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词

献给道格·肯德尔

（Doug Kendall）

1964—2015

引言 问题不对，你永远不会成功

我想告诉那些心存疑虑的读者：其实，人生中只有5个最不可或缺的问题。你应当经常拿这些问题来扪心自问，并向他人发问。如果养成了习惯，经常问这5个问题，你就会变得更加幸福和成功。这样一来，对于我所谓的“附加问题”，你最终也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而这个“附加问题”，或许是你这辈子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有的人或许会不屑一顾，有的人甚至想要把书放下，在此之前，请允许我说一句，以上文字或许显得夸夸其谈，甚至有些荒诞不经，对此，我完全理解。我唯一的借口就是，这本书源自一场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而毕业演讲本就应该是浮夸的。如果你觉得刚刚读到的内容浮夸，那就真该去听听我的演讲！无论怎样，请大家不要太苛刻地评判我——至少暂且手下留情。我能保证的就是，这本书要比演讲更加细腻，也更加有趣。当然，篇幅也比演讲长。

这篇演讲是我以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的身份发表的。在哈佛大学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我都不得不发表几段往往并没有理想中那么简短的“简短发言”。相应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人们不得不听取我的发言，为了换取一纸文凭，他们一边强忍昏昏欲睡之感（以及滚滚热浪），一边无奈地忍受大段的陈词滥调。我觉得，我去年所做的关于提问的演讲还算不错，虽不算金玉良言，但也差强人意。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篇演讲会“人气爆棚”，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几百万人在网上观看了这场演讲的片段，许多人慷慨地发表溢美之词，有些人的评论则愤愤不平，甚至火药味十足。这些评价中的绝大多数我都记得，有些还颇为有趣。这就是网络评论的现状和我的心态——我马上就会讲到心态的问题。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便收到了一位编辑发来的邮件，建议我将这次演讲编成一本书；而还没等各位反应过来，大家已经开始读起这本书来了，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放下。

那么，关于如何提出好的问题，特别是5个最不可或缺的问题，何以衍生出一次演讲和一本书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一语双关听出来了吗？）至少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我个人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都对提问抱有着迷，甚至近乎痴迷的兴趣。和绝大多数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也会问一大堆问题。而不同的是，这个习惯并没有随着我的成长而消失，这对我的亲朋好友的影响尤其大。说来惭愧，在我的记忆中，与父母和姐姐的许多次晚餐都充斥着我的各种提问。面对一系列问题的连番轰炸，他们只得硬着头皮忍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提问开始由“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类问题，转变成了律师在交叉问询证人时用到的那种问题，但相比之下要更循序渐进，而不那么针锋相对。或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理解罢了。我会问父母，为何会相信某些事情是正确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念。我曾经问过母亲，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罗纳德·里根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也曾询问父亲，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里根会成为一位糟糕的总统。我还问过他们，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能证明教皇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并非所有问题都如此宏大。除了以上这些问题，我也很乐意用普通平常的话题来考验父母亲，比如，他们为什么觉得我必须要吃抱子甘蓝，为什么会有人把干葱头煎猪肝当成食物。

总之，我这个人挺招人烦的。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对于我不断提问的行为，以及除了提问和投球几乎一无所长的事实，他不知道该抱以什么样的态度。我和父亲不同，不但不擅长手工，而且什么都不会修理——我不具备任何实用性的技能。但是，我提出的问题却源源不断，正因如此，父亲一再告诉我，成为一名律师才是正道。除了这条路，他无法想象我还能靠什么谋生。

最终，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本科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法学院。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大家可能知道，绝大多数法学教授讲课时都会运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或至少会遵循某种改良过的版本：教授会把学生叫起来，接连提问，检验学生所给的答案是否经得起追问，或者事实的推敲。如果提问得当，这一连串的问题会迫使学生们深挖其论点的意义，并去寻找可广泛应用在多种背景之下的法学原理。

我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群体，这也是我在从事法律工作几年后，决心成为一名法学教授的原因之一。

我在母校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刚任职教授不久，父母亲便来到夏洛特镇探访我。父亲问我能不能旁听我的课。现在想来，那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那是父亲唯一一次看我教课。几个月后，他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对于我选择做一名法学教授的决定，父亲感到有些吃惊。一来，他知道我热爱律师工作；二来，他不大相信法学教授算得上一份真正的工作。然而，在课堂上亲眼看见我向学生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之后，父亲意识到，我总算找到了或许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份与我的禀赋相契合的工作。他告诉我：“这就是你注定该做的工作。”他还打趣地说道，我竟然能够一边拿着薪水，一边向学生提出那些招人烦的问题，就像我小时候在餐桌上不断提问一样，真是让他难以相信。

不曾想，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了15年的法学之后，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邀约，邀请我担任院长一职。我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在编订和教授教育法，因此，进入教育研究生院的想法并不算异想天开。我的故乡位于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小镇，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耶鲁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我所接受的教育都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非常重视受教育的机会。

我的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二人对教育的力量坚信不疑，而我更是对教育的力量有过亲身的体验。在新泽西公立高中的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入读了耶鲁大学的本科，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为我打开了通往新知的大门。同时，这段经历也让我萌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对某些孩子适用，对另一些孩子（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却不适用呢？我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之所以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院长之职，是因为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让我能够与一群尽心竭力、启发灵感的人共事。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倾尽心血，让那些不被关注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接受教育。

入职一年后，我明白，院长是要发表很多演讲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了。这也是最难做到语惊四座的演讲。

第一次发表毕业演讲时，我不大确定要说什么，便把我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搬了出来。（没错，我的确有些孤注一掷了。）我的演讲主题非常独特——时间。在我高中的演讲版本中，整篇内容都是由彼此不相关的名人引言组成的，这些引言摘自巴特利特的《名言金句》[1]中关于时间神圣性的内容，也就是海伦·凯勒谈时间、爱因斯坦谈时间，以及尤吉·贝拉[2]谈时间。在为哈佛大学2014届毕业班重新改写这篇演讲稿时，我发现自己在30年前努力想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不应把时间浪费在担惊受怕上——担忧过去、未来、不确定性、他人、新创意、新环境。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如此。

担任院长的第二年，我谈到了另一个让我思索良久的问题：不作为之罪。我是在天主教堂长大的，小时候每周都会参加弥撒[3]，并担任辅祭童[4]。那些对天主教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天主教热衷于讨论罪恶，尤其是不作为之罪。

我是在第一次忏悔时认识到不作为之罪的。在那之前大约一年，11岁的我和朋友不小心让我家后院着火了。我们本来想用放大镜把一片树叶点燃，但没有成功，之后我们便决定把树叶浸泡在酒精里。事实证明，这一招不仅管用，而且太管用了，以致我家后院发生了一场不小的火灾。虽然我和朋友最终得以将大火扑灭，但我却因此烧焦了眉毛。

那天晚上，父母问我知不知道后院的一大片草地为什么被烧黑了，而我却装出一副和他们一样吃惊的样子。

“这件事可真蹊跷。”父亲说道。

我问他为什么觉得这件事蹊跷。

“因为我很确定，今天早上你可是有眉毛的啊。”

父亲没有再逼问下去。我很肯定，他觉得我终究是会承认错误的。我确实照做了，但我先是对神父做了忏悔，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向父母认了错。

刚开始，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在第一次忏悔时就招认这次犯的错。这件事看上去很严重，不适合一张口就说。另外，我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犯下了两重罪，一是点火，二是如同一些政客的托词那样，在被父母询问时，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记混了”。

轮到我忏悔的时候，我先是询问神父，如果不能坦白所有的罪行，会有什么后果。其实我就是想看看我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而神父却说：“这也是一种罪行。这是不作为之罪。”我心想：真该死。（当然，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神父解释说，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其罪过与有意去做错误的事情一样严重。

一开始，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罪的理念让我费解，但是这些年来，我渐渐明白，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不作为往往要比做错更加有害。我打从心底认为，通常我们心中最深的悔意源于不作为，正因如此，我最后还是将后院着火的事情告诉了父母。而我之所以在第二次演讲中选择不作为之罪的主题，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学生们密切关注自己没有去做的事情。

2016年春天，随着毕业季的临近，朋友和同事们开始询问我打算在毕业典礼上讲些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只是条件反射般地回答“这是个好问题”而已，我知道，这个回答很蹩脚。但后来我意识到，“好问题”可以作为毕业演讲的主题，再加上我一直以来对提问的痴迷，这个主题更是顺理成章了。

因此，提出以及聆听好问题的重要性便成了我演讲的主题，而本书也是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5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以及最后的附加问题。但在我们谈到这5个具体问题之前，把这些问题放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中来审视，或许会便于我们理解。因此，让我针对这些问题先概括地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应该提出的问题。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因为担心答案是否正确而花费太多时间。毕业不久的学生尤其如此，他们刚刚收到证明他们学识的文凭，而他们的家人也难免期待得到一些答案，特别是为这份文凭交了学费的家人。很多人一生都在忧虑答案是否正确。这是我们职业生涯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因为我们不想在同事面前显得自己能力不足。这也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不愿意在那些依靠我们的人面前显得茫然失措。举例来说，新晋父母希望回答与自己孩子相关的问题，以及孩子所提的问题。就像新入职的员工一样，新晋父母在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也容易感到紧张，而在刚开始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无疑是会出现的。正因如此，新的体验才会给人造成压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对每件事都有答案，但无奈只有一堆问题，谁会不觉得“压力山大”呢？

在担任院长一职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种困扰。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职责就是要找出所有的答案。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领导者就应当树立愿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清晰地表达愿景其实就是在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这所学府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我承认自己刚开始任职时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愿景，甚至连最近的洗手间在哪儿都不清楚。答案尚且没有，愿景就更无从谈起了，这让刚开始任职的我感到紧张，甚至有种无望、惶然的感觉。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渐渐厌倦了假装事事都有答案的自己，因此，我开始提出问题，甚至会用提问来回应问题。比如，这是个好问题，那么你怎么看？我逐渐意识到，院长和法学教授提出的问题虽然必定在内容上有所差别，但无论对于院长还是对于法学教授来说，提出好的问题都是同等重要的。举例来说，只有通过向他人提问，你才能够阐述一个愿景，让与你共事的人为之叹服。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无论遇到的问题是大还是小，我都会浪费很多时间，担心无法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这并不是说答案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问题与答案同样重要，甚至问题往往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答案的好坏是由问题来决定的。如果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那么你得到的答案也将是错误的。

这一点是我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的。老实说，这样的经历有许多，但我在这里只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发生在1990年夏洛特维尔的一次法学院舞会上。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暗恋了许久的法学院同学凯蒂·休做自我介绍时，我却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是在凯蒂与别人跳舞的时候做自我介绍的。（不要问我为什么——虽然这是个好问题。）第二，更严重的是，我在最后关头怯场了，没有向凯蒂做自我介绍，反而把自己介绍给了她的舞伴（暂且叫他诺曼吧）。为了盖过音乐声，我大声问道：“你不会就是诺曼吧？我们一起上过民事诉讼课，我真的很欣赏你在班级讨论时的发言。”诺曼开心地回答道：“我就是诺曼，谢谢你！”

从我提出的问题来看，诺曼给出了一个完全合适的答案。即便如此，这个答案仍然是错误的。对我来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是凯蒂·霍默。见到你真高兴，没错，我确实想要嫁给你。”但由于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也不能指望得到正确的答案。幸运的是，凯蒂理解了我想要提出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得以结为夫妻的原因之一。

提出好的问题或许要比想象中更困难。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想要为我在舞会上提出的错误问题找理由。提出好的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你需要透过简单的答案，去关注那些困难、微妙、神秘、尴尬，甚至让人难以面对的因素。但是我认为，你和你的聆听者都会因为这份用心而变得更加富有，无论对于职业生涯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来说，都是如此。

对于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份职业，提出好的问题都是成功的关键。举例来说，好的教师明白，问到关键的问题不仅能让学生活用知识，还能激发他们的好奇。没有什么礼物能比好奇心更适合孩子们了。能干的领导者，甚至是伟大的领导者，都承认自己并非对于每件事都有答案。但是，这些人知道该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迫使别人和他们自己超越陈旧的问题，揭开那些在问题被提出之前无人注意的可能性。

“人们所谓的‘发现的时刻’，其实就是发现问题的那一刻。”对于小儿麻痹疫苗的研发者乔纳斯·索尔克的这句箴言，任何一个领域的创新者都能够理解。发现问题需要时间，但这时间花得很值。爱因斯坦坚信提问的重要性，他曾经说，如果他有1个小时来解决一个问题，他会将前55分钟的时间用来决定怎么提问才合适。或许你想多花点儿时间在解决方法上，但是，这句话的意思，相信你是领会到了。

在个人生活中，提出好问题也一样重要。好的朋友和好的家长都会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只要一提出来，就能显示出他们对你的了解和关爱。他们的问题会让你停下来思考，激励你坦诚相待，加深彼此的情谊。他们并非要让你给出一个答案，而是让你无法置之不顾。我相信，提出让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是一门值得培养的技巧。

没错，提出好的问题是人类特性的一部分。巴勃罗·毕加索曾经说过，他觉得计算机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计算机只会提供答案。这个观点有些偏激，且毕加索表达这个观点时，Siri（苹果语音软件）和谷歌还没出现，更别说沃森[5]系统了。即便如此，如果好好观察一下，你会发现Siri、谷歌，以及沃森虽然在回答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时做得很优秀，但并不是很擅长提出问题。

除此之外，对于提法欠妥的问题，计算机也不善于回答。而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建议：聆听“好问题”也很重要。世界上不存在坏问题，这种说法可谓人尽皆知。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也并非完全不在理。乍听起来像坏问题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你是不是和我一起上民事诉讼课的诺曼？”但是，一个问题的好与坏，往往要取决于聆听者。我想要提出的建议是，作为聆听者，大家只要敞开心扉、细心聆听，就可以将绝大多数坏问题转变为好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你肯定会偶尔遇到一些“无可救药”的问题，但是，许多看似不好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好问题，或者至少是伪装在不合适的外衣之下的不好也不坏的问题。为了帮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测试，用教育界当今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份“形成性评价”。我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故事，而你的任务，就是分辨出两个故事之间的差别。

1984年，作为大学新生刚刚踏入耶鲁大学校园的我，与一位女同学搭讪。这段谈话轻松而愉快，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同学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心里默想：这真是太棒了！她要邀请我一起吃晚餐或一起看电影了。我刚上大学两天，竟然马上就有人要跟我约会了。

好了，在我告诉大家她最后所问的问题之前，我应该说明白，在人生的这一个节点上，我当时的身高只有1.6米，比我现在矮了足足15厘米。更确切地说，青春期对当时的我来说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概念而已。因此概括来说，我当时看上去大概只有十二三岁。现在回到正题。我那假想的约会对象所提的问题是：“呃，我不确定该怎么问这个问题才好，你是不是那种所谓的神童？”不用说，我们俩没能共进晚餐，也没有一起去看电影。

在我尴尬的“神童谈话”过后大约两个月，母亲被人问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将两个问题做一下对比。我是在新泽西州的米德兰公园街区长大的，这是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蓝领阶层居住的城镇，镇上住满了水管工、电工和园艺师。镇子的周边区域更富裕些，城区的住户们会从米德兰公园雇用水管工、电工和园艺师。镇上的杂货店A&P位于米德兰公园和一座富人城镇之间的交界处。一天，母亲正在A&P停车场往车里放买好的东西，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走过来，问她是不是米德兰公园街区的人。母亲告诉这位女士，她确实住在米德兰公园街区。听罢，这位女士指着汽车背后挡风玻璃上的耶鲁贴纸说：“我并不是想探听私事，但我真的很好奇，这张耶鲁贴纸是不是在你们买车的时候就已经在上面了？”

大家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别了吗？第一个问题是无心的，甚至（有点儿）好玩，在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几个月之后，终于迎来了青春期的我最终体会到了这一点。第二个问题则带有贬义，其实，这甚至算不上是个问题，而是一种侮辱。

如果还没有人问过你带有贬义的问题，那么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是陌生人提出的，一部分则是同事、上司或是亲戚所提出的。关键在于，要把带有贬义的问题与那些不得体但动机纯洁的问题区分开来。不得体的问题或许只是提问者想要更加了解你的一种方式，抑或这些问题可能只是紧张和无知的产物，而这二者，都不至于招致道德上的谴责。真正糟糕的问题，其实完全不能算是问题，只是伪装成问题的观点，意在提出苛刻的要求或是专门设置的陷阱。对于这些所谓的“问题”，保持警惕是有必要的，但我认为，对于所有真诚的问题保持开放而接受的心态——包括不得体的问题在内——同样也有必要。

好问题的力量和魅力让我折服，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原因，现在，我要把话题转到5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上来。这些是你应当不断提出和聆听的问题，即便提出方式欠妥也应如此。当然，你能够向他人和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并不局限于这5个。问题是否重要，往往要看提问的背景如何。不同的是，无论是在浅显还是深刻的谈话中，这5个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主题。无论情境如何，这些问题几乎总能派上用场。这些问题不但能有效帮你挨过周一的早晨，也能助你轻松设定人生目标。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你建立新的关系，也能让你现有的感情更加稳固。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管理员的腰带上挂着一大圈钥匙。我对这些钥匙很着迷，因为这些钥匙好像要比我们学校里的门还多，或者至少要比学生们能够看到的门的数量要多。我好奇这些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还没看到的哪些门，也好奇那些门后面藏着些什么。那时我觉得，这位管理员就是学校里权力最大的人了，因为所有的钥匙都是他的。对于我来说，钥匙就代表着力量。

问题就像钥匙。在合适的时间提出正确的问题，会打开通往你尚未知晓、尚未意识到，或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世界的大门，它或许是关于你自己的，或许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接下来所说的5个问题就像钥匙圈上5把关键的钥匙。毋庸置疑，你偶尔也会需要用到其他的钥匙，但缺少这5把钥匙却是万万行不通的。

[1] 《名言金句》（Familiar Quotations）是美国最广为流传的名人金句合辑。——编者注

[2] 尤吉·贝拉（1925—2015），本名为劳伦斯·彼得·贝拉，曾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捕手、教练与球队经理。——编者注

[3] 弥撒为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编者注

[4] 辅祭童为弥撒及其他宗教仪式中的辅助者，通常为男性幼童。——编者注

[5]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研发的电脑问答体系。——译者注

第一章 先理解，后下定论

提问“等等，你说什么？”不仅能够帮助你厘清思路，也能够帮助他人梳理想法。

在任何情况下，先让对方解释说明，再进行申辩。

我人生中第一次提出“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是在我的儿子威尔降生之前的片刻。

我和凯蒂虽然是第一次做父母，却觉得我们已经对分娩和接生的整个流程都了若指掌。我们上过生育课，练习过呼吸法，也看过视频。凯蒂在1996年2月25日早晨破了羊水，那一刻来临时，我们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入住了纽约市的莱诺克斯希尔医院，被带进了装修得像万豪酒店房间一样的产房。由于凯蒂是第一次生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到临产期。虽然她出现了一些轻微阵痛，但身经百战的护士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我们在医院里走来走去，想要加速生育的过程。凯蒂几乎一直在微笑，偶尔才会疼得龇牙咧嘴。看到这种情况，一位年长的护士用典型的纽约腔对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你需要一次真正的宫缩。”

大约10个小时之后，真正的宫缩出现了。宫缩虽然明显，但问题在于，除了宫缩，似乎别无动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凯蒂和我们的准儿子威尔都开始感觉到了不适。医生走进房间，不慌不忙地说，是时候进入另一个房间了。虽然我们原先的计划里并没有这一步，但我们还是照做了，并没有提出异议，与本书的书名一对比，还真有些讽刺意味。

另一个房间其实是一间手术室，也就是说，我们从仿若酒店隔间的舒适环境里，搬到了一间灯光明亮、铺着地板的冰冷密室里。等候我们的是一群技术人员和护士。我站在凯蒂的床边，医生非常平静地解释道，威尔被卡住了，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脑袋太大，而医护人员则必须要立刻将威尔弄出来。医生问我们是想用助产钳还是吸盘来辅助接生。凯蒂大喊道：“别再疼了就行！”虽然这句话并不是对问题的直接回应，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指明比较好。我回答说，鉴于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经历，我觉得医生或许更有资格来做选择。医生选择了使用吸盘。

接下来，一位男士突然来到我身边，介绍说自己就是医生，然后又非常平静地解释说，他会用前臂按压凯蒂的肚子，将孩子挤压出来，“有点儿像把橄榄的核挤出来”。他的手越过凯蒂的肚子，抓住床另一侧的护栏作为杠杆。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我心想，我们俩从未在生育课上学过这套具体流程，我们的生育录像带里也从没有出现过“把橄榄核挤出来”这一招。

但我所能说的只是：“等等，你说什么？”

医生并没有回答，而是朝凯蒂的肚子按了下去。凯蒂很礼貌地解释说，医生的做法让她感觉有些不适——记得她的具体用词是：“放开我，要不我就把你给弄死！”很快，威尔就像一颗橄榄核一样弹了出来。

在产房里提出“等等，你说什么？”之前，我很早就听过这个问题。我有一位叫作基斯·弗拉维尔的大学室友，总是爱提这个问题。基斯是一位既可爱又友善的加拿大人，他在理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室友的话时，会偶尔感到吃力。我们谈话中包括的观点，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有些则荒唐可笑，因此，“等等，你说什么？”几乎成了基斯对我们谈话条件反射式的回应。虽然如此，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只有基斯自己提过，这是他的标志性问题。

之后有人告诉我，这个问题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很普遍。至于这个问题在我和基斯上大学时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否普遍，我却一直没法确定。实际上，我连这个问题首次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法查实。据我所知，基斯就是这股全球热潮的引领者。

我和基斯在大学毕业之后分道扬镳，而这个问题也就几乎在我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至少说在一小段时间里确实如此。凯蒂从基斯那里学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会偶尔提出来，但我再也没有听过其他人提起这个问题。我们的儿子威尔由于在降生时就受过这个问题的“浸染”，因此也很自然地在大约10年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发现，他的朋友们也会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在几乎一夜之间，似乎只要是我所到之处，总会有人提起这个问题。当今，这个问题俨然成了日常谈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在30岁以下的群体中尤为流行，但绝对不仅仅是“千禧一代”的专利。

一些传统的语法专家可能会对这个问题的广泛流传感到扼腕，他们或许会抱怨说，“等一下”这个词从表面看是多余的；另一些人可能会更上一个层面，把这作为又一重证据来证明英语这门语言的堕落以及文明的退化。但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样，泼冷水的人永远都会有，对这个问题提出斥责的人并不在理，因为“等等，你说什么？”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没错，一旦你完全了解了这个问题的使用方法，这个让人误以为简单的问题不仅不可或缺，还应该说是意义重大的。

首先，“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非常灵活。这或许也能从一定层面上解释这个问题为何如此流行。根据情况的不同，提出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比如，用直截了当的语气所提出的“等等，你说什么？”可能只是一种要求他人重复之前所说的话，或是稍做说明的方式，提问的原因在于某个论点或建议让人感到出乎意料，有些难以置信。如果用拉长的语气说“等一下”后，接一句简短但语气很强的“你说什么”，则很适合表达发自内心的怀疑。这就有点儿像礼貌地问“这种话你也能说出来？”或是“你在开玩笑吗？”反之，如果是简短的“等一下”后，接一句拉长的“你说什么”，可以在你被某人要求做某事时使用，也可以有效地传达对于所提要求背后动机的怀疑，或是表达你对要求的坚决反对。

最后一种搭配方式，也是我的孩子们在和我谈话时最常用到的。一般来说，他们会在我建议他们做一两件家务事的时候提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就在听到我说“我希望你们能把自己的房间打扫一下”的那一刻，“等等，你说什么？你说让我们打扫？打扫自己的房间？”这个问题就一定会出现。

我之所以将“等等，你说什么？”放在不可或缺的问题列表的首位，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一种寻求详细解析的有效方式，而详细的解析是真正了解某事的第一个步骤，无论是了解一个创意、一种观点、一种信念，还是一份商业提案。（用这个问题来回应求婚可能并不明智。意见仅供参考。）

可以将“你说什么”之前的“等一下”简单看作一个没有意义的口头禅。但我认为这个词非常关键，因为它提醒提问者（以及其他人）暂停一下，好确保大家真正理解了问题。我们往往做不到停下来把问题说明白，错误地以为在理解问题之前，自己就明白了。如此一来，我们就错失了完全理解某个创意、论点或是意义的机会。提出“等等，你说什么？”是一种好办法，让我们抓住机会而不至于错失。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凯蒂、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挪威徒步旅行、玩皮划艇。在挪威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另一位老朋友，他在当地做荒野飞行员，带乘客观光游，并把他们带到偏远的露营区。听说我们打算第二天到附近的一道峡湾做徒步旅行，他问我们能不能带上他的一位客户同去。这位客户是一个19岁的日本小伙子，也想去这道峡湾看一看。我们说定，第二天接上他一起去。

他的英语有点儿生涩，而我们则一点儿日语也不会说，因此大家路上都很安静。来到峡湾的时候，我们的新朋友立刻跳下车，从背包里取出一张专辑封面。然后，他便开始跑来跑去，偶尔停下来，举起那张专辑封面，从峡湾中抬头远眺一座大山。然后，他又会跑到另一个地方，再一次停下来。我们看着他，不时地面面相觑，既不清楚状况，又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终于赶上他之后，我们看到那张专辑封面上有一幅峡湾的照片，远处还有一座大山。这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一张交响乐专辑。我们终于意识到，专辑封面照片中的峡湾正是我们游览的地方，而我们的新朋友正在试着找到这张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他解释说，他一辈子都梦想着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而这也是他花光所有积蓄来到挪威的原因。

听到这里，凯蒂抛出了“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最终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东京的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长大，童年生活很艰苦。他唯一逃避现实的方法，就是一边聆听格里格的交响乐，一边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来到专辑封面上的这个地方。在他眼里，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听懂这个故事虽然花了一些工夫，但通过提出“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凯蒂不仅是在请求他做解释，还是在表示我们想要聆听他的故事。而事实证明，他的故事非常精彩。

同时，“等等，你说什么？”也是一种避免妄下结论或草率判断的好方法。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努力真正理解某人或某事，就过早判定自己是否认同某人或同意某种观点。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谈话，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往往就像挑选立场和团队的练习一样。我们听到或是读到了某些东西，很快做出判断，然后就把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物和观点草草归类为无知或邪恶。如果能用更多的时间去理解某些观点和视角，尤其关注那些创新而有挑战性的观点，我们或许就会少一分蔑视，多一分好奇了。即便加深对某个想法或观点的理解并不能改变你的看法，也很可能会让你对提出观点的人多一分尊敬，或至少多一分理解。

即使没有实际作用，真正理解某个创意或观点至少能够让你对这个创意或观点做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这一点，我是通过观察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学到的，他也是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优秀的一位提问者。在为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做律师助理时，我目睹了史蒂文斯法官工作时的风貌。对于一位年轻律师，特别是一位痴迷于提问的年轻律师来说，做律师助理可谓梦想中的工作，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机会旁听所有的口头辩论。每一次的辩论都会持续1个小时，双方各有30分钟。除了几乎从不发问的传奇法官托马斯，其他的法官都会间或向律师提问。法官们往往通过律师来表达自己的论点，与坐在法官席上的同事的沟通比与当庭辩护律师的交流还要多。

而这并不是史蒂文斯法官的风格。虽然他从未逐字说出“等等，你说什么？”这句话，但从本质上来说，他向律师们反复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以要求律师们将论点中的某个关键点解释清楚。他的做法彬彬有礼，甚至温文尔雅。他一点儿也不虚张声势，亦不有意挖苦，与他的一些同事（尤其是斯卡利亚法官）截然不同。他总是会用类似这样的话语作为开场白：“尊敬的律师，很抱歉打断你，但我不知能否让你说明一个问题。”

跟在这句话之后的问题，几乎每次都能击中律师陈述中最薄弱的一环。通过要求律师在陈述观点时减慢速度，并将关键点（可以是一个事实，或是一个法律条款）解释清楚，史蒂文斯法官往往能够从律师的论点中明确发现较为重大的漏洞。在所有法官中，史蒂文斯法官最喜欢向律师提出直指案子中心的“终极问题”，以此作为打通案件的着力点，而律师们则必须要通过成功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在辩论中占上风。如果律师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史蒂文斯法官就会提出后续问题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此来说明为何这位律师所代表的一方败诉。通过先提出要求，让对方解释说明，史蒂文斯法官将自己摆在了一个有力的辩护人的位置上，将案件推往他希望得到的结果。

史蒂文斯法官提问的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道理：在几乎任何情况下，最好都要先让对方解释说明，再进行申辩。在你选择支持某一方之前，一定先要提出“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换言之，永远将提问放在辩护之前。

诚然，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去年，我和其他学员有幸参加了拉凯什·库拉纳教授的大师课，之后，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个事实。拉凯什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为了在哈佛大学校园宣扬优质教育，每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从哈佛大学的各个学院邀请才华横溢的教授，在教育研究生院召开几场大师课。这些教授会先讲授一堂课，然后在课后解释他们想要通过这堂课取得的效果及原因。拉凯什的大师课凸显了他驾轻就熟的个案教学法，而这也是在商学院普遍应用的教课方式。

在大师课上，拉凯什给我们列举了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案例，案例中的人物包括珍妮、李和皮特。珍妮是一家小型公关公司的年轻助理，正在努力与一位潜在客户谈一笔生意，这位客户就是来自荷兰的男士皮特。珍妮邀请了她的导师李及公司的老板，与皮特共进工作午餐。李还没有见过皮特。在午餐桌上，皮特几次提到与珍妮共事非常愉快，他还多次夸奖珍妮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孩。李和珍妮都不接他的话，想要把话题专注在生意上。皮特问珍妮会不会亲自参与这个项目，李表示，珍妮会和公司的其他人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午餐完毕之后，皮特指了指珍妮，告诉李，他很享受这顿午餐，因为他很珍惜跟美女共进午餐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大师课讨论中，大家首先探讨的是珍妮所面对的窘境，以及应该如何做才能解决问题。她应该指出皮特的话语中带有性别歧视吗？但这样做，她就面临失去这位客户的风险。抑或，她应该为了做成这笔生意而忍气吞声吗？同时，这场讨论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聚焦到了李和他应该扮演的角色上。在场的观众对于李有很多意见，而且其中积极的看法很少。许多人都表示，他“应该为自己年轻的徒弟珍妮挺身而出，而不该让她孤立无援”。

在这个时候，拉凯什装作一副不小心把细节遗漏了的样子，说道：“哎呀，不好意思！我忘了告诉你们，李是位女士。”在这之前，没有一个人问过这个重要信息。他趁着大家还在领会这一点的时候暂停了一会儿。包括我在内的观众们很快回过神来，问道：“等等，你说什么？”大家对于李的行为的所有评价都建立在李是位男性的基础之上，而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案例中，李的性别其实并未被说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而这也正是拉凯什的主要观点。我们觉得自己对李的谴责合情合理，但拉凯什却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么容易将错误的假设作为辩论和判断的依据。你或许仍会对李的所作所为进行指责，但是，在掌握了所有的信息后再做批判，明显要好得多。对于这条经验，我不会扭头就忘，我也相信，这一课值得我铭记很长时间。

在家庭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条经验尤为有效。在难以为继的谈话中，或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暂停下来，询问你是否掌握了所有信息，得到了合理的结论，这一点总是很难做到的。直接做出反应易如反掌——或者说，容易得过了头。但这种反应往往是感情用事，且多以推论而非事实为依据。提醒自己问一句“等等，你说什么？”，这个方法能够避免你太过草率地下结论。

提出“等等，你说什么？”不仅能够帮助你厘清思路，也能够帮助他人梳理想法。出于这个原因，作为家长的我发现，把这个问题用在孩子身上，可以扭转局势。那些正在阅读本书的家长可能知道，有的时候，你的孩子们会犯一些我们容易称为“错误推论”的失误。他们或许会低估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与朋友出游隐含的风险或成本，或许会低估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更甚者是，他们可能会由于缺少安全感，误判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定位，看不到自己的优势或对他人的吸引力。

成年人也容易犯类似的错误。比如，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经常会做出各种错误的假定或是不准确的推断，认为自己缺乏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获得成功所需的能力、美丽或是才干。当你的孩子、朋友或是其他家庭人员把自己看低的时候，提出一个类似“等等，你说什么？”的问题，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推翻这些错误的假定和推论，还能把对话的重心转移到问题上来。不仅如此，你还可以继续提出一个与本书中第二个不可或缺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即“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看待自己”，来鼓励朋友或亲人重新评判对于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谈话虽然并不总是很轻松，却与引导出这些谈话的问题一样不可或缺。

最后，再简单就如何成为一位好的聆听者提一点儿建议。作为聆听者，随时注意“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的各种版本是很有用的。你所说的一些事情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朋友、家人或是同事们的反对或质疑。作为这些质疑的接收者，我们很容易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而立刻挑起争端。但你不妨考虑一下，提出质疑或是表现出反对的一方，或许只是单纯地想要得到更加具体的说明，或是想要更好地了解你话语背后的根据和动机罢了。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处理质疑的方式，与先反问对方、再与他人起争执的方式恰好相反。关键在于，不要在尚未解释清楚自己的思想之前，就让自己卷入不必要的争吵之中。因此，下次遇到有人对某个建议或提议做出类似“这个想法真荒谬”或是“这个主意看起来蠢透了”的回应时，提醒自己，对方或许只是在问“等等，你说什么？”罢了。他们可能只是在寻求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在听完你的详细解释之后，对方或许仍不认同你的观点，但即便如此，他们最起码应该不会再把你的看法当作无稽之谈或愚蠢之见了。

简而言之，“等等，你说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它对于理解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关键。对于你所遇到的人和想法，你的理解越深，这个世界对于你而言就越精彩。另外，培养先理解、后下定论的习惯，也能够帮助你规避毫无意义的争执，加深你与周围的人的联系。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能让你有这样的收获，这结果真不赖。

第二章 保持好奇心，建立新认知

提问“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你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提问“不知道能不能？”能够让你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常识告诉我们，“好奇害死猫”。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事实却恰恰相反。

婚后不久，我和凯蒂在荷兰这个以运河密布而闻名的国家短住了一段时间。我喜欢跑步，一天早晨，我从距离我们公寓几英里[1]的一座绿草茵茵的公园中跑过。我发现，前面的草的颜色是柠檬绿色，但我脚下的草的颜色却是深绿色的。我没有问“不知道前面的草的颜色为什么会有所变化”，而是直接向前跑了过去。

当我沿着运河猛冲时才意识到，那柠檬绿色的草实际上是水藻。但为时已晚。我还没反应过来，半个身体就已经陷入运河，沾满了绿色的黏土。我一边检查有没有受伤，一边回过头看有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从运河中爬出来，虽然毫发无伤，但自尊心却受到了打击。几位目睹了事情经过的人用荷兰语喊话，翻译后的意思差不多就是：“真好笑，你径直就跑到运河里了！”事后，我又跑了几英里的路才回到家，一路上，我看上去就像20世纪70年代精彩的周六晨间节目中的主角海怪西格蒙德一样。

而这，也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大家提出异议之前，我要先申明，我明白，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个完整的问题，而是可以引出一系列问题的前半部分。至少，“不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跟“为什么”或“能不能”搭配在一起。而这一章的内容，就是围绕一个主题的两种不同形式展开的，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及“不知道能不能？”这两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能够让你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如果我在那次跑步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估计会省去很多麻烦；“不知道能不能？”这个问题则能让你加强与这个世界的沟通，也是一种鼓励你尝试新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还能让你迈出第一步，思考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或至少在你所在的小领域做出改善。这些问题虽然各不相同，却彼此相连。比如，只要问出“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很难不问“不知道能不能？”这个问题。如果这看起来有些令人费解，那就请接着往下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一次很经典的“低调自夸”中说道：“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只是好奇心极强而已。”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当然不符合事实，但后半部分无疑是真实的。爱因斯坦对于身边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提问。永远也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好奇心从提出“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当孩子们第一次接触这个世界时，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他们最喜欢提的问题，也在他们的日常谈话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发现，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这或许是因为父母或老师厌倦了他们所提出的“为什么”，从而没能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吧。生活的烦琐也会让好奇心无处容身，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单是度过每一天就已经有够多的挑战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能够像孩童般对世界保持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都是非同寻常的成年人。

如果你能够不断提出“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能够敦促自己保持好奇心。即便他人听腻了这个问题或是答不上来，你还是应该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不是让你荒废工作，或是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胡思乱想，我只是认为，你应该花些时间看看周围的世界，关注身边的人和环境，同时记得问自己一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装满故事的宝箱，解决各种谜团。这个问题可以让人有新的发现，并引出伟大的洞见。从居里夫人到爱因斯坦，所有的科学家都对他们周围的世界提出过这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也在纷纷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亟待解决的谜题，而对于伟大的教师和企业家而言，则更是如此了。

想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秘密与难题，甚至去解开其中的一些谜团，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或是艺术家。你所要做的，就是环顾四周并提出问题。我们往往会将世界看作静态之物，无法理解我们眼前的东西其实是过去的产物，是那些已然看不见的力量所形成的产物。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等待着被发现和破解的信息与线索。

拿用作农田标记的石墙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过美国乡下的人，尤其是那些到过新英格兰的人，无疑都见过石墙。在我居住的马萨诸塞州，有的石墙就是农田的边界，还有一些石墙则延伸到了我房子后面的树林之中。这些默不作声的标记是如此普遍，很容易被人忽视。我的女儿菲比在8岁的时候问过我，为什么我们居住的地方有这么多石墙。老实说，在那之前，我还真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回答了“这可难住我了”之后，我决定做点儿调查。原来，这些石墙的故事远比看起来有趣。几千年前，冰川搅动花岗岩和石灰岩的碎块，而这些碎块便浮出了地表。（好吧，这一部分是挺无聊的，但接下来的故事就精彩多了。）在殖民时期和革命时期，农民们在垦荒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些石块。刚开始，他们只是将石块胡乱堆砌在一起，后来，他们便利用石块搭建石墙，作为自家土地边界的标志。随着东北部住户的关注点从农业转移到工业，这些石墙便被人们淡忘了。在工业革命期间，许多石墙变得杂草丛生。一直到20世纪中叶，人们才重新发现了这些石墙，并逐渐给予其应有的重视，一是因为石墙与美国早期的历史相系，二是珍惜前人为建造这些石墙所倾注的心血及苦力。

想要了解这些石墙——实实在在地了解这些石墙，你就要像菲比一样提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石墙？而这个问题则会不可避免地引出其他的问题：不知道这些石墙有多长的历史？不知道建造这些石墙的原因（及方法）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石墙会延伸进树林？为什么有的石墙已经倾圮，有的尚完好？一旦开始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那些一度普通、平常的事情也就变得神秘，甚至迷人了。

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最终读到了亨利·大卫·梭罗的作品。在离我家不远的康科德镇瓦尔登湖附近，那些石墙曾让梭罗流连忘返，他在1850年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无法相信，我们的祖先竟能举起巨大的石块，搭建厚重的石墙。他们的工作成果何以如此昭昭而永恒，而他们本人又何以如此昙花一现呢？看到一块必须要很多头牛才能拉得动的护岸墙中的石块……我感到既好奇又惊讶。因为，这石块暗示了一股我们无从追忆的能量和力量。”近乎被人忽视的石墙，却因为梭罗变成了一门当地的历史课，引出了一连串关乎发源与存在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从提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开始的。这个问题也让我和菲比感到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农田中的石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能花时间去仔细观察，那么目之所及，全都有故事可发掘。街道、建筑、星星、树木、火车、船只、动物，所有这一切都有值得讲述的历史和故事。对于你身边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无论是在课堂里与你邻座的同学，还是坐在你隔壁工位的同事，每个人都拥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想要倾听这些故事，想要理解周围世界，包括社群所秉持的理念和价值观，以及社群中人们的体验，你只需要花时间留心注意，以及问一句“不知道为什么？”而已。

毋庸置疑，聆听这些故事将会丰富你的生活，甚至可能延长寿命。众多的社会科学家都证明，实际上，好奇心对健康和幸福感都有好处。不难理解，好奇心强的人容易学到更多，并能更好地保留所学的知识。好奇心强的人更容易吸引他人，因为人们会被对他们表现出兴趣的人所吸引。好奇心也能带来同理心，而当下的人们正严重缺乏同理心。好奇心强的人更健康，尤其是不容易焦虑，因为他们能把新的环境看作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揭露自己懂得不够多的考验。某些研究证明，好奇心强的人也更容易长寿，这估计是因为他们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

提问“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你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同理，提问“不知道能不能？”能够让你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我所参与的每一次冒险以及尝试过的每一件新事物，几乎都是由“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做？”这个问题开始的。答案的形式则多种多样。

不知道我能不能加入大学的赛艇队（行不通，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太矮了），不知道我能不能加入一支无伴奏合唱团（行不通，因为加入的人必须会唱歌才行），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打橄榄球（可以，因为这与身高和唱歌好坏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大学毕业后靠捡垃圾在澳大利亚自力更生6个月（行不通，自从在垃圾箱里捡到一只死猫之后，我就决定不走这条路了），不知道我能不能蹦极（可以，但是我再也不会尝试第二次了），不知道我能不能在成年后学会打冰球（根据我的孩子和队友的评价，我学得并不好），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三球杂耍（可以，因为这戏法其实并不难），5年前我曾经想过，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冲浪（我的孩子们会告诉我，马马虎虎吧），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弹钢琴（行不通，除非《玛丽有只小羊羔》也算钢琴曲，反正凯蒂认为这不算数）。类似以上清单所显示的，以及如你所预见的一样，并不是我们在尝试一切新事物时都能成功。但如果你不断提问“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做”，你就一定会找到让你心驰神往的事情。

“不知道能不能？”是一个值得单独提出来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与“不知道为什么？”紧密相关的问题。一旦开始提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你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时，你就不可避免地会提问，“不知道能不能换种方式？”换言之，对当下提问“不知道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让你对未来提出“不知道能不能？”这个问题。

拿校园种族隔离这个社会问题举例，我在当法学教授时研究过，有一种观点认为，校园种族隔离仿佛是一种过去才有的制度。如果你将校园种族隔离定义为“学生受到法律制约而必须按种族出身进入规定学校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确实已经被废止了。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案已将种族隔离制度判为违宪。然而，法律强制的种族隔离只是校园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而已，另一种形式被一些人称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这个法律术语表示的就是实际生活中由于一系列其他原因引起的种族隔离，它并不由法律规定而存在，而且至今仍然存在。

没错，在过去大约20年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一直在越演越烈。在美国的学校里，依据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而划分的种族隔离现象日益严重。很明显，我们要问问为什么。所幸一大批杰出的倡导人和学者一直在提这个问题，而他们所得到的答案也很明确。废除种族隔离的法案本身就是临时性的，而且正在被法院撤销，因此，实现种族混合教育的计划也正在被一一废止。社区内存在种族隔离，因此社区学校也保持种族隔离。特许学校则侧重于照顾穷困的有色人种学生，并没有致力于创造种族混合学校。

一旦开始提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并为此寻找答案，这些倡导者便不可避免地要开始提出“不知道能不能？”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打造一个融合更多种族的社群？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给学生们提供选择权，让他们到自己所在的种族隔离社区之外的学校上学？不知道能不能至少先让一部分特许学校将人种多样化纳入其使命的一部分？通过这些问题，这些倡导者让人们重新关注种族隔离问题，甚至吸引了美国教育部部长约翰·金的注意。这位部长曾经将校园人种混合和多样化列为其工作要点之一。

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人种混合学校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之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如果没有人提问“不知道为什么？”以及“不知道能不能？”，如果人们没有拒绝接受不可避免的现状，金部长也就不大可能将学生人种混合列为联邦政府的优先解决事项之中了。

我从上文中的这些例子里学习到的是，即使是周围最确凿的事实，也值得你提出问题。有的时候，那些最严重的不公和不平等是如此积重难返，追究其存在的原因似乎只是徒劳。比如，有的人对于校园种族隔离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但是，你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事物都有改变或改善的余地。想要改变现状，第一步就是提出“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在这个问题后面再附加“不知道能不能？”这个问题。

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不仅在你的个人生活中有用，在职业生涯中也很管用。这个道理是我从一段特殊经历中得到的。这段经历不仅能够作为警示，也能够用来证明提问“不知道为什么？”的重要性。

我第一次遇见我的生母，是在新泽西州的花园州高速路上的一个休息站。当时，我46岁。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至于我是何时认识到自己是被收养的，我早已经没了记忆，就像记不清我是何时知道自己的乳名是吉姆、吉宝一样。我从未憎恨过我的生母，也从未因为被遗弃而感到怅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养父母让我感到被收养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

另外，幸福的童年也为我抚平了伤痕。我的养父母并不完美，但他们与我的关系很亲密，至少给我的感觉如此。我们并不富裕，但我拥有我所认为的幸福童年所需的一切：一辆自行车、一副棒球手套、钉鞋、帆布鞋，有朋友住在附近，每年在新泽西州黄金海岸度一周假，以家人为重心的父母，以及一位大部分时间都能够包容我的姐姐。

或许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从未好奇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我是通过一家天主教收养机构被收养的，整个流程完全保密。我对亲生父母的唯一一点认识，来自我的养母偶尔提到的一段往事。有一天，她和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个孩子已经“可以被收养”了，并让他们在两天之内到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一家医院去。一位修女将我带到父母等候的房间，当时的我身穿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戴着一条刻有旅行者守护神——圣徒克里斯托弗——的圆章项链。母亲问修女，毛衣和圆章是哪里来的，修女的眼眶湿润了。讲到这里，母亲的眼眶也湿润了。修女说：“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爱这孩子的人给的。”

你或许会认为，这段故事会勾起我的好奇心，但其实不然。总的来说，这个故事只是加强了我心中隐隐的感恩。我觉得，能把孩子托付给收养机构并不是个容易的抉择，也为这种牺牲而心生感恩。但是，我还没有太大的兴趣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在我眼里，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另外，我也觉得自己能够感同身受。我想象自己的亲生父母只有十几岁，或许是一对甜蜜的高中生恋人，觉得自己年龄太小，没有条件抚养孩子。因此，我想象我的生母把我生下后交给收养机构，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一般的收养背后的故事都是如此，我也觉得自己脱离不了这个模式。因此，虽然我的养父母一直表示，只要我想找到亲生父母，他们便会尽力提供帮助，但我仍然从没问过“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收养，也没有问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2]

时间快进到2012年。那时，我的养父母都已过早离世。我和凯蒂组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四个孩子一一降世，却没有一个长得跟我和凯蒂一模一样，这让我开始对我的亲生父母产生了一点儿好奇心。不知道我的孩子们会不会和哪个血亲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然而，在一个大家庭的喧嚣之中，这些想法只是转瞬即逝。

几年后的一天，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去跑步。这位朋友出生在韩国，7岁时就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他正在试着寻找自己的父亲，也建议我试着找一找我的亲生父母。我解释说，我对这没什么兴趣，但他还是坚持让我试一试。为了应付他，我同意找找看。

跑完步回到家后，我开始上网搜索，不到1个小时，我就发现新泽西州的收养机构计划将收养案例中“无法用来判断身份的信息”公布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分享他们所知的除了姓氏的一切信息。我找到了办理我的收养事宜的机构在新泽西州的分部，并给他们发了邮件，以确认他们的确有此政策且还留有我的档案。他们所给的回答是：“没错，你的信息就在我们的档案里。”谁能料到这件事情会如此容易呢。在寄出支付信息报告的支票时，我这样想道。

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长达3页的信，信上详细记录了我的家族历史以及我被收养时的情况。这些信息都是从我档案里的报告中摘出来的。事情的原委与我想象的截然不同。这封信列出了我亲生父母的名字，介绍了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家族史，并详细阐述了我的收养记录。我读这封信时，就像在读一本记录19世纪末期爱尔兰移民逸事的小说。

暂且称呼我的生母为杰拉尔丁吧，她在爱尔兰出生和长大。成年之后，她跟随自己的兄长到了美国，并在纽约市一个富有的家庭找到了一份工作。她与一位爱尔兰酒保相识并相恋。杰拉尔丁告知我的生父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承认自己已经结婚并育有3个孩子。他告诉她，因为自己是天主教徒，所以不能考虑离婚。杰拉尔丁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来到了河对岸伊丽莎白市的一家未婚准妈妈收容所。

杰拉尔丁每天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编织（我的那件毛衣），就是在与修女们讨论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留下来。那封信上写道：“每次谈起收养这个话题，她都会以泪洗面。”最终，杰拉尔丁还是认为自己没有条件独自抚养孩子，另外，她也觉得我需要一位父亲。她在医院里陪了我9天，一直到我被人领养。信的最后一行写道：“离开医院时，她的心都碎了。”

我惊呆了。这封信回答了我连想都没想过要问的问题，比如，我在生命的前9天里有名字吗？（原来我是有名字的：我的名字叫作迈克尔·约瑟夫，用的是我外祖父的名字。）我将信件交给了凯蒂，她一边读信，一边流泪。读完信的最后一行文字后，她看着我说：“你必须去找到杰拉尔丁。你必须要告诉她你现在一切安好。”

两天后，我接到收养机构的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我们暂且叫她巴布。将我的档案记录整理成那封信的人就是她。“吉姆，”她用字正腔圆的新泽西口音说道，“我做这份工作已经25年了，但我要告诉你，吉姆，这样的故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它触动了我的心，吉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这故事真的撼动了我的心。”她继续说，她不能让我去寻找杰拉尔丁，因为这样做会让我花更多的钱。“但是吉姆，”她说道，“我敢打赌，她一定在挂念着你，你说对不对？”

我的生母或许正挂念着我。说来惭愧，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又寄出了另一张支票，等待着回音。我和巴布觉得，我的生母可能已经回到了爱尔兰。我们也认识到，她或许已经过世了。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音信。与此同时，我又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担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的邀约——这件事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2013年6月的一个周四，下午5点，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给我打来电话，标志着这件事告一段落：她打电话的目的，便是将这份工作交予我。

想到要举家从弗吉尼亚州搬到马萨诸塞州，我就感到头昏脑涨。第二天早晨电话响起的时候，我的脑袋差一点儿爆炸了。来电的是巴布。“吉姆，”她说道，“吉姆，你现在是坐着的吗？”

我告诉她：“不是。”

“坐下吧，”她说，“我们找到她了。”由于我前一晚一直在回想福斯特校长打来的电话，因此刹那间，我还以为巴布会对我说：“吉姆，你母亲就是德鲁·福斯特。”但是她并没有这样说。她向我描述了找到杰拉尔丁的过程，并告诉我她听闻这件事的反应。原来，巴布联系到了杰拉尔丁，告诉她有位“亲戚”正在找她。杰拉尔丁和她的丈夫开车来到了位于伊丽莎白市的收养机构办公点，听到机构找到我的消息时，她泪如雨下，并向巴布解释说，生下我之后的每一天，她都在为我祈祷。巴布问我：“你知道她的祈祷内容是什么吗？她每一天都会祷告，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在天国相遇。”

原来，杰拉尔丁并没有回到爱尔兰，她与一位我们暂且叫作乔的可靠的男人相遇并结为连理，生了4个孩子，搬到了新泽西州。他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15分钟的车程！我的朋友竟和她的几个孩子同是一所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我童年时，我们俩或许还在某处擦肩而过呢。

几天之后，我和杰拉尔丁通了电话。我先是和她的丈夫讲了话，他还没来得及多说一个字，我便脱口而出：“我没有疯。我不是来要钱的。我也不缺爱，至少平常不缺。我只是想说句谢谢，我想让杰拉尔丁知道，一切都安好，我也很幸福。”我能听到，电话那头的他在微笑，他只说了几句话：“吉姆，她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了。她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好的女人。”我和杰拉尔丁终于通上了话，这对话虽让人感觉不真实，却又是那么自然。她仍操着爱尔兰口音，先是问到凯蒂和我们的孩子，然后又试探性地询问我的情况。我们同意以后继续交流，并决定见一面。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见面的地点选在花园州高速路旁的一间休息站，这也是新泽西人会选择的见面地点。那天早晨，我们全家最后一次离开了孩子们所知的位于弗吉尼亚的唯一的家，前往我们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新家。孩子们被搬家扰得心烦意乱，对杰拉尔丁的事没怎么上心，一是因为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搬家上，二是因为他们很爱我的母亲——也就是他们在几年前过世的奶奶。但看到杰拉尔丁的时候，他们立即站定了，目光在我和她之间来回穿梭。

杰拉尔丁身高不到5英尺[3]，满面春风，长得就像是戴了假发的我。我们俩的相似度既不容置辩，又不可思议。霎时间，我的孩子们便知道自己和整件事有所关联。他们在这位坐在休息站餐饮区甜甜圈店门口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坐着聊了两个小时，还拉着手一起翻看照片。我们离开的时候，杰拉尔丁递给孩子们写着他们各自名字的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20美元，她让孩子们用这钱在夏天买冰激凌吃。

最终，我也见到了4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看起来和我就像双胞胎。除此之外，我每隔几周都会与杰拉尔丁聊聊天。我们之间的关系单纯得让人难以想象，杰拉尔丁也毫不拘谨地跟我说，希望我可以更频繁地打电话。她是一个让人无法不喜欢的人。她很爱笑，温柔体贴、无微不至，虽待人亲切，但能把握适当的距离。

如果我从不操心去问“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领养”，就不会衍生出“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生母”的问题，而我也就绝不会见到杰拉尔丁和她的家人。若说我的生活因提出这些问题而变得更加充实，简直是过于轻描淡写了。回想起来，我自认为已经将杰拉尔丁的故事看透，这想法甚是荒谬。杰拉尔丁将我介绍给她的几个与我同龄的孩子那天，我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揣测有多大的偏差。我们来到她女儿的家里，杰拉尔丁伸手拉住我，直到我见过了她的每一位子女后才松开。然后，她转过身来，不经询问就毫不迟疑地帮我整理领口。这时我意识到：即便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我的养母，即便她可能永远也无法成为我的“母亲”，但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在杰拉尔丁眼中，我永远都是她的儿子。

诚然，这不能算是一则改变世界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意义深远的改变。这也就引出了“不知道为什么？”和“不知道能不能？”这两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关键点。这两个问题不仅适用于针对周围的环境提问，还可以拿来扪心自问。我并不是在宣传自我提升的课程，也没有鼓励大家反躬自省，我只是觉得，对自己保持好奇心的做法既有助于健康，又有助于成长。你为什么会有某些习惯？为什么会偏爱某些地点、食物、事件及人物？如果加以尝试，你会不会同样喜欢上其他事物呢？为什么新的体验会让你感到紧张呢？为什么你在会议上不敢发言，在派对上表现腼腆呢？为什么你那么容易分心？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对某些家庭成员失去耐心？如果你能真正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会发生什么呢？抑或，从更重要的方面来看，如果你能包容自己想要改变的一些方面，又会怎样呢？

总的来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直指好奇心的根本，提问能让人对周围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保持好奇心。“不知道能不能？”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可或缺，是这个问题能让你保持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并能让你开始思考该如何对你所处的“一亩三分地”做出改善。如果提不出这些问题，你就有可能错失你从未意识到的乐趣与可能性。如同杰拉尔丁的例子一样，这些乐趣和可能性与你的距离之近，有时会超乎你的想象。

[1] 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2] 为了避免歧义，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注释。我应该明确指出，当我在不带任何修饰词的情况下提及我的双亲或是我的父亲、母亲时，我所指的是我的养父和养母。只有在所指不明确的句子或段落中，我才会使用“养父母”加以限定。

[3]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第三章 后退一步，前进两步

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是一种破解僵局的好方法。这是一种超越分歧、达成某种共识的好方法。

第三个不可或缺的问题，引出了我（与这个问题同样不可或缺的）第4个孩子菲比的降生。我知道这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和凯蒂本来打算生3个孩子，但后来，凯蒂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第3个儿子——本——诞生之后，凯蒂开始表示，我们的家庭让人感觉并不完整。说实话，一整年的时间里，每次听到她这样说，我都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一位亲眼见过我们的3个儿子的旁观者就事论事的话，脑海中不会立刻跳出我们的家庭不完整的想法。

一年过去了，她仍然持续不断地提出这个话题，我终于意识到，她并没有在开玩笑。我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家只有男孩，而她想要一个女孩。我知道她一直想要用“菲比”（Phebe）这个名字，这种不同寻常的拼写[1]源于凯蒂家，是她的一位亲戚的名字，这位亲戚在塞勒姆女巫案[2]中先被控告、后被宣判无罪。凯蒂说，问题并不出在这里。她对于性别没有什么偏好，从一定程度上说，她更偏爱男孩子，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所需的衣服和用具。她只是觉得，我们的家庭里应该再添一个孩子。

我仍然觉得她是在说胡话，一方面，本是我们最好带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应该见好就收。因为不想认真讨论这个话题，我特地等到家里的混乱升级到无可附加的顶点时刻，比如某个周六早晨7点，我们的3个儿子全都起了床，其中两个正在搞破坏，另一个则已经跑得不见踪影。等到这个时候，我才会说：“你知道什么东西会让这幅画面看上去更完整吗？再生一个宝宝！”

这个方法让我又挨过了一年，但是，凯蒂仍然没有知难而退。我们俩已经很明显地陷入了僵局，凯蒂决心已定，我也铁心铁意。后来，她抛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至少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探讨一下这个决定对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什么影响？”于是，我们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探讨了一遍，在此之后又进行了更多的探讨。“短短的”两年之后，我终于被说动了。9个多月后，菲比也应运而生。凯蒂是对的。我无法想象少了菲比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没有了菲比，这个家庭的确是不完整的。

就像第二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一样，“我们能不能至少……”并非一个具体而完整的问题，而是构成了一系列问题的核心。虽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形式繁多，但从本质上来说，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是一种破解僵局的好方法。这是一种超越分歧、达成某种共识的好方法，比如，“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是一种在不完全确定结果的情况下先开始的方法。比如，“我们能不能至少先开始？”无论具体的形式如何，提出以“我们能不能至少……”为开头的问题都是一种寻求进步的方法。

首先，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是一种寻找共同立场的方式。要维持一段健康而有意义的关系，关键就是达成共识，无论对于政治、商业、婚姻，还是友谊而言，都是如此。在一段争吵中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尤为一种好方法，可以起到暂停、后退，并寻求在一些领域里达成共识的作用。在后退一步、找到了一些共识之后，你或许就具备了前进两步所需的条件，而这往往也是人们达成进步的方式：后退一步，前进两步。

寻找共识在今天尤为重要。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驱动的信息爆炸，理论上本应有助于我们接触并关注各种创意、事实及信仰，这些信息对我们自身的想法构成挑战，从而进一步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观点并保持开放的心态。然而，现实却与之相反。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中的人们正在打造虚拟的“门禁社会”，在这里，志趣相投的人们只会共享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则越发迎合碎片化群体的口味。保守派收看福克斯新闻，自由派则收看MSNBC（微软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两派都在为自身既存的观点寻找认同感。我们的虚拟世界变得越发碎片化，同一场体育赛事竟然也能衍生出不同的播放版本，一个版本支持的是主场队，另一个版本支持的则是客场队。长此以往，我们可以只选择看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了。

这不仅是一种不幸，还是一种危险。究其原因，便是社会科学家们称为“群体极化”的现象。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当想法相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巩固彼此的看法。他们不仅加强了彼此的信念，还往往会在有意无意间将彼此引向更为极端的立场。比如，如果你不喜欢纽约扬基队，又只与和你抱有一样偏见的人相处，那么你就很可能更加坚信，这是一支品质低劣且道德败坏的队伍。不仅如此，你还很可能会开始认为扬基队是国民运动中的害群之马。我在波士顿的芬威球场亲眼见过这种情况，作为扬基队的球迷，我可以告诉你，那画面真是不堪入目。

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是一种对抗两极分化和极端化的方式，因为这无异于一种寻求在某些领域达成共识的邀请。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些和他人相同的立场，尤其是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达成共识，你就更容易将这个世界看作一个存在微妙差异的地方。至少，你不会那么容易将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看作妖魔鬼怪。我们再拿红袜队和扬基队举例。前不久，德里克·杰特从扬基队退役，他是一位杰出的队员，在球场上和球场下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2016年赛季季末，大卫·奥尔蒂斯从红袜队退役。被人称为“老爹”的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球员，受人爱戴亦是实至名归。想要在扬基队和红袜队的球迷之间找到共同点，你往往只需提杰特和“老爹”就行了，因为两边的粉丝往往既崇拜杰特，又崇拜“老爹”。一旦谈到这两个人，任何分歧都会降温。

我的朋友兼法学院室友道格·肯德尔让我们看到，“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在探讨宪法时与探讨棒球比赛时一样管用。几十年来，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在解读宪法的方式上有所争议。保守派认为，法官们应该遵从宪法原本的意图。宪法制定者在几百年前所理解的宪法的意义，就应该是其当今的意义。由于这种方法好像没有考虑宪法应当随时代有所变化的可能性，因此遭到了自由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一部“活宪法”应该由法官加以更新，以便适应现在的时代。保守派因“活宪法”的理念给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之进行抨击，而自由派则认为，遵循宪法原本意图的做法会将法官们束缚在几个世纪前编织的束身衣中，亦加以反对。

道格看到了两种观点中明显的缺陷，也看到了一个推进他自己理念的突破口。他提出：“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宪法中字句的原意，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以此挑战了自由派的观点。他又提出：“宪法中的许多重要的条款都是开放式的，体现的是总体性的原则，而不是固定而具体的规则，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另外，这些概括性原则的应用有可能随着环境、客观因素、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能不能至少先认同这一点？”比如，你接受了一个“只应该吃健康食品”的总体原则，但营养科学向我们表明，一些你认为健康的食品其实并不健康，或是不健康的食品其实是健康的，那么你所吃的东西必然会有所变化，但仍然没有违背这条总原则。道格认为，宪法亦是如此。随着时间的变化，即便在遇到新的客观条件时，宪法的运用会有所变化，但人们还是能够忠于其中的原则。

为了推动这种观点，道格创立了“宪法问责中心”（CAC）。这是一家设立在华盛顿特区的公益组织，不仅参与案件，制作关于宪法中关键条款原意的报告，还参与司法人员的任命。在较短的时间里，道格和他的同事将CAC打造成为一个宪法相关议题的主导声音，并在此过程中推动改变了关于宪法的讨论。自由派的律师与法官对宪法的原意表现出了越发浓厚的兴趣，现在，他们已经与保守派同事一起就宪法原意进行了有建设性的讨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已有更多的人将200多年前修订的宪法看成了一份不断进化的文件，确立并保护了平等和自由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过程中，道格也获得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律师们的尊敬和爱戴。

毫无疑问，道格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策略性的。他认为，如果自由派就宪法中言辞的真实含义与保守派对峙，那么占上风的应该是自由派。“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寻找共同立场的号召，又是在宪法含义争论战中获胜所要走的第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凯蒂问我能不能至少谈一谈生第4个孩子对于家庭有何意义时所用的方式，与道格所用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道格和凯蒂都认为，想要规劝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第一步就是找到一些共同立场。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人都做得非常到位。

诚然，“我们能不能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所有的意见不合，但这至少可以化解一部分的分歧。换句话说，寻找一些共同立场可将造成分歧的地方单独分离出来。在公开辩论中，对立的双方往往会将时间浪费在询问对方的出发点上，而寻找共同立场对于规避这种浪费很有效。不幸的是，关于教育的讨论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教育界的所有人都心系孩子们的利益，在大家的眼中，这或许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所公认的前提吧。实际上，辩论的双方却将许多时间用在了询问对方的出发点上。举例来说，那些偏爱“特许学校”的人经常会遭到谴责，说他们想把公共教育私有化，把公共教育交给对冲基金领域的亿万富豪们。同样地，那些支持教师工会的人也受到中伤，说他们把教师福利看得比他们所教的孩子更重要。

这种在教育界普遍使用的辩论方法可谓有害而无益。如果你认定与你意见相左的人必然抱有可疑或不道德的目的，这基本上就是在宣称双方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了。如果能就双方的价值观和目标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在这些价值观和目标上达成某种一致，将此作为辩论的开始，教育界的辩论才有可能真正拥有教育意义。再次重申，我绝不是在说，单单提出“我们能不能至少先认同所有人都心系孩子的福祉？”这个问题，就能化解教育卫士之间的所有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让唇枪舌剑得到些许缓解，引出有建设性而不是毁灭性的争端和讨论。

除了主动寻求一些共识之外，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也是一种促进行动的好方法，即便是在尚未做好完整规划时也可以用。正如睿智的“哲学家”玛丽·波平斯[3]所说的一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话由她说来当然容易，她无须动手，就能用魔法挪动物体。但即便如此，这仍是一条好建议。）无论是由于拖延、恐惧，或是出于对完美的渴望，也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对于工作计划而言，如果不能确切推测出如何完成或是何时完成，我们往往会怯于动手。

但有的时候，你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动手开干。“无论你能做什么，或梦想自己能做什么，动手去做吧。大胆就是天赋、力量和魔力的代名词。”这是一条我最喜爱的格言。这条格言之中的智慧，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之中都亲眼见证过。

我和凯蒂一直想要带着孩子们在海外居住一年。我们觉得这种体验对于孩子们来说非常有益，也觉得这能让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陷入了生活的纷扰。几年前，我们意识到，如果不马上去做这件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但凯蒂和我也都意识到，我们俩都不能离开美国一整年，因此便决定一起放弃这个想法。最终我们还是做出决定，“至少”我可以以学术休假为契机，出去住一个学期。新西兰是我们最后选择的目的地。一旦下定决心离开，一切事情全都水到渠成。我被任命为奥克兰大学的客座教授，为孩子们找到了一所很棒的公立学校，也找到了寓所和汽车。虽然在新西兰居住的时间比我们原本打算的要短，但我却在这5个月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丰富且充满意义的一段家庭时光。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而是选择了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

在我的孩子们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一直都很有助于他们克服恐惧。滑雪就是一个例子。我热爱滑雪，于是“无私”地决定教我的孩子们滑雪，希望能够培养他们的兴趣，以便让我有充分的借口进行滑雪旅行。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滑雪有些让人望而却步。对于任何年龄段的滑雪新手来说，奇怪的器具、陡峭的山坡，再加上寒冷的天气，都会挫伤他们的热情或冒险的勇气。我发现，在试着鼓励孩子们尝试新东西的时候提出“我们能不能至少……”这个问题，一般都能奏效。因此，当孩子们不敢乘坐升降椅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能不能至少先过去看一看升降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抑或，当孩子们不敢滑下某些坡道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能不能至少先到坡道顶端，往下看一看形势如何？”我并没有坚持说我们应该搭乘升降椅，或是从坡道顶端往下滑，只说我们应该看看情况。

当然，这一招并非每次都能奏效。“我们能不能至少……”虽然是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但终究不是万能的。即便如此，在鼓励孩子们采取下一步行动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近距离直面自己的恐惧，而不是只在想象中将恐惧放大。仅仅这样做，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恐惧。提出“我们能不能至少……”这个问题，就是鼓励自己和他人克服恐惧的良方。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作为院长，无论是针对新项目还是新规定，我从来没有因提出“我们能不能至少……”这个问题而后悔过。我发现，一旦致力于某件事情，你便往往能够将以前从未想到过的资源、创意及辅助力量调动起来。这一点与我信奉的格言不谋而合。

我在两年前遇到的一件事，或许能说明这一点。当时，我和教育研究生院的同事组织了一场全院参与的讨论，主题是“履行多样化的承诺”。之所以开展这次讨论，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在我们学院开设的13门研究生课程中，没有一堂公共课，我觉得，这对于一所专业学院来说是一种不幸。上不同课程的学生永远没有机会齐聚一堂，共同专注于一门特殊的知识、同一系列问题或是一套特殊的技能。但是作为院长，这种状况并非我一上任就能改变的。然而，我们至少能够先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组织一次全院的探讨，包括演讲、小组讨论会、学生主导的项目，以及学校职工工作坊。所有这些形式都专注于多样性这个主题。

第二，之所以选择多样性作为主题，是因为教育行业和整个世界都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而我们认为，为了让学生在本行业高效工作，成为杰出的领导者，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多样性虽然有潜力让机构和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也有可能促成分化。这次讨论的目的就是弄清楚如何让多样性成为力量之源，而非分化之本。这次对话也能帮助我们在谈论种族、身份及平等问题时更加轻松——我们虽然坚信这些话题关系重大，但往往都拖到日后再议。

之所以有兴趣讨论这个特殊的话题，也是出于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时遇到的一段经历。特德·斯莫尔是我的一位好友，也是我的偶像之一，他发现，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中，存在着自我隔离的现象，且这些学生大都避免与其他种族的人接触。作为哈佛大学的一位黑人本科生，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情况看上去要更加严重。他建议我们组建一个由10位法学学生组成的双种族团体，大家每个月聚在一起吃一次晚餐，讨论与种族相关的话题。

我们为这个团体取名为“种族意识学生团结促进会”，简写为“SUPRA”。Supra也是拉丁文中的一个法律术语，这个简写还有着拿法学书呆子来开玩笑的双重含义。在开始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特德其实并不知道这场讨论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他认为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很关键的。对此，我也表示认同。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他是否是在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让10位学生一起探讨相关的问题，看看黑人和白人法学学生能不能在一起探讨这些尴尬的话题，又能不能在此过程中建立友谊呢？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个团体已经聚餐多次，也进行了许多次交谈，其中有的令人难以启齿，有的引人深思，有的则轻松幽默。我们在团体中建立了友谊，而我们的举动则启发我们的法学同学们成立了十几个新的SUPRA团体。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其中的意义，但参加SUPRA却是一段对我影响最为深远、最有意义的经历。时至今日，我仍然将这段经历作为自己的标杆。同样让我奉为标杆的，还有我们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社区交流。

我们在教育研究生院的交流效果好坏参半。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场交流让大家很快看到，学生及教职员工都对这一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场交流也让大家在这一年里逐渐意识到，我们没能有效组织大家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一些学生表示，他们不知道这次交流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交流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清晰。他们还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这些批评和意见都在情理之中。

翌年，我们继续这种交流。我们为交流设置了一定的结构，邀请更多的演讲者，布置了共同的阅读内容，并在课程表中增加了十几门关于种族、多样性及人权平等的课程。这次交流同时也推动我们加大力度，让教职员工变得更加多样化，让他们重新调整关注点和精力，打造出兼容并蓄而严谨缜密的课堂体验，也让我们的博士生有机会主导研讨会、讨论小组，以及教职员工工作坊的工作，以此让他们的才干和专业技能得到发挥。

两年将至，原本结构松散的交流已经成为学院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影响的范围也非常广——从课堂到教学人员的招聘，再到学院职工的工作环境。这种交流尚未终结，剩下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我认为，通过开展这样的交流，我们已然发动了一股让学院更加团结的力量，协助我们更好地将学生们培养成领军人物，在多样化而平等的院校和机构中担任领导。

我之所以重点讲述这个案例，并不是暗示我们在教育研究生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以成功告终。事实远非如此。但即便是落空的，或是收效不如预期，也能带给我们经验和教训。行动并不代表着你一定能成功，但一定不会让你因为没有尝试而悔恨终生，这也是本章的最后一个关键点。

在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建议你和对方试着做些事情，比如达成一定的协议或是着手启动某个项目。如果不问这个问题，你们或许根本不会去尝试。我认为，不做尝试是人类某些最深刻的悔恨的源泉，正因如此，我才会在我的第二次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上谈到不作为之罪。我认为，与实际做到的事情相比，我们没有去做的事情往往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

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专门看护临终病人的护士邦尼·韦尔出版过一本书，记录了她的病人们常提到的最后悔的事。其中最让他们悔恨的，就是没能追求自己的梦想——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悔恨没有去尝试，或是没能动手去做某件事。

说到这个悔恨的根源，我自己的体验并非出于没有追求个人梦想，而是与我母亲的离世有关。2009年8月，我的母亲摔了一跤，把髋部摔坏了。她当时71岁，年岁并不算太高，但已经经受过许多场疾病，因此身体比较孱弱。在摔倒后的5个星期中，一个接一个的并发症侵袭了她的身体。有的时候，我感觉她所接受的治疗并非她所需。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并没有让医生采取更多的措施，也没有想办法把她转到另一家医院，或是交给另一批医生照顾。5周后，她出现了一系列的中风症状，并在医院去世。当时，我和姐姐就在一旁握着她的手。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安慰我，说医生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也已经倾尽了全力，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并不责怪医生，只责怪自己没能尽力争取或采取更多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我是在怨恨自己从未提出“我们能不能至少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这个问题。

也许即便这样做，结果还是大同小异，但现在已无从得知，而这正是我心头沉重的负担。不做尝试的问题也就在于此：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果有何不同。即便你认为尝试不会改变结果，只能给你一点儿慰藉，但在帮助朋友和家人的时候，你最希望的就是相信自己已经尝试了所能尝试的一切。

我知道，这是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但这段故事让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努力尝试往往比结果更加重要。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坚信，每次尝试着伸出一只援手、纠正一个错误，或是勇敢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以及对你自己的看法也会有所改观。在采取行动时，你或许会犯下错误；在张口发言时，你或许会说错话。但借用老罗斯福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大胆尝试后遭遇失败要好过在旁观望。如果你在尝试的过程中失败了，你所遇到的最坏的情况，往往不过是给你的生活增加了一个有趣的谈资——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因为没有去尝试而产生的趣闻呢。

无论一场僵局的起因是分歧、恐惧、拖延，还是懒散，也无论阻力是出于外部还是内部，“我们能不能至少……”这个问题都能化解僵局，从而推动事态的发展。这个问题同时也让我们考虑到，过程往往漫长且存在不确定因素，问题不可能由一场对话来解决，即便倾尽全力也不一定每次都能见效。

这个问题还让我们认识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问题能推动大家迈出跨过起跑线的一步。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的，这也是一个关系到一切进步的核心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菲比和我们全家人的印证，这绝对是一个必问不可的问题。

[1] “菲比”在英文中一般被拼为“Phoebe”。——译者注

[2] 1692年波士顿东北的塞勒姆镇出现一种怪病，人们认为患病的人受到了巫术的蛊惑，先后有200多人被逮捕或监禁，20多个“女巫”和“巫师”死于冤案。——编者注

[3] 玛丽·波平斯为电影《欢乐满人间》中的仙女角色。——译者注

第四章 不要表现出“救世主”姿态

用“我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来开头，你就是在抱着谦虚的心态寻求指点。这个问题不仅向对方表达了尊重，也很可能让你的协助更有的放矢。

许多人都热衷于帮助他人，有的人甚至将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当然，并非人人都如此乐于助人，绝大多数人至少会在某些时候关注自己的利益。进化论生物学家或心理学家可能会说，人永远都是自私自利的，连帮助他人也只是为了取悦自己罢了。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会对同事、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伸出援手。

帮助他人虽然值得称颂，却带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帮助的出发点可能是自私的，也就是说，施予帮助的人容易受到一些人所称的“救世主情结”的影响。如其名所示，这种情结就是一种对世界所抱的态度或立场，自以为能够挺身而出、解救他人。这是一种单向的施予帮助的方法，助人者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答案、掌握一切对策，而需要帮助的个人或群体只是在等待救助者的出现罢了。

这的确是个问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让“救世主情结”中这个实际存在的缺憾掩盖我们最富有人性的本能之一，也就是助人一臂之力的本能。关键在于，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不要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也不要表现出“救世主”的姿态来。

以上这一切都是在说，提供帮助的方式与提供帮助本身同等重要。正因如此，用“我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引出对话才如此关键。用这个问题来开头，表明你在抱着谦虚的心态寻求指点。你承认，别人生活中的专家是他们自己，你为他们呈现的是一个机会，即便你提供了一些帮助，主导者仍然是他们。

前不久，我在《飞蛾故事会》（The Moth）上听到了一则好故事，其中体现了提问该如何帮忙的重要性。《飞蛾故事会》是一个讲述真实故事的节目，在广播电台和播客平台上播出，由世界各地的人们以直播形式讲述。这些故事引人入胜，其中一则故事来自一位80多岁的女士，她向我们阐释了她有多么看重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她觉得自己一直都能自我照顾，到80多岁时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让她引以为豪。谁知中风突如其来。

趁着她在医院的时候，与她同住一栋纽约公寓楼中的邻居们在她的房间里做了几处小整修，好让中风之后不得不拄拐杖的她生活得更舒适。刚开始的时候，她有些难以接受，因为这些邻居虽然和她关系友好，但算不上好朋友。不过，邻居们的善举启发她认识到，偶尔对别人依赖，尤其是对别人的恩惠给予报答，能够让她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因此，她在家门口挂上一个标牌，欢迎邻居们来家里做客聊天。她回忆道，邻居们常常会来串门。她还感激地强调说，当邻居们主动提出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会寻问该如何帮忙。她解释说，通过提问该用什么方法帮忙，邻居们让她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性及尊严。

不难理解，提问该如何帮忙这个问题不仅向对方表达了尊重，还很可能让你的协助更有的放矢。在提出这个问题和细心聆听答案方面，我的妻子凯蒂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做得最到位的一个。相关的例子我能举出许多，在这里只提两个。

1996年，我和凯蒂从肯尼亚的内罗毕骑自行车到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镇。这趟旅行跨越了1 000多英里，沿途用了6周。这是一场从始至终都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跟着一支临时凑成的旅行团队同行，其他的骑手大多是英国人。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骑手，我们暂且叫他纳尔森。他身材高大，性格稍微有些古怪。纳尔森做了很长时间的图书管理员，长相和举止都与其职业颇为相称。来到维多利亚瀑布镇的时候，大家陆续入住酒店，以庆祝冒险之旅的圆满完成，并相约一起吃晚餐。当我们去找纳尔森的时候，他显得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可以说是语无伦次。

我们一行人觉得纳尔森可能是为了庆祝旅途顺利结束而喝了太多的酒，便把他单独留下，其余人一起去吃晚餐。在整个晚餐的过程中，凯蒂一直都在惦记着纳尔森，坚持告诉我说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因此，我们便在晚餐之后来到了纳尔森的房间门口，他来应门的时候，凯蒂问他：“纳尔森，我能帮什么忙？你看上去好像遇到什么麻烦了。”纳尔森胡乱嘟囔着一些字母和数字，仿佛是在玩宾果游戏（一种填写格子的游戏，涉及字母和数字），又像是在将图书归架。终于，他稍微清醒了一些，说道：“我感觉有点儿不在状态，头一阵阵地疼。”

凯蒂把纳尔森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帮助他办好了烦琐的挂号手续。原来，纳尔森患了脑型疟疾，如果不及时治疗，便会有生命危险。医生非常严肃地告诉凯蒂，多亏她及时把纳尔森送到了医院。纳尔森被直升机送到了哈拉雷一所较大的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所需的治疗。如果凯蒂没有问纳尔森她该如何帮忙，如果她只是推想我们已经了解了他的难题，那么，纳尔森很可能就会死在酒店房间里了。

另外一个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来自凯蒂和她的同事们处理过的案子。凯蒂是一位特殊教育律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家诊所工作。她与同事以及法学院的学生一起，为那些有资格接受特殊教育，却没能享受州立法和联邦法所规定的服务的贫困儿童维护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员、医生或是律师们大多会向孩子及家人讲述孩子们的需求。而为了确保理解孩子和家人真正的心愿，凯蒂和她的同事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提问：“我们该怎么帮你？”

凯蒂有一位客户，我们暂且叫他罗伯特。罗伯特在18岁的时候找到凯蒂，当时，他已经有大约两年没有上学了。他只修完了从高中毕业所需学分的一小部分，但是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智商超过了90%的人。

罗伯特患有严重（未经医院确诊）的焦虑症，有时无法正常生活。在18岁之前，他经常缺课，在父亲被诊断患有晚期脑瘤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去过学校。由于他的母亲有全职工作，所以照顾父亲的重任大多落到了罗伯特的肩上。

学校的管理人员认为罗伯特故意逃课，认定他再也不想来上学了。他们建议罗伯特退学并考取GED文凭[1]，认为选择这条路是为他好。因为罗伯特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GED考试并进入社区大学，看起来，这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了。

然而，这并不是罗伯特想要的。通过倾听罗伯特的想法，凯蒂和同事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参加GED考试对培养处理焦虑情绪的能力毫无裨益，另外，罗伯特的志向远大于此。他想从高中毕业，拿到文凭后，继续就读四年制的大学。他明白这是一种挑战，因为他的年龄要比同班同学大得多。即便如此，他的决心已定。

凯蒂和她的同事们接下了这个案子。他们与罗伯特一起合作，最终劝服相关学校的管理人员相信，罗伯特的缺课行为源自一种必须治疗的焦虑症。最后，罗伯特进入了一所为患有情绪障碍的学生设立的小型公立高中，在第一学年获得全优成绩。现在的他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凯蒂和她的同事们对罗伯特提出了“我们该怎么帮你？”这个问题，并且对他的回答给予了倾听和尊重。

虽然凯蒂天生就懂得提出这个问题，我却是在通过学习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这一课是我从一位客户那里学到的，他是喀麦隆的一个记者，我们叫他帕特里克。当时的我正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科洛米·戴尔迪欧律师事务所当律师。这家事务所的名字虽然过耳难忘，却闻之不雅[2]。这间事务所资助了一个公益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允许当选的法学研究生仅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我也是当选者之一。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接手最让我感兴趣的案子。而帕特里克的案子便引起了我的兴趣。

当时的帕特里克正在寻求政治庇护，因为他之前披露了喀麦隆大选中的舞弊行为，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一个人权保护组织发现了帕特里克的案子，并把案件信息发给了我。我明白，想要满足获取政治庇护权的要求，申请人必须要证明其拥有“对遭受迫害的可信恐惧”。于是，我便去找帕特里克收集能够让我作为证词的信息。这个过程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而申请政治庇护本身也如蜗行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特里克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低落。我觉得过程虽然缓慢，但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然而帕特里克看到的，却是日复一日毫无进展的状况。

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帕特里克只是用只言片语来回应我的问题。我暂停谈话，告诉他，他显得有些沮丧，并（终于）提出来，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他表示：“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又一次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这简直让我生不如死。”被限制人身自由并不是帕特里克的首选，也自然不会被任何人当作首选，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但我以为，如果能获得庇护权，这个代价并不沉重。然而，帕特里克所说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我开始对庇护过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发现，等待庇护听证会的对象可以申请暂时寄宿在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家庭中。我和凯蒂没法收留帕特里克，因为我们当时正和刚刚出生的儿子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屋里实在容不下再多一个人了。然而，凯蒂有一位慷慨的同事及其家人主动提出收留帕特里克。因此，我暂且把帕特里克的庇护案放在一边，努力帮他争取。

几周之后，帕特里克的寄宿申请得到了批准，他就住到了他的寄宿家庭里。他在那儿住了几个月，我们则着手为他的听证会做准备。我终于认识到，这次听证会应该是一个机会，由帕特里克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应由我来替他讲。因此，在一位同事的得力帮助下，我们一起努力，帮助帕特里克讲述自己的故事。

最终，帕特里克获得了庇护权，并在新泽西州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展开了自己的新生活。几年后，帕特里克邀请我做他的伴郎。回忆他婚礼时的情景，我至今仍会热泪盈眶。事后，我问他为什么想要我做他的伴郎，他回答说：“因为你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朋友。你聆听了我的心声。”

除此之外，询问该怎么帮助对方，也是一种鼓励他人认识、表述，以及面对问题的有效方法。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作者阿图·葛文德回忆了癌症晚期病人在选择自己的看护方式时必须要做出的艰难抉择。如同他在书中的动情描述一样，不难理解，询问该如何帮助别人有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其困难程度是语言所难以形容的，而医生们又很自然地想要挽救病人，因此，医生和病人很难推心置腹地谈论生命终结的话题。但是，就如葛文德所说的一样，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够以坦诚和怜悯之心帮助他们指点方向。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想到，在提出所有可实施的干预疗法之前，如果医生们能够先询问病人们，他们该如何帮忙，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等于是在让病人回答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回答的问题：你想要采取什么措施？对于或许是这一生的最后几个月，你想要怎样度过？你想要怎样做这个决定——比如，什么样的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你还想让谁参与我们这种谈话？

出于类似的原因，在不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询问该如何帮忙同样很有效。询问对方需要如何帮忙时，就是在要求对方对自己的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将这个问题用在朋友、家人及同事身上都很管用。我还发现，这个问题尤为适合用在孩子和年轻人身上。

从本科毕业后到上法学院的这段时间，我曾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儿童滑雪学校工作了一个冬天。我没有接受任何教练岗位的培训，因此，整个冬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室内助教的工作，只有在季末几乎所有教练都离开之后，才到室外担任初学者的教练。在与室内员工一起共事的时候，我会准备午餐，帮助孩子们穿脱滑雪器具、擦鼻子、找手套，以及安抚家长和孩子们脆弱的神经。另外，我还冲过许多杯热可可。孩子们年龄很小，其中有些孩子完全不知所措。几年后，在我试着教自己的孩子滑雪的时候，他们也同样不知如何下手。在滑雪学校，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地提供帮助，这也往往意味着，我们会不断地给出建议，让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够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适应滑雪。

这些建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起作用，但有的时候反倒会让孩子们更加焦虑。如果我们的建议显然是徒劳无功的，那么似乎在向孩子们证实他们所处的境遇是多么糟糕。记得有一个特别执拗的7岁男孩，吃完午餐之后，怎么也不肯去下午的滑雪课。我一个劲儿地给他建议——穿上滑雪靴、戴上手套、戴上护目镜、围上围巾。每一个建议都让他变得越发暴躁，一直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最后，我问他：“好吧，这些建议都不管用，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样才能帮助你呢？”

没想到这个问题让他安静了下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呢喃道：“我肚子还饿着呢。”于是我给他做了一个花生酱和果酱双层三明治，和他坐在一起，等着他吃完。他的确是饿了，但我觉得，他精神上也需要放松。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期望会有什么效果，但通过要求他把需求告诉我，我间接地将担子转交给了他，让他自己去认识并指出自己的困难所在。

我发现，这个问题对于做父母的人来说非常管用，用在成绩不好或情绪不佳的学生身上也很有效。父母们（以及老师们）会尽力处理各种问题，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知道解决方法，因此会提供自己的一些见解——或是一大堆的见解。然而有的时候，就像滑雪学校那个男孩子的事例一样，提供解决方案只会让孩子或学生的焦虑感加剧。反之，如果你能耐心而安静地聆听他们的顾虑和怨言，然后再询问该怎么帮忙，那么对话也会有所改变。这个问题通常会让我的孩子们暂时安静下来，让他们想一想我到底能不能帮到他们，以及该怎样帮助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告诉我，我其实什么忙也帮不上。但是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他们自己其实已经开始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了。他们最为需要的，就是发一发怨言，获取一些同情，然后自己想出解决方法来。

发牢骚的需求不仅限于孩子。我那风趣聪慧的表姐特蕾西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她在经历了令人沮丧的一天之后，下班回到家，向男友诉说一天的经历。她的男友并没有听完整个故事，而是立刻提议她在当下该采取什么行动以解决问题。男友的回应让她大为恼怒。她告诉我：“我并不想让他来解决我的问题，只是想让他做我的听众，知道我那天在工作上不顺心而已。”

询问朋友、家人或是同事该如何帮忙，并不意味着你是在提供具体的方案，为他们解决问题。这样做其实是在证实他们确实有问题，并且向他们表示，如果有需要，你便能够提供帮助。你既表达了同情心，又表达了同理心，而这也是每个人偶尔都会有的需求。换句话说，通过提问该如何才能帮忙，有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帮了大忙。

最后一点，通过提问该怎么帮忙，你与对方的对话以及关系就能建立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这样一来，你就更可能相信，也更有理由相信，你想要帮助的人或许亦会给你一些回馈。毕竟，你是在主动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告知你关于其境遇或生活的信息，以便让你提供帮助。这样来看，提问该如何才能帮忙就像是一封邀请函，能开启一段以互利互惠为基础的真挚感情。

我是在完成了科罗拉多滑雪学校的工作之后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在即将进入法学院学习之前，我在肯塔基州的乡下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那是一家天主教志愿机构，当时，我本以为自己会挨家挨户地拜访阿巴拉契亚山附近的居民，为他们提供我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不太能完整地记得到底是什么驱使我参与这项志愿工作的，但我很确定，“救世主情结”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虽然现在回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但当时并不具备相关经历的19岁的我，竟会认为自己能为阿巴拉契亚山的贫困村民带来帮助。

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没有被安排去登门拜访，而是被分配到了一个小型的残疾儿童之家。这里面绝大多数孩子的年龄都很小，他们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很可能连十三四岁都活不到。在这个“儿童之家”中，有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热情洋溢的十几岁的女孩，我们在这里叫她辛迪。

“儿童之家”是一间干净、明亮而舒适的一层楼的牧场小屋，我一踏进门，辛迪便过来拉住了我的手。“你真好看。”她跟我说。我窘迫地试着说几句有趣的话作为回应，她又对我说：“吉姆，你真好玩。”从那开始，每天早上，只要我一来，辛迪就会抓住我的手，并用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吉姆，你真好看，也很好玩”。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处理孩子们生活的基本事宜，为他们洗澡、穿衣、喂饭，以及提供娱乐活动。在“儿童之家”工作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忙表示了友善的欢迎，并耐心地指导我学会必备的技能。绝大部分工作内容都让人一目了然，但是，“儿童之家”有一个必须用喂食管进食的男孩，而喂食管需要经常清洗。虽然有一位同事向我演示了清洗的方法，但第一次清洗时，我仍然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把男孩弄疼。看到我犯难，辛迪走过来把活儿揽下来。我看了看同事，表情中满是这样做有没有问题的疑惑，同事微笑着点了点头。辛迪一边娴熟地清洗着喂食管，一边告诉我，清洗其实很简单。

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辛迪和正常人一样，懂得如何为别的孩子提供帮助。她知道孩子们喜欢吃什么食物，喜欢别人用什么方式把他们从轮椅中抱出来洗澡或换衣服，喜欢怎么样梳头发，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她成了我的老师和向导。因为孩子们不能说话，所以我也没办法问他们我该如何帮忙，但是，我可以问辛迪，或是直接听从她的指示就行了。

“儿童之家”里有一个小女孩虏获了我的心。我在这里叫她苏茜。还不到两岁的她，有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一对酒窝、细碎的金发，以及招人喜爱的微笑。苏茜患有脊柱损伤，无法挺直腰坐下。她还双耳失聪，很少说话。但是当你看她的时候，她便会注视你的双眼，像是在专心研究你的脸庞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逗她开心或是给她安慰。一天早晨，辛迪看到我站在苏茜的婴儿床旁边，便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搭在苏茜的手上。苏茜握住我的手，在她的脸颊上抚摸，脸上则一直挂着微笑。“她喜欢你这样做。”辛迪说着，自己也展开了笑颜。

若说我的收获多于我给予他人的帮助，这说法简直太保守了。虽然这并不是我参加志愿工作的初衷，却是我实际得到的结果。我认识到，不要低估那些像辛迪一样的身体不便的人。对于那些我努力想要帮助的孩子，辛迪教会我的东西要比我凭一己之力所能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她不仅成了我的老师，也变成了我的朋友。我从“儿童之家”的孩子和工作人员那里学到，巨大的悲剧之中亦可以并存小小的幸福。居住在“儿童之家”的孩子们的故事虽然令人扼腕，但这里却并不是忧伤之地，而是一个充满着爱与关心的地方。

另外，我也领悟到了包容和虚心之美，这或许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虽然能够逗孩子们开心，为他们提供食物，给予他们关爱，但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并不多。我无力去改变他们生命的轨道，也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跟随了辛迪的指引，将注意力放在某一天、某一刻，以及某一个孩子的身上。我试着提供些许慰藉，并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带来一些快乐。

这是难以领悟的一课，也是让人茅塞顿开的一课。这一课让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我和凯蒂结婚的时候，我请朋友罗杰在婚礼上阅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春天的祈祷》。罗杰是我在“儿童之家”的同事，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它将辛迪和其他孩子教会我的东西体现得恰到好处。

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哦，请在今日赐予我们花丛中的欢乐

不要让我们挂念太远的未来

丰收是件不确定的事情

让我们在这里，纯粹地享受一年中的春日

这首诗鼓励读者们去享受身边的果园、蜜蜂，以及鸟儿，在结尾处，这首诗这样写道：

因为这就是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这爱供奉给至高无上的神主

他的愿力之下，万物皆神圣

而我们，只需满足于他的安排

这首诗其实是在说，没有人能够明了这一生的终极意义，即便如此，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去观察和品味身边稍纵即逝的美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能主动提出帮助某人，并且敞开心扉地接受他人的帮助，你就能逐渐理解弗罗斯特在诗歌中所说的“这就是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能帮什么忙？”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切坚固情谊的根基，也显示出你的关爱之情。这个问题体现了帮助他人的意愿，也彰显了尊重和谦逊。这个问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最终，你会收获同等分量的回馈。

[1] 美国一种特殊的考试，叫“一般教育发展考试”（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ests），也算是一种全美国承认的替代高中毕业生文凭的考试。——译者注

[2] 这家事务所的英文全称为Crummy，Del Deo。Crummy有低劣的意思，Del Deo连读起来则像英文中的一种性用品。——译者注

第五章 谨慎分辨重点和无关信息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会帮助你深入问题或难题的根源，也能帮助你抵达生活的核心。

关于工作、家庭、友情，以及该如何行善，这些主题中的重点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无论是你与同事们进行一场言之有物的会谈，还是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这个问题都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这个问题会驱使你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深入关键点，也会逼你直击生活中的观点、信仰，以及目标的核心。这个问题能够帮助你区分真正重要的问题和微不足道的问题，并能帮你在追求重大目标的过程中撇开细枝末节。

回顾过去，在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萨姆出生的那天早晨，许多人都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警示故事，但幸好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向大家保证，这是本书最后一个关于生孩子的故事了。

怀萨姆的时候，凯蒂常听人说，第二胎的降生过程有时是非常迅速的，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分娩过程或许会非常短暂。在生第一个孩子威尔的时候，凯蒂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折磨，因此，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无异于特大喜讯。1998年11月29日凌晨4点，凯蒂因阵痛醒来，我知道，我们必须马上赶往医院。那天晚上，凯蒂的一个当妇产科医生的大学朋友恰好在我们家过夜，她催促我们赶紧开车到医院去。凯蒂是个责任心强得无可救药的人，离开家之前，她坚持要先给我们的狗、猫，以及两匹马喂食。另外，她还决定先冲个澡再出门。

我们终于坐进了车里，那时，凯蒂的阵痛已经非常频繁和剧烈了。我加速开到了医院，在路上还差点儿撞到一头鹿。等我们到了医院，凯蒂已经进入了临产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的头脑不太清醒，我竟驶过了急诊室的入口，把车开进了医院供访客使用的露天停车场。因为时间很早，停车杆仍高举着，周围也没有管理人员。我暗自想道：“如果我们从这个口进入，停车场的人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停车场的，那我们可能就要付巨额停车费了。”我知道，这个行为真愚蠢。

我从停车场倒车出来，开到了另一个进口处，而那里的停车杆也高举着。但这一次，我决定冒一次险，把车停在这里，原因之一在于，凯蒂已经坚定地告诉我，她马上就要生了！即便如此，我仍试着向她解释，这并不是个好主意。我把车停好，下车去帮凯蒂。她不停地重复表示，现在立刻就想把萨姆生出来，然后又补充道，她很确定自己已经没法走路了。我考虑过把我们斯巴鲁旅行车的仓门打开，让凯蒂像货物一样躺在车后部，然后开着仓门，把车缓缓开到急诊室。此时，距离我们只有大约500码[1]的急诊室，却显得如此遥远。

最后，我把车停在了停车场二楼这个“方便的”位置，半搀半抱地把凯蒂送下了楼梯。下到楼梯底部的时候，凯蒂感觉自己必须要在急诊室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稍微躺一下。我“处变不惊”，撕心裂肺地喊人帮助，好在医院的人听到了我们的叫声。于是，凯蒂别扭地坐在轮椅中，被领进了医院。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凯蒂已经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萨姆从她肚子里蹦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句“好吧，至少他没有卡在你肚子里”对她并没有什么安抚作用。我们进入急救室，一位管理人员迎接了我们，并告诉我们必须先进行“分诊”，在进入产房之前确定这不是一场虚惊。我们非常坚定地保证凯蒂的阵痛并不是假性的，而且她因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真真切切。但是，管理人员一再用舒缓中带有一点儿威胁的语气告诉我们：“分诊是人人都要做的。”这样的语气，让我想起了《飞越疯人院》中的雷切特护士。雷切特护士出场时往往没有什么好事发生，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我们还是先去分诊。速战速决。

在分诊处，我们遇到了一位糟糕的住院部医师，情况明显很紧急，而他接待我们的方式却丝毫没有紧迫感。在凯蒂嚷疼的间隙，他试着寒暄了几句，然后对凯蒂进行了一番检查，并不无惊讶地说道：“哇，我差不多都能看到宝宝的脑袋了！真是神奇！”他等了一小会儿，似乎是等着看我们对于凯蒂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个事实有多激动，然后补充说：“我觉得，我们或许应该把你送到产房去。”

几分钟之后，那位住院医师和一位明显比这位医师更有经验的护士随我们一起来到了产房。凯蒂生产的需求与10分钟前一样迫切，也就是说，她真的准备好要生了。相反地，那位住院医师却明显没有做好准备。他看着护士，开始罗列生产过程中有可能用到的所有器具。“我需要我的安全眼镜。”他说道，而护士则向他投来疑惑的目光。“我还需要我的鞋套。”他是指那种套在鞋子上的蓝色或绿色的袋子。“我还需要一点儿水。我得喝水。”这时，那位护士挑起一边的眉毛向我示意，我小心翼翼地向医师建议道：“医生，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集中注意力。凯蒂几乎要爆炸了。”

好在那位护士接起了这个话题，并委婉地提出，主治医师恰好就在隔壁房间。于是，住院医师表示：“我建议我们应该把主治医师叫过来咨询一下。”主治医师立刻就赶到了。他径直走向凯蒂，花了大概2分钟对她做了检查，然后问道：“好吧，你准备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吗？”凯蒂用了一种比“好的，麻烦你了”更为粗暴的版本作为回应。大约5分钟以后，萨姆便来到了这个世界。

回头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从这件事中意识到每个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失误是可以通过提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加以避免的。对于凯蒂和萨姆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生产能够平安地进行。但是，这件事牵扯的所有人都因为分心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喂马和冲澡放在日常来做当然合情合理，但在临产的节骨眼上就不合适了。不想花太多停车费？这个目标放在平时来看完全值得赞赏——也是我父亲在生活中的指导原则之一，但在妻子临产之时，这个目标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按照烦琐的程序来做事也不如孩子的安全降生重要。同样地，概括来说，确保在接生之前穿上鞋套或许是个好的选择，但在分秒必争的时候，这样做恐怕就不值得了。

正如这场降生风波所示，人们往往很容易忽视真正的重点。我们或许太过注重常规，并因此而分心。我们或许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对摆在我们面前的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却不予面对。我们或许积累了太多的压力，因压力而分心或是难以集中注意力。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问自己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很有用的。这样做能够帮助你摈弃规矩的束缚，鼓起勇气面对艰难的工作，重获辨认重点的平和心态。幸运的是，萨姆降生这件事情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最终也成了一则趣闻。坦白地说，凯蒂（和她的父母）花了一段时间才逐渐认识到我们失误中的幽默（好吧，失误都是我造成的）。“你必须得承认，我找便宜停车位的事情至少还是有点儿好玩的。对吧？”这样的问题在萨姆出生后，在我和凯蒂的谈话中经常出现。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学校，询问自己和他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具有同等作用。这个问题让你得以摒除那些分散注意力和偏离主题的因素，以及无关紧要的细节，让你将注意力专注在必须要完成的、既实际又重要的任务上。想一想那个建议我们咨询主治医师的护士，再想想那个没用几分钟就能准确拿捏情况的主治医师本人。在判断眼前情况的同时，无论是那位护士还是主治医师，都对自己明确提出了“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

抑或，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的前上司、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他是一个永远紧盯目标的人。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在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后，我为伦奎斯特大法官做了一年律师助理。我和两位同事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就是帮大法官（我们都叫他“酋长”）为口头辩论做准备。为此，我们会阅读律师们为案子双方准备的大批文书摘要，还要阅读“法庭之友”额外准备的文书摘要。所谓的“法庭之友”，通常指的就是那些能为相关案件带来一些额外的专业知识或是观点的人。总体算来，每件案子都要用到几百页的文字资料，需要法官及其助理仔细阅读，以便为长达一个小时的口头辩论做好准备。

绝大多数的法官都会要求自己的助理去准备所谓的“法官席备忘录”，这份文书总结了案件涉及的事实及发展历程，还包括诸多摘要所表述的论点。这些备忘录往往会在结尾处对案件的价值进行分析，再列出一些建议，提出质疑的领域。之所以称之为“法官席备忘录”，是因为法官们要把备忘录带到他们在口头辩论过程中列坐的“法官席”上。不难想象，这些备忘录的篇幅很长，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编号。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并不要求我们去写“法官席备忘录”，而这，也是为他做助理的诸多独特而新奇的好处之一。他会与负责案件的助理在附近散散步，用这种方法来为口头辩护做准备。这种方法的唯一一个令人有些头疼之处，就是时间的不确定性。（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还有可能让我在全美的首席大法官面前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大傻瓜。）我们虽然知道要在特定日期之前与“酋长”就案件进行一次讨论，但对于这次讨论之后具体何时会接到与他一起散步的电话邀约，我们却无从知晓。

散步的地点选在美国最高法院周围的街区，最高法院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大型建筑，位置就在国会大厦的后面。通过这一次次的散步，我们可以看出包括“酋长”在内的最高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有多么低调。“酋长”偶尔才会被人认出来，而且认出他的人还是《纽约时报》专门报道最高法院事宜的记者琳达·格林豪斯。每次散步时，我们都会遇到来参观最高法院的观光客，他们之中从没有人认出过“酋长”。记得有一次，我们正从一群喧扰的中学生中穿过去，“酋长”对学生的老师提议，不要让学生堵着人行道。这位老师回应的表情明显就是在说：老头儿，你最好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吧。我微微一笑，想道：如果她知道自己是在和谁说话，那可真有好瞧的了！

一次散步一般要花大约20分钟，在散步期间，我们会讨论案子，以及与即将到来的口头辩护相关的事宜。刚开始的时候，“酋长”会询问我们对案子的价值有何见解，然后便开始提问。这些问题直指案子的核心。对于那些不影响结果的流程上的细节，以及案子中所有其他无伤大雅的因素，我们是不会耗费任何时间的。我们只要小麦，不要谷壳；只管事实，不顾虚像。“酋长”和我并不总能在问题的答案上达成共识，因为我们俩的世界观大相径庭。记得他曾经一字一句地问过我：“等等，你说什么？你真的这样以为？我是说，你没在开玩笑？”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提出的问题总是直指要害，与史蒂文斯法官在口头辩护中所提的那种问题非常相似。

“酋长”果断撇开大量信息，辨认关键问题和难点的能力的确超群，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位如此成功的律师，并当选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一个原因。另外，他拥有丰富的经验，与我们在萨姆降生的故事里遇到的那位手忙脚乱的住院医师截然不同。待我当上“酋长”的助理律师时，他已经在最高法院工作了几十载，因此有许多机会历练。毋庸赘言，是才赋和经验帮助了他，让他能够快速识别出什么才是他所判的案子中最重要的因素。

虽说如此，“酋长”的思维方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对待生活与对待案子的态度别无二致。很明显，对于生活中每一个领域真正的重点所在，他都有过考虑。“酋长”不喜欢浪费时间。在做“酋长”助理几年之后，我在曾任奥巴马总统财政部部长的蒂姆·盖特纳的书中读到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让我想到了“酋长”。不难理解，盖特纳部长需要参加许多会议，其中的一些会议具有实质意义且能取得实际性进展，而另一些则只是做表面文章。于是，他在参加他人举行的会议时养成了一个习惯，进入会场时，他会提问：“这是场真会议，还是场假会议？”后来，盖特纳曾责怪自己太过缺乏耐心，但我却觉得他的问题既风趣幽默，又一针见血。很明显，对于盖特纳来说，实实在在地完成工作，而非只做表面文章才是重点所在。对此，“酋长”也有同感。

我觉得，“酋长”之所以憎恶浪费时间，是因为他拥有一系列几乎数不清的兴趣爱好，包括地理、历史、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歌剧、游泳、气象学、大学足球、网球、绘画，以及写作。他拥有一份世界上要求最苛刻而地位最重要的工作，也对工作极尽认真负责，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会为自己的兴趣爱好留出时间，亦是一个悉心顾家的人。一直以来，他都只将工作职责看作生活的一个部分。毋庸赘言，工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但也仅是一部分。由于想做的事情很多，所以他知道，自己一分一秒也浪费不起。

2008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参加了兰迪·波许的一个座谈会。其间，我想到了“酋长”对待生活的态度。大家可能还记得，波许教授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2007年，他被确诊患有胰腺癌，并已到了晚期。确诊后不久，他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进行了一场名为“最后一课：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的演讲。之后，他又在演讲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座谈会，就是围绕这本书展开的。

我本以为会从这个直面自己的死亡的人那里听到一番富有深刻哲理的发言，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谈话非常切入实际，他详细地介绍了在工作中节省时间的方法。波许当时的演讲主题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提高工作效率，以便能完成工作之外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事情，比如与家人和朋友共度时光，或是追求其他的兴趣和爱好。他并没有界定这些兴趣爱好是什么，也不想告诉听众，他们应当重视的东西是什么。他只是推荐了一种谨慎分辨重点的方法，建议大家经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以便想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帮助大家以与这个问题的答案相符的方式去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的发言颇为失望，但逐渐地，我意识到了他的建议的价值，也因此对“酋长”树立的榜样更加心存感激了。

提问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并从问题的答案中获益，这并非美国首席大法官的专利。比如，我父亲就从来没有担任过首席大法官之职，但他能认识到，家人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能归结到这个试金石般的原则之上。对他来说，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是因为他乐在其中。（我至今记得，当我表示想要找一份真正热爱的工作时，他对我未经世故的异想天开无奈地摇摇头：“工作之所以叫工作，是有原因的。”）不工作的时候，父亲把时间都花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事情上，参加我和姐姐的各种活动，努力教我学会我至今仍然欠缺的家居改造技术，比如如何安装新的电源插头——不过，在我触了几次电之后，他便放弃了这门课程。

父亲还花了很多时间在后院朝我击棒球。整个春夏，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一起练习，他把棒球一个接一个地击向我，让我练习接球，偶尔还会给我点儿建议。有一次，我没有估准一个平直球的位置，而他给我的建议就是：“好，把牙交给我，跑回原位去吧。”记得事后，他对我（受了些惊吓的）母亲说：“只是乳牙而已。”

随着年事渐高，父亲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在毕业典礼和婚礼这样的重大场合，他会默默地触景生情。我大学毕业时，他眼中噙着泪水说，我肯定是在后院接棒球的时候得了他的一些“真传”。虽然他是在开玩笑，但同时包括多层含义，一来，他在心酸地承认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二来也是让我知道，他希望自己在我的成才之路上贡献了一分力量。

那句“打棒球得真传”的话成了我们俩乐此不疲的一个笑话，他在我从法学院毕业时讲过这个笑话，每当我开始一份新工作或是达成了哪个重大目标时，他也会重复这个笑话。父亲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97年，我收到了一封信，邀请我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法学。当时，我和凯蒂刚刚为人父母。不出所料，当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父母的时候，父亲果然对我说，我一定是在和他打棒球的时候得了真传。我想到了我的儿子威尔，因此我这次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对父亲的话一笑置之，而是对他说：“爸爸，我确实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学到了做一位好父亲的真谛。”我本来想继续说下去，但父亲已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将电话交给了我母亲。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对父亲说这样的话了。

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家庭作为重中之重的人。我觉得，人们在扪心自问他们宏大生活的重中之重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无论对于家庭的定义如何，绝大多数人都会将家庭包含在答案之中。实际上，作为5个不可或缺的答案中的最后一个，这个问题与其他4个稍微有些不同，因为至少从表面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容易预见的。我想，估计每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将家庭、朋友和工作视为真正重要的部分，也会有人将行善包括其中。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有一定的自信，是因为我阅读过许多追忆逝者一生的纪念文。我当法学教授的时候，会定期阅读法律杂志，这些杂志里经常载有缅怀刚逝去的同事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的悼文，报纸上也登有关于过世的大人物的长篇讣告。在恐怖主义者袭击世贸中心之后，《纽约时报》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遇难的人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全都读过。很长时间以来，这些纪念文章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实际上，由于这些故事多年以来对我的吸引力，只要有人愿意听，我便会建议，有线电视应该专设一个葬礼频道。我脱离正题了。

我在阅读纪念文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涉及上文提到过的4个主题：家庭、朋友、工作、善举。毋庸赘言，我们在阅读这些纪念文的时候不可全盘皆收，因为这类文章不包括客观的批评。如果读得足够仔细，你便会发现作者在为以上4个主题寻找实例时受了阻碍。即便如此，这些作者也几乎每次都要绞尽脑汁地想出事例来，在我看来，这就彰显了这4个主题举世公认的重要性。我们从纪念文的作者对这4个主题的努力探讨中可以看到，在这些作者的眼中，家庭、朋友、工作及善举真的很重要——毕竟，你是不会花大把时间去讨论对于逝者无足轻重的生活点滴的。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但并不意味着询问真正的重点何在是毫无意义的。有些人的答案中或许会包括更多的分类。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广泛的类别里，你仍然需要自己去考虑真正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关于你的工作、家庭、友情，以及该如何行善，这些主题中的重点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另外，就像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始终存在的需求一样，在不同主题出现摩擦或是相冲突的时候，你也需要判断该如何找到平衡。

在你自己的纪念文写完之前，先问自己“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人生的方法。这个问题也适合在每次跨年的时候提出。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对新年愿望抱着“三分钟的热度”，那么以一个问题来代替一个愿望，或许不是个坏方法。关键在于，你不仅要找出那些对你重要的领域或主题，还要深入考虑你在哪些方面进展不错，在哪些方面可以再接再厉，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举个例子，我会认真思考自己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位更称职的丈夫、父亲、朋友及同事。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会努力思考该怎样成为一位更称职的儿子。尽管如此，我仍做得不到位，而这也是我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用我母亲的一个事例作为本章的结尾，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看到，重视家庭是个好的出发点，但没有完全解答“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我知道母亲很重要，但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她真正重视的——这也是牵扯我们俩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竟是我的宽恕。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整个成人阶段，我眼中的母亲都是一位戒瘾的嗜酒者。我很欣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但是，之所以说母亲是一位戒瘾嗜酒者，是因为戒酒之后，她余生再也没沾过酒。然而为了戒酒，她不得不离开了一段时间。

在我7岁的时候，父亲劝服母亲进入了一所封闭式康复机构。后来，母亲没好气地将这家机构叫作“酒鬼农场”。父亲没钱支付治疗费，因此便从母亲家境优渥的舅舅那里借钱。在母亲离开的6个月里，由父亲来照顾我和姐姐。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当时，还没有多少父亲将精力投入照顾孩子的大事小情，鉴于我家当时并不具备请保姆的条件，父亲不得不硬着头皮先试试看。

对于母亲不在家的那段时间，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回忆。记得父亲要在早上6：30前赶到上班的地方，因此我和姐姐会在早上5：30起床，好让父亲把我们送到邻居家后再去上班。我记得这位邻居家里有5个孩子，她会用奶粉冲麦片，还不允许我们在上学前看电视，这两种做法都让我颇为不满。记得母亲给我写了许多封信，要么用创意十足的方式写在她的画作背面，要么就以螺旋状写在一张圆形的纸上；记得在一次少年棒球联盟比赛上，我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思念；记得一位邻居把我送到夏令营营地，当他用手指着我，很明显是在和辅导员解释我母亲的情况时，我哭了，那是母亲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流眼泪；记得在一个周六，因为父亲要去探望母亲而不得不把我送到祖父家里，我一个劲儿地抗议，因为那天适逢动画片秋季新节目开播，而祖父家没有电视机；记得母亲回家的那一天，我们给她办了一场派对。

虽然我用了很多年才意识到，打从那天开始，母亲就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弥补那段缺席的时光。正如父亲一样，母亲也在我和姐姐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的家庭非常传统：在姐姐上大学之前，母亲一直在家带孩子；姐姐上大学后，她便重拾工作，帮助支付姐姐的学费。

母亲是个有爱心、聪明而有才华的人。她会烤制各种各样的派和蛋糕，她做的甜品是我们全家和亲朋好友公认的美味。每一年，我们的万圣节服装都由她来缝制：她会织毛衣、围巾、手套和帽子，还会用钩针，会绣花边。另外，她每周还会阅读两三本神秘小说，《纽约时报》周日版上的填字游戏，她在一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她还会开车送我们参加每一场练习和比赛，而且一场比赛都没有错过。她成了我朋友们的第二个母亲，和我一样了解他们的生活。我和姐姐上了大学之后，她不断寄来食品包裹，来探望我们，在我们回家时熬夜迎接我们，在我们离家时早早起床把我们送走。后来，她也成了对我的孩子和侄女们尽职尽责的祖母。就像我说的一样，她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对于我来说，她在我7岁时离家的整段经历很快就淡化了，而她的酗酒史也瞬间烟消云散，几乎像从未发生过一般。

但是，母亲却一直没有忘掉这段往事。后来我发现，她无法将这段往事从脑中轻易抹掉。我和凯蒂结婚的那一天，在婚宴刚开始，绝大多数客人还没到场的时候，母亲把我拉到了一边。我能看出她很紧张，但我不知道原因。她开始和我谈起伴郎祝酒的环节，说这个环节中必定少不了香槟。我没有听懂她的话，最后，我有些不耐烦地问她到底在说什么。“我在想，”她回答说，“如果我在祝酒的时候啜一小口香槟，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见。”

我立即回答说：“当然了，妈妈，完全没问题。”接着我又补充道：“你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没问题的，真的。完全不用多想，好吗？”我给了她一个拥抱，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

她轻声回答：“好吧，谢谢。”说完，她依旧站在原地。

那时，我终于意识到她在说什么，一时间哑口无言。我回头看着她说：“妈妈，我原谅你了。”我向她解释说，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曾经责怪过她，即便我责怪过她，也早就原谅她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以前没让她察觉到这点。我也试着向她保证，她戒酒后所做的一切，都要超越任何子女对一位父亲或母亲的要求或期望。几个小时过后，我们在祝酒词之后碰杯庆祝，但很明显，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香槟。

母亲明白，我已经原谅她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我很想告诉大家，原谅你所爱的人，并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你的谅解，这才是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当然，我无法断言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一定如此，这要由你自己来决定。我对你的唯一建议，就是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你应当经常对他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也应该诚实、勇敢地回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不仅会帮助你深入问题或难题的根源，也能帮助你抵达生活的核心。

[1] 1码约为0.9米。——编者注

结语 人生如是，你是否获得了你想要的东西？

当你的人生走到尽头，你所看重的东西会是什么？到那时，物质利益只会占很小的比重，而你与他人之间的情谊才会是你人生的关键。

道格·肯德尔是我一位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是我在法学院的室友。这个附加问题就是我在参加他的追悼会时想到的。大家或许还能想起第三章的内容，道格就是那位在寻找解读宪法的基本方法时提问“我们能不能至少先达成共识？”的律师。从本质上来说，“宪法问责中心”的成立是因这个问题而起的。道格是一位杰出而能干的律师，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者，一位忠诚的友人、无私的父亲、称职的丈夫。另外，他也拥有一种特殊的天分：提出一针见血，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问题。

1989年，我和道格在橄榄球场上第一次相遇。当时，我们俩都参加了弗吉尼亚大学橄榄球队的选拔。我记得当时道格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足有1.95米高，因此几乎一直在俯视我。身材魁梧的他，让“大人物”这个绰号实至名归。他的脑袋也大得惊人，棕色的毛发异常浓密，因此又得了“水牛头”这个绰号。道格当时看着我，微笑着说：“这么小的身板还打橄榄球。”

在接下来的25年中，我和道格成了队友和室友，还一起著书、共谋事业。我们不仅一起打过橄榄球，也一起进过急救室（橄榄球和急救室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我们曾经一起从同一只脏球鞋中喝啤酒（这是橄榄球中一个迷人的传统），一起骑车、徒步、划皮艇和独木舟，也一起同游挪威、墨西哥、哥斯达黎加、阿姆斯特丹和加利福尼亚。我们一起观看过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演唱会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棒球比赛。我们合写过一篇关于强行占地的长篇文章——题目虽然晦涩，在道格看来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合著过关于司法任命的社论，也对美国宪法中各项条款的原意进行过辩论。在我的生活中，与道格没有交集的部分并不多。

我们在法学院的其他室友并不算是一群害羞、腼腆的人。但是，即便是在这群个性突出的人中，道格也仍然是我们不可否认的领导者。

他每年都会组织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这个传统始于我们在法学院第一年的春天，那是1990年，道格组织了一次到西弗吉尼亚州的沃托加州立公园的旅行。在接下来的25年中，我们每年都至少聚一次，包括我们在道格去世前一个月在缅因州的相聚。这些聚会让我们亲如一家、情同手足，而这，都是道格的功劳。他深谙相聚的重要性，虽然大家的日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他仍会经常提出“我们能不能至少……”这个问题，以确保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道格不仅是我们的领导，还为我们加油呐喊。他对挚友和家人的信任，比他们自己还要坚定。他从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总会问自己该怎么帮忙。他对我们的工作、爱情、梦想及忧虑提出了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激发出发自内心的答案，就像好用的钥匙一样打开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隐藏起来的一面，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道格带有一种隐隐的神秘气息。很明显，日常生活中的逻辑往往会让他疑惑不解。虽然他不会逐字地提问“等等，你说什么？”，但会一遍又一遍地将这个问题通过其他形式提出来。比如，在就读法学院的时候，我偶尔需要坐道格的车一起回家。我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农场里，离法学院大概有10英里远。每次我问道格打算什么时候回家时，他总会表现出疑惑的样子，然后提出一个类似“等等，你说什么？”的问题。之后，他便会建议我过几个小时再问他。这时我便会说：“过几个小时再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对吗？不是过几个小时和你碰面，对吗？”而他则会回答：“是的，过几个小时再问我。”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就一个问题反复问——这是我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在餐桌上养成的难改的积习。在我越界的时候，道格便会从平时那个友善、和气的大高个儿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我们把这种转变称为“道格大爆发”，他的爆发要比一般人猛烈。当道格建议我过几个小时再问他何时开车回家时，我并没有默许，而是不依不饶、单刀直入地问他，几个小时后，他对情况的了解又能比现在多多少。他的回答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就会知道我到底是开车把你这个蠢货送回家，还是让你自己走10公里。就这么简单。”这时，我便会一边礼貌地点点头，一边往后倒退几步。

虽然道格常常会对生活琐事感到困惑，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能触及生活深层暗流的人。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都会在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去找他帮忙，无论这决策涉及职业、搬迁，还是婚姻大事。道格有一种不必多言就能让别人的决策合理化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他自认为有给予许可的神力，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该按他的意愿办事，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道格总会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得到道格的理解，那我们就更能相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道格之所以能成为室友和同事中的领导者，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并不愤世嫉俗。当然，他是一个爱挖苦讽刺的人。但是，他同时也带有一种脆弱感，那是一种敞开心扉的气质。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并不羞于询问，即便这个问题艰深晦涩。比如，虽然很少有人听说过宪法中的“征用条款”，但道格却觉得这个条款非常重要。道格从不担心自己会显得幼稚，也从不羞于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好奇。换句话说，他从来不害怕提问“为什么”。

2015年，51岁的道格因患大肠癌离世。在追悼会流程表的背面，印着雷蒙德·卡弗的一首诗——《临终断章》。这首诗的开头——我称之为附加问题——可能算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要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了：

“人生如是，你有没有从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人生如是”这个词完美地捕捉了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和失望，同时也凸显了人生如是的生活亦能赐予我们快乐与满足的可能性。在写就这首诗的时候，身患癌症的卡弗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的他可能正在回想着自己充满了爱与痛、失败与救赎的人生。在道格的追悼会上，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苦甜参半的事实：道格虽然度过了精彩而有意义的一生，无奈，他的一生却过早得结束了。

我当然不能保证，仅仅通过提出本书中5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你就能针对附加问题给出“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这个答案。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经常提出这5个问题，那么你离肯定的回答就会越来越近，因为这些问题就像一本非常有效的指南，指引你度过充实的人生。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问题涉及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

“等等，你说什么？”是一切理解的源泉。

“不知道为什么？”是一切好奇心的根源。

“我们能不能至少……”是一切进步的起始。

“我能帮什么忙？”是所有美满关系的根基。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能帮助你触及生活的核心。

如果你的生活由好奇心和理解力的阴阳两极驱动，如果你保持愿意尝试新事物、帮助别人、从别人那里学习的劲头，如果你能专注于对你真正重要的事物，那么我相信，当提出附加问题的时机来临的时候，你就有资格回答：“我得到了。”

大家应该思考自己想从生活中收获什么，但这并不是说你应该从自私的角度出发，或是把生活单纯地看作一个任你索取而不必付出的对象。我也无意鼓励大家思考物质上的得失。我只是劝大家考虑一下，当你的人生走到尽头，你所看重的东西会是什么。据我估计，到了那时，在你所给出的答案中，物质利益只会占很小的比重，而你与他人之间的情谊才会是你人生的关键。

这至少是雷蒙德·卡弗看待自己人生的方式。在提出“人生如是，你有没有从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后，这首诗接下来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得到了

那么，你想要得到些什么呢？

自称受人爱戴，也感觉自己在这世上受人爱戴

在这里，受人爱戴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词不仅表示被人所爱，还表示受人关怀和尊敬。受人爱戴虽然不是判断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唯一标准，但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感到被爱、被珍惜、被尊敬，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还是一分有价值的回报。提出不可或缺的好问题并聆听问题的答案，便是完成这目标和实现这回报的最正确的道路。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便是通过这些不可或缺的问题形成和加深的。

我的朋友道格用一生向我们诠释了这个道理。卡弗的诗放在他的追悼会上之所以如此合适，我之所以通过这本书对他追思致敬，都是出于这个原因。道格提出了不可或缺的问题，也做到了认真倾听我们的回答。他深谙好问题的力与美。他受到了家人、朋友及同事们的爱戴，也让我们所有人感受到他的关怀。想要拥有受人爱戴的感觉，那就帮助他人获得同样的感觉。道格的人生，无疑力证了这个道理。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尽管提问吧。

致谢

如果没有马特·韦伯（Matt Weber）、梅雷迪思·拉蒙特（Meredith Lamont）以及迈尔斯·多伊尔（Miles Doyle），这本书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马特和梅雷迪思是我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出色而亲密的同事，把我的毕业演讲视频的片段放到网上，就是他们俩的主意。我坚信，这段视频之所以人气飙升，并引起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编辑迈尔斯的注意，主要得益于它的简短和精巧。我曾表示，由于日常工作繁忙，加之我也不确定自己还有什么更多的内容要补充，我无法把这次演讲整理成一本书。即便如此，迈尔斯还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地鼓励我。没有他的信任和乐观，我将永远也不会动笔写这本书；没有他娴熟的编辑技巧和持续不断的鼓励，这本书就永远也写不完。

几位朋友和家人阅读了这本书的原稿后，包括史蒂夫·吉伦（Steve Gillon）、米米·葛布斯特（Mimi Gurbst）、马西·霍默（Marcy Homer）、迈克·卡拉曼（Mike Klarman）、梅雷迪思·拉蒙特、达里尔·莱文森（Daryl Levinson），以及马特·韦伯，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每个人都假装很享受书中的故事。我的妻子凯蒂（Katie）也阅读了我的手稿，在我多次恳求之后，她才同意保留书中几段关于她的故事。另外，她也帮助我回忆起几段老故事。与此同时，在我一心写作这本书的同时，我的孩子威尔、萨姆、本和菲比（Will，Sam，Ben，and Phebe）也发生了几段新故事，如果本书出续集，我便会把这些故事放在里面。

另外，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霍华德·杨（Howard Yoon），感谢他专业的指导和帮助。也要感谢前进出版服务公司（Progressive Publishing Services）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本书的修改和编辑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助理莫妮卡·莎克（Monica Shack），感谢她腾出时间帮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

写作本书的真正乐趣在于，这是一次机会，让我能有时间去回忆那些我有幸与其共享人生并能够带来更多故事的家人和朋友。无论你们的名字是出现在本书中，还是出现在那些永远不会印刷成册的故事之中，我都要向你们表达最深切的谢意及情意。

Table of Contents

献词

引言 问题不对，你永远不会成功

第一章 先理解，后下定论

第二章 保持好奇心，建立新认知

第三章 后退一步，前进两步

第四章 不要表现出“救世主”姿态

第五章 谨慎分辨重点和无关信息

结语 人生如是，你是否获得了你想要的东西？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