非嗜血滥杀之辈，如此表现，足见其童年在赵国时的窘迫程度。试想，当官差拿着通缉令上门查户口的时候，化名“赵政”既能隐藏自己秦王室的身份，又能和在当地有势力的母家搭上关系，也不失为良策。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正是因为秦始皇母亲赵姬出身豪门，她们母子二人才得以隐藏起来，躲过了赵军的追杀。

如此，那秦始皇自称“赵氏”就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待他回到秦国、即位秦王，乃至兼并天下后，“赵政”这一称呼便不再符合他的身份了，就算真的要报户口，也只能勉强挤进“曾用名”一栏。

秦骃祷病玉版（董珊摹）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事实上，在使臣和游辩之士上书进言于秦王的时候，“赵氏”就已被多次用来代指赵国，如：

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韩非子·存韩》

赵氏，中央之国也，难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韩非子·初见秦》

有的地方言辞激烈而毫无避讳，如“赵氏破胆”“赵氏可得与敌”“赵氏上下不相亲”等，这也可作为秦王室早就不再以“赵氏”自居的旁证。

秦政之说

当然，我们不能把他本人叫来询问求证。不过，秦刻石《诅楚文》和近年发现的秦骃祷病玉版中的文字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诅楚文》是秦王向天神诅咒楚国败亡的刻石文字，秦骃祷病玉版则记录了一位名叫“骃”的秦王向华山祷告，祈求让自己尽快病愈的事。

有研究认为，这两篇文字皆作于秦始皇的高祖秦惠文王在位时，其中就有“有秦嗣王”和“有秦曾孙小子骃”的字样。“有秦”即“秦”；“曾孙”是孙之子以下的统称，有研究称“就一国而言，只有嗣君得称曾孙”，则“曾孙”和“嗣王”都是在表明秦王一国之君的身份；“小子”为先秦时期常见的谦称。况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由此推测，同样继承了秦国国君之位的秦始皇极有可能也把国号“秦”冠于名前，像其祖辈那样对神明或上天以“有秦曾孙小子政”之类自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假如真的要给穿越来的秦始皇办张身份证的话，在姓名一栏填上“秦政”，既符合其历史身份，又符合当时人的命名习惯，想必他本人也会满意的吧！你们怎么看呢？

秦始皇的生父之谜

文 杨婷

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真相和谣言竟然都来自《史记》。

吕不韦

舒薇 绘

秦始皇嬴政的生父之谜，两千年来争议不断。历来说法有两种，一是秦庄襄王之子，二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追溯这个争议的源头，得从记载嬴政身世的最早文献《史记》说起。

《史记》的两种说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这里点明了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但同样是《史记》，《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载：

“吕不韦取邯郸赵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这里给《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加了一个前提：吕不韦先与赵姬同居并使其怀孕，子楚（即庄襄王）讨要赵姬时，赵姬隐瞒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嫁给子楚后生下了嬴政。以此来看，嬴政就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司马迁是位严谨的史学家，《史记》中的记述不太可能是空穴来风。再加上并未发现其他战国时期的史料对秦始皇生父的确切记载，因此这两段互相矛盾的记载使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变成了一个谜。

后来的史学家，有不少以《史记·吕不韦列传》为信史，沿用“秦始皇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这个看法。例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吕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

再到明朝，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更是在之前史料的基础上，发展出更详细的故事：

“再说不韦向取下邯郸美女，号为赵姬，善于歌舞，知其怀娠两月，心生一计，想道：‘王孙异人回国，必有继立之分。若以此姬献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为王，赢氏的天下，便是吕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了这番生意。’”

秦庄襄王

舒薇 绘

如此一来，仿佛增强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可信度，但细究“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这一立论，清理矛盾的历史陈述后，笔者认为此为谣言的概率更大。

谣言源头相互抵牾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大，郭沫若称其是中国的一部古代史诗，也可称作历史小说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涉猎各种神话、传说，这些奇闻异事让人读来津津有味。因此，尽管它还算得上具有权威的历史著作，但也只是一家之言，不可能百分百地还原历史原貌。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记载是孤证，所有的谣言都因此而起，但这一孤证本身却是疑点重重，经不起推敲。

《史记》一书成于汉朝，在此之前，《战国策·楚考烈王无子》有这样的记载：

“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赵人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曰……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招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

在此记载中，如将楚考烈王、春申君、楚幽王换成秦庄襄王、吕不韦、秦始皇，便与《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的故事庶几无差了。秦始皇自统一六国以来，一直处在“暴秦”言论的漩涡中心，人们对他的愤怒和仇恨不少，因此诽谤诋毁不断，借鉴别的故事情节给他安上非正统的身份也不无可能。明朝的汤聘尹在《史稗》中就认为这个故事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司马迁不会随意编造秦始皇的身世，却有记录下自战国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的可能。

《史记》中行文抵牾、违背情理的记载也恰恰证实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可信度很低。“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这里的“大期”，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史记·吕不韦列传》集解：

“期，十二月也”；按这种解释，说明赵姬在隐瞒自己已有身孕的情况下，又过了十二月个才生下嬴政。从现代医学看来，怀孕十二个月明显违背了人的生育规律。医学上将妊娠满37周到42周期间出生的胎儿称为正常足月儿，超过42周还未分娩，则为“过期妊娠”，这时候的胎儿已经是相当危险了。现代医学将妊娠44周作为最后期限，如果44周还未生产，便会用手术将胎儿取出。更不用说古代能够怀孕十二个月以上，并且还正常生产了。

另一种是孔颖达给《左传·僖公十七年》作的注疏：“十月而产，妇人大期。”按照“十月怀胎”的说法，如果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那么赵姬应当不足月早产，而非诞下足月儿。因此，“至大期时，生子政”的唯一可能就是赵姬是在与子楚同居后才怀孕的，嬴政只能是子楚的儿子。

秦国律法官方辟谣

如果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那么秦国王室和敌友各国都应该有所议论，第一个起疑的应当是秦庄襄王本人。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从嬴政出生到继承王位，并无任何流言蜚语，秦庄襄王也始终承认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从未有过怀疑。

退一步讲，秦庄襄王碍于对吕不韦、赵姬及嬴政的各种特殊感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了这件荒谬的丑事。但要知道嬴政出生在帝王家，而且是经历过商鞅变法，推行法家治国政策的秦国。根据秦国严密的法律制度，容忍别氏血脉继承秦国王位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记载，秦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继承法。根据秦国的法律规定，子女身份的认定取决于生父生母身份的确认，生父生母的确认又至少包括社会身份、国籍、血缘的确认三个方面。在法制至上的秦国，百姓的继承法已如此严谨，秦王继承人的血缘确认更不可能儿戏。所以根据当时秦法的规定，已足够为“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这个谣言官方辟谣。

由此看来，吕不韦是秦始皇生身之父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即便很多学者都给出了证据，关于这千古一帝的身世争议恐怕只有等新的文献出土证实才会停止。

赵震 绘

赵震: 1995-2013年供职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2013年至今供职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信息部，主要从事影像数字化采集和编辑，文物文化创意设计。出版著作《秦始皇和他的陶制军队》《画说秦史》；作品《捶丸》获陕西省文物局动漫大赛一等奖，并参加伦敦奥运会展演；作品《豆腐，豆腐》获国家指南针计划动漫大赛一等奖；《从长安到西安》获得陕西历史文化动漫游戏大赛二等奖。担任腾讯游戏《秦时明月》历史文化顾问。

秦始皇相貌猥琐有鸡胸？

文 嘉兰

千古一帝秦始皇，煌煌政绩下究竟是怎样的相貌与气度？

嬴政

舒薇 绘

想要了解一个人，最直观的初始切入点是什么呢？

——大约是来自初次照面时的眼缘。

然而，很遗憾，先秦时期没有相机。以至“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相貌，也同他为君举政的生涯一般，充满了两极化的争议——

是初中课本中画风抽象、貌无差异的历代帝王像“龙套哥”？是冰冷严肃、面相不善的“暴君标配”？抑或是某些学者口中“猥琐鸡胸气管炎”的先天不足症患者？又或者……他其实是一位品貌不凡、面若冠玉、气宇轩昂、伟岸挺拔的美男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早已随着历史的车轮隆隆远去，秦始皇帝的真容，我们或许永远都无缘得见。但从史书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却不难寻出蛛丝马迹，供我们去推测和寻索。

史册片语：秦始皇相貌初考

有关于始皇帝相貌的记载，首见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战国军事家尉缭的私语：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根据尉缭的描述，秦始皇长着高高的鼻子，狭长的眼睛，行走时昂首挺胸，声音低沉且威严。

宋代《太平御览》的皇王部中也有对秦始皇相貌的记载，比《史记》中更具体一些：

“《河图》曰：秦始皇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握兵执矢，名祖龙。”

这段描写，归结起来就是说：秦始皇生得有帝王相，双眸大而狭长，鼻梁挺拔，身高八尺六寸（按照23.1cm/秦尺来计量，则秦始皇的身高应在1.98米以上），魁梧伟岸、雍容轩昂，（拥有这种面相的他）注定要建立不世功业、成为一统天下的祖龙。这段记载，虽为“第二手资料”，不过，倒也能作为《史记》中尉缭所言之外的补充证言。

对于秦始皇一生的为君举政措施，历代古人无论是褒是贬，对《史记》与《太平御览》中所记载的他的相貌与气魄，大抵都是持沿袭和认同的态度，一直未引发过什么争议。直到近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单就“鸷鸟膺”与“豺声”两词作出论断：认为“豺声”是表明气管炎；“鸷鸟膺”则表示鸡胸；其胸形、鼻形变异，加上气管炎常发，由此竟推测秦王政是个先天不足的软骨病（多为遗传性疾病）患者。

然而，稍事结合《史记》原文的前后语境来看，便可知此论颇为主观武断，甚至是十分荒谬的。且不说遍翻史料，历代秦君多为体魄强健的尚武之人，全无此类遗传病记载，便是作为一国之君的秦庄襄王，也是断不可能将决定大秦未来走向的储君之位，传给一位“先天畸形严重不足几近残废”的王子的。

传承基因：遗传自父母的俊美仪容

其实，史学界的大部分专家也认为，秦始皇帝是一位英武潇洒、品貌非凡的帝王。如翦伯赞先生就曾在他的《秦汉史》中推断道：“他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生长着一副严肃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

始皇帝的生母赵姬，是一位姿容殊丽的美人，她先是博得了见惯排场的巨贾吕不韦的宠爱，后又令秦国王子异人倾心不已，甚至不惜冒着在最关键当口得罪自己重要合作伙伴的巨大风险，也要向吕不韦求索之，足可见其倾城风姿；而秦始皇帝的生父，则是秦庄襄王异人——那么，异人的相貌又是如何呢？史册中虽无直接记载，却能在异人的发迹史中找到些许线索：秦庄襄王异人，为秦孝文王与夏姬所生。早年因为母亲不甚得宠，自己又排行居中，并不受父亲的重视和宠爱，后来做为质子被派往赵国。

后通过吕不韦的倾力扶持，得以回到秦国。仅凭一面，就博得了秦孝文王宠妃华阳夫人的好感。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努力获得了父王的肯定，在华阳夫人和吕不韦的支持下登临王座。试想，初在赵国，尚还落魄时的异人，就先是凭借自己的魅力，得到了吕不韦的倾囊相助；随后又仅凭一面之缘，便让眼界颇高的华阳夫人“悦其状、高其知”，认为义子；少无常师，却能在国政大事上提出建议，让秦孝文王惊艳于他的奇谋异彩，最终后来居上地成为秦国太子，便足可见其仪表、谈吐都是极有魅力的。

父母的仪容、相貌气质等因素，直接决定了孩子的基因质量，试问，秦始皇拥有这样极具魅力的父亲与貌美婀娜的母亲，容貌仪表又岂会差呢？

射则臧兮：秦始皇的身量考证

秦人的祖先早年发迹于西垂，以擅长养马而著称，又因常年与西戎部族打交道，养成了“长于耕战”的部族特征。爱马与尚武，是秦人精神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年轻的君王

萨菲珥 绘

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帝本人也甚喜游猎，尤为擅射，曾箭射飞鸿于长乐宫的高台之上，那高台也因此得名“鸿台”。而弓马娴熟的人，体魄自然也属于雄健类型，不但背肌发达、臂力惊人且眼神犀利、四肢灵活。荆轲刺秦一事，更可以作为秦始皇的“实战佐证”：

当时二人相隔咫尺，图穷匕见，惊险急骤。秦王政在被荆轲紧拽右侧衣袖的不利情况下，尚可引身自起、借匕首之利挣断衣袖。随后又“环柱而走”，并没有被拼尽全力的刺客荆轲追上，最终以“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的表现，在殿外的持械武士赶到之前，成功扭转了局势，漂亮的反杀完胜。

在这里，也要特别提一下秦始皇所使用的佩剑——“辘轳”。历代学者普遍说其“剑长四尺有余”或“剑长四尺三寸”。

从兵马俑出土的实物来看，秦剑的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精湛的水平，并且剑身特长，80至100厘米的长剑较为多见；剑茎（柄）也相对很长，秦俑一号和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其剑茎长度多在十七至二十厘米。若秦始皇的辘轳剑长“四尺有余”的信息为实，那么能在“环柱而走”的急迫情况下，以一个“负剑”的动作拔出四尺余长的辘轳剑，秦始皇的臂长必定相当可观。而成年男子的臂长之和，基本约等于他的身高，数值浮动的误差通常不会很大。所以，秦始皇帝的身高，即便不一定有《太平御览》中所载的一米九八那么高，也当所差不远矣。

试想一下，倘若秦始皇真如某些学者所推断的那般，是有着“鸡胸”“马鞍鼻”“气管炎”“马目”、矮小且短腿的先天生理缺陷的残疾人，又如何能够在这场刺杀中，完胜原本占据着有利条件的刺客荆轲的呢？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身为标准西北男人的秦始皇帝，不但运动神经发达、应激反应迅速，其身量和体魄，也是相当魁梧雄健的。

始皇气度：威压慑人还是气度恢弘？

说完长相，再说说始皇帝的气度如何吧。

前文提过的刺秦事件：面见秦王时，燕国使团以荆轲为正使，秦舞阳为副使。在负责执行刺秦计划的燕国使团中，“年十二，杀人，人不敢忤视”的官三代（其祖父是燕国大将秦开）秦舞阳，比起荆轲，显然更受燕太子丹的信任，面见秦王时原定执行刺杀计划的秦舞阳“至陛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至此，也只好赶鸭子上架，由心理素质尚佳的荆轲接过地图匣，替他来执行原定计划。由此可见，曾十二岁杀人、观者不敢忤视的秦舞阳，在面对秦王政时，亦为之“色变振恐”，足见其气场和威仪都是相当强大的。

除却气场威仪，始皇帝的度量更是堪称广博。尉缭本是大梁人，来到秦国寻找机会，幸运地被秦王政赏识，不但得以重用，面君之时，更得秦王政以平等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同秦国贵胄的标准一样。

然而，尉缭此人颇为“傲娇”，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恩荣，也不甘只做君王身边的幕僚，于是便拿着性子，做出一副想要离开秦国另谋高就的样子——当然，他并不是真的要走，就是想以此来吓吓秦王政，好让他更加重用自己。于是尉缭逢人便说：秦王这个人，长得高鼻梁大眼睛，面相极富侵略性，说话声音低沉洪亮，走起路来虎步鹰视，气场强大。这样的人，未得势的时候谦逊易近，一旦得志，怕是会吃人不吐骨头。现在，我身为一介平民，他常常自降身份礼贤下士地对待我。但若让他真的如愿以偿得到了天下，那么天下人都会落入他彀中，这样的君王，是不能长久与之同处的。

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尉缭此言不管从表述方式还是造成影响看来，其实都颇为过分了。但秦王政知道后，非但没有生气，而是真如尉缭所愿般执意挽留，并委任他为国尉。

在此事件中，秦王政不但表现出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诚恳态度，对“恃才傲君”的尉缭更是抱以谦逊包容的态度，赐予他平等于贵族的衣食等级。须知自周以来，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服饰等级礼制规定严格，只要是平民身份的人，便是富商巨贾也不能越级，“僭越”者将会被治予重罪，而秦王政，却一点儿也不计较尉缭无身份、无地位、无名气的“三无”出身，而看重他的才干本身，只因尉缭是布衣，缺乏实际办事经验，之前又无在秦为官的经验，所以才采纳他的计谋，由李斯负责施行。而后，更是明知尉缭所言也未予追究，反而挽留他封为高官。

综合以上种种史料不难看出，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帝非但不若某些学者所言的一般，是个“相貌猥琐、罹患鸡胸气管炎”的先天不足之人；与之正相反，他当是拥有着遗传自双亲的俊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漂亮的）仪容，又因酷爱习武和游猎练就了一副魁梧伟岸的挺拔身材，虎步鹰视间，气度自是悍勇无双。年轻时，也曾为面若冠玉、气凌霄汉的弹铗黼黻少年郎，狭长的眼眸中，隐隐可见灿若岩下之电的神气，却又没有寻常少年人的毛躁气盛，这样的气质，更为他平添了无限魅力……行至万里山河，眼底尽收的那天，昔日英俊的少年终成气度恢弘的开国帝王。或许，从秦王政到秦始皇，他传奇般的一生，都太过璀璨耀眼，让后世人牢牢地记住了他；但凡有关于他的话题，争议与遐想都从未停息过；而他本该也是十分出彩的相貌和仪表，却也被他一生的雄才大略所“误”，被许多人忽视了。或许，套用如今十分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秦始皇，是再合适不过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就名垂青史的他，偏偏选择了靠才华，实在是让人羡慕嫉妒，却又不得不叹服啊。”

尉缭：也称魏缭。生卒年不详，鬼谷子弟子之一，战国兵家人物，著名军事家。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秦王政十年（前237）入秦游说，得秦王赏识并以平礼相待，出任秦国国尉后，改成尉缭。其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为秦王政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其著有《尉缭子》一书，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并称为《武经七书》。

尉缭

舒薇 绘

1. 〔汉〕司马迁 《史记·客列传》：“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可知此时裹挟着徐夫人匕首的督亢地图尚在舞阳手中，原定“图穷匕见”来行刺秦王政的计划，也应是由秦舞阳负责执行的。

秦始皇的政治手腕

蕲年宫政变中的帝王权术

文 秦梦蒹葭

秦王政九年，内宫外朝风云变幻。少年嬴政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一举夺回亲政大权。

外戚政治和派系斗争

秦王政即位（前247）至亲政（前238）的这段历史，可能最不为大众所知，而这一时期的秦国朝堂却存在着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角逐。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嬴政十三岁代立为秦王时，“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汉书·五行志》曰：“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马非百先生据此补充说：“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太后及大臣。”母后干政，外戚当权，是秦汉政治的常态。考诸史实，秦王政即位时，共有三位太后——嫡祖母华阳太后（孝文王后），亲祖母夏太后（夏姬），生母帝太后（赵姬）。

秦楚世代联姻，楚国在秦国的外戚政治也早有渊源，秦昭襄王承继王位就是外戚斗争的结果，以宣太后为中心的外戚集团，几乎主导了秦国政权。这股不显山不露水却又实际存在的势力被称为“楚系外戚”，而华阳太后可以说是宣太后以来强大的楚系外戚集团的继承人，她在秦国亲族多，势力大，有诸如阳泉君、昌平君、昌文君等芈姓权臣为倚仗。

总体来说，撇开那些尚待证实的诸如“韩系外戚”等其他势力的推测，赵太后、吕不韦集团与楚系集团是当时秦国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史记·吕不韦列传》载：“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除了情感上的暧昧之外，赵太后与吕不韦早期的密切关系从政治上看是存在利益捆绑的，为了保持各自的权势不受楚系外戚集团的侵蚀，结盟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赵太后掌内庭权力，吕不韦就是她在外朝的权力延伸。

势力集团的风云变换

然而赵太后、吕不韦集团在后来慢慢出现了变数甚至分裂。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吕不韦因担心赵姬与自己的私情“祸及己”，借引荐嫪毐逐渐疏远赵姬。

嫪毐的粉墨登场成了戏剧性的一幕，吕不韦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嫪毐在太后的“宠爱”下一步步壮大，以至于权势滔天，堪与自己比肩。《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虽然表面看上去这只是一桩令人津津乐道的八卦绯闻，但如果从政治的视角来看，这不只是太后对面首的宠爱，也是利益使然。吕不韦的疏远使赵姬逐渐失去外朝的支持，于是她给嫪毐实权，通过嫪毐在外朝的控制力来巩固自己在内庭的权力，以抵抗其他势力的压制和侵蚀。

此时的秦王夹在几大势力的明争暗斗之间，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因此在亲政之前，这位在后人眼中一统六国的霸气帝王，却实实在在过着一段憋屈的日子，以至于六国提起大秦，只知有吕不韦、嫪毐，不知有秦王。

蕲年宫政变中的高超帝王术

嫪毐的权力日益膨胀，足可与相国吕不韦匹敌，但他与太后的丑事终究是纸包不住火。秦王政九年（前238），有人向秦王告发嫪毐与太后淫乱且“生子二人”，甚至想要叛逆篡位，扰乱王室血脉。嫪毐害怕丑闻曝光因而筹划作乱。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秦王政九年（前238），长信侯嫪毐在秦王前往雍城蕲年宫（今陕西凤翔）行加冠礼时意图发动兵变，矫秦王玺和太后玺调动都城卫戍部队和附近地方军进攻蕲年宫，秦王政及时察觉并派兵反击，于咸阳交战，后以嫪毐战败逃走而告终。这件事被后人称为“蕲年宫政变”。

嬴政的高超帝王术表现在：

1.欲擒故纵、暗渡陈仓

过往很多人以为秦始皇无法接受母亲对生父秦庄襄王的背叛，因此产生了“心理阴影”，但其实以秦国风俗之开化，太后私生活不检点并不算什么严重的事情，宣太后就是先例。

对于秦王政来说，也许他真正介意的并不是母亲的私生活，而是母亲的权势阻碍他的亲政。如果嫪毐只是太后的情人，那么对朝堂政局就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一旦嫪毐有权力在手以至于威胁王权，性质就全然不同，原本单纯的太后桃色事件就上升为政治斗争事件，淫乱宫闱就成了谋朝篡位！

赵姬

舒薇 绘

赵姬：秦始皇生母，秦庄襄王夫人，赵国邯郸人，秦统一后被追尊为帝太后。

赵姬和吕不韦作为秦王的生母和“仲父”，作为掌权太后和辅政相国，两人在秦国朝堂的政治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而华阳太后却常常被忽视。当年，庄襄王子楚正是因为投靠了华阳太后，被收为养子后才获得了王位继承权。

华阳夫人

月冈芳年。和汉百物语[M].东京：二玄社，2011.

华阳夫人：秦孝文王王后，楚国贵族。有宠而无子，因收子楚为嗣子，子楚即位后尊她为华阳太后。

蕲年宫当

焦南峰，张仲立，段清波等。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J].考古与文物2008(6).

蕲年宫当：出土于陕西凤翔长青乡，位于秦都雍城城址远郊，据雍城约20千米。据专家考证，此为当年秦惠公所建蕲年宫的瓦当，故称“蕲年宫当”。

除了赵太后，秦王政的阻碍还有一个人——吕不韦。在秦王眼里，嫪毐纵然势大，但毕竟上不得台面，他真正想要除之而后快的，是他的仲父！

因此，笔者推测，秦王政有意纵容嫪毐权势扩大，很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可以架空太后的权力，另一方面形成对抗吕不韦集团的政治势力，避免吕不韦一方独大，再等到恰当时机借由引荐嫪毐之事问罪吕不韦，彻底夺回政权。《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正是对上述推测的佐证。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吕不韦虽被罢免，依旧“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威胁着秦王的政权。于是秦王赐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乃饮鸩自尽，他的家属舍人都被驱逐流放，这支盛极一时的政治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2.韬光养晦、假道伐虢

嫪毐在秦王的加冠礼上，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作乱，按理说该是精密筹划，可结果却是“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这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在太史公的轻描淡写中平息，寥寥数笔间嫪毐就从一方侯爵变成亡命之徒，秦王政则从受人牵制有名无实的傀儡之君成为掌握实权生杀予夺的亲政之王，几乎是秦王政的单方面压倒性胜利。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军力对比：

嫪毐方：秦国重臣20名，数千名门客，秦军正规骑兵部队（官骑）、秦军正规半农耕卫戍部队（卫卒）、秦军正规半农耕地方部队（县卒）、秦军地方半开化部队（戎翟君公），其中包括后来被杀的卫尉（咸阳宫的警卫长官）、内史（关中地区的行政长官）、佐弋（少府的属官）、中大夫（郎中骑兵）等。

秦王方：相国（吕不韦）、楚系重臣2名（昌平君、昌文君），临时战争状态下的帝国正规半农耕部队（卒）、基层公务员（吏）、秦王专职贴身侍卫及宫廷服务人员（秦汉宦官并不单指太监）。

嫪毐假托秦王和太后玺印号令都城的各个军事机构，这些人是真的被蒙蔽还是本就和嫪毐沆瀣一气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咸阳宫的卫士、正规骑兵、近县的地方军，都被嫪毐召集起来，这些军队每一支都不是小数目。而秦王方的平叛势力就算不说寒碜，也确实是实力差距悬殊。

要顺利实现这场镇压，至少需要事先做好隐秘的军队调动，万全的军事部署，选拔信任的统帅将领，做好绝密的情报保护工作。如果没有事前的严密防备精心布局，能够全身而退都是万幸，更何况是反攻？而在秦国，调兵遣将是需要符玺凭证的，嫪毐凭借的是矫王玉玺及太后玺，那么还未亲政的秦王凭借什么呢？很可能就是相国的符印，而铲除嫪毐也同样符合吕不韦的利益。

我们前文说到，相国吕不韦是主持参与平定叛乱的主要领导和功臣，最终却因嫪毐一事坐免，由此可以推测，秦王先是利用吕不韦除掉了嫪毐，后又反过头除掉了他，堪称假道伐虢的现实演绎。

3.因势利导、一箭双雕

在当时还未掌握实权的秦王政，所依靠的不是宗室老臣，而是昌平君、昌文君等楚系外戚势力。他们成为平叛的主要功臣，也很可能自此一跃成为秦国朝堂的重要政治人物。这从侧面佐证了楚系势力确实与帝太后吕不韦集团之间存在斗争，因此才甘心被秦王利用和驱遣，因为打击嫪毐除去吕不韦的行动同样符合楚系势力的政治利益。

如果秦王政在一开始没有隐而不发，而是马上动怒问罪嫪毐，那么没有这场政变，即便秦王成年亲政，赵太后吕不韦也未必还权，后世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秦王政却凭借他的政治智慧成了这场政变的最大胜利者和受益者，并且一举多得：

第一，一举歼灭赵太后在外朝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嫪毐，并且囚禁了太后，相当于铲除了赵太后集团；第二，牵连吕不韦，坐实了吕不韦也有谋乱之心的罪名，一并铲除其势力；第三，所有罪过由嫪毐吕不韦承担，为百姓及后世留下秦王反政变成功、顺利亲政的正面形象。

结语

由于史书的记载有限，这场政变的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所知道的也只是藏在史书笔墨间的蛛丝马迹，但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在他仅仅二十岁出头的年纪，面对宫廷政变和政治博弈就已经表现出了超凡过人的政治手腕和帝王心术，他隐忍果敢、运筹帷幄，千古一帝锋芒初露。

相邦吕不韦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金文集成[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吕不韦：卫国濮阳人，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因帮助秦庄襄王回国即位而拜为相国，封文信侯。

嫪毐之乱的一些疑问

1.秦王政是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知道真相后又是什么反应？

嫪毐和太后保持常年的暧昧关系，秦王政真的毫不知情吗？一个“宦官”封长信侯，以太原一郡之地为封国，家臣千人，操纵国政，秦王政需要等别人告发才知道真相吗？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由“未发”两字可知，秦王政在得知母亲淫乱甚至与嫪毐意图不轨后并没有马上发作，而是装作不知道，继续纵容嫪毐得势。

2.嫪毐发动叛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标又是谁？

根据史书的记载，嫪毐由于丑事被告发，恐秦王追查，因此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当然是明面上的直接原因，但若是杀了秦王，对他有何好处？是自己做秦王还是扶持他和太后尚在襁褓的私生子继位？

因此笔者推测，这场政变嫪毐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对抗吕不韦集团和楚系势力的权力倾轧，并实际掌握秦国政权。

3.吕不韦是否参与了此事？他的立场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吕不韦在这次政变中没有出现，从而产生种种推测，但这其实是由于对“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一句的不同断句引发的歧义。一说“相国”和“昌平君”为同一人，一说“相国”指代吕不韦。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这是因为“相国”与“丞相”是不同的概念，自秦武王时秦国就设有左右丞相，但并没有两个相国的现象。吕不韦罢相是在秦王政十年，秦王政九年的“相国”只能是吕不韦。因此，吕不韦很可能是站在秦王这边，主持和参与平叛战事的。

蕲年宫政变

刘兔子 绘

秦始皇的功绩

呼葱觅蒜 绘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

文 孙闻博

秦王政与他的朝臣们建立的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沿用了两千年。

呼葱觅蒜 绘

战国末叶，秦以大风卷萚、摧枯拉朽之势，用十年时间，先后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实现了兼并天下、海内一统，划时代的帝国由此建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疆域相当辽阔。而鼎盛时的帝国北界，甚至不限于记载所及。至于境内百姓，虽饱罹战火，但勤勉作业下的户口蕃息，仍多于既往。可以说，帝国的广土众民，远远超过时人曾经盛称的五帝三代。为了统治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秦王政与他的朝臣们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包括实现中央对地方有效控制而作用极为重要的郡县制。当然，帝国的相关制度肇创，是以君主专制、绝对皇权为基础的，又以巩固和维护统一为目的。

秦帝国中央集权制的特征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系统化、超前性，即制度架构较为系统完整，在中国史、世界史的横纵坐标间呈现一定的早熟样貌。这也为后代王朝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基本的蓝图范式，奠定了根本性基础。二是军事化、阶段性，即相关制度诞生于战国激烈的铁血兵争，军事化色彩较为浓重；同时立足对周代贵族分封制的矫正及超越，制度在针对对象和追求目标上，与后代尚不尽相同。这又使得走出封建的秦，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中央、地方矛盾模式，较后代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强大时，地方政府往往受到压制，没有太多话语权。然而，秦中央政府强大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威望、权责、话语权仍然突出，展现出自身的时代阶段性。

皇帝制度

秦帝国为加强中央集权，首先确立了皇帝制度。太史公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初并天下”后记录的第一次廷议，就是“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大臣与诸博士共同建议在古号“天皇”“地皇”“泰皇”中，选择最贵重的“泰皇”为尊号。对此，秦王政有自己的考虑。他保留了“皇”字，而主要采用上古“帝”位号序列，“皇帝”号由此诞生。我们认为：相对于周广行分封、众建诸侯，强调“分天下”，秦刚刚实现从未有过之“并天下”壮举，“皇帝”是在空前盛业之上确立的空前盛号。

而尊君抑臣的文书制度，也随之制定：皇帝所下命、令，分别被称作“制”与“诏”。天子自谓，使用“朕”的称呼；追尊先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废除谥法，嬴政去世称始皇帝，后世秦君使用数字序列，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无穷。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一号古井发现数万枚简牍。其中，编号8-461的里耶更名木方又提到“王马曰乘舆马”“王谴曰制谴。以王令曰【以】皇帝诏。承【命】曰承制”“以命为皇帝。受（授）命曰制。□命曰制。易谓□诏”。当时文书表述变动，实际情况远为复杂。行为、名物的表述调整，在木方所摘录内容中同样存在：“王游曰皇帝游。王猎曰皇帝猎。王犬曰皇帝犬”。此外，“故皇今更如此皇”还显示，“皇”字由从“自”改作从“白”，且“白”字中间一横笔不与左右两竖笔相连。这些内容较我们的以往认知，无疑要丰富细致很多。相关制度设计，凸显帝国执政者的无上权威，并希冀统治万世维系、长治不坠。

官僚组织

以皇帝为首，帝国又有系统严整的官僚组织。始皇帝将战国秦的官僚制加以扩展、完善，形成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需要的新的组织架构。20世纪末，陕西西安相家巷曾发现大批秦封泥，内容颇为丰富，对秦职官系统有冰山一角的呈现。以往虽然多认为秦设三公，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但始皇帝在位时期最高官员多提及的是左右丞相、将军和御史大夫。这些以下，中央诸卿分掌政务，包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将作少府等。皇帝召集公卿廷议，讨论国家重大事宜。公卿所拟集议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决。

秦帝国的官僚制呈现两个特征：君主专制相对突出，行政制度已较完备。皇帝作为官僚组织的顶端，承担着重大职任。而始皇帝的勤政，也是历代罕闻。

秦三公九卿制示意图

除了为人熟知的侯生、卢生议论，如“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之外，秦刻石对上述两类特征，也多有揭示。泰山刻石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之罘东观刻石称“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会稽刻石又称“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当然，秦君主权力的巩固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秦王政亲政前，先后出现过吕不韦、嫪毐专权的局面。粉碎“蕲年宫之变”后，秦王政特别强调“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籍其门，视此”。“殷鉴不远”，秦帝国政治局面的形成，应留意相关的历史背景。

法令一统

周代“一统”，以礼乐教化的政治理念为中心，使诸侯会聚于天子四周。秦帝国重现“一统”，是依靠法令加以维系的，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议帝号”时，群臣称“法令由一统”；太史公叙帝国政治文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李斯后来又称“法令出一”。需要指出，秦帝国在思想领域的统一，虽较早即已开展，但从焚书实际发生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嬴政统治后期来看，最初并非采取压制、迫害的手段。而且，“坑儒”悲剧虽然在“焚书”次年遗憾降临，但是从始皇帝“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的话语看，二者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后，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嬴政曾经是以“兴太平”为政治成功目标而加以追求的。

里耶秦简“秦更方名”（编号8-46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秦36郡示意图 壹原视觉 绘

资料来源：《汉书·地理志》

秦代律令的实际面貌，过去依凭传世文献，获知信息有限。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等出土文献的先后发现及整理，极大改变了我们对相关情况的了解。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实际为19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法律文献，反映战国中后期至统一后秦律已有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方面内容，对农田管理、牲畜饲养、粮食贮存、徭役征派、物资检校、军事管理等各个领域都有细致规定。而岳麓书院藏秦简不仅同样有律文摘录，而且保存的秦令内容尤为丰富，后类简牍的数量达一千二百余枚，占总量一半以上。分析解读相关内容，有助于把握帝国是如何依靠律令体系，实现对民众管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吏是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司法事务的实际参与者，但是他们本身又是秦律令所严格管理的对象。秦律令针对吏的规定，条目繁多，反映了国家统治理念的另一重要侧面。

郡县制的推行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是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关键构成之一。周代以来一直实行封邦建国之制，秦统一后是否依然保留分封制，成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记第二次廷议的焦点。丞相王绾奏请分封皇子到东方的燕、齐、楚地做诸侯王。当时只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彻底废除分封，将“海内为郡县”确定为帝国恒制。始皇帝接受了李斯建议，“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随着之后的南征北伐，郡目扩展至四十有余。

秦郡完全听命于皇帝，是中央下辖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郡设守、尉、监。守、尉秩二千石，监即监郡御史，由御史大夫下派。三长吏治所分离，均可称“府”，由此形成“三府并立”，权力彼此制衡。秦郡承早期军事管理区发展而来，军事色彩浓厚。其中，郡尉府下辖武官众多，有司马、候、骑千人、发弩、司空、轻车等。秦郡辖境远较汉代广阔，长官在整体上又具有较高的威望与权责。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中央集权，反而在维护中央权威、巩固绝对皇权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有趣现象背后，恐怕反映了律令贯彻与文书执行下的秦中央集权程度与皇帝威权发展，可能超过后世。

郡以下设县，县设县令，依县户规模，长官禄秩从千石至六百石不等。县丞、县尉为佐官，令史、啬夫等为属吏。从里耶秦简看，秦县廷已分曹理事，列曹由令史直曹充任，从事文书处理，廷外又有啬夫任县下诸官之长官，管理仓、库、司空、田、畜等具体机构的事务。郡、县长吏均由中央设置，国家对地方主要官员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县下诸乡设啬夫、佐、史。乡下又设里，里有里典。县下军事、治安性质的机构还有亭，长官称校长，即后来的亭长。

战国后期，秦已逐渐出现“户籍相伍”之制，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至帝国建立后，户籍制度进一步向全境延展。当时户籍的具体制作层级在乡，乡同时保管户籍正本，并上呈副本于县。政府可以据此征收赋税徭役，并对人员流动进行管制。与分封制有很大不同，秦中央集权强化的主要体现，是皇帝对臣民的直接人身支配。而秦对帝国境内甚或交通不便的地方基层社会，也实现了较为有效的直接管理。这得益于郡县制及户籍管理、文书行政的严格施行。

整齐制度

伴随郡县制的推行，一些加强集权的配套或辅助措施也陆续出现。郡县规划的同时，各地开始全面收缴兵械，并输送到咸阳。中央将堆积如山的兵器全部销毁，并重铸为十二件类似承托钟架的巨型金人。每件金人重达千石，被安置于宫廷之中。这一措施，既削弱了地方可能的反抗力量，又以宏伟的人为景观展示着帝国威容。

始皇帝还令丞相隗状、王绾“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对度量权衡、车辆轨距、书写文字进行了全面的统一。此外，《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虽然没有交代，但是帝国显然也进行了货币统一。秦币分金、铜二等。流动更为普遍的铜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据学者研究，前面提到的里耶木方，“书同文字”的具体内容，实际涉及正字形、正用字、正用语等多个层面。

这些整齐制度的措施，有利于国家权力的贯彻，有助于社会群体的凝结。秦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以收强干弱枝、拱卫京师之效。后来建造骊山帝陵，“因徙三万家丽邑”。《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都城咸阳，居渭水之阳。帝国统一过程中，不仅在渭南修建宗庙、章台宫、上林苑囿等，还仿照六国宫殿样式，将渭北原有建筑群向东、西扩展。

需要指出，上述旨在系统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多是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即帝国建立的第一年，就基本完成了。自始皇二十七年起，嬴政先后五次巡狩，视察四地，刻石以章得意。与之同时，以咸阳为中心而通抵各地的驰道，开始修治。发达的全国交通网络，逐渐形成。秦随后又在云阳、九原间修造直道，在西南地区宜宾至昭通间修造五尺道，并北筑长城，南开灵渠，中央、地方的联系，帝国边疆的巩固，由此得以加强。而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坏城郭，决通隄防”“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更对潜在的地方割据威胁，尝试削弱。

中央集权的意义

章太炎《秦政记》曰“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而“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具体而言，“古先秦始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及郡县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世界史、全球史视阈下，更展现出不同的政治模式及发展道路特征。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已云“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近代太炎先生撰作《秦政记》，固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然与汉文帝、武帝的比照之下，仍对秦君、秦制的地位及意义多有深论。往事如风，旧迹斑驳，唯帝国的真正遗产在此后历史发展中如静水流深，延承不绝。

1. 〔汉〕司马迁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版，第239页。

2. 简牍编号：AXXV。

3. 简牍编号：BV、BVI、BVII。

4. 简牍编号：BXII、BXIII、BXIV、BXV。

5. 简牍编号：BXX、BXXI、BXII。

6. 简牍编号：AXVIII。

7. 《章太炎全集 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64-65页。

失落的战争

秦平百越之战

文 张不叁

自古人们歌颂始皇霸业，却鲜少提及平定百越之功。从强势征伐到柔远而安之，这是一场利在千秋之战。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攻破邯郸，赵公子嘉逃往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2年，王贲率军灭代；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大梁城，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并置郡县；公元前222年，翦灭已亡国而逃至辽东的燕王喜及其残余势力，彻底灭燕；公元前221年，突袭齐境，齐亡。

在这段为人熟知的秦灭六国的历史中，我们不断体会着始皇帝的赫赫战功，反复咀嚼着铭刻在民族骨血中的统一大业。可是，统一绝不仅仅是中原诸国版图的合并，更是边境的巩固、臣民的信服。百越之战，对于秦王朝而言正是这样一场关系着边疆安全的非打不可的战争。它声势浩大又旷日持久，秦朝付出了前后近百万的兵力，历时七八年，而岭南的真正征服甚至要延续到近一个世纪之后。这样庞大的战争却在史料中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各个角落的只言片语中勉强拼凑出它的轮廓……

统一岭南的意义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统领六十万大军刚刚灭亡楚国，兵锋随即指向了百越地区。乍看上去，这个决定令人费解。此时山东六国甚至还没有完全平定，中原地区又有六国贵族们图谋复辟，北方草原更有匈奴的威胁，各大工程都在准备上马，与这些相比，岭南的百越部族并不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难题。

秦军与百越的战斗

刘兔子 绘

秦军与百越的战斗

刘兔子 绘

皇帝有他自己的想法。

《淮南子》声称，皇帝是贪图百越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物产才发动了战争，这是一种幼稚的解读。南征既有迫在眉睫的利益因素，也有长远考虑。和平即将到来，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之下，庞大的秦军、维系秦军的军功爵制依旧会长时间存在，原属六国的军队编入秦军更加重了这一问题。帝国需要用新的战争为这些将士找到用武之地，并设法使军队间的隔阂逐渐消解。

更重要的是，百越部族有可能成为不亚于匈奴的边患。历史上，他们一直臣服于周王室和楚国，与华夏文明始终若即若离。《韩诗外传》称，周成王时期就有越裳国进献过白雉，广东地区也有诸多楚国与百越交流的传说。但无论周室还是楚国，与他们的关系都没能再进一步。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如果对此放任自流，他们早晚有一天会独立建国、与中原王朝为敌，后来的越南正是如此。秦军对百越部族的征服，为的正是彻底消弭来自南方的危险，从而把帝国疆域南推至海岸线。对古代的中原王朝而言，只有那样，边疆才真正意味着安全。

胜利的序幕

挟灭楚之战的余威，王翦领秦军继续向东南方向进发，降服越人君长，在当地设立了会稽郡。很可能也是那段时期，秦军又攻陷了东瓯、闽越两国，两位越王摇、无诸降秦后得以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只是称号由“王”降格为君长。

也许是在那之后，也许是与此同时，参加过灭楚之战的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江南密布的水网开始南征。据《淮南子》记载：“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这是按自西向东的地理位置排列的，这些地点很可能是南征的起点而非进军路线。王翦统领的该是最东路的秦军，他们从云梦泽东南边缘，即如今的鄱阳湖一带出发，走水路经过江西的余干地区，攻陷东瓯、闽越。其他四路秦军的起点由东向西大致是：一路从赣州以南的南野地区出发；一路翻越骑田岭，秦时称其为阳山，率先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番禺，即后来的广州；一路从云梦泽南部的九嶷山进发；一路翻越如今的湖南西南部怀化一带。

以灭六国时期的强大战力，征讨这些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部族，恐怕所有人都以为秦军会势如破竹。初期的战况也印证了这点，秦军击败西瓯部，杀死西瓯君译吁宋。这一阶段的战事很可能是在平原地带进行的，之所以能快速占领番禺，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那里位于相对开阔的珠江三角洲。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秦军极可能是以番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辐射的。驻守这里的将领任嚣也因此在征南秦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密林中的幢幢暗影

秦人占据了所有平原、河谷，并在征服地建立一座座要塞堡垒，控制了水陆交通要道。在此前的统一之战中，这意味着他们已控制了敌国的命脉，接下来只要沿着这些脉络，逐渐向细枝末节清扫就可以了。根据灭六国的经验，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对百越的战争从这时起才真正开始。正是他们所忽视乃至放弃的那些山地丛林，埋藏着致命陷阱。

公元前221年之后的某个深夜，征南秦军又一次遭遇了偷袭。

密林深处响起铜鼓声，营地中很快闯入大批瘦小身影，他们大多裸着上半身、露出青黑色文身，只用葛布简单裹住下身。有人梳着椎髻，有人把头发齐肩剪断，纷乱的火光照亮那些龇牙咧嘴的凶悍脸庞，门牙的位置只剩一个黑洞。

秦军迅速集结并实行反击，偷袭者很快退却，像猿狖那样没入浓雾缭绕的黑暗森林。秦军并未追赶，丛林中沼泽遍布、瘴气弥漫，潜伏着各种毒虫猛兽，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偷袭中他们失去了统帅屠雎。

屠雎之死的消息一路传到咸阳，军报摆上皇帝的书案，提醒着秦帝国的统治者：百越部族不会轻易屈服，平定岭南依旧遥遥无期。这场原本看似简单的战争，难度甚至不比统一六国或北击匈奴要低。

疏通粮道，平定岭南

失去君长译吁宋后，百越人推举部族中的桀骏（杰俊）之士为将，采取了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这让秦军极不适应。同样威胁着秦军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疾病，丛林沼泽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以及最重要的难题：缺粮。

此前的战事中，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南方密布的水网提供了不少便利，但当他们需要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为溪流，船舶再无法运粮。中原作战流行的“以战养战”更不可能，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驻军和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每况愈下，屠雎的阵亡更是雪上加霜。在那之后不久，百越部族分头向秦军发动大规模反击，重创了因饥饿而士气低落的秦军。《淮南子》宣称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任何游击战都无法取得这样的战果，但秦军陷入困顿应该是肯定的。

此时的中原大地，依旧是亢奋与动荡、荣光与危险交织。皇帝忙于在帝国各处巡狩，车轮踏遍每一寸领土；旧贵族时刻梦想着复辟，已针对皇帝展开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在博浪沙，另一次在咸阳的兰池；各项重大工程相继上马，万千黔首们终日忙碌；更不用说蒙恬统领的九原军团正在积蓄力量，准备着对匈奴的决战。人力物力全方位都在吃紧，皇帝有足够的理由放弃并不急迫的南征。可他没有。他很清楚，即使在如今“中国劳极”的形势下，帝国对于岭南依旧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秦军只要能深入岭南的每一寸土地，早晚能扫灭所有负隅顽抗的百越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让后勤补给长久支撑将士们的征战。咸阳朝廷试图寻找解决办法。

最终，监御史禄提出了天才的设想：打通湘水、漓水以为征南秦军之粮道，即后来的灵渠。有理由相信，灵渠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之前完成的，因为正是在那一年，咸阳朝廷再度征调大批军民发往岭南，粮道的顺畅使秦军再无后顾之忧，他们彻底平定了岭南之地，在当地设立了南海郡（今广东大部，治所番禺）、桂林郡（今广西大部，治所布山）和象郡（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至越南中部，治所临尘）。也是同一年，在帝国的北疆，蒙恬率领九原军团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一次进攻，同样大获全胜，秦帝国在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

秦政下的岭南

将岭南纳入版图并不意味着这里就从此太平，基于历史经验，皇帝已经意识到岭南的治理势必是漫长的过程。

南征尚未结束时，咸阳朝廷就已开始为治理当地做准备。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南下“陆梁地”的军中除了兵卒，还包括大量逃犯、赘婿、商人，次年又有大批“治狱吏不直者”（判决案件不公的司法官员）南下。依秦代社会制度，他们或是戴罪之身，或是社会地位低下，都是优先征发徭役兵役的对象，被派往岭南显然是要作为移民戍守当地。另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将军赵佗还曾特意上书皇帝，请求征发三万未婚女子进入岭南，与将士婚配。皇帝将这个数目削减了一半，批准征发了一万五千名女子。

在当地推行秦律、严禁私斗也是一项重要举措。《汉书·高帝纪》记载，任嚣、赵佗治理岭南期间，百越人原本“好相攻击”的习俗被有效扭转，“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秦军还修建了一系列工程，如今的广州市内就有秦代造船厂遗址，广东多地都有赵佗井、佗城等遗迹。

南征秦军的抉择

正在一切欣欣向荣之时，皇帝在沙丘宫病逝，中原爆发了秦末战争。与岭南毗邻的故楚地是反秦热土，除了项梁、项羽叔侄，还活跃着吴芮、共敖、梅鋗等大大小小的诸侯，随时威胁着岭南地区。征南秦军中最重要的将领——南海尉任嚣此时也病入膏肓，岭南秦军人心惶惶。眼看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任嚣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叫来了部下赵佗。

赵佗原是常山郡（今河北真定）人，石家庄还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赵佗公园。此时他是南海尉任嚣的部下，职位是龙川县令。临终前的任嚣对赵佗交代了后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这番遗言很容易被理解为野心使然，但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它确实为岭南地区带来了安定，使当地秦人和百越人躲过了秦末的战火兵灾。它也是当时条件下，南征秦军所能做出的最合理选择。秦军如果试图北上救援，一来现实条件不允许，数十万军民早已散布在岭南各地的密林中，光是重新集结就困难重重，更不必说后勤保障等种种问题；二来此时岭南刚刚安定，放弃这片土地意味着前功尽弃，所有已取得的建设成果都会化为乌有，不能随军北上的中原人更将遭遇百越人的反击，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而中原王朝想要重新涉足这片领土，难度将陡然增大。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岭南的东部，本已降秦的东瓯王摇、闽越王无诸开始趁乱起兵；在岭南的西部，还有瓯雒国的安阳王蜀泮正待时而动。

南越立国

任嚣死后，赵佗接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并依计行事，诛杀了一批不肯服从命令的军官长吏，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同时封闭中原通往岭南的所有关隘，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座：位于大庾岭的横浦关，位于连江上游的阳山关，位于连江入北江处的湟溪关。三关互为犄角，保护了岭南地区的安全。在那之后，他建立了南越国，成为历史上的南越武帝。

从秦末战争到西汉建立，南越国逐步占领和控制了整个岭南地区，成为天下颇具实力的割据政权。赵佗则相继熬过了秦始皇、汉高祖、吕后等一个又一个名字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当汉文帝派特使陆贾前来招抚时，他甘愿自称藩臣，并表达了尊奉汉室的意愿：“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赵佗一直活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寿命高达九十余岁，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长寿皇帝。他死后，南越国又经历了四代统治者，最终在汉武帝后期灭亡，享国九十三年。岭南大地从此成为中原文明的一部分，百越人、秦人、加入秦军的六国人，他们的血脉在这片土地一代代延续、融合，也拥有了全新的身份——汉人。

时光倒退回统一后的第三年，皇帝巡狩至琅琊台，留下的琅琊刻石记录了帝国四方疆域的边界，“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对于南方边界“北户”，宋人邢昺解释为汉代的日南郡，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北户以向日者”，也就是秦代的象郡。其时百越部族并未平定，琅琊刻石更像是一种宣传或预言，只是谁也没料到，实现它竟然用了上百年时间。

那场失落的战争终于画上句号。即便其全貌几乎为历史迷雾所遮蔽，只鳞片爪的痕迹依旧昭示着曾经的波澜壮阔。岭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的漫长进程随时可能被无数个意外打断，除了历史的幸运，只能归功于它的推动者们，同时拥有着长远的目光、坚定的意志与强烈的牺牲精神。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建设不朽的事业。

两千年前的高速路网

文 姚天琦

秦直道与驰道共同构成了大秦帝国的骨架。这一两千多年前的高速路网，堪称古代陆上交通史的一大奇迹。

帝国统一后，统治者按照统一标准对秦国故地和六国的原有道路进行整修，修筑的直道和驰道把秦帝国的各处地方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帝国交通网络。

秦直道

秦直道是秦代的一项大型工程建设，有“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之称，在交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近千年来，人们一直鲜少关注秦直道背后蕴含的历史意义，也少有学者对秦直道进行细致的研究。1974年7月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在伊克昭盟发现了一段残存长度约100米、具有明显人工填垫痕迹、好似道路路基的遗迹，经过进一步的勘察和研究，证实这段遗迹就是史书里记载的“堑山堙谷，直通之”的秦直道。

这在秦直道的学术史上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考古发现，因为从那时起，秦直道调查的序幕才被揭开，秦直道鲜为人知的历史得以出现在人们面前。

历史文献中的秦直道

《史记》中，关于秦直道的记录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秦始皇本纪》中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作为秦始皇帝信赖的将领，奉命开筑秦直道工程。因此，书中也有秦直道的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在《李斯列传》中也有提及：“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在《匈奴列传》中也有描述：“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六国年表》中也记载道：“（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从上述的记录中可以得到几个信息：

信息一：秦直道的两个端点

仅从《史记》的记载看，九原无疑是直道的一个端点，《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和《六国年表》明确写着“道九原”，这里的“道”，应该解释为从……开道，从九原开道，修筑直道。然而，关于秦直道的另一个端点究竟是何处，引发了学者们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认为学界对秦直道的起点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起点于云阳甘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云阳甘泉是秦直道的起点，因为秦始皇经常去那里的林光宫，并不只是为了避暑，而是有意在那里坐镇，阻遏匈奴的侵略；

二、起点于咸阳。这一认识的依据是咸阳是帝国交通道路网的中心，很多学者也支持这种说法。

信息二：秦直道工程的建设时间

秦直道工程开始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五年，那么直道用了多久时间完成呢？

一、两年说。有学者认为工期应该是两年，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始皇病逝于沙丘，他的韫车随后从直道回到咸阳这件事断定直道在始皇三十七年完工，但是《蒙恬列传》里的“道未就”三个字反映了这项工程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并没有完成，秦二世时期继续修建秦直道。

二、两期工程说。由上一观点引出，直道修筑的总时间是始皇三十五年到秦二世三年，前两年是第一期工程，后两年多的时间是第二期工程。

信息三：修建难度大

堑山堙谷，指挖山填谷，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所谓“堑山”就是将道路选址在山峰略低一点的位置，将路以上的山峰削去一部分，然后再在路下山坡填土；“堙谷”就是垫方，即在两座山峰之间的谷底填筑大量土方，夯筑以后形成路面。

“堑山堙谷”反映出秦直道的修建极为艰巨。在科技力量不算发达的秦朝，能够修建一条一千多里的直道，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辛苦付出。

信息四：修建直道的原因

一、始皇游天下说。《史记》的记载是“始皇欲游天下”，因此修建了秦直道。很多人把“游天下”仅仅看成是秦始皇帝想要巡视天下，宣扬自己的权威。但是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帝的“游天下”不能只看作是一种政治宣扬，还有实地视察的意图，这里的视察包含了长城边务建设和军事屯田等内容。

二、匈奴侵略说。由于匈奴的侵略，使秦朝的北边受到极大的威胁，让秦朝的统治者深感不安。为了抵御匈奴的侵略，秦始皇决定开筑直道，由蒙恬负责这项工程。蒙恬带兵驱逐匈奴后的第二年开始直道工程的修建，而九原是匈奴当时的据点，直道的起点选定在这里，用意也很明显了。

秦驰道

驰道与直道是不同的，直道只有一条，驰道有多条。有学者认为秦朝有纵向驰道5条，横向驰道4条，形成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陆上交通网。

根据《汉书·贾山传》记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这一段内容讲到了驰道的路线，还有修建驰道的方式。秦朝的驰道通向四个方向，向北通往河北北京一带，向东通往山东，东南方向是通往浙江绍兴，再往南就是楚国故地。目前文献记载有限，期待以后能够出现更多和驰道有关的发现。

秦直道与驰道的历史价值

秦直道的历史价值可以分为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军事交通价值等三方面。

秦直道的经济价值

秦直道的开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因为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劳动者生产的物资可以通过秦直道输送到各地，比如直道沿线的城镇，或者是运送到更远的地点，对于秦直道沿线以及长城内外的居住者都有促进贸易往来的作用。秦汉时期的北边移民政策也得益于秦直道的开通，向北边进行人口迁移和物资输送，关中北部的农业和经济得以发展。根据康熙年间《鄜州志》和乾隆年间《正宁县志》的记载可以得知，秦直道在清代仍在继续使用。

秦直道的文化价值

直道的出现缩短了各地的空间距离，为信息交流和传递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比如，秦直道沿线流传着扶苏相关的传说，还存在扶苏传说相关的文化遗迹，例如陕西黄陵有一块“插剑石”的古迹，相传是扶苏留下的。此外，有学者发现秦直道附近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宋时期的佛教石窟遗迹，说明在秦朝之后，直道依然被人们使用，人们在这里建造石窟。有学者认为秦直道如果以长城为界，北段是鄂尔多斯，南段则是陕北高原。鄂尔多斯地区是游牧文化所在地，有大量游牧文化的特征，还有后期形成的蒙古文化，陕北高原则是汉文化所在地，两种文化因为直道的出现而互相交融。

秦直道的军事价值

秦直道的军事交通价值也值得一提。秦始皇下令修建直道的目的之一就是抵御匈奴的侵略。有了直道，秦军可以花较少的时间到达战场和匈奴开战。汉朝建立后，直道在对匈奴的战争里起到了作用。据记载，汉文帝、汉武帝和汉元帝在位期间多次从直道行军和匈奴开战。除了在汉匈战争期间，直道发挥了它的军事交通价值之外，直道沿线的烽燧通信系统也凸显了它的这一价值。直道的烽燧在北部边疆和最高指挥中心之间迅速传递情报信息。例如，学者们在秦直道-子午岭段的考察发现，这一段上的烽燧是利用自然高地修筑的，而且每一个烽燧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依次排列，秦军可以通过烽火获知情报，从而使军事信息的传递效率大大提升。

驰道的历史价值

在军事方面，驰道和直道的配合，可以对匈奴人造成威慑，使匈奴人不敢随意侵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境安全。在粮食运输方面，产粮地区的粮食由驰道把粮食输送到边境，供当地的边防士兵和居民使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地方，巡视的队伍经由驰道前往各地，视察并监督全国。

总之，秦直道与驰道构成的秦帝国的骨架，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两千年前的高速路网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生存智慧。

统一技术标准

最为世人所忽视的一大重要统一

文 王凯

十八世纪被西方国家誉为生产技术革命的标准化制度，秦朝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这一标准化制度也为秦统一天下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一技术标准的内容：何为“一法度衡石丈尺”？

首先要弄清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的含义。颜师古注：“法度，丈尺也。”衡、石是重量单位，丈、尺是长度单位，看来法度即是重量单位和长度单位的总称，或者说是度量单位的总称。“一法度衡石丈尺”，其实句读应为：“一法度：衡、石、丈、尺。”意为：衡、石、丈、尺都将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来规范。这也反映在秦琅琊刻石的内容中。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东临琅琊（今山东省青岛市南），在琅琊台上刻石纪功。刻石文中说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史记正义》解释为：“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这里的“器械一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一法度衡石丈尺”，器械在此处应当取其广义，不单单指甲胄兜鍪、戈矛弓戟之类的兵器。由此可知，“一法度衡石丈尺”，其实就是在全天下的范围内，对重量单位、长度单位等实行统一的技术标准，再以此作为一切工程制造的技术规范。

秦始皇曾多次强调统一技术标准的重要性。正如琅琊刻石所载：“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意思是只要统一了标准，日月所照的地方，坐船乘车的人，就都有了行为的准则。

统一标准的重要意义：南征北战的技术保障

那么，统一技术标准究竟有何实际意义呢？除了对经济方面的贡献，在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体现在兵器、军事器械的标准化生产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归一。无论是统一帝国的恢弘气势还是刚刚稳定的政局，都促使秦始皇立即开始考虑如何在制度上完成最后的统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车同轨”“书同文字”就是统一车轮的距离和书写用的文字，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标志性功绩之一。然而，回到历史的文本之中，我们却发现往往最为世人所忽视但又值得细细考虑的，却是中间那一句——“一法度衡石丈尺”。

一系列的疑问接踵而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排在书同文车同轨之前？秦又是如何保证这个制度的实行的？穿过重重疑云，我们试图找到历史的答案。

例如，箭是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一种兵器，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清理出土了箭镞4万多个，而这4万多个箭镞即是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生产的。

秦青铜箭簇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据专家抽样测量，不同箭镞的主面宽度的平均误差为±0.267毫米，而主面长度的平均误差为±0.572毫米。要知道，兵马俑坑出土箭镞的平均宽度和长度分别为9.801毫米和27.586毫米。稍加计算就可以发现，这些箭镞的误差竟然只有2%左右！

从外观上来看，这些箭镞的大小和形制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对它们的误差只能采用更加精确的方式来测量。而且，在兵马俑坑里发现的这些箭支是用于弩机的，因此弓弩机也需要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来制造，以便弩与箭更好地契合。根据测量，兵马俑坑出土的弩机关键零部件都做了非常精细的打磨，平均误差仅约±1.9毫米，悬刀（扳机）、望山（瞄准器）等零部件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弩机中替换使用。

弩机示意图

陆丹逸 绘

在当时，箭与弩机是需求量最大的兵器，在战争中被广泛地运用，而秦所生产的任一弩箭，安装在任何弩机上都可成功发射，并且相同的弹射力和空气阻力可以保证最终的射程和命中率相近，从而使之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和战场威慑力。

秦青铜戈

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

据考古学家测量，兵马俑坑出土戈的宽度通常在26.5-26.85厘米之间，而在陕西宝鸡发现的秦戈宽度为27.1厘米，在内蒙古发现的秦戈宽度为22.6厘米，在广东广州发现的秦戈宽度为26厘米，在江西吉安发现的秦戈宽度为23.7厘米，在重庆涪陵发现的秦戈宽度为26.2厘米，在全国多地出土的秦戈规格大多相近。

秦铜马车

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同样令人瞩目的还有战车。车属于乘载的工具，秦的战车分为两种，一种是作战的戎车，一是运载的辎重车。目前，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坑中共清理出了战车上百辆，这些战车都是用木头和金属制造而成的，由于受到过焚烧，再加上后来坑顶坍塌受到重压，现在来看已经几乎重叠和挤压在了一起。但经过研究，我们仍然可以确定这些战车的形制、规格和标准都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包括毂、牙、辐、衡、辀等在内，战车的关键零部件的几何形状、尺码、表面质量和机械性能都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同样可以替换使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秦国士兵所使用的军用装备无一例外地遵照了统一的技术标准。他们携带的长剑、弓弩、矛戈，规格几乎完全一致，使用起来熟练便捷。他们穿着的甲胄、乘坐的战车，也都相差无几，如在战争当中有所损坏，只需更换相关零部件即可继续使用。无论是北至草原还是南下岭南，无论是西控巴蜀还是东临沧海，每一个秦国士兵的背后，都有着来自秦的统一技术标准的有力保障。

统一技术标准的历史：商鞅变法奠定基础

事实上，这种保障并非从秦朝建立才开始，秦统一的技术标准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时代。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曾颁布法令“平斗桶权衡丈尺”，正是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的制度起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商鞅方升铭文记载：“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寸五分寸一为升，临，重泉。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根据铭文，这件方升是在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十二月制作的，当时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向全国颁行了这一件标准量器，从而开始了秦国统一技术标准之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天下一统，秦始皇在商鞅方升上加刻诏令，完全承袭了自商鞅以来已经沿用了六代君王共123年的标准。秦的这一套统一的技术标准，对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若没有这一套统一的技术标准，秦国扫灭六国尽并诸侯是不可想象的。

统一技术标准的实现：完善的制度加以保证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标准化是伴随着近代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的。1798年，美国的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运用科学的加工方法和“互换性”原理，制造出零件可以互换的标准化滑膛枪，他也因此被称作“标准化之父”。之所以人类直到近代才开始实现真正的标准化，是由于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问题，而工业革命则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保障。

面对如此精细的标准化生产，我们为之惊叹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秦国是如何在两千多年前做到的呢？这必须得说一说物勒工名的制度。

物勒工名一词出自于《吕氏春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意思是每一件器物的制造者都需要将自己的名字刻于其上，以便检验产品质量。这一行为早在商周时就已经十分流行，但此时刻名的主要是器主之名而非工匠之名，目的当然也不是出于对产品质量的追责监督，而是用以表明器物的归属。

商鞅方升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商鞅（约前395-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物勒工名就开始作为一项制度走上了秦的历史舞台。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大良造鞅戟（商鞅戟）”，铭文记载：“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可知这件戟是商鞅于秦孝公十三年（前349）监督制造的。

这应当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证据。但在当时器物上还只有督造人的名字，并没有实际生产者的姓名，这其中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进程。兵马俑曾出土过多件刻名吕不韦的兵器，如“相邦吕不韦戟”戈内正面铭：“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詟，丞义，工沱。”这已经能看出从工、丞、寺工最后到作为总监造的吕不韦，整个生产责任链条都非常清晰。这种物勒工名的制度到秦朝最终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机制。

秦简的出土使得我们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有了一瞥究竟的机会。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工律》记载：“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这就是说，属于同一种类别的器物，长、短、大、小、广等具体规格必须一致。《工律》又载：“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可见，秦确实是将物勒工名写进律法，从而配合统一的技术标准来执行的。如《效律》记载：“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这就是说，如果某一件器物出了质量问题，除了器物上刻名的工匠以外，与之有关的官员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贵州清镇平坝汉墓曾出土一件漆器，上刻：“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丹画木黄耳杯，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这是一件作于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的器物，下至素工、休工等工匠，上达守长、丞、掾、守令史等相关官员，物勒工名责任链条之完整，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一法度衡石丈尺”再加上“物勒工名”，这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保证了秦统一技术标准的实行和全面推广，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开创的这一套制度，被汉代所承袭和发展，对其后两千多年的度量衡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创造了如此宝贵的政治财富的秦帝国，最终却二世而覆灭，当真让人啧啧称叹的同时又不禁唏嘘。

三年吕不韦相邦戈

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13[M].陕西：三秦出版社，2016.

西汉漆耳杯

唐光孝。洋溢权贵之气的绵阳汉代漆器文物[N].绵阳晚报，2018-11.

铜车马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小链接

文 罗律

统一度量衡

网上曾流行过一个段子，“在反复跟商家要求‘微辣’，还是被辣成狗之后，我深刻体会到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意义。”这个段子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经济活动中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多么的重要。

秦国的强大永远绕不开一个名字——商鞅。《战国策·秦策三》载：“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意思是商鞅为秦孝公统一了度量衡，废了井田，教导农民从事耕战，军队出动就能够开拓土地，不打仗时军队从事生产就能够使国家富庶，所以秦国能够无敌于天下。

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后，第一个让他感到头大的便是赋税的征收问题。那时战乱刚刚平息，各地依然沿用当年诸侯国的那一套度量衡，乱七八糟毫无章法，制订征税标准极为麻烦。征收上来的赋税运到都城后，咸阳的官员还得把各地报告里的数字全部换算成咸阳当地的标准，天天叫苦不迭。为了消除度量衡制度不划一给国家赋税征收造成的不便，秦始皇在重大改革中，首先把商鞅在秦国创立的度量衡制度，在辽阔的大秦疆域内贯彻实施他颁布了一道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大意是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皇帝称号，下诏书给丞相隗状和王绾，制定度量衡法律制度，其不合法定的，都必须明确统一起来。”秦始皇向全国颁发自制的标准计量器具“权量”，还要求把诏书刻在器具之上，效果类似于今天的《国家经济报》。完成了上述一系列操作后，秦始皇长舒一口气，这下终于可以愉快地收钱了。

秦始皇诏铜方升

王伟。文物见证——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J].收藏，2010(6).

六国货币

王伟。文物见证——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J].收藏，2010(6).

秦半两

金融杂志社主办。秦半两[J].中国金融家，2008(4).

统一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长期并立，各国铜币在形状、大小、轻重以及计量单位上都各不相同，当时各国货币主要可分为四大系统，号称货币界的四大天王，一个是名字和外形同样高冷的刀币；二是明明叫布，却长得像锅铲的布币；三是外形神似甜甜圈的圜钱；还有就是长相呆萌的蚁鼻钱。这些货币都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官铸、私铸、还是盗铸也傻傻分不清楚，铸造的标准也不一样，造成货币种类五花八门。

在人民群众都在渴求着一种方便、快捷、通用的支付工具的情况下，“秦半两”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以其美观的外形，先进的设计理念，实力碾压市面上的其他货币，开辟了广大的流通领域。

“秦半两”最早诞生于秦惠文王时期，它革命性地把钱币中的圆孔变成了方孔，使得钱币串联起来以后不容易活动，铜钱不再因为摩擦而导致减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半两“上法天圆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这一“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也深得秦始皇的欢心。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这种圆形方孔的钱币也一直被后世沿用了两千多年。

1.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邓学忠。秦始皇统一大业中的度量衡和古代标准化中国计量[J].2008-08-10。

秦始皇时期的水利工程

文 杨婷

被间谍利用的重大工程最终造福了秦国，构思精妙的水渠使平定百越水到渠成。

战国末期，思想家邹衍结合阴阳、五行等学说，建构了一套“五德终始说”，并以这个学说来为王朝政权交替转移作解释。“五德”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行，“终始”则指这五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根据邹衍的理论，一个朝代消亡了，就意味着这个王朝之德走到了尽头，这时便会有下一个王朝之德来取代它。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也就是说，秦始皇是“五德终始说”的实践者，并且秦是以水德代周之火德的。秦除了尚黑色之外，秦始皇的“崇水德”还体现在他对水利工程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不仅关系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古代农业的命脉，而且还能沟通水路航线，为战争提供便利的军粮运输和兵力输送。秦国最终能够所向披靡，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绝对离不开它完备的水利政策和成熟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完工十年之后，嬴政开始执掌秦国大权。都江堰是他从曾祖父秦昭王手中继承下来的丰厚物质遗产，它内江主灌溉、外江主分泄，解决了岷江长期存在的水患，使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巨大粮仓。因此，秦王嬴政也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

为秦建万世之功的郑国渠

根据史书记载，韩国从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46年郑国渠修建，这个期间一共受到秦国较大的进攻十余次。面对秦国这个强敌，韩王内心惶惶，因此想出了一个疲秦之计——韩国派出著名水工郑国到秦国，说服秦王开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使秦国的财力、物力、劳力都投到这个水利工程中去，这样秦国就无暇东顾，能解韩国的燃眉之急，延缓亡国危机了。

当时的秦国通过百年来的国力积累，其实已经具备了吞并六国的武力条件，组织一支灭六国的军队是完全可能并且可行的。但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光靠都江堰“天府之国”的产粮和运输是远远不够的。此时的秦王嬴政也想借鉴都江堰的成功经验，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再建一个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使其成为第二个天府之国。

刘兔子 绘

虽然郑国献上的富国强兵之策是有心疲秦，但却与秦王的诉求不谋而合，于是郑国渠就这样开工了。郑国在勘测地形、寻找水源之后，最终确定了打通在关中平原上的泾水和洛水，建成两河引泾灌渠的方案。利用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点，又在平原上找到一条屋脊一样的最高线，这样泾水丰富的水量就能自流灌溉洛水，关中就不会干旱了。不过挖掘的这条大渠有250千米长，需要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一来，韩国疲秦的目的就达到了。

公元前237年，在郑国渠工程实施过程中，秦王识破了韩国的疲秦之计，大怒而下逐客令。同样被驱逐的李斯写了《谏逐客书》，郑国亦冒死陈情。冷静下来的秦王最终收回了逐客令。

公元前236年，历时十年，一波三折的郑国渠修建成功，关中平原的泾水、洛水、渭水之间构成了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

郑国渠完工后，秦王拉开了统一天下大业的序幕。使用疲秦之计的韩国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被灭的诸侯国。灭韩后，凭着完备水利工程的支撑，秦也加快了兼并其他五国的速度。公元前221年，秦国吞并六国，平定中原。

巧妙沟通两大水系的灵渠

吞并六国之后，黄河、长江一带已经并入秦国版图，但南方珠江流域的大片土地仍未收入囊中。胸怀天下的秦始皇将目光投向了岭南这块化外之地，五十万秦国大军齐头并进，直扑岭南。令秦军没想到的是，深入百越腹地之后遭遇了当地民族的顽强抵抗，大将军屠雎被袭杀。两方相持不下致使远征秦军的后勤粮食供给不足，饥饿随时都在蚕食着士兵战斗的意志，秦国征服南方的雄心也被重重打击。

面对这样的情况，秦始皇不得不下令中止战争，并且意识到粮食的运输问题是能否成功拿下岭南的关键。谚云：千里不运粮。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一条合适的水路来输送粮食。这时主管军饷运输的史禄提出了一个想法：在湘江和漓江之间兴建一条运渠，打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这样船队就能从巴蜀的粮仓出发，通过长江的支流湘江进入珠江的支流漓江，粮食通过这条水路就能运输到战争前线。

水工治水图

刘兔子 绘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采纳了史禄的建议，开始修建这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的修建吸取了都江堰和郑国渠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在秦国相对成熟的水利技术条件下，完成了长江和珠江（即湘江和漓江）的巧妙沟通。它对地理位置、水利技巧的成熟运用，使得唐代的人们感叹不已，称它为灵渠。

灵渠完美解决两条江流水位落差大的问题，两江之间造渠，距离虽然不长，但是开通后水流湍急狂奔而下，根本无法行船，而且湘江水流低，也不便于汲水。于是史禄在水流较急较浅的地方设立陡门，装上闸门，通过开关闸门就能使水位的升降到同一水平，再开启陡门，使得往来船只“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出现了爬山越岭的奇观。他还创造性地修了铧堤，巧妙地在江心筑成具有一定角度的斜形堤坝将湘江隔断，使湘江水三分入南渠，七分入北渠。

灵渠建成之后，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大批粮草通过灵渠就能运往岭南。公元前214年，即灵渠通航当年，秦军有了充足的粮食供应，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克岭南，岭南被正式纳入秦帝国的版图之中。

决通川防 疏浚漕渠

秦始皇在位期间除了修建了这两大水利工程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在一统六国前，诸侯割据，黄河周边的诸侯国人为建造了多处曲防，阻隔洪水危害自己的领土，致使他国遭殃；还修筑堤坝，在干旱时拦河，不让水流向下游的诸侯国；甚至还以水代兵，用滚滚洪涛击退他国大军。

始皇统筹治理了黄河，拆除川防险阻、疏通漕渠水道，改变了之前诸侯国“壅防百川，各自为利”的混乱局面。农业耕种再度迎来兴盛局面。在天下漕渠工程全部竣工之后，秦始皇东巡碣石，专门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这一功德刻石铭记。

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秦国能拥有吞二周、亡六国诸侯、取百越之地的实力，离不开水利工程队富国强兵的贡献。从统一六国前都江堰提供的前提条件，到统一六国时郑国渠发挥的作用，再到统一六国后利用灵渠扩大版图，最后到治理黄河使天下人安居乐业。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推动着秦的崛起与统一，是其历史篇章中尤为重要的一页。

秦始皇统一文字

文 闫佳琪

我们今天能看懂古人留下的史料，得感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

从《中庸》里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来看，周朝建立时就已经把“书同文”作为国家政策。不过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混战和分裂，这个制度终未实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书同文”不过是一个美好愿景。

文字异形

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文字异形的情况非常严重。早在春秋时期的文字中，就出现了地方性的文字异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随着春秋到战国的更替，文字的演变更加剧烈，各国通过对正体文字的改造，发展出不同的俗体文字，因此战国时代的文字有着更加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六国文字中的“马”字

秦系文字

秦系文字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及秦统一中国以后秦王朝的文字。目前从考古学上看，秦系文字资料可以分为刻石、诏书、器物铭文以及简牍等类。

刻石文字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先后五次巡游，在峄山、泰山、之罘、东观、琅琊台、碣石、会稽七次刻石，秦二世时又在每处刻石上加诏书。这些刻石是研究小篆的最佳资料。但是原物基本都已经损坏，琅琊刻石有残块留存，传世的只有峄山刻石的摹刻本和泰山刻石部分的摹刻本。

诏版文字

始皇诏版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时所发诏书的铜版，秦二世时在始皇诏版外加刻诏书，称二世诏版。这种诏书不仅仅刻在铜版上，更多的是刻在秦权、秦量上，反映了秦统一措施的推广力度。

器物铭文

器物铭文可以大致分为虎符文字、玺印封泥文字、陶器文字等。虎符文字中比如新郪、阳陵两虎符，就完全是小篆。秦统一后也颁布了对玺印的规定：皇帝用玺，百官用印。玺印在封泥上留下的封泥文字具有重要的价值。陶器文字可以分为戳印文字和刻画文字两种，戳印文字是印在陶器上的，刻画文字是趁陶器未干时写在上面的。

简牍文字

秦系简牍文字中，比较有名的是龙山里耶秦简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秦简上的字多是以毛笔书写，不过从出土的秦简上看，战国到秦代末年的简文并不是小篆，而是早期隶书。

始皇诏铁石权摹本

国家计量总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秦阳陵虎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泰山刻石拓本

啸沧编。秦泰山刻石[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文字统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开启了大一统的局面。秦国地处西僻，在文字的发展上和东方各国相差很大。文字异形不仅影响着秦始皇诏令的传达，也不利于秦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当年就展开了统一文字的工作，这是中国文字演变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 字”。随后始皇下达的一系列措施更是加快了原七国的融合，周朝“书同文”的愿景也由此实现。

制定文字标准

和六国一样，秦国的文字在战国时代也处于演变之中。秦国文字的正体演变为小篆，俗体发展成隶书。秦始皇欲“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要用秦文统一全国的文字，首先就要对秦文进行整理，制定一个标准出来。

《说文解字·序》记载：“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汉书·艺文志》记载：“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李斯等人在原有的籀文和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文字逐渐演变出来的小篆的基础上进行省改，规范用字习惯，统一字形，设立统一的文字标准。

推广小篆

小篆的文字标准制定好后，如何推广成了主要问题。首先“斯作 《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制定《博学篇》”，以它们为秦国文字的范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的文字标准推行起来绝对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有明显效果的。书同文不仅制定了统一的文字标准，也废除了之前的六国的用字习惯、方言。

“秦更名方”中“皇”和“旦”字统一前后的写法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比如里耶8-461号木方（即秦更名方）中记载了秦始皇书同文中对方言的规范和正字。比如毋曰邦门曰都门，毋敢曰猪曰彘，这是规范方言的例子，统一称都门，统一称彘。比如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这是正字，意思就是以前的“皇”“旦”现在换写法了，应该这么写。

小篆到隶书

在秦代，小篆自然是最主要的字体，但是还有一种重要的辅助字体，那就是隶书。战国时期秦国人在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为了书写方便，逐渐简化原有文字的字形。由于秦代使用的隶书尚未成熟，所以称之为早期隶书。从目前出土的秦简来看，简文隶书的笔法跟小篆的圆转不同，变得更加方折平直。表面上看简文隶书的笔画加多了，但实际上书写速度是加快的，因为直线笔划无需像篆书一样反复回旋。

由于隶书书写方便，秦代官府默许了隶书的存在和运用。所以，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并非局限于小篆，反而是小篆和隶书并存的：小篆应用的场合多而广，且相对正式。从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上看，小篆用于秦始皇和秦二世歌功颂德的刻石、皇帝诏书、虎符、玺印封泥、陶器、漆器、钱币等；隶书则多用于一些日常的沟通，比如官吏之间的事务性文书，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文字统一的意义

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以行政手段推广小篆是汉字规范化的一种历史性创举，改变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经过李斯等人省改后的小篆，笔画更加平直，省略或者简化了偏旁，使文字减少象形意味，从而更加符号化，并且固定偏旁以及偏旁位置，这些特点都延续到了现在的文字上。

总之，秦始皇对文字的统一，不仅是废除六国文字以及一些区域性的异体字，还通过对籀文和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文字逐渐演变出来的小篆进行省改，并且在国内实施小篆和隶书并行制度。就最初的目的来讲，统一文字是为了政令的传达以及政务的管理，方便秦国各地区的交流，从国家统一后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来考虑，这一举措不但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对后世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十一年相邦冉戈及其铭文摹本

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秦铜器铭文选释[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2).

秦简中的水字旁，多数都简化成“氵”，而且不仅是秦简，从器物铭文上看，例如在惠文君十三年造的相邦義戈中，“義”字中羊的写法，以及在秦昭王廿一年的相邦冉戈中，“廿”“币”的写法，这些都并非正规篆文。

琅琊刻石

秦法真的繁苛吗？

文 贺川 路中康

暴政苛法向来是指责秦政的论据之一，然而出土秦简却指向了不一样的结果。如何客观地评价秦法？

律法繁苛，历来是暴秦说的基本论据之一。学界对秦代法律制度的阐释基本以传世文献的片段或从汉反推秦的方式展开，而对秦法律制度的评价，基本以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对秦亡于苛法的评价为基调，这一偏见令后世对秦代法律素有繁苛的责难。

秦法繁苛的五种论据

过去学界在论述秦法繁苛时经常使用的论据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点：其一，秦法条目多且细；其二，刑罚种类大为增加；其三，秦法刑罚过重，酷刑过多；其四，罪犯数量众多；其五，秦法专任酷吏，苛待百姓。认真分析之下，这五则论据基本很难成立，因为上述现象都是秦国按照法家“皆有法式”“一断于法”的方针进行立法与执法的结果，甚至有其进步性。

大多数指责秦法繁苛的论断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并没有足以支撑结论的事实依据，大部分论述并未引用秦法具体条文或判例，多数时候只是在进行主观判断。如西汉晁错所谓的秦“法令烦憯”，并未说明秦法究竟体系如何繁杂，法条如何严苛，也没有描绘秦法给当时社会造成了哪些混乱，有的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汉书·刑法志》中“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对秦法稍有描述，更多则是“贪狼为俗”“刑罚暴酷，轻绝人命”之类的感性描述，不足以客观展现秦法的原貌。

客观地评价秦法

历史上的秦法是否真的繁苛呢？在进行具体评价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如下几点：

判断秦法是否繁苛，应在具体时代情况下进行比较

历史学家吴荣曾认为，战国时期七国之间制度具有相似性，从坐制与刑徒制在当时十分普遍，遍布于各国，并非秦国所独有。从大环境来看，深文峻法为战国时代七国之间的普遍现象，秦国律令并不具备突出的严酷性。具体到秦代刑法的细部，其个别条文甚至带有减轻刑罚范围的历史进步性。可见，秦国与东方六国相比，秦法并没有突出的严酷性表现，亲民的儒家思想也被制定在官吏准则之中，屡屡为后世所诟病的连坐制甚至具有减轻刑罚范围的历史进步性。

那为何在战国时代并不能被称为繁苛的秦法却在统一天下之后表现出强烈的严峻性呢？就具体法律条文而言，七国规定皆比较严苛，而七国争雄的形势限制了各国律法的实施范围，卿大夫“私民”阶层的存在使得律法的实际执行效果被严重弱化。法律文本与法律执行之间出现脱节，执行力被极大地弱化。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秦法覆盖的范围延伸至之前六国，“编户齐民”代替了分封诸侯，“私民”消失，六国居民在触犯法律之后已经难以找到所谓的法外之地。这就使得同一套秦法表现出远甚于之前的严酷性，这种现象与周秦之际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是秦朝新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认识秦法自身的特殊性

秦法的进步性。秦之前，中国处于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有法制的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间，我们才处于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秦法在战国时代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其文明价值是后世无法否定的。

秦法的战时法治特性。这也是我们分析、评价秦法的出发点。秦法基于秦国的“求变图存”需要而生，是典型的战时法治，而非常态法治。从秦法确立到秦统一六国，秦法一直以战时法治的状态存在。秦帝国建立的十五年间，大规模建设及反复辟需要，使得其几乎没有条件进行历史反思，更没有机会完成由战时法治到常态法治的转化。因此，我们在评价秦法时不能以当代常态法治的标准去指控古典战时法治的缺憾，从而抹煞其历史进步性。

秦法的创造性。从战时法治效能的角度进行考察，秦法的创造性可圈可点。第一，“奖励耕战、激赏军功”，使军功爵位不再仅仅是贵族的特权；第二，确立重刑原则，着力加大对犯罪的惩罚，严防犯罪率上升；第三，创立了连坐相保法，使整个社会通过家族、部族的责任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第四，确立司法权威，加大执法力度；第五，移风易俗，开拓税源，使得国力不断增强。秦法的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立法的预见性和行法的洞察力。

秦法所体现的社会平衡性

法治平衡的本质，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秦法通过激赏与重刑平衡，尊严与惩罚平衡，立法深度与司法力度平衡，改进现状与发掘潜力平衡，族群利益与个体责任平衡，国家荣誉与个体奋发平衡这五大创造，保持了自身出色的社会平衡。也正因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会平衡性，才能成为乐于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从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与激发力。

荀子云：“故（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所谓“数”，说的正是法治的公平正义之力。秦末，章邯以数十万刑徒成军且战力非凡，以致被项羽视为纯正秦军，而在投降后遭到残酷坑杀。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秦帝国的法治比较充分地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只有在一个法治公平、立法与司法均衡的社会里，罪犯才不会因为自身受到刑罚而仇恨法治，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才能在危难的时候拿起武器，维护这个惩罚过他们的国家。

秦法进步的法治理念

秦帝国法治的源头——商鞅变法，就提出“法以爱民”的思想，商鞅这一立法思想，决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质。此外，《商君书》里还提出了“刑无等级”的公平执法观念、“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则，以及“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无疑体现了那个时代极为先进的法治理念。

商鞅法治思想建立了先进的“法官”制度，各级官府均设立了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商君书·定分》详细阐述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奖惩条件，其中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之法：法官不知道或错解哪一条法律，便以这条法律所涉及的刑罚处罚法官，历来为法学界所称道。

从秦简考古研究看秦法

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被认定是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的文物。墓主人“喜”是当地基层的一名官吏，他的棺木中放满了竹简，甚至身体之下也压着竹简。通过考古专家的整理，这些秦简中有喜的个人经历，还有大量秦代的法律文书，使得我们能够从考古角度了解秦代法律的真实面貌。睡虎地秦简记载了二十余种法律文件，律法类的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均工、工人程、徭律、司空、军爵律、置吏律、效、传食、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亦佐证了史料中记载的秦“凡事皆有法式”。其中的《法律答问》以问答的形式对相关法令进行规定和说明，也说明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确立的法官制度到秦始皇时期依然在有效地施行。

刑徒用的脚链

纪录片《东方帝王谷》

里耶秦简

2002年，位于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又发现了36000多枚竹简。经过考证，这批秦简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等等，可谓研究秦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里耶秦简甚至还记载了多起追讨欠款的案件，其中一件是：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说的是阳陵有个一个叫“毋死”的士兵欠了8064的钱，他现在在洞庭郡当戍卒，但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县。现在阳陵县办了一份钱校券给洞庭郡，……阳陵县已到“毋死”的家里训责，但因为他家贫穷还不了钱，所以移交到现在服役地追讨。

这是一封工作信件，告诉了我们当时处理追讨欠款案件的流程：先去他家里，如果家里无力偿还，当地县里的官吏会出“钱校券”，移送这个案件到其服役的地方。以秦代官吏的严谨高效，欠款的人是去哪里都躲不过的。从里耶秦简的记载可以看出秦法不仅细，并且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流程来保证其实施。整套严密先进的秦法体系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管理智慧。

结语

诚然，用现代的标准来看秦法虽然有其一定的漏洞与不完善，但相对于之前的任何政治与法律体系都要更加完备和成功。秦是坚持法治学说最为彻底的国家。秦法在当时而言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绝非“繁苛”二字可一言以蔽之的。虽然秦法的繁杂很容易给后人以苛刻之感，但同时繁杂也预示着完备，并且秦法不厌其烦地对社会行为作全方位地规定，其实质正是规范化的努力。只有秉持大国气度，才能令制定的法律包罗万象。囊括宇内的法律规范，正是有“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帝王气质的秦始皇的雄心壮志。如果将繁苛的秦法视为一种重新整合社会、凝聚社会力量的规范化标准，并将所有的秦法置于秦统一战国时期各国不同的法律规范，以建立全方位专制集权体制的法家意识形态下，就能够理解繁苛的秦法了。

里耶秦简中记载的一起追讨欠款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秦始皇背的锅

呼葱觅蒜 绘

孟姜女哭长城

文 嘉兰

孟姜女哭长城，不过是跨时空扣到秦始皇头上的黑锅。

秦长城示意图

壹原视觉 绘

“孟姜女”乃何许人也？

“孟姜女”并不姓孟。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孟”是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的意思，“姜”才是其姓氏，即“孟姜女”实际的意思是“姜家大女儿”。换做人们现在习惯的叫法，或可称她为“姜家大小姐”。在先秦时期，“孟姜”的称呼，既可以用来代称齐国国君之长女，亦可通指世族妇女。括而言之，“孟姜”这个称呼，可以用来称呼许多齐国贵族女性。

齐国还是秦国？一字之差，谬逾三百年。

事实上，孟姜女的原型，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杞梁（名殖）之妻。但她的丈夫却并非死于徭役，而是战死沙场，并且杞梁妻原也不是因“哭”闻名，而是因为亡夫争礼而被载入史册的。关于此事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大致是说：齐庄公姜光率军征伐卫、晋两国，一度夺取了晋国的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从晋国还师时，未至齐都临淄，便突袭莒国（今山东莒县）。在袭莒之战中，齐国将领杞梁不幸牺牲，齐侯还师途中在城郊道旁遇到了杞梁妻，便立刻派人前去吊唁。但杞梁妻却说：“如果君上认为杞梁有罪，又何必劳驾您屈尊纡贵，到路边吊唁他呢？如果君上认为杞梁无罪（有功），就该去杞家正式吊唁他。郊吊不合礼法，妾身实在无法接受。”

根据春秋礼制，贱者受郊吊。杞梁身为齐国将领，又为国捐躯，其妻拒绝郊吊也是合乎礼制的。于是，齐庄公亲自到杞梁家中吊唁。

可见，历史上这位“孟姜女”的丈夫，既非死于数百年后的秦国，也非死于徭役，其尸更未被砌入长城，而是为齐国沙场捐躯的。妻子也并未擂天倒地哭个城崩墙坼，而是为亡夫争得了国君庐中亲奠的礼遇，使其得享身后哀荣。

那么，春秋时期齐国的“孟姜女”，是怎么穿越了三百多年时光、横跨了整个中原大地，隔空哭崩了秦长城的呢？

成篇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檀弓》中，曾子在提起此事时，增加了一点润色，写道：“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为这则故事增添了一抹感情色彩。而在后世所流传的无数“加强”版本中，其“哭之哀”由淡入浓，奏响了后世“以哀声悲泣夺人”的主旋律。

如《孟子》一书中，大笔一挥，引用淳于髡所言的“华周（与杞梁并肩作战的齐国将领，《左传》原文中并未记载他是否一同战死）、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直接将“善哭”冠为齐国国俗，以致杞梁妻也变成“哭”的代名词。

到了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提起此事，忍不住也在前作的基础上加了点料，说“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两汉时期的文人诗《西北有高楼》中，更是颇有文采地写道：“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以讹传讹的“穿越”之旅

当然，若只停留于“善哭成咏”的层面，还远不够传奇和神化。毕竟在大众心目中，关乎“孟姜女”印象最为重要的一点，乃是她“哭崩长城”的“惊世壮举”。

最初在故事中添加“崩城”情节的，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昔华周、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陁。”文中写华周妻和杞梁妻一起哭夫，竟将齐城墙哭得“为之崩”“为之陁”。至此，刘向似乎仍不满意，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列女传·贞顺传》中，平添了：“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女传》中刘向去掉了华周妻的戏份，使杞梁妻的个人存在感得以强化，并首次增加了其“无子无亲”的设定。由此，开启了杞梁妻从最初历史记载中“出身贵族的将军夫人”到日后民间传说中“孤苦无依的可怜民女”的身份变换历程。

后来，东汉王充的《论衡》和邯郸淳的《曹娥碑》将故事进一步演义化，说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还把数值具体化到“五丈之城”；西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则更夸张，写“杞都城感之而颓”；再有，魏人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又说杞梁妻所哭崩的城是莒城：“沭水……东南过莒县东……《列女传》曰：‘……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哀感皇天，城为之坠。’即是城也。”然而，杞城在今河南的杞县，莒城却在今山东的莒县，杞、莒二城相距千里，杞梁妻莫不是有通天之能，竟使“两城齐颓”？

显而易见，以上对于杞梁妻“哭崩城墙”的种种描述偏离事实，是以一种夸张化的手段打造的艺术加工品。那么，为什么古代文人们对“以哭崩城”的情节设定如此执着呢？不妨看看下面这两篇：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精微篇》曹植

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东海有勇妇》李白

此两首诗概由大名鼎鼎的浪漫主义诗人写就，所成年代不同，内涵却异曲同工，“精诚所至，天地可撼、金石为开”——正是中国古代风骨型文人们一贯秉持的信念，至于究竟是“杞城”还是“莒城”，“城崩”抑或“山崩”，反倒都不那么重要了。

可见此时，这则原本取自《左传》的故事，已经在流传和加工中逐渐偏移了重点。但不管如何改编和演绎，杞梁夫妇总还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臣民，大体文艺框架与史实记载间的关系，尚属于一种“虽不中，亦不远矣”的状态。

秦始皇背锅

那么，这样一个始自春秋齐国的故事，又是怎么让三百多年后的秦始皇背了黑锅呢？

这还要从唐代说起，唐代佚名所撰的《琱玉集》中，引《同贤记》的记载，与史册出入极大。在这个故事中，时间地点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城墙变为了秦始皇时期的秦长城，杞梁的身份也由战死沙场的齐国将军，变成了因逃避徭役辛苦而被杀的燕地民夫，女主角则成了有名有姓的孟仲姿。只因在院中沐浴时被躲于树上的杞梁偶然所见，便以“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为由，提出以身相许“请为君妻”。与孟仲姿婚后，杞梁又重回徭役现场干活，却因出逃一事被包工头怒而打杀并砌入城墙之内，孟仲姿闻之，悲哽而往，向城而泣，哭倒了长城却只见白骨累累无从分辨，便刺破手指滴血认夫，最终得以辨出亡夫遗骨，收敛回乡安葬。

这也是“杞梁妻”的故事被转化为“孟姜女”传说的第一则文献记载，由此不难推定，“孟姜女”传说由春秋齐国至秦朝跨越时空的双重移花接木，最晚是在唐代加工完成，并流传开来的。从此之后，春秋时期齐国的杞梁夫妇和三百多年后的秦长城与秦始皇算是正式结下了不解“孽缘”。

到了唐末，诗僧贯休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作《杞梁妻》篇：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此诗所述的故事，已然具备后世所流传广泛的版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了。三国时陈琳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诗云：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

孟姜女绘本

华姿文，杨永青 编绘。孟姜女的传说[M].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石家庄，1989.

此诗虽未注明所写朝代与确切人名，但剧情性颇强，很适合作为故事构架——“死人骸骨相撑拄”可能就演变出了后世谣传中颇具代表性的秦朝经典黑料之一。后来，唐人王翰再作此曲，更是直接将背景放到了秦时：

回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旁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

至此，这口跨时空的黑锅终于被明确地扣到秦始皇头上了。再往后以此题作此歌者，如诗僧子兰等，无不是将前作中包含着的情绪发挥至新的高度。若将这几首与贯休的《杞梁妻》一并串联，不正是“孟姜女”传说故事的主线么？

那么，这些从三国至唐末的乐府诗人们，所写题材内容，又何故如此相似呢？

其一，是因古时的乐府，正如当下的填词翻唱歌曲，一首曲子流传越广，便越容易催生出不同版本、意境相近的填词作品一样。就像辞风悲苦、本无实指之人的《饮马长城窟行》，与有着“善哭崩城”传说的杞梁妻恰好相撞，交汇合流，酝酿几百年，终于诞生出了后世传说中那位跨时空“哭倒长城”的孟姜女。

其二，便是因为诗人们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了。从三国、魏晋至唐代——前者群雄逐鹿、百姓生灵涂炭；中段政治高压黑暗、腥风血雨；后者虽盛世宏大，却也前期武功极盛、后期因抵御外藩而烽火连年。长久处于这种大环境下，人们产生托古喻今、一抒胸臆的愿望，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明代，世情小说的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又在前作基础上添加了诸如招亲、夫妻恩爱、新婚骤别、千里送寒衣，乃至拒婚秦皇投海而死等情节，即现在最常见到的几版。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东周列国志》中，对以前的传说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让其更加细致和具体化，并说：“后世传秦人范杞梁差筑长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痛哭，城为之崩。盖即齐将杞梁之事，而误传之耳。”

关于长城的是与非

其实，秦始皇帝这口锅背得很冤。毕竟，长城的修筑由来已久，绝非秦一朝一世之功。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来，在诸夏列国争霸、匈奴等外夷虎视眈眈的情况下，长城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战国时，七雄皆在边关修有长城，秦统一之后所做的，只是将之前列国所筑的长城连为一体而已，工程量虽然不小，但极有必要。归根结底，修筑长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帝王自身的安逸和享乐，而是为了边关之内，千千万万的百姓能免遭外敌侵扰、得以安宁生活。而“为民所虑，遭民所怨”的现象，则是君民的立场和眼界不同所导致的无奈。

如上文所述，孟姜女的传说是后世之人借春秋齐国“杞梁妻为夫争礼”的故事，假托于秦逐步演化而来。他们真正想要斥责的，其实从来都不是历史上真正的秦始皇帝和秦帝国，而是想要“托古讽今”，来申斥自身所处的当下世情。只是如此一来，却让原本毫不相干的秦始皇，跨时代地背上了这口“飞来黑锅”。

诚如南宋人郑樵所言：“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正谓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说无以畅其胸中也。”

孟姜女绘本

姚钧，周道银 申菊芳 编绘。民间故事连环画库：孟姜女[M].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2.

秦始皇是个好色之徒吗？

文 林屋公子

史载秦始皇抢六国美女到咸阳，不立皇后，千古一帝真的如此沉迷美色吗？

阿房宫殿前遗址

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也是秦汉第一帝国的肇建者。然而，其身上却萦绕着诸多争议和八卦，如统一六国后抢六国的美女到咸阳，是因为好色？又如秦始皇后宫到底是什么情况？再如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

抢六国美女=好色？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之后，秦始皇为了修仙，“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可见，秦始皇并非没有后宫，而是将六国佳丽全部置放在渭水以北的咸阳宫里。

唐人杜牧则在《阿房宫赋》进一步发挥，描写了渭水以南阿房宫的盛况：“朝歌夜弦，为秦宫人。……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这当然是文学家的夸张手法，考古发现阿房宫并未建成。然秦宫美女如云的图景，由此可见一斑。《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说“后宫列女万余人”，这是总计全部的宫人，那么“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秦始皇虽然后宫庞大，但更多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他本人未必是沉迷女色之徒。正史没有记载秦始皇宠爱哪个姬妾，反复提及的还是他的勤政。《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在人生的最后十年，秦始皇还分别进行过五次出巡，不可能有多少时间花在女色上。

秦王政时期的后宫

虽然史书上并无秦始皇后的记载，但至少秦王政在称帝前是有王后的。根据《汉书·外戚传》，西汉初年沿袭了秦朝对于后宫嫔妃的称号系统，皇帝以嫡妻为皇后，妾都称夫人，其中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别。这套体系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已有雏形，秦昭襄王的母亲——著名的宣太后芈氏，就是秦惠文王的八子。秦王政在位期间当然也存在这一套后宫体系。

秦王政即位之初才13岁，未能亲政，此时权力掌握在嫡祖母华阳太后、生祖母夏太后和母亲赵太后手上。这三人中，权力声望最大的又是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楚国人，异人被收为嫡子后还改名为“子楚”。根据其辈分和称号来看，有可能就是宣太后之弟——华阳君芈戎的孙女。华阳太后与安国君的联姻，显然是宣太后的手笔。这也不奇怪，太后为了巩固自己家族的势力，当然会选择自己侄孙女与孙子联姻，此前的秦惠文王后和儿媳妇秦武王后，就都来自魏国。所以在华阳太后的主持下，秦王政也极有可能娶楚国女子为王后。

秦王政与秦王后关系如何，史书没有说。不过作为政治联姻，早年应该会比较和谐，并且生下了长子扶苏。但是此时秦国内部政坛暗流涌动，主要在于三种后宫势力的斗争。夏太后于公元前240年去世，以她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宣告瓦解。帝太后赵姬颇有野心，吕不韦投入华阳太后势力集团后，她又另外培养情人嫪毐，与吕不韦及华阳太后争权。

外戚掌权 祸起萧墙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到雍城蕲年宫行冠礼，嫪毐欲攻蕲年宫为乱，嫪毐叛乱大概不会针对秦王政，而是针对掌权的华阳太后。丞相吕不韦与昌平君、昌文君迅速平定叛乱。嫪毐造反失败，三族被灭，帝太后被打入冷宫。

昌平君何许人也？据《史记索隐》，他是楚考烈王的儿子。大概是楚考烈王在秦国做人质时，娶妻而生下昌平君。论起辈分，他可能是华阳太后的表侄、秦王政的表叔。那么秦王后就可能是昌平君的侄女，甚至女儿。

刘兔子 绘

后宫女子图

刘兔子 绘

如此一来，楚系外戚一家独大，这是秦王政不愿意看到的。他得知嫪毐是由吕不韦引荐给赵姬后，免除吕不韦的职务并贬到蜀地，绝望的吕不韦自杀而死，秦王政不再设相国。公元前230年，权倾朝野的华阳太后去世，昌平君成为楚系外戚首领。而他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是秦国百官之长的右丞相，二是秦王政表叔甚至可能还是岳父，三是楚王负刍的庶兄。只要这个人在朝中掌权，秦王政想要统一非常艰难。

从宣太后到华阳太后，秦国的外戚政治确实是一大特色。虽然外戚能够保卫国君，还能通过与母国的外交来壮大国力，但也限制了王权。因为昌平君、秦王后与楚王负刍的关系，他们注定成为灭楚的阻碍。

公元前226年，因为韩国故都新郑造反，安置在楚国故都陈郢的韩王安也被牵连处死。秦王政趁机将昌平君贬职派往陈郢招安楚人，同时派大将李信、蒙武出征楚国。

秦王政的压制，本就让昌平君不安，楚国的危在旦夕，更加让他念起自己楚人血统。于是昌平君偷袭了秦军，李信、蒙武大败回朝。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令名将王翦以六十万秦军出征，楚军大败，王翦攻入楚国都城寿郢，俘虏楚王负刍。楚将项燕拥立昌平君继任楚王，又被王翦打败，昌平君、项燕都死于乱军之中。

秦始皇为何不设皇后？

楚国的灭亡与昌平君之死，使得秦国的楚系势力集团终于被清扫殆尽。

秦王后的命运如何，史书未曾提及，我们也不得而知。但笔者推测，秦王后极有可能成为了统一进程中的牺牲品。此后，秦王政不再立王后，恐怕就是出于对后宫与外戚的防范。所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完全看不到秦始皇的皇后与外戚的相关记录。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处处提防他们的儿子，不让其拥有储君的身份。直到秦始皇生命最后一刻，遗诏命令公子扶苏即位。然而仅仅是赵高、李斯一纸矫诏，扶苏就完全放弃抗辩而自杀，因为他以为自己终归会重蹈母亲的覆辙。但之后楚人陈胜、吴广起义，还不忘记借用他这个楚国外甥的旗号。

秦始皇姬妾们的命运

如文首提到的，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应该很可观，但这些姬妾的结局并不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即位的秦二世就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无子的都“甚众”，加上有子的自然更多。《汉书·楚元王传》也载：“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

后宫佳丽传奇

《史记正义》引《燕丹子》记载了秦王政时期一个鼓瑟姬人。荆轲刺秦王时，用左手揪住了秦王政衣袖，秦王政说：“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瑟而死。”荆轲同意后，秦王政招来个姬人。她一边弹一边唱道：“罗縠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秦王政听到后，连忙“奋袖超屏风走之”，荆轲一击不中，被秦王政拔剑反杀。姬人用琴声救了秦王政一命，可谓智勇双全。

《水经·沔水注》引《九州志》记载了秦始皇时期一个随巡美人。当时盐官县有个秦迳山（今属浙江省海盐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周游天下，路过秦迳山的时候有个随巡美人病逝，于是就被葬在这个山上，山下还有美人庙。明人彭绍贤的《秦驻山诗》说：“翠盖金支想象间，昔时流水尚潺潺。美人似念今祠庙，死作山花不肯还。”秦驻山即秦迳山。这些记载类似民间传说，未必是历史事实。

今人对秦始皇的后宫还有进一步发散。如郭沫若先生在历史剧《高渐离》中，让赵高设计使秦始皇奸淫巴寡妇清，郭老本义是以秦始皇讽刺蒋介石。然而，历史上秦始皇对于巴寡妇清的守节不嫁、坚持祖业是予以表彰的，而且还为她修了怀清台。根据《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对于男女守节也非常看重，曾命人在泰山石壁刻上“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又在会稽石壁刻上“有子而嫁，倍死不贞”“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又怎么会去玷污一个寡妇呢？

武梁祠出土的“荆轲刺秦”画像石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册）：山东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

结语

秦始皇虽然后宫云集，但却不是个好色之徒。相对于女色，他明显更热衷于政治权谋。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使他成为名垂史册的“千古一帝”，另一方面，缺少外戚辅助，甚至不立太子，则又为秦朝二世而亡埋下隐患。读史至此，不得不令人唏嘘。

秦始皇喜欢游山玩水？

文 闫佳琪

始皇称帝十一年而五巡，长途跋涉，不辞艰险，只想看看“朕打下的江山”？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先后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二十八年（前219）、二十九年（前218）、三十二年（前215）、三十七年（前210）五次出巡，而且出行路线不一，最后死在了巡游的路上。秦始皇出巡如此频繁，远超《尚书》中天子“五载一巡守”的观念，真的是因为喜欢游山玩水吗？

第一次巡游

始皇二十七年

秦始皇二十七年的出巡是秦始皇称帝后的第一次出巡，也是他所有出巡中唯一一次西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陇西郡的西县是秦国旧都，北地郡和陇西郡属于一个经济区，鸡头山大约在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六盘山东南，回中大约在今天的甘肃省华亭南，陕西陇县西北。秦始皇出巡陇西、北地二郡可以看作是对秦故土的一个安抚行为。而且“西亦有数十祠”，秦始皇到了陇西西县，是一定要拜祭祖先的。

在这次巡游结束后，秦始皇随即宣布“治驰道”，这是当时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措施。治驰道就是整治原来各国的交通线路，把他们连接并且统一起来，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这个项目一直延续到秦二世时期。就当时目的来讲，应是为了方便以后出行，但是对其后世影响巨大，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的一个重要工程。

第二次巡游

始皇二十八年

这次出巡的路线很长，秦始皇东出函谷关，经过洛阳，先是登上了邹峄山（今山东省邹城市东南），并在此地刻石颂功。还封泰山而禅梁甫，刻石颂功。秦始皇在泰山时发生了一段趣事，因为祭典之后突然下起暴雨，秦始皇在树下躲避风雨，受了此树的恩惠，因此封这棵树为“五大夫”。

然后秦始皇开始“并渤海以东”，巡游现在的山东半岛一带，“过黄、腄”（“黄”“腄”均属今山东省烟台市）登成山和之罘山，并且在之罘山上立石，但是并未当即刻石。随后南下，登琅琊山，作琅琊台，刻石颂功，在此地逗留了三月，其间还派遣了徐市（一作“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去亶洲求仙人，欲求长生不老。秦始皇回来的时候，经过彭城，想要把周鼎从泗水中捞出来，但是没能成功，于是渡淮水到衡山、南郡。秦始皇从衡山到南郡的方式是浮江而行，也就是船行，路过湘山祠的时候，突遇大风，难以渡过。秦始皇信鬼神，让三千人大肆砍伐湘山上的树，最后由南郡的武关返回咸阳。

第三次巡游

始皇二十九年

在返回咸阳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又开始了第三次巡游，这次巡游的区域依旧在山东半岛。《史记》上关于这次巡游经过的地方记载不多，秦始皇再临之罘山、琅琊山，在之罘山刻石，最后经过上党郡返回咸阳。但此次出巡途中，秦始皇在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博浪沙遇刺，为盗所惊。

第四次巡游

始皇三十二年

对于这次出巡，《史记》的记载更为简略，只提了“始皇之碣石”“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并且在碣石刻石。其间，“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皆仙人名）”，后卢生从海上带回了一本录图书，上书：“亡秦者胡也”，一句话就让秦始皇派蒙恬带着三十万人北击匈奴。

碣石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山海经》里有“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尚书·禹贡》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秦始皇于碣石刻石，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碣石曾经作过山名、地名还有石名，而各个时期所谓的碣石到底在哪里，目前说法不一，依旧是个问题。

第五次巡游

始皇三十七年

关于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的记载比较详细。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秦始皇出游，李斯、胡亥跟从。

《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 自琅琊北至荣成山……至之罘……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秦始皇先到达云梦，在九疑山祭祀虞舜，然后乘船经过丹阳，渡过钱塘江。到浙江时，因为水面波涛汹涌，因此在向西一百二十里的狭中渡过，狭中应该在余杭。随后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并且刻石。回来的时候，经过吴、江乘，走海路到达琅琊山。

秦始皇出巡图

刘兔子 绘

峄山刻石拓片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郑州：中州出版社，1996.

第一次巡游

第二次巡游

第三次巡游

第四次巡游

第五次巡游

前文提到，数年前秦始皇曾派遣徐市等人入海求仙药，却一直没有音讯，又靡费甚巨。徐市此时回来禀报求仙药之事，只好谎称得不到仙药的原因是有鲛鱼在作乱，而秦始皇又梦到和海神打仗，占卜的人告诉秦始皇遇到鲛鱼就杀了。秦始皇北行至之罘山，见到一条大鱼，用连驽将其射杀了。到了平原津，秦始皇开始生病，最后死于沙丘平台。

秦始皇巡游的特点

秦始皇在位期间出巡频繁，持续时间长且巡游范围广。秦始皇称帝后在位十一年，其中五年都有出巡。第一次出巡在琅琊一地停留了三个月，而第五次出巡从第一年的十月出发，第二年的七月他在归途中崩于沙丘。秦先是三十六郡，后改为四十六郡，如果以四十六郡计算的话，秦始皇巡游到达之地可达38郡。

巡游途经的都是艰险之地，常有种种意外发生，如泰山遇暴雨，江上逢大风，还要提防反秦势力的偷袭暗杀。秦始皇的前三次出巡，把六国故地巡游了一遍，且以齐地为重点关注对象，五次巡游有四次是东巡，四次东巡有三次以齐地为主要目标，而且东巡都以齐鲁海滨为最终目的地。齐国是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灭的国家，而且贵族势力强大，初分天下的时候，秦始皇只把齐地分为琅琊、齐郡两地，后来才加以细化，而且齐地依山傍海，经济发达，秦始皇不得不加以重视。

秦始皇巡游路上有三大爱好：刻石、祭祀、建行宫。秦始皇五次巡游，途中七次刻石颂功（分别在峄山、泰山、琅琊山、之罘山、之罘山东观、碣石、会稽）。石刻原物多已经损坏，目前只有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有残块尚存。秦始皇巡游途中在各地祭祀天地山川祖先各路神仙，称帝第二年就去泰山封禅，而且在巡游途中经常出现如“斋戒祷祠”“祭大禹”“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等祭祀活动的记载。秦始皇在所到之处多建行宫，所谓“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辽宁的绥中县到河北的秦皇岛市，发现多处秦汉建筑群遗址，或即所谓渤海湾西岸秦行宫遗址。

巡游的意义

秦始皇称帝后的五次巡游，宣称是“东抚东土”“以省卒士”，目的是张扬声威，以安天下。胡亥也曾说过：“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因此其政治上的意义是为了通过巡游张扬声威，使人民在精神意义上对其臣服，以安天下，而不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

同时，秦代也是个迷信的时代。秦始皇信奉五德之说，在巡游途中四处祭祀天地山川、各路神仙，还执着于追求长生不老。巡游途中第一次来到琅琊时，方士徐市等人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秦始皇就派他们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此后在碣石又派卢生、石生、侯公、韩终等人去求仙寻药。

在秦始皇以前，天子巡狩只是设想，秦始皇将其付诸实践，影响了后世帝王出巡的观念和行为。

1. 四十六郡是谭其骧先生之说，见《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二卷，1949年第1期。

焚书坑儒

文 花间

焚书、坑儒并非同一回事，这是一段被大家误读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一次酒宴上，仆射周青臣祝酒颂圣，夸耀秦始皇平海内逐蛮夷置郡县的功绩。他的恭维令秦始皇十分愉悦，但在这个时候，博士淳于越突然指斥周青臣只会阿谀奉承，不是忠臣，并主张沿袭周朝分封旧制才能使秦帝国长治久安，否则会产生类似齐田常晋六卿等大臣势力过大危及皇权的灾祸。

丞相李斯却认为，历朝历代所采用的政治体制，都应根据现实而变化无需照搬前人。儒生们却以沿袭前朝法度为由对朝廷法度加以诋毁。长此以往，皇帝的威严、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儒生们却能因种种哗众取宠的言论吸引他人的注意，结党营私。为此李斯提出：保留民间的医书农书日书（占卜用书）等实用性书籍，六国史书及民间所藏的诸子论著一并焚毁；禁止黔首讨论《诗》《书》、诋毁朝廷，如有违反加以严惩；禁止私学，教化黔首的职责由各级官吏承担。秦始皇同意李斯的这一提议，无数典籍因此付之一炬。

次年（前212），两名受秦始皇重金供奉，专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丹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私下议论始皇残暴刚愎自用，朝廷堵塞言路，忠直之士缄默不敢直斥皇帝的过错。如此暴君，他们不能为其求得仙药以助长其暴行，两人便悄悄逃走。秦始皇得知此事，对方士收钱不办事反而背后对他横加诋毁的行为十分愤怒，将其余仍在咸阳、受其重金供奉的方士下狱，命令御史严加审问。这些人相互攀咬，足有四百六十多人被查出有过诋毁皇帝的行为，最终这些人全部被坑杀。

以上两件事，就是秦始皇执政晚期的两件著名暴政——被后世称为“焚书坑儒”的“焚诗书，坑术士”。

焚书、坑术士的背后

分封？不分封？——宗室与皇权的微妙关系

周灭商之后，周天子出于拱卫王权的需要，将土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块，分封给一众功臣、姻亲、宗室，委托诸侯作为周天子的代理人，在各自的封国内代替周天子镇守疆土，管理臣民。通过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周天子间接管理整个周王朝的疆土。

周室衰微之后，诸侯互相攻伐，这一混乱局面持续了五百多年之久，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才终结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鉴于诸侯权力过大威胁王权这一事实，新生的秦帝国反其道而行之，帝国领土实行郡县制，由各级官吏进行管理，直接对皇帝负责。秦以爵位虚衔和一定财富酬谢功臣，断绝宗室参与政治的机会，以国家财赋保证其基本生活。如此一来，从根本上杜绝了宗室获得势力的可能，也就不可能有诸侯势力过大危及皇权的局面出现。不过这样一来，当皇帝向宗室举起屠刀时，宗室毫无自保之力，只能任人宰割。秦二世轻而易举地将兄弟姐妹尽数屠杀，固然是他丧心病狂，但宗室毫无自保之力，也是他们轻易被杀害的原因之一。

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宗室必须成为皇帝身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倘若宗室力量薄弱，又谈何拱卫皇权呢？这便是淳于越所说的“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的意义所在。

再现黄金时代——重提分封的真实目的

但是淳于越重提分封，本意不是为宗室子弟争取利益，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他所处的“士”阶层谋利。

春秋时孔子创私学，广收弟子传道受业，后人纷纷效仿，渐渐产生了“文学之士”这一阶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士的人数也急剧上涨。诸侯们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竞相礼贤下士，招揽贤才。士人游走于公卿权贵之间以求获得优厚的待遇，良禽择木而栖。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便宣告结束。

秦帝国实行郡县制，各级地方官吏人员不过百千，中央机构的官吏也自有定额，无法完全容纳庞大的“士”阶层。而秦始皇虽然聘用七十博士以彰显他对文学教化的重视，但是这七十博士只是作为秦始皇的幸臣，虽能议政，但其主张并未得到太多的采用。这对立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学宫仅有的几十个名额又如何能容纳得下成千上万“待业中”的士人呢？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又不愿放下身段去做小吏农夫，在这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士人迫切需要更多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重提分封便是他们实现需要的途径。

焚书、坑术士的目的

一个国家的主体，是处在最底层、体量最为庞大的平民百姓。统治者想要长久统治一个国家，就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服从，拥有民心，才能拥有长治久安的本钱。秦朝一统天下，原六国贵族的反对势力潜伏暗处，对秦帝国的统治极为不利。这时候，与这些潜藏的反对势力争夺民心尤为重要。更何况秦始皇后期北逐诸胡、南征百越，还要同时进行诸多大型工程，这些都需要百姓服从和配合。这样一来，掌握思想舆论上的主动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李斯提出焚书令，通过禁止民间托古非今的论调，以维护黔首对政府的信任，巩固统治。

虽然焚书令的打击对象表面上是侧重于诸子学说，尤其是儒家学说，但在实际操作上，反而对六国史书的打击十分凌厉。官藏的诸子论著不烧，但六国史书被一并焚毁。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差别待遇，是因为秦帝国的统治阶层认为，山东诸国长期存在“卑秦”偏见，又吃了秦人太多的亏，其史书对秦国必定不会有什么好话，若是黔首臣民信了六国史书上的话语，将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此外，虽然秦灭六国之后将六国贵族迁至咸阳严加管控，秦始皇也多次巡游东方，但还是有一些六国的反秦势力深深潜伏，正等待机会推翻秦帝国，恢复昔日荣光。在此情况下，毁灭六国的历史以断绝六国遗民的故国之思和复国情绪是必然之举。

至于“坑术士”一事，方士以寻找长生仙药诈骗钱财在先，违抗禁令、背后造谣非议皇帝在后，更发生了方士卷款潜逃的事情。如上种种，在现今社会也得追究其刑事责任，更何况是法度更为森严的秦朝？焚书禁令颁布不过一年，却有四百六十多人严重违反禁令，人数众多且情节严重。若是轻易放过，只会让黔首觉得帝王、政府毫无公信力可言，法律没有任何约束人的效力。又怎会遵守法律，服从政府的调派？政府又凭什么去征发徭役、征收赋税？故而这四百六十多人必须明正典刑，一则震慑潜藏的反秦势力，二则提醒黔首，法律不可违。

焚书、坑术士的弊端

诚然，焚书、坑术士之举对巩固秦帝国的统治，维护大一统的安定局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以禁令强迫百姓封口，以严刑杀人震慑百姓，得到的只不过是表面服从。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是如此，高压政策下得到的只是民众为了保命而表面的服从，其内心的逆反情绪得不到纾解，就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焚诗书、坑术士之举表面上打击了反对势力，自此没有人敢有非议国家之举，却未真正获得民心。在坑术士事件的次年，关于秦始皇死亡的“预言”层出不穷，可见黔首对于秦帝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不满。

再者，焚书令对六国史书的毁灭性打击，造成战国史料大量空白，这对史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在焚书过程中损失的典籍孤本不可名数，亦是令人痛惜。

从“焚书、坑术士”到“焚（诗）书坑儒”

焚书坑儒之说广为流传，很多人都把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牵扯在一起，把它说成是儒法两派的学术斗争，及秦始皇对儒家的迫害和打压。然而在事情的最初，却与儒家毫不相干，本是为了禁止时人托古非今的言论管控政策，却被后世儒生移花接木，将这两道政策的打击对象栽到前辈身上，平白给秦始皇添加了匪夷所思的“暴政”。

焚书令的打击对象，是诸子学说和六国史书。而李斯的提议表面上是针对以儒家典籍为代表的“百家语”，但实际上被焚书令彻底毁灭的却是看似是顺带烧了的六国史书。传说中因法儒之争被重点针对的儒家，官藏的典籍没被烧毁（这一部分后来毁于咸阳大火），只烧了那些没被藏匿妥善的“百家语”，儒家博士也没有因为是儒生出身而丢官去职，依旧得到任用。民间禁谈《诗》《书》，博士却不在禁止范围内。如此宽松的禁令，哪里像是在特意针对儒家？

而“坑儒”一事，《史记》所记载被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并不是儒生，而是以术士为主的诸生。之所以和儒扯上关系，只因公子扶苏的谏言中一句“诸生皆诵法孔子”。然而，仅仅一句“诵法孔子”并不能说明那四百六十余“诸生”就全都是儒生，更谈不上坑儒。

“坑儒”之说最早在两汉之交出现，见于刘向《战国策·序》：“（秦）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其后东汉人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中绘声绘色地给秦始皇编排一段“瓜计坑儒”的故事，“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更改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卫宏这段话，奠定了后世人对坑儒事件的定论。

卫宏这一典故，细想起来着实荒谬，七百多人被秘密杀害，在卫宏之前的两百多年无人发现、无人发声，难不成这七百儒生没有师长弟子家眷？七百多人神秘失踪却无人寻找，被活埋于骊山脚下，骊山却并未见到类似的百人坑，可见其说法之荒谬。不过，后世文人却对此深信不疑。宋元时期史学家马端临为了将此事与《史记》所记载的事例相吻合，在其著作《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将“瓜计坑儒”与“坑术士”两者相结合，将其叙说为前后衔接的两件事，这就坐实了秦始皇迫害儒生的罪名。

焚诗书、坑术士最初并非是针对儒家，但是后世儒家取得舆论主导权之后，多以秦时暴政为反例借古讽今。说起暴秦，如果不在其中增加其暴虐程度，不足以渲染秦始皇之残暴不仁自取灭亡，不足以渲染儒家被迫害之悲惨。于是历代儒者在叙述中添盐加醋，从焚“百家语”、坑术士，逐渐演变到焚诗书、坑儒生，受害者从四百余术士到两次千余儒生，从明正典刑到阴谋杀戮，一步步加重秦始皇的“罪行”，让秦始皇蒙受了不白之冤。

焚书坑儒 《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刊本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想做战乱终结者却成了战争狂

文 始安公士或

大多数人对秦始皇的印象是铁血冷酷的战争狂，却不知他内心真正渴望的是创造永久的和平。

在古今中外的征服者中，秦始皇的名字永远不会缺席。他的军队是战争史上杀气横溢的虎狼之师，他发动的统一战争是军事家无法忽视的经典战例。自汉代以来，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是铁血冷酷的战争狂。凡是有人想阻止战事，就会拿“穷兵黩武”的秦皇做反面教材。没办法，秦朝二世而亡的下场让他无法摆脱这个刻板印象。

其实，秦始皇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成吉思汗等征服者不同，他最得意的不是攻城略地破军杀将的战功，反而是自己实现了“天下和平”。他敢于迎接战争，但极度厌恶战乱，没法像其他征服者那样享受战争带来的刺激和快感。因为他的志向是做个战乱终结者，创造“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的清平世界。

从一开始，他的自我定位就跟传统意义上的征服者是错位的。然而他最终还是靠征服者的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到头来，天下人抨击他滥用武力，不肯相信他曾经为永久和平努力过。想做战乱终结者却成了著名的战争狂，这便是秦始皇的悖论。

这些书告诉他，只有统一战争才能救天下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商君书》来指导兼并战争。商鞅针对“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时代背景，提出了重启“汤武之道”。汤武之道就是逆取顺守，就是“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即先以武力平定诸侯，再以仁义治理天下。但商鞅时代离统一战争还早，兼并战争理论都在发展阶段。这使得秦国在战争实践中一味追求杀戮和破坏，直到长平杀降引发天下众怒时才开始反思。

少年即位的秦始皇很幸运。在他亲政之前，文信侯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不仅和秦军众将调整了过度追求杀戮的斩首战法，还构建了比较成熟的统一战争理论。

尽管始皇帝后来跟仲父吕不韦分道扬镳，但他对战争的认识深受后者的影响。《商君书》告诉他只有重启汤武之道才能在乱世生存，《吕氏春秋》则告诉他“义兵”无论是救守还是攻伐都是正义之师，唯有义兵才能禁暴止乱、拯救世界。

秦兵马俑

徐翔 摄

《吕氏春秋·孟秋纪》集中阐述了吕不韦杂家学派的战争观。其中的《荡兵》篇开头就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认为战争自古以来就有，不可能废除，义兵是天下良药。

《振乱》篇批评了绝对反战的思想，认为“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这与商鞅说的汤武之道有相通之处。

“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禁塞》篇中这段话否定了世人以“救守”为正义，以“攻伐”为邪恶的观念，把“攻伐”和“救守”视为义兵的两大手段。

有这些理论撑腰，始皇帝始终坚信自己是义兵，是终结乱世的大英雄。他后来做的所有事，都是从这个自我定位延伸出来的。但是，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客观实践未必完全同步。公元前231年，秦国“初令男子书年”，全面盘点战争潜力。始皇帝于次年发兵灭韩，规模空前的秦统一战争正式爆发。这个立志做战乱终结者的男人，注定要以战争狂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他坚持不搞郡国并行，只因亲历过血的教训

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年。过程波澜壮阔，诗仙李白赞叹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秦王扫六合》）。秦王政踌躇满志，以“皇帝”这个新名号来表彰自己“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的不朽功绩。

丞相王绾等人提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需要指出的是，王绾的方案是“中央朝廷+燕国、齐国、楚国”，而不是彻底回到西周分封制，更接近后来汉朝的郡国并行制。始皇帝没有急于独断，而是让群臣集议。多数大臣赞同这个意见，但廷尉李斯认为纯粹的郡县制才是“安宁之术”。

始皇最终决断：“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秦朝把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后来逐渐增加到四十八个郡。除此之外，始皇帝还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政策，建立了全套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

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后人认为始皇帝应该听王绾的建议，以郡国并行制来治理天下。因为秦地与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纯粹的郡县制未能有效整合资源，反而激化了东西矛盾。问题是，始皇帝不信任分封制和郡国并行制，恰恰是因为有过血的教训。

秦惠文王曾经封宗室子弟为蜀侯，镇抚新得的蜀地。不料，几任蜀侯都发动叛乱，直到朝廷改行郡县制才结束了蜀乱。长信侯嫪毐的封国包括山阳地、河西太原郡，是战国时地盘最大的封君，他发动的叛乱，使秦国遭受内乱，给始皇帝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导致始皇帝对郡国并行制彻底失去了信心。

秦国内部实行纯粹的郡县制是在统一战争前夕。这个成功经验自然会让秦始皇相信其功效。况且，他对旧版郡县制做了很多改良，通过地方分权来加强中央集权。新版郡县制设有郡守、郡尉、郡监御史三个长吏，三者都开府办公，各掌握一部分重要权力，形成交叉制衡，不至于像封国那样变成新的隐患。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籓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

——《史记·秦始皇本纪》

凭借新体制，秦朝获得了空前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调动更多人力物力来完成各种大规模基础建设。天下一度安宁，但只持续了短短几年。

为了永久和平，他一心想打完所有的仗

始皇二十八年春的琅琊刻石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反秦暗潮从没停止涌动，但始皇帝依然坚信，彻底的永久和平指日可待。

始皇初并天下，他把六国的王斥为背盟者、叛约者、阴谋行刺者、欲为乱者，把自己打扮成被迫应战的正义化身。

他把自己发动的战争定义为“诛”，而不是攻、伐、讨、击、袭、取、侵。

明明《吕氏春秋》说只要是义兵，攻伐也是理直气壮的。但他还是借用了墨家和儒家都认可的“诛”来给统一战争定性。因为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在为三代圣王发动的进攻战辩护时说：“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非攻下》）儒家也把周武王发动的战争解读为“诛杀独夫商纣王”。

简单说，“诛”是一个诸子百家都认同的代表正义战争的术语。始皇帝想以此争取天下人的认同（包括被征服的战败者）。由此可见他建立永久和平世界的理想是真诚的。

他心中的理想世界，在《商君书·赏刑》篇的“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搢笏，作为乐，以申其德”里，在《韩非子·大体》篇的“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里。

但在灭六国后，始皇帝意识到华夏世界还有百越和匈奴两大隐患。大将蒙恬自灭齐后一直坐镇上郡警戒北方的匈奴，而苍梧郡尉屠睢的阵亡让南征百越之师败退。为了实现“永偃戎兵”的毕生追求，他决心在有生之年打完所有的战争。

秦律明文要求减轻黔首负担，为何徭戍转作停不下来？

南平百越、北驱匈奴两大战役的胜利，既让秦朝武力达到了鼎盛，也让帝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为了防止远遁大漠的匈奴卷土重来，朝廷投入大量民力修建万里长城、秦直道等必要的国防基础设施。为了巩固岭南之地，被捕获的逃亡者、赘婿、贾人、治狱不直的官吏，不是被“七科谪”征发入军，就是以“废戍”“罚戍”“吏以卒戍”的形式长期戍边。秦人和原六国人都要到数千里外服徭役兵役。这在运输依赖车拉人扛的年代，足以让一个有田有宅的小康之家陷入赤贫困境。

人们一直认为暴秦不懂得如何科学使用民力。但出土秦简表明，秦廷从商鞅变法以来一直使用比较细密精确的管理方式。例如吏员要精算工程量、征发徭役要避开农忙时节、先征发富有闲人，不要征发家境困难的贫民。徭徒在“种时”和“治苗时”还能回家种田各二十天。

但是，帝国为了巩固长城沿线和南越地，投入了太多资源，徭戍转作的任务激增。各地官吏根本无法再依法使用民力，只能为了达成指标而拼命榨取。秦官府不欲兴“黔首”，但越来越多的“黔首”变成了那七种优先服役的人。久而久之，被法律优待的“黔首”锐减，原本合理的制度也失灵了。

秦并天下的中坚力量——吏民阶层苦不堪言。战争红利早吃完了，和平红利却没吃上。关东的吏民对六国还有眷恋，秦地吏民对朝廷失去信任。万民不失命于寇戎，车马却疲弊于远路，接下来就是旌旗乱乎大泽。

始皇帝万万没料到，帝国的灭亡是从无法及时赶到渔阳的楚地戍卒哗变开始的。

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李白在《古风·秦王扫六合》中感叹道：“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始皇帝没有得到长生不老药，也没有让秦帝国传至万世。他一度终结了战乱，却给新的战乱种下了隐患。

千秋功业沦为笑话，永世和平是个遥不可及的大梦，但始皇帝最终还是成了旧时代的终结者，新时代的奠基人。灭秦的汉高祖刘邦改良了他开创的新制度，重新聚拢了故秦军民的力量，再次平定天下。尽管这跟始皇帝的初始计划不符，却也殊途同归。

明代思想家李贽称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又说他“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因为从“圣”的角度看，始皇帝结束了持续五百余年的诸侯纷争，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拉开了序幕。从“魔”的角度看，他创建的秦朝被视为无道的“暴秦”，给当时很多百姓带来绝望。

秦始皇一生功过，难以评议。李贽也许对秦始皇的悖论感到心情复杂，才给出“未可轻议”的模糊断语。但他还是忍不住补充了一句：“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

秦兵马俑

徐翔 摄

1. 四十八郡为王国维先生推定，见《秦郡考》，《观堂集林》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

以下哪些成语和秦始皇有关？

答案：

焚书坑儒、图穷匕见、书同文，车同轨。

爱好及八卦

呼葱觅蒜 绘

秦始皇的武力值到底有多高？

文 啸西风

多次遇刺却都安然无恙，是足够幸运还是实力使然？

荆轲刺秦

《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高渐离刺秦

《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在正史记载中，秦始皇总共经历过四次刺杀，可以算是已知的被刺杀次数最多的皇帝了。他被刺杀的场面很惊险，多是直面刺客。这不由得让人好奇，秦始皇为什么可以数次面对刺客却毫发无伤，是因为他足够幸运吗？秦始皇自身的武力值到底有多高？

秦国的尚武风气

众所周知，秦国的风气一直都是尚武的。这一点从《诗经》上就能体现出来。《秦风·无衣》中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奋发之气，至今依然被广为传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史记》中记载秦国“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君子惧焉。”司马迁认为秦国受到戎狄的风气影响，非常野蛮，把仁义放在暴力的后面，过于尚武而不讲仁义。在这种风气下，即便是秦国的君王也一样尚武，而非沉迷享乐。

秦青铜剑

刘占成，张立莹。秦俑坑铜剑考论[J].文博，2000(6).

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武王，就是一个大力士。与后世皇帝大多宠幸弄臣不同，秦武王喜欢有勇力的人，任鄙、乌获、孟说等人都是因为力气大而被秦武王封官。秦武王也因为试图举起象征国家政权的大鼎失败，砸断腿骨，最终伤重不治。

秦武王虽然举鼎失败，但要使两百多千克的大鼎砸到自己，至少也是举了一半才力气不够失手的。要知道2004年希腊奥运上伊朗运动员拉扎扎德的挺举成绩也不过是263千克，这可是现在的世界纪录，所以秦武王来到现代，也符合举重运动员的标准了。

因此嬴政就算不是厉害的高手，但是有秦武王这样大力士的基因以及秦国尚武的传统，怎么也不可能太弱。

那么嬴政到底武力怎么样呢？还得看实际战例。

荆轲刺秦王

遇袭的反应速度

《史记》中对荆轲刺秦王这个事件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首先荆轲通过进献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城池的地图，成功地觐见了秦王嬴政。燕国使团将匕首藏在地图之中，打算趁嬴政低头查看展开的地图时突然发动刺杀。《史记》里是这么记载的：“轲既取图奉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按照描述，荆轲在匕首露出的瞬间抄起捅刺嬴政，嬴政立即跳起做出了向后闪避的动作，并且力量大得扯断了衣袖。秦王作为诸侯王，衣服自然不可能是质量差劲的低劣货，能瞬间扯断衣袖，证明嬴政的力量一点都不小。他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甚至比早有准备的荆轲还快。这绝对不是从来没有经过格斗训练的人能有的反应速度。

遇袭的第一反应

如果是没有练过格斗的一般人，在袖子被扯断的情况下，条件反射性地向后躲，身体就会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但是我们看嬴政是什么样的：“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嬴政在挣脱以后不但没有摔倒，第一反应也不是逃走，竟然是拔剑。这也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练过格斗的人才会有的反应。

反观荆轲，嬴政近在咫尺时突然暴起袭击，但没成功。如果嬴政只是后退一步躲开匕首，荆轲应该立刻上前一步继续攻击，绝对没有嬴政拔剑失败还转身跑的时间。这说明荆轲在嬴政扯断袖子的时候，立足不稳摔倒了。只有他摔倒在地，多一个站起身再冲的动作，才能让嬴政有拔剑失败转身再跑的时间。这也可以看出荆轲的力量是弱于嬴政的。

拔剑及反击

当时场面非常混乱，卫士不得召唤不能上殿，而旁边都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据《史记》记载：“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嬴政拔出剑以后转身首先攻击的是荆轲的左腿。

如果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手持长剑的第一反应多半是高高举起往下劈砍。但其实这么做在格斗中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方可以进行格挡或者闪避，一剑落空，对方就能趁机近身，这就基本等同于送死了。但是攻击腿部却是非常容易得手的，因为攻击下盘别说匕首够不着无法格挡，就算同样手持长剑也很难格挡到。尤其右手格挡左侧下方过来的攻击，手腕要拧很大的幅度，非常别扭。

剑长匕首短，嬴政这一剑角度刁钻，时机把握也很好。手持匕首的荆轲必须要近身才能杀死嬴政，持剑的嬴政攻击其腿部，正在前进的荆轲根本无法克服前冲的惯性向后躲闪。一旦对方腿部受伤无法行动，嬴政基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荆轲在腿部受伤后也立刻转而投掷飞刀，但是依然被嬴政躲开。在兵器格斗中击中对手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容易丧失警惕。但人并不会立刻就死，受伤后依然有能力反击，真正有经验的人在得手后都会立刻后退防止对方临死反扑。如果嬴政没有后退防备，他绝无可能躲开近在咫尺的一记飞刀。

总之，嬴政虽然因为出剑闹了个乌龙，但是其他环节的表现都非常精彩，足以看出嬴政的身手其实一点不差，至少是受过训练的。

高渐离刺秦王

琴师的图谋

在嬴政统一六国后，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隐姓埋名多年后被人发现。秦始皇听说他特别擅长击筑，所以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表演击筑。

高渐离曾试图用筑砸死秦始皇。《史记》里是这么记载的：“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种击弦发音的乐器，可想而知声音不会特别大，秦始皇想要得到最好的听觉体验，靠得越近显然越好。高渐离多次演奏让秦始皇放松警惕，才在筑中放铅块增加重量，以求一击打死秦始皇。

秦始皇又一次躲开近距离袭击

高渐离的眼睛已经被熏瞎，他也无法看到秦始皇的具体位置。所以他出手的时候，秦始皇必然距他很近，伸手可击。很可能是一曲演奏完毕，秦始皇出声表示赞叹，高渐离才把握到了秦始皇的准确位置，出手攻击。但是即便是一曲听完，正在陶醉的秦始皇依然能够躲开近在咫尺的高渐离的袭击，这就不能用运气来解释了。

筑是先秦以及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乐器，形状如同棒槌，有五弦和十三弦两种，此筑为五弦。

朱国伟。汉代乐器形制考察演变之三：筑[J].乐器，2019（2）.

总的来说，秦始皇虽然比不上那些著名的猛将，但是个人武力值也一点不低。力气大，反应快，能在战斗中保持冷静抓住时机，这至少也算得上是一名小高手了。武力值满分为100分的话，你可以为秦始皇打多少分？

秦始皇的性格养成之路

文 始安公士或

对外，他是威加海内、并吞八荒的千古一帝。对内，他却一辈子都没能彻底战胜心中的恐惧。

秦始皇嬴政在中外历代征服者中，也是响当当的绝世硬汉。他一生战天斗地，绝不退缩，永不放弃，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在他的指挥下，六国破灭，百越臣服，匈奴不敢南下牧马。直到临终前，他还带着卫士用连弩射杀了象征“海神”的巨鱼。就连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在看到他时也由衷地感慨道：“大丈夫当如此也！”诸侯混战由他终结，帝制时代由他开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然而，秦始皇威加海内、并吞八荒，却一辈子都没能彻底战胜心中的恐惧。这份深重的恐惧，促使他由弱者成长为百折不屈的强者，却又把他从明君变成了后世眼中的暴君。

童年阴影逼出的自我定位

就在始皇还未满十个月的时候，秦昭王不顾武安君白起的反对发动了邯郸之战。这场恶仗一打就打到了秦昭王五十年年底，卷入战祸者恐怕多达百万。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前，邯郸岌岌可危。赵国上下对秦人恨之入骨，想杀死始皇之父子楚。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出邯郸，回到了秦国，但他的妻儿还被困城中。

质子生涯

刘兔子 绘

质子生涯

刘兔子 绘

好在始皇的母亲是豪家之女，在家族的帮助下藏匿起来，躲过杀身之祸。就这样，始皇从一出生就在敌国首都生活了将近十年。直到曾祖父秦昭王去世，父亲被立为太子时他才被秦国特使接回秦都咸阳。

他虽有母家的保护，却很早就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经历过什么，但他在灭赵之后再度回到邯郸，杀死了所有跟母家有仇怨的人。尽管他当时早已跟母亲关系疏远，却依然未能放下仇恨。

可以想象，他的童年危机四伏，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又不是宣太后那样聪明坚强的女人。幼小的始皇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和无助感，没人能真正抚平他的恐惧不安，所有的心理创伤都只能靠自己克服。这样的孩子通常有两个演变方向：一个是彻底变成畏首畏尾的懦夫，一个是成为自强不息的战士。

始皇选择了后一条路，其自我定位是成为决战决胜的勇士和主宰命运的征服者。年幼的他被迫学会独立思考，拼命锻炼自己的身与心，拼命吸收一切能让自己变得强大的知识，战胜环境与对手，亲手掌控命运。

他身处敌国首都的民间，未能得到充分的王位继承人教育，但机警谨慎、坚强不屈、严格自律、争强好胜等基本性格已经初步成型。他不相信眼泪，也反感自怜自艾，更讨厌被困难压弯腰杆，从内心深处看不起一切软弱的人和事，也不想承认个人能力的局限性。

遗憾的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克服不安全感的办法只有战斗，没有人在他的童年里灌输足够的善意，这为他的成长埋下了不好的伏笔。

少年政的人生导师和精神导师

公元前251年，少年阿政母子得以回秦。童年中父亲的缺位，迫使他过早成熟。如今有了优秀的男性长辈指导他成长，少年政自然是热情满满、奋发努力。他在咸阳学到了很多在邯郸学不到的东西，比如纯正的商君之法、秦军兵学以及历代祖先的为君之道。在他的少年时代，三个男性长辈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父亲秦庄襄王教会了少年政怎样处理君臣关系，维持上下团结；仲父文信侯吕不韦给他灌输了大量治国理民的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老师将军王翦传授了他秦国军人的战斗技能和组织战争的全套方法。

除了这三位人生导师外，少年政还有两位精神导师——先祖孝公和商君。众所周知，秦孝公是战国最杰出的变法之君，商君是战国最杰出的变法之士，秦国帝业的辉煌时代由他俩共同开启。少年政听过无数遍历代先君的故事，他最仰慕的是秦孝公，最渴望的是得到商君这样不世出的良才。

他理想中的帝王形象是孝公和商君的混合体。他不满足于大略驾群才，决心像商君一样亲手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远大的抱负和明确的榜样令少年政迅速成长。当他十三岁即位时，延续着父亲的政风，信任着先王时期的将相功臣们。在此期间，秦国对外战争屡屡告捷，少年政也逐渐成长为一名英武的青年。但秦国的内部矛盾也愈演愈烈，接下来的一系列变故彻底改变了秦王政的一生。

亲密关系的连环崩塌

一个人的成长跟家庭环境有巨大关系，家是亲密关系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几乎都能从家庭环境中找到源头。君主的特殊性在于家和国很难彻底区分。他们不可能拥有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家事与国事的关系太过复杂，往往会产生很多可怕的冲突。

按照庄襄王的遗诏，年少的秦王在加冠时还不能亲政，国事由母亲赵太后和相邦吕不韦统筹，老将蒙骜、王翦、麃公等人共同辅政。庄襄王的本意是保护儿子平安成长，不料却起到了反效果。秦王政八年（前239），王弟长安君成蛟奉命讨伐赵国，却带着上党郡吏民叛秦，最终遭到无情镇压。兄弟的背叛让秦王政的亲密关系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接下来，与赵太后有旧情的吕不韦担心日渐长大的秦王会怪罪自己，把嫪毐献给赵太后。沉溺于情欲的赵太后居然把情夫嫪毐封为长信侯。秦国庙堂从此变得乌烟瘴气，群臣分裂为吕党和有太后撑腰的嫪党。嫪毐在赵太后为自己私生两个孩子后野心膨胀，居然谋反夺权。刚加冠的秦王政临危不惧，指挥大臣迅速粉碎了嫪毐的阴谋，打赢了人生中第一次恶仗。吕不韦也因当初引狼入室而被免职。

毫不夸张地说，嫪毐之乱让秦王政的亲密关系几乎全部崩塌。母亲为了情夫和私生子居然同意消灭自己，一直信任的仲父居然是嫪毐之乱的始作俑者。这些背叛让秦王政的不安全感爆发，形成了性格中多疑猜忌的成分。当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时，他怒不可遏，在宗室大臣的煽动下，居然下了一道逐客令，把所有入秦的山东士子赶出秦国。这种把内心不安全感迁怒于人的冲动行为，违背了孝公颁布求贤令的这一百年国策。假如他从此自暴自弃，将不会成为那个千古一帝。

自信与自我怀疑交织的矛盾体

从魏都大梁来咸阳的兵家名士尉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尉缭的这段话，被认为是对秦王政为人最精准的描述。以至于没多少人会细究其可靠性。他不告而别，但被秦王政察觉，拦住了。秦王政不但没有因为这番话为难尉缭，反而任命他为国尉。

就在几个月前，秦王政刚下逐客令，却又被李斯的《谏逐客书》说服，立即收回成命。这个转变速度太快，让天下人以为年轻的秦王很情绪化。而尉缭没见过这么礼贤下士的君王，难免会有疑心。不管怎样，他最终还是帮秦王政出谋划策，做了秦灭六国的功臣。

秦王政一生中有很多次立场转变，转变前后有时判若两人。但万变不离其宗，他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在跟恐惧战斗，跟对失败的恐惧战斗。从秦王政升格为始皇帝，他始终是个矛盾体，既有大略驾群才的强烈自信，又有深深的自我怀疑。每次遇到失败，他都会进行彻底的反思。

嫪毐之乱让他否定了父王教的为君之道；韩国间谍事件让他否定了求贤国策；谏逐客书又让他否定了逐客令，重新回归原先的国策，继续重用郑国修渠。对尉缭的礼遇，实际上是他对先前错误的强力修正，也许是用力过猛，反而让对方感到不安。

其实，始皇帝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刚愎自用，他能听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因为对他这种强者而言，胜利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要靠后。为了胜利他什么都会做，他不允许自己犯错，出错必改。所以他能在李信战败后亲自跑去跟老师王翦道歉，而不像秦昭王那样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而不惜逼杀直言进谏的武安君，也不像魏惠王表面上虚心求教实则顾左右而言他。

无论客观上效果如何，他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经过了认真反思。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才能出众的凡人，也会存在不少局限性，对很多错误认识不足。每当他产生自我怀疑时，太容易否定自己之前的努力。这种把事做绝的作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安全感的层层剥离引发暴政

始皇帝在逐客事件后走向成熟，不再疑神疑鬼。但亲密关系的全面崩溃让他丧失了来之不易的安全感。更麻烦的是，他的内心始终处于撕裂状态。他的性格更像秦昭王，他却害怕成为这样的人。他效法的榜样是秦孝公，但孝公的性情跟他相差甚远。这种矛盾促使始皇帝不得不以极强的自律来克制自己冲动暴躁多疑的性格，努力做一个像先祖孝公那样有博大胸怀冷静理智的雄主。

在统一战争前后，始皇帝的心理状态最为健康。与群英共谋大计，开创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文明，让他把性格中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他实现了最大的人生目标，自豪地发明了“皇帝”这个新称号，还在前面加了个他最在意的“始”字。

但是，他没能跟自己唾弃的一面和解，一生未能获得心灵的安宁。早年的心理创伤未被修复，不安全感极易死灰复燃。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他东巡至博浪沙时遭到张良策划的袭击。天下大索十日，竟然无果。他对关东地区失去了安全感，开始转为高压政策。

三十一年（前216）十二月，他下令“赐黔首六石米、二羊”，并与四名武士微服出巡，不料在兰池遇盗，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依然无果。他开始把咸阳也视为战场。为了平息不安，始皇帝更加勤勉工作，东巡时带着很多重要职能机构的大臣，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中央朝廷。他觉得咸阳离东部地区太远，各郡的公文可能与实情不符，于是才这么不辞辛苦地带着“大秦中央巡视组”到故六国地区现场办公。

他强制自己每天批完一石（60斤）公文，否则不得休息。繁重的公务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这个曾经拥有发达运动神经的人，身体每况愈下，越发依赖方术士的丹药，脾气也变得更暴躁。渐渐地，他无法克制自己的阴暗面，不能再维持明君形态，变成了后世批判的暴君模样。

因为对身边的人都失去了安全感，想要隐藏自己的形迹，不给刺客留下任何机会，他下令把“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随着安全感的层层剥离，始皇帝陷入了极度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无法像过去那样包容反对意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大兴土木、滥发徭役、焚书、坑儒等暴政相继出现。不仅六国人，就连曾经忠于他的秦人都对他有怨言。始皇帝绞尽脑汁跟各种反秦暗流战斗，换来的却是帝国统治的风雨飘摇。

始皇帝东巡万里，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各郡县的民生困顿。他病情恶化后咬牙直奔长子扶苏和蒙恬所在的上郡，可见他打算弥补当年迟迟不立太子、还把扶苏赶出咸阳的错误。这是他最后一次自我否定，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给了儿子和老战友，可惜还没来得及传达心声就中道崩殂。

这个一生要强的男人从未停止跟内心恐惧的战斗，只是最终他输了。

秦始皇求仙是为了长生不老？

文 秦梦蒹葭

秦始皇耗费巨资支持徐福入海求仙多年，只为满足个人长生不老的欲望，还是另有隐情？

沉迷求仙问药，追求长生不老，一直都是提及秦始皇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说到求仙，就不得不提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徐福。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齐地人徐市等人上书说，大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有仙人居住在那里。希望能带领童男童女前往求仙。于是秦始皇同意了，就派徐市挑选童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中去寻找仙人。

有趣的是，徐福入海求仙这件事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而就在两年之前，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那时他刚刚完成统一，建立秦帝国，对未来王朝继承方式的设计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此时，秦始皇对于长生不老之说并没有什么想法，他意识到个人的生命终将终结，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希望后世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

那么又是什么让他在仅仅两年之后，就如被洗脑般迅速接受了长生一说，决定要派人入海寻药呢？

贪生怕死还是迫于无奈？

过往人们在讨论秦始皇求仙的时候，通常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他个人恐惧死亡和贪图长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满足他的个人欲望，因而成了他是“暴君”的铁证之一，还给他贴上了“封建迷信”“荒唐自私”之类的标签。

比如吕思勉曾批评道: “奇药何与于治，而与致太平并言？尊方士，侔于道术之士，谓非自私得乎？”

退一万步来讲，其实长生不老一直都是人类锲而不舍的追求，除了秦始皇，古今中外知名的帝王中，炼药嗑药的大有人在。即便科技发展到今天，也仍然有研究续命药的人存在，也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愿意花费大量的资金、大把的时间在保健、长寿、抗衰老等方面，更何况是两千年前的人呢？

秦始皇求仙图 李梦颖 摄

今山东省荣成市西霞口的滨海之地，秦始皇曾两次驾临此地，修长桥、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或许你会说，他最大的问题是身为帝王，取之于民却不用之于民，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用于个人投资，这是自私自利，是暴政。如果确实只为个人私利，那么批判一下也无可非议，只是除了贪生怕死这类比较简单粗暴的解释之外，也有很多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他求仙问药，是迫于秦帝国晚期严峻的政治形势，是因为储君难定；还有人认为，这与秦始皇对于海洋开发探索的情怀以及海洋政治意识有关；甚至有人认为秦始皇的求仙其实关系的是帝国的信仰问题。

那么秦始皇沉迷求仙，究竟是不想死还是不敢死呢？他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

如果仔细阅读史书，你会发现在秦始皇执政的最后几年，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帝国其实波涛暗涌，潜藏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

譬如因南征北战和各种工程建设而征集的大规模人员调动和政策移民；譬如“咸阳人多”以至于需要修建阿房宫扩建都城；譬如自始皇三十一年起米价上涨几十倍的通货膨胀问题；再譬如始皇帝日以继夜操劳国事，还要应对频繁的刺杀（兰池宫遇盗事件、博浪沙狙击事件、高渐离筑击事件）……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深深根植于秦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客观上也是秦朝灭亡的催化剂。在这些不安定因素当中最直观的，也许就是一系列诡异的凶兆：

首先是始皇三十二年“亡秦者胡”的谶语：

《史记·秦始皇本纪》：“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如果说这件事还不足以引起秦始皇的警觉，那么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的天象、“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以及“沉璧”事件，这些接二连三的预兆就真的不那么令他愉快了。

古人其实很聪明，在那个时代已经懂得利用神鬼之说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大泽乡起义中，陈胜就是利用鱼腹藏书和伪狐狸叫打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旗号。

始皇或许已经察觉到了帝国危机四伏的形势，所以他大力支持求仙，如果真能求得长生最好，即便求不得，也能安抚民心，对反秦势力予以回击。

储君难定

秦始皇年近50岁都始终没有确立太子。很多人认为，始皇帝是因为怕死而不想立储君，毕竟直到他临去世的前一刻（前210），都“恶言死”。

但或许恰恰相反，他是因为储君难定而不敢死去。

帝国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始皇帝的个人威势，一旦始皇去世，局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秦二世统治时期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在“坑术士”事件中，作为帝国第一顺位继承人的长公子扶苏因为劝谏而触怒始皇帝，扶苏所主张的仁政宽刑、亲儒远法也许在始皇帝看来并不能解决帝国的问题，扶苏的威望也不足以扛起这个重担。

秦朝的特殊制度使得诸多公子既无爵位也无职务，未曾在朝堂占有一席之地，既没有世袭的势力，也不会有军功傍身。或许在始皇帝心里，不仅是扶苏，他的哪一个儿子都不具备驾驭帝国的能力。

因此始皇帝才不得不延迟储君的确立，同时派扶苏去军中锻炼，他也许是希望借助仙人或仙药让自己还能帮下一代多支撑一段时间，只可惜志向无穷而生命有尽，寿数天定而造化弄人，长生不老终究是场黄粱一梦。始皇的突然崩逝，继承人的交接错乱，使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弊端集中爆发，“始皇帝死而地分”的诅咒最终一语成谶，令人不胜唏嘘。

统一宗教的思想和政策

先秦时期不同地域都有信奉巫鬼的习俗，但是秦始皇对于鬼神的态度却很复杂。一方面对于“恶鬼”他也有所避忌，例如卢生跟他说“恶鬼避，真人至”他也会相信，改称自己“真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并不惧怕鬼神，例如秦始皇曾“梦与海神战”，还射杀巨鱼，可见他在心理上并不敬服神怪，甚至还想要一争高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驽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驽侯大鱼出射之。”

除了统一疆域、文字、度量衡等，秦始皇其实也在试图统一宗教、整合各地山川祭祀，比如在全国设立官方祭祠，非法的祭祀活动会受到惩罚。

这实际上是意图通过宗教的方式统一人们的信仰。根据岳麓秦简记载，秦始皇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了“泰上皇庙”，用以祭祀父亲秦庄襄王。有学者考据，里耶秦简里记载了迁陵县吏的“行庙”活动，“秦更名方”（里耶8-461号简牍）则显示当时祭祀皇帝是沿袭了天帝祭祀的仪式，这可能意味着皇帝等于天帝，始皇帝被神格化。

《史记·封禅书》：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实际上“皇帝”这个名号本身也有“煌煌上帝”的意味，或许秦始皇希望通过个人被神化从而建立起秦帝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那么作为神明的自身就不可以死去，他活着就是合法政权的象征。

统一宗教思想与统一文字、度量衡一样都需要行之有效的具体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巫鬼传说来说，方术士们的海外仙人和长生不老之说更新奇、更具有诱惑力，在政治倾向上也更认同统一的秦帝国，所以秦始皇资助求仙活动也是有一定政治合理性的。

海洋政治意识和海洋情怀

除了统一宗教的需要以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求仙问药是出于秦始皇的海洋政治意识和海洋情怀。

在五次大巡游中，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海边，从北面的之罘、碣石，到南面的会稽，并多次与臣子“议事于海上”，可以说，秦始皇是历代帝王中最重视海洋的皇帝之一。

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秦朝属于水德，“水”就是秦朝的象征，那么对于海洋的向往和崇拜也就不难解释了。

而实际上除了五德终始学说，秦始皇很可能也接受了邹衍在荀子“四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大九州”思想，认为大瀛海环九州之外，还有八十一州广阔的天地空间。

五行相生相克示意图

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仅限于原战国七雄统治的地域，也包括对北河的进取与对岭南地区的征服。尤其是攻下百越，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国的版图在南方超越了楚国原有的疆域，而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也空前延长。

琅琊刻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可以想见，也许在始皇帝的心里，有一个不局限于已知世界的辽阔版图，“六合之内”并不是他全部的理想，南北尚知敌人是谁，东海之外却是不曾被探索过的未知领域，也许在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之后，在“南尽北户”之时，他的目光已锁向了海的尽头。

秦始皇生前为自己建造的陵墓中，设计了人间的六合世界，其中就有水银建构的大江大海。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地宫的设计，表明了秦始皇对大海的向往，至死不渝。而对于海洋之外的探索可能就是他求仙的意图，这也许就能解释，他既希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也要坚定地支持徐福东渡计划的原因。

结语

客观上来讲，方术士是环渤海地区早期航运的主要开发者，因为帝王的长生追求，他们的海洋探索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可以说秦始皇在海上的求仙活动，对于中国海疆史和海上交通史都十分重要，后世对东洋南洋航海之路的开通，不能忽略秦始皇时代的前期功绩。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秦始皇求仙问药一事津津乐道、众说纷纭。不论褒贬，其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多加思考。笔者认为，对于这种耗费巨资持续数年的重大政治决策，如果只以封建迷信和贪图长生这类理由等闲视之，未免看轻了这位千古一帝。

1. 《史记》中徐福被称为“徐市”。

享受秦始皇最高礼遇的女人

文 王凯

秦始皇特别待见寡妇清，不是因为她有钱，更不是因为贪图美色。

着眼浩瀚历史烟云，在古代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这一大背景下，被载入史册的女性不可多得，非贵族出身的平民百姓更是寥寥无几。但有这样一位秦代的女性，她被司马迁载诸史笔，被认为和范蠡、猗顿、白圭等大商贾齐名，生前声名斐然，受秦始皇的最高礼遇，甚至死后秦始皇还为其筑台以供后人瞻仰，为万世之表。这位位极人望、书写千古女性传奇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她和秦始皇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又何以如此恩宠隆渥呢？

《史记》中的巴蜀巨商

《货殖列传》是《史记》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篇，被司马迁用以专门记载从事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堪称我国第一部经济史著作。其中，司马迁记载了不少历史上有名的大商贾，如世称陶朱公的范蠡、以冶铁之利起家的郭纵、孔子的高足弟子子贡、弃官从商的白圭、富甲一方的猗顿、因财而得以封君的乌氏倮等，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本篇的主人公，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一个经营丹砂的女商人——寡妇清。

寡妇清何许人也？

关于她的身世，史书中只留下了只言片语。历史上她虽然被称作“寡妇清”，但真实姓名不明。《诗经·鸿雁》：“爰及矜人，哀此鳏寡。”毛传解释说：“偏丧曰寡。”或许是因为寡妇清的丈夫早死，世人便以此相称。有学者认为，“寡”还有另外的解释。《孟子》说：“老而无夫曰寡。”而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竹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简文说：“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这就是说寡妇清的年龄可能是在60岁以上。据记载，秦始皇曾在寡妇清死后为其修筑“怀清台”，寡妇清的卒年先于秦始皇，年龄可能比秦始皇大。在当时，寡妇清应是一位年老的妇人。

经营丹砂生意的女商人

寡妇清又称“巴寡妇清”“巴蜀寡妇清”“巴清”等，巴蜀是当时巴郡和蜀郡的合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和重庆等地区。《括地志》记载：“寡妇青台山，俗名贞女山，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也。”寡妇清的出生地也据此不远，在今重庆市涪陵区。《史记》记载：“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也有文献记载：“涪陵出丹。”丹就是丹砂，丹穴就是出产丹砂矿穴。丹砂又称朱砂、辰砂，是汞的硫化物矿物。丹砂用途广泛，除了用作颜料和药物外，也是提炼水银的重要原料，是方士炼制仙丹的必备之物，而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丹砂的主要产地之一。据《逸周书》记载，早在西周之时，居住在西南地区的人们就曾以丹砂作为对周王室的贡献。寡妇清以及她的祖先就是利用当地的丹砂资源，开穴掘沙，进而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世家大商。

看起来，寡妇清只是秦边陲之地的一个女商人，与秦始皇完全扯不上关系。那么，历史上寡妇清究竟与秦始皇产生了怎样的联系呢？

寡妇清与秦始皇的八卦

在寡妇清死后两千年，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其戏剧《高渐离》中曾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演义。他将寡妇清设定为比秦始皇小十一岁的女子，并且还虚构了秦始皇贪慕寡妇清美色将其玷污的故事。借由郭沫若和《高渐离》的巨大影响力，秦始皇和寡妇清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民间戏说愈演愈烈，而原本的历史真相却反而更加扑朔迷离了。其实，郭沫若对秦始皇一向没有好感，而且《高渐离》本为文学作品，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和创作也无可厚非，但这是不能与历史真实划等号的。

事实上，对于秦始皇和寡妇清的关系，以及秦始皇礼遇寡妇清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种说法。

炼水银图

《天工开物》明代初刻本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第一种观点：寡妇清有钱

此观点出自于《史记》，司马迁曾对寡妇清有这样一段评论：“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司马迁认为，寡妇清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够受到秦始皇的最高礼遇，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钱。但认真分析起来，事实可能没这么简单。当时的富商大贾数不胜数，能受此千古礼遇的却只有寡妇清一人，这说明寡妇清必然另有过人之处。况且，战国晚期，国家重视农业，往往对商业有所抑制。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颁布了极为严苛的《垦草令》，力行耕战。寡妇清为秦代之人，却因商而财富奇多，受到秦始皇亲自表彰，岂非咄咄怪事？我们知道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武帝用法刻深、急于功利，大臣一言不合就被定罪施刑，而富者却可以用钱财货物自赎免于刑罚。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飞来横祸，锒铛入狱，并因家贫无财而受刑，于是很有可能将愤懑不平之气全寓于书中，以秦始皇嘉奖寡妇清之事来讽刺当时不修仁义只重财物的风气。北宋秦观说：“盖以讥孝武也。”明代茅坤也认为：“太史公只因无钱赎罪，遂下蚕室，故此多感慨之言。”可谓一针见血。

第二种观点：寡妇清的贞洁

《史记》记载：“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颜师古认为：“以其行洁，故号曰‘清’也。”按照这种观点，所谓“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大概就是说寡妇清依靠自己的财富，忠贞不二，在面对侵犯的时候也没有失节。那么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史书专门记载在当时被认为卓尔不群的女子，称之为《列女传》，西汉大儒刘向乃是其鼻祖。刘向所著的《列女传》分七卷，记载了先秦至汉代共约百名妇女的故事。其中卷四为《贞顺传》，选取了十五名谨遵妇礼、忠贞不二的女性。假如寡妇清真的是因为以财自卫，终未再嫁而被秦始皇视作贞洁的典型，名扬天下。那么刘向将寡妇清的事迹编入《贞顺传》乃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但问题是，距离寡妇清的时代只有百余年的刘向，却在《贞顺传》中对此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让我们产生怀疑。实际上，周秦时期，社会对两性的桎梏并不严格，两性关系也较为开放，女子再嫁并不难见。倘若寡妇清仅仅因贞洁就被秦始皇大肆表彰，恐怕也于理不合。

第三种观点：寡妇清受礼遇与秦始皇好长生之术有关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生前多有寻仙问药之举，身死之后也在陵墓中有所体现。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也为考古发现所印证。考古学家们发现，在秦始皇陵的封土表层中有很强的汞异常现象，涉及的面积达到了12000平方米。通过考古钻探，还发现这个异常集中于秦始皇陵的内城中央。这也就是说，秦始皇陵墓内确实有大量的水银。在当时，方士们将水银看作一种重要的炼丹材料，而炼制水银则需要以大量的丹砂作为原料。寡妇清以开穴掘沙为业，正顺应了秦始皇对水银的大量需求。

第四种观点：寡妇清在经济上支持秦国的军事战略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军攻灭巴蜀两国，置巴郡和蜀郡，将其作为攻打占据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重要战地。而后的昭襄王、秦始皇在位期间，与楚多次交战。寡妇清一族身在巴郡，又是地方的富豪巨贾，很难置身于战争之外。而战争又势必要耗费大量的财力，不难想象寡妇清一族为秦国的统一所提供的军资。因此，寡妇清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作为其家族的代表受此殊荣，来见证其家族长久以来所作出的贡献。

寡妇清享受秦始皇最高礼遇的真相

只要经过简单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是财富说、贞洁说，还是炼丹说、战争说，都是看似有理，并不太能经得起细细推敲，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要想弄清秦始皇和寡妇清的联系，看来还得回到历史文本之中发现真相。

寡妇清的身份

由于历史记载中缺少了她的姓氏，一般认为“清”是她的名，而寡妇是她的称号。正如《史记索隐》记载：“巴寡妇清。巴，寡妇之邑，清，其名也。”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在汉代以前，姓与氏是不同的，男子称氏而女子称姓。具体来说，男子所采用的氏+名的称呼方式，而女子所采用的是名+姓的称呼方式。例如，“姜子牙”是吕氏名尚，姜姓，字子牙。因是男子，所以当时只能以氏+名来称呼他为吕尚。又如，褒姒是姒姓，名褒，因是女子所以是以名+姓来称呼。到了汉代，姓氏合一，司马迁不明就里，犯下了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的错误。这样来看，寡妇清的清才是她的姓，寡妇只是称号罢了。清姓是当时巴人的一个大姓，并且更可能是古巴国王族之姓。《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枳就是涪陵，是巴人的旧都。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再回过头看寡妇清和秦始皇的联系，历史似乎就开始清晰了起来。

秦对巴的统治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但秦国在巴的统治却并不稳固。根据史书记载，在秦昭王时期，巴人曾经爆发过一次叛乱，其规模之大，波及周围四个郡县，死伤上千人。在平息叛乱之后，秦甚至因此改变了在巴地的统治方式，不仅与巴人制定盟约，还免除了一定的赋税。秦汉之际，刘邦更是以巴人为先锋，屡立奇功，大破三秦。从秦昭王到秦汉之际，在最多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巴人就曾两次大规模反抗和斗争。更可怕的是，巴人天性劲勇，作战凶猛，战前喜好歌舞。这种舞被称作“巴渝舞”，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军舞，闻名天下。

在当时，巴人的社会形态还处于聚族而居，以大姓君长为首领的阶段。作为巴人王族后裔的寡妇清，她所代表的巴人王族的势力和影响力，背后不仅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更可以影响到千千万万的巴人百姓。自从秦昭王时期巴人叛乱之后，秦国就改变了统治方式，暂时放弃了在巴地全面彻底地推行郡县统治，而是转而改用羁縻的策略。秦通过巴人的大姓君长作为中间人，以巴治巴，从而实现了巴地的稳定。而寡妇清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代表人物。寡妇清能受到秦始皇的最高礼遇，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财富，也不仅仅是由于她和她的家族在战争中长期对秦的支持，更不单是因为她的贞洁，而是由于秦始皇希望通过对寡妇清的表彰，在边疆民族地区树立起一个光辉典范，从而稳固秦帝国广袤的边疆地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史记》的记载：“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回想起关于寡妇清的几个谜题，所谓的“用财自卫”是保卫什么？“不见侵犯”又是抵抗住了谁的侵犯？秦始皇为什么要表彰和礼遇寡妇清？

一切都一目了然了。

加工丹砂图 《天工开物》

明代初刻本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秦始皇的音乐情怀

文 罗律

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是只知征战四方的一介武夫，却不知他是一个地道的“乐痴”，曾冒着被刺杀的风险听音乐。

如果给历史上被误解最多的帝王做一个票选，秦始皇估计可以毫无悬念地杀进Top3（前三）。他一生马不停蹄地创下了无数功绩，可最后大家对他的赫赫功绩集体眼瞎，反倒是给他扣了一顶“暴君”的帽子，一戴就是两千多年。连鲁迅也忍不住为他叫屈：“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总之，关于秦始皇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他业务能力突出，是一个一天不批完60斤竹简就不肯去睡觉的变态工作狂；他爱看戏，爱养马，还时不时就举办一下扛鼎比赛释放一下自己的洪荒之力。他在爱好方面既博且专，样样精通，绝非玩票性质，尤其是在他的首席爱好——音乐方面，称得上一个“骨灰级”的“音乐发烧友”。

音乐宣言：死了都要爱

秦始皇热爱音乐到了什么程度？打一歌名。——死了都要爱。古代没有手机，也没有MP3，秦始皇发愁自己到了下面听不到音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乐队带进陵墓。2001年，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中出土了46件青铜水禽和15件大型陶俑。有专家分析，陶俑们似乎在演奏乐器，用音乐驯化水禽，以使水禽能够按照人的意愿优美地舞动。整套青铜水禽就像一个小型乐队，在满是兵戈战马的秦始皇陵中是一个独特而闲适的所在，真是“我欲驾鹤西去，又恐无Rock & Roll（摇滚音乐）”。

事业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音乐故，两者皆可抛

想不到为了防范被人行刺而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秦始皇，也曾出于对当时的一个流行乐器——筑的爱而不惜在危险的边缘试探。筑是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类似于今天的小提琴，在战国时期很流行，秦始皇非常喜欢听击筑之声。

青铜鹤武

丽娜，付建，郭艳。秦始皇帝陵青铜水禽坑[J].大众考古，2015(4).

荆轲刺秦的事情不必多说，结局大家也都懂。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大师，击得一手好筑。他是荆轲的好朋友，当初燕太子丹与荆轲密谋准备刺杀秦王嬴政时，太子丹在易水河畔送别荆轲，负责在旁边击筑提供BGM（背景音乐）的人就是他。荆轲听到音乐后也很配合地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现在想想，他当时演奏的曲目很有可能是《凉凉》。

后来荆轲刺秦失败，秦王嬴政大怒，直接派兵把燕国给灭了，并追捕荆轲的一众好友。高渐离也吓得赶紧下线，注销一切社交账号，隐姓埋名藏于某大户人家做起了宾客。在打工期间，该大户人家有时也击筑取乐，高渐离听到他们击筑的水平太次，就时常职业病发作，忍不住要吐槽一下。结果有人听到后就告诉了主人，主人就说你行你上，高渐离技痒难耐就秀了一把，击筑而歌，结果技惊四座，在座者无不为之吸引陶醉。

高渐离名气越来越大，慢慢地传到了已经统一天下的秦朝皇宫内。于是，高渐离凭借着击筑这项技能加成，就像开了外挂一样，直接被人引荐到了秦始皇跟前击筑。有人向秦始皇打小报告，说高渐离是荆轲的同党，按道理这样的重度嫌疑犯应该直接拉去枪毙，但秦始皇竟然犹豫了，他踌躇再三，最后竟“惜其善击筑，重赦之。”后来只是派人把高渐离熏瞎了眼睛，仍然把高渐离留在皇宫继续为其击筑助兴，让人禁不住感叹真是“乐令智昏”。

一天，高渐离又奉召进宫为秦王击筑，当他演奏到酣畅淋漓之际，一向小心谨慎的秦始皇竟然在听到高潮的时候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他的面前，高渐离趁机突然离座，举起灌满了铅块的筑朝秦始皇的方向砸去。可惜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秦始皇又一次受到主角光环的庇护，成功躲过一劫，高渐离和荆轲一样被击杀在了秦廷之内。秦始皇亲自向我们示范了什么叫用生命在听音乐。

始皇歌单：既爱“真秦之声”，也爱“异国之乐”

打开始皇的歌单，你会被它的类型之广阔、风格之前卫所震慑，其中既有比较质朴大气的“击瓮叩缸弹筝搏骸，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有细腻靡靡的秦以外中原的“ 《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的异国之乐”。

秦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把其他诸侯国好的政治思想、礼乐典制、文化艺术等都吸收过来，成为秦文化的一部分，促成这样的局面，李斯可谓功不可没。李斯真不愧是最懂秦始皇的大臣NO.1（第一人）,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在纠正老板收回错误决定上，他可谓是挖空了心思。他在《谏逐客书》上列举一系列不产于秦地的玩好之物，如《郑》《卫》之乐。聪明如李斯，抓住了秦始皇爱好郑卫之音这一点，论述了异域音乐与国家吸纳人才之间的联系，成功地说服了秦始皇，也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可谓一举两得，非常机智。

“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在听音乐方面，秦始皇一直坚持自己的一套审美，坚持不走寻常路。在当时的乐坛，作为旧时贵族爱好之一的雅乐日趋消亡，而新兴的俗乐——郑卫之音则风头正盛，两股势力斗争十分激烈。然而当时的秦贵族集团仍然受周朝礼乐制度传统思想的束缚，俗乐被称之为“靡靡之音”，大臣们就算喜欢俗乐，也只敢私下偷偷地听，而秦始皇作为一国之君，不仅公开宣称自己爱听俗乐，还命令李斯把士大夫反对的俗乐推到了雅乐之前。这一举动非常之大胆前卫，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就像那句歌词唱的，“我们的爱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给予他的勇气。

建立乐府：音乐上的集大成者

除了音乐鉴赏水平高之外，秦始皇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秉承着“如果爱，请深爱”的人生原则，秦始皇致力于把自己喜爱的俗乐发扬光大。为了追求艺术享受和艺术效果“快意”“适观”，秦始皇把长期流行于中原各国的民间音乐移植到秦宫中。除了把俗乐推到雅乐之前外，秦始皇还把所有的雅乐均加以修改，只是把《昭》《虞》《武》《象》一些乐舞看成是所谓的雅乐保留下来。秦始皇把原来的西陲音声与中原各国的郑卫之音等再一次融会贯通，便形成后来的“秦声”。

秦乐府钟

晓丛，关文。“秦乐府钟”一个关乎学术与刑案的故事[J].收藏界，2002(5).

为了更好地管理自己喜欢的俗乐，秦始皇还建立了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乐府。乐府铜钟和乐府遗址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秦代已经有了乐府，而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在汉代，“乐府”的具体任务是：搜集民歌，创作新声，填写歌词，改编曲调，编配歌唱，演奏音乐，训练乐工以及研究理论等，以供宫廷帝王将相们观赏享用。

关于秦代乐府的职能，史书缺乏直接记述，但间接资料却不少。所谓的汉承秦制，意思就是汉代的那一套都是抄袭了人家秦始皇的。秦乐府的建立极好地解决了当时雅俗共赏这一矛盾，使俗乐更好地得到了发展。因此，秦始皇建立乐府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举措大大地发展了音乐文化，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有着同样的意义，这是秦始皇“大一统”思想在音乐上的具体体现。

秦始皇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绝对有迹可循。回顾秦始皇的童年，八岁之前他一直同母亲赵姬生活在赵国邯郸。战国时期的郑卫乐舞十分繁荣，赵国风俗类似郑卫，位于漳、河之间的大都会邯郸自是艺术气息浓厚。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本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子，《史记·吕不韦列传》形容她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也许在秦始皇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时，就听着母亲所哼唱的赵国歌曲入睡。在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下，他对于音乐的爱好就这样在心底生根发芽了。也许只有在音乐面前的他，才能够暂时卸下心中承载的重担和防备，做回一个沉迷于音乐的普通人，而不再是人前那个遥远而冷冰冰的帝王。

秦始皇爱吃鱼？

秦朝饮食文化知多少

文 北有嘉鱼

盘点秦朝餐桌，没有现代的烹调技术，但也鱼肉蛋果蔬酒应有尽有。

秦始皇和鱼的二三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方士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积年无成，于是谎称蓬莱仙药被大鲛鱼所困。秦始皇受到徐福的启示，把海中的鲛鱼当成了阻碍自己求仙的恶神，于是命手下携带捕鱼工具出海，并在之罘附近的海域亲自用连弩射杀了一条大鱼。

事实上，这位“千古一帝”和鱼的缘分远不止如此。

据说，秦始皇在沙丘崩逝后，丞相李斯为了稳定政局，决定秘不发丧，就找人将一石（60斤）鲍鱼置于车中以掩盖尸体腐烂的气味。《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这样写道：“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此事乍一看无甚不妥，可仔细一想却颇具疑点：皇帝巡游的车队里，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石气味可以和尸臭媲美的臭鱼，李斯难道不怕“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吗？随行人员又为何没有表示异议呢？

原来，鲍鱼并不是保存不当而腐烂的鱼，而是一种在当时十分受欢迎的特殊美食。制作鲍鱼的方法称作“䐿”，指的是将食材埋藏在容器中或地下使其腐烂发臭的特殊技法。那么，李斯能成功地用鲍鱼“乱其臭”，会不会是因为秦始皇在生前对鱼类菜肴十分钟情呢？

其实，在我国的福建、浙江、广西等地流传着秦始皇喜欢吃鱼的说法。据说，鱼丸和桂林米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美食的诞生还与之有关。传说固然有夸张演绎的成分，但鱼类在秦朝确实已经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盘中餐，“炰鳖脍鲤”就是当时公认的用于招待朋友的美味佳肴。秦地淡水资源充足，黄河、泾河、渭河等水域中孕育了大量的淡水鱼，所以秦人大约自古就有捕鱼、食鱼的习惯。而《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养鱼发家致富，富比千户侯的人，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鱼产品的重视。

据悉，秦始皇执政期间，曾多次命地方官向中央进献贡品，其中也不乏鱼的身影。这些也被《里耶秦简》一一记录了下来。其中提到的鲛鱼、魿鱼和鲈鱼除了在药用和装饰方面的价值外，都是可以食用的美味。

里耶秦简中有关鱼的记载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除了满足食欲，鱼在当时似乎已经演变成了人们美好企愿的象征，代表着丰收和喜庆，就连秦始皇下令建造的阿房宫上，也雕刻着鱼纹。时过境迁，阿房宫早已随秦始皇长眠于地下，只留下一枚残破的鱼纹瓦当默默地等着人们去发掘它的主人和鱼之间的不解之缘。

由鱼引出的秦朝餐饮文化

鱼类

有学者统计过，单《诗经》中出现的鱼名已有十二种。秦时的鱼除了品种丰富，烹制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将鲜鱼去鳞，按照菜式要求切成大块、薄片或者细丝，或以釜煎，或以甑蒸，或蘸芥末酱生食，或用盐和米腌制成鱼酱，或和粟、麦、稻、豆等粮食一起熬煮成羹，或是在用蜂蜜和饴糖渍好后裹上花椒、姜和盐烤熟。让人好不垂涎！

肉蛋类

秦国地处西陲，因此，除食用水产外，早期秦人的饮食可能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而以肉类居多。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秦人的肉食来源不仅包括家养的“六畜”——马、牛、羊、猪、犬、鸡，还有狩猎所得的野禽与野兽，如大雁、鹰、野兔、麋鹿、野猪等等。“家二母彘，五鸡”似乎是当时普通家庭的标准配置。贩卖和食用狗肉也十分常见，战国时期的著名刺客聂政和汉初名将樊哙都曾经以“狗屠”为职业。

除了宰杀后食用肉类外，人们还会获取蛋、奶等副产品。《礼记·王制》中提到，庶人祭祀祖先时需“韭以卵”，指的就是用韭菜搭配鸡蛋。秦汉时期，人们对乳制品的营养价值有很高的肯定，除了饮用鲜奶外，还常发酵制成乳酪。甚至在九卿之一的太仆属官中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制作乳酪的职位。

蔬果类

韩非子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现代人讲究膳食平衡，古代人也不例外。葵、韭、藿、薤、葱是当时最重要的五种蔬菜，诸如芋、山药、藕、蘑菇、木耳、竹笋、芥菜、苋菜等现代常见的蔬菜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搬上了人们的餐桌。由于厨具的限制，炒菜尚未出现。不过，将蔬菜煮成菜羹，浇在麦粒、粟或稻米制成的饭上，倒是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盖浇饭”相媲美，这样的吃法在当时被称作“饡”。

和蔬菜一样，秦时的果品也种类繁多。仅《诗经》中出现的就有枣、棘、栗、郁、薁、葛藟、枸、甘棠、榛、瓜、瓠、桃、木瓜、木桃、李、梅、唐棣、桑、苌楚等，分别对应今天的枣、酸枣、板栗、郁李、蘡薁、野葡萄、枳椇、棠梨、榛、田瓜、葫芦瓜、桃、木瓜、毛叶木瓜、李、梅、唐棣、桑、猕猴桃。有的可以趁新鲜吃，有的也可以晒干做成果脯，有的水果还会被制成调味料，如用于提供酸味的梅子，还有可以制糖的甘蔗与发芽的大麦等。

酒类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中写道：“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嘉鱼需配美酒，在秦朝，无论是宴请宾客还是祭祀祖先，酒都是不可或缺的。2018年在陕西空港新城的一座秦人平民墓葬中出土的酿造酒，就是当时酒文化繁盛的例证。

秦酒主要用粮食酿造，黍、稻、秫（高粱）都是当时常见的酿酒原料。其中，酎酒香醇，是指经连续投料反复酿造而成的重酿酒。秦二世即位后，有大臣提出，天子应当“奉酌”来祭祀始皇庙。经考证，这里的“酌”就应该指的是酎酒。酎酒酿造工艺复杂，且酒量不好的人可能难以消受其“烈性”；而醴酒味甜，度数较低，往往只需一宿便可酿造而成，因此则更受寻常百姓的青睐。

和两周时期中原流行的爵、角、觥、钫、卣等不同，秦人饮酒器具的造型偏重简单、实用，以卮和耳杯为主。卮呈圆筒状，侧面有单环形耳，容量最大的“斗卮”可以装大约两升液体。耳杯则是椭圆形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以木制和漆制为主。有人认为，秦人餐具的简约风格可能和其崇法尚武、讲究实用主义的文化有关。

食匕的演化

殷商

西周

春秋

战国

商代至战国的食匕

1.河南郑州二里冈

2.山西夏县东下冯

3-5.山西石楼义牒、褚家峪、外庄村

6、7.殷墟妇好墓

8.陕西扶风庄白

9.北京房山琉璃河

10.陕西永寿好畤河

11.河南洛阳庞家沟

12.陕西宝鸡茹家庄

13.湖北随县刘家崖

14.山东滕县后荆沟

15.河南淅川下寺

16.安徽寿县蔡侯墓

17.陕西宝鸡福临堡

18.云南祥云大波那

19.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20.四川成都百花潭

21.四川新都马家

22.云南晋宁石寨山

23.河北邯郸百家村

24.山西长治分水岭

25.四川青川郝家坪

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J].考古学报，1990(3).

关于社会各阶层的餐制

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的饮食也有很大区别，这在用餐制度、饮食水平以及餐具的使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多处出现“旦半夕参”的字样，可见当时社会上通行的是一日两餐。提供给徒隶、下层官吏和仆从的餐食十分简便，不过是不同数量的口粮、酱和菜羹。另外，马和牛是重要的驮畜和耕畜，受到严格的保护，对此秦律中也有着十分详细的规定，例如：牛、马残疾或死亡应及时向县里报告并将尸体上交；用牛耕田而导致牛的腰围瘦了的，每瘦一寸要将负责人笞打十下。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牛肉和马肉恐怕难以出现在餐桌上。

相比较而言，诸侯等上层阶级的饮食则要豪华许多。据说，诸侯要吃朝、日中、夕三餐，而皇帝的饮食则更加奢侈，甚至还有一日四餐之说。不过，也有人认为多出的1-2餐指的是点心等次食，而非正餐。《周礼·天官·膳夫》把天子的饮食描写为“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品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虽然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足见上层社会饮食的奢华。

虽然酿酒技术在秦朝已经相对发达，但秦律中对农人买酒有着严格的禁令，朝廷对酒也加了高额的赋税，税率甚至高达商品原价的十倍之多。《商君书·垦令篇》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因此，不是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地把酒言欢。不过，宫廷中的宴会显然不受这些限制。班固就曾用“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来形容秦汉时期的宴饮。秦始皇在位时期也曾多次举行酒宴，如秦王政十年（前237）时，齐国和赵国派使臣来“置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时，在咸阳宫举行酒宴，有七十名博士上前祝酒。

秦汉时期，人们进食时常使用箸、匕、匙等餐具，其作用基本相当于我们现代餐桌上的筷子、餐刀和汤勺。箸又称“梜”，可以用来夹取汤羹里的蔬菜，常和匕配合使用。匕前端呈扁平的舌状，最初用于切割和挑取食物，后来也用来舀取汤羹，从而进一步演化成凹形的匙。从出土文物来看，春秋战国时的箸主要是金属制，到了后面逐渐变成以竹制和木制为主。在材料上普通百姓使用的餐具一般由比较便宜的材料做成，而漆器、玉、象牙等比较昂贵的材料则只是上层阶级的专利。此外，在当时，王公贵族似乎还有用两叉的餐叉来吃肉的习惯。

甗示意图

曾令斌，黄玉洪，熊燕等。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2(3).

秦人的服装

文 左丘萌

秦人尚黑，但不都穿成黑色。楚人引领了当时的穿衣时尚。

说到秦时代人们的衣着形象，大家也许会立即联想到古装电视剧中有如蒙尘般灰扑扑、质地粗糙的影视服装，仿佛若不如此这般，就无法体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感”。不过，这和真实的历史，却存在很大的距离。先秦时代的纺织工艺水平远高于现代人的想象，而且上到王侯贵胄，下到黔首百姓，因阶层不同，他们的服装无论式样还是材质也都存在着差异。

贵族的服装

秦自东周立国到统一六国，前后500多年。贵族服装的流行时尚也经历了几次大的改变。

在遥远的西周时代，贵族们的服装采用衣裳式样，上着衣，下着裳，是一种上下身分别穿着的服制。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式服装。这是将原本不相连属的上衣下裳连作一体，“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深衣最主要的特点是“续衽勾边”。对照文物形象便可知晓，“续衽钩边”是指将衣领延长，顺着腰身裹向身后，形成勾曲一角的状态。此种服饰较衣裳方便。《礼记》赞它“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因此得以广泛流行。只是其仍不如衣裳制度正式。贵族们有“朝玄端，夕深衣”的说法。

战国时代的深衣

（湖北沙洋塌冢楚墓出土俑像）湖北省文物局编。沙洋塌冢楚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贵族们的流行时装仍是在原本深衣的基础上进行精致化。此时周、秦、齐、魏、中山以及南方楚国的文物所反映的服饰形象都非常类似，不外乎是将深衣的衣袖增大、衣身加长。

楚地服饰

楚墓出土漆奁上的人物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 包山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1.

以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实物为代表。虽史称楚为“蛮夷”，此时楚服却与中原制度实无大异。平铺时这些衣物呈现衣襟在身前直垂而下、下摆平直的特征；但具体穿着时，长长的衣领可以绕到身后，却因为衣服过长的缘故，内外衣襟在足前形成“入”字状弯曲的交叠；身后则又拖出一扇褒博的下摆。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一件绘有人物出行图的漆奁，人物装束形象可与出土服饰实物对照。

到了战国末期，又有新的时尚在楚地产生。传说当时某位楚王喜爱衣领宽广的服饰，国人纷纷效仿，衣领越变越宽到了把颈脖遮住的程度（“楚王好广领，国人皆没颈”）。在秦一统天下之后，这般时尚也传到了秦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秦俑的脖颈部分都被中衣宽大领边堆起遮掩。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记录当时案件的竹简《封诊式》中的一则盗窃案中特别记载道：男子丙偷盗了丹黄色帛面夹衣一件，有帛里，领和袖有宽大的缘边（原简文：缇复衣，帛里莽缘领袖）。

湖北马山楚墓出土服饰实物平铺线图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这一时期的服饰实物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多件服饰实物，衣领均是极为宽大，应正是继承自战国后期的服饰风格。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于服制，首先废除先秦礼制中原本将衣裳作为礼服的制度，正式衣着主要采用“袀玄”式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衣服、旄节、旌旗皆上（尚）黑”。尚黑就是以黑色为上等，所谓“袀玄”，便是上下皆黑的深衣。先秦原有的一套深衣制度，此时得以制度化，取代衣裳制度升格成为正装。这种正式服装，都是上下相连、衣领延长可以绕到身后的的式样。

秦贵族男性服装

左丘萌 绘

服装的层次则继续沿用了先秦的礼制规定，即所谓“中衣”“裼衣”的制度，里外共计四层衣物：第一层：最内是贴身的内衣，称作“明衣”；

第二层：根据季节冷热斟酌加减衣物，或是厚的袍、裘，或是薄的素纱；

第三层：再外则加“裼衣”，是较为华丽的礼服，通常以锦绣制作，外穿时称为“见美”。裼衣一名是专指露出华丽衣纹的时候而言。

第四层：处于更正式的场合，或需展示敬意或谦逊的态度时，仍需在裼衣外另加“上服”，上服通常是单色服装，将裼衣的华丽花纹掩盖，以“袭”为“充美”。此时裼衣又可称中衣，中衣一名是对外面罩了一件上服、相对服装层次处于中间而言。

因正装外衣的色彩已确定为黑色，秦朝的贵族们便主要是围绕中衣露出的领缘来做文章。领边通常以最为精美的刺绣或织锦制作。秦都咸阳的宫殿遗址发掘时，在一处窖穴中曾出土有一包丝绸服装，其中包括单衣、复衣（双层无夹里的衣物）与絮丝绵的夹衣三种。其单衣质地细密，以单纹绢制作；复衣与絮丝绵的夹衣面为平纹绢或绢地上刺绣，以织锦缘边。

秦贵族女性服装

左丘萌 绘

咸阳宫壁画

在秦都咸阳宫殿遗址的壁画中，有一组几乎与楚地出行图一致的人物仪仗形象，人物均是大袖低垂，腰束宽带，身后曳起宽大的衣裾。

咸阳宫遗址壁画

金维诺主编。中国美术全集：殿堂壁画（一）[M].合肥：黄山书社，2010.

平民的服装

与穿着褒衣大袖式深衣的贵族们不同，平民百姓们的服装就要简朴得多，而且以短窄实用为追求。与贵族们以精巧丝绸裁制的长裾广袖式服装比起来，其悬隔不啻天壤。百姓们的襦衣长度多在膝盖以上，远短于贵族所用的深衣。

北京大学收藏的秦代简牍中，有一篇女子写给从军爱人的书信，信中写道：“牽又賫公子褻小帬一，公子有（又）弗肯受有（又）辞。牽非愛此也，直欲出牽之所著，以傅公子身也。”（我又赠给公子我贴身所穿的小裙，公子又不肯接受而推辞。我不吝惜它，是因为想拿出我所穿的衣服，让公子穿在身上不要忘记我。）

从出土简文可以推知，百姓日常所穿是以丝布裁制成的裙襦，而且男女服制接近，女性的裙装男性也可穿用。

《制衣》中提到的一种制法“交输”，涉及到当时百姓间的流行衣式时尚——他们的襦衣、裙装都不能像贵族那样拖曳出宽大的衣袖、裙裾，却有一种“交输”的特别装饰法。这是将整幅的长方形布幅斜切成上窄下广的∠状，再拼缝于衣身两侧，使服装在身后呈现出“燕尾服”的状态。这种交输式燕尾，在秦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卒，他们所穿的襦衣的内外衣襟都绕到身后垂下一角，形成了燕尾之状。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四号墓出土有两方木牍，是秦时两个士兵的家书，他俩都在信中向母亲要钱要衣。其中一个名叫黑夫的士兵在信中的写道：“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大意：儿子黑夫又给母亲写信：给儿些钱吧，顺便把夏天的衣服也给我捎来。信到后请母亲看看安陆市场所卖丝布若是便宜适合做夏衣的，一定要给儿做一套，和钱一起捎来；若是丝布贵，那多给些钱，儿在这里自己买布让人裁衣。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去淮阳，攻城要很久，不知是否会受伤，希望母亲多给些钱。）

另一方木牍则是名为惊的士兵所写：“……钱衣，愿母幸遗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大意：……钱和衣服，希望母亲能寄来五六百钱，还有好布至少要二丈五尺。我在借垣柏的钱用，家里再不寄钱，就死啦！急急急！）

而且从秦俑的彩绘来看，秦人的衣物也不总是如历史记载、贵族阶层那样“尚黑”；军人的衣服也如黑夫在家书中所写那样，往往是由各家自备，色彩很难统一。五颜六色，才是百姓们服装真实的状态。

关于服装的风俗

在秦人看来，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裁制衣物与穿上新衣的日期也都有着良辰与忌日之别，需要特别注重选择吉日。

在特定的吉日里裁衣，会给衣物的穿用者带来诸如“媚人”（衣服漂亮讨人喜欢）、“灵”（带来福气）、“安于身”（衣服合体，穿着舒适）、“多衣”（生活富足，有很多衣服）、“衣丝”（升官发财穿上好衣服）等好处；甚至还有巫术认为在特定日子里做好衣裳，穿上裳裙向西走后又向东行，接着坐下饮酒，就可以免除兵刃伤害。而在忌日裁衣，会导致“必死”之类的恶果。

秦始皇的朋友圈

呼葱觅蒜 绘

面壁者王翦

文 张不叁

他“统一六国，战功居最”，却得以从多疑的始皇手下全身而退，是战国名将中唯一善终者。

王翦

生卒年不详，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人。秦代杰出军事家，继白起之后秦国又一名将。他幼时即爱兵法，率兵横扫三晋，大灭楚国，为秦统一六国立下了盖世之功，与白起、李牧、廉颇并列战国四大名将。

琅琊刻石载：“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这段文字还记载了随皇帝一同出巡的大臣们，排在最前两位的名字是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他们正是秦时大将王翦的孙子与儿子。（王离承袭了王翦武成侯的爵位）王翦，横扫三晋、与其子王贲连灭数国，王氏一门三代封侯，秦始皇更是尊其为老师。他到底凭着怎样的能力和智慧，使得秦始皇对其信任有加呢？

老而弥辣的洞察力

公元前224年，一队声势浩大的车驾开出咸阳宫，一路向北而去。

辚辚车马声回荡在关中原野，车中的秦王政无心观赏沿途景致，只是忧心忡忡地闭目凝思。这是他即位的第二十三年，持续了七年的统一战争原本形势大好。以秦王十七年（前230）为起点，秦军以一两年灭一国的速度强力推进着统一大业，相继灭韩、赵、燕、魏四国，直到灭楚之战的到来。

从秦惠文王时期起，楚国就是秦国多年的手下败将而且这次领军的李信是秦将中的后起之秀，深得秦王赏识。

谁也没想到，这次楚将项燕采取了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策略，李信统领的秦军在初期攻克楚地一些城邑后，很快因兵力不足陷入苦战，楚军从四面八方汇集，对秦军展开三日三夜的连续追击，最终以秦军惨败而告终，甚至整个统一大业都可能因此中断。

回首战前的部署，隐患早已埋下。灭亡四国之后，秦王特意召开廷议，与满朝大臣探讨灭楚的进军方略，也由此引发了那段关于兵力的著名争论。当时李信认为，不用二十万人就可以灭亡楚国，这也符合秦国朝野的认知。老将王翦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他说，非六十万人不可。

这个数字显然远远超出秦国君臣的认知，秦王之所以没有认可，并非人们猜测的，担心王翦会拥兵作乱，而是因为六十万兵力实在对国力消耗太大。

最终，秦王采纳了李信的主张，并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王翦知道自己和儿子已连灭三国，战功超过了秦国任何一位将领，为平衡朝局，秦王必须启用新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时代早晚要过去，该有年轻将领接班了。因此王翦没有继续提出异议，并且回到故乡频阳，开始了养老生活。

如今，事实狠狠教训了秦王政，秦国为此付出了数以万计血肉之躯的代价。灭楚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陷入震惊和悲痛，盛怒中的秦王政不得不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亲自前往频阳，力邀王翦重新出山。

他要亲手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

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

在频阳东乡，秦王见到了王翦，不难想象他的尴尬与难堪。史料记载，秦王向老将军承认了自己对战局的判断失误，表达了请求他重新出山的渴望：“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

王翦没有贸然答应：“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只要是对秦国历史稍有了解，都该为这个回答捏一把汗。秦昭王时期的名将白起正是以患病为由多次拒绝领兵，最终被恼羞成怒的秦昭王贬黜并赐死。殷鉴在前，王翦清楚拒绝秦王可能招来什么后果。面对王翦的拒绝，秦王依旧在坚持：“已矣，将军勿复言！”

王翦却同样在坚持：“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

秦王见王翦

刘兔子 绘

楚国的领土几乎占据整个南中国，江南地区更远没有后世的繁华，到处是荒无人烟的密林和水泽，征服这样的土地绝非易事。王翦之所以要求重兵出征，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只有重兵出征，才能保证扎实的胜利，最大限度节约将士们的鲜血。

战争不是自娱自乐的博戏，而是将士们实实在在的浴血拼杀，每一场失败都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生命的牺牲。所以作为三军司命的统帅，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最终胜负，只要能取得胜利，手段如何根本不重要，统帅所谓的将才更不重要。而在名将林立的战国之世，王翦才是最明白这一道理的人。

这个道理，秦王直到李信惨败后才明白，他再无犹豫，当场同意了王翦的要求，“为听将军计耳。”还亲自到灞上为王翦送行。

临行前，王翦故意请秦王赐予自己许多田宅苑囿，理由是身为秦将，即便有功也不能封侯，只好为子孙多多请求田宅以为生计，秦王大笑着应允。即便如此，王翦仍未罢休，刚行军到函谷关，他已前后五次派出使者，继续向秦王请求赐田。左右随从问：“将军这样不怕被当成乞讨吗？”王翦的回答居然是：“秦王凶暴而多疑，如今把举国兵力交我一人之手，我不这样做，难道要让他怀疑我有更大的野心？”

以王翦的政治智慧，很难想象他会公开批评秦王，即便这个回答是真的，王翦是在故意做秀，其做秀的对象也更可能是整个天下，他希望那些以“拥兵自重”为由攻讦自己的人明白：自己对权欲毫无兴趣，唯一的愿望只是成为一名富家翁。

短暂的停顿过后，秦国战车重新辚辚启动，同样重启的还有老将王翦戎马一生的最后篇章，它也将是秦国统一战争的最强音。

超乎常人的铁石心志

举国秦军开始向楚国淮北地区集结，此时距李信失利还不到一年，秦国丝毫不受上一次惨败的影响，体现出强大的战时动员能力。

可以想象那是一幅何等壮阔的画面：各郡县的驻军在“尉”的带领下向前线进发，里典、伍老捧着户籍簿从各“闾”“里”逐户征发新卒，各大工程暂时停工，一批批城旦、隶臣脱下赭衣解除刑具，换上战袍拿起武器。敖仓的仓廪悉数打开，金黄的粟米秣草倾泻而出，被逐一装袋运走。宜阳铁坊的炉火不分昼夜在跳动，打铁声响彻夜空。淮北的对峙最前线，无数士卒担土、夯筑、掘沟的身影来往上下，一节节夯土城垣拔地而起，一段段既阔且深的壕沟环绕其外，一座座望楼俯瞰原野，连绵的军帐一望无际。这样浩瀚的忙碌景象，只有在三十多年前的长平之战中才能见到。

楚国自然不敢怠慢，项燕再度成为主将。《史记》称，楚国“乃悉国中兵以拒秦”。

然而当楚人严阵以待、做好决战的一切准备后，他们却发现秦军迟迟没有进攻的打算，而是终日躲在壁垒背后无所事事。那位名满天下的敌军统帅，每天做的最多的也并不是处理各种军务，而是与军官们沐浴、宴饮、闲谈，还经常逐营巡视士卒，与他们一同吃喝。这让楚人，或许也让秦人费解不已。

日子一天天过去，淮北战场始终没有战事，每天却要消耗掉惊人的粮草，无论对秦国还是楚国，都已形成沉重的负担。任何一场长期对峙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针对双方统帅的流言和反间计。不过从结果看，秦王政并没有因流言所动，说他对王翦保持了绝对信任也好，说王翦之前请田的举动富于先见之明也好，这对君臣并没有暴露出足以影响战局的矛盾。

《尉缭子》有云：“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奋也。”所谓“兵贵精而不在多”也正是这个道理，“精”不仅仅指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强，更是在夸这支军队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士兵们圆满执行将领的意图，最大限度发挥出战斗力。

秦军同样如此。六十万大军是从各地郡县抽调的，彼此完全不熟悉，各种协同配合更无从说起，仓促开战同样有可能落入“百万之众不用命”的陷阱，只有经历长久的整合才能发挥战斗力。然而现实条件并不允许王翦抽出时间专门整合大军，这样会使楚国得到喘息。利弊权衡之后，王翦最终做出别出心裁的决定：一方面摆出灭楚的架势，使楚国不得不全力应对自己；同时却又不急于开战，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潜心整合军队，直到六十万秦军真正融为一个整体。

这才是王翦迟迟不肯展开决战的真实意图。他就像《三体》中的面壁者，孤身对抗着全世界的误解，他的对手是项燕，是楚国，是秦国，是全天下，但说到底是他自己。这是他与自己心灵的较量，他以远超常人的铁石心志，默默执行着心中的面壁计划，以一己之力撬动整个战局。等待着某一刻，能真正对自己说上一句：“王翦，我是你的破壁人。”

某天，王翦派手下去了解士兵们都在玩什么游戏，手下回报说，都在玩投石、跳远。王翦或许是从这个细节中推断出，士兵们的体力已有极大增强，他为此感叹，“士卒可用矣。”

万事俱备，破壁的那一刻就快到了。

坚壁挫锐的军事谋略

王翦没有等待太久。

这个机会是项燕双手奉上的，楚军最先支撑不住了。这个诸侯国一直庞大而迟钝，只是因近在眼前的亡国危机而短暂凝聚起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粮草还是士气都一天比一天匮乏。最终，项燕选择了撤军。

王翦果然没有令天下人失望，他轰然托出这场苦心孤诣的压轴大戏，它以沉闷枯燥为开场，令无数观众昏昏沉沉了不知多久，却突然间奇峰突起，一下达到惊心动魄的最高潮，非绝世妙手绝不克臻此也。

楚军主力被彻底击溃，项燕在蕲南一带陷入重围，遵循着楚军“覆军杀将”的传统选择自裁。那一刻，楚国的命运尘埃落定。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楚国彻底灭亡。

楚王负刍被俘后，秦王政特意从咸阳动身，千里迢迢赶赴郢陈，那是秦楚两军对峙的重镇之一。很有可能他是在那里重新见到了王翦，这次君臣会面的详细内容史料无载，但不难想象，秦王该是向老将军表示出对他的理解与钦佩。两人心知肚明，最大的难关已经过去，统一该是水到渠成了。

历史的车轮由此陡然加快，浩荡的统一大潮越过最后一道险阻，迎来浩淼无垠的汪洋，河伯至此化为北海。山东六国除了最弱的韩国，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王贲父子所灭，二人的军功也因此远超其他臣子。《史记》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统一之路的开创者

至今，王翦墓依旧伫立在陕西富平的原野上。秦统一天下的十五年后，秦朝二世而亡，作为北疆秦军的统帅，王离在巨鹿之战中败于项羽并被俘，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处死，而后者恰恰是项燕之孙，“亡秦必楚”的誓言在多年后得以验证。再往后，项羽自刎于乌江，另一位楚人刘邦开创了西汉王朝，全盘继承了秦制。秦灭楚，楚亡秦，秦楚又融合为汉，汉人由此成为中国人的代称。而这段文明融合的历程，正是以秦国统一为肇始。面壁者王翦，则是这段统一之路的真正开创者。

蒙氏兄弟：秦始皇的左膀右臂

文 采薇

蒙氏家族三代仕秦，始皇的霸业更离不开蒙氏兄弟的外事内谋、文治武功。

蒙氏兄弟

兄长蒙恬（约前259—前210），熟读兵书，有破齐之功，拜为内史，秦统一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负责了万里长城和直道的修建。其弟蒙毅（？―前210）辅佐秦始皇，深受宠信，拜为上卿。兄弟二人号称“忠信”，可谓秦始皇之左膀右臂。胡亥即位，二人皆被构陷致死。

蒙氏家族三代仕秦，是大秦帝国的中流砥柱，曾经立下不朽功勋、开拓万古基业。自古明君贤臣相辅相成，英雄相惜，秦始皇作为一代枭雄，其宏图霸业的实现离不开蒙恬、蒙毅兄弟的外事内谋、文治武功。

蒙氏：将门之后世代忠信外事内谋文治武功

蒙氏原为齐国人，在秦昭襄王时，蒙骜与族兄率领家眷向西投奔秦国，后因屡建军功得以提拔重用。蒙氏三代均为杰出的军事家，蒙骜之子蒙武，其孙蒙恬、蒙毅都效力于秦朝，为秦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蒙氏家族忠义双全、战功显赫，蒙恬、蒙毅兄弟成长于这样一个武将之家，自幼胸怀报效国家的志向。蒙恬天资聪颖，少时曾学习狱法，做过掌理司法文书的官吏。他还熟读兵书，培养了较高的军事素养，逐渐掌管军事大权。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蒙恬将军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大一统”。此后，蒙恬被拜为内史，成为秦都咸阳的最高行政长官。蒙毅常为内谋，掌朝政，在朝堂之内辅佐秦始皇，官拜上卿，参与中枢决策。

蒙氏群像

舒薇绘

蒙氏兄弟都是秦始皇的近臣，深得秦始皇的宠信。《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此时，蒙氏家族的权势达到了鼎盛。

蒙恬：征战北疆威震匈奴

沙场征战

“秦王扫六合”的统一霸业告成，秦始皇终于可以稳坐江山了。然而，殚精竭虑的一代帝王还有两大深远的顾虑。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防止边疆来犯，他派遣蒙恬驻守边疆。另一方面，秦始皇想要求取长生之法，四处寻仙访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卢生是秦国著名的方士之一，受秦始皇派遣，访海外仙山欲求不死之药。卢生没有求得长生不死之法，却带回来一本《录图书》。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谶书，可以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书中有一句话“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胡”是指胡人，为了避免亡国之后患，决定大兴师旅。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蒙恬率领浩浩荡荡的三十万大军，向北驱逐匈奴。蒙恬一举收复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置三十四县。蒙恬又渡过黄河，夺回黄河以北的高阙、阴山等地，设九原郡。

筑长城，修直道

蒙恬文韬武略，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善于治理边关。他迁徙人民不断充实边县，并建立起了一套治理边防的行政机构。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三万多户居民被迁到兆河、榆中一带垦殖并赐爵一级，促进边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军事后备力量，可谓一举两得。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边防的安定。蒙恬曾南征北战十余年，威震匈奴，拒敌千里之外，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

陕西富县水磨坪秦直道

肖健一，张小涓。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考古与保护[J].大众考古，2018（3）.

蒙恬深知“用险制塞”的战术，以坚固的城墙来抵制强劲的匈奴骑兵。《过秦论》云：“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他调动数十万秦军和百姓修筑长城，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防护城墙连接起来，并重新加以整修和加固，从而建起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长达五千多千米的长城。长城利用地形、凭借天险设置边关要塞，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侵袭，保护了北方的农业发展，对中原地区的长久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扬帝王之威，巩固统治，同时于名山大川求取长生之药，秦始皇开启了一代帝王巡游天下的先河。蒙恬作为亲信，受遣为帝王巡游铺路开道。从秦都咸阳到九原，蒙恬率领士兵截断山脉、填塞深谷，修筑了宽阔的直道，化天堑为通途。蒙恬可谓西北最早的开发者，也是开发宁夏第一人。长城和九原直道的修建，不仅化解了边关交通闭塞的困境，而且促进了北方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军事战略角度上，对于调动军队、运送粮草器械物资等具有重要意义。

蒙毅：奸贼当权睥睨其间忠而被诛守义死节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袒权贵。然而，正是由于蒙毅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招致了奸臣的怨恨与构陷。掌管皇帝车舆的中车府令赵高曾犯重罪，蒙毅不敢枉法，判定赵高死罪，剥夺他的官职。但秦始皇顾念赵高是服侍其二十余年的老臣，就赦免了他并恢复他的官职。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眼中钉。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冬，秦始皇巡游会稽途中突然患病，于是派亲信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随着病情的恶化，秦始皇深知立储之事迫在眉睫。胡亥虽然最得他的疼爱，但知子莫若父，此子昏庸无能，不成器；长子扶苏虽与自己政见不合，但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再加上蒙氏兄弟和一班才华横溢的老臣辅佐，无疑会成为一位贤君。秦始皇召来兼管着皇帝符玺的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然而诏书封好后却没能及时发出。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赵高深知扶苏与蒙氏交好，担心扶苏继位，蒙氏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于是，赵高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封锁秦始皇死讯、扣住遗诏不发，又威逼利诱李斯，与他们合谋伪造遗诏。这份假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故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死公子扶苏、将军蒙恬。这就是改变秦朝命数的“沙丘政变”。扶苏听闻假诏，悲愤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并囚禁于阳周，最后也被迫自杀了。

赵高恐蒙氏再次得势，对自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在立太子问题上，赵高散布谣言，称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他对胡亥说：“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信了赵高的话，派遣御史曲宫乘坐驿车前往代郡，赐死蒙毅。

结语

秦始皇指点江山、一统天下，得益于蒙氏兄弟的文治武功、沙场喋血。临终托孤立储之事，足见秦始皇对蒙氏兄弟的信任。然而，一代帝王不仅要亲贤臣，还须远小人，古今多少英雄沙场所向披靡，却最终遭奸佞构陷而亡，令人喟叹。

成也李斯，败也李斯

文 柳馥

李斯跟随秦始皇扫六合、平天下，本可名垂史册，却一念之间祸国殃民。

李斯

（前284—前208）汝南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早年为楚郡小吏，师从荀子。初入秦时为吕不韦舍人，因向秦王献统一大计而为客卿。秦灭六国后，李斯为丞相，为帝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晚年却与赵高勾结，杀扶苏，立胡亥，后又为赵高所忌惮，被具五刑、灭三族。

战国作为春秋的延续，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诸侯逐鹿的时代。生在这样的时代，对策士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七国争雄的历史舞台足够大，足以让策士们良禽择木。

良禽择木，贤臣择主

春秋战国时代的策士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为乱世而生，他们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将天下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借乱世取利，如纵横家出身的苏秦和张仪；另一种为平天下而生，他们虽然如纵横家一样游说诸侯，但是他们心中都怀揣一个理想国，代表人物有法家的商鞅、韩非，儒家的孟子、荀子等等。

李斯作为儒家后圣荀子的学生，法家名宿韩非的师弟，自然属于为平天下而生的这类策士。对这类策士来说，要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择一明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所求的明主不仅要能听其策从其计，还需要具备并天下之心和并天下之力。然而，这样的明主可不好找。除了秦国，李斯可能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赵魏韩三家皆处四战之地，从战国初到战国末，他们持续被各种大大小小的战役消耗，国力不济，处在疲敝奔命的状态。即便是荀子这样土生土长的赵国人，也离开了赵国，常年在齐国任职，晚年还选择了在楚国定居。张仪、姚贾等人也没有留在本土发展。赵魏韩三家连本土的人才都留不住，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自然也很低。

至于齐国和燕国，他们两国相互重创了对方一次之后，大家都比较佛系，别说并天下的心思了，他们连抗秦都没有太多的动力。齐国忙于中立，结好秦国，根本没有扩张的心思。燕国倒还有心扩土，只不过他的目标不是秦国，而是经历长平之战消耗的赵国。可惜燕国几次跟赵国交手都以失败告终。说起来，燕国参加最后一次合纵之前，还跟赵国磕了一战，结果输了。足见燕国的志向仅仅是打劫疲敝的赵国而已。

对李斯来说，去上述的五国发展，可能还不如留在楚国当小吏。毕竟，“天下之势，非秦必楚”——这话从苏秦、张仪那会儿就开始说了。楚国，作为一个春秋时期就开始僭越称王的诸侯，早年确实有着并天下取代周天子的心思，也确实为此奋斗过。终春秋之世，楚国是扩地并土最多的诸侯。即使在秦昭王夺取了楚国西边大部分的土地（其中包括旧都所在的江陵）之后，楚国的土地面积依旧比赵魏韩三国的土地面积加起来还要大。地大才有战略纵深，有战略纵深就有并天下的潜质。可惜楚国那一套亲亲尊尊的旧制度愣是将这份潜质埋没了。李斯并非楚国贵族，在官爵和出身挂钩的制度之下，他的仕途会非常艰难。

楚国不值得留，只有去秦国了。李斯去秦国之前，同荀子坦言：“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可见，在李斯看来想要改变命运，秦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七国之中只有秦国变法最彻底，也只有秦国推行军功爵制度，给平民晋升贵族的机会。

遇见秦王政

李斯在辞别荀子时提到的秦王并不是秦王政而是他的父亲秦庄襄王。李斯原来是本着给秦庄襄王打工的心去的咸阳，结果正好赶上秦庄襄王去世。于是，他只好去给秦相吕不韦当舍人，后来又被吕不韦提拔当了郎官，也是通过吕不韦的关系，他才见到了秦王政。

谏逐客书

《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一个有志青年和一个有志少年相遇了。因为大家都有着一颗平天下的心，所以他们忘年而交，相谈甚欢。李斯借机献了一套并天下的策略，概括一点说就是范睢远交近攻之策2.0版：在远交近攻的基础上，暗中遣使带重金去贿赂六国重臣，用这些人当秦谍去离间六国，以达到疲敝六国的目的；对那些不受贿赂且拒绝配合的六国重臣则采用派刺客暗杀的方式除掉。

秦王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任其为长史。李斯大概在这一时期成为了负责该事的专员。建议落实后，秦国方面看见了成效，李斯又被秦王政升任为客卿。客卿李斯不同于商鞅、张仪，也不同于范睢，他的强秦之策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给秦并天下提了一下速。离间和暗杀，是属于情报科的工作，虽不彰显却很重要，可谓深藏功与名。

《谏逐客书》，抗言陈词

秦并天下的过程中，用谍离间在伐赵和亡齐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用谍从来不是单向的，在秦国向六国输送秦谍的时候，六国也在向秦国输送间谍。秦王政解决嫪毐事件之后，韩国间谍郑国暴露了。郑国在秦王政刚即位时就来到了秦国，他是带着疲秦的使命来的。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他劝秦人兴修水渠，结果修了近十年都没有修好，这事情就暴露了。

不过，鉴于郑国渠对秦国确实有客观帮助，秦王政还是大度地从宽处理了郑国，让其继续负责监督这个水利工程项目。但是秦国内部因此开始排查六国的间谍，客卿这样的外来户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提议一刀切，让那些外来人口都回自己的老家去。李斯自然也在清除名单上。秦王政处置了嫪毐，吕不韦也连带下马了，李斯就处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一则他是楚国外来户，二则他曾是吕不韦的门客，三是他当初给秦王的提议以及他后来负责的“情报科”项目都是隐秘而不为人知的。

于是，李斯被驱逐了。出亡途中，他上了一份《谏逐客书》陈情。这篇雄文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明确表示逐客令是一个错误，因为从秦穆公到秦昭王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有吸纳外来的人才，且我们这些外来户大部分是好人，没有少给大秦出力，岂能因噎废食？第二部分，他指出大王喜欢的美玉、宝剑等等大部分也不是秦国所出，您可以容得下这些，却不能容外来户，您这样未来怎么驾驭诸侯啊？第三部分，他更直接说了逐客是把人才推向别国，对秦国很不利。

顿悟的秦王政撤销了逐客令。当然，这也可能是秦王政和李斯联袂出演的一场政治秀用以平息秦国土著对外来户们的非议。理由有三：一是，秦王政要剔除李斯，其实在嫪毐事件时就可以一并处置；二是，李斯负责的工作对秦国来说至关重要；三是，秦国不可能驱逐外来户，秦王政志在并天下，天下人皆为秦人，哪有什么外来户？

一路升迁

逐客令事件之后，李斯不仅被官复原职，还被提升为了廷尉。在这一时期，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建议秦王用姚贾等策士游说离间六国诸侯这件事上。秦并天下后，李斯又被秦始皇提拔为丞相，主张废分封，主张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俨然成为了秦始皇真正的左膀右臂，成为了大秦帝国的奠基人。

关于秦始皇与李斯的关系，很多人喜欢引用《史记》中“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句话来说明秦始皇对李斯的恩宠。皇族与庶人联姻，这是恩宠不假。但是皇族和丞相的家族联姻，却未必是恩宠那么简单，其中不免有一层政治需要在，甚或还带有一定的政治作秀意味。因为李斯在那个时期算是新秦人的代表，也是平民逆袭的一个代表。

新王朝，新气象，秦始皇需要李斯这样出身低微却备受恩宠的权臣来营造声势。秦始皇和李斯这对君臣是标准的互利关系，李斯大概是清楚这点的，他配合秦始皇的安排，举家站在了时代的浪尖上。然而，浪尖站久了不是好事情，物极必反。李斯在长子李由告假归咸阳的接风宴上，感慨过这点。结果，一语成谶。

突遇变故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东巡至沙丘宫的时候突然暴毙，李斯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秦始皇的死因，按《史记》记载：“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显然，是因病而卒。实在地说，当时的在场人员从李斯到赵高，大家最关心的事情都不是秦始皇的死，而是秦始皇的身后事，重中之重自然是帝国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毕竟，这个问题关系到大秦帝国未来的命运。

接下来的事情，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按着《史记》的说法，秦始皇死前留下遗诏，让长公子扶苏回咸阳主持葬礼，即有以扶苏为继承人的意思，但是赵高和李斯出于私人目的篡改了遗诏，拥立公子胡亥为新君。其二则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赵正书》的说法，秦始皇生前，李斯和冯去疾就上书建议立胡亥为嗣，秦始皇还同意这个建议。鉴于《赵正书》是孤证，目前主流看法多从《史记》之说。

丞相的抉择 策士的抉择

那么李斯为什么要背叛一直厚待他的秦始皇，跟赵高同流合污修改秦始皇的遗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回到原点，继续说说策士。前文已经谈到两类策士，策士除了这种分类法之外，还有一种分类法，即富贵和寒微。这个分法庸俗，但也很现实。

富贵之士和寒微之士对出仕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富贵之士，准确地说是世卿，他们的命运和诸侯国的兴亡是绑在一起的。对他们来说，改换门庭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另一方面稍有不慎是会降阶级的。而李斯这样小吏出身的人则是标准的寒微之士，要改换门庭并不难，家族关系既不复杂，也不用担心降阶级的问题。再者，他们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所在的诸侯国绑定在一起。所以，这类士改换门庭是常见的，他们也确实是到秦国来打工的主力军。

李斯辞别荀子时，前半段说的是他平天下的抱负，后半段说的是“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说白了，李斯选择弃楚投秦，除了秦国的实力，更是因为秦国可以给他富贵。换言之，李斯这类策士不太会像韩非、项燕那样把自己和所在诸侯国绑定在一起思考问题。

这个问题秦始皇生前可能也注意到了。他安排皇室与李斯家族互婚，未尝不是在培养李氏当世卿，同时也是培养李斯的忠诚度，但这需要不止一代的时间。然而李斯却依旧保持着一般策士的思维模式。所以，在处理秦始皇身后事的问题上，李斯除了思考大秦帝国的未来之外，更在思考自己何去何从。

按着秦始皇生前的遗诏来办，立刻宣告天下秦始皇驾崩的消息，且派使者去通知长公子扶苏和蒙恬等人回咸阳处理秦始皇的丧事，待丧事完毕，拥立扶苏为新君。这个操作中规中矩，但李斯从中得不到太多好处，也无法给予扶苏特殊的恩惠。扶苏上台之后，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斯的相位还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李斯和扶苏的关系很一般，他本人的能力和贡献同蒙恬相比也很一般。赵高在向李斯投出橄榄枝的时候，曾经问他说：“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很有自知之明：“你问的这五点，我都不如蒙恬。”不如蒙恬，还没有从龙之功，如何保住自己今时今日的地位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

赵高给李斯提供了一个方案，同他和胡亥结盟，配合他们秘不发丧，回咸阳再宣告秦始皇的死讯，同时拥立胡亥。这个操作很非常规，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一旦做成，那李斯的地位必然更上一层楼。

何况，赵高游说李斯时还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老李啊，你就听我的话吧，一定能长保你们李家的爵位，永世相传。如果你现在放弃这个机会而不听从我的话，你就瞧好吧，以后这事情祸及到你的子孙，你哭都没地儿哭。我最后奉劝你一句，做人要善于变通才能转祸为福。老李，你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办吧？）

说到这份上，李斯自然是选择从了赵高。除了为自己家族的未来考虑，李斯也不是没有考虑大秦帝国的未来命运，只不过他不是穿越客，没办法提前获知胡亥即位之后的表现会如此离谱。毕竟，秦始皇在世的时候，胡亥也并没有特别出格的举动，赵高那会儿也老老实实、安安分分。再者，我们从秦始皇东巡还带着胡亥这事情来看，胡亥确实也算是比较受秦始皇待见的儿子。可世事难料，人心叵测。胡亥当了天子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赵高更是露出他原本丑恶的面貌。

李斯作为大秦的元老、法家的代表，跟赵高这样的小人终究不太一样，他还是有一定原则的。于是，李斯本着自己的原则，拉着同僚冯去疾、冯劫等人一同去上书规劝胡亥。结果，胡亥不但不听，还将他们都打入大牢。在狱中，李斯还是不放弃希望，屡屡上书自白。结果，他写的一封封谏言书，最后成了他的催命书。他写的那些陈情书都被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根本没有兑现当初他在沙丘对李斯许下的承诺，反而在这时借机污蔑李斯跟起义的楚盗（陈胜吴广）同流合污，有不臣之心。对莫须有的罪名，李斯开始自然是拒绝认罪的，但是他架不住严刑逼供，最后还是被屈打成招。

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李斯因谋反的罪名，被具五刑腰斩于市，夷三族。此前，他的长子李由已为守卫这个被秦二世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大秦，战死在了雍丘。李斯算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最后把自己的家族和大秦帝国一起坑了。

李斯家族被杀

《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赵高：秦始皇最信任的人

文 林屋公子

“这是马，不是鹿。”颠倒黑白的下一步是秦帝国的覆灭。

赵高

（？-前207）秦二世时丞相。出身微寒，以才入仕，任中车府令，深得秦始皇信任。秦始皇死后，他游说李斯发动沙丘政变，伪造诏书、赐死扶苏，扶胡亥上位。后又铲除异己，独揽大权，导致农民起义和六国旧贵族顺势而起，大秦帝国走向覆灭。

说到秦朝的灭亡，大家可能会罗列出诸多理由。然而说到直接责任人，一定首先想到赵高和胡亥。特别是赵高，可以说从秦二世上位到秦朝的灭亡，基本都出于他的策划和推动。因此，赵高留给后人的脸谱也往往是个恶毒变态的宦官。但是，以赵高一介宦官身份，如何会取得秦始皇的信任，如何又能颠覆秦朝？这就要从赵高的身世说起了。

赵高的身世

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赵高是“诸赵疏远属也”，论者一般认为是赵国王室的疏族。那么，赵国王室的后裔如何会来秦国？李开元先生推测说，赵高的祖上很可能类似秦始皇父亲异人的情况，当时被派遣到秦国作为人质。但这位赵公子没有吕不韦这样的大佬襄助，所以只能终身滞留在秦国，他的子孙后代也就流落为平民，在秦人中地位也不高。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则称：“然《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直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未及者也。”这样看来，赵高还不仅仅是赵国宗室，还是根正苗红的赵国公子，赵高灭秦甚至还能说是为赵国复仇，形象一下就高大上起来。

不过这种说法与《史记》“诸赵疏远属也”和“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相矛盾，再加上从赵高本人始终未与赵人有任何联系的表现来看，可信度不高。

对于《史记·蒙恬列传》中提到的“隐宫”，马非百先生根据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及《法律问答》, 认为“隐宫”当为“隐官”之误。“隐官”是什么？其实就是收容刑余人员劳作的官营作坊。这样的解释是较为通顺的——赵高的母亲受刑后在隐官工作，所以赵高兄弟也就在隐官出生。张家山汉律《二年律令》说隐官子也是士伍，即和庶人没有区别。也就是说，赵高本非阉人。

那么，赵高的父亲又是什么情况呢？结合赵高后来“刀笔吏”的仕途看，他的父亲极有可能就是在隐官工作的刀笔吏。受到父亲的家传影响，赵高从小也就接受了这一行业。李开元先生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认为赵高出生于公元前256年，比秦始皇小三岁；前240年，入学室为史学童；前237年，经过考核成为史；前234年，又经过考核被任命为尚书卒史，正式进入秦宫任职。

赵高受宠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贵族势力被严重削弱。等到秦始皇上台，更是下手剪除外戚势力，提拔的不少都是平民甚至外来人士。这样的国情，对于赵高这样有真才实学的法吏之子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赵高还强壮有力，形象不差。这样一来，赵高自然会被秦始皇注意，首先被任命为尚书卒史，后被提拔为车府令。所谓车府令，是九卿之一太仆下属官职，因其为宦官，所以又叫“中车府令”，负责执掌皇帝出行的乘舆车辆，可以说是秦始皇非常信任的近侍。

赵高也绝非只会献媚皇帝的竖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推动文字改革。赵高能与李斯、胡毋敬齐头并进，书法可以成为当时推行天下的模板，可见赵高确实是著名知识分子。此时赵高又与秦始皇幼子胡亥相交，教导他法律知识，可以说是胡亥的老师了。

之后赵高因为犯罪，被蒙毅判处死刑，还是秦始皇赦免了他，让他得以官复原职。由此可见，秦始皇对于赵高，是既赏识又信任的。秦始皇的五次巡游，依据赵高任中车府令的时间推算，他至少为秦始皇当了两次全国巡游的司机。也正是如此，秦始皇在平原津病倒后，赵高才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与秦始皇的亲随优势，第一时间掌握了消息。等秦始皇在沙丘一病不起，赵高立刻封锁消息，劝说左丞相李斯篡改遗诏，共同立胡亥为储君。于是，赵高联合李斯，伪造遗诏使扶苏自尽，为胡亥除去了威胁。

作为拥立的回报，赵高被胡亥任命为郎中令。郎中令作为九卿之一，相比车府令明显是升迁了。而且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贴身侍卫队长，非亲信之人不能担任。因为胡亥心性本就愚笨，所以对自己的老师加上功臣难免就有依赖之感。这样的情况下，赵高的权力欲望开始迅速膨胀。

赵高的结局

胡亥即位后，赵高先除去了议论新皇帝继位和对赵高有微词的宗室大臣，再告诉胡亥，皇帝在朝廷与公卿商量大事，过失很容易被发现。于是赵高就成了胡亥的实际代理人，并趁机将李斯等人一网打尽，顺理成章地坐上了丞相之位。

接着赵高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戏，让胡亥再无人可用。胡亥得知刘邦大军压境，只能派人谴责赵高。赵高干脆杀死胡亥，立公子子婴为秦王。子婴以生病为由，不去朝见宗庙。赵高只得亲自来请，结果在斋宫被子婴暗杀。

赵高死后，秦王子婴还想重振朝纲，然而大秦帝国气数已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然而仅仅在十五年后，秦国就走向了灭亡。赵高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制约他呢？

在秦国的法治下，国君掌握着最高权力，秦始皇时期更是达到顶峰，缺少贵族力量的制衡。面对秦始皇这样的明君，赵高无法胡作非为；但如果遇到胡亥这种昏君，赵高这样的近侍就很容易大权独揽。赵高恰恰是利用了中车府令这一身份，得以偷天换日，赐死扶苏，改立胡亥为皇帝。秦始皇一手缔造的大秦帝国，就这样被他最宠信的赵高覆灭。

赵高指鹿为马

《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元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秦始皇的子女

盛极一时却凋零殆尽的嬴氏血脉

文 林屋公子

秦始皇曾梦想万世为君，一朝崩逝，嬴氏血脉数十人却几乎尽数死于非命……

秦始皇子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十多个女儿，而姓名见于史书的，则只有长子扶苏（？－前210）、为始皇殉葬的公子高（？－前209）、被迫自杀的公子将闾（？－前209）和二世胡亥（前230－前207）四人。长子扶苏贤明，“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却在政治阴谋中无奈自杀。二世胡亥昏庸，即位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终究死于非命。

扶苏与始皇帝微妙的父子关系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长子扶苏和少子胡亥。秦始皇22岁亲政，30岁开始统一六国，又历时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也就是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石的奏折（约合现在60斤），大约十万多字。这样的工作狂对于家庭的关心显然不会太多。秦始皇与长子扶苏的交流更多可能还是在于国事上。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生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时候，皇长子扶苏站出来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还没有归附，儒生们都诵读诗书、效法孔子。如果父皇用重法制裁，儿臣担心天下不安定，希望父皇您明察啊！”秦始皇在位后期脾气大，敢于这样直白地劝谏，可以说扶苏还是很有胆略的。

毫无疑问，扶苏的进谏惹恼了秦始皇，于是被打发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监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扎在帝国北境，正在修筑长城抵御匈奴。蒙恬是秦始皇非常信任的将军，派扶苏去当监军多少也有点考察的成分。但无论如何，秦始皇与扶苏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本来就复杂的感情更加微妙。

临终时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其人确实也淳朴，甚至有点傻。《新书》说过一个故事，秦始皇设置酒宴招待群臣，胡亥和诸公子也在场。但在离场时，胡亥却兴奋地将来人脱的鞋一一踩上几脚。结合日后的表现来看，胡亥确实是个没有心机的人，唯一的爱好就是玩乐，当皇帝后还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应当及时行乐。或许就是这率真的性格，反而让秦始皇喜爱，毕竟任何人在秦始皇面前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表达真实情感。

秦始皇对胡亥的喜爱，表现在带他巡行天下。秦始皇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内，先后进行过五次巡行。这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神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随同的就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亲信，而唯一跟随的儿子就是胡亥。

然而在巡行队伍经过平原津时，疲惫的秦始皇终于病倒了。他讳疾忌医，所以病情越来越重。等秦始皇感觉死亡迫在眉睫时，终于决定让赵高赐扶苏书信，让其速来咸阳安排后事。然而，这封信还没发出，行至沙丘平台时，秦始皇就病逝了。

扶苏的自尽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一去世，赵高就开始搞事。他拉拢李斯篡改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游说的理由大致是：如果扶苏即位，蒙恬将取代李斯。李斯果然被赵高说动，两人改动遗诏立胡亥为嗣君，又伪造一份诏书指责扶苏无功有过，命令扶苏和蒙恬一起自杀。接到诏书，蒙恬认为有诈待核实，而扶苏却认为父赐子死，没必要查，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还有两处扶苏墓，一处在陕西绥德，也就是他自杀的上郡；一处在河南商水。上郡扶苏墓古代有杀子谷，唐人陶翰曾经此作诗曰：“扶苏秦帝子，举代称其贤。百万犹在握，可争天下权。束身就一剑，壮志皆弃捐。塞下有遗迹，千龄人共传。疏芜尽荒草，寂历空寒烟。到此尽垂泪，非我独潸然。”

秦始皇究竟想立谁为太子？

始皇临终时的储君人选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北大藏西汉竹简《赵正书》，在秦始皇临终前，枢要大臣李斯、冯去疾认为远道召集群臣，恐怕事情有变，于是请求立胡亥为君，被秦始皇所许可。益阳兔子山出土秦简《秦二世元年诏书》中，秦二世也昭告天下曰“朕奉遗诏”。《史记》的说法虽颇为传奇，很难相信李斯、赵高、胡亥的密谋会被当史料记录，但其记载从整体来看又更有连贯性，也同样合乎情理。

这就留给后人一个谜团：秦始皇到底想立谁为储君？秦始皇一代英雄，尽管宠爱胡亥，但也知道他不是合格的君主，最终一刻决定立扶苏也不难理解。笔者认为，秦始皇最后一刻如何考虑倒不太重要，但其长期不立扶苏为太子这一行为，可以说导致了胡亥即位的最终结果。

秦始皇陵东外城墓葬的考古原始图纸（其一）

纪录片 《东方帝王谷》

秦始皇子女是怎么被杀光的？

扶苏之死，只是胡亥杀戮的开始。之后赵高又对胡亥进谗言，说宗室和大臣对陛下即位多有非议，怂恿胡亥继续屠杀兄弟姐妹和大臣。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均被赐死，左丞相李斯被具五刑，更惨无人道的是，六位公子被戮死于杜，十二位公子被戮死于咸阳，十位公主亦被矺死于杜。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辩解无罪，使者不听，三人只能自杀而死；公子高主动提出愿意为父亲殉葬，算是得到体面的死法，被秦二世胡亥赏赐了十万钱。

两千年后，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外城发现17座秦墓，从清理的8座来看，就有5座男性墓和2座女性墓，墓主年龄一个二十岁左右，其余三十岁左右，陪葬品有金器、银器、铜器、陶器等，可见生前较为富贵。其中又有“荣禄”“阴嫚”的印章，应该是一男一女的名字。然而死者却都是身首不全，被杀戮的痕迹明显。考古队认为这就是一部分被杀的宗室和大臣。帝陵封土西侧还有一座墓葬，有学者认为就是公子高的墓。

此外，秦始皇还有些不在宗室中的子女。根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的儿子都娶公主，而李斯的女儿都嫁公子。李斯有长子李由，还有随李斯一起被斩的中子，可见，秦始皇嫁给李斯的女儿至少有三人。她们在李斯家族之难中恐怕也没能幸存。

失去了宗族和外臣的支持，胡亥的下场当然也不会好。之后赵高大权独揽，指鹿为马。在诸侯联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城略地之际，赵高慌忙杀死胡亥，想与诸侯议和。胡亥临终前想做一介平民，遭到拒绝。赵高立子婴为秦王，结果被子婴和二子设计所杀。子婴应该不是秦始皇的儿子，可能是秦始皇的弟弟或侄子。不过秦始皇的子嗣里可能也会有漏网之鱼。项羽攻入咸阳后，“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史记·秦始皇本纪》），至此秦始皇家族基本被屠杀殆尽。

结语

秦始皇曾梦想万世为君，却仅仅存续十五年即被六国遗民推翻，他的子女们也被杀戮殆尽。造成这个结果，秦始皇本人当然难逃其咎。如果他能够早日立扶苏为储，扶苏上位即能及时改弦更张，减少赋税、安抚百姓，秦帝国或许不会这么迅速败亡。当然凡事有因必有果，秦始皇之所以迟迟不立扶苏为储，则又是统一进程中的遗留问题了。面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未必会比秦始皇更加果断吧。

秦始皇与子女们

刘兔子 绘

拜见秦始皇

呼葱觅蒜 绘

秦始皇帝的生死观

文 段清波

前秦陵考古队长从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细致解析秦始皇由无惧死亡到渴望长生的转变。

秦始皇陵出土的杂技百戏俑

段清波。秦陵——尘封的帝国[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在中国，至迟在1.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开始在亲人的尸体周边撒放朱砂粉，表明灵魂观念已经存在。春秋战国之际，原始“灵魂不灭”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魂”“魄”二元观，阴阳、五行观念也在此时大行其道。人们认为，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厚葬构成了此阶段人们的丧葬观。战国后期社会上出现追求长生不老的求仙观，人们慢慢地相信，通过修行或求得长生不死仙药，便可以长生。秦始皇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千古一帝秦始皇帝的生死观耐人寻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他大张旗鼓地营造陵墓，表明他是相信人总归是有一死的，恢弘的丽山园就是他百年后的藏身之地，他希望在这里可以保佑帝国江山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地传承下去；另一方面，他又听信燕赵神仙术士的蛊惑，屡屡花费巨资，遣人到东海蓬莱一带去寻求长生不死的仙药，痴迷之状令人掩卷长思。

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时代文明面貌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价值观等文明体系的构成要素。从战国到秦统一，正是中国文明从王国体制演变到帝国体制的关键时期，虽然我们还不能对秦始皇关于生死问题的态度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即为什么大建陵墓和大肆求仙并行不悖，但我们可以通过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来更好地理解秦始皇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为。

秦陵地宫内部结构透视图

段清波。秦陵——尘封的帝国[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秦始皇帝陵园设计理念

汉文明是自战国开始直至王莽时期形成的以汉字为交流手段，以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遵循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的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秦始皇陵园正是这一文明演变背景影响下的产物。公元前221年，39岁的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在前所未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帝国。六七年之后，也就是大约在李斯担任帝国丞相时期的组织建设下，按照一定的设计意图，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地建造陵墓。

《汉旧仪》说陵园建造是“凿以章程”，那么，李斯是按照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设计规划，来动员全国的力量组织施工的呢？自从20世纪70年代兵马俑坑发现以来，经过四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以秦始皇陵墓为中心的陵园、陵区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分布状况已经基本清楚。

以秦始皇陵墓为中心的陵园，呈内外套合两重围墙组成的“回”字形结构，南北长，面积约2.13平方千米。内城以位于南半部的陵墓为中心，西北侧是自北向南呈左右各九个院落组成的高等级礼制建筑，东北侧是规模等级有所差异的99座中小型墓葬（也许和文献记载的被秦二世勒令殉葬的后妃们有关）；外城内西北处是负责陵园日常管理的机构。内外城墙上均有高大显赫的陵园门阙建筑。陵园外还有大量的遗存，如兵马俑坑、水禽坑、马厩坑、修陵人墓地等。

高大的陵墓封土是“非壮丽无以重威”理念的写照，虽然没有达到“五十余丈”（至少116米）的设计高度，但现高50米的巍峨封土依然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封土高度之最。封土并不仅仅是由一层层的夯土构筑而成，而是在封土里、地宫周边还建造有一座高30米的矩形夯土建筑，东西南北外侧各呈九级台阶状，台阶上还建有用瓦覆盖屋面的建筑；台阶在东西两个方向，分别与东西墓道对应的部分有两个缺口。这座恢弘的建筑是供秦始皇帝的灵魂从陵墓中出来，登高望远巡视帝国而用的。这表明秦始皇不仅死后要掌控地下的帝国，还要时时回到地上来巡视，这也符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死亡归宿和鬼神的理解：魂魄不再分而离之，而是和身体一同进入墓室，既归属于黄泉，也可游走于人世间，在陵园和宗庙接受后人的祭祀。

陵墓地宫位于封土之下，距地表30米；地宫底部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高15米，墓室四周、顶部、东墓道顶部均为石质结构，地宫中“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不仅如此，地宫还是秦始皇时期形成的汉文明阴阳五行宇宙观的模拟写照。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都不同的一点是，他在自己的墓室中营建出“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造型，再现出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宇宙观。地宫的顶部摹写着四神二十八星宿的天文图像，以天北极为中心，是盖天说天圆地方中“天圆”的摹写；地下以水银表现帝国疆域的水系，展示帝国的版图，是“地方”的体现，水银为水德象征，即表达秦人以水德代替周人火德，阐释了秦帝国建立的合法性；在“天地”之中的秦始皇帝的棺椁，是中国文明传承有序的择中、居中、居中而治理念的写照，表示秦帝国居中而治，也是帝国管理合理性的标志。这是对秦始皇所理解的宇宙、阴阳、五行相互关系的真实写照，将盖天说理论下天地之中的“择中”理念和为皇帝专制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支撑的天、地、人相互关联的天地、阴阳、五行宇宙观具象化在陵墓中，使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天地、阴阳宇宙观得以在墓室体现出来。

除了令人向往的秦陵地宫外，在陵园内外还发现了近两百座形状、规模各异的陪葬坑。这些陪葬坑内涵各不相同，除了传统的车马坑之外，还有百戏俑、青铜水禽、文官俑等。按照陵墓与地上宫室的对应关系，墓室之内对应着秦始皇的寝宫，陵园以地宫为中心由内及外，分别对应中央政府的各级管理机构。这些陪葬坑是对秦中央政府机构的模拟，代表着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秦始皇以及他的团队基于对先秦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才有了郡县制的创造性构建，并首次将这套政治制度带到地下，表明秦始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白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也只能依靠制度的皇帝。

从秦始皇陵的设计理念和结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营建秦陵的工程开始之时，秦始皇本人，或者至少是经过他授意的设计者或设计团队，是完全接受战国晚期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在他们的意识里，秦始皇山陵崩之日并不代表这位帝王的一切的终结，相反，“死亡”这个事件仅仅是生命形态的一个转变过程，即使有形的身体被埋葬入“穿三泉”的幽深墓室中，秦始皇依旧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君主，也可以来往于两个世界，享受祭祀并登高出游。秦始皇陵园的各种因素，如以各类陪葬坑组成的外藏系统、内外两重城垣、封土内的九层高台建筑、三出阙等，成为新时期中央集权社会治理体系的物化标志，表明秦始皇葬入地下之后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秦始皇陵园遗迹总平面图

图中白色填充部分均为陪葬坑

秦始皇生死观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它只是一个特殊的节点，人死之后还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存在。能够在墓室这样私人的空间内设置帝国版图，又在陵园内刻画出帝国的行政体系，可见至少在开始营建陵墓时，秦始皇并没有把死亡当做一种终结，他要在地下的宫室中继续思考宇宙、思考帝国的治理方式。既然如此，那也就没有必要对“死亡”这个过程产生畏惧或者其他心理。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史书还有秦始皇对死亡的恐惧、屡次求仙问药的记载呢？

自春秋中期开始，秦文化就显示出与东方六国不同的价值取向，当东方还在《周礼》的窠臼中不能自拔时，秦文化已经开始出现务实的强国策略倾向。随着时代的发展，秦文化中自立自强的态势愈发明显，改变以血统来确立人们社会地位的做法得到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走向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东西两种文化的格局深刻影响到统一的进程以及统一后帝国的构建。

自从成为秦王后，秦始皇帝就先后经历过荆轲刺秦、高渐离刺秦、张良博浪沙铁椎击车、兰池遇盗等针对他本人的刺杀行动。一次又一次的遇险，不断地刺激着他本就因处理帝国疆域内各种各样繁杂事务而疲惫不堪、高度紧张的神经。秦始皇很清楚地知道，虽然自己在军事上征服了东方六国，但是六国故地的人，尤其是和北方文化呈现出较大差异的楚文化区域的认同问题，时刻困扰着始皇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连年少的项藉，也说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壮语。他四次东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源于对东方文化影响下的六国遗民的防范。秦始皇后期，妖言惑众的神异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传言的渊源，三十二年（前215），燕人卢生得到“亡秦者胡也”的图书；三十六年（前211）“荧惑守心”和东郡“始皇死而地分”的陨石以及滈池沉璧事件，也许正是由于一次又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以及所谓的“天命”异象，再加上自己逐渐衰老，使得秦始皇试图以寻找长生不老的办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此时出现的燕人卢生、齐人徐市等人，上书说东海之中的神山有仙人居住，有不死之药，向始皇介绍了东方的神仙世界，正好迎合了秦始皇的想法，从此秦始皇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寻仙问道。

战国中晚期社会上开始流行仙道思想，各种神仙说大行其道，尤其是燕赵区域最为风行。受此影响，秦始皇开始追求超然于世俗、“往来于天地之间”的“真人”，来表达自己想长生的愿望，这种理念的前提是秦始皇或许意识到了死亡并不是转折，而是彻底的消失。

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文官俑

段清波。秦陵——尘封的帝国[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秦始皇的求仙之路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数次秦皇求仙的活动。最早一次是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齐人徐市等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有仙人居住，请求始皇给予童男童女一同前往。此次求仙活动是徐市请奏而不是秦始皇主动下令的。而到了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时，秦始皇主动派遣燕人卢生等人去东海寻找羡门、高誓两位仙人，并且明确记载是为了“求仙人不死之药”。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告诉秦始皇，要想成为水火不侵、与天地久长的“真人”，就不能让外界知道自己的行踪，这样才能求得不死之药。秦始皇听取了卢生的建议，自称“真人”，而且把咸阳周边二百里的宫观都用复道连接起来，完全隐秘自己的行踪，可谓言听计从。

三十七年（前210），距离徐市第一次提出入海求仙已经过去近十年，方士们一无所获，而且花费颇多。为了避免被秦始皇治罪，他们谎称已经找到了蓬莱仙药，但是被大鱼阻挡不能取到。始皇命令善渔之人入海捕大鱼，甚至亲自出海。除此之外，《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还记载徐福伪称见到了海中大神，但是由于礼薄而不得取延年益寿之药，以此向秦始皇索要男女三千人和百工、五谷等，入海不归。

从文献看，秦始皇的求仙活动都是在统一后进行的。最初是徐市等人主动提出寻找仙人，始皇应允，还没有明确提到寻找神药之事。这可以看成是战国晚期东方沿海各国寻仙传统的延续，在战国时期沿海各国就已经有了寻仙的活动，“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而秦始皇后来派出的历次入海寻仙，都是明确表示以寻找不死的仙药为目的。对这些方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始皇也都一一应允，直至卢生、侯生等人逃亡之后，秦始皇依然听信方士的说法，亲自出海。可以说，越到始皇执政的晚期，他对仙药仙人之事越痴迷。秦始皇一边数次听从术士的话，派遣他们去东方蓬莱寻找仙人仙药，另一边又耗费国家巨大财力人力投入到自己陵寝的建设工程当中，这两个方面是具有相当的矛盾的。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始皇对于术士们所描绘的“蓬莱仙岛”和“真人”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但是毕竟术士们所描述的是属于东方“蓬莱体系”的神仙世界，和传统意义上周秦更熟悉的西方“昆仑体系”神仙世界有着很大的差别，秦始皇对于这些比较陌生的神仙仍然抱有一丝疑虑，所以另一方面他也并没有停止丽山园的建设，而是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

秦始皇如此急切地想要取得不死之药，不惜花费巨额金钱、动用军队，愿意舍弃“朕”的自称，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只有秦始皇本人的生死观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把“死亡”看做是一个小小的转折，而是把死亡看作一个段落的结束，甚至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的终结。

从战国中晚期一直到西汉，是中国文明发生巨变的一个时期，宇宙观由先秦的“四方中心”发展到汉文明时期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转变，秦始皇生活的时期正处在这一变化中，显然这个转变过程还没有完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秦始皇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

为什么追求长生？

秦始皇时期完成了汉文明中社会治理体系和宇宙观的构建，而为社会治理体系在帝国范围内平稳运转所需要的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共识——核心文化价值观尚未彻底完成，他只是初步完成黄河流域的文化整合。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的整合又经历了200年，直至王莽时期才得以完成。

受社会治理体系和同时期形成的宇宙观的影响，秦始皇以阴阳五行相克的宇宙观和中央集权郡县制设计出陵园的布局和结构。照此设计，即使是山陵崩，秦始皇的灵魂也依然能够在地下世界行使君王的权力。但是越到晚年，秦始皇的求神问鬼思想似乎越来越严重，三番五次听信妄言，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队伍去拜访东海上的神仙；改称“真人”，隐匿在离宫别馆复道楼阁之中。是什么导致秦始皇由无惧死亡，逐渐变成如此渴望长生的呢？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五次出巡，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巩固刚刚建立的帝国，声势浩大的出巡宣示了帝国的威严，对于巩固民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两次出巡值得关注。一次是二十八年（前219）前往齐鲁的巡视，秦始皇和鲁地的儒生商议了封禅泰山、祭祀山川之事；上泰山、邹峄山封禅立石，祠祀；登之罘山、琅琊台，立石颂德。封禅泰山并不是秦的祭祀传统，秦始皇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实际上是对黄河中游和下游两大文化区的整合，通过祭祀齐鲁奉行的上帝来获得当地人的认同，从而在文化方面进行统一。“昆仑”和“蓬莱”的神仙体系，就是东部沿海地区海洋文化和西部黄河中上游地区内陆文化的差别。另一次是三十七年（前210）前往东南的巡视，这次巡视的路线经过了楚、越、吴的核心地带，在会稽山祭祀了禹，望南海，立石颂德。与封禅泰山一样，这次对禹的祭祀和会稽山上立石也是对东南地区，或者说是对黄河和长江这南北两大文化圈的文化进行整合的尝试。相比于齐鲁，吴越地区距离秦非常遥远，相互之间的接触也很少，而楚作为南方各国中势力最强者，对于秦的敌对心理非常强，所以对南方进行文化统合也是非常紧迫的事。然而直至去世，秦始皇帝对几大文化圈的整合设想还未完成，这是帝国运行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秦始皇临终前五年，不惜举国之力大搞土木工程建设，迫不及待地想改变国家现状，希望自己的千秋基业永固，这些宏伟的工程也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建设。秦始皇对于死亡的抗拒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和自己的政治抱负尚未实现、壮志未酬有关。

结语

战国晚期至秦是阴阳五行宇宙观和魂魄二元生死观产生发展的阶段，原始的“灵魂不灭”的观念和道家学派的真人境界逐渐合流，成为后世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始终作为生死观的背景而存在，而社会大背景又影响了秦始皇本人的生死观，认为死亡是一个过渡，死后魂与魄都能与形体一同进入墓室，继续自己的伟业。后来秦始皇的生死观随着政治形势、个人心理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规划的政治蓝图还未实现，南北、东西文化圈之间的整合还远未完成，各大工程还在建设当中，面临着帝国之业未就的形势。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牵挂，秦始皇从“不怕死”变成了“不想死”，进而求助于东方蓬莱的仙人，产生了一系列求神问药的行为。作为时代漩涡的最核心，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秦始皇的心理活动，以上原因都只是猜测。始皇寄希望于“仙人”“仙药”，企图通过与“道”合一的形式来达到“真人”效果，试图从个体的层面对抗死亡，其中的过程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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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翔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