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谈经济

——货币崛起+顶级金融家+金钱关系（共3册）

[英] 尼尔·弗格森 著

高诚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货币崛起

顶级金融家

金钱关系

货币崛起

[英] 尼尔·弗格森 著

高诚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专家媒体热评

专家推荐 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导言

第一章 货币与信贷：贪婪之梦

导读

没有货币的世界

超越贪婪的梦想

贵金属的价值

高利贷的后果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银行的诞生

银行的演变

破产与成功的循环

第二章 债券市场：人性的奴役

导读

债券的“杀人执照”

债务如山

英国统一债券的成功

“金融波拿巴”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统治国际金融市场

美国内战与债券市场

食利者的安乐死

通胀背后

通胀的政治与货币推手

债券牛市

第三章 股票市场：泡沫的产生

导读

变幻的股市

泡沫制造者约翰·劳

金融体制的革命

第一次泡沫

泡沫破灭

牛市与熊市

肥尾传说

精心策划的骗局

第四章 保险：风险的回归

导读

失效的保险

保险的起源

保险业的先驱

保险的推广

风险防范

从福利到福利

日本的保险业

福利国家怎么了？

美国福利制度的局限

保值与风险

套期保值

第五章 房地产：安居梦的破灭

导读

地产游戏

英国：财产所有的贵族统治

美国：房产私有民主制

飞涨的房价

从储贷协会到次级抵押贷款

崩溃与机遇

房产赌博

次贷市场的陷落

产权与财富

小额贷款

第六章 全球金融：从帝国到“中美国”

导读

金融权力的全球性转移

全球化与世界末日

战争中的金融市场

经济杀手

经济新杀手索罗斯

管理不善的短期资本

对冲基金的双刃剑

“中美国”

后记 货币的由来

致谢

专家媒体热评

《纽约时报》

在弗格森的新作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次极富启发性的旅程，关于伟大历史事件背后往往由金钱支撑的观点，他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西雅图时报》

本书把今天的经济危机放到历史背景中检视，揭示了在全球化世界中，人类本性的反复无常如何导致资本的快速流动。

《经济学人》

从现在的金融混乱中吸取教训的方法之一是回顾过去。这个世界需要一本把今天的形势放到历史背景中诠释的书。当危机结束时，清算的时刻也已来临。历史的课程将告诉我们，什么是必须改变的。

《每日电讯报》

弗格森的金融传记充满热情与洞察力，深刻地关注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卫报》

弗格森写了一本无与伦比的书，非常引人入胜。

《洛杉矶时报》

弗格森为每一个现代事件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先例。

《华夏时报》

透过弗格森的专业视角，许多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经过他的解读，被赋予新的意义，更清晰地成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作者将现在投影到过去，在整个历史的轨迹中寻求二者的联系。

《南方周末》

《货币崛起》和《货币战争》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决策。

台湾《联合报》

历史是当下的借镜。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人心惶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书则从4 000年货币发展史中寻找突围脱困的智慧灵药。

香港《明报》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弗格森的《货币崛起》，仿佛就是从货币发展史透视当前的金融困局。达尔文主义正是弗格森演绎说理的重要依据，金融体系不断随环境改变更新，它的演化有赖于灭绝和新生。

豆瓣网

虽然金融发展史这个主题看似有些深奥，但善于将历史说得通俗易懂的弗格森通过大量娓娓道来的生动事例，使得它对每一个哪怕是对金融一无所知的人也都变得通俗易懂。

专家推荐

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解读经济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维度：历史、逻辑和数据。历史是相似的，因此以历史为鉴，可见人心；逻辑是一致的，给予逻辑的支点，能够产生撬动地球的力量；数据如果是真实的，也许挖掘数据，能够解开“无形之手”的奥秘。这本著作，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货币的成果。目前次贷危机阴影尚未消退，可能许多读者认为，货币崩溃、华尔街败局、金融赌局之类更能反映当下情形，而本书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奇文共赏，疑义与析，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阅读没有公式、数据、图表和冗繁注解，语言浅白的这本书，仍然让我相当不适应，如同高一脚低一脚地崎岖惯了，反而不适应坦途。读完此书后，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举重若轻的著作，给金融专业人员以一种新的视角。也让我更深地理解，所有的历史可能都是虚假的，除了“历史”这两个字；所有的小说都是真实的，除了“小说”这两个字。

对于货币，解读是如此之多，有的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有的说“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有的说金本位才可靠，信用本位不可靠，有的则说要建立超主权国家的货币，凡此种种。本书给予了我们一个隐含的答案：货币是基于国家能力的信用竞争选择。因此，金银天然是货币，因为金银昂贵，无用，易于分割而难以复制，这对早期竞相追逐货币的政府和个人是严厉而现实的制约。但世易时移，在凯恩斯那里，黄金变成了“一截短短的、野蛮的金属崇拜的尾巴”。真正的欧元之父罗伯特·特里芬则尖锐地讽刺说：“人们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和开采黄金，竟然是为了把它们埋入更为壁垒森严的地窖！”看起来，如果某种货币当下最流行，那么就暗示着该货币背后的国家实力在全球信用竞争中胜出，但这种竞争优势不是天然和永久的。如果市场经济的一个维度是信用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那么货币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书从银行、债券、股市、保险一直讨论到房地产，看起来更像是从金融机构的类型，而不是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去讨论问题，或者说这种安排多少有些听其名，而不是观其行。关于银行的起源，我宁愿相信弗格森的说法，即银行和高利贷者相关，也不愿意相信银行起源于替公众储藏管理黄金的金匠，或者起源于早期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的货币汇兑者（money exchanger）的说法。如果读者有兴趣，不难发现，从管仲、吕不韦直到山西票号的传奇，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并不逊色于西方。

中国民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了解，可能起源于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货币战争》，历史上的确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着这个神秘而骄傲的家族，但在我看来，他们被卡通化了。读者如有兴趣，可能更容易发现，作为“金融波拿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更为广泛流传的是遗产继承方面的铁血戒律，只能表亲内结婚、绝不允许透露家族财产、违者失去家族财产继承权等森严规定，显示了早期欧洲金融世家的骄傲或恐惧。

在作者讨论股市部分的内容时，多少讨论到了华尔街，这个充满光环和失落、贪婪和丑闻的场所。对于华尔街的争议，近百年来从未曾停歇，到底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街”引领了“华尔街”，还是相反？犹太人的投资银行和新教精神的投资银行有什么异同？美国是个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国度，华尔街尤其如此，因此华尔街的英雄们除非已经死去，否则，要么成为神龛中的偶像，要么沦落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次贷危机之后，独立投行制度暂时消失了，但从历史维度，我宁愿相信：商业银行的幸存，也许在于其能吸收公众存款不断补充流动性；投资银行的不幸，在于在承销和经纪业务之外做了太多的自营业务。因此，也许次贷危机并不表示华尔街的失败或者银行业的胜出，甚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投资银行会再度卷土重来。

本书还讨论了保险，历史学家可以纵横捭阖，而金融研究人员很少有兼通银行、证券、保险等诸多领域的，因此对作者讨论保险的部分，我不发表意见。我只是担心如果保险费率不足以抵补风险，而需要通过保险基金的运用才能获得收益，那么保险机构所承受的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是非常沉重的。弗格森还介绍了房地产问题，有趣的是，我更愿意相信，次贷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危机。从联邦政府的层面看，从里根开始延续至今的减税思潮，弱化了联邦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削弱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导致财政赤字堆积如山。“供给学派”这个餐桌上的经济学也许害苦了美国联邦政府。从美国家庭的层面看，过去30年，美国家庭成员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并不显著，倒是双亲工作家庭不断增加；股市和房地产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掩盖了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次贷危机暴露了华尔街的困厄，在其背后，实质上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由此看来，美国信用消费的黄金时期已经逝去，节俭时代悄然降临了。

弗格森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全球货币崛起的时代有很重要的地位，G7（7国集团）代表性不足，已经过时了，G20（20国集团）说多做少还不是主角，作为G2的“中美国”可能登堂入室。这样的陈述当然令人激动，但现实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从金融和经济规模上看，中国赶上日本还有待时日，更遑论美国！本书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结论，回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是困难的，类似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可能也很渺茫，未来的货币崛起，是一场大国实力竞争在全球或者区域的表层浮现。货币的地位是海面上的冰山，而国家能力则坚硬地在海面之下沉默着。

我们在见证一个纷扰的时代，货币是其中的强音；我们也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复兴，这就是中国。有幸生活在这个华彩和凋敝交织的年代，进行观察、阅读和思考，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导言

金  钱、现金、支票、资本、财富、非法收入……不管怎么称呼，这些都和货币有关。对货币的贪婪追逐被基督徒视为万恶之源，被将军视为战争的原动力，被革命者视为劳工的枷锁。那么，货币究竟指什么？是当年西班牙征服者曾经想象中的银山吗？或者只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泥版和钞票印刷纸？大多数货币已经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在这样的世界，我们如何生存？货币从哪里来？又都到哪里去了？

2007年，美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4万美元，充其量同比只增长了5%，而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了4.1%，实际收入仅增长了0.9%。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在自1990年以来的18年里仅仅增长了7%，实际上几乎没有变化。现在，我们把普通美国人收入状况与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收入作一个比较。2007年，布兰克费恩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股票奖励在内）达到6 850万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5%。同年，高盛公司净收入达到460亿美元，超过了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包括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安哥拉、叙利亚和突尼斯等。高盛公司的总资产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不过，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并不是金融界头号收入大户。老到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乔治·索罗斯收入囊中的是29亿美元。与上述两家对冲基金的领导人一样，城堡投资集团总裁肯·格里芬拿到手的也远不只20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全世界还有近10亿人每天仅仅赚得1美元以维持生计。

我们为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公平而生气？为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和拥有上亿美元红利的银行家而感到愤怒？为富人、穷人和巨富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而沮丧？这种想法并非只你一个人有。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对金融和金融家经常性的敌意始终存在。这种敌意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金融家借助放贷维持生计，是千方百计依附于农业与制造业这两种“真实”经济活动的寄生虫。这种敌意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债务人的数量往往超过债权人，而且前者对后者很少抱有好感；二是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和金融丑闻，足以使人们把金融视为造成贫穷而非繁荣的非稳定原因之一；三是全世界各国的金融服务几百年来往往被少数族群所掌控，即使他们不再拥有土地和公职，但他们在血缘、信任基础上建立起严密的网络组织，享受着来自金融方面的成功喜悦。

我在本书中要提出的建议是，尽管我们对“不义之财”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但货币是人类进步的根源。套用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 [1] （我曾在上学期间如饥似渴地观看过他那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科学进化史》）的话来说，货币的发展始终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正如今天许多人都明白的，与那些要榨干负债累累的家庭的最后一滴生命之血，或者拿孤儿寡母所有储蓄去投机的吸血鬼不同，金融创新始终是人类进步（从物质极度匮乏到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高度繁荣）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文明兴起的进程中，从古巴比伦到今天的中国香港，信贷的发展与所有其他技术革新都是同等重要的。银行与债券市场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辉煌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司融资成为荷兰和大英帝国立足所必需的基石，就如同美国20世纪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保险、抵押融资和消费信贷的发展一样。或许，只有金融危机才能预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

每一次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金融秘密，本书要展开阐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我认为，文艺复兴标志着艺术与建筑市场的繁荣，原因就在于意大利商业银行家采用了东方数学，即阿拉伯数字；荷兰共和国的崛起，意味着在衰落的哈布斯堡帝国基础上成立的首家现代股票市场的成功；法国大革命是苏格兰杀人犯所操纵的股票市场泡沫破灭而引发的间接结果。可以说，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与威灵顿公爵联手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阿根廷由于在金融方面犯下了愚不可及的错误，使这个19世纪80年代世界第六大富有的国家沦为20世纪80年代到处充斥着通货膨胀而毫无生机的国家。

每一次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金融秘密。

阅读本书，你会懂得那些居住在世界上最安全国家的人们也最有保障的缘由。你会发现，英语民族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解决了他们买卖房屋的难题。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会看到，在其他种种现象之外，金融全球化如何使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之间那条熟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让债权人中国如何成为债务人美国的财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有时，货币的崛起似乎已不可阻挡。2006年，全球经济总量在47万亿美元左右，而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是51万亿美元，超过其10%；各国国内与国际债券总值达到68万亿美元，超过其50%；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达到473万亿美元，超过其10倍还要多。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的星球正在开始使土地星球相形见绌。金融星球旋转的速度似乎也更快。每天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达到2万亿美元。每月全球股票市场成交额达7万亿美元。每周、每天、每时、每刻，总有一些人在一些地方交易。新兴的金融模式一直在演进。例如，2006年，杠杆收购（通过借贷为公司提供并购资金）总量飙升至7 530亿美元。“证券化”爆炸式的增长，个人债务如住房抵押贷款被“分级”然后捆绑，并重新包装出售，使得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资产支持证券和担保债权凭证全年保险高达3万亿美元以上。金融衍生品的数量——来自证券如利率互换或信用违约掉期的合约增长得更快。到2007年年底，所有“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不包括那些公开的交易）的名义值近600万亿美元，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这些金融衍生品几乎无人知晓。新的机构也在不断增加。第一家对冲基金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到1990年，已经有610家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达380亿美元。今天全球对冲基金数量已超过7 000多家，管理资产规模达1.9万亿美元。与被视为真正的影子银行体系的“管道”（conduit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一样，私募股权也在不断扩张。如果说过去的4 000年见证了思想家的进步，那么我们现在则似乎是要在见证金融家的进步。如果说过去的4 000年目睹了人类向思想家攀升，那么我们现在似乎正经历人类向金融家迈进。

1947年，美国金融部门总产值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而到2005年已经占到7.7%。换句话说，为美国雇员所支付的工资里，每13美元中就有大约1美元是为从事金融工作的雇员提供的。金融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才的地方。追溯到1970年，我的母校哈佛大学仅有5%左右的男生从事金融工作。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 [2] 。到2007年比例更高。根据《红色哈佛》的说法，2007届毕业生中，有超过20%的男生和10%的女生期盼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银行。谁会责备他们呢？近几年，从事金融工作的毕业生所获得的综合收入，几乎是那些毕业于常春藤学校在其他经济部门工作的学生收入的3倍。

在2007届学生毕业的时候，全球金融增长势不可当——对纽约和伦敦的恐怖袭击阻挡不了，中东的战争阻挡不了，当然更不用提全球气候变化了。尽管美国世贸中心遭到毁坏，阿富汗和伊拉克燃起战火，还发生了一系列极端气候变化，但从2001年晚些时候一直到2007年中期的这段时间，金融的持续扩张表现突出。确切地说，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事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14%，然而在随后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它又恢复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水平。而且，尽管2002年是美国股票投资者失望的一年，然而市场的高涨随后在2006年秋季就超越了先前的顶峰时期（也就是网络狂热的高潮时期）。截至2007年10月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经过5年的经济低迷期之后，上涨近一倍。事实上，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并非异常。在2007年7月31日之前的5年里，全球证券市场年度回报率都达到了两位数（只有两家例外）。新兴市场证券涨势强劲，特别是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不动产增值显著。无论是投资于商品、艺术品、陈年佳酿，还是狂热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都有利可图。

如何解释这些奇迹？按照某家学派的说法，最新的金融创新，为全球资本市场效率带来了根本性的改进——允许风险分摊到那些最有承受力的市场主体上。鼓吹者热衷于谈论“周期灭亡”。飘飘然的银行家们举办了诸如“卓越的演进”之类的主题会议。2006年11月，我在巴哈马群岛来佛礁这个别具特色的豪华商务场所就参加了一次此类会议，我的演讲主题是，流动性的急剧下降很快会到来，随后通过全球金融体系传递下去，我们对那种期待美好时光永远持续下去的观点应持谨慎态度。我的听众显然对我的论点无动于衷，我被视为一个“危言耸听者”。其中一位参加那次会议的投资者竟然建议组织者明年不要请外来的演讲者。之后是放映电影《欢乐满人间》，它唤醒了我童年的回忆。茱莉·安德鲁斯的影迷们可能记得，这部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长盛不衰的歌舞剧，剧情是围绕金融事件展开的，讲述的是自1866年以来从未在伦敦发生过的金融挤兑事件。

在影片中，非常巧合的是雇用保姆玛丽·波萍斯的家庭的男主人名字叫班克斯 [3] 。班克斯先生是一个银行家，是富达信托银行的高级雇员。在班克斯先生的坚持下，新保姆带着班克斯的孩子去参观他所在的银行。在那里，班克斯逼着小儿子迈克尔从口袋里掏出两便士零用钱，在银行开了个账户，为的是要教导他责任的意义、投资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迈克尔却更喜欢花钱买东西去喂银行外面的鸽子，因此他对爸爸喊道：“把钱还给我！把钱还给我！”更不幸的是，一些银行客户无意中听到了迈克尔的喊声，其结果是他们开始从银行提款。大规模的储户挤兑风暴很快出现，迫使银行停止付款。班克斯先生的孩子无意中的童言童语最终导致银行破产。班克斯本人被银行解雇，并发出了“世事无常”的凄凉感叹。英国北岩银行 [4] 前首席执行官亚当·阿普尔加思也曾发出同样的感慨，他在2007年9月目睹了顾客在银行各分支机构排队提取现金的类似情景，而北岩银行此前宣布向英格兰银行要求获得“流动性支持便利”。

金融历史中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每一个泡沫迟早都要破灭。看跌者迟早都要多于看涨者。贪婪迟早都要转向恐惧。

2007年夏秋发生的冲击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我们发出了信号，揭示出了金融历史中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每一个泡沫迟早都要破灭。看跌者迟早都要多于看涨者。贪婪迟早都要转向恐惧。在我2008年最初几个月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是因为美国公司在研发新产品方面更糟糕了吗？还是因为技术革新的步伐突然放缓？都不是。2008年经济不确定性的近因源于金融，准确地说，是源于一种被委婉地称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务违约激增而造成的信贷危机突然爆发。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从亚拉巴马州到威斯康星州的贫困家庭都能通过贷款买房子。纽约和伦敦等地银行把这些同类贷款打包并重新包装，变为担保债权凭证，出售给德国地方银行和挪威市政部门——他们因而成为有效的抵押债权人。这些担保债权凭证由于已被分割成“片和块”，所以有可能向最初的借款人进一步索取利息支付，并因而成为10年期美国国债利息的可靠收入来源，因此值得被给予AAA评级。这就把金融炼金术提升到了新的高端水平，使铅变成了黄金。

然而，当一年或两年的“诱惑”期满，原来的抵押贷款利率重置，借款人负担加重，开始拖欠。这暗示着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并引发了房价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跌幅。接下来，就是缓慢而最终呈爆炸性的连锁反应。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价值暴跌，其中包括许多事实上并非次级抵押贷款类的担保工具。由银行所创设的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持有证券的金融工具，像管道和结构投资工具等面临严重困难。银行由于涉足证券，资本和债务比率下降到监管值的底线。美国与欧洲中央银行为了尽快减轻银行的困难，降低了利率，并借助特殊的“定期拍卖工具”提供资金。然而，在撰写本书时（也就是2008年5月），无论是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出售债券还是银行间相互拆借，银行贷款利率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中官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和最低贷款基准利率。私募股权原本打算为公司并购提供融资的贷款，如今也在以高额折扣寻找落脚点。更严格的信贷条件对股票价格形成了压力，持有大量“长期”股权头寸的对冲基金不得不承受这种痛苦的后果，使用借入资金。与此同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和欧洲银行在蒙受巨大损失之后，不得不既向西方中央银行寻求短期援助以重建其储备，同时又要求亚洲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注入”资金，以重建其资本金基础。

所有这一切对一些读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银行资本负债率的增长虽然听起来像是由市场内部因素如投机等引起的，但其实这是美国银行系统“伟大的收缩”。这种“伟大的收缩”由于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也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爆发和蔓延而一直备受责难。如果美国银行由于次贷危机与信贷紧缩造成的损失超过它们迄今已承认的2 550亿美元，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于，银行由于资金下降，相应地要缩小其资产负债，信贷收缩有必要更大（也许是10倍大）。如果债务证券化的“影子银行体系”和资产负债表外的机构受到这场危机冲击，信贷收缩可能更严重。

欧洲经济似乎注定要衰退，特别是那些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

这意味着这场危机不仅影响美国，而且影响整个世界，因为欧洲特别是亚洲经济体的出口仍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欧洲经济似乎注定要衰退，特别是那些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亚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和美国摆脱亚洲1997~1998年经济衰退的情况相似，具有不确定性。针对美国银行系统中的流动性，美联储所作的降低利息从而减轻信贷紧缩的努力，加大了美元贬值的压力。与20世纪70年代甚至40年代相比较，美元的贬值与亚洲工业持续增长的巧合导致商品价格不断飙升。无须多言，我们在2008年年中，目睹了一场通货膨胀的世界战争。

如果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上述段落时没有感到忧虑，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他的金融历史知识太贫乏。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有一部分是为了启蒙教育。英语世界有相当高比例的一般公众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这是确凿的事实。根据2007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信用卡持有人中，每10人就有4人对他们最经常使用的信用卡没有足额缴纳每月应缴款项，尽管信用卡公司要收取惩罚性高利率。将近1/3（29%）的人表示，他们不知道信用卡收取利息，还有30%的人声称信用卡利息低于10%，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信用卡公司的收费大大超过10%。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金融知识“不太多”或“根本没有”。2008年的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不明白复利是怎么计算的。在布法罗大学管理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一群有代表性的高中学生中，仅仅有52%在回答一组有关个人理财和经济问题时得分；只有14%的被调查者知道，在过去18年多的时间里，从事股市投资要比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获得更高的回报；不到23%的被调查者知道，如果储蓄账户持有人的收入足够高，所得税征收利息要从储蓄账户扣除；59%的人根本不清楚公司养老金、社会保障和401（k）计划 [5] 之间的差别。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2006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进行的一项公众金融知识调查结果表明，5个人中就有一个不知道通货膨胀率为5%、利息为3%将对储户的购买力产生什么影响。1/10的人不知道一台最初售价为250英镑的电视，折扣为30英镑与折扣为10%哪一个更优惠。在上述事例中，这些调查提出的问题是最基本的。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只有少数受访者才有能力解释“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之间的差异，只有很少人能清楚债务担保凭证和信用违约掉期之间的区别。

政治家、中央银行家和商人经常哀叹公众对金钱一无所知——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一个社会如果期待大多数人承担管理自己的支出和税后收入的责任（即期待大多数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并确定有多少储蓄以备退休之用、是否领取医疗保险），无疑是在为未来制造麻烦，因为其公民可能没有能力作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我认为，理解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术语复杂性的第一步是找出它们来自何方。只有理解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的起源，你才更容易理解它目前的作用。因此，我决心就货币和金融历史提出一系列简单的历史问题，并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部分予以介绍。本书的第一章追溯了货币与信贷的起源，第二章讲述了债券市场，第三章讲述了股票市场，第四章讲述了保险，第五章讲述了房地产，第六章讲述了国际金融的兴衰。每一章都会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什么时候货币不再是金属，并变异成纸币，然后完全消失？难道真的是债券市场通过制定长期利率控制着世界吗？中央银行在股市泡沫和萧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保险不一定是保护自己远离风险最好的方式？人们夸大了投资房地产的好处吗？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经济是维系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之一吗？或者仅仅是幻想？

在试图把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小额信贷的金融历史阐述得很透彻时，我发现这无疑在为自己制定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如果能够吸引普通读者更多地关注现代金融体系，这些似乎值得尝试。当然，许多情节出于简洁明了的目的而必须省略。

我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有三点认识尤其突出。首先，贫穷不是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它与金融机构缺乏，也就是与银行缺乏（而不是它们存在）有关，这是因为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贷网络时，他们才能够逃脱高利贷的魔掌，而且只有当储户把他们的积蓄存在可靠的银行时，他们的钱才可以从有闲阶层流向需用钱者。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穷国的世界，可以说在理论上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内部最贫穷的地区。就如我的出生地格拉斯哥，那里的一些人每天只挣可怜的6英镑，但当地高利贷利息一年可高达百分之一千一百万。

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

我的第二个重要的认识同平等和缺乏平等有关。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正是对我们人性不足的反映和放大。我们从不断累积的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资料中了解到，货币放大了我们人类过度反应的倾向——从良性循环中的极度兴奋转向恶性发展时的过度沮丧。从根源上来讲，繁荣与衰败是我们情绪波动的产品，而金融增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让幸运者和聪明人富有，使倒霉蛋与平庸者贫困。金融全球化意味着在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之后，世界再也不能被清晰地划分成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困的欠发达国家。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最后，我开始认识到，要准确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规模远比其他事情艰难，因为金融系统如此复杂，其中非线性的，甚至混乱的关系如此之多。货币的崛起从未平稳，每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银行家新的反应。正如安第斯山脉一样，金融历史不是一条笔直上升的曲线，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锯齿形不规则的高峰低谷。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在比自然界进化更严格的时间框架内，金融历史看起来就像行动演化的典型事件。“就像自然界一些物种灭绝一样，”美国助理财政部部长安东尼·瑞恩于2007年9月在美国国会指出，“一些新的融资工具相比之下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不太成功的。”这种达尔文式的语言看起来显然是贴切的。

金融机构的伟大死亡也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一种假想，因为一场人为灾害正在缓慢而痛苦地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酝酿发生。

难道我们正处于金融世界中“伟大的死亡”边缘？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几乎定期发生在地球生命演化历史中，像寒武纪末大灭绝造成90%的地球物种消失，或白垩纪第三纪的灾难造成恐龙灭绝。这是许多生物学家们有理由担心的一个设想，因为人为的气候变化破坏了全球的自然环境。而金融机构的伟大死亡也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一种假想，因为一场人为灾害正在缓慢而痛苦地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酝酿发生。

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无论你是正在努力维持生计还是妄图要成为世界的主宰，今天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了解货币的发展。如果本书有助于消除读者在金融知识和其他知识方面的障碍，那么我付出的辛苦就值得了。

[1] 　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是20世纪著名的数学家、诗人、历史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著有《科学进化史》，这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全景史书，书中历数不同时期人类的重大发明，对每一重大思想理论，均予以深刻评价。——译者注

[2] 　从事金融工作的女性的比例从2.3%增加到3.4%。男性数量仍然多于女性。

[3] 　班克斯（Banks），在英语中是银行的意思。——译者注

[4] 　又译为“诺森罗克银行”。——编者注

[5] 　指1980年推出的一种固定缴款退休计划形式，员工可以选择将其部分工资或薪水存入401（k）账户，然后选择将资金投在何处。除了少数例外，缴款和投资收益免税，只在领取时征税。——编者注

第一章

货币与信贷：贪婪之梦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货币什么时候不再是金属？

它何时变异成纸币？

银行是何时诞生的？

导读 [1]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怎样？当我们每天交换、计算和储藏货币时，是否想到，它究竟是幸福的来源，还是魔咒般生活的开始？

殖民者在疯狂掠夺贵金属的过程中，或许没有想到，在一个封闭社会，黄金的增加表面让人更加富有，但并不会使社会变得富裕。因为货币多了，只会使物价走高。而今天的重商主义者或许也没有想到，消耗巨大的本国资源和劳动换来的外汇储备，其实也是一堆随时可以贬值的纸。

莎士比亚剧中的放高利贷者、意大利板凳上的货币兑换者推动了信贷的发展。也正是他们，为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人实现贪婪之梦创造了工具。

货币进化的重要标志是商业银行的诞生，而中央银行的出现则意味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贯穿金融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银行储备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应是怎样？金本位制到底是币值稳定的基础，还是如凯恩斯所言为“野蛮的残余”？同样，贫穷的根源到底是源于金融家的贪婪，还是金融机构的缺失？信用与信贷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基石？透过货币崛起的足迹，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1] 本书每章导读由《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刘杉先生撰写。——编者注

没有货币的世界

让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甚至那些极端的保守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嬉皮士，他们曾经梦想拥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货币仅仅是资本家剥削的工具，取代了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连传统充满温情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一书中所设法证明的那样，货币是商品化的劳动，剩余价值是雇用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以满足其对剩余价值积累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这种观念依然在发挥着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共产党人仍然渴望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

几年前，哥伦比亚奴卡克·马库原住民民族意外地走出哥伦比亚瓜维亚雷河畔圣何塞的亚马孙热带雨林。他们是一个为时代所遗忘的部落，此前与世隔绝，生活主要靠捕猎和采摘野果。他们没有货币的概念，也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居住于城市附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依靠国家的救济品生存。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怀念丛林时，他们笑了。令这些曾经习惯于在单调乏味的奔波中寻找食物的原住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完美的陌生人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并未要求他们予以回报。

然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与奴卡克·马库人相比，许多存活到近代的游牧狩猎部落并不平静。例如，居住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近60%的男性死于暴力；巴西雅诺马马人的死亡数字将近40%。当两个原始部落群体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为争夺稀缺资源（比如粮食和育龄妇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从事商业交换。游牧狩猎式的社会没有贸易，他们往往采取突袭。他们也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惯，一旦找到食物他们就会吃掉。因此，他们不需要货币。

超越贪婪的梦想

事实上，也有比奴卡克·马库人更高级的社会没有货币。印加帝国——500年前南美洲存在的最先进的社会就没有货币，印加人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稀有金属的。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在印加帝国，劳动被视为价值单位。此外，印加经济往往依赖的是严酷的中央计划和强迫劳动。然而，1532年，与哥伦布一样，一个去寻找新世界和可以货币化的贵金属的男子颠覆了印加帝国 [6] 。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是一名曾在1502年左右跨过大西洋去寻宝的西班牙上校的私生子。皮萨罗领导的三次探险之旅，第一次是在1524年到秘鲁，这使皮萨罗成为首批穿过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的欧洲人。他们到达的地区是不毛之地，粮食匮乏，所遇到的原住民对他们充满敌意。不过第二次探险中他们在通贝斯地区受到了欢迎，那里的居民把他们看做“太阳之子”，极力劝说他们留下来。皮萨罗在返回西班牙后，他“拓宽卡斯提尔帝国疆域” [7] 、“担任秘鲁总督”的计划获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批准，于是，他拼凑了三艘船，组织了27匹马和180名士兵，配备了当时欧洲最新式的武器装备火枪和机械弩。第三次探险于1530年12月27日从巴拿马起航。征服者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实现他们的目标：与刚去世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两个不和的儿子之一阿塔雅尔帕见面。阿塔雅尔帕贸然拒绝了瓦尔韦德要他皈依基督教的建议，并把《圣经》扔在地上。此后，他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西班牙人利用印加人对他们马匹的恐惧去消灭他的军队（印加人并不认识这种动物）。鉴于印加人的军队在数量上远多于征服者，这实际上是一场非常令人吃惊的政变。阿塔雅尔帕不久就认识到皮萨罗真正在寻求的是什么，因此他设法通过黄金和白银赎回自己的人身自由。印加人在随后的几个月上缴了13 420磅重的黄金和26 000磅重的纯银，但皮萨罗仍然决心处死他的俘虏，并于1533年8月公开将阿塔雅尔帕绞死。随着库斯科的陷落，印加帝国在西班牙人的掠夺狂欢中四分五裂，摇摇欲坠。尽管1536年发生了曾被视为傀儡的曼科·卡帕克领导的起义，但以新首都利马的建造为标志，西班牙的统治已稳步建立起来了。1572年，印加帝国正式解体。

皮萨罗本人生于暴力，也死于暴力。1541年，他在与其同伙争吵之后，在利马遇刺身亡。但是，他留给西班牙王室的遗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梦想。这个征服者一直受到埃尔多拉多传说的蛊惑——印第安在传说中被称为黄金之地。在皮萨罗的士兵称为上秘鲁的地方，只有荒凉的山地与雾气，那些不习惯于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呼吸极为困难，但他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极为宝贵。最高峰海拔4 824米的赛罗里科山——字面意思是“富山”的发现，成为关于货币的所有想法的最高体现：一个银矿山区。1545年，当一个名为狄耶哥·瓦帕的印第安人发现白银储量丰富的银矿之后，他改变了世界经济史。

印加人无法理解那些欧洲人对黄金和白银贪得无厌的欲望。“即使把安第斯山脉所有的积雪都变成黄金，他们仍然不满足。”曼科·卡帕克抱怨道。印加人无法明白的是，对皮萨罗和他的部下来说，白银不仅仅是闪闪发光的金属装饰物，它可以铸为货币，可以作为计算的单位，具有贮藏价值，也就是具有便捷的购买力。

波托西的赛罗里科山 ：西班牙帝国的富山

为了开矿，西班牙人首先雇用附近村庄的居民。但是由于环境非常恶劣，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不得不引入强迫劳动制度，即从16个高地省份征召年龄在18至50岁的男子，每人一年要工作17周。矿工的死亡率极高，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接触到在提炼过程中产生的汞废气（即地面银矿被加工成汞合金化合物，经过水洗，然后通过加热燃烧还原出银）。矿井中的空气也有毒（现在依旧有毒）。矿工要下降到700英尺深的竖井中，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把装在麻袋里的矿石绑在背上，爬上爬下。因岩石的坠落砸死和致残达数百人。波托西山被称为“地狱之口，每年有众多矿工掉进去，为满足西班牙人的贪婪欲望而丧生”。有人把这些矿山称为“该死的地狱”，并指出“如果21个健康的印第安人星期一走进去，到星期六可能只有半数能一瘸一拐地出来”。1638年，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弗赖·安东尼·卡兰查写道：“每个在波托西铸造的比索，都有相应的10个印第安人死于矿山深处。”由于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枯竭，成千上万非洲奴隶被贩运到那里充当“人骡”（human mules）。即使在今天，赛罗里科山仍然有一些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竖井和隧道。

波托西成为被强迫去那里工作的矿工的死亡之地，也是西班牙突然暴富的地方。1556~1783年间，从“富山”提取的纯银达4.5万吨，随后这些纯银进入造币厂变成货币，并被运到塞维利亚。波托西尽管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但迅速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其人口在顶峰时期达到16万~20万人（大大高于同期欧洲其他城市）。皮萨罗的征服让西班牙王室更为富有，这早已超越了贪婪的梦想。

[6] 　西班牙征服者前往寻找的既有黄金，也有白银。哥伦布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伊莎贝拉（即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地），建立的目的是开发当地的金矿。他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白银，但唯一遗留下的痕迹后来被证明是哥伦布和他的部下由西班牙带去的矿石样品。

[7] 　从1474年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结婚一直到18世纪，我们所称呼的西班牙实际上是阿拉贡和卡斯提尔两个王国的联盟。

贵金属的价值

按照传统的说法，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其好处在于消除低效率的易货交易；货币是一种计价单位，有利于估价和计算；货币具有贮藏价值，使经济贸易得以长期进行并超越地理距离。为了优化所有这些职能，货币的理想形式应该是有价值、负担得起、耐用、可兑换、便携和可靠的。金属如金、银和铜，由于符合这些标准的绝大部分，数千年来被视为货币的理想材料。已知的最早货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是考古学家在埃斐索斯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发现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这些由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铸造的货币由金银混合而成，铸有狮子的头像，是雅典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前身。标准的银币背面铸有雅典娜女神的头像，正面铸有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到罗马时代，有三种由不同金属材质制作的硬币：奥里斯（金）、第纳里（银）和悉斯特提由斯（铜）——按照涉及到的金属的相对稀缺程度排列顺序；所有的货币都要一面铸有执政者的头像，另一面铸有传说中的罗马奠基人罗莫路和勒莫。这些硬币不是古代地中海唯一的货币，但它们显然是首次出现的货币之一。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秦始皇开始统一铸造标准化的青铜钱币，这些圆形方孔的货币通常标明自身的重量（例如半两，大约是半盎司）。

罗马的铸币制度要比罗马帝国本身延续的时间长。当时，罗马仍然用法兰克国王（768~814年）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估价。困难的是，到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西欧白银长期短缺。伊斯兰帝国统治的南地中海以及近东地区更发达的商业中心对货币的需求更大。因此，落后的欧洲贵金属流失严重。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极为稀缺，24个第纳里银币就可以购买加洛林王朝的一头牛。在欧洲一些地方，胡椒和松鼠皮代替了货币；动产意味着土地，而不是货币。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人寻求两种方法去解决。他们可以出口劳动和货物，用奴隶和木材换取巴格达白银，或从非洲换回科尔多瓦和开罗的黄金；也可以通过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战争，掠夺贵金属。十字军东征像随后的征服活动一样，是为了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也是为了缓解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短缺情况。

十字军东征花费昂贵，回报却不大。为了解决货币的困难，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政府均未能找到解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小钱中的大问题”的途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同金属制成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更小面额的货币经常会短缺，也面临着币值贬值和品质降低的情况。在波托西和新世界的其他地方，征服者们发现了丰富的白银（尤其是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征服者似乎因此已经打破了百年历史的制约。最初的受益人当然是赞助此次征服活动的卡斯提尔国王。这支船队曾经达到100艘船的规模，每年要跨越大西洋运载170吨的白银，然后停靠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有收入的1/5归王室，在16世纪后期占王室高峰期总支出的44%。西班牙的新财富刺激了整个欧洲大陆。西班牙的古银币“八里尔银币”（piece of eight）成为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性货币，不仅资助了旷日持久的西班牙在欧洲的战争，而且还迅速扩大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

然而，新世界所有的白银并不能平息荷兰共和国的叛逆，不能使英格兰从西班牙王室获得安全保证，也无法把西班牙从不可阻挡的经济衰退和帝国衰落中挽救出来。和点石成金的麦达斯国王、16世纪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一样，发现充沛的贵金属与其说是上天的恩赐，不如说更像是上天的惩罚。原因何在？他们采掘如此多的白银来支付其征服战争的费用，导致金属本身价值急剧贬值，也就是说白银的购买力降低了。这场所谓的“价格革命”，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影响范围覆盖整个欧洲。300年没有表现出持续上升趋势的粮食费用显著上升。英国（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全面的价格数据）的生活费用在此期间增长了7倍。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每年平均约为2%）来看，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但根据中世纪的标准而言，面包的价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增长。在西班牙，充足的白银也充当了“资源诅咒”的角色，和今天拥有丰富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一样，缺少生产性经营活动动力，同时加强了独裁者的“寻租”，而牺牲了民主制度。

西班牙人一直未理解的是，贵金属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货币是别人愿意给你的唯一的价值。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在同等条件下，它只会使物价走高。

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

事实上，除了历史的偶然性，货币在西方人的思维中长期等同于金属并没有任何理由。大约在5 000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用泥版记录交易，涉及大麦、羊毛或白银等金属。当然，银制的银环、银块或银片充当了货币（如同粮食），但泥版在充当货币角色时与其一样重要，而且有可能更重要。如今留存的许多泥版提醒我们，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书面记录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写历史、诗歌或哲学，而是在做生意。对这种古老的金融工具，我们无法不怀以敬畏之情。虽然这些泥版是泥土制成的，但它们要比在波托西铸币厂铸造的银币历经岁月冲刷的时间更长。其中一块保存完好的泥版（出土于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塔纳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683年至公元前1647年），它指出了持票人在收获季节应领取的具体粮食数额。另一块泥版记载了阿米萨杜克国王的命令，要求在结束旅程之后给予持票人一定数量的白银。

我们也许很熟悉这些基本的概念，因为现代纸币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只不过纸币是纸做的，而不是泥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任何一张10英镑的纸币上都印着那句神奇的话——“兹承诺付总额为……（英镑）给持有人”。钞票（起源于7世纪的中国）是一张张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它们只是承诺支付（因此最初在西方被指定为“本票”），就像4 000年前古巴比伦的泥版。10美元的背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但是，当你接受这些付款时，你要相信的那个人是钞票正面这名男子（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继任者——在编写本书时恰好是前高盛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当美国人以自己的货物或劳动来赚取美元时，他实际上是相信保尔森（以及暗中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会再犯西班牙人的错误，而不是仅仅印刷更多的钞票。

今天，尽管美元的购买力在过去50年里已经下降了很多，我们仍然或多或少满足于纸币，更不用提几乎都是由垃圾铸成的货币。这些货币都不具有储存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满足于我们甚至不能看到的货币。今天的电子货币没有物理化，它可以从我们的雇主，流向我们的银行账户，再转向我们最喜欢的零售商店。正是这种“虚拟”货币主导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供给。普通美国人手头持有的现金仅占货币量度，也就是被称为M_2 货币的11%。今天大多数货币无形化的特点，也许是货币真实本质的最好证明。那些西班牙征服者不明白的是，货币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任问题，甚至是一种信仰：信任体现于为我们支付薪水上，信任体现于货币的发行中，即个人使用或者机构兑现支票或转让支票。货币不是金属，而是一种记名信托。无论是以白银或者泥版作为货币，还是纸币，或出现在液晶显示器上的虚拟货币，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从马尔代夫的贝壳到太平洋雅普岛圆盘巨石，什么都可以充当货币。现在看来，在这个电子时代，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充当货币。

公元前二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泥版（正面与背面），泥版上所刻的文字说，埃米尔·米拉在收获季节将支付泥版的持有者330斤大麦

货币明确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泥版。这些泥版显然是贷款人保留下来的（通常是在一个密封的陶土容器中），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录在册，以记录借款人还款数额和还款日期。古巴比伦的贷款制度显然相当复杂。债务可以转让（“付给持票人”，而不是指定债权人），泥版收据或汇票签给在皇宫或庙宇存入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人；借款人要支付利息（这个概念可能起源于畜群的自然增长），利率往往高达20%。从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起，数学的应用预示着复利这类工具有可能应用于长期贷款。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借款人还款承诺的根本信誉基础之上（并非巧合的是，英语中的“信用”一词就来源于拉丁美洲的“我相信”）。债务人可能获得一定期限延缓偿还，正如《汉谟拉比法典》条文规定，债务每隔3年可以得到减免，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私人和公众贷款人通过活动把债权追讨回来。与此相反，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私人金融业务在扩大。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的埃吉布家族已成为强势的地主和贷款人，其商业活动远至乌鲁克南部和波斯以东。那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泥版表明，当时有为数众多的人曾向埃吉布家族借款。埃吉布家族5代人的繁荣史表明他们通常靠收债为生。

倘若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发明信用，这并不十分确切。大多数巴比伦人贷款很简单，他们只是从王室或宗教寺院借贷，后面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信贷并未建立起来。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没有借贷的基础，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几乎就不能腾飞。没有日益扩张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网，当今的全球经济将停滞不前。有首著名的歌曲写道，货币并不能使地球旋转，恰恰相反，货币令人吃惊地让人员、货物和服务融入世界各地。

货币的崛起场面始终蓬勃壮观，而引人注意的是扎根于这个世界的信贷观念是多么落伍，多么不合时宜。

高利贷的后果

13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多个城邦彼此争斗不休。数字体系（i，ii，iii，iv……）是已不复存在的罗马帝国的众多遗迹之一。它不适合复杂的数学计算，更不用说满足商业的需要。这一难题在比萨更显突出，那里的商人不得不对7种不同形式的流通货币进行烦琐的计算。相比之下，与过去查理大帝时代一样，无论是阿巴斯哈里发帝国还是中国宋代，东方世界的经济生活更为先进。为了开发现代金融，欧洲需要改变现状。在这方面，被人称为“比萨的列昂纳多”的年轻数学家斐波那契起了关键作用。

年轻的斐波那契是总部设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贝贾亚的比萨海关官员的儿子，他自己沉浸于所谓的结合了印度和阿拉伯方法的数学“印度法”研究。他引入的这些方法使得欧洲人的计算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今，斐波那契最广为人知的是斐波那契数列 [8] （0，1，1，2，3，5，8，13，21……），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前一项与后一项之比越来越逼近“黄金分割”。这种模式反映了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某些重复现象（例如蕨类植物和海洋贝壳的分形几何学）。1202年，斐波那契撰写了《珠算原理》一书。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斐波那契数列只是他引入欧洲的众多东方数学思想中的一部分，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分数的解释以及现值的概念（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最重要的是，斐波那契引入了阿拉伯数字。他不仅把十进制介绍到欧洲，使得各种计算远比用罗马数字容易得多，他还指明如何把它应用于商业记账、货币兑换，尤为重要的是应用在利息计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珠算原理》中的许多例子借助一些商品如皮革、辣椒、奶酪、油和香料等来表达，因而显得更生动。这使数学开始应用在赚钱方面，特别是应用在贷款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人贷款给某商家100英镑，每月每英镑收取利息4第纳里，他每年获得回报30英镑。我们必须计算本金的减少及上述30英镑的利润。我们要知道需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和多长时间把钱收回……

意大利商业中心（诸如斐波那契的家乡比萨、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是滋生金融种子的肥沃土壤，而威尼斯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东方的影响，因而成为欧洲的伟大贷款实验室。西方文学中描述的最有名的放贷事件发生在威尼斯并非偶然。《威尼斯商人》的故事精辟地阐明了数百年来妨碍斐波那契数列理论转化为有效的金融实践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是经济，亦非政治，这些障碍是文化。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根据14世纪意大利一本名为《笨蛋》的小说改编成的（这本书收集了许多故事和逸事，是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于1378年写的），讲述了一个嫁给正直的青年绅士的富家女儿的故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夏洛克借了3 000金币高利贷。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又侮辱过他，所以借机报复，在借约上声称3个月期满还不上钱，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债。安东尼奥因船失事，不能如期还钱，夏洛克就提起公诉，要安东尼奥履行借约。正如夏洛克所言，安东尼奥是一个“好”人，意思并不是特指品质方面，而是指他有“足够”的信用。夏洛克指出，借钱给商人（或他们的朋友）是有风险的。安东尼奥的船只散布在世界各地，但他的财产还有些问题：那些船只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老鼠，水里有老鼠，陆上有强盗，海上有海盗，还有风浪、礁石各种危险。

正因为如此，任何放贷者借钱给商人，比如航海远行一段时间的商人，都需要得到应有的补偿。我们通常会要求补偿“利息”，即偿还贷款的总额要超出所借款项或“本金”。如果金融家放贷给商人，不能通过某种方式为其资金获得风险回报，仰仗于海外贸易的威尼斯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但是，如果安东尼奥不能履行其还债义务，夏洛克真的从他身上割下“一磅肉”，这样做事实上会造成安东尼奥的死亡。为什么夏洛克会变成这样一个恶棍？其实，夏洛克只是历史上众多放债者之一，而放债这一行当又往往被少数族裔所把持。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犹太人在威尼斯已提供商业信贷近一个世纪。他们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但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被隔离的犹太居民区。

威尼斯商人如果想借钱的话，为什么不得不找犹太人？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通过放贷去收取利息是一种罪过。1179年，拉特兰第三届大公会议规定，高利贷者，也就是借钱生息者要被逐出教会。1311~1312年间，即使探讨高利贷是不是一种罪过，也会被维也纳大公会议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谴责。基督教高利贷者只有给教会补偿才能埋在圣地。这些高利贷者尤其为成立于1206年和1216年（数学家斐波那契的拉丁文代表著作《珠算原理》刚出版）的方济各会与多明尼教派所憎恨。我们不应低估这种禁忌的影响力，尽管它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无疑已经受到削弱。

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有一幅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壁画《但丁和“神曲”》，描述的是佛罗伦萨伟大的诗人但丁举着他的新书《神曲》。但丁在他光彩夺目的杰作中，专有一部分描写高利贷者。但丁把他们放在了第七层地狱：

他们的双眼迸发出他们的痛楚，

他们用双手扑打这里，扑打那里，

时而抵挡烈焰，时而抵挡灼热的沙地。

夏日里的狗儿所做的动作也与他们不差分毫，

一旦被跳蚤或苍蝇或牛虻所叮咬，

狗儿也会这样抵挡，时而用嘴，时而用脚。

尽管我把目光投向某些人的面孔，

却辨认不出任何人，

因为酷毒的火雨在纷纷落下，烧灼他们，

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

每个钱袋都有某种颜色和某种花纹，

他们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钱袋一味地看个不停。

犹太人也不允许放贷收取利息，但在《旧约圣经·申命记》中有一个便利的回避条款：“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换句话说，犹太人可以合法地放贷给基督徒，而不能放贷给犹太人，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遭到社会排斥。

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根据1497年的一项法令，犹太人不是被迫皈依基督教，就是逃往奥斯曼帝国去寻求避难。他们随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奥斯曼港口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犹太人出现在威尼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509年，当时生活在梅斯特的犹太人为了逃离康布雷联盟战争而来到那里。最初，威尼斯市政府不愿意接受难民，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些犹太人是有效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来源，因为可以向他们征税以及借款。1516年，威尼斯政府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到一个指定区域内居住，这个区域位于一家老铸铁厂，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犹太居民区。这些犹太人每天晚上以及在基督教节日时只能待在那里。那些在威尼斯居住有两个多星期的犹太人，要穿背部印有“O”的黄色衣服或者戴黄色（后来是大红）的帽子或头巾。居住仅限于许可的规定期限内，每5年要重续许可。1541年，威尼斯政府与一些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达成类似协议，这些犹太人被安排在另一块聚居区。到1590年，威尼斯大约有2 500名犹太人。犹太聚居区的建筑物有七层楼高，目的是为新来者提供住宿。

在整个16世纪，威尼斯犹太人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脆弱的。1537年，当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威尼斯参议院下令扣押“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其他土耳其臣民”的财产。1570~1573年之间的另一场战争导致所有犹太人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但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这些犹太人被释放，其资产被返还。为了避免这种经历再出现，犹太人请求威尼斯政府，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允许他们是自由的。幸运的是，他们的谈判代表丹尼尔·罗德里奥，一个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犹太商人，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谈判家。1589年，他成功地获得许可，所有的犹太人被准许获得威尼斯臣民的地位，允许他们从事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活动，并允许他们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然而，一些重要的限制依然存在。犹太人不准加入同业公会或从事零售贸易。此后对他们从事金融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而对他们的许可在公布18个月后被撤销。当时，犹太人作为公民要比威尼斯法院的夏洛克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例如，1623年，莱昂·沃尔特拉起诉安东尼奥·达拉·多纳，因为此前一名骑士曾向沃尔特拉借了某些物品并由多纳担保，然后这名骑士“消失”了。1636~1637年间，一桩涉及贿赂法官的丑闻牵涉到一些犹太人，犹太人似乎再次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夏洛克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并未完全脱离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事实上，莎士比亚的剧本相当准确地描绘出早期信贷的三个关键要点：在处于萌芽阶段的信贷市场，放贷人索取过高利率的权利；法院在解决金融争端时不诉诸暴力的重要性；人数较少的债权人在面对人数居多的充满敌意的债务人的强烈反击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当然，夏洛克最终失败了。虽然法院确认他有权坚持索取那一磅肉的权利，但法律禁止他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时流出一滴血（合约上只写了一磅肉，却没有答应给夏洛克任何一滴血）。而且，因为夏洛克是犹太人，法律规定如果造成货物损失和基督徒的死亡，就要用他的性命及财产来补偿。夏洛克只好答应，并遵依判决，改信基督教。故事中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夏洛克。

《威尼斯商人》就经济学以及反犹太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当债权人属于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时，为什么债务人总是不履行他们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为什么夏洛克们总是输掉官司？

放高利贷者，总是与他们“捕食”的对象——穷人形影相伴。他们活跃在东非一带，但是要了解原始资金贷款的运作，其实没有必要非去发展中国家。据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7年的报告显示，在英国，约有16.5万个家庭使用非法贷款，借款总额每年高达4 000万英镑，而偿还的金额是借款金额的3倍。一个放债人，不论其种族，为什么几乎总是不受欢迎？要想了解其中缘由，您需要做的就是去访问我的家乡——英国格拉斯哥，这座城市的东部一直是滋生高利贷的肥沃土壤。在格拉斯哥的谢特尔斯顿等地区，也就是我祖父母生活的地方，映入你眼帘的是被废弃房屋的钢制百叶窗和上面有各种涂鸦的巴士收容所。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经济生活曾经围绕着博伊德炼铁厂工人的工资袋而运转，现在则围绕着打入失业者邮局账户的失业金而运转。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男性预期寿命是64岁左右，与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相差不到13年，而这意味着这里的新生男婴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积蓄他的养老金。

格拉斯哥的这些贫困地区是高利贷理想的活动场所。在格拉斯哥希林登地区，20年来，杰拉尔德·劳是放高利贷的头号人物。他把佩斯利西大街商船上的酒吧作为办公室，尽管他本人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流程很简单。借款人把他们的福利册或邮政局现金卡交给杰拉尔德·劳，以换取贷款，而杰拉尔德·劳在他的贷款册上记录贷款条件。当贷款到期时，杰拉尔德·劳会迫不及待地收取他的利息，并将现金卡还回借款人。贷款册本身很粗糙，是一本随意编写的交易记录汇编，只记有贷款人的姓名和绰号以及交易规模，比如“贝尔德15”，“基波100”，“贝纳德特150”，“威卡夫1 210”。杰拉尔德·劳向他的客户收取的标准利息率令人惊讶——每周为25%。通常情况下，如果借款10英镑，一个星期后要偿还12.50英镑（本金加利息）。然而，杰拉尔德·劳的客户往往不能按时还款——这其实不足为奇。该地区有些人一天只挣5.90英镑，因此他们借款更多。很快一些客户欠杰拉尔德·劳数百英镑，甚至上千英镑。他们陷入债务危机的速度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每周25%的利息一年按复利计算就是1 100 000%以上。

放高利贷者被捕：杰拉尔德·劳由于非法放贷被警察带走

从长远来看，欧洲利息呈下降趋势。但为什么今天英国的一些人要为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支付8位数的利息？这些贷款确实应该违约拖欠，除非你神经不正常。杰拉尔德·劳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可以说是弱智低能。而杰拉尔德·劳那些心态正常的客户觉得，无论怎样被敲诈，背弃还贷承诺是不可取的。正如一家苏格兰报纸评论的那样：“他的受害者害怕拖欠贷款而毁了他们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杰拉尔德·劳是否在现实中诉诸暴力，在每一笔高利贷后面，是否就像夏洛克的故事所显示的，都潜伏着隐含的威胁。

人们往往谴责放高利贷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杰拉尔德·劳为他的行为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处10个月监禁。然而，我们必须设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首先，他能够抓住在谢特尔斯顿地区没有主流金融机构为失业群体提供信贷的机会。其次，杰拉尔德·劳必须是贪婪的或者说是无情的，因为他的那些小客户事实上很可能违约拖欠贷款不还。高利贷者所面对的最根本的困难就是，他的商业规模过小，因而利率不能太低，而高利率使得违约成为可能，只有使用恐吓手段才能确保贷款人继续还款。因此，高利贷者要学会如何放债，以克服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他们过于慷慨，他们将无利可图；如果他们过于铁石心肠，像杰拉尔德·劳那样，贷款人最终会报警。

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大。

[8] 　斐波那契数列出现在《达·芬奇密码》中，这可能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听说过它的原因。不过，它的名称首次出现是在梵文学者平加拉的著作中。——译者注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债权人，特别是当债权人是外邦人时，有着先天的劣势——夏洛克并不是这类型的唯一放债人。14世纪早期，意大利金融一直掌控在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奇艾乌奥利三大家族手中。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客户——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不愿偿还贷款，这三大家族的银行在14世纪40年代倒闭。如果这些说明了放债人潜在的劣势，那么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则证明，放债人也拥有潜在的影响力。

也许，没有任何家族能像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留下如此深的时代印记。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位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玛丽）、三位大公（佛罗伦萨大公、内穆尔大公和托斯卡纳大公）。恰当地说，正是马基雅维利这个最权威的政治权力理论家书写了他们的历史。美第奇家族赞助了从米开朗琪罗到伽利略的几乎所有艺术和科学天才。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遗产仍然环绕在今天前往佛罗伦萨的游客周围。你可以看看卡法鸠罗庄园、圣马可修道院、圣罗伦佐教堂，还可以参观16世纪中期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居住过的宏伟宫殿：从前的碧提宫、翻修的韦奇奥宫和带有庭院的新市政厅，一直延伸到阿尔诺河。但是，所有这一切辉煌的起源是什么？比如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要为这些杰作付钱，钱从哪里来？简单的答案是，美第奇家族是外汇交易商，是货币兑换同业公会成员。他们渐渐被称为“银行家”，就像威尼斯的犹太人一样，坐在街头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美第奇家族最初的“银行”（更好的描述应该是摊位）位于卡瓦尔康蒂宫殿附近，离佛罗伦萨的主要羊毛市场不远。

早在14世纪90年代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称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银行家”：一个没有起色的小团伙，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资活动著称。1343~1360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5人因为资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对于乔万尼·美第奇来说，让美第奇家族活动合法化是他的奋斗目标。他通过勤奋工作，节俭持家，精打细算，最后成功了。

1385年，乔万尼成为一家银行罗马支行的经理。这家银行是由他的亲戚、佛罗伦萨放贷人维埃里·美第奇经营的。在罗马，乔万尼以一个外汇交易员的身份而声名卓著。从诸多方面来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户，因为他提供了一定数量流入和流出梵蒂冈金库的不同货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多种铸币共存的时代，有些是黄金，有些是白银，有些是贱金属，这使长途贸易或纳税很复杂，需要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乔万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机会在佛罗伦萨。他在1397年返回佛罗伦萨。到1420年的时候，他把业务移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罗马成立了银行分支机构，他还从两家佛罗伦萨羊毛工厂获取收益。后来，他在日内瓦、伦敦和阿维尼翁增设了银行分支机构。

长凳上的银行家：昆丁·马苏斯的《银行家》（1514年）

美第奇家族早期业务中特别重要的是商业汇票，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融资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债务——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几个月后才能用现金支付，那么债权人可以给债务人出票，还可以使用该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低于票面的价格从愿意充当中间人的银行套取现金。征收利息被视为高利贷而受到教会的谴责，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精明的交易者从此类交易中获利。这是美第奇家族业务的本质。没有支票，说明只是口头上的，并记录在银行册子里。没有利息，储户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公司每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以补偿他们的资金所承担的风险。

乔万尼的“机密簿” [9] （libro segreto）让这个家族的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心翼翼保存账簿的故事。按照现代标准，这里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虽然早在14世纪40年代，复式簿记方法在热那亚广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现代研究者对美第奇家族整洁有序的账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档案还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负债表，一边是记录准确的准备金和存款（作为负债），另一边则是贷款客户或商业票据（作为资产）。美第奇家族没有发明这些技术，但他们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经营规模庞大，不如说是多元化经营。早期意大利银行一直是单一的经营结构，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美第奇家族银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谈判合同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多重相关的合伙关系。银行分行经理并不是雇员，而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他们从利润份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正是这种权力下放，让美第奇家族银行获得了巨额利润。美第奇家族银行在1402年拥有大约2万弗洛林金币资本，在册职员最多17人；1397~1420年所赚取的利润为151 820弗洛林金币，大约每年是6 326弗洛林金币，年收益率为32%，仅罗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过30%。这种经营模式在佛罗伦萨纳税记录上得到证明，记入其中的乔万尼的资产一页接一页，加起来总计是9.1万弗洛林金币。

1429年，乔万尼的临终遗言是告诫他的继承人，要保持其财务敏锐性的水准。26个名字中带有美第奇的男子出席了他的葬礼，所有参拜者都对这位自封的黑社会头目表示敬意。到1458年庇护二世（Pius II）成为教皇的时候，科西莫·美第奇有效地掌控了佛罗伦萨城邦。正如教皇本人所言：“政治问题在他家中得以解决。他选择任职人员……他决定和平与战争以及法律管制……他就是无处不在的国王，除了名分。”外邦统治者应与他本人接触，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接近佛罗伦萨的其他人。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指出：“他拥有的声誉，从衰落的罗马一直传颂到今天，普通公民不曾享有。”波提切利创作的最流行的肖像——一位令人关注的英俊小伙子——实际上是献给过世的银行家科西莫·美第奇的，旁边的题词是“国父”。1469年，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接管了美第奇家族银行，崛起的黑道家族——柯里亨家族，也完全建立在银行的基础之上。

美第奇家族银行总分类账细目

在波提切利的《博士来拜》中，反映了美第奇家族已经取得的成就。经过仔细观察，画中的三名智者都来自美第奇家族：给婴儿耶稣洗脚的老年男子是科西莫；在他下面，稍微靠右边，是他的两个儿子皮耶罗（穿红衣服）和约翰（穿白衣服）。另外，图上还有洛伦佐（穿浅蓝色长袍），以及紧握着剑的朱利安。这幅画由银行公会负责人委托所绘，作为礼品送给美第奇家族。这或许应该被称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崇拜。尽管美第奇家族一度令人讨厌，但现在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几乎被捧上了天。

佛罗伦萨共和国对超级金融富豪美第奇家族的打击，不可避免地引起反抗。但从1433年10月到1434年9月，科西莫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仍从佛罗伦萨被流放到威尼斯。1478年，洛伦佐的弟弟格里诺在巴齐家族策划的“巴齐阴谋”中被谋杀。由于受到洛伦佐忽视业务而热衷政治的影响，银行蒙受了损失。分行经理，像阿维尼翁的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来自布鲁日的托马索·庞蒂那瑞等变得权力更大，而监督更少。越来越多的银行依靠吸引存款，其来自贸易和外汇的收益变得更加不稳定。银行开始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布鲁日分行冒险贷款给勃艮第公爵查尔斯，伦敦分行向从未全部偿还贷款的爱德华四世放贷。为了保证公司的平稳发展，洛伦佐侵吞了市政蒙阿尔多特（一种共同基金，用于支付女儿的嫁妆）。1494年，在法国将要入侵的一片混乱中，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出境，所有财产被没收和充公。多米尼加传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指责美第奇家族给城市带来厄运，呼吁净化“虚荣的篝火”。他的呼吁得到回应。一群暴徒闯进美第奇家族居住的宫殿，并焚烧了大多数银行的记录（今天那些幸免于难的文件上，黑色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洛伦佐本人借用他在15世纪70年代创作的歌词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如果你会很高兴，那就这样做。明天还不能确定。”

然而，当富有的佛罗伦萨精英——不论是煽动叛乱者萨瓦纳罗拉还是平民暴徒——设想替代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他们很快开始眷念这个大家族。1537年，17岁的科西莫·美第奇被召回到佛罗伦萨，并于1569年被授予托斯卡纳大公爵号。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一直到1737年，延续了200多年。这个家族盾形徽章上硬币形状的图案，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个家族的起源。

[9] 　这个词被用于账簿中记录收入与利润以及具体的协议或重要的合同。美第奇家族小心翼翼保存的是关于收入和支出的账簿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账簿。

银行的诞生

虽然其他人也尝试过，但美第奇家族最先把成功的金融业务转为世袭的权力和地位。他们的成功在于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金融方面，小是不行的。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分散他们风险的方式：与以往所有金融机构相比，他们把银行做得更大、更多样化。而且通过从事外汇交易以及借贷，他们减少了违约拖欠贷款不还的可能性。

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分散他们风险的方式：与以往所有金融机构相比，他们把银行做得更大、更多样化。

意大利银行体系成为北欧国家的样板。这些国家（特别是荷兰和英国，也包括瑞典）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实现了商业上最大的成功。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决定性的金融创新浪潮，现代中央银行的先行者首次亮相。17世纪见证了三个新型机构以其不同的方式，提供服务于公众以及私人的金融职能。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成立于1609年，最初是为了解决商家在荷兰遇到的多种货币流通的实际问题——那里有不下14个铸币厂铸造的不同货币和众多外国货币。威瑟尔银行允许商家建立指定一种标准货币的账户，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或过户。（我们今天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不需要涉及现实的有形货币。一个商人要付款给另一位商人，只需要安排他在银行的账户进行扣款并相应地记入对方的账户。这个系统的限制只是要求威瑟尔银行保持存款与贵金属、货币储备的比率接近100%。直到1760年，该银行的存款余额不到1 900万弗洛林金币，而其金属货币储备超过1 600万弗洛林金币。因此，银行挤兑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手头有足够的现金，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由于某种原因而希望一次性提出存款的储户需求。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保证了银行的安全，但它无法履行现在被看做银行的决定性特征：信贷创造。

在近半个世纪后的斯德哥尔摩，随着1656年瑞典央行的成立，这个屏障被打破了。虽然它与荷兰威瑟尔银行执行同样的职能，但该央行还设计了一个街道银行，为的是方便贷款以及商业付款。对于贷款金额超过其金属货币储备问题，据说引入了后来被称为“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做法，利用了将储备的货币放贷出去可能有利可图这一事实。由于储户极不可能全部提款，因此只有一小部分钱必须作为给定期限内留在瑞典央行的准备金。因此，银行的负债主要是其存款——支付利息，贷款则成为银行的资产——收取利息。

17世纪第三个伟大的创新发生在伦敦——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进行战争融资（把政府的部分债权转为银行股权），它被赋予了独有的特权。从1709年起，只有英格兰银行唯一获准以股份制为基础开办（见第三章）。从1742年起，英格兰银行部分垄断了钞票发行，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独特形式，旨在促进付款，而不需要交易双方拥有支票账户。

为了理解上述三个创新的影响，哈佛商学院一年级MBA学生做了一个简化的“货币游戏”。游戏一开始，名义央行代表政府支付教授100美元，作为教授进行咨询的报酬。这位教授把钞票储存到一名学生运作的一家名义上的银行，并收到一张存款单。为了简便起见，假设这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0%，它把10美元存在中央银行，把90美元贷给它的客户；而客户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他的贷款——他把钱存在另一家银行。因为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10%，所以9美元存在中央银行，其余的81美元贷给其他客户。经过几次之后，教授要求学生计算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由此导入了现代货币理论的两个核心定义：M_0 ——也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它等于中央银行负债总额，即现金加上私营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_1 也称为“狭义货币”，它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存款需求。当钱被存放在三个不同的学生银行时，M_0 为100美元，而M_1 为271美元（100美元+90美元+81美元），这简洁地说明——尽管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现代部分准备金体系是如何允许信贷创新以及货币创新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教授之后突然要求他的第一名学生还他100美元，这名学生不得不拿出他的准备金，并要求第二名学生还贷，由此产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M_1 紧缩，如同扩张时一样迅速，这清楚地说明了银行挤兑的危险性。因为第一家银行只有一个储户，教授试图提款的总额是它准备金的10倍。第一家银行的生存明显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及时收回贷款，而第二家银行的客户是否要从第二家银行收回他的所有储蓄，以此类推。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能够很容易收回贷款，这个问题本质上与贷款的流动性和贷款人的资信有关。

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

必须承认，上述货币供给的定义多少有些随意。M_1 的规模总额中包括旅行支票。M_2 包括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存款凭证。M_3 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包括存在海外市场的欧洲美元，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赎回协议。我们无须在这里探讨这些技术问题。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一，银行内部和银行间不需现金的交易；二，部分准备金体系；三，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方面的垄断地位，随着这些内容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货币通过极其重要的途径逐渐形成。货币不再被理解为——正如16世纪西班牙人所理解的那样——开采出贵金属铸造成货币，现在，货币反映的是银行的具体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在正常情况下，信用是一笔钱：银行的总资产（贷款）。货币的一部分仍然包括贵金属，其增加的部分将会存于央行的金库。货币的绝大部分，由那些纸币，以及被确认为“法定货币”的货币与名义上存于存款账户的看不见的货币构成。金融创新接纳了无生命力的波托西的白银，并把它变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种基础建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之上，并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从事信息收集和风险管理。它们的利润来源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负债费用和资产收入之间的差额，不把准备金降低到导致银行挤兑的地步。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

货币指的其实是信用，而非金属，此种观念在马德里似乎从未被接受。

银行的演变

经济的快速增长（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并随后在整个19世纪扩展到西欧和欧洲的延伸地区北美及澳大利亚广阔的定居点）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7世纪以来银行业的发展，金融史学家尚无定论。毫无疑问，金融革命要领先于工业革命。虽然引发工业革命的纺织品加工和钢铁生产的决定性的突破，并未严重依赖银行的融资。但是，银行在欧洲大陆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英国更重要。实际上，是更先进的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要从中寻求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徒劳的。这两种进程相互依存并自我强化，这种观点才是合理的解释。这两种进程伴随着经常性突变（技术创新）、新事物形成（新型公司的创造）和间断平衡（危机将决定哪些公司生存以及哪些消亡），表现出了明显的进化特征。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大部分的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空中楼阁。”在他出版《国富论》后的年代，金融创新呈爆炸之势，欧洲和北美各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激增。历史最为悠久的是票据贴现银行，为从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商人提供融资。在亚当·斯密时代，伦敦已经成为一些非常成功的银行如巴林银行的基地，这些银行专门从事大西洋两岸的商业金融服务（这类业务后来才为更多人所知）。由于监管的原因，几乎所有的英国银行在此期间都是私营银行。一些银行专门从事伦敦城里的商业金融服务（伦敦东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商业金融中心）；一些银行开展地产业务，也就是所谓的“乡村银行”，其兴衰与英国农业收成好坏密切相关。

金融演变和自然演变的决定性差异在于所谓的“智能设计”作用，要知道管理者是人而不是神。英格兰银行经过长期的试错过程之后，渐渐地开发出公共职能，1826年重新获得了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并在英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逐步接管了乡村银行的货币发行业务 [10] 。英格兰银行在同业往来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银行间越来越多的“结算”款项要通过英格兰银行完成。随着限制商业票据贴现率的《重利限制法》于1833年被最终废除，银行能够充分利用其位于城市的大银行规模优势。银行贴现率越来越多地被看做“货币市场”（主要是通过商业汇票贴现进行短期贷款）最低的短期利率。

40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依旧是，银行储备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在19世纪40年代，时任总督的霍斯利·帕麦尔的观点就是准备金只需包括1/3金币或金条，实质上其受到再贴现业务量的调节。当时英国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会在货币过量发行与通货膨胀方面冒很大风险。1844年皮尔主持通过《英国银行法案》，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部；二是独立的货币发行部，它被赋予没有黄金保证的1 400万英镑银行券发行额度，可以持有未指定用途的金币和金块，并根据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平衡来决定增减，即银行券发行数额不得超过黄金保证的数额。然而，一再发生的危机（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发生三次危机）清楚地表明，这种过于僵化的束缚，使得《英国银行法案》在每次危机中都不得不暂时中止，以避免流动性的彻底崩溃。危机爆发之后，在见证了欧沃伦格尼银行因大规模挤兑而倒闭后，《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哲特才把英格兰银行在危机中的作用准确定位于不考虑罚息而自由提供信贷的“最终贷款人”，以防止流动性危机。

应当强调的是，沃尔特·白哲特并不能完全解决维多利亚时代的货币问题。根据每盎司黄金兑换3英镑17先令101/2便士的汇率，一英镑可以兑换成一定的、不可改变的黄金数量，这一神圣的原则创立于大师辈出的牛顿爵士时代。在应对这一神圣原则的挑战时，沃尔特·白哲特并不比19世纪其他杰出的经济理论家更高明。为了弄清楚当代有关金本位制的讨论，就要在诸多方面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屈从于贵金属，正如3个世纪之前的征服者一样。“贵金属仅仅是货币，”城市贵族巴伦·奥费斯迪宣称，“纸币能成为货币是因为它们代表贵金属货币。否则，这就是诈骗。并非所有的储户都能获得贵金属货币，因此存款不是货币。”如果这一原则得到遵守，并且英国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真正取决于英格兰银行储备的金币和金条数量，那么英国经济的增长将完全窒息——即使考虑到19世纪新金矿发现的扩张效应。

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由于受到限制，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黄金储量实际超过流通中的纸币价值。这使新型银行，特别是吸纳存款的银行激增，使货币扩张成为可能。1858年以后，股份制银行的限制被取消了，为几大商业银行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伦敦西敏寺银行（成立于1833年）、国民银行（1834年）、伯明翰米德兰银行（1836年）、劳埃德银行（1884年）和巴克莱银行（1896年）。自欧沃伦格尼银行倒闭以来，起源于比利时（兴业银行）、法国（信用动产）和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的类似工业投资银行在英国的发展不太成功。重要的是，事实上银行并没有购买工业企业的大宗股票，而是吸纳存款，为新银行贷款的不断扩大奠定基础。

20世纪之交，新的储蓄银行的激增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到1913年，英国储蓄银行吸纳的存款达2.56亿英镑，大约占英国存款的1/4。与那些被称为“大银行”的诸如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相比，德国储蓄银行的资产超过它们2.5倍还多。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银行的居民存款总计近12亿英镑，而流通中的纸币仅有4 550万英镑。目前，货币主要存于银行，虽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却从未被忘却。

尽管存在差异，但最先进的经济体基本上遵循了英国的做法，即通过独有的央行和存款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大型机构进行调节。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德意志帝国银行成立于1875年，日本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分别成立于1882年、1907年。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银行业表现出明显的集中倾向，具体体现为乡村银行数量的下降——从高峰时期1809年的755家到1913年减少至17家。

金融业在美国的演变迥然不同。在那里，议员唯恐银行家势力过于强大的观念，两次扼杀了央行（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萌芽，因此直到1913年才通过立法创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直到现在，美国金融界才真正开始享有充分的发展自由。1864年颁布的《国家银行法》，在建立私营银行和欧洲标准的最低资本金要求方面，大大降低了障碍。与此同时，建立跨州银行还存在障碍。这些法规条文合并后的影响就是，银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数量急剧攀升，从1899年不足3 600家激增到1922年高峰期超过8 200家。大批资本不足的银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隐患，恐慌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常态。在那场大萧条危机中，最令人惊叹的是，运作超过15年的货币部门加剧而不是减轻了银行危机。1933年，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大大降低了美国银行遭受挤兑的脆弱性。然而，银行业仍然高度分散，直到1976年缅因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州际银行合法化的州。到1993年以后，在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新的银行危机（见第五章）之后，全美的银行数量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首次低于3 600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黄金兑换体系的努力，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错误。

1924年，凯恩斯把金本位制贬为“野蛮的残余”。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黄金兑换体系的努力，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金本位制有其优势。固定汇率有助于在贸易与降低交易成本方面预测定价，而长期平稳的价格可以给出一个通胀预期。金本位制还可能降低政府奉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借贷成本。基于金本位制的货币钉住单一商品或其他货币的困难在于，决策者被迫选择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要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换言之，这是一个“三角困境”，即所有货币部门中只能在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国内经济稳定三者之间同时选择两个。央行力求在钉住汇率制下保持货币价格稳定，尽管钉住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短期利率波动幅度更高。如果货币供给受到限制（如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黄金的供应随需求而变），这可能意味着通货紧缩。钉住汇率制度可以传输金融危机（如1929年后金本位制恢复过程中所发生的）。相比之下，主要基于银行存款的货币体系和浮动汇率摆脱了这些制约因素。金本位制已经垂死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其存在不再有意义的日子——1971年8月15日终于到来了。那天，尼克松总统关闭了所谓的“黄金窗口”——此前美元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这扇窗口可以换取黄金。从这一天开始，货币和贵金属之间百年联系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10] 　从技术方面讲，垄断只适用于伦敦半径65英里范围内，并且在18世纪，私营银行并没有被禁止发行钞票。

破产与成功的循环

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以蓝调、烧烤和破产而闻名于世。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银行家，也就是美第奇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如何解决不可靠的借款人所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孟菲斯无疑是值得拜访的地方。

美国每年平均发生150万~200万起破产案，几乎所有涉案个体都选择了破产而非履行不可控的义务。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破产案发生在田纳西州。与16世纪的威尼斯或目前格拉斯哥的某些地区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一过程似乎相对无痛。大部分陷入困境的孟菲斯借款人可以逃避或至少减轻其债务，而免于人格耻辱和人身伤害。让人难解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建立在易于失败的经济基础之上。

当我2007年夏天首次访问孟菲斯时，我对无处不在的、宽松的信贷和容易破产的现象困惑不解。我沿着一条靠近城市中心的典型街道散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场和快餐店，这是田纳西州人主要的消费区。之后是一个“税务顾问所”，随时准备帮助那些缺少现金的人申请低收入税收抵免。我看到了一家提供汽车贷款的商店，在它的隔壁是次级按揭公司，还有一家提供预付工资的支票兑现店（200%的利息），还有一家百货公司大小的当铺。为那些典当全部家产的人提供便利的场所是“伦塔中心”，那里同时提供廉价的家具和电视机出租。街上还有给献血者支付55美元的“献血中心”。现代孟菲斯为“血本无归”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全新的释义。与一磅肉相比，一品脱的血液可能不是那么难以放弃，但它们令人不安的相似。

不过，在孟菲斯拖欠债务的后果不像威尼斯的安东尼奥那样面临严重的死亡风险。在参观完“献血中心”之后，我的下一站是乔治·斯蒂文森的办公室，这名律师通过为在田纳西州西区的美国破产法院的破产案提供咨询意见谋生。在我前往田纳西州的旅途中，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案在孟菲斯地区就有大约3万件，所以我并不惊讶地发现破产法院挤满了人。这一系统似乎运转非常平稳。一个接一个陷入债务困境的个人和夫妻坐下来与代表他们与其债权人谈判的律师进行交谈。甚至还有一个解决迅速破产的快捷通道，但平均只有3/5的破产案与债权人达成了协议。

走出不可持续的债务并重新开始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还没有债务人监狱，而英国债务人曾经因债务拖欠问题最终在监狱煎熬多年。自1898年以来，每个美国人都一直享有清算或个人自愿重组的权利。不论贫富，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把破产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几乎等同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中蕴涵的这种理论是为了鼓励创业，以促进建立新的企业。这意味着即使人们的计划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出差错也有机会得以喘息，从而使天生的冒险者通过试错学习吸取教训，直到他们终于弄清楚如何赚取100万美元。毕竟，今天的破产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成功企业家。

乍一看，这个理论似乎在发挥着好的作用。许多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早期的努力并未如愿成功，其中包括番茄酱大王约翰·亨利、马戏团掌门菲尼亚斯·巴纳姆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有这些人最终富甲一方，至少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去尝试、去失败，然后重新开始。然而，如果细细琢磨，你会发现在田纳西州却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在孟菲斯破产法院的民众并不是破产的商人。他们只是普通的无力支付账单的个人——年老的美国人如果没有投保私人医疗保险，往往会突然面对大量的医疗费。破产的设计旨在帮助企业家和他们的生意，但现在98%的破产案属于非商业类。破产的主要驱动力丧失了创新精神，而转变成消费信贷。2007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5万亿美元。早在1959年，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平均不到16%，而现在达到24% [11] 。今天的金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种消费贷款爆炸式增长的原因，并估算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这种后果似乎有可能在破产率不断攀升的地方——如田纳西州等地——发生）。

在我们可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金融体系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市场在过去20年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全球化。回答问题必须基于货币和银行的演化，而其中负债是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货币创造和金属货币之间联系的突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和信贷繁荣，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衡量广义货币输出在过去100年的流动性比率 [12] ，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广义货币在“黄金兑换窗口”关闭前约占70%以上，到2005年上涨一倍还多。在欧元区，这种增长趋势异常突出，从1990年超过60%到今天不到90%。与此同时，发达世界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下降。欧洲银行资本现在不足其资产的10%，而20世纪初约为25%。换言之，银行不仅考虑吸纳更多的存款，而且它们把其中较大比例放贷出去，并尽量减少其准备金量。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总资产大约相当于这些国家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国际银行业总资产在2006年12月约为2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63%。

纽约1908~2008年黄金价格走势图

那么，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不再拥有其价值，正如它在金本位制时代？如今的美元是在1957年设计的。自那时起，其购买力相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而言下降了惊人的87%。在此期间年通货膨胀率平均超过4%，是欧洲所经历的波托西白银引发的所谓价格革命速度的两倍。如果有人在1970年花费1 000美元购买黄金作为储蓄金，在黄金窗口仍然开着的条件下，他将买到超过26.6盎司的黄金。在撰写本书时，黄金交易价格接近每盎司1 000美元，他可以卖掉他的黄金获得26 596美元。

没有货币的世界将会比如今的世界情形更糟糕。把所有的放债人仅仅视为盘剥不幸的债务人的吸血鬼的想法是错误的。高利贷者的行事方式也许如此，但银行自美第奇家族统治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逐步走上正轨，正如罗斯柴尔德三世所简要提出的：“促进钱从所处的A点流动到有需要的B点”。简而言之，信用与债务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与为国家创造财富的采矿业、制造业或移动电话同等重要。很少有人把贫穷直接归因于滑稽的、贪婪的金融家。造成贫穷的原因往往是缺乏金融机构和银行，而不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存在。正如格拉斯哥的居民，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用网络时，他们才能逃脱高利贷的魔掌；只有当储户可以把他们的钱存在可靠的银行中时，货币才能从有闲阶层流动到需用钱者。

银行的演变是货币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因此，银行的演变是货币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起源于2007年8月的金融危机，与传统银行的放贷，或确切地说，与2007年银行破产数量关系甚微。这次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在于“放贷证券化”（银行把初始贷款重新包装再销售出去）的兴衰。银行兴起之后，随后促使现代金融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债券市场诞生。

[11] 　同期，抵押贷款债务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54%上升到140%。

[12] 　经济学家称这种比率为“马歇尔K值”，是以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命名的。严格地说，K值是货币基数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译者注

第二章

债券市场：人性的奴役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债券市场比邦德先生更强大？

战争是金融创新的源头吗？

债券市场通过制定长期利率控制世界吗？

导读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第二次伟大的革命。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它也是债券市场之父。战争消耗了资源，损失了人口，而最终体现为钱财的缺乏。自己向自己借钱，这就是城邦国家解决军费短缺的办法，并由此创造了债券市场。

战争创造了债券市场，也创造了主宰债券市场的巨人，进而让金融家成为战争的另类主导者。内森·罗斯柴尔德用债券资助了战争，更在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借用货币发动了战争。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战争创造了货币。

战争不仅创造了债券市场，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带来了另外一个魔鬼，这就是通货膨胀。我们印象中的阿根廷是足球、马拉多纳和庇隆夫人的传奇，但我们还应该知道，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今天，这个国家的昔日繁华已似水流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阿根廷从世界之巅跌落？

债券聚集了民间的闲散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资助了战争与经济发展，而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也提醒我们，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现代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要在保持币值稳定与维持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平衡。如何控制外债水平，如何保持汇率稳定，如何在面临货币危机时进行自救和国际协调，成为全球化时代货币部门的重要课题。

债券的“杀人执照”

在  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首个100天的早些时候，他的竞选班子成员詹姆斯·卡维尔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我过去经常想，倘若果真有来生，我希望转世投胎做一回总统或是教皇，或者一名400码棒球击球手。”他对《华尔街日报》说，“但现在我想通过债券市场重生了，因为它能吓唬每一个人。”令他倍感吃惊的是，债券价格在之前11月份美国大选刚刚结束之后便出现了上扬，而在此之前，总统实际上还没有发表承诺降低联邦财政赤字的演说。“投资市场中聚集的是一群强硬派。”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评论道，“总统作出的努力可靠吗？政府会持之以恒地推动投资市场吗？显然他们已经作出肯定的判断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说，如果债券价格继续攀升，将成为“迄今为止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因素”。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些政府官员如此毕恭毕敬——甚至畏惧地谈论一个只是买卖政府“借据”的市场呢？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政府（以及大型公司）通过发行债券，从范围更加广泛的人们和机构（而不仅仅是银行）那里借用资金。下页图展示的是一张日本政府发行的面值10万日元的10年期债券，以及一张1.5%的固定利率息票——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所积累的838万亿日元庞大国债的冰山一角。这张债券包含有日本政府的承诺，即在未来10年内每年向任何该债券持有者支付10万日元的1.5%的利息。债券的最初购买者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市场价格出售债券。在本书撰写之时，该债券价格约为102 333日元。为什么？因为强大的债券市场就是这么认定的。

大约800年前，债券市场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中悄然萌芽，发展至今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当今国际市场交易的债券总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而国内市场交易的债券（例如日本投资人持有的日本政府债券）市值则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0万亿美元。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清楚）——都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债券市场的影响。首先，我们积攒下来以备年老之时使用的资金中绝大部分都被投资到了债券市场。其次，因为债券市场规模庞大，而且政府被看做最值得信赖的借款人，所以可以说，债券市场为整个经济设定了长期利率。当债券价格下跌时，利率将会上涨，其后果就是给所有借款人带来痛苦。它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10万日元待存，那么购买10万日元的债券不但可以保证本金安全，同时还能为存款人带来定期利息。更精确地说，如果债券按照1.5%的固定利率或“息率”付息，那么10万日元的债券每年产生的利息就是1 500日元。但是，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利息率计算。该债券当前的市场价格为102 333日元，那么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应为：1 500/102 333=1.47% [13] 。现在设想一下这种情形——债券市场开始因为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而感到恐慌。假如投资人开始担心日本政府可能无力支付此前承诺的年度利息；或投资人开始对日本货币也就是日元的健康状况担心，因为债券以日元结算，利息也用日元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恐慌的投资人会抛售他们手中的债券，进而导致债券价格下跌。而只有当债券价格足够低廉，从而弥补日本政府违约或货币贬值等不断增长的风险的时候，才会有购买者购买债券。我们不妨假定我们的债券价格下跌到了8万日元，那么收益率是：1 500/80 000=1.88%。也就是说，突然间，日本整体经济的长期利率上涨了0.41%——从1.47%上涨到1.88%。那些在市场变化之前为了保障退休生活而投资债券市场的人，将会蒙受22%的损失，因为他们的资金与债券价格以同等幅度下降。如果投资人在市场变化之后想要办理抵押贷款，他们会发现每年至少要多付0.41%（按照市场上的说法，41个基点）。管理着世界上最大债券基金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负责人比尔·格罗斯说：“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是所有市场之本；信贷成本以及利率（关于基准债券），最终决定股票、房产以及所有资产类型的价值。”

日本政府发行的10年期债券与息票

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

在政治家看来，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每天都对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作出判断。但是，债券市场真正的能力在于，能够通过较高的借贷成本对政府施加影响。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中，存在着一条反馈回路：更高的支付利息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将会更加糟糕，债券再次遭到抛售，利率再次上涨……政府迟早都要面临无法回避的三选一的困境：拖欠部分债务，印证债券市场最严重的担心？或者为了稳定债券市场，削减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惹恼选民或既得利益集团？抑或力图通过增加税收而降低财政赤字？债券市场的建立，为政府借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在危机阶段左右着政府政策。

那么，“债券先生”是如何变得比伊恩·佛莱明所创造的邦德先生更强大的呢？还有，为什么债券和邦德都具有“杀人执照”？

[13] 　这里不应该与到期收益率混为一谈，其中要考虑到政府发行的按面值赎回债券的时间。

债务如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说是债券市场之父。在彼得·范·德·海登非凡的版画《财富之战》中，存钱罐、钱袋子、硬币桶以及藏宝箱——大部分都配备着剑、刀和长矛——在一片嘈杂的混战中互相攻击。镌刻在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诗文同时还说：“只有当你能够筹集到战争所需的钱财时，战争才有可能爆发。”同金融史上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通过专为政府债务设立的市场给战争筹集资金，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

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的中世纪城邦——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都处于互相争战或与其他意大利城邦争战的状态之中。这是人力和财力耗费都很巨大的战争。不过，各个城邦都不会让自己的公民从事战争这样的脏活，他们雇用军事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召集军队，吞并敌人的土地、掠夺财宝。在14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众多军事承包商中出现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威武的风采现在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壁画上仍然清晰可见——这幅画最初由一个佛罗伦萨人委托他人所作，以表达其对这位“无与伦比的领导人”的崇敬之情。尽管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这个雇用兵领袖竟然是一个生长于英国斯拜尔·赫丁翰的艾塞克斯男孩儿，他就是约翰·霍克伍德。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代表意大利城邦娴熟地四处征战，意大利人称他为“一个敏锐的人”。为了奖励霍克伍德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佛罗伦萨人送给霍克伍德多处房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的蒙特奇奥城堡就是其中之一。霍克伍德是一名雇用兵，愿意为任何出钱者卖命，不管是米兰、帕多瓦、比萨还是教皇。佛罗伦萨韦奇奥宫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壁画描绘了1364年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军事冲突。那时候霍克伍德正在代表比萨作战。不过，15年后，他又转而投奔佛罗伦萨，其最后的军事生涯都效力于佛罗伦萨。为什么？因为佛罗伦萨能付给他钱。

彼得·范·德·海登的《财富之战》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

连年争战的军费开支使意大利各城邦陷入危机。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政府开支也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为了向霍克伍德之流支付酬金，佛罗伦萨陷入了财政赤字。从托斯卡纳国家档案中，人们可以发现佛罗伦萨的债务如何增长了百倍，也就是从14世纪初的5万弗罗林，增长到1427年的500万弗罗林。这确实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并因此被称为“公共债山”。到15世纪早期，借款金额已经占到了城邦收入的70%。那座“债山”几乎超过了佛罗伦萨年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佛罗伦萨人从哪里能借到这么一大笔钱呢？答案是：从他们自己那里。实际上，富有的市民是被迫借钱给城邦政府的，因为这样可以取代缴纳财产税。作为对这些强制性借款（贷款）的回报，市民将会获得利息。从技术层面来讲，这笔借款对于市民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不是“高利贷”（正如我们所知，高利贷是教会明令禁止的）。因此，作为一种对源于现实或假设的强制投资的成本补偿，利息支付能够与教规达成契合。正如苏萨的霍斯特西斯大约在1270年所记录的那样：

如果某个擅长从事贸易和集市交易并因此从中获益的商人出于对我的仁慈，把他原本用于做生意的钱借给急需的我，那么我有义务为他支付利息。

佛罗伦萨金融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如果投资者急需现金，他们可以把这些贷款出售给其他市民。换句话说，它们属于流动性资产，尽管那个时候的债券只不过是皮封面账簿上的一些条条道道。

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

事实上，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到14世纪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缴纳钱财以支撑城邦公共债务，尽管大多数筹款来自那几千个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贷业务不仅证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财富规模，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城邦财政的支持力度。佛罗伦萨金融系统能良好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把持着政府及其金融命脉。这种寡头权力结构为债券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世袭君主不同（他们可能专断地违背对债权人的承诺），佛罗伦萨发行债券的人通常就是购买债券的人。因此，他们对看到自己获得利息非常感兴趣，这不足为奇。

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筹到能够支持毫无收益的战争所需的款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随着意大利城邦债务的增加，他们不得不发放更多的债券；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越多，他们拖欠偿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纪末期就开发出了一套公共债券体系，比佛罗伦萨还要早。“老山”是14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及其他敌手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筹资方式。1463~1479年间，随着和土耳其连年战争的延续，一座新的债山堆积而起。公共债券的投资人年收益率为5%，每年分两次偿付，利息来源于城市的各种消费税收（对各种消费品比如盐等所征收的税）。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人也是强制放贷，但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人可以把债券卖掉套现。然而，在15世纪末期，威尼斯连续的军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债券市场。那些在1497年价值为80（低于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债券，到1500年价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后在1509年从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盘。1509~1529年间最低点的时候，“老山”价值仅为3，而“新山”价值为10。

现在，如果你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购买政府债券，显然要面临风险，即参战国可能无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于债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购买到收益率为面值10%的债券，你将能赚取50%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你所期望获取的合理回报，在你准备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债券市场从整体上为经济设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么，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获得某种战争溢价。因此，1449年，当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在伦巴第地面以及海上开战时，其遭遇债券极度贬值和利率飞涨的严重金融危机并非巧合。同理，1509年债券市场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军队在阿格纳德罗的溃败。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相同的：商业活动搁浅，最后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对债券市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北欧地区，那里的城邦政权在不与教会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也在竭力填补赤字。那里出现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禁止在贷款的时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贷法》并不适用于被称为“普查”的中世纪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一方从另一方手中购买年支付流。在13世纪，这种年金方案开始从法国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来）以及佛兰德的城邦（如根特）发行。他们采用两种形式：遗赠年金——购买人可以将其遗赠给后嗣，或定期年金——购买人死后即告废止。卖家而非买家有权通过偿还本金赎回年金。到16世纪中期，年金销售大约拉动荷兰的收入上升了7%。

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以城邦作为媒介。在法国，巴黎市政厅代表君主筹集资金；在西班牙，王室债券需通过热那亚的圣乔治公司（一家购买城市征税权的私人财团）和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现代证券市场的先行者）筹集资金。然而，投资人对王室债务进行投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各个寡头统治的城邦对其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债务清偿；同样，专制的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约事件，分别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债务清偿。

西班牙陷入金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西班牙试图染指荷兰北部叛乱省份，但最终失败所产生的巨额开支。这些叛乱省份抵制西班牙的法律，这成为西班牙金融和政治历史上的分水岭。在共和体制下，联合省融合了带有民族国家性质的城邦优势。他们把阿姆斯特丹开发成一个综合多种有价证券的市场，从而有能力筹集战争经费：这些债券不仅包括终生和永续年金，还包括抽签公债（投资者凭此购买并获得大量收益的概率微乎其微）。截至1650年，当地已有超过65 000名年金收入者把资产投到一种或多种债券上，从而帮助荷兰筹集到了维持长期战争的资金，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随着荷兰从自卫到帝国扩张的转变，其债务飞速增长，从1632年的5 000万盾飞涨到1752年的2.5亿盾。不过，荷兰债券的收益率下降较为平稳，1747年的降幅只有2.5%——这一方面表明联合省的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也表明投资人对荷兰政府违约偿付的可能性并不担心。

1688年的光荣革命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逐离英国王位，荷兰新教的奥伦治王子随即上台，这些变革加上其他方面的创新，打通了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英吉利海峡通道。英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国的明显不同。英国国王拥有的土地已被售出，这早于其他地方；他们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增加议会的权力去控制王室的花费了。他们在建立只靠薪水而不是贪污维持生存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光荣革命突出了这种差异。从那时开始，不再会有违约偿付的情况发生（1672年的“财政署止兑”让伦敦的投资人记忆犹新。当时英国王室深陷财务窘迫境地，国王查理二世不得已而采取止兑措施），不再会发生货币贬值，尤其是在1717年金本位制实施后。王室财政将由议会详细审查，并将努力解决斯图亚特王朝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债务，通过亨利·佩尔汉姆爵士“整理公债基金”来实施，这一景象在1749年达到高潮。法国的金融政策与此恰恰相反，政府违约偿付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筹集为市民服务的款项，法国政府办公室被变卖用于筹款；税收被私有化或“外包”，预算少得不可理喻；三级会议（法国议会最重要的事情）休会，上台的议长力图通过发行长期公债和联合养老基金筹集资金，相关条款对投资人极其优惠。18世纪中期的伦敦债券市场欣欣向荣，政府的“统一公债”在债券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债券流动性强（也就是说债券容易出售），这对外国投资人（尤其是荷兰的投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在巴黎，相比之下，债券市场远远落后。法国的金融分化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英国统一债券的成功

著名的英国统一债券（尽管有争议）是所有发行过的债券中被证明最成功的，因此值得我们了解。在18世纪末期，投资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投资：一种是收益率3%的债券，另一种是收益率5%的债券。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债券，都属于永久债券，没有固定的到期日，如果债券市价等于或高于其面值（“票面价值”），政府能够回购（赎回）。下页的插图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统一公债——一份部分印刷、部分手写的收据，标有投资金额、债券面值、持有者姓名和日期：

1796年1月22日，收到安娜·霍伊斯夫人101英镑，按100英镑支付利息或股份或联合股份，收益率为5%……在英格兰银行内可流通。

假定霍伊斯夫人花101英镑购买了面值100英镑的统一公债，她的年收益率将稳定达到4.5%（尽管这不是投资的最好时机）。当年4月，年轻的科西嘉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国军队在蒙特诺特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20年，拿破仑对英帝国的债券和金融市场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但他完全不顾及欧洲的和平，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哈布斯堡皇族和波旁王族。要打败拿破仑，英国政府将会债台高筑。当政府债务上升时，个人持有的债券价格将下跌——最低的时候，英国财富缩水30%。

安娜·霍伊斯1796年1月购买的收益率为5% 的统一公债

1796年，很少有人会预测到，这个矮个子科西嘉人能成为法国的皇帝和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尽管如流星划过），至少安娜·霍伊斯夫人没有预测到。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伟大的（更加持久的）壮举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发生。在拿破仑滑铁卢溃败的几年当中，在法兰克福昏暗的犹太人聚居区内，一个“金融波拿巴”横空而出，他是债券市场的主导者，有人还说他是欧洲政治的统治者，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

“金融波拿巴”罗斯柴尔德

他拥有巨额财富，他吹嘘他能决定战争与和平，国家的信誉由他掌控；他有不计其数的通信记者，他的信使比君主王侯的还要多；政府部长们也受他恩惠。他是欧洲大陆内阁的最高统治者，他想控制欧洲大陆。

这段文字是由英国激进的下院议员托马斯·邓司肯在1828年发表的，他所指的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内森是一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创始人，这家银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债券市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得富裕——富到足以在全欧洲建造41处华贵房产的程度。其中沃德斯登庄园位于白金汉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就是内森最伟大的曾孙，对这座庄园进行了整体镀金重建。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法，他们家族杰出的先辈内森“个子不高、肥胖、有魅力、极其聪明、万众瞩目……我无法想象他会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伊夫林·罗斯柴尔德有相似的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伦敦圣·史威丁巷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办公室内，伊夫林凝视着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画像说：“我认为他意志坚定，深谋远虑。”

尽管通信记者都受制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内森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件却很少被保存下来。从我们可以看到的内森写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手写体，像他们的所有信件一样，非常难懂的犹太德语（德语音译成希伯来语），其中描述了他所谓的犹太人的职业道德，可以看出他对不够机智的兄弟们缺乏耐心。

我写信告诉你们我的意见，因为给你们写信是我的该死的责任……我阅读你们的信件不止一次，甚至可能上百次。你们要好好反省一下，饭后我通常不做什么，我不看书，不玩牌，不去剧院，我唯一的爱好是我的生意，受此驱动，我读了阿姆谢尔、詹姆斯以及卡尔的信件……迄今为止，卡尔的信件（提到在法兰克福买一处更大的房子）令我忧虑……所有的这些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我们有钱，每个人都会奉承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去赚钱的人将会羡慕我们。我们的萨洛蒙对人对事都太过和蔼，如果一个寄生虫在他耳边耳语点儿什么事，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人；而真相是，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有各自的利益。

内森的兄弟们称他是“首席将军”。1815年萨洛蒙疲倦地抱怨道，所有你曾经写到的就是——“付这儿，付那儿，发这儿，发那儿”。凭借天生的金融天赋，内森从法兰克福偏僻的犹太人胡同起家，进而掌控了伦敦的债券市场。不过，我要再说一次，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1815年6月18日早上，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67 000名英国、荷兰和普鲁士的联军警惕地注视着离布鲁塞尔不远的滑铁卢战场，迎面而来的是由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兵力不相上下的法国军队。滑铁卢之战使英国和法国20多年来不断发生的冲突达到顶点，但那不只是两支军队间的战争，也是两种融资体系之间的一场竞赛：一方面，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依靠掠夺生存（占领区的税收）；另一方面，英国靠债务来维持。

从未有过为了军事冲突筹款而发行这么多债券的情况。1793~1815年间，英国的国债增加了3倍，达到7.45亿英镑，是英国全年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大量债券的发行对伦敦的金融市场影响深远。自1792年2月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面值100英镑、收益率为3%的统一公债的价格因为滑铁卢之战，已经从96英镑跌到60英镑以下，在某一时期（1797年）曾跌破50英镑。这是令安娜·霍伊斯夫人烦恼丛生的时期。

根据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取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内森根据战争胜负对英国债券价格的影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投机成功。一些版本的故事说，内森亲眼目击了那场战役，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风暴，在威灵顿军队取得胜利的官方消息传来之前提前到达伦敦。他在债券价格大涨前购买了债券，金额在2 000万~1.35亿英镑之间。后来，德国纳粹尽力渲染了这一传说。1940年，约瑟夫·戈培尔核准发行了《罗斯柴尔德之死》，书中描述了一个油嘴滑舌的内森，他通过贿赂一个法国将军，从而确保威灵顿军队的胜利，然后在伦敦误报战役的结局，为的是造成投资人对英国债券的恐慌性抛售，随后他以极便宜的价格猛力吸货。然而，1815年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内森的发迹不是因为威灵顿军队的胜利，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可能因此被毁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在排除一系列错误消息干扰之后，英国军队自1808年8月以来，一直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当时是威灵顿公爵，接着是亚瑟·威尔斯利爵士领导英国军队远征在前一年遭到法国入侵的葡萄牙。接下来的6年中，英国军队经常要把人员和物资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通过向大众出售债券，的确能为英国政府筹集到大笔现金，但钞票对远方的西班牙战场却几乎没有一点用。为了给军队提供给养，支持英国盟军共同抗法，威灵顿公爵需要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货币。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把债券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变成金币，然后把金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而在战时，从伦敦往里斯本运送几尼金币 [14] ，成本很高，而且危险重重。然而当葡萄牙商人拒绝接受支付汇票时，威灵顿公爵除了运送现金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小有成就的法兰克福古董交易商及证券经纪人的儿子，在1799年才到达伦敦，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英国北部的新兴工业区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购买纺织品然后出口。直到1811年，他才在伦敦进入银行业。为什么是那个时刻呢？英国政府开始求助于他解决政府的金融需求了吗？答案是，内森作为一个欧洲大陆的黄金走私犯，通过突破拿破仑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在英格兰和欧洲之间开始进行贸易，拥有丰富的经验。（诚然，破坏法国政府的威信只是眨眼间的事，但在纯粹的重商主义者的眼里，黄金从英格兰流出会不断削弱英国的战果。）1814年1月，财政大臣授权首席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雷斯“雇用绅士（内森），用最隐秘的方式在德国、法国和荷兰大规模地收购法国的金币和银币，总价值不超过60万英镑，从现在开始两个月内，尽可能完成这项工作”。这些金币要送到停泊在荷兰港口的英国舰船上，然后运送给威灵顿公爵。现在，威灵顿公爵已经穿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完全要凭借罗斯柴尔德兄弟横跨海峡的信用网络去完成大规模的黄金转运工作。他们成功完成了英国政府委托的任务。威灵顿公爵很快就“获取充足的货币供应”一事写信表示感激。正如赫雷斯写的那样：“罗斯柴尔德圆满完成了我们的各种服务委托，尽管他是个犹太人，我们还是要对他充满信心。”到1814年5月，内森已为政府转运了将近120万英镑的黄金，是最初计划的两倍。

毋庸置疑，运送数量巨大的黄金即使是在战争末期也是非常冒险的。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来看，任务艰巨，收费高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任务的原因，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现成的银行网络——内森在伦敦，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詹姆斯（内森最小的弟弟）在巴黎，卡尔在阿姆斯特丹，萨洛蒙在内森认为可能需要他的任何地方。内森五兄弟遍布欧洲，他们利用市场间的差价和汇率差赚钱——这个过程就是套汇。比如说，如果巴黎的金价高于伦敦金价，在巴黎的詹姆斯就会卖出黄金，然后把现金发到伦敦，伦敦的内森就会用这笔钱购买更多的黄金。事实上，他们代表赫雷斯所进行的交易量足够影响到价格波动，进而提高营业收益率。另外，内森兄弟也会帮助英国政府为英国的同盟军支付大笔的津贴。到1814年6月，赫雷斯统计后得出内森兄弟已经完成1 260万法郎的津贴支付业务。首相利物浦勋爵曾评论说，“罗斯柴尔德先生”已变成“一位非常有用的朋友”。他对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说：“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时，内森的兄弟称内森是“债券交易之王”。

拿破仑在1814年4月退位后被放逐到意大利的小岛厄尔巴岛，在那儿他继续统治一个小帝国。但那个小岛太小，根本容不下他。1815年3月1日是会让那些在维也纳会议上商讨重建欧洲秩序的君主和大臣惊恐不已的日子——拿破仑重返法国，下定决心复兴他的帝国。拿破仑伟大军队的退伍军人重新集结到他的旗下。内森·罗斯柴尔德听到这一“坏消息”后，立刻开始购买黄金，凡是他和他兄弟可以买到的所有金条和货币都予以购进，并转由赫雷斯运给威灵顿公爵。罗斯柴尔德家族供给的金币总价值超过200万英镑，足够填满884个盒子和55个桶。同时，内森继续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军提供津贴支付服务，在1815年，他和赫雷斯共计完成了980万英镑的交易。这种服务的佣金从2%~6%不等。拿破仑重返法国政坛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富人。但是，内森低估了购进数量如此庞大的黄金的风险，正如内森曾设想的，与拿破仑的所有战争一样，新的战争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他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

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之战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称“这将是你一生中能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战争”。在经过一天的艰难冲锋与反冲锋以及英勇防御之后，姗姗来迟的普鲁士军队最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威灵顿公爵来讲，这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并非如此。毋庸置疑，内森·罗斯柴尔德能提前得知拿破仑军队溃败的消息是件欣慰的事情，这归功于他的信使的速度比给英国内阁传递战况的威灵顿公爵的官方信使亨利·珀西少校快将近48个小时。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不希望战争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和他的兄弟拥有一大笔钱，战争一旦结束，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战争筹款了。随着和平的到来，战胜拿破仑的伟大军队将会被裁减，战时联盟将会解散，这一切意味着士兵不再有工资，不再需要为英国的战时联盟支付津贴，战争期间飞涨的金价注定要下跌。内森面临的不是传说中的巨大利润，而是惨重并在不断加大的损失。

英国统一公债的价格（1812~1823年）

但是，内森面前还是有一条可能的出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债券市场上用他们的黄金做一次大规模、高风险的对赌。1815年7月20日，伦敦《信使报》晚间版报道说内森“大量买进债券”，即政府债券。内森的赌注是，英国取得了滑铁卢之战的胜利，政府借款预期会减少，英国的债券市场价格会飞涨。内森不断买进，英国政府债券适时开始上涨，而内森继续买进。尽管他的兄弟苦苦恳求他卖出变现，内森还是鼓足勇气一直坚守到第二年。到1817年年末，债券价格最终上涨超过40%后，他才卖出。算上英镑的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内森的利润在今天价值6亿英镑。这是金融史上最大胆的一次交易，也是从拿破仑军队的溃败中侥幸夺取的金融交易的胜利。胜利者与失败者的相似性对当代不会没有影响。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劲敌——巴林银行的一个合伙人的话来说：“坦白说，我没有勇气去完成这样的交易。他们计划周密，富于智慧，执行敏捷——他们长于金钱和基金的运作，而拿破仑长于战争。”奥地利首相普林斯·梅特涅的秘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简直就是“金融波拿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就是金钱的先知。”

[14] 　旧时英国金币，合21先令。——译者注

统治国际金融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讶的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统治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当代人来讲，他们经常从神秘的角度，寻求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得非凡成就的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则记录，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拥有巨额财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法宝”，这个法宝让伦敦分行的创始人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中的大人物”。19世纪90年代，类似的故事在俄国犹太人聚居区中流传。正如我们所知，纳粹倾向于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归结于操纵债券市场的消息以及其他精明的举措。即使在今天，罗斯柴尔家族的神话仍在流传。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

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发迹，在日益国际化的伦敦债券市场扮演了主导角色。他们通过建立资本金基础和情报网络——比其劲敌巴林银行要先进得多，在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据估计，1815~1859年，他们设立的伦敦分行发行了14种不同的主权债券（sovereign bonds），面值总计将近4 300万英镑，是伦敦所有银行发行的债券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尽管英国政府债券是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最主要的债券，他们也出售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和巴西的债券。另外，1830年后，他们独家发行比利时政府的债券。特别要指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现金从政府那里购买新债券的发行份额，然后把这些债券分销到他们遍及欧洲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网络中，从中收取佣金。只有当从买家那里收到所有的分期付款后，它们才会把债券款项汇给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付给君主借款人的价格和他们卖给投资人的价格差很大（在首次公开发行后，再设定一个价格）。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以前就存在大规模的国际借款，尤其是在热那亚、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但不同之处在于，自1818年以后，伦敦债券市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下，他们坚决主张大多数新的借款国发行债券要用英国货币标定，而不是本国货币，并在伦敦或其他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机构的市场支付利息。随着1818年收益率为5%的普鲁士债券的首次公开发行，一套新的标准确立起来了。经过漫长而不断反复的商讨之后，这些债券不仅在伦敦，同时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发行 [15] 。德国法律专家约翰·海因里希·班德在他的著作《论国家债券交易》（1825）中指出，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任何政府债券的持有人……选择就近的分支机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取利息”。可以肯定的是，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生意，他们同时是债券交易商、套汇商、黄金交易商和私人银行家，也是保险、矿山和铁路投资商；不过，债券市场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与弱小的竞争对手不同，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投资于那些用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具有“投资等级”的证券上。到1829年，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发行的证券没有一家出现违约偿付情况，尽管在那个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次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多次危机中的首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

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蒸蒸日上。当内森在1836年去世的时候，其个人财富相当于英国国家收入的0.62%。1818~185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5处分支机构（法兰克福、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总资产从180万英镑上升到950万英镑。1825年，他们的总资产是巴林兄弟银行和法国银行的9倍多。到189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达到4 100万英镑，超过德国最大的5家股份银行的资产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日益发展成跨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管理各处分公司的资产。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不断增加。为了维护家族事业，他们对5个分公司的契约定期进行修订，并严格执行堂表亲联姻制度。从1824年到1877年，内森的父亲迈耶·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对新人结为连理，其中不少于15人是近亲联姻。此外，家庭都统一虔诚信奉犹太教，当其他犹太人家庭发生背教或混婚情况时，都会进一步加强他们作为“高加索王族”（即犹太）的观念。

老迈耶·罗斯柴尔德反复告诫他的5个儿子：“如果你不能让人们爱你，那就让人们怕你。”他们作为债券市场的统治者，凌驾于19世纪中期的金融世界之上。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恐惧超过对他们的热爱。与欧洲老牌贵族阶层的土地资产相比，具有更高收益率和更多流动性的新式财富的兴起令右翼反动分子哀叹不已。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

债券体系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哪里都能活下去，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靠他们债券的利息生活，靠他们便携的资产生活，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并成为首都城市的中坚力量。当各种不同的精英聚集生活在一起，知识分子、社会当局和债券高度集中，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海涅看来，作为“推翻旧贵族统治的三大恐怖人物”之一，罗斯柴尔德是与黎塞留 [16] 、罗伯斯庇尔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黎塞留摧毁了旧权力，罗伯斯庇尔消灭了旧势力的残余，而罗斯柴尔德为欧洲造就出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

把政府债券体系提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利……资助从前的特权阶级。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组建了新的贵族政府，但这一切都是基于最不可靠的东西——金钱……金钱比水更具流动性，比空气更不稳定……

同时，左翼激进分子对政界涌现出的一股新生势力表示不满。这股新生势力拥有对政府财政和大多数政策否决的权力。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发行债券的成功，有人把内森作为保险经纪人“无价值的联盟”画成漫画进行讽刺，帮助欧洲平息自由主义政治之火。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和外国势力的联系，尤其是协助奥地利，帮助该国政府反对欧洲的自由”。自由主义史学家朱尔斯·米舍莱于1842年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认识很多欧洲国家的王子，以及不计其数的交易所经纪人。他把所有经纪人和国王的名字记在心中，甚至不用看通讯簿就能和他们谈话。他曾对其中某人这样说道，‘如果你任命这个人当部长，你的账户将出现赤字。’”可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在19世纪30年代，密西西比州州长一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来到美国，就讽刺“罗斯柴尔德男爵”“体内流着犹大和夏洛克的血，品行如同他的这两个同乡”。19世纪末，平民作家哈维把罗斯柴尔德银行描述成一条巨大的黑章鱼，触须延伸到世界各地。

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允许或制止战争，这引来了大众的强烈不满。1828年，普克勒尔–姆斯考（Pückler-Muskau）指出：“如今在欧洲，不管是谁，好像都没有能力去发动战争。”20世纪早期的一位评论家 [17] 曾尖锐地提出：

大家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同盟反对的话，任何欧洲国家或任何大国通过国家债券认购，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吗？

现在，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决定美国内战的胜负结果。

我们不妨假定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战争，战争毕竟让内森·罗斯柴尔德们完成了一桩最大的买卖。如果没有战争，19世纪各国对发行债券的需求会很少。正如我们所见，战争加大了风险，会打压现有债券的价格（像16世纪的威尼斯），债务国一旦战败或者丧失领土后会无力偿付利息。到19世纪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已从经纪人变身成基金经理，专注打理他们巨大的政府债券投资。现在，战争冲突对他们来讲将会得不偿失。基于这种原因，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统一。也基于这种原因，他们不忍看到美国陷入两败俱伤的内战。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英国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决定了拿破仑战争的胜负结果。现在，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决定美国内战的胜负结果。

[15] 　一次，普鲁士财长克里斯蒂安·罗特尔试图在借款合同签订后更改其中的条款，内森暴跳如雷：“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完成了上帝和国王陛下交给我的使命，我的钱一分不少地流向了柏林……现在轮到你承担义务、遵守承诺了，别增添什么新花样了，一切必须按照我们事先商定的条款履行，这就是我的期望，你可以从我交来的款项看到这一点。”这些伎俩对内森·罗斯柴尔德没有丝毫作用。他财大气粗，大权在握，足以令耍阴谋诡计的小团伙望之兴叹。“普鲁士国王、哈登贝格王子和罗特尔财长定然心花怒放，还要感谢我们将这笔巨款寄至贵国，又使普鲁士的信用有所提升。”出生于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这位犹太人，面对一位普鲁士高官，话锋竟如此强势，这本身足以证明内森·罗斯柴尔德及其同胞兄弟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16] 　黎塞留（1585~1642），法国贵族，1624~1642年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

[17] 　这位评论家是《帝国主义》（1902）的作者J·A·霍布森。虽然被公认为早期对资本主义口诛笔伐的自由主义者，然而霍布森如排犹主义者般对金融心怀敌意：“处理数额巨大的股票，创办公司，操控价值的上下波动，交易所大鳄们如此从中渔利。银行、经纪、票据贴现、对外借款、公司宣传，组织严密，沟通迅速，坐拥各州商业心脏要地，由在金融界打拼数世纪、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一个特定家族控制，在欧洲尤为如此，这群人身居要位，从而轻易控制国家政策。”

美国内战与债券市场

1863年5月，美国内战已进行了两年，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攻下了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迫使南方邦联军队在约翰·C·佩贝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向西撤退到密西西比河畔的维克斯堡。佩贝尔顿将军的军队击退了联邦军队的两次进攻，最终在联邦军队的重重包围下，弹尽粮绝。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日，佩贝尔顿军队投降。从此开始，密西西比河牢牢地掌握在北方的手中，而南方却被一分为二。

维克斯堡之战被视为美国内战伟大的转折点之一。然而，从金融层面来看，那并非决定性的战役。在那一年多以前，维克斯堡下游200英里处——密西西比河在此处流入墨西哥湾——就发生了决定性的战役。1862年4月29日，海军上将戴维·法拉革特攻破圣·菲利普的堡垒，从而控制了新奥尔良。这场战役相对于一年后的维克斯堡之战而言，伤亡不大，战时不长，但给南方带来的损失惨重。

南方邦联筹措资金的方法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因为归根到底，南方邦联的产业能力或者人力资源如同他们的资金一样匮乏。他们在军事方面付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懈努力。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的南方邦联财政部在没有现成可用的中央税收系统的情况下，通过向其市民出售债券支付军费开支，并筹集到两笔巨额贷款，分别是1 500万美元和1亿美元。但是，在南方自给自足的农场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镇中，流动资金很有限。为了渡过难关，据说，南方邦联声称，他们已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希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家族王朝能帮助他们打败北方军队，如同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曾帮助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军队一样。

上述想法也不完全是空想，在纽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对美国陷入内战感到惊骇。作为民主党的全国主席，他一直是史蒂芬·道格拉斯最重要的支持者。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史蒂芬·道格拉斯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竞争对手。贝尔蒙特强烈抨击林肯的“没收充公和强制解放”政策。詹姆斯的第三个儿子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开始前，在家信中表达了对南方邦联的同情。于是，北方的某些评论员就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南方邦联。“贝尔蒙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所有的犹太人……都一直在购买南方邦联的债券。”这一消息刊登在1864年的《芝加哥论坛报》上。一位林肯的支持者谴责“犹太人、杰斐逊·戴维斯（南方邦联总统）以及所有的魔鬼”是邪恶的群体，反对联邦政府。当贝尔蒙特于1863年访问伦敦的时候，他亲自告诉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很快北方军队将获胜”。（不过有人怀疑就是此人说服英国帮助南方邦联的。南方邦联部长犹大·本杰明本身就是犹太人。）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选择支持南方邦联，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奴隶制度。南方邦联的信贷风险较高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毕竟，南方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在他是参议员的时候，公开主张拒绝偿付州债务）。这股猜测之风弥漫整个欧洲。当南方邦联在欧洲市场试图出售传统债券的时候，投资人表现出的热情并不高。但是，南方邦联有别出心裁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通过棉花。这是南方邦联经济的支柱产业以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他们的办法是，不仅把南方棉花的收成作为出口换汇的资源，而且把棉花收成作为发行一种新债券的后盾。当法国埃米尔厄兰格公司代表南方邦联发行棉花支持债券（cotton-backed bond）时，来自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反应更为积极。这批英镑债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把棉花以每磅6便士的战前价格出售。这批英镑债券的收益率是7%，20年到期。尽管南方军队受挫，这批债券在战时也下跌不多，最简单的原因在于债券价格是以棉花作担保的。由于战时棉花需求增加，棉花价格也攀升。实际上，这批债券的价格从1863年12月到1864年9月已经翻倍。尽管南方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被击败，但棉花的价格在上涨。而且，南方邦联处于优势地位，通过控制棉花供货量的方式，随时可以进一步提高棉花的价格。

被裁掉一部分的南方邦联附息棉花债券

1860年，利物浦港是英国纺织行业进口棉花最重要的港口，而纺织行业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经济的重要支柱，其80%以上的棉花进口来自美国南部。南方邦联领导人认为，利用这一点能帮助他们迫使英国在战争中站在他们这边。为了给英国制造压力，他们对所有出口到利物浦港的棉花实施禁运。这一举措的实施效果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棉花每磅价格从61/4美元。上涨至271/4美元。从美国南方进口的棉花数量自1860年的260万包锐减到1862年的不到7.2万包。英国曼彻斯特南部地区的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棉纺厂，雇用了大约400名工人，而这个数字只是位于兰开夏的国王棉纺厂的一个零头。国王棉纺厂总共雇用了30万名工人。没有棉花供应，工人也就无所事事。到1862年年末，半数的工人不得不被解雇，兰开夏总人口的1/4处于穷困潦倒等待救济的状态，他们称此为“棉花饥荒”。这只不过是场人为的饥荒。那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当然，棉花禁运不仅仅导致英格兰北部人们的失业、饥荒和暴乱。棉花短缺也拉动了棉花价格上涨，由此提升了南方邦联发行的棉花支持债券的价值。对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来讲，这是一种无法抵挡的投资。《泰晤士报》编辑约翰·德莱恩曾提到，后来的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就购买过一些这种债券。

然而，南方邦联操纵债券市场的能力依赖于一个条件：如果南方邦联最终无力偿付利息的话，投资人有权拥有棉花实物。如果抵押，只有货物在债权人手中才可以实施。这就是1862年4月新奥尔良的陷落成为美国内战的真正转折点的原因。随着南方邦联的重要港口被联邦军队攻占，那些想把南方棉花作为抵押的投资人不得不突破联邦海军的封锁，这种封锁不是一道，而是两道。鉴于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周围的联邦海军实力不断增长，投资人的前景黯淡。

如果南方邦联能设法坚守住新奥尔良，直到收获的棉花装船运抵欧洲，他们就可能在伦敦售出300万英镑的棉花债券。或许，一向规避风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可能冲破各种融资阻力。不过，他们解除了厄兰格贷款 [18] ，因为他们认为“这笔贷款投机性太强，会引来更多疯狂的投机者……我们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名望的人做过这种交易。”南方邦联过于自信，他们停止了棉花供应，直至无法挽回。到1863年，兰开夏郡已从中国、埃及和印度找到了新的棉花来源。此时，投资人对南方邦联棉花支持债券迅速丧失信心，这严重打击了南方邦联的经济。

南方邦联路易斯安那州面值5美元的“灰背”美元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枯竭和仅有的两份无足轻重的外国贷款，南方邦联被迫通过印刷没有后盾支撑的美元钞票，以满足战争及其他方面的花费——总价值达17亿美元。美国内战中的交战双方都不得不印刷钞票，这是实际情况。但到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的“绿背”美元按照金价仍然约值50美分，而南方邦联的“灰背”美元仅值1美分——在1864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枉然。南方各州和市政府纷纷印刷自己的钞票，这使情势进一步恶化。再加上南方邦联的纸币印刷技术低下，导致钞票很容易被复制，伪币泛滥。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于是发生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的物价飞涨了大约40倍，而北方的物价仅上涨了60%。在1865年4月，也就是南方邦联军队将领投降前夕，南方的经济正走向崩溃边缘，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南方战败最明显的预兆。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对的。那些投资南方邦联债券的人最后损失惨重，一无所有，因为获胜的北方联邦政府不承认南方邦联的债务。最后，南方邦联除了印钱筹措战争经费之外，别无选择。历史上抵制债券市场的企图，最终都会在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和军事屈辱中结束，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

[18] 　南方邦联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从国外筹集资金的行动。1863年南方邦联政府与法国的埃米尔厄兰格公司达成协议，该公司同意购买南方邦联政府1 500万美元债券，以棉花作担保。南方邦联政府允许该公司以77美元的价格收进面值100美元的债券，然后以90美元的价格出售。

食利者的安乐死

19世纪，被南方邦联债券搞得倾家荡产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在美洲，让这些债券投资者大失所望的远不只南方邦联，因为这只代表了最北边的欠债情况。在里奥格兰德河 [19] 南部地区，拖欠债款和货币贬值的现象相当普遍。发生在19世纪拉丁美洲的种种迹象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暴露了20世纪中期即将到来的最普遍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些最有可能投资债券并能从即息偿付中获利的社会阶层，在当时最禁不住打击。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拉丁美洲共和党人较早地发现，如果债券持有者大部分是外来者，那么拖欠造成的伤害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拉丁美洲早早地发生了债务危机也就并不意外了。1826年9月，当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同时拖欠早些年在伦敦发行的债券时，第一次大规模的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了。

在诸多方面，债券市场还是很有威力的。到19世纪晚些时候，拖欠债款的国家面临着许多风险，如经济制裁、财政制约，甚至是军事干预（至少来自五个方面）。格莱斯顿在1882年威胁埃及，如果埃及政府不能对欧洲（包括他自己）持债人兑现还款承诺，英国将对其发动进攻。从投资者的考虑角度来说，大英帝国对于“新兴市场”的大力支持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治保护，排除了许多风险。在大英帝国之外，也有国家因拖欠债款而受到军事威胁。比如在1902年，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临时组建的海军舰队对委内瑞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而在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对其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和有效）的保护。

但从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说，债券市场存在着很多漏洞。在伦敦城这个19世纪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富有的投资者还是少数。19世纪早期，英国持债人的数量不足250 000人，仅为当时该国人口的2%，而他们拥有的财富则是该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还多，他们的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左右。1822年，来自国债的利息收入大约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公共开支的一半，超过了该国非直接消费税收的2/3。直至1870年，上述比例仍没多大变化，分别为1/3和超过一半。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税收制度：许多常用必需品需要征税，用以向少数人支付利息。难怪像威廉·科贝特这样的激进派会奋起抨击。在1830年创作的《骑马乡行记》一书中，科贝特这样写道：“所有的国债、税收和赌博都是导火索，民众很自然地被激怒了……为了人们那点可怜的收入。”他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整个国家都会毁在“那些向民众放贷以维持这个罪恶社会体制的人们……包括借贷股票经纪人和储蓄经纪人……犹太人和所有征税者”的手里。

最终将这一切结束的并不是民主制或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欧洲精英们导致的一次财政货币灾难，这个灾难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此激烈的言辞并没有动摇那些人（在法国，像食利者这类人，他们从政府公债中获得“年金”收入）的地位。相反，1830年之后的几十年成了这些欧洲食利者们的黄金年代。拖欠变得不那么频繁了。由于金本位制，纸币变得更加可靠。暂且不谈日益普及的公民选举权，食利者们的成功引人注目。储蓄银行（政府经常要求储蓄银行发行公债作为其本金）的日益崛起，真正将社会间接地纳入到了债券市场中。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社会生活方面，尤其当与经济生活交织在一起时，这些食利者们依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巴林银行、格莱斯通银行的中坚力量。最终将这一切结束的并不是民主制或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欧洲精英们导致的一次财政货币灾难，这个灾难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 　里奥格兰德河，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界河。——译者注

通胀背后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对通货膨胀给出的著名解释中说：“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它是并且只能是一种货币的增长量超过产出量的货币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发生在交战国各国内部的现象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高通货膨胀率现象的出现需要五个基本的条件 [20] ：

1. 战争导致物品短缺；

2. 战争导致政府从中央银行进行短期贷款；

3. 政府进而将债务有效地变成现金，增加了货币的供给量；

4.公众通货预期转移，货币平衡需求下降；

5. 进而商品价格上涨。

但是，纯货币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胀过程在一国要比在其他国家更能快速深远地发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导致的结果会各式各样。如果把1914~1918年间主要交战国的所有公共花费汇总，就会发现英国的总花费远远超过德国，法国的总花费远远超过俄国。以美元为单位，在1914年4月至1918年3月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共负债额的增加值远远超过同期的德国。事实上，1913~1918年间，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上涨百分比（1 040%）远高出英国（708%）或者法国（386%），但是该百分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分别为1 116%和961%。与1913年相比，到了1918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品批发价格要远远高出德国。1918年德国柏林的生活消费指数是战前的2.3倍，这个变量在英国则为2.1倍。那么，按照这些数字显示，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是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变得一文不值的是德国马克，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货币？问题就在于战时和战后的债券市场。

战争期间，所有陷入战争的国家都被战争债券牵引着。那些之前从未买过政府债券的小额储蓄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开始投资战争债券。然而，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不同，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无权涉足国际债券市场（德国最初拒绝在纽约债券市场投资，之后一直被排除在大门之外）。而协约国则可以在美国或是富有的英帝国出售债券。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则被排斥在外，只能在自己国家出售债券。柏林和维也纳虽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远比不上伦敦、巴黎和纽约。结果，德国及其同盟国在国内出售债券愈加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发行了过量的战争国债，超过了投资者的承受范围。很快，德国和奥匈政府就开始向其中央银行求助购买短期贷款，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中央银行购买的短期国债数额的上涨预示着通货膨胀的到来，因为与出售公众债券不同，将这些票据兑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到战争结束时，差不多1/3的德意志债务都是“浮动的”或者说是未清偿的。而且，德国政府发行了过量的货币，仅仅是由于战时价格管制，才未使整个国家陷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战败使得这些国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之前，各方都向纳税人和债券持有人保证，只要战争胜利，敌人将会为这些债务埋单。可是事与愿违。这些国家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意味着国家的破产。那些先前投资债券的人本希望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战败和革命意味着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德意志帝国的债权人不得不为这场灾难埋单。比战败更严重的是，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间频繁爆发的革命，更让这些投资者难以安心。还有在凡尔赛召开的巴黎和会，让这个稚嫩的魏玛共和国背上了一笔数额未定的赔款债务。当1921年债务最终确定时，德国人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数额惊人的高达1 320亿“戈德马克”（一种战前马克）的外债。这笔赔款相当于国家收入的3倍多。尽管并不是所有这些债务都即刻生息，但预计的偿付款占到了1921~1922年间德国1/3以上的财政支出。那些寄希望于德国的投资者在1921年夏天对未来并不乐观。而战后流入德国的外资仅仅是一些短期的投机货币或“热钱”，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不久就又流出了。

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1923年的那次恶性通货膨胀看成是《凡尔赛条约》导致的恶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德国人愿意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通胀与条约的签订有很大关系。德国人一直声称，战后的巨额赔偿是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除了印制更多的钞票以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去应对赔偿。通货膨胀是马克贬值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所有这些都忽略了德国国内货币危机导致的国内政治隐患。魏玛共和国的税收系统是脆弱的，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新生的政权对于那些拒绝纳税的高收入人群而言缺少合法性。与此同时，公共支出的开销没有合理的预算，政府尤其对公共部门的工资出手大方。远在与战胜国签订赔偿协议之前，税收不足加上过度开支，就导致了德国在1919~1920年间巨大的财政赤字（超出国民生产净值10%）。1923年，也就是德国中止偿付战争赔款那一年，财政赤字已相当惊人。更糟糕的是，那些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对稳定德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在1920年中期，当机会摆在面前时也无动于衷。德国财政界精英们大都盘算着，在货币贬值失控的情况下，那些战胜国会被迫修订先前有关战争赔款的协议，结果会使德国出口的商品与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相比价格低廉。事实上，局势也是这么发展的，德国马克的贬值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德国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处于战后发展衰退期时，由这场通胀引起的1920~1922年间的经济繁荣，导致进口需求大大增加，这样便消除了原来预期的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对局势作出错误估计。当法国从德国官方一心要还清债款的伪善承诺中醒过神来时，他们终于决定通过对鲁尔河流域工业区发动军事进攻来收回赔款。结果导致德国宣布总罢工（“消极抵抗”），用更多的纸币进行赔付。恶性通胀终于发展进入到最后阶段。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缺陷所导致。事实上，面对敌国战后日益减少的国内收入，确实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决德国国内和国外债权人相冲突的索赔要求。但是，许多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国内经济停滞和他国挑衅并存的状况下，最坏的结果终于发生了——德国自身货币和经济体系全面崩盘。到1923年年底，大约有4.97×10^20 德国马克在流通，每天大约有200亿马克在市面上流通，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最高的百分之1 820亿。当时的价格水平平均是1913年的1.26万亿倍。但是，确实还有一些短期的好处出现。到1922年最后一个季度为止，通过鼓励消费、限制存款以及加速通胀，德国国内生产的总产量和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正如我们看到的，贬值的德国马克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是，最严重的时刻直到1923年才到来。德国工业产量降到了1913年水平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最高峰，工会成员中有1/4失去了工作，1/4的人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不过，这并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这场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打击，以及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创伤。艾利亚斯·卡内蒂后来在描述他年轻时在遭受通货膨胀打击的法兰克福地区的那段经历时写道：“严格而具体地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群体现象。这是货币贬值的一个‘安息日’，人与钱之间奇怪的相互作用——钱代表了人，人代表了钱，人们感觉自己和手中的金钱一样‘恶劣’，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糟。金钱和人都被局势摆布着，同样都感到毫无价值。”

“贬值”是通货膨胀的主要产物。这不仅仅限于货币本身，那些以该货币计算的一切形式的资产、收入以及债券，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对于德国来说，一场通货膨胀扫清了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堆积如山的内债，成功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但却难以逃脱战前就欠下的大笔外债。通货膨胀对于税费也同样有着不小的影响，债券的持有人、拿固定工资的居民都会受到牵连，甚至还会影响到中上阶层人们的生活，包括那些食利者、高级公务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唯一能够幸免的就是企业家们——他们调高价码、买进美元、投资实业（如房产、工厂），或者使用正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恶性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长期不良后果：银行受损、利率高企，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并让经济蒙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对于德国来说，恶性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小觑。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发表了有关“食利者的安乐死”见解。他说，相比带来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虽然让那些“食利者”大失所望，却更能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知道哪种结果更恶劣。但就在那之前4年，凯恩斯本人还曾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后果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高通胀率的代价：1923年11月面值10亿的德国马克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很隐蔽地没收公民相当一部分的财富，通过这种方法，政府不但可以没收，而且可以肆意地没收。这种手段使许多人变得穷困潦倒，但却为另一些人谋得了福利。关于这种对财富的肆意重新分配，不仅仅从国家安全和稳定性上，而且对于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可信度也造成了威胁。对于那些得到横财的人来说……他们是受益者，但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抨击的目标。对于资产阶级，通货膨胀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绝不低于无产阶级对其的冲击。而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长久的债务关系（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基础）全然变得杂乱不堪，甚至失去了效用……

“现在还没有一个巧妙、可靠、能够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法。”凯恩斯把自己的见解归功于列宁对他的影响。虽然没有记录表明列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但他的同事博利舍维克·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印钞厂比做财政补给的机枪，把火药都射进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背后。

苏联的经历提醒我们，德国并不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衰退的国家。除苏联以外，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当时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在1917~1924年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拖欠了沙皇的全部债务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随即而至。俄国的债券持有者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匈牙利和希腊所经历的货币、债券市场的陷落崩溃 [21] 。

如果说恶性通货膨胀与世界大战的失利息息相关这比较容易解释得通，但这一切仍然是个谜。在近期，也有许多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困窘拖欠了外债——要么直接拖欠支付利息，要么采用货币贬值的间接手段。然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子没能随着世界战争的结束而消散，究竟是为什么呢？

[20] 　在经济学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一个等式表达：MV=PQ。其中，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量，V代表货币周转率(交易的频率)，P代表价格水平，Q代表交易的实际价值。

[21] 　1946年7月的匈牙利创造了通货膨胀率历史最高记录，当时物价上涨达百分之一百万的五次方（419后面加上16个0）。

通胀的政治与货币推手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老板比尔·格罗斯是以在赌城拉斯韦加斯玩21点起家的。在他眼里，投资债券总是有那么点赌博的因素在里面，即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不会使投资债券年利率带来的收益缩水。正如格罗斯所说的：“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而固定利率仅有5%时，这说明债券持有者的收益落后了通货膨胀5%。”正如我们所见，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削减了投资资本总额和应得利息的购买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上稍微有通货膨胀的风吹草动，债券的价格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通货膨胀率的直线飙升，相对债券市场而言，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场成为了当时最佳的投资场所。格罗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美国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时的情景（1980年4月通胀率最高时甚至近15%）。他说：“那时的债券市场十分糟糕，当时的熊市不仅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历史上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更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年收益率是负的3%，与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一样糟糕。而今天，仅少数国家的通胀率在10%以上，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还在遭受着恶性通胀带来的困扰 [22] 。追溯到1979年，全球至少有7个国家的年通胀率在50%以上，有60多个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英国和美国就位列其中。在这中间，受到通胀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阿根廷。

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史切切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

阿根廷曾一度是繁荣兴旺的代名词。“阿根廷”的名字意为白银之地，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坐落于拉普拉塔河岸。拉普拉塔河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白银之河”。这个名字不仅仅指这条河颜色浑浊的河水，也指取自于河水上游沉淀的白银。根据近些时候的估算，阿根廷在1913年曾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国家之列。在非英语国家中，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稍低于瑞士、比利时、荷兰和丹麦。1870~1913年之间，阿根廷的经济飞速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德国。阿根廷的国外资金投资甚至与加拿大相比肩。世界上两个哈罗斯百货商店的位置也绝非随意为之：一个位于伦敦的骑士桥，另一个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佛罗里达大道上。当时的阿根廷有能力，也有志于成为南半球的英国，甚至美国。1946年2月，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裴隆将军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银行。裴隆对于自己的所见大为惊讶，他赞叹道“这里的金子实在太多了，过道都无法通行了”。

而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史切切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表现明显不如其邻国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其中六七十年代尤其不理想。到了198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回降到了1959年的水平。相比1913年，当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72%，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降为34%。阿根廷逐渐被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邻国智利赶超，这令阿根廷人难以释怀。而这一切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一种解释是由于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52年、1956年到1968年、1968年到1970年以及1974年，阿根廷在这几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而1975~1990年间，年通胀率甚至达到了三（甚至四）位数，其中1989年达到顶峰，高达5 000%。另外一种解释是由于债务的拖欠：阿根廷曾分别在1982年、1989年、2002年和2004年四次拖欠外债。但是，这些解释并非那么可信。1870~1914年间，阿根廷同样遭受了至少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通胀率均保持在两位数，同时也至少两次拖欠债务。要想真正了解阿根廷经济衰败的原因，从政治和货币角度观察通货膨胀现象是很有必要的。

土地寡头曾力图把阿根廷的经济建立在对英语国家（这些国家在大萧条时期曾遭受了重创）的农业出口上。大规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无定所，这导致城市工人阶级人口过多，产生比例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开阿根廷军事政变先河，随后军事对于政治反复不断的干预，为裴隆统治下新兴的准法西斯政治铺平了道路。表面上看，裴隆为人民提供了高额的薪水，为工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为阿根廷的实业家们提供了保护性关税。而1955~1966年间，裴隆曾企图倚仗货币贬值来调和农业和工业的利益。1966年，另一场军事政变之后仍未能兑现原先的许诺，技术现代化的变革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货币再度贬值。1973年，裴隆再次当选阿根廷总统，恰巧世界通货膨胀来袭，这一次阿根廷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飙升至444%。又一场军事政变让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数以千计的人被蛮横拘押或者“失踪”。从经济层面上讲，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让阿根廷背负了快速增长的外债，截至1984年，外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尽管这还不到20世纪初阿根廷债务顶峰时期水平的一半）。同样的，在通货膨胀危机下，战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内部有镇压颠覆分子的“肮脏战争”，外部有与英国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夺战，但都没能借通货膨胀的手扫清阿根廷的外债。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包括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军事首脑、利益集团的发起者和工会，当然也包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简单说来，他们中间没有谁能够避免价格的波动。投资者尝到了亏空和货币贬值的滋味，体力劳动者也习惯了工资的起伏波动。从国内融资向国外融资的逐渐转型，意味着债券的“外流”。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货币保值的种种计划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短片故事《小径交叉的花园》中，他虚构了一位中国作家崔朋的杰作：

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会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而在崔朋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未来……在崔朋的作品中，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会出现，每一结点既是一个选择的结局，又是另一选择的起点。崔朋不相信时间的一致和绝对，他相信时间是无限连续的，相信时间是一张正在扩展、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网。

对于阿根廷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这种思维方式很恰当。贝纳尔多曾试图重新制定还债期限；凯恩斯提倡管理；而胡安·索洛期望对货币进行改革，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但没有谁能够引领利益集团顺着自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公共财政支出持续高于税收，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也没能盛行，短暂的价格稳定后通货膨胀又重整旗鼓。1989年，各条岔路在遭受了不幸后最终重新汇合在了一起：那是东欧的幸福年代，却是阿根廷的可怕年代。

1989年2月，阿根廷经历着历史上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力系统努力维持着运作，人们也慢慢习惯了长达5个小时的停电。为了避免汇率下降，银行和外汇交易所被迫关门停业，因为政府力图阻止汇率崩盘。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阿根廷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140%。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冻结了对阿根廷的贷款业务，并表示阿根廷政府已经丧失了处理公共部门赤字的能力。私营部门的贷款者也没了热情。在通货膨胀势必横扫债券市场的趋势下，投资者也都避免购买债券。随着公众恐惧心理加剧，阿根廷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也逐渐耗尽，债券价格一蹶不振。绝望的阿根廷政府只能有一种选择，即诉诸“印刷厂”，但不幸的是，这条路也走不通。1989年4月28日（星期五），阿根廷政府完全“没钱了”。对此，阿根廷中央银行副主席罗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物质供应短缺的问题”。事实上，阿根廷的造币厂用光了所有印钞用的纸张，印钞机也闲置起来。罗伯托还坦白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到星期一的时候纸币一定会印出来。”

到了当年的6月，阿根廷的月通胀率超过了100%，公众的情绪也接近了极限。而早在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超市里，就有人出于愤怒推翻了装满商品的手推车，原因是广播里刚刚播放了所有商品即时涨价30%的通知。同样是在6月，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持续了两天的暴乱和疯狂抢掠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工人的工资由于随着物价的飙升而水涨船高，使工人并未成为阿根廷恶性通胀的主要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靠固定工资吃饭的人员，比如公务员、学者，或者靠养老金和存款利息吃饭的退休人员。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通胀的主要受益者是债务累累的负债者，他们的负债随着通货膨胀一笔勾销。阿根廷政府本身就是这类受益者中的一员。

但并不是所有阿根廷债务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撇清。到1983年，阿根廷的外债（以美元标价）已累计达到了46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年产量总值的40%。而无论阿根廷的货币价值有何变化，以美元标价的债务都维持不变。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随着穷途末路的阿根廷政府的借款而增长。截至1989年，外债额度已经累计超过了650亿美元。而在下个10年里，很有可能涨到1 550亿美元。阿根廷国内的债权人已经因通货膨胀损失惨重，但只有拖欠债务才能让国家摆脱外债的负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根廷在这条路上已经来来回回走了若干次了。正因如此，1890年，巴林兄弟曾因为在阿根廷证券业投资濒临破产（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排水公司债券的不成功发行）。当时恰恰是巴林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劝说英国政府出资100万英镑挽救它，原因是巴林兄弟的破产会给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带来灾难。随后这100万英镑增值至1 700万英镑。同样是掌管银行业委员会的罗斯柴尔德让固执的阿根廷政府实行了改革。此后的贷款是附有条件的，即必须遵循货币改革政策，让比索按照独立、固定的汇率制度与黄金挂钩。然而一个世纪之后，罗斯柴尔德更关心的并不是阿根廷的债务，而是它的葡萄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插手（至少缓和）阿根廷的债务拖欠问题，采取的手段依旧是通过汇率政策，而这次选择了美元。

1991年，阿根廷财政部部长多明戈·卡瓦诺颁布了新的可兑换比索，这已经是阿根廷一个世纪以来的第六套货币了。但这种方式仍以失败告终。事实上，1996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最终降为零，3年后的1999年，通胀率甚至变成了负值。但是国内的失业率停留在15%的水平上持续不降，收入的不平衡也略强于尼日利亚。此外，货币的限制并没有与财政的限制联系起来，阿根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了国际债券市场而没有去稳定收支平衡，造成了政府公债从1994年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上升至2001年年底的64%。简而言之，卡瓦诺尽管稳住了货币的价值，打击了通货膨胀，却没能控制住潜在的社会和制度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过去曾一度引发了多次货币危机，这为阿根廷的债务拖欠以及发行另一种形式的货币提供了平台。在2001年1月和5月两次救济援助后（分别为15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阿根廷第三次伸出援手。在2001年年末，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了12%。阿根廷政府宣布延期偿还其所有的外债，其中包括共计810亿美元的债券，这也是其历史上最高额的债务拖欠。

阿根廷的实例向我们展示，债券市场并没有最初建立时那样强的影响力。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英国债券市场平均295基点的利差远远无法弥补投资者如巴林兄弟在阿根廷投资所冒的风险。同样的，1998~2000年期间，阿根廷和美国债券平均基点利差为664点，也无法平衡拖欠债务所冒的风险。当拖欠的债务公之于众，利差升至5 500点；到2002年3月，已经超过了7 000点。而在长期痛苦的交涉之后（共涉及152笔债务，6种货币形式，8个管辖范围），近50万债权人中的大多数同意接受新的债券，约合为1美元的35%——这是债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阿根廷的债务拖欠使（经济增长从此显露头角，而债券基点利差则降至300~500之间）。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主权国家债务人会去实现自己对境外投资者的承诺？

[22] 　写作此书时（2008年3月），在津巴布韦举行一场葬礼要花费10亿津巴布韦元，该国年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十万。

债券牛市

20世纪20年代，正如我们所见的，凯恩斯曾预言“年金收入者的安乐死”，预测到通货膨胀将会把持有政府债券的投资人的所有金融资产吞没。然而，在我们当下的时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看到了债券投资人复兴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之后，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已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把通胀率降到了个位数（即使在阿根廷，尽管门多萨省和圣路易斯省非正式的通胀率数值在20%以上，但官方统计的通胀率在10%以下）。随着通胀率的下降，债券市场重新复兴，进而形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债券牛市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根廷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政府债务拖欠事件——更不用提1998年的俄罗斯——但债务危机在新兴债券市场中呈现稳步下降趋势，并于2007年年初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新低，这一切都预示着投资人对未来经济不可动摇的信心。这充分证明了债券市场已死的谣传实属夸大其词。

通胀率的下降，部分原因是我们所购买的商品（从衣服到计算机）由于技术创新和生产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亚洲经济体，大多数价格已非常便宜。通胀率下降的另一原因则是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政策转变。这场转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货币主义者倡导提升短期利率，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都采取了加息行动。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更多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和目标明确，这种转变进一步加深。同样重要的是，正如阿根廷所暴露出的问题，一些结构性的通胀驱动要素变弱，工会影响力已经减小，亏损的国有企业已被私有化。但也许最重要的在于，债券市场的投资回报得到了更多社会公众的认可。在发达国家，不断攀升的财富掌握在私人养老基金和其他储蓄机构等组织手中，预计它们拥有较高比例的政府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证券。2007年一份有关11个主要经济体的养老基金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债在大众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在1/4以上，尽管低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但仍是一个较高的比例。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退休人数日益增多，靠养老基金收入生活的人群比例会不断上升。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意大利——债券市场诞生的地方。1965年，也就是大通胀爆发的前夕，意大利65岁或以上的老人只有10%；而到今天，这一比例翻了一番，大约是20%。到2050年，联合国预计这一比例将在1/3左右。在这样一个“银发”社会中，人们对固定收益证券有强大的、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低通货膨胀率以确保支付利息，保持其购买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经常性公共部门赤字能确保债券市场从不会发生没有新的债券可买的情况。意大利把国家的货币主权拱手让给了欧洲中央银行的事实，意味着意大利那些政治家们将再也不会有印钞票或平息恶性通货膨胀的机会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债券市场将会按照詹姆斯·卡维尔所描述的方式去统治世界。事实上，他所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的债券市场职能已被克林顿总统的继任者小布什淡化。2000年9月7日，也就是小布什当选总统前的数月，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被关闭。当天它显示的是：“美国国家的债务： 5 676 989 904 887美元，您的家庭分摊到：73 733美元。”在预算盈余的3年后，当时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谈到清偿国家债务是可行之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已草拟出一份计划，他说到2012年将消除债务。得克萨斯州州长高级经济顾问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就清偿国家债务的原则达成一致，但并未给出具体日期。

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的失信也许是个暗示。自从小布什入主白宫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联邦政府的债务已从5万亿美元猛增至超过9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17年财政赤字将超过12万亿美元。不用考虑对这种肆意挥霍进行惩罚，债券市场对此会有客观的回应。2000年12月~2003年6月，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从5.24%下降到3.33%，在本书撰写之时还保持在4%以上。

不过，孤立地研究债券市场不可能搞清楚艾伦·格林斯潘所指的“谜团”——这是格林斯潘对短期利率上扬相对应的低水平债券收益率的说法。因此，现在我们可以从政府债券市场转向新兴的、在许多方面更具活力的投资方式：公司股份市场。通俗地讲，就是股票市场。

第三章

股票市场：泡沫的产生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为什么股市泡沫反复出现？

中央银行在股市泡沫和萧条中起了什么作用？

市场泡沫和经济萧条可以被防止吗？

导读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股份公司。股票和股份公司的诞生，让货币进化到虚拟资产的时代。股票，成为人们实现财富梦想的现实阶梯。不幸的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爬到顶端。

因为贪婪，人类无休止地追求财富，进而推动市场泡沫的产生。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南海泡沫、大萧条、次贷危机……泡沫的产生与破裂，也呈现出周期性，但人类似乎只记得繁荣时的盛况，却记不住贪婪设下的陷阱。

资产泡沫膨胀与破灭的过程，也是谎言与骗局诞生和败露的过程。庞氏骗局、安然事件……纵观金融历史，诈骗行为层出不穷，而这些行为，在牛市时更容易发生，因为投资者为泡沫所迷醉。

由于货币发行失控，市场中的流动性越来越多，泡沫化现象的频率越来越密集。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避免投机行为，成为资本市场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监管者而言，怎样避免泡沫膨胀与是否刺破泡沫，则是利益平衡的选择。货币危机的历史也提供给我们另一个启示，这就是，泡沫的破裂与危机的爆发往往起源于一个突发事件。但突发事件的背后，其实蕴涵着必然的结果。会计制度、监管准则、货币政策、政治事件等多重因素制约着资本市场的运行。传统的金融生态是否需要打破？金融道德如何回归？怎样重建资本市场新秩序？如何避免新一轮泡沫产生？自由市场原则与强化监管共识是否蕴涵着理念冲突？金融创新会不会受到抑制？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变幻的股市

安  第斯山脉绵延4 000多英里，好似横亘在南美大陆西面的脊骨。随着纳斯卡板块开始缓慢并剧烈地向南美板块底部滑动，大约形成于1亿年前的山脉最高峰——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山也渐渐隆起，海拔超过22 000英尺。阿空加瓜山附近的小山峰看起来像是围绕着圣迭戈的耀眼的白色哨兵。只有当你站在玻利维亚高地上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安第斯山脉的陡峭程度。当笼罩在拉巴斯到提提喀喀道路的云消散后，安第斯山脉耸立于天边，在地平线呈现出耀眼和不规则的线条。

看着安第斯山脉，你很难想象哪个人类组织可以征服这个广袤的天然屏障。但是对于一个美洲企业而言，峥嵘的山峰并不比位于它们东面的茂密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可怕。这家企业着手修建了一条天然气管道，从玻利维亚跨过南美大陆到达巴西大西洋海岸，它还筹划修建另外一条也是世界上最长的管道：从巴塔哥尼亚的一端直达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如此宏伟的计划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随着现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机构——公司的产生，它的实现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公司的产生，使数以千计的个人能集中他们的资源进行冒险，从事长期的项目计划。而这类计划在利润实现之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银行业务和债券市场形成之后，由于融资的需要，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股份公司”指公司的资产由多个投资者共同拥有；“有限责任公司”指公司作为“法人”单独存在，在企业运营不下去的时候，“有限责任”可防止投资者失去他们所有的财富。投资者根据他们在公司购买股份的多少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更小规模的企业可能会以合伙的方式来运营。那些渴望扩张业务的人都倾向于建立公司。

但是，公司改变全球经济的能力依靠的是相关的创新。在理论上说，股份公司的经理应受股东的牵制，股东参加年度会议并直接或间接通过非执行董事来对经理施加影响。但实际上，公司的主要约束力来自于股票市场。在市场每天有大量的公司股份（我们称它们为股份，股票或股权，你喜欢怎么称呼都可以）被买进和卖出。人们准备以什么价格来购买公司的股票，意味着：人们认为公司在未来会赚多少钱。事实上，可以说股票市场每小时都对上市公司进行公民投票：评估公司的管理水平、产品的吸引力以及公司主要市场前景。

股票市场也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对于公司未来的盈利率的评估也必定不一样。如果我们都是计算机，我们会同步处理所有可用的信息，并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我们是人，有时只会看到眼前，并容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当股票市场价格集体上扬时，投资者就会受到一种“集体兴奋症”的控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就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的“非理性繁荣”。相反，当投资者的“动物心理”从贪婪变为恐慌时，那种早期欣喜的情绪带来的泡沫就会瞬间破灭。“动物学心理”这一比喻理应成为股票市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股票市场上乐观的买家就好像“牛”，而悲观的买家就像“熊”。当今的投资者被称为“电子兽群”，在赢利时开心地吃草，在市场下跌时四散而逃。事实上，不管怎样，股票是反映人类心理的一面镜子。人们可能意志消沉，甚至完全崩溃，然而是希望还是健忘症，总能够让人们忘记那些惨痛的经历而洋洋自得。

自股票第一次被买卖到如今的400年间，金融泡沫反复出现。一次又一次，股价飙升到不合理的高度而后又急速下滑。一次又一次，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欺诈。无耻的“内幕交易者”为牟取利润而不惜牺牲天真的新手的利益。我们对这种模式很熟悉，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 变革：经济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为某些公司创造了新的赢利机会。

2. 极度愉悦或交易过度：有关预期利润增长的利好消息导致股价快速飙升。

3. 躁狂症或泡沫：轻松的资本收益预期吸引了第一批投资者和想圈占财富的金融骗子。

4. 悲痛：内幕交易者看到过高的股价并不是依靠利润的支撑，于是开始抛售股票以赚取利润。

5. 厌恶或怀疑：随着股价下跌，外部投资人纷纷抛售，导致泡沫瞬间破裂。

股票泡沫有三个周期性的特征。第一，不对称信息的作用。关注泡沫公司经营状况的内幕交易者知道的内情往往比外部投资人多，并想骗取外部投资人的钱财。当然，这种不对称性现象在商业活动中总是存在的，而在泡沫时期，内幕交易者往往采取欺诈手段利用这些信息牟利。第二，跨境资本流动。当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时，泡沫往往容易出现。在主要金融中心的经验丰富的投机家，也许缺乏内幕交易者的那种真实的内部信息，但是比较起那些天真的投资新手，他们能很好地把握时机——尽早购买并在泡沫破灭之前及时抛售。换句话说，在一场股市泡沫中，不是每个人都失去理性。但至少有一部分过度乐观派，相比而言不是那么理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倘若没有宽松的信贷，真正的泡沫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为什么诸多的泡沫追根溯源，要归结为中央银行的无所作为或者胡作非为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诸多的泡沫追根溯源，要归结为中央银行的无所作为或者胡作非为的原因。

股市泡沫反复出现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人类很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读者可以从《商业周刊》了解到相隔只有20年的两个阶段。1979年8月13日，《商业周刊》封面上是一张皱巴巴地纸飞镖形状的股票证书画面，上面的标题是《股票之死：通货膨胀如何正在摧毁股市》，这无疑是告诉读者美国股市所面临的危机的严重性。

那时的人们纷纷从股市转向具有更高回报和更抗通货膨胀的投资领域。股票市场的最后希望——养老金已经得到批准，可以从股票、债券市场转到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甚至钻石市场。“股票之死”看起来好像是永久的现实。

1979年8月13日那天，历史最悠久的美国股票市场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875点，与1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低于其高峰期1973年1月的1 052点将近17%。15年一蹶不振的行情让人们变得悲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过几年，美国股市又回到了鼎盛的大牛市时期。在1982年8月道·琼斯指数探底（777点）之后，在5年之内又以超过3倍的速度上涨，在1987年的夏天升到了2 700点创纪录的高位。在1987年10月短暂急剧的抛售调整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又恢复了上升势头。1995年之后，上升速度加快。在1999年的9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于10 395点，这就意味着在短短的20年间，主要的美国公司的平均价格增长了近12倍。就在那天，《商业周刊》的读者激动地看到这样一段话：

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赛特在《道·琼斯36 000——在上扬的股市中牟利的策略》中提到：现在的形势无疑证实股市会达到36 000点。他们指出，市场就应该到36 000点，至少在3~5年后会达到这个目标，到那时投资者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市盈率达到30倍 [23] 是远远不够的，按他们的预测，市场最合理的收益应该是能达到100倍。

但文章刊登之后不到4个月，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这是因为人们过于高估了技术公司的未来盈利率。到2002年10月，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到7 286点，这是自1997年以来没见过的最低水平。在撰写本书的时候（2008年4月），股票交易只能达到拉斯曼和哈赛特预测水平的1/3。

衡量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的最佳方法，是将股票的总收益（包括股息的再投资收益）与其他金融资产，如政府债券、商业债券或国债的收益进行比较。后者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短期手段，就像货币市场基金或银行的活期存款一样。我出生于1964年，如果我的父母那时候能投资少量金钱在美国股市，并且每年把赚的股利进行再投资，那么在2007年他们拥有的财富将是原始投资额的70倍。例如，投资1万美元就会变成70万美元。但是，债券和国债的盈利率相比之下会很低。一只美国债券基金只能增长23倍，而国债只能增长12倍，而且这个数字必须根据生活物价情况进行下调。在我这个年代，生活物价已经增长了将近7倍。所以事实上对刚才的数值进行换算，可以得出股票赢利增长了10.3倍，债券增长了3.4倍，而国债只增长了1.8倍。如果我的父母在1964年错误地只购买了1万美元的国债，那么他们为儿子准备的这笔财富按实际换算，就会缩水85%。

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股票市场的表现能胜过美国股票市场。据估计，1920~1990年美国的长期实时股市收益率是4.73%，瑞典排名第二（3.71%），瑞士紧随其后（3.03%），而英国仅仅排名第十（2.28%）。在所研究的27个股票市场中，有6个至少遭遇过一次重大发展中断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或革命造成的。在10个遭遇股市收益率负增长的市场中，包括委内瑞拉、秘鲁和哥伦比亚，而最糟糕的是阿根廷（–5.36%）。股票长期持有并非全球通用的秘方。尽管如此，在20世纪对于大多数能提供长期数据信息的国家来说，股票的盈利率是债券的5倍左右。这个数据并不让我们吃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对于债券，政府所做的不过是承诺偿付利息，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偿付本金。但无论是通过拖欠债务还是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最终大多数政府无法兑现其承诺。而股票是一家赢利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如果公司经营业务成功，不仅会带来股利，而且会带来有效的资产增值产生的利润。当然，这其中也有风险。股票的收益与债券和国债相比更难预测也更不稳定。一家普通公司遭遇破产和消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一个主权国家消亡的可能性。如果公司破产了，债券持有者或其他形式的债权人将首先获得赔偿，而股票持有人会一无所有。但经济学家们从“股权风险溢价”上看到了股票丰厚的回报率——很显然，在某些情况下，股票还是值得去冒险的。

[23] 　美国市盈率长期平均值（自1871年）为15.5，最高值出现于1999年，高达32.6。现市盈率保持在18.6（数据来自标准普尔500指数，历史数据参考全球金融数据）。

泡沫制造者约翰·劳

在拥有华丽巴洛克风格的威尼斯圣莫伊塞教堂后面，在每年成千上万参观教堂的游客脚下，有一段显著但是常常被忽视的碑文：

“在此缅怀尊敬的爱丁堡约翰·劳，法国最著名的金融家。”

这不像是一个制造股票泡沫的人所安息的地方。

约翰·劳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一个罪恶的谋杀犯、一个上瘾的赌徒、一个有罪的金融天才，他不仅制造了第一次真正的资产泡沫，而且利用旧体制的君主国想改革金融体系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一场法国大革命。他的故事是惊人的，但也是最难理解的——这是金融历史上的冒险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传奇。

约翰·劳于1671年出生于爱丁堡，是一个事业有成的金匠的儿子，是位于福思湾附近的劳瑞斯顿城堡的继承人。1692年，约翰·劳来到伦敦，很快就将他继承的遗产用于各种商业投机中，并迷恋上了赌博。两年后，约翰·劳和他的邻居因为女人展开了决斗，在决斗中他杀死了对手，因此被判有罪，并被判死刑，但是最终他从监狱逃了出来，流亡到阿姆斯特丹。

对约翰·劳来说，当时没有比阿姆斯特丹更好的地方了。17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是世界金融创新的首都。正如我们在前述章节所看到的，16世纪晚期，荷兰人为了在财政上资助摆脱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改革了意大利的公债体系（他们推出了“抽签公债”——允许人们在投资国债方面进行赌博）。荷兰人同时也改革了货币，创立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家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外汇银行（威瑟尔银行），通过创造一种可靠的银行货币形式，解决了铸币成色不足的问题（参见第一章）。不过，荷兰人最伟大的发明也许是创建“股份公司”。

有关股份公司的故事发生在约翰·劳到那里之前，故事起因是荷兰商人企图抢占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亚洲利润颇丰的香料生意。欧洲喜欢使用香料，其中包括桂皮、丁香、豆蔻、肉豆蔻、胡椒等，不仅用来做食品调料，还用它们腌制保存食物。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商品通过香料之路，从亚洲转运到欧洲。但随着葡萄牙发现通过好望角从水路进入东印度群岛的新航路之后，这个新的、诱人的商机被打开了。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画卷，这些画卷描述了荷兰的船只通过这条航线往返于东印度群岛的历史。有个早期记载写道：“为了获得香料，四艘船向万丹驶去，并设立了贸易港口；回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船上装满了货物。出发日期是1598年5月1日，抵达日期是1599年7月19日。”这表明，这次往返旅途是很漫长的（14个月事实上低于平均水平）。它往往也伴随着危险：1598年起航的22艘船，只有12艘安全返回。鉴于这个原因，商人们往往愿意一起与同行共同分享资源。截至1600年，大约有6家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超出荷兰主要港口之外。不管怎样，这些公司事先都有一个期限——通常是预计航行时间，超过这个期限，资金就会被返还给投资者。然而，这种商业模式不能建立一个必要的、永久的基础和防御系统，来对付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手的挑战 [24] 。基于战略考虑和利益的驱动，荷兰的议会，也就是联省议会提议将现有的公司合并成一个整体，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VOC）。联合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获准成立，享有荷兰在好望角东部和麦哲伦海峡西部的所有贸易的垄断权。

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结构在几个方面来说都是新颖的。和它的前身一样，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运营也有固定的期限——21年。根据它的特许状第七项条款：投资者在10年末有权收回他们的资金。当时，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规模是空前的。所有联合省的居民都有权购买该公司的股份，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章程》没有限定投资的上限。商人、技工甚至仆人都争抢购买该公司股票。在阿姆斯特丹就有1 143名认购者，有80%的认购者投资超过1万荷兰盾，只有445人的投资不到1 000荷兰盾。居民投资的总金额达到645万荷兰盾，使得联合东印度公司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公司。而它的英国竞争对手——早在两年前就建立的东印度公司的资产才有68 373英镑（相当于82万荷兰盾），股票购买者只有219名。因为联合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政府投资的企业，所以政府会竭尽全力克服各地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最富有的荷兰省与泽兰省之间的竞争）。公司的资产会在6个地区（阿姆斯特丹、泽兰、恩克赫伊曾、代尔夫特、霍伦和鹿特丹）议会间分配，虽然这种分配是不太公平的。公司设有70名董事，也是最大的投资人，董事名额将会被分配到地区议会中。董事起的一个作用就是任命17个人作为“17人议员团”——这有点像公司的董事会。虽然阿姆斯特丹占联合东印度公司总投资的57.4%，但它只能提名17名议员中的8人。迪尔克·巴斯是创立总裁之一，这个唯利是图的人（从他的肖像推断）永远不会觉得巨额的财物会带来什么麻烦。

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权被分成了多份（partijen or actie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参与权”。股份收益的支付是分期的，到期日分别是1603年、1605年、1606年和1607年。公司所发放的证书不是现代意义的股票证书，更像是收据。法律上重要的文档是联合东印度公司股东分户账，这个账目记录了所有股东的名字和他们购买的日期。有限责任的原则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如果公司倒闭，股东们只会失去他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款，而不会失去其他的财产。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不保证股东一定会有收益。根据联合东印度公司《章程》第17条规定：只要利润达到原来投资额的5%，股东就会获得收益。

最古老的股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6号股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而是一种股票分期支付的收据）于1606年9月27号由Camere Amsterdam公司发行，并由阿伦特·坦恩·格罗恩和德里克·万·奥斯签署。

事实上，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建立贸易网络，运作模式和安全基础。1603~1607年间，总共有22艘船装备好被派往亚洲，花费成本近370万荷兰盾。这一次行动起初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系列的工厂（硝石精炼厂、纺织品生产设施和仓库），以工厂生产的产品用来兑换香料。早期荷兰对抗葡萄牙人的成功，是在孟加拉湾和位于马鲁古群岛的安波那小岛（今天的安汶岛）建立了据点。但是在1606年，马特列夫将军抢占马六甲海峡的行动未果，在攻占马基安岛（另一个马鲁古岛屿）时被一支西班牙舰队成功击退，而后企图在班达岛（班达岛有最大的肉豆蔻生产区域）建立一个贸易站也惨遭失败。到1608年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西班牙签订12年的休战协定的时候，他们俘获敌军战舰所赚的钱远比从贸易中来的钱多。联合东印度公司主要的投资者彼得·里津特斯对公司的好战行为感到非常恐慌，所以在1605年离开了公司。另外一个早期的董事艾萨克·梅尔也离职以抗议公司的错误管理。

但是，即便是大股东，他们的权力又有多大呢？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很小。公司的董事们向政府请愿，要求在1612年能够公布10年的账目。1612年也是投资人能自由撤出他们投资的时间——如果他们想那么做的话。他们的请愿得到了认可，但是公布账目和清偿投资人资金的事却被拖延了下来。唯一有利于股东的是，在1610年，“17人议员团”同意支付下一年的股利，而且股利不得不以香料的形式支付，尽管这个时期公司也缺乏现金。1612年，公司宣布不会照原计划一样被清算，这就意味着任何股东想要回他们的现金，只有将他们的股票卖给其他投资人，否则就别无选择。

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成立相差不过几年的时间。在第一家上市公司刚成立并第一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二级市场就产生了，股票可以在这个市场自由买卖。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典型的流动市场。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流通率很高，截至1607年，公司大约1/3的股票已经从原购买者手中转移。此外，由于公司的账簿不经常公开，购买登记按每月或每个季度进行，因此从事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远期交易的活跃的期货市场就很快产生了。这种交易开始是在非正规的位于沃莫斯特或靠近奥德可科的露天市场上进行的。由于对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交易的市场很活跃，1608年荷兰政府决定在距离市政厅不远处建立一家正规的室内证券市场。这个四角形建筑拥有柱廊和钟塔，是世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诞生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建立牛津大学的意义。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到两点之间，这里发生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在股市快要收盘时候捕捉到的一幕：人们握手之后，紧接着是大声呼叫、辱骂、行为放肆、互相推搡。股价拉抬者对抗打压者。一个惴惴不安的投机者“咬着他的指甲，搓弄着手指，闭着眼，连走四步，四次自言自语，不时托腮，好像他牙很痛，他做所有这些行为的同时都发出奇怪的咳嗽声”。

在这个时期（1609年），阿姆斯特丹外汇银行也成立了。这绝非巧合，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货币系统，股票市场不可能良好运作。一旦荷兰的银行家们开始接受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作为贷款的担保，股票市场和贷款发放之间的联系就形成了。银行会把钱贷出，股票的购买就和贷款联系在一起。公司、交易所和银行为建立新经济奠定了一种三角关系的基础。

那时，以前董事麦热为首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反对派，想通过对公司董事施加压力来开发新的市场。他们联合一致，企图通过做短线，在期货市场上做空股票，以此来打压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但是，1611年的股息发放击碎了麦热及其同党的阴谋。而后现金红利也于1612年、1613年和1618年发放。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反对派（也称与公司意见不合的投资者）并没有感到满意。在1622年出版的名为《必要的言论》的册子中，匿名的作者悲叹联合东印度公司缺乏透明度，某些董事实施的是以自我服务为目的的管理，董事们就是要让“一切保持黑暗”，“我们所猜测的账本肯定被卖了并被喂狗了”。反对者要求董事的任期应该有固定期限，所有主要的股东都应该有权任命董事。

这次要求改革联合东印度公司管理制度的行动是卓有成效的。1622年12月，当公司的《章程》更新时，公司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董事们不再是终身制，而是改为3年一个任期。那些“主要的参与者”（拥有和董事一样股权的股东）也有权在他们中间提名“9个人”，“17人议员团”在“重大事项”方面必须征求这9个人的意见，而且这9个人有权监管6个议院每年的账户，并且能和“17人议员团”一起提名未来董事的候选人。此外，1623年3月，与会者一致认为，这“9个人”将有权出席（但不投票）“17人议员团”的会议，并审查年度采购账目。主要参与者还有权任命审计员，检查账目并提交给等级代表。股东们对于决定在1632年建立12.5%的股息标准感到欣慰，这是公司借钱利息的两倍。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几乎所有公司的净赢利后来都被分发给了股东。股东们还获得了不稀释他们股权的保证。令人惊讶的是，在联合东印度公司存续的整个期间，其资本金基础基本上保持不变。当资本支出时，联合东印度公司筹集资金的方式不是靠发行新股，而是靠发行债券。事实上，联合东印度公司到17世纪70年代已建立起良好的信用，能够为荷兰和泽兰两省的200万荷兰盾贷款充当中间人。

当然，如果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无法在17世纪中叶赢利的话，以上这些改革也就难以维持。这期间公司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简·皮特森·科恩，他是一个对商业和威慑的联系从未抱有幻想的好斗的年轻人。如他自己所说：“战争因贸易而起，贸易为战争而生。”他对竞争对手极端无情，处决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安波沙洲的头目，有效地肃清了班达群岛上的原住民。作为一位天生的帝国缔造者，科恩于1619年5月占领了爪哇岛的查雅加达，将其重新命名为巴达维亚，刚刚年满30岁的他正式成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首任总督。他和继任者安东尼·范·迪门逐步扩大了荷兰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英国人赶出了班达群岛，把西班牙人逐出了得那第和底多莱岛，将葡萄牙人挤出了马六甲。到1657年，荷兰人控制了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部分；之后的10年里，又将势力延伸到次大陆上的马拉巴海岸以及西里伯斯岛（今印尼苏拉威西岛）；另外，还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建立起了基地。荷兰的帆船一来从事海外贸易，二来进行军事扩张。今天在荷兰海岸边的莱利斯塔德，还可以见到当年的帆船之一——巴达维亚号光彩壮观的复制品。

这种扩张战略的商业回报是丰厚的。到17世纪50年代，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已经有效地垄断了丁香、玉米和肉豆蔻香料等商品的出口，创造了巨额的利润。只是因为胡椒的生产分散广泛，所以未能形成垄断。另外，该公司逐渐成为印度纺织品从科罗曼德尔出口的主要通道，它起到了亚洲圈内贸易枢纽的作用。它用日本的银币和铜币，换来印度的纺织品以及中国的黄金和丝绸。反过来，印度的纺织品可以从太平洋诸岛换来胡椒和香料，这些东西可以用于购买产自中东的贵金属。后来，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又向其他在亚洲的欧洲人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罗伯特·克莱夫，他将自己从占领孟加拉所得的巨额财产，经由巴达维亚和阿姆斯特丹转移回伦敦。作为世界首家大集团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有能力既保持规模优势，又使交易成本降低，还能产生具有经济学家所称的“网络外部性”，即在诸多雇员以及代理人之间共享信息的能力。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类似，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委托代理”的问题：其代理负责人常常进行私人贸易，失误频频，或是干脆诈骗公司。然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些行为由一种补偿机制所遏制，这种补偿机制将酬金与投资和销售业绩挂钩，首先强调交易额而非净利润。当地商业因此而兴盛。到17世纪20年代，50艘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帆船从亚洲满载商品而归；到17世纪90年代，船只规模扩大到156艘。1700~1760年间，返航绕道好望角的荷兰船舶总吨位上涨1倍，到1760年大约是英国船舶吨位的3倍。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可以归因于它的股票价格。过去，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波动性很强，关于战事、议和以及海上事故的传言，都会让投资者有所反应，这些反应都生动地记载在《混沌中的混沌》（1688年）一书中。该书的作者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约瑟夫·彭·德拉维加，书名是由他精心拟定的。但是，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公司股票价格长期的发展趋势是向上的。1602~1733年间，公司的股票由标准价格（100）蹿升到创纪录的786，尽管从1652年到光荣革命这段时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面临着来自英国方面的严峻挑战。持续升值的资本再加上定期的股息和稳定的消费者价格 [25] ，使得像德克·巴斯这样的大股东变得非常富有。早在1650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总股利已经达到了最初投资的8倍，这也意味着每年有27% 的增长率。然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泡沫的产生也是从未有过的，这一点是最令人惊奇的地方。与1636~1637年的郁金香期货泡沫不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价格的攀升是缓慢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后来股票迅速跌落，但是足足等到60年后的1794年9月，股价才回落到120。这一升一降，切实反映了荷兰帝国的兴衰。其他贸易垄断公司的股票，表面上与联合东印度公司类似，但是其表现却大相径庭，往往数月之间便经历了蹿升和狂跌。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重新研究约翰·劳。

[24] 　1580 ~16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克朗是统一的。

[25]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功的佐证之一便是消费价格通胀率从1550~1608年的年均2%，下降到1609~1658年的年均0.9%，而到了1659~1779年，通胀率则仅为年均0.1%。因此，与现代股票市场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表现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价将近8倍的涨幅着实成绩斐然。

金融体制的革命

对于约翰·劳这位叛逆的苏格兰人而言，荷兰的金融发展仿佛是一种启示。联合东印度公司，外汇银行以及股票交易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令他十分着迷。好赌的他发现，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比任何赌场都要刺激。交易所里短线卖主动作滑稽夸张，传播负面新闻，试图压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价。那些“风中成交”的专家从事股票投机交易，而他们自身却并不拥有这些股票。这些情形都让劳感到眼前一亮。金融上的新花样无处不在。劳的脑中浮现出一个天才的计划，确保荷兰国家债券的持有者免于提取空头支票。

然而，劳认为荷兰的金融体系是不健全的。一方面，限制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数量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市场对股票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外汇银行的保守态度让劳也大为不解。阿姆斯特丹外汇银行发行的“银行货币”已经证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仅仅限于银行账簿上的几行数字而已。除了出示给商人的收据能够证明其将钱存到了银行，但这些钱根本没有实体存在。于是，将垄断贸易公司的资产存入某家公立银行，并以英格兰银行的名义发行银行票据这种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想法在劳的脑海中形成了。不久，他便渴望在一个具有足够信誉的国家试行一种全新的金融体制。但是，在哪个国家呢？

劳首先尝试在热那亚碰碰运气，从事外国货币和证券的交易。而后，他在威尼斯逗留了一段时间，白天做股票交易，晚上赌博赚钱。他还与艾莱伯爵合伙投资，在伦敦股票市场建立了大量的投资组合。（曾经是罪犯的劳人脉极广，但是人们对其生活作风仍存质疑。班伯里伯爵的女儿凯瑟琳·诺尔斯成了劳的妻子，还为他生育了两个孩子，尽管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1705年，劳向苏格兰议会提交了成立新银行的申请，之后冠以《货币和贸易审议》的标题将其出版。他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新成立的银行发行带有利息的票据，以取代金银硬币进行流通。但是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签订联合法案之前不久，该项提议遭到苏格兰议会的否决。带着对故国的失望，劳前往都灵，终于在1711年得到了萨沃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二世（Victor Amadeus II）的赏识。《皮埃蒙特备忘录》中记载，劳再次阐述了发行纸币的原因。在他看来，唯有信任才是公众信誉的基石；有了信任，纸张票据能和金银硬币一样顺利流通。“我已经发现了点石成金的秘密所在，”劳告诉他的一位朋友，“那就是点纸成金。”可是后来，据说公爵并未采纳其意见。公爵说：“我的钱还不足以让我毁灭自己。”

第一次泡沫

约翰·劳为什么能够得到在法国试验其金融魔法的机会？法国人清楚劳的本来面目：1708年，时任路易十四外交大臣的托尔西侯爵就曾称劳为职业赌徒，还有可能是间谍。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当时法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路易十四连年征战，法国政府负债累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三次濒临破产。我们有必要去审视这个王国的负债状况。法国政府要减免大多数债务，其实无异于拖欠偿还。即便如此，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法国政府仍需发行2.5亿附息新国债。另外，法国政府试图减少金银硬币的流通量，则必将导致经济衰退，整个国家形势也就变得更糟。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劳声称有解决办法。

1715年10月，劳关于建立发行公共票据银行的申请首次递交法国皇家委员会，其中提出银行应该充当皇室的收银员，征收所有赋税的意见。由于诺阿耶公爵反对这些大胆的建议，申请遭到否决。劳第二次申请只是提出建立私人银行，因此得以顺利获准。在劳的监管下，法国兴业银行于1716年5月建立，规定发行的票据由实物（金或银）偿还，期限是20年。股票总价值定为600万里弗尔（1 200股，每股5 000里弗尔），其中3/4用以偿还多少有些贬值的国有债券（所以有效的资本接近285万里弗尔）。这起初似乎只是很小的产业，但是劳的心中一直酝酿着宏伟的规划，他决定将其资产卖给奥尔良公爵（即路易十五幼年时期的摄政王）。1717年，他又更进一步规定，法国兴业银行的股票可以用来支付所有的赋税。这起初在某些地方遭到抵制，但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得以有效实行。

劳立志通过建立荷兰模式的公有银行，以重新树立法国的经济信心，而唯一的不同点是法国的公有银行将会发行纸币。由于货币都被投入银行之中，政府的巨额债务就会得以控制，同时，纸币的流通会刺激法国的贸易发展，进而重振其经济实力。“银行并不是我的唯一，也不是我最宏大的想法。”劳告诉摄政王，“我要完成一项工作，它所带来的剧变将会震惊整个欧洲。这种剧变无疑是有利于法国的，它将会产生比发现印度更为强大的冲击力。”

劳曾经在荷兰共和国学习金融学，而从一开始，他便认为绝对专制的法国是其理想体制的最佳试验地。“我认为，”劳写道，“比起权力受限的君主，一位深谙权术的专制君王能够将其信誉传播得更远，也能够以更低的利息获取需要的资金。”这是一种专制主义的金融理论，其根据是“无论是信誉还是军事、法律权威，绝对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其中的关键在于，即使国王举债勉强维持战事，也要使王室的信誉比过去更有效。在劳的体系里，君主可以将信誉有效地传授给“贸易公司，使之成功吸纳王国内所有的贸易物资，积聚成一体”。整个国家，就像劳说的那样，“会变成一个贸易体，由皇家银行提供货币，进而使商业、货币和商品重新结合起来。”

在荷兰的例子中，帝国在劳的心目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认为，法国在开辟海外领地方面努力甚少，因此提议接管法国同路易斯安那地区的贸易。那时，路易斯安那是一片广袤却未曾开发的土地，从南端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直向北延伸到北美洲中西部地区，其面积基本相当于今天美国国土面积的1/4。1717年，一家新成立的“西部公司”获得了路易斯安那的商业垄断权，期限是25年，公司资金限制为1亿里弗尔。这个数目在法国是从未有过的。公司股票每股定价为500里弗尔，鼓励各个阶层的法国公民以及外国人用国债前来购买（分批）。这些国债即将退市，可以统一兑换为4%的公债（永久债券）。劳的名字赫然位列公司董事会之首。

最初有些人对劳的体制提出抗议，这是事实。圣·西蒙公爵就曾明智地评论道：

建立这种体制本身也许是好意，但是仅限于共和国或是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国，在这些国家里，控制财政的人同时也是供给财政的人，并且根据个人意愿决定供给量。而像法国这样积贫积弱、摇摆不定的专制国家稳定性不足；国王可能会废除银行，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操作起来也很容易。

就像是要证明上面所说内容的预见性一样，1718年年初，法国新任财政大臣热内·阿尔让松宣布金银硬币贬值40个百分点，紧接着巴黎议会就对他（也对劳的银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声称这项决议造成的“混乱规模庞大，把局面搞乱了，以至于无法看清事情的真相”。而与此同时，由劳的竞争对手帕里斯兄弟创办的公司较之西部公司更成功地吸引了投资者。然而，摄政王以一种极为专制的方式强硬地重申了王室的特权。这十分符合劳的利益，令他满心欢喜。（“专制力量是多么强大，”他写道，“尤其是在一个机构成立之初，面对着尚未习惯新事物的国民反对之时。”）另外，从1718年年末开始，法国政府授予西部公司诸多特权，旨在增强其股票的市场吸引力。8月，西部公司取得了烟草买卖征税权，12月又获得了在塞内加尔的优先经营权。为了进一步巩固劳的地位，法国兴业银行随后取得了皇家审批权：1718年12月法国兴业银行改组为皇家银行，实际上成为法国首家中央银行。为了增加市场吸引力，皇家银行的纸币既可以用银行的埃居（代表固定数量的银币）兑换，也可以通过更为流行的图尔里弗尔（一种计量单位，其与金银的比率会变动）进行兑换。然而到了7月，埃居停止在法流通，而1719年4月22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银行票据不会像银币一样经历周期性贬值。法国从金银硬币时代向纸币时代的转变开始了。

与此同时，西部公司继续扩张，于1719年5月接管了法国在东印度和中国的公司，合并成为印度公司，也就是为世人所知的密西西比公司。同年7月，劳取得了皇家铸币厂9年的利润所有权，8月又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了间接税的包税租赁权，而他的对手刚刚拥有这项权利才一年。9月，密西西比公司决定借给国王12亿里弗尔，用于支付整个王室债务。一个月之后，劳又控制了直接税的征收权。

劳对自己创造的体制十分自豪。他写道，之前的体制无非是一种“货币接受和支付的手段。你拥有一连串彼此印证的想法，这些想法越来越能揭示出其思想的本源。”用现代的话说，当时劳试图推行的是“通货再膨胀”。1716年的法国经济已呈衰退迹象，而劳用发行银行票据扩大资金供给量的做法明显给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强心剂。同时，他试图（并非盲目地）将管理低下、负担重重的公债转变为由私人征税支撑的垄断贸易公司的资产。如果他能够成功，法国王室财政困难的历史便会结束。

但是，劳不清楚何时收手。随着自己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劳对放任货币供应扩张产生了强烈的个人欲望。自家的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刺激财产泡沫的扩大，从中牟取暴利，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同时主宰美国所有的500强公司、美国财政部以及美联储。这样的人会冒着大规模投资份额缩水的风险，提高公司税或利率吗？进一步讲，劳的体制要么创造经济泡沫，要么走向灭亡。劳兼并其他各类企业和包税公司，用的并非自己公司的利润，而是简单地发行新的股票。到了1719年6月17日，密西西比公司发行了5万新股，每股售价550里弗尔（尽管每只股票面值500里弗尔，同之前的西部公司同一标准）。为了保证发行顺利，劳亲自签名担保，他自己承认，这次类似赌博的交易让他整夜未眠。为了避免公众指责股价上升而自己独吞利润，他给予西部公司的股东购买这份新股的专购权（这些新股被戏称为“女儿股”，而公司的最初集资股则为“母亲股”）。1719年7月，劳第三次发行了5万新股（孙女股），此时售价已经升到每股1 000里弗尔，结果共筹得5 000万里弗尔，用以支付皇家铸币厂的运营。从逻辑上讲，这种对现有股东的稀释作用应当使单只股票价格下降，而劳是怎么让股票发行价翻倍的呢？

投机目标：密西西比公司仅余1/10的股票

从表面来看，更高股价的产生是由于密西西比公司对未来从路易斯安那可能获得的利润回报作出了承诺。这也是为什么劳如此费力地鼓吹殖民地的美好前景，将其比做真正的伊甸园的原因：园内居住着友善的蒙昧民族，那些异邦之物可以装船运往法国。为了开展贸易，密西西比公司在密西西比河口建造了一座新城市——新奥尔良，如此命名是为了谄媚于多情善感的摄政王。正如我们所知，这份理想的图景并非毫无根据，但要真正实现则需要多年努力。的确，数千来自莱茵兰、瑞士以及阿尔萨斯的德国贫民被征调过来，扮演了殖民者的角色，但是这些不幸的移民在到达路易斯安那之时，看到的却是一片潮湿闷热、蚊虫滋生的沼泽地。不到一年，他们当中的80%便死于饥饿或热带疾病，比如黄热病 [26] 。

短期之内，劳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支付40%的股息。这个问题通过发行纸币得以解决。从1719年夏天开始，那些希望持有“女儿股”和“孙女股”的投资人得到了皇家银行的慷慨资助，后者允许股东借钱，并用所持股票作为担保品，将所得的资金用于投资更多的股票。可以预见的是，股票价格飙升。最初的“母亲股”价格从8月1日的2 750里弗尔涨到8月30日的4 100里弗尔，然后于9月4日达到5 000里弗尔。这轮升值诱使劳又在市场上投放了10万新股。之后的9月28日和10月2日，劳又分别投放了相同数量的股票，紧接着，两天后的10月4日又小规模投放了24万新股（尽管这次并未公开发行）。1719年秋天，公司每股价格越过9 000里弗尔大关，并于12月2日创下新高（10 025里弗尔）。1720年2月的非正规期货市场中，交易支付价格甚至达到12 500里弗尔。公众欢快娱乐的心情很快变得近乎疯狂。

有人似乎感到事出蹊跷。“所有的巴黎人都疯狂了吗？”1719年伏尔泰在给蒙·得·热内维尔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捉摸不透的混乱。”爱尔兰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确信劳建立的体制终将崩溃，他变卖家财，于1719年8月初离开巴黎。在伦敦，丹尼尔·迪福的态度更显蔑视：法国人只是在“追逐一阵装饰精美的空气”。劳的事业代表了一种新的成功的生活方略，对此迪福讥讽道：

你需手握长剑，砍死一两个花花公子，然后被抓进监牢，判处绞刑。如果你本事够大，可以越狱而逃——谨记这条路：前往某个陌生国度，倒卖股票，发行密西西比股，使整个国家一片泡沫，不久你就成了伟人。当然，你也得有超凡的好运。

大多数富裕起来的巴黎人经不住劳的诱惑。劳手握自己印制的叠叠钞票，提出要延期支付养老金，而实际上却提前支付，这得到了权贵阶层的绝对拥护。1719年9月，成群的股民涌向坎康普瓦大街。这条大街其实是夹在圣马丁大街和圣丹尼斯大街之间的狭窄通道，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发行办公室就设在此处。一位英国使馆的职员形容道：“从清晨到深夜，这里聚满了王族子胄、大臣公爵以及贵夫人，一言以蔽之，囊括了整个巴黎的体面人物。他们变卖资产，典当珠宝，为的是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曾经于1719年造访巴黎。她这样写道：“我很高兴能在巴黎遇见一个彻底的英格兰人（至少是英国人），我是指劳先生，他对待那些法国公爵和重臣是如此傲慢，而他们对他却是无比尊崇和屈就。”就在这样一个狂乱的年代，“百万富翁”（millionaire）一词首次出现（和企业家一词一样，百万富翁一词也是诞生在法国）。

1719年坎康普瓦大街街景一角，选自雕刻作品《愚蠢的大场面》

为了获取担任公共官职的资格，约翰·劳皈依天主教，因此他出现在那年12月10日的弥撒祭礼上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有许多理由要感谢上帝。接下来的一个月，劳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功德圆满的他目前控制着：

法国全部间接税的征收权；

法国全部国债；

法国26座铸币厂，生产帝国需要的金币、银币；

路易斯安那殖民地；

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垄断了烟草的进口和销售；

法国与加拿大的毛皮贸易；

法国同非洲、亚洲以及东印度地区的贸易。

凭着自身的头衔，劳还拥有：

位于黎塞留大街上的尼维斯酒店（现在是法国国家图书馆）；

马札然宫，公司的办公所在地；

征服广场（后改为路易大帝广场）超过1/3的建筑；

20多座乡间地产；

路易斯安那的几家工厂；

1亿里弗尔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

约翰·劳也可以宣称：“我就是经济。”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说过：“朕即国家。”约翰·劳也可以宣称：“我就是经济。”

[26] 　今天，劫后余生者的踪迹在圣查尔斯、圣雅各和圣洗礼约翰的阿卡迪亚教区仍依稀可寻。

泡沫破灭

事实上，约翰·劳更喜欢赌博，而不是祈祷。例如，1719年3月，他曾与波旁公爵下注1 000个金路易，赌那年冬天和春天不会结冰（结果他输了）。还有一次，他下注1万金路易在一点来跟一个朋友打赌，说他不可能用六个骰子一次掷出想要的点数（那次他很可能赢了，因为赌胜的可能性是6的6次方比1，即46 656比1）。但是，他最大的赌注压在了自己创造的金融体系上。1719年8月，据一位不安的英国外交官报道，劳在“每日话语”中说道，他要使“法国达到比以前更高的层次，能够对整个欧洲发号施令；他希望随时可以毁掉英格兰和荷兰的一切贸易和信誉；希望毁掉我们的银行以及东印度公司，只要他心中有这样的念头”。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劳与伦敦德里伯爵托马斯·皮特（首相威廉·皮特的叔叔）打赌说，英国股价将在未来的一年下跌。之后他出售了面值10万英镑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得到18万英镑的收入（即股价是180英镑，超过面值80%），并于1720年8月25日进行交割（1719年8月末的股价是194英镑，偏离了劳最初关于价格下降的预期）。

然而，劳的信心并未持续受挫。就在他出任财政大臣之前，我们前面所说的泡沫循环中五个阶段中的第四个阶段的现象首次开始呈现。1719年12月，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开始下跌，于12月14日降至7 930里弗尔。劳利用应急办法，使股价重新攀升。他在皇家银行设立部门，用以保证股票买卖的最低价格为9 000里弗尔。2月22日，似乎是为了简化一切交易程序，劳宣布密西西比公司接管了皇家银行，并且斥资提供期权，赋予期权拥有者在接下来6个月内以1万里弗尔购买一股的权利（11 000里弗尔是有效的价格，要比1月8日实际最高值10 100里弗尔还多900里弗尔）。这些举措足以使密西西比公司股价保持在9 000里弗尔之上，直到1月中旬（尽管股价下跌使期权的引入毫无效用，但是劳仍然慷慨地允诺股东以每股10倍的利率转化股票）。

尽管如此，股票市场外的通货膨胀仍在不断加速。在1720年9月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巴黎股票价格与两年前相比已基本翻番，尤其是在这之前的11个月内增长极为迅速。这种现象反映出，劳主张的货币流通规则引发了物价极为罕见的增长。在仅仅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流通中的货币便翻了一番。截至1720年5月，法国货币总供应量（包括公众持有的现金和股票，因为后者可任意转化为现金）已基本上增长为原来的4倍，这是相对于里弗尔来说的，而不是法国旧货币制度中的金银硬币。不足为奇的是，有些人开始预见到货币的贬值，而将货币兑换成金银。作为专制主义者，劳的最初反应总是实施强制措施——钞票成为了法定货币，金银被禁止出口，金银产品也被禁止生产和销售。截至1720年2月27日，私人持有500里弗尔以上的金银硬币都会被视为非法行为。该措施被政府授权有关部门通过挨家挨户搜索的形式强制实施。伏尔泰称为“最不公平的法令”以及“专制谬论的极限”。

密西西比公司泡沫：货币和股票价格（里弗尔）

与此同时，劳通过提高金银价格，强制性地调整钞票与金银之间的汇率。1719年9月~1720年12月，官方金价上涨了28倍，而银价至少上涨了35倍。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提高钞票在公众中的吸引力。然而，这个有些矛盾的调控，有时只会使公众更加不知所措——它告诉人们的是，一个专制政权只会制定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后来有人回忆说：“一个个单词通过全新的魔法，组成了无人理解的法令，空气中充满着模糊的打算和奇想。”金银曾经可以自由出口，然而突然有一天却不可以了。印刷厂的印刷速度有多快，钞票就可以印得多快，然而突然有一天，劳却将钞票供应量限制为120万里弗尔。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价格的底价曾为9 000里弗尔，然而突然有一天却不是了。当2月22日底价发生变化的时候，股票价格不出意料地暴跌，到该月月底便已跌至7 825里弗尔。也许是由于摄政王施加了压力，到3月5日，劳的做法出现了一个U形回转，重新将底价定为9 000里弗尔，同时允许以该价格进行购买。然而，尽管规定“钞票是一种不可改变价值的货币”，尽管在这之前有120万里弗尔供应量的限制，该措施却意味着货币供应的限制得以取消。现如今，对于精明的投资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将他们的股票以每股9 000里弗尔的价格兑换成现金更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了。与此同时，公众的股票持有量已经暴跌至总发行量的1/3以下。由此看来，在不久的将来，股票市场将必然会摆脱密西西比公司的束缚，并远离通货膨胀浪潮的影响。

5月21日，在为避免金融危机而进行的最后一搏中，劳说服政府制定了一项通货紧缩法令，以使股票的法定价格在一个月内由9 000里弗尔降至5 000里弗尔，同时将流通中的钞票供应量减半。劳再度使钞票贬值，从而使之前保证不会再改变货币价格的法令失效。这就是当时王朝专制制度的弊端，劳的金融系统基础突然变得非常不牢固。就在发表该声明6天后，迫于公众强烈抗议的压力，法国政府宣布该法令无效，然而，公众信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种破坏在当时是无法挽回的。在经历了一段最初的平静之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价格已从9 005里弗尔（5月16日）下滑至4 200里弗尔（5月31日）。愤怒的人群拥挤在很难满足货币需求的银行门口。他们扔石块，砸玻璃。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国家的人们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银行业形势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这场危机给人们所带来的惊骇和绝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亲王们和所有的大人物对此都表示非常震惊。”在一次最高法院的特别会议上，劳遭到严厉指责。最后摄政王作出让步，宣布5月21日发布的法令无效。劳递交了辞呈，并于5月29日离职。劳被软禁了起来，他的敌人想把他关押在巴士底监狱中。劳面临着生命中的第二次入狱——甚至有可能是死刑（一个调查委员会很快便找到了劳发行钞票破坏当局权限的证据，从而找到了起诉基础）。皇家银行也因此关门停业。

约翰·劳不仅是一位骗子高手，同时也是一位逃亡大师。没过多长时间，表面上看来，除了劳，没人有机会避免金融系统的全面崩溃——这毕竟是他设计的系统。他重新恢复了权力（在国家商务部中担任相对不算高的职务）并一度使证券市场回稳，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于6月6日回到了6 350里弗尔。尽管如此，这只是暂时的缓和。10月10日，政府部门被迫在国内交易市场中重新加入了金银物品的交易。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持续下滑，于9月份下滑至2 000里弗尔，12月份下滑至1 000里弗尔。全面性的恐慌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个时候，劳最终在公众的贬低声以及媒体的讽刺声中逃到了国外。在离开之前，他与奥尔良公爵召开了一次“感人至深的告别会”。劳说道：“殿下，我已经意识到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犯下这些错误主要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所有的凡人是都会犯错的。但是，我保证我的所有行为都不是出于恶意或不诚实。另外，在我的整个行为中也没有显现出任何这类特征。”尽管如此，只要他还在接受调查，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不允许离开法国。

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现在已经破灭了，而整个欧洲的空气中都充斥着逃跑的声音。一位荷兰投资者也同样被激怒了，他有一套专门从中国定做的盘子，其中一个盘子上的铭文写道：“我的上帝，我的所有股票一文不值。”另外一个则更直接：“股票和风的交易纯粹是狗屁。”对于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来说，密西西比公司交易的东西跟风一样没什么实质内容——特别是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实实在在地交易了香料或布料等货物）相比。正如讽刺传单上的打油诗所说：

这是一块令人惊叹的密西西比土地，

它因股票交易而出名，

这个交易充满了欺骗和狡诈，

挥霍了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十分关注股票，

它是风，是烟，虚无缥缈。

一系列幽默的、富有寓意的雕版印刷品被制作出来，并以《愚蠢的大场面》为题出版。该系列印刷品赤裸裸地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股票经纪人吞食货币、抛售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疯狂的投资者在逃离疯人院之前带着愤怒狂乱奔跑，劳自己坐在两只脏兮兮的法国小公鸡拉着的马车上穿梭于城堡内外。

股票经纪人将货币变成了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和风，选自雕刻作品《愚蠢的大场面》

劳在离开法国时，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他离开法国时几乎一无所有，这主要是由于他打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将下滑至每股180英镑。但到1720年4月为止，该股票价格已经涨至每股235英镑并且还在继续上涨，因为投资者退出了巴黎市场而转投更为安全的伦敦市场（有南海泡沫）。到6月时股票价格为每股420英镑，在8月劳的赌注到期时仅下滑至每股345英镑。劳在伦敦的银行家乔治·米德尔顿同样也因履行委托人的职责而破产。尽管如此，法国的损失却不仅仅在金融方面。劳制造的泡沫及其破灭对于法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夺走了好几代法国人的钞票和股票。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路易十五及其继承人路易十六在位期间还都依然存在，他们的王权基本上仅够维持生计，不断从一个失败的改革到另一个失败的改革，直到王权垮台时才会促成一次彻底变革。这场灾难的惨重程度，用伯纳德·皮卡特精心制作的备受后世尊崇的《献给后来者的纪念碑》（1721年）来描述可能最好不过了。在这幅雕版作品的左边，一群贫穷的荷兰投资者表情忧郁地进入了诊所、精神病院和救济所。然而，作品右边有关巴黎人的场景却更加具有启示性。赤裸的命运女神福尔图娜下了一场密西西比股票和期权的雨，雨下在了一群甘康普瓦大街上充满悔恨的人身上，而一辆由印第安人拉着的大车则冲进了会计师人群，这辆车有充满运气的巨大的轮子，前面还有两个人在争吵。

劳制造的泡沫及其破灭对于法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夺走了好几代法国人的钞票和股票。

相比之下，英国同时期的南海泡沫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波及人数也相对少一些——这不只是因为南海公司从来没有像劳控制皇家银行那样控制英格兰银行。从本质上来说，劳在英国的同行约翰·布朗特的南海计划就是转换各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债务，其中产生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资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被注入到一家与南美洲西班牙王室进行贸易的公司中。在年金及其他债务工具的转化价格方面达成一致之后，如果南海公司能够让政府中现有的股票持有人以一个较高的市场价格接受南海公司股票的话，公司董事便可因此而获利，因为这将使公司董事获得一些剩余股票，而这些剩余股票则可向公众出售。南海公司在这个成功获利的过程中使用的一些策略与劳在巴黎使用的策略非常相似。股票分四个部分出售给公众，股票价格从1720年4月的每股300英镑涨到了6月的每股1 000英镑，允许分期付款。贷款则通过股票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发放，需付大量股息。正如诗人亚历山大·波普所观察到的，快乐理所当然地给狂热让路，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如果（在充满希望与财富的时代）不去投资”。

尽管如此，与劳不同的是，布朗特及其合伙人必须与英格兰银行进行竞争，这迫使他们通过提供年金去提高条件。他们还要与国会内的反对派辉格党人较量，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大对政府进行贿赂的力度，以确保立法对他们有利（单单是财政大臣就要得到249 000英镑的股票收益），这点也与劳不同。另外，与劳不同的是，他们不能垄断股票及信贷市场。与之相反，1720年，新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共计190家。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本注入，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不得不在国会中寻求同盟，通过了著名的《泡沫法》，以限制新公司的筹办 [27] 。与此同时，当南海公司第三认购方的资金需求大于市场资源时，董事们除了注入额外的流动资金外别无他法。事实上，南海公司的银行，也就是刀片公司（the Sword Blade Company），于9月24日以失败而告终（与英格兰银行及皇家银行不同，它发行的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在经历了4月的困难时期之后（内部人员和国外投机者取得利益的时候），5月和6月的狂热期以及7月的恐慌期接踵而来。“大多数人都认为崩溃要到来了，”不幸且变得更加贫穷的斯威福特悔恨道，“但是没人为此作好准备，也没人会想到它来得会像午夜之贼那样突然，说来就来。”

伯纳德·皮卡特的《献给后来者的纪念碑》（1721）

然而，南海公司泡沫破裂造成的破坏要远远低于海峡彼岸的国家遭受破坏的情况。从起点到最高点，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增长至原来的9.5倍，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则增长至原来的19.6倍。其他股票（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增长幅度则明显要小得多。当伦敦股票价格回落到水平线的时候，除受到由《泡沫法》规定的未来合股公司的限制之外，金融系统并没有遭到持续破坏。南海公司本身还依然存在，政府债务的转化也没有彻底改变，国外投资者也没有将资金从英国证券市场转移出去。而对于法国来说，整个国家都受到了劳引发的通货膨胀危机的影响，英格兰普通民众则似乎并没有受到南海泡沫危机的影响。在这两个有关泡沫的故事中，法国受到的影响明显要严重得多。

[27] 　《泡沫法》规定：在法定权责不明的情况下建立新公司为非法行为，该法律同时禁止现有公司从事章程中未包括的活动。

牛市与熊市

1929年10月16日，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表示，美国的股票价格已经“处于一个貌似永久不变的高地上”。在8天后的“黑色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下降了2%，按照一般说法，这便是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开始，尽管事实上，股票市场早在9月份便已开始下滑，10月23日更是下降了6%。在“黑色星期一”（10月28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13%，第二天又暴跌12%。在持续三年的金融风暴中，美国股票市场惊人地下降了89%，于1932年7月达到最低点。道·琼斯工业指数直到1954年才重新回到了1929年的最高点。更糟糕的是，资本价格的紧缩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竟同时发生（如果经济萧条不是由资本价格的紧缩所引起的话）。在美国，生产量暴跌1/3。失业人数达到了总劳动力的1/4，如果以失业新定义进行计算的话，甚至接近1/3。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尽管只有德国与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严重，但几乎全球经济的股票价格和生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于很多国家都徒劳地寻求躲避关税和出口限额的方法，全球贸易量萎缩了2/3。在债务拖欠、资金管制以及货币贬值的混乱中，国际金融体系支离破碎。只有经济独立并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这场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何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认为经济大萧条源于发生在1914年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全球性经济紊乱。

有些金融风暴的爆发有着比较明显的原因。有证据表明，1914年7月发生了一场更为严重的股票市场风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这场风暴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全球主要的股票市场（包括纽约市场）都不得不闭市。闭市从当年8月一直持续到1914年年末。当1914年12月12日纽约市场重开时，它已经下降了近24%。这是因为一场世界大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好比是晴天霹雳一样。而1929年10月的金融风暴则比较难解释。在“黑色星期四”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头版的重要文章还是对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下台和美国参议院有关化学品出口关税投票的报道。历史学家们有时会看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争赔偿陷入僵局，而美国因为担心经济萧条不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纽约时报》头版关注的是前一天风暴袭击东海岸的报告。也许历史学家应把华尔街的崩溃归咎于恶劣的天气（这种主张也许并不牵强。伦敦城的许多老股民还记得“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的上一个星期五，强烈的飓风意外地席卷了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处在同时代的人感受到了在危机中存在着心理尺度的作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认为所有美国人都不得不恐惧的事情便是“恐惧本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谈到了“思想中的非物质意志的失败”。这两个人都暗示危机或多或少地与金融行为不规矩有关。罗斯福在演讲中猛烈抨击了华尔街“不择手段的货币兑换商”的行为，凯恩斯则在他的《货币通论》中把股票市场形象地比做赌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认为经济大萧条源于发生在1914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全球性经济紊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之外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迅速膨胀。当世界恢复和平的时候，欧洲工业又开始正常投产，长期的生产力过剩导致在192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初级产品价格一度下降。对于那些有着大量战争债务的国家（包括背负大量战争赔偿款的德国）来说，想得到更多的硬通货以偿还国外债主的利息就变得更加困难。这场战争使大多数参战国的工会影响力有所增加，这使得根据价格下降来下调工资标准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增加工人薪水使得公司利益空间越来越小，公司只能被迫裁员，否则就要面临破产的风险。尽管如此，当这场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对于处在危机中心的美国来说，国内经济的很多方面反而得以整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杜邦（尼龙）、宝洁（洗衣粉）、露华浓（化妆品）、美国无线电公司（无线电）及IBM（计算机）等公司所采取的促进生产力的技术革新有利于经济发展。欧文·费雪说：“未来收入前景看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美国正在前所未有地将科技与创新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有像通用汽车的艾尔弗雷德·斯隆那样的人进行彻底改革。

然而，也许正是这些改革为一个经典的股票市场的泡沫提供了初始条件。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都向往着能拥有汽车和耐用消费品——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支付。20世纪20年代的科技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在1925~1929年之间竟不可思议地上涨了939%，在股票市场达到最高点时，它的价格收益比为7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尝到了甜头，1929年发行了价值60亿美元的新股票，其中有1/6都是在9月份发行的。一些被称做投资信托公司的金融机构瞬间激增，其职能在于核定股票市场上涨的资本额。（高盛于1929年8月6日宣布了公司的“扩张计划”，即成立高盛贸易公司。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后来的倒闭才没有连累高盛公司本身。）与此同时，许多小的投资商（就像欧文·费雪本人）都通过股票经纪人的贷款购买股票或保证金（经常是一些股份公司而不是银行所提供的），依靠杠杆作用来增加股市的投资，这样只需要使用他们自己的一小部分钱。在这方面有很多典型的例子：1719年和1929年，像国家城市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或通用公司的威廉·克莱帕·杜兰特一样不择手段的内幕交易者；像格鲁乔·马克斯一样天真的外部投资人；1719年，为扩大和传递股票服务的金融市场之间的热钱流动；1719年，正是金融部门的一些行为，决定了金融危机爆发时泡沫及其影响的规模。

在美国经济史上可能最重要的出版著作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认为，正是美联储应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转变为经济大萧条负首要责任。他们并没有抨击联邦政府应为泡沫本身负责，而是抨击了本杰明·斯特朗所在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了维持金本位制，打破了原来合理的美国国际债务的平衡；为了维持价格稳定，打破了国内债务的平衡。通过对大量流入美国的黄金进行“封存”（以防止它们引起通货膨胀），美联储可能确实阻止了泡沫的继续增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通过引导大规模（未授权的）公开市场业务（从金融部门购买债券），阻止其流入市场的方法，对1929年10月的经济恐慌进行了有效回击。尽管如此，1928年10月斯特朗死于肺结核之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主导货币政策，结果却损失惨重。第一，针对由银行倒闭而引起的信贷收缩所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个问题在股票市场风暴来临的几个月前便已显现出来了。那时，商业银行停止支付的款项超过8 000万美元。尽管如此，当1930年11月和12月608家银行倒闭的时候，该类款项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共计高达5.5亿美元的存款，在这其中也包括美国联邦银行，它的存款数超过了总存款数的1/3。原本可能会拯救银行的并购谈判失败了，这是经济大萧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第二，在1913年前的体制下（在联邦政府创造的系统之前），这类危机可能会导致其限制将银行存款转化为黄金。然而，联邦政府降低信贷余额的做法使结果更加恶化（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该措施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疯狂地出售资产以增加流动性，导致债券价格下降，整体形势更加不利。发生在1931年2~8月的第二波银行倒闭潮，使商业银行的存款降低了27亿美元——占总存款额的9%。第三，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制，促使国外银行争先恐后地将其所持有的美元转化为黄金，联邦政府分两步将再贴现利率提高到3.5%。该措施阻止了黄金的流失，却将更多的美国银行赶到了悬崖边上：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有1 860家银行倒闭，倒闭时共有存款14.5亿美元。不过联邦储备银行现在却有了用不完的黄金。就在英镑脱离金本位制的前夜，美国的黄金储备一度升至47亿美元，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40%。即使在10月份的最低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储备也超过其法定标准10亿多美元。第四，受政治压力的重大影响，1932年4月联邦政府便开始大规模地开放市场采购——这是回应清偿危机的第一步。这对于避免发生在193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后一波银行倒闭浪潮来说还不够，最终导致了第一个国家“银行休业日”的出台（全美国范围内所有银行暂停营业）。第五，有谣言说罗斯福新政权将让美元贬值，结果掀起了又一轮国内外资金从美元兑换黄金的新高潮。联邦储备银行再一次提高了贴现率，为罗斯福在1933年3月6日（就职两天后）宣布全美国性银行休业作好准备，5 000家银行中的2 000家便从此永远“放假”了。

联邦储备银行没能成功避免总数约达10万家银行的倒闭，这是非常关键的，不仅是因为这对丢掉存款的消费者以及丢掉股本的股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因为它对货币供应以及信贷供应市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9~1933年，公众现金持有量提高了31%，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则几乎没有改变（事实上是幸存下来的银行积累了过量准备金），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额则分别下降了37%和47%。实实在在的数字显示出“大紧缩”的致命性。公众手中现金量增加了12亿美元，而付出的代价是银行存款下降156亿美元、贷款下降196亿美元，相当于192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

有一段时间，历史学家们在说“历史会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这句话时，自己都感觉有些牵强。这种感觉是经济学家们所没有的，两代经济学家都在努力正确解释“经济大萧条”，以防止它再次发生。在所有这些集体努力得来的经验当中，以下这点最为重要：随着资产价格大幅下降而出台的不适宜或刚性的货币政策，会将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转变为经济衰退，将经济衰退转变为经济萧条。根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观点，联邦政府应当从1929年开始便积极寻求对策，通过大规模开放市场业务以及扩张（而非收缩）贴现窗口的借贷等形式来提高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他们还建议，不要在黄金流出量上浪费太多精力。最近，人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金本位制货币政策本身就存在问题，该政策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经济危机（正如1931年的欧洲银行和货币危机）。历史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稳定的汇率所带来的利益，弥补不了国内通货紧缩带来的损失。如果现在还有谁怀疑历史能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他还需要做很多功课，而不仅仅是比较和研究相关著作以及美联储现任主席的现行政策。

肥尾传说

有时，更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往往是那些在当时并未发生的事件。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事件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意义深远而长久的衰退还未到来。”这可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黑色日子”并不少。

更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往往是那些在当时并未发生的事件。

在统计学上，如果股市的运动变化像人类的高度变化一样，那就不会有那些“黑色日子”了。人类的高度大部分都会集中在平均数左右，极高或极低都很少。毕竟，我们中间低于4英尺，或高于8英尺的人并不多。如果为我的金融历史班上男学生的身高（按身高数值出现的频率）画一张曲线图，结果将是一条典型的钟形曲线——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美国人平均身高上下5英寸左右。但是，在金融市场并不是这样。如果你画一张道·琼斯工业指数月度变化图，聚集在平均线的点就很少，大起大落的情况却很多，这种现象被统计学家们称为“肥尾”。如果股市沿着“正态分布曲线”或“钟形曲线”变化（像人类高度变化一样），那么每500年才会发生一次年降幅达10%或以上的情况（然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每5年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并且股市降幅达20%或以上将是闻所未闻的事，就像一个人只有一英尺高一样罕见。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样的股市大跌发生了9次。

1987年10月19日，在这个可怕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降了23%，仅4天中就有一天单盘交易降了10%以上。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就提到：“1987年是否就是1929年？”从峰顶到谷底，股票价格跌了近1/3，相当于损失近万亿美元。在当时，对股市崩盘的原因争论不一。而真相是，美联储在几个月前将利率从5.5%提高到6%。临危受命的尼古拉斯·布莱迪把过失推到“一小撮金融机构和公共基金集团以及一部分活跃的交易机构”（经过考验的）身上，说他们利用证券保险，以“非敏感性价格”出售股票，来应对赎回。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自动交易系统出了故障，并且缺乏“断路开关”（它可以阻断期货和期权市场下跌），情况就变得更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发生的事——并没有导致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衰退——尽管瑞斯·莫格勋爵预警过。在1988年，甚至没有出现一次衰退（只是到1991年稍有不景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黑色星期一的那一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回到了下跌前的水平。一些信用贷款必须还给中央银行，而这时正是美联储新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从保罗·沃尔克那里刚接手工作两个月。格林斯潘的反应迅速而有效。他在10月20日简明扼要的声明中断言：美联储已准备就绪，它将作为一个流动资金的源泉来支持财经系统。这给了市场一个信号，特别是纽约银行，那就是：如果情况真的变糟，美联储会拯救它们的。在公开市场，政府债券人气旺盛。美联储向银行系统注入了急需的现金，把借款成本在16天内降了近2%。华尔街又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明斯基所说的：“那事”还没发生呢。

在那以后，格林斯潘曾一度很苦恼，在他的脑海里有一个进退两难的选择：下一次，是否抢先行动（美联储有强制收购权），以防止痛苦一块儿来？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离得不远，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股市泡沫形成一样。这一局面被技术领域和软件产业爆发的革新所取代，因为个人电脑遇到了互联网。但是，像所有泡沫一样，善于适应新环境的货币政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联邦基金利率 [28] 从1995年6月的6%降到了5.25%（1996年1月至1997年2月）；它曾经在1997年3月升到5.5%，然而在1998年9月至11月又回落到了4.75%。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1999年5月，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突破了10 000点。直到1999年7月，利率再也没有上调。

为什么美联储放任20世纪90年代的疯狂？早在1996年12月5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到了6 000点，这时让格林斯潘向“非理性繁荣”的股市发出预警 [29] ，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不快。1997年3月利率上调了0.25%，但这对于扑灭“非理性”的烈焰显得苍白无力。对此，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格林斯潘与他的同僚们低估了科技泡沫的发展势头。早在1995年12月，随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5 000点，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们就推测：市场也许接近了峰值。另一部分原因是格林斯潘感到美联储用不着担心资产价格上涨，而只需为消费品价格上涨担忧。对此，他相信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生产力得到很大改善，可以使消费品价格下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股市泡沫频繁发生，国际上有压力（1998年8月，俄罗斯因拖欠债务而引发危机突至），需要反向行动。再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用格林斯潘的前任威廉·迈克泽森·马丁的话来说），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从宴会上把潘趣酒碗拿走不是美联储的任务。可以说，格林斯潘“及时的货币政策”扭转了股市崩盘。日本所经历的也一样。那时，日本中央银行有意识地刺破资产泡沫，结束了股票市场大跌之势（股市跌幅达到80%）和10年的经济停滞。但这一策略也付出了代价。在股票市场历史中，资产价格泡沫为不法行为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环境。这不是第一次。

对于一些神经紧张的观察员来说，20世纪90年代似乎不可思议地重现了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确实，90年代股市的轨迹几乎和20年代的一模一样。而在某些方面，它更像18世纪20年代的回归。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所达到的泡沫顶峰启动了18世纪，另一家公司以达到泡沫顶峰来结束20世纪。那是一家给投资者的许诺远远超出所梦想的财富的公司，是一家声称已经对整个金融系统进行了彻底改造的公司，也是一家充分利用其和谐的政治关系，在行情看涨的市场中一路跑到顶端的公司，它被《财富》杂志连续6年评为“美国最创新的公司”（1996~2001）。这家公司就是：安然公司。

[28] 　银行间通常按照这个利率，以一天为期限相互拆借在美联储的结余。由7位美联储理事会理事和12位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组成的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在例行会议上确定目标利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负责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在纽约市场上进行债券交易）使该利率生效。

精心策划的骗局

2001年11月，艾伦·格林斯潘受到荣誉表彰，他的名字与戈尔巴乔夫、科林·鲍威尔和纳尔逊·曼德拉一起被列入了光荣名单之中。这个奖励就是表彰在公共事务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安然奖。格林斯潘理应获得嘉奖。从1995年2月到1999年6月，他只上调过一次联邦基金利率。商人开始叫他“格林斯潘怪人”，因为他在美联储中似乎具有“奇怪的”买卖特权（这种特权不包括把股票在将来卖个好价钱的义务）。自从2000年2月中旬以来，美国股票市场一直下挫，为格林斯潘关于“非理性繁荣”的警告作了过时的辩护。像1987年那样，没有出现“黑色日子”。确实，在8月，由于联邦基金利率从6.5%统一下调到3.5%，经济似乎软着陆了，最坏的情况不过是短暂的衰退。不过，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黑色日子”的的确确在纽约开始出现了——不是以金融崩溃的形式，而是以两架飞机故意撞毁纽约世贸大楼的形式出现了。人们谈起战争，担心会出现1914年那样的市场停滞，格林斯潘又将联邦基金利率从3.5%下调到了3%，而后下调、下调、再下调，一直下调到2003年6月，达到历史的最低点——1%。“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联储挤出的流动资金比“9·11”恐怖袭击事件消防车喷出的水还要多。但这没能挽救安然公司。2001年12月2日，就在格林斯潘荣获安然奖两个星期之后，安然公司申请破产。

退一步说，约翰·劳（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的始作俑者）的事业，与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思·雷的相同之处是惊人的。约翰·劳点“纸”成金的哲学让他用纸造出了黄金，而肯尼思·雷用汽油造出了黄金。约翰·劳的计划是要对法国政府财政进行改革，肯尼思·雷是要改革全球的能源业。多年以来，能源业被控制在大型公共事业公司的手中，它们为自己提供能源，制造汽油，提供电力，然后把它卖给消费者。肯尼思·雷的妙策（由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弗里·斯基林提供）是建立一种能源银行，这个银行将充当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像约翰·劳一样，肯尼思·雷是密苏里州一个穷传教士的儿子，出身低微，而安然公司也只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家规模不大的汽油公司。肯尼思·雷更改了公司 [30] 的名字，并把公司的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也像约翰·劳一样，肯尼思·雷在上层人士中间有朋友，小布什总统长期以来就是得克萨斯能源行业的支持者，在1992年支持对这一行业解除管制立法，并取消了政府的价格管制。安然公司将大约660万美元政治捐款的3/4给了共和党，其中来自肯尼思·雷和他妻子的35.5万美元投在了2000年的竞选活动上。1996年接受安然公司竞选捐款的第二人是参议员菲尔·格瑞姆——他强烈提议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

到了2000年年底，安然公司已经是美国第四大公司，有21 000名雇员。它控制了美国1/4的天然气业。趁着全球能源部门的私有化浪潮，这家公司在全世界抢购资产。在拉丁美洲，只有这家公司对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感兴趣，（我们已经看到）安然公司从那里穿过大陆，把输油管一直铺到了巴西。在阿根廷，随着肯尼思·雷的私人朋友小布什的干预，安然公司买下了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管道网的控股权。但最重要的是，安然公司不仅是在以能源做交易，事实上，它是在以所有古老的元素做交易：陆地、水和空气。它宣称可以通过互联网做交易。电影《骗中骗》中有这样一幕：雇员们坐在电脑前假装在做互联网交易，银行分析师通过虚假交易平台被保护起来。密西西比公司又复活了。如同1719年一样，投资者对极为诱人的报酬是无法抵挡的。1997年之后的3年里，安然公司的股票涨了近五倍，从每股不到20美元涨到每股90多美元。安然公司的高管们普遍被股票期权所“激励”。在安然公司存在的最后一年，公司付给140名高管平均每人530万美元。豪华汽车销售喧嚣不停，橡树河一带的地产也一样。那里成了休斯敦最高贵的领域。“对此我想了很多，”斯基林（他在1997年成了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谈论道，“所有一切都与钱有关……你可以用钱买到忠诚，这样肮脏的事比起金钱来就显得不重要了。这就是业绩的驱动力。”当我在已经倒闭了的安然公司休斯敦的总部外碰到沃特金斯时，他回忆说：“你得到了数倍于基本工资的钱，你真的很少去想是否得到好处，即使它只有你基本工资的75%。哦，你正在获利，你想成倍增加，你想得到两倍、三倍甚至四倍于基本工资的奖金。”在充满幸福感的1999年4月，“休斯敦太空人队”甚至将他们的棒球场改名为“安然运动场”。

艾伦·格林斯潘与肯尼思·雷

只有一个问题，就像约翰·劳的金融系统一样，那就是，安然公司的“系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基于市场操纵和篡改了的记录。在一盘2004年公开的录音中，可以听到安然公司的交易员要El Paso电力公司停业以维护价格。在另一交易中，有人抱怨说：“你们这些家伙从加利福尼亚那些可怜的祖母那儿偷来了所有的钱。”这种骗局的结果，使安然公司得到了它想达到的高价格，也造成了消费者的电力供应中断。在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的规定生效后的6个月中，加利福尼亚经历了不低于38次电力供应中断。（在另一盘录音中，正在看电视转播加州森林大火的交易员们大喊：“烧，孩子，烧！”高压电塔在大火中变得弯曲然后倒下。）用了这样的市场手段，安然公司的资产和利润大幅度增加，而它的债务和亏损则被隐藏于“特殊目的实体”（SPEs）中，特殊目的实体的情况并未包括在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每个季度，公司高管们都必须使用更多的烟幕和虚假消息，使实际亏损像个利润缓冲器。斯基林对于使用新的金融方法，如“市值计价会计方法”和债务证券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即使是首席财务官安德鲁·费斯通，也不能将亏损篡改成利润，特别是他正利用“特殊目的实体”而中饱私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安然公司的国际业务大面积亏损，特别是取消了在印度的主要发电项目之后。安然在线（Enron Online）是第一家基于网络的商品交易系统，营业额非常高。但它赚到钱了吗？在休斯敦，愉快的心情在消退，内部人员觉察到了第一个危难征兆。费斯通的“特殊目的实体”日益被冠以不吉利的名字：“头号猛禽”、“魔爪”。在行情看好的时候，费斯通和同僚们秘密地抛售了价值924万美元的安然公司股票。

投资者们确信，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久就会达到每股100美元。就在这时，（出于个人原因）斯基林出乎意料地在2001年8月14日宣布辞职。安然公司使尽浑身解数，股票价格还是降到了每股40美元以下。同一个月，沙朗·沃特金斯写信给肯尼思·雷表示她的担心：安然公司将“在一场会计丑闻浪潮中崩溃”。此话不幸应验。10月16日，安然公司报告第三季度亏损6.18亿美元，并且股东净资产减少了12亿美元。8天后，费斯通下台，辞去首席财务官的职位，这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还未得出结论。11月8日，安然公司不得不追查前5年的利润。谎言被识破，安然公司谎报利润达5.67亿美元。当安然公司在12月2日申请破产时，披露出公司审计过的资产负债表故意隐匿了250亿美元的长期债务：事实上，长期债务不是130亿美元，而是380亿美元。危难变成了巨灾，令人痛苦万分。到2001年年底，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只有每股30美分。

2006年5月，肯尼思·雷被提出10项指控，并被判决有罪，其中包括密谋策划造假账、假报表、证券欺诈和银行欺诈。在对费斯通的27项指控中，其中18项被判决有罪。肯尼思·雷被判决之前，在科罗拉多度假时去世了。费斯通被判入狱24年4个月，并被要求偿还安然公司养老基金2 600万美元。总计有16人对于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指控服罪，（到目前为止）另有5名其他人员也被判有罪。安然公司的审计机构安达信公司也毁于丑闻。但是首要的输家还是那些普通雇员以及小股东，他们的储蓄付之一炬，变成了“风”，就像在密西西比公司倒闭中人们损失了数百万里弗尔一样。

400年前首创的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确实是一个奇迹，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所有权在这里可以买卖。纵观金融历史，诈骗公司层出不穷，非理性的市场发展起伏曲折。确实，这二者总是齐头并进——因为当市场牛气冲天时，老百姓也最容易驾驭。可是，至关紧要的大角色总是要由银行来扮演，它本应该只做掌控牛群的牛仔。显然，没有皇家银行，约翰·劳就永远不会达到他的目的。同样，没有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肯尼思·雷和斯基林现在还在为安然公司股票每股升至90美元而努力呢。不过相比较而言，大萧条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即在股市崩溃期间，实行过度的货币紧缩政策是危险的。为了避免大萧条的出现，似乎任何手段的使用都是正当的。最早的股份公司——荷兰联合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可以证明，有了阿姆斯特丹外汇银行提供的稳妥的货币支持，市场泡沫和经济萧条是能够被防止的。

最终，金融市场的道路永远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平坦。只要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总是在变——从过分乐观到过分悲观，从贪婪到恐惧——而股票价格就往往会沿着一条捉摸不定的路线行进。实际上，这条路线不会像安第斯山脉蜿蜒曲折的山峰一样。作为投资者，当你不得不从狂欢的峰顶下来时，你会希望那只是个小滑坡，而不是悬崖绝壁。

对于保护我们免受现实或潜在的下跌之苦，我们无能为力吗？关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产生于18世纪的不太完美的保险衍生品，给我们提供了应对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答案，每一个答案至少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保护，使我们免于冲向悬崖绝壁，帮我们摆脱金融历史上的肥尾。

[30] 　公司原定以Enteron命名，然而《华尔街日报》指出“enteron”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小肠”后，他们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四章

保险：风险的回归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保险是保护我们远离风险的唯一方式吗？

福利国家有什么局限？

套期保值是冒险世界里的好买卖吗？

导读

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

不管是由于气候变化，恐怖袭击事件增加，还是美国外交政策失误，各种突发事件导致的“恶果”，常常出人意料。人们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他们能够做到的是，让别人一起来分担自己的损失。现代金融引入了保险的概念，这使得货币的崛起不再仅是财富的集聚，而包含了风险的分担。

很多人并不知道，现代保险业的真正先驱是数学家而非商人，并且还需要牧师们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当然，对于梦想福利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也难以明白，“从摇篮到坟墓”，究竟是福还是祸？

在这个灾害频发的世界里，人们对安全的需求更加强烈。商业保险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然而，社会福利的完善，在为人们编织安全网的同时，却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公平与效率间摇摆不定，一直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博弈过程中。谁来为我们养老？医疗费用会不会成为无底黑洞？福利制度会不会削弱社会的创新动力？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纳税人一同寻求答案。而我们也需要知道，保险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机构？保险究竟是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投机的温床？保险机构的投资是否存在风险？保险与储蓄的区别在哪里？保障与保值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

所  有金融驱动力中最基本的一点便是要避免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无法预知。这个世界是一块危险之地。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生都不会遇到一点霉运，事实上，其中一些人到最后会发现自己一生走了很多“背运”。通常情况下，这只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处在了错误的地点，譬如2005年8月最后一周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当时那里遭到卡特里娜飓风的两次袭击。最初，风速高达每小时140英里的飓风呼啸而来，当地许多修建在水泥地基上的木制房屋顷刻之间片瓦无存。之后，过了大约两个小时，30英尺高的龙卷风接踵而至，先后摧毁了用以保护新奥尔良免受庞恰特雷恩湖以及密西西比河侵袭的三道防洪堤坝，数百万加仑的急流旋即涌入城市。这便是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再比如2001年9月11日的世贸中心，或者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巴格达所经历的每一天，或者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发生真正的大地震时的旧金山。

这里只有多种多样无法预知的未来，它们永远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在伊拉克首都引发一场肆无忌惮的疯狂劫掠，而彼时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仍在漫不经心地夸夸其谈时，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便这样发生了。有人说现在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相比以往更大了，不管是由于气候变化，或者恐怖袭击事件增加，还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失误所导致的“恶果”。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呢？难道要个人来承担避免天灾人祸的责任吗？当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我们还应依靠我们那些同胞成立的非官方慈善机构吗？或者，当洪水袭来时，我们能够指望国家——换句话说，我们这些纳税人的义务捐款来拯救自己吗？

风险管理的历史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较量，较量双方分别是我们保证金融安全（如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客户那样的安全）的徒劳愿望以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某种“未来”的严酷现实。这里只有多种多样无法预知的未来，它们永远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失效的保险

在孩提时期看过的美国西部电影中，那些“幽灵城镇”——被美国边疆地区快速变化的步伐遗弃的那些生命短暂的居所令我尤为着迷。但直到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来到了新奥尔良，我才见到了首座完全演变成美国“幽灵之城”的城市。

我对曾在那里自由自在的经历有着愉快而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10多岁的年轻人，我在新奥尔良首次体验了高中升大学之间的假期所带来的自由，那里是美国唯一让我在还未达到法定饮酒年龄便能够尽情享受啤酒的地方，这一切使得新奥尔良典藏厅里那些老年爵士乐手的演奏极为悦耳。如今时隔25年，那场严酷的飓风袭击已经过去将近两年，现在的这座城市仍然只是原来风貌的一个凄凉剪影。圣伯纳德教区是当时遭受飓风袭击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大约26 000家住户中，只有5家幸免于难。卡特里娜飓风总共导致1 836名美国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路易斯安那的人。仅在圣伯纳德，死亡人数就达到47人。现在，你依然能够在当地废弃房屋的屋门上看到标记，用以区分是否发现了屋主人的遗体。这种做法效仿了在中世纪遭遇“黑死病”袭击时的英格兰。当我在2007年6月再次到访新奥尔良时，市政官员乔伊·迪法塔以及圣伯纳德其他市政官员仍在他们原来办公大楼后面的拖车上工作，原办公大楼内部在那场灾害中遭到了洪水破坏。风暴袭击过程中，迪法塔始终坚守在他的办公桌旁。后来，随着洪水水位不断上涨，他被迫撤退到了办公大楼顶上。在那里，迪法塔和他的同事们只能眼看着他们挚爱的家园消失在深褐色污秽浑浊的洪水之中而束手无策。飓风过后，目睹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的工作不力，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下定决心自己重建被灾难破坏的一切。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不知疲倦的工作，以期重建曾经紧密团结的社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迪法塔，都是早年从加纳里群岛来到路易斯安那的移民后代）。不过，劝说数千难民返回圣伯纳德并非易事。风暴袭击已过两年，圣伯纳德教区的人口仍然只有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的1/3，其中问题主要在于保险。事实上，位于圣伯纳德以及新奥尔良其他地势低洼地区的住房现在根本不可能获得保险。没有房屋保险，也就无从获得抵押贷款。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这里是保险公司失败的地方

新奥尔良全部住宅中有将近3/4都在飓风中受损，因此几乎所有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财产。飓风过后，受灾地区财产以及人员伤亡方面的索赔金额达到至少175万美元，预计保险损失将会超过410亿美元，这使得卡特里娜飓风成为美国近代历史上代价最大的一场灾难。不过，卡特里娜飓风并非只是摧毁了新奥尔良，它还暴露出当地保险体系的弊端。这种在1965年贝齐飓风之后引入的保险体系对保险责任进行了划分，其中私人保险公司负责飓风所致损失的保险，而联邦政府则负责洪水方面的保险。灾难过后，数千名保险公司评估人员分散到了路易斯安那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地区。据当地居民称，他们的工作并非帮助受灾的投保人，而是旨在明确投保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源于洪水而非飓风，以此避免向投保人赔付保险金 [31] 。不过，保险公司未能战胜他们的投保人之一、前美国海军飞行员以及知名律师理查德·F·斯克鲁格斯——一位有“民事诉讼之王”称号的闻名遐迩的人物。

斯克鲁格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声名大噪，当时他代表因吸入大量石棉导致肺部受到致命损伤的造船厂工人发起诉讼，最终赢得5 000万美元的赔偿。不过，这同他后来受理的烟草公司赔偿案比起来还不值一提：他让烟草公司向密西西比州以及其他45个州支付了总额2 000多亿美元的赔偿金，以弥补在同吸烟有关的疾病方面耗费的医疗支出。这场诉讼（后来被拍摄成电影《局内人》而记录了下来）使斯克鲁格斯成为一个富有之人。据称，他在烟草共同诉讼案中的酬金高达14亿美元。换句话说，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处理这一案例的过程中，每小时便有22 500美元进账。正是利用这笔酬金，斯克鲁格斯在帕斯卡古拉的海滨大道上购置了滨河住宅，那里距离他在牛津和密西西比的办公室路程较近（当然是乘坐私人飞机）。卡特里娜飓风后，这套住宅只剩下了水泥地基以及几处因受损过于严重而不得不在随后被夷平的断壁残垣。尽管保险公司（明智地）对他进行了赔付，但斯克鲁格斯获悉其他投保人受到的待遇之后颇为惊讶。于是斯克鲁格斯决定为他们提供代理诉讼服务，其中一位受到帮助的人便是他的妹夫特伦特·洛特，他是美国参议院前共和党多数派领导人；另外一个人就是斯克鲁格斯的朋友、密西西比州众议员吉恩·泰勒。这两人都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了房产，而且都受到了各自保险公司的冷遇。在其后代表投保人的一系列诉讼中，斯克鲁格斯坚持称保险公司（主要涉及州农场保险公司和奥尔斯泰特保险公司）试图推托他们本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斯克鲁格斯及其“斯克鲁格斯卡特里娜小组”进行了详尽的气象学研究，显示帕斯卡古拉等地几乎所有损失都是由洪水来袭几个小时之前的飓风所致。另外，斯克鲁格斯还受到两位愿意主动揭露真相的保险损失估价人员的协助，两人作证说，他们所工作过的保险公司曾经擅自修改报告，以便将损失归因于洪水而非飓风。保险公司在2005年和2006年间获得了创纪录的收入，这进一步刺激了斯克鲁格斯索赔的胃口 [32] 。一次，我们在那片他原来住宅的所在地（现在已经废弃了的荒地）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与个人息息相关。这关乎我的家人、朋友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我每天凌晨3点半就会醒来，然后思索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引文有所修改）截至当时，州农场保险公司已经偿清了斯克鲁格斯代理的640个案例，赔偿总额达8 000万美元，这些投保人之前的索赔要求都遭到了拒绝；同时，州农场保险公司还同意就另外36 000个索赔要求进行复核。如此看来，保险公司做出了让步。然而，斯克鲁格斯的诉讼行动在2007年11月戛然而止，并以失败告终。当时，斯克鲁格斯、其子扎卡里以及另外3名同事被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们试图在一起卡特里娜诉讼案酬金分配纠纷案中向州法院法官行贿 [33] 。现在，斯克鲁格斯面临着最高5年的牢狱之灾。

这听起来似乎仅仅是发生在美国南部的又一个道德败坏的故事——或者是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然而，不管斯克鲁格斯如何从一个行善之人沦落为一个罪犯，现在的事实是，州农场保险公司和奥尔斯泰特保险公司已经宣布将墨西哥湾沿岸的绝大部分地区划为“非保险”区域。对于一个自然灾害频发，而且灾害过后保险公司又要疲于应付斯克鲁格斯之流的地区，为何还要冒险继续推行这类政策呢？这似乎包含着一种强烈暗示，即为帕斯卡古拉和圣伯纳德等地的居民提供庇护已经不再是私营保险公司应该负责的事。然而，美国立法官员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通过进一步扩大公共保险范围来承担相关义务，情况也远未明朗。2005年飓风所导致的全部无保险资产损失最终可能将会耗费联邦政府至少1 090亿美元的灾后救援资金以及8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如纳奥米·克莱恩所述，这就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灾难资本主义综合体”的症状，它将为部分人带来私人利益，但是却要广大纳税人承担灾难的真正损失。面对数额如此庞大的账单，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呢？当保险公司失效之后，难道唯一的选择就是将所有自然灾害国有化，从而为政府制造无止境的负担吗？

[31] 　一个典型的针对墨西哥湾地区房屋所有者的政策就是“飓风免赔协议”。该条款承诺任何“由飓风引起或导致的风、阵风、冰雹、雨、台风或龙卷风对所保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或损坏”有一定比例的免赔金。这个条款后通常还附有一个免责条款：“我们……对在下列任何一项或几项免责情况不存在便不会发生的损失不予理赔。”这些情况包括“水损坏，指……洪水、表层水、波浪、潮水、海啸、湖浪、某一水体满溢或泼溅等一切损失，无论是否由风造成”。还有就是“针对这些损失，我们拒绝理赔时将不考虑：（a）这些免责情况产生的原因；或者（b）其他损失的原因；或者（c）是否其他因素与免责情况同时或先后发生造成了损害；或者（d）免责情况是突然发生还是逐渐产生”。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保险人就是通过这种附属细则来减少其自身的责任，而受保人却不能一下子看穿其伎俩。

[32] 　美国的财产和伤亡保险公司在2005年和2006年的税后净收入分别为430亿美元和64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之前的3年里平均不到240亿美元。

[33] 　斯克鲁格斯的同犯泰摩西·鲍度西向莱基法官行贿4万美元时被人录了下来。“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我和你，就是斯克鲁格斯。”鲍度西当时这样对莱基说，“就像我说的，世上就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而其中的两个就坐在这里，另一个就是斯克鲁格斯。他和我，怎么说呢？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有几个人死了，死在哪里只有我和他知道（表示威胁）。”2007年11月1日，鲍度西给斯克鲁格斯打电话说莱基法官现在“比之前更明白事理了”，并且问斯克鲁格斯是否打算“再抓紧点，你知道的，（再加个）大概1万左右”。斯克鲁格斯回答说他会“搞定的”。

保险的起源

当然，生活中总是危机四伏。飓风总会出现，正如战争、瘟疫以及饥荒总是无法避免一样。灾难既可能是较小的私人事务，也可能是重大的公共事件。每天都会有人生病、受伤或者突然失去工作能力。我们终将变老，最后连维持日常生计的力气都会消失。一些时运不济的人可能从出生之日起便无法自理。我们迟早都要离开人世，身后抛下一两个亲人。关键问题是这些天灾人祸中没有多少是随机事件。飓风的发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疾病和死亡的发生同样具有各自的规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每10年间，美国都会遭到1~10场次数不等的强烈飓风袭击（定义为风速超过每小时110公里、所掀起的海浪高于8米的风暴）。20世纪40年代美国曾经遭到了10场飓风袭击，最近的10年是否会打破这个纪录还未可知。借助涵盖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数据资料，测算飓风发生概率以及规模成为可能。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形容卡特里娜飓风为“396场飓风之一”，意即任意一年美国遭受如此强度飓风袭击的可能性约为0.25%。不过，一家名为风险管理方案的公司提出了另外一种差别较大的观点。该公司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数周之前作出判断，称如此规模的飓风“每4年发生一次”。这些意见相左的评估结果表明，如同地震和战争一样，与那些已经得到正确认识的风险相比，飓风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于人类面临的绝大多数其他风险，这种概率能够得到更为精确的计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风险发生的更为频繁，所以统计方法更容易进行测算。据统计，美国人一生中因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外力作用而遭受的平均死亡风险为1/3 288，因建筑物发生火灾而导致的死亡风险为1/1 358，每个美国人遭遇枪击致死的可能性为1/314。但是，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更高（1/119）；同时更可能死于致命性交通事故（1/78），而可能性最高的则是死于癌症（1/5）。

在以前农业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由于营养不良、疾病甚至是战争而提前死亡的严峻风险。同后人相比，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少之又少。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神灵或上帝的抚慰，因为他们觉得是神灵或上帝在掌控饥荒、瘟疫以及外敌入侵的发生与否。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关于天气、农作物产量以及传染病等方面的可测量性规律的意义。直到距离现代更近的时期——18~19世纪——他们才开始系统化地记录降雨量、农作物收成以及死亡率，这使得概率测算成为可能。不过，即使是在开始记录之前，他们便已经具备了储蓄的智慧：把钱储备起来，以备众所周知的（在农业社会一成不变的）极度“困难时期”使用。即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中，人们都至少知道贮存食物以及其他给养，用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的氏族部落便依靠直觉懂得了集中资源共同使用是一种合理做法，因为只有群居才能保障真正的安全。考虑到我们祖先身体的脆弱性，保险的最早形式可能就是殡葬协会，这种协会通过贮存资源，保障部落成员死后可以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在东非一些最为贫穷的地区，这种协会依然是当地唯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要应对死亡、年老还是疾病或突发事故，为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困境提前作好储蓄是保险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技巧在于明确储蓄数量以及如何动用这些储蓄——不像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以保障灾难来袭时拥有足够的共同资金应对损失。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超乎寻常的精明。这为保险业历史源于何处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除了迷人而精明的苏格兰，还能有什么地方呢？

保险业的先驱

人们都说苏格兰是一个浸染着悲观主义的民族，这或许与苏格兰的天气有关——经常灰蒙蒙的、阴雨连绵。《预定论》并非一部特别令人振奋的信仰文献，尽管从逻辑上讲，无所不知的上帝已经知道我们哪些人（蒙拣选信徒）将会升入天堂，哪些人（绝大多数无望的罪人）将会沉入地狱。实际上，享受保险业发明者殊荣的应该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两位牧师，他们在距今250多年前的1744年创立了第一份真正的保险基金。

的确，保险公司在那之前的岁月里已经存在。“船舶抵押契约”——商船船基（即船身）的保险——是保险业作为商业分支的最初源头。有人认为第一份保险契约的签订时间可以追溯到14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从那时起，安全保险方面的款项开始出现在商业文件中。不过，最早时候的这些协议具有向商人提供条件性贷款的性质（如同古巴比伦时期一样），如遇意外可能便会被取消，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凭单。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的“船队”显然没有获得保险，使他身陷夏洛克的阴谋诡计。直到14世纪50年代，真正的保险合同才开始出现，那时的保险费按照投保金额的15%~20%收取。到了15世纪，这个比率进一步下调到了10%以下。保存在当时的大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档案馆中的一份典型合同规定，保险公司同意承担源于以下方面的风险：“上帝、大海、人类战争、火灾、投弃以及国王、城市或其他人导致的延误、报复行为、被捕，和其他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失、危险、灾难、受阻或困厄，但包装以及进出海关除外”。直到投保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卸载完毕。逐渐地，这种合同实现了标准化——这一标准在被纳入了《商人习惯法》之后，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不过，那时的承保人并非专业人士，他们也是商人，同样从事着各自领域的贸易活动。

从17世纪末期开始，一种更具专业特征的保险市场开始在伦敦成型。人们对于保险市场的关注无疑源自1666年那场导致13 000多户房屋被毁的伦敦大火 [34] 14年之后，尼古拉斯·巴尔邦创立了首家火灾保险公司。大约同一时间，一个专门的海运保险市场在爱德华·劳埃德位于伦敦塔街（后来是朗伯德街）的咖啡屋中发展起来。从18世纪30~60年代，前往“劳合社”（劳埃德咖啡屋）交流信息的做法变得更为普遍。到了1774年，一家新的“劳合社”在当时的伦敦皇家交易所成立，首批吸纳了79名终身会员，每位会员缴纳了15英镑会费。同之前的垄断性贸易公司相比，“劳合社”只是一个内部构造简单的实体，本质上说是一个由市场参与者组成的自治组织。其中，“保险业者”（他们要在保险合同下方签名，因此又被称为“劳合社”的“承保社员”）的责任无任何法律限定。那时的财务安排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量入为出”——目标就是每年募集足够的保险费，用于支付“劳合社”当年的支出，并从中赚取利润差额。1710年，专门从事火险业务的太阳保险办公室成立；10年之后（正值“南海公司泡沫”的鼎盛时期），专注于生命和海运保险的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相继成立。直到此时，保险行业才引入了法律责任限定。不过，上述三家公司的经营依然建立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之上。据伦敦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该公司的保险费收入通常（但并非总是）高于财务支出，其中英法战争期间两项数额双双达到了顶峰（因为在1793年之前，伦敦保险公司向法国商人出售保险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和平时期，保险业务逐渐恢复常态；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绝大部分德国商业船队都购买了“劳合社”的保险服务。

同样的，生命保险早在中世纪便已存在。佛罗伦萨商人贝尔纳多·坎比的账簿中便记载了关于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威尼斯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以及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等人生命的“保险”。不过，这些保险似乎与赌钱并无二致，类似于坎比在赛马上下赌注一样。事实上，所有这些形式的保险——甚至包括那些缜密的船运保险——全都是一种赌博。当时还不存在对投保风险进行评估的足够的理论基础。随后，经过一波极为显著的知识创新，从1660年左右开始，这些理论基础开始逐渐形成。总的来说，总共出现了以下6个方面的决定性突破：

1. 概率。 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认为，提出“灾害造成的恐惧应当不仅仅与灾害的严重程度，同时还应与事件的发生概率成相应比例”这一见解的应该是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记载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帕斯卡尔和他的朋友皮埃尔·德·费马曾经对概率问题进行了多年并不怎么严肃的研究，但对于保险业的演进来说，那是极具决定性的一点。

2.平均寿命。 《思想录》问世的同一年（1662年），约翰·格朗特出版了他的《关于死亡公报的自然与政治观察》一书。在这本书中，格朗特试图依据伦敦官方的死亡人员统计来评估人们死于某种特定原因的“可能性”。不过，格朗特的数据并没有涵盖死亡人员的年龄问题，因此无法获得本应从中导出的信息。随后，同格朗特一样同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埃德蒙德·哈雷运用普鲁士布雷斯劳镇（现在波兰境内的弗罗茨瓦夫）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供的数据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依据1 238个出生记录以及1 238个死亡记录，哈雷得出了一个生命统计表，揭示了每年非死亡性“赔率”：“每年之中一名20岁男子的非死亡性赔率为100∶1，而一名50岁男子的赔率为38∶1。”这成为保险精算数学的基石之一。

3.确定性。 雅各布·伯努利在1705年提出：“在类似条件下，一件事情未来的发生（或不发生）频率将会与过去得出的情况保持一致。”他的“大数法则”表明，通过抽样调查，我们可以对一个装满两种球体的罐子的全部情况作出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推断。这为统计显著性的概念以及附带特定置信区间（例如，如果罐子里面有40%是白球，置信区间为95%，那就表明其准确值应介于35%~45%之间——40%的正负5%范围内）的现代概率程式奠定了基础。

4.正态分布。 亚伯拉罕·德·莫弗尔告诉我们，任何迭代过程的结果都可以沿一条依据他们与均值或标准偏差之间的方差形成的曲线来分布。德·莫弗尔在1733年写道：“尽管随机导致了非规律性，但比率还是将会无比显著。经过一定时间，那些非规律性将在原本固有规律的周期性复现中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在第三章中见到的钟形曲线便代表着正态分布，其中68.2% 的结果都处在均值的一个标准偏差（正或负）之内。

5. 效用。 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在1738年提出“事物价值不能建立在其价格上，而应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效用”，并且“财富方面的小幅增长所产生的效用与此前已占有的财产数量成反比”——换句话说，同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相比，100美元对于一个中等收入人士来说更具价值。

6. 推断。 托马斯·贝叶斯在《关于求解一个随机理论问题的随笔》中（发表于1764年，当时作者已经去世），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给定一项未知事件已经发生和失败的次数，求证该事件每次测试时的发生概率介于两个指定数额之间的机会。”然后，他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任意事件的发生概率都是依据事件发生预期所估算出来的价值与预期事件发生机会的比率”——这预示了一个现代公式，即期望效用等于事件发生概率乘以事件所带来的收益。

简而言之，现代保险业的真正先驱是那些数学家而非商人。不过，这确实还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34] 　人类“亡羊补牢”的心态在火险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国各州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保持充足的责任准备金是1835年纽约大火之后才开始的。再保险业务也是在1842年汉堡大火之后才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保险公司分担重大灾难的一部分风险。

保险的推广

如今，位于爱丁堡老城中心山上的灰衣修士教堂墓园因为那只守着主人坟墓的斯凯犬“忠狗巴比”而闻名遐迩。另外，这个墓园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些盗墓者——所谓的“掘墓盗尸人”，他们于19世纪早期来到这里，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提供用于解剖的尸体。不过，灰衣修士教堂在金融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这座教堂的牧师罗伯特·华莱士以及他的朋友、托尔布斯教堂牧师亚历山大·韦伯斯特所从事的早期数学研究。他们同爱丁堡的数学教授科林·麦克劳林一道，成功创立了首个建立在正确保险精算以及金融准则（而非商业赌博）基础之上的保险基金。

居住在那时候因臭气熏天而被赋予“老雾都”绰号的苏格兰首都，华莱士和韦伯斯特都对人类健康的脆弱性有着敏锐的觉察。他们两人都活到了高龄：分别是74岁和75岁。但麦克劳林仅仅48岁便离世，他在1745年苏格兰人民起义中试图躲避詹姆斯党人时不慎落马，从而暴露了身份。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天主教派入侵只是18世纪中叶爱丁堡居民面对的危险之一。到19世纪，英格兰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7岁，那时爱丁堡的情况不可能好于英格兰，甚至可能同18世纪晚期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3岁的伦敦一样不容乐观——鉴于苏格兰首都声名狼藉的恶劣卫生条件，情况或许还会更为糟糕。在华莱士和韦伯斯特看来，其中一个群体尤为容易受到过早死亡。按照《安妮法》（1672年）规定，已故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的遗孀和子女只能获得牧师去世之年的半年薪俸。从那之后，他们便会面临困窘的生活。尽管爱丁堡的主教在1711年又颁布了一个补充方案，但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华莱士和韦伯斯特知道这还无法达到人们要求。

我们倾向于将苏格兰牧师想象成谨慎、节俭、提防可能因为任何微小过错招致上帝惩罚的典型形象。但事实上，罗伯特·华莱士是一个极其嗜酒之人，同时还是一位数学奇才。他喜欢和兰肯俱乐部同样好酒的密友们推杯换盏，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过去经常在兰肯旅店会面。 [35] 亚历山大·韦伯斯特的绰号是“善良的大酒瓶”，据说“烈酒的力量几乎无法影响韦伯斯特先生的思维和四肢”。不过，当面对预期寿命的计算问题时，两人便清醒得鲜有他人能比了。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提出的计划独具匠心，这反映出他们不仅仅受到了此前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苏格兰18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他们认为，除了要求那些牧师每年缴纳保险费，用于这些牧师去世之后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之外，这些保险费应该被用于创立一种基金，然后进行收益性投资。

保险精神：正在爱丁堡布道的亚历山大·韦伯斯特

那些牧师的遗孀和孤儿将会获得投资所得的回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保险费。要使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未来将会出现多少遗孀和孤儿，以及赡养他们需要收入多少资金进行精确预测。现代的保险精算师们仍然对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所作测算的精确性惊诧不已。“一定要通过独特经验以及细致计算，确定遗孀在其丈夫死后需要的金额比例。”华莱士在一篇草稿中写道，“不过，开始时可能需要她们的丈夫在世时每年缴纳3倍的保险费……”随后，华莱士又开始研究他和韦伯斯特从苏格兰全境的长老会辖区搜集来的证据，并且发现“苏格兰在世的牧师人数似乎总是保持在930人的水平”。

……通过对过去2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每年（930人中）约有27名牧师辞世，其中18人留有遗孀，5人留有子女但没有遗孀，2人既有遗孀又有上次婚姻留下的未满16岁的子女；当遗孀全体数量统计完全时，3名领取养老金者又将去世或再婚，身后又抛下未满16岁的子女。

华莱士最初估算出来的任一时期遗孀的最多人数为279人，但麦克劳林对这种测算作出了纠正，指出假定遗孀死亡率恒定并不属实，因为她们不可能全部处于同一年龄。为了得出准确性更高的数字，华莱士转而求助于哈雷德的生命统计表。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测算（1）

时间将会对他们的测算予以检验。依据这项计划的最终版本，每位牧师每年将会缴纳的保险费共有4种等级以供选择，这些钱将被用于创立一项基金，然后通过收益性投资（最初是向较为年轻的牧师提供借贷）赚取足够的收入，以便依据所缴纳的保险费等级向新遗孀支付10~25英镑不等的养老金，同时涵盖基金的管理费用。换句话说，“为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的遗孀和儿女提供准备金的资金”是首个按照“极大值原理”运作的保险基金。这种基金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最终达到利息和收益足够支付最大数量的养老金以及其他方面支出的程度。如果测算错误，基金可能出现超过（或是问题更为严重的低于）所需资金数额的问题。经过至少五次对基金增长率进行评估的尝试，华莱士和韦伯斯特最终得出了一组预测数字，即从1748年年初到1765年，基金总额将从1 8620英镑递增到58 348英镑。事实证明，他们仅仅出现了1英镑的偏差。到1765年，基金的实际自由资本达到了58 347英镑。华莱士和韦伯斯特在有生之年见证了他们的测算被验证。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测算（2）

1930年，德国保险专家阿尔弗雷德·马内斯给保险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

一种依托于交互原则的经济制度，建立目的是提供一种资金储备，这种需要源于一种发生概率可以预先评估的偶发事件。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是同类基金中的首例，该基金的建立的确是金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仅仅是为苏格兰的牧师，同时也为渴望防范过早死亡风险的每一个人树立了模板。甚至在该基金完全投入运作之前，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圣安德鲁斯的各所大学已经申请加入了。其后的20年间，依照相同模式建立起来的类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在英语国家相继涌现，其中包括费城长老会牧师基金（1761年）、英国公平公司（1762年）以及为苏格兰工匠的遗孀提供赡养费用的圣玛丽礼拜堂的联合公司（1768年）。

到1815年，保险原则已经广泛流行，甚至那些在与拿破仑战斗的过程中殒命的人们都接受了保险服务。滑铁卢战役中，一名士兵牺牲的概率为1/4。如果上了保险，他便知道即使战死沙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不会流落街头，这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慰藉。

沃尔特·斯科特先生的人寿保险政策

到了19世纪中叶，投保已经同到教堂做礼拜一样，成为了一种名望的象征。即便是小说家——他们通常在财务方面并无远见——也加入了。1826年，沃尔特·斯科特先生推出一项政策，向投保人保证即使遇到他去世的情况，投保人仍然能够拿回他们的保险金 [36] 。就是这样，一个原本计划用于保障几百位牧师遗孀生活的基金，稳步发展成为如今我们所知的经营一般保险和养老基金的“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尽管现在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仅仅是一家金融服务提供商，并且已于1999年被劳埃德银行收购，但它仍被视为加尔文主义盛行所带来的益处的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那场在金融史上最为成功的广告运动 [37] 。

[35] 　华莱士也是爱丁堡哲学学会的成员。他向该学会提交的论文《论古代与现代的人口数量》在某些方面的发现要先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36] 　斯科特是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见第二章）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也许是对房产的衷爱害了他。斯科特在阿伯兹福德的乡村别墅耗资不小，为了赚钱他成了曾出版过其著作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及其附属的詹姆斯·巴兰坦出版社的一名悠闲的合伙人。他也是自己的出版商阿奇柏德·康斯坦布尔的投资者，因为他觉得证券市场的回报要比版税高。他对这些事守口如瓶，认为其与自己法院院长和郡长的身份不符。詹姆斯巴兰坦公司和阿奇柏德康斯坦布尔公司在1825年破产，这让斯科特背上了11.7万~13万英镑的债务。然而斯科特并没有卖掉阿伯兹福德的房子，反而发誓要通过写作来偿还债务。他最终成功了，可是身体大受影响，1832年便去世了。如果他早些离世的话，债主们将会成为苏格兰寡妇政策的受益者。

[37] 　1986年的这条广告当时是由戴维·巴拍摄的，而扮演风情万种的苏格兰寡妇的则是演员罗杰·摩尔的女儿狄波拉·摩尔。

风险防范

人们在18世纪40年代未能料到的是，通过不断增加缴纳保险费的人员数量，保险公司及其“近亲”抚恤基金将会一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即如今那些统治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所谓“机构投资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保险公司获准开始投资股票市场时，它们以迅猛之势购买到了英国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主要英国公司中的1/3都已成为他们的资产。如今，仅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的管理资金便超过了1 000亿英镑。保险费在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权重也在稳步提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左右增长到了现在的近10%。

现代概率理论诞生之前，保险公司只是赌徒；现在，它们则变成了赌场。

正如罗伯特·华莱士在250多年前意识到的那样，规模对保险至关重要，因为依据平均律，人们投入基金的保险费越多，那么对每年将要支出的资金进行预测便会变得越发容易。尽管无法提前获知具体某个人的死亡日期，但保险精算师可以利用华莱士、韦伯斯特以及麦克劳林率先使用的原理，对一个较大个人群体可能的平均预期寿命作出惊人准确的测算。除了投保人可能在世多长时间之外，保险公司还需要了解他们的基金投资能够获得多少收益。它们应当利用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购买什么呢？是伦敦保险公司首席精算师A·H·贝利等维多利亚权威人士推荐的相对安全的债券？还是存在较大风险但可能带来更高收益的股票？换句话说，保险就是日常生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交集的部分。无可否认，精算科学赋予保险公司一种相对于投保人的固有优势。现代概率理论诞生之前，保险公司只是赌徒；现在，它们则变成了赌场。这样说的理由是——正如斯克鲁格斯沦落之前那样——胜负比率现在已经处于对下注者/投保人不公平的状态。不过，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很久以前曾经指出的那样，收益微小（不缴纳保险费）对非确定性巨大损失（灾难之后无法获得赔付）的赌博相比，人们更青睐于那种损失微小（每年缴纳保险费）对较小概率的巨大收益（灾难之后获得的保险赔付）的赌博。这就是为什么基思·理查兹和蒂娜·特纳分别为他们的手指和玉腿上了保险的原因。一些保险公司有计划地未对那些下了赌注的人们作出赔付，这将使它们因苏格兰式的远见所积聚的长久声誉转变为吝啬的恶名。要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不过，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作为现代保险业的发明者，英国人仍然是世界上保险投入最多的民族，英国超过12%的国内生产总值都用做了保险费，这比美国人在保险方面的支出高出了1/3，同时是德国人保险支出的将近两倍。这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不过，稍加思考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同美国不同，英国很少受到恶劣天气事件侵袭；我在有生之年遭遇的最类似于飓风的事件就是1987年10月的那场风暴。英国没有城市像美国旧金山那样位于地质断层线上。而且，同德国相比，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成立以来的英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令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政治稳定。那么，为什么英国人购买这么多的保险呢？

问题的答案在于另外一种风险防范形式：福利国家。

从福利到福利

无论建立多少类似于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的私人基金，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处于保险覆盖范围之外，这些人要么过于贫穷，要么就是从未打算为可能出现的“困顿时期”进行储备。这些人的命运极度艰难：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管理森严的劳动救济所。在位于伦敦诺森伯兰大街上的规模巨大的圣玛丽勒本劳动救济所，“跛足、无能、年老以及失明”的穷人在困难时期总数可以达到1 900多人。当天气条件恶劣，工作机会稀少以及食物价格高涨时，男女“临时工人”将屈从于这种监狱一般的体制。《伦敦新闻画报》1867年曾经作出如此描述：他们先是经过大量冷热水和肥皂冲洗，然后获得一份包括6盎司面包和一品脱啤酒的晚餐；晚餐过后，他们的衣服将被收走进行清洗和消毒，同时会被提供温暖的羊毛睡衣然后被送去睡觉。《圣经》诵读者将会诵读祷文，整个晚上宿舍都要保持严格秩序和安静。……床铺包括一个椰皮纤维填塞的床垫，一个枕头以及一小块毛毯。夏季早晨6点，冬季早晨7点，他们便被唤醒，按照命令参加劳动。女人们被安排清扫病房，或整理旧麻绳；男人们则去干苦力。总之，用罢与晚餐种类数量一样的早餐之后，所有人在救济所的滞留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已经过消毒和寄生虫处理的衣服将在上午归还他们，那些选择对破烂不堪的衣服进行修补的人们将被提供针线以及用做补丁的布料。如果有人病了，救济所的医疗人员会对他们进行治疗；如果病情过重以至于无法动弹，他们将被送进医务所。

1902年伦敦劳动救济所中的两幅场景：他们整理旧麻绳以备船舶建设中使用。

这份报告的作者最后总结道：“‘业余临时工人’们无可抱怨……这些乐善好施的人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极致。”不过，到了19世纪晚期，认为那些生活中的失败者应当过得更好的观点开始增强。应对风险问题的新型方法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种方法最终演变成为福利国家。这种国家体制保险的目的是通过覆盖每位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最大限度地开发规模经济。

我们倾向于认为福利国家是英国人的一项发明。同时，我们还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或至少自由主义的发明。但事实上，历史上首例医务国家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并非起源于英国，而是起源于德国。20多年后，英国才开始效仿德国的做法。同时，这也不是出自“左派”之手——事实正好相反。如奥托·冯·俾斯麦自己在1880年所述，他的社会保险立法目的是“通过让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享有养老金的权益，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保守的思想状态”。在俾斯麦看来：“一个年老之后享有养老金的人相对于没有养老金的人更容易对付。”使其自由主义对手颇为惊奇的是，俾斯麦竟然公开承认这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绝大多数必须承担责任，为无产阶级提供帮助”。不过，俾斯麦的动机并不是为他人着想。他曾评论说：“任何接受这种思想的人都将执掌政府。”直到1908年，英国人才开始追随俾斯麦的先例，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引入了一种针对70岁以上公民、谨慎的、需要经过入息审查的国家养老金。随后又在1911年通过了《全民健康保险法》。尽管身为一名“左派”人士，但是劳埃德·乔治赞同俾斯麦的见解，即在一种选举权急速扩张的体制中，这些措施将成就选举获胜者。富裕人口数量多于贫困人口。当准备通过直接征税来支付国家养老金时，劳埃德·乔治将他1909年的财政预算标榜成为“人民的预算”。

正在圣玛丽勒本劳动救济所用餐的人们。上帝的正义和善良可能没有立即在这些“囚犯”身上显现出来。

福利国家从政治活动中孕育而生，它在战争中走向成熟。

福利国家从政治活动中孕育而生，它在战争中走向成熟。世界大战拓展了政府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范围。随着德国潜艇致使总量至少7 759 000吨的商船运输货物葬身海底，应对战争风险显然已经超出了私人海运保险公司的能力所及。事实上，以前标准的“劳埃德方针”已经经过修改（1898年），从而将“对抗或战争性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所谓的“F.C.S”条款：“对俘虏和夺取不予负责”）。不过，随着战争的爆发，那些经过修改以期规避这种排除条款的各项政策纷纷被撤销。这时候，国家适时插手，实际上是效仿美国实现商业运输业的国有化，并且（预言性地）允许保险公司将1914~1918年间任何船只的受损情况纳入战争“后果”范畴。随着和平的到来，政治家们又赶紧在1920年引入了失业保险方案，以便对劳动力市场遣散所引发的后果起到缓冲作用。这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再次重演。英国的社会保险形式在《社会保险及有关的事业部会联合委员会报告：1942》中得到极大扩展，这个由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建议通过制订多种国家计划，向“短缺、疾病、愚昧、贫困以及失业”发起一场范围广泛的进攻。在1943年3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作出如下总结：“覆盖所有阶层的、全方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强制保险。”通过政府政策废除失业，这种政策能够“根据情况所需施行或废止，从而对事态发展起到平衡作用”；“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规模扩大化”；更多公共性保障住房；公共教育改革以及得到较大程度扩展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对于国家保险的争论并不仅限于社会公平问题。首先，国家保险可以涉足私人保险公司惧怕触碰的领域。其次，全体以及有时是强制性的参保成员数量避免了对耗资巨大的广告和销售活动的需要。再次，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顶级权威，“多种数据的集结应当可以使统计经验更为丰富，从而得出更为稳定的平均值”。换句话说，国家保险应用了规模经济；因此，为何不使国家保险尽可能广泛化呢？《贝弗里奇报告》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了狂热的追捧，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现在仍然认为福利国家带有“英国制造”的标签的原因。然而，世界上的首个“福利超级大国”——最为深入地贯彻福利原则并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并非英国，而是日本。没有什么能够比日本的经历更为清晰地阐释战争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密切联系。

日本的保险业

20世纪前半叶，日本遭遇了连续不断的灾难袭击。1923年9月1日，一场剧烈地震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导致横滨和东京两座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灾区共有超过12.8万栋房屋完全被毁，同样数量的房屋部分受损，900多栋房屋被海水卷走，另外还有大约45万栋房屋在地震之后的火灾中烧毁。不过，日本人都上了保险。1897~1914年，日本保险业从一无所有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组成部分。从事该行业的30多家公司提供覆盖大海、死亡、火灾、征兵、交通事故、入室盗窃等方面损失的大概13种完全不同门类的保险服务。譬如，大地震发生的1923年，日本公民购买了总额为699 634 000日元（当时约合3.28亿美元）的新生活保险，平均每份保单为1 280日元（当时约合600美元），而该地区大地震造成的损失总额为46亿美元。6年之后“经济大萧条”来袭，随即将一些农村地区逼到了饥饿的边缘（这个时期，日本70%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这部分人口中的70%总共的土地占有量仅有1.5公顷）。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耗资巨大但最终却毫无所得的战争。随后，1941年12月，日本又投入了同世界经济“巨人”美国的战争，并最终以在广岛和长崎付出致命代价收场。除了在日本毁灭性的帝国征途中牺牲的大约300万生命之外，到1945年，日本的全部股本价值已经被美国的轰炸机摧毁得干干净净。依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统计，60多个日本城市中，至少40%有经过规划建设的地区遭到破坏；250万栋房屋被毁，致使830万人无家可归。实际上，当时唯一一座完整幸存下来的城市（尽管并非毫发无损）便是曾经的日本帝都京都——一座仍然浸透着日本以前的气质的城市，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仍然保存着日本传统木质市政建筑“町屋”的最后处所之一。只要瞥上一眼这些又高又单薄的建筑，看看它们的滑门、纸质屏风、精致的梁柱以及草席，那么日本城市那时候“弱不经火”的原因便不言自明了。

如同其他穷兵黩武的国家一样，日本带来的教训很清楚：世界是一个如此危机四伏的地方，以至于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力应对。（即使是在美国，90%的战争损失风险都要由联邦政府通过战争损失公司来承担。这个公司是历史上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共部门实体之一，因为众所周知，美国的大陆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战争损失。）尽管在努力往好处去做，但是当时在日本，个人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空军的伤害。几乎所有地方采取的措施都是由政府接管——实际上就是实现风险的国有化。当日本在1949年开始着手筹划全民福利体系时，他们的“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参照了英国的先例。作为一位全民保险制度的笃信者，近藤文治认为已经到了拥有日本的“贝弗里奇”的时候了。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贝弗里奇所计划的更为深入。据“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述，他们的目的是：

创造一种体制，其中包括采取措施，通过国家付款来保障在疾病、受伤、生育、残疾、死亡、年老、失业、家庭成员过多以及其他贫穷诱因条件下的经济安全……（同时）贫困人口将会通过国家援助获得最低生活保障。

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作出了“战争–福利国家”承诺的国家，通过保障社会安全换取军队的牺牲。

从现在起，福利国家将会保护他们的人民免受现代生活中所有意外情况之苦。如果他们生来多病，国家埋单；如果他们无法承受教育费用，国家埋单；如果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国家埋单；如果他们病情严重无法工作，国家埋单；如果他们退休了，国家埋单。当他们最后与世长辞，国家将会赡养他们抛下的家属。这无疑契合了战后美国占领的目标之一——“用一种福利经济取代封建经济”。不过，如果凭此臆断日本是在“一种外国势力的大力强迫之下”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的，那就错了。事实上，日本人是自己为自己建立了福利国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很久之前便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种行为真正的驱动力源于一个20世纪中叶国家渴求体格健壮的士兵和工人的贪婪欲望，而非社会利他主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所言，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变成了一个“卫戍之国”。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作出了“战争–福利国家”承诺的国家，通过保障社会安全换取军队的牺牲。

20世纪30年代之前，日本已经存在一些基本社会保险：工厂事故保险以及健康保险（1927年专为工厂工人引入）。不过，这类保险的投保人数不足工业劳动力的2/5。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37年7月9日，即同中国开战仅仅两个月之后，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成立日本厚生省的计划。这项计划的首要步骤便是引入一种全民健康保险的新型体制，以弥补现有的工业员工保险项目。从1938年年末到1944年年末，这项计划覆盖的公民数量从刚刚超过50万人猛增到4 000万人，前后增长将近100倍。其目的一目了然：更加健康的民众将确保为天皇的武装部队输送更加健康的新兵。那句战时口号——“全民皆兵”被改编成了“全民皆有保险”。为了保证全民投保，医疗行业以及工业都要服从于国家。另外，日本在战争期间还引入了针对海员和工人制订的强制养老金计划，其中国家承担全部成本的10%，雇主以及员工分别缴纳员工工资的5.5%；同时引入的还有一些关于实施大规模公共住房供应的初始步骤。因此，战后日本发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福利国家的延伸，“全民皆有保险”。日本推行失业保险，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即使是在拮据时期也要向员工支付工资的家长式做法。部分日本人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考虑福利问题——一种民族提升的和平方式，这不足为奇。事实上，那份在1950年提出的附有英国模式的建议报告遭到了政府的否决。到了1961年，即摆脱美国控制之后很长时间，这份报告中的绝大多数建议才最终得到采纳。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位名叫中川八洋的日本政治家骄傲地夸耀日本已经变成“福利超级大国”，因为日本的体制的确不同于（当然是优于）西方模式。

当然，日本的体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什么独特之处。多数福利国家都是给予全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不过，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似乎创造奇迹般的效果。从公共健康方面来看，日本在平均寿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样，在教育方面，日本也在同领域具有领先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高中毕业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大约90%，相比而言英格兰只有32%。另外，日本还创造了一个与除瑞典外的任何西方国家相比更加公平的社会。同时，日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养老基金，以便每个退休的日本人在其理应享受的多年（通常是相当多年）休息期间，能够同时获得大量的红利和固定收入。这个福利超级大国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节俭的奇迹。1975年，日本国民收入中只有9%投入了社会保险，而瑞典的这一比率达到31%。日本在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大约只有英格兰的一半。在此基础上，这个福利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完全合情合理。日本已经实现了所有方面的安全——消除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快速的发展壮大，以至于到1968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前一年，赫尔曼·卡恩曾经预测说日本的个人平均收入将在2000年之前赶超美国。实际上，中川八洋认为，如果将福利计算在内，“日本工人的实际收入（已经）至少超过美国人3倍”。福利正在这个战败国产生效果，使日本成为领先国家。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外国强权支配，而在于国内安全网络。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隐情——在战后福利国家的设计之中存在一个致命性缺陷。福利国家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得到顺利运行，但在西方世界国家中并非如此。尽管在地形以及历史层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欧亚大陆附近群岛、帝国历史、头脑冷静、举止严谨），但日本和英国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表面上看，他们的福利体制颇为相似：依据原先“量入为出”模式实现资金供给的国家养老金、全民健康保险、失业津贴、农民补贴、严格管理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制度在两个国家的运行方式迥然不同。在日本，平等主义是优先的政策目标，同时一种顺从主义的文化鼓励人们遵守相关规定。相比之下，英国的个人主义导致人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这一体制。在日本，公司和家庭始终在福利体制中扮演着坚实的支撑角色。雇主主动提供补充津贴，不愿解雇工人。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64岁以上的日本人中约有2/3同子女生活在一起。而在英国，雇主会毫不犹豫地在困难时期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同时人们更有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抛给慈悲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福利国家把日本缔造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却收获了相反的效果。

英国保守党派认为，最初的国家保险体制已经堕落成为一种国家施舍以及税收征敛的体制，这极大地偏离了其经济动机。1930~1980年，英国的社会转移支出从最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升至1960年的10%，随后在1970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了13%和17%，这比同时期的日本高出了6%。卫生保健、社会服务以及社会安全耗费的政府财政支出达到了国防支出的3倍，但其结果却令人甚为沮丧。福利方面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伴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以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尤为严峻的问题是长期缓慢的生产力增长（1960~1979年，英国从业人员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2.8%，而同时期的日本为8.1%），这反过来似乎又与英国工会的交涉技巧密切相关（相对于彻底的“罢工”，“怠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高收入以及资本收益方面超过100%的边际税率，也阻碍了传统形式的储蓄和投资。英国福利国家似乎剥离了那种资本主义一旦失去便无法正常运行的刺激因素：努力奋斗的人收获大量金钱的“胡萝卜”；懒散懈怠的人遭受艰苦生活的“大棒”。其结果便是一种“停滞性通货膨胀”：增长不景气加上高通货膨胀。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那时的美国，当时美国用于健康、医疗保险制度、收入安全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59年的4%增长到了1975年的9%，并首次超过了国防支出。同样，美国的生产力也是鲜有增长，而且停滞性通货膨胀甚嚣尘上。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人——以及他的学生们——认为自己知晓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过去25年间一种最为显著的经济趋向将在西方福利国家中土崩瓦解——从而再次使倍感震惊的人们遭遇了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的反复无常的“恶魔”——风险。

福利国家怎么了？

1976年，一位身形矮小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将“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的无限量增长”这一思想唤回了人们的视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弗里德曼与他人合作写就了一本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将“经济大萧条”的责任归结于美联储。不过，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却是：福利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975年3月，弗里德曼从芝加哥飞往智利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除了出席讲座和研讨会外，他还前往位于圣迭戈的莫内达宫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举行会谈。

仅仅18个月之前，即1973年9月，军方坦克刚刚轰然驶过圣迭戈，并推翻了智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之前，阿连德曾试图将智利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料计划未成，反而导致国内经济的全面混乱，智利议会随即呼吁军方接管政权。当空军战机正在对莫内达宫实施轰炸的时候，总统阿连德的反对者们在附近卡雷拉酒店的阳台上举杯相庆，享受着美味的香槟。莫内达宫内，总统孤身一人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战斗，身边只有一杆AK47步枪——那是他始终都在努力看齐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礼物。当他看到坦克轰鸣着向他驶来时，他意识到他的梦想彻底终结了。已被逼入总统官邸未被占领的角落中的阿连德最终决定饮弹自尽。如今35年已过，人们依然能够在广场周围的一些建筑物上看到那个时期留下的弹孔。

米尔顿·弗里德曼

智利政变只是战后福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面临危机的一个缩影，提出了关于互相对立的经济体制之间无可避免的抉择难题。伴随生产崩溃和通货膨胀高涨，智利的全民保险和国家养老金制度无法挽回地走向了破产。对于阿连德来说，问题的答案在于一种对经济生活所有方面完全的苏维埃式接管。那些将军及其支持者们知道他们反对这种制度，但是现状明显也已难以为继，他们到底应该支持哪一方呢？正在这个关头，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了。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谈，随后为皮诺切特起草了一份有关智利经济形势的评估报告，敦促皮诺切特降低政府财政赤字，因为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智利通货膨胀高涨的主要原因，那时候智利的年通胀率高达900%。弗里德曼的访问结束一个月之后，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军政府将政府开支削减了27%，同时放火焚烧大捆的纸币。不过，弗里德曼所提供的建议并不仅仅是他的专利性货币政策“休克疗法”。在返回芝加哥后写给皮诺切特的一封信中，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的“问题”并非“新近所致”，而是源于“45年前开始的追求，只不过是在阿连德政权期间达到了顶峰”。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的总体原则……就是他们现在的困难几乎完全源于长达45年的追求集体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趋向……”另外，弗里德曼还向皮诺切特保证：“通货膨胀的结束将会带来资本市场的急速扩张，从而为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企业和相关业务向私营领域过渡提供极大便利。”

由于提供了这个建议，弗里德曼发现自己成了美国媒体公开指责的对象。毕竟，他是在给一个军事独裁者充当顾问，而这个独裁者曾经杀害了2 000多名真正的或是可疑的共产主义者，并对另外将近3 000多人进行了残酷折磨。《纽约时报》质问道：“……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以镇压为代价在智利得到实施，那么它的始作俑者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吗？”

芝加哥在智利新政府中的角色并不仅仅只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次访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定期会有一批聪明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通过圣迭戈天主教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交换项目前往芝加哥学习，并在学成归来之时带回了关于智利需要平衡预算、减少货币供应以及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信念。这些人便是所谓的“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的“步兵”：若尔热·考阿斯，先后担任皮诺切特政府财政部部长和经济“超级部长”；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若尔热·考阿斯财政部部长职位的继任者；米格尔·卡斯特，先后担任劳工部部长和智利中央银行行长；还有另外至少8人学成于芝加哥，然后在皮诺切特政府中任职。甚至在阿连德政权沦陷之前，他们便筹备了一套因为手稿厚重而被称为“砖块”的详细改革计划。不过，智利军政府所采取的最为激进的措施，却出自一位之前选择前往哈佛大学，而非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天主教大学学生，他的思想在同一代人中对福利国家的挑战最为深远。撒切尔和里根主义紧随而来，一场针对福利制度的强烈冲击在智利展开。

对于何塞·皮涅拉来说——皮诺切特攫取政权时，他刚刚24岁——从哈佛大学返回智利的邀请使他陷入了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对皮诺奇特政权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将其在来到新英格兰以来脑海中形成的各种思想付诸实践的良机。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抑制通货膨胀，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是要在财产权与政权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北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尝试取得成功的核心所在。皮涅拉认为，要实现这一步，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要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检查，其中首先需要改革的便是旨在支付国家养老金以及其他津贴的“量入为出”体制。如他所言：

最开始时的大规模保险系统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征税体制，今天的保险费收入用于支付今天保险金，而不是积累成为一个基金以备日后之用。这种“量入为出”的方法已经取代了权益实践中的节约原则。……（这种方法）根植于有关人类行为的错误观念中。它在个人层面上损坏了缴纳保险费以及获取保险金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联系。无论这种方法在哪里得到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实施，都将造成毁灭性后果。

1979~1981年，作为劳工部部长（以及后来的矿业部部长）的皮涅拉为智利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养老金制度，并且给予每位工人选择国家养老金制度的机会。他们可以不再缴纳工资税，转而将等量资金（他们工资的10%）存入一个个人退休金账户，并且由私营以及竞争性的养老金管理公司（AFP）经营。到了退休年龄，工人们可以取出这部分钱购买养老保险；或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和存钱。除了养老金，这项计划中还包含残疾以及人寿保险。这种做法是为了让智利工人感受到他们缴纳的那些钱确实是他们自己的资本。用埃尔南·布基（帮助皮涅拉起草《社会安全法》以及实施健康医疗改革）的话说：“社会计划必须包括促进个人努力以及逐渐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刺激因素。没有比导致社会寄生现象的社会计划更悲惨的了。”

皮涅拉冒了一次险。他给工人们一个选择机会：坚持“量入为出”的原有制度，或者选择新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他定期在电视中露面对工人们进行劝诱，安慰他们说“没人会夺走你们祖母的支票”。皮涅拉态度坚决，严厉摒弃那种由国家的工会而非工人个人负责为他们的成员选择养老金管理公司的建议。最终在1980年11月4日改革获得通过，并且——按照皮涅拉恶作剧般的建议——从次年的5月1日，即国际劳动节那天开始生效。公众的反应异常活跃。截至1999年，已有超过70%的工人转换到了私有制度。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一个崭新的本子，里面记录着他们的缴纳金额以及投资回报。截至2006年，已有770万名智利人拥有了个人退休金账户；另有270万人加入了隶属于“预防医疗机构体系”的私有健康计划保险服务，该体系允许工人们在国家健康保险以及该体系推崇的私营提供商之间作出选择。这听起来可能不太真实，不过——同皮诺切特统治下实施的其他受芝加哥启发的改革一道——这项改革是和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曾在1973年计划的行动一样巨大的革命。另外，这项改革引入之时，智利正处在由于判断失当所引发的经济极度动荡时期。1979年，当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抑制的时候，智利政府决定将智利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利率旋即出现上扬，通货紧缩的压力迫使智利突然陷入经济衰退，并且可能被迫脱离“芝加哥–哈佛”的高速路。1982年，智利经济骤缩了13%，似乎证明了“左派”批评家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一直到1985年年末，这场危机才真正结束。到了1990年，这场改革的成功才逐渐清晰起来：福利改革使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4%下降到了22%，降幅可观。

这值得吗？那些“芝加哥和哈佛小子们”值得冒巨大的道德风险，与一个凶残暴敛的军事独裁者共事吗？答案要看你是否认为这些经济改革为智利恢复持续民主铺平了道路。1980年，即智利政变之后仅仅第7个年头，皮诺切特批准了一项新《宪法》，规定智利将在以后10年中过渡到民主制度。1990年，皮诺切特在有关其领导权的全民公投中落败，随后辞去总统职务（尽管之后他仍然掌管军队长达8年之久）。民主制度得以恢复，同时仍在持续的经济奇迹对确保这种制度存在起到了协助作用。养老金改革在智利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产权人阶层，其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退休储蓄。同时，改革还为智利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为改革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储蓄率（到1989年为止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在拉丁美洲堪称翘楚）。最初，政府强行设定上限，以防止养老金管理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额度高于新养老基金的6%（后来提高到12%），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将智利新的储蓄来源导入自身经济发展中来。2008年1月，我曾到访圣迭戈，目睹了智利银行的经纪人正在忙于将工人缴纳的养老金投入智利的股票市场，投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个人退休金账户的年回报率已经超过了10%，这反映了智利股票市场急速增长的业绩。1987年以来，智利股市增幅高达18%。

当然，这一体系也有不利的方面。管理和政府财政成本有时过高，而且并非每位公民都拥有正规的全职工作，因此也不是每个人最终都能加入这个体系。那些自由从业人员以及临时受聘人员都没有被要求向个人退休金账户预存资金，这导致很大比例的人口根本没有养老金保险，其中就包括居住在拉维多利亚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居民，那里曾是一个反抗皮诺切特政权的民众抗议的滋生地——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当地墙上依然画有切·格瓦拉的喷漆肖像。另一方面，如果部分公民工作了至少20年之后，账户储蓄依然不足以支付最低标准的养老金，那么政府将时刻准备提供补助，弥补差额。此外，智利政府还为没有获得补助资格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基本连带”保险。但最为重要的是，自从“芝加哥小子”实施改革以来，智利经济业绩的提高无可挑剔。弗里德曼来访之前的15年间，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17%。而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的15年间，这个数字变成了3.28%，增幅将近20倍。而且，贫困率急剧减低到仅有15%，相比之下拉美其他地区达到了40%。如今的圣迭戈已经成为一座安第斯山脉中熠熠生辉的城市，同时也是拉美大陆上最为繁荣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作为智利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其养老金改革受到整个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的效法。玻利维亚、萨尔瓦多以及墨西哥照本宣科地复制了智利的方案。秘鲁和哥伦比亚也引入私有养老金，作为国有制度的一种替代选择。另外，哈萨克斯坦也效仿了智利。甚至连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国会议员们都开始采纳皮涅拉的改革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智利的改革远比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核心地带的美国曾经的尝试更为激进。不过，无论人们愿意与否，福利改革最终将会来到北美。

美国福利制度的局限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它也将美国制度中的一些人一直在竭力置之不理的现实暴露无遗。对，美国具有福利国家制度，可是这根本没有效用。里根和克林顿政府都曾实施了看似彻底的福利改革，降低失业津贴及其赔付时间。不过，再多的改革也无法使福利制度规避美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自费医疗成本螺旋式上升的问题。

美国拥有一种独特的福利制度，其中，社会保险制度为所有退休人员提供最低标准的国家养老金。同时，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的全部医疗费用。收入保障津贴以及其他医疗保健支出将联邦福利计划的总成本推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然而，美国人的医疗保健几乎全部是由私营部门提供。这种制度目前正处于鼎盛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水平，不过它的确不便宜。如果你在退休之前接受治疗，你便需要一份私营保险保单。但据统计，目前约有4 700万美国人没有购买私营医疗保险，因为这种保单只提供给那些拥有正规和正式工作的人。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不够全面的福利制度，其覆盖面比欧洲国家的相应制度要小得多，但是却极其昂贵。1993年以来，美国社会保险的财政支出始终高于国家安全支出。美国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5.9%）高于英国、德国或日本一个百分点；公共医疗支出约为7%，与英国持平；但自费医疗的花费则比英国高得多（8.5%，相比之下英国仅为1.1%）。

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自己造成了比美国更为严重的经济隐患，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这种福利制度在应对申请者人数快速增长时将会力不从心，而这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如今开始退休时所面对的问题。据联合国统计，从现在到2050年，美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可能将会从75岁增长到80岁。未来40年中，美国65岁或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2%增长到21%。不幸的是，许多即将退休的人员还未对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的生活做好充足准备。依据2006年的《退休信心调查》，60%的美国工人称他们正在为退休生活储蓄资金，而仅仅40%的工人说他们已经对应该储蓄多少资金进行了实际计算。许多还没有足够储蓄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工作更长时间加以弥补。平均每个工人计划工作到65岁，但实际上他们最终可能62岁就退休了。的确，大约40%的美国工人先于他们的预期离开了工作岗位。这对联邦预算传达了一个严峻的暗示，因为这些进行了错误估算的人员最终可能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伸手向纳税人要钱。现在，平均每位退休人员每年获得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公共医疗补助总额约为21 000美元。如果用这个数字乘以目前360万老龄人口，你就知道为何这些计划耗费了如此大比例的联邦税收收入了。而且，这个比例一定还会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退休人员的数量将会增加，同时还因为医疗保险等津贴的成本已经失控，正在以通胀率的双倍速度增长。2003年，美国政府通过纳入处方药品扩大了医疗保险范围，但这只能使形势更加严峻。依据医疗保险受托管理人托马斯·R·塞夫利所作的一项预测，到2009年，仅医疗保险一项的成本就将消耗全部联邦所得税的24%。现有数字同样表明，联邦政府还有比官方资料统计更多的未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据美国审计总局最近统计，未来由社会保险和医疗补贴导致的可能缺口约为3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联邦官方债务的近4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自己造成了比美国更为严重的经济隐患，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的“福利超级大国”如此成功，以至于截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这种长寿趋势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终于使日本变成了世界上最年老的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21%。依据中前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到了2044年，日本老龄人口数量将与工作人口持平。因此，日本现正在竭力解决其福利制度的严重结构危机，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之初，并非针对日本人所说的“长寿社会”。尽管提高了退休年龄，但是日本政府至今还是未能解决国家养老金制度问题。（许多自由职业者和学生——更不用说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未能缴纳他们的社会保险费，使得事情更难处理。）同时，公共健康保险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便已陷入财政赤字。现在，日本的福利预算已经达到税收收入的3/4；其债务超过千万亿日元，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70%。另外，日本私营保险机构的处境同样艰难。从1990年的股市崩盘开始，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便陷入了挣扎之中，三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相继倒闭。养老基金也陷入了同样的窘迫境地。现在，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资产总和（包括日本政府的养老资金、荷兰政府养老基金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雇员基金）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04~2007年增长了60%。但是，它们的负担最终是否将会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如此庞大数目的基金都无法满足要求呢？

日本1950~2050年的人口福利危机（按照年龄组的人口百分比份额）

生命较长对个人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对于福利国家以及那些不得不劝说选民对其进行改革的政治家们来说则是坏消息。比这更坏的消息是，伴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变老，世界本身也在变得更加危险。

保值与风险

如今基地组织仍在不断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对恐怖主义仍然肆虐的频繁且致命的袭击，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恐惧它。考虑到2001年恐怖袭击的影响相对有限，基地组织会有很强烈的动机去试着制造一次“核能版的9·11恐怖袭击”。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对此也毫不遮掩，他们还公开叫嚣要“杀掉40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200万儿童，还要让两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无家可归，无数的人变成伤残”。对此，我们绝不能只把它当做危言耸听而置之不理。格雷厄姆·埃里森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只是重复做着今天做过的事情的话，那么到2014年以前，一场将发生在大城市的核恐怖袭击将很可能发生。”氢弹的研制者之一理查德·加文认为：包括美国和欧洲各大城市在内，现在每年发生核爆炸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20%。马修·波恩则给出了另外一个预测：在10年的时间里，核恐怖袭击得逞的概率高达29%。如果在一个美国的中等城市发生核爆炸，即使只是1.25万吨当量的核装置，也能置8万生命于死地。一个百万吨级的氢弹就可以夺走将近190万人的生命。而一个成功的带有炭疽病毒的生化武器袭击所产生的后果将更为致命。

全球变暖正在促使自然灾害发生率不断增加，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方面也同样有一些使人感到不安的理由。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科学专家们预测：由于人为活动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导致“在很多地区，极端性降水事件正在不断增加”。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自1970年以来，人们可以观察到高强热带气旋在北大西洋活动非常频繁。另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卡特里娜飓风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将进一步增加洪涝损失。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接受这种美国大西洋沿岸的飓风活动次数在不断增加的观点（就像阿尔·戈尔在他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所宣传的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人们都把它看做一个错误，并高兴地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继续无所顾忌地在本来生态就很脆弱的地区继续增加住宅区建设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对于日益增加的沉重的福利工作，政府已经疲于应付，如果再加上大规模灾害的发生，政府将面临致命的财政危机。“9·11”恐怖袭击所带来的保险（和再保险）损失估计在300亿到580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不亚于卡特里娜飓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上述两起事件中，美国政府不能不赶来帮助那些私人保险公司来履行它们的义务，同时给予紧急联邦反恐保险，提供急救救助的巨额费用，并帮助进行墨西哥沿岸的重建工作。换句话说，正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当那些保险公司无力承担保险金时，福利政策就不得不插手了。但如果是发生自然灾害，那么这个做法就不太恰当了。实际上，居住于相对安全地带的纳税人正在资助那些选择住在飓风多发地带的人。一个纠正这种不平衡的可能性办法就是创建联邦再保险项目，以应对那些“特大灾难”。这样那些纳税人就不用充当挽救灾难的主力军，而是由保险公司来收取不同数额的保险费（那些距离飓风区最近的人所交的保险金额要高一些），并用通过政府再承保风险的办法来消除另一个卡特里娜飓风所带来的风险。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套期保值

保险和福利不是购买保护以防止未来冲击的唯一方式。聪明的方法是购买“套期保值”。今天大家听到的“对冲基金”就类似于总部设在芝加哥的肯尼斯·格里芬的城堡投资集团。城堡投资集团现在是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作为创始人，格里芬目前拥有约160亿美元的资产。虽然其中有许多所谓的“不良资产”（格里芬以最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安然等破产公司的所谓“不良资产”），但不能说格里芬喜欢冒风险。他只是在不确定性之下生活着。他在哈佛大学本科生的宿舍里就开始交易可转换债券，从那以后，他一直尽情地享受“肥尾”。自1998年以来，城堡投资集团的主要海外基金每年的回报率都在21%。2007年，当其他金融机构在信贷危机中失去了数十亿美元时，格里芬赚的钱却超过了10亿美元。他用艺术品装饰自己在北密歇根大街的公寓阁楼，这些艺术品中有一件是加斯泊·约翰的《错误的开始》，花了他8 000万美元；还有一件花费了6 000万美元的塞尚作品。当格里芬结婚时，婚礼在凡尔赛宫（法国的城堡，而不是伊利诺伊州的同名小镇）举行。套期保值在冒险世界里显然是一个好买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从何而来？

套期保值的起源（恰当地说）来自农业。对于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来说，当收割完拿到市场上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产品能卖多少钱更重要的事了。然而，价格有可能低于或者高于他们的预计。期货合约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作物进入市场卖给商人时的价格和当时他们种下作物时认同的价格保持一致。如果当天交付的市场价格低于预期，农民就受到了保护。而商家自然希望市场价格能更高，这样可以获得一笔利润。由于美国草原被翻耕种植，且运河和铁路连接了这些草原和东北工业地区主要城市，于是那里成为了国家的粮仓。但是由于供应和需求变化的缘故，价格波动巨大。1858年1月~1867年5月之间，小麦价格从每蒲式耳55美分升至每蒲式耳2.88美元（每蒲式耳容量等于8加仑），1870年3月又下降到每蒲式耳77美分。最早保护农民的形式被称为期货合约，这只是买卖双方之间简单的双边协定。然而，一个真正的期货合约是一个由期货交易所发出的标准文书，从而进行交易。随着标准合同的发展，以及按照一套规则来解决问题，最终形成了有效的票据交换所——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诞生了。它的诞生地是风城芝加哥。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建于1874年，它是今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祖先——成了美国商品市场“套期保值”的家乡。

理论上，套期保值可以完全消除价格风险，而由相应的投机商承担风险。然而，实际上，大多数做套期保值者在某种程度上更愿意从事投机活动，从期货的价格变动中获利。这一部分是由于公众对此的焦虑态度——认为期货市场不比赌场风险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货合约的标的物可以是货币和利率；直到1982年，期货交易合约才在股票市场上成为可能。

在城堡投资集团，格里芬召集了众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投资分析师，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进行预测分析。他们所做的这些事在财政上的花费和研究火箭的花费差不多，这样做其实深层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从标的资产的价值做推断，所有的期货合约在形式上都是“衍生品”。金融期货合约里通常所说的“期权”与期货紧密相连，却又有所不同。本质上说，期权的买方具有购买选择权，而没有义务在特定的时间（在截止日期前）向卖方（“合同起草者”）以一定的价格（通常指“执行价”）购买协议数量的某种商品或是金融性资产。显然，具有购买选择权的买方期望基础工具的价格在未来有所上升。当价格超出了约定好的执行价时，期权就成为了“实值期权”——买这种期权的人就是幸运儿。“看跌期权”就与此相反了：购买者有权利而并非义务向期权卖方卖掉已约定好数量和价格的某种商品。第三种衍生物是“掉期”。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赌博，例如双方在期货的利率上进行赌博。纯利率掉期原则上允许双方事先支付利率进行交易，允许把可变利率转换成固定利率，以防利率下跌。同时，信贷违约掉期也采取保护交易制度，以防一些公司不偿还银行贷款。然而，最有意思的或许是“气象衍生产品”，例如“自然灾害债券”，这让保险公司或是其他类似机构可以通过将所谓的“小概率风险”出售给像费马资本这样的套利基金，以此来抵消极端的天气或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巨灾债券的购买者就是在买保险。如果债券中列出的灾难发生了，购买者要支付约定的金额；债券卖出者要向购买者支付高额的回报。2006年，气象风险衍生物的总名义价值高达450亿美元。

在以前，像这样的衍生品大部分是由交易所创造出来的标准化工具，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气象衍生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如今，占相当比例的产品是顾客直接定制的，而且是场外交易。这些产品由银行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收取可观的佣金。对于在国际范围内提供住房贷款的银行，仅2007年12月，交易双方根据特定标准进行的场外交易总额理论上竟然高达596兆美元，然而市场的总价值仅超过14.5兆美元 [38] 。尽管这些被像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传统投资家称为“应对大规模破坏的金融武器”。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是，对于意想不到的金融冲击，世界经济体系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

然而事实是，金融革命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有保值者和无保值者。你需要金钱来保值。保值资金通常需要至少六七位数字的投资，并支付所投资金的2%的管理费和20%的利润。这意味着大公司可以采取保值以应对利息率、汇率和商品价格意外增加的风险。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还可以通过出售巨灾债券或其他衍生产品对飓风灾害和恐怖主义活动进行保值。与之相比，普通家庭并不能承担保值，就是能够承担，也不知道如何来操作。我们这些相对弱势的群体需要依靠相对迟钝且昂贵的保险机制来应对人生中的突发灾难，或者寄希望于国家福利来摆脱困境。

当然，还有第三个更为简单的策略——老一辈的未雨绸缪策略。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借钱购买资产，这些资产未来的增值将会对风险起到缓冲作用。近些年来，许多家庭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知的将来时做好了准备。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投资一所住房（通常采用融资的方式，也就是债务融资的形式），房屋的价值理应会持续增长，一直到负担家计的人退休的那一天。如果退休金计划未能得到满足，不要介意；如果医疗保险被用完，也不要担心。因为总有家，总有温馨的家作为你的避风港。

然而，即使作为健康保险抑或是退休金计划，这一策略也还是有很明显的缺陷。它意味着一种单向的、完全非对冲地，对某一个市场——楼市下赌注。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看到的，在房地产上下赌注远远不如在住房上下赌注安全。而且你不必住在新奥尔良，就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38] 　也就是说在支付了所有衍生品之后所欠的房款大概是合同预计市场价格的4.5倍。

第五章

房地产：安居梦的破灭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房地产真有这么大的好处吗？

房地产的繁荣和萧条怎样发生？

房地产怎样成为一场赌博？

导读

中国的游戏叫买房子买地，西方人的游戏叫“大富翁”。两个游戏勾画了一样的梦想——拥有房地产。银行对住房的认识，产生了贷款方式的革命。住房按揭，让无数低收入者提早实现了住房梦。而贷款证券化则又促成次级贷款市场的发展。信贷提供了住房，住房掀起了信贷的革命。

“证券化”改变了华尔街，吹落了以往沉睡在债券市场上厚厚的尘土，并把证券市场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证券化期望把风险转嫁给“那些有能力承受的人”，但后来的结果却是，这些风险留给了那些最没有承受能力的人。

记住，不是财产可以使你有物可押，而是财产增加了你的信誉度。真正的抵押物实际是稳定的现金流。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刺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引起人们的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住房理念？房地产是永恒的财富象征吗？购买房地产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房地产是不是最好的抵押品？信贷政策是否需要风险标准？杠杆率如何限制？怎样保障穷人居住的权利？

地产游戏

要  说英语国家偏爱的经济游戏，那便是地产游戏。经济生活没有哪一个方面能够比得上地产在人们幻想的精神世界中受到的欢迎程度。没有哪一种资产分配能够如此之多地成为人们晚宴聚会谈论的话题。房地产市场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成年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都有着自己对未来的憧憬。每个孩子——远在他们经济独立之前——就被教育如何为追求产权而不懈努力。表面上看，这种教育就是教导他们如何进行一场地产游戏。

《大富翁》，这个今天被广为人知的游戏，最早是在1903年由一位名叫伊丽莎白·菲利浦的美国妇女发明的，她是激进派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忠实崇拜者。她幻想着生活在一个只按照土地价值征收税款的世界里。这个游戏的最初目的是要揭露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即少数地主通过征收地租获得利润。《大富翁》游戏前身被称为“地主游戏”。这个游戏有许多民众广为熟识的之处，如连续的矩形路径，“关监狱”惩罚等。但不足的是，这个游戏十分复杂，并且带有很强的说教性，因此很难在大众中普及。沃顿商学院的斯科特·尼尔林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盖伊·特格韦尔是这个游戏的早期介入者。这两位古怪的教授对游戏进行了修改并将其带入课堂。之后，一位名叫查尔斯·达罗的铅管工人在他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该游戏的其中一款——以新泽西海边胜地亚特兰大城街道为背景的棋盘后，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商业价值。达罗重新设计了棋盘，新棋盘每个表示财产的方形区域都采用了不同的鲜艳颜色。此外，他还在方形区域内新设计了手刻的小房屋和宾馆，这样，游戏者就可以在他们赢得的方形区域内亲自“建造”这些建筑了。达罗不仅是一个创造游戏的高手（他可以在8个小时内创造出一种新的游戏），还拥有销售人员的“胆识”。他在1935年圣诞节期间成功地向费城百货公司和大型百货店之父约翰·沃纳梅克以及玩具零售商施瓦茨公司推销了自己制造的游戏。不久之后，他创造新游戏的速度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了。1935年，美国棋盘类游戏公司帕克兄弟（早期“地主游戏”的传承者）从达罗手中买断了这款游戏。

对于那些即将获得地产的人而言，被编进《大富翁》游戏中的美国大萧条似乎在一个不该出现的时间爆发了。但是，也许游戏中那些五彩的假币正是人们关注《大富翁》的原因所在。1934年4月帕克兄弟公司宣称，“正如游戏名称所指的那样”：

游戏者对房地产、铁路、公共设施进行买卖交易，力图通过从其他玩家手中获得租金的方式取得某部分财产的垄断权力。玩家的兴奋点随着如下几类常见情节的出现而逐渐高涨：从抵押、税收、社区福利基金、买卖特权、租用、利息、未开发房地产、旅馆、公寓、电力公司以及其他交易中获得股份的权利。

这个游戏取得了显著成功。到1935年为止，该游戏已售出25万套。4年的时间里，该游戏先后出现在英国（威丁顿游戏公司所在地，我最初玩过的那个伦敦版本就是由这家公司推出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尽管当时的法西斯政府对这款游戏具有的资本主义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些游戏确实具有资本主义特征）表现出了极度矛盾的态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游戏变得非常普遍。英国陆军情报六局曾借助红十字军提供的《大富翁》棋盘为德国军营中的英国战犯成功传递了逃跑工具——包括地图和欧洲货币。美国失业者和英国俘虏喜爱《大富翁》游戏的原因类似。对于他们来讲，现实生活中的日子非常艰苦，而在玩“大富翁”游戏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梦想买到整条街道。尽管违背了发明者的初衷，但这个游戏告诉我们：拥有财富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拥有的越多，挣得就越多。“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英语国家里尤为贴切。

在金融领域，这句话更恰当地表明只有靠抵押财产出借资金才最安全、最有保障。

“安全如家”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向往拥有自己的房子。而在金融领域，这句话更恰当地表明只有靠抵押财产出借资金才最安全、最有保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债务人拖欠贷款，债权人有权占有作为抵押的房屋。即便债务人逃跑了，这些房屋也是跑不了的。正如德国人所说，土地和建筑是“不动”产。因此在美国，把企业家的房屋抵押，视其为开始一项新经营的唯一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破天荒地开始对那些为购房而贷款的人们敞开了大门。从1959年开始，美国总计未兑现抵押负债上涨了75倍。到2006年，美国业主拥有总计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99%的份额，而50年前这个数字仅为38%。到2005年为止，这股借贷高潮大大促进了美国住宅投资业的繁荣，达到近50年来的最高峰。曾经有一段时间，房屋建设供给已经满足不了人们购房的需求。

英语国家这种对于财产的热情还为推出一项新的政治举措奠定了基础，即建立世界上第一批房产私有民主制的国家。65%~83%的家庭拥有自家居住房的产权。换句话说，美国大部分选民是产权拥有者。有人说，这种模式应在全世界推广。事实上，这种模式最近几年在全球迅速传播。房价不仅在那些以美英两国为首，并受其文化影响极大的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英国和美国）飞速上涨，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如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西班牙。2006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18个成员国中，有8个国家的名义房价通货膨胀率超过10%。2000~2007年，美国其实并未经历异常的房地产泡沫，荷兰和挪威的房地产价格也在进一步上涨。

但是地产真如房屋一样安全吗？或者这仅仅是一个房地产游戏？

英国：财产所有的贵族统治

如今，拥有房产只是英美贫困阶层的梦想，如格拉斯哥东区或底特律东郊的居民。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拥有房产仅仅是少数高级贵族阶层的特权。财产、荣誉称号和政治特权都可以从父亲那里传给儿子，所有其他人都仅仅是付给这些“地主”租金的“佃户”。甚至选举权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产权的一部分，普通人不能享有。在1832年前的英国农村，按照15世纪的法律条例，只有那些在特定区县内持有价值超过40先令不动产权的男性公民才有在该地区投票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最多只有20万人拥有选举权——这个数字相当于英格兰总人数的1/10，爱尔兰总人数的1/20，苏格兰总人数的近1/100。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通过复杂的赞助人际关系网与最富有的地主保持着某种联系。19世纪早期，在514名议会下院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议员当中，有370名议员是由180名拥有土地的资助者们选举出来的，超过1/5的下院议员是贵族后代。

这样看来，从那时开始英国就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6 000万英亩的土地中大约有4 000万被少数的18.9万户家庭占有。威斯敏斯特公爵以大约70亿英镑的资产成为英国第三富有的人，排在“财富榜”前五名的还有卡多甘伯爵（26亿英镑）和霍华德沃顿男爵夫人（16亿英镑）。不同的是，贵族阶级不再垄断政治体系。第14代休姆伯爵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爵士是最后一位由英国君主指定委任的首相，他于1964年离任（被他所说的“第14个威尔逊先生”打败）。事实上，多亏了上院的改革，世袭贵族制才最终在英国议会制中逐渐取消。

对于贵族政治力量逐渐消亡的原因有过多种解释，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财政。直到19世纪30年代，财富仍垂青于这些少数贵族分子，这30户家庭全年在土地上获得的总收入超过6万英镑。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人口压力以及战争通胀导致小麦价格成倍上涨，土地价值也因此飙升。自此以后，工业化给那些从事煤矿开采业和城市房地产开发业的人们带来了横财，而政治体系中贵族的统治更确保了金钱源源不断地从大众的口袋中流出。但即使如此，大富豪们仍竭尽全力掏空了口袋进行贷款。其中一些人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他们的不动产，收揽土地，圈封公共用地。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投资于一种炫耀性消费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德文郡公爵，他将年收入的40%~50%花费在兴趣投资上。在当时的19世纪，贵族们的借款算是非常巨大的，其一位律师顾问曾经抱怨说：“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自制力”。

问题在于，不管拥有多少抵押房产，这只是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一种安全防护措施。正如德莫利娜小姐在特罗洛普所著的《巴塞特最后的纪事》一书中所言：“土地是跑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有那么多的投资者（地方律师、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青睐于抵押行业——似乎这是一项无风险的投资。相比之下，债务人为防止财产流向债权人的唯一安全的防护便是自己的收入，只要有收入，他们就可以偿付贷款，抵押品就不会流入债权人的口袋。但是对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大地主们来说，不幸的是这些收入突然间消失了。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粮食产量大幅上涨，交通费用直线下降，贸易壁垒逐渐消失，尤其是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废止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地主的经济地位开始受到动摇。当粮价从1847年最高的每蒲式耳3美元滑落到1894年最低的每蒲式耳50美分时，来自农用土地资源的收入开始锐减。《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了问题所在：“之前没有哪一种安全防护更依赖于这种绝对的信任，没有什么比英国的土地更供不应求。”对于那些在爱尔兰拥有不动产的人们来说，日益动荡的政治格局也成了问题所在，而花费在建造斯托庄园上的资金更加剧了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斯托庄园的宏伟无可否认。它有着恢弘的柱廊结构，华丽的凡布鲁式门廊以及令人愉快、“无所不能的”布朗花园。斯托庄园成为现存最好的18世纪贵族建筑之一。但是，今天的斯托庄园少了一些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少了许多东西。曾经在每个椭圆形大理石大堂的凹室内都有古罗马风格的雕像，但是现在没有了。曾经安装在礼宾用房内的华贵的乔治亚壁炉换成了廉价的小型维多利亚壁炉。装满了上等家具的房间如今变得空荡荡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庄园的主人名叫理查德·普朗塔热内·坦普尔·纽金特·布里奇斯·尚多斯·格伦维尔，是英国第二任科巴姆子爵和第二任白金汉公爵。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出名的饱受第一次近代地产危机迫害的受害者。

已被完全抵押出去的宏伟的贵族庄园——斯托庄园

斯托庄园仅仅是白金汉公爵及其继承者们拥有的众多地产中的一小部分。通过巧妙地联姻以及政治赞助，这个家族从男爵地位攀升到公爵地位仅用了125年的时间。白金汉公爵在英格兰、爱尔兰以及牙买加总共拥有大约67 000英亩的土地，这些地产对于维持他奢华的生活已是绰绰有余。他花钱大手大脚，就像生怕钱会过时似的。他把钱用在情妇和私生子身上，用来指控自己岳父的法定财产继承人，用来畅通仕途，用来反对《议会选举法》的颁布以及赞成《谷物法》的废止。只要是与他的身份地位相符的钱他都花。他自豪地称自己“成功地抵制了所有对农业生产不利的措施，不管这些措施是哪个政府出台的”。而事实上，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那届政府中，白金汉公爵辞去掌玺大臣之职并不是为了支持废除《谷物法》。到了1845年——甚至在该世纪中期谷价大跌时期到来之前——他就已经资不抵债了。虽然拥有72 000英镑的年收入，但是他每年109 140英镑的花费使得他的负债累积高达1 027 282英镑。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偿还利息（某些债务的利率高达15%）和支付人寿保险费，这些保险费用的兑现也许是他的债权人最想看到的，但对他来说，耗资巨大却无所收益，空欢喜一场。

为了筹备1845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和亚伯特王子难得的到访，白金汉公爵从里到外重新装饰了斯托庄园，整座房子都配上了当时最时髦奢华的家具，王族浴室甚至用虎皮来装点。维多利亚女王略带嗔怒地评论道：“我的两座宫殿没有一座比得上这个庄园奢华。”对于白金汉公爵来说，这些似乎还不够，他召集所有农户齐鸣炮火，对女王和王子的到来表示欢迎，花费都由他承担。为了向女王和王子致意，400个佃户骑马列队守候，数以百计穿戴整齐的劳工待命迎接，此外，还有三支军乐队和一支特意从伦敦调集的特殊的警卫派遣队。这是公爵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彻底挽救家族的没落，白金汉公爵的儿子尚多斯侯爵被建议一成年就接管父亲白金汉公爵的所有地产。经过激烈的法律纠纷之后，尚多斯侯爵接管了父亲的产业。1848年8月，整个斯托庄园以白金汉公爵的名义被拍卖。现在这所豪华古宅对全世界所有的投机商人开放，他们在这里竞买各种金银餐具、陈年佳酿、古老书籍以及瓷器艺术品等。《经济学人》杂志嘲讽道：白金汉公爵就像“一个破产的陶器经销商”。整个拍卖总计收入75 000英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数字更好地标志这个贵族时代的没落。

白金汉公爵长期受苦的苏格兰妻子多次背叛他，与伦敦多个郡的官员保持着关系。在与她离婚之后，白金汉公爵被迫搬出了斯托庄园，搬进了租来的住处。他整天在卡尔顿俱乐部中打发时间，撰写着一部不靠谱的回忆录，无可救药地与女明星或是有夫之妇纠缠。习惯了大手大脚无节制花钱的公爵痛苦地埋怨他的儿子，说他给自己的那点钱比起他这个阶层的全额收入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他现在除了靠儿子那点钱，没有什么别的来源了。

在危难时刻，他将父亲置于被忽视和受冷落的世界……在继承了房产和其他财产后，他把钱用来弥补那些因违背公正和名誉带来的伤害，以及造成的损失……他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耻辱和堕落。

第一次受封的白金汉伯爵：理查德·格林维尔

第二次受封的白金汉伯爵：理查德·格林维尔

第三次受封的白金汉伯爵：理查德·格林维尔

“你看到了吧！我被他们谋害并被洗劫一空。”白金汉公爵在卡尔顿俱乐部，只要遇见一个肯和他交谈的人，便这样悲痛地念叨。1861年，当公爵任期届满后，他靠儿子的资助生活在帕丁顿火车站一家名为“大西部”的旅馆里。那时，他那更加吝啬的儿子在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担任董事长。在现代社会里，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一个世袭头衔更具有意义，也没人在乎你到底拥有多少土地！

白金汉公爵家族的没落标志着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时代的到来。1832年、1867年以及1884年进行的选举改革，解放了英国政治中的贵族束缚。到19世纪末，年收入10英镑以上的房产主或年缴纳10英镑以上房租的房客都有选举权。选举人数达到550万，即男性成年人总数的40%。1918年，英国选举人经济资格限制被取消。1928年以后，所有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有选举的权利，但是选举权的普及并不意味着地产私有权的普及。相反，到1938年，英国居民拥有私家房产的仍不足1/3。不过，一个真正的房产私有民主制国家即将在大西洋彼岸出现，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民主制是在这次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时诞生的。

美国：房产私有民主制

英国人的家就好比他的城堡。同样的，美国人也明白，尽管家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正如桃乐茜在《绿野仙踪》中所言）。英美人对于私有房产的渴求源于政治，更植根于文化。如果说建立在贵族财产所有制基础上的旧等级制度是英国式的，那么房产私有民主制则是美国式的。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拥有自己房产的美国家庭还不足2/5。除非你是农民，否则每家每户都会涉及抵押贷款问题。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少数在19世纪20年代借款买房的人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尤其是那些一家之主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家庭。这些抵押往往是3~5年的短期抵押，因此不能分期偿付。换句话说，到贷款期结束时，人们偿付的只是本金的利息，并不是所借的本金，以至于到了最后，需要偿付的数额就像气球一样膨胀了许多。抵押率与高级公司债券收益的平均差异在20年代时是2%，而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差异变成了0.5%（50个基点）。抵押率也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当经济暴跌时，紧张兮兮的出借人几乎不会再向借款人续借。1932~1933年间，超过50万借款人失去了抵押赎买权。到1933年前半年为止，几乎每天都有超过1 000名借款人失去了抵押赎买权。房价下跌超过20%。建筑行业被击垮了，暴露出更广范围的美国经济对住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20世纪之后的几次经济衰退也是如此。比起美国城市的困境，大萧条对于农村的影响也许是最致命的。对于农户来讲，尽管他们极力偿付租金，但到最后发现入账的仅仅是失业救济金。以底特律为例，汽车工业工人人数仅为1929年的一半，工资也如此。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几乎无法想象：大批人失业，导致生活穷困潦倒，救济贫民施舍点的景象极其悲惨。人们近乎绝望地游荡着寻找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工作机会，直到1932年经济大萧条终于结束。

1932年3月底特律反饥饿游行示威

1932年3月7日，5 000名被福特汽车公司解雇的失业工人在底特律中部地区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当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走到迪尔伯恩福特红河工厂的四号门口时，发生了混战。突然间，工厂的大门打开了，一群手持武器的警察和安保人员冲出来向人群开火。5名工人中弹身亡。几天过后，6万民众哼唱着《国际歌》出席了这些死者的葬礼。共产党的报纸指责埃兹尔·福特（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长子）是这场屠杀的罪魁祸首，文章指出：“你，一个提倡艺术的人，一位英国国教的信徒，无情地伫立在红河工厂边的桥上，冷漠地注视着工人被杀的惨烈场面。你甚至都不出面阻止！”究竟能做点什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呢？

警察对反饥饿游行示威者动用催泪瓦斯

埃兹尔·福特将目光转向了墨西哥壁画艺术家迭戈·里维拉，这个异常的举动被看做是一种缓和。里维拉曾受到底特律美术馆的邀请，为其制作一幅能够展现底特律合作，而非阶级冲突的经济体制的壁画。壁画的地点选在了该美术馆宏伟的花园庭院。里维拉非常满意这块地方，于是他决定不只在最初选定的两块庭院内壁上作画，而且是在所有27块庭院内墙上作画。埃兹尔深深地被里维拉勾画的草图所吸引，他决定投入大约25 000美元资助整个工程。1932年5月，也就是在红河工厂冲突爆发后的两个月，里维拉开始作画。1933年3月，整个壁画制作完成。正如福特所熟知的，里维拉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梦想着生活在一个没有私有制、生产工具为公众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社会里。在里维拉看来，福特公司红河工厂内发生的情景恰恰相反：在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辛苦工作的劳动成果被在一旁冷眼旁观的资本家剥削。里维拉还试图通过壁画探究另一个底特律的显著特征：种族隔离，并将各种族的人比做炼钢所需的各种成分，正如他自己在一篇讽喻文中所作的解释：

黄色人种代表了沙子，因为沙子数量最多。最初移居底特律的褐色人种则像是铁矿石，因为它是炼钢需要的第一种必需材料。黑色人种好比煤炭，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强烈的审美感，一种真实如火焰般的知觉，一种远古刻蚀的美丽以及一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和音乐感。审美感就如同火焰，而煤炭把自身坚硬的碳元素全都提供给了钢。白色人种则如同石灰，不仅仅是因为颜色的缘故，更因为石灰可以在炼钢过程中将有用的成分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所以，白种人被视为世界的组织者。

1933年，当这个壁画作品公之于众时，底特律城市的权贵们惊呆了。用马里格罗夫学院院长乔治·H·德利博士的话来讲就是：

里维拉先生无情地愚弄了他的资本家老板埃兹尔·福特。他被雇用通过壁画描绘底特律，可他却塞给福特先生和这个美术馆一个共产主义宣言。进入这个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那块主要的内壁表现了共产主义精神，起到了解释整组壁画并使之形象鲜活的作用。其中一部分壁画描绘了底特律的妇女，可是当这些妇女看到壁画上那一张张凶悍、阳刚、几乎分辨不出性别的脸庞时，会感到高兴和满足吗？这些壁画上的底特律妇女正神往地凝视着刻画在右方庭院内壁上的那些慵懒、婀娜的亚洲姐妹。

一位市议会议员说最好用白粉将墙壁粉刷遮盖起来，就好像在将来只要需要便可以再揭开一样。他希望里维拉的作品完全脱落，说它是“完全忽视了底特律文化和精神内涵的滑稽漫画”。在这之后，里维拉为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新洛克菲勒中心创作壁画时的情形也基本类似。当里维拉坚持在壁画上保留列宁肖像以及诸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甚至“摆脱金钱的束缚”的共产主义标语（事实上这些标语后来成为在华尔街游行示威的民众呐喊的口号）时，洛克菲勒先生非常反感，终于下令毁掉了整幅作品。

“粉碎福特–墨菲恐怖政策”：5名示威者死后的抗议

艺术的力量是强大的，但还应该有一股比艺术更强大的力量把那个被大萧条时期一分为二的社会重新联合起来。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有一些新联邦机构和激进派人士正在计划重振美国衰退的经济，于是他开始推行新政。当新的政策推广开来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中那个关于房屋的非常成功且焕发着生机的新的理念，即罗斯福政府倡导的“房产私有民主制”。罗斯福政府从根本上为美国民众提供了更多购买住房的机会。事实证明，在那个年代，这个政策是成功的一剂良方。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政的推行是美国政府插手经济市场溃败的一个新的尝试。新政下，美国政府加大了公共住房供给，这种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推行的住房模式受到了一些新政推行者们的推崇。事实上，美国公共工程管理署在提供廉价房和减少居住贫民窟公民人数上花费了总预算的近15%。但更有意义的是罗斯福政府采取措施挽救了日益衰退的抵押信贷市场。一家新上市的美国房主贷款公司开始向公众提供长达15年的抵押贷款。1932年，一个名为美国借贷公司（又名美国储蓄机构）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在美国成立，这家机构的建立意在对债务人进行鼓励和监管。此外，还有如英国建房互助协会之类的互保会也纷纷成立。这些协会在吸纳存款的同时向购房者提供贷款。为给予在过去3年内因银行倒闭而遭受重创的存款人信心，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联邦储蓄保险。投资信贷抵押行业比投资房地产更安全，因为一旦债务人拖欠债款，政府就会掏腰包埋单。理论上讲，借贷公司不会出现电影中演绎的那种银行挤兑的状况。1946年，在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经典剧作《美丽人生》中，私营银行家乔治·贝利（由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经营的贝利储蓄贷款公司在一定极力挽救之后最终破产。剧中他的父亲对他说：“你瞧，乔治，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正在做着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我们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欲望。人类天生就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有顶棚，有墙壁，有壁炉。咱们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公司帮这些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乔治深受父亲一席话的影响，一次他在老贝利死后与道德败坏的贫民窟地主波特的对话中这样说道：

波特先生，我的父亲从未替自己考虑……但他却成功地帮助一大批人搬离了您的贫民住宅区。这有什么错？这些人不也因此成为了地位更高的公民了吗？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也在上涨吗？……要是像你说的……他们在攒够了钱之前不应该考虑买房这种事情，那么这“之前”到底是多久？要等到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经济独立吗？直到他们老得走不动路？你到底知不知道一个工人要攒5 000美元得花费多久的时间？考虑考虑吧！波特先生，你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阶层！在这个社会中，这些人努力工作，辛苦偿付，维持生计直到最后死去！在带有浴室的大房子中这样生活，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太贵了点！

这种关于拥有房子的好处的激进言论，也许是一种比较新的说法。但是，联邦住房署给美国的购房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向抵押放贷者提供官方保险，联邦住房署鼓励民众申请高额的（高达售价的80%）、长期的（20年）、完全分期等额偿付的低息贷款。这项措施的意义远不只重振抵押贷款市场这样简单，事实上，它改变了整个抵押贷款市场的运作方式。通过标准化长期抵押贷款，建立国家监管体制，联邦住房署为美国次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38年，随着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的成立，美国次级市场开始活跃。房利美通过发行债券获得收益，并从当地的储蓄银行购买抵押贷款。这些在今天的美国要受到地域（出借人只能向居住在该公司50英里之内的借款人提供借贷）和支付存款利率（《联邦储备局条例》对存款利率的最高值进行了限定）的限制。美国住房署实施的这些新的举措意在减少公众每月所需偿付的平均还款额，比起以前，更多美国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了。因此，如果说整个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现代社会，并不过分。

电影《美丽人生》海报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有效地运作着信贷抵押市场，鼓励借贷者和还贷者紧密合作，这是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产权（即购房抵押债务）飞速上涨的原因。在美国，住房自有率从40%提升到了1960年的60%。只有一个限制，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购房资格。

1941年，一名房地产开发商穿过底特律“八英里”街道，建起了一堵高6英尺的水泥围墙，他在此筑墙是为了从美国联邦住房署获得建房贷款。只有在居住着白人的那边建房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居住着黑人的那边尽管居民人数众多，但却得不到政府的贷款，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黑人不讲信用。从理论上讲，贷款靠的是信用等级评价，但实际上凭的却是皮肤的颜色。这种体制将美国社会一分为二。换言之，这种种族隔离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政局直接导致的结果。在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的地图上，底特律黑人主要居住的地区，即下东区，以及所谓的西部和“八英里”街道的“殖民区”，被填充为红色，用字母“D”标记。而白人主要居住区则被标记为“A”、“B”或者是“C”。这种区别解释了现实等级评价中为什么用“红圈”勾画信用度低的地区。这种情况导致居住在D区的人们在赎回抵押物时需偿付比A区、B区和C区更高的利息。到了20世纪50年代，1/5的黑人借贷者需偿付8%或者更多的利息，而白人实际上支付的利息则不会高过7%。这成了内战时期黑人争取的在财政方面的隐性权利。

底特律造就了许多成功的黑人企业家，比如说摩城唱片公司的创始人贝里·戈迪。这个公司凭借巴瑞特·史特隆的一首《我需要的是钱》的歌曲而出名。这家公司打造的其他明星还包括阿撒·富兰克林和马文盖，她们现在仍居住在这座城市。但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10年时间里，人们一直对黑人存有偏见，认为他们极其不讲信用。这种经济歧视成为后来动乱爆发的导火索。1967年1月23日，底特律第十二街发生暴乱。在警察对一个名叫“盲猪”的非法经营的酒吧进行搜查后，总共5天的时间里，43人遇害身亡，467人受伤，超过7 200人被逮捕，将近3 000座建筑被打砸抢烧。这是黑人反对美国房产私有民主制将其视为二等公民的最明显的标志。即便是今天，你仍可以看到那些暴乱遗留下的空地。政府派出配有坦克和机械武器的常规军对这种被官方称为“起义”的暴乱进行镇压。

飞涨的房价

在大西洋彼岸，人们的房屋拥有权比率上升得更慢。战后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政治家普遍认为国家应该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或者至少应该对其进行补贴。的确，哈罗德·麦克米伦力图每年建造30万（后来改为40万）栋房屋。1959~1964年间，英国约1/3的新房屋是市政委员会所建，工党执政的随后6年内建房率上升为1/2。现在，破坏英国大部分城市的那些丑陋的，造成社会性障碍的高楼街区和“住宅小区”应归咎于英国两党。左右两党仅有的实际差异在于保守党准备好了要撤销对私人租赁市场的管制规定，希望以此鼓励私人房东；而工党则是以同样的力度，但相反的决心再度加强租金管制，消除拉克曼式剥削（一种房东的剥削行为，以彼得·拉克曼为代表，利用恐吓威胁手段驱逐拥有租金受管制的房产的房客，以必须支付市场租金的西印度移民取而代之）。直到1971年，英国业主自住的房屋还不到一半。

在美国，公共住房一向没有如此重要。从1913年设立联邦个人所得税开始，抵押利息支付总是能够免税。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言，当减税特许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时，抵押利息减免就会成为“美国梦的一部分”。这在英国发挥的作用不大，直到1983年，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更加激进的保守党推行住房贷款贴息制度 [39] （简称MIRAS），首次规定3万英镑的抵押限额。当尼格尔·劳森试图限制免税限额时（这样，多重借款人就不能都借此之机谋求房产免税），他很快就“因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保护最后一盎司抵押利息减免的热情投入而碰了壁”。MIRAS并非撒切尔夫人鼓励自置居所的唯一方式。她把议会的房屋廉价卖给150万个工人阶级家庭，以此来确保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有自己的房子。1981年英国自有住房者有54%，而10年之后增为67%。自住房房产的股份也由1980年的1 100万飞速上涨到如今的1 700多万。

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鼓励贷款买房的措施对普通住房市场很有意义。的确，60年代末和70年代通货膨胀率上升超过利息率的趋势，给债务人提供了“免费午餐”，因为他们债务和所需支付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了。当70年代中期的美国购房者预计到1980年通货膨胀率至少是12%时，抵押放贷者正提供30年不变的9%或者低于9%的固定利率贷款。一时间，贷款人能及时还贷了。同时，1963~1979年房地产价格大约增长了两倍，消费者价格上涨了一倍半。然而，倒霉的事在后头。自诩忠诚于“财产所有民主制”的同一届政府要确保物价稳定，至少是通货膨胀较低，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得提高利息率。这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史上最惊人的繁荣与萧条。

[39] 　以购买住房为目的的居民从金融机构贷款时，政府可替住房缴纳一部分应缴利息。——编者注

从储贷协会到次级抵押贷款

当你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出发，沿着30号州际公路驾车行驶时，你一定会注意到那些还没有完全建好的住宅和公寓。它们正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最大的金融丑闻所留下的痕迹——这件事使得那种把固定资产当成一种很安全的投资方式的想法成为人们的笑柄。以下讲述的主要是关于超实体资产的信息，当然也有一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东西。

储贷协会（英国建筑协会的美国版）是美国财产所有民主制所依靠的基石。储贷协会由储户共同拥有，并且同时受到政府条例的保护和限制。政府对达到4万美元的存款提供保险，不过保险金额只相当于1%的全部存款的1/12的收益率。另一方面，这些资金只能借给位于它们自己办事处半径50英里内的买房者。而自1966年起，根据《Q条例》，最高存款利率不超过5.5%的情况下，超过25%的银行可以从事储蓄存款业务。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几近沉睡的领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打破了平静。首先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紧随其后的是急剧上升的利率。这次通货膨胀于1979年达到了13.3%的最高点。新上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为了抑制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升，采取了的放慢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政策，引起了利率的急剧上升。这个双重打击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当时由于通货膨胀和被高利率的货币市场基金所吸引造成的存款大量外流，美国的各个储贷协会在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方面损失了很多钱。对此，卡特和里根两届政府所作出的回应是通过减税和放宽管制等措施来拯救这些储贷协会，同时他们也深信凭借市场本身的力量，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当新法规被通过时，里根总统曾这样宣布：“总之，我认为我们非常成功。”当然有那么一部分人确实成功了。

一方面，储贷协会能够向任何他们所喜欢的领域投资，而不仅仅是局限于长期抵押贷款方面，例如商业财产、股票、垃圾债券等。他们甚至可以发行信用卡。另一方面，它们可以自由设定为储户提供的利率，而不再有任何上限。这样有效地保证了它们的存款总额，存款的最大金额也从4万美元上涨到了10万美元。而且，如果普通存款不能满足需要的话，储贷协会还可以通过经纪商来获得经济存款——这些经纪商拥有并且可以出售10万美元的巨额定期存单。于是突然之间，这些经营储贷协会的人面临的风险消失了，经济学家们曾说这个典型案例中的风险就是“道德风险”。储贷协会加利福尼亚州分会的会长威廉·克劳福德曾经说过一句典型的话：“抢劫银行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拥有一家银行。”接下来所描述的这件事，可以说是对这条法则的完美诠释。一些储贷协会利用它们储户的钱进行高风险投资，更有甚者，开始明目张胆地偷钱，就像放宽管制意味着法律不再监管它们一样。这种行为在得克萨斯州最为流行。

当得克萨斯州的居民还没有为他们那些具有南方特色的牧场进行庆祝时，达拉斯的牛仔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餐馆生意了。星期天早午餐的老主顾包括：唐·瑞·迪克森，他的维农储贷协会被监管人员冠以“害虫”的绰号，艾德·麦克伯尼的阳光地带储贷协会则被戏称为“枪战地带”。国家储贷协会的拥有者兼首席执行官泰瑞尔·巴克想告诉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你带着泥土，我带着钱。”而这个同时带着泥土和钱这两样东西的人是卡车司机工会的纽约经纪人马里奥·任达，据称，他利用储贷协会帮助黑手党之类的秘密组织洗钱。当他需要更多的现金时，他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做了这样的广告：

租钱——借钱、融资新妙招：让我们的存款基金和您的地方银行携手共度危机。

如果你想缔造一个房地产帝国，为什么只在嘴上说说呢？对于达拉斯的那群开发商来说，正是储贷协会给了他们一个不需要任何物质基础（或者在得克萨斯州的平地上）就可以发大财的机会。超实体主义的出现有以下两个标志性事件：其一是储贷协会的主席斯宾塞·H·小布莱恩与加兰镇的镇长詹姆斯·托勒之间展开合作，其二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丹尼·福克纳。这个中学辍学的孩子最后成了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丹尼·福克纳的专长就是很会吸纳他人的钱财。这里所指的钱是以经纪存款的方式汇集起来的，因为福克纳对这些特别的存款储贷者给予了相当诱人的高利率。在雷·胡巴德的人工湖附近（大约是达拉斯以东20英里的地方），福克纳设立了第一个房产代理办事处。福克纳最善用的伎俩是“抛售”。他可以得到一大块花生地，再以通胀后的价格抛售给他的投资商们，而这些投资商的钱就是从储贷协会借入。例如福克纳以300万美元的价格买到一块地，几天之后，以1 478万美元的价格再转卖给他人。虽然福克纳本人宣称自己是个文盲，但是这样看来至少他还不是不识数。

到1984年，达拉斯地区的发展已经失控。沿着30号州际公路绵延好几英里的满是在建的公寓楼。这个城市的地平线也已经那些被当地人所说的透明办公大厦高层建筑扭曲。但是，这些楼还是一直在增加，因为那些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存款都直接进入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有文件资料表明，储贷协会的总资产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已经从12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了2.57亿美元，但是许多投资者却从来没能见到他们的资产得到回报。福克纳总是乘坐他的私人直升机在他们的头上呼啸而过。似乎储贷协会的每个人都在挣钱，福克纳有价值400万美元的利尔喷气机、托勒有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汽车，布莱恩则有个4 000美元的劳力士还有那些资产评估员、体育明星投资商以及地区监管人员，其中许多男人都戴着金手镯，许多女人都披着貂皮大衣。一位相关人士曾表示：房地产就像个造钱机器一样，并且按照丹尼的需要而运转。如果丹尼需要一个新喷气机，我们就做一笔土地交易；如果丹尼需要一个新的农场，我们就再做一笔。丹尼做所有的事情直到最后一个细节都是为了他自己。人们都认为节俭和偷窃之间的界限就像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是对于福克纳和他的公司来说却只有一线之差。

丹尼·福克纳和他的喷气机

问题是对于30号州际公路沿线公寓的需求总是跟不上福克纳、布莱恩及其朋友们所提供的公寓数量的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房地产经纪人调侃说，性病和公寓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你可以摆脱性病，但不能远离公寓。另外，大部分储贷协会中资产额和负债额之间的不平衡现在变得极具灾难性，于是他们开始从外人那里借短期存款来弥补内部人的长期存款的不足。当监管人员于1984年开始其为时已晚的行动时，这些事实已经再也不容忽视了。在同年的3月14号，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的主席艾德文·J·格雷命令储贷协会停止营业，而因此所需用来保证储贷协会存款的费用总额达3亿美元。但是，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其他公司也处于审查之下时，立法者就开始犹豫了，尤其是那些曾经接受过储贷协会提供的巨额竞选费用的人。然而，他们拖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钱变得一文不值。截至1986年，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已经处于破产的境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991年，经过两次审理（第一次审理时陪审团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福克纳、布莱恩和托勒被判犯有利用储贷协会从事欺骗性土地交易，并从中欺诈、夺取1.65亿美元。他们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赔偿上千万的损失。有一个调查人员称储贷协会为“一个最鲁莽的、最具欺骗性的土地投资方案”，可见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这一评价也同样适用于整个的储贷危机，艾德文·格雷称那是一个美国“国家银行业历史上最广泛的、最不谨慎、最具欺骗性的时代”。总之，近500家储贷协会自动破产或者被勒令关门停业；在由国会出面建立起来的信托公司的保护下，差不多同样数量的贷款机构被兼并。据一位官员预计：“将近一半的破产机构被内部人员认为有欺诈性和潜在的犯罪性。”到1991年5月，共有764人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指控，其中有550人被宣布有罪，326人被判刑。被强制征收的罚款达800万美元。发生在1986年和1995年间的储贷危机总共造成了约1 53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损失，但是其中的1 240亿都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的。这也使此次危机成为了自大萧条以来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危机。由于这场危机造成了许多建筑工程停工，你会发现残留建筑物几乎遍布得克萨斯州：那些用偷窃来的钱建造的无主房屋后来被推土机推倒或者被烧毁了。24年后，30号州际公路沿线的大部分地段成了得克萨斯州的另一块荒地。

崩溃与机遇

对于美国的纳税人来说，储贷协会的大崩溃是欠缺考虑的放宽管制这一冒险政策的非常惨痛的教训。而在信贷协会破产的同时，他们也为另一批美国人提供了一条成为百万富翁的捷径。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和纽约投资银行的证券交易员来说，新政中资产抵押系统的崩溃非但不是一次危机，反而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非常渴望利润。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中，自称“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看到了一条利用20世纪80年代市场变动利率的方法。绝望的储贷协会开始徒劳地抛售其抵押品以期保持自己的偿还能力。而这场重要的抵押品交易使得所罗门公司的李维斯–拉涅利开始发达，当然，他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了这些东西。此后拉涅利那高大的身材、廉价的衬衫和一口布鲁克林区的俏皮话立刻成了新华尔街的形象代表，并且成为了那些穿着布鲁克林兄弟公司制服工作的预科实习投资银行家们的最佳对照。（拉涅利本人曾经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邮房工作。）他所使用的办法是重新利用那些抵押品，并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成为新的、诱人的、可以与政府和公司的债券进行交换的有价证券的坚强后盾，简单来说，就是把抵押品变成债券。一旦它们被整合在一起，这些抵押品根据利息支付可以被分为不同期限和信用风险的“各种分割债券”。这种新型的有抵押债券（通称为“房产抵押贷款债券”）于1983年第一次正式发行，而这也标志了美国金融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一个证券化市场上（当然也只限于一定的区域），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尖叫，因为你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以上这个过程被称为“证券化”，这是一个使华尔街彻底发生转变的创新举动。它吹落了以往沉睡在债券市场上的厚厚的尘土，并把证券市场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匿名交易远比私人关系更具价值。但是，这一次又是联邦政府在时刻准备着承担存在于危机中的风险，因为大部分抵押品继续享有来自政府部门发起的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等政府支持企业所组成的无条件担保。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抵押品作为抵押的债券几乎成为政府债券，继而成为投资等级的代表。1980~2007年间，那些以政府支持企业做后盾的按揭债券已经从两亿美元增长到了40亿美元。随着私人债务保险商的到来，像所罗门兄弟公司一样的公司可以将那些对于政府支持的企业来说“不合规格的贷款”证券化。截至2007年，这片私人资产领域已经成功地使200亿住房抵押债务证券化。1980年，只有10%的住房抵押被证券化，但是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6%。

不只是人性的虚荣点燃了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繁荣大火，电影《美丽人生》中所描述的交易方式的残留也促进了这一点。曾经，所有抵押贷款的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吉米·斯图尔特就熟知他的存款人和借款人。然而不同的是，在一个证券化市场上（当然也只限于一定的区域），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尖叫，因为你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你之所以愿意用你的抵押品付款，正是因为那些真正收到抵押品的人对你一无所知。这些普通房主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在20年后变得越来越明显。

房产赌博

我们倾向于认为在欧美，房产就是一种单项赌博。人们能够发财的途径之一就是在物业市场上试试运气，然而事实上，这样只能使人变成一只不断给别人注水的杯子，而自己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有关这个“事实”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现实经常具有欺骗性。假设你曾经于1987年的第一季度投资了10万美元到美国的房产市场上，那么根据美国联邦住宅企业监督办公室制定的房屋价格指数或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的预测，你的钱可以在2007年第一季度之前增加两倍，也就是在27.5万~29.9万美元之间。但是如果你把同样数量的钱按照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并且不间断地把自己的股息所得也继续投进去，你最终可以获益77.2万美元，这个数字是你投资那些房产所得的两倍多。这个数字在英国也差不多。如果你在1987年投资10万英镑到房产市场上，根据全美房产价格指数的预测，20年后你的钱可以增加3倍。而如果按照富时指数有限公司综合股指预测，你的资金将会是以前的近7倍。当然，房产和股票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你不能生活在股票里。如果要进行一次公平的比较，那么这些钱必须全部是你自己房子的租金所得（或者是你拥有两套住宅而租出其中的一套所获得的租金）。一个很简单的可行的方法就是去掉股息和房租进行比较，但在1987年以后的20年间，即使是去掉股息和房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活跃度依然超过房产业。如果你把租金所得算入房产投资组合里，并且把股息算到股票投资组合里，这个差额虽然会有所减少，但不会彻底消失。因为当建筑区的扩张到达顶峰时，平均租金收益率在一定时期内已经从5%降低到了3.5%（换句话说，一套10万美元的房产平均每个月只能带来不足416美元的收益）。而对比来看，在英国，股票市值的增长远比美国要慢得多，而股息也是投资者获得收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来源。与此同时，英国一些针对新房屋供应的约束（例如保护绿化带的一些法律）促进了租金的增长。忽略股息和租金进行对比，就意味着除去了股票对房产的优势。单就1987~2007年之间的资本升值来说，公司的资本资产升值（上升4.5%）超过了股票升值（上升了仅仅3.3%）。而英国股市唯一能够超过英国房地产业的情况则需要追溯到1979年。

但是，当试图将房产和其他形式的资本资产相比较时，就出现了三个必须考虑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贬值。股票不会磨损，也不需要换一个新的屋顶，但是房子却需要。第二个是流动性。作为一种资产，房子所兑换的现金数量会远远超过股票。第三个是稳定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房产市场要比股票市场稳定得多（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固定资产市场交易费用高昂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说房屋价格从来没有偏离过一路飙升的道路。以英国为例，1989~1995年，平均房屋价格降了18%，而按照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以外的实值计算，这个降幅达到了1/3还多，即37%。而在伦敦，真正的降幅将近47%。在日本，1990~2000年的10年间，房产价格降了60%还要多。当然，在我写这本书期间，美国的房产价格也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范围持续下降。截至2008年2月，20个美国大城市的凯斯–席勒美国20座大城市综合房价指数已经从2006年7月的顶峰时期下跌了15%。在那时，年度平均跌幅达到了13%，这个数字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来从没有过的。而且在一些个别的城市，如凤凰城、圣迭戈、洛杉矶和迈阿密等，整个跌幅已经达到了20%，甚至是25%。另外，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2008年5月），大部分专家都预测房产价格仍会继续下跌。

美国股票与房地产（1987~2007）

在经济萧条的底特律，房产价格下滑的时间开始得更早，具体时间是2005年12月，而且当我于2007年拜访这个城市时，降幅已经超过了10%。当我去底特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有一些东西已经凝结成一个整体，并正在侵入到美国甚至所有英语国家里。在10年的时间里，底特律的房价涨了近50%，而这些房子很可能是除新奥尔良之外所有城市中最差的房产，虽然这还远远比不上全美范围内的房地产经济泡沫（房产价格涨了180%），但考虑到底特律的经济状态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这种现象真的很难解释。单据我的发现来看，原因就在于房地产生意的交易规则已经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的最好例证就是底特律所经历的西迁热潮——忙碌但又很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通往远离尘嚣并配有大型牧场和车库的大房子的梦之路。那曾经是这个汽车城最美丽的地方，现在却只不过是一个因无计划占用山林农田建造厂房而形成的一个巨大区域中的一条小街道，靠的是美国国内正处在发展中的“次级抵押贷款”。

当地的经纪公司把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对象定位于信誉记录较差的人。巨额抵押贷款会因数额太大而无法得到房利美的贷款批准（和政府的无条件担保），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也非常大。然而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这些贷款的风险性，使得它们对借款人潜在来说有利可图。但这些并不是说实行那种旧的30年不变的定息抵押贷款。相反，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占有很大比重，换句话说，利率可以根据短期借款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本金百分之百等于抵押资产评估价值，但多数贷款只是付利率的抵押贷款而没有分期付款（偿还本金）。而且，许多贷款都有“诱惑”期，此期间通常是最初的两年，初始利率支付会被人为压低，但却加重了往后的货款成本。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了降低借款人的首次偿债费用，但是次贷协议则向借款人暗示他将从中获益颇多。一个发生在底特律的罪恶昭彰的次贷交易曾经宣称在前两年的时间里会有9.75%的利率，这超过了当时银行之间的互贷基准利率（9.125%，通常是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前，这个利率甚至一度达到了5%，这就意味着在贷款的第三年利息支付会出现猛增。次级贷款在底特律出现之后，钱就像雪花一样纷纷而至。在这个城市里，收音机、电视机以及邮件都满是次贷广告，还有代理商和经纪商们都像一窝蜂似的推销那些所谓的非常诱人的生意。仅2006年一年的时间里，针对底特律的22个区，次级贷款提供者在宣传方面就花了10亿美元。在包括了西迁地区所在的5 100街区的邮政编码为48235的这个区域里，次级抵押贷款就占了2002年到2006年全部贷款总额的一半还多。在5 100个街区里，每20户人家中就有7家曾使用过次级抵押贷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贷款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首次购房者的。这些贷款几乎全都具有再次抵押贷款交易的性质，这就让借款人把房子产权看成了一个能变成现金的自动取款机。大部分人用这些钱来偿还信用卡的债务、装修房屋或者置办一些耐用消费品。另外，日趋低落的长期利率和日益诱人的抵押交易的结合为房地产市场吸引了不少新的买主。截至2005年，有69%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住房，相比之下，10年前的数字是64%，其中的功劳主要归功于次级贷款的蓬勃发展。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次贷借款者中有很多都属于社会少数族群。事实上，当我开着车在底特律逛时，我发现自己在怀疑“次优级”是否就是“黑色”的代名词，不过，这并不是我凭空猜测出来的。据马萨诸塞州经济房联盟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在波士顿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占总数55%的得到单个家庭住宅贷款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都使用了次级抵押贷款，而白人只有13%。另外，华盛顿互惠银行曾把超过75%的黑人和拉美借款人列为次优级借款人，而白人中只有17%。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所提供的信息来看，2002~2007年间，社会少数族群拥有住房的数量增加了310万。

当然，这也使财产所有民主制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对于成千上万曾经被信用评级机构和种族主义排斥在主流金融市场之外的人来说，次级抵押贷款使他们拥有住房的美好梦想成为了现实。

但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却因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里没能更好地规范抵押贷款行为而受到指责。不过，虽然他的2004年的讲话中曾支持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但是他绝不是扩大住房拥有者范围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同时，也不能把责任推到近年来过度发展的货币政策上来。

小布什总统于2002年10月曾这样说：“我希望美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为了刺激贷款者帮助达成在10年中新增550万新兴少数族群拥有住房者的目标，小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之梦首付法案》，这是第一个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购买住房而实行的举措。在这项政府政策的启发下，许多贷款人不再强制借款者提供非常完整的档案资料。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开始敦促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次贷市场给予支持。就像小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所说的那样：“更多的人拥有住房是关乎整个国家利益的。”对此，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哈佛大学阿尔福斯·弗莱彻教席教授兼哈佛大学杜博斯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小亨利·路易斯（“斯盖普”）·盖茨也曾在2007年11月的《纽约时报》上撰写过相关文章。可以看出，亨利很欢迎这种趋势，并且指出在他所研究过的所有成功的非裔美国人中（其中包括名嘴奥普拉·温芙瑞和奥斯卡奖得主乌比·戈德堡），每20个人中就有15个人是曾经做过奴隶，但却成功地在1920年就拥有了住房的人的后代。由于并不在意近期房地产的泡沫，亨利提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解决“黑人贫穷和身体机能障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给那些曾经身为财产的人以财产”：

可能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所有人都在试图找到一个对此会有所帮助的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曾使英国150万名公共住房者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撒切尔夫人做过的最慷慨的事情了，而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们也应该从她那里学习一些东西……一个勇敢而创新的解决黑人贫穷问题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些途径，使这些房客们变成房主……对于那些贫穷的黑人来说，当他们在美国社会中也能拥有住房所有者的那种利益关系时，真正的进步才会出现。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在自己的未来和社会中会有一种作为拥有者的奇妙感觉，他们会学习、工作、拼搏并参加选举，而深陷异国文化的人却没有……

位于孟菲斯弗雷泽地区的黑人社区领导者巴尼·赛尔夫曾指出亨利言论中的致命错误：“美国梦就是自置居所，而我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虽然梦想非常美，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实现它。虽然现在有房地产业、资产评估业和抵押贷款业，但是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些将帮助他们拥有那些他们买不起的房子。”

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次级贷款发展得井井有条且非常顺利——但条件是利率比较低，人们要有工作，房地产价格要保持持续上升。当然，这些条件并不能保证持久下去，至少在底特律这样的城市里不行。但是，这对于那些次级贷款者来说却不足为虑，他们只要延续20世纪80年代那些主流抵押贷款者的做法就可以了。次级贷款者们不是拿他们的钱去冒险，而是从那些已经签署的借款协议中收取丰厚的佣金后，又把他们的贷款打包重新卖给华尔街的银行，而银行把这些贷款集中起来投资到高利润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中去，或者把它们卖给全世界的投资商。所有人都期望获得比自己的本金多哪怕一点点的回报。这些证券被重新包装后成为了贷款资产的债务抵押债券（CDO），那些来自偿债能力很不稳定的借款者的风险很高的贷款，摇身一变，成为了AAA级的投资证券，而这个转化唯一需要的就是来自穆迪投资或者标准普尔这两大主要评级机构之一的证明，至少这些证券的打包人员不会拒绝履行债务。但是比较低的中间层和股本层是被公认为风险比较大的，当然他们也会支付很高的利率。

次贷市场的陷落

这个金融市场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关键就在于底特律的抵押借款人之间相距遥远，那些人最终会收到利息。这种风险从美国的州退休基金开始在全球迅速散播开来，不但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网，甚至影响到了北极圈以外的市政会。举例来说，挪威、拉娜、海恩斯、哈捷达尔以及那威克市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投资了1.2亿美元在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所担保的债务抵押债券上。与此同时，推销这些“转型产品”的人也在不断叫嚣证券化可以让风险转嫁给“那些有能力承受的人”。但后来的结果却是，这些风险留给了那些最没有承受能力的人。只有那些深知次级贷款不稳定性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与借款人打交道，并清楚他们的经济状况的人才有机会把风险降到最小。他们能够发放贷款价值比为100% [40] 的“忍者贷款”（发放给那些没有收入、工作及资产的人士）得到百分之百的贷款与价值比率，并且可以在同一天把它卖给有债务抵押债券业务的任何一个大银行。因而，转眼间风险开始四处蔓延。

当房价继续下跌时，更多的房屋主人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房产等资产价值下跌产生的）负资产的困境。

在底特律，次级抵押贷款的崛起事实上恰好与汽车业的迅速衰退同时发生，因为经济衰退使这个城市的工作岗位一下子减少了两万个。这预示美国经济会出现大幅下滑，而这正是美联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后果。因为美联储把短期存款利率从1%调高到了5.25%，这对平均抵押贷款利率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但却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利率的增幅高达1/4（即5.34%~6.66%）。前期优惠利率一到期，那些抵押贷款就重新定位于更高的利率基础上。很快，成百上千的底特律家庭开始无力偿还抵押贷款了。早在2007年的3月，在邮政编码为48235的地区就有1/3次级抵押贷款滞延了超过60天的还款期，面临抵押品被没收的危险。这种情况的直接影响是刺破了房地产业的经济泡沫，使房价开始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下跌。而一旦这种情况开始出现，那些靠100%抵押贷款的人发现他们的债务高于他们的房屋价值。当房价继续下跌时，更多的房屋主人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房产等资产价值下跌产生的）负资产的困境，换句话说，他们的房屋价值已无法抵债。这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危机范围不断扩大的预兆，也开始动摇西方世界金融系统的根基。

在一个闷热的星期五下午，我刚从底特律到达孟菲斯，就看到在孟菲斯法院大楼台阶的牌子上标明有50多户房屋待售。这些房子都是由于房屋贷款出借方因房主没能及时支付利息而取消了他们的抵押房屋赎回权。孟菲斯不仅是美国的破产之都（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到2007年，它还迅速成为了没收之都。在过去的5年中，我被告知有1/4的家庭曾收到过即将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警告通知。次级贷款抵押又一次成为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仅2006年一年，次级贷款财务公司就借出了4.6亿美元给14个孟菲斯邮政编码公司。我亲眼所见的只不过是没收洪流的一个开端罢了。2007年5月，责任借贷中心预计，没收的房屋数量将达到240万套，而这个数量还可能低估了。到本书定稿时止（2008年5月），有大约18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未还款，估计有900万美国家庭，或者1/10的私人住宅已经陷入负资产状态，有将近11%的美国次级房贷抵押已经丧失了抵押房屋的赎回权。根据瑞士信贷提供的信息，未来5年内，抵押房屋没收的总数将达到650万，这可能会使8.4%的美国居民或者是12.7%的房屋贷款抵押者无家可归。

自2007年年初夏始，次级抵押信贷市场就变得令人失望。这个冲击波扩展到了世界信贷市场，摧毁了套利基金，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拯救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债务抵押债券。在2006年，5 000多亿美元被借贷出去，而其中有一半是次级贷款。许多债务抵押债券被严重高估，结果导致错误地估计了次级房贷的破产率。甚至是AAA级证券也开始出现违约情况，而专门购买高风险抵押债券凭证的套利基金更是首当其冲。大多数分析家认为，次贷危机起始于2007年6月——美林投资银行发现它的债务公司——贝尔斯登公司拥有过多的次级贷款，于是要求贝尔斯登公司对所持有的两只套利基金另外追加担保，次贷危机由此产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评级机构开始降低住房贷款抵押债券的评级。各种持有住房按揭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的金融机构都发现，它们正面临着巨大的损失。问题因系统中的债务杠杆而被扩大了，特别是套利基金，它们向经纪商——银行借取了大量的资金，而为了使所获利益扩大，它们将问题严重化了。同时，银行为了掩饰自己的次贷危机，将次贷资产置于资产负债表外管道或是“投资策略工具”中。（“投资策略工具”无疑是关于危机的最合适的缩略语。）这种方法依赖于商业票据市场上的短期资金借贷，或者是短期的同业拆款。由于害怕“对手风险”（即由合同另一方财务破产引起的风险），许多信贷市场停止了运作。许多评论员曾警示过的流动性危机终于于2007年8月份爆发了。几乎无人能预料到，由于底特律和孟菲斯等城市的低收入家庭不履行次贷房屋还款居然可以引起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机：一家是北岩银行，另一家是贝尔斯登公司，他们被廉价地卖给竞争对手；无数套利基金活跃起来；银行的账面资产减值达到3 180亿美元；预计资产损失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次贷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引起了全球的金融风暴。

关于危机的讽刺之一是它给了美国政府资助的财产所有民主制之母——房利美沉重的一击。政府政策的后果之一便是扩大房利美及其兄弟公司——房地美在抵押中持有的份额，同时，减少政府在此领域的重要性，而政府的保护曾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内容。1955~2006年间，由政府担保的非农业抵押份额由过去的35%减少到5%。与此同时，由政府资助的公司所持有的抵押份额却由原来的4%不断增长，直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43%。美国联邦住屋企业监督办公室通过放松资本和财产比率来怂恿房利美和房地美获取更多的住房按揭贷款支持证券（包括次级贷款担保证券）。但是，两家机构的资本只有84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上的1.7万亿美元资产中只剩下5%，更别提它们将要担保的2.8万亿美元的次级贷款担保证券了。政府资助应该转换为政府所有，这其中就隐含了联邦预算在内，这似乎是这些机构陷入困境的合理假设。

所以，房子并不是唯一的安全投资。它们的价格既然能上涨就能下降，另外，正如我们所见，房子是非流动资产，这就意味着当你陷入经济困境时，你不能迅速把它卖出去。房价在下滑的路上挣扎，因为房主不愿意在经济低迷时期降低要价，结果导致众多主持有待售房产，这意味着这种房屋所有权将降低劳动力的流动，以至于延缓了经济恢复的速度。这就是“财产所有民主制”的消极面，虽然这种制度将房客变为房主这一点很诱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亟待回答，那就是我们是否已将这种高风险的模式输出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了。

[40] 　贷款价值比为100%指的是零首付。——编者注

产权与财富

基尔梅斯——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散落着的贫民窟，听起来和阿根廷首都中心优雅的林荫大道相差十万八千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真的有那么贫困吗？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南多·德索托所说，像基尔梅斯这样遍布着简陋小屋的小镇，去掉它们摇摇欲坠的外表外，它们实际上是几万亿美元还未被实现的财富。据赫尔南多·德·索托估算，世界上穷人所拥有的不动产总值可达9.3万亿美元。他指出，这个数值相当于世界20大经济组织所列出的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大约1970~2000年间，发展中国家接受国外援助资金总额的90倍。问题在于，居住在基尔梅斯的人以及世界上无数住在简陋小镇的人们，对他们的房屋没有法定权利。而如果对他们的财产没有法定权利，他们就没办法将其作为贷款担保抵押物，于是这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如赫尔南多·德·索托所说，因为人们不能借贷，也就没有资本做买卖。潜在的企业家被埋没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也被窒息了。

麻烦的主要方面在于在南美洲这样的地方，建立财产法定权利在行政方面有一定的困难。据世界银行调查，如今在阿根廷如果要注册登记财产，需要大约30天的时间，而以前这个时间还要更长。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孟加拉国或是海地，情况甚至更糟，可能需要300天的时间。赫尔南多·德·索托和他的研究者试图获得在秘鲁国有土地上建房子的政府授权，他们整整花了6年零11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和52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打过交道。在菲律宾，直到现在，要使房屋产权合法化仍需要168个步骤，其中包括要去53个公共代理处和私人代理处，分别需要用13年和25年的时间。与此相反，在英语国家，这一切只需两天就可办好，很少有超过三个星期的时候。在赫尔南多·德·索托眼中，使产权合法化的烦琐手续使穷人的资产变成了“死资本……就像高高位于安第斯山上的湖水一样，只是未被使用的潜在能源”。他认为，赋予资本生命是使秘鲁等国繁荣发展的关键。只有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资产权利体系，房产的价值才能在市场上很好地体现，房屋才能自由买卖，才能合法地用于贷款抵押，房主才能自由地进行交易。另外，把穷人排除在合法的产权所有者之外，就要保证他们在灰色或是黑色的经济地带，在国家政策之外，至少享有部分权利。这其实具有双重破坏性——阻碍了有效的税收，也降低了政府在民众眼中的权威性、合法性。穷国很贫困，这是由于它们缺少对财产的保护，而这些财产正是成功经济的隐性建筑。“《物权法》不是银弹头”，赫尔南多·德·索托说，“它是缺失的纽带……没有《物权法》，你将永远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长久的改革。”而穷国基本上缺乏民主，因为缺少选民去选举出公共财产的保管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称，除非提供一套民主体系，否则不可能维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财富体系。这是投资者的唯一可选的途径。

一些批评家说他躲在名声扫地的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背后。而另一些评论家说，赫尔南多·德·索托试图用“财产所有民主制”全球化的努力使他成为英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他“或许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称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2004年，美国自由党的智囊团卡托研究所因为德索托在“精神和实践自由”方面所做的工作，授予他两年一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大奖。赫尔南多·德·索托和他的自由民主机构已经给众多国家的政府，例如埃及、萨尔瓦多、加纳、海地、洪都拉斯、哈萨克斯坦、墨西哥、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等提供了建议。当然，关键问题在于：他的学说在现实中起作用吗？

基尔梅斯验证赫尔南多·德·索托是否真的揭开了“资本的秘密”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试验。1981年，基尔梅斯的1 800多个家庭抵制阿根廷军政府占用大量荒地。恢复民主制度后，阿根廷省政府没收了这些土地，同时给予以前的居住者合法的权利，然而只有8/13的土地所有者接受了这个补偿，而其他人（其中有一人是1998年才在此定居的）要争取永久权利。结果便是10年后，一些居民通过缴纳正常的租金最后成为业主，而另一些人仍是房客。今天，你可以通过一个现象辨别出业主和非业主：业主会更用心地打理他们房子的篱笆和墙壁，而那些房客住的待确定的房子都破烂不堪了。众所周知，业主要比房客更爱惜房子。

真正的抵押物来自于稳定的工资。

毫无疑问，房主们改变了基尔梅斯人们的观念。据最新一项调查表明，那些已经取得合法权利的业主与那些非业主相比，在观点上更加具有独立性，更加物质化。例如，当被问道“你觉得钱对于快乐来说重要吗”时，选择肯定答案的业主比非业主多出34%。当然，这个理论似乎也存在瑕疵。对于基尔梅斯的居民来说，在贷款时，业主并不见得就比非业主容易多少，只有4%的人拥有抵押物。在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家乡秘鲁，情况也是如此，业主们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使死资本复活。1988年，德索托向秘鲁政府首次推荐他的学说并且被接受，注册财产的时间于是有了很大的缩减（仅需一个月）。更明显的是，有99%的交易花费都被缩减。自从1996年创建了非正式财产正式化委员会以来，人们在这4年中做了更多的努力，在城市用地上建造的120万间建筑被法律承认。然而，赫尔南多·德·索托所许诺的经济进程却逐渐令人失望。在秘鲁首都利马，1998~1999年间，有20万户人家获得了合法的土地授权，然而，直到2002年，仅有1/4的家庭可以以此作为抵押获得贷款。在赫尔南多·德·索托学说试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柬埔寨，使城市财产合法化仅仅鼓励了肆无忌惮的开发商和投机者买下贫困者的房产，或者是将他们赶出去。

记住，不是财产使你有物可押，而是财产增加了你的信用度。真正的抵押物来自于稳定的工资，正如19世纪40年代的白金汉公爵或是现在的底特律房主那样。因此，企业家们不一定要把他（她）们的房子抵押出去，以此来筹钱，事实上，产权并不是财富增长的关键因素。

小额贷款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星期一早上见到贝蒂·弗洛雷斯的，在玻利维亚一个小镇高地市的市场街道上，这个小镇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附近。那天，我们准备去高地市的小额资金组织Pro Mujer [41] 。由于海拔较高，我感觉很疲惫，就提议停下来喝杯咖啡。贝蒂当时正在那儿忙着煮咖啡，然后为顾客和市场上的摊主端上一杯杯香浓的玻利维亚咖啡。我迅速被她的能量和活力吸引。与市场上大多数玻利维亚本国妇女不同，她可以很自如地和外国人进行交谈。原来，她是小额资金组织Pro Mujer的顾客之一。她成功地获得了贷款来扩大她的咖啡店，这是她做机械师的丈夫没能办到的。只需看看贝蒂不停忙碌的身影，我就知道这项政策确实见效了。她还有未来的扩展计划吗？肯定有的。她的生意让她能供女儿上学读书。

贝蒂·弗洛雷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风险小的信贷对象。她的存款很少，并且没有房子。而她和数千名像她一样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妇女可以获得像小额资金组织Pro Mujer这种机构的贷款，这确实是解放妇女企业家这一革命的成果。在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进行小额贷款运动中有一个巨大的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是风险较小的信贷对象，不管她们是否有房屋作为抵押。这真是与传统意识里女人挥霍无度的形象大相径庭啊。的确，这与上百年来的偏见格格不入。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女性的信贷度不如男性。例如，在美国如果已婚女性的丈夫没有工作，她们自我创业申请贷款时就会被拒绝。情况对于被抛弃的女性或是离婚的女性来说更糟糕。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信贷机构总是关注男性。然而，这种小额贷款表明，女性也有良好的信用度。

小额贷款运动的发起者是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他通过对他家乡孟加拉贫困的乡村作调查，得出小额贷款在妇女中有巨大潜力的结论。1983年，他在乔布拉村与别人合伙创办了乡村银行，先后为将近750万名妇女提供了小额贷款，而其中绝大多数妇女没有任何抵押担保。所有的贷款者会分别组成5人小组，每周进行一次非正式聚会，每个人都承担着还款责任。起初，乡村银行只能进行30多亿美元的贷款业务，这些钱主要是来自赞助商。而现在，乡村银行吸引了足够多的存款（到2007年1月，共有6 500亿美元存款），这确实是利润很大的。由琳内·帕特森和卡门·贝拉斯科在南美建立的乡村银行可能是小额资金组织Pro Mujer最佳的模仿者了。该银行贷款起点大约是200美元，期限是3个月。大多数妇女利用这笔钱购买牲畜，或者像贝蒂那样用这笔钱做小本生意，卖煎饼或是日用品之类。

在我离开贝蒂的咖啡店时，高地市小额资金组织办公室早已人声鼎沸。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玻利维亚妇女几乎全穿着传统服装（圆顶小高帽，以各种方式戴在每个人的头上），排着队还定期贷款。她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把那老话“像房子一样安全”改为“像家庭主妇一样安全”。在世界上其他贫困国家，从内罗毕的贫民窟到印度安得拉邦村寨，也有类似现象发生。当然，这些也不仅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小额贷款也可以在发达国家的贫困地区进行，例如在格拉斯哥的卡斯尔米尔克（Castlemilk）地区，那里的贷款系统被称为信用联合体，它的建立是为了抵制高利贷者的贷款（我们曾在第一章谈到），而接受贷款者通常是当地妇女。在高地市和卡斯米尔克地区，我常听说男人们更愿意把钱花在酒吧或是投在赌马场上，并不考虑还利息。而女人，正如我经常听说的那样，比男人更善于理财。

当然，如果认为小额贷款和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财产权利理论是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万能药方，那就大错特错了。据粗略估算，全球人口中，约有2/5的人处于金融系统之外，他们没有存款，更别提信用度了。按尤努斯的说法，不管你是否需要他们有抵押担保，仅仅给他们提供贷款并不一定能使他们摆脱贫困。我们也不应忘记，虽然有些人确实因为小额贷款受益，但并未摆脱贫困。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每年向贷款者收取高达80%甚至125%的利息——这和高利贷差不多了。这表明，小额贷款公司赢利的最佳方法，其实是尽量提供数量较多的小额贷款。

自我的苏格兰同行亚当·斯密写了关于自由市场的研究《国富论》以来，格拉斯哥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像底特律一样，格拉斯哥也是在工业年代兴起的城市，因此，它似乎不太适应金融年代。但是像南北美洲或是南亚的人们一样，格拉斯哥的人们也得到了相同的教训。金融文盲似乎无处不在，但在经济的一个分支领域——财产市场，人人都是专家。众所周知，财产是个单项赌博（某些个案除外。在2007年第4季度，格拉斯哥的房价下滑2.1%，当地人唯一的心理安慰是爱丁堡的房价下滑了5.8%）。在世界所有的城市，房屋价格泡沫远远高于根据房屋出租收益或是建筑消费评定的标准。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所说，当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房子是很好的投资，于是通过同样的反馈机制，衍生出了经典的推理泡沫。这种反馈机制通常会影响股票市场。简而言之，这是资本货物的非理性繁荣。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感觉起源于政治因素。当鼓励拥有住房也许有助于笼络选民，同时也因强迫人们以房赌房而扭曲了资本市场。当金融理论界警告反对“本土偏好”时，他们是反对投资者将他们的钱投资到本国的不动产上面，而真正的“本土偏好”是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自己的房子上面。毕竟，房屋代表了2/3的典型的美国房屋投资组合，而这一比例在别国还要更高。从白金汉郡到玻利维亚，金融安全的关键是要建立合理多样的金融资产有价证券。要想这样做，专家建议我们去借未来的钱。但是，在这个充满风险的高度杠杆化的资产市场，我们不应该被引诱，去用所有的东西做赌注。在借款费用和投资回报之间，在债务和收入之间，应始终保持能承受的幅度。

不用说，这些法则不仅仅适用于住房，它们也适用于国家经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由于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已经忽视次贷风险多久了呢？次贷超级大国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41] 　Pro Mujer为西班牙语，即援助妇女之意。——编者注

第六章

全球金融：从帝国到“中美国”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金融权力的全球性转移将如何发展？

中国和美国成为了怎样的共生体？

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经济是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之一吗？

导读

货币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金融权力的全球性平衡正经历着最惊人的转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金融节奏由英语民族所制定，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但这个时代要结束了。

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国际货币新秩序，金融权力正在发生变革。以英语国家为首的资本跨国流动，不断引发国际市场的动荡。今天，要求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进行监管的声音越来越大，金融权力的转移不可避免。

“金砖四国”正在获得金融权力的一部分。而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开放后，发展至今，似乎正在引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但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无法脱钩，甚至将与美国“融为一体”。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借贷。这一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模式，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的相互融合，更使得中国和美国在金融领域实现了“核恐怖平衡”。

这一切引发我们对未来世界的好奇：随着危机走向全球化，那么全球化是否也面临着危机？国际社会如何监管势力庞大而流动迅速的对冲基金？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否会随着金融危机的产生而逐渐衰落？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如何建立？中国将在后美元时代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和美国是否会成为主宰世界经济的两国集团？

金融权力的全球性转移

仅  仅在10年前，也就是在1997~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传统观念认为，金融危机更有可能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即所谓的东亚或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然而，新世纪对全球金融系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世界经济的边缘，而是来自世界经济的核心。在2000年8月硅谷网络泡沫达到高峰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下跌了将近一半。直到2007年5月，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的投资者的损失才得以弥补。然而，仅仅3个月后，一场新的金融风暴再次引爆，这一次是在信贷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也起源于美国。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发现，他们无法支付次贷抵押贷款时，危机爆发了。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类似的危机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其他区域即使没有发生大萧条，也会陷入经济衰退。然而，在撰写本书时，亚洲似乎很少受美国信贷紧缩的影响。实际上，一些经济分析师（像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吉姆·奥尼尔）说，世界其他地方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带领下，正在与美国经济“脱钩”。

世界其他地方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带领下，正在与美国经济“脱钩”。

如果奥尼尔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正经历着最惊人的金融权力全球性转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金融节奏是由英语民族制定的，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但这个时代要结束了。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为8.4%，近几年的发展步伐还有所加快。奥尼尔和他的团队在首次测算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或者称为“快速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时，预计中国可能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然而，他们最新的估计把中国超过美国的日期提前到了2027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并没有忽视这样的挑战：中国无疑面临着政府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未来人口方面的问题，还面临东亚地区超负荷的工业革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后果。他们也意识到了，中国所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比如2007年股票价格的飙升以及2008年粮食价格的高涨。但是，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仍然是积极显著的。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历史方向已经发生改变。

三四百年前，东方和西方人均收入不相上下。有人声称，北美殖民地的生活水准，与中国农民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事实上，明王朝的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要比早期的马萨诸塞州先进。中国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远远超过波士顿，就像郑和15世纪早期远洋的宝船让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船相形见绌。像泰晤士河谷一样，长江三角洲有可能发生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重大技术创新。然而，1700~1950年期间，东方与西方生活水准出现了“大分流”。中国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绝对下降，而西北半球特别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到1820年，美国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两倍；到1870年，几乎高出中国5倍；到1913年，超过中国近10倍；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接近22倍。1820~1950年期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1.57%，而中国的同期数字则是–0.24% 。197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充其量不过是美国的1/20。按照国际市场美元汇率来计算，这一差距甚至更大。到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比率仍然是22.9∶1。

在18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之间，中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旧中国错失了两次重要的宏观经济发展机遇，而这对于18世纪的西半球腾飞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是征服美洲，特别是把加勒比岛屿地区变为产糖殖民地——“鬼田” [42] （Ghost Acres）缓解了欧洲农业系统所承受的中国式收益递减的压力。第二次是征服蕴藏丰富煤田的地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除了获得便宜的能源，还有便宜的木材、羊毛和棉花，此外帝国的扩张资源的获得带来了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它鼓励发展对军事有用的技术——钟表、枪、透镜和导航仪器，结果带动了工业机械的发展。当然，对于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有许多其他解释：不同的地形，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文化，对待科学和技术的不同态度，甚至不同的人种进化。然而，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旧中国的问题其实是金融问题与基于资源的问题。首先，旧中国中央集权的特性妨碍了金融竞争，这种竞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及其后被证明是金融创新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旧中国可以轻松地通过印制货币来弥补其财政赤字，妨碍了欧洲式的资本市场的出现。由于那时中国与西方贸易存在盈余，所以铸币也比欧洲更容易获得。总之，旧中国缺乏发展商业票据、债券和股票的动力。到19世纪末期，金融机构终于在中国产生。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是国际商品市场、制成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一体化，而不是一种新现象。在1914年之前的30年，货物贸易在全球产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个国界管制较少的世界上，当时国际迁徙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肯定是相当大的；1910年，超过14%的美国人口出生在国外，而2003年只有不到12%。虽然按毛额计算，就20世纪90年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国际资本存量要多于一个世纪以前，但是按净额计算，海外投资的数额特别是富国在穷国的投资数额多于较早时期。在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和北美地区雄心勃勃的商人可以看到整个亚洲到处充满诱人的机会。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可以流向任何地方。由于铺设了国际海底电缆网络，通讯滞后已大为改观。我们将看到，资本充溢的英国投资者不惜冒风险把钱投向偏远的国家。设备买得起，能源跟得上，劳动力又丰富，使得中国或者印度的纺织品制造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当。然而，尽管西方基金投资超过10亿英镑，维多利亚的全球化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实现，今天残存的记忆依然是痛苦的西方殖民剥削。

此外，新时代的全球化应该而且只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在不到100年前，也就是在1914年夏天，全球化时代没有在怨声载道中终结，而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告终，因为世人目睹了一场由全球化经济体的主要受益者发动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我们认为我们懂得1914年以前国际资本在亚洲不能自我维持增长的原因。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吗？最近一直有人认为，在1914年前10年里，不断上升的关税和移民限制预示着战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反对全球化的行动，而且受到欧洲农业精英最热烈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地位几十年来一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新世界而受到削弱。在我们贸然拥抱今天勇敢的、崭新的所谓“后美国”世界时，我们必须确保类似的意外反应不会由于地缘政治而破坏最新版本的全球化进程。

[42] 　“鬼田”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这些新的林地、农田和园地并不存在于欧洲，但对欧洲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好像增加了欧洲的土地，因而被称为“鬼田”。——译者注

全球化与世界末日

人们过去常常说，“新兴市场” [43] 就是出现“紧急情况”的地方。在遥远的国度投资可以使你富有，但是当一切变得糟糕的时候，它可能是金融破产的快速通道。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而另一场发生在新兴市场阿根廷的危机，差点让巴林银行在1890年破产（一个在新加坡的无赖期货交易员尼克·李森在105年之后结束了巴林银行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几乎前所未有的事件。金融历史表明，今天的许多新兴市场可以更好地称为重新出现的市场。在最近的日子里，重新出现的市场是中国市场。像吉姆·罗杰斯这样的投资者在这里赚到了很多钱。外国投资者把大笔资金投入中国证券市场，梦想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赚回大把钞票，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过去与现在一样，海外投资的关键问题就是伦敦或纽约的投资者，我们很难明白远隔重洋或者更遥远地方的外国政府或海外经理人在做什么，而且还存在不同的会计规则。如果外国贸易伙伴打算拖欠债务，居于世界另一边的投资者几乎无能为力。在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是野蛮、简单但又有效的：强行推广欧洲规则。

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是无所顾忌的苏格兰人，1832年他们在中国南部港口广州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最赚钱的业务就是进口来自印度政府组织加工的鸦片。渣甸以前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但他将鸦片销往中国却明显出于非医药用途。由于鸦片成瘾的社会成本高，雍正皇帝曾在一个多世纪前，也就是1729年颁布查禁鸦片谕旨。1839年3月10日，清朝官员林则徐抵达广州，执行道光皇帝的旨意，彻底禁绝鸦片贸易。林则徐封锁了广州鸦片货仓，迫使英国商人遵从他的要求交出鸦片。交出的鸦片约有2万箱，价值200万英镑。这些鸦片全部被销毁。中国还坚持认为，今后英国臣民在中国领土上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但这一点根本不合渣甸的心意。这个被中国人冠以“铁头老鼠”绰号的渣甸，在危机期间正在欧洲，但迅速赶到伦敦去游说英国政府。渣甸在与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会晤三次之后，似乎已经说服了帕麦斯顿——英国需要展示实力，“中方的战舰不足”将确保“装备充分的”英国部队轻松取胜。1840年2月20日，帕麦斯顿下达了命令。到1840年6月，英国所有海军准备完毕。清政府即将感受到一种威力，这种威力来自史上最成功的毒品国家：大英帝国。

正如渣甸曾预测的那样，中国当时的军力无法与英国的海军力量相提并论。广州被封锁，舟山群岛被攻下。经过10个月的对峙之后，英国海军拿下拱卫珠江口与来往香港与广州的水道的要塞。根据1841年1月双方签订的《穿鼻草约》（但后来被清政府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政府。经过又一场一边倒的战争之后，1842年中英双方后又签署了《南京条约》，确认了割让领土，同时允许鸦片贸易在五个所谓的“通商口岸”自由经营：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根据“治外法权”的原则，英国国民可以在这些城市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对中国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宣示了一个屈辱时代的到来。毒品泛滥。基督教传教士动摇了传统的儒家信仰根基。在混乱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有2 000万~4 000万人丧生。不过，对匆忙购买香港土地并很快将其总部移到东角的渣甸与马地臣来说，维多利亚全球化的荣耀日子已经到来。渣甸山是香港山峰的最高点之一，是怡和洋行用于保持永久驻扎看守的据点，以保护从印度孟买、加尔各答或伦敦驶入港口的该公司的快艇。随着香港作为中转地蓬勃发展起来，鸦片很快不再是怡和洋行的唯一业务。到20世纪初，怡和洋行拥有自己的酿酒厂、棉纺厂、保险公司、轮渡公司，还拥有自己的铁路，其中包括1907~1911年间修建的九龙至广州铁路线。

怡和洋行的联合创立者、“铁头老鼠”威廉·渣甸

我们把目光转向伦敦，这里的投资者面前有无数的海外投资机会。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N.M. Rothschild &Sons）的账簿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其中展现了罗斯柴尔德合作伙伴持有数百万英镑有价证券的非同寻常的证券组合。账簿单页列出了至少21种不同的证券，其中包括智利、埃及、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挪威、西班牙和土耳其政府发行的债券，以及11条不同铁路的证券（其中4条在阿根廷，两条在加拿大，一条在中国）。并非只有那些高雅的金融精英才从事这样的国际多样化经营。早在1909年，英国投资者只要花费2先令加6便士，就可以购买到亨利·罗恩菲尔德的著作《投资：一门精确的科学》，书中建议“基于资本地理分布的健全的平均体系”可以作为“把来自投资行为的投机气息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一种手段。正如凯恩斯后来在他的名篇《和平的经济后果》中说的，伦敦的中产阶级几乎无须费力，就可以“把他的财富投到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上，投到股票上，投到有希望的收获和优势上，而不必花很大力气，没有什么麻烦”。

当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外国证券交易所大约有40家，其中英国金融新闻媒体定期报道的有7家。57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和殖民地政府发行的债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货币从伦敦流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了第一次金融全球化的全景。英国投资大约有45%流向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20%流向拉丁美洲，16%流向亚洲，13%流向非洲，还有6%流向欧洲其他地区。如果把1865~1914年通过公共债券发行筹集到的所有英国资本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流向海外，只有不到1/3投资在英国国内。到1913年，估计全球流通的证券价值1 580亿美元，其中约450亿美元（28%）被国际投资者所持有。1913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所有证券近半数（48%）是外国债券。英国海外总资产在1913年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年度经常项目顺差升至191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根据上述数据，也许可以说当时英国是储蓄过剩。值得注意的是，与近期相比，1914年前的资本输出到相对贫困国家的比例更高。1913年，全球外资存量的25%被投资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或更少的那些国家，而1997年这一比例只有5%。

从事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合伙人詹姆斯·马地臣

英国的投资者被吸引到国外市场，也许仅仅是因为资本贫乏地区较高回报率的前景，也许是因金本位制的传播或外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承担金融责任而欢欣鼓舞。然而倘若没有大英帝国的崛起，很难相信1914年之前的海外投资会有如此多。英国所有海外投资中大约有2/5~1/2流向英国控制的殖民地；有相当比例的投资流向一些英国能够施加间接影响的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英国的海外投资是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能够增加伦敦影响力的资产上：不仅投资政府债券，而且还投资为铁路、港口设施和矿山建设融资而发行的证券。殖民地证券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是其中有些做出了明确保证。《殖民地信贷法令》（1899年）和《殖民地公债法令》（1900年）还为殖民地债券提供与英国政府长期基准债券“统一公债”相同的“受托人地位”，使其有资格投资信托储蓄银行。但是，殖民地证券真正的吸引力是含蓄的，而不是明确的。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在他们的殖民地强加了一套独特的制度，这很有可能会提升殖民地证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套制度采用格莱斯顿有关健全货币、平衡预算和自由贸易的三位一体之说，建立了法规（具体而言，如规定英国式的所有权）和相对不腐败的政府——19世纪晚期自由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与殖民地借款人签署的债务合同很简单，和那些独立的国家相比，也更有可能被强制执行。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后来指出，“南罗得西亚（一个有几千名白人以及不到100万黑人的非洲中部的地方）可以进行无担保贷款，贷款条件与英国战争贷款大不相同”，而投资者可能更喜欢“尼日利亚的股票（其中没有英国政府担保），而不喜欢……伦敦和东北铁路债券”。英国规则的实施（如1882年在埃及）实际上相当于“没有预设的”保证。投资者不得不面对的唯一不确定性与英国统治的期限有关。1914年以前，尽管英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潮增长不同于爱尔兰和印度，但是对于大多数英国国民来说，政治独立似乎仍然是遥远的事，即使是主要的白人定居点的殖民地也仅获得了有限的政治权。而且，似乎没有殖民地进一步获得像中国香港那样的独立地位。

1865~1914年期间，英国投资者投入到中国证券的资金至少有7 400万英镑，这只是他们到1914年所持有的价值40亿英镑的海外证券的极小部分，不过对当时贫困的中国来说却是一大笔资金。毫无疑问，投资者认为从1854年起，英国不仅统治了中国香港并把它变为英国殖民地，而且控制了整个中国海关系统，以确保至少在中国港口征收的一部分税收被用来支付英国持有的债券利息。然而，即使在3/4的所谓通商口岸也存在着风险。不管英国如何严密控制香港，他们也无法防止中国首先卷入1894~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以及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这场革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人民普遍厌恶外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每一次政治动荡都打击了外国投资者，打击了他们的钱包。随后发生的危机也是如此，例如1941年的日本入侵。早期的全球化容易引发战争与革命，并非只在中国，整个世界金融体系都如此。

1914年以前的30年，确实是国际投资者的黄金年。与国外市场的通信条件显著改善：到1911年，一份电报电文仅用30秒便可从纽约传到伦敦，传递成本只是1866年水平的0.5%。到1908年，几乎所有的欧洲中央银行都承诺采纳金本位制，这意味着它们几乎都瞄准了黄金储备，一旦遭遇金银货币外流，就可以提高利率（或采用其他手段干预）。至少，通过降低汇率大规模波动的风险，稳定了投资者的生活。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似乎也有所改善，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的通货紧缩，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这实际上减轻了债务负担。高增长通常要求增加税收，不过，长期利率仍然很低。英国基准“统一公债”在1897~1914年期间收益率上升了1%，这是历史最低点2.25%。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新兴市场”利差大幅收缩，但主要的债务违约事件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除了目光短浅的希腊和尼加拉瓜发行的证券之外，1913年在伦敦交易的主权国家债券或殖民地债券，没有任何一家能取得超过统一公债2%以上的收益，而且大多数收益相当少。这意味着，比如说，在1880年买了外国债券投资组合，就会得到可观的资本收益。

其他大国的债券大约占了在伦敦上市的外国主权债务的一半，其收益率和波动性在1880年后也稳步下降，表明政治风险溢价也在下降。1880年以前，奥地利、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债券强烈波动往往与政治新闻有关，但1914年以前的各种外交恐慌和10年变迁，如在摩洛哥和巴尔干地区，几乎引发伦敦债券市场一场强烈地震。英国股市虽然在1895~1900年“卡菲尔”（金矿）泡沫破灭之后相当平稳，但是收益的波动呈下降趋势。至少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趋势与流动性的长期上升有关，部分原因是由于黄金产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与金融创新有关，因为股份制银行随着储备增加而扩张资产负债表上项目，储蓄银行则成功地吸纳了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家庭的存款。

[43] 　“新兴市场”这一术语，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安东尼·冯·阿格塔米尔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使用。——译者注

战争中的金融市场

所有这些良性的经济发展趋势助长了人们的乐观主义。对许多商人来说——从沙俄的伊万·布鲁赫到美国的安德鲁·卡内基——主要的战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这是不言自明的。1898年，布鲁赫出版了六册书名为《未来战争》的著作，书中提出，由于最近的破坏性武器技术的进步，未来战争的爆发已经基本上没有可能，任何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企图将以“国家破产”而告终。1910年，卡内基成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会。同年，英国左翼新闻记者诺曼·安吉尔出版的《大错觉》（The Great Illusion）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从经济角度来看已经成为不可能，这是因为“国际金融的微妙的相互依存”。1914年春天，一个国际委员会发表了有关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所犯“暴行”的报告。尽管有证据表明该报告把发动战争过分简单化，但是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报告导言中指出，欧洲大国（与巴尔干小国家不同）“已经发现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即最富有的国家往往是战争最大的输家，企盼和平是每个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该委员会英国成员——独立劳动党的坚定支持者和军火工业的激烈批评者（《钢铁与黄金的争夺战》的作者）亨利·诺埃·布雷斯福德宣称：

除了巴尔干地区，也许还包括奥地利和俄国的边缘，欧洲的征服时代结束了，我们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得以划定，这与政治上其他事情一样是确定的。我相信，6个大国之间不再有战争。

金融市场已初步摆脱了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暗杀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影响，这一暗杀事件于1914年6月28日发生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直到7月22日，财经媒体才表示严重的焦虑，指出巴尔干危机在经济领域有可能升级为更大、更严重的威胁。当投资者后来了解到欧洲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时，世界经济严重缺乏流动性，犹如掉入了无底深渊。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下最后通牒（该通牒首先要求应允许奥地利官员进入塞尔维亚，以寻找暗杀事件中贝尔格莱德共犯的证据）之后，危机的首发症状是航运保险费的上涨。当谨慎的投资者设法通过增持现金以增加头寸的流动性时，债券和股票价格开始下滑。欧洲投资者开始快速销售他们手中的俄罗斯证券，其次是美国人。由于跨境债权人努力把他们的钱汇回国内，结果导致汇率失控：英镑和瑞士法郎升值，而卢布和美元贬值。到7月30日，恐慌笼罩在大多数金融市场上。在伦敦首先面临压力的是所谓的股票交易所股票经纪人，他们严重依赖借来的资金购买股票。当大量卖单涌入时，他们的股票价值急降以致低于其债务价值水平，这迫使一些商行（特别是德热博格公司）破产。受到压力的还有伦敦的商业票据经纪人，其中许多是由于同行欠了大笔费用而现在无法或不愿还款。他们的困难反过来又影响了承兑公司（精英商业银行），因为承兑公司已经承兑了票据，如果外国人违约，它们首当其冲。而如果承兑公司破产了，汇票经纪人将一同破产，可能性较大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每天给贴现市场短期拆借数百万。股份制银行回收贷款的决定，加剧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信贷紧缩。当大家都争相出售资产以增加流动性时，股票价格下跌，连累了经纪人和其他以股票做抵押来借钱的人群。英国国内客户开始担心银行危机。当人们寻求用钞票换取金币时，英格兰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龙。作为国际信贷的中枢，伦敦无力发挥有效作用，促使危机从欧洲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也许1914年危机最显著的特点，是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长达5个月之久的封闭。维也纳市场首先关闭（7月27日）。到7月30日，欧洲大陆所有的交易所都已经关闭。第二天，纽约和伦敦交易所不得不跟进。虽然为时已晚的结算于11月18日顺利进行，但是伦敦证交所直到1915年1月4日才重新开放。自它1773年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纽约市场在11月28日重新开放有限交易（只用现金交易债券），但完全无限制的交易直到1915年4月1日才恢复。在危机中，股票交易市场并不是唯一关闭的市场。就像大多数欧洲外汇市场一样，大多数商品市场不得不中止交易，例如，伦敦皇家交易所一直歇业直到9月17日。看起来，如果市场不关闭导致价格崩溃，将与1929年一样走向极端甚至更糟。1914年，没有哪个国家的恐怖主义行动比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的暗杀行为 [44] 带来的金融后果更多了。

金本位制几乎广泛采用，这一度被视为是对投资者的抚慰。然而，在1914年的危机中，它却加剧了流动性危机。一些中央银行（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在危机的初始阶段提高了贴现率，妄图阻止外国人把他们的资本汇回本国，以此避免黄金储备被掏空。是否需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以应对紧急情况，一直是战前激烈辩论的热点。实际上，这些辩论几乎是唯一证明金融世界曾经考虑过摆在面前的困难的证据。然而，金本位制与今天亚洲和中东的非正式钉住美元货币政策一样，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在战争的紧急时期，许多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只是暂停黄金兑换货币。英国和美国的正式兑换仍然保持，不过一旦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被暂停。（英格兰银行获准中止《1844年银行法案》，该法案要求银行的储备金与货币发行实行固定关系，但这并不等同于中止金银货币支付，它可以较低的储备很容易地得以保持。）危机会催生紧急纸币的发行：英国发行了面值1英镑和10先令的国债；而在美国，银行被授权发行紧急货币要依据1908年制定的《奥德利–奇瑞兰法案》。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府当局的反应就是通过印制钞票以应对流动性危机。

这些也不是唯一的必要措施。在伦敦，8月3日星期一的银行停业日被延长到8月6日。皇家宣布应付的汇票款项推迟一个月。所有其他应付款项（除工资、税金、养老金等）长达一个月的延缓偿付期被匆忙写入法令。（这些延缓偿付期后来分别被延至10月19日和11月4日。）8月13日，财政大臣向英格兰银行保证，如果银行贴现所有经批准的在8月4日之前（在宣战之时）承兑的“对持票人无追索权”的票据，那么财政部将担负银行可能因此招致的任何损失。这相当于政府对贴现银行的救援：当票据涌入银行要贴现时，政府为基础货币进行大规模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9月5日，援助也扩大到承兑行。解决方案因国而异，但此种权宜之计普遍相似，应用的范围前所未有：市场暂时关闭、延迟偿还债务期限、政府发行紧急货币、救助最易受伤害的机构。在所有这些方面，与以前已经经历的纯粹的金融危机相比，政府已准备做得更多。这一点已经在以前的“大战”（一个多世纪以前先是反对革命，接着应对拿破仑的法国）期间发生了，1914年的战争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紧急情况，有理由采取在和平时期无法想象的措施，其中包括（正如一名保守党贵族所指出的）让“银行家摆脱……所有的责任”。

股市的关闭以及政府对于流动性供给的干预，避免了一场资产灾难性的减价出售。交易中止的那一年，伦敦股市已经下降了7%，而这些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尽管政府努力了，但有关债券交易的残缺数据（完全是从股票市场关闭期间街上得来的）让投资者不得不考虑亏损。截至1914年年底，俄国债券下跌了8.8%，英国统一公债下跌了9.3%，法国长期公债下跌了13.2%，奥地利债券下跌了23%。用巴林银行帕特里克的话来说，这是“自从金融存在以来，伦敦曾面临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与“短期战争”的错觉（这种错觉在金融界要比军界传播更广泛）相反的是，之后是4年的大屠杀，金融方面还要蒙受更长久的损失。到1920年，任何紧紧抓住金边证券（统一公债或新的英国战争贷款）的不明智或足够爱国的投资者所蒙受的通货膨胀调整后亏损将达46%。英国证券的实际回报率为负数（–27%）。法国的通货膨胀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让那些贸然持有大量法郎或德国马克的人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到1923年，各种德国证券的持有者几乎丧失了一切，尽管随后的立法重估为他们恢复了一些原始资本。那些持有大量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和俄罗斯债券的投资者也损失惨重——即使这些债券以黄金计价——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在全面战争的重压下已经支离破碎。就俄国债券而言，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8年2月违约时，这些损失非常严重。当这些发生时，俄国在1906年的债券中有5%是以低于票面价值45%的价格成交的。整个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希望与外国债权人达成某种债务解决方案的事情一直悬而未决，当时的债券交易是按照票面金额的20%左右进行的。到1930年，这些债券已毫无价值。

银行家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孜孜不倦地为那些前景不妙的德国战争赔偿支付提供浮动借款，但事实证明要恢复在战争期间资本自由流动的旧秩序是不可能的。货币危机，债务拖欠，有关赔偿和战争债务的争论，以及随后开始的大萧条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外汇和资本管制，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它们自以为维护了本国国民财富，但却牺牲了国际交流。例如，1921年10月19日，中国北洋政府宣布破产，并继续拖欠几乎所有的外债。从上海到圣迭戈，从莫斯科到墨西哥城，类似的事件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贸易、移民当然还有投资实行限制。有些国家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自足，成为“脱离全球化”社会的“典范”。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各国政府在和平时期实施经济限制，这最早出现在1914~1918年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战争的起源就变得清晰可见。那时，只有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才看到，战争是帝国主义对抗不可避免的结果。那时，只有美国的自由派才理解，秘密外交和混乱的欧洲联盟是冲突发生的主要根源。英国和法国当然要谴责德国，而德国也抨击英国和法国。历史学家在9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提炼和修改这些论点。有些人把战争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海军军备竞赛，其他人则将原因归于1907年之后巴尔干地区的事件。从今天来看，原因似乎很多也很明显，为什么当代人非要等到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几天才会意识到？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丰富的流动性再加上时光的流逝迷惑了他们的视线。全球一体化和金融创新的混合让投资者感到世界似乎是安全放心的。此外，在那之前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欧洲大战已经过去34年了。当然，从地缘政治上看，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每日邮报》的读者可以看到，欧洲军备竞赛和帝国争斗总有一天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实际上，当时就有一部虚构的英德大战的流行小说。然而，金融市场里闪动的是绿灯而不是红灯，直到大战开始前夕。

对我们的时代，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教训。金融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至少经过一代人努力才实现，但它在几天之内就分崩离析，并且至少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才能修复1914年8月的枪炮声所造成的伤害。

[44] 　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用手枪刺杀了正对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该刺杀行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编者注

经济杀手

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金融和全球化思潮停滞不前，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没有了生命力。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布罗姆菲尔德在1946年写道：

对私人资本流动特别是对所谓的国际游资，采取直接管制的实质措施，不仅在未来的几年里，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将是可取的。这种学说眼下在学术界和银行界非常受推崇……这种学说反映了在相互敌对的年代里，由那些资本流动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幻想的普遍破灭。

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即将胜利的同盟国举行会议，为战后世界制定一项新的国际金融框架。在这个新秩序中，贸易将逐步放开，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仍将继续。根据当时的金本位制，实行固定汇率制，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是美元而不是黄金（尽管美元本身名义上仍可兑换成黄金，但大量的黄金储存在诺克斯堡金库，并不流动，只具有象征意义）。正如凯恩斯所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框架之一在于，“资本流动管制”将是“战后体制的永久性特点”。如果政府认为不能让它们的货币自由兑换，游客甚至可能被阻止带着大量货币出国。当黄金跨境流动时，是从政府流向政府，就像“马歇尔计划” [45] 在1948~1952年间援助西欧经济复兴一样。这一新秩序的两个“姐妹”监护人建立在“自由世界”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者（与国际开发协会合并）后来被称为世界银行。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调节汇率，世界银行应该帮助重建被战争重创的国家。”自由贸易要恢复。但是，资本自由流动已经结束了。“因此，在接下来的1/4世纪，根据一个国家从三项政策中只能选择两项的要求，各国政府要解决所谓的‘三难困境’”：

1. 充分自由的跨境资本流动；

2. 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3. 着眼于国内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世界各国选择了2和3。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管制的趋势在加强而不是放松。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在1963年通过了《利息平衡法案》，明文阻止美国人投资外国证券。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总有一种不可持续的特性。就所谓的“第三世界”来说，通过政府对政府的援助方案来复制马歇尔计划的种种尝试，证明是令人失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美国的援助附加着政治和军事条件，并不总是符合援助方的最佳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像罗斯托 [46] 所设想的资本注入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多数经济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值得怀疑。多数援助流向贫困国家，但援助的大部分不是被浪费就是被贪污。就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它加快了西欧的复苏，确实成功地创造了新的财富，但是却让那些能够识别极端本土偏见带来的风险的投资者感到失望。至于允许各国的货币政策服从于充分就业的目标，有可能在三角困境中的2和3选择之间引发潜在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末，按照今天的标准，美国的公共部门赤字可以忽略不计，但却遭到来自法国的抱怨，认为华盛顿正在利用其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印制美元来收取外国债权人的铸币税，更像是中世纪的君主在滥用他们的铸币垄断地位，导致货币贬值。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断绝与金本位制最后的联系（结束黄金兑换美元），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敲响了丧钟。1973年，阿以战争和阿拉伯石油禁运突然发生，大多数国家央行倾向于通过更宽松的信贷来应对价格冲击，结果导致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夫所担心的通货膨胀危机。

随着货币的再次浮动和海外市场如欧洲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非政府资本输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苏。特别要指出的是，西方银行对石油出口国快速增长的促进。银行家偏爱把中东石油美元借贷给落后的地区。1975~1982年，拉丁美洲从国外获取的贷款上涨4倍，从750亿美元增加到3 150亿美元以上（东欧国家也进入了资本债务市场，这是即将毁灭的征兆）。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整个南美大陆在即将宣告破产的边缘徘徊。当外国政府行为不当时，投资者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他们的政府派出炮艇去施加压力，然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金融管制的角色不得不由两个没有武装的机构来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新的口号变成“制约原则”：没有改革，没有资金。它们深爱的机制就是结构调整计划。债务国不得不采取的政策被视为华盛顿共识，这是一项100年前让大英帝国管理者欢喜的经济政策意愿清单。首先，实行金融纪律以减少或消除赤字，扩大税基和降低税率，市场重置利率和汇率，贸易自由化等（重要的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被视为非法的“热钱”，突然再次成为热点。

但是，对一些批评者来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比老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好多少。有人声称，任何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贷款，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公司生产的商品，而且往往为残酷的独裁者或腐败的寡头掌权提供保障。“结构调整”的代价将由不幸的民众所承担。采取独立行动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很快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反全球化的抗议成为国际集会的定期节目时，这些论点广为流行。当营养良好的西方青年在标语牌或喧闹声中阐述时，这些概念比较容易被遗忘。但是，当前业内人士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类似的指控，政府应该密切关注。

约翰·帕金斯声称，他在担任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简称美因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时受雇于美国，以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提供的贷款，将用于购买美国公司供应的货物。根据帕金斯的说法，像他这样的“经济杀手”，“经过培训……去建立美利坚帝国……营造一种氛围，即让多数资源尽可能流入这个国家，流入我们的企业，流入我们的政府”：

与世界史上的任何其他帝国不同，这个帝国的建立，采用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操纵、欺诈、引诱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杀手……我真正的工作……是为其他国家提供贷款——大额贷款，远远超出这些国家的偿还能力……因此，这笔大额贷款大部分又回到美国，留给这些国家的只有大量的债务和利息，他们基本上成为了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奴隶。这是一个帝国。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巨大的帝国。

根据帕金斯的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披露，两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厄瓜多尔的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和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在1981年被暗杀，是因为他们反对帕金斯所称的“那些目标是建立全球性帝国的企业、政府、银行领导的关爱”。不可否认，有关帕金斯的一些故事多少有些传奇色彩。不见得是美国借钱给厄瓜多尔和巴拿马。20世纪70年代两国的贷款总额分别是9 600万美元和1.97亿美元，不及美国全部赠款和贷款总数的0.4%。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不见得是美国的主要客户。1990年，两国分别占美国全部资本输出总额的0.17%和0.22%。这两人似乎并不值得暗杀。正如鲍勃·佐利克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危机中的国家提供贷款，而不是给那些为美国公司提供巨大机会的国家。”

然而，对新帝国主义的有关指责并未消除。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市场至上的拥护者”，而且应用“帝国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它的作用。此外，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许多政策，尤其是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引发全球动荡……工作受到系统性的摧毁……因为泛滥的热钱流入和流出一国如此频繁，资本市场自由化的结局就是大破坏……即使那些经历过有限增长的国家，那里的富人，特别是更富的人也会受益。”在斯蒂格利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华尔街）的主导思想中，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并非仅仅只有这些机构才赞成20世纪80年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回潮。实际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辟了资本自由化的道路，其次是（法国社会党人雅克·德洛尔和米歇尔·康德苏转变之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事实上，在华盛顿共识（虽然在许多方面建立在更早的赞成自由资本市场的波恩共识基础上）之前还有一个有争议的“巴黎共识”。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单方面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并没有任何来自美国的鼓励。相反，里根政府随后效仿英国政府的做法。

厄瓜多尔的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

斯蒂格利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抱怨就是，它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错误的反应，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了总额为95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附加华盛顿共识式的条件（高利率，政府低赤字），结果使这场危机加剧。这种观点得到了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响应。1997~1998年的危机毫无疑问是这样的。1998年，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等国家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既不是斯蒂格利茨也不是克鲁格曼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即按照凯恩斯主义标准方法如何更好地处理东亚危机，同时允许货币自由浮动、政府赤字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肯尼斯·罗格夫在给斯蒂格利茨的公开信中，用尖刻的语言写道：

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据说是“经济杀手”的牺牲品

当政府发现难以找到其债务的买主，并且货币价值明显下跌时，它们通常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财政援助的请求。斯蒂格利茨式的处方就是要提高财政赤字的规模，也就是说，要发行更多的债券并且印制更多的钞票。您是否相信，一个焦头烂额的政府发行更多的货币，它的公民们就会突然认为这种货币更具有价值？您是否相信，当投资者不再愿意持有政府债券时，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增加供给，并且它会像刚出炉的蛋糕那样畅销？我们这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工作的人，或者干脆说我们这些在地球上生存的人，已经拥有相当的相反经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已经发现，当一个国家处于财政困境时，总是试图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去摆脱困境，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局势往往是难以控制的。在您的伽玛象限（gamma quadrant）部分中的经济学法则也许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发现，当一个几乎破产的政府未能令人信服地约束其财政赤字的时间范畴时，事情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马来西亚在1997年所采取的临时资本管制并未对整个危机期间的经济表现有显著作用，这一点很清楚。克鲁格曼至少认识到，借入短期美元而贷出长期本国货币（通常贷给政治上的盟友）的东亚金融机构承担了危机的大部分责任。然而，他的有关“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谈论现在看来过头了。东亚从未有过萧条（也许除了很难被描绘成不负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害者的日本）。1998年冲击之后，所有受影响的经济体迅速复苏并快速增长，事实上，增长如此之快，到2004年，一些评论家甚至怀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姊妹”是否还在起国际贷款者的作用。

事实上，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杀手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绝不是帕金斯所描绘的靠恐吓起家，因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诉诸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这批新生代来说，获得成功就意味着在成功的投机活动中赚到10亿美元。随着冷战即将结束，他们对奉行美帝国主义的行为规则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与此相反，他们声明他们的政治倾向更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而非保守主义。他们没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就职，相反，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完全是私人性质的，甚至没有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他们的企业被称为对冲基金，也就是我们在第四章首先谈到的一种风险管理的替代形式。如同中国的崛起，对冲基金的迅猛发展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有目共睹。正如很少受限制的高流动资本流一样，对冲基金验证了大冷战之后热钱的回流（在大萧条的开始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之间盛行）。乔治·索罗斯是公认的新经济杀手的元凶。不巧的是，1997年8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该国货币林吉特在货币危机中遭受重创归罪于别人而不是他本人时，被马哈蒂尔斥责为“白痴”的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索罗斯。

[45] 　“马歇尔计划”的对外援助总额大约相当于乔治·马歇尔将军发表开创性讲演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4%，或者相当于该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该计划始于1948年4月《对外援助法》通过，到1952年6月援助款项最后拨付完毕为止。如果“马歇尔计划”在2003~2007年间实施，可能会花费5 500亿美元。相比之下，小布什政府在2001~2006年对外经济援助总额实际上不到1 500亿美元，平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

经济新杀手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是一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先在伦敦接受教育，1956年移居美国。在那里，他作为一名分析师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后来成为历史悠久的阿诺德·S·布莱克罗多商业机构的研究主管（一家曾经管理过俾斯麦资金的柏林私人银行直系后裔）。也许是对中欧知识分子寄予期望——为了纪念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索罗斯把自己的基金命名为量子基金，他认为自己更像是哲学家，而不是职业杀手。他的著作《金融炼金术》（1987年）一开始就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作为主题予以大胆批判，反映了他的早期成长受到了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影响。按照索罗斯得意的“反射”理论，金融市场不能视为完全有效的，因为价格是数以百万计投资者无知和偏见的反映，经常是非理性的。“市场参与者不仅在操作中带有偏见，”索罗斯说，“而且这种偏见也可能影响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市场准确预测了未来的发展，但事实上，并非目前的预期与未来的事件相吻合，而是目前的预期造就了未来的事件。”这就是反馈的效果——因为投资者的偏见影响市场结果，反过来又改变投资者的偏见，而这又影响到市场结果——索罗斯称为反射。正如他在最近的著作中所言：

市场从来没有达到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均衡。双向反射关联存在于概念与现实之间，这有可能引发最初自我强化但最终自我危害的大起大落过程，或者带来市场泡沫。每一次市场泡沫，都是由反射性互动的趋势和错觉造成的。

对冲基金最初被设计用于套期保值以规避空头头寸（如果证券价格下跌则获利）的市场风险，为索罗斯利用他的有关反射市场的洞察力提供了完美的工具。应该强调的是，索罗斯知道如何从多头头寸赚钱，即按照未来价格会上涨的预期买进资产。1969年，他做多房地产。3年后，他力挺银行股飙升。1971年他做多日本。1972年他做多石油。他从以色列对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所提供的武器装备的抱怨声中，推断出美国国防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因此他做多国防股。一年后，所有这些赌注均见成效——正确，正确，正确，正确，还是正确。但是，索罗斯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对赌，例如，1985年的西联电报公司，由于传真技术威胁重创公司业务，还波及到美元，在1985年9月22日《五国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其股价暴跌。那一年对索罗斯来说是神奇的一年，他的基金增长了122%。但是，他所有做空业务的最伟大之处是在英国金融史上投下的最重要的赌注。

对冲基金之王、反射理论大师乔治·索罗斯

我承认，我与1992年9月16日发生的黑色星期三事件有牵连。在我身兼剑桥大学初级讲师和报纸评论主笔两职的那些日子里，我确信，倘若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摊牌的话，能够搞垮英格兰银行。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题：与银行微薄的黄金储备相比，外汇市场每天交易的金额达1万亿美元。索罗斯有理由认为，德国统一不断攀升的成本会推高利率，从而驱使德国马克升值。这将使紧盯德国货币的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无法维持下去（英国在1990年形式上已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由于利率上升，英国经济将惨败，英国政府迟早将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并让英镑贬值。索罗斯对英镑贬值深信不疑，他最终下注10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其基金的全部资本，他通过一系列交易在英国借入英镑，而以9月16日前的价格（约2.95德国马克）投资于德国马克。尽管我不得不拿我的信誉作赌注，但我同样确信英镑会贬值。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所撰稿的报社编辑不同意我的观点。鉴于评论主笔与编辑在早会上的不痛快经历，那天晚上，我去了英国国家歌剧院，去观赏威尔第的歌剧《命运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节目。有人在休息期间宣布，英国已经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没有人比我的欢呼更响亮（可能除索罗斯外）。随着英镑大幅贬值，索罗斯的基金赚了10多亿美元，最终赚取的差价高达20%（索罗斯先前的英镑借款在偿还时按新的更低的汇率来结算），而该项交易利润只占其当年利润的40%。

命运的力量：1992年9月16日，英国财政大臣诺尔曼·拉蒙特宣布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量子基金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如果有人在索罗斯于1969年建立第二家基金（双头鹰，后来改名为量子基金）时，投资10万美元，并把取得的所有股息再投资，到1994年他的收益就是1.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5%。经济新杀手与经济老杀手的本质区别有两个：第一，经济新杀手冷酷无情，精于计算，对于任何特定的国家都缺乏忠诚——美元和英镑都有可能被他们坦然做空；第二，经济新杀手操纵的是规模庞大的资本。“您拥有的头寸有多大？”索罗斯曾问他的合作伙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1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回答道。索罗斯揶揄他：“那也叫头寸？”在索罗斯看来，如果投机像在1992年对英镑的对赌一样看好，就应该应用最大的杠杆去进行。他的对冲基金开创了一种为了做多或者做空的投机而从投资银行借贷的技术，而所借款项远远超出基金本身的资本。

然而，对冲基金的权力是有限制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索罗斯之流已经证明，市场的力量要比任何政府或中央银行都强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对冲基金总是可以控制市场。索罗斯把他的成功归于“电子兽群”直觉判断的方向。但是，他的直觉（往往由一阵阵背痛发出信号）有时也可能是错误的。正如他本人承认的，反射理论是一个特例，不能一年到头都在操控市场。如果直觉能被数学取代，会怎么样？如果你可以写一个万无一失的两位数的收益代数公式，会怎么样？在世界的另一边，实际上就是在金融星球的另一边，这个公式好像刚刚被发现。

管理不善的短期资本

试想另一个星球——一个完全没有由主观上有时非理性的人类引起的摩擦复杂化的星球，这个星球的居民无所不知，也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即时吸收所有新信息，并借助这些新信息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从来没有停止交易；这里的市场是连续的、无摩擦的，并且完全是流动的。这个星球上的金融市场遵循“随机游走”规则，也就是说，每一天的价格与前一天无关，但反映了所有相关的有效信息。这个星球的股市收益通常呈钟形曲线分布（见第三章），大多数年份接近于平均数，其中2/3时间是在平均标准差之内。在这样一个世界，“六标准差”的跌价，在400万年交易中仅仅会出现一次。这就是现代的最辉煌的金融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星球。也许，这并不总是令人惊讶，它就产生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这个地方，一个地球上最温和的地方。

1993年，两个数学天才带着宏大的设想来到格林尼治。斯坦福大学的迈伦·斯科尔斯与高盛的费雪·布莱克密切合作，开发出了一种革命性的有关期权定价的新理论。迈伦·斯科尔斯和第三位经济学家也就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默顿，计划把所谓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变成赚钱的机器。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是历史悠久的金融工具，即广为人知的期权合约。如果某个股票值得投资，比如说，今天值100美元，而且我认为将来也许更值钱，假定在一年后值200美元，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比如说以150美元的价格购进这只股票将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我的选择是对的，那我就赚钱了。如果是错的，那么，它只是一种期权，就把它抛在脑后好了，唯一的成本就是卖方操纵的期权价格。在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价格应该处于什么水平。

“数理分析师”也就是带有博士头衔的数理技能专家，有时把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看做“黑盒子”。我们值得去查看一下这个特殊盒子的内部。我们要重复的问题是，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选择购买某一个股票，考虑到股价在此期间不可预测的变动，如何为期权定价，准确算出期权的价格而不是仅仅依靠猜测，回答了这些问题，那你就不愧为“火箭科学家”（即天才），或者穿梭于金融市场的行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解释说，期权的价值取决于五个变量：当前股票的市场价格（S），期权执行时的敲定价格（X），期权有效期的长短（T），整体经济的无风险收益率（r）以及关键变量——股票的预期年度波动率，即股票价格在购买与终止日期之间有可能发生的波动（σ）。随着神奇的数学魔法，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把期权价格简化为如下公式：

其中：

感觉有点困惑？无法领悟？说实话，我也很困惑。但是，这就是数理分析师值得炫耀的地方。为了从这个神奇的公式中赚钱，他们需要向许多人推销，而这些人在为期权估价时没有任何线索，只是依靠他们的（很少准确的）直觉来作判断。他们还需要大量的运算能力，这种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在改变着金融市场。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应该有市场头脑，而且能够实现从教员俱乐部到交易大厅的飞跃。费雪·布莱克患了癌症，不可能成为这种合作伙伴。默顿和斯科尔斯向约翰·梅里韦瑟求助，梅里韦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前任债券套利主管，他的第一桶金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他们在1994年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他们组建的这支团队好像是梦幻团队：两位学术界最热门的数理分析师，一位所罗门巨星，再加上前美联储副主席戴维·穆林斯，另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可·罗森菲尔德，还有一帮前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员（维克特·哈哈尼，拉瑞·黑利布兰德以及汉斯·胡福奇米德）。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吸引到的投资者主要是大银行，其中包括纽约的美林投资银行和瑞士私人银行宝盛银行。后来入伙的是另一家瑞士银行瑞银集团。最低投资额为1 000万美元。作为报酬，合作伙伴将获得2%的资产管理费和25%的利润提成（现在大部分对冲基金收取的是2%的管理费和20%的利润提成，而不是2%的管理费和25%的利润提成），投资者的锁定期限为3年。而另一家华尔街公司贝尔斯登——只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愿意——也随时准备入股参与进来。

在头两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狠赚了一笔，公布的收益率（甚至扣除它的高额管理费用之后）为43%和41%。如果你在1994年3月投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 000万美元，4年后将超过4 000万美元。截至1997年9月，该基金的净资本为67亿美元。合作伙伴的股份已经增加了10多倍。当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巨额回报是在所管理的资产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也不得不像索罗斯一样去借贷。这种额外的杠杆作用允许他们的投资高于他们的本金。1997年8月底，该基金的资本是67亿美元，而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融资资产达到1 264亿美元，资产与资本的比率为19∶1。截至1998年4月，其所管理的资产已达到1 340亿美元。当我们谈论快速挂挡时，大多数学者指的是他们的自行车。但是，当默顿和斯科尔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指的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在靠多数是借贷来的资金从事交易。这一堆债务并不会让他们感到吃惊。据说他们的数学模型不会带来风险。首先，他们同时实施多元化的不相关的交易策略：在100人里，就会有多达7 600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可能会出问题，甚至两种观点也会出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赌注不可能同时出问题。这是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妙处——现代金融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由20世纪50年代在兰德公司工作的哈里·马科维茨创建的，后来在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利用多元市场（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政府债券市场、更为复杂的利率互换市场）中的价格差异赚钱。事实上，在模型发现定价存在异常现象的地方，两个基本相同的资产或期权的价格会略微不同。不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投入最大的也是最明显基于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赌注，就是在美国和欧洲股市卖出远期期权。换句话说，一旦未来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就把股票转让给有行使权的买主。根据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1998年那些动人的期权的价格隐含着异常高的未来波动，波幅每年为22%左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相信，波动实际上将走向最近的10%~13%的平均水平，于是公司推高这些期权，然后低价销售。银行要保护自己免受更高的波动性冲击，比如避免又一场1987年式的股票抛售，当然会成为快乐的买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抛售大量期权，一些人开始将其称为波动的中央银行。在美国股市波动的高峰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每个百分点的变化中支配的资金就有4 000万美元。

听起来有点冒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数理分析师并不这么认为。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卖点中，他们声称是“市场中性”基金，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在任何主要的股票、债券或货币市场的重大流动中遭受冲击。所谓的“动态对冲”允许他们按照特定的股票指数出售期权，同时避免暴露指数本身。而且，该基金几乎没有接触到新兴市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远离世俗的地球融资的跌宕起伏。事实上，合作伙伴开始很担心，他们不愿承受太多的风险，他们的目标是与资产20%的年波动率（标准差）相对应的风险水平。在实践中，他们的运作情况接近目标的一半（意味着他们的资产波动上下幅度只有10%）。据该公司的“风险价值”模式，导致该公司在一年里丧失掉所有资本的可能性只有10西格马（换言之，就是10个标准偏差）。但是，根据数理分析师的计算，这种事发生的概率1 024次中只有一次。换言之，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997年10月，仿佛要证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确实是高级的智囊团一样，默顿和斯科尔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人和他们的合作伙伴是如此自信，他们在1997年12月31日给外部投资者的回报是27亿美元（这种行为强烈暗示着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钱去投资）。仿佛理智战胜了直觉，科学强人战胜了风险。他们配备有神奇的黑盒子，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作伙伴摆开的阵势甚至超越索罗斯的疯狂梦想。然后，仅仅5个月后，一些有可能揭开诺贝尔奖获得者黑盒子秘密的事件发生了。股市下跌，没有明显的理由，波幅增加而不是下降，更高的波动仍在持续。6月27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受到重创，超过长期预期的两倍还多，资金亏掉更多。1998年5月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糟糕的一个月：该基金下跌了6.7%，但这仅仅是个开始。6月该基金又下跌10.1%。基金有价值的资产越少，它的杠杆作用就越高——债务与资本比率上升。6月它的债务与资本比率为31∶1。

在进化过程中，大灭绝往往是由外界的冲击而造成的，如小行星撞击地球。1998年7月，一颗硕大的“流星”击中了格林尼治，所罗门美邦（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旅行者集团并购后改名）关闭其在美国债券套利部，那个地方正是梅里韦瑟赢得华尔街声誉的地方，也是一直复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交易战略装备的地方。显然，该公司的新主人不喜欢其5月以来的损失。接着，1998年8月17日星期一，一颗巨大的“小行星”随后袭来，它不是来自外太空，而是来自地球古怪的新兴市场，这一市场政治动荡、石油收入不断下降，和私有化被削弱，病态的俄罗斯金融系统陷入崩溃。绝望的俄罗斯政府不得不违约拖欠其债务（包括以卢布计价的国内债券），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早些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俄罗斯的债务拖欠对其他新兴市场的传染性影响，事实上有些发达市场也受到了影响。信贷受到冲击，股市暴跌，股价下挫29%，低谷期达到45%这些并不是意料之中的，也不是根据长期风险模型发生的。数理分析师曾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太可能在一天内亏损4 500万美元，然而1998年8月21星期五，它损失了5.5亿美元，占其全部资本的15%，推动其杠杆效应提升到42∶1。格林尼治的商人紧盯着屏幕，眼光呆滞，惊愕或者面无表情。这不可能发生——但是突然，所有不同的市场正在同步变化移动，所有预防风险的多样化措施都失效了。到8月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基金资产缩水了44%，共损失超过18亿美元。

8月通常是金融市场的一个淡季。大多数人都淡出市场。约翰·梅里韦瑟和他的伙伴拼命寻求白衣骑士去营救他们。他们求助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的巴菲特——尽管仅仅在几个月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直在积极做空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拒绝了。8月24日，他们很不情愿地请求会见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回忆说：“他能从别人那里找到5亿美元，梅里韦瑟也要提供5亿美元。但似乎没有可能……”J·P·摩根提供2亿美元，高盛也表示愿意帮助。但是，有人表示不赞成。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将要破灭，他们只是希望提供担保，而不是买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们没有透露，是否市场波动已经到顶。最后，由于担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失败可能引发华尔街普遍的崩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仓促促成了36.25亿美元救援14个华尔街银行。但是，原来的投资者，其中包括一些银行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厂商，看到了他们持有的基金49亿美元暴跌到4亿美元。16个合伙人只剩下3 000万美元——只是他们预期财富的很小一部分。

地球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索罗斯的决策是正确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智慧大脑出错了吗？问题在于，正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外星人”的创造给地球带来了爆炸。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吗？市场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流动的股票价格无法预测，它们是持续的，无摩擦和完全流动的股票，其回报呈正常的钟形曲线。可以说，满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市场，将成为更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但是，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在危机中“市场能够保持非理性的时间比你可以想象的长”。从长远来看，可能就是这样的，世界将变得更加像金融行星，总是冷冷地合乎逻辑。而短期来看，它仍然眷爱老地球，地球上居住着有感情的人，许多参与者都会忽然从贪婪变为恐惧。当损失开始增加时，许多参与者简单地退出市场，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主要投资组合的流动性资产一时无法出售。此外，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的地球，而俄罗斯拖欠债务可能造成的波动影响到世界各地。“也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错误，”在接受采访时，迈伦·斯科尔斯沉思地说，“是没有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正变得更具有全球性。”梅里韦瑟赞同这一观点：“世界的本质已改变，而我们没有承认它。”而且，因为许多其他公司开始复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战略，当事情出问题时，不仅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投资组合被击中，似乎整个“超级组合”都在出血。大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坚持不予以救助的立场，一切都突然开始下跌。伦敦重要对冲基金的经理后来对梅里韦瑟：“约翰，这些问题你是有责任的。”

然而，这里还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什么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该公司的风险价值（VaR，Value at Risk）模型显示它在8月不可能蒙受亏损，甚至永远也不可能发生风险。但是，这仅仅是模型依据5年的有价值的数据运算的结果。如果模型运算的数据往前推11年，他们就会捕捉到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如果再往回推80年，他们将捕捉到1917年革命后俄国拖欠的大量债务。出生于1947年的梅里韦瑟神情淡然地说：“我要是经历过大萧条，我就会更好地设身处地来了解这些事件。”说穿了，诺贝尔奖得主有丰富的数学知识，但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们理解金融星球美妙的理论，却忽视了地球纷繁杂乱的过去。而且简单说来，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什么最终以短期资本管理不善而告终的原因。

对冲基金的双刃剑

可以假定，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遇灾难性失败之后，计量对冲基金将退出金融舞台。毕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虽然失败，但它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1989年至1996年成立的1 308家对冲基金，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超过1/3（36.7%）已不复存在。对冲基金在此期间的平均寿命只有40个月。然而，根本性的颠覆已经发生了。在过去的10年中，各类对冲基金的数量及其管理的资产总额并没有下降，而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据对冲基金研究机构称，1990年有600多家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约为390亿美元。到2000年有3 873基金，管理的资产约为4 900亿美元。最新的数据（2008年第一季度）估计对冲基金总数达7 601家，管理的资产约为1.9万亿美元。自1998年以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对冲基金（以及由若干公司组合成的“基金的基金”）。对冲基金曾经是“高净值”的个人和投资银行的蜜饯，而现在它吸引的主要是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管理基金。这种趋势更加突出，因为自然减员率仍然很高：1996年发表公告的600名基金会，到2004年年底只剩下1/4。2006年，717家停止交易；2007年的前9个月，有409家停止交易。人们没有认识到，大量的对冲基金只是消失了，未能迎合投资者的期望。

对冲基金总数膨胀的最明确解释是，与其他低波动性和弱相关性的投资工具相比，对冲基金是业绩表现相对较好的资产类型。但是，根据对冲基金研究机构的说法，对冲基金的回报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18%一直下降到2000~2006年的7.5%。此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对冲基金的回报真正体现了“阿尔法”（资产管理技巧），而不是“贝塔”（采用恰当的指数可以捕捉到一般市场走势）。还有一种解释是，对冲基金的存在能够以独特的、有诱惑力的方式让其经理们富得流油。2007年，索罗斯赚了29亿美元，排在城堡投资集团总裁肯·格里芬和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詹姆斯·西蒙斯之前，不过位列从次级抵押贷款赌注中获得惊人的37亿美元的约翰·保尔森之后。正如约翰·凯指出的，如果沃伦·巴菲特按照“2%和20%” [47] 的标准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者收费，那么在过去的42年里，在他的公司为股东所赚取的620亿美元中，其中有570亿美元归他所有。当然，索罗斯、格里芬和西蒙斯是特殊的基金经理（虽然肯定不会远远超过巴菲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拥有卓越业绩的基金在过去的10年里数量大增的原因。今天，大约有390个基金所管理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前100家对冲基金现在所管理的资产占所有对冲基金资产的75%，仅前10家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就有3 240亿美元。但是，一个智力平庸的骗子也有可能采用最简单的策略，通过设立一家对冲基金来赚取大量钱财，从易受骗的投资者那里吸纳1亿美元：

1. 他用1亿美元购入收益率为4%的一年期国债。

2. 如果在来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超过20%，他的1亿美元的备兑期权将会被支付。

3. 他花费1 000万美元（来自期权的出售）购买一些国债，再出售另外10万美元期权，净赚100万美元。

4. 然后，他去度长假。

5. 在这一年年底标准普尔500指数不会下降20%的概率是90%，所以期权持有者不会亏损。

6.他的收入中，1 100万美元来自期权的出售，还有1.1亿美元短期国债4%的收益（去除费用开支的15.4%的可观回报）。

7. 他收取所管理基金2%（200万美元）的费用和20%利润回报，例如4%的基准率，这样毛收入就超过400万美元。

8.该基金将在此基础上（标准普尔500指数不会下降20%的概率为60%）平稳运行超过5年，这样他能赚1 500万美元，即使没有新的资金进入基金，没有利润水平达到他的目标。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今天还会重演吗？10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规模，涉及如此多的此类虚假的对冲基金，仅仅因为规模太大而不得不救吗？西方世界的银行现在比它们在1998年更加容易受对冲基金的影响，这与违约风险相关吗？ [48]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谁来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在另一个星球上，而是在这个星球上。

[47] 　收取2%的管理费用，以及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业内通行的20%业绩提成。——译者注

[48] 　由贝尔斯登和高盛公司经营的对冲基金发布的亏损公告，标志着2007年夏季信贷紧缩的到来，这肯定不是巧合。

“中美国”

对许多人来说，那段古老的金融史如同旧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市场的记忆是短暂的。今天许多年轻的交易员甚至没有经历过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在2000年后进入金融市场的年轻人度过了振奋人心的7年。这7年中，股票市场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债券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片繁荣。事实上，所有的资产市场都如此——更不用提从波尔多葡萄酒到豪华游艇这些获利颇丰的市场。但是，经济繁荣的年代也是诡秘的年代。在市场上扬时期，短期利率上升，贸易失衡突出，政治风险不断高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石油出口地区。这其中看似矛盾的关键因素在中国。

重庆深入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浩瀚的长江岸边绵延一千多英里的沿岸是许多西方人曾光顾过的工业园区。重庆市的3 200万居民像香港人和上海人一样，沉湎于今天的经济奇迹。从某个层面来讲，重庆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最新、最伟大的壮举。30座大桥，10条轻轨铁路，还有不计其数的摩天大楼耸立在烟幕中。然而，重庆的崛起也是私营企业自由发展的结果。

从各个角度来看，吴亚军都是中国新富阶层的典范。作为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商的领军人物，她是中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身家超过90亿美元——与一个世纪前那些跑到香港追寻财富的苏格兰人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再以尹明善为例。在中国经济开放之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在短短15年之后，他的业务规模已达9亿美元。2007年，他的力帆公司售出的摩托车和发动机超过150万台，现在他的产品正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吴女士和尹先生只是中国众多百万富翁（身家超过34.5万美元）中的两个代表。

中国已经远离了过去的旧时代。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在设法避免其他新兴市场出现的周期性危机。中国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在整个经济改革时期始终保持资本管制，没有受到1997~1998年货币危机的影响。中国人在吸引外资的时候坚持要采用直接投资的形式。这就是说，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从西方银行贷款为其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不同，中国要求外国人到中国工业园区来投资设厂——庞大的整体资产在危机中并不容易被迁走。不过，重要的是中国大部分的投资一直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储蓄（以及散居在海外的华人）。由于对多年来的信贷不稳定保持警惕，他们也不习惯于西方所拥有的这一套信贷工具。中国家庭的储蓄在其不断增长的收入中达到了异常高的比例，而美国家庭最近几年的储蓄几乎为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企业将其增长的利润进行储蓄的比例甚至更大。中国的储蓄如此庞大，以至于在21世纪首次出现了资本流动不是从西方流向东方，而是从东方流到西方。这是一股强劲的流动。2007年，美国需要从世界各地借款约8 000亿美元，也就是每个工作日需40多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 6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赤字的1/4多。中国盈余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借给了美国。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财东。

乍一看，似乎奇怪。今天美国人均年收入超过4.4万美元。而尽管中国出现了像吴亚军和尹明善这样的富人，但普通中国人的年均收入还不到2 000美元。为什么后者会借钱给要比其富有23倍的前者？答案就是，中国利用其庞大的人口优势，通过出口制成品，满足贪得无厌、挥金如土的美国消费者。为了确保这些出口商品无可匹敌的低廉，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亚洲货币挂钩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一些评论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购进数十亿美元，以应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倾向。2006年，中国持有的美元突破万亿大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汇储备净增加，几乎完全与美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的净发行相匹配）。与此同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让近年来的美好时光不断延续下去的最好方式，就是输入廉价的中国商品。此外，通过把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美国公司也能够获益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且，重要的是，通过把数十亿美元的债券出售给中国人民银行，美国一直能够享有显著的低利率，而原本并非如此。

我们欢呼这两个国家组成的共生体“中美国”——中国加上美国——两国拥有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0以上，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经济产量占世界经济的1/3，在过去的8年里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一时间，这场“婚姻”似乎珠联璧合。中美国东部区的人们在储蓄，而中美国西部区的人们去消费。中国进口压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率，中国人的储蓄压低了美国利率，中国的劳动力压低了美国的工资成本。因此，借贷成本非常低廉，公司经营获利颇丰。由于中美国的出现，全球实际利率，也就是借贷成本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跌了1/3以上，低于其过去15年的平均水平。由于中美国的出现，美国企业利润在2006年增幅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份额。但是，中美国也存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越是愿意给美国放贷，美国人越是愿意向中国借钱。换言之，中美国是银行贷款、债券发行、新兴衍生工具合约激增的首要原因，而这些在2000年以后是有目共睹的，它也是对冲基金数量膨胀的首要原因，是私募股权能够为杠杆收购胡乱融资的首要原因。中美国，或者正如本·伯南克所言的亚洲“储蓄过剩”，是2006年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现金泛滥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你也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抵押贷款。

中美两国国民净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1970~2006年）

正如我们所知，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并非如此难以预料。比较难预测的是，在美国自己本土的新兴市场上，由一连串的抵押贷款违约所造成的恐慌，引发整个西方金融体系发生金融地震的方式。只有少数人才理解，抵押贷款违约将破坏新颖的如债务担保权证之类的资产支持工具的价值。只有少数人才看到，随着损失规模猛增，同业拆借的确陷入停顿，而短期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行商索取的利息将上扬，导致各类私营部门借款人遭受痛苦的折磨。只有少数人才预见到，这种信贷紧缩将导致英国银行自1866年以来首次遭受挤兑，并最终被国有化。回到2007年7月，在这场麻烦开始之前，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曾对我以7∶1打赌，美国在未来5年不会有经济衰退。“我敢打赌，世界末日不会到来。”6个月后他承认：“我赌输了。”当然，到2008年5月底，美国经济衰退似乎已经开始。但是，世界的末日呢？

诚然，要说中国（更不用说金砖四国其他成员）在2008年5月完全没有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似乎不太可能。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约占中国出口的1/5。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显著下降。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使北京处于强势地位，有能力为处于困境中的美国银行提供资本注入。对冲基金的崛起只是1998年后全球金融调整故事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这是由那些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国家创建的管理其所积累的财富的实体。到2007年年底，主权财富基金管理下的资金约2.6万亿美元，超过了几乎世界上所有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总和，与政府养老基金和中央银行储备相差无几。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主权财富基金在15年内所拥有的资产可能达27万亿美元，超过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9%。早在2007年，亚洲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投资于西方金融公司，其中包括巴克莱、贝尔斯登、花旗集团、美林、摩根士丹利、瑞银和私募公司黑石集团及凯雷。一时间，好像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出手全面拯救西方金融，金融史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对于被索罗斯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来说，这是异常痛苦的现实：在最新的这场危机中，最大的赢家是国有实体 [49] 。

虽然这个看似典雅，完美结合的中美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美国危机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即中国初次进军美国金融类股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50] 。中国有无可非议的理由担心西方银行最糟糕的日子也许还没有到来，尤其要考虑到美国经济衰退对名义价值为62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余额的影响。但是，中美国内部的核心存在着可以探测到的政治紧张局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的竞争和“操纵”货币汇率的关注不断增加，美国经济衰退越厉害，对中国的抱怨声就可能越大。然而，自2007年8月美国货币松动以来，联邦基金和贴现率骤减，各种标售和放贷“工具”将1 500亿美元注入银行系统，并为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承保，这些构成了操纵汇率的美国版本。自从美国危机爆发以来，美元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已贬值约25%，其中对人民币汇率贬值9%。因为几乎所有的商品市场需求和供给压力正好同步发生，其结果就是粮食、燃料和原材料价格显著暴涨。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中国通货膨胀压力，需要实行价格管制和出口禁令，并鼓励竞争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而这一切在西方看来，不啻为令人不安的潜在发展趋势。也许，正如其名称一直想要暗示的，中美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兽：狮头，羊身，龙尾。

真正发生的大危机难以超越今天的银行管理者、基金经理和交易员现存的记忆。

细细想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100年前，也就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和欧洲大陆最具活力的工业经济体有类似的共生关系，这个经济体就是德国经济。那时，如同今天一样，共生和对抗之间的界限分明。什么能触发像在1914年那样的另一场全球化的崩溃？答案显而易见，就是美国和中国政治关系的恶化——无论是在贸易、中国台湾、中国西藏或其他一些潜在的问题上。这种情形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追溯往昔，很容易看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构建合理的因果关系链来解释这种事态的变化。“战争罪行”主张者指责更自信的中国，悲叹疲软的美国巨头无所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无疑将战争的系统性起源归咎于自由贸易的崩溃、自然资源的争夺或文明的冲突。用历史措辞来解释，一场大的战火危机如同在1914年那样，似乎有可能在我们的时代燃起。有些人甚至鼓噪说，商品价格在2003~2008年期间的飙升，反映了对即将到来的无意识的市场预期。

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是，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更先进、英语帝国的霸权地位似乎相当安全的时候，大的战争也有可能爆发。第二个重要的教训是，世界没有重大冲突的日子越长久，就越难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而且，也许更容易开始产生冲突）。第三个，也是最后的教训是，一场打击自满投资者的危机要比打击历经磨炼的投资者所引发的破坏更大。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真正发生的大危机难以超越今天的银行管理者、基金经理和交易员现存的记忆。华尔街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职业生涯刚刚超过25年，这意味着那些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亲历回忆不会退回到1983年以前——也就是石油和黄金价格开始暴涨后的10年。单单这一事实本身，就为研究金融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49] 　实际上，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历史相对较长。科威特投资局成立于1953年，新加坡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投资局成立于1976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

[50] 　2007年12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摩根士丹利投资50亿美元以换取其9.9%的股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把机会比做是出现在农夫面前的一只兔子。“如果我们看到一只大肥兔，”他说，“我们肯定会抓住它。”但他补充说：“也许会有人觉得，我们才是被摩根士丹利逮住的那只兔子。”（指的是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价格随后一路下滑。）

后记

货币的由来

今  天的金融界是4 000年经济演绎的结果。明晰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的货币，成为银行与清算中心不断扩大借贷规模的根源。从13世纪开始，政府债券把利息支付流证券化，而债券市场则展示了对证券交易与估价的公开市场进行管制的好处。从17世纪开始，企业股票可以采用与政府债券类似的方式购买和出售。从18世纪开始，先是保险基金，然后是养老基金利用规模经济和平均法则提供金融保护，以避免可预测的风险。从19世纪开始，期货和期权提供了更专业、更先进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从20世纪开始，出于政治原因，一些家庭被鼓动增加杠杆工具的利用，使他们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所有这些机构创新的经济联合体，包括银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以及财产所有民主制，从长远来看表现更为出色，因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方面更有效。基于这种原因，西方金融模式先是通过帝国主义，然后通过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今的中国，简而言之，货币一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这种金融创新、金融中介和金融一体化的复杂进程，与科技的进步，法律的传播，为人类摆脱枯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痛苦的“马尔萨斯陷阱” [51] ，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用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的话来说，“金融体系是经济的神经……它在资金分配方面充当了协调机制，它是经济活动的命脉，其最大的用途在于企业和家庭。如果资本使用不当或者根本不流通，那么经济运行将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率最终将很低”。

然而，货币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金融历史犹如乘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从泡沫到破灭，从狂热到恐慌，从震动到崩溃。一项对1870年以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消费的现有数据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48次危机中，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至少10%，其中消费在87次危机中蒙受了类似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金融灾害发生的概率每年约为3.6%。即使在今天，尽管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前所未有的复杂，但这个星球的金融仍然脆弱如昔，仍有可能发生以往发生过的危机。就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来看，我们注定要被“随机性所愚弄”，注定要为“黑天鹅”的出现而惊讶。我们甚至有可能要经历几十年“超级泡沫”所引发的通货紧缩。

这样说的根本原因有三个。首先，未来或者说“期货”存在太多的可能性，因为相对于可预测的风险而言，从来都没有一个可确定的未来。弗兰克·奈特早在1921年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将‘不确定性’与我们熟悉的风险概念完全区别开来，但这两者却从未被严格地区别过……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准确称之为‘风险’……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如此不同，以致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根本不能称其为不确定性。”简单地说，在生活中发生的多数事件并不像玩掷骰子游戏。“一次又一次将要发生的事件是完全独特的，以至于根本没有其他实例或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可以罗列的实例，能够为任何真实概率的任何有价值的推论提供一个基础……”凯恩斯在1937年精辟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回应对其《货币通论》的批评时所写的《论“不确定性”知识》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是，不仅仅要把已知一定要发生的事件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轮盘游戏不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也多少有些不确定，甚至天气变化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使用这种措辞的意思是说，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或者……20年之后的利率……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没有在科学基础上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52]

凯恩斯接着假设，投资者会尝试“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行为方式，去挽回我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面子”：

1.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与实实在在地审视过去的经验相比，现在对未来的指导作用实用性更强。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未来变化的前景，我们对其实际特征一无所知。

2. 我们认为，现有的价格中所表达的观点与现有生产的特点，都基于对未来前景正确总结的基础之上……

3.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个人的判断是毫无价值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我们努力求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尽力使自己的行为与大多数人或普通人的一致。

尽管凯恩斯并未准确描述出投资者的行为，但他思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个人的启发式偏差对金融市场波动的产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没有问题。

人类的行为模式是我们提出金融体系固有的不稳定性的第二个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金融机构完全受我们从兴奋到失望的固有意向的摆布；我们时常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尾部风险”的侵袭；我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人们在面对简单的金融选择时，往往会产生错估概率的倾向。首先，他们给组建的样本组每组1 000以色列镑 [53] 。然后，他们让每个组在两个选择中进行选择：A. 有50%的机会赢得额外的1 000以色列镑；B. 有100%的机会赢得额外的500以色列镑。结果只有16%的组选择了A，其他组（84%）则选择了B。接下来，他们要求相同的样本组，设想每组在拿到2 000以色列镑后，他们又面临选择：C. 有50%的机会要丧失1 000以色列镑；D. 有100%的机会要丧失500以色列镑。这一次，大多数（69%）选择了C，只有31%选择了D。然而，从他们获得的回报来看，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有50%的机会去最终获得2 000以色列镑（A和C），或者最终必然得到1 500以色列镑（B和D）。在此次和其他的实验中，卡尼曼与特沃斯基验证了一个惊人的不对称性现象：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人们对损失的估价高出得到相同收益估价的2.5倍。

这种“不变性失误”只是诸多启发式偏差（扭曲的思维或学习方式）之一，把现实的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同质经济人（曾推定其基于所有有效信息与预期效用能做出理性决策）区分出来。还有一些实验表明，我们很容易屈服于这种认知陷阱：

1. 可获得性偏差，使我们的决策基于我们记忆中更容易获取的有效信息，而不是基于我们真正需要的信息；

2. 后见之明偏差，使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事后）比在事件发生之前（事先）认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3. 归纳问题，使我们在不充分信息基础上，形成一般规则；

4. 合取谬误（或选言推理），意味着我们往往高估概率，即认为多数将发生的概率是90%，而低估了至少有一项将发生的概率是10%；

5. 确认偏差，使我们倾向于为原始假设寻找有利证据，而不是在有证据证明其不成立时作出修改；

6. 污染影响，即我们允许无关但直接的信息影响决策；

7. 情绪启发式，即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干扰我们对成本和效益的评估；

8. 范围忽视，妨碍我们相应调整自己愿意做出的牺牲行为，以避免不同数量级的危害；

9. 过度自信校准，会使我们低估置信区间内我们的稳健估计（例如，把“最佳方案”与“最有可能”混为一谈）；

10. 旁观者的冷漠，会使处在群体中的我们倾向于放弃个体责任。

如果你仍怀疑人类会犯这些基本的错误，问问自己以下的问题：网球球拍和网球价格总额为1.10英镑，球拍要比网球贵1英镑，那么，网球是多少钱？错误的答案就是——大约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脱口而出：10便士。正确的答案是5便士，因为只有当网球球拍是1.05英镑，而网球是5便士时，才满足条件。

如果有什么能彻底改变我们对金融市场运作方式的理解，那肯定是新兴的行为金融学。我不清楚产生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所有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得住这一挑战。那些相信“群众的智慧”的人，只不过是相信一大批人要比少数所谓的专家，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过，我对此不敢恭维。一则老笑话说，“宏观经济学家在过去的5次衰退中成功地预测了9次”，但这与其说是笑话，倒不如说它指出了经济预测困难的真相。与此同时，那些认真学习人类心理学的学生看到的将不仅是来自一大批人的智慧，还将看到来自一大批人的疯狂。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2007年上半年，投资者中普遍存在一种错觉，即重要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埃利泽·尤德考斯基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断：

人们可能会过于自信、过于乐观。他们可能过于关注有关未来的具体方案，却忽视了所有其他因素。他们的记忆中，可能对过去没有一丝残留（流动性危机）。他们可能会高估过去的可预测性，因而低估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如果没有事后的反思，他们就不可能意识到应对（流动性危机）的困难。他们可能更喜欢……具有较高回报可能性的赌博，却忽视了风险的存在。他们可能把技术带来好处的正面信息（例如债券保险）与技术带来风险的负面信息混为一谈。他们可能被电影所毒害——电影中金融体系最终将得到拯救……流动性危机极其不乐观的前景可能刺激他们寻求流动性不会枯竭的论据，而不是同样疯狂地去寻找流动性将枯竭的原因。具体而言，如果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人采取一些措施”，可能的情形就是，提问的人转动眼珠环顾四周，看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同时试图流露出沉着冷静的、自己不包括在“更多人”之中的神情。

我们大部分的认知扭曲是进化的结果。照此推理，金融历史发展路径不规则的第三个原因，也与进化论有关。一般认为，金融具有达尔文进化论的特性。“适者生存”是雄心勃勃的交易员喜欢用的词语。投资银行喜欢举办“卓越的演变”之类主题的会议。美国2007年的危机增加了此类语言使用的频率。2007年下半年，并非只有美国助理财政部部长瑞恩才谈论金融灭绝的浪潮。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罗闻全，是努力重建适应性的市场体系概念的领军人物，他对金融服务发展的长期历史性分析也表明，进化的力量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同样存在于金融界。

当然，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可能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演化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行之有效的分学科，在过去16年里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早在1898年，托斯丹·凡勃伦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学呢？”（暗示经济学应该是演化学。）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论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有一段名言，描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同样适用于金融领域：

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特色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进行的，而且在于通过它的变动又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根据。这一事实是重要的，这种变动（战争、革命等）又限定了产业变革的条件，但是它们并不是经济活动的首要推动者。这种进化的特色并不是人口和资本的准自动增加或在货币制度方面所耍的什么把戏（对于这些把戏，上面所说的那些话也完全适用）。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运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业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规模企业的组织上的发展，说明了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如果我可以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旧的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最新研究的重点是，这种破坏对现代经济的伤害究竟有多大。每年大约有1/10的美国公司消失。确切地说，1989~1997年，美国总共有573万家公司，其中平均每年有61.1万家公司倒闭。应该指出的是，10%的死亡率是平均数。在一些经济部门，公司死亡率可能高达20%，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如1989年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高峰期哥伦比亚区的金融业）。根据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说法，30%的增值税登记的公司3年后消失了。即使在它们生存的头几年，这些公司的日子过得不错，但大多数公司最终还是失败了。1912年世界上的100家大公司，到1995年有29家破产、48家消失，只有19家仍然位于世界100家大公司之列。鉴于银行和股票市场主要是为公司提供融资帮助的，对金融领域出现创造性破坏的类似模式，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我们已经注意到对冲基金带来的高损耗率（更多的银行并没有倒闭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因为其直接或间接受到了政府的保护）。

金融界与一个真正的进化系统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对此，有6点需要牢记在心：

“基因”，也就是说，某些商业惯例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允许信息存储在“组织记忆”中，并从个体传递到个体或者从公司传递到新组建的公司。

自发“突变”的潜力，在经济领域，通常是指技术创新，但并非永远如此。

物种资源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其长寿和激增的结果，决定了哪些商业惯例将存在。

自然选择机制，即通过市场配置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万一表现不佳而死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差别生存”。

物种范围，即通过创建全新的金融机构“物种”，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灭绝范围，有些物种全部消亡了。

金融历史基本上是组织突变和自然选择的过程。随机“漂移”（创新/突变，不是由于自然选择，而只是发生）和“流动”（创新/突变所造成的，比如中国银行采纳了美国的商业惯例）在发挥作用。当不同的金融物种在一起运作和相互适应时（如对冲基金和它们的主要经纪人），也可能存在“共同进化”。但是，市场选择的是主要驱动力。金融生物体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展开竞争。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物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竞争对手的创新或者出现全新的物种，阻止了任何永久的等级制度或单一经营的可能。一般说来，这就是“适者生存”法则的应用。带有善于自我复制和自我延续“自私基因”的机构，也往往能够长久生存、不断激增。

请注意，这一切的发生，不能归结于完美有机体的演化。因为涉及进化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如果恰好发生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足够好”的突变将占据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最初的微弱优势，也许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统治地位，但不一定是最佳的。还有一点值得铭记的是，不同于过去的认识（特别是对赫伯特·斯宾塞的追随者而言），自然界中的进化并不总是进步的。原始的金融生存形式如高利贷不应当被遗忘，因为微观原核生物仍然占地球物种的多数。演化的复杂性不仅保护生物体或者公司免于灭绝，而且挽救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命。

诚然，进化类推并非十全十美。当自然界里一种生物摄取另一种生物时，它只是吞食而已；而在金融服务界，并购可能直接导致基因突变。在金融生物体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动物世界中有性繁殖的作用（虽然动物世界中的一些通俗语言往往用来形容某些种类的金融交易）。大多数金融突变是蓄意的、有意识的创新，而不是随机变异。事实上，由于公司能够在其生存空间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进行金融演化（如同文化演进一样），因而可能更具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而非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特性。 [54] 不过，与我们所拥有的其他工具相比，进化论肯定为理解金融的变化提供了更好的模型。

90年前，德国社会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预言有一种必然趋势——所有权将更多地集中在他所说的金融资本上。从成功幸存的大公司角度来看，有关金融发展的传统观点确实验证了这种进程。在花旗集团的官方“家谱”中，人们会发现，众多小企业（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812年的纽约城市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聚集在共同的“主干”（也就是当今的大集团）上。然而，从长远来看，认为金融演化始于共同的主干恰恰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主干时常向外扩张成为银行的新物种，其他金融机构也时常发生演化。事实上，一家专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吃掉小企业，其实无关紧要。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动物吃掉对方，并不是进化突变与新的物种出现的驱动力。问题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不总是金融历史的推动力。真正的驱动力是物种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完全新型公司的创建，以及“创造性破坏”经常性发生的过程，即劣势企业的消亡。

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为例，这里仍然存在不少“生物多样性”。虽然有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这样的巨头，但是在北美和一些欧洲市场，仍存在相对分散的银行零售业务部门。随着银行间高水平的整合（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储贷协会危机之后），大多数金融机构转为股东所有，银行部门的合作一直是最近几年最大的变化。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尽管北岩银行的国有化表明，物种可能会东山再起），发达国家唯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就是国有银行。在其他方面，物种形成、新型金融机构的激增，正是我们期待真正的进化系统发生的故事。许多新的“单线”（mono-line）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出现，特别是在消费金融领域（例如，美国第一资本集团）。为了应对私人银行市场，一些新的“精品店”出现。直接银行业务（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是另一种相对较新的日益增加的现象。同样，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中已经形成巨头，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这些新兴和敏捷的物种，已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由于制成品和能源的出口，迅速累积的硬通货储备正在造就新一代主权财富基金。

不仅仅是新形式的金融公司发展壮大，新形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近年来，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支持证券的出现，投资者的胃口急剧膨胀。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也大大增加，其中大部分买卖是在预定的一对一基础上的“柜台交易”，而不是通过公开交易——虽然金融衍生工具的卖家从中有利可图，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不愉快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些工具缺乏标准化，一旦发生危机，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从进化的意义上讲，金融服务部门似乎已经度过了20年的“寒武纪大爆炸”——现有的物种欣欣向荣，新生的物种数量攀升。与自然界一样，大型物种的存在并不排除演化的进行和小型物种的继续生存。规模并不代表一切，自然界如此，金融界亦如此。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在于，公有企业由于规模更庞大、更复杂，其规模的不经济与官僚主义相联系，压力与发布季度公告相联系，这就为新形式的私营公司创造了机会。在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你的规模，也不是（超过了一定程度的）你的复杂性。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就是，你要善于生存，善于复制你的基因。金融同样要善于创造收益率，造就采用类似商业模式的模仿者。

在金融界中，突变和物种形成通常根据环境和竞争来进化，自然选择决定哪些新特性会得到普遍传播。有时，如同在自然界，进化过程也会受到重大破坏，其表现形式为地缘政治冲击和金融危机。当然，这种区别在于，巨大的小行星的冲击（在白垩纪末期，85%的物种因此灭绝）是外来的冲击，而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内生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造成了“大规模灭绝”——比如30年代的银行恐慌、80年代的储贷协会危机。

在我们目前的时代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吗？当然可能。2007年夏季信贷环境的急剧恶化，给许多对冲基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使这些基金容易面临投资者的赎回。但是，最近这次信贷紧缩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承受的压力。资产支持证券和其他形式的风险债务损失估计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在撰写本书时（2008年5月），大约3 180亿美元的减记（预定损失）得到确认，这意味着6 0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还没有浮出水面。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机构已经新注资2 250亿美元，缺口不到1 000亿美元。因为银行规定的不变资本资产比率不到10%，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可能需要缩水达1万亿美元。但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实体“影子银行系统”如结构投资工具和管道工具的崩溃，使得这种收缩几乎是不可能的。

西方主要银行能否在没有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去满足国际协议 [55] 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渡过这次危机，还有待观察。举例来说，欧洲目前银行平均资本占资产的比例不足10%，而20世纪初这一比例在25%左右。有些人认为，风险来源与资产负债管理相分离，可以更好地通过金融体系来分散风险，而2007年的危机显然让这种希望落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危机的蔓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兼并和收购（例如强势企业吞噬弱势企业）。债券保险公司似乎注定要消失。相反，一些对冲基金很可能会因为波动的回归而茁壮成长 [56] 。新形式的金融机构也很可能在危机之后涌现出来。正如罗闻全指出的：“随着市场中的森林火灾被扑灭，我们可能会看到，接踵而来的是难以置信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崛起。”

自然界与金融界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生物进化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其变化基本上是随机的（理查德·道金斯的“盲人钟表匠”形象便由此而来），而金融服务领域的进化发生在监管框架之内，用站在达尔文对立面的创世论者的话来说，“智能设计”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监管环境的突然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突变截然不同（后者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环境变化），二者的区别在于，监管变化有内在因素，因为那些责任人通常由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者，他们对私人领域运作方式有着很好的洞察力。不过，这种情况的实际影响与生物进化中的气候变化相同。新的规则和规定可能使原来的良好特性突然变得不利。例如，美国储蓄和贷款机构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2007年危机之后，监管的变化可能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多数金融监管机构的意图都是维持金融服务领域的稳定性，从而保护作为银行服务对象的消费者和该行业所支撑的“实体”经济。非金融领域的企业对整体经济不具有这样系统的重要性，对消费者的生活也没有如此关键。主要金融机构倒闭会使零售客户的存款因此蒙受损失，这是任何监管者（和政客）都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的事件。自2007年8月以来，一个老问题再度露头：为银行解困的含蓄保证会鼓励银行承担过高的风险，这将造成多大的“道德风险”？可以断定，如果一家机构被认为具有大而不倒的效应，因而不会倒闭——即政治敏感性太高，或者其倒闭会拖垮许多其他公司的可能性太大，那么政府就会出手干预，以避免没有流动性，甚至无力偿还债务。不过，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问题看起来略有不同。事实上，人们不太情愿将任何机构归入“大而不倒”的类别，因为如果没有偶尔发生的“创造性破坏”，进化过程可能会遭遇挫折。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历，给立法者及监管者发出警告：如果业绩不佳、坏账没被注销的金融机构也能得到扶持，那么整个银行业领域可能成为经济的死角。

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剧烈震荡，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任其自生自灭，“自然选择”会迅速发挥作用，淘汰市场上最弱的组织——它们通常会被成功的公司所吞并。但是，大部分危机都会导致政府出台新的规则和管制，因为立法者和监管者急于稳定金融体系，急于保护消费者或者选民的利益。关键在于，过分严苛的预防性监管规定，不能也不应当消除金融机构灭亡的可能性。正如约瑟夫·熊彼特70年多前所写的：“这种经济系统不能没有彻底毁灭那些生存者的最终手段，这些生存者不可挽回地与那些没有希望的不适应环境的生存者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创造性的破坏只不过意味着“那些不适合生存的公司”的消亡。

在撰写本书时，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起了一个错误的书名。本书的书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乐观语调（特别是对那些想起了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的《科学进化史》的读者来说），因为眼下通货膨胀上扬和商品资金外逃，似乎预示着诸如美元之类的法定货币的公众信心和购买力的真正下降。然而，读者到现在应该明晰，我们的金融体系从遥远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的放债人——一直到现在，跨越的历程有多么久远。在这一进程中，确实有伟大的逆转，也有收缩，甚至是濒临死亡边缘。但这一切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不能永久妨碍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犬齿状态，但无疑趋势是向上的。

我同样要对达尔文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他的那本《物种起源》中得到启发，所以我所讲的内容是有根据的也是正在不断演绎着的。当我们从自动取款机提取钞票，或者把我们每月部分薪水投在债券和股票上，或为我们的汽车投保，或把我们的房屋再抵押出去，或放弃本土偏见转向新兴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正从事的交易与历史先例相差无几。

我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只有完全理解金融物种的起源，才能了解有关货币的基本事实，即并非如德国总统所抱怨的必须将金融市场“怪兽赶回原来的地方”。金融市场实际上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展示了我们每时每刻评价自己以及周遭世界资源的方式。

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丑态，这不是镜子的过错，因为它也能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美丽。

[51] 　据马尔萨斯论证，人口增长的速度比食物增长的速度快，因此如果人口数量超过承载这些人口的食物（资源）数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编者注

[52] 　正如彼得·伯恩斯坦所说：“我们从过去收集数据……过去的数据……构成了一系列事件，而不是一套独立的意见，这是概率法则的需求。历史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样本……”

[53] 　以色列镑为以色列在1948~1980年所使用的货币，以色列现货币为谢克尔。——编者注

[54]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强调的是环境推动生物体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渐进性演变,由机会来支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强调的是生物体拉动自身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非连续的,由生物体控制、指导,是有目的的。企业作为由人所组成的智慧体,在激烈竞争和迅速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不断采取新对策来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的演化过程是企业与环境间无休止的动态博弈过程,而不只是达尔文式的“随机变异,自然选择”过程。——译者注

[55] 　根据1988年签署的旧《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银行资产按照信贷风险、风险权重，被划分为从0（例如本国政府债券）到100%（公司债券）5个风险档次。各国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要相当于其8％的风险加权资产。2004年首次出版颁布并逐步为世界各地所接受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规定，对信贷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进行了区分，其中最后一项是授权使用风险价值模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2007年8月而言，流动性风险与其他风险被归入“残余风险”的标题之下。这类规定不可避免地与所有银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资本从而提高其股本回报率的动机相冲突。

[56] 　用罗闻全的话来说：“对冲基金就是金融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创新率、进化率、竞争率、适应性、出生率和死亡率，所有这些进化范畴的现象，都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着。”

致谢

虽  然写作是一项个人行为，但是图书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我要对下列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孟菲斯棉花交易所棉花博物馆、海牙荷兰国家档案馆、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立博物馆、佛罗伦萨市档案馆美第奇档案室、爱丁堡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威尼斯国家图书馆、伦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以及爱丁堡苏格兰遗孀档案馆。一些学者和馆员对我的援助请求给予了慷慨回应。我特别要感谢梅兰尼·阿斯佩、特立斯拉姆·克拉克、弗洛伦斯·格洛申、弗朗切斯科·桂第·布鲁斯科利、格雷格·拉姆博塞、瓦莱丽·莫尔、丽斯柏斯·特拉瑟、乔纳森·泰勒和罗德韦杰科·瓦格纳。此外，我还要感谢安德鲁尔·诺沃的宝贵研究援助。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同意接受采访的金融专家，他们是：多明戈·卡瓦略、约瑟夫·迪法塔、约翰·鄂力克、肯尼思·格里芬、威廉·格罗斯、何塞·皮涅拉、罗斯柴尔德勋爵、洛希尔勋爵、理查德·斯克鲁格斯、乔治·索罗斯、乔治·斯蒂文森、卡门·贝拉斯科、保罗·沃尔克、莎朗·沃特金斯和罗伯特·佐利克。在与摩根士丹利和GLG公司活动的参与者的非正式交谈中，我也获益匪浅。

这是在大西洋两岸出版的企鹅出版集团的图书。本书很荣幸在纽约由安·高朵芙首次编辑出版。伦敦的西蒙·温德确保了本书通俗易懂。作为文稿编辑，米切尔·帕格的工作极为出色。我也要感谢理查德·杜吉德、露丝·史汀生、罗斯·格莱舍、艾利斯·道森、海伦·弗雷泽、斯特凡·麦格拉思、露丝·平柯尼和佩内洛普·沃格勒。

和我最近出版的三本书一样，本书最早源于电视连续剧脚本。我要感谢英国电视四台的朱琏·贝拉米、拉尔夫·李、凯文·李戈，尤其要感谢哈米什·迈库拉。我们不时感受到的压力总是富有创新力的。纽约13频道的斯蒂芬·瑟伽勒一直是重要的支持者。我要特别感谢由巴巴拉·班梯沃里奥领导的纽约13频道筹款小组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是电视连续剧的摄制还是图书的出版，都离不开中美国媒体组成的特别小组成员：我们独一无二的摄影师德瓦德·奥克马，研究员罗莎琳德·本特利，临时摄影师沃恩·马修斯，不时灵光闪现的保罗·派瑞与罗纳德·范·德·斯潘科，助理制片人乔安纳·波茨，著作经理维维恩·斯第勒，著作协调人夏洛特·威尔金斯——当然不能遗忘的还有她的前任海达·阿敕博德。至于我的同事梅兰妮·方和安德瑞·潘尼克，无须多言，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问世。

在诸多帮助我们摄制电视连续剧的人群中，一些“修理工”不辞辛苦地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塞尔希奥·巴利维、如德拉·巴纳吉、马蒂亚斯·日·萨·莫雷拉、马卡热纳·加利亚尔迪、劳伦斯·格兰特、胡安·哈灵顿、费尔南多·梅克伦堡、亚历山德拉·桑切斯、梯兹纳·唐塔罗、克哈里·特鲁普、塞巴斯田诺·温图罗和埃尔科·韦泽拉。我的朋友查理斯·威尔逊确保了我的著作没有丧失水准。

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安德鲁·怀利这样世界上最佳的著作代理商，还有在英国电视界享有盛誉的苏·艾顿公司。我还要感谢安德鲁·怀利在伦敦和纽约办事处的詹姆斯·普伦以及所有其他工作人员。

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慷慨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或参与讨论了一些关键问题。我要感谢拉维·阿布德拉、埃文·卡梅隆·瓦、理查·卡蒂、拉斐尔·迪特拉、穆罕默德·法·埃里安、本杰明·弗里德曼、布里吉特·格兰维勒、劳伦斯·克里寇夫、罗伯茨·里坦、乔治·马努斯、伊万·穆克赫杰、格雷格·毕特斯、理查德·罗伯茨、艾曼纽·罗曼、威廉·西尔伯、安德烈·斯特恩、劳伦斯·萨默斯、理查德·西拉、纳西姆·塔莱卜、彼得·泰明和詹姆斯·施。毋庸多言，我会独自承担所有有关事实与论述的错误。

我在研究和撰写本书时，个人变动较大。如果没有三家学术机构的理解和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我要感谢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院长与研究人员，感谢奥里尔学院院长与研究人员，还要感谢包德连图书馆馆员。我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约翰·雷森，感谢那里出色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杰夫·贝利士、威廉·波纳特、诺埃尔·克拉克、理查德·苏萨、西莱斯特·司徒、德博拉·范杜拉和丹·维赫尔米。提供帮助或鼓励完成这项工作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还包括罗伯特·巴罗、史蒂芬·哈伯、阿尔文·拉布什卡和巴里·维恩格斯特。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哈佛大学同事。如果要单独感谢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每一位成员，需要花费太长时间，因此我这里写到的主要是那些直接促成这一项目的人员。查尔斯·梅尔一直是我灵感和友谊的源泉。吉姆·汉金斯为我在佛罗伦萨提供接待和帮助。我还要感谢戴维·阿米蒂奇、埃雷兹·马讷拉、厄聂斯特·梅和丹尼尔·萨金特（现在他去了伯克利），他们为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完备的世界史背景。安德鲁·哥顿和他的继任者詹姆斯·科洛番博格以特殊的技巧和灵活性管理历史系。没有珍妮特·哈特和她的工作人员，管理、研究和教学中的三个转盘至少有一个会坠毁。

在欧洲研究中心，我一直很幸运地与这里的研究人员相处并分享他们的思想，其中包括：戴维·布莱克伯恩、帕特里夏·克雷格、保罗·德族司、帕特里斯·黑格南特、斯坦利·霍夫曼、玛雅·加萨诺夫、卡缇阿纳·欧路克、安娜·波皮勒、桑迪·瑟勒斯基、辛迪·斯卡奇、米歇尔·韦策尔和丹尼尔·兹博拉特。

尤其要指出的是，我的哈佛商学院同事在2006~2007年期间对我的帮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感谢院长杰·莱特在我的困难时期对我如此宽容。我同样感谢国际经济机构企业与政府部门中所有成员，尤其是在我困难时，对我不时缺席的容忍，特别是理查德·威特以及拉维·阿布德拉、劳拉·阿尔法罗、迭戈·科明、阿瑟·达姆利奇、拉斐尔·迪特拉、凯瑟琳·杜根、拉克希米·莱尔、诺埃尔·莫雷尔、戴维·摩斯、阿尔杜·穆萨奇奥、福日斯特·莱因哈特、朱里奥·罗特姆博格、黛伯拉·斯帕、贡纳尔·特朗布尔、路易斯·威尔斯和埃瑞克·沃克。雅克·普勒瑞狄在行政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

我还要感谢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的史蒂芬·布罗姆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格拉哈姆·艾利森以及每一个人，经济史研讨会的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其他参加者，罗维尔舍院的多萝西·奥斯汀、黛安娜·厄克和其他所有的常客。

最后，我感谢查理士河两岸所有的学者。我从他们众多的研究论文中，以及与他们无数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对话中，汲取到了许多知识，使我在哈佛的研究工作如此充满乐趣。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的妻子苏珊为摆脱各种不幸而抗争。对于她以及我们的孩子费利克斯、芙蕾雅和拉克兰来说，我欠他们甚多，我希望我能回报他们。

剑桥，马萨诸塞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崛起／（英）弗格森著；高诚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书名原文：The Ascent of Money

ISBN 978–7–5086–3317–6

I. 货… II.① 弗… ②高… III.① 货币史－世界 ② 金融－经济史－世界

IV. ① F821.9 ② 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1382号

The Ascent of Money by Niall Ferguson

Copyright © 2008 by Niall Fergu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货币崛起

HUOBI JUEQI

著者：[英] 尼尔·弗格森

译者：高诚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顶级金融家

[英]尼尔·弗格森 著

阮东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1章 西格蒙德和他的堂兄弟们

兄弟纽带

沃伯格家庭的崛起

少年西格蒙德

发烧的爱国主义

第2章 第一次世界革命

影响世界的革命

经济战略

进入家族企业

欧洲与美国的对比

第3章 一个共和国的衰落

经济衰退中的管理

危机中的巨大亏损

政治倾向

第4章 流亡

纳粹上台

纳粹思想的渗透

幻想破灭

决定移民

成立新公司

迁居英格兰

先见之明

第5章 与敌人交易

对英格兰的失望

新团队

家庭教育

与希特勒斗争

灾难中的生意

疏远犹太教

第6章 恢复原名

战后的转变

开拓国际业务

关注德国

发挥关系网的作用

第7章 大西洋联盟

令人失望的美国业务

对冷战的判断

英美外交合作失败

接管战斗失败

英国铝业公司收购战

转移焦点

第8章 欧洲一体化的金融根基

欧洲债券市场之父

整合欧洲资本市场

欧洲金融一体化的推进

发展欧洲债券市场

金融推进欧洲一体化

第9章 完美的韵律

沃伯格公司的独特文化

与众不同的经营风格

培养年轻人

经营方式的谜团

老当益壮

寻找接班人

第10章 英国金融“诊断师”

“红色”金融家

对英镑的建议

对工业企业保持信心

转向欧洲怀疑主义

经济衰退中的成功

第11章 西方世界的困境

关注以色列事务

被威胁的业务

解读国际危机

参与日本金融

第12章 昂贵的教训

紧张的父子关系

不满现状

全球化中的扩张

寻找合作伙伴

第13章 成人教育

悲观的结论

政局转折点

生命终结

多重角色的一生

沃伯格公司的消失

附言

版权页

自我，这个神秘的概念、人类假想的动力，只有在物质意义上，才是一个明确的统一体，但它却混合了许多不同的、充满矛盾的元素……

西格蒙德·沃伯格，1965年

支持这样一本自传的主要理由是，我这一生参与了太多的活动—我出生在德国，在德国接受教育，我的职业生涯在那里起步，但后来在英格兰安家并学习专业技能；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有多种人生—是德国学者、是国际银行家、是犹太教信徒，但最重要的是，我是英国这个接收我的国家的一位激情满怀的公民。

西格蒙德·沃伯格，1976年

前言

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认为当我们死后，我们会被人们清晰记得的日子不仅仅是有限的几天。除了很少人是因为友谊和情感的纽带与我们紧紧相连，否则，我们将被遗忘。

|西格蒙德·沃伯格，1974年|

I

不论好坏与否，当今的伦敦金融城都是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它与华尔街齐名，和货币崛起是同义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的其他产业日渐衰败，金融业却走向繁荣，但其优势也曾到达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预先注定的。1945年，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用一位银行家的话说，它的业务“岌岌可危”，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型存账室有1/3的部分被毁。“君子资本主义”时代看上去可能会复苏并坚持下来，就像大英帝国一样，这些君子资本家曾忠实地为之效劳。伦敦金融城从德军闪电轰炸的废墟中崛起，它的崛起从史学角度看让人惊叹，比它不可逆转的灭亡更难以解释——如果灭亡真的发生。这本传记的主人公挽救了伦敦金融城，他的功劳比任何人都大。

从1959年因发起历史上首次恶意收购登上报纸头条，到1982年逝世，西格蒙德·沃伯格是伦敦金融城最杰出的天才，他是一名顶级金融机构——他愿意用“投资银行”这个词来形容它——的卓越倡导者。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后，他借助无与伦比的先见，看到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可能性。他是经济制度转型的设计师，这一转型带领西方世界从中世纪的国家控制重回自由市场。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壁垒被消除之后，沃伯格使伦敦再次作为世界主要跨境银行交易中心成为可能。在塑造现代英国的过程中，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可以说明有关金融能够发挥作用的所有最重要的历史课题：

•为什么犹太裔银行家在英国金融史上得以承担领导角色？

•伦敦金融城奉行的“君子资本主义”有没有破坏英国经济的表现，并加速英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没落？

•20世纪60年代，金融城有没有联合瑞士的银行家（被戏称为“苏黎世的矮子们”）挫败工党政府欲振兴英国经济的雄心？

•为什么在沃伯格去世后的一段时期，金融监管放松使得外资银行比英国银行更加受益？

但是，这些课题并不是这本传记的最佳论据。因为正像沃伯格说的那样，他自己“有多种的人生——德国学者、国际银行家、犹太教信徒，而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国这个接收他的国家的一位激情满怀的公民”。他是伟大的德国犹太裔银行家族之一的子嗣，他也是一位壮志未酬的政治家。现代金融史上，很少有人同时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虽然绝大部分是在幕后。年轻时，沃伯格有意从政，而希特勒的上台粉碎了他的抱负。但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英格兰流亡，他仍保持着对政治的热情。他是金融城中最公开反对绥靖政策的人之一。战后，他成为一名极有影响力的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事实上，沃伯格在欧洲统一——欧洲在金融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上发挥的作用，一直鲜为人知，这是本书多项具有重大史学意义的发现之一。事实很明显，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在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件事上同样重要，没有一位银行家比西格蒙德·沃伯格在推动这项事业上更不遗余力了。他一贯力求加速使欧洲各机构，包括国有的和私有的，在欧洲各国之间实现跨境联系这一进程。几十年来，他一直争取消除英国权贵阶层——来自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政界和公职部门的精英——对英国成为欧洲联盟正式成员的抵抗。

与此同时，沃伯格一直是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欧洲在战略上依靠美国，这两者并不矛盾。尽管他更倾向于伦敦金融城，而不是华尔街，但他从未忘记他跨大西洋金融一体化的毕生目标，他在纽约的工作时间超过他在法兰克福、汉堡、巴黎和苏黎世时间的总和。他试图拯救曾是华尔街巨擘之一的库恩–洛布公司，这是迄今为止美国金融史上从未被书写过的章节之一。

经常有人说，银行家是政治运作幕后的真正力量。那么，像沃伯格这样一位银行家，又是如何在战后的世界里施加他的影响力的？部分答案在于他在投行领域先锋性的角色，历任英国政府试图复苏萧条的英国经济，这个角色使他置身于这项事业的核心。作为以向英国铝业提出竞购为开端的收购主脑，S·G·华宝公司的起家使沃伯格从一个被伦敦金融城里傲慢的小圈子轻视的局外人，转变为20世纪60年代政治决策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哈罗德·威尔逊做首相的第一任期间，沃伯格成为他在经济问题上最信任的心腹之一，这一情况之前在某种程度上没被史学家所意识到。在他们的定期会谈中，其他内阁成员对此知之甚少，沃伯格建议威尔逊朝着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前进，并努力避免英镑在1967年贬值、避免英国经济跌入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尽管事后证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虽然沃伯格永远感激英格兰给他的种种机会，但他一生都对英国的社会精英表示怀疑，他把这个国家战后的许多问题归咎于排他性质的私立学校和高级公职部门的官员将“外人”隔离的影响力。沃伯格对旅行到了上瘾的地步，他逐渐把自己看做国际人。尽管他很快辨识出纳粹的邪恶，但他从未丧失对德国文化的热爱，特别是对18~19世纪德国文学的热爱。1945年之后，很少有从第三帝国逃出的难民，如果有的话，那些人会比他更加努力地去复兴联邦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甚至到达与那些在希特勒统治下只不过担任传旨的人紧密合作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以色列的命运非常关注，他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捍卫者，之后又严厉批评以色列政府将犹太人安置在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地区的政策。乔治·斯坦纳 [1] 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完整地看”，沃伯格的“背景和职业生涯——一度精彩又极度悲剧——在大逃亡的历史中，尤其在旅居德国的犹太人历史中，都是一则重要的篇章”。

沃伯格令人着迷的地方是，他不仅把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两者相结合，他的性格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他绝对是历史上阅读最广泛的银行家之一。他不光熟谙德国古典与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还是中欧现代派大师忠实的学生——从尼采到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学者，成为一名金融家也许是命运使然，而非他本人意愿，但他更感兴趣的是管理企业所面临的在组织上的挑战，而不是公司自身的赢利情况。事实上，他是现代管理创新的伟大倡导者之一，是开放式办公和公司民主化的先驱。他也是一位颇具天赋的业余心理学家，他发展了一套同质但明显有效的体系，用来测试他周围人的性格，并利用笔迹学辅助进行心理分析洞察。他爱憎分明的强烈程度使他作为朋友真挚忠诚、作为敌人不留情面，正像那些“不幸的”、受他庇护的人那样，他们的代价是从沃伯格的朋友变成他的敌人。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有一小部分托马斯·曼的文学天赋，他是沃伯格最喜欢的作家。因为，沃伯格家族在某些方面就像《布登勃洛克一家》在犹太人身上的翻版，在其他地方，又像《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现代转世，西格蒙德自己就像曼笔下的一位主人公——《浮士德博士》里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尔金——追求一种孤傲的完美。绝对需要像曼这样的大作家才能给予沃泊格这位德国犹太人公道，他身着在伦敦萨维尔街手工定制的西装，目光敏锐，头发油光锃亮，行事隐约带有戏剧化的色彩，他像一把人造的音叉那样敏感，像普鲁士军官那样对失误不能容忍，他是“圣火”和“生命动力”——他最喜欢的两个词——不稳定的合成产物。

II

传记作家选择人物出于不同的原因：作家的当务之急、出版社的偏见、读者的口味、金钱的诱惑。也许可以这么说，记录别人生活的人，几乎和充斥着明星生活的华丽杂志的读者一样，被对象的名气所吸引。在大英博物馆一般参考类收藏的网上书目里搜索“希特勒”，有478个结果（虽然也得承认不是所有的都是传记）。关于斯大林的传记有311本、关于墨索里尼的有172本。值得高兴的是，一些民主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吸引力。温斯顿·丘吉尔超过墨索里尼，有298本，亚伯拉罕·林肯有270本。有关皇室的传记紧随其后，英格兰最著名的国王亨利八世有90本，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有39本。传记作家也争相撰写电影明星，玛莉莲·梦露的传记有38本。也许不足为奇的是，作家特别喜欢写作家的生活，尽管他们的生活通常很单调。有关莎士比亚的书籍超过2000本，甚至连耶稣较之都稍逊色（有1613个结果）。

这本书的主人公没有那么出名。事实上，许多见多识广的人甚至从未听说过西格蒙德·沃伯格。这不是因为像某些人说的，他对宣传反感，虽然他经常这么说；也不是因为他轻视媒体——这一点他确实有。举例而言，1944年伦敦《旗帜晚报》的老板比弗布鲁克勋爵派金融城的编辑去采访沃伯格。沃伯格回忆与那位记者的对话：

原则上，我反对银行家作任何宣传，尤其是犹太裔银行家，他说他对采访我感到非常抱歉。为了安抚他，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未来作任何某项交易，我会非常乐意提前告知他。但是，宣传会是关于我们提供融资的公司，绝不会是关于我们自己。他对我的反应一再表示歉意，因为比弗布鲁克勋爵表达过对“新贸易”（沃伯格公司最初的名字）极感兴趣，他听说过我们是金融城里真正活跃且稳健的公司之一（应该被“宣传一下”）。

当宣传符合他的商业目的时，换言之，沃伯格才准备——“乐意”是不恰当的——给予记者们采访的机会。金融城的编辑和特派记者们定期在S·G·华宝公司享用午餐。事实上，在所谓“铝业战争”激战犹酣时，沃伯格几乎每天亲自知会《金融时报》，后来还雇用了长期在该报工作的“莱克斯专栏”的作家。今天他之所以不太出名，不是因为他回避宣传，而只是因为他是一位银行家。

可以确定的是，市面上有一些银行家的传记，而银行业家族的书籍更普遍。事实上，已经有一本写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传记，写他家族的书也有好几本。不过，总体而言，传记作家倾向写君主而不是有钱人，倾向写电影明星而不是金融家。这一偏好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明智的，相比蛊惑人心的政客或电影女明星，撰写或阅读银行家所做的事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不论是发放贷款还是吸收存款，不论是认购股票还是出售债券，不论是宣布股息还是向客户提供建议，银行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动武之人。当然，也会有战役，但它们发生在开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并且缺少真正战争的喧嚣和哀婉。

然而，传记作家忽视银行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相对不重要，这一点是说不通的。在对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所作的任何认真评估中——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世界——金融在西方文明演变过程中，确实与政府或战争同等重要（比电影行业重要得多）。没有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将存款从储蓄所导入实业，西方经济如何能取得工业和后工业繁荣在规模上达到的高度？没有债券市场的支撑，过去一个世纪还有什么伟大的战争能被发动、有什么战争法案能通过？任何怀疑金融在历史上重要性的读者，应该回想近期发生的种种事件。谁是2007年这次席卷全球的重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他们使世界陷入类似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我们所经历的大萧条。犯错的银行家——至少他们中有些人——很不明智地暴露了他们的重要性。如果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归咎于那些把苏格兰皇家银行或花旗银行管理得如此糟糕的人头上，我们又能同时否认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创新至少对过去25年全球经济活动迅猛发展作出的贡献吗？

银行家不一定声名远播，但他们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比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一生更能说明这一区别的了。

III

虽然西格蒙德·沃伯格家族中至少有4位成员写过回忆录，但他本人选择不写自传。他对外人撰写沃伯格家族历史的所有企图也深为敌视。他甚至不喜欢由汉堡家族银行的两名前雇员爱德华·罗森鲍姆和乔舒亚·谢尔曼写的汉堡家族银行古板和半官方的历史。他徒劳地试图“扼杀”戴维·法勒的企图，（用沃伯格的话说是）“对沃伯格热施以思想的放大镜”，他认为一本关于沃伯格家族的书是“荒谬的，就像‘沃伯格家族’这一集体概念……它是对历史和家谱事实的歪曲”。罗恩·切尔诺夫经过深入调查，试图撰写一本家族历史，沃伯格本可以对此更加热情，虽然他也许会欣赏切尔诺夫关于“以做客户关系为首的银行家”之“死”的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至于杰克斯·阿达利，他把沃伯格描写成终极商人，作者对沃伯格的判决是，他“融合了政治权力、金融创新、创造力和道德”，沃伯格可能会对此受宠若惊，但他可能对该书中（和相关电视电影中）出现的多处错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沃伯格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施加影响力——会失望。总而言之，我怀疑，曾经在各个时期作为他下属的前沃伯格系董事们写的数量繁多的自传，给他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更多的痛苦。

本书与之前的作品有两点不同。其一，这是针对沃伯格庞大收藏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档案材料所作的首次研究，包括近10000封信件、便函和日记。其二，这是首次认真地尝试将沃伯格多重生命置于他所属的恰当的历史背景中。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他的生命始于帝国主义德国的黄金岁月；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柏林“发烧”的氛围；在独裁、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时代流亡；在冷战期间，达到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位。在历史学家纷纷以更加全球化的框架重新审视20世纪历史的时候，沃伯格提供了一个有价值，并在某些方面有纠偏功能的中心点。他是典型的大西洋人，频繁地往来于伦敦和纽约，不论是乘坐“冠达”油轮还是“协和”号飞机。1902年成立的朝圣协会旨在“推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善意、伙伴关系和持久和平”，他是该协会会员，偶尔也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会议，这个由政治人物和行业领军人物参加的年度会议是为推动大西洋两岸的了解于1954年在荷兰创立的。不过，他终其一生还是一个欧洲人，在英国和在德国或在瑞士一样放松，并对大部分美国生活中的“现代野蛮主义”过敏。他对日本感到困惑，并对以色列既爱又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感兴趣的。沃伯格的世界明显是西方世界——事实上，那是一条连接曼哈顿和美茵河的走廊。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国际金融再整合具有极为清晰和表达明确的远景，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应得到“全球化先知”的称号。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种种经历给他造成的创伤，使他的悲观情绪根深蒂固，他又是矛盾的预言家，他对世界经济的希望永远是最初不为人信，但后来被证实为真。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即，1973~1982年，这为沃伯格的悲观找到了注脚。

就在我写作时，世界正逐渐从一个更大的金融危机中暂时走出。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新一代银行家对西格蒙德·沃伯格倡导的投资银行理想有意的摒弃，沃伯格的理想是金融服务应基于客户关系至上的原则，而非投机交易。在公众眼里，伦敦金融城的声誉确实跌至谷底。如果有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可以从一位真正伟大的金融家身上学到什么，毫无疑问，沃伯格的时代就是一个。

[1] 1976年，这位剑桥文学学者通过一系列会谈访问了沃伯格，这是沃伯格此生接受的最长、最详尽的访问。

第1章　西格蒙德和他的堂兄弟们

在约瑟夫的家里，过去……已和未来、预言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

托马斯·曼

《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兄弟纽带

1933年，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第一卷出版，根据作者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关“爱与恨、赐福与诅咒、兄弟相煎与父辈哀痛、荣耀与忏悔，以及人生起落”的故事。一个名叫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年轻德国银行家很早就欣赏这部作品，他是在从汉堡到伦敦的行船过程中拜读此书的——这趟流亡之旅与曼本人在同年晚些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区别。曾有人说，沃伯格对他自己家族和约瑟夫家族的相似之处深感触动，他在约瑟夫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两家的背景不尽相同。不同于约瑟夫，西格蒙德·沃伯格没有亲兄弟；他的流亡也不是家人所致——而是由于一个势必要驱逐，并最终杀戮所有雅各布后代的政权造成的。不过，即便是扫一眼沃伯格的家谱，也能看出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们两家有相似之处。

像《创世记》里的亚伯拉罕一样，西格蒙德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沃伯格 [1] 娶了萨拉·沃伯格，并生了两个儿子。像雅各布和以扫一样，两个儿子的关系不太好。一位曾孙被告知，虔诚的老西格蒙德和世俗的莫里茨争吵，“每天都会发生”。“一周两人定期争吵一两次，整条费迪南德街都可以听见。”家族的银行就位于汉堡的这条街上。就像《圣经》里的情节一样，他们的下一代也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1864年，莫里茨·沃伯格娶夏洛特·奥本海姆为妻，后者除了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外，还生了五个儿子：亚伯拉罕（通常叫艾比·M）、马克斯、保罗、费利克斯和弗里茨。这五个兄弟——尤其是自信、极具魅力的马克斯——将主宰这个家族和他们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另一支却相形见绌。1889年，老西格蒙德死后，他的遗孀带着她最小的两个女儿埃尔莎和莉莉离开汉堡来到法国地中海沿岸。虽然她们的大哥亚伯拉罕（通常叫艾比·S）成为家族企业的合伙人，但二哥乔治斯被认为精神衰弱 [2] ，以至于被规劝干脆离开汉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斯的儿子西格蒙德没有像其他家族成员一样，生在汉堡繁荣的商业中心，而是生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德国南部乡下。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局外人，他的成长环境与他在汉堡的亲戚们截然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对西格蒙德如此重要的原因。虽然没有像《圣经》里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之间那样的暴力对抗，但西格蒙德总能意识到，在他和他在汉堡的堂兄弟们之间必然有着难以逾越的分歧。

当然，自相残杀式的斗争是永恒和普世的主题。《圣经》里迦得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珍贵得宠的弟弟约瑟夫的仇恨，约瑟夫和他的弟弟便雅悯之间强烈的感情，雅各布第一个儿子流便矛盾的心情，兄弟间的暴力冲突与最终和解——在这些关系中，至少有些和大多数大家族的经历类似。不过，出于各种原因，这样的主题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有着独特的共鸣，尤其在受过教育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层身上。首先，这一时期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普通家庭成员的数量急速下降。直到1910年，超过40%的德国家庭在5人以上（包括家长），10%的家庭仍在8人以上。但到1930年，4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不到1/5；2个孩子以下的家庭从29%上升至65%。仅仅30年的时间，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从多数人的经历变成了少数人的经历。与此同时，19世纪晚期营养和公众健康得到改善，生在那个时期的一代人享受到这种改善带来的好处。男性寿命从35岁增加到平均55岁。1893年后的20年里，汉堡的死亡率从平均每家25%~35%，下降到15%~20%。富人尤其可能享受更长的生命。婴儿死亡率、斑疹伤寒和肺炎的发病率，在阿尔斯特湖西侧富裕的哈维斯特胡德和鹿特鲍姆区较低，像沃伯格家族这样的富裕家庭往往会住在那里。1892年霍乱肆虐时，高收入（1万马克以上）人群的死亡率是那些收入少于1000马克人群死亡率的1/6。艾比·M在6岁时患伤寒，侥幸存活，他的母亲夏洛特第二年也经历了一场同样严重的大病。马克斯·沃伯格在霍乱期间留在汉堡，他有充分的理由确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免疫力”。他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奥尔加死于分娩。这些兄弟中，艾比·M活到63岁，马克斯活到79岁，保罗活到64岁，费利克斯活到66岁，弗里茨活到83岁。总而言之，他们那代人人数既多、寿命又长，实属异常。作为独子，生于1902年的西格蒙德在诸多方面都属于另一个时代。

像沃伯格这样庞大而且富有的家族——艾比·M [3] 在作品中自觉地流露出——可以把他们自己比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他们是以朝代的观点想问题，他们的基因可追溯至16世纪，他们的业务可上溯至17世纪40年代，那时他们的祖先——当换钱人的雅各布·塞缪尔从沃伯格镇移居至汉堡。多年来，沃伯格家族开发出一套家族组织形式，其核心原则是，无论家族成员多寡，无论对家族成员的个人偏好如何，一部分男性家族成员总要把他们继承的财富合并在一起，将它视为家族企业的资本金。兄弟间以合伙制经营家族企业，这更加深了和谐的兄弟关系——这一传统追溯至雅各布·塞缪尔（卒于1668年）的三个儿子，延续至塞缪尔·摩西（卒于1759年）的四个儿子，再到冈普里希·马库斯的两个儿子，到他的弟弟伊莱亚斯·塞缪尔和伊莱亚斯的孙子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正像冈普里希·马库斯在给两个儿子摩西和格尔森·马库斯的遗嘱中郑重敦促的那样，重要的是他们要“保持兄弟间的和平、团结与合作”。当两人起草一份正式的合伙协议时，他们强调这条兄弟纽带的重要性：“我们两兄弟希望彼此说话算数，不要求一方向另一方以某种形式发誓”。一代人以后，老西格蒙德和莫里茨兄弟之间的关系，同样被一份详尽的契约所规定，该契约由他们强势的母亲萨拉制定。所以，夏洛特·沃伯格努力向她的5个儿子灌输一种兄弟和睦感就不足为奇了。当马克斯、保罗和费利克斯在5~9岁时，他们被要求在阅读和写作上互相帮助。在马克斯书桌内，夏洛特刻了《圣经·诗篇133》的开篇几句：“看，兄弟和睦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兄弟阋墙的风险因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规避。塞缪尔·摩西·沃伯格的儿子们，一个搬到毗邻的阿尔托纳，另一个迁到伦敦，留下年轻的弟弟们接掌他们父亲的生意。伊莱亚斯·塞缪尔·沃伯格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后来定居瑞典。当保罗和费利克斯·沃伯格移民美国时，这一模式在20世纪初期还在重复。如此的分布，为在其他战略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建立家族分支提供了额外优势。

强调兄弟纽带的一个结果是，资产阶级家长这一传统人物没有多少空间。权力在每代人中分配，老一代人所要做的就是确保与下一代人平稳过渡 [4] 。一个人主宰家族银行的唯一时期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是母系家长萨拉。这段短暂的时间说明维持家族和企业延续第二个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即，在商界内联姻。格尔森和摩西·马库斯兄弟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首选的方案是让后者的女儿萨拉嫁给他们的堂兄塞缪尔·伊莱亚斯的儿子亚伯拉罕——这种同族通婚的形式在19世纪商业家族中较为普遍。更多联姻在下一代成为可能：萨拉的女儿罗莎嫁给保罗·希夫，他后来成为维也纳信贷的一名董事，罗莎哥哥西格蒙德的新娘泰奥菲·罗森堡是俄国金茨堡家族的亲戚，罗莎和西格蒙德的弟媳夏洛特·奥本海姆是法兰克福奥本海姆家族和戈德施密特家族联姻的产物。身体不好的乔治斯·沃伯格与考拉家族的一员结婚，继续着这一传统。与此同时，他的妹妹莉莉嫁给了奥托·考拉。考拉家族事实上比沃伯格家族更显赫，它在沃伯格家族于汉堡起家前早已崛起于德国南部。当儿子结婚时，这样的联姻带来诸如嫁妆和商业关系等好处，但当女儿出嫁时，联姻可能也带来沉重的负担。

莫里茨和夏洛特·沃伯格的5个儿子在履行兄弟和睦的家族理想上做得如何呢？5个兄弟在脾气秉性上非常不同，他们各自对立且特点鲜明的座右铭表明了这一点 [5] ，但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紧密的情感联系，尤其在马克斯和保罗之间。弟弟们对大哥艾比·M的情绪不稳定和有时的强词夺理，似乎有着无限宽容，同时，兄长们和不太英俊、不太自信的小弟弗里茨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怜悯的关系。然而，像过去一样，持续的和谐依靠令人满意的责任分工，在这里离心倾向初露端倪。艾比·M在13岁时决心放弃进入家族企业的机会，转而选择追求他对艺术史的热爱。弟弟费利克斯实际上对经商没兴趣，他将生命投入休闲和慈善。马克斯想成为一名骑兵军官，所以他非常享受在巴伐利亚服兵役。偏重学术的保罗考虑研读科学。他和马克斯被父母煞费苦心地劝说走上当学徒，最终成为家族企业合伙人的传统路线。弗里茨顺从地遵照父母的建议，收起他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改学法律。当哥哥保罗移居美国后，他成为家族企业的一名合伙人。

关于5个兄弟（和两个姐妹）的婚姻大致类似。马克斯娶了瑞典远亲家族的女儿艾丽斯·马格努斯，他的妹妹奥尔加嫁给伦敦金属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保罗·科恩。弗里茨娶了一位瑞典堂妹安娜·贝娅塔·沃伯格。但是，其他兄弟的婚姻或多或少都遭到家族的反对。费利克斯追求德美银行家雅各布·希夫的女儿，这明显遭到了两家的反对，虽然证明两人的结合是互利的，雅各布·希夫是投资银行和铁路融资专家库恩–洛布公司的负责人。保罗爱上弗丽达·希夫的姨妈尼娜·洛布，更加深了这一冒犯，保罗是在费利克斯的婚礼上遇到尼娜的。最离经叛道的是大哥艾比·M，他娶了一位信养新教的汉堡船东的艺术家女儿玛丽·赫兹——这一结合似乎助长了他少不经事的叛逆，倒不是反叛犹太裔的背景，而是与汉堡资产阶级集体价值观背道而驰。不过，如果他们的家长认为有些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那些婚姻倒并未给家庭关系结构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相反，尽管五兄弟对职业和配偶有不同的选择，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每年夏季，五兄弟、两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及孩子会聚集在莫里茨和夏洛特具有田园风光的别墅科斯特堡，它位于易北河北岸布朗肯内泽市中心以西14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表演精心设计的业余戏剧，一艘艘大型货船在他们身边驶过。

尽管如此，当然，沃伯格家族离卓越还很远。无论在创业初期，还是之后开始分道扬镳，兄弟们在犹太家族里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种家族的名单很长：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莫里茨·多伊奇的4个儿子、萨洛蒙·贝内迪克特·戈德施密特的5个儿子（更不用说贝内迪克特·萨洛蒙·戈德施密特的6个儿子和贝内迪克特·海亚姆·戈德施密特）、迈耶·考夫曼的3个儿子，以及蒂茨5个儿子。近亲结婚和家族间联姻这样类似的模式在其他犹太人家谱中也可以发现：戈德施密特家族的6代人和其他至少12个知名犹太家族有联姻，不仅是他家，赫希家族同族结婚更多，还有奥本海姆–门德尔松–华沙–西姆森家族网。事实上，似乎可以肯定，这些家族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尤其强调兄弟间和睦相处——沃伯格家族非常有自知之明地仿效迄今为止19世纪最成功的罗斯柴尔德犹太家族。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比莫里茨·沃伯格的5个儿子早两代，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沃伯格的5个儿子也继续着财富传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像兄弟帮和联姻这样的模式不限于犹太人。它们也常见于非犹太裔家族，尤其在“汉萨同盟”的各个港口。相关的例子是阿姆辛克家族，家族成员于16世纪从荷兰到达汉堡。接下来的后代中，一个儿子通常被训练成为律师，为进入市政府铺平道路，其他的儿子将经商，或偶尔从事其他专业。阿姆辛克家族几乎只和其他实力对等的商贾人家联姻。施拉姆和奥斯瓦尔德家族也出现相似情况。珀西·施拉姆这样回忆1900年左右汉堡的社交生活：“你和别人有怎样的关系，父亲公司的名字叫什么，母亲出身如何——人们很自然地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

简而言之，大家族是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沃伯格家族的例子说明，这一时期给予犹太和非犹太家族同样的独特机遇。五兄弟都有很长的寿命，他们可以在众多的工作和国家中选择职业。他们作结婚的决定可以比上一辈更自由。通过兄弟这层关联，他们可以在不同领域和睦发展——这种和睦在多张照片中都有所体现，每年夏天家族在科斯特堡聚会照相，那是名副其实反映资产阶层成就的画面。

然而，这一切具有短暂的特点。新世纪伊始，至少有些人意识到，滋养像沃伯格这样家族的特殊环境无法持续——托马斯·曼在他190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完美地捕捉到这种意识。小说部分是根据他自己在吕贝克的亲戚所写，布登勃洛克家族是汉萨同盟一个商贾家族的原型。该家族在18世纪发迹，小说中第三代的长子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入选吕贝克参议院，家族成就到达巅峰，但家道没落的种子已经成根。家族中儿子太少，家庭中有两个以上儿子时，兄弟们开始争吵。兄弟阋墙的程度在小说开始的部分就被清楚地细述：“对我弟弟的仇恨……好像房子上的裂痕……一家人应该团结……一家人必须凝聚在一起。一个四分五裂的家终将没落。”（书中，兄弟间发生最激烈的争吵后，家族房产被变卖。）与此同时，家族中婚姻不成功到达悲惨的境地。托马斯的妹妹冬妮先嫁给一个破产者，后又嫁给一个巴伐利亚的乡下人，她的女儿和一个骗子结婚，甚至托马斯自己（和一个荷兰小提琴家）的异国婚姻也不幸福。曼不光写出这些失足，更指名这种病态的本源。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企业随着家族创业精神的削减而衰亡。当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丝对商业精英的威胁，以1848年约翰执政官与革命暴徒对峙为标志。最重要的是，家族中出现哲学层面上的倒退，从老约翰强烈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到他孝顺、沉溺于浪漫主义的儿子托马斯，最后到汉诺凄惨的沉沦。这些更深层的主题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到1911年卖出了6万册，并且进入了马克斯·施拉姆和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个人图书收藏的原因。小说不仅描写了一个家族的衰亡，而且暗示这类家族的衰亡——这一入木三分的指控遂引起公开否认，比如珀西·施拉姆形容他母亲的家族是“反向的布登勃洛克家族”。沃伯格家族也不能对曼的观点置若罔闻。马克斯首次尝到企业责任的滋味，包括援助他堂妹罗莎濒临破产的亲戚们。与此同时，他的大哥读叔本华的著作，折服于艺术，并患了伤寒侥幸存活。总之，甚至在20世纪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大商贾家族已经察觉到他们的脆弱。西格蒙德·沃伯格毕生是曼的忠实读者，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颓废的症状：尤其是他有着极度的书卷气。他对沃伯格这个名字的崇拜总是奇怪到模棱两可的地步。这个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带有这个名字的分布更广的“部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像很多德国犹太家族一样，沃伯格家族得名于一座城镇。16世纪，他们的祖先西蒙受到帕德博恩王子主教的眷顾，作为受保护的犹太人在沃伯格镇站稳了脚。

[2] 他患有头疼病，对历史极有兴趣。

[3] 在他弟弟们的资助下，艾比·M一生致力于艺术史的研究，今天他作为伦敦沃伯格学院的奠基人被世人记住，那里存放了他收藏的大量艺术类书籍。作为一位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专家，他深受美国之行的影响，他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接触了美国印第安人的艺术。抢在瓦尔特·本雅明之前，艾比·沃伯格提出，机械地复制艺术品将导致文化膨胀，这些观点后来因本雅明而出名。在他的多篇论文中，也许最知名的是对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里多米尼哥·基兰达创作的壁画的研究。

[4] 熟悉的画面是父亲为了报复，威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儿子威胁不走父亲的老路。当代文学（例如，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体现了这种威胁带给儿子多大的筹码。父亲们必须小心，不要和他们的继承人把关系搞僵。

[5] 艾比·M的座右铭具有学究气——“上帝在细节里”；马克斯的很大胆——“勇往直前”；保罗的很无私——“为他人服务一生”；费利克斯的很振奋、也很美国化——“让我做我今天要做的；我可能不再有机会”；弗里茨的很宿命——“今朝有酒今朝醉”。

沃伯格家庭的崛起

沃伯格家族自1798年家族企业M·M·沃伯格公司正式成立起，就视自己为银行家。不过，直到19世纪末，这家银行只活跃在德国当地。拿破仑战争后，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建立了泛欧洲金融网络，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尽管该家族定期为取代萨洛蒙·海涅，成为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总代理而努力。虽然他们最终在1865年取得这一位置，但直到马克斯·沃伯格在新世纪来临前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合伙人，沃伯格家族才算得上具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马克斯·沃伯格曾在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完成他金融学徒的部分内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估计，这本身就象征着沃伯格家族已经崛起。到19世纪90年代末，M·M·沃伯格公司首次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国际政府安排贷款在汉堡的主要发放行，譬如1896年为智利发行债券。尽管马克斯·沃伯格后来坚称，“运气在开展像银行这样的生意中具有很大作用”，但在20世纪初，他却自食其力。他采取强势的多元经营策略，从套利和商业票据经纪这些银行传统业务，进入国际债券发行和德国工业投资。他还在快速扩张的汉萨航运业担任领导角色，在他的密友阿尔伯特·巴林的领导下，汉堡至美国线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客运航线。

对于长辈以及在伦敦和巴黎、现在有些自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克斯·沃伯格似乎是不满足现状的自我推销者。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抱怨：“汉堡的沃伯格好似寓言里的青蛙，虚荣并笃信一己之力就可以控制欧洲市场，并向任何及所有银团贷款中的大银行收取利息。”但马克斯咄咄逼人的风格证明这高度有效。1895~1913年，公司利润增长了近4倍，从3000万马克涨至1.18亿马克。事实上，以利润衡量，汉堡的三家主要股份制银行（北德银行、商业和贴现银行，以及联合银行）相比起来要大得多，而且在1880年后，这三家银行在汉堡工业发展和城市环境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然而，M·M·沃伯格公司是家族控制的投资银行，它更多地专注于国际债券市场，而不是吸收储蓄或向德国工业发放贷款。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斯和他的弟弟们有能力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的金融联盟，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回避的。联姻使费利克斯和保罗与希夫家族沾亲，这使沃伯格家族成为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后者是1914年之前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华尔街公司之一。库恩–洛布公司是亚伯拉罕·库恩和所罗门·洛布于1867年创建的，1885年以后，公司就牢固地掌握在洛布的女婿雅各布·希夫手上。这不但使沃伯格家族进入快速增长的美国经济——尤其是进入庞大的美国铁路债券市场，而且还确保当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时，沃伯格家族有能力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捷足先登，后者比极度恐俄的希夫更慢地看到日本的潜力，希夫的态度受到沙皇政权歧视犹太人和容忍反犹大屠杀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斯·沃伯格的确幸运。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1914年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个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加上他天生的乐观，在经济繁荣期势必比长辈和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得更好。此外，汉堡是快速增长的欧洲经济的最大港口。这一时期被称为“全球化第一纪元”，商品、制造品、劳工和资本市场正经历从未有过的整合。像汉堡这样的大港流进流出的货物数量每年在递增。不仅是M·M·沃伯格公司在这段期间壮大，几乎汉堡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兴旺一时，那段时期在当事人看来是黄金岁月。然而，社会上的一些发展已经对传统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机制的繁荣构成了威胁。首先是社会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出现。诚然，大股份制银行、整合后的工业企业和生产者卡特尔对市场施加的垄断控制比希法亭指出的要少。不过，很明显，在商业活动的大部分领域，它们有能力管理较大规模的经营，比传统的家族合伙制规模更大。股份制银行发行股票，可以筹集更多的资本；通过限制负债，它们可以保护它们的所有者免遭破产；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它们可以避免“布登勃洛克家族症状”的经济后果。最能为旧时的投资银行辩护的是，它们一直更适合国际进出口业务复杂的需求。M·M·沃伯格公司声称，它能为客户提供更专享的国际投行网络，超过相对新来的对手，如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或它们在汉萨的同行，如德国商业银行与联合银行。

20世纪初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是国有行业的增长。19世纪中叶目睹了自由经济的高涨，它承诺自由市场和最少的国家干预。世纪更迭时，世道变了。但这一点不应被夸大。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之前绝不是一个干涉欲强的国家。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末引入有限的关税，并在19世纪90年代提高关税，都遭到汉堡商界的强烈反对，汉堡商界一直像英国当时最热情的自由派一样忠诚于自由贸易。即便如此，公共开支和公共借款的扩张也非常快，尤其是在州政府和市政府一级。在这个过程里，汉堡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政府斥巨资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19世纪90年代初的公共健康危机再度爆发。雇主和雇员协会重要性的同时增加——尤其是行业工会——在汉堡也很明显，汉堡靠海的工作条件几乎有助于工会化和集体行动，就像鲁尔区重工业腹地的工作条件一样。随着国有和私有行业中这些新官僚的出现，传统上主宰汉堡经济的家族企业的实力势必会被削弱。

沃伯格家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犹太裔，不用说，这对他们家族的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旁观者而言，这一事实在1904年还不如在1804年，甚至1874年更重要。财产和教育的共同利益似乎逐渐打消了之前在信仰和惯例上的障碍。1871年，汉堡大约3/4的犹太人口仍居住在靠近市中心、拥挤且不卫生的地区，如老城、新城、圣保利和圣乔治。到1914年，大部分犹太人住在汉堡西区，集中在阿尔斯特湖岸边的罗特巴姆区和高尚的哈维斯特胡德区。沃伯格家族强势的一支住在米特维格街17号，另一支住在阿尔斯特鲁弗街。1897年，超过1/4的汉堡犹太人支付的税率是累进税率中最高的两档税率，相比而言，德国只有11%的人口支付最高的两档税率。那时，犹太社区的人口相对在下降。1811年，只有不到5%的人口是犹太人。到1910年，这个数字降至1.2%，这反映了犹太人口出生率相对较低和犹太新移民到汉堡定居不足。虽然许多东欧犹太人途经汉堡去英格兰和美国，但很少人选择留下来。与此同时，已经形成的犹太社区越来越被同化。沃伯格五兄弟的祖父母和父母都严格要求他们遵守安息日，而下一代明显没有那么虔诚，除了马克斯的小弟弗里茨以外。马克斯自己参加犹太教堂仪式，多是出于礼节而非信仰，他的大哥艾比·M上大学时就停止吃犹太教食物了。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交生活的堡垒，诸如上流的“和谐私人会所”、共济会和汉堡划船俱乐部开始接纳犹太会员。意味深长的是，这些社团建立的明确目的就是通过强调会员间情同兄弟的理想，超越社会和信仰的不同。“麻烦的头衔”被“兄弟”、“朋友”和非正式的代词“杜”这样的称呼所取代，“杜”的说法被很多人采用，比如玩牌的人、玩保龄球的人、歌手、射击手和桨手。1859年的合唱团兄弟会的格言——“欢乐、和谐、兄弟情谊”——可以被视为典型的中世纪概念，即通过自由结社建立兄弟关系。在这种环境下，犹太人相对容易在商业和职业协会，如汉萨律师公会或者商会升至显要位置，并在市级政治和行政工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体现融合的速度和程度的地方是市里的通婚情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至少一方是犹太人的所有汉堡婚姻中，一半是通婚的，只有66%的犹太婚礼举行了正式仪式。艾比·M·沃伯格的婚礼也算正常。社会层面上，沃伯格家族现在和汉堡权贵中的非犹太裔家族没什么区别了。约翰·乔治·孟克伯格市长很乐意让他的女儿玛蒂尔德和艾比·M在一起，并同意婚后的玛丽·沃伯格与艾比·M于1900年住在佛罗伦萨。马克斯·施拉姆也以自己是沃伯格家族的朋友为荣。

但是，即使你对未来一无所知，如果认为这一同化过程在1914年以前是完整且不可逆转的，都是错误的。宗教容忍，尤其对犹太人的宗教容忍，在汉堡发展得缓慢，即使在1842~1884年连续进行立法改革后也远未完成。微妙的分歧甚至存在于阿尔斯特湖西侧，罗特巴姆区的邦德街和罗特巴姆路之间的区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因为犹太居民大量聚居于此。也不是阿道斐·施拉姆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有4种人不适合成为汉堡家教良好女子的丈夫：即军官、贵族、演员和犹太人。马克斯·沃伯格自己继续认为，在汉堡社会存在反犹主义，以他的经历来说，那只是“不易察觉的”。汉堡工薪阶层蜂拥加入并投票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此表达对工业时代明显不平等的不满，许多汉堡中小企业的成员转向带有政治色彩的反犹主义，以此表达他们独特的不满——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随着反犹人民党、德国社会改革党和德国国家商业文书协会的成立，在19世纪90年代变成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古老的、一般意义上的兄弟会，在这种以严格的种族来界定兄弟关系的协会中没有位置。

为部分回应来自底层的激进力量，汉堡精英阶层，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自然被国家政治层面的保守势力所吸引——这种现象被总结为“普鲁士化”——以至于该阶层传统的世界大同主义，在某些方面屈服于新德意志单一民族国家的沙文主义。大约在1870年之前，亲普鲁士或小德国的民族主义只是被一小部分像约翰尼斯·维斯曼和爱德华·施拉姆这样的自由派所热衷。大部分的汉堡大家族依然坚定地支持汉堡作为一个独立城邦的地位，并对普鲁士扩张持怀疑态度。但奥托·冯·俾斯麦在取得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胜利，并在凡尔赛划时代地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旧的城市共和式的爱国主义被纳入新的民族主义。汉堡入学很严的约翰纽姆中学举行阅兵仪式以纪念德国皇帝生日。汉堡的商人不仅服从军事训练（沃伯格家族上一代人曾付钱躲避受训），而且以作预备役军官为荣。有些家族甚至被封衔，其中出名的有申克尔家族、施罗德家族和贝灵堡–高思勒斯家族。

不过，这一进程更多地与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崛起有关，而非与保留旧普鲁士君王有关，“普鲁士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起太大作用。此外，拥护在柏林的新政权，至少对经商有利。由于汉堡商界和非洲的贸易与日俱增，为寻求军事保护，与俾斯麦建立紧密联系十分重要。同时，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朝廷施加影响，也许可以鼓励柏林从实行农业保护主义转向实行侧重商业的世界政策。德皇对德国海军的热情也未伤害汉堡码头的利益，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指挥的著名战斗舰队很大一部分是在汉堡建造的。游说柏林也是对老派商业精英逐渐失去政治代表的一种理性反应。到1890年，汉堡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三个席位全部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说到底，游说——不论是较低的关税、更多的殖民地或更大的战舰——不同于运用实权。

马克斯·沃伯格在德意志帝国政治中的角色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中理解。虽然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自由保守派，而不是一个国家自由派，但1903年马克斯入选汉堡议会后，被划入“右翼分子”，毫无疑问，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古典自由派。有一次，他甚至打趣地说他是“一个老民主”。马克斯自己后来把他对德国殖民政策的支持比做英美银行家习惯性地向政党政治所进行的捐款，虽然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瓦茨倾向于把它看做为抗衡激进右翼势力在柏林的影响所作的努力。不管他的动机如何，马克斯在1900年后的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有权声称：“德国没有一家银行像我们一样，坚决地对德国在其殖民地的活动感兴趣。”

德国外交部长艾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试图对抗法国在摩洛哥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马克斯积极参与其中。M·M·沃伯格公司一个关系紧密的商业伙伴威廉·雷根丹茨向德国外交部断言，在摩洛哥南部发现具有价值的铜矿，有消息称法国人正寻求垄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里，马克斯·沃伯格和他的合伙人也加入了德国殖民部为殖民贷款组建的新银团；为多家有殖民利益的德国公司融资；与英国西非银行谈判组建一家新的西北非英德银行；参加殖民部组建的德国–葡萄牙殖民银团，以加速对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渗透，如果不是占领的话。所有这些工作显然不完全出于公司的经济利益。事实上，马克斯自己也承认，他为德国的世界政策效力“回报甚低”。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马克斯·沃伯格逐渐对世界政策的可行性怀有疑问。他的批评是基于找到德国相对于海外对手的两个基本的结构性弱点。第一个弱点在财政方面。很简单，德意志帝国缺少足够大的税基，无法与英国、法国或俄国花在武器上的经费比拟。因此，据沃伯格说，德国不得不大量倚赖政府举债，通过推高德国长期利率，导致问题。马克斯发现的第二个弱点在于德国的收支平衡。19世纪末，帝国主义完全依靠资本输出。但马克斯指出，德国没有输出足够的资本，达到在外国市场施加某种杠杆的实力，而英国和法国可以做到。从1905年起作为帝国贷款财团的一名成员，他太清楚政府借债量过高，但激增的武器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社会开支的增加，使政府有必要举债。1908年后，他和友人巴林确信，德国不能（用后者的话说）“和更富裕的英国人来一场高级战舰竞赛”。1909年，马克斯劝说汉堡商会支持新成立的汉萨同盟提出的实行累进的帝国税制方案。在发生使帝国总理比洛亲王下台的金融角力之时，他草拟了一份关于帝国财政改革的备忘录，题目是“一个能解决帝国金融危机的方案，却导致联邦各州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如何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份文件以极其有预见性的语言，谴责了帝国议会里的财政僵局：“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执行我们的金融政策，我们将对金融资产缩水感到内疚。总有一天，我们将发现，我们只能通过最大可能的牺牲才能弥补损失——如果我们可以弥补得了的话。”遗憾的是，统治阶层没有听进去这些论点。当马克斯试图与德皇讨论金融改革这一议题时，他只引起了这样的激烈反应——俄国才会“破产”，德国不会。

然而，不只是德国财政的弱点令马克斯不安。还有在政治危机发生时，外资撤离对德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早在1905年他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当时摩洛哥发生首次危机，德国欲挑战摩洛哥作为法国影响下的半殖民地地位，但未成功。他后来宣布，是“金融影响力支撑法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政策……（那项政策的）成功更是法国金融实力的胜利，而非法国外交的胜利”。1907年9月，在德国银行中央协会年度会议上，马克斯问他的观众，鉴于这一脆弱性，德国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应对一次重大欧洲战争造成的金融后果。他耸人听闻地把他的发言定名为“金融为战争作准备”，他估计一次重大的欧洲战争每年的开销在220亿马克，这让与会者吃惊不已，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其他评论员预测的更高（虽然事后证明这一数字还是被低估了）。这明显地意味着德国对这样一场战争毫无准备。

对一些亲历者而言，1911年爆发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暴露了德国相对于英法在资本市场的薄弱。阿尔伯特·巴林认为，德国政策的失败应归咎于“证券市场的垮台”。马克斯的分析更积极，认为“在金融层面，德国已经历考验”。但是，他从来不怀疑如果德国冒险对抗英国的话，结果将完全不同。早在1912年，他可以看到奥地利和俄国就争夺巴尔干半岛可以导致“更多的后遗症（德国对抗法国和英国）”。霍尔丹勋爵以非官方身份造访德国，试图改善德国与英国的关系（马克斯和巴林协助安排），尽管访问未达到目的，但他们继续将希望寄托在小规模殖民协议上，并把这些协议作为英德谅解更广泛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斯在1914年2月、4月和6月3次访问英格兰，讨论德国进入葡属安哥拉和其他海外市场的问题，这让他希望“德英之间非同一般的友好关系（已经）形成”。不用说，所有这些努力，不论在伦敦或柏林都没有留下持久的影响。1914年6月21日，德皇在汉堡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向他细述一场暗指对英、法、俄的防御性战争，马克斯大为吃惊：“他（德皇）担心俄国的武器（计划和）规划中的铁路建设，他（从中）察觉出俄国在为1916年向我方开战作准备。他抱怨我们在和法国接壤的西线现有的铁路不足，并暗示……是否现在出击更好，而不要再等”。马克斯“果断地反对出兵”：

（我）向他描述了英格兰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爱尔兰自治），法国保持3年（军事）服役期的难度，法国已经陷入的金融危机，以及俄国军队可能还不可靠。我强烈建议（他）耐心等待，未来几年韬光养晦。“我们每年日益强大，而我们敌人的内部却越来越薄弱。”

正如我们所知，这条建议被忽视了。当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刺杀时，德国政府故意纵容一场殃及欧洲的战争爆发，用德军总参谋长预言性的名言就是：“越早越好”。

少年西格蒙德

1914年夏天，西格蒙德·沃伯格快到12岁了。他的叔叔马克斯 [1] 在诸多方面是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原型，与他相比，西格蒙德则是一种很不同的德国人。他生在另一个世纪：1902年9月30日。他生在另一个世界：德国南部，具体说是图宾根大学城。他成长的地方在施瓦本的乡下，距离汉堡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柏林的权力通道超过640公里，那里青山碧水，他的家是靠近巴德乌拉赫温泉镇的一处小庄园。如果马克斯·沃伯格体现了一个伟大的19世纪德国犹太裔王朝膨胀的野心，那么，西格蒙德·沃伯格就是一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起点对于一个未来的金融家来说，可想而知是不吉利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父亲乔治斯在沃伯格家族中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他易患令人虚弱的头疼病，汉堡的气候被认为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所以，他被送往斯图加特附近的康斯坦茨上学，并留在南方，在施瓦本的霍恩海姆学习农学。在母亲的帮助下，他在一个叫乌亨费尔斯的地区买了一处有些破旧的房产，庄园的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耕地，它曾经属于伍腾堡国王的皇家元帅。主建筑没有自来水，只有最原始的采暖设施，妹妹埃尔莎帮他布置房间，一个在农学院的同学接管了庄园的管理，在他们的帮助下，乔治斯的日子过得还算舒适。1901年12月，30岁的他结婚了——倒不如说“被”结婚，因为他或他的新娘在这桩几乎肯定是包办的婚姻中没有多少发言权。她叫露西·考拉，是一位在威斯巴登的律师的女儿，她家是德国南部知名的犹太家族之一。他们平静的生活开始出现断层。她是一位有天赋的钢琴家，才智敏锐，笔迹细腻，而她丈夫的笔迹却很潦草，露西因丈夫患慢性头疼病而被迫放弃弹琴。他们冬季经常被大雪困住，照明要靠点煤油灯。夫妇俩养羊，只有庄园管理人、一两个女仆和一条圣伯纳德狗协助他们。他们的社交圈，从保存下来的访客簿上一目了然，大部分局限于他们的亲戚：金茨堡家、考拉家、罗森堡家、罗森塔尔家和沃伯格家。在这种有点患幽居癖的环境下，露西·沃伯格将她的精力转移到教育她唯一的孩子上，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母子之间保留下来的书信很少。但显然，大量的家庭照片和事后的证实说明，她宠爱她的“小宝贝”，反过来，他也喜爱她。以他们那个时代和阶层的标准，西格蒙德在上学前和上学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因为乌亨费尔斯地方不大。如果家里曾请过护士或保姆，这个男孩对护士或保姆也没有印象。他有病的父亲似乎在西格蒙德的成长中没起过任何关键作用。成年后的他，很少或根本不提起父亲 [2] 。是他母亲，只有他的母亲造就了他。

那么，露西·沃伯格教她儿子什么呢？“也许我生命中最强的影响，”他日后回忆说：“是母亲灌输予我的一种基本理想……用她的话说是，她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履行职责，而不是满足欲望。”她自己的职责有两点：第一是教育她的儿子，第二是照顾她患病的丈夫。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写了一本令人感动的回忆录，回忆母亲是一位多么严厉的任务执行者。当他没能背诵出要求记住的诗句时，或者当一次写作练习出现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时，她经常会使他眼泪汪汪。她并没有责骂他，或者脾气失控，她只是温柔但坚定地说，他让她失望了。

用沃伯格的话说，他母亲哲学思想的精华是：“做事情就一定把它做完，想问题就一定把最终的后果想到，找到正确的目标就一定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她将自律和强烈的情感进行超乎寻常的有效结合，并潜移默化地把它灌输给儿子，鼓励他从完美地履行职责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单纯的感官刺激中获得快乐。她的“学生”把这种完美主义铭记在心，并从未违背。母亲的教诲更未曾离开过他。多年之后，他仍能轻松地引用她最喜欢的歌德的诗句 [3] ：

集合你所有的力量，

应对攻击，

永不屈服，

显示自己的强大：

故唤众神助你一臂之力！

西格蒙德很清楚，他母亲强烈的道德正义感来自宗教，并且也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然而，他后来回忆，她的信仰“完全是反传统的”：

犹太教和任何其他教派对我母亲来说都没有重要意义。她对犹太传统和犹太教的道德成分有着强烈的感情，但她对宗教的虔诚使她从最多元的宗教和哲学中吸收它们的信仰成分，虽然最重要的（成分）来自她喜爱的歌德。她坚决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她曾对我说，基督教的形式似乎总让她觉得与真正的信仰对立……在她看来，宗教事务中最重要的事，是相信尘世以外有伟大的力量，并通过每日祈祷以及行为，与这个力量保持持续沟通。

重要的是，在她眼里，祈祷主要的功能是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西格蒙德13岁以前，母亲在他睡觉前，和他共同祈祷，她在他成人礼的前夜叮嘱道：

从现在起，我亲爱的儿子，你必须在夜晚独自祷告，在你祷告前总要问自己这一天犯了什么错，或者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如果你一时想不起那些错误或失误，那么，你必须更深层次地审视自己，直到你获得必要的自我认知。每天，我们都犯下许多错误。这是说出诚实祷告的唯一办法。

西格蒙德保持每夜祈祷似乎不可能，但他从未丢掉进行自我批评的习惯。目的是从最小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人才能更接近完美。追求完美绝不仅限于思想，也可以应用在物质世界。在他母亲所有的格言中，他重复得最频繁的一句是：“有人因它失望而穷困，有人因它历练而富足”。

除了禁欲主义、完美主义和自我批评，他母亲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植入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脑海里：即，对社会上势利行为的反感。她常告诉他，她发现不属于某个阶层的人比那个阶层里的人要更好，当她遇到势利的举止时，她的反应是愤怒：“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成年男女会在像势利这样愚蠢、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西格蒙德终生保持这种态度，他唯一倾向的势利是对知识的势利。但这种对社会势利的厌恶，对他和沃伯格家族其他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母亲让他深信，势利是他们最不值得表扬的特点。1976年，他在接受乔治·斯坦纳采访时说：“我母亲从来没把名字看得很重要，甚至认为叫沃伯格的亲戚们是愚蠢、自负的人。当我第一次接触汉堡人时，我因他们对名字如此欣赏感到很吃惊。母亲总强调，一个人应该凭他所做的事受到尊重，而不是凭他的名字。母亲是一个最不势利的人，她藐视、厌恶那种人。”在他定期与汉堡的亲戚联系前、在他见到美国的堂兄弟前，西格蒙德母亲的教导，使他对他们存有怀疑。多年之后，就这个话题他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另一个强势犹太家族的产物——透露道：

我，成长在一个家庭氛围很紧密的环境中，并且逐渐意识到，令人向往的关系是歌德所说的：“与血缘关系对立的后天选择的关系”。这当然不排除后天选择的关系可能碰巧就是血缘关系，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罕见。

尽管他和沃伯格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定期互访，但与自己家族的人相处，西格蒙德从未感到完全放松。

母亲的教诲在学校里得到了加强。也许有关西格蒙德的正规教育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强烈的新教色彩。在罗伊特林根念完人文中学后，他作为“客座学生”又在乌拉赫研讨班上了两年，事实是他在那里获得了德国离校证书。回过头看，西格蒙德把他在那里所接触的“南德清教主义”看做对他的进一步鼓励，“无论个人在社会上从事什么职业，都应为社会服务，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并视）人生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为劣等品质”。他回忆，他的老师们认同他母亲的观点，“任何形式的玩乐都是浪费时间，集中精力完善自我才是人生第一要务”：

如此的自我完善意味着继续推进发展个人才华，吸收各个领域更多的知识，这些领域可能会对社会有用，并为提升专业水准作准备。熟悉人生中的各种艺术形式——音乐可能比所有其他艺术更有价值——不是排他的，但被认为绝对排在增加个人智力效率和视野之后。

他的学术表现是一流的，尤其在古文和历史方面，虽然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读浪漫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诗篇、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施瓦本抒情诗人爱德华·莫里克。如果他在那里交到朋友，友谊也不会长久，虽然有一点也许值得提及，那就是几乎可以肯定，西格蒙德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学会当地口音的，当他说德语时，他总是带有的轻微施瓦本口音。

那时，西格蒙德的成长经历是朴素的，爱是以鼓励克己的形式体现，教育是为完成艰苦的任务作准备。只有当他那些更世俗的亲戚偶尔来访时，更多亮丽的色彩才会使眼前的画面鲜活。是他大姑父马克·罗森堡——一位艺术史学家和享乐主义者——向这位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介绍了“一个新世界，向我介绍了人生中审美的价值，在此之前我只是被道德的价值包围”。可能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格蒙德发现弗里德里希·尼采，后者是19世纪晚期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尼采“以犹太理想主义、歌德和浪漫主义为基础，将我早年所有的宗教和道德思想丢进熔炉里”。“也许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了吧？”他发现自己第一次在生命中思忖。但是，政治事件即将证实，完全可以有别的思想。

[1] 从血缘上讲，西格蒙德不是马克斯·沃伯格的侄子，而是他相隔一代的亲堂弟。不过，他经常称他为“马克斯叔叔”，为了清楚起见，作者自始至终用了这个称呼。

[2] 乔治斯在1921年身患中风，病情在1922年5月严重恶化，并于次年10月病逝。

[3] 它出自歌德1777年写的歌剧《丽拉》。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的父亲经常引用该诗句，他们是慕尼黑大学“白玫瑰”学生团体的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团体印制并散发反纳粹传单。汉斯将此诗句刻在他监狱牢房的墙壁上，不久后他被处决。

发烧的爱国主义

作为德国一个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孩，像赛巴斯提安·哈夫纳写的那样，他立即被所有抗衡中最大的一次所耗尽并排除在外，然后又被它完全不可预测的结果击得粉碎。西格蒙德·沃伯格比这位柏林人年长5岁，但仍不到参军的年龄。像哈夫纳一样，他作为旁观者体验了这场战争，他“贪婪地阅读有关战争的消息……带着得意和担忧跟踪战事的发展”。像许多德军被困在本国战线内一样，他慢慢才意识到他的国家不仅可能是错误的一方，而且还可能被打败。

从某种程度上，今天回头看，这似乎对我几乎是疯狂的（他后来回忆），我们以为德国的事业是值得赢的事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敌人那边甚至可能有一丁点的正义。那时，我主要的担心是，我年仅12岁，没机会参军、为国家打仗。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在“祖国的祭坛”上献出我的生命更好的了。

简而言之，他对他的国家的爱是“盲目的”。他“确信德方是正确的”。“我在学校插上德国国旗，和同学们一样，认为鲁登道夫（将军）和冯·兴登堡（陆军元帅）太棒了。”家族年长的成员，包括他父亲和他的叔叔艾比·M，则没有那么确定。部分原因是战争直接影响了家族和家族企业。1914年8月3日，弗里茨·沃伯格的嫂子从伦敦来汉堡探亲，但由于英国宣战，不得不乘下一班轮船回去。沃伯格家族与他们在英国的亲戚中断联系超过4年之久，就像他们从1917年春天与美国的亲戚中断联系一样。保罗·沃伯格在1917年5月写道：“我两个兄弟还在德国……现在自然是尽全力报效他们的国家，就如同我报效我的国家一样……就像美国内战时，兄弟必须打兄弟，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军人的职责。”另外，战争使汉堡的经济跌入谷底。单单与英国的贸易就占汉堡对外贸易的1/4，由于北海被封锁，双边贸易终止。商船遭受严重打击，外国投资消失，战争合同相对很少选择汉堡。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早在1912年就担心战争的可能——尽他所能，为德国的战争努力作融资上的贡献，尤其为从瑞典进口重要战略物资进行贷款谈判。不过，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银行倚赖帝国的程度是危险的。“万一德国战败，”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说：“万一德国帝国银行无法履行对我们的义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媒体登出“讣告”：“M·M·沃伯格公司在履约方面暂停支付。”

马克斯·沃伯格不能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资产阶级德国的“发烧”的爱国主义。举例而言，他在1916年期间，一再主张假设德国在东线胜利，应在拉脱维亚和库尔兰所在的波罗的海领地建立德国殖民地。直到1918年5月，他还在预见，向另一方征收高达10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由于海上封锁，德国经济处于不利局面，这使他对德国战胜西方强敌感到更加不确定。关于德国取胜的可能性有越来越多的悲观情绪，这解释了马克斯参与为德国赢得新盟友（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的努力，以及他主张与英格兰单独讲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反对解除潜艇作战的禁令，这在汉堡商界是独一无二的。该禁令阻止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理由是，无论袭击给英国的食物供给造成多大影响，与美国交恶的风险都太过严重。他在1917年1月写道：“如果我们与美国交战，我们将面对一个在道德、金融和经济上如此强大的敌人，我们的未来将没有希望，我坚信是这样的。”然而，潜艇作战的禁令被再次解除，仅仅两个月后，美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安心起见，俄国垮台以及在东线的军事胜利，给那些反对谈判的人新的动力。事实上，1918年3月公布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挫败了马克斯（受政府委任）试图与美国大使在荷兰举行秘密会谈，商讨比利时战后地位的努力。但是，马克斯·沃伯格认为这个在东线的胜利将被证明是虚幻的。他谴责与俄国媾和是“路人皆知的吞并，并且以提供民族自决权做幌子太过明显”，他逐渐倾向支持停战的作家，比如马丁·厚勃姆和沃尔瑟·舒金。

马克斯在巴德乌拉赫的侄子也许会受到他的影响。西格蒙德·沃伯格后来回忆说：“当所谓潜艇作战不受限制的问题出现时，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我逐渐成为反对它的一员，而且非常激进。”他对这个话题是如此充满激情，以至于当政府执意解除禁令时，他“哭了好几天，两个多月都处于绝望的状态”。他也正确地意识到：“这个决定将意味着德国战败，因为它将导致美国参战。”在这段内心混乱的时期，他转向更愿意参与政治的新兴作家：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神学家厄恩斯特·特尔慈、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还有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也许是最重要的）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所有这些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质问战争的合理性。像许多因战败前景受到创伤的德国人一样，他也阅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撰写的具有黑暗启示性质的《西方的没落》，但随着战争以屈辱结束，他思想的基本方向“从完全狭隘的日耳曼民族主义，逐渐转向一种国际视角，在那以前，国际视角对我完全是陌生的。”他后来写道：“内心经过剧烈挣扎……才摒弃残忍的沙文主义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这种奇怪的混搭，它曾是我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很快，这一内心的革命将被一次世界性的革命所超越。

第2章　第一次世界革命

第一次世界革命，较任何之前的动荡，带有更多的内部痉挛与更多无政府和摧毁性的倾向。

第一次世界革命的部分结果是，革命者的角色被颠倒。那些视自己为激进革命者的人是反革命，而更温和的力量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一边是至今世界历史中出现过的最显著，也是最先进的物质主义；另一边是自文艺复兴时起修建的城堡，它们是维持集体生活的中心，在这样的生活中,自由与秩序被微妙地混合，那是西方社会最宝贵的财产。

当我们审视第一次世界革命引发的多场战斗时，显然，这些战斗只是一次巨大战争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是在反动势力与捍卫自由的战士之间进行的一场未曾宣战的战争，反动势力伪装成革命者，而为自由而战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6年

影响世界的革命

用西格蒙德·沃伯格惊人的话说，这是“第一次世界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在几乎60年后的一次访问中说道：“（曾）有许多革命，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世界，但是……第一次影响了世界1/2以上地区的革命始于1914年。”这是一次令他总感觉矛盾的革命。一方面，“它消灭了已经僵化的传统帝国，开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它们从之前依靠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走出来。但同时，许多旧有秩序中牢固的结构被打破，随之而逝的是无限数量的机构和其他中心，它们曾经捍卫过自由”。

革命也许可以说是由疲惫的农民军自发发动的，并快速波及各个潦倒的工业城市。它的根本原因是战败和被剥夺。士气低落的军队完全解体，从俄国军队开始，出现兵变、临阵脱逃和大规模投降。军事上的失利反过来又给4个欧洲伟大王朝的执政合法性造成致命的危机，它们是罗门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其中两个王朝四分五裂，再未能合并。与此同时，超过4年的全面战事带来的苦难，在全世界的城市里，加速了暴乱、反抗和革命的发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世界各地产生共鸣，不仅波及柏林、布达佩斯、慕尼黑和维也纳，而且还远至格拉斯哥和西雅图，甚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在各地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1918年11月，马克斯·沃伯格和小弟弗里茨与一个将被列宁点名的叫海因利希·劳芬贝格的人进行紧张的谈判，这个人在汉堡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经过艰难的谈判，他们才成功劝阻他不要取消城市已有的各项政府机制，不要在州债务偿还上违约。零星的暴力持续了数月，叛变者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带着武器、成群结队地在市中心游荡。温和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柏林宣告成立，即便在效忠于它的军队到达后，汉堡仍旧是一个火药桶。1918~1923年，每年都有严重的政治性暴力事件爆发。

虽然不可能指望革命在寂静的巴德乌拉赫发生，但这些事件的重大特点，对这个16岁的少年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政变后，他开始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家鲁道夫·希弗丁的书。“一般来说，我比我的同学要更加偏左。”他后来回忆：“我不同意我父亲和他家族的老派资本主义观点，更多地在人性和社会方面存在不同意见，超越了政治问题。”但西格蒙德对（在斯图加特，后来在汉堡和柏林的）革命暴力看得越多，就越倾向于明显是防御性的自由主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实业家瓦特·莱德纳拥护自由主义，是战争和革命激励两人投身政治。作为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的领头羊，韦伯和莱德纳希望通过与温和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抑制革命。韦伯力图通过总统立宪保留资产阶级社会，而莱德纳力图通过平行的一套社团主义机制保留资本主义。1919年春，在有关立宪的国民议会选举前夕，西格蒙德在韦伯于海德堡的家中见到了他，他对主人近乎“疯狂的”辩论风格印象极深。（他后来在柏林见到莱德纳，莱德纳显得更冷静，但性格一样令人钦佩。）这位年轻人很快投入那年激烈的政治辩论中，辩论集中在德国的自由主义。德国新《宪法》应该有多少学美国的成分？税收系统应如何累进？他后来回忆说：“我不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那时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内心想找到一种方法的欲望，这种方法能使混合经济和新税制奏效，并将它们调整为一个可以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的经济。那时，对抗社会主义，我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沃伯格假设“一种……社会主义兼左派自由党联盟”将出现并继续生存。到1920年，他成为了民主党青年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并认真考虑从政。18岁时，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理想主义者，虽然他用现实的眼光寻找有影响的庇护人。

经济战略

参政是马克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选择。甚至在革命爆发前，德意志帝国政权就争取进行宪法改革，虽然改革姗姗来迟并且失败。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亲王马克斯请沃伯格出任财政部长一职，但被他拒绝。一个月后，亲王马克斯再次邀请，示意沃伯格做他的经济部长，甚至有意聘他作为德国唯一的代表参加和谈。沃伯格拒绝所有这些邀请的理由说明，他知道激进的右翼已经对他的处境构成威胁：“民主和社会民主目前的结合正在出现。”他写道：“但不应该被染成资本主义和犹太式的。”他后来回忆：“我了解德国人，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一个犹太财政部长。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将视我为资本主义的代表。”1917年，汉堡参议院选举，他以微弱劣势落败（显然在意料之外），未保住席位，这反映出在战争期间，反犹主义依然顽固。尽管被参议院提名为第一人选，他的提名遭到下议院否决。带着这个经历，他拒绝作为战后下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并从可能的德国人民党候选人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撤下，该党候选人是为了参加1920年举行的共和国国民议会选举，这是前一年在魏玛（因此得名“魏玛共和国”）制定《宪法》后的第一次选举。然而，沃伯格愿意在幕后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缄默”是他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口号，虽然他苦恼于不得不保持低调。“啊，老天！”凡尔赛和谈后不久，他去信给妻子惊呼：“如果我不是犹太人，那我现在真可以大显身手！”

在马克斯·沃伯格的眼中，《宪法》改革是次要的。像他经常说的，根据停战协议，德国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主题”。因此，首要问题是合约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带着这种想法，他不但同意以德国财政代表团财务顾问的身份参加凡尔赛会议，而且还请他的生意伙伴、杰出的卡尔·梅尔基奥担任其中一位德国官方代表。马克斯和梅尔基奥对德国如何以弱者的处境向协约国施压有精明的想法，他们在凡尔赛提出的论据具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他们争论道，如果协约国没收德国在海外的资产和商船，同时又施加开放式的赔款负担，将不可能使德国货币稳定。货币贬值的结果将导致德国出口的倾销，协约国的措施会造成社会动荡，将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德国。这些论据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作为战时英国财政部一名公职人员出席会议）的影响，在他极具影响力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里清晰可见。1919~1923年，马克斯·沃伯格和梅尔基奥不断地重申他们的立场，1921年规定的全部赔款为1320亿马克，只有把赔款数额降下来，并允许德国在美国发债，德国货币才能稳定。那些年里，马克斯的重要性经常被历史学家低估，原因就是他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虽然他在德国国际立场的观点与莱德纳的观点相同点很多，但他强调德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施加财务杠杆的观点既有开创性，又具影响力 [1] 。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此外，他发扬了他在战时对国际机制的信奉：

这是未来50年的（主要）问题。如何设计各种国际经济协议，最终使种族和国界变得次等重要，并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使单个国家议会可以派代表参加“超级议会”，在那里，基本的全球问题可以以寻求一种比现在更有广泛共识的方式加以解决？……用这种（方式）……我希望我们将能够消灭私下斡旋、军国主义和海军至上主义……

反映马克斯愿景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是他对未来世界性银行的勾画，那种银行不受金本位制限制地管理国际信贷——这一想法还要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马克斯·沃伯格的战略有严重的瑕疵。他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作为修正主义的杠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德国货币政策宽松不但没有增加德国的出口，反而加速了进口）。货币贬值在延续1920年以后德国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也至少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虽然马克斯反对他的汉堡商界同行威廉·坤诺在1922年年底成为首相，但他支持坤诺用拖欠赔款的方法要法国摊牌的决定——此举直接导致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马克斯继续教条地抵制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直到1923年10月。尽管马克斯的论据具有说服力，但这些论据严重低估了一个彻底崩盘的货币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危险。直到赔款被降低，德国才能有平衡的预算或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话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它鼓励了德国政治人物增加政府开支，却没有让他们认真地去尝试提高相应的税收。早期，历届魏玛政府欣然把德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赔款，在政府开支上惊人的草率，它们印发越来越多的钞票为日益扩大的赤字埋单。马克斯希望，即将到来的混乱会导致对《凡尔赛和约》进行重大修改，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德国在外交上的收益微乎其微，而由适度进入滞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成本远远更高。

这些失算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经济和政治的区别，它是马克斯·沃伯格的思想核心。“目前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政治灾难。”他在1921年年初写道：“这表明，未来需要将经济政策与纯粹的政治分离。”他认为，经济力量对德国有利，但被政治人物的优柔寡断和无能所羁绊。虽然沃伯格在1918年不是一个民主派，但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的保守主义”（他倾向后者）可以与魏玛体系真心地达成协议。当他在凡尔赛代表德国提条件时，他明确坚持“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建立帝国和各个联邦州（并）……创造一个依照宪法办事的议会”。这位所谓“德皇身边的犹太人”在君主交接时也没有显露出太多悔意。首任社会党首相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显然相比威廉二世来说是一位更亲和的国家领导人，马克斯在战争期间与他结识。马克斯对政治反应不屑一顾，并认为1920年极保守的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武力暴动流产是“愚蠢的”。但他对经济学原理的信念意味着，他对魏玛共和国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他对1919年煤炭行业国有化的提议持怀疑态度：“为了把工人和职工的要求降到一个可以容忍的程度，也许有必要请（他们的）代表看一眼账目……当然，国有化不能阻碍实干精神。”很明显，当历任魏玛政府试图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可能阻碍这种精神时，他对此大加批评：

受传统西方和现代东方世界观的夹击，我们的使命是为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找到正确的基础（他在1920年10月写道）。但今天实验议会制度，明天实验社会主义化，同时又通过税收搞去资本主义化，没人可以以这种方式成功。

马克斯逐渐并毫无根据地相信，魏玛体系在社会政策上造成的公共开支不但浪费，而且对经济不利，这意味着，整个20世纪20年代，沃伯格都在考虑进行宪法改革，旨在限制议会对经济的影响。1919年，他短暂地考虑帝国实行全面中央集权，限制联邦各州过度支出。1923年8月，他和实业家雨果·斯坦尼斯讨论了“财政指挥部”的可能性——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在财政上有专政权——目的是“在货币供应上去政治化，以使经济（可以）运行，独立于当前的国家形式和掌权者”。“这种形式的议会制度，”他3个月后评价：“在艰难时期不是正确的办法。”总之，马克斯接受魏玛自由的核心，但他把经济放在首位的思想，使他批评魏玛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福利元素，并使他愿意支持宪法改革。这低估了一场更激进的宪法改革所带来的危险，那样的改革也许不但会葬送议会制度，而且会使独裁乘虚而入，独裁的目的是将经济置于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目标之下。

[1] 像莱德纳一样，他把“履约”解释成，德国应当通过试图（和无法）履行《凡尔赛和约》和伦敦付款计划来证明它们不可能的性质。他也认为，德国同时应该利用其在“东西方”之间的位置，要么威胁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屈服、要么主动推动苏联经济再度整合。

进入家族企业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叔叔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幕后影响力，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使他有预见性地决定离开乌亨费尔斯，并加入汉堡的家族企业。当然，正是这个决定使西格蒙德走上了当银行家的道路。不过，要知道他最初的想法是从政。没有比为马克斯·沃伯格做事作为从政的起点更好的了。马克斯实际是“履行”《凡尔赛和约》这个措辞带误导性政策的幕后金融操纵者。西格蒙德后来回忆，自己“主要的理想”是：

进入政界，无论台前还是幕后。很多老一辈人普遍认为，进入政界并不与其他行为相斥，反而会融合得更好，比如律师行业、实业家、银行家或学者……我1920年毕业后随即进入商界，我认为此举只是我从政的垫脚石。

去汉堡有另外一个也许更紧迫的理由：经济上必须这么做。要知道通货膨胀对所有德国家庭的打击并非相同。相对来说，工薪阶层受益，因为通胀政策使德国就业维持在虚高的水平。他们受租金控制的保护，而且更能通过集体行动取得加薪。商人也可以保护自己，或是通过投资实实在在的资产，或者投资坚挺的货币。因此，M·M·沃伯格公司在通货膨胀的那些年里业绩相对还好，虽然该银行在1924年年底的资产比战前缩水了大约28%，和许多其他汉堡公司相比，这样的结果相对不错。而真正的输家是那些依靠工资或存款收入的资产阶级家庭。马克斯·沃伯格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真切地感知到社会上正发生的一切：“期刊、学术性的结社、各种文化活动……不得不被放弃……孩子们不能按以前理所当然的标准接受教育。人们不得不变卖豪华住宅和传家宝。我们正目睹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贫困……”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包括西格蒙德的父母。当乔治斯在1923年10月去世时，正是滞胀的最高峰，他深陷财务危机，像西格蒙德的小姑父奥托·考拉一样，后者的存款损失殆尽。西格蒙德也许萌生去大学深造的念头，但时局困境使他的任何学术抱负成为泡影。他后来这样说：“我积极地受雇于银行业，因为我必须挣钱养家。”事实上，解决他从父亲那接手的经济问题，耗费了他至少10年的时间。所以，害怕另一次高通胀的想法伴随他的一生，同样跟随他的是，他相信通货膨胀根本上是政治现象，原因是“政府没有勇气降低开支或增加税收”。他后来表示，德国的滞胀是“一次政治灾难的经济后果”。他后来这样总结他历经痛苦才学到的教训：“在可被观察到的经济史中，控制不当的政府开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西格蒙德·沃伯格加入M·M·沃伯格公司是他的叔叔马克斯的意思，当西格蒙德的父母在1920年6月访问汉堡时，马克斯向他们作出这个提议。虽然西格蒙德对叔叔的“力邀”表示惊讶，但他立即接受了。“这……对我而言很清楚，”他这样写给他这位行善的亲戚，明显很激动，“我无法拒绝，但我必须而且能自觉、自信地说我接受”：

如果有一件特别的事让我最近感到上学很乏味，那就是我内心越来越有股冲动，想做一些真正的事情，一些超越个体范围之外的事情。对我而言，有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的决定自然需要我父母的同意。但那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事业背负着太多的家族传统，涉及太多的至亲，比如您、艾比叔叔和弗里茨叔叔。

他的叔叔回信道：“世界局势如此不明朗”，让西格蒙德在家族企业可靠和经过考验的环境里工作至少两年是合理的。他总是可以选择做学问或管理乌亨费尔斯的家产。

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汉堡是一个令人刺激的地方，而战时的巴德乌拉赫却使人昏昏欲睡。这位年轻的施瓦本人，不打算让银行家学徒的职责阻碍他享受大城市的生活。他在汉堡大学听讲座，他继续参加民主党，与像厄恩斯特·科切塔勒和阿诺德·伯格斯特拉瑟这样志同道合的年轻自由派成为朋友，前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与瓦特·莱德纳走得近；后者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眷顾。“我们谈论政治。”他后来回忆说：“而且讨论哲学以及世界观，我们的谈话经常持续到深夜。”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成员，他周末进行长途徒步旅行，有时从黄昏到黎明一直在漫步或闲谈。同时，他为“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上大学争取建立奖学金。他利用每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去各个剧院看戏，尤其满足于欣赏马克斯·莱因哈特富有创新力的制作。像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一样，他似乎也享受这新鲜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那个时代如此鲜明的特征。“有很多痛苦的时刻。”他回忆道：“但也有快乐和狂喜的时刻。”他终生的朋友、超级投机者雨果·斯坦尼斯的儿子埃德蒙·斯坦尼斯记得，西格蒙德曾和维也纳女演员艾达·罗兰有染，后者将嫁给泛欧运动创始人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另一次在维也纳“有选择的靠近”是和一位远亲伊丽莎白·希夫，她更朴素的妹妹西奥多拉后来向他介绍了笔迹学艺术。那时，西格蒙德年轻、帅气、衣冠楚楚。作为德国第二大城市最成功的投资银行得宠的雇员，他不缺钱。如果说任何人能在魏玛相对稳定的短暂时期享受昙花一现的欢愉，那只有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果有一个时代让沃伯格严格的清教主义教养屈服于肉体的诱惑，那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里，那时所有的价值——不只是货币价值——都在下滑 [1]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和企业成为主宰。这也许对西格蒙德·沃伯格是一个意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从小接受的观点是瞧不起他汉堡的亲戚们，并一心从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卡尔·梅尔基奥对他强大的影响力。梅尔基奥沉稳、聪明、细致，并且极度敏感，他在M·M·沃伯格公司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另一个自我，他的镇定制衡了这位高级合伙人的热情奔放。梅尔基奥给年轻的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印象是有着双重灵魂。可以肯定的是，西格蒙德最初因梅尔基奥矜持的权威气场而敬畏他：

不过很快，在这些权威特征的背后显露出对人性的理解和内心的平静，这坚定地鼓励（我）当着卡尔·梅尔基奥的面说话，并频繁向他求教。多年来在很多次对话中，卡尔·梅尔基奥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谦逊、尊重事实，以及客观的态度……他通过艰难的内心挣扎，充满激情地努力实现他所保持的最高形式的客观。它包括不断教育自己，某种程度上几乎是自虐，目标是克服他本能的主观，（同时）又不压抑自己强烈的感情。实例比劝说更有效。卡尔·梅尔基奥在客观（和）节制方面做出的榜样，对所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是持久的激励。和（这种）客观很自然地结合的，是他的公正感，这也许是他这个人最大的动力。他通常是矜持的，他不可能一言不发地接受不公正的言行。正义对他不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而是关乎寻求真理，这恰好符合一句法国箴言：即，“公正是追求真理的行动”。

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遇见梅尔基奥时，这些品质在许多方面同样打动了他。凯恩斯几乎被梅尔基奥所吸引。但对西格蒙德来说，梅尔基奥则是楷模。后者证明了，从小接受严格的完美主义教育，可以被很好地应用在顶级金融领域。

沃伯格做银行学徒时，另一个对他有强烈影响的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弟弟保罗。虽然保罗娶尼娜·洛布7年后，直到1902年才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在建立联邦储备系统中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并作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的创始成员，成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智囊。本杰明·斯特朗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直到他过早地于1928年去世。据他说，联邦储备系统是保罗·沃伯格的“孩子”，虽然他原来的计划（大体效仿德国的系统）不得不被大幅修改，以通过谨慎国会的审查。该系统为应对19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而建立，那场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系统中唯一的最后贷款人是J·P·摩根。但是，美国在1917年参战后，反德情绪使威尔逊在续聘保罗于美联储的任职问题上含糊其辞，并迫使威尔逊辞职。更不利的是，雅各布·希夫，这位库恩–洛布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被支持美国干预战争的人指出是亲德派，他亲英的同事奥托·卡恩不得不努力抹掉这一诋毁。战后，保罗·沃伯格也不掩饰他对出生地的同情。他是1919年10月签署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家备忘录的幕后推手，这份备忘录号召对《凡尔赛和约》的金融条款进行评估。虽然他坚称，他在帮助“形成一个纯美国式的观点”，但显然，他的同情是在他二哥马克斯身上，他倾向于认同马克斯在国内外事务上的观点，故同情德国。

对于西格蒙德，50岁的保罗·沃伯格似乎在沃伯格家族同辈人中是“游离在外”的那一个，他们在战后第一次见面。这个年轻人惊叹于他对德国文学的驾驭，这个主题主导了他们的第一次对话。他还对保罗·沃伯格在大西洋两岸的生活和身份感到好奇。后者是汉堡M·M·沃伯格公司和纽约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又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承兑银行的创始人，该银行是首家真正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之一，其创始股东（除了保罗担任合伙人的上述两家银行）包括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苏黎世一些领先的投资银行。建立联邦储备系统，他将德国联邦中央银行的模式引入美国；建立国际承兑银行，他力图将基于承兑汇票的欧洲投资银行模式引入美国。最后，西格蒙德被他叔叔那谨慎，甚至悲观的性情触动，这和马克斯·沃伯格不知疲倦的乐观截然相反。他把保罗和马克斯的关系比做托尼奥，和他朋友汉斯·汉森的关系，后二人出自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克律格理智，有文学气息；汉森健硕、好动。西格蒙德后来这样回忆保罗·沃伯格：

他是非常有远见的，但他的悲剧是他从不执行良好的直觉。1921年，他已经警告二哥马克斯，汉堡的企业不应再按有限责任合伙制经营，但马克斯·沃伯格没有留意这条好建议，马克斯巨大的魅力战胜了保罗更好的直觉。保罗认为马克斯在困难时期太过乐观和冒进。

这些预感被证明太有预见性了。

[1] 在1928年的一次授课中，他的叔叔艾比·M认为，通货膨胀和巴洛克风格有着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巴洛克时期是文化的通货膨胀，那时，通过古代艺术画面继承下来的“黄金储备之苦”因印刷厂大量印制而贬值。对艾比·沃伯格而言，军事失败和革命的双重打击太大了：他神经崩溃，不得不住进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在瑞士的疗养院。

欧洲与美国的对比

想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在视角和运营模式上都要做到国际化。罗斯柴尔德家族巅峰时，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都有分支机构。沃伯格家族在20世纪初要求扮演类似的角色，但却以汉堡和纽约作为大本营。这种自命不凡，可能会被认为，沃伯格家族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到20世纪20年代，时局已经很明显，像N·M·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和M·M·沃伯格公司这样相对小型的家族控制的企业，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经营——最明显的就是安排特别银团形式的国际贷款。在更普通的层面上，像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这样的银行家族可以在教育和培训未来潜在合伙人上合作。因此，1926年，西格蒙德·沃伯格被派往英格兰继续他的学徒期，并在罗斯柴尔德伦敦分支所在地圣瑞辛巷新场，学习金融城与众不同的经营方式。这是他首次访问大不列颠，在此之前，作为初级职员，他只有过一次到国外出差的机会（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

鉴于在10年内，西格蒙德将定居英格兰，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良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进入新场所在的受人崇敬的区域以前，他在剑桥大学待了寒冷的6个月，他在那里听各种讲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C·W·吉尔博的讲座，他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外甥，马歇尔参与了《经济学原理》的编写；还有C·W·奥格登的讲座，他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翻译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的《逻辑哲学论》。由于受到梅尔基奥的眷顾，西格蒙德得以与凯恩斯会面，现在凯恩斯已经成为剑桥大学主要的媒体评论员，就当今经济政策问题在英国媒体上撰文，从不可能收回惩罚德国的赔款，到英国又回到金本位制的愚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给他年轻的德国访客留下好印象，西格蒙德发现他狼狈得“放荡不羁”。凯恩斯绝对不像西格蒙德遇见过的德国教授那样：

那是上午11点后，他穿了一双红色拖鞋接见我，对一个保守的德国人，这令我大为吃惊。我听说过他是一位伟大的人，但我们第一次会面，我根本不喜欢他。他有点女人气、有些不敬。在我看来，他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处理严肃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英式混搭——对学术的怀疑，结合了……用最高的标准评价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他可以察觉到人们思想过程中最轻微的失误，他可以用几乎虐待的程度摧毁他们的论据，不管这些论据可能是好意。

西格蒙德对N·M·罗斯柴尔德公司里的君子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反应不太积极。罗斯柴尔德在伦敦的分支曾经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但到20世纪20年代，它更接近于一间绅士俱乐部而不是银行。一名高级职员很少在中午前上班，然后，他在下午1点钟去吃午饭，2点30分又回家了。罗纳德·佩林“很少在上午10点30分前到，总指望周末两天的空闲时间”。西格蒙德的同事似乎是从P·G·伍德豪斯的小说里走出来似的。“瞧，我的孩子。”有人这样对他说：“这是伦敦最好的俱乐部。我们真应该缴会费，而不是领工资。”这位好似清教徒的德国访客惊呆了。尽管处于初级职位，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被交给为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省安排发行83.5万英镑债券的大部分工作。“我对那家公司的第一印象是，”沃伯格后来评价道：“与汉堡的工作方式相比，这里懒散、随意，甚至邋遢。”到他离开英格兰时，西格蒙德开始怀疑，“不列颠帝国已完全走过它的鼎盛时期，英国人独有的政治技巧已严重退化”。在英国期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事实上是另一个德国人：一个来自莱因兰的有抱负的年轻银行家，他叫赫尔曼·约瑟夫·艾比斯。

西格蒙德·沃伯格回到欧洲大陆不久，于1926年11月8日结束了单身生活，那年他24岁。他娶了瑞典姑娘伊娃·玛丽亚·菲利普森为妻，她是瑞典商业银行负责人莫瑞茨·菲利普森的女儿。有超过170位宾客参加这场豪华婚礼，婚宴有8道菜，包括最好的蒙地卡罗比目鱼和蒙特默伦西鹿鞍肉，佐以1919年的波罗杰香槟和1916年的木桐–罗斯柴尔德酒庄的红酒，婚礼还有瑞典民歌、施特劳斯圆舞曲和歌剧《蝴蝶夫人》的片段助兴。幸运的是，这对夫妻确实比平克顿和蝴蝶夫人更幸福。

“遗憾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曾说：“多少特别优秀的男人都有歇斯底里的太太。”但他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在西格蒙德的一生里，伊娃·沃伯格不但是爱，而且是感情稳定和理智的源泉。他喜欢收集格言，其中两句话是：“爱上某人，并得到对方的爱，不为别的原因，只因此人。这太罕见了，当它发生时，简直就像奇迹……与另一个人相爱、与生命相爱——这两种爱结合成一种伟大的爱，它是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以21世纪初的标准看，他们的关系当然在诸多方面不平等。他比她受过更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第一次跨大西洋之旅期间，她请他教她哲学。他忙工作、出公差，经常长时间不在家，而她总是做琐碎的家务活。一度，她甚至学打字，希望能在商旅中陪伴他（如果她有试过的话，那也是很短暂的尝试）。她的丈夫花心，自己承认至少有一次出轨，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苏联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1930年11月，他们的女儿安娜出生后，伊娃被诊断出乳腺癌，必须做乳房切除手术，这几乎肯定影响西格蒙德和伊娃的性关系。但把伊娃想成某种逆来顺受的附属品，也是一个错误。正像西格蒙德·沃伯格后来表述的那样：“两个人在婚姻中最难的是，他们必须持续努力，去平衡独立和互相依靠（这些用在个人关系上的词语，现在被用在国际关系中很恰当）。”他和伊娃的关系绝不是无条件的主宰，伊娃能够通过威胁离开西格蒙德，迫使他了结他和丹尼洛娃的关系。因为到现在，尽管他婚姻出轨，但他在其他很多方面逐渐依赖他妻子。他们的儿子回忆说：

在感情和现实层面，管理她丈夫的生活不能没有她（幸运的是，她全身心投入）。他把公务带回家处理，并和她讨论，在他很多棘手的非家庭决策上，她发挥了作用。对于一个从未学过驾车、从未煮过鸡蛋或换过灯泡的男人……伊娃负责有效地管理他的家庭生活，并负责办公室之外不受欢迎的任务。她有强烈的审美感，并把家里上上下下布置得大方舒适，让他陶醉其中。她的天性乐观帮助他抵消了忧郁的倾向……但除了这些，对于像西格蒙德这样情绪波动的情种，更镇静并在某些方面更具世俗智慧的伊娃则是重要的制衡。她常试图阻止他不要激动地“爱上”他遇见的人（当然不总是成功），而丈夫显然看重妻子对人性清醒、灵敏的判断（通常比他的判断更苛刻）。

从一开始，在宗教问题上，这两个人的婚姻是平等的。虽然菲利普森家族原来是叫杰里迈亚斯的犹太家庭，但伊娃从小信仰新教，事实上，新娘和新郎的曾曾曾祖父都是伊莱亚斯·塞缪尔·沃伯格。在她和西格蒙德私密的婚礼仪式上，犹太教士和新教牧师均在场。西格蒙德这样向岳父解释：“我们完全自觉地想同时以新教和犹太教精神，构筑我们的婚姻生活，并抚养我们的孩子信仰两种宗教。”夫妻俩同意，“鉴于他们姓氏的特点和与之相关的一切”，他们的孩子将被要求接受犹太教信仰。这需要伊娃改信犹太教，她后来也这么做了。为了婚礼，西格蒙德尽其所能地找到一位自由派犹太教士，这位教士愿意为他们的婚礼赐福，不在乎，也不会提及她信奉的基督教。

1937年，那是对所有犹太人都危急的时刻，两人结婚时更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时刻。那年，西格蒙德写信给伊娃，这封信只能在他去世时才能打开。信中，他深情地宣布对她的爱：

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所有时光里，我都深爱着你，一个人可以爱另一个人有多深，我就爱你有多深。对于性格如此强烈的人来说，夫妻俩怄气在所难免，我们的爱也偶尔会被乌云遮挡，但它总能以新的力量拨云见日。回首往事，我欣慰地说：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一段精彩时光，共同分享生命，分享爱情，那是多么美好的感觉。

西格蒙德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另一个好处。他很快和岳父形成了牢固的友谊，岳父似乎填补了他青年时期缺少的那种世俗的父亲的角色。菲利普森是一个顽固的商人，他是斯德哥尔摩商界的支柱，他娶了路德会教友英格丽德·霍恩格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西格蒙德和伊娃的婚姻。菲利普森比较现实、易怒，并喜欢抽雪茄，他逐渐代替马克斯·沃伯格成为这位年轻银行家的导师。值得注意的是，西格蒙德在给莫瑞茨所有的信中均以“亲爱的父亲”开篇。“您确实令人开心。”他在1927年写道：“……您给予我真正家长式的关心和理解……上次聚会，您给予我许多良好的建议，我十分欣喜。这些建议总是一针见血，几乎不会在这冰冷的世界里遇到，甚至不会从最近、最亲的人那里获得。”

1927年5月，西格蒙德和伊娃·沃伯格离开汉堡前往美国，他在那里继续接受金融培训。沃伯格并没有立刻在库恩–洛布公司上班，他选择去波士顿的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学习美国会计原理。他和伊娃离开他的纽约亲戚们在上东区的豪华住所，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租下一套朴素的公寓。他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5点，而她负责料理家务（这肯定是她此生第一次周围没有一帮仆人）。1927年9月，就是在这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乔治降生。总之，他们尽力去迎合对美国中产阶层新婚夫妻的看法。

像无数在他之前到来的欧洲人一样，西格蒙德·沃伯格努力通过与欧洲的比较和对照了解美国。通常，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些看不起。美国人非常相似，他们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一致”。“在这里，”他在给一位汉堡友人的信中写道：“你不太可能指望有洞察力的理解。”人们友好却浅薄。他们“花很长时间认真谈论高尔夫”就表明了这一点，沃伯格一生对高尔夫都很反感。当然，美国人被“一股特别强烈的能量和生气”所支配。他们的生活节奏更快（比伦敦快多了），社会交往更“民主”，也有“特别普遍的相互善意和极大的社会活力”。但这里：

缺乏欧洲人引以为荣的某种智力上的洞察力。命运使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容易将烦恼和痛苦置于千里之外，但必须承认，美国人比欧洲人自觉、从容地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美国人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得到的欢乐中，而欧洲人把需要煞费苦心得到的欢乐看得最有价值。

他还察觉出美国人对批评有些过于敏感，这是他在伦敦没有遇到过的。但是，随着沃伯格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文学、政治和经济生活，他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工作上，他尤其对美国会计更高的效率有所触动，会计是美国商业操作中显著标准化的一个功能。资产负债表必须按照严格规定的模板出具。他一边比较美国体系和欧洲体系，一边开始想，是否前者事实上是后者迟早必须采用的模式。在波士顿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了经济的未来，而且它似乎奏效。美国经济显得如此有活力，他不得不将其与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高点进行比较。美国人最初让他感到缺乏城府，但也许，那就是在美国宏伟创业精神的“必要的一面”。

在某些方面，似乎我必须将美国现在这个时代与文艺复兴时期对比。两个时代都有大量躁动的能量，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能量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方向，而在当代的美国，它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和科技方向上。两个时代过去和现在都伴随着很多怀疑……不公正和粗糙的事物，两个时代曾经和现在都产生了一批冷峻、硬朗的面孔。

当西格蒙德和伊娃搬到纽约后，他迅速意识到的问题是，这次经济上的“文艺复兴”似乎把在美国的沃伯格家族抛到了后面。

正像我们看到的，当战争一结束，西格蒙德就和叔叔保罗·沃伯格在德国会面，他对保罗相当崇敬。他也有感于保罗的弟弟费利克斯和他精力充沛的妻子弗丽达给予他们的热情和欢迎。但不久，他开始发现，许多亲戚的合群好客“对我们的生活更是一种阻碍，而不是帮助”。他们在第五大道上的多处宫殿 [1] ，装饰着伦勃朗的画，对他来说那都是暴发户的住所。西格蒙德可能没想到，他和美国沃伯格家族的下一代在一起时感到不自在。他们有些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所有人似乎更热衷于高尔夫和跑车，而非文学或经商。在他的脑海里，他们出奇地符合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白人纨绔子弟的模式，F·斯柯特·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里已经对这种人进行了带有矛盾看法的描写。甚至亲戚们庆祝圣诞节的热情，都让他觉得好笑。总之，他们似乎已过分地成为美国人，就像沃伯格家族上一辈过分地成为德国人。财富取代高贵作为势利的基础，美式橄榄球取代击剑作为智力活动的替代品。他这样向岳父倾诉道：“在我的许多美国熟人当中，我自己的族人使我最不高兴，但除了保罗·沃伯格以外……他们整个圈子，在精神和人性方面如此令人乏味、空虚，在金钱上令人窒息……”这个问题在社会层面已经够糟了，但对库恩–洛布公司的未来有可能却是灾难性的。

当西格蒙德·沃伯格到达纽约时，库恩–洛布公司仍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之一。然而，它重点依靠为美国铁路网络的需求提供服务，这一行业已经度过其扩张的高峰期。诚然，库恩–洛布在美国长途铁路的所有持股接近60%，公司还可以依赖大量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诚然，公司有一批大型工业客户，如美国冶炼和美国橡胶。但莫蒂默·希夫似乎对多元经营不感兴趣，1920年他的父亲雅各布去世后，他在银行的5位合伙人中占主导地位。西格蒙德无法做到让他对为新一代公用事业提供融资感兴趣，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最有活力的经济行业之一。希夫也不考虑重建该行在海外的业务，因为他恐俄的父亲雅各布拒绝为协约国对德作战提供融资，这使该行海外业务在战争期间瓦解，将机会让给了J·P·摩根。“库恩–洛布公司今天依然是一颗光芒耀眼的星星。”沃伯格在一封给岳父的密信中报告：“但我担心，这颗星星正在快速地失去光泽。各合伙人……不是以清醒、有效率的企业家精神做决策，而是以个人虚荣、嗜好和势利做决策。”“公司经常忽视员工并对他们管理不当，已到达令人吃惊的地步，再加上公司内外对争吵有极高的热情”，这让他倍加受挫。事实上，他逐渐认为，这家银行实际上由“文员们管理，尽管公司有多位合伙人”。库恩–洛布绝对还没有终结，相反，它庞大的资本、它在纽约的地位和与美国工业的联系，赋予它“巨大、未开发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缺乏更进取的领导力，上述这些优势终将被浪费。重振库恩–洛布的愿景多年来诱惑着西格蒙德。早在1928年，他就有这种想法。

最初，西格蒙德对国际承兑银行印象更深刻。毕竟，它是他的叔叔保罗创立的。然而，现在掌管国际承兑银行的大权落在西格蒙德堂哥詹姆士（“吉米”）和他“一群半傻的哈佛社团混人”手里。吉米给西格蒙德的印象是“令人害怕的吓唬人的高手，更是一个辩论能手，而不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不管人们在哪里认识他，他都极不受欢迎”。马克斯·沃伯格指示西格蒙德，要培养与库恩–洛布和国际承兑银行的良好关系，但此事远没有那么容易。西格蒙德试图向他的叔叔解释，莫蒂·希夫和保罗·沃伯格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前者，在他对外国业务感兴趣的范围内，对汉堡沃伯格家族没有强烈的忠诚感。到1928年，他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有更多的生意往来。相反，保罗·沃伯格意图使国际承兑银行成为跨大西洋业务的管道，将库恩–洛布、M·M·沃伯格和其他持股银行永久地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对峙，不是保罗的风格，但他的儿子吉米似乎愿意与希夫摊牌。西格蒙德·沃伯格警告叔叔马克斯，库恩–洛布和国际承兑银行之间存在“窃窃私语、夸大其词和不信任感”，但警告是徒劳的。到1928年中，他偕妻子和儿子返回德国时，他早期对美国经济可能性的速度和规模的热情，正在让位于对跨大西洋金融，尤其是家族关系的一种更清醒的悲观情绪。

在10年的时间里，西格蒙德·沃伯格经历了革命和搬迁。在德国，他瞥见了一个社会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未来，他希望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在美国，一个重整旗鼓的库恩–洛布的经济未来在他眼前闪过，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将实现业务现代化。令人好奇的是，后一个愿景使他重新审视前一个愿景。在德国爆发革命时，他向友人厄恩斯特·科切塔勒解释说，很明显，年青一辈比老一辈知道得更充分。直到现在，西格蒙德“总是对如今的老一辈有很强的敌对情绪，他们的根扎在战前那个年代，他们接触的自由主义或多或少是虚弱的，但我在年青一辈身上看到了对组织强烈的、也许不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渴望”。但那只是在欧洲。相反，在美国，两代人的关系又截然不同。

（美国的）老一辈人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像在欧洲一样）基于自由的功利主义，以一层薄薄的理想主义作外衣，而欧洲人讲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被译成“人人机会均等”。美国的年青一辈甚至对他们的父辈没有反应，有的只是完全的空虚……我曾听过一句格言，大意是：“没有点燃革命之火的一代是无用的一代”……我认为，很少有一个群体，像当今美国年青一代这样，有如此多平庸的心和思想，有如此多的俗人。

出于这个原因，西格蒙德带着一种预感离开美国，那是一种担心，担心“灾难性的事件”迟早会降临在茫然若失的美国年青一代身上。那是1928年1月。他又怎能知道灾难即将降临。

[1]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费利克斯和弗丽达·沃伯格位于第五大道1019号与第92街交汇的官邸，它是由建筑师C·P·H·吉尔伯特按照早期文艺复兴法国风格设计的，修建于1908年，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大厦现在是纽约犹太人博物馆。雅各布·希夫的住所离得不远，位于第五大道965号，希夫儿子莫蒂默在932号。费利克斯家正对面的1100号就是奥托·卡恩的住宅。

第3章　一个共和国的衰落

每天早晨，约有8个人参加大概两个小时的合伙人会议，大家在会上持续（表达）不同的观点，大多数情况下，会议无果而终。其后果是形成一套内部复杂、外部曲折的体系，由于马克斯·M·沃伯格的行为呈现“动脉硬化”的迹象，银行经营继续恶化。尽管公司业绩依然稳定，但这不应该归功于领导人的技能，而应归功于围绕在家族姓氏周围那真正神秘的光环。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27年

经济衰退中的管理

魏玛共和国的没落，过去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和与之相关的政党政治分歧的结果。但在很多方面，辈分与辈分之间的冲突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官方的说法是，魏玛政治应该走阶级路线。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最重要的议会争执，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与人民党人之间，前者认为他们自己代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后者倾向代表工业，尽管叫人民党这个名字。国家人民党被视为普鲁士贵族的党，民主党则代表公务员。甚至中心党都可以用阶级概念来理解，虽然表面上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党，但绝大部分党员是农民和工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党派与它们在社会学上的分层不尽一致。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不要忘记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人。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包含商人、学者、专业人士，他们属于各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中至少有4个政党表明，阶层不是它们组建的原则。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中产阶级，在社会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解体。一群转瞬即逝、分裂出来的党派，就是魏玛政治低迷的表象之一。当这些政治碎片被一个在1929年后出现的全新政党吸收或取代时，它也有悖于阶级的分析。这个新政党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成功地吸收了来自几乎所有社会团体的支持，包括工人（只有天主教证明对它提供的这种新式有效的政治宗教，采取不成比例的抵制）。

对许多当时的人而言，纳粹有能力跨越社会分裂，这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另一点是它动员新选民的能力。生于1900年以后的德国人，比在此之前出生的人，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决定性的选举中，明显更愿意投票支持希特勒。在纳粹政治宣传中，最有效的主题是把希特勒描述成去除衰老腐朽体系的领袖，而且还是反抗一代的青年领袖。这一主题在许多20多岁的德国人中产生共鸣，他们感到有太多旧式、不可信的制度，从德意志帝国延续至魏玛时代。虽然西格蒙德比大多数人更早识破纳粹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但毫无疑问，这个主题也对他产生了触动。

如果魏玛共和国能够实现经济稳定，德国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许不会变得如此紧张。

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相对稳定，并有一种幻觉的性质。一方面，通货膨胀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不平衡的经济体，银行资本不足、重工业产能过剩。随着许多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德国农业感受到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通货紧缩。随着高度工会化和在政治上受保护的工人们抵制降低名义工资，德国工业的利润被日益增加的劳工成本不断侵蚀。公营部门也遇到瓶颈，当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向德国各级政府贷款时，各家金融机构要求高风险溢价，因为它们一直担心新增赤字可能会引发另一轮通货膨胀。例如，各地方政府发现，为公共房屋计划融资越来越困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房屋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刺激经济的源泉。许多左翼人士为建立魏玛福利国家，欲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这种局势使计划更加难实现。

对柏林的中央政府而言，1924年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新的赔款，进一步制约了财政状况，该计划的名字取自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道威斯，他后来成为了美国副总统。虽然该计划重新调整了德国支付赔款的时间，因此缓解了在预算上的短期压力，但并未减少赔款总额，以至于德国仍承受着巨大的债务负担。诚然，德国将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用来支付每年的赔款，所以并不是承担不起，1924~1930年，每年的赔款额平均只占到国民收入的2%。然而，用在国内项目和政府部门工资上的支出相对慷慨，加上一般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支付赔款，这意味着，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通过借款来融资。如果私营部门是经常账户盈余的话，那可能不太困难。但整个20世纪20年代，外国持续歧视德国制造的产品，导致进口超过出口，而且国际投资未带来任何重大收入，这意味着，德国经济依赖于外国资本。事实上，德国政府用从国外借来的硬通货支付赔款。新货币帝国马克，紧钉住恢复后的金本位制——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是4.2帝国马克兑1美元——外国投资者应该对投资德国有信心。当时只有一些人明白，如果他们的信心由于任何原因被削弱，德国政府将不得不在通货紧缩和破产之间选择。也许这两项不得不都选。

如果德国工业生产力取得持续的增长，尤其是如果它能增加德国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但是，商人们受高税收、高利息和高工资的重压。他们更喜欢求助于操纵价格的垄断集团，或向政府要补贴或关税保护。诚然，20世纪20年代目睹了工业合理化浪潮的兴起，它是以合并和其他朝着更高水平整合的方式出现。不幸的是，这往往减少了竞争，而不是提高效率。根据德国工业在战前骄人的表现，外国投资者开始时存在较高的希望，希望德国经济可以快速复苏。但他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本质上存在问题。华尔街金融危机通常被视为大萧条的前奏，在金融危机发生很久之前，魏玛经济已经病入膏肓。

因此，1928年年初，西格蒙德·沃伯格回到的德国是局势糟糕的德国。他离开的纽约的情况也令人不安，在那里，家族内部出现不和，而且经济发展并未完全起飞。不幸的是，他在汉堡看到的情况更差。在有精美隔断的M·M·沃伯格公司的办公间里，魏玛共和国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将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上演。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德国经济复苏的看法可能不完全是悲观的，尽管赔款对复苏构成障碍。他在1927年8月写道，虽然“偶尔严重的副作用”不可避免，但他有信心，德国“从长远来说，可以进一步巩固自身、取得进展，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借助外国贷款的重要帮助，尤其是美国的贷款。就像在战前，欧洲货币盈余在美国找到了出口，而如今，美欧之间的情况将发生倒转”。西格蒙德对“道威斯计划”有信心，因为该计划强调货币稳定，他简直不能想象“容忍在支付赔款上的分歧，会威胁到德国履行近年来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达成的贷款义务”。

但西格蒙德很清楚，美国对德国的信心部分是出于无知。在纽约，他对人们对德国货币“非比寻常的乐观”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德国经济的内部虚弱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正像他返回德国看到的那样，“税赋被极大地增加”，以至于“资本积累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积累”实际上变得“不可能”，如果商人们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意，就应该感到幸运了。西格蒙德尤其担心德国各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的短期外债。他确信，“目前，管理德国财政部的绅士们实行的挥霍政策”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危机”。他认为，通过降低德国国内的开支，并争取达到完全用财政盈余支付赔款的目标，德国政府将更有可能劝说西方强国减少其赔款负担。一项极度节俭的政策将使德国请求赔款减免变得“似乎可行”，同时该政策还能鼓励德国商业。“唯一不会欢迎（这样一项政策）的人是坚持泛日耳曼主义的政治人物，不得不承认，他们今天仍然统治德国，这在逻辑上符合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倾向。”总之，西格蒙德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帝国财政的政策方向发生改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西格蒙德希望他自己能为政策方向在政治上的改变作出贡献。但他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家族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占据。德国境内经济状况越严重，他对叔叔马克斯的领导越感到不自在，对他来说，马克斯的领导，其假设过于乐观、方向过于鲁莽。问题是，向叔叔提出挑战，西格蒙德还不够强势。毕竟，他是马克斯的穷亲戚，马克斯是出于好心邀请他加入家族企业。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希在1927年被擢升为高级经理，并于1929年成为合伙人，从一开始，西格蒙德就低他一等。出于尊敬，西格蒙德被要求在职位上与埃里希保持差距，前者在1929年被聘为高级经理，并于次年成为合伙人。虽然西格蒙德和银行的其他高级经理相处融洽，尤其是和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但没有什么可以打破他和家族汉堡分支的从属关系。

西格蒙德·沃伯格抱怨叔叔马克斯的管理风格，这预示着他后来将对伦敦金融城的其他机构也品头论足。事实上，不能理解他在什么地方不喜欢他叔叔的管理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他自己的管理风格在后来发生的演变。之前，卡尔·梅尔基奥对马克斯可以起到制衡作用，但前者现在越来越多地被政治事务缠身，施皮格尔贝格也无法替代他。艾比·S和弗里茨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抗专横的马克斯，内定的继承人埃里希也做不到。在西格蒙德看来，埃里希是“一个好人，但肤浅得难以形容”。在众位高级经理中，西格蒙德与路德维希·罗森塔尔和鲁道夫·布林克曼是潜在的盟友，但他认为更高位的汉斯·迈耶只是一个谄媚者，后者靠讨好马克斯这位强势的合伙人，赚取他高额的分红。其结果就是专治：公司变成了“德皇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更糟的是，这种专治延续了“战前时代的原则……公司业务集中在汉堡并依靠与库恩–洛布的友谊”。沃伯格觉得，拒绝承认时代已经改变是公司衰老的第一征兆。马克斯“皇帝一样”的“浮夸言辞和姿态”，只有他酗酒的侄子吉米（帕夏·詹姆士）配得上，后者是在纽约的马克斯。

西格蒙德和马克斯冲突的主要症结是，M·M·沃伯格公司是否在柏林开设永久性办公机构。西格蒙德认为，否认汉堡作为金融中心相对下降的重要性是徒劳的，况且战争显著加速了这一下降趋势。德国最大的一批银行，出于实际目的，都把总部设在柏林，包括德意志银行、贴现公司（1929年与德意志银行合并）、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柏林人贸易公司，以及国有的帝国信贷公司。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也都在柏林。因此，对德国感兴趣的美国银行家们也派代表去柏林。西格蒙德在伦敦和纽约也遇到类似的集中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他有不可抵挡的诱惑。若M·M·沃伯格公司继续像以前一样经营，那将使公司被边缘化：

再多的往返差旅也无法真正发展与柏林市场的亲密关系，因为那些汉堡老爷将逗留在柏林的时间降至最低，并乐在其中。只有真正在一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在当地建立网络，才有可能和这座城市建立联系。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到位，而不到位经常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

双方经过角力，西格蒙德成功劝说其他合伙人在柏林建立办公室，他自己担任负责人。但他的叔叔马克斯继续将汉堡公司作为主营公司，尽管该公司大部分业务不赢利。与此同时，马克斯对巴黎（家族银行维持着一间价格昂贵的办公室，西格蒙德认为那是多余的）和阿姆斯特丹（战后建立一家叫沃伯格公司的子公司）显示出更多的兴趣，并超过他对柏林的兴趣。到1930年，西格蒙德充满挫败感。他在写给纽约的国际承兑银行的卢西恩·纳克曼的两封绝密信件里，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了马克斯对汉堡公司的管理。公司不但在核心业务上不挣钱，而且迫切需要出售其金属交易部，并提高年轻合伙人的股份（他、埃里希和施皮格尔贝格每人只占5%）。他慨叹道：

现在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整个商业政策，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马克斯·M·W必须允许他具有王朝特点的个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幕后。许多变化……我和他，以及其他合伙人谈论了很多次，这些变化很早以前就该执行，但被他（一人）阻挠。有很多次，他单独决定汉堡公司增加新的贷款，并反对减少公司持有证券的数量，尽管我们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大于公司的资本，我们实际上是用借来的钱维持公司的部分经营（我认为这样经商不合法）。

从西格蒙德的角度看，也许最令人受挫的是，他自己实际上仅仅通过“拒绝任何二流的业务和任何长期的贷款”，并只集中与西门子这样的柏林一流客户做常规、短期的交易为公司赚钱。

西格蒙德·沃伯格在1930年9月写下了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控诉” [1] 。但是，那时公司躲避灾难为时已晚。即使在华尔街崩盘前——始于1929年10月24日——德国经济已进入衰退。失业自1928年年中一直攀升。到1929年9月，德国行业工会估计有14.5%的德国工人失业，一年后，失业率达到24%。而各金融机构早在1928年5月因股票市场下跌纷纷受到冲击。那一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速度急转直下，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增速为负。美国发生的事件，只是加速并恶化了德国已经发生的衰退。

[1] 这封信对马克斯·沃伯格的批评如此激烈，以至于家族银行授权的历史学家，直到1981年才将这封信公开。

危机中的巨大亏损

第一眼看上去，美国现在的繁荣似乎可以永久持续，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元素包含着很多危险的可能。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是巨大的，但我担心，已经在这些基础上并正在这些基础上建造的经济和金融的“摩天大楼”，从长期看是过高的，而且顶楼负荷过重。举例而言，我认为，流入股票市场的贷款资金——即使考虑美国的规模——也是过大的，而且是以赌博为目的，其程度就更大了。这两点可以造成一种局面，这种局面可能轻易使股票和货币市场经历长足的发展。

这几句话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27年12月写给塞缪尔·斯蒂芬尼的，后者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伦敦的总经理。西格蒙德担心，他目睹的股市繁荣事实上是一个气泡，它也许以“火山般的”爆发终结。正如我们所知，这一形容并不过分。正像西格蒙德意识到的，困难的是确切地知道危机何时开始。“在我看来，”他对埃里希说：“以美国巨大的资源储量和人力资源产生的势头，美国经济几乎好像（可以）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直到几年后，才发现它过度发展……”至于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戳破气泡，也并不容易说出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存在泡沫。西格蒙德在美国期间，他仔细跟踪了一批不同的行业，以及一些他担心的预示危机的指数。比如，收紧对移民数量的限制，推高了美国的劳工成本，这些因素有可能是加速崩盘的致命催化剂吗？

沃伯格家族内，不光只有西格蒙德对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表示担忧。保罗·沃伯格也预感到了崩盘的来临。事实上，西格蒙德在1927年年底的观点，几乎肯定地反映了他更老道的保罗的观点。1929年5月，他的叔叔保罗再次对他所谓的“目前投机的混乱”表示出忧虑。他警告，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向美国证明它可悲的无能”。他疾呼，“人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的每一项慎重的原则和做法，他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一个受政治控制的体系，并受一种欲望支配，并希望永久地保持商业繁荣，这样的体系必将导致我们前所未见的灾难。”然而，保罗警告末日降临，并敦促他在美联储的继任者们进行变革是一回事，而保护他自己的公司免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保罗·沃伯格于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际承兑银行的风险，但力度太小、时间太晚。西格蒙德后来回忆，他从叔叔保罗那时的犹豫中学到了一则重要的教训。“他对我有重要的影响，”西格蒙德说：“他的影响不仅是他有意识教我的那些东西，他还把一种担心灌输给我，我可能会重蹈他的覆辙，无法遵循我自己正确的直觉。”

与美国一样，德国银行系统的崩盘导致深度衰退，升级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历史学家一般把1931年夏天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倒闭，定为德国银行危机的开始。这对总部在柏林的各大银行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在汉堡发生危机前已经有过一次危机，它主要的受害者就是M·M·沃伯格公司。

德国银行业危机过去的假设是外部压力造成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应归咎于美国资本撤离德国。还有人认为，1931年5月，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未能公布其年报，实际承认破产，危机是它的金融后果波及德国所致。不过，更近期的研究显示，德国银行体系出现危机，更多的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在德国的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不得不权衡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相关联的风险。第一，帝国政府将无法履行赔款支付，因此引发国际危机。第二，帝国银行将无法维持德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因此以马克计价的资产被困在德国，有一天可能一文不值。第三，德国有些银行或者所有的银行将无法偿还在这些银行存入的任何货币的存款。要分开这三种危险实属不易。

对当时发生危机的一种解释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银行自身很脆弱，因为它们的资本和资产比率以及它们的流动性过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已被滞胀和货币改革消耗，许多银行通过（德国和外国人的）短期外币存款，力图恢复它们的头寸。到1928年6月底，美元存款占德国各家信贷银行整个存款的42%。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鲁莽的机构是柏林的大型银行，特别是那些在德国有分支网络的，它们似乎认为自己大到不可能倒闭（换言之，它们指望帝国银行在危机时援救它们）。1931年春天，投资者很大一部分的外币存款被取走，这证明是致命的。起初，这反映了对货币贬值的担心（美元兑换暂停）超过对银行倒闭的担心。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受影响最重，就是因为它的贷款大部分集中在效益不良的行业，比如纺织业，尤其像破产的北方羊毛公司，还有德国多个自治市。虽然该银行很大，但它没能做到大到不可能倒闭。帝国银行也根本救不了它，因为帝国银行的硬通货储备实际上已枯竭。事实上，储备外流逼迫帝国银行提高贴现率，恶化了货币已经严重不足的局势。只有政府立刻放弃美元兑换——比如提前到7月4日，而非7月15日——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才可能获救。（或者，只有帝国银行在更早的时候——在1930年——就停止对大银行的优待，与美元挂钩的机制才可能保住。）换言之，是对德国货币的普遍挤兑，导致特定银行发生危机。

那么，又是什么引发的危机呢？有人强调是德国政府在1931年6月6日作出的赔款声明导致的，声明措辞强硬——“德国人民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其他人指出，是有关帝国财政状况的负面新闻导致，该消息于6月9日曝光。还有人把危机归咎于国内的政治事件，从1930年7月的政府危机开始，到两个月后公布的选举结果，这些都加强了极端党派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里的权力，并推动了总理海因里希·布鲁宁实施更有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导致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在1931年倒闭的危机，曾经有过“彩排”，那是在1930年秋天的汉堡。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为奇。私有银行与柏林有很多分支机构的大型银行相比，对积累外币存款更热情。1929年12月，私有银行的全部储蓄中有58%是外币存款。虽然缺乏准确的数字，但M·M·沃伯格公司很可能是这一趋势的先锋。当1930年下半年的负面政治新闻令某些外币存款人急于提款时，M·M·沃伯格公司遭受尤其严重的影响。在1930年的最后一周，该行发生挤兑，被迫支付了80%的外币存款和50%的本币存款。情况很快明朗，没有马克斯·沃伯格的美国亲戚们，特别是保罗和他的儿子吉米的大力协助，这家汉堡的银行事实上将无法存活。到1931年10月，马克斯计划访问纽约，显然打算向弟弟求援。但在他动身前，保罗的儿子吉米到达汉堡。西格蒙德在一个月前曾致信纳克曼，有理由假定，吉米至少知道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对于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说，重要的是要利用叔叔马克斯立场中的弱点，对汉堡的家族银行进行迟来的改革。“使改革很难实现的是，”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挑战，我们要对业务进行重新评估，但不能让那些应该去作重估的人意识到，这个任务已交给了年青一辈，或者是年青一辈中的一员。”现在，很多责任已移交给吉米，这也有不少问题，相对而言，西格蒙德对吉米信心不足。他试图向这位美国人解释，他认为M·M·沃伯格公司需要进行的主要改革有：

1.公司业务集中在大型工业交易上，这意味着，如果有可能的话，派两名合伙人去柏林；

2.撤销金融业务和巴黎办公室等，（并且）有更清晰的责任分工；

3.某种程度上少一些家族式的风格，多采取理性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扩张。

在这两位年轻人不多的、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西格蒙德试图向吉米保证，德国没有消亡、家族企业不是失败的事业。尤其是，他试图使吉米相信，“德国仍然在生命和思想上有巨大的力量，如果所有战后的问题最终都能解决，那将使德国在欧洲比过去承担更具领导性的角色”。但是，吉米被说服似乎令人怀疑。不知什么原因，西格蒙德选择这个时刻，全家离开汉堡到他热爱的德国南部度假。在静谧的海尔布伦，他坐在内卡河岸边，开始写日记，他重申他的信念，家族银行的“年青一代比老一代，明显能更好地驾驭局势”。但他担心，“在当前紧张的压力下，公司可能会做出过于草率的举动”，因为“很典型，公司的紧张状态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在西格蒙德不在公司时，马克斯和吉米之间达成了什么并不重要。5个月后，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垮台几乎是M·M·沃伯格公司的救命稻草。总体而言，奥地利和德国的金融联系是有限的。但是，马克斯·沃伯格是信贷银行监事会的成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的银行一直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欧洲网络的一部分，而且，维也纳信贷银行也是该网络的一个主要分支。奥地利政府的援救措施实际上是将信贷银行国有化，但却无法阻止沃伯格家族的银行遭受巨大损失，这也不是该行唯一的问题。当吉米·沃伯格在1931年6月——一个月后，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倒闭——返回汉堡时，他发现家族银行亏损累计超过350万美元（1500万马克），坏账包括向破产的嘉士达百货商店的贷款，到向汉堡州政府580万马克的贷款，这些贷款似乎不可能被偿还。根据吉米的计算，汉堡公司需要700~900万美元（2900~3800万马克）清除其所有坏账。虽然这个美国人有意让他的叔叔马克斯破产，并指责他管理不善，但德国政府出手相救，提供了3000万马克，以避免政府担心出现的整个汉萨银行体系的倒闭。换言之，如果没有此举，M·M·沃伯格公司将破产，德国银行危机将提早一个月开始。

为什么有可能救马克斯·沃伯格，而不救雅各布·戈德施密特？吉米·沃伯格在纽约观察事态，他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介入援救马克斯的银行，而不是戈德施密特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在吉米的回忆录里，他声称，父亲曾主动提出支援德国政府挽救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但却被总理布鲁宁拒绝，原因是担心暴露该行最大的不良贷款之一是给予帝国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但是，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不足。更直接的解释是，一旦帝国银行的美元储备在7月开始用完，那么，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庞大到以至于无法被拯救，远不是庞大到不可能倒闭。马克斯在汉堡的银行得以幸存，原因是当危机袭来时，帝国仍然可以负担得起援救。而且，家族银行（像维也纳的信贷银行一样）有能力向富裕的外国亲戚求助，就像在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挽救信贷银行一样（它们也挽救了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如若不然，同样将倒闭），保罗和吉米·沃伯格的国际承兑银行也帮助M·M·沃伯格公司转危为安。无论如何，很难相信保罗有能力援助庞大且破产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他自己的国际承兑银行到1931年也经历了很大困难。西格蒙德后来回忆，保罗发现，1931年夏天，像许多参与国际贸易的银行一样，经他贴现后的大批商业票据都找不到买家。因此，他不得不“手拿礼帽，央求大通国民银行买他的承兑票据”。对一个如此骄傲、严谨的人，这是“最大的耻辱”。那年夏天，他第一次患上中风，之后连续几次的中风使他在1932年冬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没见过比保罗·沃伯格更悲伤的人了，”西格蒙德事后多年回忆说：“他留给我的遗产是，他使我变得更加坚持己见，他的榜样让我不易被人说服。”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这些事件的判断，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那些事件几乎毁灭了他的家族的金融王国。在他看来，这次危机是老一辈人自我纵容的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乱世，他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日记中他从不吝惜他的批评。20世纪20年代初，他一度“以骄傲的自信，期待着在带有我们姓氏的公司干一番事业，总是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德国乃至世界经济，以及社会的一个重要和富有建设性的部分”。但是，“阴影”逐渐遮住了这一美好和令人鼓舞的愿景：

一方面，这些阴影代表了老一辈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局，对我来说，这种无能越明显，由布鲁宁实行通缩政策造成的深度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阴影代表了这个大家族堕落的症状，特别是那些与公司联系紧密的各家族分支。

西格蒙德尤其谴责“将个人、家庭事务与客观的商业事务混在一起”，这会导致“决策人纯粹出于个人原因，为公司采取错误的措施，实施错误的政策，并会导致出于孝顺家庭而错位的尊重，（以及）来自未得到满足的女性不必要的干涉”（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些女性亲属），“总之，家族企业集合了一个堕落家族所有不好的特点：比如，拜占庭主义，缺乏对诚实和名誉的崇敬……有的则是阿谀的成功、带着空虚的同情、演戏和虚伪、做作以及一种温室的氛围”。

然而，西格蒙德认为，公司败落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叔叔马克斯的嫉妒。西格蒙德再次将马克斯与末代德皇对比，“马克斯尤其爱听信献媚的小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和自己的个性与虚荣联系起来，他还有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不像威廉二世，马克斯“皇帝”妒火中烧，他不但怀疑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并且怀疑对他指定他儿子埃里希继承家业的挑战。西格蒙德现在意识到，他自己对此构成了挑战：

这些年来，我在公司里逐渐建立起强硬的地位。我经过一番艰难争取，终于脱离汉堡，在柏林设立了办公室，一旦柏林能为汉堡提供决策支持，许多重要的谈判往往经过我的手，包括最终扩建海外网络。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马克斯痛苦地尽其所能，为他和他的儿子保住公司的领导权，但他没有注意到，权力早已从他身上溜走。他的儿子性情可靠、幽默，但没出息，他受他父亲指使，因此人格扭曲，他也想尝试做伟大的事情，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一个王朝会出现的所有事情都出现了，它的堕落在员工身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全部失去了自己独立人格之下的动力。

这是对亲戚们的一种责难性的评价，而正是他们使西格蒙德走出施瓦本，走出默默无闻。

西格蒙德对自己家族的批评当然是衷心的，但批评得公平吗？事实上，他几乎把家族银行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马克斯的性格缺陷上。这肯定低估了政治和经济剧烈震荡的作用，要知道震荡波及了整个德国银行业体系。西格蒙德有年轻人的自信，他能做得更好。不过，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再也不会面对这样规模的金融危机。即使M·M·沃伯格公司完全由西格蒙德执掌，他也无法确定公司能安然无恙地度过1930年的那场危机。

政治倾向

德国的银行业危机终结了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也结束了战后赔款体系。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提议暂停偿还所有战争债务和赔款索取。一个月后，伦敦召开国际会议建议冻结所有给予德国的外国贷款。到9月，德国与其主要债权人已达成“静止协议”。对那些认为赔款是魏玛共和国最大问题的人来说，事态的发展应构成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政府外交上的成功，早就被通货紧缩给经济造成的混乱所掩盖。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滑——1932年夏天，年通货膨胀率为–12%——产出和就业也大幅下挫。1932年的德国工业生产水平不到1929年工业生产量的60%。新增房屋建设量下降56%，造船数量下跌83%。当年7月，49%的行业工会成员失业。用标准做法进行比较，德国整个民用劳动力的失业率达到约37%，甚至高出美国（34%）。这就是为什么取消赔款也拯救不了魏玛共和国的原因。事实上，解除《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使共和国的覆灭更加容易。正像哈罗德·詹姆斯说的，赔款原来是一种“支撑”，它将德国民主凝聚在一起。随着赔款的解除，那些本来就主张废除《凡尔赛和约》所有条款的人的可信度大增。

那么，1931年和1932年经历的灾难性通缩是不可避免的吗？也许可以。但是，有迹象显示，备选政策也许能避免危机。如果政府不通过增加税收和大幅减少支出来平衡预算，而是保持巨额赤字，那么，需求也许不会下降得那么猛烈。还有，如果政府更早地放弃金本位制，帝国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最终贷款人，也许能更有效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当时的观点。正像他觉得他比年长的亲戚们能更有效地管理M·M·沃伯格公司一样，他同样认为他比总理布鲁宁和他的部长们能更好地管理德国经济。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西格蒙德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抱负。事实上，他强烈主张在柏林建立家族企业分支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在首都待更久。昏昏欲睡的魏玛经历了短暂的革命间歇，政治生活又回到了柏林。1929~1933年动荡的岁月里，西格蒙德和共和国的主要政治人物联系频繁：不仅有总理布鲁宁本人，而且还有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马勒，布鲁宁于1930年3月取代马勒；人民党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于1929年10月英年早逝，这给魏玛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的继任者朱利叶斯·库尔修斯；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他先后任布鲁宁内阁的被占领区部长和交通部长。“我确信，”他后来回忆道，“如果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共和国，我肯定会进入政界。我要说的是，1932年年末和1933年的前几周，我这个年轻人（他刚过30岁）依然时刻准备从政。”

在这个关键时刻，西格蒙德的政治倾向到底是什么呢？布鲁宁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西格蒙德的政治倾向似乎转向总统领导的政府，他曾“在那时写了多份备忘录，主张总统制对魏玛共和国的必要性，而不是议会立宪制”。他深深了解布鲁宁越多地行使总统紧急立法权，魏玛体系议会化的程度就越小。他拥有韦伯式的思维，这使他并不为此担心。然而，他对布鲁宁实行的具体措施持批评态度。用西格蒙德自己的话说，他“对上层处理问题的人有明确的观点，并……强烈批评财政部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在执行必要的补救措施时太过迟缓”。1930年9月30日，他在日记里将想法和盘托出：“政府现在可以做很多事情稳定局势，甚至可以通过采取快速、有力和有远见的措施建立群众支持（鉴于当前群众的情绪，苏维埃五年计划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即使这些措施……从客观角度证明是有害的。”但是，他继续写道：“官僚体系不知道政治渲染的必要口气，不幸的是，布鲁宁又是一个糟糕的宣传者，没有方向感或感染力。”

如果这样的语言对于一个自由派银行家是极为刺耳的话，那么，他第二天的日记则更加温和，甚至在语气中有官僚的味道。考虑到政府最新的财政提案，他抱怨政府犯的错“是那时德国政治中常见的错误，即只做绝对有必要的事情，只试图回避问题，而不是想要去创新”。为什么政府对高级公务员和初级公务员的工资不实行削减20%和6%的措施，而是分别削减了25%和10%？正如他3周后在写给岳父的信中说，他担心这些措施，加上从美国李·希金森银行取得的贷款，只能暂时缓解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贷款只是“过桥性质，只是再度把预算的亏空补上，但未能抓住问题的多个核心”。这似乎与他后来向帝国银行行长汉斯·卢瑟所作的“偏向凯恩斯主义的”建议有很大出入。总之，西格蒙德深知布鲁宁政府政策的弱点，他同时对德国社会日益渴望激进措施抱有同感，这种渴求不只存在于年轻的选民身上。正像他富有预言式地说的：“降低公务员薪水、从帝国预算中剔除失业保险金，只有当这些极不受欢迎的提案在12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时，才能决定议会体系能持续多久。”政府提出的措施无法在议会取得多数票通过，这迫使政府越来越频繁地依靠总统的权力。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有权以紧急令的形式颁布法律。

令人困惑的是，西格蒙德仍对从议会统治转向总统统治可能的后果保持极度自信，甚至是自满。他后来回忆说：

我以为危机将使政治体系相对不变，我肯定没想到变化到来的程度……我想象魏玛共和国将度过所有这些危机，那将是一个经过改革的共和国，与法国类似。我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但可能过于乐观。我没想到纳粹会完全胜利。

后来，他同样谴责魏玛晚期的政治人物，不只是布鲁宁。他后来把“布鲁宁时代”形容为“一批年轻领导人制造的半信半疑的妥协时代，他们作的决定既不出于国家团结的利益，又不为阻止糟糕的事情发生——结果是他们自己妥协了，更糟的是，他们对所坚信的整个事业妥协了”。他在1974年说道，魏玛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德国被“一群好意的庸人和懦弱的骗子所领导，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基于对事实冷静、清醒的评估，而是基于妄想，或者应该说基于胡思乱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自己也未能免于这时的激进方案的诱惑。他在私人日记里慨叹，他认为“德国资产阶层在智力上，更重要的是在性格上明显堕落”。“中产阶层过于温和，”他回忆道，话里充满矛盾，“他们不缺乏深刻的见解，也不缺乏敏锐的洞察，缺乏的是激进的意愿”：

不幸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相比而言有最激进的意愿，但却极度缺乏见解和洞察力。中产阶层和法西斯主义互补得这么好，但它们都挡住了对方的路！这是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悲剧，相对立的两极可以互补得如此充分，但很少能从它们之间富有成效的紧张中迸发出权力的强劲火花。

如此辩证的分析很快就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德国的命运从总统统治被一步一步地推向没有法律的独裁统治。沃伯格对老一辈人缺点的不满，致使他灾难性地低估了“激进的意愿”，而代表这种意愿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第4章　流亡

人们经常在收音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对我而言，他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既是虐待狂，又是最差的狂热分子，他是一个狭隘的人、一个疯子，他能有如此多的追随者让我难以理解。纳粹党的成员，我一个都不能理解。在他掌权后的几周里，我的观点有了彻底的转变，但我大部分的朋友和同事，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意识到此人的危险。事实上，我是汉堡公司里唯一一个有此想法的人。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6年

纳粹上台

1933年3月4日，西格蒙德·沃伯格惊叹于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巧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华盛顿特区发表他作为总统的就职演说，就在同一天，另一位新当选的领导人向另一个深陷大萧条的国家发表讲话。第二位领导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演讲——大选前在国家电台播放——虽然在内容上与罗斯福的演说在某些方面惊人的相似，但在语气上有巨大的区别。西格蒙德有感于“两人独特的对比，一方面希特勒的演说煽情，带着悲天悯人的语气，另一方面罗斯福的讲话却一本正经”。也许，罗斯福想，“这种对比同时显露出美国人和德国人社会的不同特点”。他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客观地说，希特勒的煽情是否优于罗斯福平淡的风格。

鉴于我们知道1933年年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犹太人能提出如此问题，或者在提出该问题时，下意识地用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似乎显得不可思议。但这仅仅说明，当纳粹在德国夺权时，很难再次捕捉那时的人所感受到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这则事件之后，不但对德国，而且对世界都造成了巨大灾难——尤其对欧洲的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罗斯福所有的激进言论（演说中明确将大萧条归咎于肆无忌惮的金融家，并威胁要忽视国会的权力，以抗击经济的紧急情况），他的“新政”对美国的个人自由没有实质威胁。然而，那时不太容易预见到“新政”和“新秩序”的巨大区别。即使那些在纳粹统治下会失去大部分财产的人——像沃伯格家族这样富裕的德国犹太人——也没有立即领会到希特勒所代表的威胁。相反，他们相信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真诚的爱国主义将保护他们。

从选举的角度看，纳粹上台真像闪电一般。1928年5月举行了大萧条前最后一次普选，纳粹党只赢得了2.4%的大众选票，这使该党在帝国议会只获得12席。1930年9月，纳粹赢得18.5%的选票，获得107席。在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赢得不到38%的所有选票，在帝国议会意外地立即成为最大的党派，有不少于230席。这时，拒绝给予他们组建政府的机会确实很难，虽然总统冯·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小集团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正在忙于此事。不过，到1933年1月，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都被用尽。海因里希·布鲁宁、弗朗茨·冯·巴本和库尔特·冯·施莱克尔将军试图借助总统的紧急权力，不让议会多数党参与国家管理，他们连续几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作为纳粹和德国国家党联合政府的领导人，最终宣誓成为总理。

历史学家过去认为，大萧条是这次政治“地震”的主因。1929~1932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国经济产出实际下降了大约23%。通胀率从约4%下跌至–12%。就业率下滑了37%。注册失业人数从不到125万人攀升至超过600万人。面对这一经济“地震”，魏玛体系显得束手无策。事实上，被采用的通缩政策竟使危机恶化。民主系统在困境下开始瓦解，以至于1929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立法是通过紧急令颁布的。这么说来，自1930年以来，希特勒政府是第4个独裁政府。但历史依然迷雾重重：为什么德国爆发的大萧条催生了第三帝国，而其他国家的经济同样遭受严重打击，却维持民主政府和法治？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和美国的失业率几乎同样高，但美国人选举了罗斯福。在他担任美国总统的12年里，他只通过了两个很小的《宪法》修正案，而德国人选举了希特勒，他不但推翻了魏玛《宪法》，而且推翻了经过更长时间建立起的法治，剥夺了德国人的政治和民权，迫害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到被灭绝的地步，并发动了现代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

为什么德国对大萧条的反应比美国要激进得多，西格蒙德·沃伯格在纳粹夺权的决定时刻，写下令人难以置信的私人日记，日记里提供了一条线索。日记是一份吊人胃口的文件，因为日记写完后的某一时刻，不知道是谁小心翼翼地用折叠刀或柳叶刀，把某几句，甚至是一些整段裁剪掉。好在西格蒙德的日记有足够的内容幸存下来，日记对纳粹掌权提供了独到的见解，他这个高智商、好口才的德国犹太裔精英，恰好经历了纳粹上台的全过程。

纳粹思想的渗透

也许可以认为，西格蒙德·沃伯格有充分的理由对希特勒当选总理产生的影响感到悲观。20世纪20年代不止一次，汉堡早期的纳粹组织，比如德国民族党、铁锤联盟或者保护和进攻行动联盟，对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在凡尔赛和谈中发挥的作用予以攻击。早在1919年5月，汉堡证券交易所曾发生扭打事件，起因是一名保护和进攻行动联盟的成员开始散发反犹太人传单。马克斯·沃伯格被迫以诽谤罪将两份“右翼”报纸告上法庭——其中一份是纳粹的《民族观察报》——但判决的赔偿很少。1922年，合并后的德国大众保护联盟列出一份名单，其中有显赫的犹太人，包括马克斯；外交部部长沃尔瑟·拉特瑙的手下，当年7月，他本人在开车穿过柏林大街时被袭击，还有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马克斯侥幸逃过一次刺杀。警方建议马克斯·沃伯格搬家，并为其配备保镖，但马克斯认为最好干脆逃离公众生活选择出国，他首先（以假名）去荷兰，再去美国，他在那里待了数个月，并且行事低调。1923年11月8日，纳粹在慕尼黑策划政变，但以失败告终（所谓的“啤酒馆政变”），虽然汉萨联盟很少有人支持，但马克斯极度担心，他再度离开汉堡前往纽约，直到危机过去。他放弃去犹太礼拜堂，自己在私下里祈祷。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西格蒙德参政的决心。这是一个大胆的企图。

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激进的“右翼”局限于规模相对小的社会团体。但从很早就有迹象显示，纳粹的思想也能渗透主流的魏玛各党派。在汉堡，泛德联盟和新成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都采取反犹态度，并以此吸引选票。当马克斯·沃伯格请求保守的帝国公民委员会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冯·洛贝尔，抵制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的反犹主义时，洛贝尔予以反对，认为“公开抵制反犹主义将容易在我们当中招致反抗和分裂”。虽然德国人民党汉堡分支准备公开对反犹主义予以否认，但马克斯无法说服该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德国层面作出同样的声明，因为该党的南德分支有反犹倾向。

1919年3月，汉堡各商业联盟举行会议，马克斯坚持认为，“把国家放在心上的”犹太人能“支撑德国国家身份”，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与这个国家身份兼容的多元的资产阶层”，虽然他在自己的权力上让了步，这具体表现在他接受了他们认为的“居住在这里的德国犹太人”和从东欧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有明显区别”。极端“右翼”并不对这一区别很感兴趣。拉特瑙遇害后，马克斯努力去理解他们对所有犹太人不加区别的敌视：

所有不满的人，事实上都是铤而走险的人，并且正成为暴徒，你在他们身上只能看到贫穷和绝望。正是这种绝望……导致这种行为。父母在家向子女鼓吹仇恨，家庭不再是安宁之所，而（已经）成为错误说教的源头。由于误导产生改进（事态）、改变（事态）和动员全体的欲望，这使矛头轻易地指向少数族裔，所以自然就形成了反犹主义。当然最终还有《凡尔赛和约》，但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卡尔·赫尔费里希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右翼的同志们蛊惑人心，他们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

马克斯告诉他的朋友莉莉·杜·布瓦–雷蒙，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德国也面临危险，它将永远陷入二等国家之列，这些二等国家是犯过大屠杀的国家，除非现在就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一份公开抗议信中，他强调反犹主义与“东方野蛮”的联系，警告“内战心态”，并不遗余力地消除反犹的种种荒谬说法，比如“背后捅刀子”的传说，这些不实之说将德国在1918年的军事失败归咎于犹太人，说他们当年在国内煽动革命。

在相对小的汉堡犹太社区以外，针对反犹主义动员反抗的困难是激进右翼势力不会对汉堡大多数非犹太权贵阶层构成直接威胁。1932年，当反犹团伙袭击该城富裕的西区，并对鹿特鲍姆区的犹太教堂进行破坏时，富裕的非犹太人感到，这次袭击似乎没有他们在1918年年末革命期间经历的无产阶层对哈维斯特胡德区的攻击那样令人恐慌。不管怎样，1914~1918年战争目的与求和目的的争吵，已经使诸如理查德·克罗格曼、赫尔曼·保宁和马克斯·冯·辛克尔这样的非犹太裔汉堡商人，与新成立的祖国党中的早期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接触。同样的，马克斯·沃伯格对1918~1919年发生的事件或多或少持包容的态度，但对克罗格曼、保宁和辛克尔之流，他们对魏玛时期的“11月罪人”绝不会妥协。1919年，供“罪人”使用的汉堡国民俱乐部，明显是一个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的实体。精英右翼和小资产阶层右翼在很多方面是有区别的。当地纳粹党视自己在诸多方面是反资产阶层的党派，他们力求调动年轻人和失业人群，还有工人、公务员、店主和工匠，反对“实业家身上体现出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的生活方式”。虽然纳粹在富裕的哈维斯特胡德区和鹿特鲍姆区获得了较高比例的票数，仔细观察后发现，大部分西区投给纳粹的票来自低收入团体，他们住在相关选区周围不富裕的地带。但是，纳粹领导人很快学会弱化党内各级活动分子的激进情绪，以吸引德国的社会精英。早在1924年，汉堡泛德联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合并选举力量。两年后，希特勒首次被邀请去国民俱乐部发表讲话。1929年，当他第二次在那里演讲时，他将他的党描绘为“维护秩序的力量”。有证据显示，大约在那时，一些汉堡企业开始向纳粹捐款。更重要的是，汉堡精英开始认真对待纳粹，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伙伴。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董事、前总理威廉·库诺希望希特勒能助他再展仕途。1932年，汉堡商会4名成员公开支持希特勒，主张在希特勒、兴登堡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德·胡根贝格之间达成分权协议。把纳粹纳入一个保守政府（期望权力将缓和纳粹的激进主义）的想法，似乎也促使另一个汉堡商人组织加入威廉·开普勒的团队，成为希特勒的经济顾问。这些人并不是忠实的纳粹党党员，他们认为他们在和“反革命”打交道，很多地方像商业团体处理1918年“十一月革命”一样，力图尽可能地使汉堡经济远离难以预料的大众政治。不过，对于其他人，支持希特勒不只是权宜之计，尤其当希特勒成为总理后。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一辈，视政权变更是一次机会，它将使汉堡重回战前建立海军和殖民贸易的辉煌。有人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秩序，而其他人期待纳粹的文化革命，它将使德国焕发青春，而不仅仅是让时光倒流。汉堡权贵中只有极少数人正确地辨认出，1933年的“国民革命”比14年前的“十一月革命”，对该城传统整体的威胁要严重得多。

幻想破灭

特别是鉴于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叔叔在20世纪20年代的遭遇，西格蒙德可能会被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反纳粹的少数派一员，但他不是。事实上，他也受到诱惑，和他非犹太人的商业同辈们一起欢迎纳粹的胜利。早在1930年9月（他赢了对本月普选结果的打赌），西格蒙德认为，“让右翼‘极端分子’进入政府是正确的，就像工党为英格兰带来很多好处一样。他们一旦进入政府，首先将变得头脑清醒，然后会再度失去支持。”西格蒙德认为，“完全有可能使纳粹党人逐渐变得理智。我们的社会民主派也曾是不负责任的煽动者，今天几乎都变成了资产阶层，而且愿意妥协。”他没有轻易放弃这极具误导性的类推。西格蒙德后来承认，虽然他读过《我的奋斗》，但他“认为，书里没有包含一个可能发展德国的方案”。他曾“愚蠢和自满地”相信，这个政权“不会长久”。

西格蒙德清楚，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不只是对德国的犹太人。1933年2月27日——离希特勒宣誓不到一个月，就在这位自封的元首要求再次进行选举的前一周——沃伯格决定开始写日记，“过去几周经历巨大的政治动荡，一定会使犹太裔德国人感慨，对我自己而言，我感到整个人无法与我在大日耳曼的根割裂开来”。那天晚上，一个精神错乱的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尔·吕伯的砌砖工在帝国议会大厦放火，他是荷兰共产党员。纳粹指控这次纵火袭击是共产党政变的开场白，遂迅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德国共产党多位领导人，同时，禁止所有左翼报纸在未来两周出版，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这意味着3月5日的选举远不是自由和公平的。横扫一切的紧急令经兴登堡批准，根据紧急令条款的规定，纳粹党人和他们穿褐色衬衫的党羽能够不受惩罚地恐吓他们的反对者，还能同时主宰德国媒体。西格蒙德深知，希特勒作为总理已经滥用职权。他时刻想着这个关键问题：“新领导集体的反犹主义将使事态如何发展？”但是，他在极大程度上，宁愿对新政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

1933年3月4日晚，西格蒙德在广播里收听希特勒的讲话（可能是第一次）。他的反应是明显矛盾的。前半部分讲话给他的感觉是“煽动，攻击他的敌人，卑鄙地论战，到了施虐的地步”；但后半部分“充满纯粹的理想主义、强有力的积极性，话里透着真正的灵感和行动所需的不羁的意志”。从西格蒙德这一时期的其他日记里可以看出，希特勒传递的信息中有一些元素对西格蒙德产生了共鸣，后者一心想着德国需要激进的改革，以解决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缺陷。西格蒙德对纳粹选举胜利的反应也是矛盾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看重选举结果，因为纳粹只获得了不到44%的普选选票，好像不拿到绝对多数票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胜利（特别是鉴于政府党派享有的优势）。但以魏玛的标准，西格蒙德认为，这次胜利“超出所有的预期”。诚然，它是“一个靠许多滥用和恐吓手段，靠谎言和向群众许下邪恶诺言取得的胜利”。但它也是“这样一种胜利，人们必须承认它的理想主义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选举胜利”。“这股理想主义力量已经证明，它在纳粹运动中比在渺小的人类个体中更强大”：

如果要为选举结果寻找一个更具历史性的解释，那就是动态的一边和静态的一边的较量。年轻和热情站在动态的一边，资产阶级行业工会、战后的官僚体系和商界大亨则站在另一边。懒惰的资产阶层想要保留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舒适。他们有的是谨慎和经验，但他们的对手既没有看见果断的分析，也没有看出自我牺牲的斗志。动态的一边胜利了，现在必须显出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的前景是光明的……

换言之，纳粹承诺社会革命，这和西格蒙德的想法相契合，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汉堡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满感到心灰意冷，他的家族的老一辈人就是例子。

不可思议的是，西格蒙德甚至察觉出，新政权有可能允许德国犹太人制定自己的家规，就像新政权整顿德国中产阶级那样。要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将“一种倾向包容的能力与……精神上的肤浅和折中主义”相结合；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不用“是”或“不是”回答问题，而是用“也许”。如果犹太人不是这种“腐朽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群，这次政权变更对这些犹太人难道不是一次机遇吗（西格蒙德显然想着自己）？因为这些犹太人能“敏锐地分清‘是’和‘不是’，能分清公开承认和否认”。

也许新上台的这个人现在在雅利安人和犹太裔德国人眼中正是这一类人，这种犹太裔德国人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纳粹的反犹主义，他也会是一名纳粹。与此同时，他几乎要感谢这种反犹主义，因为反犹主义肃清了他身上的自大、轻浮和推诿，它创造了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在民众中的动态感觉，这些民众受够陈年问题的困扰，心力交瘁。

对沃伯格而言，“国民革命”似乎对德国犹太人中的某类人是一次机会，他们“针砭时弊、主张革命，充满活力和理想”，他们要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后者似乎在德国犹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重要的是，沃伯格难以抵御的是希特勒在国家救赎上许下的狂言。纳粹很明白如何把希特勒包装成俾斯麦的继承人，甚至追忆德国历史，以新改革时代的预言者自居。德意志帝国晚期民族主义如火如荼，对任何成长于那个年代的青年，包括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说，它带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大选后的日子里，西格蒙德赞许地拜读了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写的开创性著作《第三帝国》，他同意书中主张的“弘扬国民道德思想，使之作为所有生命的基础，而不以个人或人类整体意志为基础”。他迫不及待地推测，法德关系的难题需要“法西斯式而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解决办法。那么，纳粹的反犹主义又如何解决？他思忖道，纳粹是政治的暴发户，“即使是最得体的暴发户，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一开始就彬彬有礼，他有的不过是朝气、力量和前进、建设的意志”。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与暴发户的粗俗一样，一阵子就过去了。在这一点上，沃伯格（他和他亲戚圈子的人都如此认为）本质上误解了新政权的性质。他希望充满活力的年青一辈可以反抗臃肿的老一辈，但德国年轻人在希特勒脑海中的主要角色其实是炮灰。沃泊格希望在平衡的实力基础上建立欧洲和平新纪元，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决意发动战争，决意驱除1918年的“魔鬼”。沃伯格希望反犹主义是纳粹主义的附带现象，但是种族仇恨却是纳粹主义的核心。多年以后，当西格蒙德指责别人“异想天开”时，他不能忘记他自己对希特勒也有过自欺的行为。

其他人将在这种幻象中再过上5年时间。然而，直到接近1933年3月末，西格蒙德·沃伯格突然领悟到第三帝国的真相，鉴于他早前矛盾的态度，反思如此迅速是不可思议的。“德国有法西斯主义了，”他在3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一个大大的问题是，它是否会是好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它是想要秩序和公正，类似意大利实行的，还是接近莫斯科实行的，后者导致专断，导致残暴和不容异己。”起先，他还对此保持乐观，现在他视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在接下来的数天、数周乃至数月里，沃伯格愈加悲观，以至于他不久便开始考虑彻底离开德国。

是什么使他突然改变？简单地说是一系列事件。重要的是记住，1933年年初“国民革命”是如何真正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说，纳粹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尤其是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成员——攫取了胜利带来的机会，他们不但和左翼的政治对手算账，而且和他们长期最暴力敌视的对象犹太人算账。2月6日晚，冲锋队和其他右翼民兵团体，举着火把在汉堡游行，嘴里喊着“让犹太人去死”。根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游行队伍里有人公然“唱，让犹太人的血从他们刀下的伤口喷出”。虽然汉堡发生了几起袭击犹太人生意的事件，但这样的口号并未立即被付诸行动，即使在4月1日下令全德国抵制犹太人之前。但是，在公共、公民和经济生活中排斥犹太人却是即刻开始。早在3月14日——即使在国家通过立法开除所有犹太公务员以前——马克斯·沃伯格被新任市长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从汉堡财政代表团罢黜，后者是国家党人、船东理查德之子。一些汉堡的公司步克罗格曼后尘，请求马克斯辞去公司监事会的职务。这之后汉堡发生了政变，当地的纳粹借助柏林新政府的支持，要求参议院把汉堡警察的控制权交给纳粹，这是把帝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一致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预示着议会统治作为政治中心的终结。随着重要的《使能法》最终在3月24日——为取得2/3的多数票，该事件被放缓——被帝国议会通过，希特勒最终被“松绑”，他将完全依靠法令统治，无须理会帝国议会或兴登堡。独裁统治的第一批“成果”是一连串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激进措施。1933年4~10月，他们被禁止从事公务员、专利律师、国有保险机构的医生或牙医、任何岗位的公职、文化机构的董事，或者记者。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西格蒙德突然决定离开德国就可以理解了。暴力加上系统性的歧视，几乎一夜粉碎了他对纳粹统治性质缥缈的幻想。他不是唯一有如此反应的家族成员。西格蒙德流亡后，弗里茨的女儿英格丽德也随之仿效。其他人觉醒后，则有更加绝望的反应。1933年，卡尔·梅尔基奥死于中风，可能是害怕被国家秘密警察逮捕。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保罗·沃利克生下来是犹太人，但后来接受洗礼，并娶非犹太人为妻。他因无法再忍受歧视，于1938年自杀，他只是1933年后席卷德国犹太人社区自杀潮中的受害者之一。

决定移民

根据西格蒙德自己的说法，他流亡的决定是个人信仰突然完全改变的结果——这一启示性的时刻发生在柏林的德国外交部，这可是一个不可能的地点。西格蒙德后来告诉乔治·斯坦纳，1933年3月9日，他曾与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会谈，纽赖特是巴本任命的职业外交官，他将有近5年的时间在希特勒手下任职。

我说我对一系列事件深感忧虑，冯·纽赖特问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答道（为这次谈话已认真准备），虽然兴登堡年事已高，但他不是纳粹，如果像冯·纽赖特这样的人跟兴登堡说除掉希特勒，他会那么做的，而且有军队的支持。事实上，魏玛《宪法》里有一段话，如果总理违反基本的法律，总统有权采取行动。纽赖特答道：“你说得对。我很明白，兴登堡完全信任我，我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影响他，但这有风险，我不能那么做。从国家的角度，我还不被认为是可靠的。”与冯·纽赖特的会谈，对我来说像一次神秘的经历。我醒了，坐车回家后，我告诉妻子收拾行李。“如果冯·纽赖特承认我是对的，但又说他无能为力，我还能做什么？”

后来的作家重复这则生动的故事，但任何留存下的文件并没有提到这则故事。西格蒙德的日记里没有记录过和纽赖特的会谈，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发生：纽赖特这位来自施瓦本的贵族是西格蒙德父母的近邻，在西格蒙德童年时期，常到乌亨费尔斯做客。不过，有证据显示，去纽约出差，加上德国反犹势力的高涨，促使西格蒙德把妻子和孩子送往伊娃父母在瑞典的家。这发生在西格蒙德回忆与纽赖特进行会谈的3周以后。

1933年3月27日，西格蒙德详尽地阐述了他如何反抗德国现在猖獗的反犹主义，包括和马克斯·瑙曼的一次会面，后者是亲纳粹的犹太人，他组建了德国国家犹太人联盟。历史更久的德国犹太教公民中央联盟就这一主题发表声明，沃伯格批评该声明“缺乏热情”，他规劝瑙曼和他在纳粹运动中认识的其他一些人，“激进的反犹主义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作出种族的诊断，不可能执行种族的鉴别，每一个关于纯种人的假设都是虚假的，道德上形成不能包容的品性，鼓吹一种建立在血统成分上的共同生活，而不是建立在充满力量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力上）”。这种论调显然不能招来太多支持，马克斯让西格蒙德去纽约见他们的亲戚和在库恩–洛布公司的同事，西格蒙德欣然答应。但他不放心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德国，鉴于纳粹“过分之举”所带来的威胁，如果威胁进一步升级，可能危及他们的安全。再加上伊娃想探访她残疾的母亲，这些是她几天后带孩子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原因。西格蒙德也劝他母亲离开德国，并把她送往瑞士的亲戚家。

沃伯格非常明白，这些仓促的安排也许意味着一次重大诀别。他想“当我们返回德国时，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还能像我们离开时那样”：

没有什么创伤或冤屈可以破坏一个人在德国当家做主的感觉，但当这个人的工作、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被剥夺时，他也许必须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像19世纪中叶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们在他们离开祖国时所作的，不是为了放弃与祖国的纽带，相反，带着喜悦和恢复的力量，为祖国和它的重生而奋斗。

这里提到的是1848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沃伯格预订前往纽约的头等舱时，他绝不是追随卡尔·马克思的脚步。无论如何，他被美国吸引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可能动员沃伯格家族的美国分支——尤其是吉米，他认为吉米在1931年危机期间是潜在的盟友——抗衡马克斯对汉堡公司的管理（在西格蒙德看来是管理不当）。然而，他向岳父表明，他离开德国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政治。选举暴露出德国保守右翼的弱点，突出了“激进分子”的“虐待情绪”，增加了“丹顿与罗伯斯庇尔对决的概率（希特勒相当于米拉博，戈林相当于丹顿，戈培尔相当于罗伯斯庇尔）”。西格蒙德之前批评“德国资产阶层的失败、它的惰性、拜金主义和怯懦”，自大选后他对“德国人民群众的粗鲁和残暴”深感迷茫，特别是抵制犹太人运动，这是“有良知的犹太人在心理上或物质上所不能容忍的”。“我已经开始考虑移居。”他坦言。纳粹有意管理德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消息，使他对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愈加感到“羞辱”，他坚信自我放逐——在必须逃亡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希特勒的野蛮群众偃旗息鼓，恐怕需要很长时间，”他在跨大西洋的航行中思索着。“在这期间，最爱国的人……通过在海外奋斗，将为他们的祖国做得更多。”

但移居到哪里呢？显然美国是一个选择，它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西格蒙德待的时间最长的海外国家。他于4月6日抵达纽约，不清楚他是否明确讨论迁往纽约的可能性，但这似乎很有可能。莫蒂默·希夫也许愿意让他担任合伙人，或者至少去库恩–洛布公司工作。5周后，正当西格蒙德的旅程接近尾声时，他的助手从布拉格打来电话敦促他“不要回家”，西格蒙德已把业务迁到布拉格，以避免纳粹窃听电话。问题是，1931年《静止协议》使沃伯格家族在德国有大量资产持续被冻结，该协议规定暂停偿还德国在大萧条前获得的外国贷款，吉米·沃伯格和库恩–洛布公司的其他合伙人都不想让西格蒙德放弃他在德国的岗位。他是德国家族企业中值得信任的一员，他们希望这个人能和新政权开展业务，不只和亚尔玛·沙赫特，后者现在又被推上帝国银行的行长（他之前为抗议“杨计划”辞去该职，该计划旨在调整赔款时间，得名于美国商人兼总统顾问欧文·D·杨）。如果西格蒙德移居，一切希望将变成泡影。他的助理警告说：“沙赫特不在场时被人算计……纳粹中的布尔什维克派系日渐强大……如果美国的银行在下周，能以60%或70%的折扣出售在德国的贷款套现，即使事态不会恶化，西格蒙德也强烈敦促它们这么做。”（吉米·沃伯格冷酷地形容这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第二个可能性是瑞典。西格蒙德在去纽约前，明确询问过岳父，自己在斯德哥尔摩是否有位置。菲利普森的回答坦率且带有恭维。在那种形势下，经济阴影开始笼罩瑞典，对“一个有你这种资历，特别是在纽约和伦敦有极广泛人脉关系的人”，没有合适的位子。第三个可能性当然是英格兰。鉴于西格蒙德后来在伦敦的成功，而伦敦是他的第三个选择，这也许会令人惊奇，伦敦甚至是排在阿姆斯特丹后的第四个选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得不被岳父说服考虑伦敦的可能性。1933年5月，西格蒙德曾在英格兰短暂停留，菲利普森富有预见性地说，沃伯格具有“可以令你取得在德国同样成功的素质，在此之前你有多少位富有天赋的移民同胞取得过成功”：

你熟谙英国商业生活中英国人的特殊心态。我认为，果断的作风适合你，你熟悉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对人要公平和慷慨……虽然你不是体育健将，但你在金融城总是受到朋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你是德国犹太人的事实，不论在开始或以后都不会被人遗忘，但你有关系、经验，并擅长外交事务（英国事务）。我有一种感觉，你可以成为那种愿意利用好自己优势的人，起码不会让优势贬值，你也很快会被英国精英阶层所接纳。

西格蒙德收到信后过了几天，似乎要将他所面临的抉择拟人化，他发现自己坐在从伦敦去哈里奇的火车上，他将在那里乘渡轮返回欧洲大陆，火车上同行的不是别人，正是玛琳·迪特里希和沙赫特本人。帝国银行行长力图向沃伯格保证，德国新一代领导人会“讲理”，尽管他们现在都带着“固执和野蛮”。但沙赫特对希特勒的热情，只不过确认了沃伯格对希特勒的印象，虽然希特勒充满“新鲜与活力”，不过却“极端不可靠”。现在，沃伯格相信，只有“很糟的经历，才会让纳粹回归情理或者警醒他们的追随者”，他预计这一过程需要“4~8年的时间”。因此，他必须移民，但一定非得是伦敦，而不是纽约吗？“英格兰总是重在内部的静谧、坚毅和安全，”他在东行的火车上写道，窗外是东安格里恩单调的景色，“但美国经济更健康、更强大，而就是在这方面，英格兰近年败下阵来。”同时，临近的欧洲大陆正朝着经济和政治的“巴尔干化”发展。不清楚这一趋势将如何影响大英帝国，但明显的三个主要的受惠者将是“欧洲以外的三大帝国，即美国、俄罗斯和日本”。

沃伯格后来提到连夜迁移，虽然听起来很浪漫，但他又在德国待了一年。在这期间，他不停地出差——两次去伦敦、柏林，一次去法兰克福、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和巴黎。不过，他继续在汉堡办公。直到1934年3月，他还在权衡法西斯主义的利与弊：

法西斯专政……表面上有很大的吸引力：街道干净、列车准时、乞丐很少、房屋整洁、制服笔挺、列队威武、行进整齐划一。表面上很好，引人侧目，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赢得肤浅的大多数人。但独裁者不会问，国家会怎样，他们的支持者赞叹目前的成功，却不问最终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因此，结果经常是经济上入不敷出，《宪法》上出现一个领导、大众被领导，但在这两者中间毫无领导力可言。

沃伯格预言，德国“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而且在精神追求上急速下降”，这将最终导致“道德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战争？”这个问号是巨大的。不过，他对德国的武装速度，尤其是德国空军装备建设的速度观察得越多，就越确信战争将是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的最终目的地。沃伯格现在认为希特勒“只靠有组织的暴力创建和统治一个帝国，他没有任何更好的精神品质”。沃伯格已经察觉出希特勒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主要问题是：在德国经济被高速军备拖垮前，西方民主国家会不会向希特勒屈服？他敏锐地总结道，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由纳粹政权挑起的一场战争，作为由自己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出路，这样的一种冒险不可避免地将以“灾难”收场。

与此同时，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没有减弱的征兆，相反，到1935年，用沃伯格的话说，正朝着“反犹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他逐渐看出，希特勒的意愿是要“消灭犹太教”，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依靠群众支持。虽然沃伯格在1934年4月正式成为英国的外籍居留者，但在那之后又过了几个月，他和妻子才最终决定移民，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们的目的地还是未知数。伊娃·沃伯格显然倾向于巴黎。但是，她的丈夫越来越想在伦敦开创一番事业，他现在发现自己有40%的时间是在伦敦，虽然这违背他自己的期望。

成立新公司

西格蒙德在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处新家时，他想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动荡的时代，最佳的商业机遇在哪里。也就是在此时，沃伯格得到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顿悟之一。他对马克斯以及M·M·沃伯格公司的其他高级经理的失望之情，到这个阶段是无限的。西格蒙德已经放弃改革费迪南德街行事方法的所有希望，无论如何，随着德国走向毁灭之路，再一味要求改革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为M·M·沃伯格公司效力，基本上意味着减少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非流动性——1931年危机遗留下的产物——这份工作既得不到感谢，还吃力不讨好。相比而言，西格蒙德开始意识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意可做，它源自大萧条后非常复杂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资本和外汇管制在全球扩散，被冻结的账户和法定货币纠缠在一起令人困惑，这让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司很难开展它们的传统业务。它们最需要的就是金融的专业知识和建议，沃伯格把这种需求称为“斡旋”（他马上补充道，“其意思是广义的、有建设性的调解”，他料到这一提法毫无疑问会遭到库恩–洛布公司人的怀疑）。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在国外寻找这种业务”的机制。这需要富有经验的人，而非大笔资金。那是“高素质的中介活动”，沃伯格这样总结他脑海中的这个商业模式。这在垂死的欧洲金融模式中，被证明是开创性的。

为这个模式找一个可行的载体是一个挑战，它将利用沃伯格的品牌和网络，而又不用对汉堡的“卫道士”负责。沃伯格再次体现出他天才的一面。首先，他争取弱化甚至切断M·M·沃伯格公司与它在阿姆斯特丹的分支沃伯格公司的联系。同时，由于汉堡的公司想为一部分资产设立离岸“避风港”，他试图找到利用伦敦出现新局面的办法。1933年年底，沃伯格家族与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的董事长保罗·科恩–斯派尔（他是马克斯已故的妹妹奥尔加的丈夫）合伙，创建了招商和综合投资公司，它是伦敦的一家小型信托公司，资本金只有84000英镑，旨在为汉堡的家族公司担当离岸“流动性储备”和临时落脚点。正式说来，它是阿姆斯特丹沃伯格公司在伦敦的投资实体，虽然前者本着投资目的，但有义务遵循被动投资战略。到1935年，沃伯格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管理招商和综合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上，并将它视为一种“储备储蓄银行”。虽然这很有必要，但并不足够。1934年，阿姆斯特丹的沃伯格公司与柏林人贸易公司合伙，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荷兰国际集团。这家新公司随即在伦敦成立第二家分支——“一家新兴且更具活力的金融中介公司”——它将由一小部分英格兰投资者共同拥有。为避免“产生排外情绪”，沃伯格最初只作为有关各公司的顾问“代表”。但显然，他的意图是要成为这家新金融调解公司的推动力，不过，这家分支机构的名字却反常得不起眼，叫新贸易公司。

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它从一个想法，成长为逐渐被同时代人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并逐渐执行投行交易。但事实上，它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财务咨询，随着企业客户应对20世纪中叶纷繁复杂、过度监管的国际经济，该公司将为它们解决难题。

新贸易公司不只名字低调，而且办公室也不大，只占据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在威廉国王街办公地点的两个小间，威廉国王街穿过市中心的金融城，位于地铁“银行”站和“纪念碑”站之间。起先，公司什么业务都做，包括自营股票交易，协助英国公司在美国发行股票，组建棉花财团购买价值被低估的纺织企业的股票，并管理沃伯格家族各成员的资产。西格蒙德的美国堂兄吉米对这一新的安排干脆持怀疑态度。“你要么为阿姆斯特丹的公司效力，由那里支付报酬，”他在1938年10月致信西格蒙德，“要么在伦敦为新贸易公司效力，由它支付报酬。”在吉米看来，“目前的状况对你、对公司都不利”，他向马克斯·沃伯格也说过多次。“我继续说，”吉米向西格蒙德推心置腹：

我……说，我认为你的创业精神需要一个不同类型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家族企业，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像现在这样的安排，一方面阻碍你施展才华，另一方面对你热衷的事务很难控制。我说，我认为你在一家管理优良、纪律严明的组织里，会是一名值得尊敬的同事，但如果你自己在伦敦一家没有纪律的组织，将变成一个危险的家伙。

这一坦诚的批评只说对了一半。西格蒙德·沃伯格事实上急切地想摆脱汉堡家族钳制的手。作为独立经营者，他离“令人危险”还差得很远。相反，他对1931年马克斯遭受惩罚记忆犹新，因此变得格外谨慎。他知道罗斯柴尔德的商誉是不可估量的资产，他小心地不去“得罪潜在有敌意的第三方”。与此同时，他坚持使该公司的资本“有很高的流动性”，尽管这样成本不菲。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家服务型公司，没有巨大的风险，因此利润稳健而不至于令人兴奋”。最重要的是，从公司初创起，西格蒙德就把公司成本降至最低，并引以为荣。但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公司只有一年派过股利，其利润被放进隐蔽的资本公积科目中。1935年，瑞士的布雷托尔公司被劝说投资6万英镑，这样新贸易公司的法定资本就达到25万英镑，其中实收资本达到17万英镑——以今天的钱衡量大约有5200万英镑 [1] ，这对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是不小的一笔数。（为便于比较，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克兰沃特父子公司，1935年其合伙人股本达到320万英镑。）沃伯格的风险厌恶政策意味着，当伦敦股票市场在1937年出乎意料地下跌时，公司的亏损被限制在12000英镑。

[1] 为了合理计算出这相当于多少今天的英镑，我倾向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分母，而不是用价格指数。

迁居英格兰

沃伯格对德国的爱和对英格兰的未知，让他在某些方面渴望移民。放弃积累的财产，开始一种新的、更简单的生活。他根深蒂固的禁欲主义被这种想法深深吸引。他欢迎“目前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终结。丢弃“物质和舒适”将是一种福气——只要你的理想主义足够强烈——那将导致“精神价值的升华和更新”。他在1933年表明，“我们应该喜悦、坚定地为一种好的共产主义作准备。”“伟大的资本主义个体化和巨大的阶级差异”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为“社会主义化的小资本主义”让路。他迫切地期待“心灵可以在一个新式宗教的社会里得到新的发展，远离政治的老套，远离传统评价的老套，远离教堂的老套，走向一种新的简单和本质”。但从两方面看，这又是一种幻想。首先，我们将看到，当沃伯格一家迁到英格兰时，他们不是生活在贫困中，虽然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要比在汉堡、柏林或纽约俭朴得多。其次，在1939年以前，这次流亡并未断绝与沃伯格出生地的频繁往来。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西格蒙德·沃伯格从未与德国完全失去联系。例如，他与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阿布斯保持联络，并经常去汉堡和柏林出差。没有证据显示，返德期间他受到纳粹政权的骚扰。

沃伯格以前的生意伙伴现在实际上当了希特勒的经济幕僚，他又如何评价这些人呢？在一份1941年起草的重要备忘录中，他试图理解纳粹统治下众多德国商人采取的“中间立场”，这一立场的特点是，“资本主义阶层的重要倡导者们，为保持他们的物质和社会地位，愿意完全摒弃自己的自由派传统”。那些身处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矛盾中的人浑然不知，沃伯格讥讽地说他们是政治的“两性体”，但他们其实更危险，因为他们表面上比那些纳粹“罪犯们”更有名望：“因此有许多德国经济领袖并不视自己为纳粹，却成为纳粹最有效的帮凶。”他特别指出，这些人包括联合钢铁厂董事、工业家阿尔伯特·沃格勒；通用电力公司董事赫尔曼·布赫；安联保险公司的库尔特·施密特；钾肥辛迪加的奥古斯特·迪恩；钢铁大亨弗里德里克·弗利克。沃伯格观察到，这些人有一点是共同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有时与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犯下的罪行保持距离，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阻止纳粹政权的事。相比之下，沃伯格几乎可以原谅弗里茨·蒂森，后者在1933年以前曾慷慨地资助过纳粹，等他意识到暴君希特勒的本性时已经太晚，不过随即与希特勒决裂。

先见之明

1933~1939年，大约有25万名像西格蒙德·沃伯格这样的犹太人从德国移居英格兰，有更多的人去了美洲、巴勒斯坦、远东和其他目的地。但也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犹太人留下了。马克斯·沃伯格没有走，他决定不离开他热爱的德国，并强烈批评西格蒙德离开德国的行为。由于马克斯的原因，西格蒙德很难成功说服他的沃伯格家族的亲属在德国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斯·沃伯格被排除在德国经济生活之外，他徒劳地与之抗争了将近5年，他和M·M·沃伯格公司的其他董事曾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但马克斯被这些公司一个接一个地逐出，包括拜尔斯道夫股份公司、嘉士达百货商店、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以及布洛姆与福斯公司。他被迫从商会退出。M·M·沃伯格公司也被从帝国贷款联盟中逐出。1938年，马克斯最终向不可避免的大势低头。鲁道夫·布林克曼和保罗·沃茨这两位非犹太裔高级雇员和一些德国及外国的机构成为家族银行的法人，虽然直到1941年，公司才真正改名为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从西格蒙德的角度看，在“财产充公”问题上的争执证明，当1931年危机爆发时，他曾主张将家族银行出售给柏林人贸易公司的建议是正确的，当时银行的国际网络和商誉仍有一定的价值。为满足所有意图和目的，该银行现在不得不被贱卖，原本卖价可以更高 [1] 。对西格蒙德来说，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保证荷兰沃伯格公司的独立性。私下里，他将汉堡企业的债务一笔勾销。1938年12月，西格蒙德将乌亨费尔斯儿时的家出售，毫无疑问这使他内心悲痛不已，但找不到任何表达痛苦的记录。他母亲现已栖身于瑞士的疗养院，随后将在英格兰与儿子及家人团聚。

事实证明，沃伯格在正确的时间采取了行动。那些选择在纳粹德国居住的家庭成员，付出了更大的感情代价——1942年，当西格蒙德带儿子去看自己的姑父奥托·考拉时，年轻的乔治不敢相信眼前所见，考拉最终在1939年逃离德国。考拉曾是一名法官，曾被纳粹青年暴打，大学住校期间也曾因决斗在身上留下伤疤。由于想着将要从他热爱的德国流亡，“他眩晕得可怜……心不在焉地拖着脚走，精疲力竭”。对于马克斯·沃伯格而言，他推迟离境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刻。据说，他留在德国是出于天真的想法，他相信通过他对沙赫特的影响，他能够保留家族企业的独立性。事实上，在马克斯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流露出这种印象。当然，他作为犹太商业领袖之一，愿意设计出某种方案，以缓和纳粹反犹太人的经济歧视，这样的人还包括维多利亚保险集团的埃米尔·赫茨菲尔德、柏林私人银行门德尔松公司的鲁道夫·洛布、乌尔斯坦出版社的汉斯·谢弗 [2] 。奥托·瓦格纳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于1933年4~6月，短暂地担任过帝国的经济代表，马克斯在与瓦格纳的一次非正式会谈中，甚至表达了支持禁止东欧犹太移民进入的想法，并从政府部门逐渐驱逐犹太人的想法。埃米尔·赫尔费里希是卡尔·赫尔费里希的弟弟，前者是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亲纳粹的董事会主席，1933年8月，马克斯询问埃米尔，是否：

有可能与纳粹党达成某种协议。埃米尔完全同意，犹太人不能再活跃于政府、不能再领导大型企业，但仍要给予他们某些权利。犹太社区的痛苦是非常深的……应该至少试一次，与主要的纳粹党人进行探讨。埃米尔认为，犹太人现在愿意全面让步。

1937年8月，马克斯·沃伯格与党卫军上校威廉·斯图卡特会面，后者是内政部的助理国务卿，并强烈反对犹太人。两人讨论了“推动犹太人离开德国”的种种方法，马克斯在这一问题上给斯图卡特写过一系列备忘录。但是，应该公正地评价马克斯，作为德国犹太人援助联盟的主席，他的主要动机是尽量帮助其他德国犹太人离开德国，并将他们的存款汇出。他为巴勒斯坦信托公司提供融资，根据1933年纳粹政权和英国巴勒斯坦银行达成的《转移协议》，该信托公司得以将移民的资金转移至巴勒斯坦。1935年，马克斯和他小弟弗里茨提议组建一家“清算银行”，允许希望移民的德国犹太人随身带走至少一部分存款（上缴纳粹惩罚性税后的余额），交换条件是帮助德国出口融资。由于美国反对、德国改变主意，该计划流产。然而，经过他们持续的努力，几千名德国犹太人在1936年上半年，得以随身带走不超过5万马克（约2万美元）去巴勒斯坦。在德国留守，这两位年长的兄弟 [3] 现在面临巨大风险，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地去找他们的美国亲戚。当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后来被称为“帝国水晶之夜”的大屠杀时（1938年11月9日），第二天清晨，犹太教堂和商铺的碎玻璃遍布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的街道，事实上，马克斯·沃伯格那时正在美国看望女儿蕾娜特。只有当弗里茨·沃伯格被捕并被关进汉堡附近的富尔斯布特监狱后，马克斯才被成功劝说不要返回德国。科尼利厄斯·冯·贝灵博格—高斯乐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与沃伯格家族有联系，由于他的介入，弗里茨·沃伯格两周后出狱，1939年5月，弗里茨和妻子安娜被允许迁居至安娜的出生地瑞典。

至此，沃伯格家族长期对德国尤其是对汉堡的影响力和投资、感情和慈善贡献，已完全被摧毁。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及时移民，西格蒙德的近亲中没有一人被纳粹杀害，在这方面，他们比数百万名其他欧洲犹太人要幸运得多。另一方面，西格蒙德·沃伯格早在1939年以前就非常清楚，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必将把欧洲拖入一场新的战争。他比大多数人更早明白，这样一场战争对德国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并且对所有欧洲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1939年1月，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这位独裁者预言战争爆发后犹太民族将在欧洲灭亡，3个月后，西格蒙德草拟了一份极不寻常的备忘录，他警告说：“有效的政治宣传，加上一个8000多万人的国家，方向松散地以希特勒的意志为转移，势必将毁灭犹太教”：

每当德国感到一个国家有反犹倾向时，（在慕尼黑的犹太人问题调查）研究院就提供免费的伪科学论据，针对每个国家特别改编，全部假设这些国家的崛起和恢复，只有通过铲除人口中的犹太人才能实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就是这样，这样的情况将会发生在希特勒影响范围内的每一个国家……今天，直接在德国压力下的犹太人有125万人，明天有可能是420万人（加上罗马尼亚和波兰）。苏联有245万犹太人，该国的犹太人问题像一个谜，就像苏联这个国家本身一样。

1933年，西格蒙德还不是特别有先见之明，虽然他很快就改正了他起初对希特勒政权的误解。然而，能够预料到1939年大屠杀的数量，并把希特勒说要杀人的话当真，那可实在是有远见。

[1] 甚至到1933年，该银行仍有资本金1800万帝国马克、总资产为1.2亿帝国马克。财产充公过程中，据说净资产有1160万帝国马克（不到500万美元），但实际被出售所得降至640万帝国马克。另有300万帝国马克被扣留作为对该行的“息事宁人费”（不日被清算）、85万帝国马克支付帝国资本外逃税、100万帝国马克支付充公费、122.1万帝国马克支付犹太人财产税、45万帝国马克支付移民税。还有120万马克被转移至德国在荷兰的一个冻结账户，并收取90%的手续费。各种扣减的合计事实上超过该行声明的净值。大约有30家德国犹太人开立的银行遭受相同的命运，还有更多的银行干脆被清算。

[2] 1933年初夏，这几个人与一些非犹太裔商人会晤了两次，这些非犹太裔商人是：巴斯夫公司的卡尔·博施、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特、卡尔·弗里德里克·冯·西门子，以及联合钢铁公司的阿尔伯特·沃格勒。他们还希望安联保险公司的库尔特·施密特加入，但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使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3] 1938年，马克斯已71岁，弗里茨已59岁。

第5章　与敌人交易

《如何当一个外国人》，这是一本由匈牙利幽默作家乔治·迈克斯于1946年出版的书。

对英格兰的失望

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39年4月成为英国臣民，这之后不到5个月，英国就面临它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威胁正好来自西格蒙德的出生国。他加入英籍，也是很矛盾的。英国收留了他，册封了他，但在某种程度上总视他为外人，并视他为金融城俱乐部潜规则的破坏者。他选择了英国，但总认为它已过了巅峰状态，是一个否认其没落的帝国。正如我们已看到，当考虑移居何处时，他开始时倾向美国，而非英格兰。处于衰落过程中的英国具备“内心平静、大国风范、泰然处之”的特点，这些也许令人羡慕，但美国“更健康、更强大”。英国的君主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角色，沃伯格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当乔治六世登基时，沃伯格逃离伦敦，用他的话说，因为他“非常厌倦老一套的欧洲，并且厌倦我们周围非自然的惯例和义务”。沃伯格清楚地感到，他已迁居到一个腐朽的社会。

他对战争期间“英国人卓绝的勇气和纪律”印象深刻。他惊叹于英国人面对丧失亲人展现出的自控，那不是“由于缺乏感情，而是由于某种宗教的纪律，这种纪律让人能够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然而，这些优点被两个严重的缺点掩盖，第一个是长期的效率低下。从很早的阶段起，西格蒙德就非常怀疑被后来一代人所称的“英国权贵阶层”：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那种糟糕的类型，极度喜欢吹牛、摆架子，既不用智慧，也不用心，但他们只有一样资产，如果它能够算得上是一种资产的话，那就是正确的礼仪”。他在战时的日记里，多次严厉斥责“高层的意志力广泛瘫痪”。他抱怨道：“仍有太多‘朽木’混迹在各个政府部门、国有公司、重要工业公司、交通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生活的其他很多领域”。他们“对速度和胆识缺乏足够的理解，而这二者至关重要”。与效率低下紧密相连的是权贵阶层的社交性，它的表象是“对可能因强硬和无情的措施使个人或社会关系受损，显示出极大的懦弱以及缺乏勇气”。沃伯格最不喜欢他的接收国的方面就是这种“校友关系网”：

某一群男性掌管一些主要机构，一旦其中一人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放弃他的职能，他的位置就被他的同事取代，指派的那个人一定要和其他人合得来。这套体系当然不能被形容为腐败，因为不存在金钱贿赂，但是这样的关系网形成这样一种机构，在那里，年轻人和有进步思想的人极难获得可以负责任的岗位。从圈内人的观点看，上述那帮人最善于投机取巧，那些倾向于绥靖或最少抵抗的人，获得成功的职业生涯的把握最大。

沃伯格不止一次指出，效率低下和“圈内主义”的种种特征，是英国公民服务的主要瑕疵。但是，他同样对他在伦敦金融城里遇到的私营机构持批评态度。到1942年，他建议对英格兰银行的治理进行全面改革，这完全符合他的特性：

英格兰银行行长及各位董事……应当由英国财政部聘任，不应该由金融城的代表们选举。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当然应当包括一批富有经验的银行家，但大部分成员应该是工业家、行业工会会员、会计和经济学家。其结果是，英格兰银行将成为英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它将刺激商业和社会发展，而不是变成被动的堡垒，正像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那样……至于英格兰银行的实际政策，其主要目标应是在繁荣时期阻止通货膨胀，在萧条时期阻止通货紧缩。但很遗憾，在战争爆发前的20年，英格兰银行正好背道而驰，它在繁荣时期允许过度投资，而在萧条时期却通过限制信贷投放强化了危机。

在这个集团内部，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因素。社会精英阶层排斥大众的加入，我们所有人往往对他们表示反感。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沃伯格在金融城并非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局外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从权贵阶层彻底改革的收获比想象中的要大打折扣。他对英格兰的矛盾心情，不是出自一个暴发户或者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下感到不自在，而是来自一个仰慕者，他失望地发现他钟爱的对象正走下坡路。正如艾赛亚·柏林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太多年，但沃伯格“还是深深地迷恋英格兰，但在某个阶段……他放弃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全部希望，其衰落缓慢并带有尊严，但仍旧不可避免。这一点他曾跟我说过很多次”。

新团队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对他的接收国存有怀疑，但新贸易公司多年来都带着明显的英国印记。该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安德鲁·麦克费迪恩爵士，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财政部官员和政治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德国金融领域的专家，他先后担任后凡尔赛赔款委员会秘书、道威斯委员会秘书，以及设在柏林的收入监控署署长。1925年，麦克费迪恩因公共服务而被封爵，他是残余的国家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始终是忠实的自由派 [1] 。这就是英国值得尊敬的地方，再加上她的智慧与勤奋——即使沃伯格私下里不信任麦克费迪恩“自由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以奇怪的方式涵盖了体面、宏观、惰性和空想”。一位同样给予新贸易公司深刻英国烙印的重要之人，是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哈里·O·卢卡斯，他与沃伯格一样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卢卡斯的母亲姓戈德斯米德——但他无论在教育还是礼仪上都属于“老伊顿帮”。直到战争爆发，卢卡斯辞职加入经济战争部，公司才又雇用了（正如沃伯格轻蔑地说的）其他多位“伊顿校友”。在一次公司的午餐上，卢卡斯的谈话如此傲慢，竟招致清醒的苏格兰人麦克费迪恩的抗议。

然而，在权贵的外表之下，公司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中欧核心，成员们在态度上意气相投，甚至在性格上都相当接近西格蒙德·沃伯格。沃伯格生命中的一次关键时刻是首次遇见31岁的海因里希·格伦菲尔德。后者移居英格兰后，改名为亨利·格伦菲尔德，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可能成为伦敦金融城招募的对象。他生于普鲁士省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但在柏林接受教育，年仅20岁就接管A·涅德斯德特——他父亲的公司——的运营，并在德国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10个年头。该公司生产钢管和结构型钢铁，是位于西里西亚的格伦菲尔德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家族企业还包括巨大的俾斯麦钢铁厂。1926年，年轻的亨利因成功捍卫俾斯麦钢铁厂而声名鹊起，那时它的竞争对手曼内斯曼和蒂森试图利用德国和波兰之间引入的关税击败亨利，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的东部被割让给波兰，所以，俾斯麦钢铁厂的大部分资产位于波兰。这一争执显示出格伦菲尔德出众的谈判天赋，随后，他代表钢铁工业与贝鲁宁政府就后者的强制减价政策进行谈判。1932年，格伦菲尔德在德国境外被广泛认可，因而被任命为西班牙领事，虽然纳粹拒绝批准这一任命。

正如格伦菲尔德自己经常说的，他生命中决定性的时刻是1934年4月，他被布雷斯劳的国家秘密警察逮捕，这“极大地改变了他对生命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观点”。（“目睹了许多人缺乏勇气，在那以前，他们表面上是我的朋友，”他后来写道，“我再也不以表面现象来评价某人。”）几乎纳粹一掌权，他和他的父亲就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纳粹让他们交出公司的管理权，就像在汉堡一样，充公化过程是由公司内部员工中的机会主义纳粹分子主导的。最初，柏林的压力比布雷斯劳的压力更严重，这促使格伦菲尔德和他父亲干脆把业务中心转移到西里西亚。但是，在德国多处地方风起云涌的革命氛围下，在纳粹夺权和党卫军清剿——又被称为“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之间，他们受制于当地的秘密警察。4月20日，格伦菲尔德被捕入狱3天，并侥幸避免被送往集中营。他的谈判技巧对他而言从没有如此重要过。他强调作为西班牙领事的权利，终于获得在法官面前申诉的机会，法官判他应予以释放。格伦菲尔德现已结婚，儿子尚且年幼，他没有浪费一分钟。取回被秘密警察没收的护照，他前往伦敦——就像沃伯格在他之前那样做的——寻求其他职业，但6周后返回，一无所获。他朋友的朋友是柏林一家小型银行的经理，名叫霍斯特·乌尔里奇·瓦格纳·冯·卡滕伯恩，后者想出了答案。通过他，格伦菲尔德被引荐给艾尔弗雷德·霍尼格曼，后者是荷兰国际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该公司是新贸易公司原来的股东之一。霍尼格曼听说新贸易公司需要有工业背景的人，他邀请格伦菲尔德与沃伯格在海牙的印第斯酒店会面 [2] ，日期是1935年3月17日。

格伦菲尔德无意在沃伯格手下做事。他倾向于在伦敦设立自己的公司。但他缺少沃伯格拥有的国际金融网络。他的家族的财富完全集中在德国，因此受到纳粹政权无情的劫掠。1934年，格伦菲尔德意识到，如果他移民，能够带走的财产微乎其微。首先，根据充公计划，他和他父亲的财产是以他们公司在1898年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被买断的。然后，还须支付25%的帝国资本外逃税。这之后，余额被转换为所谓的冻结马克，只能以约10%的官方汇率兑换为外币。正如格伦菲尔德后来回忆的，这样所剩的是“35年前公司价值的7.5%”。他不得不再次讨价还价。最终，经过数月拖延，柏林政府同意允许他用冻结马克购买机械工具，价值约5000英镑，并将商品出口至英格兰。格伦菲尔德还要向一位有经验的机械工具出口商支付佣金，拿到手正好4000英镑。因为有家要养，他只能拿出一半的资金作为自己新公司的资本。因此，起先，他和沃伯格只是合并双方微薄的资源。新贸易公司投资200英镑，占格伦菲尔德的公司的10%，他和沃伯格挤进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狭小、相邻的办公室。经卢卡斯和贴现经纪人理查德·杰塞尔的建议，格伦菲尔德的公司有了一个英国名字：波特曼·希尔公司。海因里希改成了亨利。他尽其所能接揽新业务，维持了两年后，才同意和新贸易公司合并。没有沃伯格的关系网，独立生存过于脆弱。

尽管他们两人有相似的背景，都来自德国犹太人商业领域，都有被迫流亡的经历，但格伦菲尔德与沃伯格从外表上看有很大的不同。格伦菲尔德在新贸易公司刚开始的职务是负责风险和信用管理。但很快，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公司内部企业重组的专家。在这里，他在大萧条期间积累的有关德国工业的经验至关重要。他后来回忆说：“至于对破产公司进行重组和再融资，没有什么我没见过的。”相比而言，大萧条没有使过多的英国公司破产，所以类似的经历在英国更少些。总之，格伦菲尔德帮助沃伯格解决问题：当新贸易公司需要解决不良贷款和破产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当交易陷入僵局时，所有人都指望他通过谈判突破。格伦菲尔德拘泥于细节，而沃伯格把握大方向；格伦菲尔德精于计算，而沃伯格的管理风格具有演员气质。（格伦菲尔德曾不明显地赞扬他的朋友，“你能以性情中人的方式表达你的异议，这令人耳目一新”。）使他们团结的（除了对笔迹学共同的信仰外）还有，他们倾向于把公司几乎视为一项宗教事业，需要勤奋、严谨和正直。格伦菲尔德曾回忆说：“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在儿时被植入我体内，而且依然是一种强迫的状态。”沃伯格曾用也许能形容他自己的话对格伦菲尔德说，“你俨然变成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完美主义者”。“多年来，你不断增加极富洞察力的现实感，摒弃任何麻痹人的幻觉，你同时保持并强化了你对最高标准的正直和公正的坚持。”当沃伯格多年后回顾他们的合作时，他毫不吝啬地褒奖格伦菲尔德。沃伯格在后者50岁生日时写道：“除了我的家族中至亲的成员以外，我将你视为我最强有力的支柱。”他们的关系演变成“完全的合伙人”。沃伯格告诉格伦菲尔德：“我深知，如果不是因为你内心的强大，以及你不可思议的正义感和你把握有度，无论我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沃伯格临终前，他对这位老朋友的评价令人难忘：“没有我，你不可能有今天，而我今天的这一切也离不开你。”

没有其他同事能够赢得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此的赏识。不过，新贸易公司和它的继任公司从来不是二人帮，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有众多来自中欧的难民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公司，格伦菲尔德只是其中之一。与格伦菲尔德这位谈判大师截然不同的是，埃里希·科纳则是一名推销大师。他生于奥地利的马巴赫，但骨子里是维也纳人，科纳（他也很快像格伦菲尔德一样，把他姓氏里的变音符号，连同“埃里希”里的“h”去掉）将他以前在哈布斯堡当军官的自信和打关系用的亲和力带入新贸易公司。他最大的天赋是向投资者销售证券的能力，不管它们有多不受欢迎。他在金融城的整个职业生涯集中在股票市场的销售一边。格伦菲尔德后来回忆道：“每当我们在发行股票上碰到问题时，我们会问‘科纳去哪儿了？’听了问题后，他会说，‘交给我吧，没问题。’一个小时后，他会回来说，‘搞好了。’”第三位加入公司的难民是柏林人厄恩斯特·塔尔曼（他原来的姓氏中带有变音符号），1943年新贸易公司将其招入，作为沃伯格的全能助手。最后，还有一名奥地利匈牙利犹太人，名叫卡尔·斯皮茨，自从20世纪20年代，当他在柏林的A·E·瓦塞尔曼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沃伯格。不像他的同事们，斯皮茨把他的姓名完全盎格鲁化了，改叫查尔斯·夏普，主要是保护他女儿在学校不会受到嘲笑（他德国的姓与“吐痰”同音）。所有的“宫廷”都需要特许的弄臣，这就是夏普职业生涯中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永远效忠他“君主”的弄臣。1945年年初，哈里·卢卡斯死于肺炎，在这之后，形势对这些带着明显德国人作风的新雇员来说很清楚，他们将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人后来被亲切地称为“大叔们”。

[1] 麦克费迪恩是执著的泛欧洲人，也许是因为他翻译了两本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的书，引起了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注意。他也许还启发了沃伯格，使沃伯格在私底下表达过喜欢苏格兰人胜过英格兰人。

[2] 10年后——作为那时的黑色讽刺之一——瓦格纳·冯·卡滕伯恩和他的老板都将死去，他们在东线的武装党卫队里服役，而霍尼格曼将被联军拘留，他被判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与德国合谋。

家庭教育

除了决定如何生存，新移民也必须决定在哪里住。沃伯格一家在靠近克罗伊登的塞尔斯登短暂住过，它位于萨里的通勤带。他们在伦敦的第一个家是戈菲勒街25号，那是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的一排典雅的爱德华七世时期修的房子，走路就可以到达国会。这是一系列临时地址中的第一个。到战争爆发时，他们搬到了大米森登，它是阿默舍姆和文多弗之间的切尔顿山中的一个村镇。沃伯格既不喜欢这个镇子，也不喜欢住在郊区。镇上有过多的社交活动，往返郊区的路程又太长——住宅的花园需要经常打理。由于缺乏汽油和仆人，1943年年初，他们再次搬家，这次选择了伦敦西南、树叶茂盛的住宅区，他们家是洛翰普顿巷的一栋现代公寓，靠近里奇满公园（因此，对于往返金融城更加方便）。

在哪里教育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这个问题现在凸显出来了。乔治（1927年出生）先被送往希尔布劳预备小学，它是位于拉格比的一所严格的教育机构，以培养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而闻名。从一开始，他的父亲就对英格兰私立教育的影响感到矛盾。沃伯格不确定是否让他儿子去伊顿或拉格比，但他又担心希尔布劳校长的“教育观念有些太过常规”。1939年，他参观后抱怨道：“学校整体氛围非常纯净，但太过狭隘，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相当懦弱。这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上层和中上层人的症状。”到1940年年底，他决定不把乔治送往任何一家主要的私立学校，而将他送往位于诺思伍德的默钱特·泰勒男校，使他“完全远离依靠校友关系的环境”，理由是，“鉴于这个国家变化了的时局……最好从生命的角度教育男孩一丝不苟的工作，这比社会生活更重要”。默钱特·泰勒男校的优势在于它是一间走读学校，因此一旦战事急转直下，乔治可以待在家里。然而，担心德国入侵的恐惧退却后，乔治被送往威斯敏斯特学校住校。

沃伯格已经在他儿子身上察觉出禀性的本质不同，英国教育对这方面不作任何限制。沃伯格在日记里沉思，“毫无疑问他温柔、善良，但他应该更主动，有更多的责任感。”1939年除夕，沃伯格以“长篇演讲”的形式给予这个12岁男孩三点严正训诫：

1.明年他将13岁了，他必须知晓自己的责任。他的家长将继续在各方面帮助他，但他必须越来越习惯于自己在生活中作决定。

2.他必须将不重要的东西，比如食物、游戏以及所有外在的享乐看得不重要些。鉴于我们这个时代事态发展很严重，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尤其不重要。他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对不重要的东西情绪失控（他完全可以对重要的东西发脾气）。我向他建议，当他就小事控制不住自己时，他的父母就试图帮他克服这种情绪，可以通过说一句特别的话，我提议就说“我的孩子”。

3.做梦是……很有必要的，但它不应该只是空想。他应观察他的梦想，向真实的目标引导。根据男童子军的规定，他应每天早晨思考想要做的一件好事，如果可能的话思考许多件好事，晚上睡觉前，他应自问，是否完成了足够数量的好事。

这是父亲们容易犯的一个错。事实上，沃伯格正向儿子施压，希望儿子尽可能成为自己年少时的翻版，尽管儿子不但在处境，而且在性格上很不同。13岁时，乔治利用假期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打工，“履行某种信使的职能，还有复印、计算等”。如果儿子有意取悦父亲，那么他成功了：乔治“比我在他那个年龄，对生意更感兴趣，”西格蒙德在给小叔弗里茨的信中自豪地报告。不过，他对威斯敏斯特鼓励乔治“过高地评价男性特征，过低地评价女性特征”仍表示怀疑。

给乔治的妹妹安娜的压力则没有那么大。西格蒙德在1940年6月写道，她是一位“非常快乐、善良的年轻女性，她有一种健康的倾向，以温和的方式戏弄、取笑别人”。但是两年后，他有了更进一步的判断。他告诉小叔弗里茨，“安娜就属于我们家族的类型，非常活跃，善于开拓，非常热爱生活，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又非常悲伤，比如当事情发展得不尽如人意时。另一方面，乔治与伊娃的父亲一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他非常整洁、精确，在某种程度上更细致而不活跃，他没有安娜反应那么快，但对特殊的嗜好和职责非常用心。”西格蒙德感到，安娜继承了热情的气质，虽然他有时担心她的“态度太随便”。她显然满足了父亲把他的孩子们当做成年人看待的偏好，父亲和他们打桥牌时，甚至允许她吸一口他的雪茄。当伦敦先后受到V–1型飞弹和V–2型火箭的威胁时，他欣慰地写道，她和她的家长在一起，“非常平静地对待此事”。她读圣保罗女子学校，后来在牛津大学研读现代语言。她父亲陪她参加了面试，这是他的风格。1945年，西格蒙德告诉岳父，“过去这几年，我在许多有关政治和商业的事务上相当活跃，但无论我在这些事务上投入多少精力，我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倾注了更大的心血……我认为目前，我在他们的教育上的主要工作是与某些学校的影响抗衡。”

如果说西格蒙德的书信中藏着谜的话，那就是他生命中最亲密关系的特点：他的婚姻。毫无疑问，伊娃给予西格蒙德·沃伯格家庭的稳定。如果她抱怨他的工作习惯——比如，数小时的口授和周末电话，频繁出国不在家——这些抱怨都无据可查。如果她曾经对她丈夫定期的情绪失控感到悔恨，虽然只针对“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也从未被付诸纸端。可以说，她是一个禁欲主义的妻子，顺从地听着他就大战略和战后政治发表的“长篇大论”，甚至在他们度假时，默许她丈夫在战时对俄语课的热衷。可能是战争的动荡重新构筑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纽带，他们因此向世人呈现出婚姻和谐与平静的“统一战线”。沃伯格开玩笑地说，他们家有两位贵族——伊娃和乔治；两名无产者——西格蒙德和安娜。然而，笑话却能透露出某些信息。多年后，安娜总结她母亲的困境，形容她“上了刀山又下火海”：

严厉的父亲要求她绝对服从，她嫁的丈夫又要求她绝对和持续的配合。他们的关系是浪漫的，从在汉堡秘密交往，到他们一生相守……当发生异议或出现裂痕时，西格蒙德不会忽视它们，直到它们被解决。虽然她的角色属于屈从……但她在感情上更坚强，并且明白这一点……她像西格蒙德一样，被身上的职责所束缚。她的角色使她没有自己生活的空间，尽管她将这个角色做到完美，但她知道，她的贡献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并因此得到满足。

尽管伊娃·沃伯格长期与癌症抗争，但她决心比她的丈夫活得更长，她相信（她后来说），“他不能没有我”。

与希特勒斗争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入籍申请得到金融城各主要银行家族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巴林、汉姆布鲁斯以及塞缪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满足了规定的合法居住5年的要求后，于1939年4月成为英国臣民。但即使在这之前，他就开始以本国国民的心态对英国政治显示出热忱。也许可以预料的是，他坚决反对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1938年2月，他从苏黎世返回后致信哈里·卢卡斯：“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用善良的言辞和行动教育希特勒及其盟友，那完全是在幻想。从历史经验和真实心理学出发，很显然，除非如果极端的纳粹感到他们将要与之抗衡的军队太强，以至于他们没有战胜的可能，否则，他们将最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根据西格蒙德在柏林的消息来源，赫尔曼·戈林“更支持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大不列颠在武器装备上取得更大进展前速战速决”。希特勒也许在“战争这个重大决定上”犹豫，但最后他将被“他的极端追随者以及戈林说服”。绥靖的支持者低估了他们面临的危险，“疯狂和鲁莽目前在德国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层中盛行”。沃伯格正确地预测了奥地利将被吞并，他判断捷克斯洛伐克不久也将难逃厄运，虽然根据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慕尼黑达成的协议，捷克人的苏台德区已被割让。沃伯格警告，希特勒将把注意力转向德国以前的殖民地问题，如果殖民地不被恢复，就以空袭威胁英国和法国。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再度武装以及政治宣传，从模棱两可的‘放任’氛围转变成斩钉截铁、有建设性的政策宣言，这（无论有没有国际联盟）将立刻以不列颠帝国为首召集一批国家……它们足够强势，以震慑这些独裁国家”。沃伯格因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明显的胆怯而感到沮丧，他开始幻想“在大不列颠成立涵盖各党派的组织，该组织将试图警醒英国内外的人们”。他甚至为这个实体设计了一个名字，叫英国民主同盟，并勾勒出它可能的诉求：

1.不列颠帝国的安全。

2.与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密切合作。

3.裁军，但不能在单边的基础上。

4.只要不进行裁军，再度火热扩军就有可能，尤其在空军和空中防御方面。

沃伯格所倡导的与金融城里大多数人的情绪是不一致的，金融城内许多公司的资产被冻结在德国，一旦开战肯定受损。财经媒体中，只有《经济学人》和沃伯格有相同观点，坚定地反对绥靖政策。

当战争终于来临时，沃伯格本能地知道英国政策将何去何从。“愿老天把我们从张伯伦的愚蠢中解救出来。”他在日记里慨叹。相比而言，丘吉尔“令人受启发”且“非常聪明”。“假意抵抗”的数月里，在1940年的整个伤亡中，沃伯格一直担心张伯伦的绥靖思想也许仍胜过丘吉尔的抵抗思想。1939年10月6日，他自问：“这里的领导层何时才能意识到不列颠帝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建设性措施来面对这次尝试，当问题出现或者已经发生时，解决的办法不是姗姗来迟就是未经思考。”和丘吉尔一样，沃伯格察觉到，如果要打败德国，联合苏联是不可缺少的，他痛斥“张伯伦及其派系对苏联人的偏见”。他对张伯伦下台的反应是一种“宽慰”，虽然他不禁钦佩这位绥靖设计师失败的尊严。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那些黑暗日子里，沃伯格依然“心存感激，我们在这时能有如此伟大的领袖丘吉尔，他像古代著名的领导人一样伟大”。他甚至起草了一份“英国欧洲联邦大宪章”，作为丘吉尔的政绩，就像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14点”。可是，他继续担心“外交部的软弱”和“在领导岗位上有许多‘朽木’一般的人”，他梦想设立一位新的“民主效率大臣……这位大臣将被告知这个国家所有效率低下的情况，调查这些情况，并无情地惩罚或撤销那些责任人”。1940年5月，丘吉尔当选首相，沃伯格说：“在战争开始后的8个月期间，人们经常有这种感觉，保守党的许多人士更倾向于保住该党控制的政府，而不是赢得战争。”这种印象使沃伯格对保守党和英国较高阶层的公职人员长期带有偏见。

沃伯格不满足于将他的政治观点只写在纸上，他很快开始向英国政治权贵中的显赫人物表达他的观点。1939年9月，他抱怨“经济战争部无能，我们似乎没有能力正式参战”，这让保守党议员利奥·埃默里印象深刻 [1] 。他还和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以及她母亲牛津夫人玛戈成为朋友（后者是已故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的遗孀），沃伯格与这两位女士经常有书信往来 [2] 。是牛津夫人向他介绍了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后者是新的经济战争部的总监。另一个新关系是媒体大亨、凯姆斯利勋爵戈默·贝里，他拥有《每日画报》和其他出版物。残余的自由党领导人是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沃伯格使他确信“纳粹主义有极大的危险，另外，整个张伯伦政府从上到下效率低得令人震惊”。通过埃默里，沃伯格结识了哈罗德·尼科尔森，后者是支持丘吉尔的又一显要人物，并在战时效力于信息部。

通过向那些伟大和重要的人物主动提供建议，这位超级活跃的年轻移民毫无疑问地崭露头角。他提供建议的高质量意味着，假以时日，权力通道上的各扇门就没那么费力地被打开了。举例而言，1941年1月，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华盛顿特区履行大使之职前，沃伯格被请去向他做简报。5个月后，他与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对战争的悲观常常超过沃伯格。沃伯格向空军部报告了德军的士气。他斗胆劝说安东尼·伊登，将“拥护绥靖的共谋和顾问”从外交部剔出，后来，他又力劝伊登，丘吉尔应停止将首相办公室与国防部办公室合并。另一方面，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使莫斯科和印度回国后，沃伯格积极与他建立友谊，托布鲁克战败后在国内引发危机，沃伯格与他讨论了更换首相的可能（“捣毁整个政府”，有可能用克里普斯自己替代丘吉尔）。克里普斯不是沃伯格在战时交好的唯一的极左人士，另一位是伊曼纽尔·欣韦尔，他是工党主席，曾因煽动政治极端主义在政坛出名。

并不是所有来自德国的流亡分子都像西格蒙德·沃伯格一样，决心要看到希特勒失败。当他的叔叔马克斯于1939年秋来伦敦看望他时，马克斯试图劝说西格蒙德，“虽然所有德国犹太人热衷于打败希特勒主义，但这样会伤害他们仍在德国的朋友，不管他们是不是雅利安人，所以应采取某种抑制措施”。他的侄子回应说，“只要希特勒政权还在，不管有没有任何阻碍或限制，我都有意尽我所能和德国斗争到底”。

这些都不是空话。之前对沃伯格生活的记录显示，他的商业活动仅限于战时控制时被允许经营的。但也不尽然。从一开始，他主动为英国政府提供服务，具体是“在德国宣传，并与德国保持联系”。至于英国对德宣传的内容，他有很多主意，他向英国广播公司德语服务组建议可以改进的地方，甚至起草他认为丘吉尔应当采用的演讲稿。作为英国臣民，他是在伦敦的各种德国流亡团体之间的中间人。最初，沃伯格掂量着建立某种德国流亡政府。但因为希特勒迫使各式各样的人流亡，所以，建立一个单一实体不可行。沃伯格尤其很难忍受赫尔曼·劳施宁，后者是格但斯克参议院前主席，他自己曾是纳粹，后来看清希特勒事实上是危险的反革命 [3] 。经济学家弗里茨·德穆思则更有亲和力。弗里茨、沃伯格和其他人创立了自由和公正理事会，主张“进行宣传，打经济战，甚至是处理与一个第四帝国（德国的一个新政权）的关系，如果它成立的话”（沃伯格认为这一前景遥不可及）。新设立的特别经济委员会旨在讨论可能破坏德国战时经济的方法。同时，沃伯格建议，利用他与中立国家的商业联系，如荷兰、瑞典及瑞士，从与德国有联系的公司那里搜集情报。他给经济战争部的官员写的备忘录如雪片一般，并设计出英国政府可以减少德国从中立国进口的方法。他早就把贸易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潜在杠杆。现在，他主张英国大规模从中立国进口，也从非结盟的南欧国家进口，如南斯拉夫，目的是剥夺德国人占有原材料，如瑞典的铁矿石。他一贯敦促在经济战争的行事中，要“多些无情，少些顾忌”。虽然这样的建议起初没被像利思–罗斯这样的官员所考虑的，但沃伯格还是一如既往，他（联合投资银行罗伯特·本森公司）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叫海外商品信托，专门从事这样的贸易。

战争期间，沃伯格几次前往欧洲大陆——1939年10~11月，去法国和瑞士；1940年1月，去瑞士、比利时、荷兰——搜集有关德国的经济情报。他遇到许多德国人，弗里茨·蒂森是其中之一，这位钢铁大亨曾是纳粹最早的商业支持者之一，但已与政权断交，战争爆发后移居瑞士。其他人——像赫尔曼·劳士领，他也是钢铁行业的领军人物——依然效忠希特勒，但仍准备与这位刚刚入籍的英国人会谈。到1940年年初，沃伯格文件中的证据显示，他从上述线索购买情报，有一次用财政部的经费采购了从德国走私出的黄金。杰罗·冯·舒尔策–格弗尼茨试图借助一份非官方的和平提案将沙赫特送往美国，但计划流产，沃伯格也参与其中。战争后期，当他不可能再去欧洲大陆时，他继续传播他从马库斯·沃伦堡这样的瑞典商人那里得到的信息。

沃伯格的情报质量高。他的一个德国消息来源在1939年12月通知他，“预计在1~3月期间的任何时间，将会有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可能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可能通过荷兰”。另一个来源在1940年5月6日的警告，比利时和荷兰将即刻遭到攻击，之后“大不列颠将受到大规模空袭”。在他征求的观点中，只要希特勒的战争进展顺利，很少人相信德国会出现国内危机，更不会出现政权变更。相反，沃伯格担心，希特勒的一次和平提议也许会耗尽英国人的士气。因此，沃伯格不像他的堂兄埃里希——1939年9月，后者向沃伯格打赌5英镑，“希特勒到1940年9月10日将不在人世，而且德国到那时将战败” [4] ——他对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和不确定的结果更加现实。然而，他从未认真想过离开英格兰，尽管他在美国有众多亲戚。他致信一位美国人说，大不列颠现在是“文明的堡垒”。他和伊娃同意，即使德军打到巴黎，“离开英国也是错误的，逃跑更是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战斗万一失利，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回避”。除了“打下去”别无选择，他们意识到“我们还不必牺牲一切，但在放弃战斗之前不得不作出许多牺牲”。

沃伯格脑子里清楚，一旦纳粹胜利他将做什么。1940年，他告诉母亲：“万一希特勒控制了英国，在我看来这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宁可自愿结束自己和身边至亲的生命，也不愿活在奴役中。”这种丘吉尔式的情绪强有力地佐证了盎格鲁化。（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发誓，一旦德国入侵成功，他和妻子维塔将自行了断。）西格蒙德和妻子还决定不把子女送往美国，“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犹太人，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试图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获得优待”。相反，沃伯格强烈地感到，有义务代表众多德国流亡者去调停，这些流亡者在1940年长达数月的危机中，被当做敌人的外侨遭到拘留，他们中的大多数像沃伯格一样敌视希特勒，许多人在战争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格伦菲尔德有数月都活在被当做敌人的外侨因而拘留的恐惧中。他起得很早，在海德公园里闲逛，他总认为警察往往在上午8点至9点围捕嫌疑犯。）沃伯格建议“那些不能协助捍卫英国要塞的人”撤离到加拿大，但他从未把自己归于那一类。当沃伯格申请延期服兵役时，他泰然自若地强调新贸易公司对战事的重要性。

对一个商人而言，沃伯格对战时宣传和士气的重要性极为敏感。战争初期，他主张丘吉尔式的“14点”原则，就是因为他认为在争夺国际支持上，有必要超过戈培尔。他努力劝说埃默里，不列颠帝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取得国际联盟未曾取得过的成就：只要英国政府愿意“无保留地宣布整个帝国内各种族平等”，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进行和平、自由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将成为可能”。沃伯格早期支持轰炸德国的居民中心——对于一个在德国出生的人来说不可思议——也跟他认为需要削弱德国士气有关。1941年，他说：“一旦英国轰炸机的威慑超过秘密警察的，英国轰炸机将取代秘密警察成为主人。”但是，在沃伯格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将最终取决于经济因素——正因为如此，才阻止他在1940年习惯性地陷入绝望。他认为，贸易最能吸引中间派国家导向同盟国这一边。他强调限制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原材料的重要性，不管是以公平或卑鄙的手段。他相信同盟国将取胜，只要它们“摧毁了……轴心国在非洲的据点，为的是不失去地中海”；只要它们超过轴心国的飞机的生产量；只要它们维持“对欧洲大陆进口石油的封锁，因为欧洲大陆单单依靠罗马尼亚和苏联产的石油是不够的”。沃伯格领会了针对德国潜水艇的大西洋战役决定性的特点，以及保证美国进口畅通的重要性，就像他明白德国人攻打苏联的重要性一样（他准确地预测进攻将在1941年6月15日~7月7日之间发生）。他认为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条战线不能早于1944年，这一点他也是正确的。他只有几次判断失误，比如他夸大了同盟国在空中占上风的影响，以及1942年5月苏联的军事实力，他想象战争到那年年底就能结束——托布鲁克失守使这一幻想破灭。

对于英格兰战时的相对艰苦，沃伯格绝没有不喜欢，他反而乐在其中。聚会变得少了（那些是“愚蠢的社交任务”），看戏变得少了，花园里玫瑰的旁边种上了土豆。他们搬到洛翰普顿后，也依然只有一位仆人——他们的厨师。所有这些正好符合这位苦行的年轻金融家的口味。他一周工作6天，有时甚至工作7天。沃伯格被迫与欧洲大陆脱离，他第一次在生命中广泛地穿梭于英格兰，走访未来可能具有商业机会的工业地区。对于他和其他处在国内战场上的人一样，战时的拮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和平可能带来的崇高愿景所克服。战争后期，随着战后乌托邦式的主要机制被仓促建立起来，英国涌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创造力：工党长期承诺将主要的各经济板块收归国有，威廉·贝弗里奇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以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沃伯格一向激进，所有这些对他都有吸引力。事实上，他认为，如果战后英国想避免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剧烈变革是必需的，要知道魏玛共和国未能履行它向工人阶层作出的革命承诺。当同盟国胜利时，工党在选举中压倒性地击败了丘吉尔，沃伯格的反应正好相反：“金融城里的大多数人害怕新上台的工党政府，而我要告诉他们，新政府也许能给拥堵的隧道送去大量新鲜的空气，我很高兴这么说能吓到他们。”

在国际关系中，沃伯格也预见到战后革命性的变革。早在1940年6月，他就指出某种风险，“战后德国解体也许是以下这种性质，一大部分德国领土将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落入苏联的手中，以至于可能出现一个苏联和同盟国割据的德国，类似于近期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波兰”。事实上，他把向苏联大规模出让领土视为斯大林倒向同盟国一边所付出的代价，沃伯格敢肯定，如果没有这一点，德国战败将不可能实现。沃伯格预料美国第二次从欧洲战场撤军，同时担心斯大林可能也觊觎西欧，他开始为一个由英国主导的西欧联盟或欧洲国家联邦设计宏伟的战后蓝图。他还确定“要解决战后问题，英国不得不加强与各管辖地以及西欧各国的联系，完全不能依靠美国”。

[1] 埃默里坚决反对绥靖，并坚定地捍卫不列颠帝国。他在哈罗和牛津接受教育，并快速崛起于保守党媒体及党内各种职务，这使他可以不顾自己的母亲是匈牙利犹太人这个事实。多年以前，沃伯格只见过埃默里一面。1939年，他劝埃默里成为一家新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有意从中立国购买商品。后来埃默里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遂不得已辞职。

[2] 1943年，当沃伯格正和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喝茶时，她儿子马克突然出人意料地出现，马克刚逃离意大利战俘营，徒步640公里后重获自由。马克的父亲平淡地迎接这位年轻人，父亲没有去握马克的手，或者亲他，而只是简单地说：“好，好，真好！”沃伯格对这一幕印象太深了。这让他们的客人感到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风格——就像牛津夫人的名言：“宁可在伦敦炸死，也不在苏格兰闷死。”

[3] 作为一位纳粹局内人的作品，劳施宁写的两本书《虚无主义革命》（1939年）和《希特勒说》（1940年），这两本书吸引了英国和美国的关注，受关注程度超过书本身应得到的关注。

[4] 这不是沃伯格在战争初期参加的唯一一次打赌，这再次印证了那时人们对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感到不确定，并普遍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和德国的实力。甚至沃伯格自己（在1940年春）都曾表示，战争到1941年有可能取胜。不过，这样的胜利“只有在完全毁灭、消耗整个欧洲大陆以后”才能得以实现，这话他说对了。

灾难中的生意

也许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无名的贸易公司在全球大灾难中能找到什么生意做？这次灾难导致全球贸易更大的下滑，甚至超过之前的大萧条。1939年以后，经济战争加剧，在伦敦没有合适抵押的情况下，承担任何海外信用风险都是极端危险的。取而代之的是，该公司广泛参与了大部分针对英国公司金额相对小的贷款和投资。比如说，1940年2月，沃伯格筹集了价值不到14万英镑的信贷额度，分配给28家不同的公司。3个月后，他起草了11条高度限制性的规定，以管理所有类似交易的规模和期限 [1] 。新贸易公司曾与匈牙利出生的杰出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柯达合作，他的德纳姆实验室本应向英格兰提供最新的设备，使其利用染印法洗出彩色的胶片电影，上述规定的出台可能是受到新贸易公司投资失利的启发。柯达是20世纪30年代商业上最成功的导演之一，他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亨利八世的私生活》（1933年）、《猩红色的繁笺花》（1934年）和《四片羽毛》（1939年）。他之前的德纳姆工作室在财务上得到了联合艺术家和保诚保险公司的支持。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被柯达的魅力所折服，而不是他的财务数字，他们把柯达新公司的股权安排出售给保诚和其他蓝筹投资者。柯达的期望证明是过度乐观的，尽管换了一位新的董事总经理，但德纳姆实验室很快陷入破产。沃伯格被击垮了，发烧卧床，喉部感染使他说不出话来。直到格伦菲尔德介入此次违约，并和律师开会后（从上午9点开到午夜），才得以劝说德纳姆工作室全部收购破产的子公司。

1941年3月，当金融城的大部分公司闲置时，沃伯格向马克斯自信地报告新贸易的进展。“与某些金融公司截然不同”，公司能够“以不菲的利差赚取费用”，主要凭借“为日益增长的客户提供信用交易、财务顾问以及财务援助”。必须承认的是，该公司大部分业务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战争，即为进口和出口融资，尤其向那些为供给部门服务的企业提供融资”。1942年4月，沃伯格解释道：“大体来说，新贸易公司的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提供秘书业务和顾问服务；第二部分，为客户安排风险较大或较小的商业信贷……该业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业务，而是服务和投行业务，它强调贸易及援助……贸易，而不仅是融资方面。”该公司的一些客户是德国犹太移民建立的公司，譬如鲁道夫·哈恩 [2] 建立的B·K·L合金公司，他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女婿，该合金公司证明制造了更多的麻烦，而非创造了更多的收费。更麻烦的是厄恩斯特·明登创立的萨里精密工具。新贸易公司极为感兴趣的公司包括纽扣生产商拉克里诺德产品有限公司、纽曼拖鞋有限公司、化学工程公司萨克利夫斯皮克曼，这些公司问题较少。新贸易公司做的业务不怎么耀眼，但很赚钱。如图5–1显示，新贸易公司在战争年代比战前有更显著的利润。公司巨幅增加的营业额在金融城整体业务量大为减少的背景下更为重要。如果新贸易公司没有表现出不断壮大，那么，沃伯格也许要自己出马了。

图5–1 新贸易公司的股息和赢利情况（1935~1946年）

资料来源：约翰·古德温文献

但是，比新公司从事的业务种类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沃伯格领导下发展出的业务处理方法（战争期间，他是唯一的全职董事）。1940年5月，他起草的《公司组织章程》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可以不夸张地说，他一生从未偏离这个章程。这些规范值得细查，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了解沃伯格以极其开创性的方式构思出的管理方法。规章（a）规定，应该举行“每日晨会，内容包括阅读信函，由董事会成员以及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埃里希·科纳参加”。信函应由主要董事和经理集体阅读，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革命性，金融城内没有其他公司以这种方式经营（虽然每日晨会是战后施罗德公司引入的，该制度受到亨利·蒂亚克斯在皇家空军服役时的启发）。至于沃伯格的信贷规范，其最高目标是控制。“参加晨会的人中，应至少有两人同意，才能以个人账户或沃伯格名义购买证券”。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为新老客户增加超过原有额度的贷款”。对工业企业的投资和个人事务每月进行定期检讨。该控制将通过集体责任制和书面记录来维持。晨会上“有关任何重要的贷款”都要以“特别备忘录”的形式落实在文字上。“以一名晨会参会者的指示登记贷款日志……晨会上建议贷款的人和另一名参会者需为贷款签字”。晨会都有会议记录。根据规章规定，“未向晨会提交一份简短的说明，不得提出对某些证券的建议”。

字面上，这似乎意味着一种非常日耳曼式的官僚主义。但事实上，沃伯格确实认为德国组织总体上优于英国组织，他发现英国企业“在统计、归档等事务上太原始”。但实际上这套管理办法的效果——正像原来所担心的——并未抑制主动性，而是将公司各委托人的利益绑在一起，通过定期面对面地沟通和习惯性记录的做法，并以这种做法作为防止人为失误的保险。集体责任制与集体主义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这套制度是否奏效取决于新贸易公司规模非常小。到1939年，公司大幅壮大，需要较大的办公地点，遂搬到邻近的威廉国王街82号，在贴现经纪公司杰塞尔托因比的楼下 [3] 。公司在战争爆发前只有23名员工，但到战争结束时约有30人，它一直是一家小型的企业。

由于服兵役，公司会不断失去有经验的员工，这只是战争使沃伯格难以履行他苛刻的经营规章的途径之一。1941年4月，一枚导弹击中临近的办公楼，新贸易公司的所在地被严重损毁，这让沃伯格觉得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清洁女工”。曾经，公司不得不借用罗伯特·本森公司的办公室。还有一次，一家附近的酒吧被击中，结果惨不忍睹。但战争也让沃伯格更加沉浸在长时间的工作中。在纳粹德国轰炸伦敦期间，他和格伦菲尔德经常在金融城里守夜，为防止火灾值班，这使得他们可以充分考虑“有趣而复杂的财务问题”。以详尽的讨论作集体决策的原则在战争年代被牢固地建立起来。招商和综合公司是沃伯格家族在伦敦两家公司中不太成功的那一个，西格蒙德很不喜欢听到该公司一把手说“当他代表那家公司谈判时……‘我将发放这笔贷款’，‘我将参与这次投资’等。在新贸易公司，我们宁愿遵循复数的原则，以‘我们’相称。”

在战争黑暗的日子里，西格蒙德获取和培植有权势朋友的天赋至关重要，比如路易斯·斯特林爵士，他曾是英国留声机公司和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EMI）的董事总经理，他的新公司A·C·科瑟是一家领先的收音机零部件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商。1942年年底，保罗·科恩–斯派尔去世后，沃伯格劝说斯特林接替保罗成为新贸易公司的第4位董事。生于美国的斯特林，在战时的英国具有异常的创新力：他先后是留声机唱片和无线电收音机的先驱，并已经深入地参与电视机的开发。相反，沃伯格和其他英国制造型公司接触得越多，越对它们的董事和经理的低层次感到触动——并愈加有感于新人可以取得的进步。1943年年初，他告诉马克斯：“我强烈地感到，给合适的人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今天比以往更重要……它比实质金额的积累和组织技术重要得多。”公司初期，合适的人选经常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本人。新贸易公司联合罗伯特·本森、英国股东信托、鹰星人寿保险公司及宝诚组成银团，出资购得化学工程公司萨克利夫斯皮克曼的控股权后，沃伯格加入该公司董事会。但是随着战事的深入，他必须作出一些授权。沃伯格越来越依靠迈克尔·理查兹，后者是阿舍斯特·莫里斯·克里斯普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年轻合伙人，他常代替沃伯格参加公司董事会 [4] 。

然而，新贸易公司的创新也是有局限性的。公司创建初期，更多地依靠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眷顾，20世纪20年代，西格蒙德曾在那里当学徒。不管新贸易公司是充满等级还是平等，也不管是被盎格鲁化还是带着德国的特点。罗斯柴尔德公司对这个新公司照顾有加，向沃伯格倾斜业务（需要承认的是，不是所有的业务都很赚钱），当代表沃伯格承兑票据时，只收取不高的手续费。沃伯格从依靠的处境，逐渐转向几乎实力相当。比如，1939年，在安东尼·冯·罗斯柴尔德的提议下，新贸易公司被任命为中间人，解决在英的美国商品进口商与承兑行联合体之间由于《美国中立法案》产生的困难。1943年，沃伯格得以劝说罗斯柴尔德公司和罗伯特·本森加入新贸易公司牵头的股票发行团。公司早年另一个有价值的资源，是和杰塞尔·托因比公司关系甚密，程度超过共用一间餐厅。尽管沃伯格批评英格兰银行，但他仍尽力与乔治·博尔顿建立紧密的关系，后者是英格兰银行外汇管制的专家，也是最接近兴趣相投的高级官员了。总而言之，新贸易公司在金融城里非常低调，它巧妙地进入伦敦市场，寻找之人问津的领域，不管该领域有多低端。当亨利·格伦菲尔德被问及新贸易公司在成立之初是否有详细制定的战略方案时，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金融城并未特地为我们等待，在公司初创时，实际上就有几张空桌子，我们的想法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挣费用；第二，如何产生新业务，特别是做那些不与金融城内大型老牌金融机构竞争的业务，但又与它们做的业务互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它们合作。

在战争结束前，沃伯格已成功将新贸易公司建成一间小有赢利的企业，该公司提供新式的金融服务，同时又稳固依托老金融城。他向M·M·沃伯格公司的元老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报告：“我们现在约有15~20个工业客户，我们不仅为它们提供银行服务，而且还提供综合顾问服务。我认为，内部组织现已最终到达一种坚固的状态，公司视自己在保守的伦敦市场上已建立起一席之地，我认为，它现在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我将其称为一家提供综合服务和金融的机构。”早在1943年，他和格伦菲尔德就讨论过如何在战后扩展业务，也许可通过作为美国投资英国工业的管道，或者可通过起一个比“新贸易”更具启发性的名字，格伦菲尔德一直觉得公司名称用词荒谬不当[虽然今后数十年，客户持有证券的被提名名称用的都是“纽特拉科”（新贸易公司）]。但是，什么名字更适合这样一家公司呢？它只在短短10年间，就“从一间金融公司发展为一家投资银行”。

[1] 例如，新贸易公司参与的任何工业或商业公司的非上市证券，其净份额不得超过18000英镑（也就是新贸易公司实收资本的10%）。

[2] 哈恩娶了马克斯·沃伯格的大女儿罗拉。他是教育家库尔特·哈恩的弟弟，库尔特从德国移民后，在1934年创立了以严格著称的戈登斯当学校，他早前在德国开办了创新型的塞伦城堡学校。该学校的学生包括爱丁堡公爵以及他的3个儿子。

[3] 著名的“两顿午餐”制度就发源于此。新办公地点包含一间董事会议室，隔壁是一间厨房。但由于过于节俭以至于无法负担在公司内部解决吃饭问题。新贸易公司接受理查德·杰塞尔的建议，两家公司共担成本。杰塞尔托因比公司从中午12点30分到1点15分吃午饭，新贸易的董事们中午1点30分再开始吃午饭。战后，S·G·华宝公司搬到在格雷沙姆街的新地点，和杰塞尔托因比公司分担午餐不再实际，但“两顿午餐”的制度延续下来，以使餐厅的利用率最大化。有时，埃里克·科纳一天出席两顿午餐，但是和不同的客户。

[4] 沃伯格从大米森登乘火车被抓到没买票，他的律师建议他不要上法庭，这之后，沃伯格才第一次注意到理查兹。沃伯格买了票，但把票弄丢了，他拒绝对逃票的指控认罪。当理查兹同意代表沃伯格并打赢官司后，他成为新贸易公司倾向使用的律师。

疏远犹太教

当战争获得胜利时，像对任何人一样，它深深地感动了沃伯格。当英国广播公司宣布英国士兵已穿过比利时与荷兰之间的前线后，沃伯格哭着把荷兰国歌听完。但他也马不停蹄，试图去荷兰重振沃伯格公司的业务，沃伯格公司是M·M·沃伯格公司之前在阿姆斯特丹的附属公司。他同样渴望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以恢复跨大西洋的业务联系。欧洲胜利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结束，甚至在此之前，沃伯格就派埃里克·科纳前往纽约。

奇怪的是，沃伯格对第三帝国倒台以及最终无条件投降的反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对于纳粹对犹太人犯下触目惊心的罪行，欧洲解放后，随着有关事实的曝光，他也没有为后代记录下他的感情，虽然他已肯定地预测了类似大屠杀的事件。他的女儿回忆，他在战后不久罕有地去了一次犹太教堂。他出生的国度一片废墟。他的祖先所在的宗教社区已被彻底消灭。但他与德国和犹太教依然保持距离。他现在以愈加自信和几乎是无瑕的英语（尽管有口音），把德国说成并写成是外国。他在1940年写道：“俾斯麦帝国的形成真是历史上令人悲伤的事件，因为俾斯麦强加于德国的政治发展……把德国人最丑陋的品质暴露出来。”这与A·J·P·泰勒在战后出版的《德国历史进程》里面的论点神奇的相似，该书表达了一种古典观点，认为德国统一是一个错误。对于犹太教，沃伯格也越来越疏远。虽然他鼓励他的子女祈祷，但他不让他们接受正规教会教育，并建议他们在学校表格上的“宗教”一栏填“不信教”，只把“犹太教”这个词按字面意思理解。西格蒙德·沃伯格是以一个英格兰人，而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欢呼和平的开始。他难掩自豪之情，对岳父说：“这个国家的人民显示出他们最好的性格，甚至也许超过正常年代。他们的目标虽然永远不可能达成，但那些目标确实是指引着人们的耀眼的星星。比如，不带怨言地去做艰难的事情；不必虚情假意地说是；以和气的态度说不；坚定不屈，不急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不从任何值得打的战斗中退却。”当然，这不仅仅是对英国人顽强决心的评价。它也是一家公司道德观的浓缩写照，这家公司由一个盎格鲁化的外国人历经和平与战争创建起来——从今以后，这家公司将带有沃伯格的名字。

第6章　恢复原名

投资银行的名字是它最宝贵的交易资本。

厄恩斯特·勃克

1963年

我记得很久以前你曾说过，你个人有两大抱负，一是把在伦敦的沃伯格打造成如同巴林银行一样受人景仰的公司；二是在汉堡恢复家族企业。

埃里克·福克纳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说

1970年

战后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沃伯格家族再也称不上是金融王朝了。马克斯·沃伯格临终前最后几年待在美国，他和老友托马斯·拉蒙特做着重建欧洲的美梦。他再也没回过欧洲，并于1946年逝世。只有最小的弟弟弗里茨·沃伯格活的时间比他长，弗里茨安静地居住在瑞典，后来又在以色列他女儿的集体农场内策尔·塞雷尼生活了16年。虽然马克斯和他的4个兄弟共有18个孩子，但他们分散在全球各处。马克斯的女儿中，两个定居英格兰，一个在波士顿。保罗的独子吉米更喜欢政治，而非金融。费利克斯·沃伯格的4个儿子对各自嗜好的喜爱程度超过对银行业的喜爱：他们一个养赛马，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涉足外交，一个收藏现代艺术品。弗里茨的两个女儿战后搬到了以色列，各自嫁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女儿英格丽德嫁了一名意大利前共产主义者。父亲去世后，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克移居美国，并把名字中的“h”去掉，他独自想着战后也许能在德国重振家族生意。

作为一家银行品牌，“沃伯格”这个名字因纳粹充公的政策而被忘却。1945年5月，没人可以肯定布林克曼·沃茨公司如果还存在的话，它还剩下什么。阿姆斯特丹的沃伯格公司也只是个空壳。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看来，“未来数年，在汉堡做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阿姆斯特丹最多只是临时住处。除此之外，只有成立不久的埃里克·M·沃伯格公司，它是马克斯的儿子在纽约成立的。多年来，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其他人一直认为，新贸易公司这个名字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这家伦敦公司经营得愈加像一家投资银行。西格蒙德·沃伯格“个人……不情愿更换名字”。但（他向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解释道） [1] ：

所有我重要的朋友都强烈建议我更改公司名称，不只是董事会里的同事们。一般的看法是，我们的公司从综合性金融公司起家，现已发展成真正的投资银行，因此应该依照金融城的法则，以与公司有主要关联的人的姓名命名。

西格蒙德怀疑，他的叔叔马克斯和堂兄埃里克不会批准，但他清楚地表示，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合伙人”的意见都不重要。毕竟，他们在设立埃里克·M·沃伯格公司之前，没有咨询西格蒙德。1945年年初，当西格蒙德第一次向他们提出有关战后可能的改革时，他们没有显示出多少热情。埃里克和他的父亲强烈反对。但西格蒙德没有妥协，虽然他没有放弃“M·M·沃伯格公司老合伙人之间未来合作”的可能，但他坚持认为，合作应基于“设在各重要金融中心的各独立公司，每间公司在所在地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并遵守所在地的特色和要求”。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正像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的，“一艘快速驶过的轮船，它的船长也无法令船停下去救海上的幸存者”。双方争吵无果、愈加激烈，其间沃伯格半认真地威胁将公司改为沃伯格–菲利普森，但他的堂兄敦促他把新贸易公司改为安德鲁·麦克费迪恩——1946年1月28日，公司正式启用S·G·华宝这一名称。至于姓前的缩写，西格蒙德带着讽刺意味解释说：“它意味着，我不想让任何其他家族成员卷入任何错误，这些错误要么是我公司犯的，要么不是我公司犯的。”

更名后的公司的规模仍然偏小，但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了。除了格伦菲尔德、科纳和塔尔曼，西格蒙德越来越依赖赫尔曼·罗比瑙管理投资部。为平衡公司里全是日耳曼人的倾向，也为了使公司为战后英国工业提供专家级建议，沃伯格雇用了杰拉尔德·科克 [2] 作为董事，战前他曾是一家钢铁厂的副董事长。沃伯格从开始就表明，公司更名后，其在战后时期的主要目的应是“为英国工业企业服务”。1946年年初，他向岳父解释说，公司：

不做承兑或存款业务，但首先是作为向工业和商贸客户提供建议的服务型银行，其次是作为募集和发行证券的银行。除了通常的一般客户，我们现在有一批大概20~30家的工业和贸易企业客户，我们为这些公司担任总顾问，并代表投资联合体控制其中一部分公司，投资联合体由我们牵头，还包括宝诚、弗莱明、本森、罗斯柴尔德和我们自己。对这20~30家企业，我们不但安排所需的长期和短期融资额度，而且还为它们提供成本控制、市场营销和一般性管理方面的建议。我们有一条规定，我们承担的融资风险，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公司资本的一个非常有限的比例。我们主要的风险在于我们的费用支出，考虑到我们所做的工作依靠最高质量的管理，我们的支出相对偏高。

1947年，科克成为力拓的董事，9年后成为力拓的董事长，他在这家新投行与这家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中间建立起极其有用的联系（虽然力拓从来没有成为沃伯格的客户，而是坚定地忠于N·M·罗斯柴尔德）。

公司重新打出沃伯格这个名字的背景不太吉利。由于德国空军的破坏，金融城一片废墟。战时的管制摧毁了投行业务。至少对于一家老牌投行克兰沃特父子公司来说是如此，“利润如此之低，我们有可能关门大吉”。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承诺将经济的“制高点”国有化，并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史无前例的再分配，新政府不太可能和蔼地关注一个成立不久的资本主义企业。西格蒙德·沃伯格私下里担心会发生“某种政治和经济动乱……甚至是轻微的剧变”。但他希望，新政府将“开展亟须的建设性工作”。沃伯格不止一次更喜欢充当金融城里仅有的社会主义者。他重拾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战时的交情，后者刚当上贸易局的主席，沃伯格和他讨论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与美国达成的新国际货币安排的影响。沃伯格对《租借法案》（美国在战时曾援助英国）的取消表示欢迎，他正确地预料到一个“非常坚定的和平政权”，这个政权将和克里普斯的名字不可分割。沃伯格还对一个叫哈罗德·威尔逊的年轻工党政治人物印象深刻，后者接替在贸易局的克里普斯，而克里普斯被任命为经济事务大臣，之后担任财政大臣。威尔逊认同沃伯格的观点，货币贬值“尤其不合理，甚至在现在不道德，因为它将给很多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货币贬值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它只是治标不治本”。二人达成共识，认为降低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不一定能缓解英国的支付平衡问题，因为美国对从英镑区进口的需求有限。沃伯格也肯定威尔逊的观察，“黄金是众多弗洛伊德式的标志之一，它在这个世界上承担了过分的角色”。

但是，克莱门特·阿特利政府实行的政策让沃伯格的热情有限。比如，企业税赋较高。尽管“对多边贸易和货币自由兑换的要求说了很多”，但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依然被维持。毕竟有过多的中央集权。克里普斯甚至计划把设在各个火车站的酒店收归国有，这让沃伯格觉得很荒谬。无论如何，沃伯格出于个人原因与克里普斯建立友谊，微妙地把他们的对话从战后国家大计，引到新《公司法》和限制国外出生的人当董事的规定上，沃伯格认为后者带有歧视（不只是针对他）。到1949年9月英镑贬值，英镑兑美元的价值下跌了30%，从1英镑兑4.03美元，下降到1英镑兑2.8美元，沃伯格在战时对工党的热情锐减。同年8月，沃伯格在一份备忘录里痛斥，战时有太多的限制被不必要地保留下来。这个国家在防卫上花费太多。而且，利润和薪酬“过高”。人们——管理层和员工——的工作时间不够长，不够勤奋或不够有效率：

雇主们经常对他们创造的利润抱有幻想，他们有关股利政策、管理层分红和管理层成本的行为，一般经常是根据这些幻想而制定的。如果提取恰当的重置储备金，许多工业企业的利润将会更小，或者根本不会有任何利润。夸大利润或者幻想其实不存在的利润——除了有许多其他不幸的后果——很多时候阻碍了必要费用的减少……雇用员工的公司显示虚高的利润，员工们经常受其鼓舞，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到限制性贸易工会条例的影响……同时要求更短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

最让人头疼的是，“两大主要政党……缺乏勇气……去告诉英国人民，为了克服当前的危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那些工作时间不长的人，将不得不满足于更少的真实工资”。沃伯格认为，除了“降低生活水平”别无他路。以经济水平衡量，他认为，“今天，这个国家的状况也许比在敦刻尔克时期该国的军事状况更严峻”。不是所有学习战后英国经济的现代学生都能接受这一诅咒性的“诊断”。但很少人会否认，战后的英国期望与现实之间有很大差距。

在沃伯格看来，经济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统治精英（不管忠诚于哪个党）不情愿削减英国在海外的军事承诺。这些军事承诺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务压力，加上已经背负的外债，事实上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问题，并导致支付平衡危机的重复上演。沃伯格以极为清晰的远见认为，1945年不列颠帝国的经济未来所剩无几。需要承认的是，他朋友利奥·埃默里提出“尽可能将英联邦铸成一个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波动”，沃伯格对此表达了有保留的支持。不过现实中，当其他人看见的是机会时，沃伯格看见的只是一般的管理费用。他不想和南非法西斯式的种族隔离政权有任何来往。坦葛尼卡也“在我们的利益范围之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沃伯格也不把跨大西洋的“特殊关系”看做英国战后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沃伯格总是盯着西欧，他认为：

关于在非洲和亚洲的所谓“欠发达”国家中正进行大量新兴开发的言论不绝于耳，但也许最大的新兴开发将在欧洲大陆现有的国家中进行……它们有如此庞大的资金，那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也非常勤劳，他们既保持优良传统，又带有强大动力。

苦于工党的外交政策缺乏方向，到1950年，沃伯格把目光转向保守党，希望保守党——尤其是埃默里——能承担某种领导职能。他甚至游说自由党领导人克莱门特·戴维斯，“指出经济政策中，他认为有必要指出的不受欢迎的地方”。

新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格兰银行承担金融城主要监管职能的态度。沃伯格兴奋地跟保守党国会议员鲍勃·布思比说，英格兰银行干得“很漂亮”（这与沃伯格对其他国有化机构，和他对1945年以前英格兰银行的态度截然相反），因为英格兰银行已“在集中的政策和分散的行政之间找到平衡”，而且“一个强有力的顾问团队位于经理们之上”。但不是所有该行的官员都领情 [3] 。“那家公司绝不属于第一梯队”，这是1951年“针线街”（指央行）对新公司的一份轻蔑的判决。“它喜欢被人称做投资银行，但我们更喜欢把它视为一家融资或投资公司。它对许多工业和商贸企业感兴趣，那些企业毫无疑问将把资金存放在它那里。它从事一定量的募集和重组，并代表客户开展股票交易业务。”两年后，另一位央行高级经理就“沃伯格公司不断快速扩张”表达关切，并补充说：“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强健，但它的实力取决于存款的牢固和贷款的稳健。”另一位央行官员在“历史记录”里，带着势利和反犹主义姿态写道，“历史将记住，在战争年代和战后不久，新贸易公司在英国和南美的行为，至少是令人非常怀疑的”：

沃伯格不但将自己锻炼成一位领先的国际级犹太金融家，而且正朝着他曾宣布的要成为“犹太国际金融核心”的志向努力。他为一批德国前犹太银行家族担任顾问和存款托管人，包括弗斯滕伯格家族（柏林人贸易公司），并通过他在瑞士、美国、加拿大和北欧的关系，将财富从欧洲转到美国。1942年，沃伯格是埃德蒙·史旦尼斯博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托管人。1950年11月，沃伯格致信英格兰银行的证券监管办公室，信是关于转换他在荷兰国际公司的股份的，这份材料显示了战时黑名单的人名……他是个国际犹太人，对他来说没有国家或时局的限制。他在许多业务领域雇用犹太人，这些业务常招致政府的猜疑。他聘请聪明的人和头脑敏锐的犹太人……他爬到他们的肩膀上站得很高。他对雇员不留情面，但从未与那些“自己人”交恶，他们曾帮助他……取得他现在的位置。

如此的偏见在战后时期的英国权贵阶层中极为普遍。

但是，至少有一位央行官员愿意肯定沃伯格是“一个好人”。乔治·博尔顿 [4] 认为沃伯格很正派，他宣称自己“最近在两个场合被问到我们（即，S·G·华宝公司）接受200~250万英镑是否合适时，都特别高兴地给予肯定的答复”。沃伯格请求增加他公司的资本金，超过财政部资本发行委员会规定的每年5万英镑的标准，博尔顿予以“全力支持”。博尔顿也支持沃伯格系通过收购该委员会的一位现有成员（见下文），在显赫和强大的承兑银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反过来，沃伯格告诉博尔顿，他希望“把博尔顿当做听金融城银行家倾诉的神父，就像已故的蒙塔古·诺曼 [5] 多年来的角色一样”。到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系和央行变得更加和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审慎地尊重央行的权威（实际上是由于国有化已被大大削弱）。

如果S·G·华宝公司要想从融资公司转变为投资银行，其在承兑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很有必要——换句话说，从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转变为“可以做任何交易金额的投行”。没有成员资格，由公司承兑（担保）的票据不能拿到英格兰银行再贴现，这使得这些票据比那些由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老牌金融城银行承兑的票据更不具流动性 [6] 。但首先，沃伯格有意在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公司。1952年，他提议S·G·华宝公司与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下称“BG”）合并，新贸易公司最初曾在这家金属经纪公司的伦敦办公室办公。合并的理由是“S·G·华宝公司如今完全控制伦敦BG公司的方向，从行政角度看，两家公司合并符合逻辑”。这次并购是逐渐融合过程的顶点，该过程可追溯至保罗·科恩–斯派尔去世，在保罗的儿子埃迪·科恩–斯派尔眼中，这一过程让人想起杜鹃在别的鸟窝里下蛋的行为。但英格兰银行认为，合并是明智的合理化改革 [7] 。直到1955~1956年，加入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问题才正式向央行提出。央行愿意再贴现沃伯格系承兑的票据，“检疫期”至少需要一年，只有在一年以后才能加入。当得知这个情况后，沃伯格联合格伦菲尔德收购了塞利格曼兄弟公司，它是一家小型公司，但受到尊敬，又是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长期成员。（用央行的希尔顿·克拉克的话说）沃伯格也不满足于“这份‘大奖’……即，沃伯格公司的票据被我们接受，而且被视为‘优质银行’”。克拉克还坚持认为，S·G·华宝公司应该继承塞利格曼公司在英格兰银行的账户。正像《经济学人》指出的，作为一家刚成立10年的银行，就能跻身“承兑银行之列的内部圣地，其进展可谓创下纪录”。

可以肯定的是，“针线街”的人仍对沃伯格的魅力有所抵触，尤其是行长卡梅隆·科博尔德本人。雷金纳德·塞利格曼被迫辞职后，他找到科博尔德，抱怨被沃伯格系“陷害”。其他人则响应埃迪·科恩–斯派尔对沃伯格无情的指控，特别是出版商、西格蒙德的远亲费德里克·沃伯格，他控告西格蒙德首先从家族其他人手中“夺走”新贸易公司，又从科恩–斯派尔家族那里收购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但每一个敌人的出现，又增加了两个或更多的朋友。早期，西格蒙德被央行里的人误叫成“西吉斯蒙德”·沃伯格，到1959年，人们更亲切地叫他“西吉”（虽然总在他背后）。如果雷金纳德·塞利格曼很快厌倦了受制于沃伯格，那么，杰弗里·塞利格曼和他堂弟斯潘塞（“博比”）就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体制。

即便英国经济从战后的节俭走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繁荣，沃伯格仍很谨慎。他在1955年年底抱怨，保守党财政大臣R·A·巴特勒“将国家的经济形势说得太好了”。“巴特勒告诉人民，他运用货币政策能改变现状，而不是说丘吉尔式的‘汗与泪’之类的大话。”沃伯格在苏伊士危机前夕悲叹，伊登政府“可能是自从诺思勋爵时代以来，效率最低的英国政府”：

我在想，有多少政府以外的人还认为纯粹用货币手段能够对必须治愈的“疾病”有真正影响，比如提高央行利率。我猜想，只有那些既傲慢又低效的人，就像现在的政府才这样固执己见，他们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有误，他们应该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诸如刺激出口；试图促使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影响深远的协议，好比薪金合并、股息冻结；未来的政策更应强调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出台负面、有阻碍性的货币限制措施。

沃伯格说，如果英国的经济增速可以有德国的一半的话，“那么，现在有关英国是否繁荣的争论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这些较为苛刻的话，甚至连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都感到不太恰当。但两党的这种自满只加深了沃伯格的忧虑。1957年，他向新任教育大臣黑尔姆勋爵慨叹道：“在行业工会以及与之对立的金融城和工业领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和懒惰的因循守旧，程度令人害怕。这种懒惰的奉从主义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大危险，应该反对这种自满。”1957年，哈罗德·麦克米兰当选首相后不久，他漠不关心地声称，英国人民的“生活从没有这么好过”，沃伯格对此大为失望。1961年，在一份致媒体的罕见的声明中，沃伯格警告“贸易周期中即将出现一种有益的下行趋势”。

这种对未来的麻烦永远担心的状态，解释了沃伯格厌恶风险几乎到了强迫的地步。1952年3月，他在一次董事会上“就明年我们是否有能力从传统银行业务中赚取费用，表现出极大的悲观……未来几年，也许更长一段时间，预期将经历商业收缩”。为了存活，公司需要“逐步培植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他和罗比瑙就公司财务数据打赌，内容是“截至1953年3月31日，S·G·华宝公司的各项财务数据将比……上一财年更糟。”结果，沃伯格输了5英镑。两年后，沃伯格向博尔顿坦言，他“当前最大的担忧是，人员数量增长过快，我们业务的总体规模太大，高层的工作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他还非常认同积累隐蔽的储备金。1959年，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国际上私人开设的银行公司，我认为非常脆弱，像我们这样的私立银行公司，今天比以往更需要大量的储备金。”

然而，这些是公司成长过程中的阵痛，不是严重问题。不管哪个党在台上，不管英国经济多么艰难，S·G·华宝公司持续快速崛起。在西格蒙德46岁生日时，他的堂姐罗拉感慨道：“就一次，请你把这个世界的悲伤忘掉，想想你那多么耀眼的天赋……在威廉国王街……格伦菲尔德富有远见和效率；科纳富有独到的眼光，他的魅力能使欧洲建筑柱顶上干枯的石头中流出金色的泉水；厄恩斯特·塔尔曼镇静的光彩折射出他的睿智，既富判断力、又有执行力……所有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在S·G·华宝公司这片沃土上忠实地成长。”这些都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S·G·华宝公司的财务表现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公司的实收资本只有275万英镑。13年后，公司市值达到2000万英镑（以2008年的水平计算，约10亿英镑）。1961年，《泰晤士报》指出，某人7年前买100股水银证券公司的股票，它是沃伯格公司的母公司，只需投资237英镑：

投资这么多钱，他现在将有274股，按每股18英镑计算，它的投资价值为4930英镑，比他的初始投资翻了20倍……在这段期间，公司的利润扩大了6倍，股息增加了9.5倍。这意味着，原始股投资人持有到现在，相比其初始投资的成本，股息增长率达到42.5%、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45%。

正像该报表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率”（见图6–1）。这段时期，国家正从战时管制转向有些业余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其表象是经济大幅波动：20世纪50年代，各保守党政府声名狼藉的“停停–走走”政策，导致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化过勤，为的是应对通常在支付平衡与政治性商业周期之间存在的相抵触的压力。能有这样的增长率，尤为令人不可思议。

图6–1 水银证券公司的股价，月度数据（英镑），1954~1961年

[1] 格伦菲尔德怀疑他的合伙人仍未从M·M·沃伯格公司迅速衰落的阴影中走出。

[2] 科克这个“老伊顿人”从牛津大学获得现代史学位，但成绩平平。战争期间，他在苏格兰卫队里升至陆军中校。他是汉德尔音乐的鉴赏家和收藏家。当他加入公司时，沃伯格表示，科克是“一个奇怪的混血儿，75%是雅利安人，25%是非雅利安人。他的爷爷是莱斯特伯爵，他的外公是伯纳姆勋爵（册封前叫利维—劳森，他曾是《每日电讯报》的东家）。他娶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一个女儿”，卡多根爵士是外交部永久次长。但是，沃伯格又指出（也许并不诚实），“我想说明，他加入新贸易公司，不是靠他的社会关系，而是因为他人极好而且聪明”。

[3] “他（沃伯格）的圈子有点狭小。”C·F·科博尔德以那时俱乐部排他式的风格，向央行行长约翰·伍德爵士汇报时说。

[4] 博尔顿曾是央行的顾问，后来成为央行的执行董事，他在战后外汇管制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1957~1970年，他担任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并与S·G·华宝公司在多项交易中紧密合作，尤其在欧洲美元市场（见第8章）。博尔顿强烈支持使英镑可兑换的“ROBOT计划”（由三个主张该经济政策的人的姓名组成），但该计划在1952年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不同寻常但又有先见之明的是，博尔顿觉察出伦敦金融城可再次成为金融中心，尽管英镑作为货币有其劣势。

[5] 1920~1944年，诺曼担任央行行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是伦敦金融城里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尽管留着姜色络腮胡、举止古怪，但他在货币问题上极为保守，并对金本位制的消逝表示遗憾。由于他对勃拉姆斯的喜爱和他与亚尔玛·沙赫特的友谊，使他支持绥靖政策。

[6] 1961年，一篇被沃伯格批准的草稿，扼要地解释了承兑系统，以及该系统在他眼里的重要性：“当一家投资银行的名字……出现在汇票上，该行的客户凭票提款，汇票在英格兰银行被视为可接受货币，并且可以按最佳利率被票据经纪人再贴现。票据经纪人以此为目的，从英国各储蓄银行的盈余资金中借款。通过这种方式，交货和付款之间的时间差就可以被弥补，反之，将迫使生产过程不规则地变动，直到货款到账。迄今为止，承兑是最便宜的融资形式：除非某环节出现问题，承兑无须占用银行的自有资源，不像贷款和透支，因为银行借出的不是现金，而是名誉。提供这项服务，银行收取手续费，费率由银行利率法庭公布，一等借款人手续费在1.25%~1.5%之间，其他借款人可能要支付3%，虽然这是例外……很难指出哪种特别的业务对S·G·华宝公司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该公司几位发言人均坚持强调要扩大公司的承兑业务，可见公司对进一步增加承兑业务量的重视程度。”

[7] 1946年5月，S·G·华宝公司联合力拓，收购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6年后，沃伯格系向力拓支付作价，购买后者在水银证券公司的股份，水银证券是S·G·华宝公司的母公司。

开拓国际业务

虽然英国工业理应是S·G·华宝公司战后主要的焦点，但公司的这位灵魂人物即刻返回欧洲大陆寻找国际业务，那才是他真正的职业。1945年年底，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瑞士一贯稳定，而法国总显得不那么稳定。第二年，他又去了瑞典、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后者的边境上，“铁幕”还没有被拉开）。在瑞典，他试图与富裕的沃伦堡家族和他们的斯德哥尔摩恩斯吉尔达银行重新建立联系。战后，沃伯格首先有一些设想，其中之一是联合罗伯特·本森公司和法国国家工商银行，在伦敦设立英法银行，旨在服务于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工党政府当选一年后不久，沃伯格提出这一计划，他尽力取得英格兰银行“善意的同情”。他注意到，政府里（甚至公职系统里）有人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飞快复苏存有敌意——这意味着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有所放松——沃伯格深知，央行作为官方盟友的重要性。“针线街的老妇人”（指央行）的意见并非那么明确，对提议的新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人选有所保留。不过与此同时，央行让沃伯格明白，他们原则上“以善意的眼光”审视这一方案，表示“如果新公司设在纽约而不是伦敦，将会很遗憾”。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窍门：两大主要金融中心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各家央行习惯性地希望在自家后院增长国际业务。沃伯格知道怎么打这张牌。他视乔治·博尔顿为可靠和有效的盟友。正如沃伯格后来回忆的那样，他对博尔顿有很高的评价：

他试图巩固英国在金融领域为国际合作创造新工具的角色。尽管他完全意识到相对于在那时（即，战后）美国压倒性的金融实力，英国在金融上存在劣势，但他以全部的能力和说服力，为保持英国显赫的地位而奋斗——这倒不是建立在英国的物质资产上，而是建立在英国的专业素质和英国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职能上……乔治·博尔顿除了为恢复西方世界各央行之间的紧密关系效力以外，他还鼓励金融城内的私营公司从伦敦构建国际业务，尽管存在外汇管制以及其他障碍。你总能感到他的影响力向个人创业倾斜，并向那些试图打开国际合作私营新渠道的个人倾斜，这与国家机器匿名的权力截然不同。

沃伯格比大多数人更早领会到伦敦金融城的复苏就像它在过去的繁荣一样，不可能基于英国资本的出口。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将需要从国外吸收资本。因此在1948年2月，他征求了他在瑞士的一些联络人的意见，看“瑞士有没有可能，利用它不足的黄金储备，为英国或不列颠帝国的需要提供融资”。4年后，他审阅了一批可能的项目，“为了这些项目……联合王国可以筹集硬通货币的贷款，主要在美国，但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在瑞士和加拿大”。后来很多年里，他工作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设法吸收欧洲和北美的资本到英国，不只是为英国工业现代化提供融资，而且是为把伦敦变成国际交易的通道。

但是，直到1949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才回到他的出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沃伯格就想加速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复苏（与亨利·格伦菲尔德截然相反）。这不是出于宽宏大量，更不是漠视第三帝国的恐怖，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沃伯格对这两种人分得很清楚，一种是“主要的歹徒”——他指的“不但是那些政治罪犯，而且是所有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无节制地从纳粹政权攫取利润的商人们”；另一种是“相对无知的人，他们加入纳粹党，为的是保全他们家人的性命”。他认为，后者被不必要地迫害，因为占领军实行高度机械地去纳粹化政策，而前者——他们应该被“投入劳改营”——巴结“愚蠢的军人管理者们”得逞。1949年，沃伯格刻薄地评价道，“近年来，如果一个人说话不得体、没有礼貌，其举止让人联想起希特勒统治下所有糟糕的事情，那么，大多数德国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举止的表象是“一种奇怪和典型的组合，既傲慢又天真”。他不反对“最终将德国分割成东区和西区”，并倾向于法国提议的“将鲁尔区置于国际社会控制下单独管理”。然而，他脑子里考虑得最多的是联邦德国经济的飞快复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准备好至少对其中一位“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无节制地从纳粹政权攫取利润的商人”视而不见。

1947年7月8日，赫尔曼·阿布斯——这位丢脸的德意志银行外国部的前负责人——写下了他漫长一生中仅有的几封恳求信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写给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它值得详尽引述，不是因为信中令人诧异的蹩脚英语，也不是因为信中谦卑的口吻，（对于阿布斯而言）这不像是他的特点。

离我们上次于1939年2月在伦敦相见，已经过去8年多的时间，你可以想象我有太多的事情想和你讨论，直到现在我才有这个机会。一年多以前——一定是在3月——我以如此美好的方式梦见了你，以至于自那以后，我感到应该写信给你。家中的沃伯格太太和你的父母可好？请告知他们的情况。你儿子一定已经长大，现在也许上大学了。这些年不容易，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到你。

阿布斯继续提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与世隔绝的农场的安静生活，农场在莱茵区，靠近雷马根镇（那里曾是战场）。他坚称：“我们都很高兴再次团聚，并快乐地生活在乡下。”接下来，他谈到了这封信的主要事由：

这种乡村生活在今天有很大优势，每天的辛劳……帮助我最终忘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些问题常常纠缠着我。即使远离银行和金融业的任何活动，但只要想起欧洲的命运，仍无法将悲痛释怀，想起自身的缺点和责任，就有一种良知。无论在哪儿，无论何时，只要被召唤，就尽己所能参与重建工作当中。

对于我是否还有利用价值，似乎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必须保持耐心。耐心是基督教的伟大美德，我需要尽力奉行。要对这个国家形成一个公正的观点一定非常难，我不会佯装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把我想和你谈论的全写在一封信里，实在太难了……你的回信将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请代我问候沃伯格太太。

沃伯格的回信是友好的，但却一针见血，他回忆的不是他们在1939年的会面，而是1926年“我们在伦敦度过的一段愉快时光”，现在看来像“几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他嘲讽性地祝贺阿布斯的乡村生活，“你过的是禁欲的生活，而我在伦敦金融城过着忙碌的生活”。谈到德国，沃伯格用“你的国家”，对妻子和孩子的消息，他一笔带过，然后直奔主题：

有一次或两次，我被问及对你的意见，每当我被问及时，我都非常高兴地说，我总能感到你竭力主张的反纳粹态度，你在很多场合通过英勇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需要，我愿意在这一点上作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任何需要我做的，尽管让我知道。我对你多年的友谊和高度的尊敬不变。

沃伯格经常表达对阿布斯作为商人的钦佩，他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但沃伯格对阿布斯声称在20世纪30年代“竭力主张的反纳粹态度”能信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阿布斯从不曾加入纳粹，也从未因犯战争罪行受审，但他在没收犹太人公司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门德尔松公司，以及阿德勒和奥本海默公司。他曾主导德意志银行吞并奥地利信贷公司，并积极在欧洲被占领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搭建网络。事实上，战时，他在45个公司中占有董事席位，其中有1/4的公司处于被吞并或被占领地区。另外，阿布斯还是法尔本公司监事会的一员，这家化工公司建造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旁边的合成橡胶厂。他还密切参与了德意志银行收购从欧洲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对于那些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分子，阿布斯也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虽然有很多人找过他，比如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兹、赫尔穆特·詹姆士·冯·莫尔克，以及彼得·格拉夫·约克·冯·华登堡。战时，阿布斯唯一的冒险是在瑞士积累了一个金库，以防德国失败 [1] 。

我们不敢肯定阿布斯是否知道德意志银行的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也不知道，沃伯格对阿布斯无辜的郑重声明到底相信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在阿布斯头上笼罩着疑云——事实上，战争刚结束，他就被美国人抓获，并被关进监狱，但从未受审——沃伯格仍尽其所能，加速阿布斯的平反 [2] 。到1947年年底，这个德国人又重出江湖，还为“重建贷款公司”发行债券的技术细节，辅导沃伯格的儿子——他被他理想的大学和武装部队拒绝后，现正接受训练，准备当一名会计——阿布斯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二把手。沃伯格的目的很明确：利用阿布斯作为伦敦和德国经济联络官的角色。沃伯格相信，德国经济在战后的衰落不会持续太久。他向让·弗斯滕伯格保证，阿布斯是“至今任何新成立的金融组织在德国最好的人选，并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在德国干点什么的话，他将成为主要的吸引点”。沃伯格曾说，“很少有人能在商业世界里，可以做到他那种地步，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想象”。是的，现实主义加想象——这样的品质阿布斯有很多，它们很快把他推到在联邦共和国有特殊影响力的位置：先后成为新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顾问、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德意志银行顾问会主席。对沃伯格而言，帮助阿布斯在未来数十年都有巨大的回报，但其中也包括对这位德国银行家从1933~1945年明显缺乏公民勇气的视而不见。

阿布斯不是与西格蒙德·沃伯格恢复联系的唯一一个德国商人。但是，当沃伯格返回德国时，他第一站去的不是汉堡，而是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这意味深长。从一开始，他决心不原谅继续管理以前是M·M·沃伯格公司的布林克曼·沃茨公司（简称“BW”），那些人是第三帝国的受惠者。在沃伯格眼中，唯一恢复汉堡家族企业合理的基础是重建“1938年以前的整个现状……至少在原则上”，换言之，推翻汉堡家族银行所谓被充公的局面。在去纳粹化的时期，他愿意帮助布林克曼，但不愿帮助他的生意伙伴保罗·沃茨，沃伯格把保罗视为一个更加狂热的纳粹，而不只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但是，1949年12月，等到沃伯格沉思着围绕阿尔斯特湖走了一圈返回费迪南德街后，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家族银行似乎管理良好。“里奥”·布林克曼既有魅力又有效率，他在自己家以一顿“非常可口的”家宴款待沃伯格。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银行职员，情不自禁地感到不安，他已经有15年没有见到这些面孔了。他回忆说，“回到德国”使他感觉好像（再一次）“坐在火山口边缘”。但他不能否认，“就汉堡而言，火山口上的生活不但忙碌，而且很惬意、舒适”。沃伯格支持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临时协议 [3] ，它规定“沃伯格集团”在布林克曼·沃茨占25%的股份，附带一份5年的期权，其持股可增至50%（不过，该期权未被行使）。在这25%的股份中，47%分给马克斯·沃伯格的后人，26%分给弗里茨·沃伯格，西格蒙德、埃里克·沃伯格、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各占9%。1948年货币改革后，家族银行首次出版以德国马克计价的资产负债表，报表显示公司资本金为310万德国马克、资产为2550万德国马克。实际上，就西格蒙德·沃伯格在家族银行的占股，他本应收到相当于75780德国马克（约合7500英镑）的股票，但这部分股票凭证在他家被盗。

沃伯格态度改变的原因不是非常显而易见，但可以说，态度改变没有费很长时间。到1950年，他和埃里克讨论有必要为布林克曼·沃茨公司雇用多位新经理，并提出恢复使用老公司的名字，只要埃里克愿意一年有1/3的时间在汉堡。1950年，西格蒙德指示他的儿子，“如果布林克曼万一和你联系，请……听着就是了……在他傲慢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外表下，他不但非常精明（当然，不要过高估计），而且善良，还带有东方的智慧，虽然有些安静”。然而，一年后，沃伯格打消了这种想法，认为布林克曼“非常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懒惰”。到1952年，沃伯格加速恢复公司的原名，他至少邀请了一位新合伙人加入，并把银行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目的是稀释布林克曼的影响力。那年夏天，沃伯格访问汉堡，证实了他对汉堡的疏离感：

在我看来，布林克曼的情绪类似“军官”和“女主唱”，令人捉摸不定，比他之前的状态还糟（暗指他来自土耳其的母亲）。我经历过好几次，当他作陈述时，既不坦率也不诚实，我注意到，他看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他个人需要地位的角度出发，这让人非常不舒服。因此，在汉堡发生的所有事情只是动嘴皮子，并没有结果。我对他的描述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了，直到我们再次见面。同时，我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即，我以后很少有可能会与BW公司打交道。

也许是不走运，沃伯格无法坚持这一决定。1953年年初，他说，他发觉自己不得不在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为防止任何非常不利的事情发生”。一度，他以为他已说服他的堂兄埃里克，接受S·G·华宝公司在德国设立新机构，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也许会占一小部分股份。不过，到1954年下半年，沃伯格建议埃里克考虑出售他在前汉堡家族银行的股份，沃伯格认为，与德意志联合银行，或干脆与杜塞尔多夫的一家新“工具”合伙，将比继续与布林克曼·沃茨合作更有利。但是，埃里克决心以汉堡为基地，并将他的能量更多地投入前家族企业，为的是接替赫尔曼·希林成为合伙人，沃伯格对此困惑不解。事实上，沃伯格想把他在布林克曼·沃茨的股份卖给埃里克。当这家前汉堡家族公司邀请西格蒙德加入其融资委员会时，他答应了，但条件是恢复M·M·沃伯格这个名字，并任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做合伙人，这两个条件都被布林克曼拒绝，他现在似乎有意把公司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也许又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但沃伯格仍不太可能割舍。他最终同意加入该公司的融资委员会，尽管布林克曼继续拒绝接受他的两个条件。毕竟，沃伯格仍“十分喜欢这家老汉堡公司”，即使他有时佯装与“布林基”关系和睦，但私下里仍轻蔑布林克曼的自大，并深深怀疑后者的裙带倾向。

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而言，答案似乎很清楚：恢复原名、重振公司，并使其作为S·G·华宝公司在联邦德国的合作伙伴。但他朝这个方向走的每一步，都受到布林克曼的制约。比如1960年，沃伯格提出妥协，将公司改名为M·M·沃伯格·布林克曼公司。他更进一步表示，布林克曼的抵制也许是出于“德国人对犹太名字敏感”。当埃里克提议用布林克曼·M·M·沃伯格公司时，西格蒙德威胁从融资委员会辞职。布林克曼又提议他32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担任合伙人，沃伯格反驳说，“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更不主张王储式的裙带主义，他建议让他的儿子立即出任合伙人，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布林克曼现在的立场是，恢复原名的时机应该是战后不久，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太晚了。西格蒙德告诉他不太确定的堂兄，“过去15年，布林克曼非常习惯被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他倾向采取这种态度——任何不同意他的人都是不友好、不忠实，或者缺乏善意的”：

你我一味防守已无作用。我认为是时候向布林克曼的自大——我担心如今不但显出凶恶，而且还有衰老的征兆——进攻了，而且，他必须被告知，他欠M·M·沃伯格公司老合伙人的太多了。1938年，他们交给他的不只是一个“躯干”——布林克曼用了多么天真的一个词——而是一间公司，尽管赶上纳粹的局势，公司仍保持极好的名誉、极佳的赢利能力和非常重要的储备金……他不应忘记，这一切应归功于公司的老合伙人，也是你和公司其他员工战后支持他的结果。

布林克曼“试图在汉堡建立布林克曼王朝”，而且“没有大张旗鼓地恢复公司原名也算得上是丑闻”。其结果是一个妥协：布林克曼的儿子做合伙人，但同时汉斯·伍特克也成为合伙人，后者曾在戴姆勒–奔驰工作，他深得西格蒙德的支持，并以“强烈和独立的观点”——独立于布林克曼——回报沃伯格的信任。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公司相对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其金融利害关系已被削弱。沃伯格抱怨，公司的业务“非常局限”，完全专注于商业信贷，完全脱离了为德国工业融资的制高点。但沃伯格继续活动，欲稀释布林克曼的影响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从未迷失在汉堡恢复沃伯格名字的终极目标。

所有这些工作，沃伯格显然不是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随着S·G·华宝公司不断崛起，如果汉堡的银行还叫布林克曼·沃茨，不带有著名的沃伯格的名字，那会对沃伯格是有利的。一个不可能避开的结论是，在争夺汉堡公司的持久战中，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追溯。很简单，这是个原则问题，以充公化名义起的公司名称不应再被沿用下去。同样，西格蒙德认为埃里克在纽约使用家族名称是对沃伯格品牌的稀释，不能容忍。当他听说埃里克考虑将他的公司E·M·沃伯格单独上市时，西格蒙德立即写信坚持要求，如果埃里克不再占大股，他的公司应放弃使用家族名称，否则，将构成“滥用家族名称”。当埃里克将他纽约公司的一半股份出售给莱昂内尔·平卡斯时，沃伯格公开表示反对。当纽约公司改名为E·M·沃伯格·平卡斯时，沃伯格勉强表示欢迎。

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而言，控制关乎一切。毕竟，谁能肯定平卡斯将在沃伯格的名字上贴金，而不会有损沃伯格的名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沃伯格甚至在大萧条前就认识到私人合伙制的局限，私人合伙制是家族控制企业最简单的结构。S·G·华宝公司将采用非常不同的组织架构。1954年，S·G·华宝公司超过99%的普通股由一家叫水银证券的控股公司持有，后者原名中央铁路货车（控股）公司，它是铁路国有化所剩下的壳公司。水银证券公司后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这种形式将银行做上市，有三层道理。第一，有机会吸收外部资金。第二，控股公司推动多元化。正像沃伯格告诉格伦菲尔德的那样，除了S·G·华宝公司，“我们必须设立更多的子公司，因为银行业务有风险。”从一开始，水银证券也收购并经营非金融业务，从与金属贸易商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合作开始，公司经营继续走多元化路线，速度之快以至于到1960年，沃伯格可以谈到“我们的保险经纪业务、我们的广告代理业务、我们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第三，控股公司的结构保证沃伯格保留对沃伯格名字的控制权。格伦菲尔德想起他的合作伙伴说过，“无论如何，上市公司的名字里都不能有沃伯格”。“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1956年，水银公司的股票掌握在272个股东手里，母公司及子公司各董事只掌握了1/5的股票。沃伯格自己只持有6.29%的股份。另一方面，通过创始人股票——其投票权是两级普通股投票权总合的3倍——S·G·华宝公司被另一家“沃伯格延续有限公司”所控制，沃伯格、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拥有后者52%的股份（余下的股份由公司各高级董事持有）。这个结构远没有那么直接，但似乎奏效，它结合了家族控制的传统、股票上市的市场规则以及多元化的防御机制。

[1] 即使根据1952年德国和瑞士签署的条约，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被解冻，这307公斤黄金仍被留在瑞士。阿布斯固执地拒绝考虑出售甚至转移这些黄金。在他去世后，这些黄金最终被出售，卖了560万德国马克（合380万美元）。德意志银行明智地将这些钱捐给了犹太人慈善机构。

[2] 令人惊讶的是，阿布斯的传记作家洛塔尔·高尔忽视了阿布斯和沃伯格的关系，以及沃伯格在阿布斯平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伊恩·弗雷泽的回忆录里，他描述了沃伯格后来谄媚地想讨好傲慢的阿布斯，但在战后的那几年，反而是阿布斯求沃伯格了。

[3]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沃伯格家族和布林克曼家族私下里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德国一旦出现不利于犹太银行业的状况，沃伯格家族有权持有公司25%的权益，并有权恢复原名”。布林克曼最初表示，他仍愿意遵守协议，但他的几个合伙人不愿意，他最多出让10%的股份。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说服履约。

关注德国

1950年10月，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母亲去世。他和她的关系一直是亲密和强烈的。作为一个男孩，是母亲露西给予他更好的教育。她在文学修养上训练他，强度大过任何校长。是她向他灌输她自己的独特精神：那是一种古怪的混合，既有清教徒式的自我否认，又有犹太人的自我批评，这种混合同时激发了禁欲主义和焦虑——它不但是一种属于亚伯拉罕家族的归属感，而且是一种如果一行字抄错或一个字拼错，“会员资格”也许将被取消的感觉。总之，没有人对沃伯格有更大的影响力了。这种严格的责任感，这种完美主义，对警句的热爱，对社会上势利现象的轻蔑——这只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众多品质当中的一部分。

也许可以预料，他母亲的亡故在某种程度上将减弱他对德国的热爱，因为他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他的成长阶段。相反，沃伯格依然关心他的祖国，就像以前关心他祖国的命运一样。整个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奇迹，这为新成立的伦敦公司创造了机会，而关于原汉堡家族公司未来的争执，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则插曲。尽管联军轰炸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其资本存量非常现代化。从东德被赶出的德国人强化了教育水平已经很高的劳工队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刺激了大量的出口订单，新兴的联邦共和国，其经济增幅在欧洲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德国工业的表现，尤其在1948年货币改革后，用沃伯格在1951年6月的话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必须承认，他一生对德国人在政治立场上持矛盾看法，谴责他们“缺乏政治能力，并缺乏现代和客观意识”，但他从未低估他们在“技术和工业组织”上的潜能（以及其他才能） [1] 。他和赫尔曼·阿布斯的关系产生了众多生意机会：比如，为汉堡的船坞德意志船厂融资、重振德国金属公司的管理层、出售工程公司曼内斯曼的股份。1952年，沃伯格找阿布斯谈论设立“一家英国和德国银行，类似英国和法国银行”。1953年，他又找阿布斯谈论“在加拿大设立加拿大和德国融资工具”。到1954年，沃伯格向他的堂兄埃里克宣布，“我们在德国最紧密的联系是和德意志银行”。沃伯格和阿布斯都想到，为主要的德国公司在伦敦证交所发行股票。双方还想到引进德国资金，投入英联邦开发融资有限公司。1957年，沃伯格试图使阿布斯成为“拉近英格兰银行与德国国家银行（德国联邦银行的前身）理解的某种中介”。1958年1月，他告诉阿布斯：“在德国处理任何重大商业交易都与你合作，至少将有关情况通知你，即使交易处在萌芽阶段，我把这定为一个原则。”因此，当有消息指阿布斯与希特勒政权曾经合谋时，沃伯格感到极不舒服。消息首先是来自东德，后来是几位西方作者开始披露，尤其是汤姆·鲍尔。

然而，把沃伯格和德意志银行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某种独享是带有误导的。其实不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寻求在伦敦（和纽约）发行股票，英德合作机会众多，沃伯格不仅仅与一个生意伙伴合作。举一个例子，1959年，他提出收购巴伐利亚联合银行“很大一部分股份”的可能。同时，他和让·弗斯滕伯格探讨“公司和柏林人贸易公司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可能。沃伯格系也有可能独立行动，比如1960年，为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的一部分股票募集资金，这是自战后以来第一家欧洲大陆公司在伦敦证交所挂牌。事实上，沃伯格尽其所能，为德意志银行在伦敦上市向阿布斯提供帮助。

到20世纪60年代初，沃伯格很清楚，无论是布林克曼·沃茨还是德意志银行，都不能为他提供他在联邦德国市场所寻找的立足点。因此，S·G·华宝公司在1964年（联合伦敦和南美银行）收购了一家在法兰克福的银行汉斯·W·彼得森，将后者改名为S·G·华宝有限合伙人公司，并派曾在美国投行李·希金森效力的格特·惠特曼，与这家法兰克福银行的创始人彼得森以及他的合伙人理查德·道斯共同管理新公司。当沃伯格更加乐观时，他想象着新公司“在战后不久会复制伦敦公司的成功，那时，培训和打造一支合适的团队，最终证明是长期繁荣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也希望这一举动将削弱鲁道夫·布林克曼的地位，甚至也许可以逼迫后者在汉堡家族公司名称的问题上就范，这符合沃伯格的特点。但这种希望受到德国股市暴跌的阻碍，法兰克福新公司成立时，正好赶上股市下跌开始，下跌延续到1966年年底。由于汉斯·伍特克和埃里克·沃伯格都加入了法兰克福公司的董事会，法兰克福公司和汉堡公司便开始合作。到1967年，沃伯格对新公司的幻想破灭，他与伍特克和道斯发生争吵，并指控他们对他在新公司里的地位患有某种“情结”。1969年，沃伯格担心法兰克福分支在过度扩张，他将新公司与J·M·福伊特控制的德意志证券和汇兑银行合并，组成证券银行–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过程中罢黜了道斯。到这时，沃伯格找到了一位新德国盟友——德国商业银行的保罗·利希滕贝格。1967年，阿布斯从德意志银行董事长一职退下后，保罗逐渐取代了他的位置 [2] 。与此同时，布林克曼仍留在汉堡，他无可救药，似乎也无法被撼动。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在联邦德国有这么多商业活动，但如果认为他已经完全原谅并忘记德国人过去的种种罪行，那可就错了。他经常表达他对联邦德国政治人物的怀疑（虽然不包括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康拉德·阿登纳）。社会民主党人卡尔罗·施密德给他的印象是“傲慢、固执”。联邦总统西奥多·霍伊斯的优点是“不拘泥于玩政治战略或战术”。副总理兼经济奇迹设计师路德维希·埃哈德“善良、有才华，但却是不受约束的无赖”。有时，他的批评对人不对事。沃伯格分得清被定罪的纳粹分子和德国群众，他认为德国群众在第三帝国的作用没有那样恶毒。“关于纳粹主义，”他在他的警句簿里意味深长地写道，“引诱善良和成熟的人们似乎是那么容易。”正像他在写给雷曼兄弟的保罗·马苏尔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认为，全世界大部分人没有对抗恶霸的勇气，恶霸掌握压倒性的权力工具，并且毫不犹豫、无情地使用这种权力。另外，我担心纳粹制造的凶残暴行——虽然纳粹人数更多——不会比几个世纪以来罪犯和变态分子犯下的残暴更糟糕，这些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确实也不会比现在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残暴更糟糕。纳粹暴戾特别让人恐怖的地方是，他们作恶的权力应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科学的方法。

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沃伯格对德国精英阶层发挥的作用大加批评。1956年，他告诉一位英国友人，“恐怕‘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今天依然存在于德国人的心态中，它也适用于大部分上层和中产阶层的人”。1959年，他评述许多德国人“真的从希特勒时代吸取了教训”，但依然如故的是，“一大批重工业领导人像以往一样自负、傲慢”。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的短暂支持，沃伯格并不为此担忧，他认为那是一种反常。就沃伯格而言，新德国的民主基础是牢固的，埃及的反犹势力，甚至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更令犹太人害怕。1967年，他告诉一位记者，“一个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德国的复兴”，比“中东统治者奢侈和完全不负责任的野心”危险更小。而且，不像20世纪20年代，德国右翼对领土丧失或统一问题，并没有希望动员群众的支持。在冷战条件下，除非牺牲联邦德国的自由——这是苏联所有为结束德国分裂的提案的价码——否则，德国不可能实现统一。新德国真正的麻烦不是它保持不变，而是它已经改变，并且超出沃伯格所希望的。1960年，他告诉儿子，现在“人性过于物质，有太多的自满和自大——经历了过多的自怜之后，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继续密切关注德国的政治生态，留意任何反犹的惯犯，他从未怀疑“有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人”依然存在，但他对纳粹真的卷土重来不抱什么预期。即使生硬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也显然不是纳粹，虽然他也许“沉浸在喧闹的表现主义中，几乎像希特勒一样粗俗”。

不可避免的是，有人会批评沃伯格在推动战后德国经济复苏中所投入的精力。其中包括前M·M·沃伯格公司的经理汉斯·迈耶，他现在人在纽约。当沃伯格听说迈耶反对两间“犹太银行”（沃伯格系和罗斯柴尔德系）负责蒂森在伦敦发行股票时，他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沃伯格控告迈耶“虚伪、肤浅”，他提醒迈耶：

希特勒政权上台后仅几周，我向MMG公司和沃伯格公司强烈主张我们应该尽快撤离德国，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其他德国犹太人做个榜样，以此作为激励和支持他们的一种行动，并且应该尽可能避免任何与那时主宰德国的人接触。请再回顾一下那个时代。我着重表达了与你以及和你有相同想法的人的不同观点，但从一种道德或准道德的角度看，我没有质疑你动机的可靠性。

就像在希特勒政权的年代我感到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远离那个政权一样，如今我感到，一个正派、有政治家风度的政权在管理德国事务，在伦敦、纽约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人，无论是否是犹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来自德国的合理的商业事项，都不应该为参与其中而感到羞耻。对我而言，最好能使正派的人变得更加强大，虽然他们可能立场不够坚定，但他们历经磨难，想重新做人，（沃伯格是指阿布斯吗？）而不是想讨好恶霸。换言之，我更喜欢和阿登纳领导下的德国正派的工业家们打交道，而不是和希特勒统治下的那帮人打交道。

这不仅是经济务实主义的事情。它也反映了沃伯格对德国在西方一体化中的战略重要性的理解：

当我就蒂森的事情开始谈判时，最初我的脑子里就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笔交易，我们可能会被各方批评，尤其是被某些英国军国性质的媒体。然而，我们不应该被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团体的反应所吓倒，这些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年中，没有像现在那样反对德国。相反，如果我们想强化亚特兰大共同体，我认为这是当前政治和社会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任何能实现并鼓励德国商界和西方世界其他商界开展业务的事情，在我看来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1] “德国人在音乐、诗歌和形而上学方面很伟大，同样在技术和工业组织上也很伟大，但天地之间的事情，比如外交、生活的艺术、政治平衡，以及政治公平的做法，多数时候是在他们的潜能和偏好之外。”（沃伯格写给汉斯·谢弗的信，1951年7月16日。）

[2] 令人奇怪的是，阿布斯的继任者拒绝参加水银证券在德国的私募。沃伯格不为所惧，他力图补救与德意志银行的关系，并主张与德国商业银行建立三角关系。

发挥关系网的作用

当然，现实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被迫离开故土的德国人。他的老友保罗·兹格勒曾说：“西格蒙德非常德国化，而且……还是19世纪的德国人，还带有很强的尼采的风格。后来希特勒来了，希特勒使他成为永远无家可归的人——我总是对他完全没有英国人的样子感到吃惊……所以，他的生意成了他唯一的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在汉堡家族公司的名字问题上屈服的原因，不管其金融影响有多微不足道。最终，沃伯格成功了。1969年，当布林克曼80岁时，沃伯格得以达成协议，在资本金增加了600万德国马克的背景下，将公司改名为M·M·沃伯格–布林克曼·沃茨。消息是在1970年1月宣布的，这在沃伯格整个职业生涯中是最难取得的胜利之一。他告诉堂兄埃里克：“我不否认，我为这个目标努力工作，有时，发现我要面对的障碍的性质几乎无法忍受。”劳埃德银行的董事长埃里克·福克纳回忆说，沃伯格有一次曾宣布他的两个个人抱负，一个是将“沃伯格”建成与伦敦巴林银行齐名的家族企业；另一个是在汉堡恢复家族名称。实现第二个抱负比第一个多花了10年时间。

一种对他过去在德国生活产生的亲近感，使沃伯格于1968年接受了在乌拉赫母校校友聚会的邀请 [1] 。他告诉另一位校友，他总是“抵制德国人有所谓的集体负罪感这一命题，因为任何形式的归类，都是对智力和道德公正犯下的大罪”。1977年，他第二次访问乌拉赫，甚至想买回在乌亨费尔斯的老宅，他曾在那里度过他的少年时光。沃伯格以一种不原谅的精神，试图为他母亲的可动产寻求赔偿，纳粹曾阻止将这些财产运往英格兰，战争期间，这些财产在对斯图加特的空袭中被毁。他和他的祖国完成和解是在1973年，那年，维利·勃兰特政府授予他联邦共和国荣誉勋章。1973年，他跟德国驻英国大使说，他的忠诚包括两层意思，“既对他的出生国，又对他的接收国”。

但是，英德和解不是沃伯格的主要目的，虽然毫无疑问，这个目的是他支持的，也是他培植的。用他一位德国老友埃德蒙·史旦尼斯的话说，有一次沃伯格在电话里坦言，他的“人生使命是把分布在全球（大写）名字中有‘沃伯格’（大写）字样的‘投资银行’整合，从伦敦到纽约，从苏黎世到法兰克福”。即使夺人眼球的大写单词不是沃伯格写的，而是史旦尼斯写的，这话也没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仅仅恢复与德国的老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的是，重建与纽约跨大西洋的金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沃伯格家族在战前的关系网同样将发挥主要的——但不总是有用的作用。

[1] 大多数他以前的同学已成为新教教士。他们带着无法形容的施瓦本的狭隘，对沃伯格还未秃顶的事实印象最为深刻。

第7章　大西洋联盟

正如你所知，我强烈地认为，没有什么比英美在各个领域合作，包括在商业层面，对我们西方世界更为重要了。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52年

直到那时，英国权贵阶层感到，任何大公司管理层发生任何激进变化都是错误的……这种自满被英国铝业“战争”击碎，这种自满带着错误的傲慢，还带着懒惰……迈克尔·贝利是富林明集团的合伙人，他也是那时金融城的一位主要银行家之一。他对我说：“如果某人购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并获得在该公司的影响力，但随后更换该公司的管理层，那么，这个管理层中还有哪个成员能睡得安稳呢？”我答道，如果那个人做得不好，他就没有理由睡得安稳。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6年

令人失望的美国业务

1927年，西格蒙德·沃伯格认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库恩–洛布公司是“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但恐怕这颗星星正在逐渐快速失去光泽”。他发现该公司的几位高级合伙人（西格蒙德与他们有远亲关系，因为他的“叔叔”费利克斯和保罗分别娶了洛布和希夫家族的女儿）对“个人虚荣、嗜好和势利”，比对“实际的、商业性的企业家精神”更感兴趣。他告诉叔叔马克斯，“我在库恩–洛布公司待得越久，就越感慨于该公司的魅力和绝妙架构，更重要的是它内部广阔、未开发的可能。这些可能的开发，需要人为（途径）或一种极大的努力。它完全依赖于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各合伙人。”在之后的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西格蒙德·沃伯格怀揣着梦想，想要振兴库恩–洛布，恢复1920年雅各布·希夫死后消失的活力。大萧条前，该公司因发行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赚取利润并得以壮大。后来，因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颁布，公司（和其他投资银行）不得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慢慢地，公司变得自满、厌恶风险，对战后美国出现的新的生意机会似乎漠不关心。公司在华尔街仍是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只仅次于摩根。公司的客户名单几乎是美国大企业名录，从安海斯布希公司到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当一位合伙人被问及公司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些大企业工作过时，他的回答很出名：“大约有一半”。

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1946年2月当西格蒙德在战后首次访问纽约时，他主要关心的是为S·G·华宝公司设立一处独立落脚点的可能，而不是恢复与库恩–洛布的老关系。事实上，他竭力告诉保罗·马苏尔，“我们绝不会受库恩–洛布公司的限制”。当曼哈顿银行愿意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沃伯格时，他欣然答应。库恩–洛布的新领导层包括约翰·希夫、威廉·怀斯曼爵士、本·巴登威泽，以及约翰·迈耶，沃伯格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我们不应指望他们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交易上显得灵活或者敏锐”。在这个阶段，他最愿意考虑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当美国政府对库恩–洛布和其他华尔街主要发行银行提出起诉，指控它们存在反竞争的做法时，这进一步强化了沃伯格的这种感觉。在他看来，“公司的美名及其巨大财富”与公司管理层结构“混乱得令人难以置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符。沃伯格对他以前的两名德国同事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和乔治·斯皮策的印象更深刻，因为这两个人似乎渴望抓住战后的种种新机会。因此，沃伯格决定减少他的公司在海外商品信托的持股，持股行为在战争期间已经停止。沃伯格转而关注一家叫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的新实体，该公司在施皮格尔贝格的领导下，有意成为“一家纯粹的融资及控股公司”。

20世纪40年代末，沃伯格又先后几次造访纽约，1947年6月和11月，以及1949年1月。那时横跨大西洋仍依靠轮船，因此这样的旅程不是小事 [1] 。为弥补在纽约的短暂时光，他每一天都安排了数量惊人的会议，每次会议限制在30分钟。但开始时，会议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到1948年年底，他和他的同事们去美国不下14次。由此产生的业务量“极为可怜”。欧洲合伙人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其业务“要么是偶然的交易，要么是一种‘垃圾’商店……业务种类……不适合银行家或专业投资者投资”。1949年1月，沃伯格直白地总结道，“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对S·G·华宝公司没用”。“很明显，欧洲合伙人公司为自身或者为S·G·华宝公司，都未产生任何特别有价值的投资业务……未取得赢利……当S·G·华宝公司的各个成员访问大西洋西岸时，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都不能负担他们产生的费用”。总而言之，该公司证明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自留地，腐殖土太少，园丁和石头太多”。到1950年，沃伯格的幻想破灭，他得出结论，伦敦比纽约有更多值得做的业务。当怀斯曼公开表达愿意用沃伯格替换罗斯柴尔德，作为“库恩–洛布公司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的主要联系人”时，沃伯格婉拒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终止了对美国或者对库恩–洛布公司的兴趣。

[1] 因为需要被迫出席社交场合，沃伯格总把跨大西洋之旅看做一种挑战。1951年10月，他回到伦敦后致信埃里克说，“如果船上没有那么多熟人，我会更放松一些，因为他们全都不在正常时间睡觉……大多数情况下，缺乏睡眠和消耗多少杯威士忌之间存在算数关系”。

对冷战的判断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他从不认为这和坚定的亚特兰大主义不兼容。他的确可以宣称自己为《大西洋宪章》的起草提供了灵感，该宪章为英国和美国之间在战时和战后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41年，就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华盛顿出任大使前，沃伯格建议哈利法克斯勋爵应在他首次的美国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份针对世界的新的大宪章”，而不只是为英联邦。母语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联盟，其目的很明显。早在1940年，沃伯格以卓越的先见之明看到，法国沦陷也许最终将意味着“苏联势力的进一步延伸”，有可能延伸至莱茵河。希特勒的战败是以向斯大林交出欧洲大陆为代价，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担心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为他在冷战期间坚定地反对苏联奠定了基础。1942年，英国的亲苏情绪高涨，像工党内的许多人一样，虽然沃伯格在战时对苏联的“现实主义、大无畏和目的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毕竟，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在追求胜利上流了更多的血。

今天，人们很容易忘记冷战那一代人生活在怎样的阴影下，超级大国对峙产生的破坏性，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1987年，这种破坏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消失。1949年10月，沃伯格写信给他的友人威廉·舒巴特说，“如果苏联人掌握了原子弹，那么我非常确定，他们有能力把原子弹打到美国……如今地理距离不再成为保护。当今唯一相对安全的地方可能是那些相对远离人口和工业中心的地方”：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了一个从中欧来的难民的故事，他大概在1938年来到英格兰，他担心下一个地方应该去哪儿，但不能下定决心。有人问他，“你到底想去哪儿？”他答道：“很远的地方。”那人又问：“很远的地方在哪儿？”他答道，“离所有地方都很远的地方。”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这是一种徒劳和歇斯底里态度的征兆，这种态度伴随着道德、社会和经济的解体。这种解体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从那时起，它愈演愈烈，尽管会有较光明的短暂间隔。鉴于这种解体，大部分不愿意被歇斯底里的情结吞没的人，要么按照伏尔泰所说的“管好自己的事”，要么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即我们周围好像没有发生解体一样。

事实上，沃伯格不得不以一种重要的感觉度过余生，“好像”这个世界既不危险，也不腐朽，但他内心知道并非如此。

但沃伯格直觉上对核战争风险规模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像他很快就意识到威慑和相互毁灭，这两者产生的稳定性的作用。朝鲜战争白热化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结合极端好战和政治野心，让人不安地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将军、希特勒早期的支持者艾里希·冯·鲁登道夫，即使在那时，沃伯格仍旧明白，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热”战，比“持续冷战伴随在朝鲜和印度发生局部热战的可能性要小”：“我甚至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过不了多久，我们也许开始把冷战视为在未来1~20年的一种常态，那时我们也许会逐渐平静下来，不会像到目前为止那样紧张。”事实上，早在1951年，沃伯格企图展望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缓和的时代，甚至展望超级大国们走到一起：

如果一个人愿意沉浸在特别乐观的期待中，那他也许想象得到，冷战持续10年后，东西方也许习惯了共处，习惯了以一种奇怪的混搭精神，互相怀疑又互相容忍。这是心理学的一次熟悉的经历，抽象地说，虽然怀疑和容忍之间存在对立，但在现实中，适当的怀疑加上适当的容忍，可以产生合理的精神催化剂，调解对立思想态度之间的关系，这同样适用于个人和国家。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东西方相互之间也许会慢慢采取和平的态度。同时，东方阵营的发展方向也许会变得不那么集权、集中，而西方阵营在更广泛的区域基础上和更社会主义化的模式上，也许会变得更加有组织。

使沃伯格感到乐观的原因是他逐渐意识到，西方领导人不会重复绥靖时代的错误，但乐观不符合他的特点。“与1938年秋天和1940年春天相比，”他告诉一位记者：

今天，虽然西方世界仍处于极度危险中，但比那时更加觉醒。顺便说一句，我的乐观之所以得到些许强化，是因为几乎所有反对我在1933~1939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预言的人，现在都接受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说法。那些在1938年，甚至在1939年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平的”内维尔·张伯伦的追随者们，现在反而悲观地预言灾难即将到来。

冷战稳定的关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出现，它是西欧安全可靠的保证。早在1950年5月，沃伯格确信，西方的安全依靠“真正的防御，以及北美和西欧之间的货币统一”。他甚至提出建立两党制的协会——大西洋联盟之友——该协会旨在将“工业、金融城和行业工会”团结在新兴的西方联盟后面。有趣的是，沃伯格形容这个机构“比那些试图推进联合国、联邦制和欧盟的各个协会重要得多”。正像沃伯格向保罗·马苏尔解释的那样——保罗担心“苏联将从局部热战中得利”，他还担心“打败苏联唯一的可能在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沃伯格有信心，“西方列强与其盟友一致的政策，将继续削弱苏联，从而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沃伯格邀请了以下几位加入新机构，包括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沃伯格的同事、银行家弗朗西斯·格林，还有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后来招募的还有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前司法部长哈特利·肖克罗斯，以及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各方达成的目标是通过“至少定期举行部长级理事会议，配备共同的秘书处”，加深现有的大西洋防御联盟。

同时，沃伯格明白，与纳粹德国相比，苏联是一个有着不同特点的敌人。他在写给军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信中说，“对纳粹德国来说，它从未准备共处，只热衷称霸世界。不过，对苏联来说，情况和纳粹德国时代有所不同”：

克里姆林宫里的独裁人物，与希特勒主义者一样残忍，但除了这些独裁者以外，还有一些非常精明、有建设性的思想者，他们试图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取得控制权。当然，没人能预见这场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内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斗争将如何化解，但东西方的冲突至少有机会以共处为结果。唯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首先，通过继续加强西方盟国的实力；其次，提高东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生活水平；再次，通过缓解紧张关系……

英美外交合作失败

尽管沃伯格把大西洋联盟视为防止苏联扩张的堡垒，但他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亲美派。相反，他非常容易被他看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所激怒。他尤其厌烦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P·理查兹，1944年9月，沃伯格在和威尔士工党议员安奈林·贝文的一次宴会上遇见理查兹：

理查兹先生问，当谈到今天英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时，他们是否愿意放弃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而支持国际机构。我们全都回答“是”，只要存在基于国际机构的解决方案。贝文说：“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愿意放弃遍布全球的海上主要要塞，比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海峡，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哥本哈根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理查兹先生随即说：“这么做很正确，但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在巴拿马运河的管辖权！”……理查兹先生大谈英国人维持在印度的政权是可耻的，但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又是完全合理的。

沃伯格后来回忆道，战争的一个最大失误是，罗斯福“对所谓英帝国主义痛恨的理论依据有误”，这使他“向斯大林交出主要战略要地……因此，让他在西欧的英法朋友们很失望”。有时，沃伯格陷入几乎是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午餐时，美国人不和客人交谈，而是盘问客人；美国人的火车站混乱到无法容忍；美国人的股票市场是“蒙特卡洛，只是没它好玩”——总而言之，他们“从树上一下跳进汽车里”。“我可以总结我的印象，”战后他第一次去美国后写道：

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即使那些非常聪明的人——都根据股市的走势改变着他们的观点。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喜好和憎恶的观点与推理一致得令人可怕。有时我想，美国个人主义的无差异与中止，也许和在苏联一样在蔓延，唯一的区别是，在苏联，异议的惩罚是死刑，而美国的惩罚是挨饿或者社会放逐。

沃伯格不像许多更传统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从来没把冷战看做西方的（很少是美国的）美德与苏联的罪恶之间的斗争。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天，他在一封信里坦露，“恐怕，这种现代野蛮行为正在‘铁幕’的东西两方进一步蔓延，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在西欧”：

在我看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西方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只在某些整合良好的小岛上得以保存，它们不会被现代野蛮行为的潮水所淹没。它们的确只是一小部分紧凑的个体，但它们内部凝聚的程度以及平衡的程度很高。相对于其他过快增长、过大和过度集中的个体来说，这些紧凑的个体不受令人失望的无差异的影响。前者适用于今天的苏联及其卫星国，也许还越来越适用于美国。而那些整合程度高的岛国，包括大不列颠及某些英联邦自治领（不包括南非）、瑞士、北欧国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西方的优越感建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岛国”依然存续上，因为它们坚守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建筑在对“西方文明从柏拉图到北约组织”的描绘上。冷战期间，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教授的。

沃伯格对战后跨大西洋秩序在经济方面的批评是更加显著的。他提出两点反对意见。第一，由英美专家在1944年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保留了货币与黄金挂钩，即，美元可兑换成铸币。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想继续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这是固定汇率和独立国家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沃伯格觉得这两点都不理想。从1940年起，他就坚决反对任何类似于金本位的制度，他开玩笑地说，战后美国大量的黄金储备最好的用处是生产烟灰缸，再把它们卖给游客。从1942年以后，他主张战时的《租借法案》政策应该延长至和平年代，美国凭借该法案给予其盟友大规模信贷，以便为它们装备作战物资，虽然信贷援助以某类私营、非营利公司的形式会更好。正如沃伯格所设想的，这一实体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是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布雷顿森林提议设立的。

但沃伯格希望，战后“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互相帮助，通过……联合采取《租借法案》体系和工业合作，共同引领世界”，而他的希望将会落空。正像凯恩斯在华盛顿亲自发现的那样，美国人把到来的和平看做一次令不列颠帝国汗颜的机会，并不是支持不列颠帝国。到1943年年底，沃伯格悲观地总结道，“英国解决战后问题的方案是，更紧密地联系英联邦自治领和西欧国家，根本不能依赖美国”。他认为“美国侵略性的经济政策”令他十分沮丧。敌对停止后，美国即刻取消《租借法案》，这确认了英国将首先不得不保卫自身安全。同时也确认了，美国也许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帮助它以前的敌人重建，而不是帮助它以前的盟友重建。

沃伯格预料，美国不会给予更多的财政援助，他把注意力转向私营企业，看它们能有什么作为。他不止一次宣告，“那些在国际银行业发挥作用的人应该尽其所能，为连接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与工业贡献力量”。他最初的想法是，美国公司应该在英国“建立制造型子公司”，专注生产战后英国可能短缺的商品，比如“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和……便宜的住房、家具以及纺织产品”。但困难是，美国坚持要求，外汇管制应被取消，英镑应在最早可能的日期实现可自由兑换。沃伯格认为没有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支持，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而变得更糟，这推高了英国从美国进口必需品的成本。同时，正像英国官员已向他表明的那样，美国公司在任何英国公司中只能获取少数股份。尽管“多边贸易和货币完全可兑换”说了很多，但恢复大西洋两岸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措施，慢得令人感到痛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战后沃伯格在纽约这样努力，但财务结果却收效甚微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沃伯格开始考虑另外一种北美战略就不足为奇了，他关注的地方在美国以北。1946年9月，沃伯格指出，加拿大也许能提供至少“比美国更重要的两点优势”。其一，“工业初创阶段”在加拿大“刚刚开始”，在他看来，加拿大政府“在能力上更强”。加拿大也似乎能提供一个更熟悉的商业环境，政府中更多的是职业官员，而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员。同时，关注加拿大，与战后英国政府和伦敦金融城的希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经济上恢复与帝国的纽带。因此，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沃伯格跨大西洋的大部分活动专注于加拿大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其中第一家是洛蒙公司，这家灾难性合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知道所有文艺复兴的绘画，但对银行业却知之甚少”。令人更欣喜的是三芒公司，公司成立于多伦多，在托尼·格里芬领导下，“为开发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并扩大加拿大的工业和贸易，提供融资及技术经验，资金与经验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此外，越洋开发公司，在纸面上比实际上更令人印象深刻。该公司集合了一群伦敦和纽约的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做股权投资”。但沃伯格相信，和英国以前的自治领、殖民地以及附属地进行贸易往来，不可能在经济上为英国提供一个可靠的未来。事实上，他后来抱怨，他“在加拿大和商人们打交道的频繁程度，超过在任何其他国家，加拿大的商人们在面对以直接的方式提出的反对时缺乏勇气，这与他们假装具有极大的美德的程度一样高”。暴露真相的时刻在1955年到来，当时，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试图向沃伯格游说英国纽芬兰公司，N·M·罗斯柴尔德在该公司占大股。埃德蒙迫于沃伯格的压力“承认，尽管纽芬兰存在建造大型电站的巨大机会，但没人能说出谁会购买这些电”。

美国在战后对西欧实行的政策是不连贯的，而且以自我为中心。事实表明，这种政策只是转瞬即逝的偏差。随着超级大国在地中海东部、中欧和远东的对峙加剧——苏联外交政策口气愈加尖锐——华盛顿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杜鲁门政府突然对苏联的多米诺骨牌倒向欧亚大陆任何一方的前景感到担忧，遂抛出一份史无前例的（至今无法比拟的）和平年代援助计划：欧洲复兴计划。这项计划永远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该计划是他的助手和继任者迪安·艾奇的想法。该计划在1948~1952年，向欧洲各国政府给予了共计118亿美元的援助，又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在这段期间，相当于把1.1%的国内生产总值转移给欧洲，总援助额占所有接收国国民收入的约2.5%。诚然，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牺牲。的确，从美国出口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开明的利己主义的好例子，因为援助的美元部分被花在购买美国生产的资本性商品上。然而，对于欧洲接收国来说，这正是它们所需要的：“马歇尔援助”缓解了限制战后投资的支付平衡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害怕，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倒向实行遏制战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该遏制战略由美国国务院的乔治·F·凯南制定。沃伯格这样评价道：

没有人比摩洛夫先生（苏联外交部部长）在帮助美国脱离孤立主义上发挥的作用更大。大不列颠和西欧其他国家完全应当为它们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的无论什么样的援助，向摩洛夫先生递交一封感谢信，如果递交这样一封感谢信不违反外交规定的话。

从绝对数字看，英国接受的“马歇尔援助”金额最大：总和刚好超过30亿美元，这一事实经常被人忘记。但沃伯格对援助没抱任何幻想，这只不过暂时缓解了困扰英国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敦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马歇尔计划”发起时，他是首相）保持他的紧缩政策，并敦促他抵制这种把货币贬值作为快速补救方法的诱惑。同时，沃伯格继续推进“英联邦和美国之间的某种经济联盟”，他的依据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最强的货币美元所在的美元区正在缩小；另一方面，相对弱的货币英镑所在的英镑区正在扩大。两大货币区愈加协调”。到1949年2月，他担心，“美国人民对英国的未来总的说是过于乐观的”：

恐怕这种态度……富有魅力，但很快就过时了，像时尚一样，人们不应该太在意。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民现在感慨于英国取得的进步，这甚至是危险的。当失败来临时，他们会更加失望，这应该在预料之中。到那时，悲观和失望将像现在的乐观一样被夸大。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说，沃伯格对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前景太过悲观。他对“通缩和通胀交替的恐慌”在1949年肯定是草率的。另一方面，他对英国经济在战后步履维艰的担忧又有太多的根据。1950~1973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4%，该国是所有西欧经济体中最弱的，德国的增长率是英国的两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49年英镑大幅贬值——它是英镑一系列贬值的第一次——但沃伯格并不认同，因为他认为，“把贬值作为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更加努力工作，减少财政支出，并且使西欧贸易自由化，这样的机会已完全错失”。尽管贬值刺激了英国出口，但沃伯格可以“预见，到1949年年底，英镑将……再次折价，关于贬值徒劳的讨论将再次开始”。这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沃伯格也没有对借助政府更迭作为出路抱太大希望，他预料“未来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和未来工党政府的政策之间不会有太多区别”。正如他所见，如果保守党在1950年赢得大选，“我们将面临更多的紧缩政策，我们甚至可能面临更多的进口货币的限制”。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保守党政府不会把钢铁行业国有化，也不会沿用任何国有化的措施，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不会有工党政府那样被动，这也许听起来很矛盾”。沃伯格预料，20世纪50年代，两党在许多政策问题上会取得共识。他认为，“极端势力……将靠边站”，并回归到“19世纪的抢座位游戏，保守党和辉格党轮流执政，两党打得不可开交，不过它们在基本政策问题上没有太多区别，但各自侧重点不同”。沃伯格对R·A·巴特勒作为财政大臣的努力表示不屑（慕尼黑时代，后者在国际政策上是热心的绥靖主义者……现在，在金融问题上，他还是一个绥靖主义者）。沃伯格谴责英国协议工资制度是“完全无政府主义的”，该制度完全切断了支付能力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1956年2月，沃伯格写道：“我在想，政府以外还有多少人仍然认为，纯粹的货币措施，比如提高基准利率，对不得不解决的经济问题有真正的影响。我看只有那些既傲慢、又低效的人才会吧，就像现在的政府。”正像沃伯格预料的，保守党和工党的财政大臣一样，在战后一段时期，很难取得内部和外部的平衡。1959年，拉德克利夫勋爵领导的货币体制改革委员会，大体同意沃伯格的观点，即，传统的货币政策不能胜任管理英国过度扩张的经济。

沃伯格认为，英国的希望不在于货币贬值，而在于外国资本，也许高级管理方法和工业方法也会随之而来。如果英国要提高生产力，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1950年5月，关于“经济–社会防御”问题，他草拟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他呼吁：

1.在经济发展领域……通过技术革新和更好的管理层提高生产力。

2.在经济整合领域……通过各区域的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类似方式，在有关各国之间实现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3.在融资领域……通过共同的国际发行交易和理性的投资方向，刺激并吸收有关各国的存款力，实现更大的国际意义。

沃伯格主张，“马歇尔援助”应该通过新成立的大西洋金融局继续下去，“支持那些需要金融外援的国家”。他警告，如果不检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目前，国际上出现的贬值、重新估值和‘让货币寻找它们自身水平’（一种特别模棱两可和危险的说法）的循环局面”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其他人把北约主要视为一个军事联盟，但沃伯格却热衷赋予它金融的一面，他认为，北约不只是能缓解英国在海外多处驻军给本国经济上带来的压力。为了这个目的，沃伯格设想金融局将发放3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由北大西洋公约的赞助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这段时期他提出的其他计划包括，“可能在纽约成立一家组织，负责处理欧洲工业企业的美国武器订单”，以及“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个国家的交通系统改造和现代化筹集国际贷款”。整个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被创建一个“北约共同市场和一种北约共同货币（不包括土耳其或希腊）”的想法所吸引。总而言之，他确信，英国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不能单靠货币贬值来解决。英国需要外国资本，这意味着美国资本。

在这种局面下，沃伯格对英美关系因1956年苏伊士危机破裂而感到失望，就不足为奇了。安东尼·伊登爵士终于在1955年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事实上，他是S·G·华宝公司早期的私人客户，他曾在哈里·卢卡斯的建议下，开过一个小额投资户头。自20世纪30年代，伊登脱离张伯伦后，沃伯格曾热情地钦佩这位政治人物。沃伯格赞扬伊登在1954年日内瓦和伦敦的大会上，作为外交大臣所作的努力，并为伊登迟来的首相职务欢呼。因此，苏伊士危机期间，他最初站在伊登一边。像伊登一样，沃伯格倾向于认为，埃及领导人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是中东的希特勒，1952年埃及军方夺权后，西方列强犯了对纳赛尔采取绥靖的错误。这位埃及领导人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5天后沃伯格思忖道，“纳赛尔的过激之举也许可以让英国和法国变得清醒”。但他补充说，一条重要的警告是，“在美国……大选年政治人物倾向于回避国际事务”。这是一个相当准的观察，因为伊登的战略——英国、法国、以色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重新控制运河地带——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未能预先警告美国，并至少取得美国的默许，如果不是取得美国的支持的话。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忙于应付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而且苏联又同时军事干预匈牙利，这增加了东西方之间全面对峙的可能。为应对似乎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复燃，整个阿拉伯世界倒向苏联。英法干预以政治灾难收场，沃伯格事后的分析延续了他之前的逻辑：

英国和法国在中东采取单边行动……本身没错，但……所用的方法——尤其之前未通知英联邦各成员国和美国（不一定之前举行磋商）——是最不幸的。更重要的是，一旦采取军事行动，中途断交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总之，伊登的行为是“鲁莽的冒险”。沃伯格回忆说，“当然，这样的事情以前经常发生，冲突到来时，一个国家要么自己、要么联合其他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封锁。但我认为，伊登做了一件很绝的事，在他的领导下，英国把自己封锁了”——如果英法联军不按照联合国大会“为和平而团结”的决议撤军的话，那么，沙特将采取石油禁运，美国将拒绝力挺英镑。换句话说，沃伯格反对的不是西方干预中东事务的原则，而是伊登政策的无能。两年后，当伊拉克王室被推翻 [1] ，美军进驻黎巴嫩，沃伯格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失去的机会抱有遗憾：

如果这种对黎巴嫩采取的果断行动，两年前能在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立即实施，那么，西方面临的局势将会好很多。现在，在我看来，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最好的结果是，守住中东的边界。

如果美国早一周在黎巴嫩行动，伊拉克的混乱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力度太小、反应太迟，这种情况再度发生……

这种情绪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想表达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丘吉尔原本打算在1958年7月发表讲话。如果计划照常，那将是丘吉尔最后一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

总之，英美合作似乎在外交政策层面抛锚。那么，在金融层面会更成功吗？

[1] “蓝蝙蝠”行动首次应用艾森豪威尔教义，该教义强调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干预的权力。目标是巩固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领导的亲西方政府，与内部的反对者们进行抗争，他们视伊拉克政权的变更是一次使黎巴嫩与埃及、叙利亚结盟的机会。

接管战斗失败

1951年7月底，库恩–洛布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为西格蒙德·沃伯格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邀请沃伯格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可思议的是，沃伯格与库恩–洛布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希夫的孙子约翰之间，在性情上存在巨大差异。约翰毕业于耶鲁和牛津大学，曾是海军老兵，也是纽约上东区慈善的典范。他有两项爱好：赛马和男童子军运动。除了他们有远亲关系，约翰和西格蒙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沃伯格虽然受宠若惊，但立即拒绝，“这将让我从英国搬到美国”。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这将要求他放弃他自己的公司对库恩–洛布的控制权。但是一年后，他和怀斯曼达成谅解，通过一个巧妙和极不寻常的妥协，“以一种快乐和有建设性的精神，建立预期的合作”。沃伯格没有被要求放弃作为S·G·华宝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或把纽约作为他主要的居住地。不过，库恩–洛布给予沃伯格总授权，赋予他“代表库恩–洛布行使对外承诺，以及从公司账户支取的权力”。他将以“独立承包商”的角色每年获得劳务费。沃伯格注意到，这个想法曾在1928年被首次考虑，这次是再次提出。这使他实际上成为库恩–洛布的合伙人，除了没有头衔以外。事实上，正如约翰·希夫的律师指出的那样，沃伯格的能量“要比其他合伙人大得多”，因为（正如沃伯格自己说的那样）“只有经过特定程序、各合伙人同意有关承诺后，签署合伙人协议的各合伙人才能对外承诺，而根据我的授权书，我可以以公司名义对外承诺，无须和任何人提起”。

在沃伯格自己的要求下，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库恩–洛布“协调各合伙人和各主要经理的工作”，同时改变公司长期的政策，保持公司资金的“完全流动，或以现金的形式，或以政府证券的形式”，而不是偶尔向工业企业投入一些资金。沃伯格工作起来干劲十足、身体力行。1953年2月，沃伯格在库恩–洛布的办公室只待了3天就得出结论，“公司里的工作长期缺乏协调，许多积极性很高的初级员工长期缺乏指导，他们既做不到足够的细致，也没有足够的商业头脑”。4月底，他为库恩–洛布制订了一个大胆的“10年计划”。他写道，“一流的私人银行业务，其重要成分”包括：

1.道德层次。

2.享有效率和高质量脑力工作的声誉。

3.关系网。

4.资本金。

5.人事和组织。

沃伯格表示，在这5个成分中，库恩–洛布只有第一、第三和第四点“完全令人满意”。相反，“第二和第五点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因为公司“缺乏恰当的协调和内部纪律”。公司有太多不同的部门，部门之间彼此毫不来往。很少有员工知道各位经理的职责是什么。高级经理们也不完全知晓进出的信件。“进展追踪”和跟踪潜在客户的力度不够。内部会议不充分，初级员工没有机会讨论“迫近的问题或长远的想法”。沃伯格采用多年前在新贸易公司实行的措施，敦促成立新的“初级经理委员会”，每周和不超过两位合伙人开会，把所有与业务有关的函件列出清单、归档，并通知该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时向新成立的高级经理委员会报告。11月，沃伯格提议，这个高级经理委员会应被授权做所有业务的决策（除了“政策问题”），而不必知会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只需每月开会一次。该“委员会”（他建议这么叫）将包括两名一般合伙人罗伯特·F·布朗和J·理查森·迪尔沃思，当然还有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后这名成员被指定为“全权成员”，他的任务是：

1.增强组织凝聚力，增加集体和个人在公司里的效率。

2.关注公司内的提升、薪酬、培训和工作纪律事宜。

3.引入措施，使各合伙人和主要经理人及时、持续地获得有关业务会谈、业务信函，以及重要内部工作的信息。

上述内容充满复杂的流程图，是一个大胆的从内部自发的革命宣言，如果它还不算是一次彻底的政变的话。英格兰银行一位不太友好的官员这样解释沃伯格在库恩–洛布的新角色，它“进一步助长了他的野心”。这位官员还补充说：“沃伯格实际想控制那里，继承他叔叔的股份，并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公司更多的经济利益。”

毫无疑问，库恩–洛布的管理层结构需要彻底改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同样僵化。公司在1952年的总资产达到1520万美元，其中，有不少于79%的份额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联邦、州或市）。有超过2/5的公司负债是各合伙人的股本——共500万美元——以及个人账户。公司的毛收入几乎完全被管理费用所消耗。公司在1953年的净利润低于50万美元，几乎所有利润以工资和股本分红的形式分给了各合伙人。总之，对于股东来说，公司是一棵低风险经营的摇钱树。净利润水平相当于有约9%的股东回报率，但其中，只有1/3代表债券投资收益。沃伯格是正确的，库恩–洛布行将消亡。沃伯格兼职设想出的激进改革有多么现实可行，目前尚不清楚。

沃伯格认为，他可以以一种新的跨大西洋常规推进他的计划，“春天两个月、深秋两个月，他将待在纽约”。但这根本行不通。1954年4月，他返回曼哈顿发现，公司“缺乏组织和效率……没有改变，甚至比以往更糟……周围是太多的空谈和徒劳的行动”。7个月后，他被迫就“库恩–洛布现在的一些问题”又写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他所熟悉的缺点：“浅薄主义”、“办公室里充满多余的谈话”、内部沟通不足、对初级员工培训不足等。这份文件指出的很多地方，与他18个月之前写的那份备忘录几乎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现在建议任命“总管合伙人”，作为希夫的“参谋长”。沃伯格承认，他的努力遇到了阻力，但他决心坚持到底，即使这意味着在库恩–洛布投入“我一半的工作时间”。沃伯格带着他执行董事的新头衔，继续改进内部沟通和培训，并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研究部（后与采购部合并成立投资研究组）和一个新的证券服务部。公司顺利地搬到新地址华尔街30号，沃伯格对此感到振奋。但他继续感到，“来自上层合伙人办公室的指令完全不充分”。到1955年5月，沃伯格和希夫考虑是否“在库恩–洛布和S·G·华宝公司之间，建立一个在组织上、原则上，甚至在名字上都更接近的身份”——某种形式的合并也许是沃伯格的最终目标，这次是首次提及这个目标。第二年，希夫提议，沃伯格担任董事兼合伙人，沃伯格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认为“我的这两种活动互补 [1] ，而且对两个公司都有巨大的好处”。他仍担任伦敦母公司水银证券的董事长。他同意一年当中继续只花部分时间待在纽约。

然而，到1957年夏天，他再次对其他合伙人“明显的阻挠和拖延”感到挫败。沃伯格敦促希夫推进更激进的组织变更（包括重组合伙人制，以及合并采购部和经销部），他给希夫3个选择：

1.库恩–洛布让我离开，或者我主动离开。

2.我留任库恩–洛布的合伙人，但只负责国外，尤其是欧洲业务，不再参与和公司组织有任何关系的事宜。

3.我留任库恩–洛布的合伙人，不仅负责国外业务，而且肩负管理公司组织的角色。

沃伯格在“铝战”高潮时（见下文）致信威廉·怀斯曼。信中他透露，还存在另外一个同样充满仇恨的冲突——这个冲突不仅出现在库恩–洛布内部，而且还发生在沃伯格家族两名成员之间：

不幸的是，仍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成为实现我希望看到的那种有效组织的障碍。这个人你认识，他行为武断、情绪化，并对人性价值和人性标准缺乏客观和判断。如果有一天能剔除这个人，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优秀的团队和组织，公司可以像过去一样鹏程万里。

这个“坏蛋”分子就是费利克斯·沃伯格60岁的儿子弗雷德里克·M·沃伯格，后者的轻率（赛马和打油诗是他的强项）让他这位在德国出生的亲戚大怒。更糟糕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在库恩–洛布最重要的盟友迪克·迪尔沃思竟被洛克菲勒兄弟挖走，那时，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5个儿子似乎轻松横跨美国的政商两界，西格蒙德甚至不得不承认，洛克菲勒兄弟联手“在某种程度上有耀眼的前景”。一度，迪尔沃思的意外离职似乎可能促使希夫采取行动。但是，沃伯格向妻子抱怨道，“当希夫找不到我时，我永远不知道他是否能把握住他坚定的决心，或者他能坚持多久。”当弗雷德·沃伯格（西格蒙德常叫他“X”）指责西格蒙德梦想着“以各种迂回的方式取得库恩–洛布的控制权”时——那是一种对提议库恩–洛布与投资管理公司伍德、斯特拉瑟斯和温斯罗普合并的反应——西格蒙德被迫向希夫提出辞职，并生气地解释道：

我只想在完全互信的气氛中工作，我发现这种氛围现在在库恩–洛布不存在。尤其就我而言，公司里有一个合伙人——为了简单起见，就叫他“X”——他不但不信任我的动机的诚实性……而且还在各合伙人中散布中伤我的故事。他不给我反驳那些故事的机会。每当X向我表达任何批评时，他向我保证会首先和我沟通，并保证在向其他人重复他对我的责备或怀疑时，会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回应那些批评。这些承诺只是X在几周前作出的，在此之前，他对我进行了无缘无故的人身攻击，虽然事后他毫不犹豫地向我道歉。因此很显然，X许下的承诺不会是认真的。我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认为必须要有的完全互信的氛围在库恩–洛布不存在，因此没有真正团队合作的基础。

当理论和魅力都失灵时，这样的爆发是西格蒙德的终极手段。它通常奏效，而且，这一次也几乎如此。希夫匆忙回应说，“他不重视弗雷德所说的：我为什么要重视呢？”公司的合作律师事务所是克维斯、史温和莫尔，在该所高级合伙人唐·斯沃特兰的鼓励下，沃伯格坚持到下一次合伙人会议，会上同意任命一个新委员会（重要的是，弗雷德不是成员）以便“解决库恩–洛布的重组问题”。西格蒙德继续铲除他在各合伙人中的对手，有一次他表示，“所有60岁以上的合伙人，将担任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或现有合伙制中的特别合伙人”，即使只是为了缓解希夫的压力。希夫（西格蒙德恭维地指出）“身兼库恩–洛布的总司令、参谋长及总军需官”。西格蒙德倾向“对自家人马进行一次彻底独立的大换血”，但与另一家公司合并也是另一种稀释现有高级合伙人权力的手段。重要的是，“通过把几位一般合伙人安排做特别合伙人，这样就消除了烦恼的来源”。也许现在是时候让沃伯格与库恩–洛布合并了（这个提议有时在信函中被称为“X项目”）。西格蒙德再次大胆希望，“有朝一日两家公司合并，可以发展出某种领先的英美联合体，为欧洲借款人在美国发行打造一个重要的平台”。

1958年，西格蒙德成功提议股权交换，这的确有可能是库恩–洛布与沃伯格合并的第一步。但还有两个障碍。像以前一样，各高级合伙人认为改革威胁了他们的地位。特别是珀西·斯图尔特（西格蒙德抱怨，他行事像“水上浮现的伟大上帝”）提出反对与伦敦的公司合并。第二个障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1959年4月，该所明确拒绝“X项目”，理由是一家非美国公司——在纽约证交所管辖范围之外——不能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占大股。虽然沃伯格不情愿接受被拒绝，但他显然有些灰心。他继续宣传他的改革计划，但他意识到纽约的同事们不再听他的了。到1959年6月，他第一次感到有必要对库恩–洛布欠沃伯格的各种费用“采取强硬措施”。西格蒙德向怀斯曼承认，“某种粗鲁的态度”现在已渗入双方的磋商。西格蒙德现在把磋商工作委派给亨利·格伦菲尔德，当西格蒙德发火也实现不了期望的目标时，他只得求助于格伦菲尔德。多年来，来自伦敦的一派继续主张变革：比如，减少高级合伙人的数量、进行公司化、再次解释与伦敦公司的关系——似乎任何变革都将把库恩–洛布从蛰伏中惊醒。西格蒙德继续定期造访纽约的办公室，他像“一位担惊受怕的小学校长”。他不在的时候，老问题随即又冒了出来。西格蒙德早就想让希夫接受笔迹分析，好像是要找到打开这位高级合伙人心结的钥匙。但是到1963年，经过多年没有结果的争执，沃伯格最终被迫作出结论，“美国的银行与伦敦的投资银行之间的安排毫无意义”。一年后，沃伯格辞去合伙人一职。他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试图解决被迪尔沃思戏称的“库恩–洛布永远的问题”。对他而言，剩下的将是一项为某些交易整合资源所残留的安排，主要涉及国家政府债券，以及与库恩–洛布较年轻的员工乔舒亚·舍曼和伊夫斯·伊斯特尔之间持续的友谊。“我必须向你承认，”1965年，沃伯格回到纽约随即写信给妻子：

你多年以来就库恩–洛布发出的警告太正确了。现在，离开库恩–洛布后，我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有多么的狭隘和乏味——只有极少数人例外——我和他们交往是如此令人挫败。也许有必要让事情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也许我忠于库恩–洛布那么久，是出于我渴望虚荣。即便如此，我现在享受着一种新的自由。

如果沃伯格的目标是接管库恩–洛布——他很可能是这么想的——那么，这场战斗他失败了 [2] 。

[1] 这并不严格正确，因为“鉴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奇怪的规定”，他不得不放弃沃伯格系董事长的职务，以便成为库恩–洛布“完整的”合伙人。

英国铝业公司收购战

1956年2月15日，西格蒙德·沃伯格就英国铝业公司拜会汉姆布鲁斯银行的董事长奥拉夫·汉姆布鲁斯。沃伯格向他在S·G·华宝公司的同事们报告，“我把有关美国金属公司收购英国铝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汉姆布鲁斯。”汉姆布鲁斯告诉沃伯格，他的银行“现在正在研究英国铝业的财务问题，该公司有意进行大笔增资”。汉姆布鲁斯“愿意在这个项目上与我们合作”。因为这次谈话，S·G·华宝公司因此“得到承销英国铝业一大部分业务的机会”。沃伯格和汉姆布鲁斯都不知道，这只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收购战的第一幕，它不仅使这两个人互相抗衡，也根本改变了伦敦金融城的文化。

所谓“铝战”一般是指英国的首例恶意收购。从现代意义上讲，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公开市场被收购，收购的目的明显是罢黜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据埃德蒙·罗斯柴尔德说，“恶意收购对不慌不忙、‘绅士般的’业务风格，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罗斯柴尔德回忆道，“不管好坏，金融城似乎对我再也不像从前一样。”对于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莱昂内尔·弗雷泽来说——他是沃伯格的主要盟友——这好比是“戴维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沃伯格和他的公司是戴维，整个金融城实际上是歌利亚。像罗斯柴尔德一样，弗雷泽认为“铝战”是英国金融史上决定性的时刻：

古老的城堡坍塌了，传统的据点被入侵，新的思维致力于解决金融城的问题，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灵活度出现了，充满了戏剧化……所有这一切曾是安宁与和谐的，但现在不同了。投资银行家更加警觉，他们互相竞争，为行业和他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有些人甚至为他们提供的金融工具打广告，各家银行纷纷采取行动，结果是更多的冒进和竞争，依靠“老朋友”的想法越来越少。当然，这些进步也许迟早要发生，但我认为，当我说这些进步大部分是从收购英国铝业开始时，我并没有夸张。

那时，彼得·斯皮拉刚开始在S·G·华宝公司工作，据他说，当时就是“一道分水岭”。在这场收购战中，西格蒙德·沃伯格既是具有颠覆性的反面人物，跟他的投资银行同行玩两面派；又是革命英雄，比具有帮派性质的老朋友圈子智胜一筹，而这种关系网主导了战后的金融城。正像沃伯格自己回忆的那样，“痛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作为外国人遭到诅咒，或被认为是新来的，因为我不是权贵阶层的一员，不按他们的观点看问题”。有一次，查尔斯·汉姆布鲁斯爵士指责沃伯格“行为极端差劲”，英格兰银行行长则更甚，竟然称沃伯格“胡闹”。一位财政部官员倾向用“丛林战争”来形容沃伯格的所作所为。谈及沃伯格，一名股票经纪人则用了“海盗式的冒险”。金德斯利勋爵是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的董事长，有人听到他说他将“再也不和那家伙说话了”，理由是沃伯格曾误导过他。15年来，据摩根集团历史学家说，摩根·格伦弗尔拒绝和S·G·华宝公司开展任何业务，因为沃伯格被指有“恶劣和不可原谅的”行为。哈罗德·麦克米兰在苏伊士危机后接任伊登，他总结“铝战”是“一场‘君子对竞争者’之战”。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对于老金融城的秩序，沃伯格的胜利受到欢迎，就像阿尔斯特地区的天主教徒欢迎比利王在博因河上取胜一样。”当然，沃伯格和他的盟友们（莱昂内尔·弗雷泽和伊万·斯特德福德）靠自己发家，而他们的主要对手是金融城内名字响当当的继承人：卡托、坎利夫、汉姆布鲁斯、金德斯利。不过，在板球运动中，竞争者打败君子是合理的，甚至是意料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竞争者获胜是否通过正当的方式，还是存在犯规。

英国铝业公司创建于1894年，创立之初是利用两项技术突破，以大幅降低铝的生产成本，该公司是第一家确认苏格兰高地有水力发电来源的英国企业之一。公司从各殖民地，如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进口矿石，并在英伦各岛建立一系列工厂，包括电解厂、冶炼厂和轧钢厂。但是，战后在加拿大、英属圭亚那和澳大利亚的投资，使公司在财务上过度延伸。1956年的某个时候，沃伯格和他朋友美国金属的汉斯·沃格斯坦，指出该公司将是美国人投资的潜在目标。对沃伯格来说，这是英国工业获得美国注资的完美例证，并且也是沃伯格长期不在纽约，但他伦敦的公司依然可以赢利的完美例证，赢利不只是因为美国金属可以认购英国铝业对外募集的这部分，这部分募集沃伯格同意为汉姆布鲁斯承销。1956年3月——早在收购战开始前——沃伯格报告，沃格斯坦：

不想只从投资的角度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他希望到一定时候成为行业内部的参与者，但目标不是控股地位。我向他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即使是一大部分的少数股持股，就一定能在目标公司里取得内部地位。但是，我感到，如果这一事项能以细致的外交手段处理，成功的把握不小……我的建议是，我们将从一般外汇角度，首先通知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博尔顿爵士。只有当这家美国集团购得55%的股本，我们才会通知目标公司董事会有关这次投资。在那个阶段，我们不会要求任何董事席位，只会说美国公司鉴于对目标公司管理层及其可能性有较高评价，才作此投资，但并不希望获得任何控股地位。美国公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对目标公司有所帮助……只有在一段时间以后，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会逐步采取行动。

从一开始，沃伯格显然愿意把美国人认购英国铝业股票的事，向英格兰银行汇报，但不一定透露想占大股的计划，因此只说“在目标公司建立内部地位”，如果不是彻底被美国人控制的话。即使在和沃格斯坦达成交易以前，沃伯格就曾指示库恩–洛布和他在伦敦的公司，开始“为一些客户囤积大量英国铝业的股票”。1956年5月底以前，设在加拿大的越洋公司买入价值50万美元的股票。到1956年年底，库恩–洛布的其他客户同意买入数十万股的股票。

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沃伯格的提案。克莱迈克斯钼公司的总裁——沃格斯坦请他作为合伙人参与该交易——宣布，“只要英国铝业管理层未被通知，且未表达善意的态度，就反对认购英国铝业的股票”。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到1957年年初，沃伯格和另一家美国金属公司雷诺兹金属 [1] 商谈收购英国铝业的事项。现在的目标是组建一家美国主导的集团，但集团内有“一家很强大的英国公司”，以缓和美国接管一项重要战略资产带来的恐慌。到1957年2月初，沃伯格设定了一个指标：他拼凑的这个集团应该认购英国铝业20%的股份，每股购买上限为80先令。只是到这个阶段，沃伯格才接触英国铝业的董事总经理杰弗里·坎利夫，并主动提出协助该公司解决财务困难。但沃伯格发现，坎利夫“在领会任何非常事件时慢得出奇，其思维和说话完全混乱”。沃伯格对“这家如此重要的英国公司，其管理层如此之糟感到非常沮丧”。正像沃伯格后来言简意赅地说的：“坎利夫属于上流阶层，他是通过良好人脉取得这个位置的，但他并不胜任，虽然他不可能意识到他的局限。”

两人对英国铝业的困境在本质上有不同看法，分歧很快显现出来。沃伯格认为，英国铝业计划为其加拿大子公司筹资的金额不够，事实上，母公司的自有股本也不足。他还认为，“英国铝业放弃与汉姆布鲁斯的老交情是完全错误的”，坎利夫似乎正考虑使用拉扎德。坎利夫对沃伯格的建议无动于衷，他直接找到美国金属公司和克莱迈克斯钼公司。如果这两个公司停止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他承诺“将在稍后的阶段争取英国铝业董事会对它们的信任”。令沃伯格失望的是，美国人似乎动摇了。只有理查德·雷诺兹在威廉·怀斯曼的鼓励下，似乎愿意按原定计划推进。现在，沃伯格决心“为雷诺兹公司缓慢谨慎地积累英国铝业的大部分股票，并暂且对雷诺兹这个名字严格保密”。同时，他介绍雷诺兹与另一家英国铝生产企业“钢管投资公司”接洽，后者由伊万·斯特德福德爵士掌管。雷诺兹在入股斯特德福德的一家铝轧钢厂后，钢管投资公司事实上就成为美国人收购英国铝业在英国的窗口。虽然安排这次合作相当费力，但到1957年9月16日，协议终于达成。如果双方正式控制英国铝业，钢管投资将占51%、雷诺兹将占49%。沃伯格很清楚，这意味着“未来要收购英国铝业，英国铝业再拿被美国人收购的危险当借口就不大可能了”。

沃伯格在一定程度上向英格兰银行作了汇报。6月20日，他拜会行长卡梅伦·科博尔德，“向他汇报了有关我们的美国朋友认购英国铝业股票的种种经历”。根据沃伯格的回忆，科博尔德完全“同意，如果美国集团认购一流英国公司的大部分少数股东权益，任何金融城的人反对都是错误的。相反，他欢迎与良好的美国股东在金融方面开展积极合作”。然而，沃伯格没有说认购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英国铝业。他也没有透露他分两个阶段实施的计划。因为英国铝业的大部分股票以小额的数量掌握在众多股东手里。1957年10月，沃伯格推理，如果这些持股股东不完全是外国人，那么25%的股份可被视为控股。在这个阶段，以沃伯格为首的集团已经持有英国铝业12%的股份。一旦购得1/4的股票，雷诺兹–钢管投资将要求在英国铝业获得董事席位。这之后，一家设在加拿大的新公司（由雷诺兹–钢管投资组成）将购入英国铝业绝大多数的股票，并完全替换旧的董事会。所有这些科博尔德显然不知情，虽然乔治·博尔顿也许了解内情 [2] 。

在其他方面，透明显然也不是沃伯格的口号。“在任何情况下，”他在雷诺兹与钢管投资达成交易后的那天早上写道：

都不应在公司内向任何人提及，钢管投资正在或可能购入英国铝业的股票。关于此事，我们不会有任何官方信息，如果任何人被问起，答案应该是，我们不知道钢管投资购买任何英国铝业的股票。未来几个月，消息也许会从美国走漏，说雷诺兹已买入英国铝业的股票……即便如此，我们应当正式否认知情。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当金德斯利后来问沃伯格是否买入英国铝业的股票时，据说沃伯格断然回答道：“没有”的原因。1958年1月14日，沃伯格通知怀斯曼，沃伯格系和库恩–洛布仍“在进一步谨慎地购入英国铝业的股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听到任何谣言”。这已算是一个小奇迹了，因为有不少于11家的提名公司被用来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沃伯格的目标正像他6个月后提出的，仍是分两个阶段完成收购。现在，实现第一个阶段将通过增加雷诺兹–钢管投资在英国铝业的持股，从8.3%增至16.7%。一旦达到这个比例，“实施长期计划也许要从接触英国铝业公司开始，以便为雷诺兹–钢管投资集团争取董事会席位”。但潜在目标仍是“控制英国铝业的整个董事会”。

暗处行动是关键。沃伯格这样劝斯特德福德，“在年底前向英国铝业发出收购要约也许可行”，沃伯格警告不要向英国铝业董事会“示好”，理由是“以坎利夫的心态，显得过于软弱是很危险的”。不可避免的是，对方听到了沃伯格购买英国铝业股票的风声。但是，当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的一位代表问沃伯格时，沃伯格拒绝透露他代表哪一方，只是说“收购的一方能够对英国铝业的财务和工业实力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像沃伯格反复强调的那样，重点是不要太早亮出“雷诺兹–钢管投资”这一手，他一贯反对所有直接接触英国铝业董事会的建议。他反复告诉库恩–洛布的同事们，“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必须使我们的计划完全保密”。即使是时候透露谁在“跟踪”英国铝业，也应该在私下里进行，“在保密的基础上”完成。当收购方的身份最终被挑明时，“除了波尔特董事长和坎利夫以外，英国铝业内部应该有尽可能少的人知道”。

但如果沃伯格对真相守口如瓶——应该指出，这是英国权贵阶层熟悉的技能——英国铝业的董事会也不属于有话直说型。他们远不是金融城内传统的笨蛋。公司董事长亨格福德子爵波尔特曾任空军参谋长，他在制定联军战略轰炸计划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主持了英国原子武器项目。查尔斯·汉姆布鲁斯爵士曾任战时特别行动处执行长。这两位老将懂得如何打仗，不只是干净利索地打仗。到10月底，他们和美铝进行谈判，美铝是另一家成立时间较长的美国铝生产企业。在他们两人看来，美铝自然是与他们对等的美国公司。11月3日，沃伯格陪同雷诺兹公司的斯特德福德和乔·麦康奈尔找到坎利夫，商讨英国铝业、钢管投资和雷诺兹之间的“某种整合”。坎利夫言辞躲躲闪闪，只是说英国铝业“在其他谈判中进展深入，这使得他无法谈论斯特德福德和麦康奈尔提出的这项合并”。令沃伯格反感的是，坎利夫主张：

同时与两个不同的公司谈判……类似于他的一个熟人的一次经历。这个熟人曾同时和两个女孩子伦敦伯克利广场吃午餐，他和一个女孩子在小餐厅吃，又和另一个女孩子在大餐厅吃。他和电话接线员说好，每10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以便和第一个女孩子待10分钟，再和第二个女孩子坐10分钟。

沃伯格现在建议，立刻写信通知波尔特“表明，雷诺兹金属和钢管投资准备以‘高出市价很多的价格’向英国铝业的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当波尔特采取拖延时，沃伯格找到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后两家公司承认“和诺福克办公楼里的绅士们打交道不总是那么容易”——那里是英国铝业的所在地。然而，汉姆布鲁斯的H·N·斯波伯格马上向弗兰克·李爵士抱怨，后者是英国贸易局的常任秘书，抱怨的内容是有关他和沃伯格之间“更迂回的讨论”，为了说明某种与美铝的“紧密联系符合英国铝业的最大利益”，因为美铝具有更优越的资源。李个人倾向于支持英国铝业与美铝联盟。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突然辞去财政大臣后，德里克·希思科特–艾默里于1958年1月接掌财政部，相对缺乏经验的他也这样认为。事实上，希思科特–艾默里自己就是英国铝业的股东，他认为，“与美铝建立联系，比和钢管投资/雷诺兹联盟建立联系，更利于我们自己的经济，更利于英联邦的发展”。英国财政部的美元证券投资组合中也包括美铝的股票。

不过，波尔特回击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美铝准备以每股60先令的价格，收购英国铝业到目前为止未上市的450万股股票，更糟的是，美铝只愿意即刻支付每股4先令6便士。当雷诺兹–钢管投资集团愿意为现有股东每股支付78先令时，波尔特断然拒绝向英国铝业的股东透露这份收购要约的存在，尽管（正如财政部的丹尼斯·里基特承认的那样）它显然更具吸引力，不仅是从出售英国资产获得外汇的角度；尽管（正如斯特德福德，坦率地告诉英格兰银行官员的那样）收购不可能瞒着钢管投资的股东，因此也瞒不过媒体。12月3日，斯特德福德告诉财政部的联席常任秘书罗杰·梅金斯爵士，他准备召开英国铝业的股东大会，向股东们公布来自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要约。12月4日，他着力补充道：“即使钢管投资在这里被拒之门外……从美国买进英国铝业的股票仍会继续进行。”当梅金斯对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想法表达保留时，斯特德福德以一份媒体声明作出回应，并将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条款向英国铝业的股东公布。这几步棋中，沃伯格的风格明显可辨。

波尔特低估了他的公司的价值，而且还徒劳地将另一方的收购保密，这些只是他一系列判断失误的开始。他和坎利夫前往财政部，声称（从交通和总工会）已掌握证据，说雷诺兹“不是一家令人愉快的”公司。但希思科特–艾默里却不以为然。波尔特要求面见首相，但被告知这“过于草率”。他笨拙地指责政府“毁了”他保护英国铝业免受来自美国秘密收购的努力，并指责政府的“插手坏了事”。随后，他在一家报纸上刊登广告，进行强烈抗议，表示董事会绝“不把公司卖给美国人”。现在是沃伯格出手的时候了。媒体在“铝战”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要知道媒体一直倾向于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要约。当波尔特指责雷诺兹–钢管投资试图“以一个小王国的价格买下一个强大的帝国”时，他招致媒体广泛的奚落——《经济学人》驳斥道，美铝似乎才要“以一个小公国的价格”买下英国铝业。《金融时报》的“莱克斯”专栏，尤其对英国铝业的董事会大张挞伐，那时候该专栏全是阿瑟·温斯皮尔一人主笔。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因为《金融时报》和拉扎德都属于皮尔森集团，这很能说明该报编辑戈登·牛顿和他的权力极大的董事总经理德罗伊达勋爵的独立性。英国铝业的各机构投资者（像保诚保险公司）看到报纸上说他们的董事会，试图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把公司卖给美铝都很气愤。

舆论发生逆转不是偶然的。到1958年12月初，正像沃伯格向怀斯曼报告的那样，故事中的新进展“每分钟都有……律师们为他们的客户出具意见，客户们再向媒体发布信函”。这些工作不是别人，正是由沃伯格亲自操刀的。他向约翰·希夫夸口说，现在归他支配的“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员有一个团了”。重要的是，斯特德福德对媒体的宣传不承担责任，一度他向沃伯格抱怨一篇“莱克斯”的专栏，他认为是沃伯格引发这篇专栏的。亨利·格伦菲尔德反驳说，是另一方在操控媒体。在波尔特办公室里召开的一次紧张会议的间歇，波尔特把自己藏在一堵墙后，他发现一名来自金融印刷厂巴拉普斯的员工躲在那里，显然是为了搜集用于出版的声明。乔治·沃伯格在进一步询问下发现，拉扎德已经在《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电讯报》预定了版面，意图公开美铝收购的消息。现在轮到斯特德福德对波尔特不绅士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不反对格伦菲尔德在周五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改进后的反要约。这中间没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这只是“诺福克办公楼的绅士们”不知道怎么玩的一场游戏。沃伯格经常表达他对宣传的反感，但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曾被他巧妙巴结过的报章，后来是这样评价他的，“这个有点神秘的人物……没有他……这次铝业收购……根本不可能发生”。

虽然，“君子与竞争者抗衡”的比喻有其吸引力，但值得强调的是，沃伯格和他的客户们绝不是被孤立或边缘的人物，他们借助媒体的力量“讨伐”庞大的权贵阶层。英格兰银行、财政部、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都没有明确倾向与美铝做这项交易。相反，副行长认为，英国铝业的董事会“处理此事很糟糕”。英格兰银行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最好的一方”能赢，那将会很“美好”。私下里，官员们倾向于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要约。博尔顿积极鼓励沃伯格，他建议“可以完全妥协，但不能示弱”。财政部也拒绝支持波尔特和坎利夫，一部分是国家利益的原因，一部分是股东价值的原因。由于希思科特–艾默里面临利益冲突，故不参与决策过程，这使得首相只好采取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但并无诚意的中立。尽管麦克米兰的财政大臣倒向美铝——尽管有人在圣诞假期，看见他和波尔特一起打猎——但他明白，雷诺兹–钢管投资的收购在政治上更合适，不只因为（至少在形式上）这意味着英国人继续控制英国铝业。不久前，当科罗拉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试图收购特立尼达石油开发公司时，消息引起反对党的强烈愤怒，该收购遂被政府以技术理由阻止。如果美铝成功收购英国铝业，这将对英国船东造成不利影响，这样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目前是英国船东在处理所有英国铝业跨大西洋的出口。然而，作为影子财政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很快嗅到了一次政治机会，他向希思科特–艾默里暗示，他可能会根据《公司法》要求举行听证。麦克米兰决定把“对两个提案的选择权交给……普通股东”，因此相当于默许支持恶意收购方。他最大的担心是，随着圣诞节的到来，股东们出于某种原因，也许会选择出价较低的与美铝的交易。

因此，科博尔德向两方的呼吁就缺乏某种现实主义。他呼吁双方在新年除夕接受两个月的某种“停战”，以解决“一种可笑的局面，这种局面损害了金融城作为一个整体，也损害了相关的所有人”。沃伯格暂时警告他的合伙人，准备按照行长的意愿去做。但沃伯格和科博尔德肯定都明白，雷诺兹–钢管投资不可能现在撤销收购。对斯特德福德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他也许同意暂停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但他无法约束雷诺兹公司，后者继续“像疯了一样地买入”。当科博尔德呼吁政府“看在金融城总体名誉的份上”进行干预时，他被麦克米兰严厉拒绝。当波尔特再次要求亲自面见首相时，他也遭到拒绝。

到现在，不论如何，波尔特几乎无法控制怒火，他指责雷诺兹的用意是“打着英国人的幌子，替美国人‘砸和抢’”。他宣布，“任何妥协的希望”现在“都不可能了”。为避免失败他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的银行家们纷纷动员他们在金融城的影响力，发出一份更慷慨的反要约。在一份1959年新年出版的通知中，金融城有不少于14家公司，包括汉姆布鲁斯、拉扎德、摩根·格伦弗尔、布朗希普利、塞缪尔蒙塔古和罗伯特弗莱明在内，都确认支持美铝的方案，并提出无条件收购，收购价格高达700万英镑，合每股出价82先令——比美铝每股支付的价格多出1英镑。（其意图不是为美铝购买英国铝业的股票，而是去买那些有可能被卖给雷诺兹–钢管投资的股票。）这串名字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这里，沃伯格也没有像经常假设的那样孤立。重要的是，施罗德代表钢管投资公司，该公司的股票经纪人是帕默瑞戈登和约瑟夫塞巴格，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可能是金融城内最受人敬仰的两个名字）都显然未能代表任何一方。两家主要的股票经纪人罗和皮特曼以及嘉诚，也试图保持中立，虽然它们实际上被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胁迫就范。正如沃伯格指出的那样，“那些没有站在金融城集团的金融城公司，它们的数量甚至多过金融城集团的数量……即：巴林、罗斯柴尔德、克兰沃特、布伦特、厄兰格、阿巴思诺特、吉布、菲利浦·希尔希金森，除了代表钢管投资/雷诺兹集团的三家公司以外。”相反，所谓金融城集团，它似乎对沃伯格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既有非常重要的公司，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主要是那些不想拒绝拉扎德和汉姆布鲁斯邀请的公司”。

谈到股市实力的较量，沃伯格系一方的出价轻易就超过了以汉姆布鲁斯为首的一方，特别是在雷诺兹–钢管投资提高收购价格至每股85先令后。沃伯格跨大西洋的关系网，再一次证明是实力的来源：库恩–洛布的客户，比如越洋公司，可以被轻易说服将持有的英国铝业的股票卖给雷诺兹–钢管投资。斯特德福德警告，致命的一击是，如果另一方不取消与美铝达成的协议，雷诺兹也许决定单独行动，这增加了由美国人完全收购的可能性。同时，斯特德福德在胜利时又表现出宽宏大量，他透露，英国铝业的董事会不会马上换血。1月8日，“战争”实际已经结束，因为雷诺兹–钢管投资那时已经取得65%的股票，虽然沃伯格直到两天后才宣布胜利。尽管1月9日波尔特终于见到麦克米兰，并表达了对事态的“极度反感”，但政府对批准这项收购并未犹豫。第二天，财政部财务次官J·E·S·西蒙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证实了这个结果。重要的是，哈罗德·威尔逊宣布，“尽管金融城内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有损尊严……但我们认为，财政部的决定是当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

君子应该赢得起，也输得起，但这次交易中的君子却没能做到。沃伯格向科博尔德承认，金融城内对他有很多批评。事实上，“几乎金融城里的所有人都很生气”。1月17日，波尔特“以一种受刺激和沮丧的状态”冲进唐宁街10号，责备麦克米兰，抗议自己的对手是“一群骗子”。奥拉夫·汉姆布鲁斯气急败坏地写信给《泰晤士报》，斥责媒体“不采纳金融城的观点”（好像以他为首的一方就是金融城一样）。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是一名正在考虑是否接受沃伯格工作的年轻人，金融城里的一位高级律师警告他说：“我们不清楚，一个盛气凌人的犹太人领导的公司，是否能在这里站稳脚跟。”1961年，伊夫林·巴林告诉一位美国记者：“以我们传统的方式操作，我们不想和他们出现在招股书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摩根·格伦弗尔愤怒到极点，该公司在之后的15年里拒绝与沃伯格系合作。

对于所有这些，沃伯格能够高尚地予以反驳，他指出，也许媒体“感到自由企业原则在这场争议中岌岌可危，它们支持在英国领导下的稳健的英美工业合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倾向保护股东权利”。因此问题来了：雷诺兹–钢管投资收购英国铝业，真的是自由企业原则的胜利，还是英美合作的胜利，还是股东权利的胜利？

必须要说明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对铝知之甚少，更何况其他金属了。但他通过广泛阅读判断出，“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对铝的需求在吸收所有计划产能后，可能达到饱和，这一结论是基于容量市场渗透的增加，再加上存货的再次积累”。但这一粗糙的预测过于乐观。有关沃伯格系任何正确评估英国铝业资产及其未来收入的努力，也没有证据留下。莱昂内尔·弗雷泽一定觉得，雷诺兹–钢管投资的出价过高，他在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同事迈克尔·维里也同样认为。路易斯·雷诺兹也怀疑他哥哥理查德被骗了，出价对股东太过慷慨（甚至对钢管投资）。可以肯定的是，雷诺兹在雷诺兹–钢管投资合资公司的投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但雷诺兹与英国铝业的交往却令人失望，尽管在普洛登勋爵的领导下，后者的治理情况有所改善。普洛登勋爵接替波尔特出任英国铝业的董事长。事实上可以说，雷诺兹只是把英国铝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剥离（英国铝业在加拿大的资产）。

其实，“铝战”真正的赢家有三个。其一是英国铝业的股东，比如教会资产管理局，该机构在英国铝业股价虚高时抛出股票。其二是政府，它从一场潜在的令人尴尬的僵局中成功脱身。其三也是最大的赢家，那就是S·G·华宝公司，虽然可能只有亨利·格伦菲尔德马上能理解这一点 [3] 。从1958年夏季至1961年春季，英国股市经历牛市，股票大涨，新股发行与合并的个案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铝战”绝对让那些未来的“公司掠夺者们”知道该去找谁帮忙。正像彼得·斯皮拉后来提到的那样：

让沃伯格派系走上前台，是一次重要的跳板。我们齐心协力，有一种“我们出头了的感觉。现在，我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许多公司曾考虑收购其他公司，但对发起恶意收购感到紧张，它们会说：“也许我们也能这么做。让我们去找沃伯格谈谈。”沃伯格遂成为恶意收购领域的主要专家。

英国铝业被收购后不久，沃伯格的公司又为一系列考虑可能合并的公司提供建议：比如，费森斯与斯潘塞化学，然后是费森斯与孟山都。S·G·华宝公司及其母公司水银证券的业绩证实了斯皮拉的看法。1960年，净利润较前一年跃升了94%。“铝战”也为沃伯格系招徕两个新的媒体客户，即加拿大的罗伊·汤姆森。1958年，亨利·格伦菲尔德协助罗伊组织收购凯姆斯利报业集团，罗伊对亨利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下一个登上头版头条的主要收购战——争夺奥当斯出版社的控制权——其赢家是塞西尔·金的镜子集团，该公司再次由沃伯格系提供顾问服务（见第10章）。另外，化学公司拉波特把账户从摩根·格伦弗尔转到沃伯格系，因为前者似乎对“打猎，上帝知道还有什么”比对拉波特最新的业绩更感兴趣。摩根·格伦弗尔公司的斯蒂芬·卡托承认，现实是，他们公司及其盟友“不敌对手，而且意志消沉”。

赢得“铝战”后，沃伯格告诉一位以前的雇员：“我不想打仗，我只想妥协——如你所知，我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和懦夫。”沃伯格不止一次说过：“我想起丘吉尔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被称为‘不必要的战争’。争夺英国铝业之战同样也没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英国铝业的董事会若在雷诺兹–钢管投资首次发出收购要约时就接受该要约，而不是寻找美铝这位“白衣骑士”，那可能就更加明智了。如果汉姆布鲁斯和拉扎德能接受沃伯格早前的邀请，“在此事上尽可能紧密合作……那可能就更加明智了，因为这三家银行都想尽力使英国铝业重回领导和权力的位置，要知道该公司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享有这一地位”。后来，沃伯格通过弗莱明公司的戴维·罗巴茨，提出三家银行停战。如果它们能接受停战，那可能也算明智。

但“铝战”也是有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胜利超过任何其他交易。它奠定了沃伯格是金融城里最聪明的竞争者的声誉，沃伯格成为兼并与收购业务的市场领导者。他最过分的一点是在收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雷诺兹–钢管投资的身份暴露前，对真相守口如瓶，而在第二阶段，当战线划清后，他在利用媒体上相当激进。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不当之处，除非正当还包括默许某种安排——波尔特和坎利夫提议的那个安排——那将既违反国家利益，又违反股东利益。如果沃伯格的对手抱怨沃伯格，那么，沃伯格也有理由感叹“金融城里某些角落显示出的态度，完全不合理也不公平”，因为这种态度对波尔特表现出的“傲慢”却什么也没说。波尔特管理企业没有经验，却习惯于行使权力。有两位大胆的学者甚至在尘埃落定前就对这个案例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金融城的领袖们沉溺于社交和阶层，而不是关心经济作价，他们认为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这是不能成立的……结果表明，赢的那方可能就是正确的一方。”

[1] 虽然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但公司仍由雷诺兹兄弟管理，其中理查德·雷诺兹在本章谈到的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

[2] 博尔顿在这场收购战中的角色也许被忽视了。在争夺英国铝业期间，他停止担任英格兰银行的执行董事（虽然仍是非执行董事），以便出任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这家银行与S·G·华宝公司联系紧密。事实上，就在“铝战”结束几个月后，在博尔顿的建议下，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迈克·卢伯克成为沃伯格系的董事。

[3] 沃伯格后来告诉乔治·斯坦纳：“毫无疑问，（另一方）有可能赢得这场战斗。如果亨利·格伦菲尔德在另一方效力，我们不可能取胜……除了亨利·格伦菲尔德，大多数高级合伙人感到这次胜利代价惨重，因为这些年以来，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的商誉在他们看来荡然无存，他们感到，我们不得不在金融城里再度打造良好声誉。”

转移焦点

其他人也许会停下来庆祝这个胜利，但西格蒙德·沃伯格却没有。他声称他“痛恨铝战的每一个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他看够了伦敦和纽约金融圈的无能，也不再抱幻想。他曾幻想一个跨大西洋的英美社会，这个社会牢固地建立在金融和战略利益共享的基础上。正像雷诺兹将帮助英国铝业实现现代化一样，S·G·华宝公司也将帮助库恩–洛布实现现代化。但只有很少人似乎能分享他的愿景。“西方商业世界现在的发展，”1959年3月，沃伯格向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坦言：

经常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以及大小经营者，都在一艘超级“冠达”豪华游轮上航行，这艘游轮也许航行了2~3年，甚至4年，但还是终将撞上冰山。与此同时，所有的乘客实际上都在极致地享受各种鸡尾酒会、晚会和舞会，完全不知道他们势必将从狂欢中被惊醒。这艘漫无目的的轮船朝东方驶去，在冷战中继续前进。

“铝战”后的几个月，沃伯格极力修补关系。他亲自会见嘉诚的安东尼·霍恩比、理查德·弗莱明，以及奥拉夫·汉姆布鲁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也没有立即放弃为库恩–洛布起死回生所做的注定失败的努力，如果不是收购库恩–洛布的话。但他对跨大西洋纽带的不满依然存在。特别是，他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行性表示怀疑，随着美国投资者争抢其他欧洲资产，沃伯格想象着因资本流出美国，而导致美元贬值这令人不安的前景，他对该体系的怀疑与日俱增。早在1961年，沃伯格就预见了——结果证明超前了10年——一个可控但灵活的汇率机制。他认为，美元“与存放在诺克斯堡众多数量的金块挂钩荒唐可笑”，未来的汇率将不受这种挂钩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和纽约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脑海中显得非常突出，但把他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与他在英美之间的活动割裂开是一个错误。他当然没有失去对北约体现出的跨大西洋战略联盟的信心，并鄙视那些要么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联合伪君子们”）的人，要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军事上自治的欧洲人（沃伯格把后一种希望视为“戴高乐主义者的幻想”）。但是，沃伯格最终的商业目标一直是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的最佳三角形，连接伦敦、纽约和一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有可能是汉堡、法兰克福或者巴黎。同样的，在政治层面，他设想“欧洲大陆联合会与北大西洋联盟”——他倾向这两种机制——将在“许多方面互补”。沃伯格对“加强英国与北美，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合作”热情不减，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输掉冷战，那么，大西洋社会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在我看来，将需要最大的努力，不只是那些在掌握大西洋社会各种关系方面有经验的商人们需要努力”。不过，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对经济的焦点显然已开始从北美转向欧洲。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是沃伯格奔波于英美之间的10年，那么，20世纪60年代则是他往返于英国与欧洲之间的10年。

第8章　欧洲一体化的金融根基

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与七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有潜在的破坏性，它将欧洲分裂为两个部分，如果继续允许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两个部分以后将无法重合。据说，大不列颠需要德国，就像莫尔伯勒需要欧根亲王、卡斯尔雷需要梅特涅一样。你是商业合并无与伦比的大师。作为最显赫的德裔英国人，你最适合为欧洲统一效力。以你的背景、学识和你富有建设性、创造性的天资，你将成功完成和平这一崇高的任务……使欧洲走向统一。我强烈地希望统一能够实现。

弗里茨·奥本海默致西格蒙德·沃伯格

1966年5月24日

欧洲债券市场之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一体化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它始于一个共同体的创立，以监管欧洲六国煤炭和钢铁的产量与价格，这六国分别是比利时、法国、荷兰、意大利、卢森堡和联邦德国。1957年《罗马条约》创立了一个共同市场，正式禁止这些国家对彼此贸易往来设置壁垒。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之前，这六国间的贸易增长迅速，之后持续增长——正如世界贸易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增长一样。但在其他方面，经济一体化却进展缓慢。农业上，整合市场的发展受到国家补贴的阻碍，直到“共同农业政策”取代了这种补贴。制造业上，各国政府通过补贴政治敏感度高的行业，或竖立非关税壁垒，继续抵制泛欧竞争。总之，欧洲各市场未完全整合，因为各个市场未被真正放开。服务业上，这样的做法就没那么常见了，因为在那时，即使在完美的自由贸易条件下，服务业也不太容易跨境交易。这一规则的例外是金融服务业——比如，向相对富裕的投资者出售企业及公营部门的长期债券——它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以非常新颖的方式变得更加整合。

欧洲美元和欧洲债券的崛起常被看做朝着金融全球化迈出的较早的一步。早前的记录强调英格兰银行在开放所谓离岸外汇交易市场中的角色，而那时，多数其他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更严，而不是更松。但是，欧洲债券的诞生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也是一个主要突破——虽然政治家和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都未曾预见，艾伦·米尔沃德把这些人称做欧盟形成时期的“圣人”。诚然，《罗马条约》设想减少成员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把限制“降到使共同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程度”。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好像不太重视这一点。该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资本管制的第1号指令，目的是只开放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贸易、直接投资或投资上市股票有关的资本流动。虽然1962年的“行动计划”旨在到1965年年底放松资本管制，但第2号指令就是一个空架子，而第3号指令更是“难产”了。各国政府除了极少的特例之外，仍对资本和汇率进行管制。因此，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私营企业创新自发的结果，加之来自英国宽松的货币政府的帮助。短短几年，这一市场的初创和壮大改变了欧洲金融体系，并建立起全新的跨境机构联系和网络。然而，这仍是战后欧洲历史上空白的一页，有关这一问题最近的教科书上对此只字未提。

对于参与其中的银行家来说，毫无疑问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利润。彰显地位也是一个考虑，欧洲债券发行排名榜很快成为一个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尺。但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层面。因为，在很多方面，欧洲债券市场像一个赚钱的工具，它也是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工具——尤其在加强英国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方面。反对英国加入该经济体最强有力的论据是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历史角色问题。伦敦囤积了各殖民地及前殖民地的英镑余额——英联邦国家在战时把钱贷给英国的后果——这使英国经济受到定期的信心危机的影响，只要英国经常账户继续出现赤字，并且资本账户出现赤字。正像1948~1982年这34年间，有13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这34年间，只有2年资本账户未出现赤字。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英国持有的国际外汇和黄金储备超过10亿英镑，但其他国家的英镑余额从1958年的30亿英镑增至10年后的60亿英镑。即使经常账户盈余，但如果信心下降，资本外流增加的危险仍然存在，即使现实中，资本外流不是英镑区的国家所致。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类似于（虽然差于）同期美国遇到的美元问题：它们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其支付系统必须保持赤字，以便向世界供应它们的货币，但这也造成它们的货币易受到信心危机的影响。法国人确信，他们正在补贴美国人，因为美元享受着“过分的特权”。法国人也担心，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人也不得不支持英镑，因为成为共同体一员将使英国支付平衡恶化，这是查尔斯·戴高乐于1963年和1967年两次否决英国加入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对英国作为美国“特洛伊木马”的忧虑。欧洲债券先驱者们提出的反论据是，如果伦敦作为英镑之外其他货币交易的欧洲主要金融中心得以重建，那么法国人就无法永远将英国排除在外。对于英国加入的支持者来说，欧洲债券市场的重要性之一是它使伦敦金融城从一项负债变为一项资产。

如果有人可以声称自己是欧洲债券市场之父，那么，这个人非西格蒙德·沃伯格莫属。他一生都是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家族成员慷慨地支持泛欧运动，该运动由理查德创立，这位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曾经预言有误。对沃伯格而言，在跨大西洋的金融整合与欧洲的政治整合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前者是他战后10年的主要精力所在。相反，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似乎表明，这两者是互补的过程。根据“道威斯计划”，当资本得以跨大西洋流动时，法国与德国和解的前景似乎很乐观。大萧条时期，全球金融体系瓦解，不久后欧洲分裂。但是，沃伯格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明确号召欧洲联盟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经济气候多么有利，因为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反弹。这是康登霍维–凯勒奇战略中的致命瑕疵。战后，沃伯格相信，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唯一的方法是通过经济方式——通过商业和更重要的金融整合，使欧洲人回到一个统一的欧洲。鉴于沃伯格的展望和抱负，他成为创建欧洲债券市场幕后的推手就不足为奇了。其技术设计及其隐蔽的政治功能体现了沃伯格的世界观，前者是一个超国家的市场，可以与国家持续限制资本流动共存；后者可作为对欧洲联合会的支援。

整合欧洲资本市场

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名在德国的年轻人，沃伯格就对泛欧深信不疑，并对此很乐观。正像1927年在写给友人厄恩斯特·科切塔勒的信中提到的那样，他认为，“欧洲民族主义，抑或是排他主义的顶点已经过去，并正以非常缓慢的步伐朝着整合的方向前进”。沃伯格曾与康登霍维–凯勒奇讨论，将后者的“泛欧运动”与那时取消国际军备的声势联系起来。这时，沃伯格的一项提案是“通过一个仲裁法庭，在军事问题上实行主权集中，使欧洲的一些国家统一起来，它们包括德国、荷兰以及北欧国家，等等”。10年后，希特勒的独裁已稳固建立，掌权的激进民族主义者遍及中欧、南欧及东欧。上述想法似乎显得天真。但沃伯格继续帮助康登霍维–凯勒奇——比如，为他的作品找一家英国出版社。即使战争在1939年爆发后，沃伯格仍抱有某种欧洲政治联盟的想法，他认为战时英法结盟可作为“新联邦潜在稳固的基础，这种新联邦不应该是什么都包括，而应该是一个核心，涵盖那些有欧洲背景真正强大的人”。法国已被占领，看不见战争何时结束。沃伯格继续想着“西欧联盟”，他相信，英国战后的未来在于与欧洲发展联系，而不在于与帝国联系。1942年，他敦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利用所有设在英国的难民政府，宣布某种欧罗巴合众国的《宪法》，无论该《宪法》可能有多么支离破碎”。沃伯格为克里普斯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战后“在英国领导下的西欧联盟，将作为欧洲联邦国家的核心”。沃伯格表示，该联盟将在“军事、交通及通讯、公共项目规划和货币安排上具有致高的权力”。他说，指望美国长期支持欧洲战后的稳定是没用的。英国应该首先采取主动，“把暂时的联盟与战时的结盟，转变为一个具有经济利益和有效权力的混合体，使它自由、持久、走得远”。像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沃伯格在20世纪40年代仍旧热衷于明确的政治联盟。在一份同样主题的草稿宣言中，他直言不讳地号召结束“老套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并提出战后欧洲各国应“把某些根植于它们主权里的特权，委托给它们的联合会，该联合会再把某些权力委托给共同的各欧洲机构”。1942年年底，沃伯格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联盟的原则”，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这条论断。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一直希望，在英法的联合领导下，某种欧洲联盟也许会出现。

但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沃伯格已经表明，这些共同的欧洲机构将主要担任经济职能，比如管理“欧洲交通（铁路、公路、水路及航空通讯）；欧洲经济规划；货币事务，包括货币、信贷发放；其他欧洲共同机构”。因此，当英国政府不追求一个由英国领导的欧洲联盟，而法国政府倾向关注让·莫奈提出的国民经济计划时，沃伯格不一定非得彻底放弃欧洲整合的愿景。各国政府对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也许没有准备，但这并未阻止“私人努力”，比如，沃伯格设想英法商人们定期开会，以便推动“两国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他定期往返于英法两国，有意识地开始试着在商业，尤其在金融领域实现某种整合，这似乎在政治上做不到。虽然他继续参与一系列联邦制的倡议，但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越来越把他的精力转向经济整合。他认为，这将为政治联盟在更远未来的实现打下不可缺少的基础。举例来说，1950年7月，他和现任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讨论“建立西欧合作的可取性……应实现统一的西欧交通系统，而不是像‘舒曼计划’提出的统一的西欧重工业”。这个方案的融资，可通过“英国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联合”贷款实现，这似乎比康登霍维–凯勒奇现已过时的愿景更有希望 [1] 。当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想法盛行时，沃伯格克服了他最初的怀疑，并试图开发煤钢共同体最高执行机构的角色（它是未来欧洲委员会的原型），以超越它最初狭窄的职权范围。沃伯格系中的一些怀疑分子质疑沃伯格定期去卢森堡与煤钢共同体建立关系的价值，而沃伯格使他们相信：“等着瞧吧，我们最终会得到某些生意的。”

在沃伯格眼里，大英帝国的日子已经结束。20世纪50年代，他对加拿大很感兴趣，但他比大多数人更早意识到，和英联邦做贸易永远无法代替全面参与欧洲一体化。作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早期倡导者，沃伯格公开支持英国在1956年为加入该组织所作的首次争取，他拒绝把成立于1960年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视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行替代。不过，他再度认为有必要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建立经济支持。一个典型的提案是：

金融城里有一部分不代表官方的人——也许还有一些工业家、行业工会组织和政治人物——他们把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人联系得更紧密，并消除欧洲大陆积累的对英国政策的强烈怀疑，他们可能作出了更多贡献。

当英国的立场改为寻求在1960年加入欧共体时，沃伯格给予“官方圈子”很少的赞扬。沃伯格预见英国和其他“六国”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前者把成员国地位看做只是一项贸易政策，而后者假设“创立政治结构就能自动解决经济问题”。他敦促这个决定应提交给“一小群‘智者’”。

沃伯格设想由一位美国人出任该“智者”委员会的主席，这说明他不认为北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有冲突。有时，他的确谈到把扩大欧洲共同市场作为“大西洋经济联盟”的序幕。他反对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继续视北约为西欧安全唯一可行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沃伯格承认，战后时期的欧洲一体化，只能依靠美国援助才能顺利进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战后欧洲各国试图重新装备它们陈旧的工业，故经常账户陷入赤字，美国资金毫无疑问地帮助了欧洲经济，为欧洲经常账户的赤字提供资金。美国也许还帮助避免那种“归零的”工业关系，这种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困扰着欧洲。然而，从沃伯格的立场看，除了向欧洲人供应大量美元外，美国援助计划的执行者们积极鼓励欧洲经济一体化，并向接受援助的国家施压，以降低贸易壁垒。

1947年，沃伯格提出一份“由英国主导的西欧全面重建计划，向众多欧洲国家发放一大批美元贷款，将在美国获得更多诚挚、慷慨的支持”，美元贷款的安排是“马歇尔计划”设想出的。但很明显，美元贷款本身可以用来鼓励欧洲人之间的合作。最明显的例子是1950年7月，欧洲支付同盟创立，该机构把美国援助各接受国使用的国际支付系统联系起来。在之后运营的8年里，欧洲支付同盟使法国和英国的经济，与蓬勃的联邦德国经济之间保持巨额支付赤字，这无疑帮助了欧洲境内贸易的快速增长。但对沃伯格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联邦德国经济以外，欧洲各国均实行外汇和资本管制，他的抱负是看到这种管制的终结。他鼓励欧洲煤钢共同体最高执行机构，作为借款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他认为，这可能会加强其地位，也会增加其资源，同时会吸引美国私人投资者，跟随他们的政府为欧洲复兴提供资金。1957年，经过漫长和艰苦的谈判，这些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纽约发行3500万美元债券。1958年，该机构又取得一笔更大金额的贷款，1960年取得第3笔贷款2500万美元，1962年取得第4笔同样金额的贷款。沃伯格还试图鼓励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投资银行在纽约债券市场上融资。他明确指出，这些交易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应该强调的是，沃伯格提出的论断没有在金融城、威斯敏斯特或“白厅”内得到广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直到1979年，他仍抱怨“金融城总体上对欧洲经济共同体采取了被动的态度”。但沃伯格不是一个被完全孤立的有眼光的人。其他分享他对欧洲一体化看法的人（虽然有所保留）包括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博尔顿爵士和财政部的弗兰克·李爵士。英国之外，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艾比斯也扮演了重要的辅助角色。另一个在德国与沃伯格志趣相投的人是基督徒、民主党政治人物兼外交官库尔特·比伦巴赫。在美国，沃伯格发现约翰·J·麦克洛伊非常同情他，约翰在创建联邦共和国期间，曾任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他后来在1953年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 [2] 。

起初，“智者”委员会解决的是汇率问题。理论上，欧洲各主要经济体都与美元相连，美元又通过汇率挂钩体系与黄金相连，该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被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它们不同的经济轨迹使（英镑和法国法郎）有必要定期贬值，使（德意志马克）有必要重新估值。早在1955年，沃伯格向博尔顿提出，“有必要使欧洲国家在货币问题上联系得更紧密”，他的观点是实现“欧洲各货币之间完全可兑换”。两年后他仍确信，“共同市场安排或者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安排都不会奏效，除非成立欧洲联合稳定基金，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英镑和德意志马克的联合稳定基金”。艾比斯、比伦巴赫以及沃伯格曾在英德外汇稳定基金项目上合作，沃伯格一度将该项目设想为“英德货币联盟”，但该项目最终流产。开展这个项目的原因是明显的。没有什么比战后反复出现的英镑危机对战后英国经济政策造成更大的破坏了，英镑危机的原因是海外军费开支过度，以及英国出口和英镑余额相对缺乏竞争力。同时，德国政策制定者越发担心德国货币有升值的趋势。但是，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是不可能的。欧洲各货币部门倾向于国家或国际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欧洲的解决方案，它们担心为代表它们的邻国要背负昂贵的干预成本。1960年，沃伯格指出，货币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目前德国中央银行和其他机构坚持完全单边的政策”。虽然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62年实施的“行动计划”是将货币的统一列为一项长期目标，但此后就听不到任何有关的消息，直到1969年召开海牙欧洲经济共同体峰会，卢森堡总理皮埃尔·沃纳委托出具有关的报告。

沃伯格反而开始考虑整合欧洲资本市场，而不是货币的可能性。第一眼看去，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步。毕竟，正是由于欧洲缺乏资本市场整合，才能允许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同时运行。然而，我们必须在这里区分全面资本市场整合与沃伯格脑海里形式更有限的整合。在库恩–洛布，沃伯格亲眼看到华尔街银团是如何管理重大美国国债发行的。在伦敦还是主要资本出口市场的年代，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做法。欧洲的机构和投资者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纽约发放的4笔债券需求强烈，这使得沃伯格和其他人意识到一种可能性，即，为欧洲实体在欧洲发行美元标价的债券而组建类似的银团很容易。在合适的监管环境下，这样的银团在欧洲各国境内开展业务，不违反现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的规定，不只是因为涉及的债券以美元标价。这一根本性的领悟是欧洲债券市场诞生和壮大的基础。正像沃伯格到1958年才意识到的，“目前有关欧洲美元债券分销的状况……即，美国的发行银行为欧洲借款人承销这些美元债券，但却是欧洲的银行分销大部分债券”，很难想象这种状况的延续。同样很难设想的是，欧洲资本市场整合是建立在某种人为的“货币账户”或“多币种条款”上。沃伯格得出结论，如果在欧洲可以创建一个国际市场，回避国家汇率和资本管制的限制，欧洲市场就可以发行美元标价的债券。

欧洲债券市场必要的前提是，欧洲人手里存有大量流动的美元储蓄。这些欧洲美元是美国支付平衡出现赤字的直接结果，这使得跨国公司、欧洲各商业银行和央行，还有像国际清算银行这样的超国家实体手里的美元货币不断增加。还有，一大批富裕的个人倾向配置一部分美元资产。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美元存入在纽约的各美国机构？答案是《Q条例》，该条例是大萧条期间被引入的，它对短期美元存款设定利率上限：30天存款利率为1%；90天存款利率为2.5%。另外，苏联及其附属国不想把它们的美元存款——持有量不小——存在美国，一旦发生地缘冲突，放在美国的存款可能被没收。它们倾向使用北欧商业银行，该银行的电报代码是“欧洲银行”，这可能是“欧洲美元”这个词的来源。1955年年中，当伦敦市场的美元利率大幅高于美国的利率时，米德兰银行抓住机会，向非英国居民提供美元存款产品。最初，这是将美国的存款注入英国经济的一种机制，因为米德兰把资金转为英镑，再把资金贷出去。但当英格兰银行准备容忍这样的美元存款时，其他银行（包括快速增加的美国公司在伦敦的分支）也迅速跟上。很快，大部分这样的存款以贷款的形式，又贷给了英国以外的公司和政府。例如，克兰沃特银行外汇部积累了大量美元存款，又把这些存款贷给了德国客户。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963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650亿美元，它的年增长率在1969年达到顶峰接近50%，该数字从1965~1979年未低于10%。但这个钱的性质是热钱，都处于短期存款。这就是其他中央银行对允许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如此紧张的原因。其挑战是将欧洲美元作为一个新的长期证券市场的基础。

[1] 沃伯格在这一时期与康登霍维–凯勒奇的通信，显示出前者的不耐烦情绪逐渐增加。1955年2月，他尖刻地说：“尽管我过去一直，而且现在仍对康登霍维有极大好感，但我发现近年来，他已变成一个空想家，并到达几乎危险的境地。他总是以他想看到的方式看待事实，而不是以事实本身看待事实，因此他丧失了很多过去的声誉。”

[2] 麦克洛伊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亲密伙伴，1941~1945年，他曾任战争事务助理部长，1947年至1949年，他担任世界银行的第二位行长。沃伯格在1960年组建的“智者”委员会，其主席本应该由麦克洛伊出任。

欧洲金融一体化的推进

到20世纪50年代末，沃伯格对这些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而设置的机构感到幻想破灭，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更不要说欧洲投资银行了。他担心，欧洲大陆正走向“欧洲各国之间关系再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他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察觉到只有“惰性”与“阴谋”。这些暗示了发展的停滞。整个20世纪60年代，停滞影响了官方一体化进程。可以肯定的是，作为1958~1967年欧洲委员会的主席，沃尔特·哈尔斯坦通过强化该委员会的权力，极力去执行《罗马条约》的条款。但沃尔特的努力似乎并未打动沃伯格。令人泄气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精力（和它大部分资源）转移到了共同农业政策上，这是为保护法国和德国的农民而设计的一套体系，它与自由市场力量相差甚远。鉴于法国人推行保护性关税、德国人推行虚高的价格，欧洲进行的经济一体化是最差的一种，它基于价格支撑、存货积压，以及保护。

一段时期以来，沃伯格抱有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麦克米兰政府决定在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许会振兴已有的各欧洲机构，毕竟，他为此主张了几乎20年。为支持加入的可能，沃伯格雇用前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勋爵（休伯特·格拉德温·杰布），后者担任过6年的英国驻法国大使，刚刚任满，他以沃伯格系非执行董事的身份，致力于推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正像在20世纪40年代，沃伯格“确信，如果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并以合适的方式出现在各种欧洲组织中，那么，英国政府将处于领导欧洲的地位，而且没有理由担心任何将遭到英国强烈反对的事会发生，因为那些事违反英国和英联邦的利益”。他极力支持修建英吉利大桥或隧道的计划，不光是因为大桥或隧道的象征意义，而且还因为它们的商业潜力。到现在，经济上的证据强烈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英国经济不能和联邦德国相比，就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有6个成员国相比，都显得像一个病人。同时，随着欧洲大陆重要性的日益增加，英联邦市场对英国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然而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直率地否决了英国加入的申请。原因对法国人太明显了，在就共同农业政策达成交易之前，吸收英国加入将增援（相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不只是因为英国农业比欧洲经济共同体任何成员国的农业都小得多。同时，英国垂死的储备货币带有长期不稳定性，法国人不想承担责任。在沃伯格看来，他从很早就明白，“就放弃国家主权而言，法国人——尤其是戴高乐——比英国大部分人甚至更加犹豫”。但他低估了戴高乐准备捍卫法国国家利益的时间：戴高乐不但拒绝英国加入，而且在1965年抵制欧洲各机构（被称为“空椅危机”），并坚持认为，当议案提交到部长理事会时，成员国应有国家否决权（《卢森堡宣言》）。沃伯格对此感到厌恶 [1] ，他指责戴高乐的目的是想创建“一个在法俄领导下从巴黎到俄罗斯的新欧洲，以对抗戴高乐认为的英美在大西洋共同体的优势”。

沃伯格从未放弃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希望。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的幻想破灭，以至于开始质疑英国是否应继续寻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班车已经错过”。一度，他甚至预测欧洲经济共同体解散，因为“大部分共同市场国家宁愿加入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愿意依靠法国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保护性关税俱乐部——现实中，不是真正的欧洲共同体”。在一份1968年4月的备忘录中，沃伯格批判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机构的倒退和消耗：

一种狭隘的官僚主义在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里运转——那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真空，独立于任何超国家或国家权力——它取代了一个真诚、热情的欧洲组织，这个组织在一个稳健、有效的职能框架下运转。使目前的处境变得特别糟糕的是，欧洲委员会分裂为多个部门，有的位于布鲁塞尔，有的位于卢森堡。该委员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煤炭、钢铁、能源设在布鲁塞尔，金融部门以及隶属于欧洲议会的行政部门设在卢森堡，而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开会。事实上，除了设在卢森堡的各种部门以外，布鲁塞尔大约有30个不同的部门或团体，它们之间协调得很差，或者根本没有协调，它们被种种阴谋搞得支离破碎，这些阴谋要么来自布鲁塞尔，要么是没有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政府而造成的。

在沃伯格更乐观的时刻，他仍希望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逐渐恢复友好关系，他建议哈罗德·威尔逊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威尔逊也是这样努力的。但只要戴高乐还在法国掌权，沃伯格的期望值就很低。1964年10月，他写道：“那些主张英国加入欧洲的人，应该在更广范围的目标上承认失败，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非常有限的目标上。”他似乎对1966~1967年英国第二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不太感兴趣。直到戴高乐将军在1969年离职，沃伯格才重新想到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能，虽然“只有当我们能合理地确信，保护主义的倾向已被抑制”。1970年，沃伯格在一次访问中解释道：

今天，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特点，显然是它周围竖立的关税壁垒，如果不是因为“肯尼迪回合”（关贸总协定谈判），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将依然很高。在这个关税壁垒内，在帮助欠发达地区，或设立单一欧洲货币这种关乎欧洲共同利益的领域所做的努力太少。的确，欧洲经济共同体目前的形象更多是内向型，而不是外向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加入一场运动必须非常小心，这场运动也许是倒退而不是进步的。只有当我们成功加入欧洲共同体时，其重点不是建立共同的关税壁垒和农业补贴主义，而是建设性地把欧洲强大的人力资源集中起来，解决欧洲内外的大任务，到那时我才会支持英国成为共同市场的一部分。另外，在后戴高乐时代，一种更加慷慨的欧洲精神可被重新点燃，过去我对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很积极，我将再次找回那种感觉。的确，在外向型欧洲的框架下，英国可以在欧洲与大西洋共同体、欧洲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扮演造桥者这一特殊角色，继承英国与英联邦形成的优良传统。

然而，官方一体化受阻并未排除金融一体化的继续，在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发行第二笔债券时，沃伯格首先意识到这一点。金融一体化必要的构件，是为发行美元标价的新债券临时组建的承销银团和销售银团。20世纪50年代，这些银团大多由大型华尔街投资银行组成。不过，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欧洲借款人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债券市场，在欧洲要比仍关注国内的美国市场更大。这意味着，在伦敦至少一部分欧洲美元存款，也许可被用于投资长期证券。沃伯格和其他欧洲金融家越来越关心，为什么美国公司做的是有油水的承销工作，而把更低级的向非金融客户出售债券的工作留给了欧洲机构。朱利叶斯·施特劳斯来自股票经纪公司施特劳斯特恩布尔，用他的话说，“钱都让美国的银行赚了，但它们什么活儿也没干”。

欧洲美元市场得以在伦敦存在，反映了英国货币政府倾向允许金融城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英格兰银行采取容忍的立场，出于振兴伦敦的利益：“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热钱，我们也不能一边说我们是国际银行家，一边却拒绝接收资金。”这对发展伦敦的欧洲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其他事情保持不变，欧洲市场也许在瑞士或联邦德国更容易发展，在那里，用于出口的国内存款供应远远高于英国。虽然其他国家的货币部门限制热钱流动，但英格兰银行采取自由的政策。矛盾的是，伦敦比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在其他方面更是一个高度管制的市场。英国臣民购买外国证券被有效地禁止，除了用受到严格监管的“投资美元”购买。1957年，英格兰银行还禁止金融城的银行为以英镑结算的第三方贸易提供资金，并禁止信贷再融资。虽然到1960年这些限制被放开，但英国国内新发行的债券仍需缴纳4%（后降至2%）的印花税，此外，向英国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债券利息可用来抵税。同时，伦敦证券交易所继续用英镑标记美元证券的价格，好像战后英镑贬值从未发生过。直到1979年，英国对居民的外汇管制才放开。但正是对居民持有英镑与对非居民持有美元的区分，使得在伦敦建立一个完全分离和不受监管的美元债券市场成为可能。一位市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英格兰银行允许外币证券在其资本市场上流动，并允许外币活动，是因为它完全与国内货币基础隔离。”“针线街”的情绪也在发生改变。1960年，英国监管部门已经允许沃伯格系在伦敦为两家欧洲大陆的公司安排上市：不只是德国钢铁制造企业蒂森，还有瑞典电话公司爱立信，这项交易是与德意志银行、巴黎和荷兰银行合作完成的——这项交易是沃伯格系与后一家银行长期、复杂关系的开始。

话又说回来，英格兰银行仍需要小心行事。1962年6月，乔治·博尔顿带着某种恐惧，与刚被任命的行长克罗默勋爵谈起这一话题。博尔顿现在是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该行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先驱。作为私营公司的代表，博尔顿现在跟克罗默谈的是“有关正在发生的某些想法的交流，想法涉及向广大需要外币贷款的借款人开放伦敦市场”。和同业交流想法不光包括沃伯格系的代表，还有巴林、塞缪尔蒙塔古的代表，7月，汉姆布鲁斯的代表也加入。但是，没人愿意“更积极地推进这些想法，除非它们得到政府部门的首肯”。正像博尔顿解释的那样，交流的目的就是帮助“恢复伦敦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职能”：“伦敦市场的恢复和振兴，将使发放外币贷款成为可能，这对西方世界极为重要……唯一能帮助纽约的中心是伦敦，我们都知道，欧洲的资本市场孤立而且低效。”克罗默的回答是积极的：“我们对这份提案表示同情，”他写道，“并将尽我们所能给予实际支持。”英格兰银行尤其喜欢这个事实，它“也许要收到伦敦目前一部分波动非常大的欧洲美元”。但是，沃伯格在信函中明确表示，他和他金融城的同事们也试图向英格兰银行传递一种巧妙的威胁。“除非英国政府就印花税采取行动，并实施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将使伦敦发行市场相比其他外国资本市场具有竞争力”，否则，他们将去别处开展业务——也许去卢森堡。阿姆斯特丹也作为一个可能的市场被调查过。英国兰银行不是唯一要与之处理好关系的监管机构。起初，伦敦证券交易所拒绝安排债券上市，以至于这些债券无法在英国交割（交易结算），后来该所坚持按照战前的汇率，要求上市的美元债券以英镑标价。英国投资者不得不用所谓的“投资美元”在卢森堡购买新债券，投资美元来自政府管制的、用于外币购买的资金池。英国国内税务局也未提供多少帮助。

发行第一只真正的欧洲债券，有多家可能的备选公司。日本政府对发行这样的债券表达了兴趣。挪威政府也有意为奥斯陆市安排发债。迁怒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沃伯格甚至考虑为英联邦开发金融公司发行一笔美元债券。不过，到1963年4月，他和他的同事们转向了更合逻辑、更熟悉的借款人——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们是这样向英格兰银行解释的：

这将是一笔直截了当的美元贷款，不附带货币期权……就英国外汇管制而言，这将是一种外币证券，英国居民购买将不得不支付溢价。因此，煤钢共同体没有指望从英国有任何认购。即便如此，煤钢共同体将寻求在伦敦上市，这可以被视为在整个欧洲的基础，因此，鼓励通过伦敦实施这种交易。

英格兰银行对这个想法表示感兴趣，尽管它担心英国外交部也许会认为，“鉴于英国为加入欧共体进行谈判中布鲁塞尔机制解体，一个共同市场的机构在伦敦借款不太合适”。正如英格兰银行的约翰·史蒂文斯向埃里克·罗尔爵士解释的那样，后者曾协助爱德华·希思参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从纯粹的金融角度来说”，这样的操作将“受到欢迎”：

外国债券市场中，还无法向欧洲大陆提供英镑贷款，这种类型的业务（以前多次出现）保持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活力，即使业务不是以英镑完成的。我希望自从布鲁塞尔机制解体后，你会感到已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事实上，至少在金融层面显示出没有解体会有积极的意义。这是布鲁塞尔机制解体后表达出的一种意愿，即，我们和共同市场之间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可以使谈判的恢复变得容易。

这个观点得到了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的支持。但是，债券发行需取得所有欧洲经济共同体6个成员国财政部长的批准，再加上欧洲煤钢共同体财务部主任汉斯·斯格里巴诺维茨的犹豫，使发行工作经历了数月的延误。因此，第一只欧洲债券来自意大利。

在意大利银行行长吉多·卡利的建议下，沃伯格系注意到一家叫芬斯德的意大利钢铁公司，它是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工业重建研究院 [2] 的子公司。现在，避免国家征税再次变得很重要，所以，债券不是以芬斯德的名义发行，因为法律允许支付票息可以抵减意大利的税收；而是以意大利高速公路收费公司奥托斯特雷德的名义发行，因为该公司免于支付总票息。伊恩·弗雷泽和彼得·斯皮拉在债券专家格特·惠特曼的协助下，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包括起草开创性的合同，与英国安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杰弗里·萨蒙斯、罗宾·布罗德利合作，与布朗弗莱明和默里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休·格林伍德合作。为避免英国的印花税，债券正式在荷兰史基浦机场发行。为避免英国的所得税，票息在卢森堡支付。该交易——1500万美元、6年期债券——由沃伯格系牵头的银团进行管理，该银团还包括德意志银行、布鲁塞尔银行、鹿特丹银行。债券由德意志银行牵头的英国和欧洲的银团担任承销，再通过更广泛的关联中介网络向投资者推介，包括施特劳斯特恩布尔、怀特韦尔德以及瑞士信贷。应该指出，尽管分销网络迅速发展，发行欧洲债券不是美国意义上的首次公开募集，而是广泛的私募。正像弗雷泽说的那样，奥托斯特雷德的发债代表了“传统伦敦‘私募’与传统纽约‘公募’的妥协”。正像《经济学人》指出的那样，这不但是“一代人以来，第一只在伦敦上市的外国工业债券”，而且还部分“推动了伦敦金融城把自身建成国际资本市场转口港中心”的目标。

现有的债券以相对小的面额为主（普遍为1000美元），票息为5.5%，发行价为标准的98.5%，这样的债券不难募集。无记名债券匿名、便于携带，也免交预提税。典型的投资者是“类似于比利时牙医这种半神秘的人物——他们收入高，生活在有一套官僚税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购买国内债券的利息收入需要上税，而且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有限”。弗雷泽后来表示：

发行债券的秘诀……债券必须是完全匿名的，票息必须全额支付，不能有任何扣税，债券到期全额支付，不问任何问题，这些必须能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做到……债券主要的最终买家是个人，通常来自东欧，但也有来自拉美的，他们想让一部分财富以可移动的形式存在，这样，如果他们不得不离开时，他们可以把债券放入小行李箱里迅速离开。

欧洲人对美元标价的债券市场的计划已经很超前了，即使美国政府在1963年7月提出利息平衡税，该税旨在阻止美国公民和机构投资欧洲。的确，如果没有利息平衡税，欧洲债券市场仍将发展，因为免除预提税提供了隐性的补贴。但是，毫无疑问，这项措施——连同后来为限制美国资本出口设计的措施——刺激了欧洲债券市场的壮大。如果没有利息平衡税，奥地利政府可能会在纽约发行美元债券。但该国政府反而通过发行欧洲债券募集了1800万美元，债券由沃伯格系、汉姆布鲁斯、罗斯柴尔德及国有的奥地利信贷银行承销。这项发债为1964年的一系列新发债券铺平了道路。到当年年底，欧洲共发行了44只外国美元债券，融资总额为6.81亿美元。到1967年，欧洲债券市场发行的外国证券超过了美国，发行量是欧洲各国市场发行量的5倍。1968年，新债发行量超过了35亿美元，4年后，发行总额达到55亿美元。虽然开始时发债以公营借款人为主，比如奥地利政府、奥斯陆市和都灵市，但1966~1973年间，大部分借款人是私营实体。一个二级市场也逐渐开始发展，这个市场刚开始显然不存在（大多数投资者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战略）。欧洲银行票据交换所以及位于卢森堡的中央价值结算系统这两大清算系统的创立，使由于跨境交割规则不同、跨境利息计算方法不同、跨境成本分配不同而造成的纯粹的交易问题大幅减少。

[1] 当格拉德温试图为沃伯格和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安排一次会面时，沃伯格对法国政治精英较低的评价仍未改善。那位法国财政部长最初问，“那个奇怪的西格蒙德先生是谁”（虽然会议后来还是进行了）。

[2] 两年前，沃伯格系已经成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安排一部分芬斯德的股票上市——正如《经济学人》所说，“这进一步显示了欧洲主要股票市场之间的交流”。

发展欧洲债券市场

可想而知，西格蒙德·沃伯格对欧洲债券市场引以为荣，他毫不怀疑，欧洲债券市场是“我们（沃伯格系）主要的倡议”。但沃伯格推动其向前发展又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明显的假设是，利润动机占主导——换句话说，欧洲债券的兴起是产品创新的一个直接例子，它旨在增加S·G·华宝公司的利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动机。南非人约翰·克雷文于1967年加入沃伯格系，用他的话说，“西格蒙德足够聪明，他意识到，如果你悄悄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即，一只欧洲债券，但其他（金融城）银行可能抱以轻蔑的态度”，那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接触其他银行现成的客户了。“事实上，从后路包抄的策略非常聪明。”另外，一旦奥托斯特雷德首次发债建立了模板，欧洲债券发行就相对容易了。各银行收取固定的手续费——按照惯例，管理行与承销单位收取0.5%，销售行与经纪公司收取1.5%——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低端的债券销售人员承担了辛苦的工作。要知道，手续费不算小。1971年，爱尔兰政府发行英镑债券产生了20万英镑的手续费收入，这个数字大到让亨利·格伦菲尔德“史无前例地从度假地打来电话，以难为情的方式表示祝贺……但他很快补充道，当然我们‘非常幸运’”。实际上对承销单位没有负面风险，因为如果需求疲软，那么，或者降低发行量、或者干脆取消发行。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常常遇到的情况是进入门槛低，“市场先行者”的优势少。20世纪60年代中，董事们每周聚餐，沃伯格警告他年轻的同事们：“一旦创造了一条新业务线，所有参与竞争的银行都想分一杯羹，唯一的结果是银行的利润空间下滑或消失，这肯定会发生，我们的欧洲债券业务也将遇到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和瑞士的银行进入这个市场——1962~1970年，在伦敦的外国银行分支数量从51家上升至129家——早期被沃伯格系、汉姆布鲁斯和罗斯柴尔德占据的格局受到挑战。1967~1972年，德意志银行在欧洲债券发行排行中名列第一，很简单，其他投资银行竞争缺乏资本金基础。就像沃伯格预测的那样，利润空间也受到挤压。尽管就每年发债排名而言，沃伯格的银行好于其他投资银行，但我们不应夸大这条业务线实际上挣了多少钱。1967年10月，沃伯格提醒他的执行董事们：

无论欧洲债券多么重要，这不能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的确，我们主要的利益应该是顾及我们在英国、在美国和在欧洲大陆重要的工业客户。为其中一个大型工业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赚取的手续费，远远高于我们全年做欧洲债券发行所挣的。

约翰·克雷文后来确认说：“因为S·G·华宝公司根本没有分销实力……所以，我们不赚钱，我们有好多年都没挣过大钱。”用彼得·斯皮拉的话说，“这种业务对公司声望很好”，但不是特别赚钱的业务。

第二个动机——它在现有文献中被引述得最多——是欧洲债券市场的设计师们与英格兰银行的想法一致，双方都想重建伦敦在战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肯定影响了沃伯格的决策。他认为，在任何“真正欧洲的资本市场中……不管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眼下有多少分歧，伦敦也应该扮演领导角色”。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坚信，有必要在欧洲债券第二波浪潮中抢占先机，这第二波浪潮意味着欧洲债券将以欧洲货币发行，而不再以美国货币发行。沃伯格的同事们抱怨，美元债券更容易销售，他向他们解释：“任何详尽、客观分析过局势的人一定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发行美元标价的外国债券，整个业务将应该转到纽约，伦敦市场在债券发行中将不再重要。伦敦市场参与这种发行的唯一机会，是通过安排美元之外以其他货币标价的债券。”一种显而易见的货币是德国马克，不只是因为德国的长期利率在20世纪60年代其趋势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不过，从沃伯格的角度来说，纯粹是德国马克的欧洲债券市场吸引力很小，其明显的原因是，这将不可避免地巩固德国大型银行已有的强大地位。因此，1963年12月，他向艾比斯提出发行英镑债券，附带德国马克期权，正像沃伯格向克罗默解释的那样，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最强的货币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强的货币结合。一旦取得英国（确实有些不安）和德国货币部门的批准——经过一场“斗争”后——这种英镑加德国马克的模式，用在了为都灵市发行的500万英镑债券上。

沃伯格对这笔交易感到如此兴奋，他罕有地就这一主题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中他尽力解释，英镑债券对英国货币的稳定或英国支付平衡的稳定不会构成威胁。他认为，伦敦只是为欧洲美元和其他流动资金持有者，提供购买欧洲债券的服务。这些欧洲债券可以是投资者认为任何具有吸引力的货币，因此才有多币种债券的市场。沃伯格没有预期这种债券会在近期取代以美元标价为主的欧洲债券，但他私下表达过：“如果欧洲资本市场逐渐发展……欧洲货币或欧洲货币单位将应该比现在更具人气。”彼得·斯皮拉开始时质疑这样的观点，他怀疑，西格蒙德设计出英镑加德国马克债券的唯一原因是确保“一家英国投行可以作为牵头行”，参与发行一只实际上是德国马克的证券。然而，当斯皮拉成功劝说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发行1亿美元英镑加德国马克债券时，他改变了想法。争取到帝国化学工业这个客户，对沃伯格系是一次重大突破。弗雷泽记得斯皮拉曾说：“大功告成，我们做到了。”事实上，沃伯格自从1962年就在寻求帝国化学工业的生意，他想利用帝国化学工业收购英国考陶尔兹失败产生的负面宣传。站在帝国化学工业的角度，S·G·华宝公司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在欧洲大陆的关系网。帝国化学工业的管理层感到，公司需要“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正像该公司一位董事于1963年告诉伊恩·弗雷泽的那样）公司“没有人能说欧洲的语言，说印地语的倒有5位”。但是，直到彼得·艾伦爵士取代保罗·钱伯斯出任帝国化学工业董事长，沃伯格与该公司的关系才真正开始发展。从1971年起，帝国化学工业把它的国际融资业务授权给沃伯格系，替换了之前合作的施罗德。

沃伯格力争稳固伦敦作为欧洲债券市场中心的地位，双货币债券只是许多方式之一。举例来说，沃伯格系联合汉姆布鲁斯、罗斯柴尔德游说英格兰银行，免去在英国发行外国债券应缴纳的印花税。同时，针对英国注册的公司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可以抵扣所得税，它们向财政部施压，希望取消这一要求。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沃伯格和乔斯林·汉姆布鲁斯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局势很滑稽，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欧洲大陆为美国的石油公司、意大利的国有工业，以及北欧各国安排长期借款。另一方面，为英国最高质量的借款人提供同样的服务，任何这种企图都被某些财政上的要求所阻碍，这些要求毫无实质内容，而且可被轻易取消。

沃伯格的想法不仅与英格兰银行重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一致，他还向英国政府施压，更快地放开供国际投资人使用的各种伦敦金融工具。

但是，把公司利润或者使伦敦成为主宰看做沃伯格设计、开发欧洲债券市场的主要动机就错了。因为他总认为，债券市场只是连接欧洲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并且可以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更广阔的项目。沃伯格想把英镑加德国马克债券，当做为一个欧洲的资本市场而设计的证券。他在1965年4月这样说道：

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主要动机……是对现代工业最优规模的认知，它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提供的。随着这项政策产生效果，工业在一个真正欧洲的规模上变得井然有序，所以，越来越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欧洲的资本市场。

与沃伯格同时代的人看到这个可能性也不晚。到1969年，一位搞学术的经济学家总结说：“欧洲债券市场已经壮大到如此程度，它预示着一个真正泛欧的债券市场。”诚然，正像雷内·拉雷于同年指出的那样，该市场吸引的借款人和投资者不仅来自欧洲，而且来自“世界各地”，但毫无疑问，欧洲债券市场“对欧洲金融和银行实践的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债券市场经历了初创时期暂时的小困难，沃伯格以特有的方式对应，他视该市场为欧洲一体化的一种手段。1966年，一度有太多新发行的欧洲债券，沃伯格公开警告发行过多。某些新发行债券的收益首次超过6%，相对于需求以及也许增加的通胀预期，这反映了新发行债券的供给过量。对沃伯格而言，这表明某种少量监管的必要（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但他表示，这需要在欧洲层面完成，而不只是在伦敦金融城。1966年，沃伯格主张欧洲债券市场应该采用瑞士实行的那种排队系统，以阻止太多新债券同时发行。沃伯格说，“想象成立一个欧洲资本发行委员会将具有任何法律执行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以下是另一个非官方地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机会：

在6家或7家欧洲主要央行的支持下，如果这些央行的代表建立一个小型委员会，那么，应该有可能安排相关发债行向该委员会注册它们计划发行的债券，并就发债时机和发行的最大规模接受该委员会的指导。

1970年，当借款需求使欧洲债券市场无力承受时，沃伯格又重提这一主题。现在，沃伯格主张设立一个委员会，包括欧洲每个主要国家发债行的代表。

华尔街银行的“入侵”带来了挑战，同样的思维构成沃伯格应对这种挑战的基础，那就是形成更大的欧洲银行网络。在很多方面，这是欧洲债券市场鼓励的最重要的一种欧洲一体化。刚开始时，许多重大决策是在与艾比斯和其他一些人进行定期磋商后作出的。沃伯格后来回忆说，他和艾比斯“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共同商议欧洲发债的条款，并询问各自公司对我们大西洋两岸的对手在欧洲开展交易的态度”。1967年，沃伯格考虑在其中四家最大的银行之间建立一种非官方联盟：沃伯格系、德意志银行、巴黎和荷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以及意大利商业银行。这是沃伯格渴望建立的那种典型的欧洲金融架构，它预示着他后来为沃伯格系与法国巴黎银行全面合并所做的努力。类似的倡议是成立跨大西洋债券基金，该基金把沃伯格系、伦敦和南美银行、国民劳动银行，以及斯德哥尔摩恩斯吉尔达银行联系起来。到1970年，沃伯格系想与之合作的银行包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银行；德国的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法国的兴业银行。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未激进地改变这一格局，这与那些期望1973年1月以后银行世界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观点相反。正像沃伯格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新欧洲的背景下……欧洲大陆与英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将联系得更加紧密……但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双方不会失去自治的管理、自治的风格、自治的规划、自治的结构，包括它们各自与世界许多地方建立的紧密联系。”金融演变进程中，接下来合理的产物是各种银行联盟，它们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繁荣的景象。

因此，沃伯格非常真诚地认为，欧洲债券市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才是他追求建立这一市场的主要原因，而不是该市场内在的利润或它给伦敦金融城带来的好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67年，沃伯格建议一批英国国营公司发债，为的是与英国政府第二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时发生（见第10章）。相反，197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发行了一只欧洲债券，当沃伯格的银行未能入选时，他火冒三丈，倒不是因为错失了手续费，而是因为他的公司在开创和发展欧洲债券市场中发挥了先驱作用，落选似乎对他是一种侮辱。

金融推进欧洲一体化

然而，欧洲债券市场事实上能有多么欧洲化是有现实局限的。值得强调的是，在新欧洲债券市场募集资金的国营和私营实体，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是所有发债的欧洲实体都处于欧洲经济共同体。1965~1970年，有37%的欧洲债券，其发行主体是美国公司；有68%的债券是以美元标价的。1967年，沃伯格系承揽的主要发债包括，三次为美国汽车生产公司克莱斯勒，一次为美孚石油。试图把美国的大型银行排除在这一日益扩大的新兴市场外也是不现实的。虽然由于欧洲债券管理和承销团的出现，欧洲银行之间的合作势必增加，但美国的银行也在各大银团成员名单——所谓的“墓志铭”——上占据显著位置，每次发行新债券时，财经媒体会刊登这些银团成员的名单。此外，常常是美国人去推动创新的前沿。到1969年，针对短期贷款出现了一个大型银团贷款市场，连同1966年引入的存款凭证，这些都填补了在欧洲美元与欧洲债券市场之间欧洲利率期限结构的空白。浮动利率发行的想法虽然由沃伯格系在1970年首创，但它最初是银行家信托国际的伊万·加尔布雷思脑力劳动的产物。重要的是，为意大利电力管理局安排的4.25亿美元贷款就是以此为基础（媒体称赞它是“由欧洲私人集团承接的最大宗融资交易”）。这笔贷款由一个银团管理，该银团不但包括沃伯格系、意大利商业银行和瑞士信贷，还有银行家信托国际，以及怀特韦尔德。

第二个困难是，随着浮动汇率的开始，欧洲债券市场对弱势货币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的吸引力注定减弱，这些国家不可能想借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甚至美元，即使这些货币的贷款利率比在本国市场获取这些货币的贷款利率还低。如果英镑兑德国马克继续无情地下滑，为什么英国利兰公司还想背上以德国马克标价的贷款？意大利公司芬斯德的例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该公司实际是第一只欧洲债券的债务人——就特别明显。到1970年，芬斯德积累的欧洲债券债务合计有4.1亿美元，但现在它急迫地要偿还这些债券，或者把它们兑换成里尔，因为芬斯德担心“意大利经济的未来极度令人沮丧，所以会殃及其货币的走势”。正是脑子里想着这种问题，沃伯格发现，某种欧洲货币的一体化越发具有优势，这种一体化从价值尺度——欧洲货币——的设立开始，该尺度基于一篮子不同国家的货币（可能由6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构成，瑞士法郎或有或无）。1968年，一种以此为基础的贷款，曾为欧洲煤钢共同体考虑过。正如沃伯格所说，这种交易，一家英国银行无法做主角：

以基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为执行机构发行债券，一家英国银行显然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从政治和货币的角度，把英镑与这样的安排联系在一起也许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欧洲委员会（不再是执行机构）金融部门目前的决策中作出值得的智力贡献，那么，这样的贡献也许不但会对这份事业是有价值的，而且会使我们集团参与一项即将到来的金融交易变得理所当然。

然而，实际上，由于这种安排的复杂性，大多数发行主体（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打消了这个念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部分发行的欧洲债券，其标价要么是美元、要么是德国马克（德国政府试图鼓励资本出口），要么是荷兰盾。

欧洲金融一体化将推动更加普遍的经济一体化，沃伯格对此很期待，但推动速度受到限制。1970年1月，沃伯格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说，他预见“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企业之间，建立有机、融合的联系存在着新的挑战。这种性质的联系已有许多，即使英国不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工业也将继续扩张”。3年后，他仍充满激情地谈论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就是“‘欧洲的’公司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公司中持股”。像壳牌、联合利华这样的跨国公司的成功，意味着会有更多类似的实体。尽管官方鼓励沃伯格设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工业基金的想法，但是，实现沃伯格设想的那种泛欧合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更难。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在许多时候提出过跨海峡合并的想法，如在汽车行业（英国利兰与大众、英国利兰与戴姆勒·奔驰）；在化工行业（帝国化学工业与拜尔）；在电力工程行业（美国詹特朗公司与西门子、美国詹特朗公司与AEG）。这些计划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太过超前，不只是因为一流的德国公司在低迷的英国市场上收购它们不具竞争力的对手，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未来很多年，大部分大型欧洲公司将继续通过国内而不是泛欧合并追求行业整合。

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沃伯格认为欧洲债券市场的创立和增长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同意这种观点似乎合情合理。通过坚定不移地把伦敦建设成为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欧洲债券市场毫无疑问地将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铺路。通过透露多个浮动货币的成本，欧洲债券市场加强了某种欧洲货币协调的必要，其未来发展方向是欧洲货币体系、兑换率机制，最终是经济和货币联盟。沃伯格从未想过，单一货币的目标可以像创立欧洲债券市场那样，由私营部门发起实现。1972年10月，他致信格拉德温说：“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前提，经济和货币联盟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俾斯麦总说，‘政治高于经济’，我认为，这话在他那个年代千真万确，但也同样适用于今天。”不过，在沃伯格一生中，当政治联盟显得滞后时，他视经济一体化为可行的替代。20世纪60年代，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其结果就是欧洲债券市场。

在欧洲问题上，沃伯格一生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1976年，他向乔治·斯坦纳表明：

现如今我感到，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一次新的欧洲复兴——超越400年前的文艺复兴——那么，我们将失去最后残存的有关自由的那个特定元素，这种自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和索福克勒斯创造的，而且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自由已经扩张、传播到更广的领域，波及欧洲人的私人生活；欧洲的学习、教育及研究场所；欧洲的经济、政治活动。我认为，这种自由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相同的程度，它属于自觉、执著、不墨守成规的人，他们享受提出永远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能容忍不同，而且还欢迎不断增加的各种态度。

不过，他比大多数欧洲理想主义者更明白，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是相互依赖的。虽然他把自己定位为“左翼”（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比他那个时代任何其他金融城内的人物都更贴近工党），但他从未停止倡导市场开放，并始终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把后者称为全球化。1968年年末，欧洲爆发货币危机，他联合其他人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消息报》和《真理报》都重复了共产主义的教义，那就是这样的危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固有的。这完全是谬论……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如同我们自20世纪初遭受的重复出现的战争一样，它是现代工业主义和技术，与过时的18世纪君主国家政体之间巨大冲突不可避免的症状……科学和技术不可思议的进展，以及大众对更多消费品和奢侈品不断增加的欲望，这些都需要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设备和销售组织……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世界的，它应该在过时的君主国家政治框架内进行发展，这一框架将世界分割成众多很小的部分。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欧洲不但必须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而且还需要设立一个共同货币，最终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政府。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很少能让沃伯格觉得这些目标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实现。但同时，创建一个整合了的欧洲资本市场却可以让他重拾信心。这是不小的成就。

今天，欧洲债券占国际债券发行的大约90%。欧洲债券市场是“世界最大、最自由的长期公共资金的来源之一”。在所有欧洲债券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中，大约有70%的份额都在伦敦，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自觉努力的结果。虽然不用怀疑，欧洲债券市场的设计师们这么做的部分动机是想增强他们公司的损益表，并重建伦敦金融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正在以金融的方式，同时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第9章　完美的韵律

对我而言，最大的兴趣和享受是人际关系……是人性的一面，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谈判，吸引了我从事银行业。

我们公司的基本理念永远建筑在以下原则之上：从金融和声誉角度取得的成功是不够的，尽管它重要而且不言自明。但更要紧的是建设性的成就，以及在开展工作时对高道德标准和高审美标准的坚持。

一家银行机构以诚信、慷慨和周到的服务著称，这是它最重要的资产，比任何金融工具都更重要。此外，一家企业的名声好比一种非常微妙的生物体，它很容易遭到破坏，必须被不停地呵护，它主要是一件关乎人类行为和人类标准的事情。

我给英格兰带来的东西有点与众不同，因为我是一个受诅咒的外国人，一个德裔犹太人。

西格蒙德·沃伯格

沃伯格公司的独特文化

对于外人来说，S·G·华宝公司的风气有点吓人。“我认为，他（西格蒙德）觉得那里除了做生意以外没有其他功能。”来自投资银行施罗德瓦格 [1] 的迈克尔·维里评价道，“在沃伯格的公司里没有人开玩笑，连一次也没有”。在维里眼里，沃伯格“意外打败了既有的权贵阶层。他并不是这个阶层的一员，他不喜欢这个阶层，并试图消除这个阶层。一开始，权贵阶层排斥沃伯格，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是个暴发户。很少人把他视为朋友。人们嘲笑他的外国口音”。在“舰队街” [2] 各种扣人心弦的文章中，沃伯格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几乎每项大的金融城交易的幕后都有他”——他是一位“隐形银行家”。其他报纸对他有不同的评价，比如，“精明、有能力”，“残酷但兼具同情心”，“狡诈但兼具诚实”，甚至“劲头十足”（《太阳报》）。“某些人从未在那里工作，但认识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一名被逼着交稿的记者写道，根据他们的说法，沃伯格习惯使用“锤子砸坚果”，并且“用人非常狠”。

第一印象具有欺骗性。作为一名男性，西格蒙德·沃伯格看上去不是特别显眼，虽然他“穿着总是一丝不苟，通常是一身蓝黑西服，配锃亮的黑皮鞋……如果他穿了一件外套，那也是黑的，他有时戴黑色小礼帽，帽子戴的角度很潇洒”。他不高，事实上，一位同时期的人觉得他“很矮……还有点驼背”，或弓背，他喜欢把裤腰穿得很高，那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穿衣风格，这更凸显了他的弓背。沃伯格的表情据说是“一种枯燥乏味的完美表情”。他的发型从未变过：总是整洁地左分，没有一根头发错位。他的举止也很老套：

他做准备工作注重细节，说话、写作用词准确……他约会很少迟到，除非他想让某些不太受欢迎的访客在那里多等会儿。他也很少早到，他认为，在会议召开之前哪怕提早到超过一分钟，也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

而这位总是严格遵守时间的人物，显然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灵。他的“眼睛似乎可以把你看穿”，一位同事回忆说。另一位同事觉得他的眼睛“像蛇一样”，虽然一位美国记者被这双眼睛“忧郁的”特征所打动。他的声音也许“缺乏自信、充满怀疑、温和并且……音调优美”，但有关他火暴脾气的故事很多。他右边的眉毛会发出“暴风警报”：当对话者说话有误时，他的右眉会怀疑地抬起。据说，沃伯格办公室的走廊里弥漫着恐惧。其他老牌公司的董事们轻蔑地指出，沃伯格公司的董事们不敢在8点以后到办公室，而前者——真正有绅士派头的资本家——10点才慢慢悠悠地走进办公室。据说，沃伯格公司内部也有“很多背后的恶意中伤”，但这也“不是所有人的强项”。沃伯格公司的经理们把下班后打电话看得很平常：“晚上，他们会给你家里打电话，告诉你，让你必须立即作出300万或400万美元的承诺。”万一发生断电，沃伯格公司的雇员会被要求留在办公桌旁，靠着烛光工作。其他银行家订制西服时，会做两条裤子。而在沃伯格公司，你会从裁缝那订制两件夹克，其中一件永远挂在座椅后背上，就好像你只是暂时离开办公室，而不是回家了。在金融城那些势利到了极点的地方，沃伯格和他的雇员们就被干脆称做“那帮废物”。

对于这些人以及其他外人来说，当他们得知沃伯格系根本没有禁止讲笑话，而是积极鼓励说笑时，他们都表示震惊。查尔斯·夏普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投资部经理，他还是一个有天赋的幽默作家，他定期创作喜剧剧本，请人打字、复印，再发给各位董事（虽然这些笑话显然未被表演过）。在保留下来的最早的一个笑话中，夏普“嘲笑”公司高级合伙人偏好仓促和无效的退休：

英格兰电气的乔治·纳尔逊爵士：沃伯格先生还积极关注公司的事务吗？

埃里克·科纳：某种程度上是的，比如，当他度假时，他接收所有往来信件的复印件，以及那些应该寄出，但因某种原因还没有写完的回信的复印件，但除了常规事务和要紧的事情，我们让他休息……

乔治爵士：那么塔尔曼先生呢？他还是执行董事吗？

埃里克·科纳：不是。你看，我们必须给年轻人机会。塔尔曼负责加拿大投资信托公司在多伦多和伦敦的业务，当然还负责三芒公司以及LNT。但他让下属做他们想做的，只要他们事前征得他的同意。

这些实在的话以调侃的方式写出来，夏普的笑料提供了各种宝贵的了解S·G·华宝公司独特文化的内情。比如，在同一个笑话里，夏普讽刺投资部喜欢“客户的证券价值至少在5万英镑以上；这些客户贷款余额高、营业额大，但不给我们的交易员任何业务；这些客户不会因派股息而烦我们；不会造访我们的办公室；不打电话、不写信；完全信任我们的决定，但又不依赖我们的建议”。作品中一个持续不断的玩笑是，高级董事们无论如何都想砍掉公司数目过多的投资账户。

在一篇特别异想天开的作品里，作者构思了一份写于公元5000年有关该银行行址的考古报告，夏普取笑西格蒙德·沃伯格偏好笔头沟通，他想象沃伯格邀请亨利·格伦菲尔德吃午餐，却通过口授信件的形式（抄送所有沃伯格公司的董事），尽管他们两人的办公室紧挨着。（“这封便笺用打字机打了两遍，沃伯格签字后递出，亨利·格伦菲尔德读后只说了‘同意’，但又打电话给他秘书，如此等等。”）夏普还经常嘲笑沃伯格系加班的文化：

人们从发现的文献中试图推断那些负责管理沃伯格公司事务的人的私生活。不幸的是，这不太可能，因为那些人没有私人生活。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会议接着另一个会议，中间被用餐隔开，但用餐时还是开会。他们偶尔有的唯一闲暇时间，是在伦敦飞往纽约的波音飞机上。这段空闲时间也被用来读还未来得及读的内部记录和外部函件……

沃伯格先生自己……每天花至少8个小时开会，4个小时会客，3个小时用在三个不同的午餐，3个小时宴请同事和业务伙伴，2个小时口授信件，1个小时读信，4个小时在飞机上，保守估计共25个小时，此外，每周一还要在康诺特酒店花4个小时参加董事餐会。

夏普调侃道，在投资会议上，“在场所有人被鼓励自由表达观点，讨论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就像在英国议会里，但不同的是，在场的人都属于反对党”。他指出，公司文件上频繁出现“HG”字样，那不是指某个人（亨利·格伦菲尔德），而是指“某种抽象事物，比如‘最高指令’或‘重机枪’”：“在此之前、之后，英语语言都未曾达到如此完美的境地。许多找到的信件是为簿记错误、忽视日期，或为计算、小数点等错误道歉，但声明中的标点和拼写总是完美无缺。”沃伯格系发生的怪事——从电脑系统失灵，到电话接线员的无能——很少能逃过夏普的戏谑。

其他公司也没有逃过他的调侃，虽然夏普的风格是把对手描写成盟友，把盟友描写成对手。“我们发现……每当格特怀特曼……出现在一个北欧的首都时，永远立刻……都有至少一名汉姆布鲁斯的员工也出现在那里，以至于结论不可避免，两家公司之间惺惺相惜、观点一致，它们中一方想做什么，另一方同时也想做这件事，反之亦然。”相反，S·G·华宝银行的“死敌是一家叫库恩–洛布的纽约公司”，后者的合伙人“极力……劝说沃伯格公司的潜在客户，地球上没有什么比一家伦敦发债行主办的英镑或美元债券更不受欢迎的了”。夏普尤其喜欢奚落一家瑞士小型银行（金融管理银行），沃伯格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将其收购：

第一幕

（来自苏黎世夏夫里和斯坦普夫里公司的）斯坦普夫里：我想，如果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我们公司是否会失去其瑞士特征。他的性格难道不是那种控制欲极强的吗？

夏夫里：（笑着说）一点都不是那样，你会大吃一惊的。每当沃伯格说什么的时候，他很快补充道“当然要看我的同事同意与否”，或“我也许完全错了”，或“我对此知之甚少”——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自信……

第三幕

一年以后

该公司现在叫瑞士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G·华宝”……为了强调该公司的国际化特点，董事会主席夏夫里先生特别希望，所有员工现在只说英语……斯坦普夫里先生已离开公司，并试图住进养老院。所有50岁以上的员工已被解雇，现在公司雇用了60人，而不是6人。公司占了一整栋大厦，而不只是一层楼而已，并正在寻找一栋更大的建筑。

在其他场景中，埃里克·科纳召集奥地利内阁，去帝国酒店商议他决定为维也纳发放贷款的事宜；法国人拒绝参加为克莱斯勒提供贷款，除非“克莱斯勒公司是一家法国公司……债券标价是以法国法郎，而且……贷款金额需专门用于推动法国的出口”；沃伯格猛烈抨击金融机构的各种排名（“在词典里查出并写下所有‘笨’和‘愚蠢’的同义词”）；埃里克·罗尔担任的董事职务，多到可以出版两册《人名大全》了，甚至连欧洲债券市场也被拿来挖苦。夏普假设以一名从美国中西部来访的银行家的口吻创作了一份报告，其中介绍了在欧洲销售新债券的这套制度，夏普的讽刺令人难忘：

贷款机构由一个主要的主办行牵头，它自身并不会提供太多贷款。它会得到一个小型共同管理人团队的支持。下一个等级是承销机构，它们保证发行的成功，只有当发行证明成功了，这种保证才有效。再下一级是所谓的销售小组，它们要获取真正投资者的认购。分配给它们的金额要在第一时间售出。排在最后的是最终买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秘密团体，由编了号的账户和列支敦士登的国民组成。

但也许夏普最好的笑话，是有关沃伯格和格伦菲尔德长期的悲观情绪：“看事情积极的一面总是不对的。人总是容易陷入自满——当然，你们不会——但我们有些同事，如果他们看到过去25年我们不再重现的利润每年以递增的态势重现，他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状态。”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被如此巧妙地刻画。当沃伯格向潜在的员工保证，他们将比在其他银行更“开心”时，他没有骗他们。戏剧化的行为和开玩笑几乎是常规。一天，沃伯格走进夏普和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办公室，只说了句“早上好”，然后缓慢离开。夏普惊叹道，“达林先生，这都很正常。但当沃伯格先生说早上好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正如伊恩·弗雷泽所观察的那样，沃伯格“强烈地认为，除非员工干得‘开心’，否则公司不会繁荣，他喜欢用‘开心’这个词。因此，在跟踪一笔特定业务交易时，带点‘玩笑的元素’总会被承认、被鼓励。”戴维·斯科利表示认同。当沃伯格告诉他的朋友们，在沃伯格系工作“开心”时，他们都认为沃伯格是个受虐狂。但那种“内心的幽默感、荒唐感，只限于公司内部”。沃伯格系董事会中有一些自封的“少壮派”，伯纳德·凯利是他们的领导之一，凯利的日记里充满了各种笑话，经常包括模仿老一辈董事的德国口音。在一次庆祝的场合，比如沃伯格的70岁寿宴，夏普写的一篇喜剧被大声朗读，气氛很热闹。另一位年轻董事杰弗里·埃利奥特回忆说：“这不是工作，更是一段人生经历，每天上演‘让·保罗·马拉的迫害和刺杀，由查伦顿精神病院的患者们表演’，混合了英国战时广播喜剧节目《又是那个人》。”

[1] 1962年，赫尔伯特·瓦格与J·亨利·施罗德合并成立施罗德瓦格。

[2] 伦敦著名的街道，英国各主要报业集团在此办公。——译者注

与众不同的经营风格

但是，如果搞笑威胁到S·G·华宝公司作为“一流私人银行公司”或投资银行机构的声誉，它会被停止。正像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家银行有5个形成特征：道德地位、效率、关系、资本和高质量的员工。如果其他金融家不能达到这些崇高标准，沃伯格会鄙视他们。（来自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一名美国人“不配被称为银行家，他充其量是一个赌徒”。沃伯格对纯粹的股票交易投机不感兴趣。他谴责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华尔街是“一个赌徒的市场，而不是投资者的市场”。在沃伯格公司至少一位董事眼里，沃伯格是“银行界自命不凡的人”，他“想让沃伯格系成为精英银行，成为投资银行，为一流公司和一流政府提供经过缜密考虑的、客观的财务建议”。但是，现实总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一理想存在冲突。

19世纪最初的投资银行是高端的私人银行，一般由家族几代人控制。而S·G·华宝公司不属于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有通过收购开办已久的塞利格曼兄弟公司，沃伯格系得以在排外的承兑行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沃伯格自己通过家族控股公司“沃伯格延续”，仍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持有控股股份。但1954年，水银证券成立，S·G·华宝公司的所有权公开，并且分布广泛。事实上，该银行成为了一个显著多元化集团的一部分。如此的稀释在诸如罗斯柴尔德这样的传统家族式合伙制中不可想象。

沃伯格公司的办公室也与投资银行的相反。公司最初在威廉国王街82号办公，后来搬到9~13号，其办公室至少可以说是朴素的。扩大办公区域没有带来建筑上的改变。1961年，公司搬进“丑陋、紫红色、盒子型的建筑”，那是格雷沙姆街30号，正对面是圣劳伦斯犹太人教堂和伦敦市政厅 [1] 。被邀请去公司的客人看不见装饰在老牌投行办公室的红木和镀金。彼得·斯皮拉回忆道：“虽然办公室里有好家具以及漂亮的时钟，但还是被认为是简朴的……室内有大量的中国绘画，（但）其含义是，这些绘画中没有一个闲人。”走廊是白色的，明显缺少“祖先的肖像”。沃伯格自己的办公室不大，还有点冷。在他和亨利·格伦菲尔德的办公室之间有一个小屋，两人从各自的办公室里可以进入，小屋被坦率地称为“砸核桃套间”。当一名新董事抱怨所分配的办公间太小时，沃伯格坚持要和他交换，为的是说明一点：公司实行“宗教统治”，所有“修道士”的房间一样大，包括修道院院长在内。实际上，多数董事和高级经理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以遵守所谓的“四人原则”，即，“每项重大交易必须有四人代表S·G·华宝公司——一名董事和他的副手，一名首席执行官和他的副手”。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建立团队精神，而且保证不会出现误会。一位年轻职员的任务是记住谈判内容（会议期间做笔记会被看不起），再将内容整理成备忘录传阅。常常是整个团队聆听一通重要的电话。公司还有一项“‘开门’政策……即，原则上任何人随时可以进入其他人的办公室”。沃伯格很反感19世纪“账房”的风格，其“走廊像迷宫、办公室像牢房”。

在某一点上局外人是对的。在S·G·华宝公司内部，的确主要是工作。公司创始人的许多格言之一是：“银行家加班是不会生病的，他们只会因糟糕的组织或糟糕的业务得病。”沃伯格全力以赴，并希望其他人也能如此。用伊恩·弗雷泽的话说，在S·G·华宝公司工作，意味着准备“放弃晚上……（和）周末……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早、中、晚都要想着银行的问题”。当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离婚后再婚时，婚礼在午餐时分举行，仪式结束后，他赶回办公室开会。其他人工作得更辛苦：斯科利和斯皮拉被认为是“150%投入沃伯格系”。1975年发生摩尔门地铁相撞事件，迈克尔·本特利死里逃生，他双臂骨折、4根肋骨骨折、多根手指骨折。意外发生后，他的一位同事说：“受伤的肯定是沃伯格公司的董事，他一定在第一节车厢里，他是那么想上那趟地铁。”公司的职业道德表现在许多功利的做法上，这又与投资银行的传统相去甚远。最有名的是一天在银行的办公室里与客户举行两场工作午餐，第一场从12点30分到1点30分，第二场从1点30分到2点30分。这一惯例的来源众说纷纭。沃伯格对一位记者说那是埃里克·科纳开始的，因为“科纳在一周内想和太多的人吃饭了”。现实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做法来源于该银行早年在威廉国王街的日子，那时沃伯格系与杰塞尔托因比公司共用一间厨房。两场午餐的习惯延续下来，部分原因是公司规模相对于用餐设施有所扩张，分两场用餐合情合理；部分原因是科纳和其他人真心希望，他们宴请客户的数量能达到最大。这些理由与金融城各老牌银行的用膳风格截然不同，那些银行的餐厅里，酒精饮品充足，谈论工作被禁止。而沃伯格公司的餐厅只提供啤酒、苹果酒和水。“你被很多人包围，他们当中半数不在吃饭，因为这之后还有顿午餐，”一位客人抱怨，“所以，他们全因胃不舒服而道歉。午餐时，一位侍者在你面前收拾东西，彬彬有礼，但你知道，到1点钟时，你应该离场了。”

沃伯格对开会的方法同样注重功能性，特别是当他在国外时。在纽约，他习惯性地告诉不太重要的客户和同行，他要参加“一连串多个会议……每个会议只能在30分钟以内”。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一趟典型的公差期间，短短两周时间，他和57个人进行了单独会谈。像在做一项生动的工效研究，据说，沃伯格留给自己“每天仅10分钟时间浏览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主要报纸的标题”。他办公室外装了一盏红灯，目的是“当他忙于其他事情时，好让人不要进入，但他很少使用那盏红灯。人们随时都可以进出。沃伯格中断他的口授，和打来电话的人谈话，然后再打一两个电话，转向他的秘书，从他停下的地方继续口授书信”。但他的办公桌总是呈现出奇迹般的整洁。

沃伯格这个工作狂也是讲究方法的。早在1940年他就思考过，如何最好地管理他和他的合伙人创造的公司。他就这一问题留存下来的首份备忘录表明，他有意成为一个创新者，尤其在两个方面。他设想的规章制度应包括，“每天召开晨会、阅读信件，董事会成员以及亨利·格伦菲尔德、埃里克·科纳参加晨会”。每月第二个周三下午4点，一个委员会将审查公司控股的各子公司的业绩。每月第三个周三下午4点，一个由高级合伙人组成的委员会将考虑人事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应为每日召开的与公司主要投资有关的会议准备“特别备忘录”。另外，“根据一名参加晨会的成员的指示，记录一本有关各项承诺的日志”，并记录同样一本“新开账户的日志”。这些早期“商业制度”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它们强调召开董事会议的定期性，更重要的是，书面记录的神圣性。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公司建立了一个常规。董事中的“核心成员”每天早晨8点前——在那个年代金融城刚刚破晓——到达公司，他们可以“阅读所有寄来的信件、所有寄出的信件和昨天的办公备忘录”。上午9点15分（除了每周一，会议晚5分钟召开）至10点，全体管理层开会讨论当日业务（这个规矩被年轻董事们称为“晨祷”）。会议气氛紧张，但相对非正式，年轻董事们轮流担任董事会主席兼秘书。（虽然其他创始董事——“叔叔们”——参加这些会议，但西格蒙德自己参加得越来越少。相反，公司每季度的董事会，通常是西格蒙德自己主持，会议极为正式，几乎例行公事，并且持续不到1个小时。）接下来这一天是一系列的内部会议和客户会谈，包括两场午餐（除了每周一，董事们需要参加水银证券的管理层会议）。办公节奏是忙乱的，同事们经常在电话会谈中或开会时走进办公室，“要么马上跟我们说一件具体事项，要么请我们有空时联系他们”。对于董事们而言，典型的一天像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30分。

但当沃伯格公司的男性们离开办公室时，工作还未停止。从20世纪60年代初，偶尔（1965年后每周）会有董事晚餐——通常在康诺特酒店，虽然有时会在萨沃伊酒店紫罗兰厅——晚餐经常持续到午夜以后。那种场合的气氛很独特，既有魏玛又有温彻斯特的感觉，因为“叔叔们”试图向他们私立学校出身的门徒传授德裔犹太人的智慧 [2] ，不只是沃伯格最喜欢的那些“警告”，即：他们应该对失去的感到遗憾；他们应该知难而上；他们应该永远避免“胡思乱想”。每到周末，那些准备被提拔的人都会陪着沃伯格：

一起在贝尔格拉维亚区散步，并在他的公寓（伊顿广场95号）里谈话，不是谈这种或那种业务的理论，谈得更多的是某家银行、其他公司，但更重要的是谈人：这里有家德国银行，它持有某些工业公司的股份；那里有位美国工业家，他确信，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欧洲收购制造基地；这里有一家英国公司的子公司，如果它成为某个美国集团的一部分，它发展得会更好，等等。

沃伯格还喜欢带他的弟子们去国外出差，这样，他们得以被介绍给重要的海外客户，并得以进一步接受投行艺术的熏陶。随着定期、更快速的跨大西洋航班的出现，过去在移动上的限制消失了，高级雇员预计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比如，1966年，伊恩·弗雷泽为追踪新业务，出了总共58趟差。（这反映了沃伯格强烈反对在海外长期设立机构，海外设立机构也许会让人变得当地化，这将削弱沃伯格公司在国外的声誉。）度假也不能休息。无论白天或黑夜，电话可能随时响起——甚至在圣诞节当天或新年早上——沃伯格在电话里又要询问某事了。

尽管定期召开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而且电话也很频繁，但沃伯格体系最重要的是建立在书面文字上。所有事情都有记录。每次会议都产生备忘录，备忘录再被传阅。每天下午，收发的每项重要通讯都被总结并传阅，包括电话和内部备忘录。当董事们晚上离开办公室时，他们会拿到“一份复印的总结，长达12页，涵盖当天所有的信件和备忘录，以防止我们错过什么”。另外，沃伯格（亨利·格伦菲尔德在较小程度上也）喜欢匆忙完成简短的备忘录以便传阅。当办公室里公文来回的数量变得不可忍受时，沃伯格的解决方案是可预料的：“如果任何需要讨论的具体事宜，要么在解决这一具体事宜的备忘录里提到；要么如果我和其他人关心的话，就会收到一份便笺，说明某一点还需要讨论，只有这样，我们办公室的日子才会好过一些。”同样的，早在1959年，沃伯格也不得不抱怨，“9点15分晨会”的效果因文件传阅不够充分而受到影响：

“9点15分晨会”这一机制开始时，它的主要目的被认为是作为一个论坛，讨论需要采取行动的事宜，参会人员讨论各自考虑后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基于对相关事实扼要的陈述，这些事实已在会前通过便笺的形式被传阅。

近几个月，在一些“9点15分晨会”上，其主要目的被忽视。比如，事情经常被提出……但在当时并不紧迫，而且开会前，这些事情在主要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2~3人之间没有被充分澄清。另外，便笺在开会前传阅得不充分。另一方面，“9点15分晨会”有几次被误用，会上被拿来通报某些事项，而正确的程序应当是先传阅便笺。

这很快成为沃伯格对管理层问题的标准回答。客户对投资部不满意吗？那么，“我们把这些个案以便笺的形式……交给夏普先生”。向新员工介绍情况是以胡乱的方式进行的吗？那么，“在这些年轻人加入公司前，应该准备一份简短的备忘录。”总之，他在1959年抱怨，“太多的事情是通过人和人的谈话解决的；太少的事情是通过便笺解决的……太多人觉得把事情说清楚更方便，而不会把想法写下来。”4年后，他又回到这一相同主题，并敦促“为了沟通的目的，我们应尽可能使用书信或电报，而不是电话。”

当然，公司面临陷入纸堆里的危险，但沃伯格也很警惕这一点。书面记录固然很重要，但只有有必要的才记录。沃伯格确信，人们把事情写下来比说出来更经济，他讨厌文件中不必要的啰唆和废话。用他的话说，他批判一份长98页的、为一项荷兰债券发行草拟的募集材料，“主要是不相关信息的大量堆积，除了一些律师以外，甚至连专业投资者也看不懂这份材料，其统计工作没有任何启发性，看不出为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作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阅读材料的堆积，其目的是解除发债行任何重大或道德责任”。相反，水银证券的年报是简明扼要的范本，很少超过10页，年报黑白分明，使用淡蓝色装订，内容明显缺少照片和柱状图，而这后两项是更注重表面的竞争者所喜欢使用的。

这样一套系统运转离不开技艺精湛、任劳任怨的秘书们：沃伯格在伦敦的秘书原来是黛娜·迈耶（她后来嫁给工党议员曼尼·欣韦尔），1962年以后是多丽丝·沃瑟曼。她们和其他两位秘书在沃伯格身边没日没夜地记录他的口授，确保复印和文件传阅的准确；确保接、转沃伯格的电话；确保管理他忙碌的出差计划。沃伯格从未学开车，那将浪费宝贵的口授时间。每天早上9点，一辆轿车接上他和一名秘书，他坐在车里口授，语流从不间断，甚至当他们下了车，进入办公楼等电梯时。一次，查尔斯·夏普优雅地赞扬沃伯格，“你总能找到足够的时间，轻松地做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好像从来不缺时间”。但这表面上不费力的勤奋，大部分归功于那些高压下的妇女耐心的劳动。她们的生存状况并不轻松。她们长期跟随她们的老板——特别是当她们要陪同沃伯格出国时——经常要承受他的不耐烦和易怒。但沃伯格也能够显示出对下属的体谅。那难以捉摸的、从愤怒到慈爱的摇摆，培养了永恒的忠实。

沃伯格的特点——他的秘书们比谁都更清楚——是一种偏执的完美主义。正像讽刺作家、维也纳人卡尔·克劳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的那样，一个点错的标点对他来说比日本人轰炸上海还糟糕。所以，西格蒙德·沃伯格能把一份备忘录里的（更糟的是，一封寄出的信里，或者最糟的是，一封写给英格兰银行的信里）一处语法错误，与一家大型公司破产相提并论。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中的一次电话通话，它很能反映沃伯格的特点：

沃伯格：我希望我没有打搅你吧。

达林：没有，沃伯格先生，绝对没有。

沃伯格：那好，是有关12月22日，你就美国股市写的便笺。你面前有它的复印件吗？

达林：没有，我恐怕把我的那份放在办公室了。

沃伯格：我想提醒你，第5段第2句话……我认为“发展”一词后面，应该加个逗号……

这可是圣诞节当天。一家德国报纸关于沃伯格公司的一篇文章有一处印刷错误、广告里使用了过大的字体、雇用合同里行话使用得过多、内部电话目录格式不一致、缩略词过分使用——这些尘埃般的失误，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眼里就是一道道光束。他实际上不能让这样的失误溜走，他确信他的警觉可以阻止公司走向无政府状态。查尔斯·夏普说，沃伯格关心的是：

在任何方面的形式（这个词用了大写）：比如，在对其他人的态度上；在商业习惯上；在穿着方式上；在开会的行为上；在写信上，不但拼写、语法、句法、风格至关重要，而且正确的地址、日期、每一段布局……都要避免失误和错误。在这点上，西格蒙德爵士绝不妥协，并已到达失去自控的地步。

对沃伯格来说，这不只是卖弄学问。这是一种实施卓越的方法。

沃伯格的商业风格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局外人以为，那是从德国进口的。但从沃伯格的文件中看得出，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许多在S·G·华宝公司引入的管理做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M·M·沃伯格公司的做法截然对立，后者的做法曾令他如此气愤。另一个负面的影响是纽约的库恩–洛布，沃伯格用了很多年时间试图对它进行改革，未果。沃伯格到伦敦后，没有采用德国已有的管理投行的蓝本，而是设计了自己的体系，试图从亲戚们那里吸取教训。他常提起这些，有一次，他训斥格特·怀特曼又捡起“库恩–洛布的老习惯，通过公司里大量的双边渠道开展工作”。沃伯格的方法是一场根据家族经验不断摸索的管理革命。

沃伯格坚持定期开会，并保留书面记录，但他又担心官僚主义成为个人能动性的敌人。沃伯格的管理风格，其核心冲突就在这两者之间。早在1942年他就写道：“行政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大幅增加，其结果使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责任感濒临危险处境。大规模的行政组织，虽然阻止错误发生、防止逃避法律和规则，但往往不能为创意工作、快速决策、果敢行动提供必要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沃伯格曾忧虑公司壮大到无法管理的地步。1955年2月，他告诉乔治·博尔顿：“人员增加过快，业务规模总量太大，高层的工作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两年后，他主张雇员在部门之间定期轮换，理由是：

我们的组织开始变得官僚起来，我们正失去某些重要的特质，这些特质应该是一家私人银行的标志。我们变得太过部门化，许多事情在部门间缓慢、笨重地移动。太多的员工只在一项特定工作上接受培训，他们缺乏公司任何其他业务的知识。

之后的20年，他一直唠叨这个主题，“随着员工和收入的膨胀，一家银行的个性势必受到影响”。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份备忘录写出后4年，该行雇员仍只有150人。他对规模不经济的专注，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该行取得成功，但在未来20年里却增长缓慢。1982年，沃伯格去世那年，水银证券仍只有1300名雇员。

沃伯格管理哲学的一个经典表述是他在1964年写的一篇长篇备忘录，文中他感叹道，“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摒弃官僚主义的萌芽”，他提醒他的董事们不要忽略公司“深入细致……高质量的个人服务”。沃伯格还认为，他察觉出“自负”正在渗进格雷沙姆街30号的办公文化。当天收到的信件不再当天准时回复了。客户被要求等候。错误被故意掩盖。去国外出差准备不充分。最重要的是：

许多年轻同事似乎忘了，我们所作的大部分重要交易是多年培养关系的结果。一项交易的技术细节固然重要，应尽可能地以最认真、最刻苦的态度对待，但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技术细节应用得多好，没有和相关客户直接沟通都是无益的。如今，这一点常被我的同事们忽视，而且，这样的事发生得太频繁，一旦一项具体交易达成，有关客户就即刻被遗忘。我就知道许多个案是交易后发展客户关系甚至比交易前更有必要。做我们这种业务的，延续宝贵关系的重要性超过完成任何具体交易的重要性。

关系型银行与交易型银行之间有什么区别，上述声明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正像沃伯格看到的那样，交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银行业包含“将某些地方大量富余的资金转移到其他缺少资金的地方。而今天，银行业更多的是改变并调整工业和金融业的管理及资本结构问题，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再是货币交易和资金转移问题”。

尽管沃伯格对行政形式着魔，并对公司管理层的“门户开放”风气很执著，但是，S·G·华宝公司依然是一个最后的文艺复兴公国。西格蒙德是王子，他把持着一位绝对君主拥有的所有权力。希尔塞缪尔公司的肯尼斯·基思警告埃里克·罗尔：“你知道，你会发现，西格蒙德的民主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任何重要的事都得他来作决定。”这种独裁倾向更清晰地表现在他名声在外的火暴脾气上，有时可以到达“火山爆发的程度”。至于那是不可控制的发作，还是精心设计的表演，众说不一，很可能沃伯格两者兼顾。发作的导火索经常是微不足道的过失，而不是重大错误：比如，公司在纽约办公室里一张不整洁的办公桌，引发了沃伯格对那名有责任的女雇员高分贝、双语的长篇抨击。他最后说道：“我们是一家银行，不是肉店！”（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回忆说，“似乎过了一个时代的工夫，那位办公室主任仍坐在她的办公桌前，拿出一支沙龙牌过滤嘴香烟，把烟在桌上敲敲，悠闲地点燃，然后吐出一缕长长的青烟，她看着沃伯格的眼睛说：‘天啊，沃伯格先生，你一定是有不安全感’”——她漫不经心地给了这位顶级金融家一个下马威。）当他的不安变成愤怒时，他不仅仅限于大吼。他发火的某些对象，不得不躲避飞来的电话机或电话通讯录，虽然这些东西很少击中目标。发作时几乎总有目击者，但有时——当“受害人”离开房间后——在场的其他人被阴谋式地问道：“我怎能做得出来？”同样的“戏法”在亲戚和同事面前一样会上演，著名的要算是一名衬衫店店员了，他犯了窃笑这一“致命”的错误。“你说你没有我要的那种衬衫，你怎敢嘲笑我。这不是什么店员应该笑的事！”听着父亲的怒吼，乔治吓得局促不安，伊娃试图抑制她感情冲动的丈夫，但也没用。最后，沃伯格气愤地离开，妻子、儿子紧随其后，两人都被他弄得颜面扫地。店门关上后，乔治俏皮地说：“我觉得，刚才发生的事儿会让他好好想想的，不是吗？”甚至连沃伯格的董事们也可能是他发怒的对象。杰弗里·塞利格曼也许是最频繁的目标，但包括亨利·格伦菲尔德在内的“叔叔们”也无一幸免。

值得补充的是，沃伯格不只是和他的下级发火。1947年，他不得不忍受查尔斯·佩切克这位捷克出生的金融家一个小时的废话，期间，对方“把对‘马歇尔计划’的看法重复了56遍，把对英国限制外汇的观点重复了52遍”，沃伯格“爆发了，并说道，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可靠的商业谈话了，围绕话题兜圈子毫无意义，他也许拖得起，我耽误不起”。沃伯格自己可以证明，他经常以这种方式和让人头疼的客户或商业伙伴对峙：他曾说过，“即使明智、沧桑的政治家，也会抗议最粗鲁的待遇”。他在另一个场合反思道：“除了在情绪失控时爆发以外，似乎不可能停止事后想法的涌现——尤其在对律师的表现上。”要说他没有耐心与蠢人相处，那可就错了，因为许多他嘲笑的对象，一点都不愚蠢。埃里克·范西塔特·鲍沃特爵士是英格兰其中一家最大造纸厂的董事长，这位不好对付的人物也许是沃伯格潜在开发的客户。但1954年，当他们在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相遇时，沃伯格不能掩饰他的蔑视。他告诉妻子：“埃里克极有魅力，但他的魅力像合成蛋糕顶部的牛奶冻一样，掺杂了二流的糖和香料。在我认识的许多自大的金融城人物中，还没有任何人能接近他这只‘动物’自大的水平。”

这种有时是毁灭性行为的对立面，是对银行雇员福祉家长式的关心，包括他的秘书和仆人。他为一名女员工的健康感到担心，后者因相信基督教信仰疗法，故抵制她显然需要的现代医疗。他建议另外一位生病的雇员休息，不必担心工作（“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我的信念”）。1960年，他敦促杰弗里·塞利格曼，为了他的健康，注意其“过度的责任心”。1961年和1964年，他先后颁发指令，不要让秘书们工作过度，不要忽视秘书们的工作。当他听说“有员工也许因做事慢或笨拙，遭到欺负或不被容忍时”，他尤其生气，并号召这种行为“被彻底铲除”。当前途光明的新入职员没有在公司做起来时，这让他痛心疾首。至少有两次他担心他的董事们没有“对年轻人展示出他们所需要的仁慈和宽容，因为青年男性天性害羞，不太肯吃苦”。正如多丽丝·沃瑟曼回忆的那样，晚上，沃伯格“经常到各个办公室走走……他走进一间办公室，坐下，和员工聊聊当天发生了什么，聊聊他们做得如何。白天，他也经常打电话给年轻人，叫他们来坐坐”。

在此之前，没有银行是这样经营的。正像伊恩·弗雷泽回忆的那样，其结果是一种独特的混搭，专制与民主并存、僵化与灵活共生：

董事会成员、主管领导，还有总经理等，都存在正式的等级制度，但是，因在具体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形成的某种自然的等级，对前者进行补充，有时甚至取代前者。这里有两个特点需要强调，即：内部沟通和培养公司的年青一辈……这种精神非常特殊，它融合了民主与基于权力的决策速度！“行政管理系统”令人讨厌，因为它会导致责任模糊，而不会使责任更明确，并会导致丧失韵律——这个词在公司里最受欢迎。公司鼓励自力更生，但那只意味着每个人应该自己悟出什么时候去请教并向谁请教，因此，就不同决定的重要性，形成一个几乎自然的等级；就决定的达成，形成恰当的方法。特别着重强调的是一种最细心的准确，有时，它被错误地描绘成卖弄学问。判断上的大错误——如果责任人承认它们的话——比由于疏忽造成的小错误更容易被忘记。

[1] 圣劳伦斯被绑在烤架上烤而殉难——因此该教堂尖顶上的风向标采用烤架的形状，它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设计的。年轻职员喜欢半认真地把在沃伯格系培训的经历，拿来与这位圣人遭受的缓慢、痛苦的焚化相比。

[2] 伊恩·弗雷泽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气氛：“我第一次参加晚餐时，西格蒙德为厄恩斯特·塔尔曼‘叔叔’的缺席道歉……后者的兄弟刚过世。事实上，他从纽约第五大道30层的窗户跳下自杀。埃里克‘叔叔’喜欢血淋淋的细节，他说，塔尔曼的兄弟坠下来，穿透一家路边咖啡馆的凉篷，‘把人行道弄得一团糟’。他跳楼，是因为他‘卖空’1万股联合利华的股票，他希望股价下跌，但事实上，股价大幅上升。亨利·格伦菲尔德‘叔叔’说，‘1万股不算什么。我们本可以让他轻松度过难关。’埃里克‘叔叔’摇了摇手指说，‘是的，但它不是有限公司，而是上市公司。’‘叔叔们’对这一情报赞许地点着头，因为联合利华荷兰母公司的股价，比其英国子公司的股价高出10倍。‘啊，是的，上市公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培养年轻人

公司里不止一位高级雇员把西格蒙德·沃伯格比做老师。根据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说法：“如果他不做这行，他将是一位极为专业的老师……他教会我们……一套做生意的规则，这套规则今天几乎任何公司都可以方便地照搬。”伊恩·弗雷泽也回忆说，沃伯格“就像老师一样受到爱戴”，虽然，入门课程非常“短暂而且严格”。这个类比也许很能说明沃伯格公司的第二代董事们，也很能说明他们的老板。除了极少的例外，弗雷泽和达林这样的人是一种教育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制度往往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英格兰的私立学校是沃伯格公司董事们早年的培养地，他们至少把校友关系网的某些道义带入银行业，这种思想因战时的经历被加固，而并非被稀释。弗雷泽先后在安普尔福思、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接受教育，并在苏格兰卫队服役，他表现优异（因进攻德军在意大利的一个据点，而荣膺十字军章）。伯纳德·凯利在唐赛得学校求学，并只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上了一学期，就被派到皇家爱尔兰轻骑兵服役，他娶了一位菲查伦·霍华德家族的女子为妻。达林上的是温彻斯特和牛津大学新学院。虽然罗纳德·格里尔森的家族最初是巴伐利亚犹太人，但他上的也是私立学校，战时，他是一名精锐的空军特勤队成员。约翰·诺特后来加入公司，他曾随郭尔喀来复枪第二团在马来亚打仗，之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那里，他成为学联主席 [1] 。马丁·戈登不但接到公司的录用，而且起薪高于平均水平，原因是他透露，他在牛津大学念古典学——古典语言、文学及哲学。即使候选人声称曾代表牛津大学橄榄球校队打球也竞争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赢得沃伯格信任的人都是按照这个模子刻的。沃伯格对英格兰精英教育存在矛盾心理，他把格里尔森（据说）“不具侵略性和不好斗的精神”（这一批评肯定带有反讽意味，鉴于格里尔森出了名的好战性格），归咎于后者“令人讨厌的私立教育”。虽然彼得·斯皮拉是个“老伊顿人”（所有执行董事中，只有两位），但这个医生的儿子却来自中产阶层犹太背景。当他加入公司时，已经是一名有资格的会计师了 [2] 。重要的检验实际上不是阶层，而是文学品位。沃伯格总是要问潜在的雇员在读什么书。如果答案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埃利奥特，或者特罗洛普，那么，这位候选人几乎肯定受雇，因为在沃伯格眼里，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喜爱一定标志着内心燃烧着珍贵的圣火。在所有作家中，最好是成为托马斯·曼的忠实读者，就像伊恩·弗雷泽和乔舒亚·舍曼一样。1980年，沃伯格解释道，“那些在我公司里和我走得近的人，我也可以和他们谈论书籍、音乐、人和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来找我，说他的兴趣只有体育，我觉得他就没有机会了。”他还强烈抵制商学院的毕业生，以及合格的经济学家 [3] 。他向一名潜在招募对象的父亲这样建议：“最好让他读好的小说和有趣的历史书籍，而不要读一般性的银行或经济学的著作。我认为，年轻人在银行业有最佳前途的是那些在上学期间就是优秀古典文学的学者，这是一项规律。”当沃伯格面试时，候选人“缺乏自信”的迹象是致命的，接受递来的香烟也是致命的。亨利·格伦菲尔德曾说过：“你知道，和人打交道就像买领带，你买领带不是因为你需要它，而是因为你喜欢它。”

不过，除了给沃伯格留下好印象以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潜在招聘对象，还不得不经过所有“叔叔们”的面试，伊恩·弗雷泽在1953年的经历也许具有代表性。他和沃伯格喝咖啡时显示出，他对这位德国银行界精英令人信服的熟悉程度（基于他在战后德国曾为路透社做记者的经历）。接下来，弗雷泽将接受格伦菲尔德的面试：

他很快发现，我不懂《公司法》和会计，并对资本市场知之甚少……“你收藏吗？”他向我发问。“不好意思，我没听懂，”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收藏，比如银、书籍或任何其他东西？”我说，我负担不起收藏。然后，赫尔曼·罗比瑙继续面试我。

……“你收藏吗？”他问。这次我有所准备。“不，遗憾的是，我承受不起。还没有。”“那就是说你将来会收藏，我肯定你会。我收集银器，格伦菲尔德收集英式家具，沃伯格收集精致的封皮，科纳收集有历史意义的手稿。”我没听说过科纳。“科纳来自维也纳，他姓中的‘O’上原来有变音符号，但他像夏普和格里尔森一样改了姓，”罗比瑙说。我开始对沃伯格系有些感觉了。罗比瑙又说，他被要求把我介绍给另一位董事汉堡。“他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都是德国人，而他是苏联人。”

山姆·汉堡身高不到1.5米，身材肥胖。他说的英语是地道的伦敦口音 [4] 。

沃伯格的妻子和查尔斯·夏普的妻子都怀疑弗雷泽有犹太血统，这符合当时环境的特点。他的德语如此流利，以至于她们推断，弗雷泽母亲结婚前的姓叫格里姆斯顿，它一定是“格伦斯坦”被盎格鲁化的结果。事实上，他爷爷西蒙·弗雷泽是第13代洛瓦特勋爵；外公詹姆士·沃尔特·格里姆斯顿是第三代韦鲁勒姆伯爵——弗雷泽后来把在沃伯格系的经历写了出来，那种势利的口气显示了这一出身。

沃伯格系的招聘过程也许不完全像弗雷泽描述的那样。弗雷泽不但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而且还是一个语言天才。格里尔森在空军特勤部队服役时不只打仗，他还被调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的个人助理。文学倾向是一个理想的前提，但不是必需的。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坦言他就没有，但仍被雇用。雷蒙德·博纳姆·卡特社会交际甚广，他是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的外孙，他父亲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是沃伯格的朋友，但还是雷蒙德作为英格兰银行顾问这段经历真正推荐了他。同样的，1967年，当约翰·克雷文加入沃伯格系时，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和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实际上，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需要数字能力和文字能力，而且，大部分在银行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过某些会计训练，或很快取得某些会计训练。（“太简单了，”弗兰克·史密斯向弗雷泽保证。“就看《皮特曼的会计学》，不懂的问我……读1948年的《公司法》，但就是我划的那几段……每天读《金融时报》，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最后，所有招聘人员在受雇前必须通过笔记测试，它能检验出候选人主观或表层的判断力。但是，真正的考验在第一年。正如公司一位元老所说：

他们要好好“敲打敲打”你，看看你是谁，看看你能承受多大压力……你能工作到凌晨4点吗？你受得了一位董事对你的咆哮吗？你会反唇相讥吗？……这种英德式的坚毅被灌输入你脑中。你不断被周围的人含糊地侮辱，不断要为自己辩护……作为银行家，你的资格、你的教育水平和你的智力，永远都在受到检验。

沃伯格不单单只招募年轻人，不管他们镀过金与否。经验也是一个加分因素，尤其是在政府的经验。从1960年起，他努力招募非执行董事，这些非执行董事或曾作为大臣，或曾作为高级公职人员政绩突出。沃伯格用意明显，他想改善进入权力通道的机会，那段时期，政府在工业政策领域的角色日益增加。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伯纳德·凯利就定期参加非官方的“一边7人的……金融城和财政部合办的宴会”，（双方的）目的是，“彼此增进了解，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任何一方为有意思的职位寻找候选人，那么，双方可以通个气”。金融城与财政部的关系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紧密，甚至是共生的关系，但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会议往往暴露出在智力假设和物质向往之间的鸿沟，而这种分歧不容易弥合。不过，向“白厅”靠拢的战略有了些许回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60年公司获得的一项早期“奖励”是格拉德温勋爵 [5] ，他曾在伊顿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接受教育。遗憾的是，尽管沃伯格和格拉德温在欧洲一体化上的观点巧合，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发展顺利。1966年，沃伯格公司迎来风流倜傥的杰利科伯爵 [6] ，他在威尔逊执政时丢了政治仕途。丹尼斯·格林希尔爵士曾在外交部负责管理外交服务和高级公务员，1973年当他退休后，随即被该行雇用。聘用埃里克·罗尔更是成功的一例，他曾担任一系列主要经济职务，从食品部到驻北约的英国代表，1966年他被任命为新设的经济事务部的常任秘书。也许是罗尔中欧的出身（他生在布科维纳的哈普斯堡省捷诺维兹市附近，出生时叫埃里希·罗尔）帮他比格拉德温更成功地融入沃伯格公司；也许是他掌握7种语言，并“具备法语和德语的唇读能力”；也许是他无与伦比的国际外交关系网。另一种可能是，罗尔把他在沃伯格系的上升——罗尔于1974年当上董事长——归结为他对西格蒙德·沃伯格坚定不移的服从。他的这个特点让公司更年轻但财务上更有经验的董事们送给他“附和爵士”的绰号。戴维·斯科利甚至把他比做桑科·潘萨，把沃伯格比做堂吉诃德。对于斯科利这代人来说，一家银行曾经雇用富有才华的年轻人，现在却为权贵阶层羽翼丰满的人提供舒服的栖身之地，这违反这家银行的本意。伯纳德·凯利认为，罗尔“有话不直说，奉承西格蒙德·沃伯格”，他遭到鄙视，不但因为他善于阿谀奉承，而且他“从来没有为公司产生过一笔付费的交易”。

[1] 毕业前，他致信沃伯格，信中他厚着脸皮说，“您是您那一代人中最了不起的银行家，而我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了不起的剑桥本科生”，因此，他们两人应该见面。这引起沃伯格的兴趣，他见了诺特，并且雇了他。

[2] 加勒特·穆尔向沃伯格推荐了斯皮拉，后者是德罗伊达伯爵，曾任《金融时报》的董事总经理，后担任该报董事长，加勒特的母亲临终前，斯皮拉的父亲为她治过病。

[3] 沃伯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对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特别轻蔑。他声称：“他们身上结合了自负和肤浅的老于世故，他们过于崇拜组织图，以为组织图所意味的一切”。

[4] 汉堡于1957年从克兰沃特公司加入沃伯格系。

[5] 格拉德温·杰布曾先后作为特别行动处执行长、外交部经济和重建部负责人，在战时表现优异。1946年，他被聘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他还是战后首个工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官助理（后升为次官）。1950~1953年，他是纽约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后又被派往驻巴黎的英国使馆。据说，厄恩斯特·贝文曾说：“不论你怎么评价格拉德温，他绝不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家伙。”

[6] 乔治·杰利科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兰半岛战役的胜利者。乔治毕业于温彻斯特学院、剑桥三一学院，他还是特种舟艇队的战斗英雄。战后，他精彩的外交生涯因一场婚外情而早早结束。他世袭的爵位允许他从政，到1961年，他是哈罗德·麦克米兰政府的党鞭。之后的几年，他担任一系列大臣职务，最著名的是1963~1964年任海军部部长。在爱德华·希思政府任上议院领袖时，他被爆又与一名应召女郎有染，其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听到这个消息，在纽约的沃伯格致电杰利科，并告诉他：“对你的困境，我深表遗憾，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愿意，沃伯格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经营方式的谜团

沃伯格常被描写成回避媒体宣传，倒不如说他有选择地与媒体打交道更为准确。可以确定的是，他不喜欢报纸。1951年，他抱怨道：“媒体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把数量置于质量之上，使人倾向吞下别人嚼过、消化过的思想“食物”，而不是通过更多个人和独立的努力，选择和吸收它们的精神养分。正像伊拉斯莫斯于1523年说的那样，‘如果可能，应该对印刷机加以制约。’印刷产品的过度膨胀，属于现代野蛮主义，我们不得不接受。”他对《纽约客》“文字的‘腹泻’和思想的‘便秘’”特别反感。然而，沃伯格对这种“野蛮主义的服从”，不排除是为了阿谀报纸的编辑们。事实上，《金融时报》“莱克斯”专栏的亚瑟·温斯皮尔对收购英国铝业的报道相当积极，这促使沃伯格雇用了他。沃伯格给《经济学人》的编辑杰弗里·克劳瑟在水银证券提供了一个董事席位。他还力图吸引《金融时报》的德罗伊达伯爵，以及该报1972年以后的编辑佛雷底·费希尔。沃伯格很乐意和记者们谈话，虽然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他把有关S·G·华宝公司的故事和该行客户的故事截然分开。“宣传我们为之融资的公司”一般受到欢迎，但“宣传银行家，尤其是犹太银行家”，沃伯格“原则上反对”。原则上反对，但不一定在现实中反对。他后来以神秘的“隐形银行家”出名，事实上，这是媒体巧妙处理的产物。沃伯格并非回避媒体，他像鹰一样盯着它，并对公共关系问题思考良多。如果他觉得他或他的公司遭到诽谤，他会以法律手段相威胁。他同意协助记者们采写，但条件是在出版前要看一眼草稿。他甚至准备在媒体上做公司各项服务的广告，虽然他没有决定这么做。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媒体对沃伯格系的报道几乎总是积极的。考虑到沃伯格为英国媒体融资发挥的重用作用（见第10章），这就不足为奇了。到20世纪60年代中，被认为怕出名的沃伯格感到有足够的自信，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观点文章。1966年，当记者约瑟夫·韦克斯伯格为曾不受欢迎的《纽约客》撰写人物专栏采访沃伯格时，沃伯格予以合作，并接受了一系列的访问，著名的有《星期日电讯报》（1970年）、《机构投资者》杂志（1980年）。

在沃伯格对人划分的等级中，排在记者下面的是经济学家，沃伯格一生都对他们有“巨大的偏见”。1958年5月，他告诉鲍勃·布思比：“那些判断肯定失误的人只会是教条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用一串绝妙的数字证明，某些确切的事情将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发生。”1967年，沃伯格这样描写经济学家：“这一‘动物’种类，代表当今人类极为毁灭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以一种几乎反常的方式，显示出在智力上的傲慢和缺乏自然的人类本能，很少有例外的情况。”沃伯格告诉乔治·斯坦纳，他“更尊重（凯恩斯）形成他思想的才华，而不是思想本身，那些思想对我常常是过于教条、过于不切实际”。同样的，“哈耶克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一方面有时会出现完全自由的经济；另一方面，又有完全管制的国有经济。这种理论与事实冲突。”托马斯·巴洛格和尼古拉斯·卡尔多这两位匈牙利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影响了英国工党的政策。虽然沃伯格对他们表达过短暂的兴趣，但却是两人的个性（暂时）吸引了沃伯格的注意力，而非他们的出版物，更不是他们的政策建议。他欣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但主要因为后者散文风格清晰。对这一惯例，另一个明显的例外当然是埃里克·罗尔，他之前是赫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经济思想史》，此书被广泛阅读。不过，罗尔对沃伯格的吸引力是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公务员和外交官，而不是作为一位经济思想者。

但是，有关沃伯格经营方式最大的谜团，不是他表面上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漠不关心，而是对他自己公司的基本赢利能力的漠不关心。沃伯格不愿意使用“利润”这一词，虽然他还是很关心公司损益表的分析 [1] 。一次，他告诉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显然，我愿意为公司和自己赚钱，但这不是一个决策点。”他坦言，他作为一个商人“对钱迷信过多、尊敬太少”——更不用说他“过于坦率，并且卖弄学问的倾向过大”。当沃伯格区分他最关心的“有建设性的工作”和排在其次的赚钱时（他经常做），他又是什么意思呢？金融世界以外的一位老友保罗·兹格勒认为他知道答案。对于沃伯格来说，驾驭各种关系是一种艺术形式，沃伯格是保罗认识的“极少数有创意的优秀艺术家之一”。沃伯格对伴随成功而来的金钱不太感兴趣，但他很在乎成功本身。正像他对乔治·斯坦纳说的那样，财富是“一流工作的副产品”。查尔斯·夏普说，沃伯格“注定是一个资本家”，但他“鄙视为了挣钱而挣钱”。罗宾·杰塞尔回忆说：“西格蒙德对挣钱不感兴趣，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过。但他对公司赚钱感兴趣。这两者是不同的。”

当然，沃伯格似乎对他自己的个人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漠不关心，把他的投资管理完全交给夏普或鲍勃·安海姆。沃伯格曾说：“我的个人经验是，如果你预期奇迹般的投资回报，这将是投资失败‘最好的’方式。而长期来说，最受欢迎的投资成绩是基于适度的预期，并通过宁可选择稳健、平常的策略，也不要追求新颖。”夏普按要求做到了稳健、平常，投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由于20世纪60和70年代末税率、通胀加大和汇率管制的影响——像沃伯格预想的那样适度（见第13章）。

部分原因是沃伯格对风险的厌恶。大萧条的记忆总像一块乌云悬在他头上，尤其是1931年那场危机使M·M·沃伯格公司一蹶不振。西格蒙德愿意告诉像伊恩·弗雷泽这样的年轻董事：

我们那一代都没有经历过从1929~1931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斯在汉堡说过的话：“当灾难来袭，它永远是从最出乎意料的地方降临。”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银行的流动性，抵制向地产开发商贷款的诱惑……每代人都认为，新的银行业崩盘不可能发生，因为对它们的成因已有更好的理解，但每代人不得不又从头学起。一旦一项新业务被发明出来，所有参与竞争的银行都想分一杯羹，唯一的结果是，银行利润空间下降或者消失，这肯定会发生……

扩张也许显得很有吸引力，但“资本过多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它导致诱惑”。除了沃伯格系从其他金融城公司取得的价格不菲的备用额度外（事实上从未被用过），最常被引述的风险厌恶表征是沃伯格对投资管理的怀疑，即，代表客户将他们的存款用于投资。根据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说法，沃伯格“总认为投资管理是二流行为，只比股票经纪好一点”。达林认为，这部分是势利的问题。这种观点很不公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把银行、员工和资产的任何扩张都视为危险的骄傲自大。他也许是对的，许多该行早期的投资客户相对不重要，他们给银行的佣金不能覆盖他们账户的管理成本。20世纪60年代末，当投资部开始独立运作时，沃伯格对此给予适度鼓励，并批准其在新地点单独办公（圣奥尔本斯楼，就在格雷沙姆街转角处）。1969年，它成为完全分开的子公司——沃伯格投资管理（后来叫水银资产管理）。

如果沃伯格对投资业务有顾虑的话，那么，他对商品交易就更有疑虑了。该业务当然是金属经纪商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命脉。但当沃伯格面对像哈里·格林和他儿子迈克尔这样的金属经纪人时，他们的道德观显然让沃伯格吃惊不已：

当我问迈克尔·格林工作以外有什么兴趣时，他说他特别愿意读“大众畅销书”，但他不读其他别的书。当我问他工作上有什么抱负时，他说他愿意以相似的方式进行大额交易，就像他玩桥牌一样：主要是为了玩一个赌注大的，尽可能少地和其他人分享决策，尽可能少地和其他人分享回报。

20世纪70年代，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利润波动成为重复出现的担心来源。当欧洲债券业务不能保证为沃伯格带来欣喜时，他也感到相同的不安：

就个人而言，我对失望和热情这种波动不感兴趣。它适合那些完全从股市角度看问题的人，即以“股票经纪人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要想成功，我们必须下决心，遵循一项建立新价值和新程序的政策，而不是按照交易商和证券销售商的角色行事，我们认为证券相对容易出手。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首先是银行家，其次才是股市交易员。

他同样对任何使公司置于流动性风险的战略感到谨慎，不管该战略有多赚钱。当他发现该行最近成立的法兰克福分支对外承诺超过自身不大的资本时，他发出严正警告：“在伦敦的S·G·华宝公司……避免进行与自身资本不符的承诺，这已作为一项考虑周密的政策。在法兰克福的S·G·华宝公司资本更小，承诺应至少有上限——低于其资本……我对带有过度流动性风险的公司赚取的利润不感兴趣。”正像一名前董事所说的：“沃伯格系总是乐于绞尽脑汁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风险。”

所有这些不应被理解为S·G·华宝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漠视挣钱。虽然毫无疑问西格蒙德·沃伯格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银行的主宰，但他从未试图建立一种完全同质化的商业风格。其他每一位“叔叔”都有自己的方法。埃里克·科纳的方法与沃伯格的截然不同。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城还未确立防止内部交易的法规，但公司内部禁止利用内部信息谋取私利。伊恩·弗雷泽回忆说：

如果一家客户公司被认为效益好，我们会被鼓励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否则卖出。但如果我们作为财务顾问，知道该公司要公告的数据，或即将宣布的股利，弗兰克·史密斯将会阻止所有员工进行交易……同样的做法适用于即将发生的收购要约，因为通过顾问角色，我们掌握了特别的消息。

然而，科纳频繁地规避这些规定，他通过妻子的名义，委托一家瑞士私人银行下单，这家私人银行管理他根据《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收到的补偿（向受过纳粹种族迫害的受害人提供）。伊恩·弗雷泽回忆说：

作为银行，每当我们知悉某家客户公司即将公告较高的利润、调高股息，或者接到一份收购要约时，埃里克“叔叔”会打电话给考夫曼。“考夫曼，我是科纳。请以最好的价格为我买入伦敦罗得西亚2万股普通股。”然后，他抬起头，看见我站在门口，他不确定我是否听见他以最好的价格买入伦敦罗得西亚2万股，他会继续用德语指示考夫曼，把这些股票记在“科纳太太”的名下，他考虑后又补充道“科纳太太的联名账户”。这最后的“转折”意味着，他的妻子在法律上是买家，但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她无法获得卖出股票的收益。10分钟后，一份指令将从苏黎世传来……那是以“最好的价格”买入2万股伦敦罗得西亚普通股的指令。

弗兰克·史密斯多年来一直管理并购部，他认为以帮助年轻经理参与股市的形式来鼓励他们很正常。当多细胞公司发行股票时，他对彼得·斯皮拉说：“你一直负责这项交易，想不想要2000股，每股1先令3便士的发行价 [2] ？”斯皮拉回答他愿意，但没有125英镑：

史密斯拿起电话，要求交易商卖出他自己的2000股，将1先令3便士和市价1先令10.5便士之间的差额 [3] 为我写了张支票……这是他典型的做法——那是一种表达方式，好像在说“你一只脚已经站上梯子了，现在该你往上爬了”。

今天，某位高级经理给予某位年轻经理如此的馈赠将被视为不恰当。但所有这些发生在曾经的一个时期，那时监管金融服务业的法规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被写出。内部交易直到1980年才成为刑事犯罪。在此之前，像弗兰克·史密斯设立的赫尔墨斯这样的公司——它作为一个投资载体，使沃伯格系的经理们买入偏爱的股票——被视为合法。迈克尔·瓦伦丁回忆道，沃伯格系的员工被指示绝不能“故意违反《公司法》、《收购法典》或《证券交易制度》”。但真正重要“不打折扣的原则”是内生的：“如果存在疑问，需请教某人……如果没有更高负责人的首肯，不能使公司陷入对外承诺中，比如某项承销或某项付费，绝不做任何使沃伯格系蒙羞的事情。”

[1] 比如，1960年，他抱怨“我们目前业务产生的收入和支出之间完全不成比例……很少人在这一时期真正为S·G·华宝公司的主要收入——我把后附的分析取名‘特殊交易收费’这个项目——作出贡献”，这个项目指的是来自公司财务顾问业务的收费。

[2] 1先令3便士相当于2500先令，折合成125英镑。——译者注

[3] 差额相当于1250先令，折合成62.5英镑。——译者注

老当益壮

S·G·华宝公司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创始者们感到自己已进入暮年，但公司依然相对年轻。“叔叔们”大部分生于20世纪第一个10年，他们的沧桑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被迫移民的经历，以及几乎第二次开始他们商业生命的需要。沃伯格总在寻找他身边出现“老朽”迹象的人，他们经典的症状是“不能区分必要和非必要”。他和亨利·格伦菲尔德轮流劝对方减少工作量，早在1954年后者50岁生日时劝说就开始了。沃伯格写道：“你现在应该站在50年的里程碑处，正式决心降低你工作节奏的速度和紧张程度；决心抑制你的完美主义；决心坚决接受甚至在你眼皮底下犯的严重错误；决心限制你的职责，不管这多么违反你的本性。换言之，像一位明智、老练的政治家一样工作，像一名年轻艺术家一样生活。”沃伯格承认，这些告诫也许同样可以对他自己说。不到5个月后，沃伯格作出一项提议，该提议是为其半退休作出的多项提议中的第一个：

S·G·华宝公司正从一家个人公司，发展为一家更具机构性的组织，我感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控制其经营，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尽可能地保留一种人性化、完美主义、非官僚的方法。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也许从董事长转变为高级顾问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不管有没有像总裁这样的头衔）。

沃伯格总想着即将退休，这与他坚信年轻充满活力相关。他非常同意凯恩斯说过的一句话：“缺乏经验但热情不减，这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沃伯格确信，公司必须通过补充高质量的年轻人，使公司不断焕发活力。1958年，他向格里尔森解释道：“我想在不远的将来，放弃我在大西洋两岸的管理职责，成为某种高级顾问，而我年轻的同事们将以强劲的节奏承担全部责任！”那一年，他已经告诉约翰·希夫：“我现在在伦敦的组织里完全没有管理职责。”他告诉塔尔曼，是时候把他的管理职责“传给更年轻的成员了”。1959年年底，只有57岁的沃伯格正式宣布他决定和科纳、塔尔曼一起成为非执行董事，以便“给他们更年轻的同事让路”——虽然他仍保留水银证券董事长一职至1964年。他告诉格伦菲尔德，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做我感兴趣的事，比如文学、心理学和笔迹学”。

当然，沃伯格作为商业领袖最大的强项是他感染周围年轻人的能力。他曾写道，他想让年轻人“把我称做的S·G·华宝公司管理团队看成是一个家庭或家族，这个团队由几代人组成，包括各种智力水平和脾气”，他希望：

那些属于这个家庭或家族的人总会感到，他们组成了一群真正的朋友，并把公司和管理团队的持续发展看做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应超越任何妒忌、虚荣或个人财务利益的考虑。

如果我们力图保持并培养这种精神，我们应能在我们有生之年以外，世代传承一支目标高远的火炬，我们带着勇气，通过建设性的工作，追求这些目标，为我们的国家，为自由世界服务。

“人际关系和谐的氛围”比“任何的职业成功”更重要。表面上，关于振兴公司，毫无疑问沃伯格言行一致。1966年，在公司10位执行董事中，有4位30岁出头，这使S·G·华宝公司（正如一名记者观察的）成为“世界最年轻的投资银行”。好像是为了象征火炬交接，年仅29岁的约翰·克雷文刚来公司两年就被提拔为董事。到1970年，在23名执行董事中，有12名在40岁以下。沃伯格在伦敦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先在意大利（他和妻子在托斯卡纳海岸的罗卡美亚，购买了一处夏日房产，对面就是厄尔巴岛），后来去了瑞士（他们最终全年在白朗尼定居，那里可以俯瞰日内瓦湖）——似乎年青一代已经继承了公司。

巩固新老权力转移所需的是某种形式的机制改变。1963年，沃伯格自己提议创建“一个指挥小组，包括4名执行董事、1或2名非执行董事……作为一个清算中心或中枢……协调公司组织内部的机构”。这个指挥小组——有时被称为管理委员会，有时被称为政策小组——应确保“决策节奏快”，沃伯格承认“快速决策需要终极权力和责任……集中在一个小型领导团队手中”。（罗尼·格里尔森设计了一套备选计划，该计划把银行的所有董事分为4个小组，正如他说的，为的是减轻“在某些人身上的重大压力”，该计划因失败而被放弃。）但这些改变没有阻止沃伯格就公司未来管理层架构，不断发出一系列书面指令，也未能阻止他在电话上花费数个小时，告诉执行董事们他认为他们应如何处理某项交易。1966年夏季，沃伯格在意大利逗留了4个月，期间，他安排他的一位秘书在附近的旅店长期待命。“当沃伯格远离他的伦敦总部时，”约瑟夫·韦克斯伯格报道说。

他每天接到一个大信封和两份文档，每份文档中都有许多油印的清单。1号文档包括管理层邮件和备忘录清单，该文件提到行内每一次对话和重要的电话；每一份往来的信件、电报和其他通讯。上面的人名缩写代表被分配处理某项交易的经理的姓名。管理层邮件和备忘录清单是所有文件中最重要的。文档中还包括当日剪报；一份显示所有买卖的债券和股票的清单；每日“9点15分晨会”的会议记录；可能有每周投资例会的会议记录；一份题为“秘密备忘录”的清单；所有不在伦敦的董事和高级经理的出差日程；一份银行举行的所有午餐会的清单，带有客人的姓名；一份所有新开账户清单和每日声明。

2号文档包括一份需要关注的公司的清单，一份叫当前事项的清单（所有待处理事宜的摘要），一份被贴切题为人事问题的清单，一份所有志愿在银行实习的人的名单……最后，是一份所有货币交易的清单。

正如荷兰经济学家、彼尔德伯格集团秘书厄恩斯特·范·德·比格尔向沃伯格坦诚相告的那样：“以目前的格局……尽管你已经从日常经营中半脱离，但你仍全面负责。”伦敦的执行董事们对他们疏远的创始人的指令再熟悉不过了，比如“用最苛刻的眼光对待承诺，并在承诺前的阶段保持斗志昂扬”；停止在机密文件上标记“勿写入邮寄清单”，而应标记“勿传阅”；“使用书信、电报或电传，而不是电话”；“建立进展追踪小组……以解决任何人对公司办事步骤缺乏速度或效力可能有的投诉”。退一步说，这绝不是一个理想的安排。正如克雷文所说的，这样一个安排的后果是使沃伯格系成为一个“政治性极强的地方”：

我们都有各自的沟通渠道——你无法画出组织图，如果画出来就像一幅欧洲航线图！一些人彼此欣赏；另一些人曾经共事过，对彼此有更好的了解；有些人彼此仇恨……我曾经回到家中，崩溃到几乎揪自己的头发，就因为这种人与人的交往方式。

伯纳德·凯利的日记也流露出这一点。他联合克雷文、尼克·麦克安德鲁、吉安卢卡·萨莱纳，组成一个“策划人”小组或“少壮派”，他们对“老人政府”，或者叫“老朽之人”的主宰感到愤怒。但分歧不只是在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凯利能理解伊恩·弗雷泽对公司犹太根源表现出的模棱两可。当一个潜在客户被“该行董事长帮”拒绝后，拒绝的理由是该客户“不属于上流阶层”，（“难道他没有和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吗？”）凯利很光火：“如果是‘董事长帮’的一位犹太朋友，阶层根本不是问题，但如果是凯利、麦克安德鲁、弗雷泽来自伦敦东区的朋友，银行接受客户的原则就会很高。”一次，凯利透露，“如果沃伯格和罗尔上的是一所良好的英国私立小学，而不是德国或奥地利的‘文法学校’，那么，他们都将会受益良多”。

为安抚愈加感到受挫的执行董事们，公司做出了各种姿态。1966年，沃伯格提议，所有“达到65岁的董事应该退休”——除了那些担任执行董事“时间很长”的人以外。这一年，沃伯格本人64岁，格伦菲尔德62岁，科纳70岁，他身体依然健硕。三位老一辈“政治家”同意搬到5层的办公室，“以稍微脱离的方式，创立一个活跃但由高级董事们组成的小组”。但这实际上也没起作用。1967年，沃伯格用了很长的篇幅，指出“渗透进我们公司经营的种种严重不足”，他威胁彻底辞去董事一职，去当一名顾问，但这并没有发生。两年内，他组织每个部门的所有高级雇员下班开会，为了是“有机会与有关人员磋商公司事宜以及个人事宜”。弗雷泽说：“我们中没有人注意到西格蒙德有任何退休的迹象。生活照旧，可能更甚。”马丁·戈登“数不清沃伯格在他漫长的银行职业生涯中曾多少次退休”。“对公司员工来说，这没有区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反而越发活跃，在事业上的干劲越发强烈。”

寻找接班人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变的性格中，有一面性格毫无疑问造成了更多的悲惨而不是欢乐。那就是他有让你不喜欢他的能力。皮埃尔·哈斯这样形容他：“他不知道怜悯，也不知道同情。哪怕一个失误，你都会发现他的脸色迅速变差。如果这个错误很严重，他将永远面无表情。一般的罪过包括一段忏悔期，从3天到3个月。对于其他人，他是无情的，并保持永远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使犯错人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辞职。”这一残酷、表面上反复无常的待遇，其早期的“受害者”是迈克尔·理查兹。1951年6月，他被坦率告知“让你对我的感觉下降的事情”。10年后，由于“误会”，轮到彼得·斯皮拉离职。斯皮拉后来回忆说：“人们被置于‘狗窝’数月之久，自己咬自己的指甲都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当我和西格蒙德闹矛盾时，我经常如此，我记得埃里克·罗尔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并说，‘斯皮拉，你头上还顶着乌云，但却不再下雨。’”没人被沃伯格系开除过，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凯里·瑞克。“那些不能达标的人，将被置于‘公司体系外冻僵’。”这将最终成为斯皮拉的命运。一个不同的但却更痛苦的命运等待着沃伯格的儿子乔治。

S·G·华宝公司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董事和高级雇员的儿子们应至少可以在公司试工。举例来说，亨利·格伦菲尔德的女婿奥斯卡·刘易森的提拔就没有遇到障碍。1962年8月，他娶路易莎为妻，两个月后他加入公司，1969年4月，他成为公司董事。但是，沃伯格一贯表明，家庭成员在他的公司里没有优待。格伦菲尔德的儿子托马斯，被认为不适合在沃伯格系的公司工作。另一个脱离汉堡传统的情况是，甚至连乔治·沃伯格都不能指望继承董事席位。西格蒙德宣布，“那些带有家族姓氏的人，他们只有完全具备能力、想象力，工作认真、努力，才能保持控股地位”。因此，西格蒙德鼓励乔治学习会计，尽管他惊讶于乔治所读的论文“极难但完全没用”（论文里“充满了不相关的税种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让人无法消化”）。可以肯定的是，乔治在伦敦与北欧冶金公司掌握了商业的基础知识后，于1954年作为“新的年轻合伙人”加入父亲的公司。他效力于银团部，由于业绩突出，于1958年被任命为董事。但没过几年，问题就浮现了。西格蒙德似乎反对乔治的婚姻，可能是因为一位犹太儿媳更受偏爱。1956年，乔治与埃莉诺·博兹彦结婚，后者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她父亲在耶鲁大学任音乐教授（也是大学的管风琴师）。父子在工作上也有摩擦和挫败。1963年1月，乔治在体检后宣布决定“以健康理由”离开公司，这不是第一次了。“无论是出于老练还是策略”，乔治要求父亲为其安排体检。但乔治在接受《每日电讯报》访问时，给出的理由更令人信服。他说：“S·G·华宝公司……已成长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商业帝国，但有些人不太喜欢帝王般的生活，而喜欢自己做些事情。”肉类加工公司史密斯菲尔德与兹瓦能堡集团是沃伯格系的一个客户。当乔治与该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发生争执，并辞去该公司董事一职后，西格蒙德强烈认为，乔治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儿子的行为令西格蒙德如此困惑，以至于他把儿子的字迹样本拿去作笔迹学和“心理学”分析。到1967年，两人的关系接近完全崩溃。

根据保罗·兹格勒的说法，西格蒙德抱怨，乔治允许“家庭过多地干涉了你的工作”，西格蒙德可能也感到失望，因为“他让你接受了英式教育……这与他自己的思维和感觉非常不同”。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兹格勒敏锐地察觉到：

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尤其被时局所迫，才去开创自己的世界。他期望儿子是自己的复制品，并希望他青出于蓝，胜于蓝。当失望来临时，失望几乎肯定会来，其灾难性是成正比的……你父亲的生意已成为他唯一的安身之地，但他这么做自然是为了你。通过你的接手、延续，你将使公司走出虚假气氛、空白空间，并将公司与现实相连。然而，你们之间的关系却出现裂痕。剩下的一切就是保持成功之轮不停地运转，但却经常被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平庸所激怒，这些人因短视和贪婪的物质主义而遭到鄙视。

乔治与前沃伯格系投资部负责人迈洛·克里普斯筹建他们自己的银行——CW资本（1973年后改为克里普斯·沃伯格），西格蒙德对这则消息的第一反应是矛盾的。现实是，S·G·华宝周围的核心人物现已成为他的代用家庭。乔治的离开代表了西格蒙德的家庭圈子和工作中有选择的亲密圈子之间的最终分离。有一次，西格蒙德问多丽丝·沃瑟曼：“我们为什么能相处得融洽？”她答道：“这很简单，因为你可以叫我明天走人，或者今天，我也可以今天或明天提出辞职。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们相处得融洽，所以才能走到一起。但对于你的家庭成员或者我的家庭成员，就不太容易了。”看来她非常了解西格蒙德。

寻找一名代理儿子——那个人需要有成为西格蒙德接班人的素质——将成为西格蒙德未来多年关注的事情。有一系列的年轻人曾经占据“王储”的位置，有时一次占据多年。几乎每一次沃伯格看中的人选，迟早要被调换或被撤下。那就是彼得·斯皮拉的经历。斯皮拉曾笨拙地要求自己被允许以西格蒙德的寿命购买保险，以避免潜在的遗产税，沃伯格曾向斯皮拉赠予水银证券的股票，这也许会触发这种税责，斯皮拉因此从未被完全原谅。更糟糕的是，斯皮拉后来卖了一部分水银证券的股票，以买入更高收益的资产。罗纳德·格里尔森一度成为候选人——格里尔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被考虑做安娜·沃伯格理想的丈夫——但到1965年，他似乎失去了沃伯格的信任。沃伯格曾极力吸引詹姆士·沃尔芬森，这位精明的澳大利亚人从未想过接受沃伯格对他的长期邀请，他反而倾向去管理在纽约的施罗德公司。有一段时间，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是沃伯格的掌上明珠，但1970年，让雅各布离开N·M·罗斯柴尔德公司似乎没有可能，而最不可能的就是加入沃伯格系。格特·怀特曼曾短暂上升，但多数情况下失宠，就像纽约的艾拉·温德。还有阿尔布雷克特·麦图什卡伯爵，当他的一个同事泄露了沃伯格向美国退休金推介的细节后，他更是颜面扫地。汉斯·伍特克、汤姆·佩切克（查尔斯·佩切克的弟弟）也令他们的导师失望。唯一没有被淘汰的候选人（或者没有逃出沃伯格的包围）则是戴维·斯科利——但他的“登基”仍在遥远的未来。

只要继承人还没有出现，沃伯格的本能是将权力授权给一个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自己的人，那个人就是亨利·格伦菲尔德。亨利的官运自1964年以来悄然上升，同年他接替沃伯格出任水银证券的董事长。1967年9月，在伦敦董事宴会举行的前夕，为应对年轻董事们的“种种抱怨”，沃伯格给格伦菲尔德写了一份备忘录，这实际上把格伦菲尔德推举为公司的最高领导。沃伯格主张，如此大的一个董事会，不可能追求“民主的一致，而更应追求民主的领导”。为此，公司会遭遇“过度议会主义以及……官僚瓶颈”的风险。因此：

自从我把我以前大部分的职责转交给你，直到把这些职责交给其他人，你有必要掌握最终的权力。只有当你认为是正确和恰当的时候，才和其他人分享这个权力。

我向所有董事们呼吁，无论他们是高级董事还是初级董事，请他们不要反对最终由一个人来行使权力，暂且由你自己行使，这符合公司的利益。并请他们尽量承认和尊重这种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在与我，或在与其他初、高级董事们磋商后行使的。

这设立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再持续10多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达林看来，“虽然他听从西格蒙德在人事上的决定以及整体方向，但现实是……亨利·格伦菲尔德负责管理公司”。沃伯格仍视自己“好像是一位政府首脑，为自己核心或外部内阁的所有行为负责——即使是有关沃伯格没被咨询的事情，即使是有关他强烈反对，但实际已采取措施的事情”。一个更准确的比喻是把沃伯格比做一位缺席的君主，但君主巡游经常远离王国。1970年1月，沃伯格辞去S·G·华宝公司与水银证券董事会的职务，格伦菲尔德越发成为权力巨大的“首相”，如果不是大“宰相”的话。西格蒙德·沃伯格现已升为更具象征、更具尊敬意义的总裁一职，他进入了一个新的10年，他对自己创立的公司既不能行使职权，也不用负责——至少在外表上显得是这样。

但现实是，他的权力从没有比现在更大过。这是一种权力，它延伸至S·G·华宝公司办公室之外。西格蒙德·沃伯格不仅是英国各大公司的顾问，而且他现在还是英国首相的顾问，他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

第10章　英国金融“诊断师”

哈罗德·威尔逊……面对的是棘手的遗留问题，即，一个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的国内经济，该假设是英国自1914年以来便寅吃卯粮，而且可以永远继续下去。现在，英国人民终于慢慢意识到现实……我认为，针对工会和雇主的限制做法，威尔逊准备打一场英勇的战斗，我对他能赢得这场战斗抱有极大的希望。如果他万一失败，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英国堕落的一个征兆。事实上，英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未来10~20年，英国强大、有力的元素是否能证明优于虚弱、病态的元素。毋庸讳言，虚弱和病态元素的温床，主要存在于伦敦金融城内……

西格蒙德·沃伯格致信埃德蒙·史旦尼斯

1966年8月1日

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直是威尔逊财政政策方面的“拉斯普丁”。他把一些邪恶的想法强加于威尔逊，而当威尔逊识破这些想法时已经太晚。

乔·海曼

1968年2月15日

告诉我你经营中有哪些困难，我将让你实现赢利。

西格蒙德·沃伯格

“红色”金融家

“英国正沦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吗？”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56年这样问自己。他担心（正像他一年后表明的那样），这个收留他的国家的经济正朝着低增长、高价格发展，这将导致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濒临破产。当短命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提出，英国也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时，沃伯格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这是“一场不会赢的赌博，好似我们经历的1931年的危机，但这次，失业和价格同时高涨”。这种担心确实被夸大了，当时的失业率低于2%，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到5%，并在不断下降（1959年曾短暂为负）。沃伯格更有预见性的地方在于他对对话者的选择。工党影子财政大臣哈罗德·威尔逊是沃伯格表达预言的对象，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将主宰英国政治，并将比任何其他英国首相都更留意西格蒙德·沃伯格。他们俩的关系大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鉴于威尔逊早前针对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声明，这并不出奇。声明指出：“真正影响女王臣民福祉的决定是在下议院以外作出的……这些决定由克洛尔公司、科顿公司、拉扎德公司和沃伯格系作出。政府甚至不能主导这些行业巨头，这是政府的失职。”这位发明“苏黎世矮子们”这个称呼以表达对外国金融势力鄙视的人，竟如此依赖一个德国出生、最终移居瑞士的投资银行家的财务建议，这有点令人出乎意料。有一次，沃伯格甚至安排威尔逊与一位苏黎世银行家共进午餐——后者是瑞士央行行长埃德温·斯托珀——以便修正“英国对‘苏黎世矮子们’的误解”。

不难想见威尔逊寻求沃伯格担任财务顾问的理由。20世纪60年代初，S·G·华宝公司比其他金融城公司显得更有能力帮助历届英国政府解决它们的财务问题。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毫无疑问，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太大（1964年达到最大值，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然而到1989年该数字高达4.9%）。资本账户净流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是特别大（1960~1969年，前者的总计只有1.74亿英镑）。但因为那时国际资本相对有限，相比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量，这些轻微的不平衡容易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尤其对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其在境外的海军和军事责任开销昂贵，并且外国持有大量英镑。承诺维持以固定汇率兑换美元的各国政府，不得不小心它们手中的硬通货储备发生任何大幅贬值。1949年9月，英镑贬值30%（这使英镑兑美元下降为1英镑兑2.8美元），这次贬值为英国货币只提供了暂时的喘息。1967年以前，另一次贬值已经初露端倪。1961年7月、1964年11月、1965年7月，以及1966年7月，均发生对英镑投机性的攻击。

为解决这个问题，沃伯格系建议麦克米兰政府，将财政部持有的苏伊士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及多家美国公司的持股作抵押，以英联邦开发金融公司或某一新载体的名义，筹集外币贷款。“只有女王陛下政府在英联邦国家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具有吸引力的现有资产，外国资本，尤其是北美、德国的资本”才会向那些英联邦国家投资。用沃伯格的话说，是“一项金融交易与一种外露的政治姿态的某种混合”。然而，当沃伯格两次都提出这一方案时，官方的反应是不同的。首相本人对此热衷。麦克米兰说，这就是“一家走在前面的投行所做的事”，它比财政部或英格兰银行更容易做到。不过，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均表示怀疑，英格兰银行行长表示反对。沃伯格提案的某个版本终于被接纳，但到保守党下台时，政府仍未采取任何措施执行该提案。

整个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主宰英国政治，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保守党似乎后劲不足。围绕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的私生活发生的丑闻，进一步加深了沃伯格对英国权贵阶层的看不起 [1] 。像声名狼藉的普罗富莫一样，虽然第14代霍姆伯爵无懈可击，但当作为爵士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1963年接替麦克米兰出任首相时，前者并未留给沃伯格好的印象。“第14代威尔逊先生”（霍姆俏皮地这样叫沃伯格）似乎是一个更有活力的人。到现在，沃伯格大加批评保守党摇摆的政策……和……老朽的形象，这对英国整体形象极为不利。”像以放松著称的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这样的大臣们已经变得“自满”了。变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64年10月，刚于1963年赢得工党党魁的哈罗德·威尔逊，为他的党在下议院取得微弱多数后，被任命为首相。

新首相（在1963年斯卡伯勒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作出大胆断言，“英国将在白热化的技术革命中得到锤炼，工业中的任何一面都不允许限制性的做法或过时的措施”。沃伯格和许多人一样对此感到兴奋。威尔逊曾多次呼吁“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应出现活跃的、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变化”，上述断言只是其中最著名的。沃伯格对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没抱任何幻想（见本章标题下题词部分）：比如，重复出现的支付平衡问题、行业工会的限制做法、伦敦金融城内“虚弱和病态的成分”。但他满足于得到扮演“红色”金融家的机会，即使当其他银行退缩时，他依然支持新政府。1964年2月，沃伯格邀请威尔逊连同一些商界人士，在他伊顿广场的家中边吃饭边进行“坦诚、轻松的讨论”。8个月以后，他对建立与威尔逊关系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现在，沃伯格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唐宁街10号。

[1] 一封写于1963年6月15日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除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外，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涉及品位和公众雅观问题。显然，上流人士定期举行聚会，除了面具和袜子，竟一丝不挂！聚会上，斯蒂芬·沃德先生组织了古罗马风格最可怕的狂欢。所有这些场合，英国上层社会的代表们均有参加。”

对英镑的建议

沃伯格认为，在经济方面支撑威尔逊地位的关键因素很简单：即，必须不惜代价避免英镑再次贬值。1964年11月21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沃伯格和杰克·汉姆布鲁斯共同署名的信，信中说，“英镑贬值措施意味着将会伤害到那些对英镑有信心的人，将使整个国家士气低落，意味着针对我们的贸易条款将会发生永久、剧烈的变化；最后，最多将会给我们的竞争力带来暂时的刺激”。毫无疑问，在威尔逊当选首相前，沃伯格已经向他表达过这种观点。因此，工党上台的第一天，威尔逊作为首相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与财政大臣詹姆士·卡拉汉、经济事务大臣乔治·布朗开会时排除英镑贬值的可能——这一决定直到1966年才在内阁进行讨论，并且一直被“左派”视为是一个致命的失误。1964年11月30日，沃伯格首次与新首相会面，商讨金融事务，类似的会谈日后还有多次。威尔逊承认，“他对过去几周资本从伦敦流出大惑不解”。沃伯格回应，在预算公布前实行新的公司税导致热钱撤离。他列出一系列他认为能够有效抵御英镑贬值的必要措施：比如，“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威尔逊一贯推行这一政策；出口退税；成立“海外控股及开发公司……通过该公司，英国政府可摆脱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外汇融资的负担”，这可是沃伯格津津乐道的话题。保守党执政时，这一想法因受到行政部门的怀疑而被搁浅。不可避免的是，现在，同样的官员们提出同样的反对（英国政府用富有价值的资产作抵押，以吸引外资进入高风险项目，但这些项目有可能失败），虽然官员们似乎较晚意识到该方案真正的意图是巩固英国的国际储备，而不是投资于英联邦国家。威尔逊曾是公务员出身，他深谙“白厅”的运作方式。他在另一份持负面态度的财政部备忘录上批注道：“我不会低估西格蒙德·沃伯格建议的可行性。筹集国际贷款，他没有失手过。”

沃伯格完全料到英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疲软”。然而，“从经济角度看，英镑贬值应该被避免”。1965年5月，沃伯格会见首相时又回到这一主题，他提出“在联邦储备局与英格兰银行之间，应建立一种先发制人的进攻或防守型的联盟”，这是威尔逊采纳的另一个建议。似乎还有许多其他会谈讨论了贬值这个主题。有一次，亨利·格伦菲尔德被从金融城叫到威斯敏斯特，去支援沃伯格的论证。格伦菲尔德对政治人物“完全搞不清状况”感到失望，政治人物给他的印象是“半吊子，他们全被与事实毫不相干的事情吓得够呛，全是因为政治”。

一段时间以来，致信《泰晤士报》成为沃伯格倾向的大众传播渠道。1965年11月，他和汉姆布鲁斯又写了一篇文章，补充了一条建议，他们建议取消英国公司在海外借款的限制。不过，这显示出沃伯格对威尔逊政府日益增加的信奉。1966年10月，沃伯格撰文，并发表了一篇通栏文章，题目叫“英镑的个案”，文章旨在反击他所说的在英国“盛行的不确定氛围和货币疑病症”。沃伯格仔细评估了相关统计，又回归到他早前的主张，他认为英国海外防御的开销与英国赚取外汇的能力不成比例。他痛斥前殖民地在独立前积累了大量英镑余额，英国持续受其所累。但他保持乐观。因为，英国的外部资产仍高于其外部负债。无论如何，贬值带来的好处，远远被较高的进口价格、其他国家竞争性的贬值以及政府丧失信誉所超过。就沃伯格所见，英国官员和政治人物自从战争以来，一直被他所说的“英镑情结”所困扰，“这的确是一种情结——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从这个词的心理分析意义上来说，即，它既包含自大，又带有自卑”。如果有人能使威尔逊坚持实行不贬值的政策，那个人就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因为到1966年年底，乔治·布朗和卡拉汉依旧都不相信这一政策。

贬值不是沃伯格与威尔逊讨论的唯一话题。这位银行家敦促政治人物减少进口关税；引入增值税，以降低直接税赋；通过将英国的黄金储备兑换成美国货币，以对抗法国向美元施压。为维持较低的长期利率，他提议免收英国国债（金边证券或“镀金”）的资本利得税。也许进出口担保可以在境外出售，以换取硬通货。沃伯格的另一个提议是，“一家公司应该鼓励在合伙制的基础上，对内投资于有价值的项目，以推动专业知识的发展，等等”。财政部的官员们照例迁怒于此（他们对黄金的偏爱胜过美元，虽然这种偏爱最终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左翼经济学家们也颇有微词，比如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巴洛格，他是内阁的官方经济顾问。而内阁成员怀疑，沃伯格的总体计划是使美国秘密接管英国经济。巴洛格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仁（也是匈牙利同胞）尼古拉斯·卡尔多，想的是一套非常不同的政策，包括实行一种选择性的雇用税，偏向制造业，差别对待服务业，并征收15%的进口附加费。沃伯格无力阻止这些措施。然而，这表明威尔逊对沃伯格越来越有信心。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边宣布独立，沃伯格被任命为罗得西亚储备银行的一名董事，该措施旨在强调英国仍控制该行的海外资产。当其他董事们因为“他们与罗得西亚中央银行的联系会殃及他们的商业利益”而考虑辞职时，沃伯格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陷入严重的窘境”。

沃伯格和威尔逊在另一个问题上，观点也一致。这位银行家深知过分的工资要求和罢工对政府造成的威胁，他忠诚地表达了他对政府价格和收入政策的支持。政府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价格和收入局，与雇主和工会达成协议，以减缓通货膨胀——虽然沃伯格也敦促政府引入“积极的激励机制”，以提高生产力和出口。事实上，他甚至主张“对价格、工资和股利进行某种形式的永久控制”，在几乎所有金融城的同僚中，他因这一观点而被划入极左派。不足为奇的是，沃伯格的建议威尔逊听进去了，这也鼓励了其他大臣们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任财政部金融大臣的哈罗德·利弗找过沃伯格，据他后来回忆说，“1968年3月，在财政部曾举行某次子夜会谈”（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由于威尔逊明显的悲观情绪，利弗和沃伯格在4月再次会面，讨论长期存在的英镑余额的问题。

威尔逊显然满意沃伯格给他的建议。1966年，几乎肯定是在首相的推荐下，沃伯格在女王生日表彰仪式上被授予爵士称谓（连同《金融时报》的编辑戈登·牛顿、作曲家迈克尔·蒂皮特，以及一批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包括埃索石油的董事长）。虽然沃伯格“并不热衷于公共头衔和荣誉”，但他没有拒绝这个褒奖，“他的理由是，这将给予其他难民鼓励”，而且他对收到众多的祝贺信感到满足。不管怎样，这是沃伯格的说法。事实上，亨利·格伦菲尔德建议沃伯格不要接受该爵士称谓，“推荐来自首相本人，他领导的政府制定了针对英国收入征收96%的累进税率 [1] ”。（因此，格伦菲尔德对威尔逊的看法是，他很“狡猾”。）在查尔斯·夏普看来，接受册封很“矛盾”，他的老板多年以来主张在汉堡恢复沃伯格的名誉，但现在仍愿意成为“西格蒙德爵士”。不过，沃伯格无视这些反对，他只是说：“我们都有个人的虚荣心。”金融城内的其他人觉得，甚至不应该给他这份荣誉。英格兰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就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虽然沃伯格“在他自己的领域当然很成功”，但他“没有为金融城的公益事业作出任何值得大众认可的突出贡献”。沃伯格接受封爵后不久就退休了，他有半年的时间搬进罗卡美亚隐蔽的托斯卡纳海岸度假房，这成为进一步不利评价的来源。

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退休。沃伯格解释道，他和伊娃愿意从5~10月住在意大利：

但这几个月当中，我还要多次去伦敦和欧洲大陆等多个地方出差，假期经常被打断。不过，我发现这些间断不会影响闲暇时光，反而增加了休息的质量。我们伦敦的一位秘书总会住在附近的旅店——她们也轮流——她帮助我和外界保持联系，维系书信往来，并处理与我生意无关的事宜。

沃伯格非常清楚，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不寻常。他说，“我的一些朋友们开玩笑地说，我的假期不是一个真正的假期，因为我总让秘书在附近的旅馆待命，每天早晨向她口授几个小时”——更不用说一天里要给伦敦、纽约和其他地方打很多电话了。1973年，沃伯格夫妇彻底搬到瑞士白朗尼后，这一模式仍在继续（从意大利海岸收发信息不可能，这使沃伯格越发感到灰心）。虽然他也许人不在伦敦，但你能在整年之中不断感到他的存在。从被保留下来的他的私人文件中判断，带他名字的业务备忘录的数量，在他退休后事实上数量还增加了。

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威尔逊会听取沃伯格的建议，但如何最好地抵挡英镑承受的压力，财政部自有想法，而且财政部的官员们全年都在伦敦，首相的匈牙利裔顾问们也在伦敦。对于沃伯格而言，1967年11月，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2.8美元下跌至2.4美元，导致贬值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傲慢和浅薄”。沃伯格致信保罗·马苏尔说：“贬值的原因，最终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心理的原因，主要产生于某种货币疑病症，它似乎成为当今西方世界蔓延的病症之一。”问题是，英国人“在军事、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没有放弃老牌帝国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包括英镑作为所谓储备货币的角色”。“消除老牌帝国主义地位过时的残余，主要的障碍正是英国财政部和英国外交部”。后来，沃伯格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不具名评论：

当人们进入财政部高层的那种环境……他们会被一种奇怪的学术傲慢气氛所传染。他们都变成了某种无上光荣的大学导师，高兴地坐在那里，而不是在真正属于他们的牛津或剑桥。

他们都是完全正派的人，水平一流、能力很强，但当我回顾这些年，我看到的是，他们犯了他们所能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很“仔细”，一个错误都没有漏掉。

举例而言，自从战争结束，我们中的某些人一直告诫财政部，维持英镑作为储备货币没有任何意义。但每当你这么跟他们说时，他们都看着你，好像想找个借口把你投进监狱，因为你也许会刺杀女王。

这样的评价也许太苛刻。如果威尔逊最终被迫采取贬值，那也不只是财政部的错误。格伦菲尔德曾抱怨的劳资纠纷以及惩罚性税收，都不能吸引外资进入英国。向服务业征税，像征收进口关税一样失策，后者有悖于英国在关贸总协定项下作出的承诺，更不用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了。但是，沃伯格对“白厅”官员们的敌意，不是完全没有正当理由，之后的一代人把“白厅”官员们称为“汉弗里爵士们”。同样是那批精英，曾经一度反对凯恩斯及其所有作品。30年后的今天，他们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者，并极大地低估了威尔逊实行的政策的风险。

针对公职队伍死气沉沉的“解药”是招收新人进入政府，其理想的对象是来自S·G·华宝公司的新人。这确实发生了。1966年，乔治·布朗招募了罗尼·格里尔森，并让其领导一家新成立的工业重组公司 [2] 。该公司预算达1.5亿英镑，用于发起或支持合并，这些合并有可能增加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3年后，也就是1969年，伊恩·弗雷泽离开沃伯格系，去担任金融城收购与合并委员会的总干事，该委员会根据《垄断与合并法案》组建，以确保即将发生的合并不会限制竞争。沃伯格的公司不仅在货币问题上，而且在像国有煤炭局这样的国有实体融资问题上，也向政府提供建议。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埃里克·罗尔从经济事务部退休后，沃伯格不加犹豫地招募了这位大官，并请他担任执行董事。罗尔的作用是为格雷沙姆街30号和“白厅”之间提供沟通渠道，更不用说和许多外国政府了，罗尔过去和它们都曾打过交道。即使在罗尔被任命为S·G·华宝公司副董事长后，他继续接受官方以及私营企业的聘请。1968年5月，他应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邀请，加入英格兰银行法庭（实际上欲成为央行董事）。3年后，希思政府任用两名独立委员加入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罗尔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由保守党在1962年设立，以显示保守党也相信经济的计划性。

（正如沃伯格预测的那样）1967年英镑贬值，但它远没有解决英国财政问题，贬值只提供了短暂的喘息。虽然政府紧缩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削减防御开支，但没有什么可以恢复英格兰银行早已枯竭的货币储备，没过多久，针对英镑的投机行为又开始了。上一届政府在1961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20亿英镑的贷款额度。1965年，威尔逊不得不动用这一额度来捍卫英镑。英镑贬值后，他不得不向其他外国货币部门寻求更多的帮助。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坚持严格的通缩政策，包括平衡的预算、限制国内信贷扩张——这些条件迫使卡拉汉辞去财政大臣。那么，有别的办法吗？沃伯格直白地告诉威尔逊“我们应从德国借更多的钱，尤其为国有化的工业借钱。英国财政大臣……表示同意，并说他将考虑能为此做些什么”。沃伯格游说的一个想法是，国营机构，比如英国钢铁、燃气委员会，应通过发行以德国马克计价的欧洲债券，在海外募集资金。事实上，1969年，燃气委员会以此方式募集了约3100万英镑。到1971年10月，英国各公立单位，通过这种贷款共募集了1.22亿美元（合5100万英镑）。但财政部很快指出，问题是这种贷款存在严重的货币风险。如果英镑进一步贬值，或者德国马克单边升值，这些债务的英镑价值将一夜之间增加。这是极有可能的。1967年年中至1968年年中连续4个季度，英国政府不得不花费22亿英镑，捍卫英镑汇率的新低——数额已大大超过英格兰银行的全部储备，也大幅超过欧洲债券市场可募集的规模。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央行，正在阻止英镑的再次贬值。

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镑依然面临压力，失业和通胀比威尔逊刚入主唐宁街10号时都有显著上升，政府正失去对权力的控制。1969年出版的白皮书《在冲突之地》道出了一切，“活跃、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变化”，这种使人头脑发昏的愿景，让位于一种醉醒后的现实，即长期的工业动荡。英国经济低迷的深度，远远超过（用威尔逊著名的空话说就是）“你口袋里英镑”兑换率的跌幅，现在这一情况已明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工党政府上台的目的是要通过一份国家纲要来实现英国经济现代化。它设置了技术部和经济事务部。它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了29%。但效果显然很平平。诚然，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34%，生产力提高了42%。但所有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表现都更好，甚至包括意大利，其生产力增速是英国的两倍。英国只在一个方面领先于世界：即，单位劳动成本没有比在英国增长得更快了。也正是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英国制造业无情地退出世界市场：英国占世界制造业贸易的份额下降了超过1/3。那么，是哪里出了毛病？或者，正如西格蒙德·沃伯格所说的，为什么“病人”没有反应？

[1] 那时最高直接税率事实上达到97.5%：薪金和工资的税率是82.5%，外加“未挣得”（投资）收入的税率是15%。

[2] 这份工作格里尔森曾极力避免。他不希望去政府做事，并很快投奔哈佛大学，参加了亨利·基辛格创办的著名的“国际研讨会”。但是，当他返回时，乔治·布朗向他提供了去工业重组公司的工作机会，而且哈罗德·利弗、阿诺德·温斯托克都鼓励他接受这份工作。据格里尔森说：“西格蒙德说，‘我给你点建议吧，我认为当你被请去做这种事时，你应该去做。即使不是首相，而是副首相来请。’我和其他一些人谈话，他们都说，‘工业重组公司是一个荒唐的组织’——我知道这个组织很可笑——‘但如果其他人去干，也许会对我们不利，你去干可以阻止有害局面的发生’，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那里两年，的确阻止了有害状况的发生。”

对工业企业保持信心

虽然沃伯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常主动提供宏观经济的“药方”，但实际上，他主要的兴趣仍是微观经济的实践。不管英国面临什么困难、公职体系有多少瑕疵，他仍对英国工业企业的潜力保持信心。实质上，他认为他的职责是通过向英国公司提供高质量的财务建议，帮助它们实现那种潜能。他特别愿意把自己公司企业融资的品牌与药品类比。1970年，他罕有地接受记者帕特里克·哈特伯的访问，双方对话极为坦诚，他在访问中公开了这一类比：

医生的动机是一种混合体，既有利他主义——希望帮助他人，又有完成好任务的抱负。他希望获得内心的满足以及物质上的认可，前者的获得是靠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一个好医生应认真倾听病人的问题和抱怨，试图掌握病人优势和劣势的全局。好医生不但要看病人的具体病灶，还要观察病人的整体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病人身体、心理带来的影响。

医生必须不能忽视病人健康的小毛病，也不能对病人最危急的病痛抱有绝望，甚至在病人弥留之际也不能撇下他不管。此外，一个好医生必须有勇气告诉病人令人不悦的事实，当病人想要做出在医生看来是不明智的事时，医生必须有勇气反对病人。

最后，当医生照看他的病人时，应只想着他如何能给予他的病人最好的照顾，而不应想着事后要给病人寄账单。但是，一旦医生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他向能付得起费用的人寄送账单时不应感到害羞。对于我来说，出发点永远是服务的质量，以及坚持提供周密建议的勇气，不管这些建议有时也许多么不受欢迎。

沃伯格视银行业为一种专业化的金融咨询形式，其报酬是以手续费的形式出现。而传统的存款、贷款业务模式，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利息和佣金。

正是这一原因，沃伯格视客户关系为公司最关心的事情。关键问题是，客户必须是正确的客户。1967年，沃伯格告诉他的同事们：“我们主要的兴趣应该是顾及我们在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的重要工业客户。”一年后，他试图劝说他们：“我们的抱负不应该像有的同事那样，过多地强调业务的数量，或者甚至比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做的还多。相反，我们的重点应该使S·G·华宝公司成为高端银行，精于为国内外的工业客户提供服务，而不是以大规模生产模式开展业务。”据伊恩·弗雷泽所知，沃伯格有两种屡试不爽的方法赢得并留住这样的客户：

如果客户强势，他劝说的主要工具是逻辑和思维的开创性。如果客户好说话，就采取奉承，经常是赤裸裸的奉承。有太多的英国工业家和商人们吃这一套，他们新教的教养让他们对这种待遇措手不及。我认为，不夸张地说，这些年来，这家投行的英国客户，很大一部分是靠这种不一般的技巧赢得的。

沃伯格在多年前也承认过。他承认：“掌握某种诈唬的才能，在银行业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艺术，不是一项科学。他向一位弟子解释说：“让客户说话，不要向他推销你要卖的东西。让他告诉你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将有时间思考。试着以他自己的话回答他。他会想，‘这个人太聪明了，他说的正是我一直想做的。’然后，你必须让他觉得，你是能够执行这一想法的人。在和一个潜在客户会谈时，把话留个活口，说你可以日后回复他。不要说，‘再见，也许我们一年后可以见面。而要说，谢谢您见我。我会查看一下我10分钟前提到的那本书，并寄给您一本。’你把门留道缝，好有个自然的借口再回去。”埃里克·罗尔记得沃伯格如何用自嘲消除潜在客户的敌意：

当一个新客户找上门来时，沃伯格会对他说两件事。他会说，“请听我说，我们也许不总是我们希望的那样胜任，但我们极为小心谨慎。”他总会首先这么说。接着，客户会说出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做这个吗，我们应该做那个吗，我们应该通过内部实现增长，还是通过收购、合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上新产品吗？等客户说完后，沃伯格会说，“您看，贵公司生产什么产品，我帮不上忙。您最清楚贵公司是如何生产香肠或汽车的。我可以帮您解释周围的环境，尤其是融资状况，针对您必须做或者也许想做的，可向您解释其金融方面的事宜。”然后，他会说，“假如您可以完全以您的方式去做，您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听您说完再告诉您我的建议。”

接触客户，沃伯格有很多规则，有些明显是非传统的。举例而言，在沃伯格眼中，客户不总是对的。一次有人问他：“只要有一线机会打赢官司，我们就像出庭律师一样，不顾一切地为重要客户‘辩护’，还是在面对即使是极为重要的客户时，有勇气拒绝遵从他们的想法或观点？”沃伯格答道：“事实上，我们的政策一直是说出我们对客户的批评，不管他们有多么不爱听，如果我们在重大事情上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甚至会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条戒律不止在一个场合被实施过。沃伯格认为，在他理想的金融诊断专家与辩护律师（在他看来）不太高尚的方法之间存在区别，这条戒律就是区别所在。客户陷入困境也不应被自动舍弃：“金融城的普遍做法是欺负弱小，并讨好欺负弱小的人。我们不应该按照这种做法行事，那太遗憾了。”当事情办砸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进行“痛苦的自我检讨”。所有这些都异常管用。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回忆说，沃伯格“不是一个技术型天才，但他在开发客户方面绝对是个天才。银行家应具备什么素质？对于银行业来说……就是为银行带来客户或潜在客户。”伯纳德·凯利私下在日记里经常批评沃伯格。凯利在观察了他老板与潜在的瑞典客户共进午餐和晚餐的情形后，这样评价他对“沃伯格主义”的定义，“那可是凭空杜撰，我们说的话听起来很有帮助，也很积极，但那其实是吹牛”。但凯利不能否认，沃伯格身上有种“磁场”。几年后，当一只主要的瑞典债券发行濒临流产时，凯利只能感叹沃伯格以“压力和权威”的方式“力挽狂澜”。

沃伯格对主要企业客户的胃口，必然与其他金融城的公司形成高度竞争关系。诚然，金融城生活的许多方面仍受到各种限制性做法的制约，明显的要算是首次公开募股。在那段时期，首发价格被系统性地低估（根本原因是，负责承销的投行，定价通常是固定的，而且被大打折扣，募股公司必须接受）。不过，争夺英国铝业的“战役”标志着英国金融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这时，各投资银行不再会礼貌地放过对手的客户。我们已经看到沃伯格如何从施罗德公司赢得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国际业务。另一个变更银行的例子是霍克利集团，它原来使用菲利普希尔，现在投靠沃伯格系。《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一般惯例认为，一个客户一旦成为某家投行的客户，就永远是那家投行的客户。这种观点已站不住脚，并注定失败。”

但英国公司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建议呢？对沃伯格而言，答案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即为合理化。这个词经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它被用来形容德国工业内部更加集中的趋势。这个词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其含义是，消除不具竞争力的实体，以及利用规模经济。这可以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达到强吃弱、大吃小的目的。沃伯格在这方面的假设很直接：“西方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单位将变得更大。当然，从人的角度看，这非常令人遗憾，但鉴于近几十年的技术发展，这一变化显得不可避免。”收购英国铝业在这方面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不只是因为它如此成功地将S·G·华宝公司在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能力广而告之。不过，有时需要的是注入新资本（经常以发行股票或欧洲债券的形式）和更换管理层。

S·G·华宝公司在金融方面的“全科行医”（套用医学类比）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争夺英国铝业“战役”爆发后，各种工业企业受到沃伯格公司业务风格激进的吸引，纷纷找上门来。沃伯格自己并未假装通晓英国经济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曾向埃里克·罗尔解释道：

他对制作香肠、制造汽车，或者出版报纸、管理饭店一窍不通，也不希望知道。但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管理一家企业的某些特征——不光在具体的融资方面企业家需要掌握——是适度一致的，这种经验和判断使人可以提出建议。

沃伯格向伊恩·弗雷泽进一步解释。他曾警告弗雷泽“不要去参观工厂，因为你会被震住的”。这不是轻浮的说法。1957年，沃伯格与一些银行家组团参观了一座意大利的钢厂。“代表团中的大部分成员，包括我自己，”沃伯格指出：

根本不了解这家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复杂性，但每个人——除了我以外——都努力做出在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被极大折服的样子。他们极具善于虚伪和装腔。向专家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则更加坦诚，也更不费力！最差的冒牌者是我的银行家同事们。

沃伯格虽然曾较多地参与汽车行业的工作，但他还是频繁地厚着脸“自夸”他对内燃机原理的无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甚至不能开车，更不要说修车了。）沃伯格的特长在于他是一个通才：他能“就受影响企业的管理团队和架构设置实现重大改进”——不太委婉地说，就是清除死木。

但是，英国金融“疾病”的治疗方法有多成功呢？威尔逊时代的宏观政策令人失望：国家纲要被取消，贬值被不情愿地接受，政令停停走走再次流行起来。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微观经济表现得更好吗？因为工业重建公司与垄断委员会分别有一名前沃伯格系的雇员，所以，英国出现了兼并与收购的繁荣。1965~1973年，贸易局（后改名贸易工业部）共考虑了875件合并案。其中，只有18件被提交给垄断委员会，而且只有6件被禁止。大部分主要经济部门的集中度增加，包括纺织、工程、报纸以及汽车行业。但这些行业的表现改善了吗？效率提高了吗？威尔逊派的经济学还是虚多实少吗？

这里要分清企业融资业务与用水银证券自有资本直接投资（往来账业务）的区别，前者指提供建议，并收取费用，而后者风险更大。的确，有几笔投资清楚地暴露了这位通才使用的方法的局限性。比如，1955年，水银的子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控制了埃尔金顿公司，后者专门生产镀银的餐具。使埃尔金顿合理化的第一步，是替换其董事总经理。此人名叫贝尔，他精神变得不稳定（亨利·格伦菲尔德记得，贝尔在克拉里奇酒店外扑向沃伯格，并“亲他，不让他走，直到行李员成功解救了”这位无疑被吓得不轻的金融家）。遗憾的是，埃尔金顿新的董事总经理并未证明更好。新领导劝沃伯格系是否把埃尔金顿最大的镀银厂改造成一座炼铜厂，结果这个新领导签署了大量亏损的铜金属期货合约。安排该公司上市后，沃伯格极力避免很快宣布亏损，这可以从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的片断中看出端倪：

某件事情的出现也许给公司的良好声誉打上污点，公司的声誉是我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虚伪世界的眼中，它对一个商人如此重要。这个新打击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财务损失，但会影响公司的总体发展，而且我把儿子牵扯进这件事来。因此，我这一时期的霉运也连累了他。我知道，我那三位亲爱的“火枪手”——亨利、埃里克和厄恩斯特——听了这些肯定会说，我夸大其词了。他们会说，我把当前的业务问题看得过重。他们会说，每一个值得尊敬，而且活跃的银行都不得不处理类似的不走运或管理不当。我希望我的三位“火枪手”是对的。此外，我希望我可以重新获得更加开朗的心态。

这三位“火枪手”保持冷静。格伦菲尔德很快把亏损的炼铜业务转移到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的一家下属子公司，他把埃尔金顿的剩余资产卖给了三角洲金属公司，售价略微对股东有利。另一项同样失败的投资是对体育休闲公司依科塞尔鲍林的投资。

不是所有类似的往来账业务投资都以失败告终。随着水银公司收购了额外的资产，作为系统性多元战略的一部分，它演变成为一个金融服务集团，包括保险（斯图尔特·史密斯公司和马修斯赖特森）、咨询（大都会养老金协会）、广告（马修斯温–威廉斯代理），以及意见调查（盖洛普）。沃伯格系还短暂控制过石油基建公司特仑克管道，这并未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相反，水银公司自身与矿物分离有限公司联系紧密，后者最初精于开采银、铅和锌，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演化成一家控股公司或投资信托，由力拓公司前财务总监约翰·布坎南领导。矿物分离公司在水银公司占15%的股份，事实上这是前者最大的资产。布坎南因此是沃伯格集团最大的外部股东。多年来，两个集团紧密合作，甚至共用办公室。不过，到1963年，双方关系已经破裂。布坎南不断卖出水银公司的股票，这时金融类股票普遍走弱，布坎南更以辞去水银公司董事席位向沃伯格挑战。沃伯格认为，76岁的布坎南现在年龄太大，也太“固执”，无法继续担任矿物分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64年6月，随着沃伯格和另一位董事分别辞去矿物分离公司的董事，布坎南如愿以偿。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不怀好意的董事会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这只是众多“战役”中的一例而已。无论双方的关系是好是坏，矿物分离公司或者水银公司是否从中获益似乎都令人怀疑。

如果英国经济中有一个产业亟待合理化，那个产业就是纺织业。它曾经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沿，但到20世纪60年代，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部的棉花和羊毛加工厂已岌岌可危。不幸的是，它们无法抵御来自日本和来自其他更便宜、更高效的生产厂家的竞争。答案似乎只有合并。考陶尔兹公司在弗兰克·基尔顿的领导下专门制作人造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加工厂。公司在沃伯格系的建议下，收购了像兰开夏棉花、优质棉花纺织机这样的公司，并抵挡了来自帝国化工的恶意收购。另外，沃伯格成功为艾萨克·沃尔夫森爵士完成了几笔兼并业务，后者是格拉斯哥的消费信贷和邮购大王（兼慈善家），包括收购韦林吉洛公司、亚尔羊毛公司和惠廷厄姆公司。不过，一则令人不太高兴的故事是维耶勒公司的兴衰，该公司是乔·海曼通过合并盖恩斯伯勒康纳德、威廉霍林斯和其他公司建立起来的。单单在一年里，彼得·斯皮拉与迈克尔·本特利，就以维耶勒的名义（取自公司知名的棉毛混合织物）发起过13次收购。但是，据伊恩·弗雷泽所知，维耶勒只不过是“一个‘垃圾桶’，所有兰开夏和米德兰棉花和人造丝工业的残余都被塞了进去”。当海曼大胆提出以维耶勒收购水银证券时，双方关系破裂。这之后不久，海曼作为维耶勒董事长的位子不保，该公司随即被卡灵顿和杜赫斯特公司吞并。

与此同时，对于与纺织业关联性很强的化工业，沃伯格系不但在欧洲债券业务上，为帝国化工担任顾问，而且定期为化学公司费森斯提供服务，其中以收购斯潘塞化工和英国药方的股份著称。沃伯格系以中介身份出面，将费森斯在纸张和包装公司泰晤士纸板厂的股份，出售给食品和家庭用品跨国公司联合利华。沃伯格系还帮助埃利斯与埃弗拉德公司，抵挡了来自联合利华的恶意收购。沃伯格系另一个重要的客户是化工公司科柔达。

所有这些行动的结果，是为了大幅减少英国纺织业的雇员数量及其产量。棉纺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35万吨，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15万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得更好。但重要的是，纺织行业的集中度在欧洲大陆三大经济体中都大幅下滑。1975年，英国纺织业前三大公司雇用的人数占整个行业的40%，该数字在法国是17%，在意大利是8%，在德国是5%。威尔逊主义的假设是数字越大一定越好，上述证据表明该假设站不住脚。相反，欧洲纺织的未来在于高档的布料和时尚的设计，而这些只有灵活的欧洲大陆公司善于生产。

在格雷沙姆街30号，交通行业的问题甚至比纺织行业的更大。公司交通行业的客户有造船厂沃斯珀、卡梅尔莱尔德；飞机制造商费尔雷航空，及其竞争对手霍克西得列。1960年，沃伯格帮助费尔雷抵挡了来自布里斯托和韦斯特兰的收购。（根据伊恩·弗雷泽的说法）只有当沃伯格同意以3.5%的较低利率接管霍克西得列董事长15万英镑的透支后，该公司才改用沃伯格系的服务。但是，20世纪60年代，还是汽车行业象征着英国工业面临的挑战。人们容易忘记，英国一度曾是欧洲领先的汽车制造国。1938年，英国汽车生产远强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家英国公司——奥斯丁、莫里斯以及福特的英格兰分部——主导市场，而且利兰汽车、罗孚和捷豹也几乎紧随上述三家公司。12年后，英国在世界汽车出口的份额降至52%。奥斯丁与莫里斯合并成立英国汽车公司，英国似乎已经打造出自己的“通用汽车”。1966年，当英国汽车公司收购捷豹，利兰汽车收购罗孚时，这标志着另一轮兼并狂潮的开始。

沃伯格系已经在汽车行业积累了一些经验。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司为美国车厂克莱斯勒可能在欧洲进行的收购提供建议，那时，克莱斯勒试图与通用汽车看齐，后者的欧宝、沃豪以及其他欧洲品牌已取得成功。法国的西姆卡、西班牙的巴莱罗斯很快被收购。然而，从1963年开始，罗茨集团成为沃伯格系的客户后，焦点转向英国汽车行业。罗茨集团作为像希尔曼、汉伯、日光、塔尔伯特这些已被遗忘的汽车品牌的生产厂家，在很多方面代表了英国问题的所在：比如，它仍是家族企业；仍高度集中在国内市场，其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能占到12%。为生产出能与英国汽车公司生产的似乎不朽的“迷你”抗衡的汽车，罗茨设计了“希尔曼顽童”。罗茨在政府的劝说下，把厂址选在格拉斯哥西南的林伍德，并在那里生产“顽童”。特立独行的设计，糟糕的供应链，由越发好斗的工人代表引发的劳资纠纷，这些都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1] 。开始时沃伯格系为罗茨可能进行的收购提供建议，但公司很快发现罗茨被他人收购的方式。1964年年中，克莱斯勒被劝说抓住这次机会，它愿意从各家族成员手中购买罗茨集团30%的股份，那时，罗茨家族仍控制罗茨集团55%的投票权。

正像在争夺英国铝业“战役”中的那样，如果罗茨董事会不接受正式收购，沃伯格系则准备帮助克莱斯勒在公开市场购买其股票。不过，政府应该对克莱斯勒最终控股有某种否决权，沃伯格试图抵制这种想法，但他最后还是劝说美国人接受为经济民族主义作贡献。到1966年，沃伯格建议，克莱斯勒需要“在罗茨董事会里安排一名一流的英国人，这个人善于处理行业的组织问题”，这不但反映了沃伯格“对罗茨管理层的评价很低”，而且还反映出他知晓外国控制这个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内阁大臣。托尼·本（时任技术大臣）主张，“再次允许另一家主要的制造单位被美国人控制将是不明智的”，他促请威尔逊支持“英国汽车公司、利兰、罗孚与罗茨合并”的备选方案，把克莱斯勒的收购视为一种退路。然而，针对罗茨危机的一个全英国性的解决方案，在财务上的劣势似乎是巨大的。结果，克莱斯勒采取了“蠕变”收购，因为这种收购遇到的抵抗最少。到1973年1月，最后一批英国股东最终被买断。但这次收购在所有克莱斯勒的海外收购中被证明是最不成功的。

不过，主张英国汽车行业进一步整合仍旧令人信服。一个明显的方案是，让相对赢利的卡车制造厂利兰收购亏损的英国汽车控股公司（英国汽车公司收购捷豹后改名）。这项合并得到了政府与工业重建公司的同意，但是沃伯格制定出所有的细节——尤其是，决定安排利兰的唐纳德·斯托克斯担任新公司英国利兰的首席执行官。当英国汽车公司提议设立“一名董事长和三名副董事长，并且不设董事总经理或执行董事长”时，沃伯格积极认同：

现在，大家肯定认识到，在一个伟大的工业企业里一定要有一名首席执行官，他应该把他的职责尽可能广地委托下去，但他在任何将要作出的重要决策上，显然要有最后的发言权，决策当然要视董事会的权力而定……在管理事务上分散的职责，势必会导致拖延和混乱的决策。

这场收购战役几乎像争夺英国铝业一样非常激烈，其结果未能达到预期。新车型，比如莫里斯马力纳、奥斯丁阿莱格罗和罗孚轿车，即刻变得没有吸引力，也不可靠了。新公司40多个工厂的劳资关系糟糕透顶。早在1970年2月，沃伯格就曾发现，斯托克斯“对不能处理新公司面临的层出不穷的罢工或罢工威胁感到绝望”。试图使劳动力从计件工作转为福特风格的核定日工作，这预示着麻烦的到来。新公司的利润微乎其微（1970年，销售达10亿英镑，而利润只有400万英镑）。没有比英国利兰日后的历史——1975年被国有化，1986年蜕变为罗孚集团，2005年破产。名爵、捷豹和路虎这些极富历史性的品牌，被屈辱地卖给了外国买家——更好地概括英国汽车工业的没落。通过合并实现合理化战略再次悲惨地失败。银行家们曾积极推动这项交易，但当合并后的集团被证明不赢利时——因为它无法与质量更好的欧洲大陆，或更便宜的日本进口车竞争——他们撤销了融资支持，反而让纳税人埋单。然而，其他国家保住了竞争，这令人不可思议：大众没有与宝马或戴姆勒–奔驰合并，标致与雷诺维持独立，本田与丰田也是如此。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沃伯格系也参与了英国报业，虽然它注定的衰落没有那么明显。早在1955年，沃伯格就建议《每日镜报》集团的塞西尔·金针对集团非报纸的权益部分，设立可能的投资信托。这一时期，“金融城内的人都不想碰《每日镜报》，他们认为该报纸导向偏左，而且是二流的报纸”。1959年7月，正值加拿大报业大亨罗伊·汤姆森收购凯姆斯利勋爵旗下所有的18份报纸，包括《泰晤士报》，亨利·格伦菲尔德为汤姆森提供了财务建议。虽然这项价值1250万英镑的交易超出汤姆森的承受能力 [2] ，但格伦菲尔德提出开创性的“逆向收购”战略，技术上凯姆斯利收购了汤姆森的苏格兰电视台，不过却将合并后新公司的控制权让予汤姆森。两年后，金和汤姆森这两个客户在所谓“朗埃克之战”中狭路相逢，那时《每月镜报》集团欲控制奥当斯出版社，后者出版了《人物》杂志和工党党报《每日先驱报》，收购的目的是减少英国报摊上出售杂志的数量。为阻止出版社被金收购，奥当斯的董事长克里斯托弗·钱塞勒爵士欲寻求与汤姆森报业合并（事实上是另一起反向收购）。不过，这一次，汤姆森不能依靠格伦菲尔德的聪明才智。沃伯格的收购团队遗憾地通知汤姆森，他们不得不只代表金，因为塞西尔·金成为沃伯格系客户的时间更长，沃伯格的收购团队再次与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莱昂内尔·弗雷泽联手，汤姆森则请了菲利普·希尔公司（虽然汤姆森后来又选择了沃伯格系）。正像英国铝业这个收购案，收购奥当斯的结果也被大肆报道，沃伯格系的客户最终取胜——奥当斯的股东们获得了可观的溢价。奥当斯出版社的消失，不仅在政治上具有争议，包括对工党领导人的疯狂游说，并且还引发了议会对有关未来媒体自由的质询。它的消失在金融领域也具有争议。虽然内部交易还未被定为刑事犯罪，但金有意收购的传闻使得奥当斯的股票大涨，以至于证券交易所介入调查。金背后有一位谜一般的人物，他就是约翰·埃勒曼爵士，他是惧怕媒体的百万富翁，他控制着新闻印刷厂阿尔伯特·E·里德，以及酿酒公司J·W·卡梅隆。埃勒曼的财富使得金可以提高收购奥当斯的价格，从3200万英镑涨到3800万英镑（每股出价63先令，远高于收购战爆发前每股40先令的市价）。这个案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则比英国汽车行业没落更令人欣喜的故事。虽然历届政府也许会乐见其他行业出现垄断，但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想让一个媒体大亨统治“舰队街”。不过，即使保持竞争也无法阻止英国报业遭受数年来的严重亏损，因为由顽抗的印刷工人发起的劳资冲突再度侵蚀了利润空间。

沃伯格这位金融诊断师没有发过希波克拉底誓言，他完全有能力拒绝“病人”，不管他们有多么紧急地需要接受治疗。臭名昭著、靠收取高额租金的地主彼得·瑞奇曼只在沃伯格办公室待了5分钟就被请出去。不择手段的媒体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未能在午餐时打动沃伯格和其他3位董事而遭到拒绝。甚至杰出的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也未能符合沃伯格系的要求，因为他在伊恩·弗雷泽做记者时，二人曾反目成仇，这一次，一张秘密的反对票就足够了。（韦登菲尔德的例子说明沃伯格系管理的另一个原则，它类似于“四人原则”。某个客户被公司接受需在一次例行的“9点15分晨会”上获得全体董事的同意。）相反，弗雷泽百货商场的董事长休·弗雷泽爵士被认为在社会阶层上可以接受，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那时，弗雷泽爵士曾考虑先与英美烟草合并，再与博姿合并。酒店管理人查尔斯·福特也是一个重要客户，沃伯格系帮助他收购了托拉斯公司旗下的连锁酒店，并帮助他抵挡了来自联合酿酒的恶意收购。另一个高调的客户是以残忍和好斗出名的泰尼·罗兰德，他的公司“伦罗”（伦敦和罗得西亚土地、金融与投资）名副其实地疯狂购买多家休眠的非洲矿业公司，比如亨德森德兰士瓦不动产、威特沃特斯兰德煤炭和阿散蒂。但是，罗兰德未咨询“伦罗”董事会，就支付1200万英镑买下汪克尔转子发动机的使用权，当时“伦罗”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为此，沃伯格断绝与罗兰德的一切联系。（这发生在罗兰德与他的董事长、前保守党政治人物邓肯·桑兹被暴出逃税之前。）在沃伯格看来，罗兰德一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物，但沃伯格违反了自己很好的判断力，当初听从了伊恩·弗雷泽的劝说接受了这名客户。

正像上一段所述，沃伯格系在企业融资领域的兴趣范围极为广泛。整个20世纪60年代，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极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客户授权，以代表更大型的英国公司，并为它们提供建议，他们反复将他们更镇静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这着实令对手们懊悔。无论是大都会在1972年收购伦敦酿酒厂沃特尼，还是塞恩斯伯里在1973年首次公开募股，沃伯格系都是首选的顾问。需要承认的是，交易中的艺术含量比科学含量要多。当遇到首次公开募股定价问题时，彼得·斯皮拉喜欢告诉客户，他会用“瓦塞尔曼测试”，该测试的意思是，如果沃伯格的秘书会在某个价格买入，那么，它就是合适的价格（没有意识到，“瓦塞尔曼测试”事实上是检验病人是否有性病的医疗程序）。如果要找出一个可辨别的趋势，那就是用国际办法解决本国的问题。也许沃伯格感到，内部人无法改正英国管理层的缺陷，他越来越倾向于欧洲或美国的投资或收购。帝国化工联合拜耳，克莱斯勒联合菲亚特，英国利兰联合大众或者戴姆勒–奔驰，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黄粱美梦。同时，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系正在扩展欧洲债券业务，为他们已建立联系的英国客户提供一个新的海外融资来源。沃伯格越沿着这些思路思考，英国企业融资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就落在弗兰克·史密斯和他忠实的副手兼继承人迈克尔·瓦伦丁的肩上。史密斯在很多方面是收购业务真正的大师，（用《经济学人》的话）他“在过去20年里，进行过的收购比任何人都多，其技艺炉火纯青”。但反复置身于董事会“战斗”，最终使他变得过于愤世嫉俗。新近加入沃伯格系的前怡和洋行首席执行官休·巴顿曾问史密斯，“你在这里负责什么？”史密斯冷冷地答道：“大部分时候，是照顾我自己。”罗宾·杰塞尔回忆说：“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重要，那就是交易。一个交易接着另一个。正是这些交易中出现的问题，产生了下一个交易；正是这些交易中遇到的人，引发了下一个交易，这是一个新业务和新人不断更迭的过程。”正是史密斯的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他的退出。1971年，他因向金融城收购委员会主席肖克罗斯勋爵说“假话”，而受到公开谴责，这与海斯码头发起的一宗收购案有关（肖克罗斯无法容忍“史密斯先生不够坦诚” [3] 这样的一语双关）。令比他年轻的同事们失望的是，史密斯的辞职竟被董事长委员会接受了——因为，彼得·斯皮拉认为，史密斯“经常过于直言，这不符合委员会的品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论上，所有这些微观经济的努力，都是为补充威尔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的合理化将提高英国工业的生产力，最终为支付平衡作出积极贡献。至少是沃伯格在1968年3月为威尔逊草拟的一份发言稿的主旨，文中对过去4年尽可能作了最积极的评价：

在我们上台前的13年间，政府干预工业被认为是禁忌，但我们现在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气候，那就是工业问题持续得到政府的关注，并通过政府和工业的紧密合作来解决……要我说，我们针对英国工业现代化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在经济中，逐渐成功地引入一种倾向变革的精神，相比之下，我们在刚执政时发现，那种自满与恶习成瘾的氛围波及范围是如此之广。

对于像英国利兰这样的公司，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经济来说，鉴于它们未来所要面临的挑战，上述发言显得极度乐观。但不能指责沃伯格太过天真。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英国管理的不足。他比其他人更怀疑政府官僚体制的效力。事实上，为威尔逊草拟该发言稿仅一个月后，沃伯格发现自己要面对英国经济令人沮丧的现实，与其说英国经济是受管理的，不如说管理不善。当托尼·本使用（正如他在日记里写道的）“强硬的措辞，欲打消他们（格伦菲尔德与罗尔）”发起收购国际计算机和制表机公司的这个想法时，担任电子和通讯公司普莱西顾问的沃伯格系遭受挫败：

要我（托尼·本）说，我们投入3年努力，设法建立一家可行的英国计算机公司，我们志在必得，并已投入2500万~3000万英镑的政府资金。我也注意到，大批订单纷至沓来，甚至可以说，我们是电信设备的大型采购商。我没想到普莱西会以这种方式，阻挠我们的政策。我要指出的是，国际计算机和制表机公司早期如果不是得到技术部的支持，根本不会存在。另外，关于他们提议要做的，我持绝对反对的观点。

当普莱西的下一次收购——欲购买英格兰电气——升级为恶意收购时，沃伯格感到失望。首先，因为他自己的客户无视他的建议，其次因为，工业重建公司已经“表态”不支持普莱西，尽管之前已经批准英国通用电气公司进行类似的收购，后者由阿诺德·温斯托克创立。在沃伯格看来，“涉及的问题应该由相关行业之间自行解决，而且这些行业应该从什么能给公司和股东赢利这个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以符合所谓的‘行业逻辑’”——这个词被沃伯格驳斥为“一种极为危险的腐朽说法，就像中世纪神学家口中众多的陈词滥调”。事实上，沃伯格被温斯托克以策略制胜，后者在收购联合电气工业仅一年后，又为英国通用电气收购了英格兰电气——这对于格雷沙姆街的奇才们可是一处创伤，至少有一位评论员认为这处创伤是“自己造成的”。这肯定是迈克尔·瓦伦丁的观点，他认为沃伯格公开批评普莱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沃伯格受到如此批评后，反问自己对合理化的基本假设：

1.公司越大，其组织越优化、效率越高，这种假设到底有多少合理性？的确，任何这样的假设，都有很多可以反驳的地方……

2.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如果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规适用于英国，那么今天，英格兰电气的纳尔逊勋爵与阿诺德·温斯托克将因刑事犯罪入狱……

3.捍卫竞争——其对立面是鼓励垄断企业，或鼓励过度主宰所在市场的企业——这种价值观显然在英国已经落伍……

关于普莱西的争吵如此激烈，以至于罗尼·格里尔森不得不辞去S·G·华宝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当他接受工业重建公司的职位时，他仍被保留原职。这一次，连他也不能否认存在利益冲突，因为他现在担任英国电气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在10年内，脾气火暴的格里尔森不但与沃伯格和解，而且使温斯托克重新成为沃伯格的客户。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温斯托克就时而是沃伯格的客户，时而又不是。

“公司越大，其组织越优化，效率越高，这种假设到底有多少合理性？”虽然西格蒙德·沃伯格在败给温斯托克之后才问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确问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如果合并只是把低效、管理差的公司堆在一起；只是减轻竞争对管理层和劳动力的压力，那么，这个假设一定不合理。问题是，唯一现实的备选方案——大规模关闭垂死的企业，正面攻击行业工会及工会代表，并邀请外国公司来接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政治上变得可行。

因此，问题不言自明：难道合理化对银行家要比对英国经济更有利？正如我们所见，相对于欧洲债券发行或投资管理业务，西格蒙德·沃伯格有时表达出对企业融资业务更大的偏好，更不用说公司日后的单位信托基金（在英国被称为共同基金）业务，沃伯格彻底将其忽略。收购、合并与并购是沃伯格所称的“具有建设性的”金融业务，它以客户关系为核心。向个人提供投资建议将培养一种错误的关系。至于出售某只债券，那只是一项交易。必须承认，从沃伯格留下的通信中，很少能找出他关心向客户收费的迹象。相反，沃伯格经常让客户决定需要支付的金额，如果他们对沃伯格系的服务足够满意的话，他会指望客户多付费用，而不是少付。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沃伯格甚至会提到费用这回事。1977年，当阿诺德·温斯托克付费时，沃伯格觉得他支付了一个“吝啬的”数额。

但毫无疑问，企业融资业务对沃伯格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费率结构。正如他在1967年指出的，一笔从一家大型工业客户收取的费用将超过从欧洲债券发行的全年所得。在没有竞争的收购交易中，银行可以指望获得收购金额的0.5%；在有竞争的收购交易中，如果收购成功，银行的费率是1%。当伯纳德·凯利就出售休·弗雷泽在弗雷泽百货商场的股份为后者提供建议时，双方达成的费率是交易总额的0.75%，外加75000英镑，这使得总收费达到“惊人的”334500英镑。随着合并总价值从1967年的8亿英镑，上升至1968年的23.13亿英镑，企业融资业务带来的回报也有相应的增长。1959~1969年，水银证券的净利润剔除通胀因素上升了6倍。20世纪60年代是该公司的黄金10年，1969年1月，其股价冲到了213英镑，比10年前上涨了20倍。

矛盾的是，尽管这些数据显示出勃勃生机，但现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金融城就像任何生锈的纺织厂、汽车流水线、报纸印刷间仍沿用古老的做法一样，依然守旧。金融城仍是这样一个世界，银行职员依照传统，禁止去证券经纪人办公室拜访他们；证券经纪人不管多么受人敬重，都有义务拜访银行家，不管后者职位多低。同样的，银行职员不被允许直接与财政部沟通，所有这样的沟通，都必须经过英格兰银行行长。银行职员、证券经纪人、证券做市商，以及一大批文书，他们做事的方法还和战前一样。许多银行职员的穿着甚至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头戴礼帽、手拿黑雨伞。英国工业要想从这个绅士俱乐部找到出路将不太可能——即使这个俱乐部接收了一个像西格蒙德·沃伯格这样厚脸皮的成员，他向工党首相提供建议没有任何顾虑。

[1] 这一点我能证明。年少时，我曾坐在父母的“希尔曼顽童”里，经历过许多次不舒服而且是经常不完整的旅行。

[2] 随着谈判接近尾声，当汤姆森就如何筹集必要的资金请格伦菲尔德担任财务顾问时，格伦菲尔德目瞪口呆。他后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哑口无言的时候。

[3] 史密斯先生的名字是弗兰克，而它的小写形式在英语中有“坦诚”的意思。——译者注

转向欧洲怀疑主义

虽然他喜欢与工党“眉来眼去”——绝不是为了取悦金融城内的人——但西格蒙德·沃伯格从来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如果以这个词真正的含义来衡量。内心里，他是一个政治的不可知论者。因此，当爱德华·希思在1965年当选保守党领袖时，沃伯格很快发去了他习惯性谄媚的祝贺。至少这位保守党“领袖，没有那么死板，并保持精力旺盛的态度”。沃伯格争辩道，“这样一位激进、非保守的领导”，要不是受到哈罗德·威尔逊的挑战，否则绝不会脱颖而出。右翼发生的这种变化，也许证明是威尔逊不朽的政绩。与此同时，沃伯格被罗尼·格里尔森劝说向一个新的保守党“激进游说团体”捐款，这个被称做“向保守党经济和社会政策施压”的组织，希望“向保守党输送新鲜血液”。正像它的名字表明的那样，就像被工党里的右翼所吸引一样，沃伯格也被保守党里的左翼所吸引。伊诺克·鲍威尔实行反对移民的政策，沃伯格跟那些遵守这一政策的人没什么话好说。沃伯格告诉塞西尔·金，鲍威尔的支持者“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里的右翼”。相反，上议院保守党早期领袖卡灵顿勋爵找到沃伯格，作为对此的回应，沃伯格乐意向温和的“鲍小组”捐款5000英镑。到1968年年底，沃伯格对保守党税务改革计划表达了极为正面的观点，税改的目的是降低所得税，并引入增值税。两年后，沃伯格甚至准备去保守党金融委员会讲话。约翰·诺特——1959年加入沃伯格系，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对保守党的同情和他在政治上的野心，也许对沃伯格这次重新定位起了作用。其他保守党人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和后起之秀威廉·沃尔格雷夫，曾在这时被考虑作为可能的招募对象。前者曾在麦克米兰政府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政府任内阁大臣，后者在未来将实现大臣级别的职业生涯。但是，沃伯格依然对希思存有怀疑。1968年，沃伯格与希思共进午餐后，他自己对这位保守党领袖作了笔迹和心理分析。结果令人担忧：

基本上虚弱——自我放纵，几乎自恋。

易受到他认为能改善他形象的人的影响。

极聪明，但缺乏性格。

太容易受到令他着迷的人的影响。

他自己的观点根基不够牢固，论述结构不合理。其结果是，如果他内心的软弱——尤其是他的虚荣——在多处敏感点被碰触，连对手都可以扭转他的观点。

面临意想不到和苛刻的困难时，他不擅长保护自己。

他改变立场不是因为不可靠，而是因为他内心缺乏必要的内力。

他具有很强的审美元素，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能力，带有敏锐和微妙的理解力。

他像一座最精致的广播接收台，因此他能准确、全面地消化事实和印象。

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特别是在需要抽象与想象思维的领域。他也会是一名出版社的优秀负责人。

他的强项在于智慧的评估与分析，但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他完全缺乏任何天赋。

他是一个谨慎的思想者，但不是一个斗士。

总结：他是一个高智商的人，但性格懦弱。

他不会为他人承担义务，因为他不会让自己承担义务，因为他内心不确定。

其他高级别的保守党人同样让沃伯格心灰意冷，包括未来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他给沃伯格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浅薄”。1970年年初，塞西尔·金问沃伯格对政治的预测，沃伯格答道：“他认为，9月会举行大选，工党会输。他还认为，希思将是一位比威尔逊更糟糕的首相。在一段间歇后——大约是1972~1973年间——威尔逊将再度上台，领导一个执政联盟。”他预测的不是很离谱。威尔逊比沃伯格预测的要提早4个月宣布大选，但工党的确输了。

不足为奇的是，鉴于沃伯格对新首相性格的评价，他从未像与威尔逊那样与希思走得很近。诚然，他们在社交场合互相见面。而且，沃伯格没有停止向唐宁街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例如，促请新政府允许像英国钢铁（又被威尔逊国有化）这样的国有机构借新的硬通货。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认真重视。沃伯格的另一个计划——将政府在英国石油的股份卖给私人投资者——被前英国石油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扼杀，该计划只能等到工党再度上台才能实现。1971年，沃伯格已经断绝了公司与泰尼·罗兰德的关系，但当“伦罗”因参与打破对罗得西亚的制裁，而被希思谴责为“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脸面”时，沃伯格忍住了作出反应的冲动。他的同事们本想投书《泰晤士报》予以还击，但被沃伯格否决了。当政府通过释放短暂的“巴伯繁荣”（见第11章）破坏了自己为经济所做的努力时，沃伯格并未产生怜悯之情。“巴伯繁荣”是一次溃败，它只是证实了沃伯格对财政大臣“蠢货”的评价。

西格蒙德·沃伯格与爱德华·希思可能会在一点上看法一致，那就是欧洲。希思一直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他曾是负责英国申请加入该机构的大臣，虽然申请最终流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自战前以来，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欧洲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积极主张英国加入该机构。关于欧洲的讨论使威尔逊政府意见分裂，沃伯格站在以罗伊·詹金斯为首的亲欧洲派的一边。像过去一样，沃伯格倾向专注于一体化经济的合理性，（比如）建议希思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基金，使之作为“一个融资组织，为有特殊情况的工业提供资金，而欧洲投资银行的活动迄今局限在欧洲地区，它不一定能帮助这样的工业，比如北海石油、航空航天引擎工业以及核能工业”。“‘欧洲的’公司能够在欧洲多家‘国有’企业持股”，沃伯格急切地期待这个时候的到来。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对欧洲一体化政治的热情已经降温，不只是因为根据1962年实行的共同农业政策保护主义日益重要。在沃伯格眼里，欧洲经济共同体已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强烈的欧洲精神开始蒸发；对行业经济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农业——似乎走入台前”。1972年10月，《欧洲共同体法案》被御准后不到两周，沃伯格坦言“担心当德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强于英国时，现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会使英国“很难在布鲁塞尔扮演指导角色。基于英国伟大的国际传统，它有资格享有这一地位”。

那么，沃伯格转向欧洲怀疑主义有什么原因吗？不断在欧洲上升的反美主义——它不仅是戴高乐主义的变异，而且还来自激进的左派——肯定不合沃伯格的口味，尤其在面对苏联时，反美主义对西方团结的破坏构成威胁。到1974年年初，各国政府倾向把自身利益置于欧洲理想之前，沃伯格对此几乎彻底失去耐心。他向堂兄埃里克抱怨，英国和法国“目前都被极糟糕的政府所领导，两国都假装非常亲欧洲，但现实中，它们是完全的国民主义和非欧洲主义。的确，这两个政府各自采取的行动，殃及任何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建设性的发展，要知道该机构是一个非常脆弱，并且处于萌芽期的机体”。就沃伯格而言，“跨大西洋两岸关系以及欧洲内部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两国政府的错误”。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10号后不久，沃伯格在一份为其草拟的声明中主张，有必要：

让欧洲共同体在全世界传播其影响力，不是通过强调反对非欧洲人和通过坚持欧洲独立，而是通过加强与欧洲实际或潜在的朋友的合作，让欧洲共同体顾及欧洲的利益。的确，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欧洲机制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即，它们的一部分政策将使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或者破坏与苏联关系缓和的可能性，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更重要的是，英国在欧洲的角色一定不能脱离与英联邦国家长期的联系，而是应该加强这种纽带。

同样重要的是，沃伯格感到欧洲各项机制已被官僚组织化。他对乔治·斯坦纳抱怨道，“布鲁塞尔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官僚组织联合体，几乎成为一种阶层的原型，它在今天的大西洋两岸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太过普遍”：

德语单词“Selbstzweck”被译为“目的本身”并不到位，但它却成为越来越多的组织的恰当属性。这些组织增长得过大，并多数由平庸者领导，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事实上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决定。这肯定适用于今天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绝大部分自称是官员的人身上，他们本应是欧洲的公仆。

具有象征性的是，我上述提到的这些机制，不是采取行动，而是不断形成新的委员会，这些新的委员会拖延决策，并作为推迟的工具在运转，而不是作为跟踪进展的工具在运转。另外，这些机制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产生了一系列冗长并没有结论的报告，从不停止。然后，这些报告的命运是，它们除了被作者阅读以外，不会被任何人阅读。一旦报告出版后，它们就消失在档案的海洋里，从此无人问津。

沃伯格希望，作为欧盟新任主席的罗伊·詹金斯也许可以打破布鲁塞尔官僚的僵局，但这个希望很快（也许在预料之中）就破灭了。

正如我们所见的，沃伯格一生无论对人还是对机制，既爱过也恨过。欧洲一体化曾是他的“初恋”之一。也许最终不可避免的是，他的激情将让位于觉醒。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爱德华·希思担任首相最大的政绩。但加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将英国制造业暴露在不熟悉的竞争环境中。纺织生产厂和汽车制造厂因关税受到保护超过40年。加入共同市场把保护一扫而光，并且显示出欧洲大陆经济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在西欧较早实行自由贸易而实现的。

经济衰退中的成功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项矛盾被牢固地建立起来：那就是作为一家银行，S·G·华宝公司的成功似乎独立于英国经济的失败。1971年1月，S·G·华宝公司成立25周年，这提供了某种适度沾沾自喜的机会。沃伯格在伦敦庆功宴后致信给亨利·格伦菲尔德：

我必须承认你说的是对的，我有理由对25年来S·G·华宝公司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到上周六公司成立25周年了。事实上，我感到，我必须与你在一个完全合伙制的基础上分享这份自豪……重要的是，我从心里对你忠实的友谊、你的鼓励和理解表示感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因为它们从未令我失望过。我完全可以这样形容你：“没有比你更好的同志了”。

即使沃伯格–格伦菲尔德这对组合不断壮大，英国的整体情况也在持续恶化。1969~1972年间的经常账户盈余没有想象得高。代表英国引以为荣的过去，从劳斯莱斯到《泰晤士报》，都处在资不抵债的边缘。保守党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的解决办法是放松信贷管制。1972年6月，英国政府不再对抗货币投机者，而是跟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允许货币浮动。但结果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从1972年夏季的不到6%，猛增至1973年11月的10%以上，这一增长只能部分归咎于“赎罪日战争”之后出现的石油危机（见下一章）。正如战后英国历史上常常见到的那样，一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刺激方案不会产生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失业，反而导致较高的消费者价格、不断上升的加薪要求、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英镑却遭遇不断下跌的压力。从后退到停滞，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其形式是上调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1972年第4季度从6%上调至9%；1973年下半年，再从9%上调至13%——未能遏制通胀。1973年12月，为防止付息银行负债的增加，补充性特别存款（所谓的“紧身衣”）被引入，但这个计划也不太奏效。1972年11月，当希思政府被迫恢复工党限制薪金的政策时，这就为自己宣判了选举失败。等到希思于1974年2月7日宣布大选时，矿工们在进行罢工。保守党的选举口号是“谁在领导英国”，但答案不是希思。

1974年3月，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10号，鉴于上个月无果的大选，希思未能组成执政联盟，沃伯格再次将注意力专向英国的宏观困境。这种困境现在是可怕的。矿工们在闹罢工，整个经济依靠一周工作3日（更不用说北爱尔兰几乎陷入内战），而且英国膨胀的经常账户赤字赶上了阿根廷一个国家的价值。正像沃伯格所说，威尔逊再度执政“时值英国正面临它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不但性质重大，而且波及我们整个社会”。沃伯格一度建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亿~30亿美元的贷款，“以阻止外国债权人使英镑进一步外流，并以超大金额增加英国的外汇储备”。私下里，他也只是稍微地赞扬了新政府：“至少人们能说，威尔逊政府没有希思政府那么糟糕。”当沃伯格在6月初拜会威尔逊时，威尔逊留给他完全不好的感觉，“对于他的同事们、对于反对党、对于工会、对于所有重要的人和事，首相超然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

沃伯格的主要担心是新政府仍在低估通胀的危险。它过去也是如此。当工党再次上台时，零售价格的通胀是8%；到1975年中，该数字超过20%。沃伯格再度回归他的嗜好：筹集硬通货，而且最好是德国马克。要么通过出售政府在英国石油的股份，要么通过公共机构借款，比如国家企业委员会，以及（用威尔逊的话说）“那家新成立的大型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将包含北海的资产”。但到现在，海外对英国公营部门发行的证券已没有多少热情。就商议向投资人在联邦共和国出售英国石油的股票，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持保留态度。1974年，英国钢铁成功发行了350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而下一年英国燃气进行类似的发行几乎失败，原因是瑞士和美国的投资人抱怨，债券给予的收益过低。与此同时，克莱斯勒英国分公司被置于美国母公司的直接控制下，这是为减少损失所做的最后努力。李·亚科卡在出任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后不久，将公司在欧洲的所有分支以1美元的名义价格出售给标致汽车。（沃伯格系代表克莱斯勒为出售资产提供建议——又挣了一笔顾问费。）

到1975年，沃伯格放弃了对英国政府的信心，尤其是对英国工会联盟的信心，他认为这个组织完全失去了对其一般成员的控制。听说罗伊·詹金斯正在工党内部组织一个“新团体，叫‘社会民主同盟’”，沃伯格以提供财务支持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兴趣。1976年3月16日，威尔逊出乎意料地宣布他想辞职的打算——声称自己筋疲力尽，但也许害怕老年痴呆症早发的后果——沃伯格对此没有流露出任何同情。数月内，公营机构的借款要求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威尔逊的继任者、“幸运的吉姆”·卡拉汉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39亿美元。贷款伴随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这些条件预示着一个公共开支被削减和货币政策被定位的新时代的到来。前一年某期《华尔街日报》的标题道出了一切：“再见，大不列颠”。对于伯纳德·凯利而言，他要抚养8个孩子。出身贵族的他渴望拥有多套别墅和精美的艺术品，但对他来说，这真是再见。面对惩罚性税率，他和他的同事吉安卢卡·萨莱纳开始问自己，“我们的职业（‘真是毫无价值，它没有提供任何附加值’）是否能超过我们的寿命，而且我们谈到向哪里移民”。当他听见沃伯格轻率地“解释丹尼斯·希利是一位如何强有力、如何优秀的财政大臣”时，凯利“忍不住争辩道，当希利用严酷的税赋正在摧毁上层和中产阶层时，这样的评价不妥当……一度，我礼貌地说，‘我们将占领日内瓦湖两岸’。”最终，凯利在1976年夏季从沃伯格系辞职，他选择接受了一份在摩纳哥的工作，直到1980年才回到伦敦。

威尔逊时代以失败告终——在12年的时间里，从白热化的技术到被烧成“冷灰”的滞胀。它的失败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宏观层面，英国带有政治性的经济更像是拉丁美洲的经济，而不像欧洲的经济。微观层面，太少的英国企业或制造业曾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合理化。对于沃伯格来说，他比伦敦金融城内的任何人都更愿意支持威尔逊，但结果却令人极为失望——而且对于沃伯格系里的“保守派”来说，不只凯利一个人觉得，这个结果是人们不想看到的。当保守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彻底采取一种更为极端的经济政策时，沃伯格感到某种宽慰就不足为奇了。他对1964~1979年的定论带有诅咒性质：“局势……在战后工党、保守党连续执政下持续恶化。撒切尔继承的烂摊子几乎无法管理……前几届政府鼓励英国寅吃卯粮……这种不计后果的自我放纵路线早就应该进行激进的变革。”

第11章　西方世界的困境

我的观点是，1975年也许较以往任何一年都将是实行“边缘政策”的一段时期……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边缘政策”在近期不会导致剧烈和灾难性的“爆炸”，它反而会中止“爆炸”的发生。但是，一种带有压迫性和有辱人格的紧张气氛将占上风。我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并受到这种气氛相应的影响，那将是目前我们西方世界所能预料的最好结果。无论在哪儿，通过构建和维护所剩不多的理智与体面，去和这些危险的影响进行抗争，这是我们作为个体的义务。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5年1月

大概在1968年，我就预料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目前的国际石油危机将会爆发。是的，这场危机已经酝酿了7年，即使1973年10月中东没有开战，危机到现在也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了……在这种期望下，我担心这次石油危机的后果将很严重，不但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而且，这场危机将导致西方社会进一步堕落。现在它正以一种比我预想的更糟糕的方式发生着，但无论何时，只要存在道德弱点这个基本核心，道德堕落——人类的或者国家的——就有肥沃的土壤。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5年2月

关注以色列事务

正如我们所见的，西格蒙德·沃伯格定期徘徊在“恋爱与失恋”中，这是他秉性中奇怪的一面。沃伯格通常对他招募来的聪明的年轻人有种柏拉图式的怜爱。偶尔也会以这种方式对待哈罗德·威尔逊，而他只是一位政界人物。只有一次，他爱上了一个完整的国家，那就是以色列。

年轻时，沃伯格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像许多在19世纪取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一样，沃伯格对犹太民族建国这个计划小心谨慎，因为这样一个实体的存在，也许会引起犹太人驻在国对本国犹太人的国家效忠度的怀疑。1942年沃伯格宣布，犹太人“不应被民族主义这一最糟糕的现代荒唐‘流行病’所传染”。事实上，当时——在大屠杀大规模爆发前——他竟然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像纳粹一样没有任何道德约束”。他后来回忆说：

对我而言，犹太民族家园计划……是为了给那些犹太人提供一个家，他们想从其他国家移居至此，因为他们在驻在国获得与其他居民同等公民权的机会渺茫。但是，我认为，那些在自己家园享有如此同等公民权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都应该通过献身他们所在国家的方式，坚持并强化这种权利。

20世纪30年代，沃伯格的亲戚们（显著的应是小叔弗里茨）推动了犹太移民从德国迁居巴勒斯坦，虽然沃伯格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作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似乎很少留意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巴勒斯坦半殖民地位委婉的说法）发生的事。他当然认识哈伊姆·魏茨曼和戴维·本–古里安——前者与沃伯格的堂姐罗拉曾有婚外情——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沃伯格对此的反应没有任何记录。两年后，当一位特拉维夫的商人找到沃伯格时，沃伯格简短地说，“在特拉维夫开办某种银行业务”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没说原因。

另一方面，沃伯格在这时当然不会同情阿拉伯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西方列强并未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沃伯格对此感到遗憾。“以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为首的中东的统治者们，借助过量的石油资产，产生了不切实际并且完全不负责任的野心”，沃伯格对此进行谴责。事实上，他逐渐看到，“纵容”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之一。然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继续专注于他对个体难民的慈善事业，他拒绝向犹太联合捐募协会捐款，该机构从美国犹太社区筹集了大量款项，帮助犹太人迁居以色列。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欲安排S·G·华宝公司的一名代表加入英国–以色列投资信托的董事会，但沃伯格拒绝了这一邀请。直到1959年年末以色列建国超过10年以后，沃伯格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才造访以色列。

尽管这次访问只有12天，但他的首次访问却像被闪电击中一般。他告诉他的东道主，“在我去以色列之前，我当然研读了许多有关它的书籍，并对它的发展极为感兴趣。”他继续说：

不过，我所见到的远超过我的想象。鉴于以色列危险的形势，它四周被敌人包围，我以为在那种紧急状态下，我会很自然地感到更多的紧张与狂热，以及更少的节制与平衡。当我想起我在以色列注意到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时，最令人羡慕的一点是那些领导以色列人民的人，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他们处在战争状态，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仍能保持一种完全的放松与平和的心态，没有任何怨恨与做作，他们专注于最高层的长期计划，同时，对于非常棘手的日常紧急事务也给予必要的关心。

沃伯格说，这个年轻的国家让他想起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这是一个第一眼看上去不可能的类比。沃伯格的理由是，普鲁士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与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一定是与现在的以色列领导人相似的，因为前者的信仰与一种哲学态度相连，其中主要的元素是个人自由与强调教育。而后者也有同样坚定的信仰，但理智主义更少，实用方法更多，其中公正、简朴和纪律是基石”。沃伯格特别对参观在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院印象深刻，该研究中心由哈伊姆·魏茨曼在1933年建立，这位卓越的化学家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沃伯格后来与他小叔弗里茨的女儿安娜·沃伯格有一次感人的重逢。当沃伯格的女儿安娜在1962年遇上并嫁给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人士、筹款人德夫·比格恩时 [1] ，家族与以色列的联系被进一步加强。

沃伯格对以色列政治找到新的兴趣，但以色列人主要看中他在金融领域的专业水平。就在他访问后的几个月，以色列开发部的一名代表访问伦敦，就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寻求帮助。最有希望进行这种私有化的企业是死海工厂，该公司于1952年成立，旨在利用死海富含的矿物资源，生产钾碱、溴和盐。该公司决定发售1500万股，联合以色列商业银行，该行的前身是英国–巴勒斯坦银行有限公司（因此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以及N·M·罗斯柴尔德、库恩–洛布、美洲银行和世界银行。对于来自库恩–洛布年轻的乔舒亚·舍曼来说，这项交易第一次让他领略了格雷沙姆街30号做事的方式，不只是“准备招股说明书采用温切斯特式的方法”。在之后的几年里，沃伯格系参与了以色列商业银行自身与以色列贴现银行的股票发行。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些企业就有问题，尤其是死海工厂 [2] 。到1965年秋季，沃伯格担心，公司不稳定的业绩“将对以色列信用状况带来很恶劣的影响”。他还对“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糟糕的局面”感到不安。一年后，他的忧虑是“以色列商业银行过度扩张，其责任对于人数有限的管理层来说过大”。到1967年，他的担心扩展到以色列整体的经济。那年6月，他写道：“以色列现在的问题更带有一个经济特征，而不是军事特征。彻底动员以色列军力仍需继续，其消耗国家财政储备的比例越来越大。”为缓解压力，沃伯格现在提出“组成一个国际银团，向借款国以色列发放贷款，贷款分别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可能还由加拿大、日本及北欧国家提供连带担保……人们也许可以考虑把这项贷款称做‘中东和平贷款’。”讽刺的是，这封信写于“六日战争”爆发前3天。

战争锻造了以色列，而战争的威胁却从未停止。1948年，阿拉伯人拒绝接受“两国”的方案，该方案由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设想出，就在这一决议“降生”的时刻，阿拉伯人与这个新的犹太国开火了。虽然有不少于5个阿拉伯国家袭击了以色列——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但以色列人成功地阻止了它们的进攻，并同时残酷地驱逐了数十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不过，底层的敌对仍在继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游击队从加沙地带发起进攻，加沙地带于1948年被埃及占领。1956年，当以色列加入英国和法国，试图从埃及手里夺回苏伊士运河时，战争再度爆发。但是，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的时间也不长，原因是欧洲人迫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撤兵了。

沃伯格对在中东如何实现和平有自己的想法。1963年，沃伯格希望在德国和以色列成功达成赔款协议的基础上，提出请赫尔曼·艾比斯作为以色列和埃及的调停人——鉴于艾比斯在第三帝国不太英勇的角色，他也许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人选。一年后，沃伯格提出将“建设开发埃及的10年计划”与“另一个10年计划”相结合，通过“在内盖夫创建一个特别区域，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在以色列和其所有邻国之间，设立一个广泛的中立或非军事区”，为阿拉伯难民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只要阿拉伯国家继续渴望武力征服以色列，上述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但纳赛尔笨拙的备战给了以色列一个先发制人的绝佳机会。沃伯格想起了“1938年9月慕尼黑时代，那时，世界冲突正渐渐逼近，一个勇敢的小国受大国列强支配，并被周边残酷和暴力的邻国包围”——但不同的是，这次这个小国却采取了进攻。沃伯格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他愤怒地痛骂政治人物，因为他们在联合国没有诚意的姿态让他重拾对“慕尼黑罪犯们”的记忆。

1967年6月5日，当“六日战争”爆发时，沃伯格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女儿。在整个冲突中，她与丈夫和女婴巴蒂亚一直留在以色列。（敌对状态停止后不久，巴蒂亚被一名外籍女佣送往罗卡美亚，7月初，巴蒂亚的父母与其团聚。）但是，不久后，沃伯格参与到关于这场战争起源的公开辩论中，他义正词严地致信《泰晤士报》回应保守党议员伊恩·吉尔摩的言论，后者暗指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道义上相当：

难道吉尔摩没有意识到，阿拉伯领导人多年来的言辞沉迷于暴力仇恨，并进行大规模谋杀以色列人的政治宣传，而以色列领导人没有一位表达过仇恨或者煽动谋杀？事实上，有很强的证据表明，以色列领导人真诚地愿意在以色列与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达成一种公平和持久的谅解。

联合国应该被称为“伪君子联盟”。戴高乐从北约整合的指挥架构中撤出，破坏了西方军事同盟，它也因此难辞其咎。只有美国人显示出做正确事情的迹象，但他们在军事上越来越深陷越南的泥淖。

沃伯格用同样激动的心情向朋友们宣布，他和伊娃决定将他们的私人开销降到最低，为了“使利用我们全部的资本支持犹太人这项事业变得更加容易”。为了以实际的方式协助“这个勇敢、年轻的以色列”，沃伯格绞尽了脑汁——从建造海水淡化厂到发行一笔1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并在8月花了两天时间飞到耶路撒冷，参加首届旨在提振对以色列经济中商业兴趣的大会。这些努力的成果是一家新的以色列工业开发银行，该行在德意志银行与欧洲主要银行联盟的支持下于1967年年底成立。沃伯格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不遗余力，以至于托尼·本听说，沃伯格“1966年夏天在‘六日战争’期间，亲自负责协调从犹太裔百万富翁手里筹集捐款支持以色列。那段期间，他募集了5000万英镑，其中大约700万英镑来自英国，大约1000万英镑来自德国，余下的款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沃伯格还尽力在伦敦安排阿拉伯与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会谈。同时，他积极投身于一家开创性的以色列科技公司的事务中，该公司名为以色列电脑软件。1968年4月，他在第二届耶路撒冷经济大会上发言，呼吁以色列要专注于经济规划，不仅应发展农业和旅游，而且还应发展化工行业和新兴的电脑行业。他对在大会上新成立的控股公司“以色列公司”表示支持，该公司旨在增加贸易及外国投资，他向英国财政部的哈罗德·利弗施压，要求解除外汇限制，以便英国人可以把钱换成外汇，但未果。

这表明沃伯格高度关心以色列的事务。“就拿总理艾希科尔的办公室负责人、以色列财政部常务负责人和以色列银行的行长来说，当我把他们和他们在英国的同仁相比时，”他致信乔舒亚·舍曼：

在我看来，这几位以色列人比这几位英国人具有更多的活力、洞察力、胆识和坚毅——尽管我提到的这3位以色列人是从230万人中选出的，而相对应的这3位英国人是从5000多万人中选出的。但我以为，这与数字毫无关系，问题是以色列具有年轻的心态，而英国则处于某种衰老的状态。

沃伯格同样对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印象深刻，并向乔治·鲍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保证，达扬“真正理解阿拉伯问题，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他只想把被占领地区（加沙和西岸）抓住不放，从以色列安全的角度，他认为这很有必要。而且，一旦中东恢复真正的和平，他愿意在最可能广泛的基础上消除被占领地区”。

但也有人对这个新成立的可爱国家心存怀疑。保罗·兹格勒非常了解沃伯格，他从不相信西格蒙德皈依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并贬低它是“一种虚伪的解决方案，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适当的。不是我不相信沃伯格的诚意，但这项事业与我所熟识的西格蒙德这个人不搭调——因为它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此番评价是精明的。当以色列政府（未征求沃伯格的意见）授权死海工厂合并为一个新的化工集团时，沃伯格对这个“令人震惊的举动”大为光火。几乎从那一刻起，他爱慕的对象就没有给他争气。当他预订酒店遇到麻烦时，他对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低效、失职和邋遢”极为生气。1968年，他两次出差去耶路撒冷，他感到如此挫败，以至于他拒绝以色列政府邀请他参加“对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整体评估”。同时，以色列公司的管理层做了让沃伯格觉得是“草率的开始”的事情。软件项目“以一种极不令人满意的方式被拖延”，虽然该公司最终证明有可能从加州的电脑计划公司吸引到投资。到1970年，沃伯格对以色列人作为商业伙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提出辞去死海工厂董事一职，理由是他的财务建议被忽视。他痛斥政府未能给予他像英国利兰这样的外国投资者的优待。他提出让以色列公司投资该国在海法的主要炼油厂，这项计划的失败更使他苦恼。一年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以色列公司“以四流的方式”管理其资金是有责任的。该公司参与以色列航运公司“以星”的业务风险很高。最终，1971年9月7日，沃伯格从以色列公司董事会辞职，抗议该公司总经理迈克尔·祖尔 [3] 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后者在上一周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企图罢黜12名董事。尽管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已尽力，但他仍无法劝说沃伯格撤销他的辞职。

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从未对以色列经济置之不理，他接受以色列贸易部长平夏斯·萨皮尔的邀请，于1972年出任以色列英国经济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并为第二年在以色列设立一家投行的项目投入了大量时间。到此时，他访问以色列至少有20次了。但他现在感到更加矛盾，因为“这个社会内部如此不平衡，但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却又是独一无二的”。他抱怨：“以色列经济中很少有可靠和考虑周到的人。”

另一个难题是，就如何实现中东和平，沃伯格与大多数以色列政治人物存在分歧。他在1969年12月写道：“阿以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成立一个扩大的巴勒斯坦，它将包括阿拉伯的部分和以色列的部分，两部分比邻而居。两部分之间的联系，刚开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紧张，但也许逐渐会发展成为一个中东的新瑞士……”后来，这个方案演变成“一个集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联邦”的方案。他和维克托·罗斯柴尔德很难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如此不愿让步。罗斯柴尔德认为，以色列将过多的外汇储备用于进口武警装备，“就像加大拉的猪群一样，正冲向毁灭”。他认为，以色列政府是时候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在1967年11月作出的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从借助“六日战争”取得的占领地区撤军。戈尔达·梅尔这个人“党派战术倾向根深蒂固”，而且她的内阁里多是“平庸之辈”，这使沃伯格不再抱有幻想。他受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 [4] 的感染，戈德曼早在1970年4月，就准备与纳赛尔会晤，并把与纳赛尔的会晤作为改善与阿拉伯邻邦关系的一项更为广泛的计划。戈德曼很快成为沃伯格在中东事务上最密切的顾问，作为回报，戈德曼获得一般性质的投资建议，以及对犹太事务学院和以色列费边协会的捐助。与玛莎百货的董事长马库斯·西夫一样，沃伯格也对伦敦“左倾”的《新中东》杂志不稳定的财务状况及其社论观点颇为感兴趣。

1970年11月，沃伯格访问以色列，这次访问再度点燃他的希望，不只是因为他对席曼·佩雷斯良好的印象，后者是当时负责改善被占领地区住房和基建的部长。但是，仍有理由担心另一场“可怕战争”的爆发，尤其是苏联在阿拉伯国家正增加其影响，这一点在埃及最为显著。沃伯格还担心，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他一开始用的是‘侵略’一词）是出于提高地位和冷酷无情，超过了防御的需要，这将损害以色列的伟大事业，并削弱其社会中的精神力量”。 [5] 大概是为降低苏联插手中东的风险，沃伯格安排苏联科学家格里高力·邦达雷夫斯基（一名被称为“教授”的犹太裔院士）与在苏联出生的阿隆·亚里夫举行会谈，后者在1971年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负责人。1973年2月，当约旦国王侯赛因似乎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及其安全保障权时，沃伯格迅速受到鼓舞。但同年10月6日（犹太人赎罪日），敌对的埃及和叙利亚再次发动沃伯格早就预料的“可怕战争”。就像在1967年，沃伯格首先想到的是她的女儿及外孙女的安全一样。以色列人在西奈和戈兰高地成功发起反击，这让沃伯格感到宽慰，但在以色列没有作出重大让步前，他对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侵略是针对以色列的，而并非由以色列发起。相比他们的敌人，以色列人伤亡的比例更高。他们成功击退敌人，将苏伊士运河东部的一支埃及军队包围，并一路打到与大马士革只有攻击距离的地方。但沃伯格继续主张：“如果以色列在今年和明年放弃‘六日战争’后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并只对它的领土进行很少的修改，那将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在1974年6月的一份和平计划草案中，沃伯格主张为了换取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以色列应提出：

（1）帮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只要能从巴勒斯坦领导人那里，就清除恐怖组织获得满意的承诺。

（2）……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只要在边界的两侧建立不少于16公里的非军事区。

（3）……将耶路撒冷转变成一座自由城，在多国托管制度下进行自治，并且自治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阿拉伯的圣地对阿拉伯人开放，就像犹太人的圣地对犹太人开放一样。

这种方法的前提一直令沃伯格对以色列内部“健康”感到悲观。他私下里承认：

我对以色列的局势越来越担心……不论阿拉伯军力和经济实力带来的危险可能有多大……以色列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即，该国缺乏内部的连贯性。那里当前的局势让我想起魏玛共和国……以色列在过去6年里错过了很多次取得和解的机会，和解显然是出于妥协的性质。并且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以色列也只有太少的人能意识到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

不止一次，沃伯格斥责以色列人屈服于民族主义“这一传染性的精神疾病”。沃伯格在一封写给内厄姆·戈德曼儿子吉多的信里说，“在这个世界上，传染病是由传染性的愚蠢导致的，以色列人的确病入膏肓”。到这时，沃伯格完全拥护戈德曼对“两国方案”的愿景，换句话说，就是在以色列旁边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沃伯格致信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说：“以色列人应经常被告知，正当他们合理地声张他们享有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时，他们也应该承认巴勒斯坦人享有相同的权利，这种承认不但应被心甘情愿地表达出来，而且应带着宽宏大量。”

[1] 如果沃伯格原本希望他的女儿嫁给一位合适的生意伙伴，那么，他一定会失望的。一度，她宣布与印度出生的“阿布”·亚伯拉罕订婚，后者是《观察家报》的漫画家。德夫·比格恩在1911年生于平斯克。他能流利地说14种语言，战争期间，他曾在英国陆军侦查兵部队服役。

[2] 该公司被永远定格在舍曼与彼得·斯皮拉画的《伪圣经》的漫画中，这幅漫画名为“男孩乔舒亚访问以色列人的土地”。

[3] 沃伯格对祖尔的保留态度证明是有根据的。1975年，祖尔因欺诈、贿赂和违约受到指控。根据指控内容，他从以色列公司提款1620万美元，并将钱存入一个在列支敦士登的信用信托，该信托由日内瓦的国际信贷银行行长蒂伯·罗森鲍姆所控制。罗森鲍姆用这笔钱偿还他其他的公司欠下的高额债务，大部分是房地产企业的欠债。国际信贷银行据说还参与了黑手党洗钱，它的垮台对于世界犹太人大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难堪，而罗森鲍姆是大会的司库。大会对于沃伯格的女婿德夫·比格恩来说不只是一个难堪，因为比格恩还陷入了一场有关国际信贷银行的官司之中。

[4] 内厄姆·戈德曼出生在波兰的一个犹太人村落，在德国接受教育。他积极倡导犹太复国主义，纳粹上台后他移居美国。作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长期担任大会主席，戈德曼在德国与以色列就战后赔款协议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从1962年就成为以色列公民，但他从未长期在那里居住。

[5] 沃伯格本应于1973年5月在耶路撒冷经济大会上发表讲话，但他因患流感而被迫取消行程。另一名参会的英国代表在会上读了沃伯格写给大会的信，但有关“提高地位和冷酷无情”那一段被删掉了。沃伯格私下里承认，错过这次活动他并不感到遗憾，他把“大多数由某些政府部门赞助的在以色列举行的会议，视为是一种较差的由人类表演的马戏”。

被威胁的业务

讽刺的是，鉴于西格蒙德·沃伯格愈加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并对阿拉伯国家持和解态度，在犹太人赎罪日战争爆发之际，他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目标。阿拉伯列强也许未能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但它们仍能通过撼动世界经济的方式，施加它们在经济上的影响力。1973年10月15日，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各成员国宣布，对向美国出口的石油采取禁运，以报复战争期间美国向以色列供应军火。（沿着这种路线做些事情的计划是由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于1972年8月想出的。）禁运后来延伸至荷兰，因为一些美国武器是通过荷兰机场运抵以色列的。再加上阿拉伯产油国减产，石油产量下降了25%，这导致石油价格翻了3倍，从战前的每桶4.12美元，涨到1974年6月的每桶12.92美元。其影响是推高西方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加重了长期萧条，并非导致长期萧条的根源。能源危机促使美元储备在石油出口国快速积累，针对这些所谓的石油美元，西方银行有很强的动力去争取，将之作为存款并以贷款的形式使之再循环。这给阿拉伯国家提供了额外的政治砝码。

沃伯格早就清楚，他公开支持以色列也许会影响他的个人安全。1970年，考虑到他被绑架或被卷入一起劫持的风险，他传阅了一份备忘录，澄清了公司的立场：“如果由于任何人质事件，只有通过支付财务或其他性质的赎金，我的性命才能得以保住的话，那么，我将感到耻辱。我坚信，恐惧永远是糟糕的‘顾问’，牺牲生命比对勒索采取容忍的态度要好。”1974年，他的生命并未受到威胁，而是他的公司。沃伯格很快谴责阿拉伯石油禁运是“勒索”，并警告欧洲各国政府，抵制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的诱惑。他尤其谴责英国人和法国人，面对禁运表现得“懦弱”，并且都是“无耻之徒”。他认为，是美国的坚毅才使得禁运在1974年3月结束。沃伯格在伦敦金融城内的某些角落里察觉出类似的胆小，当时，S·G·华宝公司被列入阿拉伯炮制的同情以色列的银行黑名单，如果沃伯格系、N·M·罗斯柴尔德公司、拉扎德富莱勒斯公司出现在承销行中，现金充裕的阿拉伯银行就不会参加欧洲债券的发行。

这直接威胁到沃伯格系的业务，因为被排除在石油–美元的循环外，意味着错失20世纪70年代银行业最大的财源。根据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说法，至少有一家上黑名单的银行选择“不情愿地倒戈并接受现实”，但沃伯格系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用戴维·斯科利的话说是：

有许多次，当我们为认识的一个借款人安排发行债券时，人们会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们不能邀请你们参加承销，因为管理层集团内有来自中东的银行。”我们总会反驳：“我们不明白，我方认为这样做不合理，我方认为你们不应接受这种限制。”

马丁·戈登后来回忆说：“任何承诺抵制我们公司的银行，都将在营业后一个小时内，在其董事长办公桌上接到一封措辞猛烈的抗议信。”戈登去日本出差，向犹豫的客户解释，“中立”是不被接受的选择，如果它意味着从承销银团中排除沃伯格系——欧洲债券市场的奠基者。在接受美国记者凯里·瑞奇访问时，沃伯格自己也给出相似的解释。瑞奇表示，“由于阿拉伯的抵制，您的公司在欧洲市场几乎面临倒闭”（这肯定言过其实了）。“但您要比其他上黑名单的银行更好地对抗抵制。您是如何做到的？”沃伯格答道：

我想我们更顽强。我的意思是，我会给欧洲重要银行里的朋友们打电话说：“我听说你们似乎要屈服于阿拉伯人的‘勒索’。我认为，这对我们极不公平，它本身是错误的。我能把这解释为，你们同情反犹主义吗？别开玩笑了，结果是，我们做承销工作和阿拉伯人一样好。”

瑞奇：换句话说，您亲自斡旋，询问人们为什么抵制您？

沃伯格：我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当然没有犹豫，我用上所有的论据，甚至是一些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论据。

瑞奇：您认为那些疾呼帮助你的人克服抵制了吗？

沃伯格：我不能说完全克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的。

瑞奇：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您上了黑名单，而库恩–洛布没有？

沃伯格：这归结于美国国会与英国外交部的区别。我是指，这不是细微的差别或隐蔽的不同。事实是，美国国会支持美国的企业，而英国外交部没有为英国的企业这么做。

瑞奇：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沃伯格：别无其他。

现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复杂。黑名单从未被阿拉伯人僵化地执行。根据一份报纸的报道，1974年1月，为英国钢铁公司发行的5000万美元欧洲债券，几乎一半的债券由包括沙特人在内的中东投资者购买，尽管S·G·华宝公司牵头承销工作。1975年2月，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同意与沃伯格系、罗斯柴尔德公司一起，为沃尔沃发行的2500万美元欧洲债券进行承销，并为墨西哥政府发行美元债券进行承销。沃伯格很想帮“石油生产国盈余的资金找一个家，这些资金现已积累到如此可怕的规模”。举例而言，1974年5月，他向德国商业银行董事长保罗·利希腾伯格建议，“有关在中东设立可能的据点，我们应该去找卡拉马特·扎王子（前海得拉巴君主的兄弟），这是基于扎王子将由德国商业银行资助”。沃伯格指出，“我们的名字不应被置于前台，其原因显而易见”。一个相关的想法同样涉及卡拉马特·扎王子，那就是“为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欧洲顾问集团，由瑞士银行公司出任董事长一职”。另一种处理这件“微妙事宜”的方法是，通过沃伯格银行在法兰克福的子公司伊菲克恩银行–沃伯格操作，原因是位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抵制办公室，不知何故未将后者列入黑名单。换言之，沃伯格想出各种使公司保持低调的办法，以便保持与中东的商业联系。对于伯纳德·凯利来说，这里有种虚伪的味道。是凯利建议沃伯格系在犹太人赎罪日战争时向以色列捐款10万英镑，这一举动实际是出于他想在争吵后与“叔叔们”和好，而非出于他迄今为止仅有的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但又是凯利首先认识到，如果与“中东这个钱袋”的联系被割断的话，阿拉伯抵制对公司国际业务将构成威胁。当沃伯格起初认为“我们的反应过头了，真正的问题不存在，阿拉伯人真的没有多余的资金”时，凯利对此难以理解。当沃伯格试图将失去瑞典某一客户的授权归咎于凯利的失职，而不是阿拉伯的抵制时，凯利感到很恼火。

然而，当巴黎至洛林的高速公路发行欧洲债券，德国商业银行迫于科威特“朋友们”的压力，将沃伯格系从承销团中剔除时，沃伯格真的发怒了。罗斯柴尔德公司参与为欧洲投资银行发行欧洲债券的承销工作，当德意志银行迫于科威特的压力，要求把在承销团广告上的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拿掉时，沃伯格向赫尔曼·艾比斯提出了抗议。当沃伯格在法国巴黎银行的同事们似乎因同样的问题业务受到影响时，戴维·斯科利措辞强硬的一段话反映了沃伯格对此事的观点：

我们解释了我们完全知晓，并同情法国巴黎银行相对于S·G·华宝公司的窘境。我们支持法国巴黎银行，通过它在阿拉伯世界极佳的关系，获取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曾经和未来将继续努力，在互利的基础上向法国巴黎银行介绍潜在的借款人。但是，发行欧洲美元债券的广告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从承销团名单中删除S·G·华宝公司，远不是名誉或自尊的问题，而将对我们的业务有潜在的影响。众所周知，国际投行市场其竞争的本性有时是赤裸裸的，远比银行家之间随便交换小道消息更重要，存量及潜在客户很可能已经注意到，S·G·华宝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效率正在显著下降，这可以从它缺席承销团名单窥见一斑。

但是，如果因为阿拉伯人施压沃伯格系被排除在外，法国巴黎银行的管理层是不准备退出任何发行工作的。皮埃尔·穆萨这位法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继续担心“法国巴黎银行在中东的业务——目前大概是该银行业务中最赚钱的——因为S·G·华宝公司上了阿拉伯人的黑名单而可能受到威胁”。克兰沃特·本森也以类似的理由，排除黑名单上的银行参与为日本公司丸红株式会社发行200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考虑到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的要求，沃伯格系不得不被排除在为发行一只新欧洲债券成立的承销团之外，当德累斯顿银行的罗尔夫·代尔因此事请求沃伯格“谅解”时，沃伯格答道，他“将以消极的出发点考虑德累斯顿银行针对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作出的任何让步，不管代尔的解释是什么，我感到……德累斯顿银行的态度将受到媒体的批判”。沃伯格向伦敦报告：“我认为，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强硬，即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明白无误地阐明我们的不满。”

媒体的威胁也许是一个幌子，虽然沃伯格系的董事们被授权就抵制问题向记者们介绍情况。沃伯格向戈德曼解释道：“鉴于阿拉伯人在抵制这个问题上获得的负面报道，他们并未从抵制上获得任何好处。如果我们就相关问题想做一些有用的、有建设性的事情，我们在媒体之外做得越多越好。”他的观点在1976年得到了验证，那时，一个为英国电力委员会发行债券的银团“奥利安”想排除沃伯格系和罗斯柴尔德公司，沃伯格私下里向英格兰银行抗议后，这一企图被粉碎。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召见“奥利安”的威廉·冯·格尔西，命令他停止这一做法。当格尔西说为时已晚时，理查森冷冷地说：“我觉得一点儿都不晚”。“奥利安”不得不告诉科威特人取消这项交易，并在委内瑞拉寻找替代性的海外资金，委内瑞拉不反对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这两家公司的参与。但这只是众多失败当中的一次胜利。对于沃伯格系年轻的董事们来说，那段时间惊心动魄，银行的未来似乎岌岌可危。凯利不断提起“我们和阿拉伯人缺乏业务往来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及我们不能将他们的资金转移给我们的客户，或者与他们设计赚钱的交易”。他和其他人最担心“作为一家亲犹太复国主义的银行……阿拉伯世界向我们关闭……可怕的是，我们无计可施”。亨利·格伦菲尔德不露声色的评价——“你必须记住，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不是第一次遇到困难了”——帮助强化了这份决心。马丁·戈登后来回忆说：“当我的心情因失去业务变得低落和沮丧时，西格蒙德安慰我。他说他这一生看过许多更糟糕的事情，我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把我弄得愁眉苦脸的。这让我为之一振。”格伦菲尔德警告凯利，不要用他“太悲观的”观点——“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业务”——使年轻人士气低落。

但是，即使沃伯格试图抗衡上阿拉伯黑名单的影响，他也继续与以色列保持距离。譬如，他减少向“英国与以色列”这个组织，以及魏茨曼学院的财务支持。1977年，显然在沃伯格的怂恿下，迈克尔·戈尔——沃伯格在以色列事务上的得力助手——从以色列公司董事会辞职，沃伯格系与该控股公司10年的联系就此结束。一个月后，“鉴于以色列近期的政治发展”，沃伯格拒绝了魏茨曼学院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同年3月，沃伯格首次遇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双方见面后，沃伯格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8个月后，沃伯格历史性地访问了以色列。像亨利·基辛格一样，沃伯格对萨达特印象深刻：

他在表达观点时体现出一种我所说的非常明显的犹太人的韵律，他的话语和肢体动作也能体现出这种韵律，我尤其对此感触很深。作为一个人，我认为他绝对具有“同情心”。但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我观察到他身上具有一种奇怪的混搭，一边是直来直去和精明，另一边是缺乏对细微之处的感知。

萨达特宣称，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在“六日战争”与犹太人赎罪日战争后起草）的基础上与以色列讲和。这两份决议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区域撤军，并且呼吁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在其战前的边境内存在的权利。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开始时对后一份决议持怀疑态度。但沃伯格希望，如果美国施以足够的压力，以色列人也许会改变立场。沃伯格建议萨达特要有耐心，允许“在必要的教育过程中出现富有成效的暂停，以使阿拉伯和以色列阵营中的许多顽抗者逐渐取得全面进步”。贝京在被占领地区实行扩大以色列人聚居区的政策令沃伯格感到失望，他认为“针对联合国的决议，新政策违反了上届以色列政府作出的承诺”，并体现了“一种疯狂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与人道主义和宽容的教义背道而驰，而犹太教最好的构成要素恰恰包括这两点”。

对沃伯格而言，贝京是“沙文主义……无耻的民族主义和区域扩张主义”的化身。沃伯格对他的评价如此负面（沃伯格同意本–古里安对贝京的看法，本–古里安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希特勒），以至于沃伯格低估了埃及和以色列成功达成协议的概率。相反，沃伯格认为萨达特“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范例在世界历史上脱颖而出，为了实现和平，他有勇气冒最大的风险”——1978年2月，在他们第二次见面后，沃伯格这样对萨达特说。这次会面促使沃伯格致信《泰晤士报》，他劝诫以色列对萨达特的和平方案作出“积极和慷慨”的反应，他还以最有力的言辞谴责在被占领地区聚居的政策：

为一个社会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不能和民族性的机会主义画等号。更多的铁丝网绝不能保证世界的安全。天下太平只能取决于互信这个条件。以色列的每位朋友——包括我在内，一直未曾间断——一定知道，为保护以色列安全提供所有可能方法的紧迫性，这与寻求在领土上获益相反，后者只会增加危险与风险，而不会改善安全。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坚持在合法属于以色列的领土外保留甚至扩大聚居区，这是在这个背景下许多显著例子中的一个。维护和创建类似的聚居区远未增加以色列的安全，它势必将以色列和聚居区的犹太人置于风险之中。这些风险就这样被武断地制造出来，但它们在那些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前瞻的以色列人的眼里毫无意义。

虽然这封信被亲阿拉伯的前保守党大臣安东尼·纳丁爵士赞为“充满勇气和智慧”，但它却令很多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失望。事实上，到这时，沃伯格的立场已如此远离英国犹太人的主流，以至于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真的认为，沃伯格是否“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会谈”。这话是有预见性的。虽然沃伯格鄙视亚西尔·阿拉法特组织的恐怖手段，但在1981年，他确实与巴解组织温和的领导人伊萨姆·沙塔维建立了联系。

沃伯格这么做不是为了使他的公司从阿拉伯黑名单上被剔除。相反，他讨厌贝京和钦佩萨达特都是真心的，而且是深植于他自己的政治世界观里的，他尤其反感“民族主义的病理学”。1978年，当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达成协议并于次年签署和平条约时，沃伯格着实感到诧异（沃伯格尤其对吉米·卡特总统的评价很低，而后者的一项伟大功绩是斡旋了这项协议）。然而，当其他公司因沃伯格公司的业务受阻得益时，他也不是那种坐视不管的人。他对法国巴黎银行的克劳德·冯·凯穆拉里亚 [1] 说：

我们公司上了黑名单——而其他银行则没有，比如高盛、雷曼或者布罗德斯——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这里有必要说明，上述三家纽约投行都是犹太联合募捐协会高级组织的积极会员，它们也是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S·G·华宝公司没有一人表明自己参与过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只是支持一个富裕、非民族主义的以色列家园，并且用我们微薄的力量，试图向有利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力，其结果必须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公平。

沃伯格的确越来越被那些“美国犹太人惹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既做良好的美国人，又支持完全沙文主义的以色列的政策”。正如沃伯格对冯·凯穆拉里亚所说的那样，他事实上接到过“多次去埃及访问萨达特的邀请”，但他认为，“如果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突然现身开罗，那将毫无疑问显得很奇怪”。1979年10月3日，沃伯格主动提出向萨达特提供服务，此举“旨在加强埃及的国际信誉，并帮助埃及拓展与国际银行界和工业界的金融关系”。这项计划由沃伯格与雷曼兄弟和拉扎德富莱勒斯 [2] 共同提出，目的是帮助埃及解决现代住房长期紧缺的问题。

沃伯格本来希望德·凯穆拉里亚能扮演亨利·基辛格的角色，在沃伯格系与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穿梭外交。事实上，如果沃伯格心想事成的话，那么基辛格本人在卸任美国国务卿后，将被招募进公司担任这一角色（但基辛格选择了设立自己的咨询公司）。但是，当双方在1980年夏季达成协议后，双方的关系并未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至少两个月不能与以色列有任何往来”，而且今后与以色列的任何往来将取决于阿拉伯人的批准，只有满足这些条件，阿拉伯人才会把沃伯格系从黑名单中除去。沃伯格将不会就范。他告诉杰弗里·塞利格曼，从一开始：

我们就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从未，而且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支持犹太复国式民族主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与以色列的正常业务往来，以及我们对魏茨曼学院这样的以色列非政治性机构的慈善援助，都要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配，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我想，你我都同意，我们的任何其他态度都将极度有损尊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觉得，就公司派人去以色列处理与以色列的业务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咨询冯·凯穆拉里亚。

就像他与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吉迪恩·拉斐尔保持定期沟通一样，这说明沃伯格对以色列的理想从未完全破灭。当他的“新欢”——拿以色列来说——令他失望时，虽然沃伯格长期以来容易反应过火，但他能原谅大部分在经济和政治上遇到的失望。沃伯格在1967~1980年就以色列记录了三条警句，它们极好地总结了他幻想破灭的轨迹：

纳粹对犹太人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大屠杀，其次便是强迫犹太人使其他一些人无家可归。（1967年7月）

今天，以色列的政策主要基于三项错觉：首先，安全取决于固执己见而非灵活；其次，安全取决于地理上的保障，而不是靠少数几个朋友的支持；再次，安全归根结底取决于不放弃任何事物。（1975年10月）

贝京目前实行的政策理应为以色列提供防卫与安全，但现实中它却受制于人，它将使以色列任由它的敌人摆布，并将帮助那些希望看到以色列毁灭的人达成目的。（1980年8月）

贝京一直是沃伯格在中东讨厌的人，直到沃伯格去世的那一天。在沃伯格写过的最后几封关于这个主题的信中，他在其中一封信里把贝京与伊朗革命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归为一类，说他们“同样邪恶，醉心于权力并且残忍”。相反，正像沃伯格向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莱克说的那样，他自己一直忠于“哈伊姆·魏茨曼与戴维·本–古里安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宣讲和实践的理想”。或许一切对他来说就是如此。30年后，关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未来关系的讨论，仍在用沃伯格熟悉的术语来表达，这令人不可思议。沃伯格相信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他反对在被占领地区聚居，这使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那时被认为是一种激进、亲巴勒斯坦的立场，现在却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1] 20世纪50年代，冯·凯穆拉里亚曾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个人助理。20世纪60年代，他曾为摩纳哥雷尼尔王子工作。

[2] 1975年，这3家公司组成所谓的“三架马车”，就全球各国政府的国际融资需求为它们提供建议。第一个这样的客户是印度尼西亚。其他客户还包括加蓬、冈比亚、斯里兰卡以及土耳其。

解读国际危机

只有把中东冲突置于冷战背景下，才可能理解为什么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交战加速了全球动荡。尽管亨利·基辛格在外交上不知疲倦、机敏过人，但苏联可能从时局中得到了更大的好处。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时代，它始于从越南痛苦的撤兵，终于伊朗革命以灾难收场。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似乎都倒向苏联。但美国的公共事务管理智慧，成功地使苏联在战略上重要的中东地区被边缘化。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从战争转向和平，这几乎是华盛顿一手调停的结果。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引发的挫折——特别是石油禁运——对西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是极强的，但同时使苏联体系被延期执行“死刑”，如果没有一线生机的话。油价急剧上升，不仅在美国，而且也在西欧一些经济体内暴露出严重的经济弱点，英国算是显著的。其政策被大致形容为凯恩斯派，即货币和财政政策被用来维持充分就业（往往被用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而不是实际的萧条），这样的政策导致了通胀压力，而能源危机又使这种压力更剧烈。

像许多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及荷兰诺贝尔奖得主简·丁伯根一样，西格蒙德·沃伯格也认为美国和苏联正在汇合。他在1967年4月写道，“我们今天正经历一场强大的演变——一方是苏联，另一方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以相反方向”，却朝着同一目的地前进：

这也就是说，苏联从社会主义向重商主义体制发展，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也向重商主义体制转变。我故意使用“重商主义”这个词，它是从18世纪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有趣的是，正在成形的新重商主义在两种情况下都相似……它涵盖三种元素：第一，政府实行综合计划；第二，政府对生产力部分所有；第三，私人对生产力部分所有。

与此同时，沃伯格发觉自己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越来越近，后者经过漫长、艰苦的“拼杀”，终于在1968年入主白宫。他给沃伯格的印象总是“平庸”。沃伯格认为尼克松的当选“在意料之中，虽然是令人不悦的震惊”。1969年2月，当他们在伦敦初次见面时，两人之间很少有那种自然的默契。但到1970年，沃伯格不得不承认，这位总统“有强大的勇气和惊人的能量”。15个月后，沃伯格在为尼克松的“勇敢”和“领导力”辩护。到1972年9月，尼克松对于沃伯格来说是“继杜鲁门之后……这个世纪迄今为止最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像杜鲁门一样，兼有常识和胆量，虽然他并不是那样出类拔萃”。沃伯格认为，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与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绥靖政策相反，后者导致希特勒发动战争并导致希特勒的暴行”：

现在，国际上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攻击尼克松及其越南政策，我对此略知一二。但是，正如我们从历史经验——即使追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的雅典时代——得知的那样，某些顽固不化的知识分子厌恶直截了当的现实主义和常识，但却喜欢沉迷于……异想天开。

对于沃伯格来说，“水门”丑闻只是代表了“对白宫底层人员实际不当行为的普遍反感”。它是“通常歇斯底里的一种症状……在我们这个媒体行为过度的时代，这种症状比霍乱或水痘更具传染性”。毋庸讳言，这种观点与另一位从纳粹德国流亡的犹太难民如此契合，后者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甚至比沃伯格在英国的更出色。沃伯格极为敬重亨利·基辛格，即使在后者卸任美国国务卿之前，他就被考虑作为S·G·华宝公司未来董事可能的人选。基辛格给沃伯格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今天我们西方世界最大的希望”。

削弱这种希望的，是沃伯格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悲观情绪。西方经济的困难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滞胀。这个词是由保守党议员、《观察者》杂志的编辑伊恩·麦克劳德早在1965年提出的。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年增长率在1975年8月达到27%的顶点，这是整个20世纪英国经历的最糟糕的通胀。20世纪70年代这10年，英国的平均通胀率不到13%，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大致相同。美国表现得更好，平均通胀率刚刚超过7%。但更严峻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20世纪70年代这10年，美国经历了两次萧条：一次是从1969年12月~1970年11月；另一次是从1973年11月~1975年3月。平均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比60年代的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6%，而从1960~1969年该数字是4.6%。美国失业率从1973年10月的4.6%蹿升至1975年5月的9%。就金融市场而言，滞胀引发了双重麻烦。随着公司利润受到挤压，股票回报率变成负值。随着通胀高企，债券也不能提供保障。1970~1979年间，英国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在考虑通胀因素后为–1.4%；债券的收益是–4.4%。通胀调整后，《金融时报》精算全股指——伦敦覆盖面最广的指数——1972~1974年间下跌了74%。直到1979年，该股指指数仍是1972年水平的43%。

沃伯格对这场“风暴”没有比大街上的普通人准备得好到哪儿去。1966年，他向记者约瑟夫·韦克斯伯格表达了他对通胀的恐惧：

他确信，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在贬值。他神往地谈到在雅典实行的明智的《梭伦法》，该法规定，所有70年内未偿还的债务必须勾销。借债方需支付利息，但……他们今天偿还的钱，其价值永远在缩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沃伯格曾有过“痛苦的经历”，当时债券持有人几乎血本无归，而没有抛售的股票持有人最终“解套”，这些都形成了他基本的投资哲学。

但是，那套“哲学”在现实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沃伯格对华尔街和金融城都将遇到“进一步重挫”的预期是正确的，但他于1970年8月给内厄姆·戈德曼的理财建议却非常不充分。沃伯格建议他“一半投资股票，一半投资固定收益”，其中后者保证有“真实、值钱的收入……再加上能提供最大的安全”。如果戈德曼全部投资股票，他的收益会更好，如果全部购买黄金，仍会更好。即使像沃伯格那样有反应快速的头脑，但他对未来的预期比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环境中适应得更慢。亨利·格伦菲尔德多年后承认，他也被通胀搞得完全措手不及，他和沃伯格也不能保护他们的银行免遭“劫难”。直到1974年6月，沃伯格才看到市场对一种新的指数挂钩型债券的需求，该债券可为投资者抵抗通胀——沃伯格即刻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一想法。该产品终于在1981年被采纳，自此在大西洋两岸成为一种成熟的投资形式。与此同时，通胀和货币贬值大大削弱了英国的投资银行，（正如《经济学人》所说的）这使它们沦为“国际银行界有教养的穷人”。譬如，希尔·塞缪尔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从1973~1977年下降了近1/2。1969年，伯纳德·凯利的总收入包括他在多家公司任董事的劳务费以及额外的养老金支付，共计2.1万英镑，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约合64.4万英镑。但到1975年，他名义上更高的收入为3.5万英镑，以购买力衡量，却缩水了超过1/3：用今天的英镑价值计算，约合40.5万英镑。

对于沃伯格来说，早在1968年事态就很明显，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制定的固定汇率体系注定失败。不像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艾夫，沃伯格排除回归金本位的可能，并指出它可能“产生几乎和我们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条件”。但是，“通过一家由主要工业强国支持的世界银行进行国际认证”，沃伯格对这个想法也持怀疑态度，这一体系在没有一个基于全球联邦制的政府下不可能奏效，全球联邦制由丘吉尔的文学代理人、匈牙利作家兼出版人埃默里·里夫斯提出，后者是埃里克·科纳的朋友。那样的话，就只剩下了美元。沃伯格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向越南和其他热点地区）输出和单方转移产生的问题没抱幻想。法国对“美元泛滥”不满已不是秘密。泛滥的结果导致德国马克有升值压力，这也不是秘密，它迫使德国政府在1969年接受10%的升值，并使马克在1971年自由兑换。但沃伯格同意纳特·塞缪尔斯的观点，“充斥世界的美元……现在已构成国际市场的主要资源”。欧洲债券市场的成功显示了，“所有国家的公司经理们只从字面上理解货币兑换和世界金融愈加一体化，但当它们的影响变得明显时，中央银行的行长们和财政部长们有时都吓得发抖”。这个情况是千真万确的。尽管货币币值不稳定、股市暴跌，但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发挥作用。不过，投资人偏好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这也推高了短期欧洲美元的利率。1970年9月，沃伯格致信让·弗斯滕伯格说：“我预计我们西方世界的困境将在我们触及萧条底部之前，从劣势转变为更糟，而这次萧条就始于1970年。”

沃伯格带着些许不耐烦注视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漫长、持久的消亡。他“对那些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反常的金色幻想”不屑一顾，并敦促美国尽早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他主张，“黄金情结是众多迷信的一种，这些迷信是思想里极具传染性的疾病”。他留给支持回到战前方式的人的另一项口诛是“黄金梦游症”。他对法国人企图通过“采用黄金”破坏美元的至高地位气愤不已。所以，1971年8月15日，当尼克松终于终止美元与黄金（残留和有限）的可兑换性时，沃伯格举双手赞成。他不相信一种短期的妥协安排，这种安排允许货币在其布雷顿森林的固定汇率基础上上下浮动2.25%。然而，沃伯格对“货币混乱”的发作感到失望，从1973年2月他的反应是持有“尽可能多的瑞士法郎或德国马克”——他在瑞士的居所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它使沃伯格脱离英国外汇的监控。20世纪70年代早期，货币的“再次大洗牌”的确比沃伯格预想的更加混乱。除了两个主要货币——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相对于美元贬值外，以德国马克和瑞郎为首的其他货币较美元均显著走强。币值在欧洲境内的变动是剧烈的：以德国马克计算，英镑从1969年1英镑兑4德国马克，跌至1英镑兑1.72德国马克，对于英国消费者而言，德国进口成本上涨了1倍还多。黄金价格从1970年7月的每盎司不到36美元暴涨了20倍，达到1980年1月的高峰——每盎司850美元。但1975年北海出产石油后，英镑兑美元实际上升值。不过，石油危机却帮了倒忙，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陷于绝望的工业家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英镑走强。

沃伯格认为，问题在于“所谓的货币专家……有意或无意地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应同时具有有利的贸易和支付平衡”。与更接近现在的时代相比，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贸易赤字在规模上似乎微不足道，20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流出也是如此。70年代中，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美国海外净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0.9%上升至1976年的2.8%。沃伯格理解，如此的不平衡是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越发一体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但那时的经济政策旨在捞取短期的政治好处，而不是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沃伯格低估了这类经济政策破坏性的后果。1973年11月，他坚持认为，“美元长期看应该是西方世界最强的货币”，但这与在华盛顿、法兰克福、苏黎世和东京的央行的政策出发点截然不同。重要的是，早在1974年5月，他就开始主张在货币体系中恢复“尽可能广泛的”固定数量成员。1977年年底，他抱怨“浮动货币波动性太大、随意性太强”。“需要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包括固定数量的成员，来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沃伯格描绘的方案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成为一种中央银行家的中央银行，这将排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到现在他渐渐相信，因为“美元疲软的基本原因是贸易赤字，尤其是石油进口水平仍未修正……所以，美元不能再扮演储备货币的角色，现在美国是一个债务大国”。这一分析在之后的30年里，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美元和油价一样上下波动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同。但是，我们距离采取沃伯格提出的激进措施还相差甚远。

与以色列一样，1973年的危机目睹了沃伯格对欧洲的“爱”变成了醒悟。在他看来，欧洲人不感激美国应该感到内疚。1971年5月，沃伯格半认真地在午餐时向塞西尔·金建议，现在欧洲人难道不应该对美国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帮助他们摆脱海外援助和越南战争造成的麻烦吗”？美国应该停止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在经济事务上采取的纵容政策”，并提醒那些抱怨“美国在欧洲投资过度”的人，“过去20年奠定欧洲繁荣的一个主要辅助因素正是这些大额的投资”。1973年2月，沃伯格在会见美国商务部部长彼得·彼得森后说：

美国人必须以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全体自由世界的利益，就国际经济措施承担领导角色，但并不指望欧洲各国和日本的一致响应……我确信大多数欧洲国家……将承认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只要这种领导力……以以下两点为前提：第一，美元实际上是唯一真正的国际货币；第二，美国要么与那些接受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国家进行多极化合作，要么否则单独行动，不考虑那些所谓的贸易伙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成为欧洲和日本的“钱包”。

欧洲的领导人，尤其是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慕尼黑派，他们甚至比张伯伦和达拉第还糟糕”，这一评价是沃伯格晚年言过其实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正失去“为理想而战的意志”。沃伯格唯一（最终有据可依）的安慰是，“不管西方自我毁灭的倾向有多大，最后，苏联人自我毁灭的倾向甚至将更大”。沃伯格正确地指出，苏联在1979年年底入侵阿富汗是一个转折点，不只是因为它将帮助美国人“消除越南情结”，并且使美国人“最终准备以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朝某些重要方向采取行动……而不再为此感到耻辱”。

沃伯格一次又一次地对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生的国际危机的解读，都是正确的。他清楚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混乱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沃伯格辨认出，这个波动的新世界里不受监管的资本流动将使美国及其盟友最终受益，受益程度将超过东方阵营。但是，把沃伯格描绘成一位圣人也是有问题的。在他所有的误判里，也许偏颇最大的是他对伊朗国王的评价，沃伯格反复将伊朗国王与基辛格列为世界级领袖，他认为两人“完全不平庸”。沃伯格确信，伊朗是有最好未来的中东国家，虽然抱怀疑态度的亨利·格伦菲尔德劝说他不要在中东开设永久办公室，因为住酒店房间更容易在情急之下离开。伊朗国王被赶下台、伊斯兰伊朗共和国成立，这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美国在吉米·卡特总统任内未曾恢复元气。“困境”是一个让人把它与卡特联系起来的词，虽然卡特在他1979年7月15日以悲观著称的演讲中没有使用这个词，此时距推翻伊朗国王和伊朗人质危机开始已有5个月。相反，卡特谈到“一种信任危机……它击中了我们国家意志的心脏和心灵，以及精神……并威胁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沃伯格看来，这场危机再清晰不过了，它延伸到美国以外，并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

参与日本金融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也有失误，但他是全球化的预言家。早在1969年他就认为：“今天的工业制度要求五大洲的人口进行交流，其目标是商品和服务在没有人为障碍下自由流动。简而言之，现代工业制度是一种全能、深层、包罗万象的力量，其基本特征就是普遍主义……”但现实中，让他的公司参与日后被称为“新兴市场”地区的投资，沃伯格总是非常谨慎。他带着不变的怀疑看待拉丁美洲，这种怀疑出于反复发生的违约和贬值。1972年，他对“齐奥塞斯库总统明确想通过我们这个中介与西方工业建立联系”的反应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到1974年，东欧国家还争相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但沃伯格仍保持审慎的态度，他（理所当然地）害怕借款国也许在它们的债务上违约。沃伯格不像其他银行家，他从未无视“苏联阵营中的明显差异，即一方面是过度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整个集团中在经济上令人担忧的弱点”。正如沃伯格后来所说，他的公司“除了在英国以外，更不断努力专注于欧洲大陆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公司不希望变得僵硬，我们试图不参与当地的金融工具”。换言之，全球化基本上意味着英国、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体化。这项规则唯一的例外是日本，而日本也许是沃伯格晚年最令他开心的“爱慕”对象。

事实上，沃伯格参与日本金融已有很长的传统，那可以追溯至M·M·沃伯格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时代，这两家公司大约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在境外发行债券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传统在1962年10月得到了恢复，当时，沃伯格偕妻子加入施罗德公司的亚历山大·胡德爵士，以及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连同其他银行的代表 [1] ，作为伦敦金融城代表团的一部分，应野村证券董事长奥村纲雄的邀请访问日本。重要的是，约翰·希夫代表鼎盛时期的华尔街在两年前就访问了日本。正像沃伯格所说，英国人此行的目的是“了解……日美金融关系不至于完全遮盖英国与日本之间可能做成的事情”，虽然英国资本出口的限制显然制约了沃伯格及其同事向他们的接待方所能提供的服务。访问期间，沃伯格拜会了6位不同的日本内阁成员，他对首相池田勇人，以及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工业大臣、后来的首相宫泽喜一给予了最热情的评价（前者“明显主张全面的‘国家干预’”，后者不但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极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这种称赞的确来自沃伯格）。但沃伯格在日本结下的唯一真正的友谊是和剑桥毕业的白洲次郎，后者是吉田茂首相的幕僚，也是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在《宪法》问题上的主要谈判专家。在白洲的点拨下，沃伯格很快掌握了日本经济运转的独特方式，也就是日本银行扮演“政府经济规划政策的中央执行单位”，而各商业银行“差不多像各个部门或各个分支机构”。商业银行家们给沃伯格的印象是“他们极为热衷于获取外国贷款，很少有例外，而且他们过于乐观，脑子里想的是日本经济活动无限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的，大多数证券经纪人似乎“对他们谈论投资的方式不负责任，他们只想着拿到买入指令，并且……只受到日常参与市场的影响”。

另一方面，普通日本工人的勤劳与节俭势必对沃伯格有吸引力。他们辛苦地工作，他们守时，他们节约，而且“在吃喝上极度自律，对于住房条件和居住在一起的方式，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卫生标准高于欧洲。可以肯定的是，接待方不情愿吐露心声，沃伯格对此不适应，他注意到日本缺少“一种欧洲或美国意义上的民主氛围”。日本经济规划体系意味着过多的权力“集中在由官僚组成的巨大金字塔微小的顶部”。严格的《劳动法》也使工业企业裁员很难。但比起“巨大的工业机会”，这些只能算很小的顾虑，日本“处在一个极好的时机，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每个阶层普遍具有的高标准教育；通过年轻人和成年人对改善自身知识与技能展现出的令人称奇的兴趣”。日本人的许多特点当然与他们战时的盟友德国人相近，但沃伯格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日本人具有“一种品质，并且已经到达惊人的程度，德国人很少有这种品质，那就是谦虚”。沃伯格返回后，真正有和日本做生意的欲望，尤其是与东京银行、日本工业银行、野村证券及大和证券合作。他告诉自己的小叔弗里茨，东京就像是“20年代的柏林与今天的底特律的混搭”。

之后的几年，沃伯格培养了他在日本的新关系网，他宴请来伦敦访问的奥村，并雇用了白洲的儿子。作为回报，白洲以“沃伯格系在东京的某种非正式顾问”的角色，宴请从格雷沙姆街30号到访的客人们——由伊恩·弗雷泽和彼得·斯皮拉率队——并确保他们与恰当的日本企业会面。首单重大的日本交易发生在1963年，那是向东京市政府提供贷款。一年后，沃伯格系与野村证券合作，为纺织企业东洋丽阳（后来的东丽）安排可转换美元贷款。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复杂，因为沃伯格系要与华尔街公司——先是狄龙里德，后是库恩–洛布——在日本展开阵地战，这些华尔街公司视自己在某类日本业务上有优先权。但美国政府越发努力限制美国的海外投资，这给沃伯格一个推介欧洲债券市场优势的机会，该市场可作为日本未来的一个融资来源。（斯皮拉指出）唯一的掣肘是公司有太少的高级经理关注日本市场，然而在日本，“成熟是特别重要的”。相反，沃伯格本人强烈地认为“一年2~3次的访问刚刚好”。他似乎担心，情况熟了可能会导致轻视。白洲表示同意，他告诉克里斯托弗·珀维斯：

关于他与西格蒙德之间的关系，最令人好奇的是，从他们1962年见面到西格蒙德于1982年去世这20年间，他们极少有书信往来，而且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伦敦，他们会晤的时间合计只有几个小时，但次郎……却把西格蒙德视为自己的挚友之一。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沃伯格本人到1970年对亚洲这片神奇的土地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降温。事实上，他听起来几乎对日本经济非凡的力量感到害怕。他告诉乔舒亚·舍曼：“我的预测是，从现在起20年后，一旦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汲取了任何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优势，我们的地球将可能被中国和日本的联盟所主导。”日本的崛起是西方困境的对立面。日本与中国将“在21世纪末联合起来”，这似乎不可避免。沃伯格沉思道：“我只希望，等到它们主宰世界时，它们能比现在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文明。”沃伯格拒绝了白洲让他在东京市中心投资一处办公楼的建议，部分是出于上述这些原因，部分是出于他习惯性地厌恶风险。对于他的公司来说幸运的是，他年轻的同事不受这些不祥预感的束缚。尤其是马丁·戈登和安德鲁·史密斯，他们在开发和拓展S·G·华宝公司与日本企业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还包括马丁·爱德逊，他负责管理沃伯格系在东京的常设办公室，该办公室建于20世纪70年代。到这时，东京银行已把S·G·华宝公司视为其在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事实上，在整个日本，沃伯格系的名字现在的排名要好于一些在日本扎根更久的英国投行的名字。

马丁·戈登回忆说，某些日本的道德观念符合格雷沙姆街做事的方式：

其他公司有时抱怨日本财务省干涉得过多，但对于我们来说，与财务省合作是第二天性。确保我们在日本开展的任何业务遵从社会精神，不只是遵从法律条文和普遍的指导原则，这也成为第二天性。我们（书面的）内部通函，相比日本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为我们在日本赢得尊重。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西格蒙德相信良好的举止和礼仪，以及最为得体的亲自沟通。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良好举止是一种艺术，甚至是一场游戏——但却是一场认真的游戏——西格蒙德以身作则在日本同行界赢得极大的赞赏。因此，我们这些参与日本业务的同事，把它认为是一种嗜好而不是负担。与日本人互动总是令人愉悦，不过，我们需要极度小心，绝不在日本人眼里看上去愚钝、粗俗或无礼。事实上，我们从在日本做生意学到的东西可以被有效地运用在所有其他的社会中。

当日本政府在1978年授予沃伯格瑞宝大勋章 [2] 时——他亲自去东京接受这项荣誉——这使双方15年的持续交往达到了完美。除了有慷慨的款待外 [3] ，不用说还有众多可以安排的新交易机会，这是沃伯格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日本。与1962年他的担心相反，这次访问使他再次确信，日本人还没有被“欧美社会的工业制度，以及欧美社会过度强调自我放纵的消费者经济所吓倒、所影响”：“相反，我觉得现在观察到的非常有趣，近年来，在许多日本团体中，除了广泛的经济成就以外，老式、简单和有尊严的传统也出现复兴，这些传统不仅形成于表面，而且承诺演变出一个基于更高精神标准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些日本人是像他一样的苦行者。

沃伯格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使他容易相信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那就是“增长有其限”，这些真实的限制最终将不可逾越（1972年，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报告，题目就叫“增长有其限”）。1972年4月，沃伯格写道：“经济和技术增长不能是无穷动的。”相信它们会永远增长下去，就会掉进“增加精神病”的陷阱。对于沃伯格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事实上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首先，它将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体中产生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包括破产狂潮或类似的金融困境，但它也将导致早应发生的整肃，经过在许多错误方向上的过度扩张后，人们会有更清醒的态度，以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发展并表达自己。这将是一个缓慢的演化，但我认为，近年来使我们遭殃的不利环境过去后，更加健全的境况也许即将到来。

“我们西方世界对增长的情结”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经济领域——相对于解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所有自然科学的法则——树木是可以长到天上去的”。在沃伯格看来，这种情结是“货币领域飞速增长的通胀，以及我们道德、智力和审美标准下降所造成的”。

但沃伯格也明白，较低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失业相连。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比平时更异端。对他来说，“财政措施也好，货币措施也罢，以至于任何其他经济措施，都不能满意地解决通胀和失业这对孪生问题”。问题就在于“人力劳动过时了”：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当今工业发展阶段，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我们面临一种两难，即，我们越改进工业机械化水平，创造出的失业人数就越多。用通胀打击失业，只会有短期的效果，接下来是期限更久、规模加剧的危机。不断增加使用工业技术，节省了劳动力，失业因此也上升，这几乎是一项朝着更多工业化失业的自动进程……

这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其中的困难，由于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些困难已被大大降低。而是因为“领取失业救济在社会上通常被视为是一种耻辱，从人类尊严的角度，正像许多被认为低下的职能——与家政或与公共清洁有关的体力劳动，它们只是众多所谓‘丢脸职业’中的两个例子——同样被社会歧视所困扰”。唯一的答案是让西方社会：

找到一个新方向和一种新的劳动分工，那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必须由征募的劳工完成。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做这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许多工种将不得不被分派，比如一周3天，或者一年5个月。另外，社会将不得不创造或延伸出众多额外的边缘职业，比如园艺，或利用闲暇时间，或陪护老人和病人这样的工作。类似的边缘职业也许不带报酬，或者只有相对很少的奖励。

1977年沃伯格回忆说：“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将效仿古埃及人，他们通过修建金字塔，让人有事做。这无论如何比疯狂的武器扩充更健康、破坏性更少。”毫无疑问，金字塔比更多的核弹头要好。不过，这句话带讽刺意味的是，到这时沃伯格自己陷入了建造一座金融金字塔的任务里去。这项任务费力而且最终极度令人沮丧，S·G·华宝公司原本可以站在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上。

[1] 其他代表来自巴林兄弟、M·塞缪尔公司、威斯敏斯特银行、汇丰银行、帕默瑞戈登公司，以及苏格兰联合投资人。代表团出访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准许。

[2] 这一嘉奖在地位上低于旭日章，并经常向与日本友好的外国人授予。然而，沃伯格获得的是一等勋章，这可是官方尊重的标志，因为该奖章共有8等。另一位获奖者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3] 在一次宴请上，出席的有日本银行行长、日本所有主要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总裁。

第12章　昂贵的教训

我的感觉是，过去几年我们的动力有点松懈，我们的风格有些退步。这可以归咎于各种委员会的扩散，平庸被过度容忍，以及做事倾向于急速而不是保持平稳、流线的节奏。我再次责备我自己，我没有以更果断的方式退休……像我这样的老人，如果别人不欢迎了，就不应再久留；对别人没用了，就不应再赖着。他曾经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重要的是，他必须小心，不要给后来的人添麻烦。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7年12月

紧张的父子关系

身为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儿子不容易。1963年，即使35岁的乔治·沃伯格辞去S·G·华宝公司的董事后，他仍活在他强势、苛刻的父亲的阴影中。1970年，他决心走出阴影。他和朋友迈洛·克里普斯 [1] ——前工党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侄子——合伙，组建了C·W·资本有限公司——公司名字用缩写，毫无疑问是为了避免在使用神圣的家族姓氏上与他父亲产生冲突，虽然（克里普斯开玩笑地说）“C·W·资本”也不太可能获选。乔治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他要把公司打造成一家投资银行，公司“主要活跃于财务顾问和投资管理领域”，但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C·W公司普通股本金为50万英镑，有13名雇员，没有得到S·G·华宝公司的支持。其主要投资者反而是尊贵的威廉斯和格林银行。父亲沃伯格自然要留意儿子沃伯格，他对新公司与新英格兰商人国民银行建立的代理关系表达了谨慎的兴趣。处理与S·G·华宝公司的业务往来被授权给一名年轻的美国人。他随即向老沃伯格系申请了25万英镑的短期贷款额度。来自格雷沙姆街30号的反馈是冷淡的。虽然“西格蒙德爵士当然希望……发展与C·W·资本的关系”，但这样的贷款上限是10万英镑，“直到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其贷款性质后”。到1972年3月，理想的了解程度已经取得。随着新公司资产已接近900万英镑，老沃伯格高兴地承认C·W公司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1973年1月，他同意了新公司致命的更名：从C·W改为克里普斯·沃伯格。不久，老沃伯格系以部分可转换无抵押债券的形式投资22.5万英镑（相当于，如果债券被转换，约占公司2.5%的股份）。有了家族姓氏、家族公司的支持，克里普斯·沃伯格实现了跳跃式的增长。到1973年3月，其总资产翻了超过4倍，达到3700万英镑。这似乎是一个父子间摒弃“前嫌”并开始一段和谐新纪元的绝佳机会：

英语谚语“结果好一切都好”，也许听上去更像陈词滥调（西格蒙德这样写给儿子）。然而，在有关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上，它还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句话绝对可以被用在近期你我之间发生的事上。

你和我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进多年后，当得知我们各自走的两条道——虽然恰当地保持独立，以便公平对待双方的个人实力和自主权——现在在某种非常好的意义上终于平行时，我感到双倍的满足和高兴。这种平行是基于对彼此深厚的友谊和尊重，并且朝着相似的目标、按照相近的标准前行。

但是，这种和解短暂得令人痛苦。

克里普斯·沃伯格更名的那天，正好赶上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大一次银行业危机的前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次贷危机”与它很相似。这场危机的起源是1971年保守党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放松信贷管制，此举结束了伦敦清算银行同业联盟制定的存款和贷款的固定利率，并引入了一项新的储备资产比率规则，这项规则要求各银行只需将12.5%的负债放入储备资产中。其无意识的结果是爆炸性的。银行贷款暴增，1973年一年就增长了33%。这项规则连同石油危机解释了英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更戏剧性的是房价的上升，随着银行监管松绑、直接税收减少，这一传统资产出现泡沫。现有房屋的价格在1972年年末触顶，房价年增长率超过40%。平均而言，英国房屋价格在短短4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同时，股票市场也出现繁荣。《金融时报》股票价格指数在14个月里从1971年3月的低点，上涨了2/3。货币紧缩未能抑制通货膨胀，但它成功地把房屋价格通胀压缩到个位数。所有这些后果中最不想发生的是股市崩盘。到1974年年底，《金融时报》全股指从顶点，暴跌了69%。剔除通胀因素，损失甚至更大——真的可以和美国投资者在大萧条时遭受的损失相比。对于在繁荣的巴伯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兴银行来说，其影响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向房地产开发商最积极放贷的银行。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动用资金挽救大约30家银行，其中最著名的是斯莱特沃克（该行在1964年，由企业恶意并购人吉姆·斯莱特和保守党议员彼得·沃克创立）。另外还有30家银行需要紧急援助。在这一背景下，克里普斯·沃伯格的覆灭就好理解了。

父子关系紧张首先出现在1973年年初，当时，乔治·沃伯格向亨利·格伦菲尔德抱怨，在一项本应由两家公司合作完成的交易中，亨利表现出“不愿响应的态度”。在西格蒙德脑中，这一合作证明了笔相家西奥多拉·德赖弗斯较早前的警告，“每当我儿子的反应让我高兴时，我几周后总要面临失望，完全因为他那神经质的天性。”不过，真正的失望还在后面。1974年7月19日，克里普斯和乔治拜访了戴维·斯科利，并向他坦白了他们“通过向各类房地产项目作出大量融资的承诺，使自身陷于糟糕的处境”。更准确地说，他们因向小的地产公司放贷，积累了大量坏债，他们的资本金几乎被耗尽。贷款给地产公司这个商业战略是受克里普斯启发的，他天真地以为，“在我们这个通胀猛增的时代，比其他任何商业领域更值得深入关注和参与的就是房地产”。老沃伯格强压怒火。他儿子和儿子的合作伙伴们犯了“异想天开”的重罪。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本应该“在更早的阶段”承认这些错误。这家带“沃伯格”的名字并处于困境的公司“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影响”。投入更多的钱是不可能了，那是威廉斯和格林银行以及其他创始股东的责任。他能建议的就是，“我们也许能在合适的商业基础上，用特别的额度援助他们”。该公司为什么会出现困难，即使现在提供的解释也被“邋遢”和“含糊”所殃及。把克里普斯·沃伯格视为“与我们联系密切”完全是“错误的”，老沃伯格反驳道。他儿子绝望的忏悔——“他完全、无情地责备自己”——都没有改变老沃伯格的主意，也没有改变他相信迈洛·克里普斯是唯一元凶 [2] 的看法。他愿意提供建议，但不会往里扔钱。

S·G·华宝拒绝向克里普斯·沃伯格注资，这使后者的灭亡成为必然。1975年春，该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损失超过400万英镑。尽管戴维·斯科利和乔治·布伦登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后者是英格兰银行银行监管部的负责人，但小沃伯格还是被彻底击垮。他写信给父亲说：“你总是对的，戴维·斯科利人很好，而且对我帮助很大。他和缓但执著地试图让我振作起来。”两年后，老沃伯格再度提出让乔治回到格雷沙姆街30号。但当他儿子建议斯科利也许可以扮演“一个中年和顺从的中间人，穿梭在老少两代人之间”时，他父亲的反应首先是冷漠的安静，然后是，像痛苦的乔治形容的那样，“连珠炮似的断言……我完全在错误的轨道上（‘我儿子有如此情结’）”。正像这位年轻人感叹的那样，这确实有点像一出“希腊悲剧”。

西格蒙德·沃伯格有许多杰出的品质，但无条件的父爱不是他的强项——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正如他曾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解释的那样，歌德的“选择性亲和”比家庭纽带对他更重要。罗斯柴尔德——他与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亲戚的关系远没有那么轻松——无疑能明白。乔治·沃伯格偕妻子埃莉远赴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市，并在那里找到了幸福。他效力于一所新英格兰不起眼的地区银行——殖民银行，并抚养三个儿子。即使他和父亲相隔这么远，他们的关系仍充满不愉快。只是一通没有接到的电话，可能又会招致一轮来自父亲的指责和儿子的悔恨。

[1] 迈洛·克里普斯，第4代帕穆尔男爵（1929~2008年），是罗马天主教徒，先后在安培尔佛斯学院、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早期在某种程度上折衷的职业生涯，因酗酒而留下污点。（他曾擅自闯进他母亲举办的一次宴会，以玩橄榄球的架势擒抱撂倒了一位主宾，并且呕吐在地板上，从此他戒了酒。）是他母亲说服西格蒙德·沃伯格在1960年给克里普斯一份档案管理员的工作，他们在伊顿广场是邻居。沃伯格对克里普斯的智慧印象深刻，到1964年他被任命为该行的董事，并被升至投资部负责人。但是，沃伯格逐渐怀疑克里普斯“夸大狂的倾向”，5年后两人分道扬镳。不过，对于他的朋友们，克里普斯是不可抗拒的，他“做任何事情精力充沛，渴望下一项交易、渴望见到之前未曾参观过的教堂、渴望那不同寻常的巧克力蛋糕——渴望生活……他比我们其他人干劲更足”，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压抑的同性恋。当克里普斯·沃伯格公司振兴古旧书商伯纳德·夸里奇后，他担任该书商公司的董事长，并就此找到了快乐和成功。

[2] 现实是，乔治·沃伯格没能阻止他的同事们，威廉斯和格林银行同样信心满满的约翰·摩根也没能制止。摩根在崩盘前宣称：“乔治，你的问题是你只愿意和‘好人’做生意。”

不满现状

沃伯格不只和他的儿子变得越来越爱争吵。他的不满几乎延伸至格雷沙姆街30号生活的每个方面。到1970年12月，他对公司“放弃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高标准”感到如此失望，以至于他提出母公司更名为“水银银行有限公司”，以进一步减少公司名字中对他个人身份的识别。一份由人事部出具的标准的“限制性规定”文件“是我见过的带有狂热官僚态度的最糟糕的产物之一”，其特点是“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以及“一种集中营式的态度”。越加重要的董事长委员会 [1] 的会议被“‘我也是’的态度污染，即在相对次要的事务上也希望被征求意见”。堕落的症状到处都找得到——即使在公司的餐厅里：

过去几年……食物……绝对是一流的，不是以奢华或暴富的风格，而是经过充分准备、好吃而且丰富。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在公司使用的厨师显然乐于加工复杂的汤汁——这是众多偏离本职的其中一项——目的是将其淋到肉、鱼和蔬菜上，因此破坏了各种食物自然的味道……除非我们改变这种目前显然是二流公司的安排，我只能想出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我们不再提供热食，而只提供凉的自助餐。这样一来，厨师就被剥夺了污染食材的机会……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令人愉悦的英式烹调，而非要做什么“大餐”，企图应用伪欧洲大陆的烹调方法，但又并未真正领悟欧洲大陆一流的烹饪。

在沃伯格眼中，这样的倒退是更深层困境的表现：“我们之前采用的高标准”正在下降，公司得以壮大归因于这些高标准。1975年，沃伯格诚挚地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传达给所有董事，他在备忘录里抱怨，“随着公司业务量不断上升，他们越来越被平庸的影响所包围”：

我们已失去某种“神圣之火”，它曾是我们前20年进步的基础。初创时期，我们发展出某些基本规则，但我们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像以前那样遵循这些规则。我们的态度没有像过去那样严格和力求完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缓慢地堕落至极为平庸的水平。

沃伯格越发反对“为取得连续增长和创纪录的成就而进行的赶时髦竞赛”。成本的增加是“惊人的”，员工的扩充是“过度的”。到1979年5月，他敦促他的同事们“为收缩而不是增长作计划”。他写道：“我们已经增长得太多了，过去4年左右，我们过度的增长已使公司许多部门越来越不可控制。”一年后他哀叹，公司“有自大的态度，缺少自我批评，有自满情绪，有官僚、平庸和毫无准备的趋势，并且乐意处于被动”。一项被经常重复的典型指令是，公司需要更多地“想想往来账”——也就是说，专注于管理自己的资产，而不是客户的资产。1977年9月，奥斯卡·刘易森指出，和上一财年相比，向客户提供顾问和信贷服务收取的费用、佣金和利差，公司毛收入中有超过2/5是来自“我们资本金的运用，或者是将其置于风险中”——不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贷款后，债券市场回暖产生的显著利润。但董事们的大部分时间却花在客户业务上。强调管理银行自身的资本，不但有悖于沃伯格早前对收费的强调，而且直接与资产管理领域增加的机会相抵触，沃伯格曾把资产管理业务贬低为“贩卖无价值的股票”。事实上，他现在如此敌视“沃伯格投资管理公司”——沃伯格公司半自治的资产管理子公司——以至于他在1979年试图“消灭”这家公司。他首先想到将其出售给弗莱明公司，然后是拉扎德公司，对于1000万英镑低得这么离谱的要价，两家公司都愚蠢地没有买下。1997年，当美林将其收购时，其支付的对价是53亿美元（31亿英镑）。

对于年轻董事们，这一轮轮“痛苦的重新评价”——通常在周末通过电话沟通，或通过冗长的备忘录沟通，后者是沃伯格在遥远的白朗尼的口授——只会更令人厌烦，尤其当公司的财务表现似乎令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满意时。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从带着他名字的银行的一个管理角色上退休，是一个持久和在某些方面觉察不到的过程，这个过程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16年后他仍未离开舞台。新的10年开始之际，公司宣布，沃伯格从此以后将不再担任S·G·华宝公司及其母公司水银证券的董事，他的头衔将是总裁。他告诉《金融时报》，他想扮演“顾问的角色，做银行里年轻人的‘校长’”。他将是“某种在《宪法》意义上的首领，即一方面代表公司的公众形象并为之负责，另一方面不参与任何管理工作”。但现实中，沃伯格继续在私下里视自己为“我们集团整个国际业务的董事总经理”，他对待整个沃伯格集团好像是自己的私人领地一样。他不断干预公司的日常运作，从整体战略问题到年轻董事的个人难题。1973年，就年轻董事在公司里的大小次序，进行了一场持续很久的内部斗争，在这之后，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代表下一代最有活力的成员（博纳姆·卡特、达林、凯利、麦克安德鲁、斯科利和斯皮拉），还有格伦菲尔德、罗尔和塞利格曼这三位老将。但是，凯利和其他少壮派欲阻止罗尔升任沃伯格系董事长的企图被“叔叔们”挫败了。1975年10月，因包括更多顺从人物而先被扩大的执行委员会，随后又被唐突地解散了，理由是它“不能再满足其目的”。沃伯格声称，这是因为其他不是这个机构成员的年轻董事对此的抱怨，尽管他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失败者很失望。凯利在日记里写道，胜利者让他想起“小说《动物农场》里的猪”。

可以想象，有理想的人开始坐不住了。伊恩·弗雷泽和格特·惠特曼在1969年离开了银行。在沃伯格眼里，二人变成了“难以捉摸的分子”，弗雷泽结束在收购委员会的任期后，沃伯格并没有诱使他回来 [2] 。4年后，约翰·克雷文辞职后加入怀特威尔德公司，这令亨利·格伦菲尔德很反感。1979年，克雷文作为副董事长曾短暂回归，不过，他在公司待的时间长到足以让人想起他当初为什么离开。1974年，因“对某些最高级别同事不可接受的行为”感到气愤，彼得·斯皮拉辞职，并加入苏富比拍卖行。他后来回忆说：“70多岁的老者掌管这个地方（沃伯格系）。尽管处在高位，但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像小男孩一样对待，这让人泄气。”虽然斯皮拉仍担任水银证券的非执行董事直到1982年，但他企图挑战该董事会“克里姆林宫式的”经营方式，招致了沃伯格数页纸的痛骂。因此，当乔治·沃伯格徒劳地提出作为两代董事之间的中间人调解时，乔治很正确地指出，他的父亲“越发对杰出的年青一代的缺点感到失望，这其中有破坏性的成分”。这种失望感是相互的。凯利对罗尔以及其他“老家伙”的厌恶逐年俱增。他特别反感他们中途参加谈判的习惯，“这导致混乱，因为他们不了解问题，而且往往做评价只说半句话，他们说完，眼睛会神秘地朝远方看”。正是这种干扰，几乎像工党的税收政策，使凯利确信，他不得不在13年后离开沃伯格系。他向尼克·麦克安德鲁抱怨：“以我们的年纪，我们应该成为银行统治集团的核心，有种合伙人身份的感觉。”

当格伦菲尔德卸任水银和沃伯格系董事长时，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埃里克·罗尔作为他的继任者，杰弗里·塞利格曼作为罗尔的副手兼首席执行官，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表面——虽然戴维·斯科利被任命为副董事长，这至少确认了在下一代中有了继承人。当罗尔决心效仿格伦菲尔德在1978年退休时，塞利格曼干脆接替了罗尔。现在，大家同意，一年以后，斯科利将接任沃伯格系的董事长。但当他在1980年升任董事长时——他已经花了两年时间试图理顺该银行在美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必须与72岁的罗尔分享这份工作。

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沃伯格定期会威胁放弃他与公司所剩的联系。1977年12月，他甚至提出辞去S·G·华宝公司总裁一职，他曾表示把银行更名为沃伯格继任者有限公司，或是水银银行，甚至是塞利格曼和斯科利公司 [3] 。不难看出，这些提议发自一位老人的虚荣。沃伯格期望斯科利会拒绝这些提议，并在他兴起时，会含蓄地证实自己还有权施加影响力。这的确发生了。1981年，他和杰弗里·埃利奥特在管理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时产生分歧，导致“暴跳如雷”和“火山爆发式的受挫”。直到1982年9月——他去世前不到2个月——沃伯格仍以7个独特的标题，安排他“有关格雷沙姆街30号未来的活动”，标题从“向年青一辈传授”到“向主要同事介绍强势和不墨守成规的个人，这些人应被考虑在水银/沃伯格集团担任重要职务”。

沃伯格晚年想得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是与另一个金融城公司合并。这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想法。根据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的说法，沃伯格最早在1955年曾提出与N·M·罗斯柴尔德公司进行某种合并，他说：“如果你愿意与我合并，我将倍感荣幸和欣喜。”4年后，沃伯格考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查特豪斯集团合并”。1960年他指出，“与所做业务有关的投行数量过多，其中的大多数投行赢利能力基础极低”。某种合并明显是获取新人才、利用规模经济的一种简单方法。随着老沃伯格的儿子远离家族企业，顺着合并这条思路的讨论变得更加频繁。戴维·斯科利后来表示：“看看这家公司、瞧瞧那家公司，是（西格蒙德）永远的消遣和快乐。”1968年，希尔·塞缪尔公司的肯尼斯·基思找到沃伯格，提出欲“在伦敦打造最强大的投资银行”，但沃伯格反对，他认为“在某些投行之间形成集团比合并更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合并不意味着1加1就等于2，而只是1.5”。吉尼斯·马宏大致同时提出合并的想法，但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一年后，轮到性格多变的吉姆·斯莱特了，他那运气不佳的斯莱特沃克公司曾被短暂地考虑成为合并对象。根据斯莱特的回忆，沃伯格建议双方互相交换持股后，“沃伯格系将专注银行和金融服务业，斯莱特沃克将负责工业及海外利益”。这次是斯莱特感觉不积极，1972年，当合并的想法再度浮出时，他的董事会拒绝了全面合并的想法。但另一个大约在同时出现的想法是向巴克莱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出售水银证券40%的股份。怀特威尔德也曾被考虑过。一年后，有人提起施罗德公司的吉姆·沃尔芬森，1982年，沃尔芬森再次出现，那时，他试图提起美国保险公司埃特纳购买一家英国投行股份的兴趣。

应该强调的是，沃伯格本人对这些方案几乎总是很冷淡。他在1970年写道，合并“比起我们自己单打独斗应该没有那么邪恶……几乎任何合并都比我们自己划桨要强”。之所以考虑合并这一步是因为“当我们服务的整体标准以及我们对公司排名的关心开始下降时”，他拒绝“做旁观者”。亨利·格伦菲尔德是沃伯格个性的另一面，他也变得不再积极。他被派去和肯尼斯·基思讨论后者提出的合并细节，他指出两公司存在根本的不兼容性：

（基思）说，他无法理解我们是如何管理公司的，因为在他的公司，如果一个部门的经理遇到一个难题……他会去找总经理，总经理会去找董事总经理，董事总经理会去找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会去找董事长。他把这一套称为“指挥系统”，他认为，这对于有效管理企业绝对至关重要。他听说在沃伯格系里，人们可以从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见所有人。他肯定不会允许这一点……我告诉他，我们完全是这样管理公司的……我们暂时不想考虑改变它。

基思认为，只要格伦菲尔德继续掌舵，合并将不可行。格伦菲尔德表明，他还不想马上退休。旧习难改。沃伯格系的本能是把其他公司看做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对象。举例而言，1971年，国际部一次典型会议的目的是“像黑手党家族瓜分一样，决定明天与库恩–洛布开会的策略：我们如何能与该公司在北欧合作，但要使所有其他人不能从中获利，也包括库恩–洛布的人”。

在所有沃伯格考虑过的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罗斯柴尔德公司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不仅因为两大显赫银行家族有着长期往来，而且因为沃伯格认为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和自己志趣相投。1970年春，罗斯柴尔德–沃伯格合并的传闻开始真的传开了。但是现实是，沃伯格只考虑招募雅各布疏远的父亲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可能性，后者从事军事情报和科学工作，这使他只有很少的银行经验，但他的政治人脉良好。雅各布更强烈支持合并——这一想法甚至有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代号“战争与和平”。但当维克多本人在他被任命为罗斯柴尔德董事长后提议合并时，沃伯格对此表示怀疑。他评价道，“把新生命注入该公司的传统资产将是一项我无法企及的任务，另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和在欧洲大陆，其家族成员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他最支持合作的地方是共同基金，雅各布的公司“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在这一领域开辟了道路。

如果与另一家投行合并的想法是异想天开的话，那么，除了像以前一样单兵作战之外，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1978年7月，在一份写给董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里，沃伯格对过去4年作出了负面的定论。他写道，“我们缺乏总体方向，这是由于近年来，缺乏有效的管理层合伙制”：

如果我们不能改正这一点，那么，继续保持S·G·华宝公司的独立性就没有足够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应该成为一家“全功能银行”（不包括英国的各清算银行）的分支机构……将我们目前的独立经营权交给一家“全功能银行”，这无论从人类的、建设性的，还是历史的角度，都是极度令人遗憾的一步，但总比成为一家慢慢堕落的公司要好，虽然公司的业务量可能会增加，但其原创、创造性的一面以及精英的特征将会衰退。

那时，公司年青一辈的董事对沃伯格老朽的最新征兆也许会直翻白眼。但这些话将证明是预言。正如沃伯格察觉到的那样，S·G·华宝公司相比起伦敦传统竞争对手的赢利能力，掩盖了公司相比海外新的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下降。沃伯格指出：“尤其在欧洲大陆，那里过去曾是我们最成功的战场，但与摩根士丹利、第一波士顿公司……高盛和所罗门兄弟相比，我们已经失利。”如果公司不能应对来自大西洋另一侧的挑战，那么，沃伯格预见的命运就有可能发生：即不是成为合并中同等的合作伙伴，而是成为被收购的对象。

[1] 旨在使“叔叔们”和其他高级董事的权力机制化，现实中，该委员会是沃伯格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特别是如果罗尔担任董事长。当休·史蒂文森成为董事会秘书时，阿瑟·温斯皮尔恭喜他终于“到达没有决断力的地步”。

[2] 伯纳德·凯利在他的日记里猜测，“两个老人之间曾有过剧烈争执”。弗雷泽认为“在他任收购委员会总干事时，他关心过的几乎所有争执都有犹太人参与……他曾想过就这一主题写一篇文章，但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再也回不了金融城了”，弗雷泽和沃伯格的关系可能因为他这样的观点而受到影响。——摘自凯利的日记，1972年1月15日，1972年3月28日。

[3] 最后这个建议赋予斯科利得分的机会：“（斯科利回忆）沃伯格发脾气了，他对我说，‘你要做什么我不管，你可以把名字改成塞利格曼和斯科利，我要收回我的名字，我不想让我的名字与任何事情有联系’，他愤愤地离去。我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我追到他的房间。他的脸阴沉着，显得沮丧，他说‘你想要什么？’我说，‘你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你的观点，我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我的观点，但你不可以用那种方式说我家族的姓氏’。”

全球化中的扩张

不管西格蒙德·沃伯格对格雷沙姆街30号的核心业务曾有过怎样的矛盾，他晚年的主要想法是扩张。准确地说，他不但志在保持S·G·华宝公司精干和非官僚的风格——“商业冒险者们行动起来兼具力量和美”——他还想使公司成为全球商业合伙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确信金融全球化过程正在进行，时间可以追溯到欧洲债券市场的诞生。他暮年最大的挑战是设计一种商业结构，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获利，但又不至于过于超前。现实是，金融自由化在20世纪70年代是渐进和零碎的。各种规章制度在伦敦金融城仍旧有效，它们限制了进出英国的资本流动，或者限制了“一平方英里” [1] 内机构的整合。外汇管制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首相后不久才被取消。伦敦证券交易所证券经纪人和做市商之间古已有之的区别，直到1986年“金融大改革”才被打破。无论如何，沃伯格对规模经济的矛盾心理——甚至连S·G·华宝公司非常有限的增长，他都不喜欢——排除了建立类似一个现代金融服务集团的任何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他考虑了一种更像分子的结构，S·G·华宝公司是核子，水银证券是原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原子因各种不同的关系相连，有些强，有些弱。结果这个结构是极度复杂的。也证明是极不稳定的。

西格蒙德·沃伯格作为一名银行家，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以一则失败的故事结束。这样的故事读起来，通常没有成功的商业故事那样令人愉快。无论从失败中，还是从“政变”中一样能学到东西，有时从前者学到的东西更多。

被称为沃伯格集团的这个实体，包括在汉堡（M·M·沃伯格–布林克曼·沃茨公司）、法兰克福（证券银行–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苏黎世（金融管理银行，后改为S·G·华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纽约（S·G·华宝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或子公司，没有一家毫无自身的问题。鉴于西格蒙德与埃里克·沃伯格在秉性上根深蒂固的差异，努力与在汉堡过去的家族企业建立新的桥梁不可能成功。1970年，作为双方股份掉期协议的一部分，埃里克连同西格蒙德的门徒汉斯·伍特克加入S·G·华宝公司的董事会，这使得M·M·沃伯格–布林克曼·沃茨（下称“WBW”）在S·G·华宝公司持有股份，反之亦然。在有关WBW长期投资的估值，以及关闭埃里克·沃伯格的美国公司问题上几乎即刻出现了分歧。虽然就汉堡公司名称的持久战以妥协告终，公司原名被恢复，但又同时保留了雅利安化的名字。当沃伯格的名字被埃里克野心勃勃的合伙人莱昂内尔·平卡斯继续在纽约使用时，西格蒙德倍感失望。尽管埃里克保证“沃伯格这个名字将在1972年年底最终被彻底拿掉”（后改成1974年），可是，平卡斯确保这个名字继续存在（事实上，沃伯格–平卡斯这个公司名沿用至今）。西格蒙德·沃伯格对平卡斯的怀疑是意料之中的：他问他的堂哥，“平卡斯有足够的能力成为我所说的投资银行的领导人吗？我所说的投行不仅能做有利可图的交易，而且能建立大规模的国际银行业务”。在沃伯格看来，“如果带有沃伯格姓氏的人把这个姓氏交给一家没有任何重要作为的公司处置，那么，这是对这个姓氏的一种滥用”。

沃伯格曾一度对法兰克福的新实体证券银行——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下称“EWAG公司”）更感兴趣，沃伯格系在德意志证券和汇兑银行购买股份后成立了EWAG公司，德意志证券和汇兑银行是由汉堡银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工程公司罗伯特·博世和J·M·福伊特组成的合股银行。但不久后，对EWAG公司的不满也表露出来，不只是对官僚和自满的一般抱怨。它的董事们胜任吗？巴伐利亚联合银行应该参与吗？WBW和EWAG公司应该合并吗？如果合并，新公司应采取什么形式？德累斯顿银行应该持有EWAG公司的股份吗？不出所料，这些问题导致与汉堡发生新的和耗时的争执，随着一批新生代的即位：比如，埃里克之子马克斯、鲁道夫·布林克曼之子克里斯蒂安，争执只会变得更加麻烦。1975年，EWAG公司和WBW公司的合并谈判失败，沃伯格在给埃里克妹妹罗拉·哈恩–沃伯格的信中说，这让他“非常伤心”。事实上，1976年1月，与克里斯蒂安·布林克曼的一次会谈被沃伯格形容为是“我此生三次最糟的商务会议之一”。1977年3月，沃伯格准备彻底从WBW公司退出，只有董事会中来自工业银行代表的抗议才劝阻了他。为合并所作的最后努力，因克里斯蒂安·布林克曼的反对而再次失败。沃伯格觉得，克里斯蒂安“把我们集团及我本人引入了不可能的境地，好像我们想未经邀请就闯入费迪南德街似的”，汉堡银行仍在那里办公。一切都是徒劳的，沃伯格只能哀叹：“现在，我们集团在德国的业务甚至比2~3年前更脆弱。”

瑞士的故事则更直接。1969年，沃伯格系购得位于苏黎世的金融管理银行的控股权。这家小型私人银行为有钱人管理的总资产，到1973年达到约3亿瑞士法郎。两年后沃伯格说，它的目标“不是与大型瑞士的银行竞争，而是针对投资账户管理提供一流的服务，并开发一些辅助业务”。然而，经常是沃伯格很快就对被授权管理这家子公司的人进行抱怨。“即使是相对小的事情，他们也要用很长时间作出决定，这令人不可思议，”他在1976年6月投诉说：

每一个完全不清楚的主题不得不经过长期的利弊讨论，这种讨论没有意义也浪费时间……我必须在这里补充，这些绅士作决定的能力被进一步阻碍。在我看来，他们过于害怕来自伦敦的批评，太过沉迷于把各种各样的问题推给伦敦，而这些问题真的无须和任何银行以外的人商讨。

尽管在1975年对该银行的董事会进行大规模重组，并出现沃伯格所称的“解决办法和（再次）振兴进程”的开始，但他继续抱怨“该银行管理团队的大部分成员薪酬支付的过高，并且明显平庸”。将该行名称改为S·G·华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了沃伯格系向瑞士分支注入生命所作的最新尝试。沃伯格搬到白朗尼后，在瑞士的时间越来越多，但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未极大地提高这个国家在他眼里的重要性。与德国相比，瑞士永远是穿插表演。从格雷沙姆30号的角度看，金融管理银行确实可被叫做“不消化银行”：它是那些在别处没卖出去的欧洲债券的倾倒场所。1981年，当沃伯格系买入Soditic的股份后，金融管理银行逐渐变得无足轻重。Soditic是一家由黎巴嫩裔的莫里斯·德韦克领导的在日内瓦的投行，该行准备大胆挑战“三大行”（瑞银、瑞士信贷和瑞士银行公司）在瑞士债券市场的支配地位。

对S·G·华宝公司的长远未来更重要的是纽约，公司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最大竞争对手都集中在纽约。沃伯格对未能改善库恩–洛布的经营状况感到失望，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直到1965年他才准备好“在纽约开一家小公司，取名S·G·华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便向美国的工业公司就它们在欧洲的问题提供建议，并向欧洲的工业公司就它们在美国的问题提供建议……此外，当美国有特殊情况时才介入”。S·G·华宝股份有限公司最初由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和戴维·斯科利建立，后来被授权给戴维·米切尔。就沃伯格而言，该公司（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职能基本上是一座“使馆”，米切尔的角色便是培育并扩大沃伯格在曼哈顿现有的网络，从戴维·洛克菲勒开始，他的家族企业现在由迪克·迪尔沃斯管理，还有乔治·洛夫，他是克莱斯勒的前董事长。但是，希望米切尔能产生沃伯格想象的那种交易——美国公司在欧洲的重大投资，或从美国的银行取得至少是中期的贷款——是与时代不符的。那时正值越南战争，历届政府不想看到美国资本输出给外国竞争者。米切尔很快对他“大使”角色的幻想破灭了，他抱怨从伦敦来访的董事们对待他像“多余的行李”，这又导致沃伯格指责他有“地位情结”。

另一项备选战略——被称为“X项目”——是重整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的老公司——美欧合伙人（下称“AEA”）。AEA在库尔特·劳温伯格领导下已接近赢利，该公司专攻被投资人逐渐了解的价值投资（寻找显然被低估的股票，然后买入）。但是现在，AEA将成为私募基金合伙人制的某种原型，它利用借债购买美国公司出让的股权——换言之，这叫杠杆收购。这种交易在纸面上看上去很有吸引力。投资者包括哈里曼家族、梅隆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更不用说阿涅利家族。AEA的董事会聚集了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和杜邦的前首席执行官。小型投资机构莱尔德公司也加入投资队伍，此外，美国证券的卡尔·赫斯被聘为首席执行官。被授权监督这项新战略的人又是达林，他作为高级副总裁被派往纽约，其使命是与米切尔“合作”。沃伯格的思路很开阔，他的想法是使AEA成为“各种思想的实验室”，将欧洲风格的“金融工程”在美国进行实验。投资者“参与”的金额合计1540万美元。

然而，几乎从其诞生那刻起，沃伯格对AEA产生了敌视。几周内，他抱怨其经营“极度笨拙、进展缓慢”。赫斯“神经质”，莱尔德公司的联邦德国尼·斯汤顿“邋遢”。为提高这家纽约公司的知名度，艾拉·温德被从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请来。但这之后不久，莱尔德陷入困难，不得不从AEA撤出。接着，在1970年年底，AEA前两项投资中的一项投资——以450万美元购买休闲集团的部分股份——已是一次严重的失误。沃伯格最初的反应是将AEA和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以降低成本。不过很快，他说服自己应该彻底出售AEA。他强烈抱怨，赫斯“处理许多问题的方法欣喜若狂，但他承认错误慢，并且不情愿接受建议”。正像罗尼·格里尔森回忆的那样，结果是“最激烈的争执”，沃伯格在争执中表现得“令人震惊”。最终，AEA以每股0.1美元买下沃伯格持有的股份，这造成“巨大的”损失。令沃伯格更加伤心的是，莱昂内尔·平卡斯接替了他在AEA的股东地位。然而，AEA接下来惊人的成功——到1998年，其股价涨到250美元——有利于这家带有沃伯格姓氏的美国公司，尽管西格蒙德对其根本没有影响力。讽刺的事情发生在文森特·梅身上，这位年轻的沃伯格系雇员曾是这次失败的见证者，他后来竟然负责管理AEA。

[1] 指伦敦金融城。——译者注

寻找合作伙伴

1979年4月，沃伯格反思道，“像S·G·华宝公司这样的投行，它的问题是要面对全功能银行不断增加的地位”。不只是华尔街“大型”投行 [1] 威胁着更小型的伦敦投行。沃伯格也担心欧洲大型银行“单身俱乐部”的出现，它们不需要更小的合作伙伴来执行主要的承销交易：这样的银行包括荷兰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米德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以及比利时兴业银行。法兰克福、苏黎世和纽约的子公司就是沃伯格对这些挑战的第一反应，但它们令人失望的表现，迫使他重新思考。另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从沃伯格控制多家分支，转为与现有的一家或多家欧洲全功能银行组建合资公司。他的临时第一步是在1971年与罗马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里昂信贷讨论他在这三家机构的纽约子公司“欧洲合伙人”持股的可能。如此的结合用意很明确。一方面，“一家投行可借助大型商业银行庞大的金融资源和分布广泛的配售实力，其顾问能力将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沃伯格系可让一家欧洲大陆公司分享其在伦敦无与伦比的地位。1972年，沃伯格说：“如果德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或其他欧洲国家的银行，想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欧洲机构，唯一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合理步骤是这些机构要么与其他国家的机构完全合并，要么在其他国家建立自己的分支，就像许多美国的银行扩大到欧洲一样。”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在众多全功能银行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欧洲债券市场需要大型承销银团，这使得这样的结合容易想象，因为它鼓励合作的习惯。但婚姻又是另一回事了。显然，与一家全功能银行的任何合作，不管其结构怎么安排，都将很难做到是对等两方的联盟。作为一家不吸收存款、大部分能量投入顾问服务的机构，S·G·华宝公司的总资产不可避免地比大多数全功能银行更小。许多银行都曾被考虑作为可能的合作伙伴——巴克莱、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但它们都被拒绝了。

巴黎和荷兰银行（简称“巴黎银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是少数几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躲过国有化的法国银行。巴黎银行之前是投资银行，而不是全功能银行，它专长于法国工业的长期投资以及对外贸易融资。沃伯格自然与该行战后时代的掌门人让·雷依尔很熟，后者从1948年起担任首席执行官，1966~1969年间担任董事长，沃伯格对巴黎银行伦敦分行的设立与人员配备极为感兴趣。雷依尔在沃伯格系的法兰克福子公司投资了少部分资金。但是，沃伯格与皮埃尔·哈斯的关系更紧张，后者以前是抵抗英雄，曾管理过巴黎银行国际。直到20世纪70年代，雷依尔的两位继任者雅克·德·弗切埃（1969~1978年间任董事长）、皮埃尔·穆萨（1978~1981年间任董事长）才认真对与一家英国投行进行某种合作感兴趣——部分是出于他们自己在全球扩张的战略，目的是缩小与法国主要竞争对手苏伊士金融公司的差距。法国人与其他可能的金融城合伙人“眉来眼去”有一年多的时间：希尔·塞缪尔是首选，但穆萨后来开玩笑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发觉很难听懂肯尼斯·基思的口音。相反，沃伯格视野国际化，穆萨逐渐与其建立了密切关系，二人定期聚餐，穆萨扮演年轻的柏拉图的角色，沃伯格就是苏格拉底，二人一边呷着侯贝酒庄的红酒，沃伯格一边高谈他最喜欢的话题：比如，欧洲政治、19世纪文学、投行原则、“人际关系”，当然还有西方文明的衰落。

“巴黎银行与我们进一步合作”的谈判终于在1972年进入认真的状态，不巧的是正好赶在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夕。弗切埃有3点提议：

（1）……两家银行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进行紧密合作，即使双方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安排在所有情况下不都是排他的，而且不得不考虑两家银行之前存在的关系、友谊等。

（2）这样的合作虽然特别重要，也许最初在纽约进行，但不应被限制在纽约……

（3）……同意以此方式合作，应建立在一项“重要的”联系上，即，交叉持股，水银证券作为我方的控股公司，巴黎和荷兰金融公司作为对方的控股公司。

不可避免的是，之后就这次大联盟进行的谈判是曲折的。实现两家母公司比例相当的交叉持股并不简单，因为法国公司的市值更大（2.2亿英镑相比7000万英镑），其总资产达10亿英镑（是沃伯格系规模的5倍），尽管双方收入接近（480万英镑相比300万英镑）。弗切埃认为，合作关系是“不对等的”，他的意思是，巴黎银行应作为高级合伙人。亨利·格伦菲尔德反驳说，英格兰银行与承兑行委员不会接受外国持股超过25%。可想而知，对叫沃伯格–巴黎银行还是巴黎银行–沃伯格存在一番争论。最终的安排是复杂的——也许过于复杂 [2] 。实际上，双方拟进行部分换股（以及董事互换），而不是合并。两家公司的业务只有在纽约才能真正合并，一家叫沃伯格巴黎银行公司的新实体就此诞生。

正如弗切埃和沃伯格料想的，这项交易被媒体称赞为英国和欧洲在金融领域已进入整合的新时代。但现实是，正像在政治层面，伦敦和巴黎的关系经常出现紧张。与一家法国银行“联姻”而不是与一家德国银行，沃伯格的朋友让·弗斯滕伯格不是唯一对此感到遗憾的人。弗切埃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沃伯格与巴黎银行的关系起起伏伏，有友好合作期，也有怨恨严寒期。这种周期性的调整是长期交往的典型特征，不知道何时结束。”不过，弗切埃忽略提及双方积怨的一个来源，那就是双方利润存在令人难堪的差距：沃伯格集团赢利乐观，而巴黎银行集团在合作的第一个季度赢利惨淡。另一点是双方在欧洲债券市场缺乏协调，以至于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债时，巴黎银行发挥了主要作用，而沃伯格系被排除在外，沃伯格将责任归咎于皮埃尔·哈斯的“竞争激情”。正如迈克尔·瓦伦丁认为的那样，“任何一方没有动力把自己能做的其他交易介绍给对方”。“联姻”这项交易被“老人们”作为既成事实来介绍，伯纳德·凯利对这种方式表示怀疑。在一次宴请哈罗德·威尔逊的午餐上，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开玩笑地说，“我们在纽约的新公司是‘两个讨人嫌的老家伙在相互扶持’”，凯利听后顿时一怔。双方冲突的第三点是在阿拉伯抵制沃伯格系期间（见第11章），巴黎银行不愿放弃与中东的联系。正如《经济学人》观察的那样，这一新的合作关系不尽如人意。

虽然，沃伯格–巴黎银行的合作想在全球进行，但从一开始，沃伯格和弗切埃就认同“纽约的经营将被排在首位，因为我们合作得成功与否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命名上取得优先权后，沃伯格现在表示他将亲自过问合伙企业中这部分业务。他解释道：“虽然通常我试图退出大部分商务事宜，但我视这个美国项目是一种个人挑战，我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计划是使新公司尽可能多地参与承销。现在的挑战是选择一家适合的美国合伙人，它要有S·G·华宝公司和巴黎银行在美国都不具备的分销网络。候选公司包括第一曼哈顿、布莱思伊斯曼狄龙、怀特威尔德，还有库恩–洛布、J·亨利·施罗德，以及经纪公司E·F·赫顿。但获胜者——也许这家公司最愿意接受欧洲人的条件——却是A·G·贝克尔公司，该公司擅长做商业票据、存款凭证和美国债券，它在芝加哥办公，却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

沃伯格系和贝克尔的联系事实上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也许是源于这家芝加哥公司与斯坦尼斯家族有长期往来。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才与贝克尔43岁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朱迪逐渐接触。当沃伯格–巴黎银行的法国负责人赫夫·皮内提出收购贝克尔时，沃伯格表示了模棱两可。虽然沃伯格对朱迪的第一印象很“正面”，但他提醒他的同事们，“朱迪的背景在芝加哥和中西部，那里不是国际银行界的一部分”。贝克尔与沃伯格–巴黎银行50∶50“合并”的谈判，不比早前沃伯格系与巴黎银行合作得更简单。沃伯格与格伦菲尔德一再对朱迪显示的强势（“几乎相当于独裁职能”）表示怀疑。沃伯格告诉穆萨，“重要的是即将成立的沃–巴–贝（下称‘WPB’），其理想形象应该是两个欧洲股东发挥主要作用，不至于排除贝克尔，而是与之合作”。“面子”是个至关重要的词。对于一个整天想着金融是更高职业的人来说，来自中西部的朱迪，他的背景低得不可被接受。（朱迪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大吃花生，沃伯格对此尤其感到被冒犯，这公然违反了投行的礼仪。）“只知道坐在电脑前的芝加哥矮子们”很快成为讨厌的对象。

即使WPB在1974年9月成立前，它就有困难（难道没人注意到，WPB的缩写也是“废纸篓”的标准缩写）。“皮内对华尔街的了解有限，更重要的是，他对那种对WPB重要的银行问题的感知也有限，沃伯格对此有巨大的疑虑。”另一方面，朱迪是“那种你不得不时时对抗的人……以至于让你不得不去抵消有关沃伯格–巴黎银行被贝克尔吞并的任何可能的印象”。《先驱论坛报》登出了宣传新公司的广告，“其文体糟糕，且充满风头主义，这与我们公司的传统相悖”——更不用说朱迪组织的“愚蠢的鸡尾酒会了”。当沃伯格于10月拜访朱迪时，沃伯格就S·G·华宝公司建立企业融资业务的方式给朱迪“上了一课”，他甚至建议朱迪“作为某类高级学员”去格雷沙姆街待上一周。贝克尔公司擅长“批量生产的业务”，但朱迪显然缺乏赢得和留住高级企业客户的必要技巧。他和他在贝克尔的同事们认为，“WPB的主要任务是以几乎任意的价格，与尽可能多的现有或新的客户‘产生’交易，而不是逐渐建立起一个数量有限的客户群，这个客户群也许不会马上产生交易，但从长期角度看是值得的”。沃伯格抱怨道，朱迪“缺乏高雅和良好的举止，重要的是，他不懂得人际关系高于一切，这几乎令人费解”。无法解释的是，他认为“亲自与客户和同事接触”不重要，“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作单，或为了统计数据的工作单，或‘业务开发评论’，或类似的伪分析文件”才更重要。他是“一支机械化军队的技术官僚经理”，而不是“一个由健全的个体组成的团队的领导人”。还有，“当涉及财务金额——特别是小金额时——他往往吝啬到不合理的程度”。

但正是朱迪对低价和高交易量的关注，使贝克尔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初如此成功。沃伯格不停地规劝朱迪采用格雷沙姆街的做法，他实际上是想把一家金融工厂改造成专营店。但华尔街是不同的，这一点沃伯格似乎从未领会。伴随大规模同质的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金融已经比欧洲金融要更显著的商品化。这里真正存在规模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非常宽广、非常纵深的资本市场，允许各种形式的信贷和债务，其买卖形式比在欧洲更标准。像养老金和基金会这样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它们在纽约发挥的作用比在伦敦重要得多，而在伦敦，有钱的个人投资者仍占业务的很大一部分。朱迪也许太喜欢吃花生了，但他明白，如果西格蒙德·沃伯格垂青的业务交易成本太高、营业额太低，其结果就只有吃花生的份了。

几乎是最后的补救手段：沃伯格建议把与狄龙里德或与库恩–洛布的合作，作为使WPB成为大型投行的手段。但这个想法让穆萨和他在巴黎银行的同事们感到失望，他们有理由怀疑沃伯格这是对牛弹琴。（令斯科利和达林痛恨的是）当库恩–洛布新任命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维·克鲁格要求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任何合并的实体中必须担任所有高级管理职务时，与库恩–洛布的谈判正式破裂。

情况不妙。企业文化的差异太大了，当其他人（比如库恩–洛布的伊夫斯·伊斯特尔）“带着微笑”指出时，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朱迪以“漠不关心的”方式提出临时造访白朗尼，这激怒了沃伯格，他讨厌自发的社交。到1976年6月，他主张设立一家“新机构，或联络公司”，用于在纽约代表沃伯格系（后来的S·G·华宝北美有限公司）。几个月之内，沃伯格宣布，“如果朱迪进了精神病院，他都不会感到惊讶”（朱迪没有进医院）。事实上，沃伯格察觉到：

朱迪集团和吉姆·斯莱特集团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他们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他们同样缺乏承认错误的准备，他们同样看不起有所谓不同“哲学”的同辈，甚至是长辈。他们的哲学是，大脑基本依靠计算机得出的结果，要好于通过常识和认真思考得出的结果。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与斯莱特变得更熟后，我对他的活力印象深刻，后来我注意到他身上有一些不祥的征兆，比如过分自信，以及不愿回答令人难堪的问题，我逐渐对他不抱幻想。像朱迪一样，斯莱特在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有许多良好品质，比如意志力、快速争辩和思考，在同事们合理的影响下，他也许能取得相当大的长期成功，但在某一时刻，他从一个清醒、技术上有力的管理者，发展成一个夸大狂式的独裁者。我担心，在朱迪身上，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转变。

沃伯格在想吉姆·沃尔芬森是否能作为替换人选加入，他这么想不是第一次了。但沃伯格猜到，在吸引沃尔芬森的问题上，他将被所罗门兄弟轻易胜出，所罗门兄弟对于WPB而言，就像“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琴弦部分，对于用差金属做的低音号的黄铜部分……前者良好的质量可以演绎出最佳的作品；后者的质量刚刚能记录朱迪发出的刺耳的战略开发计划”。不足为奇的是，朱迪自己对大西洋对岸的这种“炮轰”是有限度的。1976年11月，他宣布他最晚将在1978年年底辞职。

事后看来，WPB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它有着不兼容的成分。虽然沃伯格不喜欢保罗·朱迪的方法，后者“片面强调无意义的文件以及沉迷于形式”，但朱迪离开的前景也不能说帮助了公司。文森特·梅是沃伯格招募的年青一代中他最喜欢的人之一，前者在WPB变得如此挫败，以至于他在1977年1月辞职后加入库恩–洛布。现在，库恩–洛布（相对于家族管理的合伙人制）正向一家公司转型，并寻求与另一家华尔街的银行合并。沃伯格四处奔走，试图恢复库恩–洛布与WPB合并的想法，但相关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失败不可避免地被归咎于朱迪。一切都无济于事：“除掉”朱迪不管用，与洛布罗兹、米切尔哈钦斯、布莱思伊斯曼狄龙、基德尔皮博迪、斯图尔特兄弟的合并也不奏效——什么都不行。经过“数次过分拖延和完全令人愤怒的对话”，库恩–洛布最终接受了在1977年年底与雷曼兄弟合并，沃伯格的失望的确是巨大的。没有更好的人选——艾拉·温德终于接过朱迪的衣钵，但即使马丁·戈登的到来也无法使WPB起死回生。罗尼·格里尔森被请回沃伯格系的原因，正是为了完成“找到贝克尔如何”赢利的特殊任务。他表示自己无法胜任，并提出迅速离开。

错误出在哪儿了呢？沃伯格责难于“不尽如人意的业务、高得离谱的成本、普遍的低智力和低道德水平，以及影响深远的内部士气的消沉”（更不用说“那些以鸡尾酒会、宴会，以及类似低级庆祝形式的适得其反的大规模集会”）。但现实是，无论沃伯格还是任何被派去“整顿纽约”的高级经理，他们都未能完全领会美国与欧洲金融市场的本质区别。致命的一击留给了1981~1982年的经济萧条。经过一段被沃伯格称为“扩张兴奋”的时期后，公司在1981年的各项数据“糟糕透顶”，次年第一季度也好不到哪去。很快轮到温德接受指责，他被指患有“早期自我造成的精神错乱”；他被指“近似犯有不负责任的失职”；他被指实行“群龙无首和矛盾的专政，管理层主要受情绪和欺骗的左右”。1982年7月，温德在诉讼的威胁中离开了WPB。处于WPB不愉快历史的核心是一种跨大西洋的“‘他们和我们’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又产生了一名受害者。

到1978年年末，搭建全球银行架构——其性质是分子式的，但核心是S·G·华宝公司——的梦想已大部分退却。所剩下的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包括子公司、互相持股结构以及合资公司，每个组成部分耗费的时间越多，其产生的净收入越少。1978年，当皮埃尔·穆萨接替弗切埃担任巴黎银行负责人时，他和沃伯格讨论了进一步“混合”或“衔接”双方利益的方法，无论是理顺美国的经营，还是在其他国家更紧密地合作，比如在德国或瑞士，还是增加巴黎银行在S·G·华宝公司的持股。但现在，甚至连沃伯格也不得不承认，企业文化的根本差异使之前合作的那几年令人如此泄气：

在比较英法双方的等级时，我们不得不记住，相对于伦敦，巴黎银行没有“我也是”的态度。此外，近年来所有重大决策都由德·弗切埃和担任二把手的穆萨作出，现在是由穆萨和他两个副手独自作出。即使考虑到那些在重要事务上应被征求意见或需要被通知的人，巴黎的那个决策圈也要比伦敦的决策圈小得多。

我以为，我们的体系更擅长发展团队协作与个人成就，而巴黎银行更精于快速作出明确的决定，并且在开会上不浪费时间。

正当两位合伙人设法敲定新的条款时，“他们在意见、观点和相互估值上的分歧……就显现出来”，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把沃伯格都吓住了”。随着他们的意见“分歧加大”，甚至连沃伯格与穆萨一度密切的关系也遭受危机。现实是，至少在某些巴黎银行的高级经理眼里，他们的目标是把S·G·华宝公司变为一家“子公司”。这反映了一种事实，在穆萨领导下，这家法国银行已走上一条“几乎疯狂扩张其商业银行业务的道路”，在国内和国际建立分支网络，积极吸收存款。总之，巴黎银行正蜕变为一家全功能的银行，而那时，沃伯格在伦敦正抵制几乎任何种类的扩张。

与巴黎银行的合作之梦，一直是“在竞争和合作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像巴黎银行这样怀有善意的全功能银行，也视沃伯格心爱的公司为众多潜在海外并购的目标之一。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开始浮现在沃伯格的脑海里：如果现在——在他有生之年——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那么，S·G·华宝公司在沃伯格死后，能坚持多久不被一家更大的银行收购？这位恶意收购的先驱者难道会踩上自己布下的地雷？

[1] “大型”是指任何重大证券上市的牵头行——即，承销团簿记管理人——的名字以较大字体出现，并超过为发行所作的“墓志铭”广告上的其他银行的字体，理想状况是使用罗纳德森·斯洛普字体。“大型”投行的成员总是不断变化的。据说，1975年时，包括摩根士丹利、所罗门兄弟、高盛、第一波士顿、美林，但不包括雷曼兄弟、库恩–洛布、狄龙里德、迪安威特、E·F·赫顿或者佩因·韦伯。

[2] 1973年4月，一家叫“巴黎银行–沃伯格公司”的新控股公司成立，沃伯格系占50%的股份，巴黎银行–沃伯格公司又占巴黎银行25%的股份，并分别持有巴黎银行在比利时、德国和瑞士分支20%的股份。因此，沃伯格系持有巴黎银行12.5%的股份，持有巴黎银行各分支10%的股份。巴黎银行的母公司巴黎和荷兰金融公司同时持有S·G·华宝公司25%的股份。同时，沃伯格延续有限公司被纳入水银证券，这结束了西格蒙德及其家人对沃伯格系的直接控制权。

第13章　成人教育

沃伯格和普通的投资银行家不一样，后者以神圣但却褪色的银行名称为荣，他们大部分人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然而，沃伯格却富有洞察力、独创力和应变力，并继承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技能。他还喜欢比赚钱更文明的事情。

布伦丹·布拉肯

1957年

你的父亲极不寻常，他是一位金融艺术家。他在银行业的创造性，就像一名艺术家运用他的材料进行创作一样。遗憾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金钱本应该作为他的“材料”被塞到他的手里，但大理石对他……更有吸引力，抱怨这一点无济于事。这份遗憾是真实的——你父亲在历史上只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城银行家，这是极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城银行家，但却有很大的不同。

保罗·齐格勒

1968年

他一生是一位卓越的探寻者，有意识地寻求对他走进的复杂宇宙更全面的了解。他确信，人的一生能提供给我们一系列教训，每个教训都有它的代价，每个教训都能指导未来的行动。

在极为活跃的商业生活的短暂间歇，他的思想跨度极大，从历史、哲学、文学到心理学，为的是找寻永恒的真理。同时，他笃信内心、直觉和感觉带来的智慧，它们作为认知的模式，有效性不低于有意识的推理。

乔舒亚·舍曼

1984年

悲观的结论

“他有远见，有教人看清自我的能力，他能觉察人和局势的细微差别，并知道人们何时需要安抚和帮助，他有敏锐的感觉，并且有教养”——这些性格特点是戴维·斯科利在1972年西格蒙德·沃伯格70岁庆生宴上列出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慢慢过去，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沃伯格正在逐渐衰老。他不光在身体上变得更虚弱。时光的流逝开始在曾经是力量源泉的身体上留下痕迹。完美主义被人认为是卖弄学问，悲观主义被人认为是反射性的忧郁。“今天，请允许我给你举两个小的但却有代表性的例子……尽管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为公司目前的地位作过一些贡献，但我的观点正在接受检验。”1978年5月，沃伯格致信亨利·格伦菲尔德：

你知道我写过无数的便笺……我们应该对“墓志铭”（为债券承销团打出的广告作系统和定期的监测）。很明显，那些主要负责此事的人认为我的建议在相关方面（这对我很重要）是一个老朽的人在开玩笑，他们认为这个老头儿的话显然不能太当真。这同样适用于我在避免缩写上令人生厌的坚持，无论它们是普通单词还是公司名称，有些缩写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比如ICI）。我的建议被再次忽略，一群庸人喜欢用缩写这种方式对待那些他们讨厌的经验更丰富，而且曾经是权威的人。

“老朽”是沃伯格系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沃伯格曾经常用它形容过了壮年的商人或政治人物。但现在这个词被用在沃伯格本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私下向埃里克·科纳承认，他“总感觉很疲劳……经常忘事”。他反复说起他想“退出在公司里的所有岗位”，“到今年（1980年）6月30日彻底从伦敦公司的所有事务中退休”，腾出他在公司的办公室并移走他所有的私人物品。但是，公司总有一些新的瑕疵需要处理：董事长委员会各成员办公室不应都集中在5层，“这将制造某种反对5层的‘情结’（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传阅“一份奇怪的文件，文件上既没有接收人的姓名，也没有起草人的姓名……这在精神上、风格上肯定与我要求的有所偏离”；“习惯派5到6个人走访我们的客户，而作为一项规则，代表S·G·华宝公司参加午餐和会议的正确人数应该是2个人”；某位下属未将德意志银行在瑞典发行欧洲债券的轻率行为告知他；“在某人的建议下，我们在内部的备忘录上引入代号，我不会提及他的名字，尽管他有能力，但我认为他有高度破坏的性格，他把我们公司的官僚程度提高到危险的程度”（据推测是彼得·斯皮拉）。这位睿智的“顾问兼父亲般的同志”，似乎正退化成祖父一样“累赘”的人。早在1975年年中，在迈克尔·瓦伦丁看来，沃伯格似乎“更带有一种恶意的影响”。

这位老人被失败感纠缠。公司在法兰克福、苏黎世和纽约的子公司让他失望。他想重振与原来在汉堡的沃伯格分支的关系，却以失败告终。而与库恩–洛布的老关系，已证明不可能被恢复。在沃伯格最主张创新的地方，结果却令人最不满意。与巴黎银行的合作是为了在美国建立一家大型机构。但沃–巴–贝公司打了水漂。想在伦敦找一个合适的合并对象也被证明不太可能。S·G·华宝公司反而有可能被皮埃尔·穆萨快速扩张的巴黎银行吞并，这种风险与日俱增。

无论对政治还是对商业，沃伯格都感到沮丧。他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抱幻想，而这曾是他热心的事业。他对以色列失去了信心。至于英国，在女王陛下表彰他对伦敦金融城（而更多的是对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作出的贡献后，他迁居瑞士，显然他对他的接纳国未来的经济感到绝望。这位金融全球化的先知已成为悲剧预言家卡珊德拉，没完没了地预告下一次“大萧条”来临的时间。他在1980年写道：“我认为，我们正朝着第二次1929年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但与1929年相反的是，这次不太会是证券交易的危机，而更可能是一种经济和逐渐加速的社会危机。”年青一辈的同事们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听着这种可怕的预测。

这些和他的其他那些预言，的确很容易被归结为缓慢的衰老。但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70年代末，的确有很多问题让人们对商业、政治和世界经济感到悲观。1981年1月，沃伯格又向公司的董事长委员会发出了一份言语激烈的备忘录：

一种传染性精神病似乎已占据了我们集团的某些区域，它麻痹了人们看到未来负面趋势的能力，其结果是，那些身患这种病的人，只能预见营业额的增加，并假设营业额的增加可以自动使利润按比例增加。我认为，这种片面的算法，不仅有悖于经验，而且势必导致错误的审议和荒谬的决定。

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营业额和组织规模当然显著增加了，但利润的增长通常慢得多，我们有些业务的利润已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通胀考虑进来，把得出的分析数据换成英镑，我们势必得出许多悲观的结论，我们集团的净资产回报率甚至还不如过去。

这位老人又开始唠叨了——只不过他所说的完全正确。名义上，水银证券的净利润在1976~1981年间增加了79%，刚好超过1200万英镑（按今天的价值计算，约合6800万英镑）。然而，若考虑通胀因素，净利润就降下来了。直到1983年，西格蒙德·沃伯格去世一年后，净利润才恢复到1976年的水平。总之，不是他所有的悲观都是“老朽”式的焦虑表达。他对1974年英国钢铁发行欧洲债券持审慎态度，这也是完全正确的。用他典型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不是勇猛的时候。”这也许会激怒少壮派，但他说的是事实。以上情况适用于新成立的海峡隧道公司，一个月后，沃伯格拒绝为银行及其客户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也许会令凯利难堪，因为他在海峡隧道公司取得董事会席位，但鉴于发行有如此雄心的项目时宏观经济气候极为不利，所以，还是小心为妙。沃伯格对水银旗下的金属交易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抱怨也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后者的利润变动如此剧烈，以至于公司决定将其出售给法国电解铝和化工集团。水银证券在1981年3月的股价正好和1969年1月的股价持平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13–1 水银证券真实的净利润（以1954年英镑价值计算），1954~1984年

资料来源：水银证券年报；考虑到每个财年官方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已作了调整

沃伯格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我最担心的是公司的自满情绪”。他的担心有道理吗？埃里克·科纳在1979年宣布：“公司内部有人认为，投资银行过去和现在履行的职能，其需求有可能在未来会更少，或者越来越有可能被其他机构所取代。”但1974年的股市崩盘，英镑无情的下跌，加之外国竞争，都给投资银行业造成了打击。所有投资银行的资本基础都相对变窄。英格兰银行禁止它们的资产超过其资本规模的12倍。财政部不允许它们把即使是一小部分资本金转换成外汇。税务局坚持对外币贷款未实现的汇兑收益征税，但对偿还外币贷款相应增加的成本却不给予税收减免。即使是最强的投行，也不得不继续战斗。沃伯格系只是在赢利方面表现得最好，但在资产规模方面排在金融城第6位，而格伦弗尔在通胀压力下表现得明显更好（见表13–1）。沃伯格坐在位于白朗尼的办公室里，他太清楚这些了，即使格雷沙姆街的少壮派在极力否认。鉴于这种自满情绪，他又怎能退休？

表13–1 各投行总资产一览（英镑，百万），1973~1977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79年3月31日，第58页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为后世留下的大量警句中，有4则是关于领导力的，这4则写于1977年2月~1978年10月之间。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70多岁的高龄，他仍很难放弃工作：

具备优秀领导力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尽可能少地注意平庸的人。

为建立一支优秀团队，团队负责人都必须在关键时刻支持团队成员，无论他们正确与否，虽然这种时刻极为罕见。

太多人在管理，而很少人在领导。

一个好领导最难的工作是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政局转折点

讽刺的是，沃伯格对S·G·华宝公司的悲观，也许比对西方世界的悲观更合理，他对西方世界的衰落早有预期。可以肯定的是，1979年这一年发生的灾难超过以往。伊朗革命，这是对吉米·卡特政府造成双重打击。第二年3月，随着油价再度攀升，美国的通胀到达战后的顶峰——接近15%。同时，对英国来说，1979年开年被称为“不满的冬天”，汽车工人、卡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垃圾收集员和掘墓人——进行大罢工，抗议工党政府5%的加薪封顶。这充分证明了沃伯格习惯性的沮丧。但是在1980年年底，他觉得可以作出一个惊人的承认，虽然这极不符合他的特点：

我必须坦言，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对我们西方世界的政治局势变得有一点乐观。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可能会比他的前任犯更少的错误。在英国，尽管撒切尔夫人在金融领域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她在清理战后历届工党和保守党执政造成的持续恶化的局势方面，大体上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她继承的烂摊子几乎是无法管理的，但她显示出解决它的决心。

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胜出，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新政府废除了外汇管制和对银行的束缚，实行更加严格的货币目标，削减政府开支，并且与工会迎头对峙。但是，这次英国的革命正赶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其他变革，它们共同标志着西方10年滞胀的终结，以及西方将近30年复兴的开始。受到芝加哥的启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政府在智利进行改革，这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复苏，尤其是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胀问题的复苏。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波兰人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这是朝前迈进的又一步，因为沃尔克很快透露，他是反通胀的鹰派。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美国人似乎不但重拾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这在里根的宣言中得到总结，“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而是我们问题的所在——而且还重拾了对政治自由的信心。

1981年2月1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亲临格雷沙姆街30号赴午宴，这象征了撒切尔政府与伦敦金融城有着紧密的共同利益。同年5月，沃伯格与她有一次非公开会议。沃伯格一生更多地支持左派而不是右派——他把曼尼·欣韦尔、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哈罗德·威尔逊视为在政治上的朋友，他也被休·盖茨克尔视为“左翼金融人士”——他不可能成为不持批评态度的撒切尔支持者，更不可能是里根信奉者。虽然他慷慨地夸奖“撒切尔政府政策中无畏和积极的成分”，以及首相本人的“英勇和坚毅”，但他经常批评她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实行的货币主义理论。他偶尔致信《泰晤士报》，其中一封信他公开捍卫豪在1981年的反通胀预算。但在私下里，他对此存疑。他害怕地写道：“我认为，财政部正试图操纵利率，这是致命的错误，利率问题必须通过巧妙结合经济和财政措施加以解决。”像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一样，沃伯格认为英镑升值加上国内信贷局势趋紧，将把失业率推到难以容忍的高度。教育大臣基思·约瑟夫希望“将私营公司纳入大环境”（这一政策被称为私有化），虽然沃伯格认为该政策具有吸引力，但他担心，政府“没有从工业或工会，甚至没有从任何英国政治的中间派那里得到适当的支持”。1981年3月，约瑟夫在双方会后说，沃伯格“低估了我们在国有化工业和行业工会态度上面临的额外负担”。事实上到最后，沃伯格保持了老魏玛的信仰，即，大公司和有组织的劳工可以达成社团主义的交易。沃伯格抱怨道：“货币政策不是有效解决通胀的良方，除非有某种收入政策的相伴。”在欧洲问题上，沃伯格也不是一个自然的撒切尔支持者。从很早阶段起，他就倾向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撒切尔一直抵制这一举措，直到她的任期接近结束。

然而，在沃伯格眼里，讲英语的新派“右翼”的缺点无法和讲法语的老派“左翼”的缺点相比。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这证明是未被改造的社会主义的最后喘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还实行一套传统政策，包括国家控制、提高工人权利、高直接税收，以及降低工时。随着政府执行将大型银行国有化的计划——包括S·G·华宝的合作伙伴巴黎银行——上述政策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是可怕的。这在意料之中。早在1977年5月，沃伯格就预料在法国国民议会大选中社会党可能会胜出，他和穆萨讨论了巴黎银行可能被国有化，并确实建议了一项行动方案，以保护他们在纽约的合资企业免受国有化的影响。两年后，沃伯格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积极帮助”以便抢在国有化之前行动——比如，将巴黎银行在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子公司的直接控股转入合资的巴黎银行—沃伯格有限责任公司（不会成为国有化的目标）。沃伯格强调，关键是尽早行动，以避免“与法国政府出现任何尴尬的局面”。但是，因为迟迟未采取行动，以至于1981年密特朗选举胜出引发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夺。

在沃伯格眼中，法国进行了“某种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没有18世纪末那场革命那样好战和激烈，但也许在实质上影响更广泛”。沃伯格很不情愿与巴黎的新政府正面冲突。他倾向快速创立一家“新的国际控股和运营公司……目的是拥有巴黎银行集团更大的非法国资产”，为了安全起见，办公地点设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似乎已说服密特朗的幕僚雅克·阿达利支持这个方案，后者无处不在并且学识渊博。不过，穆萨反而认为，应利用一家叫帕杰萨的瑞士控股公司，把巴黎银行的资产“走私”出法国——沃伯格将这一伎俩斥为“疯狂”，不仅因为法国政府势必会查出，而且因为穆萨坚持使沃伯格在帕杰萨的股份降至最低。现在，轮到这位法国人失去天恩了。穆萨的前任老板雅克·德·弗切埃接替穆萨不久后，沃伯格告诉穆萨，他变得“越发难以理解”。国有化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显然把穆萨和他的同事们弄得“情绪狂躁至极”。

这种批评的话不够真诚。实际上，巴黎银行国有化是“天外救星”，它使沃伯格从与法方愈加不平衡的关系中得以脱身。当德·弗切埃提议成立新控股公司，购买巴黎银行未被国有化的国际业务，并邀请S·G·华宝公司成为股东时，他被婉言拒绝。让–伊夫斯·哈博乐是密特朗政府为国有的巴黎银行选出的董事长，在与之会面时，沃伯格表现得富有魅力，但言辞闪烁。他和斯科利向法方参会代表表明，虽然他们不排除未来在国际资本市场合作（只要合资公司设在伦敦），但他们对与巴黎银行的核心关系不再感兴趣，这种关系现在必须被“解除”，巴黎银行需接手沃伯格在巴黎银行–沃伯格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份，而水银证券需买下巴黎银行在S·G·华宝公司的持股。当沃–巴–贝的巨额损失（总计200万英镑）加速了艾拉·温德在纽约的覆灭时，这可是不祥之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是亨利·格伦菲尔德老式的武装号召，他作为谈判高手的技能在解除沃伯格和巴黎银行关系上展现出更好的效果——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随后，沃伯格在沃–巴–贝中的股份以3300万美元 [1] 出售给巴黎银行，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终结。不过，法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实验未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这足以证明这些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不只是因为资本从法国外逃导致法郎濒临崩盘）。这也有助于S·G·华宝公司从令人不太高兴的跨英吉利海峡纠缠中抽身，这次合作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不能用其微薄的财务回报解释。

[1] 巴黎银行独自遭受1987年华尔街崩盘造成的重创，之后，沃–巴–贝残余的部分被卖给了美林，损失达4000万美元。

生命终结

对于一个就围着伊顿广场走路、最爱玩桥牌的锻炼的人来说，西格蒙德·沃伯格非常健康。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有一套未经证实的理论，即银行家不会因为过度工作病倒，而只会因为“糟糕的组织或糟糕的业务”，或者因为无聊病倒。当然，他只允许自己休息很少的几天。无论节日还是休假，他都会电话“骚扰”年轻的董事们，这只是工作慢性成瘾最明显的症状。但要属超级活跃的还是他的思维，而不是他的身体。即使周末和同事散步也不是为了锻炼，而是为讨论他脑子里最重要的客户关系。这种生活方式使沃伯格定期易患支气管炎、流感，以及疲劳。但即使当他卧病在床，或被送往温泉疗养地治疗时，书信往来和电话仍旧不断。

虽然他常把自己比做医师，但沃伯格和真医生的关系是矛盾的。比如，1942年，他被“无休止的感冒”、失眠和低血压困扰。他向许多医生咨询后入院治疗。他似乎患了咽喉链球菌感染，并在医院住了数个月进行康复。战后，他的病情需要不止一次手术来解决。这次经验让他长时间怀疑医疗行业，以及“任何以‘霉素’这两个音节结尾的药”。1962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医生和护士应被“更多地认为是技术设备，而不是友好的同类”。他们肯定不是“白衣天使”。不过，从1964年起，通过与海因茨·戈德曼医生建立持久和亲密的关系后，他克服了这种偏见。当戈德曼开安定药片帮助沃伯格睡眠时，他的病人因此很高兴。沃伯格告诉一位友人，“小小剂量就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完全无害”。到这时，沃伯格把自己想成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老人”，这自然增加了他对医生的兴趣。戈德曼是他最喜欢的医生之一，沃伯格把永远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的任务只能越来越难，而他的失望只会越来越大。在他70岁生日前，一次疝气手术让他卧床。1976年，他两次入院，第一次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第二次是出于前列腺疼痛。老朋友的先后故去——埃德蒙·史旦尼斯于1980年故去，内厄姆·戈德曼、马库斯·沃伦堡于1982年故去——给他自己的死亡以忧郁的暗示。

但沃伯格拒绝“陷入一种疑病症患者的心情”，他坚持“在重要事务上保持积极态度，而将其他事情授权给我们的朋友和战友”。他不辞辛劳地继续出差：去德国、英格兰、美国。事实上，他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他正考虑从白朗尼的家中搬进酒店套房。他说，他厌倦了当自己财产的奴隶。1982年夏季，他在纽约徒劳地挽救沃–巴–贝公司留下的烂摊子，一会儿劝诱，一会儿瞪眼吓人，一次谈判数个小时。这是他最后一次跨大西洋之旅。事实上，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怀疑，旅途的劳累加速了他最终病倒。9月20日，在慕尼黑的一次商务会议后不久，在他80岁生日的前5天，沃伯格遭遇了两次使他身体衰弱的中风中的第一次 [1] 。计划由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主持的庆生宴会不得不被取消。他没有被送往瑞士，而是被送回英格兰——这个他只想离开的家。1982年10月18日，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于德文希尔普莱斯的伦敦诊所逝世。

西格蒙德·沃伯格从不是传统意义上信教的人。他在犹太信仰之外娶妻。他和妻子教导他们的孩子“敬畏”新教和犹太教，但两者都不要信。他的儿子做了包皮手术，但在主要是英国圣公会的机构接受教育。用他们父亲的话来说，乔治和他的妹妹接受的教育“完全意识到他们身上犹太人的根，但仅以松散而且更个体的方式与犹太生活和历史发生联系”。沃伯格不去犹太教堂，从不吃犹太饮食。他向一批犹太慈善团体和基金会慷慨捐款。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与德国和美国的犹太族群在社会上保持距离。正如他所说，在德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有太多的暴发户。后来，他对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问自己，“为什么某些有钱的犹太人总在炫富，动不动就说拥有了一辆劳斯莱斯，并住在克拉里奇酒店？”像这位德国犹太裔精英的许多“产物”一样，沃伯格有自己独特的反犹主义烙印，这使他评价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苛刻。他讨厌处在各犹太社团前列的“专业犹太人”。正如我们所见，他还是一位极为矛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最能承认的是存在“一种血缘的纽带，这种纽带既不认同宗教团体，也不认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巧妙和不巧妙地对他进行社会冷落，正像沃伯格被他们经常提醒的那样，在他们眼中，他只不过是“难民–金融家–犹太人”。然而，他的反驳具有真知灼见：

金融城这样评价沃伯格系，为了在这家公司里成功，你必须具备下列三样中的一样，最好三样都有：英国温切斯特公学毕业、会计或者是犹太人。但我认为，我们公司最大的危险是有太多私立学校毕业的人……我对他们存疑。我认为，公司里犹太人太少，我们试图提携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

从血统上讲，沃伯格是“信犹太教的德国公民”，在这片因希特勒而被迫离开的土地上，他对反犹主义再生的迹象保持戒心。但他更多地在命运上是一个犹太人，而不是在血统上。

沃伯格对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漠不关心，这部分是出于他对所有已建立的信仰和崇拜体系的更广泛怀疑。1939年12月，他表示“对犹太教道德和宗教的可能性不太乐观”。但是，不像某些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人，他不再被基督教所吸引，他讨厌参加教堂礼拜，牧师说的话中“隔一个词就是‘耶稣’，要么就是‘圣灵’”。因为儿时，母亲教育他崇敬康德，而不是基督，沃伯格一度提议简化《旧约》和《新约》：“世间只有两种基本的罪，即，不容忍和暴力，因反抗不容忍的举动以及因反抗暴力的自卫不算做罪。”沃伯格非常崇拜奥地利史学家弗里德里克·希尔写的《上帝的初恋》，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坚持认为，“我们无法通过理智的考虑和冗赘的公式超越上帝和神秘”。1964年，他在信中写道（在所有人中，他写给他的理发师）：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神秘入侵者所包围。我们可怜的人类的思维试图要为这些入侵找到合理的解释，但人类的思维不能或者不愿投入足够的能量，进入超越我们所谓“理性”推理的领域。“理性”这个词被思维狭隘的哲学家发明、使用，并逐渐到了荒谬的地步……事实上，这个词以迷宫般的文字游戏遮盖了想象的贫瘠——贫瘠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去真正的信仰而造成的。

沃伯格并不质疑上帝（“作为一个抽象的力量，或亨利–路易斯·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的存在，但他质疑在上帝面前集体膜拜的价值。他曾说过：“所有教堂最重要的元素是在多边基础上的一个虚伪的组织。”他倾向于把“中庸之道”作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之外的一个备选，那是一个让你在精神和肉体上感到圣洁的信仰，中庸之道的神圣在于结合了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这种怀疑的观点使沃伯格能够以某种功利的满足思考死亡。他曾表示：“生命就像一种绝症，有关这种疾病唯一不清楚的是它持续的时间……长寿只有延长朝气蓬勃的年华才算有意义，而不是老年期被延长。”1962年，他开出了一份相当冷静的葬礼安排（或者说根本没有安排）：

（1）我的双眼应捐给一家治疗盲人的机构，在那里，死人的眼睛被用来实现更换的目的。我知道，死人的眼睛在死亡发生后不久需尽快被转移，这一点非常重要。

（2）我的身体应捐给一家医院，在那里，通过恰当处理后可被用于调查的目的。

（3）这就免去了葬礼的必要。另外，我不想让我遗体的任何部分埋在任何地方，我也不想举行追悼会。我认为，任何类似的安排都是野蛮的风头主义的表达。

几乎20年后，他再次强调这一希望，虽然以更温和的口气。但他坚持不搞葬礼：

我相信这句格言，给活人送花要比给死人献花强。而且，至于死人身上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应该是他或她做的好事，以及好的思想，而不是任何有形的遗物。

鉴于我前述的愿望，我的身体应被适当地用于医疗用途，尤其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双眼通过移植，也许能实现为别人服务的良好目的……

如果考虑火化，正确的做法是我不想保留我的骨灰，请在尽可能靠近我死去的地方把它撒掉。

最后，我在此写出的，以及我口头表达的，不要作为我的要求加以考虑，而仅仅是我心愿的谦虚表达。如果这些心愿出于好的或坏的理由未能实现，请不必担心如果我活着，我的反应会怎样。总之，主要的标准应该在风格上有尊严，在程序上简单。

没有花圈，没有复杂的葬礼仪式。然而，有的却是如潮水般的致敬。《泰晤士报》的讣告这样写道，“对于金融城各种旧习的改变，他比其他任何人发挥的作用都更大，这使得金融城得以充分利用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时局。并且，他是金融城有效性重生的主要权威”。沃伯格“超越了他本土的同辈，他再次证明‘伦敦银行家’这个称号是优秀的标志”。1983年1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了一场非宗教追思会上，沃伯格职位最高的两位同事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埃里克·罗尔用相似的词汇发言。格伦菲尔德说，沃伯格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企业，独特地结合了“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努力工作……创新和想象”、“不顺从精神”、“勇气”、“完美主义”、“坚强和毅力”、“斗争精神”和“一种超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有如一条内置天线，它可以在其他更了解情况的人注意到之前，告知沃伯格事情不对头。对于罗尔，沃伯格是一个“杰出的人”，他“在个人行为和绩效上，完全投入最高的标准……谨慎且简朴，但同时充满想象和胆识”。格伦菲尔德强调，他的合伙人对邋遢、自满和炫耀不能容忍，而罗尔认为沃伯格决定性的特点是毫不吝惜的自我批评的能力，那是“责任感必不可少的伴随物”。由他建立的公司现在享有的声誉，“不只是一个经营理念的结果：那是他自己的内心在行动”。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葬礼不是一个说违心话的场合。格伦菲尔德和罗尔都承认，他们以前的领导性格上有主要缺陷。罗尔这样说，沃伯格“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比一般人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但偶尔他也会误入歧途……他几乎总会把人高估，也许是对人期望过高”：

然后，当他感到被辜负时，他的失望是极大的，他会真正遭受痛苦的困扰，不只是因为他自己的判断证明有误，而且还因为他在他很尊敬的人身上发现了致命的弱点，这令他痛苦万分……他很愿意去赞美，有时甚至是过度赞美，但如果他认为需要批评，则从不保留。当他批评所犯的错误时，令人生畏，即使错误是他最尊重、最喜爱的同事犯的……他对个人问题表示同情，因此会原谅严重的专业失误，但如果这些错误没有被承认的迹象，就另当别论了。要知道，他发怒时看起来着实吓人。

也许受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变脾气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儿子乔治，对他而言，父亲的去世留下的不是苦涩。多年来，正如我们所见，父子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并且令人不愉快。但父亲的去世使乔治得以表达那份爱，而这份爱父亲生前竟是如此难说出口。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乔治将所有的感情倾注在诗句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可爱的太阳，

缕缕的晨光，

纯洁、明亮，不可被否认；

你正午的火焰，

成熟、甜蜜、斥责、焦烤；

你夜晚的光辉，

和暖、爱抚，带着无限的温柔。

你慷慨的赠与，

你的热情、亲切和光亮，

支撑着你所爱的人

即便是今宵。

最终，你的力量被燃尽。

愿你的灵魂安息。

现在，当乔治·沃伯格把这首诗寄给他哀伤的母亲和妹妹时，他知道不会有人斥责，也不会有人对这首诗作格式上的修改。讽刺的是，有多少西格蒙德的同事和同行，曾为他在他们生命中扮演的“父亲的”角色向他致敬：包括皮埃尔·穆萨、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戴维·斯科利和汉斯·伍特克，这里只提及4位。正像埃里克·罗尔所说：“我们都成了‘孤儿’。”另外，有两位女性未能更长时间地忍受丧夫和丧友之痛。西格蒙德的妻子伊娃一年以后也离开了人世。他忠实的笔相师兼红颜知己西奥多拉·德赖弗斯因几次中风而失语，她在沃伯格去世5年后自杀。

[1] 几个小时之前，他和斯科利还在讨论关于一个据称很“傲慢的”雇员的人事问题。沃伯格最后有气无力地说：“好吧，戴维，你来处理吧。我确信，无论你决定怎么做，都将是最好的。”斯科利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顺从地说话。

多重角色的一生

西格蒙德·沃伯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他被火化很久后，他以前的同事们才敢表达对他的批评意见。对伊恩·弗雷泽而言，那个他曾认识的沃伯格——“富有发明性、创新性和乐观精神，并对他的权力自信”——已经悲惨地衰退，他曾经精彩的性格被悲观情绪、坏脾气和对英国人越发的轻蔑所扭曲。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承认，这个老人已变成“控制狂”。甚至连亨利·基辛格——沃伯格试图在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招募他——也评价说，“如果你只说‘是’，那么他就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单从他的行动判断，沃伯格绝对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伦敦银行家。但在这点上，他不是独一无二的。像150年以前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一样，沃伯格也是德裔犹太移民，他通过智慧与勤劳，在金融城取得成功。像罗斯柴尔德一样，他也是从零开始建立起一家新的投行。像罗斯柴尔德一样，他使他的银行也成为业内最好的银行。金融实力产生政治影响力：沃伯格对于哈罗德·威尔逊，就像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莱昂内尔对于本杰明·迪斯雷利一样。像许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一样，沃伯格也是一名慈善家。青年阿莉娅、英国犹太人救助及治疗中央基金、以色列的魏茨曼研究院、耶鲁大学的“迪尔沃思”教授职位，以及威特利的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沃伯格科学学院——这些只是他曾捐助过资金和物资的部分机构 [1] 。

但这些和其他世间的行为，绝不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性格中最好的标志。首先，他在自己眼中与其说是一个犹太人，不如说是一个清教徒。他告诉乔治·斯坦纳，“我不得不说，南德国清教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在我父母家乡和在他们大部分朋友家乡盛行的教义……这些信条在我人生观和目标的形成上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我所称的南德国清教主义信条的定义也许是：生命的重要价值在于，无论你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心一意地努力服务于社会，并且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以至于生活的其他元素，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都被视为是次等的品质。

此外，沃伯格成为金融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沃伯格的朋友保罗·齐格勒说，如果不是由于希特勒造成的灾难，沃伯格几乎肯定会留在德国当一名学者或政治人物。1981年，齐格勒致信沃伯格：“你继续为财神卖命，但你从来不是财神的奴隶。钱对你只是原材料，就像油彩对塞尚那样。”的确，沃伯格在1966年告诉《纽约客》，他当初也许很容易就成为“‘非银行’沃伯格系的一员……比如，大学导师、科学家、哲学家，或者作家”。即使在定居英国后，他的内心仍是一位思想家的生命。他以银行家行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用脑的要求，而不是为了赚钱。193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一次良好的人文、艺术经历，比任何种类的商业经营都更值得。”工作的主要目标是：

以一个更好的教育形式、一种强大的新宗教、一个更公正和更简单的世界组织，开展建设性合作——达到自我内在独立的最大程度，不要对其他人有任何指望，力所能及为他人提供帮助，但绝不能指望回报或感谢，积极、强烈、纯粹地坚守所有个人的力量，以履行人生的使命。

“人的事务比商业事务重要得多”，这句话成了某种经咒。那些熟悉沃伯格的人很懂得这不只是单纯的做作。正像布伦丹·布拉肯告诉德罗伊达勋爵那样，沃伯格真心“喜欢更文明的事情，而不是赚钱”。彼得·斯托蒙思·达林也察觉出，人的因素是沃伯格主要关心的：他曾告诉达林，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从外太空审视人性的观察者”。也许，乔治·斯坦纳表达得最好：

我认为他根本不在乎财富，这是他伟大的荣誉……所有的炫耀都难以言表、令他作呕。他甚至真的不想要爵士头衔。绝对不能有更高的头衔了。被封为沃伯格勋爵将令他厌恶……是的，他有一所漂亮的房子。是的，他有司机开车。但私人飞机这个想法，我想，他曾说过是庸俗的标志。他对（庸俗）比较敏感，这是非凡的……他表现出惊人的禁欲。他有最好的判断力，不被任何财富的谎言所诱惑。他了解金钱。金钱让他兴奋……而他自己的问题是……将一种特殊的气节带入顶级金融世界……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他的正直如此绝对，以至于稍有松懈和懒惰的迹象就会让他感到完全厌恶。

沃伯格闲暇时的追求是一名大学教师的追求，而不是一个商业巨子的追求。虽然在斯瓦比亚乡下长大，但他不曾打猎、射击或者钓鱼。他没有游艇，也没有任何乡村别墅。他对跑车不感兴趣，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任何体育或汽车也不感兴趣。年轻时跨大西洋之旅，他更喜欢哲学，而不是在甲板上打网球。如果他曾经参加过跑马比赛或马球赛，那种场合的记录也没有被保存下来。他打过高尔夫——就一次。他同辈百万富翁的时髦消遣——滑雪、日光浴、勾引有夫之妇——他一概回避。那个时代流行的目的地——安提比斯、马萨葡萄园岛、圣特罗佩——他全都远离，他更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温泉疗养城，比如巴德加斯坦。他很少看电影，也不太积极，他更喜欢剧院。他爱打桥牌和拉米纸牌，但是是在家中和家人与挚友切磋。与大多数银行家相比，沃伯格是位僧侣，他有意识地渴望那种“对物质和奢侈感到蔑视”的感觉。这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他可不是吝啬鬼。他的西服和衬衫由最好的裁缝缝制。他只节省地喝最好的法国酒。他只在最好的酒店下榻（丽思、沙威和克拉里奇）。在伦敦，毕竟只有很少地方比伊顿广场更高档。但以罗斯柴尔德的标准 [2] ，沃伯格在罗卡美亚和后来在白朗尼的房子要朴素得多，家中随员也极少。比起他在拉扎德的同仁安德烈·迈耶的上等私人画廊，他的艺术收藏品价值可以忽略不计，迈耶的收藏包括塞尚、德加、毕加索、雷诺瓦和土鲁斯–罗特列克的作品。

虽然可能不可思议，但这位同辈人中最著名的英国银行家临终时却不是特别富裕。尽管其他前沃伯格系的雇员表示，他的遗产应该会更高，但伊恩·弗雷泽估计，沃伯格的遗产价值仅约合200万英镑。这不是不太可能。截至1968年3月底，沃伯格从他创立的银行获得的年收入刚刚超过9000英镑，加上奖金6000英镑——（考虑加薪和通胀因素）用今天的钱计算合不到54万英镑。第二年，工资涨到1万英镑，但奖金降至4000英镑。1973年的总收入刚刚到25080英镑——按实际价值计算，比1968年的水平还下降了。1980年，沃伯格的工资仍只有15000英镑。诚然，那时他在水银证券的股份有所增加，但不是很多 [3] 。1968年，据说其持股的价值有95万英镑。从那时到1982年，股票数量仅增加了1.5倍，但同期的股价上升了几乎5倍。沃伯格积累的大量图书甚至也不是很值钱，因为他知道但不在乎第一版或稀有装帧。不像其他“叔叔们”，沃伯格不收藏。正如查尔斯·夏普所说的那样，“对他而言，书是用来读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即使剔除经济增长和通胀因素，当亨利·格伦菲尔德于1999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也要大得多，总价值为3500万英镑（相当于1982年的1100万英镑）。与安德烈·迈耶的对比甚至更明显。当迈耶于1979年身故时，他的遗产价值为8950万美元（合4000万英镑），虽然他的财富的真实程度——考虑到他晚年向家人的赠与——可能接近5亿美元（合2.26亿英镑）。他收藏的41幅画作经苏富比拍卖，获得收入为1640万美元。拉扎德在纽约的经营比沃伯格系在伦敦的经营更赚钱。美国总比英国有更大的交易可做，美国经济不像英国经济遭受滞胀打击那样严重。但真正的不同在于这两位杰出人物，一位还在世应是积累资本，另一位则不是。终其一生，西格蒙德·沃伯格有利润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

沃伯格曾评价自己，“在脆弱的心灵中仍有躁动”，也许永远都是这样。使内心焦虑得到宽慰的最好办法是与其他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最好和年青一辈中志趣相投的人交流，但也不一定。193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人是最多面的，也是生活和艺术中最有趣的对象。”他自己的银行给予他一种心理实验室的功能，他可以在其中研究他最喜欢的种类，并培养新的“选择性亲和”。沃伯格曾写道：“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一场持续的实验，最重要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学习、教导和研究工作。”的确，S·G·华宝公司有实验室的味道：比如，长时间的工作、细致入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当实验出错时，还要进行事后剖析。至于严格坚持“令人痛苦的自我评价”，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他母亲对他的训诫，“每晚睡前，我应该反思在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处理不当的地方，应当非常努力地向自己承认所有错误，并想出如何在今后吸取教训”。这个规矩要求自我批评，几乎到达自虐的地步，据沃伯格后来回忆：“如果我不能至少想出3个当天犯的错误，那我一定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更强化了他的观念，即，“避免无情的审讯只会鼓励自满，这是在犯罪”。所以，某些人发觉他很难共事就不足为奇了。沃伯格认同英国历史学家兼记者E·H·卡尔的观点，即，“改善人世间的事情完全取决于不满足的性格——好像斗士一般”。“矛盾的决定经常是正确的决定”，沃伯格满足于这样的真知灼见。他遇到的“异想天开”越多，就越想挑战大多数习惯于自满的人的传统非智慧。有意思的不是沃伯格因此树立了一些敌人，而是许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带着一份忠诚去这么做，这份忠诚近乎于爱——这种感情在金融行业里罕见。但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只有对外时和在表面上才是一个银行家。

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有很多角色，如果一个角色是实验型心理学家，把银行作为实验室，那么，另一个角色（用斯科利的话说）是“经验老到的演员兼演出经理”。这位普鲁士的教授也是金融城的亨利·欧文和劳伦斯·奥利维耶，其演技令人着迷，其戏剧张力惊人，从隐约忸怩的魅力 [4] 到残忍的暴脾气——他“一会儿是里尔王……一会儿又是理查三世”。连伊恩·弗雷泽也不得不承认，沃伯格在会议、午餐和晚宴上具有非凡的能力，“他对当代和古典文学阅读广泛，他对戏剧和舞台津津乐道，他对精美的装帧和家具知识渊博，这些都让来宾为之倾倒”。当兴起时，他“滑稽可笑，但又不会冒犯别人”。埃里克·罗尔回忆沃伯格如何“在极富戏剧性的时刻还能放松，他喜欢一项交易中他认为有娱乐性的元素，尤其当该交易极富竞争性时，用他的话说，他还喜欢交易中所能体验到的乐趣”：“人们永远来找他……他就像一块吸铁石，甚至对出租车而言也是：在最难打到车的时候，比如雨夜歌剧散场，一辆出租车就会出现。他一定有吸铁石般的特性，无论对人、对问题，以及对那些回避媒体的人，甚至对新闻。”但沃伯格内心却不喜欢交际。他讨厌聚会以及任何种类的人群。罗尔生动地描述沃伯格“在有重要人士参加的大型聚会上的样子（比如在唐宁街10号，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或在西门子银行业年会上，这些场合经常有人一吐为快），他安静地站在一个角落，显然陷入了沉思，而他周围的人群在聚集”。查尔斯·夏普回忆说，聚会上沃伯格要么是主人，要么“站在屋内最偏僻的角落……或靠近门口”。沃伯格说，聚会是“过多酒精”和“口腔体操”的混搭，这是一个极度无聊的组合。正如他告诉保罗·齐格勒的那样，他鄙视所有形式的“逃避主义……它让人原地踏步”。他最喜欢的社交场合是为退休的沃伯格系员工举行的所谓“重逢聚会”，聚会上他“激动并带着真诚的喜悦，亲吻退休的厨师……和退休的茶水女工的双颊”。

关于沃伯格，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博学之人：他不光对口说的语言、手写的文字敏感，更重要的是对印刷的文字敏感。人们必须通过他所做的，还有他所阅读的来判断和了解他。在他最好的朋友中包括伟大的法国书籍收藏家让·弗斯登堡，这并不是巧合。任何想过沃伯格图书馆规模和组成的人都不可能不被震撼——不是被第一版的数量，而是被书籍的前主人与书籍内容之间的密切程度。约3000册书籍带有沃伯格收藏用的书签，以及他用铅笔在封面上写的笔记，书签上有这样一句格言“思想进步就是朝简单前进”。藏书中一大部分是18和19世纪的英国文学，他移民后将自己置身其中，包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特洛勒普的帕利泽系列小说，等等。他还收藏了同时期法国和俄国作家的作品（巴尔扎克和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但沃伯格藏书的核心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启蒙时期、德意志帝国时期和魏玛时期的文学。特别有3位作家在他脑海里巍然耸立：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尼采、托马斯·曼。他永远崇敬席勒“巨大的戏剧天赋，以及开天辟地、热情澎湃的理想主义”。他15岁起开始拜读尼采，后者“将我所有早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丢进熔炉里”。《浮士德博士》是曼对德国灾难的伟大寓言，沃伯格读它的频率几乎赶上了读《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许多他最喜欢的警句（见下文），是从他最喜欢的书籍里抄下来的。（1967年的）一个典型例子受到乔治·桑的启发：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人类的欲望得以满足；一种是更表面的，包括英语中说的“高兴”或“快乐”，以及法语中说的“喜悦”；另一种是更深层次的，包含生存的强度——德语中说的“增加活着的感觉”，并涵盖痛苦和喜悦。没有什么比乔治·桑的文字更能准确把握灵魂中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了：“带我离开快乐制造的虚假和可耻的幻境。赋予我工作、疲劳、悲伤和热情。”

虽然19世纪是沃伯格的“初恋”，但他一生都保持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他出差时随身携带的书籍很少少于3本，从本·B·林赛法官和温赖特·埃文斯于1927年出版的《现代青年的反叛》，到希拉瑞·贝洛克于1934年出版的《奥列弗·克伦威尔》；从英奇牧师于1935年出版的《河谷》，到利顿伯爵于1936年出版的《安东尼》；从H·A·L·费希尔于1939年出版的《欧洲史》，到亚历克斯·卡普斯坦于1942年出版的《关于一位英雄的事》；从E·M·福斯特于1943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到赫尔曼·劳施宁于1948年出版的《发狂时代》；从奥尔德斯·赫胥黎于1952年出版的《鲁顿的魔鬼》，到戴维·塞西尔勋爵于1955出版的《墨尔本》；从阿尔贝·加缪于1958年版的《鼠疫》，到西蒙娜·冯·波伏娃于1959年出版的《忠实的女儿的回忆》。詹姆士·鲍德温、西里尔·康诺利、阿瑟·库斯勒、马克斯·弗里施、埃里克·弗罗姆、彼得·盖伊、井上靖、艾妮拉·佳费、尼科斯·卡赞札基、桑顿·怀尔德、卡尔·楚克迈尔——这些作者的书都曾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公文包里停留。

沃伯格积极主张文学是需要分享的，他经常把他最喜欢的书籍寄给友人。他也认为，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是公司新雇员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我们所见，当应聘者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喜欢读什么书时都很惊讶。乔舒亚·舍曼极不情愿地承认他在读曼和卡夫卡的作品，他担心这也许会让这位不讲情面的金融家对他产生偏见，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最佳答案。但沃伯格不满足于阅读和推荐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也与许多他最敬佩的在世的作家通信，特别是福斯特、弗罗姆、库斯勒，还有德国出版家塞缪尔·费希尔的女儿布丽奇特·B·费希尔。他认识赫尔曼·黑塞，遇见过H·G·威尔斯，资助过乔治·斯坦纳，经常与以赛亚·柏林共进午餐和晚宴。“柏林是一位杰出的谈话高手，请从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理解。”1949年，当他们在跨大西洋轮船上首次见面后，他写道：

遗憾的是，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巨大成功，作为法斯塔夫之流，或美国贵妇和各国愚蠢小人的弄臣，他允许自己被诋毁。即便如此，他的思维观察和口头形容能力仍非比寻常，我觉得我不可能理解他如何能一整天几乎不间断地谈话，同时还能精读书籍和报纸，并撰写科学专著。

然而，他们的关系在接下来的30年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79年，柏林致信沃伯格说：“我……不但对你的思想崇拜至极——谁又不是呢——而且对你的道德品质、勇气，以及现实感和洞悉感也相当钦佩——在所有这些方面你都能做自己——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向你表达这些，并对你的友谊，以及你对正直和文明的忠诚表示感谢——有几个银行家能获此评价？”但是，沃伯格最重要的文学关系——其实是友谊——还是和维也纳小说家兼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今天，后者最出名的作品也许是《象棋的故事》和《危险的怜悯》。沃伯格认识茨威格有20年，并认同他通过欧洲一体化实现和平的愿景，茨威格在巴西流亡期间，沃伯格定期与之书信往来，直到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虽然沃伯格欣赏以赛亚·柏林，但他对斯蒂芬·茨威格的评价更高。

不过，在所有沃伯格研究过的伟大思想家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能对他最有影响，虽然二人从未谋面。沃伯格曾自问：“有没有可能，用一种宗教填补我们时代的道德真空，这种宗教是基于审美和伦理的元素，但没有罪的情结？”这实际是弗洛伊德在《幻象之未来》提出的问题？1976年，沃伯格告诉乔治·斯坦纳：“人类从超越动物本源那一刻起，就从盲目的本能走向越来越有意识，从哑巴走向语言表达，我们内心自我毁灭的倾向变得越来越强，必须用更大的精力与之抗衡。”这明白无误地是弗洛伊德式的见解——虽然沃伯格会引用死亡本能作为人类事务的原动力，而非色情本能，这符合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分析是沃伯格一生的嗜好，虽然他谴责专业分析师们的某种倾向，他们把所有道德的失败都看做早前创伤情有可原的结果。

一生沉浸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文学中不可能使人成为乐天派。沃伯格曾承认：“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倾向于悲观主义，尤其自1930年以后。我对我各种行为的态度继续以某种假设为基础——极少有例外——那就是，事情不会按照计划发展，不利或不合理的结果比有利或合理的结果更有可能……在不太有意识的层面，某种非理性的希望伴随着这种假设，即事情发展的结果也许不像我理性思考预期的那样糟糕。”但沃伯格的悲观情绪不是一种为避免失望产生的文化绝望的反映。他在1942年写道，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悲观主义者进入自己的世界”：“其他人从正常的自信到负罪式的自满，他们受到动摇，变得阴郁和沮丧。我们习惯性地害怕，现在就更害怕了，但相比现在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时候的自己，我们反而更乐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倒下，因此也没有受伤。”沃伯格的假设一直是西方文明注定将被席卷。但是多年后，他告诉乔治·斯坦纳：

许多理想主义的价值从过去到现在仍是我信仰的基础，我从未因推翻这些价值而失望得落泪，或因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而是将其作为一项挑战，在我心系的前进方向上去争取、去坚持。我所提到的理想主义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一生中都不曾改变。在我整个成人阶段，现代野蛮主义不断壮大，它的入侵从未把我吓倒，从未使我绝望，它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让我坚持那些在我看来是相反的目的，并依然去做，即使这意味着现在无法经常实现这些价值，要知道这些价值只有在某些充满完全理智和狂热信仰世界会更美好的小岛上才能实现。

鉴于沃伯格的文学修养，他也许被认为不只会写商业信函和备忘录。20世纪20年代，他的确试图写一本书，但手稿未能被保留下来。然而，他一直抵制自己写回忆录的建议，担心被指责是“自我宣传”。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本自传的写作应侧重于哪一边，这是一个两难的情形：

我认为，他人代笔写的自传，不是历史人物本人（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写的自传，会遇到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要么自传是诚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自传必须包含重要的细节，以实现对人物的全面介绍，但这种自传总体上缺乏重要性；要么自传专注于几个点，这些点对一群人来说很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自传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其性质是片面的。

相反，他提出撰写两篇“短论”，一篇叫《成人教育》，是有关“生命冲动作为成人教育一个基本部分的培养”；另一篇叫《昂贵的教训》，是形容“痛苦、悲伤和苦难”的章节，他从这些经历中学到有恒久价值的知识。但两篇论述都没有问世。1976年，哲学家兼观念史学家乔治·斯坦纳在白朗尼多次对沃伯格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前者显然旨在为二人共同署名的回忆录打基础，但这个方案也以失败告终。（虽然斯坦纳是银行家的儿子，但他坦言，自己不可能成为回忆录代笔的选择，当《机构投资者》的一名记者采访沃伯格，双方的谈话几乎同样坦率时，斯坦纳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探索者的选集》是最后一次文学尝试，但它也难产了。沃伯格计划把他自20世纪40年代想出的或誊写的众多警句和摘要汇总，他在1972年把它们按主题分类。沃伯格去世后，在他遗孀的建议下，乔舒亚·舍曼完成了对这些警句的编辑，但这份材料还是未能被出版。

毫无疑问，这份最后的文学遗赠肯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它是一串未被出版但被部分编辑过的智慧“珍珠”，几乎所有格言的作者都不详。从这些文字中，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伟大思想被剥离出来。这个人是看不见的，他的生命和爱也被抹去了，只有他的警句和思想犹存。以下选登的是最有启示意义的几句：

生命冲动的真正目的是使人的各种可能性得到尽可能最高的发展。（1959年5月）

与另一个人相爱、与生命相爱，把这两种爱结合成一种伟大的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大赠与。（1963年1月）

人的力量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达到最大程度，一种是在热情中，另一种是在苦难中。（1965年1月）

诚实地面对自己比诚实地面对他人更重要。（1965年5月）

自我，这个神秘的概念、人类假想的动力，从物质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明确的统一体，但从心理意义上说，它是许多不同和对立元素的混合体。（1965年7月）

一个人接受挑战并尽全力去战胜挑战，虽然最终屈服，但这样的人是生活中真正的胜利者。（1966年4月）

一个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另外一个人或一项伟大事业的人，应把预期得到更多的苦难而不是幸福作为回报。但他应该感激这种苦难，因为它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完善。（1967年9月）

不要为过去的事情后悔或不要惹是生非被认为是良好的习惯。但事实上，为发生的事情后悔和将某事追查到底都极富教育意义。（1968年10月）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信仰广泛让位于怀疑主义和愤世嫉俗时，少数坚信高尚价值、超越物质生存的人，不但有很大的责任强化他们的信仰，而且有责任使他们信仰的火炬生生不息，并带着决心和热情大声说出他们的信仰——圣火在燃烧。（1968年10月）

当我们倾听其他人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的和他们没有说的同样重视。（1969年2月）

每当你采取重要或者不重要的一步时——无论你用多少能量——你都应该考虑有多种备选方案，并且已为此作好准备。（1972年3月）

工作比最好的假期或最好的游戏更引人入胜，更使人快乐。（1972年7月）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惧是“首席顾问”，而且永远是一个糟糕的“顾问”。（1977年7月）

我们应该成为不带幻觉的理想主义者。（1978年11月）

人类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把容忍与区别结合。容忍可以如此轻易地忽视区别的必要，而区别经常导致无法容忍。不加区别的容忍将产生危险的标准缺失和轻度的纵容。不加容忍的区别会导致狂热和不公正的情况出现。我们应当既容忍又区别：这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未标明日期）

相信这种建立在阅读伟大书籍、聆听伟大音乐作品、人类在善良和理解方面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之上的超越——我无法想象那些书籍、那些音乐作品、那些人类成就中的精神会丢失，即使那些书籍全部被销毁，那些乐谱全部消失，那些关于人类成就的个人记忆不复存在。（未标明日期）

影响力比权力更重要，这不仅适用于国家，而且适用于个人。（未标明日期）

自由不是简单地被允许做想做的事，它体现在坚强的意志上。（未标明日期）

最伟大的冒险是思考。（未标明日期）

很难想象有比这些脱离上下文的附言更能表达人类灭绝这个主题了，虽然这些附言比任何之前出版的研究都更多地展现了沃伯格的性格。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确在很多方面是无根的四海主义者化身。“我把世界许多地方当做‘家’和‘住宅’，换句话说，我是一个跨国者。”他在1976年说道，“我知道，这个词现在被许多人所鄙视，但我不害臊地承认，甚至强调我就是一个跨国者。”但是，保罗·齐格勒也许更接近真相，在一封写给沃伯格儿子的信中，他形容沃伯格是一类流浪的德国人。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格言是来自中欧的格言：它们的作者不仅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而且还有维也纳格言大师卡尔·克劳斯。正如保罗·齐格勒恰当表示的那样，沃伯格是19世纪的德国人，但却被困在20世纪的英格兰，他不得不把他的公司当做他的家：

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很糟糕……我确信你的父亲一生都有深深的痛楚……在那非常成功和高效的智慧和意志背后，是一种极深的浪漫主义和朴素的情怀，它们需要在某处扎根，但却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它们在极度虚伪的世界里“挨饿”，但又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表演”，所以只能悬在空中……你的父亲需要温暖，虽然他有无数朋友，但我认为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至少自他离开德国后——出于这个原因，以及过于苛刻和特殊的标准，他在表面之下是一个过于复杂、害羞，并且容易受伤的人。

这段对西格蒙德·沃伯格个性最具洞察力的评述，出自一位真正的苦行者也许就很恰当了。他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曾经做过银行家，但后来成为一名本笃会的僧侣。

[1] 不可能核实沃伯格向慈善事业捐助了多少钱，但数额是巨大的。正如他在1980年给堂姐罗拉·哈恩–沃伯格的信里写得那样：“我的两个挚友——我不断向他们咨询我捐助慈善的事宜——自从去年起就告诉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为慈善目的已投入过多的资金。在当前的环境下，新的未曾料到的紧急情况很快就可能需要处理，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是疯狂的行为。至于我近期的某些捐赠，例如，我不久前安排支付魏茨曼研究院超过10万英镑”——以今天的价值计算，约合50万英镑。

[2] 前者包括“一间大客厅和餐厅、一间书房、3间带浴室的卧房（一间里有两张床，另两间里各有一张大单人床）、三间佣人房和一间能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后者根据沃伯格本人的指示设计，他要求“是一座适度舒适的住宅，不应该华而不实，风格应该简约、平衡、有品味”。虽然准备“对首层的房间……楼梯（包括栏杆）……以及住宅外立的审美方面几乎在财务上达到奢侈的地步，但他反对……在浴室和可能的电梯上花费不必要的开支”。他写道，“如果浴室能达到一般瑞士资产阶级家庭的标准，那我将完全满足。”

[3] 在水银证券成立的前7年里，股东们的投资价值增加了大约20倍，收益率达145%，但相比大多数英国的股票，水银政券在20世纪70年代股价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据伊恩·弗雷泽计算，1968年他收到62505股高级经理股票期权，这部分期权并未让他赚多少钱。他每股支付了12先令10便士购买，1972年他以每股36先令11便士的平均价卖出。如果他保留这些期权至1994年，它们的价值只增加了6倍，但还是不能赶上英镑贬值的速度。

[4] 沃伯格自己不止一次提到，“最成熟的男人应当兼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但强调男性的特征”。关于他和他男性门徒的关系，小说《威尼斯之死》中大体上有模糊的暗示。

沃伯格公司的消失

沃伯格这位永远的悲观主义者感知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在他去世前的5年内，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告诉彼得·斯托蒙思·达林：

沃伯格系将打破沃伯格最珍视的规则。他说，我们将在上市公司水银证券的名称中加入沃伯格的名字；我们将制作光彩鲜艳的年报，代替我们传统上使用的普通白色年报（他其实用的是“有光泽”这个字眼）；我们将在宣传手册中加入公司成员的照片，就像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那样；我们将做广告；我们将过度增长，并雇用过多的人员；最糟糕的是，我们将成为金融城权贵阶层的一部分，并继承它的自满。

这或多或少就是实际发生的。脱离银行创立者的束缚，只有亨利·格伦菲尔德作为“叔叔们”活跃的代表，S·G·华宝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走上了迅速扩张之路。他们的目标是和华尔街大型投行展开全方位竞争。沃伯格系将从“商人银行”转向真正的投资银行。这是一则在别处也讲过的故事，超出了本传记的范围。但这个故事必须要简短地提一下，只是因为它说明了西格蒙德·沃伯格卓越的预见力。

在1986年“金融大改革”之前，S·G·华宝公司就开始激进扩张。1984年，公司从格雷沙姆街搬到更大、更现代的威廉国王街33号。几乎在取消金融城对银行、股票经纪、证券批销经纪的传统区分后，沃伯格系立即收购了股票经纪公司罗和皮特曼、证券批销经纪公司阿克罗伊德和史密斯，并在英格兰银行的建议下，收购了政府的经纪商马伦斯公司。沃伯格系再次搬家至芬斯伯里大道，以容纳新员工。至于这些投资是否明智仍有待讨论 [1] 。但是，扩张的目标肯定实现了。1984年，沃伯格系的股本超过了摩根士丹利的股本，距离高盛的股本也不远，后两家公司显然是沃伯格系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公司的利润领先于伦敦的同行。到1993年，公司的市值达20亿英镑，而1957年，其市值只有100万英镑。公司全球雇员的总数从1990年3月的4900人增至1993年的6500人，而1985年该数字是3250人。公司投行业务的办公室分布在31个地点，它在英国本土金融界是无可争议的冠军。其企业融资部有560个公司和政府客户，该部被公认为欧洲第一。公司的国际股票发行业务全球排名第6，在欧洲股票经纪业务排行榜中蝉联第一。沃伯格系在金融界里有最大的研究部之一，250名的分析师数量无人能及。但公司的传统文化似乎完好无损。1992年，西格蒙德·沃伯格去世后10年，一名记者发表文章，把该行的办公室比做“中南海，它是北京一处神秘的领地，中国领导层在那里运筹帷幄”。这名记者带着恰当的崇拜指出：“沃伯格系的业绩很少能挑出漏洞，沃伯格系时常在所有业务的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但这种迅猛扩张的结果证明是昙花一现。为支撑利润，水银证券越来越依靠水银资产管理公司，后者于1987年上市，水银证券占其75%的股份。一则粗俗的宣传广告并不能掩盖问题，如果西格蒙德·沃伯格在世，肯定会强烈反对这种广告的（广告内容是，“在您去哥特堡、圣彼得堡或萨尔斯堡购物前，请一定惠顾沃伯格系”；“我们唯一不会合并的就是和背景融合”）。1992~1993年，公司费用上升了近1/3；1993~1994年，费用继续上升了同样比例。公司仍旧在不断壮大。1994年2月，新任首席执行官西蒙·凯恩斯（凯恩斯伯爵第6代）决定拓展公司的债券业务，但一切已晚。1994年夏，凯恩斯试图与摩根士丹利谈判合并事宜。那将是“未来的投资银行”，是金融史上两个最显赫名字跨大西洋的融合：即，摩根和沃伯格。但在交易达成前，因公司投行业务收入下滑，迫使凯恩斯于10月3日发布利润预警。更糟糕的是，双方谈判被公之于众。双方就水银资产管理公司的估值进行拉锯战之后，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突然退出谈判。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随着利润和股价一块下跌，沃伯格系在股权资本市场团队的指挥下匆忙寻找出路，但该团队向摩根·格伦弗尔倒戈。接着，凯恩斯也辞职。几乎顷刻间，沃伯格系宣布将退出欧洲债券市场——这个由西格蒙德·沃伯格亲手打造的市场。

1995年4月，在“流氓交易员”搞垮老牌公司巴林银行后两个月，瑞士银行公司以8.6亿英镑——事实上是投行业务净资产价值外加8%的溢价——收购了S·G·华宝公司，用一名前沃伯格系雇员的话说，是“吝啬的价格”（S·G·华宝在水银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未包括在内，这部分股份被分配给水银资产管理公司的其他股东）。那些负责这项交易的人松了一口气，收购方不是摩根士丹利或者国民西敏寺银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家瑞士银行收购而不是被一家华尔街银行，或一家更糟的英国清算银行收购，似乎没那么丢脸。斯科利自信地声称，瑞士银行公司与沃伯格系的契合“就像劳斯莱斯车门被关上时发出的那一声响”，尽管他不时会忘记这个著名汽车公司的经营困难。但也许与摩根士丹利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合并，从长期来看对沃伯格这个品牌会更有利。通过更近距离的观察，“瑞士银行的交易员穿着高级的卡其裤和100英镑一件的衬衫”，相比国民西敏寺的经理们穿“偷窥狂式的防水雨衣”，也只稍微让人更能忍受一些。有一段时间，该投行以“瑞士银行沃伯格”的名字经营，在收购狄龙里德后，改名为“瑞士银行沃伯格狄龙里德”。几年后，当首席执行官马赛尔·奥斯佩尔将瑞士银行与更大的瑞士联合银行合并时，沃伯格系随即成为一家更大的瑞士巨头的一部分，公司名称被再度改为“沃伯格狄龙里德”，最终为“瑞士联合银行沃伯格”。但在2002年11月，作为公司重塑品牌计划的一部分，瑞士联合银行决定摘掉“沃伯格”和另一个近期被收购的公司“佩恩韦伯”的名字。讽刺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曾经责难他不够有天赋的亲戚们，但沃伯格这个名字在汉堡和纽约存续的时间更长。他在伦敦创立的公司除了记忆，现在一切皆不存在。1997年，美林以31亿英镑收购水银资产管理公司后不久，“水银”这个名字也消失了，这样的金额一定会令沃伯格吃惊的。

是什么导致S·G·华宝公司的失败？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在“金融大改革”之后，大型外资银行入侵伦敦的“一平方英里”，没有一家英国投行能指望与外资银行庞大的资源匹敌。1990~2000年，摩根·格伦弗尔、巴林、克兰沃特本森、史密斯新宫、国民西敏寺市场、巴克莱德佐特韦德，以及施罗德，均因外国买家收购而失去独立。只有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一间家族控制的精品投行延续至今。约翰·杰伊将这种现象生动的形容为“噩运圈”，英国银行的薪酬待遇赶不上外资银行，这引发人才流失，进而导致被收购。但沃伯格系总能与全球大型银行一争高下。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亨利·格伦菲尔德责怪凯恩斯，并告诉凯恩斯是他“在一年时间里毁掉了（西格蒙德·沃伯格和他）用超过6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基业”——虽然作为“叔叔们”中的最后一员，格伦菲尔德在未来4年继续坚持工作，事实上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享年95岁。伊恩·弗雷泽把问题归咎于“傲慢”和“献身精神不足”，而这不只局限在凯恩斯一人身上。《经济学人》也有类似的观点：

沃伯格系的失败不在于它的愿景，而在于它的执行能力。它试图在美国单独行动，并从零开始。当这项战略失败时，它在寻找如摩根士丹利这样有钱的合作伙伴上等得过久……这家英国高级投行那时迫于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将合并谈判过早的公布……合并随后流产……当凯恩斯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时，戴维·斯科利爵士成为董事长……一定为傲慢感到后悔，因为是傲慢导致沃伯格系认为即使利润下跌，自己依然能够存活。

一位美国人的裁定是：沃伯格系“已彻底变成了英国和金融城的权贵阶层”，结果是“一个态度问题，一种安逸和自满的心态，它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对于像迈克尔·瓦伦丁这样的元老，沃伯格系独有的道德观被额外增加的员工“淹没了”，他们是被招进的股票经纪和证券批销经纪。但是，由于该银行管理层绝大多数是像瓦伦丁这样的企业金融家，戴维·弗洛伊德感到，他们“在处理证券市场成比例的风险时，未能适应这场革命”。

可以说，许多机会是被错过了，比如，1986年公司决定不收购美国小型投行沃特海姆——这又是一次为在纽约站住脚的失败努力（虽然施罗德后来通过争取，成功收购沃特海姆）。1994年，公司扩大固定收益业务，这是向黑暗跃进，正如凯恩斯向弗洛伊德坦言的那样，公司的资本基础（1990年资金为7.2亿英镑）根本无法支撑这一跳。显然，公司在成本方面失控，而且沃伯格多年来极力主张的“员工所有制心态”也逐渐减弱。为长期客户定制交易这种老式企业融资模式已过时，但老一辈“极不情愿地允许建立这样的团队，他们与客户打交道是以业务量为基础的”。《经济学人》挖苦地写道，后期，沃伯格系显示出“一种单一的能力，也就是它能为任何人赚钱，就是不能为自己的员工赚钱……（这）也许是……为什么它被如此深情地怀念”。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不能再为它的客户赚足够的钱了。

然而，关于S·G·华宝为什么会消失这个问题，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给出的答案最简单。他写道，“那些掌舵的人干脆忘记遵守西格蒙德制定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但最重要的是，西格蒙德试图抵制成功之后的自满，他感到，自满会经常导致他所称的‘扩张兴奋’。”

当我们回顾21世纪第一个10年时，世界范围内出现“扩张兴奋”，这个时代西方大型银行极力主张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它们是最鲁莽的冒险者——它们使这个时代以自“大萧条”后最大的金融危机收场——金融界有更多的人曾仿效过那些相同的惯常做法，不希望他们那么做都很难。重要的是，从“处理证券市场成比例风险”——大量举债，并以尽可能最高的频率交易——赚钱的胃口，取代了沃伯格对金融关系中心理因素的积极关注，我们为此一定会后悔。正如乔治·斯坦纳恰当评价的那样，把“一种特殊的气节带入顶级金融的生命”是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使命。如果这本对现代金融史有小小贡献的传记要提出一份不容挑战的声明的话，那就是，沃伯格的生命和时代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沃伯格系以4100万英镑现金购买阿克罗伊德和史密斯29.9%的股份；以相当于价值4250万英镑水银证券的股份收购罗和皮特曼；以价值860万英镑水银证券的股份收购马伦斯。基于这3家公司最近的利润，上述估值较为慷慨。事实上，水银证券原有股东100%的持股在完成收购后降至59%。但新公司增加的净资产价值（从1.7亿英镑增至2.36亿英镑）不能解释股份被稀释的合理性。

附言

当听说投资银行S·G·华宝公司使用一种非传统的手法遴选初级职员时，该机构的客户都有些不安。表面上，年轻的绅士们被要求用钢笔和墨水在结实的纸张上写下500个字，然后，这份材料会被送到西格蒙德·沃伯格在瑞士的那位上岁数的女笔相师手中。如果这位女“祭司”不认可他们的笔迹，无论学术成绩多么优秀，或在财务上再精明，也帮不了这些有抱负的年轻人。

|《侦探》杂志1970年7月|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元化个性的所有侧面中，他对笔迹学的信仰——对字迹的分析——给我带来最大的难题。从一开始，我觉得能从一个人的字迹样本推断出这个人性格中任何重大的心理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文件中提供的证据，以及从许多其他来源的证据显示，S·G·华宝公司有关人士的大多数主要决定，都是部分建立在笔迹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一名参加招聘的候选人将首先经历面试，他的资历将受到审查。西格蒙德·沃伯格坚信自己作为性格评判员的能力，他这种信仰也不是没有依据，未通过这最重要一关的人不能继续前进。然而，沃伯格还坚持把字迹样本寄给专业的笔相师进行独立分析，多年来都是请苏黎世的笔相师兼心理学家西奥多拉·德赖弗斯。作为一条常规，笔相师接到的唯一信息包括写字者的年龄、性别和国籍。如果笔相师的裁决非常消极，这位候选人就很难受雇于沃伯格系，虽然不是不可能。然而，一个积极的裁决也很有可能被忽视，如果其他因素对这名候选人不利 [1] 。当我开始做我的研究时，我以为找笔相师类似于找占星师咨询，那时，我这个观点得到《侦探》杂志的认同。我惊奇地发现，其他一些欧洲公司仍沿用此种做法。我甚至更惊讶地发现，在我采访的前沃伯格系董事中，没有一个人认同我的怀疑态度。我开始想，我是否在写一家银行的历史，还是在写一个邪教的历史。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文件中，有大约200份笔相报告被留存下来，这些材料读起来很有趣，特别是沃伯格喜欢请人对一些他曾打过交道的著名政治人物和商人的笔迹进行分析。西奥多拉·德赖弗斯对知名公众人物——以年轻的奈杰尔·劳森最出名，他后来成为英国财政大臣——性格的分析，首次读来都是惊人的准确。不过，经过进一步观察，她的方法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沃伯格也相信后者，通过像赫伯特·宾斯万格这些对笔迹学感兴趣的精神治疗医师的努力，两者的确产生关联。

德赖弗斯掌握了某种像公式一样的东西，它的结论声称，聪明的人会掩盖各种各样的弱点。她很少写绝对否定的报告——虽然，她至少在一个案例中用过“精神病夸大狂”这个词——这使得沃伯格可以从她的评价中提取他想要的东西。她的认定几乎不可能造假，因为它们是有关潜意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能在未来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只有偶然情况，她的判断显然有误。比如，“泰尼”·罗兰德证明一点都不像她所说的“在做生意时非常小心谨慎”。吉姆·斯莱特是另一个被西奥多拉看走眼的人（“有关写字者的正直和可靠性，说不出任何有约束力的东西”）——虽然这次经历说服斯莱特在斯莱特沃克雇用一名笔相师。

无论如何，从他们通信的亲密口吻判断，西格蒙德·沃伯格与西奥多拉·德赖弗斯的关系既有浪漫的成分，又有科学的因素，这确实是可能的。他在苏黎世建立欧洲笔相科学和应用基金会，显然主要是为她提供一个体制基础。德赖弗斯甚至是他搬到瑞士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理由之一。沃伯格也没有隐藏他和她的关系，甚至提出他和伊娃与西奥多拉和她丈夫利奥波德四人同去度假。沃伯格真心地相信（正如他在这个苏黎世机构1963年开幕时写道），笔迹学有潜力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

我意识到许多人仍认为笔相师是骗子和古怪之人。事实上，笔相师开创了心理学知识的新领域。很多科学开始时都是神话。对星星的认知始于占星术，并逐渐演变成精确的天文学科学。今天，没有人会说天文学家是骗子。最终，我确信，笔迹学将受到欢迎，并得到认可——可以登上汇集渊博知识的殿堂。

但沃伯格与德赖弗斯的关系使这个想法变得不太可能，而不是更有可能。正像他自己尝试向英国笔相师琼·坎布里奇——沃伯格在财务上支持她开的科学笔相师公司——学习笔迹学那样，他开始在带有字迹样本的文件首页向德赖弗斯提供有关他自己评判的示意，这自然对她后来出具报告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有时候，他亲自进行字迹分析，比如爱德华·希思（见第10章）和肯尼斯·希思。很快，他就习惯性地告诉德赖弗斯为什么他对这个人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是以强势的态度纠正了她的看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如此依赖她的观点，以至于他安排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去苏黎世见她，以便让她可以观察字迹背后的这个人，那时他怀疑达林在心理上已经“恶化”。有时，沃伯格会每天写信或打电话给她，不停地寄给她字迹样本，无休止地询问她对每个人的意见，从刚来格雷沙姆街的实习生，到首相的妻子。至少有两次，他甚至请她分析自己的儿子（见第9章和第12章）。

1972年，戴维·斯科利扭转局面，他请一位笔相师分析沃伯格本人的笔迹。带着性格中固有的放肆，他在沃伯格70岁的寿宴上将这份报告作为发言的一部分大声读出：

你有极大的权威和能力，你的判断力是基于直觉和可靠感。不守时、邋遢和浅薄使你发怒。在你的词汇中，“胡乱开玩笑”是最不受欢迎的词。你节奏掌握得完美，这使你成为一名优秀的谈判专家。

你的字迹很独特，你不是那种有伟大愿景、想象力、效率、彻底性和坚韧性格的人，而是那种有罕见性格的伟人——你完全没有妒忌，你对其他人的表现、标准以及成就持欣赏的态度。看到你教育的成果，比看到你自己的成功更令你感到自豪。

这并不是科学，而是熟练的谄媚。沃伯格没有假装笔迹学是无懈可击的，这倒可以还他公道。他向乔治·斯坦纳承认：“异常情况出现时，可能有10%~20%的个案，我的判断与笔相师的分析不一致。不过，笔相分析与我的直觉对立还是极为罕见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位有良心的笔相师非常害怕出具一份否定的分析，因为它也许能毁了一个人，因此笔相师极为谨慎，避免出具措辞严厉的分析。”

在写这篇附言之前，我询问了是否能看到对我笔迹的分析，作自己的笔迹分析是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受托人同意授权我撰写他的传记之前。鉴定如此准确——不只是讨论我的主要缺点——它打消了我的怀疑。我“缺乏实际的、亲历亲为的机智”，这太对了。我的确“在思想、书籍和艺术创作中找到慰藉，这不会使我置身在竞争性的努力中，或处于感情比我更坚强的人当中”。这位笔相师总结道，“显然，他脆弱和容易受伤的感情架构还有未解决的冲突和情感包袱，这些都重压着他（日后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他又不能面对或解决这些冲突和包袱……他的脑力工作提供了一种目的感和目标感，允许他升华、整合，并找到一处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分析会怎么写，我不寒而栗。）这些评语也许同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此看重笔迹学，为什么有可能让我——正是因为我如此清晰的性格缺陷——来写他多姿多彩的人生。

然而，笔迹学没有像沃伯格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认可。事实上，就像优生学一样，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备受尊崇，那时的作家像阿贝·麦肯、朱尔斯·克雷皮约–雅米、艾尔弗雷德·比奈和路德维格·克拉吉斯，都将它作为一项“未来的科学”极力推广。但是，“书写分析”和“完整笔迹学”之间在战后的分歧，像同时期弗洛伊德学派内的纷争一样，都是没落的先兆。今天，笔迹学是过去的一项伪科学。全世界只有4所大学颁发笔迹学学位，它们分别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美国唯一一所颁发该学位的机构是位于新泽西州罗迪的佛里森学院，该机构于2000年停止颁证。原因很清楚。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套用英国心理学会的话说，笔迹学作为测评才能或个性的方法“无效”。在美国，法律还反对使用笔迹学 [2] 。我无意冒犯本书的主人公，但我因此提议不使用笔迹学来鉴定我的学生，比我职位更低的同事，或者我自己。

[1] 1965年，尽管德赖弗斯出具赞美的鉴定，但在彼得·斯皮拉的坚持下，约翰·古德温几乎被拒之门外，因为后者与乔·海曼有关系，海曼作为沃伯格系的客户，给公司带来很多麻烦。最后，斯皮拉的决定被沃伯格推翻，沃伯格召见古德温对他进行面试，并痛快地给了他一份工作。

[2] 水银资产管理公司被美林收购后，连沃伯格的忠实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放弃使用笔迹分析，因为美林的律师认定，如果笔迹分析的内容被与公司有争端的员工以《信息自由法案》为由取得，其内容将可能被解释为带有歧视。

顶级金融家

[英]尼尔·弗格森　著

阮东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字 数：350千字

-------------------------------------------------------------------

纸书书号：978-7-5086-3256-8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 （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

金钱关系

[英] 尼尔·弗格森 著

唐颖华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导论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第一部分 开支与税收

第1章 战争国家的兴衰

第2章 可恨的税收

第3章 平民与贵族：代议制与政府

第二部分 偿债承诺

第4章 月球环形山：国债

第5章 货币印制者：债务拖欠与货币贬值

第6章 论利息

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7章 永恒的债务和食税者：社会金融史

第8章 富足感因素的神话

第9章 银桥综合征：选举经济学

第四部分 全球力量

第10章 主宰者和浮游生物：金融全球化

第11章 金镣铐和纸锁链：国际货币体制

第12章 美国浪潮：民主的兴衰沉浮

第13章 统一破裂

第14章 扩张不足：经济实力的阈界

结论

附录

导论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人人都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酒店》（1972）

正如歌舞片《酒店》中所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虽是一句老话，但时至今日仍耐人寻味。关于金钱，《旧约》和《新约》中均有提及，我们来对照这两句话：“金钱万能”（《旧约·传道书》10：19），以及“对金钱的执迷乃万恶之源”（《新约·提摩太前书》6：10）。贪欲在摩西律法中固然被视为难赎之罪，可正如上述第二条警句所言，在基督教教义中，即便转转致富的念头也同样会受到责难。基督教中极具震慑力的灌输手法之一，便是断言富人将被摒弃于天国之外。俗语说，一个富人进入天国之不易，更甚于一头骆驼穿过针眼。

幸而这些陈规旧律没有吓退人们赚钱的念头，否则西欧也不能成功完成从封建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当然，这些教条在抑制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方面毫无作为，它旨在安抚那些不名一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又能让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们心怀愧疚。这一石二鸟之法对一个试图网罗人心，又寻求上层精英阶级丰厚捐资的组织而言，无愧为上上之策。

道德与金钱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造就了近代史上一个最成功的“世俗宗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令人厌憎之处在于它所奉行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以及“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将加速其灭亡的论断，按说也是科学的、客观的。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势不可当的崛起推翻了封建制度下的贵族秩序一样，进而言之，工厂里集结起的一贫如洗而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势必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资本论》痛斥资本主义的累累罪状，宣告它即将到来的灭亡，预言审判正等着那些无视历史进程和目标的人，他们终将受到历史的清算。

我们也可以把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解读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批判。该剧的核心论点便是金钱，抑或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开采加工过的黄金，即权力。在第一幕中，莱茵河的仙女便告诉侏儒阿贝利希，莱茵河黄金铸成的指环可使他脱胎换骨，赋予他无边法力，全世界财富尽归其有，但有个条件，他唯有舍弃爱情的力量，唯有撒手爱的欢乐，方能获取魔力，将莱茵河黄金幻铸为指环。换而言之，便是财富与情感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阿贝利希起初对莱茵河仙女色胆包天地求爱，已招致断然的拒绝和耻笑，故而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财富。更意味深长的是，他是靠窃取黄金来完成他第一笔资本积累的。

这还不是唯一一处经济象征。紧接下来的一幕便着重于众神之王沃坦和刚为他盖成沃尔哈拉神殿的巨人发生的合同纠纷。而在第三幕中，经济象征更为明显。此时的阿贝利希已摇身变为冷酷无情的尼布尔海姆之主，在尼伯龙根的巨大金矿里，毫不手软地榨取着他的侏儒同胞们的血汗。正如他同样卑劣猥琐的弟弟米梅所唱，他的同胞们原是“无忧无虑的金匠，为女人们打造细软，为尼伯龙根装点门楣，劳作之际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这个恶棍将我们驱使，在洞穴中为他卖命……无休无止，不得安宁”。阿贝利希高压之下马不停蹄的工作节奏化为锤敲铁砧的急管繁弦，令人过耳难忘，而在稍后齐格弗里德为父亲重铸诺顿剑时，我们再次听到这段组乐：这大概是将武器锻造谱写成曲的先例吧。

当然，如今仍倾向于夸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经济主题的严肃的瓦格纳研究者已经为数不多了，这出歌剧1976年在贝罗伊特上演时，阿贝利希头戴一顶高帽，齐格弗里德身着工人的蓝衣劳动服，但这种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的创造，到了1991年就成了老调了。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瓦格纳本人将当年烟雾笼罩的伦敦与尼布尔海姆相提并论，也正是在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时期，瓦格纳开始了对这出歌剧的首度构思，不久之后，他便跟随现代无政府主义创始人米哈伊尔·巴枯宁前赴德累斯顿的兵营（在此期间，两人勾画了歌剧《拿撒勒的耶稣》，并在剧中设计了一出渎神的十字架场景）。到了1876年8月，谱写完毕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时，瓦格纳已然褪去年轻时激进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于那年刚满20岁的爱尔兰年轻剧作家萧伯纳而言，瓦格纳歌剧中的经济意象仍是跃然纸上：人们看到萧伯纳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一边研习《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歌谱，一边参看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法译本。在萧伯纳眼里，《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则影射阶级制度的寓言：阿贝利希是个“贫贱穷困，粗野下流”之徒，企图跻身上流社会，而嗤笑和嘲弄让他认识到，只有成为百万富翁才能将那个社会踩于脚下，此外还能购得一位美丽优雅的如意夫人，他别无选择，只能像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们每天所做的那样，弃绝爱情，而选择将金钱攫于手中。

瓦格纳这出气势恢弘的歌剧中，关键之处在诸神偷走了指环之后，阿贝利希加诸指环的一道诅咒：

我以金子赋予我的无尽魔力诅咒：

无论何人戴上此戒都将招致死亡，

拥有此戒者将忧烦无尽，

无缘此戒者则嫉妒钻心！

世人皆欲图夺魔戒，

可无人能从中得到欢愉！

占有者的守护终为徒劳，

因为它只会给他招来死神！

在《诸神的黄昏》一幕中，这道咒语终于应验，齐格弗里德遇害，此幕结尾时，布伦希尔德纵身跃入齐格弗里德的火葬堆，她把魔戒扔回莱茵河，并点燃了沃尔哈拉神殿，神殿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坍塌。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也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类似下场——这部巨著虽在美学上逊于《尼伯龙根的指环》，但其意义却远胜之。在第32章中，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段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使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钱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此处“小财产”与“大财产”颇有些暗示性。另外，和瓦格纳一样，马克思也预言了清算的这一天：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之后德国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在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之诸神的黄昏”论断时，也作了一个类似的阐述。

《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上沃尔哈拉神殿的毁灭之路的提法并非马克思首创，套用瓦格纳的术语，这一提法实为19世纪文化的主流旋律之一。从小处来说，这种经济现代化导致社会秩序分崩瓦解的主题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西奥多·冯塔纳出版于1899年的怀旧小说《施泰希林》中，格罗布索夫当地一家玻璃厂即象征了勃兰登堡公地古老乡村秩序的逐渐没落和消亡，正如老容克贵族杜勃斯拉夫·冯·施泰希林所哀叹的：

他们……把（他们生产的蒸馏器）送到别的工厂去，然后他们就立刻用这些绿瓶子蒸馏器装各种可怕的东西：盐酸、硫黄酸、发烟硝酸……不管是亚麻布、棉布还是皮革，什么东西沾上一滴就会烧个小洞；什么都会被烧坏烧焦。一想到我们格罗布索夫人也参与进去了，欢天喜地地为这场世界大火添柴加薪，啊，先生们，我就痛苦万分。

这类表现资本主义与伴随而至的道德秩序的分崩朽坏的文学作品也并非局限于德国。在狄更斯的小说《董贝父子》中，那些穿越伦敦的铁路象征着毁灭和死亡。在左拉的小说《金钱》中，一家银行的兴衰隐喻着路易·拿破仑第二帝国的朽败。莫泊桑在小说《漂亮朋友》中，也以类似的笔触描写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位有着漂亮外表的年轻人的卑劣行径——在这本小说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屈从于股票交易。

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在探讨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激进分子提出来的：为什么资产阶级倾向于专制贵族统治，而摒弃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运动？（在理论上）他们与后者的利益是共通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只要中产阶级的经济抱负不受阻遏，他们就乐意放弃他们的政治抱负，让旧政权掌握实权，以换取保护，免受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侵害。这一剖析模式影响深远。此后即便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会沿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方式对历史进行解读，其中一典型例子即是将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脱离自由贸易主义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经常被看做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火”，是帝国主义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根据死后影响颇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艾克哈特·柯尔的见解，魏玛时期德国之所以两面受敌的原因是：普鲁士重农主义者要求提高关税，从而激怒了俄国；而重工业者渴望获得更多的海军战舰订单，从而激怒了英国；而这两派都想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战略来反击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从而同时激怒了这两个国家。虽然这种剖析方法尚有欠完善之处，但其影响至今仍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模型的最大优势在其简单性。兰克曾劝导历史学家们应在每个时代的自身范围内逐段理解当时的历史，而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学家们能够驾驭更大的课题和更长的历史时期。不得不提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最为宏大的两部历史学巨著均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伊曼纽尔·华伦斯坦的《现代世界制度》，以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四卷现代世界历史，后者至1994年才得以完成。在最后一卷的《极端时代》中，霍布斯鲍姆论证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免于自身的崩溃，全赖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而90年代苏联解体也仅仅是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挫败。霍布斯鲍姆承认，国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可能是失败了，但无可怀疑的是“马克思将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而永垂千古”；并且，“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学说同样被公认为是撒切尔主义的“经济失败”。更进一步说，人口和经济加诸全球环境的压力，也在催生着一场“无可逆转的危机”。此外，全球经济建立于企业对利润的无节制的追求之上，这与可持续发展亦相抵触。但所谓企业就是要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在全球自由市场上开展竞争。再者，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隐患“蓄势待发”，而发达国家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将导致国家最终收回对经济的控制：“资源不再由市场分配，或至少对市场分配进行严格控制……这样才能预防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公共权威的恢复。”

霍布斯鲍姆以19世纪40年代惯用的末世论调为他的著作做了结束语：

造就那个世纪的历史力量仍在推动着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科技的迅猛进程将我们所处的世界俘获，这个世界被连根拔起，发生蜕变……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可以理性地推断，这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有迹象表明……我们到了历史性的危难时刻。经济、科技所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足以摧毁……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体系自身……到达了毁灭的边缘……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外爆与内爆的双重危机……等待它的将是黑暗。

这段话让人不难联想到《边缘之外》这出短剧，剧中彼得·库克和他的追随者周复一周徒劳地等待世界末日。

新的经济决定论

我们无须再去质疑金钱（或称经济）推动着世界进程这条基本原理，我们所要做的是摒弃《圣经》中对世界末日到来的假设，并将现代经济发展史重塑为市场经济胜利之路。

在《20世纪史》一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龙所撰写的内容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决定论的关键性文本。这本书无疑是对《极端时代》的修正。德龙所述的20世纪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与繁荣的故事”，而极权主义的极端行径像是两个全球良性增长时代之间巨大的错误历史转向。然而，书中的基本假设——经济变革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与霍布斯鲍姆的差异不大。根据德龙所说：

20世纪的历史总体来说就是经济史：经济是事件与变革的主要竞技场，经济变革也是生活中其他领域变革的推动力……经济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他领域的历史。也许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制造与使用日常生活必需品及生活便利设施，以及生产、消费和分配领域的变革，成为整个世纪历史的推动力。

即便是20世纪中期的独裁政体，也都“起源于经济上的不满，并在经济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人们互相残杀，死者无数，为的就是要决定该如何组织经济生活”。德龙甚至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不分析希特勒那疯狂的偏执念头——德国人若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即更多‘生存空间’——我们就很难理解二战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是大萧条时期经济管理灾难性政策的畸形产儿。只是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随着苏联解体和自由化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历史才得以继续1914年前上升的轨迹。

德龙宣称，现代历史主要的政治事件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这种观点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经济决定论几乎就是俗理成规。我将在之后的篇幅详尽地阐释这一思想的不同版本；在此阶段，概述一下三种典型的假设就足够了：

1. 经济增长促进民主化（经济危机则产生相反的效果）。 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赛穆尔·马丁·利普赛特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著作，而且在像罗伯特·巴罗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做的众多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巴罗发现，“经济繁荣与体验民主的倾向之间呈明显的正比关系”。用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若一个社会中公民的生活水准上升，那么这一社会就有可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而生活水准如果停滞不前，那么情况就相反”。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最明显的负面例子是：大萧条、希特勒上台、法西斯的普遍兴起与二战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数不胜数的教科书中皆有叙述。下面是该论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欧洲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得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并鼓励了法西斯运动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是，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世界危机……特别是丝绸出口的损失给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农民及小农场主面临的窘境促使日本军队采取了新的扩张政策。

2. 经济成功保证竞选再次成功（拙劣的经济业绩则导致竞选失败）。 根据一个政治学学派的理论，选民在选举时的取舍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经济体验和预期。用赫尔穆特·诺泼斯的话来说，就是“基于经济考量的投票……在民主国家的公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很多政客把连任希望寄托在“富足感因素”上，即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得民心，在于其经济业绩如何。这一理论的一个流行版本正好解释了克林顿为什么在1999年的弹劾案中没有下台，原因就是美国股市一路走高。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蠢货，经济才是硬道理”——成为该理论的一种简略的表达。

3. 经济增长是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但是过于扩张的国际势力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在《强国的兴衰》一书中，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学为解读国际关系史提供了钥匙：“世界军事强国之间平衡的变化都是继生产力平衡的改变而产生……胜利总是属于物质资源最雄厚的一方。”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盟国所具有的绝对压倒性优势，这一假说初看起来具有说服力。即便是肯尼迪随后的话——所有强国最终都会因扩张无度而衰竭，因为它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开始削弱它们的经济实力——也没受到很大程度的挑战。当人们忍不住嘲笑肯尼迪关于美国会在苏联解体后扩张无度和经济增长过速这样的警告时，他却言之凿凿地说，美国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他的分析也没有排除苏联因扩张过度先垮台的可能性。而《强国的兴衰》刚出版时，细心的读者可以推断出苏联将最先接近垮台的边缘这种论点。换言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也许遭受了挫折，但经济决定论却没有。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克林顿的成功都是经济起的作用。

解开金钱关系

真的是经济决定一切吗？

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重新审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用卡莱尔的话说，金钱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失败上，也存在于英美资本主义模式表面的胜利中。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新书中言称：“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历史“朝着明确的方向发展进步”。他所谓的“自由化民主”作为“科技发达社会的唯一选择”应运而生了。借用基因学术语，资本主义和民主果真是现代世界的“双重螺旋线”吗？抑或这两者之间是否仍存在不容我们忽视的摩擦因子呢？

首先要作一点说明。我不妨借用DNA来对人的天性作个简单而重要的提示：正如生物进化论学者所证实的，人类并不是经济人。亦如卡莱尔所知，人类并非仅受利润最大化驱使，“金钱很重要，但无论在天堂还是在俗世，它都不是万能的……金钱买卖关系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关系”。

经济理论在个人行为方面存在许多不同假设。新古典主义模型假设个人预期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够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作出经济最优决策。而其他模型则认为，个人预期很难作出快速调整，未来存在不定因素。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即使获得了足够清晰的信息，或有足够的时间研习，也很难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作出妥善的评估。在面对简单的经济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受“有限理性”约束作出错误决定（即受成见和感情因素的误导），或者在基本的计算上出现错误（不会计算概率和贴现率）。心理学家还发现一种“短视贴现”的现象：人们在近期的低额收益和远期的高额收益之间，会倾向选择后者，然而当人们对收益急不可待时，他们会转而选择近期的低收益。远景研究学者发现人们有规避风险的天性，在确定的低额收益与不确定的高额收益之间，人们会选择前者；而在确定的小额损失和不确定的大额损失之间，人们会选择后者。

如果多数经济体制依靠信贷，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信誉，但信誉可能建立于简单的轻信上。19世纪后期的法国，特丽莎·亨伯尔靠着一个小匣子度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据说这个匣子里装有1亿法郎的持票人债券，而她是一个叫克罗夫的神秘的葡萄牙富翁（后又说是美国人）的私生女，她从生父那里继承了这笔财富。亨伯尔以这笔债券作抵押来借款，和她的丈夫在大军街上购置了一处豪华旅馆，又买下了一家巴黎报纸的控股权，并策划了让她丈夫当选为社会党派议员。1902年5月，当这个匣子最终被打开时，有1万人聚集在她家四周，但人们发现匣子里“除了一张旧报纸、一枚意大利硬币和一粒裤子纽扣外，别无他物”。

即使没有像亨伯尔的债主们那样失算，我们在作经济筹算时也常会受制于我们诸多的生理欲望：比如（根据新达尔文理论）根植于我们自身基因中的渴望繁衍的天性，我们在争夺配偶和食物时的暴力倾向，更不用说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那些无法用生物进化论解释的情欲及各种病态行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的行为动机无法脱离他身处的文化环境。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即便是追求利润的原动力也无法达到无欲的纯理性的境界。那种为工作而工作的渴望既出于经济需求，也是一种生活信仰。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人们可能会更偏好享受。又或者会为了赢得他人的尊崇而做出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这是由于社会地位通常并不简单等同于购买力。

此外，人也是一种政治性动物。人们常以血缘、部落、信仰、国籍、阶级以及党派（也别忘了行业）为划分标准，将自己纳入某个群体中去，以满足人类两个基本需求：寻求安全感（群体可为个体提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安全保障），以及尼采所称的权力欲（它来自于统治弱势群体的满足感）。尚没有哪种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充分的阐述，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可以维持多种的、重叠的身份，也因为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与其迥异的群体的存在，并且能与之合作互利。只有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才会接受一种排外的群体身份，而群体之间的竞争有时也会升级为暴力冲突。

本书的首要假设即为这些相互抵触的欲望——我们简单称之为性欲、暴力欲和权力欲——单独地或共同地压制着金钱动机（或称经济动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事件和体制往往主宰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也是导致经济起伏不稳的主因（请注意我用了“往往”一词，因为经济动机有时也会占上风，或成为其他欲望的一个补充因素）。经济学家们对此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他们将这些干扰他们精心构筑的经济学模型的因素笼统地称做“外部冲击”，试图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将一场人为战争视为天灾地害显然无法让史学家们满意，作为任重道远的学者，他们既要研究市场关系，也要把这些“外部冲击”剖析明白。

诚然，政治学家们曾试图构筑一种政治变革的模型，本书在感谢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之外，也为这些政治学家们献上一份敬意。但是在史学家们看来，试图构筑并验证某个公式，以便解释战争的发生、民主的发展、选举的结果，其想法虽可敬，其可行性却让人怀疑。若能构建一些假说，并接受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自然不会反对，它毕竟是揭示人类行为“定律”的最优途径。但是这种虚拟模型是否能经受得起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深表怀疑。人类终究不是物理原子，他们有自由的意志，而这些自由意志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皆出于自身利益的假设，讽刺了人类行为先定论的观念：

你们好像肯定人会自主地放弃错误念头……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然规律，无论人的遭际如何，都与他的自由意志无关……人的一切行为都好像排列在对数表里，然后转到时间表中……这些对数表登记着详细的计算和对未来一切的精确预报……但是人们因为无聊，什么都干得出来……因为人……愿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指令行事……人那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择，不管是多么荒诞不经的奇思，有时那近乎疯狂的幻想——就是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它无法归纳到任何表格中去……一个人可能会故意地、有意识地去做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白痴的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最愚蠢的事。

历史也许是“宏伟的”、“多彩的”，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非理性的暴力：“他们斗啊，斗啊，斗啊；他们此刻在斗，从前在斗，将来也还会斗……所以你看，关于世界历史你说什么都行……但除了一件事，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

本书的核心结论是，金钱并没有推动世界的运转，就如《罪与罚》中的人物不会按照对数表行事一样。而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战争，造就了诸如税收机构、中央银行、证券市场、股票交易所等现代经济生活体系。此外国内政治冲突——不仅局限于开支、税收和信贷这类经济问题，也涉及宗教、民族等非经济问题——推动了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尤其是议会和政党的演变。虽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但大量的历史数据表明，民主体制下的政策有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危机（如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时却能促进民主化发展。

本书分为14章，每章就经济学与政治学相关联的某个具体方面进行阐述。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开支与税收、偿债承诺、政治经济学、全球力量。前三章讲述与开支和税收相关的基本财政体制的政治起源。第1章论述了战争如何推动近代国家的财政体制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成本从长期来看呈上升趋势，这一章将提出不同观点，另外这章会着重阐述军事开支是财政革新的主要诱因这一观点。第2章回顾了税收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是如何为了应对军事开支而发展起来的，以及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是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国家里发生改变的。第3章阐述了税收和代议制之间的关系。税收的提高往往关系着代议制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而税收征收的紧迫性也扩大了征税机构的规模。第一部分最后将对国家福利保障制度的演变作个简要概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资源再分配，而不是国土防御。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了公债体制的演变。第4章论述了国债发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接下来的一章讨论了处理债务过重问题的各种方法，并从中针对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作了进一步详述，此外还会细述中央银行作为公债发行机构和货币管理机构的演变。第6章讨论了利率，特别是公债收益率，并分析了各国的公债利率产生波动与差异的原因。

经济学者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从道格拉斯·斯诺以及其他研究政治体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那里借鉴的痕迹。我把基本体制框架设想成一个四方形，简单来说就是，18世纪，在急需战争经费的压力下，四大机构演进而成了一个最优组合。首先，如图1左上角所示，是一个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相比那些把大部分税金留归自己的当地资产所有者和税款包收人，食俸的税吏无疑更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在代议制下，纳税人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议政，这也能够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在这种体制下，纳税人代表可以用纳税来换取立法权，并要求国家预算需经他们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在开支需求骤增的危急情况下（如战争），在取得税收收入之前，先行筹足经费。借债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使战争成本平摊到一段时间内，从而抚平税收波动。最后，中央银行不仅管理国债发行，还会从它所垄断的纸币发行中征收铸币税。

图1 四角机制

虽然这四个体制各自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但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才将它们的联合潜能发挥出来，当然汉诺威时期对这四角机制的运用还尚欠完美，但是当时英国的货物税税收署、议会、国债体制、英格兰银行所构成的某种程度上的四角机制，已比其他任何机制都要优越，尤其是优于法国当时的体制，法国当时的体制构成是：建立在出售官爵和税款包收基础上的私营化的财政收入体制，以最高法院为形式的代议制，散乱昂贵的国债体制，缺少中央货币管理机构。

英国的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派生利益。概括来说，首先，若要建立有效的征收机构，必先开展正规的教育体系，以保证能提供充足的既能读写又能计算的公务员。其次，议会体制无疑有助于完善私人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再次，以长期国债为基础的政府借贷体制的发展能促进私营部门的金融创新。政府大量发行债券非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反而可以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为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流通创造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国家不再需要借债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基于对纸币发行和政府经常性项目的垄断，发展出新的职能，比如汇率管理和最终贷款人，这些职能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银行恐慌，从而稳定了整个信贷体制。如此一来，那些起初以战争融资为目的的体制也随之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提高、法治的完善（尤其在财产方面）、金融市场的扩张以及信贷体制的稳定，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在体制上的先决条件。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三个假说，这三个假说把上文提到的财政体制与政治联系起来。第一个假说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根本社会矛盾存在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他们的收入分别来自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第7章对社会矛盾提出另外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现代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不同的财政属别之间（国家雇员、纳税人、债券持有人、福利受益人）；另一种假说认为现代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不同世代的各代人之间。而上文提到的实行四角机制的国家，它的一个明显的薄弱点就是这些不同群体将发生冲突。如果一个国家累积的债务过高，而又主要通过征收间接税来偿还债务的话，它很有可能面临较穷的消费者的政治反对，原因是它的财政政策产生了累退性的分配效应。而如果这个国家想通过债务拖欠或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而它的国债持有人人数又较多的话，它同样也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第8章着重论述了四角机制的国家第二个薄弱点：当权者总试图通过操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它掌握货币政策控制权的话），来提高自己的民众支持率。民主政府的支持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经济表现？当权者真能操控商业周期以增加再次当选的机会吗？第8章对政治支持率和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细致的分析，并驳斥了那种简单地认为当选与经济成功存在必然联系的观念。但显然，政客们仍抱着这种观念。

第9章从公共财政转向论述政党财政，这一章探讨了日益增长的竞选费用所带来的后果。政党，这个民主制度的关键构成，无法再依靠广大党员的会费，继而越来越依赖富有的个人或纳税人，这事关重大吗？腐败现象——“行为不端”——能从经济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解释吗？在这一章中我将再次展示四角机制是如何遭受内部破坏的，这次是处于四角机制边缘但仍相当重要的机体——政党，一方面它的竞选机制是民主制度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它的腐败也对四角机制造成了损害。

行文至此，我们主要探讨的都是国家内部的体制发展。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把讨论提升到国际层面。第10章从历史视角对金融全球化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了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如何将四角机制模式推广到别的国家的。从理论上讲，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若配以相应的国际商品、劳务市场的自由化，将促进三者的综合提高。但是以往的全球化经验表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常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剧烈波动，而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则可能引起国内的政治反应。

第11章探讨了限制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两种方法：固定汇率和国际货币联盟。这一章特别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在各个成员国仍然对自己的财政政策保留着自由决定权的情况下，这种金融联盟还能维持多久？

第12章转而考察民主全球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普及之间的关系。如我们所见，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的关系真的比“双螺旋”模式更明晰吗？这个问题引入到四角机制里就是，议会这一角的民主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角的体制乃至整个机制模型。

第13章探讨了种族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是通过超国家联盟走向统一，还是根据国家的自决原则走向分裂？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议题带回到开始之处，即战争。这一章把军事力量和财力联系起来。这里对经济资源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政治目的的财政机构作了区别。相比独裁政权，议会制政权的财政体制更具优势，尤其是四角机制，这也让议会制政权在国力潜能上领先于独裁政权。然而，民主国家往往缺少政治意志来充分调用国家实力。在没有外来紧急威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将资源从军事用途上转离，财政体制更多地被用于国内资源再分配（即建设福利国家，而不是战争国家）。民主国家这种非军事化的倾向使它更易受到生产率较低但短期摧毁力较大的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衰落以及当前美国地位的脆弱，其原因在于军事扩张不足，而不是军事扩张过度。

让我把我的论点简化为考试风格的问题吧，你将从书中的每一章找到对它们的解答。

1. 现代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战争的产物？

2. 是否存在税收的最佳结构？

3. 议会化和官僚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4. 国债对国家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削弱还是加强？

5. 为什么国家债务过高会导致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

6. 国家借款时，是什么决定了借款利率？

7. 对于资源分配的矛盾，是从阶级的角度理解好呢，还是从世代的角度理解好？

8. 经济繁荣能够提高政府的支持率吗？

9. 政党应如何筹资？

10. 金融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11. 汇率体制和货币联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国际金融稳定？

12. 经济增长会导致民主化或相反的结果吗？

13. 世界在政治上变得更为分裂还是更加统一？

14. 民主强国是否会因为军事扩张不足而变得脆弱？

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美国不太像100年前的英国？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若没有一只帝国之手对经济全球化实行引导控制，任其发展下去是危险的，总有一天会因为放任自由而受到惩罚。

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上，本书质疑了新的和旧的经济决定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但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尤其是认为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有着简单的因果链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形式确实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幸运结果，即西方的双螺旋发展。但是金钱关系也像DNA一样能发生突变：民主有时也能遏制经济增长；一场经济危机有时能削弱独裁政权；有时即使经济陷入困境，民主依然繁荣；有时经济的增长会加强专制统治。

不应把生物学的类比扯得太远。由于人类意识的复杂性，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不像自然世界，它几乎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正如卡莱尔所说：“真实的历史……是个始终存在、时刻运转着的混沌状态，而一个又一个混沌体从无数元素中显化出来，而这种混沌体……就是历史学家要进行描述并做出科学测量的东西！”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一个混沌的进程，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决定论的系统中随机运动”。经济与政治的因果关系确实存在，但这些关系如此复杂，任何想把它简化为具有可靠预测功能的模型的尝试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应该强调，图1介绍的四角机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模型，它并不提出预言，它只是本书所描述的体制结构的简化版，整个现代历史就是在这个结构中产生的，但这个历史也是由有着自由顽强意志的个人创造的。英国在18世纪衍生出这套官僚机构、议会、国债和银行的独特综合体制，从而一举建立了帝国、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英国的强盛程度却是取决于一些可能会犯错的男人（最近也有女人）是如何使用或滥用这一体制。萨缪尔对此一如既往地表述精准：

历史学家们犯的普遍错误……就是以为在政治中也和在物理中一样，每个结果都有其相应的起因。在物质对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动能等于推动力的大小；但在生活运转中，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条定律都无法成立。自由意志的无常表现无法用数学来计算。

“nexus”（关系）一词来自于拉丁文“nectere”，为捆绑之意。这似乎是本书最理想的标题。说来也怪，本书缘起于研究国际债券市场。在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我需要考虑的诸多关系之一；而在许多方面，债券市场之所以有意义，恰好是因为它与这些关系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候选人和选举人之间不明言的契约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的弱化通常反映为债券市场走低，因为政治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彼此的信心。

假如本书能让读者有一点受益，我希望他能够认识到，即使在债券收益率这么“干涩”的领域中，也能看出卡莱尔的“始终运转着的混沌状态”。

第一部分

开支与税收

第1章

战争国家的兴衰

钟声嘹亮，送走对金钱的愚昧痴狂；

钟声嘹亮，送走那战事纷繁的过往。

——丁尼生《悼念》

战争自古有之。自有史记载之初直至近年，战争一直都是财政变革的原动力。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战争乃万物之父。”而在伯罗奔尼撒之战中，万物之中就包括雅典开支的骤增，提高税收并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变得迫在眉睫，于是雅典娜金像被推进熔炉，用来铸成金币。正是战争促成了这一切，个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这是一条普世的真理。“战争的支柱就是无限的金钱。”西塞罗在他的第五篇抨击安东尼的演讲中如是说。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中也附和道：“没有货币储备而发起的战争，其力量就如吹一口气那样转瞬即逝。”路易十二在1499年入侵意大利前，特里布尔西欧元帅进奏道：“陛下所需要的就是金钱，更多的金钱，无时无刻不在的金钱。”16世纪早期作家罗伯特·巴尔扎克也赞同道：“战争的取胜，最关键的一点是拥有为其提供一切所需的雄厚财力。”查理五世大帝的妹妹玛丽告诉他：“陛下是基督教内最伟大的君主，但你不能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战争，只有充沛的财力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一个世纪之后，红衣主教黎塞留也响应道：“黄金与货币是政权首要的、必需的给养……一个窘困的君主难以发动一场荣耀的战争。”

与战争的庞大开支相比，可立即调用的国库资金非常有限，而财政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弥合这一差距所作的各种努力的写照。直到最近，战争与财政之间关系的密切性才有所减弱，而在此之前的许多世纪里，战争成本一直是影响国家预算最大的因素。直到20世纪下半叶，战争成本的角色才被福利成本取代，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虽然懒散并非美德，但从道义上说，付钱让人无所事事总好过付钱让人自相杀戮。但这一进步的深远意义却尚未被充分认识到，对于西方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把今日称为踏入非军事化的时代并非夸张之词。

人们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战争成本呈直线或指数性增长，但这并不正确。诚然，从绝对值上说，军事硬件价格和国防预算金额不可避免地上升了。但从相对值上说，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应该将军事开支与战争的规模、频率联系起来，与现役军人的人口占比联系起来；与军工技术的杀伤力联系起来，尤其要与经济总产出联系起来。将人口占比、军工技术、武器价格、经济产出考虑进来之后，战争成本在各个历史时期实际上呈较大波动，而这种波动正是财政革新的动力。

战争的强度

本章暂不去追究战争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我们现在只要知道战争的确在发生，而且频繁发生，而战争发生的频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少人都对军事冲突的频率作过统计，但他们每个人对战争的界定不同，且统计的时间段也参差有别。P·A·索罗金统计出在1819~1925年发生了97场战争，而根据昆西·莱特的统计，1800~1945年发生了112场战争，莱特的统计据其称仅限于“现代文明战争……涉及若干国家……这些国家在法律意义上被认定为交战国，或动用5万人以上军队的战争”。而L·F·理查逊将“造成伤亡的冲突”均统计在内，得出了一个高得多的数字：1819~1949年发生过289次战争。鲁瓦德统计了所有“有组织、持续时间较长并且涉及至少一个主权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得出一个更高的结果：1815~1984年有410次战争。而密歇根大学的战争及相关课题研究中，对战争采用了较为严格的界定，它将多数小型殖民地战争或参战国家人口不到5万，以及每年阵亡人数不到1 000的战争都排除在外，基于此，他们的数据库显示，在1816~1992年共有210次国家间的战争以及151次国内战争。现代战争的最低统计数是列维得出的，仅31次，这是因为他只将涉及一个或数个大国的战争计算在内。

对于欧洲以外的战争，追溯得越早，相关史料也就越散碎，即使是最雄心勃勃的统计也会绕开古代和中世纪，但我们还是不妨回望一下。鲁瓦德基于他对战争较为宽泛的界定，得出1400~1984年共有1 000多次战争。与之相对的是列维的统计：1495~1975年仅有119次大国战争。即使沿用列维狭义上的战争，其频繁程度也令人触目惊心：

1495~1975年的481年中，75%的年份都有涉及大国的战事……平均每4年就会爆发一起新的战争，每七八年就会发生一场大战（即牵涉到多个大国的战争）……在典型（中位数）的年份中……往往都有一场牵连大国的战争……

自1495年以来，没有哪个25年期间是完全没有战争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对战争的统计延展到今天。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SIPRI）计算出：1989~1997年，发生了103次“武装冲突”，其中6次为国家间的冲突；1999年有约27次重大武装冲突，其中两次为主权国家间的冲突（即印度和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若采用列维的战争必须涉及至少一个大国的标准，则在越南战争（他所统计的最后一次战争）之后，爆发了6次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196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苏联——阿富汗之战（1979~1989年），福克兰群岛之战（1982年），海湾战争（1990~1991年），以及科索沃战争（1999年）。

战争是否变得频繁了呢？有人可能会说战争频率降低了。若采用列维的战争必须涉及至少一个大国的标准的话，那么16世纪的100年中有95年发生着这样的战争；17世纪这个数字为94年；18世纪降至74年；19世纪为40年；到20世纪，这个数字上升至50多年。换言之，“每年平均战争量”在16世纪最高，19世纪和20世纪最低。但若采用鲁瓦德宽泛的战争界定的话，则结果为1400~1559年有281次战争，1559~1648年降至162次，1648~1789年再次下降至145次，而1789~1917年上升到了270次，1917~1984年又回落到163次。而战争及相关项目的数据（将不牵涉到大国的战争和国内战争也计算在内）则为现代人的好战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我们会惊诧地发现，自1816年以来，世界每年都发生至少一场战争。1945年之后，战争频率只在欧洲有所下降，欧洲范围战争占世界范围战争之比在鲁瓦德第一个统计期间（1400~1559年）为80%以上，之后持续下降，至鲁瓦德最后一个统计期间（1917~1984年），该占比仅为9%。

哪个大国最好战呢？若对列维的数据稍加修改并加以扩充的话，那答案就是法国了。自1495年以来，法国在125场大战中参与了约50场战争，奥地利略少些（47场），随后是另一个前哈布斯堡王国——西班牙（44场），英国位列第四（43场）。而根据鲁瓦德那份更长的战争清单，在1400~1559年，最好战的国家是哈布斯堡王国和奥托曼帝国。在1559~1648年，西班牙和瑞典名列前茅，这期间的83年中，这两个国家都在打仗。1648~1789年，法国无疑是头号战争贩子（141年中打了80年），1789~1917年，法国再次成为欧洲地区最好战的国家（128年中打了32年）。而英国在1815~1914年参与的大都是欧洲以外的战争（99年中打了71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即所谓的“不列颠和平时代”），英国共发生了72次军事战役，平均每年都有一次以上。

简单的战争统计数据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比如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相比，18世纪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并牵连更多的大国，从这点看，较其他时期而言，战争的重大性在其启蒙时期更为突出，这一点多少让人感到惊讶。从严重程度（即总阵亡人数）看，18世纪的战争也高于20世纪，就更不必提与其他时期相比了。只有在密集程度上（每国每年的阵亡人数），20世纪的战争才显得更为残酷。这反映出20世纪的大国战争相比1815年前而言更密集，同时，大国间的和平时期也比之前更长。虽然战争的平均持续时间从18世纪的8年下降到20世纪的4年半，但在战争年份中每年的战争次数却陡升了。

在对战争的这次长期回顾中，另有一点也很突出：1816~1913年相对比较和平。虽然那段时期发生了约100次殖民战争（通常为英、法、俄三国所发起），但由于强大帝国军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得这些战争的规模均相对较小。同样的小规模战争还包括不少国家的独立战争。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战争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程度。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外，1854~1871年，大国冲突的持续时间鲜有超过几周。而20世纪末，这种模式又有回归趋势：反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只持续了85天，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只维持了78天。要说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战争的特点存在某种明显趋势的话，那就是战争的密度或强度增加了。

军事人口

如果我们来看军事动员程度的话，即军事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与近代其余时期之间的显著差异就一目了然了。从绝对值上说，20世纪的军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或许要算1945年的苏联了，其人数达1 250万之众。相比而言，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参战人数则很少超过1.2万人。而即便在今天，经过15年的裁军之后，美国军事人口仍达140万。

但这些数字很难告诉我们军事动员的相对程度。18世纪，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最高纪录为1780年的2.8%，其时英国不仅在和它的殖民地美国作战，同时还在与法国、西班牙以及荷兰交战。而在较为和平的年份中，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则降至不到1%。18世纪的法国，它的军事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从1710年的1.8%降至1790年的0.8%。奥地利军事人口在整个18世纪始终保持着1%~2%的比例，这个数字远低于普鲁士的比例。1760年，普鲁士的军事人口占比高达4.1%。而拿破仑的“战争革命”将所有国家都带进了军事高度动员状态，1810年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超过5%，普鲁士为3.9%，奥地利为2.4%。

相对而言，19世纪军事动员程度较低。除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俄国，内战时期的美国，以及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和普鲁士，在1816~1913年并无哪个大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超过2%。在1912年前，除了1855~1856年、1858~1863年、1900~1902年，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始终低于1%，并在1835年降到了0.5%的低点。平均而言，1816~1913年，奥地利和皮埃蒙德（意大利）的军事人口占比均低于1%，普鲁士、法国、俄国的军事人口占比也低于1.3%，而美国仅为0.2%。即使在1913年这个普遍被认为是军备竞赛的年份中，也只有英、法、德的军事人口占比高于1%。

一战期间，各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在战争动员高峰期，法国和德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超过13%，英国超过9%，意大利超过8%，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数字略高于7%，俄国稍低一些。战争一结束，各大国纷纷大幅度裁军，平均而言，只有法国军事人口占比超过1%，而英国该比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0.7%的低点，1932年的苏联为0.33%，美国也恢复了它19世纪的军队水平。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德国被强行裁军，之后德国在提高它的海陆空军事力量上颇费了些时日，直至1938年，德国的军事人口占比才超过1%。意大利由于入侵阿比西尼亚，军事人口占比在1935年达到3%，但在二战前夕，该比例又回落至约1%。

出人意料的是，在1939~1945年，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动员程度达到法国在1940年的水平（军事人口占比仅略低于12%）。德国的高峰值为1941年的8.3%，低于英国1945年的10.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苏联军事人口的比例为7.4%，低于美国的8.6%。一战期间，德国将人力过多地投入军事，导致工业劳动力人口锐减，相比之下，二战期间劳动力的配置似乎更为均衡。

与1815年和1918年的两次战后时期不同的是，1945年二战之后各国并没有采取快速持续的裁军行动。以苏联为例，它的军事人口占比从1946年的1.5%反弹到1952年的3.1%。美国该比例则从1948年的0.9%跃升至1952年的2.2%，而达到战后高点。英国军队因为朝鲜战争略有增长。法国该比例也由于殖民地独立冲突而攀升到2.2%。

然而从整体来说，各国在“冷战”时期的军事人口占比在稳步下降。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1947~1985年的军事人口平均比例要低于1816~1913年。即使是苏联，该比例也未超过2%。此外，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导致各国的军事动员程度恢复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更低。1997年英国军事人口占比为0.37%，达到自1816年以来的最低点。而法国当前0.65%的军事人口比例也成为自1821年以来的最低值。

图2 军事人口占比，1816~1996年（对数标尺）

由此看出，军事动员比例是在一条相对稳定（从长期看呈下降趋势）的基线上做剧烈波动。近代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迫使军事人口上升，其涨幅虽大但不持久。正是由于战争的间歇性和非周期性的特点，导致它对财政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武器杀伤力的价格

然而军事人口需求的激增尚不构成军事预算的主要压力，军事预算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军事技术的革新。自14世纪火药用于军事以来，火炮的射程、精准度以及杀伤力不断地改进。随着铁铸加农炮的发展，加上它的铁炮弹、火药粒以及带轮底座的改进，防御工事也针锋相对地做了相应的完善。事实上16世纪欧洲大陆财政紧张，部分就源于防御工事成本的增加。同样，18世纪早期火枪的改良和标准化既提高了战斗力，也增加了火枪步兵的成本。18世纪的火炮制造工艺也有提高，特别是瑞士工程师让·马里茨将内膛炮管引入法国，在19世纪50年代后膛装火炮出现之前，这种内膛炮管成为炮管生产的行业标准。同期英国的军事改良体现在海军装备上：战舰的包铜船底、短膛大口径臼炮，以及舵盘。

19世纪军事技术继续加快步伐。海上：蒸汽机的军事应用，亨利·帕克西汉的大口径火炮，随后又出现了鱼雷、潜水艇、诺登菲尔德和瓦维瑟尔的海军用枪，以及管道锅炉、涡轮机。陆上：米涅的新来复枪，德莱瑟手枪，科尔特手枪，改良后的克虏伯枪，阿姆斯特朗和惠特华改进的后装式火炮，更不必提铜弹夹（1867年）、钢炮（1883年）、马克西姆机枪（1884年）、弹仓步枪（1888年）和施耐德–克勒索的速射野战炮（1893年）。一战的熔炉又铸造出新的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在1914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其中包括坦克、空中轰炸机、战斗机、手榴弹、战壕迫击炮，以及毒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厌战，但武器装备的进程却未停顿，只要将1938年的飞机、坦克和1918年的相比便知分晓。二战期间军事技术的革新更是日新月异，各国在武器装备的创新和数量上争相赶超，对20世纪中期所有武器的速度、射程、精准度以及装甲无一遗漏地加以提高。如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在1938~1945年就改进了1 000次，将它的最高时速又提升了100英里（约161公里）。与此同时，无线电技术也带来了战地通信的革命（无线通信和雷达监测）。而到了战争后期，一批新的发明也相继而至：喷气式飞机、水陆两用车、导弹、火箭，当然还有原子弹。这种军备竞赛到了“冷战”时期仍在继续，原子弹被氢弹和中子弹取代，加之公众对美苏宇航员的持续关注，军备竞赛继而也成为了火箭和卫星的太空竞赛。

就绝对值来讲，军事硬件的开支从长期看确实无可避免地增长了。军备竞赛批评家在1982年叹道：“与二战期间相比，轰炸机贵了200倍，战斗机贵了100倍，航空母舰贵了20倍，坦克贵了15倍。”4年后，保罗·肯尼迪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评述：

爱德华七世时的政治家们看到1914年前的战舰造价250万英镑时已然吃惊不小了，他们若看到如今一艘护卫舰将花去英国海军部1.2亿多英镑，更要目瞪口呆了……美国新式的B-1轰炸机……100架价值为2 000多亿美元……有人讽刺道，到了2020年，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都会被一架飞机吞噬掉。

肯尼迪认为，20世纪80年代武器价格的“上涨速度比通货膨胀高了6%~10%，而每个新的武器系统都要比原有的系统贵3~5倍”。虽然“美国国防预算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涨了3倍，但到1980年末，现役武装部队在人数上仅仅上升了5%”。在肯尼迪看来，“世界经济军事化”即将来临的警报绝非虚张声势。

即使将通货膨胀因素和军事人口的相关费用考虑在内，军事开支仍然呈上升趋势。1850年，英国单位军事开支为每位服役军人2 700英镑（以1985年价格计）；1900年，该数字涨至1.29万英镑；到了1950年，该数字为2.2万英镑；1998年，该数字接近10.55万英镑。美国在1900年军事开支为每人3万美元（仍以1988年价格计），1950年为7.19万美元，到1998年为19.25万美元（参见图3）。开支上涨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军事硬件的质量和数量上（而非用于士兵薪资和居住条件的改善）。的确，20世纪的军事资本/现役军人人数之比呈幂数增长。

图3 1816~1996年英美的军事开支/服役军人人数之比

但是在评议日趋精工细作的武器装备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事情，尤其是不能忽视武器杀伤力的提高。在采购某件新武器时，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它的价格，也要考察它与原有武器相比杀伤力如何。

西班牙继位战（1701~1713年）中死亡人数为120万人；一个世纪后，死于拿破仑战争的人数为190万人；再一个世纪后，一战导致900万士兵阵亡；俄国1918~1921年内战风暴中大约有800万人丧生（虽然大部分人死于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瘟疫）。但与二战的死亡总人数相比，这些数字也就相形见绌了。二战中阵亡的军事人口是一战的两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平民的死亡人数。据最可靠的估计，二战中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 780万人，这使死亡总人数达到5 700万人。换言之，二战中的大部分死亡是因为交战各方从海陆空各个方向将枪口对准平民而致。如果将各个小规模的殖民战争（如布尔之战）以及各个内战（如印度独立之后的那次内战）都包括进来的话，1900~1950年的战争死亡人数接近8 000万人。

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为时相对不长，因此它们的杀伤性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德国三十年战争的持续时间是二战的5倍，但阵亡的士兵只为后者的1/9，而平民伤亡人数比例更小。一战为期4年又3个月，但死亡人数却是12年拿破仑战争的5倍。另一种统计方法是计算各次战争中每年大致死亡人数，这个数字在三十年战争时为6.9万人，西班牙继位战时上升到10.4万人，七年战争时为12.4万人，而两次世界大战时该数字分别为220万人和320万人，若将平民死亡人数计算在内的话，则在二战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达到950万人。概括地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战争的杀伤力提高了140倍，从拿破仑时期到希特勒时期的短短120年，战争杀伤力提高了60倍。

即便将世界人口加速增长的因素考虑在内，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也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二战的死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2.4%，一战死亡人数占比为0.5%，相比之下，三十年战争的死亡人数为世界总人口的0.4%，拿破仑战争和西班牙继位战的死亡人数为0.2%。死于一战的人数约占14个参战国战前人口的1%，其中15~49岁男性的死亡率为4%，服役人口死亡率为13%。就土耳其而言，它的死亡人数占战前人口的4%，15~49岁男性死亡率为15%，服役人口死亡率为27%。塞尔维亚遭受的创伤更为严重，它失去了总人口的6%，1/4的适龄男性死亡，1/3的兵员阵亡。二战中，参战各国的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数的3%，其中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死亡率为8%，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死亡率为11%，而波兰这个受创最严重的国家，其死亡率高达19%，这几乎是战前总人口的1/5了。某些国家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的军队阵亡率为85%，南斯拉夫的军队阵亡率为45%，而苏联和德国这两个经历了4年残酷激战的国家，相对应的阵亡率分别为25%和29%，日本和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士兵阵亡率约为25%。

当然，在两次大战之前的战争中，军队伤亡人数有时也相当惊人。虽然中世纪战争的统计数据不尽可靠，但从中我们也能窥豹一斑，其中黑斯廷斯战役（1066年）、克雷西战争（1346年）、阿金库尔战争（1415年）、布莱菲尔德战争（1631年）、吕增战争（1632年）、纳斯比战争（1645年）、奥斯特里茨战争（1805年）、滑铁卢战争（1815年）以及葛底斯堡战争（1863年），军队伤亡（包括被俘）人数约为1/4~1/3。在布莱尼姆战役中，军队伤亡率可能高达43%。一战和二战中的某些战役与之相比情况如下：阿拉姆战役的军队伤亡率为14%；在为期6个半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仅红军的伤亡人数就达110万人，而德军的伤亡人数也与之相当。在比较这些数字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作战军队人数大幅增长这个因素。参加黑斯廷斯战役的作战人数约为1.4万，克雷西战争的作战人数约为3.9万，布莱菲尔德战争的作战人数约为6.8万，布莱尼姆战争中约10.8万人参加战斗，部署于奥斯特里茨战线的兵力为布莱菲尔德参战人员的两倍。滑铁卢战争中约21.8万人参加战斗，但这个数字与阿拉姆战役的作战人数（30万），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作战人数（数百万人）相比，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军事技术提高了武器的杀伤力一样，操练、纪律、通信和后勤方面的革新也促使军队规模扩大，战斗力更为持久。

那么为什么自1945年以来西方军队的伤亡人数趋于下降呢？越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57 939人；朝鲜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为37 904人。阵亡人数在持续下降。海湾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仅为148人（其中不包括“友军”的误射），这与66.5万人总兵力相比，实在微不足道。1999年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的阵亡人数为零。而两次世界大战与之相比的情况是：一战中美军士兵阵亡人数为11.4万人，二战中美军阵亡人数为29.21万人。而英国军队阵亡人数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英军在一战中的阵亡人数高达72万人，二战时为27万，而在朝鲜战争中仅有537名英国士兵阵亡。自1969年的“内乱”开始，共有719名英军士兵在北爱尔兰阵亡，另有302名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部队的警察殉职。海湾战争中仅有24名英军士兵阵亡，这个数字不包括9名被友军误射的士兵。

西方军队伤亡人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1945年后战争的性质所导致：与西方国家交战的军队的装备均比较落后。上述死亡人数的下降趋势并不代表武器杀伤力的降低。如我们所见，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一些地区仍战乱频繁，据估计，1945~1999年，死于战争的人数约为1 500万~2000万，世界并没有变得更为和平，只不过绝大多数战争遇难者都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罢了。

此外，1945年以来的战争对于考察20世纪后半叶武器杀伤力性能并无多少参考价值，稍加简单计算，我们就能发现“冷战”之后武器的杀伤威力巨大。1992年1月，两个超级大国所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能量合计为52.29亿吨，这还是两国自1987年高峰期以来，削减了22%的核弹头后的结果，而且非战略性核弹尚未计算在内。若参照1945年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即1.2万~1.5万吨原子弹造成10万人直接死亡，另导致10万人死于核辐射），那么以两个超级大国1992的核弹能力（仅为战略性核弹），即可摧毁387 302个广岛，或造成775亿人死亡。换一个角度看，参照广岛原子弹的地面破坏面积为4.7平方英里（约12.17平方公里），那么两国在1992年即能夷平180万平方英里土地（约446.2平方公里），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印度的国土面积，若乐观地以为这个数字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那就过于天真了，因为它造成的更大范围的污染难以想象。世界人口在1992年为50亿，就是说两国的核弹足以让人类灭绝15次。所以在对国防需求的成本变化进行评估时，也要将武器威力的惊人增长考虑在内。

另外在评估国防成本时也要考虑到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将降低军事硬件的单价。由于政府是军事用品的最大购买者，而一些军火制造商在当地享有特权，所以军火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这导致国防工业素有定价过高之名。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国防工业品市场也是如此，当时的“成本加成合同”和军事将领的镀金水龙头引来众议。但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看，认为军事用品价格增长高于消费品价格增长的观点就难成立了。二战即为一个绝佳的例子，展示了大规模生产如何大幅度降低枪炮、坦克、飞机乃至海军舰艇的单位成本。“冷战”后期新式飞机和潜艇的昂贵价格也只是由于订货数量过少所致。既然国防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将持续存在，那它的价格增长也应不会超过通货膨胀水平。

此外，苏联计划经济下国防工业品定价过低，苏联解体后遗留下大量廉价武器，这让沙哈拉的游击队、西欧的恐怖集团以及美洲的贩毒集团受益不少。在本书行文之际，二手的AK-47步枪在美国700美元即可买到，全新的价格为1 395美元，这仅相当于笔者用来撰写本书的笔记本电脑的价格。只需美国当前国防预算的一半，即1 600亿美元，就可以为15~65岁美国男性每人发一把新的卡拉什尼科夫枪（或两把该款二手枪）。当然，发展中国家此类武器价格更为低廉。同样，一枚核弹头的成本（或确切地说千吨核当量的成本），在今天无疑比当年耗资20亿美元（1945年的货币价值）的曼哈顿项目时期要低。如果将1945年的20亿美元换算成1993年的货币价格，那这个数字将为10倍，足够购买400枚三叉戟导弹。法国能够将它的核武器库从1985年的222枚增加到1991年的436枚，而它的国防预算的实际价值仅增长了不足7%，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点。从武器杀伤力的价格（即每块钱能购得的武器杀伤力）角度来说，军事技术从未像现在这么便宜。

消除距离

在评估军事成本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与部队机动能力和给养相关的军队的地域行动跨度。马丁·冯·科雷维尔德在他的军队后勤经典研究著作中认为，在17~20世纪早期，军队的供给方式并没有真正的突破。从1692年的蒙斯战役到1914年的蒙斯战役，“军队只有不断地行进才能得到给养”，他们靠购买或偷窃当地物资维生。在这方面，铁路对战争的实际影响也远没有当时许多人以为的那么大。而1914年后，“军事器械……最终取代了原始兵器，成为军队的主要消费物资。结果导致战争……戴上了盘根错节的供给线的镣铐，束手缚脚，最终成为原地屠杀的机器”。演绎这种静态的、器械化的作战方式的极佳例子为帕斯尚尔战役，在为期19天的先期轰炸中，12万名英军枪手射出了430万枚子弹，或者说扔出了107吨炸药，之后在步兵进攻战中以每平方英里8 222人阵亡的代价，拿下了45平方英里土地（据J·F·C·福勒的统计）。

虽然二战中军队机动化有所提高，但弹药和军需品负担的不断加重，导致再好的军队也难以充分利用各种运输手段的最高速度。隆美尔1942年在北非意识到：

一支军队想要经受住战争的考验，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武器、汽油和弹药。事实上在正式开火前，军需官之间的交战已经开始，这也决定了之后的战事。没有枪，最勇敢的战士也难有作为，没有充足的弹药，有枪也是徒劳，而在运动战中，没有装足汽油的运输车，枪弹也无法得到运送。

正是未曾预料到军需“摩擦”问题，最终使德军在1941~1942年向苏联纵深推进时停住了脚步。而在1944年8月底9月初，虽然天气条件与基础设施状况大有改善，但英美盟军在向德国挺进时也因为军需问题而受阻。在当时的战争阶段，美国一个作战师每天要消耗650吨给养，在法国共有22个美国作战师，一天需消耗1.43万吨给养，但一辆军用卡车只能载重5吨，随着供给线从200英里拉长到400英里，挺进部队的供给从每天1.9万吨降至7 000吨。美军被迫放缓速度，导致它无法充分发挥兵力、火力及空中优势。

战争的最后阶段印证了把大量兵力分配到后勤而不是前线的重要意义（德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德军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为2∶1，在欧洲战场，美军相对应的比例却是1∶2。在太平洋战场，日军的配置比例为1∶1，而美军每个前线战斗员背后有18名非战斗人员为他服务。（图2中，战争后期，英美军事人口的高占比中包括了许多身着军装但远离前线的男女。）

而海空运输的进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年经日久的供给难题。有人担心，蒸汽机的发明会给“大英帝国的海上优势以致命一击”，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蒸汽机使得英国即便面对空前的广阔疆域仍能实行有效控制。1815~1865年，英国以每年10万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1860~1909年，英国国土从95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 27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1/5。英国只有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稀疏地部署在20个大卫戍区，若不是英国海军舰艇在数量、速度、射程和火力上的迅猛发展，要控制如此广阔的疆域是不可能的。1857~1893年，英国到开普敦的航行时间从42天缩短到19天，同时蒸汽船的总吨位翻了一倍。而电报的普及加速了信息的传递，伦敦和拉各斯之间建立起第一根电报线，其后10年间美国外交部发送到那里的电文数量增长了4倍。历史学家J·R·西利惊叹道：“蒸汽机和电力消除了地域距离。”

与英国上述情形相似，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霸主地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雄厚的海空军事实力，更不用提它的洲际导弹了。的确，“冷战”期间美国所保持的常备军人数与总人口之比，要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高出许多，而且英军也没有陷入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持久战泥沼（虽然布尔战争曾一度有这样的趋势）。但是20世纪90年代，美军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军的角色，即对手实力远不及自己，“沙漠风暴”战争就像是恩图曼战争在今天的重演。战舰和飞机执行了美军在海外的大部分军事行动。1999年美国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中，有一则报道很好地印证了这点：飞行员驾驶“隐形”轰炸机从美国密苏里州诺伯诺斯特基地起飞，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之后，还能及时赶回家吃比萨看球赛。这类飞机造价为22亿美元，看起来极为昂贵，但是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比（英国1906年建造的）无畏战舰（每艘造价250万英镑）便宜许多，而两者的作用却是类似的。想到西班牙在木质战舰的年代要维持它对南美的控制是多么困难时，我们可以再次认为军事科技降低了战争成本。

战争成本

现在我们可以从长期角度来分析战争的财政负担了。当然，要区分国家预算中的民用开支和军用开支远非易事，我们是否应该将诸如公路或铁路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都算入军事开支中呢？退伍老兵的养老金和阵亡将士的家属抚恤金又当如何呢？无论是分析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还是纳粹时代的德国，这个问题都会浮现，正确的界定应当如何，这个问题仍尚无定论。

然而很清楚的一点是，军事开支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时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从色诺芬书中可推断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邦1/3的开支都用于军事，而这一比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无疑上升了。公元14年，古罗马帝国军事开支占比大约为45%~58%。早期阿巴斯阿里发帝国将约1/3的政府收入用于军队。

现代早期，欧洲各国财政的军事开支差异极大。15世纪勃艮第的军事支出仅占财政总开支的2%，而17世纪末的奥地利军事开支占比高达93%。若将欧洲各君主国有案可查的数据做个平均，可以得出欧洲平均军事开支占比从15世纪的40%下降到16世纪的27%，但在17世纪又升至46%，到18世纪则升至54%。17世纪各城邦的军事开支占比通常低于汉堡（汉堡该比例为59%），这是由于汉堡选择自卫，而其他城邦则是向帝国支付贡纳金以求得保护。对早期现代国家军事开支（以银的吨位计）的抽样分析证实，各国的军事开支占比的高峰期都出现在战争时期。以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为例，它的军事开支占比从1560~1585年的20%上涨到1585~1600年的79%，其原因就是1585年后与西班牙交战。17世纪荷兰共和国预算的90%都用于荷西八十年战争、英荷战争以及九年战争。同时期，奥地利——奥托曼之战将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开支占比推升至98%，而到了1716年，这一比例降至43%。

对大国来说，战事频繁和财政尚武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早期。以英国为例，1685~1813年，军事开支占中央总开支的比例在55%~90%波动。1760~1800年的普鲁士，它的军事开支占比在74%~90%。法国的军事开支占比在大革命前后的时期下降了，而在1810年上升到了75%的高值。即使美国政府也在1810年将总预算的一半用于军事目的。我们看到，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最低的经济代价筹措到数目如此庞大的资金，是保证战事取胜和维持国内稳定局势的关键。

在19世纪，各国的军事开支占比有所下降。从1820~1910年每个年代末的数字可以看出，美国的军事开支平均占比约54%，普鲁士为49%，英国为34%，法国为33%，奥地利为29%。其原因如前面章节所述，是由于19世纪战争的持续时间比之前的要短，战争成本也更低。虽然1880~1990年奥地利和德国的军事开支比例也有所下降（德国从82%降至52%），但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国防开支的削减。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支出比例下降主要是由于其非军事项目开支增加所致（关于这点之后章节会作细述）。如果我们将英国预算项目中列在“民用”科目下的殖民地开发费用也算进军事开支的话，就可看到它的军事开支占比自1836年低点（19%）之后即呈长期上升趋势。虽然格莱斯顿政府的口号是“紧缩开支”，但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个比例从未低于30%，并在1883年之后呈持续上升趋势，在布尔战争与一战之间的这段时间，这个比例始终保持在40%以上。

在20世纪，各国的军事开支先有增长，之后再次回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财政支出的军事支出程度之高，军事开支与非军事开支之间差距之悬殊，让人难以置信，而这恰恰也是战争的本质。可收集到的数据表明，各国财政军事支出程度回归到现代早期的高度。在1917年战事高峰期，俄国的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预算的96%，英国为90%，德国为86%，意大利为83%，法国为71%。即使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也开始史无前例地上涨，并在1919年达到62%的峰值。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中，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上看，各国都削减了各自的国防预算。1923~1934年，英国国防预算占比始终保持在1/5以下，并在1932年降到了15%的低值。1928~1931年，德国该比例降至1/10不到。即使是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在入侵阿比西尼亚之前，也维持着不到1/5的军事开支比例。较为讽刺的是，1920~1935年，法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位列欧洲榜首（平均每年为30%），不幸的是，这笔资金没能充分投入到新式飞机和坦克上，虽然有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但缺乏足够的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德国1940年的闪电战的。

二战前后，各国无疑出现了剧烈变动，但由于军事开支和民用开支之间界限模糊，我们无法将这种剧烈变动加以量化。根据英国颇为古旧的预算制度，其国防“配额”占总开支比从1932年15%的最低点上升到了1938年的44%，在1944年达到峰值84%。德意志第三帝国接手政权时，军事开支占比不到1/10，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纳粹在重整军备上究竟花费了多少一直难以确定。在对1933~1938年的德国军事开支的估算上，曾任帝国银行行长西亚尔玛·沙赫特认为是345亿马克，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库克金斯基的估计为前者的两倍。希特勒在战争爆发时为威慑敌国，声称已为军事开支投入了900亿马克。对该数据（不含为日后提高军事力量的工业投资）较为可靠的估算为480亿~490亿马克，这个估算基于曾任德国财政部部长的史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证词。若按这个估算值折算军事开支占比，可得出德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从1/10上升到1/2之多。战时该比例数据同样较为模糊，但基本为3/4（1940~1944年）。日本的军事开支占比起点较高（1931~1932年为31%），并早在1937~1938年就已达到了70%。

轴心国战败之后，各国军事开支的下降趋势因为“冷战”而并未维持多久。英国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预算之比在1949年降至21%，随后在1954年升到38%的战后高点，同年也是法国军费预算的高峰年。殖民地纷纷独立造成英法的“萎缩之痛”逐渐褪去，到苏伊士战争时，英国的国防预算已经开始下降，而法国的国防预算也在奠边府之战后迅速下降。到1968年，英法两国的国防开支占比为1/5。英国国防开支下降的趋势在撒切尔执政期间也未停止，其占比从1975年的10%略微上升到1986年11.8%，但在1990年又回落到10.7%，而在1997~1998年，该比例仅为7%，这也是自玫瑰战争以来英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但是，上述任何一组数据都无法告诉我们军事开支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确实，由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家开支的性质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故而这些数据难以告诉我们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为了使1870年后英德两国的数据具备可比性，我们要将德国各州的开支加入联邦政府的总开支中去。另一种办法是，将国防预算与（包括各级政府的）公共事业支出相比，得出两者的比例关系。表1给出了过去100年里各国的军事开支占各级政府公共事业支出之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法、德的军事开支占比均从1/4左右降至1/20左右。

表1 国防支出占公共事业支出比例（1891~1997年）

比之上述的将军事开支与公共事业开支相比，将其与经济产出相比更为重要，这个比例反映了“军事负担”这个概念。举个典型的例子：戈尔斯米粗略估计雅典的公共开支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相应比例却低于5%。因此，从相对经济角度说，古希腊的军事负担可能要高于古罗马，前者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可能为7%，而后者的该比例可能为2%~3%。这种将军事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或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存有技术困难，其中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虽相对可靠，但仍不尽完美，可是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计算军事开支的相对值，以便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会因该国是否处于战争时期而大幅起落，这点相当关键。以15世纪20年代美第奇王朝的佛罗伦萨为例，和平时期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3%，战争期间为20%。18世纪英国的国防开支占比在4%~18%波动，具体视国家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而定。1778~1782年，英国国防开支占比达到峰值，该比例高于法国同期数据。据估算，1776~1782年，英国国防开支在绝对值上几乎是法国的2.5倍，但这个差距没有考虑到两国的相对经济规模，事实上，以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个相对值来看，英国高出法国更多：英国为75%，法国仅为15%。因此，相比法国，英国的军事负担要沉重得多。换个角度说，英国在军事危机时能够调动较高比例的国家资源投入战争。

如图4所示，19世纪各国军事开支占比很少达到18世纪英国的水平。1850~1914年，英国军事开支占比最高也仅为11%，它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年，而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这个比例也没超过6%。除1866年的意大利外，欧洲其他各大国的国防开支占比均不超过5%（若德国统一前普鲁士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查到的话，那1866~1871年，它的军事开支占比基本可以肯定超过5%）。1870~1913年，英国和奥地利的国防开支占比仅为3.1%，德国为3.2%，意大利为3.3%，法国为4%。 [1]

图4 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1850~1998年）

诸多著述对一战前的军备竞赛以及帝国主义的海外大肆扩张进行了不尽其详的描述，事实上，这段时期军备开支实际数据却是出人意料得低。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德国这个当时以“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国家，若以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德国的“军国主义”程度反不及它的邻国法国和俄国。但倘若把欧洲的数据与美国相比，那么“军国主义横行欧洲”这个提法就容易理解了。平均而言，1870~1913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不到国民净收入的1%，这在一战期间也并未改变，只是在大战最后一年，美国的国防开支才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919年达到15%的峰值后迅速下降，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维持在1%。而欧洲再次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一战期间，英、德各自军事开支占比在顶峰期均达到了50%以上，意大利以35%紧随其后。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徒劳地试图回归到战前开支模式上，而其他国家却无此意图。20世纪20年代起，意大利和法国的军事开支增长速度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两国的军事开支占比分别在1935年和1939年达到了5%。当然德国的军费预算因《凡尔赛和约》削减到几乎与美国持平，但希特勒上台后，资源的配置出现重大转移，军事开支占比从1933不足2%增长到1939年的23%。

对于欧洲各大国来说，它们二战期间的军事开支相对值并不比一战时期高出多少。而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1943年起，它的资源配置开始向军事开支倾斜，并首次达到与欧洲同等水平。“全球化的崛起”自然也无法再让美国恢复之前的军事简约模式，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比更是超过了它的主要盟国，无须说，这是“冷战”的必然结果。

在对俄国（苏联）进行分析时，我们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这也是图4中数据出现断裂的原因——信息不足，部分是由于沙俄时代数据支离零落，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净物资货品”的财会制度特征，它将劳务服务排除在统计范围外，另外上文提到的武器装备定价过低也导致了信息不准确。一战前，俄国无疑是经济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大国，1885~1913年，它的军事开支占比平均高达5%，其中，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这一比例更是翻了一倍。1915~1917年，俄国的军事负担也很可能高于其他参战国。苏联时期的数据有些模糊。在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集体经济时期，苏联的军事开支或许相对较低，但它在1935年后开始急剧上升，达到高于英国但低于德国的水平。二战的高峰期，苏联的军事开支占比高达60%，但仍略低于德国。1945年后，虽然苏联在防御开支方面变得更加困难，但苏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然过低。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新的价格数据，对苏联的军事开支作了重估，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原来估算的6%~8%提高到11%~13%，10年后，国际战略研究所对此估算出的结果为16%。同期美国的相应比例为6%，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也低于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最后，图4显示“冷战”结束后，各国军事开支都出现了迅速下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份最新统计（1999年）显示，俄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美国为3.2%，法国2.8%，英国2.6%，意大利2%，德国1.5%。这组数据若没有让人回想起19世纪，至少也能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美国、俄国（苏联）、德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占比自20世纪20年代后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虽然德国是被迫为之。法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开支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后的最低水平。

西方国家的“非军事化”

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非军事化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显。西方人如今基本都能避免战争，的确，他们所能经历的暴力事件无非是酒后拳脚或是被抢劫。如果他对战争怀有兴趣，也只能通过影像得到满足：或许是电视中偶尔飞来飞去的子弹，又或许是电影中对过去战争或是未来战争的不断模拟。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都经历过战争，而他们的儿孙则只能通过观看影视来体会战争。1999年，数千名美国演员在诸如《拯救大兵瑞恩》此类空洞却热门的电影中佯装死亡，事实上，只有少量的美国士兵在实际军事行动中丧生，且都是死于意外而非敌人的枪口。

然而把当今非军事化归因于越南战争后的主流思潮是不对的，如图2和图4所示，非军事化只是和平时期的常规现象。此外，英国和美国有个长期传统，即通过资本来代替劳力，降低军事化程度。

历史上，战争最吸引人的两个地方就是战友情和激动人心的战斗。但随着20世纪军事技术的进步，这两种体验也日趋微弱，在二战东部战线上这点达到了谷底：平均1/3的阵亡率既无法维持战友关系，也失去了战争的刺激，有的只是求生的挣扎：

人成了野兽，只有消灭对方才能保存自己。在战场上无所谓的英勇……战斗蜕变成最原始、最兽性的形式，谁若不能耳听八方，不能眼疾手快，谁就会被送入地下……在这里，战斗不是在鲜花遍地的田野中高喊着“乌拉”冲向敌人。

在这场战争中，女医护人员用牙齿咬除炸碎了的肢体，饥饿难耐的战俘被迫成了食人生番。这不仅是一场总体战，也是一场极权战，战场上人类生命的价值几乎不名一文，而在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战俘集中营里，生命的价值更是荡然无存。

美国和英国为降低人员伤亡，采取了将战争器械化这一手段，把资源转移到大炮、坦克、战舰以及最重要的飞机上。1940年，这一点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当时英国将军队从敦刻尔克撤走，随后依靠一支仅由1 400名飞行员组成的战斗机队来威慑德国，与德国继续作战。此后，轰炸机又取代战斗机成为英（美）国的进攻战略，采取空中轰炸降低了同盟国的伤亡，也造成了轴心国平民的大量伤亡，广岛原子弹将这点推到了极致。一旦建立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将只需付出较低的伤亡代价。

由于当前的“军事革新”是通过电子通信的改进来实现的，因此它只是漫长的军事进步的一部分，却不具革命性。军事仍需要资金这一点长期以来都没有改变，无论是运用在总体战中的大规模武器，还是导致军事预算上涨的“智能武器”均无例外。本章已多次提到，战争的资金筹集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而资金的数额也会因为经济增长情况及武器杀伤力的强弱而变化极大，但是为战争融资的基本需求自近代以来都是国家体制变革的主要动力，也是随后事情的起因。

[1] “十月革命”后为苏联，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编者注

第2章

可恨的税收

在那个时候，恺撒·奥古斯都颁布旨意，要向全世界的人征税。

——《路加福音》

在至关重要的1789年，一位革命者在给另一位革命者的书信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是确定无疑的。”即使在《新约》中，税收也起着作用：正是为了向恺撒缴纳赋税，玛利亚和约瑟夫才去了伯利恒，若没有税收，基督也不会诞生在马槽里。

提高财政收入的需求如我们所见，通常是为支付战争费用或为战争作准备，而提高财政收入有多种渠道。在某些制度中，如封建君主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资产，无论它是王室领地还是国有化的垄断企业。因此从理论上说，常规意义上的税收并非必不可少：国家完全可以依靠国有资产来创造收入。这种形式的收入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税收，如通过皇家农奴的额外劳作，或国有企业商品的高定价来取得利润。另外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应付突然增加的费用开支这种快速简易的方法，也极具诱惑力，但这种做法意味着国有资产的逐渐缩减。中世纪出售王室领地的做法，与今天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税收因此是必不可少的，虽不是非征收不可的。

在议会仅由富有的高社会等级群体组成的体制下，税收上较为倾向于间接税，此类税的主要构成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以及对消费的征税。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消费征税比对资产和收入征税在经济上更可取。但长期以来，通过间接税很难征收到足够的资金，这是因为：第一，危机时期贸易和消费往往会萎缩，相应地，国家也无法取得税收收入；第二，间接税通常具有累退性，对它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政治动乱。鉴于此，大部分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被迫开征直接税，如财产税和所得税。

18世纪奥地利总理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里特伯格曾说：

想设立名目来榨取百姓钱财，无须多费思量。但若要想对君主和国家都合情有利，他首先要以同样的热情去提高百姓的财富，好让他们能够承受这额外的负担。

税收的哲学也是中庸之学，博弈之道：在取得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同时，也要对经济施以最小的遏制，因为那是一只下金蛋的鸡。

祖传家业

国有资产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的一个收入来源。古雅典在罗莱恩拥有银矿，古罗马1/6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土地，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那亚在弗齐亚拥有铝矿。

欧洲的大君主制国家起初有着大片的王室领地，这在一段时期里也是君主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14世纪议会的一句口号就是“国王应自食其力”，它是针对国王“征税”之举的驳斥。这几乎也是欧洲通行的观念，在法国，国王被要求自力更生，西班牙亦是如此，但很少有国王能做到。出售资产套取现金，或者封赏土地给忠仆，这种做法极具诱惑力。

这在法国尤为突出。到1460年，法国王室领地收入仅占王室收入3%不到，尽管这在1520年时上升到1/10左右，但在50年后又回落到4%左右。到1773年，王室领地收入不到王室总收入的2%。即使被大革命收没的贵族领地和教会领地对充实国有资产贡献也不大，因为不久之后，这些土地也被用来出售募集资金，拿破仑时期，仅出售教会土地所得收入就占常规收入的12%。

在一段时期内，英国国王的情形要好于法国国王。15世纪70年代，约翰·福特斯鸠爵士估计爱德华四世的收入为境内土地产出的1/5，但到了他的统计末期，这些收入已不够支付王室开支。亨利七世在增加领地收入上卓有成效，故而只在1504年向议会要了一次税收。他的儿子没收了修道院的封地，王室收支得到短暂的改善。不久后，为了筹措与法国和苏格兰开战的战争经费，这些土地很快被出售。到爱德华六世末期，7/8的王室土地被出售，这让继任者——他的姐姐伊丽莎白一世难以为继。王室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导致了16~17世纪议会力量的加强。英国内战后，尽管复辟的王朝收回大量土地，但它从此依靠议会提供追加拨款维系。1760年，乔治三世将王室领地收入移交给了议会，自此，英国王室的收入主要靠税收和其他捐资。

往东来看，王室领地持续的时间较长。1630年，瑞典王室领地包括银矿、铁矿和铜矿，王室领地的收入占王室总收入的45%。丹麦王室领地收入占其总收入的37%，然而到了1662年，丹麦王室领地收入占比降到仅为10%，到18世纪，瑞典王室领地几乎荡然无存。普鲁士的王室领地持续时间或许最长，也最具企业家精神。1740年，普鲁士王室领地收入占王室收入约46%，其后50年中只略微下降，即使到了1806年，其占比仍达到30%。而在19世纪，普鲁士国有铁路网的开发和其他产业更令其有所增长。1847年，普鲁士王室收入的1/3来自国有企业，10年后其占比为45%，到1867年，该占比已过半。这种上升趋势在德国统一后仍在维持，企业总收入占王室总收入（包括常规性收入和非常规性收入）之比从1875年的48%上升到1913年的77%。虽然这只是企业的总收入而非可支配的净收益，但即使扣除成本费用之后，净收益数额仍相当可观：1847~1857年，该金额占常规性支出和非常规支出合计的16%；1867年，占总支出的25%。然而德国统一后，净收益占比也逐步下降，从1875年的6%降至一战前夕的2%不到。英国的情况则相反，它的铁路系统几乎完全靠私人投资。

普鲁士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18、19世纪的其他德国州也颇具企业家精神，如乌尔登堡和黑斯–卡塞尔等州，而后者的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雇佣军，1702~1763年，雇佣军带来的收入支付了一半的政府开支。兰德格拉斯·威廉三世曾说：“这些军队就是我们的秘鲁。”到世纪之交，他的儿子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富翁之一，罗斯柴尔德家族仅靠为他管理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即走上金融巨头之路。俄国也有过富庶的王室领土资源，此外在19世纪还拥有庞大的铁路系统和重工产业。1913年，铁路系统的净收益占公共收入的8%左右。即便是19世纪被称为“守夜人帝国”的英国，从邮政、电话和电报等垄断产业中获取的收入也为总收入的20%。法国与之相较就相形见绌了，它的国有产业收入占比从1801~1814年的10%，跌至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时期的3%，随后在1848~1914年跌到不足2%。

国家垄断同样也体现在对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中国唐朝在758年开始对盐业实行垄断，780年朝廷收入的一半都来自盐业。同样，威尼斯、热那亚、锡耶纳、佛罗伦萨、法国和奥地利也都引入盐业垄断。盐业也通常与某种税负相关联，俗称盐税。俄罗斯同样也对盐业实行垄断，但1895年后，它对伏特加的垄断带来的利润更为丰厚。一战前，俄罗斯总收入的1/5来自它对伏特加的垄断。18世纪，法国对烟草的垄断为它带来7%的收入。俾斯麦为了不再依赖他所创立的议会，曾有几个半途而废的计划，其中之一就是要对烟草进行垄断。国家对酒业实行垄断至今仍相当普遍。美国国家和地方政府收入的约5%来自国家公共事业和酒类专卖店。国家博彩业也是如此，这些被垄断的行业有个共通之处，就是满足某种恶习的需求。这种垄断所获取的利润本质上是对饮酒者和赌博者课收的税负。就像这些恶习本身一样，这种垄断利润也难以令人放弃。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他在苏联发起的反酗酒运动，伏特加消费的下降导致这项来源的收入大幅下滑。

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时被描述成开发性的，以填补私人投资在重要战略板块的不足。事实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目的更为狭窄，即创造财政收入。在非民主政权的国家，这样的国有企业的确能够盈利，或至少收支相抵。但在许多民主制的国家和20世纪的计划经济国家，这种国有企业很快成为暗中贴补穷人的渠道，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海绵。隐性失业、经济停滞和生产力下滑，意味着国有企业在1914年后通常成为国家资金的接受者而非创造者。有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铁路从一战前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变成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庞大的就业机构。1921年1月到1923年11月，德国在铁路上的开支构成了国家30%的赤字。铁路的亏损主要由于冗员，以及票价定价过低。纳粹时期，这种政策仍然延续，期间铁路雇员增长了近100万人。这与战前的普鲁士形成鲜明对比。

英国的国有化企业是又一个悲惨的例子。英国的产业国有化早在1945年之前即已出现：丘吉尔在1908年将泰晤士码头收归公有，而林业委员会、中央发电局、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客运局以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产物。1945~1951年，国有企业又延伸到煤矿、航空、公路、铁路、煤气、电气和钢铁业。无论这一举措背后的动机如何（避免失业和减薪的目的无疑优先于提高生产力和创收），它所导致的亏损是巨大的。1982年，资本核销和补助估计达400亿英镑，投资于国有企业的940亿国家资金给财政部带来的平均回报却是–1%。仅英国利兰汽车生产厂10年间就耗去纳税人30亿英镑。基于这些数据，撒切尔政府考虑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也不足为奇了。这些国有资产的出售所得金额约1 000亿英镑，这笔收入原不应记做经常性收入，但通常政府都会这么做，以便粉饰它的财政状况。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抱怨说这是家业贱卖，但这话没什么实质意义。财政部没有压低私有化公共产业的股份价值，而多数产业私有化后取得了高效益，这也使得这一政策被争相效仿。

无一不征税

征税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对易监控的交易进行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自古以来进口关税一直都是国家的一个收入来源的原因。古雅典对所有进口货物统一征收1%的关税，古罗马也有类似的关税，在奥古斯都朝时期，它占国家收入的1/4。中古时期的英国对各种进出口货物征收每英镑16便士的从价税。这笔税金的征收起初要征得商人会议的同意，但之后逐渐成为王室常规性收入，即为customs一词的来历（英文custom既指关税，也含习惯、惯例的意思）。1249年后，国王开征羊毛出口特别税，这之后也成了惯例：1398年，羊毛税的终身征收权以及对酒和其他货品的捐税也都归于国王（桶税和磅税）。

但对贸易征税也有不足之处。如果对商品的征税过高，就可能降低贸易量从而减少税收收入。14世纪英国对羊毛出口征收的高关税或许就是该行业逐渐衰败的原因。另一方面，高进口关税鼓励走私。18世纪，“走私贸易”猖獗时，约2万人涉及从事非法贸易，即使像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想要防止大规模的逃税也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进口关税歧视原比国货便宜的舶来品。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关税不仅是消费者的负担（这是“自由贸易”得民心之处），也是对境内缺乏竞争力的厂商的庇护，从而总体降低了国际经济的效率。低关税能够提高贸易量这一实用观点，以及经济是神授的，并具备自我调节机制这一新教的鲜明观点，使得不少英国政治精英由19世纪20年代的托利党人转而成为拥护自由贸易主义者。结果，关税大幅削减，而当贸易下降、军事开支上升时，罗伯特·皮尔爵士不得不征收和平时期的所得税来平衡预算。

欧洲大陆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仿效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贸易自由化进程在1870年达到巅峰。然而19世纪70年代工农业品价格的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铁路和海运费用的大幅下跌所致），很快促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自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主义”就受到弗雷德里希·李斯特等经济学家的指摘，李斯特认识到，德国新生纺织厂若没有保护性关税就无法与先进的英国纺织厂竞争。但贸易保护主义复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关税的政治用途，提高关税可以取得诸如农场主之类的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1878年，俾斯麦恢复了对工农业品进口关税的征收，并在1902年达到战前高峰。征收关税不仅有利于俾斯麦自身所处的阶级，即拥有土地的容克阶级，也有效地分裂了敌对的自由党。根据国联数据，一战前夕德国平均关税税率上升到12%，法国上涨到38%，英国仍为零。欧洲大陆对小麦关税税率的设定分别为德国36%，法国38%，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税率更高。而俄国和美国却是对进口的制造品课以重税，拉美亦如此。1861~1871年，美国进口关税税率从14%上涨到46%，最后在30%趋于平稳。1902年《福特利–麦克康伯关税法》授权新成立的关税委员会根据个案逐一征税，当然一旦税率设定，无论相对价格如何变化，它都将保持不动。

一战后，贸易保护主义仍保持上升态势。在主要的工业经济国家中，关税收入占进口货物总价值之比从11%（1923~1926年）上升至18%（1932~1939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29年10月~1930年6月美国《斯穆特–霍雷关税法》审议迁延日久，该法案对多达22.1万种货品设定了税率。即使往日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也选择了贸易保护，它在1932年3月实行了10%的从价税，并在1932年6月实施全国范围的贸易保护（“帝国优先权”）。和19世纪一样，贸易保护主义不乏伶牙俐齿的辩士，1933年4月，凯恩斯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他“赞同那些减少而非增加国际经济交流的主张”。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也慢慢才认识到贸易保护是一场“拖穷邻国”的伤人损己的游戏。当然，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里，征收关税无疑比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要妥善，但更明智的做法是先通过双边协定，再在二战后通过关税与贸易多边总协定共同消除关税堡垒。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教导我们，降低税率可以促进贸易，增加税收收入，这一点在经历过痛苦之后才再次被认识到。

当然，从逻辑上讲，没有理由将跨境贸易与境内贸易区别对待。历史上，各国也对国内交易实行过征税。古雅典对出售奴隶征税，古罗马也有类似的4%的征收，并且对解放奴隶也征税，销售其他货物的税率则为1%。而中世纪的法国，1360年12月的法令革新了王室财政，自此开征了盐税，并对除酒以外的大部分商品征收5%的税，而酒的税率起初为8%，后改为5%。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在城门征收类似的盐税，其财政总收入的1/5来自于此。哈布斯堡·卡斯特尔王朝征收10%的销售税。俄国在对伏特加实行垄断前，对烈酒征税成为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815年其占比约为1/3。

历史上鲜有国家达到像汉诺威王朝时期的英国那样对国内货物横征暴敛的程度，这一点更是由于该政权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而愈加受到关注。约翰逊博士编撰的词典中将货物税简明地定义为“对货物征收的一种可恨的税种”。事实上货物税起源于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对布匹、淀粉、肥皂、眼镜、金银线以及扑克牌征税；1643年，议会又对烟草、葡萄酒、苹果酒、啤酒、皮草、帽子、皮革、花边、亚麻布以及进口丝绸征税；继而在1660年，又对盐、藏红花、啤酒花、铅锡、铁以及玻璃征税。在之后的100年里，该税收收入成为英国王室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筹措资金支付对法战争的开支，小皮特还把帽子、手套、女用无指手套、香水、店铺以及女仆都纳入了征税对象名单内，此外还包括砖、马、打猎。到了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物品几乎无一遗漏被征税。在1820年的《爱丁堡评论》上，西德尼·斯密斯讽刺道：

好大喜功的必然结果就是，对吃进嘴里、穿在身上、踏在脚下的每样事物征税；对悦耳的、悦目的、手感好的、香味扑鼻的、美味可口的每样事物征税；对热、光、动力征税；对地面上的一切、地下的水征税；对舶来品、对国产品征税；对原材料征税，对辛勤劳动换来的新增价值征税；对纵人之口腹的调味汁征税，对助人康复的药品征税；对装饰法官的貂皮征税，对吊死犯人的绞索征税；对穷人的盐征税，对富人的香料征税；对棺材上的铜钉征税，对新娘的饰品征税；无论我们是在床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躺着还是站着，都必须缴税。小学生抽打着交了税的陀螺，青年人调教着交了税的马，用的是交过税的马笼头，走的是交过税的道路；某个濒死的英国人把交了7%税的药水倒入交了15%税的汤匙，躺在交了22%税的印花棉布床上，在一位药剂师的怀里断气，这名药剂师为了能合法地让病人寿终正寝曾用100英镑买了从业执照。这位死者的所有财产接着立即要交2%~10%的税，检验遗嘱要付费，安葬在教堂墓地要付费，他的美德刻在交了税的墓碑上传于后人，然后他就去见列祖列宗，再不用纳税了。

这种对消费征税的依赖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英国经济增长，仍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汉诺威王朝的税收体制无疑鼓励了出口（出口不仅不用交税外，在某些情况下还享有国家补助）。但将大笔资金从消费者那里转移到不纳税的食利者手中，这是否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却令人怀疑。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对西班牙和荷兰财政政策的批评者（包括亚当·斯密）认为，过分依赖消费税会抬高劳动力成本并遏制国内贸易。

17世纪瑞典首相阿克塞尔·奥克森斯蒂尔称间接税“既能取悦于上帝，又无害于人间，也不会引发叛乱”。一些现代政治学家也赞同此观点，他们认为相比直接税，消费税更为“隐性”，因此它的政治敏感度也更低。然而没有哪个国家能长期完全依靠间接税，在一个过于累退的税收体制下，势大而富有的高等级阶层与弱势贫困的中下层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经历过佛罗伦萨暴乱的马基雅维利对此深有体会。事实上，对间接税的抗议在现代欧洲早期频繁发生，1590~1607年，反抗西班牙的荷兰暴动、德国农民起义、匈牙利农民起义、奥托曼帝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骚乱，其导火索之一就是对税制的不满。1630年，巴斯克在国内发生多起抗税事件后，不得不撤销了新盐税。1647年，巴勒莫和那不勒斯也发生过对新征货物税的抗议。

抗税运动最频繁的国家莫过于旧政权下的法国了。不断上涨的税捐和地租成为对农民收入的双重压榨，终于在1548年引发吉耶纳地区纳皮多农民反抗盐税的暴动。各种名目的5%的消费税也因为民众的抵制不得不在1602年和1643年两次被废除，而直到17世纪60年代，在多菲内和吉耶纳地区，也只能借助武力才能征得此税。1648年，反抗马扎兰大主教财政新举措的抗税运动最后引发了法国全面大起义。现代法国早期其他抗税运动包括：1624年库尔希省农民暴动，1635年吉耶纳地区反对葡萄酒销售税起义，1639年诺曼底农民反对取消盐税免税权的起义，1675年布里多尼地区反抗印花税运动，无怪乎历史学家们把税制问题看做是法国大革命起因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造成1789年前税制累退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直接税体系中各类减免和豁免规定（见下文），而不是税负负担的总体水平。

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既想施以重税又想讨好人民，就像既想坠入情网又想保持清醒一样，无人能够做到”。如此一来，汉诺威王朝的横征暴敛引起民愤也不足为奇了。1773年一群暴民包围议会，高呼“废除奴役，废除税负，废除木鞋”，这才暂时性地取缔了罗伯特·华尔普尔博士的税收法案。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有趣的地方在于此类抗议从未像其他地区一样演化为大规模叛乱，这也部分验证了“对穷人的必需品应相对轻徭薄赋”这个道理，当时英国的白酒、葡萄酒和烟草的税捐要高于啤酒、蜡烛、肥皂、淀粉和皮革，而且也仅对麦芽、马匹和牛油这些农产品征税。而18世纪对小麦、面粉、面包征收“大众税”（“公平”价格）时，遭到反对的是自由市场，而并非财政政策。

英法两国在18世纪不同的经历，说明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不是间接税税负的轻重，而是应税商品的范围。19世纪，对面包课税仍是引发城邦贫民动乱的一个关键因素。揭示面包税深远政治影响的一个有力例证是，它在威廉王朝为德国民主党争取支持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关税收入在1913年只占公共部门收入的10%，而且根据现代算法，贸易保护的效果只不过将面包价格提高了不到8%，约相当于普通劳工家庭收入的1.5%。但是“昂贵的面包”为“军国主义”买单的说法（即谷物关税收入用以组建德皇家海军部队），成为政党争取选票的有力武器，它也是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获胜的重要原因。同样，1900年后，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受挫的原因，也在于谷物法废除之前人们通常将关税与面包的高价联系起来。1905年的自由派会议上，老太太们被抬上讲台追忆19世纪40年代，提醒选民们自由贸易前那万恶的日子。

而对法律操作或其他程序的征税，即通常所称的“印花税”，却很少招致争议。这是由于就其属性而言，此类税别的税负通常由富人承担。法国后来对印花税尤为倚重，到1913年印花税和注册税税收达到其总收入的1/5。但也有一则反例，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对美洲殖民地的法律文件、报纸、卡片以及骰子征税，这一法案在招致强烈反对后只得被仓促取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引发争议的是一项税制是否合礼法，而并非它对人们所构成的财务负担。

现代政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学习成长。在20世纪末的西欧，增值税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一种获利丰厚的间接税税种，消费者对此税欣然接受，企业也乐于执行。1979~1999年，英国增值税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之比翻了一倍，达到16%。在笔者行文之际（2000年），55%的消费者开销都被纳入17.5%税率档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内。在法国，增值税尤为重要，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5%。增值税受到的抵触较小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政府对政治敏感性商品采取谨慎的减免措施。例如，英国食品和水的增值税税率为零，处方药、书籍以及报纸的税率也为零，此外，房租、学费、赌注和丧葬费免征税，家用燃料课以低税。第二，谨慎地分阶段提税。第三，提税与其他税种的减免挂钩。1972年英国推出增值税时税率仅为8%，1979年新上任的撒切尔政府在推出降低所得税税率这个深得民心的政策的同时，也把增值税税率提高到15%，其表面目的是为弥补前者造成财政收入的不足。1991年，英国将增值税提高到当前水平，而这一次是与取消民怨沸腾的社区费一起推出的，作为一揽子计划“出售”给公众。当英国政府考虑对家用燃料征税时，原打算分阶段提税，故而暂以8%的低税率问世，但随着梅杰政府在下院的多数席位减少，这个税率也再难提高了。

正因为增值税的灵活性，因此它并非（人们有时所认为的）一种累退性税种。然而，老旧的、累退特征明显的货物税在英国至今仍然存在，它表现为对烟草、酒类以及燃料的高课税。一加仑汽油价格中，货物税和增值税合计占了88%，一盒香烟该比例为82%，一瓶烈酒该比例为64%。这导致间接税的整体税负在英国略呈累退性：1995年，以一个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两个孩子的父亲来说，他所承担的增值税及其他间接税占其收入的13.5%，而对于一个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两个孩子的父亲，其相应比例为12.8%。换言之，1993年，对于社会中收入最低的1/5的人口，他们所支付的间接税占其可支配收入的30%，而收入最高的1/5人口所支付的间接税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5%。烟草的累退性尤为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香烟的开销占其收入的比重更大，也因为低收入人群抽烟情况更为严重。别的国家当然也对烟、酒、车驾征税，但很少有国家如此惩罚性地征收。美国对于这些朴素的享乐所征收的税收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6%，而英国的相应比例为12.2%。

英国对烟草、酒类以及燃料课以重税已不再仅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多是出于对健康和环境的考虑抑制此类商品的消费。但不幸的是，高课税虽然抑制了消费，但也鼓励了走私，同时还相对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以烟草的税收收入为例，其占税收总收入之比从1947年的15%降低到1990年的3%不到）。另外我们也不应夸大增值税的作用，所谓“黑色经济”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小企业试图逃避增值税以及对企业征收的其他税费。据欧盟1998年估计，英国黑劳力市场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一份详尽的奥地利经济研究表明，逃避间接税日渐成为黑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正如进口关税上述种种，消费税和增值税所能征收到的资金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人力和物资高度流动性的今天，2000年抗议燃料涨价即是一个明证。

“挑拣水果”：直接税

直接税最简单的形式即为人头税，它要求人人纳税。人头税是14世纪和17世纪中期英国财政的一大特色。1701~1789年，法国封建旧政权也征收人头税（1695年首次推出）。而从彼得大帝时期到俄国革命，人头税也一直是俄国税制的基本构成。

人头税的弊端在于它是累退税制，它占穷人收入的比重远高于富人，因此人头税有时也会激起抗税动乱，这在英国尤为显著，正是由于人头税——除乞丐外，15岁以上成年人均须缴纳1先令——引发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也正是由于社区费的推出，导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相之位在1990年遭受致命一击。

因此，人头税经常只是对部分人群征收。雅典的人头税只限于国外出生的居民。早期阿巴斯王朝则对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这个政策在之后不得不废弃，因为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面对这明显的“鼓励”政策而改信伊斯兰教。神圣罗马帝国也在犹太人居住区征收人头税。

一种能明确免除穷人税收负担的直接税是土地或地产税，即按一定比例对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不动产征税。它曾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抵御丹麦人入侵的重要经济支柱。同样，12、13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为筹集十字军东征以及战争经费，设立了“税捐”制度，它允许土地所有者缴纳土地税作为象征性地为国王履行服兵役义务。法国的“租税”，是一种按土地收入的估算来设定纳税额及附加的土地税，在1780年前，它一直是法国最主要的直接税。16世纪苏莱曼大帝对奥托曼治下的埃及所征的税收中有60%来自于土地税。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土地税税负高达土地产出的40%，并可能达到国民产值的1/4。印度莫卧儿帝国在阿克巴统治末期，土地税税负高达国民产值的1/6左右。

从多方面讲，土地税是农业国家的一个天然税种，对于法国重农主义者来说，对土地净收入征税是唯一必要的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曾梦想以此来改革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而商业化国家也对土地征税，但实行区别征收，如荷兰联邦对农业用地按租价的20%征税，对建筑用地却只征12.5%，而商业利润免税。一战期间，劳埃德·乔治也主张对土地价值征税，并征收资本利得税，但他的目的是在全国土地估价完成后重新分配土地。

土地税存在两大弊端：第一，相比金融资产和其他动产拥有者，土地所有者遭受到歧视对待；第二，它要求征税评估员能够精准掌握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和每位所有者拥有的土地生产力。这第二点尤为困难，因为在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清查期间，又有多少土地已经易手？即使在意大利城邦国，这点也难以实现。15世纪，佛罗伦萨对房地产所有权进行普查，并定期更新（1427~1495年更新了8次），打算据此征收房地产税，但最终放弃，改为简单地按10%征收。沃尔西大主教曾试图对英国的财产进行彻查，即1522年的“大剥夺”，但因遭到贵族的反对而被迫放弃。由于18世纪的农业革命，作为1692年英国土地税（约为地租的1/5）征税依据的土地测评统计表很快就过时，但它衍生出来的“配额”却一直沿用到18世纪90年代。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土地税要求“对千差万别的土地的状况和产出的变动情况投入持续的、费力的关注”。法国封建旧政权的财政改革家们曾梦想对土地进行一次清查，但考虑到要动员3 000多名土地勘测员，便打消了念头。最终得到落实的土地清查是由拿破仑在1808年发起的，得出的结果为1 100万名土地所有者和126亿块土地，但历时42年的清查结束后，这个结果已然过时。此后，根据清查统计表所征的土地税由于无法跟进土地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不仅导致税收流失，在级差上也有失公允。到1914年，土地税税收只占财政收入的2.3%。

绕过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土地被继承的时候征税。劳埃德·乔治曾笑言：“死亡是对富人征税的最佳时机。”古罗马就有这种继承税（英国俚语“死亡税”或许更为生动），该税税率为5%，占财政收入之比亦为5%。虽然普遍观点认为死亡税是20世纪英国的发明，但早在1853年“继承税”就已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房地产。无论对其是褒是贬，自由派财政部长威廉·哈库塔在1894年推出的“死亡税”被认为是现代版死亡税之先河，事实上他的前任保守派乔治·戈申在1889年即已规定了对所有价值1万英镑以上的不动产征收1%的税款。正如评论家所预言的，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到劳埃德·乔治的“人民预算”时代，提高死亡税已成了所有左倾财务部长的惯例。即便那些欧洲大陆的保守派，也都转而倾向于继承税。德国政府在考虑提高财政收入中直接税的比重时，首要提案即是要征收继承税。此间，这两国都遭受到了贵族阶级激烈而徒劳的反对。

虽然20世纪这种针对富人的继承税在税率上已经高到惩罚性的地步，但由于富人不多，或者说不雇会计的富人不多，故而征得的税款亦不多。今天，继承税税收收入在英美的财政收入中仅占不到1%。两国的保守派党人开始呼吁废止该税种。

代替继承税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对收入实行广泛征税，而最简单的形式是不论收入来源，对每个人都课以同样的税率。亚当·斯密四条税收要义的第一点即是：国家的每一分子都应力所能及地贡献国家，在享有国家保护的同时，应就各自收入比例缴纳税负。将这点稍加变化，便成了法国革命者《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的一条：税负应就每个人的支付能力均等地分摊给所有公民。这并非新观点，在古代，按收入的1/10征税很常见。8世纪阿巴斯即有这种1/10的税，还有14世纪英国神职人员的什一税以及议会的1/10税（后改为1/15），此外1/10税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威尼斯、18世纪的法国（后改为1/20）。英国在1692年首次对收入征税，其时税率为20%，但皮特首相在1798年出台的按1/10征收的所得税，才被认为是税收历史上的里程碑，它为当时的财政收入新增了1/3的资金，这也是赢得对法战争胜利的关键。

事实上，皮特首相的所得税政策在1801年即被废止，他的继任者阿丁顿在次年战事重开时出台了一份修正版的所得税政策，但当1815年战争结束时，这项政策便即刻被投票否决了。那位海军军官在1791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这是个肮脏的、雅各宾式的、暴发户式的小官吏的无耻行径——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就不该有隐私吗？他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该被官僚小吏一分分地夺走吗？”直到1842年，皮尔首相才出台了和平时期的所得税政策，但只是临时措施（由于议会的反对，至今仍为临时措施）。虽然格莱斯通和迪斯雷利首相反复保证要废止这个“不公正、不平等、窥伺隐私的措施”，但这一措施始终屹立不倒。更甚者，自1876年以来，所得税税率以持续上升的态势遍布世界各地。英国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在它1846年最低点时仅为1%，一战前夕，所得税税率接近6%，战争结束时这一税率上升到30%，二战前夕也仅降到29%，到1945年已上涨到50%。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在战后也只是缓慢下降，到1972年仅略低于39%，而20世纪70年代所得税基本税率虽有所削减，却代之以高收入档税率的提高。直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才开始真正致力于削减所得税税负，但基本税率在行文之际（23%）仍高于一战时期。

对所得税进行调整的方法有多种，例如可以设定一个起征点免除穷人纳税的税负。13世纪的英国，动产低于10先令的户主即可享受这样的税收豁免。1334年，处于直接税起征点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比在1/10~1/2间波动。皮特所设定的起征点为年收入60英镑，而皮尔推出的每英镑征税7便士（3%税率）的所得税政策，免除了年收入低于150英镑的人群。此后，对起征点的提提降降成了维多利亚时期财政大臣乐此不疲的工作。1853年，格莱斯通首相将起征点降至100英镑，并将其称为“英国收入的赤道线”。1874年迪斯雷利将它拉升回150英镑。另一个部分豁免的方式为津贴，它为特定群体的收入新增了一个减免渠道，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起征点。例如1909年，劳埃德·乔治规定父母享有每个孩子10英镑的津贴。

当然，贵族政体同样给予富人税收豁免。实际上，现代早期的多数时期，税收豁免既能为中下层人民所享有，同样也是高社会等级阶层的特权。这也是法国租税的主要弊病，它之所以不得人心，就是因为它大量的豁免加重了其他纳税人的负担。而且这样的豁免权一旦确立，便再难取缔。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国家曾试图增加神职人员的税额，结果导致了1532年卡斯特尔市神职人员罢工。1561~1786年，法国神职人员纳税额占国家开支的比例从15%跌至1%。1749年后，法国试图提高贵族阶级的税负，同样招来怨声一片，就连卡隆在他的财政改革计划中也提出贵族不必缴纳租税。不仅贵族和神职人员可以不必缴纳租税，治安官、王室成员以及城邦高等级阶层也可享受豁免。普鲁士的地主们将税收豁免看做是象征地位的特权，即使是加诸他们的法定税负，他们也试图逃避，而身为地方税吏，他们逃税也相当方便。

相反，无论左翼政府取得过怎样的政绩，他们没能做到的一点就是没有保留维多利亚时期豁免工人阶级缴纳所得税的先例，因而遭到反对，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开支，迫使政府必须广辟税源；工人阶级收入上涨并远超出生存基准线；以及通货膨胀效益，变相地降低了起征点（所谓的“收入档次渐移”）。英国的所得税纳税人从1913年到1918年翻了3倍，从113万人涨到了354.7万人，同时工薪阶层纳税人人数占比从零涨到58%。在德国，代扣工资方式的所得税在直接税收入中占比持续上升，而中产阶级却拖欠税款，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其应纳税额的实际价值。减低补贴或让通货膨胀降低补贴仍是提高所得税的最简单手段，这也是英国为二战融资采取的办法，不过英国之后又将因降低补贴而多征的税款再次返还给纳税人（虽然是用贬值了的英镑返还的）。自二战以来，起征点一降再降，1949年，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父亲，若他的收入处于体力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则无须缴纳所得税，而20年后，当他的工资达到平均收入的53%时，即要纳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守派在执政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趋势，1979年，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父亲，若他的收入达到体力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的35%，即要缴纳所得税，到1995年，这个比例已降至30.7%。

区别不同来源的收入，便可课以不同的税率，比如投资收入所得的应税税率高于工资所得。差别对待的一个早期例子是玛丽一世推出的补助金政策，它规定土地收入每英镑征收4先令补助金，而其他形式的财产收入则每英镑征收2先令8便士。当阿丁顿首相在1803年改革所得税时，将收入划分为五大类，今天美国税务局仍在沿用，具体如下：（1）房地产收入；（2）农业收入；（3）年金国债；（4）个体经营者及其他；（5）薪资、年金和养老金。虽然阿丁顿当时并未打算按类进行差别征税，但税收体制却已到位。早在1853年出现的商业经营费用的税收抵扣政策，即已反映了对应得收入和“非应得”收入（如投资所得）应区别对待这一理念。但直到1907年，阿斯圭顿首相才推出差别税率，他规定对应得所得每英镑征收9便士，对非应得所得每英镑征收1先令。两年后，劳埃德·乔治又将非应得所得的税负提高了两便士。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投资所得实行惩罚性征税一直都是20世纪英国的惯例。

收入也可以分等级，以便按照收入的高低课以不同的税率。累进性所得税的一个早先的例子是短暂的法国户税，它的目的是要达到平均每户3法郎的税负水平，但依照每个家庭的收入高低征1~9法郎不等。18世纪让·路易·格拉斯兰将这个设想落实，他主张实施一种从零税率到税率为最高收入的20%的直接税。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接过了这个观点：“那些收入不超过生存基准线的公民可以免去税负，其他人应根据财力按等级承担公共开支。”人们常把级差征税与雅各宾主义相提并论，这种联想很久之后才逐渐淡化，这也不仅发生在法国，格莱斯通首相在级差征税中看到“鲜明的共产主义倾向”，他认为：“这可能等同于充公。”

但格莱斯通自己也承认：“级差征税的原则已经在税收豁免政策中得到体现。”而且他本人在1853年推出的所得税政策也反映出级差征税的理念，他规定对100~150英镑的收入征收更低的税率；1863年，他又规定给予收入低于200英镑的纳税人60英镑的补贴，迪斯雷利在1874年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政策。而突破性的所得税政策是1909年劳埃德·乔治的“人民预算”，这一政策对更高收入课以更高税率，它推出三种不同税率：2 000英镑以下的年收入税率为3.75%，2 000~3 000英镑的年收入税率为5%，3 0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税率为5.83%，此外，对5 0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加征2.5%的附加税。劳埃德·乔治1914年的财政提案（被否决）设想再调低收入档，加大级差，并对继承税也进行级差征税。1939年，附加税的税率为41%，到1945年附加税税率提高到48%（收入超过20万英镑），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税率才有所下降，其中较高收入的税率降到40%。

到20世纪，不仅对个人所得征税，对公司所得也开始征税。在英国，一战再次成为了分水岭，当时推出了额外利润税，它是对战前和战时的利润差额征税。二战时期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此时税率达到了100%，但在战后实行了20%的退税。1965年，工党对公司利润推出了公司税，以及对资本增值的资本利得税。

所得税征收的一大困难是估算问题。国家是否应该效仿法国1914年前的做法，根据“客观”标尺来测估收入呢？或者国家是否应相信公民自己申报纳税，假设大多数人不会过分压低自己的收入呢？如果不是的话，国家调查权限的范围又该是多大呢？法国采取测估纳税，不仅对土地，而且对企业、个人、动产、门窗都加以测算，但被证明代价过高，每样事物的“客观”标尺都落后于经济增长。例如，18世纪70年代，法国的1/20税即依赖本地的测估进行征收，但只有1/5的教区乐意配合。

与法国不同，美国和英国发展出个人申报纳税的体制。这个制度在美国沿用至今，每年个人报税单数量超过1.2亿。而在英国，由于二战的巨大开支，以及体力工人的收入增长，结束了英国的纯申报纳税制度。自从1944年出台了“发薪时扣除所得税”政策（PAYE），英国的雇主开始对雇员的工资实行代扣代缴。即便如此，所得税的征税成本仍高于关税和货物税，1992~1993年，关税和货物税的税收收入仅比税务总局低了16%，但征税成本仅为后者的一半，即只占税收收入的1%，相比之下，国税局雇用了一倍多的人力，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2%。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所得税政策中各种规定繁杂，这也是财政部长们希望讨好某个利益集团接二连三地对所得税政策修修补补的后果。1989年，工党议员弗兰克·菲尔德估计，若废除所有减免规定，所得税标准税率降为12%~15%将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所得税是现代财政政策的重要杠杆。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国家的所得税都在持续上升（见图5），然而所得税在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不尽相同。19世纪下半叶，德国各邦州都仿照英国开征所得税，但德意志帝国本身直到一战结束才获得了所得税的控制。（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在1909年很认真地说：“德国人民若有这么一个可灵活调节的收入因素……该有多么雀跃。”）在美国内战时期，美国推出联邦所得税，但战后被废止，并在1893年被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不允许国家打探个人隐私这个根本性原则导致法国直到1914年才推出所得税。在今天的英、美，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1/4，德国的比例为36%，法国则仅为17%。

图5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1866~1999年）

税收政策呈现报酬递减是在最近时期才出现的（而且比维多利亚时期“充公主义”反对者预期的要严重得多）。到1947年，英国标准所得税税率为45%，附加税率为52%，若把总收入超过2 000英镑需缴纳的特别税（投资收入超过5 000英镑时的50%税率）考虑进来，那么落于高收入档的投资所得的有效税率为147.5%。20年后，这一情况并无改变，此类所得的有效税率为136%。20世纪70年代中期，詹姆斯·卡拉执政时将最高税率提高到83%，从而对投资所得生成了98%的最高边际税率。能如此抑制经济增长的反面政策，再无出其右者。和间接税的情况一样，这种惩罚性的高税率对于逃税不是杜绝而是鼓励，更不用说它促进了多少避税艺术。战后时期过高的所得税率（无疑抑制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反应。

当然我们也不应对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过于责难，毕竟他们在改变各自财务体制上能力有限。遏制通货膨胀的高成本使得全面减税十分困难，而降低税率的净效益未必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的确，英国的税收边际税率在1978~1995年从53%降到了44%。但一个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两个孩子的父亲在1978年所支付的所得税和国民保险占其总收入的20.9%，12年后该比率为20.8%，税负几乎没有减轻，而该比率在梅杰政府时更升至22.5%。总体而言，保守党执政时期对那些低收入者（收入为平均水平的3/4）相比高收入者（收入超出平均水平50%）略为不利。更为突出的一点是直接税税率和总体税负一直变化不大。另外还应该记住一点，纳税额最高的1%人群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占比，在撒切尔执政时期从11%上升到15%，这也是低税率带来高收入的明证。

姐妹花

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都不尽相同。在14、15世纪，间接税几乎构成了英国王室全部税收收入，但到16世纪50年代，其占比仅为1/10。在16世纪中叶，间接税占比只有5次超过50%，而在共和国时期，其占比仅为20%。直到18世纪50年代，间接税的占比才回升到70%~80%。在19世纪上半叶，虽然关税税率持续下降，但这个比率没有太大变化，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的降低税率能够提高税收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验证。而和平时期所得税的引入，更证明了如果没有直接税，自由贸易政策也无法维持帝国主义的扩张。

格莱斯通有个精妙的比喻，他称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如“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她们被引见给繁华的伦敦社交界，每个都妆奁丰厚”。格莱斯通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梦想着废除所得税，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否出于道义……还是作为财务大臣，我一直认为对这对姐妹花应致以同样的敬意不仅是符合规范的，更是一种必要的职责。”但在他执政期间，直接税的收入占比一直处于相当低的水平。1832年他进入议会时，仅关税和货物税就占了税收总收入的70%，1875年，该占比仍为64%。直接税的收入占比只是缓慢攀行，从1868年的1/3升至1910年的57%，1920年，一战及后继费用将这个比率抬升至70%，直到1975年，这个比率才再次刷新，之后直接税税负开始下降，在行文之际，直接税收入占英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旧政权时期，法国的直接税占比较高，其税收收入约为财政收入的41%，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帝国末期，法国直接税收入占比为43%。之后情况开始翻转，这部分是由于那些靠测估来课征的税收缺乏弹性。从1815年到1913年，直接税占比持续下跌，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34%下降到第二帝国时期的24%，到一战前夕，该比率为13%，而间接税收入占比则从22%上升到55%。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平等意义上的公正原则在法律上不断被强化，但在现实中却不断被违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直接税又有所恢复，1920~1945年，直接税的收入占比从26%上升至52%，但在1950~1975年，该比率则为37%，1997年也同样是这个数字。

虽然直接税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否已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尚不清楚。普遍观点认为，英、美选民降低直接税的意向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减弱，此外还有观点认为英国选民如果觉得提高所得税能够改善公共服务，他们就愿意支付更多。现实情况是，由于国际间技术移民的壁垒已经消除，相应的，国家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20世纪70年代惩罚性的高边际税率也不太可能重现，但我们也不能说降低直接税税率，其税收收入就不会增加。而对于非直接税来讲，它的优势在于征税成本低，并且不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相比税率为70%的所得税，人们为了规避70%的烟草税选择移民的可能性更小。但另一方面，过高的间接税会助长走私和黑色经济。所以现代财政部长应该像格莱斯通一样，对姐妹花致以同样的敬意，虽然两者对纳税人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税吏诗人

本章开篇那句关于税收无可回避的警句摘自1789年11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给勒·罗伊的书信。但如果没有不得民心的税收政策，富兰克林可能就不会成为新共和国的全权大使 [1] ；如果没有和税收相关的政治问题（下章会对此进行阐述），勒·罗伊可能会在绝对君主制下度过余生。而同时代中，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性情和观念原本也可以使他成为一名革命志士。罗伯特·彭斯出身低微，作为一名共济会成员、宗教怀疑者、民族主义者、酒鬼、放浪之徒，他曾一度是苏格兰的丹东 [2] 。早在1785年，他便写下不羁的诗句歌颂“自由的……光辉盛宴”，法国在1789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更加政治化。到18世纪90年代中叶，彭斯把威廉·麦克斯韦尔博士视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麦克斯韦尔曾参与过路易十六的死刑执行，但彭斯将这件事嘲讽为“把一个作伪证的笨蛋……交到了刽子手手中”。怀着平等主义者的热情，彭斯在他的《不管那一套》中为革命时代献上了一首传世颂歌：

不管那一套，

不管那一套，

四海之内，

皆兄弟。

而彭斯激进主义思想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是他对货物税给予了民粹主义式抨击。写于1792年的《魔鬼抓走了税收员》，很好地反映了广大人民对英国政府无孔不入的税收机构的态度：

我们要发麦芽，我们要酿酒，

兄弟们，让我们高歌欢庆；

感谢黑魔王，

带走了收税员。

但彭斯的革命潜质最终没能开花结果。假如彭斯出生在法国或移民到殖民地（他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他也许就会投身革命。彭斯没能成为革命斗士的一个原因很简单，他被招安了，他自1788年起成为了货物税的税收征管员，起薪为年工资50英镑，外加罚没货物的提成。这个职位对于一个怀有雅各宾之心的人来说实在是有悖本性。1792年12月，彭斯遭到检举，罪名是革命暴动时期他在登弗里斯的戏院有“政治不满言行”，为此，彭斯不得不写信检讨，向苏格兰货物税征管委员会委员罗莱特·格莱汉姆屈膝认错。他承认自己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曾是一个热忱的拥护者，但他誓言从今后将三缄其口。如此，他再也不能高唱革命颂歌了。

如我们所见，英国汉诺威王朝税收制度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上有代表社会高等级阶层利益的议会的欣然批准，下有俯首帖耳（或者说沆瀣一气）的官僚机构的配合执行。即便是在检讨书上，彭斯依然斗胆进言：“体制性腐败已经遍布执行机构和下院各处。”但重点是，为了自己的货物税征管员一职，彭斯不再表露这个观点，他也被这种“体制性腐败”吸纳进其中了。

彭斯这种两难境地折射出的税制、代议制（或无代议制）以及行政执行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1] 从1757到1775年，他几次作为北美殖民地代表到英国谈判。

[2] 丹东（Danton，1759~1794），法国革命领袖。——编者注

第3章

平民与贵族：代议制与政府

在民主国家里，自由的代价是重税；而在专制国家里，对不自由的补偿是轻税。

——孟德斯鸠

在历史的多数时期，直接税的征收要取得社会中富有阶层的配合。而纳税人会将他们的部分收入作为换取代议权的筹码，因此直接税税基的扩大经常与代议权的扩大相联系，参与议政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税制的立法权。在这种模式下，民主化进展便与所得税及财产税纳税人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无税不成代议权”这句话简洁明确地概括了这种钱权交易。

而提高直接税收入的另一种策略，就是国家出资建立专职的公务机构来执行征税工作，这个公务机构虽然也体现一定的参政权，但参与行政显然不同于参与立法。如果说纳税人参与立法很好地体现了自由的话，那么征税机构的发展一般来说却会削弱自由。

本章将论述增税、代议权的扩大以及公务机构扩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它的初期为政治学家们所熟知，但之后的发展却令人耳目一新。税收、代议权和政府机构的相互作用并不会促使其逐步走向议会化，或者按照赫伯·特巴菲特所讽刺的“辉格党模式”发展成“后历史的”平衡，而是会产生多种结果，但并非所有结果都令人满意。

本章要引入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选举人与纳税人之比，特别是与所得税纳税人之比。假如该比率大于1，即存在没纳税但享有代议权的人，那么执政党将容易受到来自非纳税选举人的政治压力，要求其增加非军事化开支。公务人员和纳税人之比也十分重要。民主化与公务员的增加通常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偶然，但它们在推翻了旧体制下带有排他性的恩惠制度（即19世纪改革家所称的旧腐败）后，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新腐败，它表现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用公务职位来换取选举人的支持。起初为优化国家筹资能力而成立的官僚部门，进而也成为一项繁重的开支。

选举人范围的扩大和公务人员的增长都会推高非军事开支，这是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863年就认识到的“国家活动成长规律”。同时，由于预算更多地被用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故而资金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特征也更为明显。除公务员就业外，当过度的救济政策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时，资助失业者的开支也趋于上升。国家的税收收入（选举人付出的）与公共开支（选举人希望从福利国家得到的）之间的差距被制度化了。正是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促使奥地利伟大的社会学家约瑟夫·舒伯特在80多年前就开始诊断“税收国家的财政危机”。

税收和代议权

早在古雅典时期，税收和代议权的联系就已经构成民主制的核心，虽然民主的定义千差万别。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希望有产阶级能承担公共节日费用和战争经费开支，并在公元前418年推出了一种财产税，用以支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费用。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主的出现（当然只是有产阶级享有），这个税收决定由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群众大会表决，并由一个500人组成的理事会负责执行。

相反，非民主政权则倾向于无须经过公众同意的收入来源。例如在普鲁士，19世纪之前，统治者都保留着王室领地作为其收入来源，这也是维持君主权力的政治策略之一，如冯·斯坦男爵所说：

王室领地的收入是君主王国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是建设独立的对内对外政权的基础，因为王室领地是国王在物质上独立于各阶层群体的基础。因此只要王国存在，王室领地也将永远存在。

但如我们所见，相比经过公众同意的税收收入而言，这种不经过公众同意的收入缺乏灵活性。为此，孟德斯鸠的那句话可能要被改述为：恰恰是自由（代议制政府意义上的自由）为重税开启了大门。但果真如此吗？

英国拥有持续时间最长的征税需经公众同意的传统。这一传统始于百年战争，之后凡为筹集对法作战经费而征收的额外税款均需征得国会同意。可以说，是爱德华一世开创了召集王室的俗家和教会土地承租人以及郡县城镇代表一起开会的先例。14世纪之后，先是贵族，后是平民，开始呈交“冤情表，在其中他们含蓄地（偶尔也会直白地）将冤情指向‘贡捐’”，希望通过某些补救性法规来返还部分“贡捐”。1306年，重要时刻来临了：王室取缔了一项“贡赋和摊派税”，作为交换，国会批准拨付给王室一项综合津贴。到了14世纪中期，多数正式的法案只能由国会制定这个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16、17世纪英格兰宪法发展的关键在于君主在体制上依赖于国会所控制的税收来源：什一税、1/15税，以及津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王室控制的其他收入来源（如领地和关税收入）相对减少，致使继她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者地位极其脆弱。诚如詹姆斯十六世和一世所说：“能陷我于危机的唯一疾患和消耗就是这折磨着我的亏空，只有去除了它，我才会感到自己彻彻底底地和那些耶稣降生以来的其他任何君主国王一样幸福。”而诸如对贸易“征税”、强制性借贷、出售垄断权或贵族头衔以及征发等创新，往往会激起议会和司法的反对。然而17世纪40年代的议会胜利并非注定，若不是查理一世和苏格兰的战争耗资巨大又徒劳无功的话，其开辟的议会外财源（尤其是向内陆各郡加征海防税，也就是“造船费”）很有可能取得成功。17世纪30年代后期，“造船费”已经为其带来3倍于议会津贴的收入，并（如一位议员担心地指出的）很有可能成为“永久性供给”。正是由于查理一世没能稳定住他的多个王国，才使得议会获得了胜利。早在1628年，《权利请愿书》就清楚地陈述了这一点：“今天，若无议会一致同意，不得强迫任何人捐赠礼品、提供借贷、缴纳贡赋或其他税捐。”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宪法上确定了这一点，它赋予议会开征新税和审计政府开支的权利。

法国的局面则完全不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贵族不愿为国王出资，也不愿给他出谋划策。早在15世纪末，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就将法国的完全征税权（君主可以随意征税）和英国的有限征税权（君主需经过议会同意方可征税）作了比较。虽然腓力五世曾利用参议大会来增税，但由于未能取得和平时期的津贴，故而这一做法未能保持。法国各阶层在1355年和1356年再次集会，尽管国王约翰二世被俘，但他们却没能筹集到足够资金去支付赎金。1789年之前，他们只召集过4次会议（分别为1484年、1560~1561年、1588年和1614~1615年），显贵会议召开过两次。只有最高法院才享有反对权并加以执行，此外也可以靠拒绝登记新的皇家贷款（如他们在1784年和1785年所做的那样）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影响。

1786年，卡洛恩建议法王路易十六召开一次显贵会议，批准他的王室财政改革计划，它主要是征收一项新的土地税，这时卡洛恩实际上唤醒了长期搁置的代议制原则。虽然卡洛恩只打算让显贵大会充当“橡皮图章”，但事实证明他召集神职人员和贵族代表大会是个失策决定。显贵代表们立即反对削减他们的纳税豁免权，并要求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审计委员会来监督王室财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召开国会。当路易十六明令布连恩不顾反对推行改革计划时，却发现最高法院拒绝登记新税种。路易十六将巴黎最高法院流放到特鲁瓦，但布连恩还是被迫取消了这项土地税。1784年11月19日，重组的最高法院召开皇室会议，路易十六在会上试图强行登记新贷款，他傲慢地说了一句今天已过时的话——“朕意即法律”，但此时代议制的模式已经铸成。1788年5月，最高法院宣布，征税必须得到国会同意，而且国会必须定期召开。1788年8月8日，布连恩被迫宣布国会将于次年5月召开。

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税收和代议制两者关系的革命意义也显现出来。英国统治者未经美国人民同意就将税收强行加于他们，面对这种情况，美国人民积极寻求独立，当然他们并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寻求独立的民族（例如，西班牙推出财产税，引发了1640年葡萄牙的独立革命）。但是美国的例子最为显著，一定程度上其原因是英国决定向13个美洲殖民地征税和9年后的独立宣言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反复灌输给每个美国小学生。

激怒波士顿茶党的并非税收的数额，而是英帝国减少帝国其他地方的税收：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到英国，之后把茶叶出口到美洲，英国则减少它的税收。这里涉及到一个宪法问题，那就是殖民地在这些事情上有没有发言权。辉格党人卡姆勒勋爵于1766年2月雄辩地道出这么一个原则：“税收和代议制密不可分……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任何人未经他和他的代表的同意都不准剥夺；任何蓄意剥夺即是蓄意伤害；任何剥夺行为都是抢劫，抹杀了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区别。”殖民地人民将此精辟地浓缩为：“没有代议的税收就是专制。”然而对于殖民地人民而言，提出代议问题的同时对他们征收外贸税，从一开始就带有革命性。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反事实的主张：给予美国人代议权，让他们当大英国的州长，而作为回报，就是将英国所有税种都推广到13个殖民地去。这看似合乎逻辑，但并非殖民地人民所求。他们的目标是加强地方会议的权利，而且最终使他们拥有西敏寺议会同等的立法权，第一次大陆会议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但那违背了议会主权原则，而这一原则不仅在威廉·布莱克斯顿爵士的《美国法律评注》中被神化，而且也得到了英国大部分国会议员的肯定。汤森在1767年提出茶税旨在提高国家收入，用以支付北美政府官员的独立薪水，换言之，就是使英国任命的州长更独立于殖民地人民的集会。

不纳税的代议制

代议制当然是个程度问题：在汤姆·佩恩所设想的民主共和国，与并无投票权的英国臣民在西敏寺享有所谓的“虚拟代议制”之间有天渊之别。然而，一个有产者议会里的虚拟代议制总好过绝对君权下没有代议制。但它在实践上是否也具成效呢？

政治理论家有时会认为：“相比君主专制，代议制在增加税收方面更有优势。”如我们所见，这也是孟德斯鸠的观点。诚然，对于18世纪的英、法两国而言，此话不假，但代议制和税收之间的对等关系并非必然。一个代议制大会若不同意政府开支的优先项目，那它即会严重阻碍国家的税收。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说，英国人是“欧洲所有国家中对自己的家产最有支配权的人”，他本可再添上一句——“因此也是税负最轻的人”。而证明代议制在增加税收方面更有优势这一理论为假的最极端的例子，是18世纪的波兰：由于代议制的存在而导致没有税收。议会里的贵族们把自由理解成挣脱税收的自由，以致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相应的军事力量停滞不前，最终带来致命后果。

法国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法国推翻了君主专制，并取得了征税需经议会两院批准这一原则性胜利，但这并没有提高公众对税收的接纳程度：国民议会推出的新税种（土地税、动产税、个人税以及营业税）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多数人不纳税。英国议会有时也在财政收入上缺乏责任心：拿破仑战争刚结束，所得税即刻被仓促废止，“英国上院高墙内欢声雷动”，虽然此时即便继续征收所得税也不足以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缺口。而下院也莽撞地通过了一项动议，即将所得税相关一切账簿和记录销毁，万幸（或者说不幸）的是，那些副本已送交至国王处备存。

1832~1918年的英国历史，可以看成选举权和直接税“网”互相辅助、共同发展的历史。1884年之前，英国的选举权事实上都是建立在租金价值上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财产的租价超过一定金额的土地保有人、承租人和户主享有投票权），而承担地方上的税收也意味着可以享有地方和国家政策的投票权。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选举权改革提案通常与贡献财政的标准紧密相关。格莱斯通认为：“选举权和纳税贡献之间应有密切关系，如果选举权将穷人排除在外，那税收上他们也不应承担责任。”简而言之，“国库空虚或过于挥霍”必然会产生扩充选举权的要求。格莱斯通的头号政敌迪斯雷利在1867年甚至还提出“花哨的选举权”的改革提案，即所有缴纳20先令所得税的纳税人均可享有选举权。这并非什么玄妙复杂的政治数学计算。1860年，一个支持格莱斯通、抨击帕默斯顿那耗资巨大的海外扩张政策的广告牌上写得很清楚：

纳税人……你们还要让自己被帕默斯顿主义蒙蔽多久？还要在和平时期被那些战争贩子掠夺多久？财政大臣在向你们求助……让我们改革下院吧，这次要搞个彻底。

换言之，选举权改革就是增加纳税人参政人数和加强其权利的途径。

然而，选举人人数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所得税纳税人人数的增长速度。1832~1914年，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性人数比例从18%上升到88%（虽然其中有1/3的人仍非正式地被排除在外，这是因为选民登记制度要求选民在选区长期居住）。但所得税纳税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并无提高，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虽然有无税不参政的说法，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参与议政却不缴纳所得税。在这种情形下，1884年改革法案的推出迫使直接税上涨也就不难理解了：1867~1913年，直接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之比从8%增长到36%，所得税标准税率从1876年的每英镑2便士提高到每英镑14便士。

当时的人们便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化程度提高将导致直接税上涨这一重要因果关系。乔治·汉密尔顿谈到1884年改革法案致使更多的选举人要求增加海军经费开支：“选举人数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曼彻斯特派主张的节俭的旧财税政策。由于海军军费这项新增开支主要从直接税收入中列支，而近来新近被赋予选举权的人们并非所得税纳税人，故而增加海军费用于其并无害处；此外，撇开这种个人金钱利益的考虑，感情上，工人阶级也颇为皇家海军舰队感到自豪。”首相索尔伯茨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1884年的改革法案稀释了下院中所得税纳税人的代议权，从而来自非纳税人的议员代表要求增加开支的压力加大。索尔伯茨警告他的财政大臣，海军舰队的经费不准全部从所得税中列支，他敏锐地观察到：“困难时期完全依赖财产税这种做法十分危险，由于财产持有人的政治地位相当薄弱，因此这种做法容易养成恶性的财政习惯。”不仅保守党有此担心，自由党的罗伯特·罗威在对1867年的改革法案进行的辩论中，也预见了选举权范围的扩大与纳税人精英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边沁、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这些前辈也对此忧心忡忡。到1913年，这几乎成了普遍观点，用伯纳德·玛力特伯爵的话来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由较贫穷阶级构成的选举权多数可能会控制政策，使其倾向于该阶级利益，而国家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少数富有人士。”

由于一战期间，所得税纳税人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选举人人数的增长速度，因此选举人人数与纳税人人数之比从原来的7∶1降至6∶1。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中，选举权改革降低了女性参与选举的年龄限制，致使选举人人数与纳税人人数之比超过战前水平：到1935年该比例达到8∶1。《现代英国财政开支历史》的编著者说：“选举权范围的扩大，提高了这样一些人的政治地位，他们认为应增加公共开支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必要的国家收入可以通过累进税制从其他人（富有人士）那里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出人意料的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增加公共开支的压力并不大，我们随后再谈其中的奥秘。二战之后，选举人人数与纳税人人数的比例从战后高于2∶1降低到一个稳定水平，约1.7∶1，换言之，即选举人人数超出纳税人人数的70%。这个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无大的变化。这意味着英国的民主制度赋予1 800万非所得税纳税人选举权（虽然他们缴纳一些间接税），这与福利国家普遍选举权和普遍缴纳所得税应紧密相连这种说法不符。除了那些收入低于所得税起征点的工人阶级外，这1 800万人中还包括失业者、其他福利的享有者、养老金领取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学生。鉴于这个群体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仍成功地全面地降低了直接税税负，这一点或许有些令人吃惊。

从纳税而没有代议权演进到不交所得税却享有代议权这一现象并非英国特有。19世纪的很多国家都依据直接税的纳税额来确定选举资格。1824~1830年的法国对选举资格限定了最低纳税额，而享有选举权的纳税人也只能推举其中40%的人为其代表。19岁以上男性中只有0.5%的人享有选举权。1830年的革命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在路易·菲利普的“资产阶级君主制”时期，依然对选举资格规定了最低纳税额限定，只是这个限定稍有降低（此时19岁以上男性中1%的人享有选举资格）。当人们抨击基佐选举资格的门槛过高时，他的反应很简单：“把自己变富些。”同样，1913年之前，在意大利选举资格都设定了最低纳税额准线，只不过该准线在1882年有所降低，并且在1919年前都只适用于19~29岁公民。在1918年前的普鲁士，下院的三级选举权制度也是基于直接税的缴纳情况进行划分，该制度依照纳税人缴纳的税额，将他们分为三级，处于第一级别的人数少于其他级别，但每个级别的议会代表人数相同。德意志帝国的大部分邦州也采取相似方法对选举资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联邦，成年男性才普遍享有选举资格。图6说明欧洲对选举资格的限制如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减少。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之前，在民主化进程上，英国落后于法国和德国，而意大利落后于英国。而一战之后，税收和选举资格直接的联系就此中断。

图6 选举人占2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1815~1974年）

在大部分现代民主制国家，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和纳税人人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英国的情况并非特例。战后美国拥有选举权的人数与纳税人人数的比例在1.6∶1到1.8∶1之间波动。但是很多拥有选举权的人（多数为非纳税人）并不行使推选其代表的权利，直到20世纪60年代，参与推选议会代表的人数才超过了所得税纳税人人数。1990年，只有6 100万美国公民参与投票，而所得税纳税人人数接近1.14亿人（几乎翻了一倍）。如今，很多美国人倾向于纳税但不行使代议权，与他们殖民时期的祖先不同的是，他们放弃选举权大都出于自愿。

卡夫卡的城堡

将纳税和代议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财政民主化的范例是不对的，这是把历史上的辉格党理论嫁接到了财政领域。许多近代独裁政府都是在没有赋予公众代议权的情况下施以重税的。举个明显的例子，在一战之后，法西斯政权下，不经议会批准也可以征税。但在这种情况下，若要高效征税，就必须建立一支征税大军，即官僚机构。

起用公职人员最早出现于法庭，这是一个主持公理或行使统治者其他权利的机构。在近代早期，法庭的费用十分高昂，不仅欧洲如此，例如16世纪的日本，日本幕府绝大部分的开支都用于法庭，而法庭、后宫和马厩几乎构成了印度王的全部花费，但这种机构很少会涉及像税收这样乏味的事务。

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是指其官员以薪资为收入并执行统治者命令的机构，它的出现和代表大会一样，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在中世纪早期，由于教会垄断了对书记员起草、执行文书的培训，导致俗世民众受教育程度偏低。而俗世的非正规教育也产生了大量希图晋身公门的外行人，但这个群体的涌现并非现代官僚机构出现的分水岭，这些备受历史学家称赞的“新人”，其晋身公门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是以薪资还是职务特权形式），而不是韦伯所说的达到行政合理化目的。事实上，许多君主都将政府公职当做国家财产，简单地将它们卖给出价高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些职位也创造了财政收入。

这种公职出售有两种形式：将某些税卖给所谓的“税款包收人”，和将某公职卖给个人。税款包收在英国也有，从伊丽莎白一世到长期国会，某些关税即采用税款包收形式。而法国的税款包收情况更为突出。17世纪上半叶，三大税款包收（即盐税包收、贡金包收及关税包收）的收入占了间接税收入的80%。1681年，考伯特将国内货物税、关税以及烟草专卖权合为一体，打包租赁给一个由40个包税人组成的名为“包收人总会”的辛迪加组织，它的租赁合约每6年重议一次。税款包收的主要弊病在于：一切由包税人操作，包税人雁过拔毛，一半的税收收入都到了法国政府手中。18世纪，法国曾尝试对此改革，引入规范制度（即政府支付给包税人薪水和奖金），却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抵制而告失败。包税联合会被斥为“一个巨大的地狱般的机构，它掐住每个公民的脖子，榨取他们的血汗”。

法国旧政权所依赖的另一种财政手段就是卖官鬻爵，它曾被称为“第二种公债”，这是由于对公职投资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投资政府公债的利息收入。到1660年，约有4.6万名公职持有人，这些公职的资本金约为4.9亿里弗。在思考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被推翻这件事上，路易十四的顾问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如果英国国王的官员人数和法国一样多的话，那么革命就不会发生。因为拥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就意味着拥有这么多和王权休戚相关的维护者，没有这个王权，他们也将一无所有，一旦这个王权被推翻，他们也就损失了购买这些官位的大笔资金。

而采取出售公职这种方式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财政成本超出了它的收入。虽然只有少数公职持有人可以获得薪资，但他们仍构成了王室的巨大财政负担，它只能靠某些针对公职持有人的税收（公职税）来稍加缓解。早在1639年，向公职持有人支付的年薪便已经超出了当期出售公职取得的收入。到考伯特时期，王室出售公职所得为200万里弗，但需要支付830万里弗的薪水。虽然考伯特成功地废止了2万个公职，但他节余下来的资金又在17世纪70年代对荷作战中消耗殆尽。而1770年莫普的再次努力也只将公职削减了5%。

现代官僚机构体制的雏形出现于英国，它取代了税款包收方式和公职出售方式，成为征税的主要手段。英国货物税税收署制定了一套“审核录用、职位培训、绩效晋升、固定薪资和养老金、流程标准化”的征税体制，它吸引了不少需要糊口的人，比如诗人罗伯特·彭斯，而他不久就发现他不得不为薪水而工作。与此同时，其他税种的征收也逐渐中央集权化。到了查尔斯二世后期，税款包收已经被废止，财务署成为核算所有中央政府部门收入和开支的唯一部门，后又被财政部所取代。这场改革几乎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结局的“行政革命”。

17世纪70年代，查理二世所征得的税款是他愚昧父亲半个世纪前历经千辛所征获税款的2.7倍。50年后，新成立的汉诺威政权的税收收入达到8倍，18世纪70年代达到11倍，远远超过查理一世的收入。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政府征得的税款是两个世纪前财政窘迫的斯图亚特王朝的36倍。

正是在这种体制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落后于英国，而非它们的绝对经济资源不及英国。根据一个粗略的统计，在英国，每个“财政官员”服务于1 300人，而法国相应的人数为4 100人，荷兰为6 200人，普鲁士这个普遍被认为比英国还官僚的国家相应人数却是3.8万人。从1690年到1782年，英国的财政机构数量增至3倍，货物税税收署被形象地称为“万眼魔王”。如博舍所说，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上是向官僚财政过渡，而不是向“腐败的”财政（或叫企业化财政）发展。这个转变实际上在1789年之前的奈克和布连恩时代就已经出现。大革命中36个税款包收人被逮捕，其中28人在1794年5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伟大的化学家安东·拉瓦锡，他把税款包收所得的收入用于他的研究。

拿破仑战争结束不久，多数国家由于各方面压力开始裁减公务员人数。减少间接税不仅符合自由和放行原则，也是精简税收机构的一个方法。尽管有不少著述描述19世纪中期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多数国家为“守夜人国家”仍是事实。1891年，英国政府部门职员人数不到劳动力总人口的2%，欧洲大陆国家的比例略高些，但相差不大。1871年意大利相应比例为2.6%，1881年德国为3.7%。即便是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相对于它膨胀的人口而言，这个比例也相当低。但自世纪之交后，每个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呈持续增长趋势，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公职人员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5%，英国为6%，德国为8%。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将现代官僚机构描绘为可敬的理性的机构：“有规范、有方法、有目标以及实事求是构成了它的品质。”可就在他著书之际，对官僚机构的幻想在日益破灭，公共部门不但在战争和通货膨胀期间极度扩张，更存在着日益加重的烦琐程序和腐败现象，它与理性的品质背道而驰。现代的官僚机构更接近于卡夫卡的《城堡》，它们所有的房门都一模一样，房门背后是从不露脸的文员，灰色的走廊上是随意堆砌的谜一般的文档。曾一度被赞誉为具备普鲁士美德的公务员成了懒惰和自私的象征。在1927年维也纳激烈的政治暴乱中，伊利亚斯·卡内生动地回忆了一位神智错乱的政府职员在着了火的司法大厦前的情景：

他不断挥舞着胳膊，一遍遍地喃喃着：

“文件烧着了！所有的文件！”

“烧文件总比烧人好！”我告诉他，可是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他所能想到的只是文件……他很悲痛。我发现他很滑稽，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但我同时也很恼怒。“他们在开枪射人，”我愤怒地说，“你还在关心那些文件。”他望向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只是不断地哀叹着：“文件烧着了！所有的文件！”

文件由工具变成了目的。

希特勒对官僚机构也颇感忧虑。1942年1月，希特勒在与希姆莱共同进餐时，勾勒了一个初步计划，即通过简化德国税制，“将官僚机构的数目降低到现有水平的1/3”。

关于直接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上一年的纳税额作为再次征收的基础。纳税人将被告知：“你的应纳税额和上年一样。如果你今年的收入减少了，请照实汇报。如果收入增加了，你应该立即缴纳相应增加的税额。假如忘记上报增加的收入，将严惩不贷。”……把事情简化，申报税的难题自然得到解决……

如果我向财政部说明这件事……他们会思索片刻后告诉我：“领袖先生，您说得对。”但过了6个月后，他们会忘得一干二净。

和普遍观点一样，希特勒也认为官僚机构能够自我繁衍。“让人烦恼的是简便易行的税制不合这些行政绅士的脾胃。要是真简化了，那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哪里能找到法学工作？没工作做了嘛。”但希特勒在促进党政机构间的竞争时，其实也促生了庞杂的官僚机构，正如他自己承认的：

原本只是想在萨尔兹堡创建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可突然之间他们就需要一栋500个房间的大楼了……我创设了宣传部，目的是要为大家服务……如今哪个政府没有自己的宣传部呢？戈林想从我这里讨命令，要我授权给史都卡和莱茵哈特（财政部长和内务部长），好让他们去重组行政工作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可是我拒绝了，为什么要委任他们去达成这个目的呢？事实上，财政部和内务部自己才真是机构臃肿。

但公共部门的膨胀不仅仅局限于极权国家。到1950年，由于大规模的国有化，英国公务员占总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已经高达10%。图7显示这种增长趋势在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存在，只有一个国家有明显的相反趋势。在经合组织的17个国家中，12个国家的政府雇员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后几乎没有下降。在瑞典、挪威和丹麦，公共部门雇员人数比例已经超过了30%。在法国、芬兰和奥地利，该比例也超过了20%。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占比超过15%，瑞士和希腊紧随其后。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它的政府雇员人数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而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和日本的高峰出现在80年代。只有英国政府雇员人数在达到高峰之后有所下降：1983年它的政府雇员人数占比达到战后最高峰，即22%，1999年该比率下降到13.6%，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还低。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和希腊的公共薪资开支较低。

图7 政府雇员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1960~1999年）

暂不论公职人员人数保持高水平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是什么，一个最直接的财政问题是：公职人员的薪资该如何确定？它既缺少像私营部门那样用来衡量生产力的相关信息，通常还受到来自公共部门的联盟及其他团体的压力，他们要求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增加工资。公共薪资开支数目令人瞠目。1992年，英国公共部门薪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1/3，美国为1/5。工资的小幅增长会对财政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个现代民主政治的自相矛盾之处就是国家倾向于用增加公职人员工资来回应人们对公共部门的批评。举一则英国的例子，增加国家健康中心护理人员的工资就意味着要削减医院、床、设施和医药方面的预算，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病人的护理条件，当然，护理人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服务型国家

各国长期以来都能通过税收从国民收入中取得大量财富，如果认为高纳税负担只是20世纪的产物，那是不对的。18世纪后期，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财政收入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6~1/4。16世纪末，威尼斯的税收收入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16%，而它的联合省在1688年的相应数字约为1/4。据计算，法国的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450年的18%降到1525年的10%，但在随后的17世纪里，又快速地升到1683年的31%，并在1789年达到38%~40%的高峰。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尔申科隆估计，俄罗斯在1710年的税负约为整个谷物产出的2/3，这一课征强度此后没再出现，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又恢复。

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同时也是它税负逐日加重的历史。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王室收入占国民产值之比从未超过2%，若把官方和地方时而强制性的贷款也计算在内的话，该比例也不过为5%。据早年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丹文奈特估算，即使是到了1698年，英国人的税负也比他们毗邻的欧洲大陆国家人民要轻：荷兰人和法国人的纳税额支出占其收入的1/5，而英国人的相应比例为1/8。而在18世纪，英国的税负开始快速上升，其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从17世纪80年代中期的4%上涨18世纪战争时期的17%~20%，即便如此，它的税收收入绝对值也低于课税不足的法国，不要忘了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国民产值为英国的两倍多，英国在军事上之所以能对迎比它更强大的法国，主要在于它的高税负，1788年，英国税收收入占国民产值之比是法国的两倍（分别为12.4%与6.8%）。法国只要能够提高税收收入，它的财政危机也就能够避免了。

如第一章所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以及进而的税收加重主要是由于战争，在和平时期，国家开支和税收往往会大幅下降，也正是这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多数国家在19世纪的纳税负担降低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出现了棘轮效应 [1] 。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各国的公共开支都未能回归到战前水平，无论从绝对值上看，还是调整了通货膨胀因素，或是平摊为人均公共开支或与国民产值相比，都是如此。按20世纪90年代的物价水平计算，1913年英国的公共开支为153亿英镑，10年后为275英镑，而二战后从未低于600亿英镑。此外，无论是实际价值还是平摊为人均，虽未发生大战，但1945年后的公共开支仍逐年增长。即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其趋势也呈上涨势态，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趋于平稳。同样，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世纪50年代为16%，60年代为18%，70年代为19%，80、90年代为22%。美国公共开支的高峰出现在1992年（36.6%），2000年为32%。欧洲的公共开支占比上涨得更高：英国的峰值为45%（1993年），德国为50%（1995年），法国为55%（1996），意大利为57%（1993）。发达国家最高的公共开支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1993年的该比例为71%，丹麦为60%。这不同于前几个世纪，那时如此高的公共开支水平只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

对于这种高公共开支的现象，一般的解释为向“福利国家”迈进。但是“福利国家”这个由曼彻斯特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1928年首次提出、现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名词，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所指的是旨在减少收入不均——不论是给低收入者的直接补助还是为穷人提供低廉的服务，那都不是现代的新事物。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几乎有一半的成年男性都接受过国家某种形式的补贴。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国家开支的10%用于救济下等贫民。然而，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多数财富转移都是从纳税人流向相对富裕的群体，如律师、士兵、武器制造商以及金融家。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皇帝和122位贵族，虽只是1.1亿人口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却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1/8的财富。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态度却是摇摆不定的，它有时会在危急时刻提供公共救济，但更多的时候是把关怀穷人的责任留给慈善机构或自助机构，把这个边缘群体交由国家处理。

民间的扶贫救助所取得的成就不常被人提及。1914年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友好社团”是谨慎储蓄的大户。在1914年前，登记和未登记的慈善机构、“友好社团”、工会以及其他救助会和自助机构的开支总数，一直都高于《济贫法》下的年度预算，它也让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形见绌。早在1803年前，即有9 000多家互助社团或友好社团，其成员超过70万人。到1877年，注册的友好社团成员人数上升至275万人，而之后40年不到的时间里，其成员人数增加到660万人。此外未注册的社团成员还有200多万人。1911年，英国推出国民保险时，该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中有3/4的人已是友好社团的成员。即便在那之后，私营保险的发展速度也比国民保险更为迅猛。二战前夕，私营保险机构所签订的保费超过国家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总数。而自助机构就不只是维多利亚式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它对于很大一部分劳动人口来说是很现实的。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国家的“多管闲事”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不明就里却要干涉他人生活的做法产生反感，例如，某位隆顿矿工在1912年接受费边主义者R·H·托尼采访时说：“强迫我们这些大老粗按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生活。”对于服务型国家抱有反对态度的不仅是像希莱尔·贝洛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

此外，即使没有国家的推动，对那些困难人口的民间援助也是源源不断的。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自愿纳税”为教育、保健等多种援助目的提供了丰沛的资金。在英国，1910年注册的慈善机构的总收入为1 300万英镑，高于当地政府的救助开支（1 230万英镑），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小型慈善机构以及教区教会和新教徒教会所募集分发的款额。对遗嘱的抽样统计显示，1899年前，平均有13%的遗产被捐赠给慈善机构。

然而，20世纪初，由于社会主义理论、自由主义学说中的“新”自由批判，以及保守派对布尔战争中暴露的“国家效率”下降的担心，要求加强国家干预的呼声日渐高涨。1914年前，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对公共开支的上涨都负有责任。在英国实行义务教育和对爱尔兰农民的补助是由索尔兹伯里的保守派政府提出的，他认为后者是“我们不得不为英国与爱尔兰国会合一所付出的代价”。但是真正的分水岭是在自由党所执政的1905~1915年。自由党推出了学校就餐制和学校义务医疗检查制，并且采用了德国俾斯麦创建的制度，对70岁的老年人发放非分担养老金，对于那些低收入者，他们推出医疗和失业国家义务保险，保费由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

和许多欧洲大陆体系一样，英国的国民保险建立在现有的友好社区和保险公司的基础上，不能认为它是失败的。当然，国民保险并不将家属包括在内，而且财政部对支付和福利发放也进行严格控制。但另一方面，从1912年到1938年，国民保险所覆盖的人数上升了4倍。由此，对老年人、病患、贫困人口的资助成了整个公共支出中不可或缺并且持续增长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也有所加强。1834年的新《济贫法》对19世纪英国地方政府的开支作出了严格规定，它有效地吓退了一切开支，却无法阻挡贫困交加的人们对微量救济金的索讨。而19世纪80年代起，情况有了转机。1885年，皇家委员会授权伦敦地方政府对首都地区的住房条件进行改善，1902年，地方政府又承担起提高教育的职责。从1870年到1913年，地方政府的开支增加了5倍。而在德国，联邦政府授予各州政府更大的自由度，致使它们在教育、福利、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开支逐步增加，到1913年，上述方面的开支总额几乎占了公共部门开支的一半。

众所周知的是，一战不仅提高了国防开支，同时也扩大了政府非军事领域的事务范围。在英国，一些新的部门相继出现，除了军需品部和空军部，还新建了食品署（1916年）、劳工部（1916年）、卫生部（1919年），以及其他为兵役和重建而设立的临时性部门。虽然战后筹建“英雄住房”的宏伟计划由于资金紧张而落空，但国家此时也已经无法再回到战前状态。以新建住房来说，1921年、1922年政府修建的数量多于私营部门，之后几年私营部门反超，而到1941~1959年，政府修建量再次领先。两次大战之间的间歇期，空前的失业率迫使政府无可避免地应付各处开销，战前的义务保险计划无力支撑如此严重而持续的失业状况（在那些经历着极度通货膨胀的国家，它们的资金已经贬得一文不值），政府只得向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或者提供公职让其就业，但后者的成本更为昂贵。在大萧条时期，正统的政府竭尽所能地避免一切公共开支，但在救济金和各种形式的公职方面，却无力作出重大让步。

然而在战争期间，专制政权在这一方面似乎更具雄心，部分原因是它们并不怎么认同正统财政，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正统财政毁灭了魏玛共和国之类的早期福利国家。尽管在1938年前，军备重建已经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纳粹另外又推行了增添工作岗位的政策，而这些新增的工作岗位并非军备重整的附属产物。到1934年底，德国在新增岗位上的开支已经高达50亿马克，并且在一条4 000公里高速公路的修建上投放了更多的资金，修建这条公路所动用的人力最高峰时达到了12万名工人。希特勒在1933年这样说道：“每个措施将（依照标准）接受评价：它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它是提高了就业机会还是加重了失业情况？”如大家所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政权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和军备重建投资政策取得了全民就业的成果，虽然历史学家们仍在讨论着增添平民就业岗位政策和军备重建政策的相对重要性。

即使在希特勒上台前，福利保障就已经成为纳粹党的首要考虑问题。1931年，戈培尔将以柏林为基地的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纳入其羽翼之下，1933年5月之后，该协会遍布全国，并逐步吞并了私营慈善机构，1939年，它覆盖了全国一半人口，在成员人数上仅次于德国劳工阵线。当然国家社会主义的福利概念有其鲜明特征，它将“非本族人”排除在外，并鼓励激进主义思想，以繁荣希特勒所渴望的“种族社群”。另一方面，纳粹的福利政策也有着“现代”方面的困扰：从工资单中强行扣除冬季援助、鼓励生育的儿童津贴，资助倡导“从娱乐中得到锻炼”的乘船巡游和假日野营。

因此，福利国家概念既非威廉·贝弗里奇的发明，也不是工党1945年那份著名报告中的首创。福利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主要观点，即推行累进税制、国家保险、公费教育以及重要产业的国有化，在20世纪40年代前即已出现。财政政策应在保障充分就业上起到推动作用这一观点，在得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认同前，就已时不时运用于实践中。1945年后英国福利政策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实现了全民保险，从而免去了入息审查。但在这种体系下，政府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及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理赔需求，对国民保险缴纳金进行经常性调整，否则投保人名义上所能获得的理赔额将超出他所能得到的实际保险金。缴纳保费与获得理赔的脱节构成了英国福利系统的重大缺陷。

英国最初的国民保险实际上是累退性质的，这是由于它的缴纳金（和获益）都采用统一比率所致。1959年出现第一次转变，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缴纳金开始采用与收入挂钩形式，作为对现有国民保险制度的补充，这个措施增强了该体制的累进性。第二次转变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保守党切断了收入与国家养老金的联系。相比其他许多欧洲国家而言，这一做法大大降低了英国政府在国家养老金上的负担：20世纪90年代中期，养老金的削减所节省下来的资金超过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收入与国民保险缴纳金之间的联系并未切断，而且进一步地把国民保险缴纳金推向另一种形式的个人所得税。虽然撒切尔政府降低了所得税税率，但它却将雇员的国民保险缴纳金比率从6.5%提高到9%。对于那些收入只达到平均水平一半的人来说，国民保险缴纳金几乎就像所得税一样成为沉重的负担。在1949年，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1/3，国民保险缴纳金占比为1/10，而到1990年，该比例分别为28%和18%。即便国民保险缴纳金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但倘若没有财政部的另行拨付款，国民保险基金不得低于国家保险金支出的1/6这条规则也将不保。

同样，英国国家健康中心的经费来自税收收入，而它“免费使用”的设定将人口老龄化（更不必说日益精密的医疗设施）所导致的费用增长全部加诸政府财政。据英国政府估算，20世纪80年代，若要维持人均医疗花费水平，国家每年在这方面的实际开支必须增加1%。在90年代，这个数字接近于2%。而英国两党政府在紧缩公共开支的压力下，也无法满足国家健康中心费用增长的需求。在实际效果上，国家健康中心只是公共开支的一个调配（若称之为规划未免抬举了它），它的设定目标就是控制公共医疗支出水平，将公共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保持在低于欧洲和北美的水平。

从战争到福利

总体而言，第1章到第3章论述了从征战国家到福利国家的演变历程。战争的高额成本促成议会制和行政机构的建立，但在20世纪，它们有了自己新的发展方向，即将资源从战争开支转移到平民就业，以及用于国民财富再分配。

阐述这一演变历程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1898年英国政府财政状况和1998年进行比对。1898年，英国政府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1998年，相应比率为39%。1898年，财政预算最大项目是国防开支（36%），其次是偿还债务（21%）和公民政府（20%），而教育、艺术和科学的预算仅略高于10%；1998年，最大项目的公共开支为社会保障（30%），其次为医疗（17%）和教育（12%）。1898年，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国防开支和偿还债务，现在分别占总支出的7%和9%。税收收入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898年，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为国内货物税（29%），其次是关税（19%）、所得税（15%）和遗产税（13%）；1998年，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是所得税（26%）、国民保险缴纳金（16%）以及增值税（16%），遗产税收入不到财政总收入的1%，而关税只占0.5%。

由此可以看出，将预算用做资源再分配的一个工具，这种做法古今无异：1898年高占比的偿债预算项目所起的资源转移作用并不比1998年的社会保障项目低。但不同的是转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从一个为战争融资而形成的累退性质的再分配体系，转而成为一个以弥合财富差距为首要职能的再分配体系。

看到福利开支正迅速增长，我们可能要问：“人们的纳税能力是否有个上限？”正如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所说：“没有什么比花公众的钱更轻而易举的事了，这些钱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将它出手相赠的做法实在很有诱惑力。”但即使是最倡导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人士，也会对此划定一个上限。工党内政部长罗伊·詹金斯就曾在1976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你不可能将公共开支再提高60%，而同时又保持这个拥有充分自由选择权的多元化社会价值观。我们目前已靠近于社会民主政治的边界。”

事实上，政治家们无须为自己划定某个边界，因为经济的现实约束已然存在，它说明了为什么国家的公共开支和公职人员的增长不能超出某个限度，即公共开支不得超过国民产值的一半，公职人员不得超过就业人口的1/3。如若不然，其中一个负面效应在前文做过论述，即报酬渐减发生前，超过课税强度所能达到的上限，不仅会降低税收收入，而且也会阻碍综合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跨时预算约束”：政府借款额的上限。

[1] 棘轮效应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编者注

第二部分

偿债承诺

第4章

月球环形山：国债

破产绝非儿戏。

——卡莱尔

假如你曾沿着曼哈顿第六大道至第四十三街行走，抬头便可见一块13位数字的大横牌，我上次见到它是在1999年10月17日，上面的数字为：

5 601 723 423 979

这个数字之上有四个字“美国国债”，数字前面是美元符号，下面还有两个统计：“平均每户73 191美元”和“每秒增长10 000美元”。

这块横牌只是历史的一段小插曲，它是那场关于美国公共财政激烈争论的遗留物。公共财政曾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在美国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86年，罗纳德·里根财政政策的批评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则文章，警告人们日益膨胀的国债将导致“共和国的灭亡”。保罗·肯尼迪将1985年国债总额（1.8万亿）看做是美国信贷过度扩张的征象，并悲观地补充道：“历史上除了美国，在和平时期如此增发国债的大国仅有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而它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假如美国国债每秒1万美元增长速度数据可信的话，那么到2001年初美国国债将会达到14位数：10万亿美元。而克林顿总统却能够在2002年2月宣称，以他最新的财政预算计划，到2013年美国国债将全部偿清，这也意味着国债的增长速度为每秒－1 000美元。美国国债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第六大道的那13位数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经济背景下来考察。

若以长远角度来审视国债，则会发现只要国家金融机制能够对国债管理得当，一座表面沉重的债务大山或许并非不妥。这些金融机制，尤其是长期国债机制，其发展的曲折之路正是解读现代历史的关键之一。

国债的起源

私人债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而国债的历史却短得多。古希腊、古罗马都没能正式形成国债，而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时期，虽然巴格达的中央金库会根据税收收入的预期进行短期借贷，并向贷款人非法支付利息或以授以非现金形式的特权作为回报，但真正意义上的国债体系也未建立。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信誉通常被投资者认为要高于私人信誉（有时也不尽然），故而国债在近代得以迅猛发展。许多信贷机制早在国债之前便已出现：在中世纪早期，虽然高利贷（利息）在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罪孽的，但规避《反利息法》的方式不断推陈出新；自12世纪起，热那亚人已经开始使用汇票；14世纪出现了第一批可转让票据，即经背书即可转让给第三方的票据。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现代早期，君主所承担的风险溢价通常高于商人。

由于税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可预见性，促使它成为了中世纪意大利最早的公债体制的基石。12世纪威尼斯的公债依靠的是国家对盐税的垄断，其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和赎回。13世纪，以税收为基托的强制性贷款的不断增加，进一步深化了国家的负债程度。16世纪出现了对用于偿还债务的税收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在15世纪的热那亚，盐税收入本身被拍卖出售给购买人，圣乔治准公立银行对其负责监管。佛罗伦萨也出现过类似的体制，由于国家对强制性贷款的倚重，由专门机构负责监管的公共债务也逐渐增长。此处一项重要的进步是追索权可以让渡，它不仅可以自由转让给本邦公民，经许可也能够转让给外邦人员。1536年，负责为教皇管理债务的专门机构成立。

而北欧各邦国的国债体系基于永久年金债券、有期年金债券和终身年金债券发展出不同的道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年金债券，投资者都是将资金借予邦国政府以换取持续的收入流。永久年金债券的收入流名义上是没有期限的，即国家按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定比例永久支付年金，当然投资者也不能收回本金。而有期年金债券则是在特定期限内支付利息并偿还本金，之后债券即到期。终身年金债券则古今类似，均以投资人或其他指定人的寿命为期限支付年金。自14世纪后期起，科隆发行可赎回的永久年金债券，利率从5%到5.5%不等。这种可赎回的债券通常被称为“货币购买”或“应付款出售”，而且经常以城镇之类的不动产作为担保；利息则被称为“赠品”以规避那些反放贷的法律。同样，荷兰的各邦国也发行终身年金债券和永久债券。1568年，荷兰联邦税务总长开始发行债券，由于它比各邦国的债券更易转让，因此对那些希望在债券到期之前将其变现的投资人而言也更具吸引力。而在之后的世纪中，由于荷兰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由各省掌握，因此它的国债发行大都也是省区性的，其中又以霍兰德省的国债为主。

与之不同的是，中世纪的君主国倾向于向富有的银行家族借贷来弥合他们的收支赤字。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银行贷款给英格兰的国王，托斯卡纳的银行贷款给罗马教廷，南德银行贷款给哈布斯堡王室，瑞士和意大利的银行贷款给法国王室。西班牙国王起初向热那亚的银行告贷，而后又转向葡萄牙的银行。当经常需要为对外作战筹措战争经费时，向国外金融家们借贷也是必要的，但我们要记住一点，向银行贷款并不比向公众募集能够筹得更多资金，比如爱德华三世那笔30万英镑的借款。直到15世纪后期，在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地区）才出现类似于意大利和日耳曼邦国的国债体系，这种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对指定用途的财政收入（用于偿债的收入）负责监管，从而保证投资人能定期取得利息。

16世纪，其他欧洲君主国也磕磕绊绊地模仿城邦国的国债体系。例如法国the Paris Hotel de Ville包税机构发行了利率为8%的永久年金债券，所筹资金上交国王，作为回报某项皇室收入指定给这家机构。对于投资人而言，其好处在于可以直接从包税总长的金库中收取利息，而不必通过其他不太可靠的王室财政机关。公债发行量在17、18世纪有了显著增长：到18世纪80年代，内克尔估计国债发行额为34亿里弗（法国古时货币单位），而这只是保守估计。西班牙国王推出双种国债，即短期高息国债和长期低息国债，而后者的利息费用从国家的常规性财政收入中列支，这种债券到16世纪60年代时，已经发展成可转让债券，并衍生出永久债券、终身债券和可赎回债券等多种形式。与之相仿，16世纪40年代，荷兰哈布斯堡王室的终身年金国债和永久年金国债的利息费用也从货物税和财产税收入中列支。

17世纪，从意大利扩展至全欧洲的一项重要创新是公立银行的诞生。此处，我们首先要区别原本由不同机构行使的两个不同职能：国债管理和货币管理（此处货币管理中不包括铸币，铸币通常委托给铸币厂）。考虑到结算系统在大规模商业发展中起的关键作用，区别这两种职能尤为必要。虽然在热那亚和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都曾有过公立银行的先例，但真正意义上的公立银行是成立于1587年的里阿尔托（威尼斯一岛屿）银行，它通过接收存款、实现转账、承兑汇票，改革了威尼斯的货币流通和支付系统。成立于1619年的基洛银行把威尼斯的部分短期国债转换成带息可转让债券。阿姆斯特丹的威塞尔银行的功能与里阿尔托银行相似，但它也处理金条和铸币事物。其他地区很快纷纷效仿：米德尔堡（1616年），汉堡（1619年），代夫特（荷兰城邦，1621年），鹿特丹（1635年），奥地利（1703年），丹麦（1736年），瑞典（1762年），普鲁士（1765年），以及俄罗斯（1768年）。而瑞典的公立银行相比英格兰银行而言，更类似于威尼斯的基洛银行。和阿姆斯特丹的公立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的首要功能是管理国债，但由于它既垄断了纸币发行，又深度渗透于商业贸易，导致它在维持货币稳定上具有天然利益（正因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货币稳定也渐成其责任），这也意味着要维持纸币与铸币的可兑换性。

法国的情况则相反，由于约翰·劳皇家银行所制造的灾难性泡沫，导致法国的公立银行在两代人中信誉尽失。1776年建立的贴现银行旨在贴现商业票据，直到1787年才开始向政府放贷，起初只是暗中放贷，后来变得大张旗鼓。这家银行持续时间不长，内克尔曾打算将它改制为国家银行，但却因为遭到那些“财阀主义”反对者（尤其是米拉博伯爵和屈斯蒂纳伯爵）的阻挠而搁浅，1793年，这家银行更是和其他合资公司一起被查禁。“把自己变成英国人、银行家、金融家对我们没有好处。”巴茨男爵这样说，这当然是错误的。在短暂的“自由银行”时期之后，直到1800年，拿破仑·波拿巴雾月政变的支持者才建立了法国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不同，法国银行部分为政府所有，政府将偿债基金存放其中以此换取股份。1806年，在这家银行被授以巴黎纸币发行权3年之后，拿破仑也说：“法国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们，也属于授予它货币制造特权的国家。”

公立银行的演变只是17世纪荷兰金融革命的一部分。荷兰金融进步不仅反映在霍兰德省（最富有的联合省）信贷量的迅猛增长上，也反映在终身可赎回的年金债券形式上，这种形式的债券为联合省商人提供了一种既安全又易转让的投资产品。另外享有贸易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份也发展成一种新的证券，这家半私有的公司是荷兰商业发展和移民扩张的利器。光荣革命之后，荷兰总督威廉三世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国王，这些金融创新也随之跨过了英吉利海峡。

随后而至的与奥格斯堡同盟的战争迫使英国快速应用起荷兰的金融技术，但得先加以变通。1693年终身年金债券和彩票的发售不尽如人意，而利率为8%的总价120万英镑的特别债券在次年却被认购一空，吸引认购者的一是有专门的税收收入被指定用于支付债券利息，二是认购者有权组建新“英格兰银行”，对政府借贷享有有效垄断权。这个新银行补偿财政亏空，允许财政部发行银行“加印票据”，接收政府信用证作为存款或作为新公债的认购。1702~1713年，战争引发了稳定的公债流，银行则可以发行自己的股票。英格兰银行只是享有垄断权的新公司的先头兵，继之而起的还有：新东印度公司（1698年）、联合东印度公司（1708年）、南海公司（1711年）。信贷如此扩张的结果是，在可供投资者交易的资产范围上，伦敦很快超过了阿姆斯特丹。不过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那就是新生的股票市场在多大程度上仍是政府的。南海公司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应对战时财政的压力，其目标是筹措900万英镑的短期政府债券，公司按面值认购债券，换取股份，然后将它转换成利率为6%的政府年金债券。到《乌德勒支和约》（1713年）时，政府债务大约为年金债券、博彩金以及新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的贷款三部分平分。4年后，大量的博彩金并入，或者说转换为由新英格兰银行管理的利率为5%的新股票。

正是这些公司的不断尝试——其中包括了南海公司泡沫（见下文）的惨痛经历——最终产生了符合政府需要的理想融资产品。短期而言，南海公司和其他贸易公司的股票收益远比政府发行的年金债券更具吸引力；当1720年3月“泡沫法案”提出可将政府年金债券转换成公司股票时，投资者们争相转换。然而南海公司泡沫的破灭向投资者揭示了这么一个悲伤的事实：股价能够涨到某种程度，也就能跌到某种程度。为了帮助那些把年金债券转换为南海股票的众多投资者解套，南海公司将其股票转换为年金债券，起初以5%的利率支付利息（后逐步降到3%）。紧随南海年金债券之后的是1726年首批3%的银行年金债券，它是一种由王室专款担保的可赎回债券。1751年的合并法案后，政府自己便可以发行“统一公债”，即现代“金边债券”的前身。

债券、银行和泡沫

统一公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公债历史的开启。较之1720年前的许多年金债券的不可赎回和流动性较差的特点，统一公债具有流动性强和可赎回的优势，但属于永久性债券。换言之，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可按他名义资本的一定比例一年两次、无限期获得利息收益，直到他将公债出售为止。出售价格低于当初购买价格的风险的确存在，但相比其他类似的投资产品，统一公债的风险要小得多。它成为金融保障的代名词，是衡量其他投资产品风险的基准点。从政府角度讲，统一公债的高信用度意味着，在危急时刻，发售统一公债比征税能筹得更多资金，并可以避免日后沉重的利息负担。虽然后来也出现不少新型的融资手段，如小皮特首相推出的按年分期偿还债务的偿债基金，但在一战前，统一公债一直是国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统一公债并非政府唯一可以发售的融资产品，短期公债这个简单模仿商业票据的融资产品也向公众或机构发售，尤其在危急时刻它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多数新债的发行仍采取统一公债的形式，1801~1914年，仅有4%的公债为“流动债务”，即短期公债。

英国的债务体系不同于两个主要的欧洲大陆体系，即荷兰体系和法国体系，英国的债务管理体制与中央集权的机构征税体制、透明的议会预算编制程序以及新兴的中央银行并存，值得注意的是，维持纸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虽然是这个体系的关键，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当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现金付款”时，它并没有对这个体系产生致命的后果。此外，这个体系还受益于大规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该市场不仅可以进行政府债券的交易，还可以进行私营部门金融资产的交易。伴随着联合债券市场兴起的还有：私营部门债券市场和早期的普通股市场，（在伦敦交易所附近的）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以及形形色色的商品和保险市场。私营部门金融资产市场在和平时期的扩张，加深并拓宽了资本市场，提高了吸收政府战时债务的能力。

在所有大国中，法国在发展稳定的公债管理体制方面遇到的阻力最大，其中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是，国家在1610年到1800年连年赤字，仅有从1662年到1671年的9年例外。法国政府并非没有作出过努力，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致力于提高税收收入，并以信贷银行的形式建立了现代债务管理体系。在他逝世之后，这种体系也随即被废止了。1718年苏格兰人约翰·劳通过结合荷兰和英国体系的优点对法国公债体系进行现代化革新，当时法国的公债仍停留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水平，依赖于向包税人、会计师和承包人告贷得来的无数短期借款（经常只是张借条）。约翰·劳大胆地将在英国分属于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的不同职能统一起来。他的总银行再度受封为皇家银行，银行以股票换取国债，作为回报，银行得到了发行钞票的特权。然而，皇家银行的命运从一开始便和密西西比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该公司获得特许垄断法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以及对密西西比河流域排水系统的开发。总银行的1/4的股份为密西西比公司所持有，两者的董事会成员也有交叠，约翰·劳本人即为该公司的董事之一。两者利益的优先顺序尚难权衡，通货的稳定最多只能排到第三。

1719年5月，约翰·劳将密西西比公司与他另两家贸易公司合并，从而成立了西印度公司，随后利用发行皇家银行新货币来推高公司的股票价格。之后他又接管了皇家烟草垄断经营权和最大的包税商，即联合包税公司。1719年8~10月，西印度公司的股价从每股3 000里弗飙升到每股10 000里弗。当约翰·劳处于“系统”顶峰时，他又接受了总审计长一职，并合并了皇家银行和西印度公司。然而物极必反，在通货膨胀以及约翰·劳对新贷款所设定的利率两者的合力之下，泡沫终于破灭。1720年6月西印度公司的股价急下到6 000里弗以下；到9月，它的股票几乎“一文不值”；10月皇家银行的纸币不再作为法定货币；12月约翰·劳逃离法国。

一般认为，约翰·劳计划的失败，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法国现存的信用机构”。值得反思的是，英国也有它的“南海泡沫”，为什么同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在英国呢？事实上，南海公司股价所经历的大起大落与前者并无不同：它从1720年1月1日的每股128英镑涨到7月1日的每股950英镑，两个月后又下跌到每股775英镑。不过英国所遭受的系统性损害程度却要轻微得多。在法国，西印度公司和皇家银行双双瓦解，不仅如此，约翰·劳所创造的一大部分资产和现金——面值约为40亿里弗——都被拒绝承认，仅有16亿得到维萨清算委员会的承认，它们被换成政府债券，利率仅为2%~2.5%。英国的情况则与此大不相同，虽然南海公司股票持有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英格兰银行和英镑（其价值与黄金挂钩仅有3年）却依然安然无恙。当局者认为南海公司规模庞大不会就此垮台，于是议会接管了部分债务，420万英镑的名义资本（总额超过3 800万英镑）由英格兰银行以现金购买，并换成利率为5%的债券。到1723年，该公司的股价回升到票面价值以上，其半数资本转换为债券。那些把终身年金债券（收益率通常为14%）换成南海股票的投资者，以及在泡沫期间投机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无疑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受害程度却远远低于法国，法国许多投资者和债权人亏得一干二净。

由于约翰·劳的失败以及后期不当的处理方式，导致法国的信用体系仍处于一个封闭状态，它的私人信用局限于公证人精英阶层提供的“信息网络”。政府信贷越来越依赖过去的短期借款形式和出售公职的做法。如我们所见，对公职的投资与英国国债投资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前者的利息支付形式为工资。1660年，科尔伯特估计法国约有4.6万的公职人员，其资本投资总额为4.19亿里弗，而到了大革命最终清算这一体系的时候，支付给公职人员的赔偿金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8世纪中期，出售公职显然已不再能够解决旧政权的财政问题，转而变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财政问题，这是因为公职人员是反对财政改革的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之一。1750年，法国当政者开始开辟新财源，他们将视线投向了终身年金债券，随后终身年金债券逐步取代公职出售，成为国王最便利的资金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终身年金债券逐渐不再考虑购买者年龄的因素，均按统一利率发售。1777~1781年，内克尔通过终身年金债券以及其他方式筹得5.2亿里弗，其支付期限很少有超过20年的。而他的继任卡罗恩和布连恩却无法与之相比。尽管1787年11月规定新贷款必须在巴黎最高法院登记，然而王室财政更多地依赖于对将来税收收入短期预支的续借（当时已达到2.4亿里弗）。当政府试图驳回法院召集议会的要求时，“政府平时的债权人都拒绝借款”。1788年8月，布连恩被迫中止支付甚至是长期年金的利息。正是这样的债务危机迫使政府召开了议会。

直到大革命引发了又一次的金融大崩溃，法国才开始以英国为模板改革其金融体系。自此之后，政府的借款形式改成利率为3%~5%的永久年金债券。法国年金债券此时已经像联合债券一样成为标准的流动证券。它和持票人债券不同（例如，持票人债券可以在买卖双方之间自由买卖），永久年金债券受益人的名字登记在公债花名册中。与之相对，持票人债券的持有者无论何人，都可以在利息到期时剪下息票兑成现金。

这个时代另一革命政权所发展起来的金融体系与法国金融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下，美国建立了在本质上类似于英国的公债体系，尽管它的联邦财政体系更接近于荷兰体系。早在1779~1780年，汉密尔顿便勾勒出一个计划以“恢复票据信用，建立永久基金以备政府未来的不时之需……取约翰·劳以及其他前人计划之所长，去其所短”。1789年，他成功地为破产的美国十三州联邦的旧债融资，将其转换为利率为6%的新债券，和联合债券一样，这种新债券也可以按其面值赎回。两年后，他克服了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他人的反对，建立起美国银行，该银行仿照了英格兰银行的规章，并像100年前的英国一样，也发行银行股票（该股票在1791年年中首次公开发售中成为大热门）。如大家所知，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后来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重新发给第二美国银行执照的议案。汉密尔顿试图为美元建立金银基础的计划也因为白银逐渐外流到拉美而遭到破坏。19世纪大部分时期，美国奉行“自由银行”原则和纸币政策，多达1 600家银行发行超过10 000种不同的纸币（虽然在内战前，纸币仍在理论上和白银挂钩）。直到1863年，美国才采取措施减少发行纸币的银行数量，并建立了标准的全国性纸币。直到1879年，美元才恢复了与金银的兑换率，但究竟应和何种金属挂钩仍有争议。直到1913年，中央银行才最终以联邦储备系统的形式创立起来。不过汉密尔顿创建的英式风格的国债得到了保留。而在很多方面，美国金融体系比英国更鼓励私营部门发行证券，以深化并拓宽资本市场。

正如英国所创立的议会编制预算、政府机构实行征税、金属通货（广泛采用的是黄金）等体系被广为模仿一样，19世纪也见证了英国的公债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其中种种原因将会在第10章讨论。联合债券成为长期债券的范例，也成为衡量长期债券表现的传统标尺（尽管一些国家在发行长期债券时更倾向于有确定期限的债券）。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也被众多国家效仿，虽然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差异。仿照英格兰银行模式的国家有：芬兰（1811年），荷兰（1814年），挪威和奥地利（1816年），丹麦（1818年），葡萄牙（1846年），比利时（1850年），西班牙、德国和保加利亚均在19世纪70年代，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均在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1893年）。不过，商业银行系统的结构在各国之间仍保持着多样化。比如，1864年的《美国国家银行法案》限制国家银行设立分支，并且只有持有政府债券的发行银行才能发行货币。而德国银行系统，由于其为实业融资的“万用银行”功能而有别于其他国家。

尽管伦敦股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英国政府却开始依赖大银行为其融资，国债发行采用英格兰银行的竞拍机制对政府借贷进行管理，银行先竞价，向政府承诺一定的债券价格，然后再出售给公众。在克里米亚时期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方面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竞争压低了承担发行国债的利润。这显然是从现代早期传承下来的做法：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资金规模上盛况空前，但它的成名业务完全复制了16世纪70年代霍雷肖·帕瓦尔维奇诺和17世纪50年代爱德华·巴克威尔的做法，他们就曾进行过战时跨英吉利海峡资产过户。在银行业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跨国合作伙伴逐步垄断了新公债的发行。这一情况在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在俄国控制国债发行的是巴林家族，在美国是摩根集团。那些对罗斯柴尔德的庞大势力心生不满的各国统治者，开始鼓励其竞争对手的发展，如法国的动产信贷银行，以及它在全欧洲的模仿者。但新型的合股银行取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式的私人合伙银行的进程是渐进的。

取代银行代为发售的另一种途径为通过认购直接面向公众发售。这种做法早在1506年的巴塞尔（瑞士西北部城市）就曾运用过，但能够顺利进行公开发售必须依靠相对发达的广阔的资本市场。而对较大的政治实体而言，让公众长期认购公债的风险过大。直到19世纪后期，一些像意大利一样的国家才开始通过这种方式发售公债，以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所有的债券发行机构都倾向于和金融中介而不是和个人投资者打交道。各国的国债发售渠道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伦敦发展起专门的“股票自营商”职业，他们的职能是购入新证券（股票经纪人则是将股票卖给投资者）。美国仍保持了19世纪大机构间的竞拍模式。在法国则有一种类似大银行联盟的组织。尽管各国有别，但债务管理部门和主要的金融体系如退休金和保险基金的关系，无论在哪里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基金在投资组合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

战时债券及遗留问题

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关于一战的四部曲《游行的终结》里，主人公克里斯托弗·蒂金斯的出场是在“经过完美装饰了的列车车厢里”，这列火车“运行得像金边证券一样平稳”。然而，一场战争即将发生，它将对政府公债形成严峻考验。

即便那些战前最悲观的评论家，也未能准确预言过战争引起的巨大开支，战争成为了改革政府筹资机制的原动力。“动员”一词原本用于大规模的征兵号召，但不久也被应用到战时财政领域。通过认购直接向公众发售债券的方式在一战期间得到广泛采用，当时购买战时债券被官方舆论描绘为爱国主义的表现。英国影片《你》和《为了帝国》（应战时贷款小额投资委员会委托制作）激励观众投资战时债券，后一部影片更是详尽地展示了15先令6便士的投资能够提供的“军需品的数量”。1917年的一张德国海报描绘了这样一幕情景，当看到敌舰下沉时，一位海军军官向士兵解释道：“你的钱就是这样帮助你战斗的，潜水艇可以让你远离敌人炮弹，所以赶快去买战时债券吧！”1917年，美国财政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也这样说道：“假如一个人不能以4%的利息借给他的政府1.25美元，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做美国公民。”

但随着战争的逐步推移，各国（尤其是轴心国）劝说人们将现金投资到战时债券也越发困难。因此，一战期间，短期债券再次复兴，其主要形式为短期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德国32%的国债采取了这种形式，其中2/5为帝国银行所有。法国的短期国债占比为37%。大陆国家起初主要依靠长期债券的发售，当对长期债券的需求萎缩时，便发行短期国债来弥补这一缺口，当公众对短期国债也不再购买时，政府便将它们卖给中央银行（这种做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节中讨论）。英国也减少了长期债券的发行。1914年3月，英国长期国债（主要为联合债券）占国家总债务的90%，而5年后，联合债券占比已经不足5%。为了缓解短期国债所带来的过高的流动性，英国开始发行期限长于短期国债的中期国债。1919年12月，英国31%的国债其期限为1~9年。“金边债券”此时包括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期限。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在战时财政方面真正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平均而言，英国只有18%的战时国债属于短期债券。而战争开支较少的美国，是唯一依赖长期国债的参战国。

1914年后，国债的“期限结构”更趋复杂，这有两层重要意义。第一，债券期限的多元化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加强了国债体系的灵活性。第二层意义就不是那么正面了，短期债券的增加使得财政和货币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勉强的关联，特别是对短期国库券负有贴现职责的中央银行只是简单地靠印钞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导致了一战期间及其后高通货膨胀的产生（参见第5章）。此外，由于需要不断地为短期债券展期或以新债换旧债，使得现代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显现出来，这与当年推翻法国旧政权的财政危机没有什么不同。1919年后，很少有国家能像英国一样对此早有预备，通过预算盈余来偿还短期债务，或将它转换成长期债券。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投资人拒绝将短期债券展期所产生的融资危机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严重的财务动荡。1925年，法国仅有刚过半数的债务为长期债券，比利时也是如此。意大利的该比例约为2/3，但它同样也受到了融资危机的冲击。稳定20世纪20年代战时债务的一个关键就是减少短期债券的比例。

二战时期，英国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股票发行委员会限制其他投资机会，从而实现中长期债券发售的最大化。它推出了品类繁多的债券和票据用来降低债务的流动性：国防债券、国民储蓄证、战时债券以及针对各机构的财政部债券。二战结束时，英国债务平均期限比1918年或1919年略短，但差别不大。美国债务的结构比例也与英国类似，公开发售债券和印制货币为战时开支筹措的资金大致相等（各占开支的1/4）。而轴心国却过分依赖短期借款，这也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加印。战时德国的货币量增长了近7倍，意大利为8倍。和一战一样，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靠印钞来解决短期国债还贷问题。

对英国而言，1918年和1945年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二战后可用以为战时增加的短期债务进行还贷的财源减少了。结果，英国面临庞大的短期债务和人为压低短期利率的问题。战后有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债机构和货币供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政府当局限制流动资产股票流向银行系统，同时直接控制银行贷款。英格兰银行没有将短期证券转换成长期证券，而是采用了一种消极的“水龙头”融资法，让长期证券的销售数量由做市商来决定。

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用限制的废止、英格兰银行的基准利率重新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手段，以及机构“大爆炸”淘汰了作为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媒介的股票自营商，这种并不令人满意的系统（理论上也存在缺陷）也被废止。自此后，新金边证券通过竞价直接出售给大机构，如同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早期的做法。然而，保守党财政部长们在政府借债对货币供应所造成的影响上观点各异，导致债务管理政策前后无法保持一致。20世纪80年代早期，国债的实际发售量超过赤字所需（过度融资），政府希望能够借此提高个人投资者的持债比例，降低银行的持债比例，他们认为银行不会将新增的金边证券作为再行放贷的基础。这项措施由于财政部未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而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充分融资”的政策，在该政策下，所有的公开募集都在银行系统外完成。但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重新依靠向银行出售证券来募集资金。最终，1995年7月的债务管理评审宣布债务管理和货币政策彻底分离，之后一个举措又对这个决定进一步制度化，它把货币政策制定委托给“独立操作”的英格兰银行（1997年），而把债务管理交由新成立的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负责（1998年）。由于多数中央银行起初都是公债的管理者，故而将公债管理与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政策相分离，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而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分离制度恰好发生在政府融资需求下降的时期。

测量债务之山

现在我们从量上对国债加以分析。过去的赤字和债务究竟有多大？

在光荣革命后的那个世纪，所有大国的开支往往都会超过其税收收入。比如，1692~1815年，英国的平均预算赤字达到国民收入的3.3%。英国在18世纪中，通过借债为战争筹得的资金占战争总开支之比高得惊人： 1776~1783年，该比例接近40%；1793~1815年，该比例约为27%。俄国1764年的赤字大约是当年财政支出的18%，1796年这一比例为29%。1786年路易十六的总审计长布连恩颇费周折地计算出当年皇家的收支缺口，他估算当时的赤字占总支出的19%。而法国在大革命时期的赤字更高：1791年法国赤字为总支出的70%，1794~1795年为40%，1796~1797年约为50%。正如乔治三世所说，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反法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信用战争”。在康德看来，公债作为战争经费的基础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在他的《永久和平反思》（1795年）中的第四条设想了一条禁令：“禁止与国家外交有关的一切国内外债务。”

以占财政总开支的比例来计算，在19世纪这个通常被认为是“财政收入充沛”的时代，各国的赤字也不容忽视。只有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其中央政府的预算算得上是收支平衡的。1816~1899年中仅有4年，英国政府的赤字超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假如不计债务偿还的支出，19世纪的英国财政即可实现相当大的预算盈余：1816~1899年，预算盈余平均可为国民生产总值的4.6%，1822年更是可达到11.2%的峰值。假如1875年后划拨到偿债基金的支出也略去的话，它的预算盈余将会更大，在英国的预算编制中，该项支出记做特殊惯例下的经常性支出。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在非战争时期也多有盈余。但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财政预算在多数情况下都出现了赤字。法国财政预算在1816~1899年仅有7年才有盈余。意大利从1862年到1899年，连年有赤字相伴，德国在1924年前也均是如此。1870~1913年，奥地利的财政预算仅在1892年和1893年实现了收支平衡。俄国从1890年到1913年中只有过三次预算盈余。当然，1914年前各国的赤字相比国民收入并不大（见表2）。只有德国在1890年到1913年间的平均赤字达到了国民产值的3%，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赤字都由各邦州的“会费”来弥补，而不是通过借债解决。但是，如果考虑到1914年各国的预算规模较小，这些赤字相对预算规模而言就相当大了。 [1]

表2 中央政府年均预算赤字占国民产值比例（%）

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两次世界大战都给所有参战国造成了巨额赤字。1915~1918年，英国的赤字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0%；德国的相应比例上升到40%，甚至在1917年超过了60%；意大利相应的平均赤字比例为22%。二战时期各国赤字程度与一战时期相仿。1943年，各国的赤字占比处于从苏联物质产值的19%到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6%的范围内。两次大战之间，各国都试图回到预算平衡，但除了英国，其他参战国很少能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预算平衡）。不过，英国在1933年也短暂地出现了赤字。二战后的情况也大抵相同，不过到1969年的这段时期，不仅英国，连德、日这些战败国也实现了预算盈余。

1948~1972年，英国未出现过预算赤字（1965年是个例外，当年的开支进行了重新分类），这一现象否定了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20世纪70年代前，公共财政存在着利用公债来提高国内需求的“凯恩斯革命”。诚然，凯恩斯早在1933年曾提出以“公债支出”为增加有效需求的途径，但他一直将赤字财政视为“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同时凯恩斯也反对财政部所青睐的常年平衡预算，他认为：“只有通过提高国民收入，也就是提高就业率，才能实现预算平衡。”这也表示在经济萧条期间，短期赤字会带来中期性的预算平衡。此外，凯恩斯希望赤字出现在“资本预算”中，换言之，赤字应当用做公共投资，而不是用来解决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事实上，就连那些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治家们也发现，他们无法执行违背经济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追求完全就业和保持汇率稳定两者会发生周期性的冲突。或许对凯恩斯财政扩张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尝试是安东尼·巴伯1972年的预算，它开启了长达16年的赤字预算。1973年近似狂热的繁荣过后，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7%后，随着收支逆差激增、英镑汇率下挫、通货膨胀加剧，英国经济终于崩溃。

英国1973年前未出现财政赤字这一事实也对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即“民主赤字”理论提出了质疑。这一理论预言民主政府往往会面临赤字，其原因是选民赞同提高公共开支却抵制税收。前文已有论述，20世纪选民人数高于直接纳税人人数，被认为是这种政治诱导型赤字的根源。但就英国而言，赤字财政仅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情况亦是如此。

然而，英国和日本也可能只是“民主赤字”理论的两个例外而已。如表2所示，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法国和美国已成惯例（1890~1913年除外）。意大利一直以来都面临赤字（即使在对选举权有严格的纳税额限定的时期）。不仅如此，过去和平时期从未达到过的高额赤字在1970~1999年随处可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其传统预算一直保持盈余（即使在战争时期），而此时它也突然改为赤字预算。尽管英国的反凯恩斯主义政府努力控制财政政策，但赤字预算仍在延续（1988~1990年除外）。“缩小赤字”的说法曾在修订过的《公共部门借款规定》中出现，它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预算方案的关键目标。奈杰尔·劳在1988年更是豪迈地表示：“今后，零公债才是标准预算。”到1994年，英国财政赤字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3%。事实上，如果以旧的标准衡量，这个赤字额将会更大。撒切尔执政期间，通过减少资本支出，以及将出售国有资产（即私有化）的收入记为经常性收入的做法，掩盖了真实的赤字额。

以前的债务情况如何呢？1427年，佛罗伦萨的公债总计约为500万弗罗林，这几乎是它一个世纪前公债数额的10倍，甚至可能高于国民产值。而荷兰联邦诸省的国债总额更大，到17世纪90年代，荷兰国债已与国民产值相当，在法国统治的1795~1806年，这个数字更有上升。不同的是，早期的现代君主制国家没有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比如，法国1561年的债务大约为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17世纪后期之前，英国国王的债务相对国民收入而言较少。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她的债务从22.7万英镑降至零，后又升到35万英镑，即便如此，这也只占了国民产值的1%。即使在光荣革命时期，300万英镑的皇室债务也只略高于国民产值的5%。17世纪，瑞士联邦没有任何负债，事实上它的一些成员共和国颇有家资，比如1660年的卢塞恩近1/3的总支出用做对其他国家或个人的放贷投资。

然而，在光荣革命完成一个世纪之后，英国的债务在1784年增长到国民收入的215%，这种增长仅在和平时期略有停顿。在接下来10年的短暂和平时期，负债略有下降，但到1815年，它又升到国民收入的222%，并在1821年达到268%的高峰。无怪乎国债成了“巨大”的代名词。“我的主人是全球五大洲中最出色的丈夫。”萨克斯–科堡的利奥波德的秘书斯多科马男爵在1816年他的主人与夏洛特公主、摄政王之女结婚后不久写道，“他的妻子对他的厚爱无以言表，只有英国公债才可与之相比。”当时英国债务数目的确惊人，相比之下，法国不但在国债的绝对值上低于英国，它的国民收入也要高于英国。据估计，18世纪70年代法国国债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6%，但另有数据显示法国国债在1787年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还有一个估算认为这一比例应为150%，但即便是最高的估算，也明显低于英国国债。

注：这些数据并不具备绝对的可比性。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是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而德国则是对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债务数据也不完全可比，英国和法国的数据剔除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而美国的数据不仅剔除了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它也不包括政府或美联储持有的联邦债券；而德国的数据是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所有公债。

图8 17世纪晚期以来公债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图8试图以最大时间跨度呈现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不同时期的债务情况。最为明显的是英国经历了两次债务高峰：1688~1815年的一次是由于对法作战，1914~1945年的一次是因为对德作战。尽管两者的峰值相当（1946年国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仅略高于拿破仑战争后），但两者的坡度却大相径庭，第二座债务高峰的坡度无论是上行还是下行均明显陡于第一座债务高峰；第一座债务高峰的“南面”有一系列的次高峰（1698年、1721年、1750年、1764年和1784年），而第二座债务高峰由三个锯齿状的小高峰组成（1923年、1933年和1946年）。

法国和普鲁士两国都是在拿破仑时期才出现债务的，其债务与国民产值之比均低于50%。事实上，在1870年前，法国的债务占国民产值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下，但自那之后便开始迅速增长，于1887年达到117%的高峰，之后逐步回落到一战前夕的66%。普鲁士的债务从1815年的14%降至1848年的11%，并在1872年前一直保持在14%的水平。普鲁士之后的债务增长应联同德意志帝国联邦债务一并考察，当普鲁士的债务比例在1892年接近50%时，德意志帝国的债务比例也在1894年达到47%的高峰。换言之，当英国的债务比例下降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相应比例却在上升。

一战期间，三个欧洲国家的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较为相似，都出现了猛烈的增长。而1919年后，它们的道路出现了分歧。当英国和法国的债务在战后几年继续增长时，德国的债务却急转直下，到1923年实现了零负债（其原因将在下章讨论）。1922年，法国的债务占比达到185%的高峰，之后一直到1930年，它的债务占比持续下降，但仍高于100%。而英国的债务负担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减轻，事实上它在1930年和1933年还有所加重。德国的债务负担在大萧条期间仍低于英国和法国，但1933年后开始迅速蹿升，并在1943年超过了英国。二战后它又开始回落，在1950年降到了20%以下。法国的债务负担在1945年后开始降低，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从1958年的30%以上下降到1974年的不到8%。

美国联邦债务负担一直以来都较为低缓，它从独立战争后的超过60%，下降到19世纪30年代的零负债，而后从1860年的2%迅速升至1878年的41%。即便将各州的地方债务计算在内，19世纪美国的债务总量仍相当低：1825年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0%，1843年增长到15%，然后又稍有下降，1860年达到12%。美国债务的最高值发生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870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9%，但此后，这一比例便很快回落到1913年的14%。即便是一战，美国的债务增长也远低于欧洲主要国家：1919年联邦政府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仅为30%，而同期欧洲国家的相应比例约为150%。美国的债务负担在大萧条时期有所增长，从1919年的16%增至1939年的45%（此时公共部门债务已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二战更加重了美国的债务负担，二战结束时，仅联邦债务就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4%。但和英国一样，美国的债务负担在战后迅速回落，到1974年，美国债务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3%。1980年，所有三个级别的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量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38%。若将美国债务水平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后来引起评论界担心的罗纳德·里根时期的债务增长实际上并不过高。

按照经合组织对政府总债务的定义，里根之后的美国债务仅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3%，而这一比例至少比该组织9个成员国低。此外，在同一时期，该组织另7个经济体的债务增长更为迅猛。即使按照《美国统计数据摘要》对国家债务更为宽泛的定义，美国公共部门债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82%。或许有人认为这一债务负担水平部分是美国赢得“冷战”的结果，的确，这与它1946年的债务水平大致相仿，那时美国刚赢得二战胜利。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预算盈余为它偿还联邦债务提供了基础。同样，英国2000年充盈的财政收入也鼓舞了英国财政部长，他宣称要对债务进行清偿。

与之相比，经合组织中有四个成员国在1999年的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100%（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希腊），而这些数据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经济实体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债务总额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倍，尼加拉瓜和刚果共和国的债务总额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多。地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中部地区的5个国家，其债务总额都超过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公债重要吗

怎样的债务水平就算过高了呢？在米考伯先生看来，任何赤字无论大小都是过高的：“若财政收入为20英镑，支出为19英镑，则皆大欢喜。若财政收入为20英镑，支出为20英镑6便士，那就不妙了。”美国一些政治家对公共财政的态度是，他们希望联邦能和某些州一样，在《宪法》中包括一项平衡预算修正案。欧洲国家对国债的态度则不像米考伯主义般苛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一国若想成为经济及货币同盟的成员国，它的赤字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债务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但这一标准并未被严格执行。英国财政部长戈登·布朗提出，英国的债务应依照经济周期运转稳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44%左右。

但各国国债的长期实际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与这些规则背道而驰。任何有关国债的理论都应能够解释为什么18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能够战胜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更胜一筹的对手，也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英国没有像法国和德国一样，由于债务过高而出现国内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英国的债务负担最重，时间最持久，却成为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人们对巨额国债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早有戒心。大卫·休谟在1752年反思英国日益增长的国债时，看到“毁灭性的种子……四处蔓延，连最粗心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在15年后也写道：“如果不对国债的增长加以限制，如果国债继续不断地积累，如果我们的国民精神任其摆布而无动于衷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收入都会被税收吞噬一空。”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指出，贷款筹措容易排挤私人投资，从而抑制了私人资本的形成。李嘉图把国债称为“耗损国力的可怕灾难……是让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的痼疾”。对国债的这种批判态度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54年3月，格莱斯通建议用当期税收支付克里米亚战争开支的主张失败后，将“战争支出”描述为“上帝加诸各个国家的一个道德制约，它约束了各国对于征服的野心和欲望”。他说：“向货币市场进行告贷，既无必要也不值得提倡。”他在援引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麦卡洛克时指出，“借贷资本不是剥夺了目前的生产资金，就是剥夺了未来的生产资金”，所以，“这种对生产资金的剥夺无异于从工人阶级手中夺走了同等金额的工资”。维多利亚中期有这样一个普遍观点：“税收取自收入，贷款取自资本。”在此基础上，斯坦利·杰文斯在他1865年的《煤炭问题》中指出，国债应当完全偿清，作为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煤炭储量100年后将会枯竭。这为格莱斯通敲响了警钟，他打算通过预算盈余以及和平外交政策，在250年内实现零债务。

但长期以来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公债对经济也有正面的作用。18世纪作家艾萨克·德·品托认为，国债是刺激增长的积极因素，它“永远不会到期，不必担心到期支付，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他说，每一笔新贷款“都会人为地创造出一笔之前并不存在的资本，它长久、稳固而可靠，就如同真有这么一笔现实财富一样”。“某种债务一旦产生，该数字便保持不变，但它的贡献却随着流通过程逐渐增大，而且不会造成货币的过度膨胀……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使得社会整体受益。”托马斯·马尔萨斯反对清偿国债，他认为借助“财富效应”，债券持有人的消费会刺激综合需求的增长。简单而言，国债可以增强国力，甚至可以增强国家声望。美国早期公共财政的天才人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81称：“国债若非过度，对我们国家而言则是幸事，它是我们国家的有力基石。”大约80年后，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他的《比格罗文件》中，以此讽刺南部邦联（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部邦联）领袖杰斐逊·戴维斯的独立声明，他在文中写道：“我们有战争，有债务，有国旗，如果这都不算独立，那什么才算是独立呢？”

20世纪对公债正面作用的论述更为精巧。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功能性”赤字财政能够刺激未完全就业下的经济：公共部门的赤字或者说公债能在危机时期发挥作用。近来更有人主张，在不健全的市场下，公债的增长能够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确切地说，即为“引入新证券能够分散风险”），从而有助于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增长。历史学家们认为，它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在18世纪债台高筑，却仍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据称，拿破仑战争后期，当英国政府依靠贷款筹措战舰和军械经费时，公债与资本形成之间的正比关系变得尤为强烈。如表3所示，政府借债的确可以有效地促进私营证券和股票市场的形成。1853年，英国政府债券占伦敦证券交易所报价证券的70%。到1913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不足10%，但两次世界大战加大了公债发行，抑制了私营债券，使得公债的占比又回升到55%。即使到了1980年，金边债券仍占伦敦证券交易所所有证券市场价值的1/5以上，占其票面价值的60%。

表3 伦敦证券交易所1853~1990年的增长及结构

注：1853~1933年以票面价值计，1939~1990年以市值计。

为公债正名的另一个理由是它产生的转移效应并非那么严重。法国理论家让·弗朗索瓦·梅隆在他的《贸易政论》（1736年）中指出，国家债务只是“从右手交到左手的债款，只要体内有必需的营养并懂得如何分配，就不会削弱体质”。这一观点进而发展成：从宏观经济角度讲，债务并不一定比税收更具负面性。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认为，“对家庭而言，当前的1美元税收等同于当前的1美元赤字”，这种说法的重要前提是，任何一个对后代有责任感的家庭，都会把将来要交的税款（政府将用于短期债务的偿还）与当前要交的税款等量视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赤字不过是对征税的早晚进行调整，从而调整了“实际经济活动发生的时间”。而税收具有紊乱性，即会导致经济活动产生紊乱，导致经济发展无法达到最优状态，而赤字却可以缓减税收对于经济的紊乱影响，把诸如战争、经济萧条等特殊事件产生的额外开支推迟到经济更为繁荣的时期。既然税收具有紊乱性，那么危机时期公开发行国债也变得尤为重要。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乔治·康沃尔爵士（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取代格莱斯通担任英国财政大臣）1855年4月就曾指出：“税收削弱企业发展能力，扰乱行业正常秩序，干涉资本的正常分配，比政府贷款对公众更为有害。”牛津经济学家G·K·里卡兹在同年的讲座中说：“继承被抵押了的遗产好过继承被税收抽干了的遗产。”

不过这一切可能只是对一个尚有瑕疵的概念的争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赤字”这个词本身的定义有误。以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为例，由于当时中央政府预算将划拨到偿债基金的资金也记为开支，故而预算表的末行数字（统一基金的结余数）实际上低估了盈余额。另外对“线上预算”的支出和“线下预算”的支出划分也较为随意，它只是对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做了名义上的区分而非本质上的界定。此外，统一基金既没有包括国民保险基金，也没包括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借款（这些都包括在《公共部门借款规定》中，该《规定》是1976年推出的衡量赤字的标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规定》相比经过周期调整的《公共部门财政赤字》仍有欠缺，后者剔除了公共部门的财务事项往来的影响（如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关于“赤字”的定义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在现代动态财政政策中，跨期预算限制是一个重要概念，即“世代账目”的总额（本代款额与下代款额的合计数）与政府的未来购买和净债务合计数相等。“世代账目”反映的是在现有政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纳税人终身要支付的税收净额（缴纳的税额减去收到的救济转拨款）的现值。“世代账目”下本代款额指本代纳税人为政府总支出所缴纳的款额，而政府总支出为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未来购买，加上政府净负债所得合计数的现值（净负债等于政府负债总额减去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政府资产后所得的净值）。若本代纳税人所缴纳的款额不足以满足政府总支出的话，则不足部分将由下代纳税人继续缴纳，这便是政府跨期预算限制的零和性。归根结底，政府现有的债务必须通过长期积累的预算盈余得到完全偿付。

然而，改变财政标签可能会导致世代账目和政府负债额出现相同金额的增减。例如，假设英国政府把1998~1999年工人的国民保险缴纳金记做“贷款”科目，并把按照这些缴纳金支付给工人的额外“基本养老金和国家收入相关养老金”津贴当做是对上述“贷款”的“还本付息”，而不是采用“老年税”（在纳税人领取津贴时进行征税）的话，这种文字上的改变会使得英国政府赤字增长450亿英镑，而非官方宣布的预算盈余。政府的负债将会提高，相应地，本代款额也会同步提高，因为他们未来的“老年税”已被记录在内。下代纳税人的负担不会因此改变，而本代纳税人的经济状况也不会因为标签的改变而受到影响。每个工人在1998年所缴纳的款项，将来也会从国家那里领取同等金额的款项。

因此，政府选择这种而非那种标签仅仅是语义学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每种标签都会产生不同的衡量赤字的标准，而在经济学上，对任何一种赤字衡量标准都不应厚此薄彼。这种被称做世代记账法的公共财政研究方法，其产生不过十多年，但已在20多个国家中得到了应用。我们将在第6章探讨它的分配意义和政治意义。

偿债

衡量财政赤字最重要的经济标准并不是当前的名义债务量，而是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从政治角度考虑，衡量财政赤字最重要的标准是当前偿还债务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对一个正在努力清偿债务的政府来说，这个标准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花在偿债上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支付之前政策的成本，而并非在为现行政策服务。

当国家的预算规模较小时，它的偿债支出即会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在15、16世纪，德国城邦的平均债务支出约为总预算的1/3。16世纪前半叶，黑森总支出的2%~9%用于偿债。同期威登堡的相应比例为80%。西班牙介于两者之间，它在1543年的利息支出占其常规性收入的2/3。法国16世纪末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亨利四世继位之初，财政岁入的4/5用于还债，幸而萨利之后的改革促使法国的债务在17世纪开始下降。1663~1689年，法国债务支出曾降至总支出的1/5左右。而那不勒斯在1627年的债务支出占预算的56%。教皇的债务支出也相当高，相应比例从1526年的36%增长至1654年的59%峰值。相对而言，18世纪奥地利的债务支出较低，它占总支出的1/4~1/3。

历史上因债务负担加重而引发政治危机的例子比比皆是。德国城邦独立与否常取决于它的债务负担程度，美因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城市）在1411年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用于偿付年金债券时，即在15世纪失去了独立；而吕贝克和汉堡之所以没有失去独立，有赖于它们债务负担较低。西班牙君主国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深陷困境，也与它此起彼伏的债务危机有关。早在1559年，西班牙的利息支出即已超过它的常规性收入，这一状况到1584年并无太大好转，当年84%的常规性收入用于偿付国债持有人，到1598年，该比例重新升至100%。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在绝对值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它承担的债务费用却相对较低，比如它在17世纪40年代的债务费用仅占总预算的4%。但即便如此，它的债务支出最终也到达了一个极值。1801年，在合并地方债务和联邦债务6年后，荷兰共和国的债务支出达到总预算的41%。与之相反的是法国，它的债务支出曾在1795年高于荷兰，但1801年却能卸下债务的重担，原因在下文讨论。

大革命前的法国可能是最典型的被还债成本拖垮的国家。1751~1788年，法国还本付息的支出占总开支之比从28%上升到49%，即从占税收收入的1/4上升至62%。事实上，法国主要军事对手的偿债成本也不低，英国在1740~1788年的偿债支出占其税收收入之比从37%涨至56%。但关键一点，法国的债务总额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国民收入之比都远低于英国。但在1776~1782年，法国的偿债成本为债务总额的7.5%，而英国只有3.8%。换言之，在对同等金额的债务所承担的还债成本上，法国是英国的两倍。这一重大劣势的部分原因是法国在分期偿债上支付更高的金额，另一主要原因我们将在下章探讨。

图9显示了自19世纪早期以来各国的偿债支出占预算之比的发展趋势。从中可以看出，直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的债务负担才开始与英国相当。而在1818~1854年这段时期，英国中央政府总开支的一半用于偿债，这也接近于法国大革命前旧政权所承担的债务负担。如图9所示，英国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降低债务负担，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债务成本却由于从西巴斯托贝尔蔓延到西丹的战事而有所上涨。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英、法、意三国的偿债支出均占其预算的1/3，而其他民用开支和军事开支的上涨使得各国的偿债支出占比在1913年降低到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低于10%），但法国除外，它当时的偿债支出占比约为20%。

注：德国1870~1914年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所以包括了各级政府的数据。除此之外其他数据均只针对中央政府。

图9 偿债支出占政府开支的比例（1802~1999年）

图9也显示了一战后英、法、意、德这四个国家的偿债负担之间的差异。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偿债支出达到政府总开支的44%峰值，而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的平均偿债支出占比不到18%。德国1925年的相应比例仅为2%，我们随后将看到原因。自1945年后，法国和德国的本息偿还支出占比有所下降，但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两国的该比例又开始攀升。英国的偿债支出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持续下降，而同期的意大利却截然相反，它的偿债支出占比在90年代中期达到1/5的高峰。

各国偿债支出占政府总开支之比呈下降趋势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原因是，19世纪中期各国政府预算规模较小。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福利国家尚未形成，所以支付国债持有人本息成为国家财政部的主要结转事项。这的确是其中一个原因，具体我们将在第7章细述。但是英国18、19世纪的债务成本之所以远低于它的对手，西方发达经济体今日的债务成本之所以低于过去的水平，其中还有其他原因，这也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主题。

[1] “十月革命”后为苏联，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编者注

第5章

货币印制者：债务拖欠与货币贬值

“为发钞事，各宜知晓：

这是价值一千克隆的钞票。

……

伏乞御笔署签！”

签署后就在昨天夜晚

让魔术师赶制了成千上万。

为了使万民同沐皇恩，

臣等立即将钞票依次盖印：

分为十、三十、五十、一百。

陛下想象不到人民多么欢欣。

……

要控制这流通的东西绝不可能，

它们快如闪电，四散飞奔。

兑换店都敞开大门：

每张钞票可以自由兑换金银，

至于打点折扣，那是本等。

——歌德《浮士德》

1912年，德国妇女选举联合会召集了一场人数众多的大会，会议主题为“通货膨胀”。若以食品价格为衡量标准，当时德国的消费价格年通货膨胀率不到5.3%，但这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的水平。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它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仅略高于1%。公众普遍表示对高价存有担忧，妇女选举集会只是诸多民意表达方式之一，正如某家报纸评论员写道：“每个人都在议论着生活成本的上涨。”但谈论通货膨胀和理解通货膨胀是两回事。

1924年，德国妇女选举联合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格稳定问题。由于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年物价指数上升了18.2亿倍），该联合会的资产此时只值5马克14芬尼。虽然一战前和一战期间，妇女的投票权遭到否决，但她们仍然本着爱国主义精神将资金投于德国政府债券。那些战争期间购买的债券此时已一文不值。

德国政府的债务在25年中有两次由于货币的彻底贬值而烟消云散。那些对德意志帝国的信用怀有信念的人们两次得到的都只是分文不值的废纸，大家似乎都没能读完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有趣的是，第一次极度通货膨胀期间帝国银行的副总裁是位著名的歌德学者）。本章开篇的引文即摘自《浮士德》第一幕第二场，印刷货币起初似乎带来了繁荣，纸币流向酒店、肉店、面包店，世上一半的人都是寻欢作乐之徒。呢绒店、裁缝、餐厅生意红火，恶魔靡非斯陀声称：这样的纸上财富是很实际的。但在第四幕里，靡非斯陀这才告知，这些都是“虚假财富”，而接受了他的纸币的国家都“沦为无政府状态”。

贵族贱民争斗不休，

兄弟间也自相残杀。

城堡斗城堡，城镇打城镇，

商业行会阴谋推翻贵族，

教堂与会众叛逆主教，

人人相见只是仇家，

在教堂里他们拔刀相向，

游方商贩遇到血光之灾……

他们……跛足而行、跌倒，

爬起后又站立不稳，踉跄倒地。

这篇著作是歌德在1832年逝世前不久写成的，当时他心中想的也许是法国18世纪90年代的巨变，但这段文字也奇妙地预言了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历史。

无论以何种标准看，德国的通货膨胀都过于极端。19世纪80年代末期，极度通货膨胀的往事仍被当做政治筹码，政客们借此劝说选民，让他们相信新的欧洲货币会和德国马克一样坚挺（事实上，德国马克在其存世的50年中贬值了75%）。然而，从各个角度看，借助通货膨胀来拖赖债务是各国的普遍伎俩，如《浮士德》一般普及。自1899年以来，英国一盒香烟的价格涨了15倍，一条面包的价格涨了32倍，一品脱啤酒的价格涨了456倍，平均周工资涨了89倍，与之相反，一张面值为1 000英镑的英国政府债券却跌了价。

如何赖账

当国债从政治角度被判定过高时，有5种方法可减少对债务还本付息的支出。第一，直接付清部分或全部债务，同时较为直接的辅助措施是向债券持有人或所有富有阶层征收一次性资本税。第二，通过法案削减债务利息，这种方式又被称为“债务转换”。第三，通过法令推迟向公债持有人还款。第四，如果债务没有与物价指数挂钩，或与某种外币（黄金）挂钩，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可以降低债务本息的真实价值。这种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政治选择，它也是20世纪政府所青睐的方式。第五种方法最为困难，但也是降低债务负担的最佳途径，即取得真正的经济增长，但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也很难实现。

减轻债务负担在政治上最为“体面”的方式是对其进行偿还，可通过多次的基本预算盈余（即盈余额高于当期利息费用）来实现。事实上，完全清偿债务的情况较为罕见，举一个鲜见的例子，美国在1816~1834年对它的联邦债务实现了完全偿付。虽然通常情况下难以完全清偿债务，但美国和英国仍时常通过基本预算盈余降低其债务的整体水平。1822~1914年，英国依照一项持续的偿债计划，从名义上将债务降低了1/4。而美国同样也在1805~1811年、1871~1893年、1920~1930年、1947~1953年（较低程度地）削减了它的债务量。

依靠全面征税来筹集偿债资金在政治上并不得人心，原因我们将在第7章分析。这种做法在经济上也存在问题，这是由于为筹集偿债资金而征收所得税和消费税会导致经济紊乱。而另一种不产生紊乱影响的方法是向公债持有人征收一次性资本税，实际上即是用他们自己的钱来偿付他们。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上很少被采用，采用成功的例子更为鲜见。德国财政部长马提亚·艾尔茨贝格曾试图利用一次性的、级度较陡的、累进性的“德意志紧急税捐”来削减赤字，却惨遭失败，原因很简单，该税捐可以在25年到47年间分期支付，而它的利息在1920年12月后仅为5%，若通货膨胀率高于5%，延期纳税便可以降低应交税额的实际价值。

解决过量债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本不支付。当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君主入不敷出时，他们的习惯做法便是不还债。爱德华三世正是这样毁掉了巴尔迪和佩鲁奇家族。15世纪法国财政大臣雅克·柯尔也由于查理七世的赖账而成为牺牲品。在近代早期，拖欠债务被大国频繁使用，这种行径近乎已被制度化了，它们体现为延期还款、重新安排债务或强制性债务转化，而不是政府破产。在1557~1696年，西班牙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拖欠了部分或全部债务，有效地对现有的债务进行重新安排，通常是将短期债务转化为长期的永久性债务，不久后又重新发行新的国债。但西班牙也为习惯性拖欠债务付出了代价。1627年之后，热那亚的金融家们对短期国债尤为慎重，因为他们预见到再一次的政府破产将会使他们手中的短期国债成为低收益的永久性国债。西班牙的短期国债从1625年的顶峰（1 240万达克特）跌至1654年几乎不到100万，这也反映出西班牙的财政调控余地非常有限。当时的法国和联邦省份能够在国内外筹借到更多的资金，这在政治上有其深远的意义，而西班牙在整个19世纪都倾向于拖欠债务，它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拖欠情况尤为严重。

现代早期的法国也同样经常拖欠债务。乔治·卡鲁曾说过，亨利六世“每隔三四年就会像挤海绵一样压榨他们（金融家）”。其继任者也不得不仿效此法。法国王室曾在1559年、1598年、1634年、1648年、1661年、1698年、1714年、1759年、1770年以及1788年拖欠了部分或全部债款。在西班牙，债务拖欠已成了可预见的模式：借债参战，而后徒劳地增税用以还债，继而再次借债偿付之前的债款……最后不得不以不支付来抹平收支缺口。债务拖欠可分为三种：一为暂时性停止支付债款；二为“改革”，即将债务利率压至5%；三为当债务利率低于5%时，彻底拒绝偿付。自弗朗西斯一世以来，周期法官协会（调查金融诈骗的特别委员会），不仅被用来净化财政系统，更被用来拖欠各种债务。1597~1665年，共发生过11次这样的拖欠事件。有种观点认为，正是路易十六拒绝以惯用方式拖欠债务，导致他被迫召开国会，进而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财务危机并没得到缓解，而是更甚。1797年的债务拖欠波及全法国2/3的债务，影响之大，更甚于约翰·劳的方案破产之后的维萨事件。

大卫·休谟略带嘲讽地评论道，如果英国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拖欠债务，其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轻信是多数人的天性，虽然英格兰的自愿性破产会让公众对政府信用感到巨大震惊，但时过不久之后，借贷又会死灰复燃，恢复到之前繁荣的景象。”休谟有一点说对了：债务拖欠可能会提高国家的借债成本，但很少会长时间吓退贷款人。事实上，英国在1672年出现了一次债务拖欠，当时查理二世下令对那些没有指定收入来源作为偿债资金的债务延期支付。而那些自1665年就以这种方式为政府提供短期融资的伦敦金店们，由于这一次“财政停付”，遭受到灾难性损失。英国在17世纪80年代暂停支付国库券利息，直到1705年才再次恢复。而拖欠债款的代价是能够以更高的借款利率（进而更高的债务成本）来量化的，不履约的政府在拖欠债务后若要重新告贷，它必须支付更高的利息。造成18世纪英法两国财力上出现差异的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从未出现过债务拖欠，但美国各州则要另当别论了。1837~1843年大萧条时期，有一半的州债务遭到拖欠，各州债务拒付比例达10%。1857年以及19世纪70年代，美国又发生一系列的债务拖欠事件。19、20世纪的拉丁美洲也频繁出现债务拖欠现象，19世纪20年代、90年代末（阿根廷和哥伦比亚）、1914年前（巴西和墨西哥）、20世纪3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的债务拖欠此起彼伏。中东各国也不例外，土耳其在1875年后出现了一次重大债务拖欠事件，这也严重打击了持有该国债券的埃及人。一战后，奥托曼帝国的倒台引发了另一次重大债务拖欠，但它的规模尚不及1917年的俄罗斯，俄罗斯当年的债务拖欠可能是金融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但上述案例中，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债券持有人为外国人，这不同于纯国内债务拖欠，它所引发的政治经济问题使得局面更为复杂，我们将在第10章讨论这个问题。

债务转换（即将某种债券转换成另一种债务成本较低的债券）不同于债务拖欠，因为债务转换经过了债权人的同意。如上所述，英国国王在1672年暂停了部分债务的偿付，但他最终将它转换成永久年金债券。荷兰公国在1715年同样先是暂停支付债款，随后降低了债务利息，在1753年再次故伎重施。英国在1707~1708年、1716~1717年、1727年、1749~1750年、1756年、1822年、1824年、1830年、1834年以及1840年，转换部分国债并基本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格莱斯通在1935年打算将49万“已合并了的”、“已降低过利息的”年金债券转换为2.5%股票的计划却以失败告终。而35年后，戈申作了相同的尝试，却成功地将相当一部分的债券利率降低到2.75%。英国的一次重大债务转换发生在1932年，它把尚未付清的一战债务的利率从过高的5%调至3.5%，从而减少了21亿的债务支出，这次重大调整波及1/4的国债，相当于半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它的成功为政府每年省下3 000万英镑。

和债务拖欠不同，债务转换是以透明的、可预期的方式进行操作，它是应市场利率即将下降而作出的一种调整。更重要的是，债务转换基于（或应该基于）债权人的同意。如1932年的债务转换成功地劝说投资者转向长期的、低收益的投资产品，而当英国中部银行拒绝接受英国银行的条款时，它也并未受到逼迫。另一方面，小投资者不仅受到爱国主义宣传的哄骗，也由于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驱使，只得接受债务转换。例如，未经转换过的债券不得在英国银行再次贴现。

英国经过和谈进行债务转换的传统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法国总理维勒尔在1824年试图进行一次英式的债务转换，却遭到贵族上院的坚决反对，终以失败告终。夏多布里昂子爵声称，这是英国——奥地利式的诡计，意在欺骗法国投资人，而收益的一部分将用于补偿大革命中受害贵族的措施也增加了这项方案的政治难度。当以和谈方式进行债务转换不可行时，专制政权有时便采取强制性手段，这也是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意大利债务的关键措施，他在1926年进行了两次强制性的债务转换，从而将短期债券转换成利率为5%的长期债券。而在1934年，这些新债券被转换成利率为3.5%的25年期债券。

这些实例表明，债务拖欠和债务转换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重要的是如何诱导债权人降低对国家的还债要求，以及降低的程度。

通货膨胀税

征收资本税、债务拖欠、债务转换都是降低债务负担较为明显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降低债务负担还存在着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即将债务的记账单位贬值。发行货币并引发非预期的价格上涨，这种做法成为具有多种用途的财政工具。首先，它可以让政府以内在无价值的纸币（或电子等价物）换取实际的货品和服务。由于政策性的通货膨胀导致私营部门拥有的货币贬值，因而这种价值转移的代价（或称货币铸造税）由私营部门承担。其次，通过纸币印刷抬高价格，可以削减不与物价指数挂钩的政府薪资支出、救济金支出，并且以官方债务偿还，只要国家债券以本国货币计量，通货膨胀便可以降低它的实际价值。最后，通货膨胀可以将纳税人推向更高一档的税率。

纵观历史，多数国家正是采用这种方法应对严重的财政失衡。对货币和金融资产持有人实行通货膨胀税并非20世纪首创，但它在20世纪得到了最为广泛和彻底的应用。

虽然贵金属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是通货体系的基石，但铸币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产生。自古罗马时代起，各国就普遍认识到在铸币中降低金银含量能够带来财政收入。马可·奥勒留王朝之后，古罗马铸币持续贬值，到戴克里先时期，铸币中的银含量已经减少了近99%。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法国的货币铸造税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421年，该收入相当于其王室收入的11倍。从1318年到1429年，法国的铸币贬值了4次。14世纪的佛罗伦萨、15世纪的卡斯提尔和勃艮第、16世纪的英格兰、17世纪早期的德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铸币贬值的情况。16世纪40年代，亨利八世发行了面值达440万英镑的贬值货币，相当于其贵金属含量的两倍，他从每枚钱币中赚取了46%的利润，合计约为200万英镑。其中金币的含金量减少了25%，银币的含银量减少了80%。同样，法国古里弗币的含银量在1513~1636年降低了一半。14世纪作家尼古拉·奥利斯姆肯定了这种操作的合法性，他在《论货币》中写道：“以正当理由看，货币贬值是税收的合法形式。”但这个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同，铸造贬值货币仍只是在暗中操作。亨利八世的大臣托马斯·索普称，铸币厂是“神圣支柱”，但它必须暗中运作。“因为假如人们获知他们的物资被如此窃取，他们一定会撤回交易，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失。”德国人还记得他们的三十年战争时期也正是缺斤少两的劣币时期。

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很少精确吻合，这是由于现代早期的物价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货币流通的影响，另外还有农业和人口的波动因素，因此货币贬值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膨胀大都有一个物理限度。尽管如此，货币贬值与16世纪的物价上涨之间仍存在明显联系，而各式理论和实践都对此作出了反应。琼·博丁在1568年写道：“宣称国王和人民都因货币贬值而受益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国王尚能获益，而民众绝无可能。”17世纪，货币连续不断的贬值将欧洲推向金融混乱的边缘。1610年约有1 000种金银币在阿姆斯特丹流通，这提高了交易成本。同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货币贬值，货币铸造税也逐渐失去了作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国都力图建立固定的兑换率。1638年，荷兰将单位荷兰盾的价值定为略低于10克白银，但阿姆斯特丹威塞尔银行的记账单位仍是1544年的荷兰盾，这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支付系统。但用于国内贸易的通货与为国际贸易留存的银行荷兰盾之间的兑换仍保持弹性汇率。1696年，英国为应付战争经费，进行大规模铸币，但战争过后，这些劣币也停止了流通。英国为了建立复本位制，固定了金几尼 [1] 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但与荷兰和法国相比，它低估了白银的价值，这导致它的白银退出了流通领域。1717年，金币在英国仍为主要通货，当时铸币厂的掌管人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博学之士艾萨克·牛顿爵士，他将每盎司黄金的价值定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黄金相比白银再次被高估，导致银币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在大型交易中，与黄金挂钩的纸币取代了银币。到1774年，当交易金额超过25英镑时，银币不再作为法定通货。同样，美国在1792年的《铸币法案》中也正式采取了复本位制，其通货起初以白银为主（因为黄金的价值被低估），而1834年后，黄金成为主要通货（因为白银的价值被低估）。

虽然纸币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中国，但西方国家直到1609年才出现纸币，它为征收通货膨胀税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1704~1707年，法国借贷银行以附息票据形式发行了1.8亿里弗的通货，但市场很快将其面值压低到2/3。如我们所见，约翰·劳的法国财政改革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1720年法国货币供应量过高，当时达到22.35亿里弗，而在1708年仅为3.44亿里弗。1789年下半年，由于政府向借贷银行借款，这再次扩大了纸币流通量，但程度不及前次。1768年俄国同样依赖纸币印刷（铸造劣币）来为赤字融资。西班牙亦如此，但自1780年起，查理三世发行的通货都带息。同样，1790~1820年，奥地利的多数债务也是通过增发纸币解决的。这里所说的纸票据从技术上说只是短期债券，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现金，但它们的通货膨胀效益却是相同的。

18世纪最为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国民大会预备将查抄的王室和教会财产出售，发行了大量纸币，它的初衷是为了偿付并取代旧政权下所谓的立等可兑的纸票据，但这种纸币很快成为了革命政权的赤字融资工具。该纸币起初在1789年发行的4亿里弗为带息票据，但从1790年10月起，它停止支付利息，该纸币的流通量也从当年9月的12亿里弗上涨至1792年10月的24亿里弗，到1796年2月印刷机被当众销毁时，它已印制了400亿里弗的纸币，这是旧政府名义债务量的8倍。该纸币的黄金购买力从1791年1月的91%降至1796年的0.5%。它抹除了法国18世纪的大量债务，到1818年，英国的人均债务负担是法国的15倍。但另一方面，这种纸币在法国人心头留下了永久的创伤，近一个世纪，人们都不再信任纸币。1850年，法国90%以上的交易是以金属货币进行的，英格兰为1/3，而苏格兰仅为1/10。

法国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1786~1815年，卢布的流通量增长了18倍，同样，1790~1811年，奥地利纸币的流通量增长了37倍。拿破仑曾说，纸币发行是奥地利战争融资的基础之一，1809年9月，拿破仑甚至下令伪造1亿基尔德的奥地利纸币，迫使该国纸币贬值，奥地利被迫重新使用金属货币，进而不得不裁减军备。此外法国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于1803年发行了芽月法郎，它也成为法国持久而稳定的通货。而东欧国家停止纸币滥制却要晚得多。

即使在英国，1797年的战争和暂停提兑黄金也触发了通货膨胀，但它的规模远小于欧洲大陆国家，1797~1818年，英国物价上涨了80%。到1822年通货重新与黄金挂钩，物价也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人民在战时对政府抱有信心，他们坚信战后政府有意图也有能力恢复纸币与黄金的兑换。

通常认为，19世纪金本位的盛行几乎消除了利用货币贬值来削减债务的可能，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就发生了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通货膨胀，北部联盟也出现了绿币贬值，这相应地降低了公债的实际价值。1862~1879年，美元暂停与黄金实行兑换。之后，人们对美国是否能够坚持金本位仍存有疑虑，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战争和国内危机同样让俄国和奥地利无法做到将通货与白银挂钩，政府被迫靠发行纸币来弥合赤字。1847~1853年，奥地利短期债务占总债务比例从8%涨至25%以上。1849~1851年3年间，它的强力货币上涨了25%，生活成本在1854年达到了顶峰，比7年前高出29%。1859~1866年的三次战争中，奥地利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意大利在1866~1883年以及1894年2月也与黄金脱钩。1883年的西班牙同样如此。1880~1914年，智利、阿根廷、巴西都遭受了50%~80%的不同程度的货币贬值。即使在黄金系统之内，依靠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也是有可能的。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间，债务负担均有所下降，这不仅是由于较高的经济增长，也是因为全球黄金供应量的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与此相比，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为负）。

然而，这些只是程度较低的通货膨胀，其严重性远不如1914年后的通货膨胀。一战时期，几乎所有参战国都中止了硬币支付（日本和南非除外）。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依靠印钞来为赤字融资。德国最为极端，它的批发价从1914年到1923年，上涨约1.3兆倍。普通百姓习惯了稳定的金本位制，他们的震惊从伊莱亚斯·卡内蒂1923年的法兰克福生活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它远不只是压在人民身上的混乱的社会秩序，它犹如日复一日的轰炸……连最微小、最隐秘的事情都受到它（货币贬值）的影响……我本以为货币枯燥无味、乏善可陈，但此时我发现了它迥异而怪诞的一面，它如同一个手持长鞭的妖魔，无孔不入地鞭挞着一切。

有人为此深受打击，伟大的艺术历史学家阿比·沃伯格就此精神崩溃，此后他总被文化贬值的幻觉萦绕，在他眼里，艺术品如同纸币印刷般被大量复制。而其他人还记得他们的歌德。《德国西北报》模仿《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米尼翁之歌，登出一篇讽刺小文：

你们可知道货币恣意蔓延的国土，

劣币在黑暗中闪闪放光，

刺骨寒风从谷隙中吹来，

那里马克一文不值，而美元却价高难求。

如表4所示，1914年的通货膨胀几乎是全球普遍现象，就连中立国也受到影响。除了德国，另有四个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也遭受了所谓的极度通货膨胀。各国平复物价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多数国家的物价在1921年后便不再上涨，而在某些个别国家，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22~1923年。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情况尤为严重，它们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26年，但没有演变为极度通货膨胀。法国的通货膨胀过程颇像螺旋滑梯，它的年通货膨胀率在1920年达到50%的峰值，而1921年的通货膨胀率为负，在1926年又攀至40%的高点，而1927年的通货膨胀率再次为负。它在1930~1936年，多数时候为通货紧缩，但在1937年年中通货膨胀率再次达到30%。

表4 一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物价上涨情况表

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根源在于政府的短期借款和中央银行靠发行货币来融资。只有终止这些行为，通货膨胀才会停止，而这就需要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一个实质上的“制度转变”（尤其是那些遭受极度通货膨胀的国家），对意大利而言，它还需要经历一场政治制度的转变。高通货膨胀对政府财政影响重大，政府在通货膨胀上采取的不同路线也直接影响了它们的实际债务负担。英国和美国决定回归金本位，并恢复到战前的兑换比率，这就要求实行通货紧缩。尽管两国偿还了部分债务，但物价下跌和增长放缓大幅度提高了实际债务负担。1920~1931年，英国债务的名义价值下降了5%，但考虑到通货紧缩，它的实际价值却增长了60%。同时期的美国，债务偿付和通货紧缩两者相互抵消，实际债务负担没有增减。而那些坚持通货膨胀路线的国家，它们的内债则得以全部或部分消除。作为特殊例子，德国公债在1923年几乎降至为零，虽然之后的“重新估价”法案对战前债券的持有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如妇女选举联合会），但战时债券没有得到同等的处理。有人模仿士兵铁十字勋章上的铭文讽刺道，“德国人民献出了黄金换来了废纸”。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较为平缓，法国内债的名义价值在1920~1929年增长了37%，但考虑到国内物价的上涨，它的实际债务负担也有差不多相同比例的下跌。

在许多方面，二战期间和战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德国，公债和纸币的增长与一战时期相比更为迅猛，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政府对物价严加控制才没造成通货膨胀。德国政权在1945年倒台后，马克也随之而去，随后美国人，尤其是苏联人印制的货币迅速占领德国，这让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不约而同地以烟代钱，或选择其他替代品作为等价物，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8年的货币改革。其他国家，如希腊、中国、匈牙利，也经历了战后高通货膨胀，其中两个国家是内战所致。相比之下，英国成功地将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控制在一战时期的水平之下，与1938年相比，它的物价仅上涨了50%。

1914~1945年，世界各国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左右摇摆。但1945年之后，通货膨胀成为世界普遍现象，只有少数情况例外，如美国的消费者价格在1949年和1955年略有下降，再如日本在1980年、1995年、1999年经历了0.5%的轻微通货紧缩。但1945年后的通货膨胀有着明显高低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见11章）较为宽松的约束下，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较为轻缓。但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导致全球普遍采用纸币，从而在整体上加重了通货膨胀程度。但各国的通货膨胀情况仍存有差异，这是由于1973年和1979年石油输出国组织设定了较高的石油价格，而各国在财政货币上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为理解各国的通货膨胀差异，可参考下列数据：德国、美国、英国和葡萄牙在1961~1999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3%、4.6%、7.1%和12%）。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葡萄牙的通货膨胀率从1977年3月的50%下降至1999年的不到3%。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2年11月的14%下降到0.2%。一些评论家甚至大胆提出了“通货膨胀终结”一说。

规则与任意决定权

通货膨胀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有着显著差异，这既能够以体制转变来解释，也可以用通行的经济法则来解释，如货币数量学说以及其他衍生理论。图10显示了英国自1871年起消费者价格的上涨情况，它表明通货膨胀率与货币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大体的相关性（货币增长率即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无论是狭义上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还是广义上的银行存款）。但当货币及货币发行机构的性质发生变化后，这种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随之改变。狭义货币主义者在诠释通货膨胀时碰到的一个重大难题是，广义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分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政府政策恰恰是以货币主义为倡导的。

图10 英国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年增长率），1871~1997年

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促使中央银行进行角色转变，尤其是“规范”与“任意决定权”这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我们知道多数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起初的职能是帮助政府的战争赤字融资。但金本位制度的确立对中央银行在和平时期的自由放贷进行了限制，中央银行的职能逐渐转变为货币管理以及确保整体银行系统的稳定。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稳定并不是金本位制存在的理由。维持黄金和货币之间固定比率的目的在于，它可以将国内货币供应与国际收支平衡联系起来，从而保持国际、国内经济的平衡。根据大卫·休谟最早提出的“价格铸币流”理论，黄金的外流将降低国内的物价水平，同时抬高国外物价水平，进而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致使黄金回流。在“游戏规则”初期（该名词直到1930年才问世），英格兰银行可以通过提高贴现率、限制信贷，同时保持纸币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率来应对这样的黄金外流问题。理论上，紧缩银根可以压低英国物价，进而提高英国的出口竞争力，同时抑制国内对进口的需求。这是罗伯特·皮尔爵士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的基本原理，该法案将银行的纸币发行部门与银行的商业业务相分离，它在固定配额（最初是1 400万英镑）之外，规定了黄金与纸币发行之间固定的一对一比率关系。

区别调控黄金储备和纸币发行的正式法规和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重要。通常认为，当黄金储备减少时，央行应提高贴现率；反之，则降低贴现率。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就央行而言，“贴现率更多地是由储备与债务的比例所决定的”。虽然央行利率在每周的董事会上发布，但对这一比例的监控每日都在进行。此外，央行行长也有权力决定提高或降低利率，这曾在1907年危机时发生过。现代研究表明，黄金储备的变化的确是调整央行利率的关键因素，但两者并非完全同步。正如某位发言人在美国国家金融委员会上所说：“提高央行利率是为了防止黄金外流，或为了吸引黄金流向本国。但当央行利率完全脱离市场利率水平，或者并不需要吸引黄金流入时，央行利率将会降低。”银行董事会同样要考虑国外（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利率，因为这对随后的储备变化有指示作用。

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央行是在总体上为货币市场“安排”短期利率。沃尔特·白芝浩在他的经典之作《伦巴第街》（1837年）中，对央行的市场影响力提出了质疑：

如同其他商品，货币的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持有大量某种商品的人可以设定他愿意接受的最低价，同时坚守这个价位，从而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这种商品的价值。伦巴第街就是这样决定了货币的价值。英格兰银行……规定了它所要处置的存货的最低价，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其他经营者必须达到或接近同等价位。英格兰银行掌握着货币市场，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确定贴现率，这个观点在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出台之前得到普遍认同……但即使在那时，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白芝浩认为理想的做法是国家央行加强对货币市场的掌控，但在1914年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央行都在着力使其利率“有效”。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通行的解释是认为国家央行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合股银行，它的规模变小了。1836~1858年，央行作为唯一合股银行的垄断权被削弱，这使得大型商业银行（同时票据交换系统也得到发展）和贴现行（服务于市场中的商业票据）得以迅速成长。理论上，英格兰银行在新世纪伊始仍为世界上实收资本最高的银行（实收资本为1450万英镑，另有300万英镑的累积未分配利润）。但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罗斯柴尔德父子银行并未落后许多，它在1905年的资本总额达840万英镑，事实上，若把罗斯柴尔德父子银行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的商行资本合计起来，可达3700万英镑，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就显小了。此外，合股商业银行很少向国家银行贷款，这也削弱了央行的杠杆作用。从1849年到1901年，英格兰银行的平均储备仅为英国所有银行的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流通货币的3%。这引起当时人们的警觉，众多评论家要求央行应做到充足储备，帕尔格雷夫只是其中之一，然而于事无补，“它仍然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箔”。除了调整央行利率外，英格兰银行还发展了多种补充策略使其利率“有效”：如最初的公开市场经营（通过发售统一公债来吸收货币市场中过剩的资金，日后再行购回）；向重要客户拆借，如印度公司、日本银行；甚至是票据交换银行（1905~1906年）；削减债务或将其在市场中重新贴现；在买卖外国黄金（金条和金币）时对价格进行操控。有时，英格兰银行甚至也会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降低利率来缓和商业经济的衰退。它有时还会在利率上升时降低储备，这也与游戏规则的顺序相反。而长期价格稳定只是这一系列货币政策的副产品。事实上，短期的不稳定是1914年前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关键问题是英格兰银行兼具多重身份：它要履行政治职能，满足政府的财政要求，在维多利亚时期，这一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暂停了；它要履行法律职能，确保纸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它要履行商业智能，向其股东支付股利。19世纪70年代，它又担负起第四种身份，即成为其他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央行的这一职能是白芝浩在1825年、1839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的金融危机中总结得出，当时大贴现银行欧沃伦格尼也被迫倒闭。央行过去也曾救援过面临困境的银行，在“救市运作”中，如1890年对巴林银行的拯救行动中，英格兰银行利用它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为这些重要商业银行的救援措施提供资助。1914年7月到8月的危机进一步深化了央行的这种“最终贷款人”职能，在采取了一系列传统的紧急救援措施后（中止1844年法案、中止黄金兑换），英格兰银行又接收了由于汇票止付而造成的大量坏账。它挽救了因为外交危机而无法获得外国汇款的票据经纪行。新发行的1英镑纸币和10英镑纸币也注入基准货币之中，虽然1914年的情况较为特殊，但这也反映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角色的延伸，它从过去仅着眼于“比例调控”，开始放眼于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是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在20世纪，经济学家们又逐渐认识到央行最终贷款人这一新角色所带来的“道德危机”问题。若政府认为某家银行过于重要而不能让它倒闭，那么这家银行便总能依赖政府渡过危机，这也养成它在运作中不再注意规避风险的恶习（20世纪30年代，美国引入存款保险体制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就是当时的英国模式：皮尔原则和白芝浩实用主义的结合体。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央银行职能的演变在不同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管理黄金储备的规则各国也不尽相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兑换金属硬币或金条。另外，一些国家在最初便赋予了央行除确保贵金属兑换之外其他更广阔的职能。根据1875年的法令，德国国家银行应“调控德国境内的货币供应量，促进收支平衡，确保可用资金得到充分利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应1913年12月的法案而成立，按规定，它应将其货币政策与“实际商业交易中产生的纸币、汇票”总量相联系，这是对1810年英国金银通货主义反对者提出的“实质票据”的呼应。

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纸币，一战及其余波有助于缩小各国央行之间的差异，对于所有参战国，战争又迫使央行与政府的关系退回到18世纪：政府赤字首先出现，而暂停黄金兑换不仅避免了流动性危机，而且也为猛涨的贸易赤字积聚了黄金储量。而与18世纪不同的是，欧洲各地的中央银行在与黄金脱钩的情况下努力进行汇率调控，它们对私人投资中的海外资产进行汇兑管制或征用，以此抵御本国货币相对美元发生贬值。然而，战后各国央行又重新寻求独立于政府，并坚称对金本位制的信守。1921年布鲁塞尔会议提出“所有货币发行行都应摆脱政治压力”，1922年热那亚会议再次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和恢复黄金兑换吹响了号角，此后，奥地利（1922年）、匈牙利（1923年）、德国（1924年）、智利（1926年）、加拿大（1935年）和阿根廷（1936年）在货币改革中都采用了这种模式。

为何各国1918年后的货币经历如此不同？有些国家发生通货膨胀，而有些国家却出现通货紧缩。那是因为相似的表象下，各国央行的优先事项迥然各异。在德国的通货膨胀年间，德国国家银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认为维持德国工业生产和就业是其首要目标。他不关心货币稳定问题，或许他认为马克贬值会让英美降低加诸在德国身上的赔款负担，又或许他崇信纳普的法律至上的“货币的国家理论”（凭普鲁士精神，只要国家说纸币能够维持其价值，那它就能维持其价值）。哈芬施泰因的继任者亚尔乌·沙赫特虽然标榜自己崇尚金本位制和中央银行独立，但他也是一个把货币政策当成潜在外交工具的修正主义者，并最终与希特勒为伍。英国与之不同，它认为若要恢复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必须恢复并坚守战前的兑换率，这也成为蒙塔古·诺曼作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使命。同时，法国和美国更注重国内现实情况而非游戏规则。两国均采取措施阻挡黄金流入，防止巨额的贸易顺差造成国内高通货膨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部分由于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后英镑被高估，英国试图回归货币历史的想法最终遭遇到1931年全球金融危机，从那以后，各国陆续放弃了金本位制。

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在其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发展出一套相当古怪的货币理论。它认为20世纪20年代货币扩张过度，于是把重点放在名义利率和银行借款上，但它接二连三地犯错：未能在华尔街崩溃时（1929年10月）中止紧缩；阻挡黄金流入，甚至实行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遏制黄金外流（1931年9月和1933年2月）；1932年在准备金比率两倍于最低法定要求时，仍中止了政府证券的公开市场交易。如果必须有一个机构为大萧条的恶化承担责任的话，那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了。

从不谨慎到独立

革命、萧条以及另一场世界大战将中央银行推向隶属于政府的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它们造成的混乱看，其大多数也命该如此。苏联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它的信贷制度完全集中在五年计划的框架内。而在沙赫特执掌下的德国国家银行对金融系统实行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当沙赫特警告重整军备将导致通货膨胀时，却被希特勒解雇，德国国家银行终于被希特勒收入羽翼之下。然而中央银行权力被侵蚀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民主国家：早在二战前，丹麦、新西兰和加拿大的中央银行即已经被国有化。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在新政下被划归财政部（尽管如此，它也未能制止1936~1937年的一场本可避免的衰退，当时它毫无必要地提高了法定准备金比率）。二战末期，英格兰银行显然已成为财政部印制货币的臂膀，最终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国有化。如今多数中央银行仍都是国有银行。

国有化的理由是中央银行的私有制与其宏观经济职责存在矛盾，这意味着在实践中需维持低利率，并在财政政策上遵照凯恩斯主义以求达到理想的需求水平。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报告（1959年）中指出：“不能把货币政策……看成是一种追求其自身目标的经济策略，它是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它必须依照这一原则进行经济规划。”在实践中，央行必须在主导货币政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着力保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该情况在英国尤为突出。英格兰银行不再依赖调节贴现率这一手段，它有更大范围的信贷控制需要管理。相继上任的央行行长们通过各种调控手段的反反复复，力求在不削弱英镑的前提下保证充分就业。相反，美联储仍保留相当大的自由度，它能通过实行经济紧缩来降低通货膨胀（逆风操作）。它在1947~1979年，如此操作了6次，并取得了重大而持久的成效。平均而言，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工业生产降低12%，而失业率将提高2%。1951~1970年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曾把它比作“在聚会兴头正酣时撤走了潘趣酒杯”。

有两件事暴露了中央银行的无能将引起通货膨胀危险。一是越南战争以及“伟大社会”福利，它推高了美国赤字（虽然没有通常所说的那么高）；二是1973年犹太人赎罪日战争和1979年伊朗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而欧洲国家拒绝调整本币对美元的比价，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如此一来也解除了货币扩张的外部约束。在“政治商业周期”理论学者看来，除非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成辅关系被打破，或者“失业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率”上升，否则此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政客们通过操纵货币政策来保证选举。

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经济低增长仍存有争议。由于通货膨胀促使人们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故而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将通货膨胀率降至零才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若低于“失业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率”，那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则较为轻微。即便认为“只有当通货膨胀率达到40%以上才会对经济造成危害，而8%的通货膨胀率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点正确，对通货膨胀加速仍存在其他显而易见的约束因素，比如借此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的合法性会被质疑。

应对滞胀危机有三种明智的处理方法。其一，中央银行应将稳定价格作为它的首要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目标）。其二，他们应以提高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其三，他们应独立于政府。

游戏规则变化之快，以20世纪70年代为最。当时各中央银行都试验了多种货币目标（如英国的“流通现金+非交易用存款”以及“流通现金+非交易用存款+其他货币型短期资产”；美国的非贷款储备）。由于经济理论家们不同意银行依赖旧的利率手段（他们想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控制货币流通额），所以“货币主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妥协的革命。任何放松金融体制管制的新政策，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它产生的结果恰恰与预先设定的货币流通额目标背道而驰（英国尤为突出）。欧洲政客们刚放弃固定汇率体制，便立刻开始为自己设计新的金融体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美两国也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将汇率制定留给他们自己反复无常的体制。货币主义最终成为更为广阔的政体变革的一部分，这次变革是以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以及德国赫尔穆特·科尔当政为政治标志。1979~1982年，随着名义利率的急剧上升，它所造成的货币冲击打破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

这一成功多少弥补了理论上的失败：央行在幕后已悄悄放弃“游戏规则”，转而使用“任意决定权”开始斟酌行事，这也意味着要考虑多重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并不完全明晰，相互之间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些规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给英国造成巨大痛苦。奈杰尔·劳森放弃货币目标，转而跟随德国马克，最终在德国统一、德国利率因此上涨之际，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在英镑不光彩地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后，英格兰银行效仿新西兰银行，既不以货币为目标也不以汇率为目标，而是将通货膨胀本身作为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方法被50多家中央银行采用，但美联储并未照做，它依然将“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作为双重法定目标，进行公开市场运作，并参考多种变量采取混合折中的做法。

20世纪90年代有时也被看做是“中央银行家时代”。由于新国家纷纷独立，中央银行的数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900年只有18家，1950年为59家，1990年增长到161家，1999年为172家。联合国中90%以上的成员国都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这些精英机构被赋予巨大职权。在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成立之前，德国中央银行被认为是“统领欧洲的银行”。美国的保罗·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潘，两人先后成功地提升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权力与声望，格林斯潘更是被认为在经济上比美国总统更具权势。在中央银行独立的国家，通货膨胀明显较低，因此许多理论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认为经济职权的独立是稳定价格的关键（如果不是更高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观点在经济政策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放在今天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银行的货币专家奥托·尼迈耶（他从剑桥起便是凯恩斯的主要对手）在1931年呈送给新西兰众议院的报告中，就详细地陈述了这一原则：

中央银行必须摆脱政治干涉，也不能受此威胁。如果这点无法保证，它的存在则会弊大于利。因为中央银行必须服务于社会，如果它受到政治压力或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辖制，它便无法行使技术复杂的职能，同时也无法与世界其他中央银行建立联系。

这一观点的再次提出大大提高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自主权。新的工党政府在1997年执政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出人意料地许诺英格兰银行可进行“独立运作”，这意味着它可以自由设定利率，以达到公开宣布的通货膨胀的目标。而在写作本书之时，美联储主席的威望已如日中天，他甚至不必发表明确的目标，只需偶尔说几句神谕般的预言即可。

从独立到枝节问题？

然而，凌驾于中央银行之上的最终执法权和立法权从未消失，即使是最独立的中央银行，在国家危急的情况下，也会最终屈从于政府的意愿，这并不一定发生在战争状态下。1990年，德国总理科尔在统一德国货币的问题上否决了行长卡尔·奥托·波尔的决定，这也让德国国家银行意识到自身的尴尬处境。当政府倾向于更低的通货膨胀率时，中央银行便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这一观点存有异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独立的央行相比不独立的央行能以更低的代价取得更低的通货膨胀率，这些代价包括牺牲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金融市场迅速扩大并取得显著发展，这也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对私营部门信贷所起的杠杆作用。正如本杰明·弗里德曼指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准备金总量不足500亿美元，这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少部分（0.5%）。相比之下，美国财政部发行的证券却高达3.7万亿美元，若加上政府入资的或特许机构发行的债券，总额可达7.1万亿美元，若将私营部门的债券也包括在内，美国债券市场总额可达13.6亿万美元，而产权投资市场则更为庞大。诚然，中央银行仍是其他银行准备金的唯一供应者（或提取者），因此它相对微小的政策变化在理论上也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但支付系统的创新，如电子货币以及智能卡，将降低传统的银行准备金和中央化的国家清算体系的必要性。

非银行机构，即没有存款准备金要求的机构，它们信贷活动的发展壮大也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的重要性。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共同基金，它们无须存纳准备金，而它们在美国信贷市场的份额已有稳步增长。1950年，商业银行占据美国信贷市场半壁江山，但到1998年，它的份额已降至不足1/4。这也反映出数据处理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信息不对称也是传统商业银行的立身之本。同时，“证券化”的发展也弱化了中央银行准备金系统和信贷系统之间的联系。所谓“证券化”是指，传统形式的银行贷款可以打包成一个综合投资组合，出售给非银行投资人。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把（近期）未来的中央银行描述成“只有信号兵的军队”。而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期利率来稳定物价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基于对未来至少两年的价格膨胀的预测，一旦预测错误，它所发出的信号也将是误导性的。

但也有人认为，只要人们更青睐于具有匿名性的现金，而非可追查往来情况的电子货币，只要人们在处理资产时还需要银行帮助他们辨别良性的和恶性的信贷风险，只要政府仍试图控制短期利率而不惜拿纳税人的钱冒险的话，那么中央银行还将继续存在。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有人认为中央银行可以取消。事实上“自由银行制度”在过去也曾尝试过，比如19世纪的美国，但它是否不起作用还很难讲。的确，联邦储备系统是在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当时认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有助于美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1929年后，对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金融危机与联邦储备银行滥用职权不无关系，如果美国货币政策还未在联邦储备银行的掌控下，大萧条也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这一情况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若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我们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我们始终避而未谈的一个概念上：利率。于是歌德的“浮士德”谢幕，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即将登场。

[1] 金几尼是一种英国旧的货币单位。金几尼最初是用几内亚的黄金铸造的。——编者注

第6章

论利息

我不相信本金，

可我相信利息。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

在《威尼斯商人》中，我们不知道夏洛克在想出要用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做抵押这个恶毒念头之前，乐意按多少利率借给巴萨尼奥为期3个月的3 000达克特金币，可靠的猜测是10%。

16世纪，意大利各商业中心的利率均有大幅下降。在16世纪的前25年，威尼斯城邦的强制性贷款利率为6.75%~9.62%。到16世纪末，莎士比亚创作剧本时（根据可靠数据），热那亚的利率仅为1.88%~4.38%，但这也只是圣乔治银行公布的股息贴现率，该银行是一家商誉卓著的半公有机构。巴萨尼奥向他的商人朋友安东尼奥借款，安东尼奥又从夏洛克那里借钱，并且安东尼奥自己相当有把握：在两个月内，也就是这份借据到期前一个月，我预计能赚回这笔借款价值的9倍。但夏洛克却十分怀疑：

但他生意路子仍让人不放心：他有一条做特里波利斯贸易的商船，还有一条做印度群岛贸易的商船，另外我还在市场交易所打听到他的第三艘商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在英国，他还进行其他海外买卖。但船只不过是些木板组成的，水手也只是凡人。另外还有旱老鼠、水老鼠，山贼、水匪，我是说海盗，航船还会遇上风浪和暗礁。

要求安东尼奥用一磅肉为这笔借款担保，实际上是要求他以性命做担保，这是夏洛克索取的额外风险酬金。他的这一点认识是对的，即放贷给安东尼奥的商船，与贷款给威尼斯国家或热那亚银行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收益率

本章将论述利率，并着重探讨国家向本国公民借债时的利率，而各时代中像安东尼奥这样的商人所支付的商业贷款利率我们将略去不述，但有一点必须了解：即早在16世纪，一个具备基本金融体制的国家所期望支付的利率与商业票据或商业债券的利率之间存有差异。探讨国家债券的利率相当有必要，因为它是决定国家债务成本的关键因素。

为照顾非专业读者，我们先作一些解释。投资者购买政府债券获得的收益率，实际上是长期利率，它很少与票面名义利率一致，这是由于债券通常以低于票面值的价格出售。因此，19世纪一张典型的利率为3%的永久债券，当以80%面值的价格购买该债券时，它的收益率则为3.75%。

但是，是什么决定着收益率呢？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名义利率似乎与通货膨胀呈正相关（“吉伯逊悖论”和“费雪效应”）。英国长期经验表明，是战争的特殊财政效应产生了这种结果。另外有数据显示，统一公债（英国主要的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货币增长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然而，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与收益率之间存在明显联系，这一可能性已被排除。对1727~1997年英国长期数据分析表明，统一公债的收益率和主要财政政策指标（如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及赤字和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呈负相关或相关性很弱。在数据上，唯一与统一公债密切相关的财政指标只是偿债负担。即使把这一时期细分为若干阶段，分析结果也并无多大不同。还有一种可能是，促使18、19世纪英国利率上升的战争相关因素是开支的增长，而非债务的增长。但是开支增长和债务增长紧密相关，要将两者的效应区分开很难做到。而英国国债收益率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对债券拖欠溢价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黄金兑换率的预期出现了变化。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还有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这一指标。虽然国民收入和财富并非不为人知，但当时人们对这个数据的估计不精确，而且也只是偶尔加以估算，没有按期进行常规性统计。但即使是对1960~1999年同类国家做类似的统计，分析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与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两者的关系，结果在7个案例中有5个显示出两者是呈负相关而非正相关。尤其是在日本，伴随债务快速增长的是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下跌。从1990年到1999年，日本政府债券总额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增加到108%，并预计在2000年达到130%，而日本长期债券收益率从1990年9月的8%下降到1998年11月不到1%的最低点。造成债务负担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缺少对应关系的原因在于，未偿清的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只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众多衡量标准之一，而在某些情况下它对投资者根本没有产生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中，相比上涨的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这一因素，投资者考虑更多的是对通货膨胀下跌的预期（在日本则是通货紧缩的预期）。

在经济理论中，债券的收益率等于“纯利率”或实际利率（等同于资本边际效益）加上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溢价，这些不确定因素首先是借款人拖欠债务的风险，其次是贷款人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预期，一般来说，离偿还期越远，溢价金额便越高。在最简单的模型中，“债券利率……即为实际经济增长的预期与通货膨胀的预期之和。”现实中，债券收益率也受到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另外还要考虑是否有可替代的投资产品以及它们的吸引力，同时它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如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按规定必须持有政府债券），还要考虑对这种“非劳动所得”收入的征税情况。但从根本上说，债券收益率主要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预期和通货膨胀的预期这两部分。对于利率，凯恩斯是这样阐述的：

利率……是一种衡量标准，用以衡量那些持币者放弃货币的流动控制权的不情愿程度……利率是一种代价，它以一定量的现金来平衡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欲望。

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拖欠债务的预期反映在“收益率曲线”中，这是一条以债券到期时间为横轴来勾画的债券收益率的曲线。举个简单的例子，当预期发生通货膨胀时，收益率曲线呈上扬趋势，这表明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当预期发生严重偏离时，比如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债务拖欠，或出现意外的价格波动，曲线主要各值的分布将随之改变。而当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时（如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

债务管理中的核心关系为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当实际利率（即长期债券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时，那么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将发生“内爆”。图11显示了英国自1831年后，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异（此处的实际利率为该年份的统一公债收益率减去前5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得出）。显然，实际利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较少。最为不利的时期发生在1920~1932年，在此期间英国债务负担迅速上涨（与之相对的是1921~1929年的法国，它的平均实际利率为–2.8%，而它平均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6.25%）。而在20世纪50~7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相应的债务负担也随之下降。

图11 英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减去实际利率之差（1831~1997年）

高债务也可能会提高实际利率，这也是导致债务存在潜在爆炸危险的一个复杂因素。例如，1970~1987年，世界各主要工业化经济体的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与实际利率的上升呈明显的正相关。同时伴随着公共部门投资的下降，偿债负担也有所加重。最近一些研究认为公债与实际利率之间存在普遍的相关性，但这一观点并未被广泛接受。

为了说明债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表5将影响英国国债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开列示，这三个因素分别为新债发行（或债务偿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从中可以发现英国债务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822~1914年，英国在这段期间内几乎没有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而是对债务进行了偿付，以此在绝对值上削减了1/4的债务，此外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将债务负担降低了90%。1915~1923年，在此期间英国名义债务增至7倍，而通货膨胀并未抵消多少债务，经济增长对债务负担的减轻更是微乎其微。1924~1941年，英国名义债务和实际债务均未有变化，但得益于经济增长，债务的相对值降低了31%。1941~1946年，英国债务涨至2.4倍，经济增长减轻了部分债务，但通货膨胀对此几乎毫无影响。而在1947~1975年，名义债务虽有79%的增长，但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对此完全抵消，最终实际债务下跌了61%，而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债务负担下降了82%。1976~1997年，名义债务涨至7倍，但通货膨胀将其降到不足2倍，而经济增长进一步将债务增长率削减为20%。美国债务也可用此法分析，所得趋势也大体相仿，只是高峰期和低谷期不尽相同。比如，1969~1997年，美国联邦的名义债务涨至13倍，而实际债务仅为3.5倍，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债务负担仅为1.6倍。这些数据表明，价格上涨和经济增长对名义债务的抵消作用相当之大。

表5 英国国债在各个期间内的增减（1822~1997年）

20世纪，政府通过通货膨胀轻易地降低了债务负担，这让人误以为这种阶段性“大赦”是现代政治经济的惯常特征。但是这种通货膨胀税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能有效地降低债务负担。当债务机构中短期债券比例加重时，贷出者可能会要求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预期或已发生的通货膨胀。即使政府主要依赖于长期债券，通货膨胀也会促使贷出者要求提高利率，加重新债务的还款负担。此外，当政府处于高债务时，通货膨胀虽容易实现但却难以结束：中央银行若想通过提高短期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因为政府的高赤字而失败。这是由于中央银行利率的提高以及对低通货膨胀的预期，会提高政府债务的实际利率，增加偿债成本，扩大预算赤字，损害银行政策的信用度。利率的提高同样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从而降低货币铸造税，降低收入，增加开支。

显然，反通货膨胀政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假如人们的预期是“适应性的”，即工人和公司将其预期建立在通货膨胀当前与以往的平均值上，他们对货币政策改变的反应是渐进式的，那么一个反通货膨胀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会对生产和就业产生消极影响。反之，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够迅速从政策变化中看出未来低通货膨胀的形势，并且只要政策的改变是“坚决的、被广泛理解并接受的、不会出现反复的”，那么通货膨胀便能以较低的成本得到控制。

由于“通过通货抵消债务负担”实际效果的“不确定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整体而言，名义债务似乎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并认为与指数挂钩的债券（如抗通货膨胀债券）才是明智的选择。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慌有所下降后，这一观点也并未得到广泛采纳。而许多国家在债务结构中加重了短期债务的比例，这也有效地排除了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的可能性。表6数据显示，虽然短期债务在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的债务中占比较小，但它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占比却超过了1/3。1997年的英国，1/4的债券期限为5年，1/5的债券期限为15年以上。而在美国，1/3的联邦债券的期限小于1年，72%（近3/4）的债券期限在5年之内。

表6 欧洲国债结构（1993年前后）

这种短期债券的高占比与19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它也有效地预防了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它使得政府的债务成本对利率的波动更为敏感。当20世纪90年代利率下降时，它减少了政府的偿债支出：据估计，英国1999年长期债券的偿债支出高出短期债券偿债支出30亿英镑。但若利率上升，短期债务将增加政府的偿债支出。

预期：过去和现在

无论预期是适应性的还是理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历史数据为依据的。的确，金融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松散而缺乏效率的，“过去的价格并不能为未来价格的波动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某些经济学家将价格波动称为“随机漫步”。但是，无论是最精密复杂的经济模型，还是小投资者所依赖的较为粗略的模型，它们都要对过去的数据进行分析。前文所述的通货膨胀和拖欠债务的重要性便在于此。

从投资者角度看，他们之所以担心国家会拖欠债款或让货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拖欠债务和货币贬值在降低政府债务负担方面给国家带来短期利益的同时，也让国家付出了名誉扫地的长期代价，它导致了未来借款成本的提高。这也是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债务水平总高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

现代早期数据表明国家过去的不当行为与现今利率的高低有着直接联系。显然，信誉良好的城邦国家的借款利率低于拖欠成性的君主制国家。14世纪下半叶，热那亚的公债收益率在5%到12%之间浮动，同样，佛罗伦萨15世纪的公债收益率在5%到15%之间。相反，1520~1530年，安特卫普的哈布斯堡王室的公债收益率高达20%（虽然它在1550年降至10%）。哈布斯堡王朝16世纪的屡次债务拖欠导致它的信誉不断下降，它的短期债券利率也因此持续上升：它从16世纪20年代的18%涨至16世纪50年代的49%。

荷兰的公共财政系统在降低借款利率方面成为表率。荷兰公债收益率从16世纪80年代的8%降至17世纪30年代的5%，并在17世纪70年代达到3%，18世纪40年代降至2.5%，虽然在此期间荷兰联合省的公债规模不断扩大。这也表明公债的绝对金额与它的利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瑞士各州的公债金额与其利率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相反，法国18、19世纪的投资收益率充分反映了公共财政的不可靠给投资者信心带来的影响。法国旧政权每隔数十年就会发生债务拖欠，这种恶习不仅限制了法国政府借款的绝对金额，也导致法国的借款成本高于荷兰和英国。法国债务结构复杂，不同类型的债务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率。法国的年金债券被认为是像土地一样的不动产，难以易手。作为1789年法国债务占比最大的终身年金债券，一旦确定了年限，便难以再行买卖。最能与英国进行比照的法国公债，应当是西印度公司在1745年发售的10月债券，虽然它仅能代表一小部分的法国公债，但它清晰地反映了英法两国财政的不同。1745~1780年，英法两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差异在100个基点到200个基点之间浮动（或1%~2%）。如图12所示，两国收益率的差异在18世纪70年代最为明显，当时法国10月债券的收益率高于10%，而英国统一债券的收益率仅为3.5%。而法国其他国债的收益率更高。诚然，1745~1780年，英法两国国债收益率差异缩小到100个基点以内，甚至在1785年5月两国的差异消失，但是从1754~1789年的平均数据看，法国的借债成本远远高于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对手：差异约为244个基点，即近2.5%。

图12 英国和法国的国债利率（1753~1815年）

当债务极有可能发生拖欠时，这种国债收益率差异便显现出来：它也被称之为“预先拒绝”。但当1759~1770年发生了拖欠之后，国债收益率也出现跳升，这说明市场反应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在这段时期中，法国新借款的利率也通常高于10月债券。1760年5月发售的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为9.66%，而此时10月债券的收益率为6.87%，1771年年金债券作为最普遍的国债形式，其收益率为11%。而英国在此期间无论新债还是旧债，利率均低于法国。由于两国货币从1726年到18世纪90年代均与指定金属挂钩（英国为金本位制，法国为复本位制），两国差异反映出法国的拖欠风险较高（英国市场的流动性无疑也是造成差异的部分原因）。正如毕晓普·伯克利所说，“相比法国，英国在信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1771年法国的国债利率飙升之时，艾萨克·平托说道：“并非信贷毁掉了法国财政，而是它的失信于民最终酿成了苦果。”

18世纪英法两国的关键性差异并非在于经济资源差异（法国拥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而在于体制差异。在英国，以货物税税收署为代表的征税体制更具优势，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实行代议制政府，它不仅促使预算更为透明，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债投资人是国会中最具代表性的利益集团，从而降低了国债债务拖欠的可能性。英国国债具备雄厚的融资基础（长期债券）和透明的操作管理（尤其是统一公债出现之后）。而英格兰银行（法国却没有类似机构）确保了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由此即便不能消除，也能降低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抵消债务的风险。正是这种体制使得英国在支付债务利息上远低于法国，因此相比法国，英国的国债/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可得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英法两国的全球竞争中，如果要为英国的最终取胜寻找一个财政上的原因，便在于此。

财政体制是否有效，有赖于它的可信度，这点也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形下，每当斯图尔特王朝复辟的机会出现（比如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起义），都伴随着政府债券利率的上涨。对当时的人来说，光荣革命产生的政权是否能够持久，汉诺威王朝的嫡系后代是否能在詹姆斯二世被废黜了300多年后仍能统治英国，都是没有保证的。即使在1745年卡洛登血战之后，也不能完全消除国外的法国人和国内的苏格兰人联合复辟斯图尔特王朝的可能性，但是与法国投资者面临的政府拖欠风险比起来，这种政权变更的风险要小得多。

但是1789年的政治危机却并未给法国的国债收益率带来多少影响，这点初看时颇让人惊讶。虽然1782年和1784年发行的新债利率升至11%，但这发生在政治危机的前一年，即1788年。在1789年到1790年间，国债利率徘徊在9%上下，但到1791年上半年，它跌至5%~6%。如图12所示，10月债券在革命最初阶段受到的影响更小，它的利率在此期间从未超过8%，远低于它在1771年的峰值。这表明市场起初是欢迎宪政的，因为显然选择另一种政权将带来更大的债务拖欠。但随着18世纪90年代时局的发展，战争的创伤、恐慌以及债务拖欠使得法国的国债利率从6%左右飙升到60%以上。法国大革命只得靠印制货币来融资，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政府已无法通过长期借款筹得资金。

法国的国家信用从这些打击中恢复得相当缓慢。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国债利率从1802年12.5%左右的高峰下降到1807年后期的不到6%，并在1812年冬之前，即在俄国失利给拿破仑的野心致命一击之前，它的利率基本都维持在6%左右。1813年10月莱比锡发生了决定性逆转，法国国债利率一下跃至10%，而1815年3月拿破仑从厄尔巴返回的消息以及滑铁卢战争的失利和百日王朝的垮台则再次中断了国债利率的恢复。拿破仑的失败和强加于法国的巨额赔款，迫使其后法国国债利率高居不下：1816~1817年，它维持在8%~9%。但随着联军的撤离，以及复辟的波旁王朝与滑铁卢战争胜利者关系的正常化，法国国债利率也稳步下降，它在1825年降至5%以下，这也是自1753年后第一次降至5%以下。法国的财政体制逐步向英国靠拢：革命政权和帝国政权改革了税收体制；下院在1830年后变得更具代表性；利率为5%和3%永久年金债券的发行成为公债的基础，波拿巴的另一项遗产，法兰西银行管理着硬币通货。但不时发生的革命运动，如1830年、1848年、1870~1871年的革命，不断地唤醒着投资者对18世纪90年代的记忆。直到1901年法国的国债利率才第一次低于英国。

注：英国：统一公债（收益率经调整）。法国：1797~1824年为5%利息的年金，1825~1949年为3%利息的年金，1950~1959年为5%利息的年金。德国：1869之前为普鲁士4%利息的债券、3.5%利息的债券，1870~1908年为德意志3%利息的债券，1909~1926年为高等级公司债券，1927~1944年为政府借款，1948~1953年为高等级公司债券，1956~1959年为政府借款。意大利：1924~1949年为3.5%利息的债券，1950~1969年为5%利息的债券。除英国外的其他所有国家：1960~1999年为长期债券（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

图13 自1700年起的主要公债利率（年平均值）

由于过去的债务拖欠和货币贬值，导致之后的国债高利率的案例远不只法国一个。为提供一个长期视角，图13展示了自1700年后各国国债收益率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另一个由于拖欠造成国债持续高风险溢价的明显实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正如法国1790年的经历，德国1919~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给投资者留下的创伤在其后几年的债券收益率上清晰可见。而1923年后德国债券的高利率对经济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比如，正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德国债券市场的紧缩，中断了地方政府在住房上的投资，这也是萧条期来临的前兆。此外，由于唯恐赤字财政会再次引发民众对第二次大规模通货膨胀的恐慌，在解决德国经济萧条问题上，凯恩斯主义方法被排除在外。只有通过伪冶金研究所秘密发行政府短期债券，沙赫特才能为纳粹初期的军备重整融资。意大利1926~1934年的“强制性债券转换”实际上也是一种拖欠，它同样提高了法西斯政权后的债务成本，并催生了一些非法机制，比如从米兰、罗马等地秘密筹款。而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高通货膨胀而非极度通货膨胀，这似乎是理想的战后策略，但它导致的后果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严格遵守金本位主义，而那时的英国却从货币贬值中获利。

没错，突发事件

然而政府过去的行为并非造成利率差异的唯一因素。债券投资者不仅对过去的政策感兴趣，同时也关心能够预示政府未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当前指标。这便让经济理论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投资者在预测未来政策时，并不纯粹依赖于经济数据，他们同样也关注政治事件。

为了在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英国国内公债市场的背景下更好地显示利率的变化，我计算了自1754年以来统一公债每年增减的百分比。这种衡量方法与计算基点绝对值增减的通用方法有所不同。使用百分比能够更好地衡量利率差异，比如利率从2%增长到3%与从7%增长到8%，虽然同样是100个基点的增长，但从相对值而言，前者借款成本的上涨幅度却大于后者。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的债券利率比18世纪更为反复多变。1974年英国国债收益率的上涨幅度达到顶峰，当年长期债券的年平均收益率上涨了38%。仅次于1974年的是1979年，英格兰银行在这一年中止了黄金兑换，首相皮特于该年在“线轴街的老小姐”（英格兰银行的绰号）那里取得了政治胜利。而英国国债收益率在1998年经历了最大程度的跌幅，这在当年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市场对英格兰银行成功走向独立运作的回应。

若使用同样的方法对每月的数据进行计算，便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见图14）。较为突出的月份为1792年11月、1778年3月、1803年3月，在这些月份中，统一公债收益率的增幅都达到14%以上。位居第四的是1974年6月，增幅达到近13%。紧接其后的是1814年3月，增幅为12%。这些剧烈的变动可能是由于货币因素造成：其中只有一个月份英国取消了金本位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利率的增长都恰巧契合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危机。1792年11月，法军在热马普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并占领了奥属尼德兰（即现在的比利时）。19日法兰西国民议会为推翻政府提供了援助。1778年3月，债券价格的下跌是由于不久前美国与法国缔结了两个条约，促使英国对法宣战。1803年3月，拿破仑吞并意大利领土、干预瑞士内政，引起伦敦方面极大关注，5月，英法战争再次爆发。1814年3月收益率的增长是个例外，当时拿破仑在拉昂和奥布河畔阿尔战败，3月12日布格涅失守，3月31日巴黎沦陷。而1974年6月收益率13%的增幅却是由于刚执政的工党政府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受挫：5月28日北爱尔兰的协议失败，6月17日威斯敏斯特议会大楼外发生炸弹爆炸。预示着阿尔斯特危机进一步的恶化。同时政府遭到国会多次弹劾，9月20日内阁再次解散，这距上次大选仅7个月而已。

注：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当统一公债的收益率达到100%时，它就可能被赎回，这就影响了19世纪末收益率的准确统计，克罗夫兰德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图14 统一公债收益率（月末值，1754~1998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经历更能反映出政治事件和债券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见图15）。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国债收益率的最大增幅发生在1925年8月，这初看时颇让人惊讶。当年6月，法国与德国签订了初步协议，确立了西欧边境，10月该协议在洛迦诺最终确定；7月13日，法军撤离莱茵，但其他地方却不那么平静。1925年5月摩洛哥发生反对西班牙和法国统治的暴动事件，法国政府派出贝当元帅率领的精锐部队，决心平息这场暴乱。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26年5月。法国债券市场其他几次主要危机较为容易理解。在1933~1939年间发生了四次事件，促使债券收益率增幅达到8.5%~10%，它们分别发生在1933年3月、1935年3月、1937年4月以及1939年1月。潜藏在这几次增长背后的，是法德关系的恶化和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的可能性。1933年3月5日，纳粹党赢得压倒性大选胜利，巩固了它在德国的统治。11天后，德国新政府违反日内瓦裁军计划，它坚称褐衫军，即纳粹突击队，不属于德国军队的一部分。3月23日的《授权法案》赋予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权利。1935年3月1日，德国收回萨尔州，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募军队。1937年4月，比利时退出洛迦诺条约。同月德国将格尔尼卡炸为平地。1939年1月的事件与之前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意大利相关，而非德国（事实上，1938年12月6日法德签署了互不侵犯对方边境的条约）。12月7日意大利宣布废止与法国签订的有关科西嘉和突尼斯的条约，此事促使法国总统达拉第对上述两地进行访问。1月1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罗马与墨索里尼的会谈破坏了达拉第的计划。

图15 公债收益率月报（1914~1945年）

我们若将此与同期德国债券市场的波动作个比照，则能得到更全面的理解，虽然德国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1931年的银行危机以及1935年的法定最高利率导致部分数据不完整，但当市场机制基本能够正常运转时，政治事件的影响（在这个实例中主要是国内政治事件的影响）再次显现出来。公债收益率的两次最大增幅分别发生在1932年（8%）和1934年（9%）。前一次的增长恰逢德国总理巴本决定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大选，这个决定给纳粹党一个可乘之机，德国各大城市爆发了空前的政治暴乱。1934年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发生在6月30日的“长刀之夜”，当时170多名纳粹激进分子和政治嫌疑犯被杀害，其中包括纳粹突击队领导人厄恩斯特·罗姆和德国前总理施莱克尔。对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债券市场呈现出摇摆不定的反应：1933年1月，债券收益率跌幅为6%，2月又有回升，3、4月再次下降之后5月增长了4%，该月发生了抵制犹太人事件。

至于纳粹统治的其他时期的投资者预期，需要在德国控制的经济之外进行查证。一项对在瑞士交易的德国债券价格波动进行考察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该价格波动反映了投资者对第三帝国在二战中取胜并不看好。瑞士市场中的德国债券价格在1939年9月下跌了39%，而在3月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德国债券市价已下跌了17%。在战情发生逆转时，德国债券市价又出现进一步下滑，主要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参战（下跌了5%），以及1942年11月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下跌了7%）。当轴心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无条件投降后，德国债券价格飞速下跌（下跌了34%）。

对1919年后美国债券收益率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最大的5次增幅均发生在1979年到1984年之间（见图16）。当然，债券市场会跟随联邦储备银行短期利率的增长而增长，1979年10月正是这种情况。当时保罗·沃尔克推出控制非借款准备金的新政策，并将利率提高到12%。同月长期债券收益率随之上升了9%或76个基点。而在1980年2月，债券收益率的增幅是上一次的两倍（上升了18%或152个基点），这是又一个对货币紧缩政策的反应呢，还是对苏联派兵阿富汗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关系出现紧张的反应呢？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发生在上一年的圣诞节，1月8日美国总统卡特谴责其为二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1月23日，即在喀布尔宣布军事管制后一天，卡特总统又进一步警告苏联，禁止它干涉波斯湾地区。政治事件与债券市场波动的契合再次发生在1982年1月。1981年12月29日，里根总统为报复波兰的军事管制，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其时债券收益率上升了10%（85个基点）。1981年8月和1984年5月，债券收益率也有所上涨，两次均为8.7%。1981年8月，里根总统宣布进行中子弹的制造，10天后美国飞机击落两架利比亚战斗机。1984年5月24日，伊朗飞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海岸的油轮，促使美国向沙特运送了“刺针”对空导弹。

论述到这里，我们不能再将政治事件和债券市场危机的同时发生看成是一种巧合，稍后我们会阐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我们将每周债券市场数据与当时的金融时评相比照，也能对政治事件和债券市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所认识。为此我计算了伦敦市场1845~1910年统一公债收益率的每周波动幅度，并参考了当时《经济学人》杂志的评析。这段期间的统一公债最为稳定，因为市场的流动性强、英国仍为金本位制、预算有盈余、没有债务拖欠风险，所以每周债券波动不大。尽管如此，它仍出现了若干次重大变动，而《经济学人》因统一公债对读者的重要性，也紧跟这些变动作了时评。

图16 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1979~1989）

再一次，公债最大短期涨幅的发生日期明显对政治史学家比对经济学家更重要。1848年巴黎爆发法国大革命，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债券市场出现大幅震荡（2月22日大革命爆发，由于临近周末，无法立即影响英国当周的债券市场）。从大革命爆发之日起到3月3日，统一公债的收益率上涨了7.6%。这就像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投资者对革命不断的法国极为担忧，因为18世纪90年代的经历让他们担心会与革命不断的法国再次开战。3月31日，统一公债的收益率再次上涨2.4%，《经济学人》将它称为“预期战争爆发的产物”。公债收益率第二大涨幅和第三大涨幅的成因也是战争，它们分别发生在1854年3月31日那周（4.2%）和1859年4月29日那周（6%）。1854年3月28日，英国对俄罗斯发动战争。11月7日，统一公债价格再次下跌，《经济学人》将其归结为“克里米亚的战况比预期更为严峻”。1859年4月29日，奥地利在对卡武尔伯爵政府下达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10天后，派兵穿过撒丁岛边境，正如《经济学人》的评论：“人们怀抱着和平的希望，直到最后一刻。”

如果这项分析持续到7年之后，那么统一公债收益率第二大涨幅的发生日期将是1914年7月31日这周，此周该收益率上升了6.6%。若1914年8月1日债券市场仍然开放，那接下来一周的公债收益率的增幅将大于1848年的那次。《经济学人》称，德国发动对俄战争的那天（8月1日），债券价格5%的跌幅是史无前例的，买卖差价的历史平均值为1/8个百分点，而这天的买卖差价扩大到1个百分点，这十分罕见。

但我们怎能确定这不是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巧合呢？表7给出了《经济学人》对统一公债市场重大变动所作的社论分析，为了能清楚地表示，我将该杂志给出的影响英国国债收益率的诸多因素分为22类，我采用了当时的分类方法，它与现代标准有几分类似。

表7 影响统一公债价格波动的因素（1845~1900年）

当然，使用这些数据也需要谨慎。但是它们仍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投资者想法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预期是如何形成的。《经济学人》将统一公债市场变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外在经济因素：主要是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国际变化。根据这本杂志的计算，这些因素加起来占影响公债市场变动全部因素的1/4以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占比略高一些，其中英格兰银行的作用最为突出（有趣的是，《经济学人》经常将货币市场自发的短期利率变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特别措施所引发的利率变动区分开）。当然，这张表囊括的影响因素相当广泛，其中甚至包括天气因素（主要由于它对农业的影响），但政治事件的影响力无疑是很大的。

对于经济决定论者来说，是经济变化影响了政治事件。但在金融市场上，政治事件也会产生经济后果。事实上，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当某个政治危机引发债券收益率上升178个基点（如1974年6月的英国），其经济后果不仅局限于债券市场，整体经济的利率结构都会为之改变。重要的是，即便不是实际债务成本，政府的名义债务成本也会上升，当财政赤字和债务利息占国内生产总值4%时，这种政治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就显得严峻了。

当哈罗德·麦克米伦被问及政府面临的最大危险时，他回答道：“突发事件，没错，就是突发事件。”这一名言适用于所有负债的人，安东尼奥在不幸的沉船事件后也发现了这点，但对于背负着巨额短期债务的政府来说，这句话尤为适用。

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7章

永恒的债务和食税者：社会金融史

我们的政府正是用这种方式战胜法国的。首先，他们把以整个国家的收入作为抵押借得的6亿资金挥霍一空。他们再将1.5亿框定为死契，成为永久债务。接着他们开始掠走平民劳工阶层的炊具、铺盖和啤酒桶，将他们压榨成赤贫，将永久性的年利息支出限定在800万或900万，即债务本金为2亿。通过这些手段和设想，我们的政府认为即可长期压制着法国。目前看来，他们确信能够继续征收什一税以及英国其他林林总总的苛捐杂税。但他们却从未考虑过这些做法的后果……这些后果……即将来临……

——科贝特《骑马乡行记》

我们没必要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阶级分化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产物这一观点。埃米尔·佐拉在《小酒馆》（1877年）中生动地描绘了工人们如何在早上6点引领着社会大军从北站附近的夏贝大街出发。

你可以从他们的蓝色工装裤辨认出锁匠，从白色外套识别出泥瓦匠，从露底的长罩衫辨别出油漆工。从远处看，这群人无一例外是由褪色的蓝和肮脏的灰中和而成的毫无特征的泥灰色。时不时会有一个工人停下来点烟斗，而其他人则绕开他继续大步前行，他们从不微笑，也不交谈，只是面色苍白地向巴黎走去，这座城市将他们一个个吞噬……

然而到了8点，场景开始出现变化：

跟随在男工之后的是女工——磨光女工、裁缝、花匠，她们衣着单薄地聚集在一起，三五成群地沿着外大街噼啪作响地前进，她们一面闲聊一面发出咯咯的笑声，眼睛四处乱瞟……随后走来的是办公室职员，他们徐徐前行，边走边向手上呵气，嘴里嚼着廉价的面包；清瘦的年轻人穿着尺码过小的外套……而上了岁数的办公人员步履蹒跚，他们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带着一脸的倦容，面色苍白，他们看看手表精确地校准着自己的速度。最后……当地的成功人士也信步加入阳光下的队伍。

而真正的有产阶级，比如出资建造了这雄伟北站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会出现在这样的队伍中。

佐拉的描写层次分明，从中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依据职业、性别、年龄的不同，也可分出若干等级，这些不同的阶层甚至可以从他们起床的时间分辨出来。然而马克思认为，这些差异与处于根本对立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少数有产阶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无疑扩大了这一鸿沟。1820年，商人、实业家、物业业主以及食利者占据了巴黎53%的财富。到1911年，这一比例达到81%。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1850~1880年，英国实际经济增长约为130%，但最新研究显示，实际平均收入仅增长了25%。在同一时期，39个人去世之后均留下高达100多万英镑的不动产，其中包括18名工业家、12名银行家、4名土地拥有者、2名商人、2名船主以及1名建筑商。他们的不动产价值总计为5 700万英镑，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5。

但是由于阶级的划分有着明显的用意和主观性，因此它也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当国家在发挥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时，我们难以通过划分阶级进行分析，除非国家只被简单地看成（海因里希·海因曾开玩笑地说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监督委员会”。由于大量公债是在工业革命前夕涌现的，于是债券持有人和纳税人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却很少像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那么明显。

当然也可以运用阶级三分法来分析财政冲突，这一方法自李嘉图以来就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并被马克思采纳，它把社会分为食利者、工厂主和工人。虽然这种方法在理论上相当便捷，但它对社会群体的划分和财政政策的划分却有些不现实。因为日益增长的国家债权人在类别上相互重叠，比如国债债券持有人也可以是养老金享有者。此外，公共债务也使得资源在上下代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论述的，政府今日的借款意味着在未来某日必须紧缩开支或增加税收。考虑到下一代目前没有投票权，他们因此在政治上只享有间接代议权（只有极少数具有超常远见的立法者才会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因此目前的纳税人和国家福利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20世纪政策制定者首要考虑的事项。人们现在愈发意识到上下代人之间利益冲突问题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未来公共财政的关键。

食利者的诞生

当君主依赖银行家们获得贷款时，如18世纪末之前许多德国城邦的做法，这些银行家们很容易遭受到君主赖账的风险，而这种赖账通常以反控告银行家有不法欺诈行为作为掩饰。比如1451年，金融家雅克·克尔因被控告非法挪用公款而被迫逃离法国。对王室债权人定期的“大清洗”，很快就以司法形式被体制化。即便到了18世纪，金融家们仍很容易成为这种做法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裔银行家，约瑟夫·萨斯·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例。奥本海默从担任符腾堡公爵的宫廷官员起家，后来成为枢密院官员，1773年又成为驻法兰克福特使。但4年之后，他被判滥用政治职权，损害符腾堡家族地位而被处死。托马斯·卡莱尔在回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盛时期时，提到约翰国王的“铁钳”手段：“阁下，现在国家需要借用您靠金融业务积累的几百万资金，您不想借？很好！”国王转了转手腕——“现在您肯借了吗？”又转了转手腕，直到那几百万被拱手让出。

而当公债债权人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阶层时，他们在政治上对政府也构成威慑。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城邦复杂的公债体系下就产生了类似食利者群体。1323年的热那亚，食利者们通过选举食利者保护人来保障他们在政治上稳定的代议权。1380年的佛罗伦萨约有5 000个公债债权人，其中云集了众多城邦首富。而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这种阶层最为接近的是伦敦商会。亨利六世的倒台与伦敦商会决定停止向兰卡斯特王室提供财政支持不无关系。查理一世倒台的部分原因同样也在于缺少信贷融资。英国内战带给人们的“降临到贵族头上的风暴”的记忆尚未完全褪去，虽然历史学家试图从阶级角度来解释这场战争，但它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斯图亚特王朝未能赢得人数相对较少但真正具备潜力的债权人的信心。光荣革命使得公债债务人从国王转变成“受制于国会的国王”，债券持有人成为一批有影响力的国会说客，它降低了英国政府拖欠债务的风险，从而使英国政府能够以更低的债务成本筹得资金。

在旧体制下的法国，王室债务的债权人范围可能更为广泛：这个食利阶层包括贵族和资产阶级、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和政府职员、商人和手工业者、男佣女仆。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在体制上都没有政治“发言权”，这也解释了18世纪的法国债务拖欠为何如此频繁的原因。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政权的国会不愿公开拖欠王室的长期债务，并把重心转向其他债务类型，比如官职的出售和税款包收人的短期贷款。内克尔曾试图通过将贴现银行改制成国家银行，从而将短期债务转变成类似于现代的长期债务，但在贵族阶级代表对“财阀”的恶意攻击下，这项计划破产了。屈斯蒂纳伯爵这样说道：“我无法理解有什么必要……起用一个御用银行家和几个财政代理人来完成偿付债款……以及提供融资的工作。”他们是“吸附在体制上的蚂蟥……吸取着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米拉博劝导人们：“让我们对资本感到恐惧吧，它嗜好寻找发国难财的机会。”这种对“寄生”金融的革命性批判源自于哲学家们的著作。孟德斯鸠和休谟对公债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公债扩充了懒散的食利者阶层。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反金融”成为巴黎革命者的宣传口号。

虽然与法国相比，1688年后的英国公债制度被普遍认为更具体制优势，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一体制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方面的后果激发了“反金融”的呼声。在1830年出版的《骑马乡行记》中，威廉·科贝特描写了英国农业在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债务重负下喘息的情景。科贝特藐视当时诸如理查德之流为政府的战时贷款辩护的经济学家，他将矛头指向国家债务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认为国家债务的政治目的是“破坏法国的自由体制，压制英国的改革”，但它在战后的主要影响表现在财富的再分配上，“国家债务，以及它所连带引发的税收和投机，都不可避免地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债务，该死的债务，就像套在这个国家脖子上的重担”。资金就像“旋涡”，把穷人的钱卷入新财阀的腰包中。而政府如果决定恢复金本位，只会导致实际债务负担加重。科贝特敏锐地看到，战时和战后政府养老金规模的扩大是连接昔日贵族和今日财阀的纽带，正是这些构成预算沉重负担的养老金，调和了贵族阶层和日益壮大的债券持有人阶层之间的矛盾。随着地租的不断下跌，那些“笨头笨脑”的地主也意识到自身阶级的没落。科贝特认为，“土地和资金之间一定会引起一场斗争”，否则这个国家的土地将一块块落入“那些放贷者的手中……包括贷款交易商、股票经纪人、犹太人、食税者，他们的贷款维持着这怪物般的体制”。

和许多激进分子一样，科贝特认为选举改革而非革命才是良方。因为毕竟“所有的债务都是经议院通过的，是议院在立法上确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议院于1797年暂停黄金兑换，议院一致通过皮尔首相的提案（恢复金本位）。”若对下院进行改革，既可以削弱王室资助者的“旧腐败阶级”，又可以削弱债券持有人和养老金享有者构成的“新腐败阶级”（和卡莱尔一样），科贝特本质上也属于保守的浪漫主义者，他怀念随着伦敦“巨人”无情地向外扩张而日渐没落的东南乡村生活。从科贝特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他指出了国债、财富的集中以及工业生产的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也认同了科贝特的观点，他将英国国债的增长与“银行财阀、金融家、食利者、掮客、股票经纪人的突然涌现”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工业资本主义诞生的前奏。一位革命性不及马克思的德国革命者海因也认同科贝特的看法，他认为“国债体制破坏了土地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它加强了资产和收入的流动性，并将土地昔日的特权地位赋予金钱。”

尽管种族主义右翼在1848年后与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但它也在科贝特的反犹太论调中找到了共同点。几乎所有德国反犹太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都强烈谴责过证券市场的“资本掠夺性”，并呼吁德国人民把自己从犹太金融家族的“利息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这在纳粹早期的宣传中同样也能听到。迪特里希·埃卡特1919年的《致所有劳动者》就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金融巨头的抨击，从中也可以看到19世纪80年代反犹太论调的痕迹。

（他们）只需看管好自己的财富，保证它们被妥善安置。他们从不劳动，至少从不从事我们所说的劳动。然而是谁为他们提供了巨额财富？……究竟是谁呢？是你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没错，这些钱其实都是你们的，你们兢兢业业千辛万苦赚来的钱像磁铁一样被吸进了他们的保险箱。

虽然科贝特对犹太人的抨击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过于激烈，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种论调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承认他在国债的社会再分配效应方面立论的合理性。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依靠累退性的消费税作为偿付债务的资金来源，如此一来，财富的确从占人口多数的低收入群体转移到了占人口少数的有产阶级群体手中。

食税阶级

确定公债债券持有人的人数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所发行的各类债券的账户数量。据最新统计，1804年英国政府债券的账户数约为30万，1815年约为34万，1822年约为30万，若剔除财政部的年金债券，上述3年数据分别为29.65万、33.45万、29万。到1850年该数据降至27.4万，1870年降至22.55万。对于债券持有者来说，每人可以持有一个以上的账户，因此若要得到债券持有者人数，我们要将这些数据减去20%左右。也就是说，1815年的债券持有者人数约为27万，而55年后该人数少于20万。若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总数相比，债券持有人只构成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且其比例不断在缩小：它从拿破仑一世战败时占总人口的2.4%，降到拿破仑三世战败时的0.8%。

科贝特同样也看到了这一少数有产阶级所享受的公债的高回报率。图17显示了在《骑马乡行记》时期，英国国债的实际回报率情况。在1820~1929年，该回报率超过9.6%。19世纪70年代，同样的现象再度出现，在这段被称为“大萧条”的时期，更确切地说是“高通货紧缩”时期，美国物价的下跌导致债券的实际回报率高达12%。

图17 自1700年起，英国和美国公债的实际收益率（每10年平均值）

这种财政体系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实际上是具有累退性的。如表8所示，1804年，英国公债的名义价值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00%。债券持有人每年所得的利息收入约为国民收入的7%。政府1815年的利息支出少于其总支出的1/4，但到1822年，该比例几乎为1/2，1850年该比例仍保持在2/5左右，1870年为1/3。如前文所述，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于间接税，1822年间接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69%，在随后的50年中，该比例略有下降。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税制同样具有累退性，而此时的债券回报率正处于峰值。这些数据反映出财富从占人口多数的贫困大众转移到少数债券持有者手中这一极度不平等的再分配体制。

表8 债券持有人和英国国债（1804~1870年）

19世纪并没有发生科贝特和其他激进分子所期盼的“资本统治”的终结，反倒是债券持有人抵御政府赖账风险或没收风险的保障措施有所加强。金本位的广泛被采用反映出债券持有人倾向于用稳定的物价和黄金兑换率来保障他们的投资。同样，1914年之前各国货币体系的稳定也与当时的代议权仅限于少数人享有这一体制密不可分，它可让食利阶级享有过高的代议权。

债券持有人的势力不仅体现在议会中过高的代议权，他们作为国债的债权人，在经济上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现行国债的价格波动既是过去财政政策的产物，对目前和未来的财政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简单而言，假如政府打算发行更多的债券来融资，那么现行债券价格的下跌将对此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因为这将会提高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也意味着政府每发行100英镑的名义公债，将相应地付出更高的代价。政府债券价格下跌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对财政政策的反对票，或是市场对任何可能增加债务拖欠、通货膨胀以及货币贬值可能性的政策的反对票。

因此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不容历史学家忽视。它也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经济形势评测的整体反映。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项每日民意表达，它体现了债权人对发行债券的政府所持的信心。当然，在现行的民主体制下，这种民意的彰显相当不具备代表性，因为只有债券持有人（或如今的基金经理）才享有投票权，并且他们若买卖其他国家发行的债券，也能对这些国家表达民意。而在19世纪，这种民意的表达更不具代表性。在当时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时期中，政府债券的买卖者享有高度代议权，甚至有时他们自己就是政治家。简单来说，当债券买卖者抬高政府债券价格时，政府会感到有保障；反之，政府将花更多的时间融资。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是，1830年威灵顿公爵称选举制度是“人类才智所能设计出的最完美的体制”，随后便发生了债券价格的滑坡，继而引发了选举体制的改革。在这次债券价格滑坡中，统一公债的价格从84跌至77.5（收益率上升了约30个基点），这也说明即便债券持有者不赞成选举改革，但他们也明白抵制改革的后果是危险的。而当劳埃德·乔治1909~1910年的“人民预算”政策遭到伦敦大公们反对时，正是债券稳定的收益率保障了他的胜利。虽然自命为伦敦代言人的大公们反对该政策所带来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提高，但债券市场整体上却首肯了这一政策，认为这是迈向平衡预算的一步。

但是19世纪债券持有人的影响力也不应过分夸大。除了统一公债的投资者（或英国政府承诺支付的其他债券的投资者），债券持有人的地位在1880年前较少民主的半个世纪中，相比1914年后较为民主的半个世纪而言，风险更高。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前后，战争、债务拖欠、货币贬值时有发生，这让这些剪息票者不得安宁。而将这些事件仅仅描述为“可理解的突发事件”可就大大低估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

此外，虽然科贝特通过立法来削减国债的希望破灭了，但通过债务的清偿、实际利率的降低以及经济增长的提高，“该死的债务”也终于得到了缓解。如表8所示，1850~1870年，国民收入的债务负担和偿债成本均大幅降低。到1870年，国债的利息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其他方面，金本位被各国广泛采用，这不仅减低了曾有过债务拖欠或货币贬值记录国家的债券投资风险，它同时也降低了债券的收益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后，这种债券收益率的下降仍在延续，而此时债券收益率下降的效果更为明显，如表17所示。英国和美国的债券实际回报率在19世纪90年代降为3%，而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几乎跌到零。债券持有者的黄金时代在金本位陷入危机前至少10年就已成为过去。

食利者的安乐死？

由于经济的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债券的低收益率，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在无形中被削减，但这一无痛的变化在1914年戛然而止。一战将整个欧洲带回到100年前的英国。1918年，各国的债务都有大幅增长：英国和美国的债务增长了9倍，德国增长了6倍，意大利为4倍，法国为3倍；由于各国纷纷中止金本位制并发行过量的银行券，物价上涨了至少2~3倍。鲜有国家能够像1815年后的英国一样，选择通货紧缩这项有利于债券持有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政策，之所以说鲜有国家，是因为这次又只有英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这是为什么呢？

阿尔伯特·阿莱西亚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先驱查尔斯·梅尔对一战后法国、意大利、德国的研究，他设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各阶级之间财富再分配的矛盾进行分析。这个模型和其他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模型一样，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每个群体对国债的态度各不相同。首先，食利者会反对债务拖欠和高通货膨胀，支持增加税收，只要增税来自消费税而非高收入所得税（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处于所得税的高税率档）。其次，商人会赞成通货膨胀甚至债务拖欠，但他们和食税者一样拥护累退税制反对累进税制。对他们而言，通货膨胀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够降低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也能降低企业债务的实际价值；它还可以降低实际工资；如果汇率也同时下跌，还可以刺激出口。而如果对财富征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有形资本，自然会遭到商人的反对。最后一个群体是工人阶级，由于他们不是债券持有人，所以他们赞成政府拖欠债务，同时他们也支持对各种财富进行征税的累进税制。对于通货膨胀，工人阶级抱着矛盾的态度：如果谈判不力，通货膨胀将会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但另一方面，伴随通货膨胀的通常是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可以促进就业。因此，一战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之所以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食利者”和“商人”不敢对工人阶级采取过于苛刻的措施，唯恐发生暴动。尤其是德国，在国家的推动下，大企业和工会在通货膨胀上态度达成一致。这种团体的结合后来被形象地称之为“组合主义”。而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食利者和商人在财政的传统思想引导下，联手将通货紧缩政策所付出的高失业率代价强加给工人阶级。

许多关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现代文学作品都正面地看待凯恩斯的“食利者的安乐”。凯恩斯在1923年的《论货币改革》中指出，虽然在“改变财富分配”方面，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更“糟糕”，但通货紧缩在“抑制财富生产”方面“危害更大”。所以他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在一个贫困的社会里，失业率的扩大比债券所有人利益受损更糟。这一分析让许多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平衡重大利害方面”，德国的极度通货膨胀是“利大于弊的”。或许错综复杂的通货膨胀经济史能够印证这一观点，它表明通货膨胀即便不能使财富分配更为公平，但至少能够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因此通货膨胀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索伦的《解负令》：它是所有债务的大赦，其中也包括政府债务，构成人口大多数的债务人均从中受益。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清楚地意识到，通货紧缩政策将产生累退性的社会后果。早在1918年1月，英国财政部就有一篇题为“强征财富”的文章，它不无担心地预见到战后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

只要我们的国债仍高达60亿英镑到80亿英镑，我们每年就须支付3亿到4亿英镑的利息费用，这让食利者不断成为嫉妒和攻击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公众认为，其他形式财富资本拥有者的财产将会被挪用，以满足对食利者的支付要求，这些财富资本拥有者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社会的整体繁荣复苏得越慢，纳税的压力也就越大，公众也就愈加不满。

和19世纪20年代一样，一战时期的通货紧缩意味着债务负担和偿债成本的骤增，债券持有人成为少数富有阶级。1914年后发行的政府债券的私人持有者中，资产超过1万英镑的个人持有者占了3/4。和19世纪20年代一样，一战时期的债券投资回报率格外高，如图17所示，20世纪20年代的债券回报率高达9.5%，而到20世纪30年代也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

但另一方面，一战期间的债券格局也不同于19世纪20年代。首先，一战期间债券持有人的人口占比大大高于1815年，这是由于战争期间政府向小投资者推销债券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储蓄机构变得日益重要的缘故。到1924年，约12%的英国国内债券为小储户持有。其次，战时债券的许多大持有者是机构而非个人，比如保险公司和储蓄银行等。1924年，5.5%的英国债券掌握在保险公司手中，而它们战时的大量购买也是代表小储户进行的。此外，1918年后的税收政策比1815年以后的税收政策更具累进性。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恢复了金本位的各国都享受到了低利率的好处。

我们同样也不能低估通货膨胀路线的风险。当时很少有人能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进行如此生动的描绘。在1919年的《和平时期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严厉地批评了高通货膨胀率对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

政府利用持续的通货膨胀，能够隐秘地、不为人知地剥夺国民的大量财富。这种手段不仅是对民脂的刮取，更是蛮横的剥夺。它在让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也让少部分人大发横财。这种对财富的蛮横再分配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经济保障，也动摇了人们对财富分配体制公正性的信心。那些靠这种体制大发横财的人……成了“牟取暴利者”，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敌视的对象。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被剥夺的程度不亚于无产阶级。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构成资本主义最终基础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恒定关系，变得混乱无序，甚至丧失意义……要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再没有比这更阴险、更有效的手段了。

亦如凯恩斯在《论货币改革》中所言：通货膨胀让中产阶级陷入贫困，而中产阶级却是许多美好事物的源泉。通货膨胀同时也冲破了人们对长期不公平分配的容忍底线。无论宏观经济成本和收益如何，德国资产阶级对自由体制失去信任，成为魏玛政权的致命一击。而凯恩斯在二战期间对通货膨胀的敌视态度并未减弱，他主张“延期偿付”，反对“自愿储蓄”。他认为依赖传统的政府借款体制，只会像一战那样，走向“恶性的”、“荒唐的”战时螺旋形通货膨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政策经常被打上“凯恩斯主义”的烙印。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果断摒弃了让食利者安乐死的政策，那么它在1945年后所采取的政策却是让食利者慢慢地饿死。从1940年到1970年，每隔10年，英国公债的实际收益率都会下降，平均每10年的降幅为4%。美国的债券持有人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债务实际价值已大幅下降。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债券持有人承担了历史上最高的“隐性税”。让人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债券持有人对这种低收益率的反应如此缓慢。德国魏玛时期债券持有人的悲惨处境和我们在第5章所看到的“妇女选举联盟会”成员一样，他们有理由称自己是一场迅速而不可预料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在20世纪50、60年代，即使是名义收益率也少得可怜。一定是某种强大的“货币幻觉”（或体制惰性）导致投资者即使在高通货膨胀的20世纪70年代仍持有金边债券或其他国库券。

新食税者

20世纪中期，食利者的安乐死并非财政政策在财富分配上趋于平等的唯一手段。如我们所见，20世纪初，大多数工业国家采取更为累进性的税制，而公共支出也由于“社会福利”政策有所增长，这种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将收入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一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间歇期，社会财富从富人手中（占人口少数的直接纳税人）转移到穷人手中（同样占人口少数的失业者和贫困的老年人）。而二战后，西欧国家出现的全民社会福利体制几乎能够调节每一个人的收入。

1948年，有100万英国人接受国家补助（占总人口的2%），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500多万人接受与前者类似的收入补贴（占总人口的9%）。养老金领取者的一半收入来自社保。英国人口中最低收入的1/5家庭的年收入中，约有74%来自于国家补助，换言之，即有1/5的家庭其收入的3/4依靠国家来提供（见表9）。但这仅占享受国家福利人口的一小部分，福利社会的全民补贴目标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某种形式的财富转移的接受者。1993年，社会保障部门估计，至少接受一项社保福利的人数约为4600万，约占总人数的80%，或者说每5个英国人中即有4人接受了国家福利。

表9 英国1992年通过税收和国家补助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情况表，按家庭收入分为5等（英镑/每年）

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者弗雷德·巴师夏认为，国家是个“庞大的虚假的实体，每个人都希望以他人为代价来谋求自身的生存”。这在巴师夏当时的年代有些言过其实了，但它却恰好概括了20世纪末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几乎每个人同时也是纳税人，虽然他们有些人只缴纳间接税。

“谁谁？”（Who whom？）这是列宁的一个著名问题，到了福利国家，这个问题就变成“谁支付给谁？”在税收和社保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时，个体很难分清楚自己是属于福利的受益者还是贡献者。据估计，46%的家庭属于受益者，另外54%的家庭属于贡献者。但多数家庭仍难以确定自己属于哪个范畴。以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为标准，表9显示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所接受的福利与所缴纳的税收基本相当。引用英国福利体系两位批评家的话：“这种税制以它现代的、极其荒谬的方式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融为一体。”这种将右边口袋里的钱放到左边口袋的体制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成本昂贵。表9最后一列显示，这种再分配体系导致社会整体所接受的国家资助低于所缴纳的税额，平均每户家庭每年的净贡献额近1 000英镑。更为不合理的是，在这种全民福利的体制下，大量福利都流向富人而非穷人，其中包括医疗津贴、教育津贴以及交通津贴。据估计，英国最富有的1/5人口比最贫穷的1/5人口多接受了40%的公共医疗福利、多接受了80%的中等教育津贴、500%的高等教育津贴以及1 000%的铁路津贴。

然而，累进税制大幅降低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图18显示，在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产生之前，几乎所有工业经济国家都存在数量可观的“（相对）高度贫困户”。在福利体制产生前，图18中所列举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其高度贫困户（家庭收入低于中等家庭收入的40%）户数的占比达到20%以上。而经过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之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都将高度贫困户的比例降低到5%或更少。英国和其前殖民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进行财政再分配后，贫困户占比略高于欧洲大陆国家。但美国是个例外，在实行了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后，它的高度贫困户占比仍高达12%。换言之，图中除了一个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通过财政再分配将高度贫困户数量降低了2/3之多，其中比利时高度贫困户的下降幅度达90%，而美国只为44%。

注：贫困率为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40%的家庭占比。

图18 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前后相对贫困率的对比（1991年）

但是，平等是否也有不利的一面？欧洲更为平等的福利体系是否能够解释它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数据无法做出明确解答。尽管1994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在生产力增长上差距不断扩大，但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平等主义必将导致经济发展迟缓。但无法否认的是，全民福利体制的确诱发了不良动机，它引发了导致政府开支增长的不当行为。英国保守派没有限定领取失业补助的期限，这是个代价惨重的失误，经验数据表明无限期地享受失业补助降低了求职的积极性。另一个显著例子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财政政策在对待已婚已育的家庭上比单亲家庭或无子女家庭更为苛刻。将缴纳的税额和接受的福利都考虑在内，1971~1993年，收入最低的1/10的人口中，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每周实际所得增长了145%，而由已婚男子和全职太太组成的家庭，其相应收入仅增长了38%。这也诱使人们保持单身或离异，从而造成住房紧张以及福利经费的增长。1981~1995年，支付给单亲家庭的补助经费增长了4.5倍。

从某些方面说，这些不良动机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财政体制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考虑到它急剧增长的开支以及它的融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1960~1992年，工业国家的转移支付和补助津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增长到12%。如我们所见，这些开支上涨的经济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借款。而公债的增长将一个古老的变量再次引入再分配体制中（表9中省略）：它将财富以利息的形式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了债券持有人手中。福利体制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就是食利者的复兴，这个群体远没有消亡。

然而，21世纪初的债券持有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相比19世纪，他们在人数上更有保障。这是因为现代国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代表个人的机构所持有，如养老基金。1975年，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投资信托公司所持有的金边债券占金边债券总额的29.5%，到1999年，该比例达到62.3%。同期，个人持有的金边债券从18%下降至不到9%。由于住房投资和股权投资的普及，政府债券的投资占私营部门资产的比例有所下降，1970年英国金边债券占国民资产的40%，但25年后，该比例仅为1/4。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过机构间接持股的个人人数不断增长，这也许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所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债券的实际回报率高达9%，这多少有些类似于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见图17）。1997年初，英国金边债券投资者可以享受到14.85%的年回报率。

然而，即便是由机构代表的现代债券持有人也会感到不安，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债的增长也许并不能长久。但是，威胁现代食利者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企业联合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是现代民主国家尚无选举权的最大群体：青少年和未来的新生代。

世代间的游戏

如我们所知，关于公债，李嘉图的理论认为，政府今日借款的增加会被私人储蓄的增加所抵消，因为这一代人知道，如果没有这笔积蓄，下一代人还需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政府的债务。李嘉图认为虽然个人没有为下一代作永久计划的打算，但遗赠关系能够将数代人联系起来。但经验数据表明，这不是世人的行事方式。无论是出于“财政幻觉”还是出于对下一代人的经济命运的漠不关心，当前一代人并不是为下代人利益着想的利他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忽视下代人的经济负担，或认定政府靠借债支撑的公共开支是免费享有的”。因此他们将本可以通过“税收摊销”解决的债务问题留给了下代人。换言之，“债务的积累就是过去的纳税人从未来的纳税人那里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累计额”。要分析这种现象应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技术，即第4章所说的“世代账目法”。

关于世代账目，简单说就是个人一生中所缴纳的净税额，即某个时间点出生的个人在当前政策下，终身所要缴纳的税额减去所接受的转移支付。将现在新生代的世代账目与未来新生代的世代账目相比较，并经过必要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调整，就能衡量出世代之间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如果未来几代人的世代账目高于当今的新生代，则说明当前的政策是世代不平衡的，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由于跨期预算限制的存在，在当前政策下，政府无法对未来新生代征收等同于当今新生代的净税额。

计算世代失衡程度是一种反事实分析法，它可以提供信息，但它不能提供某种政策下的未来社会蓝图，因为它反映的是政府为了满足下代人的跨期预算限制而必须进行的财政调整。这样的计算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即财政政策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个问题也就转化为：如何在未来几代人时期不做过多政策调整的前提下，达到世代平衡。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政府的未来购买需要缩减多少，才能降低未来几代人的世代账目，以达到世代平衡的目标。无论需要缩减多少比例，我们都可以通过长期地、每年以相同比例缩减政府的未来购买来达到调整目的。另一种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长期同比增加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来达到调整目的，这么做将会增加本代人的世代账目，从而降低未来几代人的世代账目。

“世代账目”构建完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财政政策其实是“使得本代人去世时仍无法偿清政府开支而将负担推延至下代”。图19基于19个国家世代账目的计算结果，它显示了这些国家为达到世代平衡而采取的两种互斥的办法：或者提高税收或者缩减转移支付。这两种政策都可以通过长期的调整比例来定量。这两种调整值也间接地反映了各国世代失衡的程度。

图19 达到世代平衡的两种途径（所需达到的比例）

图19显示，7个国家需要增加10%以上的税收来达到世代平衡。奥地利和芬兰所需达到的税收增幅接近20%。如果德国全面提高税收，那么所有各级政府（联邦、大区、地方）和所有税种（增值税、工资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货物税、销售税、财产税、不动产税、馈赠税）的税率会在一夜之间增长9%。美国相应税率需增长11%，日本为16%。如果奥地利、芬兰和法国仅增收个人所得税，那么他们都需将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50%。只需通过温和地提税来达到世代平衡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葡萄牙和英国，它们所需达到的税收增幅低于5%。只有爱尔兰和新西兰无须通过提高税收来达到世代平衡。爱尔兰甚至可以降低5%的个人所得税，而无须为未来几代人的负担担心。

众所周知，提税在政治上难得民心。那么另一种方式，即削减政府的转移支付（它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开支增长和债务增长的根源）又将如何呢？图19显示，19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若想达到世代平衡，则需缩减20%以上的转移支付，它们是奥地利、芬兰、日本、荷兰以及美国。日本的形势最为严峻，它的转移支付的削减幅度需达到25%。爱尔兰仍是形势最为乐观的国家，它可以增加4%的转移支付。新西兰同样可以对转移支付略作上调。

这些数字发人深省。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只有两三个国家的现行财政政策可达到世代平衡。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则属于失衡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同时，这也暴露出美国自1998年以来计划的预算盈余只是空想。当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如何使用所谓的预算盈余时，它还属于世代账目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根据这里的计算方法，它的情况比意大利更为险恶。除非官方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被证实过于保守，美国的危急状况才会有所缓解，否则它的养老金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副总统戈尔曾一针见血地将养老金体制概括为“世代之间神圣的契约”。

另外，世代账目法对欧洲财政状况的评定结果也不同于传统的以债务和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的结果。这种传统的衡量方法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的《稳定和增长公约》中均有明确。若以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衡量标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毫无意义地规定任何想加入经济及货币同盟的国家，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可超过60%），则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的财政问题最为严重。但若以世代平衡的标准来衡量，则奥地利、芬兰、西班牙和瑞典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中，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的世代失衡程度最低。事实上，只要英国的劳动力生产率比预测高出0.25%，并且政府开支的增长不超过税收收入的增长，它的世代失衡状况即会消除。反言之，如果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无法达到要求，又不实行财政紧缩，那么它的状况则会恶化。如果政府试图仅依靠增加个人所得税来达到世代平衡（必须承认，这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它必须从1999年起长期将个人所得税提高9.5%，而到2004年，需要提高的幅度为11%，若留待10年后，该提升幅度将为15%。

为什么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呢？部分原因在于各国的财政政策有别，但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现今和未来的人口结构存在差异。表10列出了依赖比率，它表示低于或高于工作年龄（即15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人数与处于工作年龄（即15~65岁）的人数之比，最后两列表示低于或高于工作年龄的人数与实际工作人口之比。表10显示，与一些较为悲观的预测相反，主要国家（法国除外）的依赖比率低于100年前。不同之处在于，1900年被抚养的人口大部分是儿童：这些国家平均1/3的人口年龄低于15岁。如今儿童的人口占比仅为17%。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从5.6%上升到16%。世代账目的决定因素是未来50年中，人口老龄化将达到何种程度。在表10列举的所有6个国家中，预计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导致依赖比率在2050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参考有效经济依赖比率，则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被抚养人口将超过实际工作人口。在这些国家，10年内年龄达到或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将高于1/5。德国如果延续提早退休政策，则情况会变得更糟，虽然在20世纪70、80年代，提早退休被视为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的途径。在德国，年龄在55~64岁的人口中仅有39%还在工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到2010年，年龄超过64岁的人口占比仅为10%，这一优势以及它别具特色的税收体制，使得它的世代失衡为正面失衡。换言之，它未来几代人在财政上的受惠程度高于本代人。

表10 依赖比率，实际状况及预测（1900~2050年）

* 0~14岁+65岁或以上/15~64岁

** 0~15岁+65岁或以上/实际就业人数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分配冲突正在取代20世纪传统的阶级间的分配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消除食利者、工厂主以及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点。但代价是建立了全民享受福利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已难以为继。如果世代失衡，就如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一样，那么未来大幅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将不可避免。一种选择是，下代人为本代人的养老金以及包括债券利息在内（债券利息占个人养老金的很大部分）的其他转移支付而缴纳更高的税款。另一种选择是，缩减老年福利，如削减国家养老金、拖欠国家债务或是一场意外的高通货膨胀，这样账单又回到了若干年前欠账的那一代。

当然，世代之间的再分配并非新事物，公债和未备基金养老金通常意味着将财富从年轻人或未出生的人转移给老人，正如对教育的公共支出是将资源从老人转移给年轻人一样。但是现今的时代失衡程度可谓空前。老人很大程度上成为“起始世界”财政体系的受惠者，他们不仅享受着养老金，也是医疗福利的最大消费群，于是他们成为削减开支的突出目标。但是与年青一代和未出生的一代不同，他们享有投票权，于是问题就变成客观的世代间的利益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主观的政治冲突。

在过去，世代之间争论的通常是政治、艺术品位或者头发的长度，而很少因为财政政策下的再分配体制出现矛盾。在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中，巴扎罗夫满腹牢骚，但是老一代的公共开支并未由他们承担。今天，世代间财政上的冲突也是有限的，因为处于当前政策不利地位的年青一代没有投票权。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吉多·塔伯利尼的话说：“如果年青一代在债务问题上享有投票权的话，他们都会投反对票。”然而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养老金改革之争会使世代间未来的财政冲突更为明晰突出。

1979年英国的例子可以说明，新老交替在政治上影响重大。当时的撒切尔政府继承了一个双重养老金体系：一是设立已久的基本养老金体系，该体系下的养老金发放会根据零售价指数和平均收入指数每年递增；二是1978年新引入的附加养老金，即与工资挂钩的国家养老金。在第一次预算中，新政府对基本养老金每年递增发放的条例进行了修改，规定它只与零售价格指数挂钩，废除了它与平均收入指数之间的联系。6年后，附加养老金发放也变得更为苛刻。这些政策的改变，以及1980年后的收入增长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1980年为120%，1995年为180%），促使政府的短期财政存款大幅上升，而长期财政存款增幅更大（英国的未备基金养老金的负担远低于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到2050年前，英国仅为5%，意大利为70%，法国为105%，德国为110%）。担任1983~1989年财政部长的奈杰尔·劳森说道：“这个政治上的大胆决定……是重新获取公共支出控制权的关键一环。”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这些政策所反映的世代转移损害了那些即将退休群体的利益。意外的是，这些受害者的反应却是迟缓而温和的。

不同的年龄阶层在政治阵营的选择上虽说不是泾渭分明，但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支持工党，而老一代则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英国选举学家认为，选举年龄的下限从21岁降低到18岁，“很大程度上导致保守党的支持率从60%降到30%，并对工党1974年的连任起了决定作用。”此外在1997年，很大一部分年龄低于30岁的人群从支持保守党转而投向工党。而那些老年人，即便在撒切尔政府削减了养老金后，却仍对保守党忠心耿耿。1992年，年龄超过64岁的老年人中近一半的人支持托利党（保守党），这个支持率比托利党的整体支持率高出4%，到1997年，托利党的老年支持率仅下降了3%，而此时保守党的全国支持率已从43%下降到31%。老年人是支持托利党多于工党的唯一群体。1997年，工党放出消息称社会保障部秘书彼得·利利正考虑要废除养老金制度，这极大地动摇了老年人对保守党的信心。工党根据保守党的支持群体，对利利的改革提案予以重击，虽然托利党强有力的辩驳在投票前夕逆转了这一局面，但托利党65岁以上支持者的支持率随之急剧下降。在美国2000年大选中，戈尔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布什。在其他国家的选举中，靠“操纵老年人的恐惧心理”来拉取选票的手法被普遍采用。引一段1999年11月出版的欧共体条约文件中的几句话：

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中，转移给退休人口的资源占比不断扩大，这种就业人口和被供养人口之间的资源分配趋势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扭转，并且不引发重大危机与世代间的冲突，很难测算……如果现行的劳动力市场、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得到改革，那么未来50年中，人口老化带来的经济效应将致使欧共体不堪重负。

一个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吸收移民，虽然这在上面引用的欧共体报告中并未提及，移民通常处于就业年龄，而且他们的经济动机高于平均水平。事实上移民也正在发生。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约有8 000万人居住在非出生国，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亿人，约为世界总人口的2%。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平均每年约有85万的移民流入，只要这个庞大的移民流被迅速纳入美国税收体制，他们就可能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希望。德国同样也能从大规模的移民中获益（正如它在20世纪50年代一样），如今有730万外国人居住在德国，约占该国人口的9%。

不幸的是，许多最需要移民的国家却是最抵制移民的国家。奥地利是世代失衡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奥地利的反移民政策得到了最广泛的国民支持，公开仇外的自由党也因此在2000年进入了政府。但反移民法存在反效益，因为大部分国界实际上无法封锁，所以这些法令产生了大批非法移民，他们游离在纳税体制之外，因此对财政体系没有直接贡献。比如，欧盟国家中约有300万非法移民；墨西哥出生的居住于美国的700万人中有200万是非法移民，美国非法移民的总人数大约为600万。如果过去的历史仍将延续的话，那么这些具有不完全效力的反移民法在近期也不会有所松懈。美国和其他劳工输入国从一战前开始限制移民，当时排斥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移民，那时正值全球化的高峰时期。

反移民立法能够生效说明民主的偏好与社会的长期经济利益背道而驰（通常来说，移民会侵害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整体上它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同样，绝大多数世代账目法的倡导者对他们的建议是否会引起注意抱着悲观态度，无论这些建议是要提高税收还是要削减开支。政客们通常被认为目光仅局限于本届任期，他们不可能赞同符合下一代人利益但需要牺牲当今选民利益的政策。

为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下一章将从分配冲突的领域转移到政治的角斗场。如我们所见，科贝特的理想是通过民主化进程来改进财政政策：即选举权的扩大可以迫使政客们削减“该死的债务”，从而终结“食税者”的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新的债台又高筑起来，食税者的队伍非但没有削减，反而庞大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第8章

富足感因素的神话

你现在比4年前更富裕了吗？

——罗纳德·里根，1980年

经济态势和政府能否取得民心存在因果关系，这已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条公理。简单地说，经济表现直接影响着现任政府竞选的成败。这种新的经济决定论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克林顿总统虽然在他的绯闻官司中作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却没受到弹劾。到1999年2月，多数美国人认为克林顿确实犯有被指控的行为，但只有少数人希望他辞去总统职务。根据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和其他评论家的说法，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当经济处于强劲增长态势时……没有哪个总统会被解职。当民众表达民意时，他们是根据自己的钱包来投票的”。

《金融时报》记者指出，这就是克林顿总统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之间的区别，后者于1974年8月被迫离开白宫。在尼克松下台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支持率从60%左右降至30%不到……在那期间，生产发展速度为二战以来最低，失业人口上涨了100万，通货膨胀翻了一番……华尔街股市跌幅达到1/3”。而克林顿的支持率却从40%的低谷（在1994年肯尼思·斯塔尔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之时），上升到1999年底的70%以上，此时距莫妮卡·莱温斯基绯闻事件仅有一年。《金融时报》记者指出，这是因为“自莱温斯基事件曝光以来……美国增添了30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美国经济处于十多年来最强劲的发展态势。在华尔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个百分点”。

初看，图20似乎证实了这一分析。换言之，克林顿在1992年的竞选口号“经济决定一切，笨蛋”似乎在他的任期中得到了印证。

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收盘点位计，支持率根据受访者对“你是否赞同克林顿处理总统事务的方式”作出的回答统计得出。

图20 克林顿总统的支持率与道琼斯指数

你比4年前更富裕了吗？

在美国政治中，以经济为导向的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即已出现。1980年，在吉米·卡特的一次电视辩论中，罗纳德·里根曾说过：“当你在作出（投票）决定的那一刻，你不妨自问，你是否比4年前更富裕了……我们国家的失业人口比4年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英国政客们长期以来也是经济决定论者。事实上，经济状况能够决定政府竞选的成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皮尔首相认为政府影响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格拉德斯通也继承了这一观点。托利党的自由派施政纲领中有这么一条“公共经济即为公共美德”，它认为政府的目标就是削减税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降低国家债务。19世纪40年代对辉格党经济政策的攻击都集中在它的财政政策上，人们要求限制预算，但对经济增长却没有要求。但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观点出现了变化。迪斯雷利1872年在水晶宫的演说中提到，保守党的“历史职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政府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仍不得而知。在实践中，迪斯雷利倾向于依靠预算，试图通过税收减免来取媚某些利益集团，而不是提高综合生产。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佐证了俾斯麦在1878年的一番话：“经济事项在国内事务中日益突出，成为首要问题……政党可以作为某些利益集团形象鲜明的代表，这些集团可以为政党提供支持，并要求政党实施符合集团利益的政策。”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它们“与之前相比，都将被迫在经济问题上采取某一立场，并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履行职责”。典型例子是，格拉德斯通在1874年竞选失败后抱怨道：自己“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洪流冲倒了”，这是酿酒商和酒吧业主反对他改革麦芽税的后果。历史再次重演，1880年自由党的竞选获胜，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托利党那不得人心并终被废止的法案，即将自来水厂收归公有。因此人们乐此不疲地开着这么一个玩笑：“托利党被啤酒冲上台，又被自来水冲下台。”

在1880年的竞选中，人们第一次将综合经济差强人意的表现归咎到现任政府头上。在曼彻斯特印制的一份名为“事实就是铁证”的自由党传单中，罗列了“格拉德斯通上台时”和“身退时”索尔福德济贫院院内、院外接受救济金的人数，并与“洛德·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上台时”和“1880年1月1日”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份传单最后讽刺地总结道：“托利党执政时期，横征暴敛、贸易委靡，如果你还没受够这一切的话，就投托利党的票吧。”迪斯雷利自己也颇为这些言论打动，他曾对索尔兹伯里说：“时局艰难是我们的死敌，也是我们遭到口诛笔伐最终倒台的原因。”

如果有人能够为“艰难时局”开出一剂政府良方，那它可能会揭开政治经济学的序幕。事实上，不少人为此做过尝试。19世纪80年代，许多自由党人怀疑伦道夫·丘吉尔的“保守党的民主制度”只是为了达到竞选目的而对经济进行操纵的工具。1883年自由党杂志《真理》对丘吉尔的做法作出尖刻的讽刺：

“在这位贵族父权式的统治下……我们这些低微的民众将被给予较好的住房、一份义务全民保险计划、公共用地、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和济贫院，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回报……这种托利党民主体制的目的是为了置自由党于少数党地位，它便可见缝插针地上台执政，从而尽其所能地攫取公共利益。”

丘吉尔自己辩驳道：“除了保护并提高人民的物质利益，别无其他动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因为经济问题和削减开支问题，辞去了财务大臣的职务，而1893年格拉德斯通也由于同样的问题被迫请辞。另一位后维多利亚时期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家是约瑟夫·张伯伦，他曾在1892年说道：“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是……关于广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问题。”可是他仍囿于旧的意识形态，他提出的“帝国偏好”和“关税改革”虽然套用宏观经济学术语可称之为刺激就业的手段，但在许多选民看来，这也仅仅是1846年前保守党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当自由党重新启用贸易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宣传口号“你的食物将更贵”，并将他们的“大面包”和统一党的“小面包”并置于选民面前时，他们在1906年大获全胜。

格拉德斯通的自由贸易、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正统观点是如此具有生命力，在经历了一战时期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后，它再次成为主导思想。贸易保护主义和一战前一样，在投票中再度失利。之后继任的政府，直至1929年的工党政府，即便面对持续的高失业率，也只是延续旧的治理方法：低关税、高利率以及平衡预算。1930年，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加剧，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现在不是一派政党与另一派政党相斗的时候，也不是一帮政治家嘲笑另一帮政治家的时候。现在要求我们几代政府前赴后继地共同面对经济问题，而其成败将决定对我们的评判。”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金本位和自由贸易被中止，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才最终成为可能，这未曾预料到的和传统格拉德斯通主义的脱离，促成了联合政府的成立，它在1945年前有效地抑制了党派间的公开纷争。

战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展开了对权力的角逐：一种是工党温和的社会主义，它倡导特定行业的国有化，并提供普遍的福利；另一种是保守党的、大众化了的凯恩斯主义。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许多选民而言，前者意味着清贫的生活，是战时管制的延续。保守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对此作出应对政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念得到第一次公开应用，他们向选民兜售自己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政治工具，用来博取选民的支持。他们把“智者”巴特勒1953年的预算看做是后来在南森德兰递补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这是30年来政府对反对党的第一次胜利）。或许没有哪个政治家像哈罗德·麦克米伦那样深受凯恩斯《通论》的影响，或者说是深受罗伊·哈罗德大众版通论的影响。麦克米伦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是保守党获胜的基础。他在1957年7月与贝德福德的保守党人著名的谈话中说道：“大多数英国人从没过过这样的好日子。”两年后，保守党的选举口号是“保守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要让工党毁了它。”当自由党在1962年3月奥平顿的递补选举中获胜时，麦克米伦把它归咎为自己财政部长的经济政策不当。

工党也很快采用了相同的操作模式。哈罗德·威尔逊就对新的失业数字和两次递补选举在时间上的重合表示担忧，他认为前者会影响后者。1968年，他曾对《金融时报》说：“以往的政治历史表明，政府的地位以及在大选中让选民对其保持信心的能力，都依赖于它的经济政策的成功。”

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认为政府的支持率取决于经济表现、经济政策可以并且应该被用来维持选民的支持这一观点几乎成了公理。1975年7月，巴巴拉·卡斯尔沮丧地总结道：“3%的失业率可能会持续到1978~1979年，这为托利党获胜制造了良机，他们将乘机攫取我们以自我牺牲换来的成果。”两年后，当威尔逊的继任吉姆·卡拉汉开始为选举做准备时，约翰·西尔金在契克斯别墅的部长会议上说道：“人们投票给工党是出于希望，我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心。我们必须想办法降低失业率。”卡拉汉在总结发言中说：“要取得竞选胜利，我们应做好计划……工资收入对人民来说很重要，我们应考虑为人民的标准生活水平提供保障，充分就业是关键。”

这一时期政治家们对经济的操纵在托尼·本的日记中有充分体现。1977年9月13日，本“去见吉姆”：

“你对选举日期有什么看法？”他问。

“越晚越好。”

我们谈论了增加货币投入的规模和时间，我建议我们要秘密地增加货币投入。“我们没必要公开它。你说你不想制造选举前的繁荣，我们为什么不提早做呢？比如提高退休金，在补助发放上宽松一点，再推动一下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共医疗。”

1978年9月，卡拉汉在结束内阁会议时说：“不要忘记，人民口袋里有钱，政府才好运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撒切尔时期的保守党人虽然在其他方面与他们的前辈鲜有共同之处，但在经济问题上，他们都坚信经济是政治成功的关键。从1979年的“工党无用”到1992年的“工党的税收炸弹”，经济问题始终是保守党竞选时的核心议题。按照莫里斯·萨奇的话来说：“保守党在竞选中始终关注经济问题……保守党在处理经济事项时方法更实际、更精明……他们懂得如何照看好你的财富，这方面工党有所不及。”撒切尔和她的顾问们“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时，把经济作为核心议题”。

1979年保守党竞选时对失业率的强调很快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杰弗里·豪刚推出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后，失业人口飙升到320万人，这个数字是保守党上台时的2.5倍。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回忆录中，用纯粹的经济学语言解释了她早期不受欢迎的原因：

形势……非常严峻。通货膨胀率始终盘踞在11%~12%，利率高达16%。更糟的是，失业率不断攀升。1982年1月失业人口会达到300万人成为头条新闻，1981年秋我们就看到这已经不可逆转了。因此大多数人都无法相信经济衰退就快结束了……在党务会议前夕，我被媒体描述成“自选举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虽然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但撒切尔仍坚定地认为1983年选举的结果将最终取决于经济。同样，1987年大选临近时，她把经济复苏视为抚愈政治创伤（如韦斯特兰事件造成的政治创伤）的一剂良方，“我们的政策带来低通货膨胀下的高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失业率得到稳步下降”。1986年保守党大会恰逢“繁荣迹象明显，失业率下降显著”，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为我们下次竞选获胜开辟了良好局面”。

奈杰尔·劳森于1983~1989年担任撒切尔的财政部长，他在回忆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也认为保守党在1983年获胜，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与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胜利同样重要。“政府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最后几个月，经济复苏的迹象开始显现……经济迅速回暖，失业率大幅下降……有人因此提出应提前举行大选。”由于担心通货膨胀会在秋天再次回升，劳森的前任支持提前举行大选。而劳森和其他部长认为“不管何时举行大选，我们都能获胜。而经济复苏势态良好、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时，我们更有取胜的把握”。劳森将他回忆录中1987年大选那章的标题就定为“立足经济获得大选胜利”。

撒切尔时期的其他大臣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能够上台执政主要归因于经济。诺曼·特比特在解释卡拉汉政府竞选失败原因时，主要也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他建议1983年提前举行大选，也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到10月份，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从仲夏时的较低水平开始回升，失业率也会开始季节性地增长”。那年4月“通货膨胀率达到15年来最低”，这促使特比特要求6月份举行大选。在筹划1987年保守党竞选时，他认为“应尽早扫除诸如失业率等不利因素，并最终体现出我们的强项——经济、税收和国防”。他所提到的4个竞选关键因素中有3个与经济相关。诺曼·福勒也把1987年大选看做是基于经济上的胜利：“我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带来低通货膨胀率，良好的经济增长、税收的降低、住房条件的改善……许多人感到富裕了，他们担心工党会中断这一切。”而肯尼思·贝克则把1989年春政府的困境归结为经济困难带来的后果：“利率高、出现贸易逆差、民心开始背离。”到该年夏天，“经济开始步入衰退期，出现收支逆差，失业率开始上升，高利率使得我们大批支持者倒戈”。撒切尔的大臣中，最极端的经济决定论者当属尼古拉斯·里德利。里德利认为，不仅撒切尔的上台执政要归因于经济，经济这把双刃剑也导致她下台。

1989年秋的民意调查中，她的支持率非常低……托利党最核心的竞选资本就是他们被视为最善于管理经济的政党，而这一点突然间遭到了质疑。历史上，利率的高低与政府支持率的高低有直接联系。从长期看，利率越高，政府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就越低，反之亦然。

经济决定论的一个问题

然而上述那些政治家们如果目睹了1997年5月的大选，他们便无法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大选结果了。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经济和政治支持率之间存在关系的传统观点彻底瓦解。保守党宣言的第一章标题是“生活水准翻一番”，它的竞选口号“英国正在繁荣”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即经济繁荣会使选民再次投票给他们。英国的确在繁荣，自1992年4月上次大选以来，银行的基准利率从10.5%下降到6%，通货膨胀率从9.5%降至7.2%，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15.8%，平均经济增长率为稳健的2.4%。更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的选民知道经济发展良好，选举前一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选民认同“政府为英国经济的复苏打下坚固基础”，但对保守党来说，不幸的是被调查的人中只有1/5的人认为保守党有资格获胜。虽然保守党成功地把工党自1994年12月以来的领先差距在选举前大大缩小了，但他们的得票率仍下降了近11%，并在众议院的席位减少了170个。前副首相迈克尔·赫塞尔廷在1999年2月说：“经济衰退……摧垮了政府。”但梅杰政府的下台绝不是因为经济衰退。

于是，经济评论家们开始修改自己的分析模型以便与事实相符。按财政研究院的说法，尽管1992年以来收入增长是事实，但其增长幅度不如前几届政府。1991~1996年，普通的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其税收实际收入每年增长756英镑，但1983~1987年，相应数字是它的2.5倍，1987~1992年更是达到了3倍。简言之，1997年“让人们感到富裕的动力不足”。记者威尔·赫顿认为1992年以来，经济“成功”是表面的，“在经济的深层表现中”没有发生任何改观，而选民意识到了这点。第三种理论是，人们没有原谅保守党在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它导致了1990年的经济衰退和1992年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这一理论也是保守党竞选的主策划人提出来的：

1997年选举失利和此前的四次选举胜利相比，只有一件事改变了。在“英国陷入经济困境时，哪个党派在管理经济上有最佳办法？”在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被扣去了40分，从+20变为–20。在胜利和失败之间，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对政党的相对经济管理能力的看法出现了反转。

本章会阐述这个观点，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因素对选举结果所起的作用不大（至少英国的例子是这样的）。事实上，只在较短的时期内，即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经济和选举结果的关系较为贴近于“富足感”理论所指的关系。在其他时期，经济和政治胜利之间很少有稳定的联系。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试图操纵经济周期的政治构想通常会带来无法预测的负面后果：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刺激就业为目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指责为引发了通货膨胀。第二，选民不是简单地在经济增长时就奖励现任政府，经济衰退时就施以惩罚，选民面对经济变化时的反应更为复杂。

英国的实例

为了对经济在英国政治上的作用有个长远整体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832年12月，《改革法案》后的第一次大选。如表11所示，政府的组建与解散并非总是由大选决定。1832年以来约有51届政府，如果把每次选举都当做换届的话，得到的数字会略高于51，如果只计算首相更迭，得到的数字会略低于51。在此期间共有41次大选。在我们列出的50次政府更迭中，只有18次被认为是选举失败的结果。有22次现任政府赢得了选举（另两次的选举结果比较反常：保守党在1852年选举中失利，但在几个月后才最后下台；而1885年11月的选举是平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得权力制衡，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胜利）。其他政府更迭的原因在表中列出。

表11 政府更迭或首相变更的原因（1832~1997年）

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原因直接导致政府更迭的情况只有4次：皮尔因为在1846年要废除《谷物法案》而下台（严格地说，他是在《爱尔兰强制法案》上被击败的）；德比政府在1852年因为预算问题下台；阿瑟·鲍尔弗政府因为1905年的关税改革而下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因为在1931年削减失业福利而下台。与之相比，它与爱尔兰问题在导致政府更迭上所起的作用相当，而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更容易造成政府更迭（共带来9次政府更迭）。有11次首相的变更是由于健康原因，但没有一次引发执政党派别的改变。

那么长期来看，对经济因素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有没有更精确的描述呢？表12提供了一些确凿的数据，描述了自1922年以来英国经济因素在选举上发挥的作用。在1945年以前没有出现民意调查的阶段，我们可以观察选举前执政党在两次选举之间得票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变化，然后把它与同时段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变化进行对比。数据表明，在20世纪的英国，经济成功和政治成功之间基本没有关联。在21次选举中，只有10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率上升和政府得票率下降同时发生的情况。在失业率上（假设失业率上升会导致支持率下降），这样的情况有9次。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政府的支持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负相关，这意味着如果政府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话，政府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然而回归分析显示这具有欺骗性。统计分析显示唯一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是政府的支持率和失业率这两项数据。

表12 英国经济指标和选举结果（1918~1997年），与上次选举时各项数据相比其增减幅度（%）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项与我们直觉相悖的推论。重大的政府失利总发生在经济相对繁荣的时候，至少在以下几次选举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23年12月、1929年5月、1997年5月。1906年的选举也同样如此，那次选举中自由党的完胜和1997年工党的胜利非常相似。虽然在那次选举中，经济政策问题在影响选举结果上起了一定作用（这里指保守党在关税改革上的内部分歧）但当时经济状况良好：自1904年起失业率持续下降、出口额自上次选举以来大幅增长。相反，几次政府取得连任都发生在经济恶化时期，战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31年10月，当时是经济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1922年4月政府取得连任也发生在经济衰退期，而（如果“人们感觉更富裕”理论起决定性作用的话）这本应是工党趁势获胜的机会。

注：分析中的各项指数定义如下：

政府领先：民意调查假设明天举行选举，受访者中会投票给执政党的人数比例减去会投票给主要反对党的人数比例。

通货膨胀率数据：本年零售价格指数与上一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失业率数据（根据定义，1971年之后以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计算）未作出季节性调整。

图21 政府领先百分比和“困苦指数”（1948~2000年）

我们可以利用每月的民意调查结果、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些数据，对1945年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图21把民意调查中政府的领先百分比与“困苦指数”（即将当前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简单相加）进行了对比。从表面上看，两者的关系如“富足感”模型所预测，呈现出负相关的迹象，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上升会致使政府支持率下滑。1951年“困苦指数”急剧上升，阿特利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并导致它在10月的大选中失败。随后困苦指数走低，恰逢保守党在1955年夏和1960年秋人气高涨。1962年5月困苦指数上升到7以上，这也伴随着保守党领先地位的下挫。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这种相关性便不太明显了。1966年7月14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威尔逊对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发表评论，在这次民意调查中工党领先保守党16个百分点，威尔逊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似乎我们的政策越不得人心，我们的支持率就越高。”然而，在这之后政府的支持率便急泻而下，而支持率下降的幅度远远超过困苦指数上升的幅度。1974~1977年，政府支持率大幅下滑似乎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但1980年和1981年，高困苦指数对撒切尔政府的影响就小得多。自此之后，政府支持率的变化基本不再受困苦指数的影响。

如果用更精细的统计方法来分别分析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对政治的影响，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因素影响力下降的趋势（见附录B）。当然如图21所示，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在初期是存在的。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执政时期，失业率每上升1%，政府支持率便下降5%。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上升虽然破坏力较小，但同样也具有负面作用。对于第一届威尔逊政府而言，失业率上升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失业率每上升1%可使政府支持率下滑近10%。利率上升也与政府支持率下降相关，而高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较弱。有趣的是希思执政时期，数据的相关性与之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非常相似。而1974~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执政时期的情形也与之前的工党政府时期很接近，失业率通常伴随着较大幅度的支持率下滑。

然而，也只有失业率这一经济因素与威尔逊–卡拉汉政府的支持率在统计上呈现较明显的相关性。事实上，之后几届政府的支持率也只与三项经济指标中的一项相关：对保守党而言是利率，对于工党是失业率。这或许意味着撒切尔夫人已成功地把公众对失业率的关注转移开，在1979~1992年，失业率与政府支持率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另一点也让人颇感意外，虽然撒切尔政府积极倡导反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率与政府支持率的相关性也不强。但是，里德利“定律”似乎仍然适用，即利率越高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就越低：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基础利率每上涨1%，便伴随着政府支持率下降3%。

1997年大选之前的这段时期情况如何呢？从约翰·梅杰要不惜代价地保证物价稳定的承诺中，我们就可以得知1992~1997年通货膨胀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存在非常强的负相关性。但是1992~1997年有一点颇让人感到意外：利率和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呈正相关。英格兰银行基础利率每上升1%，政府的支持率便上升8%；或者准确地说，1992年9月之后，利率的下降伴随着政府支持率的滑坡。保守党所信奉的“感觉富有”模型恰恰与现实相反，这也注定了保守党的失败。更令人费解的是，1997年后失业率和政府支持率也呈现为正相关，表现为当失业率下降时，布莱尔政府的支持率也出现下降，这是现代工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政治商业周期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选举结果并不取决于经济，或者说至少不总是取决于经济。一种解释是，政治家缺少成功操控经济的技巧。

在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安东尼·唐斯认为，“政党是为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而一旦当选，“民主政府会理性行事，以获取最大的政治支持”。这一论断成为威廉·诺德豪斯“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认为政府会操控经济，使得经济周期在下次大选前达到波峰。从本的日记以及其他我们引用过的数据源来看，政府的确试图这么操作过。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有现实数据作为明证。至少在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新西兰，失业率似乎遵循着政治周期，它在政府执政的前两年上升，后两年下降。我们看到英国的数据似乎没有呈现出相同的模式。但是通过稍稍不同的方式我们就能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2/3的选举中，选举前一年可支配收入的增幅高于平均增幅。

通过扩张性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带来的麻烦是，这会引发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当政治家越来越频繁地给经济注资，菲利普曲线（反映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相关性的曲线）会变得陡直起来。许多评论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周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因为这会提高“对政治的过度期望”，塞缪尔·布里坦说。彼得·杰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道，“政治经济危机”似乎即将来临。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危机表现为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反冲力。

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出现两极分化，政治商业周期理论也不免要针对党派特征进行修正。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左翼政党因为其劳工阶层成分而更关注失业率问题，而保守党因为代表着食利阶层的利益，故而更关注通货膨胀率。1997年，一份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战后英国在保守党执政期间的失业率要高于工党执政期间。同样，相比共和党，民主党更倾向于促进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因此许多国家保守党执政时，一旦发现通货膨胀在政治上弊大于利，就会对它进行调控。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一直抱怨，一些政治家的回忆录也证实，保守党执政时总是以利率变动造成的政治影响为前提，适时地对利率进行调整。在1983~1987年，面对宽松货币政策所招致的不满，保守党“为了影响民意，确实调控过货币供应量”。对于保守党几次适时地大规模增加公共开支行为，有理论解释为保守党要（通过减税）提高财政赤字，目的是为了制约与之竞争的左翼政党，如果他们上台的话，将被迫限制甚至削减预算其他方面的公共开支。

然而，一旦选民看穿了政客们的意图的话，这种对名义经济指标所做的政治修补可能不会带来多少实质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商业周期就只能表现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上，而无法体现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这些数字上。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因素在政治上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解释为人们认识到无论哪个政府，它的政策总会产生新的经济问题，幻象因此破灭。换言之，一个政府越想集中解决某个经济变量的问题，这个经济变量和支持率之间的关系就越淡化，因为其他经济问题会随之产生。这也是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的变形，即仅依据一个经济变量来制定政策的行为不利于该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对于政治商业周期效应的消失或减弱还有另一种解释，这与选举方程式中另一个更复杂的变量有关，即选民。

投票函数

政治学家赫尔穆特·诺尔波特曾写道：“几乎在任何地方，经济都如同一条纽带将选民与政府像连体婴儿一般紧紧绑在一起……投经济票的观念在民主社会的公民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程错综复杂并时有意外发生。事实上，对民主社会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认为经济和支持率直接相关的简单观念应被抛弃。

诺尔波特所使用的数据范围包括38个国家，但他只对最近选举中执政党的得票率做了分析，在（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比较了执政党的得票率和选举前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后，他发现“选举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执政党的得票率即会上升1.5%”。另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和美国也有类似的“投经济票”现象。然而，帕尔达姆在1991年对1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40年来“投票函数”的调查发现，执政党的得票率和各项经济指标（失业率、物价上涨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只有表面的相关性。如果用更为严格的统计方法来检验，即使把政府的政治派别、党派数量、国家规模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这些相关性也会变得非常弱。只有做出以下调整：执政党对经济表现应负责任的程度不同（考虑到政治制度不同），并且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经济和选举之间的明显相关性才会体现出来。

对某些国家更为详尽的调查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调查研究大量集中在美国），对经济和投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8个问题：

1. 选民在意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或其他经济衡量指标吗？

2. 选民是被个人利益驱动，还是会考虑共同利益？

3. 选民会因为对党派存有看法而影响他对经济的评判吗？

4. 选民会因为自身所处的阶层而对经济产生不同的看法吗？

5. 选民的行为是不对等的吗，即他们会重罚轻赏吗？

6. 选民依据的是历史还是预期？

7. 选民是短视的还是理性的？

8. “富足感”，即繁荣的主观感受，比起真实的生活改善，哪个更重要?

以下段落总结了政治学家给出的主要分析结果。

1. 经济指标。 对大量国家的分别研究表明，各项经济指标对于选民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有很大不同。比如，一项针对1896~1964年美国议会选举的研究发现，选举结果与实际收入变化的相关性较为明显，和价格呈负相关但相关程度稍弱，而和失业率没有实质联系。在分析了20世纪美国总统选举后，雷·费尔发现选举前一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对于选举至关重要。准确地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现任政府的得票率将会上升1.2%，而同幅度的失业率上涨会导致得票率下降2.3%。2000年竞选时，对于戈尔的支持者来说这一基于经济增长的模型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当时戈尔在选票上落后）。

在英国，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发表于1970年的一份关于英国选举的研究发现，这两项经济指标对战后英国政府的支持率都有影响（同时要将以下因素考虑进来：失业率变化带来的影响有6个月的滞后期、新政府当选后的“极度喜悦”、转而支持选举前的在任政府）。之后对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的数据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然而，也有其他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段时期，相比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是更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历史记录显示，人们的关注点在转变。吉姆·卡拉汉不再认同托尼·本所提出的选举获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就业”这一观点，标志着1977年9月经济大环境发生了转变。

“坦率地说，”吉姆说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失业率非常重要么？我记得1935年大选时失业人口为300万，但工党仍然败北。”

本：“但是1945年大选时，失业率是竞选的核心问题。”

“事实是，”卡拉汉说，“通货膨胀率会影响所有人，而失业率只影响少数人。”

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卡拉汉开始怀疑选举前“给经济注资”的功效。当时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也赞同这一点。1978年9月14日，希利对他的内阁同事讲：“在民意测验中，失业问题之所以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中排在第一，完全是因为现在物价稳定。如果物价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问题将重新回到第一的位置。”

公众对通货膨胀率关注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来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更为激烈。1971~1986年的联邦德国在说服选民改投政党时，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为重要。1978~1987年的法国，这两项指标与执政党的支持率都有关系。但是这些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都没达到英国的水平。1975年8月英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7%的峰值。与此同时，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11%，而德国则低于6%。另一方面，英国的保守党还必须努力维护反通货膨胀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负面作用是致使失业率翻一倍。撒切尔后来回忆她第一届任期时写道：“通货膨胀率从20%下降到4%，这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1983年）大选临近的时候，反通货膨胀成功是我们最具吸引力的唯一成就……然而它带来污点当然是失业率，当时的失业人口高于300万。我们要在竞选中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我们正为此采取哪些行动，这是至关重要的。”奈杰尔·劳森同样把1983年的选举看做是对“失业率的上升对执政党即意味着灾难”这一传统观念的颠覆。他认为，到这个时候失业率已不再是衡量“富足感”的好指标了，“为了解决几十年来人浮于事的问题而引发的失业，在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在职者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与以往的失业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对“投票函数”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实际收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这些指标上，但该函数也存在着其他变量。税收政策值得更多的关注，乔治·布什在1998年8月就曾做过臭名昭著的许诺：“相信我，不再会有新的税收了。”近年来这种承诺在竞选中变得相当重要。贸易政策对竞选也起着重要作用（如同在19世纪），1988年加拿大大选前夕，由于自由党拖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导致大批选民改旗易帜。另外也有证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为英国保守党赢得了不少选民。事实上，特定指标对政治的影响力会随时间而改变（也会随地点而改变），比如在美国，家庭收入与政府支持率的相关性在20世纪50年代很强，60年代减弱，但到70年代再次加强。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使得“富足感”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英国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2. 个人利益还是共同利益？ 对美国的调查研究表明，选民在作投票决定时更易受整体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不是考虑其个人的经济状况。这意味着选民的行为是“社会型的”，或者可能是“利他型的”。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自立”的美国人不愿把个人财富状况归咎于政府。比如1984年，只有约5%的美国选民把他们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变归咎于政府的税收政策。然而，要区分投票决定是受个人经济状况影响还是受整体经济状况影响还是比较困难的，仍有许多预测家把“比起一年前，你是更富有了还是更贫困了”这个问题，看做是衡量选民投票意愿的好指标。

3. 不对称的党派预期。 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是，选民对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经济预期。他们认为右翼政党会带来低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而左翼政党会带来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假如不存在其他原因的话，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选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没有抛弃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需要对上述描述做重大修正：比如1979年，英国选民认为工党比保守党更擅长应对通货膨胀，并且民意调查显示通货膨胀是当时选举的重要议题，可是工党还是失利了。此外，在随后的3年中，失业率上升，选民们没有转向工党，而是转向了新的社会民主党。

4. 阶级投票。 我们之前的论述都是将选民当成无差别的同质群体。但政治学家们长久以来都在论证，选民的经济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随其所属的阶级而变化的。英国的政治评论家认为，社会阶级和党派拥护之间的密切性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后已开始减弱。早期“富足感”理论的支持者，比如安东尼·克罗斯兰，就深受这个观点的影响。他们认为当选民放弃旧的阶级归属意识时，就会追随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能够带来低物价和高就业。近来还有人认为，阶级已经被其他社会特征所取代，在如今，种族和宗教更为重要（尽管影响投票行为的一些“新”决定因素，比如所属行会、屋主身份，仍很难脱离阶层范畴）。这就为为什么20世纪50、60年代经济与政治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它与当时选民阶级归属感较强有关，而20世纪70年代后，阶级意识的消除也削弱了宏观经济指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然而，如今仍有人认为阶层意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用个粗略的衡量方法，比如“奥尔福德指数”，这个指数是衡量投票给工党的手工业者和非手工业者的比率的差异，那么它会显示出阶层的政治归属意识已经淡化。但是用更精准的方法（比如把手工业者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因素考虑进来），那它会显示出阶层的政治归属感依旧存在。大量研究表明即便是在近期，相比其他阶层，失业率的上升更容易引发工人阶层对左翼政党的支持。

5. 不知感恩。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选民的行为是不对称的，奖少罚多，即对经济表现不良的政治家的惩罚多于对经济表现良好的政治家的奖励。比如1963年和1964年，在被调查的英国选民中，那些认为经济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恶化的选民，相比那些认为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选民，有两倍的可能性要对政府作出回应。自1951年保守党执政以来，经济增长迅猛，应该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状况恶化的个人仅占少数，但1960年开始，政府的支持率却开始急转直下，哈罗德·麦克米伦对此臆断道：“可能经历了1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后，人们厌倦了。”从选民的不对称行为角度说，这些从来没有如此富足过的大多数人比起那些要惩罚政府的少数经济失利者，似乎更不愿意去奖励政府。

6. 农民还是银行家？ 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选民对政治家的评定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表现上的，还是建立在对他们未来表现的预测上的？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选民是属于往后看的“农民”，还是往前看的“银行家”？有证据表明，美国存在根据以往历史进行投票的行为，比起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这点在总统选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根据以往历史做出的投票决定往往也掺杂着其他因素，比如对某一政党的长期拥护（“我们这个家庭/街区/城镇一直以来投的都是共和党”）。当然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应考虑未来的政府会怎样做，而不是过去的政府做了什么，然后再作出投票决定。一些美国的调查表明，影响选民投票决定的是预期而不是以往的记录。英国1992年的选举可以被看成是预期式选举的例证：选民没有因为过去的经济萧条而惩罚保守党，对经济增长的期望让选民再次选择保守党。有这么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的支持者都是以前瞻性的眼光进行投票，但他们对工党的评判却仍顽固地建立在以往的历史上。由于这个原因，“谁将成为最好的首相”这一问题的答案，相比根据以往记录进行评定打分，更能引导投票意愿。

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因为对未来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上。但是，即便同时建立在过去记录和未来预期的模型也可能是错误的。保守党在1997年的选举前抱有“巨大希望”：“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会提高人们对下一年个人财务状况有进一步改善的预期，从而人们投票给保守党的意愿也会加强”，然而这一切都没发生。

7. 愚弄民众。 农民还是银行家的问题引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根本性分歧。有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商业周期早期支持者）认为选民是短视的，看不到大选前“贿赂选民”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代价。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选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并具有前瞻性，因此“不会总被政府愚弄”。这一说法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总统任职期内，美国选民常会改变所拥护的政党。

8. 感觉还是事实。 主观的富足感和事实上的富足并不等同。莫里斯·萨奇认为，影响投票决定的是“经济的主观感受”，而不是“经济的客观事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愚弄民众比起往他们钱包里塞钱更重要。

对于选举行为有这么多种解释，而几乎所有这些解释都有经验数据相佐证，无怪乎，选举行为是如此的随机不定、难以预料，政治学和经济学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事实上，政治方程式不是线性的。经济关系虽然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但经常被政治事件干扰，从而使这些规律性无法得到体现。英国近代历史上有三起显著的例子：福克兰群岛之战，它无疑帮助保守党在1983年的选举中转败为胜；1990年开征的人头税，这项违背了经济和政治理性的措施，引发了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1992年英国脱离欧洲汇率机制，而这在根本上是由于德国统一导致欧洲利率上涨而引发的。唯一能挽救政治和经济之间残存的一些线性关系的方法是，把这些事件纳入模型中来。把政治变量纳入模型中，以便精确考察这些事件的影响，就能对1979年以来保守党的选举表现进行解释，并且至少有两次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这样做是否就能挽救“富足感”理论了呢？这仍值得怀疑。戴维·桑德斯试图用来解释1979~1997年保守党得票情况的等式的8个变量中，只有两个是经济变量：税收指数的变化和家庭财务状况正负预期相抵后的净额；而政治变量有4个（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外，还有托尼·布莱尔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工党领袖出现）。为了使模型的预测结果和纷繁错综的现实相吻合，只要模型构建者认为有必要，添加更多这样的变量到这一等式中也没什么不可以。

政治疲劳

如果那些逐渐主导英国和美国政治的广告商和舆论导向专家是正确的，那么实际经济指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关系的破除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仅仅是主观感知起作用，那么政治家们只需把精力放在购买到最有效的竞选方案上，而理想的主题就应该是：“在过去几年我们的领导下，你们感到了富足，如果你们再次推选我们，你们将会感受到更加美好的未来。”

有3个原因导致这种策略不能持久。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满意度的增长是边际递减的。调查显示，富人比穷人更有幸福感，但如果这些被调查者在经济快速增长5年后再次接受调查，那么他们幸福度的增长不及他们收入的增长。比如日本，自1950年以来，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但调查显示他们的幸福度却没有变化。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并非就最幸福，一份调查全球各国幸福度的结果显示，美国人的幸福度世界排名第十三，冰岛第一。然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排在第七位，冰岛排在第十六位。

有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能会为执政政府加分，但当经济繁荣成为常态，对政府的嘉奖便会减退或变得平缓。促成20世纪50、60年代选举结果的是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人们在20世纪50、60年代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富有”，而不是一般的“感觉富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是，在超过某个临界点后，收入增长不会再提升感觉。用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的话来说，富人会因无法得到消费满足感而陷入枯燥的享乐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生活节奏加快也会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我们使用的衡量经济繁荣程度的传统指标，没有包括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污染和交通拥堵。

选民们逐渐不再相信政治家所做出的感觉将会越来越好的承诺，其第二个原因是，选民们在整体上对政治的幻想破灭。这一现象德文称为Politikverdrossenheit，可以翻译成政治疲劳。它的一个明显症状表现为参加投票人数的下降。有人认为投票率主要是由选举的重要性来决定的。如果某项选举十分重要，并且参加投票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那么选民们就不会待在家里。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点，即从整体上说，选举的重要性已不及30年前。对于英国的大选，投票率从1959年的85%下降为1997年的70%。而在地方选举和欧洲选举中，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欧洲从1994年的57%降至1999年的49%。

与此同时，投票的易变性，即选民改投其他政党的情况有显著增加。1964年英国选民中的47%具有高度党派忠诚度，到1987年该比例仅为16%。1981年的冰岛，24%的选民表示他们并不对任何一党感觉比较亲近，8年后这个比例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8%。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大陆，这种易变度也在增长。涵盖了欧洲13个国家的佩德森易变指数（计算方法为将各个政党在前后两次选举中得票率的变动值相加再除以2），在1948~1989年约为8%，到1990~1994年达到14%。另一种衡量易变度的方法是净转移总计（等于支持率上升的各个政党的得票率变动值合计），根据这计算方法，意大利1994年的投票易变度为37%，这一数字是1985年到1989年间欧洲各次选举中最高值之一（德国在革命后的1919年，该数字为48%；法国在结束纳粹占领后，该数字为36%）。

德国的政治疲劳现象由于其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尤其值得关注，因此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德国的情况。德国人中声称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数比例从1990年的57%降到1997年的40%，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一下降趋势则是有误导性的。是德国的统一促进了人们在1989年后提高对政治的兴趣，虽然这一促进作用在1992年后逐渐减弱，但在1994年、1995年仍能被感受到。而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数占比在20世纪50、60年代远低于40%（1952年6月该人数比例仅为27%）。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对政治家这个群体，人们的态度显然有了巨大的转变。1972年，对于“你是否认为当选伯恩的联邦议会代表必须具备相当的能力？”63%的联邦德国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有23%的人回答是否定的。但到1996年，只有23%的人回答是肯定的，而答案是否定的人数比例达到59%。而自统一后，民主德国对政治的幻想也迅速破灭。1991年，对于上面提到的代表能力问题，44%的民主德国人回答是肯定的，而到199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1995年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2/3多认为，联邦议会代表这一重要角色应代表公民的意志和利益，但只有1/3的受调查者相信他们选出的代表履行了这一职责；同样约有1/3的人认为，代表们同等程度地考虑其自身的想法和目标；而一多半的人认为他们选出的代表薪酬过高，78%的人反对给代表涨工资，这点我们会在下一章再次提到。

对四大党派表示失望的人数比例也呈现出间歇性地上涨。1983年只有29%的联邦德国选民表示对所有各大党派不抱希望，而1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57%，虽然在1993年和1994年，这一比例大幅下降，但1997年4月，它再次升到50%。民主德国人的态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公众越来越不了解德国选举制度。德国选举制度规定每个选民可投两票，一票是推选本选区的代表，一票是推选党代表，而后者决定了联邦议会中政党席位的比例。1980年的调查显示，54%的选民了解这个制度。而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1/4的选民意识到第二票才是决定性的。

如果把这些现象称为“魏玛现象”则有些言过其实。今天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认识到应抵制反民主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那些披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外衣的反民主政治主张。而政治疲劳也不仅只存在于德国。1999年11月，法国选民被问到如何看待政治时，57%的人的回答为“持怀疑态度”，27%的人表示“感到厌倦”，20%的人表示“厌恶”，只有25%的人认为政党或领袖很好地代表了他们。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坍塌，其之前总会出现以下不良前兆：选民投票易变度高、党派纷争不断、公然的政治腐败。

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使民众感觉富有，其第三个原因是，在满意度边际递减和政治疲劳上升的情况下，现代政党竞选宣传所需要的经费将超出其支付能力。

195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党内会议上说：“把竞选高位的候选人当早餐麦片来包装推销，获取选票……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亵渎。”他保存了尊严，却连续两次在竞选中败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可能如“富足感”理论所认为的，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的胜利同样应当归因于他在竞选中的资金优势。我们现在就要转向金钱关系这一议题，探讨政党的财务状况和取得竞选胜利之间的联系。

第9章

银桥综合征：选举经济学

“我寻求的是游戏，如果游戏渐渐消失了，就再不会兴起，那时谁又会在乎选举呢？”

——特罗洛普《你能原谅她吗》

当安东尼·特罗洛普笔下意气风发的青年英雄菲尼亚斯·芬恩作为自由党人竞选议员时，选举的结果已不言自明了。当时只有307名在册选民，“他们是如此远隔世事，对世间的美好事物又是如此无知，他们压根儿对贿赂一无所知”。并且本地的豪绅图纳伯爵也在与自己的哥哥（当时的保守党议员）发生争执后不再支持他。特罗洛普在完成《菲尼亚斯·芬恩》这本书一年后，自己也成为议会候选人，然而他却没有他笔下的主人公那么幸运。他所竞选的选区是约克郡东赖丁地区的贝弗利区，那里是当时英国最为腐败的地区之一。1857年保守党成员亨利·爱德华兹爵士来到此地后，便对选民进行了系统的“收买”，以至于“工薪阶层（1867年刚获得选举权）把投票的权利当成一种赚钱的手段”。爱德华兹付钱让酒店老板免费散发啤酒。在进行市政选举时，这位保守党代表坐在名副其实的“金球酒吧”里，散发钱币，并把收受人的名字仔细地记录下来。特罗洛普在他的竞选活动中花费了400英镑，但以740的得票数败北，而爱德华兹则获得了1132票。贿选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贝弗利区的选举，结果发现800多名选民接受了贿赂，这个选区的投票权因此被剥夺。

读一读特罗洛普在他的小说《首相》、《公爵的孩子们》中描述的他的这段经历，我们将会认识到从1750年到1860年间，英国的政治生活并无多大改观。在虚构的被称为“银桥”的选区，候选人被迫交付给本地律师500英镑的支票，“诚实的公民”明目张胆地索要“少量的金钱资助”来换取他们的选票，本地酿酒师不敌依附贵族的年轻人，落选的候选人扬言要用武力报复他的对手。虽然在1832年和1867年通过了两个主要的改革法案，但是特罗洛普笔下银桥竞选的腐败程度也只是略微逊于威廉·霍格恩在1753年生动描绘的汉诺威竞选。

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现代的“银桥”。如今，如果议员竞选活动的支出被发现超出法定最高数额，哪怕只有几英镑，就会被逐出下院。而且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也不会直接塞进选民的腰包。然而21世纪初的政治在其他一些方面，和特罗洛普时代确有相似之处。现代民主社会的选票不能直接用金钱收买，但仍需要花费金钱来确保获得选票。今天的选民不是被贿赂，而是被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聒噪着去投票。正是这种竞选费用的上升，而不是个别政治家道德上的不检点，使得新形式的腐败在政治体系中悄然蔓延。

从政如从商

1997年5月工党选举获胜的第二天早晨，《国际先驱导报》祝贺了“布莱尔集团”的选举胜利。3个月后，在解释为什么用“公民陪审团”对特定政策进行民意取样时，这位新首相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你在经营一家公司，比如塞思斯伯里、马克斯–斯宾塞这样的企业，你需要时不时地检验一下你做的事情。”《卫报》评论道：“首席执行官托尼·布莱尔想保住他的工作，所以他给顾客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同时，《观察家报》敦促布莱尔“像经营现代公司”一样来经营他的政党，使每个人都能在从“这一新的治国企业中获利”。这样带有比喻性的言论很快被付诸行动。在工党组阁的政府中，没有哪届政府像1997年布莱尔的政府一样，有那么多大臣来自商界。而保守党，这个自斯坦利·鲍德温时期以来被公认为商界的政党，也马上效仿这种把政党商业化的模式。保守党在这次败北后，开始转而向前麦肯锡管理咨询家和阿斯达连锁超市董事长寻求领导之方。威廉·黑格和阿奇·诺曼很快为这个政党设计了新的管理架构，它赋予“董事会”极大的决策权。

这不是英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管理语言和政治语言趋于融合。1992年和1996年罗斯·佩罗特竞选总统所依据的就是这样的理念，他提出只有商人才能使“美国扭亏为盈”，好像美国是家规模庞大的亏损企业。1999年7月，西门子首席执行官敦促德国总理施罗德，制定财政政策要基于“同业标准，这是个在商界司空见惯的概念，但在政界却不常见”。同月，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鲍里斯·贝雷佐夫斯基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商人竞选议员；“简单来讲，资本雇佣当局来工作，雇佣的形式就是选举，只要选举是竞争性的，投票就是理性的。”贝雷佐夫斯基本人在从政前就通过经销汽车和广告赚了上千万。《华尔街时报》阐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理念是“政治市场唯一的商品……最佳理念卖得最好，消费者就是选民，他们在投票时做出了选择”。人们普遍认为，商人为政界带来了独特的技巧，这种技巧虽取之于商界，但同样适用于政界，这也是意大利传媒大亨西尔维奥·贝尔鲁斯康尼政治魅力的核心所在。在极端形式下，这个观念被简化为：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生意。

但是赢得支持率和赢得商业成功之间的相似程度究竟有多大呢？为了理解这一类比，我们可以把选举看成是一场对某个公用事业控制权的争夺战，而这个公用事业，鉴于它的核心业务，我们将它称为公共福利公司。这家公共福利公司规模庞大，虽然它在许多重要市场都享有垄断权，并拥有庞大的客户消费群（纳税人以及他们供养的家属），这些消费者绝大多数也是股东（选民），其中许多人能够获得分红（享受国家福利），但是这家公司却陷入了重重困境。这家公共福利公司为消费者提供广泛多样的服务。它开办医院、学校，修建大规模的公路网；它还是家保安公司，设立警察、监狱和军队；它还对一系列其他行业，从大学到广播公司实行控股。但它的问题是，自1973年以来连年亏损，为了能继续分红，它被迫：a. 削减资本投资；b. 全面提高它提供的服务价格；c. 间歇性冻结雇员工资；d. 降低分红的实际价值，并对某些阶层的股东完全停止分红；e. 加强对区域、地方分支机构的中央集权。无怪乎，消费者（约5 800万）、股东（约4 300万）、雇员（360万）都感到不满。

再来看看政治党派，他们是小得多的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赢得并保持对公共福利公司的控制权。为此，主要反对党需要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运动，指出当前管理层的弊病。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说服股东（即选民）在每5年一次的下次大选中投他们一票。如果反对党成功地做到这点，他们就会与公共福利公司合并，公共福利公司的董事会将被反对党的董事会所取代。反对党为了取得运动的胜利，也可以采用控制公共福利公司的下属机构（比如地方政府）或策反公司员工的方法，尽管今年来公共财政的集权化，以及公共部门工会的衰退致使这些战术不及以前有效。

政界商业和真正的商业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反对党要赢得公共福利公司的控制权相当困难。作为反对党，它只是个集智囊团、广告机构和休闲俱乐部于一身的混杂体（虽然最后一项功能已经消退）。在野期间，它实际上并不参与它自称十分擅长的管理活动，除非它在地方或大区上拥有实质的权力。而执政党却管理着这个规模宏大的公司，即现代国家。和19世纪一样，反对党必须说服选民改变他们所拥立的政党，但他们无法再依靠在酒吧散发免费啤酒的办法，他们必须用对未来的许诺来说服选民，许诺要改善公共福利公司的管理，无论是许诺增加投资、降低价格（税收）、改善员工待遇，还是提高分红或是调整结构以提高效率。而执政党却可以立即提供这些，并且执政党拥有更雄厚的资本来开展研究、宣传政策。

政治和商业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此：财务领域。现代民主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可能就是政党自身的预算规模与他们所谋求执掌国家的预算规模之间的巨大落差。如我们所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后者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不断攀升，而前者却大幅下降。1880年候选人竞选总开支超过170万英镑，以1997年的物价计算，每一票的成本超过20英镑，相比1997年每一票仅为42分。自1880年以来，候选人的竞选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竟下降了98%，见图22。

图22 英国选举的实际成本：候选人公布的大选费用（1880~1997年）

当然，各政党在过去20年中，经费开支有所上涨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政党很少依靠不计报酬的志愿者，而是更多地依靠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咨询家。众所周知，1997年的竞选费用远高于1992年的竞选费用。保守党的竞选开支为2 400万英镑，工党为1 700万英镑，自由民主党近300万英镑，合计为4 400万英镑。而5年前3个政党的合计开支为3 200万英镑。图23的数据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它显示出3个主要政党的实际竞选费用自20世纪70年代后有显著增长。保守党在1997年的竞选开支是其在1974年2月的3倍，工党也是如此。即便按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计算，各政党的竞选开支合计自1979年以来也上涨了近55%。而这些数字尚未把各政党不断增长的日常管理费用计算在内。如果对主要政党的各项费用开支进行分析，包括日常的、非竞选支出，那么政党开支上涨将会得到进一步证实。其中最明显的是工党。保守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常费用支出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种现象绝非英国仅有，欧洲也有相同的情况。奥地利的竞选费用从1975年到1990年翻了一番，瑞典从1982年到1988年也同样如此。爱尔兰政党在竞选上的花费也不断上涨：联合爱尔兰政党的竞选预算从1969年到1989年增长了3倍（荷兰是个例外，那里的竞选费用略有降低）。

在竞选开支上美国尤为声名狼藉。根据1999年年中的预测，在选举克林顿总统继任者上的花费比1995~1996年的大选高出50%。在1987~1988年的两年选举周期里，参、众两院候选人的竞选开支为4.59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多。总统预选候选人还要额外支出2.5亿美元。总统候选人自己要支出9 000万美元。1995~1996年，这3笔开支的对应数字分别为：7.65亿美元、2.44亿美元、1.53亿美元。这些数字以欧洲的标准看是触目惊心的。英国三大政党在大选中的总费用约为6 600万美元，而1995~1996年美国联邦选举的总费用（包括预选、总统选举和国会、议会选举）超过了20亿美元。

图23 英国三大政党的竞选费用（1964~1997年，千英镑，按1997年英镑价值计）

图24 保守党和工党的主要开支（日常支出和竞选支出，1900~1992年，千英镑，按1997年英镑价值计）

和英国一样，对于美国我们也要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分析。以名义价值计算，1987~1988年到1995~1996年，总统选举的总费用增长超过25%。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实际价值计算，这一费用基本没有变化。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计算，这一费用实际上从0.016%降到0.014%。从这些微小的数字可以看出，美国民主政治的费用并不像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么负担繁重。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选举费用的总额，比起飞利浦·莫里斯烟草公司在上一年的广告预算还略低了些。

然而，在多个重要方面，美国的政治费用呈现上升趋势。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两大政党在联邦选举上的开支，从1983~1984年到1995~1996年增长超过20%。这一增长几乎全部由民主党产生，它的竞选费用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长了86%。同样以实际价值计算，捐助总统候选人的联邦基金从1980年到1996年增长了28%。虽然国会参议院选举的实际总费用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竞选席位数量的下降，故而每个席位的竞选费用实际上有大幅增长。政治行动委员会实际支出也在增长：为众议员候选人的捐助增长了54%，为参议员候选人的捐助增长了64%。国家政党委员会为“政党建设活动”募集的“软资金”同样涨势惊人，它从1992年的8 600万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2.62亿美元。

现在的难题是，政党谋求的是赢得选举，而不是销售产品获取收入，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政党的财政收入来源就显得颇有些不寻常。党费当然可以类同于订报费，但无论是政党还是报纸，都不能单纯依靠这些收入（而且政党还不能销售广告），此外各政党的党员人数也在普遍下降。

如表13所示，在1953年，英国工党成员人数近300万，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数字下降了86%，跌至仅40万人。工党个人成员人数在1952年达到101.5万的高峰，并拥有500多万的团体成员（主要是工会）。虽然“新工党”招募运动相当成功，但其个人成员人数在本书行文之时仅为1953年高峰时的2/5。将工党的个人成员人数与英国总人口相比，可以更清楚地衡量出它的下降趋势。如图25所示，20世纪80年代工党个人成员占总人口的比值达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低。

表13 英国三大政党的个人成员（1953~1997年）

在欧洲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比如在奥地利，主要政党的成员在1980年左右达到高峰，之后便持续下降。虽然自由党在吸纳新成员方面比较成功，但它的成员人数占选民总人数比例仍从1962年的29%下降到1990年的23%。在丹麦，四大主要政党的成员人数从1996年的60万降到1990年末的22万，在此期间出现的4个新政党也仅招募了2.8万名成员，仅占选民总人数的0.7%。同样，荷兰政党的成员人数从1960年的74.5万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32万，从1946年占选民总人数的15%下降到不足4%。在意大利，自1993年来3个主要政党的成员人数锐减，即使像北部联盟党这样新成立的组织也无法填补这一不足。挪威工党和保守党的成员人数也在下降，而留在党内的成员也不再支付党费。随着现代生活休闲方式的多样化，似乎党政活动失去了其社会、经济上的吸引力。成员们既不再满足于在政党集会时贴贴邮票，或是听个无足轻重的党内人物的一番训话，也不愿意把空闲时间浪费在走街串巷说服选民的事情上。

在脱离政党的大趋势下，仅有的例外是瑞典和比利时。在瑞典，政党成员人数稳定在150万人左右，因而它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只是小幅下降（从1960年的21%下降到1989年的18%）。令人惊叹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员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比例仍然维持在46%。在比利时，政党成员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比例同样保持稳定，只是比例低得多，为8%~10%。

图25 工党个人成员占英国人口比例（1928~1997年）

成员人数的下降给政党财政造成的影响不难想象。以英国保守党为例，党费收入占政党总收入的比例从1988~1989年的14%下降到1994~1995年的不足6%。在奥地利，社会党的党费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从1975~1978年的43%下降到1986~1989年的36%。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费收入占其总收入的50%、基督教民主党的相应比例为40%、巴伐利亚CSU党的相应比例为25%，虽然德国政党这些比例高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欧洲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在这样的党费水平下，依靠它作为收入来源而长久维持下去。

政党成员人数的下降，加上竞选费用的增长，致使许多政党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保守党的累计赤字从1975年的50万英镑增加到1992年的1 900万英镑，现在已经降到1 000万英镑左右。1999年，工党的债务估计达到350万英镑，另外还有475万英镑的透支，尽管影子公关公司的大批营销专家为他们提供的是免费服务。1992~1993年，爱尔兰政党的债务估计达到550万英镑，对于这些规模较小的组织来说，这是个大数目。

所有这些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党越来越依赖私人捐款。近年来，保守党财务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比如，保守党在1987年筹集到1 500万英镑，其中400万来自上市公司，400万来自私人公司，还有约600万来自个人。据估计，公司和个人捐款占保守党总收入的比例，从1988~1989年78%上升到1994~1995年的83%。在随后的一年，上市公司的捐款细目被披露，这份捐款细目显示保守党接受了总额为288万英镑的120项捐款，其中7项捐款金额超过10万英镑。在1979~1993年，联合饼干公司成为最大的资助者，它给保守党的捐款超过100万英镑。1998年11月保守党自己公布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清单，列出了33位捐款超过5 000英镑的捐赠人名单，但捐款总金额没有透露。在其财务主管伯利兹城大亨迈克尔·阿什克罗夫特（现在是勋爵）的资助下，保守党从1997年竞选失败的困境中被挽救出来。依赖国外资金并不新奇，在1992年的竞选前，保守党就接受了国外支持者约700万英镑的捐款，国外捐款人中有希腊船业大亨约翰·拉茨斯和欺诈嫌疑犯阿西尔·纳特。

在过去10年中出现的一个新特征，是商业捐款对工党的重要性加强了。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工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工会（1974占到92%）。1986年工党收入中的商业集资比例微乎其微，9年后《工党研究》显示，工党仅有12项总额达125万英镑的商业捐款。到1996年这个数字达到600万英镑，而工会捐款为800万英镑。从1996年6月到1997年3月，工党获得的商业捐款不低于1 500万英镑。虽然2000年传闻工会将增加捐款，但工党不太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工会组织了。

在很多方面，英国政党对出手阔绰的个人捐助者的依赖代表了一种体制的倒退：倒退到了特罗洛普时代的政治体制。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英国的政治捐款是微不足道的。根据设立在华盛顿的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调查，联邦政党和候选人可以在1997~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以个人捐款、给政党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以及“软资金”的形式募集到约15亿美元，而在这段时期并没有举行总统选举。仅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的捐款就超过1.54亿美元。虽然这些捐款中大部分来自少数资金雄厚的机构，但也有迹象表明“小的政治投资者”数量在增加。1999年7月，约有16万名个人向乔治·W·布什和戈尔的竞选团捐款。

问题是：为什么不呢？

政治经济的行为不端

吉本讽刺地把腐败称为宪制自由下不可避免的弊病。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主要的民主国家都出现了大量的腐败丑闻。在1996年底，2/3的英国选民认为保守党“行为不端、名声不佳”。在权力交接比英国更为频繁的地方，人们对政治家普遍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例如，1989年奥地利的调查显示，69%的人同意“政治家是腐败的、接受贿赂的”，这一比例几乎是10年前的两倍。1999年11月，61%的法国选民同意“在法国当选的政治家或政治领袖普遍都是腐败的”这一说法，而18~25岁的选民中有75%认同这种观点。

但是现代政治就更容易贪赃枉法吗？假设有人揭露了这么一起丑闻：英国首相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使得某家公司股票上涨了25%，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但是在做出这个决定前，首相本人就拥有那家公司市值达1 700万英镑的股份，他的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他的股票增加了750万英镑的价值。很难想象有哪位首相在这样的丑闻下还能幸存下来，哪怕他是深受拥戴的布莱尔先生。

事实上是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于1875年底，以38%的面值价格（1.71万英镑）获取了总面值达4.5万英镑的奥托曼–埃及贷款公司1871年债券。根据他的日记的编辑披露，到1878年（柏林会议那年），他又追加了5 000英镑（面值）的同种债券；1879年，他又购入了1.5万英镑的奥托曼1854年债券，这批债券同样由埃及贷款公司作保。到1882年，这些债券（面值达5.15万英镑）占他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37%。即便是在1882年，他亲自下令军事占领埃及之前，这也是一笔不错的投资：1871年债券的价格在当年夏天从38上涨到57。而英国对埃及的接管给这位首相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到12月份，1871年债券的价格攀升到82，这意味着1875年最初的投资给他带来近2万英镑的资本收益。假设在1882年下半年，他所持的奥托曼–埃及债券价格都上涨25%，那么格拉德斯通自己从占领埃及这个决定中获利12 785英镑，若以今天的物价换算，那它至少为50万英镑。若再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来，那么格拉德斯通从占领埃及中获得等价于今天750万英镑的收益。

人们普遍认为如今的政治家比以前更腐败。1997年英国竞选运动中，保守党被所有的反对党指责为“行为不端”，这个指控主导了选举过程，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保守党的失利。然而，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看，现在的英国政治家在区分他们的公众角色和私人利益上，还是相当谨慎的。

在讨论“行为不端”时，应把性侵犯，即人的劣性的一种，以及无伤大雅的贪财逐利，即人的劣性的另一种，同真正的贪污腐化区分开来。真正的贪污腐化是指，政府的政策被私人利益所制约或由它决定，无论这种私人利益是捐赠人还是大臣们自己的利益。约翰·梅杰政府时期，虽然前两种丑闻时有发生，但第三种却未有所闻。

把具有喜剧色彩但实质上无足轻重的第一类放到一边，保守党财务丑闻的起因主要是议员们为了提高收入。比如他们靠在议会中提问题来换取钱财，或者为某一私人利益而行事。这样的贪财行为对职业政治家相当有诱惑力，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职业政治家的法定薪资低于从事其他行业的同辈人。英国议员的薪资从1911年到1964年，实际价值增长了一倍，但之后的30年便陷于停滞。每年平均收入不到3万英镑（以1997年物价计）。虽然，办公费用津贴自1961年设立以来实际价值有所增长（事实上该津贴在1996年超过了基本工资），但不能把它与薪资相等同。虽然议员的薪资在1996年提高了26%，达到4.3万英镑，但政治家这一职业仍没能成为在金钱上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虽然有人会问有什么样的私营部门的工作能够与立法者的工作相提并论。而且，要求议员公布个人所得的规定愈加严格，这也使得政治家接受管理工作或咨询工作以补贴薪资收入变得更为困难。如果特罗洛普被告知议员不能有额外的收益，他会困惑不已。

更为不合理的是，政府大臣们的薪资和管理同样大预算的高级行政官的薪资之间的巨大差距。高薪资机构对此做调查时，把首相的工作与“要求大规模资本投入，并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某一板块（如石油）的超大型跨国公司”的总裁工作相类比。如果进行这样的类比，首相的薪资就至少应该为45万英镑，而他的内阁大臣的薪资，类同于上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应为37.5万英镑。但事实上，该调查机构提出的建议是，内阁大臣的薪资从69 651英镑涨至10.3万英镑，首相的薪资从84 217英镑涨到14.3万英镑。而该调查机构的总裁迈克尔·佩里爵士在前一年担任联合利华的董事长时，年收入达到294万英镑。所以，政治家想方设法去当执行官和咨询师来贴补薪资也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当“腐败”一词表示的是私人利益影响了政府政策，从而损害了公共利益时，该词的提法才是有意义的，虽然人们通常只是通过主观臆断而不是确凿的证据来判定私人利益影响了政府决策。基于腐败的这种界定，塞钱给大臣比塞钱给议员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担忧，因为议员的职能就是代表利益。议员在议会上代表某一公司提问，以此换取钱财，这种做法引起的唯一较为严重的不满，是当他这样做时，这个议员忽略了他所代表的其他选民的利益，而这些选民作为纳税人为他支付薪资。但是，议员每代表一个选民提出问题，就意味着他忽略了其他选民的利益。所有的利益都能被均等地代表，这是天方夜谭（18世纪的政治家就已意识到这点）。而政府大臣们接受现金或其他好处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乔纳森·艾特肯1993年在法国丽兹酒店的免费食宿就与尼尔·汉密尔顿几年后的情况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艾肯特当时是个新任的国防大臣，他的账单由沙特政府支付，而沙特政府当时正要投标租赁英国的潜水艇。同样的，1998年公开的一则消息，彼得·曼德尔森在伦敦的房子是他靠从同僚杰弗里·鲁滨逊那里贷款购买的，这笔未公开的贷款金额为37.3万英镑，而真正的丑闻在于他借款的时候，曼德尔森自己的部门正在调查鲁滨逊的经济问题。这两种情况似乎都没有证据证实政府政策由此受到了影响，他们所犯的错误只是对交易的否认或隐瞒。

在英国最近的历史上，公开购买政策的例子相对较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荣誉制所起的作用。在劳埃德·乔治公开将贵族爵位以5万英镑拍卖掉后，出售荣誉被1925年的荣誉（防止滥用）法案认定为非法行为。但事实上，出售荣誉的行为仍然存在。仅有6%的公司为保守党出资捐款，但一半的骑士和贵族的头衔授给了这些公司的总裁。但从另一方面讲，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种金钱和荣誉的交易是不可接受的。作为给政府捐款的一种补偿，授予奖章和头衔，而不是上院的席位，这种做法尚不会招致公众多少非议，而荣誉制的批判者常忽略了这点。美国没有类似的制度，但是以25万美元在白宫林肯卧室住上一晚的款待，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礼遇，和授予头衔类似。

而出售接近政府官员的机会就不那么清白了。这里比尔·克林顿再次成为先驱，白宫录像显示他在早上和捐款人共饮咖啡。1998年，传闻工党官员的顾问也在出售接近他们上司的机会，以换取给本党的现金捐款。当然，和政府官员共饮的咖啡也仅仅是一杯用咖啡粉和热水冲泡的咖啡而已，没有必须履行的政府许诺。关键问题是，捐款与具体政治承诺到底有多大关联。较为公开的例子是，克林顿总统颁给资助民主党的公司许可证，允许他们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仪器，而一些人认为这样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在涉及某些农业利益时，这种交易尤为公开：一些保护性的美国关税和补助（特别是保护花生和糖生产商的政策）始终存在，这无疑要归功于那些有附加条件的捐款。虽然英国的做法较为隐秘，但商人（和同业联盟会的领导人）也一定曾试图以金钱换取政策承诺。例如1997年大选前，伯尼·伊莱斯顿试图通过给工党100万英镑，以求在该党提出的体育赛事中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上，一级方程式赛车能够得到豁免。

在此，商业和政治的类似性不复存在了，因为现代民主的理念和现代商业在投资回报上的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理论上，捐资给政党是一种馈赠，它与捐款给那些为非洲贫民发放药品的慈善机构，在目的上并无二致。这种馈赠所获得的“回报”是一种无形的道义上的满足。而在实践上，大多数的巨额政治捐助者是期待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把政治捐资看做是一种投资，而不是单纯的馈赠。但是以政治投资换取政策回报的想法，在许多自由政治理论家看来是非法的，选民同样也这么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数民主国家推出立法来对政治财政实行管制。然而管制的效果却是扭曲了政治市场，致使各政党不能像其他行业的公司那样运作。

从私人腐败到公共腐败

政治家们希望限制竞选成本，公众希望限制大捐助者的政治影响力。这可能是对政治财政实行管制最直接的理由。但对这两种说法，我们都要补充一些限制条件。对于政治家而言，竞选成本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经典的囚犯两难选择的博弈问题。如果两个政党合作来限定竞选开支，选举的总成本就会降低，无论选举获胜者还是失利者都能获益。但是不合作的诱惑也很大，因为选举获胜带来的好处，即权利，要远远大于可能很高的竞选成本。无论规则如何，两个“囚犯”都极有可能违反约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才能获胜。同时，公众希望把政党运作的花费由别人承担。人们不愿加入政党，就表明对政党这种形式的代表缺乏基本兴趣。如果富有的个人和企业愿意支付选举活动的账单，多数选民也不会反对，虽然结果是选出的政党欠投资捐助者一大笔钱。正是这样的两难选择，使得对政治财政实行管制如此困难。

大多数民主国家现在对选举财政做了些法律规定，只有荷兰、瑞典和泰国除外。许多民主国家试图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规范政党财政：限定政治开支的上限；限定个人捐款的上限；为政党提供公共资金以替代个人捐助。英国对地方选举费用的限制可以追溯到1882年的《腐败行为法案》，该法案按选区里的选举人数，规定了候选者个人选举开支的上限（不包括选举监察人的费用）。其效果是，席位竞选者的开支平均降低了一半。而这一开支上限的限额自20世纪60年代后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到80年代为3 240英镑，另外规定，在郡，每一投票者外加3.7便士，而在自治市镇，每一投票者外加2.8便士。候选者某些类型的开支也被认定为非法，比如广播、海报、往返于投票现场的费用、现金或等同于现金的贿赂等。而对中央选举开支限定上限是最近才出现的。1998年10月，有尼尔勋爵担任主席的公共部门行动标准委员会建议，全国大选的开支要限定在每个政党2 000万英镑；压力集团为政党开展的宣传活动费用不得高于100万英镑。采取这一措施，是仿效加拿大的做法，加拿大1974年的竞选开支法案对中央和地方选举的政党开支都规定了严格限制。但加拿大的经验表明，限定开支并不一定能缩小各个政党财务实力上的差距。而限定竞选开支也只是使得政党转向日常运作开支。另外，不少国家通过禁止电视播出有偿的政治宣传来间接限制政党花费（根据最近的调查，45个国家中只有12个国家允许电视播出有偿政治广告，而法国同时也禁止纸质媒体广告、海报，甚至免费电话线）。而这些规定产生的效果也只是转移开支而不是彻底阻断开支。

在美国，对开支的限定较为宽松。1974年的《联邦选举法》修正案意在规定开支上限，但这一修正案却在1976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废除，理由是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因而违背了第一修正案。因此，对政治、财政的主要限制也只是：每人每年2.5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上限，这也是1974年法案的主要条款；以及禁止外国捐款的新规定。虽然在理论上，按照该法案，公司和工会的捐款也被禁止，但在1975年股东和员工的“自愿捐款”被承认合法。更重要的是，两大政党的全国委员会能够筹集到数百万美元的“软资金”，用于“政党建设”，以及某个候选人竞选无关的其他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软资金资助的“事项性广告”与其他竞选宣传是没法区分的。

因此，对美国政治财政唯一的限制，是所有超过250美元的捐款都要公开，这使得美国竞选资金来源的信息比较容易获得。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加拿大）也主要依赖信息公开而不是设定上限来规范私人捐款。所以尼尔勋爵建议只禁止外国对英国政党的捐款，但是所有超过5 000英镑的国内捐款都要公开。在德国，所有超过2万马克（约合1.03万美元）的捐赠必须公开。在法国，只要超过1 000法郎（约合150美元）的捐款就要公开。法国还规定对议会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万法郎。

然而，规范或限定私人政治捐款只是政治财政巨大转型的一部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直接为政党提供丰厚的公共资金，政治财政踏上了一个新台阶。各国的补助体系各不相同（最常见的是按选票或席位提供政党资金补助）。现在，只有大约7个民主国家不为政党提供直接补助。并且“只有荷兰、英国和美国，私人捐助占政党收入的比例仍高于公共资金的占比”。此外，13个国家还提供额外的间接补助（比如给政党捐款可以获得减税，美国、加拿大和德国即是如此）；至少23个民主国家为政党提供免费的电视时间。

即便在英国，为政党提供的公共资金也在增加。1979~1992年，主要反对党接受了900多万英镑的所谓的“短钱”，用以资助他们的议会工作，工党即接受了720万英镑。这是为了平衡执政党在公共服务资金方面的优势。此外，大选期间，会议大厅、邮政服务以及电视播出都可免费使用；给政党的捐赠可以免除税费。在美国，国家为政党提供的资金也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要多。总统竞选基金为每笔给主要候选人的250美元以上私人捐款，匹配250美元的等额资金，作为回报，候选人要承诺维持筹资的上限（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然后该基金一次性支付给总统候选人，条件是这些候选人不得再接受任何私人捐助。1996年，美国两个主要候选人都从联邦匹配资金那里得到了1 350万美元，每个主要政党还能获得公共补助（1992年为1 000万美元）用以支付总统提名大会的开销。

在欧洲，公共资金的角色更为突出。早在1989年，国家对爱尔兰各政党的支出就达到400万爱尔兰镑，而这些政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资金仅为270万镑。在荷兰，国家资金占政党收入的比例为14%~31%。在德国，获得2%以上选票的政党会自动得到竞选费用的补偿。另外国家提供给“近党”组织（如社会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的补助也有所增加。会派党内由国家支付工资的雇员人数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115人上升到80年代末的619人。联邦议会的议员将自己的一部分薪资交给他们的政党，这也可以被看成国家资金的一种形式。经历了一系列武器出售丑闻后，法国推出了国家补偿总统候选人的方案。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若得票率低于5%，则会获得600万法郎的补贴，若得票率高于5%，则会获得3000万法郎的补贴。中央政党也为自己谋得了国家补助，1991年补助为2.62亿法郎。欧洲其他各地的情况几乎都是如此：

• 丹麦为主要政党提供的直接公共资助从1965年的57 262克朗增加到1990年的7 240万克朗。

• 奥地利为各政党提供的国家资助和地区资助在过去的20年中从4亿先令增长到17.5亿先令。

• 在意大利，国家提供给议会团体和竞选活动的资金从1974年的600亿里拉增长到1985年的1 830亿里拉。

• 在挪威，国家提供给各政党的补助从20世纪70年代的800万克朗提高到1991年的5 870万克朗。

• 西班牙限定政党的私人捐资不得超过国家补助的5%。

的确，我们说西方国家的政党正逐渐被国有化，这并不为过。他们有成为国家附属品的危险。

但是国家资金真的是治愈腐败问题（确切地说，是有附加条件的私人捐助）的一剂良药吗？或者它可能（像卡尔·克劳斯的心理分析学说那样）是一种“假装成良药的疾病”呢？首先，公共资金离取代私人捐资还远。虽然对私人捐资规定了上限，但公共资金也只是私人捐资的补充。尽管意大利各政党享有公共补助，但据估计，在1979~1987年他们平均每年收取了600亿里拉（以1986年物价计）的非法资金。另有估计，这些政党在1993年收取的这样的资金高达3.4万亿里拉，是他们官方收入的10倍。国家资金看起来也不能满足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该党在赫尔穆特·科尔的带领下非法筹资，其来源可能包括武器交易中所得的贿赂、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埃尔夫，甚至民主德国共产党的资产。

即便这些非法行为得到阻止，但政党和国家趋为一体是否是件好事，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果人们把现代国家看成韦伯理论中的公平裁断者，那么这种趋同可能真的是向“非政治的政治”的理想境界迈进了一步。但是如果人们把国家看做“掠夺之手”，是自身利益的捍卫者，而不是公众利益的保护者，那么政党失去传统上的自治就很让人担忧了。在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们投票时虽然看似有许多政党选择，但它们都是国家内在的一部分，因此和统一社会党没有本质区别。一旦曾经独立的政党需要仰仗财政大臣，西欧重新建立的终将只是一个看似不同但同样虚假的民主。这些政治家的当选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拨款，以便再次当选，而选民们又能做什么呢？

走向政治市场

很清楚，成熟的政党是从一个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自发自愿型的联合会发展成一个半商业化的组织，它为了获得“公共福利公司”的管理控制权，开展越来越复杂、昂贵的竞选活动。而对政治财政的种种管制也无法逆转政党的这种演变，增加对政治财政的管制只会增加民主生活中的虚伪和欺诈。

政治财政管制也部分导致了另一种发展趋势：这些成熟政党的地位日益受到来自非政府机构的挑战。在今天的英国，属于自愿或自助组织的成员人数是各政党成员的20倍。英国皇家鸟类协会，其组织的成员人数（共约100万人）比英国三大政党的合计人数还多。关于英国是否应该禁止猎狐的持久争论，展现了这些形态各异的新兴“草根”组织：一边是人数较少，但更激进积极活跃的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另一边是猎狐爱好者、农民、乡村居民以及城市同情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此外，比起过去，电子通信的发展更容易动员大批民众来支持某项事业。

引人注目的是，猎狐的反对者以艾克列斯方式，捐助给工党100万英镑，从而接近了他们的目标：全国禁止用猎狗猎狐。这种非议会组织和政党之间的交错关系并不新鲜：19世纪中期的反谷物联盟、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英美禁酒运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核裁军运动，都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如果说单议题组织还会在未来的民主国家中起重要作用，就是说过去的历史要在将来重演。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压力集团必须比过去更加商业化。像现在的政党一样，虽然比起成熟的政党，它们可以更依赖自愿者的支持，但非政府组织迟早会发现，在越来越昂贵的政治市场上，要想有效地进行说服，其成本会远远超过它们那些来自会费和一次性募捐的收入。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说，每次为了达到一个政策目标而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会产生日常开支。19世纪自由党成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批维多利亚单议题组织看到了为获取立法权，把它们的资金汇集到一起，这种做法是明智的。

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将这些成熟的政党从目前许多不合理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取消对政治活动的个人捐款的限制，并废除公共捐资制度中扭曲性的做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试想不再把纳税人的钱交给候选人去竞选议会，而把钱重新分配给大臣们，使得他们的薪资与私营部门同资历人员相当。这么做至少能以高薪吸引更多人才从政，同时也能缓解在任官员不得不代表富有的捐资人去行事的压力。还可以设想，对政党财政的唯一管制仅为公开捐款来源，并以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公开财务信息。

传统观点认为，这样的政治“自由市场”将使有钱人受益，而将穷人排除在政治影响力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它无法改变这么一个事实，即在民主国家里，所有的“股东”都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不论他们对政党资金的贡献如何。假如一个政党给纳税最多的5%的纳税人减税，那么虽然它会因富人的捐款而发财，但它很可能会输给另外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承诺能够提高公共服务而不加重税收负担，当然前提是这个政党可以得到每个受益人至少1英镑的捐资。相比之后可以看出，政治自由市场的风险要小于政治财政管制的风险。

关键问题在于，政党作为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机构，由于为了削弱私人捐赠人的影响而设立的种种限定，无法筹集到它们所需的资金，同时政党还被迫不健康地依赖于国家。然而私人对政党的捐赠视为罪恶可耻的行为在很多方面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像在说，富人比起小投资者，不准在公司购买更多的股份，或者不准给慈善机构捐献更多的钱。更糟的是，政党的国有化会有这样的危险：用一个成分单一的国家机器来取代自由政治团体之间的真正竞争。

第四部分

全球力量

第10章

主宰者和浮游生物：金融全球化

“宇宙的主宰竟是一群塑料玩偶，他们暴戾乖张、唯利是图，而他的女儿虽生得白璧无瑕，却很喜欢和这些玩偶厮混……他们粗俗异常，即便是以塑料玩偶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一天客户打电话来委托他购买零息票债券，这种债券已为他带来了5万美元的佣金。天气也不错，他不禁得意起来，脑海中不由地冒出一个词：小意思！在华尔街，他和一些同行（到底多少人？300？400？还是500）已经切切实实成为宇宙之主。”

——汤姆·沃尔夫《空虚的营火》

人人自危

比尔·克林顿总统上任之初的100天可谓充满坎坷，在此期间，他的竞选经理詹姆斯·卡维尔就这样说：如果人真的可以投胎转世，那么他来生既不想当总统领导国家，也不想当教皇领导宗教，而是想成为债券市场的操纵者，因为谁控制了债券市场，谁就统治了全世界。“这样一来，”他还说，“你就能恐吓每一个人。”他暗指继吉米·卡特之后首位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后，美国债券市场对此作出的反应（有点）过于紧张了。克林顿当选之前的两个月，当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在下降时，随着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概率不断增大，美国债券市场把长期债券收益率推高了35个基点。克林顿在医保和同性恋士兵方面的早期政策是无法消除那些宇宙之主们的忧虑的。

世界债券市场无疑是个庞然大物。1982~1997年，其交易总额达到25万亿美元，规模扩大了6倍。截至1999年第二季度，未偿付的债券总价值达3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全球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1999年为27.5万亿美元），而且比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1997年为30.1万亿美元）还要多。1999年，世界债券市场超过半数的债券是由各国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机构发行的，而所有的债券中有近一半来自美国。

说起20世纪80年代债券市场的崛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复兴，就不得不提及所罗门兄弟公司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到90年代，所罗门兄弟公司江河日下，美国机构成为主要做市商。1997年，仅20家公司债券发行量就占了当时债券发行总量的90%左右（其中美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3家公司就占了1/5）。卡维尔说的那番话意在表明，表面上看美国银行主导着美国债券市场，但事实上美国总统左右不了它，即使是刚在竞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总统亦是如此。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比比皆是，资金实力也是异常雄厚，但很多却不是美国人或美国机构。在克林顿宣誓就职之时，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13%以上为外国人或外国机构所持有。

债券市场的发展固然引人注目，但若要对它进行考察，还需将它放入金融“全球化”这个更宏观的进程中。过去20年中，资本流量激增。在1980年的日本，债券和公司股票二者跨国交易总额相当于该国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998年，这个数字增至91%。美国的增幅更大，从9%增长到230%。德国为最，从7%增至334%。国际银行贷款数额也显著扩大。1993~1997年，国际银行债权总额从3 150亿美元猛增到1.2万亿美元。1998年，虽然国际银行贷款数额增幅放缓，但是同年底其未得到偿付的债权总额仍创造了历史新高，达到11万亿美元。1995年，国际外汇市场日交易量为1.6万亿美元，1998年，该数字增至2万亿美元，由此可以得出，国际外汇市场年外汇流量达400多万亿美元。国际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更为迅猛。1993年，交易所期货期权衍生产品交易总量为7.8万亿美元，1998年增至13.5万亿美元。在交易所外进行交易的所谓的“场外”衍生产品交易量从8.5万亿美元激增到51万亿美元。目前，场外衍生产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它比34万亿美元规模的债券市场更具威慑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约14%的债券称得上是外债债券。1999年，价值约29万亿美元的债券被称为国内债券，即这些债券只在国内发行（见附录C）。而公共部门发行的外债债券占外债债券的总额不到1/3。但是，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公债占公债总额的比例仍保持较高水平。如表14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公债中外债占比保持在1/6~1/2之间。尤其是在英美两国，该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1979年，非英国居民所持有的英国长期公债（也称为金边债券）数额还占不到总额的6%，1999年，这个数字已增至19%。在美国，1998年外国投资者持有联邦债券总额的23%，几乎是15年前的两倍，相当于美国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1999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创1960年以来新高（1960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占该国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9%）。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国投资者不断地大量购买美国的长期债券（通常称为国库券），这为填补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造成的资金缺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99年，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额也攀至新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6%。

表14 发达国家公债的外国持有比例（1993年前后）

这样的金融全球化是否真的如“新经济”倡导者所言，是史无前例的呢？又是否如有人警告的那样，债券市场这个庞然大物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了潜在威胁呢？与英国在其全盛时期的净债权国地位相比，如今的唯一超级大国债务累累，这要紧吗？本书第二部分介绍了公债的管理机构，本章将回顾它在19世纪的国际化进程，分析全球化初期国际债券市场波澜起伏的历史经验教训。

资本流动：政治与市场的较量

国际资本流动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每当有大规模的货品或人口的跨国流动时，国际资本流动即会发生。

近代史上，大部分资本出口都是经济和政治双重作用的结果。资本出口的经济理念是寻求获得更高的回报。在中世纪，如果国际贸易不如国内贸易有利可图，外国商人可能连短期贷款都得不到。然而，大约从英法百年战争开始，由于海外作战的需要，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渐趋必要。当时历代英国国王宣布法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为其拥有。并派军穿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以加强在那里的统治。但是英国只有能力运输小部分军需物资到法国，所以运钱给驻法英军，由驻军在当地自行采购物资则更为切实可行。之后的历届政府又进一步认识到，付钱给英吉利海峡右海岸的国家，让它们去替英国拼命则更好些。后面两种做法都必须将资金直接从英国转移到海外战场。国际资本市场的相当一部分历史就和这种基本的军事需要密切相关。

理论上说，利润驱动的私人资本出口和战略驱动的公共资本出口应当可以被区分开来，但实践证明两者有所重合。由于私人海外投资通常是经过政策允许的，因此有时会附加政治条件。首先来看国家的对外贷款。历史上，帮助外国政府进行改革的国家对外贷款有很多，当然其贷款目的也只是为了将他们转化为更可靠的联盟。19世纪末的典型案例是法国为俄国提供巨额贷款，该项目不单单是为了资助俄国进行铁路建设，而且还有一旦法德战争爆发能取得俄国支持的目的。其次来看私人的对外贷款。对于对外投资者来说，有了政府的支持，就可以降低投产无法收回的风险，因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65年到1914年间持有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的1/4，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在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说：“没有英国政府担保的东西，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不会涉足。”这固然有些夸张，但却是可以理解的。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在1904年向德国银行家马克思·沃伯格贷款时，沃伯格做出了“此时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银行家都会做出的反应是：走进柏林外交部”。

若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对外投资存在三个根本性问题，虽然这三个问题同时也是对外投资的诱人之处。首先，在借贷双方均在同一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情况下，确保借方如期支付本息尚且不易，若双方不在同一国家管辖范围内，要确保这点则更难。违约情况对国外债券持有者和国内债券持有者都造成了很大麻烦，而前者受害更深，因为国外债券持有者在代表机构中没有发言权，在使用法律手段敦促政府还贷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其次，保证外国借款者正确使用海外资金也相当困难：一般来说，借贷双方相隔越远，经济学家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性”就越严重。最后，跨国贷款还会带来与违约风险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险，即借贷双方货币汇率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期的波动，但它并不经常发生。汇率波动究竟对哪方有利，还得视贷款合同的具体条款而定。

同时，把有附加条件的对外贷款作为政治杠杆的做法也存在三个根本性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贷款的基本问题，若要约束外国借款者履行改革承诺或国际义务绝非易事，款项一旦交付给恶劣的政府，就可能助纣为虐（贷款给奥托曼萨尔坦就构成了这样的问题，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偿债成本过高，可能会导致债务国发生政治剧变，在其税收制度为累退性税制时尤为如此，而这并不是债权国希望看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基于以上所讲的纯经济原因，私人债权人可能会不顾债权国为贷款延期而进行的政治交涉，而在短期内将资金全部撤回，这种突然性的资金大量外流不利于债务国的经济发展，并可能使之前大量资金流入带来的利益化为乌有。只有将私人的对外投资有效的国有化，政治上的考虑才能压倒经济上的利益，就像1917年美国政府从J·P·摩根手中接管英国战争借款那样。

当然以上分析都是假设世界上有一个或多个怀有政治或战略目的而进行资本出口的大国存在为基础的，可以看到事实亦是如此。而20世纪末之所以不同寻常，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金融霸权国家。

债券市场的起源

虽然中世纪时期的君主们经常向外国银行家寻求贷款，而且意大利也允许在某些城邦将本国债券出售给非本国居民，但是直到16世纪，现代意义的国际债券市场才出现。菲利普二世和三世为战争融资的方式并不是把金银条从美洲经西班牙运到荷兰这么简单，他们也要依赖短期债券和永久年金债券国际市场的发展，以改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军事开支的状况。虽然伦敦在17世纪就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但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王室相当一部分借款还是来自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到18世纪中期，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两地市场出现高度融合。荷英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的股票以及后来发行的英国统一公债开始在这两个中心以最低的差价和最短的时延进行交易。18世纪20年代，各主要金融中心的泡沫不断膨胀，最终几乎同时破灭。从股东姓名登记册上也可以发现市场融合的证据。截至1750年，英国3大公司中的外资比例超过19%。相当一部分国债（约14%）也由外国人持有，其中主要是荷兰投资者，到177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6%。同时法兰克福在国际借贷方面所起的作用与荷兰不相上下，它向哈布斯堡王朝提供贷款，并帮助资金雄厚的选帝侯黑森–卡塞尔将资金投资于各种欧洲债务。奥地利的债券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日内瓦和热那亚也都有发行和交易。

汉诺威时期，英国由于资助大陆盟国作战，也间接卷入战争。例如，1757~1760年，弗雷德里克大帝每年都要从英国得到67万英镑的资助贷款。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到滑铁卢之战，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以及成本之高导致此类贷款急剧上升。1793~1815年，英国以资助贷款形式向其盟国提供了6 580万英镑，其中一半款项是在战争的最后5年支付的。这个数字相当于年均国民收入的1/5~1/4。截至1823年，英国单是提供奥地利的贷款就达到2 350万英镑，最终只收回250万英镑，其余债券不得不全部勾销。这些贷款的联合成本，加之英国扩军的需求，使得巨额跨国交易成为必要，但如果当时没有公债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的支持，这些也无法实现。

债券或许可以帮助政府在征得税收之前提前募集到资金，但是出售给外国人的债券数量还不足以使得战争拨款的真正到位便利化。七年战争期间，英国财政部从伦敦商人手中购买汇票，这些汇票需要从其海外联系人处提款，随后这些汇票被送到战区军需官手中，他们可以用此发放军饷，购买军需物资。外国人很乐于接受从伦敦提款的汇票，因为这些票据可以换取备受青睐的英国货品和殖民地物资。拿破仑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则试图遏制英国向大陆的出口，以削弱英国票据的地位。但一般来说，大陆商人都倾向于持有从伦敦提款的票据，或用闲款购买英国统一公债，因为他们预期英国会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当这些票据只有以很低的折价才能作为支付手段时，内森·罗斯柴尔德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利用自己广泛的信用网络买空所有能触及的金银，然后贷放给英国政府。仅在1815年，他和他的4个兄弟就向政府提供了980万英镑贷款，这些款项直接交付给英国军队和盟国。当这个项目不再有利可图时，他们又把所有的收益购买了统一债券，他们预测随着英镑恢复与黄金的兑换，预算也恢复平衡，这些债券的价格也会上升，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英国的敌对国也能进行类似的交易，虽然他们在规模上无法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为了填补美国这一新生国家赤字造成的资金缺口，汉密尔顿发行了利率为6%、总额达7700万美元的国债，其中1 200万美元为外国人购买。截至1803年，美国近一半国债为外国人持有。美国在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时，如果后者拒绝接受此类债券形式的支付方式，这笔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位法兰西皇帝将100万法郎的私款投入普鲁士国家贷款项目，1811年，他又投入300多万法郎购买英国债券。然而拿破仑在融资方面，更倾向于占领别国并从那里征税，而不是举借债款。但这种做法限制了他的资金来源，步他后尘的还有希特勒。英、法两国的体系具有互补性：英国贷款给奥地利，奥地利输掉战争，拿破仑通过增加战争赔款而占有本属于英国的部分资金。然而拿破仑本可以从胜利中获取更多的资金，例如，他可以利用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市场，而不是将其扼杀。到1803年，“巴达维亚”共和国，即被征服后重新命名的荷兰，人均纳税额竟是法国的4倍，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所却被瓦解。

“欧洲真正的主宰”

1815年后，现代意义上的英国金融体系逐渐推广开来。如我们所见，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专门设立的征税机构、议会和受议会监督的预算、经过议会同意并有专款作为偿付保证的长期国债、拥有部分纸币发行垄断权的中央银行。作为可供选择的该体制的附属物金本位和自由贸易是在后来出现的，而资本自由流动伊始就是该体制的一部分。只有依靠伦敦债券市场，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后来取得独立的南北诸共和国的财政体制才得以在战后稳定下来。

1818~1832年，共有26项政府间的贷款项目在伦敦运作，其名义价值达5 580万英镑。1818年的普鲁士借款是第一批中的一项，它很好地展示了英国是如何将它的资本连同它的体制模式一起出口给其他国家的。从英、普双方谈判的最初阶段，内森·罗斯柴尔德就要求每笔贷款都要有普鲁士王室领地的抵押物做担保，并且该贷款须经该国的代议机构同意。当普鲁士对此提出异议时，罗斯柴尔德随即详细地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

为了促使英国资本家在合理的条件下将资金贷放给外国政府，相关贷款的运作须尽可能地仿效英国当前成熟的公债体制。借款政府不应只虚表诚意，而应让债权国有一定的安全感……如果缺少了这种安全感，是无法从英国国内为外国政权筹得巨额贷款的。英国人最近对法国公债的投资有所增加，就是因为他们普遍相信，法国现在已建立起代议制度，议院认可政府发行的国债，这就为公债债权人提供了保障，而公债债权人是不可能和在执行权上毫无约束的君主签订任何合同的。

简而言之，英国成立了君主立宪制，它在信贷风险方面比新的绝对君主制要低得多。

当然，罗斯柴尔德并不期望对普鲁士贷款能达到议会体制下公债借贷的标准。合同最终签署时，只是规定“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在普鲁士王室领地上应当有专门的抵押物，并且“依据1809年11月6日的《房屋法》（该法案是征得各省级团体同意，由普鲁士国王和皇室王子通过）”，该抵押物是完全可以自由支配的。这与英式的议会制度下的公债体制相距甚远，而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与普鲁士之间的谈判和随后普鲁士在1819年1月颁布的《未来国债管理法》第二条有明显联系。它设定了国债数额上限，并规定王室领地内的所得收入须用于清偿债务，并声明：“如果国家未来为了维持或推动共同利益，需要发行新的国债，那么必须先与届时的团队代表大会协商，并经由大会同意方能发行。”这意味着普鲁士未来准备发行国债时，需要召集相关的团队代表参与。换而言之，这认可了公债发行和宪法改革之间的联系。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所有联邦中，为什么唯有普鲁士借款最少，以及为什么40年代财政紧缩政策失败后会引发革命。

作为世界最大金融市场的主角，罗斯柴尔德是宇宙金融主宰的原型。1818年5月，他向普鲁士财政部长发出一封信，这封信充分体现了他对自身权势（即财势）影响力的得意之情：“那些阴谋家（普鲁士宫廷中罗斯柴尔德贷款项目的反对者）对N·M·罗斯柴尔德无计可施，面对他的财势权势，他们只得望洋兴叹。而普鲁士国王应当感到高兴，并感谢罗斯柴尔德给他送来这么多钱，提高了普鲁士的信用。”难怪在19世纪的政治家往来信件以及报道、小说和诗歌中，到处都充斥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对手权力对比的内容，而且一律以卡尔式风格出现。拜伦（1823年）在《唐璜》的第七篇中问道：“是谁维系着世界的平衡？”

是谁主宰议会？不论它是保皇党还是自由党？

是谁逼反了衣不蔽体的爱国者？

（是谁让旧欧洲的各式报刊争相报道？）

是谁给新旧世界带来痛苦和欢乐？

是谁让政客们变得油嘴滑舌？

是勇猛无畏的拿破仑的鬼魂吗？

不，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还有基督徒巴林！

是他们，还有慷慨大方的拉菲特，

才是欧洲的真正主宰。

每笔贷款不仅能够投机赚钱，

而且也可以安邦定国，或是颠覆政权。

迪斯雷利在《康宁斯比》中描写了具有前瞻眼光的老西顿：“25年的战争令欧洲精疲力竭，如今这个大陆必须凭借资金才能维系和平。他的睿智精明给他带来了回报。欧洲的确需要资金，西顿也准备好向欧洲提供贷款。法国想要一些，奥地利要得更多，普鲁士可以少一点，俄国却得几百万，西顿都能一一满足。”如此一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货币市场的主宰者，从而实际上也控制了其他事物。意大利将其南部收入抵押给他，各国的国王和大臣都要附和他的意见，接受他的指导。”

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关键在于它建立了真正的跨国合作关系。他们在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均设有机构。内森不但被视为时代的传奇人物，也是五大“金融沙皇”之首（这词是梅特涅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创造的）。而巴尔扎克笔下的努辛吉恩的原型就是内森的兄弟詹姆斯——“银行界的路易十四”、“金融大鳄”、“把议员卖给部长，把希腊人卖给土耳其人”，总之他是“我们所处的金钱时代”的象征。海涅在19世纪20年代把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们描写成抵御后维也纳反动秩序的坚强堡垒：

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难会被颠覆分子利用，他们企图挑唆群众、搅乱局势，不管当时是秩序井然还是秩序混乱。资金短缺通常会引发革命。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弥补各国的资金缺口，对欧洲的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衡量政治风险（1830~1870年）

然而，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得到很高评价，但是债券市场极易爆发严重危机，且难以预测，即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难以控制。19世纪20年代初，伦敦市场南美国家债券泛滥（其中一些南美国家并不存在）。而英国在1825年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加之各债务国政局动荡，导致了灾难性的经济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的巴西债券价格从最初的85跌至56，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秘鲁的债券价格均跌至20以下。事实证明，欧洲拉丁君主制国家也并不比拉美共和制国家可靠。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券在19世纪30年代对投资者颇具吸引力，但他们的信用度最终被证实和19世纪20年代的拉美国家半斤八两。罗斯柴尔德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的私人通信中把伊比利亚债券斥为“狗屎”。拖欠债款的不只有拉丁系国家，1837~1843年还有8个北美邦州未能清偿债务。1847~1849年，由于受歉收和革命的影响，欧洲爆发了19世纪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恢复，但仍不稳定。之后，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先是克里米亚战争，继而是同盟国对意、德轴心国作战，虽然这些战争促成了新债的发行，但也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1870年前，由于很少有国家能像英国一样实行金本位制，因此在债券风险中除了拖欠债务的违约风险外，还增添了贬值风险。

现代投资者在评估国家债券时，倾向于首先考察其财政货币政策的最新指标，比如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或者货币月增长率。他们通常会结合上一年的数据进行衡量。用一位著名债券交易员的话来说：“美国商务部无论何时放出重要经济数据，美国债券市场都会作出迅速反应……市场决定什么信息重要，什么信息次要。这个月可能是美国贸易赤字，下个月可能变成消费者价格指数。”然而过去用于判断违约风险或未来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经济数据少之又少。虽然19世纪早期，投资者可以定期获得物价、黄金储备、利率以及黄金兑换率的详细数据，但除年度预算外，财政方面的数据却非常稀少，而且缺少对国民收入定期的、准确的预测。非议会制国家甚至连年度预算也很少公布，即使公布也未必可靠。一战前，报章也不刊登生活成本指数。

但当时有充分证据显示，19世纪中期的投资者很有可能是从政治事件上推测财政货币政策的变化。这些推测以一系列假设为基础，其中投资者普遍认同的4个假设是：

1. 如果政治路线开始左倾，无论它是由于爆发革命所致还是由于选举换届所致，都可能会放宽财政货币政策。

2. 如果新一届政府比较激进，那么很可能会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进而导致战争。

3. 无论哪个政府，只要卷入战争，贸易就会陷入混乱，从而导致税收降低。用19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总理维莱尔的话来说就是“炮火伤财”。

4. 直接参战会增加国家开支，降低税收，从而导致大量新债的产生。

虽然这些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但可以看出，所有假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793~1815年的历史经验：革命不断的法国所卷入的战争是债券市场最恐怖的噩梦。的确18世纪90年代那段历史——革命、战争、债务拖欠以及通货膨胀，致使法国证券收益率从6%飙升到60%，它像《马赛进行曲》一样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又不断再现：1830年、1948年、1871年。按梅特涅的话来说，巴黎打喷嚏时，欧洲债券市场就会着凉（虽然当资金流出巴黎，穿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更安全的伦敦市场后将得到挽救）。然而，随着布朗热危机（1887~1888年）的结束，人们对法国政治动乱可能导致欧洲战争的恐惧最终消失。

1843~1871年，世界五大强国均在伦敦市场发行债券，图26可以帮助我们颇为准确地回顾其中四种债券收益率每周波动情况（数据来源中缺少普鲁士债券的价格水平）。很明显，各国行情大不相同。英国的债券收益率始终低于其他国家，奥地利呈现上升趋势，法国和俄国处于两者之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与贵金属挂钩的政策不同，英国坚持金本位，法国采取复本位，而俄国和奥地利则实行银本位（时有脱钩）。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治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战争和革命。的确，只要对欧洲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大致解释图中收益率几次大幅上升的原因。表15集中展示了这一时期因大战和革命引发的债券市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其中有不少令人注目的地方。例如，巴黎1848年革命爆发后的两个月，欧洲债券市场即爆发了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伦敦市场，奥地利和法国两国债券均严重受挫，前者收益率上涨了662个基点，后者为505个基点。甚至于俄国虽未爆发革命，但它的债券也受到影响。同期只有英国债券的收益率下降，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者从大陆债券转向了更为安全的统一债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货币市场已从1847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显然，市场并未预期伦敦会爆发革命，伦敦也就成了众多大陆投资者的天堂。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影响了所有主要债券，其中包括统一公债。有趣的是，奥地利债券收益率的增长速度快于俄国债券（前者为243个基点，后者为175个基点）。1859~1866年战争期间，过度扩张的哈布斯堡政权与对手之间的差异再次扩大，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奥地利被法国和意大利打败后，债券收益率猛增400个基点；奥地利战败于普鲁士后，债券收益率上升近300个基点（1866年，统一公债收益率也有所上升，但这是由于奥弗伦格尼贴现行倒闭导致金融危机造成，所以我没有引用相关数据）。1866年奥地利实行债务转换，该转换政策规定对国内、国外的国债持有人征收税款。随后在1870年5月，奥地利债券被伦敦市场摈弃，之后它的收益率便高居不下。

注：图中的中断处是由于证券市场关闭（1847~1848年），或者未能向伦敦证券交易所提供报价（尤其是1870年前的奥地利）。

图26 每周末欧洲债券在伦敦市场上的未调整收益率（1843~1871年）

表15 战争、革命和债券市场（1830~1914年）

主要事件：

1.1830年革命：爆发反对查理十世颁布五条法令的暴动

2.1848年革命：巴黎爆发反对禁止举行宴会的暴动

3.克里米亚战争：英国舰队奉命开进达达尼尔海峡

4.奥意战争：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撒丁岛解除武装

5.奥普战争：普鲁士军队占领荷尔斯泰因

6.法德战争：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登上西班牙王位

7.俄土战争：俄国向土耳其宣战

8.俄日战争和1905年革命：战争爆发

9.一战临近：萨拉热窝行刺事件

注：所有的增长均以基点计（1%=100个基点）。由于1914年7月31日证券市场关闭，从严格意义上讲，同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不难看出，19世纪投资者对债券进行评估时，既依据政治新闻，也依据财政和货币指标，虽然后者的信息不易获得。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这样评价1830年10月法国革命的影响：“一旦卷入战争，后果不堪设想。上帝保佑！如果那样的话，证券价格会全面暴跌，什么都别想卖出去。”一个月后，他又对风险进行量化：“我们现在持有90万份法国公债，如果维持和平局势，它们的价值是面值的75%，如果爆发战争，它们的价值将跌至面值的45%……我相信，如果不爆发战争，法国公债在3个月内会上涨10%……”从很早开始，他就非常担心战争的爆发，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政权更替的担忧。原因正如诗人兼记者的路德维格·伯尼所讽刺的那样：新国王和银行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已经拥有“帝王称号的5%，国王称号的3%，成为银行家和交易代理商的保护伞”。詹姆斯的兄弟所罗门观看了路易·菲利普完成加冕，并宣誓支持略作修改的宪法后，方才出了一口气：“感谢上帝！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事情总算圆满解决了。否则法国公债无法维持在79，而会跌到39。那可麻烦了。”然而，如果路易·菲利普无法控制他的大臣们，风险就仍然存在，他的有些大臣们对于18世纪90年代的那段历史格外钟情。正如詹姆斯的外甥纳特所说，后来法国爆发危机时，“只要军队有所行动，债券持有人就会惊慌一片”。

临近退休之际，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以政治事件评估债券的思路已经成为欧洲交易界的传奇。1859年，在法国的支持下，意大利对奥地利开战，开战前的一个月，撒丁王国首相加福尔问詹姆斯·罗斯柴尔德：“那么男爵阁下，有朝一日我成为意大利首相，欧洲证券市场真的会上涨两法郎吗？”罗斯柴尔德回答说：“你得往下降一降。”1866年5月6日，拿破仑三世在欧塞尔发表煽动性演说，宣布废止1815年以后的所有条约，罗斯柴尔德对此也作出了类似的回应。拿破仑曾许诺法国邻邦：“法兰西是和平的象征。”而今，罗斯柴尔德宣布：“法兰西帝国是市场下滑的象征。”

对战争抱有这种反对态度的不仅仅是银行家。1840年，当帕默斯顿固执己见，拒绝了法国总理迪耶尔在东部问题上为保全面子而进行的妥协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告诉他的侄女维多利亚女王：

政治被人们视做关键性因素，而基金和其他债券的下跌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损失。英国基金在《条约》（流产的《英法条约》）签订前为91，如今降至87，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下降。我希望我们的朋友墨尔本（英国首相）能够因此有所感触。

迪斯雷利是维多利亚时期又一杰出人物，他深谙战争危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1859年1月，在法国和意大利联合向奥地利宣战前夕，他写信给德比伯爵：“城市陷入一片惊慌，整个地中海停止了贸易！证券至少跌了6 000万英镑，法国证券市场情况更为严重，如果这种局面再持续一周，那将毁掉巴黎整个证券市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指拿破仑三世）想把一切都搅乱。”就连索尔兹伯里侯爵，偶尔也会操起证券交易术语，冷冷地评论道：“资本家更爱好和平，最好战争的危害性能够降低到3%~10%。”

这种观点也不仅仅为英国“绅士资本主义”所独有。某位法国外交官在评论1865年1月争夺对德控制权可能产生的结果时，进行了敏锐的分析，虽然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能控制普鲁士，其价值无论是在债券市场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将高于它的票面价格。”俾斯麦同样懂得债券市场的意义。他为吓住了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而得意扬扬：1854年2月，俾斯麦得到消息说，俄国召回驻巴黎大使，“我一直在考虑用这个消息去吓唬谁，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他（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身上。当我让他读那条消息时，他变得面如土色，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上午得知消息就好了。第二句是，明天您能和我做点小生意吗？而我婉言拒绝了，留下他独自在那里心烦意乱。”后来俾斯麦自己反成了投机的对象。1882年，英国大使安普西尔勋爵在拜访格尔森·布雷克罗德时，看到了一份电报（来自罗斯柴尔德巴黎公司），询问德国皇帝的健康状况。“我问布雷克罗德，法国金融家在德国皇帝驾崩对法国证券市场带来的影响上，有怎样的预期？他回答：‘一般来说，会有10%~15%的价格变动。因为无法确定新皇帝会不会继续任用俾斯麦。’”

帝国

容易被忘记的是，在18世纪60年代末之前，法国与英国作为债权国不相上下。1861~1865年，法国政府的放贷额和英国相差无几。在1870~1871年德国战败法国之后，英国才奠定了领先的地位。用赫伯特·费斯的话来说，如果欧洲是“世界的银行”，那么英国就是它的总部。

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期间，出现过两次资本出口浪潮。1861~1872年，英国国外净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4%上升为7.7%，1877年降至0.8%，1890年又升至7.3%，1901年再次跌破1%。第二次浪潮中，1913年国外投资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9.1%，这一高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突破。这使海外资产得以大规模积累，以绝对价值计，1930年的资产价值是1860年的10倍多，从3.7亿英镑增长到39亿英镑，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0%。从另一个角度衡量，英国海外资产占英国总资产的比例从1870年的17%涨至1913年的33%。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望其项背，虽然法国相比其他国家较为接近这个水平，但它的海外资产仍不及英国的一半，德国仅为英国的1/4。一战前夕，英国国外投资额占世界总额的44%。有人认为这不利于英国的工业投资，而事实上这种资本外流自有所偿。19世纪90年代，国外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海外资产净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之后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1%和5.9%。

J·A·霍布森的著作《帝国主义》（1902年）问世以来，关于资本外流起因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霍氏认为，英国社会不平等，造成储蓄过高而无法被国内投资市场吸收。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列宁战时认为，海外投资是对国内投资回报率的反应。随后的研究证明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1897~1909年，国内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而且即便是将国外投资的高风险考虑在内，1870~1913年，国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1%~2%）也高于国内证券投资。但是，这种只求平均值的算法掩盖了剧烈的市场波动，和国外证券相比，有时投资国内证券收益更高，比如，1887~1896年以及战前最后3年即是如此。最近还有一种解释，资本流动和新世界（美国）依赖比率（即非工作人口与工作人口比）高不无关系，新世界婚龄普遍偏低，生育的子女也比旧世界更多更健康，从而储蓄率更低。

正如霍布森著作标题所表明的，作者始终倾向于认为英国资本出口与英国帝国主义制度之前存有联系。有一点毫无疑问，伦敦不断增加海外贷款与英国大规模殖民地统治是同时进行的。1860年，大英帝国疆土面积为950万平方公里，1909年达到1 270平方公里，足足增长了1/3。一战前夕，约有4.44亿人口生活在不同形式的英国统治下，相当于世界人口的1/4，但只有1/10的英国公民生活在大不列颠岛。

事实上，1865~1914年，英国只有1/4的投资流向大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却有45%的投资流向大帝国外的国家。而且，相对而言，大帝国内的投资回报率总体有所下降：1884年之前，它的回报率比英国国内投资高出2/3，而1884年之后，它却比英国国内投资低了2/5。到19世纪末，在扩张帝国疆域方面，战略意义逐渐高于经济意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帝国之外的海外投资就没有政治意义，1865~1914年，英国海外投资中约35%用于购买外国公债；其余大部分集中于铁路、矿山、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本国政府虽不干涉，却对其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只有4%投资于生产制造业。据统计，1862年世界国债额为26亿英镑，其中1/4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10年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攀升至46亿英镑和53%。1853年，在伦敦交易所挂牌的外国公债和殖民地公债发行量占交易所总量的6%，而1883年，该比例达到26%（见图27）。虽然很多国家并不受英国直接统治，但其政府却离不开英国投资者。

资本出口和英帝国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正式帝国主义还是非正式帝国主义，都可以用埃及和土耳其的案例来阐述。克里米亚战争的余殃使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其封臣开罗的埃及总督在国内外均已债台高筑，无力偿付。1855~1875年，土耳其国债从900万土耳其里拉骤增至2.51亿里拉。与土耳其的财政收入相比，这是个天文数字：它占土耳其经常性收入之比从130%增长到1 500%。而还本付息的支出占政府总开支之比从1860年的15%上升到1875年50%的最高点。截至1877年，土耳其债务额为2.51亿里拉，而扣除佣金和折扣，君士坦丁堡财政部实际到手只有1.35亿里拉，而且这些资金也没被有效利用，任由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大肆挥霍，其中几百万用于兴建多玛巴切皇宫，其规模相当于布鲁塞尔北部国际车站。

埃及的境况大同小异。1862年，埃及第一次从国外贷款330万埃及镑，到1876年，总计达到7 600万埃及镑，约为税收收入的10倍。另外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私人账户欠款就达110万埃及镑。1876年的预算中，债务偿付超过总支出的一半（55.5%）。与国际市场上其他主要债务国（如巴西和俄国）相比，土耳其和埃及处于失控状态。巴、俄两国的债务总量从未超过税收收入的3倍，偿债规模一般也低于总开支的15%。事实上与中东比肩的还有西班牙，后者在19世纪70年代也无力偿债。

注：1883年之后，数据中也包括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外国政府应付债券。1933年及之前为名义价值，1939年及之后为市场价值。

图27 伦敦证券交易所内公债占证券总量百分比（1853~1990年）

埃及从土耳其的封地逐渐变为英国附属国开始于1874年土耳其宣告破产。正是由于土耳其的破产，埃及总督才不得不将其在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以400万英镑的价格转让给英国政府，其数目之大，相当于英国除去债务支出后整个预算的8%，然而如果说几个小时有点夸张的话，这笔款项罗斯柴尔德家族几天之内就能贷给迪斯雷利。在这之后，新的国家债务银行建立，将埃及财政置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些主要债权国所派遣的代表的监督之下，并将合并债务确定为7 600万英镑（不包括埃及总督以其土地做抵押的1 500万英镑私人债务和一笔可能高达600万英镑的流动债务）。1878年，该银行建议应成立“多国”政府，自然它不受埃及纳税人欢迎，1879年，埃及总督便解散了这一“多国”政府。于是债权国为重新控制局面，把原总督之子陶菲格推上总督位置。但是，阿拉比·巴夏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军事暴动迫使英国不得不直接进行军事干涉。1882年7月，亚历山大遭到炮击，到9月，阿拉比政府便被推翻。这是长期占领的开始，且显得理直气壮。1882~1922年，英国信誓旦旦地向其他债权国许诺不下66次，言称它将结束对埃及的占领，但直到1956年9月，英国阻止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图谋破产后，英军才灰溜溜地撤出埃及。

占领埃及的部分原因是英国对法国在突尼斯的行动所做出的战略回应，但它还有更深一层的财政意义。1884年，英国海军部长诺思布鲁克勋爵（巴林银行家族成员之一）被派往埃及调查该国财政状况，而他的表哥伊夫林·巴林（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已经是驻开罗总领事。是后者在稳定埃及财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埃及债务的绝对值从1891年的10600万英镑降到1913年的9400万英镑，而税收收入的增加更让债务/收入比率降低了一半。同时，克罗默还能募集到足够的外资投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既无害于埃及人，也有利于外国的债券持有人。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这就防止了埃及拖欠债务的风险，也确保了埃及债券的高回报率。事实证明，英国财政部购得苏伊士运河股份是明智之举。截至1876年1月，该股票价格从22英镑上涨到34英镑，涨幅高达50%。1898年，英国所持股份的市场价值总额为2 400万英镑，一战前夕，该金额高达4 000万英镑，到1935年又升到9 300万英镑（约折合每股528英镑）。1875年至1895年，英国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20万英镑；之后的分红更为可观，从1895年的69万英镑升至1901年的88万英镑。

相形之下，俄国以及后来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却无法对土耳其形成大国监管（国家公共债务事务部那一间间宝塔形办公室如今仍屹立于伊斯坦布尔）。由此，土耳其政府及其财政状况均无改观。1881年对债务进行重新安排后，1889年，债务/税收比率为8.7∶1，而到1909年却增长到10∶1，回到1879年的水平。1890年，债务偿付支出占总支出的12%，1910年，也就是青年土耳其党发起暴动那年，该比例上升至33%。如此，土耳其债券的实际回报率较低（预期为7.4%，实际只有1.6%）。

“非正式帝国主义”（即在无政治管制下的投资）导致财政管制难以实施，因此，拖欠债务的风险也较高。1880~1914年，除土耳其外，几乎所有大规模的债务拖欠事件均发生在拉美（阿根廷：1890年，巴西：1898年和1914年，墨西哥：1910年）。表16显示，与日本、俄国、土耳其等独立国家相比，英国控制下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埃及，为外国投资者带来的实际回报率显然高得多。平均而言，拉美国家处于中间位置，虽然墨西哥由于屡不偿债比较突出。 [1]

表16 部分国际债券预期溢价和实际溢价（1850~1983年）

定义：溢价——在相等持有期内，国外债券收益率与英国或美国（根据国外债券发行地而定）长期债券收益率之差。预期：根据债券发行价和偿还条件计算的内部收益率。实际：根据债权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的实际收益率。

趋同中的矛盾

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大多数主要经济的长期利率有明显趋同现象。英国统一公债与同类的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差均有所缩减。例如，1894年，意大利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几乎是英国的两倍，而到1907年，它只比统一公债高了54个基点。图28汇总了有数据可引的7个国家的债券与统一公债相比的收益率差。虽然造成趋同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统一公债收益率从1896年2.25%的谷底回升至1914年的3.6%，但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其他大国长期公债收益率下降所致。

图28 各国债券与统一公债的收益率差（1870~1913年）

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三种解释，这三种解释虽各不相同，却互有关联。第一种解释很简单，即全球资本市场高度整合。大量研究表明，1880~1914年，由于资金的国际流动、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未加管制的套利活动，储蓄和投资之间出现脱离。事实上，通过比较1745~1907年7次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市场统一债券的价格，可以看出20世纪初金融整合程度可能不及19世纪中期。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流动性遭到破坏的缘故。1870年之后，电报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使得资产套利不断增加，进而促使国际金融逐步整合成为必然，虽然整合的进程偶尔也被严重的危机打断。

对于趋同现象的第二种解释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利率差与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相关，利率差因此可以被看做“债务拖欠风险的广泛衡量指标”，虽然“国家只有深陷债务危机时，才能感觉到收益率不断上升带来的痛苦”。而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提供的信息相对而言毕竟很少。在各国的债务中，有的长期债务占比较高，有的短期债务占比较高；有的国家（俄国最为典型）外债规模大，而有的（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几乎都是内债；有的国家的债务以黄金标价，有些则不然。此外，当时的投资者无法获得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正如第4章所讲，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才出现的概念，并且在一战前，对国民财富和收入的统计少之又少。

附录D给出的一些指标对于19世纪末的投资者来说再熟悉不过。它将债务与政府收入以及出口额联系起来（债务/出口额比例对拉美、中东这种外债规模大，并需要用外币偿付的国家作评估时尤为重要）。另外，对债券进行评估调整时，也要考虑周边国家债务的高利率情况，以及国家资产负债表另一侧的国有资产（在对已发行公债为铁路建设融资的国家进行评估时，这点也很重要）。为了更好地说明19世纪全球化程度，附录D收录了1889年《芬恩纲要》调查的所有国家，该纲要是当时最详尽的投资综合手册，其采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是该时期的典型方法。芬恩的计算方法和19世纪90年代迈克尔·马尔霍尔创建的债务/国民财富比率有相似之处。而里昂银行的信用评级根据的是净债务偿付额占税收收入之比，同时考虑债务拖欠的前科。

这类指标能比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更好地解释收益率差及波动吗？一种检验方法就是对债券收益率和当时的财政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但令人失望的是，检验得出的结果模棱两可。在有数据可考的6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法国）其赤字/收入比率和债券收益率之间呈正相关，而对于另两个国家（英国和德国），两个指标之间呈负相关。这并不意外，像英德这样工业化的国家，债务虽高，但经济基础也雄厚，若用上述指标来衡量，则会夸大它的债务负担。若以债务/收入比率来衡量信用度，19世纪80年代只有两个国家（若将德国中央政府和瑞士中央政府也算在内），其信用度可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媲美，而中国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债务负担低，只是因为缺乏国内或国际债券的融资机会。里昂银行也是使用类似的评级方法，把俄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列入高风险国家的第一梯队，归入该梯队的还有美国。同时粗略地将英国归入第二梯队，与罗马尼亚、埃及、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同列。

关于收益率趋同的第三种解释是，金本位国家数量的增加，降低了作为投资者考虑因素之一的货币风险。根据这一观点，坚持金本位说明财政透明，“有利于边缘国家从西欧核心国家获得资金”。金本位成员资格表明，该国实行“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金本位的中断也仅仅是因为“可以给予充分理解的突发情况，如战争”，公众也明白这种中断只是暂时的。因此，金本位是“一种带有附加条件的，或者说允许在例外情况下得到豁免的制度”。它有助于政府在和平时期通过低利率而获益，从而达到预算平衡。准确地说，坚持金本位会让黄金标价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降低40个基点。

然而，这种分析也有不足之处；即它假设战争是“可以给予充分理解的突发情况”。回顾历史可以发现，1890~1914年，所有大国之间战争的危险不断加剧、规模空前、持续时间无法预见，而投资人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早在1899年，波兰金融家伊凡·布洛克就断言道：“（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证券价格全线下跌25%~50%，在这种暴跌的行情下，债券将很难流动。”

那如何解释，某些和平时期的收益率趋同度反而明显低于政治局势紧张的19世纪70年代的收益率趋同度呢？一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当时的投资者忘记全面政治危机对国家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据说“所罗门兄弟公司客户关系部指导原则”是“客户记性不佳”。表15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1870~1914年投资者的健忘程度。同之前40年相比，这段时期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国际债券市场的巨大影响明显减弱。例如1870~1871年，法国惨败，但几乎未对其他国家的债券造成影响。1876~1878年的东部危机对收益率的影响也较低（虽然土耳其债券由于拖欠受到重创）。甚至投资者对革命影响力的警惕性也逐渐消除。例如，1904~1906年危机期间，俄国的收益率提高了129个基点。

鉴于政治危机对金融造成的影响逐渐减弱，可以推测，投资者变得过于自信。他们就像自由派记者诺曼·安杰尔一样，开始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可以长期扰乱世界债券市场的运转。安杰尔在畅销书《大幻觉》中提到，“国际金融千丝万缕相互依存”，这也意味着大国之间几乎不可能爆发战争了。当然，这种幻觉只是安杰尔个人的观点。这本书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战前夕，人们对它的了解是多么不足。

1914年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警告奥地利大使，大战“定会导致巨额开支，扰乱贸易，从而造成欧洲信用和工业的崩溃”。第二天，他又对俄国大使说，如果大陆爆发战争，这将意味着“劳民伤财，深陷贫困。工业和贸易将陷入瘫痪，资本将一无所用。工业活动一旦崩溃，1848年的革命将会再次上演”。对商业崩溃的预测很快即被证实。事实还证明，格雷对中欧和东欧的预见是准确的。但他和其他人都没能预见到的是，黄金兑换的中止和国内国际债券市场的扩张也足以为一场持续4年多的全球冲突融资。

国际债券市场危机：前车之鉴？

1914年几乎波及所有金融市场的大动荡迫使全球所有证券交易所关闭。甚至伦敦证券交易所也没能在1914年8月3日银行假日后马上开业，而是直到年底才恢复运营。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债券市场的末日，相反，一战的决定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意义同等重要。截至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至1919年，英国向联邦自治领和战时同盟国提供的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贷款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美国则是净债权国，债权额达70亿英镑之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在一定程度上，1914~1918年是国家借贷的历史高潮。

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波新的国际借贷浪潮接踵而至。1915~1919年十大经济体平均国外投资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5.5%的峰值，而1920~1930年略有下滑，为4%，但比1910~1914年高。1924~1930年，国际资本流动量总计约为90亿英镑，但这时成为世界银行家的是美国。1919~1928年，美国对外提供的长期贷款共计64亿英镑，其中一部分流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9世纪的外国借款人宣扬要对他们的机构进行英式化一样，诸如埃德温·凯默勒这样的“钱医生”周游世界进行美国化宣传，以报美元贷款之恩。

但危机的征兆已日益明显。第一，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所实行的不偿债政策造成的债务拖欠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响到价值约8亿英镑的债券。与7年前土耳其和墨西哥革命一样，外国债权人是最易受激进的新政体伤害的目标，当这种政体向资产阶级宣战时尤为如此。投资者无法忘记托洛茨基曾立下的誓言，誓将俄国革命推向世界。第二，新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同样欺骗了国内、国外的投资者，它允许货币及所有公债以马克标价，导致其不断贬值，最终成为一堆废纸。1919~1923年，德国资本净流入量相当于国民净产值的6%或7%，但是大量流入德国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本都被通货膨胀侵蚀一空，这也是“美国对德国复兴计划”所致。第三，仔细观察不难发现，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主要国际贷款都是用战后美元为战前英镑贷款进行重新融通。第四，以实际价值计，主要债权国（美国、英国和法国）贷出款项数额明显下降，按1913年的物价水平算，1924~1928年年平均贷出额为5.5亿美元，而1911~1913年则为14亿美元。第五，短期贷款，即“游资”的比重较1914年大为提高，而主要的短期债务人多为长期净债权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间歇期，最为令人注目的是资本转向之快及其后果之严重。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生产国均已出现经济衰退，而撤资在短期内加剧了这种形势。而1931年，债务拖欠和货币贬值致使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从债权国转移到债务国。土耳其及大部分东欧国家和拉美所有国家均有不偿债行为：1931年，先是玻利维亚，随后是秘鲁、智利、古巴、巴西和哥伦比亚。1932年有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希腊。1933年有奥地利和德国，到1933年，除阿根廷、海地和多米尼亚共和国，所有债务国均暂停偿付债务。

本章宗旨不在于解释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原因，因为其原因和国际货币体系运转方式密切相关，属于下章内容。本章旨在说明金融全球化确实崩溃了，这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它还会再次发生吗？第二，战时全球金融崩溃和英国的霸主地位衰退之间有无联系？这么说是因为英国在处于霸主地位时，通过正式帝国主义和非正式帝国主义，从政治上保证了国际金融的稳定。

全球化：历史与现状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其程度是否比一战前10年左右更为深广呢？经济历史学家在这点上各持己见。答案的关键在于他们选择考察哪些指标，以及这些指标来自哪些国家。浏览一下诸如印度和俄国等主要国际债务国的外债/GNP比率，即可发现其现状和过去极为相近，1913年，该比率为25%~30%，1997年又回到这一水平。1914年，阿根廷对外资依赖程度之重，今天很少有大的经济体可与之相比。当时阿根廷的一半资本为外国所有，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1870~1890年，阿根廷进口资本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20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仅为2%。如我们所见，资本出口高潮是一战期间，当时经常项目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低谷期是在1932~1939年，相应比例仅为1.2%，1989~1996年仍处较低水平，为2.3%。

表17给出的全球化指标更为综合全面。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放。1913年，商品出口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1990年则为13%，今天这个数字当然更高。这反映了，与20世纪早期相比，今天的国际关税壁垒降低了；1914年之前，货运成本的降低比自由贸易更能推动贸易的发展。1913年，国外资产约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到199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57%。表17还显示，1930~1960年，资本出口回落幅度要远大于商品出口的回落幅度。1945年，国外资产比例降到最低点，不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其他方面，今天的全球化程度同样超过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如今，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投资（相对于以证券市场为媒介的证券投资）规模更大。信息流动加快、信息量加大，为跨国投资决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一进程还在进一步发展。据IMF统计，仍有144个国家在直接国外投资上实行资本控制，128个国家仍对国际金融交易实行管制，如果这些控制和管制得以取消，那么跨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表17 商业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指标

但另一方面，与一个世纪前相比，今天全球劳务市场的开放程度却有所降低。全球化初期，曾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第一次是强制性的，第二次却是自愿的。截至1820年，前后约有800万黑奴被运到美洲和加勒比。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至少有6 000万欧洲人移居国外，其中2/3流向美国。1881~1890年，英国净流出人口超过320万人，约为平均人口的7%。德国移居国外的人数在1854年和1881年达到高潮，人数为130万人，占当年总人口比分别为0.7%和0.5%。爱尔兰是当之无愧的人口输出大国，19世纪80年代，移居国外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4%。美国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放宽了移民流入管制，但流入美国的移民规模仍不及20世纪1900年代最初10年，当时流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0%，阿根廷的移入人口占比高达29%。1990年，美国流入人口占比还不及一个世纪前的1/3。

这种前后差异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移民的流动，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化初期各国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资本流动占主导地位时，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将会扩大。这是因为富国劳动力相对较少，当发生人口流动时，穷国人口就会涌入富国。而当发生资本流动时，资本往往会避免流入真正的穷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劳动生产率过低。

许多评论家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有利的推动力，它能带来“完美的未来”。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赞同经济全球化以其特有的方式，不仅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且冲击了“传统”文化，甚至是家庭观念。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相应比例的国际移民流动，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将导致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不平等。据1999年联合国的测算，世界前三位亿万富翁的资产比最贫困国家的GNP合计还高，而后者养活着6亿公民。20世纪60年代，世界最富的1/5人口的合计收入是最穷的1/5人口的30倍，1998年，这个数字达到74倍。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约有13亿人口的生活状况极为贫困，每天仅有不足1美元的生活费。而从世界发展的趋势看，这种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全球化初期促进收入趋同，那么当前的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分化。最近，在研究1914年前全球化“第一时期”的不同学术论著中，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21世纪初是否会出现“另一次反冲反应”，无论它是体现为保护主义、排外主义还是国际冲突？当然这些“反冲反应”的讨论针对的也只是发达国家。

两个时期的全球化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这当中霸权国家所起的作用不同。那些认为当前全球化程度高于过去的人，多数都是美国人，他们依据的也是美国数据。但若从英国的数据角度看，情况则大不相同（见表18）。由于英国是20世纪早期全球化的霸权国家，故而以它的数据作为基准可能更恰当些。1913年，英国商品出口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或商品增加值的76%；而1900年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8%和36%。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服务出口的重要性比过去大为提高，虽然对美国来说是这样的，但对英国来说则不然。美国的贸易政策的确比过去更为宽松，但它仍不及英国1914年前的贸易政策自由度高。此外，1914年前，英国是人口净出口国，而美国继20世纪初期的移民流入高潮之后，如今再次成为重要的人口进口国，虽然本次规模不及上次。

表18 今昔两个霸权国家的数据比较

浮游生物

全球化关系重大吗？有些人会摇头。1997年，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就对全球化进行了谴责。1999年，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受此启发，杜撰出一段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与这位总理的对话：

“恕我直言，马哈蒂尔先生，请问您究竟住在什么星球上呢？您一提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来，就好像这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似的。事实上，全球化并非任何人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选择的。全球化是个事实。今天全球只有一个共同的市场。如果您想让贵国的发展速度达到贵国人民的期望，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开放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寻求跨国公司去贵国投资，然后把贵国工厂生产的产品通过全球交易系统进行销售。另外，全球化最基本的事实是，谁也别想独霸世界。乔治·索罗斯做不到，超级大国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全球化不是我启动的，我无法让它停止，你也办不到……”

这里我们再次遇到本章开篇的观点：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是人无法控制的，同样也是美国政府无法操纵的。对于弗里德曼来说，这是件好事：它对政客起到了制约作用，是对初期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改进（在同一本书中，弗里德曼还向泰国总理邀功道，是他在东亚新兴证券市场抛售股票，致使泰铢贬值，从而迫使前泰国总理下台，现任总理也因此才得以上台）。

但是目前规模宏大却极不稳定的金融市场真的可以主宰宇宙吗？虽然一大群微小的浮游生物或许可以占据一大片水域，它们或许比一头巨大的抹香鲸威力更大，但就此妄下结论，说金融市场统治着世界，就相当于说浮游生物统治着海洋。浮游生物的游动轨迹无从判定，而资本作为单个有意识的意志产物亦是如此。弗里德曼采用了一个类似的比喻：他把国际投资者及其经纪人，及所谓的“宇宙主宰者”，描述成“电子兽群”，意在表达，兽群容易受惊而四散奔逃，尤其是在缺少牧人看管的时候。

下一章内容是关于通过建立货币“围墙”来降低惊逃风险，即突然撤资和货币危机。

[1] “十月革命”后为苏联。——编者注

第11章

金镣铐和纸锁链：国际货币体制

分而治之

与美国钞票上所印的国训相反（合众为一）

在伊恩·弗莱明的小说《金手指》中，英格兰银行的史密瑟斯上校向詹姆斯·邦德简要解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度，这位神通广大的特工对赌场以外的货币几乎一无所知，“黄金及其支撑的货币构成了国际信用的基础。我们能够知道英镑的真正力量，而其他国家要通过了解我国货币币值后，才能知道这一点。”但是黄金正被金银交易员奥瑞克·金手指从英格兰银行偷走，金手指已经积累了2 000万英镑黄金。黄金的需求还在无休止地增长，比如用于囤积、补牙、珠宝以及央行储备，但黄金的供应几近枯竭：

“你看，从1500年到1900年……全世界共开采黄金1.8万吨。从1900年到今天，我国共开采了4.1万吨。按照这个速度，邦德先生，”史密瑟斯上校向前探探身，诚恳地说道，“请别引用我的话——如果50年后地球上的黄金还没有开采完毕，我将不胜讶异！”

最后史密瑟斯说到了正题：“英格兰银行对金手指的走私束手无策，所以我们想请你把金手指绳之以法，并把失窃的黄金找回来。你了解货币危机和高居不下的银行利率吗？当然了解。那么，英格兰急需那些失窃的黄金，越快越好。”

事实上，金手指除了英格兰银行外还有其他下手的目标。邦德回忆起，金手指计划在黑手党的帮助下，以致命神经瓦斯为武器，抢劫美国黄金储备地诺克斯堡。那里当时藏有价值150亿美元的金条（“约占世界黄金开采供应的一半”）。

1959年，金手指不断窃取价值达每盎司35美元的贵金属，因此似乎可以推测，如果美国黄金储备丢失如此大量的黄金，那么这将导致黄金美元价格飙升，从而撼动甚至破坏以固定兑换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无须金手指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弗莱明的大作出版后仅10年便解体了。这并非苏联推行的政策造成的，而是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实行“伟大社会”福利计划造成费用上升的结果。经受了长期美元–黄金汇率压力之后，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之窗”，美元不再可兑换黄金。这样一来，美国没有人能够在用美元纸币兑换贵金属。黄金的美元价格立即上扬，或者说美元的黄金价格一落千丈。截至1980年1月，黄金的价格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点，每盎司850美元。

时隔40多年，我们不禁会遐想，以当时每盎司260美元的黄金价格，是不是金手指对诺克斯堡进行盗窃的好时机？当然这时的盗窃对苏联政权或是苏联反间谍机构而言为时已晚，但有个机构可能会从中获利，那就是世界上的黄金开采商。如果他们还渴望看到黄金再次回到1980年的高点的话，那么只有金手指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黄金开采商感觉到他们才是抢劫的真正受害者。1999年5月，英国财政部宣布，政府决定出售415公吨黄金，达英格兰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储备的一半以上。史密瑟斯上校对此又会有什么解释呢？黄金价格瞬时骤降了10%以上。1999年1、2月份，黄金价格在每盎司290美元左右摆动，到6月份第二周，黄金价格仅略高于每盎司258美元，这是20年来的最低点。金矿股票下跌了1/4。当然，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价格也下挫，给英国纳税人造成约6.6亿美元的损失。

1999年，不只有英国的黄金抛售决定给金银市场敲响警钟，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组织的成立也给黄金市场带来了波动。尽管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完全把黄金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它可以这么做），但它所保留的黄金储量也降到仅为15%。虽然1999年1月后，联盟11国中央银行实际上附属于欧洲中央银行，对黄金储备的需求也相应降低，但是，欧洲中央银行的黄金减持幅度仍过大。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成立前夕，各成员国黄金储备共计12 477公吨，是过去水平的17%。但是在单一货币体制下，他们无法再将其他诸多币种作为外币储备手段，同时必须根据市场来给黄金定价（但很多成员，包括德国联邦银行都没有坚持这么做）。这意味着，1999年1月1日，它们储备中的黄金比例一夜之间上升到1/3。因此，其他欧洲国家也很有可能加入英国抛售黄金的行列。瑞士中央银行也准备降低1 300公吨的黄金储量，这个数字约为其黄金储备量的一半。随着2000年临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不单单是来自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政治压力，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免除”要求，不得不卖掉它的世界第二大黄金储备的一部分。黄金的黄昏期似乎来临。

但黄金离黑夜期还有一段距离。虽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西方央行进行大规模黄金抛售，但还没有摒弃黄金。而且1999年9月，欧洲各国央行宣布5年内每年只能出售400公吨的黄金，而金银市场运行延缓执行。然而有必要考虑一下，如果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主要央行都决定或被命令降低黄金储备量的50%，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奥地利都这么做的话，将会有5 735公吨黄金投放市场，如果美国和日本都降低黄金储量的一半（虽然这不太可能），那么又将有4 446公吨黄金出售。如果把这些数字与英国、瑞士和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出售量相加，那么可供交易的黄金共计12 224公吨，约相当于世界四五年的黄金开采量。如有人知道这点，不难发现，从央行储备中直接获得黄金，比从地下开采要容易得多。

黄金的黄昏

当然，从长远看黄金价格下跌是可以预期的。按照200年来黄金购买力平价，1997年黄金价格本应为每盎司234美元。从历史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黄金价格的蹿升极为反常，这反映了在美国终止美元黄金可兑换以及相对于石油和其他商品的欧洲货币贬值后，对黄金的需求突然上升。

当然，黄金并非没有“前途”，但主要是在珠宝首饰方面。1992年，黄金在这方面的需求占总销售量的3/4。沙特阿拉伯的新娘平均佩戴5公斤24克拉的黄金首饰。光印度平均每年就要消费700公吨黄金，1993更是高出平均水平300公吨。印度民间黄金持有量为1万公吨。为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可以这样看，1997年末世界地上黄金储量为13.48万公吨，其中各国央行持有不到1/3（31 900公吨）。1998年世界金矿年产量为2 500公吨，不到印度一个国家年消费量的4倍。黄金开采商应该感到幸运，因为这两个对黄金饰品情有独钟的国家目前人口和收入都在迅速增长。

对于世界上那些货币财政体制较为落后或不稳定的国家，黄金作为价值存储手段同样大有“钱途”。这是因为黄金长期以来都“倾向于保持历史上与其他商品交换的价格水平”。1899年以来，英国一条面包的价格上涨了32倍，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上涨了38倍。的确，今天一盎司黄金能买到的面包数量，与2500多年前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一样。

应当强调的是，与普遍观点相反，在英国和美国用黄金规避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上佳的选择。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通货紧缩时期，黄金的实际购买力有很大提高。而在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时期，相对于军需工业商品，黄金则黯然失色。黄金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即使在现有的货币制度瘫痪后，它仍可以使用，仍可以交换。在1914年前美国金融危机期间、20世纪20年代早期极度通货膨胀期间，以及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期间，黄金都证明了它的真货实价。二战期间，国家金融体系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和轰炸变得摇摇欲坠，而唯有黄金是坚不可摧的资产。1938~1940年，正是英国将大量黄金运往美国，才获得横跨大西洋的进口物资。甚至是在运金船只沉没，比如1944年纳粹Fort Sitikine号在孟买港口沉没，虽然上面的黄金有些破损仍能被打捞上来。许多纳粹从战败国窃取劫掠来的黄金都陆续被找到，黄金存留了下来，虽然它的合法所有者已不在世上。上个世纪在任何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几百年来，比起购买债券和股票，购买黄金一直也是更稳妥的投资。甚至在最近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受害者也靠着自己积累的黄金免于彻底破产。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货币或银行体系比较脆弱，黄金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将继续散发无穷的吸引力，苏联就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储备首选之一，黄金看似已经今非昔比了。无可否认，我们正向着摒弃黄金本位的方向发展，就像19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的摒弃白银本位一样。

从西方投资者角度看，西方再次发生政治或金融灾难的可能性（或者说对这些灾难的记忆）已经消退，因此说黄金进入黄昏期确有道理。20世纪，在英国和美国，黄金作为投资手段，它的市场表现远不如债券和股票。如果你的祖父曾在19世纪90年代购买了一盎司的黄金，并将它传给后代，那么你获得的仍只是一盎司黄金；但如果他购买的是英国指数基金股票（假如真有这种股票存在），那么你现在可以用这笔遗产购买到88盎司的黄金。但是另一方面，1968~1996年，黄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和股票债券投资的实际回报率走势相反，因此那个时期，投资组合中若加入一点黄金投资，而不全部由股票债券构成，那么平均而言它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回报和更低的风险。但是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央行有必要像投资者进行投资组合那样调整储备组合吗？

从历史角度看，不断升级的对黄金本位的摒弃是1870~1914年的全球化发展和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差异。上一章所讲的金融全球化进程与以黄金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的发展齐头并进。在很多当时的人看来，金本位是大规模国际投资的必要条件。但是今天的全球化所处的环境却是汇率波动大，黄金储备无足轻重。

自从由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引发的货币危机以来，世界经历了4个全球汇率稳定期（见图29），1819~1859年，非正式的复本位体系运转相对平稳。1859~1871年，欧洲和北美爆发了一系列战争，扰乱了这个体系。1871~1914年世界进入了第二个货币稳定期，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放弃白银，转向单一的金本位制。1914~1923年，爆发了为期9年的战争和革命，再度造成汇率波动。然而，1924~1931年，金本位得到恢复并运转，直到面临大萧条才再度被废止。1947~1971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制下，国际货币进入了第四个稳定期。1971年，美国宣布结束美元的可兑换性，美元改为实行自由浮动汇率。

虽然各国通过各种难以持久的国际协定（从1971年的《史密森协定》到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作出种种努力控制汇率波动，但是国家货币钉住价和牌价、区域汇率体制和货币联盟，最重要的汇率主要还是由外汇市场决定。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很久之前提出的，汇率波动可以抵消通货膨胀率和生产率的差异，所造成的摩擦比固定汇率下调整名义工资和物价水平要小得多。长期看，确实如此。然而短期看，由外汇市场决定的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不是被高估就是被低估，即与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经济学家看法不一，如果说不是被完全难住了。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它不时会造成区域经济的剧烈波动。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亚洲货币危机导致严重衰退，汇率陡降，银行外币标价的债务负担加重，国内信用受挫，数百万人收入下滑。

图29 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1792~1999年，1913=100）

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两种建议，这两种都是借鉴了以往历史上已有的模式。无论有没有黄金存在，世界会回到固定汇率体制下吗？还是未来的稳定依靠的并不是恢复固定汇率，而是诸如1999年欧洲11国建立的货币联盟呢？

黄砖路

在《绿野仙踪》里，桃乐丝、稻草人、锡铁人和小狮子不得不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充满危险的“黄砖路”行走以到达目的地。很少有朱迪·加兰经典电影的铁杆影迷意识到，弗兰克·鲍姆1900年的原著是对美国加入金本位的讽刺。

事实上，通往金本位道路的曲折程度超出了人们的一般认识。19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五大国中有两个国家，即奥地利和俄国，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当大。1862年的南北战争迫使美国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实行纸币本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79年。虽然在此期间，美国债券在1869年恢复成以黄金为基准，并且在“1873年大案”中，银元退出金属货币系统，但是反对金本位的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实行金本位是英国式或犹太式的敲诈，它会压低中西部的农产品价格，充盈了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腰包）。1868年，只有英国以及它的经济附属国，如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奥地利才实行金本位。法国、其他拉丁货币联盟成员国、俄国、波斯和其他拉美国家均采取复本位制。而世界其他国家实行银本位制。直到1900年，金本位才得到较为普遍地采用。截至1908年，只有中国、波斯和一些中美洲国家仍实行银本位。实际上，金本位已经成为全球货币体制，虽然在实际中，许多亚洲经济体只是采取黄金兑换标准（本国货币可以兑换成英镑，而非真正的黄金），而欧洲和美洲“拉丁”经济体在技术上没有维持纸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

金本位到底如何运转，经济学家对此争论不休。作为一种国际体制，它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固定汇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汇率波动幅度限定在所谓的“黄金输送点”上，即达到进口或出口黄金有利可图的汇率。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讲，该体制的经典模型是由“物价铸币流”机能理论衍生而来的，这种模式通过影响黄金流的相对价格来调整贸易的不平衡。后来理论家又发现一种更有效的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通过该机制，短期资本流动对贴现率的涨跌作出的反应更为迅速。凯恩斯学派重点研究金本位对诸如阿根廷等边缘国家收入和需求的影响。而货币主义学派则试图证明，金本位并非通过贸易方面的变化发生作用，因为套利活动已经使得所有参与国际交易的商品的价格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同一水平。

根据“游戏规则”，央行应该通过调整汇率在国际国内市场之间斡旋，从而回应黄金流动。然而不少证据表明，公然违背规则行事者时有出现，比如法国和比利时央行。一些央行更乐于提高汇率来回应黄金流出，而不愿意降低汇率来回应黄金流入。另一些则通过操作黄金价格，来改变黄金输送点。

实行金本位能够带来哪些裨益呢？显然，坚持金本位可以使国际贸易摆脱不确定因素的困扰。但并不能证明，这就是1870~1914年贸易量增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汇率没有固定，这也很容易实现。通常所说金本位可以带来的益处是有助于价格长期稳定。1913年，英国批发价格年均变动0.7%，美国为0.1%。表19显示了1881年以来21个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这些数据又根据地区和外汇体制进行了细分。如果说金本位为表中21个国家带来最低通货膨胀率有点言过其实的话（这种赞誉应当送给通货紧缩的战争间歇期），但是不难看出，当工业化经济体实行金本位时，其价格水平是相当稳定的。

表19 汇率体制和通货膨胀

注：

1.比利时、荷兰、瑞士

2.丹麦、芬兰、挪威、瑞典

3.奥地利、加拿大

4.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5.阿根廷、巴西、智利

但是，这些数据掩盖了短期大幅波动和较短时间内的重大变动。1849~1873年，英国物价水平上涨了51%，而后1873~1896年又下降了45%，随后1896~1913年只回升了39%。美国物价水平的变动也近似于此。然而统计分析显示，这些变动只是“随机运动”或“白色噪音”，这表示它们并不持久。无论价格水平在短期或中期如何波动，人们可以放心的是，它终将回到历史平均水平。

这些有经济意义吗？理论上讲（或至少根据一些理论），如果物价水平稳定，它对经济不无裨益。而实践证据表明，金本位也曾对经济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在英国和美国，1870~1913年，人均实际收入变动幅度比之后各时期要小得多，失业率也比战争间歇期低，长期利率的变动幅度同样较低，虽然不一定是对实际利率来说。然而还不能确定，金本位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全部原因还是部分原因。认为复本位优于单本位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1873年大案”实际情况是，法国决定放弃白银，从而使巴黎退出了国际货币套利中枢的位置。而与金本位支持者强调的金本位可带来较低的长期通货膨胀率相比，金本位下的通货膨胀率和生产率的短期波动更让人不快。凯恩斯的名言，“从长期看，是人都难逃一死”，准确地反映了人们更倾向于关注经济短期兴衰，而不是价格和产量的长期变动。从实现通货膨胀率低、变动小以及经济增长率高、运行平稳的角度看，以凯恩斯为首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无疑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虽然实际上其他因素对战后繁荣作出的贡献比汇率体制更多。

造成上面提到的价格波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黄金储量的变化。如果黄金供应量没有相应的弹性，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并造成通货紧缩。19世纪40年代，世界黄金年均产量为42公吨，其中一半来自俄国。到19世纪50年代，该数字上升到965公吨，其中约一半的增加量来自加利福尼亚，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幸而19世纪90年代开发了南非兰德金矿和澳大利亚卡尔古利金矿，以及在科罗拉多、克朗代克河和叙利亚发现金矿，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世界黄金储量翻到3倍多。如图30所示，黄金储量的增长率变化较大，19世纪50年代黄金储量增长率为88%，80年代仅为11%。黄金加工技术的进步，比如氰化处理技术的发明，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金本位并不严格受黄金供应量的限制。随着纸币和支票的使用日益广泛，金融创新放松了黄金镣铐。1885~1913年发生的货币扩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储蓄增长了5倍。相比之下，黄金储备仅增长了3.5倍。有趣的是，虽然英国自诩为“霸权”地位，但英格兰银行“骨瘦如柴……只能用其微薄的黄金储备做成几根细细的金钱，维系岌岌可危的金本位框架”。金本位劣势在于，黄金储备和短期利率的稳定之间相互抵触：黄金储备较多的国家（如法国）不得不尽可能少地调整贴现率。

图30 世界黄金产量（1835~1989年，每5年，单位：公吨）

另一种为金本位辩护的观点认为，它消除了汇率风险，同时也是国家承诺实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确认，从而降低了金本位国家的国际借贷成本。这也是一种“承诺机制”：实行金本位即表明放弃诸如印钞收取铸币税以及债务拖欠等“前后不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然而有人认为，黄金可兑换是“带有附加条件的，或者说允许在例外情况下得到豁免的”：在外部因素导致的紧急情况下，如战争，只要这种情况能得到充分理解，并只是暂时的，在危机渡过后能够恢复原先水平的黄金兑换，那么黄金兑换的中止是被允许的。在一些时期，还有另一种合法的豁免情况：银行风潮时（如1847年、1857年和1866年的英国），当局可以代表最后贷款人中止黄金兑换。

如前所述，把战争或银行风潮解释为“可以给予充分理解的紧急情况”是这种理论的薄弱环节。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仅从统计数据中推测，上面提到的例外情况是“可以给予充分理解的”，但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历史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同时，这种理论也没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情况可以成为中止黄金兑换的合法理由，而有些却不能。和非金本位成员国相比，金本位成员国被贴上“理家能手”的标签，这是因为它们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贷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1880~1914年，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它们的债券贴水相对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而言低得惊人。到1895年，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对英镑已经贬值60%，但它们的债券收益率仅比加拿大和澳大利等金本位国的债券高出不到2%。同期，智利纸币标价债券的收益率仅为7%，而美国为4%。到了1914年，智利货币下降到1870年黄金兑换率水平的20%，而美元却与票面值相等。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因为对于战争间歇期间，相同的算法可以得出类似的结果。坚持金本位可以得到公债收益率之上100到200个基点。但是，坚持金本位的结果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

还应当注意到，即使没有固定汇率，承诺机制也有可能实现。例如，目前钉住通货膨胀的方式或国家独立央行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的明晰规则，就相当于一种有效的承诺机制。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各国所要钉住的目标千差万别，若要形成一种可与金本位媲美的国际承诺机制，还为时尚早。鉴于20世纪70、80年代货币目标变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目标是否能获得像黄金兑换率一样的可信度，仍无法确定。

然而，金本位还是具有诸多优势，它有助于物价长期稳定，促使国家实行前后一贯的财政货币政策，并降低外债利息支付。如此听来，它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曾有一段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它导致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包括年轻时的艾伦·格林斯潘，都强烈要求恢复金本位。这种观点也绝不会消失。每年外汇市场交易规模庞大，而由于缺少固定汇率，导致成本居高不下。针对这一情况，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很早就提出，“实行国际货币组合”，并“认可黄金以增强信心”，至少开始时要这样。1999年5月，格林斯潘亲自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作出保证，黄金仍代表“世界支付手段的最终形式”。事实上，他5年前在英格兰银行举行的研讨会上已经说过，“要求在与金本位相当的体制上开展银行活动的压力将越来越明显”。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说法的存疑可以用政策的“三难窘境”来概括。从根本上说，这种三难窘境是指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执行三种经济政策目标中的两种，这三种经济政策目标分别为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金本位成员国或任何后续体制一半都执行前两个目标，而不执行第三个。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为维持汇率稳定而实行的货币政策，从国内经济角度看可能并不恰当。凯恩斯在《货币改革通论》中就持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金本位已经成了一种原始遗留物。所有人，从英格兰银行主管往下，如今都将精力集中于保持商业、价格水平和就业率的稳定上。而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并不倾向于主动为那个过时的“317先令10.5便士每盎司”的规则牺牲这些指标，虽然它曾经有一定的价值。该过时标准的鼓吹者没有注意到，当今时代的精神和要求与那个时代已相去甚远。

正因为如此，金本位成员国价格水平不一定像某些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那么低。如果政府承诺执行固定汇率，那么它可能会发现国内成本超过所得利益。随着国内成本增加，汇率可信度降低。但在恶性循环中，若是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树立汇率的可信度，只会导致国内债务人负担加重。当超过某个关键点，投机者将会闻风而至挥之不去，而在缺少有效外援的情况下，央行进行干预（即时买进投机者抛出的货币），将会很快耗尽储备。

这种货币危机已变得较为常见了，这是因为即使在缺少固定汇率的体制下，许多欠有以外币标价的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钉住汇率，而不愿冒市场导致的贬值风险。衡量固定汇率的代价的方法之一是，对1914年前发生的金融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比较。实际上有证据表明，金本位时期的金融危机相比最近的金融危机，如果不能说前者严重程度更低的话（1890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甚至比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还要严重），那至少可以说前者持续时间更短。其原因在说明金本位具有“承诺机制”时已论述过：由于各国承诺坚持可兑换性是有目共睹的，而它们在危机时期背离原则也是暂时的，并且大家对危机表现充分理解，所以促使投资回归。但前后两个时期在危机持续时间上差异很小，并且可以进行严格比较的数据很难获取，所以也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如果1914前的时期恢复速度较快，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价格和工资的弹性较高、没有跨国移民的限制劳动力流动性较强、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群体其政治代议权较为有限，以及殖民地经济体普遍采用英国的法律财会标准。而另一方面，由于1914年前新兴市场缺少有效最终贷款人，所以它的金融危机恢复速度应比20世纪90年代更为缓慢。

战争间歇期间的经验表明，实行固定汇率会导致一国的金融危机将波及其他国家，这种现象也叫做“传染”。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否认，1930年美国货币当局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20世纪20年代阻断资金流入，30年代对资金外流反应过激，以及1932年没能坚持开放市场运作，这些失误不仅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而且对所有其货币钉住美元的经济体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1929年金本位鼎盛时期，世界上不少于46个国家实行的都是这种制度。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时，它们才开始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

同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最终使世界其他国家都屈从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虽然这一时期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固定汇率体制是多么的不稳定。几乎从一开始，由于英国国际收支问题重重，美元对英镑的汇率是否能够持久就遭到质疑，1947年，英国试图恢复黄金可兑换失败后，英镑先后于1947年和1967年两次贬值。法郎也贬值三次。同时德国马克升值两次。1959年前，只有美元完全可以兑换，而其他国家仍保留资本和兑换管制，这是由于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短缺。之后美元在压力下不断上升，这也日益要求进行国际干预（“黄金总库”）或其他手段限制美元向黄金的转换。1968年，黄金总库中止运作。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美元储备不断积累。对美往来账户盈余客观。自此该体制逐渐走向末日。该体制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不愿将美国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引入本国。

20世纪90年代，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类似，这表现在各成员国实际上受德国货币政策的制约。欧洲汇率机制成立于1979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各成员国看似还能受益于德国货币政策，即对低通货膨胀的承诺较为可信，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较低的利率。这是199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免职前6个星期，英国决定加入该体制的主要原因。但命运的安排使得这一决定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同时发生。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统一导致其赤字大幅增加，德国不得不增加债券发行为其融资，这不仅使得德国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上升，而且使得德国货币利率上升（1991年德国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42%，1996年则为60%，几乎是1980年的两倍，1991~1996年，公共部门赤字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5.5%）。如果没有欧洲汇率机制，德国马克无疑会对其他欧洲货币升值，而该体制的规则要求所有成员国利率上调。到1992年，英国和意大利利率上调，尤其是保守党支持者的抵押利率上调，所造成的政治成本显然是它们无法承受的。同年9月，由于央行都无力抵抗投机的冲击，英镑和里拉被迫退出该体制。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货币也都被迫进行贬值。1993年夏，法国法郎在压力下允许其汇率可在更大的幅度内波动。

最后，即使没有从核心发出的严重政策冲击，边缘也可能受到传染。一旦一国的货币钉住体制在亚洲失去信用度，比如1997年7月2日泰铢允许浮动或其实是贬值，周边国家的货币信用度也会下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外国投资者没有对新兴亚洲市场进行区分，更主要的是由于受波及的经济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外汇贷款没有回避风险、用短期贷款为长期投资融资，以及道德危机（认为政府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发生时会对私营部分实行救助）。

然而货币危机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人，他们享受到了低廉的进口价格，还有那些美国经济学家，当他们对后苏联转型问题兴趣减退时，他们又获得了新的研究课题。一些分析家批评亚洲经济体实行“靠关系的资本主义”，即金融运作缺少规范导致大量问题产生。另一些人则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能有效担负起最终贷款人这一角色。他们提出大量政策性解决方案。比如有人认为亚洲国家应效仿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的做法，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实行管控。另一种建议认为应深化国内资本市场，促进以本国货币标价的长期借款。还有一种观点是建议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建立（恢复）“美元本位”。而关于危机后重建最引人注目的说法则是建议亚洲货币“美元化”，即用美元完全代替泰铢及其他货币，很久之前，巴拿马就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这种与美元实行统一的提法早在1992年就有相似的建议（最先由《经济学人》发表），汇率机制的失败显示欧洲需要结成货币联盟。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种解决汇率问题的方案。

货币联盟

从概念阶段，经历筹备、成立阶段，到早期运行阶段，欧元一路以来都用事实否定了那些怀疑论。有些人认为沙文主义者会在公投中否决单一货币。另一些人对所有单一货币执行国家是否都能履行《马城条约》表示怀疑。还有些人预测对欧洲央行任期的争论可能导致整个计划流产。然而经济和货币联盟却已按部就班将各个环节一一实行到位。虽然可能对法国的公投需要费些小小的手脚，虽然《马城条约》中的趋同准则出现小小的违规，虽然在经济理论基础方面有分歧，但重要的是，在欧元区内固定汇率执行稳定，并且在过渡期，个别国家将会遭到投机攻击的预言并未发生。

从投入流通到本书行文之时（2000年5月），新货币对美元已贬值20%，这是事实。但欧元并没有宣称会钉住美元或其他任何货币而实行固定汇率。也没有人能够确定欧元在未来12月中会升值还是贬值。一方面，如图31所示，与其前身记账货币埃居的表现相比，欧元仍未到达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由于前一章所讲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外债过高，总有一天美元会疲软，届时有理由相信欧元对美元将会恢复坚挺。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单一货币的预测者和设计者显然将会为这一翻身雀跃不已，就像反对者在欧元投入使用后，对它在外汇市场上的“节节攀升”幸灾乐祸一样。然而，欧元的胜利可能是短暂的，因为当劳动力流动受到文化壁垒和严格管制的削弱时，尤其是当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失衡时，没有哪个货币联盟能够长久维持。

图31 美元对埃居/欧元汇率（1975~1999）

认为各国财政失衡将导致货币联盟解体的观点，部分是基于比较历史学，但难点在于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货币联盟与欧洲货币联盟完全一样，那么如何确定哪个货币联盟与它最相近？的确，由于所有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并且如今货币政策被视为“主要宏观稳定工具”，因此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与之类似的体制。事实上，许多学家拿它与1914年前的金本位制进行比较，但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它更像一种国家货币联盟，因为它设有共同央行（或者说是各国央行联合体系），并且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退出这个体制。因此，当货币统一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我们就应当把它与19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类似历史相比较，或者，可能的话，应当与美国类似的却年深日久的那段历史相比较。

然而无论是和金本位制相比还是和意、德、美的国家货币联盟相比，都难以让人满意。因为一方面，金本位是一种非正式体制，它没有设立单一央行，任何国家都能够在紧急情况下选择退出，金本位制因此更像是1999年前欧洲汇率机制的大型版。另一方面，把欧洲货币联盟与历史上美国、意大利或德国的货币联盟相比也不具有说服力了，因为在以上案例中政治政策都先于货币政策，就连荷兰联合省作为货币联盟所取得的成功也同其政治统一密不可分。另外，和大经济体与小经济体结成的货币联盟相比也没有任何帮助（比如法国、安道尔共和国和摩纳哥之间的同盟）。在货币联盟方面，最好的类比对象是联合形式较松、财政集权程度较低的多国联盟。法语系非洲地区存在两个这样的联盟：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和赤道非洲央行执行区。但由于它们的货币都是钉住法郎，所以这些联盟在本质上只是法国货币体系的卫星（因而如今也已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的一部分）。

事实上没有必要跑那么远去寻找欧洲货币联盟的前身。这种货币联盟在欧洲历史上就有先例。1867年后成立的奥匈货币联盟就可算做其中之一，因为哈布斯堡两元君主国是一个“设立中央银行、商品和资本可自由流动、各辖区以及各民族的财政完全自治的经济实体”（但它与欧洲货币联盟不同的是，它还有统一的军队）。联盟成立之后奥地利和匈牙利都陆续出现大额赤字了，但在1914年前，这些赤字都被国际国内债券化解了。然而一战导致军事开支和借款飙涨，导致通货膨胀加剧。战后两元君主国政治的解体很快导致货币联盟的解体。1919年1月，南斯拉夫首先退出联盟，并给它境内所有货币加盖印章。同年3月，新成立的捷克和匈牙利政府很快也步其后尘。面对奥匈银行的反对，捷克财政部部长这样回答，退出行动是对奥匈银行“（由于造成通货膨胀）破坏了奥匈克朗系统”作出的必要反应。由于奥匈银行在1919年9月的清算之前仍继续印制未加盖印章的纸币，因此这种退出行动一旦开启，其他国家不跟随退出，将会很危险。那些未盖章的纸币因为可以在没有实行盖章政策的地区（1920年春天之前的波兰和匈牙利）使用而很快获得贴水。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拉丁货币联盟（1865~1927年），它允许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教皇辖区以及（后来的）希腊的货币在单一货币区内自由兑换和使用。它虽然没有设立拉丁中央银行，但是它和欧洲货币联盟一个明显相似之处，在于它同样带有政治意图。1865年12月23日《拉丁货币联盟条约》就是在费利克斯·巴赫尔推动下签订的，巴赫尔梦想拉丁货币联盟最终成为拥有“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欧盟”。然而，意大利（特别是教皇辖区）成员国所实行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带来了高额的成本。教皇辖区为弥补赤字发行白银辅币来获取铸币税，这种做法导致货币贬值，并经私人经纪人的货币买卖流向其他联盟国家。这是对《条约》的公然违背。同时为了弥补赤字（相当于186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未清偿债款时最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0%），意大利还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这即便不算对《拉丁货币联盟条约》的违反，却也违背了它的实质精神。这也是为什么该联盟从一开始努力吸引新成员，而到后来在吸收了希腊之后关门谢客的原因，虽然此时申请加入的国家还有西班牙、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哥伦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保加利亚以及芬兰。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打破了法国大陆霸权这一政治理论基础的认定。而1878年之后拉丁货币联盟之所以还在维护的原因在于，“这可避免解体成本”。但与1873年瑞典和丹麦建立的更温和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的命运一样，20世纪20年代，拉丁货币联盟最终还是不复存在了。

近期，三个在政治联盟解散之后成立的货币联盟也只是勉强维持了数年：一个是前苏联的11个成员国在其解体后结成的联盟，一个是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员国在其解体后结成的，还有一个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成员国在其解体后结成的。其中两个货币联盟的解体是与极度通货膨胀有关，由于成员国国力薄弱，于是简单地通过纸币发行来增加收入。

过去的经验说明，财政不平衡将会导致政治独立国家间的货币联盟迅速解散，这种财政不平衡虽往往是由战争引起的，却也并不尽然。以当今欧洲为例，难以为继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所引发的紧张局面也会产生类似的离心效应，就像哈布斯堡一样，福利取代了战争，成为致命的溶解剂。

正如第7章所论述的，多数欧洲货币联盟成员都存在严重的世代失衡情况，虽然在程度上各国均有不同。很难想象，需要采取行动的9个成员国中有谁会实行这样的政策来消除失衡，而9个国家全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各国概况如下：为达到世代平衡，芬兰需要全面提高税收17%，奥地利为18%，西班牙为14%，意大利为10%，甚至德国也需要增税9.5%，或削减政府转移支付14%。各国无法采取行动消除失衡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削减政府开销，削减转移支付，还是全面增税，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政治阻力。在增税和/或削减福利方面，政治矛盾的尖锐程度可想而知。事实上，此类事件在德国和意大利已有发生。马西莫·达莱马政府在2000年4月倒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工会的反对，政府无法对意大利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它的养老金年支出为全欧盟最高，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尤为不幸的是，众多大陆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都认为，提早退休政策可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这种理论无论在哪里得以应用，都会给财政造成灾难。另外，通过短期宏观调控来改善财政紧缩状况也因此很难实现：原因很简单，德国和其他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高失业率问题很难靠提高税收来改善，事实上，施罗德政府选择了减税政策。当然，许多欧洲国家财政恶化的状况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来得到缓和，但欧洲核心国家是否也能做到这点令人怀疑。特别是欧洲僵滞的劳动力市场也让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建立货币联盟的时机尚不成熟（1914年前金本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劳动力的高流动性）。

因此，欧元区内几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且不论取消移民入境管制），要么史无前例地在和平时期提高税收，要么不顾20世纪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而大规模削减财政开支。但似乎哪种政策都不受欢迎。于是大多数政府选择在短期内让世代失衡继续恶化下去。

那么，这种逐渐逼近的财政难题会造成什么货币影响呢？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各国的预算将很难保持在《马城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限定内。然而对债务和赤字的传统会计方法进行创新也并非不可能。由于《马城条约》所规定的债务比例限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允许根据经济情况进行调整，这便有了可乘之机。事实确也如此，1997年，欧洲货币联盟中至少8个成员国的债务比例就超过了《马城条约》所规定的60%的上限。

然而，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借款增加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过去的经验（如1871年后的德国货币联盟）表明，货币联盟和发行着大量债券的各成员国国家财政体系可以并存。而各国债券发行量不同导致债券收益率从趋同发展为分离。但是，收益率差并非不容于货币联盟：市场根据对不同的成员国的评估，得出不同的违约风险，这种市场规律并不能禁止。这可以从奥地利债券收益率的案例看到。当排外的自由党控制政权的趋势逐渐明朗时，奥地利债券收益率比德国高出20个基点。就像不同公司发行的欧元标价的债券无法为投资者带来相同的回报率一样，各国的债券收益率也无法趋同。而高债务也未必导致高通货膨胀，虽然有人这么认为。债券收益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债券市场对AAA级主权债券或AAB级主权债券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退休后仍能活20年，需求也将增强。

世代失衡产生的后果，并非仅仅是出现赤字这么简单。由于世代记账法是基于跨期预算限制的理念，所以在计算时就已经假设会出现赤字。这些赤字不仅意味着未来要增加借款，也意味着提高税收、降低开支或发行货币。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奥地利、芬兰或西班牙（或三者同时）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陷入政治僵局，将会发生什么。

世代失衡最严重的国家很有可能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向欧洲央行施压，以缓解自己的压力。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见，通货膨胀是陷入财政危机的政府最易采用的方法，例如一战战败国，以及苏维埃经济崩溃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即便采取了单一货币，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很有可能欧洲央行会做出让步，允许欧元贬值和欧元区通货膨胀。然而，这似乎又不太可能发生，因为《马城条约》所建立的体制明确禁止欧洲央行批准货币融资的请求，准确地说，《马城条约》（如今按《马城条约》第101条规定建立了欧洲委员会）第104条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条例》第21条明文规定了“无贷款救援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欧洲货币联盟造成“主要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史无前例地分立”。

因此不难预见，由于各国政府致力于维持本国财政，而欧洲央行则按规定将保持价格稳定作为主要目标（根据《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条例》第2条规定），这样必然会产生一些摩擦。欧洲央行可能会忽略成员国预算失衡造成“令人不快的货币算法”，而为了解决自己的“令人不快的财政算法”自顾提高利率。

如果所有国家都陷入大体相同的困境的话，是可以找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政治方案的。但是，由于欧元区内各国不但世代失衡程度不一，而且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各不相同，所以一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早陷入困境。不难预见这将导致怎样的国家间冲突。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估算“不对称”冲击对该体制所造成的影响来判断欧洲货币联盟还能维持多久。世代记账法表明，该体制已经出现“不对称”，可能用不着非常大的冲击就会崩溃。

然后怎样呢？从法律角度讲，退出欧洲货币联盟是不可能的，它不同于金本位制，没有例外条款。但从历史角度讲，总会有出路的。如果一个国家真到了除了印钞别无其他在政治上可行的办法，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部分债务（即征收通货膨胀税），而欧盟机构仍坚持遵守“无贷款救助规定”的话，那么就需要考虑脱离该体制了。到时候唯一的问题是这将付出多少代价。

首先，利率会在短期内维持较高水平，这将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另外债务负担加重的程度也要看政府债务偿付的紧迫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债期限结构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短期债务过高，那么它通过通货膨胀获取的利益就越少。例如，西班牙国内债务有一半以上是短期债务，而奥地利只有0.4%，所以西班牙很难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债务。其次，相对于欧元和其他主要货币，脱离该体制的国家的新货币（或恢复加盟前的旧货币）汇率会较低。这可以刺激出口，但它能否补偿高利率所带来的损失尚不能确定。另外，退出联盟还会引起各种法律纠纷，因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国外和国内）会在对遗留下来的债务究竟以欧元计价还是以该国新货币计价争论不休。而这也会严重干扰退出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国家外债越高，将来受到此类影响越严重。简而言之，脱离欧洲货币联盟比脱离欧洲利率机制更加困难，这是诸如英国这些仍在考虑是否加入该体制的国家必然会思考的问题。

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利因素可能会加强政府的政治决心，推行削减开支或增税政策。还有一种可能是欧洲央行反通货膨胀的决心减弱，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再或者，欧洲货币联盟加强财政集权化，对各成员国的世代失衡问题进行集体共同解决。

但是，通过民主协商进行预算调整解决今天某些欧洲国家如此严重的危机，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历史所能提供的，只是由于成员国必需的财政政策与单一货币的约束无法共存导致货币联盟破裂的几个案例。

第12章

美国浪潮：民主的兴衰沉浮

显而易见，我们正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然而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抱有同样的看法……目睹了这场势不可当的革命浪潮，虔诚敬畏之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尽管困难重重，但数世纪以来这场革命仍在发展，踏着它制造的废墟继续前行。

——托克维尔

当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宣称“历史终结”时，他是以历史哲学家、辩证法大师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为楷模的。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受“一个终极精神所支配……一种神圣而绝对的理性”。黑格尔断言，“理性的精神及其发展历程”即为“历史的本质”，同时他将这种精神等同于“人类的自由观念”。而历史就是人类在世界的一系列精神中，运用自己的自由观念，实现自我认识的历程。黑格尔在其晦涩难懂的文章中写到，“主观意志与世界的统一”——“伦理生活的总汇和自由的实现”——构成了国家。黑格尔年轻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鼓励（“壮观的日出……崇高的情怀”）；然而他心中的国家典范却是普鲁士王国。而鼓励福山的是1989年东欧事件，但他心中的典范依旧是美国那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民主。

福山和黑格尔一样都是经济简化论者。他认为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由文化从中调和而成的。同时他承认（尤其是亚洲）“政治可能往偏离民主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当地的文化传统并不主张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又是和民主紧密相关的。但是福山在“历史终结”完成10年之后，仍坚持认为人类的政治制度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朝着自由开放的民主道路发展演进。事实上，福山在他新近出版的《大动乱》一书中毫不掩饰地以黑格尔的断言总结道：“在政治经济领域，历史显示出方向性和进步性，自由民主作为技术进步社会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将在20世纪末达到高峰。”

认为民主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的观点逐渐成为新的正统学说。政治经济学家库尔曼·奥尔森在其身后出版的《权利与繁荣》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民主制度比之前的非民主制度更有利于创造财富，其根本原因和在中世纪专制要优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是一样的。君主，被奥尔森称之为“固定劫匪”，其综合利益有赖于所辖子民们的长期繁荣。而“流动劫匪”则不然，“流动劫匪”以百分百的税率进行“征税”然后继续流浪，丝毫不介意他们的行为会减少目前和未来的投资，他们的所作所为从而减少了被掠夺者未来的产出。与之相反，“固定劫匪”则倾向于将搜刮税率降至所得（由于产出增加而获得的收益）和所失（税率降低而减少的收益）相抵的水平。如果分出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能够提高所辖子民的产出，他也会这么做。然而民主制度的优势更大。因为掌权的多数派群体不仅能够通过有利于自己的税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还能通过交易实现收入最大化，因为“多数派群体制定的最优税率必定低于独裁者的最优税率”。同样的道理，多数派群体基于他们的综合利益，也会分出财富用于让全体人民都能受益的公共事项。另外还有存在“超综合利益”（比如在多数派群体并不包括全体人民时），它是如此宽广，以至于当多数派群体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征税、支出时，被认为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奥尔森在他此前的著作中论述道，对财产的保护和对契约的保障是刺激经济行为的关键，现在他认为这点应置于民主制度之下，他的论点重申了早期道格拉斯·诺思的观点，诺思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民主政府具有“更高的政治效率”，因为民主政府能让“越来越多的平民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从而消除统治者随心所欲没收财产的权利，而拥有独立司法权的第三方也能更好地保障契约得到执行。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也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自由不仅自身具备的合理性，而且对经济也有促进作用。在过去20年中，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新加坡以及后来的韩国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显然，民主政府比独裁政府更易于规避经济灾难，森在《以发展为自由》中写道：“无论多么贫穷的国家都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因为由选举产生的多党制民主政府和自由媒体都会出于政治动机消除饥荒。”

这种观点在一些非知名学者的论作中也得到了认同。最近一份研究将100多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在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上，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高出70%多。也有人将工业革命前的欧洲自治城镇与专制统治下的城镇作了类似的对比，发现在当地商业精英统治下的城镇发展更快。人们也为波兰在经济上的更优表现作出了一些政治解释。

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制度这一历史假说显然相当合理。但是把这一假设的因果关系置换后是否依然成立呢？我们真能依赖民主来提高经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历史将像童话般完美结束：从此他们（至少民主地、富足地）生活在一起。这实质上是“双螺旋”理论：民主进步和经济进步两者相互依存，交替前进。

但是我们要谨慎。看到英国宪政的上升发展轨迹后，奥尔森大胆调侃说：“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见解是正确的。”没有历史学家能够完全接受如此直白的论断，因为它是混合了数学运算和对历史的极度夸张。福山的辩证的乐观主义也让我们不得不驻足思考。在我们面前，黑格尔和麦考莱勋爵似乎站到了同一阵线上。

一个巴黎人在美国

也许在麦考莱的同代人中，民主制度最敏锐的分析家当属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他是位法国贵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1831~1832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了3个月，之后他著成了《美国的民主》一书（1835年），在书中他对在美国所经历的“制度和道德习俗”给予了适度的肯定。他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政权下放到地方；法庭拥有权力；人们可以在生活中结成各种联盟；律师担任贵族的代理人，并是推动宗教发展（“如果人类要有自由，就要有信仰”）等。托克维尔深受联邦党人的影响，他看到了美国民主的缺陷和潜在的危险。政党是“自由政府固有的恶囊”；媒体充斥着暴力和各式丑闻；人们倾向于选择平庸之辈当权（他大大低估了安德鲁·杰克逊）；美国尤其存在“多数派专制”的危险。托克维尔也注意到少数派遭受排挤，尤其是那些被当做奴隶或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但他的结论是乐观的：美国社会的优势足以抵消这些缺陷。他在引言中提到民主就是未来，至少在美国，民主是行之有效的。

民主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行之有效又该另当别论。法国虽然爆发了“民主革命，但它并未带来相应的法律、观念、习俗和道德等方面的变化，而革命所应带来的福祉恰恰是这些变化”。民主已经成了“本能的狂纵”和“无法无天的狂热”。他警告说，一个新的“工业贵族”已经在英格兰崛起（托克维尔于1833~1835年访问英国），并有可能将社会秩序恢复到民主前“暗无天日的不平等状态”。托克维尔尤其注意到欧洲不同于美国，欧洲的公共管理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化……越来越爱刺探隐私、事无巨细……它的根基日渐牢固，成天打听所有人的事情，凌驾其上并在他们周围转个不停，给予帮助、提出建议并且威胁他们”。在文章的第二卷结尾处，托克维尔有一番惊人的预见：

世界上的专政出现了新的特征。首先是无数平等而又相似的芸芸众生为了在生活中获取些许微不足道的欢乐而不懈劳作着。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淡漠，对别人的命运不闻不问，一无所知，对个体而言，子女和朋友便是所有的一切……一种强大的权力凌驾于这群人之上，它以保护者自居，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密切关注他们的命运。这种权利不容抗拒、事无巨细、循规蹈矩、有预见性且温和……它给人提供担保，预见他们的生活所需并予以满足，提供设施供他们享受，解决他们的顾虑，引导他们的行业，分割他们的遗产，它包办了一切，让人们再无他念，生活中再无烦恼，但又能留下什么呢？这种权力让人们的能动性日渐下降……平等原则为人们准备好了这一切……我常想，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照顾到方方面面、温和无声的公仆式的服务也许会在人民政权的羽翼下建立起来。

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抱有希望，认为法国能过渡到类似美国的（尽管不同）民主体制上来，最重要的是过渡到一个既能保留个人自由又能限制中央政府权力的体制上来。但是当托克维尔在185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同时也是唯一一部关于法国革命历史构想的书——《旧制度与革命》时，他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事实证明，若非牺牲自由，便不可能在法国实现民主。大革命倾尽其力反对贵族和教会统治，事实上在旧政权下，贵族和教会才是自由的捍卫者。一旦他们被推翻，那么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存在的中央集权化统治便会肆无忌惮地发展起来。平等战胜了自由，其结果就是专政。

因为对自由的追求总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并会随着当时势态的发展或蓬勃或低落，但是我们对平等的热爱却恒定不变，并常常以顽固而盲目的热情去追求渴望的目标，因此法国对政府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个政府鼓吹平等，但事实上这成了专政的工具……为摆脱专权所做的每一次尝试，充其量只是将自由的头颅移植到一副屈从的躯干上。

不能否认，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主较为悲观的看法很大程度源于他的政治生涯在1848年革命后遭到了挫折。他在1849年9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后不到两个月，便被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解职。更为惨痛的是，当拿破仑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恢复帝制后，他长达13年的议员生涯也随之终结。现代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事件，并不遗余力地指出，托克维尔在对于18世纪法国的记录上存在许多年代上的错误，比如他把监督官描写成波拿巴时代的原型。然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作为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仍值得反复阅读，同时他最后一部作品《美国的民主》也值得回味，尤其是它有助于修正福山的黑格尔主义和奥尔森更改过的辉格党原则。民主或许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对独裁的胜利，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能时常分享这一胜利。

托克维尔预见到，民主制度下的平均主义和中央集权化将对自由造成威胁，但他对此预见所蕴含的经济意义毫无兴趣。而20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们，如亚当·舍沃尔斯基却从中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舍沃尔斯基认为市场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个人对经过不平等分配得到的资源进行配置，而国家采用的是不同于市场的分配方式，对不属于它的资源进行配置。在民主制度下“一位公民，一个投票权”的原则让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通过国家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利。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大多数选民的意志并不一致。既然民主可使穷人，或是那些对初次分配不满的人有机会通过国家对其予以矫正，那么这些私人财产在初次分配中受挫的人就能够通过普选的方式获得政治权力，从而利用这一权力进行财富再分配……民主必然威胁“财产权”。

那么主要依靠自由的经济增长，和托克维尔曾对此提出警告的倾向于平等的民主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呢？

民主的兴起

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民主在过去25年已遍及世界。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伊比利亚半岛，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到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接着在1989~1991年覆盖了中欧、东欧以及次撒哈拉非洲的部分地区。民主与选举协会资料显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口首次高于专制下的人口……这个趋势反映了……民主的广泛传播”。民主早已成为“全球现象”，“冷战”期间，美国唯恐被敌对阵营所利用的“多米诺效应”，在民主的广泛传播上展示了它良性的一面，有人甚至预言“民主将在2100年遍及全球90%的区域”。

当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君主统治、贵族统治和民主制）被第一次拿出来辩论时，西方制度的拥护者输了。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第三卷中描写了一段杀害东方三贤人的波斯阴谋家在未来政府形式上的讨论，欧塔尼斯支持民主制：“首先，人民统治不言而喻是置于法律保护下的平等；其次，在人民政府的管制下，地方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然而美迦巴左思支持寡头统治，原因在于：

民众是一群效率低下、不负责任的人，你没法在别处找到比他们更无知、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更不负责的人了……国王至少会三思而后行，但暴民不会。事实上，他们从不被教导什么是正确的、恰当的，他们又怎么会这么做呢？……民众没有脑子，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同洪水中的河流一样，仓促而又盲目地冲入到政治当中。

最后，大流士为君主制辩护，而他也有反对民主的话要说：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舞弊行为一定会出现……政府服务中的不道德交易产生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有人站出来为人民出头，粉碎谋求私利的集团。这就为他赢得了群氓们的尊崇，结果他便被赋予绝对的权力——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君主制才是最好的政体形式。

大流士赢了。意味深长的是，欧塔尼斯退出了新的君主统治阶层，这是他最后的民主行为。

多少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潮都反对欧塔尼斯。直到17、18世纪，民主的支持者才偶有出现；直到19世纪，赞同普选制度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称民主在不断地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位被流放的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警告道，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将使一战后的英国走上“农奴制道路”，就像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使得德国走上极权主义道路一样。

熊彼特和哈耶克写作时，现代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萧条刚刚过去，同时他们又深陷于二战的旋涡中，所以，这两个人对民主的悲观态度是可以谅解的。而过去25年所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他们两人的预言并未成为事实。

虽然学术界对如何准确衡量民主仍有争议，但民主在世界上的扩展程度却是确定无疑的。《自由调研》自1973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期，它是众多对民主发展的评估分析中最为系统的一个。它从1.0（最高自由度）到7.0（最低自由度）给“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综合平均得分落到1.0~2.5之间的国家被划为“自由的国家”，分值在3.0~5.5之间的国家为“部分自由的国家”，而分值在5.5~7.0之间的国家则意味着“不自由的国家”。《自由调研》的会长阿德里安·卡拉特尼茨基概括了1998年的调查报告：

（目前）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88个国家（占46%）被归为自由国家，这意味着它们保持了很高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另外53个国家（占28%）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它们通常存在腐败、法律机制薄弱、种族冲突、内战等问题，公民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最后50个国家（占26%）被归为不自由国家，他们的公民缺乏基本权利和自由。

人们可以对《自由调研》的方法持保留态度，但这一调研的结果仍能表明自由（至少是它认为的自由）已取得长足进步。印度、多美尼亚共和国、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内亚、斯洛伐克和泰国等均在1998年从“部分自由国家”升格为“自由国家”；而原先被划入“不自由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如今被归入“部分自由国家”。总共22个国家在自由分值上有了进步（即分值下降），相比之下，12个国家被认为变得不那么自由。只有13个国家达到7.0这一最糟的分值：阿富汗、缅甸、古巴、赤道几内亚、伊拉克、利比亚、朝鲜、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越南。该调研显示，现在有将近24亿人口（世界人口的40%）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有16亿人口（26%）生活在半自由社会中，而不到20亿人（34%）生活在不自由的社会中。自26年前问世以来，本次调研结果所显示的自由度最高。26年前只有30%的国家被认定为自由国家，24%的国家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而46%的国家被划为不自由国家，见表20。

表20 自由、半自由、非自由国家：1972~1973年和1998~1999年自由调研

当然，《自由调研》对自由的定义不同于民主。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如果仔细考察各国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利的话，就会发现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那么自由。该调研机构（于1998年末）算出世界上共有171个“选举民主制国家”，它占世界国家数的61%以上，所拥有的人数占世界人口的55%。但是根据《自由调研》的结果，世界只有40%的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中，这也就意味着剩下15%的人口生活在不完全自由的民主制度下（这一结果不会让托克维尔吃惊）。但是和民主一样，自由也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该调研机构在1995年把117个选举民主制国家中的76个归为自由国家（略低于65%），40个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略高于34%），还有一个国家，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被认定为不自由国家。如今仍是117个选举民主制国家中，88个（高于75%）为自由国家，其余为部分自由国家。事实证明，不自由的民主制并不能长久。但是人们也普遍认为，普选民主制度的成立并不能自动保证依法治国、尊重公民权利。

考虑到在“民主”这一广博而古老的范畴内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有必要稍加驻足，追问一下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究竟具体指代什么？我们以最基本的民主机制，即投票选举制为例进行说明。尽管大部分的议会制国家均已在上世纪废除了对妇女和穷人的歧视，但投票资格年龄的下限各国规定有所不同，从15岁（菲律宾）到21岁（印度）不一，另外各国大选相隔年份的规定也从两年到5年不等。而各国多样性尤为体现在选举体制上。在1996年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中，有近半数（25个）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但在组织下院的方式另有不同），12个国家采用英国的“得票最多者（不一定超过半数）当选”的选举制度，11个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和“得票多者当选制”相混合的制度，2个国家采用多数原则或决胜选举制（另两个国家无法归类）。

各国民主制度的另一差异在于，立法机构中被代表的政党数目各有不同。若以政党赢得席位数来衡量，20世纪90年代初期立法机构中有效政党数目为2个到23个（乌克兰）。这不仅是习惯或文化的问题。所采用的选举体制和被代表的政党数目之间似乎存在着联系，但它的差异比预期要小。根据近期一项对21个国家的509次选举的调查结果，多数原则选举制下的政党平均数为7个，而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党平均数为8个。而公民投票在各国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较为极端的例子是瑞士，它自1945年起举行了不下275次公民投票。至少13个民主制国家的投票是强制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国投票率的不同，从21%（马里）到96%（澳大利亚）。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下的议会是两院制。1997年实行两院制的国家有8个，但丹麦、新西兰、葡萄牙、瑞典实行一院制。它们有的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有的是间接产生，有些则是有政府行政部门委任的（如“改革后”的英国上院）。上文提到的53个国家中，只有28个国家的首脑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这些国家也并非全是总统制。长期以来，让美国政治学家颇为不解的是，如此众多的西欧民主国家仍固执地保留国家首脑世袭制。

这些政治体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主的成功。有有力证据表明，议会民主制比总统制更稳固。在31个持续了至少25年的民主制度中，24个是议会制，而总统制只有4个。有理由认为比例代表制“对众多政党进行重组，并将它们安排到立法机构中，从而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冲突”，无疑这将产生短命的政府，从1950年到1990年，经合组织18个成员国中，采取比例代表制的政府平均寿命为1.9年，而多数原则制的为3年。

同时各国民主制度还存在着其他重要差异。一些国家的民主制中央集权化程度较高（如英国和法国），而另一些则采用联邦制（如瑞士、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联邦制自然很切合美国人的意愿，但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就算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成立了国民大会，英国也难以改为联邦制，除非对国土再进一步细分。有些国家更容易把权力下放给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上，如司法部和中央银行。正如我们所见，一些国家为了应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交回给中央银行，而这些基本独立的银行是由未经选举的专家进行管理，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民主的减小。在英国，所谓的准非政府组织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它们由执政政府任命，基本不对国会负责。最后，一些民主制倾向于将权利授予超国家组织，欧盟就是一则很好的例证，它显示了有时一个组织的整体民主程度不及其成员国的民主合计。

概而言之，虽然全世界都向着民主制发展，然而哪种形式的民主能在未来占据统治地位仍未可知。有人甚至从政治以外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瑞斯演讲中，兴致勃勃地谈起家庭生活的民主化，并热切期盼这“日常生活的情感民主”早日到来。

三次浪潮

然而我们能否保证民主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呢？《自由调研》时间跨度过短，因此人们难以据此对未来作出肯定的预测。但是在1989~1991年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面表20对此作了概括，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集团和苏联相继瓦解，记住这点对我们至关重要。

如果过去的那一个世纪中也有《自由调研》，那么它会为我们展示些什么呢？如果某个早期的作者在1900年夏天回顾过去的30年时光，他或许会这样总结道：自由和民主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事实上，世界当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欧洲列强的统治下；拉丁美洲各国政变和内战频发。但是世界其他地区正明确无误地向着自由民主奋进。在俄罗斯、土耳其、葡萄牙和中国，革命不是将君主专制推向自由化就是将它推翻。在1914~1916年，即便不能说民主也发生衰退，但自由发生严重衰退却是事实。一战的各参战国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名，限制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然而1917~1921年，民主取得重大胜利，许多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和1989年的情形如出一辙。

但这一发展并没有持续下去。此外，几乎所有新成立的民主政权在1922~1938年遭受瓦解。当时只有英国及其自治领、美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保留了民主制。接下来的5年中，德国纳粹几乎推翻了全部欧洲民主政权，其中仅有两个幸存下来。德国战败之后，虽然西北欧的民主制得到恢复，但是东欧和伊比利亚地区的却没有民主制。亚洲、非洲的非殖民化也没能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因为新的统治者很少能长期容忍政治反对者。（罗德岛白人领袖伊恩·史密斯曾讽刺道，非洲的民主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投票权——曾经如此”。）除此之外，“冷战”双方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都建立或支持非民主政权。基于各种原因，1958年世界上存留的民主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已缩减了1/3。非殖民化后，次撒哈拉非洲的议会民主制最终失败，这严重挫伤了民主进程，其影响之重大就如同1989年以来的东欧事件对民主所起的促进作用一样。

这些变动可以通过“政体III数据库”的分值更正规地呈现出来，相比《自由调研》，政体III数据库采用一种更为复杂的11分制评估系统，它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更广。它的民主分值基于4个标准：“政治参与的竞争性”（最大分值为3），“行政人员录用的竞争性”（最大分值为2），“行政人员录用的公开性”（最大分值为1），以及“首要行政人员的约束”（最大分值为4）。从而得出最高分值为10，最低分值为0（即完全没有民主的国家）。这些数据涵盖了160个国家，甚至许多国家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800年。

虽然从世界范围看，从未有哪个时期的民主程度及得上1998年，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主的发展曲线并不是平稳上行的（见图32）。事实上出现了三个民主化高峰期：1922年、1946年和1994年，由此塞缪尔·亨廷顿得出当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说法，当然它的核心观点是，前两次浪潮都已消退。

图32 民主的兴起（1800~1996年）

世界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也不尽相同。表21列出了25年来样本地区的民主平均得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简化的政体数据。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最不民主的，西欧民主程度则最高。非洲、亚洲和美洲尚无明显趋势。其他关于民主和自由长期发展情况的数据统计同样证实了民主化进程极不规则、变化无常。

表21 国家平均民主得分，按地区分类（1800~1998年）

为了更翔实地证明上述这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欧洲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在1918年说：“民主似乎正在全球盛行……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将政治简化为单一的形式……所有的政府形式都归结为民主制。”图33显示威尔逊的乐观态度在1916~1922年是有根据的，期间欧洲平均民主得分上升了一倍。但此后它便开始下滑，在1931年降至5.7，1938年为4.6，二战期间甚至滑到最低点1.9。29个样本国家在一战前、一战中和一战后几乎全部采取代议制政府形式。然而到1925年，6个国家实行独裁专制，1930年又有4个国家步其后尘，1935年和1940年时又分别增加了6个国家和8个国家。匈牙利早在1920年开始限制公民投票权，当时的总统一职实际享有独裁权。墨索里尼在1922年经国王和军队同意掌握了政权。凯末尔于1923年在土耳其建立起一党制国家。1926年立陶宛发生政变，斯梅托夫和沃尔德马拉斯开始了他们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毕苏茨基在波兰建立起军事独裁。1928年左右自封为阿尔巴尼亚国王。1932年萨拉查夺取葡萄牙政权。1933年多尔富斯开始统治奥地利，同年另一奥地利人成为德国大臣。克维耶西斯于1932~1934年在拉脱维亚建立起独裁政权。佩茨也在爱沙尼亚建立了独裁统治。1934年保加利亚发生军事政变，一年后鲍里三世建立起王室独裁政权。与此同时，希腊也发生了共和政变，它为两年后由皇室支持的迈塔科萨斯独裁统治拉开了序幕。1938年的罗马尼亚也处于卡罗尔二世的王室独裁统治之下。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1929年发动政变，1931年恢复了议会制，然而他于1934年遭到暗杀。西班牙在1917~1923年为君主立宪制，随后普里莫·德里韦拉开始实行军事独裁，并持续到1930年，之后西班牙成为共和国，政局极为动荡，最后以弗朗哥在内战中获胜建立独裁政权告终。那些仅存的民主制国家遭到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到1940年，欧洲民主国家几乎荡然无存，仅有英国和中立的爱尔兰、瑞典和瑞士幸免于难。

图33 欧洲29国平均民主得分（1900~1950年）

从长期看，世上并不存在独裁专制自然发展为民主制的定律。我们只能说“人类的政治制度会在长期内朝自由民主方向发展”，但这里的长期也仅指26年，而对有些人来说，这已经算得上很长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自由党参与的葡萄牙联合政府于2000年1月成立，紧接着，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以欧盟主席的身份，对奥地利实行外交制裁。葡萄牙当然是最后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它于1974年才建立民主制。

或许乐观者会反驳道，长期应指美国革命以来过去的215年，然而民主在那段时期经历了太多次的衰退，因而不足以证明民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向上的。事实上，如果现代国家干预公民个人生活的权力扩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美国人的自由尚不及20世纪初。这当然也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只有对自由重新定义，将“免于失业”或者“免于相对贫困”也纳入自由的范畴，才能弥补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的削减。

民主与繁荣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主进步和经济增长两者为正相关，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相比前文所提到的衡量标准，从经济角度衡量更能反映出民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世界绝大部分的财富都为民主制国家占有。世界上最大的50个经济体的民主平均得分为8.8（采用政体III的评估标准），其中得分为10的民主制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近为世界的3/4。若把50个经济体外的其他得分为10的国家也计算进来，那么这一比例将超过80%。《自由调研》的数据似乎也在向人们证明，民主进步与经济繁荣携手并进。有趣的是，卡拉特尼茨基也附和了福山所强调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存有联系”的观点。

不仅经济自由为政治自由提供条件，促进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蓬勃发展，而且市场经济的成功也要求以政治自由为坚盾抵御经济上的任人唯亲、追高租价，以及其他反竞争的、无效率的经济行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经济也显示了自己承受经济挫折方面的能力……

其实这段话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经济进步能够促进民主化；第二，因果关系置换，民主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对第一层含义的争议较少。对不同时期不同样本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或确切地说人均收入，和民主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定程度的繁荣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的“必备社会条件”之一。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在1959年指出，民主与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相关。利普塞特谨慎地避免粗率的决定论：他认为他的调查结果“并不能证明乐观的自由者们的预期，乐观自由者期待的是财富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教育的普及必然意味着民主的普及或稳定”。他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依赖的不仅仅是繁荣的经济，它同样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它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殖民时期）。然而，随后的研究倾向于淡化其他因素。某位旗帜鲜明的决定论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民主制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平均可维持8.5年，在年均收入为1 000~2 000美元的国家可维持16年，在年均收入为2 000~4 000美元的国家可维持33年，而在年均收入为4 000~6 000美元的国家可维持100年……收入超过6 000美元的国家的民主则是坚不可摧的……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它们都能存活下来。”

迄今为止，对民主和生活标准关系最缜密的分析也认为“繁荣与民主化两者确为正相关”。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结果显示多种生活标准的提高（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寿命和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的确能刺激民主的发展。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宏伟研究则更侧重于经济增长率，而不是经济所达到的水平。他同样认为“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开明的民主社会之间”确有明显关联。根据他的理论，“当一个社会的公民生活标准提高时，这个社会极有可能变得更开放、更包容、更民主，而当它的生活标准停滞不前时，它便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然而许多特例都对这显而易见的历史规律提出质疑。1990年的事件就是一则明证：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也会背离自由民主。15年前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要好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此外，大多数苏维埃国家虽然经济停滞不前，却在1989年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而民主在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这类贫穷国家的成功发展似乎也违背了决定论者的模式。而智利和乌拉圭等相对繁荣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主危机也颇让人费解。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破坏民主的稳定”。虽然仍缺少数据证明，但仍可以推想经济快速增长所引发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可能破坏民主制度。将《自由调研》与其他多国数据比较，我们就能更好地证明这点。一项对59个样本国家的分析表明，自由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相关。相反，在1990~1997年，政治自由的缺失倒是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全要素效率指标。德国和美国的该项指标在20世纪超过了英国，但显然，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只是在1919~1933年以及1947年至今这两个时间段处于民主制下。

看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说，诸如高通货膨胀和大萧条这类严重的经济危机会破坏代议制的政府，尤其是在这些政府刚建立不久。有充分证据表明，经济失败的国家惯于把它们的问题归咎于自由政策造成的麻烦或是投票导致的平均主义，并进而以独裁统治取代民主制。事实上普遍观点也认为“欧洲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致使希特勒获取德国政权，并促使法西斯在各地滋生蔓延”，但就连这种观点也存在问题。图34和图35列示了两组欧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一组国家为在战争间歇期仍保持民主制的国家，另一组为在战争间歇期并不完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有段时间为独裁专制）。很明显，两组国家的经济表现差别不大。以两个具体国家为例，大萧条在民主制失败的德国比保持民主制的荷兰略微严重些。此外，附录E的数据表明，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度（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峰值与波谷值之差来计）与20世纪30年代独裁专制的倾向度之间毫无联系。如果二者真有联系，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就会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成为法西斯国家。14个实行独裁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民主制早在1928年（大萧条）前便已告失败。事实上在这段时期中，人们很难找出能够明确影响民主持续性的经济指标或社会指标。无论是受教育人口比例还是军事规模，都与样本国家的政治稳定无关。在统计分析上唯一和民主制呈微弱正相关的是城市化程度，然而这也有问题，即这一关联关系存在两个“例外”，它们不是别国，正是人口城市化相对规模仅次于英国的德国和奥地利。

当人们将经济危机和民主的关系置于别的时期和背景下考察时，类似的背离现象再次出现。经济危机或许要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民主体制的失败负责，但是这一地区的民主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却存活了下来。高通货膨胀似乎增加了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民主制解体的可能性，但对80年代的民主制却未产生影响。

而将经济和民主因果关系置换，即民主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又是否成立呢？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民主实际上并非经济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巴罗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是：

1. 提供或促进中高等教育。

2. 提供或促进医疗保健事业，因为经济增长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关联。

3. 提倡控制生育。

4. 避免“无效率的政府开支”，因为“大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

5. 加强法治。

6. 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下。

图34 欧洲民主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指数（1919~1939年，1927=100）

图35 欧洲专制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指数（1919~1939年，1927=100）

这一结论也认同了戴维·朗德在《国家的财富与穷困》中的观点，朗德在书中提到“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想政府”应：

1. 保障私有财产，鼓励储蓄与投资。

2. 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反对滥用权力、犯罪和贪污腐化。

3. 保障契约……

4. 政府应保持稳定……并依据公开规则进行管理。

5. 政府应反应迅速。

6. 政府应诚实可信……不带有经济利益偏向性和立场。

7. 政府应有节制、有效率、清廉……税收应控制在低水平，并降低政府对社会剩余价值的索取。

令人惊讶的是朗德忽略了提供良好教育这一条，但是他和巴罗都同意，一个理想的政府“不见得必须是民主的”。后者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政府是否经民主选举产生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换而言之，非民主政府对于执行这两套政策的意愿与民主政府一样。巴罗还列举了独裁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例子：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秘鲁的藤森政府等。另外我们也有必要回忆这么一件事，即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早在它们通过普选法法案之前就已进入工业革命。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切实的联系。显然，一些独裁统治（“右翼”或“专家政治论者”）的确能够实现高增长，而别的（“平民论者”或“盗贼统治论者”）则不能。而另一方面，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这一关系在坐标图中表现为一个倒置的U行。起初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然后一直延续到巴罗范围的中部，自此之后这一关系为负相关。简言之，民主并非“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当人们的政治权利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利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利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在极端的独裁专制中，人们的政治权利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需要限制政府权力。然而，当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时，进一步的民主化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再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则告诫非常重要。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巴罗的分析结论并不出人意料。两次大战间歇期，众多新民主制政权实行的灾难性政策就是例子。事实上，这也是欧洲民主最为失败的时期。曾有观点认为，是比例代表制和深层经济分裂在一战后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政策失误（例如高通货膨胀）。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难以在20世纪20年代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有矛盾，前者为普选产生的议会所控制，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为金融精英所把持。因此这不仅仅是“没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不能长久”的问题。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19年已是经济发达国家，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一般水平。

另一种观点并不着重于体制的特点（民主或独裁），而是侧重于体制的稳定方面。近期的一份研究分析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82年期间100多个国家的经历并得出结论，政治不稳定比缺乏民主制更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点也符合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史实，当时许多新民主制都遭受了各种形式的不稳定（大规模罢工、市井暴力、暗杀和政变）。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能看做反对民主的理由。丘吉尔曾说：“民主制是最糟的一种政体形式——那些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的形式除外”。的确，民主制并不能保证它能比其他政体形式更利于经济发展。

民主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道德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西北欧的文化变化有很深的渊源，它再经由宗教改革运动传入美国。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倡的行为模式从侧面促进了财富在质和量上的提高。苦行主义的要义为提倡勤劳工作，延迟消费，以此作为虔诚的表现。换而言之，资本主义者的“天职”源于宗教：“基督教苦行主义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从事繁忙工作，以此获得上帝的救赎。”要求自由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难以在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其他非基督教地区得到较快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此。

虽然《新教道德和资本主义精神》自1904年首次出版后不断遭到批评，它将理性的积累过程归于毫无理性的克己原则这点并不让人信服，但是韦伯的文化模式却被后人所沿用，只是后人的研究为了强调欧洲和非欧洲文化的不同，模糊了新教和其他形式的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因此，欧洲家庭组建模式与亚洲家庭组建模式的分歧，可追溯到7世纪，当时基督教阻止近亲结婚，从而淡化了血亲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在个人主义上持有不同态度的根源。这种推演模式再加以扩展，便可认为犹太教具有倾向于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兰德斯在他的世界经济历史的叙述中明显保有韦伯的元素，他试图从宗教和文化角度出发，寻找欧洲经济“战胜”中国、土耳其和印度经济的原因，而他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植于一种犹太–基督混合伦理。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兴起的阐述之间存在关联。对托克维尔而言，正是新教的宗教群体力量使得美国成为民主制的理想场所，同时它也有利于自由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基督教在18世纪的法国名声不佳，而且紧随其后的法国大革命也反对宗教。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法国的民主并未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吉本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补充性的论点，他认为正是基督教的兴起颠覆了罗马帝国）。

认为基督教与亚洲的宗教文化相比，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更仇视专制君主统治的观点持续存在。例如，据《自由调研》的结果，基督教群体更倾向于民主和自由。在1998年版的调研报告中，被列为“自由国家”的88个国家中，不少于79个是“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国家（按传统风俗和信仰）；而67个最不自由的国家中只有11个是“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国家。基于种种证据，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取代过去的美苏冲突即将来到。

然而，认为基督教和自由之间存在这种简单相关性的观点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同样，认为伊斯兰教与暴力直接存在必然联系，或伊斯兰教与国力薄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也是亨廷顿论点的核心）也是站不住脚的。毕竟《自由调研》开办时，许多天主教国家是不自由、不民主的。而另一种更为精细的方法得出不同的概观，这一方法根据每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把它们分为9类宗教国家，并与它们的民主化程度相比较。表22列出了1975~1994年这9类国家的民主平均值（最大分值为1.00）。基于这些数据，一些政治学家（特别是利普赛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信奉新教而非天主教，那么这个国家更容易民主化。

表22 1975~1994年136个国家平均民主得分（最高分值为1，最低分值为0）

然而，这也存在着错把关联关系当成因果关系的可能。一个更为细致的统计分析结果让人开始怀疑宗教是否真的能够决定民主化程度：在新教国家，似乎更高的生活标准而非宗教才是民主相对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又把我们带回到韦伯的论点：新教是否才是提高生活标准的原因呢？难点在于难以确定何为函数变量。比如，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上要比法国、葡萄牙、荷兰或比利时更为成功，但这是新教移民定居和英国传教士的宗教遗产吗？抑或是英国统治这一非宗教原因奠定了随后发展的基础呢？

英国前殖民地的例子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经济的增长和民主的进步均得益于法治的加强，而两者的受益过程相互独立，这里的法治也主要指对个人产权的保障。这就是秘鲁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南多·索托所提出的观点。索托认为有缺陷的法律体系，而不是贫穷本身，才是欠发达的原因。这种论点显然很符合诸如道格拉斯·诺斯这类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些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是英国（美国更为如此）的法律体制为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然而，英美这令人欣喜的成功事例中却隐含着一个悖论。在两国的情况中，为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进步带来诸多利益的体制却是从内战中演化而来的，而这些战争都发生在多宗教多种族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种族这一棘手问题。

第13章

统一破裂

奥匈帝国瓦解后，布科维纳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人们语言不同、服饰各异，它曾给奥地利时期欣欣向荣的王室领地单调、规矩的日常生活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现在，情形变了：就像一层文化形态的薄片敷贴在错综混杂的种族聚集体上，这层薄片极容易剥落下来……这些待在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人根据各自的民族分裂成不同族群。罗马尼亚人把持着政府要职，他们把自己当成新主子……这些被称为布科维纳的斯瓦比亚人在全德国一片旗帜挥舞的排外氛围中将自己隔离起来……鲁塞尼亚人不愿和前奥地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扯上任何关系，他们觉得前者总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而后者他们则相看两厌。波兰人、俄国人、亚美尼亚人相互间来往更少。他们都瞧不起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经济领域中举足轻重……

——格雷戈尔·冯·雷佐里《去年的雪》

雷佐里的母亲住在布科维纳，她听到一战爆发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要躲开正在逼近的俄国人，到的里雅斯特去。他们走过山间窄路，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经过比斯特里斯、布达佩斯、维也纳，一路上全靠雷佐里的乳母卡桑德拉的语言技巧（她能零零碎碎地说些罗马尼亚语、罗萨尼亚语、波兰语、匈牙利语，还有土耳其语和意第绪语），加上她古里古怪，惹人发笑的指手画脚，以及简单生动的肢体语言，一家人才得以渡过难关。而在卡桑德拉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前的种族纷乱之状。

当一家人回到彻诺维茨时，战争已近尾声。依据《特里阿农条约》，这个小镇将由罗马尼亚接管。雷佐里回忆道：“街上挤满了衣衫褴褛、面色不善的各色种族。”此后，不同种族生活在这个常起摩擦的改名为切尔纳迪的地方：罗马尼亚青年运动会的年轻人常与种族性德国学生团体交锋，他们都看不起虔敬派犹太教徒，看不惯他们的传统服饰和教堂。到1940年，据《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红军占领了这个小镇，将镇上的德国人赶了出去。一年后，巴巴罗萨行动后，德国人卷土重来，他们以特遣军的形式成为流动作战军的一支，任务是屠杀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发现罗马尼亚人已经在替他们做这件事了。这些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共计屠杀了2 000名犹太人，并将剩下的犹太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集中营，那里也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屠场。1944年，苏联人再次返回。这个小镇现在的名字叫切尔诺夫斯蒂，位于乌克兰的偏远地区。

彻诺维茨–切尔纳迪–切尔诺夫斯基，这个小镇名字变迁的历史无疑可以看成20世纪种族政治引发的极端混乱状态的缩影。然而近来频繁发生的远在科索沃、卢旺达、印尼的事件提醒我们，种族政治、种族冲突并没有减弱的迹象。甚至可以说，在迈入21世纪的时候，相比100年前，这种种族政治更少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巴尔干化的世界

上一章讨论了民主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民主和经济均受一些体制上的变量的影响，比如宗教和法律。国家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特征，即多种族构成，有人认为正是这种种族构成影响了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发展。90年前，维尔纳·松巴特就韦伯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年）中对某一问题的回答进行了不客气的反驳。当时的问题是，是否某些宗教群体或种族，无论好坏，更深谙资本主义之道。当今一个提得更多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民族同质性成为民主化的前提。当然，这两个问题并非毫不相干。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自由调研》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相比民族同质的国家（即某单一民族的人口占2/3的国家），在一个没有主导民族的国家建立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要难得多。在世界上114个拥有主导族群的国家中，有66个是自由国家（超过一半）；相形之下，77个多民族国家中，只有22个是自由国家，比例不到1/3。

当然，这份报告不能简单解读为建立民族同质国家的理由。这份报告的深层含义在于，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需要通过专制狭隘的政权才能将他们统一在一起。有一种理论认为，建立大民族国家虽然可以降低公共支出水平，却也面临着边缘群体背离，国家凝聚力降低这一问题。因为一方面，建立大民族国家可以扩大经济规模，从而降低人均公共商品的价格；而另一方面，建立大民族国家将导致地域边缘群体由于远离政治中心而产生背离心态。而随着民主化的扩展，这种背离体现为，一方面边缘群体由于享有的政治权力不足而要求予以补偿，而另一方面核心群体则认为这些边缘群体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因此，民主化发展可能会导致边缘群体的脱离。

从两次战争期间像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些国家的经历中，似乎可以推论出，一个国家民主的失败与其少数族裔占比过高有着密切（但不确切）的联系。在波兰，有将近30%的人口被认为不是波兰人，其中包括白俄罗斯人（5%）、乌克兰人（14%），犹太人（8%）和德国人（2%）。以彻诺维茨地区为例，该地区约有1/5罗马尼亚人口不属于罗马尼亚民族：匈牙利人8%，德国和犹太人各占4%，此外还有3%的乌克兰人。在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少数族裔也将近占总人口的20%。在土耳其，近2/5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进一步推论，如果没有独裁统治，这些国家要求自治的力量势必会使这些多民族国家分裂成民族同质的小国。1989年后的10年中，南斯拉夫解体以及规模更大的苏联解体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到此时为止，南斯拉夫已经分裂成9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且这个过程似乎仍未完成。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又多了14个新独立的国家，也许是15个，如果俄罗斯已经厌倦用武力留住车臣的话。这种欧洲国家不断分裂的过程，让当今的历史学家蒂摩西·加顿·阿什认为，一个当代的欧洲国家，如果主要族裔占总人口不到80%，那么这个国家则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当然，有种种理由对这种种族决定论提出质疑。在两次战争期间，显然也有国家不适用这条规律：即种族异质的国家不是进行极权统治就是走向分裂。在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少数族裔约占总人口的2%，而在纳粹德国，少数族裔才占1.6%。而民族异质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被第三帝国消灭之前，一直是民主国家，该国的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1/3。同样属于多民族国家的比利时和瑞士也是如此。两个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更是不能忽略。两国均为多民族国家，英国有凯尔特人以及最近从它的前殖民地移民过来的少数族裔。而美国大部分人口来自于欧洲、非洲、亚洲以及拉美的移民和他们往往自豪地加上连字符的后裔。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国家似乎越来越向种族同质化发展。而且也不得不考虑，在上段文字所举的例子中，或许有某些国家会走向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为反例了，而比利时和英伦诸岛的种族政治的离心力在历史上也很少达到今天这样的严重程度。

人口与版图

早期民族主义者设想的地图并不完全是这样的，1857年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朱塞佩设想的理想的欧洲地图有11个民族国家，而当时构成欧洲地图的是：4个多民族帝国，即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托曼帝国；8个中等规模的君主国，即法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丹麦和瑞典；加上一个共和形式的联邦——瑞士；还有位于德国、意大利、巴尔干地区的诸多小国。而民族主义者极力化繁为简，使欧洲的边界合理化。

威廉·佩恩在《论现在和未来的欧洲和平》（1693年）中设想了一个“欧洲联盟”，除几个大国外，联盟还包括“威尼斯、荷兰的7个省、瑞士的13个州、霍斯坦和库尔兰的公爵领地”。同样查尔斯·达·圣皮埃尔在他的《永久的和平》（1712年）中描述的理想“欧盟”包括24个国家，既包括萨伏伊、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罗马教廷，也包括巴伐利亚、洛林、库兰、萨克森、汉诺威、帕拉廷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所属的有教会选举权的选区。卢梭修正了圣皮埃尔的设想，但也保留了巴伐利亚选区、帕拉廷选区、教会选区、威尼斯共和国、那不勒斯王、撒丁岛王的位置。马志尼的设想更加简洁，根据语言和种族组成12个不到的国家。

然而欧洲现代的历史证明马志尼的设想只是虚妄之谈。首先，19世纪欧洲国家的建立和民族主义并无太大干系。当时的新国家像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形成，与其说是当地人民热切期盼的结果，不如说是大国纷争的产物。一统国家声名显赫的加富尔和俾斯麦，在很多方面玩的无非是扩展王室领地的老一套，意大利和德国，与之前大皮埃蒙特和大普鲁士并无多大差别。此外，在东欧几乎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轻易实现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因而巴尔干地区会成为一战的策源地也绝非偶然。由萨尔维亚人领导南斯拉夫的观念不仅与波黑地区种族混杂的情况难以相容，也与奥匈帝国的双重权力系统的核心相抵触。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刺杀的消息传到匈牙利一个喧嚣的舞会上时，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刚好接近尾声，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刻。当地的匈牙利贵族第一反应就是喜出望外，尤其是仇视犹太人的人，此时更是急于宣称匈牙利沙文主义的正确性。而在远方的波希米亚，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此时甚为恼火，不过他错以为是土耳其人刺杀了“我们的斐迪南大公”。

正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无意间揭示了马志尼模式不过是空中楼阁。早在1914年12月，威尔逊就称任何和平方案“应该是从维护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应将政府意愿强加于异质人民的头上”。1915年5月，他在“实施和平同盟会”的一次演讲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观点鲜明地指出“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在何种主权下生活”。1917年1月，他又重申了“每个民族都有选择采用何种政体的自由”。他后来的14点声明中，从第五点到第十三点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释。国联不仅保障其成员国的领土完整，而对于根据“自决原则”在未来对领土做出适当的调整也给予承认。当然，这不是新说法。英国自斯图亚特·穆勒以来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宣称只有同质民族国家才能为自由政体提供合适的环境，而英国的政客们也时不时摆出一副替少数族裔争取独立权利的姿态（他们尤其偏爱被他们浪漫化了的希腊和意大利族裔）。但是这一自决原则以前却从未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认可，直到1919年巴黎和会的召开。

将自决原则运用到欧洲地图上远非易事，尤其是在种族异质的中欧和东欧。首先，至少有95万德国人生活在1919年战后德国的国界之外，占全欧讲德语人口的13%。用自决作为和平的指导原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在德国实行，势必会扩张德国的领土，超过它在1919年以前的疆域。从一开始，所谓自决就算不被说成是虚伪的，也会被认为是前后矛盾的：奥地利的残余部分没有被归入德国，而北什列斯维格，上西里西亚以东，奥伊彭–马尔梅迪以及后来的萨尔州的归属也没采取公民投票方式。除了伊斯的利亚半岛，达尔马希亚的一部分，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1923年并入），意大利还得到了南提洛尔，该地区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德国人。法国收回了1871年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手上使用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地图表明，该地区居民多数人讲德语，他们占当地人口至少75%。

还有其他此类的例子。有几百万匈牙利人发现自己不在残余匈牙利的境内。而南斯拉夫的形成更是对自决原则的否定，它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夫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伏伊伏丁那的匈牙利人组成。当土耳其违反《塞夫勒条约》，和俄罗斯一起瓜分了当时属于独立国家的亚美尼亚时，并没招致太多的反对。英国人是这样描述自决原则的：它就像一层维多利亚式的镶面板，贴在符合大国要求的版图上。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的助理司长，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嘲弄道：“自决早已过时了。”他和他那些高人一等的同事们已经替“他们（各个民族）决定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从波兰开始，人们做出种种努力，希望能将“少数族裔的权利”写进各种合约中，但英国出于犬儒主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此千般阻挠。看得出来，少数族裔的权利也好，民族自决也好，莫利都抱怀疑态度。他在《巴黎和会备忘录》中写道：

制定一些普通条款，赋予国联保护所有成员国中少数族裔的权利……它就有权利保护在利物浦的中国人、法国的罗马天主教徒、加拿大的法国人，更不用说老惹出大乱子的爱尔兰人……就算这种权利在某些地方遭到抵制，造成不公正和压迫，但总比不制定这类条款，对种种践踏主权的事件放任不管要好吧。

如果联合国不能行动起来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此任呢？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以身相试，他在意大利的默许下，试图从土耳其那里夺取一片希腊人居住的土地，由此引发了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于1922年8月战胜了希腊。战争的实际后果是，120万希腊人和50万土耳其人被遣返。在整个东欧和中欧，不同程度的此类强制性人口迁移时有发生。到1925年，100万德裔人中，有3/4离开德国失地。1919~1924年20万匈牙利人离开了扩大了的罗马尼亚，8万匈牙利人离开南斯拉夫。约27万保加利亚人离开他们在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家园。

这仅仅是个开始，之后这种血腥的种族冲突以及被迫的人口迁移在1940年达到恐怖的高峰。德国无疑是罪魁祸首，它的种族政策不仅造成500万~600万犹太人死亡，也要为约300万乌克兰人、260万波兰人、160万苏联人、25万吉卜赛人的死亡负责。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改变欧洲种族版图的宏大计划。为了将亚利安“优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向东扩张数千英里，他们以驱逐、饿死、最终屠杀的方式将犹太人和斯拉夫“劣等人种”赶出此地。纳粹的种族政策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更为突出的是这种政策竟然是出自于一个显然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不过“种族清洗”并不是纳粹的发明，希特勒就承认曾受一战期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段史实，在斯大林的种族清洗政策下，超过150万的少数族裔遇害，其中包括波兰人、德国人、车臣人、鞑靼人、美斯可黑田人、韩国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以及希腊人。表面上，他们是被判流放，但在荒凉的环境和严酷的气候下，受到迫害的人中，10%~30%的人未能幸免于难。

屠杀政策的动机多种多样，其中也少不了经济上的考虑。在一战后新建立的国家中，更容易发生侵害富有的少数族裔的事件。为了多数族裔中相对贫困人口的利益，他们以“土地改革”为名征收土地。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并无强烈种族偏见的人而言，反犹太政策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一程度在于这是掠夺欧洲富有的少数族裔的机会。从抵制犹太商店，到将犹太人的公司“亚利安化”，再发展到移民课税，直至最后在死亡集中营拔下犹太人戴的金戒指和镶的金牙，纳粹不放过任何无情剥削手中猎物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艺术品收藏无非是他们窃取的庞大赃物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一份最近的评估报告显示，纳粹从欧洲犹太人手中夺取的财富总价值高达80亿到126亿美元。在各种族拥有的财富水平有数据可考的国家中，表23列示了各国经济精英中犹太人的比例，犹太人所拥有的财富之高可见一斑。表中最后一列的比例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为各国对经济精英的定义显然各不相同，但这一组统计数字也并非全无用处。德国和美国分列列表两端，这容易让人认为犹太人经济精英占比越高的地区，反犹太主义形势越严重。但从英国和波兰的排名次序看，这个理论似乎又站不住脚。

表23 经济精英中犹太人所占比例（据不完全统计）

*代表超出比例：犹太人精英占比除以犹太人人口占比

少数族裔或少数宗教团体通常与善于经营挂上关系。不仅犹太人比当地的强势群体表现得更为出色，岛国希腊人、海外华人、亚美尼亚人、定居印度的波斯后裔、东欧的德国人、英帝国的苏格兰人也同样如此。对于多数族裔而言，难题在于是给这些成就卓越的少数族裔以空间，收获长远的间接利益，还是代之以不可遏制的嫉妒和掠夺。在英国，由于对少数族裔的宽容，经济随之受益。而在中欧和东欧，武装叛乱盛行，可以预见其长期结果将会是贫困。

给各民族松绑

1919~1920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欧洲由26个主权国家构成。在《凡尔赛和约》签订80多年后，再反观一下欧洲的版图，人们会忍不住说欧洲大陆又回到原地。在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托曼帝国废墟上新建立的国家在1919年以后没有变化。在东北欧，波兰向西迁移，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从俄国独立出来后，又回到1919年的状态。在中东，以前称之为巴勒斯坦的地方现在被称做以色列。约旦也不再是跨约旦河的国家。除了英国和法国在此地的托管国不复存在，其他变动不大。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国家曾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联的一部分，后获独立。只是在中欧和东南欧，在后哈布斯堡统治时期，情况有了重大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其前身就是苦难深重的南斯拉夫）不再算是种族多元的国家。中欧国家的少数族裔人口占比也有所下降：波兰人口中少数族裔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的30%降至现在的2.7%，在捷克斯洛伐克，少数族裔比例从当年的33%降至现在的4.5%。那些民族主义者主要靠着卑劣手段，正逐步实现他们的种族同质的乌托邦。

就像原子的无限裂变一样，“自决”导致不断有新的主权国家产生，依据对地域和自治体最宽泛的定义，算起来今日欧洲拥有48个独立实体（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是马志尼当年设想的4倍多。而且，这种裂变极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从苏格兰到黑山，一个个准单一民族国家蓄势待发。

分裂的趋势不只局限在欧洲，除次撒哈拉非洲，1871年的世界版图上共有64个独立国家。43年后，一战爆发前夕，帝国主义使得独立国家的数字减到55个，一战戏剧性的后果主要体现在欧洲而没有扩展到全世界。若包括非洲在内，算起来1920年世界共有69个国家。但自二战后，国家的数目持续增长。1946年有74个独立国家，1950年则为89个，到1995年，如表24所示，共有192个国家。两次最大的国家增长期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在非洲，1960~1964年，共新增了25个国家）和90年代（主要在东欧）。

表24 1871年以来世界人口和独立国家数量

若把1871年以后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考虑进来的话，国家分裂的速度就不是那么惊人了。事实上，自俾斯麦时代以来，世界平均国家人口并未缩减，从2 200万增加到2 800万。不过小国的数目也在增加。在1995年存在的192个国家中，87个国家人口不足500万，58个国家人口不足250万，35个国家人口不足50万。世界上有一半国家的居民人数尚不及马萨诸塞州的人数。冰岛人口（约为27万）跟莱斯特差不多，但它也是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拥有自己的语言、货币和航空公司。

两次大战期间的政治分裂，牺牲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世界的“巴尔干化”是否也会产生同样严重的后果呢？艾瑞克·霍布斯帮将新的世界版图和中世纪的版图作了对比，中世纪时期被包围的领土常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而现在的小国、境外工业区、小岛上的避税区，似乎又回到了汉萨同盟时代。艾尔波托·艾莱斯纳以及他的合作者认为从纯粹经济角度出发，政治解体会生成多个效率低下的国家。但是国家也可以小而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算）便属于微型国家行列，即卢森堡。而从另一方面讲，小国的公共部门相对较大，因为它公共开支的人均成本要高于大国。

此外，随着大国的分裂，地区冲突也会增加，这也意味着人均国防开支的上升。因为世界上政治分裂的过程跟粒子世界分裂的过程一样，是爆炸性的，对许多新成立的国家来说，走向独立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与邻国或以前统治它的殖民大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许多新国家的形成很有可能伴随冲突的剧增”，因为随着国家数目的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增加，这种相互作用很有可能产生冲突”。巴尔干半岛的事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在国际社会努力帮助卢旺达建立民主政权后，1994年4月到7月间，该国有80万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屠杀。印尼和东帝汶间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发生在1998年5月苏哈托总统的政权倒台之后，而这个小岛争取独立的民主投票发生在翌年8月。

图36列出了辛格–斯莫尔“战争的相关数”数据库记载的1816~1992年各年发生的战争次数。从图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世界上发生战争的次数比拿破仑战败以来任何时期都要多。当然这也有可能和数据选择的偏颇有关：相比19世纪，20世纪后期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小规模战争无疑更多地被公布。当然，战争的次数并不能体现全球冲突的规模，因为近期发生的绝大多数战争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勉强够得上辛格–斯莫尔规定的一年中伤亡人数1 000的底线。

图36 每年战争次数（1816~1992年）

另一方面，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战争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战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从1816~1992年这段时期来看，内战的次数为总战争次数的不到1/2，但自1945年之后，这一比例接近2/3。相比民主国家，内战可能更容易发生在不民主的国家；但相比富国，内战肯定更容易发生在穷国，而我们知道富国通常比穷国民主。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各国迈向民主化的进程时，也易爆发内战，尤其是种族分化严重的国家，通常是少数族裔拿起武器反抗压制他们的多数族裔。内战往往是国家分裂的序幕，而分裂之后，相伴而至的通常是新生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冲突。

统一各民族

从许多方面看，这种“巴尔干”的比喻并不适合分析世界范围的分裂现象。有时我们要借助描述宇宙的天文术语来阐述世界的地缘政治。通常，历史学家在描述某个附庸国时喜欢用卫星作比喻，但这类比喻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扩展。那些大的民族国家就像恒星一样，由巨大的向心力形成。在这些恒星的生命期，它们散发出不同程度的光和热。将这个比喻再深化下去，这些国家中有些散发出的能量是商品，有的散发出的能量是人口，有些散发出的能量是金钱。当这些国家力量强盛时，总有一些小国像行星一样围绕它们运行。过了一段时期，这些恒星的光亮开始消退，越来越弱，后来变成白矮星，最终塌陷成超新星，有的还成了黑洞。

如果整个银河系还欣欣向荣的话，几个大点的恒星发生裂变实在无足轻重。有观点认为，政治分裂的进程必然会带来超国家组织的增长，那么，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会出现政治全球化。

随着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超国家的贸易组织的成长，以及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的影响力的增加，各国贸易保护政策渐渐减弱，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小国也能发展活跃的经济。换而言之，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国家的大小成反比。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则为这些新建立的国家提供资本。这两个组织虽有缺陷，但比起它们的前辈，国际清算银行的表现要成功得多。这只是这类组织中最知名的几个：1952~1984年，世界上政府组织的数目从123个增加到365个。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渐重要的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据《国际组织年鉴》，这类组织在1990年有6 000个，现在约有2.6万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成员人数增至10倍，达到500万人，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有250万人，国际特赦组织也有100万成员。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组织不过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传教会，有的人则欢欣鼓舞，认为它们是国际民权社会的基石。

一些小国除了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委任给这些组织外，它们还依附于一些军事组织，以提高自身的安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一些东欧国家热衷于加入北约组织就是证明。有观点认为，这些组织获得的权力越大，这些小国的主权就越是形同虚设。在展望未来时，乌托邦国际主义者心怀期待，而阴谋论者则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新的时代即将来临，随着联合国的委任权扩大到人权保护，它届时将不顾国家主权对各国人权横加干涉。这最终将致使多民族国家分化成一个个自治区，从东帝汶到英国国内的各个族群，终于拥有一个个属于本族群的羸弱小国。

这种设想有一处硬伤，那就是大多数的超国家组织实质上都很薄弱。用金融术语来说，就是这些庞然大物，包括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本质上不过是侏儒。联合国、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下属的各种计划署和机构等在1999年的营运费用合计为1 820亿美元，而美国联邦预算却是它的100倍。当有人想入非非，认为欧盟将会成为联邦超级大国时，心里也该算一下这笔账。欧盟在1999年的总开支占欧盟成员国生产总值不到1%，而欧盟各国政府的开支占到生产总值的48%。全球购买力依然集中在一些富裕的国家，这从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170亿美元即可看出。即便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比国际政府组织更为强大。世界贸易组织的年度预算为4 300万美元，不到世界自然基金会的1/4，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半。

这也部分解释了联合国在扮演国际警察这个角色上成绩平平的原因。联合国通常被认为比它的前身国联表现稍佳，但国联也有成功之处，而且它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更为棘手。在国联处理的66项争端中（其中有4个导致公开的对抗），它成功地解决了35个，又合情合理地将另外20个引导到传统的外交途径进行解决。只有11个争端无法解决，而不幸的是，这11个争端也最为严重。而联合国的成绩实际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之所以看上去好些，只是因为它没有碰上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那样的对头。“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十分有限，至多也就是处理一些边界冲突以及一些小规模内战，进行一些停战干涉之类。只有1991年算是个例外，当时因为苏联正经受着解体的阵痛，安理会才有机会予以明确干涉，粉碎了萨达姆·侯赛因吞并科威特的图谋。自此以后，安理会的记录便差强人意。1992~1999年，经安理会授权，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海地、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东帝汶等国进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然而在这些行动中，结局最好的充其量是没有效果，结局最糟的则带来灾难性后果。1993年在摩加迪沙行动中，美军遭遇惨败。1994年安理会增援在卢旺达的法军特遣队的行动也是一败涂地。1995年由于未能在荷兰采取有效行动，加上可能的阴谋，酿成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种种事例表明，联合国在迅速应对危机并予以有效解决上的能力甚是令人怀疑。

这些超国家组织能力之有限，从1999年发生的事件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那一年，南斯拉夫政府再次发动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的种族清洗。因为当时科索沃仍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南斯拉夫政府仍受《联合国宪章》的保护，不受外来干涉。《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成员国……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干涉任何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第二条第七款中又写道，“不得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197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也有这样的条款，各会员国“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任何内政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各成员国只能使用武力进行自卫，或者经安理会明确授权后才能对侵犯事件采取军事行动（见第51款和第3章）。由于俄罗斯在安理会上投反对票，这样的授权总无法达成，这也是老故事了。

只有忽略《联合国宪章》（或者用托尼·布莱尔的话说，就是“在重要领域……对不干涉原则……进行修改”），北约为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利益所采取的军事干涉才被认为是正当的。科索沃干涉行动也是诸多此类事件中的一件。1971年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时，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时，1979年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时，由于干涉行动，人权侵害才得以停止，而这些干涉行动都未经过联合国授权。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利比亚的干涉在事后才取得联合国授权。而美国、英国、法国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居住区建立“避难所”的决定也根本没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能够预防对少数族裔进行大规模驱逐或屠杀无疑是件好事。不幸的是，只要有跨境移民，只要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种族差异，这样的现象就会不断重复，无论世界版图刷新得多么频繁，无论切尔诺维茨的历史上演多少次。而历史经验表明，不要指望联合国对防止种族清洗起多大作用，它没有权力这么做，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解决这个问题，要看美国和它的盟国是否愿意奉献足够的资源，以便能有效地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这点值得怀疑。

第14章

扩张不足：经济实力的阈界

去吧，把你们的儿子流放在外

去为你们的俘虏服务

套上沉重的马具

为惊慌的化外之民服务……

——吉卜林

为什么美国如此强大？为什么美国没有更强大？

第一个问题许多评论家会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经济。保罗·肯尼迪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从长期看，生产能力和税收能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有很大关系”。但他也提醒要避免“粗率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地理条件、军事组织、国民士气、联盟体系……敌军情况……以及实战能力”都会影响军事行动的结果。但他再次坚持认为，“在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的主要联合战争上，战争的最终结果和各方可动员的物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胜利总是倒向经济生产力更强盛的那一方”：

事实证明，各国军事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都是源于各国生产力均势发生改变。而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内地位的升降起落，则由重大国际战争的结果来确证，而战争的胜利总属于物质资源最为雄厚的一方。

因此，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俄国以及美国地位的崛起都能从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找到依据。而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肯尼迪还认为，大国地位的下降也可从经济上找到原因。

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夺取或保护财富又少不了军事力量。然而，如果国家将一大部分用于财富创造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这种做法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国力衰退。同样的道理，国家如果采取过度扩张的战略……则扩张所带来的利益有可能不足以抵消扩张需要的庞大开支。安全防护上开支过高会导致国家衰退。本该用于投资的资源被分流，从长远看将使国家陷入困境。

这个观点即是说，如果国家在战略上过度扩张，庞大的国防开支将挤占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源，这必将导致经济产量衰退，长此以往，将既难以满足国民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维持它的国际地位。肯尼迪认为，“过度的军事开支会损害经济发展”这一论点“越来越确凿无疑”。

如今的国家隐伏着这么一个矛盾，即提高军事安全和提高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经济安全的提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要依靠生产方式和财富创造方式的创新）、产量增长、内外需求旺盛等因素来实现，而这些可能因军事开支过度而受到损害。过重的军事负担将降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导致本国产量的世界占比下降，从而本国财富的世界占比下降，最终致使本国的世界地位下降。

读者自然能想到，肯尼迪这番话针对的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已经“处于‘帝国过度扩张’风险之中了”。他指出美国在军事研究与开发上投入过大，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却可以集中于民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他言下之意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负担相对较轻，因此在经济上迟早会超过美国。那么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互换将不可避免。他总结道：“对于‘美国是否能保住现在的位置’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能’。”

做出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鉴于英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所经历的帝国过度扩张和经济衰退。肯尼迪尖锐地指出“美国全球主要军事部署地图（20世纪80年代）”与从前的世界霸主英国于战略扩张高峰时在世界各地一系列战舰队和驻军基地的地图如出一辙。肯尼迪对美国的警告也呼应了维多利亚及爱德华时期的英帝国主义批评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英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用于维持海军基地、殖民地军队、殖民地政府津贴的费用，比英国可从中获得的利益要昂贵得多。其他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历史学家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同样可以为英国带来利益，而且不需要耗费采用正式帝国统治的开销。更重要的是，纳税人本可以通过爱德华时代的非殖民化，省下钱来用于电力、汽车和耐用品上，从而促进国内工业的现代化发展。

肯尼迪理论只是众多的霸权经济学理论之一。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1982年）一书中指出，霸权地位的盛衰取决于该国内在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不是外事参与。而在政治经济结构中，一些不利经济发展的垄断集团和代表特殊利益的议会说客遏制了本国的经济活力，因此和英国20世纪70年代停滞的经济相比，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更为活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特权阶级在经历了独裁统治、全面战争和战败之后，已被扫除。由此便产生了一条有悖直觉的推理：即一个国家在军事上一时的失败，反而好过百战百胜。因此，奥尔森开出的决策处方是，废除一切代表特殊利益的法律或条例……加强反托拉斯法的力度，打击各种形式的垄断联盟，打击一切利用特权获得高额收益的行为。这样的处方由占领军实施要比通过正常民主步骤实行有效得多。

但是，这种霸权经济学理论尚无法告诉我们，通过这种自我平衡或循环机制，一个国家从经济繁盛获得霸权，随后又因过度扩张或内部僵化走向无情衰弱的过程到底有多长。在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的宏伟模型中，全球霸权的周期有个明确特征。根据莫德尔斯基的模型，自150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历了5个周期，每个周期都出现一个海军强国，即葡萄牙、荷兰、英国两次、美国。每个周期又分4个阶段，即全球战争、世界霸权、权威消退、四方割据。而沃勒斯坦的模式，运用马克思资本发展论的观点，将自145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分为4个周期，每个周期中的霸权国家分别为哈布斯堡帝国、荷兰、英国和美国。每个周期也分为4个阶段：霸权上升、霸权胜利、霸权成熟、霸权衰亡。然而，和奥尔森一样，肯尼迪的观点也含带着政策意义，即各国政府应该尽量控制军事开支，避免因经济衰退而最终导致军事衰弱。

肯尼迪因为夸大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衰弱的危险而招致不少批评。但这些批评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政治家，甚至整个北约组织的政治家们，显然很重视这条忠告。如我们在第1章所见，自从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面世后的那些年，西方大国的军事开支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1997年主要西方大国的军事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美国3.4%、法国3%、英国2.7%、意大利2%、而德国仅为1.6%，均为各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而法国和意大利更是创下了自18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增长率显著上升，显示“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已经实现。这是不是表明美国已经扭转了初露端倪的颓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三个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围，所遭到的国际抵抗的程度，以及美国如何利用它无可匹敌的经济资源。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美国和它盟国所面临的扩张不足的风险有多大：即军事开支过低，以至于在状况频发的国际环境中无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外交政治的目标已经扩大到盟国（随着北约的扩大，盟国的数目也增加不少）以外的防御，包括平息某些政治敏感地区的内战，在某些国家偶尔动用一下军事力量来保护受迫害的少数族裔。无论这些外交政策目标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都有必要考虑一下西方近年来的裁军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完成这些目标。美国似乎并不缺乏经济实力，但如果不加以利用，实力仍只是潜藏着。这些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有迅速将民用资源转化成军备资源的能力：将黄油换成大炮，就像从前媒体宣传的那样，或者将纳税人的钱换成一个个师，还需要在道义上下定决心，将军事资源用在刀刃上，有效震慑或击退那些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者。此外，如果外交政策不具备公信力，也就是在民主社会下没有得到民众支持，那么就算是哥利亚那样的巨人制定的外交政策，也会被牧羊人大卫轻易挫败，何况大卫那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和平的幻象

如果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相应下降，那么西方大国的裁军也无关紧要了。而根据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现实情况也应当如此。因为战争不具备经济理性，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战争就越不可能发生。

这种在自由经济世界中战争已然过时的论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这样写道，如果说战争还能给古代的某些民族带来富裕生活，它只会使现代人陷入贫苦凄惨的境地。康德在他《永久和平论》一书中，认为“商业精神”是“战争的天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结尾写道，弗兰德斯内战以及随后的西班牙政府扼杀了安特卫普、根特和布鲁日的繁荣商业。普通革命战争和政府轻易就榨干了靠商业活动积累的财富。正是基于这点，亚当·斯密对于重商主义者将自由市场运行置于大战略之下的政策深感不满。这种观点在19世纪得到普遍认同。尽管康德承认，在以往的世纪里，“在发明和改进军事器械上所作出的努力，对于工业进步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将战争置于工业发展之下，在康德看来是他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对于理查德·科布登来说，和平和繁荣是相互促进的，他于184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即体现了他这一观点，那篇文章的标题为“自由贸易是保障人类广阔永恒和平的最佳手段”。诺曼·安吉尔的《大空想》（1910~1911年）是执著于这一理念的典范。照安吉尔的说法，战争从经济上说不具有理性：军备开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又很难从战败国那里得到补偿，殖民地不能被当做财源。“靠什么来保证一个国家不会与另一个国家兵戎相见呢？”安吉尔问道，“靠的是国家间深厚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不止是经济上，而是各个方面，这样的话，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不义侵略只会损害侵略国自己的利益。”

这种信念虽然屡遭失望痛苦的打击，但依然不乏生命力。就在1999年科索沃战前夕，英国的一期《展望》杂志的封面还配上了这么一个标题：“战争结束了？”这不禁令人想起100年前伊凡·布洛克的那句话——“现在再不可能有战争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凌志车和橄榄树》中最自恃的一节或许是他称“与现代史上以往时期相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和平可带来更多的利益，而制造战争只会导致更多方面成本上升”。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提出了“预防冲突的金色双拱理论”，即没有哪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他这本书于1999年5月17日出版，距美国和南斯拉夫共和国爆发战争不到两个月，弗里德曼显然没有注意到贝尔格莱德的街头麦当劳的广告铺天盖地。当然弗里德曼还没有诺曼·安吉尔错得那么厉害，至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显然和安吉尔持相同观点，认为经济理性将降低战争的可能性。安吉尔至少活着看到这个信念被证实为不折不扣的大幻想。

20世纪的许多国家，无视自由主义者倡导的经济理性论，一次次走向战争，尽管打败的代价如此惨重，而战胜的代价也同样高昂。这种明显的短视行为，或许可以用“有限理性”来解释，即总是低估战争的成本，高估战争的好处。不过还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对一个不民主的政权而言，战争的综合成本和远期成本通常不在考虑范围内，只要战争的直接好处都归统治阶级，而战争的代价由没有发言权的民众承担，战争自然成了十分明智的选择。

给战争一个机会

从独裁政权的角度看，战争费用能产生看得见的回报就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利品、赔款或领土割让（领土可以扩大税收基础和自然资源），当然还有荣誉。有时获胜的回报高于获胜的成本，但只要战争的成本主要由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低下层人民承担，成本大小也就无关紧要了。

据说奥托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皇帝的战争盈利占国家收入的近1/3，主要来自于被占领地区缴纳的贡金。法国革命后上台的政权靠剥削被占领地区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该政权后期，它的收入账目里还添上了被占国荷兰缴纳的税金，该项占法国总收入的近1/3。1795~1804年，荷兰共支付了22 900万荷兰盾给法国，比荷兰一年的国民收入还高。拿破仑1806~1807年的战争收入不但能抵付战争开支，还承担了法国日常开支的1/3。意大利1805~1812年的税收，足足有一半流入了法国国库。19世纪的英国亦深谙战争的发财之道：1842年的英国国防预算有40%可由《南京条约》中中国赔偿的580万英镑来抵补。帕默斯顿甚至在众议院大言不惭地说战争已经盈利了。俄国先后在1829年、1878年、1882年与土耳其签订的合约中，也压榨到一次比一次多的钱，所获赔款占俄国国防开支比分别为9%、42%、115%。但最后那个数字与1895年日本从中国捞到的钱比起来仍相形见绌。日本获得的赔款相当于当年军事开支的3倍以上，也是那次战争费用的两倍。

不过，将靠战争发财的艺术发挥到极致的还属普鲁士。如米拉博所言，它使战争成为“国家产业”。早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就曾用这个手段于1740~1745年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矿产丰富的西里西亚，虽然为了保住这个省，普鲁士在接下来的7年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西里西亚在此后的200年替普鲁士创造出可观的产业回报。1866年俾斯麦对德意志联邦的胜利基本也可以收支相抵：它那年的军事总开支最多为1.11亿泰勒，而战果除了吞并了霍斯坦、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外，还获得了奥地利价值4 000万泰勒的赔款，又从萨克森拿到1 000万泰勒，从法兰克福拿到5万泰勒，从罢黜的汉诺威国王那里没收了价值达1 600万泰勒的财产，从符腾堡得来的赔款数目只比这略小一点。整个19世纪获利最丰厚的战争要算得上是1870年普鲁士率领的北德意志联邦对法国的战争了，根据1871年签订的和平条约，法国支付了高达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或是普鲁士上年国防预算的4倍，此外法国还要支付2亿法郎作为巴黎的赎金，并承担法国北部诸省占领军的费用。

这类战争的收益（按20世纪的术语应该称为赔款）给战败国带来的不仅是羞耻，还有艰难的处境，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足以抵过战胜国的战争费用（更不用说赔款到手还得费不少力气）。奥古斯丁时期的罗马帝国，其收入的1/3来自埃及、叙利亚、高卢和西班牙缴纳的贡金，而这一时期罗马军队的维护费用就耗掉了年收入的一半。1548~1598年，在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收入达1.21亿达克特，占卡斯蒂利亚收入的12%~14%，但同时西班牙在本土外的战争年费用就是这一收入的4倍。单只是与荷兰的战争一年就要耗去2.18亿泰勒。在西班牙继位战中，法国从被占领土地上收缴的贡金还不到其军队费用的2/5。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所得的收益也被1812~1815年战败的高昂代价消耗殆尽。据最新统计显示，滑铁卢战役后，获胜的英、荷、普联军强加给法国的赔款和其他费用将近180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虽然赔款数目巨大，但只占法国的敌人先前20年战争费用的一小部分，赔款额若折算成英镑，则为7 800万英镑，也就比英国在1793~1815年资助大陆盟国的6 600万英镑略多一些。

在20世纪的战争中，战胜国所获赔款远不及战争的费用。根据1918年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停战协议，俄国需向德国缴付14亿美元的赔款，数目不小，但相对于德国200亿美元的战争总成本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在1921年的伦敦最后通牒中，获胜的协约国终于下定决心，要求德国赔款310亿美元，不过像凯恩斯这样务实的人认为能得到120亿美元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这个较低的数目也占到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0%。然而在战胜国至少58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中，这笔赔款只占很小的比例。毫无例外，这两个战胜方谁也没能得到足额的赔款。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停止偿付为止，总共支付了不到45亿美元（根据后来的杨格计划，德国理应继续偿付，到1988年付清）。这笔赔款还远远不够协约国自己尚未还清的美国贷款，这反映出德国善于装穷，而协约国又心太软。

而一战的经历并未让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打消念头，它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又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和金钱上的掠夺。先是日本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后是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它们对占领区大肆掠夺的程度称得上史无前例。从占领区盘剥来的收入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攀升，从3%升到1943年16%的最高点，但这仍无法满足德国的战争经费需求。协约国因为太过宽容未能在1918年以后要回德国的战争赔款，而德国却压榨太甚，所到之处各地经济日渐委靡。另一方面，纳粹头目（尤其是戈林），却靠着对国内国外敌人的掠夺，攒下巨额私人财富。这些独裁统治阶级只想着及时行乐，即使对最后的战败也无动于衷。因此独裁政权的气数总比宪制国家的短。如果说有人拼命寅吃卯粮，那就是这些总把“帝国万岁”挂在嘴边的人。

西方大国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赔款问题上的教训，1945年放低了标准：只要求战败的轴心国赔偿70亿美元。而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费用总计达2 750亿美元，不必说英国91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了。美国认为援助西欧（包括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重建是为长远考虑：马歇尔计划是个罕见的“倒贴赔款”例子。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历史的教训很清楚，那就是战争没有好处。战后获得的赔款总比不上战争的经费开支。如果战后的目标是安抚，或者使战败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最可取的方式是予以资助，而不是施以惩罚。但对于独裁政权来说，又另当别论。明知道吞并科威特的代价高昂，也没能阻止萨达姆试一试。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冒险失败的损失转嫁到人民头上，只要他和他亲信们的物质生活不受影响。他们的确没受到影响，因为不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萨达姆的政权没有垮台。

胜利的机会

非民主国家不断制造战争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军事上的结果并不是严格由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事实上，可以通过高明的战略、出色的指挥和得当的战术来弥补经济上的劣势，同样有效动员国民士气也起着不小的作用。从战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实力绝非由经济实力来决定，尤其是在短期。战争迫使和平时期的领先者在一套不熟悉的规则下去竞争。而在战争中，破坏能力要比建设能力更重要，至少在战争初期如此。这也正是战争吸引和平时期的落后者的地方。

最知名的现代战争最后无疑都是占据经济优势的一方获胜。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一战以及二战朝鲜战争中，最后总是世界总产量份额更大的那方取胜。最近发生的战争也能被归入这一类，比如福克兰群岛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似乎都印证了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假设。不过只要想想法国在越南的惨败，美国和中国，还有苏联在阿富汗的惨痛战争经历，就会发现这条规则也有例外的情况。

18世纪的多数时候，英国的经济似乎都比不上它的头号敌人法国。据现代的估计，1788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2倍多，而人口近英国的3倍。英国尽管经济处于劣势，但相比对头法国，它能以相对更低的费用来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舰船。英国战舰数量和法国相比，从1780年的1.3∶1增加到1810年的3.5∶1。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出色的财政体制。

19世纪也有类似的例子。1866年奥地利率领的德意志联邦武装人数是普鲁士和它唯一盟国梅克伦堡合计人数的两倍多，公民人口是普鲁士的两倍多，军事开支是普鲁士的4倍，然而普鲁士赢了。有人将普鲁士的获胜归结于经济方面的因素：普鲁士拥有发达的铁路系统和更高的钢铁产量。但这些因素在克尼格雷茨会战中并没起到多大作用。同样在1870年，法国在军事人口、公民人口和军事费用上均比德国占优，但法国输了。日俄战争中，俄国经济优势明显，军事开支是日本的2倍，人口是其3倍，能源耗量近日本的4倍，军事人口是日本的9.5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32倍，但日本赢了。

我们也不该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中，在击溃和战胜德国和他盟国上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德国和它的盟国最终失败了，然而，它们显示出的强大破坏力提醒我们，经济上的劣势可以用高明的军事指挥和切实有效的动员来弥补。万幸的是胜利没有站在造成那么多人伤亡的那一方：同盟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都比轴心国高，虽然它在经济上占据优势。

一战爆发时，协约国与轴心国之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相差了60%，用肯尼迪说的“工业潜力”衡量，则比率为1.5∶1。双方人口比例是4.5∶1。此外，德国的净国民产值在战争中缩减了约1/4，而英国和意大利在1914~191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0%。而俄国的产量在1916年前的3年里上升了20%。虽然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了13%，但德国的相应数字下降了31%，德国的钢铁产量下降了14%，而英国增长了25%。1914~1918年德国的粮食产量锐减了近一半，而英国则有所增加。这部分得益于英国的海军封锁，并干涉德国和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减少了德国的进口（包括肥料的进口），而德国潜水艇对切断英国的进口却没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德国还失去不少商业船只和外国投资。得不到国外的资金，国内的资本市场又相对低迷，德国只能比英国更依靠通过印钞来为短期债券融资，从而使货币扩张更为严重。可以说轴心国的失败从经济上说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并不能因此预知一战的结果。德国及其盟国造成的敌方士兵伤亡比己方的士兵伤亡多35%，伤亡差距达140万人。他们的军事优势足以击败塞尔维亚（1915年）、罗马尼亚（1916年）、俄国（1917年）。法国士兵在1917年即将发生哗变时，英国不得不在经济上，并最终在军事上求助美国。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的军事优势，但这一军事优势正被慢慢痛苦地消耗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能够在后方对全面战争做出迅速反应。德国比它的敌手更为有效地组织安排劳动力。英国安排强壮的熟练工人到前线当自愿者，但不像德国那样将很多妇女投入劳动。德国在劳动力管理方面也做得更好：薪资增长没有超过产量的增长，罢工造成的工作日的损失也更少。最后，虽然德国皇帝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帝国政权一直到战争后期，在大部分被统辖的人民眼里仍是合法政权。直到1918年8月，确知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的时候，德国的士气才开始涣散。这一变化体现在被英军俘虏的德国士兵人数增至10倍。此后不到3个月，德国国内，也是德国历史学家强调的德国最关键的薄弱点，发生了革命。

在二战中，通过动员手段来弥补经济劣势的特征更为明显。虽然在1939年，后来成为同盟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后来的轴心国要高出40%，人口是后者的1.7倍，但是和一战相比，轴心国在二战中实现的地域扩张更大，制造的敌方士兵伤亡和平民伤亡更多，抵御同盟国的时间更长。这些战绩只能从某些经济角度来解释。虽然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经济有所增长，不同于1914年后德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但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及美国。此外在军工制造上，和同盟国相比，轴心国也处于全面落后，比率从3∶1（步枪和机关枪）到5∶1（迫击炮和主要海军战舰）。和一战一样，德国在二战期间也比英国更依赖于通过印钞来为短期债券融资，这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战时英国的通货增至2.6倍，而德国增至7倍）。只有1944年，德国官方公布的生活成本指数增幅低于英国，这完全是因为德国通过铁腕手段对价格实行强行控制的原因。

然而，在二战中轴心国造成的同盟国士兵伤亡人数是己方的2.5倍，伤亡差距达800万人。如果将平民伤亡也计算在内，轴心国的杀戮更是惊人：同盟国的平民死亡人数是轴心国的8倍多。同盟国的总体伤亡人数是轴心国的5倍，伤亡差距达3 800万人。此外，如理查德·奥弗里所言，没有一个理性客观的人能够在1942年初期预卜到战争最后的结果。当时轴心国由于掠夺和侵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同盟国水平。在人口上轴心国稍劣（比同盟国少20%，但领土周边地区的动员能力比同盟国强）。虽然同盟国占有世界土地的面积比轴心国大（双方领土面积比率为6∶1），但在有决定意义的东线战场，德国在1941年和1942年连续两年在经济上领先于苏联，而这一阶段战争中的军事技术双方并无明显差异。

轴心国（意大利除外）的强势又要体现在军事上：轴心国在更早时间动员了高比例的人力物力，并充分利用了在指挥作战和战略战术上的优势。暴风军团战术；步兵、炮兵、坦克和空军之间有效地协同作战；深度防御；有弹性的指挥链，这些因素使得德国（其次是日本）能够在欧洲和亚洲战争的初期战胜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对手。他们不只是动员战斗人员，德日还在战争中比英美动员了更多的妇女作为劳动力（1944年德、日、英、美的劳动妇女占比分别为51%、42%、31%、30%）。此外，希特勒在提高战争经济效率方面也极为突出，即便在英美一次次的轰炸下，德国1944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仍比1938年提高了25%。另外，第三帝国公信力的维持时间也比第二帝国更持久，但德国1944~1945年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逼迫而不是通过鼓动（激起民众自发的热情）促使民众上战场的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1941年之后的几年间，判处死刑的案例剧增，其中民事法庭有11 000例，军事法庭有20 000例，这意味着德国在未能打败苏联后，加强了高压手段，虽然这一时期被德国判处死刑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外的劳役，而不是“普通的德国民众”。

二战期间极权国家在军事上的表现，很好地展示了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位动员所能取得的成效。在至关重要的东线战场，实际上是由另一个极权政权打败了第三帝国。当然，如果不是英美的空军和陆军在西欧战场的浴血奋战，苏联也很难最终取得对德国的胜利。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42~1945年提供给苏联的经济援助才占苏联净物资生产的5.6%，单纯从经济角度讲，这两个政权实力相当，尤其是在1942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尚落后德国20%，但它终于苦战获得了胜利。

独裁政权似乎比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更占优势，从短期看，它虽然不能从整体上消除经济上的差距，但至少可以有效地缩小差距。它似乎能够在平民和军事人员上做出更大的牺牲。德国由于资源差距过大，加上战略缺陷过多，在两次大战中均败北。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不人道的动员方式能够弥补经济上的劣势，并且也有取胜的可能。

民主带来的和平

综上所述，人们很容易推断出，光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并不能消除战争，而民主化同样也有必要，因为从理论上说，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不容易走向战争，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康德曾说过：“在共和政体下，如果开战与否要经民众同意，那么民众就会颇费踌躇。因为开战无异于祈求将战争引起的种种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比如亲赴前线、从自己的资源中挤出战争的费用、痛心修补战争带来的破坏……还得亲自担起债务的重担，债务使到来的和平如此苦涩，而且债务永远还不清，因为又会有新的战争威胁。”不过独裁者不会这样考虑，“因为国家的领袖不同于普通人，他是国家的拥有者，战争不会让他做出什么牺牲。他只操心舞会能不能照开，狩猎能不能继续，他的宫殿和朝廷能不能保得住”。康德强调他的论点只适用于共和政体，而非民主国家。但是当代研究者却倾向于模糊两者的界限，换句话说，民主国家“受代议制约束”。

毫无疑问，国防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小和民主有很大关系，民主程度低的国家在军事上的开支更高。如果以成对的国家为单位来做分析，那么战争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可能性似乎比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要小。基于这一点，可推断“如果未来所有的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世界上的战争无疑会减少”。但是，如果取单个国家进行研究，那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战争几率是一样的。也有证据显示，两个专制国家之间，和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一样，更倾向于避免彼此之间的战争。“民主带来和平”这一理论与事实不符之处在于，民主化早期的国家尤其容易卷入战争。对此有一种解释是，民主往往与政治分裂有关，如我们上一章所见。这种“民主带来和平”论点所面对的关键性难题是，民主（见第12章图32）与战争次数（见第13章图36）之间找不到任何相关之处。

军国主义的好处

军事侵略不能绝迹的一个理由是，高额的军事费用不一定会损害经济，这点肯尼迪曾提出过。但是支持他这一观点的经验数据相当少。

肯尼迪在他的书中以注脚的形式，就他说的“高额的军事费用”下了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他说，“历史数据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0%用于军事开支（在一些结构不均衡的国家，这一比例为5%），这么做可能会限制该国的经济增长”。大英帝国1760~1810年的平均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超过了肯尼迪的阀限，但它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肯尼迪本人也承认，更让他困惑的是，英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初显颓势时，它的国防开支相当低。他对英国20世纪上半叶的战略给予的批评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批评战争期间历届政府的国防开支过低，“控制这地球上1/4的土地，但国防开支仅占生产实力和战争潜力的9%~10%”。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抨击他所谓的“英式的战争方式”，即在欧洲战争中依赖“殖民地军事行动，海上封锁，突袭敌方海滩”，而不是让军队深入大陆作战，“英国所采取的军事战略，看上去省钱……但往往收效不大，有时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从人力和财力上看，大陆军的花费更高，但它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从他的观点中我们很难看出英国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些政府因为国防开支高而受到抨击，另一些政府却因为国防开支低而受到指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的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按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算）不是发生在大肆吹嘘的克林顿时代，而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美国经济在1942~194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7%，比1995~1998年高出两个百分点。而美国从1942~1990年，除了1948年和1976~1979年之外，其他各年的国防费用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虽然低于肯尼迪为结构性强国限定的10%的上限）。无论英国还是美国，从长期看，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管是正相关还负相关，都找不到最终统计上的相关性。即便算是有关联，从美国的例子上看也隐隐地呈现为正相关。另外，即使将5年或10年的时滞考虑在内，同样也无从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对1990~1997年各国国防预算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的全球性调查，其结果显示两者只呈现极轻微的负相关。在接受调查的59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的国防预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一个国家（俄罗斯）的经济为负增长，另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以色列的国防开支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稍低于肯尼迪的阀限，但经济增长率却达到5.8%，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苏联解体后，肯尼迪对他的观点稍加修正，他在《为二十一世纪作好准备》一书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高额国防开支是否会导致经济下滑，而在于经济机构的问题。他说，“如果经济活力旺盛，产业基地繁荣，技术先进，研发投资踊跃，经常性项目收支平衡，没有外债负担，那么该国经济机构良好，可以配以3%，6%甚至9%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防上”。肯尼迪认为美国经济结构状况良好，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相当缓慢，并将60年代平均超过4%的年增长率与1991年可怜的–0.5%作了鲜明对比。但是，一份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3%，比70年代（3.2%）和80年代（2.8%）要高。

但是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由于过重的国防开支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观点，仍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是苏联而不是美国经历了过度扩张，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16%，而同期美国的相应比率仅为6%。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增加国防开支，使苏联突破了可持续的国防开支的限度，最终促成西方在“冷战”中的最终胜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里根的政策获得了巨大回报。但称之为“和平红利”不太合适，因为赢得胜利的是鹰派而非鸽派。简单的计算足以说明这点。1981~1989年，在里根和布什的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平均每年国防预算为3 780亿美元（根据通货膨胀略有调整），比卡特任职期间高出1 000亿美元，这种增加使得里根政府的批评者和美国衰退论的预言家们忧心忡忡。但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国防开支又回落到了2 700亿美元（1998年数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假如是五角大楼的消耗战致使苏联后来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的话，那么里根政策的实际费用则要低于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数字。政策的改变使美国一年多花了700亿美元，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如果这样做能多方面打击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代价不算太高。

同样也有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它内部的矛盾，而不是里根的国防开支。当然，里根的战略防御措施在其中起的作用并没有他设想的那么大。事实上，在东欧展开一场对德国的全面常规战争时，实行计划经济是一种不错的模式。但要和遥远的美国展开一场军备竞赛的话，这种模式则未必有效。苏联认为一旦他们的导弹弹头取得优势，就可以打赢一场“热战”。在和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这一政权证明了自己承受得起数以百万计的平民和军队的伤亡；如果发生“热战”，它所面临的公众要求和平的压力也要小于美国，大规模人员伤亡在苏联已经不是第一次，而美国却从未经历过。不过不愿冒核战争的风险迫使苏联与美国展开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并不属于能在短期内实现最大军事动员的那一方，因为那只是打赢“热战”的关键，而“冷战”获胜的关键在于能够在长期内耗费得起军备的高额开支，同时又不会抑制民用消费、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

1950~1974年，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美国不相上下，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期甚至高过美国的增长水平。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增长开始滞后。而我们知道，相对于美国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高额的国防费用带给美国的负担越来越轻。而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和计划经济的停滞，苏联的军费负担日益加重。简而言之，1980~1989年，美国的实际国防开支增加了50%，人均消费水平增长超过20%；而苏联的实际国防开支增加了15%，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仅5%。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苏联的这种体制无法从军事研发中获得派生利益，即军事技术不能转化到私营部门，事实上也没有私营部门可言。戈尔巴乔夫原指望能缩小东西方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决定在经济“重建”上放手一搏，不料却引起计划经济生产的崩溃。他同时采取的政治“透明化”结果也功败垂成，只能说明这种体制已经失去了公信力。由此看来，里根政府的国防预算可以看做是美国体制优势的象征，但不能算是使苏联解体的原因。这也说明了高额的军事费用本身并不会损害经济。在适宜的情况下，增加在国防科技上的公共开支与增加消费并不冲突：这是大炮加黄油的神奇组合，更精确地讲，是导弹加麦当劳。

美国和苏联这两种制度并不像当时一些评论家预想的那样趋于一致，而是更趋分化，这种分化可以从财政角度上来解释。回到第4章的主题，美国政府享有一项巨大优势，那就是能够通过公开发售国债，来为不断上涨的军事费用筹措资金。里根任期内联邦债务的大幅增长也许让那些过度扩张论的预言家们担心，但它也不失为支付上涨的国防费用的方法。发行国债可以“摊销税收”，从而避免造成经济扭曲。肯尼迪忽略了美国可以在财政上轻松应付债务负担。在1991年债务高峰期，美国政府的净利息支付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在1957年暂停了国债发售，而更多依靠容易造成经济扭曲的方式来支付上涨的国防费用（比如以赊购方式购买国有企业商品，或是对普通储户实行强制性借款）。这些方式致使经济盈利性下降。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终于转向国际市场时，不得不支付高额的风险溢价（当债权人后来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才发现当初的风险溢价还不够高）。英国对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胜利就是一则很好的例子。在每个例子中，公债市场发达的国家掌握更丰厚的资源，因而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持其军事开支。

防患于未然

在对国防开支做成本效益分析时，不能只是将军事预算带来的负担和军事研发所带来的派生效益做简单相加。因为评估某一特定的国防政策的经济价值时，比较一下实际成本和潜在成本是很有必要的。在历史分析中，采用“反事实法”更有助于解答这类问题。过去人们曾就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与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作了比较，下面我将重点谈谈英国和美国。

真如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所说，大英帝国是“浪费钱财”的吗？似乎并不是这样。有理论认为，采取大英帝国贸易同盟方式所获得的利益不如采用开放式的国际贸易。理论上这是对的。但是这种“开放式的国际贸易”并非天然的贸易方式。有人坚持认为英国本可以在1846年后从大英帝国体系中全身而退，这样既不受损失，还能缩减军事开支，节省下25%的收入。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竞争对手纷纷采取对英实行贸易保护，英国霸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正式帝国控制，将导致这些地区对英国的出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或者采取其他贸易歧视。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事实为证。美国和印度独立后，均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政策。英国的对手法国、德国和俄国在1878~1914年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从预防这种贸易保护的侵害角度看，英国在一战前的军事预算只能算是最低的保险金。而推行强制性的自由贸易可获得的经济利益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更为盛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英国在这10年间通过大英帝国体系获取的利益：英国对英联邦国家及后殖民地的出口额占比从44.4%上升到47.6%，从这些地区的进口额占比从30.2%上升至39%。）此外，英帝国在1914年前的国防负担相当低（见第1章）：英国在1913年的国防费用只占净国民产值的3.2%，比俄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低。

而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在1914年侵略欧洲大陆时，对英国利益构成的威胁相当有限，因此很难说英国花在一战上的钱是否值得。一战前的10年间，英国政策的重大缺陷就是，它看到了德国对欧洲大陆的威胁，要遏制这个威胁，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创建庞大的陆军，但英国并未为此作过太大努力。军队还没训练好就匆匆上了战场，边打仗边琢磨现代的陆地战该如何打，因此在这4年中，英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征兵制在早些年被否决了，不是因为费用，这方面英国完全承受得起，而是受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若不是征兵制的否决，英国在1914年很有可能可以吓退德国的进犯行动。

英国参加二战的成本有必要与假设英国战败了或和德国讲和所需的成本做一比较。根据我们了解的希特勒的全球霸权计划，英国在1939~1940年寻求和平解决、扭转局势的设想完全不可能实现。如果在1938年希特勒入侵捷克后，英国能够更早一些做出反应，并以战争相威胁，这样做或许比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后才在1939年做出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最后通牒的效果要好一些。那些替张伯伦辩护的人谁也没有令人信服地指出，当时政府只有绥靖政策这一条路可以走。他们的说辞中最没说服力的是，在国防上开支过高会引起经济动荡、劳动力短缺，以及其他种种问题。1937~1938年，英国的通货膨胀情况略有好转，通货膨胀带来的危险，相比1939~1940年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而英国完全置身事外的危险而言，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绥靖政策最大的错误是认为它是在“为争取时间而拖延”，试图先在一段时期内扩大英国对德国的相对优势，事实上从签订《慕尼黑协定》到战争爆发，德国也在同步壮大，某些情况下它壮大得更快（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

20世纪英国的军事威慑力不够，以至于它的外交政策不时被打乱步伐。无论是20世纪初还是30年代，英国都没能让德国与其盟国相信，与英国开战的风险是很大的。而英国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扩张不足”，也就是说它在国防上面的花费还不足以威慑可能的侵略者，导致几年后，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一场耗资更多的全面战争（福克兰群岛受阿根廷侵略之前也是类似的情形，只是规模较小）。如果英国的各任政府愿意在国防上多投入一些，威慑潜在的敌人，英国也许不会在20世纪衰败得那么快。英国若不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耗了国力，也不会被迫削减国防开支或进行非殖民化。

英国由于扩张不足致使军事脆弱，这对今日的美国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吗？当然这两大强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10章曾指出过其中几点。英国是个资本输出国，美国则是资本进口国。英国把它“抚育的精英送走”，而美国却吸纳移民。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对美国发动直接攻击，但针对美国各个城市进行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却比较大。美国哪怕大幅缩减国防开支，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技术上无可匹敌。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14倍，是俄罗斯的22倍。真正问题在于，有没有国家可能攻击美国的盟国，或使用暴力威胁到任何一个可能危及到美国利益的地方。基于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欧洲各国以及苏联一直在裁军，而某些地区的国家在重整军备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自1994年以来，出口到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武器数量有明显增加，某些亚洲国家拥有核武器（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一直拒绝联合国对它的生化武器进行调查。据五角大楼估计，至少有20个国家拥有短程或中程弹道导弹。

比较一下过去10年中各国的军事预算（见表25），世界军事均势的转变也就一目了然了。表25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方的差别很耐人寻味。北美、欧洲和前苏联国家自1989年以来国防开支有显著下降，美国的军事预算下降了1/3，英国为1/4，俄罗斯的降幅则超过90%。美洲国家中，包括没列入该表的较小的国家，只有墨西哥和巴西军事开支有所增加。在欧洲只有芬兰、希腊和土耳其的军费有所增加。但在中东，除了埃及和阿曼，其他各国都增加了军事预算，尤其是伊朗增幅达70%。这种趋势在亚洲的主要强国中尤为明显，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了70%，而新加坡则超过100%。

表25 世界主要大国（及地区）的军事开支（单位：百万美元，按1995年价格和汇率计）

增加国防费用并不一定增加战争的风险。要是两个可能的对手间，双方都增加军事预算的话，这种增长就意味着相互抵消。1989年以后，大多数北约国家和前华沙条约的国家纷纷裁军的趋势十分明显，而相同的情况没有发生在亚洲，原因就在于此。另外，该表只是列举了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要在较小的国家中作同样的统计，一些重要的地区差异便会显现出来。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乌干达等国都增加了国防开支，而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则被列入国防开支减幅最大的国家之列。在拉丁美洲，巴西和墨西哥的国防开支增加，而智利和阿根廷则有所减少。还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那些多数的“不合作国家”，比如利比亚、伊拉克、塞尔维亚和朝鲜，无法得到它们国防开支的可靠数字。

科索沃的维和成本

如果上述这些地区差异不是发生在美国扩大外交政策范围的时候，也许不会显得这么要紧。这种认为美国与其盟国有权对别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该国受迫害的少数族裔的观念，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警察”角色的加重，那么美国担当得起这个角色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计算一下1999年将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让阿尔巴尼亚人回来总共的花费。这笔费用事实上并不是很高。《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家认为，多国部队共出动了3.6万架次战机，投下了2.5万枚炸弹，集结了近5万陆军，北约为此共花费了48亿美元，平均每天花费6 200万美元。不过，这只是账单上的第一项，要算出战争的实际费用还要再加上三个项目：救济科索沃难民的费用，在战后的一段时期每周共花费600万美元（共计2 400万美元，帮助难民在短时间内返回家园）；该省的重建费用，欧盟估计达25亿美元；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5万占领军的开支，这项费用光英国一年就要支付1 000万~1 500万美元，其中480万美元是预算达7 700万美元的科索沃国际行动的英国摊派额。假设占领军在科索沃驻扎至少5年，那么战争的总费用将达77亿美元，这次行动比花费了630亿美元的沙漠行动要低廉得多，但要承认的是，沙漠行动的费用实际上主要是由没有参加作战的富裕国家日本和沙特支付，因为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于他们有利。无论是战略上还是财政上，1999年的战争象征低花费的“炮舰外交”的回归。

但是这77亿美元的花费都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根据北约1999年公布的评估报告，北约部队直接击中了93辆坦克，153辆装甲运兵车，339辆其他军事车辆，389门大炮和迫击炮。有记者目击到约占其1/3武装力量的塞尔维亚军队撤退。另一方面，北约军队中没有一人在对敌行动中被杀。两位美国直升机飞行员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丧生，3个美国士兵因为愚蠢而被俘，除此之外，这支部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安全的部队，甚至比一些美国高中还安全。与此相比，北约称南斯拉夫士兵阵亡人数达5 000，另有10 000人受伤。这些数字仅凭猜测得出，但即使这把实际伤亡人数高估了3倍，南斯拉夫仍输于北约。事实上，即使塞尔维亚官方公布的北约阵亡人数为576人属实，北约仍是赢了。北约空袭战略的主要缺陷，就是它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了民用目标。根据经济学家智囊库的统计，北约的轰炸造成1 500名平民丧生，大多是塞尔维亚人，这个数字未包括战后被没有即时爆炸的集束炸弹炸死或炸伤的大致人数。我们难以确定有多少在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族杀害，国际法庭的专家估计总共将近2 500人。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算高，在北约轰炸中丧失的平民人数也接近这个数字，这是不可原谅的。

为什么美国与其盟国不直接使用地面部队来对付塞族军队，或使用特种部队来代替轰炸平民的方式呢？显然这不是出于财政负担的考虑，费用容易解决。科索沃战争显示出，或者可以确证，美国的军事力量并非受限于军事干涉的费用，而是受限于公众对美方人员伤亡的反感。

1914年前的英国外交大臣称他们的作战行动常被“民意”左右。实际上这无非是那些绅士俱乐部的老主顾们酒足饭饱后的情绪。而广大的民众，或从现代意义来说的成年人口，能够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这些民众受沙文主义的煽动不亚于受和平主义煽动。即使在今天——部分是因为以色列30年来的恐怖主义，部分是因为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英国选民对军事行动并不那么反感，甚至也能承受伤亡的代价。俄罗斯的平民也表现出它能承受在车臣战争中的军事伤亡，如果俄罗斯军队看上去会赢的话。相反，主要由于越战中的惨痛记忆，今日许多美国人似乎都不愿意为任何领土外的战争搭上美国人的性命，无论战争的目的有多高尚。1993年，当索马里危机达到白热化时，克林顿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说：“现在普通美国人还没看到，我们的利益受威胁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需要有美国人为此作出牺牲。”当他得知有3名美国士兵在科索沃被塞族人俘虏后，他的公开回应是，“我们照看着自己的人民”。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对于在巴尔干半岛展开地面战将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很少有政治家像越南老兵或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那么坦率。但是在私底下，大多数政客也都怀着同样的恐惧，他们想象着整飞机整飞机的裹尸袋和受到重创的选举得票率。因为在21世纪的民主看来，任何军事伤亡都是不可接受的。对塞尔维亚的平民进行轰炸，就是将美国人的危险降到最低的一种策略。

如此一来，美国在科索沃的战略无法取得实质成果，因为仅靠空袭是无法迫使塞族军队撤出这个省的。而俄罗斯中断对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外交支持同样也无法迫使塞族军队离开。战略的关键一环是北约部队在科索沃附近稳步集结，因为如果空袭过后不进行地面搜查，就无法迫使塞族军队撤离；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地面军事力量，在塞族军队撤离之后，北约也无法对该地进行有效保护。然而假如米洛舍维奇决定不撤出他的军队，很难相信克林顿会授权一次肯定会有牺牲的地面攻击。即便是现在这种战略，公众在上次轰炸行动后对下一次轰炸的支持率也已经降到50%以下。

科索沃战争的结果不能算是北约大获全胜。根据战后的“军事技术协定”，塞尔维亚对朗布依埃计划作出了改动，这一计划也正是当初引发战争的原因。安理会终于获得科索沃多国部队的控制权。预定3年后在该省举行公投的计划也被放弃。科索沃解放军此时的境遇与当初在朗布依埃的情形不同，此次被排除在谈判席之外，并被要求解除武装。米洛舍维奇原指望能得到俄国人含糊的支持。结果可能是这样的，米洛舍维奇同意撤出他的部队，再依靠俄国的力量获得科索沃东北部的控制，让那个地区成为塞尔维亚的根据地。然而不管怎样，科索沃的实际情况是在空袭过去一年半以后，虽然米洛舍维奇政权被推翻，但当地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萨达姆吞并科威特的野心失败后，其后10年仍在当政。这些事件说明“外科手术”式的军事干涉以及过分仓促的“退出机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军事扩张的理由

美国废除像萨达姆这样的暴政，在他们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难道不好吗？这个问题一再被问，也值得再问。用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废除独裁政权、实行自由选举由于和美国人的“价值观”不符而被弃绝。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行公开的帝国统治。但人们常常忘记在二战结束时，对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就是这种做法，并获得了巨大持久的成功。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令人信服地指出，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就属于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本质上和19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没有区别。它通过国内政治合意，运用新的交流技术，将迈尔称之为组合主义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模式出口到别的国家。迈尔的坦诚令人称道，他说：

战后我们（美国）依靠的是一种非常类似于帝国主义的模式，它能够巩固“和平与繁荣”，我们为此需要对各地域作均衡调整，整顿目前混乱的局面…… 1945年后西方民主社会的稳定无法单靠民权社会和市场经济来保证，也无法靠封闭的民族国家来保证。

迈尔的这种战后稳定论的观点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理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金德尔伯格认为两次大战间歇期内的混乱局面，就是因为美国在一战后没有继承英国遗留下来的霸权主义衣钵。罗伯特·吉尔平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1945年后西方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有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而“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联盟（如欧盟或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得更独立更自信，相应的美国的霸主地位也随之下降。迈尔只是担心“冷战”后的放任政策不能保证持久的稳定。

美国抽身退出这种战后非正式帝国主义体制的迹象相当明显，只要看看美国仅以国民生产总值的0.1%用于海外发展援助，以及它违反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大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这些事实，就可从中窥知一二。这种根深蒂固的狭隘封闭的岛国性质与世界对于一个最强盛的国家的期望显然是南辕北辙。

美国不应该像一只巨大的蜗牛，躲在电子雷达筑成的壳里，过着隐退的生活。美国应该贡献出它庞大资源的一大部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本书竭力说明，这些进步和自由贸易一样，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发生，它需要强大的法律和秩序作为制度基础，若有必要也可以诉诸武力（就像1945年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实行这种政策的费用也不会过于昂贵，因而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即便肯尼迪的理论是正确的，将民主加在世界上的这些流氓国家头上，也不会使美国国防预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种做法也可获取经济利益，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实行法治，随着该国贸易的恢复和扩大，美国也可从中获得长远的经济回报。

如果上述设想不能实现的话，原因有三条：其一，美国这么做会被视为挥舞帝国主义大棒，面临意识形态的窘况；其二，夸大了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其三，胆小者对军事伤亡的恐惧。或许这就是在21世纪即将来临时的最大失望：美国拥有的资源足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它的领导者却没有勇气这么做。

结论

历史的两个根本问题是：第一，何为力量？第二，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家运转？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宏伟篇章的结尾处里，托尔斯泰不仅嘲笑了那些通俗历史学家、回忆录作家、传记作家，还嘲笑了那些黑格尔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试图从某种角度来解释自1812年以来那些撼动世界的事件。托尔斯泰认为，像天意、运气、枭雄、观念等都不足以解释拿破仑入侵俄国而最终又遭失败的原因。他指出历史学家“不应只研究力量的表象，而应该研究力量产生的原因……如果历史的目的是描述人性和民族的变迁，第一个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家运转”。

能量在物理学上能用瓦特来衡量，但在历史学上，能量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单位来衡量。斯大林曾问起教皇“他有多少个师”，由于教皇在19世纪的演进中逐渐丧失了属地上的权力，如今他所拥有的精神力量与斯大林握有的雄壮的军事力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也不及二战中其他主要参战国。这种观点看上去显然没错，在1944年，苏联红军超过1 200万，占全苏联劳动力近1/5。当然，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软弱，他对蔓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蓄意退让，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缺少军事力量，也是出于他从思想上对这种看似保守的运动的认可，他希望借此可以帮助教廷来抵抗共产主义。但梵蒂冈在二战中的地位也充分显示了它并无实权，它地域狭小，几个童话剧式的兵就可以保护它，它又像是一幅昨日帝国的缩影，缩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但其后不到半个世纪，波兰发生的种种大事，显示出教廷仍然拥有某种力量，在适宜的情况下，它的力量更为强大。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波兰的事件显示出教皇的力量更为持久。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国波兰的访问无疑构成该国共产党政权瓦解中的一个关键事件。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家的运转？”用“动员”这个词来代替“推动”，这个问题或许要容易回答一些。显然这种力量不仅指购买力。经济资源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的攻击力不仅由它的钢铁产量决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战略战术、指挥作战上更胜一筹的话，它也能战胜占据经济优势的敌手。而仅具备军事动员能力仍然不够，我们还要将国家在财政上的复杂情况考虑在内：它合理有效征税的能力，筹措借款的能力。在遇到重大冲突时，国家必须能够最优化地进行人口动员。为了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达到战争资源最大化，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需要取得平衡。另外和军事机构质量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官僚机构的质量。

本书强调了作为财政力量的四大要素的重要性：税收机关，代议制议会，国债发行，中央银行。我在本书导言中称之为“四角机制”。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提到英国在18世纪成为第一个发展这些要素的大国，但这些要素随后被西方所有大国采用，其中也包括美国。战争是引发体制革新的驱动力。正是军事费用难以预知的波动促使各国开辟灵活的财源。在税收领域上来说，国家财政无法完全依靠间接税，而要通过直接税获得充足的收入，则须借助于代议制。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付薪的官僚体制，相对于法国旧政权下的包税制，这种制度显然更为优越（比如费用更低廉）。

但仅凭税收仍是不够的。为了摊销战争的费用，将战争费用延展至和平时期，就需要建立一个的政府借债延续体制。中世纪意大利所开设的公债体系就是解决之法。第4章指出，相比国债的绝对数或相对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或未来）的偿债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像汉诺威王朝这样的国家就可以通过低债务利息来维持相当大的国债规模。第5章和第6章探讨了造成国债利率出现差异的原因，论述了无论是出于过去经验，还是出于对未来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的预期，都会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从而增加了新债的成本。由于缺少现代财政金融指标，投资者通常通过一些政治事件比如战争或革命，来推断债务拖欠和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另外还可能发生“回馈”效应，即收益率的上升将压缩国家财政可以调控的空间，进而增加了政治危机的可能性。

要了解这些机制运作的有效性，首先要认识到它们所能产生的社会结果可以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第7章的主题。下面的维恩图解（图37）以某国为例进行了说明，在这个例子中，该国的选民范围达到最大（即全民享有选举权），大部分选民，但并非所有选民都是纳税人（这里指直接税纳税人），此外还有相对较大的领取养老金的群体（既包括各种转移支付的受益人，也包括食利者），还有相对较小的政府雇员（包括军事人员和公务员）。但这只是无数种组合中的一例。如果依照这个模型绘出旧的苏联体制下的利益圈的话，则会发现苏联的选民范围非常小（事实上仅限于政治局内的人），但政府雇员的规模极为庞大。如果认为在这种群体的各式组合中只存在一种最佳的平衡模式，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难想出由于失衡无法维系下去的例子，比如这么一种情形，即纳税人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和政府雇员。

图37 利益圈

在民主体制下，投票者的范围是四者中最大的，政客们一直试图利用财政机制来提高他们获得当选的机会。第8章讲述了对税率、失业率、国家债务、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的操纵成为政客们追求支持率的手段。然而这种“政治商业周期”并不能长久奏效，主要是因为选民的表现不再契合巴甫洛夫简单的“富足感”理论模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主要经济指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的确定关系逐渐淡化。

当今的民主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宣传来获得重新当选的机会，他们营造出来的更多是繁荣的主观感受，而非繁荣的客观事实。通过宣传进行竞选也会涉及到政党的财政问题。随着党费的锐减和竞选费用的上升，政党如今的处境相当困难，如果过于依赖富有的私人资助者，则会导致腐败，而过于依赖公共资金则会导致另一种腐败。第9章指出这也是构成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矛盾之一。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四角机制”模型推演到全球层面。20世纪80年代，英美金融体制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似乎回归到了1914年前的全球化浪潮中。这前后两次全球化浪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现今的劳动力流动性不及19世纪，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趋同化不如一个世纪前的效果。此外，今天的国际货币体制中也缺少一个可以和1870年以后的金本位相提并论的货币“架构”。事实上，在当今货币纷纷脱钩的情形下，欧洲实行单一货币似乎是逆流而行。第11章还论述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可能会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各国财政体制内的世代失衡程度不一致，而世代失衡问题目前尚属于各国各自的内部问题。

是不是经济的全球化就意味着民主的全球化呢？第12章给出的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彼此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它们对教育、法治、财政稳定这些要素的依赖程度。另外，民主化通常与多民族国家的分裂相关。第13章指出政治分裂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一个时代特征，但它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性。同时也不必认为21世纪的超国家组织会比20世纪更为强势。纯粹从财政角度看，像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并不比它们在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前身更强大。

最后一章认为，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也就是帝国力量。作为资本进口和民主政治的国家，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享受着丰厚的“和平红利”，但它无意继承一个世纪前由英国担当的警察角色，虽然以它的经济能力显然可以做到。而英国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扩张不足”的危险。并不是帝国的过度开支损耗了英国的力量，而是它在帝国防御上做得不够充分。日本和德国是英国在20世纪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但这两个国家在体制上尚不能与英国抗衡。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经济结构不足以维持该国领导者推行的军事计划，导致两次大战都酿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德国的军事表现表明，一个军事动员能力卓著的独裁政权能够对一个准备不足的民主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害。这并不是说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遇到这样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了强调美国应该防患于未然，只要进展不错，美国就应当利用它的力量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带给那些“流氓”国家。

什么是力量？托尔斯泰这个问题最终仍无法给出一个物质形态上的答案。一个国家的公信力在它民众眼里并不是由所得税率、选举权、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决定的，也不是由黄油配给决定的。我设想的体制模式是，它既能体现个人意志，也能体现集体意志。无论税收体制的效率如何，议会的代表性如何，公债市场的流动性如何，货币的管理如何，最终一个国家的公信力是建立在一些无形的事物上的，比如传统（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怀念），领袖魅力（领导者的凝聚力），普遍的信念（对未来物质回报或精神回报的信念），以及宣传（国家利用媒体资源对上述几点进行宣扬）。虽然卡莱尔担心现代社会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转变为经济关系，但是真正的经济人，即任何行为都要达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人，还是相当少的，而且在我们多数人眼里也会被视为怪物。每天世上的男男女女都会将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置于其他动机之下，它有可能向往玩乐、向往闲散，又或者是交配欲、破坏欲。

在这种意义上，金钱关系只是长长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动机链上的一环。毕竟《战争与和平》真正的结局并不在第二次收场白，而是在第一次。在第二次收场白中，托尔斯泰圆转的哲学思索最终也没能就他提出的关于力量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游离到就自由意志的虚幻本质进行复杂的论证。不过，在第一次收场白中，皮埃尔和娜塔莎，反英雄和女英雄的角色，最终走到一起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当然，皮埃尔仍有他的梦想，只是他最后一个理想——“给俄国乃至全世界指明一个新方向”——未免太天真了。

你知道，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们大概是被误解了。我要说的是：“联起手来，热爱正义的人们，让千万个声音汇成一句口号——那就是真、善、美……”我整个想法就是，既然邪恶的人团结起来汇聚成力量，那么诚实的人也应该这么做，就这么简单。

而娜塔莎却象征着更实在的现实，她匆匆赶回家去喂他们的儿子。皮埃尔的侄子的梦也很实际，这个梦是关于他死去的但被偶像化了的父亲安德烈亲王。“啊，父亲！父亲！是的，我要干一番事业，连他都会满意的……”正是这些愿望构成了推动人们前进的内在力量。

然而皮埃尔和他的一家得到的和平却是战争的产物，这是一场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几乎蔓延全球的漫长战争。要了解是什么动员法国大军的，是什么让它打到莫斯科，又是什么使得它最终羞耻地撤退，我们不应该仅把它归咎为俄国的严冬，或是拿破仑犯下的大错。拿破仑失败的关键原因或许看上去不够花哨，它在于帝国政权下基本体制的缺陷。

拿破仑帝国对于被占领地的横征暴敛，它的独断专权，它根基薄弱的公债市场，它粗率的重商主义货币政策等，我们只有了解了力量机制，才能明白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钱关系虽然不能对现代社会进行充分的解释，但至少能提供必要的分析。

附录

A. 历史上最重大的战争

B. 英国政府的支持率与经济指标的多元回归分析

（a）调整后的决定系数，1951~1964年至1997~2000年

（b）回归分析明细表，1951~1964年至1997~2000年

注：上述表格中的分析数据说明如下：

政府领先：假设明天举行选举，选举人中将投票给执政党的人数比例减去将投票给主要反对党的人数比例。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变动百分比。失业率水平：自1971年1月起，依据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进行计算，未对其作季节性调整。

基准利率：英格兰银行的月底基准利率。

B回归系数：即各项经济指标每增加一个单位对政府支持率的增减百分比的效应。

显著性：是：随机关系的可能性低于5%；否：随机关系的可能性高于5%。

C. 全球债券市场（1999年6月）

D. 1887~1888年公债负担情况

① 在奥匈帝国调整后债务负担的计算上，对外国债券持有人的所得税津贴未计算在内。

② 财政收入的数据仅包括主要的邦州。

③ 未包括各州的财政收入数据，各州债务为1 400万英镑。

④ 未包括国内债务。

注：墨西哥和秘鲁存在债务拖欠问题。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日本、阿根廷和巴西实行纸币贬值（“为这些国家削减了约5%的债务负担”）。土耳其缩减了的债务则是以1%的收益率来计算的。

E. 经济社会指标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民主制危机（1919~1938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关系/（英）弗格森著；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ISBN 978–7–5086–3218–6

I. 金… II. ①弗… ②唐… III. 经济－研究－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3853号

金钱关系

JINQIAN GUANXI

著者：[英] 尼尔·弗格森

译者：唐颖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 （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货币崛起

扉页

目录

专家媒体热评

专家推荐 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导言

第一章 货币与信贷：贪婪之梦

第二章 债券市场：人性的奴役

第三章 股票市场：泡沫的产生

第四章 保险：风险的回归

第五章 房地产：安居梦的破灭

第六章 全球金融：从帝国到“中美国”

后记 货币的由来

致谢

版权页

顶级金融家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1章 西格蒙德和他的堂兄弟们

第2章 第一次世界革命

第3章 一个共和国的衰落

第4章 流亡

第5章 与敌人交易

第6章 恢复原名

第7章 大西洋联盟

第8章 欧洲一体化的金融根基

第9章 完美的韵律

第10章 英国金融“诊断师”

第11章 西方世界的困境

第12章 昂贵的教训

第13章 成人教育

附言

版权页

金钱关系

扉页

目录

导论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第一部分 开支与税收

第二部分 偿债承诺

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四部分 全球力量

结论

附录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