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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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迪米特里酒馆的桌子

第一章 希腊老人的橄榄树

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实现

作为人生巅峰的老年

从日常的牢狱中解放自我

历久弥新的伊壁鸠鲁哲学

哲学思想的涓滴效应

选择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友人的陪伴之乐

收获怜悯所带来的慰藉

笑对死亡

第二章 废弃的露台

时间与安神念珠

老年的无趣

老年的游戏

玩游戏的老人

第三章 塔索雨迹斑驳的相片

独 思

闲 散

精神愉悦至上

自传之需

自传和真正切己的老年

第四章 青春之美的西罗科风

存在主义的真正切己状态

冲动与怀旧

存在主义的真正切己状态

存在主义的拒绝

弗兰奇·辛纳屈与感伤的老年

专属于老年的浪漫之乐

老年婚姻的满足感

第五章 绵羊脖铃响叮当

安详地接受形而上学

拒绝享受晚年之乐的愚蠢

适度对待一切

年老时考虑重大问题

老年时冒哲学之险

老年时敢于思考有悖逻辑的观点

老年时的思想转变

第六章 伊菲琴尼娅的客人

斯多葛哲学和大限将至的老年

大限将至的老人抑郁之主因

愤怒与斯多葛哲学

在生命变得毫无价值之前结束它

在大限将至前结束生命的可行性

预期性抑郁

浪漫主义的隐患

第七章 卡米尼港的火烧船

适时而来的灵性

老人和上帝错觉

晚年适时而来的灵性

对灵性的追求

平凡中的神圣

尾声 归程

秉持正念的老年生活

在变老时不忘秉持正念

致谢

版权信息

和伊壁鸠鲁一起旅行

Travels with Epicurus

作者：[美] 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

译者：王喆 杨惠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献给  艾莲娜

幸运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生活美满的老人。因为青壮之人朝三暮四、心猿意马；而老人则安靠于港湾中，坚守真正的幸福。

——伊壁鸠鲁

让我们富裕的是我们所享受之物，而非我们所拥有之物。

——伊壁鸠鲁

序 言

迪米特里酒馆的桌子

希腊伊兹拉岛上有个名为卡米尼的村庄，村上有一家迪米特里酒馆，而他就坐在酒馆露台边缘的木桌旁，右耳别了一小撮野生薰衣草——这是他来时路上费了好大劲儿采的。与桌边人谈话的间隙，他会时不时把薰衣草拿下来，轻轻嗅几下，随即又别回耳畔。在他右手边，一根橄榄木手杖斜靠在桌旁，手杖的顶端是一段用白镴雕刻的女像柱——刻的是卡里埃（Karyai）少女的形象。卡里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是一座古老的村庄，那里的神庙供奉着阿尔忒弥斯女神[1]。他走起路来步伐缓慢却十分稳健，本不必借助手杖，可即便如此，他不管去哪儿还是会把手杖随身带着。因为这根手杖是一个标志，是他年龄的象征，亦是对他过往岁月的表彰。在古希腊语中，“手杖”（cane）一词还指士兵与敌人搏斗用的棍棒。不过，他的手杖以婀娜的美女为柄，似乎有几分量身定做的意味。毕竟他年轻时对美女的品位之高可是出了名的。

我坐在遮阳篷下读着一本《幸福的艺术：伊壁鸠鲁的教导》，并冲他点了点头。他微微侧着布满白发的头，颔首回应，样子既高贵又和蔼。和我打过招呼后，他又继续与友人聊天。他叫塔索，今年72岁，我与他已相识多年。

尽管脸上和脖子上的一道道深纹显露出他的年纪，但塔索依然是当地出了名的美男子，年迈的美男子。人们称赞他“脸上映出了岁月”。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他的小说《堕落》中写道：“唉，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要对自己的容貌负责。”他也赞同相由心生的观点，声称人的相貌来自他所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带来的经历。伊兹拉岛上的人都说，一个历经风浪的人，晚年时能从相貌上显露丰富的阅历。塔索用历练换得的容貌，透出一种不加雕琢的美，而这种美，反过来又诠释了他完满的人生。

我侧耳偷听塔索和同伴们的谈话。他们习惯并排而坐，朗声交谈，所以想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难。尽管我只会基本的希腊语，但也能理解谈话的大意。他们从我来之前就开始讨论，并将一直讨论到太阳从大海彼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落山为止。他们兴高采烈、漫无目的地聊着，内容大多是日常琐事。他们讨论了今天非比寻常的曚昽日光、码头市场上摆奶酪摊的新店家，谈到了他们的儿孙以及雅典政事的情况，等等。有时，其中一个人会讲述自己从前的经历，而且往往是炒冷饭。谈话间隙，他们会眺望伯罗奔尼撒海峡，一言不发，悠然自得。

我回到这个希腊小岛是想寻求某件事情的答案：现如今，我已步入晚年——73岁了——我想找到现阶段最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在希腊度过的那几段漫长的时光——总共该有几年了吧——让我相信自己或许能从这里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些头绪。我时常会想到伊兹拉岛的那些老人，想起他们对于自身人生阶段那种非比寻常的满足感。

我漂洋过海时还带上了好些哲学书，其中大部分是古希腊思想家的杰作，也有20世纪存在主义者的作品，加上其他一些我喜爱的书籍——因为我觉得或许自己也能够从这些书中找到如何解答我疑问的蛛丝马迹。自读大学到现在的五十多年里，我一直对那些大哲学家口中所说的如何度过令人满意且有价值的一生怀着历久弥新的兴趣。我记得其中几位还就如何安度晚年提出了一些新奇的想法，不过因为当时年轻气盛，怀有壮志雄心，更别提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一头茂密的秀发，所以那时的我对这个话题并不特别上心。但如今，一想到古希腊哲学家当初就是在这片礁石围绕、日光照耀的土地上百家争鸣，我就觉得在这片土地上拜读他们的大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之所以萌生这次旅行的念头，并不是某次生日时的突然顿悟，也不是无意间瞥见镜中的自己而大惊失色。理由其实挺平淡无奇的——我是在看完牙医后做的决定。纳赫特医生先是在我嘴里戳了个遍，然后认真地告诉我，我上了年纪，下颌骨自然萎缩了，下面一排牙齿要全部拔掉，并植入假牙。若不这样，那就只能戴假牙套了。要是戴假牙，那我就再也吃不了牛排和猪排了，而且会常常遇到令人尴尬的情况——假牙突然从嘴里脱落，上面还粘着些东西（比如太妃糖）。这还不算最糟的，更糟的是，我的笑容将会变得僵硬，一看就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我毫不犹豫地在植牙手术单上签了字。

回到家，我查看了一下植牙的日程安排：至少要去看七次口腔外科。虽然植牙一般采取就近原则，但离我最近的口腔诊所驱车也得花上个把小时。整个治疗过程要耗费将近一年。匆匆浏览网页后，我又得知，每次看完牙医之后都会痛上好几天。这样，每次植完牙的疼痛期加在一起，也得有好几周了。而且，在此期间除了婴儿食品，我什么都吃不了，更别提我为此还要花掉好几千美元。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吃猪排？为了不碰上假牙脱落的尴尬状况？为了笑起来更年轻？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立刻决定进行植牙手术，无非是因为可能出现的假牙脱落的尴尬局面以及笑起来显老的窘相。但眼下，这些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就现阶段而言，我人生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我一个七十出头的老人，是否真的在意自己在世人面前笑得既老态又蠢笨？更关键的是，近年来我原本清晰的头脑以及还算灵活的身体正和我的下颌骨一样飞速衰退，牺牲一整年的时间定期看牙医，真是我想要的吗？

这不是我想要的。一旦有了这个领悟，我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当下的潮流：将生命的活力延续到原本被称为“老年”的岁月中。我无意间加入了这一潮流，不满足于外在的打扮，努力提高我对余生的满意程度。我开始学习模糊数学。我染上了一种拒绝接受现状的流行病。由于未曾察觉到这一点，我习惯性地选择了我认为“能让我显得年轻的植牙手术”。

一种新出现的老年信条席卷了整个社会。有人哪怕只是在不经意间提到自己上了年纪，马上就会有人反驳她“你哪里老了？你这不风华正茂呢”；会有人告诉她“70岁不过是新一轮的50岁”；还会有人劝她不能“服老”。

这个信条鼓励我这般年纪的人继续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向前冲锋，迎接冒险，为了自我提升制订新的计划。我们被告知药物能够有效延长人的寿命，因此，我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将青春无限延长。因此，如果我们向老年投降，那就太傻了，甚至可以说是懦弱的表现。

我周围许多同龄人依旧在做年轻时的工作，往往比之前还要努力。另外一些人，背着《死之前必去的1000个地方》东奔西跑，领略异国风情。还有些人报班学法语会话、培养慢跑的习惯。甚至还有人通过做整形、打激素来保持年轻。我的一位朋友在年近七旬的时候，不仅做了面部拉皮，还做了隆胸手术。一位和我同龄的男士告诉我，他在使用睾酮贴片和吃了药效长达三天的希爱力[2]之后，感觉自己又是那个年轻小伙儿了。“青春永驻”是我们这一辈的“主旋律”，而我，不经意间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青春永驻”行动的号召力不可谓不大。既然青壮年的岁月总体上还挺令人满意，那为何老年就得画上休止符？何不让美好的事情延续、延续、再延续？

然而，我并不能完全接受这种关于老年的新哲学，而我对于植牙手术的预期促使我反思：这都是为了什么？我在想，如果我踏上了时下流行的既定道路，可能会与某些意义重大的东西失之交臂——我会拒绝一生中独一无二的宝贵阶段。对于从延长后的青壮年直接进入大限将至的老年（年老体衰、朝不保夕之时），我有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在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一旦走上这些既定的道路，我可能将永远错失真正能安享晚年的机会。

问题是，我不能完全肯定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该怎样生活，但凭直觉来讲，我知道我需要开始（老人的生活）。起码我认为，真正的老人对自己是诚实的，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余生还剩下多少理智清醒的日子。他会想以最恰当的方式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我还猜想，他可能知道，对他而言，人生的这一阶段将拥有前所未有、意义重大的可能性。

但除此之外，我只剩满心的无解。这就是我会带着整整一行李箱的哲学书重回这座希腊小岛的原因所在。

塔索的一位同桌好友让迪米特里再上一瓶松香酒[3]和几碟开胃菜——橄榄、葡萄叶包饭、酸奶、黄瓜、和搭配的蒜泥蘸料等。为了方便取食，他们换了位置，围坐在桌边。我没看到迪米特里给他们账单，也不认为他会这样做；他们几个走的时候会留几个硬币在桌上，算是付了“老人价”。塔索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扑克牌，开始和同伴们打“普瑞发”[4]，他们就爱打这种牌。四人中有一个人没参加，坐在一旁看他们打，还不时插上两句俏皮话。

看到这里，我低下头，继续读起手中这本关于伊壁鸠鲁的书。

第一章

Chapter One

希腊老人的橄榄树

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实现

伊壁鸠鲁生长于爱琴海的另一座岛屿——萨摩斯岛。萨摩斯岛在此地以东320公里处，比较靠近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他生于公元前341年，只比柏拉图小8岁，但并没有受到柏拉图多少影响。伊壁鸠鲁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可能过好这一生，尤其是在人生只有一次的前提之下——他并不相信有来生。这个问题听上去是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本。但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生们时常会沮丧地发现，几百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反倒被那些所谓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挤到了后面。比如马丁·海德格尔那些迷幻的想法就曾让我哈哈大笑，因为完全不知所云，诸如“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以及知识论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实在的”。伊壁鸠鲁当然也思考过存在的本质，但他的思考是从根本出发去探究他所提出的终极问题：“如何充分地把握人生？”这是个好问题。

历经多年的深思熟虑，伊壁鸠鲁给出了他的答案——人生的极致便是收获快乐，尽享愉悦。乍听起来，这个结论似乎是明摆着的，里面的智慧含量就和天堂调味茶[5]包装盒一侧的成分表里的一样少。但伊壁鸠鲁知道，这仅仅是答案的开头罢了。一系列更麻烦、更令人费解的问题随之而来——快乐的人生由哪些要素构成？哪种愉悦历久弥新，能从真正意义上带来满足感？哪种愉悦转瞬即逝，终会招致痛苦？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获取快乐时屡屡受挫？我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让自己受挫的？

不得不承认，第一次意识到伊壁鸠鲁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至少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享乐主义者”——耽于声色、享受美食之人——的时候，让我有种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么说吧，比起用乳香脂（由一种坚果树的汁液历经复杂工序制成的浓缩汁）烹制的烤山鸡（一道古希腊奴隶为贵族做的佳肴），伊壁鸠鲁更爱吃用清水煮的小扁豆。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倾向所致，而是伊壁鸠鲁渴望个人的慰藉。很明显，这种渴望包含了能安慰人心的食物。尽管山鸡的滋味儿能撩动味蕾，但在这方面，伊壁鸠鲁并不是一位感官主义者，因为他并不醉心于令人目眩神迷的感官享受。没错，想想那些水煮小扁豆就知道了！一方面，他因为品尝亲自栽种的食物而备感愉悦——他吃小扁豆时获得的满足感中就包含着这种愉悦；另一方面，他对于感官抱有一种禅意的态度：如果他在品尝小扁豆时全情投入其中，他就能从小扁豆的滋味中体会到种种微妙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足以抵过品尝那些用香辛料烹调的珍馐佳肴。而这道菜还有一个优点：烹饪时间短。伊壁鸠鲁不喜欢做那些单调乏味、不费脑子的事，比如往小火慢烤的山鸡上滴几滴乳香脂什么的。

一些雅典人认为，伊壁鸠鲁和他的想法会威胁到社会稳定。他的哲学将个人的快乐作为人生至高目标，并公开宣扬利己思想，这可能会让他们眼中维系共和国的“利他主义”思想土崩瓦解。人们批评伊壁鸠鲁标榜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这无益于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但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压根儿不在意这些非议者的批评。首先，伊壁鸠鲁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要想真正意义上享受快意人生，就必须与公共事务彻底划清界限。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和平共存的原则，寻求各自的幸福，那便是太平盛世。这一想法遵循的是伊壁鸠鲁的基本信条：“人若是活得不开心，那么愚蠢、苦难、不公正将如影随形。”

伊壁鸠鲁将自己的哲学理念贯彻到生活中，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名为“花园”的原始社区[6]。这座“花园”位于雅典城郊，他和为数不多的几名挚友在那里过着简单的生活：躬耕田园、同桌而食、促膝长谈——当然，聊的内容大多是伊壁鸠鲁的思想。不论谁想加入，都会受到欢迎，“花园”大门上铭刻的文字便是力证：“外来者，你该在此稍作停留；此间，快乐即至善。屋主是个热心肠，面包足以果腹，清水亦可畅饮，他还会对你说：‘是否尽兴？这座花园不会点燃你的欲望，反会将其浇熄。’”

这里未必有一份美食菜单，但价格公道、饭友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也能自由出入“花园”，同样能对政治评头论足。这一点和伊壁鸠鲁时代的希腊主流观念背道而驰。有时，甚至妓女也会出现在餐桌旁，这助长了雅典人的风言风语，他们纷纷议论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都是淫乱的享乐派。但这很明显是谣传：伊壁鸠鲁钟情于宁静致远的快乐，而不是放浪形骸的享受。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伊壁鸠鲁主义有别于同期的希腊哲学思想，它所支持和践行的是一种不论性别和社会阶级的彻底平等主义。

尽管伊壁鸠鲁的绝大部分原始手稿现今都已经遗失或遭到销毁（据称他曾著有300多部书稿，但只有3封信和几组格言警句完好地留传下来），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传遍了整个希腊，随后席卷了意大利。当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他的杰作《物性论》中记叙了伊壁鸠鲁学派的基本原则之后，这一学说愈发声名远扬。伊壁鸠鲁哲学的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自身的远见和财力——他临终时留下遗嘱，捐建了一所学校来传承他的学说。

作为人生巅峰的老年

伊壁鸠鲁认为，老年才是人生的巅峰，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极致。在这本被称为《梵蒂冈语录》（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份手稿是19世纪时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的合集中，他这样写道：“幸运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生活美满的老人。因为青壮之人朝三暮四、心猿意马；而老人则安靠于港湾中，坚守真正的幸福。”

读到这里，坐在迪米特里酒馆遮阳篷下的我精神为之一振，产生了要做一个安稳地停泊在港湾中的老人的想法，并开始细想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度过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意识到，我该摆脱那些摇摆不定的信念。从伊壁鸠鲁的其他教诲中，我了解到他也提到过年轻人摇摆不定的追求，正是源自他们摇摆不定的信念。伊壁鸠鲁的这一理念与佛教禅宗所谓“毗梨耶”不可得[7]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我们的文化中，精进奋斗，是一个人正值壮年的标志。

信奉“青春永驻”的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在尚有余力之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树立新目标、新志向。很多永不服老的人受失意感驱使，认为自身未能一一达成先前树立的目标；将暮年视为放手一搏的最后机会。

最近，我对这一现象感触良多。我曾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大学同班五十周年的报告。我有一位同窗，现已是功成名就的律师和《华尔街日报》戏剧文化专栏的兼职记者。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每天都在想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并为此焦虑万分。我身体现在还行，总算是一大福气，但这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缺少动力去完成那些在我脑中酝酿多时的小说、戏剧，还有纪实文学……但我希望自己所剩的时间还够用。我们都是这么希望的，不是吗？”

他的灵感来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将死之人向您致敬》（Morituri Salutamus），这首诗是朗费罗为1825届全班同学从母校博多因学院毕业五十周年庆典所作的。在这首诗中，朗费罗敦促他年事已高的同窗们要让自己一直忙下去，一刻不停地忙下去。

啊，一切都为时未晚，

直至疲倦的心停止跳动，

卡托八十岁学希腊文；

索福克勒斯写就巨作《俄狄浦斯王》，

西蒙尼德斯从他的同辈手中捧得诗歌的嘉奖时，

可都年逾八十。

而泰奥弗拉斯托斯，九十高龄

才开始动笔，撰写《人物志》。

这段诗歌中“一切都为时未晚”这一句相当诱人。七十出头的我们，可能正处在各自领域的巅峰，个个才思泉涌。伊壁鸠鲁会抑制我们的才思？会以牺牲《俄狄浦斯王》为代价，让索福克勒斯仅仅在港湾中悠然自得地坐着？这听起来简直是暴殄天物。

精进奋斗之人依旧没有休息。每完成一个人生成就“遗愿清单”上的目标，另一个目标又会浮现，前后相续，接连不断。与此同时，当然，时针也在嘀嘀嗒嗒不停转动——事实上，这声音相当聒噪。我们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没有时间冷静思索，品味晚年生活；没有那些美好悠长的午后，或与朋友坐在一起，或聆听音乐，或追忆往昔。并且，一旦错过，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从日常的牢狱中解放自我

伊壁鸠鲁对于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所应有的质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这令我醍醐灌顶，悟出了幸福晚年的真谛。他列了一份阻挠我们获得幸福的清单，最上排写着：用“生意”的桎梏自缚手脚。伊壁鸠鲁可能比麦迪逊大道[8]早诞生了几千年，但他早已察觉商人凭空制造需求的可怕能力——并且，当商界风风火火向前发展之时，人们的需求也日新月异。但我们购买的最时髦商品，通常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伊壁鸠鲁口中人生不可或缺的那种宁静致远的快乐却无处可寻。伊壁鸠鲁箴言中，有一句我特别中意：“什么都无法满足不知足之人。”

依伊壁鸠鲁之见，真正的快乐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比如，一份水煮小扁豆，或酸奶蘸酱。在安详的晚年，谁会因为吃不到慢火烤制的山鸡，或者与之类似——因为吃不到我和妻子在离开希腊前夕吃的松露水煮三文鱼而真觉得自己缺衣少食呢？“跟着简单的快乐走，”伊壁鸠鲁说，“不仅花费更少，对于年迈的身体而言，负担也更轻。”

而当伊壁鸠鲁写到“我们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牢狱中解放自我”，他想的不仅是将我们自身从对非必需品无止境的索求中解放出来，他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将人生都投入工作当中，这样，我们无疑会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上司，只能听之任之，任由他对我们目前的行事方式指手画脚。即便你自己就是上司，就像许多我那些“不服老”的朋友一样，你仍须与其他人打交道，你的自由仍然受社会政治所困。你仍须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与他们协商，激励他们。你仍未摆脱困境。而自由——伊壁鸠鲁别具一格的彻底的存在主义自由——才是快乐的人生真正不可或缺的。

放弃生意，即放弃日常工作，也许放在公元前380年的“花园”里来说是毫无坏处的（不过，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一下古希腊金融家伊多梅纽斯，这位伊壁鸠鲁餐桌旁的常客，是否曾出钱购买那些他们的公有菜地里种不出来的东西，比如那些传言里他们每天都会喝的葡萄酒），但放到今天来说，这很难抉择。用现在的话来说，伊壁鸠鲁提倡的是一种六十多岁就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且不论这种方式是好是坏，如果我们比现在年轻，没人会愿意完全接纳这种生活方式以获得彻底的自由。

说实话，我曾经这样尝试过。在我六十多岁时，曾教过我的教授蒂莫西·利里提出了“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的口号，在那个时代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我顺势辞去了自己在纽约为电视节目写脚本的工作，头一次来到这里——伊兹拉岛。靠着一些积蓄，我一整年里什么都没做，整天与当地人和其他隐士坐在酒馆里，喝乌佐酒，跟姑娘聊天，盯着不远处出神。

我就这样过着闲适的田园生活。一天早上，我在码头闲逛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一个哈佛同窗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刚从一艘度假游艇上下来。当时我晒得黝黑，自从半年前来到这个岛上就再没有剪过头发，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在此情此景下撞见我，这位同窗深感诧异，想知道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自己还能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提前退休了。”我答道。我本想表现得很有见地，但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是在遮遮掩掩、自我开脱。

尽管时隔很久，我依然觉得在伊兹拉岛度过的那一年十分惬意——我一点儿都不后悔——但说真的，我渐渐对自己感到厌烦。我又开始向往忙碌的生活，我想更多地接触世界，我想自己做点什么，所以我回到了商业世界里，即便如此伊壁鸠鲁式生活的吸引力对于我来说从未完全消失。

现在，我坐在迪米特里的酒馆，看到这一局“普瑞发”轮到塔索不参加了。他站起身，拄着手杖，在露台面海的一侧从容漫步，看着从埃尔米奥尼来的渡轮从多克斯岛（一座荒无人烟、酷似鲸鱼的岛屿，位于伊兹拉岛和伯罗奔尼撒之间）后方缓缓出现。这种渡轮是这里最慢的船运工具。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最流行的是比雷埃夫斯的水翼船——一种像密封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运输工具，快到能在短短一瞬间就抵达另一个地方。

这艘来自埃尔米奥尼、缓慢行驶的渡轮，让我想起了环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列火车，它们背向而驰，速度比一个中年人慢跑也快不了多少。有时候，火车优哉游哉地突突而行，车上的人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手伸出窗外，采摘轨道两旁树上结出的橙子。由此不难看出，希腊农村的科技并不发达，但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更看重在旅程中享受快乐，而非赶赴旅途的终点。

我来过希腊许多次。有一次，我携妻女乘火车环绕了伯罗奔尼撒一圈。那是在2000年，希腊继1999年申请加入欧元区失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我那生长于荷兰的妻子，透过车窗巡视着沿途的景色，一切在她讥讽的目光中都是“效率低下”的表现。“你看看他们！”当我们经过一队希腊人的时候她喊道。那个五人小队正悠闲地以递水桶的方式卸着一车茄子，其中几个人嘴边还晃晃悠悠地叼着烟卷儿。“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想进欧元区！”尽管她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但听得出有一大半是认真的。当然，荷兰可是加尔文主义的世界之都。我和女儿马上给她取了个绰号——“欧元区巡视员”。

我们在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迪亚科弗托镇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一天早上，我们出发去火车站，准备搭车去往科林斯（Corinth）。我会一点小学水平的希腊语，因此成了这次旅行的领队。我买好车票，在火车开动之后找到了座位，一坐下便放松四肢，惬意地睡了过去。几分钟后，我被妻子叫醒——我们竟坐反了方向！我们应该沿着伯罗奔尼撒顺时针前进，可现在火车却是往逆时针方向开。我妻子在火车经过三个坐在长凳上的老男人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几天前从反方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坐着的。“他们就好像一直在那里没挪过地儿。”她说。我那古灵精怪的女儿插嘴道：“那我们肯定是坐上了一辆时光列车，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确实如此。

很明显，我有义务弥补这一错误。我找到了坐在这节车厢前部的列车长，他正端着一个意式陶瓷咖啡杯喝着咖啡——接着我发现，他要是想续杯，只需将手伸出窗外，便可以在路边各个车站的咖啡供应处加满。我和列车长道了声早安，他马上让我在他对面坐下，并为不能提供咖啡表示抱歉。我告诉他我坐错了车，他笑了，用英语跟我说：“常有的事，毕竟你只有一半的概率坐对。”

但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重要的事情反而一件没提到：他问我是不是从纽约来，是不是住在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得知我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波士顿的马尼吉斯一家，他们是他老婆的同乡。和他拉家常的时候，我刻意避开了妻子急切的目光。直到我俩好容易聊到一个我认识的人——现居马萨诸塞州雷诺克斯的乔治·杰纳里斯（他的祖父来自佩特雷[9]），我和列车长的希腊-美国人口学研讨会才画下了圆满句号。只见列车长拿起有一只木鞋那么大的无线电话，在上面按了几个键，飞快地说了一通方言。他说的话，我觉得就算让雅典本地人来听，一样听不明白。然后，他面带微笑指引我和家人带上行李准备下车。我们乖乖照做了。

几分钟后，火车在一片杏林旁缓缓停下。我们看到对面开过来的火车同样在这里停了下来。那班火车上的乘客走出了车厢，在杏林里闲逛。其中有人带了一大壶酸奶和大家分享，有些人点了烟抽，还有人摘了熟杏子啃得起劲，所有人都其乐融融地聊着天。我们的列车长和对面的列车长打了个招呼，指了指我们，然后友好地与我们作别。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得知我们的情况后，迎面驶来的那列火车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可尽管如此，他的乘客们依然毫无抱怨——事实上，他们看上去还挺享受这次意外的乘车间隙——一个个下车等我们。如果有谁之前制定了行程，这下肯定全泡汤了。这趟火车肯定不能准点到站了。什么叫“低效率”？这就是！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荷兰。

我和女儿转向“欧元区巡视员”，笑得直不起腰来，差点儿都没法走向轨道对面的列车了。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确信自己来对了地方。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我思考如何完美安度晚年的地方。

历久弥新的伊壁鸠鲁哲学

不出所料，比起城市，伊壁鸠鲁所遗留的闲散精神在希腊乡村更好地保存了下来。爱琴海的岛民喜欢拿那些有钱的希腊裔美国人开玩笑，讲他们回岛度假的故事。话说有这么一位富裕的希腊裔美国人，他外出散步时撞见一个希腊老人。老人坐在岩石上，品着乌佐酒，懒洋洋地看着海上的落日。美国人留意到老人身后的土丘上长着几棵橄榄树，但因无人照料，橄榄掉得满地都是。于是他问老人，这些树的主人是谁。

“我种的。”这个希腊人回答道。

“那你不采这些橄榄吗？”美国人又问。

“我想吃的时候就采一颗。”老人说。

“你难道没有想过在果实成熟的时候修剪枝叶，采摘橄榄，然后拿去卖吗？在我们美国，人人都爱纯正的橄榄油，卖得价可高了。”

“我赚那么多钱来干什么呢？”希腊老人反问道。

“干什么？你可以给自己造栋大房子，雇些人好好伺候你啊。”

“然后呢，我还能干什么？”

“你可以干一切你想干的事！”

“可我就想坐在外面，看看日落，喝喝小酒啊。”

哲学思想的涓滴效应

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让一群现代希腊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享受了一次计划外的“杏林之旅”，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幼稚？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让我们回到伊壁鸠鲁的时代（还要算上伊壁鸠鲁出生前和逝世后两个紧挨着的时期）。彼时，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们的思想远不只在“花园”的餐桌边、卫城的阶梯上、狄奥尼索斯剧场中传播，普通雅典民众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些思想。人们都说，希腊人热爱交谈，并且会抽出时间来交谈。我们这个时代频繁使用的单向传媒等新型沟通方式毕竟还是比不上日常交谈。那时候，在狄奥尼索斯圆形露天剧场看一场戏剧，往往会花去一整天，因为观众们还要作为评审团，评出哪个角色的演出和观点最有价值。人们会在演出后热情高涨地讨论公正、正当行为、人性弱点等问题。他们谈论的恰恰是哲学思想。

雅典的平民也会谈论哲学思想。又因为伊壁鸠鲁欢迎各个社会阶层的男男女女，甚至奴隶也来参加他不间断举行的座谈会，所以他的思想随即在老百姓中传播开来。和所有健谈的族群一样，古雅典人对绯闻津津乐道，他们甚至还有一位传播流言蜚语的女神——欧莎（Ossa）[10]，这一点无疑推动了伊壁鸠鲁派哲学的传播。由于妓女和洗衣女工也会到伊壁鸠鲁的花园来用餐，所以这里总是受到人们的诟病，而这些流言蜚语却成为有力的载体，将这套新奇有趣的思想传播得更远。

伊壁鸠鲁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观点，引起了许多雅典人的共鸣。这为他们提供了认知自我并做出个人选择的新方式。“嗯……如果那个叫伊壁鸠鲁的家伙是对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收获最多的快乐，而不是赚够钱让人给我做大理石雕塑让我永垂不朽的话，那我或许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工作，翻来覆去在花瓶上画女人，而应该省下更多时间去到处走走，享受人生。”好吧，花瓶画家什么的可能有些扯远了，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当时估计屡见不鲜。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伊壁鸠鲁哲学的确在希腊文化中存续了千年。较晚出现的社会生物学则认为：希腊人的基因才是这些伯罗奔尼撒岛民天性开朗的根本原因，正是这样，才让他们意外耽误了行程却依旧在那片杏林中自得其乐。社会生物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除生理特征外，心理和社会特征也会随着特定地理环境和气候的自然选择而发生演化。在解释社会生物学在动物王国里如何运作时，人们常会举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众多物种的特定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包括叶刀蚁和吸血蝙蝠。这些特定成员的行为虽不会让这些做出了牺牲的成员直接受益，但能惠及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最终，整个族群会因为这种行为更好地存活下去，因此“利他主义”的基因代代相传；而且在缺少“利他主义”成员时，某些类似的物种会走向灭绝。

那么，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这样假设：希腊的地势崎岖、气候炎热，相较于无忧无虑的希腊人，那些由于生活变故而备感焦虑的早期希腊人，相对可能会在生育之前就因压力太大而患病离世。因此，更多无忧无虑、能经受住压力的希腊人（以及他们的基因），就被自然选择了。我觉得这种假设算是有一定道理吧。不管怎么说，社会生物学家们基本上只会将那些伯罗奔尼撒的旅行者愉快享受计划外的“杏林之旅”这件事归于基因，而不是什么传承了几代人、几百年的哲学传统。

但也许，这两种解释都是对的：或许希腊人的基因里就是流淌着无忧无虑的性情和日复一日的闲适；也许伊壁鸠鲁分析的就是这种自然性情，并由此提出了既互不关联又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最终，他的思想成了历久弥新、自知自觉的人生哲学，与希腊人自然进化而来的行为倾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考验。自知自觉的哲学让人们能够自觉地思考他们的选择：“我猜我可能会抱怨火车司机，因为在杏林滞留并不在计划内，这会耽误我的晚餐，但如果我什么都不想，充分享受这次意外的闲暇，岂不是更能反映出我真正的价值观吗？”

最终，这就是哲学的主要目的——让我们清楚地思考这个世界，以及如何在世界上生存。这就是我坐在这里，盯着面前这本探讨伊壁鸠鲁哲学的书所要做的事情——思考我应该如何安度晚年。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也许伊壁鸠鲁和其他哲学家能助我一臂之力，在我必须做出选择时为我指点迷津。

选择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对我而言，在晚年选择伊壁鸠鲁式自由的意义重大。这个时机恰到好处，因为这种自由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过65岁，却仍未决定到底是在树林里搭个棚屋过日子，还是在社区里安居的老人——尽管细想之下，依靠社区赡养可能是我们的最佳归宿。无论如何，伊壁鸠鲁式的晚年自由，对于那些“服老”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我们基本都有退休工资，即使那些钱不够我们吃上美味珍馐，或者甚至可能还不起我们工作时的房贷。伊壁鸠鲁会让我们缩减这些开销，品尝这种自由带来的甘甜。

老人远离了“日常琐事和政治的牢狱”之后，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无需严格坚守一份日程安排，或为了维持生活而放弃那些奇思妙想。他能够，比方说，和朋友们一起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其间还能时不时一嗅野薰衣草的芬芳。

友人的陪伴之乐

塔索也许没能意识到一件事，即在迪米特里酒馆桌旁收获的快乐，很大程度上来自友人的陪伴，而这种陪伴是不计回报的。他的三位同桌好友，之前的工作分别是渔夫、教师、服务员，现在都已退休——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伊兹拉岛民，而塔索是前任雅典法官，年轻时曾在塞萨罗尼基和伦敦研读法学。即便如此，这也很难影响他和几位朋友的关系。

一个整日沉浸在职业生涯和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在与朋友交往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计回报。一个生意人，不管他做的是什么行当，都必然服务于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和真正的友谊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一位上司下达指令，是因为他想要结果；一位员工听从指令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想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薪水。不论有多少企业管理指南建议我们真诚对待员工和同事，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事实却不会有丝毫改变：商业形势总是摆脱不了政治环境。在工作上，同事是我们达到目标的首要途径，对他们来说亦然。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没变。伊壁鸠鲁在警告我们商业和政治的危害时就知晓了这一点。

在康德的伦理学理论中，我们被明确告诫：千万不要把别人当作一种途径，而应该将他作为他自己来对待。康德在其不朽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总结道：“就所有伦理行为而言，我们需要一条抽象的绝对原则，来作为一切特定道德选择的试金石。”由此他推断得出了自己的“道德黄金律”——更像一条定言令式：“要只按照你认为也能成为普世的准则去行动。”因此，康德认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原则，就不会将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途径来对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人们这样行事，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明事理的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成为普世的法则。

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将他人当作其本身而不是一种途径来对待的话，就不仅仅是在善待自己，也同样是善待与我们相关的人。除了陪伴之外，塔索对他的渔夫朋友别无所求。他不会希望他的朋友出庭做证或严格准备卷宗，就像他当法官时常希望律师做的那样。他不会想掌控、剥削或用任何方式差遣他的渔夫朋友。是的，塔索只想要朋友陪着他罢了。他希望朋友陪他聊天、嬉笑、打牌，在一起看海的时候分享不说话带来的宁静，最后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伊壁鸠鲁认为，这种共同的宁静意味着真正的友谊。

对于一个将“日常琐事和政治”抛诸脑后的老人来说，这种情谊是最棒的礼物。可对于那些还在事业上打拼的“不服老”的人而言，即便有这样的情谊，他们也很难完全获得。

在伊壁鸠鲁的快乐生活清单上，“陪伴”名列榜首。他这样写道：“源于智慧，让人终生幸福的莫过于拥有友谊。”

这可能会让新英格兰伊壁鸠鲁协会里那些西装笔挺的会员大跌眼镜，那就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美食俱乐部，总喜欢办一些包含鱼子酱、牡蛎等高级菜品的晚宴。而伊壁鸠鲁却认为和什么人用餐远比菜单上有什么更为重要：“在你进餐之前，该仔细考虑和谁用餐，而不是吃什么。因为用餐时缺少朋友陪伴，人就和狮、狼等野兽无异了。”

伊壁鸠鲁所说的友谊之乐，指的是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互动。从和最要好的朋友谈谈哲学——他喜欢这种围坐在“花园”长桌边的聊天方式——到在街头巷尾和人们（不论认不认识）闲聊几句，不一而足。

那些和他交谈的人的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无关紧要。事实上，最真挚的友谊之所以为人所接受、热爱，原因不在于对方的社会地位，而在于他的真心。爱与被爱，坚定了一个人对自我的感知，驱走了孤独感和疏离感，让人身心健康。

这样说来，如果幸福的配方就像流行歌词里那样简单（我年轻时，纳京高在他红极一时的名曲《赤子》中这样唱道，“你将学到的最了不起的事，就是爱与被爱”），就这么去做吧。也许事实就是如此。那位生于萨摩斯岛的哲学家必然会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当政治和生意已成为过往，毫无疑问，唯有友谊地久天长。

汤姆·卡斯卡特是我一生的挚友，经常与我合作出书[11]。我俩会在搭火车、乘飞机、逛书店或在附近公园遛弯儿的时候与陌生人搭讪，这样的对话总能让我获得很多乐趣。汤姆是个中好手，总能从人们嘴里套出一些人生故事，而我俩都特别爱听。但对于我们而言，比起有趣的故事，与他人建立联系更有意义。这种慰藉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来自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交融。

我和汤姆如今都年事已高，发际线一退再退，胡子也变得花白——可我们却发现，这样的外表让我们更容易同陌生人在事先没安排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我们想了好久，思考这是为什么。最后弄清楚了原因，我们不禁开怀大笑：因为俩老头没啥威胁性。我们看上去不像是不怀好意之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长着一副没能力做坏事的脸。好吧，换句话说，我们长得挺没趣儿的。不过，当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上前搭讪的女孩没有一个对我们抱有一丝警惕心时，我们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虽然承认这一点有点儿令人心碎，但她们确实没错啊。

收获怜悯所带来的慰藉

在塔索的牌桌边，那位退休教师说，下一轮他不出，要去小便。一个小时里，这已经是他第三趟跑厕所了。“该死的前列腺！”他抱怨说。他的老伙伴就拿他开玩笑。渔夫戏称他朋友的前列腺肥大到可以用来诱捕鲨鱼。老教师一边嘴里咕哝着什么，一边快步跑向厕所。这让我想起了蒙田，他建议我们狠狠地抱怨疾病。

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他熟悉伊壁鸠鲁的思想，并将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快乐方程式重整。蒙田写道：“我同意伊壁鸠鲁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快乐会招致更大的痛苦，那这种快乐应被摈弃；如果痛苦最终会带来更大的快乐，那这种痛苦值得追求。”蒙田和伊壁鸠鲁一样，也认为人生的最大乐事便是获得友谊，以及友人之间愉快的交谈。这位法国哲学家在他的散文《论虚荣》中这样写道：“我明白，友谊之臂足以延伸到世界各地。”

蒙田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讨论了老年生活。他认为向朋友抱怨老年的病症会是一剂良方。“如果在抱怨之后身体有所缓解，那就抱怨吧；如果躁动能舒缓病痛，那你就随地打滚；如果大喊大叫能让病痛消失（比方说一些医生认为这样能助产），或者转移痛苦，那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因此，蒙田坚称：如果不在朋友面前释放自我，我们不过就是倚老卖老地苟活下去，冠上某些虚文俗礼来自欺欺人。近来，在一些老家伙的圈子里，这种抱怨重出江湖，人称“裸体器官独奏会”。天知道呢，这种方式至少有那么一丁点儿“转移痛苦”的功效吧。

笑对死亡

日落时分，太阳在接近地平线时像被放大了一圈。日暮渐沉，海面上倒映着玫红色的暗淡光晕，昭示着夜色即将笼罩大地。塔索桌边的四人不再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夕阳，欣赏一天的落幕。

伊壁鸠鲁并不惧怕死亡。他说过这么一句名言：“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我们存在一天，死亡就不会来临。而当死亡来临时，我们也就不复存在。生命的消失不是恶，死亡不过是把我们带回了出生前的状态。”

这句名言后来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反驳，尤其是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位丹麦哲学家兼神学家，他认为这样说过于简单。毕竟“我们存在时”，我们还能感知未来我们将不复存在，这区别可大着呢。事实上，克尔恺郭尔认为，死亡足以让任何年龄段的人感到“畏惧而颤抖”。

尽管塔索桌边的这四个人，名义上都是希腊东正教徒，这个宗教相信神会赐予人们幸福的来生，但我猜想，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并非完全感受不到死亡的恐怖。尽管如此，伊壁鸠鲁死前留给朋友伊多梅纽斯的遗言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慰藉：“在这欢乐的日子里，我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写下此言赠你。痛性尿淋沥（膀胱结石）和痢疾一直让我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痛苦已经达到极致，再没有什么能够使其增加半分。但想到我们昔日的交谈，身体的痛苦便退居其次，心中满是欢愉。”

每个真实的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想玩耍的孩子。

——弗里德里希·尼采

第二章

Chapter Two

废弃的露台

时间与安神念珠

从海上看，伊兹拉岛轻薄缥缈，如同海市蜃楼。透明的薄雾笼罩下，水翼船驶过，掀起滤镜一般的水花，让海岛的景象进一步柔化，看上去仿佛漂浮在海面上。但当你身处岛上，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阴天里，所有景色也都能一览无余。三里开外，伯罗奔尼撒海岸边的岩石阴影与我窗外的柠檬树一样清晰可见。而且，由于伊兹拉岛的地势从主港口开始抬升，岛屿的主体是一座陡峭的凹形山丘，加上房屋环山而建，因此远处的院子和露台清晰可见，人人都可以无伤大雅地窥见他人的生活场景。

这时，我窥见一个穿着印花家居服的中年女子从洗衣房走出来，她一边闲逛，一边和趴在自己家院墙上的棕白毛小猫愉快地聊着天。距她所在的两排房屋之外，我看到两个小学生在花园遮阳棚下盘腿而坐，一个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图画书，另一个正在大嚼涂着厚厚蜂蜜的面包。在山顶上，我能清楚地看见一位高大的希腊东正教牧师坐在花园长凳上，发福的身体裹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高顶礼帽，表情隐忍克制，而他娇小的妻子就站在他身后斥责他，或许是因为他早上去港口的时候忘了买什么东西。

伊兹拉岛以阳光明媚著称，这里的光线如有魔力，将日常生活变成了温馨的电影场景。

我借住在一幢19世纪建造的房子里，外墙用石灰粉刷过，所有的窗户都装着两条交叉的铁栏杆。一些岛民说：“这是为了防范土耳其人。”还有一些人说：“是为了防范阿尔巴尼亚海盗。”很明显，这些铁栏杆挺管用的：至今都没有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爬进我的房间。铁栏杆并不妨碍我在桌边看窗外的风景，反而将其分隔成了四幅画面：房屋环绕的山丘、扁桃树林、海港和大海。

我寄宿的屋子位于山丘的高处。我的视线穿过海港，落在了迪米特里酒馆的露台上。此时，那里空无一人。天上乌云密布，似乎要下雨，所以我猜想，塔索和他的桌友要么坐在咖啡馆里，要么跳过了今天的研讨会。

不管会不会下雨，我反正是饿了。鉴于挂在房里网眼篮中的无花果还介于新鲜与风干之间的尴尬状态，根本无从下口，我于是动身前往迪米特里酒馆。路上我还经过了塔索家，瞥见他独自坐在三楼的露台上，似乎陷入了深思。

迪米特里酒馆里只有迪米特里一人坐在厨房里听着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频道（BBC World Service）的新闻。用餐区的尽头，他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正坐在桌边看着昨天的《雅典日报》，手里还拨弄着他的康哱罗依（kombolói）——一挂由33颗琥珀珠子串成的珠链，即我们常说的“安神念珠”。

和许多岛民一样，迪米特里年轻时也是一名水手。他努力工作，成了船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这份工作不仅使他熟练掌握了英语，也让他略通东西方的其他语言。他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回到伊兹拉岛定居，开了自己的酒馆，娶了一位当地女性（当时雇的女厨师）。迪米特里凭直觉认为，人生本该由相互独立的不同阶段组成。

我发现，如今手里把玩念珠的人，远不如20世纪60年代我头一次造访这里时那么多，于是我问迪米特里，这个传统是不是慢慢消失了。在回答我之前，迪米特里示意我看一下厨房前面放置的金属托盘把餐点了。和往常一样，可供选择的有希腊茄盒、填馅儿西葫芦、烤通心粉（一种含肉馅的希腊芝士通心粉，名字源于意大利千层面，这个词本意指“大杂烩”，可以用来描述绝大多数希腊菜）以及迪米特里店里的招牌菜——土豆烤羊肉。尽管有一小群苍蝇正在羊肉汤上飞来飞去，我还是决定点了羊肉。迪米特里关掉收音机，给我盛了一大盘羊肉，倒了两杯松香酒，坐到了我对面。

“首先呢，‘安神念珠’这个翻译就是瞎翻的。”他打开了话匣子，“这种名字反映的仅仅是英国人的看法，而不是它的本意。康哱罗依和‘安神’没有半点儿关系。”

不论何时，迪米特里和我的对话都带着说教的意味，总让人觉得他是在耐着性子和我说话。尽管如此，我清楚他很乐意扮演一个文化讲解员。事实上，他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狡黠又见多识广的奇人。

“康哱罗依和时间有关，它分隔时间，使之延续。”他接着说。

分隔时间，使之延续？像我认识的很多希腊人一样，迪米特里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形而上学的说法，尽管他自己肯定不会叫它“形而上学”。迪米特里仅仅是在表述他的世界观，在他眼中，时间是一种有延展性的事物，也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不仅基于星辰和时钟的运转，而且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理解。所以，对他而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人们体验时间的方式，甚至取决于人们如何去选择体验时间的方式。

当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家决定优先考虑人对时间的主观感受之后，现代哲学产生了一个颇为激进的观点：时间不再仅是一种线性的、可衡量的客观事物。针对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世界观，这些哲学家提出，我们体验时间的方式从根本上更适用于人文哲学。实际上，他们是将迪米特里对于时间本质的自然感受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胡塞尔等现象学家引入了“生活时间”这一概念，与“钟表时间”（即客观的科学时间）相对。在他们看来，生活时间才是根本，因为我们都“受时间约束”，知道人生终有尽时。我们衡量时间的方式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每个人对于“现在”“尚未”“一直等下去”这样的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每个人对时间的理解也不同。如果我说“我步入老年的这段时间里，一年一年过得比之前快多了”，即便有人回应我“但你得知道，说真的，时间流逝的速度和从前一样，并不会变化啊”，我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这些年过得到底有多快，我再清楚不过了。

迪米特里能轻易地区分钟表时间和生活时间，这不足为奇。在古希腊语中，这两个概念分别由两个词来表达：Chrónos一词，表示的是时间的维度，是由将来到现在再到过去逐渐推移的持续时期，举例而言，当某人说“我们正午的时候码头见”，指的就是这一类时间；而Kairós一词指时间的质，而不是量，尤指某一恰到好处的时间，比方说“盘点我人生的最佳时刻”，Kairós描述的是对于某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与一般维度的时间相比，这一时间概念带有更多的个人意味。

我的行李箱里装的另一本平装书——伊娃·霍夫曼的长篇随笔《时间》，内容不免引起一些争议。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和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不同时期如何给人带来不同的时间体验。霍夫曼引用了一位罗马诗人的话，来描述20世纪晚期带给她的感觉：“这三十多年来，我活在暗无天日的乌托邦世界中，在那里时间没有意义。聊天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对话虽有时令人愉悦，但终归是无休无止的唠叨。我们彻夜长谈，身边摆着塞满烟头的烟缸和廉价酒水的空瓶，迎来一个个宿醉未醒的黎明。对我们而言，时间冻结了。我们不慌不忙，对一切听之任之。”

伊兹拉岛的生活像是徐徐演奏的行板[12]，雅典的政治局势对其毫无影响。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主要交通方式就是步行和骑驴。这两种方式规定了生活时间的步调，调好了快慢的参数。这里没有比汽车更快的交通工具，所以没有永远拼不完整的碎片化的人和物的形象，这种形象如同一幅镶嵌画，永远缺少最关键的一块。

由于岛上山体连绵，整体地势崎岖不平，直到海岸边都遍布岩石，而且这里几乎都是上坡路和下坡路，为了防止摔倒和节省力气，人们要走得比较慢才行。又因为要绕开巨石和房屋，所以这些山路修得异常曲折，路两旁的景色便被分割成完整直观的景象。在这里待了几天后，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的生物钟适应了这种节奏，我开始慢慢欣赏一切事物——不论是我对周遭的所闻所见，还是对自己肢体动作的感觉，都变慢了。

老年人动作都很慢。我们体内的“地势”崎岖不平——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心脏衰弱。这些功能性衰退导致我们行动迟缓，而行动迟缓也常被视作衰退的警告——迟缓的行动验证了我们的虚弱。

但仅仅因为我们老年人（伊兹拉岛的岛民也是）出于种种原因而被迫行动缓慢，就说明行动缓慢是件坏事？在这里，我一步步适应了老年人的步伐，终于意识到我先前都是习惯性地在和闲散的节奏对抗；我对向缓慢屈服抱着抵触心理。这也是我下意识追随“永不服老”思潮的另一个表现，但现在，我很清楚地了解到，缓慢有着非比寻常的优点。

行动缓慢的魅力在于，我能毫不费力地适应这种节奏。我动作缓慢却流畅。这样的动作里甚至蕴含着某种美感，这种流动的特质会让人想起太极拳，却又不需要遵守严格的动作规范。我偶尔会从椅子里不疾不徐地起身，首先确认自己找到平衡，接着小心地用双脚立起来，然后数着步子走向窗边，这一系列动作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表演一支自然而优雅的老人之舞。冲动和行动相得益彰。是的，我向老年给我带来的限制屈服了，但我毫无挫败之感。事实上，有时这反倒让我觉得尊严得到了保全。

伊壁鸠鲁想让我们尽可能享受生活的每分每秒，而享受这些需要时间。当然，我吃迪米特里酒馆的招牌羊肉的时候，之所以细嚼慢咽，是因为我的假牙老是松动，但细嚼慢咽让我对嘴里的食物心生愉悦，它是一种美食的佐料。霍夫曼在她关于时间的著作中，将缓慢的“生活时间”与她刚移民美国时那段人生地不熟的经历相对照，她写道：“在美国，时间不仅流逝得更快，而且以一种令人紧张的方式硬推着人向前。”她注意到了美国式焦虑与时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承受着种种压力，要么感觉自己做得不够，要么感觉自己可以做得更多，要么至少会对做得多少感到满意或愧疚。”

“永不服老”的人常选择那种催促着人向前的时间作为他们的“生活时间”，这是他们为人生最后阶段设定的节奏。事实上，从这一角度出发，生活时间也许会以一种特殊的紧迫感推着人向前，而这种紧迫感又源于自知时日无多；我们经历着令人恐慌的时刻（Kairós）。

老年的无趣

“永不服老的人”选择匆忙度日时，总会给自己一个无可置辩的理由：这是他们借以对抗时间给人的长期折磨（无趣）的主要手段。除了疾病和死亡，人到老年最怕的就是无趣。

人老了，没有了新目标，不再有激动人心的经历，失去了旺盛强烈的情欲，精力逐渐衰退，以至于去树林野营不是休闲而是受罪，若是这样，生活将极为无趣。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老人们常在迪米特里酒馆聚会——他们还是会发现，这一阶段所体会到的孤独远超从前。拥有大把时间却无事可做，无趣的空虚。

我为这次旅行还准备了一本挪威哲学家拉斯·斯文德森的《无趣的哲学》。这本书带得很值。很少有现代哲学著作像这本书一样兼具热忱的学术态度和同情心，研究我们普通人所担心的事。

斯文德森指出，无趣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源于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思潮，该思潮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们在浪漫主义理想的催促下创造了个人的身份以及自己的人生意义，而不满足于接受他们在社会和传统中的角色。斯文德森写道，这种思想的缺点在于“运行良好的社会能够提升人的能力，让人在世界上找到意义；而运转不良的社会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集体的意义往往就已足够。而对我们这些‘浪漫主义者’来说，问题就多多了” 。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再信奉传统的神和宗教的人而言，意义并非唾手可得，甚至根本不存在。

与“情景型无趣”（比如，当我两个小时都枯坐在候诊室等我的泌尿科医师时那种无趣的感觉）相比，“存在型无趣”是指一个人将自我封闭起来，无法在任何事物中找到意义，这样的自我，往往连尝试去寻找任何事的意义都不愿意。法语中的“倦怠”（ennui）一词，极为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空虚，科尔·波特的名曲《我为你着迷》让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

但实际上，一切都让我心灰意冷

我知道的唯一一次例外就是

我出门参加一场无声的狂欢

同常与我相伴的倦怠，进行无望的抗争……

一旦生活中缺少了有意义的事，一切都会变得无趣。说到无趣，一个感到无趣的人，甚至渴望自己有所渴望。他有时间，但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快无聊死了。我们这些容易忧郁的人太熟悉这种存在型孤独的感觉了。

所以，据斯文德森所说，为了填补这些时间，现代人开始忙于建立个人目标，找寻富有挑战性的活动，以及最重要的——寻找新事物。新的经历和事物不可能会无聊，对吗？并不，它们显然很多时候也很无聊。好容易当上公司副总裁，下一个目标紧接着又出现了——成为资深副总裁，然后当总裁，接着去一个更大的公司当总裁，再然后换一个比先前更大的公司……这样下去，人们会觉得看不到头，也永不会彻底满足，到了某一个阶段，你甚至会觉得目标全无。新的事物本身成了旧的。死前去的第12个地方，哪怕眼前充满异国风光，你依然会感觉了无新意——因为你已经欣赏了11次“异国风光”了。老年人往往特别在意新事物的半衰期。我们脱口而出的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到了这个岁数什么都不能让我动心了”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人无法让整个人生或某一人生阶段具有意义，那他能做的只剩下从无意义中分散注意力，尽管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这样做的。然而，我们也许能够从一些地方发现，这些用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本身也毫无意义。斯文德森写道：“准确来说，我们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恰恰给无趣设置了最低的门槛。我们一场接一场地赶赴活动，几乎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只因为我们无法应付时间‘空着’的状态。”可矛盾的是，当人们回顾起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时间时，往往会惊恐地发现，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

我也有同感，尤其是当我老了以后。回想一下，我曾花了一整年去追求一位野性十足、魅力四射、喜怒无常的女子，竭尽所能只为俘获她的芳心。而现在，我总算明白，当时我深信的是自己如果能得偿所愿，便能赋予人生不可或缺的意义。那时，我刚刚结束一年的归隐回归社会，一度渴望重燃为电视台撰稿的创作热情。我开始迷失自己——无所适从。当然，追求那个女子最终没有给我的人生带来任何意义；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竭尽全力达到目标之后，我感到无趣。我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最初促使我追求她的那种空虚的状态。

对新事物的极度渴求，注定会带来失望，许多格言警句都有相关表述。比如，贝都因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要当心你所渴望的东西，因为你总能得到它。”而我最喜欢的是王尔德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后者要悲惨得多。”

在斯文德森看来，现代人一直试图用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对待无趣，找寻“意义代替品”——比如我追求的那位性格多变的女士——而不是尽可能挺直腰杆地坐在那里冷静思考怎样的人生才算有意义。

“永不服老的人”用极度忙碌对抗老年无趣的策略，听上去就像是“意义代替品”的收场白——“还是老样子啊，还是老样子”，说完，悲剧落幕。

但如果老人们不再保持忙碌，他们该干什么呢？整天无所事事还是蒙头睡觉？还是像我母亲那样，无休止地抱怨自己被所有人孤立，成了一个老妪？

老年的游戏

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无所事事——不管我们是被迫的还是主动选择的——实际上都是老年人能收获的最佳礼物。这让我们有时间参加一项奇妙的人类活动：游戏。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有名的政论文《赋闲礼赞》（In Praise of Idleness）中斥责我们没能利用闲暇做些开心的事情：“有人会说，忙里偷闲才令人愉悦，如果一天24小时只有4小时在工作，人们都不知该怎么打发时间。迄今为止，现代社会就是这样，我们的文明该为此受到谴责；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这样。我们先前所拥有的无忧无虑、自在游戏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效率至上的狂热所取代。现代人认为，不论做什么事，都在为其他事做铺垫，而不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做。”

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斯蒂文·赖特说了一句十分简练的金句：“努力工作的回报在将来，懒惰的回报在当下。”

游戏能让我们这些老人家脱离无聊的苦海，如果我们还能记得怎么玩的话，就能做到这一点。罗素说得对：“我们贬低了为了娱乐而娱乐的价值，将其斥为浪费时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似乎也失去了收获一种人生至高乐趣的能力，而这种乐趣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我还带了一本关于娱乐的经典著作《游戏人：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作者是荷兰历史学家兼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嗬，与将无趣带入生活的斯文德森不同，赫伊津哈对游戏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对“严肃”和“乐趣”这两个词哲学解构了几十遍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的确是这两个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不过，在我看来，赫伊津哈的哲学观有一部分很适合老年人。

游戏并不属于人类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大多数的动物也是一流玩家。

不论是两只在小溪里相互泼水的熊崽（根据它们母亲不耐烦的反应来看，它们在溪水里本该学习如何捕鱼），还是我的爱犬斯诺克斯（它总爱绕着后院那棵云杉树兜圈子，圈子越绕越大），都能说明动物生来就有这种漫无目的地追逐乐趣的本能。我们这些“无翼的两足动物”亦是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还处于这一人生阶段——追求事业和出人头地的想法并未浇熄单纯玩闹的热情。

将单纯玩闹变成竞赛（古希腊人在这方面可都是奥运冠军）是浇熄人们玩闹热情的第一盆冷水。我们从随便玩玩变成了盯着比分不放。当前，我们为了自我提升而全心投入运动之中，与私教一争高下，誓要驾驭氨纶制成的奇怪紧身衣，这其实抹杀了游戏中仅剩的轻松自在。甚至，现在连散个步时，人们都会记录时间和距离，跟之前的数据环比对照，好跟自己一较高下，得出个人最佳成绩。我们不再靠游戏打发闲散时光，而是将其塞进日程表，当作另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来完成。

人们基本上都用“游戏”来形容迷失自我的状态。一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在游戏中自己参与的那部分中丢失自我，其实，整个游戏过程被称为“角色扮演”。游戏中，我们跳进了想象的国度。柏拉图指出，“跳跃”是众多游戏名词的根本；他认为人们对跳跃的渴望，正如我们高兴时会跳起来，对于包括人类在内所有有腿的动物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在想象的国度，我们上演了一出幻想剧——比方说，幻想自己是圆桌骑士，或者幻想拯救人类命运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从一局纸牌中反败为胜。并且，甚至当我们玩那些有特定人群参与的游戏时也一样——比如，棍球[13]——规则完全不重要：不论是输是赢，也不论是严守规则还是漠视规则，都不会对游戏之外的世界造成什么严重影响。毕竟，游戏不过只是个游戏罢了。

当然，我们也会在正经事务上丢失自我，譬如工作，但关键的区别是在游戏之外的活动中，我们从不会丢失目的感，不会失去目标。例如，我们可能在撰写商务备忘录的时候丢失自我，但即便如此，盘踞在我们脑中的唯一念头还是我们不仅要在下班之前做完它，而且要做好。单纯玩游戏的唯一目标是游戏本身。我们甚至不是为了取乐而玩游戏，玩的时候本身就很开心。因此，你找一个孩子，或者找一只能说会道的熊崽子问问就会知道：他们并不是为了享乐这一目的去玩游戏，而仅仅因为当时正是玩游戏的好时候。

玩游戏的老人

我最早看到老年人开心地玩游戏，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巴黎。当时，我正在索邦大学攻读哲学硕士，那些课程哪怕是用英语讲都能让我听得一头雾水，更何况还是法语授课。当时的我感到了一丝青春结束前的孤独和神伤，这种情绪中还透出淡淡的浪漫，颇有些巴黎的味道。我常会背着让-保罗·萨特那本厚达700页的《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带着一丝情绪散步。一次，我步行穿过第五区[14]的一道石拱门，来到一座名为“卢泰西亚竞技场”（Arènes de Lutèce）的公园。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我与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军事要塞遗迹和一座巨大的竞技场不期而遇。

我爬到竞技场最高处的观众席坐下。在我下方这片空地上，角斗士们曾表演过以命相搏的游戏，而现在，只有六个法国老头正组队玩着法式滚球（pétanque）——一种在草地上玩的地掷球游戏。他们散发出的优雅和得体，马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个个西装笔挺，打着领带或领结，有几个还戴着运动贝雷帽。不仅如此，他们举手投足间不仅彬彬有礼，而且十分友好，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只要有一人投出了好球，其他人都会礼貌地向他鞠躬以示认可。他们时不时或莞尔或大笑，或伸手轻拍对方的肩背。但最重要的是，这六个英俊高雅的老头玩得兴高采烈。

眼前的景象让我深受触动。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觉得心头上突然注满了希望，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以至于没能马上反应过来。那些老人的快乐飘了过来，将我包围。回想起来，当时的快乐大部分来自于一个事实：这些老人与年轻的我相比，早已处于人生的尽头，却依然享受着世间的快乐。对于一个踉跄着步入成年的小伙子来说，我想不到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包括赫伊津哈）会问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法国老人之所以欢乐，是因为全身心投入了游戏，还是因为快乐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而游戏只是一种表达快乐的方式？但对我而言，只要知道单纯的游戏和欢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看完法式滚球的几天后，我退学了，我打算尽情享乐，直到把身上的钱花个干净再回美国谋生。我肯定自己的这种想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许我本质上就是个享乐主义者——只是受到了游戏的点化。或许我还能从词源学的巧妙解释中得到安慰——不久前，索邦大学的一位同学揶揄我，古希腊语中“学校”一词写作“休闲”。这位同学还告诉我，柏拉图在他那篇记录苏格拉底驳倒诡辩派哲学家的对话录《欧西德莫斯》中，把这个观点阐释得一清二楚：一个人在闲暇时“把玩”脑中的想法，能比坐在教室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柏拉图的继承人、享乐世界冠军伊壁鸠鲁相信，学习与快乐之间存在着简单却精妙的联系——教育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即调和人心与知觉，体会人生的快乐。

无须赘言，反正我要走了！

观看法式滚球后仅过了几周，我已经在西班牙乡间漫游。走着走着，遇上一群正在采收扁桃仁的老人和孩子。他们一起将毯子摊到扁桃树下，孩子们负责用竿子和耙子摇晃树枝，把扁桃的外果皮摇松，而老人们则围站在毯子边上，把弹出毯子的坚果踢回去。这样的分工恰到好处：小孩子晃得兴致高昂，老人们踢得悠然自得。

看了几分钟后，我发现他们举手投足间有着一套规整的节奏，这种由摇晃和踢送组合而成的交叉节奏如埃尔文·琼斯的架子鼓独奏一般动人。而且不出我所料，没过一会儿他们便一起唱起了乡间民谣。这首歌谣肯定在西班牙采扁桃仁的孩童和老人间传唱了数个世纪，歌曲的节奏和他们劳动时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

尽管这首歌谣对他们来说肯定不新鲜，但歌声中依然透出一种不自禁的——嗯，喜悦之情。他们将劳动变成一种游戏，就像单纯的玩闹，他们沉浸其中，失去了自我。这是一种共同的、超凡的行为，依我看来，（他们的歌声）远比我在犹太教堂或者基督教堂听过的任何圣歌或祈祷更加振奋人心。听着采扁桃人的歌声，我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孩子是老人天生的玩伴。这两个人群之间具有诸多相同的品质，这些品质是那些年龄介于未成年和老年之间的拧巴人群所不具备的。首先，我们（老人和孩子）都顺其自然，有耐心，喜欢慢慢来。孩子们可以花几个小时不紧不慢地重复同一个程序，譬如用积木搭一座塔，当塔颤巍巍地倒下，孩子们会咯咯笑着重新开始。当我步入老年，也能适应这样的节奏，并轻而易举地让自己沉浸其中。我不会急着一劳永逸地搭起那座塔。不像我还是一名中年父亲的时候，总觉得肩上挑着重担，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完成，有一次我甚至决定再也不玩这种无休止的造塔游戏了。当年，我尝试搭一座永不散架的塔，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做无用功，我甚至会觉得很崩溃：这样简直跟西西弗斯没什么两样，因此我陷入了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但现在不一样了。那个目标——一座完全建好的塔——不过是游戏的附加项罢了。事实上，当塔倒下，我也大笑起来。我和孩子们都享受着纯粹的快乐。

孩童和老人对缓慢共同的自然喜好转而体现在两者都喜欢智力游戏一事上——没错，智力游戏。小孩如果问他的爷爷，“鸟为什么会飞？”“小鸟们又是从哪里来的？”那可算问对了人。老人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会四肢着地趴在地上，他不着急给出结论。老人和孩子都觉得弄清楚翅膀和鸟蛋受精这类事实之后，依然面对着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比方说，鸟类活着的目的（飞翔？）以及万物的起源（可第一颗鸟蛋又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具备一切哲学探索的基础——纯粹而天真的好奇心。这就是每次爷爷给出答案后孙儿还会继续追问“可这是为什么呢”的原因，也是直到日落西山时，爷爷依然乐呵呵地试着解答这些问题的原因。

每当我讲我最喜欢的哲学笑话，总是孩子们笑得最大声。

安德里亚斯：是什么撑起了世界？

俄瑞斯忒斯：当然是阿特拉斯啦。

安德里亚斯：那又是什么支撑着阿特拉斯呀？

俄瑞斯忒斯：他踩在一只乌龟背上呀。

安德里亚斯：那乌龟又踩在什么上面呢？

俄瑞斯忒斯：踩在另一只乌龟背上呀。

安德里亚斯：那另一只乌龟踩哪儿？

俄瑞斯忒斯：亲爱的安德里亚斯，乌龟层层叠叠，数不胜数！

比起大人，小孩子更能体会这段对话中“无穷后退”概念的荒谬性有多好玩。

据我的经验看，就单纯玩游戏而言，老人与宠物具有显著的共性。当我步入老年，有一种游戏我做得越来越多：和我的爱犬斯诺克斯一起在地上打滚。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从没有在跟狗狗一起打滚时有过不满的情绪。

那么，你会如何评价老人和狗在草地里打滚这一行为？或者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什么是“老人与狗在草地上打滚现象学”？（把这句话留给一位中欧哲学家，他会像古时候那些关注个人感受的随笔作家那样，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再变成抽象的学术研究。）

起初，你会觉得这很傻。事实上，我也这么觉得，以至于不自觉地笑出声。我的笑声反而让斯诺克斯跳到我身上舔我的脸。我嬉笑着把它推开，也就是说我并不是真的不想让它碰我，而且斯诺克斯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还是往我身上跳，舔着我。我们又滚了几圈儿。这差不多就是游戏的整个过程。

毫无疑问，这个游戏带给我的感觉有一部分是出于生理因素——也许和打滚嬉笑会影响大脑血液循环有关——尽管如此，我却感受到一种飘飘然的轻盈感。我感受到了非比寻常的快乐。如果所谓的第二童年就是这样，我很高兴自己正在亲身体验。

我和斯诺克斯一起打滚时，偶尔会被邻居看到。这些情况下，我相信他们看我一把年纪，在评判我的行为时会网开一面的。不论如何，我都很乐意告诉别人，我和斯诺克斯从头到尾都玩得很尽兴。

当然，天晴的时候，我要做的仅是巡视一眼迪米特里的露台，找到塔索所在的酒桌，辨认出他最佳的玩伴：他的老友们。令人高兴的是，我回家之后和塔索一样，桌边也有一票老伙计。

我的朋友叫李，是一位喜剧作家。三十多年前（那时我们才四十出头）他组建了一个午餐俱乐部，专门邀请搞笑的人加入。乐观而言——我们应该能活这么久——他给这个俱乐部取了个名字叫“老鬼”。李的预想是，搞一个类似“阿尔冈琴圆桌会”[15]的团体，但最后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凑齐了一桌叽叽喳喳搞笑的人。

我们现在依然会每过几个月就在便宜的小餐馆聚上一次，闹上几个钟头。有时候也会蹦出一个严肃的话题——譬如最新的政治丑闻——但这仅仅是插科打诨的开场。开场后，便会有人讲一个“精品”笑话，接着是精品中的精品——笑话接二连三，许多都是父辈那种老式的、不紧不慢的风格，其中很多角色设定得十分牵强，还掺杂着毫不相干的细节描写，让这些笑话变成了细致入微又无比牵强的故事，颇有波西特带[16]上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虽然我们很少在讲笑话时一争高下，但当然了，差劲儿的包袱会被喝倒彩，嘘声总是大到让服务员翻白眼。

而我们这群老家伙则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根据赫伊津哈教授的排名，我们的聚会算是人类最高级的休闲方式之一：玩文字和思想游戏。首先将世界带入了自己的想象空间，经过一阵把玩，再毫不知耻地将荒谬冒充成真实——风趣、好玩的东西由此诞生。

我对玩游戏的老人至高的欣赏之情

我头一次看到希腊老人跳舞，是在那次逛西班牙乡村、看那群老少采收扁桃仁的五年后了。此前，我从未领略过如此热火朝天的游戏，此后也再没有见过能与之媲美的表演。那时我对伊兹拉岛还不太熟，在希腊也没多少本地或侨居的朋友。他们怎么让我的生活丰富起来，那都是后话了。

我站在窗边，从建在半山腰的房子里往外看：一轮满月照亮了伊兹拉岛上雪白的房屋外墙和石子铺成的小径，看上去仿佛一张在白天拍摄的风景照底片。那些在阳光照耀下一览无余的景物，衬着月光，多了几分阴森和幽魅，月光洒进我的窗台，清冷脱俗，让我不禁走到屋外，如梦游般沿着海岸边的人行道缓缓而行。除了偶闻几声驴叫鸡鸣，周遭一片寂静，我深切地感受到万籁俱寂的小岛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没有汽车的地方，让我对“寂静”有了全新的认识。

走着走着，我听到主港口的方向传来了音乐声。起初只能断断续续地听见几声带节拍的低音，随着我朝音乐传来的方向走近，布祖基琴[17]的弦声传入了我的耳中，那里演奏着一首土耳其风情的乐曲。循着乐声，我来到了一家名叫“卢卢”的酒馆。接着，我听出了这首曲子：米基思·狄奥多拉奇斯的经典曲目。由于参与过反法西斯运动，他的曲子曾一度遭到独裁政府的封杀。“卢卢”酒馆大门紧锁，但有扇窗户没关，就这么敞着。我于是从窗口向内窥探。

五个老人正并排跳着舞，彼此抓着对方手里举着的手帕。他们布满褶皱的脸向上扬着，那神情让我为之一振——骄傲、抗争，还有最重要的：欢腾。所有人的脊背都绷着，虽然没一个能绷得笔直，但他们侧移的舞步依然无可指摘，优雅、整齐。乐曲临近尾声，节奏渐渐加快，舞步也随之加快。乐曲声渐强的高潮部分结束后许久，跳舞的老人们依旧并排站着，高举双手一言不发。没有人喊“呜帕！”（据我后来了解，当地舞蹈结束时有喊“呜帕”的习俗）。我所欣赏的这支舞并不复杂，老人们是在为人生起舞——尽管雅典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尽管从根本上说，老年给他们带来了重重障碍，他们仍为人生的耐力起舞。这是最崇高的游戏形式。

我完全理解柏拉图为什么会说纯粹的游戏是神的旨意。他常常被人引用的《律法篇》中关于游戏的章节这样写道：“人类是神造的玩物，玩乐是人类最好的品质……因此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应该照此生活，玩最崇高的游戏……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活法？人须像游戏一般活着。”

结果，自柏拉图之后的众多哲学家，不论大众小众，都开始从形而上学出发去反思游戏的意义，其中还包括高深莫测的20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理性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中提出的问题相当令人费解：“我们必须从游戏的本质出发……思考‘存在’吗？”

海德格尔的问题对我来说太遥远了，虽然我确实感觉“生命即玩耍”这个观点暗藏深意。有这么一种世界观认为，“珍惜人生，但切莫当真”。其实它并没有那么悲观，并不是在说“人生不过一场笑话，所以什么都无所谓”，而是告诉我们，人能够在游戏人生中超越自我。是的，我们都在玩一场自己无法参透的游戏，而这场游戏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啊！

与时间游戏

“他跟着自己内心的某种节奏，拨动念珠。”迪米特里说着，指了指一边把玩着手里的康哱罗依，一边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父亲伊阿诺斯，“像乐队指挥一样掌控自己人生的速度。”

如果迪米特里的解读没错，那么把玩康哱罗依也许真的和存在主义脱不开关系。这种方式关注的是时间本身，“将之分隔，使之延续”。也许，伊阿诺斯践行这一古老的希腊传统其实并非在紧张地打发时间，而恰恰相反，是在捕获时间，将其变为自己的东西。他在和时间玩游戏。

我问迪米特里，在他看来，为什么希腊的康哱罗依在逐渐消失？

“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越来越欧化，变得不像自己了。这也算不上有百害无一利——我从小就对‘恶魔之眼’怕得要死，为此不得不戴着一根蓝色手链来驱魔[18]。我甚至那几年在海上的时候都一直戴着，为此还受到不少的嘲笑。但是现在，只有老人们还相信‘恶魔之眼’的存在了。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留恋那种骗人的鬼话。”

“那你还会怀念康哱罗依吗？”我问他。

“我自己就有，”他回答道，“有时候我会把玩，但都是在我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我不太好意思在别人面前拨弄康哱罗依。不过确实，当我父亲这辈人也走了，人们将它遗忘的时候，我会怀念它。”他笑着说，“但也许人们并不会将它彻底遗忘。一些雅典的雅皮士让它们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那些人用康哱罗依来帮助戒烟。他们从水翼船上下来，一只手握着康哱罗依，另一只手拿着苹果手机。”

那画面让我笑出声来，它将 “生活时间”的两极之间的张力完美地概括出来。

记忆是智慧之母。

——埃斯库罗斯

第三章

Chapter Three

塔索雨迹斑驳的相片

独 思

从迪米特里酒馆出来，我正准备回住处，再次看到塔索坐在顶层的露台上。几分钟后，我透过住处书桌前的窗户再次朝他望去。这次我留意到他旁边有张小桌子，放着几本旧笔记本和一个似乎装着明信片和相片的箱子。他爬满皱纹的脸上带着一丝忧伤，看起来又很满足。今天是他独自沉思的日子。

回房后，我听见雨滴轻轻敲打着屋顶的瓦片，下雨了。寒意来袭，我感到一丝孤独，或者更具体而言，觉得自己真的老了。跟着下雨的节奏手舞足蹈，似乎并不能消解我当下的情绪。我躺回狭小的床上，准备再翻几页有关厌烦和游戏的哲学书，借此驱散老塔索和雨天带给我的忧郁，顺便趁此良机遐想一番。

闲 散

斯文德森指出，许多早期思想家都认为关于人生的绝妙想法和深入理解都寓于闲散的生活之中。他引用了罗马诗人卢侃的诗句 “闲散孕育奇思妙想”来说明这一点。蒙田在其随笔《论闲散》中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并将闲散比作“脱缰之马”，认为闲散的思想远比受制的思想更具有冒险精神。斯文德森还提到了18世纪德国哲学家哈曼。哈曼说，闲人对于哲学的见解之所以比学者高明，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闲人比较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我对此毫无异议。显然，哈曼多少是在为闲散辩护。据说，有一次他朋友批评他游手好闲，他反驳道：“工作有什么难的？难的是鼓起勇气，坚忍不拔地做到真的闲散。”

想要做到真闲散，还得有耐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耐心能够驱走厌烦。真正的老人极有耐心，仅仅因为他们并不急于让时间流走。曾记得很久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开往费城的列车上，车厢里拥挤不堪，一个年轻女孩对她的母亲抱怨道：“天啊，我多希望火车现在就到站啊！”她白发苍苍的母亲意味深长地回答：“孩子，别这么想，每分每秒流逝的可都是你的生命。”

对老年人而言，哪怕缺乏新的经历，他们也能将其视为一种恩惠。“新鲜事”我们都做过了，而且常常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斯文德森写道：“厌烦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在缺乏经验累积的基础上加以理解。而问题是我们为了摆脱这种厌烦，会试图堆叠那些日新月异的、愈发强烈的感觉和印象，而不是累积自身的经验。”

没错，累积的经验，正是老年人丰富的财富。诀窍在于放慢脚步，慢到有余力将这些累积的经验慢慢考量，再进一步，最好能做到细细品味。

精神愉悦至上

伊壁鸠鲁相信，精神上的愉悦胜过身体上的愉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头脑具有身体所没有的优势，能在追忆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同时获得愉悦。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于晚年转而成为享乐主义者，他解释称，追忆过去能带来“一系列连续且互相关联的愉悦感”。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享乐主义者光凭记忆中的愉悦感就能感受到愉悦这种能力似乎言过其实、过分乐观。但尽管如此，伊壁鸠鲁对于思想之愉悦的热衷，尤其对由独自思考和启发式对话之愉悦的热衷，依旧值得我们思考。

伊壁鸠鲁和柏拉图都认为步入老年为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思想挣脱枷锁，无拘无束。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将这扇机会之窗的本质归结于内心不再躁动，他写道：“人到老年，会心平气和、无拘无束；一旦从激情的枷锁中挣脱……就像从一个，不，从好几个疯狂的奴隶主手下逃脱出来。”

伊壁鸠鲁认为，步入老年这个时机，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即让我们把生意和政治的世界弃之脑后；它解放了我们，让我们有脑力投入其他事物，多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哲学问题。专注于生意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将人们束缚在传统、世俗的思想中；想要一边做好生意，一边认真思考人和宇宙的关系实非易事。此外，没有了商业计划，我们有的是时间从容地再三斟酌，追随思想的脚步，有多远走多远。伊壁鸠鲁在写给墨诺叩斯的信中说道，“由于对未来无所畏惧”，步入老年正是敞开胸怀接受新观念的理想时刻。老人无须烦恼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棋局已定，不论他怎么胡思乱想，那都是他的自由。

当代脑科学研究成果为柏拉图的见解提供了一个基于“突触”的角度，证明了年纪越大越适合思考哲学思想。蒙特利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年长者的头脑比年轻人的更有效率。该研究的主任蒙奇博士写道：“我们目前已掌握的神经生物学证据显示，智慧与年龄增长成正比，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大脑将学会如何更好地调拨资源。”同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反应较慢的人可能较富于智慧”。因为上了年纪后，大脑中识别抽象哲学思想和处理知觉预测的部分将不再受到神经递质多巴胺分散的影响。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受多巴胺的影响越小，因此越不容易冲动鲁莽、感情用事”。呵！这么看来，多巴胺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疯狂奴隶主”了。

尽管我不很认同让科学家来为我们定义何为“更睿智”，然而我还是相信，步入老年之后，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年轻时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可能是因为有些更适合慢慢考虑的话题，只有在慢慢思考时才会出现，抑或只因为老人有更多时间用来思考，或者说——谁知道呢？说不准是因为戒掉了对多巴胺的依赖。不管是什么原因让老人拥有了新的思考方式，他们都有机会来思考引人入胜的事了。

自传之需

我们老年人常常喜欢追忆往昔。伊壁鸠鲁临终前写给墨诺叩斯的信中还说道：“老人们通过追忆往昔，兴许能在那些美好的事情中找回青春。”这让我想起儿时听邻居说的一句话：“她都这把年纪了，想童心未泯也行，想倚老卖老也罢，由她去吧。”

但有时候，老年人不单单是想随意拼凑那些往日的碎片，他们更想找到一条人生线索，串起自己的一生。

自传和真正切己的老年

以下两种情况会让人产生写自传的冲动：一种是想将自身故事与他人分享的迫切需求——当前，65岁以上人口急速增加，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回忆录；二是仅仅想为自己梳理一下走过的一生。多数情况下，这些冲动都存在着矛盾心理。撰写供人阅读的回忆录有一个内在问题，即人们会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改写得面目全非。毕竟，谁会真的愿意给人留下（打个比方）整天就知道对着电视看《法律与秩序》[19]（Law & Order）的印象呢？把这种事公之于众可不合适！但把一个人每天沉迷追剧这样的事写进书里，或许不过是一种坦率说明作者人生主旨的尝试罢了。而对于哲学家，仅仅为自己写下一生经历，便足以成全一个真正切己的老年阶段。

但有些哲学家不这么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个专注于老年话题的怪老头，在他的第二本书《修辞学》中写道：“他们靠回忆度日，而不是靠希望生活；因为较之于漫长的过去，人生留给他们的所剩无几；希望属于未来，回忆存于过去。这又一次解释了他们为何喋喋不休：他们总是在诉说过去，因为他们乐在其中。”

退一步说，跟风写自传并不值得推崇。

罗素十分生动地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罗素这个早熟的老顽童活到了98岁高龄（他将其归因于祖辈的长寿），在他1975年的随笔《论老之将至》（How to Grow Old）中写道：“心理上，我们要警惕老年带来的两种风险。其一就是无节制地沉湎于过去。人不该活在回忆里，对美好时光追悔莫及，对已故之友哀痛不已，而是应该直面未来，思考未尽之事。”

在《为何老人不该癫狂》一诗中，叶芝描述了在他看来，沉湎于过去必然会带来的产物——一部讲述个人失意的纪实片。

为何老人不该癫狂？

有人曾认识一个好少年，

他钓鱼可是个中好手，

却当了记者，成天烂醉如泥；

那个曾通读但丁的姑娘，

成天忙着带孩子，再无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们不曾听闻，

存在始终快乐的人，

有善始，有善终。

年轻人对此全然懵懂，

能懂的，唯有深谙世事的老人，

待他们悟出古书所说非虚，

再无更好的结局，

就会明白老人就该癫狂。

但我发现，心理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埃里克森更能让我信服。他坚信交织着遗憾和绝望的回忆并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与之相反，埃里克森言道，唯有以一种成熟明智的方式追忆往昔，才能让我们进入真正切己的老年。

自传式的紧要之事

对于现代心理学而言，埃里克森最突出的一项贡献，便是提出了人格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突破了弗洛伊德的传统阶段论，将人格的发展阶段从童年拓展至包括老年在内的整个人生。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他称之为“成熟期”（maturity），颇有鼓舞人心的意味。

埃里克森假设每个阶段中都有一种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人们需要将这种紧张状态化解，方能顺利进入下一阶段。例如，在青年期，这种紧张主要是在亲密和孤独之间。与他人建立恋爱关系能顺利化解这种紧张，而如果处理不好，则会导致孤独和疏离。在成熟期，埃里克森认为紧张状态存在于所谓的“自我整合”与失望之间。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回顾一生。

埃里克森认为，要顺利化解自我整合和失望之间的紧张状态，需要一种明智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我实现感，一种即便犯下大错、步履蹒跚也能接纳自我的豁达。他相信，一个人晚年能否豁达地接纳自己的一生，直接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成熟的爱的能力。他写道，对于所有人来说，要想安度晚年，关键在于同人类——他称之为“我的同类”——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最终形态。一个人回首过去，最失败的莫过于满心懊悔，充满苦涩。

因此，从埃里克森的哲学角度出发，老年人寻找追述自己一生线索的冲动，并非仅仅是对悔恨的沉溺而无意义地白日做梦——反而是一件大事。这个观点与斯文德森不谋而合，斯文德森写道，“累积的经验”和经历一段段互相孤立、毫无联系的事情截然相反，也许才是可以让你从这些经历中解脱出来的灵丹妙药。将一生中的经历串联起来，是我们找到人生意义的方式。

精挑细选的回忆

查尔斯·狄更斯的巨著《大卫·科波菲尔》开篇如此写道：“我一生的主角是我自己，抑或另有其人，读完此书，答案必将揭晓。”

这句话总令我忍俊不禁。毕竟，要是我都不算自己人生的主角，那还有谁是？不过，我怀疑老狄更斯在这儿是用原始存在主义的口气开了个玩笑，“另有其人”用的是拟人手法，指科波菲尔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外力，比方说命运。换言之，也许大卫·科波菲尔并未选择他的人生，只是顺命而已。存在主义者可不这么认为。从主观上来看，科波菲尔到底是不是他自己人生的主角？第一人称叙事者显然想用“此书”中所描述的他的冒险经历来解答这一根本问题。通过提问有哪些意义昭然，并且由其他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促成的事件，作者展开了叙述。

哪怕我们仅是为了自己去撰写回忆录，也免不了从记忆中精挑细选一番，让自己的一生看起来能够前后连贯，蕴含几分因果关系，甚至带上几分个人成长的意味。不过，这样选择，势必会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此马克·吐温一针见血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事都记得，不论其发生与否；但待我步入老年，我所记得的唯有那些并未发生之事。”听上去，我们终究要面对那个烦人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不过，另一个问题随之缓缓而来：“在记忆这件事上，真实与否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为了个人的满足感，追忆过去的时候往往不会去验证记忆的真实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记起一段经历：这段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感受，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现在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举个例子，我是否真的在读大学的时候和埃里克森教授专门就影片《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进行过讨论，或者我记错了，和我讨论《野草莓》的只是我同学，也可能当时我只是听了埃里克森教授的一堂课，脑子里想了想《野草莓》而已，不论事实怎样，都不妨碍我将其写成人生中富有意义的故事。不论对话是否真实发生过，此番对话的主题才是可能确有所谓，甚至关系重大之事。该主题让我印象深刻，也许还影响了我一生的兴趣发展，甚至还影响了我后来的世界观。事实上，我拥有这段记忆并且认为其意义重大，比这段记忆的真实性是否绝对、客观更加重要。不，我并没有坠入虚幻的陷阱：将自己相信与否作为判断记忆是否真实的标准。假如我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自己作为宇航员的首次登月之行（尽管有可靠证据表明，我从没当过宇航员，而且华盛顿山山顶已是我到过的离月球最近的地方），我会说自己太久没有追忆往昔，不觉已垂垂老矣，老糊涂了。在我与埃里克森教授那段大概是记岔了的对话和那段月球漫步的臆想之间，我应该划清界限，但这并非易事。

纽约公立图书馆开设过一系列名为“创造真实”的记忆艺术课程。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意思，但也颇有深意——我们尝试总结人生经历的时候，会先定下模板和主题，以此决定哪些记忆有资格入选。当然，还会采用另一种办法：从记忆里筛选出主题，继而拣选切合该主题的记忆。

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像狄更斯那样巧妙地耍花招——通过从人生中挑选、分拣不同的场景，尝试着赋予其连贯性，甚至赋予其意义（老天保佑这能管用）。尽管我们对记忆的选择可能很随意，但要完成记录一生这件事，这些记忆是我们手头仅有的材料。萨特在他那本将近五斤重的巨著《存在与虚无》中写道：“回忆有一种魔力……我们似乎能在回忆时做到平日无法做到的综合……人生所渴求的那种。”

我步入哲学意义上的老年之后，最渴求的莫过于这种平日无法做到的综合。

《野草莓》的智慧

20世纪60年代，埃里克森可能会在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热门课“人类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堂课拉上大教室的窗帘，播放英格玛·伯格曼的经典影片《野草莓》。埃里克森称，没有哪份个人病历或心理调查能像这部片子一样把握“整个人生的整体连贯性——即‘格式塔’[20]”。他认为这部电影勾勒出了一个极其敏感，令人感同身受的现代老人形象，他审视着自己的人生，寻找人生的意义，并与之谐存。

对我而言，不难理解埃里克森为何会认为《野草莓》具有深刻的内涵。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位退休的瑞典医生、细菌学家伊萨克·伯格一生中漫长的一天，展现了这一天之中他的旅行、记忆、梦境、预感，以及同家人和陌生人的偶遇等。伯格在儿媳（正与他儿子分居）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隆德大学，准备在那里接受学校授予的奖章，嘉奖他五十年来在自己专业领域做出的奉献。这场旅行一开始，他以一个满腹牢骚、性格孤僻的老人形象出现，完全不相信宗教能给人慰藉，也不相信自己或任何人的人生可能具有某种超然的意义。

甚至，伯格在启程之前梦到了一口没有指针的钟和一驾拉着灵柩的马车，灵柩里装着他的遗体。这个噩梦使伯格不得不面对步步逼近的死亡。终期将近的阴影在一天接下来的时间中如影随形，迫使他最后再次尝试为自己的一生找寻某种意义。对于伯格而言，这个过程极其痛苦。

他想起了很多事，尤其是童年的事，这些回忆几乎很难与梦境区别开来，而且也跟梦一样，会被他的情感（尤其是那无孔不入的遗憾）扭曲。这些扭曲是否让他的回忆不再真实？还是说这些扭曲强调了这些回忆对他的重要性？对于埃里克森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没能理解导演的惊人洞见——我们能够运用智慧，在回忆中“创造真相”。遗憾，并不是伯格用来拍摄自己人生的唯一镜头。

但是亦不能将遗憾弃之不顾。这并不是一部让人愉悦的电影。在影片的结尾，伯格总结道：总体来说，他这辈子做得不错。其实并非如此。不过，他在这天的末尾依然得到了某种救赎。他接受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遗憾、自己的一切，将其纳入自身——一个人的一生，与“我的同类”紧密相连的一生，并且开始艰难地与周围人进行接触。

或许不像《野草莓》那般隐晦，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关于回顾人生的经典影片《八部半》（Eight and a Half）以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处理了遗憾问题。这部电影可能不像《野草莓》那么深奥，但气氛较为轻松，甚至可以说是诙谐。地中海附近的生活造就了人们这样的性格。《八部半》的主角圭多是一位灵感枯竭的导演。他发现自己总是在回忆过去的人和事，而这些记忆反过来变成了他备受追捧的电影情节。电影中，圭多不得不和一个希腊戏剧评论合唱队[21]（以他的主要影评人杜米埃的形式出现）进行抗争。杜米埃这样说道：“一个人得有多么狂妄，才会相信别人会从自己做的种种龌龊事中受益。你把残碎的人生、模糊的回忆拼凑到一起，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

在旅程的最后，圭多却欣喜若狂，他说道：“一切都和先前一般无二。一切都再次陷入混乱，但这种混乱就是我！……我再也不怕承认，我所寻找的东西至今下落不明。只有这种方式才让我感觉自己活着，能让我问心无愧地与你对视……如果可以，请接受这样的我。这是我们找到自己的唯一方式。”

我认为曾与埃里克森教授进行的那次对话内容是关于《野草莓》的片尾。20世纪60年代初那会儿我才二十出头，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那样，对世界总是愤愤不平。我甚至不敢想象等我老了回顾自己一生时会是怎样的情形，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老师说：“对于伯格而言，那时才尝试跟其他人联系，难道不会太晚了吗？毕竟他的人生都快走到头了。”埃里克森教授的回答很简单：“他还有时间。”

我从床上起身，慢步走向桌边的窗台。塔索已经离开了露台，但我还能看到他待在屋子里，几乎正对我坐在桌边，用衬衫袖子拭去一张老照片上的雨滴。

自由是人类遭受的责罚；因为人一旦来到世间，

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让-保罗·萨特

第四章

Chapter Four

青春之美的西罗科风[22]

存在主义的真正切己状态

今日，来自非洲的热空气途经克里特岛，带来了一阵热风。虽说这阵风不像西罗科风（希腊语：sirókos）那么强劲有力，但是并不妨碍岛民们声称自己是受到“西罗科风效应”的影响，才染上了火暴的脾气和奔放的热情。据称，这是由于人们原本期待跟往常一样通过吹风给发热的头脑降温，却适得其反，成了火上浇油。坐在迪米特里的酒馆里，我听到有几扇门被风吹得砰砰直响。

一些岛民（比如塔索）非常肯定很多人只不过是拿“西罗科风效应”当幌子，给自己纵欲谩骂找找借口。不过，就塔索而言，他不太可能会把这种分析公之于众。一次，他曾对我说，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西罗科风效应”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宣泄行为，能让大众的身心保持平衡，正如狂欢节能让巴西人得以忍受大斋节期间娱乐的匮乏。我敢肯定，塔索当年是一名心胸宽广、思想开明的法官。

他和朋友们又聚到了桌边，亲切地聊天。聊到现在，话题一直围绕着天气和它带来的预兆。突然，他们安静了下来，一起看向了旁边石阶的顶端。这条石阶通向海岸小径，恰好经过酒馆的露台。顶端有一位年轻女子，上衣和裙摆在大风的吹拂下映衬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她在那里定定地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享受和煦的风，也可能在享受男人们打量的目光——这是她纵情于“西罗科风效应”的方式。不一会儿，出现了另一名女子，年龄要更大些，裹着一袭传统黑色长袍，从装束上看是一位虔诚的寡妇。她打量了一下四周，一把抓住年轻女子的胳膊，把她拽下石阶。年轻女子名叫埃琳娜，19岁，一头秀发乌黑亮丽，浅橄榄色皮肤光滑无瑕，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典型的希腊美人。而那名老妇人是她的祖母。

当埃琳娜和她的奶奶朝这群老男人身旁的座位走去的时候，他们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埃琳娜，毫不避讳。待两人走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几个都微微起身，朝她们打招呼。塔索一边说着“你们好啊”，一边弯下他僵硬的老腰，优雅地鞠了个躬。很明显是在对埃琳娜的美貌表示赞许和感激。

没多久，祖孙俩走远了。塔索那桌人重启了他们的话题，但谈论的不再是天气。这些老男人两颊绯红，热烈地讨论着一生中邂逅的、认识的美女。这次，塔索第一个开了腔。因为和老伙计们相比，他去过的地方最多，结婚也最迟。他一开始就提出：年轻女性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因为年轻本身就美貌绝伦。在这一话题上，不止一种迹象表明塔索具有哲学诗人的潜质。这让我想到了一位友人，在类似的情形下，他引用一句叶芝的诗并稍加改动，说道：“青春即美，美即青春。”[23]

冲动与怀旧

伊壁鸠鲁欢迎妓女去他那里用餐的消息刚传出去，流言蜚语便在雅典城传开了，说在花园墙内，人们搞着享乐主义的纵欲狂欢。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谈到性，伊壁鸠鲁远不像现在我们定义下的享乐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性会让人失控，让我们游离出无比重要的舒适区。结婚生子的确能带来长久的满足感（尽管伊壁鸠鲁自己终生未婚），但是性——以及纯粹的性爱——不可避免地会在转瞬即逝的欢愉后带来更多的不快。性使得那些并非必要、永不满足的需求浮出水面，这些需求让人的脆弱一览无余，并使人深陷焦虑之中。伊壁鸠鲁曾阐释了性如何导致悲剧收场：起初是肉体的吸引，随后孕育出狂热的激情，接着迎来了肉体结合的高潮，最后直接走向了嫉妒或厌倦，或者两者皆有。对于伊壁鸠鲁来说，这些毫无舒适可言。

我认为，伊壁鸠鲁关于性的观点，并不能在塔索和他的朋友们当中引起多少共鸣，对我来说也一样。对我们这类人而言，尽管性会带来麻烦，但依然值得去追求。哪怕现在回想起来亦是如此——也许恰恰是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这样。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思想龌龊的老男人”，满脑子都是幻想，还想着在将来快活一把。塔索最“龌龊”的行为，无非就是向友人们坦言自己盯着石阶上的埃琳娜，刹那间感到鼠蹊部一阵酥麻。他笑着说：“沉睡的巨人苏醒了。但是打了个哈欠，又睡过去了。”而我跟塔索不同，我会把这种彰显男性雄风的幻想留给一位友人，他73岁还贴睾酮贴、吃药力长达三天的希爱力。

存在主义的真正切己状态

针对那位不服老、贴睾酮贴的朋友又做了一番思考之后，我厘清了自己有关过好真正老年生活的哲学。一方面，性欲旺盛但力不从心的话，吃希爱力似乎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可另一方面，贴睾酮贴是为了刻意重燃“欲火”。后者相当于要获得你目前不需要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就很不正常了。

20世纪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似乎同伊壁鸠鲁一样给予我启迪，他看待“不服老”一事的角度令人信服。萨特的道德观指引我们真正切己地活着——“真正切己的状态”是萨特对一句几乎人人都接受的警句的理解，那句话就是——“对自己要真诚”。一个人只有基于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原则行事，才真正算切己地活着。从本质上说，服务员、民主党人、大白天酗酒的人并不是他自己；这些都是他可能选择扮演的角色，但并不是他无法逾越的内在特质。譬如说，一个真正切己的人，不可能真心实意地说，“我中午喝了两杯威士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他就把自己当成具有不可更改特质的物件，而非具有选择自己是谁、想做什么的能力的自我。

对我而言，萨特提出的“勿将人视作物品”的告诫最有意义。这是道德哲学中罕见的能让我切实感受的观点：将自己视作一件物品，让我感觉没有活力，比较不像自己。比方说，若我确信自己本质上就是个顾及他人感受的人，且我对此无力改变，我不仅会有挫败感，甚至会觉得一旦否定自己具有按自我意愿做出改变的能力，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了。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不接受自己掌控之外的东西，也挺荒唐的：我不能选择变年轻，就像我不能选择让自己变成有一双蓝眼睛的大高个儿一样。

基本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想尽可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是活出自我的根本。我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铸就了我自己。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晚年发现自己完全错过了那个“雄心勃勃”的时期，那么对他而言，注射睾酮素成全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成为一个性感的小伙子——是否算得上真正切己？难道他不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件东西吗——就像这会儿，变成了某种与性相关的用品？

我猜睾酮贴片的支持者会反驳说，激素补剂不会让一个人成为别人，而仅仅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让他更有精力和活力，跟喝点提神饮料是一回事。事实上，他甚至感到心满意足，认为选择让自己重振雄风是塑造自我的极致，达到了真正切己的高度。

或许吧。不过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各个阶段之间其实互不相关，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品质。捏造出这些阶段，就相当于捏造出各个阶段的内在价值。我觉得认识到人类的欲望和能力，会让你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时发生改变，避免让自己错失某个人生阶段中最愉快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切己。我可不想扮演风流浪子，正像我不会去竞选少年棒球队的三垒手一样——就算服了禁药都不会去。

为什么用希爱力没问题，睾酮贴就不行？我承认，我在这里的区分有些武断——萨特大方地为武断的区分留了些余地——但吃希爱力更像是治疗骨折，这样看来，睾酮贴则像是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妨碍一个人成为自己。他的欲望并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照自然规律运作着。想要得到自己并不是真那么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行为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人来说，只能让人觉得他对自己虚伪、不真诚。

我不知道我那个68岁的女性朋友为什么要去做隆胸手术。的确，给她做手术的医生技术高超、妙手回春。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更年轻、更有魅力了，这些让她更开心了。一般而言，既然她自己觉得快乐，那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存在主义的拒绝

诸如贴睾酮贴、隆胸这种事，不仅是人们想让自己“永葆青春”而做出的决定，还象征着拒绝接受老年的这一整套思维。

对于存在主义者和大多数当代精神治疗师而言，没有什么比拒绝接受人生的真相更为致命的事了。据称，活在拒绝中的人并没有全然地、真正地活着，就像柏拉图描述的那些住在洞穴中的愚民一样，错将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当作现实，而人生的事实——有些令人难以接受——就在洞穴外活生生地沐浴在阳光下。

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的索伦·克尔恺郭尔曾说，人最终难以接受的是人终有一死这个事实。我们构建了许多拒绝死亡的策略来逃避这一事实，从相信永恒的来世，到说服自己我们将通过某种方式“永存下去”，比如通过刚写完的那本爱情诗集让自己不朽。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很好理解：有一天，我们终将死去，不再生存，这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克尔恺郭尔还说：除此之外，我们要么就只能不完全、真正地过完一生，并在满是幻觉的山洞里四处碰壁。

20世纪中期，人类学家恩斯特·贝克尔在他荣获普利策奖的书《拒斥死亡》中进一步发展了克尔恺郭尔的观点。贝克尔为拒绝死亡一事增加了心理和文化的维度，将其视作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机制。他提出，缺少了这种幻觉，文明会在绝望中分崩离析。贝克尔相信，在这个理性的时代，我们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岌岌可危，无法克服必死的命运，成了眼下心理疾病盛行的主要原因。

从程度上看，拒绝接受老迈和拒绝接受我们终将死去必定相差甚远，但它们之间显然互相关联。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来世或其他形式的永生。在这些人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条件越好的人越倾向于这一观点。尽管如此，许多“不服老的人”依旧拒绝接受自己大限将至的事实。结果就是，他们在计划晚年的时候运用了模糊算法，得出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享受青春，导致他们一直停留在“想要就去争取”的人生阶段。

但是，人生并非如此。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直接从“青春永驻”阶段，一下子步入了“大限将至”阶段，永远错过了成为一个怡然自足的老人的机会，无法“安靠于港湾之中，坚守真正的幸福”。我开始认同伊壁鸠鲁所说的人生巅峰了，而我们为了追求永恒，在登顶的过程中输得一塌糊涂。

克尔恺郭尔和贝克尔可能看到了拒绝老年的背后暗藏着拒绝死亡的把戏。毕竟，要知道老年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不包括大限将至的阶段。跳过老年这个阶段，我们很容易就忘了自己已处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

所以，选择“青春永驻”这条路，终究可能只是一个拒绝死亡的小把戏：我们自身的防卫系统如果发现我们放弃了老年，我们就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终有一死。是的，克尔恺郭尔告诫说，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该认识到自己终有一死。不过，对于那些“不服老”的人，他们就像真正的年轻人一样，相信自己还有大把时间，考虑死亡问题为时过早。

弗兰奇·辛纳屈与感伤的老年

暖风似乎停了，但塔索和他的朋友们还在缅怀逝去的旧爱。埃琳娜站在石阶顶端的身影所带来的生机，沉淀为一种更加诗意的心境。空气中弥漫着苦涩夹杂甜蜜的气息。

弗兰西斯·阿尔伯特·辛纳屈，又名“老蓝眼睛”（Old Blue Eyes），年轻时就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他能从一个陷入沉思、忧伤满怀的老人视角回顾逝去的爱情所带来的喜乐忧伤，然后再表现出来。他能将最高形式的怀旧传达出来，这种怀旧之情值得我们驻足欣赏。和同时代的欧洲民谣歌手——雅克·布雷尔、伊迪丝·琵雅芙、吉尔伯特·贝考等人一样，辛纳屈也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了歌曲当中。尤其当他日渐苍老，嗓音透出沧桑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歌声中诉说的一切都源自他的亲身经历。低吟浅唱的他，对歌曲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想起了他的一首歌，《从前》（Once Upon a Time）（李·亚当斯作词，查尔斯·斯特劳斯作曲），收录在辛纳屈那张最经典的 “怀旧”专辑——《我生命中的九月》。

从前，有一位女孩，

她的眼中映着月光，

她将手放在我的掌心上

诉说她有多爱我，

但那时距今已是很久，

很久很久。

接下来的歌词是这样的：

从前，我们的世界，

甜蜜得超乎想象，

我们拥有一切啊，幸福。

我们幸福得好满足，但那距今很久的从前，

再不会重现。

挺感伤的吧？没错。不过我从不认为哲学和感情——甚至是多愁善感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正是因为哲学研究没有涉及普通人的情感，才让好些当代理论哲学跟我们大多数人毫无干系。

辛纳屈想同我们分享的，是那种怀着爱与希望，幸福地回顾年轻时代的感觉。他重温当年之后发现，天哪，这简直妙不可言！不过，让老人认识到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大概也是件好事。对年轻时爱恋的记忆，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自带了一丝甘甜。歌手辛纳屈让我们想起自己也经历过那段情感炽烈、有时甚至太过冲动的青葱岁月；也是这段时光，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在历经那些惊天动地的相爱和黯然销魂的心碎之后，我们依然健在。当辛纳屈唱到“距今很久的从前，再不会重现”这句歌词时，传达了人生前一个阶段一去不复返带来的忧伤和对此感到的宽慰。他似乎在说：“那段岁月惊心动魄。我觉得如今已无法驾驭当时澎湃的激情了——事实上，我甚至不想回到从前。”通过这句歌词，他显然是在承认自己终有一死——那距今已久的昨日，再不会重现。

如果说克尔恺郭尔要我们以恐惧、战栗的心情直面死亡，那辛纳屈就是让我们一边向死亡点头示哀，一边从年少时的甜蜜回忆中感伤地汲取快乐。和辛纳屈相比，我并不觉得克尔恺郭尔对人终有一死的认知更加切己。

专属于老年的浪漫之乐

辛纳屈在演唱亚历克·怀尔德（Alec Wilder）和比尔·恩维克（Bill Engvick）创作的经典曲目《我才懂得》（I See It Now）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对老年人以一种富有诗意的观点看待人生表示欣赏，这种欣赏和前一首歌如出一辙，甜蜜中带着苦涩。

我熟知的世界只剩一片陌生，

爱情来了又溜走，

年华易逝不能留，

我尽可能过好日子，

突然我明白这一切意味着造就一个男人。

我才懂得。

我才懂得。

“造就一个男人”，指的是那些鲜活经历的累积，以及带着惊叹和感激回顾这些经历的机会。

在戈登·詹金斯（Gordon Jenkins）创作的民谣《我想要的仅此而已》中，辛纳屈站在一个老花花公子的视角，对柏拉图所欣赏的“情欲放松禁锢后的平静和自由”状态给出了自己的诠释。

美丽的女孩，

与我并肩前行时

请放慢脚步。

西沉的落日，

请略作停留，

陪陪孤单的海。

就像塔索和他的老伙计们一样，辛纳屈看到美女依然会心动，但与年轻时相比，他现在能够从更加纯粹、唯美的角度欣赏对方，因为对方的美不会让他有所欲求。没人会逼他上前搭讪，勾搭人家。一方面，他已经没有得手的机会——是的，这一点确实令人伤心。但现在，单纯、自在地欣赏眼前的美人，是一种高雅的醉人之事，是专属于老年人的快乐。他想要的仅此而已。

老年婚姻的满足感

关于婚姻，伊壁鸠鲁和柏拉图都没有留下许多记录自己观点的文字。生育是必要的，既合乎自然，又有所裨益，但除此之外，这些哲学家对于这个话题似乎就提不起讨论的兴趣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甚至主张，只有可能生儿育女的男人和女人，才能被允许结婚组成家庭。（人们可能会怀疑亚里士多德怎么才能确定这种可能；毕竟，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多子多孙。）毕竟时代不同，在他那个年代的希腊文化环境下，许多人（包括柏拉图）比起与异性接触，似乎更享受同性之间的快乐。因为当时的人并不能选择与同性结婚，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于婚姻的哲学思考很可能就此中断。

然而，即使亚里士多德在他对婚姻的赞美中强调实用性多于感情，他也明确对婚姻所带来的陪伴表示肯定，这种陪伴在夫妻双双老去之时，显得弥足珍贵。亚里士多德这样说：“男人和妻子之间的友谊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男人而言，他们天生就想要寻找伴侣——这种倾向甚至比建立城邦更加强烈，因为先有家，后有城，前者的存在也比后者更为必要。”而且，亚里士多德显然没遇到过他喜欢的老人，他在《修辞学》第二卷中写到，老人“既没有深深爱着的东西，也没有切齿怀恨的东西，而是依从‘偏见’行事，一方面像某天会产生恨意那样去爱，另一方面又像某天会产生爱意一样去恨”。据说，亚里士多德在六十好几的时候跟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去世了）相敬如宾，在他那个年代，这已算是高龄，但人们的确会猜想，他那个爱恨的悖论是如何在家中上演的。

后世的哲学家们对婚姻的价值和隐患都进行过大量讨论，但很少有人对维持到老的婚姻发表评论。有一位基督教大思想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婚姻与其说是一项实用性事业，不如说是一桩圣礼，即使他们将这桩圣礼当作解决性欲唯一可接受的选择。他写道：“为了生育而进行的婚内交合还不如禁欲。”换言之，如果你不能自控，那就结婚吧，但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别去享受婚内性爱。

自圣奥古斯丁以来，许多哲学家都讨论过婚姻，大多数人将婚姻看作在运转良好的国家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试图调和不把他人视作物品的定言令式和两人通过婚姻而结合这两者：“当一个人作为一件物品而被另一个人获取，这个被获取的人反过来也获取了对方；两人以这种方式取回了自己，并恢复了个性。”这是一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主张。当然，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将重点放在婚姻是男性限制女性自由的根本途径这一观点上；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甚至主张，非一夫一妻制[24]或女同性恋分离主义[25]，对于女性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令我惊讶的是，从德国激进哲学家尼采那里，我得到了对于维持一段步入迟暮之年的婚姻最为中肯的评论，尼采从一个异常实用的角度如此写道：“结婚的时候，扪心自问：你觉得自己老了之后，还能和对方好好交谈吗？除了交谈之外，婚姻中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谁曾想，尼采这个古怪的虚无主义者其实是个婚姻顾问呢？

某次，我和塔索私下聊天时得知，他一直很喜欢婚后的状态，现在人老了，就尤其珍视婚姻赐予他的独一无二的老伴儿。我和他一样。尽管我们两个结婚相对都比较迟，但目前也都结婚很久了。我们一致认为，一段长久的婚姻能给老年带来最大的慰藉，这很大程度上因为结婚时间越长，能分享的回忆也就越多。

在迪米特里的露台上，塔索正在讲述他第一次见到索菲娅的情形。索菲娅是他的妻子，两人已经结婚42年，育有三个孩子。他说，那时他刚离开办公室，在康斯坦丁·奥普勒欧斯大街上遇见了索菲娅。她路过他身旁的时候，阳光像舞台追光一般跟在她后面。他对朋友们说，每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常常会看着索菲娅，恍惚间就能看到那个从康斯坦丁·奥普勒欧斯大街信步走来的妙龄美女。

唱起来吧，弗兰奇[26]！

那些说学习哲学为时过早或太晚的人，

就像在说获得幸福为时过早或太晚一样。

——伊壁鸠鲁

第五章

Chapter Five

绵羊脖铃响叮当

安详地接受形而上学

我背着装满书的背包，走在弗利荷斯（Vlihos）的山林古道上。这个小镇位于我寄宿的卡米尼西边，相距不过几里。我二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来这座岛上长住，当时溜达过来才用了一刻钟；而现在，算上歇脚的时间，我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年轻时昂首阔步的样子，一定比现在优哉地前行看起来更有活力吧。我年轻的时候，做每件事都带着一种紧迫感——年轻人都熟悉那种感觉。我能想象一个“不服老的人”穿着大学生似的短裤和T恤从我身边跑过，充满青春的朝气，或至少有那么几分年轻人的活力。他肯定能比我先到弗利荷斯。不过，今天我不赶时间。我现在只是一个施施而行、安享时光的老人。

来时路上，我歇了几回脚，第二次歇脚时选了一块花岗岩石板坐下。从那儿能看到溪谷的全景，溪谷间绿草悠悠，有一群绵羊正安逸地吃着草。此时，我听到远处隐约传来的羊铃声，这圣歌般的乐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片刻之后，另一种此起彼伏的声音穿插进来，那是一种更高、更细的声音，仿佛沃恩·威廉姆斯[27]《田园》乐章中的长笛随想曲；原来是飞到这里过冬的画眉鸟正在高歌。此时，从卡米尼的方向传来狗吠，随即山上传来一声驴叫，与之遥相呼应——仿佛是交响乐队里的圆号组。我放下背包，点上一支烟，静心聆听。

是的，我抽烟——并不以此为耻。如果回到美国，我点烟时免不了受人冷眼或讥讽——而这么做的人往往与我素不相识。他们不仅担心自己受到二手烟的荼毒，而且认为我这样是自甘堕落、自我摧残。当然，他们没错，毫无疑问，烟草对我的健康无益，可能会缩短我的寿命。回应这些批评的时候，我常这样为自己辩护：“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死了也不算夭折。”

虽然这么回答算不上巧妙，但多少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习惯在报纸上的讣闻栏中看一下最近离世的人都多大岁数。其中以七八十岁为多，而八十几岁去世的人，通常都“罹患痼疾，拖了很久”才撒手人寰。如果一个人五十几岁或不到五十就走了，有时就会被安上“英年早逝”的标签。如果代入克尔恺郭尔的思维，面对“所有死亡和不朽相比都是‘早逝’，因此什么时候死并不重要”这种说法，我只能扮个鬼脸了。

尽管如此，我年轻那时，比方说五十几岁的时候，看到讣闻时总会打个寒噤，生怕自己只剩下二十几年可活了。而且，通常报纸上登的都是那些有过杰出贡献之人的讣闻，这就让我恐慌不已——我只剩二十几年来让自己有所建树了。

但着实令我惊讶的是，在我73岁那年，看到一个75岁老人离世的讣闻，心头浮现的其实是一丝欣慰。我活得够长了。我已经受到优待，走过了完整的一生，参与了人生的每个阶段（当然，除了大限将至的老年，而那个阶段我不介意就此跳过）。现在看讣闻的时候，我对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有了全新的体会，他说最快乐的人生，莫过于摆脱那些自己强加给自己的生意和政治的欲求。“功成名就”这位“疯狂的奴隶主”，最终还是放了我一马。我能好好享受活到老的优待了。吾已老，不称夭。

我对“优待”这个词有种特别的共鸣。我的老岳父扬·瓦斯特曾在荷兰归正会做过牧师。他临终曾与我有一次倾心交谈，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他告诉我：“能来世上走一遭，已是莫大的荣幸。”这句朴素的话里蕴含的真挚的感激之情，让我记忆犹新。

拒绝享受晚年之乐的愚蠢

抽烟，恰好能给我带来快乐。尤其像现在——在去往弗利荷斯的路上，停下脚步，坐到花岗岩上来一支——其乐无穷。就快乐而言，抽烟和吃吉士汉堡配薯条、蘸蛋黄酱没什么两样。毫无疑问，这样的快乐对身体健康没什么好处——甚至很有害。我亦不会怀疑那些专注于“永葆青春”的人肯定会为了这个理由而放弃这些快乐；他们恪守健康的习惯，尤其是到了75岁左右时。是的，我能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从我身边跑过，我也完全承认他能从慢跑中获得快乐。不仅如此，令他快乐的还有跑步带来的年轻活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我只能说我真的很享受抽烟的快乐。

也许我是在耍小聪明，模糊事实，但是我想知道那些“不服老的人”谨小慎微的健康习惯和明明置身其中却自我剥夺的行为，到底会让他们身强体壮的老年阶段延长几年呢，抑或仅仅延长了他们大限将至、朝不保夕的生命阶段？这很难说。但我还是得面对一个问题——为了长寿，我愿意放弃享受多少快乐？现在不享受更待何时？难道要等到自己老到油尽灯枯、躺在养老院的病床上“等死”时，再来享受吗？

有这么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一个老男人和他老婆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两人都上了天堂。一位天使迎接了他们，并领着他们四处参观。这时老人饿了，便问天使有没有什么吃的。天使指了指旁边的一桌豪华大餐，各种肉酱、芝士、牛肋排、奶油点心，应有尽有。天使说道：“当然可以，请自便。想吃多少都行，现在用不着考虑健康问题了。”他们走到餐桌边，丈夫看着妻子说道：“我说，葛莱蒂丝啊，要不是你天天早上让我吃那些令人反胃的燕麦麸，我十年前就能吃上这顿大餐了！”

但其实只要稍稍调整一下，老年人照样可以享受这个段子里所说的快乐，何必等到上天堂呢。

适度对待一切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适度对待一切事物的美德，即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黄金律（golden mean）[28]。譬如，亚里士多德以勇气的美德为例：多则鲁莽，少则怯懦。他建议我们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唯有这样，才能让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亚里士多德这种将人类行为的美德与审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让我尤为欣赏——适度的行为就如同等腰三角形，或整体平衡感极佳的建筑物这类设计巧妙、合乎比例的事物，它们自身就具有一种令人愉悦的美感。美即平衡，平衡即美。

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一样影响了现代的希腊人。虽然很大一部分希腊人对肥肉都不忌口，还喝酒抽烟，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奉行适度原则，享受这些快乐。的确，他们可能会在慢条斯理吃完大餐之后抽上几根烟，但既不会没日没夜地吞云吐雾，离了烟像失了魂儿似的；也不会参加那种让人备感压力的戒烟协会，突然一根烟都不抽。当今世界就数希腊人最长寿了，原因显而易见，可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中海式饮食”使用橄榄油那么简单。

年老时考虑重大问题

现在，我正独自坐在弗利荷斯唯一一家餐馆露台的遮阳篷下。今天，我想读读书，顺便思考一下那些令我困惑的哲学观点。

老年人处于审视人生和思考诸如“一切事物的意义所在”之类问题的最佳阶段。这类问题在人年轻时总是会萦绕心头，但在着手经营自己的人生之后，便会逐渐淡去。借用约翰·列侬的一句歌词来讲：“你正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就在你眼前流走。”[29]不过现在，这些问题再次显现出重要性，实际上，它们会比先前更亟待解答。

尽管亚里士多德对老年人颇有微词，但他的确也说过，“教育是老年之旅最好的干粮”，他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告诉我们，要掌握好的思考工具——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能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真正切己之老年的主要使命——考虑重大问题。

我要退一步来思考这些问题。有时候，我认为我学习哲学的根本动力以及萦绕满怀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类问题，都在学习理论哲学的过程中毁折了。我的脑子里常常塞满伟大思想家们那些刺激、深奥的概念，反而丢失了一开始读到这些问题时的好奇心。我要提醒自己，想朝着哲学的方向出发，只需具备一种基本直觉，即未经检验的人生，并不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老年时冒哲学之险

在喜剧片《遗愿清单》中，两个身患绝症的老头列了一张清单，写着他们在两腿儿一蹬之前想要体验的事。于是，他们按照清单行动起来。前几项分别是高空跳伞、攀登金字塔、非洲游猎等，其中有一个人在清单上还列上了“出高价找个应召女郎”。他们的想法就是：都这把年纪了，既没什么好失去，也没什么好怕的，何不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呢？就我个人而言，就算不去做这些事我也能瞑目。但他们的冒险精神提醒了我，我活到这把年纪，冒一些哲学的险，也没什么可失去和害怕的了。

伊壁鸠鲁曾说，我们进入老年，会因为“无惧未来”而获得绝无仅有的自由，这句话有一层意思是我们现在终于能在精神上冒些年轻时不敢冒的险了。做一些哲学上的冒险，跟绑着个看上去很不结实的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一样令人畏惧——譬如加缪挑衅我们去做的众人皆知的那件事。他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其实这些危险之间联系紧密——它们都要求我们直面死亡。克尔恺郭尔果断地要求我们去做哲学和精神上的冒险，他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敢于冒险或许会一时失足，畏畏缩缩则会迷失自我。”

老年时敢于思考有悖逻辑的观点

坐在弗利荷斯酒馆的人群中，我从背包里拿出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这本大部头著作在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

到底为什么我会不远万里把这本“宝典”从大西洋另一头扛到这个偏远的岛上小村？一定是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那些关于不朽的想法在作祟。海德格尔的问题，似乎超越了一个人从生到死这一整段人生——比如我的人生——的范畴，涉及这段人生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挥之不去，在过去五十多年里，我一直把海德格尔的这个问题斥为无稽之谈，甚至没真正尝试去探究过。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研究的重点——如果这样一篇几百页厚、冗长乏味、令人费解的文字也能称作重点的话——是存在的概念。就我个人理解而言，他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问为什么某些事物存在而其他事物不存在，甚至也不是在问是什么导致了某种事物存在，以及是什么构成了它的存在。他问的不是这些，他追寻的问题更为博大精深。海德格尔是在要求我们直面这样一个观点：存在本身可以拿来研究，而且他认为哲学的终极问题便是存在本身。他写道：“‘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是一种哲学问法。它其实代表一种大胆的尝试——通过揭露这个问题去唤起我们的疑问，去大胆尝试理解这个无法理解的问题，将我们的疑问推向极致。只要有这样的尝试，便有了哲学。”

我要来杯松香酒。

在希腊，你招呼服务员得用力拍手示意。到现在我依然不太习惯这样做：感觉就像在号令奴隶似的，太粗鲁了。不过希腊服务员看上去倒是半点儿都不介意——事实上，这让他们能坐着给自己来上一杯，而不必四处转悠，看看有没有顾客要点单，或者像美国服务员那样问：“您是不是在考虑晚餐吃什么？”我拍了拍手，点了酒店里最上乘的半升装松香酒。畅饮几大口之后，我回过头重新思考海德格尔的根本问题。

这回，我被几个之前没搞懂的问题难住了。海德格尔称这个问题是“无法理解”的。首先，他告诉我们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次，他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永远都无法理解。这么说好像有点儿违背常理。

那么，“大胆尝试理解”和“把疑问推导到极致”又是什么意思呢？海德格尔是不是在说，只要提出问题，了解存在本身可以作为疑问的对象，便已经做到极致了？这让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不认同某种思想，但他会对其进行思考。”这句话是否同样适用于思考一个很可能根本无解的问题呢？

我上大学时，曾自鸣得意地嘲笑海德格尔基本问题。在当时（20世纪50——60年代）我们都对名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和同其一脉相承的语言分析流派着迷不已。如罗素、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哲学家将逻辑学、数学以及科学方法代入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大概念，并发现它们漏洞百出。这些概念是好是坏？无稽之谈！它们没理没据，所以统统不用管。我们只需思考内容符合逻辑，并能用逻辑来解决的问题。

当然海德格尔也没能幸免，首当其冲的就是他那个形而上学基本问题中的“为什么”一词。实证主义者保罗·爱德华兹说，海德格尔的问题违背了“为什么”这个词本身“逻辑上的语法”，因此他的问题毫无意义。跳过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但这已经是我很久以前学生时代的思维模式了。不知怎么的，作为一个老年人，我开始能思考那些违背语法逻辑的问题了。当然，也许是因为我脑子糊涂了，人老了都会这样。但是另一方面，到了我这个年纪，似乎确实能从那些看似先验的逻辑中偶得一些想法。我敢于思考那些有悖逻辑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我暂且放海德格尔一马。

老年时的思想转变

我坐在酒馆的遮阳篷下，却依旧没能躲过下午两三点钟的阳光。明晃晃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太阳看了几秒，享受那种晕眩的感觉。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喜欢仰面躺在床上，干瞪着卧室天花板上的裸露灯泡。为此，我哥老拿这事儿开我玩笑。我只能为自己辩护说，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过瘾”。

上大学后不久，我和好友汤姆尝试服用致幻剂。毕竟，那可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你懂的。但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干是受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哲学家——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的影响，而不是我们那位饱受争议的蒂莫西·利里老师。詹姆斯沉迷于变幻莫测的意识状态，并选择吸食一氧化二氮（俗称笑气）。对他而言，这无异于通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终极真理的大门。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詹姆斯这样写道：“人在清醒的时候总喜欢贬低、区别，说‘不’；人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则会接纳、统合，说‘是’。”

汤姆和我所做的事正是为寻找终极的“是”。哪怕瞥见一眼黑格尔的绝对思想也很不错。唉，但事与愿违啊。不过，就算我俩在那个“是”的世界里看见了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也无法把它带回来。

但现在，我盯着爱琴海的太阳，确实感觉到头脑微微发麻。喝点松香酒果真没什么坏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真是个疯狂的问题。完全的无会是怎样？假使一切的总和是零又会怎样？光是想到普遍不存在这一观点，就够让人不知所措的了。这完全超出了人类寿命有限的理解范畴；这个问题问的是，如果一切压根儿就不存在，人也压根儿不会死，世界会变成怎样一番光景？不仅如此，还有一件更令人抓狂的事——为什么世界最后没有变成那样呢？

或许一个人根本无法搞明白永恒不变的虚无：我们的思想会因为中空而不断向内坍塌。我只能勉强地理解从宇宙扣除一切的观点，但还是无法理解那种不再增添任何东西的永恒的虚无。到头来，也许实证主义者是对的：我想不通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根本是无稽之谈。

但这又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会对存在产生某种类似宽慰乃至感激的情感。我甚至体会到些许敬畏——敬畏，一种奇迹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虚无。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我也是胜利的一部分：我有幸参与了存在，并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

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是”的时刻。这一时刻持续不超过一分钟，而且甚至不能算完全的“是”——更像是因为赞同某个观点而激动地打了个冷战。我现在意识到，为什么我想要待在人群里做哲学层面的高空跳伞。我们当年服用LSD[30]踏上迷幻之旅的时候，会有个“看护人员”在旁边盯着，确保我们不会跟随自己的“洞见”从三楼窗户一跃而下，而眼下这次哲学层面的高空跳伞，弗利荷斯酒馆里的居民朋友们则是我思想的安全带。无论如何，是他们让我至今还没有朝着“是”的方向，飞进那个不可思议的哲学抽象王国，从而一去不返。毕竟，我可能没那么敢于冒险。

尽管如此，我对此次短暂的思想之旅尤其满意。我感觉人生更加充实了，原因一部分在于我涉足了年轻时不敢涉足的领域。一个老人安详地接受了形而上学。

拖延是缓解怒火的最佳方式。

——塞涅卡

第六章

Chapter Six

伊菲琴尼娅的客人

斯多葛哲学和大限将至的老年

在路上我遇到了运送补给的驴队，驴队的领队让我免费骑驴。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建在山巅俯瞰海德拉港的修道院。同骑在领头驴背上的帕夫洛斯一样，我侧坐在驴鞍上，一只手紧紧抓着木质的鞍撑。或许我这把年纪并不适合骑驴，但是骑在驴背上让我心情愉悦。虽然和我自己在这条石子路上走相比，在驴背上也就升高了一米，但视野完全不同：我现在平视就能看到路边房屋一楼的窗户，于是我恬不知耻地朝屋内一窥究竟。

走在我前面的四头驴，会时不时地拉出一些草绿色的粪便，但脚步丝毫不乱。为了安抚那些对此介意的游客，新出台的法律规定，赶驴人在驴排泄后必须停下来清扫粪便，并送到合适的地方处理。但帕夫洛斯没有这样做。他深谙园艺学，驴子干了一天活儿之后，他会给它们喝一种用罂粟花瓣冲泡成的茶水，根据当地传说，不消一日，驴粪中便会长出一棵罂粟苗。的确，我们这一路上经过的每一条石缝里，几乎都长着罂粟花。我觉得帕夫洛斯对生命的周而复始有着与生俱来的尊重。

帕夫洛斯在半路上把我放了下来。我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前往养老院，这座养老院原先是19世纪某位船长的豪宅。我的女房东伊菲琴尼娅便在这里工作。今早，我自告奋勇去港口邮局取信，看到一封伊菲琴尼娅的信，是她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寄来的。这封信让她期盼多时了。于是我决定把信带给她，这样她在天黑前就能读到了。而且，我也一直对这个地方挺好奇，想过来看看。

在这栋别墅院门边的长凳上，坐着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老人把双手放在一根木拐杖上，下巴则抵在手背上。我用希腊语说“下午好啊”。他没理我。我又歪着头用希腊人的方式向他点头打招呼，他依旧无动于衷。

大门敞开着，我喊了声“伊菲琴尼娅”。不一会儿她便出来了，见到我时红着脸又惊又喜。我把她女儿的信递给她，她很高兴，但顺手把信塞进了围裙口袋，说等给斯派洛煮好咖啡再悠闲地读这封信。她朝我点了点头，示意斯派洛就是长椅上的那个老人。

“其他人不要咖啡吗？”我问道。

伊菲琴尼娅笑了，说道：“斯派洛是岛上唯一的孤寡老人。”很显然，雅典当局虽然开办了这样一座宏伟的养老院，却没有考虑到伊兹拉岛上但凡要点脸面的人，都会把年迈的双亲接到家中照料。斯派洛就成了这家养老院唯一的住客。

事实证明，斯派洛确实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照顾。他不仅年老糊涂、大小便失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感到绝望。伊菲琴尼娅竭尽所能地照顾他，每天都是等他吃饱喝足、洗澡睡着后才离开。

我不禁想知道自己还有多久就会变得跟斯派洛一样。到了大限将至的阶段，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自己年老糊涂、大小便失禁。简直是糟糕透顶。莎士比亚在他的诗歌《人生的七个阶段》中这样描述：

最后一幕，

为这段古怪多舛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是孩提时代的再现，是一片空白的忘却，

牙齿没了、视力没了、味觉没了，一切都没了。

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这一阶段已近在眼前，不论我们对其时时关注还是视而不见，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大限将至的老人抑郁之主因

苏珊·雅克比（Susan Jacoby）在她的著作《永不言死》（Never Say Die）中对当今人们不断延长的寿命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令人胆寒——现代医疗尽管耗资巨大，很大程度上却只延缓了我们衰老的时间。在过去，晚年一次心脏病发作或一次中风就能让我们一命呼呜；而现在，心脏支架、搭桥和大把的药物却把我们从鬼门关拽了回来。乍听上去这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然，我们延长寿命也会带来后果：在“额外奖励”的这些年里，诸如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之类的疾病席卷而来，而且发作频率越来越高。膀胱衰竭、四肢发颤、体力衰退，到只比植物人强那么一点点。我们被困在日渐衰朽的身体里，大脑越来越不好使，记忆中的人和事再与我们无关。活着，成了死亡的另一种形式。

老年医学中新出现了一种病征叫老年抑郁。养老院如今纷纷雇用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社工等来应对这一迅速恶化的问题。诸如《美国老年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这类专业期刊上刊登了大量相关文章，讨论如何合理制定老年抑郁量表，对“大限将至的人群”哪种抗抑郁药最为有效等问题。当然，精神科医生也会定期就导致这种抑郁症的主要原因发表自己的看法。

若问及导致这一病征的主因，我觉得我倒可以给精神科医生提供一些思路：因为大限将至的老年糟糕透顶、令人恐惧，生活质量基本为零。如果那时我们有一丝理性尚存，就知道人生只会每况愈下。这样看来，老年抑郁症并不能说是一种精神疾病，而更像是一种真实、正常的反应。如果狄兰·托马斯的老父亲像他儿子一样喊出“怒斥吧，怒斥光明的消逝”[31]这样的话，精神科医生恐怕会给他来上整整一盒怡诺思[32]吧。

愤怒与斯多葛哲学

确实，我动不动就会陷入“怒斥光明的消逝”这种情绪当中。一想到自己渐渐土崩瓦解，毫无转圜，唯有死才是唯一的解脱，我不仅心生恐惧，甚至会怒不可遏。不公平，彻头彻尾的不公平！这就是我漫长丰富的一生最终换来的回报？都是谁定的规矩？我对此深表厌恶，深恶痛绝。

但我的愤怒能带来什么？即便面对这个宇宙终极笑话，我发出的强烈抗议掷地有声，我难道就想以怒斥狂吼的方式度过大限将至的老年之前这段时光吗？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主义者，都肯定会对采取愤怒策略，持反对意见。

斯多葛学派诞生于雅典，由基提翁的芝诺[33]所创立（不久之后，伊壁鸠鲁也定居在基提翁），发展逾三个世纪，在此期间影响力遍及希腊全境和之后的罗马。塞涅卡、马可·奥勒留等哲学家对该学派的基本教条做了进一步完善和阐释。这一学派最经久不衰的观点是要人们从强烈的情感中解脱出来，毫无怨言地屈服于无可避免的事物，因为纠结于我们控制之外的事物只会带来痛苦，而得不到任何收获。

相较于伊壁鸠鲁，芝诺所提出的平静、舒适的幸福则更为超脱；他提倡我们彻底摆脱欲望，而不像伊壁鸠鲁所说的那样，规划出很多条通向满足的道路。爱比克泰德这位公元1世纪的希腊哲学家简明地概括了践行斯多葛派哲学的结果：“告诉我，有谁哪怕罹患疾病、身陷险境、奄奄一息、背井离乡、蒙屈受辱却依然开心？让我见见这个人。诸神在上，我多盼望能见到这样一个斯多葛派信徒啊。”

斯多葛派信徒则会建议我们对大限将至的老年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从而从源头上浇灭我们因为厌恶老年而产生的怒火。毕竟，进入大限将至的老年并非我们能控制的事。没有了期待和欲望，我们就不会患上老年抑郁症了。

我觉得自己可做不到这一点。有时候，践行斯多葛主义更像是在拒绝接受痛苦，而不是超越痛苦。在我看来，任何形式的拒绝都不算是真正切己的生活方式。（还有些时候，斯多葛派身体力行起来就像在自我催眠，以一种危险的方式紧贴自己，唱着《别担心，要高兴》[34]）但我也确实从斯多葛哲学中学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对那些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撒手不管。我还没走到大限将至就对其深恶痛绝，最终只是徒劳无功。对刚刚向大限将至的老年出发的人来说，整天暴跳如雷只能白白浪费本就屈指可数的宝贵时光。

在生命变得毫无价值之前结束它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大限将至的老年步步逼近、无法推延，那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活着的意义？

对此，儒家哲学家孟子所言虽简单直白却振聋发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在写给西西里岛的罗马总督卢西留的书信集中，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更加直截了当：“人生以最快的速度将一些人带到了港口，即使那些人在路上有所拖沓也必定会到达这个地方；而剩下的人则被它折磨得焦虑不安、精疲力竭。如你所知，一个人不该总是执着于这样的人生。仅仅活下去并非善事，好好活着才是。因此，智者会活到他该活的年纪，而不求长寿……他常会思考生活的品质，而非年岁的短长。一旦生活中困难重重，扰乱内心宁静，他就让自己解脱……当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本就所剩无几，那他也便不会失去太多了。这不是一个早死或晚死的问题，而是善终还是病故的问题。善终就意味着逃离了活受罪的危险。”

“快乐先生”亚瑟·叔本华在《悲观论集》中写下了下面这段话，作为建议人们在人生变得忍无可忍之前自我了断的序言——“每个人都想活到晚年；所谓晚年这个人生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今日不堪，明日更甚，日复一日，至死方休’。”

从我个人看来，我觉得在适时结束生命这个论题上，孟子和塞涅卡更加意气相投。

依雅克比所说，大限将至的老年并不存在孟子的“义”。我们真的要不计成本地活下去吗？我真想这样吗？

在大限将至前结束生命的可行性

尽管孟子和塞涅卡都言明：（尽管听起来会令人不快）在某一时刻死去，比继续活着要好，但他们并未就一个关键问题提出任何建议：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知道“某一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时机很难拿捏。我们得在彻底痴呆之前自我了断，否则将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尽管在越过那条线之前，我们手里可能还剩不少维系人生意义的“点滴”任务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开始要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并已经签署了生前遗嘱，委任一名代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倒也没那么棘手；实际上，医生会负责掌握时机，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该戴上（或者彻底摘掉）呼吸机。不过这是个特例，一般这种时候病人已经痛苦难当、药石无用、回天乏术。比起苟延残喘度过余生，倒不如选择唯一可行的方式一了百了、结束痛苦来得轻松。在我妻子的祖国荷兰，如果病人疼痛难当，而且无法依靠药物治疗，就能申请并获准安乐死。

但如果我们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可还能顺畅呼吸，也未遭受医疗之痛，那该怎么办？那时，我们可能就没有停止“活受罪”的资本——理性或力量了。还有个办法，就是提前找别人帮我们做决定——甚至可以把判定这一时刻的状态和原因详情列出来给她看，并告诉她我们想在那一刻得到“解脱”——但这一般不管用。不难理解，到了最后关头亲朋好友可能狠不下心来做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我们对于那个阶段的盘算和预测都会付诸东流。

我有一位脾气乖戾暴躁的老朋友帕特里克，他把这个人生阶段戏称为“候诊”。也不知道哪天我们就会得到消息，或哪次医生家访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被确诊首次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疾病，可能有致命风险。一听就知道，帕特里克并不是斯多葛派哲学的粉丝。

尽管如此，他没有说错，致命的疾病早晚会现身；我们只是无法预计它何时会到来。不过也不是完全无法预测。加州大学的研究者收集了大量的老年预后指标，我们只需输入自己的数据——年龄、性别、体重、个人病史等——然后，瞧，我们的预期寿命就算出来了。当然，只是给个大概的数值，不过从统计学来看意义重大。它在医疗上提供了一种推定演算，比如说，再做一次结肠镜或胸透检查是否管用；根据这些指标，如果我们多半会在结肠癌或乳腺癌击垮身体前死于其他病征，那么更明智的做法是跳过这些检查，节省时间金钱，减轻身体不适。

这项寿命预期指标，还可能指引我们解答孟子和塞涅卡留下的谜团：什么时候计划和执行最终离开人间一事。不过，出于某些原因我现在还不想去估算这个数值。

预期性抑郁

在养老院的院子里，看着伊菲琴尼娅一勺勺地喂斯派洛喝咖啡，我再一次发现自己想到了友人帕特里克。他还没有到大限将至的老年。因此，他患上的并不是老年抑郁，而是预期性抑郁：他知道即将来临的事情，这使他备感痛苦忧郁。他认为我和那些不服老的人一样假模假式，我所追求的真正切己的老年，说到底和那些不服老的人不间断地忙这忙那没什么两样：我们都在拒绝接受某天即将到来的命运。

帕特里克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被我忽略的事情？难道亚里士多德式的老年乖戾才是对个人而言最为诚实的道路？老人的乖戾暴躁由来已久，许多戏剧和电影中都有此类喜剧形象。他像条件反射一般抱怨道，“他们”再不像从前那样做事了，而从前的做事方式无疑是对的。大多数年轻人都认为，发牢骚实际抱怨的是他们已经落伍、老而无用的事实。如此想来，这一事实确实值得好好抱怨几声。

变成一个脾气乖戾的老人，或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离开雅典前，帕特里克曾对我说，“抱怨变老成了我最喜欢的消遣。事实上，这让我有了新的存在理由。”哈哈，抱怨对他而言还挺受用的。

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我更赞同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的观点，他在《理想国》中说道：“但对我来说，苏格拉底，这些抱怨者抱怨的似乎并不是真正的错误所在。因为，如果老年是抱怨的起因，我也老了呀。还有，其他老人也应该和抱怨者感同身受才对，但我并没有这样。”

坚信存在主义的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帕特里克的预期性抑郁没有成为他自始至终“真正切己的”人生态度。毕竟，自年少懂事起，我们就知道生命的终结毫无乐趣可言——活得越长，越是如此。这难道意味着，我们如果没有在21岁就陷入彻底绝望，就是对人生的一切都选择了拒绝吗？在有限的生命中，两腿一蹬的时刻无可避免而且令人悲伤，那多活五十年跟多活五年又有什么区别呢？

存在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十分肯定地说到，面对意义全无的人生，绝望才是真正切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大限将至的老年等着我们的还有恐惧和疾病。但加缪也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决定和阐释，超越与生俱来的荒谬，创造人生的意义；这同样也是面对人生真正切己的反应。综上，也许真正切己的老年，既不包括那些不服老的人气喘吁吁地追求的雄心壮志，也不是我的朋友帕特里克那无休止的灰心叹气，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意义。

不过，这也许是由于我并没有好好审视过帕特里克的态度。一想到斯派洛老人空洞的眼神和颤抖的嘴唇，我就很难抑制自己的预期性抑郁。正如亚里士多德无情地指出的，大限将至的老年毫无希望可言。

我认为，对我来说，既然大限将至的老年近在眼前，要想使自己远离这种绝望，最好的方式就是听从斯多葛主义带来的启示：在大限将至的老年来临之前就惶惶不可终日，只会浪费自己的余生。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踏入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我可不想总惦记那些显然无法掌控的事情。我只想尽力找到度过这段时光的最佳方式。

浪漫主义的隐患

回程的时候，我顺着通往港口的小路往下走，又陡峭又崎岖，我觉得是时候拄拐杖了，至少在这样蹒跚跋涉时需要拄上一根。想到这里我笑了。尽管我对购物从没有太大兴趣，但现在竟期待起挑选拐杖了。是买一根像塔索那样上面装饰着白镴少女像的，还是稍微简单实用一点，买那种弯柄的？

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片在伊兹拉岛山丘上四处可见的“口袋”墓地。我驻足思索，如果从这里穿过去抄近路，是不是对死者不够尊重。说来奇怪，我总觉得希腊的墓地很令人安心，我的安心来源于它们质朴的外观——毫无装饰的石板只有一人宽，墓碑简单朴素，上面的遗像多已泛黄，且被杂草掩盖。这时，我远远看到墓地的另一头，有一群毛驴正低头啃着罂粟花，嚼得津津有味。驴群后面有一位老人，背对着我独自坐在一块躺在地上的墓碑上，我能听到他欢快的说话声。我很肯定那是养驴人帕夫洛斯。他一定是在和某位他所爱的已故之人聊天。是他的亡妻？我想知道他是否经常来这里——和他的毕生伴侣回顾自己的一天，就像在她生前那样。

我目不斜视地走进了这片墓地，脚步尽可能放轻，并不想打扰到他。可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帕夫洛斯的侧脸：他在跟人打电话呢！

失望之余，我更觉得懊恼。这些年来，不止一位朋友指责我将雅典人和他们的生活过于浪漫化了。很显然，这次我朋友应该是说对了。

但等一下，我现在能听出来帕夫洛斯是在和他孙女聊天，聊的是她婶婶为她做的漂亮裙子，要留到复活节的时候穿。他沉浸在对话中，满心喜悦地在墓地里享受着这段快乐的插曲。我那些浪漫主义幻想与眼前的现实相比，相形见绌。

方涉猎哲学之人，会倾向于无神论；

但深深探究下去，便会转向宗教。

——弗朗西斯·培根

第七章

Chapter Seven

卡米尼港的火烧船

适时而来的灵性

靠近卡米尼港的海面上腾起一团火焰，我坐在露台上也能听到岸边人群发出的阵阵欢呼。希腊的复活节夜晚，将载着犹大雕像的木筏付之一炬，是一个传统节目。

深蓝色的海面泛着涟漪，火焰倒映其上，透出一种戏剧的张力——这个节日氛围着实令人激动，但从人群中传来的那一声声嘶吼——“烧啊，烧得好，烧啊！”透着暴徒复仇的快意，令人心烦。我从中体会不到一丝神圣感。

已故的社会评论家克里斯多夫·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35]在他冗长的著作《上帝并不伟大：宗教是如何毒害万物的》里列举了有组织的宗教腐化人心的种种手段，讲述宗教如何将世界变成恶毒之徒的结党之地。他写道，不论是在“贝尔法斯特、贝鲁特、孟买、贝尔格莱德、伯利恒或巴格达……如果在黄昏时有一群人向我走来，而我觉得他们刚结束一场宗教仪式，那我会立马觉得头皮发麻”。

当然，卡米尼港的狂欢者并没有让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尽管如此，我想我也不会去参与这场希腊式的大狂欢。和希金斯一样，我认为有组织的宗教“在良知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人生精神维度的渴望，尽管我还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老人和上帝错觉

老人们常常会转而信教，鲜有例外。在眼下这个笃信心理学的时代，人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老了，死神的敲门声近在耳畔，所以作为应对机制，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虚构了上帝和来世。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影响深远的文章《幻想的未来》中，直接将宗教斥为人类一厢情愿的产物。他在生命将尽时写下此文，这个举动耐人寻味，甚至堪称勇敢。他在文中指出，宗教通过承诺现世的道德行为会在死后受到奖赏来实现其主要目的——即控制社会和推行某种道德规范，从而保证人们直至生命终结一直驯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目前，演化论学者和遗传学家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他们推测有一种“宗教基因”，其表现为一个群体的生存特征，没有它，部族将走向灭亡。由于没有强制性的宗教道德准则，他们彼此就会互相残杀，同归于尽。很明显，希金斯会严厉抨击宗教是生存特征这一观点。

弗洛伊德假设，如果我们仅凭感觉就产生了超验的上帝和美妙的来生这类设想，那肯定是无稽之谈。在严密逻辑和实证主义的层面上，借用歌剧《波吉与贝丝》中斯波廷·赖夫一句评判《圣经》格言的唱词，这一假设“未必是那样”[36]。好比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仅凭感觉就认为车厢过道对面戴着软呢帽的陌生人是连环杀手，但的确有可能他就是。尽管我们是以一种非理性方式产生了这一想法，但完全不影响这一想法是否具有确实、独立的真实性。

现今，新“无神论”者，如山姆·哈里斯和理查德·道金斯等哲学家，用了一堆心理学的论点来解释我们虚构上帝的原因。他们指出，我们中大多数人在九成九情况下，都会遵循科学的逻辑实证思维行事，但一旦涉及上帝和宗教，就会贸然采取不合逻辑的非实证性思维。我们会根据自身需要在这两种思维方式中做选择——科学的头脑适合开车，而非逻辑、非实证的头脑则比较适合祈祷上帝来救赎自己。

关于这一点，山姆·哈里斯戏谑地说：“如果我跟你说我觉得自家后院里埋有一颗足足有冰箱那么大的钻石，然后你问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会回答你，这一信念赋予了我人生的意义，或我的家人从中获得了许多快乐。我们每周日都会在院子里挖地寻宝，给草坪留下一个巨坑。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你并不会为了找到人生意义，就去相信自己家后院真的埋着钻石。如果真有人这么想，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谁会愿意骗自己啊。”

在此基础上，另一个“忠于自我”的论点如下：对于科学思维能否辨别真伪，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信。自私地在两者间摇摆不定，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不真诚地面对自己罢了。

我们难道是那种仅为了愚弄自己而把注意力转向精神层面的老人吗？我们会仅仅因为“听见时光的马车插翅而来，渐趋渐进”，就刻意对自己不真诚吗？

晚年适时而来的灵性

当然，印度教徒不认为我们是在诓骗自己。他们相信，我们这些老人已经准备好着手处理严肃的精神之事了。

这个古老的南亚宗教及其哲学源于铁器时代，它的“现代”发展始于公元前2世纪[37]。与大多数古老的哲学一样，印度教也解答了如何生存的问题，指出了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的角色；包括以下四个行期：梵行期（brahmacari，学生），家居期（grihastha，家长），林栖期（vanaprastha，栖居山林者或半退休的隐士），遁世期（sannyasi，弃绝者）[38]。这些阶段分别代表准备、生产、服务、冥想。一些印度文献表明，最后一个阶段通常始于人生的第72个年头。我的年纪正好符合。

我发现，到了最后这个阶段，在舍弃其他事物之前，老人最先放弃的竟是宗教本身，这确实令人吃惊且耐人寻味。步入遁世期的仪式上会焚烧印度教的圣书《吠陀》，此举象征着他将舍弃一切宗教观念，践行先前人生阶段之所得，成为遁世的修行者，与一切告别。老年遁世修行者完全忠于自我。通过独自冥想，他必须找到一切他能找到的精神启示。实际上，如果他想怀有宗教信仰，也要从零开始彻底改造信仰。

一个人如果弃绝一切，那生活在伊壁鸠鲁的花园中，就像退休后住在太阳城[39]一样。遁世修行者是流浪的隐士，无避雨之屋檐，无分文之财产。他们只在他人施舍食物的时候才进食。尽管如此，印度教划分的第四行期与伊壁鸠鲁所提倡的完全自由的人生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共鸣。

“阿室罗摩达摩[40]”是这样描述遁世期的人生的：“遁世修行者以心眼关照他人所不能施予之物，不在乎他人所能取走之物……因此不可能受到诱惑和威胁。”另一段说道，“如今，生意、家庭、世俗生活、青春期的美丽和希望以及成熟期的成功皆一去不返。留下的唯有永恒，以及彻悟的头脑——先前人生中的工作和担忧皆如梦似幻，来去无踪。”

我很熟悉那种感觉：我“已逝”的人生“如梦似幻来去无踪”。大多情况下，不过眨眼工夫，转瞬即逝。我亦对“阿室罗摩达摩”中描述的“留下的唯有永恒”有所体悟。如今，我身处人生最后一个有意识的阶段，愈发想找到印度教徒所谓的“宇宙之真智”。

印度教徒提醒我，想要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年老时关注精神层面的事，心理学并非唯一途径。弃绝者之所以寻求开悟，并非由于他被卷入了来生的某种奖惩机制之中，甚至也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他已经告别了所有的担忧与挂碍。他已经完成人生诸事，不再与俗事有任何牵连，现在是时候集中精力思考那些精神层面的终极问题了。

对灵性的追求

迄今为止，宗教并没有在我的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我也没有因为遁世修行者也是从零开始而感到些许安慰；我觉得即使他舍弃了年轻时的宗教训练，在开始遁世修行时对开悟的看法和感受也比我更深刻。

不过，我显然渴望获得某种开悟，尽管这种渴望还未成形。但我认为自己将其一直揣在心中。事实上，我猜想这种渴望就在那儿——在我们大多数人心中的某个地方。也许我又犯糊涂了，但是我猜，其实哪怕是最激进的无神论者对超验也抱有渴望；他只是无法从宗教中获得一个确信的观点罢了。而我，不过是习惯性地忽略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渴望，觉得它们就像面部无意识的抽搐，令人心烦。如果拉姆·达斯（Ram Dass）大师[41]用“活在当下”劝诫我，我会这样回答他：“我没事，我正在计划让自己随时活在当下呢。”

但老年特有的紧迫性依旧在考问我——如果不是现在，会是什么时候？

这些根本问题本质上属于精神层面的渴望，看出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从中找出意义所在：我和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事物有任何关联吗？和宇宙有关联吗？宇宙和我——两者是否处于同一事物之中？若是这样，这对我如何度过余生又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问题会比以上这些问题更含糊了，但越是基本的问题，就越难想清楚。前些日子对海德格尔的“高深莫测的问题”思考一番之后，我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与新无神论者所谓的“我要是接受了精神层面的观念，那我就是对自己不真诚”这一说法抗争了。我不认为自己在寻找某个事物——就像山姆·哈里斯那样在院子里找一颗冰箱大的钻石那般。我不期待面见上帝的圣颜，亦不想一睹天堂的风光。我追寻的是一种至高的领悟——某种对宇宙的存在性认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又一次给我的渴望点燃了些许希望：不，我不是在寻找某样事物，而是在追求一种精神层面的经历。

因此，我再次翻开了詹姆斯的著作，一本我最中意的老书——《宗教经验之种种》，这次旅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事实上，这次伊兹拉岛之行，摆在我住处书桌上的这本《宗教经验之种种》，正是我五十多年前在哈佛广场的一家书店买的，上面还留着我学生时代认真勾画的痕迹和在页边做的笔记。在书的某一页上，我当时画出的一段话直指我心：“我们从日常意识进入神秘状态，仿似从较少到较多，从狭小到广阔，从骚动到平静。我们觉得这种神秘的状态和谐而统一。能够激发我们内心中‘是’的功能而非‘不’的功能。在这种神秘状态中，无限吞没了有限，平和地了结了一切。”

是的，这就是我所追求的“是”的功能。如果我确实经历过这种时刻，就会采取这一看法。如果哈里斯告诉我，这样的经历仅是一种愿望实现[42]，那我将在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不过，我也有权否定他的观点，选择我所认为的“是”。

我认为，对于我这类人而言，用遁世修行者的方式——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宇宙的奥妙之中——并不能找到永恒。坦白说，我并不是真的想要放弃“家长”这一人生阶段，尤其不愿舍弃栖息之所。我知道房子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附属品，不将之舍弃，也许就无法超越物质世界。所以，如果我对房子和家人存有执着，则意味着无法开悟，那我想我应该接受这一事实。不管怎么说，如果非要逼我用遁世修行的方式去寻求开悟，那我很怀疑自己能否如愿以偿。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

此外，我觉得去犹太会堂或者基督教堂做礼拜也没什么用，从来就没管用过。和威廉·詹姆斯、奥尔德斯·赫胥黎等人不同，几次服药的经历仅能带我抵达涅槃的门厅，却不能领我穿过知觉的重门。

那么，老年人怎样才能利用最后的机会获得精神开悟呢？

我发现自己又开始思考柏拉图的观点：纯粹的游戏是神的旨意。那个让我着迷的夜晚，五位希腊老人翩翩起舞致敬人生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那一瞬，我有了超凡的体验。那种人生的喜悦，才是能让我笃信的“宗教”。不过那种瞬间实在太过罕见。

我有一位老友叫亨利，已经九十高龄了，他是一名退休教授，老伴儿去年走了。他最近给我来电话，向我倾诉自己碰到的问题。尽管他头脑还算清晰，身体也无大碍，但是他依然想搬去养老院，因为那里有人做伴。他说，音乐是个问题。他一天要听四小时以上的古典乐，声音通常都会开得很大，他不大乐意关小声音，而且也不喜欢戴耳机，因为觉得耳机会让声音失真。

我忍不住笑了。我了解音乐在亨利心中的分量，尤其他已经上了这个岁数，对音乐再重视也不为过。我十分确信，对他而言，哪怕为了好好聊会儿天而牺牲一点听音乐的时间，都不值得。

亨利坚称，他并不是只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他说宗教都是故弄玄虚。可每当我俩一起去听交响音乐会——通常都是听马勒的作品——我瞥到他那张布满褶子的脸庞时，总会看到狂喜的表情。他显然已经升华，进入佳境——他的灵魂在翱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能肯定，亨利的心已经飞出了这座音乐大厅。

我也一样，越来越爱听音乐。纵观一生，音乐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打动我。现在人老了，我发现自己几乎每晚都会听音乐，通常都是一个人不开灯躺在沙发上，一听就是几小时。比如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或《佛瑞：安魂曲》，或者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中那首《星光灿烂》。有时我也会进入那种状态：自我意识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我迷失在繁星之中。和亨利一样，我并不想将其称为精神层面的经历，但有几次感觉上十分接近。合上双眼、平心静气地聆听卡瓦拉多西临刑前在星空下对托斯卡高唱《浪漫曲》，感受他凄美的哀伤。他唱道：“我从未如此热爱生命！”有时——仅有几次——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渴望得到了升华。

其他那些少有的瞬间呢？仅仅对天空或风中飞舞的树叶瞥了一眼，就让我从日复一日的知觉中抽离，飘到了某个超验的国度。这些瞬间是否足以回应一位老人精神层面的渴望？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日常生活中出现更多这样的瞬间呢？

我认为自己真正知道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开悟敞开怀抱，全身心留意它的出现。禅宗教导人们，秉持“正念”[43]是通往开悟的途径。正念的意思有很多，有些并不能用言语表达，但是大体上是指全然觉知——一种对于当下连续、清晰的认知。一个秉持正念的人，对于他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诸如行走、思考或者仅仅是呼吸都完全投入。时刻都保持着警惕，防止陷入凡尘俗事之中——即失去全然的意识或为俗事所麻痹。晚年之时，我也许最终能够挣脱那位“疯狂的奴隶主”——反射性怀疑——的长期束缚。

在威廉·布莱克的诗中，我最中意《天真的预言》。它的开篇这样写道：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掌中有无限，此刻即永恒。

也许，想要找到我所渴望的回答，最佳方式就是活在当下——彻底地活在当下。

平凡中的神圣

我坐在露台上，闻到了一股烤羔羊肉的辛辣香味。希腊人把复活节称为“帕沙”（Pasha），名字源自希伯来语的“逾越节”（Pesach）。起初，逾越节献祭羔羊是为了庆祝犹太人离开埃及，获得自由。希腊每年庆祝复活节的日子和逾越节的日期息息相关：两个节日都是根据月相来计算的。在希腊，复活节大餐的主菜就是羔羊肉。

今晚，我在塔索和索菲娅家吃晚餐。几天前，在迪米特里的酒馆里，塔索从他那群朋友中起身走到我的桌边，问我复活节晚餐有没有安排。听到我说没有，他就坚持要我去他家吃大餐。

走到塔索家的庭院前，我没敲门，而是预先排练了一遍问候语，“复活节快乐”（Kalo Pasha!）；作为一个犹太人，即使没练习过，说得不好，也比说 “耶稣复活了（Christos anesti!）”（希腊人在复活节的另一句问候语）心里舒坦。我把早晨散步时采的那把野剑兰带了过来。整了整花束，举手敲门。应门的是塔索。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塔索说完抱了我一下。

我听到的是这句话没错吧？塔索有没有对我说“耶稣复活了”？

他是这么说的，没错，他眼中的光芒证实了这一点。他雪白头发的可爱妻子索菲娅在他身后，我把手里的花送给她，同样得到了一句“复活节快乐”的问候。很显然，她也预先排练过了。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份晚餐邀请背后的深厚情谊。我能肯定，塔索预料到我会对海边焚烧犹大雕像的喧嚣场景感到不适。事实上，我确信他比我自己更能理解我对此事的敏感程度：这不仅是源自我跟希金斯一样，对宗教组织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深恶痛绝；更来自于我的认知——塔索和我的共同认知——对背叛者犹大的憎恶，通常都包含着反犹太主义色彩。塔索真是好心肠。简直是耶稣再世！

塔索和索菲娅的儿子科斯马斯跟他妻子还有十几岁的儿子，也从雅典回来一起过节。和塔索夫妻俩一样，他们同样热情好客、神采奕奕。

塔索家的花园里，篝火上的羊腿还在烤肉架上烤着。毕竟现在才晚上9点。在希腊，在这样温暖的春夜里，上主菜还早了点。一开始先要喝点乌佐酒，吃点下酒菜（mezes）。这些下酒菜一盘一盘数都数不过来：有烤章鱼、烤奶酪、橙皮香肠、橄榄、葡萄叶包饭、黄瓜、酸奶沙拉，等等。烹制这些下酒菜的大厨扬扬自得地拿着自家招牌菜在花园里巡回展示了一圈，并宣布这道菜有一独具匠心之处——他特地为孙子尼古劳斯在这道茄子沙拉里拌上了薄荷叶。

大家举杯敬了好几次酒：庆祝小尼古劳斯顺利通过高考，庆祝科斯马斯的妻子德斯皮娜的诗歌在雅典的杂志上成功发表，庆祝塔索家年迈的爱犬西布莉又活过了一个冬天。西布莉这个名字取自古代的自然女神，这也是今晚祝词中唯一提到神明的时候。既没提耶稣也没提复活。同样，对摩西和分开红海也只字未提。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塔索花园的这顿晚餐象征着宗教的衰败。复活节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抛弃了神圣的复活，举办了一场世俗的节日聚会。即使我未受邀请，我依然很肯定塔索家的晚餐不会出现任何宗教誓词和手势。

但坐在这里，头上的柠檬树刚抽出嫩芽，周围的人们充满活力、可亲可爱，我十分确信塔索家的花园洋溢着某种本质上很神圣的东西。我从篝火旁大家温暖的目光交流中看出了这一点，从科斯马斯说他老爸总往衬衣口袋放橄榄核的玩笑话中听出了这一点。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对于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塔索家花园里发生的一切让我由衷感激。作为一个老人，周围一切的平和安详让我心安。我对他们别无所求，只需要他们的陪伴。刺激、成就皆非我所欲。事实上，在这一刻，我除了现在所拥有的，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世界”。

老伊壁鸠鲁坐在他花园的长桌边，看着友人们，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身处好人之中的崇高感。我发现，与我离开的这一个月相比，此时此刻，我对妻女的思念骤然加剧。我多想和她俩分享这些幸福时刻。

但这时，我提醒自己，必须谨记威廉·布莱克的忠告：不要试图紧抓着心中感到升华的那一刻不放，应该由它翩然而来，飘然离去。他还写过一首形而上的短诗佳作，取名为《永恒》：

自缚于快乐者，人生之翼必毁折；

吻别快乐，放其自由者，

永恒阳光常相随。

我起身举杯：“能来此赴宴，是我的荣幸。”然后笑着补充道，“其实，能活到这把岁数，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幸了。”

但求从容不迫，切勿好高骛远。

——托马斯·默顿

尾声

End

归程

秉持正念的老年生活

窗外是一片浅绿的山丘，与我抛在身后的凛冽风景形成了鲜明却又柔和的对比。我回到了马萨诸塞州西部，坐在自家小木屋的书桌前，桌上放着几本伊兹拉之行的笔记。我的妻子弗莱克在走廊对过的房间里，为一家荷兰杂志社撰写文章。爱犬斯诺克斯在我的脚边打盹儿。

我回来的前几天几乎什么也没做，一直在和弗莱克聊天——我们攒下的故事够聊上一个月了。总是一连好几个钟头都开心地聊个不停。巧的是，我不在的时候，弗莱克在阿姆斯特丹的编辑派她去佛罗里达做了几天调研，调查美国新出现的一个现象：老年人为经济原因而重返职场。毕竟，荷兰有一种“钩子”[44]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在65岁退休。

在佛罗里达，接受弗莱克采访的一些老人说，重返职场令他们筋疲力尽。很多老人现在的工作都不如年富力强时的工作有趣，这让他们感到沮丧。不过，相当多的人都表示，尽管靠养老金可以“勉强度日”，但他们不愿因此降低自己的居住标准，改变从前的生活方式。我想知道，这些人是否能学习一下伊壁鸠鲁的理念——恬淡处世，享受老年的悠闲之乐。

但弗莱克也告诉我，很多老人说他们回到职场之后重新焕发了活力，再次成为一名有用的社会成员让他们感觉很好，光是忙碌就令人满足。一位老人就说，她觉得自己“终于不再与世隔绝了”。

正巧，我在卡米尼的最后一天，迪米特里给我看了一篇希腊门户网站Ekathimerini上的博文。文章中谈到，大批领退休金的希腊人——其中许多还在等他们破产的政府发钱——从雅典回到了他们克里特岛的农村老家继续务农。其中有人这样说道：“在这里，你分文不花就能过一个礼拜。你可以从自家农场里获得新鲜的食物。如果想要自家没有的东西，比方说橄榄油，可以去问其他务农的朋友要。”说这话的人还有许多其他希腊人，似乎对老年给自己生活带来惊人转变一事乐在其中。我忍不住想说，他们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花园。

与大多数学术学科的思维一样——哲学思维也存在这个问题——倾向于让一类观点绝对化，几乎不给人们日常经验的复杂性和固有的内在矛盾留下任何转圜余地。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和科学做出了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之一便是告诫人们：“问题如果超过主题所允许的范围，那对其准确性就不要抱有任何期待了。”“成为老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本身就算不上准确。而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有无数种。

也许伊壁鸠鲁多少有点武断的快乐处方——首先要将自己从“日常和政治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对当今美国的老人们无效，不能让他们真正地快乐起来。一个对自己真诚的人应当自行决定什么能够让自己快乐。事实上，如果我想对自己真诚，就必须扪心自问，已经73岁了，何必还伏在案前对着桌上的笔记？显然，我认为自己还有些工作尚未完成。

在“永葆青春”的念头和柏拉图、伊壁鸠鲁、存在主义哲学中圆满、真正切己的理想化老人形象之间是否存在一条可行的中庸之道？我们是否能够不走极端，采取折中的办法，最终得出一个关于老年的模糊哲学？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简化为“如何计划余生”？比如说，每周工作20个小时，将余下的时间投入做一些再不做便没有机会去做的尝试。但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必然要重新进入一种“计划模式”的生活，同自己的余生做斗争？而且，一旦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即使我们安排出时间和朋友（还有爱犬）一起玩耍、回首过去，我们仍要时时关注时钟，放弃做一个不慌不忙的老人，无法享受富余、奢侈的“生活时间”。

一连几个钟头，我都在重看从伊兹拉带回来的笔记，试图破解我在哲学书页边上的潦草字迹。这些笔记让我深有感触，有的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有的又一针见血，偶尔还会出现两者皆有的情况。我感觉现在的自己就像《八部半》里的圭多——“一切都和先前一般无二。一切都再次陷入混乱，但这种混乱就是我！”我不禁想知道，我对真正切己老年哲学的追寻，是不是和一个稀里糊涂的老家伙对着月亮狂吠没什么两样。

但也许我的追寻在朦胧中受到了一点来自海德格尔的启发。尽管很笨拙，但可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去理解”那个“无法理解的问题”——什么造就了美好且令人满意的晚年。也许仅仅提出问题这个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某种终结。

在变老时不忘秉持正念

也许，佛教“正念”的观点能够引出一种最具价值的生活方式，来引导人们度过美好而自足的晚年。也许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必须试着对自己变老一事秉持正念：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后一个意识清晰的阶段；在此阶段，我们时间有限，而且会不断缩短；我们在这一阶段拥有的机会非同一般、前所未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们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自己的“正念”，意识到自身当下所处的人生阶段，或许针对如何度过这些年的圆满解答将展示在我们面前。并非通过严格遵从那些睿智的哲学家所开的药方，而是深深牢记他们的智慧，并加以思考。

只要对经由柏拉图、伊壁鸠鲁、塞涅卡、蒙田、萨特、埃里克森等人检验并推荐的老年选项有所了解，我们便可以做出真正切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如何度过这一人生阶段。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些理念，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经过审慎思考得出的价值观。这也许就是从哲学层面上变老的意义所在吧。

书房窗户外面，妻子坐在花园旁的旧木椅上，手里拿着稿子，但并不在读，而是闲适地眺望着远处浅绿色的山丘。我任由笔记本散乱在桌上，走出小屋，坐到她身旁。现在，我终于意识到这几周时不时纠缠在我心头的请求是什么——这个请求我想说给她、女儿，以及一些朋友听。

“我想让你允许我做一个老人。”

当然，她笑了：“要我允许？为什么啊？”

我也笑了：“不知道。我觉得吧，你可能更想要我青春不老，或至少试着保持年轻的状态。”

“你的请求我批准了。”她笑着说道，“但不管怎样，我觉得你说得太晚了——这听上去就是个老人才会问的问题。”

致 谢

这部书的手稿是由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共同整理完成的，他们的倾力协助弥足珍贵，令我感激不尽。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女儿萨马拉·克莱恩，她为这本书的谋篇布局出谋划策，她的真知灼见是我一己之力所不能及的。感谢我的老友托马斯·卡斯卡特，自学生时代起他读书就胜我一筹，他帮我指出了书中的逻辑错误，并耐心地指导我改正。感谢我的妻子弗莱克·瓦斯特，因为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她依然客气地在修订本书的行文造句时给我留足了面子。

我还要一贯地感谢我的朋友，也是代理人的茱莉亚·洛德，她不仅给我提供了中肯建议，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莫大鼓励。感谢我的编辑斯蒂芬·莫里森和瑞贝卡·亨特，他们极富耐心，对我多次提交的书稿提出了睿智的意见。我在此由衷地感激他们。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好友蒂西安·帕帕克里斯多，所有与希腊有关的知识都是他向我倾囊相授，以及与我同行的好哥们儿比利·修斯，他拍的照片总能让我眼前一亮。

最后，我诚挚地感谢我在伊兹拉岛的老伙计——塔索、迪米特里，当然还有伊壁鸠鲁。

[1] 掌管狩猎和月亮的童贞女神。——译者注，下同。

[2] 一种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

[3] 用松香汁调味的白葡萄酒。

[4] 普瑞发（Prefa）：一种只用32张牌的纸牌游戏，三个人参与。

[5] 天堂调味茶（Celestial Seasonings），北美调味茶品牌。该调味茶盒子侧边的成分表中所有营养成分（如热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含量都为零。

[6] 种假设中的最早出现的群居团体。

[7] 语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十七卷善知识品第五十二：“毗梨耶毕竟不可得故。” “毗梨耶”为梵语音译，中文译为精进。

[8] 纽约曼哈顿区的著名大街，由于美国许多广告公司总部都设于这条街上，因此逐渐成为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9]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

[10] 又称菲墨（Pheme）。

[11] 即托马斯·卡斯卡特，两人曾合著《柏拉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吧》等哲学畅销书。

[12] 行板，音乐速度术语，每分钟66拍，速度稍缓而含有优雅的情绪。

[13] 指儿童在街头巷尾用木棍或扫帚柄和橡皮球玩的类似棒球的游戏。

[14] 巴黎市的20个区之一，是巴黎最古老的街区，包含了由古罗马人建立的拉丁区的一大部分。

[15] 一个会集了纽约著名作家、评论家、演员的团体。

[16] 指美国纽约上州的一个夏季度假区，曾是纽约犹太人喜爱的度假胜地。

[17] 一种希腊式长颈拨弦乐器。

[18] 恶魔之眼，又叫蓝色之眼，土耳其的传统护身符，是一种眼睛外形的蓝色玻璃饰品。传说它能替佩戴的人承受恶魔的注视。

[19] 《法律与秩序》是一部比较真实反映美国法律制度的电视连续剧，1990年开播，2010年结束，共20季456集。

[20] 奥地利及德国的心理学家在20世纪初创立的理论，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反对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元素学说和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公式，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意识不等于感觉元素的集合，行为不等于反射弧的循环。

[21] 古希腊戏剧中对剧情加以评论的表演者。

[22] 从非洲北海岸吹经地中海和欧洲南部的干热风。

[23] 出自叶芝《希腊古翁颂》一诗，原句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24] 指不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所有亲密关系形式，包括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群婚、婚外情、多边恋等。

[25] 一种极端的女性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将男性排除出社会生活才能消除父权遗毒，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曾经自己购买土地建立组织，不允许任何男性或异性恋女性进入。

[26] 弗兰西斯·辛纳屈的昵称。

[27] 即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 (1872—1958)，英国作曲家。

[28] 即“道德黄金律”，类似于中国儒家所说的“恕道”。

[29] 出自列侬的《美丽男孩》，原歌词为：“你正忙着做其他计划，人生就在你眼前流走。”

[30] LSD：麦角酰二乙胺，一种致幻剂。

[31] 出自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32] 怡诺思（Efexor），一种重症患者服用的抗抑郁药物。

[33] Zeno of Citium，不是埃利亚的芝诺，后者是古希腊数学家，以“芝诺悖论”著称。

[34] 美国歌手鲍比·麦克菲林的一首歌曲，全曲采用人声伴奏，所有声部都由他亲自演绎。

[35] 无神论者、反宗教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苛评闻名。

[36] 出自《波吉与贝丝》（又译为《乞丐与荡妇》）第二幕第二场赖夫所唱的： “《圣经》中所写之事未必是那样……”

[37] 指南传佛教的发展。

[38] 这一阶段指达到后不再重生，弃绝一切，并将自身融入宇宙灵魂。

[39] 南非著名旅游胜地。

[40] 阿室罗摩，指上述四个行期；达摩，指印度教的法则。

[41] 原名理查德·阿尔伯特，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后为追求人生真义赴印度灵修达数十年之久，著有《活在当下》。

[42]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各种形式的“愿望实现”，通过无意识解决现在的或既往的冲突。

[43] 佛教术语，是指对自己身体、内心、情感做当下的觉知，并加以思考，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

[44] 指政府所推行的不明智的政策，由于荷兰是根据房门大小向户主收取房屋维护税，于是，户主们都把房门缩小，在楼顶的窗前设钩子供大件物品进出来合法避税。因此这里用“钩子”指代政府某些不明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