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困惑的三文鱼

作者：【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译者：姚向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1-01

ISBN：9787540494667

目录

CONTENTS

编者按

序言

前言

生命

写给《雄鹰》的信

我们所有人的昨日之声

布伦特伍德学校

Y

《利夫的意义》介绍辞

我的鼻子

改变我的一本书

玛琪和特鲁迪

规则

普洛柯哈伦乐队在巴比肯艺术中心的演唱会的介绍辞

宿醉疗法

我最喜欢的酒

广播剧剧本的介绍辞

本世纪未竟之事

梦幻之队

漫画第一卷的介绍辞

维珍网访谈

骑鲼而行

日落布兰丁斯城堡

茶

犀牛登山队

仅供儿童阅读

勃兰登堡协奏曲

宇宙

破坏分子弗兰克

有卖自有买

《美国无神论者》杂志的访谈

预测未来

小小电脑样样都行

烦人的小东西

我们有什么可以去掉的？

时间旅行

叛徒

存在一个人造的上帝吗？

饼干

以及一切

《洋葱报》影音俱乐部的访谈

写给戴维·沃格尔的信

青年赞法德谨慎行事

马特·纽桑姆访谈节选

困惑的三文鱼

《每日纽带》采访节选

后记

附录

编辑致谢

编者按

我在1990年第一次遇见道格拉斯·亚当斯。哈莫尼图书公司指派我担任他的编辑。我飞到伦敦，追寻道格拉斯拖延已久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系列第五部，《基本无害》（Mostly Harmless）。我来到伊斯灵顿，按响道格拉斯家的门铃，没多久，一个精力充沛的大块头男人跑下长长的楼梯，热情洋溢地欢迎我，把一摞打印纸塞给我。“你看看怎么样。”他扭头喊道，人已经跑上楼梯。一小时后，他再次出现，手里攥着另外几张纸，急切地想听听我对先前那摞纸的看法。那天下午就这样过去了，静悄悄的阅读与跑上跑下的交流以及新鲜稿件轮流出现。原来，这就是道格拉斯最喜欢的工作方式。

2001年9月，在道格拉斯不幸意外去世四个月后，我接到他的经纪人艾德·维克多的电话。道格拉斯的一位好友保存了道格拉斯挚爱的麦金塔电脑（Mac）里的一些文稿，那位经纪人问我有没有兴趣梳理一遍文稿，看能不能将其变成一本书。几天后，包裹送到，我满怀好奇地拆开。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道格拉斯的朋友克里斯·奥格尔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事实也确实如此。道格拉斯这张作品光盘上共有2579个文件，既包含道格拉斯著作全文的巨型文件，又有他最喜欢的慈善组织——拯救犀牛国际组织——的信件，还有几十个酝酿到一半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点子，有些简略得只有一两句话，有些长达五六页。除此之外，还有讲稿、道格拉斯为他的网站写的文章、各种书籍和活动的介绍辞以及那些最贴近道格拉斯心灵主题的沉思：音乐、计算机、物理、濒危物种、旅行和单麦芽威士忌（仅举几例）。最后，我还发现道格拉斯在过去十年里与之苦苦缠斗的新小说的几十个版本。事实证明，将它们整理成你会在本书第三部分里读到的半成品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我这么说，你一定以为这个任务艰巨，其实并非如此。问题冒出来的时候，往往就会得到解决。

1993年8月之前，道格拉斯将这本未完成的小说命名为“一根太短的调羹”，是《全能侦探社》（Dirk Gently's Holistic Detective Agency）系列的第三部。从那以后，文件中将小说称为“困惑的三文鱼”，并分为三个类目。从旧到新分别叫“老三文鱼”“困惑的三文鱼”和“洛杉矶·犀牛·兰丁庄园”。我通读了这些不同的版本，并决定，为了做好这本书，要把最有力的材料集结在一起，而不考虑材料是什么时候写的；假如道格拉斯还活着，我也肯定会建议他这么做。因此，我从《老三文鱼》（The Old Salmon）里取出现在的第一章《戴维乐园》。接下来的六个章节来自第二个也是最长最连贯的版本《困惑的三文鱼》。接下来，我在注意保持故事线清晰的同时，插入《洛杉矶·犀牛·兰丁庄园》里最新三章里的两章（也就是第八章和第九章）。对于第十章，我使用了《困惑的三文鱼》的最后一章，然后用《洛杉矶·犀牛·兰丁庄园》里的最后一章结束书稿。为了让读者了解道格拉斯接下来打算怎么写，我在整部书稿的最前面加上了道格拉斯发给他在伦敦的编辑苏·弗里斯通的传真，后者从一开始就和道格拉斯在他的书上紧密合作。

阅读亚当斯在这张光盘里留下的宝藏给我带来灵感，我还从道格拉斯的私人助理苏菲·艾斯丁那里得到宝贵的帮助，把网撒得更广。还有什么珍宝可以收录向道格拉斯一生致敬的这本书里？结果我们发现，在书籍和多媒体项目之间的休耕期，道格拉斯为报纸杂志撰写了各种文章。这些文章加上光盘里的文本，成了赋予本书生命的神奇材料库。

下一项任务是遴选，这其中没有牵涉一丝一毫的客观性。苏菲·艾斯丁、艾德·维克多、道格拉斯的妻子简·贝尔森各自向我推荐他们最喜欢的篇目，而我也挑选了我最喜欢的几篇。道格拉斯的朋友兼商业伙伴罗比·斯坦普提议按照道格拉斯的网站（“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结构编排本书，于是所有素材都适得其所。令我高兴的是，辑录成书的这些文章所遵循的轨迹勾画出了道格拉斯过于短暂但无比丰富和有创造性的一生。

我最后一次见到道格拉斯是在加利福尼亚。在那个冬日的下午，我们沿着圣巴巴拉的海滩漫步，时而和他时年六岁的女儿波莉赛跑。我从未见过道格拉斯如此快乐，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道格拉斯去世后，出现在我脑海里的频率惊人，而这似乎是许多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的共有体验。他去世近一年后，他在现实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忍不住觉得，他在此书编辑成形的过程中也插了一手。我知道他肯定会热切地希望你们乐在其中，我也衷心希望如此。

彼得·古扎尔迪，于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

2002年2月12日

献给波莉

序言

1979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出版后不久，道格拉斯·亚当斯受邀去苏活区的一家小型科幻书店签名售书。他开车前往那里，结果被一场看起来像是示威游行的活动堵住了。他回忆说：“当时交通堵塞，到处都是人。”直到挤进书店，亚当斯才意识到，人群是为他而来。第二天，出版商打电话告诉他，他的小说登上了《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他的人生从此改变。“感觉就像直升机把你送到珠穆朗玛峰的顶上，”他说，“也像没有前戏直接进入高潮。”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出版前已是一档拥护者甚众的广播剧，并被改编为电视剧和舞台剧。后来，这套小说又有了四部佳作，五部作品全球销量超过1400万册。继它们发展为录像和电脑游戏后，到现在，好莱坞拖延了二十年的电影终于即将开拍[1]。

故事始于地球，性情温和的城郊老好人亚瑟·邓特试图阻止地方议会拆毁他的房子、修建一条公路旁道。亚瑟的朋友福特·大老爷（你可以将他视为维吉尔，而邓特相当于但丁[2]）声称自己是参宿四附近某颗行星的代表，并告诉他地球很快将被摧毁，为修建一条超空间高速公路让路，故事于是进入宇宙。他们搭上沃贡人的飞船，开始使用《搭车客指南》，这本书总体来说是关于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可靠的知识宝库。

亚当斯的创造力和独树一帜的跨银河系级幽默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某某搭车客指南”这个短句很快成了惯用语，市面上出现大量模仿他的科幻小说和电视剧。他的巴别鱼（一种小鱼，放进耳朵里就能把任何一种语言翻译成你的母语）已经被网络搜索引擎的翻译程序用作名字。他的另外几本小说同样获得成功，关于濒危物种的一个电视节目、一本书和一张只读光盘（CD-ROM）同样如此。他创建了一家名叫“H2G2”的互联网公司，该公司最近推出一项服务，承诺向你的手机提供有关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真实信息，从而实现指南的完整循环。

他的大部分财富似乎都花在了他对科技的热情上，但他从来不是那种沉迷科幻作品的宅男。他生性随和，热爱社交，是一个身高两米的壮汉。事实上，他的气质更像20世纪70年代成为摇滚明星的英国公立学校男生；他曾经弹奏吉他，和他的搭档平克·弗洛伊德一起在伯爵宫表演。他不会从钱包里拿出女儿护照尺寸的照片，而是会有点卖弄地打开他强大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记本电脑，鼓捣片刻之后，五岁的波莉·亚当斯出现在一段戏仿流行MV的视频里，其中还有他的另一个好友约翰·克利斯的友情客串。

于是他的生活就变成了这样：金钱、大咖朋友和高级玩具。他简历里的基本情况——寄宿学校，剑桥脚灯社[3]，英国广播公司（BBC）——乍看之下似乎不足为奇。然而在貌似寻常的轨迹里，他走的却是一条不寻常的路线。

1952年，道格拉斯·诺埃尔·亚当斯出生在剑桥。关于他的出生日期有个笑话：他这个DNA比克里克和沃森的重大发现[4]早九个月来到剑桥。他母亲珍妮特是阿登布鲁克医院的护士，他父亲克里斯托弗曾经是教师，后来成为神学研究生和缓刑监督官，最后当了一名管理顾问。“那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选择，”亚当斯说，“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会说，管理不是他熟悉的领域。”

这家人“经济颇为拮据”，道格拉斯出生六个月后，他们搬离剑桥，在东伦敦郊区换过好几次房子。亚当斯五岁时，他父母离婚了。“孩子适应生活的能力实在令人感叹，”他说，“但事实上肯定很艰难。我父母离婚时，离婚这种事远不如现在这么普遍，实话实说，我几乎不记得五岁以前的生活了。无论如何，肯定谈不上美好。”

父母离婚后，道格拉斯和妹妹随母亲来到埃塞克斯郡的布伦特伍德，他母亲在这里经营一家面向病弱动物的收容所。他在周末与相对而言算有钱的父亲见面，父亲的来访成了惶恐和紧张的来源。父母分别再婚后，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出现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亚当斯说，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些现实；另一方面，他确实“表现得行为古怪”。在他的记忆中，他是个神经质甚至有些怪异的孩子。有段时间，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受教能力低于常人，但他进入政府直接补助的布伦特伍德预科学校后，老师认为他极为聪明。

这所学校在战后培养出了各种各样的名人：在亚当斯之前有服装设计师赫迪·雅曼、声名狼藉的历史学家戴维·埃文、电视主持人诺埃尔·爱德蒙兹、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和《泰晤士报》（The Time）总编辑彼得·斯托瑟德，在亚当斯之后有喜剧演员格里夫·里斯·琼斯和基斯·艾伦。本届下议院有这所学校的四名校友，工党两名，保守党两名。考虑到基斯·艾伦塑造的艰苦生活形象，有个场景现在看来似乎不怎么协调：亚当斯曾帮助七岁的艾伦学习钢琴。

亚当斯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再婚，迁居多塞特，亚当斯从走读生变成寄宿生。这个转变的影响似乎颇为正面。“以前每天下午四点离开学校时，我总是非常羡慕寄宿生们，”他说，“他们似乎过得非常开心，事实上，我百分之百地热爱寄宿生活。一部分的我喜欢想象我有着独立和反叛的天性。但实际上，我更希望有个友好而舒适的组织能让我亲近亲近。没什么比几条你可以稍稍违反一下的规矩更美妙的东西了。”

亚当斯将他受到的高质量教育归因为一些“非常优秀、专注、执着和有魅力的人”的言传身教。近期在伦敦的一场宴会上，他就新工党对直接补助的学校的明显反感态度抨击了杰克·斯特劳，称这个制度显然并没有伤害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弗兰克·哈尔福德是布伦特伍德学校的教师，他回忆亚当斯“那时候就很高，而且很受欢迎。《神秘博士》（Doctor Who）刚开始播出时，他写了一个期末会演的剧本。他给剧本起名为‘哪个博士’（Doctor Which）”。多年以后，亚当斯真的为《神秘博士》写了剧本。他称哈尔福德是一位鼓舞人心的老师，至今依然给他以支持。“他曾经给我的作文打满分，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便到了今天，我身为作家遭遇灵魂的黑夜，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写下去时，给予我信心的也并不是我写过的畅销书或取得过的巨大进步，而是弗兰克·哈尔福德给过我的满分，因此我从骨子里就坚信自己能做到。”

亚当斯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本事把作品变成钱。他卖了一些短得“像俳句似的”超短篇小说给漫画杂志《雄鹰》（Eagle），得到十先令。“那会儿，十先令都能买一艘游艇了。”他笑道。然而他真正的兴趣是音乐。他靠逐个音符地模仿保罗·西蒙早期一张专辑里复杂的指法，学会了弹吉他。他现在收藏了大量的左手电吉他，但坦承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是个民谣爱好者。就算和平克·弗洛伊德登台，也只扮演《脑损伤》（Brain Damage）里非常简单的吉他手角色，这个角色用的是指弹手法”。

亚当斯在20世纪60年代长大，披头士乐队“在他脑袋里种下一颗种子，让它爆炸”。“每隔九个月，他们就会出一张新专辑，从他们原先的境界再向前推进惊天动地的一大步。我们深深迷恋他们，《便士港》（Penny Lane）出来时，我们还没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个小子听到了，我们就揍得他哼给我们听。现在人们问什么绿洲乐队有没有披头士那么好，我觉得他们连边儿都还没摸到呢。”

巨蟒剧团[5]也对他产生了关键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听够了英国主流的广播喜剧，发现说笑话也可以是聪明人表达自我（“同时表现得非常非常傻气”）的方式时，感觉像是“醍醐灌顶”。

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是上剑桥大学。“因为我想加入脚灯社，”他说，“我想像巨蟒剧团成员一样当作家兼艺人。事实上，我想当约翰·克利斯，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个活儿已经有人干了。”

进了大学，他很快就放弃表演——“我反正就是靠不住”——开始写自己坦然承认是巨蟒剧团式的小品剧。他回忆说，有个剧的主角是一位铁路工人，为了证明一个存在主义的论点，他让南部地区所有的转辙器开着，因而遭到严厉斥责；还有一个剧写的是组织克劳利偏执狂协会年度大会时遇到的种种困难。

艺术管理者玛丽·艾伦，曾是艺术委员会和皇家歌剧院的成员，和亚当斯是剑桥大学的同时代人，两人的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她演过亚当斯的作品，回忆他“就算在一群极有天赋的人里也很显眼”。她说：“道格拉斯的作品非常古怪，充满个人主义色彩。你必须适合它，它也必须适合你。即便在小品剧里，他也创造出了一个怪异的世界。”

亚当斯说：“我对读英语文学系确实有点负罪感。我觉得我应该学点什么更有用和更有挑战性的东西。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很珍惜这个游手好闲的机会。”连他的小论文里也充满笑话。“假如当时我知道我现在了解的这些知识，我大概会选生物学。那会儿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科，但现在我认为这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学科。”

和他同时在校的还有后来的律师兼电视主持人克里夫·安德森。文化部长克里斯·史密斯当时是工会主席。亚当斯当时经常为辩论做暖场介绍，但不是出于政治兴趣：“我只是在找登台机会，随便什么机会都行。现在看到整个公共领域都是这些人的身影，感觉非常奇怪。我的同辈人已经开始获得终身成就奖，这显然让人感到紧张。”

大学毕业后，亚当斯得到机会和他的一位偶像合作。脚灯社的几个小品剧打动了巨蟒剧团成员格雷厄姆·查普曼，他主动联系了亚当斯。亚当斯去见他，喜出望外地接受邀请，帮助格雷厄姆完成一个必须在当天下午交稿的剧本。“结果我们合作了差不多一年。主要是部未来的电视剧集，可惜只试播了一集。”查普曼当时“每天都要灌下几瓶琴酒，这显然有点碍事”。但亚当斯认为他是个超级天才。“他天生就属于团队，需要其他人的规制来让他的才华得到体现。他擅长把某种元素扔进一锅大杂烩，搅个天翻地覆。”

与查普曼分开后，亚当斯的职业生涯陷入糟糕的停滞状态。他一个接一个地写小品剧，但无法以此为生。“事实证明我不是特别擅长写小品剧。我做不到按需写作，也不太会写时事题材。但偶尔我会从诡异的角度弄出点很厉害的东西。”

杰弗里·帕金斯，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喜剧部门的头儿，也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广播剧版的制作人。他记得他在脚灯社导演剧目时第一次遇见亚当斯的情景。“他被剧组里的一个人质问，然后瘫坐在椅子上。我第二次遇见他时，他在为电台节目《度周末》（Weekending）写小品剧，这个节目当时被视为编剧的训练场。道格拉斯属于在《度周末》节目里光荣牺牲的那种作家。这档节目重视那种会写三十秒短剧的编剧，而道格拉斯写的句子，没有一个人的念白时间短于三十秒。”

成为作家的梦想破灭后，亚当斯做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工作，包括鸡舍清洁工和一个卡塔尔酋长家族的保镖。“我猜安保公司肯定走投无路了。我是在《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看见广告，去应聘的。”在亚当斯的推荐下，格里夫·里斯·琼斯也当了一段时间保镖。亚当斯回忆自己坐在旅馆房间外忍受夜班的煎熬，心情越来越沮丧：“我总在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圣诞节那天，他去探望母亲，接下来的一年就在母亲家度过。

他回忆，家里人对他未来的发展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依然坚持寄出广播小品剧的剧本，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他的信心跌到谷底。尽管后来名利双收，他缺乏自信的倾向却遗留下来。“我有时会极度缺乏自信，”他解释道，“我怎么都没法相信我能做到，任何相反的证据都没法使我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我接受过短暂的心理治疗，但没过几天，我意识到，这就像农夫抱怨天气一样。你没法改变天气，只能去适应它。”那这条思路对他有帮助吗？“也不尽然吧。”他耸耸肩。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是他孤注一掷的冒险，但回想起来，那个时机实在太合适了。《星球大战》（Star Wars）引发了科幻狂潮，巨蟒剧团的成功意味着尽管小品剧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能被同样的喜剧元素吸引的观众群体已经存在。

巨蟒剧团成员特里·琼斯在广播剧正式播出前听了样带。他回忆说：“亚当斯充满智慧的手法和概念性强烈的点子打动了我。正如马修·阿诺德也许会说的那样，你能感觉到他写出来的东西来自对生活的批判。它有一个道德的基础和一个批判的基础，基础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思想。举例来说，约翰·克利斯也有一种强大的思想，但他更偏向于逻辑和分析。道格拉斯则更古怪和善于分析。”杰弗里·帕金斯表示赞同，但他回忆说，这个项目背后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

“道格拉斯动笔时有一卡车的点子，但不怎么清楚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写出来的是结构松散的狄更斯式的每周连载，自己也不知道最后会如何收尾。”

亚当斯说，广播剧在1978年播出时，他已经投入约九个月的辛勤写作，但只得到一千英镑的酬劳。“感觉离收支平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于是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工作，但六个月后就辞职了，因为他同时在写第二个广播剧、小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电视剧《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和《神秘博士》的剧本。尽管工作量如此可观，但他拖延症的传奇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他有句名言：“我热爱截止日期，尤其热爱它们与我擦肩而过时发出的嗖嗖声。”

成功只是增强了他拖延搪塞的能力。亚当斯的出版编辑苏·弗里斯通很快意识到，亚当斯把写作当成了一门表演艺术，于是她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亚当斯家的餐室里。“他需要现场观众做出即时反应，来帮他解决问题，但有时候这么做也会适得其反。在一本书的开头，有这样一幅场景，他确切地描述了几个盘子，每个盘子里有一根香蕉。这幅场景似乎别有深意，于是我请他解释一下。但他喜欢戏弄观众，说他回头会解释的。那本书总算写完，我又问他：‘好了，道格拉斯，香蕉是怎么回事？’他茫然地看着我。他把香蕉忘得一干二净。我到现在偶尔还会问他有没有想起来，但他显然还没有。”

编剧兼制片人约翰·劳埃德在《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问世之前就是亚当斯的朋友和合作者。他回忆，亚当斯写作时会陷入“左右为难和惊慌失措的痛苦折磨”。“有一次我们和三个朋友在科孚岛度假，当时他正在给一本书收尾，到最后他占据了整栋屋子。一个房间用来写作，一个房间用来睡觉，一个房间供他睡不着时消磨时间，等等。他根本没想到其他人或许也想睡个安稳觉。他带着比一颗行星还大的脑袋度日，经常让人觉得他是活在另一颗星球上。他绝对没有恶意，但每次遭受惊慌和恐惧的折磨、无法写完一本书时，其他的一切都会变得无足轻重。”

无论他的作品如何难产，它们在市场上还是出奇地受欢迎。他写的所有书都成了畅销书，美国出版商给他两百万美元的预付金。他和约翰·劳埃德合作写了一本好笑的伪词典《利夫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f），用城镇的名字给一些人尽皆知的概念命名，例如无事可做、睡到下午四点起床的感觉——描述这种轻度抑郁的最佳词汇是“法纳姆”。20世纪80年代末，他写了两本以德克·简特利为主角的幽默侦探小说，也就是《全能侦探社》系列。

除了强烈的幽默感，弗里斯通说，亚当斯作品与部分读者建立的联系深深打动她。“在《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里，你只需要带着毛巾就能安全上路，”她解释道，“我听说有一位女士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濒临死亡时，觉得自己肯定会没事，因为她带着毛巾呢。她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宇宙，将其纳入自己的世界。道格拉斯听说此事时尴尬得无地自容。但对那位女士来说，当她即将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时，毛巾确实是安全的象征。”

他的作品里也有严肃的主题。《全能侦探社》系列第二部很容易被解读为关于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与社会疏离的人的故事。“他的想象力远不止抖机灵这么简单，”弗里斯通说，“他作品里的批判性往往被其喜剧感所掩盖，但你假如愿意挖掘，必定能发现。”

亚当斯也有过歉收的时期，他耕耘不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意给自己踩了刹车。“有一本小说我写到半截就彻底卡住了，另外，听起来也许不知好歹，但大规模签售迟早会逼得我得躁郁症。”

他说，他仍然将自己视为一名编剧，只是无意中闯进小说家的领地。“说来荒唐，但一小部分的我觉得自己被骗了，还有一小部分的我觉得自己骗了别人。另外还有金钱死循环。你花了很多钱，但并不快乐，结果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买些你不想要也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你需要更多的钱。”

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财务状况陷入一团糟。他不肯详谈细节，只说连锁反应相当大，所有人都以为他很有钱，事实并非如此。从亚当斯写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广播剧，你就能看出他的生活轨迹变化的端倪。第一个广播剧里有很多小酒馆和没钱的笑话。第二个广播剧里，昂贵餐厅和会计师的笑话则比较多。

“我觉得自己像蹬轮子的小老鼠，”他说，“整个处于循环之中，任何时候都毫无乐趣可言。二十五岁时，你写出第一本小说，你有二十五年的人生阅历，尽管很大一部分是青春期的经历。然后你在书店里签售了一年，写出第二本小说。你很快就没东西可写了。”

他对燃料耗尽的反应是尝试“创意轮作[6]”。简而言之，他暂时放下对科技的兴趣，对环保议题变得越来越有热情。1990年，他写了《最后一眼》（Last Chance to See）。“就挣钱而言，这是我最不成功的一本书，但仍然是我感到最自豪的成果。”

《最后一眼》始于一本杂志的约稿，杂志请他去马达加斯加寻找一种罕见的狐猴。他觉得肯定会很好玩，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对生态学的痴迷使他对进化论产生兴趣。“我抓住一个线头，开始扯，跟着这根线，我打开了一个又一个主题，这些主题最终成了我最大的兴趣所在。”他的电子邮件签名档链接如今指向保护大猩猩的戴安·弗西基金会和拯救犀牛国际组织。亚当斯也是类人猿计划的签名倡议者之一，这个计划主张改变类人猿的道德地位，承认它们享有“生命、自由和免受折磨”的权利。

他是发起喜剧救助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但他绝对不是苦行僧式的激进分子。他在伊斯灵顿住所举办盛大派对，各种传奇摇滚明星都在现场献声——普洛柯哈伦乐队[7]的盖瑞·布鲁克曾唱过完整版的《苍白的浅影》，删去的歌词也包括在内——媒体宠儿和高科技富豪纷至沓来。每年圣诞节，他还会主持颂歌仪式，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甚至激进的无神论者，他这么做似乎不怎么符合其信仰。

“小时候，我是一名积极的基督徒。我很喜欢学校的唱诗班，记忆中的颂歌仪式总是充满感情。”他将巴赫和披头士乐队与巨蟒剧团一起列入影响他的伟人名单，但这和他激烈的无神论立场如何相容呢？“生活中有许多事物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打动或影响你，”他解释道，“我认为巴赫错了，但这并不能改变我认为《B小调弥撒》（Mass in B Minor）是人类成就巅峰的事实。听到它我依然会感动得流泪。我觉得宗教从整体来说非常有意思，不过有些人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有智慧，却会一本正经地接受宗教，这就让我觉得大惑不解了。”

道格拉斯对传统结构而非传统信仰的遵从体现在他女儿波莉（生于1994年）有四个非教父母（non-godparent）这一事实上。其中之一是玛丽·艾伦，正是她撮合了亚当斯和他的妻子——诉讼律师简·贝尔森。艾伦说：“20世纪80年代初，道格拉斯遇到写作危机，每天打电话给我。最后我问他是不是觉得孤独。他看起来确实如此，于是我们建议他找个人分享他的大公寓。简搬了进去。”几番周折之后，两人于1991年结婚，一直居住在伊斯灵顿，直到去年全家搬去圣巴巴拉。

亚当斯说这次搬家比他预想中的困难。“我最近才明白我妻子有多么反对搬家。”他说他推荐每个“深陷中年危机的人收拾行李换个地方生活”。“你能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从头再来。这令人振奋。”

他在互联网公司扮演的角色也符合这种令人振奋的感觉。他的头衔是首席幻想师。“我从不将自己视为预言型科幻作家。我从来没想过成为亚瑟·C.克拉克。《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仅仅是一个叙事工具，用来汇集偶然迸发的各种创意，但结果证明它本身就是个非常好的创意。不过现在为时尚早，”他提醒我，“我们待在游泳池里，外面有一整片海洋。”

其他新项目还有一本晚了八年的小说、《全能侦探社》电影的消息、H2G2网站和一本电子小说。“我一直在谈论电子书的未来，以及它们的重要性，忽然之间，斯蒂芬·金就出版了一本。我觉得自己傻透了，本来应该是我才对。”

电影项目“便秘了二十年”，他将好莱坞制作电影的过程比作“让人排队走进房间，对着牛排哈气，就这么把它煎熟”。他出乎意料地热衷于这种看似过时的艺术形式。

“面对尚未成熟的新技术，有个风险是，可资利用的各种花招儿会弄得你很兴奋，结果损害了你想表达的东西。因此使用一个你不需要解决那些问题的成熟媒介会有很多好处。”

经历一段漫长的休整期后，他有了很多新的项目和创意，不过他明智地认识到其中有不少会半途而废。“我离开小说写作的主流好几年，我真的需要缓一缓了。我一直在认真和有创造性地思考很多与小说写作无关的东西。我没有耗尽精神，恰恰相反，我现在觉得油箱已经重新加满。”

尼古拉斯·沃尔，《卫报》

2000年6月3日，星期六

[1]本文写于2000年，同名电影于2005年上映。译者注。以下如未说明，均为译者注。

[2]维吉尔是古罗马诗人，也是诗人但丁最崇拜的作家。在《神曲》中，但丁将维吉尔称为“老师”，虚构他解救迷路的自己，并邀请自己去游览地狱和天国。

[3]剑桥脚灯社，剑桥的业余文艺俱乐部，由剑桥大学的学生在1883年创立。

[4]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于1953年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道格拉斯·诺埃尔·亚当斯的英文名可缩写为DNA。

[5]巨蟒剧团，英国六人喜剧团体。

[6]轮作，指在一块田地上依次轮换种植几种作物。

[7]普洛柯哈伦乐队（Procol Harum），英国前卫摇滚团体，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冠军单曲《苍白的浅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盖瑞·布鲁克是其主唱。

前言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道格拉斯”的时刻。“道格拉斯时刻”通常牵涉以下因素：

·苹果公司的麦金塔电脑

·不可能赶上的截稿日期

·艾德·维克多，道格拉斯的经纪人

·濒危物种

·昂贵得离谱的五星级酒店

我正在一台（麦金塔）电脑上打字，努力赶上艾德·维克多给我定下的截稿日期。我能不能帮帮忙，在下周二前为《困惑的三文鱼》写一篇前言？

我住在利马的米拉弗洛雷斯公园酒店，它是全秘鲁最奢侈的酒店。我正在享受垫玻璃纸的碗装水果和路易王妃香槟，准备去内陆寻找眼镜熊的踪迹，这是全世界最不为人所知和最危在旦夕的哺乳动物。

这是一家昂贵的酒店，每套客房自然都接有宽带，我刚在电脑上看了一部两小时的视频：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蒂夫·乔布斯在旧金山的麦金塔大会上做的开场演讲。电脑界的“酷帝”刚刚揭晓新一代iMac（麦金塔），我却无法用电话或电子邮件和道格拉斯讨论了。革命性的苹果新硬件，多么性感，多么非凡，道格拉斯却看不到它了。他无法把玩iPod或鼓捣iPhoto了。对于认识道格拉斯的所有人来说——他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也包括在内——这件事的悲哀和令人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对道格拉斯来说，遗憾在于他错过了新玩意儿，对我们来说，遗憾在于新玩意儿再也无法得到公认的新玩意儿诗人的赞颂了。

你看，我想知道我该怎么想。我想知道新机器是什么样子——对，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眼睛和我自己的感知能力，但我已经习惯于依赖道格拉斯给予的绝妙洞见。他会给出最贴切的昵称、最完美的隐喻、最妙的明喻。当然了，不仅是新玩意儿这一个话题。他会找到办法将眼镜熊可爱又古怪的行为和性格与熟悉的人类经验和抽象的科学理论联系在一起。我们来来往往的这个世界全都进入过道格拉斯的眼睛，经他阐述后就变得更加明晰了。更确切地说，我们更加明晰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和不透明。我们一直不怎么明白这个宇宙是多么自相矛盾和疯狂，人类有可能变得多么滑稽和低能，直到道格拉斯用他独一无二的风格为我们解释清楚，使得他迈向伟大作家行列的正是他那和蔼可亲、充满悖论和轻松自如的风格。我刚刚去过卫生间，注意到放在那儿的香皂（密封在一个用坚不可摧的塑料材质制造的难以打开的可笑圆盘里，由酒店提供给入住的客人）根本不叫香皂，而是所谓的“杏仁固体洁面乳”。我本来会立刻写邮件告诉道格拉斯，而他会立刻回信，我会咯咯笑，在酒店房间里乱蹦半个小时，但这种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他的去世令人震惊和不平，在接下来的悲伤的几周里，每个人都听说了道格拉斯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幽默作家，他的兴趣有多么广泛，他的吸引力有多么强大。这本书体现了他是一位何等杰出的导师。正如自从被特纳看过之后，日落不复原先的色彩和形状一样，经过道格拉斯那敏锐而揶揄的目光洗礼，一只狐猴和一杯茶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本书有一篇堪称才华横溢的介绍辞，请我为它再写一篇介绍辞未免太不公平。然而更加不公平的地方在于，我要介绍的这本书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幽默作家之一去世后被编辑出版的作品集，其中有一篇权威性的介绍辞介绍的是古往今来最具权威性的幽默作家的遗作——道格拉斯为P.G.伍德豪斯之《日落布兰丁斯城堡》（Sunset at Blandings）撰写的前言。正如艾德·维克多在道格拉斯的追悼仪式上指出的，这篇前言同样极为准确地描述了道格拉斯自己的天赋。不过道格拉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可没想这么多。

道格拉斯没有那种英式的过分谦逊，但也并非爱慕虚荣或喜欢吹牛。然而，他热衷于传播他的理念，加上他的热忱态度，很容易虏获你，无论是在电话中、餐桌上还是卫生间里，你会完全忘记身边其他的人和脑袋里的所有顾虑。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我绝对没有不尊重他的意思——与道格拉斯交谈，就像面对面的徒手格斗，你假如难以跟上他一个又一个激情迸发的念头，就只会陷入疲惫和困惑。然而，他的写作就像他能熟练地用脚尖旋转一样令人困惑。相信我，没有几个人能像道格拉斯·诺埃尔·亚当斯那样，在不破坏家具和无辜旁观者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熟练地用脚尖旋转。

他是一位作家。世上有些人会时不时写点还看得过去的东西，也有些人是真正的作家。道格拉斯从出生到成长一直到过早去世的那一天，都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在此尝试解释或分析是毫无意义的。过去这十多年间，他不再写小说了，但连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过写作，《困惑的三文鱼》所赞颂的正是这个令人欣喜的事实。道格拉斯无论是在准备演讲还是偶尔尝试新闻工作，或者为特定的科学或技术出版物撰写文章时，排列字词以唤醒、取悦、欺骗、证实、鼓吹或逗弄读者的能力都从来没有抛弃过他。他的风格里没有膨胀的自我，每一种修辞、每一种写作技巧只有在为作品的目标服务时才会用到。等你开始读这本书，我认为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的写作风格看上去（同时也极其容易误导你）是多么简洁。你会觉得他在对你说话，而且几乎是即兴演讲。但是，就像伍德豪斯，道格拉斯这台写作发动机运转得如此轻松和愉快，乃是无数次调整、给螺丝和垫圈上油并将其拧紧的结果。

道格拉斯与某些极为罕见的艺术家（伍德豪斯依然在列）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能够让读者感觉到作者是在直接与他们交流，我认为这部分解释了他的“粉丝群”——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令人厌恶的说法——为何如此庞大和狂热。你看着委拉斯凯兹的画作，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读着狄更斯的小说，被比利·康诺利逗得大笑——我随便举四个例子（为了证明论点，随便举出几个名字当例子当然总要耗费很多时间和脑力）——你会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世界做了什么，他们的贡献自然无与伦比。然而，当你望着威廉·布莱克的画作，听着巴赫的音乐，读着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小说，欣赏着艾迪·伊扎德的表演，你会觉得自己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当然，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但没有人能像你这样真正地与他们建立联系。

我把这个想法作为一个理论提出来。不用说，道格拉斯的作品不是巴赫作品那样的高雅杰作，也不是布莱克画作那种强烈的个人宇宙，但我认为我的观点依然成立。它就像坠入爱河。每次有个特别漂亮的亚当斯式短语或修辞进入你的眼睛并穿透大脑，你就想拍拍身旁那个陌生人的肩膀，和他分享你的喜悦。陌生人可能会笑，似乎乐在其中，但你总觉得他们并不像你这样能理解它的力量和性质——就像你的朋友不会也爱上你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谈论的那个人（谢天谢地）。

你即将踏入道格拉斯·亚当斯那个睿智、刺激、善意、欢闹和令人上瘾的世界。不要急急忙忙地囫囵吞下——就像道格拉斯喜欢的日本料理，他的世界看似寡淡和容易消化，实际上比乍看之下要更加美味，并且营养丰富。

作家刚去世，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最好锁着别动，但道格拉斯不一样，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最底下的抽屉（对他来说，应该是硬盘里层级最深的那些子目录）实在太值得撬开了。克里斯·奥格尔、彼得·古扎尔迪、道格拉斯的妻子简和他的助理苏菲·艾斯丁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缺少道格拉斯的世界远不如充满道格拉斯的世界那样令人愉快，但《困惑的三文鱼》跃出水面，能够帮我们驱走他突然离世带来的可怕忧郁。

斯蒂芬·弗雷，于秘鲁，2002年1月

生命

写给《雄鹰》的信

亲爱的编辑：

汗水流过我的脸膛，滴在大腿上，把我的衣服弄得湿漉漉黏糊糊的。我坐在那儿，我走来走去，我瞪大眼睛看。我坐下时，身体剧烈颤抖，我盯着小小的送信口，等待着——我一直在等待。我攥紧拳头，指甲抠进肉里。我用胳膊擦拭我热烘烘湿漉漉的脸膛，汗水滚滚流淌而下。这是难以忍受的悬念。焦虑的可怖重负让我颤抖，我咬住嘴唇，企图阻止颤抖。忽然，送信口开了，邮件掉了进来。我抓住我的《雄鹰》，撕掉包装纸。

我又一周的煎熬终于结束！

D.N.亚当斯（十二岁），布伦特伍德，埃塞克斯，

1965年1月23日，《雄鹰》

（原编者注：20世纪60年代，《雄鹰》在英国是一份极其成功的科幻杂志。这封信是已知的道格拉斯·亚当斯出版的第一个作品，他时年十二岁。）

我们所有人的昨日之声

我隐约记得我的校园生活。它们是我没日没夜听披头士乐队歌曲时在背景中发生的事情。

《金钱买不到爱》（Can't Buy Me Love）出来那年我十二岁。我在上午的牛奶时间[1]溜出学校，买了唱片，闯进女舍监的房间，因为她有一台唱机。然后我播放唱片，把音量调到不会被逮住的地步，但把耳朵贴在音箱上也足以听得清清楚楚。放完一遍，我又为另一只耳朵放一遍。接下来我把唱片翻面，照样聆听《你不能那么做》（You Can't Do That）。这时舍监发现了我，罚我留堂查看，这正在我的预料之内。为了聆听披头士乐队的歌曲——我现在意识到那就是艺术——付出这点代价不算什么。

当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它是艺术。我只知道披头士乐队是全宇宙最令人兴奋的乐队。想坚持这个看法可并不容易。首先你必须和滚石乐队的乐迷战斗，这非常棘手，因为他们打得很阴，拳头总往下三路发出。其次你必须和成年人战斗，也就是父母和老师，他们会说你把时间和零花钱都浪费在你下周就会忘记的垃圾上了。

我觉得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说那样的话。我在学校的合唱队里唱歌，知道该怎么欣赏和声与复调，很确定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使用了一些极为高超的技巧。我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其他人都听不出这些你在以前的流行歌曲中从未听到过的东西：超乎想象的和声与声部轮唱。披头士乐队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某些秘密乐趣。有人可以这样得到快乐，似乎令我兴奋。

同样令我兴奋的是，他们永远能够甩掉我。每当他们推出一张新专辑，我听完前几遍，总会觉得既陌生又困惑。但随后那些歌曲会在我的脑海里展开。我会意识到，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在听的东西与以往任何人制作的任何音乐都不一样。《另一个姑娘》（Another Girl）、《日安，阳光》（Good Day Sunshine）和无与伦比的《开我的车》（Drive My Car），这些歌曲现在已经家喻户晓，我必须用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想起自己刚开始听到它们时觉得它们有多陌生。披头士乐队现在不只是在写歌，更是在创造他们用以表达的媒介。

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们。难以相信，对吧？我知道。我生活在披头士乐队现场演唱的时代，但一直没有见过他们。我喜欢没完没了唠叨这件事。你千万别和我一起去旧金山，否则我会坚持带你去看烛台公园，哀叹披头士乐队1966年在这儿举办了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唱会，而没过多久我才幡然醒悟：摇滚演唱会是你可以现场参与的东西，即便你住在布伦特伍德也没关系。

有一次，我学校里的一个朋友搞到演播室的入场券，可以去看《大卫·弗罗斯特秀》（David Frost's Show）的录制现场，结果我们最后没去成。那天晚上，我看了电视，披头士乐队在节目中演唱了《嘿，朱迪》（Hey Jude）。我难受了差不多一整年。还有一次，我凑巧没去伦敦，而那天正是他们在萨维尔街举行屋顶演唱会的日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难受的心情了。

唉，时光似箭，披头士乐队已经解散。不过保罗·麦卡特尼始终活跃在舞台上。几个月前，吉他手罗比·麦金托什[2]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过几天要在‘恶棍小提琴手’演出，你来不来？”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愚蠢的问题，我琢磨了好几秒钟才明白他的意思。假如你不知道，允许我解释一下，“恶棍小提琴手”是一家酒馆，位于伦敦西北角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区域，里面有个房间专供乐队演奏，能够容纳差不多两百人。

一时间，让我听糊涂了的是“我们”这个词，因为我知道罗比当时就在保罗·麦卡特尼的乐队里演奏，而我觉得保罗·麦卡特尼不会去酒馆演出。假如保罗·麦卡特尼真的去酒馆演出，就算让我锯掉一条腿，我也非得去看不可。于是我去了。

保罗·麦卡特尼站在酒馆的两百名观众面前，演唱了据我所知他从未公开演唱过的几首歌曲。其中就有《此处、彼处、无论何处》（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和《黑鸟》（Blackbird）这两首。老天在上，我本人也在酒馆里表演过《黑鸟》。那应该是为高级证书[3]复习备考的时候，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学习这首歌的吉他部分。现场听到这首歌时，我都怀疑自己出现幻觉了。

演出中有两个时刻彻底使我震惊。其中之一是最后一次返场，那是一段绝妙的、雷霆般的演出，信不信由你，《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4]。（请记住，这是在酒馆里。）另一个是演唱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摇滚歌曲之一《金钱买不到爱》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学校舍监的房间里，我当时把耳朵贴在丹赛特唱机的音箱上。

人们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时代，为什么？”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莫扎特时代的维也纳？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就个人而言，我愿意和巴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我回答这个问题时，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生活在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意味着会错过披头士乐队，而我打心底里并不认为我真的愿意。莫扎特、巴赫、莎士比亚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我和披头士乐队一起成长，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披头士乐队对我的影响更大。

保罗·麦卡特尼明天五十岁。祝你生日快乐，保罗。拿全世界和我换，我都不会错过你的生日。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1992年6月17日

[1]牛奶时间，英国一些学校的上午加餐时间。

[2]罗比·麦金托什（1957— ），英国录音吉他手。

[3]指英国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学生完成两年制大学预科的学业后取得的普通中等教育文凭。

[4]《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披头士乐队于20世纪60年代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

布伦特伍德学校

我在布伦特伍德学校待了整整十二年。尽管有起有落，但这段日子大体而言相当美好：挺开心，校园绿树成荫。虽说我那时做的运动比我原本乐意做的更多，但学校里充满良好（有时候极为古怪）的教育气氛。事实上，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我在布伦特伍德接受了多好的教育——尤其是英语文学，尤其是物理学。（真是奇哉怪也。）然而对我来说，整整十二年的生活全都笼罩在一段记忆的阴影之中，那次恐怖的经历给我的心灵留下了伤疤。我指的是裤子事件。来，允许我解释一下。

我的个头从小就高得荒谬可笑。我给你举个例子——学校组织去所谓有益身心的趣味地点考察，年级主任不会说“在钟楼下集合”或者“在战争纪念碑下集合”，而是会说“在亚当斯下集合”。我比地平线上的任何一个物体都显眼，而且还可以随意摆放。物理课上，老师要我们重复伽利略的实验，证明不同重量的物体会以相同速度落向地面时，就会将同时抛下板球和黄豆的这个任务交给我，因为这比上楼开窗方便多了。我从小就高高在上[1]。我七岁刚开始校园生涯那会儿，想跟另一名新生（罗伯特·尼尔利）搭话。我从他背后跑上去，一时兴起想做个试验，于是把一个板球砸在他头上，同时说：“哈啰，我叫亚当斯，你叫什么？”对罗伯特·尼尔利来说，我敢肯定，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可怕的记忆。

十二年里有五年是在预科学校度过的，那时我们全都穿短裤：夏天是灰色短裤配运动夹克，冬天是配短裤的椒盐色格子呢套装。小时候穿短裤当然有个极好的理由，哪怕是在英国的寒冬腊月（而且以前比现在更冷，对吧？）。《连线》（Wired）杂志报道，我们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见到可以自我修复的服装面料，但自从五百万年前人类从天晓得的什么树林或沼泽地里出来时，我们就有了能自我修复的膝盖。

因此，穿短裤自有其道理。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短裤，但我的情况确实有点可笑。我在意的并不是比其他孩子高，而是比老师还高，而且还是穿着短裤。有一次，我母亲恳求校长破例让我穿长裤。然而杰克·希格斯为人一向公正而严格，他说，不行，再过六个月我就会升入高年级，那时候我就能和其他人一样穿长裤上学了。我必须再等一等。

我终于从预科学校毕业。米迦勒学期[2]开始前两周，我母亲带我去学校商店买（终于！）配长裤的校服。你猜怎么着？他们没有我这么大的尺码。允许我重复一遍，好让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我1964年夏天站在学校商店里感受到的惊恐。他们没有我要的这么长的校服长裤。他们必须专门为我定制。定制需要六周。六周。六减二，感谢老师对我们细心和辛勤的教导，等于四。这意味着下个学期有整整四周，我将是学校里唯一穿短裤的少年。接下来的两周，我在车流里玩耍，漫不经心地使用厨房刀具，还在地铁站台上忘记远离车门，可惜生活对我很仁慈，我不得不忍受这番折磨：作为人类，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全世界最容易感到羞耻和尴尬的生物，作为一个过度发育的十二岁少年，我不得不忍受有史以来最羞耻最尴尬的四周时间。我们都做过那种痛苦的噩梦，梦见自己忽然赤裸裸地站在闹市街头。相信我，我的情况更可怕，而且不是梦。

这场风波终究还是过去了，一个月后我如愿得到长裤，上流社会重新接纳了我。但是，请相信我，我内心的伤疤依然存在，尽管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像一个巨人那样跨越世界，一本接一本写畅销书，同时……（呃，似乎也只有这么多了），然而假如说我会给人以适应不良、社交孤立、凄惨可怜、情感障碍（我觉得主要是在二月的周日上午如此）的印象，那就肯定要怪1964年9月我被迫穿短裤的那四周。

[1]即亚当斯个子总是高于众人。

[2]米迦勒学期，指中学的第一个学期。

Y

唯有“为什么？”这个问题苦苦纠缠着人们，他们甚至用它给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命名[1]。

字母表里可没有“A B C D什么？几时？如何？”，而只有“V W X为什么？Z”。

“为什么”永远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别人问你“现在几点”，或“1066年战役是什么时候打响的”，或“爸爸，安全带是怎么在刹车时勒紧身体的”，你都知道该如何回答。答案很简单，分别是“傍晚七点三十五分”“上午十点十五分”和“别问这种蠢问题”。

可是，每次听见“为什么”，你就知道你碰到了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为什么会出生”，或者“我们为什么会死”，或者“我们为什么会把那么多的休息时间花在收垃圾信件上”。

还有这个：

“你愿意和我上床吗？”

“为什么？”

对于“为什么”这个问题，只存在一个好答案，我们或许应该也把它放进字母表。地方反正有的是。“为什么？”不必非得是对话的最后一个词，甚至都不必是最后一个字母。假如字母表的末尾不是“V W X为什么？Z”，而是“V W X为什么不？”，你觉得怎么样？

别问这种蠢问题。

摘自《霍克尼的字母表》[2]（费伯书局）

[1]这句话是说英语里的字母“Y”与单词“why”（为什么）同音。

[2]《霍克尼的字母表》(Hockney's Alphabet，费伯书局，1991年)，由艾滋病信托基金会邀请英美著名作家用每个字母写一篇短文或诗歌形成的一本手册，由大卫·霍克尼绘制插图。

《利夫的意义》介绍辞

《利夫的意义》[1]从我在学校里非做不可的英语课练习里诞生，十五年后被约翰·劳埃德和我变成一项游戏。当时我们和几个朋友窝在一家希腊小酒馆里，一整个下午猜字谜、喝松香葡萄酒，最后我们不得不找一种不需要长时间站立的游戏来玩。

规则很简单（不能不简单；那天下午我们已经喝得太多了，接受不了复杂的规则）：一个人说一个城镇的名字，另一个人说这个词的意思。你必须在现场才能明白。

我们很快发现有无数种为人熟知的体验、念头和处境，但它们从未得到过准确的定义，仅仅是因为没有词语可以用来指代它们。就是那种“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处境……”，或者“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就是……”，或者“说起来，我一直觉得只有我……”之类的东西。仅仅需要一个词，这东西就可以被识别了。

你坐在被别人屁股焐热了的座位上会隐约有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和你看见一头疯狂的巨象冲出林子奔向你时的感觉一样真实，区别只是后者有个词语用来形容它。但现在两者都有形容它们的词了。前者是“舒伯里内斯”（shoeburyness），后者是“恐惧”。

我们搜集到越来越多的类似词语和概念，逐渐意识到《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选择收录什么、不收录什么时是多么独断专行。它完全不认可无比庞杂的人类体验。举例来说，站在厨房里琢磨自己来这儿干什么这种体验。每个人都会这么做，但从来没有一个词能形容它，因此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会这么做，由此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愚蠢。当我们意识到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愚蠢，并意识到有一个描述上述这种体验的词语叫“沃金”（woking）时，我们便感到安心。

慢慢地，写着这种词语的分类卡片开始在约翰·劳埃德的底层抽屉里堆积，听说此事的每个人都会添加他们心中的概念。

约翰·劳埃德编写“非1982年”日历时，它们第一次得见天日，变成日历页底部的小条目（偶尔也出现在顶部或诸多插页上）。他打开抽屉，选了一打新词，以《牛尾英语词典》（Oxtail English Dictionary）之名插进日历里。它们很快变成“非1982年”日历里最受欢迎的东西，这个点子在小范围内的成功说明值得为其专门出一本书。而你的眼前就是这本书：《利夫的意义》，研究和记录人类行为的毕生辛勤劳作的成果。

摘自《一盘推广资讯54》，1983年10月

[1]原注：《利夫的意义》和其续作《利夫更深的意义》（The Deeper Meaning of Liff）由道格拉斯·亚当斯和约翰·劳埃德合著；后文列举的舒伯里内斯和沃金都是英国地名。

我的鼻子

我的母亲有个长鼻子，我的父亲有个宽鼻子，我的鼻子结合了两者。鼻子比我还大的人我只认识一个，他是我预科学校里的一位老师。除了大鼻子，他还有一双小眼睛，几乎没有下巴，瘦得简直可笑。他就像火烈鸟和老式农具的杂交体，一旦碰到大风，走路就相当不稳。他总是躲躲藏藏。

我也想藏起来。小时候，别人无情地嘲笑了我的鼻子好几年，直到有一天我凑巧在对角镜里瞥见自己的侧脸，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挺可笑的。从那一刻起，人们不再嘲笑我的鼻子，而是开始无情地嘲笑我喜欢说“确实”这类词的习惯，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改掉这个毛病。

至于我的鼻子，最奇特的一点是它完全不通气。这一点让人难以置信，也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住在祖母家。我的祖母是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当地代表，家里总是挤满严重受伤的猫狗，偶尔还有獾、白鼬和鸽子。

它们受到的伤害有一些是身体创伤，有一些是精神创伤，但对我的影响是严重损害了我的注意力持续时间。空气中充满动物毛发和灰尘，所以我的鼻子永远在发炎和淌鼻涕，每隔十五秒就要打个喷嚏。于是，任何念头，只要我无法在十五秒内探究、扩展和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都会和一大坨鼻涕一起被强行驱逐出我的脑海。

有人说我喜欢用一句话来思考和写作，若是说这种评论有什么道理，那无疑是我在和祖母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这个习惯。

后来我去上寄宿学校，终于逃离祖母家，我这辈子第一次能够自由呼吸了。宛如天赐的幸福时光持续了足足两周，直到我开始学习打橄榄球。我打的第一场比赛才开始五分钟，我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撞断了鼻子。尽管这无疑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对我造成的影响却能够和莱特·哈葛德[1]小说里地壳动荡对整个文明的影响相提并论——它彻底让我告别了外部世界。

多位耳鼻喉科专家在不同时期进入我的鼻腔，展开大规模洞穴探险，但绝大多数都失败而归。而那几个没有失败而归的则根本没有回来，他们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唯一一个曾经诱惑过我吸食可卡因的理由是，病理学警告这东西会侵蚀鼻腔。要是我觉得可卡因真能找到办法穿过我的鼻腔，我会喜滋滋地把它一桶一桶地塞进鼻孔，它爱怎么侵蚀就怎么侵蚀好了。然而，观察那些把可卡因成桶塞进鼻孔的朋友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比我还短，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此，现在我已经听天由命，接受了我的鼻子只是个装饰性物品而非生理器官的现实。就像哈勃太空望远镜，它代表着工程学的伟大成就，但除了引发一些廉价的笑声，实际上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时尚先生》杂志，1991年夏

[1]莱特·哈葛德（1856—1925），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以浪漫的爱情与惊险的冒险为题材，代表作为《所罗门王的宝藏》。

改变我的一本书

1.书名：

《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

2.作者：

理查德·道金斯。

3.你第一次阅读它是什么时候？

刚出版那会儿。好像是1990年。

4.它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

它就像在一个憋闷的黑房间里打开了门窗。你会忽然意识到我们脑子里竟然有一堆半懂不懂的混乱念头，我们这些接受过艺术教育的人尤其如此。我们“差不多”理解进化论，但私下里都认为世界或许不该这么简单。我们有些人甚至认为存在“某种”神灵，专门负责那些听起来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道金斯为我们带来了阳光和新鲜空气，向我们展示进化论的结构中有着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清晰性，这种清晰性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悚然心惊。假如看不到其中的道理，我们就不可能了解我们是谁，来自哪里。

5.你重读过这本书吗？要是重读过，重读了多少次？

重读过一两次吧。但我经常拿出来随便翻几页。

6.和你第一次读的时候感觉相同吗？

相同。进化论的运作方式与我们日常对世界的直觉假设截然相反，因此理解它永远伴随着新鲜的刺激。

7.你愿意向其他人推荐吗，还是更愿意将它当作个人的乐趣？

我会把它推荐给所有人、每一个人。

玛琪和特鲁迪

首先我必须声明，我和狗之间不存在任何正式关系。我不喂狗，不搭狗窝，不梳理狗毛，外出时不寄养狗，就算它们惹我生气，我也不会忽然找人摘除它们的某些器官。简而言之，我没有狗。

但另一方面，我和一条——更确切地说，两条——狗之间有着某种诡秘的不正当关系。就结果而言，我觉得我对地下情这东西似乎略有了解。

它们并不住在我家隔壁。它们和我甚至不住在同一……呃，我本来想说街道，再把情况好好梳理一番，但咱们还是直接切入事实吧。它们住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对狗，不，对任何动物来说，住在那地方都和上天堂差不多。要是你从未去过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那么请允许我这么说：你是个彻底的白痴。我本人就是个彻底的白痴，直到一年前我因懒得解释的种种因素，我得以在圣达菲以北的沙漠里租了套房子写剧本。为了让你对圣达菲这个地方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可以没完没了地描述沙漠、海拔、光照、银子和绿松石，但最好还是先提一下从阿尔伯克基去圣达菲的公路上的一块交通指示牌。指示牌上用大字写着“狂风”，然后是两个小字“或有”。

我从没见过我的邻居。他们住在半公里外的下一道沙脊上，但每天早晨我出去快跑、慢跑、散步，都会遇见他们的狗。那两条狗对我真可谓一见如故，一见我就欣喜若狂，我都有点怀疑我们是不是上辈子就认识了（雪莉·麦克莱恩[1]住在附近，它们说不定是被她传染了各种古怪的念头）。

这两条狗名叫玛琪和特鲁迪。特鲁迪看上去特别傻，是一条黑毛的法国大贵宾犬，动起来就像沃尔特·迪士尼绘制的动画形象：懒洋洋地闲荡，下垂的大耳朵耷拉在前面，粗短的小尾巴做过剪毛造型。它的黑色卷毛又厚又密，完全看不见任何身体器官，进一步加深了迪士尼动画形象的感觉。它每天早晨看见我都极其兴奋，和我打招呼的那种方式，我一直以为叫“盛装跳”，但实际上叫“四腿弹跳”。（我刚刚发现这个错误，打算在脑海里回放我生活的各个部分，看我引发或陷入过什么样的混乱情况。）所谓“四腿弹跳”就是四条腿同时腾空跳跃。我给你个建议：见过黑毛大贵宾犬在雪地里四腿弹跳之前，你千万不要死。

玛琪每天早晨也会和我打招呼，它用以表达见到我欣喜若狂的方式是咬特鲁迪的脖子。它也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期待出去溜达一圈的兴奋，或者溜达途中正乐在其中，又或者它想进屋，又或者它想出去。简而言之，不断地闹着玩似的咬特鲁迪的脖子就是它的生活方式。

玛琪是一条漂亮的狗。它不是贵宾犬，它所属的种类总是在我的嘴边上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不擅长辨别狗的种类，不过玛琪属于某个特别经典、特别显眼的种类：皮毛光滑，黑色和褐色相间，有点像大比格犬之类的。叫什么来着？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猎犬？猎麋犬？萨摩耶犬？我和电影制片人迈克尔[2]熟到一定程度后，向他承认我说不出玛琪是什么狗（尽管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请他为我解惑。

“玛琪啊，”他拖着一本正经的得州口音说，“是条杂种狗。”

因此，我们三个每天早晨都会出去散步：我，大个子英国作家；特鲁迪，贵宾犬；玛琪，杂种狗。我沿着宽阔的土路在红色沙丘之间快跑、慢跑和散步，特鲁迪欢快地跟着我，左蹦右跳，两只耳朵忽闪忽闪的，而玛琪则喜滋滋地边跑边咬特鲁迪的脖子。特鲁迪脾气非常好，对此格外宽容，但偶尔也会忽然表现出受够了的样子。这时它会突然腾空转身，着陆时面对玛琪，给它一个极其严厉的眼神，玛琪就会乖乖坐下，轻轻啃咬自己的右后脚，就好像它反正也咬够了特鲁迪。

然后它们会重新上路，跑来跑去，倒地打滚儿，追逐，轻咬，跑过沙丘，跑过茂密的草丛和灌木丛，时不时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就好像两者都用完了招式。它们会尴尬地盯着不远不近的某处，歇一会儿，重新活跃起来。

那么我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好吧，我其实什么都不算。整整二三十分钟之内，它们完全无视我。当然了，这样就挺好，我不在意。但我也感到很困惑，因为它们每天早晨都会来我家，又是叫又是挠门窗，直到我起床去遛它们。要是有什么事情干扰了这个日复一日的仪式，它们就会可怜兮兮的，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一起去散步时，它们从来不理睬我，因此它们大可以自己去遛自己的嘛。这显示出这两条不是我的狗身上有一种深刻的哲学倾向：它们知道，我必须在场，才有可能被它们好好地无视。你不可能无视一个不在场的人，因为“无视”不是这个意思。

它们的思想深度不止于此。迈克尔的女朋友维多利亚告诉我，她有一次来看我的时候，试过扔球让玛琪和特鲁迪去捡。两条狗只是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看着球飞上半空、落在地上，滚了一段，最后停下。她说两条狗传递给她的信息是“我们不做这种事。我们只和作家厮混”。

这倒是真的。它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我在一起。但就和作家本人一样，和作家厮混的狗也不喜欢写作这回事。于是它们从早到晚绕着我的腿打转，在我打字时总要把我的胳膊肘推开，然后将脑袋搁在我的大腿上，哀伤地看着我，希望我能理智一点，带它们去散步，这样它们就可以好好无视我了。

到了晚上，它们会小跑回自己的家里，吃饭喝水，睡觉。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的陪伴让我得到了相当多的乐趣，但我不需要对它们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情况就这么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玛琪大清早出现在我面前，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无视我。但没有特鲁迪。特鲁迪没有和它在一起。我震惊了。我不知道特鲁迪出了什么事，也无从知道，因为它不是我的狗。它被卡车撞了，躺在路边默默流血？玛琪看起来也焦躁不安。我心想，它肯定知道特鲁迪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因此我最好跟着它，就像它是莱西[3]。我换上步行鞋，匆匆出门。我们走了几公里，在沙漠里乱转，寻找特鲁迪，走了一条最曲折的路。最后我意识到玛琪根本不是在找特鲁迪，它只是在无视我。我试图跟着它，而不是遵循每天早晨的溜达路线，情况因此变得复杂。最后我回到家里，玛琪坐在我的脚边，闷闷不乐。我无能为力，也没法打电话询问，因为特鲁迪并不属于我。我只能像个情夫一样，默默地坐着担忧。我吃不下饭。那晚玛琪回家过夜之后，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早晨，它们回来了。两条狗都回来了。但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特鲁迪被送去剪毛了。它全身的长毛被剪得只剩下两毫米左右，脑袋、耳朵和尾巴也被修得奇形怪状。我怒不可遏。它看上去太荒谬了。我们出去散步，实话实说，我觉得很尴尬。它如果是我的狗，无论如何都不会像那个样子。

几天后，我不得不回英国。我试着向两条狗解释这件事，让它们做好准备，但它们拒绝面对现实。我出发的那天早晨，它们看着我把箱子塞进一辆四轮驱动车的后备厢。它们与我保持着距离，转而对对方产生极大的兴趣。完全无视我。我飞回家，感觉有点怪异。

六周后，我回来写第二稿。我不可能直接去狗主人家里把狗叫出来。我只好在后院里乱转，看上去特别显眼，还发出狗往往不会注意到的各种高频怪声。忽然间，它们收到消息，跑过白雪覆盖的沙漠来看我（当时已是一月中旬）。它们来了以后，兴奋得没完没了地往墙上撞。但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只能去雪地里来一场爽快又健康的无视。特鲁迪四腿弹跳，玛琪咬它脖子，等等。老一套。三周后，我再次离开。今年我还会回去探望它们，但我意识到我只是它们的“另一个人类”。我迟早必须养一条属于我自己的狗。

《动物狂热》（罗伯逊图书公司；1994年9月）

[1]雪莉·麦克莱恩（1934— ），美国著名女演员。

[2]指的是迈克尔·奈史密斯（1942— ），美国音乐人、演员、制片人。

[3]莱西，英国作家艾里克·奈特所著小说《灵犬莱西》里的一条狗。小说讲述小男孩乔有一只牧羊犬名叫莱西，莱西每天准时出现在乔的校门口接小主人回家，后来乔的父亲迫于生计把莱西卖了，莱西还是千方百计逃出来寻找小主人。

规则

在苏联有句俗话说“法无禁止即强制”，重点在于记住一件事属于哪一类。我们西方人经常庆幸我们的世界观稍微宽松和符合常识一些，却会忘记常识往往同样武断。你必须通晓规则，尤其是出门在外的时候。

几年前——好吧，我能告诉你确切的时间，其实就是1994年年初——我和警察有过一场小小的纠纷。我沿着西大道驱车前往伦敦市中心，我妻子在车上，她怀孕六个月，而我从内侧车道超车了。按照当时的情况，我的驾驶算不上狂野和鲁莽，因为车流就是这么走的；话虽如此，我却忽然被一辆警车拦住。警察示意我跟着他们驶出高速公路，然后，让我惊恐的是，他们让我在支路的一段弯道上随着他们停车，大家下车聊聊我丧心病狂的罪行。我吓呆了。轿车、卡车，还有最吓人的白色货车，沿着支路疾驰而下，但我相信没有一辆能猜到有两辆车停在支路的弯道上。它们中的任何一辆车都有可能一头撞上我那辆车的车尾，而我怀孕的妻子就在车上。这个局面既恐怖又疯狂。我对警察这么说了，而警察的看法与我不同，我们和警察打交道的时候往往会如此。

警察的看法是从内侧车道超车极为危险。原因？法律这么说的。但在支路的弯道上停车就不危险了，因为警察命令我在那儿停车，所以是合法的，因此很安全（想理解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

我的看法是，我承认我（相当安全地）做了一个英国法律所不允许的动作，但我们此刻停在高速车道的一个盲区内，根据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威胁生命。

警察的下一个看法是我不在宇宙里，而是在英国，他已经向我表达过这个看法了。我放弃说服他，无论他怎么处理，我都接受，好让大家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说起来，我之所以会不假思索地从内侧车道超车，是因为我已经习惯在美国开车，那儿的每个人每天都会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愿意在哪个车道开车就在哪个车道开车。按照美国法律，只要交通情况允许，从内侧车道超车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为，因此，完全安全。

但我不得不说个例外情况。

有一次，在旧金山，我把车停在唯一一个空车位上，这个车位凑巧在马路对面。执法人员找上了我。

我有没有意识到刚才这个动作有多么危险？我看着执法人员，有点茫然。我做错了什么？

执法人员说，我逆车流方向停车了。

我困惑地前后扫视街道。哪儿有车流？我问。

车流假如存在时的方向，执法人员说。

即便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也有点形而上。于是我开始解释——有点底气不足——在英国，只要能找到空车位就可以停进去，在马路的哪一边并不那么重要。他惊恐地看着我，像是在说我真走运，居然能活着离开人们停车时如此狂野不羁的一个国家，并立即开给我一张罚单。看样子，他很想驱逐我出境，免得我这种颠覆的思想给街道带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这儿平时需要应付的危险玩意儿不过是区区几杆突击步枪。我们都知道，突击步枪在美国完全合法，没了枪支，他们就会遭受鹿群、颐指气使的政府官员和无法无天的英国茶商蹂躏。

我已故的朋友格雷厄姆·查普曼[1]即便在状态最好时也是个特立独行的驾驶员，总是随身携带英国和美国加州两地的驾驶证，以期利用英美两国互相一无所知的驾驶习惯。他每次在美国被拦下，就亮出英国驾驶证，反过来也一样。他会说，他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即将离开贵国。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他会看见警察明显松了一口气，挥挥手叫他快滚。

尽管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常有误解，但至少我们共享了几十年的电影、电视来帮助双方互相了解。越过这些界限，你就不能想当然了。举例来说，诗人詹姆斯·芬顿[2]曾经在中国被拦下来，因为他在自行车上安装了照明灯。警察严厉地说：“要是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些事在一个国家被严令禁止，在另一个国家人们却习以为常，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个最极端的例子，于我而言完全难以置信，我的表妹却发誓说是真的。她在东京住过几年，说有一起诉讼的被告是一名司机，他驾车冲上人行道，撞进商店橱窗，两名行人因此丧命，法庭居然允许他辩称当时喝得酩酊大醉以求轻判。

你从一个国家去另一个国家，有哪些规则是必须了解的？什么事情在一个国家是必须要做的，在另一个国家却是禁止的？常识不会告诉你，我们只能彼此交流。

《星期日独立报》，2000年1月

[1]格雷厄姆·查普曼（1941—1989），英国编剧、演员、作家。

[2]詹姆斯·芬顿（1949— ），英国诗人、记者、文学评论家。

普洛柯哈伦乐队在巴比肯艺术中心的演唱会的介绍辞

女士们，先生们：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今晚能够来到这儿为这支乐队做介绍，我该有多么激动。自从三十年前他们突然从天晓得的哪个角落里跳出来，用有史以来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制作过的最热门的歌曲之一震惊了全世界，我就成了盖瑞·布鲁克和普洛柯哈伦乐队的忠实乐迷。然后，更让世界震惊的是，他们其实来自绍森德，而不是大家以为的底特律。接着，再次让世界震惊的是，他们的专辑未能在单曲发行后的四个月内面世，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创作。紧接着，他们使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营销招式，那就是没有在专辑里收录《苍白的浅影》这首歌。他们从来不做任何直截了当的事情，任何曾尝试跟上《朗姆酒故事》（A Rum Tale）的旋律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

然而，他们对我的人生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影响来自他们的一首歌，估计在场的很多观众都知道，这首歌名叫“大饭店”（Grand Hotel）。我写作的时候总会放些背景音乐，每当这种特殊时刻，我就会把《大饭店》放进唱机。这首歌永远能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凯斯·里德的歌词写的全是豪华饭店——银器、吊灯等等——而中段会忽然冒出来一段磅礴的管弦乐高潮，不知从何而来，似乎也没有任何深意。我经常琢磨，背景里的这个磅礴的管弦乐高潮到底是什么？最后我想：“它听起来像是什么夜总会表演。很壮观，很特别，就好像，呃，宇宙的尽头。”于是我有了个灵感，也就是《宇宙尽头的餐馆》（The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它来自《大饭店》。

总而言之，我说够了。今晚我们来欣赏一场盛大的演出。没有哪个乐队和他们相似。另外，今晚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伦敦交响乐团将为他们伴奏。请欢迎：伦敦交响乐团、变色龙艺术合唱团、普洛柯哈伦乐队、伟大的指挥家尼古拉斯·多德以及既是学者，又是音乐家，而我相信他现在还是一位海军少将的盖瑞·布鲁克。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普洛柯哈伦乐队与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

1996年2月9日

宿醉疗法

大家下星期六都有什么打算？咱们要是还有半点理智，就千万别做什么新年计划。因为新年开始没多久，那些计划就会令人尴尬地彻底失败，因此恐怕很少有人愿意通过制订新千年计划来加重我们的徒劳感，相对而言，它们也会比平常提前一千倍落空吧。

事实上——允许我稍微跑题一下（假如你不希望我跑题，那你恐怕读错了专栏）——新年计划之所以难以实现，除了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就是意志力薄弱，也许还存在一个非常好的原因：我们记不住计划是什么。就这么简单。就算把计划写在纸上，我们多半也会忘记那张纸被放在哪儿了。说来奇怪，那张纸有时候会在整整一年后冒出来，而这时你正在翻箱倒柜找一张纸，好写下你明年打算如何将人生锤炼成形但注定半途而废的计划。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巧合。

顺便问一句，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事实证明”是个特别好用的表达方式吗？它能让你迅速而简洁地在毫无关联的陈述之间建立看似权威的关联，同时还省去了你解释消息来源和你到底有什么权威的麻烦。非常好。它比“我在某处读到”和怯懦的“据称”这些前置语好一万倍，因为它的话外音有两层：首先，无论你企图证明什么稀奇古怪的都市传说，都有全新的、开创性的研究为基础；其次，你亲自参与了这项研究。但另一方面，你目之所及哪儿也没有真正的权威。总而言之，我说到哪儿了？

酒精似乎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好吧，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还不知道的人很快也会知道。然而这种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关键就在这儿。大脑组织记忆的方式有点像全息图（事实证明）。为了取回一个画面，你必须按原样重建捕捉这个画面时的状态条件。对全息图来说，牵涉的是光线，对大脑来说，牵涉的是——可以是（事实证明）——大脑里面的酒精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或者——非常可怕的是——你在酒精作用下的言行，你只有在完全同量的酒精作用下才有可能回忆起来。那些记忆是你在平时清醒时完全意识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不明智的夜晚外出后，只有你完全不知道你对你深切关心或者稍微有点在乎的人吼过什么蠢话。只是在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整整一年后，当时的景象才会突然令人恶心地扑通一声跳进你的脑海，你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躲着你走，或者为什么长久以来一直用呆滞的眼神和你对视。结果你往往会对自己惊呼一声“我的天”并拿起一大杯酒，这杯酒会带你进入下一个醉酒的阶段，那儿还会有其他的震惊等着被你临幸。

回来的路也差不多。有些特定的记忆，只有在身体脱水到与事情发生时完全相同的状态才会被重新触发。这就是新年计划的问题，你永远记不住你到底制订了什么计划，也记不住你把它们记在哪儿了，直到来年的同一个时刻，你惊恐地想起你连短短的七分钟都没坚持到就彻底辜负了自己。

那么，这个注定永远存在的可怕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唔，显而易见，严格的自律。苦行僧一般地坚持只吃蒸蔬菜和白开水，每日万步走，定期健身，早睡早起，还有使用某些精油什么的。然而说真的，新年那天我们最想要做的，也是最迫切地想要记住怎么做的，就是一种解除宿醉的好办法，尤其是那种不需要你去九曲湖跳冰窟窿的好办法。但是啊，麻烦就在于我们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永远想不起来，甚至不知道该去哪儿查。我们之所以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永远想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总在并不需要的时候听说它们，因而听说了也没有意义，理由列举如上。令人反胃的画面在你的脑海里翻涌，画面里有蛋黄和塔巴斯科辣椒酱，但你此时的状态使你没法好好组织思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趁现在还有时间把它们组织起来。因此，本人要在此征求新年那天让大脑恢复清醒而又不牵涉开颅手术的有效方法。请打开www.h2g2.com网站，上传你的解宿醉良方。希望你和你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生活幸福。

《星期日独立报》，1999年12月

我最喜欢的酒

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喜欢威士忌。我喜欢它装在酒瓶里的样子，喜欢它华美的金色光泽。我喜欢架子上排列的酒标：苏格兰裙、双刃大刀和略微失焦的绵羊[1]。我喜欢一种酒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其酿制地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意蕴，而不是像——举例来说——沃灵顿的伏特加。我尤其喜欢单麦芽威士忌的烟熏泥炭香味。事实上，威士忌只有一点我不喜欢，那就是只要稍微喝一小口，尖锐的刺痛感就会从我的左眼球一直传到右胳膊肘尖，害得我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走路，撞在别人身上，朝家具大吼大叫。我受到教训，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烈酒。

我非常爱喝玛格丽塔酒，但酒商会让我买一些非常愚蠢的东西。每当我喝了几杯玛格丽塔酒，我早上醒来时总是怀着恐惧，担心我会在楼下发现什么。其中最糟糕的莫过于从纽约订购的一支长度一米八的铅笔和一块半米宽的印度橡皮擦，那是某次不明智的狂欢造成的后果。我下楼发现它们的那天早晨，记得自己前一晚明明只是配着比萨喝了一杯基安蒂酒，实际上，这两样东西是在我订购几周后才送到我家，这就把我搞糊涂了。

因此，现在我每次去纽约，都会喝苏联红伏特加兑的马天尼，因为它非常优雅、世故，有纽约味儿，但最重要的是，喝它会让我无法做任何蠢事，不过众所周知，我偶尔会在它的作用下大谈量子色动力学和养猪。

我喜欢血腥玛丽[2]，但只会在机场喝它。我对此无法解释。我在正常情况下从没考虑过来一杯血腥玛丽，但你要是把我放在机场休息室里，我会像老鼠跳沉船那样扑向伏特加兑番茄汁，几小时后带着头疼和时差抵达目的地。

在家里，冰箱里有什么我就喝什么，通常来说其实没什么。我的冰箱有个怪异的特点，假如你把一瓶上等香槟放进去，回头再来找，你会发现放香槟的地方是一瓶堪比毒药的廉价白葡萄酒。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通常会用一杯全世界最无聊的饮料安慰自己，只有这种酒我喝下去后不会出现任何不良反应：琴酒兑汤力水。

《星期日独立报》，1990年12月

[1]苏格兰裙、双刃大刀和略微失焦的绵羊都是苏格兰威士忌酒标的常见设计元素。

[2]血腥玛丽，鸡尾酒名，由伏特加、番茄汁、柠檬片等混合而制成。

广播剧剧本的介绍辞

我很喜欢在一本书的开头像这样闲扯几句。事实上，这是句彻头彻尾的谎话。实际情况是你正在苦苦挣扎，企图写完——或者，开始写——你答应七个月前就要交稿的一本书，而出版社将一封接一封传真发给你，问你有没有可能再为一本书写一篇小小的介绍辞，而你明明白白记得你写下这本书的“全书完”三个字大概是在1981年。传真信誓旦旦地说，花不了你两分钟。太他妈对了，花不了你两分钟。其实花了你近十三个小时，害得你又错过一场晚宴，妻子不肯和你说话。而你拖稿拖得太厉害，又错过了去比利牛斯山脉的整个野营假期，你妻子更不肯和你说话了，尤其去野营还是你的主意，不是她的，她去只是因为你想去，而现在她只能自己去了，而你非常清楚她讨厌野营。（顺便说一句，我也讨厌。这段是我瞎编的。）

接下来，传真又来了，要我再写点介绍辞，这次为的是几本书的套装版，而其中每本书我都分别写过介绍辞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写了那么多的介绍辞，有人把它们集成一本书，然后请我再为这本书写个介绍辞。于是我又错过一场晚宴和去亚速尔群岛潜水的度假旅行。我发现我妻子再也不和我说话的原因是，她现在嫁给了别人。（据我所知，这段也是我瞎编的。）

想当初我经常参加宴会的时候，换句话说，想当初我只写了几本书，而写介绍辞还没成为一项全职活动的时候，假如我发现我的两个朋友互相不认识，通常来说，更节省时间的介绍方式是对他们说：“这是彼得，这是宝拉，你们自我介绍一下？”这么做的结果往往好得出奇，还没等你回过味来，彼得和宝拉已经成了快乐的一对，和你前妻还有她的第二任丈夫到法国阿尔卑斯山滑雪度假去了。

因此，我亲爱的读者，这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广播剧剧本的十周年再版。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非常喜欢这段小小的闲扯。

《搭车客原始剧本》十周年版介绍辞

（哈莫尼图书公司，1995年5月）

有潜力的写作者该如何成为作家？

首先，你得意识到这很难，写作是一项折磨人的孤独工作；另外，除非你极其幸运，否则报酬也很低。你必须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从事这一行。其次，你必须写点什么。除非你决心只投身于小说写作，否则我建议你不妨先从广播剧写起。这是一种相对容易进入的媒介，因为薪水实在太低了。但它对写作者来说依然是种极好的媒介，因为它无比依赖于想象力。

本世纪[1]未竟之事

只剩下短短几天了。我认为我们不该不收拾干净就结束一个世纪，更不用说一个千年了。显然，还有一些未竟之事需要处理。我建议互联网界尽量识别出这些未竟之事，确定——咳咳，咱们私下里说说——我们不可能摆平它们，这样大家就可以带着一个世纪已画上圆满句号的感觉去享受新年庆典了。

不过，先让我对爱抠字眼儿的朋友说两句。

对，我知道你们都认为千年之交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你们也非常固执地坚持这个观点。实际上，你们过于渴望找个理由对全世界晃动手指，以至于你们完全搞错了关键。千不千年的根本不重要！这只是一个借口，好让大家在四个数字同时改变的时候高呼：“哇！快看啊！要变了哦！”

否则它还能有什么重要意义？10（及其倍数）是个普普通通的数字。1月1日是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也许你凑巧认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个重要时刻，然而我们能确定的只有这件事并非发生在公元1年，也不是公元0年——前提是公元1年的前一年可以被称为公元0年（正如爱抠字眼儿的朋友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实际上并不能）。

那么，就像历史学家（这个群体比爱抠字眼儿的朋友们有趣多了）告诉我们的，日历从发明到现在曾被篡改过许多次，早就变得加倍地没有意义了。

你想想看：我们直到相对较近的时代才在原子钟等技术的协助下，精确定义和标准化我们的计时和日期体系。2000年1月1日（按照末日论者的说法），我们的电脑系统会全部崩溃，将我们送回石器时代（也可能不会，具体要看情况了）。因此在我看来，在这一整个可悲的烂摊子里，唯一一个坚实可信的时间点就是12月31日的午夜，所以我们的确应该稍微庆祝一下。另外，我们不该说是我们弄错了上一个千年（更确切地说，两千年）的结束日期，而应该说我们的祖辈弄错了它的开始日期，我们只是在搞出一个新的烂摊子之前拨乱反正。再说，这些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大家只是想找个借口乐一乐。

言归正传，未竟之事。

前几天，我和我五岁的女儿唱歌唱到一半，一件特别恼人的未竟之事突然跳进我的脑海，那就是《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的插曲《哆来咪》的歌词。算不上什么全球危机，但每次听见它我都会一阵烦闷，再说解决它应该也并不困难。

歌词的问题确实存在。

你想一想。

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从一个音符的名字开始，然后用谐音赋予其意义：“哆（doe），是一只母鹿；来（ray），是太阳的光辉。”等等等等。一路下来都很好。“咪（me），我这么称呼我自己；发（far），是一段长路在前方。”很好。当然没法和济慈相提并论，但想法相当不赖，而且前后呼应紧密。接下来要跑向终点了。“索（sew），是穿针又引线。”对，很好。“拉（la），就跟在‘索’后面……”什么？等一等？“拉，就跟在‘索’后面……”为什么会有一句这么烂的歌词？

好吧，这种歌词的本质非常明显。它是用来充数的。所谓充数，就是作者一时间想不到合适的句子或点子，随便写点东西先填在那儿，等回头再来修改。因此我猜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2]只是用“拉，就跟在‘索’后面”暂且顶一顶，打算第二天早上起床再继续琢磨。

可是，他第二天早晨起床继续琢磨，发现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句子。第三天早晨亦然。快想啊，他肯定对自己说，很简单的。对吧？“拉……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不难想象，彩排日益临近。还有正式录音的日子。也许到了那天他能补好。也许剧组里的什么人能想到答案。然而不行。谁也想不出该怎么修改。慢慢地，一句充数的无聊歌词就这样卡在那儿，正式成为这首歌甚至那部电影的一部分，等等等等。

能有多难呢？我来给个建议怎么样？“拉，是……是……”——呃，这会儿我想不到，但我认为全世界齐心协力，肯定能攻克这个难题。我认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世纪结束时居然有一首重要的流行歌曲处于如此令人尴尬的错乱状态。

还有什么？唔，你觉得呢？在年份的四个数字同时改变，我们不得不着手处理21世纪一大堆崭新的问题之前，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必须在接下来两个月内厘清头绪的？世界饥荒问题？鲁肯伯爵[3]？吉米·霍法[4]？该把老式八轨磁带藏在哪儿，免得21世纪的人们再看见它们？读者们若是有什么好建议或好答案，请打开www.h2g2.com网站。

《星期日独立报》，1999年11月

[1]指写作此文时的20世纪。

[2]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1895—1960），美国著名音乐人、歌词作家、音乐剧制片人。代表作品包括《南太平洋》《国王与我》《音乐之声》等等。

[3]鲁肯伯爵失踪案，英国近四十年来一大悬案。

[4]吉米·霍法失踪案，1975年，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前领袖吉米·霍法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停车场神秘失踪，成为困扰美国人的一大谜团。

梦幻之队

梦幻电影演员阵容：肖恩·康纳利扮演上帝，约翰·克利斯扮演天使加百列，歌蒂·韩扮演特蕾莎修女的姐姐特鲁迪。特邀鲍勃·霍斯金斯扮演菲尔·梅克佩斯探长。

梦幻摇滚乐队：由于节奏吉他手遇刺身亡，我的首选梦幻摇滚乐队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会收下他们的贝斯手，因为他无疑是最优秀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乐手肯定存在，但就纯粹的音乐性、创造力和干劲而言，没有谁比得上麦卡特尼。他和盖瑞·布鲁克同时担任主音歌手，后者是英国摇滚乐最伟大的灵魂之声，也是超一流的钢琴手。两名主音吉他手（可以轮流负责节奏）：一个是大卫·吉尔摩[1]，我一直想听他和盖瑞·布鲁克共同演出，因为他们都喜爱宏大的戏剧性和高飞的旋律线；另一个是罗比·麦金托什，他既是了不起的布鲁斯摇滚乐手，也是技艺高超的原声吉他手。鼓手，斯蒂夫·加德[2]——还记得《离开爱人的五十种方式》（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吗？既然乐队都到这个规模了，那就非得把雷·库珀大师也拉进来负责打击乐器了，不过同样有诱惑力的是把凡·莫里森乐队里那位我不记得名字但极其出色的女打击乐手拉进来。弦乐？铜管乐器组？皇家爱乐乐团？某个新奥尔良爵士乐队？为了这些，你需要合成器天才保罗·“威克斯”·威肯斯。还有一辆大卡车。

梦幻情人：达格南女子风笛乐队（The Dagenham Girl Pipers）。尽管我无比尊重和热爱我亲爱的妻子，但无论一位妻子多么亲爱和温柔，有些事情只有一个大型风笛乐队才能做得到。

梦幻项目：给我无限制的财务资源，我很乐意资助一项大型研究计划：人类起源，从猿类到人类的转变。几年前我被水猿假说迷住了，该假说认为我们处于过渡期的祖先在半水生环境中度过了一段时期。人们经常嘲笑这个点子，但一直没能令人信服地驳倒它；无论如何，我很想知道真相。

梦幻其他职业：动物学家，摇滚乐手，系统软件设计师。

梦幻假日：去澳大利亚水肺潜水，在大堡礁之外清澈得无与伦比的珊瑚海—鳕鱼洞中，观鲨潜水，沉船潜水；然后去澳大利亚西边，和庞然大物鲸鲨一起潜水，最后去鲨鱼湾和海豚一起潜水。回家路上顺便在香港吃顿饭。

梦幻住宅：某个海滩上的一幢大房子，比方说昆士兰最北部，周围有大量野生生物，屋里有高速宽带，用电脑连接整个世界。另外还要有船和皮卡。

梦幻饮食：假如你要我选一个国家的饮食然后一直吃到死，那我会选日本料理。

梦幻一日：其实我已经享受过了。1968年的一天，我和一个朋友从学校里溜出去一天。我们去了伦敦，下午看了《2001太空漫游》的宽银幕立体电影，晚上在阿尔伯特音乐厅看了西蒙与加芬克尔的演唱会。

《观察家》，1995年3月10日

你写小说的灵感来自何处？

我对自己说，在想出一个点子之前，你一杯咖啡也不能喝了。

[1]大卫·吉尔摩（1946— ），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吉他手。

[2]斯蒂夫·加德（1945— ），出生于美国纽约，著名鼓手。

漫画第一卷的介绍辞

人们经常问，我的点子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时能达到一天八十七次。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个众所周知的大难题，正确的回应方式是深呼吸，稳定心跳，让春日草地鸟语花香的平和景象充满大脑，试着说完“唔，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然后精神崩溃，无法控制地开始呜咽。

事实是我不知道点子究竟来自何方，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灵感。任何一个作家都不知道。好吧，这个不完全是事实。假如你在写一本有关猪的交配习惯的书，穿上橡胶靴在畜栏附近转一转，你肯定能捡到几个好点子；但假如你写的是小说，那么真正的答案就只可能是往死里喝咖啡和买一张无论你怎么拿脑袋撞也不会塌的好桌子了。

当然，我在这里有所夸张，因为夸张就是我的工作。有些特定的点子，我对它们的来源记得非常清楚。至少我觉得如此。这也可能是我瞎编的。因为瞎编同样是我的工作。每次我要写点像样的东西时，我往往会一遍又一遍听同一段音乐。当然，真正动笔以后我就不这么做了，那时候需要的是安静。这会儿，我做的事情是再倒一杯咖啡，烤一片吐司，擦眼镜，找打印机的墨粉，换吉他弦，洗咖啡杯，清理桌上的面包屑，在马桶上沉思半小时——换句话说，这些事占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结果是我从歌曲里得到了很多点子。好吧，一两个总是有的。完全确切地说，来自歌曲的点子只有一个，但我保留了这个习惯，说不定它还会再次显灵呢——并没有，不过没关系。

所以，现在你知道我的诀窍了。很简单，对不对？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收藏版，DC漫画公司，1997年5月

维珍网访谈

假如说有谁对旅行这件事略知一二，在宇宙尽头的餐馆吃汉堡薯条的那位先生必定位列其中。我们在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美国新家找到他，为了拍摄电影《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他最近迁居至此。

你最美好的童年假日回忆是什么？

我的童年假日相当平庸——最有意思的是我六岁那年去怀特岛度过的两周假期。我记得自己抓住了一条我当时坚信是鲽鱼的东西，尽管它只有邮票那么大，而且在我企图养它当宠物时很快就死了。

你长大以后还去过那儿吗？

我后来又去过一次怀特岛。在我住的那家旅馆，晚间娱乐节目是关掉餐厅的灯，欣赏一窝獾在草坪上玩耍。

你第一次离开父母单独度假是什么时候？

我十八岁那年，搭车漫游欧洲。

你玩了哪些地方？

我去了奥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住青年旅社和野营地，靠酿酒厂的免费参观活动打打牙祭。伊斯坦布尔尤其美不胜收，但我碰上了非常惨烈的食物中毒，只能搭火车回英国，睡在厕所门口的过道上。啊哈，奇妙的时光……

你后来还去过吗？

我后来又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我从澳大利亚飞回来，返程路上心血来潮，决定去伊斯坦布尔转转。这次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跳上一辆卡车的后车厢，或在一家廉价寄宿公寓的里屋睡觉；我在机场跳上出租车，找一家舒适的旅馆住下，然而这么做不知怎的夺走了这次旅行的魅力。我转悠了两天，尽量躲避卖地毯的贩子，最后终于放弃了。

你去过的最偏僻或者最古怪的地方是哪儿？

复活节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地方，它因比任何地方都远离整个世界而出名。这次经历的古怪之处在于，我会到那儿去完全是出于偶然，而且只待了差不多一小时。我从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一定要看清楚机票。

那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我从圣地亚哥去悉尼，那天我有点累，因为我前两个星期一直在看海狗，飞机广播行程的时候我睡得正香，直到听见机长说我们已经降落复活节岛，将停留一小时左右。

机场有几辆迷你巴士，趁飞机加油的当口，它们会迅速送你去看一眼最近的雕像。真是太折磨人了，我要是前一天稍微留意一点，大可以换票住上两天的。

你最喜欢哪座城市？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在我的想象中是佛罗伦萨，但原因仅仅是学生时代的记忆，我去那儿旅行，一连几天幸福地晒太阳，享用便宜的葡萄酒，欣赏艺术。最近再去，交通拥堵和雾霾已经抹杀了早年的记忆。

现在我认为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个小镇，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我喜欢那儿的高原沙漠空气、玛格丽塔鸡尾酒和鳄梨酱、银质皮带扣以及咖啡馆里邻桌的人说不定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感觉。

你最近一次搭车漫游是什么时候？

大约十年前，印度洋上的罗得里格斯岛。想在那座岛上游玩，搭便车是唯一的办法。那座岛上不存在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几个人拥有路虎越野车，因此你只能指望他们凑巧路过。我最后直到黄昏时分才穿着短裤走进森林，忘了带驱蚊药水。结果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个夜晚。

在《最后一眼》[1]的旅途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马达加斯加——虽说那其实只能算是《最后一眼》的前奏。我喜欢那里的森林、狐猴和人们的热情。

你认为银河系里最有意思的人造建筑物是什么？

大坝。不过更好的形容词大概是“令人困惑”。大坝几乎从来不会完成它们应该完成的任务，反而会制造出超乎想象的灾难。然而我们还是不停地建造大坝，我忍不住要琢磨其中的理由。认真追溯人类的起源，我们说不定会发现海狸的基因在某个时候混了进来。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

最有意思的自然奇观是什么？

木星轨道上的一条长达3200公里的大鱼，这是《世界新闻周报》（Weekly World News）上一篇可靠的报道。照片非常可信，而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没有像《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或《太阳报》（The Sun）等更著名的报刊跟进，提供更翔实的细节。人们有权知道真相。

让你说一个“看着像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地方，你能想到哪儿？

新西兰南岛的菲奥德兰。难以想象的群山、瀑布、湖泊和冰川——我见过的最独一无二的地方。

假如此刻让你去宇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愿意去哪儿、怎么去、打算带谁一起去？

本星系的话，我考虑木卫二欧罗巴，木星的十六颗卫星之一。这是太阳系最神秘的天体之一，科幻作家特别喜欢它，因为这是少数有可能产生某种生命的地方，另外它的结构也有一些特异之处，因而有推测称它受到了非自然力量的影响。而且，在夜里，当木卫二走到合适位置的时候，你一定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条大鱼。

克莱尔·史密斯主持访谈

维珍网络有限公司，1999年9月22日

[1]《最后一眼》（Last Chance to See），英国广播公司1989年的旅行节目。

骑鲼而行

每个国家都像某种类型的人。美国像个好战的青春期少年，加拿大像个聪明的三十五岁女人。澳大利亚像杰克·尼科尔森[1]。它会径直走到你面前，对着你的脸用一种极为凶险和迷人的方式狂笑。说真的，它算不上一个国家，更像是一层薄薄的半疯狂文明的外壳，坐落于广袤而原始的荒野的边缘，内陆则充满炽热、沙尘和蹦蹦跳跳的动物。

你对澳大利亚人说你喜欢他们的国家，大多数人会干笑两声说：“呵呵，全世界只剩下这个地方了是不是？”澳大利亚人就爱说这种让人担心的话。你不太敢确定他们的意思，继而很担心他们说的是真的。

有这么一个地方挂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另一侧，光是这个事实就很古怪地令人不安了，我总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那儿，哪怕只是为了多盯住它一点儿。同时我也很喜欢它。我还没见过它的绝大部分国土，但有一个地方是我一直想再去一趟的，因为我在那儿留了些令人恼火的未竟之事。

几周前，我忽然找到我一直在找的借口。

当时我在英国。我知道我在英国，是因为我裹着湿漉漉的毯子坐在雨中的烂泥地上，听着一个操蛋的乐队在红色帐篷底下演奏美国电影名曲。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会做这种事吗，任何地方？意大利人会这么做吗？火地岛的人会这么做吗？巴芬岛的人会这么做吗？不，不会。哪怕是与我们天差地别的日本人，也会与这事划清界限。

在暴雨声和小号声中，我和一个好玩的家伙聊起来，发现他是我妹妹在沃里克郡的邻居，这片湿乎乎的泥地也在沃里克郡。他叫马丁·彭博顿，是位发明家和设计师。他告诉我，在他发明和设计的东西中，有各种各样重要的地铁部件，有神奇的新型智能型烤面包机，还有潜水虫（sub bug）。

我很有礼貌地问，潜水虫是什么？

他娓娓道来，潜水虫大致是一种喷射推进的水下载具。有点像海豚的前半截身子。你抓住它的后侧，它带着你在水下移动，深度可达十米。记得电影《007之霹雳弹》（Thunderball）里水下大战的情节吧？有点像他们用的那东西。非常适合探索珊瑚礁。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原话。他说的也可能是“蓝色大海”或“清澈深水”，也可能都不是。但当我坐在稀里哗啦的大雨里，望着一把被风吹飞的伞滚过看台，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这幅画面。

我得试一试，我这么对马丁说。也许我曾把他扭倒在地，用膝盖抵住他的气管，实话实说，当时的经过有点模糊了，但总而言之，他说他很乐意让我试用。问题是去哪儿试。虽然随便在哪儿都行，甚至是附近的一个游泳池——不，不行。重点就是要去澳大利亚，在大堡礁试用。然而，假如我想找个倒霉的杂志社资助我去试用——相信我，只有这样才能出门旅行——那么我就需要一个切入点。

这时我想起我在澳大利亚的未竟之事。

惠森迪群岛位于大堡礁南部尽头，十年前我短暂地探访过那儿的一个小岛。那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名叫海曼岛。岛本身非常美丽，但岛上盖的度假区则恰恰相反。一次巡回签售会结束后，筋疲力尽的我鬼使神差来到这儿。我很讨厌这地方。宣传册上写满“国际化”“一流”和“先进”之类的词语，这意味着背景音乐从棕榈树上飘出来，每天晚上举办化装舞会。白天我坐在泳池边的桌子前，用龙舌兰日出[2]慢慢麻醉自己，偷听邻桌的人谈论大货车的交通事故。晚上我迷迷糊糊地躲在房间里用旅馆电视看《疯狂麦克斯》（Mad Max），省得看见当地人发酒疯，穿着草裙或戴着牛仔帽或穿着其他什么主题服装在夜色下狂呼乱吼。电影里同样有很多交通事故，其中不少也是关于大型货车的。我找不到任何东西来读。旅馆商店只有两本书比较像样，而作者凑巧都是我。

有一次，我和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海滩上聊天。我说：“哈啰，我叫道格拉斯，你们讨厌不讨厌这儿的背景音乐？”他们回答道，实话实说，并不讨厌。他们觉得它很好听，很国际化，很优雅。他们说他们住在布里斯班以西一千多公里处的一个绵羊牧场，在那儿只能听到……呃，什么都听不到。我说那肯定非常美好，但他们说那样很快就会让人感到无聊了。来点悦耳的背景音乐，对他们来说可以安抚心灵。我说这就像是有块午餐肉在你耳朵里塞了一整天，他们表示不敢苟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交谈无疾而终。

我从海曼岛落荒而逃，最后在钩子礁（Hook Reef）登上一艘水肺潜水船，在那儿度过了我这辈子最快活的一个星期。我探索珊瑚礁，与各种各样的鱼类、海豚以及一条小须鲸共同潜水。

离开海曼岛之后，我才听说我在那儿错过了什么无与伦比的东西。

海曼岛的另一侧藏着一个海湾，名叫蝠鲼湾，顾名思义，那儿到处都是蝠鲼：巨大而优雅的水下飞毯，全世界最美丽的动物之一。告诉我这些的人说它们特别友善，脾气特别好，甚至会允许潜水者骑在它们的背上。

而我却错过了。这十来年我一直在后悔。

另一方面，我也听说海曼岛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澳大利亚安捷航空公司买下了这座岛，豪掷千金，从棕榈树里清除了背景音乐系统，把旅馆真的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一流的、先进的地方，同时贵得让人心疼，但总的说来，相当不错。

我心想，这就是一个切入点了。我可以写一篇文章，讲我如何带着一台潜水虫千里迢迢来到海曼岛，找到一条友善的蝠鲼，然后和它比一比潜水。

当然了，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说这个点子蠢透了，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说。然而，这篇文章就是这副样子：一场驾驶的比赛，一方是蓝黄双色的单人螺旋桨推进潜水虫，另一方是一条巨大的蝠鲼。

这事最后成了吗？

你猜。

当潜水虫连同装它的重达四十公斤的银色大箱子，被一辆车载着运过汉密尔顿岛机场的柏油路，我终于明白这个点子是多么愚蠢和不切实际。我意识到，在英国告诉人们我要去澳大利亚进行一场潜水虫和蝠鲼的比赛，和在澳大利亚告诉人们我来到这儿进行这么一场比赛，这两者有着巨大的区别。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极其白痴的英国佬，每个人都会讨厌我、鄙视我，嘲弄和取笑我。

我的妻子简冷静地向我解释，我每次倒时差时都会疑神疑鬼，所以还是先去喝一杯放松放松吧。

汉密尔顿岛是个完美的例子，让人们知道不该在位于自然世界伟大奇观边缘的亚热带美丽小岛上做哪些事情：在岛上盖满丑陋的垃圾摩天大楼，出售啤酒和T恤衫，用风景明信片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在明信片商店到来之前曾是多么美丽。幸好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分钟。“太阳女神”号在小机场旁的码头等着我们，那是一艘炫目迷人的白色游艇。詹姆斯·邦德会在一艘这样的船上消磨过多的时间，考虑到他按理说是一名人民公仆，他不应该这样。派这么一艘船来接客人去海曼岛，这是那个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改变的第一个征兆。

我们被热情地领上船。一名服务员奉上香槟，另一名守在通往空调房间的滑动门旁边。

他的工作是为我们开门。他解释说这么做有其必要性，因为，非常不幸地，这道门不会在你靠近时自动打开；有些日本客人会在门口一站就是好几分钟，越来越困惑和惊恐，直到有人用手为他们开门。

这段航行大概花了一小时，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毫不费力地划破波光粼粼的深蓝色大海，一些很小的绿色岛屿在视野远处消失。我望着船驶过的痕迹融入大海，品着香槟，想起我在多塞特郡的斯特明斯特牛顿镇见过的一座古桥。桥上用铆钉固定着的铸铁告示牌还在，告示牌上说，任何企图破坏或损毁这座桥的人都将得到被流放的惩罚——流放到澳大利亚。斯特明斯特牛顿是个可爱的小镇，令我惊诧的是这座桥居然还没倒塌。

简比我更擅长阅读导游书（我总是在返程时读，看我错过了什么，结果往往颇感震惊），她在书里发现了一些很美妙的东西。她问我知不知道布里斯班最初是个流放地，罪犯在抵达澳大利亚后如果又犯新罪，就会被驱逐到那儿去。

我花了足足半小时享用这条情报。真是太美妙了。我们这些英国佬，湿漉漉阴沉沉的倒霉玩意儿，蜷缩在北方像块臭抹布似的漏水的阴沉天空下，遣送我们想用最严厉的手段惩罚的那些人去澳大利亚，结果他们坐在大堡礁最南端塔斯曼海的沙滩上，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说不定还会冲个浪什么的。难怪澳大利亚人有一种特别的笑法，专门用在英国佬身上。

从海上看，海曼岛显得很荒凉，只是一座翠绿色的巨大山头，周围环绕着白色的沙滩，坐落于深蓝色的大海之中。只有来到近处，你才能见到那家盘踞在棕榈树之中的低矮的长形旅馆。你不太可能看清楚它的全貌，因为它看着像是被巨型的野生植物盆栽重重围困着，廊柱、喷泉、树荫广场、阳光露台、隐秘的小商店（出售昂贵得让你心脏骤停的小物件，上面贴着你必须小心翼翼地揭掉的设计师标签）和非常不隐秘的大游泳池在林木中蜿蜒伸展。

这简直是人间仙境。我们立刻就爱上了它。二十年前，任何去这种地方的人都会遭到我的唾弃。变老和免费度假这种事有个好处，就是你终于可以做你曾经唾弃别人做的那些事情了：你可以坐在阳光露台上发呆，戴着价值相当于一个学生一年补助金的墨镜；你可以用客房服务满足稀奇古怪的嗜好，暴饮暴食，接受尽心尽力的服侍，接下来这一点你要记好了，它是一个人在海曼岛所享受到的待遇中非常重要和决定性的一部分——当服务员来为你斟满香槟杯，你说“谢谢”，他们不会说“别担心”[3]，而是会说“千万别担心”。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你——尤其是你，不是随便哪个戴着太阳帽晒懒肉的老胖子，而是你这个人——感觉到，在有可能存在的无数世界中的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你遇到的任何事情在任何方面都彻底不需要操心。真的。说真的。我们不会唾弃你。我们保证。千万别担心。

假如真是这样就好了。当然，我有我的潜水虫要担心。我带着这个庞然大物走过比摩西带着以色列民族跋涉的远十倍的距离，只是为了看看这个水下载具和蝠鲼相比如何。我们已经悄悄地把它从船上的银色箱子里取出来，偷偷地存放在潜水中心里谁也看不见、更无法猜到其用途的地方。

我们房间的电话响了。顺便说一句，这个房间舒服得没话说。我确定你很想听一听客房的情况，毕竟我们是用你们的钱住在这儿的。房间不算特别大，但非常舒适，阳光充足，加州水粉色的装潢很有品位。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一个俯瞰大海的阳台，只要按下电子开关就能放下遮阳篷。开关有两挡设定。你可以切到全自动挡，这样只要太阳出来，遮阳篷就会自动放下；你也可以切到“MANUEL”[4]（原文如此），我们猜按下去后会有一个矮小笨拙的西班牙侍者进来为你放下遮阳篷。我们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笑了又笑，笑了又笑，又喝了一杯香槟，然后继续笑，这时候电话响了。

“您的潜水虫准备好了。”一个声音说。

“啊……对，”我说，“对，那个……呃……潜水虫。非常感谢。呃，没什么问题吧？”

“别担心，”这个声音说，“千万别担心。”

“啊，那就好。”

“您要是愿意，明天上午来潜水中心怎么样？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看看它的运转情况，看看您还需要什么，带它出去转一转。无论您想做什么，我们都会尽量帮忙。”

“哦，谢谢。非常感谢。”

“千万别担心。”

这个声音非常友善，令人安心。时差带来的疑心病稍微消停了一点。我们出去吃饭。

*

酒店有四个餐厅，我们选了东方海鲜餐厅。海鲜在澳大利亚似乎主要是尖吻鲈和东方扁虾。

“东方扁虾，”华裔女侍者微笑着说，“就像龙虾，但只有这么大。”她的两根手指分开约八厘米。“我们把它的脑袋砸进去。非常好吃。你们会喜欢的。”

我们其实并不是太喜欢。餐厅的装修风格是很时髦的日式黑白风，可惜食物好看不好吃，而且店里又在播放背景音乐。我一时间觉得旧海曼岛的幽灵走进了它既光鲜又有品位的新家。另外三家分别是波利尼西亚餐厅、意大利餐厅和名叫“清泉”的法国餐厅，最后这家收费最高，尽管心里有点打鼓，但我们还是决定在我们四天假期的最后一晚去那里。我通常喜欢享用本地美食，除非是在威尔士，因此我对被大老远地移植到这里的法式精致料理并不能充满信心。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愿意不抱成见地看待问题，因为事实上，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是由马达加斯加南部一位在法国受过训的厨师烹制的蒸蟹和夏多布里昂瘤牛[5]牛排。然而话又说回来，法国在马达加斯加肆虐了七十五年，留下的丰富遗产包括烹饪技巧和可怖的官僚机构。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先去看一眼“清泉”。我们寻找着通向它的道路，经过了绵延几公顷的美丽地毯、数架三角钢琴、枝形吊灯和仿路易十六时期风格的家具。这让我忍不住在脑海里搜寻记忆，想要回忆起是否曾有18世纪法国王室的分裂派在这里建立过短命的流亡政府。我问简，简是历史学家，她向我保证我在犯傻，于是我们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其实是每天早晨——七点半，我们准时被叫醒，叫醒我们的是一只海鸥，它每天早晨都会落在阳台上尖声叫唤。吃完早饭，我们前往酒店半公里外的潜水中心与伊恩·格林见面。

昨晚打电话的就是伊恩。他负责海曼岛的全部潜水事务，乐于助人和友善得超乎想象。我们拆开潜水虫的包装，开始检查这个在太阳底下熠熠生辉的东西。

如我所说，它的形状就像海豚的前半截，整体是蓝色的，靠近前侧有两个黄色小鳍，左右各一，能够在一定的角度内转动，引导潜水虫上浮或下潜。它的尾部有两个供你抓握的大把手，让潜水虫拉着你在水下乱窜。在你大拇指能碰到的地方有几个按钮，控制开关和升降。潜水虫内部有一罐压缩空气——普通的水肺气瓶——它驱动两个螺旋桨，推着潜水虫前进，同时通过软管向呼吸调节器供应空气。呼吸调节器是你潜水时塞在嘴里的东西，它能向你提供空气。如此设计的目的在于你只需要戴上面罩和脚蹼，不需要自己背气瓶，因为你的空气直接来自潜水虫。潜水虫允许你设置一个最大深度，超过后它就不会继续下潜。无论如何，最大深度是九米。

伊恩收到来自马丁·彭博顿的厚厚一沓传真，关于如何设置这台机器。他对此充满信心。

“千万别担心。”他说，然后问我打算干什么。

我说也许可以先在附近的浅水区试一试，然后再去深水区。

“别担心。”他说。

我说接下来就可以带着它去做真正的潜水探险了，按照计划是第二天上午从海曼岛出发。

“别担心。”他说。

“然后我要花一点时间试用，熟悉它，在礁石附近试一试它的性能。”

“别担心。”他说。

“然后，呃，”我说，“为了我要写的文章，大体而言就是某种试驾，我想在蝠鲼身上尝试同样的事情。”

“不可能，”他说，“完全不可能。”

*

我觉得我早该预见到的。

更确切地说，幸好我没预见到。假如我真的预见到了，我就不可能身穿半身湿式潜水服站在这儿，望着波光粼粼的塔斯曼海心想“哦，该死”了。我会坐在伊斯灵顿的办公室里消磨时间，思考我是否已经完成足够多的所谓“工作”，可以出去吃点心了。

问题很简单。作为一个在生态项目中工作了两年的人，我应该在第一时间想到不能打扰野生动物。若是十年前，我第一次听说这事时就去尝试骑蝠鲼，那就没什么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没门儿。你不能触碰珊瑚礁。你不能拿走任何东西，无论是贝壳还是珊瑚。你不能触碰鱼类，除了少数几个可以喂食的种类。另外，你他妈绝对不能尝试骑蝠鲼。

“再说你甚至不太有机会靠近它们，”伊恩说，“它们非常胆小。以前或许有人真的骑上过蝠鲼，但我猜肯定非常困难。现在我们根本不允许了。”

“是啊，”我说，万分羞愧，“我能理解，相信我。我只是没想清楚而已，真的。”

“但我们可以出海用潜水虫找点乐子，”伊恩说，“别担心。我们还可以拍几张照片。你带的那台相机真是有意思。”

*

现在就到了故事里又一个尴尬的部分，在此之前，我对此始终只字不提。一个在尼康公司工作的好心的英国人为了这次旅程借给我一台全新的尼康AF SR水下自动对焦相机，这东西大约价值1.5万英镑，是全世界最性感、最令人渴望、最了不起的照相器材。这台相机是无与伦比的科技结晶。真的。假如你想在水下拍照，这就是完美的工具。好得令人震惊。我为什么要没完没了这么说？唉，我花了很多时间操作电脑，因为我太熟悉麦金塔电脑了，我甚至懒得读操作手册，因此，我甚至懒得读这台相机的操作手册。

拿到洗好的胶卷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求你们了——我真的不想再说下去了，只想再说一句，尼康，谢谢你们。这台相机真的很厉害，非常希望以后你们能再借给我一次。在这篇文章里我不会再提到相机了。

我们乘一艘小游艇开了十分钟，来到一个无人小岛上。伊恩和我花了一个小时开心地玩潜水虫。我们处理了几个小问题——某个阀门里进了一粒沙子，诸如此类。我们发现潜水虫在非常浅的水里运行得不怎么好，因为它必须逆潮而行。好的，我们明天带它去深水区试试。简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看书。过了一阵，我们回到小游艇上，返回海曼岛。其实这件事没什么故事可说，不过我特地提到它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假如我没记错，有时候我觉得，待在英国的伊斯灵顿这种地方的缺点之一，就是附近没有任何你想去就能去的小岛，可以让你花上一个下午开着潜水虫戏耍。说真的，有点让人感伤。在英国，我们甚至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来让你损毁。

第二天上午去潜水的船上有十来个人。酒店占地太大，区域太分散，你很少能看见这么多的客人。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他们之中日本人的比例有多高。不仅仅是日本人，而且是动不动就手拉手对视的日本人。我们发现，海曼岛是日本人喜爱的蜜月度假胜地之一。

潜水虫被放在船尾，我坐在那儿望着它，船开到礁石大概要一个小时。在大堡礁很少有岛屿真的位于礁体上，赫伦岛是个例外。想去那儿你只能坐船。我非常兴奋。除了在水池里练习过两次，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做真正的水肺潜水。我发自肺腑地喜爱这项运动。我属于多年来一直被飞行梦逗得心痒难耐的那种人，而水肺潜水是我所知最接近自由飞翔的运动。对一个身高一米九五、苗条程度比不上——我随便举个例子——威尔士公主的人来说，无重力的感觉让人心醉神迷。另外，我通常会在回去的路上呕吐不止，这非常有助于提升胃口。

我们来到礁石，停好船，穿上湿式潜水服准备下潜。低潮位的时候，这块礁石通常会露出水面。你可以走上去，不过如今这是不被鼓励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有可能会对珊瑚礁造成损害。然而即便在高潮位时，礁石浮潜也算不上深潜运动。有看头的东西基本上都在海面下的十米内，所以也没什么理由去比二十米更深的地方。潜水运动员最多能下到三十米左右，然而其实没什么意义。到了这个深度，你见到的往往是裸露的岩石，而不是珊瑚礁，而波义耳定律意味着你在这个深度会以更快的速度耗光氧气。另外，你假如不想得上潜水病，就必须在两次下潜之间在水面上停留更长的时间。潜水虫能让你停留在离海面十米以内的安全距离内。

我想先做一次普通潜水找找感觉。我们两人一组，把面罩和调节器戴在脸上，从船尾的潜水甲板迈出一大步掉进水里，成团的气泡随即咕噜咕噜地冒上海面。停泊的潜水船总会引来附近的大量鱼类，它们期待能够得到食物，而这样的期待往往会实现。你要是运气好，就会见到毛利隆头鱼[6]，这种外形奇特的浅橄榄绿色生物有新秀丽手提箱那么大。它们长着突出的大嘴和非常显眼的突出眉骨。它们的名字里为什么会有“毛利”呢？任何一个澳大利亚人都会抱歉地告诉你，那是因为它们的眉头有一些仿佛染料涂抹的标记。澳大利亚人已经不再是种族主义者了。

船周围有不少的隆头鱼，我犯了个错误，游到它们当中，而船上刚好有人扔了几块面包。鱼儿们欢快地撞开我，前去哄抢食物。

在开阔的海水和光线之中，我从船底沉到礁石附近，绕着它自由自在地漂了一会儿，熟悉回到水下的感觉，然后上船卸掉气瓶，去取潜水虫。伊恩和我合力把它放进水里。我在那东西后侧就位，然后发动引擎。水肺潜水的一个好玩之处在于，虽然潜水服和装备在水面上显得无比沉重、笨拙和麻烦——这一点往往会吓退初学者——但一旦你下了水，一切都会变得顺畅和轻松。诀窍在于尽可能地少用力，借此节省氧气。就定义而言，这大概是最不有氧的运动了。它并不能让你健身。

刚开始我很失望，因为潜水虫带着我移动的速度并不比我游泳快。它拖着我缓缓下潜，然而等我习惯所有事物在水下变得慢吞吞的感觉之后，我喜欢上了这样在水里像跳芭蕾舞似的慢悠悠地兜大圈。你可以在潜水虫的背后把身子完全舒展开来，而不需要像平时那样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或胸口。沿着礁石游动变得像是超级慢镜头下的滑雪，简直有了禅意。我逐渐乐在其中，不过试用十五分钟以后，我觉得我已经发掘出它的全部潜力，又盼着用自己的力量游泳了。我觉得这台机器最适合想体验潜水但懒得学习使用浮力背心的那些人。

我回到船上，我们一起把这东西拽出水面。好的，我已经试过了潜水虫。吃午饭的时候，我担心我荒谬的比较性试驾计划会彻底告吹，于是找伊恩和简商量对策。

“我觉得咱们只能从概念上来进行比较性试驾了，”我说，“我们必须列出比分。很显然，潜水虫有一定的便携性，因此可以得到几分。你能带它上飞机，但蝠鲼就不行了，至少你喜欢的那条蝠鲼不行，不，要我说，我们原则上喜欢所有的蝠鲼，你们说呢？蝠鲼速度更快，动作更灵巧，而且不需要每隔二十分钟换一个气瓶。然而潜水虫最大的优势在于你能搞到它。从交通工具的角度来思考，我觉得光是这一项就能加很多分了。不过话也说回来——咱们再从头捋一捋。你不能骑蝠鲼是因为生态学上的严格限制。无论从生态学的哪个标准来说，蝠鲼都能轻而易举地获胜。事实上，任何你不能使用的交通工具在生态学上都有很大的优点，你们说呢？”

伊恩点点头，像是听懂了。

“求求你，我能去继续看书了吗？”简说。

*

下午潜水的时候，伊恩说他想带我去跟潜水船不同的另一个方向。我问他为什么，他满脸的不予置评。我跟着他下水，两个人摆动脚蹼，慢慢游向礁石的另一块区域。我们来到那里，看见礁石平坦的顶端离水面约一米，阳光轻柔地洒在形状和色彩都超乎想象的脑珊瑚、鹿角珊瑚、海羊齿和海葵上。你在水下见到的事物往往像是你在水面上见过的事物的疯狂版本。我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堡礁潜水时的想法：这些全都是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放在壁炉架上的摆饰品。我花了好一阵才摆脱珊瑚礁是一大堆工艺品的念头。

我一直没能搞清楚很多鱼类的名称。我总是在船上硬背下来，一周后就忘得干干净净。然而望着它们美得令人无法呼吸的繁复形体和动作，我会一连几个小时转不开眼睛，直到氧气耗尽。我倘若不是无神论者，肯定会去信天主教，因为塑造鱼类的如果不是自然选择，那就肯定是个意大利人。

我在浅水区慢慢向前游。礁石的地势在前方几米的地方逐渐下降，变成一条宽阔的沟壑。沟底宽而平坦，暗沉沉的。伊恩将我的视线引向那里。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那里没有好看的珊瑚，似乎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在我的眼前，整个暗沉沉的谷底开始缓缓升起，并慢慢地漂离我们。它移动的时候，边缘轻柔地泛起涟漪，我发现它的底部是纯白色的。我看呆了，意识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宽达两米多的庞大蝠鲼。

它在深水区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游动的速度慢得令人不禁屏住呼吸。我非常渴望赶上它。我顺着珊瑚礁的侧壁下潜，想追上去。伊恩示意我放慢动作，千万别惊动它。我很快意识到它的体形具有欺骗性，因而它的动作其实比我想象中敏捷得多。它沿着珊瑚礁的轮廓线再次转弯时，我更清楚地看见了它的外形。它大致呈钻石形状，尾巴不像刺鳐那么长。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头部。它身上那个原本应该长着头部的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掉了一口。两个向前伸展的尖端（也就是被咬掉的那一口的外侧，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长着两根向下弯曲的角。两个角上各有一只大大的黑眼睛。

当它向前游动，翼状胸鳍闪着波光，上下摆动，带着它穿过海水，我觉得我见到了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超凡脱俗的东西。有人形容它们像是活生生的隐形轰炸机，但那是个邪恶的意象，不配用在如此庄重、优美和善良的动物身上。

我跟着它向珊瑚礁外围移动。我不可能游得像它那么快那么好，但它在水里游的路线是一个又一个的弯道，因此我只需要沿着礁石移动很短的距离就能将它保持在视线内。它绕着礁石绕了两三圈，最后当我看不见它时，我以为我彻底跟丢了。我停下来环顾四周。对，它真的消失了。我有点沮丧，但也因为刚才见到的景象而欢欣鼓舞。这时我从眼角瞥见海床上有个移动的影子。我抬起头，对即将见到的景象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这条蝠鲼从我上方翱翔着掠过珊瑚礁的顶端，但这次它的背后还跟着另外两条蝠鲼。三只巨大的生物排成一队，划出完美的波浪线条，像是走在看不见的过山车轨道上，它们加速离开，最终消失在远处越来越暗的海水中。

那天晚上，我们把潜水虫装回银色大箱子里，我几乎一言不发。我感谢伊恩找到蝠鲼给我看。我说我明白不该骑它们。

“啊，别担心，朋友，”他说，“千万别担心。”

1992年

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丁、库尔特·冯内古特、P.G.伍德豪斯、鲁斯·伦德尔。

[1]杰克·尼科尔森（1937— ），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

[2]龙舌兰日出，一种鸡尾酒名，以少量龙舌兰酒加大量鲜橙汁佐以红石榴糖浆调制而成，辅以橙角或红樱桃装饰，装在高身的香槟杯里。

[3]“别担心”（no worries）在澳大利亚常用口语中表示“不客气”“没问题”“没关系”等义。

[4]“MANUEL”是法语词，意为“手动的，人力的”。

[5]瘤牛，肩部长有肉瘤的黄牛亚种，原产于印度，是马达加斯加现在唯一的有蹄类动物。

[6]毛利隆头鱼（Maori wrasses），学名“曲纹唇鱼”。

日落布兰丁斯城堡

这是P.G.伍德豪斯的最后一本小说，也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说它未完成，不但因为它在中间突然停止——对热爱这个人及其作品的我们来说，这令人心碎——更是因为就更重要的意义而言，到戛然而止之处前的那一部分文本同样是未完成的。对伍德豪斯来说，初稿仅仅是将故事的基本要素组合起来，包括情节结构、角色和角色的由来与去向：他们将要爬上什么山峰，将要跌下哪些山崖。写作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无休止的修订、完善和润色，才会将他的苦工变成我们熟悉和热爱的文字奇观。他写书时会把手稿钉在工作室的墙上，摆成高低起伏的波浪形状。他觉得比较好的纸页被钉在高一些的地方，还需要再加工的则低一些。他的目标是在交稿前把每一张手稿都提到挂镜线的高度。《日落布兰丁斯城堡》的大部分恐怕都还被椅背遮得严严实实。这是一项尚在进行中的工程。许多词句仅仅是占位符，等待以后修订时出现的灵感，那些令人眩晕的画面和构思会让一张张手稿爬到墙面的最高处。

你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伍德豪斯许多伟大天赋的存在证据吗？唉，实话实说，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尚在进行中的未完成作品，也因为他写作本书时年龄怎么算都九十有三了。他到了这个年纪，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说他已经过了全盛期。在某种程度上说，长寿成了伍德豪斯的诅咒（他生于达尔文去世那年，披头士乐队散伙后他还在勤勉写作），最后他就像冒充自己的塞万提斯的皮埃尔·梅纳尔。[这句话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假如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去读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堂吉诃德〉的作者》（Pierre Menard, Author of Don Quixote）吧。只有六页长，读完了你会想写明信片向我表示感谢的。]然而你们依然会想读《日落布兰丁斯城堡》，为了一种圆满感，为了你们从它的未完成状态中得到的感觉，因为它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地拉近了你们和一位工作中的大师之间的距离——有点像看着颜料罐和脚手架被从西斯廷大教堂搬进搬出。

大师？伟大天赋？对，没错。英语这种语言最令人喜悦之处就在于它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使用者之一、位列首席的几位领袖之一，是一位笑匠。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同等的位置上还有谁？奥斯丁，当然了；狄更斯，乔叟。唯一一位在“不说笑话就得没命”的场合依然说不出笑话的就只有莎士比亚。

哎呀，咱们坦诚和勇敢一点。世上最糟心的事情莫过于看着某些英国演员鼓起勇气，假模假式地扮演《无事生非》（Much Ado）里的道格培里了。真是令人绝望。我们甚至假装不知道这整部作品是多么令人胃疼，然后将莎士比亚在这里使用的所谓喜剧手段称为“误用效果”——而当谢立丹笔下的角色马拉普劳夫人在《情敌》（The Rivals）里做出同样的事情，大家只是觉得好笑。强调莎士比亚写作的年代是16世纪也无济于事。那有什么区别？14世纪那会儿拼写更加让人痛苦，但乔叟的笑话可说得一点也不含糊。

也许我们最伟大的文学天才并不擅长说笑话，使得我们认为有趣这项品质并不重要。这对于伍德豪斯来说非常难受（就好像他会在乎似的），因为他的整个天才就在于有趣；而他的有趣是如此崇高，相比之下，那种仅仅含有诗意的作品就显得逊色了。他能够精确地同时玩弄一个词语的所有特性——意义、音色、节律、惯用联系和特殊味道，简直能让济慈吹起佩服的口哨。若是能写出“笑容就像剃刀上的一口雾气一样从他的脸上消失”或者形容霍诺丽娅·格洛索普的笑声仿佛“骑兵上了铁皮桥”，济慈也会备感自豪。说到这个，写出“一个人能够满面微笑，骨子里却是一个恶棍”的莎士比亚读到“很多人看上去可敬，但也能面不改色地躲在螺旋楼梯后面”只怕会深受触动。

伍德豪斯写出的是纯粹的文字音乐。尽管他老是没完没了地写绑架小猪、高傲的管家和滑稽的冒名顶替者，但也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英语这种语言最了不起的音乐家，在熟悉的材料中挖掘各种变奏就是一位音乐家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美感不一定就要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一个花瓶的内容是什么？一场日落或一朵花是干什么的？说起来，莫扎特的《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又是关于什么的？据说所有艺术都在向音乐的标杆趋近，而音乐本身就不是关于什么的——不太好的音乐除外。电影音乐有用途。《轰炸水坝进行曲》（The Dam Busters' March）[1]有用途。然而，巴赫的赋格曲就只是纯粹的模式、美和嬉戏，从人类艺术成就的角度来说，我不确定有什么能够超过一首巴赫的赋格曲。也许光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除外。也许《弗雷德叔叔飞掠而过》[2]除外。我说不准。

我记得伊夫林·沃将伍德豪斯的世界比作失落前的伊甸园。在布兰丁斯城堡的故事里，普鲁姆——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他[3]——成功地创造并维持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平和天堂；我们应该记得很清楚，弥尔顿曾在这个任务面前败下阵来，他恐怕用力过度了。和弥尔顿一样，伍德豪斯也将他的笔伸到天堂之外，希望用隐喻让读者感觉更加真实。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了营造意象，弥尔顿的笔伸进了古典众神和英雄的世界（这就像一个电视编剧只会引用其他的电视节目），而伍德豪斯的比喻却栩栩如生。“她站在那儿端详保险箱，胸膛微微起伏，就像一只威尔士兔兴奋得快要发烧。”“公爵的胡子一起一落，就像潮水里的海草。”说到使用隐喻（好吧，其实是明喻，如果你们坚持这么说），谁都没法和这位大师相提并论。当然了，伍德豪斯永远不会自找苦吃，去履行“向世人昭示天道公正”的重任，而是只想让世人笑得前仰后合，开心上几个钟头。

伍德豪斯比弥尔顿更优秀吗？唔，这当然是个荒谬的对比，但我知道我会把票投给谁。不仅因为他的陪伴，也因为他的艺术成就。

我们这些伍德豪斯的书迷非常喜欢互相打电话，通报新发现的小细节。然而假如我们在公开场合掏出我们最喜欢的名句——例如“管家的坡道上逐渐结起寒冰”，或者“和许多真正的美国人一样，他很早结婚，然后不停结婚，从一个金发女郎到另一个金发女郎，就像阿尔卑斯山的岩羚从一片峭壁跳向另一片峭壁”，或者（我又来了）我目前最喜欢的句子“他转过身，带着某种负罪感，就像一位阿达若舞者在给猫的牛奶掺水时吃了一惊”——说不定会折损这位大作家的光芒，因为尽管它们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绝妙好句，但孤零零地摆在外面时就有点像壁炉架上的鱼标本。你必须目睹它们动起来的样子，才能领会完整的效果。光看弗雷迪·斯瑞普伍德[4]的一句台词“我这个袋子里只有几只普通的老鼠”，你不会知道，当你在上下文中读到这句话时，正身处整个英语文学中最无与伦比的崇高时刻。

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我怎么能在说到《珍珠、女郎和蒙蒂·鲍德金》（Pearls, Girls and Monty Bodkin）和《猪长翅膀》（PigsHave Wings）的作者时提到这些名字？他太不严肃了！

他根本不需要严肃。他比严肃强得多。他已经来到人类心智能够攀爬的顶点，超越了悲剧和其他累人的念头。在那个纯粹、创造性的戏耍王国里，你同样可以找到的人有巴赫、莫扎特、爱因斯坦、费曼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日落布兰丁斯城堡》介绍辞（企鹅图书公司）

[1]《轰炸水坝进行曲》，1955年英国电影《轰炸鲁尔水坝记》（The Dam Busters）的主题曲。

[2]《弗雷德叔叔飞掠而过》（Uncle Fred Flits by），伍德豪斯作品。

[3]伍德豪斯全名为佩勒姆·格林威尔·伍德豪斯，普鲁姆是佩勒姆的昵称。

[4]弗雷迪·斯瑞普伍德，布兰丁斯城堡故事里的角色。

茶

有一两个美国人问过我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喜欢茶，他们似乎一直不觉得那是一种很好的饮品。为了理解这一点，你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泡茶。

泡茶有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是这样的：为了泡出味道纯正的茶，水在碰到茶叶时必须是正在沸腾的，而不仅仅是煮沸过的。假如水只是热而已，茶就会淡而无味。所以英国人才会有一整套古怪的仪式，例如先温热茶壶（以免滚水进入茶壶后冷却得太快）。而美国人喝茶的习惯——拿一个茶杯、一个茶包和一壶热水到桌上——就是泡出一杯寡淡无味的玩意儿的完美方法，任何神智正常的人都不喝这样的东西。英国人对泡茶的重视之所以会让美国人困惑，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从没喝过一杯像样的茶。因此他们不理解。其实，真相是现在大部分英国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泡茶，而且大部分人都改喝廉价的速溶咖啡了，这是个遗憾，这种情况也让美国人觉得英国人完全不懂提神热饮。

我能给刚到英国的美国人的最好建议如下：去玛莎百货买一盒格雷伯爵茶，然后回你暂住的地方烧一壶水。水快开的时候，撕开茶盒封口，使劲闻一闻。小心点——你也许会有点头晕，但这东西百分之百合法。等水壶烧开了，先倒一点水到茶壶里，荡一荡，再把茶壶里的水倒掉。拿两个茶包放进茶壶（三个也行，视茶壶尺寸而定）。（假如我非常想引导你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会说要用散叶而不是茶包，不过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把水壶里的水重新烧开，然后将滚水以最快速度倒进茶壶。静置两三分钟，接下来把茶倒进茶杯。有人会说伯爵红茶不该加牛奶，只能加一小片柠檬。去他妈的。我就喜欢加牛奶。假如你觉得你会喜欢加牛奶的味道，那么你最好在倒茶前先在杯子里倒些牛奶[1]。假如你把牛奶倒进一杯热茶，牛奶会被烫得变味。假如你喜欢加一片柠檬，那么，很好，加一片柠檬吧。

然后喝茶。几秒钟过后，你会开始觉得你来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没那么古怪和疯狂。

1999年5月12日

[1]原注：从社交角度说，这么做是不正确的。社交正确的斟茶方式是先斟茶后斟奶。社交正确是传统，与因果、逻辑和物理学都毫无关系。事实上，英国人通常认为有知识和爱动脑是社交不正确的。来英国的时候，你不妨记住这一点。

犀牛登山队

赤道的热浪从柏油路面向我汹涌扑来。时值肯尼亚短暂的雨季，但阳光在几分钟内就驱散了晨间的湿气。我涂着厚厚的防晒霜，脚下的路向前伸展，消失在远方的热霾之中，我的双腿稳稳地站在路面上。这条路上前前后后还有很多步行者，有些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有些似乎在慢吞吞地溜达，但实际上都在以相同的速度移动。其中有个人套着雕像似的巨大的灰色外壳，那是用涂色化纤材料蒙在金属框架上制成的，一只大角在他身前上下抖动。这个怪诞的东西奇特又美丽地模仿了一头以灵巧步伐小跑的犀牛。阳光倾泻而下。被载重压得歪歪斜斜的大卡车危险地从我们身旁驶过。司机对我们的犀牛又叫又笑。当我们好几次经过刚刚翻倒在路边的卡车时，我们不禁开始琢磨这是不是我们惹的祸。

其他步行者都已经走了好几天，从蒙巴萨的海边沿着公路走向沃伊的卡车加油站——沃伊是当地一切事务的中心。昨晚我和他们在这里会合，我和妹妹简开着路虎从内罗毕赶来，她一直在为拯救犀牛国际组织做事，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支持他们。从这里，我们将顺着公路向前走，柏油路面在靠近坦桑尼亚国境线的地方逐渐消失。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国境线的另一侧，那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峰。这队人打算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峰顶——他们是一小群英国人，每天在正午的烈日下步行几公里，轮流套上巨大的犀牛外壳。如果是普通的疯子，此时早就认输了。

我猜你正在想“全世界最高的山峰”是怎么回事。说到最高峰，出于尊重也该提一句珠穆朗玛峰，对吧？唔，这取决于你的参考系。没错，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这个数字确实很可观。但是，假如你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又假如你雇用了一个靠得住的向导，你多半会从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地方开始爬。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地方本身已经相当高了，因此——按照某些人的叙述——爬完最后一小段路，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仅仅是轻松的慢跑罢了。如今要再让这件事变得有吸引力，你必须不带氧气管或者只穿内衣什么的。

然而乞力马扎罗山不是喜马拉雅山脉那种大规模地壳隆起的一部分。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点究竟是哪儿，要是我没记错，定论是在伦敦的某张写字台上做出的。乞力马扎罗山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它是一座火山，独自傲然屹立，周围匍匐着一些小山丘。当你在地平线上阴沉的云层里搜寻乞力马扎罗山，最后终于看见它的时候，你的血液会陡然变得冰凉。“天呐，”你会说，“你的意思是那个比云还要高的地方。”你仰起整个脑袋：“哎呀我的天……”从底部到顶点来算，它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峰。套着犀牛外壳爬这座山无疑是一项伟业。几个月前，拯救犀牛国际组织的创始人——戴维·斯特林和约翰尼·罗伯茨——把这个疯狂的点子塞进我的大脑，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认真的。他们唠唠叨叨地说什么搞到了一整套犀牛戏服，是拉尔夫·斯蒂德曼为一部歌剧设计的，而这正是爬乞力马扎罗山所需要的东西。戴维用让我安心的语气对我说，已经有人套着这身行头跑过纽约马拉松了。“这事将会有冲击性的影响力，”他们说，“相信我们，真的。”

我们接近当天行程的第一个村庄时，我逐渐意识到登山活动的真相，不过在此似乎应该先解释一下这场登山活动的目标。它其实不是为了直接筹集保护犀牛的资金。犀牛在东非平原曾经到处都是，如今却罕见得可怕，不过在肯尼亚，它们得到了在全非洲最好的保护。理查德·利基的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有八千名士兵，他们接受过良好的训练，拥有良好的装备和武器，心怀崇高的目标，代表着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一些反对者甚至认为他们过于令人畏惧了。从官方角度说，偷猎在肯尼亚“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动物保护是一门永远在进化的学问，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不能径直走进非洲，告诉当地人他们不能对他们的野生动物做那些我们曾对我们的野生动物做过的事情，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确保他们不那么做；上述的态度，退一步说，是需要改善的。

住在靠近国家公园处的人过得很艰难。他们贫困，营养不良，而且公园限制了他们的土地范围。每当有离群的狮子或大象跑出公园时，倒霉的永远是他们。假如一个人刚刚失去供养全家的庄稼，甚至更糟糕，刚刚失去一名家庭成员，那么保护全球基因多样性这种话题对他来说恐怕过于抽象。从长远的角度说，动物保护不能由外来者强制执行，凌驾于本地人的生活需要之上。若是要让什么人来照看野生动物，那么到最后必然应该是当地的居民——而且必须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活。

我们顺着东察沃和西察沃两个巨型国家公园的边界前进，偶尔穿过公园的土地，我们前来探访和帮助的就是这些边缘地带的居民。我们希望通过步行筹集十万英镑，用于建造教室、充实图书馆和支持其他社区项目。我们希望鼓励当地居民理解，无论野生动物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难题，它们同样也可能带来好处。

就这样，我们接近了当天的第一个村庄。“犀牛”走在最前面，套着戏服的是托德·琼斯。所有步行者轮流穿戴这东西，一人一小时，你很快就能学会从步态中看出此刻在里面的是谁。假如“犀牛”在从容漫步，那么肯定是吉尔斯。吉尔斯是高登斯顿学校毕业生，相貌有如休·格兰特[1]，过去这几年一直带着自己的降落伞慢吞吞地漫游非洲。他的窍门是带着降落伞出现在机场，找到一个即将飞往他想去的方向的机师，请求搭个便机；若是有位好心人愿意载他，他就直接从飞机上跳伞。他的女朋友好像是个超模，会每隔几个月打听到他的下落，飞过去，（接下来就是我的想象了）然后把他洗刷干净，弄进她的酒店房间。

要是“犀牛”在愉快地溜达，那么里面无疑是汤姆。汤姆个子很高，热爱伍德豪斯，有着与非洲最格格不入的肤色。他有着地主士绅那种和蔼的风度，当我问他住在哪儿，他语焉不详地说“什罗普郡”。

假如“犀牛”急匆匆地往前跑，那么必然是托德在里面。托德不是个疯狂的英国佬，因为他来自威尔士。犀牛戏服由他负责，在那部歌剧里，这套犀牛戏服就是由托德来穿戴，当时他还必须驮着几位重得可怕的女高音。他说他最初想当兽医，结果成了专门扮演动物的演员。当你在电影电视或广告里看见人扮成的动物，里面多半就是托德。“《狮子、女巫和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里有我。”他对我说。“你猜，”他又说，“哪个是我？”一天晚上，他给我看他家里人的照片。这一张是他漂亮的妻子，这一张是他年轻的女儿，再一张是他可爱的小儿子，还有一张是托德自己。托德当时正令人信服地打扮成一头亮蓝色的半人马。

穿着犀牛戏服的托德正在向前冲，忽然间，一大群孩子出现在前方的道路上，他们跑向我们，载歌载舞，嘴里叫着：“犀牛！犀牛！犀牛！”他们很快围住我们，陪着我们走完最后几百米，来到村庄的广场上，在那里，人们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场招待会。整个村庄带着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我们落座，在热浪中喘息，猛灌瓶装水，看着村里的孩子们表演舞蹈和合唱，实话实说，他们唱得美极了。我说的孩子不只有七岁大的，也包括十七岁大的。说来奇怪，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涵盖这整个群体。“年轻人”？有点居高临下。“小子”？别逗了。“青少年”？听着像是他们刚刚闯进仓库偷了东西。那就还是孩子吧。孩子们写了一首关于犀牛的歌，他们正在对我们唱这首歌。吉尔斯在背后接替托德，套上犀牛戏服，过了一会儿，他加入跳舞蹦跶的队伍，转来转去，追逐孩童，和他们玩耍，最后躲在树后偷偷抽烟。再后来，当地的权贵们出现了，他们挨个儿登台演讲，我们的心情这时就没那么热乎了，只得耐着性子听完。无论我们去哪儿，总有些当地权贵想和我们拉关系。

慢慢地，我逐渐领悟到犀牛戏服的意义。村里这几个月来一直在等待和准备迎接“犀牛”和犀牛登山队的到来。这是今年最重大的活动，是一次狂欢，是一场庆典，是一个节日。“犀牛”的到访是能够被村民在心里记住许多年的大事件，尤其是孩子们；而一帮戴着帽子的英国佬的到访就未必了。

他们随后带我们参观村庄里的学校。和村庄里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它也是用煤渣砖搭的，而且只修到一半。门窗是黑窟窿，教室里只有一些随时可能散架的长凳和简陋的小桌，桌上摆着几十张儿童绘制的当地野生动物的图画。我们的任务是评审和发奖。奖品是犀牛登山队的棒球帽，另外，无论得奖的是谁，我们必须让每一位村民都得到一顶帽子。等筹足款项，我们就能帮他们完成学校的工程了。

到我们最终离开的时候，孩子们载歌载舞欢送了我们好几公里，欢笑着，即兴地唱歌——只要他们中一个人起头，其他人很快就会跟上。

听上去既古怪又过时，对吧？说孩子们唱歌跳舞欢笑听起来非常天真和怀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只会大吼和吸毒。然而这些孩子/小子/青少年以及我们在旅程中遇到的所有人，他们那种快乐的方式让我们这些西方人几乎感到羞愧。

最后几个孩子也散去了。运送给养的路虎缓缓开过，分发可乐和芬达。我们的摄影师吉姆坐在后栏板上，用佳能EOS 1拍摄我们，这台相机我从见到的第一眼就觊觎不已。我们的德国摄像师凯斯扛着便携式索尼摄像机，跟着步行者的队伍摇拍。真不知道你能在西方的什么地方找到一百个孩子像那样唱歌跳舞。

接下来那天，我第一次套上犀牛戏服。我个头太大，不适合它，我的双腿可笑地从底下戳出来，样子很像一只巨型炸虾天妇罗。在戏服里面，炎热、汗臭和消毒水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不过到最后我还是习惯了。托德走在我旁边，没话找话地和我聊天。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他在观察我的情况，确定我不会晕倒。托德是个好人，我很喜欢他。他很会照顾人，更会照顾他钟爱的犀牛戏服。

我停下喝水，把水浇在脸上，在路虎的车窗上看见了自己的样子。我看上去傻得难以想象，我忽然想到，这种长途跋涉募款有一些很荒谬的地方。它永远是为了某些正当理由：癌症研究，饥馑救援，野生动物保护，等等。但我们做的事情大致如此：“好的，你想为这个非常值得努力的目标筹集款项，我看得出这件事很重要很关键，生命与物种正受到威胁，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但是，唔……怎么说呢……告诉你吧——你去做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特别愚蠢甚至有点危险的事情，我就给你一点钱。”

我只参加了一周长途跋涉，没有真的去爬乞力马扎罗山，但我看了行程记录。我曾为没能爬山感到非常惋惜，然而看过影像资料后，我就不怎么惋惜了。我还看到了一只犀牛，短暂的一瞥。它是曾经出没于这个地区的几千只犀牛中的一只，真不知道它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世界不太对劲。人类已经在这颗星球上活动了一百万年左右，在此期间，我们面对了各种各样威胁生存的危机：饥馑、瘟疫、战争、艾滋病。犀牛已经存在了四千万年，但仅仅一项威胁就将它们送到了灭绝边缘：人类。人类不是唯一一个会制造全球性灾难的物种，但我们还有个优点，那就是只有人类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尽量补救。然而，一边把戏服调整到更适合行走的姿势，一边透过跳动的塑料犀牛角向外窥视的时候，我心想：我们的补救手段却也是够古怪的。

《时尚先生》杂志，1995年3月

[1]休·格兰特（1960— ），英国电影演员。

仅供儿童阅读

你必须知道星期五（Friday）和煎蛋(fried egg)的区别。这个区别很简单，同时也很重要。星期五位于一个星期的末尾，而煎蛋来自母鸡下的蛋。当然了，和绝大多数事物一样，事情也没这么简单。鸡蛋在被放进煎锅油煎之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煎蛋。你当然不能对星期五做同样的事情，但你可以在星期五做这件事。要是你喜欢，你也可以在星期四煎蛋，还可以在炉子上煎蛋。情况颇为复杂，但你稍微想一想就会觉得很有道理。

你也应该知道蜥蜴（lizard）和暴雪（blizzard）的区别。这个比较容易。虽说两者读音接近，但单凭你会在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它们这一点，区分它们就非常简单了。假如你在北极圈内，你见到的多半是暴雪；而假如你在马达加斯加或墨西哥这种炎热干燥的国度，你见到蜥蜴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这是一只狐猴。世上有许多种类的狐猴，它们几乎全都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是个岛，一个非常大的岛，比你的帽子大得多，但没月亮那么大。

月亮比它看上去要大得多。这一点值得记住，你下次看月亮的时候，不妨用低沉而神秘的声音说“月亮比它看上去要大得多”。人们会知道你是个睿智的人，认真思考过这个话题。

这种狐猴名叫环尾狐猴。没人知道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为此困惑不已。迟早有一天，某个非常聪明的人会搞清楚它为什么叫环尾狐猴。假如这个人真的超级聪明，他或她只会偷偷地让身边最亲近的朋友知道；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了为什么环尾狐猴叫这个名字，那么谁也不会明白第一个想通的人到底有多么聪明了。

还有两样东西，你们应该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道路（road）和菘蓝（woad）。一个是开车或汽车驶过的东西，另一个是一种蓝色植物，几千年前的英国人穿的是它们，而不是衣服。通常来说，你很容易就能区分这两者，然而等你注意到“r”这个音发起来有多么困难，你就会知道它有可能导致可怕的混淆了：想象一下你在一小块蓝色植物上骑自行车，或者挖起一整条街道，只是为了在和德鲁伊共度夜晚时有东西可穿。

德鲁伊生活在几千年前。他们穿白色长袍，对太阳的伟大有一些非常强烈的看法。你们知道什么是看法吗？我猜你们家里的什么人应该会有一个看法，所以你去请他们给你说一说吧。请别人说一说看法是个交朋友的好办法。告诉他们你的看法也行，但结果往往没那么好。

如今大多数人都知道太阳的伟大，因此你已经找不到多少德鲁伊了；然而或许世界上还剩下少数的几个，他们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我们有时不小心忘记太阳的伟大。假如你见到一个人身穿白色长袍，一开口就是太阳如何如何，那么你很可能碰到了一个德鲁伊。假如他凑巧年约两千岁，这就是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假如你见到的人身穿比较短的白衣服，衣服前面有纽扣，那么他很可能是天文学家，而不是德鲁伊。假如他是天文学家，那么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那就是太阳有多远。答案多半会让你惊呆。要是你没有惊呆，那就帮我转告他，就说我认为他解释得不够好。等他说完太阳有多远，再问他其他恒星有多远。这会真的让你非常震惊。假如你自己找不到天文学家，那就请你父母帮你找一个。他们未必都穿白衣服，这一点使得他们有时候不容易被找到。他们有些人穿牛仔裤或者西装。

我们说一件事令人震惊（startling）的时候，意思是说它让你感到非常惊讶。我们说一件东西是一只星椋鸟（starling）的时候，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候鸟。鸟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因此说起来很顺溜。我们经常使用的很多词，例如屋子、汽车和树，说起来都很顺溜。候鸟这个词我们不怎么使用，说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牙齿像是被太妃糖粘住了。假如鸟被称为“候鸟”而不是“鸟”，我们多半就不会经常说它了。我们会说“看，有条狗”或“有只猫”，但假如一只候鸟飞过，我们大概只会说“到下午茶的时间了吧”。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漂亮，我们恐怕一个字都不会提到它。

不管怎样，候鸟的意思都不是某种东西被太妃糖粘住的意思，无论它的发音是多么像。它的意思是这种动物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待在一个国家，另一部分时间待在另一个国家。

勃兰登堡协奏曲

每当我们的发现或知识达到某种新的极限，我们往往会发现巴赫的足迹早已印在那里。我们见到自然世界中的那些奇异的、怪兽一般的数学——分形地貌，曼德勃罗集合那无穷展开的涡卷螺旋，描述植物茎秆上叶片生长规律的斐波那契数列，在混沌的胸膛内搏动的奇异吸引子——我们会想到的永远是巴赫作品那令人眩晕的复杂盘旋结构。

有人说数学化的复杂性使得巴赫的作品缺乏情感。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在聆听巴赫复调音乐各声部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每一股单独的旋律都在我内心激起不同的感受，而它们的互相交织则让我的情绪仿佛坐上了过山车。一个声部在自顾自地静静吟唱，另一个在欣喜若狂地胡闹，再一个在角落里哭泣，还有一个在翩翩起舞。争吵爆发，欢笑，愤怒，恢复平静。各个声部有可能迥然不同，但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情绪复杂性堪比一个家庭。

最近，科学家发现每个单独的心智都是由许多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家庭，这些部分各自运转，但共同制造出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短暂幻象。看起来，巴赫又一次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聆听《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五号》，你不需要音乐家来告诉你这个东西的新颖或者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它已经距离它曾是全新事物的那个时代二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但你依然能够明明白白地听见隆隆搏动的能量之声，这是一位大师使出全部的力量，带着毋庸置疑的自信在做一件疯狂而大胆的事情的声音。巴赫作曲的时候，使用的是大键琴，而不是他通常在合奏时演奏的中提琴。那是他生命中一段多产的快乐时光，他身边终于有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大键琴在这种合奏中通常扮演配角，但这次不是。巴赫让它大放异彩。

你听第一乐章时，某种奇异的甚至可怕的全新事物就在你耳畔诞生。有可能是台巨型发动机，或者一匹高头大马，正在为某种艰巨的任务做准备，周围有一群用人乌泱乌泱地奔忙（你忍不住要打这种稀奇古怪的比方，因为这样语言才能竭力赶上音乐的步伐）。你听见它慢慢迈步，缓蹄慢跑，这儿那儿地溜达一圈，稍微活泼了一点，然后在用人的鼓励下试着跑起来，你屏住呼吸期待着。它绕了回来，又飞快地跑了一圈……这时其他乐器沉默下去。它自由了，独自傲然屹立，蹄子轻轻刨地，深呼吸，积蓄力量，向前慢跑……

然后它开始表演——奔跑，疾驰，飞翔，爬行，攀升，推动，喘息，扭摆，冲刺，捶打地面，捶打，不断捶打，忽然挣脱，向前狂奔……最后出乎意料地一步跳上低音部，凯旋而归——主旋律高歌猛进，随之而来的是泣涕和狂舞（也就是第二和第三乐章）。

我们对《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熟悉不该让我们忘记它的宏伟。我深信巴赫是曾经行走于人间的最伟大的天才，而《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他在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写出的作品。

《企鹅古典唱片指南》第27期：

《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五、六号》《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英国室内乐团，本杰明·布里顿指挥）

宇宙

破坏分子弗兰克

麦金塔电脑是五年前上市的，而施工人员在我家忙活的时间差不多也有这么长了。前几天有人问我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说我一直在积攒勇气，打算找个机会问问他们这件事。

情况变得这么复杂，和他们中间一个叫“破坏分子弗兰克”的电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他的朋友（假如他还有没进医院的朋友）叫他弗兰克，而我叫他“破坏分子弗兰克”，因为每次他要接线，就非得砸烂所有挡道的东西不可——石膏、木头、水管、电话线、家具，甚至他以前破坏后自己铺好的电线。我确定他作为电工的手艺好得没话说，但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人似乎就不怎么好了。对不起，我跑题了，我本来想说的不是这个，我之所以会偏离方向，都怪弗兰克在我上次刚保存文件就切断了供电。好的，说到哪儿了来着？哦，对。

我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它几乎完全是一片废墟。当然不如弗兰克在这儿忙活的时候那么像废墟，但差不多就是一个空壳，墙壁、地板、水管和其他东西都必须重新安装。建造墙壁的时候，一位砌墙专家（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自己不怎么确定，姑且称之为专家吧）来到我们家建造墙壁。需要地板、楼梯、橱柜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一位木匠吹着欢快的木匠口哨现身，开始做他的事情。然后水管工来，以此类推。然后破坏分子弗兰克来装了电线，木匠、水管工等其他人自然又得再来一趟，做额外的修修补补。我必须抛开弗兰克这个话题了，因为他不是我正在优雅地逐步构建的这个类比的一部分。只是这会儿他在折磨我的心灵；他在房子里的时候，我很难不感到紧张。好了，忘记弗兰克吧。你运气很好，你能做到的。

那么，我想说的重点是这样：这栋房子在这儿；建造这栋房子是一切周折的最终目标；要是我需要完成什么，我拿起电话（假设弗兰克没有为了摸到某个电灯开关而斩断电话线），工人就会来我家做事。

假如我想安装几个橱柜，我不必像下面这样：先彻底拆开房屋，送到木匠所在的伯明翰，以木匠能够理解的方式重新组装起来，请木匠在房子里施工，然后重新拆开房子，运回伊斯灵顿，再次组装起来，然后我就可以住在房子里了。

所以，请问，为什么我在用电脑时就非要这么做呢？让我换个方式解释一下，估计你能听得更明白。假如我在一个文字处理软件里编辑一个文档，我要对文档做一些其他操作，我必须在虚拟世界里拆开这个文档，将其送进另一个文字处理软件，因为后者有前者缺少的某些功能。请问我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至于我为什么不直接用后一个文字处理软件？唔，当然是因为它缺少前一个软件拥有的某些功能了。）或者，假如我想在文档里插入一张图片，我为什么非要打开另一个程序，在那个程序里编辑图片，接着经历一场足以让大脑麻木的拉锯战，最后发现出于某些原因，我使用的文字处理软件要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特定格式的图片，要么宣称它能处理，然后等我真的让它处理了，它就吊着长脸把屏幕变黑，或是让电脑嘀嘀嘀响个不停？末了我不得不将各种零碎素材全贴进PageMaker[1]，而PageMaker出于某些原因则拒绝打印出来。我知道MultiFinder[2]能让这些事情变得稍微容易一点，但这本质上只是相当于让我更容易去伯明翰了，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想了解PICT格式的详情。我不想知道TIFF格式的详情。（我真的不知道。它们让我起鸡皮疙瘩。）我不想琢磨我要在MacWrite II里把文件保存成什么格式才能让Nisus打开它，然后运行它无穷多个宏命令中的一个。老天在上，我是一名麦金塔电脑用户。这些事情应该很简单才对。

麦金塔电脑刚开始是个极其简单而优雅的创意（内存只有一点点，所以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种简洁性应该被重新运用在如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和复杂的麦金塔电脑上。

我希望能够这么做：

1.打开电脑。

2.开始工作。

3.工作做够了，就找点乐子。不过这种时候很罕见，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说的“工作”指的是我能开始看着屏幕打字，要是我想插入图片，就直接在屏幕上画图；或者我从扫描仪调入图片，放在屏幕上；或者我把屏幕上的某些东西发送给其他人；或者我让电脑播放我刚用合成器在屏幕上谱的曲子；或者……好吧，这个清单显然没有尽头。假如我需要某个特定的工具来做一些复杂的事情，我只要简简单单地打开就行了。我指的是简简单单地；我绝对不需要放下手里的活儿，除非我真的写完了（你想得美，我的出版商会这么说）或者想去做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

我在这里说的是“应用程序”之死。不，我指的不是它们的“意外”退出，我的意思是，现在是我们彻底摆脱它们的时候了。而拿到我需要的工具这个动作，应该简单得就像在HyperCard[3]里插入一个按钮。

啊哈！HyperCard！

我知道这么说不符合潮流，因为很多人觉得HyperCard功能不够强大，无法完成有用的工作。但这毕竟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点子的最初尝试。为你不能用它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这个清单会和Nisus的宏命令清单一样长。（那些宏都是干什么的？光是把宏命令菜单拉到底，就足够让整个北伦敦电灯变暗了。）然而这是个惊世骇俗的好点子，我很希望能看见类似这样的软件成为麦金塔电脑的整个工作环境。想要电子表格软件（Excel）那狼吞虎咽压榨数据的能力？贴进去。想要一段动画？贴进Director。不喜欢Director的操作界面？（你肯定疯了。它太好用了。）把素材贴进你撒谎说你喜欢的其他动画制作工具好了。

甚至自己写一个。

假如你在规范地编写面向对象的代码，那么写这个工具应该和写个编程语言HyperTalk一样简单。（好吧。你没法写HyperTalk。它应该比HyperTalk更容易写。你只需要选中你喜欢的片段，点击一下即可。）我们不该受到应用程序设计师的统治，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实中的人们怎样完成真正的工作，我们应该可以选中我们喜欢的功能块，然后贴在一起就行。

电工的问题我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我想聊一聊壁橱。某个特定的壁橱。这个壁橱在我书房的角落里，我不敢进去，因为我知道一旦我进去了，那么不到当天傍晚我是没法出来的；而我出来的时候，将会是个悲伤和愤懑的男人，刚和一个暴虐的黑色蛇形恶魔打了一场，最终败下阵来。这个暴虐的黑色蛇形恶魔是一堆一米长的线缆，它们嘲笑着我，让我寝食难安。它们嘲笑我，是因为它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想把一台不可思议的设备和另一台不可思议的设备连接起来，都不可能在这堆彼此纠缠的肚肠内找到我需要的那根线缆；它们让我寝食难安，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是正确的。

我厌恶线缆。线缆也厌恶我，因为它们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带着一个火焰喷射器走进壁橱，一股脑彻底干掉它们。但在此之前，它们下定决心要从我身上榨出最后一点挫折感和眼泪。我们不该需要这些混账东西的。

拿我目前的处境来说，为了安全地远离破坏分子弗兰克，我已经把这篇文章转移到便携式麦金塔电脑上。（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讨厌我。但听我说，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台这东西的。相信我，售价会打下来的。好吧，别相信我，相信苹果公司。唔，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能继续说刚才在说的话了吗？）我还可以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把便携式电脑拿到朋友家，那里完全绝缘于弗兰克有可能接触的一切东西。

等我带着写完的文章回家，我可以把它拷贝到软盘上（假如我能在满桌的半成品文稿底下找到一张软盘），再拷贝到我的台式麦金塔电脑上，然后打印出来（再假如弗兰克没有拿着链锯靠近我的AppleTalk网络）。我也可以到壁橱里去大战一场，希望我能在它的内脏里找到另一个AppleTalk连接器。我还可以爬到桌子底下，拔下IIx电脑上的AppleTalk，连接到我的便携式电脑上。或者说……你能够想象了，这非常荒谬。狄更斯不需要在写字台底下爬来爬去地匹配插头。你看一眼书架上足有几米长的狄更斯著作，就知道他绝对不需要匹配插头。

我想要的仅仅是在便携式电脑上打印。（可怜的宝贝儿。）好吧，我想要的不仅是这个。我想要能够定期在便携式电脑和台式机之间传输地址簿和日记，还有我正在写的半成品章节，还有我正在修修补补的其他东西——这就是半成品章节之所以是半成品的原因。换句话说，我希望我便携式电脑里的东西出现在台式机的桌面上。我不希望每次在做这些事情之前，都必须先和壁橱里的怪物搏杀，然后和TOPS缠斗。让我来告诉你，我希望如何让我的便携式电脑里的东西显示在台式机的桌面上：

我把两台电脑拿到同一个房间里。

砰。这就成了。它就出现在了桌面上。

这是运用了红外连线。也可能是微波连线。我不在乎，就像我不在乎PICT、TIFF、RTF、SYLK和其他所有缩写一样；它们只是在表示：“我们有个复杂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个更复杂的答案。”

不过有件事我要澄清一下。我喜爱我的麦金塔电脑，更确切地说，是我这些年来不顾一切地积累的不晓得多少台的麦金塔电脑家族。自从1983年我在波士顿的Infocom办公室第一次见到麦金塔电脑，我就爱上了它。让我如痴如醉的是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也就是：“只要你用正确的方式求解，没有什么问题复杂得找不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换句话说就是“电脑的未来就是简单易用”。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我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是希望是麦金塔系统的设计师能回到这个未来，二是让破坏分子弗兰克离开我家。

《麦金塔电脑用户》杂志，1989

[1]PageMaker，一种排版软件。

[2]MultiFinder，麦金塔电脑操作系统中的多任务工具，用来管理桌面——定位文档和文件夹、处理剪贴板和剪贴簿等。

[3]HyperCard，苹果公司麦金塔电脑的一个应用程序，提供图形化的简单编程环境。

有卖自有买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个人电脑的情形。那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拉斯基商店里，那是一台康懋达电脑（Commodore PET）。它是个金字塔形状的庞然大物，位于顶端的屏幕只有一根巧克力棒那么大。我在它周围转悠了好一会儿，看得如痴如醉。然而它并不厉害。我猜我这辈子都没法见到电脑在一名作家的生活或工作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确实产生了一丝最细微的模糊感觉，“可支配收入”这个词语大概要被赋予一层全新的意思了。

我之所以无法想象它对我能有什么用场，是因为我对电脑的能力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我觉得它是某种精密的计算器。而这也正是“个人”计算机（计算机，一个很有误导性的名称，可以适用于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几乎所有机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研发目标：一台超级计算机，有一个长长的功能列表。

接下来，随着我们用这些机器操纵数字的能力变得强大，我们开始琢磨也许能让数字代表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字母表里的字母。

太好了！一个改变世界、无与伦比的突破！我们意识到，只把这东西当计算器看委实过于短视。这是一个更加令人激动的东西。它是一台——打字机！

于是我们开始将它打造成超级打字机，带着一个长长的越来越难以理解的功能列表。微软文字处理软件（Word）的用户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当我们开始让这些数字——如今在机器里以疯狂速度飞来飞去的数字——代表图像的像素点时，下一个突破随之到来。

啊哈！我们心想，这台机器原来比区区打字机更加令人兴奋。这是一台——电视机！前面还连着一台打字机！

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www，我知道其具体含义的唯一一个缩写，念起来比它的全称拗口三倍），于是我们又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类比。这是一份宣传册。一份无所不包、会唱歌、会跳舞、会跳来跳去、会哔哔叫、闪来闪去的宣传册。

当然，电脑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东西。以上这些东西仅仅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熟悉的既有事物，我们以它们为原型来类比电脑，否则就没法使用这该死的东西。

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

电脑其实是一台建模装置。

一旦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该明白我们能在电脑里模拟一切。不仅是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做的事情，还有真实世界事实上阻碍我们去做的事情。

一份宣传册能阻碍我们去做什么呢？

唔，宣传册的任务是说服别人来买你想卖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地光鲜和有诱惑力，而且只透露你希望他们知道的细节。你无法讯问一份宣传册。大部分企业网站就是这个样子。以宝马公司为例，它的网站非常酷炫，但不会回答你的疑问。它不会让你知道拥有宝马轿车是一种什么体验、某个型号有没有某些缺陷，它的可靠性如何、开销如何、湿地驾驶感觉如何，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它不会让你知道你真正想知道的所有信息。你可以写邮件询问，但你的提问和厂商的回答——还有其他人的回答——都不会出现在网站上。当然了，让人们分享这种信息的网站到处都是，点几下鼠标就能打开，但你在宝马官网上连一个字都不会读到。事实上，假如你需要有关宝马轿车的切实和详细的资料，你最不该去看的就是宝马网站。那是一份宣传册。

英国航空公司也一样。它会告诉你有关其航班的所有信息，除了其他公司也飞这些航线的事实。假如你想知道你有什么选择，你必须一个一个去看另外几十个类似的网站。对英国航空公司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究竟想找什么，或者他们提供的服务与竞争者相比如何。然而由于这些信息非常有价值，他们必须派出大队人马拿着记事本到处调查，而假装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对拿着记事本的人撒谎。

只有亚马逊公司的那些人完全做对了这件事情。你上他们的网站，是因为上面充满人们分享的信息。一个网站上的信息越多，上这个网站的人就越多；上这个网站的人越多，网站上聚集的信息就越多，而亚马逊公司就会卖出更多的书籍。当然，他们不害怕公开讨论，是因为他们和宝马公司不一样：他们并不为他们销售的商品负责。宝马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还需要很长时间，或许再加上一次深呼吸，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和顾客属于同一个社群。

然而即便是亚马逊公司也只看到了全景的一部分。和真实世界中的商店一样，他们只能记录他们完成的销售。但他们未能完成的销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能完成这些销售，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卖掉这些书。有一次，我在亚马逊网站上找1968年齐费里尼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数字光盘。我发现没有这个条目。我可以买家用录像系统的录像带版，但我不想要。因此整个交易都不存在。你没有办法记录我来找什么，而我想买的东西不在编目之中。我只能选择（或者不选择）此刻有货的商品，我无法表达我其实想要什么。因此我写信给他们说明这个情况，你猜怎么着，现在你能做到了。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聪明。他们现在能够将切实存在的需求信息提交给制作商。基于我本人的另一个（并非全然无私的）建议，他们会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读者最乐于见到被拍成电影的书籍。以前没有人能采集到这样的信息。

咱们把这个类比再推进一步。你看一份宣传册或商品目录，大概经常会心想“我希望有人写一本关于……的书”，或者“要是有人制造带……功能的自行车就好了”，或者“为什么没人制造可以……的螺丝刀呢”，或者“这东西为什么没有蓝色的呢”。宣传册无法做出回应，但网站可以。

假如有人愿意制造，你非常想拥有的东西是什么？请将建议发往www.h2g2.com网站。

《星期日独立报》，1999年11月

我想出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适用于我们对科技的反应：

1.你出生时已经存在的科技都普通而平常，是世界运转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

2.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令人兴奋的革命性产物，说不定你以后能以此为业。

3.在你三十五岁以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美国无神论者》杂志的访谈

《美国无神论者》（American Atheists）：亚当斯先生，人们形容你是“激进的无神论者”，这个称谓正确吗？

D.N.A.：正确。我觉得“激进”这个词我用起来很随便，仅仅是为了表示强调。假如你自称“无神论者”，有人就会问：“你是说不可知论者吗？”我不得不回答说确实就是无神论者。我确实不相信神的存在，事实上，我认定不存在神（两种说法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我没有看到哪怕一丁点证据能够证明神的存在。自称“激进的无神论者”更加方便，足以表达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是我认真秉持的一个观点。说来有趣，很多人听见我如此强硬地表达一种世界观着实会感到惊讶。在英国，我们似乎从模棱两可、平淡无奇的国教教义转向了同样模棱两可、平淡无奇的不可知论——要我说，两者都代表一种不必认真思考问题的欲望。

然后人们往往会说：“但为了以防万一，似乎还是当个不可知论者比较好？”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愚蠢和思路不清，我更愿意退出对话，而不是陷入其中。（假如事实证明其实是我一直搞错了，确实存在一个神，再假如事实进一步证明，这种在背后交叉手指、在细节上纠缠不清的不诚实的教条主义能够取悦于他，那么我觉得我依然会选择不崇拜他。）

其他人会问我怎么能宣称我真的知道。相信神不存在难道不是和相信神存在一样不理性和傲慢吗？对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我并不“相信神不存在”。我看不出相不相信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我四岁的女儿说她没有把地板弄脏时，我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我相信正义和公平（尽管我不太清楚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只知道应该努力尝试每一种或许能成功的方法）。我还相信英国应该加入欧洲货币联盟。我连经济学家的门都摸不着，不可能和经济学家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但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情况（再加上一股强烈的直觉）而言，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事实很容易就能证明我是错误的，是的，我知道。在我看来，上述三种情况才是“相信”这个词的合理用法。然而，我认为这个词就像一些非理性概念的保护伞，让言之有物的问题无法触及它们。这个词本身就有诸多问题需要得到澄清。因此，我并不“相信神不存在”，而是有理由认定不存在神，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并由此引出我的第二个理由。

其次，我不接受目前流行的主张，即任何观点都和与之相反的观点一样值得尊重。我的观点是月球由岩石构成。要是有人说：“呃，可是你没上去过，对吧？你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我认为它由挪威海狸奶酪构成的观点同样可信……”告诉你，我都懒得和他争辩。世上有举证责任[1]这回事，无论在上帝这个论题上，还是在构成月球的物质这个论题上，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难题，上帝存在曾经是我们能得到的最佳解释，但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解释。上帝不再能够解释任何事物，而是成了其本身就需要大量解释的事物。因此，我不觉得我认定神不存在是不理性和傲慢的，这跟相信神存在不在一个层面上。我认为对这两者不需要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美国无神论者》：你作为非信徒有多久了？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的认识？

D.N.A.：唔，这是个相当老套的故事。我小时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是我的成长背景。说起来，我还曾经在校园礼拜堂工作过呢。在我十八岁的一天，我走在路上，听见一个街头传福音者在讲演，我很诚恳地停下来聆听。然而我越是听，就越是觉得他说的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话，我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才对。

我稍微有点轻描淡写了。其实在意识到他在胡说八道时，我已经花了许多年学习历史、物理学、拉丁文、数学等等，我（艰难地）学到了关于论辩标准、证明标准、逻辑标准等的一些知识。事实上，我当时正在学习如何辨别不同类型的逻辑谬误，忽然明确地意识到这些标准完全无法应用在宗教论题上。在宗教学习中，导师要我们充满敬意地聆听一些教诲，这些东西若是被用于支持其他观点——比方说，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肯定会因为愚蠢和幼稚而遭到嘲笑，而且就逻辑和证明而言，它们明摆着是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唔，在历史学里，尽管对事件和因果的理解实际上等于诠释，尽管诠释从许多角度来说实际上等于观点，但这些观点和诠释的生命都要经受住各种争论和驳论猛烈交火的重重考验，活下来的观点和诠释随后会接受下一代历史学家用事实和逻辑发起的新一轮挑战——以此类推。观点之间并不平等。有些观点比其他观点坚韧和成熟许多倍，得到了逻辑和论据的良好支持。

因此我已经熟悉并（恐怕）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你不能把物理学的逻辑应用在宗教上，因为这两者处理的是不同类型的“真理”。（现在我认为这是胡扯，但方便起见，先这么说吧。）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意识到，比起充满诠释和观点但依然根基牢固的历史学，支持宗教观念的论证竟然是那么虚弱和愚蠢。事实上，它们幼稚得让人尴尬。在智力活动的其他领域，公开挑战属于司空见惯的行为，然而在宗教领域内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们顶不住。于是我成了一名不可知论者。接下来我冥思苦想。但我没有足够的材料供我继续思考，于是我没有做出任何定论。我极为怀疑神这个概念，但我缺乏必要的知识，无法为……呃，生命、宇宙以及一切构造出一个好的解释模型来取代神。我继续努力，继续阅读和思考。我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偶然了解到进化生物学，事实上是通过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盲眼钟表匠》了解到的，忽然间（我记得大概是第二遍阅读《自私的基因》时），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进化论这个概念拥有令人震惊的简洁性，但它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生命那无穷无尽、令人困惑的复杂性。比起它在我心中引发的敬畏感，人们谈到所谓宗教体验时的敬畏感，显得——实话实说——非常愚蠢。我无论如何都倾向于因理解而生的敬畏感，而不是因无知而生的敬畏感。

《美国无神论者》：你在对书迷的演讲中暗示了你的无神论倾向（“那是我真心相信上帝的少数几次之一”）。你的书迷、朋友和同事都知道你是无神论者吗？你的朋友和同事圈子里有很多无神论者吗？

D.N.A.：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有点困惑，我猜这涉及某种文化差异。在英国，一个人是无神论者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场合更适合超然地不咸不淡地说几句。假如你强烈地表达某种特定的观点，别人也许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因此大家更愿意选择不可知论，而不是无神论。另外我认为，从不可知论转向无神论的这一步，需要你在智性思考上比大多数人投注更多的努力。然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认识和见过许多科学家，在他们的圈子里，无神论是常态。我猜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可知论者，但无神论者也为数不少。要我在朋友、家人和同事里找出有谁相信上帝存在，我大概首先会看年纪比较大（我实话实说）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那些人。有一两个例外。（出于习惯，我险些说“可敬的例外”，但那实在不是我的本意。）

《美国无神论者》：你的书迷、朋友和同事时常会尝试“拯救”你这个无神论者吗？

D.N.A.：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在英国并不存在。好吧，这话说得太满了。但是（请允许我此时鼻孔朝天地傲慢一下），我猜我只是倾向于不和这种人打交道，就像我倾向于不和那些看日间肥皂剧或读《国家询问报》[2]的人打交道一样。你们通常是怎么回应的？我反正懒得搭理。

《美国无神论者》：你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因为无神论而遇到过什么障碍（对无神论者的偏见）？你是如何处理的？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D.N.A.：根本不存在。这种想法难以理解。

《美国无神论者》：你在著作里时常轻佻地提到上帝和宗教（“某个人被钉死在一棵树上两千年后”）。无神论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哪些地方（什么角色或者场景）最准确地体现了你个人对宗教的观点？

D.N.A.：我着迷于宗教。（这和信仰宗教完全是两码事！）宗教对人类的事务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它是什么？它代表着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发明它？它是如何持续发展的？它会变成什么样？我喜欢不断地刺探和研究它。多年来我对宗教思考得太多了，这种迷恋必然渗透在我的所有作品中。

《美国无神论者》：你有什么想对你的无神论书迷说的吗？

D.N.A.：哈啰！你们好啊！

《美国无神论者》37卷，第1期

（戴维·西尔弗曼主持访谈）

通过电子邮件和书迷交谈有什么优势？

更快，更容易，而且不需要贴邮票。

[1]举证责任，指当事人有为自己提出的主张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自己的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

[2]《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美国八卦类小报。

预测未来

预测未来是个白费力气的游戏。可惜我们越来越不得不玩这个游戏，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我们必须对未来的去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因为未来将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说不定就是下周的事。

说来奇怪，这种迅猛得难以想象的变化的主要引擎，也就是计算机行业，却被证明很不擅长预测它自己的未来。计算机行业没能预见到的重要事情有两件：第一是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在短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时间里成了计算机行业当前的核心事务；第二是这个世纪即将结束。

就这样，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边缘，仰望横亘于面前的闪亮岩壁，像库布里克的猿猴那样在黑色巨石前叽嘎怪叫：我们怎么可能猜到以后会发生什么？分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我们敢对它们做出什么预言？我们猜错了火车的发展，猜错了飞机的发展，猜错了无线电的发展，猜错了电话的发展，猜错了……好吧，我们猜错了的事情可以拉一张看不到尽头的清单，你不妨翻出克里斯托弗·瑟夫和维克多·纳瓦斯基的《专家说》[1]看一看。

这本书概括了许多事实证明（通常是一转眼的事）错误得荒谬绝伦的权威预言。你肯定知道这种事情。1929年10月17日，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说：“股市已经登上了看似永久性的高地。”[2]1962年，迪卡唱片公司的高管在谈到披头士乐队时说：“我们不喜欢他们制造出的声音。吉他乐成群结队闹哄哄地往外挤……”等等等等。啊哈，还有这个：“比尔·克林顿会输给任何一个不在台上淌口水的共和党人。”出自1995年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这是一本大厚书，你可以在厕所里快活地读上几个钟头。

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听到开尔文勋爵在1897年说“无线电没有前途”，我们会宽容地一笑置之。然而得知数字设备公司的总裁肯·奥尔森在1977年说“任何个人都没有理由在自己家里搞一台电脑”时，我们感到更加惊讶。就连比尔·盖茨——为了证明他也会彻底而离谱地犯错——也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无法想象任何人的电脑会需要超过640k的内存。你试试用比这个大二十倍的内存运行Word。

我们把各种预言记录下来，看能不能在它们还只是小花苞的时候就找出其中犯蠢的那些，会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我最近就注意到这么一例，美国电话公司USWest主管工程的副总裁韦恩·路克先生在二月份下过一个论断。他在讨论高速无线数据网络时称：“没错，你可以在时速100公里的车上使用它，但我不认为会有很多人这么做。”咱们走着瞧。这个论断会回来嘲笑他的。卫星导航。无线网络。一旦我们能够将物理位置映射进信息共享空间，就会在互联网应用领域引爆新一轮增长。

这只是起码的——以上是我的预测。当然了，我也有可能错得离谱。斯图尔特·布兰德[3]在他超棒的著作《万年钟》（The Clock of the Long Now）里建议我们在一个拥有一万年历史的图书馆里保存一份全社会的预言和争论的记录，然而光是看看事物在短期内如何发展就很有意思了。在每年的新年伊始，媒体上往往满是探讨接下来一年将会发生什么的预言。当然，那些预言两天后就会被忘个干净，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要一一印证。因此，我想邀请读者提交自己的预言——或者凑巧读到的预言——你们认为未来五年内将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会去火星吗？爱尔兰或中东能实现和平吗？电子商务的泡沫会破裂吗？

我们会把这些预言放在网上，它们在五年里会一直待在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跟踪它们。预言未来是个白费力气的游戏，但当你真正开始记录得分，任何游戏都会得到改善。

《星期日独立报》，1999年11月

最近，新一代更智能的办公椅即将问世，它们大发善心，去掉了所有的旋钮和拉杆。我们熟悉的弹簧和支架都还在，但这种办公椅会自动按照你的姿势和动作做出调整，你不需要告诉它们该怎么做。很好，我给你们一条预言：等我们有了能这么运行的软件，世界就会变得更加令人愉快和美好。

[1]《专家说》（The Experts Speak），初版于1984年的一本著作，列举了几千条专家的错误预测和断言。

[2]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崩盘，引发大萧条。

[3]斯图尔特·布兰德（1938— ），美国作家、生态学家，创办并编辑了《全球概览》杂志。

小小电脑样样都行

我最喜欢的冷知识是这样的：布伦威尔·勃朗特——艾米丽和夏洛特的兄弟——死的时候站着靠在壁炉架上，只是为了证明这是能做到的。

好吧，其实也不尽然。我真正最喜欢的冷知识是树懒幼崽非常笨拙，它们时常会抓住自己的四肢，而不是树枝，结果从树上掉下来。然而，这和我此刻脑袋里的念头没关系，因为这个冷知识与树懒有关，而关于布伦威尔·勃朗特的冷知识则与作家、想死和仅仅为了证明就去做某些事情有关，这三者与我目前处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密切到了——实话实说——有些吓人的地步。

我是个作家，我现在很想死。假如你在清晨某个早得荒唐的钟点飞到密歇根州大瀑布城，却发现你要再等三个小时才能入住旅馆，我猜你也会变成这样。事实上，光是飞到密歇根州大瀑布城就够受的了。假如你是密歇根州大瀑布城的居民，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好了。而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会明白我绝没有开玩笑。

我无处可去，只能站着靠在壁炉架上。好吧，它应该算是某种壁炉架。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由黄铜和某种塑料制成，大概是建筑师在经过一个倒霉透顶的夜晚后所设计出来的东西。这让我想起我很喜欢的另一条冷知识：西伯利亚铁路上有一个好大的弯，那是因为沙皇（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沙皇，因为我不在家中的书房里，而是靠在密歇根州一个难看得恶心的东西上，所以手边没有书可供查证）宣布要修建一条西伯利亚铁路，于是拿起尺子在地图上画了条线。而那把尺子上有个缺口。

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倚靠着那个难以形容的失败建筑物，而且我没办法用我的麦金塔电脑来写作。其实我也想，可惜我的PowerBook[1]刚好没电了（真是可笑，这东西居然以它唯一的重大缺陷命名，在这方面它和格陵兰岛[2]挺相似的）。我带着电源线，但找不到插座。尽管电源线能够聪明地适应各种电压，但插头不能够适应各种插座。电源自带一个又大又笨的英式三脚插头，也就是说假如你在离开希斯罗机场前忘记买转换插头，你就会彻底完蛋。出了英国，你就不可能买到给英式插头用的转换插头。是的，我非常清楚。因为我的旧苹果手提电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保证我不拿麦金塔手提电脑开玩笑。苹果公司自己开的玩笑就已经够多的了。该死。我刚说了我不会开它的玩笑。）最后我只好去买美式电源线。更确切地说，我只好想方设法去买一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电源线只跟着新的麦金塔手提电脑一起出售。我扛着没电的麦金塔手提电脑走了十天，经常用它垫着吃三明治，因为它扛起来比一张桌子要稍微轻一点。（该死，我又开了一个玩笑。）

然而，我在PowerBook上没犯过相同的错误。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这次我带了转换插头。然而，我还是稍微犯了一点蠢，因为它在我的行李里面，而我已经把行李交给了行李员；还得等待三小时房间才会准备好。

所以我该怎么做？用手写吗？开什么玩笑。我用了十年文字处理软件，已经不会写字了。我知道我应该还会，因为写字就像用筷子，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不会忘记。问题是我使用筷子的次数要远远多于用笔写字，所以，不行，我没法用手写字。我也不会对着一个可怕的口述录音机说话，它会在你搜肠刮肚琢磨该说什么的时候不知疲倦地录音。必须按下停止键，我的大脑才会开机。

不。我坐在某个角落里，用我新买的宝意昂（Psion）Series 3a掌上电脑写了这篇文章。我在希斯罗机场的免税店买了这东西，没什么理由，我就是想买，我不得不说它很好用。这条路行得通。

容我先提几句免税店，然后再说宝意昂掌上电脑。我要说的不是免税店商品并没有更便宜；它们确实是更便宜——那点钱几乎微不足道。免税店购物能为你省下非常小的一笔钱。当然了，要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必须在回国时向海关申报你购买的免税商品，就有可能因为罚款而丢掉好大一笔钱。除非你打定主意在飞机上度过余生，否则你购买的商品就不是真正免税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在免税店以只比商业街低一丁点的价格购买商品呢？你省下的关税大部分进了商店金库，因而减少了对国民医疗服务（还有三叉戟核潜艇）的贡献。那么，我为什么要在免税店买这台宝意昂掌上电脑呢？因为我是个彻底的白痴，这就是原因。

好了。我报告一下现状。旅馆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我从行李里找出转换插头。我的PowerBook在充电了。但我没有在使用它，因为此刻我躺在浴缸里，所以我还在用宝意昂掌上电脑。我从没躺在浴缸里写过文章。纸会被蒸汽打湿，笔会怎么都写不出字来，打字机会压疼肚皮，而假如你打算在浴缸里使用PowerBook，那我猜那台PowerBook肯定不是你的。

总之，重点在于我现在可以这么做了。你真的可以用掌上电脑写文章，这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我试过用夏普Wizard写东西，但缺乏可行性，因为它的键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委实令人绝望。他们肯定是基于某种误会，才决定让键盘按字母顺序排列。我猜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记得柯蒂键盘（qwerty）排列（把qwerty当成一个词打出来的感觉很奇怪，你试一试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但所有人都记得字母顺序。对固然对，但其实这无关紧要。人们心目中的字母表是个一维字符串，而不是二维的排列，因此无论如何你都得看着键盘打字。所以说，为什么不使用柯蒂键盘排列，让记得它的人享受这个好处呢？

我也试过更大一点的夏普Wizard 8200，它倒是有个柯蒂键盘，但不会自动换行。你能想象吗？这年头连手绘板玩具[3]都会自动换行了。

所有掌上电脑的共同问题当然是键盘太小，不适合手指操作。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非常难克服。这东西既然小得能装进口袋，就必然小得没法用来打字。好吧，我找到解决方法了。要是你已经知道了，那就当我没说；也许我是全世界最后一个想到的人。总之，解决方法是这样：你用两个手掌抓住掌上电脑，然后用两个大拇指打字。说真的，完全能行。刚开始会有点笨拙，你的双手会因为使用了不常用的肌肉而有点酸痛，但你会以快得惊人的速度适应这个姿势。就这么一会儿，我已经敲了上千个单词。

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好吧，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觉不觉得就随你了。）信息输入的发展如今到哪一步了？当然，我和所有人一样，想到语音输入和手写输入的前景就兴奋得发疯，但你知道，我也知道——随便哪个玩过Caere Typist之类工具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在应用上永远不像在理论上那么简单，至少目前还不行。尽管我们这些爱好者玩得很开心，但对于最终的用户来说，将大把时间花在和还不够成熟的科技扳手腕上实在不怎么值得。你说一声“哈尔，打开2号救生舱”，然后完全确信哈尔会理解你想去木星周边漫游一下的想法，这样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估计还要过很久我才能口述一篇像这样的文章，哪怕是一篇刚刚能让人读懂的文字；至于输入结果的准确性，就先别提了。我们都见过秘书用古老的速记涂鸦记录老板说的每一句话，连“这句别记”和“划掉最后那句”都不放过。我认为在技术能够被顺畅应用之前，我们还要经历许多“我的秘书怎么这么笨”的痛苦折磨。至于手写输入设备，如我所说，在使用文字处理软件十年后，我的笔迹已经堕落到我自己也读不懂的地步了，而电脑能经受这个考验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对于嘲笑手写输入设备这东西的讽刺性，我永远乐此不疲。

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只能安于键盘输入了，而键盘输入又暂时等于柯蒂键盘排列法。但是柯蒂键盘排列法，如我们所知，最初的设计目的是拖慢打字机用户的速度，免得他们把按键卡住。这是有意为之的低效率。然而，用效率更高的排列方法——例如德沃夏克键盘——将之取代的尝试全都失败了。人们已经熟悉了柯蒂键盘排列法，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改变现状。德沃夏克键盘和其他各种排列法也许更好，但柯蒂键盘排列法已经（目前已经）够好用了。“没坏就别修”是一条铁律，尽管我一直对这话不以为然。

不过，我认为重新发明键盘的机会也许终于要出现了。掌上电脑将会集中在科技上的所有新进展。苹果、微软和其他各大公司都突然开始对个人数字助理之类的东西跃跃欲试；在使用宝意昂Series 3a几小时后，我也一样。这是个绝妙的技术结晶，正处于从消遣性的玩具向一个你可以躺在浴缸里好好使用的工具转变的关键阶段。我们早就全知道柯蒂键盘不够好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将会认清它就连“够用”都称不上。它就连“够用”都称不上。（没错，这几个字是我复制、粘贴的！）我希望德沃夏克键盘的失败并没有吓退系统设计师。我希望他们能仔细研究人们怎样握着掌上电脑，人的手指在自然状态下能够到哪些位置，然后想一想，我们可以怎样重新考虑键盘的工作方式。如果我的拇指关节可以不像现在这么僵硬和酸痛，我会很高兴。我已经证明了我能这样打字，但我就像布伦威尔·勃朗特，你不能指望我明天再耍一次同样的把戏。

*

我们会注意行不通的东西。我们不会留意行得通的东西。我们注意到了电脑，我们不会留意硬币。我们注意到了电子书阅读器，我们不会留意实体书。

[1]PowerBook，苹果公司的一款笔记本电脑，1991年问世。

[2]格陵兰岛英文为Greenland，直译为“绿地”。实际上，该岛大部分在北极圈内，并无多少绿地。

[3]手绘板玩具（Etch A Sketch），法国人安德烈·卡萨涅于1960年发明的玩具，利用两个旋钮分别控制水平和垂直的“落笔点”，通过晃动可以重置绘板，从而反复涂鸦。

烦人的小东西

我觉得，现在该对烦人的小东西宣战了。今天早晨，又有一个这种东西随着邮件寄来。我从一家美国邮购公司买了个新外置光驱。因为我住在一个奇怪又偏僻的名叫“外国”的地方，又因为我常像鸽子似的飞来飞去，所以我在订购的时候，非常想知道它带不带国际通用电源。

国际通用电源这个装置意味着无论你去哪个国家——甚至连你自己也不需要知道你去了哪个国家（这个问题比想象中更常见）——你只需要插上麦金塔电脑，电源就会自己把剩下的事情搞定。这就是所谓的即插即用原则。至少微软用的是这个名词，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麦金塔电脑的世界里，我们享受这种便利已经很久了，所以根本没想到要给它起个名字。如今许多外围设备都附带国际通用电源，但并不是所有外围设备都这样。因此我才要向他们问个清楚。

“对，带的。”销售助理斯科特说。

“你确定它带国际通用电源？”

“对，”斯科特重复道，“它带国际通用电源。”

“百分之百确定？”

“对。”

今天早晨，光驱送到了。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它不带国际通用电源，而是带了一个烦人的小东西。我已经有了好几个房间这种烦人的小东西，真的不想再加上一个了。在那些烦人的小东西之中，有一半是我不知道属于哪些设备的。更重要的是，在那些设备之中，有一半我不知道它们的烦人小东西在哪儿。最恼人的是，有许许多多烦人的小东西，包括今天早晨送到的这个，都只适配120伏交流电，也就是美国电压，这意味着我在外国（邮政编码FN）无法使用它们；但我又必须留着它们，说不定我哪天要带某台设备去它适配的地方（也就是美国）呢，当然了，前提是我能找到设备所带的烦人小东西。

你也许想问，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

我所说的烦人小东西（当然它们并不是唯一一种将电子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烦人小东西）就是外置电源适配器。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外置光驱、磁带录音机、电话答录机、有线音箱和其他你一旦离开就会活不下去的设备都需要这东西来将120伏或240伏的交流电变成6伏、4.5伏、9伏或12伏的，500毫安、300毫安或1200毫安的直流电。它们的插头可能外正内负，也可能内正外负。把上述各种变量累加起来，得到的就是一个大型产业，其存在目的，据我所知，就是用烦人的小东西塞满我家橱柜。要是不一个一个试过来，我绝对不可能认出它们分别属于哪些设备。假如我为了使用某个设备，要找到适配的烦人小东西，通常的方法就是去再买一个，然后被价格气得死去活来。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唔，有个理论说得通。就像彩色墨粉盒产业的幕后黑手是施乐一样，烦人小东西产业的幕后黑手是索尼。

还有一个理论也说得通，那就是短视和愚蠢。原因不可能是这个，对吧？我是说，有可能吗？很难想象这颗星球上最聪慧的一些人，嚼着能用钱买到的最好的比萨，居然自始至终都没想到过“要是能把电源适配器规范成一个型号岂不是很好”。好吧，我不是电子工程师，因此我或许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也许某个型号的光驱或CD随身听只吃600毫安电流，而500毫安电流绝对不行；插头必须内正外负，外正内负绝对不行，若是稍微做点改变，它就会委屈得呜呜叫，或者自焚抗议。然而要我说，如果把一个硬件工程师关进牢房，给他几天时间，用辣香肠的香味折磨他，那他多半能够想到办法，让他正在设计的设备（甚至下一代的Pro版设备，我听说了很多关于它的美丽传闻）适配某种标准化的电源适配器。

事实上，市面上已经有了某种粗略的标准，尽管它多多少少有点奇怪。如今还在车里抽烟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仪表盘上原先插点烟器的洞口往往被用来给移动电话、CD播放器、传真机甚至（根据最近一个不太可信的电视广告）速溶咖啡机供电。由于这个插座本来是为另一个用途设计的，对于我们想用它做的那些事情来说，其尺寸和位置都不太合适，因此现在我们应该为了新的用途来对它进行一些改造。

这个偶然产生的预适应现象[1]让我们拥有了一个或许可用的电源适配器标准。这样确实有点随意，但我们应该心怀感激，因为它是某位汽车机械师用一个下午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电脑业标准委员会奉献一生心血的产物。保持电压不变，然后重新设计一个比较小的插头，我们就有了新的标准。

遵守这个标准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那就是你将只需要一个电源适配器了！想想看！哦，好吧，未必是一个，你也许需要十几个，但都是一样的东西！你去买一箱好了！它们会成为一种日用品，就像，呃，我本来想说电灯泡，但电灯泡也有各种瓦数和接口的区别。电源适配器标准化的好处是它会比电灯泡强得多。

除了赶走无穷无尽的混乱和烦恼，新标准的到来还会激发各种其他新功能的涌现。车里各种位置方便的供电口，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供电口，以及更重要的，飞机座位扶手上的供电口……

我必须承认，尽管我喜爱我的PowerBook——我以前用笨重的台式机完成的工作如今有97.8%在PowerBook上进行——但我已经放弃了在飞机上使用它。对，没错，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省电措施可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暗光模式，RAM驱动器，处理器休眠，等等等等——但重点在于，我懒得做这些事。要是我想生气，我大可以去看机上杂志。然而，假如座椅扶手上有个供电口，我就可以见缝插针地工作了，再不济也可以随便玩玩。我知道航空公司多半会说：“好是好，但要是这么做了，我们的飞机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总是这么说。我知道他们的飞机有时候确实会从天上掉下来，但我想说的重点是，这种事发生得并不像航空公司所声称的那么频繁。别的人我不敢保证，但我本人愿意冒这个风险。在对抗烦人小东西的伟大战争之中，任何牺牲都值得。

《麦金塔电脑用户》杂志，1996年9月

我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好用的东西，却被科技所束缚。你如何辨认出一件还在研发中的科技产品呢？一条好的线索是看它是否附有说明书。

[1]预适应，进化论术语，也就是扩展适应，指进化过程中一种特征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即一种特征最初进化出来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但后来又有了其他的用途。例如鸟类羽毛的进化：羽毛最初是为了保温而进化出来的，但后来变得适应于飞翔。

我们有什么可以去掉的？

有些最具革命性的新点子来自发现一些可以丢掉的旧东西，而不是想到什么可以加入的新东西。例如索尼随身听，它在磁带播放器的基础上没有增加任何显著的新功能，只是去掉了放大器和扬声器，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听音乐方式和全新的产业。索尼新推出的手持摄像机非常聪明地省去了变焦功能，因为变焦功能需要花钱和增加体积，同时让普通人拍摄的视频完全没法看。（顺着这条思路走，索尼公司不妨考虑生产一款只能录像的视频播放器，而影视公司可以发行用快进模式录制的电影。）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芯片的工作原理很聪明，足够改善生活，它首先处理简单的任务，把难事全都丢给别人去处理。（我知道实际情况比这个要复杂一点，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主意真他妈诱人。）一杯上等干马天尼是用聪明而足够改善生活的手法调制出来的，这个手法就是别喝马天尼。

当你发现你能丢掉问题的一部分时，你就获得了极大的优势。比方说，代数（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计算机编程领域）来自这样一种领悟，那就是你可以抛开所有乱七八糟、难以处理的数字。还有英国升级后的全新查号服务。几年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拨192，就会有一个礼貌的、热心的声音回答你，通常——这就是个线索了——带着苏格兰口音。整个服务系统搬到了阿伯丁[1]，那儿有大量礼貌的热心居民不必为了住在伦敦的花费而得到补偿。英国电信的某个聪明人注意到，工作地点并不重要，距离问题可以简单地从这种商业模式中去掉（在这种模式中，他们还没有就员工的薪水结构达成一致呢）。只要多铺设几条线缆，他们就可以把英国查号服务搬到圣赫勒拿岛甚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去，这样做也可以给就业选择局限于与羊相关事务的地区带去新的可能性。福克兰群岛可以趁他们还在考虑的时候，投标经营阿根廷的查号业务，这就让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都必须动动脑筋了。

与互联网有关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和找到问题中可以去除的部分有关，地点或距离就是其中之一。在网络中漫游就像身处科幻小说中的世界，每一扇门都是一个装置，你走进去就会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事实上，不只是像，而就是。想清楚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就好比让早期的电影制作者想清楚能够移动摄像机意味着什么一样困难。我们还能从模式中去掉什么？

过去这几年，经常有紧张不安的出版商、播音员、记者和电影制作者堵住我，问我认为互联网会如何影响他们所在的行业。长久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得到一个大致可被翻译成“不太会影响”的答案（“人们喜欢纸质书的气味，喜欢爆米花，喜欢和邻居同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喜欢有许许多多他们没兴趣阅读的文章摆在面前”，等等等等）。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基于一个错误的模型。它就像你尝试向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刚果河和尼罗河解释汇入大西洋会如何影响它们。首先你们要明白，河流通用的规则将不再适用。

让我们想一想，假如杂志出版不再像是一条独自流淌的河流，而是数字海洋中的一道洋流，会发生什么。杂志最近也出现在网络上，但在一个由互相链接的页面构成的世界里，它们也只是一些互相链接的页面，从浏览器的角度来说，杂志与非杂志、A杂志与B杂志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杂志无非是将加工处理过的纸装订成册出售，一旦我们从模型中去掉这个特征，剩下的是什么？有什么用处吗？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电子杂志的用处和实体杂志完全相同：它以容易获取的形式集中了他们感兴趣的那些东西，附加的好处是点击一下就能无缝链接到各种相关资料，而实体杂志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总而言之，还不错。

那么杂志出版商呢？他们能出售什么？假如他们不再提供人们愿意用纸币换取的一摞摞铜版纸，他们现在该做什么？唔，这完全取决于你认为他们属于哪个行业。很多公司并不属于你认为它们应该属于的行业。例如施乐公司，他们的主业是销售墨粉盒。他们研发高科技复印机和打印机只是为了创造墨粉盒的需求市场，而他们的利润来自这个市场。电视公司的主业不是向观众提供电视节目，而是向广告商提供观众。（因此英国广播公司才显得那么精神分裂，它和它的竞争者实际上处于不同的行业之中。）杂志的道理差不多：报摊上的每一笔交易一方面都是在帮助支付印刷这鬼东西的高昂成本，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可靠的数据点。完整的数据集代表杂志出版商能够向其广告商提供的受众数量。

事实上，我将杂志广告视为一个大问题。我厌恶它。它淹没了内文，内文通常被减损成一条黯淡的灰色小溪，穿过巨大而刺眼、堪比广告牌的页面，这些页面都闹哄哄地将你的注意力引向你并不需要的东西。每次买一本新杂志，你首先要拿着它在垃圾箱上使劲抖几下，甩掉所有的优惠券、香囊、纸袋、CD和免费赠送的拉布拉多幼犬，它们加在一起让杂志变得就像老祖母的剪贴簿那样厚实又笨重。然而，当你真的有兴趣买某件商品时，你却找不到和它有关的任何信息，因为它在上个月已经被你扔掉的那期杂志里。我上个月买了一台新相机，还买了一大堆相机杂志，就是为了在广告和评论里寻找我感兴趣的型号。我厌恶我读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告，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产生兴趣，去购买广告里的商品。这是一种严重的供需不匹配，完全可以把它从模型中去掉。

你如果浏览一本在线杂志（比如，《热线》杂志，它刚好跳进我的脑海），会在这儿那儿见到一些不太起眼的赞助商小图标，你可以选择点击。只有真正感兴趣的受众才会见到完整的广告，而那个广告会让你直接看到关于产品的翔实信息。对广告商来说，比起激怒九十九名无效受众，接触到一个感兴趣的潜在客户自然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广告商获得了精准得令人惊诧的反馈。他们会知道有多少人选择了看他们的广告和看了多久，基于这个结果，推广没人想要的产品的不受欢迎的广告很快就会消失，而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广告会遍地开花。广告商向在线杂志付费，将广告链接放在最受欢迎的杂志页面上，然后，——你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吧。业内人士严肃地挑起眉毛告诉我，这套做法惊人地有效。从问题中去除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广告需要烦人和有入侵性。

这是运作在线杂志的一种模式，当然，杂志对读者是免费的。等虚拟货币能够在互联网上流通，另外一种模式就会立即出现：读者付出极少的钱就可以读到最热门的内容。这肯定比（举例来说）你定期买报纸和杂志便宜，因为你不必再为被打成纸浆的树木、必须加油的货车，还有想尽法子告诉你他们有多聪明的营销人员付费了。读者的钱直接付给写作者，只扣除一定的比例给网站发布者，那些树木就可以待在树林里，石油就可以待在地下，营销人员就可以远离格鲁乔俱乐部，让正派人士到酒吧里喝一杯了。

我听见你（实际上也是我自己）在问，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钱都给作者呢？好吧，假如作者愿意把他的文字扔进数字海洋，寄希望于读者能自己找到它们，那么全都给他也未尝不可。然而和所有海洋一样，数字海洋也有自己的涨落和潮流，内容商很快就会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寻找优质材料并将它们拉进潮流，而读者自然而然会在这些潮流里寻找内容，这差不多就是他们目前所做的事情。区别在于市场的反应能力，这些潮流转移和激增的速度，以及话语权和控制权将以何种方式从那些吃干饭的人身上转移到真正做出有益贡献的人身上。

我们从这个模型中丢掉的东西，本质上，就是一大堆死木头。

《连线》杂志英国版，1995年第1期

[1]阿伯丁，苏格兰东北部城市。

时间旅行

时间旅行？我相信有些人定期从未来返回现在，日复一日地干预我们的生活。证据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你想一想有多少次，我们申请保险赔付时，却莫名其妙地发现我们申请的项目恰恰被排除在我们的保单之外。

叛徒

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叛变了。二十年前（救命啊！），我在《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中拿科学和技术打趣，因此奠定了名声，比方说郁闷的机器人、不合作的电梯、过度设计而华而不实的门（直接推门不行吗），等等等等。现在，我却成了科技的主要鼓吹者之一，我最近在广播四台的系列节目《未来搭车客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Future）就是明证。（顺便说一句，我本来并不希望起这个名字，但有时候事情并不受人力控制。）

我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近来已经没多少像样的喜剧节目了。我小时候经常躲在被子底下，抱着从跳蚤市场买来的旧收音机，欣喜若狂地收听《不得而知》（Beyond Our Ken）、《全民超人汉考克》（Hancock）和《海军百灵鸟》（The Navy Lark），甚至还有《克利索孩子》（Clitheroe Kid），只要能逗我发笑就行。这些节目就像是沙漠里出现的阵雨和彩虹。后来又有《对不起，我再看一遍》（I'm Sorry I'll Read That Again），再过两年则迎来了巨蟒剧团的全盛期。听着巨蟒剧团的演出[我才不在乎节目是不是结束于《冒牌家之角》（Pseud's Corner）呢]，一个念头像闪电似的击中了我：一些极其睿智的人在通过喜剧这种媒介表达用其他方式无法表达的东西。当时我正在埃塞克斯郡腹地念寄宿学校，这个念头犹如天启之光，让我激动得直发抖。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巨蟒剧团恰好赶上启发我年轻梦想的其他火花——例如披头士乐队——逐渐熄灭之时。感觉就像是传递接力棒。记得乔治·哈里森[1]也说过类似的话。

可是，如今人人都是喜剧演员，连气象播报员和串场的主持人都不例外。什么都让我们发笑。这里面已经没了智慧，没了突如其来的震惊、错愕和启示，只有无穷无尽的无聊笑话。不再是沙漠里的阵雨，而是遍地烂泥、满天雨点，偶尔被狗仔队的闪光灯抓到。

创造性的兴奋转向别处，去了科学和技术领域：看待事物的新方法，理解宇宙的新方式，关于生命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如何沟通的启示接踵而来。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三十年前，我们成立摇滚乐队，如今我们创办新兴企业，尝试用新方式和别人交流，耍弄我们交换的信息。一个点子失败了，另一个更好的点子冒出来，一个接一个，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专辑一样迅速涌现。

对一个人、一个点子或者一项事业丧失感情，永远存在一个契机，有可能多年后你才向自己承认这个转折点：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句说错的话、一个跑调的音符，尽管小，但意味着事情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对我来说，那是听一名单口相声演员说出以下这段话：“科学家？哈，都是傻蛋！知道他们放在飞机上的飞行记录仪黑匣子吧？知道黑匣子应该坚不可摧吧？反正空难时只有黑匣子不会被砸烂。那请问，科学家为啥不用同样的材料制造飞机呢？”

观众哄堂大笑，因为科学家实在太愚蠢了，但我坐在那儿却很不舒服。是我太抠字眼了吗？我觉得这个笑话很没意思，因为飞行记录仪是用钛合金做的，而机身是铝合金，要是用钛合金造机身，飞机会重得根本没法起飞。我开始琢磨这个笑话。说笑话的人如果是埃里克·莫克姆[2]，笑话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好吧，并不会，因为那需要观众看得出埃里克在犯傻——换句话说，观众必须知道钛合金和铝合金的重量差异这个常识。

你没法解构这个笑话（你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强迫症，不妨试着接受它），因为这是讲述者和观众自鸣得意的共谋，嘲笑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人。这让我背脊发凉——现在依然如此。我觉得遭到了喜剧的背叛，就像匪帮说唱让我觉得遭到了摇滚乐的背叛。我开始琢磨我有多少笑话实际上只是，唉，无知。

*

我完全转向科学是在1985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徒步穿越马达加斯加的一片森林。与我同行的是动物学家马克·卡沃丁（后来我和他合作了《最后一眼》这本书），我问他：“来，给我说说，雨林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我们这么重视？”

他花了大概两分钟告诉我答案。他解释了温带森林和热带雨林的区别，后者孕育出多种多样的生物，但另一方面又脆弱得可怕。我沉吟半晌，意识到这一点简单的新知识刚刚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刚刚得到一个线头，现在我可以顺着它进入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接下来的几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进化科学的材料，意识到我在校园里学到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完全比不上此刻涌入视野的众多知识。进化论的重点在于，要是它没有把你的脑袋掀个底朝天，那你就根本没有理解它。

接下来，我惊讶地发现这与我对计算机与日俱增的兴趣相吻合。这种狂热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意义，我只是没羞没臊地喜欢摆弄电子小玩意罢了。进化论和计算机科学的联系在于一种反直觉式的观察，即复杂的结果源于简单的原因。你很容易就能从电脑中看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大气湍流模型、经济学模型，还是光线在想象中的恐龙眼睛里的跃动的方式，由计算机产生的这些复杂东西都来自简单的代码：从最基础的一加一开始，测试结果，然后从头再来。能看到复杂性从这种原初的简单性当中开花结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比看着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更了不起。

想看清生命进化的进程则要困难许多。一方面，生命进化的时间跨度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我们的观察对象就是自己，这极大地加深了我们观察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发明了电脑，第一次切实理解了进化的机制，正如发明液压泵让我们看清了心脏运作和血液循环的工作原理。

这也是我们无法把纯科学和技术分开的原因：两者互通有无，彼此激励。最新的软件发明是在两台相隔一整块大陆的电脑之间传递MP3文件，要是剥掉外壳往里看，看能够产生如此功能的系统架构——每个部分如何各司其职，有机组合——你看到的每一点都那么有趣，堪比细胞如何复制、一个想法如何在大脑里形成、亚马孙热带雨林深处的甲虫如何消化猎物。这些都属于同一个根本的过程，我们反过来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分子，我们的创造性能量正在向其中倾注，有朝一日它若是能战胜喜剧演员、电视和足球，那我可就太高兴了。

2000年10月

你让人填写问卷，他们必定会撒谎。我的一个朋友有次接了个活儿，制作问卷供人们在网上填写。他说采集到的数据让他对世界现状充满了信心。举例来说，你知道九成受访者是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年薪超过百万吗？

[1]乔治·哈里森（1943—2001），英国吉他演奏家、歌手、作曲家，披头士乐队成员之一。

[2]埃里克·莫克姆（1926—1984），英国喜剧演员。

存在一个人造的上帝吗？

我原本想把这场（演讲）作为一次讨论，因为我有点怯场。我不认为我有时间准备好任何底稿，而且是对着济济一堂的杰出人士演讲，我心想：“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能讲些什么呢？”因此我想，我就勉强把它当作一次讨论吧。然而来这里待了两天，我发现你们其实很好打交道！这里充满各种想法，我自己在和别人交谈和听别人演讲时也产生了很多想法，我想我所做的不过是站起来，和自己争执辩论一番。接下来我打算聊几句，希望能够激发和引出新的观点，欢迎你们最后来砸我的台子。

在我开始尝试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允许我先警告诸位，我偶尔会离题东拉西扯几句，因为我从今天听到的内容里得到许多启发，因此我有时候会发散……今天早些时候，我对一个人说我有个四岁的女儿，在她刚出生两三周时，我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她的小脸，忽然间我意识到一件自古以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事，那就是她在重启！

我想顺便提起一件小事，它毫无意义，但我为之相当自豪——1952年，我出生于剑桥，而我的姓名缩写是“DNA”！

今晚我想向各位论述的主题，也是恐怕不会发生的一个供讨论的论题，稍微有点滑稽（你们听到会感到惊讶，但听下去就会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存在一个人造的上帝吗？”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有同样的看法，但即便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上帝这个角色在许多个世纪以来对人类历史产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它在我们所生活的、有时候几乎放弃希望的这个现代科学世界中的真实内涵，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早些时候，拉里·耶格尔探讨了“什么是生命”，在收尾时他提到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笔迹识别这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接下来，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生命与非生命的辨别标准和两者界限的划定，与你如何识别手写字迹之间存在某种很有意思的联系。众所周知，当我们面对一个特定的实体时，无论是冰箱里的一小团霉菌还是别的什么，我们会本能地知道它是不是有生命的样本。然而事实证明，给生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无比困难。我记得很久以前，为了准备演讲，我需要找到生命的定义。我以为肯定有个简单的答案，但我翻遍了互联网，发现定义五花八门，为了包括“这个”而排除“那个”，每个定义都细致到了极点。设想一下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成员有果蝇、理查德·道金斯和大堡礁，你恐怕很难比较这个古怪集合的成员。我们尝试找出这些对象的归类规则，想总结一个不证自明的规律，但事实证明这很困难，非常困难。

这个过程与识别笔迹的过程——认出一个字母是A是B还是C——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过程，因为你也许会说某件东西你“不怎么确定它算不算是生命，好像处在边缘上，对吧，也许是我们所谓生命的一个低等样本，也许勉强算是活着，也许不能算”。提到某个数字生命的样本时，你或许会说“这个能算是活物吗”，它是不是老话说的能被你一脚踩烂的东西？考虑一下有争议的盖亚假说[1]吧，人们说“这颗星球是活着的吗”“生态圈是活着的吗”，到头来，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这些概念。

对比笔迹识别来看。归根结底，你是在尝试回答“这是一个A还是一个B”这个问题。人们用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写A和B，花哨的，散漫的，等等。“唔，它算是个A，但也有点像B”这种话毫无意义，因为你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写apple（苹果）这个词。要么是A，要么是B，两者必居其一。你该如何判断？假如是你在识别笔迹，你要做的不是评估一个字母更像A或者更像B，而是尝试确定书写者的意图。最后的结果会非常明确——是A还是B？啊哈，是A，因为书写者在写apple这个词，这个字母的意义非常明显。因此，我们发现，由于缺少一个有意图的创造者，你无法说清楚生命是什么，因为它取决于你纳入总体定义中的一组定义。没有上帝，生命只是一个观点问题。

我想再说说大家今天提到的另外几件事情。我（再一次地）被拉里吸引住了，话题是同义反复。我记得我有一次被一个观点震住了，我想不起来向我提出观点的人是谁，因为我深深困惑于他的观点，想不出来该如何应答。这个人对我说：“没错，但整个进化论都建立在同义反复的基础上：生存下来的，生存下来。”这是一个同义反复，因此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想了好一阵，忽然想到，同义反复之所以缺乏意义，不但因为没有信息输入，也因为没有输出任何结果。因此，我们有可能偶然发现了最终答案：它是唯一的东西，唯一的力量，无疑也是我们知道的最强大的力量，它不需要其他输入，不需要其他支持，它不证自明，因而同义反复，但它的效果惊人地强大。你不太可能找到与此相当的事物，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一本小说的开头。我将它简化到我认为只剩下核心原理的地步，很像我提到的那个人总结的那句话，也就是：“发生了的，已经发生。发生时引起其他事情发生的，在发生时引起其他事情发生。发生时引起本身再次发生的，本身再次发生。”事实上，后两句不要也行，因为它们是第一句的推论，第一句不证自明，没什么需要补充的；其他所有内容都是从它推断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在此我们掌握了一条最根本的公理，它不容否定。这条公理是那个说这是同义反复的人发现的。对，它确实是，但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同义反复，它不需要输入信息，但无限量的信息由它而生。因此我认为，同义反复可以说是宇宙间万物的第一动因。很大一个头衔，但我认为在场的听众都会赞成。

上帝这个概念来自何处？好吧，我认为我们在数不胜数的事情上有着非常扭曲的观点，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观点究竟来自何方。想象一下早期的人类。早期人类是进化后的动物，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其刚开始能够控制一点的世界之中；是能够用自己制作的工具改造所在环境的个体，制作工具的目的是改造自己所在的环境。为了说明人类与其他动物活动方式的不同，让我们考虑一下物种形成（speciation）。众所周知，假如某种原因将一小群动物与其种群的大部分分隔开，原因可以是地质活动、种群压力、食物短缺或者其他天晓得的什么因素，总之这个小群体有了新的生存环境，情况与以前有所不同，那么往往就会形成新的物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群动物忽然发现它们生活在一个比原先更寒冷的地方。我们知道，用不了几代，倾向于长出厚皮毛的基因就会占据优势，我们会发现这些动物有了更厚的皮毛。但早期人类会制作工具，他们不需要这么做；他们可以在地球上生存环境大相径庭的无数地方繁衍生息，从冻土地带到戈壁沙漠都没问题——老天在上，甚至可以在纽约活下去——原因是每次遇到一个新环境，他们不需要等待几代时间；他们来到一个比较冷的地方，看见遗传基因倾向于厚皮毛的动物，心想：“我可以剥它的皮。”工具让我们能够有意图地思考，制作工具，做一些事情，创造一个更适合我们的世界。现在来想象一个早期人类，他高高兴兴地制作了一天工具，然后扫视周围的环境，见到一个让他感到非常高兴的世界：背后的山上有洞穴——山是好的，因为你可以躲在洞穴里，雨淋不着你，熊抓不住你；面前是大森林——有坚果、浆果和美味的食物；有小溪流过，小溪里全是水——水是好的，能喝，能载起你的小船，还有其他各种用途；你的表哥老丑来了，他打了一头猛犸——猛犸是好的，肉可以吃，皮可以穿，骨头可以用来制作武器，去猎杀其他的猛犸。明白吗？这是个美妙的世界，好极了。但咱们的早期人类停下来思考，他心想：“唔，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真有意思。”然后他问了自己一个非常诡诈的问题，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并且不合逻辑，但它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他这种人的本性，他进化成了这种人，这种人能够兴旺繁衍就是因为他会这么思考。工具制作者看着他的世界，说：“那么，是谁创造了这里呢？”是谁创造了这里？——你看得出来这个问题的诡诈之处。早期人类心想：“唔，会制作东西的生物我只知道一种，因此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都肯定更伟大也更强大，必定是我们看不见的，而且很像我，我比较强壮，我制作了所有的工具，因此他多半是男性。”就这样，我们有了上帝的概念。接下来，由于我们制作东西时总是怀着要用这些东西做一些事情的意图，早期人类就问自己：“假如是他创造的，那么他是为什么创造的呢？”于是真正的陷阱出现了，因为早期人类心想：“这个世界如此适合我。所有的东西都在帮助我，供我吃住，照看我；对，这个世界完全适合我。”他无可避免地得出结论：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都是为他创造的。

这就有点像一泡水某天早晨醒来，心想：“我活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里，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坑里，百分之百贴合我的轮廓，对吧？说真的，它适合我都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必定是专门为了容纳我而创造的！”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想法，然而太阳升上天空，气温逐渐上升，这泡水逐渐变得越来越小，但它依然发疯般地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有它的存在，世界就是为了容纳它而被创造的；因此最后它万分诧异地迎来了自己的消失。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提防的一种想法。我们都知道，宇宙会在未来某个时候终结，太阳会在另一个时刻爆炸——比宇宙终结要早，但也算不上迫在眉睫。我们觉得我们有的是时间去操心，但换个角度看，这么说也非常危险。你们看看2000年1月1日应该发生什么——咱们就别假装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警告了！假如我们想更长久地存在下去，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的世界观有些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深深的重力井的底部，生活在一颗由气体包裹的星球的表面，围绕着1.5亿公里以外的一颗核燃烧的火球旋转，却觉得这些都很平常，这无疑证明了我们的世界观有多么扭曲，然而我们在人类知识史的发展中做了许多事情，逐渐修正了一些错误认识。说来奇怪，我们有很多错误认识来自沙子，所以咱们来谈一谈沙子的四个生命期吧。

我们用沙子制造了玻璃，用玻璃制造了镜片，用镜片制造了望远镜。早期那些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还有其他人，他们将望远镜转向天空，发现宇宙与我们想象中的区别大得令人震惊，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有几个小光点围着它转的宇宙中心——人们过了很久、很久、很久才认识到——而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土块，围绕着一颗小火球转动，这个火球仅仅是我们这个银河系的千亿颗恒星之一，而我们这个银河系仅仅是构成宇宙的千亿个星系之一，而且我们还必须面对有可能存在千亿个宇宙的事实，这就稍微修正了宇宙属于我们的观点。

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今天早些时候我和别人讨论的时候，我说最近有一本书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作者是戴维·多伊奇，他是多重宇宙观的倡导者，这本书名叫“真实世界的脉络”（The Fabric of Reality），他在书里阐述了量子多重宇宙这个宇宙观的概念。多重宇宙观来自著名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光表现得像波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用波衡量它，像粒子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是为什么？戴维·多伊奇认为，假如你将我们的宇宙仅仅视为一层，两侧各叠加着无数个平行宇宙，问题不但得到了解决，甚至都不会存在。因为光在如此环境下就会有这样的表现。量子力学号称预言的宇宙运行情况就像是存在多重宇宙，然而要我们认为多重宇宙真的存在，就有点考验我们的相信能力了。

这就要说一说伽利略和梵蒂冈的往事了。事实上，梵蒂冈是这么对伽利略说的：“我们并不怀疑你的观察结果，我们质疑的是你对结果的阐述。随便你说什么行星自转公转，说我们像是生活在一颗行星上，而那些行星都围绕太阳转动；你说情况就好像什么都行，但你不能说情况事实上就是如何如何，因为宇宙的真理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更何况你说的还考验了我们每个人的相信能力。”与此类似，我认为多重宇宙的概念也在考验我们的相信能力，但它也许仅仅是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存的又一个考验，而我们已经学会了接受一大堆这种概念。

这个宇宙观还有一个推论，那就是宇宙几乎完全（也颇为令人担忧地）由虚无构成。无论朝哪个方向看，你见到的都是虚无，只偶尔有一两颗微不足道的小石子儿或一丁点儿光线。然而尽管如此，看着这些小石子儿在无尽的虚空中运行，我们逐渐推断出某些法则和定律，例如引力，等等等等。我们不妨称之为宏观尺度上的宇宙观，它来自沙子的第一个生命期。

沙子接下来的一个生命期是微观尺度的。我们将镜片装进显微镜，开始从微观尺度观察宇宙。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亚原子尺度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同样几乎完全（也同样令人担忧地）由虚无构成，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什么东西，最后发现那都不是确实存在的某种东西，而仅仅是那儿有可能存在某种东西的概率。

无论如何，这是个非常容易让人误解的宇宙。无论朝哪儿看，我们见到的东西都令人惊恐，极其挑战我们对自我的认知——高贵、伟岸、有实体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几乎只为我们而存在的宇宙里。但事实并非如此。到了这个阶段，我们依然在从中推断各种各样的基础规律，研究引力的作用原理，强核和弱核作用力的作用原理，研究物质的本性、粒子的本性，等等等等，但即便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我们依然不怎么擅长搞清楚宇宙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数学确实颇为棘手。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个机械钟表式的宇宙观，因为我们的数学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绝对没有贬低牛顿的意思，因为我记得是他首先注意到某些规律的存在，而这些规律不同于我们每天见到的情况。他的第一运动定律——任何物体都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发生改变——是一条我们谁也没见证过的定律，因为我们生活在大气包裹的重力井里，我们移动的所有东西最后都会停下。只有非常仔细地观察和测量，才有可能像他那样从我们每个人都能见到的事物中总结出如今众所周知的三大运动定律，然而即便如此，按照现代的观点，它们依然属于机械的宇宙观。如我所说，我完全没有要贬低他的意思，因为牛顿的成就毫无疑问是里程碑式的，但对我们来说依然有点不合逻辑。

我们知道，除了粒子、力、桌子、椅子、岩石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各种实体，但它们对科学来说都近乎不存在；近乎不存在，因为科学对它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说的是猫、狗、牛和你我。我们这些活物远远超出科学能够论说的范围，我们甚至不觉得我们自己是科学应该能够论说的事物。

我能想象牛顿坐下来，总结他的三大运动定律，琢磨宇宙运转的原理，而一只猫在他周围走来走去。我们完全不知道猫的运行原理，这是因为，从牛顿开始，我们都秉持着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大体而言就是，想知道事物是如何运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假如你把一只猫拆开，看它是怎么运行的，那你手里就会有一只无法运行的猫。生命的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视野，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因此我们干脆将其视为另一类对象，另一类物体；“生命”这东西有一种神秘的精髓，它是上帝赐予的——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唯一答案。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仿佛向世界投下一颗炸弹。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把握住他的思想，开始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我们不但感到难以置信，觉得它彻底贬低了人类，而且它还再一次震撼了我们的知识体系，我们发现我们不仅不是宇宙的中心，是由虚无构成，而且是从某种黏液进化而来，途中还经过了某种猿猴阶段。读起来就不令人愉快。另外，我们也没有机会亲自见到它如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就像牛顿，他第一个在他生活的日常世界中发现了某些并非显而易见的潜在法则。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思索，才能理解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我们找不到明显的日常范例能够证明进化的存在。时至今日，假如有人不相信进化，希望你举个例子来说服他，这对你而言依然是个有点棘手的问题——就日常可观察的范畴而言，你不太可能找到例子。

因此我们来到了沙子的第三个生命期。在沙子的第三个生命期中，我们发现我们能用沙子制造另外一样东西——硅。我们制造硅芯片，忽然间，它向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宇宙，构成这个宇宙的不是基本粒子和基本力，而是告诉我们基本粒子和基本力如何运转的那个图景中所缺少的事物；硅芯片向我们揭示的是过程。硅芯片使得我们能以无比迅猛的速度完成数学运算，模仿就其简单性而言可与生命比拟的同一套过程；迭代、循环、分支、反馈循环，它存在于你在电脑上做的所有事情的核心之中，也存在于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核心之中——也就是一次运行的输出结果成为下一次运行的输入内容。忽然间，我们有了一个运行模型——不是立刻出现的，因为早期的电脑非常慢和笨重——我们逐渐积累，得出一个运行模型。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猜测和推演——哪怕仅仅是推测出究竟在发生什么，你也必须非常聪明和头脑清晰，因为事情绝非显而易见，甚至彻底反直觉，尤其是对我们这么骄傲的一个物种来说。

电脑构成了观察宇宙的第三个时代，因为它让我们忽然间能够看到生命是如何运作的了。这一点重要得无以复加，因为不证自明的现实是，生命——或者说所有形式的复杂事物——都不会向下流动，而只会向上流动；另外，凡是使用过电脑的人肯定都很熟悉这么一套语法，它证明进化并不特殊，因为你只要研究过电脑程序的运行，就会知道非常简单的重复性代码——每一行都简单得无以复加——最终却能在电脑里制造出复杂得无以复加的结果。我说的复杂得无以复加的结果就是文字处理程序，跟我说的Tierra和Creatures模拟程序差不多。

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编程手册的情形。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是在1983年前后，我想稍微多了解一些电脑知识，于是决定学习编程。我买了C语言指南，花了快一个星期读完前两三章。这时指南说：“恭喜，你现在可以在屏幕上写字母a了！”我心想：“呃，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假如我想写个b怎么办？”编程这个过程，用简单得无以复加的语句制造出复杂得无以复加的结果的速度和方法，在那时还不是我心理语法的一部分。但现在是了，而且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理语法中占据的比重都越来越大，因为我们都习惯了电脑的运行方式。

就这样，进化忽然间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难题了。它更像是这么一个场景：星期二，有人在伦敦街头看见一个人在犯罪。两名侦探展开调查，尝试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中之一是20世纪的侦探，另一个——权当科幻小说的情节成真——是19世纪的侦探。问题是这样：星期二确实有人在伦敦街头看见并认出了这个嫌疑人，但同一天还有另一个同样可信的证人在圣达菲街头见到了他。这怎么可能？19世纪的侦探认为这跟某种魔法有关。20世纪的侦探也许不会说“他搭英国航班某某，然后搭美联航班某某”——他也许搞不清楚嫌疑人的具体路线，但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不会因此烦恼，只会说：“他坐飞机去的。我不知道哪个航班，找起来也许有点麻烦，但从根本上说并不神秘。”我们已经习惯了飞机旅行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嫌疑人坐的是BA178、UA270航班还是其他哪个航班，但我们大致知道他是怎么做的。要我说，等我们越来越熟悉电脑扮演的角色和电脑用简单得无以复加的语句制造出复杂得无以复加的结果的模式，生命是个自然涌现的现象的概念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生命在这颗星球最初出现时的具体过程，但那并不神秘。

因此，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尽管这个问题的第一道冲击波是在1859年诞生的，然而是电脑的出现向我们无可辩驳地将它演示出来——“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宇宙，它不是自上而下设计的，而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从低等级的简单性中真能诞生复杂性吗？”上帝作为创造者足以解释我们见到的所有复杂性，然而这个概念向来让我觉得荒谬，因为它不可能解释上帝的由来。要我们设想一个设计者，这就意味着要设计，因此他设计的所有东西或者他导致设计的所有东西都会比他低一个层次，那你就不得不问：“设计者之上的那个层次是什么？”有一个宇宙模型是乌龟一层一层垒下去，但我们的模型是神祇一路向上。这个答案实在称不上很好，但它是个自下而上的解答，另一方面，它建立在“发生了的，已经发生”这个强大得难以想象的同义反复的基础上，清楚地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但强大的答案，不需要任何其他解释。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我说过我想问：“存在一个人造的上帝吗？”在此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上帝这个概念为什么如此有说服力？我已经解释过我认为这种幻想最初来自何方；它来自我们世界观中的一个谬误——我们忘记将人类是经过进化的生物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我们通过进化适应了某种特定的地貌，适应了某种特定的环境，我们拥有一组特定的技能和世界观，这些使得我们能够成功地存活下来、繁荣发展。然而还存在一个相比之下更强有力的想法，我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想法：金字塔的顶端——我们曾认为是万物起源之地的那个地方——可能并不因为我们如今不相信这种万物起源的方式了，就变成一片空虚。

让我解释一下我这么说的意思。我们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一点非常、非常明确。我们建造了房屋，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复杂事物，例如电脑，但我们也构造了各种各样的虚拟事物，它们同样强大得无以复加。“那是个坏主意，太蠢了，我们应该直接拿掉它吗？”唔，举个虚拟事物的例子——货币。货币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拟事物，但它在我们的世界里非常强大；每个人都有钱包，钱包里都有钞票。但这些钞票有什么用处？你不能让它们繁殖，不能用它们炒菜，不能在它们里面生活。除了把它们换来换去，你没法用它们做任何事情。然而，当我们在彼此之间交换钞票时，各种各样强大的事情就会发生，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虚拟事物。我们不去思考它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问题在于，一旦货币消失，人类社会目前拥有的整个合作架构就会坍塌。然而，假如人类全体消失，货币也会随之消失。货币在我们之外毫无意义，它是我们创造的事物，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塑造能力，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人都认同的事物。

我很希望有谁写一本宗教演化史，因为在我看来，宗教的发展方式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演化策略。考虑一下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一两种生物之间的军备竞赛——举例来说，亚马孙海牛和它食用的一种芦苇。海牛吃的芦苇越多，就有更多的芦苇在细胞中长出硅石，来攻击海牛的牙齿；芦苇里的硅石越多，海牛的牙齿就越强大。一方做了一件事情，另一方发动反击。众所周知，在进化和历史中，军备竞赛是进化最大的驱动力，在思想的世界里，你也会目睹类似的事情。

好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同意，科学及科学方法的发明，是最强大的智力活动，是最强大的框架结构，适合用于思考、调查、理解和挑战我们周围的世界，它建立在任何思想都可以接受攻击的前提下；某种思想假如承受住了攻击，那它就可以活下来继续战斗，假如承受不住，那就只能灰飞烟灭。但宗教并不是这么运作的。宗教的核心是某些特定的概念，我们冠之以“神”或“上帝”或其他什么名头。我们非常熟悉这些概念，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它们，去深究其含义就会显得有点奇怪，因为它们真正的含义是：“这儿有个概念或观念，禁止你对它说三道四；总之就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假如一个人投票给你不赞同的党派，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他争论；每个人都会和别人争论，但不会有人觉得受到冒犯。假如你觉得应该加税或者减税，那你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然而要是有人说：“星期六我绝对不能动电灯开关。”你会说：“行啊，我尊重你的选择。”奇怪的是，你即便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会想：“我这么说会不会触犯某个正统犹太教徒？”但我在阐述其他观点时，肯定不会去考虑“这儿也许有人来自左翼或者右翼，有人认同这个或者那个经济学观点”。我只会想：“行啊，咱们有不同的观点。”可是每次我说的话关系到某人的信仰（在此我要冒险说那是非理性的）时，大家就会变得非常保守、小心翼翼，说：“不，我们不会攻击那个；那是非理性的，但，我们会尊重它。”

你如果回想一下动物进化的过程，会发现上述这种情况就好比，某种动物，比如乌龟，身上长出了坚固得难以想象的甲壳——这是一种很好的生存策略，因为谁也咬不穿甲壳；或者有毒的鱼类，任何东西都不敢接近它，因而它可以避开有可能危害它的天敌而茁壮成长。就一种概念而言，如果我们想“这个概念受到神圣性的保护”，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支持工党也可以支持保守党，可以是共和党也可以是民主党，可以赞同这种经济模式也可以赞同那种，可以用苹果系统也可以用微软系统，但说到宇宙如何起始和谁创造了宇宙，我能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呢？不行，那是神圣的。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特地把这件事圈出来区别对待，而原因无非是习以为常？根本不存在其他的理由，它仅仅是悄然出现的那些事物之一，一旦循环开始，它就变得异常强大。我们习惯了不去挑战宗教概念，然而说来有趣，理查德这么做的时候，激起了多大的愤怒啊！所有人都像是疯了一样，因为你不被允许说这些话。然而假如你理性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概念没有理由不该像其他概念那样接受公开讨论，除非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认为它们不该被公开讨论。

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读过，《地球上的人》（Man on Earth），作者约翰·里德是一位人类学家，曾经在剑桥任职，他在书里描述了，——允许我稍微花点时间给你们讲讲这本书。它是一系列关于在隔绝环境下发展的不同文化的研究，这些文化位于岛屿或山谷或类似的地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它们视为封闭实验。你会看见环境和生存处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文化的崛起历程。这是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研究。此刻我想到的是巴厘岛的文化和经济，巴厘岛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岛，人们主食大米。大米是一种非常高效的食物，你可以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种出大量的水稻，但它特别需要密集型劳动，需要当地居民非常精确地协同工作，尤其是当你在一个需要自行种植口粮的人口稠密的小岛上。巴厘岛人民种植水稻的方式让观察者感到困惑，因为这是一项高度宗教化的活动。宗教渗入了巴厘岛社会运作的各个方面，这里的人都被严格规定了身份、状态和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规定者是教会，教会有非常精确的日历和一整套特殊的习俗与仪式，这些仪式规定得非常精确，而且说来奇怪，极其有利于水稻种植。20世纪70年代，一些人来到岛上，发现水稻种植完全由教会日历规定。他们觉得非常荒谬，说：“你们现在虽然做得很成功，但请扔掉这些鬼东西，让我们帮助你们，把水稻产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他们开始了，接下来的两三年，水稻产量飞速增长，但整个生态平衡也彻底失控。没过多久，水稻产量急剧回落，巴厘岛人民说：“见鬼了，我们回去按照教会日历种地！”于是恢复了先前的做法，一切又变得运转良好。你当然可以说，根据像宗教这么非理性和毫无意义的东西来种植水稻是愚蠢的，他们应该能总结出更符合逻辑的东西。但他们也许会对我们说：“你们的文化和社会基于货币运转，而货币是虚构的，你们为什么不抛开它，直接彼此协作呢？”我们知道这么做行不通！

因此，我们构造高于我们的元系统（meta-system）是有意义的，我们用它们填补我们曾经用有意识的设计者——也就是创造者（尽管这个角色事实上并不存在）——填补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我指的不是在座各位这个我们，而是我们人类——设计和创造了它，然后我们让自己表现得像是它确实存在，本来不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于是开始发生。

让我具体解释一下我的意思。这是高度推测性的；我也许有点不自量力，因为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一个领域，因此我将其视为思想实验，而不是真正的解释。我想聊一聊风水，我对风水没有多少了解，但最近关于它有许多讨论，人们声称它指明了建筑物应该如何设计、建造、选择方位、装饰，等等。我们似乎必须假定住在建筑物里的是龙，从龙在建筑物里如何活动的角度思考问题。要是龙在房子里住得不舒服，你就必须在这儿放个红色鱼缸或者在那儿开一扇窗户。听起来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事情只要涉及龙就必然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世上不存在龙。这些愚蠢的人在干什么？想象那条龙能教你怎么建造自己的房子？尽管如此，我却忽然想到，假如你暂时抛开为它提出的解释，这里面似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建筑物里生活、工作、存在、停留，但有些建筑物就是比另外一些更舒适、怡人和可心。我们无法真正地量化分析这种事，但在本世纪我们目睹了无数自以为是的建筑物的诞生，因此我们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将房屋视为供我们居住的机器。我们有了密斯·凡德罗[2]这样的建筑师，他们立起玻璃残桩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宣传构成了这个那个理论。他们的建筑物都经过复杂的设计和施工，但实际上并不适合居住。他们在其中灌输了无数理论，但如果你跟一个建筑师坐下来商讨如何设计（我体验过这种痛苦的经历，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也体验过），那么你在尝试确定一个房间应该如何发挥功能的时候，你是在试图整合各种各样的事物，包括灯光、角度、人们如何移动和居住——而你不了解的许多其他因素被排除在外了。你不知道连接这件或那件东西的重要性；你非常有意识地尝试确定某样你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事物，靠的只是这个或那个理论，这一点工程实践，那一点建筑实践；你并不清楚该如何理解它们。打个比方，就好像有人朝你扔了个板球。你坐在那儿看着它说“它以十七度飞行”，并在纸上写写画画，做计算，等等，一周后这个球从你身边飞过去，你也许已经确定它的方向和该怎么抓住它。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直接伸出手，让球落进你的掌心，因为我们天生就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它们存在于意识层面以下，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复杂现象做各种各样的复杂运算，因此我们才有能力说：“噢，快看，有个球飞来了，快抓住它！”

我想说的是，风水和其他很多东西正是这类问题。世上存在各种各样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情，我们并不必然地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只是自然而然地就做了。回到怎么确定一个房间或一幢屋子该如何设计的问题上，我们不必费尽周折计算角度，尝试从某些建筑原则里摘出某些内容，装扮成某种当前流行的建筑潮流，你只需要问自己：“一条龙会如何在里面生活？”我们习惯于从有机生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机生物由极其复杂的各种变量构成，复杂得超出我们的求解能力，但我们知道有机生物如何生活。我们没见过龙，但我们想象出了龙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唔，假如一条龙从这儿经过，它会卡在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会有点生气，因为它看不见那个，它会摆动尾巴，撞翻那个花瓶。”你搞清楚龙如何能在这儿住得舒服，忽然之间，你就有了一个对其他有机生物——例如我们自己——来说同样适合居住的地方。

因此，我的看法是，尽管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趋向科学，但值得记住的是，我们曾经用来充实世界的虚构事物中或许有一些功能值得我们去研究并保存其精髓，而不是良莠不分地一起抛掉；虽说我们可能不认可它们一开始出现的理由，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它们——或类似它们的事物——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我猜，随着我们继续深入数字和人造生命的领域，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性质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中涌现出来，它们完全就像我们在自身周围创造的某些事物，我们通过它们感知和塑造我们的世界，共同劳作和生活。因此，我想说，尽管真正的上帝并不存在，但存在一个人造的上帝，而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观点，你们现在可以来砸我的台子了！

提问：沙子的第四个生命期是什么？

咱们稍微倒回去一下，谈一谈我们沟通的方式。传统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互相沟通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单人对单人；我们彼此交谈，聊天。另一种是单人对多人，也就是我此刻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某个人站起来唱歌，或者宣布我们要开战。我们还有多人对单人的沟通方式；其中一种非常麻烦、笨拙、不怎么好用，我们称之为民主。但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下，我可以站起来说：“好，我们要开战了。”其他人可以对我吼：“不，我们不开战！”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爆发的争吵中进行多人对多人的沟通。

在本世纪（以及上一个世纪）里，我们在电话里模仿单人对单人的沟通方式，我猜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有单人对多人的沟通——真该死，这玩意儿我们真是多得要命——广播，出版，报刊，等等。信息从各个方向倾倒在我们身上，你根本不可能决定它们落向何方。非常有意思，但回顾历史，并不是很久以前，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所有信息还都和我们相关，因此任何事情，任何新闻，无论它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是发生在隔壁屋子或者邻村，又或者发生在国境线、地平线以内，它都发生在我们的世界里，假如我们对它做出反应，世界会给出反馈。事情永远和我们相关，因此，举例来说，假如有人发生可怕的意外，我们就会围上去，提供切实的帮助。现在，由于单人对多人的沟通方式大行其道，一架飞机在印度坠毁，我们或许会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们的难过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我们不太能够区分发生在远隔重洋的某人身上和发生在拐角处的某人身上的倒霉事故。我们不再能够分辨它们，因此好莱坞肥皂剧里的某个角色出了意外，我们会感到非常难过，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姐妹身上，我们反而没那么难过了。我们都变得扭曲和孤立，难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痛苦和疏离，因为世界能对我们造成影响，而我们无法对世界造成影响。另外还有多人对单人的沟通方式；我们有这种沟通方式，但还不是很完备，因此没多少可说的。大体而言，我们的民主制度就是这种模式，尽管还不是很好，但势必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然而第四种，多人对多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沟通方式。互联网基于光纤运行。我们之间的沟通构成了沙子的第四个生命期。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对世界做出反应，但世界不会对我们做出反应；我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开始认真看待互联网的那个时刻。那是一件很傻气的事情。有个人，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研究生，他喜欢喝胡椒博士汽水。离他几层楼的地方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他经常去那儿买胡椒博士汽水，但那台机器动不动就断货，于是他白跑了许多趟。最后他灵机一动，想：“等等，自动售货机里有芯片，我有电脑，这栋楼里有网络，所以我为什么不把自动售货机连上网络？然后我随便找一台终端查询，就可以知道会不会白跑一趟了。”于是他把自动售货机连上局域网，但局域网是互联网的一部分，忽然间，全世界都能看见这台自动售货机的情况了。这当然不是什么重要信息，但事实证明它相当有吸引力；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台自动售货机在发生什么事。事情继续发展，机器里的芯片不仅会说“胡椒博士汽水已售空”，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我有七罐可口可乐和三罐健怡可乐，它们的存储温度是多少，上次补货是什么时候”。里面有许多信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信息：有人投进去五十美分但忘了按下按钮，也就是说，假如机器里有货，你就可以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电脑终端连上自动售货机，让那罐饮料掉下来！假如一个人正好走过来，忽然咣当一声——出现一罐可口可乐！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结果？显然是五千公里外的某个人！当然了，这是个很傻气的故事，但非常有趣，它告诉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触及这个世界。你能在五千公里外触及一所大学走廊里的自动售货机，让它抛出一罐可口可乐。这或许算不上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件，但这是战争中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我认为，这就是沙子的第四个生命期。

“数字生物2号”研讨会的即席演讲，

1998年11月于剑桥

[1]盖亚假说，由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在这个假说中，洛夫洛克把地球比作一个自我调节的有生命的有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是有生命的，而是说明生命体与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海洋、极地冰盖以及我们脚下的岩石——之间存在着复杂而连贯的相互作用。

[2]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师，也是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坚持“少就是多”的建筑设计哲学，在处理手法上主张流动空间的新概念。

饼干

这个故事确实发生在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身上，这个真实存在的人就是我。有次我去赶火车，时间是1976年4月，地点是英国剑桥。我搞错了发车时间，到得有点早。我买了份报纸做字谜，另外还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包饼干。我找了张桌子坐下。请你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这个场面，我需要你有一个清晰的画面，这很重要。你看，这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份报纸、一杯咖啡和一包饼干。我对面还坐着一个人，他看上去非常普通，身穿商务正装，带着一个公文包。他看上去不会做任何奇怪的事情。然而他做的事情是这样：他忽然俯身拿起那包饼干，撕开包装，取出一块开始吃。

我不得不说，这就是英国人非常不擅长处理的那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背景、成长历程和所受的多年教育里，一个字也没提该如何对待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你饼干的陌生人。假如这儿是洛杉矶南部城市中心，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这儿就会枪声大作，直升机蜂拥而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等等等，你懂的……然而到头来，我只能做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英国人都会做的事情：假装没看见。我盯着报纸，喝了一口咖啡，努力思考字谜里的一条提示；我什么都没法做，我只能在心里问自己：你打算怎么办？

最后，我决定什么都不做，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好了。我非常努力地不去注意包装已经神秘地打开了的事实。我自己也从里面拿出一块饼干。我心想，这应该能止住他了。但这完全没用，因为过了一两秒后，他又来了一次。他又拿了一块饼干。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开口阻止，到了第二次就更加难以启齿了。“不好意思，我好像注意到……”我是说，这样真的行不通。

我们就这么吃完了整包饼干。我说整包的意思是，虽然一共只有八块饼干，但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他拿一块，我拿一块，他拿一块，我拿一块。最后，没有饼干可吃了，他起身走开。好吧，我们先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他才走开。我长舒了一口气，向后靠在椅背上。

过了一会儿，车来了，我喝完剩下的咖啡，起身拿起报纸，发现我的那包饼干好好地躺在报纸下面。这个故事里有一点我特别喜欢，那就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英国某处有一位非常普通的先生，他一直带着一个同样的故事走来走去；唯一的区别在于，他的故事里没有这个最后的笑点。

摘自在嵌入系统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2001年

以及一切

《洋葱报》影音俱乐部[1]的访谈

我认为艺术的概念杀死了创造力。

——道格拉斯·亚当斯

《洋葱报》：你在做许许多多事情。首先想谈一谈什么？

D.N.A.：主要的事情大概有两件。一件是我们很快就要完成我为之奋斗了大概两年多的那个项目了，《星舰“泰坦尼克”号》（Starship Titanic），是一张只读光盘（CD-ROM）。几个月内就能面世。另一件是我刚同意把《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电影版权卖给沃尔特·迪士尼影业。接下来两年，这大概会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将参与制作电影。

《洋葱报》：说一说《星舰“泰坦尼克”号》吧？

D.N.A.：好的，这是一张只读光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首先以只读光盘的形式面世。人们希望我做《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只读光盘，我心想：“不，不行。”我不想从我已经写完的书里再通过反向工程做出一样东西。我认为数字媒体本身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另外，说真的，每次你有了一个点子，紧接着跳进大脑的念头就是“以什么为载体？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个这个，一个那个，一个短篇，一盒早餐燕麦？”。说真的，从那一刻起，你关于载体的决定就为如何开发这个点子指明了方向。因此，一样东西以只读光盘的形式开发和以小说的形式开发，结果大相径庭。好吧，事实上，我撒了一个小谎，因为这个点子——写出来只有一段——其实就在《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系列某一本小说里，好像是《生命、宇宙以及一切》（Life , the Universe , and Everything）。写《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系列时，每当我写故事主线卡住，我就会搞出一两条支线，放在小说里东拉西扯一阵。所以一旦有个小点子扔在那儿，很多人就会对我说：“哎呀，你应该把那个点子写成小说。”否则似乎就浪费了一个好点子，而我往往会抵抗住诱惑。我之所以无意把《星舰“泰坦尼克”号》写成一本书，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那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一件东西。我想到这个点子，但没有与点子相关的人物，然而好故事的主角永远是人。因此，后来我心想：“好吧，我想做一张只读光盘，因为我花了这么多时间鼓捣电脑，总得给自己找个理由吧。”我真的想把它做成一件成熟的作品。于是我心想，有什么好办法呢？这时我忽然想到把《星舰“泰坦尼克”号》写成小说的问题——故事关于一件东西，一个场所，一艘飞船——忽然间变成了它的优势。因为制作只读光盘其实就是在创造一个场所，一个环境。

《洋葱报》：而用户变成了角色。

D.N.A.：对，一点不错。随着场所逐渐丰满，你开始把角色放进去。但故事的核心不是角色，而是飞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唔，可以说非常老派，也可以说非常激进，取决于你的视角；我想在游戏里建立一个对话引擎。多年前，我和一家名叫Infocom的公司合作开发了一款基于《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游戏。Infocom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他们基于故事文本做出了一款诙谐、精巧而有文化内涵的游戏。你知道，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你可以用文本做无数事情，加入互动性这个元素能够增加许多可能性。你把电脑变成说书人，把玩家变成观众，就像以前说书人会对观众的行为做出反应，而不仅仅是观众对说书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我在制作那款游戏时得到了巨大的乐趣。我热衷于构建玩家和机器之间的虚拟对话。因此我觉得在更现代的图像化游戏里进一步扩展这个念头会很好玩。因为我想做的是看看你能不能使用古老的对谈技术，让角色真的开口说话。把他们放进一个环境，看你能从中得到什么。于是我们开始向让角色拥有谈话能力这个难题发起挑战。当然了，只要牵涉语言，问题就会像气球似的膨胀。首先，我们想借助文字转语音的技术，这样你在构建句子的过程中就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这是一个优势。但另一方面，所有角色说起话来都像患了脑震荡的挪威人，我觉得这是个劣势。最后我们意识到，还是只能预先录制语音。我心想：“真是太糟糕了，因为这样做回应的数量就有限了。情况会变得……唔，这个我并不能确定。”我们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预先录制数量庞大且越来越庞大的语音。今天上午我们刚录了两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十六个小时的对话片段：短语、句子、短句以及电脑根据你输入的内容快速组合起来的所有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引擎工作得并不顺畅。现在，也就是最近两三个星期，程序开始能够运行了，结果有点吓人。人们跑进来说：“好，好，好，我不明白它怎么能做到。问它这个会怎么样？”于是他们问了，然后险些惊掉下巴。太奇妙了。人们跑进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和角色聊得不亦乐乎。我要补充一句，那十六个小时的谈话片段是我们一个小组的人写出来的。我完成了一部分对话的编写，其他人完成了另一部分，是我们齐心合力完成的。它运行起来真是无与伦比。你忽然间有了这个人造世界。非常古怪，受损的机器人爬来爬去，每一个都有一肚子观点、态度、想法和奇特的历史，知道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你可以和其中任何一个交谈。

《洋葱报》：你是否会担心，在这么多辛苦工作之后，人们不会像对待电影或书籍那样严肃地对待它，不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形式去对待它？

D.N.A.：是的，我认为会是这样。我对艺术的概念非常担心。我从英语文学系毕业后，一直在努力避开从事艺术工作的念头。我认为艺术的概念杀死了创造力。这也是我非常想制作只读光盘的原因之一：谁也不会严肃地看待它，因此你可以从藩篱底下偷偷塞进去许多好东西。这种事经常发生，频繁得可笑。我猜小说兴起的时候，其中大多数仅仅是色情作品：众所周知，大多数媒体刚开始都是色情作品的载体，然后才逐渐发展。允许我补充一句，这并不是一张色情只读光盘。1962年以前，所有人都认为流行音乐有点……人们做梦也不会想把它称为“艺术”，然后有人出现了，在这个领域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性，仅仅因为他们从骨子里喜爱它，认为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伟大的乐趣。没过几年，你就听到《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和其他杰作，所有人都称之为艺术了。我认为，媒体在人们想到要称之为艺术前、还认为那只是一堆垃圾时是最有意思的。

《洋葱报》：但是，比方说二十年后，你愿意被认为是最早从事只读光盘这种艺术形式的人之一吗？

D.N.A.：唔，我当然很希望有许许多多人掏钱买它。首先是出于最显而易见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原因，假如它很流行，人们衷心喜欢它，玩得非常开心，你会觉得你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假如有人想跳出来说：“噢，这是艺术。”那就随便他们了。我并不怎么在意。但我认为这要由其他人来决定。世上最糟糕的行为莫过于坐下来写小说，然后说：“好的，我要做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事情了。”非常可笑。前几天我在读一本小说，完全出于好奇；我读的是《霹雳弹》（Thunderball），詹姆斯·邦德系列里的一本，我……怎么说呢，十四岁时肯定会很喜欢这本书，只是为了在里面翻找某种段落，例如他用左手抓住她的乳房，说：“噢，我的天，多么刺激。”然而现在我心想，唔，詹姆斯·邦德在过去四十年的流行文化中成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偶像，看看他原本的样子肯定很有意思。除了我凑巧发现手边有这么一本书，驱使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读到一个人写这个系列的作者伊恩·弗莱明的文章，说他瞄准的并不是文学性，而是阅读快感。这是个非常巨大且关键的区别。于是我心想，我来看看他有没有做到。阅读的过程很有意思，因为从技艺的角度说，这本小说写得非常好。他知道该怎么使用语言，他知道如何抓住读者的心，他的文笔也不错。但显而易见，没有人会称之为文学。然而要我说，你总是会在那些不被看作是艺术的领域里看到最有意思的作品，创造那些作品的人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工匠，仅仅在制造手工品。一个作者的作品有阅读快感，说明他是个好工匠，了解他的行当，知道该如何运用他的工具，在使用工具时不会损坏它们。我觉得文学小说——你明白的，大写的“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鬼扯淡。假如我想知道人类行为方式的有趣之处，想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如何采取行动，我能说出一大堆做得更好的女性犯罪小说作家，举例来说，鲁斯·伦德尔。假如我想读一些能让我认真思考的东西，比方说有关人类境况的，或者我们究竟为何存在，或者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我更愿意读研究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写的东西，例如理查德·道金斯。我觉得探讨生命中那些重要问题的重担已经从小说家转移到科学作家的肩膀上，因为后者懂得更多。我对在创造时就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往往抱着怀疑态度。就只读光盘而言，我只想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东西，而且在做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认为这很好。让你恼火的、不够完美的细节当然永远存在，但永远有东西可以供你操心。这就非常妙了。

《洋葱报》：还有你那部电影。据说《银河搭车客指南》的电影被踢来踢去几十年了。

D.N.A.：唉，对，没错。底下出了很多烂事，外面的流言有两个主要根源。一个是十五年前，我最初把电影版权卖给了伊万·雷特曼[2]，他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出名。结果行不通，因为我们刚开始做时，伊万和我就互相看不顺眼。事实上，买电影版权之前他根本没看过小说，他只是见到了销量。我觉得这并不是他喜欢的题材，他想拍的完全是另一种电影。最后，我们同意分道扬镳，这时他已经把版权转给了哥伦比亚公司，而他自己跑去拍了另一部电影《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你能想象我有多么生气。版权在哥伦比亚公司手里一待就是好多年。我记得伊万·雷特曼另外找人根据小说写了一个剧本，我觉得那是我读过的最差劲的剧本。不幸的是，上面署了我和另外那个编剧的名字，但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写过。后来我发现这个剧本在冷宫里待了很久，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写的，因此认为我是个糟糕的编剧。这让我感到很难过。然后就到了几年前，有人介绍我认识迈克尔·奈史密斯，他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在职业生涯中做过好几件不同的事情：除了制作电影，他还是猴子乐队（The Monkees）的初创成员之一。等你认识了他，就会觉得这一点有点古怪，因为他是个特别严肃、细心、安静的家伙，但同时也悄悄保留着孩童般的欢快。他提议我们合伙制作电影。他负责制作，我负责剧本，等等。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我觉得当时的好莱坞觉得这东西有点陈旧了。剧本传了一遍。人们对我说的话大体而言都是：“科幻喜剧作为电影就是行不通。告诉你为什么吧：要是行得通，别人早就拍出来了。”

《洋葱报》：这个逻辑好像有瑕疵。

D.N.A.：结果你猜怎么着，《黑衣人》（Men in Black）去年上映，忽然间就拍出来了。而《黑衣人》吧……我该怎么说得委婉一些？里面有些元素我觉得挺眼熟，可以这么说吗？与《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如出一辙的科幻喜剧忽然间成了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之一。这种事稍微改变了一点整个业态。人们忽然间都抢着要它了。但我和迈克尔的项目……最后我们没能拍成，尽管搭档关系已经结束，但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衷心希望以后还能有其他项目让他和我合作一把，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我们在一起很合得来。另外，我待在圣达菲的时间越长越好。现在电影由沃尔特·迪士尼影业拍摄——更确切地说是Caravan公司，他们是最大的独立制作公司之一，但和沃尔特·迪士尼影业好得像是穿一条裤子。尽管在过去十五年内没能拍成电影我很遗憾，但现在能制作一部比十五年前好得多的电影也让我精神振奋。这是从技术角度说的，从视觉效果和整体效果说的。电影真正的质量当然在于剧本、表演、导演等方面，这些技能在过去十五年间既没有提升也没有降低。但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视觉效果，提升了一大截。

《洋葱报》：导演是杰伊·罗奇（《王牌大贱谍》的导演），对吧？

D.N.A.：没错。这家伙非常好玩。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聊天。从许多方面来说，整件事的关键就是我遇到了杰伊·罗奇，因为我和他一见如故，心想：“这是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哥们儿。”他不止聪明和有智慧，我告诉你他到底有多聪明和有智慧：他请我密切参与电影的制作。这种事绝对能让编剧爱上导演。事实上，我当初制作原创广播剧系列的时候，我的做法根本闻所未闻。因为剧本就是我自己写的。但我算是硬把自己塞进了整个制作过程。制作人及导演有点吃惊，但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因此我和节目制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正是杰伊希望我参与电影制作的方式。因此我心想：“太好了，这个人我可以和他打交道。”显然这话是我一开始说的，而整个过程要花费两年时间。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此刻我只能说，这场游戏的各个因素都设置得极为公平。因此我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和激动。

《洋葱报》：广播剧从播出到现在已经过了近二十年，对吧？

D.N.A.：是啊，差不多刚好二十年。下个月就整整二十年了。

《洋葱报》：《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吸引力为什么如此持久？

D.N.A.：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写得非常认真，简直操碎了心，我觉得我也算是很难为自己了。假如做一件事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我必定会去找个更困难的办法。我觉得喜欢这本书的人数与我投入了多少心血没什么关系。这么说可能简单化了，但我也只能给你这个答案了。

《洋葱报》：电影情节会覆盖第一部小说吗？

D.N.A.：会。非常好玩，因为我一直在网上看大家怎么说。我看见“他要把五本书都塞进电影”。人们真的不明白小说和电影的映射关系。有人说过拍电影最好的素材就是短篇小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准确。简而言之，对，电影就是第一部小说。话虽这么说，但每次我坐下来另做一版《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它都和之前的所有版本相互矛盾。关于这部电影，我只能说它会以特别的方式与第一部小说相矛盾。

《洋葱报》：你最喜欢的是哪个版本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D.N.A.：肯定不是电视版。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我会觉得要么是广播剧要么是小说版，其实也只剩下这两个版本了，所以必然是其中之一，对吧？我对两者有着不同的感觉。一方面，广播剧是一切的起源，是它成长的地方，是种子生根发芽之处。另外，在我看来，那是我和其他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除了我，还有制作人、音响工程师等等，当然了，还有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制作出了在当时看来惊天动地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当时我只觉得我们都彻底发疯了。我还记得我坐在地下录音室里，录制鲸鱼以时速五百公里撞击地面的声音，想尽方法调整音效。做十几个小时这种事，日复一日，你自然会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了，你也不知道人们会不会收听这东西。但是，你知道，我真真切切地知道，以前没有人做过这种事。这种感觉太棒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激动。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小说的吸引力在于它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作品。对任何作者来说，作品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完全属于作者，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小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最初就来自广播剧，参与者或多或少都对从广播剧衍生而来的小说有所贡献。然而，尽管如此，小说依然有一种“这完全是我的作品”的感觉。我很喜欢阅读它时的那种体验。我觉得情节流动得很漂亮。你会觉得我写得非常顺畅，但我知道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

《洋葱报》：你有没有觉得受够了《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D.N.A.：有一段时间，我打心底里觉得受够了，我压根儿不想再听见别人对它多说一个字，恨不得对那些跟我说它的人大喊大叫。后来我开始做其他事情。我写了《全能侦探社》系列。我最喜欢的是我十多年前做的一件事：我和一名动物学家朋友周游世界，寻找各种珍稀濒危动物，写了一本名叫“最后一眼”的书，这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书。《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已经成为过去，我非常爱它，它很棒，很好，给我带来许多好处。不久前，我和谁人乐队（The Who）的吉他手彼得·汤申德聊了聊，我说：“天哪，真希望人们不要只记住我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作者。”结果他训了我两句。他说：“你看，我和《汤米》[3]也有这个问题，有段时间我也这么想。但重点是，你做出了这种级别的作品，这种级别的作品为你开启了无数扇大门。它允许你去做许许多多的其他事情。人们记住了你的作品，这是你应该觉得感激的事情。”我认为他说的很对。

《洋葱报》：你扔下德克·简特利了吗？

D.N.A.：我试过再写一个关于德克·简特利的故事，但卡住了。出于某些原因，我写不下去，因此只好先将它放在一边。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一年后，我看着那堆材料，忽然心想：“事实上，问题在于点子和角色格格不入。这些点子想错了方向，它们更适合一本《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这样的小说，而我当时不想再写一本这样的小说了。”于是我把它们扔到一旁。有朝一日，我也许会再写一本《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这样的小说，因为有一大堆材料放在那儿，等着要被写进去呢。但说回德克·简特利，我大致算是已经放弃了。两三个月前，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排了一出《德克·简特利，全能侦探》（Dirk Gently, Holistic Detective），于是我跑过去看。剧情复杂得无以复加……复杂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剧情不怎么说得通的事实……看到它出现在舞台上倒是挺好玩，于是我忽然又开始琢磨它了，我心想：“唔，他们演得很好，但他们其实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你明白吧，它让我的脑筋开动了起来。同样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一方面坐在那儿挑剔他们的作品，另一方面也震惊于观众喜爱它的程度。那是个相当奇特的局面。我忽然想：“我很想看看它拍成电影是什么样，因为此刻在这个环境中重新思考之后，我能想到它可以拍成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了，这部电影会很好看。”因此，等《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电影上映后，我就能将注意力投向其他事情了，到时候我很想试试这个。等这部电影开拍，我希望能打开更多与电影制作相关的大门。我很喜欢制作电影，但这句天真的话是一个从没制作过电影的人说的。

访谈由凯斯·菲普斯主持，1998年

[1]影音俱乐部（The A.V. Club）是《洋葱报》旗下的娱乐报纸和网站。

[2]伊万·雷特曼（1946— ），捷克斯洛伐克制片人和导演。

[3]《汤米》（Tommy），谁人乐队1969年出的专辑。

写给戴维·沃格尔的信

1999年4月14日

戴维·沃格尔

沃尔特·迪士尼影业

亲爱的戴维，

我试过几次用电话联系您。也许我该解释一下我打电话的原因：我在美国待了几天，觉得跑一趟洛杉矶也许有点帮助，这样您和我可以见面聊一聊。我没得到您的回音，所以我已经回英国了，此刻正在飞机上打字。

我们似乎到了困难胜过机遇的一个境地。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到底对不对，但我的判断依据只有沉默，这往往是个很差劲的信息来源。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落入传统的模式——您是制片公司大老板，有一百万件真实存在的麻烦事要操心，而我是作家，只在乎梦想能不能实现，罔顾成本和后果——但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制作一部我们能制作出的最好的电影。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许有着不同的看法，它应该成为讨论的来源，让我们在互动中解决问题。我不太明白单方面写“字条”夹以长时间的可怖沉默如何能够良好地替代讨论。

您在从无到有地创造电影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我在从无到有地创造《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除电影外的其他媒介版本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相信您肯定因为我似乎不明白您要处理的难题有多么五花八门而感到头疼，正如我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和贵公司就这个项目有过任何开创性对话而感到头疼。请允许我提个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能见面聊一聊呢？

下周一（4月19日）或接下来一周的前几天我会在洛杉矶。我会请贵公司承担这趟额外旅行的费用。随信附上您能联系到我的所有电话号码。假如您始终没有联系我，我会明白您确实是在竭尽全力地不联系我。

祝好，

道格拉斯·亚当斯

电子邮箱：dna@tdv.com

助理（苏菲·艾斯丁）（及语音信箱）：555 171 555 1700（上午10点至下午6点，英国夏令时）

办公室传真：555 171 555 1701

家庭电话（无语音信箱）：555 171 555 3632

家庭传真：555 171 555 5601

英国移动电话（及语音信箱）：555 410 555 098

美国移动电话（及语音信箱）：(310) 555 555 6769

其他家庭电话（法国）：555 4 90 72 39 23

简·贝尔森（妻子）（办公室）：555 171 555 4715

电影经纪人（美国）鲍勃·布克曼：(310) 555 4545

小说经纪人（英国）艾德·维克多（办公室）：555 171 555 4100（英国办公时间）

小说经纪人（英国）艾德·维克多（办公室）：555 171 555 4112

小说经纪人（英国）艾德·维克多（家庭）：555 171 555 3030制片人：罗杰·伯恩鲍姆：(818) 555 2637

导演：杰伊·罗奇（人人影业）：(323) 555 3585

杰伊·罗奇（家庭）：(310) 555 5903

杰伊·罗奇（移动电话）：(310) 555 0279

肖娜·罗宾逊（人人影业）：(323) 555 3585

肖娜·罗宾逊（家庭）：(310) 555 7352

肖娜·罗宾逊（移动电话）：(310) 555 8357

罗比·斯坦普，执行制片人（英国）（办公室）：555 171 555 1707

罗比·斯坦普，执行制片人（英国）（办公室）：555 181 555 1672

罗比·斯坦普，执行制片人（英国）（移动电话）：555 7885 55 8397

珍妮特·斯雷福特（母）（英国）：555 19555 62527

简·加尼尔（妹）（英国）（工作）：555 1300 555 684

简·加尼尔（妹）（英国）（家庭）：555 1305 555 034

杰姬·凯洛威（女儿的保姆）（英国）：555 171 555 5602

安格斯·迪顿与丽丝·梅耶（隔壁邻居，可传话）（英国）：工作：555 (145) 555 0464；家庭：555 (171) 555 0855

我也许会去的餐厅：

常春藤（英国）：555 171 555 4751

格鲁乔俱乐部（英国）：555 171 555 4685

格兰尼塔（英国）：555 171 555 3222

塞恩斯伯里（我购物的超市，他们随时可以传呼我）：555 171 555 1789

网站论坛：www.douglasadams.com/forum

（原编者注：这封信收到了想要的效果。戴维·沃格尔回应了，随后的会面卓有成效，推进了电影制作。）

青年赞法德谨慎行事

一艘大型飞船轻快地掠过美丽得惊人的海面。从上午过半那会儿开始，海面上就来来回回划出逐渐扩散的巨大涟漪，此刻终于引来当地岛民的注意，这些人生性平和，爱吃海鲜，他们聚集在沙滩上，眯着眼睛仰望炫目的阳光，想看清那儿到底有什么。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老于世故，广闻博识，闯荡过江湖，开过眼界，多半就会注意到这艘飞船有多么像一个文件柜：一个不久前被盗的大型文件柜，横躺在地上，抽屉在半空中飞舞。然而这些岛民，他们的人生经验完全不同，他们惊讶于它看上去多么不像一只龙虾。

他们兴奋地叽叽喳喳讨论：它居然连一个爪子都没有，它的后背硬邦邦的，不打弯，而且它似乎在停留地面这件事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最后一点在他们看来格外有趣。他们原地跳上跳下，向这个愚蠢的东西展示他们觉得停留在地面上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娱乐项目开始变得乏味。由于这东西显然不是一只龙虾，由于老天保佑，他们的世界充满龙虾（足足五六只美味的龙虾正顺着海滩爬向他们），他们找不到理由要在这东西上继续浪费时间，于是决定立刻换个地方，去吃一顿推迟了的龙虾大餐。

也就在这个时刻，飞船忽然停在半空中，然后调换方向，一头扎进大海，溅起一大团水花，吓得岛民喊叫着跑进树林。几分钟后，他们紧张兮兮地重新出现，见到的只是一圈断断续续的平缓水波和咕噜噜冒出来的几个气泡。

真是奇怪，他们一边吃着西银河系最好的龙虾，一边对彼此说，这是一年来第二次发生这种事了。

*

并非龙虾的飞船径直潜到六十米的深度，悬浮在深蓝色的海水中，庞大的水体在四周摇摆。在海水如魔法般清澈的高处，美丽的鱼群飞速掠过。光线难以抵达的更深处，海水的颜色变成幽暗深沉的蓝色。

六十米深的此处，阳光变得柔弱。皮肤如丝绸般光滑的巨型海生哺乳动物懒洋洋地打着滚经过，半心半意地研究着飞船，像是料到会在这儿发现这种东西，随后向上方的粼粼波光游去。

飞船在这儿等待了一两分钟，查看各种读数，然后又下潜三十米。这个深度下的海水变得非常幽暗。过了一会儿，飞船关闭内部的照明，一两秒后，外部的主灯也陡然熄灭，飞船唯一剩下的光线来自一个模模糊糊、装饰华美的粉色小标牌，上面的文字是“毕博布鲁克斯打捞及野生动物公司”。

巨大的光束向下打开，照亮一大群银色鱼类，它们在寂静的惊恐中盘旋着逃开。

光线昏暗的控制室位于飞船宽大的船首之内，控制室里有四颗脑袋围着一个电脑显示屏，电脑正在分析从海床上断续发来的微弱信号。

“就是它。”一颗脑袋的主人说。

“我们有多确定？”另一颗脑袋的主人说。

“百分之百。”第一颗脑袋的主人说。

“你百分之百确定坠毁在海底的飞船，就是你说你百分之百确定它百分之百不会坠毁的那艘飞船吗？”剩下两颗脑袋的主人说。“哎，”他举起他的两只手，“我只是问问而已。”

安全与公民安抚管理局的两名官员对此反应冷淡，但那个有两颗脑袋的人没有看见。他一屁股坐在驾驶椅上，打开两罐啤酒——一罐给自己，另一罐还是给自己——把脚架在控制台上，隔着超级玻璃对路过的小鱼说：“嘿，宝贝儿。”

“毕博布鲁克斯先生……”两名官员中比较矮也不太放心的那一位用低沉的声音说。

“怎么？”赞法德说，把一个忽然变空的啤酒罐砸在一台比较敏感的仪器上，“准备好下潜了？咱们出发。”

“毕博布鲁克斯先生，有件事咱们先说清楚……”

“好，说吧，”赞法德说，“要不咱们先说说这个。你告诉我那艘飞船上到底有什么。”

“我们说过了，”官员说，“副产品。”

赞法德和自己交换一个厌倦的眼神。

“副产品，”他问，“什么的副产品？”

“生产过程。”官员说。

“什么生产过程？”

“非常安全的生产过程。”

“神圣的扎昆纳伏斯特拉！”赞法德的两颗脑袋齐声惊呼，“你们不得不建造一艘该死的要塞飞船，把副产品送进最近的一个黑洞，真是好安全！可惜飞船没能抵达黑洞，因为驾驶员绕道——我没说错吧？——来吃龙虾？很好，这小子够酷，可是……我是说咱们直话直说，这是关键时刻，这是豪华大餐，这是接近临界质量的大便，这是……这是……词汇表彻底损坏！”

“闭嘴！”他右边的脑袋对左边的脑袋喝道，“咱们在白费力气！”

他好好喝了一大口剩下的那罐啤酒，借此镇定下来。

“听我说，弟兄们。”片刻宁静和沉思过后，他再次开口。两名官员一言不发。这种层次上的交谈并不是他们愿意追求的东西。“我只想知道，”赞法德追问道，“你们把我卷进了什么事。”

他的手指戳在电脑屏幕上，断断续续的读数滚过屏幕。他完全看不懂它们，但非常不喜欢它们的长相。它们一个个都歪七扭八的，有许多长长的数字和天晓得的什么鬼东西。

“东西破了，对不对？”他吼道，“里面装满埃普西隆放射性不定过去棒什么的，这些东西会把整个太空区域炸成无数年以前的样子，结果现在破了。我没说错吧？我们下去会发现的就是这个，对吧？我从沉船出来还会再多长几颗脑袋，是吧？”

“绝对不可能坠毁，毕博布鲁克斯先生，”官员坚持道，“飞船保证百分之百安全。绝对不可能破裂。”

“那你们为什么急着去查看？”

“我们就喜欢看百分之百安全的东西。”

“放——屁！”

“毕博布鲁克斯先生，”官员耐心地说，“允许我提醒一句，你还有工作要做吗？”

“行啊，可惜我忽然间不怎么想做了。你难道以为我，怎么说，完全没有任何道德那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个道德什么？”

“顾虑？”

“顾虑，谢谢，管它叫什么。所以？”

两名官员静静地等待着。他们轻轻咳嗽，借此消磨时间。

赞法德叹了一口气，仿佛在说“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以此宣布自己没有任何责任，然后在座位上转了一圈。

“飞船？”他喊道。

“怎么？”飞船说。

“学着我做。”

飞船思考了几毫秒，再次检查厚实舱壁上的所有封口之后，缓缓地、毫不动摇地，在雾蒙蒙的照明灯的指引下，沉向海底的最深处。

*

一百五十米。

三百米。

六百米。

这里，水压接近七百万帕的地方，阳光永不抵达的寒冷深渊，大自然将它最狂放的想象力寄托在这里。半米长的噩梦癫狂地游进泛白的光束，打个哈欠，转身又消失在茫茫黑暗之中。

七百五十米。

飞船照明光束的黯淡边缘，罪恶的秘密悄然掠过，瞪着一双鬼鬼祟祟的眼睛。

逐渐接近深深的洋底，显示屏上的地貌变得越来越清晰，直到一个物体的轮廓与其周边环境完全分开。它像一个巨大的圆筒形要塞，重心偏向一侧，半中腰处突然变粗，容纳沉重的超级镀层，镀层裹着关键的储存舱，按照建造者的说法，这应该是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安全、最坚固的飞船。在发射前，这个部分的材料结构受过撞击、锤击、轰击和建造者知道它能承受的每一种冲击，为了展示它确实能够承受考验。

驾驶舱里紧张的沉默明显变得愈加紧张，因为这个部分巧妙地断成了两截。

“事实上，它百分之百安全，”一名官员说，“它被设计成即便飞船破损，储存舱也绝对不可能遭受破坏。”

*

一千米。

四套耐高压智能潜水服缓缓钻出打捞船洞开的舱口，顺着光束艰难地走向阴森矗立于暗夜般深海之中的庞然怪物。他们的动作很笨拙，尽管潜水服很重，但在水下世界几乎感觉不到分量。

赞法德抬起右边的脑袋，望着上方的幽深海水，脑海里悄然响起惊恐的号叫声。他望向左边的脑袋，发现左边的脑袋在目不转睛地看头盔里转播的獾式超级板球比赛，于是松了一口气。安全与公民安抚管理局的两名官员走在他左侧，稍微落后一点，一件空潜水服走在他右侧，稍微领先一点，带着他们的工具，为他们探路。

他们经过折断的“十亿年碉堡”号飞船上的巨大裂口，用手电筒朝里面照了照。破损和扭曲的半米厚舱壁之间，乱七八糟的机械装置隐然浮现。那儿如今住着一群透明的大鳗鱼，它们似乎挺喜欢这个地方。空潜水服走在最前面，沿着黑黢黢的船壳前进，试着打开气闸。它尝试的第三个气闸不情愿地打开了。他们挤进飞船，等了好几分钟，气泵装置忙着处理海水施加的可怕压力，慢慢地将其置换成同样可怕的空气和惰性气体的压力。内门终于滑开，他们进入“十亿年碉堡”号飞船一个黑洞洞的外部整备区。

他们还要穿过好几道戒备森严的泰坦级安全门，官员选出一把又一把夸克钥匙，打开一扇又一扇大门。他们很快来到防护最严密的深处，獾式超级板球比赛转播的信号开始变弱，赞法德只好转到某个摇滚MV电视台，因为其信号无处不在。

最后一扇门徐徐滑开，他们走进一个坟墓般的宽敞房间。赞法德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墙壁，光束落在一张瞪大眼睛尖叫的脸上。

赞法德发出低了五度的尖叫声，扔下手电筒，重重地坐在地上——更确切地说，坐在地上安安静静躺了近六个月的一具尸体身上，后者对被坐在身上的回应是剧烈爆炸。赞法德琢磨着该如何处理这一切，短暂而激烈的一阵天人交战之后，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昏过去。

几分钟后，他悠悠醒转，假装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在哪儿和怎么会在这儿，可惜无法令任何人信服。他又假装记忆忽然恢复，震惊害得他再次昏厥，然而空潜水服违背他的意愿，拖着他站起来——他发现他越来越认真地不喜欢这个鬼东西了——强迫他适应周围的环境。

周围光线昏暗，时有时无，在许多方面都不讨人喜欢，最明显的一点是，飞船里已故的领航员五彩斑斓地涂满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他（也就是赞法德）身上潜水服的下半截尤其色彩浓郁，造成的效果恶心得令人震惊，咱们在叙事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该再次提及——不过有件事要稍微说几句：它导致赞法德在潜水服里呕吐，他脱掉身上的潜水服，相应地调整呼吸面罩后，换上空潜水服。非常不幸，飞船里恶臭的气味，加上看着自己那身潜水服披挂着腐烂的内脏走来走去，足以让他在新换上的潜水服里再次呕吐，现在他和潜水服都只好自己克服难题了。

好了，就这么多，不会再有恶心的描述了。

至少不会再描述这幅恶心的景象了。

尖叫面孔的主人稍微冷静下来一点点，在一大缸黄色液体——紧急悬浮缸——里前言不搭后语地胡说八道。

“它疯了，”他含混道，“疯了！我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一样可以吃龙虾，但他疯了。着魔了！你有可能想到龙虾就变成那样吗？反正我不会。我觉得吃龙虾像嚼橡皮，而且需要技巧，根本没那么好吃，呃，我说的没错吧？我一千万倍地喜欢扇贝，我这么说了。扎昆在上，我这么说了！”

赞法德望着这个稀奇古怪的家伙在悬浮缸里手舞足蹈。他身上连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支持管，他的声音咕噜咕噜地冲出扬声器，疯狂地响彻飞船，从幽深遥远的走廊里回来时已是鬼魂般的回音。

“我错就错在这儿，”疯子喊道，“我真的说了我更喜欢扇贝，他说那是因为我没吃过他祖辈的故乡——也就是这儿——出产的好龙虾，他要向我证明一下。他说不会有问题的，这儿的龙虾值得特地跑一趟，更不用说我们只需要稍微绕个道就行，他发誓他能在大气层里停稳飞船，但那是发疯，发疯！”他喊道，停顿片刻，翻了个白眼，像是这个词敲响了他脑袋里的铃铛：“结果飞船直接就失控了！我没法相信我们在干什么，只是为了证明龙虾作为一种食品其实严重过誉，真对不起，我净顾着说龙虾了，我会尽量一分钟不提龙虾的，但我在这个缸里待了几个月，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龙虾，你和同一帮人在一艘飞船上一待好几个月，一天三顿吃垃圾食品，然后有个家伙一开口就是龙虾，然后又孤零零地悬在缸里六个月，从头到尾想的就是这些，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滋味吗？我保证我再也不提龙虾了，一个字也不提。龙虾，龙虾，龙虾——够了！我估计生还者只有我一个。只有我在飞船坠毁时跳进了救生缸。我刚发出求救信号，我们就撞上了。一场灾难，对吧？彻头彻尾的灾难，就因为有个家伙喜欢龙虾。能听懂我说的话吗？我自己反正说不上来。”

他恳切地望着他们，意识像落叶似的缓缓飘向地面。他使劲眨眼，奇怪地望着他们，仿佛猴子在打量一条怪鱼。

他用起皱的指尖在缸体的玻璃内侧好奇地摸索着。细小而稠密的黄色气泡从他嘴巴和鼻子里冒出来，在他扫把似的头发里暂留片刻，随后向上飘去。

“扎昆在上，老天在上，”他可怜巴巴地喃喃自语，“有人找到我了，来救我了……”

“唔，”一名官员精神焕发地说，“你终于被找到了。”他大踏步走向房间中央的电脑主阵列，迅速查看飞船主监控线路的情况，调出损坏报告。

“不定过去棒储存舱完好无损。”他说。

“神圣的野狗腰子啊，”赞法德叫道，“船上有不定过去棒！”

不定过去棒这类设备用于一种现已被愉快放弃的能量产生机制。对新能量来源的搜寻一度达到格外癫狂的地步，有个聪明的年轻人忽然发现有个地方从未耗尽过它全部可用的能量——过去。如此洞见往往会造成血涌上头，他因而在当晚发明了采集这些能量的手段，不到一年，无数条庞大的过去矿脉被抽干所有能量后，人们对它们弃如敝屣。也有人声称不该像这样玷污过去，大众斥之为一种最最昂贵的多愁善感。过去是极为廉价、充足和洁净的能量来源，要是有人愿意花钱维持，当然也可以设置几个自然过去保护区，至于抽干过去就会耗尽现在，怎么说呢，也许稍微有点影响，但效应微不足道，咱们应该能分清轻重缓急才对。

然而等大众意识到现在确实正在被耗尽，原因是未来那些劫掠成性、自私浪费的杂种也在做相同的事情，他们做出结论，每一根不定过去棒，连同制造它们的可怕秘诀，都必须被彻底和永远地摧毁。他们声称这是为了他们的祖辈和子孙，但实际上当然是为了他们祖辈的子孙和子孙的祖辈。

安全与公民安抚管理局的官员轻蔑地耸耸肩。“它们百分之百安全。”他说。他瞥了赞法德一眼，态度忽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坦白。“船上还有比它们更可怕的东西。至少，”他敲了敲一块电脑显示屏，“我希望它在船上。”

另一名官员猛地转向他。

“你他妈的以为你在说什么？”他喝道。

前一名官员又耸耸肩，说：“没关系。他出去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不会有人相信他。所以咱们才选了他，而没有走官方途径，对吧？他讲的故事越离奇，他听上去就越像个爱编故事的嬉皮冒险家。他甚至可以去说是咱们说了这些话，这会让他听上去像个偏执狂。”他喜滋滋地对赞法德微笑，赞法德在满是呕吐物的潜水服里气得七窍生烟。“要是愿意，”官员说，“你可以陪着我们。”

*

“看见了吗？”官员一边检查不定过去棒储存舱的超钛封口一边说，“百分之百保险，百分之百安全。”

经过装有化学武器的储存舱时他同样这么说，这种武器威力巨大，一茶匙就能灭绝一整颗行星。

经过装有泽塔射线混合物的储存舱时他同样这么说，这种武器威力巨大，一茶匙就能炸毁一整颗行星。

经过装有西塔射线混合物的储存舱时他同样这么说，这种武器威力巨大，一茶匙就能辐射一整颗行星。

“还好我不是一颗行星。”赞法德嘟囔道。

“你没什么好害怕的，”安全与公民安抚管理局的官员向他保证，“行星非常安全。只要……”他忽然停下。他们正接近最靠近“十亿年碉堡”号飞船后侧折断处的储存舱。这儿的走廊已经扭曲变形，地上有些湿漉漉黏糊糊的印子。

“哦嗬，”他说，“哦非常嗬。”

“这个储存舱里是什么？”赞法德逼问道。

“副产品。”官员又变得守口如瓶。

“副产品……”赞法德压低声音追问道，“什么的副产品？”

两个官员都不肯开口，他们非常仔细地检查舱门，发现让走廊变形的力量也扭开了封口。一个官员轻轻碰了一下舱门，舱门随之打开。储存舱里黑洞洞的，只在最深处能看见两团黯淡的黄色光芒。

“什么的副产品？”赞法德咬牙问。

领头的官员转向另一个官员。

“有个救生舱，”他说，“船员们用它弃船，再把飞船扔进黑洞，最好确认一下它还在不在。”另一名官员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这名官员默不作声地示意赞法德过去。两大团黯淡的黄色光芒在五米开外闪烁。

“船上其他东西之所以都是安全的，”他平静地说，“是因为不会有人疯狂到使用它们。真的不会。至少疯狂到这个地步的人从未靠近过它们。那么疯狂或危险的人会触发震耳欲聋的警铃。人类或许会犯蠢，但不至于蠢到那个地步。”

“副产品，”赞法德又咬牙问——他不得不咬牙问，否则就会被人听出他的声音在颤抖，“什么的副产品？”

“呃，设计人员。”

“什么？”

“天狼星控制系统公司拨了一大笔研发费用，用于按订单设计和生产合成人格。结果无一例外都惨败。生产出的所有‘人’和‘人格’都是乌七八糟的性格特质的混合体，它们在自然产生的生命体内不可能共存。其中绝大多数只是可悲的畸形儿，但还有一些极其危险。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不会触发其他人心里的警铃。它们可以径直穿过各种局面，就像鬼魂穿过墙壁，因为谁也不会发觉危险。”

“它们之中最危险的是三个一模一样的个体——它们被关在这个储存舱里，按计划要和这艘飞船一起被炸出这个宇宙。它们并不邪恶，事实上它们很单纯，甚至迷人。但它们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生物，因为只要有可能，没什么它们不会去做的，也没什么它们不可能去做的……”

赞法德望着黯淡的黄色光芒，那两团黯淡的黄色光芒。随着眼睛逐渐适应光线，他发现那两团光之间的第三个位置上是个被打破的容器。湿漉漉、黏糊糊的印子在地上闪烁微光。

赞法德和官员心惊胆战地走向那两团光。就在这时，来自另一名官员的六个字闯进头盔里的耳机。

“救生舱不见了。”他的话很简单。

“追踪它，”赞法德身旁的官员叫道，“找到它的下落。我们必须知道它去了哪儿！”

赞法德走向剩下的两个容器。他飞快扫视一眼，发现两个容器里悬浮着完全相同的躯体。他仔细查看其中之一。这个躯体属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它悬浮在浓稠的黄色液体之中。男人看上去很和善，面庞周围有很多好看的笑纹。对于这把年纪来说，他的头发似乎稠密和乌黑得不太自然，他的右手似乎永远在前后上下挥动，像是在接连不断地和看不见的鬼魂握手。他的笑容很亲切，咕噜咕噜地说着些什么，像个半梦半醒的婴儿，偶尔因为一阵大笑而微微晃动，像是他刚和自己说了个他没听过或印象不深的笑话。他摆手、微笑、咯咯笑，嘴唇里吐出小小的黄色气泡，他似乎活在由淳朴美梦构成的遥远世界里。

头盔里的耳机里又传来一条简短的消息。救生舱飞往的星球已被查明。它位于银河ZZ9复Z阿尔法区域。

赞法德看见容器旁边有个小扬声器，伸手打开。黄色液体里的男人在叽里咕噜地说什么山巅上的光辉城市。

他还听见安全与公民安抚管理局的官员在发布命令，失踪的救生舱里有个“里根”，ZZ9复Z阿尔法区域的那颗星球必须被确保“百分之百安全”。

摘自《非常非常欢乐的圣诞减压笑话书》，1986年

马特·纽桑姆访谈节选

D.N.A.：德克·简特利的问题在于，我觉得我失去了和他这个角色的联系，无法让情节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才会说：“好吧，咱们换点别的事情试试看。”大约一年后，我回顾《困惑的三文鱼》里的那些点子时，忽然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它们更像是关于搭车客的点子，而不是关于德克·简特利的。

这就说到以后某个时候我会写第六本搭车客小说的问题。不过我想写是出于一个奇怪的理由，因为人们说《基本无害》是一本非常丧气的小说——他们说的没错。那确实是一本非常丧气的小说。原因非常简单——那年我过得糟透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我不想再翻出来说了，总之就是我那年过得一塌糊涂，我想写一本书来对抗那种生活。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写了一本很丧气的小说！

我很愿意用更加积极的调门来结束《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系列，5这个数字似乎不太好看，而6就比较讨人喜欢。我觉得原本在《困惑的三文鱼》里的很多东西是被硬塞进去的，说实话不太行得通，我觉得应该把它们拎出来，和另外一些新点子组合成一本书。

马特·纽桑姆：对，因为有些人已经听说《困惑的三文鱼》会变成《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系列的下一本小说。

D.N.A.：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因为我会打捞出一些与德克·简特利框架合不来的点子，把它们放进《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系列的框架里，中间做一些必要的改造。另外，为了留个念想，我也许会叫它“困惑的三文鱼”。说不定我会的。哈，天晓得！

困惑的三文鱼

（编者按：这个版本的《困惑的三文鱼》由多个版本的工作稿组合而成。请读本书开头的编者按，其中详细描述了组合的过程。下面我放上道格拉斯发给他合作多年的伦敦编辑的传真，其中描述了小说的总体架构，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传真

收件人：苏·弗里斯通

发件人：道格拉斯·亚当斯

回复：《困惑的三文鱼》梗概

德克·简特利受雇于他从未见过的一个人，去完成一项从未说清的工作，开始于随机跟踪人们。他的调查带领他来到洛杉矶，穿过一头犀牛的鼻黏膜，来到被地产经纪人和武装袋鼠统治的遥远未来。笑话，水煮鱼，复杂系统的自涌现特质，共同构成德克·简特利最令人困惑和难以理解的案件的背景。

第一章

大多数日子的清晨，戴维都会爬到山顶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把带来的小小供品放在圣克里夫的圣龛里，圣克里夫是房地产经纪人的主保圣人。今天他带来的东西，要是他没弄错，是游泳池清理装置的零部件，某种状如龙虾、用来抽吸的塑料大玩意儿。

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那东西，后退一步，欣赏他的成就。

圣龛其实只是一小堆石块和一小排东西。这些东西经多次搜集而来。里面有车库门遥控器，有大概属于榨汁机的零部件，有一个带灯光的小青蛙科密特。清理游泳池的龙虾状物件是个很好的补充，他摆弄着这个物件，让它断开的半米长塑料管像象鼻似的垂在科密特身上。

清晨朝圣之旅有一半是为了哄自己开心，还有一半是为了独处和思考。这地方刚开始是个他自己消磨时间的场所，但很快变得超出他的预想，现在他需要另找一个地方独处和思考了。有时候，他甚至会感到担忧。担忧时，他会开始咯咯轻笑，特别担忧时，他会哼卡朋特兄妹的老歌，直到忧惧消失。

但今天他不会担忧。今天他要寻欢作乐。他取下斜挎着的帆布包，暂时扔在地上。

从这里往下看，景色美极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四面环抱着戴维乐园，森林极其茂盛和多样化，充满生命和色彩。戴维河弯弯曲曲地在森林里穿梭，随后蜿蜒流过丘陵地带，在八百公里之外汇入广袤的大海。直到不久前，他还把那片大海称为戴维海，但由于一时有点尴尬，他把它改名为凯伦海。他一直觉得太平洋是个很傻的名字。他去见识过。它一点儿也不太平。他会改正错误的。

戴维乐园本身就是个颇为惊人的事物。仔细想来，甚至令人震惊。他用手指梳过稀疏的头发，放眼眺望戴维乐园，按捺住一阵咯咯轻笑。

戴维乐园覆盖大约三十六公顷的山坡土地，包括附近山上刚开始冒尖的露头岩。美丽的家园。比他想象中的圣克里夫有可能卖出甚至理解的任何一个家都要美丽无数倍。不是什么狗屁错层式牧场大屋，所谓的谈心隅，只要你还有半颗大脑，就宁可自杀也不会进去聊天。戴维的屋子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其他的暂且不说，它们首先是有智慧的房屋。只是一些简单的小细节，例如面对正确的方向，例如在正确的地方开窗户，在正确的地方铺石块，在正确的地方通水，在正确的地方种植物，就能让空气良好地流通，你希望暖和的地方暖和、希望凉快的地方凉快。只是物理问题而已。绝大多数建筑师一丁点物理也不懂，这是他的看法。他们只懂一些愚蠢的东西。在戴维的屋子里，棱镜和光纤会把阳光送到你希望阳光去的地方。热交换机取走冰箱里食物的热量，交给烤箱里的食物。非常简单。人们走进戴维的房屋，会说：“哎呀！真是太贴心了！别人为什么不会这么建造房屋？”答案？因为他们蠢呗。

还有电话。戴维带给这儿的居民从未见过的更机灵、更聪明也更了不起的电话。现在他们也想要电视，戴维觉得这个要求本来就很蠢，放在如此环境中更是蠢不可及；然而另一方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难题，戴维当然解决了它。不过，戴维解决了无数问题，因而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新的问题。戴维乐园现在是个有近一千个居民的社群，因此他有了某种责任。他可没想过要背负责任。

他抓起一把长长的草，烦躁地来回挥动。清晨的阳光落在戴维宫上，闪闪发亮。戴维宫无疑是……唔……全世界最宏伟、最优雅的建筑。它用优雅的白色石墙和仿佛有数顷的玻璃幕墙包围了对面的山顶。山顶本身布置成一座日式花园。溪流从山顶穿过屋子，向下流淌。

就在戴维宫底下的同一片山坡上，同一个安保支队的管辖范围内（他无法相信他现在必须有安保这样的东西了，而戴维乐园的九百多名居民里有四十——四十！——个律师），静静地躺着鼻之道（The Way of the Nostril）。

鼻之道大概是戴维这辈子想出来的最机灵的主意了。对他来说，相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很机灵的点子都很蠢，然而即便是他，也觉得这个主意相当机灵。它是眼前一切的存在原因，也是让戴维哼卡朋特兄妹老歌的首要理由——除了律师。

灿烂的阳光已经洒遍戴维乐园。非常迷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承认，他挺喜欢以前的戴维乐园，当时这儿还只是他自己好玩的傻窝点，他来只是因为他足够机灵，能找到这个地方。然而一来二去，结果变成这样。此刻他站在这儿，只有二十五岁，但觉得自己都快三十岁了。

唉，都见鬼去吧。今天他要找点乐子。他拎起大帆布包，重新挎在肩膀上。萨姆知道了肯定会心脏病发作。律师知道了会集体抓狂。很好。他转过身，继续爬向山顶。这座山名叫“世界之巅”，以卡朋特兄妹的一首歌的歌名命名。拥有自己的世界好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你可以在这儿随心所欲地喜欢卡朋特。

爬到高处，山上怪石嶙峋，山路陡峭崎岖。为了去他想去的地方，戴维不得不做了点攀岩运动。

不到二十分钟，他就浑身发热和冒汗了，但他还是坚持爬到山顶，更准确地说，是离山顶最近的一块平坦的地面，这是一块坚实的石板，刻着深深的印痕。他坐在石板上，扔下帆布袋，喘息了几秒钟，然后开始从包里拿东西。他取出铝合金支柱，取出橙色绳索，取出小块的凯夫拉织物。

装配了大约十分钟，那东西成形了，一只精巧的巨型机械昆虫，有着纤薄的翅膀。凯夫拉织物被用绳索绑在铝合金框架的支柱上，这东西小得出奇，形状怪异。戴维认为传统悬挂式滑翔机上的大部分织物都是多余的，于是去掉了它们。

他有条不紊地检查装配好的框架，满足于所有部件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上，简而言之就是配得上戴维。

他紧张地眺望脚下，但只看了半秒钟。他反正要跳下去，所以紧张等于犯傻。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悬挂式滑翔机，把它移到石块边缘，最后他站在一道岩脊上，俯视整个戴维乐园。他满意地发现，尽管这架滑翔机看上去就像晾晒丝绸比基尼的晾衣架，但它分量十足，他必须用蛮力才能拖着它在风中走动。

从这儿到戴维宫，水平距离一公里左右，垂直距离约一百米。他刚好能看见他巨大的蓝色游泳池在阳光下闪烁波光，漂亮的游泳池隐藏在戴维山顶上的日式花园里。距离和阳光的方向使得他难以看清细节，但他确信萨姆正在游泳池旁等他。他认为自己可以相当漂亮地从天而降，跳进游泳池。他看了一眼手表。刚过八点，而他把会面定在了八点。萨姆肯定在那儿。

在萨姆看来，戴维的许多计划和安排都鲁莽、疯狂、不负责任，有时候近乎愚蠢。比起蠢蛋能做到的事情，从天而降跳进游泳池肯定强得多。假如你是戴维，你说做这种事能有多难？

他再次检查风向，钻进超轻型固定腰带里，收紧腰带，扣在滑翔机上，接着将双手穿过两个绳圈，抓住主支撑架，他准备好了。

现在他要做的只是跳进虚空。

哇哦。好了。出发。

不慌不忙，不耍愚蠢的花招。怀着轻快的心情，他跃向前方，滑入虚空。空气立刻支撑起他，只是稍微有点抖动。他用力贴在框架上，随即试着放松一点，然后再放松一点，试着找到一个既轻松又灵敏的良好平衡点。他找到了。他在空中了。他在飞。他就像某种大鸟。

啊哈，真是不赖。虚空让他感到某种冲击，但这是那种好的冲击，就像清晨时分的游泳池。况且空中并非虚无。你仿佛落进了硕大无朋的隐形枕头堆，无数根手指伸出来拉扯你，弄乱你的头发，抚动你的T恤。他的大脑逐渐领悟了周围的开阔，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玩具，挂在缓缓巡视戴维乐园的巨大的移动装置的末端。他划出长而舒缓的弧线，略向右偏，他稍微移动重心，滑翔机转而略向左偏，但依然像是在一道弧线套一道弧线、一个环形套一个环形那样飞行。整个世界，他的世界，在底下慢慢转动，苍翠，繁盛，赏心悦目，生机勃勃。

自从人类忽然灭绝，已经过去了大约一百二十万年，在这段时间内，世界确实振作了许多。当然，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那只是倏忽而逝的一瞬间，但进化的力量突然有了巨大的空间可供玩耍，有了深不见底的沟壑可供填补，万事万物像发疯似的兴旺发展。以前人人都爱说什么拯救世界——唔，戴维做到了。现在这儿好极了。整个地方都特别漂亮。戴维乐园。棒！

此刻他熟练地御风而行，不抗争，而是随风而动。然而，他逐渐感觉到，从天而降、跳进自己的游泳池也许比他预想中稍微困难一点。但他做事就喜欢这样——比他预想中稍微困难一点。

也许是困难许多，他开始意识到。舒舒服服地在空中悬浮，随风而行，逐渐下降，这是一码事，但按他的心意调整方向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每次他转得太急时，他周围脆弱的结构就会开始以令人惊恐的方式嘎嘎作响。

第二章

“我不办猫的案子。”德克·简特利说。

他语气严厉。他觉得自己已经飞黄腾达了。他没有证据能支持这个观点，只是觉得自己该飞黄腾达了。他还觉得消化不良，但消化不良和前者毫无关系。

这个女人——叫什么来着？梅琳达什么的。德克把她的名字记在一张纸条上，但纸条找不到了，很可能压在写字台另一边角落里那堆没拆开的银行对账单底下——站在他的写字台前，左侧的眉毛愤愤不平地挑得老高。

“你的广告说……”

“广告过期了，”德克厉声道，“我不办猫的案子。”他挥手赶她走，假装忙着处理文书。

“那你办什么案子？”她追问道。

德克抬头瞥了一眼。这个女人刚走进来时，他就讨厌她。不仅因为她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还因为她美丽得让他恼火。他不喜欢美女。美女惹他生气，因为她们优雅、迷人、可爱，也因为她们坚决不肯和他共进晚餐。这个梅琳达刚走进房间，他就看出来了，就算他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就算他有一辆粉红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她也不肯和他共进晚餐，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既然她不肯和他共进晚餐，那他就要先发制人，不和她共进晚餐。

“不关你的事。”他吼道，肚子咕噜咕噜翻滚，带来一阵疼痛。

她顺势挑起另一侧眉毛。

“我和你约的时间刚好赶上了坏时候？”

“对。”德克心想，但没有说出口。这是他记忆中最糟糕的几个月。生意清淡，不，不仅仅是清淡。平时的生意像溪流，最近先是减缓成涓流，最后干脆断流了。无事可做。无人问津。什么活儿都没有，除非把那个疯老太婆算在内。她带着一条狗上门，忘记了狗的名字。她说她的脑袋上挨了一小下，想不起来狗叫什么了，结果是无论她怎么喊它，它都不肯过来。“你能帮我搞清楚狗的名字吗？”她说自己通常会问丈夫，但她丈夫最近蹦极的时候死了。他不该去蹦极的，但那天是他七十岁生日，他说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死也在所不惜，结果他真的死了。她尝试过通过灵媒联系他，可惜得到的消息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不相信这些愚蠢的招魂的胡话，全都是见鬼的骗人，她认为他非常没礼貌，灵媒也相当尴尬。等等等等。

他接了那个活儿。这就是结果。

当然了，这些话他一个字也没说。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梅琳达，说：“这是一家值得尊敬的私人调查事务所。我……”

“值得尊敬，”她说，“还是受尊敬？”

“什么意思？”德克通常能用尖锐得多的话反唇相讥，但正如这个女人所说，她在他最糟糕的时候撞上了他。他把一整个周末都花在辨别一条狗的身份上，昨天什么也没发生——除了一件事，他被这件事吓了一大跳，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疯了。

“区别很大，”这个梅琳达继续道，“就像一个应该能膨胀的东西和一个确实膨胀了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就像一个应该打不碎的东西和一个被结结实实砸在墙上却完好无损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什么？”德克说。

“我是说，无论你做的事情多么值得被尊敬，假如它真的受人尊敬，你肯定花得起钱铺地毯，买几张画挂在墙上，甚至添置一把椅子给别人坐。”

德克完全不知道办公室里的另一把椅子去哪儿了，但下定决心绝不承认。

“你不需要椅子，”他说，“非常抱歉，你出于误会来到这儿。咱们没什么可谈的。祝你愉快，亲爱的女士，我不会去找你丢失的猫。”

“我没说猫丢了。”

“不好意思，”德克说，“你说得明明白白……”

“我说那只猫有点丢了。一只半丢的猫。”

德克面无表情地望着她。她除了金发碧眼、体态婀娜之外，穿得也非常漂亮，有那种“我不在乎穿什么，随便什么旧衣服都行”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依赖于极其小心地选择你随便乱放的东西。她显然很聪明，多半有个好工作，比方说管理一家大型纺织品公司或电信公司，尽管只有三十二岁。换句话说，她完全不是会弄丢猫的那种人，就算猫丢了，也不会去委托一家不起眼的私人侦探事务所。德克感到不自在。

“别说胡话，谢谢，”德克厉声道，“我的时间很宝贵。”

“咦，是吗？多宝贵？”

她轻蔑地扫视德克的办公室。德克不得不向自己承认，这儿看上去很凄惨，但他宁死也不愿傻坐着听人数落。他固然需要工作，需要钱，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消磨时间，但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让任何人以为随便哪个漂亮娘们儿都可以走进他的办公室，花钱买他的服务，然后对他指手画脚。他觉得受到了羞辱。

“我指的不是我的费用级别，尽管我向你保证，费用确实高得吓人。我只是在说流逝的时间。时间一去不复还。”

他坐起来，摆出有针对性的架势。

“你要知道，时间是有限的。在太阳爆炸之前，还剩下大约四十亿年。我知道现在看起来还有很久，但把它浪费在胡言乱语和闲聊上，那时间就很快会过去。”

“闲聊？我们在说的是我的半只猫！”

“女士，我不知道你指的‘我们’是谁，但……”

“听我说。等你听完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你再决定到底接不接，因为案子——我必须承认——有点古怪。我是基于你的广告上说的话约见你的，也就是你会寻找丢失的猫，那么请允许我提醒你，世上有个东西叫‘行业描述法案’。我记不清原话是怎么说的了，但我和你赌五英镑，法案说你不能那么做。”

德克叹了口气。他拿起铅笔，把记事本拉到面前。

“好吧，”他说，“我来记录案子的详细情况。”

“谢谢。”

“然后我拒绝。”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德克说，“那不是我的事情。好了，猫叫什么名字？”

“小阵。”

“小阵。”

“对，阵风的简写。”

德克望着她。“我不会提问的。”他说。

“你会希望自己提问的。”

“这个由我判断。”

她耸耸肩。

“公猫？”德克说，“母猫？”

“公猫。”

“年龄？”

“四岁。”

“外形？”

“呃，嗯……这就有点难说了。”

“这个问题能有多难？它是什么猫？黑猫，白猫，橘猫？狸花猫？”

“哦，暹罗猫。”

“很好，”德克说，写下“暹罗猫”，“最后一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大约三分钟前。”

德克放下铅笔，望着她。

“好吧，也许四分钟。”她又说。

“让我看看我有没有弄错，”德克说，“你的意思是，就在你站在这儿和我说话的时候，你弄丢了你的猫，呃，‘小阵’？”

“不。两周前我弄丢了它，应该说半弄丢了它。但按照你的问题，我最后一次见到它就是在我进你的办公室之前。当时我在确认它好不好。结果它很好。好吧，算是还好。假如这个状态也能称之为好。”

“那么……呃，在你确认它好不好的时候，它到底在哪儿？”

“它的笼子里。我能把它带进来吗？就在外面。”

她走出房间，拎着一个中等尺寸的柳条猫笼回来。她把笼子放在德克的写字台上。里面的东西发出轻轻的喵喵叫。她回身关上门。

德克皱起眉头。

“不好意思，也许是我过于迟钝，”他说，目光绕过笼子望着她，“要是我说错了就纠正我。我认为你在问我愿不愿意运用我的职业技能去寻找一只猫，假如能找到，就送回来给你……”

“对。”

“而这只猫就在你的猫笼子里？”

“唔，从一定程度说，没错。”

“什么程度？”

“你自己看。”

她滑开扣住盖子的金属杆，伸手从笼子里抱出猫，把它紧挨着笼子放在德克的办公桌上。

德克望着它。

它，也就是小阵，望着德克。

暹罗猫看人的眼神里有一种独特的轻蔑。假如你凑巧撞见过女王刷牙，就会明白这种感觉。

小阵望着德克，显然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活该挨骂。它转过去，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梳理几下胡须，舔平一小块翘起来的毛发，然后轻快地跳下桌子，小心翼翼地查看从地板上掉下来的一块木屑，它觉得这东西比德克有意思多了。

德克望着小阵，说不出话来。

从一定程度上说，小阵完全就是一只普通的暹罗猫。但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小阵看上去不像一只普通的暹罗猫的地方是腰部，标志物很明显，是一条狭窄而隐约的灰色条带。

“前半截看上去很正常，”梅琳达用微弱的声音说，“事实上，相当强壮和健康。”

“后半截呢？”德克问。

“我希望你帮我找的就是后半截。”

隐约的灰色条带再往下什么都没有。猫的身体就这么截止在半空中。大约从第九根肋骨向下的身体，呃，完全缺失。

古怪之处在于猫似乎完全不受影响。倒不是说它学会了与凄惨的残疾共存，勇敢笑对“猫生”，而是它彻底不受影响。它似乎根本没注意到。猫没有满足于仅仅无视生理需求，而是干脆违反物理定律。它走动、蹦跳、小跑、坐下的样子，就好像它的后半截还在原处。

“不是隐形的，”梅琳达说，用别扭的姿势抱起猫，“而是真的不在这儿。”她用一只手来回穿过透明的空气，那本是猫的后半截应该出现的地方。猫在她的怀抱中挣扎翻身，暴躁地喵喵叫，灵巧地跳到地上，以受到侮辱的姿态踱来踱去。

“天，我的天，”德克在下巴底下搭起手指，“真是奇怪。”

“那么你肯接了？”

“不，”德克说，推开记事本，“对不起，但我不能总做这种事情。要是我有什么比找猫更不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找半只猫。假设我运气不佳，真的找到了，然后呢？我该怎么把它粘回去？对不起，但我受够猫了，更加受够了一切和超自然或不正常沾边的烂事。我是个有理性的生物，我……对不起。”电话响了。德克拿起电话。他叹了口气。是托尔，古代挪威的雷神。德克立刻就听出他的声音，因为电话里传来长久而不祥的沉默和低沉而恼怒的嘟囔声，紧接着是怪异而遥远的号叫。托尔并不怎么理解电话。他通常站在三米之外，对着它大喊出神一样的指令。就接通线路而言，这么做出奇地有效，但几乎不可能进行像样的交谈。

托尔最近搬进德克认识的一个美国姑娘的家里，德克从响彻电话线路的怪异的冰岛语中得知，他，德克，今天下午应该滚过去喝茶。

德克说，好的，他知道，他大概五点钟到，他非常盼望这次聚会，晚些时候见；但托尔站得那么远，当然一个字也没听见，于是发怒，嚷嚷了很多话。

德克最终放弃了，犹豫着放下电话，希望托尔不会把凯特的小公寓毁坏得太严重。德克知道，凯特好不容易说服这位大神在气头上捏碎袋装薯片，而不是更值钱的沙发和摩托车，但有时候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这些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一阵压抑感忽然袭来。德克抬起头。哦，对。

“不，”他说，“走开。我再也没法应付这种事情了。”

“可是，简特利先生，我听说你在这个领域的名声很响。”

“我想摆脱的就是这东西。求你了，快出去吧，带上你分成两段的猫科动物。”

“呃，既然你是这个态度……”

她拿起猫笼子，昂首阔步地离开。半只猫同样昂首阔步地走出去。

德克坐在写字台前生了一两分钟闷气，琢磨自己今天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他望向窗外，看见那位极有吸引力的客户，他刚才仅仅因为暴躁就粗鲁地拒绝了她。她快步穿过马路，走向一辆黑色的伦敦出租车，显得格外漂亮、迷人。

他急忙跑过去，好不容易才打开窗户。他探出半个身子。

“所以我看晚餐是没指望了，对吧？”他喊道。

第三章

“真抱歉，你刚好错过了托尔，”凯特·谢克特说，“他因为什么事情犯了北欧式的焦虑症，忽然跑出去了。”

俯瞰樱草山的窗户上有个形状不规则的窟窿，她朝窟窿挥挥手。“多半又去动物园瞪麋鹿了。过几个小时，他就会回来，一肚子啤酒和懊悔，扛着一大块装不上的平板玻璃。然后他又会因为这个暴跳如雷，打碎别的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我和他在电话中闹了些误会，”德克说，“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避免误会。”

“避免不了的，”凯特说，“他不是个快乐的神。这里不是他的世界，也永远不会是。”

“所以你要怎么做？”

“哦，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光是修理东西就忙不过来了。”

德克问的不是这个，但知道她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没有追问下去。反正这时，她也刚好去厨房泡茶了。他坐进一把古旧的扶手椅里，扫视狭小的公寓。他发现凯特的书桌上多了不少关于北欧神话的书，每一本书里都插满形形色色的书签和注释卡片。她显然在尽其所能地掌控局面。然而有一本书插进墙壁足有十厘米，无疑是被超人的力量插进去的，这让人对她所面对的困难有了一些了解。

“你就别问了，”她端着茶回来，“还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今天下午我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搅着颜色寡淡、味道差劲的茶，忽然想起美国人当然不会泡茶，“一件极蠢的事情。”

“我觉得你似乎心情不太好。”

“大概这就是原因，而不是结果。我这个星期倒霉透顶，而且我消化不良，估计害得我有点……”

“你先别说，让我猜一猜。你遇到一个非常有魅力且合你胃口的女人，然后你对她表现得无比傲慢和粗鲁。”

德克望着她。“你怎么知道的？”他压低声音说。

“你一直是这样啊。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

“我没有！”德克抗议道。

“当然有！”

“不，不，不。”

“我保证，你……”

“等等，”德克打断她的话头，“我想起来了。唔。有意思。你说什么？我一直是这样？”

“也许不是一直。毕竟你偶尔也要睡觉。”

“但你声称，对待漂亮女人很傲慢和粗鲁就是我的典型行为？”

他好不容易爬出扶手椅，在口袋里翻找记事本。

“你也没必要这么认真，其实算不上是什么严重的……好吧，既然说到了，好像确实是个严重的性格缺陷。你在干什么？”

“哦，记笔记。当私家侦探有一点很奇怪——你花时间研究其他人身上没人知道的小特点，结果却发现你自己身上有些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自己不清楚。举例来说，你知道我走路的样子很怪吗？有人形容是扭着屁股招摇过市。”

“知道，当然知道。认识你的人都知道。”

“只有我除外，明白了吧？”德克说，“现在我知道了，每次经过商店橱窗，我就忍不住要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行不通，当然了。每次我见到的都是我步子迈到半截凝固在那儿，一只脚悬空，目瞪口呆，像条鱼。总而言之，我在列一个清单，现在我要加上一条：‘对待漂亮女人总是很傲慢和粗鲁。’”

德克站在那儿，盯着笔记看了一两秒。

“说起来，”他陷入沉思，“这就可以解释多得让我震惊的事情了。”

“少来了，”凯特说，“你未免有点太抠字眼儿了。我是说我刚注意到，你每次心情不好，或者有什么压力，就会变得像刺猬，这时候你会……这些话你也记下来了？”

“当然。全都很有用。最后我很可能会启动对自己的全面调查。反正我目前也没别的可做。”

“没案子？”

“没。”德克阴郁地说。

凯特想给他一个狡黠的眼神，但他正在看窗外。

“你没案子可办与你对一个漂亮女人非常粗鲁有任何联系吗？”

“刚好撞上了而已。”德克半是自言自语地说。

“你别告诉我，”凯特说，“她要你找丢失的猫。”

“哦，不是，”德克说，“比那还不如。有人要我找一整只猫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什么意思？”

德克描述了一下那只猫。“明白我要忍受什么了吧？”他又说。

凯特盯着他。

“你不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他说。

“半只猫？”

“对，只有后半截。”

“你不是说前半截……”

“不，前半截在她那儿。前半截还在，好得很。她只要我找后半截。”他从瓷茶杯杯沿若有所思地望着伦敦城。

凯特怀疑地看着他。

“但这不是……”她说，“非常、非常、非常古怪吗？”

德克转过去面向她。

“要我说，在我时常目睹古怪和奇异现象的一生中，这肯定是最古怪和最奇异的一个现象。不幸的是，”他再次转过去，“我没有了接这种案子的心情。”

“什么意思？”

“我消化不良。每次我消化不良就脾气不好。”

“就因为这个，你……”

“不止这个。我还弄丢了那张纸。”

“哪张纸？”

“我记录她约我的时间的那张纸。那张纸压在一摞银行对账单底下了。”

“你从来不拆也从来不看的对账单。”

德克皱起眉头，再次翻开记事本。

“从来……不拆……银行……对账单。”他沉思着写道。“所以，她来的时候，”他把记事本塞回口袋里，继续道，“我没有在等她，因此局势不由我控制。这也就意味着……”

他掏出记事本，又写起来。

“你又在写什么？”凯特问。

“控制狂，”德克说，“我的第一反应是请她坐下，然后假装在忙手里的事情，同时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所以？”

“我看了一圈，没看见椅子。天晓得椅子去哪儿了。这意味着她只能居高临下站在我面前。这也是我讨厌的事情。然后我的暴脾气就按捺不住了。”他又低头看记事本，边翻边说，“倒霉的小事全聚在一起了，真奇怪，你说是不是？”

“什么意思？”

“唔，这是一桩最最古怪的案子。一个漂亮聪明而且显然手头宽裕的女人来找我，花钱雇我调查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挑战了我们所知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全部根基，而我……拒绝了。令人震惊。通常你必须把我钉死在地板上，才有可能不让我靠近这么一个案子。除非，”他陷入沉思，在半空中缓缓挥动记事本，“除非你非常熟悉我。”

“言下之意是？”

“呃，我也不知道。要不是出现了一件事情，我本来会对这一连串小小的障碍视而不见。我最终找到了记录她来电细节的那张纸，上面没有电话号码。那张纸底部被撕掉了一截，所以我没法很容易地找到她。”

“呃，你可以打给查号台试一试。她姓什么？”

“史密斯。没用的。你不觉得电话号码被撕掉很奇怪吗？”

“不，老实说，不怎么奇怪。人们每时每刻都会撕纸条。我看得出你情绪不好，会无中生有地构造出巨大的时空扭曲阴谋理论，但我觉得你说不定只是撕了块纸条掏耳朵。”

“你要是看见那只猫，也会担心时空问题的。”

“也许你只是需要清洁一下你的隐形眼镜。”

“我不戴隐形眼镜。”

“也许你该戴了。”

德克叹了口气。“我想我有时候确实想象过度了，”他说，“我最近实在太闲了。生意太清淡，我都跌份到查黄页看我的号码有没有印错了，然后打给自己以确定电话没有故障。凯特……？”

“怎么了，德克？”

“你要是认为我发疯了，肯定会告诉我的，对吧？”

“朋友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吗？”德克思忖道，“是吗？说起来，我经常琢磨这个。我之所以要问，是因为我打给自己的时候……”

“怎么了？”

“我接电话了。”

“德克，我的老朋友，”凯特说，“你需要休息了。”

“我本来就没事做，只能休息。”德克咕哝。

“这样的话，你需要做点什么。”

“对，”德克说，“什么呢？”

凯特叹道：“我没法教你该做什么，德克。谁也没法让你做任何事情。除非你自己去搞清楚，否则你不会相信任何东西。”

“唔，”德克说，再次翻开记事本，“这就有意思了。”

第四章

“乔什。”一个瑞典—爱尔兰口音的声音说。

德克没有理会。他倒出小购物袋里的东西，把它们塞进他那乱七八糟的厨房的各个角落。那些东西大部分是冷冻比萨，因此大部分都进了小冷柜，小冷柜里塞满陈旧、发白、卷成一团的东西，他已经不敢去尝试辨认那究竟是什么了。

“朱迪。”瑞典—爱尔兰口音的声音说。

“别沮丧。”[1]德克顺着哼唱。他打开收音机听六点钟的新闻。新闻里全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污染，天灾，内战，饥馑，等等，今天还有个额外奖赏：推测地球是否会被一颗巨型彗星砸中。

“朱利安。”瑞典—爱尔兰口音的声音细声细气地说。德克摇摇头。不可能。

彗星的报道还没完：有关事态会如何发展，人们莫衷一是。有权威人士说它会在6月17日击中怀俄明州谢里登市。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说它会在上层大气中燃烧殆尽，不会抵达地表。一群印度天文学家说它会在几百万公里外掠过地球，然后直奔太阳而去。英国权威人士说美国人说它会怎样它就会怎样。

“朱利奥。”那个声音说。无人回应。

德克没听见电台播报的下一条消息，因为屋子正面墙壁的拍打声淹没了一切。他屋子的正面墙最近变成了几块又大又厚的聚乙烯板，这都怪几周前的一起事故：一架狂风喷气式战斗机以德克的邻居完全不愿见到的方式在德克的屋子前爆炸，然后呼啸着坠毁在芬斯伯里。

这件事当然有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但德克已经懒得给出。之所以有一架狂风喷气式战斗机困在德克家的门厅里，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一架狂风喷气式战斗机。他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是一架狂风喷气式战斗机了。就他所知，它只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巨鹰，德克把巨鹰关在门厅里，只是想阻止它没完没了地向他发起攻击。狂风喷气式战斗机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暂时化身为一只鹰，都是因为它在空中不幸碰到了传说中的雷神托尔，结果……

通常，说到这儿，德克就必须想方设法留住听众的注意力，若是他能做到，接下来他会进一步解释说雷神托尔反思自己的暴脾气后，决定纠正错误，让狂风战斗机恢复原先的形状。不幸的是，托尔毕竟是神，一心想着层次更高的事情——或者老实说，其他事情——而不是像任何凡人那样，事先检查一下时机是否合适。他只是宣布要这样，于是砰的一下，就这样了。

灾难啊。

保险问题同样一团糟。与此事有关的保险公司全部声称，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衡量，这都是一起天灾。德克争辩道，哪个天神呢？从本质上说，英国是个基督教一神论国家，因此任何法律文件中定义的“天灾”都必然出自彩色玻璃殿堂里的圣公会的那个家伙，而不是来自挪威的某个多神论暴徒。等等。

与此同时，德克家——本来也不是个特别体面的地方——搭起了脚手架，暂时用聚乙烯板遮风挡雨，德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屋子。要是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考虑到保险公司近年来采取的策略，即只宣传自己能提供什么服务而不真正提供服务，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德克就只能……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钱。至少没有自己的钱。他有一些银行的钱，但具体有多少他也不清楚。

“贾斯汀。”微弱的声音吟诵道。无人回应。

德克把没拆开的银行对账单扔在厨台上，厌恶地看着它们。他有一瞬间觉得那些信封在微微颤抖，甚至连整个时空连续体都围绕着它们缓慢旋转，被吸进它们的视界，但这很可能只是他的想象。

“卡尔。”没有任何回应。“卡雷尔。凯尔。”没有。还是没有。

德克煮了些咖啡，刻意绕着厨房走远一些，免得过于接近已经被他摊开的银行对账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年生活的整体结构可被视为避免打开银行对账单的一种方式。但别人的银行对账单就是另一码事了。很少有比琢磨别人的银行对账单更能让他快乐的事情了：他向来觉得银行对账单色彩丰富，叙述有力，尤其是他必须用蒸汽熏开封口时。然而拆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让他焦躁得想号叫。

“凯斯。”带着鼻音的声音怀着希望说。毫无反应。

“开尔文。”没有。

德克尽可能缓慢地倒咖啡，因为他明白命中注定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必须打开对账单，直面最恐怖的情况。他挑出他能找到的最大的一把刀，心怀叵测地走向它们。

“肯德尔。”寂静。

最后，他几乎若无其事地动手了，暴虐地轻轻挥动手腕，划破信封。说真的，他乐在其中，甚至觉得自己成了那种时髦的恶棍。几秒钟后，四个信封——他过去四个月的财务历史——打开了。德克把信封里的东西摆在面前。

“肯德里克。”没有回应。

“肯尼迪。”细声细气的声音开始让德克感到不安。他望向房间的角落。两只哀伤的眼睛望着他，沉默的视线里饱含困惑。

等德克终于看见最后一张纸最底下的数字，某种眩晕感向他发动攻击。他倒吸一口凉气。厨台开始弯曲和晃动。他觉得命运之手开始捏住他的肩膀。在他的想象中，情况很糟糕，事实上，过去几个星期，除了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他几乎没想象过其他任何事情，然而在他恐怖的想象中，他也没想到情况居然会这么糟糕。

他的喉咙被扼住了。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透支两万两千英镑。他把椅子从厨台前推开，有几秒钟只是傻乎乎地站在那儿，两股战战。两万两千英镑……

“肯尼斯”三个字嘲弄地飘过房间。

他迅速回顾过去几周内的开销——考虑不周地买件衬衫，过于鲁莽地买个面包，怀特岛的一个狂野周末——他意识到自己不会弄错。他不可能透支两万两千英镑。

他深吸一口气，再次望向数字。

数字写得明明白白。22347.43英镑。

肯定是搞错了。一个恐怖离奇的大错。然而就在他盯着这张纸浑身颤抖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他真的搞错了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

他在寻找一个负数，见到这个数字时，他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是他在寻找的答案。事实上，他的账户里有22347.43英镑的余额。在存款条目下。

存款……

他从来没见识过这东西。甚至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因此一时间没认出它。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翻看对账单，像是担心这几个数字会从纸上掉下来，落在地上消失不见，他想知道这笔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对“肯尼”“肯蒂格恩”和“科密特”充耳不闻。

他马上找到了答案，定期有一笔钱汇入他的账户，每周一次。目前共计七笔。最近一次是上上周周五汇入的，对账单截至那天。说来奇怪，尽管每周都有钱汇入，但数字有零有整，每周如此，而且不尽相同。上上周周五汇入的是3267.34英镑。再上一个周四（每次都在一周快要结束时汇入，三次是周四，四次是周五）是3232.57英镑。再向前一周是3319.14英镑。等等。

德克起身，做了一次深呼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非常缓慢地旋转——就他的判断而言，逆时针旋转。这勾起他上次喝龙舌兰酒的模糊回忆，龙舌兰酒让他的世界缓慢地顺时针旋转。假如他想清晰地思考问题，他需要的显然就是这个。他急忙在一个满是灰尘的、塞满朗姆酒和威士忌酒瓶的橱柜里翻找，这些酒瓶十有八九都是空的，几乎被他忘得干干净净，他好不容易找到半瓶梅斯卡尔[2]。他拿起茶杯，倒了一指的高度，飞快地回去看对账单，他忽然很害怕，担心数字在他移开视线时自行消失。

数字还在原处。不等额的大金额，定期汇入。他的脑袋又开始晃动。这是什么钱？不小心汇错了账户的利息？假如是利息，那就能说明金额的高低起伏了。然而依然说不通，原因很简单，假如每周的利息超过三千英镑，那本金应该有两三百万英镑，一个人有这么多钱，他是绝对不可能允许钱被放错地方的，更何况还是一连七个星期。他喝了一口酒。烈酒在他的嘴巴里巡游，气势汹汹地挥舞拳头，待了一两秒钟后，开始捶打他的大脑。

他意识到他的思路不够理性。问题在于，这是他的账户，而他习惯于研究别人的对账单。既然这是他的对账单，他大可以拿起电话，打给银行询问。只可惜银行工作人员这会儿已经下班了。另外他还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要是他打给银行，回应会是：“哎呀，不好意思，汇错账户了。谢谢你让我们注意到这个错误。我们真傻，居然会以为这笔钱有可能属于你。”显然他必须在询问银行前自己搞清楚钱的来路。事实上，他必须在询问银行前把钱取出来。他很可能必须在询问银行前先跑到斐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可是——假如钱还会继续汇入呢？

他把注意力放回对账单上，意识到他要是没那么慌张，大概早就想到一件事了。每条账目旁都有一个代码。代码能告诉他这是什么类型的账目。他去查一下就行。简单。这些钱都是通过国际转账汇入他的户头的。

唔。

它同样能解释金额的高低起伏。国际汇率。假如每周都转入固定金额的某种外国货币，那么汇率的变动会导致入账金额略有不同。它还能解释钱为何差不多总在每周的同一天汇入。尽管网上国际转账连一秒钟都用不着，但银行喜欢尽可能长久地拖延时间，让资金停留在他们的系统内，以获取利润。

但钱是从哪个国家汇来的呢？还有，为什么？

“凯文，”爱尔兰—瑞典口音的声音说，“基伦。”

“天哪，闭嘴！”德克忽然吼道。

这一嗓子引来了回应。一只小伯德梗困惑地躺在房间角落的篮子里，听见他的叫声，它兴奋地抬起头，快乐地汪汪叫。它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台旧电脑，旧电脑一直在念诵新生儿名录的文本，可惜没有一个名字能激起它的反应，但它显然很喜欢被人吼“闭嘴”，希望能再听几声。

“金伯利。”电脑说。毫无反应。这只没有名字的狗看上去很失望。

“科比。”

“科克。”狗慢慢趴回垫着旧报纸的篮子里，恢复它先前那种困惑不安的姿势。

旧报纸。德克要的就是这个。

几小时后，他得到了答案——至少算是某种答案。算不上真正理清了任何头绪，但足以让德克产生鼓舞内心的兴奋感：他解开了谜团的一部分。他不知道这个部分有多大。他也不知道这个谜团有多大。完全不知道。

他搜集了一堆具有代表性的报纸，从狗底下、沙发底下、床底下和卫生间的各个角落，还有最关键的，他用一条毯子、半瓶苹果酒和一本《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识的起源》从一位老流浪汉那儿换来了两份湿漉漉但至关重要的《金融时报》。真是古怪的要求，他从那一小块所谓公园的荒地走回家时心想，但肯定不如自己的要求古怪。他不断提醒自己，从仅仅靠左一米的地方看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多么惊人地不一样。

利用报纸上的数据，他能够绘制出过去几周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势图，并将其与每周存入他账户的金额的波动进行比较。答案立刻跃入视线。美元。确切地说，五千美元。假如每周从美国向英国汇出五千美元，收到时大约就是出现在他账户里的那些金额数。找到啦！现在该扫荡冰箱来庆祝一下了。

德克趴在电视机前，面前是三块凉比萨和一罐啤酒，收音机开着，一张ZZ托普乐队的唱片也在放着。他需要思考。

有人每周付他五千美元，已经持续了七个星期。多么惊人的消息。他嚼着比萨，陷入深思。不仅如此，这是某个身在美国的人付给他的钱。他又咬了一口，嚼着满嘴的芝士、辣香肠、腌牛肉、凤尾鱼和鸡蛋。他没怎么在美国待过，他在那儿——乃至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不认识任何会像这样主动塞一大把钱给他的人。

另一个念头浮上心头，但这次和钱没关系。ZZ托普乐队唱电视便餐的歌曲让他想了一会儿他的比萨，他忽然困惑地望着比萨。芝士、辣香肠、腌牛肉、凤尾鱼和鸡蛋。难怪他今天消化不良。另外三块是他的早饭。全世界恐怕只有他对这个组合上瘾，几个月前，他就发誓要戒掉了，因为他的肠胃再也受不住了。今天早晨他想也没想就从冰箱里取出这东西，因为它正是人们喜欢在冰箱里找到的东西。他根本没想到要问问是谁把它放在那儿的。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他。

他慢慢地、厌恶地把嚼到一半的食物从嘴里吐出来。他不相信比萨仙子。

他扔掉咀嚼了一半的黏糊糊的食物，然后仔细查看剩下的两块比萨。没有任何不寻常或可疑之处。完全就是他强迫自己戒掉前经常吃的比萨。他打电话给附近的比萨餐厅，问有没有其他人来买过那个特别的配菜组合。

“啊哈，你就是那个得了‘胃黏炎’的小子，对吧？”比萨大厨说。

“得了什么？”

“那是我们的叫法。不，兄弟，没有其他人买过那个美妙的组合，相信我。”

德克对这番对话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怎么满意，但没有深究。他若有所思地放下电话。他觉得出了什么非常怪异的事情，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

这几个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看向电视。一个愉快的加利福尼亚人站在明媚的阳光下回答问题，他身上的那种夏威夷衬衫碰到紧急情况可以充当求救信号。德克很快明白过来，他说的是那颗正在接近的彗星。他管彗星叫“白白”。

“白白？”采访者说，他是英国广播公司驻加利福尼亚的记者。

“对。我们管它叫‘白白’，是因为无论它击中什么，你差不多都可以和它说‘白白’了。”

加利福尼亚人咧嘴微笑。

“所以你的意思是它会击中地球？”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呃，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说……”

“美国宇航局，”加利福尼亚人亲切地说，“满嘴喷粪。他们不知道。既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相似性引擎公司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巨型并行计算电脑，因此假如我说我们不知道，我就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美国宇航局连这个都不知道。”

下一条新闻同样来自加利福尼亚，内容与名叫“绿色枪击者”的游说团体有关，该团体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它的观点——这个观点击中了许多美国人伤痕累累的心灵——是世界比我们更能照顾好自己，因此我们没必要费神费力帮助它，或试图规制我们的自然行为。该团体的口号引自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别担心，要快乐[3]。”

“大火球。[4]”德克自言自语，引用另一首歌的歌名。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收音机里有人说，“在尝试教袋鼠说话。”德克觉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一夜好眠。

*

第二天早晨，情况忽然变得惊人地清楚和简单。他不知道任何问题的答案，但他知道该怎么办。他打了几个电话给银行，发现查清钱款来源困难得骇人听闻，部分因为这项业务本身就很复杂，部分因为银行很快意识到无论是谁汇款给他，都费尽周折地掩盖了汇款人的踪迹，但主要还是因为那家银行的涉外事务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腭裂的男人。

生命太短暂，天气太美好，世界充满太多有趣的东西和令人兴奋的圈套。德克决定随波逐流。

生命，他喜欢这么告诉自己，就像海洋。你可以像摩托艇那样劈波斩浪，也可以跟着风和水流走——换句话说，随波逐流。他有了风：有人付他钱。付他钱很可能是为了请他做事，却忘了告诉他要做什么事。好吧，这是客户的特权。但德克觉得他应该对这种慷慨解囊的冲动做出回应，他应该做些什么。但什么呢？唔，他是个私家侦探，私家侦探收钱做的事主要是跟踪人。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德克要去跟踪人。

这意味着现在他必须找到一条好水流：一个供他跟踪的人。好的，他的办公室有窗户，外面有一个世界在涌动——好吧，至少有几个人。他打算挑一个。他兴奋得浑身发痒，他的调查终于上路了，或者说等下一个人……不，下一个不行，第……等走过他在马路对面能看见的那个转角的第五个人。

他立刻高兴起来，做了短暂的思想准备就下定决心。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像是披着羽绒被的女人走过转角，拖着一肚子不情愿的二号和三号——她的孩子，每走一步就唠叨和教训两句。德克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她。

他站在窗口，怀着期待，静静等候。接下来的几分钟，没人走过那个转角。德克望着体形庞大的女人一边羞辱她的孩子，一边走进对面的报刊亭，无视孩子们想回家看电视的哀号。一两分钟后，她一边羞辱她的孩子，一边回到阳光下，无视孩子们想吃冰激凌和买《特警判官》漫画的哀号。

她拖着孩子们沿着马路走远，周围陷入寂静。

两条相交道路之间有个夹角，因此周围的环境呈三角形。德克不久前搬进这个新办公室——“新”是对他来说；建筑物本身是一幢荒废的老楼，能够保持屹立不倒主要是出自习惯，而不是结构完整——比起以前的办公室，他更喜欢这儿，因为旧办公室离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的路程。要是在他的旧办公室，他要等一整个星期才会看到五个人走过转角。

四号出现了。

四号是个推着小车的邮递员。德克的额头上冒出一小滴汗珠，他忽然意识到他的计划有可能造成多么惨痛的后果。

五号出现了。

五号几乎是一头栽进视野的。他二十七八岁，个子挺高，姜黄色头发，穿一件黑色皮夹克。他走过转角后忽然停下，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他环顾四周，像是等着要见什么人。德克开始行动，但就在这时，六号走过转角。

六号完全是另一个品种：一个颇为好看的女人，穿牛仔裤，浓密的黑发剪得很短。德克暗骂一声，思考他想的会不会是六，而不是五。不，不是。承诺就是承诺，而且客户给了他很多钱。无论付钱的是谁，他都有义务坚守他们其实没有达成的协议。五号依然站在路口纹丝不动，德克飞快地下楼，开始他的跟踪行动。

他打开破破烂烂的大楼正门，迎面遇上四号，推着小车的邮递员递给他一小捆信件。德克把信件塞进衣袋，跑到街上，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

他有好一阵没跟踪过任何人了，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其中的技巧。他一开始追赶猎物时过于心急，随后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没多久就要径直从五号身旁走过去了。他真的走了过去，停下脚步，茫然站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向回走，结果和猎物撞个满怀。德克发现他真的撞上了他应该偷偷摸摸跟踪的那个人，一时间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跳上路过的公共汽车，沿着罗斯伯里大道向南而去。

他觉得，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开头。他在公共汽车上坐了几秒钟，被自己的无能彻底震惊了。别人每周付他五千美元让他做这个。好吧，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这样。他发觉车上的人看他的眼神有点奇怪。要是他们对他正在做的事情稍微有点了解，他心想，只怕就不只有这么一点奇怪了。

他在座位上转过身，顺着马路向后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通常来说，假如你在跟踪别人，目标出乎意料地跳上公共汽车会是个麻烦，但跳上公共汽车的是你自己就更麻烦了。他最好尽快下车，尝试继续跟踪，但怎么做才能显得不那么唐突呢？他不知道。公共汽车再次停车，他立刻跳下车，顺着罗斯伯里大道往回走。没走多远，他就看见猎物顺着马路朝他而来。他意识到自己选了一个特别乐于助人和主动配合的目标，远远超过他应得的。现在他该掌控住局面，稍微慎重一点了。不远处是一家小咖啡馆的店门，于是他钻了进去。他站着柜台前，假装考虑应该买什么三明治，等待目标走过去。

然而目标没有走过去，而是走进咖啡馆，来到柜台前，站在他背后。惊慌之下，德克要了吞拿鱼甜玉米卷和卡布奇诺，前者是他讨厌的食物，后者配鱼格外难喝，他飞快地找了一张小桌坐下。他想埋头读报，但他没有报纸，因此只能用他的信件将就了。他目光灼灼地扫视它们。各种账单，和平时一样荒谬和过度乐观。私家侦探往往会收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印刷品——邮购宣传册里全是些电子小玩意儿，它们看上去像是为了互相对抗而设计的；特定感光度的胶片或革命性的塑料细条的广告。德克懒得仔细看这些东西，但还是扫了一眼一张单页广告，它宣传的是一本高级监视技术方面的新书。他气冲冲地把它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最后一封信又是一份银行对账单。他的银行早就养成每周发一份对账单给他的习惯，说实话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有这个本事。他们还没能适应他忽然迸发出的偿付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不信任。实际上，更有可能根本没注意到。他打开对账单，依然半信半疑。

看见了。

又是一笔3253.29英镑。上周五。难以置信。无法解释。但就摆在眼前。

但还有一条不寻常的信息。他花了几秒钟才注意到，因为他娴熟地留了半只眼睛盯着目标，目标正在买咖啡和甜甜圈，付账用的钱是从一卷二十英镑钞票里抽出来的。

对账单的最后一条是借记卡取现：500英镑。昨天。对账单显然是昨天临近营业结束前发出的，因此包括了当天的最后几笔交易。非常好，非常高效，能够证明现代电脑科技的伟大效率，但德克昨天并没有取现500英镑，事实上无论哪天都没有过。他的借记卡肯定被偷了。我的老天爷！他紧张地掏出钱包。

不。他的银行卡都在原处。很安全。

他开始思考。他想不到盗款者有什么办法能不用硬卡取现金。一个恐怖的念头忽然揪住他的胃部。他收到的确实是他的对账单吧？他惊慌地看了看。没错。他的名字，他的地址，他的账户号。他昨晚再三检查过其他几张。百分之百属于他。只是这些财务往来似乎和他没关系，仅此而已。

现在该集中精神先办眼前的事了。他抬起目光。猎物坐在两张桌子之外，不慌不忙地吃着甜甜圈，望着不远不近的什么地方。

过了几秒钟，他起身拍掉皮夹克上的面包屑，转身走向店门。他停顿片刻，像是在考虑该朝哪个方向走，然后迈着轻松自然的步子朝着他原先的方向走了。德克把信件塞进衣袋，悄悄地跟上去。

他很快意识到他选了个好目标。男人姜黄色的头发在春日的阳光下像浮标似的闪闪发亮，每次被人群暂时吞没，德克用不了几秒就会再次看见他懒洋洋地沿着街道向前走。

德克琢磨着他靠什么为生。看上去不怎么工作——至少今天如此。男人愉快地散步穿过霍本，来到西区，在几家书店流连半小时（德克记下猎物翻阅的那些书的书名），在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又买了一杯咖啡，翻阅一本《舞台》（很可能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大把闲暇时光可以流连书店和意大利咖啡馆），然后长时间在摄政公园悠闲散步，接下来穿过卡姆登，返回伊斯灵顿——德克不禁觉得跟踪人是个颇为惬意的活儿了。新鲜空气，运动。这一天结束时回到家，德克觉得心旷神怡，刚迈进前门——更确切地说，屋前的聚乙烯板——他立刻知道了那条狗名叫克尔凯郭尔。

第五章

答案几乎总是来自始料未及的方向，也就是说企图朝这个方向寻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肯定不会来自你看着的方向。

德克经常向别人提起这个结论，那天晚上打电话给凯特时，他又说了一遍。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她说，试图把一个短句插进他的独白，并扭转这个局面，“你难道要说……”

“我在说忘记狗叫什么的那位女士，她已故的丈夫是个传记作家。”

“可是……”

“而我猜你肯定知道传记作家经常用传主的名字给狗起名。”

“不，我不……”

“这样他们每次觉得受够了，就可以找个对象吼两嗓子。你一连几个小时研究一个家伙，他满嘴都是什么伦理道德的目的论，有时候你非得吼一声‘欸，闭嘴吧，克尔凯郭尔，老天在上’，于是狗就叫这个了。”

“德……”

“有些传记作家用的是小木雕或盆栽，但大部分人更喜欢用也能和你对吼的小动物。反馈，明白吗？说到这个，我觉得你似乎有什么观点要发表？”

“德克，你难道要说你花了一整天跟踪一个陌生人？”

“正是如此。明天我打算还是这么做。我会天刚亮就摸到他家门口等着。好吧，至少天亮。没必要天刚亮。他是个演员。”

“你做这种事会被抓起来的！”

“职业风险嘛。凯特，有人每周付我五千美元。总得做好准备……”

“但不是为了跟踪陌生人！”

“无论雇用我的人是谁，他都知道我的办案方法。我正在使用它们。”

“你根本不了解雇用你的人。”

“恰恰相反，我知道得很多。”

“很好，他叫什么？”

“弗兰克。”

“弗兰克什么？”

“不知道。听我说，我不知道他叫弗兰克。他或她叫什么和事情没关系。重点是他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否则他就不会付我那么多钱来解决它了。另外这个问题是不可言喻的，否则他就直说了。无论对方是谁，他都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和联系我的最佳方式。”

“也许只是银行犯了个错。很难相信，我知道，但是……”

“凯特，你认为我在胡言乱语，但我没有。听着，从前人们想要思考问题时会盯着炉火一看就是几小时，或者盯着大海。无休止舞动的形状和图案会潜入我们无法用理性和逻辑抵达的意识深处。你要明白，逻辑只能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前提和假设进行推断，我们只会像发条玩具一样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们需要舞动的形状来提点自己，但这年头很难找到这些东西了。你没法盯着暖气片看。你没法盯着大海看。好吧，可以看，但海面上满是塑料瓶和用过的安全套，所以你只会坐在海边生闷气。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盯着白噪声看。我们有时候称之为信息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气泡。”

“但没有逻辑……”

“逻辑要放在后头。我们就是这么追溯我们的足迹的。事后使用逻辑比较明智。事前你必须使劲犯傻。”

“啊哈，你就是这么做的。”

“是的，它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否则，我根本没法想象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猜到那条倒霉的小狗叫克尔凯郭尔。仅仅出于最好的运气，我监视的对象凑巧拿起一本克尔凯郭尔传记，我在内心琢磨了一下，随即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后来用弹力带绑住两条腿，从吊车上跳了下去。”

“但这两件事之间毫无关系。”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相信万物之间本质性的相互联系？我好像说过。”

“说过。”

“因此我现在必须去调查一下他感兴趣的其他书籍，为明天的征程做好准备。”

“……”

“我听见你在悲哀和困惑地摇头。别担心，所有事情正在漂漂亮亮地失控。”

“随你怎么说，德克。哦，对了，‘不可言喻’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德克说，“但我打算去查一查。”

第六章

第二天早晨，天气糟糕得都配不上它的名字，德克决定把这样的天气称为“斯坦利”。

“斯坦利”不是痛快淋漓的大雨。痛快淋漓的大雨没什么不好，它能清洁空气。“斯坦利”是你正需要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来清洁空气的那种天气。“斯坦利”是雾蒙蒙的憋闷、压抑的天气，就像一个汗津津的大块头在地铁上紧贴着你。“斯坦利”不下雨，但动不动就甩你一身小水珠。

德克站在室外的“斯坦利”里。

演员已经让他等了一个多小时，德克不禁希望自己能坚守演员从不早起的正确观点。然而他没有，而是八点半左右就怀着急切的心情赶到演员的公寓，在一棵树后站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都快一个半小时了。一个摩托快递员送来一个小包裹时，他稍微兴奋了一下，但仅止于此。德克潜伏在演员门口的二十米开外。

摩托快递员抵达事件让他小小地吃了一惊。演员不像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他的职业生涯似乎还在跑去敲别人家门的阶段，没到摩托车送剧本上门的时候。

时间缓缓过去。德克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他带来的一小摞报纸，清点了好几遍钱包和衣袋里的东西：常见的组合，有他不记得见过的人的名片，有写在纸片上的无法辨认的电话号码，有信用卡、支票簿、护照（昨天他的猎物在一家旅行社的橱窗前逗留了很久，于是他忽然想起自己把护照放在另一件夹克衫的口袋里了）、牙刷（外出旅行他永远带着牙刷，结果是它完全没法用）和记事本。

他甚至向一份报纸上他的御用星象师求教，这位写手是他的朋友，声名狼藉，化名“伟大的扎甘萨”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他先扫了一眼其他星座，想确定一下扎甘萨今天心情如何。乍看之下似乎平和愉快。“你做长远打算的能力会帮助你度过一些小难关，当水星……”“过去几周考验了你的耐心，但新的可能性即将开始出现，当太阳……”“注意别让其他人占了你好脾气的便宜，尤其在需要决断力的时候……”无聊，老掉牙的东西。他开始读他的星座。“今天你会遇到一头三吨重的犀牛，它叫戴斯蒙。”

德克恼羞成怒，啪的一声合上报纸，就在这时，公寓门忽然开了。演员走出来，像是有事要去做。他拎着小手提箱，背着背包，拿着外套。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德克看了手表一眼。十点零三分。他在记事本上写下一条。他的脉搏加快了。

一辆出租车驶向他们。演员拦下出租车。该死！就这么简单。他要跟丢了。演员坐进车里，车徐徐启动，驶过德克。德克转身望着它，刚好看见演员隔着后车窗往回看。德克无助地看着出租车开远，他在街上左看右看，徒劳地希望……

就像天降奇迹，第二辆出租车忽然在这条街的起头处出现，朝他驶来。德克伸出胳膊，车在他身旁停下。

“跟上前面那辆！”德克叫道，手忙脚乱地爬进后排座位。

“我开了二十年出租车，”司机开车驶入车流，“从没有人真的对我说过这句话。”

德克坐在座椅边缘，望着前方的出租车穿梭于缓慢得令人痛苦的伦敦车流之间。

“对你来说大概算不了什么，但很有意思，对吧？”

“什么？”

“每次你看电视里有人跳进出租车，紧接着他肯定会喊‘跟上前面那辆’，对吧？”

“是吗？我从没注意过。”德克说。

“是啊，你不会注意的，”司机说，“你不是开出租车的。你注意到什么取决于你是谁。假如你是开出租车的，那么你看电视时会特别留意。开出租车的，会注意开出租车的干些什么。明白了？”

“呃，明白了。”德克说。

“可是在电视上，你永远看不见开出租车的，明白吗？你只会看见坐在后排的乘客。怎么说呢，就好像出租车司机不在被关注的范围之内。”

“呃，大概是吧，”德克说，“那什么，你还能看见我们应该跟着的那辆出租车吗？”

“当然，我好好跟着呢。所以，在电视上，只有在乘客对司机说话时，你才能看见司机。但是在电视上，乘客对司机说话时，你知道说的永远是什么吗？”

“我猜一猜，”德克说，“‘跟上前面那辆！’”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假如电视里的东西确实可信，出租车司机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司机继续道，“就是跟踪其他的出租车。”

“唔。”德克怀疑地说。

“因此我的处境就非常奇怪了，从来没有人命令我这个出租车司机跟踪其他出租车。所以我就得出一个必然正确的结论：肯定是其他所有出租车司机都在跟踪我这辆出租车……”

德克扫视窗外，看有没有其他出租车可供换乘。

“呐，我也不是说现实就是这样，但你看得出一个人会怎么朝那个方向思考，对吧？这就是媒体的力量，你说呢？”

“有一部电视剧，”德克说，“讲的就是出租车司机。要是我没记错，名字就叫‘出租车’。”

“对，但我说的不是那个，对吧？”司机的逻辑无懈可击，“我说的是媒体选择性扭曲现实的力量。我说的重点就是这个。我是说，深究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与别人不同的现实之中，对吧，我是说深究到底。”

“呃，对，就事实而言，你没说错。”德克不自在地说。

“我是说，就拿那些科学家企图教它们说话的袋鼠来说吧。有人考虑过我们能和它们谈什么吗？你说我们能怎么开口？‘所以，跳来跳去的生活对你们来说怎么样？’‘哦，挺好，没什么可抱怨的。不过我前面这个口袋有点疼，因为里面总是装满绒毛和曲别针。’才不可能呢。袋鼠的脑子只有核桃那么大。它们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明白吗？和它们说话就好比企图和约翰·赛尔温·格默[5]交谈。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能看见我们在跟的出租车吗？”

“一清二楚。很可能比他早到。”

德克皱起眉头。

“比他早到哪儿？”

“希斯罗机场。”

“你怎么知道他要去希斯罗机场？”

“随便哪个开出租车的都看得出另一辆出租车是不是要去希斯罗机场。”

“什么意思？”

“有迹可循的。嗯，有一些特定的明显细节，例如乘客携带了行李。还有他走的路线。这些很容易判断。但是，你会说，他有可能只是去哈默史密斯的朋友家住几天。那我只能说，一个要去哈默史密斯的朋友家住几天的人，不太会上出租车。那么，还有什么迹象可供参考呢？唔，有些事情只有出租车司机才知道。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正常生活就是这儿那儿的无数琐碎的小事。你不可能知道每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你会接到什么活儿，今天会过得怎么样。你只能没完没了地兜圈等生意。然而假如你接了个去希斯罗机场的乘客，你就可以逃离一阵了。一趟像样的好行程，一个像样的好乘客，排队等上个把小时，还能有个像样的回城好乘客。你的一整个上午忽然就有去处了。你开车的样子会完全不一样。你在车流里高高在上，你拐弯时走的车道更好。你上路了，你要去某个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希斯罗小步舞’。任何一个开出租车的都能认出来。”

“唔，”德克说，“非常有意思。”

“你能看见什么取决于你是谁。”

“你不会凑巧还能告诉我他要赶哪一班飞机吧？”德克说。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朋友，”司机讥讽道，“操蛋的私家侦探？”德克躺进座椅，望着窗外，陷入沉思。

第七章

肯定有某种疾病会让人们这么说话，名字多半是什么“航空短句紧张综合征”。这种疾病会在大约三千米高空发作，随着海拔逐渐升高而越来越明显，直到在海拔一万米左右达到稳定水平，变成彻底的胡言乱语。它会让平时讲求理性的人说出什么“机长现在关闭了座椅安全带指示灯”，就好像有人潜伏在驾驶舱里，企图否认机长做过这种事情，否认机长确实是机长，而是冒充者，否认那里有一堆他不应该随便触碰的劣等安全带指示灯。

德克躺进座椅时想到的另一件事是一个古怪的巧合，飞机不只从外面看像真空吸尘器的外壳，里面闻起来也同样像真空吸尘器的内壁。

他从空乘服务员手中接过一杯香槟。他觉得机组人员使用的大部分词汇，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习惯使用的大多数句子，都被过度使用以致无效了。空乘服务员总在用奇怪的压力锻压它们，就像给心脏病突发患者施加电击以抢救他们的生命。

好吧。

过去这一个半小时真是古怪而复杂。德克依然无法确定有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出了可怕的岔子，现在机长已经关闭了座椅安全带指示灯，因此他很想站起来，在飞机里漫不经心地散散步，借机寻找他的猎物。然而这会儿谁也不能上飞机或下飞机，因此更明智的做法是约束好自己，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这个航班毕竟要去洛杉矶，飞行时间共计十一个小时。

德克没有做好今天去芝加哥的思想准备，见到猎物在飞往芝加哥的13:30航班检票柜台前排队，他吓了一个趔趄。然而他已经下定决心，因此稍微等了一下，确定猎物排队不是为了打听领带店的方向之后，他头晕目眩地走向售票柜台，把信用卡拍在桌上。

忽然获得的偿付能力冲昏了他的头脑，德克甚至给自己买了商务舱。他的匿名雇主显然不是会揪住几条小小的开支细目唠叨个没完的那种人。要是猎物坐的是商务舱怎么办？待在机尾的座位上，德克只怕就没法时时刻刻盯着他了。他甚至挣扎了一下要不要买头等舱，但德克不情愿地向自己承认，这个念头不怎么理智。

然而，起飞一个半小时后，德克忍不住开始琢磨。他坐的是商务舱，不能去机首的头等舱区域，但他可以在其他区域自由活动。他已经沿着每一条过道来来回回走了三遍，暗中观察每一个卫生间，却没有找到他的猎物。他回到座位上分析局势。他的猎物要么在头等舱，要么根本没登机。

头等舱？他觉得不可能。票价抵得上演员好几个月的房租了。但谁知道呢？也许好莱坞某个选角导演看上了他，出钱请他去试镜。溜进头等舱看一眼并不困难，但不引起注意就很难了。

不在飞机上？德克看着他走向出境检查口，但当时他忽然扭头向后看，德克不得不迅速钻进了书店。

几秒钟后，德克再次抬起头，猎物已经不见了——德克以为他过了出境检查口。德克在书店逗留了好一会儿，买了几份报纸和几本书，然后穿过出境检查口，进入离境候机区。

他在候机区没看见猎物，并不特别吃惊，因为这儿是个华丽的迷宫，充满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商店、咖啡馆和贵宾厅。德克觉得跑来跑去搜寻猎物并没有什么意义。反正他们必然会被送往同一个方向。他们会上同一班飞机。

不在飞机上？德克坐在那儿无法动弹。回头想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猎物是在他过出境检查口之前，而所有推断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猎物会做德克认为他会做的那件事情。此刻德克意识到，那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假设。头顶上的风口把凉气吹在他的后脖颈上。

昨天他在跟踪这个人时很不专业地跳上了公共汽车。今天他似乎在疏忽大意之下登上了去芝加哥的飞机。他用手捂住眉头，诚实地问自己，你这个私家侦探到底是什么水平？

他叫来空乘服务员，要了一杯威士忌，他小口小口地喝，因为威士忌很差劲。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伸进装书籍和报纸的塑料袋。反正时间还是要打发的。他叹了口气，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样他不记得被他放进去的东西。

这是一个快递包裹，而且包裹已经打开了。他的额头慢慢皱起来，他取出包裹里的东西。一本书。他把这本书翻过来，满心诧异。《高级监视技术》。他认出了这本书。昨天他在邮件里收到了它的广告。他把广告单揉皱扔在了地上。那张广告单就夹在书里，十分平展。德克带着不祥的预感慢慢打开书。广告单顶端用记号笔写着“一路平安”。笔迹熟悉得奇怪。空乘服务员俯身对他说：“先生，要加酒吗？”

第八章

太阳高挂于远处的太平洋之上。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假如你喜欢地毯烧焦的气味，那么空气也非常好。洛杉矶。我从没来过的城市。

一辆车，蓝色敞篷轿车，时尚、性感，沿着——要是我没弄错——日落大道的优雅弧线从比弗利山庄向西而去。任何人见到这辆车都想拥有它。显而易见。它被设计成让你想拥有的样子。假如事实证明人们并不是很想拥有它，制造商就会一轮又一轮地重新设计，直到人们想拥有它。世界上充满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永远处于欲望高涨的状态。

司机是个女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不争的事实：她非常美丽。她纤细的黑发剪得很短，轿车行驶时，温暖的微风吹得她的头发泛起涟漪。我很愿意描述一下她穿什么，但我很不擅长描述衣服，要是我说那是阿玛尼牌的这个或某某法伊[6]的那个，你会本能地觉察到我在胡扯，既然你愿意费神读我写的东西，那我也愿意怀着尊重对待你，尽管我偶尔会以友好和善意的方式对你撒谎。因此，请允许我简单地说，她穿的正是那种比我更懂衣服的人会无比欣赏的衣服，而且是蓝色的。高大得难以想象的棕榈树高耸在她的头顶上，而沉默的墨西哥人在完美得难以想象的草坪上走来走去。

贝尔艾尔的大门一闪而过——大门里，完美的房子坐落于完美的树丛之间。我在电视里见过这些房子，就连我这个生来爱怀疑、好挖苦的人也觉得，我非常、非常想拥有一幢这样的房子。还好，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们互相说的那些话会让我咯咯直笑，直到茶水从鼻孔里喷出来，这一刻也就过去了。

那辆时尚性感的蓝色敞篷车疾驰而过。要是我没弄错，贝尔艾尔和布伦特伍德的交界处有一组交通灯，敞篷车驶近时，交通灯变成红色。敞篷车刹车停下。女人晃动头发，对着后视镜调整墨镜。这时她在后视镜里瞥见一点可疑的动静，一个黑发矮个子悄无声息地从路边的树荫下钻出来，鬼鬼祟祟地从车尾绕过来。片刻之后，他俯身对着她，用一把小手枪指着她的脸。我对枪械的了解甚至还不如衣服。我在洛杉矶会过得毫无指望。人们会嘲笑我不但不懂衣服，而且还可悲地无法区分出马格南点38和沃尔特PPK，甚至——苍天在上——德林杰。但我知道这把枪也是蓝色的，更准确地说，黑蓝色的。枪指着女人的左眼，间距还不到三厘米，吓得女人魂不附体。袭击者让她明白，她现在最该做的是腾出座位，不，别拔车钥匙，连包都别碰——包放在她身旁的座位上——保持冷静，非常慢、非常自然地滚下车去。

女人尽量保持冷静，尽量非常慢、非常自然地下车，但枪像夏天的蜉蝣一样在她面前三厘米之处起起落落，难以控制的恐惧让她浑身颤抖，因而妨碍了她的行动，但她最终还是顺利地滚下了车。她站在路中间颤抖，劫匪跳上车，坐进她刚才的位置，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引擎立刻发出胜利的欢呼声。敞篷车沿着日落大道疾驰而去，拐过弯道，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原地转来转去，陷入惊吓和无助的痛苦之中。她的世界骤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被挤了出来，出乎意料地成了全洛杉矶最无助的那种人：步行者。

她试图拦住路上的一两辆车，但它们彬彬有礼地绕过了她。其中之一是一辆敞篷野马，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我想说，它的收音机调到一个老歌电台，此刻正飘出歌词“感觉如何？感觉如何？”。然而哪怕是小说也得有一定的限制。收音机确实调到了某个老歌电台，但正在播放金发美女乐队演唱的《周日女郎》，考虑到今天是星期四，它事实上完全不适合这个场景。然而她又能怎么办呢？

又一起完美犯罪。洛杉矶又一个完美的日子。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谎言。

请原谅我。

第九章

也许英格兰还存在比兰丁庄园更丑陋的建筑物，但反正我没见识过。它肯定躲在某个角落里，而不是像兰丁庄园这样盘踞在四十公顷高低起伏的绿地中央。这片产业最初还有另外一百多公顷土地，曾经是牛津郡的骄傲，然而一代又一代患梅毒的白痴和疯癫愚行损害了它的光彩，使它沦落到如今的破烂状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木头、园地和草坪，各种各样挣钱尝试失败后的遗迹点缀其中（那些挣钱办法在某个时间对某个人来说似乎都是好主意）：一个凄凉的游乐场、一个曾经物种颇为齐全的动物园和最近的奇思妙想（一个小型高科技园区，目前由一家垂死挣扎的电脑游戏公司占据，这家公司已被美国母公司抛弃，据说全世界同类公司中只有它在亏损）。就算你在兰丁庄园的地界内发现储量十亿桶的油田，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油田用不了几年也会开始亏损，不卖掉家族产业就不可能维持运营。疾病、酒精、毒品、性无能和保养不善的道路车辆齐心协力，向着兰丁家族的成员挥动镰刀，杀得他们几乎绝嗣。

你想听多少历史？也许越少越好。庄园本身的历史能追溯回13世纪，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有一小部分可以。这一部分是原先那座修道院的遗迹，一群虔诚的抄录员和鸡奸者在这座修道院居住了两个世纪。后来亨利八世将修道院据为己有，送给一个名叫约翰·兰丁的宫廷人渣，用来报答他格外忠心耿耿的歹毒行径。兰丁推平修道院，按照自己的心意重建，说起来应该相当合意，因为都铎王朝时代的建筑师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结实的梁柱、漂亮的石膏工艺和含铅玻璃，全都是我们现在非常珍视的好东西。然而很不幸，约翰·兰丁的后代却并非如此——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橡胶大亨珀西·兰丁爵士，他在19世纪60年代拆除了大部分建筑物，将其重建为猎舍。维多利亚时代之所以会修建这些所谓的“猎舍”，是因为当时那些无比有钱的商人无法公开展示他们雄壮的阳具，故而只能用他们的勃起物去侵犯美丽而纯净的英国乡村。庞大、肿胀、红通通的建筑物，有着宽敞的舞厅和奢华的转角楼梯，塔楼和锯齿墙垛多得堪比情趣安全套上的尖刺。

从美学角度来说，19世纪对兰丁庄园是个灾难，但20世纪接踵而来，裹挟着各种各样的建筑理论和双层玻璃窗，更是给了它当头一棍。20世纪主要的扩建有30年代“纳粹风”的大台球室和60年代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池贴着橙色和紫色的瓷砖，色彩艳丽的丛生真菌团如今又为之增色不少。

把以上这些不同风格捆绑在一起的是潮湿和腐朽的总体气息和一种感觉：假如哪位有公德心的好市民试图将此处付之一炬，消防队还没赶到，火焰就会自行熄灭。还有呢？哦，对了，这儿闹鬼。

先不提这幢倒霉的建筑物了。

晚上大约十点半，差不多就是敞篷车在日落大道被抢走的那个时刻，一扇侧门吱呀一声打开。庄园的铸铁正门入夜后会上锁，但你通常会发现侧门没锁。这地方有着邪恶和麻烦的坏名声，通常足以挡住任何入侵者。正门上有块老旧的牌子写着“当心狗”，底下有人写道：“为什么只说狗？”

两个身影悄悄溜出侧门，它们分别属于一条大狗和一个小个子男人。两者都明显有点瘸。狗瘸的是左前腿，人瘸的是右腿，更确切地说，瘸的不是右腿，因为他没有右腿。右腿从膝盖向下就没了，代之以一条木腿，木腿比左腿长足足三十厘米，因而走路不仅困难，更是一场试炼。

夜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不，半个月亮升起来了，但这半个月亮的大部分也被云雾挡住了。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一起一瘸一拐地沿着车道向前移动，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孩子拖着轮轴偏心的玩具车。他们绕远路去主宅。这条路蜿蜒穿过庄园，一路上经过几个已经失败或行将失败的企业。

狗呜呜哀叫，直到主人困难地弯下腰，松开拴狗的皮带，它用粗哑的嗓子快乐地汪汪叫着，向前跑几步，然后恢复一瘸一拐的姿势，动作与主人同步，但领先了足足两米。它不时回头看主人还在不在，看是不是一切都好，看有没有东西会蹦出来咬他们。

他们就这么慢慢地绕过车道上一个长转弯，男人无视夜晚的舒适气温，蜷缩在一件黑色的长外套里。过了几分钟，他们从左侧经过动物园的大门，动物园当时耗尽了庄园有限的资源。现在里面还有几只动物：两头山羊、一只鸡和一只水豚——全世界最大的啮齿类动物。这会儿动物园里还有一只来做客的动物，它属于查特菲尔德动物园，它的住所正在重建，它暂时寄居于此。戴斯蒙——这只动物叫戴斯蒙——到目前为止只住了两个星期，但可想而知，它的出现在小兰丁村庄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男人和狗经过动物园大门，他们忽然停下，然后转身又望着那儿。这道低矮的木门在深夜的这个时候应该关闭，此刻却敞开着。狗呜呜叫了几声，在地上闻来闻去，地面隐约有些拖拽和搅动的痕迹。男人一瘸一拐跑到门口，望向黑洞洞的动物园内部。那些低矮拥挤的建筑物里一片黑暗，只有罗伊·哈里森住的棚屋里有一点黯淡的灯光。罗伊·哈里森来自查特菲尔德动物园，是戴斯蒙的饲养员。没有异样。没有动静。门为什么开着？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拿绝大多数事情去问这个男人，他都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吼了一嗓子，让狗跟着他，然后暴躁地一瘸一拐走进动物园，转身关上门。他和狗慢慢地、费劲地沿着砾石小径走向唯一的光源：罗伊·哈里森的临时住所。

棚屋里似乎静悄悄的。

男人使劲敲了敲门，竖起耳朵听。无人回应。再次敲门。里面还是静悄悄的。他推开门。门没锁，话说回来，也没什么理由要锁。他推门走进狭小而黑暗的门厅，古怪的气味让他皱起鼻子。饲养员的住所正是你会闻到各种稀奇古怪气味的那种地方，但这种甜到发腻的气味依然让他感到诧异。唔。狗非常、非常轻地叫了一声。

门厅左侧是一扇门，从室外能见到的那盏灯和在室内能闻到的那股气味都来源于这扇门里。依然万籁俱寂。男人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乍看之下，趴在厨台上的那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但好长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发出轻快而高低起伏的鼾声。

狗再次呜呜叫，紧张地在地上闻来闻去。就这个块头的狗来说，它总是显得很紧张，不停地回头看主人以寻求安慰。它确实是一条不寻常的狗，血统不详，甚至未必是纯种。它很大，很黑，但毛发蓬乱，体瘦而笨拙，动作急躁而焦虑，离彻底神经质只差一丁点儿。每次它暂时停下，重新起步的动作往往会带来麻烦，就好像它不太记得先前把四条腿都放在什么地方了。它似乎遇到过或即将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故。

沉睡的饲养员还在打鼾。他身旁扔着一堆捏扁的啤酒罐、半瓶威士忌和几只酒杯。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屁股，周围散落着撕开的香烟盒、一卷烟纸和一张用传统方式卷起来的锡箔纸。这就是怪味的来源。罗伊显然和某人狂欢了一晚上，那个人后来走掉了。男人抓住罗伊的肩膀轻轻摇了摇，但毫无用处。他又试了试，这次饲养员向侧面倒下，难看地瘫在地上流口水。狗大吃一惊，疯狂地跳到沙发背后，企图躲起来。不幸的是，狗比沙发大得多也重得多，越过沙发时撞得沙发向后倾倒，结果沙发砸在狗身上。狗再次惊叫，在铺了油毡的地面上刨了几下，再次起跳，企图躲在一张小咖啡桌背后，结果撞碎了咖啡桌。狗没地方可以躲了，于是蜷缩在角落里，惊恐得微微颤抖。

狗主人意识到罗伊只是暂时处于化学物质失衡的状态，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险，于是用几句安慰的话安抚一下狗，然后带着狗离开。人和狗顺着小径走向动物园门口，然后回到主车道上，沿着他们刚才走的方向继续前进，一瘸一拐地走向主宅。车道上能看见明显的拖痕。

*

戴斯蒙忽然感到非常困惑。瞬息之内，它平时闻到的世界变得摇曳不定和异乎寻常。它周围有一些光闪个不停，但它并不在意。光对它不构成真正的问题。要闪就随便闪好了。又能怎样？但气味太不寻常了。要是它会说话，它会说自己产生了幻觉，然而它不知道“幻觉”这个词，其实它不知道任何词。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叫戴斯蒙，然而话说回来，这种事情并不让它烦心。名字只是你听见的一个声音，不拥有浓烈的刺鼻气味，因而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声音不会像气味那样钻进大脑，啪的一下爆开。气味真实存在，气味是你能信赖的东西。

至少在此刻之前是这样。但现在它觉得整个世界在头顶上翻了个底朝天，它忍不住觉得世界发生这种事委实令人担心。

它做了一次深呼吸，尽量稳定庞大的身躯。它让几十亿个浓烈的小分子经过鼻腔中敏感的黏膜。好吧，并不浓烈。这儿的气味很低劣——平淡、陈腐而苦涩，里面有某种恶心的东西在烧焦的刺鼻气味。既不是时常在它脑袋里涌动的灼热的青草香味，也不是萦绕在它想象中的几天前的粪便味，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局部气味至少能让它稳定下来，牢牢地站在地面上。

然而没有。

哇哈！它的脑袋里现在像是有了两个截然不同且互相抵触的世界。嘎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地平线去哪儿了？

原来如此。这就是世界似乎在它头顶上翻了个底朝天的原因。平时总是存在一个完全正常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此刻却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世界。多得多。世界不断地延伸，一直延伸到奇怪而朦胧的远处。戴斯蒙感到一种强烈而奇特的恐惧感在内心涌起。本能让它想立刻向什么东西发起冲锋，但它无法冲向令它担忧的不确定性。它几乎站不住了。

它又深吸一口气，慢慢地眨眼。

啊哈！新世界消失了！它在哪儿？它去哪儿了？又来了！新世界像脓包似的自我展开，它觉得自己似乎又要翻倒了，但这次它控制住自己身躯的速度比较快。愚蠢的小光点。闪啊闪啊闪。这个新世界是什么？它不确定地望向新世界，放开意识之鼻闻了一遍。那些光点害得它分心。它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探索，但就在这时，新世界消失了！再一次！它头晕目眩地思考片刻，尝试在两件事之间建立联系，然而在事物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并不是戴斯蒙的强项。它只好听之任之。它再次睁开皱巴巴的小眼睛，奇异的新世界在它的脑袋里慢慢展开。它重新仔细审视。

它住惯了一个有着小径和山丘的世界，面前这个世界更加狂野。小径分岔、分开、伸进山谷，山脊高耸，化作高山。远景支离破碎，变幻莫测的雾气笼罩着巨大的山脉和令人眩晕的深谷。它的内心充满忧惧。正如建立逻辑关联不是戴斯蒙的强项，爬山也不是。

前方是一条非常平坦、宽阔的道路，但就在它将注意力转向这条道路时，让它害怕的事物开始显形。

某种可怕的东西伏在那条路上。又大又可怕。戴斯蒙胆战心惊地想：“比我还大，还可怕。”它再次使劲眨眼，整个场景令它烦恼地再次消失。过了一两秒，大难临头的预感在它的意识之鼻里重新构建成形，变得愈加强烈。

这个雷声是什么？

戴斯蒙通常并不在意雷声，偶尔会注意到闪电，然而这次打雷它非常在意。没有沉闷空气舞动掀起的令人振奋的漩涡，只有黑暗本身在险恶地炸裂。戴斯蒙开始感到非常害怕。它庞大的身躯开始颤抖，忽然拔腿就跑。奇异的新世界破碎，消失。它跑得像一辆卡车。它冲过无数隐约闪烁的黯淡小灯，足有一吨它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它四周撞得叮当乱响。那东西闹哄哄地闪了好一阵，但戴斯蒙径直冲了过去。它不顾一切，像火车头似的狂奔，撞破一扇脆弱的门，也可能是一面墙，对它来说都一样。它冲到夜色之下，偌大的蹄子像铁锤似的敲打地面。

它四周有些东西在四散奔逃。有些东西在喊叫。惊恐和绝望的叫声遥远而悲凄，在它背后汇聚，但戴斯蒙并不在乎。它只想让夜晚的空气灌满肺部。尽管这里夜晚的空气是那么陈腐而辛辣，但依然很好。随着它的奔跑，晚风凉飕飕地拂过它的身体，吹进它的气管。它蹄子底下是硬邦邦的柏油路，过了一会儿，有些栅栏碎片绕在它的脖子上，再然后，它咚咚落地的蹄子踩在丛生的茂盛野草上。

它离一座小山的山顶不远了。一座真正的小山，而不是像逼近死神时浮现在它脑海中的可怖幻觉。只是一座土丘，周围还有几个低矮的缓坡小丘。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但笼罩着雾霾，空气混浊。戴斯蒙对星星不感兴趣。星星连气味都没有，可是在这儿，你甚至连星星的影子也看不见。它不在乎，它顺着山坡跑下去，沉重的身体跑出了像样的速度，沉睡的肌肉被唤醒，认认真真地动了起来。轰隆！跑！撞！冲！哗啦！它脖子上的栅栏碎片似乎更多了，忽然间它跑得没先前那么顺畅了，各种东西挡住它的脚步。它艰难地向前跋涉。忽然，它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四散奔逃的动物发出的尖叫中，它沉重的身躯穿过它们。空气中充满哭号声、咆哮声和清脆的破碎声。周围弥漫着令人困惑的气味——烧肉味，让人眩晕的某种刺鼻气味，浓烈的麝香味。它非常困惑，尝试用视觉辨认东西。它不怎么信任视觉，视觉没什么能告诉它的。视觉只有在事物闪动、逼近或跑来跑去时才有用。它尝试看清那些浮动、乱爬的影子，这时它见到一大团四方形的朦胧光芒。有总比没有好。它转个圈，冲向那里。

哗啦！

它肚子上有某种恶心的、像雨点滴在上面的发痒的感觉。它不喜欢这样。它跌跌撞撞地前行，撞进一个大房间，令人窒息的气味、刺耳的声音和炫目的光线顿时扑向它。它冲进一群尖叫的动物中，它们咆哮、怪叫，随即全身龟裂，变得黏糊糊的。其中一个卡在它身上，戴斯蒙使劲摇头才把它甩开。此刻，它前方出现另一个闪闪发亮的巨大方形物体，稍远一点的地面闪着淡蓝色的光。戴斯蒙再次向前冲。又是哗啦一声，又是一阵令人担忧的刺痛。它向前猛冲，回到开阔的天空下。

地上的蓝光是一个奇怪的水池，里面有一些尖叫的东西。它从未见过水像这样闪闪发光。这时前方又出现一些闪烁的光点。它没有注意那些小光点。它甚至没有注意小光点每次闪烁时的轰然声响。砰砰砰，那又怎样？但它注意到那股突然飘来的刺鼻气味和身上像花朵般绽放的剧痛。一朵花种在肩膀上，又是一朵。腿动起来不太对劲。一朵花种在侧腹部，这让它感觉奇怪和忧虑。一朵花种在脑袋上，渐渐地，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重要。它开始咆哮。它觉得自己正以极慢的速度向前倾倒，随即发现自己浸泡在温暖、发光的蓝色波涛之中。

世界退潮而去，它听见一个喋喋不休的、歇斯底里的声音，那声音对它来说毫无意义，但听起来是这样：

“叫救护车！叫警察！马里布的不够，叫洛杉矶警察局。快！叫他们派一架直升机来！有人员伤亡！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个，但告诉他们，游泳池里有一头死犀牛！”

第十章

尽管德克现在尴尬地认清了事实，不仅猎物并没有登上飞机，而且自己被扔到了六千公里之外，他还因为一个幼稚的冲动而损失了至关重要的两千英镑存款，但他还是决定最后再确认一下。同机乘客开始离开奥黑尔机场时，他守在出口。他专注地盯着人群，险些没听见机场广播在叫他的名字，广播请他去一趟航空公司的问询台。

“简特利先生？”问询台的值班女士欢快地说。

“是……的。”德克警惕地说。

“先生，能看一眼您的护照吗？”

他把护照递给她。他前脚掌着地，摆好姿势，准备迎接麻烦。

“您去阿尔伯克基的机票，先生。”

“我的——什么？”

“您去阿尔伯克基的机票，先生。”

“我去哪儿的机票？”

“阿尔伯克基，先生。”

“阿尔伯克基？”

“阿尔伯克基，在新墨西哥州，先生。”

德克望着她递过来的机票夹，就好像那是一块恶作剧蛋糕。“这是从哪儿来的？”他问。他接过机票，查看航班细节。

值班女士给他好大一个航空公司式微笑和好大一个航空公司式耸肩。“这台机器吐出来的，我猜。刚打印出来。”

“你们的电脑怎么说？”

“就说请查收一张预付费机票，德克·简特利先生去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先生，您今天不准备去阿尔伯克基吗？”

“我准备去某个我没做好准备去的地方，只是没准备好接受那儿是阿尔伯克基，就这么简单。”

“那它听起来是个非常适合您的目的地，简特利先生。祝您飞行愉快。”

*

德克搭乘了飞机。他坐在飞机上沉思最近几天发生的种种变故，将它们在心里排列成尚没有任何意义但引人深思的小小队列。这儿一颗彗星，那儿半只猫，来路不明的美元汇款和意想不到的机票把它们连接在一起。飞机降落芝加哥前，他的自信已经碎成渣，但此刻他感觉到兴奋和激动。他和某人或某物扯上了关系，全世界唯独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正在被拖向这个秘密。他不知道对方是谁或是什么，但这一事实不再让他烦恼。它就在那里，他找到了它，而它也找到了他。他摸到它的脉搏。它的面容和名字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

来到阿尔伯克基机场，他在高悬头顶的画梁下默然伫立片刻，醉驾律师的黑眼睛在各自的广告牌里注视着他。他深深吸气。他心平气和，心情舒畅，觉得自己就快要触碰到隐藏在现实世界那枯燥无味的表层下的某些狂野不安的事物，甚至可以跟它们对话。他不紧不慢地走向自动扶梯，像个隐身的国王那样缓缓下降。

他的人在等他。

德克一眼就认出来了——兵荒马乱的机场里，他是另一个不动点。他是个高大、肥胖、汗津津的男人，穿不合身的黑色正装，脸像一张没摆好的桌子。他站在离自动扶梯尽头一两米的地方，仰视上方的眼神里带着迟钝但复杂的意味。还好德克准备好了认出他，因为他手里举着个写着“D·真特利”的牌子，换了其他时候，他很容易就会视而不见。

德克上前打招呼。男人说他叫乔，请等一下，他去开车。这一幕就这么结束了，德克不禁觉得有点反高潮。

车在路边停下，一辆稍微有点旧的黑色加长凯迪拉克轿车在机场灯光下模糊地闪闪发亮。德克满意地打量几眼，上车坐进后排座位，愉快地哼了一声。

“客户说你肯定会喜欢。”乔在驾驶座上淡然道，平静地开动轿车，驶上出机场的道路。德克环顾四周，望着磨旧的蓝色天鹅绒座椅和车窗上剥落的染色塑料薄膜。德克试了试电视，但只能收到雪花点，空调像是得了哮喘，喷出来的风带着霉味，远不如此刻车窗外沙漠地带温暖的夜风。

客户说得太对了。

咔哒作响的庞然大物缓缓驶上灯光昏暗的高速公路。“客户，”德克说，“客户到底是谁？”

“听口音是一位澳大利亚先生。”乔说。他的嗓门儿高而尖。

“澳大利亚人？”德克惊讶地问。

“是的，先生，澳大利亚人。和你一样。”

德克皱起眉头。“我从英国来。”他说。

“但你是澳大利亚人，对吧？”

“为什么非得是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口音。”

“呃，不见得。”

“好吧，那地方在哪儿？”

“哪个地方？”德克问。

“新西兰，”乔说，“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对吧？”

“呃，不太确切，但我明白你想……好吧，我本来要说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这么说。”

“那你来自新西兰的哪儿？”

“呃，事实上，更像是英格兰。”

“那地方在新西兰吗？”

“算是沾个边吧。”德克说。

轿车在公路上向北朝圣达菲驶去。月光魔幻地照在高原沙漠上。夜晚的空气非常清爽。

“来过圣达菲吗？”乔瓮声瓮气地问。

“没。”德克说。德克已经放弃和乔展开任何有智商的对话，开始琢磨客户是不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缺陷而存心选了他。德克尽量让自己陷在这个念头里，但乔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拉了出来。

“美丽的地方，”乔说，“非常美丽。要是没被搬进来的那些加州人污染就好了。大家管这个叫加州化。呵呵。知道大家叫它什么吗？”

“加州化？”德克冒险一猜。

“菲达圣，”乔说，“好莱坞的各色人等都从加州搬来，污染了它。尤其是地震以后。那场地震你听说了吧？”

“呃，说起来还真的听说了，”德克答道，“新闻上播的。播了很多。”

“是啊，好大一场地震。现在加州人都搬到这儿来了。圣达菲。来污染它。加州人。知道大家叫它什么吗？”

德克觉得整段对话翻个身又朝他扑来了。他尝试躲闪。

“所以你一直住在圣达菲？”他抛出一个无力的问题。

“哦，对，”乔说，“好吧，差不多一直。已经一年多了。感觉就像一直。”

“你以前住在哪儿？”

“加州，”乔说，“我妹妹被驾车扫射击中之后。你们新西兰有驾车扫射吗？”

“没有，”德克说，“据我所知，新西兰没有。伦敦也没有。伦敦就是我生活的地方。听我说，你妹妹的事情，我很抱歉。”

“是啊。站在梅尔罗斯大道的一个路口，几个人开一辆奔驰经过，就是那种新款，车窗有双层玻璃的，结果砰砰，他们朝她开枪，——好像是一辆500 SEL，深蓝色，非常时尚。肯定是他们抢的。你们英国有人劫车吗？”

“劫车？”

“匪徒走过来，抢走你的车。”

“没有，不过谢谢你的关心。我们那儿有人不管你愿不愿意就上来擦你的挡风玻璃，但是，呃……”

乔轻蔑地啐了一口。

“重点在于，”德克解释道，“在伦敦你当然也可以去抢别人的车，但不可能把车开走。”

“有什么高科技装置吗？”

“不，只是交通堵塞。可是，呃……你妹妹，”德克紧张地问，“她没事吧？”

“没事？”乔叫道，“你用AK47朝人开枪，结果那人没事，你肯定会要求退钱的。呵呵。”

德克努力挤出一些同情的声音，但它们不肯在他的喉咙里好好成形。车速放慢，于是他摇下贴膜剥落的车窗，望向夜色下的沙漠。

车头灯短暂地照亮一块一闪而过的路标。

“停车！”德克忽然大喊。

他从车窗探出身子，努力向后看，车逐渐慢下来，最终停稳。远处能看见月光勾勒出的路标的模糊轮廓。

“能倒回去吗？”德克急切地问。

“这是高速公路。”乔抗议道。

“对，我知道，”德克说，“咱们背后没车，路上空荡荡的。就几百米而已。”

乔嘟囔着换倒车挡，他们沿着高速公路缓缓倒退。

“在新西兰就是这么开车的，对吧？”他抱怨道。

“什么？”

“往后开。”

“不，”德克说，“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和我们英国人一样，也靠马路的另一侧开车。”

“大概比较安全吧，”乔说，“所有人都往后开。”

“对，”德克说，“安全得多。”车刚停稳他就跳了下去。

在车灯的照射下，在离德克在克勒肯维尔的破烂办公室八千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块方形黄色路标，上面用大字写着“阵风”，底下用比较小的字写着“或有”。月亮高悬在它的上空。

“乔！”德克对司机喊道，“谁把这东西放在这儿的？”

“什么东西？”乔说。

“这块路标！”德克说。

“你是说这块路标？”乔说。

“对！”德克喊道，“‘或有阵风’。”

“呃，大概是，”乔说，“本州的公路管理局吧。”

“什么？”德克再次陷入困惑。

“本州的公路管理局，”乔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处都能看见这个。”

“‘或有阵风’？”德克说，“你是说这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路标？”

“嗯，对，”乔说，“意思就是这儿风有点大。你明白的，风吹过沙漠而来，能刮得你东倒西歪。尤其是那种阵风。”

德克眨眨眼。他忽然觉得自己傻乎乎的。说来有点疯狂，他刚才以为有人特地为了他把半截猫的名字写在新墨西哥州公路旁的一个标牌上。太荒谬了。猫的主人显然用一个极其普通的美国路标给猫起了名字。偏执、妄想，他提醒自己，是时差和威士忌的常见副作用之一。

他松弛下来，走向轿车。他忽然停下，思考片刻。他走到乔的车窗旁，望着车里。

“乔，”他说，“我们接近路标时，你放慢了车速。你是存心这么做的吗，为了让我看见它？”他希望自己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时差和威士忌。

“哦，不是，”乔说，“我慢下来是因为犀牛。”

第十一章

“大概是时差作怪，”德克说，“刚才我还以为你在说犀牛。”

“我是说了，”乔厌恶地说，“早些时候也被它挡了一下，离开机场那会儿。”

德克努力思索，以免一开口就露怯。肯定有个本地足球队或摇滚乐队叫犀牛。必然如此。从机场来？去圣达菲？他非得问清楚不可。

“我们到底在说哪种犀牛？”他问。

“不知道。我对犀牛种类的了解，”乔说，“远远不如口音。要是听到口音，我能告诉你那是什么口音，然而见到犀牛，我只能告诉你那东西很大，灰色的，还有那什么，一个角。来自伊尔库茨克之类的什么地方。你知道的，葡萄牙还是哪儿。”

“你是说非洲？”

“有可能是非洲。”

“你说它就在我们前进的路上？”

“是啊。”

“咱们去追它，”德克说，“赶紧的。”

他回到车里，乔再次开上高速公路。德克趴在副驾驶座位，从乔的肩膀上向外看，他们飞速穿过沙漠。没过几分钟，凯迪拉克的车头灯照亮一辆大卡车的身影。这是一辆绿色的低车架卡车，上面用绳索固定着一个大板条箱。

“所以你对犀牛很感兴趣？”乔尝试聊天。

“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德克说，“直到今早我读到我的星相预言。”

“是吗？我不信这些东西。知道我的星相今早说什么吗？它说我该认真思考我的个人和财务前景。差不多和昨天说的一样。当然了，我每天做的事情也都差不多，就是开车跑来跑去，所以我觉得这就说明了一些什么。你的星相怎么说？”

“说我会遇到一头三吨重的犀牛，它叫戴斯蒙。”

“我猜你们在新西兰看见的星星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乔说。

“是替换的。我听说。”乔忽然又说。

“替换？”

“是啊。”

“替换什么？”

“上一头犀牛。”

“呃，我想不会像换灯泡那么简单吧？”德克说，“来，说说看，上一个，呃，上一头犀牛怎么了？”

“死了。”

“真是个悲剧。哪儿？动物园里？”

“一场派对上。”

“派对？”

“是啊。”

德克嘬着嘴唇陷入沉思。有一条原则，只要他能想起来就会坚守：除非你很确定你会喜欢答案，否则就别提问。他嘬起另一片嘴唇。

“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去看看吧。”他说，开门下车。

深绿色的大卡车停在路旁。卡车侧面约一米高，厚实的防水油布用绳索捆在一个大板条箱上。司机靠在车厢门上抽烟。他显然认为手底下有一头三吨重的犀牛意味着没人敢教训他，但他错了。经过这辆卡车的司机，一个接一个向他投来最令人惊诧的辱骂词句。

“狗娘养的！”司机自言自语道。德克漫不经心地走上去，点了一支烟和他做伴。他在戒烟，但通常会在口袋里放一包，以备不时之需。

“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德克对卡车司机说，“出租车上的‘感谢你不吸烟’标识。我倒是不介意他们说‘请勿吸烟’甚至更直接的‘禁止吸烟’，但我特别讨厌那种假正经的‘感谢你不吸烟’标识。你看见就想点上一根，然后说：‘没必要谢我，我不打算不吸烟。’”

司机放声大笑。

“带着这家伙要开很远吗？”德克问，语气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犀牛护送员在和另一个犀牛护送员交换看法。他用评价的眼光看了卡车一眼。

“就去马里布，”司机说，“从托潘加峡谷往北走。”

德克发出了然于胸的啧啧声，像是在说：“别和我说什么托潘加峡谷，有一次我开着迷你巴士送一群角马去卡迪夫。想见识一下麻烦？那才叫麻烦呢。”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一定是什么派对。”他说。

“派对？”司机说。

“我向来觉得犀牛属于那种最差劲的派对客人，”德克说，“你非要试试看的话，我不拦你，但你要做好准备。”在德克看来，直截了当地提问会引起警觉，胡说八道并让别人纠正你反而更加有效。

“你说‘派对’是什么意思？”司机说。

“另一头犀牛参加的派对啊，”德克说，点了点鼻翼，“结果当场横死。”

“参加？”司机蹙眉道，“我可不敢说它参加了派对。”

德克挑起眉毛鼓励他继续说。

“它从山上冲下来，撞破安全围栏，撞破平板玻璃窗，冲进房屋，在客厅转了几圈，十七个人受伤，它又冲回花园里，有人朝它开枪，它缓缓倒下，掉进几乎全是裸体编剧的游泳池里，带走了三十公斤鳄梨酱和某种波利尼西亚水果杂烩。”

德克花了一两秒消化这个信息，然后说：“谁的房子？”

“电影圈的什么人。他们上周才请过布鲁斯·威利斯。结果本周出了这事。”

“对那头犀牛来说似乎也有点惨，”德克说，“现在又来了一头。”

[1]“别沮丧。”原文为“Don' t make it bad”，英国披头士乐队歌曲《嘿，朱迪》里的歌词。

[2]梅斯卡尔，龙舌兰酒的一种品名，主要产于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州。

[3]《别担心，要快乐》（Don't Worry, Be Happy），美国歌手博比·麦克费林演唱的一首歌曲。

[4]《大火球》（Great Balls of Fire），美国摇滚乐手杰瑞·李·刘易斯演唱的一首歌曲。

[5]约翰·赛尔温·格默（1939—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6]指尼科尔·法伊（Nicole Farhi），法国设计师尼科尔·法伊在英国创立的同名服装品牌。

《每日纽带》采访节选

道格拉斯·亚当斯如何去喝咖啡？假如他是去拉芳酒庄的蒙特西托人，他会开一辆运动型实用汽车（SUV），或者一辆豪华汽车，或者一辆豪华SUV。拉芳酒庄的基础款咖啡卖1.25美元，名叫“有机法式烘焙”。味道和麦当劳咖啡或有机机油如出一辙，当然开SUV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我对亚当斯的期待比SUV高。我希望他跳出太空船、物质化显形或者干脆步行。这位先生写了《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让生命、宇宙以及一切变得更有娱乐效果。因此，我不得不思考，他会怎么出现呢？

黑色奔驰。

亚当斯身高一米九五，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圆眼睛。他今天过得不太好。他女儿生病了，下午五点吃的羊角包算是午餐。不过，生活对待今年四十九岁的亚当斯也不赖。他环游世界，九本书卖了一千五百万册，屡屡推迟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改编的电影正在由沃尔特·迪士尼影业制作，《王牌大贱谍》导演已经签约。

“这部电影拖了很久，二十年来一直在即将开拍的状态中，如今只是更接近即将开拍了，”亚当斯说，“还是等着看结果吧。真希望我从没动过要改编成电影的念头。那样我能多活十年。”

十多年来第一次，亚当斯又开始写书。

“有段时间我就是彻底受够了。我的书往往会以恐怖的速度用光我的点子，”他说，“我本来也从没动过当小说家的念头。于是我决定放手，做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结果是我有了一大堆故事点子，现在我有点慌了：‘考虑到它们这会儿冒出来的速度，我能在我剩下的职业生涯里写完它们吗？’当然，另一方面我也惊慌于永远困扰作家的难题：应用点子。我觉得我比大多数作家更害怕写作。”

新书不属于已有五部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系列，也不属于《全能侦探社》系列，但“熟悉这些书的人会很容易认出这种风格”。

“从那以后，我有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故事线，等着我把它们变成书。其中之一我打算命名为‘困惑的三文鱼’，但我还没想好到底是哪个。”

1990年，亚当斯和动物学家马克·卡沃丁合写了《最后一眼》。这是他的最难找到的书，也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亚当斯过去这两年居住在圣巴巴拉，如今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演讲时，总会提到这本书。

“我在美国的其他很多地方演讲过，”亚当斯说，“因此我非常期待在这儿也讲一场，就当是为了打个招呼：‘嗨，我在这儿呢。’”

亚当斯经常演讲，主要是向大企业宣讲高科技。

“我其实更喜欢讲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真的很有意思，然而只有在大学才有机会讲，大企业并不怎么乐意听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他说，“你会因为濒危野生动物损失很多钱。”

《最后一眼》始于他为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写的一篇杂志文章。该组织请亚当斯去马达加斯加，他在那儿认识了卡沃丁。亚当斯写了指猴（aye-aye），这种濒危狐猴貌如蝙蝠、猴子和极度惊讶的婴儿的混合体。

“当时人们认为全世界只剩下大约十五只指猴了。后来又发现了一些，因此它其实没那么濒危，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濒危而已，”亚当斯说，“整件事都相当不可思议。”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因此亚当斯和卡沃丁接下来花了一年时间环游世界，探寻濒危动物，例如新西兰的不会飞的枭鹦（kakapo）和中国的白鱀豚。

“真是令人绝望，不但因为又一个物种即将消失的悲剧，更因为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总要修建大坝，”亚当斯用有力得惊人的英国腔低声说，“大坝不仅会造成环境和社会危机，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无法完成设计时的目标。你看看亚马孙河上的那些大坝，全都被淤泥堵死了。人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要再修建八十座大坝。简直不可理喻。我们肯定携带了海狸之类的基因……我们就是有这种强烈的冲动要修建大坝，科学家应该研究一下，把它从人类天性中去掉。也许人类基因组计划能找到海狸建坝基因，并将之剔除。”

在《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里，跨银河系拆迁队摧毁了地球和人类。另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毁灭了地球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物种。六千五百万年前，一颗直径九千米的小行星撞击尤卡坦半岛，砸出一个直径一百六十千米的环形坑，炽热的蒸汽和灰尘被送入大气。恐龙的命运就此注定。

“我非常迷恋一个念头：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多亏了这个事件。”亚当斯说，“它很可能是这颗星球有史以来最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对人类来说，它无疑就是最有戏剧性的事件，没有之一，它为我们的存在铺平了道路，然而却无人在场目睹那个时刻。”

石块杀死恐龙是经典物理学。新世代物理学在亚当斯眼中过于奇异，尽管他写出了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答案是42。算出这个答案的是一台电脑，而亚当斯认为电脑将改变一切。

“我们发明了电脑，刚开始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然后是台式、手提式和口袋式，很快它们就会像灰尘似的无处不在——你可以把电脑洒得到处都是。整个环境将变得越来越灵敏和智能，现在的人类将难以想象我们以后的生活方式，”亚当斯说，“我猜我六岁的女儿比我更能掌握诀窍。”

亚当斯什么事都做了一点，从电台节目到电视节目到电脑游戏设计。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好结果。

“这些都是生命中的小小学习体验，”他说，“你知道学习体验是什么吧？学习体验就是那种你做了之后会说‘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别再做了’的事情。”

他说：“我决定什么行当都沾一点，到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应该乖乖坐下，把十万多字按照某种巧妙的方式排列整齐。”

亚当斯的写作“缓慢而痛苦”。

“人们以为你会坐在一个房间里，满脸凝重，写出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他说，“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你只是坐在一个房间里，满脸痛苦，希望他们还没在你的门口安排警卫。”

接下来几年，在女儿长大前，亚当斯多半会静心写作。

“一直有传言说我在拍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我觉得我会做的是，等我女儿到了青春期，我能滚多快就滚多快，”他说，“等她十三岁左右我就滚蛋，去拍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等她变成文明人了我再回来。”

亚当斯的手机在口袋里响了，采访就此结束。他的另一个口袋里有一小块棉布，红色镶边，上面绣着长颈鹿。那似乎是他女儿的。他的妻子和女儿今晚要飞往伦敦，但女儿因为耳道感染而病倒了。“挺严重的，说实话。”

亚当斯现在该坐进黑色奔驰，驱车回家去见她了。

他的确这么做了。

访谈由布兰登·布勒主持，《艺术周刊》

2000年4月5日

后记

哀悼道格拉斯·亚当斯，他以《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著称，于本周六因心脏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这不是一则讣告，以后有的是时间来写讣告。这不是一篇颂词，不是对一个才华横溢的生命的客观评价，这也不是我的赞美。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哀悼，写得太快，因而不够稳重；写得太快，因而没有经过仔细考虑。道格拉斯，你不可能已经离去。

五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五，上午七点过十分，我晃晃悠悠地起床，和平时一样登录电子邮箱。和平时一样的蓝色粗体邮件标题出现在屏幕上，大多数是垃圾邮件，也有几封我在等的邮件，我的视线心不在焉地向下一条一条看。道格拉斯·亚当斯这个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我忍不住笑了。这封信至少会让我开怀片刻。然后发生了一个老套情节——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视线顺着屏幕向上看。

这条邮件标题在说什么？道格拉斯·亚当斯数小时前死于心脏病突发。然后又是一个老套情节：这几个字在我眼前膨胀。

肯定是某个笑话的一部分。肯定又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什么恶作剧。太荒谬了，不可能是真的。我大概还在做梦。我打开邮件，寄信人是个著名的德国软件设计师。不是开玩笑，我也足够清醒。而且邮件说的确实是——尽管不该是——那位道格拉斯·亚当斯。心脏病突发，在圣巴巴拉的一家健身房里。“人啊，人啊，人啊，人啊，唉，人啊。”邮件这么结尾。人啊，是的，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个巨人，身高接近两米，肩宽体阔，而且不像有些不喜欢自己身高的高个子那样佝偻着腰。但他也不像有些热衷于炫耀自己大男子气概而令人生畏的大块头那样昂首阔步。他既不为他的身高感到抱歉，也不会特地卖弄。这是他对自己开的玩笑的一部分。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之一，他充满哲思的幽默感来自他对文学和科学的深刻了解，而这两者也是我热爱的事物。他介绍我认识了我妻子——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派对上。

他和我妻子是同龄人，他们因电视剧《神秘博士》合作过。我该现在就告诉妻子吗，还是让她再睡一会儿，然后粉碎她的一整天？他促成了我们的结合，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必须现在就告诉她。

道格拉斯和我之所以会认识，是因为我作为粉丝主动写了一封信给他——大概是我这辈子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热爱《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后来又读了《全能侦探社》。

我读完之后，立即又重读了一遍。我迄今只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他也是我的书迷，邀请我去他在伦敦的家里做客。我几乎没遇到过比他更志趣相投的伙伴。当然，我知道他肯定很有趣。但我不知道他在科学方面的阅读竟如此深入。我应该能猜到，因为你假如不够了解最新的科学发展，就不可能理解《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里的很多笑话。他在现代电子科技方面是真正的专家。我们私下里经常讨论科学，在文学节、电台或电视节目里也谈过。他成了我求教所有技术难题的导师。与其打开用环太平洋地区的烂英语写的难懂手册，我还不如写邮件问道格拉斯呢。他通常会在几分钟内回信，无论他身处伦敦还是圣巴巴拉还是世界某个角落的旅馆房间里。道格拉斯和绝大多数热线电话接线员不一样，他完全理解我的问题，完全明白问题为什么困扰我，而且总能给我提出解决方案，他的解释不但清晰，而且好玩。我们经常互发电子邮件，里面充满文学和科学玩笑，还有些可爱的冷嘲热讽。他对技术的狂热溢于言表，他强烈的荒谬感也是如此。整个世界就像巨蟒剧团一出巨大的小品剧，人类的愚蠢行为无论在硅谷还是在其他地方都一样滑稽。

他以同样的好脾气自嘲。举例来说，每次他陷入写作瓶颈（“我热爱截止日期，尤其热爱它们与我擦肩而过时的嗖嗖声”），根据坊间传闻，出版商和经纪人就会把他关在旅馆房间里，没有电话，无事可做，他只能写作，只有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出门。假如他狂热过头，把某个生物学理论推到不合理的境地，我的职业性怀疑主义便不肯放过他，而他对我的否定态度总是幽默和自嘲，而不是垂头丧气。然后他会换个方向再试一次。

他会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优秀的喜剧艺人不该这样，但他笑得太有魅力，笑话因而变得更加好玩。他能够温柔地取笑别人，但不会造成伤害；他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他们荒唐的想法。有一个想法是说，由于我们非常适应于生活在这个宇宙之中，因此宇宙必定是为我们设计的。为了证明这个想法的自负和愚蠢，他打了个绝妙而好笑的比方：有一泡水，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的一个坑里，而这个坑的形状百分百贴合它的轮廓。他还带着巨大的喜悦讲述过这样一个小寓言：有个人不理解电视机的工作原理，深信有许许多多小人生活在盒子里，以极快的速度制造图像。工程师向他解释电磁波谱的高频调制、无线电发射和接收、放大器和阴极射线管、扫描线在荧光屏上来回移动。这个人仔细听着工程师的解释，每听完一段就点点头。最后，他表示满意了。他很明白电视机的工作原理了。这个人最后说：“所以住在里面的小人只有几个，对吧？”这个寓言的内涵不言自明，无须进一步解释。

科学失去一个好朋友，文学失去一盏明灯，山地黑猩猩和黑犀牛失去了一位英勇的保护者，麦金塔电脑失去了他们最雄辩的支持者。而我失去了一位无可替代的智性伙伴，一个我见过的最仁慈、最好玩的人。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天，我正式收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好消息，他知道了肯定会非常开心。这个消息我自己知道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但有禁口令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现在我可以说了，却为时已晚。

太阳还在照耀，生活必须继续，及时行乐，其他老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我们要种下一棵树——一棵道格拉斯冷杉，高大，挺拔，常绿。虽说季节不对，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出发去植物园了。

理查德·道金斯，《卫报》，2001年5月14日

（理查德·道金斯是牛津大学的“查尔斯·西蒙尼科普教授”）

附录

生平一瞥：道格拉斯·诺埃尔·亚当斯

生于：1952年3月11日，剑桥

教育：布伦特伍德学校，埃塞克斯；圣约翰学院，剑桥

婚姻：1991年，简·贝尔森（育有一女，波莉，生于1994年）

职业生涯：1974—1978年，广播与电视编剧；1978年，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制片人

剧本作品：《银河系搭车客指南》，1978年与1980年（广播剧），1981年（电视剧）

游戏作品：《银河系搭车客指南》，1984年；《官僚》，1987年；《星舰“泰坦尼克”号》，1997年

书籍：《银河系搭车客指南》，1979年；《宇宙尽头的餐馆》，1980年；《生命、宇宙以及一切》，1982年；《利夫的意义》（与约翰·劳埃德合著），1983年；《再见，谢谢所有的鱼》，1984年；《全能侦探社》，1987年；《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点时间》，1988年；《最后一眼》，1990年；《利夫的更深层意义》（与约翰·劳埃德合著），1990年；《基本无害》，1992年

道格拉斯·诺埃尔·亚当斯

1952—2001

追思仪式

J.S.巴赫《舒布勒圣咏曲》

赫克多·柏辽兹《牧羊人的告别》，选自《基督的童年》

安东尼·赫斯特牧师代表圣马田教堂致欢迎辞

斯蒂芬·科尔斯致介绍辞与开场祈祷

乔尼·布洛克致辞

彼得·科内利乌斯《东方三博士》

艾德·维克托致辞

美国民歌《我亲眼看到主降临的荣光》，茱莉亚·沃德·豪作词、谱曲

马克·卡沃丁致辞

罗比·麦金托什《跳舞离开》

《我们珍重你》，变色龙艺术合唱团（P.威肯斯作）

詹姆斯·斯里夫特、苏·亚当斯、简·加尼尔致辞

摇滚明星玛戈·布坎南致辞

斯蒂芬·科尔斯感恩祈祷

盖瑞·布鲁克《坚持下去》

戴维·吉尔莫《愿你在此》

理查德·道金斯致辞

《为了世间的美好》，康拉德·科歇作曲，菲里奥·S.皮尔蓬作词

罗比·斯坦普致辞

《欣然安息，欢喜的灵魂》，选自J.S.巴赫《康塔塔第170号》

《咏叹词》

喜悦安息，心之所愿，

地狱罪孽中不见你身影，

你只属于天堂的和谐；

独你坚固我虚弱的心灵。

喜悦安息，心之所愿，

因而只有德行的馈赠，

才在我心中筑起房屋。

西蒙·琼斯致辞

《缅怀往圣，功成得享安宁》，R.沃恩·威廉姆斯作曲，威廉·W.豪作词

安东尼·赫斯特牧师致祝福辞

J.S.巴赫管风琴曲：

《G大调幻想曲》

《C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意大利协奏曲》

编辑致谢

献给道格拉斯，没有你，我们谁也不可能享有这些文字慷慨赠予我们的快乐；我想念你。

献给简·贝尔森，道格拉斯的爱妻；她的信任和支持为本书奠定了基础。

献给艾德·维克多，道格拉斯合作多年的经纪人和他信任的老朋友，他为本书奉献的精力扫清了一切障碍。

献给苏菲·艾斯丁，道格拉斯无与伦比的助理，事实证明，她的智慧、忠诚和第一手资料对这些文字来说不可或缺。

献给克里斯·奥格尔，道格拉斯的密友，他的电脑技能和他对道格拉斯的思考方式、密码和姑且称之为道格拉斯式归档系统的了解，使他得以将道格拉斯的全部作品汇集成一份母盘，没了它，这本书不可能存在。

献给罗比·斯坦普，道格拉斯的好友和商业伙伴，他提醒我，道格拉斯已经为这本书搭好了架子。

献给哈莫尼图书公司的莎耶·阿赫特和琳达·罗温塔尔，是他们最初将我拉进这个项目；献给布鲁斯·哈里斯、奇普·吉布森、安德鲁·马丁、希拉里·巴斯和蒂娜·康斯特博，他们出版道格拉斯的书籍，他们爱他；献给英国的彼得·斯特劳斯和妮基·胡塞尔，他们贡献了宝贵的编辑意见。

献给迈克·J.辛普森，道格拉斯·亚当斯官方爱好者协会ZZ9的前会长，他的慷慨和他对道格拉斯生平与作品的百科全书式的了解堪称无价之宝。

献给帕特里克·亨尼克特，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协助我的工作；也献给艾德·维克多办公室的莉齐·克莱默、玛吉·菲利普斯和琳达·凡。

献给诸多出版机构、作家和道格拉斯的朋友，他们慷慨地允许我们阅读和使用与道格拉斯相关的作品。

献给伊萨贝尔，我的人生伴侣。

献给我的儿子萨姆和威廉，他们贪婪地阅读道格拉斯的作品，新一代往往如此。

献给道格拉斯的所有读者——如你们所知，你们爱他，他也爱你们，过去如此，以后也将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