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秦涛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5（2013.4重印）

ISBN 978-7-5093-3654-0

Ⅰ.①别…　Ⅱ.①秦…　Ⅲ.①法制史-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Ⅳ.①D92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533号

策划编辑：陈晟（legalcc@163.com）　　　　　　　封面设计：孙希前

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

DON’T LAUGH! THIS IS THE REAL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ITY

著者/秦　涛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6　　　　　　　　　　印张/15.5　字数/241千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2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3654-0　　　　　　　　　　　　定价：33.0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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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阅读指南

1.阅读本书之前，请先阅读本指南。

2.本书绝不是一本法律史专著，因为任何一本法律史专著也不敢采用这种搞笑、穿越、惊悚、悬疑、无厘头的写法。

3.本书绝不是一本小说，因为任何一本小说也不可能包含如此丰富而真切的法律史知识。

4.请勿在饮食之时阅读本书，否则如有异物因爆笑而呛入器官，本人概不负责。

5.请勿在开会或上课时阅读本书，否则如因哑然失笑而被周围群众怒目而视，本人概不负责。

6.本书阅读方法之一：彻底松弛大脑，跟着剧情走，呵呵傻乐。这样你会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下午。

7.本书阅读方法之二：高速运转大脑，随时把握书中论辩的逻辑与思路，随时思考书中案例的情节与隐喻。这样你会度过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下午。

8.切勿尝试在书中寻找“正确”的观点。因为最有价值的观点将会在阁下采用第二种阅读方法阅读完本书之际，在你的头脑中自发生成。

9.本书中将会出现一个名叫“聊公”的线索人物。聊公发表的一切言论，仅代表本人扮演的聊公的立场，与本人无关。

10.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里，聊公就是本人，本人就是聊公。

聊公读西哲孟德斯鸠之《论法的精神》，至第三十一章，有云：“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乃抚掌大笑曰：此言得之！

孟氏得之，毕竟是西洋的东西。聊公决心用自己一支如椽大笔，数着历史上几个或真或假的公案，来聊上一聊。故曰“聊公案”。

聊公的案子，都是些平淡无奇、情节简单的小案子，断然比不上包公之回环曲折，亦不如狄公之疑雾重重。但以其机节独到、启思发想，与禅宗公案颇有似处，故录之耳。

有了缘故，还缺少位主人公。此事难不倒聊公。但见聊公抬起手来，飞击键盘，打出“某甲”两字，一位英明神武的主人公就此诞生。聊公继续击键如飞，某甲亦随着键盘的起伏跌入了时空的漩涡。前途之叵测，情节之跌宕，保证他经历一次再也不想有第二次。

目　录

本书阅读指南

一　传说时代：从洪荒中走来

一块板砖引发的血案

铁面无私皋青天

廌

换了外国怎么审

五　刑

刑起于兵，法起于律

死而不亡蚩尤族

边立法边造字

首例问责制和迟到处罚

诸神隐退，装神弄鬼

二　夏商西周：上古的光荣与梦想

神与王的矛盾

以德配天

齐鲁斗法

第一个隐喻

第二个隐喻

周公制礼

法律是什么

在西周生活

在西周犯罪

一个案子了结西周

三　春秋战国：白金时代的破与立

二尸三命案

子产铸刑书

邓析之死

最低共识

道家无为

儒家教化

墨家无别

法家法治

提前出现的终结者

春秋战国的视野

四　秦：法治的理想国？

给你三个选择

秦国御前会议

旧制度与大变法

变法的后话

我们曾经有过选择

秦朝御前会议与政府保姆论

秦朝的N种死法

竹片上的法律

清算秦王朝

五　汉：时间中止了

汉朝的抉择

道家大放异彩

法儒再出江湖

为皇帝立宪法

春秋决狱

赵娥手刃仇人案系列报道

复仇！复仇！

张成之子遇赦杀人事件

党锢之狱倾人国

六　魏晋南北朝：中世纪并不黑暗

死在三国

一个判例的诞生

一肚皮古义的《新律》

不识《泰始律》，读尽法律也枉然

法治及其儒家资源

人治法治三层次裁决机制

脱胡入汉《北魏律》

南北朝的法律世界

七　唐宋：百　川归海的中华法系

隋律兴亡纪实

三省六部制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一个虚构案例的唐朝命运

我们曾经天下第一

狄仁杰VS来俊臣

十三岁少女杀人未遂事件

包青天与大宋提刑官

八　明清：几度夕阳红

明朝那些法儿

老朱的群众路线

锦衣卫·东厂

原　法

清朝法制过眼录

三千年文祸

历史在这里转弯

未完待续

《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审查报告

一　传说时代：从洪荒中走来

一块板砖引发的血案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世界。要讲述法律的起源，不得不从这样一个时候开始，再往前，便只有沉默的大地和永恒的苍天相对无言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法呢，这有争议。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片大地上，草木茂盛，许多动物出没。有今天依然能看到的动物，也有史前没有灭绝干净的兽类。它们有时候也会遭到天打雷劈，但这算不上惩罚，因为谁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做错什么。

突然，一头庞大的野猪惊恐地从林子里突驰而出，随后跟来的是乱飞着的木制或者石制的长矛和板砖。野猪被打倒，四周重新陷入了沉寂。许久，一群人探头探脑地走出来。一个稚气未脱的小鬼用一根树枝戳了戳野猪的身子，野猪没动。小鬼一招手，那群人一拥而上，打算把猎物抬走。

“慢——！”

对面丛林里走出来一个人，神气十足地曰：“这野猪是我打死的！你们不许动！”

大家定睛一看，这个人正是某甲。当然，这是聊公的解说，大家并不认识他。于是有的抬前腿，有的抬后腿，有的抬尾巴，继续打算把猪弄走。

某甲不依不饶，扯着猪的一只耳朵，硬说猪是他弄死的。这边的一伙人与他争辩。虽然语言不通，但两边显然是杠上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个人来评理。

这时候，在一边洞若观火的聊公款款走出，微微一笑，道：“这个好办，我来给你们评个理。”

那伙人委婉地表示了谢绝：“你是和他一伙的，俺们信不过你！”于是喳喳呼呼地把某甲和聊公一起抬上，跑到某草棚子。

铁面无私皋青天

这个草棚子修得气派，足足能呆下八九个人的样子。草棚子里走出来一个人，看上去年纪应该比较大了。此人长了一张马脸，而嘴还突在外面，像乌鸦嘴。除此之外，他的脸色发青。这一切都不是聊公因为要求评理不成而故意糟践他，而是几千年之后的荀子刘安班固之流在自己的书里面编排的。

没错，这个丑人就是上古时代最公正最铁面的中华首任大法官皋陶了。

其实长得丑并不是他的错，实在是由于文献对上古追述的时候总是把图腾和人串在一块儿杂写。皋陶部落也许尊奉鸟图腾，所以把皋陶写成了乌鸦嘴。

某甲一见皋陶，顿时跪下，哭喊：“青天大老爷！小的今天打死野猪一头，这伙强人却说是他们打死的。实际上他们用的是矛，而小人用的是板砖。矛都扎在了猪屁股上，而小人的板砖拍在了猪头上。哪个是致命伤，一目了然。有小人带血迹的板砖为证，请大人明鉴！”说完，双手奉上板砖。板砖上铭着“某甲记”三个歪歪扭扭的甲骨文。

按理说，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先验明猪的致命伤究竟何在，然后鉴别出板砖上的血究竟是猪血人血还是番茄酱，事实清楚便可适用相应法律做出判决。有必要的话，聊公也可以上去做个人证。

不过皋陶到底是皋陶，取过板砖，微微一笑，扔到一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威严地喝令：“牵！”左右牵出来一头神兽。此神兽头上有只独角，毛色发青，四足如熊，神威凛凛，令某甲不禁打了个尿战。

皋陶一指某甲，神兽腾的扭过头来，眼睛瞪得像铜铃，发出闪电般的光芒，一步步向某甲逼近。某甲吓得瘫软在地。神兽越走越近，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啸：

“咩～～～～～～～～”

廌

再次声明：不是聊公心存嫉妒编排神兽，实在是无数古籍上确凿写着此兽长得极像羊。这个“神羊”（《后汉书》给取的这绰号）便是獬豸，单名一个“廌”字。固然，也有旁的权威书籍说它长得像牛鹿熊麒麟之类，这里为了叙述方便，就径取一说啦。

某甲一见此兽叫出“咩”来，估计是食草动物，便长舒一口气，继续以企盼的眼神含情脉脉地望着大法官皋陶。聊公心知此兽的神威，早已心上一紧。又苦于不能告诉某甲，只好劝他自求多福。

廌走到某甲身边，定定地看着某甲，似乎要从他脸上看出事情的真相来。而皋陶亦半睁开眼睛，神色凝重地看着廌的一举一动。

突然间——

A版本，廌用角顶了某甲一下，皋陶眼睛一亮，大喝一声：“拿下！”某甲顿时被拿下，处刑（至于处什么刑，下边再讲）。此版本见《论衡》。

B版本，廌用角狠戳某甲，扎穿心脏（或者颈骨等致命处）。某甲一手捂着心窝，一手指着廌，痛苦地说：“你——你——”气绝身亡。此版本见《淮南子》。

C版本，廌再次张开血盆大口，把某甲整个儿吞进肚子里去。此版本见《艾子杂说》。

D版本，廌冲上来绕着某甲又跑又跳，一个劲地撒欢。此版本见某甲的想象。

B、C两个版本里，某甲死掉，不管。A版本里，皋陶已经可以断定某甲有罪。所谓“审判”，分为“审”和“判”。审理阶段已经结束，下面就是判决。在此之前，某甲提出了抗议：“我抗议！”皋陶一敲法锤：“说。”

换了外国怎么审

某甲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说：“你这种审法太愚昧并且不人道。我建议采用文明国家的审理方式。”

皋陶点点头，问身后的师爷公孙策：“英国采用的是什么审判办法？”公孙策一脸茫然地看着皋陶：“什么是英国？”

聊公咳嗽一声，走上前来，唱个肥喏，曰：“英国采用的是热铁法。”皋陶说：“麻烦先生示范一下。”聊公唤来一个皂隶，命他取来一块烧得透红的铁，放到面色煞白的某甲面前，道：“摸。”某甲扭身就要跑，被身边两个牢头摁着，把手揿到热铁上，嗤——

某甲杀猪般的惨叫，聊公皋陶公孙策皂隶牢头一干人等齐声说：“太残忍了！”

烫手完毕，聊公吩咐：“将此手严实包扎，三日后看。如无溃烂，则是冤枉；如有溃烂，则有罪无疑。”

某甲饱含热泪，道：“英国在这个时代也是蛮荒之地，我要用埃及印度巴比伦三大古国的审判方法！”

聊公沉稳得很，道：“先用印度的。取一只羊脾来！”皂隶甲取来一只羊脾。聊公又道：“涂上各种毒药。”七八个皂隶拿着刷子往羊脾上涂五颜六色的各式剧毒。聊公曰：“吃下去。若无恙，则为冤枉；若有恙，则有罪无疑。”

某甲不肯，早被七八个刽子手捆翻在地扒开嘴来塞进羊脾。顿时面色青紫变幻，七窍缓缓流出血来。

聊公大场面见惯，继续说：“换巴比伦的。把他捆在石条上投到河里去，看他是沉还是浮……”某甲惨叫一声：“打住！埃及的呢？”聊公今日誓要卖弄到底，便曰：“好，换埃及的。将某甲心脏取出，称量一下。以其轻重，决定冤屈与否，是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某甲狂喷鲜血，仰天而倒。皂隶们跃跃欲试，都想一睹新鲜，却见某甲翻身而起，温情道：“还是我中华古国之审理方式文明人道，小的伏法！”

皋陶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早伏了法，又何必受这许多皮肉之苦。来啊，拉下去劓了！”

忽有一人高叫道：“且慢！”

正是：聊公博识无不服，某甲遭刑有人怜。欲知这叫停之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五　刑

上回说到有一人保下某甲性命。众急视之，正是聊公。

皋陶在上回中已经见识过聊公手段，恭敬问道：“先生有何嘱咐？”聊公说：“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某甲虽然已经伏法，但显然对什么叫做‘劓’不甚了解。希望大人能给在下一个机会，向他详细讲述五刑之起源，同时也使我们这本书更像科教片而非警匪片。”皋陶问公孙策：“你以为何如？”公孙策回曰：“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皋陶点点头，对聊公说：“那就劳烦先生了。”

聊公乃作法，时光倒流。

这是一片开阔的史前原野，到处都是断折的胳膊和腿，还有缺胳膊断腿的人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像被小孩子弄坏了的人偶玩具一样。显然，这是一个战场。几个奇装异服的少数民族士兵在巡检。

一个士兵发现了七窍流血面色青紫一手溃烂的某甲，问聊公：“此人是谁？”聊公恭敬答曰：“炎帝部落的士兵。”士兵便将某甲轻轻提起，扔进战俘和战利品堆里，一起打包带走。

好，趁这个间隙，我们先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五刑。

所谓五刑，最早乃是指劓、刵、椓、黥、杀五种肉刑，首创者是蚩尤部落，也就是刚才把某甲当战俘抓走的那个小兵所在部落。黥，在脸上刺字涂墨；劓和刵看字形就晓得了，割鼻子割耳朵；椓，分椓阴和椓窃，分别是指男子去势、女子幽闭（简单来讲就是分别损坏男女的生殖器官）；杀，砍头。

这五刑，当时还按受刑者身份的异同，分地方执行。平头百姓，在菜市口砍头；贵族，去郊外秘密执行。除五刑而外，还有流刑，就是发配边疆，在当时是用得比较多的刑罚。像尧的不肖子丹朱之流，就被流放到华夏大地的对立面去了。这些当时的政治犯，给边远未开化的民族带去了文明的曙光。

另有说法，认为五刑在当时都只是“象刑”——象征性的刑罚。杀，就拿块黑布把脸蒙上；椓，就戴块黑尿布。这在当时荣辱意识强烈的原始部落是有可能的，到后来世风日下的时候，随着人们脸皮的增厚，象刑就变成肉刑了。也有可能是两套刑罚并存，象刑用来教育部落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而肉刑用来镇压极少数阶级敌人。

五刑之创造顺序，应该是先有杀，再劓、刵、椓、黥。我们可以以某甲的经历来说明五刑的创制经过。

话说某甲被蚩尤部落俘虏。当时蚩尤族正闹饥荒，把某甲养着吧，肉又不能吃，还糟践粮食，我们自己还吃不饱呢！于是把某甲杀掉，这就是杀刑。也许杀了以后觉得不解恨，再往他尸首上砍几刀，这叫戮。

如果当时蚩尤族生产力发展了，粮食够吃，觉得某甲可以留着做个猪倌帮忙喂猪，又怕他逃走，大伙一合计，觉得养猪靠手就够了，就把某甲的脚给剁了，这就是剕。这是后来黄帝族要发明的刑罚，蚩尤族可能还没有掌握。

某甲虽然脚断了，但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跑，于是每天苦练倒立，终于有一天，靠双手倒立着跑了。蚩尤族人把他捉回来，在脸上刺了“这是蚩尤族的奴隶”，涂了墨，这就是黥刑。想想还不解气，又把丫鼻子给剁了，这就是劓刑。再把耳朵给削了，这叫刵。

某甲身残志坚，趁男人们出去打猎，把蚩尤族一个MM给泡了。男人们回来一看，怒了。一个机灵的家伙咆哮着“去势！去势！”于是就去势了，这就是椓刑。

当然，某甲这个时候也可以改变性取向去勾搭男人，而且这在当时不算犯法，大约要到商朝的时候才予定罪。

以上五刑，都是肉刑，在中国法制史上一直沿用到西汉，才由文帝基本废除。之后又经反复，真正的清除，要到清末修律。这五刑将来要经过皋陶改造，就是大多数法制史课本上所谓的“奴隶制五刑”，以与后来所谓的“封建制五刑”相区别。始作俑者是蚩尤，发扬光大者则是我们的华夏首任大法官，也就是后来的皋陶了。

聊公说完这些，咳嗽一声清清嗓子，问：“大家明白了吧？”皋陶咽了口口水，说：“大哉其创造力！那蚩尤是怎么想得到刑这种东西的呢？”聊公说：“问得好！要知道这刑是怎么来的——啪！（惊堂木声）且听下回分解。”

刑起于兵，法起于律

刑是什么？砍头，断手断脚，拿鞭子抽，脸上刺字，千刀万剐？都算，不过境界小了点儿。

春秋时期，大约比孔子早上一百年的样子，鲁国有位大夫臧文仲。当时晋文公派医生拿鸩酒去毒死战俘卫成公（结果是没毒死，可能医生做了手脚）。臧文仲就对此表示了不满。他的理由是：鸩杀是私刑，习惯法和成文法上都没有规定。刑罚一共只有五种：“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中等的刑罚是用刀锯和钻笮，大致是断手断脚挖洞刺面之类；最轻的刑罚是用鞭刑（今天新加坡还在沿用）和扑刑。鞭和扑有区别，严格来讲扑包括鞭刑。扑刑有三种，笞，带个竹字头，就是拿竹板子打；杖，最早是用荆条打，所以老廉颇负荆请罪就是让蔺相如对自己施杖刑的意思；鞭，革字旁，用皮革抽打。这些将来还要细讲。

这里的大刑，是斧钺，也就是砍脑袋；甲兵呢？盔甲和兵器，指代军队。你不听话，派兵讨伐你。这个大刑才够得上资格称“大”刑，到后面帝制时代衙门里所谓“大刑伺候”，叫得声色俱厉，却只打几下屁股（笞），实在太小家子气了。

所以呢，“兵”，也就是打仗，乃是刑的老祖宗。我们还要知道，法和刑乃是两回事。举一个刑法条文：“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整个这第232条，乃是一个法条。而“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是“刑”。那么同样的，法也出自于打仗。

比如聊公要去打仗了，那么让某甲冲锋，就得有个号令。这个号令以什么来发布呢？打击乐。这不是聊公胡扯的，这是《易经》和《周礼》上说的。

《易经·师卦》曰：“师出以律。”这里的“律”可不是今天的法律，而是音律。这音律是哪里来的呢？《周礼》里面有一篇极好的文献，叫做《考工记》。它告诉我们，前面有军队打仗，后面专门有人捣鼓各种打击乐。上古的时候通行的是鼓，最古老的战鼓，巧得很，名字就叫“皋鼓”。那么，我们就让皋陶大法官友情客串一回击鼓手，在后面击鼓吧。

聊公说：“冲！”于是皋陶击打大而短的鼓，其声疾而短闻，某甲奋不顾身地杀入敌军之中。敌军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某甲争亡逐北，杀得不亦乐乎。聊公说：“小心有诈。收。”皋陶击打小而长的鼓，其声舒而远闻，某甲提着一串首级兴致勃勃地回来了。

这个鼓声就是“律”，违反律就要遭刑。符合了律，遭刑的就是敌军。

聊公最后总结说：“上古时候最能打的是蚩尤部落，所以蚩尤部落刑法最发达，既发明了律，又创造了刑，堪称中华法律的鼻祖。”

皋陶又问：“那么，请问为什么中华首席大法官是我皋陶而不是什么蚩尤呢？”

聊公戟指皋陶，大喝一声：“问得好！这是因为……”

死而不亡蚩尤族

上古时代，基本还是一个信史与神话杂糅的传说时代。

在这个半神半人的传说时代，大体格局是这样的：中原一带的华夏族有炎帝和黄帝二部。炎帝族东扩的过程中碰上了东夷的蚩尤部落。两边打仗，结果炎帝不支，失败，求助于黄帝。黄帝与炎帝连手，靠了各种神神怪怪或者说外星人的帮忙，把蚩尤打败，将其首领杀死。

其他东夷族的部落显然不服，与炎黄做抗争。这时候黄帝发挥出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美德，将蚩尤族最厉害的两大本事学到手——刑和兵。刑，前面说过啦，蚩尤族创制了五虐之刑：劓、刵、椓、黥、杀。这是黄帝族所不曾有的。后来的儒家经典如《尚书》之流只会一个劲地责怪蚩尤“始作乱……作五虐之刑”，却不想想为什么仁慈的黄帝将它保留了下来。至于兵，据说当时蚩尤族已经很会打造金属的兵器，所以战斗力格外强悍。

黄帝收服了蚩尤族，就让其在部落联盟内部继续执掌刑法。而蚩尤族多出司法大吏，所谓皋陶，经考证即是蚩尤的音变。皋陶另一个名字叫咎繇，蚩尤——咎繇——皋陶，还是很像的。而且当时蚩尤族的图腾大约是牛（蚩字上部像不像牛角），后来被黄帝抽象出来做成旗帜，就是一个牛头的符号。后代有《龙鱼图说》，说黄帝画了蚩尤的像以震慑东夷，大约就是这么一回事。

而根据《说文解字》，廌就是个牛头的形象。所以说廌只不过是蚩尤族一个抽象符号的象征而已。但是听说前几年廌已经被韩国选为首尔的城市吉祥物（獬豸），鄙视下。不过韩国的獬豸头上没有角，自然也就没有中国獬豸执法辨奸的本事。

所以上古典籍中反复出现、横跨尧舜禹三朝的超级寿星法官皋陶，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一个执法世家（听到这里，皋陶砰然而散化作凡尘点点，公孙策等惊惶失措大呼小叫某甲则惨笑道哈哈哈你也有今天）。

蚩尤族对后世的影响，有三个。一个是政治上的，夏朝把皋陶一族封在六、蓼等几个地方，后来被楚国灭掉，影响微乎其微。一个是法律上的，夏朝修正了蚩尤五刑，一直用到西汉。而实际上，这五刑一直到清朝依旧在法外有所沿用。再一个是文化上的，楚国制作了一种“獬豸冠”，是法官专门戴的一种帽子。这一种冠被沿用下来，到汉朝的时候还有，名曰“法冠”。后世法官服饰上的獬豸图案同样是蚩尤族血脉的表现。而汉字“法”的繁体“灋”右上角那个部分，就是个“廌”。在今天这样一个祛魅的时代，这个部分被自然而然地去掉了。关于这个法字，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朱苏力先生的一篇文章《“法”的故事》，很精彩。

除了法字，还有好多个字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我们下一篇再聊吧。下一篇的主角依旧是皋陶（已经被耐心的公孙策等人重新拼装完毕）和某甲（某甲旁白：饶了我吧……）。

边立法边造字

依旧只是传说而已。

话说大禹治水，修理到了黄河下游流段，便在山东境内用父亲舍命偷来的“息壤”建造了一座城池，作为治水的总指挥部，是为“禹息城”。水势渐渐小了，老百姓终于可以从屋顶上下来，把被水泡烂的家具拿出来晒干。可是这时候，有位游手好闲的某甲，游荡在城里，趁人不注意就顺手牵羊。某甲隔壁的某乙（这次人手不够了，再捏几个配角出来），更心狠，顺手牵牛，搞得民声沸腾。

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员某丙收了这两个小厮的贿赂，拒不受理。这样一来，禹息城里的蟊贼终于大起胆来，开始杀人、奸淫、抢劫，无恶不作。

大禹听到这些消息勃然大怒，把皋陶从舜那里调来，叫他想主意。皋陶早就已经在筹划制定一部刑法了，便借了这个机会，根据往日的司法实践，把各类犯罪行为包括处置办法都一股脑儿刻在树皮上，敬献给大禹，是为《狱典》。大禹一看，觉得可行，予以颁布。皋陶便按照新行的《狱典》，处置人犯：

某甲犯盗窃罪，在城中街头划一方形，是为“囚”，让某甲站在其中反省；

某丙是官员贪赃枉法，令自划“囚”站在其中反省，是为“囹圄”；

某乙盗牛，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其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施杖刑后关在专门的房内，是为“牢”；

某丁抢劫，比盗窃罪加一等，令立在“囚”中并以恶犬看护，是为“狱”；

某戊杀人、某己奸淫，处“大辟”刑。

细细考究囚、牢、狱等字形，都有当年皋陶造狱的痕迹保留下来。而皋陶也因这一创举，被历代奉为“狱神”；狱官上任、犯人受刑，都要先拜一下这位狱神。但其实，《狱典》决非后世的《监狱法》，而是一部刑法。虽然早已失传，但毕竟传说是我国历史上首部成文法典。后来的禹刑、汤刑，都是在此基础上损益而成。皋陶制法之后三四百年，古巴比伦王国才创制了《汉谟拉比法典》，成为西方第一部成文法典（意淫一把）。

再次强调，以上只是传说。而且被处置的都是一些甲乙丙丁之类没有名字的小龙套。下一回，我们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当然，也只是传说比较真实的案例而已），见识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犯人究竟是哪个倒霉蛋。

首例问责制和迟到处罚

发大水了，尧问身边的大臣四岳：谁适合去治水呢？四岳齐声说：有一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吞吐日月之志，可以治水。尧问是谁，四岳回答说：聊公。尧咳嗽了一声，说：说正经的。四岳乃推荐鲧。尧依然不是很满意，但由于已经否定了一个人选，不好再否决，于是只好勉强同意。

鲧治水三年不成。怎么办呢？

尧把鲧杀死，命令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就把水治好了。

禹后来有一次召集诸侯。清点人数的时候，缺一个人。小组长一点名才知道，是防风氏没有来。禹正待发作，防风氏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说是路上有事情耽误了。

禹二话不说，叫人把防风氏拉出去砍掉了。

好啦，两个简单的小案子讲完。那么请问看官，如果你是鲧或者防风氏，你觉得冤不冤枉？

肯定冤枉啊。冤枉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没说过治不成水就要杀头哇，也没说迟到了就要处死嘛。早知道我就不接治水这活儿或者调个闹钟不睡过头不就完了嘛。

好，我们联系一下后来的事情：一千年后吴国有个孙武，受了阖闾的荒唐命令，要把他的妃嫔们操练成军队。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段子，但是请注意一个细节——孙武第一次发号施令，妃子们都不听，孙武并没有发作，而是说：

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

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事先让人熟知，方可治人以罪。迟到了是打手心还是砍脑袋？治水不成是罢官还是满门抄斩？这都必须事先讲明白。

尧和禹都事先不告诉你，把判罪的依据捏在自己手里，不叫外面人知道。唐朝的大学问家孔颖达注疏《左传》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这叫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乃是帝王驾驭臣下之术。

这在后面的时代可能是如此，可是对于生活在恐龙还没灭绝干净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们来讲，他们只不过是还没有想到要事先把法令公布再进行处罚而已。他们只是很隐约地觉得：你既然做错了事情，便该受到处罚。而当时的老百姓包括受刑者本人也隐约觉得如此，却从来不去想：这个刑罚是否处得有道理？是不是我犯了错误便要任你宰割？

这个思想一直到四千年后的今天，也没灭绝干净，在执法者和犯法者脑子里继续作祟。

再来讲第二个小问题：我治水不成或者迟到，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有原因的？用法律术语来讲，究竟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事件比如不可抗力？防风氏迟到，大家觉得他有问题；那么如果他是因为路上堵车迟到呢？或者是因为路上勇救落水儿童而耽误了呢？再或者路上遇上大地震被埋了个把月才好不容易自救成功赶到会场的呢？不分青红皂白杀掉是不是冤枉了？

尧和禹显然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就把他们杀掉了。头脑简单害死人哪！

不过还是那句话，怪不得他们。从观念和制度上区分故意和过失，大约已经是西周时候的事情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区分清楚这两件事情。君不见，多少老师和领导挂在嘴上的一句名言就是“迟到没有理由”，说得斩钉截铁正气凛然。而就在这凛然的正气之下，多少私的权利和私的自由，被压迫得暗无天日。

杀戮堵不住千古悠悠之口。今天，浙江流传了很多关于防风氏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防风变成了另一个治水英雄；而大禹则成了像朱元璋一样为儿子继承王位而清除干净荆条上的刺的小人。

这样淳朴的传说之中，也许就隐含着对于这种秘密刑的不满吧？

诸神隐退，装神弄鬼

到了大禹杀防风的时候，其实神判法的时代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渺茫的夏以及后继的商周，祭祀之风依旧鼎盛，但当权者的头脑已经不再简单，而是学会了装神弄鬼糊弄黔首黎民。判个死罪什么的，总要先来上一句“恭行天罚”之类，以示正当。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翻翻《尚书》里的官样文章，大多是此类东西。

我们回到神权法。为什么上古的法官们要借神的旨意来判案子，搞得审理跟巫术一样呢？原因有这么几个。

一是大家相信万物有灵。比如我们幼小的时候，也会与小虫子小动物乃至小花小草对话，想象蚂蚁的王国；不小心撞了桌子，父母也会拍打桌子说：谁让你撞我家某某！以安慰小孩。人类的幼年大抵与个体的童年类似，天然地相信有鬼神的存在。所以自然地，便要仰仗自然的神力来判断案件。

二是借神灵之名，来服众。皋陶做法官，判某甲死刑，某甲肯定要问：凭什么！这一问，问的便是这判案的正当性依据。这是一个几千年来法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而皋陶们所能找到的办法便说这是老天的旨意。老天最大，天要你死你不得不死！

其实这也是可怀疑的。几个疑点：

一、你怎么知道这是老天的旨意？你和老天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要到夏朝才能从形式上予以解决。

二、老天如果自己跟自己矛盾了，一会儿下这个旨意一会儿下那个旨意，怎么办？这个问题要由西周的姬旦来解决。

三、老天究竟有没有旨意？这个问题荀子会给出一个答案。

但其实，这几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它们依旧是法律上的大问题。

二　夏商西周：上古的光荣与梦想

神与王的矛盾

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上古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代之时，神灵充斥天地之间。万物有灵，所以经常要祭祀山川河岳乃至百谷黄土。而人死后也有灵，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要祭祀祖先。

这里就有两个世界混淆在一起，有条不紊地并行着。事实上另一个世界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到今天也不得而知。

所以，世俗的王（比如商王）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胡扯说自己是上天（或者说上帝）的代表。但是，如果神和王发生矛盾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多人不会去问，但是我们要问一问。

比如说，夏朝的一个王桀，把某部落首领某甲抓了来关在均台里面。均台是夏朝的中央监狱，里面设置了水牢，叫做“种泉”。某甲就被浸泡在种泉里面。

某甲在里面泡着，觉得不是个滋味。便想了办法贿赂桀身边的人（上古时候监狱的管制还不严啊，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有些黑老大还不是把监狱当宾馆）。这位收礼的也毫不含糊，立马说服桀把某甲放掉了。某甲回去以后造了反，把夏朝灭掉建立商朝。某甲的原型是汤，改编自《史记·殷本纪》。其中关于夏朝监狱设施的那段绝密资料，由托名姜太公的一本古兵法《太公金匮》友情提供。

好，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代表上天的王被人推翻了呢？汤在《尚书·汤誓》里给出的解释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然后表示要恭行“天之罚”。当时汤的军队群情激奋，就一起把夏桀的命革掉了。革命的时候来不及热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却不得不冷思考一下。

汤说上天命令他去执行“天罚”。但问题是，“天罚”可不是人人有资格执行的。有这个资格的，只有王一人而已。如果人人有资格执行天罚，今天你说你受了天命来罚我，明天我说我受了天命去罚你，岂非乱了套了？

汤没有纠缠这个理论问题，而是举了许多夏桀的罪恶，最后引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太阳啥时候灭亡？我愿与你同归于尽）来调动群众的革命情绪，于是把太阳王夏桀灭掉了。

这个理论问题，涉及到的依旧是法统的正当性依据。为什么天不命令别人去灭亡夏朝，而单单命令你汤？你和天是亲戚？这个问题要到西周由周公来解决。

这里是同一个天命之下两个王的矛盾。下面一个案例是神与王的直接矛盾。

某甲是商朝一个王。太平日久，无所事事，就制作了一个木偶，给它起个名字叫“天神”，然后左右开弓打了天神几十个大耳刮子。某甲又用囊装上血，悬在半空，走马射箭把囊射破，血从天上掉落下来。某甲呵呵大笑，说老天被他射了个窟窿。

一天某甲出去打仗，被老天哐的打下个雷来，劈死了。

这位王，便是商朝著名的无神论者武乙。因为一生信奉与天斗其乐无穷，名声便很不好。

武乙并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之所以与天斗，原因是这样的：商朝的时候，既然在王之外别有一个天神的存在，也就是世俗权威之外别有一个超越性的权威，那么便需要有个中介连结两者。而这个中介不光光是王，更有上古的一个鼎盛的职业：巫。

巫如果听着王的话来传达上天的旨意，那王权与巫权便相安无事。如果巫决心与王对着干，那两者势必冲突。武乙之所以与天斗，就在于试图削弱巫权而加强王权。

但凡一个政权有两个权威，势必出现这样的结果。洪秀全之所以不能容忍杨秀清，就是因为只能由他自己来担任唯一的天父代言人；秦始皇之杀韩非，也是因为只能由他作为唯一的法家理论解释者。

这样一个问题，在商朝的时候只能通过一方死亡另一方胜利来解决，而从理论上解决要到西汉。

一个教训是这样的：一旦某人或某集团说自己代表了谁谁谁，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第一，你凭什么可以代表？第二，如果你代表他，那么如果你和他矛盾了，我们相信谁？

事实上，很多“代表”只不过是“代理”而已。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从法律上看，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人格是混同的，而代理者与被代理者是两个主体。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些问题；并且代理者如果代理不善，是可以更换的。

为什么可以更换？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西周，我们看看周公旦的回答。

以德配天

武王革命，推翻商纣，建立周朝。商朝国祚六百年之久，人们的头脑也进化了不少。所以在六百年之前没有人问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凭什么是你姬周代表上天？

统治者最怕思考二字。不是假怕，是真怕。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疑问的来源，也就是商朝统治者是如何解释自己政权的正当性依据的。

商朝认为，存在一个超越性的意志：天。其人格化的象征，则是“（上）帝”。“帝立商”，所以商朝可以永世长存，受天就可以永命。

结果商朝灭亡了。残酷的现实使得周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解释自己的敌人为什么灭亡，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但事实上并不奇怪，任何一个政权都要挖空心思去解释被自己推翻的那个政权灭亡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建构本政权的正当性依据。也就是老百姓问的“凭什么”。

周公以他的大智慧，提出了这样一个逻辑：

首先，天命无常。这个常是永恒的意思。老天爷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某甲行，就立某甲；某甲不行，就立某乙。

其次，老天爷选择代言人的标准是“德”，叫做“以德配天”。注意，不是文，不是武，不是财富，而是德。这个标准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价值观。

第三，姬周有德，商无德，所以周代商而立。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如果哪天周没有德了，那么周也得下台。

这个逻辑，其实比许多简单的强盗逻辑（比如XXX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要高明得多，的确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思想往复杂的高水平的进步。但是，周公在对上古神权法理论进行的完善，同时也等于在把它往墓地里送。

神圣是什么？神圣就是不问来源。当你解释为什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不再神圣，因为可供分析。而真正神圣的问题是分析不得解释不了的。

所以周公敬神而远之，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保民”之上。这是中国法律史的一大进步，随之而来的许多制度也让我们的某甲在今后受刑时可以免受这种奇奇怪怪的罚，而起码死得明白。

真正的明白，有时候只是一种糊涂。相信有神和破除迷信，谁更好？天知道。

总而言之，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由神话时代充满幻想的大脑进化到幼稚的理性时代了。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这一大背景下设置的天真而严肃的制度吧。其中有一些影响了我们几千年，更有一些几千年后我们依旧没有做到。

这才叫数典而忘祖。

齐鲁斗法

还是先看两个小案例。

某甲和某乙，都是山东好汉，祖祖辈辈在这片将来要被称为齐鲁大地的土地上生活了好几十辈子了。不过这俩孩子运气巧，赶上了周武革命。周初封诸侯，把两个一等一的功臣都封到了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

一个是姜太公，封于齐；一个是周公，封于鲁。某甲在齐国境内，某乙在鲁国境内。

作为齐鲁大地著名法制刊物《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的总编，聊公先生对这次分封极为关注，派出了著名记者吕不韦先生赶去调查两位新任国君的施政纲领。

吕不韦赶到的时候，两位开国元勋正好在一个茶话会上闲聊。吕不韦问周公：“请问周公先生，听说您最近正在制定周王朝的法典。那么您的鲁国将会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呢？”周公思索了一下，沉着地说：“亲亲上恩。”一边的太公听了哈哈大笑：“鲁从此要一天天衰弱下去了。”周公恼怒地看了太公一眼。

吕不韦看出点火药味来，便转而问太公：“作为从底层社会干起来的您，又会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方略呢？”太公笑眯眯地说：“尊贤上功。”周公噗嗤一声笑出来，然后严肃地说：“的确，齐国从此要强大下去了。”太公看着周公问：“那你笑个啥？”周公实在憋不住，放声大笑：“可惜百代之后，这齐国就不姓姜喽！”

吕不韦回去以后，就把此事记载进《吕氏春秋》。

好，我们把镜头瞄向齐鲁大地，继续作深度报道。

某甲世世代代打鱼为生，平时为人豪爽不羁，与人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太公到了这里以后，继续鼓励大家：原来打鱼的接着打鱼，政府给你提供相应的公共建设和制度保障；原来做生意的接着做生意，政府给你们制定游戏规则，大家不要偷奸耍滑；妇女也别闲在家里，都织布来卖。有兴趣做官的，跟着我去攻打边上的莱国，按照功劳大小授予相应官职！

某乙祖上是做生意的，平时为人脾气也火爆，颇有山东好汉的风骨。周公没有来就封，而是派了他的大儿子伯禽面授机宜来执政。伯禽到后，宣布：原来做生意的别都做生意了，每个县做生意的名额有限制，重大贸易由国家来代理，其他人都种地去吧！

某乙只好去种地。伯禽又宣布：大家要做文明人，见面要作揖，见长官要行礼。其他各种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一律要举行相应的礼仪，不会的可以派有关官员来指导。基本礼仪分为五种，去参看将要制定完成的《周礼》。我们鲁国要先行一步，争做精神文明大国！

一天，某甲在路上遇见乙。甲呵呵笑着上去拍乙的肩膀，乙连忙表情和敬作了一揖。甲说：“咋了？几天没见，想做城里人了？”乙一笑，曰：“非也，此乃礼也。礼之不存，人将不人。”

聊公先生走上前去，问：“二位觉得哪种生活好一点？”

某甲哈哈大笑，说：“当然是咱的生活乐和！每天打鱼，到市场上卖，老婆在家织布，生活富足，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以前饥一顿饱一顿强多啦！”乙说：“以前不知礼，过得浑浑噩噩。如今知了礼，每日修身养德，夫妻相敬如宾，上下尊卑有分，长幼和睦，确实很好。”

聊公见这两个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便跑去问周公先生的评价。跑到周公馆，一个门人进去通报。一会儿周公跑出来了，披头散发，头发湿漉漉的。聊公心下大为叹服：“人道周公一沐三捉发，果然名不虚传！”乃问曰：“周先生……”周公打断说：“我其实姓姬，请叫我姬先生。”聊公道：“好的，周先生。请问周先生，周先生的公子和太公先生在齐鲁的两种治国方略，周先生觉得哪种好一点呢？”周公说：“太公上任五个月，就向我汇报了情况。他说他依照当地风俗因地制宜，把相关的习惯制度化，把相关的风俗规范化，就算完成了初步的建设。犬子那边还没有消息。我估计也快来了，请阁下与老夫一起等候犬子汇报了情况，我们再做论断吧。”聊公曰：“善。”于是一起等。

一个月过去了。

半年过去了。

两年……

三年……

盼望着，盼望着，伯禽来了，来自鲁国的脚步近了。

周公急忙迎上前去，问：“伯禽啊，你怎么才回来？”伯禽得意地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鲁国的旧风俗全部抹掉，把周礼的全部规矩在那边进行了贯彻，然后观察成效。其中一项规矩是父母亡服丧三年，所以我在那边等了三年，验收了情况，来向您汇报！”

周公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说：“嗯。鲁国可以作为我朝学习周礼的示范国了。不过，鲁国今后可能真的要受齐国的气了。”

好啦，历史上这个案例是用来说明两个道理的：

一、齐鲁不同文化的起源。

二、太公到底是比伯禽高上一筹。

但恐怕这个故事不止说明了这么两个道理。或者说，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价值最被低估的故事（不需要加“之一”）。下面，我们来深度挖掘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资源。

第一个隐喻

我们来看齐鲁斗法所包含的几个隐喻。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两位的施政纲领。在斗法之前，太公提出要“尊贤”，周公提出要“亲亲”。哪个好？相信不等聊公问完，大家就要举双手外加脚丫子赞成太公。“亲亲”两字联想开去，大约可以想到的有“任人唯亲”、“封建礼教”、“家族式管理”乃至“家天下”等等。

如果我这个问题放到古代来问，恐怕就可以激起一番唇枪舌剑了。我们先来看看“亲亲”和“尊贤”的象征意义。

所谓“亲亲”，乃是指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一个宗法制度。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来看看周公的智慧：

首先，继承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兄终弟及，比如贤人政治，比如选举，等等。那么最早的原始部落是怎么产生领袖的呢？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王夫之先生告诉我们：一个部落里面，总有一个打野兽打得最多或者分配食物最公平大家都信得过的人物比如某甲，就被大家公推为部落首领，此时还是选举政治（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某甲再牛X，也只能领导本部落的，别的部落自有其能人在，如某乙某丙之流。三个部落组成一个联盟（方式可以有多种，比如联姻，比如战争），公推一个更牛的，于是某甲又被推了上去；两个部落联盟互殴，决出胜者，某甲又成为胜利者……如此下去，最后各大赛区胜出者中的终极冠军，便成为天子（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

天子某甲老了，要死了，搞禅让，搞贤人政治。这实在是一个好制度，问题在于让人起了争心。

商鞅先生用他一贯刻薄而讥讽的语气说过：一只兔子在野外跑，尧、舜、禹、汤这样的大圣人也会争相来追，因为这只兔子还没主。

的确如此。此言命中禅让制度的最大要害。从古至今，很有一些人对禅让制度揭出所谓黑幕，说尧是被舜逼宫的，舜是被禹害死的等等。或许是以今小人之心度古圣人之腹，但实有其事的可能性绝对不小。在我们这里，某甲要老死了，继承的候选人有乙丙丁三个。谁上？谁贤谁上呗。关键问题在于——

谁贤？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武力解决。如此一来，政治继承的成本就太高了。这是“尊贤”的第一大害：考核贤能的指标过于主观，无法量化。

怎么办？我们继续看王夫之的论述：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有身在其位的人（比如大禹）谙通其道，赖在位子上不肯走，而产生了世袭制度（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制度一旦产生，经历数世，便有了惯性。后世即便有那么几个昏君暴君，也起码比无政府状态强（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

以上抄自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就是世袭制度的起源。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这确实不失为一个选择。

有人要说啦，那君主一人世袭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搞全面世袭吧？（如诸侯、卿、士）这岂非效率太低下了？

今人考虑过的事情，古人都已经考虑过了。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说今人没有思考的权利，但今人的思考必须在古人思考的结束之处展开，这是起码的负责任的表现。

三国的时候，有位曹元首（不是外号，是人名）。说起来此人也不陌生，乃是曹操的干爷爷大太监曹腾的哥哥之后（关系还是有点远），在魏国也是位王室宗亲。

在哪个地方当宗室也别在魏国当宗室，那叫一个憋屈，看看曹植就知道了。曹元首憋屈之余，写了篇《六代论》，大谈分封诸侯搞世袭的好处。他说：一个人搞，不如大家搞。一旦出事情，兄弟之间可以有个帮衬。他用了一个俗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扶之者众也。”不过墙倾有众人扶，墙倒自然有众人推。这个问题曹元首可怜巴巴地说：“以前七王之乱，乃是因为给诸王的权太大了。如果少给一点权，断不会造反的。”分明是“大爷，您看着赏点儿吧”的口吻。

曹元首是局中人，我们请上第二位封建世袭制的辩护者，来看个局外人的说法。此人也不陌生，乃是三国陆逊之后——陆机。

注：解释一个问题，我这里的“封建制”乃是指封邦建国的制度，即分封诸侯搞世袭（当然具体内涵不只这些）。这里就不做考辨啦。

陆机先生为封建制的存在提出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有利于地方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用句现在的话来讲，有利于地方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陆机从人性的角度做了分析。

根据近代经济学的理论，人是趋利避害的，不管在官僚制度下还是封建制度下。比如某甲，在上海做个县令。按照太公“尊贤上功”的纲领，他最紧要的是做出业绩来。所以，上海的老百姓的所谓幸福感所谓长远发展，是不在他考虑范围内的（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他会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三年任期一到就往中央提拔了，把一堆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留给下任。

那么如果皇帝下令，封某甲为上海侯，情况立马不一样。侯爵可以世袭，也就是说上海这块地方就成了你和你的子孙的财产（当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理论上讲上海只是由你代管）。这可得好好珍惜了，子孙根呀！老百姓快乐了你得好处，国家吃亏了你倒其霉（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所以世袭制对国家好处大。

到明末的时候有位顾炎武。他老先生经过对天下郡国的实地考察，虽然没有提出恢复封建制的动议，但也认为不妨使地方官员封建化，以抬高其地位加重其权力（尊令长之秩），一个县令便是五品官职。地方搞得好则不妨以世袭为奖励。这样一来，人人为己，则国泰民安（合天下之私，恰可成天下之公）。

我们再回到周公的时候。究竟是“亲亲”为核心的封建世袭制度好一点，还是“尊贤”为核心的理性官僚制度好一点？

真的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其实，“亲亲”之礼反映的乃是一个“差序”，等级；而“尊贤”之法则是一个“平等”，均匀。差序和平等，孰优孰劣，不好说，得看具体的事情。而在一定的情势下如何达到两者的比例均衡，才是最关键的。

周公现在就面临着如何在西周初年的社会精确调节两者比例，使其达到制度上的黄金分割点的问题。

非大圣贤不能为之。

第二个隐喻

第二个隐喻关乎太公与伯禽分别的治国方法。

太公因仍旧俗，很快就解决完毕；伯禽改造旧俗，花了三年功夫才再造了一个新鲁国。哪个办法好？

可能又有同学举脚丫子赞成太公的办法了。这里涉及到法制建设的两条基本路径，此也是近代以来法理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

法制建设究竟应该采取理性建构、还是自然演进的方式？

简单来讲，我这里有一部法典。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部法典比你所在的国家的现行法典更加进步十倍，更加优秀百倍（当然，这里的一个前提是法典的优劣可比较）。那么，你怎么办？

A方案，坚信“甲之佳肴或为乙之毒药”，不管你，发展我自己的。此之谓“自然演进”。

B方案，把自己国家的旧法统统烧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新的优秀法典迎进来。此之为“理性建构”或曰“政府推进”。

两个都是理想模式下的极端办法。哪个好呢？（当然也有所谓“依托本国国情引进外国先进经验”之类折中的办法。但聊公以为此乃伪办法。两点之间必须有重点，模棱两可最不能解决问题）

还是看不清楚吧？我们来看个洋人的公案。话说1814年，法国皇帝拿破仑先生颁布了《法国民法典》，令周边国家的法学家极其眼红。德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蒂博教授，开始积极呼吁德国也有样学样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以治天下而垂史册。正当全德上下激情昂扬之际，有人曰：不可！众视之，乃柏林大学教师萨维尼先生也。

萨先生曰：兄弟莫急，听我一言。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立法也是一样。法律不是法学家们通过凭空构想制造出的精密仪器，而是活在人民的日常行为之中的，是民族的共同意识，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所以立法典一事，还是要从长计议。

这些言论在一个集子里，叫做《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成为历史法学派的开山之作。

当然，这个论战最后是萨氏赢了，而德国也终于积近百年之功而“自然演进”出了《德国民法典》。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恐怕就不会是萨氏赢而是蒂博先生的论调更有市场了：时不我待，快马加鞭地推出《物权法》以为民法典的出台奠定基础，亦是当务之急。

扯回来。西周初建，百废待兴，也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关节点。“理性建构”与“自然演进”两个极端办法肯定要并用。但是如何并用，便又是周公先生所要考虑的大问题了。

我想，当初在制周礼这样大规模的立法行动的时候，这些问题肯定都在周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他考虑之后的行动，自然地对中国产生了上千年的影响。

周公制礼

谢安想要纳妾，其妻不许。谢安的子侄门生们前去相劝，说男人三妻四妾乃是合于礼道的。谢夫人问道：“这礼是谁制的？”答曰周公。谢夫人便傲然道：“倘是周婆制礼，恐怕要倒过来。”

谢夫人这段话被收在一本《妒记》里，那是因为在夫权社会的缘故；在今天，这段话要收在《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里。

这个小案例说明一个问题，谢夫人的回答机巧也好，强词夺理也罢，起码她已经意识到了立法者的立场对于法律立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恐怕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优秀的法律乃是妥协的产物。

霍姆斯先生曰：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作为大法官的他，恐怕更多是针对司法而有此感慨的。但是用到立法上，聊公以为亦有其道理。

周公现在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将天下千余年来的经验提炼出逻辑，然后定为“礼”。这是西周立国的头等要事。

我们先来看历史的发展。

上古社会，人类的群落乃是以血缘为纽带而连结的。某甲的部落都是某甲之亲戚，某乙之部落都是某乙之亲戚。这种由血缘而政治产生的集合方式，叫做“宗法”。后来两族联姻，则成为一个部落联盟，其组织形式仍是宗法。若两族战争呢？好问题。

两族战争，则一族胜利，一族失败。某甲战败，则要考虑一个生存的问题。要么继续抵抗，要么投降。西方有本名著叫做《古代法》，作者梅因先生曰：这个时候某甲会采取一个办法——假装自己是某乙的亲戚，以融入其团体之中。这叫做“宗法拟制”。拟制者，形是而实不是，假装也。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开天辟地的大神们相互间都是亲戚。所谓炎帝是黄帝的兄弟，怎么可能？一个在西方活动，一个在东方活动，之前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无非是一个被另一个战败罢了。又所谓蚩尤乃是炎帝的苗裔，战败之后图存而攀亲戚罢了。

这样一来，乙吞并甲，再吞并丙，再吞并丁……最后全天下都是乙的亲戚了。这一点可以从《史记》上关于一些上古名人家谱的记载得到验证：无论是尧舜禹汤还是周武，其先祖都可以追溯到黄帝。甚至后世的皇帝如司马炎，也凿凿记载“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由帝高阳再往上推，一样可以到黄帝。所以我们今天说“炎黄子孙”，都有一个“宗法拟制”冒认亲戚的遗绪在里边。

好啦，当乙统一天下而全天下都是其亲戚的时候，“亲亲”的宗法结构便开始自然地发挥其统治功能了。所以说，在后世（秦朝之后）继续讨论“封建制”的存废，意义只能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因为宗法制已经不再。

“亲亲”的内涵有两个，一个乃是横向的“亲亲”——即便是亲属也有亲疏之分。你的亲哥哥和你七舅姥爷家三外甥女的前一个丈母娘的亲疏程度肯定有区别。就如往水里投个石子，形成一圈圈往外震荡的波纹。

第二个乃是“亲亲”的题中之义，纵向的“尊尊”，是柱形的，按辈分划分。辈分高的，便在柱子顶端，辈分低的只好垫底。

尊尊与亲亲相结合，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把全天下都笼络成一个团体了，这便是西周初年的宗法结构了。

周人对此结构的一项改革，便是确立嫡长制，也就是在同辈里面规定了“尊卑”之分。嫡，乃是正妻之子，余称庶；长，乃是年龄最大之子，余称次。嫡长相结合，便是下一任王位（或其他什么位子）的继承人，称为嫡长子。今天我们来看，继承王位完全是件碰运气的事情哪！但在当时看来，此非人事（事实上也不是人事）而乃天命啊。

以宗法结构为基础，政治结构便也无须过多的设计就可以决定了——封建制。嫡长子继承大统为周王，其余的儿子封为诸侯；诸侯的儿子，嫡长子为诸侯，其余的为卿。以此类推。这样一来，一个金字塔型的宗法结构乃决定了一个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稳当得很啦。

以上是亲亲。那么尊贤往哪里摆？根据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的考察，王、诸侯的位子乃是封闭的，按照宗法结构来分配；而卿大夫、士的位子乃是开放的，能者居之。所谓“世卿”，只是后世的乱制，不合周公的本意。

这就是周公寻找到的“亲亲”与“尊贤”在制度上的黄金分割点。这个设计依托于当时的实际，可见周公决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政治家。这是政治的大体结构，具体的“礼”，我们后面再讲。

所以周公所设计的政体，宗法结构便是其全部正当性的依据，而不必在此之外另找正当性依据了。

比如有人问某乙：请问凭什么你做天子而我只能做诸侯？某乙可以回答：因为我是你叔叔，你是我侄子。叔叔比侄子大，所以我尊你卑。有什么问题？一点也没有。

所以这样一个政权的正当性依据乃是建立在“伦理”之上的，而不必别借什么神神怪怪来作为信仰以糊弄百姓。这个伦理又是哪里来的呢？自然界来的，从来如此。所以只需要再虚安一个“天”，表示天命在此，我尽好人事便可以了。

没有上帝，没有妖怪，淳朴而祥和的人间。

我们来看看外国的情况。按照梅因先生的说法，外国（这里指西欧，在同时期指希腊）自然也有“宗法拟制”的现象，但是到底不成气候。原因何在呢？

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一切文明追溯到根源恐怕只好从地理上来寻找原因。

古希腊文明乃是海洋文明，从而造就了相互进行商业贸易的多个邦国。邦国与邦国之间要进行贸易，贸易的精神乃是平等。这样一来，他们便发现了宗法拟制之外和平共处的办法：立约。

人与人立约，国与国立约，乃至神与人立约。契约精神的本质乃是平等。立约的目的在于通过立约双方的妥协寻找到对于两方来讲都能够接受的“度”，这个“度”便叫做“正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

正义+平等=公平。这就是古代西方文明中公平的起源。

所以当我们得意于我们自古统一的大一统精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丧失了某种东西。大一统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秩序”，也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邦国林立追求的最高价值便是“自由”，以及保障自由实现的价值前提——“公平”。

上帝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总会夺走一样东西。能量守恒定律在社会领域同样适用，上帝永远是公平的。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什么？这是一个法理学的题目啦。我所敬爱的刘星先生，便写过以此为题目的一本小书。（刘星：《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在开展这个题目之前，我们照例来看段公案。

周穆王乃是著名的旅游家。但他在位之时，也仰赖了一位大司寇吕侯，制造了一部“刑”来治理百姓。这部刑便叫做《吕刑》，这在西周初年乃是立法的又一盛事，表示礼刑在形式上分途，在实质上合作，以治理万民了。

这部“刑”，规定了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而外还有罚金的办法，称为赎刑，古称共有三千条，恐怕不是法条而是判例。

好，这部刑乃是法律。那么之前我们大费周章来讲的礼是什么东西？道德？普通规章？习惯法？都不好说。

大家都知道，法律是底限道德。但是法律和底限道德毕竟有差别。我们拿久不出场的某甲来讲案例。

比如大家在意识中都隐约觉得：说谎不好。这是一个道德的共识。那某甲说谎了，怎么办？完全没有办法。如果说了点小谎，大家集体鄙视一下，从此少跟这个人交往也就完了。

一个群体到底是有聪明人的，聪明人找了大家来商量：从此谁再撒谎，用棒子打十下。这看起来像是在立法了，我们记为法1。

有天，某甲的爸爸得了不治之症（整完儿子开始整老子了）。某甲得到医生的消息，擦干眼泪，强颜欢笑地对爸爸说：“医生说了，你这是小病。”甲父一听，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曰：“胡扯！刚才我听到了，我这是不治之症！你又说谎，按法1要送官用棒子打十下！”于是把某甲扭送公安机关，把案情一说，执法者们犯了难。

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或者说，大家反倒是觉得甲父有点不近情理。哦，看来说谎还是要分情况的。于是重新修改法1，新法为：善意的谎言，无罪；恶意的谎言，用棒子打十下。是为法2。

问题继续在发生。某甲把一个人给坑了，骗掉一百块钱，被逮捕。某甲坦然道：“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因为钱是万恶之源。我把他钱骗走，是为了让他走上善途。”嗯，善意与恶意不是法律用语，而是道德评判，没有实际可行的标准。出台司法解释：所谓恶意，乃是使被害人遭受实际的不利益。是为法3。

好，继续。某甲心想，骗十块钱也是打十下，骗一千万也是打十下，索性干一票大的！于是骗了一千万。被扭送官府。执法者终于明白，不同的罪要处以不同的刑，于是制定了处罚细则：骗一百元以下，棒打十下；骗一百元至一万元以下，棒打五十；骗一万元以上，棒打一百。是为法4。

有行刑的衙役，平素就对某甲怀恨在心（就是上次那个被某甲骗了一百块钱的冤大头），用带刺的荆杖来行刑，把某甲屁股给打烂了。执法者觉得有问题，继续完善，规定了刑具的规格和施刑的部位。是为法5。

……

从法1到法5，乃是一个法律不断形式化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法律越来越不像道德，而越来越像法律的过程。当然，这个进程在中国不是主流。中国古代的法，停留在法1的层面就可以了。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古代的法官们（当然要汉代及以后了）会这样论罪：虽犯律条，其情可愍，无罪释放，予以表彰。

台湾一位学者林端先生做过一个讲座，说：红绿灯在大陆只有参考价值。律条在古代同样如此。

不管怎么说，从礼到刑，乃是一个立法技术上的进步，尽管吕侯制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也不为人关注。毕竟嘛，法律是一项技术活。

不过也毕竟嘛，技术在古代中国一向是没有市场的。

在西周生活

某甲投胎到西周，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嗯，我想比在其他任何朝代都要舒坦，更能感触上古的风气。

如果投在王公贵族家，那继承父亲的爵位就有戏（条件参见前文）；就算是次子而且庶出，那起码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当个卿啊士啊什么的吧。

如果投在一般的国人（一说，国人便是士）家里，那也是人格健全的公民。在城市里有房子住，在郊外有田地耕。

要是你的田地还是“井”字型的，就是我们练字时的九宫格，周围八个格子所收获的农作物，归自家；中间一个格子所收获的农作物，归公家。

如果某甲投胎做了一个庶民，那也不是多么垂头丧气的事情。《诗经》里头有篇《七月》，就是为我们描写庶民某甲的幸福生活的：

正月里把农具修理；

二月里到田间耕种，督耕的“田畯”看得满心欢喜；

妻子给某甲送来盒饭，女儿携着竹筐去陌上采桑；

……

八月里某甲开始收获，女儿缫丝给贵人做衣裳；

十月获稻，酿制美酒给贵人献上；

冬天出猎，寻觅狐狸做贵人的皮袍……

用阶级分析法来看，恐怕这个诗是奴隶主作的，把庶民的生活写得如此其乐融融。

如果投胎再次一等，那就到没有国界的地方去做野人。这样不为疆域所覆盖的地方，在西周还是很不少的。

天子吃着大夫送上来的粮食，大夫吃着自己封邑里那井字田中间一格里的粮食，士吃着自己田里井字中间一格里的粮食，庶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样“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有层次的生活，安详而稳定。

我们大家知道，《礼记》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那么恐怕庶民某甲不是很能接触礼了？

嗯，结论也许可以说正确，但推理过程有问题。

我们先把原文找到：“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人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什么意思呢？古代贵族出行，都坐车（今人貌似也是）。车前面有条横木，名字就叫“式”。诸侯在路上，遇到对面一个大夫坐着车过来了，诸侯就“抚”一下“式”，以表示打招呼。那么大夫呢？要恭敬地下车行礼。这就叫“国君抚式，大夫下之”。那么大夫遇到士，也是一样的。士遇到庶人呢？这就不用了。因为老百姓哪里有车嘛，也就不存在下车行礼的问题了。

这就叫“礼不下庶人”。那么“刑不上大夫”呢？也有他的说法，我们下一节讲。

总之，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放在一起讲，工整固然工整，却不免断章取义。其荒谬和拿“果真”造句说“苹果真好吃”是一样的。

当然啦，庶人需要遵守的礼比较简单。东汉著名的郑玄先生在注释《礼记》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庶人既没钱（不能备物）又没闲（遽于事），所以相对就没那么多繁文缛节啦。

但是不可否认，无论庶人还是贵族，礼几乎构成了西周人生活的全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行军打仗，居家旅游，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一般来讲呢，可以分为这样五类：

吉礼：祭祀祖先，敬事鬼神。这是西周人的精神生活。

凶礼：就是办丧事。

军礼：行军打仗时的礼仪。当然不是打仗之时，而是战前和战后。如誓师之类。

宾礼：外交场合的礼仪。

嘉礼：婚礼，冠礼（成年仪式，呼唤复兴此礼），宴会之礼。

我们重点来谈谈婚礼。

某甲长大了。到法定婚龄了，要结婚。西周有没有法定婚龄呢？不好说没有。比如我们今天规定，女的到二十了，可以结婚了，这是法定婚龄。西周是什么样的规定呢？女的到二十了，还不嫁，就要有专门的官员（这个专门的官员叫“媒氏”）来追究你的责任了。男的是到三十。也就是说，西周的法定婚龄乃是法定非婚不可龄。

难怪嘛，那时候地广人稀，人口乃是很可宝贵的，所以不是鼓励生育，而是强制生育。

好，幸福的某甲打算结婚，那就先了解一下政策吧。西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没错，一夫一妻。嫌少？那后面再加个小括号：一夫一妻（多妾）。简单来讲，只有一位正妻，其他的按照一定等级再划分，都是有身份等差的。比如天子有一位“后”，再往下有夫人、世妇、嫔、妻、妾等等。就算是再穷的士，也会有妻妾。《孟子》里面一个齐国的士，穷到在坟地上捡别人家的祭品吃了，也还是有一妻一妾的。黄蓉姑娘在大理戏弄渔樵耕读之“读”的时候，攻击《孟子》这段寓言的不合理，说“乞丐何曾有二妻”，把个大理前宰相朱子柳唬得五体投地。如果当时聊公在彼，定可以帮老朱扳回一城。

那有没有真正贯彻一夫一妻制的呢？有。谁？匹夫。

匹夫在今天固然是骂人的话（当然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用这么“文绉绉”的词语来骂人了），但那时候还不是。比如在郊外活动的野人、庶民之类，男的都叫匹夫，女的都叫匹妇。意思是没有小妾，只有夫妇两个相匹。

好啦，某甲要结婚。而且某甲奔卅了，快到法定非婚不可龄了，再不结婚官府要宏观调控了。怎么办？

某甲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子。一打听，叫某乙。某甲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看咱俩挺般配，要不你就从了吧。行不行？肯定不行。这里违反了西周缔结婚姻的几项禁止性条件。

头一项，同姓不婚。某甲姓某，某乙也姓某，同姓，不能结婚。这是中国史上的一大进步，不是小进步，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为什么呢？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都知道近亲繁殖是有害的，生下来的小孩子奇形怪状呆头呆脑。那么古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不是什么封建礼教之大防，而是比今天更深刻。

第一个，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和今天的理由一样，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小孩和秋后的蚂蚱一样蹦达不了几天的。那时候去古未远，同姓的一般都是近亲。这个道理，洋人到近代还不懂。达尔文那样伟大的生物学家，连进化论都搞得清楚，却硬是和自己的表妹结婚，生下的小孩子平均年龄比东汉的皇帝还要短。

第二个，附远厚别。怎么说呢？就是通过结婚来扩大本组织的规模。不要老跟组织内部的人结婚，结来结去搞得本组织成了近亲繁殖。要结婚找外面人去。比如姬姓和姜姓一结婚，势力就扩大了，这叫“附远”；厚别呢，把自己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伦理关系理理清楚。不要一对起话来全是“哥，你比爸强”“妈也这么说”。

嗯，一个是优生学上防止近亲繁殖，一个是政治上防止近亲繁殖。比今天的认识高明啊！

所以某甲只好去找乙某结婚而不能找某乙。我们再强调一次，西周规定同姓不婚。所以西周开始，中华民族的智慧爆发的加速度就高于之前了。

某甲找乙某，可不可以？还差一点儿。你得调查清楚对方的背景。品德好不好（逆家子）？是不是没事就自个家的成员互相生小孩玩（乱家子）？几代以内有没有受过刑的（世有刑人）？有没有家族病史（世有恶疾）？是不是死了爸（丧妇长子）？

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这个叫做“五不娶”，也是某甲找老婆所需要考虑的方面。当然，至于是不是严格遵守，那是另一回事了。

好，某甲找了乙某，家庭背景清白。可不可以结婚呢？不行。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你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许终身，是要遭到举国上下集体鄙视的（《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当然啦，这是比较文明的情况。也有一些部族，还没有习惯一定要父母之命和媒人介绍。这种情况，周公制礼的时候也有考虑。所以专门特设每年的二月份，男女可以私自约定终身，而不会受到官府的处置，不影响婚姻效力（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样的规定，于防水大坝之上又开水闸泄洪，以适应不同民族的需求。周公真是大圣贤呀！多么体贴入微的制度设计！

结婚的程序呢，也是不简单的。起码要经过六个环节。首先，某甲要托媒人（看吧，媒人的作用来了）向女方求婚。这个叫“纳采”。其实一直到今天有些传统重的地方还有这个环节，并且是要送一定礼物来表示诚意和美好愿望的，比如银元、绸缎衣服、八副罗裙、鞋面、红绿手帕什么的，要凑足十个，表示十全十美。古时候没有这么麻烦，送只大雁就可以了。为什么送大雁呢？因为大雁是候鸟，顺时气而合阴阳；而且大雁死了一只，其配偶就守寡一辈子（德鸟啊！）。这种优良品德是值得我们某甲学习的。

送过大雁了，某甲的媒人还要问乙某：你妈贵姓？乙某气鼓鼓地回答：“姓某！”得，这事就黄了。乙某的母亲如果跟某甲同姓，也是不许结婚的，还是优生和伦理的考虑。

聊公菩萨心肠，不忍心让一对新人就这么黄了，就站出来饱含热泪对乙某说：“其实，你妈不是你的亲妈，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你生母不姓某，而姓乙啊！”乙某恍然大悟，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环节叫“问名”。媒人顺带问了乙某的生辰八字，喜滋滋地回去找到某甲。两人一起到某甲的宗庙里，拜祭某甲的祖宗，呈上某甲和乙某的生辰八字求庙里的卜人给算上一卦。卜人就拿着乌龟壳和草之类的东西，捣鼓了好一阵，蠕动了干瘪的嘴唇，例行公事般说：“吉。”这个环节叫“纳吉”。

这时候某甲就把家里的小猪储蓄罐拿出来砸掉，把钱取出来，小心翼翼给了媒人。媒人鄙夷地看一眼，拿去给女方。这个叫“纳征”。

一旦乙某家拿了这个钱，就不允许反悔。这时候婚姻就具备了法律效力。

某甲再跑到宗庙，求卜人算了哪天是黄道吉日，再告诉乙某家。这是“请期”。

到了这一天，某甲就欢欢喜喜地跑到乙某家，把乙某一路迎回来举办婚礼。这叫“亲迎”。

然后俩人一起进一个布置好的新房，上床，然后……这叫“洞房”（貌似大家都知道……）。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个环节下来，婚礼算正式结束。古时候没有手机，得媒人来回跑。媒人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很不容易的。

等到某甲生了小孩子，在三个月内要取名字，取好了再去官府进行登记。这就是一个小某甲的生涯开始了。

如果某甲死了，那么继承发生。继承的办法我们在宗法制度里面已经讲过啦，这里就不重复了。

以上讲了西周人的生活，而调整这些生活的就是礼。如果换算成今天的法律术语，有土地法、继承法、婚姻法等等民事法律，甚至礼的精神性原则是不是可以说是宪法（事实上宪法学的张千帆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此方面的论文《在自然法与一般法之间：关于“礼”的宪法学分析》，大家可以看看）？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法谁无知，谁去证明中国古代有民法谁无聊。

我们下节讲某甲的死掉。

在西周犯罪

某甲在自己家里，面无表情地撕着一只烧鸡吃。甲的爸爸冲进来一把抢过烧鸡，拿着边吃边走掉了。某甲默默地看着爸爸得意而远去的背影，感觉喉咙口有一种愤慨的冲动。

聊公从屏风后走出来，撺掇：“告他。”某甲凝重地点了点头。聊公递过一束箭，说：“这是讼费。本朝规定，为防止滥诉，收束矢以为讼费。”某甲继续点点头。

某甲提了这束箭，去找本行政区的法官。城里人找“乡士”，乡下人找“遂士”。某甲有城市户口，便找到乡士。乡士收下了箭，问：“讼还是狱？”某甲看聊公。聊公曰：“本朝诉讼分两类，以罪名相告曰狱，以财货相告曰讼。西洋人管这叫做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某甲觉得自己的爸爸抢烧鸡乃是一件“抢夺罪”，却又拿不准，只好嗫嚅着“讼”。乡士嗯了一声，眼皮也不抬地问：“所告何人？”某甲曰：“父。”乡士终于抬起眼来透过老花镜看着某甲，说：“君臣父子无狱讼。”

“Cut！”聊公走出来，解说道，“《礼记》有云：‘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所以儿子是不能告老子的。如果坚持告，告者有罪。前面整个关于宗法制到封建制的立足，都在于伦理。儿子告老子，其伦理基础势必遭毁坏。我们录制这个节目，其教育意义正在于此。”

这种情况下某甲只好郁闷地回去了。

那么如果所告的不是父亲，而是某乙呢？好，诉讼程序进一步推进。

乡士派了张龙赵虎把某乙传唤来。张龙赵虎回来说：“某乙乃是齐国的国君，正在鲁国进行国事访问，来不了，全权委托秘书某丙担任其代理人。”乡士搔了搔头，说：“开庭吧。”聊公曰：“慢！”然后对着镜头说：“这里讲解一下。西周打官司要求双方当事人都到庭，此为‘两造具备’。大夫级别以上贵族有权派自己的臣下做代理，这大约就是我国代理制度的起源吧！”然后恭敬地对乡士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请继续。”

乡士不满地敲了敲法锤：“肃静肃静！某甲，你先说。”某甲说某乙抢他的烧鸡，某丙作了辩护。乡士为难地说：“两边都有道理呀！那么只好——上烙铁！哈哈哈！”乡士哈哈狞笑着撕掉面皮，原来却是皋陶，身边的公孙策皂隶一干人等一起对着某甲狞笑起来……

“某甲！某甲！”乡士连敲法锤。某甲从幻想中惊醒，只好颤抖着说某乙抢他的烧鸡，某丙作了辩护。乡士为难地说：“两边都有道理呀！那么只好——公孙策！”公孙策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狞笑着走出来，某甲转身就准备跑。

“报告大人！属下刚才观察了，某丙辩护时前言不搭后语（辞），面色青一阵紫一阵（色），呼吸紊乱急促（气），听觉也出现了问题，我刚才连叫他三声他都没听见（耳），并且眼神涣散游离（目）。毫无疑问，正是某丙在说谎！”

“Cut！”聊公走出来，对着镜头说，“西周审理案件已经开始重视证据。通过辞、色、气、耳、目五方面进行观察，以判断当事人是否在说谎。这叫做‘五声听狱讼’，乃是世界上最早的将心理学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测谎技术。虽然还很粗糙，但是相比起同时期的欧洲还在沿用的神判法，肯定是文明而人道且科学的曙光啊！当然啦，这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采用的侦破办法。有证据，则从证据。”

聊公喝了口清茶润润嗓子，继续说：“根据相关记载，当时的证据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和勘验结论等。比如《周礼》有规定，打土地官司的，拿官府地图做证据；打契约官司的，拿契约文书作证据；证人作证的，必须发个毒誓说我要是做伪证叫我生个孩子没屁眼以保证口供的真实性。”

乡士听了公孙策之言，就以此作为审理的结论。比照了刑书，没见有“抢烧鸡”条。参看以前的判例，有“某丁抢夺烤鸭案”，颇类似。就问某甲：“某乙抢你烧鸡，是眚呀，还是非眚呀？”某甲直直地看着乡士，忍不住又扭过头来用无辜的眼神向聊公求助。

聊公摇着鹅毛扇，笑曰：“所谓眚，乃是过失也；所谓非眚，乃是故意也。”某甲便道：“回大人，非眚。”乡士点点头，又问：“那某乙是惟终呀，还是非终呀？”某甲又可怜巴巴看聊公。聊公“啪”地打开一柄折扇，曰：“惟终就是惯犯，非终就是偶犯。”某甲想了想，回道：“想是非终吧！”乡士再一点头，便判道：“按照以前的惯例，要判某乙劓刑。但考虑到刑不上大夫，嗯，可以改罚二百五十锾。某丙，你看怎么样啊？”某丙连连点头，甘愿受罚。于是一桩官司至此终了。

几句后话先交代掉：

1．倘若乡士不立案开庭，某甲可以上访告御状。告御状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跑到王宫正门外边去敲“路鼓”，就会有太仆出来接了你的状子，交给周王。二是跑到路边站在一块红色的“肺石”上。站到被人看见了，就会过来接了你的状子，交给周王。我想多数人还是愿意敲路鼓。当然，这个站肺石也有个防止滥诉的作用在里头，类似后世的杀威棒。

2．倘若乡士收了某乙贿赂而枉法，某甲也可以上诉，两案并告。一告某乙抢你烧鸡吃，二告乡士“惟货”。嗯，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官责任制度啦，叫做“五过之疵”，分为惟官（依仗权势）、惟反（挟私报复）、惟货（收受贿赂）、惟内（庇护亲属，盖此时尚无回避制度也）、惟来（受人请托）五种行为。

3．死刑在这时候已经分等级使用了，平头老百姓“弃市”——杀死了扔在菜市场上叫人唾弃三天；而贵族则可以留全尸——由专门的行刑者秘密缢死以照顾其面子。

4．不判死刑的，除了割鼻子剁腿而外，已经有了徒刑的发明。关在牢里，进行劳动。这种办法，显然比处肉刑文明得多，既保全了犯人肢体有利于他改过自新，又可以让他劳动以促进生产。但这种办法现在还不普及。不过没关系，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好的刑罚也不例外。徒刑在未来将成为最主要的刑种。

5．这时候的监狱叫“圜土”或者“囹圄”。一个土墙围起的圆屋子。有专门的牢头叫“司圜”，有专门的狱具叫桎、梏、拲，分别是戴在脚、颈、手上的，都是木头的。

下面再重点解释一个上一章的遗留问题：究竟什么叫做“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我们解释它说：大夫以上不受刑，此乃封建等级特权之铁证。这种说法，属于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而睁眼瞎说。

从桀纣到周厉周幽周宣王，哪个没有给大夫用过刑？关龙逢比干杜伯乃至管叔蔡叔都受过刑罚。这样的话，要放到原始语境里面去理解。原文拿出来看：

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刑不上大夫的原因，乃在于受过刑的人不适合呆在君主之侧，那是很煞风景的事情。天子半夜做梦醒来，发现左右侍立着的官，一个缺条腿，一个满脸刺着字，乃是很恐怖的事情。拿出去搞外交，也不好看。

所以此言的真实含义，乃是“肉刑不上大夫”。至于一般的流刑徒刑乃至死刑，大夫是不可避免的。遇到肉刑，则转化为其他刑种加以处置。另外执行死刑也享受一定的留全尸的优待，上面已经说过啦。

嗯，从上面“某乙抢某甲烧鸡案”这样虚构的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从夏商到西周中国法律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的先人已经开始学会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偶犯和惯犯，并且规定了刑事责任的年龄，一定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是可以免于刑罚的。我们还有法官责任制度，有测谎技术和证据制度，有比较合理的“两造对抗”的诉讼制度，有代理人制度（虽则还仅限于贵族），有罚金的办法，有数罪并罚的办法。虽然还很简单和幼稚，但是在维护人权方面，实在堪称当时世界的楷模。而今天叫嚣人权的几个国家，有的甚至连神判法的办法都还梦想不到。

任何黄金时代，都有吐尽辉煌的时候。下一节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象征着西周黄金时代瓦解的案例。

一个案子了结西周

周厉王三十二年三月初，周厉王姬胡先生在康宫的太室沉思。某甲径直地走进来，姬胡愣愣地看着他。某甲走到姬胡对面，坐定。点起一支烟，深深地闷了两口，抬起头问：“你就是周厉王？”姬胡想了想，点点头。某甲又闷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灭，站起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带着哭腔嘶喊：“大王！为小的做主哇！”

原来，某乙租了某甲的土地，却违约没有给租金。姬胡皱皱眉头，叫太史南把这个案子交给大司寇虢旅，由他来处理这个事情。虢旅接到这样一个无聊的案子也觉得很无聊。把某乙宣来，对质了双方的口供，又把相关的地图田契都寻了来，一一检查，都没有问题。便判了某乙败诉，令他起了个誓：“若再不还某甲田租，愿受流放之刑。”于是挥挥手，算结了这个案子，便忙他的公务去了。

某乙回去后就还了钱。而某甲则很欢喜，回家铸了个鼎，把这件事情用102个字铭在鼎上。由于某甲真名叫鬲从，所以这个鼎叫鬲攸从鼎。

后来，这个鼎被挖了出来。上面的字被考古家翻译并整理出来。再后来，这段文字被转抄。而聊公则从一本错讹极多的烂书上看到了它。然后聊公说：“就是这样一个无聊的案子，了结了西周。”

对，是我在夸大其辞赚你眼球！哈哈哈！但是——这个案子里面确实反映了西周灭亡的蛛丝马迹。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所认识的只有周厉王。他引发了两个成语，一个叫“道路以目”，一个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都听说过？好极了。

让我们把镜头再对准这位周厉王姬胡先生。他此时依旧在沉思。

建国之父们集中一代人的智慧所创制的宗法制和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已经出现了危机。一个表现在于，宗法制的纽带松了。周公立法的本意在于“家天下”三个字。嫡长子做天子，其他小孩封到天下做诸侯。诸侯的嫡长子做诸侯，其他小孩封到地方上做大夫、做士……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的繁殖，家族的庞大，把宗族的触角伸及全中国。弟弟们拱卫嫡长子，犹如众星捧月。这才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才叫“家天下”！

极好的理想设计，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周公先生，您可曾想过，百年之后那些诸侯大夫士庶人们还会认寡人这个大哥吗？姬胡觉得胸中一种滑稽的悲楚在涌动。周公的这个疏漏在三百年后居然以这样的缺陷落到姬胡的头上，当真令他哭笑不得。

事实上，昭王的时候就已经王道微缺，夷王的时候就已经诸侯不朝。到现在，更是有诸侯削减贡品甚至拒绝上贡了。王室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巴巴。

天子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多么完美而有层次感的制度设计！现在，除了天子食不到贡，其他的依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另外，民间的土地也开始松动。土地王有？开什么玩笑？抓在谁手里就是谁的！不准租借？不准买卖？去你的！不租哪来田金？不买卖哪来收入？除了周天子恪守祖训不租不借外，全在下面乱搞！

中央无权，地方坐大。

姬胡不能坐以待毙，姬胡决心有所作为。

几百年后，瞎子左丘明会在《国语》上郑重地刻下四个字以作为对这位改革家的祭奠：

厉始革典

姬胡观察出了先圣周公设计这套制度的内在机理。正如三千年后王国维先生将会说到的，宗法制“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但周公本人并没有这样理想化。这只是表象。

根本上来讲，这个体系还是要靠王室以实力来维持的。

小诸侯虽多，却以王室为中心运转。这样，可以保障王室的实力不至于衰颓；而王室拥有了实力，则可以打击不听话的小诸侯、开拓疆土封任新诞生的诸侯。如今王室实力不济，所以既不能有效解决诸侯间的纠纷，又不能开拓疆土封给新天子的弟弟们，这些弟弟只好在王畿之内分一小块地，如此又削弱了王室的实力。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加强王室实力是关键。

认识到这一点，姬胡任用了一位经济专家荣夷公。荣夷公的办法乃是两个字——专利。

今天的法律术语，在中国古汉语里都有出处，也就是其语源。但是以这么个古汉语来对应翻译那么个外国的法律术语，则是日本人的贡献。“专利”这个词语，就是打这里来的；但是其意义，却和今天完全不同。古汉语专利的意思，同样可以用今天的一个经济学术语来作大致对应的翻译——

专项税收。

荣夷公的这个办法，乃是在早已分配给诸侯们的山林川泽（应该也包括土地）上收税。你们不是违反祖制瞒着我私自买卖田地吗？好，我们索性撕破这层窗户纸，我承认这田地是你们所有的。但我要你们交税。你们不是在私田上下足功夫，却任公田荒废吗？好，公田私田都给你，公田私田都收税！

在承认土地私有的背景下，才有了前面某甲大着胆子找周厉王打官司状告某乙拖欠租金的案子。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西周的最后一案了。

经济之外，姬胡又将军事委托给一位虢公来全权处理。这样一来，就绕开了两位元勋的后裔——周公和召公。世袭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姬胡的改革使得暮气沉沉的西周炸开了锅。姬胡乃命令从卫国调来一批巫人专门负责监督舆论，严禁对改革说三道四。这个做法，想必是会得到未来的法家的称赞的。

召公坐不住了，跑来含泪劝告姬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姬胡拒绝听从。

国人果然暴动，将姬胡推翻。姬胡晚年死在一个叫做“猪”（彘）的地方。

两百多年后，鲁国在其境内实行“初税亩”改革，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内容和姬胡的“专利”基本相同。

聊公找到姬胡先生愤愤不平的在天之灵，郑重地说：“提前到来的改革等于破坏；社会没有发展出足够的存量，改革就难以产生增量而只会产生阻力；改革的成败，蓝图固然关键，但推行手段更关键；大国的改革，应该从试点开始；稳定压倒一切。”说完，扬长而去，留下一个独立而思考着的姬胡。

厉王之后，乃是周公召公共和行政，然后是宣王即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兴。最后幽王烽火戏国法之后，西周王朝被犬戎给打掉了。历史老人连敲几通急鼓，催促一个白金时代的降临。

聊公站在镐京的城乡结合部，看着忙忙碌碌往洛邑搬家的周平王和他的宰辅大臣们的庞大队伍。

也有一些人并不跟着这支队伍去，而是收拾了行囊失落而匆匆地搭上了前往祖国各地的火车。他们是最近一批政府的裁员，政府的财政实在养不活这么多人了。他们中有王室图书馆的守藏吏，有守庙的小官，有天文官，有记言记事的史官，有采集街谈巷议的稗官，有负责审案的低级法官……现在铁饭碗砸了，不知道前途在何方。

西周的夕阳已经泄尽了最后一丝辉煌，天沉了下来。聊公想到握发来见的周公，想到愤愤而独立的姬胡，想到打官司胜利而欢天喜地铸鼎纪念的鬲从，轻叹一口气，便要离去。

忽然听到远处一个渺茫的歌声在野唱：

苕之华　芸其黄矣

心之忧矣　维其伤矣

苕之华　其叶青青

知我如此　不如无生

聊公最后望了一眼西周的天空，便义无反顾地随着平王的部队往东周去了。

三　春秋战国：白金时代的破与立

二尸三命案

雍子和叔鱼的尸体躺在边上，刽子手正在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邢侯麻木地看着这两具尸体，心想：他们在死去之前也曾经是活着的。思量未已，一种刺骨的冰凉已经介入他的颈项，随后的沸腾灼热将他的思绪吞没了。

二尸三命。

聊公默默地转回头去。这样血腥的场面，在春秋之前的法律史上从来不曾缺乏过，今后也将继续层出不穷。更何况，这三个人并非死无余辜。

雍子生前是晋国的功臣。他是楚国申公巫臣的公子，由于并不被父兄喜欢且遭到恶待，于是跑到晋国来。究竟是怎样的原委，聊公不想多讲了。总之雍子曾经很努力。他靠着他的努力和实力，在一次战斗中立了功劳。国君把部邑赏赐给他，但他万万料不到就是这片地，要了他的命。

邢候也是申公巫臣的儿子。这位楚臣申公巫臣冲冠一怒为红颜，举家跑到晋国来了（具体事迹可以去查《左传》）。他在晋国多有作为，国君把邢邑封给他。这块地，由他儿子邢侯继承。邢侯同样万万料不到，这也是一片夺命的土地。

当然，夺命的永远不是死物，而是生物，是生物永不止息的欲望。

部邑和邢邑的边界并不明确，所以雍子把边界划得有点大。邢侯不是省油的灯，聚集了百姓在边界上闹，抵制雍子。

让他三尺又何妨？聊公这样问雍子的灵魂。雍子咬牙切齿地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唉，为什么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五百年这样子地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

生前的雍子对自己的家人一腔仇恨。想不到自己跑到晋国，他们居然可以跟了来；想不到自己封到部邑他们却可以住隔壁！是可忍孰不可忍！雍子把亲兄弟邢侯告上法庭。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叔鱼很高兴自己当上了司寇。叔鱼姓羊舌，名鲋。羊舌一家子在当时的晋国是望族，他的兄长叫叔向。

叔鱼爬到这个司寇位子可不容易。这是他钻营许久干了好几件诡诈的事情，才弄到的职位。汉朝开国宰相陈平先生说过：“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这是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叔鱼头脑不清醒，他绝对想不到这个他千辛万苦得来的位子要了他的性命。

雍子告邢侯，执政韩宣子令司寇叔鱼接手这个案子。

雍子打探好了，叔鱼预备判自己败诉。雍子也打探好了，叔鱼这人没别的毛病，就是贪财好色。

雍子挑拣了自己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给叔鱼送过去。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首起对司法官的性贿赂吧？但直到今天，关于“性贿赂”基本上还是立法空白。

叔鱼得了如花美眷，便开庭审理，判雍子胜诉。邢侯一怒之下，情绪失控，杀了叔鱼，又杀了雍子。

就是这么个案件。韩宣子犯了难：这样一来案情就复杂了，该怎么判呢？没奈何，把叔向找了来。

放在洋人那里，是反对这样做的。叔向乃是叔鱼的大哥（同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回避的问题的。而在中国，韩宣子全不考虑这个问题。召你叔向来，正是对你的信任。

叔向并不辜负韩宣子的信任，他说：“三个人都是死罪。”

韩宣子问他：“依据何在？”

叔向说：“夏朝的刑法规定：己恶而掠美曰‘昏’，贪以败官曰‘墨’，杀人无忌曰‘贼’。这三样，按夏朝的刑法都是死罪。一个没死的，杀头；两个已死的，戮尸。就这么简单。”

韩宣子郑重地点了点头。

叔向出来，遇到一童子，曰：“某奉军师将令，在此等你多时。”叔向问：“你家军师是谁？”童子曰：“随我来便知。”说罢，领着叔向三绕两绕，至一处茅舍，舍中传出琴声铮然。叔向入内，见一人拊掌大笑：“先生做得好大事！”孰视之，正是聊公。

叔向皱皱眉头，用表情示意：我很忙，你有事快说。

聊公笑笑，问道：请教先生可知道什么叫做罪刑法定原则？

叔向：？

聊公心想谅你也不知，嘴上却说：此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刑法原则。基本内涵乃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先生判决叔鱼一案，请教晋国哪条法令规定受性贿赂从而枉法须判死刑？

叔向：晋国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夏朝的刑法有此规定：昏墨贼，杀。此乃是皋陶制造的刑法，难道还不足以作为判案的依据？

聊公：请问此项规定何处有载？

叔向：那时候并无竹帛，某博闻强识，故而得知。

聊公：好，可见依旧无明文规定。再问，谁人告诉你昏就是“贪以败官”而不是头昏的意思？

叔向：昏自然就是贪以败官。

聊公：原来司法解释也是你杜撰的。再请教，你凭什么说叔鱼是贪？贪物质财富算贪还是贪美色也算贪？

叔向：都算。只要贪便是不好的。

聊公：嗯，看来事实认定也有问题。再请教，你知道什么叫做法律的时间效力吗？

叔向：什么是法律的时间效力？

聊公：即指刑法的生效、失效时间和溯及力的问题。请教，你居然援引一部夏朝的法律（何况还莫须有）来断本朝的案子，难道夏朝的法律还没有失效吗？

叔向：圣王的法则，虽万世而行之，岂会失效？

聊公：那按照纣王的法律，先生你死上十次都够了，请问我可否引纣王的法律来判你死刑？

叔向：纣王独夫，岂能与圣王并论？

聊公：好，那么独夫之刑还是圣王之法，谁说了算？

叔向：公道自在人心。

聊公：好一个人心，人心最不可捉摸。你就以这不可捉摸的人心，宣判了三个人的死刑？你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叔向轻蔑一笑：我根本否认那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好啦，先生倘无他事，在下先告辞了。

聊公不语，目送叔向到门口，突然见他停下脚步，却并不回头，而是背着身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先生，按你所说的现代刑法的原则，应该怎么判这个案子？

聊公思忖一下，道：叔鱼受性贿赂，晋国法律没有规定；无法确定是没有审清事实所以错判还是枉法故意错判，疑罪从无。雍子性贿赂叔鱼，晋国法律同样没有规定，无罪。邢侯故意杀人，死刑。

叔向扭过头来，哈哈大笑：那岂不是白白放过两个坏人？邢侯当真是死得冤枉了！

聊公不服气：那是你法律不健全的缘故！

叔向道：什么时候法律才能健全？这是以人治而补充法治之不足。

聊公大怒：人治任意裁量空间太大，早就被文明社会否定掉了！

叔向冷笑道：难怪你们出了许霆案这样的千古奇闻！从五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这个自由裁量空间倒是小！须知，公道在人心，有治人，无治法。

聊公语塞。

叔向头也不回地走开。边走边说：你的想法和子产接近，你可以去找找他。

身后传来聊公的声音：我正要去找他。

子产铸刑书

子产任郑国的执政，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他在任上最大的感慨是：郑国的家，不好当。

子产堪称春秋时代最务实的政治家，把虚名看得如天边的浮云一样。但是就是这种务实的作风，使得他也成为了当时最具争议的人物。

国际上对他的评价，子产都是清楚的。但是没有办法，战争太频繁了。

郑国地处中原，夹在若干个大国的中缝里面。谁瞧你不顺眼，就来打一打。要说真的把你打亡国了，早死早超生也好。恼火的是，这些打击都不致命。把你打个半死，收手，警告你今后还要来打你。反复但不致命的打击，正是促使一个国家变革的因素，也使得政治家的精神由理想而转向实用。

不独郑国如此，放眼天下，哪个国家不是如此？不过郑国遭受的打击更多，故而更加实用主义罢了。

饱汉不知饿汉饥，子产心想。

除此之外还有原因：社会精英下沉，新阶层的崛起。子产不知道这个新阶层是不是将来阶级分析法所认为的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地主阶级。但是他清楚：这是周公设计的封建制度的又一大问题。

姬胡着眼的是王室的衰微，子产则看到了社会底层的崛起。

封建制度的精神是嫡长子继承制，余子则下沉成为下一级的阶层。如此层层下沉，几百年过去了，最后的结果却是“士”阶层成为最具有知识和人数优势的一族。问题在于，沉淀到底的他们几乎没有上升的机会。

封建制是一次性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精神，着眼于维持而非创造。所以在周初大封诸侯之后，就没有新的诸侯级封建了。此后，只能依靠血统的关系，进行大夫级别的封建。你生来是士，那就几乎没有成为大夫的可能。

当一个阶层有了实力却没有相应的晋升路径时，就是革命的时候了。封建制必然带来革命，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这是在当初周公进行制度设计时就已经种下的因子，今天终于眼看要瓜熟蒂落了。

此外，还有一个助跑的加速器：政府的知识分子下岗。王室养不起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所以只好裁员。这样一来，这些官方知识分子就成了民间知识分子。这些人开始著书立说传教，进一步开发了社会底层的民智。

民智一开，就开始对政府有意见了。最近的一个意见来自于法律方面：你政府制定的法律为什么不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而司法裁量的权力又在你们这些卿大夫的手里！要么公布法律，要么让我们阶层的人也进入司法系统！

这是最近的声音。

子产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开放司法系统而随便让什么人都可以进来，这在近百年内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条件并没有成熟，只好留待后人去做。公布成文法，还是可以接受的条件。而且这样一来，也有利于民众知法守法，各地官员有法可依，可以免去政府不少手脚。

子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他执政的第十八个年头铸造了一个鼎，将政府的法律铭刻在鼎上。把这只鼎摆在政府的大门口，任人参观。

“为政者只好走尽量中庸的道路。可是现在左派的人把我当右派，说我太保守；右派的人把我当左派，说我太激进。难呀。”子产坐在沙发上接受聊公的采访时抱怨道。

聊公笑了笑，问：“听说最近有右派的代表给您写信？”

子产也笑了笑：“还能有谁？我们的老朋友叔向罢了。”

聊公佯作大奇状，问：“叔向信上怎么说？”

子产鄙夷道：“此信全文收在《左传》里面，公熟读经史，岂会不知？”

嗯，这封信聊公自然知道。全文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子产啊，我早就担心你要出事，今天终于出事了！先王们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你倒好，把刑法明明白白地刻在了鼎上。老百姓不知道刑法，还只是愚民；知道了刑法，就会变成刁民啊！你看看历朝历代，都是些桀啊纣啊这种人才颁布刑法，而你作为郑国的执政，居然也铸刑鼎，看来你一死掉，郑国就完蛋啦！

原文比这个要长，而且意思丰富得多，大家可以去翻《左传》。

子产回了什么信呢？我可以全文录在这里，因为不长：

若吾子之言，侨（子产名公孙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子产是读懂了叔向的信的，所以回了这么封透着无奈的信。后代的人没有读懂叔向，于是说：叔向是奴隶主旧贵族的代表！他坚持奴隶主垄断的秘密法，所以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的公布！

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研究法律，则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叔向信里面那八个字：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啥意思？比如说，某甲犯了个案子（某甲：为什么又是我？），该定什么罪，判什么刑呢？在子产而言，拉到刑书前查查条文。嗯，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是杀人罪，该砍头，那就拉去砍掉；没有这个规定，那就放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在叔向而言，则把某甲的情况上报给负责司法的几位法官。他们对案情进行一个讨论，大致觉得应该怎么判了，就予以定罪处罚。这就叫“议事（就事论事）以制（从而判决。制是决定、判决的意思）”，事先不公布什么刑法。

我们先来看叔向这个办法的缺陷：

第一，司法成本高。每个案子都要进行讨论，从而决断，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司法成本太高。而且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尤其是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而言，这个缺点会很突出。

第二，使法律丧失了预测功能。老百姓能看到法律，就可以根据法律来做事情。明确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法律不公布，则无法如此。

第三，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作奸犯科。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遵循，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万一出那么一两个叔鱼，就麻烦了。

“停！”聊公正滔滔不绝地历数叔向裁决法的缺陷，忽然有人紧急叫停。聊公一看，正是叔向本人。

叔向冷笑一声：“许多写书的都喜欢把自己驳斥的论点当靶子来使而不容其反驳，从而给自己的读者造成一种被驳斥的观点果然有问题的错觉。没想到聊公你也干这种鞭尸之事！”

聊公不好意思地笑笑。叔向说：“我来一一驳斥你上面所谓的三个缺点，可否？”

聊公知趣地让到一边（以下为叔向在说，不代表聊公的观点）。

第一，所谓的司法成本高，这是不值得一驳的。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么司法成本再高也应该去做；如果这件事情是错的，那么司法成本再低也不可做。可见这一点是建立在“议事以制是错误的”这个前提之下的，把待论证的观点当前提来用，聊公你好大的本事啊！当读者都是傻子么？（聊公讪讪地笑）

第二，所谓的法律丧失预测功能。聊公你有句话说得好，“老百姓能看到法律，就可以根据法律来做事情”。那么，老百姓看不到法律，会根据什么来做事情呢？会根据道德，根据礼的精神。法律只是底线的道德，把法律公布出来只会使大家想办法去打法律的擦边球甚至钻法律漏洞，而我不公布法律，则会使老百姓都根据道德根据礼的精神原则来行事，有何不可？

第三，所谓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谁说法官就没有制约了？先前的判例，对他是制约；礼的精神原则，对他是制约；舆论的压力，道德的谴责，他内心的善意良心，他头顶的浩瀚星空，哪一样不是对法官的制约？

聊公走出来，道：“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万一就有法官无法无天，怎么办？”

叔向说：“别的法官来把他绳之于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天下为法官，则无漏网之鱼。”

聊公继续道：“那如果天下都认同这个法官无法无天的行为呢？”

叔向笑了：“这样的话，那就算有公布的成文法也没有用。有治人，无治法。再说了，你以为法律公布了，真的就一切都明确了吗？西方法谚有云：‘法律不经解释则无法适用。’一个法条里的任何一个词语，其实都要进行解释。你每用一个司法解释来解释一个词语，这个司法解释中的每一个词语本身就需要别的司法解释来解释，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法令滋彰，则盗贼多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每个法条还不是在审判的过程中靠法官以自己的判决来解释？这还不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难怪乎美国的杰罗姆·弗兰克先生说，法官早上吃了些什么，都能决定司法判决的结果。”

聊公不语。子产走了出来，道：“逻辑上，你正确；实践中，我合适。先生的理由在来信中已经说清楚了；在下的态度，也在回信中表明白了。”

聊公出来打个圆场，说：“这样吧，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在实践中见分晓。我这里有个案子，也是我在春秋时代找的第三位主人公犯的事。请两位看一看郑国公布刑法的结果。”

邓析之死

姓名：邓析

国籍：郑

爱好：抬杠

座右铭：抬杠是一门逻辑艺术

头衔：中国第一位律师，名家的鼻祖，法家的先驱，法律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邓析坐在家里，拿着一片竹简，在往上面写字。他眯缝着眼睛，神情得意而专注。一个小厮进来报告：“先生，又有官司了。”邓析头也不抬，以常人察觉不到的幅度点了点头，继续写字。

某甲进来了，跪在地上就哭，越哭越伤心。邓析不为所动，兀自写字。某甲看哭得没什么效果，就抹干净鼻涕，直说：“我爸爸前阵子渡河，淹死了。一个船家某乙捞到了尸体，却向我们要钱才能把尸体赎回来。请教先生该怎么办？”

邓析看都不看某甲，边写字边说：“给钱。”

某甲眼泪汪汪地说：“索价太高！要不也不会来劳动先生了！”

邓析略一思忖，放下竹简，说：“等。令尊的尸体，除了卖给你，他还能卖给谁？”

某甲一听有道理，千恩万谢，打算离去。小厮却过来拦着他，指指旁边的一块价目表，上面写着：大案子外衣一件，小案子短裤一条。某甲想了想，不是什么大案子，就脱了条短裤给小厮。

某甲前脚走，某乙后脚就来了：“邓老爷，我前几天打鱼捞到一具尸体，据说是河上游的一个富人家的大老爷，我就琢磨着卖个好价钱。结果他们跟我还价，你说有这么当儿孙的吗？我就不给，他们居然要去官府告我，官府也没辙说这案子法律上没有规定。我就跑您这儿来，求您给支个招，您说我是降价处理呀还是囤积居奇的好？”

邓析继续写着字，不动声色地说：“等。这样的奇货，除了找你，他们还能上哪买去？”某乙连忙谢过，取了条短裤，给旁边的小厮，走了。

邓析写完了最后一个字，重新读一遍，满意地笑了，唤过小厮来：“把这个送致子产先生。”小厮拿过竹简，略瞥一眼，道：“先生，您上次在市场上公开张贴大字报抨击子产先生公布的刑书后，子产已经颁布了新的条令：严禁张贴大字报（悬书）抨击刑书了。”邓析笑了：“悬书者，张贴使众知也，是面向不特定受众的；致书者，投递使之晓，是针对特定受众的。我这是致书，岂是悬书？你只管去投便是。”小厮领命去了。

子产拿着邓析送来的竹简，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叔向哈哈大笑：“这等妄人，只需依着礼处决掉算了。昔日太公治齐，就把胡言乱语的华士、狂矞杀掉了，今天只需依着那个先例，把邓析杀掉。”子产瞥他一眼，道：“政府岂可失信于民？朝令而夕违，民将焉从？来人啊！”一个小吏应声而至。

子产道：“再下一道命令，严禁致书抨击刑书！”

小吏出去正忙着给刑书打补丁，邓析家的小厮又来了：“哥们，别忙活啦。我家先生估计子产先生要禁止致书，所以他老人家改了‘倚书’的办法，把竹简包在包裹里。包裹和信件可不一样，麻烦您再给子产先生送去吧！”

子产拿到邓析的包裹（倚书），脸都绿了。他想了想，说：“来人啊，把前面那三条统一起来，改叫‘严禁抨击刑书’！”

小厮把这个新改动告诉邓析，邓析想了想，点点头：“这一条算是大体过关了。你去把从鼎上拓下的铭文取来，我们再搞他下一条。”

邓析与子产的较量在继续着，全郑国都恶作剧般看着这场好戏。新的法令在不断出台，旧的法令在不断撤销。子产处于下风啊！大家都这么认为。

在一片对子产的喝倒彩中，聊公却敏锐地观察到：邓析可钻空子的法条越来越少，而子产打满补丁的刑鼎越来越扎实和完备。一部在立法技术上全面超越最早的刑书的新刑法，已经呼之欲出。

终于，邓析找不到攻击点了。他站在政府的门口，眯缝着眼睛细细地看着子产铸造的刑鼎，仿佛在看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此期间，郑国已经民声喧哗，老百姓都在撺掇邓析：先生写一部新的刑书吧！我们照着您的去做！

邓析最早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打了个寒战。

子产同样打了个寒战。他铸造刑书，目的决不仅仅在于公开法律。还有一个目的，他没有说出来。如果这种声音成为现实，那么他的一个隐藏的目的将成为泡影。怎么办？

邓析终于上门拜访子产了，他来自首。

“我见刑书有云，乱政者杀而戮之。今我操两可之说，惑乱民心，请问子产先生为何网开一面？”邓析笑眯眯地问。

子产万万料不到邓析会这么说，他思忖未已，却听邓析又云：“《夜宴》有句台词：我泱泱大国，当以诚信为本。郑国虽小，却也不可无信。铜鼎铭文，清清楚楚。子产先生难道要率先破法？”

子产看着邓析，不说话。

邓析终于收敛起一贯嬉皮笑脸的神情，正色道：“难道国法是虚，而子产先生的法才是实？法令只能出自君门，子产先生莫非要以己令而坏国法？”

子产终于被震动了。是啊，法令只能出自君门，这才是我铸刑鼎的最大意图啊！“来人，将邓析拖出斩首！”

邓析笑了：“乱政者杀而戮之，先生不要坏了规矩。杀后记得还要戮尸！”说罢，昂首出去。走开两步，又停下道：“我书橱里有件物事，是给先生的。”

叔向在一旁叹道：“邓析如此良苦用心，原心论罪当可赦免啊！先王行礼治时，多有此等喜剧；如今季世用法治，故多这等悲剧！”

门外传来邓析最后反驳的声音：“礼治有个体的喜剧而多群体的悲剧；法治有个体的悲剧而多群体的喜剧。”

子产杀邓析而戮其尸，郑国乃安定，国法得行。

聊公陪同子产一起到邓析书房，打开书橱，取出一堆竹简。简上写着“竹刑”二字。细看其内容，都是对子产刑书的修正，内容精当，堪称中国历史上首部专家拟制法典草案。

子产遂废刑书而行竹刑。

邓析以其死成就了子产的第三个目的。现在我们有工夫来盘点一下子产铸刑书的目的了：

第一个，前面已经说过啦，士和庶民阶层的崛起，要求有一个公开的法律可予以执行。这个涉及到法的预测功能的实现。

第二个，为了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这个前面也有涉及，一个国家有了明确而公开的法律，司法官员们裁量的权力就会减小，从而只需要照着法律行事便可以了（至少理论上如此）。

第三个，也是子产所不曾说的一个：统一立法权。本来，全天下统行周礼，诸侯国是没有立法权的；后来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立法权已经多元化了，诸侯国享有了极大的立法权。子产觉得，这是西周崩溃的最大教训。而他又隐隐地察觉到，在各诸侯国内部也在出现着立法权进一步下沉的苗头：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各家卿大夫坐大。怎么办？子产想到的办法，乃是铸造刑书，把政府的法律明明白白地铸造在鼎上，让崛起而没有政治地位的士和庶民阶层根据公布的法律来监督企图凌驾政府之上的大夫。

这就是子产的苦心。叔向，你大约没有真正明白我的用意吧？

若干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铸造了刑鼎。这在很多《中国法制史》的教科书上被称为与郑国子产铸刑书一样的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的运动。并且拿这个和十二铜表法和汉谟拉比法典比，说比他们早了多少多少年。其实晋国的铸刑鼎和郑国的铸刑书性质完全不同。

晋国的铸刑鼎，是由赵鞅和荀寅干的。这两个，都是晋国的大夫；其中一位，是后来赵国的国父，三家分晋的老祖宗。晋国晚了一步，终于立法权下沉而惨遭解体之灾！

再罗嗦一句，中国这么早就公布成文法恐怕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好事情，立法技术没有跟上。我们看看邓析和子产的较量就知道了。制定一部法典最起码必须有一定的抽象归纳的立法技术，能够以简明的文字而涵概大千世界，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而子产所制定的法典，实际仍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这样的法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得不靠司法人员的具体裁量和判例来弥补。这样一来，刑书之实行，又不能说其是法治的表现了，又给将兴的儒家提供了“有治人无治法”的口实。

后来，叔向死了，一位年轻人叹息说：“他是古之遗直啊！”再后来，子产也死了，这位年轻人继续叹息说：“他是古之遗爱啊！”

上古最后的遗风，直也好，爱也罢，都已经没有市场了。聊公与这位年轻人并肩而立，送别上古的良法美意。良久，聊公说：“不要慨叹了，该你出场了。”

年轻人向聊公长作一揖，道：“孔丘受命。”

最低共识

西方的康德子曾经曰过：我不怕被反驳，就怕被误解。三千年来的孔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误解史。其他诸子因为被关注得相对少些，从而被误解得也相对少些。

要想不被无意误解和有意曲解，必须在争论者之间取得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共识，才可以有分歧。没有共识的分歧是没有意义的，是鸡对鸭讲。当前中国的学界（至少是法学界），不是创新太少，而是共识太少了。

所以，聊公把儒墨道法诸家的鼻祖和徒子徒孙们一并找了来（老子已经出了关，正在西方化佛准备普渡印度人民，也被聊公找了回来），让他们讨论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

聊公问：否认自然有其秩序的，请举手！

除了公孙龙纠缠着要聊公界定一下“自然”和“秩序”的概念以外，没人吱声。

聊公一脚踢飞公孙龙，继续问：否认自然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并且应该用之于人世的，请举手！

除了鼻青脸肿的公孙龙继续追问究竟什么叫人世外，依旧没人吱声。

两个皂隶把公孙龙拖走后，聊公第三次发问：人们可以发现并将自然秩序用之于人世，使人世得到治理，对不对？

老子蠕动了一下干瘪的嘴唇，还没开口，庄子率先跳出来：“不对！”大伙儿看着他。庄子曰：“自然秩序谓之道，道者无所而不在。故君王以无为为治，拱手可矣。倘若硬要去发现自然秩序，则发现得必不完全；若还要费力用礼啊法啊的形式去描摹自然秩序，则描摹得必定不像。这样一来，人们被一个走形了的秩序所治理，这就是苦恼的起源了。”

聊公看老子，老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聊公说：好，道家的站在旁边，不再参与接下来的举手。第四个问题，认为不应该以相同的秩序来治理天下人的，请举手！

孔子孟子和他们的门生举起了手。荀子想举手，又有点犹豫。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举手，结果遭到大家的一致唾弃。孔子曰：“礼者，别也。父母至亲，君长至尊，自然应该与闲杂人等有所区别。故圣主治理天下，岂能无别？”孟子在一边义愤填膺地说：“某些人把父亲和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主君和没有隶属关系的人，同等对待，这样离情背德，无君无父，与禽兽何异？”搞得好几个墨家弟子向钜子请缨要过来揍他。

聊公将儒家的几位大贤也请在一边，剩下的还有墨法两家。

聊公清清嗓子，问出了第五个问题：要想实现社会之趋同，必须靠普遍之同情心，靠圣人、贤人之表率作用，以强有力之社会组织实现此点。同意者举手？

墨子面无表情地举起了手。荀子想了想，把刚要举的手缩了回来，再次遭到诸子百家的集体鄙视。

好，现在站列的队形，从左到右依次是：道家—儒家—墨家—荀子—法家。聊公又将各家之共同底线予以公布，则：

1．人类应当遵循天然之秩序，此为各家共同同意的底线。这个底线的意思在于：第一，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存在一个先验的秩序，此秩序基本就是儒家所谓的“天道”，道家所谓的“道”（或者“自然”），墨家所谓的“天志”等等。这样一个秩序，乃是绝对正义的，绝对公正的。第二，人类应该遵循这样一个秩序。倘然做到这样，便实现了各家的最高理想。

2．人类可以发现并将此天然秩序以一定形式宣布出来，然后予以贯彻，这是实现治理的有效办法。这是除道家以外各家的共同底线。这个底线的意思在于：各家觉得天然秩序难以直接作用于人世，且难以为人直接遵循。所以需要以一定形式进行察觉，并公布出来。这个形式肯定难以与天然秩序完全一致，但是起码可以通过人类的努力不断接近它。

3．这个先天存在的秩序，是相对不同的人予以相同治理的，上天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墨家和法家的共同底线，儒家根本反对这一点。

4．这个秩序只能由国家而非社会来宣布，只能由同一无个性的吏员通过同一无个性的程序来贯彻，而不必依靠贤人能人来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这是法家与墨家的分野之处。而荀子则徘徊于儒法之间，思想比较混乱。（荀子说：以我的思想体系来看的话，你们才混乱呢！）

聊公不再理睬乱哄哄吵闹甚至已经打算动手的诸子，面对观众们说：确立了共同的底线，我们就以道、儒、墨、法这个顺序来讲诸子的法律观了。这里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诸子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因为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根本反对法律的存在的（庄子跳出来说：比如我！）。这在今天都觉得是不可思议不值一驳的荒谬观点，在当时却都是经过聪明绝顶的大圣哲们认真论证和认真反驳过的。

这才是真正的辩论。

道家无为

道家便是极端反对有法律的第一个学派。

“自然力还不够强大么，要你们去替大匠斫？”老子淡淡地问。聊公说：“老百姓在一起生活，难免有纠纷。两户人家吵架了，总得有个评理的地方吧？政府为了简化程序，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就颁布一套办法，请问这有什么问题？”老子瞥庄子一眼，意思是：你上。

庄子嬉皮笑脸地说：“您说的这套道理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马儿呀，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喝水，翘足而跳，这是它的天性啊！有一天遇到聊公，聊公说：我最会治马了！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就死掉一小半了；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马就死掉一多半了。聊公得意洋洋地拿了这套治马的办法来问庄周，说：请问这有什么问题？庄周真的不知道该说这套办法有什么问题！”

聊公讪讪地一笑，又问：“庄先生真会讲笑话。那看来只能够顺着自然的本性来搞治理啦！那我如果把天然的秩序发现出来，原模原样地造出一套法来治理百姓，总可以了吧？”

列子说：“不可以。”聊公吓了一跳，问：“列先生从哪里冒出来的？”列子说：“老衲随风而来随风而去。”聊公说：“请教先生高见？”

“从前在宋国有个聊公（妈的，又是我！），告诉宋国国君，说：我最会制作仿真树叶了！做了三年，做了一片叶子，跟真的一模一样，放在真叶子堆里，都找不出来。可是——”列子看看聊公，顿了顿继续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聊公思索了一会儿，冷静地说：“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做出了仿真树叶，就不应该放到真树叶里面去，否则会找不出来！”列子说：“不，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无聊到聊公这个地步。”

老子终于开口了：“事实证明，做人是可以傻到聊公这个地步的。自然界自然有司杀者，会判断一切的是非，决定人之生杀。而偏偏人世间的无聊人们，喜欢自己制造一套法律系统，来代司杀者杀。就好像有去代大匠砍树，哪会不伤到自己的手呢？”

聊公听到老子替他说话，很欢喜，问：“那么你们怎么保证老百姓自己就可以发现并且遵循自然界的最高秩序，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道呢？”

老子顺手一指，聊公顿时返老还童返童还婴，哇哇大哭。老子一把搂过来抱在怀里，用慈爱的语气说：“看看，多可爱的小宝贝啊！你的元气是那么的充沛，哭一天也不会累；你的头脑是那么的淳朴，毫无算计之机心。可是……”老子把小聊公扔在地上，聊公见风就长，晃一晃已经身高五尺有余。老子用同情的语气说：“看看你在人世间摸爬滚打这几十年，老成世故，油腔滑调，面目可憎。可见，人之初生，本合于天地之道；及至后来，沾染社会习气，才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聊公闹了个大红脸，问：“那请教，好好的人怎么会变成坏蛋的呢？”

老子继续说：“一者，自然界为之。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不知道你这几十年来干了多少声色犬马之事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二者，社会国家为之。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啊。”

聊公听了听，觉得有道理。问：“那应该怎么办呢？”庄子哈哈大笑：“绝圣弃智，大盗就完蛋啦；把珠玉毁掉，小偷就灭绝啦；把秤杆量斗砸掉，老百姓就不争吵啦。”

聊公说：“不对呀，我统一秤杆量斗，制造一个最准的，不就得了吗？”

庄子说：“你造了量斗给他量米，他连你的量斗带米一块儿偷掉；你造了秤杆给他称肉，他连你的秤杆带肉一块儿偷掉；你设置了法律矫正他的行为，他连你的法律一块儿偷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他窃国以后，说前面那位聊公颁布的办法一律不算数，老子说的才算，于是设立了新的标准。请教聊公：到底谁说了算？”

聊公想了想，说：“天说了算。”

老子曰：“正是天说了算。早知如今天说了算，何必当初人去代天说？”

聊公正要臣服于道家学说，忽见远处一个人念了歪诗过来：

纷纷扬扬下大雪，

下到地上变成水。

反正早晚要变水，

不如当初就下水。

老子听得这首歪诗，暗吃一惊，微睁眼看那来人，却是某甲。

某甲见了老子，说：“道家的这套立论，在于一点：人要顺应其自然的本性，而不要自作巧伪，对不对？”

老子点了点头。某甲继续说：“你们这套立论的基础，全在于一点：人的自然本性，乃是无欲无求的，对不对？”老子又点了点头。

某甲再问：“这点难道不背于常理么？你说绝欲可以息争，固然不错；但绝欲岂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你说婴儿乃是无欲无求的典范，却须知即便是婴儿，也是需求奶水的。从婴儿到成人，身体长大，即便是最原始的食欲，也在不断膨胀。你要人人学汉朝的张苍，一把年纪了还靠吃人奶过活，这才是违背人的自然性的吧？”

老子闭目不语。庄子道：“老子先生可不曾说过要一辈子喝奶水。人长大了以后当然要甘其食、美其服，你到底看过《道德经》没有？”某甲一笑：“《道德经》处处自相矛盾，有什么可看？一会儿说‘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一会儿又说‘甘其食美其服’，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庄子想了一想，道：“天地之间岂有对错存焉？你以为对，恰恰是错；你以为错，恰恰是对！”

某甲怒目道：“正是你们这班故弄玄虚之徒，每次辩到正要触及关节之时，便用这种貌似高境界之语来搪塞搅浑水！中国的逻辑学，就是坏在你们手里！”

某甲平复了一下情绪，又说：“外国有位马斯洛先生，告诉我们：人的需求乃是有层次的，分为生存、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便带来高层次需求的萌生。你们以为人吃饱肚子，就可以不管其他了，还要人弱志强骨，虚心实腹。这难道不是违背人性？”

庄子大怒：“大道隐则智慧出，智慧出则巧诈起！人生烦恼自识字始！使民无知无欲，难道不是绝好的办法？”

某甲冷笑：“人生有四个境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知道自己知道。这才叫进步。你们为了躲避知道自己不知道所带来的苦恼，便提倡索性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从而无知者无欲，此乃杜绝进步之根！”

某甲又面向聊公道：“道家之病，乃在于以为自然状态乃是最好的状态，却看不到所谓争心与仇杀，正是自然状态下之常态。正是为了解决因人之自然性而起的争端，所以人成立了社会，建立了法律。而道家本末倒置，以为是因有社会有法律，故有争端。这种学说，有何益处？”

聊公大为拜服，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某甲从袖内取出一册书，道：“昨日有位异人，取此奇书与吾，道：汝将此书评道家一节，反复研读，明日于某处会老庄，管教你风头百出。”

聊公取书一看，正是梁启超先生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

老子终于开口了：“梁任公只见道家之病，未见道家之利。先秦思想之所以令人目眩，乃在于各走偏锋。极端片面到极处，便吸引人到极处。道家走无政府主义一途，走反智一途，非真欲叫人无政府而反智。任公不察，望聊公察之。”

聊公拱手道：“先生赐教！”

老子面向观众，道：

1．道家思想，反智之意，在于令人存一分清醒，不要过于迷信自己的智力而自取灭亡。

2．道家思想，无为之意，非绝对不要政府，而是令人存一分戒惕，休要以为政府可以取代个人而存在。政府永远不应该是有自己独立利益的实体，而应以民利为利。

3．道家思想，无欲之意，非叫人自找苦吃。乃在于令人于物质迷乱之时，存一点清净而圣灵的精神空间。

以上三端，诸君察之。

聊公想了想，果然觉得玄妙无穷。又向老子道：“如此，则道家思想如何用之于治国和法律，还望先生能指点一二。”

老子曰：“道家思想治国，历代不乏其例。萧规曹随、文景之治，休养生息、保土安民，哪样不是道家的功劳？南怀瑾说得好，儒家如粮，道家如药。药不可多吃，但生病之时，非他不可。至于道家思想在当代的体现么，呵呵……”

庄子嘴快，抢道：“不折腾三字而已！”

聊公大觉有趣，乃道谢过了，直往孔孟处而去。某甲拿了那本《先秦政治思想史》，亦步亦趋。

儒家教化

聊公走到杏坛，只有孔子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聊公看了看四周，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孔子莞尔：“你不是人？”聊公大笑。孔子曰：“人相偶，打一字。”聊公天赋异秉神武聪明，此等谜语当然难不倒他，随口应道：“洋娃娃。”

孔子莫名其妙，问：“请教原因？”聊公得意道：“人相偶，相字乃是个虚字；所以谜面乃是‘人偶’。人偶者，洋娃娃也。”

孔子暗骂一声无聊，脸上却依然堆着和气：“人相偶，乃二人也。二人者，仁也。”

聊公说：“哦。”

孔子曰：“儒家思想，言道言政，全部根基便是一个‘仁’字。”

聊公说：“我们今天言法。”

孔子曰：“言法也是一样的，你不要插嘴，我来讲。”

（以下为孔子所讲）

仁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中庸》里面讲过：“仁者人也。”也就是说，仁乃是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你看，这仁字可以析为“二人”。倘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哪里来“人”这个概念呢？必须有两人以上，他们互相一看，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都是聪明智慧的，我们给他们一个共称，叫做“人”。所以仁和人是通的，仁乃是人与人相通共约之处。后来孟子荀子争论性之善恶，我存而不论。只要知道，人之初性相近。这个性的相近之处，就是仁。

聊公不耐烦道：“麻烦你继续。”

你看，你又不耐烦了。这个仁字，乃是儒家立学之根本，也是言政言道之根本，必须首先搞清。樊迟问过我，什么叫人，我说：“仁者爱人。”

聊公跳出来道：“你看你看，你前后矛盾！刚才还说仁者人也，现在又说仁者爱人，搞得你的徒弟不知所从！所以说中国人做学问最不认真，全是你们开的好头！”

你急什么？一个概念，只能是它本身而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的词典字典，那些字词后面跟的定义，都是不得已而下的，断没有百分之百描摹得像的。所以西人用直接的理性的方法下定义，固然严谨，但有其弊端。你下得再严谨的定义，也始终只能是挂一漏万画虎不成反类犬。只是这只犬和虎在多大程度上相似罢了。

聊公说：“你少废话，继续说你的仁！”

好，所以我们用感性的间接的办法去描摹一个不可言说的事物。这不是下定义，只是描摹。我有的时候说仁者人也，有的时候说仁者爱人，还有许许多多仁的描摹。弟子们就从这些对仁的描摹中，感受和领会仁之为物。那么为什么说“仁者爱人”呢？因为这乃是仁的正面内涵。换个西洋术语，这叫做狭义上的仁。换句话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将心比心，觉得自己想要什么，想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这个将心比心的办法，叫做“近取譬”，这是仁之方。

那么仁的反面内涵，乃是“恕”。你看“恕”可以拆成哪几个字？

聊公道：“女口心。”

呃……也不能说你错，我的本意是要拆成“如心”二字（聊公：麻烦你下次自问自答）。如心，就是将心比心。恕，乃是从反面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和上面的“仁”刚好对着。这就是我们为人的全部办法。好，下面讲道和政。

道家也讲道（聊公：你这不废话），而且居然还有人誉之为中国古代唯一涉及并大谈宇宙哲学的流派（聊公：你心里不服？），实则吾人以为不然（聊公：你这是嫉妒）。你给我闭嘴！离开“人”而谈宇宙哲学，其能为哲学乎？即便做出一副客观之态，但总有一天要认识到，这种纯粹的客观乃是不可能做到的。此言当为西人诫。

所以我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所以凡事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人则以我为中心。以我往外推开，形成一圈层结构，则有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五伦之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各安其位，各自之间将心比心，以仁道待人，以恕道束己，则政成矣！儒家之道，只有五伦而无有三纲。三纲都是后人搞出来的。我所讲究的，父子夫妇君臣之间，都有各自相对待的“义”，而绝无单方面绝对的义务。只有单方面的义务，则此维系断然不能长久；有相对待的“义”，则方能抱成一道德团体啊。

聊公问：“政到底是什么？”

政者，正也。何以正之？道在絜矩。矩者，以我为标准；絜者，以我量彼。量的前提，乃是共同承认一个矩。所以政治非一人之事，而是公共之事啊！

以正治之，则为政治。政治的第一个办法，乃是正名。这个“名”，其实便是“矩”的一个表现。我以这个“名”，来与“实”相比较，看是名副其实还是名不符实。前者，我们就说他“合”，后者我们就说他“离”。合则顺，则是；离则逆，则非。是者顺者，全社会褒扬之；逆者非者，全社会鄙视之。这样一来，人人都有羞耻之心，就会朝着顺的是的方向走。即便没有羞耻之心，也没有在社会上立足的余地，只好自己灭亡。这就是政治。

聊公问：“法呢？我们的主题是法，已经有读者抨击说你越说越远了。”

以上哪一言不是法？名就是法，矩就是法。这个法怎么立出来呢？天垂象，圣人则之，是为法。必须靠贤达能耐之人，来立起这样一个法来，后世效法。再有更圣贤的人出世，觉得这个法不合适，便进行变法。这个就是法啊！

聊公道：“可是违反了你这个法，连一点强制的制裁力都没有呀。这怎么能叫法？充其量叫道德罢了。”

法与道德之二分，乃是后来的事情。如此，则仿佛法是非遵守不可的，而道德可遵守可不遵守。整个国家的关注力也全在法上，而道德则沦为口号甚至歌谣。这是变态的。法未必必须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而须靠社会制裁力来保障。我们所说的“鄙夷”、“唾弃”，都是社会制裁力。倘若真有脸皮厚的，一意孤行，则全社会公认此种人无可救药，自然而然就有刑来制裁他。但是这个刑万万不可先期使用，甚至不可有极明细的条款来公布。否则，人人便要钻你这刑的空子，养成恶劣风气。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这个道理啊！

聊公一拍手，道：“你这样一个法，要靠圣君贤相来立起并维持之。结果只能是‘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人治人治！哈哈哈！”说罢便抬腿要走。

你且不忙走。如今“人治”二字，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却要喊个口号，也是你们当今法学界一位朱苏力先生喊过的，叫做“认真对待人治”。不要一见这两字，便笑道“人治人治，哈哈哈”抬腿便要走。喂，你走那么远做什么，听我静气讲一讲。

其实人治，其关节并不在于“治理”，而在于“表率”。圣君贤相，更多的乃是表现出自己良好的品行和爱好，为天下之楷模，为世人所效法。缘故是什么呢？世人贤者太少，而昧者太多。以众昧为治，则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崇尚一个贤人政治，以圣人之德感染小人之德，如风行草偃。圣人在上而世人在下，则基盘稳固，首脑明睿，可以为治啊！再按照我之前所说的五伦十义的办法，层层推开，级级效法，则大同之治可盼。

聊公大喝道：“呔！你岂不知道贤人不世出，而不肖者一抓一把哉？人亡政息之本质问题，你还是没有解决啊！”说罢洋洋得意，抬脚又要走。

哈哈，你若是这样看轻人治，以为如此即抓住人治之全部软肋，此治理办法如何还能延续五千年而不败？你说的问题的确是问题，解决这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叫做法治，其实我叫他物治；一个叫做多数集思，少数为治。

物治的办法，乃是将治理之术凝固为法。这个法固然保险，但失之死板。全天下这许多情况，一刀切，而不因地制宜；全天下这许多变化，一刀切，而不与时俱进。无论空间时间，都是效率优先、秩序优先，我且问你，这样的办法如何能胜得过人治？何况一个制度运行若干年，漏洞就被小人发现并利用之，于是要么变法，则流民众之血，伤社会之元气；要么不动，则积弊日久，必生灾异。是以活人而屈从于死制度，你给他取个好听名字叫法治，我偏给他起个难听名字叫物治。

所以儒家之为政的办法，全在于教化。以诗教，以书教，以易教，以礼教，以乐教，以春秋教。化民成俗，则民可以自为治。如此则可越升平世而达致太平世啊！

我诓你到这里来，其实并没有所谓“法”要传授你。儒家但有“俗”而已。因伦理而兴教，以教而成善良之俗，俗之不可易者为礼，以礼治万民而民可自治。你看西方，言必称利，实际乃是极不好的。

利者，有两端。一个是利益，西方的机理以为众人争利则成社会之利，其实相争相制而致平衡之局罕见，而两败俱伤或一荣一损易见。这样人人相互间抱有戒备机心，如何比得上我儒家鼓励“立人达人”之道？彼以争，我以让，君子小人之分也。

还有一个是权利，更要不得。权利乃是以“我”为目的，有一个“我”的存在，方有权利。个人都以己之满足为鹄，而为了获得权利才负有义务，则履行此义务非出本心。何况权利具有自我膨胀性，岂有餍哉？只是相互忌惮，才设置个“权限”，又是制衡之道；一旦失衡，则由文明堕入野蛮。此乃丛林法则进化之结果，非人道，非仁道啊！

总而言之，西人以争为能事，己所不欲，都施加给敌人。你看无论资产阶级之革命，还是无产阶级之革命，都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儒家则以让为风尚，将心比心，温良敦厚。即便敌人，也以化合为上，次则释之。绝无偏狭之国家主义，而有包容之天下观念。若言儒家的办法不如西人，恕我愚昧，实在未看出来。

丘言至此已尽。两套治理办法，你取哪个？

聊公不语。

墨家无别

一群摩顶放踵短褐之徒蹲在路边。见到聊公到来，其中一位刘德华站起来表示迎接：“在下墨者革离，奉钜子令等候先生多时。”聊公喜滋滋地跟着革离一起，见到了墨子。

墨子说：“你是要我讲法律？”聊公说：“对。”墨子说：“好，法律是用来解决纠纷的机制。纠纷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最理想的办法来解决呢？你看，这里有位吴人某甲和越人某乙，是世仇。你说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完全和好呢？”

聊公道：“不可能了。”

墨子对某甲某乙说：“你们握手言和吧。”某甲某乙齐声道：“毋宁死！”

墨子说：“你看，就是这样两个人，有这样大的仇恨。你知道，我们墨家的发明创造是很厉害的，《墨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物理学的实验和原理，哪怕洋人也是很佩服的。有位李约瑟……”

聊公打断道：“请说正题。”

墨子说：“好，我最近发明了一个分歧终端机，可以解决人世的一切纠纷。你猜是用什么原理解决的？”

聊公道：“猜拳。猜拳的唯一弊端是出拳先后顺序不同，你的终端机可以克服这个弊端。”

墨子说：“你《非诚勿扰》看多了吧？猜拳靠的是概率，我这个是真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你看！”

十几名墨家弟子搬出来一个巨大暗箱，暗箱两端有两个门，可以各容一个成人出入。

墨子说：“下面有请某甲某乙走进去。”

某甲某乙就从暗箱两端走了进去。墨子走过去，一摁暗箱上的一个按钮，暗箱里发出一阵阵绞肉的声音。少顷，声音停了。几名墨家弟子从两边把暗箱拉开，里面走出来一个某丙。墨子解释道：“某丙乃是某甲某乙的合体。”说完，走到某丙面前，问：“你还恨某甲吗？”某丙恨恨道：“恨。”墨子说：“那你打他呀。”某丙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觉得无从下手。

墨子正色道：“天下一切苦恼的起源，乃是私有。”

聊公道：“马克思先生也是这个想法。”

墨子道：“私有产生差别，差别产生分歧，分歧导致争端，小争端可以亡家，大争端可以灭国。所以我这个分歧终端机的原理，就是从物理上消灭差别，消灭私有，从而消灭争端。”

聊公大喜道：“这玩意儿多少钱，你开个价吧！”墨子耸耸肩，说：“这个分歧终端机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某丙砰然而散，变成某甲某乙继续互相敌视），没有研制出来。不过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聊公失望道：“愿闻其次。”

墨子说：“其实物理上能不能合体并不十分重要。一切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观念的问题。只要心理上合体了，争端就解决了，你看。”墨子走到某甲身后，把两只手按在他头上，口中念念有词：“你是某乙，你是某乙，你是某乙……”一盏茶的功夫，某甲双目无神，喃喃道：“我是某乙，我是某乙……”墨子问：“你还恨某乙吗？”某甲道：“我就是某乙，我恨自己干什么？”

聊公奇道：“洗脑？”

墨子说：“你说那么难听干什么！这叫信仰。”

聊公道：“被动的信仰，我总觉得跟洗脑是一回事。”

墨子说：“这样一来，他在心理上就把自己当某乙了，某乙也可以把自己当某甲。从而他们在心理上把对方完全看成绝对平等甚至相同的主体，就不会有纠纷了。这叫做‘兼爱’。”

聊公道：“昨天孔子也用了这个办法，说要将心比心，把别人当自己，把自己当别人。他说这叫‘仁’。”

墨子不屑道：“孔老二的办法不好。他这个‘仁’的根本弊病，在于依旧存着一个‘我’的观念。而且还以五伦为层次，认为爷爷不如爸爸亲，隔壁邻居不如爷爷亲，始终有一个差别在里面。有差别就有分歧，有分歧就有争端。等到有一天自己的爸爸和爷爷有了利害冲突，他只好帮爸爸；爸爸和自己有了利害冲突，他只好先照应自己。我这个兼爱的办法，比孔老二的仁，好了不知道多少。”

聊公道：“理论上的确你的‘兼爱’比较好。可是这个办法好是好，却难以用啊！”

墨子毅然道：“好就是用，用就是好。岂有好而不能用的？我这个办法，正是要在‘兼相爱’之后鼓励大家‘交相利’，要对别人有用。每个人都坚持最实用的标准，利益就最大化了。”

聊公问：“好就是用，用就是好？那有没有一件事情，丝毫无用，却是善的呢？”

墨子说：“绝对没有。一切事情必须以有利无利为标准。所以你看我们墨家子弟，绝对不享乐，绝对不吃丰盛食物，苦行以相利，恨不得一天工作二十五个小时。这样社会的效率才能提高啊！我们也去游说各国诸侯不要相攻，但是儒家酸溜溜文绉绉地以义与不义为理由游说，我们则以利与不利为理由。不战双赢，战则俱损，所以非攻。”

聊公暗叹一声为子之徒弟不亦难乎，又问：“你这个不就是西方大哲边沁先生提倡的功利主义吗？看来我国又有一项纪录领先西方两千多年了呀！”

墨子说：“大谬！墨家之言利，与西人之言利大不同。西人之言利也，必着眼于个人。人人争求己之利益的最大化，叠加则为社会国家之利益。墨家之言利也，必着眼于社会人类之全体。于个人而言，则岂止无利，甚至鼓励牺牲以成全集体之利。这等精神，比西人崇高了不知多少倍啊！佛祖而外，当以墨家子弟为最肯牺牲者了。”

聊公道：“以上是你哲学的本原了。你再说说你的政法思想呗。”

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一人有一义，十人有十义。中国人多，差别更大，纷争所由起。所以大家伙想个办法，达成契约以集合成一个义，以此义来同一天下之义，则君臣分矣。然后……”

聊公喝曰：“这是西哲的社会契约论啊，你盗版洋人的学说算什么好汉！”

墨子说：“我这学说比洋人早诞生几千年之久，怎么反倒说我盗版他的？你这岂不是见到一对祖孙，不说孙子像爷爷，倒说爷爷像孙子？”

聊公道：“证据呢？”

墨子说：“《墨经》有云：‘君臣萌，通约也。’类似证据全书皆是。你没看过《墨子》还是咋的？”

聊公讪讪一笑，道：“我考考你罢了。你继续。”

墨子说：“那么天下之异义，必须上同于天子之义……”

聊公喝道：“打住！你前面说的社会契约论，好好的大有民主之色彩，怎么忽然要全体臣民同一于天子之义了？这不是变成绝对的专制了么？”

墨子说：“因为天子乃是最贤能之人。我所理想之社会组织，一里选其最贤者，为里长；一乡选其最贤者，为乡长……如此，则天子为天下最贤能者。”

聊公道：“哦，选举政治，够先进。看来你是反对世袭政治的啦？”

墨子说：“最反对！”

聊公道：“嗯，好。也是采用投票选举的办法吗？可惜后代皇帝没有采用你的办法啊，要不我们就提前实现民主制度了。”

墨子说：“什么投票选举？投票主体乃天下最愚之民，被选者乃天下最贤之天子。以最愚选最贤，先生以为可乎？”

聊公问：“那谁来选？以什么办法来选？”

墨子说：“天志。天固有志，天选其民之最贤良圣智辩慧者为君长，此君待殁，则亲自选定下一个最贤良圣智辩慧者为下一任君长。如此，则一直由最贤能之人来治国了，焉有不治者乎？”

聊公听得一头雾水，干脆问：“你少给我‘者乎’，你干脆给我讲天下最贤良圣智辩慧者到底怎么选出来？”

墨子犹豫一下，说：“你看，我们墨家与别家不同，有自己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个组织，有一位钜子，这钜子当得是这组织中最贤良圣智辩慧者。倘若化教而为天下的话……”

聊公道：“谨受教！告辞！”说罢撒丫子就跑。

法家法治

聊公走到韩非子处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韩非子笑眯眯地站在那里恭候，完全没有传说中冷峻的样子。

“这几天听那些没劲的老夫子们唠叨，您的耳朵肯定倍受煎熬。”韩非子上来迎接。聊公哈哈一笑：“哪里哪里。”韩非子瞅了瞅四周，招了招手：“先生附耳过来。”聊公附耳过去。韩非子悄悄说：“其实吧，那几家根本就没有法律。您要听法律观啊，还得找法家。”聊公道：“哦。”

韩非子领了聊公进屋。屋子里黑，聊公眼睛又不好，只觉得影影绰绰鬼影幢幢的。韩非子点起一盏小油灯，聊公适应了室内光线。嚯！满屋子的人，一声不吭菩萨一样坐着。

韩非子压低声音说：“这些都是法家的人。先生出去不要声张。”聊公道：“好。”韩非子放了心，便又以披露国家机密的语气说：“其实啊，儒墨道三家的人物，到后期都已经转向法家了。”聊公道：“哦？这我倒不知。”

“你看这位，”韩非子顺手指了指座中一条精瘦的留两撇小胡子的汉子，“此人名叫慎到，根据《庄子》的记载，乃是道家的人物。和他一块儿的还有田骈、彭蒙。他们研究道家思想到最后，发现一个问题：老子说君主要无为而治。那君主无为，靠什么来治理呢？老子说是靠道。既然有道，那何必还要什么政府呢？干脆把君主臣僚都裁撤了算了。于是他们为了完善老子的学说，研究出最新成果：君主臣僚要想无为，只有任法而治。于是他们就转到法家来啦。”慎到点点头。

韩非又指着一位戴眼镜的斯文人说：“这位是尹文，墨家的人物。他发现墨子说万事要同一，最后由君主来同一。但是君主是人，人就会有变化，他本人都无法同一，怎么为天下之标准呢？还不如把这个同一之义固定为文本，这个文本就是‘法’。”尹文欠欠身。

韩非又指着一位神气的老头儿说：“这位是儒家的人物。他觉得儒家学问这么好，不能光靠几位圣人来做表率，要把圣人的言行准则转化为法，才能够成为万世不易的准则。所以他就投奔了法家。”

聊公大为叹服，问：“那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韩非说：“他叫孙卿。”聊公说：“哦，不认识。”

那位老先生须发戟张，怒道：“你个忤逆师门的臭小子！老夫是荀子，你却叫我什么孙卿！老夫明明是儒家之巨擘，你偏说我皈依了法家！是何道理？”

韩非微微一笑：“老师息怒，听学生慢慢道来。”

聊公说：“对，你不要急，这种事情，急是急不得的。听他慢慢讲。”

韩非说：“之所以叫老师孙卿者，乃是因为汉朝有位宣帝，名讳叫刘询。为了避讳，所以老师您就不能叫荀子了。他们一查老师的族谱，原来您还是周文王一个儿子荀伯的后裔，所以才姓荀的。于是他们认为您是王公贵族之子孙，就叫您孙卿了，乃是尊称啊！”

荀子怒道：“老夫这么多年的姓名，就因为一个后生小子也叫这名儿，说改就改了？还有法律吗？还有王法吗？！”

韩非说：“老师，这正是法律的体现啊。法律适用上有个原则，叫做后法优于先法。所以只好委屈老师您了。”

荀子道：“这节且不纠缠，你说说我什么时候皈依法家了？”

韩非说：“这是正题。谈到您为什么皈依法家，话就长了。话说……”

时间倒流。冬季，室内火炉边。

登场人物：田骈、宋钘、彭蒙。

田骈抱着《尚书》在看，宋钘和彭蒙围坐在火炉边嗑瓜子，其乐融融。

田骈（看书看到动情处，感慨）：尧的时候多太平啊！

宋钘（边嗑瓜子边随口说）：圣人之治，才有这太平的吧？

彭蒙（严肃认真地）：是圣法之治带来的太平，不是圣人之治。

宋钘（继续边嗑瓜子边随口说）：圣人之治和圣法之治有啥区别？

彭蒙（更加严肃认真并且慷慨激昂地）：你也太搞不拎清了。圣人之治，是靠自己的本事；圣法之治，是遵循的理。圣人也有可能会说出一些理，但是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圣人之治，是独治；圣法之治，无不治啊！

宋钘（继续边嗑瓜子边随口说）：哦。

场景定格，传来韩非的画外音：这一节小剧，记载在尹文先生的著作里面，包含了儒墨与法家对抗的全部关节。我们一个一个来解。

韩非从幕布后走出，说：“你看这两位，乃是儒家最称颂的尧舜。那两位，乃是儒家最鄙视的桀纣。尧舜和桀纣，其贤与不肖，乃是帝王的两个极端。儒家希望人人能成为尧舜，尧舜一来世界就大治了。可是有的时候盼救世主盼来的却是终结者，桀纣一来世界就大乱了。你们儒家提倡人治的时候，只看尧舜不看桀纣，只看好的方面不看坏的方面。得贤则昌得愚则乱，你们掩耳盗铃只看贤而不看愚，请问这样的学问怎么会没有问题呢？所以，这就是儒家圣人之治的第一个问题——”

大屏幕上打下四个大字：遭愚则乱。

荀子冷笑一声：“我有话说。你们提倡法治，那么来看看实例好了。羿的法还在，他的统治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完蛋了；禹的法还在，夏朝的统治却没几代就乱了。有治人而无治法，你的法就算是良法，不得人而治，还不是要出乱子？同样四个字回敬给你——”

大屏幕上也打下四个字：遭愚则乱。

韩非哈哈大笑，继续扯：“在河南有个某甲溺水快要淹死了。某乙想跳下水去救他，某丙拦住他说：你的水性一般，就不要献丑了。美国有位菲尔普斯，游泳可厉害了，把他请来救某甲吧！这样的故事，只好收到《笑林广记》里面去。同样的道理，一匹千里马，大家要去骑，您说：不要去骑，你们的骑术一般，让古代的名骑手王良先生来骑吧！王良来骑固然比寻常人物骑得好，可是古人可复生吗？再同样的道理，现在有一整套完备的圣法，您说：你们不要去用，让尧舜来用！尧舜这样的人，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呢？等都等死了。而世界上的君主，水平一般在尧舜之下、桀纣之上，都是‘中主’。中主治国靠法律。法律虽然不是最优的治国方略，但起码是最保险的治国方略。即使某代出了个桀纣，那也是千治而一乱；而你们的人治，即使某代出了个尧舜，那也是千乱而一治。不知这番说辞，能应对老师扣给法家的‘遭愚则乱’这顶帽子否？”

大屏幕上啪啪啪打下一行字：法家学说，正好克服“遭愚则乱”之怪圈。

韩非说：“好，我们继续来看。即便是真的有贤人治理好了一个国家，那么是贤人的能耐呢，还是良法的功能呢？比如尧舜，把他们的法律（法）给撤掉，把他们的权力（势）给拿掉，把他们的治理之术（术）给消掉，他们连一个小国都未必治理得好，不要说天下了。可见，人治的第二个不确定性：遇贤未必治。”

荀子气得牙根痒痒，说：“我就算承认良法有它的好处，那如果恶法呢？恶法不就会把一个国家毁掉了吗？这才是法治的不确定性！”

韩非笑道：“非也。我们的慎到先生有句名言：法虽恶，犹愈于无法。比如某甲的单位里分粮食，一人分十斤大米。单位的秤虽然短斤少两，起码比没有秤好，好歹有个客观的衡器。如果没有秤，大家乱哄哄闹，都拿手掂量，乱子就出来了，民就有争心。所以先解决有没有法律的问题，再解决法律善恶的问题。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好，我们再看人治的第三个害处：尚贤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聊公在旁边插嘴：“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吧？贤人怎么会有害呢？”

韩非说：“我们常说会水的淹死。浪里白条仗着自己水性好，就会专恃水性而不穿游泳衣带游泳圈。常在水里游，哪能不淹死？贤人就是如此，凭仗自己的能力，就会藐视法律，以为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叫法律给憋死，以自己的能力凌驾法律，以自己的见识选拔贤能。这样的大贤能者，最终只会给后人开个坏头起个坏榜样，以身作则是最要不得的，只能以法作则。所以我们说贤人破坏法制。”

聊公想想，道：“确有道理。我有切身体会。”

韩非继续说：“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儒家的整个学说，就知道他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了。话，还得从头说起。话说原始社会啊……”

时间倒流，原始社会。一群某甲穿着虎皮裙，咿咿呀呀地围着火堆在叫。一个老某甲吆喝了一声，众某甲都不作声了，恭敬地看着他。

韩非画外音：这是原始社会之初，部落以血缘维系。在这样的部落之中，自然尊崇自己的父亲母亲，自然就有了儒家“亲亲”之道。我们来看后来的发展。

时间加速，甲部落与乙部落接触，又与丙部落接触。相互碰撞，最后以某乙为最能者。三个部落联合，崇敬某乙。

韩非画外音：这是原始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部落扩大，不同血缘的部落相撞击，最后以贤者胜。所以此阶段“尚贤”立而“亲亲”废。大抵五帝相揖让，即是尚贤之表现。再看第三阶段。

时间继续加速，某乙忽然不再揖让，而把位子传给了儿子小某乙。

韩非画外音：这是第三个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的终结。此阶段“尚贤”废而“贵贵”立，有固定的君主，设置专门的官吏，则贵君主而尊官吏。这才是时代的潮流！当然，现在在官吏的选拔上还有“亲亲”“尚贤”的流毒遗存，所以我们提倡不以人拔贤而以法拔贤，不以人废官而以法废官。

韩非从幕后走出来，说：“儒家思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用原始社会第一阶段的‘亲亲’来扣到第三阶段。这样张冠李戴，请问怎么可能成功呢？”

韩非得势不饶人，争亡逐北：“就算是第一阶段的‘亲亲’之道，也推不出你们儒家人性善的立论来。如今的父母，生男婴就庆祝，生女婴就溺死掉。为什么？因为男孩将来能给家里干活，女孩不但不挣钱还得往外贴嫁妆。父母与儿女之间尚且计算利益得失，可见人性之黑暗！如此黑暗的人性，你们还要标榜仁义，我只好以一句名诗来与你共勉：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

荀子噎了半天，憋出句话来：“我们这也是疼爱百姓，所以不得已出此下策呀！”

韩非乘胜追击：“一般母亲都比父亲疼爱小孩，但小孩往往听父亲的话。为什么？因为父亲以威严和禁令行事。其实不是父亲不爱儿子，父爱如山博大深沉。我们法家正是作出了这样的牺牲，不为爱民而亏其法，因为法爱于民。如果这个世界上非要有个人去背残忍刻薄的黑锅，那他一定是法家的人；如果世界上一定会有一种治理方式给予人类最深沉博大的爱，那它一定是——”

韩非说到激昂之处，用一种无形的力量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哽咽地一字一顿道：

“法、律、之、治。”

慎到、尹文、申不害等人徐徐站起，热烈鼓掌。荀子仰天而倒，喷血不已。聊公也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拭了拭湿润的眼角。

“那请问，如此锋利的法治之剑，柄却握在谁人手中？”一人破门而入。韩非大惊，急视之，正是荀子。

聊公戴上眼镜端详了一下，赶紧跑到地上吐血的“荀子”那里，踢他一脚，蹲下，用力撕去他的面皮，面皮之下竟是一张血肉模糊筋络毕现的脸！韩非默默道：“那是他的真脸，不是易容术。这人长得跟荀子老师一模一样，是上届明星脸大赛特等奖得主，所以被我找来做托儿。”

荀子道：“你休要废话。且回答我的问题，法治之柄在谁手中？”

韩非道：“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有两个答案，一个是说给人听的，一个是留在自己肚子里的。不知道老师想听哪个？”

荀子说：“你说什么，我便听什么。”

韩非叹口气，道：“但凡人主行我法家之术，则刑赏二柄悉操于手，可以御宇内。这是说给人主听的话。其实对比起‘术’来韩某更醉心于‘法’。”

荀子笑曰：“法柄都在人主手中，还谈什么法？不过都是术罢了。”

韩非怒道：“不对！前面彭蒙那个段子就已经说过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了。不错，法治也有人的因素的介入。但是人一旦立出法来，这个法便脱离于立法者而存在了。即便他立法的初衷乃是极端为他本人服务的，但一旦物化为文本，这个文本的解释权便在律法家手中。所以我们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正是从根本上削弱人主恣意妄为之途。”

荀子道：“可是法家的工夫，更多着力于将所有权力集中到人主手中，从而使得绝对专制得以形成啊！”

韩非笑道：“不错。我们正是决心借人主之手，将春秋战国之际多元的立法权一元化，使得君主皇室之外，再无特权。除了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时候，再用法律客观存在于君主的意志之外这一特性将君主独大的权力废掉。尤其是当立法之主万岁之后，新任君主不可轻易祖宗之法。这部法律便无人可以轻易更改，如果要更改，必须借助律法家之手。这才是个中真义啊老师！”

荀子默然。

韩非道：“老师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儒家人治之弊，所以才格外提倡制度化的礼治方略而与先圣异途。学生不过是将老师的意思贯彻到底而已。”

荀子叹道：“贯彻到底，则未必再是我的本意了呀！书斋的口水终究不能代替历史的流血。看看吧，白金时代的终结者想必早已经诞生了吧！”

久未出场的聊公从旁边闪出，用一贯雄沉绵密而铿锵顿挫的声音有感情地说道：“的确早已经诞生了，而且恐怕已经过世了。”

不错，口水只能靠铁血来终结。白金时代口水战的终结者，早就已经诞生，并且在荀子出生前70年就已经去世了。

没关系，让我们回溯100年。

公元前403年，魏国。

提前出现的终结者

终结者的形象一向是“真的猛男”的造型。遗憾的是，这位白金时代的终结者，我们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

季充—李兑—李克—里克：这一行都是他的名字。里克是以音传讹，季充李兑是以形传讹。就连“李克”这个原型，也兴许是被不愿意写复杂字的老百姓们简化而来。

他的真名叫李悝。悝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你可以念亏，也可以念克，唯独不能读半边（尽管有这个音）。

李悝先生这时候在魏国，魏国的君主是魏文侯。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是魏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李悝功不可没。

李悝此时的同僚还有许多，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魏成、翟璜、田文、任座、吴起、乐羊子、西门豹。相比起李悝来，我们也许更熟悉最后三个人名。但是谈起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李悝肯定排在这几位之前。因为他不光是杀杀老婆、吃吃儿子、淹死几个巫婆，而是制定了《法经》。

继续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关于《法经》我们几乎也是一无所知。首先，《法经》已经失传（假如其存在过的话）；其次，《法经》到底是许多法律史教科书上说的“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还是仅仅是李悝的一部私家著作，没有定论；第三（更狠的是），究竟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法经》，我们也不知道。

妈的你都不知道你耽误大家时间？鲁迅先生说过无端的浪费别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你不知道？

莫急，聊公有通天彻地之能、毁灭宇宙之功，随随便便施个时间倒流之法，就可以去战国时代亲口问一问李悝了。顺便邀各位做个历史的见证者。

急急如律令，疾！

聊公置身魏国大梁，一种奋进的气息扑面而来。李悝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搞改革。

聊公找到李悝（前面省略路痴聊公寻找李悝的过程N万字），道：“先生您好哇！久仰久仰……”

李悝皱皱眉头：“效率，注意你的效率。”

聊公赶紧说：“小可有区区几个问题相请教，不知可否？”

李悝伏案批阅公文，头也不抬：“说。”

聊公道：“我们想知道一下您的《法经》的内容。”

李悝一怔，抬起头来，道：“此法尚在某的构思之中，先生如何得知？”

聊公一边心下暗骂妈的来早了一边满脸堆笑道：“我猜的。那么先生可不可以谈谈你的构思？”

李悝道：“我是你写出来的人物，你自己都不知道倒来问我？不过我可以透露一二。《法经》并不是完全湮灭无考，你可知明朝人董说？”

聊公支支吾吾：“贱人多忘事……”

李悝道：“他写了本《七国考》，里面保存了大量关于《法经》的信息甚至法经的原文。”

聊公说：“哦。”

李悝道：“一个明朝人，写了本战国时代的书，居然引用了大量战国时代法律文献的原文，你不觉得奇怪吗？就好象金庸先生写《射雕》，里面引用了大量《九阴真经》的原文，谁会当真？”

聊公吃了一惊：“原来《射雕》里面的《九阴真经》的经文不是真的？”

李悝：“你有病？”

聊公：“不好意思。那么董说关于《法经》的资料是他自己编的？”

李悝道：“他说不是。他自己承认是转引自东汉桓谭《新论》。但同样遗憾的是，这本《新论》也已经失传了。”

聊公假惺惺叹息道：“太可惜了。”

李悝继续说：“不过，贵校张警老先生写过一篇考证的文字，题目叫《〈七国考〉引文真伪析疑》，从董说的人品、董说得见《新论》的可能性等方面都作了考证，最后坚定认为董说所引《法经》文字正是《法经》原文。”

聊公又吃一惊：“你连这都知道？”

李悝从架子上取出一卷竹简来，说：“不过你如果只是想知道《法经》的结构的话，看这本书就够了。”

聊公取过来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晋书·刑法志》。

（以下为李悝所言）

《晋书·刑法志》上有关于《法经》篇章结构的总体介绍，我们一起来学习下。《法经》的篇章结构，将成为将来贯穿从汉《九章律》到《大清律例》的一条红线。

《法经》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一个一个来讲。

《盗法》、《贼法》冠全书之首，因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贼和今天的意思不一样，《盗法》规定了暴力财产犯罪的内容，比如抢劫之类；《贼法》规定了暴力伤害犯罪的内容，比如贼杀人贼伤人之类。这样严重且明目张胆的犯罪，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要首先禁止的。

《囚法》、《捕法》乃是一些刑事程序法的规定，讲怎么依法把一个犯罪分子绳之于法的。

《杂法》规定的乃是盗、贼之外的犯罪，主要有六禁。我们罗列下来看看：

1．淫禁：惩治重婚罪（立两个正妻，这种一般是要杀头的）、通奸罪（宫）。

2．狡禁：惩治危害政权罪。比如偷盗代表国家军权政权的符、玺等，再比如议论国家法令等，刑罚一般是杀头外带抄家。

3．城禁：禁止翻越城墙。目的应该主要在于防止人口逃窜流失。一个人翻围墙的，杀掉；十个人以上一起翻的，把犯罪分子所在乡里全部夷灭。

4．嬉禁：禁止赌博。抓到了罚钱。太子玩赌博，是要打屁股甚至更换的。

5．徒禁：禁止非法集会。一群人在一起集聚一天以上，治安警察就要来查问情况；集聚三天以上格杀勿论。

6．金禁：禁止官吏受贿。大额死刑，小额罚金。

《具法》设立了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对以上刑罚在量刑幅度上进行机动调整的规定，“具其加减”，所以叫具法。

李悝喝了口茶清清嗓子，道：“《法经》代表了春秋战国的最高立法水平和划时代的立法技术，被赞誉为第一部系统编纂的成文法典，成为后世立法的圭臬！由于其结构异常合理，所以被后世因袭二十个世纪之久！”

李悝还沉浸在激动和骄傲之中，却发现聊公用鄙夷而同情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他。李悝问：“你干啥？”

聊公嗤了一下鼻子，说：“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野蛮落后，结构混乱。”说完扭头拂袖扬长要走，却被李悝一把扯住：“胡扯！”

李悝说：“著名作家聊公先生在本书‘白金时代’一章开篇有云：‘要想不被无意误解和有意曲解，必须与争论者之间取得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要说《法经》究竟是不是民刑不分，我们先确定一下两个概念。请问：什么是民法？”

聊公流畅地背诵道：“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

李悝又问：“那刑法呢？”

聊公倒背如流：“和总的范规律法的罚刑与任责事刑、罪犯定规。”

李悝：“麻烦你正着说。”

聊公：“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你还可以问什么是行政法。”

李悝：“够了。你看，民法的定义乃是强调调整对象：民事法律关系。而刑法的定义乃是强调手段：刑事手段。那么请问：一个用刑事手段来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属于民法还是刑法？”

聊公：“呃，严格说来也属于刑法。因为是用刑事手段来调整的。”

李悝：“哼，事实上这两个定义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因为其所用的分类参照系都不同一。我刚才所问的，正是这两个定义的交叉之处。所以说这样的定义方式根本就是企图化万千世界于抽象之际自我混乱的结果！有错误没关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命的是，居然把一个漏洞百出的分类方法当作万能的直尺来用，结果量出我堂堂中华法系民刑不分！你顶多说‘在西方的意义上民刑不分’好不好？这样我还谢天谢地，要在你的意义上，我民刑居然分了那还是一挺丢人的事，就好像我写的书被一巨没品位烂人买了，那厮还看得津津有味废寝忘食嘴里咕哝着‘好，真好’。”

聊公：“淡定，淡定。”

李悝：“不好意思又激动了。我来给你讲讲科学地划分部门法的方法。世界上有两种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那么这两个利益可以有三个组合方式，如下：

‘公共利益—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私人利益

私人利益—私人利益’

这是质上的三个区分。那么从量上来讲，每一种划分又有三个层次。这就形成一个九宫图的样子。

第一个层次上，不管是属于哪一种‘质’，一律由刑法来调整。违反一切法律的最后结果都是违反刑法。这才是刑法的基本调整领域。

第二个层次上，分三个格子。第一个格子‘公—公’，由宪法调整；第二个格子‘公—私’，由行政法调整；第三个格子‘私—私’，由民法调整。这一层次上，都是由被称之为‘法律’的东西来调整的。

第三个层次上，由各类位阶比较低的规范来调整，甚至可以包括公司章程、村规乡约之类。

这才是部门法比较细致的划分办法。我的这部《法经》正是在第一个层次上进行调整的。中国将来的法典都是这个层次上的法典。这才叫干脆利落直截了当的区分民刑。结果一个外国人跑来一看，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刑法，就得意地哈哈奸笑‘你民刑不分’。就好像晚清的时候一个中华土鳖跑到美利坚，觉得他们的总统兼有总理大臣和皇帝的功能，就得意地哈哈奸笑‘你君臣不分’。你他妈的才民刑不分呢！你们全家都民刑不分！”

聊公：“淡定，淡定。”

李悝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我们再来看一对自相矛盾的指摘：1．古中国强国家弱社会专制到无以复加；2．古中国法典里面几乎没有关于民事方面的立法规定。”

聊公想了想，说：“很合理呀。”

李悝：“一个人口大国，要想专制就必须大量设置民事方面的政策法律规定，或者来上那么几条简单粗暴的规定，严格地限死了。事实上呢？没有嘛。因为中国的民间社会完全有能力把大量的民事问题自我消化掉，中国的基层政府完全有本事通过位阶较低的规范把大量的民事纠纷完善解决掉，所以不需要给中央政府添麻烦。结果这些洋人跑来一观察，就得意地哈哈奸笑，说‘中国没有民法啊’。打个比方，一个A国人跑到B国，发现他们全国最大的医院里面没有治感冒的地方，就笑话B国医疗落后。事实上B国只需要通过村里的赤脚医生就把感冒治好了，没有人要到总医院来治感冒。而A国必须到总医院才能把感冒治好，所以总医院里专门有感冒科。结果A国还胆敢笑话B国医学落后？”

聊公说：“哦。”

李悝：“总之，天外有天。不要把你自己头顶上井口大的一块地方叫天，除了这块以外就都不是天了。这是什么心态！”

李悝身边一个侍立者道：“老师，牢骚太盛防肠断。”

李悝道：“总之，春秋战国诸子虽然有的死掉多年而有的还没出生，立说纷纭而令人不知所从，但我李悝只取一瓢饮。立说的时候可以自由散漫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但落实到国计民生就是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的大事情，弄不好是要血流成河的。当今列国，其目的务在求存而兼并，效率第一。儒墨道固然也有其妙处，但在此时代终不及法家务实。我这部《法经》，当可为这白金时代‘盖棺’，但‘定论’却谈不上。尘埃落定，终有时日还要沉渣泛起。”

侍立者再次沉声道：“但在此变法的非常时刻，为防邪说乱民，还须先由政府将书都集中起来，民间的一律焚毁，以成此万世不易之功。”

聊公作为爱书之人听了这话就异常不爽，道：“这厮是谁？这么多废话！”

李悝漫不经心道：“这家伙叫公孙鞅，从卫国跑来给我打下手的。”

聊公听这名字觉得耳熟，又一时想不起，便拜辞了李悝出门。战国的天空，秋意肃杀。上帝又一次顽皮地投下了色子，打算随机地决定着下一个霸主的诞生和下一个失败者的出局。

这次的结果恐怕不再是随机的了，聊公抱歉地冲上帝一笑。

春秋战国的视野

好啦，该到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还是首先循着制度上的红线，来看看这段历史的发展。周公所设计的封建制，随着时间的冲刷，中央权力层层下垂到地方，地方精英层层下垂到民间。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时候异常发达，但是官、爵上的宗法继承制却使他们没有进身之阶。怎么办？

首先在春秋时代，上层社会开始了变革。这个变革乃是以不易的形式公布成文法，比如铸刑书刑鼎。这是为了取信于日渐崛起的“士”阶层。简单来讲，一个字——“破”，破掉旧时代赖以维系的旧制度。

其次在战国时代，上层社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这个变革乃是思想上大手大脚实践中小心翼翼地把政治资源向民间开放。这个变革，我们放到下一章来讲，尽管这个时候已经很如火如荼并且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简单来讲，一个字——“立”，立起点燃新时代生命之火的新制度。

思想，是我们这一阶段了解的重点。光是看“春秋战国”四个字，便足以令每一个爱好思想史的人热血沸腾。事实上我们也公认思想史上最顶尖的高手们就诞生在这个时代。

东邪道家，剑走偏锋，以飘逸绝伦的世外高人姿态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最神秘莫测的一笔。

西毒法家，刻薄冷峻，用他们的生命编织起并不讨人喜欢的平等而严密的法网，然后把这个网的纲领交付到他们执迷不悟地认为足以推进历史前进的人的手中。

南帝儒家，热情雍容，虽然在这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后所罕见的极端务实和注重效率的时代不受待见，但他们自强不息的健行精神和至阳至刚的独门秘技终将帮助他们成就万世帝业。

北丐墨家，苦行博爱，他们创立了战国时代强大而神秘的组织，短褐摩顶行色匆匆地奔走于战火之间，为实现他们心中几乎不可实现的极端理想主义的梦而薪火相传不绝如缕。

四派绝顶高手，各走极端，似乎把中国思想史上的话都一口气说尽了。那个几乎没有前人著述可以参考的年代，思想上是多么的充满童趣和自由啊！

不过他们极为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能继续实行世袭统治。这种依靠血统来取人的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将成为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在春秋战国视野的尽头，我们回到历史。虽然在齐国这时候居然还有一些国君用神判法来断案的案例，但是整个历史的步伐已经义无反顾地向着新的时代去了。李悝身后的魏国，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霸主，强极一时。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无法真正形成恒定的国际影响力。

李悝之死，并没有流血。他倒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改革不流血的法家人物了。人死法在。他的《法经》的文本，依旧高供在魏国的有司，作为治国的最高准则。但他的《法经》的精神，却已经随着一个年轻人出逃而西行入秦了。秦国，那时还几乎是一个视野之外的国家，用一国百姓的苦难，强撑起一顶“战国七雄”的帽子。

这个年轻人就是公孙鞅，他要结束秦国的苦难，在中国的西陲开创一个黑铁帝国。

也或者，苦难才刚刚开始。

四　秦：法治的理想国？

给你三个选择

不用我卖关子了，公孙鞅毫无疑问就是后来的商鞅。毕竟历史上以“鞅”为名的名人不多。鞅是个什么意思呢？套在马脖子或者马腹上的皮带，乃是一种驾御之具。如此看来，公孙鞅真是个意味深长的好名字。

司马迁先生不喜欢公孙鞅，在《史记》里评价他“天资刻薄”。天资刻薄的公孙鞅，来到当时战国的首强魏国，打算有番大作为，结果被丞相公叔痤雪藏府中，当智囊使。

公叔痤病重，魏国国君来探访慰问，礼节性地寒暄了一些问题，比如“老丞相有没有中意的接班人呀”什么的。公叔痤一跃而起，双目放光，牢牢抓住魏君的手，说：“有哇！我手下有个公孙鞅，麻烦你把整个魏国全盘托付给他啊！”

魏君一时有点木，习惯性地点点头，心想看来老丞相已经病毒入脑了呀。

公叔痤此刻眼明心亮心境澄澈，又说：“你要是不用公孙鞅，就把他弄死，不要流落到别的国家去呀！”聊公在旁边听到，心里打个激灵：靠，这老妖怪死前怎么这么洞悉未来？穿越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呀！

魏君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公叔痤，眼睛里泛出泪光：“会的，我会的。”

魏君走后，公叔痤良心发现，赶紧把公孙鞅找来，对他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公孙鞅说：“哦。”

公叔痤困惑不解地看着面前这个男人，用目光询问他在想什么。公孙鞅笑笑：“我是一个讲逻辑的人。从逻辑上讲，魏君不听你的前一句话，自然也不会听你的后一句话。”

公叔痤也抱歉地笑了笑：“看来还是我多管闲事了。历史该怎样发展，不会由一个将死的老人的遗言左右的。”然后就和历史上一切已经死掉的人一样，他安静地死掉了。

公孙鞅等了等，没有等到重用他的人，也没有等到杀他的人。是啊，魏国又不是走投无路了，怎么会把全国人民的生死倾盘托付给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人？

公孙鞅收拾行李，打算离开。因为他打听到了西方有个国家已经走投无路了，那里兴许会有机会。

公孙鞅挟《法经》入秦。在公孙鞅这样自命不凡又的确不凡的法家看来，历史就是法的历史。

公孙鞅是通过一名宠臣获得进见秦孝公的机会的，这成为太史公对他的诟病之一。

秦孝公真的是没办法了。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度称霸诸侯的秦国会被列强鄙视到这个地步。以前秦晋一度势均力敌，如今连晋国的三分之一——魏国都可以轻易地把秦国几乎弄死。秦孝公只好发出《求贤令》，邀请各国怀才不遇的人物来秦国淘金。

穷则变，这是历史的规律之一。

公孙鞅的求见，大约在孝公的眼里与其他人才的求见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那也许就是这个男人居然给了自己三个选择。

一、帝道

帝道是道家的学说。从盘古开始，只有五个男人拥有过“帝”的荣誉称号。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并且多么令人瞌睡的年代啊！天下泱泱，君臣拱手，万民安乐。公孙鞅说这样的年代大约五百年也就可以建成了。

公孙鞅说完的时候，秦孝公已经睡着了。公孙鞅暗暗称奇：这个君王对政治思想天才般的敏锐触觉当真令人佩服。道家学说就是这样一个让君王睡着的学说。

二、王道

王道是儒家的学说。被称为王的人多了，在儒家眼里也不过禹汤文武区区数人而已。玉一般的温润，春天一般的阳暖，这就是王道的魅力。实现王道，也得有三百年的积累吧？从现在开始积阴德，大约积到秦始皇的时候，就可以有些起色了，公孙鞅说。秦孝公问谁是秦始皇？公孙鞅说你不用管你就说王道如何？

秦孝公礼貌地笑了笑：“先生知道的事情挺多的，王道挺好的。”

知其善而不能用，这就是乱世的君王对待儒家学说应有的态度了。公孙鞅再次在内心深处为孝公加分。

下面臣要为您献上的是“霸道”。公孙鞅抬眼看了看孝公。

光是听到“霸道”两个字，这个男人眼里已经释放出一种企图吞噬一切的欲望之火了。男人对政治的欲望，才是真正的欲火焚身。

我们前面讲过，春秋时期存在着大量反复打击但力度不足以亡人国的小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不断地打击锤炼之下，所有的诸侯国都本着“效率第一”的心态进行变革，一切向效率看齐。越变革，国力越强；国力越强，对外战争的破坏力越大。这是一个真正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时代。

终于，战争的破坏力大到了足以轻易灭亡人国的程度。这样，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战争不再以增强区域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为目的，而直接以兼并为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国家都不得不以生存为基本国策，都以统一为首要目标。这是真正的狼的法则。

死去的，未必窝囊；活下来的，都是好汉。

秦孝公心里不是不知道帝道王道才是正常的良性的救国救民的温和好药，但现在要的是猛药。“霸道”二字，正合国情，正合心意。

“霸道”就是法家的学说。核心精神只有一个：不择手段使国家在最短时间内凝聚起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简单来讲，“霸道”就是供国家服用的兴奋剂。

秦孝公首肯了公孙鞅的“霸道”之术。但是没有用，这只能表明君主本人的意志。还必须召开秦国的御前会议来真正将君主的意志上升为国策。

谁说中国古代君主乾纲独断？

御前会议参与的人数并不少，但真正有发言权的人却不多。除了主持人秦孝公而外，只有三个人：甘龙、杜挚，以及新来的公孙鞅。

秦国历史上的御前会议多如牛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未来讨论全国应该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的那次御前会议。但是说起真正在法理学意义上在立国道路的选择上有根本性影响力的，则非此次莫属。

秦国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乃是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的一个议事程序。我们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御前会议的召开，一般由君主召集并提出议题。究竟是大事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还是事无巨细都要如此讨论一番，各朝有各朝的规矩。不过能由君主过目的事情，基本没有小事。

列席的人员呢？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讲，在隆重的场合有中央的高官、地方的大员、在朝的学者以及部分的皇亲国戚等等。到西汉的时候就有比较完备的记载和相应健全的制度了。

列席人员虽多，说得上话的主角其实只有那么几个。皇帝一般而言是不参与讨论的，只是作为主持和旁听，像英美法系的法官一般。两造具备，会议开始。

争论的过程可以很温和，也可以异常激烈甚至指鼻子骂娘，当然更多情况是暗流汹涌。议题也可以五花八门，有商定国策、有应对突发事件、有继承大统的接班人问题，甚至天象异常地理变迁百姓生计无所不包。东汉白虎观会议还专门讨论过关于性教育的问题。

皇帝控制着会议进行的节奏，看看差不多了，就喊停，然后钦定了结论，再由有关臣僚下去制定实施的细则。

在这样的过程中，皇帝固然可以诱导性地进行主持，臣僚也往往要揣测上意，但毕竟交锋双方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所以还算是一个比较民主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金克木先生根据《尚书》的记载写过的一篇小文《上古御前会议》，讲的就是尧帝时选舜做接班人的过程。

那么今天御前会议的地点是在被诸侯集体鄙视的战国视野的最边缘——西陲秦国。“秦人”这个字眼在当时的东方六国看来几乎和野蛮人是一回事。

会议主持人：秦孝公

议题：秦国是否应该进行变法

对阵双方：公孙鞅VS甘龙、杜挚

这次论战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去翻《商君书·更法》。聊公作为唯一活到今天的旁听者，很乐意地把论战的要点重新整理归纳如下：

《关于秦国变法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1．变法犯民意，怎么办？

这是孝公首先提出的问题。公孙鞅斩钉截铁地引俗语“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显然地，把自己捧为“高人之行，独知之虑”。并且，公孙鞅从理论上论证了如果顺民意反而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他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出时势的变化。而在民智未开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反而囿于自身利益反对变法。这是大多数人的短视。

结论：老百姓只可以与之共享改革的成果，而不可以与之商量改革的事业。

2．变法的路径应该走渐进因循式，还是激进建构式？

这是甘龙激起的讨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最合理的民俗充分成熟化以后的制度追认。甘龙的这项论点，显然建立在“民俗可以很优秀很先进”的前提之下，而这个前提又来自于他对“人民教育”的信心上。只要对人民进行足够的音乐、文学、政治、史学修养的教育，就可以使民间自然养成善良而优秀的风俗。这是民间的“活法”，是一切制度的母亲。可见，甘龙是位儒者。

公孙鞅对此予以了反驳。他首先对甘龙进行了人身攻击，说这是世俗之见。然后他指出了（他自以为的）甘龙理论的致命弱点：你既然认为“知者不变法而治”，那么知者所因循的那个法又是哪里来的呢？显然是造出来的。他又指出（仍然是他自以为的）甘龙理论的第二个弱点：你所谓的“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其实公孙鞅的这个反驳建立在他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甘龙理论前提的基础之上。所谓“知者不变法而治”是指不必由政府从制度上进行先导性的变革，而只需要对既有民俗进行追认式的立法。

但是由于孝公之前与公孙鞅的对晤已经表明了自己行霸道的政治倾向，所以孝公肯认了公孙鞅的观点。

结论：智者立法，愚者制于法；立法的问题要与立法的智者商量，而不应与制于法的愚者讨论。

3．变法的风险和收益问题

杜挚提出的问题，乃是变法的风险和收益问题。他提出：没有百倍的收益，就不进行变法。因为变法的成本太大，对老百姓折腾太大，如果没有百倍的收益那么等于变法是失败的。从而他提出自己的结论：法古无过。因循旧法是最保险的。

针对这个问题，公孙鞅继续用史实进行了反驳。他说：你既然认为法古无过，那么请问最古的那个法是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人立出来的？那么立最古那个法的人，为什么不遵循“法古无过”的格言呢？可见这是个伪格言。

公孙鞅指出，事实上古代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乃至商汤文武，都是变法而治的，相反，桀纣倒是“法古”，结果灭亡了。

这段论说在回避“变法风险与收益”的问题，但其实也略有涉及。他其实暗示了：如果不变法，从绝对量上讲，国力还在上升；但是从相对量上讲，战国时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变法则生死未卜。死路一条和生死未卜哪个更好一点呢？

由于杜挚也并没有给出变法的风险究竟有多大的定量分析，所以公孙鞅的论说相对合理，得到了孝公的支持。

结论：反对古法未必就应该谴责，遵循旧礼未必就值得赞赏。

孝公最后进行了总结。他依旧斤斤于自己最开始提出的会不会被老百姓反对的问题。他说：“愚民们所反对的事情，正是智者们应该去做的。变法究竟是生是死，公孙鞅啊，用你的行动去回答吧！”

记录人：聊公

我们来看甘、杜与公孙鞅的路线之争。是不是很眼熟很像当年周公与太公的齐鲁斗法？所不同的是，当年周公、太公一人一块试验田，而今天甘、杜只能跟公孙鞅在偏僻的秦国进行争论以定国策。

另一个区别，当年太公因民成俗，却颇有法家的风范；伯禽改革制度，大有儒家之面目。如今反过来了，主张因民成俗的甘、杜，乃是偏于儒家一派的；而主张大动干戈的公孙鞅，乃是当时最大的法家。怎么回事？

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

我们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改革制度，首先有目标之区分，其次有路径之区分。就目标而言，我们画上标签，有所谓道家型理想社会、儒家型理想社会、法家型理想社会等等，用公孙鞅的术语，就是帝道王道霸道。就路径而言，有激进、渐进之别，有建构、因循之分，还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等。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因循的、渐进的办法来达到法家的目标，也完全可以用一个建构的、激进的办法来实现儒家的鹄的。所以当年周公对太公之佩服，不过是对其路径选择之佩服，对于其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类型，未必是服膺的。

而今天，公孙鞅基于实际的考虑，首先与孝公达成默契——以法家理想社会类型：“霸道”为第一阶段的目标，选择的路径乃是激进建构式的。这些选择在当时而言都是最合适的，时势使然。

公孙鞅开始运用“法—术—势”的魔力了。在秦国这样一个积贫却未必积弱的国家，在西陲这样一片文化上落后东方国家近一百年的土地，公孙鞅变了一个名为“变法”的大型魔术。

公元前356年，见证奇迹的时刻。

旧制度与大变法

聊公很奢侈地把“商鞅变法”这幕中国法律史上的大戏分成三幕来演，这里播出的是第三幕。

公孙鞅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发布命令：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金十镒。老百姓议论纷纷，觉得奇怪，没人动弹。大家快要作鸟兽散的时候，公孙鞅赏金五十。重赏之下必有莽夫，某甲在聊公的怂恿之下上去扛起木头，行至北门，当场获得赏金五十。

这是公孙鞅大型魔术之前的一个小戏法，开胃菜。但是请不要忽视这个小戏法。很多魔术必须有这样一个小戏法作为铺垫，比如魔术师首先要你看了这个戏法产生一个相应的思维定式，或者说被传达某种信息。而这样一个思维定式和信息，乃是他的后续表演所必须的。

徙木立信就是如此。在之后公孙鞅颁布新的法令时，大家纷纷坚信：政府说话算数。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英雄》可以看到行动起来如臂使指的秦军，我们读《史记》可以读到陈胜吴广在失期之后的深深恐惧。因为他们都深深地相信：国家说话算数，令出必行。

其实我们来想想，“徙木”的把戏究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立信？笑话。哪有那么简单！

把一切虚假的幻觉都去掉，徙木的把戏只有一个作用：传达信号。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政府从今以后要开始讲信用了。不要忽视这个信号，这是一切法令得以贯彻的前提。另外也可见，国家失信可以严重到怎样一个程度！

短期之内信号只能用一次，治大国若烹小鲜。之后，国家需要通过大量的执法行为使民众感觉到政府的确在守信。潜移默化，文火慢炖。时间一长，国家的信用就立起来了。这就是“徙木立信”把戏的秘诀。公孙鞅欺骗了后人的感官。

所以当这个魔术被后人学去的时候，却失掉了它的精髓。学到了“信号”，而没有学到后续的步骤。这些信号首先告诉大家：我要开始严格执法了！法律下来，果真得到执行。一段时间以后，难免有违法的。由于种种原因，违法没有遭到惩处。违法受益，导致守法者也开始抱持所谓“侥幸”，以身试法。试验的结果是无恙，于是大家一起违法。一起违法的结果，是使政府认识到执法太松，便开始“严打”。被“严打”到的，只会自认晦气而并无半点悔过之心。

严打代替执法，逃罚代替守法，这就是后世蹩脚魔术师的悲哀。

好啦，小把戏所造就的思维定式已经暂时地成功植入秦人的头脑，公孙鞅有条不紊地逐节展开他的大型魔术。

在后来的《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一书中，聊公用托克维尔式的笔调讴歌道：

公元前356年，秦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话说某甲自从徙木赚了五十金，喜滋滋地回家，第二天一大早便跑到城门口来看有没有新的法令。等他到的时候，隔壁的王胡小D之类早已到了。某甲只好缩头缩脑地看。

自古中央头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今天的法令，有这样几条：

1．开阡陌封疆，废井田。

2．鼓励开荒。

3．家有二男以上必须分居。

某甲看了，便跑回去告诉妻儿。某甲只有一个儿子，而王胡有十二个儿子横行乡里，号称“十二生肖”。过去实行旧田制的时候，王胡家分到的地和某甲家一样大小。人口既多而土地有限，两家收的赋税也一样，则王胡家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收成就少，老吃不饱饭。

后来王胡的八个儿子出去齐国做小买卖，从事工商业还偷税漏税，慢慢成了村里的大户，人称王百万，经常欺负某甲，就算打起架来都是某甲吃亏。

如今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就好啦。阡陌封疆，乃是田里纵横的田埂，规定了哪些地是哪一级贵族的。开阡陌封疆，就是把田里的田埂所标志的土地所有权情况废除掉，重新分配。按户口，每家一块相同大小的地。

另外，家有二男要分居。王胡家连王胡本人有十三个壮丁，就分拆成十三户小人家，分给十三块地。这样，全秦国上下，就都是规模相近的小家庭，负担就很平均了。这些田所有权都是你的，自己慢慢耕吧。想扩大自己家的势力不？玩命生男孩！

这是农业经济上的措施。至于要经商的，一律收重税。毕竟嘛，商人无祖国，四处跑来跑去，不好控制得很。王胡家的十二生肖，全部老老实实呆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了。

这个措施的影响，使得秦国的老百姓格外牢固地钉在了自己的田上。战国末年，天下灾荒。别的国家老百姓四处乱窜，老秦人宁可饿死也不移动一步。随着秦国成为秦朝，这个变法的影响便成为天下性的影响，直到今天才开始有根基松动的迹象而引发了各种问题。

不得不承认，公孙鞅的变法，为后世的统治者省了多少心啊！

某甲欢欢喜喜领到地了以后，新法令下来了：统一度量衡。公孙鞅大人新造了一种后世称为“商鞅量”的事物，作为标准的量器。这种量器的问世及批量生产、应用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赋税的公平收取成为可能。定分止争，在权衡上得以实现。这种量器的铸造在当时如此普遍以至于有实物保存至今，收藏在上海的博物馆里。

更新的法令还在继续颁布：推行县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

原来某甲居住的，乃是一个邑。都乡邑聚，都是从原始社会的聚落演变而来的。人口渐渐的繁盛，就有了这些大小居民点，星罗棋布在秦国的地界。所谓都乡邑聚，也都是有说法的。都乃是有宗庙的行政单位，可能供着某位已经被秦国灭亡的小国先君，也可能供着目前受封的贵族的先君。邑，则可能是被封的贵族的地盘。至于乡聚，则相对偏野一点。总之，秦国一个国君之下，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封建单位。其他诸侯国更为严重，甚至于令不出国都。

公孙鞅的法令，将这些大小居民点就近合并为县，设置县令为县级最高行政长官，有自己的行政班子。这样一来，法令的贯彻就不必靠都邑里的小诸侯小大夫而靠直接听命于国君的县令县长了。

县这样的单位并非秦国的首创，但是把全国每一寸土地都归并到县的辖制之下，却是公孙鞅的创举。另外，秦国还把新打下来的或者新开辟的大片的荒地设置为郡，乃是比县低级的特别行政单位。后来郡的人口增多，才在面积辽阔的郡下面设置县来便于管理，结果郡倒成为了县的上一级单位了。

对最基层的管理，乃是设置什伍，十家为什，五家为伍。有一人犯罪，什伍连坐。这样就省了国家许多监察的力气，而把若干家人家的命运捆绑起来。

以上，已经从经济上和行政上废除了贵族世家们的命根子。最后的一刀，来自于封爵制度。

某甲一直在埋怨自家祖上不争气，几百辈子贫农。上溯到夏朝都是耕田的（再往上是打猎的）。这样一来，祖祖辈辈都只好以务农为业。几百辈子中间也出过几个智商达到140以上的神人，那又有什么用？顶多被人称为耕田达人而已。

现在好了，秦国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长一点功勋值。长到相应的功勋值，授予相应的爵级。哪怕你是玉皇大帝的儿子，也不例外。全国除了秦国君主一职，再也没有世袭的位子。

苍天开眼，这是多么伟大的改革啊！一想到废除世袭的伟大创举，两千年之后，聊公依旧禁不住为之击节赞叹热泪盈眶呼商鞅万岁万万岁！

如今呼万岁的是老泪纵横的某甲。咱老某家终于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啦！

老百姓最需要的，其实真的只是个盼头。在制度层面赋予公平的机会，就是盼头。

废除世袭的伟大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我们后面还要细讲，先按下不表。

总之公孙鞅这次变法，唯一目标乃“农战”二字（其实农服务于战，唯一目标只有一个“战”字），而所有措施，都指向“废除世袭”。这些举措使得某甲这样的秦国百姓下田玩命干活上阵玩命杀敌，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生男孩子。

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一切改革都是妥协的结果，这句话在公孙鞅这里并不适用。如此纯粹彻底极端而理想化的改革，在历史上真的空前绝后。以至于后来的秦朝这样纯粹彻底极端而理想化的帝国，在历史上同样空前绝后。

这场改革为公孙鞅带来了国际声誉。错放公孙鞅来秦的魏国悔青了肠子，因为改革后的秦国把魏国打得落花流水。而这些胜利也为公孙鞅带来了商地的十五个食邑。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呼他为商鞅了。

除了以上措施而外，商鞅还办了两件极其高瞻远瞩的事情，显示了他对自己的变法的蓬勃信心和无比决心。

一是燔诗书，二是迁都咸阳。

商鞅燔诗书，成为后世遭人指摘的一项弊政。这个法令的用意是什么呢？

禁止对法令的合理性进行讨论。

诗书，象征的乃是儒家的法理学。燔诗书，乃是以简单粗暴（毋庸讳言）的方式绝对地禁止对政府所颁法令进行法理学上的讨论，一切以实践的结果来说话。同时，这也完全禁绝了儒家“培养教化人民使之掌握执政的素养”的道路，与“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的法家一贯主张相一致。

这项措施的原因，大约就是这些；而其利弊，我们在始皇焚书的时候再讨论。

迁都咸阳，则是商鞅对自己变法的信心的体现。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时说：“他是看着地球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商鞅大约的确是看着世界地图而非秦国地图选择秦国的新国都的。他把国都选在了咸阳。

毫无疑问，咸阳将成为第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天下最繁盛富庶的运转中心！

变法的后话

终于有时间来聊一聊“意义”和“终极目标”这样一些在战国时代几乎绝无市场的话题了，而这在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批战国变法中，是不被纳入考虑范围的。即使是在法家的理论著作中，也只不过被偶一提及。

在一个务实的年代，务虚往往没有市场。

聊公问商鞅：你变法的目的是什么？

商鞅说：富国强兵。

聊公又问：然后呢？

商鞅眼睛中闪出一丝冷峻的光，道：统一。

聊公重复：然后呢？

商鞅怔了一下，道：维持统一。

聊公锲而不舍：然后呢？

商鞅傻住了：然后？然后就好了呀。

聊公只好去问商鞅治下的一个黔首某甲：你这么奋勇杀敌干什么？

某甲一脸憧憬：立功升官！

聊公：立功升官了呢？

某甲：买田地，娶媳妇。

聊公：娶了媳妇呢？

某甲：生娃。

聊公：生了娃呢？

某甲脸上绽放出最甜蜜的表情：让娃去打仗，好升官买田地娶媳妇～

聊公去问当时的国际观察家某乙：天下恶乎定？

某乙：定于秦。

聊公：为何？

某乙：因为秦国强大。

聊公：没啦？

某乙：没啦。

进行完上面的三段对话，我们可以来分析商鞅变法的利弊了，还是从世袭制度的废除说起。

一种方式得以成为一个制度，首先说明其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存在惯性，其次说明其曾在相当的范围内长期因袭运行。西周开始的封建的世袭制度即是如此。

血统和能力的斗争，在中国屡屡成为历史的主题。但是在历史的童蒙时期，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交叉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管你承不承认，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家教培养，以及家族掌握的社会资源，都使得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世家子弟往往比奴隶人之子更加杰出。精英们集中于社会的上层，专门的才能技艺成为家族传承的法宝而不得在社会上普遍公开。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不公平的制度，莫过于世袭。

我们前面说到，西周封建世袭制度本身，给自己的灭亡种下了恶果。第一，随着上层精英生的孩子越来越多，而相应的高位则有限，许多龙种不得不沉沦为跳蚤，社会精英下沉；第二，随着时间的流逝，维系王族公卿之间的亲情纽带在实践中越来越松弛以至于在观念上都几乎不复存在，王室衰微，许多王室官员下岗流落民间成为后来的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广招门徒，社会精英下沉。

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底层的精英越沉越多。当实力与其所具有的政治地位不相适应，并且没有合法的人才流动途径的时候，就是体制上的变法或者革命之时。

所以，战国列强开始了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用人体制的改变。而最彻底的，莫过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直接废除了除国君（及太子）之外任何人通过血统而非能力获取政治资源的一切通道。想当官？用军功说话。埋藏在民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的跻身上层社会的渴望一朝被释放，巨大的积极性汹涌地扑向敌国的军队。在他们眼里，这哪里是军队啊，分明是一个个只待拾取的首级，是可以换取良田高官厚爵的积分！

这才叫解放生产力。商鞅的本事，乃是将秦国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并且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废的零部件。在对话中，商鞅那单纯的思虑和目标，某甲那炽烈的渴望和憧憬，某乙那纯粹的恐惧和判断，都可以说明这一切。这是自春秋以来不断重复打击而不至于亡国的战争以及战国以来动辄能灭亡人国的巨型战争，所带来的效率驱动型社会（注：赵鼎新先生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的提法）发展的极致。

非常时期有非常策略。商鞅变法并不是什么开百代风气的寻常变法，而只是一种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策略。非常策略不能不加变通地直接运用于寻常时代，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秦朝后来二世而亡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史实。首先起事的是一个叫陈胜的人，《史记》里有他的传。这个人喊起一句口号，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起义口号而流传至今。

陈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句口号里面蕴藏了商鞅变法的失败之处和秦朝灭亡的全部玄机。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口号很多，故弄玄虚者有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装神弄鬼者有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粗鄙而极具物质吸引力者有之：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但是水平最高，最直刺被反对王朝的软肋者，毫无疑问就是陈胜吴广这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句口号，起码有这样几层意义：

1．字面上看，王侯将相并没有绝对神圣的血统天赋，而是人人当得的。

2．隐含的意思：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也争他个王侯将相当一当！

3．再深层一点的：你凭什么当王侯将相？天下凭什么是你嬴家的天下？

一个一个来看。

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

陈胜这厮生来就有反骨，他年轻时候的经典语录有这样几句——

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样的话，早一百年，陈胜这样一个耕田的绝对说不了。是谁为陈胜（为代表的中国底层人民）完成了这样一次启蒙？

商鞅。以商鞅为代表的实行国家用人制度改革的法家。

废除世袭制度，等于昭告天下黎民：王侯将相，并无龙种，能者当之。所以陈胜这句口号，其实商鞅更有资格来喊。

是商鞅，给予了大家希望和机会。

结论1：以商鞅为代表的实行国家用人制度改革的法家，从制度上完成了对陈胜吴广们的政治启蒙。

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可是为什么陈胜吴广只是个戍卒而已呢？为什么后来反秦的天下英雄，都依旧埋没在社会底层而没有王侯将相之位呢？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商鞅变法或者说商鞅政治遗产的继承者的最大败笔——

废除了世袭制，却没有提出新的合理完善的用人制度。

考察商鞅变法的内容，对于选拔人才似乎只有一条规矩：立军功。不可否认，在战国时代，在秦朝还只是秦国的时候，这是一条符合时代脉搏的选拔途径。但是当秦国成为秦朝，天下已经无仗可打（至少打仗不再构成国家生活的主题）的时候，请问到底如何选拔人才呢？

考诸史书和出土秦简以及对“汉承秦制”的考察，秦朝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方式：察举、征召和任子。征召，乃是官府听闻某人贤名而去请他做官；察举，乃是地方自下而上推荐人才；任子，则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孙为官。

皇帝日理万机，所管辖的领土如此广大，以至于不可能亲自察见在野的人才。所以所谓察举征召，只能是由地方官吏来推荐人才，提供候选名单。其中可操作空间之大，以至于聊公几乎可以断言：秦朝只有“任子”这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征召和察举都不过是变相的任子！

无论是秦朝政坛的嬴李蒙王冯几大家族，还是地方守令的世代相袭，都证明了绝对官僚化反世袭制度的秦朝，早已经陷入一个新的世家门阀掌握政权的危机之中！

先破后立，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破掉的已经破掉，要立的还未立起。死去的纠缠着活着的，活着的无法摆脱死去的。

世袭不好，大家都知道。可是不世袭怎么办？能者居上，大家也都知道。可是什么样才是能者？

秦朝出土简文《为吏之道》中有所谓“为官五善”的考核标准：忠信敬上，清廉无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考公务员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选拔的标准和要求。哪些我们是要看的呢？对学历、专业、四六级、党员与否等等的要求。哪些我们是不看的呢？最上面的一排字：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拥护领导、遵守法律等等。这些是所谓“虚要求”。谁会认为自己不符合？

秦朝的选拔官吏标准，就是这些谁都认为自己符合的虚要求，没有量化的标准，没有具体的考核办法。

从而，在这样的时代，官员们“任子”的时候连笔试面试这样的走过场式的限制都不受。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萧何曹参们只好憋屈在社会的底层，暗无天日。

结论2：没有合理完善的人才选拔考核制度，乃是商鞅及其政治遗产继承人的大败笔。

对第三个问题的分析：

前面说过，商鞅为陈胜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启蒙：将相没种，能者居之。那么秦朝的统一自然为陈胜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启蒙：皇帝也没种，力者居之。

凭什么是你嬴家坐天下？老问题，政权建立的合理性依据。以前的周公遇到过这个问题，他的解决是：以德配天，有德者居天下。现在呢？春秋战国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有德者往往败身亡国，而虎狼之秦反而可以一统天下。靠的什么？“力”而已。既然如此，比拳头硬就使得游戏规则简单多了。我陈胜也有力，自然也可以争个天下来坐坐。

事实上，秦朝也对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依据进行过一定的包装，用的是“五德终始说”，相生相克。这个学说，乃是对周公“以德配天”说的发展乃至颠覆。在这里，“德”没有唯一的标准，没有某个确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而是有五个不同类型的“德”，谈不上谁高谁低，总之相生相克。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下一个该是“水德”，所以秦朝崇尚水德和黑色，重刑杀。

这种政权合理性依据的缺陷乃在于，为自己预先埋伏了掘墓人。在埋葬别的王朝的时候用的痛快：只需要说我是正好能克你的“X德”的代言人就可以了，然后捏造一些传说，改变一下自己对颜色的爱好。然而当别人要反对你的时候呢？你只有一个办法：努力否认对手并不是要出现的那个X德的代言人。好，理论上打个平手只好用武力说话，还是拼拳头。

这个办法要靠董仲舒去完善，何况秦朝也并不很拿这当回事。商鞅早就建立了“任功不任善”的用人标准，因为“功”是可以量化的，而“善”比较说不清楚，会使人生争心。同样，在坐天下的问题上，也只可能是“尚力不尚德”，谁牛X谁上。

但是，世无商鞅，谁来保障你永远强大？

而后世则不一样，你看被逼急了的许多草寇大盗，都是只反奸臣不反皇帝；而就算被时势推着到了那个位置，也要演一出禅让或者黄袍加身的老戏，作为必须走的过场。

结论3：政权建立的合理性依据（即官方哲学的选择）的失败，是秦朝速亡的一大原因。

总而言之一句话，同样一个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问秦朝，秦朝会甩手给你一个嘴巴，叫你少废话还想不想活了；问汉朝，汉朝会拉起你的手，坐下，语重心长地给你唠上半天，告诉你他的种在哪里。

所以秦朝速亡，而汉朝赖活着。

不过这些都是商鞅百年以后的事情。眼下，商鞅马上就要百年了。

商鞅曾经在执法中割掉过太子师傅的鼻子，得罪太子。秦孝公一老掉，太子即位，商鞅自然就到了灭亡的一天。

首先是太子的师傅告商鞅谋反，即阴谋颠覆政府罪。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便列在刑法分则第一条并且随意性最大的罪名。请注意谋反和造反的区别。谋反有个“谋”字，即预谋。既然是预谋，便不需要什么十分确凿的证据了。偶尔说错句话，做错个动作，甚至露出个不正确的表情（面有反意），便足以构成此罪。

这里我们来注意个刑法上的概念辨析：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犯罪预备，是指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实施的某种能够引起预定危害结果的犯罪实行行为，比如准备杀人工具等。犯意表示，是指在实施犯罪活动以前，把自己的犯罪意图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流露出来，比如扬言杀人等。刑法学上公认的，犯罪预备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构成犯罪，而犯意表示则不构成犯罪。

好了，我们来看。同样的，谋反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罪名，但必须是着手准备工具、创造条件，比如聚集军队、私造龙袍等等，起码要这样吧？但是在中国，很多情况下在涉及这一罪名时，就把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混淆了，一律算作预备。甚至在后世登峰造极，连犯意都没有表示出来，也算谋反（腹诽）。

商鞅现在就被人状告谋反。他是用法的老祖宗，自然知道狱吏的本事，所以并不申辩，直接逃跑。一位先秦大法家，对法律的见解如此，联系苏格拉底之死，不免令人心寒。

然后如大家知道的，商鞅走投无路，连投宿旅店都因没有证件擅自收留怕商君怪罪而被拒之门外。商鞅长叹一声：为法之弊，一至此乎？为法之弊是什么呢？是不应该搞成人人平等而自断后路吗？是为法太酷烈而遭到报应吗？还是法律仍不甚严密而被奸邪小人钻了空子呢？无论如何，反正真的是叹得非常悲凉了。

商鞅最后的下场，乃是被擒拿归案，车裂在咸阳闹市。在西北阳光的照耀下，断裂的肢体，一截一截地兀自滴着血，在地上拖出一个刺眼的不规则图形。

商鞅死而秦用其法，为后世开了一个好头：客观技术性的法律，不因主观立场性的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商鞅，这个先秦最寂寞的思想家，不去和其他思想家一般凑在齐国喧嚣而盛极一时的稷下学宫，只身深入西北这片文化的沙漠，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这样的独行精神，无愧“西毒”之名。千百年后，仍有另一位铁血宰相观看《商鞅》话剧而不觉潸然泪下。聊公愿意改编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一段插曲来作为对这位独行者的祭奠：

说什么咸阳春深，

全不晓天意人心？

拜相台反成了断头台，

帝王梦何处寻？

远离了富贵繁嚣地，

深入了龙争虎斗门，

辜负了锦绣年华，

错过了豆蔻青春，

为报答孝公大义深恩，

拼舍这如花似玉身！

从今后，再不见你的身影，

也再不闻你的声音！

商鞅已随着那清风去，

化作了一片白云。

我们曾经有过选择

从商鞅开始，秦国出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用人现象。

从楼缓、魏冉、范雎、蔡泽到吕不韦，谁有灵感谁上台，谁灵感用完了谁滚蛋。上台时候都是一出出布衣宰相的传奇，下台时候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一方面，我们又要怪商鞅用人制度上没有设计好导致如此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当然，这种不稳定在当时对秦国而言是好事情）；另一方面，这种用人方式也显示出秦国的蓬勃朝气，长久下来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或曰“活法”。

在这样一种用人制度下，吕不韦达到了前任们未曾达到的成就巅峰，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再蹩脚的国际观察家也发现了这一点，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即将诞生了。吕不韦信心满满地想成为这个大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国父。这真是一项前无古人且挑战性无比巨大的工作啊！我能胜任如此荣誉吗？吕不韦经常这样甜蜜地忧愁着。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曾为这样的问题而思考得兴奋不已：这个空前的大帝国，应该怎么统治？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君主该是个什么角色？宰相呢？这个帝国建立的合法性依据又何在？应该采取一套什么样的官方哲学？

所以吕不韦在自己的任期干的最后一件大事，乃是汇集天下文化精英，耗多年之功，写成了一部未来大帝国的施政纲领。

如果未来的这个大帝国真的要有一部施政纲领，聊公觉得也唯有此书有此资格了。这部后来流产的施政纲领，就是《吕氏春秋》。由于一些原因，这部旷世奇书并没有得到法律史界的应有重视；它给后世的影响仅仅是告诉大家：我们曾经有过选择。

提供这种选择的吕不韦站在窗前。夜凉如水，而他的心再一次因为灼热的思考而激动地睡不着了。嬴政啊嬴政，你可知道我会集天下精英编造此书的苦心么？

“当然知道。”

吕不韦大吃一惊，回头见一人正端坐在自己的案前，信手翻看今天刚送交上来的几篇《吕氏春秋》。吕不韦喝问：“你是何人？胆敢夜闯相府！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人微微一笑，神态潇洒：“在下聊公。”

吕不韦松了口气，道：“近来听说有个妖道，经常穿越历史做些莫名其妙之事，却并不伤人性命，原来就是你啊。”

聊公道：“第一，道教还没产生，所以你的妖道这句台词是个BUG；第二，在下所做并非莫名其妙之事。”

吕不韦说：“你刚才说知道我的苦心，试道来。”边说边面露杀机。

聊公镇定自若，哈哈大笑：“这有何难？秦国一向是文化沙漠，被有文化的看不起。所以你找来三千写手，想写出一部足以令山东六国刮目相看的文化巨著呗。”

吕不韦松了口气，道：“说得好。”

聊公道：“不过你这书可有一个致命弱点。你想汇总春秋战国以来所有的思想流派之精华，集轴心时代之大成。可惜啊可惜，你的这部书将来被《汉书》归类为‘杂家’。思想的堆砌，终究不能代替思想的原创啊！”

吕不韦笑道：“阁下谬矣！岂不见《吕氏春秋·用众篇》之譬喻乎？天下没有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何哉？”

聊公曰：“染的。”

吕不韦摇头道：“君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取之众白、集腋成裘故也。”

聊公道：“那你这书有啥特色也哉？”

吕不韦被激起兴趣，说：“特色太多了。从何说起呢？对了，目录！你先看目录！”

聊公翻看《吕氏春秋》的目录，却见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吕不韦说：“十二纪乃是全书精华，八览六论是对纪的补充和发挥。你看纪，看纪！”

聊公不耐烦：“知道了啦，你不要动手帮人家翻，人家又不是不会看！”

十二纪又分春夏秋冬四部，每部分孟仲季三纪。如首三纪为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类推。聊公把竹简扔到一边：“这种目录，贴到论坛上去要不了两天就完全沉掉了！”

吕不韦一个侧扑接住竹简，爱惜地抱在手里：“你不理解我的苦心啊！你看，我这个目录，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多么精美的目录设计啊！”

聊公鄙视地说：“土包子。无非就是天人感应嘛，你这个东西在秦国行不通，你努把力活到汉朝也许还有些市场。”

吕不韦：“？”

聊公：“好吧，你说说还有什么别的特色？”

吕不韦说：“好吧，我让你看看《吕氏春秋》实质内容上的过人之处。第一，军事思想。我们都知道，天下是要统一的。所以有些所谓非攻啊，救守啊之类我们不要考虑。那么统一有三个办法，我们先看A方案。”

吕不韦一按遥控器，墙壁上出现画面：秦国不断地增强自己的道德修为，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小国家自然地被道德力感染而来投奔秦国。经过几百年道德力的感染，秦国的版图蚕食了山东六国。

吕不韦：“这是孟子的办法，以德服人。你再看方案二。”

再一按遥控器，墙壁上出现《英雄》中的画面：秦国的士兵喊着“风！风！风！”遮天蔽日飞蝗般的箭射向一个个城池，插在无辜老百姓的身上。鲜血横流，最终流出四个大字——虎狼之秦。

吕不韦：“这是秦国的一贯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呢？这就是《吕氏春秋》旗帜鲜明原创性提出的‘义兵说’！你看！”

墙壁上出现新的画面，并不断切换。画面一：秦国军队以良好的精神面貌齐步迈进邯郸，邯郸的百姓泪流满面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画面二：魏国的百姓早上醒来，发现秦国的战士们都和衣睡在街头巷尾，身上沾满了露水。画面三：齐国一个大妈发现在一位秦国战士刚吃完饭的碗底下压了五个铜板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秦国的军队绝不会收人民一针一线。齐国大妈捏着纸条望着秦国战士远去的身影，眼睛湿润了。

吕不韦哈哈大笑：“这是我最近拍的宣传片。我的所谓‘义兵说’，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攻打一国，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诛暴君，二是利黔首。军队进入敌国，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屋室，不赶六畜。而且我们主张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凡是来归顺的，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国听者禄之以国，选其贤良而尊之。这样一来，我们秦国军队‘虎狼’的臭名声就不会再有了，我们是‘义兵’！是要解放全中国的‘义兵’！”

聊公说：“有点意思。那统一以后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

吕不韦眼睛里冒出异样的神采：“多建封！”

聊公：“这是向西周封建制的反动啊！地主阶级要搞郡县制，这才是进步的！”

吕不韦嗤之以鼻，道：“无论从历史经验、从实际效益、从具体国情、还是从理论上看，新的帝国都只能以制度化的封邑和郡县制并行，充分赋予地方权力，国家结构多元一体，才能有良好的治理。你看，在你生活的那个时代，世界上疆域辽阔的国家，还有谁采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聊公自豪地说：“中国！”

吕不韦道：“多建封，乃是一种比较能够防止一种势力独大的国家结构——这种势力包括行政、经济和思想上的。你看西周建立的王朝，国祚绵延八百年之久。即便在王室衰微的情况下，地方经济、思想依旧发达，正是封建制的好处啊！”

聊公反驳：“可是后来战乱不已，国家分裂。”

吕不韦：“对。但是我们对于一种制度，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看它可不可以被修正从而避免它所带来的弊端；如果不行，再不得已地推翻它。西周封建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封国势力太大太独立，而中央太弱，且经济上完全依赖地方。所以我所设想的，乃是郡国并行，以拱卫统一王朝。我下面给你分析中央集权和封建制的优劣：

一、封建制有利于因地制宜。中央集权必然以国家利益为至尊，封建制下，则各国以自己的利益为上。各国相争，则相互制衡，有中央可以进行宏观的调控；中央至尊，则必会牺牲地方利益，导致区域间不均衡发展。

二、封建制有利于缩短权力链。中央集权制固然有利于你所谓的统一，但是统一并非终极目标，终极目标乃是国家的治理。以统一而压倒多样，乃是不利的。单一制下，中央固然可以有一个强大的权力，但是这样强大的权力行到地方，强弩之末还剩多少威力呢？而封建制下，诸侯直接对地方实施治理，则成效显著得多。

三、封建制有利于保持文化多样化，利益格局多元化。中央集权一个内在要求乃是同一天下之义。而封建制呢，则可以保持文化多样化，所谓‘博义’也；可以保持利益多元化，所谓‘博利’也。义博利博则无敌。怎么样？”

聊公沉吟。

吕不韦继续道：“今天我给你掏心窝子吧。况且天下之道，乃是一个‘公’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是要天子以利天下也。所以尧舜贤主，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子孙。这不是恶其子孙，也不是沽名钓誉，而是返其实也。什么实呢？天下之利的大公也！”

聊公吃了一惊，道：“难道你反对君主的世袭制？”

吕不韦一声长叹：“当今之世，废除君主世袭已不可能，毕竟君主乃是统一的象征。但是君主要有自己的几点品德。第一，勿骄、虚静。不要自以为是，多所作为。第二，听谏。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土、武有戒慎之鞀。今上也应该建立相应的谏议机制，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吕不韦看看四下没人，乃轻声道：“托于贤。”

聊公说：“选贤任能不是什么新鲜学说。”

吕不韦道：“不是选贤任能，是全盘托于贤。绝江河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

聊公说：“哦，这样啊。那么敢问托给哪个贤呢？”

吕不韦道：“相。相者，百官之长也。相，是公众认可的；亲戚、爱臣之流，则是私安的。以私胜公，乃衰国之政。你看，齐桓公的时候，不管手下有什么事来请示，他都说：‘去请示仲父。’别人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做国君太容易啦！’齐桓公说：‘我没得到仲父的时候，做国君难；得到仲父，做国君就容易了。’这就是一名优秀人君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啊！”

聊公说：“你这套东西好是好，可是与当前秦国的体制格格不入啊。”

吕不韦哈哈大笑：“你学过刻舟求剑的故事没？该故事出自《吕氏春秋·察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法律同样如此。治国无法则乱，守法弗变则悖。世易时称，变法宜矣！”

聊公想了想，说：“最后一个问题，老百姓认不认可哦？”

吕不韦道：“这个简单，我自有办法。”

聊公见吕不韦主意已决，而且夜已经深了，遂不再叨扰，起身告辞。回来以后，聊公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起身秉烛读《史记》，读到这样几段：

1．年幼的嬴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2．吕不韦将《吕氏春秋》悬挂国门，曰：有能改一个字的，悬赏千金。结果无人去改。

3．吕不韦公布《吕氏春秋》仅仅两年，嬴政成年，罢免吕不韦的相国之位。又过两年，吕不韦饮鸩自杀。

4．吕不韦死后十四年，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

秦朝御前会议与政府保姆论

《吕氏春秋》与《韩非子》的争宠，以失败而告终。吕氏纲领流产了，历史在继续行进。天下并没有像孟子设想的那样，由不嗜杀人者来统一，吕不韦的义兵说也最终没有派上用场。文化沙漠秦国，以铁和血完成了对文化昌盛的六国的兼并。不论大家愿不愿意，一个崭新而空前的帝国出现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建国者们集聚在咸阳，参加秦朝统一以来第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有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当然还有主持会议的嬴政和旁听的聊公。

会议的议题，包括这样几个：

1．元首制度和相应细节问题。

2．国家结构形式。

元首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基本上已经确定了。真正讨论的乃是一些细节问题。大臣们说：“天皇地皇泰皇乃是最尊贵的称号，而三者中又以泰皇最贵。所以请大王称泰皇。”嬴政不满意，说：“把泰字去了，加上个帝字，以表示德盖三皇功高五帝。”大臣们说：“皇上圣明！”其余的细节包括皇帝自称“朕”，命曰制，令曰诏，皇帝的父亲为太上皇等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自然就是嬴政的死鬼老爹庄襄王。同时，嬴政又废除了谥法制度。谥法制度，乃是在君主死后臣下们根据君主一生的品行采取一到两个字为君主一生盖棺论定的制度。谥法制度的废除，宣告了君主权威的至高无上。

这样一来，嬴政就自号始皇，而后代以二世三世记数法来标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顺便提句，既然泰皇比天皇尊贵，而皇帝又比泰皇尊贵，那么中国的皇帝就比日本的天皇尊贵了两个档次啦。一句意淫，会议继续。

真正重要的议题，乃是关于国家结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老话题：封建与郡县之争。

这次的争论，不是《吕氏春秋》那样自己私下写的纲领，而是真正将要决定帝国组织形式的讨论。

丞相王绾提出的意见是分封皇室子弟到边疆不稳定地区为诸侯，以镇守一方。廷尉李斯表示反对。他主要反驳了王的稳定论，他说：周王朝大封子弟为诸侯，最后关系一疏远，还不是反目成仇，周王都制止不了。所以搞封建制不是稳定之道。

秦始皇出来给出了结论：封建，乃是取乱之道。天下初定，不宜立国树兵，廷尉的意见可取。于是废封建而行郡县。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绾的主张并非绝对的封建，而是郡国并行制。秦始皇和李廷尉根据历史发展至此的经验，决定采取纯粹的郡县制。这才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其实，纯粹的郡县制和纯粹的封建制之外，还有两条道路：其一，乃是将天下分封出去，然后每国之下设置郡县而不再分封大夫和士；其二，乃是郡国并行，即划出若干特别的行政区域，作为子弟或功臣分封的国，实行局部的区域自治。纯粹的封建制已经被周朝的历史证明是有问题的，而第一种混合制的确是取祸之道，王绾在这里主张的正是第二种混合制，即郡国并行。

秦始皇和李斯的历史经验，乃是看到的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趋势，即各国都采取郡县制，而采取郡县制最彻底的秦国取得了天下。所以他们以为，纯粹的郡县制乃是效率最高的行政制度。

一个要害在这里：他们看到的，乃是秦国或其他六国的经验，而非天下的经验。也就是说，在每个“国家”里采取郡县制的确效率最高，但是在“天下”采取郡县制呢？也就是如群臣拍马屁时说的“以海内为郡县”的时候呢？

问题出来了：疆域和人口发生了变化。按照柏拉图的理念，“原子”（即组成事物的要素）发生变化，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而“大小”的改变，对事物性质并无影响。果然是这样吗？从秦国到秦朝的变化，以及李斯们没有与地俱扩的理念，将给出我们答案。

从秦国到秦朝的一个变化，乃是疆域辽阔了。郡县制，讲究的是效率，上传下达。中央给地方布置任务，地方负责执行。以前秦国一点点大的地方，自然可以有效地实现治理。但是秦朝统一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还没有感觉到这种制度有什么不适应。于是，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的下达便需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跨越巨大的疆域，经历很长的时间，精神和实质很难保证不发生走样。

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个法律文化的问题。秦国的法律文化肯定与六国不同。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徙木立信，以及后来无数令行禁止的训练，才具备了比较普遍的严格遵守和执行法令的意识。六国呢？恐怕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心理。

问题自然就会出现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回顾王绾和李斯之争，我们恐怕不会轻易地给出结论了。毕竟，我们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统一”，更不是“同一”。

封建与郡县之争，在秦朝已经统一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次反复。这次反复的结果，不是对两种制度的再抉择，而是另一次一直被我们视作灾难性后果的结局。

秦始皇三十四年，嬴政置酒咸阳宫。齐人淳于越提出：

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乃是儒家的人。儒家在秦朝不得势，淳于越必然怀念可以四处游说而劝君主使用本派学说的春秋战国，所以劝秦始皇恢复封建。他的目的，乃是《吕氏春秋》中的“义博”二字，即文化多元化。当然，这只是第一步的目的。不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自然希望文化多元化，便仿佛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希望世界多极化一般。

秦始皇命当时已是丞相的李斯评议这个提议。李斯评议的结果如此重要，以至于聊公不得不将其全文摘录在下面：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这个，便是李斯的上书内容。这里讨论了一个“私学”与“法令”的关系。就我们今天来看，乃是“法学”与“国法”的关系。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了众多流派，也形成了议政议法的风气。李斯认为，这些流派对国法的评论，也就是对“国法”背后的合理性的探讨，严重损害了国法的权威，使之难以得到执行。他们对国法的议论，会使不懂事的“黔首”也会只执行有利于自己的国法，而对不利于自己的国法发出“安提戈捏之怨”：

“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民智未开，不可多兴异说，因为黔首不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这就是李斯的想法。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焚书”。

我们读一些经典著作，可以被那些上古时代的作者们天真和偏激到极端的想法所震撼。比如柏拉图所建立的理想国，比如老子所设想的小国寡民。哲学家们往往会想到一些非常简单而极端的方法来解决一些人世间最最复杂的问题。

李斯现在居然要采取一种哲学式的办法，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聊公作为一位爱书之人，作为中国的脊梁，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聊公面对李斯的无上淫威，凛然不惧，面斥道：“你这是愚民政策！”

李斯笑道：“岂会是愚民？我这是为老百姓好。民智未开，异说若兴，则国乱矣。国乱则民遭殃。百姓短视，政府可不能短视，所以我是为百姓好。”

聊公怒道：“老百姓有思想的自由，有读书的权利，你把这些非法剥夺了！”

李斯轻叹口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骂我专制。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老百姓要读淫秽书刊，你作为政府也不禁止吗？打你是为你好，这叫父爱主义。”

聊公骂道：“你看看人家西方，开明自由。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专制黑暗都是从你这里开始的！”

李斯：“人类的幼年同样幼稚，而中西方的大哲也有着相似的远见。你没看过《理想国》吧？苏格拉底建立好这个最正义的城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删改流传已久的《荷马史诗》。他说：‘即使这些事情是真的，我认为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如果非讲不可的话，也只能许可极少数人听。’”

聊公：“可是你连极少数人都不允许他们看书，你破坏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李斯：“没有没有。我的命令里说得清清楚楚，所有书籍都上交朝廷保管，进行备份；民间私藏的才予以焚毁。怎么会破坏传统文化呢？了不起算是毁坏一些文物罢了。何况，这道命令的目的并非禁止百姓看书，而是禁止百姓评议法政。你看，我们规定偶语诗书的，弃市；而私藏禁书的，不过黥为城旦罢了，也就是服服劳役。孰轻孰重，法令目的何在，一目了然了吧？”

聊公无语，想了想，又问：“人民应当有自主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自作自受，乃是民主制度的精髓。”

李斯：“所以我们反对在人类的幼年实行民主。比如一个婴儿刚学会爬，我们对他放任不管，说：‘他有自主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眼看着他爬上大街要被马车轧了，也绝不能管，否则便是剥夺他爬的权利，这合适吗？所以我们要请保姆来照管婴儿，必要的时候剥夺他一些所谓‘权利’，为的是让他更好的生存。这不是不让他自主决定自己的前途，而是他还根本不会自主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政府同样如此，担任黔首的保姆。始皇帝英明神武，为天下第一人，所以由他代理人民本身来进行抉择。等十世百世乃至千世万世之后，人民有能力了，我们自然会逐渐开放宫廷的图书馆，会逐渐还政于民。”

聊公隐约觉得有些不妥，但又说不出来，只好闭嘴。冬天的白昼格外短，刚看过曙光，暮色就降临了。聊公步出相府，满目都是秦朝的国色：一片漆黑。聊公思忖着自由与秩序这对冤家，始终没个头绪，心头有些烦闷，便胡乱凑了几句诗：

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秦朝的N种死法

聊到现在，有个概念不得不予说明了。这就是“法治”。关于“法治”的最经典定义，自然是亚里士多德氏的“良法得到普遍遵守”。不过作为一个热衷分析并且倾向于实证法学的学者，聊公始终认为没有必要是“良法”得到普遍遵循。任何统治者都会标榜自己的法是良法。明知是恶法而倡言必须遵循只能是法学家的空想，实践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个概念分解开：我们固然希望这法是一部良法，但“法治”仅指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描述的是一种法律适用的状况。当然也有“法制”这样一个词，似乎可以用来表示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词似乎又倾向于静态了，没有“实施”之义。

好啦，界定完这个概念，聊公才可以继续说下面这样的话：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最厉行法治主义的。而关于这样一个朝代，其法律体系和运行状况自然受到法律史学界的青睐。关于这方面的高头讲章委实不少，水平高的也不乏。那么聊公这里便不再罗嗦，而是带领大家来玩一个关于秦朝法律的RPG（角色扮演类）游戏。

主意已定，奈何还缺少位主人公。此事难不倒聊公。但见聊公抬起手来，飞击键盘，打出“张三”两字，一位英明神武的主人公就此诞生……

聊公刚创造完张三，发现一个黔首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聊公看着面熟，问道：“你贵姓？”黔首眼泪汪汪地说：“某甲……”聊公恍然大悟，便要把张三抹杀。张三不服，力争。聊公没法，只好使个障眼法，将两人都投入秦朝。

游戏开始。

第一条命

某甲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个婴儿。“妈的，这破聊公，玩游戏也不必从婴儿开始玩吧？光长大就得好几十年！”某甲心下咒骂。

平静一下之后，他开始环顾四周。某甲发现这户人家条件还很不错，金碧辉煌奴婢如云的。某甲一高兴，咿呀呀地叫起来。一个徐娘半老的贵妇听到叫声，便吩咐奶妈喂奶。

就这样喂了近一年，当某甲已经闻到奶味就想吐的时候，终于断奶了。某甲的爸爸，一个高贵而没有胡子的男人经常来找这个身为他母亲的贵妇，有时候来行云雨之事（而且还是当着某甲的面，某甲看得流鼻血过头），有时候则秘密商量一些事情。

又过了一段时间，某甲的妈妈又怀上了。这次生下来的是刚投胎的张三。某甲于是仗着年龄大借机欺负张三。

就这样极度富贵而无聊的日子终于又熬了几年，某甲和张三都能跑会跳的了。忽然一个不平静的下午，妈妈住的豪宅里气势汹汹闯进来一伙士兵。为首一个年轻人阴鸷着一张脸，指着正在嬉戏的某甲和张三问贵妇：“就是这两个？”贵妇哭着说：“大王，你放过这两个孩子吧！”年轻人不作声，只是打量着某甲和张三。贵妇又拉起两个孩子说：“快，快叫哥哥！”某甲狐疑地看着年轻人，张三蹒跚着走上去，叫：“哥……”

年轻人转身就走。身后两个拎着麻袋的武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来抓起张三扔进袋里举起来“啪”地一下甩砸在地上。张三不哭不闹，麻袋慢慢洇出血迹来。

这两个武士从麻袋里倒出东西，又朝某甲走来。某甲撒腿就跑，早被扯住扔进麻袋。某甲只觉黑咕隆咚，然后又天旋地转。他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和无助过。完全没有任何给你辩白的机会，纯粹的暴力解决问题。

囊扑，乃是秦国（秦朝）一种刑罚，即“以囊盛之，扑而杀之”。秦王嬴政用此刑罚处死过嫪毐和母后赵姬的两个私生子。

某甲和张三一点元神不灭，飘飘荡荡，杳杳冥冥竟往封神台来。聊公接着，看他们并无成神资质，便要用百灵幡将二人引往地狱。某甲张三大为不服，怨聊公不该让二人从婴孩时玩起。聊公没法，只好道：“那便给你们第二条命，你们趁嬴政开杀戒之前逃出宫去吧。”

第二条命

某甲和张三既然知道了后来事态发展的方向，于是在秦王嬴政来找霉头的前一晚迅速跑出了咸阳，一口气跑到在今天河南的上蔡，各找了一户人家认了干爹干娘，生存下来。

某甲的爸爸李四是个政府小职员，尚算衣食无忧；而张三的爸爸张老三是个贫农，家徒四壁。所以同样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某甲身高力壮，满脸的青春痘往外溢着过剩的营养；而张三则小瘦猴一个。

一天某甲奉父命出去放牛，被穷小鬼张三偷了。某甲大怒，扯了张三便到官府。

县令老爷说：“按本朝的规矩，十五岁才到责任年龄。张三啊，你多大啦？”张三虚报：“十一。”某甲大怒，道：“扯淡！你十五周岁了！”张三不认。县老爷道：“不要争啦，来人啊，给张三测身高。”一个县吏把张三带下去测量，一会儿上来报告：“五尺七寸。”县老爷宣布：“还没到刑事责任年龄，无罪释放。某甲啊，以后这种事情少来麻烦本县。退堂。”

张三嬉皮笑脸地走掉。某甲呆在当场。聊公从旁走出道：“秦朝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年龄。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一说六尺），女子身高六尺二寸，为负刑事责任年龄。当时一尺合现在23厘米。因为古代户籍登记不如今天方便，一旦遇上野户口或者跨省作案的，很难确定实际年龄。厉行法治主义崇尚标准化的秦人，就以身高代替年龄，作为负刑事责任的新标准。”言罢，掐个隐身诀，消失了。

某甲默默回去，边走边思考。忽然想到个好主意，拿出平时积累的几个铜板，买了个棒棒糖给张三，说：“你去帮我把我的仇家某乙杀掉吧！”张三欣然同意，拿了把柴刀，去寻某乙，追了几条街，最后把某乙砍死在一个死胡同里了。官府带人来，逮捕张三，一量身高，不够。垂头丧气正要走，张三在后面边舔棒棒糖边笑眯眯地说：“是某甲叫我杀的人。”官差们精神一振，立马跑到某甲家，逮捕。一量身高，堂堂八尺。按律判了个磔刑，押赴刑场。

什么叫磔刑，说法也很多，计若如下几种。一个就是车裂或五马分尸。第二个，是开膛破肚，就像咱们家里面做腊鸡一样，剖开胸腹然后翻开拉张，使尸体干枯不收。第三个，是后世发展出来的，就是凌迟。

总之某甲被施了磔刑，呜呼掉了。一点元神往封神台来，被聊公接着，要引往地狱。某甲又不服，道：“这是我没有法律常识！你再给我一条命吧。”聊公无奈，又给某甲一条命，让他下凡去了。

第三条命

某甲重获新生，便想着多得一些法律知识。秦朝普法工作做得好，不仅有大量法条的简牍可读，而且还有对法条进行解释和普及的小册子《法律答问》可看。某甲从父亲的书架上找了套《法律答问》来看，看到这么一段：

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磔。

某甲恍然大悟心想读书真他妈的使人明智。聊公从旁边缓缓走出，道：“你看，我们的古人智慧多高，这么早就已经懂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区别对待了。而英国这样的国家，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不懂得这道理。1833年英国最后一个死于绞刑的罪犯就是未成年人，年仅九岁。罪名是偷了一瓶墨水。相比之下，你能死在秦朝，真是万幸啊！”某甲也慨叹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幸福。

聊公话锋一转，道：“你真傻，真的。古今中外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犯罪都要区别对待。如果我是你，相比起指使未成年人去杀仇家，宁可装成精神病人去杀……”话音未了，某甲已经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某甲砍死某乙，被官府带走问话。某甲披头散发，在屎尿里爬，见了县老爷说：“我是玉皇大帝女婿，丈人叫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们，给我一颗金印，重八百斤。”（以上节录自《水浒》第十七回）县老爷道：“是个失心病汉子。按律定杀。”某甲抬起脸问：“啥叫定杀？”县老爷道：“扔到水里淹死。”于是王朝马汉把某甲拖出去，某甲一路喊着：“聊公你个天杀的！！！”

聊公道一声“慢”，从旁出现。县老爷问：“你是何人？”聊公微微一笑，道：“我乃聊公，前来乞鞫。”县老爷讶道：“啥叫乞鞫？”聊公道：“你丫是不是秦朝人？怎么啥都不知道？秦律规定，被判了刑的犯人如果对审判结果不服，其本人或亲人可以请求复审，这就叫乞鞫！”县老爷道：“还有这规定？那好，拖回来重审！”某甲见到了救命稻草，抱住聊公的大腿就哭。

聊公道：“我们把整个的程序重新教科书式地来一遍。首先，所谓不告不理嘛，得有人来告诉。请问某甲犯罪，是谁来告诉的呀？”旁边一个官差道：“我在路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他杀人，直接扭送到官府来了。”聊公点头道：“嗯，这在秦朝叫‘公室告’。不管是官府的人、知情者还是受害者，都有权向官府提起诉讼。这上面没有问题。那么下面是审讯环节，有没有问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呀？”

县老爷道：“问啦，他说他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我一看是个麻疯子，就直接按律判呀！”聊公道：“错啦！如果是麻疯子，按照秦律必须由专门的医生进行鉴定！”县老爷嘟囔着叫来医生鉴定。医生鉴定的结论是：某甲有眉毛，鼻腔功能正常，脚上无溃烂处能正常行走，手上有汗毛，声音无异常，并非麻风病人。然后医生把鉴定结论书“爰书”上交县老爷，县老爷过目后交档案馆保存。

冤情得清，某甲欢喜地抱着聊公道：“你是我的再造父母啊！”聊公又问：“那么正常人杀人怎么判？”县老爷说：“得看是斗杀、擅杀、盗杀还是贼杀人了。如果是打架斗殴中兴起杀人，叫斗杀，就轻一点；抢劫杀人叫盗杀或者下属奴婢杀长官主人叫擅杀，就最重；如果是故意杀人叫贼杀，就处于中间。”官差和证人齐声道：“贼杀。”县老爷道：“那还得有口供。某甲，你还不从实招来？在秦朝刑讯可是合法的哦！”某甲连忙招认。

聊公道：“县老爷你也莫乱说，刚才又犯了一些程序上的错误。按照秦律，必须对不同受审讯者如证人、犯罪嫌疑人等进行隔离审讯，对口供和证言进行记录。然后将不同口供进行比对，找出相互间的矛盾之处，再行诘问。直问到被讯问者理屈词穷漏洞百出而仍不招供时，才可以进行刑讯。是否进行刑讯拷问口供，也是法官治绩的一个考核标准。不过现在管不了这许多了，时间关系直接进入下一环节：读鞫。”

县老爷说：“好。读鞫就是宣读判决。某甲贼杀人，判弃市。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某甲抬起头道：“有，就一句话了：不懂法律史害死人哪！”

那边厢某甲被拖出去弃市，也就是在闹市杀头；这边厢聊公道：“照顾到某些女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某甲行刑这种场面我们就不去围观了。解决一个问题：秦律规定‘疬者有罪，定杀’。这个疬者，就是麻风病人。有人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秦朝麻风病人是有罪的，一律扔到水里淹死。这个说法是扯淡。秦朝可不比那些西方落后国家直到近代还在弄死麻风病人。这句话的意思是‘麻风病人犯了罪，定杀’。定杀就是扔到死水里淹死的意思。为什么扔到死水里呢？一个可能是考虑防止传染，一个可能是出于某种宗教情感比如祭祀的遗风。没犯罪的麻风病人呢？强制送到‘疠迁所’隔离医治。”刚说完，某甲的人头已经端上来了。

第四、第五、第六条命

某甲得了性命，再下凡去。由于这半天的折腾，牛又丢了，实在没找着。某甲狠了心，找把刀自残。自残完毕找到官府，说是张三的爸爸张老三抢劫自己的牛，并且意图杀死自己，幸亏玩命反抗才逃过一劫。官府一查，并无此事。按照“诬告反坐”的原则，诬告他人者，诬告的罪名该当何刑，诬告者便遭此刑，于是判了某甲一个死刑拖出去杀掉了。

某甲再投胎回家，告诉爸爸李四，说牛丢了。李四一怒之下把某甲打死。某甲的灵魂去官府告状，官府说家长对孩子有刑杀鞭笞之权，家长杀死孩子属于“非公室告”，坚持告者有罪。某甲说哪有这回事还讲不讲王法了。县老爷说你少废话哪怕告到古罗马也是这么着，你到底还告不？某甲的灵魂说告，被责打了一顿。

某甲再投胎回家（把老爷子李四吓坏了），决心不再惹是生非，在家做良民。结果某天某甲在逛街，被官府抓去。某甲问怎么回事，官府的人说你二叔的三外甥在外面犯了大事被判夷三族。你属于其中一族，要弃市。某甲说我不认识那哥们，官差说我也不认识那哥们。于是拉去杀掉了。

第七条命

某甲领悟了一个教训：作为一名黔首，再怎么小心也是个死。于是他决心飞黄腾达。某甲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妻儿，告别了上蔡，毅然踏上了未知的前途。摸爬滚打几十年，成为秦朝丞相。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病死，某甲和赵高篡改诏书扶立胡亥。然后某甲被赵高陷害，诬告谋反，判了个秦朝最狠的刑罚（这个刑罚是如此地霸道以至于我不得不另起一行来增强视觉效果）：

具五刑。

正如大家猜到的，这位出身上蔡、李四的儿子，就是李斯。

李斯和嬴政当年精诚合作，缔造了大秦帝国。草创之初，他也曾意气风发地学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口吻放言：

“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秦帝国用自己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通过先秦长达数百年的理论预制和艰苦努力，中国人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现在到了真正决定的时刻。如果秦帝国失败了，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中国人的不幸。”

现在他已经完全确信秦帝国灭亡的必然了。他以前一直以为，三代以来直至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已经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先秦诸位大圣哲的思想，也穷尽了一切可能有的理论。自己和嬴政作为全中国几千年来最杰出的精英，站在所有巨人的肩膀上，通过仔细甄别和深思熟虑所精心设计和一手缔造出来的这个帝国，已经可以作为历史发展的终结。如果这样的帝国都要灭亡，那中国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了。

但他当时远远没有料到，这个帝国也会灭亡；更没有料到，是二世而亡！

具五刑是当初通过他和嬴政的共同审核而写入法律的。简单来讲，乃是适用于被判处“夷三族”的首犯本人，其他人则适用弃市。具五刑的程序，李斯更是了如指掌：先刺面，是为“黥”；再割鼻子，是为“劓”；再斩左右脚，是为“斩左右趾”——有人说斩左右趾是斩掉脚趾，你们这些后人未免把我李斯想得太仁慈了；然后用竹板打死，是为“笞杀”；再将脑袋割下来悬起，是为“枭首”——枭者，猫头鹰也，上古猫头鹰生了小猫头鹰，便自己咬住树枝，任由小猫头鹰啄食自己身上的肉直到啄死，就剩一个脑袋挂在树上，所以枭首便是将头砍下挂起示众，都是有学问的啊；再将骨肉剁碎于市，是为“菹”；万一这厮临死喊反革命口号，就断其舌！

有人问了，这不有六七个刑罚了吗？你们懂个P！具五刑之“五”，乃是取其约数。古代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一三五七九，“五”乃阳数之正中，最为阳正中和。而刑杀乃阴，故以五调之。嬴政已死，这种大道理天下除我李斯外唯聊公知之，区区黔首岂能洞察我意？

刽子手看着将死的李斯神神叨叨嘀咕半天，也不觉有些毛骨悚然。他借酒壮胆，开始对李斯施刑。斩完左右趾后，刽子手抬来个铡刀。已经被割掉鼻子、满脸是血的李斯瓮声瓮气地道：“不对不对，下一步应该是笞杀！”刽子手一拱手道：“对不住了，上头的命令：腰斩。”

李斯断成两截倒在地上，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逝；而某甲的魂灵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挣脱他的残壳飞回封神台，被聊公接着。

某甲心有余悸地向下界张望，聊公在他脑后一拍：“别看了，走吧！”两人驾云而去。

秦朝的天空之下，咸阳闹市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而中心刑台上的那具残躯，想必也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竹片上的法律

秦朝为后世诟病，所以法律文本流传下来的太少太少。这样一个厉行法治的王朝，清末沈家本写煌煌巨著《历代刑法考》的时候居然写得比较简略。聊公有次与沈公聊及此事，沈公一声长叹：“文献不足故也！”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沈公老去了，聊公活了下来，有幸目睹中华百年来的窝囊史和伟大史，直到1975年的初冬。

1975年初冬的政治气候，一如这天气般寒冷，虽然聊公知道春天不会远了。这个季节，在湖南的云梦，某大队知识青年张泽栋正和大队里其他人一样挖水渠。临近傍晚，他收工回去的时候发现新挖开的水渠旁有一段青黑泥土。这种泥土叫做青膏泥，经常被古人用来封墓葬。张泽栋不是等闲人物，一眼看出问题所在，便打赌道：“这里保险有古墓。”于是开锄就挖。

这一挖，挖出的就是云梦睡虎地秦简。1989年挖出云梦龙岗秦简，2002年挖出湘西里耶秦简。这些秦简，造成了秦史（尤其是秦法制史）研究界的大地震，无数著作一夜之间被完全推翻，无数新人靠着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而跻身学界占得一席之地。如今谁再谈秦史而不语及这些秦简，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下面，聊公就领着大家出入各大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近距离一窥这些秦简的真面目。

聊公首先随风潜入的乃是湖北省博物馆。在强忍住对稀世珍宝越王勾践剑和曾侯墓编钟视而不见的情况下，聊公毅然来到了睡虎地秦简的展处。聊公伸出手去，穿越过防护设施和展柜玻璃，摸了摸这些古老的秦简，一种历史的苍茫感油然而生……（儿童请勿模仿）

这些竹简还不足一根手指的宽度，长度与正常的筷子近似，总数大约有一千一百多支，总计近四万字，都是秦篆，大约是用毛笔蘸了墨书写上去的，字迹很清晰。就是这近似一篇硕士论文字数的东西，引起了中国历史界的大震荡。

聊公细细看旁边的说明。这批竹简出土于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第十一号墓，墓主人叫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历任与司法有关的职务。这些竹简都是墓主喜根据工作需要抄录的战国末年到秦朝统一以后的法律令文书以及少量编年史、天文历法方面的材料。聊公看了看这些法律文书，大约可以分为四类：

一、秦律十八种。包括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十八种秦朝单行律。内容相对比较完整，涉及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想知道每种律是干什么的，请查阅百度百科“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条。不过光看名字就可以纠正我们对古代法律的一些偏见了：中国古代并不是光有刑法。引几个条文如下：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

——这是《田律》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

新工初工事，一岁半红（功），其后岁赋红（功）与故等。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

——这个是《均工律》关于官府工厂培教学徒“新工”的年限和提前学成的奖励制度。

二、《秦律杂抄》。这是对律文的一个抄录，类似于今天准备司法考试时候市面上有卖的小学科重点法条之类吧，包括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屯表律》、《捕盗律》、《戍律》等十一种，关于军事的居多。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牛羊课》，这个“课”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再说。不过先抄一段在这里大家有个感性认识：

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这是《牛羊课》中关于牛羊饲养中的惩罚和激励机制。

三、《法律答问》。这是以问答形式对律文、术语和律文意图的一个法律解释，前面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依旧引一段：

百姓有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廷行事强质人者论，予者不论；和受质者，予者□论。

——这是根据“廷行事”对某条法律条文的一个解释。这一条是对于因为百姓欠债而进行强迫还债的条文，没说不适用于政府官员。

四、《封诊式》。这是审判原则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方面的规定和案例。像我们上面讲的那个关于麻风病的案例就是从这里改编的，原文节录在下面以免被我误导：

丙毋（无）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奇，溃一所。其手毋□，令澹，其音气败。疠也。

——这是一份“爰书”，上面说过了，即司法过程中的笔录，可以是勘验鉴定报告等。这一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朝的物证技术。

以上呢，就是关于睡虎地秦简的概况。就是这些记载在竹片上的法律，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生活经验，古人的政治智慧，以及古老东方法律的初级阶段的面貌。尽管仅仅是个初级阶段，但如果你带着同情和理解的心态去看，已经足以令我们感到震惊。

好，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龙岗秦简。照例的，这里展出的是1989年发掘出土的283枚法律简，规定了关于禁苑、驰道、马牛羊等等方面的事项。旁边的说明上写着“龙岗简主要的法律条文行用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至秦二世三年（前207）的十四年间”。嗯，这些是秦朝统一以后的后出法律了。

引起聊公兴趣的乃是特立独行于竹简之外的一块木牍。这块木牍长36.5厘米，宽3.2厘米，厚半厘米。正反面墨书秦隶共38字，聊公经过识别，将全文键录如下：

鞫之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令自尚也

这块木牍乃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秦律判决文书的唯一实物，聊公试将之断句并翻译如下：

原文：鞫之：

翻译：二审判决：

原文：辟死论不当为城旦。

翻译：判处一审论定辟死（人名）为城旦的论处无效。

原文：吏论失者已坐以论。

翻译：一审误判的官吏已经被法办。

原文：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令自尚也。

翻译：九月丙申日，沙羡县丞某、史某赦免辟死为庶人，使其自由。

好吧，聊公还没有这个功力，这是参考的刘钊先生的《读〈龙岗秦简〉札记》。照刘先生的意见，以上就是一份完整的二审判决书了。怎么样，对司法官吏的要求很高吧？这是秦朝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来有效抑制司法腐败的一个典证。

接下来是发现于2002年5月的里耶秦简，里耶政府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里耶秦简博物馆来收藏这批竹简，可见其受重视之程度。湖北武汉与湖南湘西相去甚远，不过这难不倒聊公。只见聊公作一个法，便已经身在武汉到长沙的火车上了。下了火车再倒长途汽车外加打出租，很快聊公便已经身在里耶秦简博物馆门口了。

里耶秦简共36000余枚（请注意前面引起史界地震的睡虎地秦简的枚数），计二十至三十万字，时间与龙岗秦简近似，内容比较庞杂。目前对这批秦简的研究几近于空白，有兴趣而且对自己有信心的有为青年们大可以去此领域一展拳脚。这批秦简的研究，保守估计可以使复活秦王朝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里程碑，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秦朝之前“法”的发展历程。

我们知道最早诞生的乃是礼起于祭祀，刑起于兵。最早刑无定法。有官司，先把你拉去审。证明你的确犯罪，那就内心大致裁量一下，看看“劓刵椓黥杀”这五刑之中哪个比较能与你的罪行相当，于是宣判。这就是最早的刑法，都是“以刑统罪”。

时间的流逝逐渐展露出人类的理性。春秋成文法的公布，使得司法者内心的裁量标准以文字的形式牢牢镌在了历史上，呈现在平民的视野里。这时候究竟是以罪统刑还是以刑统罪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已经发生了过渡。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乃是李悝的《法经》。在这部法里面，已经按照罪名或曰相关门类来组织法典的编纂了。以前的“大辟之属有多少条罪，宫之属有多少条罪”已经不见了，而是成为“盗”这个门类下有多少相关法条，每种盗罪相应判什么刑罚。这样的法条结构模式，已经与今天类似。

那么到商鞅挟《法经》入秦，历史进一步地发展。一个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律令法体系”的法律形式体系逐渐成型。商鞅变法，其法律工具乃是“令”。什么叫“令”呢？就是国家出台的政策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具有强制性。这样的法律形式，特点是灵活。在《商君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垦令》、《为田开阡陌令》等大量的令。每个令也许都只管一时一地，而未必需要长久的遵守。简单来讲，这些令都具有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战国时代，任何国家每天都在大量地生产出“令”作为调节国家生活的工具。

商鞅并不满足于此。《黄帝四经》之首是《经法》，《经法》首句便是“道生法”。作为道家末流的法家代表，商鞅们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令”调节国家生活的麻利和高效，这样的话与纵横家们通过口舌来撬动国际局势使之瞬息万变有什么区别？法家更追求的乃是道的人间代表，恒常而不易的“法”。所以商鞅作出了一个大的改革，真正的一字千金之改——改法为“律”。

律是什么意思呢？乃是标准的“音”。古人定音，这个音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古有十二律，我们所说的“黄钟大吕”，就是十二律中的两个音。音高到什么位置可以叫黄钟可以叫大吕，乃是确定的。怎么定这个音呢？古人用一种“琯”——乃是以玉特制的乐管——十二支（简陋的便以竹管），有长有短，都是有定制的，插在地里。长短参差的一面在地下，齐平的一面露在地上。里面填上芦苇薄膜烧成的灰（因其最轻，叫做葭灰）。插的地方有讲究，须是西北的阴山脚下，周围蔽之以布幔，外面筑室，以保证吹不到风。这是用来勘候地气。

好了，到了冬至，冬至一阳生。阳气一生，第一根最长的管子（九寸长，因九乃阳数之极）里的灰自动腾出并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便叫“黄钟”。时间子时，节气冬至。这个音乃是其他十一律的基准。聊公拿着《汉书·律历志》给大家解说道。

说了半天，这个跟“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律有一个“绝对标准”的意思在里面，天下各类物，都要以此为基准，绝不可违犯。那么我们前面又讲过，早期国家打仗“师出以律”——跟着这种乐声受指挥从而进退。也就是说，律成了一种“军法”。这样律又有了第二个意义：强制。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来恢复古人理解中的语词。大致隐约包含着“标准”和“强制”意义，而显义又是“乐音”的词语，就是律。这样一个词语，被商鞅加以利用，成为“法”的代名词。《尔雅》解释“律”的时候，说“律，法也”，把律与法等同。从显义上看的确没问题，但是翻译所流失的便是隐义：标准和强制。

当然今天的法也有这两个意义在里面，但是当初未必有。最早的法，经常在“方法”“法度”的意义上使用。所以商鞅改法为律，使得律成为了国家生活的基准，成为了法的所有形式中效力最高的一种。我们看后来发掘的秦简，许多都以“律”为名而不再叫作“法”了。

那么第二种，继续保留下来的法律形式便是“令”。令主要针对一时之事而发布，时效性比较强。我们的教科书上往往说它“灵活”。灵活一词的反义词常常是僵死，而僵死乃是贬义，所以灵活常常会被理解为褒义。事实上不是。请大家在中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形容词。要知道，“灵活”对于法律而言未必是好事情。

第三种，乃是制和诏。制和诏乃是皇帝的命令。当然不是说皇帝随便给个命令都可以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必须经过一定程序。

第四种，廷行事。这个是官府成例，也就是以前的判例作为后案的参考性法律文件。

第五种，课、程、式。课有考核之意，比如《牛羊课》就是对饲养牛羊进行考核的法律。程有规格之意，如《工人程》。式有格式之意，如《封诊式》。

总之，我们且记住商鞅改法为律的本意，记住什么才有资格称之为“律”。以及在律之下效力次大的乃是令，之下才是别的杂七杂八的制诏之类法律形式。这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因为有些法律，它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我们忘记它是法律了；有些常识，它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忘记它是常识了。

清算秦王朝

秦王朝作为一个巨无霸企业的破产，照例的，下面我们进入清算程序。

秦国最初只是一个边陲附庸，甚至被视为蛮夷，起点不可谓不低。应该说，从秦国到秦朝的道路上，巨星级牛人无比多。秦穆公、百里奚、秦昭王、商鞅、张仪、范雎、楼缓、蔡泽、吕不韦、李斯、白起、王翦、蒙恬、秦始皇……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惊天地泣鬼神令寻常百姓咋舌而听的今古传奇。但是要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我们在这一章花了整整四节来浓墨重彩描绘的商鞅。

商鞅变法，乃是时代的必然。前面我们讲过，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效率的理性时代。王道也好帝道也好，在这个时代一律没有市场。亡国灭嗣的战争近在肘腋，容不得半点时间用之清谈。开口曰利，闭口曰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样极度重视效率的时代，大致形成了这样几股有实力取得天下的势力——这几股势力，大约也就构成人类历史上掌握政权的所有资源了：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经济。

最早归并为一或者说从来不曾分离的乃是政治和军事，原因还要追溯到西周初年。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方的不同。西方所谓城邦，多为某聚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兴建起来的，乃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经济中心。而西周的封建制，政治意味更浓，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各诸侯国的国都，几乎无一例外在最初的时候是地方政治和军事重镇。军事几乎从来不曾脱离于政治的控制。

其次被压制的是经济。战国末年，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对民间经济发展的不过度干预，涌现了一批大商人。例如以牧马闻名而被封君的乌氏倮，以采矿发家而能以财自卫的寡妇清等等。这些人富可敌国，并且拥有私人武装。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凭的就是一个“富”字。但是民间工商业阶层的发达，最终遭到了强有力的国家的压制。

最后我们来看意识形态，秦朝特别重视对意识形态的压制（而非操纵）。焚书坑儒这样的“事业”，在1966年之前中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如此明目张胆毫无遮掩地进行过。实行的结果，乃是儒墨道等百家都成为在野学说甚至成为被通缉被严禁的学说。而法家学说，也没有被很好地利用——秦始皇杀韩非而用其《韩非子》，无异于明确昭告天下：法，只有朕有权设计和解释；术，朕以外无人得妄加揣度；势，朕以外无人得拥有权力分配之权。

这样的国家能不能健康长寿？在今天，没有外国干涉内政的情况下，可以；在古代，不行。为什么？技术手段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们看秦朝为了实现对天下的控制，又是造长城，又是修驰道。这样的浩瀚工程，我们今天只有在打《帝国时代》这类游戏的时候，才敢这么想这么干。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对天下的控制之难，依然不难想。

商鞅变法，废封建而推行最有效率的郡县制，基本精神乃是中央高度集权，层层下达。但是有两个问题我们要注意：

第一，从秦国到秦朝疆域的剧增。

一个面积如此辽阔的国家，在公元前221年的技术条件下，如何通过高度集权来实现政令法律的上传下达？如何有效地实现商鞅当初设计的初衷？我们知道，在今天中央高层们比较头疼的问题之一，依旧包括地方上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而当时是两千两百年前的秦朝。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第一章总结了一个图表，乃是十八世纪时的中国，驿马从北京到各地所需时间。举个例子，从北京到广州需要56天，加急则为32天。这还是在中国几千年来官路驿站不断修建完善成一个较发达的交通系统的情况下，那在秦朝呢？可想而知，一个法令从咸阳发出到桂林的时候，其时效性针对性还有多强，而由于文字的刚刚统一，其解读又会多么五彩缤纷。甚至一些边疆地区，比如南越，基本处于南霸天任嚣和赵佗控制之下，俨然一方独立王国。法律固然早在春秋就公开了，但是老百姓对于法律的了解又有多少？从中央到地方各郡，从郡再到县到乡里，是否能保证法律的公开具备实际意义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怀疑的。事实上，秦朝的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普法工作做的不好，我们后面再提。

第二，商鞅当年变法所耍的小戏法“徙木立信”想必大家还记得。这给秦国的父老们一个信号：政府要开始守信了。从商鞅一直到秦始皇，无数政令法律的颁布和严格执行，都为这个信号加强了后续效果，从而使得秦国人的法律文化心理发生了质变。以前的遵守法律，乃是出于怕受责罚；反复了几代乃至几十代人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无须思考的常识：法律当然要遵守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但是后来急剧的领土扩张，其他国家的百姓也成为了秦国的黔首。那么他们对法律怎么看？也如秦国人一样么？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上传下达既不通畅，法律心理又各不同。秦朝的法治实践究竟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想而知。再加上立法技术上的种种缺陷（由于秦朝时间太短，这个缺陷要到“汉承秦制”的汉朝才显现出来），以及法律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不配合，秦王朝摇摇欲坠矣。

暴动发生在大泽乡，一伙戍卒因雨失期了。为首一个叫道：“失期，法皆斩。如今报到也是一死，造反也不过是个死罪。兄弟们，反了吧！”群情汹涌，天下遂起而亡秦族矣。

可怜而被冤枉的秦王朝。根据睡虎地秦简关于徭役的《兴律》规定，失期并非死罪；而碰上“诣水雨”等不可抗力，则可以免责。按照秦律，戍卒们是无罪的。

坑灰未冷山东乱，陈胜原来是法盲。普法工作做不好，害死一个王朝。

五　汉：时间中止了

汉朝的抉择

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强”与“好”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战国七雄，无疑秦国是其最强者。但秦国是不是最好的国家？有人觉得不该这么一概而论，那么我们分解来看：秦国的经济是不是最好的经济？秦国的政治是不是最好的政治？秦国的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秦国的文化是不是最好的文化？

论经济，齐国之繁盛，当执列国牛耳；论文化，鲁国礼乐之盛，天下无匹。以上两点，在春秋战国时候也许可以成为共识，但是在秦朝统一以后，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仅就经济规模和总量而言，也许齐国的确最繁盛；但是秦国代表了一种更为先进和有潜力的生产力，就质而言，远远在齐国之上。至于文化，鲁国代表了一种衰朽没落的文化，精致则精致矣，却不够强悍；而秦国的文化，简单质朴，没有一切多余的东西，所以也远在鲁国之上。

有人问：你的说法顶多能证明秦国与齐鲁乃是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如何能得出秦优于齐鲁的结论？

答曰：秦灭了齐鲁。以果推因，当然是秦优于齐鲁了。

这种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一个国家击败了另一个国家，不独是军事的较量，其政治经济文化于有力焉。所以就可以由该国军事强而推导出政治经济文化好吗？不行。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该国政治经济文化适合于战争。好，有人又反驳：两国之间的优劣最后只能靠军事来分胜负。哪怕你政治经济文化都好，而我只要军事强于你，就足以灭你的国。国都没了，谈何制度文化的优劣？

问题又出来了：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动不动就亡人国，究竟是贵国有问题还是我国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这里：我承认齐鲁的经济文化优于秦，但是请问，你不搞军事秦在搞军事，你做好人秦在做坏人，你的经济文化再好又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被人灭？所以只好大家都做坏人，发展军事以自卫和亡人国。而既然你齐鲁也要做坏人，那么经济和文化是非转变成秦国式的战时经济战时文化不可的了，因为不转变则不是人家对手。如果齐鲁很扭捏地只肯学习秦国的器物技术（如铸剑术啊弓弩制作技术什么的），国内就有人说你不彻底，只好连制度也改；如果制度变成了秦政制，国内还有人说你现在的文化心理跟目前的政制完全格格不入，也得改。等到全盘改进了，一个“秦化”的过程就完成了。齐鲁之人完全可以称这个过程为现代化。

汉朝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秦朝的遗产，应该怎么继承。

汉朝作抉择的环境比战国列强要好得多。战国列强的时候其实由不得你选择，你不富国强兵而一心搞精神文明建设人家在富强，几十年一过你就被人家连锅端掉了，搞了几十年精神文明建设全是为他人做嫁妆。所以人家学坏，你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也只好跟着学坏；你不确定人家会不会学坏，但为了风险的最小化，也只好跟着学坏。这在博弈论上叫“囚徒困境”。

汉朝不是囚徒。或者说他是中华大地上唯一的囚徒，所以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他有足够的余裕来从容不迫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事情是从约法三章开始的。

楚怀王与诸将约：谁先入咸阳，谁就王关中。先入的乃是刘邦，他把关中父老们叫到一块儿，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父老们很高兴，就给刘邦军队送吃的送喝的。刘邦一概不要，原因是项羽快要打过来了，到时候这么多东西不好带。后来项羽果然打进来，把刘邦赶跑，又把刘邦找回来吃鸿门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就是“约法三章”的历史小故事。

一个振奋人心的小细节，被很擅长挖掘本土资源的知识分子们挖出来了：刘邦作为政府的代表，和关中父老百姓们约法，这是多么民主的事情啊！俨然是中国宪政的起源嘛！

很遗憾的，根据专家们考证，约法三章的“约”字，乃是“简约”的意思。所谓约法三章的约法，不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约法，而是“约法省刑”的约法。这样解释，不免令人遗憾，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无趣。任何一个想把历史写有趣的人，都必须加入调味品，包括聊公。

所以聊公在这里并不关注“约”，而对“法三章”很感兴趣。这个法三章，只有三个罪名：杀人、伤人、盗；刑罚两种，死和抵罪。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我们最朴素的经验里和情感上，也只有三种犯罪：杀人、伤人、和抢劫盗窃。这三者，乃是在一切文明社会甚至野蛮状态下都要遭受惩罚的行为。刘邦，区区一个流氓，能够将人类最朴素情感深处的法律心理挖掘出来，发现出来，形诸文字，制成法律，的确有前辈和后世立法家们所不及之处。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正确方法之一。当然，这三章之法，并不是就这么一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而是有比较详尽可操作的规范的。

《汉书·刑法志》说：“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事实上，刘邦集团也并没有把这三章之法固定下来的意思，这三章之法主要还是在战时起一个政治上争取民心的作用，其次才是约束军纪安定秩序等等。所以项羽呜呼在垓下以后，制定一部新法便提到王朝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负责此事的是萧何，汉朝的相国。

萧何做过秦朝的狱吏，对秦朝法律之利弊，最有切身之感受。所以他的做法是，把秦律的“秦”字改成了汉律的“汉”字。我们前面讲过，秦律的法统乃是继承自魏国的《法经》，主干为盗贼囚捕杂具五章。现在萧何在这五章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一共九章，称作《九章律》。聊公读史至此，想了想觉得有问题，便去找萧何。

聊公来到萧何相府的时候，这位老人家正在指挥立法最后的整理工作。

聊公问：“你怎么把秦律照搬过来了？”

萧何说：“因为秦律制定得好啊。”

聊公：“可是你们宣传中说秦朝是暴秦啊，名声那么臭。你们作为一个崭新的能够代表天命的政府，怎么可以用一个腐朽而落后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呢？”

萧何：“子曰不因人废言。于国家而言同样如此。秦朝法律集三代以来之大成，精致完备，不用它的用谁的？”

聊公：“你们另起炉灶啊！”

萧何：“那不是浪费生产力嘛。我们如果把秦律一股脑地废除掉，再另起炉灶，起码得五十年以上才能达到秦律的水平。这不是自个折腾自个玩儿嘛？”

聊公：“那……那刘邦先生几年前已经把秦朝的伪法统废除掉了呀！他宣布悉除去秦法，只留三章！”

萧何：“那是战时需要。现在和平了，所以要重新制定法典。何况我们不是继承的秦朝的法统，而是继承的三代以来中国人民辛苦创立和脑力劳动的结晶，是但凡人所共有的秩序。”

聊公：“哦。”

刘邦时代，立法活动精锐尽出。韩信申军法，张苍作章程，叔孙通定傍章律，皆是一时之选。军法，大约是军事法令；章程，乃是定作标准之类的经济法规，这在《张苍传》可以找到印证；傍章律，从字面上也很好解释：傍，就是傍大款的傍，章，是《九章律》的章，律，是《九章律》的律，傍章律，就是傍着《九章律》的律。这是刘邦先生在尝到礼制甜头的情况下，让叔孙通制定的一部礼仪规范的法律，与律令同藏于理官故得名。

1983年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著名的《二年律令》，乃是吕后时期的法律。通过这些法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汉律对秦律的照搬，也就是史称的“汉承秦制”。

汉武帝雄才，身边物以类聚了一批张汤赵禹者流。这两位为中国法律史贡献的法律乃是有关宫廷警卫的《越宫律》和有关朝会正见的《朝律》。这两部法律的立法精神，是“务在深文”。深，就是苛严的意思。西周刑中世用平典的精神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也或者他们觉得那时候已经是乱世了。

汉武帝时代值得一提的后出法律，还有以下几个：

《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见知，看见了从而知道了；故纵，故意放松，见知故纵的造词法和明知故犯一样；监临，监察临见，引申为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部门主管。整个连起来，就是：监察官员和部门主管，见到自己所监察的对象或者属下犯罪而故意放纵不管的，有罪。这个是当时形势使然，用主旋律教科书的话讲，就是加强了皇权。

《沈命法》。沈，沉、没。沈命，就是没命。这个法就是地方官的地盘上群盗起却不发觉或者藏匿剿捕不力的就要没命这样一个法律。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突出治安形势严峻的一个产物。

《左官律》。汉朝尚右，左就比较卑下。西汉一般到诸侯处当官的（非朝廷任命）一律称左官，是不允许到朝廷做官的。朝廷的官私自到诸侯处当官，就按此律治罪。同样是形势需要。

汉武帝以后，法制健全到泛滥的地步。班固在中国第一部法制史著作《汉书·刑法志》里郁闷地写道：“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再次提醒，萧何那个律叫《九章律》），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剩下的帝王和东汉的历代帝王，主要任务就是删削整理法律了。汉昭帝、元帝都蠲除苛法，到成帝时的成果是还剩几百万字的法律。东汉继续加油，一直删到汉献帝，终于松了口气。松口气的汉献帝有一天坐在宫殿里批阅新呈的奏折，看到法学家应劭的折子，很高兴，边打开来边心想应爱卿该怎样表扬我删除法律的功绩啊！一打开来，六个大字：“臣请删定律令。”汉献帝当场崩溃掉了，从此郁郁寡欢，后来就交班给精力旺盛的曹丕来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以上就是汉朝。怎么？不过瘾？反正在立法层面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汉朝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依赖于立法了，然而秦朝的几个遗留问题也确实基本解决了。这是一个造就中国基本性格的王朝，我们来看一些触及本质的故事。

道家大放异彩

聊公有次与吾乡先贤、清朝考据学“三驾马车”之一的赵翼先生聊及汉朝，赵先生说汉初乃是布衣将相之局。后来赵先生老掉了，聊公继续活着。再后来，聊公写旷世奇书《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的时候翻阅参考资料，看到赵翼把那次聊天的心得写进了他的《廿二史札记》里头。

汉初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实行了黄老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后来就有人总结说，一个朝代之初，大抵会实行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此言恐怕不确。秦初晋初元初都没见很好地实行什么无为而治，可见还要因统治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知识结构而异。西汉的建国之父们，除了一个张良算没落贵族，其余都是底层的小农小公务员小贩子小流氓。他们身在社会底层，对秦之苛政体会最深，所以其眼界和气质，都近于道家。道家学说，本来就是最贴近农耕大众的。所以我们今天去乡村，还能得见那种闷闷而淳朴的道家风气。

当然，跟社会形势也分不开。战乱多年，天下疲敝。皇上的御驾已经连几匹毛色相同的马都找不齐了，而宰相公卿，甚至驾牛出行。这样的情况下，也只好无师自通地实行起黄老的治术来。

这个时期的法治，也崇尚质朴和无为。律典上看不出端倪，主要体现在人事的任用上。文景时候的重臣张释之，颇能作为一个代表。

张释之的法律观，贴合于儒道两家。他以为司法官吏乃“天下之平”，而法律则是“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法律既自天子出，则等同于天子对天下的诺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首重一个“信”字。公，平，信，成为张释之的基本信念。

可以察看张释之的案件，有犯跸案和盗环案。有一次，久违的一直没有出场机会的某甲在郊野闲逛，忽然看到远处尘烟滚滚，有大队仪仗车马过来。某甲心知是皇上出恭（不好意思，是出宫），便躲在附近的桥下。躲了十几分钟，桥上滚滚雷声渐渐停息下来了，某甲便从桥下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事实上呢，刚刚过去的只是仪仗队，文帝的车驾正好过来。拉文帝马车的马，正兴致勃勃地跑，忽然见桥底下愣愣地转出来一个人，吓坏了，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人立而起。车上的文帝正昏昏欲睡，这时候也被吓坏了，也人立而起大叫：“怎么了？怎么了？”后面几十辆车正跑得欢，一看前面出了事又来不及刹车，就追尾了。一下子桥上乱哄哄的。某甲一看出了特大交通事故，撒丫子就跑。两边的武骑一看，以为是刺客，驾马就追。两条腿的到底跑不过四条腿的，某甲被生擒扭送廷尉府。

廷尉呢，就是张释之。张释之问清楚了状况，就上奏很关心此案的文帝：“此人犯跸，当罚金。”跸，就是帝王出行的车驾。文帝自然不高兴：“这么轻？这家伙惊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比较温顺，换匹别的马我还不得受伤了？”张释之道：“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呀！”文帝想了想，说：“朕加一点行不？”张释之道：“不行。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你却要加重，这是失信于民。要么皇上就在抓住他以后就直接违法杀掉，别送我这儿来；如今你已经把他送到我手里，我自然要依法处理。如果司法不独立，随着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老百姓安所措手足？”文帝小郁闷了一下，平复了心情，说：“你对。”

某甲就欢快地交了罚金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个贼盗窃汉高祖庙里的玉环，文帝龙颜震怒动员天下，把贼逮住了。一看，又是某甲。文帝咆哮道：“灭族！灭族！”张释之很稳重地说：“按律当弃市。”文帝憋住火，语重心长地说：“张廷尉啊，这个案子和别的不一样啊。这个案子是全国性的恶性案件，怎么能和别的案子一样判呢？听我的，灭族吧。”张释之稳稳地顶住压力，说：“不行，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何况如果偷高祖庙就灭族，那如果掘汉家祖坟该怎么判呢？”文帝没有明成祖那样“灭十族”的刑罚智慧，哑口无言，只好依了。

从萧何到曹参，包括张释之这样的司法官员，在人事任用时，都坚持任用口讷心明的淳朴长者，坚决反对巧言惑众之徒。所以在司法时，一方面坚决按律行事而不加法外之刑，另一方面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轻判刑。这是司法官员们能够做到的。而真正从立法上废除严刑苛罚，则只能仰赖于皇上了。

至文帝之时，天下苦肉刑久矣。废除肉刑的契机，来自于太仓令淳于意医杀人案的判例。

淳于意是在《史记》里面有传的人物，与扁鹊合传。他是位医生，因为某事而被告，要被送到长安受肉刑。他就在家里哀叹，说自己或者老婆不争气，生了好几胎都是丫头，遇到这样的急事，一个顶用的都没有！

听了这话，淳于意的女儿们就响应父亲很不顶用地呜呜哭起来。内中有个小女儿，名字大家都知道了，叫做缇萦，跟了父亲来到长安，托人写奏章通过各种程序上传到汉文帝手里。

奏章的意思有三个：一、我父亲廉平无罪；二、如果硬要给我父亲判罪，我愿意罚没为婢以代父罪；第三个意思直击肉刑作为一种法定刑的合理性：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

汉文帝看到奏章，大为震动，下了一道诏书：

“听说虞舜的时候，连加诸身体的刑罚都没有，而没人犯罪；朕的法度，光肉刑就有三种，而奸不止。这不是舜德厚朕德薄还能因为什么呢？朕的过错却要百姓承受痛楚，甚为不忍。况且肉刑一施，终身难去，不给人以自新的机会。所以，其除肉刑。”

我们从这样措辞谦谨的诏书中，看到一个伟大的“封建帝王”的人格。明确的纲领之下，后续的改革步骤由张苍和冯敬主持，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一种服劳役的徒刑）；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死刑。改革的弊端有这样几个，一是斩右趾改为死刑明显地由轻入重，较之之前更狠了（当然也有学者考证说，斩右趾其实是在砍左趾的前提上的加重刑，也就是左右脚都砍，但肯定也是变重了）；二是笞三百和笞五百太狠了，一般来讲打得还不够数人就死掉了。班固先生写《汉书》的时候，说这次形制改革“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杀人”，是如实的评价。

所以下一位比较好的好皇帝汉景帝就进一步地体恤民情。他说：“打这么多板子，和肉刑是一回事，就算没打死，照样是残废。出去还怎么做人？”于是下令，把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最后定为笞二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最后定为笞一百。并且对刑具“箠”（一种竹板子）的规格作了限制性规定：长五尺，手握的地方厚一寸，打人的地方厚半寸，竹节要削平；打人的部位一律在臀部，打同一个罪犯的过程中不许换施刑人。对罪犯的关心，细致到了臀部和竹节这样的地方，这就是文帝和景帝，中国法制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一对君主。

以上就是文景刑制改革，中国法制史上的大事。内容就是这么个内容，今天看来完全是保护人权的不容置疑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肉刑的存废，居然在后来的历史上有了多次的反复，其争论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主题之一。一个今天即便是三岁小孩看来也如此不容置疑的进步性措施，在历史上居然引起了这么多精英（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曹操和孔融等在内）的大讨论。

这样，问题就有趣了，考验大家逻辑的时候也就到了。

最早对文景废除肉刑的微词来自东汉。光武帝时，有许多司法工作者上言倡议恢复肉刑，理由是“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轻薄，故奸宄不胜”——刑罚的威慑力不足。光武帝将这个进言下发群臣讨论，结果遭到一位通儒杜林的有力反驳。

东汉末的时候，有一位了不起的仲长统。他为我们今天称道，乃是因为据说他是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知道他自己认不认。他写了本政论《昌言》，里面积极倡导恢复肉刑，理由较之前技术含量高得多。他把犯罪按社会危害程度分为三等：重罪、中罪、轻罪。本着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那么刑罚也应相对应地分为三等：重刑、中刑、轻刑。死刑是重刑，鞭笞是轻刑，肉刑是中刑。文景废除肉刑，中刑缺位，从而导致老百姓犯中罪的犯罪成本下降，作奸犯科自然就多了起来。所以必须恢复肉刑，以使“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明实有正”。

这个倡言大约是在建安年间。同时响应的还有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写过一本书叫《政论》的崔寔、当时的大鸿胪难兄难弟之难兄陈纪、我们所熟悉的经学家郑玄。

唱反调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并且一贯爱唱时代之反调的孔融。孔融说了这样几点：

一、上古连刑罚都没有，天下大治；如今风俗败坏，刑罚那么多，犯罪者仍层出不穷。可见问题不在于刑罚的设置上，而在于统治者本人。这个论调和汉文帝当初的自谦是一个意思，不过这话由非当权者说出来，就显得很激烈了。

二、犯罪者本来心理就不是很正常，受过肉刑就更加变态，闯出更大的乱子来。比如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这些典故有兴趣的自己去查，后两个是我们所熟悉的，分别挨过宫刑和黥刑）。我们追考文景废肉刑的目的，正在于使人改恶而归善。搞恢复肉刑，岂不是走回老路上去了？

朝廷听了孔融的话，就没有恢复肉刑，于是东汉就安安稳稳地灭亡了。

曹操也曾屡次提倡肉刑而不得。到魏国建立的时候，陈群继承乃父陈纪的遗志继续为恢复肉刑摇旗呐喊。他对恢复肉刑派的观点的贡献，是这样五个字：名轻而实重。名轻，就是由肉刑而改为鞭笞，名义上轻了；实重，就是三百五百地打下去，死的人更多，实际上重了。一个某甲听说强奸只要打打屁股就可以了，很开心，权衡了一下犯罪成本和收益，就铤而走险。结果押到法庭上一判，打五百下屁股，妈呀吓坏了，磕头如捣蒜，晚了。所以陈群归纳说：“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同时陈群还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略带黑色幽默地说：“行窃强奸这样的大罪，只剃剃毛发（髡），于事无补。飞贼，就把脚剁了；强奸犯，就去势。看他们还怎么犯。”

另一位大臣，我们所熟悉的钟繇，也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以肉刑代替死刑，从而废除死刑。

陈群和钟繇的提议，终于因为王修王朗和夏侯玄诸君的反对而未能升级为立法上的动作。

汉魏之后关于肉刑的存废，在晋朝还有几次大论战，我们就不讲了。基本上，两派的意见都已经在这里了，没有更加高深的理论值得我们再去挖掘（西晋法律专家刘颂有一些危言耸听的关于恢复肉刑的想法，但终于没能成为现实所以我们可以不再理会）。下面我们就开始直接分析这件事情背后的逻辑问题。

主张恢复肉刑者的一个重要论点，在于重刑（或者用他们的术语叫“中刑”）对犯罪的威慑作用。我们观察恢复派的倡导者们，多是生当季世。所以主要是为着时代的实际需要，而有此主张。那么我们来回顾文景的时代：《汉书·刑法志》的记载是“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刑错，通刑措，字面意思是刑罚搁置不用，喻犯罪之少社会之昌平。上一个刑措的时代是西周的成康之治，由于是半信史时代，传说不甚可信；下一个刑措时代要到贞观年间。而后世的刑措记录就很多了，盖由于儒家厌讼之风大盛，许多官司在民间调解下就解决掉了的缘故。文景之世去古未远，当是中国历史上最货真价实的“刑措”。

好，问题就在这里。同样的废除肉刑，人家刑措不用，你却囹圄成市，怪刑罚体系不合理还是怪别的什么因素？

他们当然可以辩驳：政治昌明与否，非司法官员所决定；刑罚体系合理化，是不得已的救时之举。

的确，这是文景刑制改革的一大遗留问题：重刑太重，轻刑太轻，刑罚结构轻重失当，有失合理。那么，这样的刑罚结构为什么就不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调整而一定要恢复肉刑呢？我们来看一个对于肉刑性质的公认比较客观并且符合古人思维的论断，这个论断来自日本著名法律史学者，前几年刚过世的滋贺秀三先生。

滋贺先生指出，肉刑其实同死刑一样，乃是将人从社会上（注意，是从“社会”上而非自然界中）除去的刑罚。我们看到但凡肉刑，都附加一定的劳役，这种劳役其实并非附加刑，而是怕这种受了肉刑的人到社会上难以立足而恩赐的一种近似福利的待遇，以使其做事而供其衣食。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许多先秦的志士为何一旦受了肉刑便选择去死或者为了某个崇高信念高强度忍辱苟活下来的情况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肉刑未必得为“中刑”。看看太史公的《报任安书》中咬牙切齿含垢忍辱的用词遣句，就知道挨肉刑是多么令人生不如死了。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还有臧坚、鬻拳等等。

好，回到恢复派的论点。其实我们看两派的观念，所折射出的乃是两派背后所各自抱持的刑罚观。恢复肉刑派，无疑是刑罚报复论，即刑罚的功能主要在于对其所犯罪行的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也；而反对肉刑派，则是刑罚教化论，务使人有改过自新之道是也。今天来看，当然两种功能不可偏废。但是这样一个价值的权衡，在古代却是大问题。

彻底解决这个价值冲突的问题，并不在于文景废肉刑，因为他们并没有代之以比较合理的刑罚结构。这个矛盾之所以在当时不突出，是因为这两位好皇帝以出色的政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刑罚的功能，弥补了刑罚结构不合理的缺陷。所以到后世没有这样好涵养的皇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恢复肉刑了。惟因反肉刑的观念已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而深入人心，所以几次以皇帝或者假皇帝（比如曹操）为后台的恢复肉刑运动，均告失败。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到新的结构合理的“五刑”制度的出台，那是南北朝的事情了。

下面进入第二个问题。先做个假设：假如历史发展到刘邦的时候，突然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强入侵把中国打个半死，然后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建立新中国——简单来讲，传统社会结束，现代化开始。那么我们写法制史教科书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总结中华法系的特点呢：肉刑为主，异常残酷。事实上，这个现象能否成为中华法系的本质特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可以很清楚地给出答案：不能。因为中华法系并不非要以肉刑的存在为其特点。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文景废除肉刑之后的法制一样或者说更能体现中华法系的本质。

所以我们知道了，归纳一个法系的特点的时候，必须由其本质和内在结构出发，看看哪些表征只是某历史阶段的伴随现象，而哪些表征才是连筋带肉深入骨髓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教科书上关于中华法系特点的归纳可以进行一个反思：中华法系是不是非得民刑不分是不是非得诸法合体……

只有真正灵魂性的东西才是不可变革、一触即死的。

法儒再出江湖

秦崇法治，二世而亡；周行德政，享寿八百。然而在现实的具体的统治中，法治的可操作性更强，可预见性更高，效率更突出。肯定一者、否定一者，这只能是理论家来干的事情；人主和他的宰辅们所面对的，永远是比理论复杂得多的现实。而他们的工作，也永远不是对不同理论的取舍，而只能是不同比例的调和。

我们翻开关乎汉朝的前三史寻觅关于这种调和的残踪片影，两种类型的官吏自然就浮现出来了：酷吏与循吏。

酷吏一词在今天基本是贬义，但是在古人那里未必是。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强项令董宣，就是《后汉书·酷吏列传》的主角之一。什么样的人能够叫做酷吏呢？简单来讲，冷酷执法的人，而非残酷执法的人。

比如，在济南有瞷氏三百多家族居，势力巨大，为害一方。某甲到任为济南太守，怎么办？要么沆瀣一气之，要么暗地里设法消灭之。但是《史记·酷吏列传》第一名的郅都，到任后就把瞷氏的首恶们擒拿杀掉，立马就肃清了这股势力。就这么简单，这就是酷吏的作风。

某甲说：啊？你没告诉我官府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剿灭这批豪族并且事后不被报复啊！

是的，郅都本人也并不确保官府有足够的能力剿灭这批豪族并且事后不被报复，但是他这么做了。这就是酷吏的作风，雷厉风行。所以郅都得了个绰号叫苍鹰，而某甲只能是某甲。

类似的外号还很多，譬如接替了郅都事业的宁成，人送外号“乳虎”——像哺乳期的母老虎一样猛；宣帝朝酷吏严延寿任郡守时，喜欢将所属县死囚押送到府衙统一处死，人称“屠伯”；至于大家熟悉的董宣，则有外号“卧虎”……

为什么这么多酷吏都会集中在两汉？好，我们来分析一下酷吏诞生的条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本上的法律出了问题。

法律，分为文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一个新法出台生效了，这叫文本上的法；记者采访该新法实施的情况时，有关部门都表示要“看看再说”，这就是行动中的法。文本上的法未必是行动中的法，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那么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不外乎两个：

第一，对法律的信念有问题。秦国文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高度一致，该国有着较为深厚的“令出必行”的法律心理。而汉朝的时候，法律的实施情况，时时要受到政策的制约和最高或较高领导人讲话的影响。比如从汉初便确立了“无为”和“休养生息”的政策，而选任的司法官吏又多是忠厚质朴之人，所以对法律的实施相对宽松一点。汉朝宰相曹参先生当齐国相时曾经这样叮嘱自己的后任：刑狱和市场，不要管得太严了。这种地方都是藏污纳垢之所，你管得太严，坏人们没有容身之地，就会出事了。从高祖到文景，西汉帝国已经接近六十年没有认真洗澡，藏污纳垢到了足以引起社会问题的地步。所以政策不得不由最早的宽松而变为相对严酷。

第二，文本上的法律在立法技术上有问题。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可以很欣喜和自豪地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成文法和进行法典编纂、有着比较庞大的成文法律体系的国家之一。但是这是不是个好事情呢？一个小孩子在还不会用调羹的时候就开始使筷子固然可喜，但肯定会以比较错误的手势握筷子。而孩提时候形成的坏习惯，则是很难改掉的。一切幼年的国家，由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过渡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判案子，等出了案子，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以决定判决就可以了；现在却必须预先制定一部法典，还不能经常改动（一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二来维护祖宗制法的权威性），还必须适用于全国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没有办法，只好霸王硬立法。立出来的这样一部法律，在实践中的可实施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之下，死板的法治的不足只好靠相对灵活的办法来弥补，弥补办法有二：一是大量出台实施细则作为对基本法典的补充，二是以人治补充法治。第一个办法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汉朝立法的泛滥——连专门掌管国家典章制度的司法官员，都没有人能看完全部的国法。规则越定越详，越来越细，以至于有如下几个恶果：

1．某甲走在大街上，随地吐了口痰，被捉拿。某甲问衙役说你干啥，衙役说根据汉惠帝某年某月制定的法律，随地吐痰是违法的，你跟我走一趟。立法太多等于无法，普法工作难以跟上，和秘密法时代几乎无异。

2．某甲辩称昨天某乙也随地吐痰了怎么没见被抓？衙役说你少废话，那是因为别的衙役大概不知道汉惠帝时候的那个法令或者即使知道也懒得管，何况今天开始是吐痰严打日，所以要抓你。法令管的范围太大太细则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可能造成违法，既然全民违法则朝廷随时可以通过刑事政策的调整来肆意抓捕人民。这个弊端在官员身上更明显一些，由于古代法律对官员行为要求之严格，几乎任何一个官员都在违法，所以你得宠的时候我不追究，皇上一旦要你狗命我随便一搜集资料就是好几条死罪。

3．某甲哈哈一笑说你不要太嚣张，爷是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对法律了如指掌，文帝年间还出台了一个令说随地吐痰无罪你不知道吧？衙役也哈哈一笑说你还差得远，爷兼着政法大学的老师，景帝时候又出了一个令说要废除文帝时候那个令你不知道吧。法律文件太多容易互相打架，造成司法者和守法者都莫知所从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有这样一批人，他们：

1．精通律法，知道所有法律相互碰撞和漏洞在哪里，从而可以按照人主的意思来“依法”出入人罪。

2．能够严格执行命令，除皇帝外无所避，即便是玉皇大帝犯了罪也能将之绳之于法。

而西汉的时候，皇帝们的需要在哪里呢？主要是削弱诸侯和豪强。所以曾经纵横一时的奸猾豪强侠士诸侯权贵，在酷吏们面前都如狼口之羊一般待宰。也所以《后汉书》形容酷吏们的风格时用了这样十六个字：“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喧赫”。不用一个字一个字读，扫一眼就感受到那种强势而酷烈的气势扑面而来了。

酷吏在两汉不是贬义词，我们再次重申。但是这句话并非没有争议。因为读《酷吏列传》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司马迁们对于这类司法者有一种贬抑的情感在里面。二十五史中有十篇酷吏列传，都是如此。原因在哪里呢？

在象征法家精神的酷吏们重出江湖之余，儒家也早已经将他们的价值观浸染到司法系统了。

始皇秦火，高祖轻儒。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起到存亡继绝作用的，乃是郦食其、陆贾和叔孙通。

这三个人有共同点，有不同点。共同点是都被高祖刘邦口头或行动上侮辱过。刘邦曾经当着郦食其的面洗脚并公开宣称不接见儒生，对陆贾自称“你老子我”，而对叔孙通的儒生装束表现出十分的反感。这三位的对策也颇有意思。郦食其把刘邦的侮辱反骂了回去：“你才是儒生！你们全家都是儒生！老子是高阳的酒徒，不是儒生！”陆贾面对刘邦“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这样对儒生赤果果的鄙视，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地回答：“马上得之，焉能马上治之？”叔孙通则与众不同，一见刘邦不喜欢儒生，立马回家换了庄稼汉短打扮，一副山药蛋派的样子。

后来，郦食其以其胆舌，作出了巨大的军事贡献；陆贾以其见识，敦促刘邦作出了政治治理模式的改向；而叔孙通，则以其理论功底和鉴毛辨色之能，对汉朝立法施加了来自儒家的影响。

事情经过其实大家都清楚：起自民间乡野的刘邦集团，建立汉朝以后并没有一个规矩，上朝时候乱哄哄的，甚至有大臣一言不合就拔刀砍柱。刘邦为此很苦恼，叔孙通则称有办法。制定了朝仪，安排大臣们进行排练，结果果然井然有序。刘邦笑称终于知道了当皇帝的滋味，把这套朝仪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叫做《傍章律》。

就在刘邦感受到当皇帝的滋味时，其实一个世代难以改变的软制度框架已经通过这种拍马屁的形式，不动声色地开始扩张。而以朝仪为内容的《傍章律》，仅是其第一步。

叔孙通自打跟了刘邦，便从来不推荐儒家门生做官。他的弟子们对此多有怨言，叔孙通却笑道：“你们能上阵打仗吗？老实呆着，这帮大老粗们打下的是你们的天下！”他没有食言。从定朝仪开始，一个在中国法律史上长达千年之久的进程开启了：法律儒家化，或曰礼法合一。之后，无论皇帝们如何轮换，无论谁家何氏坐天下，一套稳固的官僚行政系统，一个既定的儒家治理理论，永远框住这位皇帝的手脚。对儒家而言，时间开始了；对历史而言，时间中止了。中止，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我这里意指由于发生某种事由使得时间暂停；当这个事由消失后，时间才可以继续。这个事由的消失，恐怕要等两千年之久了。

当然我们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因为真正使得时间中止的人物董仲舒还要等很多年才出场，而儒家现在还正受到黄老学派的压迫而抬不起头来。同样并非显学的法家同情而得意地看了一眼更可怜的儒家，说：“起码每个朝代都需要懂法律的人。”儒家还以一个骄傲的眼色，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迟早会认识到，他们需要真正懂得立法的人。”

黄老学说作为从秦朝法家到独尊儒术的过渡实在是再合适不过，而作为过渡时代的中坚人物，懂得权变和隐忍的叔孙通也获得了司马迁史笔的垂青，得到了“汉家儒宗”这样荣耀的称号。

舞台搭建完毕。窦太后垂垂老矣，年轻的武帝也已经登基了。董仲舒讲完一堂课，掀起帷布来看了看满座的学生，莞尔一笑：该我们登场了。

为皇帝立宪法

西汉发展至今，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了。比较重要的，起码有三个：

头一个是老问题，政权的正当性问题。我们知道，之前周公旦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了。但是在时代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意义：第一，汉家刘氏是第一个非世家大族而坐有天下的皇族，所谓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也。那么请问：你一群流氓小吏，上无累世之德，下无尺寸之功，凭什么坐有天下？仅仅凭权谋和武力吗？这当然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刘邦家族所不愿意承认的。他们需要这样的理论：刘家坐天下，乃是有形而上的依据的。第二，既然你并非世家大族一样可以坐有天下，我们张三李四阿猫阿狗是不是也可以坐坐天下？这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刘邦家族所不愿意承认的。他们需要这样的理论：刘家坐天下，可以；你的坐天下，不行。

第二个大问题，在新的制度下使国祚得以确实延长的技术手段。头一个问题，只能从理论上服人，国势一衰管你什么天命所归照样有人觊觎。汉承秦制，修正地沿袭了郡县制度。但是行郡县之制的秦朝武力空前强大却短命而亡的事实就在眼前，说实话，汉朝统治者作为秦朝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对自己的国祚能有多长实在没有信心。所以刘邦自登基起就找包括他最看不上眼的儒生在内的各类知识分子总结秦亡教训。如何在新的制度下能使国祚得以延长，这是一个最关紧要的现实问题。

第三个大问题，乃是机械执行法律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前文讲到，由于当时立法技术和执行条件的局限，制定出的法律相对来讲前瞻性、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都存在缺陷。这样的法律在现实中严格推行，就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秦朝体现得非常严重，当时囹圄成市、赭衣塞道，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汉朝的基本大法《九章律》承袭秦法，虽然以无为的精神在执行上相对宽松，但问题其实也很大。真正引起朝廷震惊和官方重视的，乃是开国元勋周勃在文帝年间下狱，以高干身份亲自领教了司法系统的缺陷。曾经率领千军万马在两阵之间杀人如麻的周勃出狱后惊魂未定地叹道：“今天才知道狱卒的厉害！”贾谊趁机上书，重新确立了刑不上大夫的古法原则。但是这种孤立的儒家法律原则在冷酷的法家法律文本包围中显得异常刺眼和无助。如何确立起一整套司法原则来弥补法律文本的缺陷，并且使两者可以水乳交融而不突兀，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这伟大时代呼唤英雄的风口浪尖，大家跟随因为熟读史书而未卜先知的聊公一起把求助的目光瞄向了广川。在那里，我们伟大的救世主董仲舒先生已经因为过于专心和认真地攻读儒家理论著作而三年没有看过自己的园子并且分不清马的公母了。

董仲舒是广川人，今天河北景县附近。广川东挨齐鲁，西邻三晋，北接燕赵。春秋战国思想兴旺的时候，齐鲁出儒生、三晋兴法家、燕赵多方士，此风一直延续到西汉，依旧存在这样以地域为依托的各家学派。而西汉开国以来几十年，上层崇信的乃是黄老之学。在儒、法、道、阴阳五行学说包围和浸染之下成长起来的董仲舒，再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由不得他不成为一代集大成的宗师。

董仲舒时代的儒家，是个非常高风险也非常高产出的行当。齐地的老儒辕固生因为在信奉黄老的窦太后面前鄙视了一下《老子》，就被责令与野猪搏斗险些命丧豕口；武帝时的儒生王臧赵绾在朝为官，因为倾向儒家化的改革而丧命。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叔孙通以其通达才变跻身庙堂之高；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

吃亏的儒生特点是梗直，得利的儒生特点是机变。董仲舒的特点就是梗直，硬邦邦的一代大儒。怎么办呢？没关系，信奉黄老的窦太后挂掉了，亲政的汉武帝有意扶起儒家，广召天下贤良应对，董仲舒正在其列。

董仲舒走出的乃是一条与其前辈们不同的道路，他不以权谋应变而以学术功底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优缺点再清楚不过。先秦儒家最薄弱的一环，在于对自家学说终极依据的解释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应对的过程中，也偶有脑子不好使或者脑子特别好使的弟子问到这些终极依据，而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样的话搪塞过去了，采取一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子贡对老师这个特点最清楚不过，就总结说“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像人性之本啊，天道高深啊，这些问题孔子是闭口不谈的。

正是因为儒家学说在此问题上解释力不够，所以后世许多学说就有了插足的余地。我们看后来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说，只有释老两家，其胜出都是在天命与人性这两块，满足人们对于世俗世界之外的更加高深玄远的未知世界的好奇。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颇动了点脑筋。

董仲舒所做出的巨大理论改造，乃是将西周时候被敬而远之的“天”的概念重新回到哲学领域。他提出，人乃是天的副本。无论天的什么元素，在人身上都有相应的对应。例如天有日月，人有双眼；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十二月份，人有十二个大骨节；一年有365天，人有365个小骨节……董仲舒的学说也好，儒家学说也罢，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信了。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在于科学的发达，证明了很多当初被这些大哲拿来当论据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有问题的。但是当科学进一步地发展，则会发现当初我们的祖先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解释，虽然没有逻辑和道路可循，但是居然与最新的科学发展暗合，这就令人称奇了。比如“人副天数”这个在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现代人看来简直荒诞不稽的说法，已经可以找到科学上的佐证：全息论。

全息论发现，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这个理论在中医学上应用广泛，比如我们的耳朵、足底，都对应了人体的全部器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董仲舒的以上具体说法可能有问题，但是思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任何一个说法，我们不能证明其假，则不妨暂时假定其真。当我们兴致勃勃发现老祖宗的错误之时，说不定正是我们错误之时。

好，人世间的合理性并非不证自明自然而然，而是来自于“天”。那么照这样发展下去，岂非走上了老庄的路子——人只要顺应自然，以天然秩序为秩序就可以了？从而走到推倒儒家伦理秩序“绝圣弃智”的反儒家的激进道路上去了？

董仲舒在这里动了脑子。他提出，人副天数，乃是客观规律，并不存在好坏之分。自然的，并非最好的。正如天有阴阳二气，也会阴阳失调雨雪雷鸣地震，如果自然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那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灾异和不和谐的自然现象发生呢？同样的，人副天数，天有阴阳，人也一身而共有善恶二端；天因阴阳失调而有灾异，人也因善恶两性不调而有悖礼乱法之行。所以，教化和惩罚，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善用政教和刑罚，以达到大治，也就是儒学最擅长的领域了。

理解了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理论的原理，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论点，其中不乏饱受诟病被指责为封建吃人礼教的“三纲五常”和被看作虚妄不经成为后来谶纬学说滥觞的“天人感应”。

董子的言论，我们先从最著名的“三纲”、“五常”来看。为什么分开来写呢？因为这两个词语虽然分别出于董子的著作，却是到南宋才为朱熹联在一起说的。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先看五常，没什么好说的，五个字都是大丈夫立世之所应为。直到近代西方价值系统的输入，才使这五个字出现了问题，这也只不过是价值多元化的问题而已，关不得这五个字。所以无论在百家讲坛也好，八荣八耻也罢，这五个字都在被重新赋予内涵或者将其内涵输入到别的字眼中去而被哄抬出来。简而言之，这五个字的生命力仍在。

被人诟病的是三纲。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假如说某甲（千呼万唤始出来）是爸爸，某小甲是儿子。那么某甲是某小甲的纲，这没有问题。结果秦朝暴虐，天下豪杰并起亡秦，逐鹿到最后某小甲胜出，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好，现在某甲是臣某小甲是君，那么某小甲又是某甲的纲。那么请问，这种互为纲的情况怎么处理？那时候没有变性手术，否则“夫为妻纲”的情况也可以进来掺和一腿。

这个问题前人并不是没有讨论过，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和桃应的对话。这场直击儒学化家为国在技术操作上的软肋命门的对话，我们在后面讲到“复仇”一节的时候再谈，此处且搁下。

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话说第二种情况，某甲依旧是爸爸，某小甲是儿子。某甲为人品行端正明通事理，事事可为某小甲的榜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父为子纲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某甲是个混蛋，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请问某小甲还应不应该以某甲为纲呢？这里出现了一个身份与价值的冲突：究竟哪个才是“为纲”的标准？

这里点出了“三纲”的两大问题：第一，三纲谁是最高纲？反映在价值上的根本冲突乃是国家形成之后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何取何去？第二，五常如果与三纲相冲突（比如儿子五常具备，老子五毒具全），还坚持不坚持三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董子的苦心孤诣之一：明彰三纲，暗取五常。三纲只以身份为序，五常才有真正的实体价值。符合五常的情况下违背三纲，在古代屡见不鲜，而这也并不为官方所反对，起码是可以有争议的。如此，则首先君纲受到另外两纲主要是父纲的限制，也就是国受到家的限制；其次君纲受到五常的限制，也就是权力受到道德的限制。

由这纲常之上，董子重建起古儒家的老论调：君臣各有其义。君必须使臣以礼，臣必须事君以忠。君臣把各自的义发挥得好，便叫做“合”；发挥不好，便叫做“离”。君主和人臣各有什么具体的义呢？君法天，臣法地；天道高远，地道深邃，天尊地卑。好，有人又要跳起来称这是为封建君主辩护了，其实不然。

天虽然尊贵，但是无为无言；地虽然卑下，但是滋生万物。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敬天而远之，敬地而亲之。所以作为臣，必须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而作为君，则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更加露骨一点来讲，皇权与政权要分开，君居其位，臣行其事。如此，则君臣相得相和，国祚绵长。

这是董子的真意，谓之“君臣离合”。这个论点对于中国古代官制影响甚大，使得上古天子的家臣与国家的官僚不分的情况出现了变化。

第三个具体论点，天人感应论。天人之间具体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现代科学也难以真正给出答案，何况西汉。所以董子便利用了此点而大谈灾异。他称天之灾异并非简单的灾异，而是由于地上的人主倒行逆施所以上天给予了警告。他本人信不信自己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科学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之所以提出此观点，乃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使人主有怵惕之心而不至于为所欲为。纲常之说，使人主心中有了崇高的道德法则；那么天人感应，则使人主意识到了头顶那一方灿烂星空。而后者尽管并无实在的科学依据，但在历史上对人主的制约作用决不小于前者。

所以自董子起，中国统治者一直怵惕着两个东西，一者为“法”（法则也，非局限于法律也），一者为“天”。直到晚近几十年，才有人公然喊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口号，以反封建吃人礼教为名先破“法”，以反封建迷信为由再破“天”，于是权力再也得不到制约而肆虐十年。新东方的教师老罗有言讥刺之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自己造的孽敢赖到天的身上，还真是无神论者。”以此观之，以牺牲科学之“真”而带来伦理之“善”的“天人感应论”，时至今日也不好一棒子打死。

第四个具体论点，三统循环论。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与今天不同，认为时间不是累积的，而是循环的。比如我们今天说2008年之后是2009年，一年一年地加着；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时间采用的是干支纪年法，一个甲子是六十年，一个甲子轮完了又到下一个甲子，周而复始。这个反映在历史观上，今天的乃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观时间观，觉得历史总有什么目标似的，总应该是进步的。中国古代不一样，觉得历史也是要循环的，一治一乱，分分合合，未必古代就不及今天。当然古代也有进步的历史观，比如三世论“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但是这三世也不过是一个小轮回。真正的大轮回是以几千几万年乃至更大的单位为周期的。比如我们看古人的《推背图》，似乎描绘了一个从乱到治、从蒙昧到大同的进步局面，但第一象和最后一象的谶语仍然是反映循环历史观的“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和“一阴一阳，无终无始；终者日终，始者自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董子提出了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他认为，三统各有其受命于天的正当性，每个相继的朝代都应该按相应的规则改正朔、易服色，自成一统，以应天命。这个其实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五行家“五德终始”的理论如出一辙。

这样一个渗透着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历史观，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意义重大。董子通过三统循环，为改朝换代立下了游戏规则，此其一。三统虽然循环，变的只是“政统”，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是永恒的，道统是永恒的。道统的解释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自商朝政教彻底合一以来，道统和政统再度分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此其二。

所以，不但在具体的制度和权力分配层面上，君与臣要各守其职，在宏观的权力来源正当性层面上，政统与道统也须分开。上有天，下有法，君主处中间。所以中国历史上虽然从来不曾出现过西方近代“大宪章”之类明文限制君主权力的法则，却在秦朝之后再也难以见到秦始皇这样具有无上权力的皇帝，原因正在于此。在中国，在刚性制约缺位的情况下，天与法这样的柔性制约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董子学说之精髓，便是一句话：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事实上，废封建而行郡县，中央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屈民伸君已是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所以这五个字并非董子的功劳相反或许是董子所欲阻止的以避免其走到极端的情况上去。所以董子苦心孤诣，用春秋的精神立下“屈君而伸天”五字，而暗暗将“儒”与“天”混在一起，完成了立法的大业。

以上便是法理层面上，董子直秉孔子，本着“素王”的精神为天下立法，为人主立宪。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三大问题：政权正当性问题解决了，延长国祚的问题也解决了。汉以后的国家都行郡县制却不曾都像秦朝那样短命，正是因为君主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不至于过度膨胀胡作非为反噬其身。第三个机械执行法律的问题，在以上理论框架之下自然也得到了解决。我们另起一章，因为这个解决乃是中国法制史上著名的一项实践，至今也有着其影响：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

2008年10月，金风送爽。聊公来到重庆大学，参加一个论坛“中国法治如何向前走”。这个论坛别开生面，由刑法学者陈忠林对阵法律斗士贺卫方。两位都是与西南政法和北大颇有渊源的学者，但是观点截然不同。短兵相接，煞是好看。

书说简短，话说陈忠林教授再次祭出他的法宝“三常论”，作为自己的立论。他认为，法官应该凭借“常识常理常情”判案，而不应该机械地执行法律。如果机械地执行法律，就会出现“吐痰可判死刑，杀人可以无罪”的荒谬结果。怎么说呢？比如，我明知道痰里面有大量病菌，我跑到热闹地带吐口痰，意图使病菌扩散，让人得病死掉，结果真有人因此而得病死了（这并非不可能的），我就犯了“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刑是死刑。而杀，繁体为“殺”，本义乃是用“殳”这种武器将人弄死。如果这样解释杀，那么我用刀子弄死人就不叫“杀人”，所以杀人无罪。

但是呢，杀人明明有罪，而吐痰顶多被红袖套大妈罚款，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常识常理常情”。如果机械地执行法律，就可能出现一些与“三常”违背的情况，这时候就要靠“三常”来补足。比如许霆案，严格执行法律，的确哪怕判死刑也不为过。但是判了无期，老百姓心理上就受不了了。怎么办呢？陈教授主张，法官接到一个案子首先要用“三常”来衡量一下，觉得大致判个什么刑，然后去刑法分则里面找相对应的法条；如果没有，就用刑法总则里面规定的原则来判；如果这样也不行，那就找宪法。

聊公听完，替他引申了一下：宪法如果再不行，就找宪法的理论基础，浩如烟海的马列毛经典著作，这些著作里总会有合适的理论依据的。而如果做到这样，就是“春秋决狱”的基本原理了。二十一世纪之初，作为中国法治前行可选择的路径之一而提出来的，居然还是两千多年前的老办法。喜耶悲耶？

董仲舒走过来拍拍聊公的肩膀，道：“当然是喜了。春秋决狱的法子，就是针对法律的固有缺陷而设计出来的。法律再怎么发达，永远只能是法律。所以春秋决狱永远有其生命力。”

聊公回看一眼，拊掌大笑：“那吾二人且回西汉，领略一下春秋决狱的生成和运行机制，以为今鉴！”二人当下腾云穿梭时空，身后贺教授正在以他一贯的嬉笑怒骂大肆调侃陈教授的三常论。

董仲舒与聊公刚回到西汉，便见廷尉张汤笑眯眯地等在门口，说：“董先生到哪里去了？让在下好等！”董仲舒说：“去了趟重庆大学，听了个讲座。”张汤愣了一愣，道：“有几个案子，要劳董先生断一断。”董仲舒说好，便与聊公跟着张汤一起来到衙门。

堂下站了五个当事人，闹哄哄的，争相陈述着案情。董仲舒说你们不要闹一个一个来，然后一指其中一人，问：“你先说。”

那人哭着道：“老爷，我是丁的家人，我爸爸被某甲杀死，某甲逃跑躲藏在家，他父亲乙藏匿凶犯不报。所以我一告某甲无端杀人，二告其父乙首匿凶犯！”

董仲舒点点头，问另一人：“你呢？”那人道：“小的名叫戊，今日与某甲的父亲乙发生口角，他竟动手打我，求老爷为小的主持公道！”

董仲舒问乙：“你有何话可说？”乙道：“老爷，虽然是小的先动手，但戊后来居然拔刀刺小的，把小的刺成重伤；不孝子某甲不知何故，亦举杖殴打小的，将小的砸成脑震荡。小的一告戊刺杀之罪，二告某甲殴父之罪，望老爷明鉴！”

董仲舒见某甲旁还站着一人，便问道：“你又是何人？”那人哭诉道：“小的叫丙，乃是某甲的生父。二十年前家乡大饥荒，小的将某甲抛弃路边，如今听知某甲被乙抱回收养成人。那次喝酒喝多了，找着某甲，说：你是我儿子。某甲以为小的侮辱他，便将小的打了二十杖。小的告某甲殴父之罪！”

董仲舒问某甲：“你还有什么话说？”某甲大哭道：“小的冤枉啊！丁的确是小的所杀，无话可说；但家父乙与戊斗殴一事，小的见戊拔刀要伤害家父，一时情急，便拿杖去打，结果误伤家父；另，小的虽是丙所生，但丙于小的并无养育之恩，小的虽然殴打丙，但只算殴人，不算殴父，望大人明断啊！”

聊公在一边听得乱七八糟，问董仲舒：“你听明白了？”董仲舒点点头，道：“这乃是个三案连环。第一案：某甲杀丁，乙藏匿甲，丁家人告某甲杀人，告乙首匿，是否？”

丁的家人道：“是。”

董仲舒道：“汉律虽然规定首匿犯人有罪，但甲乙乃是父子。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父子相隐乃是《春秋》之义，故某乙无罪。某甲杀人属实，判死罪弃市。”

丁家人争辩：“但是乙不是某甲的亲生爸爸呀！”

董仲舒道：“《诗经》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动物尚且有义父子之情，何况人乎？下一个案子：乙戊相殴，某甲误殴父案。乙告某甲殴父，然否？”乙回道：“然。”

董仲舒道：“按汉律，子殴父乃是个死罪，当枭首。但愚以为父子至亲也，儿子听说父亲被打，自然有怵怅之心，拿着杖来救父亲，并不是想要殴打侮辱父亲。《春秋》之义，许止的爸爸病了，许止献上药，他爸爸喝了就死了。但是许止并非有意要弑父，而是因为药性与病情不符。君子原心，赦而不诛。同样的道理，某甲非律所谓殴父，判个一般的误殴人罪就可以了。下一个：生父丙为弃子某甲殴打案，丙告某甲殴父，确否？”丙回道：“没错！”

董仲舒轻捻胡须道：“丙生子，不能养育，而被乙领去，甲丙二人于义已绝矣。某甲虽杖丙，不应坐。所以不应按汉律殴父罪判枭首，而只须按一般的殴打罪判就可以了。”说完，看看张汤：“您以为呢？”张汤笑嘻嘻地：“先生断得好啊！看先生一场审判，胜读十年书！”

董张二人正笑嘻嘻地要退堂，聊公大喝一声：“咄！俺还没有闹清楚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什么叫做春秋决狱！”

董仲舒道：“这样啊，那我来给你详解一下春秋决狱吧。你看，首先我们不是随便哪个案子都适用春秋决狱的，而是要出现三种情况，张大人才会把案子拿到老朽这里来咨询意见。”

张汤接口道：“对啊。一般来讲，是出现三种情况。其一，法律出现空白；其二，出现法条碰撞的情况，比如同一个案子既可以适用A法条又可以适用B法条，而适用两个法条所作出的判决差异较大；其三，法律与人情出现了冲突，比如明明法律有明文规定，又严格按照明文规定作了判决，但是判决结果明显违背常理。这时候，在下就把案子拿来请教董先生。”

董仲舒继续说：“一个案子拿到手里，不是一拍脑瓜甚至一拍大腿就给出判决的。第一步，我要确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适用问题。”

张汤插嘴说：“一般来讲呢，案件事实是由我们先调查清楚了再拿到董先生这里来的。而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正是春秋决狱的作用所在。”

董仲舒又说：“在对案情熟悉的前提下就开始第二步，我要去发现《春秋》经的故事或者微言大义有哪些是与本案相同的。这里的相同，乃是指本质上相同，要满足‘与同比，通伦类’的条件，不是随随便便就往上套的。”

聊公质疑：“不对呀，我见你前面也引了《论语》上的一些原则啊！”

董仲舒的老脸青一阵紫一阵：“对，所以后人又管春秋决狱叫引经决狱或者经义折狱，但凡儒家经典，我们都可以引来用。用得比较多的是《春秋》，所以叫春秋决狱。那么然后第三步，我要把春秋经义进行解释，对春秋中反映出的法律原则进行抽象。”

王充说：“对，董先生这个本事是很高明的，所以我在《论衡》里面表扬他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

董仲舒看看王充：“你是谁？”王充说：“我是王充。”

董仲舒继续讲解：“然后呢，我就提出了春秋大义适用案件的判决意见。你刚才看到了，我对三个案子都给出了意见，到这里为止还并不是最后的判决，只是判决意见而已。”

张汤道：“对，这些意见被我拿回去，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够作为判例公布。比如董先生的高足吕步舒，将来要以春秋大义决淮南王狱，把判决意见呈奏天子，史书记载‘天子以为是’，可见要经过天子认可。”

董仲舒总结：“最后，这些判例被搜集起来，作为判例的汇编。一开始呢，这是私人行为，比如我曾经把我用春秋决狱的案例汇编成《春秋决事比》一书，一共有232个案例，后来亡佚了，就剩下六个案例。之前我们判的那三个案件，就改编自这六个案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后来呢，官府也开始汇编这类的判例作为判案的指导，有《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等等，非常多。”

董张二人齐声说：“以上就是春秋决狱的整个复杂而精致的过程。”

聊公听得眼都直了，心想今天的法官也没能像你们这样牛啊！旁边忽然闪过一人来，喝道：“聊公休叫此二人诓了！”

聊公回头一看，此人正是章太炎。章太炎指着董仲舒大骂道：“你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夫道家儒人所为，佞之徒也！”董仲舒急了：“你凭什么这么说俺？”

聊公也上来劝：“我们对事不对人啊，你这么说不合适。”章太炎消消气，说：“仲舒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上者得以重秘其术，使民难窥，重新倒退到秘密法的时代，此其一；下者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明文之法，重新倒退到不成文法时代，此其二。引经折狱者，经之几虱而法之秕稗也！”

聊公点点头：“是啊，有这个嫌疑。老董啊，你解释解释吧。”

董仲舒微微一笑：“没听明白你说的啥。”聊公说：“老董啊你别装啦，反驳不了就招吧。”

董仲舒说：“你听我给你讲。章先生这堆话里有这样几个前提：第一，人类历史是进步的；第二，从秘密法到公开法、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是进步。至于你说的什么上者怎么坏下者怎么坏，我们下一步再讨论。你这两个前提，作为一名拥有汉朝一般知识背景和智力水准的我来讲，是完全不接受的。上古民风淳朴，圣人因以为治，刑罚不用而天下大治，这是几乎所有儒家经典甚至包括道家和部分法家经典的共同叙事。这段叙事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所抱持的历史观乃是循环式的，一治一乱者也，而你所抱持的历史观乃是线性的，不断进步是也；第二，上古圣人的治理方式远比今天的治理方式高明，只是在当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情况下没办法实现，所以我们才不得已采取了法律治理来作为辅助。而当法律治理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自然要援引高明的其他的办法，来作为弥补。先生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聊公听完，道：“所以章先生之所以批判得如此激烈，乃是站在了西方的立场上的缘故，先入为主地拿了西方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为前提，对你提出了一个批评啊！下一个批评者，继续。”

话音未了，章太炎身后绕出一人，道：“好，我仅从司法技术的角度来讲。春秋决狱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合，高下在心，便于舞之。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你怎么说？”

董仲舒定睛一看来人，不认得，便问聊公。聊公说：“这位是刘师培，在清末民初政学两界是个风云人物。由于他字申叔，章太炎字枚叔，所以两人合称‘二叔’。”

董仲舒说：“哦，二叔啊，你这段春秋决狱的缺点其实就是刚才章先生说的上者怎么坏下者怎么坏。这个刚才遗留了，现在来详解。我问你，如果法律出了问题，那应该严格地执行呢，还是想法子变通一下？”

刘师培思忖一下，道：“司法上予以执行，立法上找机会更改。”

董仲舒哈哈笑道：“你这个论点其实是认为‘恶法亦法’，司法者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公民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哪怕法有问题。但是中国可从来没有出现过恶法究竟是不是法的争论啊。中国的统治者、司法者、老百姓从来都不认为一部法如果是恶法还应该贯彻。遵守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得刑赏公允、定分止争。所以在司法领域对法律进行适当的变通便成了当然之事。”

刘师培道：“这样的话，立法的严肃性稳定性何在？”

董仲舒道：“我不和你争论逻辑，我只问你这样一个事实：某甲误殴父亲，按律当斩。你是法官，现在该怎么办？”刘师培毅然道：“自然只好斩首。或者向上申报情况，请奏圣裁。”

董仲舒郑重地说：“如果斩首，那么不单你的立法是恶法，便是唯一有机会改善立法的丑恶面目的司法也将变恶。明知错而行之，是更大的错误。如果上请圣裁，那么无疑是浪费了司法资源、降低了司法效率。更严重的问题是，春秋决狱本来就是要由法官做出审判意见后上呈皇帝决定的，而你将审判权归给皇帝，以圣裁作为最终裁决。第一，仅仅是避免法官承担责任的做法；第二，将司法权交给非专业人士；第三，典型的以权干法。究竟谁的办法才有问题？”

刘师培想了想，没有话讲。章太炎在旁边讥讽道：“谁叫你的法是恶法的？这便是行专制而不行民主的绝大坏处。”

董仲舒拍手道：“这就是阁下二位给春秋决狱进行如此攻击的根本原因。二位乃是革命鼓手民主斗士，自然反专制。而专制一被先天反对，那么专制之下的种种制度自然似乎显得荒谬可笑，毫无意义可言了。”

聊公道：“然也。我觉得批判专制制度下的某一具体措施或制度，应当看其本身有无根本缺陷可言。如果有，那这制度自然有问题；如果是因为此制度是为专制制度服务所以才显得有问题，那这项制度本身恐怕不可轻易否定啊。”

某甲道：“春秋决狱本身便有重大缺陷！”

董仲舒冲某甲莞尔一笑：“你便是春秋决狱最大受益者，春秋决狱有何缺陷可言？”

某甲道：“因为我是你决狱的对象啊，所以一想起那个过程就很后怕。万一你决狱的时候心血来潮，说：你不单妄图杀害与你父亲斗殴的人，而且殴打了你父亲，所以罪加一等判个具五刑啊株连啊什么的，我岂非惨了？”

董仲舒说：“老夫岂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某甲笑眯眯地：“你不是啊，可是万一你老掉了，换张汤大人来判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了呀……”张汤在一边老羞成怒：“你敢公开怀疑人民公仆，小心把你抓起来！”某甲掏出一本《史记》，翻到《酷吏列传》，念：“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你看，他赶时髦也用春秋决狱，但是全是跟着皇上的心意来，曲意逢迎。”

董仲舒叹了口气：“不想老夫此法在身后有此流弊。不过如果将春秋决狱的程序严格化，应可解决此问题，从而修正律典本身。”

某甲继续说：“那也不成，因为春秋决狱还有第二个大问题。请看资料片。”说罢一指大屏幕，屏幕上庄子的妻子死掉了，庄子欢呼雀跃，鼓盆而歌。一曲未毕，两个皂隶将他逮捕送到衙门。庄子怒骂县老爷：“我犯何罪？”县老爷道：“你妻子死了你却唱歌欢呼，违背儒家大义。第一，人之死生乃大事，《论语》上说要‘慎终’，而你把你妻子之死当儿戏；第二，夫妻关系乃是五伦之首，你却不为你妻子之死哀伤。触犯两条春秋大义，谁管你违法不违法！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乃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你的行为虽然合法，但是不合春秋大义，判个斩首是便宜你了！”于是把庄子推出斩首。

董仲舒看完，问：“你的意思是春秋决狱会破坏法律稳定性从而影响法律的预测功能使人们难以以法律为行动指南？这点我在反驳章疯子指责春秋决狱是恢复‘秘密法’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某甲说：“这是小者。更大的问题是，庄子是道家人物，你凭什么要他的行事合于你儒家的规范？”董仲舒一时语塞，良久道：“道家始终违情背理，老夫对其难以苟同。”某甲逼问：“道家违背的是你儒家的情理还是常情常理？”

聊公在一边拍手：“不愧是身为作者化身的某甲！你怎么能有这么多智慧火花？”某甲挠挠头：“戴震说过：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余英时加以发挥，说春秋决狱是以法杀人之余兼以理杀人。我也是站在牛人肩膀上才牛的。”

董仲舒叹道：“老夫一时私心大动，欲为儒家张目，才以这方式援礼入法啊。不过，所谓法律乃是道德的底线，那么又有哪部法律在杀人的时候不是在以理杀人呢？”

聊公道：“仲舒啊，你不要混淆是非，这不是一回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里的道德乃是人类的公共道德。而你的春秋决狱，却单单是以儒家之理杀人，根本扼杀了信仰的自由。所以如果要以法律的形式来体现一种‘理’，那么这种理只能是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支持的公理，而不能是某家之说、某派之理。法者天下之公器，即乃此意。”

董仲舒沉思片刻，道：“春秋决狱的是非恐怕不是你这一两句话所能辨清的。而这一制度恐怕对你那个时代，也深有借鉴意义。重庆有位不大不小隐隐于校的睡龙先生在他博客上放言，说你那个时代的中国乃是依法缺德的时代。如何为法输入德，并且不损害法律本身，是个大问题啊。”

一切具体的历史背景都开始变得模糊化。一头是“依法缺德”和老贺演讲的高潮警句“在这个缺德的时代，我们究竟要用谁的德来以德治国”；另一头，不管是耶非耶，春秋决狱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千年进程，浩荡之势不可遏止。聊公站在这中央，低头深味着历史的苍茫。

赵娥手刃仇人案系列报道

汉朝发生了许多性质相同的奇案，对于这些奇案的解决，争议无比巨大，从而深刻暴露了法律儒家化的死结。聊公带你亲临现场，近距离目击一起最典型的奇案。

这件案例是记载在《三国志·魏书·庞淯传》里的，详细情形在裴松之注引皇甫谧的《列女传》有引人入胜的描写。不过再引人入胜的描写都只不过是故纸堆上的陈年往事，我们来翻一翻当时报纸的系列报道（当然，是聊公写的），感触下这起案件。

报道一：

酒泉禄福一寡妇派出所前杀死本县豪强

汉灵帝光和2年2月某日　14：07　酒泉日报

本报讯（通讯员　聊公）今日早晨七时许，我郡禄福县一名寡妇在县都亭前与一男子发生械斗，最后将该男子掐死斩首后投案。

案发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已由县长尹嘉亲自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据了解内情者称，死者名为李寿，是本县豪强，与寡妇赵某有杀父之仇，由此引发了命案。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警方证实。

犯罪嫌疑人赵某现已被警方控制，本报将作进一步追踪报道。

报道二：

寡妇刺杀豪强案续：为父报仇引发司法困境，县长县尉欲放赵娥遭拒

汉灵帝光和2年2月某日　08：20　酒泉日报

本报讯（通讯员　聊公）本报昨日报道的寡妇赵娥刺杀豪强案案情已经明了，负责本案的县长和县尉欲私放赵娥遭到拒绝。

昨日早晨七时许，赵娥在都亭前与李寿相遇。赵娥立即跳下车牵住李寿的马，叱责李寿。李寿惊愕，回马欲走，赵娥奋力挥刀砍去，马受伤而惊，将李寿摔在道旁沟里，赵娥找到李寿，挥刀砍去，用力过猛，刀入树杆而折断，李寿受伤，赵娥上前欲夺李寿的佩刀杀李寿。李寿持刀大呼，一跃而起。赵娥随即挺身奋起，用左手抵住他的额头，右手卡住他的喉咙，反复周旋，最终李寿气闭，顺手而倒，赵娥遂拔李寿的刀，割下李寿的头，从容到都亭自首。

据警方调查，赵娥的父亲赵安此前被李寿杀死，而赵娥的三个弟弟都在瘟疫中死去。李寿因赵家无男丁，公然摆宴庆祝。赵娥受到刺激，买名刀伺机行刺。赵娥的邻居徐某反映，她曾劝说赵娥放弃复仇行动，但赵娥却说：“娥亲犹在，岂可假手於人哉！”

赵娥投案后，本县百姓倾城而出，到政府大楼前围观，为之悲喜慷慨嗟叹。县长尹嘉同情其行为，欲弃官放赵娥逃跑，赵娥执意不肯。县尉见围观群众太多，不敢公然释放赵娥，便暗示其逃跑，再次遭到拒绝，只得投入监狱。

据悉，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已经联名请求中央对赵娥宽大处理。

报道三：

酒泉烈女遇赦还家，受到英雄般礼遇

汉灵帝光和2年4月某日　15：50　酒泉日报

本报讯（通讯员　聊公）本月丁酉日，皇上大赦天下。除党锢诸人外，一切罪囚皆得赦免。今年二月杀死豪强李寿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烈女赵娥也在赦免之列。

今天记者来到赵娥家，见其门口正在树立石碑。据施工者介绍，这是由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上表朝廷而获准在赵家门前树石立碑以彰显门户。前不久，我朝太常、在军中具有崇高威望的名将张奂不顾七十二岁的高龄，亲自登门看望赵娥，并以私人名义赠予束帛二十段。此外，慕名来赵家的大小官员乃至邻里乡亲更是不计其数。

资料：光和2年2月，酒泉禄福县寡妇赵娥因为父报仇，在本县都亭前杀死豪强李寿后投案自首。县长和县尉欲私下释放赵娥而遭拒绝。赵娥自入狱以来，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也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复仇案件司法问题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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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侮法》废除前后：复仇问题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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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网友：

放得好！烈女啊！

汝南网友：

拖了这么久，终于放了。

交趾网友：

何时才能把这类问题在立法上解决呢？如果没有遇到赦免不知道会怎么样……

酒泉网友：

身为酒泉人，我为你骄傲！

某甲：

杀人不用偿命？高祖约法三章的基本原则都被破坏了。

辽东网友：

楼上的怎么不去死呢？

聊公：

大家理性一点，我觉得探讨一下本案背后体现出来的法与人情的冲突更有意义。

广陵网友：

楼上就是一傻叉。支持烈女！

弘农网友：

不要理那两个人，打起仗来肯定做汉奸。支持烈女！有机会我也要去拜访下，唉。

复仇！复仇！

对赵娥案的解析，不能停留在汉朝。因为但凡争议巨大的案件，人们争论的都不是案件本身。时间倒回战国时代，久未登场并且以为再也没有登场机会的孟子在聊公的安排下热泪盈眶地和弟子桃应交谈着。这段对话被几千年后的学者们反复咂摸品味，认为揭示出了许多道理。

桃应：“舜做了天子，皋陶是大法官。舜的爸爸瞎老头儿瞽叟犯了杀人罪，该怎么办？”

孟子：“皋陶应该把瞽叟抓起来呀。”

桃应：“舜不应该阻挡皋陶的执法吗？”

孟子：“舜怎么能阻挡呢？皋陶是依法办事呀。”

桃应：“那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舜应该抛弃天子之位，像扔掉一只破鞋一样；然后偷偷地背着爸爸逃跑，跑到法律管不着的地方去，终身逍遥，仿佛不曾做过天子一般。”

聊公：“那如果是皋陶的爸爸杀了人，皋陶该怎么办呢？”

孟子：“……”

聊公：“……”

孟子：“好象剧本上没有这一段吧？”

聊公：“那你下去吧。”

于是桃应搀扶着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的孟子去剧务那里领了盒饭回去了。孟子身为一代旷世大儒，肯定被桃应问得心惊肉跳。因为桃应本人可能还不清楚，他的几个追问，已经问出了儒家学说的致命要害：忠与孝、家与国、情与法的根本矛盾。

儒家化家为国，以父子之伦比拟君臣之义，仿佛构建了一幅完美的图景。但是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他们不知所措，甚至不同的儒家人物之间互相矛盾。化家为国，化父子为君臣，但问题是家毕竟不是国，父子毕竟不是君臣，那么如果家与国矛盾了，父与君冲突了，应该服从谁？

这个问题，在许多只讲情理不讲逻辑的理论中常常出现，动不动就有人提出三个至上三个无敌三个一致等等。问题是，当这“三个”不一致的时候，以哪个为基准？

这样的冲突，在儒家学说还是在野学说的春秋战国和秦朝，体现得并不明显；到了汉朝，积累数百年之后，积弊就出来了。一个最要命的体现，就是对于“复仇”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具体来说，就是究竟该怎么立法，又究竟该怎么司法。立法和司法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一直延续到1949年；而社会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则至今未完全解开。

举个例子吧，某甲的爸爸老某甲被世仇张三一刀捅死，身为孝子的某甲该怎么办？我们来看不同时代的立法和司法情况。

1．远古社会

某甲哭着跑回去告诉本部族的长老，长老大怒：杀某甲的爸爸就是杀我爸爸！于是领了全部族跑去把张三杀得片肉无存。张三所在部落大怒，集体跑来找某甲部族算账……

简单来讲，这就是人类蒙昧时期的所谓“血亲复仇”：杀一个人等于侵犯了整个部落，该部落负连带复仇责任。当然，后来肯定慢慢发展出了调解的途径，两个大佬坐在一起抽一锅旱烟细细商量到底是否把张三交出来。如果交，那某甲就在老某甲灵前把张三沥血剖心，事情就算结了；如果不交，那么继续血亲复仇。

2．《周礼》理想国

中国古代有本《周礼》，实在堪称是中国的《理想国》。如果在《周礼》描绘的世界中，某甲可以先到一个叫“朝士”的官员处登记，说明父亲被张三无端杀害的情况。朝士扶着老花镜，颤巍巍地在档案架上取下相应地区的《复仇登记簿》，写明复仇起因和复仇双方当事人，然后根据当时的法律核对某甲所说的情况是否属于准许复仇的范围。假如是某甲的父亲平时鱼肉乡民实在不像话，才被张三拔刀捅死，那某甲就不能复仇了。这叫“杀人而义者，勿令仇”。

如果张三是不义杀人，朝士就可以颁发《复仇许可证》。某甲拿了这个证，等于得到政府的同意，就可以去寻觅张三，进行复仇。

另一方面，朝士立马给另一个叫“调人”的官打电话，说已经许可某甲找张三复仇了，你给张三安顿一下。调人赶紧找到张三，把事一说，然后根据相应的避仇原则，让张三逃跑。杀父之仇，要逃到海外去，整个周王朝都不是你的容身之所了；杀亲兄弟之仇，要躲到千里之外去；杀堂兄弟的仇，就不能呆在一个诸侯国里边；杀君之仇视为杀父，杀师之仇视为杀兄弟，杀主人和朋友之仇视为杀堂兄弟。

张三没办法，只好逃到河边，划个小船由黄河入海口出去往东跑……后来据说在今天的内华达州发现了张三之墓，从而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新大陆。

如果张三不跑，某甲就可以去杀害张三。但是仅以一次为限，如果一次没杀死，两家的仇怨就此解除。

法制健全到这个地步，真是令人有点发指了。

以上是两种极端的情况：一为国家还没有诞生时候的社会，出了杀人的事情，只好靠私人自己（比如死者家属）解决问题，这在法律出现以后被叫做“私力救济”；一为理想社会，各类制度极其完备，并且各类制度都是由成熟的习惯经过国家的肯认而诞生的。

在比较了这两种情况以后，我们可以探究一下复仇现象的本质。

复仇在最早期的时候，如上所说，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形：某甲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别人或者机构能替他主持公道呢？但是没有，只好自己动手。这就是梁治平先生所谓“人类的早期体验”吧，早期体验是最容易走形而积累为传统的。所以逐渐地，舆论就倾向于“死者的亲属必须亲自为死者复仇”。尽管在后来的一个时期，诞生了“国家”这样一个机器，并且国家颁布了法律，企图将许多原先由个人解决的问题纳入公力解决的范围，这就是司法权的独占。在生杀予夺之权为国家独占的情况下，复仇就成了与国法抵触的犯罪行为。

这个问题原本很好解决，比如我们用法家思想禁止私斗而采取公罚，再或者采用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假设你生为本国国民便代表你已经默认让渡出你的司法权武装权等给国家，从而换取国家的保护。

但是中国选择了儒家。在儒家这里，国就是家，君主长官就是民之父母。法律自然也是君主的象征。那么法律应该如何处理“复仇”的问题呢？

我们用反证法，先假设：国法应该禁止私人复仇。

那么，假如某甲杀死张三为父报仇，法律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顶多酌定从轻）对某甲进行制裁。法律象征着“国家”，所以法律的这个制裁表示某甲在“守法”（即尽忠）和“尽孝”这两大基本价值（同时也是儒家所表彰的两大最高价值）的冲突时，应该以“守法”为优先。

这时候，在价值的位阶上，“国”排序在“家”之前，“君”排序在“父”之前。但问题是，儒家讲究的是“由己及人”、“化家为国”，家与国是相对应的两套系统而没有先后之分，哪怕有先后之分也该是最根本的元单位“家”在前而“国”在后（在不侵害其他“家”的利益的前提下）。“国”是什么？根本就不是什么实在的单位，不是价值实体或者利益实体啊。

所以“国法应该禁止私人复仇”这个假设与儒家思想的根本前提相违背，假设不成立。

但问题是，国法如果允许私人复仇，也许可以满足社会对于某一事件的舆论要求，却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周礼》的假设很理想，但是操作性无疑很差。

现实与理论（或者说其实是舆论）的矛盾，造成了国家立法与司法的两难。复仇现象的本质在于：国家机器逐渐发达而有能力帮助私人进行公力救济从而独占司法权时，在为亲属报仇的问题上遭遇了社会舆论的强大阻力。

譬如汉朝。西汉是否禁止复仇，我们难以从案例和法律上得到回答，但是东汉的时候，却在立法上出现过反复：东汉一度颁布过《轻侮法》，父亲受侮辱的情况下儿子杀死侮辱者无罪。尽管立法层面上针对《轻侮法》的行废发生过争论，但是社会舆论对于复仇的态度却几乎是一边倒的。正如赵娥案，聊公原本好心好意引导大家进行法理层面的冷思考，却惨遭辱骂，恨不得愤而就此搁笔结束这本书的写作。

那么，舆论对司法产生压力，在中国而言究竟是不是好事？这倒是一个极其有趣的问题。

张成之子遇赦杀人事件

聊公有一天在家中静坐，忽然恶心、呕吐、想吃酸的，便掐指一算，对张成说：“老夫心灵感应，朝廷即将有大赦。赶紧趁着这个机会违法犯罪吧！”说完，一路撒丫子跑出去坑蒙拐骗偷去了。

张成是汉末一个科学工作者，或者说迷信工作者，当时叫作“方士”。他听到聊公之言，当然深信不疑，立即撺掇儿子张三：“聊大爷说了，朝廷即将大赦。你赶紧出去，有恩的欠着，有仇的报仇！”张三欣然出门，使一对八百斤重的擂鼓瓮金锤出门寻仇，把某甲（某甲：终于出场了！激动ing～～）砸成肉泥（大侠请重新来过）。

光天化日，公然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残杀无辜！官府很快闻风而至，为首之人正是当今天下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聊公！好吧，其实是李膺，官居司隶校尉。

张三面对执法人员，丝毫不怕，仰天长笑：“我爸是张成，你们能耐我何？”李膺一言不发，使一个颜色，左右一拥而上把张三捆了个四马倒攒蹄，押解回府。张成听说儿子被捉，虽然他坚信聊公的预测绝不会错，但也难免小心肝扑通扑通乱跳，连夜来找聊公。见到聊公，张成大吃一惊：“聊大爷，你怎么鼻青脸肿的？你左眼珠子上哪儿去了？”

聊公：“暴民！全是暴民！我只不过抢了点金银珠宝而已，完全可以把我扭送公安机关嘛！居然就地毒打！”

张成：“呃，聊大爷，犬子被抓走了，您救救犬子吧！……你鼻子在飙血诶！”

聊公：“不妨。明天就大赦，你儿子要走司法程序被判刑的话，怎么着也得个把月。你回家等着吧。”

张成恋恋不舍回望一眼沉浸在自己的血泊之中却依然刚毅不屈的聊公，回了家。第二天，朝廷果然颁布大赦令，赦免一切罪犯。张成哈哈大笑，在聊公的陪同下来衙门找李膺放人。

李膺勃然大怒：“左右，把张三拖出去砍了！”一会儿工夫，张三的脑袋躺在盘子里被端上来，冲聊公咧嘴直乐。张成一声惨叫，逃离现场。聊公长叹一声：“程序不正义，草菅人命啊！”

李膺满腔正义：“此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有何草菅人命？”

聊公满腔口水：“朝廷已下大赦，你却依然杀死张三，此非草菅人命又是什么？”

李膺大义凛然：“张三事先知道要大赦，所以才杀人。这种情况，大赦当然不能适用。”

聊公咽了口口水：“敢问你刚才所言，有何法律依据？”

李膺不屑道：“这等狗贼，人人得而诛之，要什么法律依据？”

聊公狂鄙视李膺：“你个法盲，居然还坐在司隶校尉的位置上！难怪汉朝的法律现状这么黑暗，这么恶心！”

李膺淡然一笑：“汉朝的弊政，早已经不能靠法律来挽救了。宦官当道，外戚执政，官官相护，内外勾结。法律与司法，都不过是他们的工具与玩物而已。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好人通过法律来玩坏人；在一个堕落的国家，坏人通过法律来玩好人。我若不从法外用刑，如何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分明是我公正执法，从而给本朝黑暗恶心的法律现状输入一丝清新的空气，你却倒因为果？”

聊公摇头：“不论是正常的国家还是堕落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权通过法律来玩另一部分人。《尚书》曰：‘玩人丧德’。”

李膺一时语塞，抬头看看严寒而高压的天空，仿佛空气正在慢慢凝结，叫人透不过气来。半晌，李膺轻叹口气：“先生不要急着下结论，看完整个事件再说不迟。我刚才违法处决了一个坏人，现在有人要依法处决一批好人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聊公有预知未来之能，当然知道李膺所指为何。尽管历史早已有了宿命的结局，但置身其中仍然神伤不已。

东汉王朝，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和宽松的时代。这一切，都要感谢光武帝刘秀定下的立国规模。

与注重武功和崇尚游侠的西汉不同，在东汉，品德和学养更吃得开。政治中枢虽然始终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但他们始终也要靠文官们来实现治理。而文官的选拔途径，在本朝也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化。

自上而下的征辟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使得天下英雄尽入汉王朝彀中。发达的选拔制度推进了教育体制的繁荣。底层有广收门徒的私人讲学和世代相传的家学，中层有各地长官兴办的郡学，中央有专款筹建的太学。想看东汉的太学长什么样？这当然难不倒聊公。只见聊公略一作法，时间就定格在了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

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太学生人数激增到三万多人，比现在北京大学总人数还多。随着学生的激增，校舍规模也日渐扩大，到汉末，太学已经拥有二百四十栋建筑，近两千个房间。

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世界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

公元二世纪六十年代，洛阳的太学生们还是充满激情与梦想的。他们不像后来的太学生们那样世俗、功利、漠不关心政治。当时，言论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思想洋溢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太学生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召开品评政要和名流的沙龙，当时称之为“清议”。清议的尺度很开放，言辞很激烈，上至执政的外戚、当红的宦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旁及学术界、司法界的怪现状，无不在抨击范围之内。李膺就是在这个清议运动之中成为太学生们的时代偶像和精神领袖的。

在清议的过程中，朝中正直的官员、开明的外戚和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们逐渐形成了针对宦官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被称之为“清流”；而他们的对立面，宦官及其党羽，自然就是“浊流”。

宦官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威胁，他们对清流切齿痛恨，但是却没有理由轻易打压清流。这次的李膺杀张三事件，倒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

张成气鼓鼓地找到他的同党，本朝最有势力的一批宦官，叫嚣着要为儿子张三复仇。宦官甲说你要复仇的话那去找李膺好了呀，来我们这里叫嚣啥？宦官乙说会叫的狗不咬人，你看看人家赵娥，闷声不响就把仇人给手刃了，这才是复仇者应有的姿态。张成受不了这些死太监的风言风语，勃然大怒：“我张成好歹也是守法公民，当然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张成拉拢了一大批门徒以及朝中当政的宦官，状告李膺目无王法、结党营私。皇帝龙颜大怒，将太学生们的偶像李膺等两百多名正直官员被以煽动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赵娥通过非法手段复仇，张成通过合法手段复仇。赵娥名垂千古，张成遗臭万年。吊诡的年代，吊诡的故事。

水滴进了油锅里，社会舆论爆炸了。舆论的来源是太学生。太学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汉朝的法律史上了。

党锢之狱倾人国

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为依法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而被判刑服劳役，太学生领袖刘陶率领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不得已赦免朱穆。

公元162年，宦官向名将皇甫规索贿未果，将皇甫规迫害入狱，太学生领袖张凤等三百多人游行示威，朝廷不得已赦免皇甫规。

尽管没有任何宪法赋予他们政治权利与自由，但李膺被捕之后，请愿、游行、示威再一次集中爆发。从洛阳皇宫放眼四望，到处都是太学生的人潮。而在这人潮的风口浪尖，聊公迎风屹立，瑟瑟发抖。聊公犹如一头挡车的螳螂，昂首怒目，拦住了汹涌的人群。

太学生代表甲：“你为何挡住我等？”

太学生代表乙：“你看他一个大老爷们这么大年纪还没胡子，肯定是太监。他一定是宦官们的爪牙！”

聊公：“这位同学，熟归熟，你要是乱说话我一样告你诽谤。我挡住你们是想问一下，你们这样搞游行示威，影响了司法独立怎么办？”

太学生们：“？？？”

聊公：“不好意思，作一个简单的扫盲。三权分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应该三分。现在有一种理论，把舆论称之为‘第四权力’。反正无论如何，另外两种或者三种权力都无权干预司法，这叫作司法独立。所以，如果你们继续搞这样的游行示威，继续大肆发表议论对司法机构造成压力，会影响司法独立啊！”

太学生代表丙：“各位同学，我们不要理他，这人有病。”人潮继续行进，把聊公淹没在历史的死角里面。

舆论的力量对于司法的不公可以产生现实的影响。根据汉朝的制度，皇帝的诏书要想生效，必须有三公的签字。此时的太尉陈蕃受到太学生运动的感召，拒绝签字。诏书既然无法生效，皇帝也没有办法，无法动用国家的公共机关来制裁李膺等人，那就只能通过效力比较低的私旨，授意宦官掌控的北寺狱管辖这起案件。

已经近八十岁的陈蕃，在宦海沉浮了大半辈子，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位极人臣的陈蕃明白，他一生中最危险也最光荣的时刻即将到来。陈蕃在草拟一封言辞激烈的上书，强谏皇上释放李膺等人。他知道这封上书可能给他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也知道这封上书很有可能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但他必须上书，最起码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就是社会的良心。

陈蕃热血沸腾地写完书信，冷静了一下头脑，忽然发现一位仙风道骨、风度翩翩之人正斜倚在门廊之傍，面带微笑。

陈蕃大吃一惊，不过很快定下神来，喝问：“来者何人？莫非是宦官派来刺杀老夫的么？”

来者粲然一笑，淡雅如菊：“非也，某乃聊公，有几个问题想向太尉请教。”

陈蕃松一口气：“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穿越怪人聊公先生。请坐下慢聊。”

聊公面露难色，艰难地扶着柱子挪动僵硬的脚步：“不好意思，刚才那个POSE摆的时间太久了。你写啥呢写那么长时间，这么晚才发现我的存在？”

陈蕃抱歉道：“老夫在写奏折，进谏圣上，希望能收回成命。”

聊公哈哈狞笑：“你到底还是受了舆论的影响！这样的司法，能独立吗？”

陈蕃一怔：“啥意思？”

聊公曰：“西方法谚有云：‘法官只能臣服于法律，除此之外别无上司。’你不从法律渠道来解决李膺事件，通过法律来判决他无罪，却屈从于民众之舆论，何其荒唐！”

陈蕃一头雾水：“法官为什么要臣服于法律？不闻有治人无治法乎？”

聊公嗤之以鼻：“别搞荀子那老一套，又要回到人治法治的问题上去了。”

陈蕃摇摇头：“非也。此乃终极标准问题是也。法官不应当臣服于法律，因为法律不过是治之具，而非治之本，岂可臣服？”

聊公奇道：“那应当臣服于什么？”

陈蕃呵呵一笑：“阁下继续观察事态之发展可矣。”

陈蕃强力进谏，再加上李膺在监狱中耍小手段，故意招供了很多宦官子弟，说这些人都是俺们清流党人的同伙，而太学生们则继续施加压力。皇帝不得不将李膺这批人无罪释放，同时宣布李膺等人是政府不欢迎的人，终身不得在朝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后，掌握实权的陈蕃起用李膺，决心彻底铲除宦官。遗憾的是，消息走漏，宦官们面临死亡的威胁，空前团结作困兽一击，结果陈蕃遇害。李膺等一百多人再次被捕入狱，严刑拷打之后死于狱中。这次被禁锢的“党人”有六七百之多，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和李膺，以他们的表现，向我们展现了他们所真正臣服的东西。在皇帝与法律面前都不肯轻易臣服的人，在他们自己眼里，才是真正大写的人。

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也许天真而勇敢的太学生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也许他们已经绝望，总之洛阳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点名抨击当红的三名宦官头子。这张匿名大字报，由聊公恭谨誊录于下：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遭到了宦官们空前的反扑。他们召来在军界享有威望的将军段颎，出动军队大肆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次反扑，太学生对政治彻底绝望。

六十年代，这个充满青年人光荣与梦想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开国之初，已经贵为天子的刘秀与他昔日的大学同窗、一介布衣严子陵同榻而眠这样令人神往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传说。整个国家由理想主义转入实用主义，社会风气也就此江河日下。纯粹具有正义感和报国热情的名士难以再有生存的空间，虚伪造作、奢侈淫靡的时局需要真的猛士来收拾。

忆及武帝时代的大汉雄风与光武时代的彬彬文治，汉朝犹如迟暮的老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历史毫不犹豫地向前发展，跨过了刘邦，跨过了萧何，跨过了董仲舒，跨过了张汤，也跨过了赵娥、李膺与陈蕃。

聊公回顾着满地的狼藉与荒凉，回味着满腔的人一走茶就凉，忧从中来，为汉朝唱出最后的挽歌：

仰视云间星，忽若割长帷。

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

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

六　魏晋南北朝：中世纪并不黑暗

死在三国

汉末的最大弊端，有两个：第一，法律失之繁；第二，司法失之宽。所以，汉末三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大法官们，都以极力矫正这两个弊端为己任。譬如曹操和诸葛……喂，你干吗？为什么一声不响站在我身后？

某甲虎目含泪：“我好久好久没出场了……”

“张成之子遇赦杀人事件”那一节不就由你出场了吗？不好意思各位读者，我们继续。譬如曹操和诸葛亮，就重新呈露出了法家的面目，实行“名法之治”，至于孙吴……

某甲：“可是那一节我刚出场就被弄死了啊，完全是个死跑龙套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让我好好露把脸！”

你确定？

某甲：“虽九死其犹未悔！”

好，那你去吧。

某甲欢欣鼓舞，前往投胎。

各位读者，这一节我们以某甲的遭遇作为案例来讲解。因为本节的题目叫作：“死在三国”。

第一次死亡：

某甲醒来，发现自己是一名运粮官，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前途一片大好，并且刚刚帮助主公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解决了一次粮饷危机，正在喜滋滋地等待主公的重用。忽然，帐外传来主公曹操的声音：“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出处：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三国演义》

聊公曰：

曹操的这个做法，属于“法”外用“术”。本故事虽然是演义虚构，但历史上的曹操却是位用术高手。在法家眼里，法是死的，术是活的，“术”的核心要旨即是不择手段使“法”最大限度地起作用。这个“不择手段”中，包含了“不惜破坏法律”这一手段。不惜破坏法律从而使法律起作用？听似悖论，实则包含了老祖宗用术的手腕与对法的认识。读者可自行参悟。我看某甲投胎已毕，继续。

第二次死亡：

某甲醒来，发现自己是一名青年才俊，精通文韬武略，口才尤其出众，深得丞相器重，大有成为接班人之迹象。这不，此次出兵，丞相不让几员老将领兵，偏偏让某甲担任先锋。刚刚安营扎寨结束，某甲正在军帐中自鸣得意，琢磨着怎么打个胜仗，忽然小校来报：“马大人，敌将张郃率领魏军抵达街亭！”

出处：

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三国志·诸葛亮传》

聊公曰：

诸葛亮用法，公正不阿。史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诸葛亮用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平。他既不像曹魏那样利用法律来打击异己，动不动就夷三族，也不像孙吴那样肆意使用严刑酷法。可以说，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是三国之中用刑最轻的一国，同时也是三国之中执法情况最好的一国。所以，即便是被法律所制裁的对象，比如李严、廖立，始终对政府毫无怨言，并且满怀着被重新起用的希望。借用清人赵藩在武侯祠的一副名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治蜀如此，治国亦是如此。

第三次死亡：

某甲吸取前两次的教训，决定韬光养晦，不再做优秀的人才。于是他在当时最远离兵荒马乱同时又富庶繁华的成都落户，成为一名老实巴交的农民伯伯。他每天认真种田，早睡早起，从不招惹是非。政府有什么法令，他从来不违犯。比如最近下令禁酒，某甲不但不酿酒，而且把家里原有的酿酒工具也扔了，把家里储存的酒都倒掉了。某甲哼着歌儿扛着锄头走向希望的田野，心想：“看你还怎么治我！就算你是聊公，也拿我没辙吧！”正好前面有个美女也在赶路，回头冲某甲嫣然一笑。某甲继续保持谨言慎行，闷着头往前走。这时候，对面走过来两个达官显贵，边走边聊天。其中一个指着某甲，对另一个说：“这男的想强奸那个女的！”某甲大吃一惊，心想我躺着也中枪？正要问个究竟，只听二号男问一号男：“为啥？”一号男嘿嘿狞笑：“因为他有强奸女性的工具！”某甲脑子里嗡地一声响：这是什么混账逻辑？多说无益，扔下锄头就跑。二号男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把某甲摁倒在地，拉回蚕室去势，不久伤重不治而死。

出处：

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三国志·简雍传》

聊公曰：

汉末三国的“名法之治”，非常讲求整齐划一，讲求禁止奢靡、崇尚俭约。禁酒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同样的法令，在曹魏也曾经出台过。好，我们看下一条……你又干什么？鬼一样站在我背后！

某甲（哭）：“我刚才看懂那段古文了……里面没有提到刘备把俺给阉了呀！”

聊公：“是吗？好吧，可能是我记错了。少废话，下一出戏，继续！”

第四次死亡：

某甲这次投胎，做了个八岁大的小孩子，天资聪颖，书香门第，父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名士，某甲接受的是汉末第一流的家庭教育，前途无限光明。某甲心想，自古以来，没有判小孩子死刑的吧？一天，他正在和自己的哥哥，一个九岁大的小孩一起玩一种叫做“琢钉戏”的儿童游戏，其乐融融。忽然，看到自己的爸爸正在和两个官差说：“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某甲听不太懂古文，警惕地扭头看了看哥哥，哥哥表情淡定，于是也放下心来，淡定地继续玩耍。忽然听到哥哥继续表情淡定地抬头对爸爸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出处：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聊公曰：

孔融被杀一案，是法律史上一个值得咀嚼的好案子。首先，曹操杀孔融，是“名法之治”的典型表现。他杀孔融的原因，在于孔融保留了汉末清议的风气，经常抨击朝政。孔融这样的人物，在三国之中都无法生存，蜀汉的诸葛亮也曾批评“孔融乱群”。对于要求整齐划一的名法之治而言，孔融这种刺儿头当然必须除之而后快。其次，曹操杀孔融，用的理由非常有意思。他不说孔融反对朝政或抨击国家领导人，而是以孔融的“父母于子女无恩论”为借口。孔融认为，父亲对儿女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只不过是一时性欲勃发才生了孩子而已；母亲对儿女也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只不过像瓶子里往外倒东西而已。曹操以此抓住孔融的小辫子，指责他无父无君、不忠不孝，从而处以死刑，减小了舆论压力。下一个段子。

第五次死亡、第六次死亡……

第九次死亡：

某甲：等等！为什么要让我死九次？我已经受够了！

聊公：因为你之前说“虽九死其犹未悔”啊。

某甲：“九”是个虚词啊！慢着！不要啊！！（被穿越的漩涡再次吞没）

这一次，某甲投胎成为了一名女子，出身于曹魏世家大族颍川荀氏，门庭显赫。某甲从小精于女工，满腹才学，气质过人，所以成年之后，嫁给扬州刺史、镇南将军毌丘俭的儿子毌丘甸为妻。某甲夫妻恩爱，很快生下一个聪慧可爱的女儿，取名毌丘芝。某甲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生下孩子，母性爆发，自然对毌丘芝格外疼爱，视之如掌上明珠。一眨眼，女儿也长大成人了，出嫁给颍川太守刘子元，小两口也很恩爱，不久就有了爱情的结晶，怀了宝宝。某甲梦想着眼看就可以当外婆了，憧憬着未来更加甜蜜的生活，简直忘却了他（她？）是在玩一个叫做“死在三国”的游戏。死神聊公，终于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这享尽天伦之乐的一家人……

此时已经进入三国后期，毌丘俭因反对司马氏的统治起兵反抗，兵败而死。司马氏以谋反之罪决定对毌丘俭“夷三族”。某甲身为毌丘俭的儿媳妇，当然在三族之列，要被诛杀；某甲的女儿毌丘芝是毌丘俭的孙女，更是在三族之列。但是由于怀孕的缘故，所以暂且关押，等她生下孩子来再执行死刑。某甲此时早已经哭成了泪人，找到聊公，千般哀告万般恳求：“我死不足惜，我这辈子只有这么一个亲自生养的女儿，希望您大人大量，能够想办法搭救于她，我保证再也不要求出镜率，哪怕在此书中就此绝迹也在所不惜！”

聊公一向侠骨柔情，听到某甲此言，也不禁感慨垂涕：“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放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且看我聊公的手段。”说罢，擤掉鼻涕，让某甲附耳过来，交付锦囊三个，某甲欢天喜地受计而去。

一个判例的诞生

某甲打开第一个锦囊，里面有白绢一幅，上书：“此锦囊为凑足三个锦囊而设，具体计谋详见第二个锦囊。”某甲一边骂街一边打开第二个锦囊，上书三个大字：“找你哥。”

某甲的族兄荀顗，乃是当时的法律专家，他立即上书中央请求不要杀某甲。理由是：某甲与毌丘甸早已感情破裂，现请求与毌丘甸离婚。如此一来，某甲与毌丘家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也就不在三族之列了。魏帝下诏，准许离婚。

某甲虽然如遇大赦，却仍然闷闷不乐，担忧女儿的安危，恳求荀顗：“哥，你也解救一下你侄女吧！”荀顗挠破了头也想不出办法，犯难道：“你是毌丘俭的儿媳妇，只要与毌丘甸解除婚姻关系，就不在三族之列了；毌丘芝是毌丘俭的亲孙女，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啊！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某甲无奈之下，打开聊公给的第三个锦囊。要说聊公不愧精通中国法律史，上书：“请找司隶校尉何曾，用苦肉计。”

何曾与司马氏交往甚密，深得司马家族的信任。他现在官居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地区的案件管辖。某甲登门造访，泣下沾襟：“奴婢之女毌丘芝关在廷尉府的大狱里，形影相吊，命悬一线，数着日子只等被正法。奴婢私自请求大人，自愿罚没为官奴婢，赎我女儿出狱。倘若不行，奴婢情愿一命换一命！”说到此处，某甲再也难以为继，哽咽不已。

何曾并非铁石心肠，听到这里也难免心酸。他扶起某甲：“你罚为官奴婢也难以救你女儿，因为本朝法律并没有此类规定。不过你且安心，本官必定设法营救。”

某甲千恩万谢，回家等消息去了。

某甲走后，何曾细细思量，考虑到了妇女在法律上的一个双重困境。本朝有“三从”之说，出自《仪礼·丧服》：“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法理而言，妇女并没有独立之人格可言，没有出嫁的时候，听老爸的；出嫁之后，听老公的。也就是说，出嫁之后便与父族无关，而从夫族了。但是，从今天的法律来讲，妇女出嫁之后，如果老爹犯罪，则诛三族要诛到她；老公犯罪，诛三族也要诛到她。以区区一个弱女子之身，身受两重诛戮，法律何其不讲道理？

何曾思量已定，把大体的思路讲给自己的秘书长听，由这位秘书长起草一份奏议。

秘书长果然是秘书长，将这份奏议写得说理透辟，入木三分。何曾十分满意，让该秘书长将此文上奏朝廷。这篇中国法律史上难得的雄文，在《晋书·刑法志》里可以看到。

秘书长走后，何曾正要舒一口气，聊公踏门而入，抚掌大笑：“何大人果然侠肝义胆兼具智商过人，想出如此高明的主意。在下让某甲来找您，看来是找对人了。”

何曾一笑：“聊公先生深夜到访，肯定又是找茬来了吧？”

聊公恨恨道：“不许说人家坏话。请问，妇女三从四德乃是封建吃人礼教，何先生奈何以之为奏议说理依据？”

何曾瞠目结舌：“三从四德，天经地义。经典所传，圣人造言，怎会是吃人礼教？况且，倘若不是靠这天经地义之‘三从’，毌丘芝岂不是要命赴黄泉？”

聊公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会啊。你反对连坐制不就好了？谁犯罪谁负责，怎么能搞连坐呢？”

何曾定了定神：“连坐自然有连坐的道理。当然，《尚书·康诰》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圣人也是反对连坐的。但是降及末世，奸巧萌生，刑罚滋繁，也是不得已之事。贵阁下的时代，犯罪以‘个人’为单位；而我的时代，犯罪以‘户’为单位。户主犯罪，全家连坐；家人犯罪，户主负责，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连坐乃是刑制，不是通过一个案件就可以说废除就废除的。”

聊公说：“哦。”

何曾继续侃侃而谈：“贵阁下的时代，据说有男女平等之说，在我朝亦然。男女者，一阴一阳，阴阳自然平等而无高下之分。故我的奏议中有云：‘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不过男女当各职其分，故‘三从’之说，其来有自，为不易之大经大法也。”

聊公争辩：“那凭什么男性权利比女性大得多？”

何曾解释：“贵阁下的时代有权利义务之说，圣人则只曰‘义’。义者，非权利也，非义务也，各自坚守之义也，相互对待之义也。男女之义，各各不同，无大小之说。”

聊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你的奏议所建立的说理基础与制度基础分别是‘三从’和‘连坐’这两个错误的东西，却偏偏能论出一个正义的结论来？”

何曾：“错误与否，取决于你观察问题的姿态；而正义与否，却是天地之公义，与日月而同昭。判决的结果想必要出来了，愚欲邀公同往观之，尊意如何？”

聊公曰：“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聊公来到魏国朝堂，何曾的秘书长已经慷慨陈词到最后一段：“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魏帝听完，郑重点头，奏可。于是，毌丘芝案的判决，成为一个具有立法意义的典型判例，直接启动了修改魏律的程序，从此以后已经出嫁的女子都不再受父族的连坐了。

某甲母女得知消息，喜极而泣，一齐叩谢恩公何曾。再要感谢聊公时，却百般寻他不着。

聊公此时已经步出朝堂，施展时光逆流的高级法术，回到公元229年，现场目击一部在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典的诞生。

一肚皮古义的《新律》

公元226年，曹丕病逝，其子曹叡即位，年仅二十三岁。曹叡这个小皇帝，让那些见惯了世面的老臣们都捉摸不透。曹叡早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深居简出，非常神秘。再加上他天生口吃，更加沉默寡言。话少的领导，当然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无上威严。

突然有一天，老牌谋士刘晔一大早被召进宫去，直到傍晚时分才出来。门口早就聚满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大家纷纷询问：“怎么样？咱们陛下是什么样的人物？”

刘晔环顾四周，清清嗓子，说：“可以比作秦始皇、汉武帝一类的人物，才能略有不及罢了。”

百闻不如一见，聊公拨开人群，深入宫中，亲自来会一会这位“小秦始皇”。

曹家有王初长成，养在深宫人未识。

面对不速之客聊公的突然造访，年纪轻轻的曹叡丝毫没有流露出哪怕刹那间的惊讶。聊公冲曹叡点点头，道明来意：“听说皇上已经在酝酿一部崭新的法典了？”

心事被揭穿，曹叡有点意外，却没有丝毫的慌乱。他点了点头，继续凝视聊公，隐藏在冕旒之后的眼神仿佛在轻蔑地放言：你还知道多少？接着说呀。

在这种眼神的逼视之下，哪怕皮糙肉厚如聊公，也有一种被扒光了供人玩赏的感觉，心中暗叹一声：不愧是曹操的亲孙子，把御下之术玩转到如此炉火纯青！于是不敢再卖关子，开门见山：“皇上可否将你构思中的法典介绍一二？”

曹叡终于开口了。他说话有些口吃，但在聊公听来，这种口吃却反而加强了他不容置疑的语气：“先生既然有能耐来我处询问，自然也有能耐去立法现场直接观看。”

聊公默不作声，两人犹如两尊雕塑般相对无言。但他们身后的时空背景却逐渐幻化流动荡漾开来，等再度凝固时，已经是三年后，公元229年，曹魏太和三年。

陈群、刘劭等曹魏重臣正在伏案工作。在他们的案牍之上，积压了一大堆长长短短的简牍文书。聊公走过去，信手翻开一篇较新的来看，是曹操时代颁布的《甲子科》。看了几行，一个字都认不得，再拿出一篇较旧的来看，却是汉律。聊公询问立法小组的组长陈群：“请问这些法律是干吗用的？”

陈群抬起头来，温文尔雅道：“这些都是制定《新律》的底本。”聊公一看，陈群比曹叡好说话得多，便得了便宜卖乖，哈哈狞笑：“名曰《新律》，实则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皆秦制也！两千年的封建文化，皆荀学也！两千多年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全是你们这班人捣鬼！”

陈群诧异地看看聊公：“《新律》与汉律相比，乃是一划时代变革，其创新之处有三，怎可曰新瓶装旧酒？中国历代律典，都是旧瓶装新酒，形式上陈陈相因，实则创新良多。今人不及细辨就说古人两千多年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实在大谬。”

聊公闹了个大红脸，边说今天天气好热边问：“敢问《新律》创新之处是哪三个？”

陈群鄙夷道：“你通过司法考试没？”

聊公声若蚊蚋：“通过了……司法考试不考这个……”

陈群正色道：“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云：‘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一个不注重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喂，你在干啥？”

聊公：“我在挖个地洞，准备钻进去。”

陈群：“孺子可教。《新律》的第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将《具律》改为《刑名律》，移置第一篇。”

聊公扔下铁锨，原先集中在面部的血液就地解散，恢复了往日的无知与无畏，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有啥创新，这岂非换汤不换药乎？”

陈群皱皱眉头：“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你看，以下这个是《法经》的顺序，你观察一下《具法》的位置。”

盗、贼、囚、捕、杂、具

聊公：“很合理啊。‘具其加减’的《具法》在第六篇。”

陈群：“你再看汉《九章律》篇目的次序，以及《具律》的位置。”

盗、贼、囚、捕、杂、具、户、兴、厩

聊公：“《具律》还是在第六篇啊，挺好的。”

陈群：“同样是第六篇，但是在《法经》中，《具法》在最后一篇；《九章律》中，《具律》在中间。”

聊公：“这有啥哉？”

陈群：“你们那个时代的刑法典，总则是在中间的位置吗？”

聊公：“记不得了……好像是吧？”

陈群：“……大哥，你真是学法的吗？任何一部结构严谨的法典，总则当然都在第一篇。《九章律》的总则《具律》既不在首也不在尾，所以我易名曰《刑名律》，移至第一篇。这个结构，沿袭到清朝而不替。不，应该说沿袭到你那个时代而不替。”

聊公：“哦，那第二个创新之处是啥？”

陈群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情：“汉律的制定者，仅叔孙通一人堪称儒生，其余萧何、张苍、张汤、赵禹之辈，皆俗吏也。而我朝《新律》之制定，无论区区在下还是刘劭、韩逊、庾嶷、荀诜，都是一时之选、当代大儒啊。可以说，《新律》算得上历史上首部由儒家立法团体制定的基本法典。”

聊公：“哦？这倒新鲜。不过立法者的背景，对这部法典究竟有何影响呢？”

陈群：“近世大儒康有为曰：儒家最好托古改制。改制未必然，托古则不假。《晋书·刑法志》评价说，《新律》之中多有‘古义’。所谓‘古义’，即一反汉律的法家框架，而变之以圣王之大经大法也。”

聊公一把扯住陈群：“胡扯胡扯！法律儒家化自汉朝便已经开始了，你偏说汉律是法家的框框，你这岂不是抢夺汉朝人的知识产权？到官府理论去！”

陈群修养极好，不气不恼：“汉朝虽然开始儒家化，但这种儒家化只表现于司法上，譬如春秋决狱；以及法律解释上，譬如律章句。法典本身，却并没有大动干戈，仍然承袭秦制。”

聊公放开陈群：“哦，那敢问《新律》中有哪些‘古义’？”

陈群：“譬如，上古时代，正刑有五，曰‘五刑’……”

某甲（刻骨铭心）：“对，这个我印象深刻……”

陈群：“到了秦汉，刑制变乱，五刑不彰。所以《新律》重新彰显古义，以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为五刑，此是古义之一。另外，《新律》恢复《周官》‘八辟之制’，设立‘八议’，为后世历代律典沿袭至清朝，此乃古义之二，这个你可以放在后面和晋律一块儿介绍。再如，《新律》一定程度上允许复仇，这也是符合《公羊》经义与《周官》经义的古义之三……”

聊公蹦跶起来，目光如炬：“打住！你这法典明明全是‘古义’，却自称《新律》，这不恰恰是新瓶装旧酒又是啥！”

陈群极其自负地拈须微笑：“我们古人立法，注重补苴拾遗，反多发明创获；你们现代人立法，好为另起炉灶，反多陈陈相因。托古改制者，托古其手段也，改制其目的也，以托古为名而改制，则既可以减少现实改革之阻力，亦可以立足于本土文化之深厚积淀，以返古开新也。此中道理，望公三思。我手头工作繁忙，便不留你吃晚饭了。”

聊公蹭饭的美梦泡汤，饥肠辘辘步出官衙，这才想起陈群尚未讲《新律》的第三项创新，正待回去问时，时间已经飞速流逝。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西晋。无论谲诈任法的曹操、公平如水的诸葛亮、沉默寡言的曹叡还是儒家立法者陈群，都已经灰飞烟灭，只剩下青史上的几行陈迹。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不识《泰始律》，读尽法律也枉然

泰始四年正月二十日，新年伊始，一派万象更新的气象。聊公早早地来到朝堂之上，只见今日仪式格外隆重，晋武帝司马炎端坐在上，文武百僚整肃于下。聊公左顾右盼，很是无聊，挤了挤旁边一位官僚：“嘿，哥们，今天啥日子？”

那位官僚头也不抬，传音入密：“今日圣上要颁布新律啊！”

聊公眉毛一皱：“我穿越错时代了？新律不是在曹魏颁布过了吗？”

官僚扭过头瞪了一眼聊公：“任何一个朝代颁布的法律，当然都自称新律。这部新律是在泰始年间颁布的，可称晋《泰始律》。”

聊公恍然大悟“哦”了一声，分贝过高，惹得好几个官员回过头来采取怒目主义。聊公面红耳赤，只好屏息低头。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站起身来，隆重宣布：“《泰始律》历时四年，经十五人之手，终于于去年大功告成。去年曾令立法者之一的裴楷朗读全文，朕亲自讲解。今日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为了使往年触犯旧法而犯罪者得以改过自新，朕宣布：大赦天下。”臣民山呼万岁。

聊公正举着拳头高喊“皇上英明”，忽见身边那位官僚激动不已，两眼含泪，口中喃喃道：“终于完成了！”不禁好奇，问道：“你是晋律立法小组的组长贾充么？”那官僚摇摇头。聊公又问：“那你是杜预？”继续摇头。聊公三问：“你是立法小组里的谁？”官僚三摇头。

聊公鄙视道：“那你哭啥！”说罢拂袖要走。那位官僚再次传音入密：“区区小可乃是廷尉府明法掾张斐，官小职卑，但愿与聊先生就晋律对晤一番，陋舍恭候。”

聊公听到这话，不禁虎躯一震。廷尉府明法掾，那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至于张斐，这个名字倒很熟，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聊公头也不回，哈哈大笑：“我要采访贾充、杜预他们这些立法明星去，没空跟你这小官儿白话。”

当晚，张斐府第，聊公与张斐二人相对而坐。聊公恨恨道：“官儿大了就是牛气，居然闭门谢客不见我！我回去要在书里玩命糟蹋他们俩。”

张斐哈哈一笑：“其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您要想了解晋律，在下身为明法掾兼魏晋南北朝第一法律狂热爱好者，实在是最好的对象。”

聊公说：“哦？那请您为我介绍一下晋律的牛叉之处。”

张斐一口应承：“没问题。要知道一部法律的牛处，先得知道它是从哪里起步的。您看——”

张斐话音未落，地板忽然吱吱作响，突然到处开始爆裂，各种文书简牍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拔地而起，见缝就钻、见风就长，很快整个屋子都被各种简牍文书给挤爆了。聊公大吃一惊：“这是啥？”

张斐：“这是有汉一代的法律文件。”

聊公：“这么多？？！”

张斐：“不错。法律文件众多，是汉朝法治滋生弊病的一个关键原因。”

聊公：“嗯，对。法律文件多到这个地步，也就跟没有法律没什么两样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这些法律全部读完，更没有任何人能搞得清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从法律上找到合法的依据与违法的依据。对了，麻烦你让这些法律文件消失好不好？我被挤得有点透不过气来……”

张斐：“哦，好。真正解决这个大问题的，乃是曹魏的《新律》。曹魏《新律》做到了律典之外没有单行律。”

聊公：“啥意思？”

张斐：“你看——”

汉武帝翻看着《九章律》，皱眉头说：“宫殿警卫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没有法律规制？张汤啊，你去制定一部《越宫律》吧！”很快，一部《越宫律》出台了。汉武帝又翻看《九章律》，皱眉头说：“诸侯国的官员，地位太高了啊。某某啊，你去制定一部《左官律》吧！”很快，一部《左官律》又出台了……

张斐解释：“《九章律》是汉朝正律，《越宫律》、《左官律》、《XX律》之类的都是不属于‘九章’的单行律。这种单行律的大量出台，有几个恶果：首先，立法过于随意，律典丧失其严肃性；其次，立法程序既简单，法律文件就由简变繁，使人不知所适。走到末流，索性大家抛弃法律，以皇帝的旨意、儒家的经典甚至社会的舆论之类的东西替代法律，来进行司法判决了。”

聊公猛点头。

张斐继续：“所以曹魏立法者把汉律进行了归类整理，厘定了十八篇的基本规模。虽然这一规模比《九章律》篇数多了一倍，但比那些杂七杂八的单行律则大大删削，做到了要而不烦。”

聊公茅塞顿开：“原来如此啊！这就是陈群所说的《新律》第三个创新之处吧！”

张斐：“这个优点也被晋律所吸收。晋律一共二十篇，首之以《刑名》《法例》，所以定罪制也；终之以《诸侯律》，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象天；诸侯奉于下，象地；礼乐抚于中，象人——故有天地人三才之义，相须而成，若一体焉。这是晋律的大体格局，而其中尤以《刑名律》超拔前代。”

聊公已经开始走神，心不在焉：“愿闻其详。”

张斐：“比如，《刑名律》总结历代立法技术与法律解释之大成，规定了二十个法律术语。有：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这样讲有些枯燥，还是请您的御用金牌男主角某甲、张三出场作个示范吧？”

聊公顿时精神抖擞：“好啊好啊。”

第一对法律术语：故、失

张三找某甲寻仇，一刀扎在心窝，当即捅死，“知而犯之谓之故”；张三射鹿，正好某甲在旁边逗鹿玩儿，张三心想老子百步穿杨肯定不会射到人，于是一箭射去，正中某甲心窝，当场毙命，“意以为然谓之失”。

第二对法律术语：谩、诈

张三递交年度报告，做假账欺骗上司某甲，“违忠欺上谓之谩”；张三与某甲都是老百姓，张三费尽心机设计了一个合同让某甲签，利用法律知识把某甲的钱全给骗走了，“背信藏巧谓之诈”。

第三对法律术语：盗、赃

张三偷了某甲的钱，“取非其物谓之盗”，这个行为叫作“盗”，影响定罪；偷了多少钱，“货财之利谓之赃”，具体数额叫作“赃”，影响量刑。

……

聊公击节叫好：“晋律居然作出如此细致而精确的规定，大有实现法律科学之希望啊！”

张斐挠头：“法律科学？这恐怕是玄学的产物。”

聊公大跌眼镜：“玄学？玄学怎会产生如此精确之科学来？”

张斐：“东汉以来，律学盛兴，但当时的律学由儒家之士为之，故多流于比附经义或训诂音义；魏晋玄学流行，为谈玄论道之需要，玄学复兴了古名家的一些学说与路子，从而使得律学走上了概念辨析之途，从而愈加精确化，或者用你的话讲，愈加科学化。”

聊公心疼地捡起破碎的眼镜，欲哭无泪：“哦，这条路子还蛮好的啊。”

张斐：“晋律的最大特点是宽简周备，疏而不漏。你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聊公继续哭他的眼镜：“不知道哇。”

张斐得意：“这要归功于立法技术的进步。晋律已经有了‘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集中体现就是《法例律》。比如以前在每项具体犯罪规定中，都要写上‘八十岁以上老人免罪’，现在把这一条提取出来，在《法例律》里面设一个‘免例’：‘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类似的法例，在晋律中很多。这样一来，就使得晋律在篇幅大为减少的同时，仍能保持细致周密。”

聊公拍案惊奇：“这个立法技术确实要依赖逻辑学的进步，而逻辑学正是先秦名学的长项。那晋律的具体内容，有啥特色也哉？”

张斐深作一揖：“那还得借某甲与张三一用。”

聊公拍胸脯：“没问题！给！”

“啊——！！！”这是某甲最后的叫声。

法治及其儒家资源

曹魏律与晋律的特点，在于儒家化。我们先来解读曹魏律的一项极有特色的制度：八议。

八议，渊源于《周礼》的“八辟”。插一句题外话，中国古代许多制度都是渊源于儒家经典对上古制度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很大程度上也许都是向壁虚构、未必实有其制。而这种虚构的理想国式的制度，居然在经典诞生后的几百数千年，成为人间实际运作的法律制度，个中原因，殊值玩味。

所谓八议，指法律规定的八种人犯罪，司法机关不得擅自裁决，必须奏请皇帝召开御前会议以讨论决断。这八种人，乃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我们来一一解释。

亲，一定范围内的皇亲国戚。这个范围，其实非常大，叫作“袒免以上亲”。简单来讲，就是往上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爷爷的爷爷的爸爸，也就是不算己身、上溯五代，是同一个祖宗。

故，故旧。比如严子陵之于光武皇帝，就算故旧。如果严子陵犯了罪，司法机关是不敢随便处置的。

贤，有大德行者。比如孔子这种当世圣人，司法机关不敢乱抓。

能，有大才艺者。某个唱戏的，天下第一名角，皇帝就好这一口，你要把他杀了，谁给皇帝唱戏啊？当然啦，这里的才艺，更多指的是文才、武艺之类。

功，有大功勋者。像姜太公之于周、韩信张良之于汉，都是大功勋，除了皇帝，谁也不敢乱杀。有的时候，皇帝会给这些人家发“免死铁券”，祖祖辈辈都可以享受免死的待遇。当然啦，皇帝真要杀你，直接把免死铁券撕掉，问：“还有吗？”“没了……”“好，杀。”

贵，高官。比如宰相啊三公啊大将军啊之类，廷尉才几品官啊，哪敢动这些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只有靠皇帝亲自动手来动他们。

勤，有大勤劳者。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特别苦劳的就是“勤”。像苏武在塞北放了一辈子羊，虽然没有把匈奴人给放死，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是有苦劳，属于“勤”。

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像曹魏时期已经退位的山阳公，也就是前汉献帝；再如《水浒传》里的柴进，柴家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后裔，在宋朝属于国宾，所以享有免死铁券。

很多书里面说这些人是特权阶级，这个词语用得不是太好，会给人误导。这些人享有特权不假，但并非因为多么高贵的血统或崇高的地位。真正算得上特权阶级的，顶多也就是亲与贵两种。用《唐律疏议》的话讲，“八议”的规定是为了“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良法之背后，有一种价值引导与脉脉温情存焉。

闲话少叙，某甲再次被推到了舞台之上、聚光灯下。这次，他所扮演的是一名曹魏选曹郎，负责人事工作。他的搭档，当然就是张三。有一天，某甲和张三一起职务犯罪。当时的皇帝，正是以执法严厉著称的曹叡。曹叡勃然大怒，决定好好整治一下这两个倒霉孩子。张三吓坏了，给某甲出馊主意：“某甲，你们家祖上立过大功勋，在‘八议’之列，要不你把主要罪责都承担过去，如何？”某甲为兄弟两肋插刀，一口应承。

廷尉听说某甲在“八议”的“议功”之列，不敢妄自裁断，上奏曹叡。曹叡启动集议程序，让大臣讨论如何处置某甲。大臣们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一名头脑清醒的大臣问：“敢问皇上，某甲有大功勋的祖上是哪一位？”曹叡想了想，也不知道，把某甲叫来：“你哪个祖上有大功勋？”某甲想了想，也很茫然，便说：“是张三说我祖上有大功勋的。”张三来了，一问，也不知道，只说：“这个案例既然是拿来解释八议的，那估计总得有个人在八议之列吧？”聊公说：“不是啊，我只是看好久没死人了，气氛有点沉闷，所以弄个小案子把某甲整死，让大家高兴高兴。”于是曹叡喝令：某甲欺君罔上，罪加一等，立即处死！某甲哭喊挣扎着被推出斩首。

聊公最后总结道：“好吧，其实这个案例改编自真实案例——许允袁侃职事犯罪案，某甲所扮演的袁侃其实乃是功臣袁涣之子，而他既然扛过了主要罪责，所以许允、袁侃都得到了从轻发落。以上就是八议的讲解。下面我们来看晋律的一项具有特色的规定：准五服以制罪。你又干什么？”

某甲扯着聊公的衣角，阴魂不散：“有没有什么办法整一把张三？”

聊公奸笑：“这样吧，下一个案子你引诱张三做主犯，你做从犯，就可以让张三受刑比你重得多啦！”某甲强忍住内心的欢呼雀跃，蹦蹦跳跳走了。

张三此人，色胆包天，跟邻居某甲的妻子某乙勾搭成奸。某甲戴了绿帽子，本来可以把张三告上法庭，但为了使张三罪孽更加深重，便予以纵容。但某甲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暗地里向张三勒索财物以弥补精神损失。张三有的是钱，当然不在乎，就把某甲当老鸨，出手极其大方。

张三的儿子张小三父亲的兽行极其不满，但他不好骂老爹，只好每天讽刺挖苦辱骂某甲。某甲忍无可忍：就为了整一次张三，我容易嘛我！不仅做了乌龟，还是忍者神龟，头还是绿的！某甲一气之下，就想搬家。张三贪恋某乙的美色，当然不愿意让某甲搬走。他痛恨儿子坏了自己的好事，恶向胆边生，便串通某甲：“月黑杀人夜，咱俩把我儿子做掉如何？”某甲心里大喜：你杀你儿子，我顶多放个风，没问题啊。我做从犯，了不起判个流刑；你是主犯，怎么着也得判个斩立决吧！于是痛快答应。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拍起恐怖片也不奇怪的深夜，张三与某甲合谋，把张小三骗到竹林。张三控制住张小三，用刀砍其脖子与耳根数下，并割断其喉咙，张小三登时毙命。整个过程，某甲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心里不亦乐乎。

县老爷坐堂，问清事实，便开始下判决：“某甲，流刑……”某甲拍手叫好：“没有关系！五刑乃是笞杖徒流死，比流刑更重的唯有死刑了。大老爷，您是打算判张三斩立决还是绞立决啊？”张三垂头丧气，恶狠狠瞪某甲一眼。县老爷皱皱眉头：“肃静！肃静！张三，徒刑……”

张三大喊“哦也”，某甲目瞪口呆：主犯判得比从犯轻，天理何在？

“Cut！”聊公从镜头外切入，拿起话筒对全场观众说：“刚才这个案例改编自清朝《刑案汇览》的‘父为通奸杀子案’。为什么某甲比张三判得要重呢？这就必须联系到确立于晋律而一直沿用到清末的‘准五服以治罪’原则了。”（某甲哭喊：聊公你又骗人！）

所谓五服，是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服制。这五等服制，原先是指丧服的款式，后来引申为亲等。从斩衰到缌麻，丧服的款式由粗糙到精致，而亲等则由近到远。这种五服制度，被晋律拿来纳入定罪量刑的考虑因素。简单来讲，可以归纳为两条规律：

第一条规律　尊亲属杀伤卑亲属，服制越重，处刑越轻，服制越轻，处刑越重。

第二条规律　卑亲属杀伤尊亲属，服制越重，处刑越重，服制越轻，处刑越轻。

“怎么样？非常合理吧？”张斐笑眯眯。

聊公、某甲齐声高喊：“不合理！不平等！无人权！”聊公看看某甲：“你怎么还没有去服流刑？”某甲：“哦。”于是哭哭啼啼被衙役董超薛霸二人押送上路。

张斐：“怎么不合理了？”

聊公：“人生而平等，为什么尊亲属与卑亲属适用的量刑原则却是相反的？”

张斐：“人生而不平等，唯有在法律面前才是平等的。倘若尊卑亲属完全做到结果上的平等，这种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反而是最大的不平等！”

聊公：“为啥？”

张斐：“比如，你要是做错了事情，你爸打你一个巴掌和你叔叔的舅舅的弟弟打你一个巴掌，哪一个你比较不服？”

聊公愤愤道：“后者。那厮谁啊，就打我一个巴掌？”

张斐：“对。如果这两种情况都要处刑的话，那爸爸处的刑相对较轻，而叔叔的舅舅的弟弟处的刑相对较重。这就叫尊亲属杀伤卑亲属，服制越重，处刑越轻，服制越轻，处刑越重。”

聊公：“哦！咦？奇怪啊，为什么我明明最反对的这种不平等，却成为了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时的第一反应呢？我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啊。”

张斐：“儒家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儒家所挖掘的，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朴素情感，将这种情感条理化、理论化，推而广之、化而用之，便成为了一整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挖掘与依靠的，正是人内心深处的朴素情感与人之所以为人的共通因素，这就是法治所依靠的资源。”

聊公：“哦！西人有云：‘法律不能被信仰，则将形同虚设。’原来东西方此心同、此理同啊。”

张斐：“儒学不空谈信仰，只于日常行用之中窥见天命人性，相较西学更为深切著明。回头再看张三、某甲杀害张小三案，张三因为是张小三最亲的亲属，所以量刑便轻得多；而某甲虽然是从犯，但与张小三无亲无故，所以判刑比张三要重。反之，倘若是张小三胆敢谋杀父亲，或者说胆敢殴打父亲，那必是死罪无疑。这就叫‘卑亲属杀伤尊亲属，服制越重，处刑越重’。”

聊公点头：“无论是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还是追求平等的今天，父亲打儿子一个嘴巴不是新闻，儿子打父亲一个嘴巴才是新闻。这并非儒家一家之言，而是人类的共同情感。不过这些都只是静态之制度文本，不知关于动态之法律运作，本朝可有什么创获否？”

张斐与聊公对晤半日，心满意足：“小可乃一区区明法掾，对此不甚了然。不过听说刘颂大人对此颇有深研，聊公可往一见。”

聊公大喜，正要迈步出门，忽然想到了些问题，回头问：“阁下的名字好生耳熟，不知在哪里见过？又不知何处可以拜读阁下的道德文章？”

张斐一笑：“在下有赖《晋书·刑法志》而得以垂名，我与杜预大人为《泰始律》所作的律注，乃是大晋官方唯一认可的律注，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泰始律》又称《张杜律》。不过无论晋律还是律注，都早已经随着历史烟消云散了。”

聊公扼腕痛惜，无法可想，只好权且回去。一日，正在上网，忽然看到2002年的一则旧闻《甘肃发现数万字晋律　填补晋代法律史研究空白》，文中称在玉门某墓葬棺材板上发现了写有五万多字的文字，经初步释读判断为晋律的最后一篇：《诸侯律》及其律注。

地不爱宝而张斐杜预之心血得存，聊公一念及此，额手称庆。

人治法治三层次裁决机制

有一天，聊公上网上到穷极无聊，实在无事可干，在QQ上寻来看去，没有半个好友可聊；又在桌面反复刷新，实在想不到半点事情可做。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件大事未办，“啊呀”一声喊，连滚带爬跌下床来，跣足直奔西晋而去。

刚刚奔到某处府第门口，便听里面传出怨念：“神通日行三万里，聊公何事不重来？”聊公排闼而入：“罪过罪过！某前几天上网上疯了，忘记前来看望，先生莫怪！”

府第之中，正是刘颂，西晋首屈一指的法律人物。

刘颂见到聊公，虽然满腹怨水，心情依然激动：“其实吧，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发展到我这儿，才得到一个完满的解决！”

聊公：“哦，不是早就解决了吗？法治好，人治坏，多简单哪。”

刘颂瞥聊公一眼：“阁下的时代，不是依然有领袖曾高喊‘要人治不要法治’吗？”

聊公脸红：“那是错误的弯路！现在已经矫正了！”

刘颂正色道：“那不是弯路，而是摆荡。称之为弯路，即默认现在所走乃是正轨。但阁下扪心自问，你们走的‘正轨’当真一点问题没有？其实哪有人能真正走上正轨？不过都是像钟摆一样左右摆荡罢了，在这摆荡之中，你能看到中线的位置。”

聊公：“哦。那你是如何解决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的？”

刘颂：“要解决这个关系，首先必须正视‘法’与‘理’或曰‘法’与‘善’的关系。请问，当法与善冲突时，舍谁取谁？”

聊公双目放光：“原来如此！因为你们的封建法典乃是恶法，所以会存在法与善如何抉择的问题；俺们的法律是良法善法，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拒绝回答！”

刘颂仰天长笑：“莫自欺，自欺遭雷劈。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但法律规定则只能有一种。而且，法律乃是从抽象上规定，而当法律遭遇到具体的案件时，不可能完全丝丝入扣。这时候，难免出现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冲突。”

聊公：“哦。那这时候该咋办呢？我认为应该舍法从理！总不能依法缺德吧？”

刘颂：“舍法而从理的话，那作为行为判断终极标准的，便是理而非法了。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这样一来，司法官员便不知何所适从：究竟是守法好呢，还是依理决断好呢？长此以往，相当于人人都有立法权，也就等于没有法律了。”

聊公：“哦，那太可怕了，还是舍理而从法吧。”

刘颂：“舍理而从法，则难免违情背理，舆论非议。”

聊公双手一摊：“那咋办？”

刘颂一阵狂笑：“所以，老夫设计出这套‘人治法治三层次裁决机制’，以最妥善、最完备地解决这个问题！”

聊公大喜过望：“诚望赐教！俺学会了，去教洋人！”

刘颂：“且随我来，我领阁下随文入观。”

第一层次：主者守文

主者，即中下级司法官员。在这一层次，中下级司法官员严格恪守法律条文，用生命来捍卫法律，严禁引用任何法律之外的东西比如道德良心、儒家经典、先帝祖训、断案成例之类作为判决的准据。这样一来，法律的权威与严肃性就可以得到保全。比如这本书前面提到的张释之，即便面对皇帝的淫威（汉文帝痛哭：我哪有淫威啊……）也绝不屈服，用生命捍卫法律的尊严，这就是“主者守文”的典型。

聊公：“这不还是要法治不要人治嘛，这不还是不能解决依法缺德的问题嘛。”

刘颂：“别急，请看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大臣释滞

在这一层次，事无正据，法律不及，则由高级官员依理论当，以疏通情理与法律之间的隔阂。本书前面提到的“春秋决狱”，就是“大臣释滞”的一种手段。

聊公：“哦，这里就有一点人治的味道了。”

刘颂：“不错。人治的优点，在于可以就事论事，从而使得每件事情都得到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但如果人治被愚人、小人所滥用，则会造成比其优点大得多的破坏性，这就是人治受到你们现代人非议的缘故。但是，我将人治的范围和参与人群用制度进行限缩，只有在‘大臣’这一级才可以跳开法律谈法理，这样就可以让‘人治’在制度的框架内发生作用，也就可以最大程度规避其缺陷了。”

聊公点头：“你这想法还真是天马行空。”

刘颂摇头：“错，这绝非天马行空，而是对两汉以来数百年‘集议’的观察、归纳与提炼。两汉的御前议事程序，非常值得借鉴。如果能够由全国修养最好的三公级高官、专业素质最佳的高级司法官以及学问最杰出的学者一起组成的团队来进行这种‘集议’，肯定可以妥善解决疑难案件。而这种解决，也可以成为第一层次主者这一级所遵循的判例。下面是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人主权断

这一层次，像一些非常之断、出法赏罚，则由皇帝权断，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

聊公：“法外用权！破坏法制！”

刘颂：“你不要激动。这里并不是说影响重大的案件要由皇帝来裁决；恰恰相反，是一些与皇帝本人有密切关联的案子，让皇帝来裁决。举个例子吧。”

刘颂与聊公身边忽然风云突变，背景音乐也充满杀伐之音。两人俨然置身于古战场上。远处，一个猥琐男骑着战马一路逃跑，他身后一个将领正在紧紧追杀。猥琐男实在跑不动了，回头对追将说：“嘿，哥们！你咋这么实诚？别追了！咱俩都是好汉，好汉何苦为难好汉？”追将一听有道理，使个眼色，让猥琐男跑了。

场景再度迅速转变，军营之中，追将跪在地上被五花大绑，不满地喊叫：“我对您有救命之恩，如今又主动弃暗投明归降于你，你为何恩将仇报？”猥琐男猥琐地笑：“你身为项羽的臣子，却不为他尽忠，我可不能让大家都来效法你！”说完，把追将推出斩首示众。

刘颂：“以上就是刘邦斩丁公的故事。按照法律，当然应该褒奖丁公；即便按照一般的情理，知恩图报也应该褒奖丁公。但是，第一，这件事情是皇帝的私事，应该由皇帝来权断；第二，这件事情的处置，可以确立一个基本的价值导向，所以只能由皇帝来权断。”

聊公：“哦。但是所谓权断，岂非权大于法？”

刘颂大笑：“非也。权断之权，非权力之权，乃权宜之计的意思，不可为永制。所以皇帝处决的这类案件，是纯粹的就事论事，最彻底的人治，不能对以后的相似案例产生指导作用，更不能被汇编为具有立法意义的判例。”

聊公：“哦！你这个三层次裁决机制太牛了。晋律既如此完善，你又有这么牛叉的司法理论，想必大晋当可国祚绵长！”

刘颂听闻此言，低头不语。良久，长叹口气：“评估中国之法治，从来不当看其制度与理论如何表达，而当观其实际运作如何实践。总而言之，有治人无治法啊！”

聊公猛然警醒，茫然无措，举目望向洛阳的天空。西晋八王之乱已近尾声，无边血色弥漫空中，不知是夕阳的落晖抑或平民的流血。此消彼长，南方已然暗无天日，北方的势力却在草原上悄然崛起。

礼失求诸野。中华法系的未来，也许恰在那里。

脱胡入汉《北魏律》

旧史上有个词叫“五胡乱华”，对于鲜卑被抛弃在平城的那批贵族来讲，应该改成“华乱五胡”才对。

秦吸取了周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封建制而行郡县，结果二世而亡；西晋吸取了曹魏灭亡的教训，大封宗室子弟，大面积恢复封建制，结果享年五十一岁，其中还有一半以上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封建还是郡县？这仿佛是一个容不得人们思考的老问题。

西晋被匈奴人消灭，司马皇族的一支衣冠南渡，建立东晋，此后依次建立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几乎与东晋同时期，北方先后存在了十多个异族或汉族的政权，史称北朝。

南北朝的许多政权与地区，都在继续沿用晋律。而真正作出重大改变的，首推北魏。

北魏，由鲜卑拓跋氏建立，是一个来自马背上的草原帝国。这在鲜卑老人们看来，简直天经地义。汉人的礼乐文明，都只会让人昏昏欲睡；汉人的城郭宫室，都只会让人耽于淫乐；汉人的诗酒花茶，都只会让人不思进取。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才是鲜卑人的生活，这才是鲜卑人的风俗，这才是鲜卑人的法度！可是，眼下这位年轻的皇帝，即将带领整个民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鲜卑的遗老遗少们反抗着，叹息着，仿佛面临世界末日。

真正面临世界末日般考验的，是拓跋宏，北魏现任皇帝，年仅二十四岁。拓跋宏五岁登基，政权一直掌握在太皇太后手中。老太太推行着平稳的政治统治，世人万万没有料到，风平浪静之下竟是暗流汹涌——小皇帝在这期间，早已经倾心汉化了。

拓跋宏完全想不通，既然在高级的汉文化面前，鲜卑族不用说文化了，就连文明都谈不上，为什么那些老头子们还要顽固地抱残守缺！甚而至于，他们居然宁可居住在帐篷里面，也不愿意住安逸豪华的宫室！拓跋宏的想法非常简单：哪种文化优秀，就学习哪种文化。拓跋宏决心全面汉化。但他首先要把势力强大的顽固派们甩得远远的。

拓跋宏想到了一条妙计，一条可以充分利用消费者心理学的妙计：比如卖衣服，如果你想把这件衣服卖出100元，那你一定要开价150元。开价100元，消费者第一个反应是还价到70元；开价150元，消费者第一个反应是还价到100元。

所以，拓跋宏决定开价150元。他向国内宣布，要南征南齐。战争乃国之大事，岂能儿戏？鲜卑贵族们苦苦劝谏，拓跋宏一概不听，执意南行。鲜卑贵族们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了这个苦？一路哭爹喊娘。行进到洛阳附近，拓跋宏故意放慢行军速度。这时候大伙儿一起哀告求皇上驻足莫前。

年轻的拓跋宏调皮地笑笑：“那要不就留在这儿吧？迁都洛阳，如何？”

鲜卑贵族们现在只要能不南征，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于是纷纷同意。北魏的政治中心，便由象征保守的平城搬迁到汉、魏、晋以来汉文化的中心洛阳。迁都洛阳之后，拓跋宏如鱼得水，趁热打铁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汉姓为鲜卑姓、禁止同族通婚、改革礼乐刑法等等。

改革官制，模仿的蓝图当然是中原王朝的官制。禁止胡语，当然要学说汉语；禁止胡服，当然要穿汉服。聊公见此情景，心生感慨：风水轮流转，中国强大之时，胡族学汉语；中国自信不足之时，汉族学洋文、穿洋装。至于禁止同族通婚，当然是学习中国“附远厚别”的古义，为了促进民族融合。

拓跋宏身先士卒，毅然改汉姓为元。元宏认为：“应该将鲜卑族重新清洗一遍！”为此，他请了众多汉族的宿儒担任太子的家庭教师。汉化要从娃娃抓起。

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地域上综合河西、中原、江左三地儒学文化，在时间轴上融汇汉律、曹魏律、晋律以及南朝律令几大律系的《北魏律》正式出台。法律史上如此重大之盛事，聊公自然不能错过，亲自登门拜访元宏。

元宏双眼通红，表情刚毅，拒绝接见任何人。聊公蹑手蹑脚进入宫殿，见到了元宏：“皇上，您这是？”

元宏语气冰冷，仿佛在说别人家的事情：“太子死了。”

聊公大惊失色：“啊？怎么死的？”

元宏冷冷道：“赐死。”

原来，太子坚决反对汉化，怀念鲜卑族简单落后而快乐的生活，所以曾经私自离开洛阳，逃回平城参与叛乱。元宏勃然大怒，将太子活捉，打得死去活来，从此幽禁起来。再后来，元宏索性将太子赐死，以表明改革之决心。

聊公得知前因后果，长叹一声：“阁下真千古第一忍人也！”

元宏抬起头来：“要改革，不流血怎么行？不忍怎么行？”

聊公反问：“为什么要改革？”

元宏：“不改革，鲜卑族如何能称雄？”

聊公反驳：“鲜卑族之崛起，早在改革之前吧？”

元宏一愣，继续辩解：“不改革，则不能先进啊。汉文化远远优于鲜卑文化，当然要改革。”

聊公：“文化，只有最合适的，没有最优秀的。你完全脱离一个文化传统，而倾心投入另一个文化传统，无论是否成功，结局都将是个悲剧。我看你的帝国之内，鲜卑人没有以前在草原上的那种活力与野性，没有那种生气勃勃，没有无忧无虑的快乐了。这是你牺牲自我换取先进的结果吗？”

元宏不再说话。

聊公也不再打扰元宏，转身告辞。忽然想到些什么，回眸一笑：“你的‘汉化’，也许对鲜卑族未必是件好事，因为鲜卑族正在慢慢从历史上消失；不过你的‘化汉’，对于华夏民族倒是一件好事。”

“化汉？”

聊公回转头来，迈步出宫：“不要以为你仅仅改造了鲜卑，你也改造了汉人。《北魏律》，也许是你脱胡入汉的最大成果，也是鲜卑族对中华法系最大的制度贡献吧！”

公元495年，由北魏孝文帝元宏亲自主持、律学专家常景等着手制定的《北魏律》撰成颁布。《北魏律》共计二十篇，是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具有重大突破的律典，具体内容下一节会讲到。这部律典被后世誉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

公元499年，一生致力于汉化的元宏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以孝文帝改革为分水岭，汉化后的鲜卑人完全丧失了草原民族的性格与勇武。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不久又分别被北齐与北周所取代。北魏正式寿终正寝。

盖棺论未定，功过后人评。元宏生前没有来得及思考的问题，我们是有余暇来替他想明白的。

南北朝的法律世界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法律制度。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又要请出某甲同志啦。

第一个有特色的制度，是《北魏律》里规定的“存留养亲”。

什么叫存留养亲呢？举个例子。比如某甲在外面蓄意杀害了张三（某甲：嘿嘿，终于报仇了！），被官府抓获。按理毫无疑问是个死罪，但是官府派人到某甲家里一调查，某甲的爸爸老某甲已经七十多岁了，并且只有某甲这么一个独子，除此之外家里再也没有男性成年家属。那么官府就可以奏请皇上法外开恩。

皇上接到司法官的奏请，查明事实，一般就免除某甲的死罪，让他回家赡养老父亲，为老某甲养老送终。在这过程中，估计官府也是要对某甲监视居住的，不会允许他随便乱跑。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老某甲死后，官府才对某甲实施流刑。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让当时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政府减轻养老压力，做到儒家所提倡的“老有所养”，另一方面也是对孝道的一种制度提倡。可以想见，某甲被免除死罪之后，一定会尽心竭力赡养老某甲，每天好吃好喝供着，烧香拜佛求老某甲晚一点归天。假如老某甲活上那么两百岁，某甲就可以连后面的流刑也一块儿免啦。

这种“存留养亲”的制度一直被保留下来，沿用到清朝，在当时叫“留养承嗣”。清朝实行秋审制度，在秋审的时候把全国的死刑犯分为实、缓、矜、留四本，分别处理，后面会详细解释。其中的“留”，就是指留养承嗣。清朝有一个案子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山西人某甲殴伤张三致死，按律应判死刑。审理后发现，某甲的母亲老某乙已经七十一岁高寿，适用留养承嗣。但是进一步调查，才知道：老某乙年轻时候风流成性，人称“气死金莲”。某甲并非老某乙的婚生子，而是其通奸所生。

山西司犯了难，向刑部请示：“这种情况，能不能留养承嗣啊？”

刑部查阅历年的案例，发现此前有过两个涉及私生子是否留养承嗣的判例，一个不准，一个准。刑部经过商酌，批复：“根据‘援近例不援远例’与‘哀矜’原则，准予留养承嗣。今后类似案例，一律参照本批复执行。”

第二个有特色的制度，是《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里面的重罪，历朝历代都有过相关规定，比如不孝，传说早在夏朝就已经确立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但是，直到《北齐律》才正式提炼出这“重罪十条”，分别是：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这个提炼，是立法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在《名例律》中直接规定此十条重罪不适用八议论赎等各种特权，不得减免罪刑，不享受赦免，这也是前面所说的一种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重罪十条，在后世经过修订，被隋律、唐律所沿袭，称之为“十恶”，沿用到清末。这就是我们俗语中说的“十恶不赦”的来源。下面联系《唐律疏议》的规定逐个解释一下重罪十条。

1．反逆，即唐律中的（下略）谋反。某甲看秦始皇做皇帝，心里不服，怀揣督亢地图内藏匕首，图穷匕见，刺杀秦皇，这就是谋反。或者某甲自己黄袍加身，后来被抓了，这也叫谋反；如果某甲黄袍加身，成功了，这叫革命。

2．大逆，即谋大逆。某甲看祭祀汉高祖的高庙里有宝贝，去偷来了，这就是谋大逆。如果是玩鬼吹灯盗墓，得看盗的是哪一朝的墓：前朝，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本朝，谋大逆。

3．叛，即谋叛。某甲看宋朝没前途，索性自己搞吧！于是自称“呼保义及时雨”，上水泊梁山拉了一票人替天行道，这就是叛。或者某甲看宋朝没前途，投降了金国，这也是叛。

4．降，也是后来的谋叛。某甲替宋朝打仗，被敌军生擒活捉，五花大绑押送到贼帅面前。贼帅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某甲让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某甲大义凛然：“无面还京，愿赐早死！”贼帅道：“将军何出此言？我看将军深明大义，倘蒙不弃，愿共倡大义！”某甲长叹一声，归降敌军。主动谋叛叫“叛”，被俘而降叫“降”。

5．恶逆。某甲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害尊亲属，都属于恶逆。

6．不道。分为三种情况：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某甲对张三怀恨在心，寻仇上门，把张三一家三口全部灭门，这是不道；碎尸，某甲把张三约出来杀死，然后细细切作臊子，拿荷叶包包好了卖给鲁提辖；蛊毒厌魅，某甲找苗民学了一种蛊，下在张三身上使张三慢慢腐烂，或者买个巫蛊娃娃在上面写上“张三”，每天拿大头针扎，这都是不道。

7．不敬，即大不敬。也分三种情况：偷皇上的东西，某甲跟武林同道们打赌，三盗皇帝的御宝九龙杯；给皇上吃、用的东西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比如某甲身为御厨，拿螃蟹炖柿子给皇上吃，食物相克中毒了，也是大不敬；对皇帝不尊重，比如某甲指着来送圣旨的使者大骂“死太监”。

8．不孝。某甲被爸爸老某甲打了一顿，怀恨在心，去官府告老某甲侵犯人权，不孝。某甲没办法，只好私力救济，辱骂老某甲，不孝。某甲一天只给老某甲吃一顿饭，不孝。某甲心想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跟你分家，我搬出去住！不孝。某甲大怒，跟人说：我老爸死了。不孝。老某甲终于死了，某甲得到死讯如释重负，一点哀伤之色都没有，不孝。某甲不给老某甲办丧事，不孝。某甲在给老某甲服丧期间，娶了一房姨太太，不孝。某甲在给老某甲服丧期间出去看周杰伦演唱会，不孝。

9．不义。某甲杀害地方行政长官，杀害老师，都属于不义。某甲死了，老婆某乙把某甲给他爹服丧期间干的烂事儿也全干一遍，都属于不义。

10．终于到第十个啦，也是最刺激的一个：内乱。内乱，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乱伦。什么？你问啥叫乱伦？小学生请自觉绕路。

后来的《唐律疏议》把“叛”、“降”合并，增加“不睦”，就是传说中“十恶不赦”的“十恶”了。

第三个有特色的制度，是《北魏律》确立的新的五刑制度。

前面咱们讲过，蚩尤发明的五刑是劓、刵、椓、黥、杀。后来三代时期被改造为墨、劓、膑、宫、大辟。这两套五刑，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以毁伤人身体发肤的肉刑为主。

秦汉没有系统的五刑制度，到曹魏《新律》，依据“古义”重新确立了死、髡、完、作、赎的新五刑。虽然“托古”为五，但却“改制”而变肉刑为毛发劳役刑为主。

《北魏律》集魏晋以来立法之大成，确立了死、流、徒、杖、鞭的五刑。汉文帝时期实行刑罚改革，废除肉刑之后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死刑太重而生刑太轻、刑等之间严重跳位断档，由于流刑被立为正刑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后世的隋唐律，把鞭刑改为笞刑，从而一直沿用到清末。今天的刑法，正刑仍然是五种：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可以说是一个更新版的“五刑”。为什么刑罚必须是五种呢？在古代来讲，一、三、五、七、九是阳数，五是阳数之正中。而杀人是阴气很重的事情，要用阳中之五来克制阴气。

第四个有特色的制度，法律职业化。

曹魏时期的卫觊有句名言：“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用一句西方法学家的名言来表述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群法学家制定的法典，是由这个国家素质最低下的一批人来负责执行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卫觊提出要实现法律职业化，办法就是在廷尉之下设立“律博士”。律博士，专门负责培养司法官员。这个职位从曹魏到宋，沿用不替，直到元朝才被废除。

北齐时期，除了沿袭历代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又把负责审判的廷尉改为大理寺外，还在尚书台之下设立了专门主管司法行政、兼理审判的机关：都官尚书。都官尚书在隋唐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刑部尚书。至此，中国当代三大法司都有了古代的对应物：最高人民法院—大理寺，最高人民检察院—御史台，司法部—刑部。

第五个有特色的制度，刑讯的规范化。

口供在古代是“证据之王”，即便有了充分的证据，但如果得不到犯人的口供，也很难定罪判刑。无论中西，皆是如此。所以，套取口供的方式，也就是刑讯逼供，就成了司法侦查的重要环节。

秦汉时期，已经有对刑讯的限制，但并没有可供执行的细则。南朝的陈，出台了两项对刑讯加以限制的规定。

某甲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官府捉拿。县老爷大喝一声：“你既然死活不招，休怪本县无情！测立！”某甲正莫名其妙，早被王朝马汉拖到门外。只见门外有一圆滚滚滑溜溜的小土包。王朝马汉先将某甲摁倒在地，打了三十大板，然后架起，戴上手铐脚镣，让他站在土包之上。某甲刚挨了一顿毒打，身体虚弱，这小土包的顶部又实在狭小，浑身的重量都吃在两个脚底板上，实在吃不消。

站了约摸一小时三刻钟的光景，某甲已经脚软筋麻，去了半条性命了，王朝马汉这才将他架下土包，丢进大牢。

深夜，聊公夜探监狱。某甲见了聊公，仿佛见了救星：“聊公！救命啊！我真的是冤枉的啊！”聊公宽慰某甲：“我也知道，但是剧情需要，你且吃几日苦。南陈的刑讯已经规范化了。这种测立之法，每次让你站上去之前先打三十大板，每天顶多站两次，每次不超过一小时三刻钟。并且每十天都只能逢三、逢七刑讯。你只要熬过五次，就不得再对你刑讯啦。”某甲坚毅地点点头。

果然，断断续续挨满一百五十大板之后，县老爷只好将某甲无罪释放。

上面一种是疲劳刑讯法，还有一种南梁的饥饿刑讯法。犯罪嫌疑人某甲被抓起来关着，不给他吃饭。饿到第三天，某甲已经眼冒金星，官府通知某甲家属聊公前来送饭。送饭也有规格：稀粥八两。某甲狼吞虎咽喝完粥，感觉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胃部渐渐恢复了知觉，更加强烈的饥饿感一阵阵袭来，官府继续让某甲饿着。但是这种饥饿刑讯法，不能超过十天。

虽然刑讯在制度上的真正禁止与废除最起码要到清末，但在南北朝已经有了规范化，使得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也见到了一线制度的光明。

除此之外，死刑奏报制度现在也开始实行：各地的死刑案件，必须上报中央，由皇帝进行书面审核；会审制度开始萌芽：南陈每年三月由众多中央高官共同审理囚犯；直诉制度开始形成：朝廷门外设立“登闻鼓”，有重大冤情者可以直接击鼓鸣冤……

这些制度虽然都还处于草创时期，也都还很简陋，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这些制度也都使得一般司法官员不敢任意妄为而有所忌惮，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百姓甚至于罪犯的人权。

中世纪，在欧洲象征着分裂、黑死病、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在中国也同样象征着大分裂、杀戮和动荡。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类的理性始终成为映照黑暗天幕的启明星，而人类的法律也始终都在蹒跚前行。

借唐德刚先生的话而言，这时候人类的大船已经驶入了“历史的三峡”，千回百转，风险浪急，茫无头绪找不到出路。聊公站在船头，心情却并没有一丝沉郁。因为聊公明白，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

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七　唐宋：百　川归海的中华法系

隋律兴亡纪实

南北朝后期，北周吞并北齐。北周末代皇帝又把皇位禅让给了外公杨坚，北朝结束，隋朝建立。杨坚任命次子杨广为南征军的总司令，统率大军南下消灭了南陈，分裂战乱了三百多年的天下重归统一。

我们的叙事，就从这里开始。

开皇元年与开皇三年，杨坚两次命大臣制定、修订刑律，是为《开皇律》。但奇怪的是，隋朝继承的是北周的法统，却以敌国北齐的《北齐律》为立法蓝本。聊公非常纳闷，掐个乘风诀来到杨坚处当面质问：“你怎么数典忘祖！”

杨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聊公：“你继承的是北周的正统，却使用敌国北齐的伪法统，是何居心？”

杨坚：“哪个好就用哪个啊。北周的《大律》那么失败，我当然用《北齐律》。”

聊公：“哦。”

杨坚乘胜追击：“你被谁洗脑了问出这么低幼的问题来？”

聊公面红耳赤：“不好意思，闪人先。”

《开皇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著名法律，远绍秦汉、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立法技术之大成。《开皇律》的主要内容，说起来其实也没啥新鲜的，有这么几条：

第一，完善十二篇律典体例。这是抄的《北齐律》。《北齐律》首篇为《名例律》，《名例律》作为律典第一篇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朝。同时，《北齐律》确立了十二篇的律典体例，也被唐宋所沿袭继承。

第二，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耳熟吧？这是抄的《北魏律》，不过把鞭刑改为笞刑而已。

第三，改造“重罪十条”，定“十恶”。耳熟吧？这还是抄的《北齐律》。

第四，沿袭了八议、官当、赎罪刑等等制度。这是杂抄的曹魏《新律》、《晋律》、《北魏律》、《陈律》等等。

聊公再次愤愤不平，穿越到隋朝：“一部东拼西凑、抄来抄去的法律，凭什么享有这么高的地位？你就不能自己多点儿创新？”

杨坚大吃一惊：“创新？法贵恒，怎么能随便创新？圣人之大经大法，历久弥新，何必我代大匠斫？我所能做的，就是什么制度好就把什么制度吸收过来啊。”

聊公：“哦。”言罢落荒而逃抱头鼠窜。

杨坚问左右：“刚才那厮谁啊？怎么连续两次莫名其妙出现在此深宫之中？”

左右：“不知道。”

杨坚执法，非常严格，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他的三儿子杨俊奢侈无度，杨坚罢免杨俊的一切职务，让他闭门思过。大臣们劝谏说：“奢侈一点儿，于理可容。”杨坚说：“法不可违。”大臣又劝：“杨俊毕竟是皇子，您就网开一面嘛。”杨坚忿然：“朕有五个儿子，照你的意思，咱们是不是另外制定一套《天子儿律》？”

某甲：“隋朝的法制这么好？”

聊公：“那当然了，要不怎么叫‘开皇之治’呢！”

某甲：“要不，我这回再客串一把呗。”

聊公：“好啊。”某甲欢乐地穿越到隋朝去了。咱们接着往下讲。

无论何种制度的政权，第一任领导人的示范作用，对后来的继任者都是影响深远的。制度终归是纸面的死东西，唯有通过人事的不断重复，才能真正具有现实的拘束力。所以如果杨坚能够坚持守法至死，那么也许隋朝也就不会二世而亡了。遗憾的是，杨坚晚年开始自坏《开皇律》。

比如，杨坚接到报告，合川的粮仓少了一批粮食。杨坚派人下去一查，是管仓库的某甲偷的，按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杨坚勃然大怒：“把某甲斩首！把某甲全家罚没为奴隶，拿到市场上卖掉！卖到的钱换成粮食放回仓库！”

某甲重新投胎当小官儿，吸取了教训，决心廉洁自持。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没带钱包，就拿了单位的一个铜板去搭公交车，后来忘记还了。某日，某甲拿单位一个铜板的事情被告发，杨坚勃然大怒，下令把某甲处死。

某甲投胎做老百姓，听说老百姓偷一个小钱也要处以弃市（拉到菜市口杀头）之刑罚，简直感到没有了活路。绝望之下的某甲，决定铤而走险。他趁某个官员下班回家，把这名官员绑架。

聊公紧急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被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警察拿着喇叭大声喊：“你已经被包围了，请不要心存侥幸……”谈判专家柔声细语：“Hey！Take it easy！”聊公连忙使出一个野马分鬃式，一路冲到包围圈最里面，只见某甲红着眼睛梗着脖子，用刀架在该官员脖子上。那个官员满脸惊恐，面如土色。

聊公情急之下大声喊：“某甲，你别冲动！你要多少钱？我帮你给皇上传话！我们给你准备直升飞机！”

某甲用嘶哑而哽咽的嗓音大声吼叫，这段话后来被记录在《资治通鉴》里面：

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尔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尔不为我以闻。吾更来，尔属无类矣！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我是为天底下被冤枉之人而来！你替我告诉皇帝：自古以来的立法，没有听说过偷一个钱就处死刑的！你不替我转告，我就彻底反社会！你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聊公把这话传达给杨坚，杨坚默然。良久，他一声长叹：“废除此法吧。”

盗一钱弃市法虽然被废除，但是隋朝的法制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杨坚死后，杨广即位。杨广毫无疑问是个天才，他年纪轻轻就统兵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军事伟业；他上台之后创制并推行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造，成为后来英国文官考选制度的渊源；他开凿的大运河，直到今天仍是贯通南北的水道枢纽；他是杰出的诗人，写出过“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好句子，被秦少游所抄袭……

同时，杨广还是一位法律天才。他敏锐地认识到了他父亲杨坚晚年法治的弊端，于是重修《大业律》。在《大业律》中，废除了“十恶”的条目，另有两百多条罪名，处刑要远远轻于《开皇律》。

但你千万不要误以为，一个开明盛世即将到来。还是那句老话，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有治人无治法。

《大业律》的制定，似乎就是用来违反的。杨广本人，几乎从来没有依照他所制定的律典来行事。首先，杨广规定：犯盗窃以上罪的，一律处斩，无须上奏。其次，杨广恢复了早已经被法制文明所淘汰的各种酷刑，比如车裂、枭首、焚尸、磔尸等等，并且发明了夷九族的刑罚。

有一次，兵部侍郎某甲叛逃高丽，被高丽遣返。杨广把某甲绑在柱子上，让文武百官用弓箭射击某甲，然后把某甲的肉一片一片碎割了分发给大伙儿吃。吃剩下的残余肢体，放进大锅里煮熟，再用火烧成灰，最后随风飘扬……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聊公长叹一声，放下《隋书》，望向窗外。窗外，某甲的尸灰正在一点点随风飘散，一个曾经强极一时的王朝也终于灰飞烟灭。

三省六部制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后太原留守李渊一族胜出，建立了大唐王朝。在此期间，聊公免费观赏了一出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隋唐英雄传》。唐朝建立之后，像中国古代史上其他一切头脑正常的王朝一样，不因人而废言，继承了万恶的隋朝一项非常伟大的制度——三省六部制。

什么叫三省六部制呢？三省，是中央的三个中枢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尚书省之下的六个行政机关：吏、户、礼、兵、刑、工。比如某地发生大规模饥荒，快要饿死人了，怎么拨救灾款项呢？是不是像清宫戏里拍的那样，乾隆皇帝张铁林一吹胡子一瞪眼，随便让太监下一道圣旨，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当然不是。

下面就由某甲领衔主演皇帝（某甲流出了激动的泪花：终于让俺主演一个像话的角色了），聊公客串中书令，张三客串门下侍中，为大家演示一下“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流程。

某甲端坐正中，乐呵呵地傻笑：“笔墨伺候！”没人理睬。

在唐朝，真正有效力的诏书并不是由皇帝本人写的，而是由中书省起草。中书省的官员，分三级：长官叫作中书令，也就是聊公；副长官中书侍郎，手下的小官叫作中书舍人。诏书的起草工作，由哪一级官员来做呢？最低一级的中书舍人。

这是唐朝制度的一个智慧之处：低级官员，位卑职轻，所以无所顾忌，可以畅所欲言。七八个中书舍人，群策群力、各陈己见，按照自己的想法各写一份草案，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个过程，叫作“五花判事”。

草案写出来以后，交给长官过目。聊公身为领导，拿到这些草案，从中挑出一份相对最好的作为底本，然后把其他草案的可取之处采纳进来，博采众长，最后从文辞上修饰润色，成为一份相对完善的草案定本，交给皇上某甲。某甲终于有了出场的机会，欢欣鼓舞，用红笔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一个字：“敕”。这个步骤叫作“画敕”。皇上某甲的全部表演，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某甲画完敕，把这个诏书下发给门下省。

门下侍中张三拿到诏书，交给手下的给事中们，进行第二步的审核工作。如果觉得可以，就让张三“啪”的一声，盖上一个门下省的大公章，诏书就算通过；如果觉得不行，拿笔涂改，还给某甲。这个过程，叫作“涂归”。门下省的这项权力，叫作“封驳权”。

某甲拿到被发还的诏书，大发雷霆、滥施淫威：“朕金口玉言，居然还有人胆敢抗旨不遵？来人哪，把张三拉出去砍了！慢着！张三本人凌迟，其他人诛九族！”聊公鄙视某甲：“你以为这是在落后的西方吗？君主哪有这么大的权力？你赶紧把诏书还给我们中书省吧，别做白日梦了！”某甲没有办法，把诏书递给聊公。

聊公拿回中书省，重新修改，然后再交给张三。门下省拿到诏书，审核通过，下发尚书省执行。救灾主要属于户部的事情，那就由户部尚书来按照诏书所言主持操办。

最后，让我们感谢三位尽心尽职的演员：聊公、张三和某甲。掌声响起，演员鞠躬，灯光大亮，观众散场，谢幕。

某甲急忙喊：“停！以上所说，怎么可能？我看中国古代制度，明明就是专制黑暗，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聊公边忙着给疯狂女粉丝签名，边随口回答：“从制度的应然层面而言，就是如此了。”

某甲撒泼耍赖：“胡扯胡扯！你可能举个例子来说服于我？”

聊公：“好，等下，我合完这张影。茄——子——好了，你要举例子是吧？请看其一。”

案例一：唐德宗想要任用卢杞为饶州刺史，当时担任门下省给事中的袁高，多次封驳诏书，坚决不予通过。唐德宗多方说情，袁高坚决不允。最后唐德宗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某甲抑郁：“还有没有？”

聊公边接过女粉丝的鲜花，边说：“有的是，来个宋朝的吧。请看其二。”

案例二：赵匡胤建立大宋。建德二年，正好赶上三个宰相相继离职。下一个宰相谁来当呢？赵匡胤有意提携赵普。但是按照法理而言，皇上要任命宰相，必须出诏敕，而诏敕必须经过宰相审核通过。但是这时候三个宰相跑光了，没宰相了。这样一来，政府机构缺了一环，光芒万丈的皇帝顿时退化成为一个战斗力只剩下5的渣渣。

赵匡胤无奈之下，问聊公：“咋办？”聊公一摊手：“You ask me，I ask who？”赵匡胤没有办法，只好召集群臣开会商量解决这一非常之事。甲大臣献计：“我有主意！唐朝皇帝有一次下敕，也没有经过宰相审核认可！咱们可以以这个作为先例，那咱们就也不用宰相审核啦！”

聊公瞪他一眼，喝问：“那次下敕，为啥不要宰相审核哉？”甲大臣脸红：“当时甘露政变，前宰相死掉了。”聊公怒斥：“甘露政变，是大乱之时的变通办法；如今大宋升平盛世，哪能采用这种办法？”甲大臣落荒而逃抱头鼠窜。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讨论出一个主意：让开封府尹来临时行使这种审核之权。赵匡胤大喜：“宣开封府尹！”

包拯：“臣包拯候旨！”

赵匡胤吓了一跳：“这非洲人是谁？”

聊公：“老包啊，宋太祖的时代，还没你呢。现任开封府尹是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

赵匡胤疑惑：“宋太宗？怎么，我儿子不是下一任皇帝？我弟弟要夺我的位？”

赵匡义一张老脸青一阵紫一阵：“大哥，您别听他瞎说。来，我给您审核通过。”费了这么大一阵周折，才终于任命赵普为新任宰相。

某甲：“你不要光举正面的例子！我可知道，也有皇帝不依照这个来办事的！你可敢解释一下‘斜封墨敕’，是怎么一回事？”

聊公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大笑：“斜封墨敕乃是例外，例外恰恰反衬了经常。好，咱们就来看看斜封墨敕。”

案例三：唐中宗做皇帝，实在憋不住，想要滥用一下皇帝的权力，随便封几个官儿玩玩。但是他又畏畏缩缩不敢放手去做，于是装诏敕的封袋，不敢用正规的款式来封口，而采用“斜封”；画敕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称为“墨敕”。唐中宗把这个装着诏敕的口袋，偷偷交给执行机关。执行机关拿到口袋，再一看唐中宗，吓了一跳：“皇上，您的脸怎么红成这样？皇上，您左脸上的毛细血管爆了，在渗血呢！”

聊公（画外音）：唐中宗采用“斜封墨敕”的办法，正包含着让属下马虎承认自己权力的意味，也表明了他自己知道这样一种权力并不正规。而且这种方式封的官，当时被人戏称为“斜封官”，为舆论所鄙视。最后，这种方式只能封品级不高的小官，属于皇上自个儿闹着玩。

某甲哭泣：“我要去野蛮落后的西方做皇帝！我要发淫威！”边哭喊边被秦琼、尉迟恭两尊门神给架下去了，留下一路的血迹斑斑。

聊公最后叹息道：“不过再精美的制度，也难以抵挡人治。这就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悲催宿命。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位明星皇帝的演出，看看他是如何用杰出的人治败坏法治的。”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唐太宗李世民，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李世民在任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

相州人李好德，经常说各种神神叨叨的话，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当时科学还不发达，李好德这么乱搞，严重扰乱了社会安定。李世民下令，把李好德下狱治罪。经过严格的司法鉴定程序，有关部门认定李好德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按照唐律，精神病人可以从轻发落或者免罪。大理寺丞张蕴古同志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李好德患有精神病，请皇上斟酌。”李世民一听，既然是精神病人，那就算了吧。

张蕴古得到消息，偷偷跑到监狱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好德。碰巧这两人都是棋迷，一高兴，杀一盘吧！于是在监狱里摆开战阵就开始厮杀。

唐朝的司法监督系统何其了得，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听到此事，立即向李世民禀报：“第一，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是相州刺史，与张蕴古有旧，当初判案的时候没有注意回避；第二，张蕴古包庇李好德，故意说李好德是精神病；第三，他俩居然在监狱下棋！”

李世民得到消息，勃然大怒：“来人哪！把张蕴古拖出去斩了！”于是张蕴古被斩首于长安东市。

某甲激动：“你看你看！皇上明明是可以滥发淫威的嘛！”

聊公：“你闭嘴。李世民成天以人治破坏法治，不是个好东西。”

李世民：“阁下何出此言？”

聊公抿嘴一笑，仪态万千：“张蕴古罪不至死，就你这么一句话，弄死了，这不是破坏法治是什么？”

李世民作痛心疾首状：“朕正后悔这事呢。朕当时在盛怒之下，来不及细想，随口下令处决，居然满朝大臣没有一个劝阻，有关部门亦不复奏，真正岂有此理！”

聊公唾弃：“你自己做错了，怪人家。”

李世民：“阁下冤枉朕了。死刑须三复奏，此乃北魏所定之制度，有隋一代沿袭其制，至我大唐亦不更改，有司当负其责。朕一时性起，决定处张蕴古死刑，此乃朕之权力；有司不复奏，门下不封驳，此乃有司之失职。分工明确，何错之有？”

聊公：“哦。奇怪啊，明明有制度规定，为啥他们不照做？一定是惧怕你的淫威！说！你平时都是怎么滥发淫威的？”

李世民：“不对。这正说明，制度之规定乃是一纸空文，并不成其为真制度。隋炀帝之时，把法制破坏无遗，人主不必守法的心理惯性延续至今，所以如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说话的。所谓制度，必经人事之反复演习，方成为真正之制度。朕这就下令矫正其弊。”

李世民下令：今后但凡处决死刑，刑前必须三复奏。过了一段时间，李世民觉得矫枉必须过正，又下令：人命关天。今后处决死刑，必须在刑前两天复奏一次，刑前一天复奏一次，行刑当天复奏三次，改三复奏为五复奏。

李世民问聊公：“这样一来，你看可算圆满否？”

聊公不屑：“不管复奏一次还是一万次，生杀之大权还不是在你皇帝的手里？司法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的事情，司法不独立，你反复复奏又有何用？”

李世民纳闷：“司法独立？司法怎么能独立？难不成你要刑部尚书、大理寺卿，权力比朕还高不成？”

聊公耐心解释：“不是。但是作为司法机关而言，应该以法律作为最高准则啊。”

李世民摇头：“刑律岂能成为最高准则？这个问题，我们建国之初已经讨论过了。请看。”

李世民刚刚即位，召集群臣讨论立国之本。左派封德彝，是隋朝旧臣，亲眼目睹了在隋文帝、隋炀帝手里刑罚是多么好用，便极力宣称“当以威刑肃天下”；右派魏征极力反对，提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李世民在两派之间，选择了魏征的观点。

李世民总结：“所以，本朝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种模式，岂非胜徒任刑律远哉？”

聊公心中存定了轻视古人的想法，反驳：“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其实等于无法无天。今天引一本经书来决狱，明天引一条礼仪来断案，与无法何异？草菅人命啊！”

李世民哈哈大笑：“春秋决狱在本朝已经基本行不通啦。唐律明确规定，断狱必须引用法律条文，严禁想当然或者引用经典礼仪。本朝设立‘明法科’的考试，相当于你那时候的司法考试吧。你要想干法律这行，必须参加明法科的考试。”

聊公：“哦。那么，党仁弘案又是怎么一回事？”

广州都督党仁弘，是开国的功臣。但他贪污受贿百余万，按律要处死刑。李世民素来器重党仁弘，便跑去对大臣们说：“昨天大理寺复奏请求诛杀党仁弘，朕想赦免此人，特向诸公乞求。”大臣们纳闷：你要赦免就赦免好了，求我们干啥？于是随口说：“哦。”

转过天来，李世民在太极殿召集重臣，郑重其辞地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如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朕想惩罚自己，拿个铺盖在郊外住三天，每天只吃一顿蔬菜，以谢罪于天。”

大臣们一听，吓坏了：皇上这是怎么了？不就是赦免个死囚吗，至于嘛！大伙儿把房玄龄推上去：你劝劝皇上。房玄龄硬着头皮劝：“您身为皇上，本来就掌握生杀大权，杀一个人，赦免一个人，都可以，很随便的。您何苦这样自虐？”

李世民不听，坚持卷了一床铺盖，跑到野外去露营。大臣们苦苦劝谏，从早上求到下午，李世民才勉强答应回宫。

李世民演完这出戏，一边卸妆一边对聊公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聊公点点头：“看出来了，我最烦政治作秀。”

李世民哈哈大笑：“这您可就错了。在制度草创之际，一切工作都还没有上轨道，作秀是必要的。我通过这样夸张的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让刚刚经历隋末大乱的群臣百官包括天下子民们，知道他们手中有哪些权力与权利，知道他们有权拒绝君主随便发出的赦令。三省六部制虽然精致，但是仍然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与反复的演习，才能真正积累和生长为一项成熟的制度。而一旦制度走上正轨，正常运作，这时候再进行政治作秀，那就要不得了。”

聊公沉吟不语，在内心比较着李世民这种大公无私、为形成制度而进行的政治作秀与后世为自我表现而进行的政治作秀，纷乱之余，觉得有些东西渐渐眉目清晰起来。

李世民莞尔一笑：“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大唐王朝真正的法治魅力，不在我这个演员这儿，而在《唐律疏议》与中华法系。阁下不必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赶紧往前赶路要紧。”

聊公闻得此语，如梦方醒，立即拜辞李世民，施展时间穿越之大法，向前疾步而行。李世民的身影，在背后渐趋模糊。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死跑龙套的而已。

一个虚构案例的唐朝命运

经历了一路上的漫游与攀爬，聊公终于领着你来到了东亚法律史的巅峰：《唐律疏议》。

唐高祖李渊曾经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李世民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颁布《贞观律》。到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永徽年间，就《贞观律》稍事修改，又颁布了《永徽律》。这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

当时的科举考试，专设一门“明法科”，相当于今天的司法考试与公务员考试的合体，专门选拔法官。考生们纷纷抱怨没有标准的辅导用书，各个培训机构也各讲各的，跟阅卷组批卷的参考答案相差很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高宗命令长孙无忌、于志宁等重臣广召法律专家，对《永徽律》的律文进行注疏。这一工作，受到当时经学的影响，唐朝也曾经组织经学大师对南北朝以来的经说进行整理，最终确立了《五经正义》，作为官方标准用书。而注疏，正是经学中间最经常用到的注释手法。

长孙无忌们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永徽律疏》，经过唐高宗的批准，颁行天下。一方面，作为考生的标准参考用书，另一方面也作为判案的依据。这部法典，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留下来的法典，后世称为《唐律疏议》。

下面，我们就来近距离观赏一下这部传奇的法典：《唐律疏议》继承了《北齐律》以来的规模，共计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每当要具体讲解法典的时候，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伟大的男一号——某甲！欢迎某甲闪亮登场！

首先必须说明一下，《唐律疏议》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在于它承袭和完善了许多之前我们已经详细讲解过的制度，比如五刑、十恶、八议、准五服以治罪……所以我们挑几个唐律中比较有特色的规定来讲解。

某甲对某乙怀恨已久，听了聊公的撺掇，上龙虎山拜高人为师，修炼了一身好功夫。有一日，某甲找某乙寻仇，一掌击中某乙，某乙惨叫一声，飞出一丈多远，然后拍拍灰尘站起身来，将某甲告到县衙。县老爷令仵作检验某乙伤情，结论是只擦破了点皮肉。某甲心头暗喜之际，只听县老爷一声喝令：“且保辜十日，再作定夺！”

某甲闻听此言，心惊肉跳，连忙目询聊公，聊公曰：“唐朝产生保辜制度，对伤害结果无法确定的，设立一个‘保辜’期限，以手足伤人为十天，以他物伤人二十天，以兵刃及汤火伤人三十天，折跌肢体及破骨五十天。”某甲顿时面如土色。九天之后，某乙内伤发作身亡，县老爷把某甲抓来，判个斩刑，喝令拖出斩首。眼看某甲即将伏法之际，正义之使者聊公一声断喝：“刀下留人！”

众人疾视之，聊公戟指县令：“按唐朝的规定，县衙无权审结徒刑及以上的案子，只能打打板子而已，为的就是审慎。你竟敢公然违背，该当何罪？”

县老爷垂头丧气，吩咐左右：“把某甲押送到州里去吧。”聊公又一声狮子吼：“岂能就此罢休？唐朝规定，应当移送管辖而不移送者，杖一百！”随后不顾县老爷的苦苦哀求，到州里状告县令。县令自另有法制裁，按下不表。

且说某甲被押送到州里，州一级司法只能审结徒刑及以下的案件，流刑、死刑案件须申报大理寺审理，于是复令人将某甲押送大理寺。

大理寺开庭审理某甲以气功殴杀某乙案，大理寺丞一脸狞笑，大喊：“升堂！”某甲望上一瞧，这大理寺丞正是张三，心下暗叫一声“苦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看来此遭凶多吉少！

正在某甲绝望之际，聊公再次挺身而出：“按唐律规定，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有亲属、师生、仇人等关系的，当事人可以提出回避之申请。请问某甲，你可要申请回避？”某甲犹如绝望之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连呼：“要！要！”经有关部门核实，张三与某甲互为仇隙，于是令张三回避，换狄仁杰来审。聊公旁白：“此乃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规定法官回避制度。”

狄仁杰审理案件，认定此为杀人罪，又没有六杀之情形，遂拟某甲为死刑，斩首。聊公曰：“且慢。狄仁杰，我先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六杀’。”狄仁杰说好。

所谓六杀，指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想杀人还没动手，是谋杀；事先没想杀人，一时冲动把人杀了，是故杀；斗殴中把人杀了，斗杀；想杀某甲而杀了某乙，误杀；掺入意外因素致人死亡，比如往楼下扔垃圾高空坠物把人砸死了，过失杀；本来杨康和穆念慈比武相亲，结果杨康把穆念慈活生生打死了，比武中杀人，戏杀。这六种杀人情形，处刑都不一样，由重到轻大致是故杀、误杀、斗杀、戏杀、谋杀、过失杀。某甲不存在以上情形，是典型的杀人罪，所以按律应该判斩刑。

某甲举手：“谋杀这种情形，很难讲啊。我心里想想就算呢，还是要有实际表现？”狄仁杰给某甲普法：“谋杀，一般是指两人以上合谋，两人都招供了，那就构成谋杀；如果是一个人想杀人，那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好了，现在判你斩刑。你有没有同案犯？”某甲摇头。

聊公又喊声“停”，说：“假如有同案犯，则要区分首犯从犯，且要区分从犯是否对杀害结果负实际责任，从而判处不同的处罚。狄仁杰，你继续。”

狄仁杰点点头，又问：“可有造意者？”某甲茫然，问聊公：“啥叫造意者？”聊公曰：“《唐律疏议》有云：‘造意者，谓元谋屠杀，其计已成，身虽不行，仍为首罪，合斩。’”某甲依旧一脸茫然：“俺听不懂。”聊公急了：“就是说，谁给你出的杀某乙这主意！”

某甲恍然大悟：“哦——你。”说罢，用手一指聊公，聊公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虎目含泪，早已被左右衙役控制住了。

狄仁杰判了两人斩刑，又问：“有没有别人知道你要杀人而没有如实报告官府的？”某甲想了想，说：“俺爹老某甲，他不但没有协助司法机关大义灭亲，反而帮着俺逃跑。”狄仁杰说：“那管不着。”聊公曰：“这是中华法系之一大特征，叫作‘容隐’制度。咱们可以详细讲解一下。”

所谓容隐制度，最早来自于《论语》中的一个情景对话，咱们温习一下。

叶公对孔子说：“俺们乡有个正直的人，他老爹偷了只羊，他大义灭亲，勇敢向司法机关举报，从而把他老爹绳之于法。多么正直啊！”

孔子“呸”地吐了口唾沫表示唾弃：“俺们村正直的人不是这样。”

叶公：“那是哪样？”

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时间飞速流转，眨眼到了汉朝。汉朝人有一个非常固执的观念，他们认为孔子所编订的六经，都是在为汉朝人制宪立法。所以汉朝出现了“引经决狱”这样的创举。但凡经文或经义之中与司法沾边儿的条文或理念，都直接被汉朝人采纳入律或者引用来进行司法。以上对话，被汉朝人归纳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行为的，不构成犯罪。这就体现出了国法对于“家”的呵护，使得残酷冰冷的法律与国家机器之下，还有一种脉脉温情得以维系。

这种原则发展到了唐朝，被吸纳入律，成为“同居相为隐”制度。规定内容有三项：第一，同居共财之人、大功以上的近亲属、奴婢与主人之间互相包庇窝藏的，不构成犯罪；第二，小功以下亲属互相包庇窝藏，减一般人三等处罚；第三，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三种犯罪，不适用上面两项规定。

这样一种具体的规定，有效解决了国法与人情之间的冲突与重叠。

狄仁杰瞪了聊公一眼：“你废话真多。此案到此审结，移交刑部复核。且将这两名人犯押下，听候发落。”

聊公大喊一声：“慢着！你可知某甲唐装虽然穿在身，可他却并非中国人？”案情顿时峰回路转，聊公即将运用他高明的法律知识为自己与某甲求得一条生路。

我们曾经天下第一

话说聊公质问狄仁杰：“你可知某甲并非中国人？”

狄仁杰眼睛一亮：“哦？那他是哪国人？”某甲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我是日本人。”狄仁杰点点头：“哦，难怪看不出来。那被杀的某乙呢？”聊公极其神气：“波斯人。”狄仁杰起身离去：“哦，那就没有关系了。退堂。”

在监狱里，聊公给某甲讲解：“唐律有‘化外人相犯’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且是同一个国家的，比如都是日本人，那这个案子就要由我大唐王朝的法官按照日本国的法律来审判。如果双方不是同一个国家的，比如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波斯人，那就仍然按照唐律来审判。这是多么自信和开放的制度设计啊！”某甲问：“那咱俩现在怎么办？”聊公大笑：“这点小事岂能难住我？你先在这儿呆着，我去去便来。”说罢，使个瞬间移动法，来到刑部。

刑部接到大理寺交来的案卷，进行书卷复核，复核之后移交中书门下省详议，最后奏报皇帝批准。但凡死刑案件，都需要经过这样繁琐的程序，这也充分体现了唐律对于死刑案件的慎重，对于生命的珍惜。即便死刑判决已经生效，在执行之前仍然要进行三复奏或者五复奏，这就是前面一节讲唐太宗的时候提到的。另外呢，唐朝对于案件的审理期限也有严格要求。像某甲杀某乙这件案子，大理寺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审理完毕，而刑部必须在二十天内复核完毕。

聊公为大家讲解完这一切，回到监狱，等候发落。这是多么崇高的守法精神啊！这时候，狄仁杰再次开庭。某甲眼泪汪汪来到公堂之上，发现自己的父亲老某甲坐在一边，大惊失色：“爹，你咋也犯罪了？”老某甲颤巍巍地举起拐杖就打某甲。狄仁杰令衙役劝住，道：“这是本朝规定，徒刑以上案子审结之后，须让囚犯及其家属到场，公开宣读对你的定罪量刑。如果你不服，可以提出申诉。”聊公补充：“如果你不服，可以发给你一张‘不理状’，你可以逐级申诉到尚书省甚至皇帝。”

某甲低头伏法：“算了，不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了，俺伏法认罪！”聊公也在一边低头认罪。于是狄仁杰把现场情况登记，让两人签名，做成档案备案，某甲和聊公继续关押。在关押期间，有关部门时不时下来检查一下有没有非法的刑讯逼供啊，法官有没有贪赃枉法啊，有没有判决不引法律正文啊，有没有违反其他有关规定啊，等等。其中，皇帝还偶尔亲自来“虑囚”，即定期或突击检查监狱，直接接受囚犯的喊冤。

总之，由于狄仁杰处理案件的老练稳重，所以并无半点疏漏。最后挑了一个良辰吉日，某甲与聊公均被押赴刑场，处以斩首之刑。

好，以上就是聊公为您现身说法，讲解了一个在唐朝发生的虚构案例。喂！你是谁，为何探头探脑的？

聊公身后跳出一个人来，正是某甲。某甲指着聊公，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头上怎么有个光环？”

聊公气急败坏：“废话，我刚才被处死了。你头上还不是一样有……咦？你头上为什么没有光环？你是不是某甲？”

“某甲”摸摸头，大惑不解：“我不是某甲，我是甲太郎，来自日本。”

聊公大吃一惊：“你的什么的干活？”

甲太郎：“用你们后来的话讲，我就是遣唐使。我奉命来学习了唐朝的法律制度，正要回国呢。”

聊公大喜：“如此甚好，我跟你去日本走一遭。”

在海上漂泊了数日之后，船终于靠岸。聊公来到这异国他乡，却并没有太大异样的感觉。甲太郎给聊公作介绍：“我国自大化元年起革新，次年颁布《近江令》，即由我等遣唐使仿唐《贞观令》而造。”聊公说：“哦，那现在是什么年代？”甲太郎答：“大宝元年。”

聊公扑哧一笑：“你们的年号真搞笑。带俺去见你们天皇唠唠嗑。”甲太郎回禀：“今上年少，我可以带您去见藤原不比等大人。”聊公问：“见见藤原不比就可以了，其他人等就算了。”甲太郎：“藤原不比等乃是一个人名！”聊公满脸通红：“哦，你们的名字忒怪。”

藤原不比等官居右大臣，正在组织大量法律学家与汉学家制定《大宝律令》。见到聊公远道而来，连忙行礼：“％￥#の@★@……”聊公不懂日语，听得一头雾水，只好回礼：“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前来贵国考察。”甲太郎取过一部大书来，给聊公介绍：“这就是俺们国家新制定的《大宝律令》草案，正等着颁布呢。”聊公翻开一看，只见目录曰：“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聊公心下疑惑，翻到封面一看，的确是《大宝律令》，便问：“为啥篇目跟唐律一模一样哉？”

甲太郎满面通红，说：“也有不一样的，您翻开细看。”聊公翻到第一卷《名例律》，只见几个细目：“五刑”、“八虐”、“六议”……聊公问：“别的眼熟，‘八虐’是啥？”甲太郎自豪：“这就是我们的创造了。唐律不是有‘十恶’吗？我们把十恶里的不睦、内乱去掉，就变成了‘八虐’！”聊公再次惊诧：“山寨版唐律？”甲太郎无地自容。聊公得势不饶人，痛打落水狗：“内乱不就是乱伦罪嘛，你们日本为啥要把这么严重的罪行给去掉？”甲太郎怯生生地回答：“因为在俺们这旮乱伦不算犯罪……”

聊公挖苦了一通日本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得到了满足，兴致勃勃跑掉，回来的途中顺带逛了逛高丽。高丽的法典一共七十一条，其中六十九条抄自《唐律疏议》，另外两条抄自唐《狱官令》。聊公顺带把高丽人一顿羞辱，然后一路南下又跑到越南。越南无论李朝的《刑书》还是陈朝的《国朝刑律》，也都与唐律大同小异。至于冲绳列岛的琉球国，当时还没有成文法，要等到清朝乾隆年间才抄袭了《大清律例》，从而有自己的法律。

聊公煮上一壶青梅酒，且斟且饮，把当时的整个世界纳入眼底，但见支离破碎的文明被大片的蛮荒所包围。

在地中海沿岸，盛极一时的西罗马帝国崩溃已久，东罗马帝国苟延残喘。罗马法系在经历了查士丁尼时代的回光返照，编纂完卷帙浩繁的《国法大全》之后再次陷入了沉寂，成为明日黄花；下一次的复兴，还要再等三四百年之久。在欧洲大陆的西北隅，孤零零的英伦三岛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如今四分五裂、诸侯割据，还根本配不上“法系”二字。至于美洲与非洲、澳洲，则余子碌碌，何堪共酒杯？

聊公停杯投箸不能食，将眼光收回东方。在东亚大地之上，一个伟大的法系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浩荡磨砺之后俨然已经成型。从纵向来看，自周公制礼、吕侯制刑而下，《法经》、秦律、汉《九章律》、曹魏《新律》、晋《泰始律》、北魏律、北齐律、隋律，厚积薄发而生《唐律疏议》；横向来看，日本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高丽的律令、越南的《刑书》《国朝刑律》等等，众星拱月，烘托出居于正中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周围，尚有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富特色、高度发达的法律文明，这就是百川归海的中华法系。

世界的暗夜，文明靠中国人维系而不绝如缕。大唐盛世，我们曾经天下第一。

狄仁杰VS来俊臣

聊公的好朋友荷兰人高罗佩，对中国有两大贡献：第一，他在聊公的感染之下，对中国古代的性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写作了《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这样的杰出著作；第二，他把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改写成西方侦探小说《狄公案》，使得狄仁杰这位唐朝福尔摩斯的形象大放异彩，这也是今天风靡一时的《神探狄仁杰》的底本来源。

聊公行走于大唐的暗夜，亲手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探访狄仁杰的真实原型，其实他不但是位传奇神探，而且更是一名官场老手。

狄仁杰从小就拉风不已，以“淡定帝”的名号著称于世。有一次，他家出了个人命案子，官府的人把现场封锁了，录问口供。狄仁杰家大到家长户主、小到佣人保姆，争先恐后地提供不在场证明，替自己辨白。惟独少年狄仁杰，非常淡定地端坐一边，拿着一本经书摇头晃脑地读。

办案的刑警也许是推理片看多了，觉得这少年心理素质如此强悍，估计有鬼，就上前责问：“小鬼！你家里的大人都在积极配合警察破案，你怎么这么淡定？”少年狄仁杰抬起眼睛，轻蔑地瞥了一眼刑警，微微一笑：“我正在和圣贤对话，没有工夫理你们这些俗吏。”

什么叫拉风？这就叫拉风！这种小孩，想不成大器都难！

狄仁杰饱读经书，赴京赶考，凭借着出众的能力在仕途上高歌猛进，先是升迁为并州省高院院长（法曹参军），接着一跃而为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大理丞）。

狄仁杰在担任庭长期间如鱼得水，将他判案断案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年时间判决疑难案件无数，涉案人数一万七千人，几乎平均每天要断十个案子。最难得的是，经狄仁杰手断的案子，从来没有人喊冤上诉。“神探狄仁杰”的名号，就是在此期间家喻户晓。

即便如此，狄仁杰还是差点儿栽在了酷吏界的一代霸主来俊臣的手里。

下面，隆重推出酷吏界霸主——来俊臣。

中国史上的酷吏，可谓层出不穷。从张汤、郅都、江充到明朝的锦衣卫，可算得“江山代有酷吏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但是，要论起实践手段之残酷、理论水准之高超，唐朝的来俊臣绝对可以牢牢稳坐酷吏界的头把交椅。

来俊臣天赋异禀，从而赢得武则天的青睐，任用为侍御史，专门负责诏狱的侦查审理工作。举一个数据来说明来俊臣的残酷：经过他手的案件，前后抄没和夷灭了1000多个家族！有了这样辉煌的业绩，来俊臣也就仕途光明，被破格提升到御史中丞的位置。

一官功成万骨枯，何止万骨！

也许冷冰冰的数据过于抽象，难以直观地显示出来俊臣的残酷，聊公这就把历史的显微镜调高倍数，让您现场近距离目击一下来俊臣的手段。

来俊臣是个刑讯逼供的天才，在他手上发明的刑具和刑讯逼供的手法，几乎超越了前人已有成果的总和，而其残酷程度则远远凌驾了他的前辈们。

来，某甲，出来一下。你别躲，出来，让来大人拿你练练手。

面对某甲杀猪般的嚎叫，来俊臣一边戴上白手套一边安慰他：“来点儿一般的吧，不要紧张。”第一步，把醋灌进某甲的鼻子里；第二步，就地挖掘一个阴冷狭小的地牢，把某甲扔在里面；第三步，让狱卒们朝地牢里拉屎撒尿尽情排泄，并且不让某甲吃饭。

若干天后，当某甲被放出来的时候，早已经蓬头垢面不人不鬼，而且身上的棉衣都被咬破——饥饿到极点的时候吃棉絮时咬破的。

另外，来俊臣制作了十种刑具，分别叫做：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着即臣，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这些刑讯方式，由于过分残酷与不人道，就不拿某甲试验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刑具根本用不上。来俊臣玩的是心理战术。他只需要把这几十种刑具一一排列在犯罪嫌疑人面前，给犯罪嫌疑人进行绘声绘色的解说，犯罪嫌疑人自然就心胆俱裂、不打自招了。

来俊臣之所以能够成为古往今来酷吏界的霸主，可不是手段残酷这么简单，关键在于他还有着极其出色的理论水平，他的理论成果最后集结为《罗织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聊公阅罢《罗织经》，全身颤抖，冷汗迭出；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仰天叹道：“牛叉。”

狄仁杰要面对的对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唐朝第一神探与唐朝第一酷吏，究竟为什么结下梁子呢？

武则天的侄子一心想当太子接姑妈的班，遭到了狄仁杰的强力阻挠。

唐朝有句流行语：想送一个人下地狱，请找来俊臣。武家大侄子收买了来俊臣，让他除掉狄仁杰。这事对来俊臣来讲，再简单不过。他随便捏造了个“谋反”的罪名，把狄仁杰逮捕入狱，打算严刑拷打。没有料到，还没等刑讯逼供呢，狄仁杰就大叫大嚷：“我招！我全招！”说罢，把他所谓“谋反”的罪状一五一十有鼻子有眼地全招了。

来俊臣傻眼了。

原来，唐朝的法律有个规定：谋反罪的罪犯，一问就招的，应当免除死罪。这相当于今天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狄仁杰办案这么多年，对于法律再熟悉不过，于是利用了这个条文的空子，先保住性命再说。

这种区区小伎俩，哪里难得住来俊臣？来俊臣模仿狄仁杰的笔迹，伪造了一份“谢死表”，表示愿意受死刑，跟狄仁杰的口供附在一起，派人呈递给武则天，然后就只等上面的批准，好把狄仁杰开刀问斩。

狄仁杰也不是盖的。他麻痹了来俊臣之后，趁来俊臣放松警惕之际写了封血书，偷偷缝在棉衣里面，然后交给狱卒：“天热了，棉衣穿不着了，交给我家人吧，让他们拆了把棉絮拿出来晒晒。”

狱卒傻头傻脑地把棉衣交给了来探监的狄仁杰的儿子。狄仁杰的儿子拿回家拆开棉衣，看到血书，赶紧连夜上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刚收到来俊臣交上来的谢罪表和认罪口供，正要批准，看到血书大吃一惊，赶紧亲自提审狄仁杰。

当时的监狱，设置在“丽景门”之内，来俊臣得意洋洋地管这监狱叫“例竟门”——竟者，完蛋也。进了这道门，照例要完蛋。如今，狄仁杰大摇大摆走出了“照例完蛋门”，创造了来俊臣主管时期监狱史上的一个奇迹。

神探狄仁杰与酷吏界霸主来俊臣的交锋，至此全胜出线。

武则天提审狄仁杰，问：“这认罪口供不是你写的？”

狄仁杰老实回答：“是我写的。”

武则天奇怪：“那你还翻什么供？”

狄仁杰继续老实回答：“要是当初不认罪，老臣恐怕早就被严刑拷打死了；要是现在不翻供，老臣恐怕就要被陛下亲手处死了。”

武则天一张老脸面红耳赤，继续问：“那你写这谢死表干啥？”

狄仁杰纳闷：“老臣没写啊。”

武则天找来笔迹鉴定专家一鉴定，才知道谢死表乃是伪造的。于是当场恕狄仁杰无罪。狄仁杰到死亡线上逛了一圈，终于从死神的手下捞回了一条老命。

事实再一次证明，尽管《唐律疏议》可谓尽善尽美，但纸面的制度仍然不等于实际的执行。假如说前面虚构的某甲杀某乙案的审判过程是理想中的运作，那么来俊臣陷害狄仁杰案就是实际发生的一个典型案例。一朝宰相尚且如此，屁民的命运可想而知。

有狄仁杰，也有来俊臣，这才是历史，这才是中国古代真实的法律。

此后从忆昔开元全盛日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聊公一直半梦半醒。恍惚之间，日不落的大唐王朝也终于日薄西山，寿终正寝。再往后，梁、唐、晋、汉、周，城头变幻大王旗。聊公依稀见得后晋创设了刺配的刑罚，把一个当街打死老百姓的巡警队长（左街使）脸上刺字以后发配边远地区；聊公又依稀见得不知哪一个政权发明了“凌迟”的刑罚，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千刀万剐”，那现场真比一切恐怖片更可怕，却总是吸引着为数巨大的围观群众。许多消失已久的古老酷刑，譬如决口、剖心、断舌、斫筋、折胫、镬汤、铁床、刳剔、灌鼻、肢解、炮炙、烹蒸等，都一一复活。

《唐律疏议》依旧在，人间不见狄仁杰。黑暗再度降临人间，聊公实在不忍心睁眼看世间的苦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万千黎民一样，期待世运再度向上。

十三岁少女杀人未遂事件

时间进入宋朝。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一幅《清明上河图》充分反映了东京汴梁的昔日梦华。如果你仔细看《清明上河图》，就可以发现虹桥右侧最右端的两个人，分别就是乔装成宋人模样的聊公与某甲。

当时聊公在跟某甲说：“兄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颇觉得对不住你。今日有个美差，想让你走一遭，不知如何？”

某甲：“啥美差？我怎么觉得你又没安好心？”

聊公：“登州某村缺个男一号，你去演吧。”

某甲：“啥剧情？”

聊公：“结婚和洞房的戏。娶一房小媳妇儿，年轻漂亮水灵着呢，而且还有激烈的床戏哦亲～”

某甲狂点头：“我去我去！”两人唠嗑的这当儿，一个叫张择端的家伙在远处画了一幅画，把他们都画了进去，这就是后来的《清明上河图》。

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的一个夏夜，登州某村。某甲醉醺醺地摸进洞房，倒头酣睡。他刚娶了个小媳妇儿阿云，今年才十三岁，还没过门。不过上次两人见过一面，阿云确实长得很漂亮。某甲大喊：“老天开眼啦，聊公不余欺也！”阿云的老娘刚去世不久，阿云还在服丧期间。不过某甲顾不上这些了，他赶紧跟阿云履行当时的结婚手续。某甲幸福地躺在床上，期待着聊公所说的激烈的床戏的到来。

某甲的床头，果然出现了一个纤弱的身影。一道闪电打过，惨白的亮光映照出这个黑影手中拿了一柄利刃。某甲大惊失色，正要说话，这个黑影举起刀来，对着某甲劈头盖脸砍了下去。某甲在床上挣扎折腾，惨叫连连，用手格挡，身上被砍中无数伤痕，鲜血染红了床单。黑影跟疯了似的，连砍几十刀。

某甲实在受不了了，一跃而起，惨叫一声：“聊公！你个挨千刀的！这就是你所说的激烈的床戏吗？！”黑影见某甲如此悍勇，一怔，随即夺门而出落荒而逃。

第二天，司法机关正式介入调查。首先是伤情鉴定：某甲身上受了十多处轻伤，但是有个手指头被砍掉了。其次是现场的勘验：根据现场种种情况来判断，犯罪者应该是女人或小孩。种种嫌疑，最后锁定在了某甲未过门的妻子——阿云的身上。

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是登州知府许遵。许遵派人前来调查阿云，阿云不承认。许遵刚要让人大刑伺候，阿云非常害怕，赶紧一五一十招供了。

原来，阿云的这桩婚事是由双方家长所定，阿云并不知道某甲到底是啥样的一个人。那天，阿云见过某甲之后才发现，某甲面貌极其丑陋，已经到了让人看一眼就吐一次的地步了。阿云非常害怕，心想：要是嫁给这个男的，还不如死了呢，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嫁给他呢？对了，我把他杀了，不就可以不嫁给他了吗？想到这儿，阿云操起一把刀，来到某甲房间，这才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案情其实非常简单，但是本案却堪称大宋王朝第一案。好，考验各位的时候到了。在许遵判决之前，聊公把与本案有关的宋朝相关法律规定罗列如下。您亲自下个判决，看看本案究竟应该怎么判决。

1．谋杀亲夫，属于十恶之中的恶逆，不论是否造成伤害结果，一律斩刑。

2．一般人之间的谋杀，徒三年；造成伤害结果，绞刑。

3．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所因之罪”，指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许遵听罢阿云的招供，长叹一声：苦命的孩子！虽然阿云并没有杀死某甲，砍掉一个手指头也就算个轻伤。但是根据本朝《宋刑统》的规定，首先，妻子谋杀亲夫，属于“十恶”罪，罪在不赦，斩刑；其次，就算阿云与某甲没有夫妻关系，按照法律规定，谋杀罪虽然没有杀死人，但是造成伤害结果的，绞刑。无论如何，看来阿云都难逃一死！

许遵正在长吁短叹之际，法律史达人聊公前来拜访。聊公先神秘兮兮道：“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你上司很看重你的法律才干，有意提拔你去大理寺哦！所以你要好好表现，抓住这个机会为民请命！”许遵眼睛一亮，随即又问：“此案过于棘手，要想让阿云有条活路实在不易。还请聊公指点一二。”

这点小事，当然难不倒聊公，聊公说：“第一，你先把这案子打成普通人之间的杀伤行为，只要不在‘十恶’之列，就好办得多；第二，阿云的自首情节，可以纳入考虑。”许遵茅塞顿开，文思如尿崩，宣布开庭审理。

许遵作出以下判决：

第一，《宋刑统》规定，服丧期间的婚姻无效。阿云在服丧期间被嫁出去，婚姻无效，因此与某甲不存在夫妻关系。本伤害案只是一起普通的伤害案件。

第二，阿云一受讯问，立即招供，构成自首情节。根据《宋刑统》“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的规定，可以免去“所因之罪”，从而减谋杀二等论处。

许遵把初审意见和案件上报，审刑院与大理寺接手本案。案件由地方升级中央。

审刑院与大理寺经过复审，认为阿云谋杀某甲，证据确凿；阿云的招供，不构成自首，也无法适用所谓“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的规定。但是阿云在服丧期间婚嫁，是可以考虑的量刑情节。最后的复审结果是：判阿云绞刑。刑部复核之后，同意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判决，便将这个结果呈递宋神宗。

宋神宗也没有对此结果表示反对，但是下特赦令允许阿云家出钱为阿云赎罪。按理来讲，此案到此可以终结。但是，许遵的折腾，使得本案悄然升级。

阿云被判绞刑，之前在初审中错误适用法律的法官许遵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许遵不服，决定为阿云或者说为自己辩护到底。许遵对大理寺、审刑院的判决提出异议。他的反对理由是：“‘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此乃法律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出于别的原因而造成伤害结果而自首，那么这个‘别的原因’如果也构成犯罪则可以免去这个罪，只就伤害结果论罪。阿云因谋杀而造成伤害，同时她又自首，那么这个‘谋杀’就可以因自首而免罪，只需要按照故杀伤来定罪即可，也就是减谋杀二等论处。”

宋神宗动了恻隐之心，诏令刑部复审。想不到，刑部居然公然对抗神宗皇帝的特赦令，并且指责许遵枉法裁判，要追究相应责任。不得已，宋神宗下了一道敕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这就等于公开支持许遵的意见。

许遵听了聊公的话，为阿云辩护到底，果然被提拔到大理寺工作。但是御史台却不买这个帐。御史台弹劾许遵枉法裁判，不宜担任大理寺的职务，请求神宗罢免许遵。许遵勃然大怒：“我许遵究竟有没有枉法裁判，不是你御史台说了算的。我问心无愧，皇上要是信不过，可以下两制议。”

所谓两制，是指内制翰林学士与外制中书舍人。到这里，案件再一次升格，神宗皇帝下两制议阿云杀夫案。

两制也很快分成了两派。左派王安石，支持许遵；右派司马光，支持刑部。

司马光认为：“杀人未遂造成伤害结果，这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怎么能够拆分成‘谋杀’与‘伤害’两个罪名？所以，‘谋杀’当然不是‘伤害’所因之罪，自然也就无法因为自首而免除。”

王安石反驳：“咱们来看一个具体条文：‘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已伤、已杀分明就是三种独立的情况，为何不能说谋杀是伤、杀之因？”

两边争论不休，宋神宗站在左派一边力挺王安石。但是群情激奋，纷纷要求由两府再议。宋神宗说：“律文甚明，不须再议。”群臣哪肯罢休？于是只好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二府合议的结果，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前后拖了已经有一年时间，这一年整个中央核心的运转中心就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阿云。最后没有办法，宋神宗用敕令再次把案子压下来：按照朕之前颁布的那个敕令来办事。

后来宋神宗死后，王安石倒台，司马光上台，又按照之前的意思予以改判。到这里为止，整个案子才算最终尘埃落定。好，案子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可以号称大宋第一案呢？

阿云案的整个经历，聊公已经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简约，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翻看《宋史·刑法志》等材料。在本案中，论辩双方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法律素养和法理学养，以及宋朝司法制度的高度发达与文明，想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华法系之高度发达，其内核精神并不在于包公和展昭，而在于朝堂之上的这种论议。

枝节虽多，我们仔细一缕，可以发现其实就这么几个。

第一，从律法之争到礼法之争。

本案争论的几个法律细节，一个在于阿云谋杀某甲，究竟算不算妻子谋杀亲夫；一个在于阿云被讯问之时招供，是否算自首以及对于谋杀能否适用自首。对于这几个问题，王安石一派主要纠缠于法律规定，而司马光则直接开始引用条文背后的“礼”的精神。司马光认为，夫乃妻之天，此乃三纲之义。仅仅因为某甲长得丑陋，就随便拔刀砍人，天理何在？对于此点，王安石派只能从条文上反驳，很难伤其实质。

第二，从律敕之争到变法之争。

宋神宗下的敕令，无论刑部还是司马光一派，均不予承认。司马光认为，律乃祖宗成制，不可以敕破律。否则的话，祖宗定的大法都不作数，后面的皇帝随便想一出是一出，把老祖宗的良法美意破光了，那还得了？而王安石则力挺神宗皇帝的敕令，认为“祖宗不足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似乎司马光是严格的法治主义者，更为可取。但是，这两派之所以如此纷争，很大的原因在于对变法的不同意见。当时，王安石正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之下准备变法，而司马光则反对变法。如果敕能破律，那么将来变法的道路就通畅得多；如果敕不能破律，那么变法就是纸上谈兵。

换句话讲，“阿云案”唯一的局外人，就是阿云。

包青天与大宋提刑官

不知道当朝廷之内对阿云案争论不休之际，大家是不是都会想起有宋一代最著名的大法官——包拯呢？

某甲身为“阿云案”的被害人，一直缠身于诉讼之中无法脱身。聊公一人实在穷极无聊，只好胡乱往前穿越个几十年，去找老包玩一玩。聊公来到天长县衙，正要迈步进去，忽然看到张三神色慌张冲进衙门，大喊：“大人，为小的做主啊！”堂上一人，面容端肃，正是县老爷。县老爷问：“何事？”张三回禀：“老爷，小人的牛不知道被谁割了舌头，眼看是活不成了。”

聊公心下暗叹一声：“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最难裁判，估计又是一桩无头公案。”却不想堂上那位县老爷沉吟片刻，说：“你先回去，把牛杀了卖。”张三纳闷，又不敢违抗，说：“哦。”

张三离开，县老爷退堂，聊公连忙迎上：“包大人，别来无恙乎？”县老爷哈哈大笑：“包拯见过聊公。”两人泡了盏茶，边饮边聊。不多时，某甲跑来，贼眉鼠眼对包拯说：“包大人，我看到张三在杀牛呢！本朝禁止农户杀牛，这杀牛可是犯罪啊！”

包拯一声断喝：“你为何断人牛舌又来举报张三杀牛？速速从实招来，否则本县决不宽贷！”某甲见事情败露，大吃一惊，扑通跪倒，砰砰叩头求饶：“大人饶命啊！我全招！”原来，某甲刚刚脱身阿云案，随着聊公一起穿越过来，正好看到仇人张三家的牛，于是顺手割去牛舌以打击报复。包拯遂将某甲收监，张三感恩戴德，连呼青天。

聊公拍手叫好：“包大人此判可谓绝妙。不过大人可知侦控审分离原则？”

包拯莫名其妙。

聊公得意洋洋：“包大人，您一人身兼检察官、法官与公安局长三种角色，既履行侦查职能，又进行审判，您本人所获取的证据，您在审判时当然会对其深信不疑，从而影响您判决的中立性与公正性啊！”

包拯问：“是吗？”

聊公又说：“另外，刚才那个案子的判决固然巧妙，不过证据也太勉强了。如果是某乙来告，那您岂非错判？”

包拯拈须微笑：“不然。杀牛并非大罪，于乡里常有。一般乡邻，互相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岂会检举揭发？只有仇人才会如此。盗割牛舌者，必然时刻关注张三家的情况，一有机会便要借机陷害，当然会自己冒出来了。”

聊公：“哦。总之你这个证据太牵强了。”

包拯：“倘若要严密的证据，那敢问聊公，本案应该如何来判？”

聊公想想，说：“只好存疑了呗。”

包拯摇头：“包拯身为知县，县乃基层政府，所遇大多是这等鸡毛蒜皮之事，如果个个存疑不论、成为无头公案，本县如何立足？百姓又将何所措手足？”

聊公：“此乃不同法律价值之追求。再请问：阁下还有啥牛案子，给我说几个呗。”

包拯：“根据《宋史·包拯传》，好像就这么一个……”

聊公鄙夷：“就这么一个案子，你怎么就名垂千古了呢？”

包拯：“这恐怕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吧。”

很快，包拯被提拔为端州知府。端州盛产端砚，非常名贵，历任知府总会搜刮一大批，进贡朝廷之余用来巴结朝廷权贵。惟独包拯，一方都不曾多取。包拯升迁开封府尹，刚正不阿，严厉打击犯罪。无论权贵或庶民，一旦违法，严惩不贷。京城传诵：“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有宋一代，士大夫勒石为铭、镌碑立传者不计其数，到今天几乎都已漫灭不可识。惟独包拯之口碑，越传越盛，永不止息。附会到包拯名下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清官文化之魅力所在吧？聊公常常这么想。

除了包拯而外，宋朝法律人物在影视剧中最常出现的，大约就是宋慈。聊公找到宋慈的时候，宋慈正在非常认真观察一具尸体。聊公不敢打扰，侍立一旁。良久，宋慈叹气：“此人是被打死后伪装自缢，立即立案侦查吧。”

聊公纳闷：“请问同样吊着的尸体，您怎么知道是自杀还是死后被吊？”

宋慈：“这个好办。真自缢者，绳索所勒出的索沟呈深紫色；死后被吊起来的，索沟呈浅白色。因人死后血液不再流动故。”

聊公点头叹服：“厉害。这样，我再做个现场，您来判断一下。”宋慈说好。

宋慈走后，聊公把某甲招呼过来，用绳子勒死吊起。

宋慈检验之后，说：“这是被勒死的。”聊公大惊：“活着的时候被勒死和自缢而死，都会有深紫色的索沟吧？”

宋慈：“被勒死者，双臂不下垂，即使下垂也不会很直，这跟自缢而死双臂自然下垂差异很大；另外，某甲颈部有指扼痕迹，是挣扎过的表现；某甲双目圆睁，双手不握拳而张开，这都是被勒死的特征。”

聊公拜服得五体投地：“阁下简直是神人啊！”

宋慈：“神人不敢当，我不过是尝试让尸体说话罢了。在我的《洗冤集录》中，记述着各种验尸验伤的方法。”

聊公询问：“您为何投身于验尸验伤这个行当？有这么伟大的能力，去做个法官不好吗？”

宋慈反问：“我是大宋的提点刑狱司，怎么不是法官了？”

聊公脸红：“哦，那请问您端端正正坐在公堂之上审案子多好，为何投身这个行当？”

宋慈长叹一声：“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啊！如果勘验鉴定出了问题，后面的一切审判程序都是白搭。所以某投身于此，立志整理出一套可靠的经验，传之后世。”

聊公点头：“太伟大了。您的《洗冤集录》记录了多少种死法？”

宋慈想了想，说：“这个太多了，比如烧死、毒死、烫死、病死、针灸死、摔死、压死、外物堵塞口鼻闷死、雷震死、虎咬死、蛇虫伤死、酒食醉饱死……不计其数。”

聊公：“哇，这你得接触过多少恶心的东西才能发现这么多死法啊！”

宋慈纠正：“尸体没有什么恶心的。尸体都是冤死的，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物事，我只是在倾听一个冤魂的诉说而已。比如蛆虫，对您而言算恶心了吧？但我可以通过蛆虫在尸体之上的生长发育与啃食尸体的程度，来获取很多信息。从此看来，蛆也是验尸官的好朋友。”

聊公点头：“您能否再介绍一些独门秘技？”

宋慈：“有些伤，没有外在的伤痕，比如皮下出血与骨折出血等。在你们那个时代，可以用紫外线照射来检验，而我则采用明油伞检验法，将明油伞顶着烈日，使阳光透过伞照射尸体，则伤痕虽幽必显。”

聊公再度叹服。聊公告辞宋慈之后，穿越回当代，打开电脑上网，吃着薯条喝着可乐看法医题材的美剧《识骨寻踪》第六季。聊公的书架最里面非常不好拿的一个角落，《洗冤集录》静静蒙尘，已有千年之久。

八　明清：几度夕阳红

明朝那些法儿

宋朝节节退缩到南方，最终在崖山结束了一切。蒙古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聊公对于元朝实在不感兴趣，对蒙古语又实在听不懂，只好继续一路疾行。途中，看到一个小案子，趁着明朝建立还早，给大家讲讲。

案子发生在江南某地。这里，有一个小庙，庙田被周边的大户人家给侵占了。庙里的和尚很委屈，写了个状子告到衙门去了。当时的地方长官，官名叫作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拿到状子一瞧，不认识。于是叫过一个胖翻译官来，问：“俺不认识汉字。你给俺念念，写的啥？”这个胖翻译官，早就被大户人家收买了，于是信口雌黄：“哦，这个和尚说最近天旱不下雨，所以请求自焚以祈雨。”达鲁花赤一听，连翘大拇指：“这个和尚，好！忠心！准了！”

聊公路过的时候，正赶上这个不明就里的倒霉和尚，被扔在柴堆上焚烧。一时间火光冲天，夹杂着惨叫声和皮肉的焦味，一股脑儿冲上天来。远远地，又听到仿佛是窦娥在唱：“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待要仔细听，却是这么两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聊公定睛一看，曾经盛极一时的蒙古人远遁大漠，明太祖朱元璋剪除群雄，建立了明朝。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法制建设、最关注底层人民疾苦的皇帝。

老朱耗三十年时间，亲自主持制定了《大明律》。聊公问老朱：“为啥一部法典，要制定这么长的时间？”老朱眯着眼睛回答：“日久而虑精。”

《大明律》确实做工精良，童叟无欺。《大明律》改造了自《北齐律》以来十二篇的体例，改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同时在篇首保留了《名例律》，形成七篇的新体例。同时，老朱删繁就简，把法律条文精简为四百六十条。

三十年磨一剑。随着《大明律》的正式颁布，老朱又下了一道圣旨：“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老朱对自己这部法律的自信，同时也使得《大明律》成为世界法律史上罕见的沿用两百多年而一字未改的法律。

聊公觉得非常纳闷：为什么一部法律两百多年而不修改，居然还能适用？于是跑去问万历皇帝：“你老祖宗制定的《大明律》，真这么管用？”万历一听到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当然不是，各种不好用。所以我们只好制定许多条例，然后加以系统的整理。”聊公：“哦。”万历：“朕正在着手把例都附在律文之后，律例合编，以方便有关部门查阅。”聊公眼睛一亮：“律例？哦，原来《大清律例》就是在你这儿打的头啊？”万历：“什么是《大清律例》？”聊公连忙转移话题：“呵呵，没什么。这个，今天天气多好啊，哈哈哈。”

其实，用其他法律形式来修改《大明律》，不是朱家子孙的发明创造，而是老朱率先为之。老朱自己动手，搜集了官员百姓的犯罪案例，编纂成一部特别法——《大诰》。

《大诰》是一部非常有特点的法律，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违反《大明律》。比如同样的犯罪，《大诰》要远远严酷于《大明律》。再比如《大诰》增加了许多酷刑……某甲，该你了！

某甲被拉上来，脱得赤条条的，绑在一张铁床上，冻得牙齿格格打战。两班皂隶端来一大盆滚烫的开水，整盆地往某甲身上泼去。某甲惨叫一声：“哇，好爽啊！”顿时皮开肉绽。皂隶趁着皮肉被烫得发白发软，赶紧用铁刷子上来一通乱刷，露出森森白骨。这种刑罚，叫作“刷洗”。类似新增的刑罚，有几十种之多。

那么这些刑罚，主要是拿来对付谁的呢？官老爷。老朱信奉“重典治吏”，所以《大诰》条文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用来对付官员的。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案子，了解一下在朱元璋时代当官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老朱的群众路线

立法者的经历对于法律的影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影响。

当老朱还只是朱重八的时候，他受尽了贪官污吏的欺凌，受够了士大夫的白眼。所以当朱重八变成朱元璋之后，老朱的法律重点整治官吏和士大夫。无论是作为政治支柱的官僚系统还是作为文化脊梁的士大夫，都绝不是以老朱区区一人之力就能够解决干净的。所以，老朱玩起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联络群众。

这个办法，其实并不新鲜。这是先秦法家玩“术”的惯用手段。所谓内法外儒，内法指的就是用法家的手段整治官吏。要想整治官吏，那就必须联络底层的民众。

为了唤醒底层民众的权利意识，老朱玩了一招绝活儿。这招绝活儿，应该就是老朱的原创了：他把《大诰》大量印刷，到处分发，使之成为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同时，老朱规定：但凡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之后，你能够拿出一本《大诰》来的，减罪一等；拿不出来的，加罪一等。这样一来，在明朝初年，有井水处就有明《大诰》。

即便如此，老朱还考虑到作为农民而言文化水平太低，看不懂《大诰》，于是出台新规定，每个居民点都要设立一个学堂，学堂里专门有一名老师，给大家免费培训讲解《大诰》。所以，老百姓没事儿就翻着《大诰》看。《大诰》上，记满了老朱惩罚官吏的案例。这哪是在看法律文件啊，这就是在看一本《整官手册》啊！

有一天，江苏常熟农民陈寿六终于觉醒了。

陈寿六平时受尽了县吏顾英的欺负，这一天终于造反，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冲进县衙门，把顾英捆绑起来，手拿红宝书《大诰》，押着顾英进京告御状。沿路的官员一看陈寿六手举红宝书，吓坏了，都不敢阻拦。陈寿六畅通无阻来到京城，得到了最高领袖朱元璋的亲自接见。

朱元璋下达了三点最高指示：第一，责成有关部门严惩顾英，赏赐陈寿六；第二，严禁任何人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违者严惩不贷；第三，陈寿六今后如果犯罪，要由我老朱亲自审问。

相比起底层民众所受的优厚待遇来，士大夫和官员则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有宋一朝，有“不杀士大夫”的古训，所以两宋乃是知识分子的黄金乐园。而明朝，朱元璋没文化的自卑心理作怪之下，动不动就对大臣施廷杖之刑。

廷杖，听上去温文尔雅，比起凌迟、腰斩、刷洗之流要轻得多，但却是对一代风骨的摧折与凌辱。以前施杖刑，都是在专门的场所行刑。而从朱元璋开始，都在朝廷之上当场扒下大臣的裤子，直接打屁股。明朝，由于廷杖而当场打死的大臣，不可胜数。

老朱要的就是让这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但是，自尊这个东西，任何人都给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挣；任何人也剥夺不了，只能由自己糟蹋。明朝的士大夫，虽然惨遭此一劫，却由此形成了新的风尚：谁挨廷杖，谁脸上有光，终身受人倾慕；谁躲过了廷杖，反而要被人不齿。所以事与老朱之愿相违，后世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皇帝要行廷杖，大臣们反而更加争先恐后、前赴后继。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使得黑暗的明朝司法有了一线希望。

与下面两个与明朝相始终的名词相比起来，无论廷杖还是《大诰》，都只是小角色罢了。这两个名词，一读之下，便令人感到一股阴腐之气，心生绝望——

锦衣卫、东厂。

锦衣卫·东厂

自从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以来，身为一名皇帝，究竟有多少立法与司法的权限呢？

以上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很多人会告诉你：在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皇帝说话，金口玉言，口含天宪。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谁敢不从？皇帝想赦免谁就赦免谁，想弄死谁就弄死谁，多拉风！

但是呢，咱们已经通过很多例子得知，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机制和文化，也有许多鲜活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第一方面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

第二个方面，所谓“皇帝有多少立法与司法的权限”，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分权理论。如果不存在分权，那就不存在权限问题。而当初秦始皇在创立皇帝制度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分权的理论预制，当然也就不存在皇帝的立法司法权限问题了。

没有分权理论，并不代表就没有实际的权限。中国的问题，更多在于怎么做。

首先呢，皇帝从来都是没有独立的立法权的。咱们前面介绍过一种“廷议”，不经过廷议，不经过中书门下，皇帝的私旨、私敕，没有立法的效力。其次呢，皇帝有独立的司法权。但是，皇帝独立进行的这种司法，不能作为有立法效力的判例为后世法官所引用。要想成为判例，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就是皇帝独立进行的这种司法。其实，换句话讲，皇帝独立进行的“司法”，根本就不是司法，而是典型的整人。

回顾一下西汉的犯跸案（忘记了的同志请复习第五章“道家大放异彩”一节）。张释之把某甲判了罪，汉文帝不满意。张释之说：“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张释之的话，有三层意思：第一，皇帝刚刚捉拿到罪犯的时候，有权自行处决（上使立诛之则已）；第二，一旦开启司法程序（既下廷尉），皇帝无权过问；第三，廷尉的判决，对天下的司法有指导意义（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反过来理解，皇帝的司法没有对后世的指导意义。

好，也就是说，皇帝对于一个案件有两种选择：第一，开启司法程序，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比如廷尉、大理来解决；第二，皇帝自己解决。第一种情况，如果不存在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则皇帝无权过问；如果存在疑难，那么开启议事程序。第二种情况，皇帝可以独立解决，用自己设立的小机构解决，也可以委托司法机关来解决。这种情况，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诏狱”。诏狱，就是锦衣卫和东厂的前身。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设立了一支亲军，叫作“锦衣卫”。当时的锦衣卫，主要还只是一个仪仗队和保镖性质的建制。后来，老朱感到三法司——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用起来特别不顺手，不能随心所欲，索性把锦衣卫的职能提升，将之演变为一个带有侦查、监察和审判职能的机构。这样一来，锦衣卫就变成了皇帝的一条狗，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锦衣卫的办公地点，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不在紫禁城里面。所以老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感觉还是不方便，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东厂，由太监担任头领。

在紫禁城的东侧，今天的东厂胡同，就是当年东厂大堂的所在地。聊公走到东厂门口，只见一座高大牌坊，上书四个大字：“百世流芳”。步入大堂之内，迎面一幅巨大的岳飞图像。聊公大吃一惊，信手扯来一个死太监询问：“为啥东厂要挂岳飞像？”死太监翻了翻白眼：“提醒咱们办案要毋枉毋纵。”

聊公继续往里面行走，来到了东厂大狱。在这里，“犯人”们惨遭各种酷刑的折磨，断脊、刺心、堕指屡见不鲜，甚至煮沥青剥人皮、用滚油灌进肛门（称之为铜喇叭）等等。走到最里面，只见一条硬汉在高声朗诵着“内臣干政者，斩；附铛做乱者，绞”的太祖遗训。行刑的太监气得满脸发青，尖利利地喊一声：“上红绣鞋！”话音未落，一双被炭火烤得通体红透的铁鞋被生生套在了这个硬汉的脚上，嗤嗤直响，青烟升腾，皮焦肉绽，臭气扑鼻。等到这个硬汉的家属为他收尸时，双脚早已经炭化。

聊公只觉得自己所住的并非人间。无数无辜者的血，洋溢在聊公的周围，使聊公难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原　法

公元1662年，浙江蓝溪。时间已经是康熙元年，在这里却仍然有一位明朝人隐居于此，著书讲学。聊公散步至此，只见四明山在望，青秀可爱；溪水淙淙，夹岸藤萝色深可染。虽无龙虎形胜之势，却不失为饱经战火之人疗伤的最好所在。

聊公叩门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位当代大隐：黄宗羲。今年，他的《明夷待访录》开始写作，所以聊公慕名来访。

黄宗羲竹杖芒鞋、葛衣幅巾，见到聊公，拈须颔首。聊公拜过黄宗羲，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某读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原法》一篇，有些不大明白，特来请教。”黄宗羲吃惊：“此书在下刚刚着手，尚未完稿，阁下何由得知？”聊公暗骂一声又穿越错了，赶紧直奔主题：“先生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故？”黄宗羲一伸手：“请看。”

某甲穷困潦倒，尧舜授予某甲田地，让某甲耕作；某乙无衣可穿，瑟瑟发抖，大禹给某乙桑麻地，让某乙种桑养蚕以饱暖；某丙不识字，商汤建立学校，让某丙念书；某丁胡作非为，某戊好色，周武王建立军队和警察来对付某丁，周公制造礼仪来规范某戊。黄宗羲最后总结：“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

聊公道：“三代以上，民风淳朴。那三代以下之法呢？”黄宗羲再次一伸手，场景变换。

场景一：秦朝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廷尉李斯上奏：“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批示：“廷尉议是。”

黄宗羲画外音：“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不过是为了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罢了。”

场景二：汉高祖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杀死了一头倒霉的白马，把鲜血抹在嘴上，大喊：“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黄宗羲画外音：“汉高祖反秦道而行之，重新分封子弟，也不过是为了让刘氏世世代代、永续保有帝业而已。”

场景三：宋太祖赵匡胤跟功臣们喝老酒。正当兴高采烈之际，赵匡胤突然闷闷不乐，一声长叹。座中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赵匡胤疾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正是张飞。赵匡胤大吃一惊，聊公连忙跑上来拉开张飞，向大家连连抱歉：“不好意思，剧务没有安排好，张飞乱入了。你们继续。”

赵匡胤突然闷闷不乐，一声长叹。功臣们连忙询问皇上有何烦恼。赵匡胤回答：“我就在愁啊，万一有朝一日，你们的部下也给你们黄袍加身，你咋办？”功臣们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请皇上指点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不如这样，你们告老还乡，我给你们良田美宅、金银珠宝，你们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岂不美哉？”第二天，这些功臣通通辞职。

黄宗羲画外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也不过是因为这些节度使掌握了兵权，对赵家的天下不利罢了。”

黄宗羲从屏幕之后绕出，最后总结：“无论秦汉唐宋，三代以下之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聊公点头称是。黄宗羲又道：“阁下纵览五千年法制，可曾发现些什么规律么？”聊公连忙抢话：“发现了！这五千年的法制，是由奴隶制法律进化到封建制法律！”黄宗羲鄙夷道：“不是这个。基本规律有两条，第一是内朝不断变外朝，第二是监察机构叠床架屋。”

聊公问：“啥叫内朝变外朝？”黄宗羲说：“本来丞相是最大的官，后来伺候皇上读书的尚书变成最高官职；然后尚书变成外朝官，给皇上当秘书的中书崛起成为新的红人……总之，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官僚比如秘书，慢慢演变成为高级官员，而把原先的高级官员挤出权力中枢。”聊公点点头：“将来清朝的南书房，也是这个道理。这是中国官文化里面的‘书记文化’。那监察机构叠床架屋呢？”黄宗羲说：“本来郡里有‘监’，皇上不放心，设立一个刺史作为对郡的监察官，设立一个督邮作为对县的监察官；中央有御史台，皇上不放心，设立一个锦衣卫来监察百官，对锦衣卫不放心了再设立一个东厂……”聊公猛点头：“对。这是啥原因呢？”

黄宗羲说：“三代以下之法，就是一个‘私’字：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聊公咂摸半天，觉得大有火腿滋味，便又问：“那如果能够让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开国皇帝所立下的法度，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吧？”

黄宗羲大摇其头：“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

聊公想了想，问：“为啥三代以下之法会变成非法之法？”

黄宗羲答：“后之君王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故有此弊。”

聊公大吃一惊：“难道你不认为天下乃君王之产业？你这想法太新锐了。”

黄宗羲正色道：“何止黄某不作此想，古来大圣大贤皆否认之。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故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聊公再度跌破眼镜：“照你这么说，首先臣与君只有分工之不同，没有地位之高下？其次君不能私天下而只能为万民代理天下？”

黄宗羲点头：“然。君不见尧舜揖让，不正是古之美政？孔子定《尚书》自《尧典》始，不正是此用意耶？”

聊公说：“俺还真没这么想过。你这想法太独特了，可惜没有昭然于世。否则，启蒙运动也许要在中国发生啊！”

黄宗羲再次摇头：“有此想法，非予一人，顾炎武、王夫之诸君，皆是同道中人。且阁下所云之启蒙运动，与某之想法亦是貌合神离，并非一事。不可滥加比附，使真相湮灭不彰。”

聊公告辞了黄宗羲出来。此时，大明王朝早就已经改朝换代，但“非法之法”却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细密。中国的朝代更迭，迄今为止也带不来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随着康熙皇帝的长大成人，一个长达百年的康雍乾盛世即将全面来临。

中国之幸耶？中国之祸耶？无论如何，起码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可以暂时获得喘息从而虚心实腹、弱志强骨了。

清朝法制过眼录

满族走马入关，取明朝而代之。顺治年间，清朝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出台。聊公来到修律馆，面见主持此次修律的大学士刚林。刚林得意洋洋吹牛：“此律修制时间之短，世所罕见。”

聊公“哦”了一声，拿起一本来翻看。只见果然条文精审，体例严明。翻着翻着，看到一行字：“准依《大诰》减等。”聊公惊问：“这《大诰》是什么书？”刚林面红耳赤，责骂手下：“妈的，没删干净！”

聊公悻悻走回来的路上，听到街头两个相声艺人在说相声。

甲：咱这《大清律》啊，就把《大明律》换了一个字。

乙：哦？换了哪个字？

甲：把“明”换成了“清”！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修订，终于制定出一部完善的法典《大清律例》，律文共计436条，律后附例1049条。根据学者们对后世诉讼档案的研究和整理，判案中实际很少用到律，所以《大清律例》在制定完毕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律文铁打不动，而主要通过修例的办法来适应新的法律问题。

《大清律例》在中国历史上，只不过是律典的一个最后版本而已；但在人类历史上，却自有其地位在。

1793年9月14日，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带领使节团造访紫禁城。中英双方为了觐见的礼节而闹得很不高兴。但是，一个小孩子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外交场合的沉闷空气。

这个小孩子，叫斯当东，今年12岁。83岁的老皇帝乾隆爷听说斯当东是使团中唯一会说汉语的人，龙颜大悦，摘下自己腰间系着的一个绣着龙纹的黄色荷包，外加一块翡翠，赐给小斯当东。

小斯当东回国之后，立志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他成年之后，花费十年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并且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大清律例评论》：

这部法典最引我们注意的便是其规定的极近情理，明白而一致——条款简洁，意义显霍，文字平易。全不像别的使人嫌怨的东方好自炫的专制君主那样文饰夸张，但每一规定都极冷静、简洁、清晰、层次分明，故浸贯充满极能使用的判断，并饶有西欧法律的精神……

斯当东所赞美的，并非仅仅是《大清律例》，而是中国自《法经》以后长达两三千年的伟大律统。

清朝比较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乃是会审，包括秋审、朝审等等。以秋审制度为例。江苏人某甲犯了个死罪，被判为绞监候，关押在大牢里面。县官把某甲的卷宗材料上交给江苏巡抚张三，同时把某甲送到省会苏州。张三会同布政使、按察使一起对某甲的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且给出初审意见：“情实”，然后上报刑部。

霜降之后，聊公漫步来到天安门前。秋意萧瑟，天安门前的西千步廊却人声鼎沸。此处一字摆开几十张大方桌，每张桌子上铺着红布，上面堆积着厚厚的卷宗材料。各部院的高官，在此审查材料，一一分门别类。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司法盛事：秋审。

某甲的卷宗材料也在里边。刑部尚书张三看到某甲的卷宗，皱皱眉头，看了看面前堆叠如山的“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可疑”几大类，再次归入“情实”一类。

审查工作结束之后，张三把所有“情实”的案件，都另造黄册，呈递给乾隆皇帝过目。乾隆皇帝拿一支朱笔，在名单前一一打勾。打了勾的，冬至之前处死；没打勾的，关押在监，明年再来。

乾隆一看“某甲”二字，心里就堵得慌，于是打勾。某甲被处以绞刑。秋审到此结束。

那如果某甲被归入“缓决”一栏，那就明年再来；连续三次缓决，可以免死，减等发落。如果某甲被归入“可矜”，直接减等。如果某甲是独子且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则入“留养承嗣”，经皇帝批准，可以留条性命。如果“可疑”，则驳回重审。

尽管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弊端，无论如何，会审都是矜恤人命的好制度，尤其是在清朝有着诸如文字狱之类弊政的情况之下。

三千年文祸

因为言辞而得罪，乃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聊公从先秦一路走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见怪不怪。

那位独立而思考着的“暴君”周厉王，请巫师专职监督老百姓，把百姓逼得道路以目。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人便文祸不断。崔杼杀害太史兄弟、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孔融……皆为其证。到了明清两代，文祸终于愈演愈烈，而成为专门的文字狱。

下面先出两道脑筋急转弯，让你感受一下文字狱的法网恢恢。

第一题：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书上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朱元璋，请问朱元璋为什么却非常生气，把徐一夔给杀了？

答案：朱元璋做过和尚，做过贼（起义军），所以最忌讳别人影射他当年出身不好。朱元璋看到“光天之下”的“光”就想到了“秃驴”，看到“天生”的“生”就想到了“僧”，看到“作则”的“则”就想到了“贼”，所以把徐一夔给杀了。

第二题：江西考官査嗣庭从《诗经》中选了“维民所止”这句诗作为该年考试的作文题目，请问雍正皇帝为什么非常生气，把査嗣庭下狱折磨而死？

答案：因为“维民所止”中的“维止”二字，就像“雍正”二字去掉脑袋的样子，有影射将雍正斩首之嫌疑。

由此可见，文字狱简直避无可避。满清的文字狱，登峰造极，仅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

自古以来，文字狱的目的大抵有两种，一种为公，一种为私。为公者，以“焚书坑儒”为代表，李斯为了维护天下之秩序而焚书坑儒，以明法令，是其法家理念的一种实践；为私者，以清朝的若干文字狱为代表，仅仅因触犯统治者的忌讳而因言得罪、杀人如麻。前者虽然也难以开脱罪责，但起码相比后者，尚有些许磊落之处。清朝的文字狱，简直扼杀性灵、倒行逆施。一个王朝只要有此一项劣迹，就难以在二十六史中间抬起头来。

文字狱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焚书坑儒式的，一种是《四库全书》式的。焚书坑儒式的文字狱，采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段，从肉体上迫害知识人，从物质上毁灭书籍；但是一旦政治清明，文化就可以重新繁盛。《四库全书》式的文字狱，采取盛世修典的办法，把知识人纳入体制内，用一套消磨思想、偷换字眼的办法来改造文化。这种文字狱，杀伤力远远高于前一种。

聊公本来还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在明末便已经有了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却直到清末仍然民智未开，现在聊公明白了。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

思想淡出之际，学术方能凸显。清朝的学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发达。但奇怪的是，聊公身为一介书生，每当路过清朝，却都不忍心多看，索性大踏步加速历史的进程，以躲过这段不忍回首的文化之劫、思想之劫。

文祸不死，国难未已。随着广东海域的炮声隆隆，打破了国人的天朝迷梦。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猝然降临。

历史在这里转弯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通过这项规定，英国人取得了一项叫作“领事裁判权”的权利。随后，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十九个国家，也相继取得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我们通过一个案子来说明。这个案子如此恶劣与令人愤慨，以至于聊公不忍心再让某甲出演。所有人都是真实姓名，实名上演。

1880年，浙江温州海关有一名美国检查员，名字叫柏耐。柏耐看上了一个美貌的中国女子，这个女子法号聪伦。没错，她是一个年轻的尼姑，住在民安寺。

柏耐垂涎聪伦的年轻貌美，就买通了本地恶棍黄阿益，让他办成此事。黄阿益勾结翁阿福、翁阿林等四人，黑夜坐船来到民安寺，骗开寺门，把聪伦劫持到柏耐的寓所。是夜，柏耐把聪伦强奸，并企图长期霸占。

聪伦受了污辱，绝食寻死。柏耐怕事情闹大，于是把聪伦放走。案发之后，柏耐、黄阿益、翁阿福、翁阿林等人都被逮捕，但是主从犯的命运却天壤之别：美国人柏耐，由美国领事审判，宣告无罪，放回美国；中国人黄阿益被判处绞监候，翁阿福等四人也都被判重刑。

根据英国领事罗伯逊的报告，他在1856年处理了503件刑事案件，而当时在上海常驻和流动的英国人总共也只有630人。由此可见，领事裁判权对外国人在中国为非作歹的包庇与纵容。

1868年，会审公廨制度正式成立。利用这一制度，外国人控制了租界内的司法权。后人编撰《清史稿·刑法志》时痛称“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怂恿之下，光绪皇帝正式开始“戊戌变法”。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一变法还有一个名字：“百日维新”。光绪软禁，康梁逃亡，戊戌六君子殉难，大清帝国岿然不动。

1901年，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慈禧太后也表明决心：“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由清政府主导的变法新政，正式开始。

1902年，沈家本、伍廷芳被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修律；1904年，修订法律馆设立。沈家本、伍廷芳参酌世界最高立法水准，结合本国优良传统，先后制定了《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以及诉讼法、商法等各类法律文件。至此，古老的中华法系彻底解体，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君主立宪政体。清政府作出承诺，将在九年内完成立宪进程。

但是，历史给清王朝留下的时间，只剩下三年。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带着它的那些胎死腹中的法律草案，寿终正寝。

时光飞速流转，眨眼已经是2012年，一个被好莱坞大片渲染为象征毁灭与新生的年份。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这个远离战火的时代，聊公回忆起晚清七十年的惨痛，依然仿佛未愈的伤疤。长歌当哭，以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祭奠：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未完待续

1．1971年，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后，《大清律例》历史使命终于完成。

2．2010年6月，北京东城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家庭房产纠纷案件时，在判决书中引用《孝经》里的“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来表彰孝道。

3．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其中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传统的矜恤原则，得到了现代法律的认可。

4．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亲亲相隐”的古老原则，终于在现代立法中摸索着重建。

5．《圣经·传道书》：“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6．《庄子·应帝王》有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当代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正复如是。

7．中国传统的法律，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律”，包含了律、令、格、式等等具体的法律形式；一个层面是“法”，用韩愈的话说，叫作“大经大法”。任何一个朝代，有了这个“法”，则昌；没了这个“法”，则亡。与“律”的完备与否，关系不大。黄宗羲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也正是这个东西。这才是中国法律史的精髓所在。

8．如何承续“法”，使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有律，并且“有法”，正是阅读法律史的功用。

9．有个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家有三条规矩：第一，大事我说了算；第二，小事我老婆说了算；第三，一件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我老婆说了算。”某些法律，不正是如此么？只不过不把第三条明白写出罢了。

10．传统就是活在现在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能够另起炉灶。

11．再回顾一遍丘吉尔的那句话：“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将会看得越远。”这也许就是读史的好处吧？

12．人能弘法，非法弘人。中国的事情，很少取决于法律文件怎么写，而取决于中国人怎么做。所以，不要仅仅把实现法治的希望寄托于修改法律。只要从现在开始做，你就可以改变现状。

13．希望将来我能有底气对儿子说：“我那个时代的法律，不如现在的完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我们这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14．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15．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

16．未完待续。后面的法律史，由全体中国人一起来写。

17．终于到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某甲，一起出来谢个幕吧。

18．曲终人未散，感谢各位的观影。再见。

聊　公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动笔

二〇一二年元月五日凌晨草就

五月十五日定稿

《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审查报告

洋大人有言：“天才就是一份天赋，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不承认先天之才，只强调后天之学。谁敢反对，就给他扣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吾国祖宗则不然焉，偏认为人有先天才赋，遂有“才学”观问世：“才”指先天禀赋，非人力所能为之；“学”为后天积累，乃学而知之者也。芸芸众生之中，有的人有才无学，有的人有学无才，有的人才学兼济，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岂能一根筋地只强调后天努力而无视其它哉？那和比着箍箍买鸭蛋有啥区别？睡龙先生是中国人，自然是信奉祖训的，故察人识人，亦以此为准。

尝有人密告，说网上有个叫“聊公”的家伙，撰文暗讽万斯特法政学堂，因文风近似，怀疑系我老人家所为。吾人闻之大讶，一面赌咒发誓以表清白；一面查访此人。初以为必是年高德劭之辈，及至见面，乃大惊，不过是二旬开外的后生罢了，真名秦涛。其晚学也如此，而能引老夫四处寻寻觅觅，自当属才学兼济型的也。谁敢说不是，俺就跟他急。交流攀谈之下，更知其于吾辈所从事之法律史专业，亦有独特见地。

盖吾国法律史学，自近代始有专门学科，迄今凡有三大阶段。清末民国时期，多以资料梳理为务，将数千年来与法相关的史料进行汇纂、考辨，分出不同历史时期，概括出时代特点，以成法律史之主干，虽略显粗放，然草创之功大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多以社会形态论、阶级分析论为指导而撰法律史书，建立起法律史学的理论体系，相关著述，蜂出云涌，虽有以论带史、六经注我之嫌，然其构建之功大焉；二十一世纪以来，则因历史上诸多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并未厘清，进而倡扬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强调论从史出，还法律史以原貌，此种学风正方兴未艾。凡此数种研究范式，皆是将法律史当做高深的学问来搞，求的是一个“雅”字。吾人以为，法律史之学术发展，应当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把高深的问题通俗化、文学化、平民化，以便更多的人能理解接受，求的是一个“俗”字。

求雅的法律史研究自然是伟大神圣，人人都得顶礼膜拜。鄙人置身行业之中，更是举双手赞成，乃因这样的搞法一般人玩儿不转，遂显吾辈之高雅而能吃独食矣，饭碗就不用担心。然则固守此种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都变成阳春白雪而少有人懂，必将限制法律史学的生命活力，失去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讲个段子，以明其理。

一秀才因有了学问便不说人话，见卖柴人则呼之，曰：“荷薪者过来。”卖柴人不知“荷薪者”是啥意思，但明白“过来”之义，担着柴就来到秀才面前。秀才问曰：“其价几何？”卖柴人不懂整句话的意思，却明白“几”的意思是讲价，报了个价格。秀才叹曰：你这担薪，“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人一句都没听懂，只好担柴而去，一桩买卖就此泡汤。

法学研究者的话语系统，与秀才思维相类，使用的都是专业术语，用于写论文专著、开学术会议、编教材则可，用于大众传播则不可矣！假比有人向您讨教，什么是法律观念？您给他说，法律观念就是人们对现行法律的看法和想法，他就懂了，或许还会继续讨扰。结果您却如某些法学家那般一腔正气地云：“法律观念是在这个记忆框架上的思维层面上的理路范式之再现。”估计别人就会像卖柴人一样踅身就走。如此，则“法律”便缺少了传播对象，而沦为少数人相互把玩的“法宝”；法学研究也会陷入“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围城之中。

故法律史学欲得发展，必须转换思路，求俗的研究模式正呼之欲出。《易经·系辞》中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通“纹”，乃经验教训、知识智慧的积淀，文化的真谛在于用人类既有的“文”去“化”天下。法律史的真谛在于传播法律文化，在于用传统法律中优良的“文”，如仁义、孝慈、诚信等，去“化”天下，使天下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仁义、孝慈、诚信，“润物无声春有功”，此文化之功也。在这种研究模式的推动下，将高深的问题通俗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数千年一脉相承的良法美意，方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进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口耳相传的素材。“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法律史学遂展现出“文而化之”的功用矣！

然则，要在求雅的研究范式之外，探寻出求俗的法律史研究方法，虽为传播优良文化的功德之举，却难免费力不讨好之嫌。一则，谁敢去鼓捣后者，常常会被学界的大人先生讥斥为不务正业，也不会给你算科研成果，你除了咬牙瞪眼作愤青状，还能咋的？二则，此种研究，貌似简单实则不易，所谓大俗之后必有大雅。无知识丰厚之学、无古今贯通之才，而能为之者几兮？

今聊公小友，贾初生牛犊之勇，撰《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之著，可谓是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其以“别笑”二字为题，或许正是对讥笑者的宣言：一部能让平头儿百姓读懂的法律史，你笑也得这样写，不笑也得这样写，不服你整一个出来瞅瞅！其以自身为线索人物，引领读者游息于上古至清末五千年的法律现场，令人如临其境，往往怦然心动；所言所论，既古朴庄重，又幽默清新，读之莫不捧腹；所思所想，既有正史为证，又有自由心证，更是才情学识的自由挥洒。

古之谓“后生可畏”，信哉斯言。聊公这样的人多了，像睡龙先生这种不学无术而又混迹法史行业者流，就快没饭吃矣！呜呼哀哉！谁要不信，就等着瞧。

鉴定完毕。

睡龙先生（龙大轩）

2012年5月18日于西南政法大学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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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阅读指南

目录

一　传说时代：从洪荒中走来

一块板砖引发的血案

铁面无私皋青天

廌

换了外国怎么审

五　刑

刑起于兵，法起于律

死而不亡蚩尤族

边立法边造字

首例问责制和迟到处罚

诸神隐退，装神弄鬼

二　夏商西周：上古的光荣与梦想

神与王的矛盾

以德配天

齐鲁斗法

第一个隐喻

第二个隐喻

周公制礼

法律是什么

在西周生活

在西周犯罪

一个案子了结西周

三　春秋战国：白金时代的破与立

二尸三命案

子产铸刑书

邓析之死

最低共识

道家无为

儒家教化

墨家无别

法家法治

提前出现的终结者

春秋战国的视野

四　秦：法治的理想国？

给你三个选择

秦国御前会议

旧制度与大变法

变法的后话

我们曾经有过选择

秦朝御前会议与政府保姆论

秦朝的N种死法

竹片上的法律

清算秦王朝

五　汉：时间中止了

汉朝的抉择

道家大放异彩

法儒再出江湖

为皇帝立宪法

春秋决狱

赵娥手刃仇人案系列报道

复仇！复仇！

张成之子遇赦杀人事件

党锢之狱倾人国

六　魏晋南北朝：中世纪并不黑暗

死在三国

一个判例的诞生

一肚皮古义的《新律》

不识《泰始律》，读尽法律也枉然

法治及其儒家资源

人治法治三层次裁决机制

脱胡入汉《北魏律》

南北朝的法律世界

七　唐宋：百　川归海的中华法系

隋律兴亡纪实

三省六部制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一个虚构案例的唐朝命运

我们曾经天下第一

狄仁杰VS来俊臣

十三岁少女杀人未遂事件

包青天与大宋提刑官

八　明清：几度夕阳红

明朝那些法儿

老朱的群众路线

锦衣卫·东厂

原　法

清朝法制过眼录

三千年文祸

历史在这里转弯

未完待续

《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审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