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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一种权力反对其意志又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能是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如果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那么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有利于一个人、会让一个人更幸福或者其意图在别人看来是聪明的甚至是正当的而强迫他去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这是不对的。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论自由》

在此种情形或其他一些情形下，最主要的难题就是“能源悖论”。简言之，问题在于消费者似乎没有购买有利于自己经济利益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的理论原因如下：

. 消费者可能目光短浅，因而不重视长远利益。

. 消费者可能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对所呈现的信息缺乏透彻的理解。

. 即便燃料节省的预期收益超过成本，相对于未来并不确定的燃料节省，消费者仍可能极其厌恶节能产品的较高价格所带来的短期损失（行为经济学的“损失厌恶”现象）。

. 即便消费者具备相关知识，但他们购买节能交通工具的优势可能仍不够显著，缺乏显著性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忽略与他们经济利益相关的属性。

——美国环保署，

《轻型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条例》

《排放标准和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标准》

引言“天天烧烤”与家长式管理

在华盛顿的威斯康星大道上，你会看到一家名为“天天烧烤”的餐厅，这家餐厅在午市和晚市会提供一系列“G600卡”热量的特色菜品，每道菜品所含的热量都不超过600卡路里。你可以点酒炖鸡肉配意大利面，或者蟹黄三文鱼配芝麻菜，外加一份焗番茄，还可以点爱达荷州烤鲑鱼，这也是我的最爱。“G600卡”热量的系列菜品印在该餐厅大菜单上非常显眼的位置，餐厅外面的一块大广告牌上醒目地写着“G600卡”，还配有特色菜单上各色菜品的图片，令人垂涎欲滴。

“天天烧烤”这种做法算得上是家长式管理的做法吗？或许不算。这也许只是商家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告诉那些注重健康的顾客本店能够提供他们所需；抑或“天天烧烤”认为人们的喜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尝试改变人们的喜好，从而带来新的商机；但是，也许它认为选择低热量的健康菜品有益于顾客，希望帮助顾客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天天烧烤”的影响，这些顾客可能不会选择这些菜品。

倘若最后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说该餐厅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出任何选择。如果人们愿意，即使在“天天烧烤”也可以享用到高热量菜品。但是，推出“G600卡”菜单是为了突出这些健康菜品以便顾客可以选用，从而促使顾客在“天天烧烤”用餐，并且更倾向于选择此类菜品。如果是这样，这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家长式管理的例子。

显然这种家长式管理相对温和，而且不是出自政府。但如果这算得上是家长式管理，那么它真的让人反感吗？如果政府在自己的餐厅也采用“G600卡”菜单，或效仿《平价医疗法案》，要求连锁餐馆以及类似食品零售机构在菜单上标明食物所含热量以推动健康饮食，结果会不会变得不同或更糟呢？如果政府着手执行强硬的甚至带有教化色彩的政策来推进健康饮食，或者效仿法国、荷兰、英国、匈牙利、爱尔兰以及罗马尼亚（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针对不健康食品征税，有些国家正在考虑中）针对不健康食品征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家长式管理向来会激起民众的强烈情感。很多人都厌恶家长式管理的做法，他们认为即便最终会坠入深渊，人类仍然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即使他们愚蠢地冒险，别人也无权干涉，因为他们有权愚蠢。人们尤其反感政府的家长式管理行为。关于健康财富也好，关于性或宗教也罢，政府官员都无权干涉任何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决定。

尽管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自由》中的观点在19世纪极富争议，但到了21世纪，他却拥有了大批追随者。他在这部振奋人心的不朽之作中强调，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保护人民不受损害，那么政府就无权干涉人民。其中重要的一篇写道：

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一种权力反对其意志又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能是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如果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那么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有利于一个人、会让一个人更幸福或者其意图在别人看来是聪明的甚至是正当的而强迫他去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这是不对的……任何人的行为只要涉及他人，就要对社会负责。而对于仅仅涉及他本人的那部分，他的权利则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个人对他本人、他的身体和心灵是最高主权者。

这便是穆勒的伤害原则（也称为自由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政府就无权干涉。“消费者至上”作为现代经济学和许多政治辩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伤害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穆勒所关注的焦点似乎是围绕道德立法，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伤害原则引发了对很多法律和规定的质疑，例如要求人们凭处方购买特定药品，即便工人自愿冒险仍禁止他们在不安全的场所工作，以及促进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等。所有这些案例中，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是出于促进人们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对其行使权力。此类法规一旦确立，人们将不再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主人。

本书的目的旨在对伤害原则提出质疑，因为在某些情形下，人们往往会犯错，而家长式管理的干预可能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可以从道德层面为家长式管理提供有力的辩护。我还指出我们的行为受到的一些重要影响虽然与伤害原则严重冲突，却无法避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伤害原则是无效的。我们将会看到伤害原则会排斥现有的一些合理行为，并且会禁止很多潜在的有益的革新措施。当然，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个人也往往最了解其自身情况，不应该把成年人视为孩子。在这一点上，穆勒让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在他之后，我们了解了很多他不了解也无法了解的事情，尤其在人类错误方面更是如此。而且，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冲击到了伤害原则的一些立论基础。

在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有很多人支持伤害原则。在他们看来，国家保姆至多是个烦人的干预者或专制独裁者。在近代，民主国家都曾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讨论过家长式管理的合法界限。目前，人们对旨在减少吸烟和增加锻炼的措施，以及声称近年来为降低肥胖和不健康饮食所导致的风险而努力的“食品警察”争论不休。“G600卡”菜单目前还没有引发太多争议，但是如果政府试图提出要求或者推广此类菜单，无疑会激起公众的抗议。

在美国，公众总是针对一些诸如要求人们系好安全带或者骑摩托车戴上头盔这类明显合理（及挽救生命）的法律进行争论。很多人认为《平价医疗法案》中要求所有成人购买健康保险的“个人强制医保”是一种让人反感的家长式管理做法。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争论的具体内容会有所变化，但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却一直不变，而且在这一方面不存在明确的党派界限。家长式管理有时会受到试图改善民众饮食的民主派的青睐，有时又会受到鼓励贞洁和忠于婚姻的保守派的推崇。

在穆勒的论述中，只有“当对其他人有明确的伤害，或者有明确伤害的危险时，才超出了自由的范围，应该接受道德或法律上的惩罚”。穆勒提出很多独立的理由来证明伤害原则的合理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个人最了解什么对自己最有益。在穆勒看来，外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都缺乏必要的信息。他认为，“对于一个人的福利，他本人是对此关切最深的人；除非私人联系很强，否则任何人对于他的福利所怀有的关切，和他对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穆勒还主张“对于自己的情感和境况，即使最普通的男女也自有其认知方法，并且远远超过其他人”。当社会试图干涉个人判断时，这种干涉只能是以“可能完全错误的一般臆断为根据，这种一般臆断即使有合理之处，也很有可能被一些如局外人般不甚了解某些个案的人误用于个别案例”。

穆勒认为，如果是为了确保人们生活幸福，那么对官员来说合理的解决方式是让民众自己选择他们的道路，因为他们比官员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和处境，他们更清楚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

接下来是一场为自由市场及各个领域的自由选择进行的持久辩护，包括那些人们自愿去冒险而结果却并不如意的领域。这场辩护本质上很有意义，我们姑且称之为伤害原则的“认知辩护”。“认知辩护”极具说服力，在我看来它是对伤害原则目前最强有力的支撑。当然伤害原则也有其他一些论据来支持，如人类的多样性、实验和长期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尊严的价值和选择自由的价值。我们将逐一详细探讨。

选对，选错？

“认知辩护”有很强的直觉吸引力，但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实证问题，内省、修辞、逸事趣闻或直觉判断都无法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社科领域进行的某些极其重要的研究一直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这类研究不仅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府官员。

人类大脑确实是一台奇妙的仪器，与那些想替他人选择的人相比，人们自己往往能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行为主义研究却使“认知辩护”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行为主义研究表明人们会犯很多错误，有些错误甚至是极其严重的。我们来看联邦法官理查德·波斯纳颇具教育意义的一段话，他是行为经济学的资深评论家，也是“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的忠实拥护者。他说：

所谓“行为经济学”……已经危害了人作为理性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者的经济模式，并暴露出了消费心理学的肆意剥削。商家深知这一点：消费者很容易被营销人员操控，从而在借贷、投资、购买食品、保健及教育等商品和服务方面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但如果他们掌握了更全面的信息，他们就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此，一些经济学家也逐渐有所认识。

人类有时会目光短浅并容易冲动，过分地关注眼前行为，如吸烟、开车发短信或过多地食用巧克力。因此，显著特征非常重要。如果某一情境、活动或者产品缺乏显著特征，人们可能会忽略它，这可能对他们有利（或许因为该活动或产品在另一个房间，而且会使人发胖），也可能对他们不利（因为该活动或产品有可能帮他们省钱或者延长寿命）。人类总是拖延，有时也会因此蒙受损失。人们深受失则处理规则的影响，失则处理规则在人们不作为时会替人们做出选择。由于很多人会选择不作为，所以默认设置有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也可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损失。人们可能会不切实际地乐观，也会因此做出错误甚至危险的选择。他们会犯“情感预测错误”，例如他们会预测某些活动或产品会对他们的福利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但这些预测后来被证明都是错误的。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自由市场能有效地保护人们不犯此类错误，竞争能阻止商家尝试利用我们的偏好诱导我们犯错。如果商家提供了无益的失则处理规则，引导消费者做出给自己带来危害的选择，商家就会受到市场竞争的惩罚。谁还会信任这样的公司或与这样的公司有生意往来呢？那些隐藏重要特征并因此而致使消费者花费大量钱财的公司最终会失去客户。大多数时候，自由市场是防止这种认知错误的最有效的保障措施。

此外，商家会提供大量的服务帮助客户克服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自由市场也会有力地激励商家采取措施以回应这类问题或其他问题，这些回应措施会因新技术而更实用、更新、更快、更新颖，并更具个性化特色。如果你有体重方面的问题，相应的仪器可以给你提供帮助，这些仪器能够监控你的食物摄取量，并就如何实现目标给你提供明确的建议。实用软件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而且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帮助人们预防自己的错误”这一市场发展迅猛，将有大量的行为应用程序被设计出来，专门用于帮助人们防止自己易犯的错误。

但是同时，自由市场很可能会奖励那些试图利用人类错误的营销人员。在可识别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利用人类错误的营销人员会因他们的竞争对手利用了人类的错误来获利，而受到市场力量的严惩。信贷市场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惨痛案例，如手机计划、信用卡计划以及支票账户和抵押贷款都是非常好的信贷形式，但这些形式往往极其复杂，并且可能会隐藏一些如透支保障费过高等潜在的不利因素。在所有这些行业中，提供清晰又简单的产品的商家很可能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它们没有充分利用人们犯错的倾向。

当然，在不同情境下人类错误的性质和程度还有待我们去了解。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行为体现了“生态理性”，也就是说在拇指法则或启发式方法适用的环境中，我们往往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此类环境都是常规情形而非例外，因此，我们所做的选择通常都是适合我们自己的选择。与其指控人们“缺乏理性”，不如说他们只是展示出了有限的理性，这似乎更有道理。而且在很多时候，有限的理性反而更好，其结果与试图通过全面权衡得失而达到最优化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甚至更佳。

至于错误，我们每天都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人类对一些行为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证实，我们未知的东西还有很多。随机对照试验和实证研究黄金标准都应该被更广泛地运用，以便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全球相关研究是如何开展的。然而，即便在这个起步阶段，基础研究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对一些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美国和英国。

在美国，很多新的举措都深受行为研究的影响，包括信息披露、警告和失则处理规则等这类被广泛运用于燃料节约、能源效率、环境保护、医疗保健以及肥胖症等领域的措施，事实上行为研究结果也逐渐为美国法规和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也成立了一个“行为研究小组”，目的在于把对人类行为的了解运用到政策革新中。其官网声称它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日益丰硕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启发，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决策方式的细微变化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该决策做出的反应。该行为研究小组已经运用这项研究推动了很多领域的改革创新，其中包括戒烟、能源效率、器官捐赠、消费保护、慈善捐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遵从策略等。其他国家也对该小组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奥巴马政府也成立了相关小组来研究行为科学，为其政府决策提供实证支持。

行为经济学受到了整个欧洲的关注，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一个消费者政策工具包，该工具包中建议的很多新举措就是基于行为研究的。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部门也受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影响。欧盟委员会的报道《绿色行为》旨在借助行为经济学进行政策革新以保护环境。对数量日益庞大并且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各种新方案进行编目分类的尝试，引起了人们对“心理状态的崛起”的关注。这一术语可能达不到最好的宣传效果，因为它似乎令人担忧，没有人会为一个声称支持“心理状态”的候选人投票。但是，这个术语的优势在于它能凸显全世界为制定合理的、低成本的，同时又兼顾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政策而做出的努力。

选择架构

对于人类错误的研究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即对人类思维和行为更深的认识是否会给予家长式管理更大的空间。这种更深的认识或许会为政府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由此补充“市场失灵”的传统经济原因，既不会伤害到他人，也不会引发集体行动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们会受到选择架构的极大影响。选择架构是指人们做出选择时所处的背景。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都无处不在，也无法避免，而且会极大地影响结果。事实上，选择架构有时候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某一个方向，有效地帮助我们做出大量的决策，而且也会影响很多人。例如，打印机不是有单面或双面的默认设置吗？如果选择了单面设置，你将需要更多的纸张。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无法避免选择架构。

著名小说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一次演讲开场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两条小鱼在一起游泳，一天它们碰巧遇到了一条老鱼。老鱼向它们点头，并说：‘早上好，孩子们，水怎么样？’这两条小鱼继续往前游，其中一条小鱼实在忍不住了，问另一条小鱼：‘水是什么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则跟选择架构有关的笑话，还好这类笑话不是很多。这则笑话寓意深刻，因为它关注了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对我们至关重要，甚至是社会背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却因习以为常而忽略它、无视它。我们将看到，这会为伤害原则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影响我们选择的因素无处不在，但我们却看不到。

当我们去自助餐厅、餐馆、医院或杂货店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抵押贷款、汽车、医疗保健计划或信用卡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平板电脑或计算机浏览我们喜欢的网站（包括政府网站，这些网站往往会突出某些主题而淡化其他主题）时，当我们申请驾驶证、许可证或者社会保障福利的时候，这种选择架构都无处不在。“天天烧烤”当然也提供了一种选择架构，它的“G600卡”菜单便是该选择架构的一种形式。所有餐厅都有选择架构，任何菜单都包含某种形式的选择架构。菜单对于菜品就如同候选人对于职位一样重要，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人们在选择时总是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1997年，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主管人员将学生自由填报志愿的数量由3个调整为4个，这样学生就可以申请更多的学校，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可以进入更好的大学，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

对于所有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架构对我们有益、简单易懂，还是对我们有害、复杂难解甚至具有剥削性？任何架构都会对受其制约的人们产生影响。既然我们无法消除选择架构，那么对伤害原则的违背是否也无法避免呢？穆勒以及他的追随者难道没有意识到选择架构无处不在吗？

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其他问题。包括公共领域在内的选择架构设计师有权按照自己的偏好影响他人的决定吗？这种做法是否属于让人反感的家长式管理呢？谁来监管他们，或者说谁来为他们设计选择架构呢？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的详细阐述，包括对垄断、消费者信息缺乏及对自愿协议中的第三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污染（外部性）的分析，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但这种阐述似乎是不完整的。各种实证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行为化的市场失灵，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指能够补充传统经济描述且源于人类犯错倾向的市场失灵。那么，用这类失灵为法律法规辩护是不是使你无法接受家长式管理的行为？用选择架构来防止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合法吗？

对此，我的基本回答是选择架构无法避免，而且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确能够证明某些家长式管理形式的合理性。当市场失灵真正发生且影响较大时，即使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有充分的理由对政策进行调整。显然，这一主张之所以反对穆勒伤害原则的认知辩护，并不是因为认知辩护毫无道理，而是因为它也有漏洞。

虽然我反对伤害原则，但对此也有一些重要的限制条件。不可否认，政府官员也会犯错，而且他们所犯的错误可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即使最温和的家长式管理者也会犯致命的错误，更何况一些家长式管理者一点儿都不温和。此外，人们的品位、价值观及处境都各不相同，不存在适合所有状况的规定。鉴于政府犯错的风险无处不在以及人类具有多样性这一不可逃避的事实，采取最温和、最有利于维护选择权的干预形式通常是最好的方式。这些形式包括助推，它既能维护人们的选择自由，还能引导人们走向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方向。“G600卡”菜单就是一种助推，全球定位系统也是一种助推。助推包括信息披露、警告以及人们不作为时的一些失则处理规则。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提出一个普遍原则，或许可以称之为“行为告知条例第一及唯一定律”，即当面临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时，助推通常是最好的回应方式，至少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事实上，有一种看似合理的观点认为这种受限制的家长式管理形式与伤害原则并不冲突。穆勒主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有利于一个人，就强迫他去做或不做这件事情，这样做是不正当的”，“必要时可以采取忠告、指点或劝说的方式，但不可借此强迫他，也不能借此威胁说若他反其道而行之，便要让他遭受什么灾祸”。穆勒没有详细论述家长式管理者的工具箱（见第2章），也没有完全意识到选择架构的性质和力量，但是某些助推恰恰属于忠告、指点或劝说，而非强迫的方式。

同时，行为告知条例第一定律也有例外，回应方式的选择有赖于对人们福利结果的分析，这需要仔细评估成本和收益。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再好的回应方式也毫无用处；同样，即使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做出回应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较强硬的回应措施甚至命令反而是合理的，因为其收益可能会远远超过成本。“社会福利”这一术语比穆勒强调的“功利”一词涉及范围更广，更具开放性，它是一个核心概念，会让我们关注人们是否能够过上幸福生活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选择自由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会受到干预，这一点穆勒也承认。当个人和社会福利需要更强势的回应，而不仅仅是一种助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真考虑。如果要求人们系好安全带或者禁止人们在开车时发短信的法律条款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它们就应该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家长式管理形式。

目标与手段，硬与软

首先，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不同形式的家长式管理。有些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尊重人们的目标，因此只影响人们对手段的选择，而另外一些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则会试图影响人们对目标的选择。

如果人们的目标是节约金钱，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者可能会要求冰箱更加节能，从而帮助人们达到节约金钱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家通常关注手段，而非目标，他们的很多重要研究都涉及人类在手段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的目标在于构建一种选择架构，更易于人们实现自己所认同的目标。事实上，我在此关注的重点也是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而不是目标型家长式管理。

此外，一些家长式管理形式比较强硬，可以说是“硬”的，而另外一些家长式管理形式则是“软”的。软家长式管理相对温和、自由，关键在于它维护了选择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软家长式管理与伤害原则并不冲突，但也因此显得更加复杂。监狱判决和罚款属于硬家长式管理，而信息披露、警告和失则处理规则则属于软家长式管理或者自由家长式管理。有些家长式管理形式为了改善人们的福利，会对人们的选择施加物质成本，例如罚款；还有一些家长式管理形式可能会给人们施加情感成本或精神成本，例如那些触目惊心的健康警示图片。行为经济学家通常都赞成软家长式管理而非硬家长式管理。与目标型家长式管理一样，手段型家长式管理也有软硬之分。在此我讨论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自由家长式管理和助推（助推指非强制性的并且能影响人们选择方式的策略），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助推通常属于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和软家长式管理的范畴。

行为化的市场失灵

我的核心观点很简单，即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是对传统市场失灵描述的重要补充，而且在原则上它能为理想的回应措施辩护，即便这些措施具有家长式管理的特点。简言之，我们应该视行为化的市场失灵为政府监管的依据之一，而且其家长式管理的特点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了解可能的后果的基础上对合理的反应措施进行仔细调查。然而，与传统的市场失灵情况一样，为政府做出的反应辩护必须基于一个前提，即要认识到政府官员也会犯错，其解决方法有时可能会比问题本身更糟，而且所有相关的成本和收益都要考虑在内。

此外，我还要强调以下5点：

1. 选择架构无处不在，我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的影响，无论选择架构本身是否是一种有意的设计或是某种有意的设计的结果。

2. 对一些具有直觉吸引力并能让人强烈感受到的反对家长式管理的意见并不是以认知为基础，而是从自治的角度出发。这些人认为，即使人们的决定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他们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同时，这些人也强调人类尊严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大多数补救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尝试措施，这些反对意见毫无说服力，因为这些尝试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或尊严。每个人都很忙碌，如果没有一定的家长式管理，我们可能会因选择任务本身而不堪重负，这反而会侵害我们的自治权。

3. 基于自治的反对意见源自对真正重要的东西——福利的一种启发式理解，这点极其危险。在人们呼吁自治权并坚持认为自己有权犯错时，他们或许真认为“认知辩护”是对的，而且他们比外人更了解情况，尤其是为政府服务的人。简单地说，那些呼吁自主权的人可能在使用一种心理捷径。或许福利是最重要的，也或许自治权是最重要的（至少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情况下，自治权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真正独立的价值，而是因为如果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就会感到沮丧甚至愤怒，这本身就是一个与福利有关的问题。

4. 对家长式管理最强烈且最持久的反对意见是基于福利的。人们害怕实行家长式管理的政府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这类反对意见需要被认真对待。在有些情形下，它们是很好的出发点甚至落脚点，这是因为它们强调个人学习的重要性、人类的多样性及政府犯错的风险，但问题在于它们总是以错误的经验臆断为基础。人们有时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把生活搞得更糟，甚至可能导致缩短生命。但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人们提供有益的帮助。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依赖于自己的经验臆断，如对个人选择的过度乐观及对政府的极度悲观，这些臆断有时候可能是错的。由此，无论是对硬家长式管理还是软家长式管理的反对，都没有充分的概括或先验的论证。

5. 对家长式管理反对的力度取决于该家长式管理的表现形式。只针对手段型软家长式管理的反对力度是最弱的。例如，在不干涉选择自由的同时还能提供很多改善福利的机会，在这类情况下尤其如此。

我之前已经提及这些结论的要点，即某些家长式管理的形式从道德层面上看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政府能够警惕市场失灵并设计出能够给人们在健康、财富及福利方面带来既定利益的选择架构，人们就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当然，对于如何控制选择架构，也有一些重要问题，我会在后面讨论。

本书共有5章。第1章讨论了人类的错误，尤其是与家长式管理及其局限性极其相关的错误；第2章探讨了家长式管理的本质，对不同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加以区分，并着重讨论了家长式管理的选择架构设计师可能使用的各种工具；第3章论述了福利主义者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只有人们自己最了解什么对自己有利，而他人却做不到这一点；第4章讨论了自治权以及以自治权为由的反对意见，该反对意见认为家长式管理侵害了人们的选择自由；第5章讨论了一些针对软家长式管理或自由家长式管理的异议，尤其是那些强调家长式管理可能不够透明、会有操纵风险，而且它标榜的可逆性是有限度的等反对意见。

第1章　家长式管理的时机

近几十年来涌现出大量有关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它们都关注严重错误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在相对异常或者不熟悉的情形下因犯错而带来的风险。如前所述，这类研究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而且这种影响也将日益明显。在本章中我将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中很多东西还有待我们学习。我重点关注那些对伤害原则及家长式管理的运用有重要意义的研究。

两大认知系统：系统1与系统2

人类大脑有两个认知系统，而不是一个，这点近年来在社科领域已成为共识，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对此已做了权威的论述。在社科文献中，这两个系统毫无新意地被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无意识的自主运作系统，而系统2则需要谨慎和思考；系统1反映人类行为，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运作模式则依赖系统2。

系统1反应较快，它总是依赖习惯、情感和直觉自动做出判断。当听到较大的噪声时，它会选择逃跑；当被激怒时，它会想到反击。它当然不会拒绝美味巧克力的诱惑，有时它会拖延，有时它会冲动；它想要什么也不会收敛，它会极度恐惧，也会沾沾自喜。它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策划者。系统1有点儿像霍默·辛普森和电影《无因的反抗》中的詹姆斯·迪恩，以及长袜子皮皮。

系统2更像一台计算机或者《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先生，抑或较新安卓版本中的人造人Data。它比较谨慎，而且会推断。当听到较大的噪声时，它会评估该噪声是不是为了引起注意。尽管有时会很慢，但它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它不会真正地被激怒，如果发现被激怒的原因，它就会全面考虑仔细评估来应对。它看到美味的巧克力时会全面考虑，然后判断是否应该食用。它强调自我控制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个实干家，也是个策划者，它只做计划好的事情。

这些观点自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两个系统到底指什么？人类系统和经济学系统只是它们的代表吗？它们在大脑中运作如同模型一样吗？它们是模型吗？它们真的是彼此分离的吗？如果互相冲突，谁来裁决？

最好的答案是这两种系统只是启发式工具，是两个简化的术语，用来区分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不费脑力的处理过程和较为复杂的、需要耗费脑力的处理过程。当要求人们计算1加1等于几，在黑暗中从卧室走到卫生间，或者根据好朋友的面部表情判断其情绪时，大脑会迅速做出反应。但如果要求他们计算出179乘以283等于多少，开车去一个新社区，或者确定哪一种退休保险或健康保险更适合自己时，大脑的处理就会比较困难，而且速度很慢。

在执行不同任务时，大脑的不同区域在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系统”这一概念有具体的所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观点认为自动处理和受控处理可以大致由它们在大脑中发生的位置来区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脑前额叶皮层处于大脑皮层的最前端，也是最能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区域，它与谨慎思考有关，因此与系统2相关联。而杏仁核则跟一系列的无意识过程有关（如恐惧），因此它与系统1相关联。

人们是否对自己的未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对于评估家长式管理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常常担心人们会以长期的损失为代价享受眼前的利益，如吸烟、消费或者暴饮暴食。经济学会充分考虑长远利益，但是人类却往往忽略它，而当人们真正忽略了长远利益时，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家长式管理的时候。

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当人们思考自我时，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是最活跃的区域。如果你想享受自我陶醉并且在当前只考虑你自己时，你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就会活跃起来。这一点本身可能并不是那么有趣，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还发现当缺乏耐心的人想象未来的自己时，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并不活跃；而与此相反，当有耐心的人憧憬未来的自己时，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会变得活跃。这就为区分系统1和系统2提供了神经学基础。缺乏耐心的人看待未来的自己就如同看待陌生人一样，这就导致他们可能没有对未来的幸福给予足够的重视。

同时，大脑的各个部分互相影响，所以试图把系统1和系统2分别归于特定的区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幸好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区分耗费脑力和不费脑力的处理过程而对神经学做出技术上的或者富有争议的判断，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便于阐释它们的区别。

这里举一个能显示这两个系统之间关系的典型例子。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指出，某一个问题的提问方式会产生影响。你正在考虑是否要做一个手术，若医生告诉你，该手术5年后的存活率是90%，你可能会选择接受手术；但如果他告诉你5年后的死亡率是10%，那么你未必会接受手术。单纯地改变语义框架就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判断。同样，人们对损失的厌恶远远超过了人们对相应利益的喜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都有损失规避的倾向。如果人们使用商家提供的塑料袋需缴税5美分（这是一种损失），而自带购物袋会得到5美分的奖励（这是一种收益）。两者相比，人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前者的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方式都反映出了框架的影响和损失规避。这给决策者提供了重要借鉴，也就是说，如果要产生影响，你就要选择有效的框架，并善于利用损失规避。决策者如果借鉴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家长式管理呢？在你给予肯定的回答之前，应注意到某些框架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假设让人们用一门他们会说但没有完全运用自如的外语来回答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的回答既没有反映出框架的影响，也没有反映出损失规避。让人们用非母语来解决问题，他们偏离常规理性的可能性会偏小。使用不熟悉的语言时，他们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回答。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显而易见。人们在使用自己的母语时，反应较快而且不费脑力，这时系统1占优势。但是使用非母语时，系统1可能会不知所措，甚至失效，这时系统2会被置于主导地位。使用我们不完全熟悉的语言会减缓快速、直觉的反应，我们更有可能去思考，至少对某些问题会深思熟虑，从而给出正确的答案。人们使用外语时，与自己的直觉和情感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反而对他们有利。在使用非母语时，人们则会让位于经济理性。

相关研究中有作者曾写道：“或许我们的反应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减少与使用外语相关的情感共鸣……情感反应有时会导致我们做出缺乏体系的决定。”如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一些重要作品用法语而非英语创作，他选择法语创作是因为他认为相对陌生的语言会让他表述得更加明确、语言更加精练、思路更加清晰。

这就告诉我们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选择非直觉的方法非常重要，比如有些方法强调收集与成本和收益相关的信息，以及给予足够重视的必要性。这些方法不一定非得借助外语，但是它们要确保人们与他们的最初判断之间有一定距离，从而减少与系统1相关的错误。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待法规，如与环境、职业安全及健康或恐怖主义等有关的法规，但如果尝试这样做，则有助于他们做出更加合理的决定，从而弱化或者彻底消除直觉的影响。这里还要谈及我们依赖直觉作为政治或道德理论的基础，例如凭直觉看待家长式管理这种做法的风险，我会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系统1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无意识性，但它有时也是感性的，它的感性特征有时能给人们创造机遇，但有时也会带来风险。人们可能立即会担心一些事实上并不确定，只是相关数据表明可能会出现的风险，例如恐怖主义风险或股票市场损失风险。想想损失规避的重要性，即便是很小的损失，人们也会极度情绪化。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在对产品、活动或他人做出评估时常常依赖一种“情感启发法”。当情感启发发生作用时，人们依靠情感而不是数据来评估收益、损失及其概率。他们或许会讨厌火电厂而偏爱核电站，而这种情感会影响他们对火电厂和核电站利弊的判断。在这里，系统1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实上，一些商品或活动附带有“情感税”或“情感补贴”，也就是说人们对它们的喜好与厌恶完全是出于情感原因。广告商和政府官员试图设置这种情感税或情感补贴，它们是选择架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些针对减少吸烟或者禁止开车时发短信的公益教育活动就是如此。一些政治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尝试将某种情感税强加于竞争对手，并支持对自己有利的情感启发。很多政治活动都直接诉诸系统1，对于一些参与案件审理或诉讼辩护的律师也是如此。如果系统1可用，它可能会发挥主导作用，系统2只扮演事后辅助者的角色。在很多情况下，系统2的作用如同律师，而系统1则如同一个苛刻的当事人。

当然，人们借以做判断的心理捷径有很多种，情感启发只是其中之一。通常情况下，这些捷径都有效，所以人们会借助于它们，但有时它们也会失效。如前所述，情感启发法往往具有“生态理性”，也就是说它们只有在经常使用的场合才会有效，而在新的或者不熟悉的场合可能会导致严重问题。

人们使用情感启发法时，总是回避较难的问题而选择回答相对容易的问题。在论及风险时，人们可能会问：“我是否听说过潜在的危害实际发生的案例？”而不会问：“从统计学上来讲发生危害的概率有多大？”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对于政治候选人，人们可能不会问“我更赞成候选人甲还是候选人乙的经济政策”这种较难的问题，而会问“我是否喜欢并信任这个人”或“这个人是否跟我有共同点”这类相对比较容易的问题。类似的现象在一些试图引起人们警惕的教育活动中也存在，例如提醒人们警惕吸烟、肥胖症及开车发短信等行为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都借助于系统1而非数据分析。

在非常有趣而且很重要的一段文字里，穆勒提到了伤害原则的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都与系统2的运作有关。第一类是指尚在法定成年年龄以下的人；第二类是指落后的人，即生活在其种族自身尚处于落后状态的人。穆勒指出：“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标是为了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的手段又因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而具有了正当性。自由作为一种原则来说，在人类达到能够借自由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之前的任何状态时，都是不适用的。”该论述引起了关于狭隘主义或者自大主义的关键性问题。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论述，显然穆勒更看重系统2及其为人们提供的反思、规划、思考及自我控制的机会。

行为化的市场失灵

现在，我们来讨论会导致重大危害并且应该被视为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4类错误。我们将看到，所有这4类错误都与系统1的运作有关。谈及家长式管理，一个统一的主题就是如果人们犯了相关错误，他们的选择将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由此，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种成功的做法便是，用政府官员的判断取代个人选择，但仅限于手段而非目标方面的判断。

然而，这一观点似乎有点儿复杂。对手段和目标的区分会引发许多难题，其中包括如何识别人们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目标。

现有偏见、时间不一致及自我控制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人们会兼顾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他们会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包括未来潜在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随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你在一周后发财比10年后再发财要好得多。人们会合理而理智地寻求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消费，25岁的人跟65岁的人当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然而，有时你只需短期的少量投入便可获得较多的长期收益，但有些人对此却总是拖延或忽略，至少我们对有些行为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通常来讲，系统2考虑长远而系统1目光短浅，而且在很多方面人们都表现出了“现有偏见”。例如，人们可能会通过锻炼、戒烟或者选择有价值且节约成本的技术来推迟退休计划。此外，惰性的影响力也异常强大，它有助于解释失则处理规则——当人们不作为时，失则处理规则就会替人们做出决定。通常人们会选择不作为，因此无论涉及储蓄、退休还是个人隐私或清洁能源，失则处理规则总能发挥作用。

例如，有些人即使知道选择更加节能的电器或者省油的汽车会帮他们节省很多钱，他们仍然拒绝购买此类产品。很多人做出的选择只会带来眼前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损失，甚至可能会导致早逝，比如吸烟或者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拖延、懒惰、双曲贴现（指人们宁愿要金额较小的眼前酬劳也不要金额较大的日后报酬）及自我控制会引发相关问题。如果它们导致以较大的长期损失换取较小的眼前利益这样的结果，这类问题就会相当棘手。

当人们对时间1和时间2的喜好不一致时，就会出现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时间1，人们可能喜欢暴食、吸烟、消费、生气、喝酒、拖延或者赌博，相应的选择可能会对时间2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我们之前提到，当人们关注自己时，大脑中有一个区域会异常活跃，而当那些缺乏耐心的人想象未来的自己时，这一区域却不那么活跃。心理学家贾森·米切尔等人认为，这种“目光短浅的决策之所以会发生，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未能把其未来的利益当作他们自己的利益”。当这些目光短浅的人预测他们未来的快乐和他人眼前的快乐时，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这表明这类人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未来的自己和陌生人。

值得注意的是，米切尔等人发现：

对现在和未来的快乐做出判断时，人们大脑中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反应差异度能够预测出他们在跨时选择时是否缺乏耐心或远见。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反应差异最大的人往往会做出最草率的决定，他们宁愿要金额较小的眼前酬劳也不要金额较大的日后报酬。相反，在对现在和未来的快乐做出判断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反应没有差别的人往往会做出慎重的决定，他们更倾向于较大的日后报酬，而不是较小的眼前酬劳。

下面来看这一方面的内在性问题。内在性问题指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及对判断者本人造成伤害的判断错误。我们认为，当人们所做的选择会对未来的自己造成伤害时，才会出现内在性问题。当然，人们可以借助各种手段（如预先承诺策略）来克服这一问题。尤利西斯努力保护自己免受海妖塞壬的伤害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国家层面来讲，法规可被视为一种预先承诺策略，因为那些批准法规的人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日后错误的影响；对于个人，自由市场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来帮助他们克服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已经有很多这类产品和服务。但是，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强调内在性的监管手段会通过强化系统2的作用而带来巨大的收益，甚至是挽救生命。

这些手段可能会以信息披露或警告的形式出现，而信息披露或警告的目的在于促进自我控制。这类较灵活的手段的优势在于维护选择自由并且尊重多样性。选择自由极其重要，因为理智的人有权按照适合自己境况的方式权衡现在和未来，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经济激励或者命令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例如对于禁止人们在开车时发短信的规定，该规定的执行可以理解为为了保护司机本人以及他们可能危及的路人。关于内在性，在能源政策方面也有很多例子，例如电器的节能规定及交通工具的燃料节省规定。通常维护人们选择自由的措施可能更符合民意，但是基于对可能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对“人们明显忽视未来”这一问题的最好解决方式或许是命令或禁令。

忽略隐蔽的重要属性

人们注意到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社会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斯尝试回答这类问题。他们要求受试者观看一段时长90秒的视频，视频里面的6个人互相传球，实验要求受试者数清球总共传递了多少次。这个任务简单吗？

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实验人员问受试者共有多少次传球，然后又问受试者是否看到了一只大猩猩。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什么大猩猩？实验人员再次播放视频，当你不数传球次数时，你就会看到一只大猩猩穿过画面，非常清晰，它捶打着胸口，然后缓缓离开。实际上这是一个身着大猩猩服装的人，而且你很容易发现，从理论上讲你不可能看不到它。但是在数传球次数时，很多人（几乎有一半的人）竟然真的没有看到。

行为经济学家一直对大猩猩的实验很有兴趣，因为这一实验表明人们可能只会关注有限数量的事物，而会忽略那些没有显著特征的东西，有时这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有时，信用卡、手机服务以及按揭贷款的推销人员也会借助这种策略，让人们注意不到那些很重要的条款。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显著特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所以显著特征非常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系统1无法让我们全面考察社会情境，而系统2可能正忙于处理其他任务。如果一个产品或活动没有突出的特征，那么即便它们很重要，人们也很可能会忽略它们，或许由此会产生不利于他们的后果。鉴于突出特征的重要性，过度复杂和信息过载都是问题。产品或情境的一些重要特点若隐藏于复杂性之中，便可能被人们忽略，从而导致真正的问题。事实上，缺乏突出特征就是一种严重的市场失灵。

例如，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付给银行透支费？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费用对人们来讲不够显著，某些费用的产生源于粗心和疏忽。一项详细的研究表明，有限的注意力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透支费用一旦变得显著，就会明显减少。当人们关注这些费用时，下个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费用；如果人们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就足够显著，会减少多达两年的透支费用。

在很多领域，被关注这一行为本身就会影响行为。例如，人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水疗产品或者参加医疗保险，原因之一在于被关注会让人们的某一行为更加显著。一项实验表明，一份简单的提醒还款日期的催款单对还款具有显著的影响。另一项实验表明，提示人们检查牙齿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有研究表明，个性化的邮件有助于推动慈善捐赠。提示和备忘录之所以有效，原因之一在于它们能够增加显著性。

一个更普遍的观点认为，与购买价格相比，很多重要的成本或者收益显得并不突出，它们就是消费者常常忽略的“隐藏属性”。这种附加成本虽然极其重要，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因为它们不够显著。能源成本由于对部分消费者隐藏而受到忽略，这一点对于法规政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伤害原则不同，它表明温和的家长式管理形式具有潜在的好处。最明显的启发便是应该给人们提供他们能够真正理解的与成本有关的信息。基于这个目标，2011年美国交通部和环境保护署发布了新的油耗标签，这一标签明显引起了人们对燃料节约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关注。

对隐藏属性问题的了解有助于确定燃油经济性和能源节约领域立法标准的潜在合理性，这也涉及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当然，这类标准通过减少空气污染和推动能源安全减少了社会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家长式管理的问题。但是从现行规定中所得的大部分利益都与个人有关，是通过消费者的节约行为获取的。从这一点来看，就涉及家长式管理了。在传统经济学中，很难视这种利益为正当的市场失灵。

毕竟，如果人们想买节能省油的交通工具，他们就可以买到，而且他们没有购买这一事实正表明他们不想购买此类交通工具。政府强调消费节约，制造出比人们的要求更加节能的交通工具，这种做法是否是一种家长式管理形式呢？当然，燃油经济性规定还有一个好处在于节省时间，如果汽车耗油量更低，人们也无须频繁地去加油站。但是，难道消费者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吗？

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行为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人们购买车辆时，对长期或总体的成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他们是可以得到相关信息的，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忽略这些信息，只是对很多消费者来说，虽然他们的目标在于从总体上省钱，但他们对潜在的节约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假设他们在购买时多花一点儿钱，那么从这辆交通工具的整体使用期来看，他们就能节省一大笔钱，而且不需要在安全或其他性能方面做出牺牲。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从行为主义看来，燃油经济性和能源节约标准若设计合理，其产生的结果将与市场在不隐藏相关属性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相似。诚然，大部分人知道省油节能的重要性，要证明行为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并证实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还需要大量的实证工作，但是行为主义观点确实能为现有的规定做出最好的辩护。

这一点并未逃出官方的注意。美国交通部在解释2012年新颁布的《燃料节约法案》时，这样说道：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观察到了一些现象，如损失规避、消费者不够重视长远利益，或者在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时，相关收益对消费者而言不够显著，如省油或者节省加油时间。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很多消费者不愿进行节能投资，尽管这些投资在短期内就会得到回报。这一研究与相关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消费者通常会轻视不够显著的收益或成本，也或许他们以后才会意识到。

如此看来，燃油经济性标准是一种硬家长式管理，很难从伤害原则的角度为其辩护，但是这类标准的支持者无须质疑人们的目标。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尽量降低各种相关成本，如果他们没有考虑到相关成本，那么设计合理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能够促进他们目标的实现，而不会改变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如果一个问题不被关注或者缺乏显著性，对其最自然也最合理的回应方式不是命令，而是信息披露。因此，非命令式的油耗标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一条命令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其成本，似乎也有其合理性。

不切实际的乐观

系统2比较可靠，但系统1则不然。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未来的预测总是持有一种乐观的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的乐观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这种不切实际的乐观倾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80%的人表现出了乐观的偏见，其余20%的现实主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症患者。

不切实际的乐观有一定好处，它可以激励人们振作精神、提升适应力，即使他们身处困境仍能坚持不懈。但是它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会导致防范意识的缺失。如果人们对未来的行为盲目乐观，那么他们在选择与信用卡、按揭贷款、医疗保险及与手机相关的财务计划时，做出的选择就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他们或许会做一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危险的事，例如开车时发短信。如果人们盲目乐观，他们可能不会采取相关措施来降低风险。对此，我们显然可以采取有助于防止盲目乐观的信息披露方式，例如一些警示图片等。

人们倾向于对未来做出乐观的预测，尽管现实可能并不乐观。“优于平均”的效应非常普遍，很多人认为自己遭遇不幸的概率比其他人低，比如车祸或健康问题。一项研究表明，吸烟者即便没有低估整个吸烟人群所面临的风险，他们仍然认为自己面临的个人风险要低于普通的非吸烟者。不切实际的乐观与确认偏见有关，意思是说人们总是特别重视能够验证他们先前观点的信息。如果人们表现出这种偏见，而且如果这种偏见又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被误导，从而导致重大的损失。

是什么让人们不切实际地乐观？在无数次地遭遇本该让他们变得更现实的事件之后，他们如何保持这种乐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如何处理信息的不对称性。简单地说，比起负面信息，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乐观的信息。

神经科学家塔利·沙罗特和她的同事发现，当人们得到比自己预期更好的信息时，他们的观点很有可能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如果他们得到与自己期望不符的信息，他们的观点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在实验的第一个阶段，沙罗特要求受试者预测他们生活中遭遇80件不幸事件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抢劫和患老年痴呆症。在第二个阶段，沙罗特为受试者提供与他们境况相同的人遭遇此类不幸事件的平均概率的准确信息。在第三个阶段，沙罗特要求他们根据已知信息阐述他们对自己遭遇不测的概率的看法。

该实验最重要的发现是，与消极消息相比，人们在得到积极消息时更有可能更新自己的观点。更具体地讲，当人们得知遭遇不幸的平均概率高于他们自己预测的概率时，他们更倾向于积极地看待自己的预测；而当他们得知平均概率低于自己做出的预测时，他们却不愿意消极地看待自己的预测。这是选择性更新的一个典型例子。

沙罗特等人还依据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来观察人脑的活动，更确切地说，是观察额下回的活动。额下回是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区域，该区域可以纠正预测偏差。那么，在处理消极信息和积极信息时，它会有不同的反应吗？答案是肯定的。作者的结论虽然是技术层面的，但仍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发现，乐观的心态与右侧额下回区会弱化人们对未来的消极信息的处理，右侧额下回区已被证实对消极的预测偏差非常敏感。与乐观心理测试得分较低的受试者相比，得分较高的受试者其右侧额下回区处理消极偏差的能力较弱。相反，在处理积极的预测偏差的区域内，如内侧额叶皮质、额上回、左侧额下回及小脑区域，乐观心理测试得分较高和较低的受试者处理积极的预测偏差的能力则并无差异。

随后的研究表明通过干预左侧额下回（而不是右侧额下回），可以提高人们结合负面消息做出判断的能力，这种干预能够消除正面消息效应或负面消息效应。从神经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与消极信息相比，人们对积极信息更敏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们都有乐观的偏见，这一点对法规政策尤其是信息披露规定提出了挑战。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披露规定对于持乐观的偏见的消费者可能会无效。任何此类规定在制定时都要降低这种风险，能够吸引系统1注意力的警示图片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概率问题

系统1不善于处理概率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可得性启发。当人们使用这种启发法时，他们倾向于根据一个事件在感觉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概率。如果一件事情容易被感知到，人们有可能会高估其风险；而如果一件事情不容易被感知到，人们就可能会低估其风险。

在确定夜间出行、开车发短信或吸烟是否有危险时，人们总是会询问他们意识到的事情。系统2或许更倾向于做出一些评估，而系统1则会迅速做出反应，而且使用可得性启发非常方便。系统1不会问与数据有关的较难回答的问题，它会问一些人们脑海中出现的简单问题。可得性偏差会导致预测消极结果的概率时出现严重错误，如过度恐惧或盲目自负。

另外一项截然不同但与此相关的研究表明：有时候，人们并不是以对结果的期望值为基础做出判断的，他们可能会忽略“概率”这个核心问题，尤其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关注的重点既不是结果，也不是发生这种结果的概率。例如，即便丢失孩子或患上致命的癌症等这类灾难发生的概率很小，人们对其结果的担心可能仍会超过此类事件发生概率的统计数据。同样，如果好事发生的概率也很小（如享受最好的假期或者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那么人们对这种结果的热情会远远超过统计数据。这也是彩票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当人们的预测出现错误时，设计合理的披露政策，比如警告，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在这一点上，政府同样要尊重人们的目标。官员或私人机构在纠正人们对风险的错误认知时，也在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我们即将看到，对手段与目标的区分会给其本身带来难题。

第2章　家长式管理者的工具箱

之前提到的研究能否为家长式管理提供合理的依据？首先应该对家长式管理给出一个有效的定义。

无论如何定义，不同的人和机构都可能表现出家长式管理的风格。雇主、教师、医生、律师、建筑师、银行家、厨师、汽车租赁公司等各个行业的人都可能有家长式管理的行为。所有这些人以及很多其他人都试图影响系统1或训练系统2，这些尝试以及社会压力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的选择。“天天烧烤”的“G600卡”菜单就涉及一种家长式管理形式，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然而，我关注的重点是来自政府的家长式管理，穆勒关注的范围则更广。

尽管从行为主义的角度阐述非政府家长式管理行为的依据等这些基本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也与我的讨论直接相关，但我暂不讨论这些问题。

近期有很多源自政府官员的家长式管理的例子，这些例子有的颇具争议，有的则是真正的家长式管理。例如，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2012年提出在特定的区域禁止出售16盎司以上的瓶装碳酸饮料的政策，这一提议就极具争议。布隆伯格试图降低民众的肥胖率，而且认为这一禁令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那些愿意选择大瓶碳酸饮料的人，布隆伯格的这一提议并非只影响到了他们的选择，而是让他们无法做出这种选择。大部分对此提议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家长式管理，也因此无法接受。评论家会发问，有时甚至会发怒：为什么是市长布隆伯格决定碳酸饮料容器的规格而不是消费者自己？毫无疑问，市长的建议可被视为一种家长式管理。注意，这是一种软家长式管理，消费者仍然可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只是他们需要买两瓶而不是一瓶。我后面会讨论如何给这种做法定性以及这种做法是否可取的问题。简言之，一切取决于成本和收益，成本似乎降低了，但收益却值得怀疑。

选择和福利

我们很容易认为，政府以人们的选择不利于自己的福利为由而干预人们的选择的这种做法就是家长式管理。穆勒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反对他人以对个人有利为由而强迫个人的做法。穆勒并没有禁止“帮助他人做出判断或通过劝诫增强一个人的意志”的做法，这种帮助或劝诫“可以给予一个人，甚至强加于一个人”。问题在于强制、控制和强迫。

但是，这一观点很快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如同“强制”或“强迫”一样，“干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向人们施加影响。较强硬的手段包括剥夺权利，死刑和终身监禁是这类较为极端的例子。既然我们谈及这类惩罚，也更普遍地谈及监禁，那么我们也应该提及选择干预。但也有一些手段是微妙的，包括各种数额不等的罚款、教育、警告、失则处理规则以及时间、地点或行为方面的限制，甚至刑法和民法禁令也常常伴以各种罚款。因此，如果罚款数额较小，人们的选择权是否真正受到“干预”了呢？

当政府对某些选择实施惩罚时，它便将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们置于某种危险的境地。严格意义上说，选择权并没有被干预。当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参与某种行为会被处以罚款时，他们仍然有参与该行为并接受罚款的自由。家长式管理政策或许影响了选择权，但绝谈不上干预。干预选择这一概念也因此显得含糊不清且限制性过强。

尽管各种家长式管理形式各异，但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便是政府认为人们无法做出促进自身福利的选择，因此政府为了人们的利益会采取措施影响或者改变他们的选择。在采取家长式管理措施时，政府或许在试图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影响结果而不影响人们的行为或信仰；第二，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不影响人们的信仰；第三，通过影响人们的信仰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第四，通过影响人们的偏好而非信仰，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自动加入储蓄计划或医疗保险属于第一类，因为它影响了结果，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行为或信仰的改变，事实上自动加入的优势在于它在人们不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发挥作用。民事罚款属于第二类，因为它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但不一定会影响人们的信仰。教育活动或各种事实警告属于第三类，因为是专门针对改变人们的信仰而设计的。与吸烟或分心驾驶有关的警示图片旨在影响人们的偏好，但不一定会影响人们的信仰，因此属于第四类。

家长式管理的强烈反对者或许会发现所有这些做法都令人反感，但他们反对的理由却不尽相同。例如，影响人们偏好的做法似乎极其狡猾，因为这类做法仅限于提供真实信息。提供信息无疑是一种助推，但它也可能具有或不具有家长式管理的特征。下面我将阐述这个复杂的问题。

何为硬？何为软？

我们把干预选择权这一问题先放一放，来讨论采取家长式管理方式的官员可能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工具。我们可以想象，政府会威胁要监禁那些做出某些选择的人，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如果政府对那些吸食大麻、拒绝系安全带或者赌博的人进行刑事或民事处罚，而且政府这么做是想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从而促进人们自身的福利，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家长式管理的做法。如果人们比政府更看重短期的满足，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毫无疑问，从施加较高成本的家长式管理行为到施加较低成本的家长式管理行为存在一种连续性。数额较低的罚款属于家长式管理，但这显然不是一种强硬的措施。然而，我们要注意到一些处罚措施具有较强的表达功能，或许也因此而更加行之有效，尽管其实际处罚力度并不大。轻微的刑事罚金，如针对吸烟、不系安全带、开车时发短信及赌博等行为的罚金，可能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这类处罚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干预无论多么温和，都会引起那些厌恶家长式管理的人的极度反感。

我注意到即使成本很小，如商店对每个购物袋收费5美分，也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份细致的分析表明，产生这种影响的部分原因在于损失规避在起作用。如果将这类很小的成本施加于人们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避免他们做出不利甚至是有害的选择，那么对他们施加成本的这种决定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家长式管理。小额罚款，比如1美分，应该算不上强制性极高的措施，但如果其目的旨在改变人们关于自身福利的选择，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被视为一种家长式管理形式。试想如果政府对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指定首选选项，并对任何一个偏离这些首选选项的人罚款1美分，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家长式管理的行为。

事实上，根据选择架构设计师施加于选择者的成本（包括任何形式的成本）的程度，把家长式管理干预视作一个从最硬到最软的连续体，如此理解家长式管理干预或许是最合理的。这样看来，硬家长式管理和软家长式管理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各种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只是这个连续体上的一个点。但是，程度上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针对吸食大麻的严格的刑事禁令与名义上的民事罚款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没有系安全带而被判刑入狱与借助生动的图片进行的教育活动之间也有极大的不同。

据此，申明一种家长式管理是硬家长式管理表明选择架构设计师向选择者施加了巨大的成本，而申明一种家长式管理是软家长式管理则表明施加的成本较低。所有的成本，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都要被视为评估其硬性程度的因素，我们也需要考察其程度。例如，如果证明警示图片所施加的心理成本过高，会使得某种干预沿着这个连续体向硬家长式管理过渡。助推只要没有给选择者造成损失，或者只造成了很小的损失，即可被视为软家长式管理。如果助推的目标在于保护人们免受自己的错误的影响，它就违背了伤害原则，但是我们将看到助推也有其合理之处。

视家长式管理为一个连续体而不是按范畴区分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要进行范畴区分，我们或许应该关注某种干预是否会施加物质成本。据此，我们可以把硬家长式管理理解为政府试图通过对人们的选择施加物质成本从而改善人们福利的行为；相反，软家长式管理指政府在不施加物质成本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来改善人们福利的行为。

如果政府参与一项旨在说服人们参加更多锻炼的宣传活动，该行为就属于软家长式管理。如果政府要求雇主自动为员工注册医疗保险，或者规定特定产品要附有警示说明，这也是一种软家长式管理，因为员工可以选择退出，尽管有警示说明消费者仍可购买。只要没有对人们的选择施加物质成本，软家长式管理就是一种自由家长式管理。当然，上述案例中都施加了相关要求和物质成本，这些要求和成本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我在此想探讨的问题是这类要求和成本是否影响到了最终用户，比如员工和消费者。我们可以认为如此定义的软家长式管理包括助推，这里我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

在其细致严谨且富有启发性的著作中，里卡多·雷博纳托尖锐地批评了各种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对自由家长式管理或者助推，他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且富有争议的定义：

自由家长式管理是指一整套旨在克服个人不可避免的认知偏见和决策不当的干预措施。一个人如果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时间和信息，并具备一个理性决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济人）的分析能力，那么他会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干预措施则会以一种倾向于可逆的方式来剥削认知偏见和决策不当，从而影响他的决定。

这个定义非常重要，但是它有三方面的不足。第一，助推的含义远比这个定义所指的含义宽泛，软家长式管理包括或许有益但不一定是针对防止认知偏见和决策不当的干预措施，如警告和失则处理规则。第二，“防止”这个词比“剥削”更恰当。助推可以防止偏见，如不切实际的乐观，但没有任何剥削。第三，“倾向于可逆”用在这儿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可能把轻微民事处罚包括在内，即便它不能被视为是自由的。

为强调连续体的概念，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造成较大心理损失的措施，其目标系统1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所以与造成较低的物质损失的方式相比，显得不那么温和。对于健康风险，警示图片可能比小额税收更有效。事实上，造成心理损失的方式既会影响到人们的信仰，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因此会极大地改变社会结果。强调物质损失可能有利于分类，但是这类损失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且施加这类损失的工具也不一定是家长式管理工具箱里最有影响力的工具。

我们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常常受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的影响。如果冒险的意义是勇气和领导能力，人们很可能会去冒险。而如果冒险的意义是懦弱、愚蠢或胆小的顺从，人们很可能就不愿冒险。实际上系安全带这一行为的意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系安全带可能是胆小的表现，或者是对司机的一种鄙视，而现在这一行为则意味着谨慎。在很多地方，吸烟的社会意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意义是社会选择架构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常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很多时候社会意义于我们就如同水之于鱼。然而，社会意义也可被视为重要的助推，它同样会带来收益和损失。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忽略社会意义，但社会意义通常都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个人不能依靠自己改变社会意义。若要改变社会意义，就必须解决集体行为问题。要求人们系好安全带或者禁止醉酒驾车的法律就是如此，这类法律解决了一个集体行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应该被视为家长式管理的做法。助推也有同样的作用，如通过警告或者旨在改变某些行为的社会意义的教育活动。由于有时人们所遵从的社会意义并不是他们所认同的，因此不应该禁止通过政府改变这种意义的尝试。大部分人或许会积极寻求新的意义，他们可能不愿被旧的观点所影响或束缚。如果他们尝试通过助推改变社会，那么政府过度干预的风险就会极大地降低。

手段与目标

我们已意识到区分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和目标型家长式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实施家长式管理行为时，政府可能会认同人们的目标，但同时指出他们的选择可能不会促进其个人目标的实现。全球定位系统会提供从一处到另一处的路线信息。人们可以忽略定位系统提供的信息而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行，但如果这样，他们的选择可能不利于自己目标的实现，而且人们也知道这一点。

全球定位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助推。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形式，而且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者试图在全球定位系统的例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根据人们的目标，制定最佳路线。例如，如果消费者想合理权衡眼前成本和长期燃油成本，但有时可能由于长期成本并不显著而没有做到这一点，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者或许在消费者购买时就采取了措施，引导他们考虑到所有相关成本。我们已经看到信息披露是最自然的解决方案，但是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者若认为颁布命令有利于促进实现消费者的目标，那么他们可能会考虑燃料节约的命令。这如同一个强制车辆选择最佳或最合理路线的全球定位系统，因为全球定位系统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有吸引力，如果人们想欣赏某些风景呢？或者如果人们对更长的路线情有独钟呢？但是它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对某些人有吸引力。强制性全球定位系统的观点可被视为一个典范，也可将其视为与手段有关的对硬家长式管理的一种检验。

目标型家长式管理者的目标更加模糊。例如，他们或许认为寿命是最重要的，他们或许坚持认为即使人们不认同这一点，或者出于自认为充分的理由而甘愿冒险，家长式管理者也有权引导他们关注寿命。抑或他们认为某种性行为不利于人们的健康，因此不允许人们从事这类行为。他们还可能认为人们应该遵循某种宗教习俗，事实上人们会因此而获得救赎，他们便会探寻或者采取措施来增加人们遵循这类宗教习俗的可能性。

或许手段型家长式管理与目标型家长式管理都与伤害原则不符，但是对那些认为只有人们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的人来说，目标型家长式管理尤其令人担忧。穆勒本人的论述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唯一实至名归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人类就会收获更多。”要记得在很大程度上，行为经济学家并未试图改变人们的目标，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并不支持目标型家长式管理。他们通常强调人类在手段方面所犯的错误，因此手段型家长式管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我所关注的重点。

手段还是目标？

区分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和目标型家长式管理确实很重要，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难题，而且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手段型家长式管理的一些最简单的例子包括隐藏属性、乐观的偏见及可得性偏见。假设人们需要一台性能良好且耗能较低的冰箱，政府会确保人们能够了解与损耗相关的准确信息，但它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购买目标。政府只是帮助人们做出知情的选择，而且没有影响人们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并没有实施家长式管理的行为。同样，如果人们低估分心驾驶和吸烟的危害，政府为了帮助人们对概率做出准确判断而纠正人们不切实际的乐观，或者防止他们受可得性启发的影响，那么这就意味着政府尊重人们的选择。我们或许不该为这类行为贴上家长式管理的标签。

因此，如果因为产品的某些属性被隐藏而致使人们忽略了这些属性，如果这些属性对关注它们的人们至关重要，那么促进信息披露的努力就不会对人们的目标造成质疑。来看这个例子，《2009年信用卡问责、责任和信息披露法》中的多重信息披露要求就是为了避免持卡人对滞纳费和超限费感到吃惊。提前告知人们这类费用成本的轻微助推有助于节省年度费用，如由于该法案的实施，节省年度费用超过200亿美元。当然，人们是否真正忽略了这些隐藏属性，还是只是他们对此并不在意，这很难确定。但是，目前至少不存在涉及目标型家长式管理的问题，而且如果只是信息披露，似乎根本不存在家长式管理。如果试图改变选择架构的措施比较强硬，而且涉及防止人们相关行为的经济刺激或者禁令，那么这种措施就可被视为家长式管理。然而，如果这些措施的目标只是为了确保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就应该被视为手段型家长式管理。

然而，即便看似极其简单的例子也会引发复杂的问题。例如燃油经济性标签，其设计目标在于告知人们某一车型每年或每5年的燃油成本。政府可以用形象生动的字母等级如“A”或“B”来表示，美国交通部（DOT）和环保署（EPA）都曾建议如此，但未被采纳（如图2–1）。

图2–1 燃油经济性标签

资料来源：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Fuel Economy Label, online at http://www.epa.gov/fueleconomy/label/nprm-label 2010.pdf

若以字母来标出等级，政府给人们提供的就不仅是事实了。诚然，关乎手段也好，关乎目标也罢，这都不能算作家长式管理最激进的形式，但其形式等级超过了全球定位系统。事实上，这很可能被视为一种既与手段有关又与目标有关的家长式管理形式，因为政府选定了特定的油耗变量，而且试图让人们关注此变量，从而忽略了其他未分等级的各种变量。政府最终没有选择使用字母标志等级，部分原因在于采用这类等级标志方式，可能会让人们误认为政府考虑到了汽车耗油的所有等级。

但是，我对此有不同看法。即使上述风险不存在，油耗等级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家长式管理，而且是某种程度上同时关系到目标和手段的家长式管理，因为它使人们关注汽车若干特性中的一个。毕竟政府不会认真考虑用字母等级来划分速度、加速性能、色泽明亮度、款式新颖度及酷炫程度。（如“天天烧烤”的“G600卡”菜单，我们并未发现有“G1 200卡”菜单、“足盐”菜单或“自助加糖”菜单。）

即便没有字母等级，任何一种油耗标签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家长式管理，表面上毫无疑问与手段有关，但事实上也影响了目标，因为它强制单独显示油耗这一性能，而不是可以想象到的其他性能。即使标签只是如实反映事实，也是如此。图2–2是美国政府2010年最终选择使用的油耗标签。

例如一项思维实验或一部科幻小说。如果政府能够了解每个人的内心所需，并能为人们提供他们所关心的一切事物的准确信息，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认同这一点，即政府将只关注手段，而且事实上政府的这种做法根本不是家长式管理行为。而且，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政府或私人部门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既然政府是有选择性的，它至少会以某种谨慎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目标，有时甚至是有意为之。

图2–2 燃油经济性和环境的最终标签

资料来源: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Final Rule on Revisions and Additions to Motor Vehicle Fuel Economy Label, 76Fed. Reg. at 39480 Figure I-1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想省钱，这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但是政府选择燃油经济性标签而不是加速标签或者酷炫标签，原因在于燃油经济性是政府官员试图让消费者关注的汽车性能。（也有可能与其他性能相比，燃油经济性更容易被隐藏，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隐藏”，而是因为它不够显著，但它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对此我们或许应该重提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观点，即任何信息披露要求都必须以某种形式出现，而这种形式的选择肯定会影响人们的决定，甚至影响人们的目标。例如，最终版本的燃油经济性标签提供了大量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其中包括二氧化碳和烟雾排放信息。强调这类信息无疑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选择，如果环境因素更加突出，影响可能会更大。既然标签需要设计，它就极有可能同时影响手段和目标。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会要求标签显示出燃料节约对环境的影响。

如果政府只提供人们所关心的事物的准确信息而不提供他们不关心的事物的相关信息（我们有理由说政府只关注手段），那么信息披露就完全不能算作家长式管理，因为它只关注手段，而并未试图影响人们的选择，只是促进人们正确的信仰而已，这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行为。但是，如果政府的某项信息披露政策是以为人们提供信息并影响人们的选择为目标，并且也达到了这一目标，那么这就是一种软家长式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涉及目标，也涉及手段。如果政府的披露政策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只要求披露人们所关心的某一特性的相关信息，而不披露人们不关心的特性的相关信息，这同样将同时影响到手段型和目标型软家长式管理，除非能够证明政府选择披露的特性正是人们缺乏并需要获得相关信息的特性。

但是，我们真的不应该小题大做或者聪明过头，我们应该避免让自己陷入概念上的困境。如果框架或者选择性发挥作用，可能会存在一种目标型家长式管理，但很有可能是以非常温和的形式，我们无须为此担心。如果所选特性是人们先前就关心的，例如金钱，那么任何家长式管理都是以影响人们的手段为主，它对人们目标的影响非常小，甚至是偶然发生的。

然而，在拖延和时间的不一致方面，对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和目标型家长式管理的区分更让人伤脑筋。假设人们确实拖延并做出对未来不利的决定，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家长式管理者是针对手段还是目标呢？如果是针对目标，那么又是谁的目标呢？是什么时间的目标呢？

在时间1，一个人选择去吸烟、喝酒和暴食；在时间2，他却希望自己从未做过此类选择。要想知道一种家长式管理干预是关于手段还是关于目标，我们或许首先要确定人们目标的普遍性程度。如果目标是“为了让生活幸福”，那么所有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包括最有野心的家长式管理，似乎都可被视为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因为它们都可被视为为了达到那个最普遍、最抽象的目标的手段。但是如果目标很具体，如“今天要买这件产品”或者“马上吸这支烟”，那么大部分的家长式管理形式都可被视为目标型家长式管理。如果把目标描述得过于具体，或许就不存在手段型家长式管理了。

在拖延和时间不一致的复杂情形下，“目标还是手段”这一问题似乎很难回答。最好的解决方式或许是直接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并基于“人们真正关心的目的是把所有相关价值都考虑在内的总福利”这一理论，去问“如何增加人们的长期福利”这样的问题。如果试图克服不当拖延的努力总体上能够促进人们的福利，让人们的生活更幸福（在他们自己看来），那么它就可被视为对市场失灵的回应，它也因此似乎是合理的，至少从福利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似乎合理”这样的字眼是非常重要的，对此也有很多反对意见，我会在后面谈到。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在时间1和时间2会有不同的偏好，而且这一现实使得人们对总福利的考察更加复杂。毫无疑问，政府官员在回答如何促进人们的长期福利这一问题时，会遇到概念以及实证问题，这一观点有利于软家长式管理而非硬家长式管理，对此我在后面还会讨论。

小结

总结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设想以下4种可能性，并辅以例证加以说明（表2–1）。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在证明矫正措施的合理性时，政府应该更倾向于左上的方法，除非有与损失和收益有关的充分的实证理由支持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回想“行为告知监管第一定律”，即在面临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时，助推通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而且，那些强调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人会设法避免右上和右下的方法。

表2–1 家长式管理的类型

福利

我对家长式管理的讨论引起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人们的福利指什么？是狭义的“幸福”吗？我们讨论的是穆勒所理解的“功利”吗？福利难道不是应该包括一切能让生活更好、更有意义，但严格来讲可能与幸福无关的事物吗？为了专注于家长式管理这一问题，我将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福利”这一术语。从广义上来看，福利这一含义的广泛的概念可以与含义更加具体的功利相区分，它涵盖了生活中很多并不能算作“幸福”的因素。穆勒本人谈论的是“最大意义上的功利，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类的永恒利益之上”，而且，功利的这一概念并非纯粹的快乐论，除了每时每刻的幸福之外，它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好处。我们也可以设想更广义的理解，包括人们所持的未必建立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类的永恒利益之上”的价值观。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区分选择者眼中的“福利”和家长式管理者眼中的“福利”的重要性。

从选择者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福利”理解为在他们看来能够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一切事物。穆勒本人认为人的快乐有高级和低级之分，而且从选择者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一区分是合理的：

如果有人问我，快乐的质量差别应如何理解？或者说，就快乐本身而言，除去量上的差异，是什么令一种快乐比另一种快乐更宝贵？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面对两种快乐，倘若所有体验过这种快乐的人在不考虑优先选择可能引起的道德义务和道德情感的情况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就是一种更让人渴望的快乐。假如同时熟悉两种快乐的人将其中一种快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明知这样做会招致更大程度上的不满也仍然对之情有独钟，并且即便自身能够任意体验另一种快乐也决不放弃对它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优先选择的快乐归因于质的优越性，因为它远远超过了量的重要性，且使量在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了。

或许穆勒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福利的很多其他概念。人们首先关心的可能是宗教，他们或许认为对上帝的忠诚是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必要条件，当他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或许想做出有利于他们的朋友、家人，甚至有利于陌生人的选择。他们或许是利他主义者，认为帮助他人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他们或许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不仅充实快乐，而且他们或许会为此牺牲物质或其他利益。他们或许非常在意财富的积累，但也可能不在意。他们会自己权衡利弊，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选择者可能会关注食品和饮品的味道、数量以及营养成分。他们或许只是因为非常喜欢高热量食品而每天食用大量的此类食品，他们或许会因为热量标签会使他们的愉悦大打折扣而讨厌甚至厌恶热量标签，他们或许既关注油耗较低的汽车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关注环境保护。

从家长式管理者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福利”，即能够让选择者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一切事物。家长式管理者可能认同选择者的目标，但同时认为需要某种措施来确保他们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可能是由于系统1的原因。或者，家长式管理者可能认为选择者的目标不当，他们没有足够重视健康、让生活更充实的因素或者对上帝意志的服从。若如此，家长式管理者可能认为需要采取某种与行为有关或与信仰有关的措施，来确保人们正确的目标得以实现。尽管家长式管理者对“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一问题有若干种看法，但如前所述，我的兴趣在于为那些尊重人们自己的目标并试图采取措施促进人们实现目标的家长式管理者辩护。

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是保姆吗？

纽约市市长长期以来致力于解决各种公共健康问题，其中包括与肥胖和吸烟有关的问题。他的一系列举措似乎已经属于行为告知行为。与很多专家一样，他认为碳酸饮料是增加肥胖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出售大容量的碳酸饮料会让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于是在2012年，他提议禁止餐厅、熟食店、电影院、体育馆和街边餐车出售超过16盎司的大瓶含糖碳酸饮料，该禁令尽管得到了纽约市卫生局的批准，但后来又被法院驳回。

该禁令确实有合理的行为逻辑。人们习惯于食用或者饮用放在他们面前的东西，大分量确实是导致肥胖的因素之一。如果政府的目标在于降低肥胖带来的健康风险，那么小分量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然而，许多人对保姆式国家的过度管理非常不满。如果人们真的想要大瓶可口可乐，为什么不允许他们选择呢？纽约市消费者自由中心通过一则生动的广告，把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描述成一个可怕的保姆形象（如图2–3），以此来回应此禁令。

但是，被讽刺的不仅仅是这些自谋利益的领域。喜剧家乔恩·斯图尔特对此并不觉得好笑，他的评论中有一条非常有代表性：“不！……我喜欢你禁止提供超过16盎司碳酸饮料的建议，它既体现出一个政府过度关爱人民的严厉，也反映出政府预期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

这样的禁令是软家长式管理还是硬家长式管理？它与手段有关还是与目标有关？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回答。我们应该都能认同这一禁令不仅仅是一种助推，因为它阻碍了人们购买大容量的碳酸饮料，使人们没有了选择的自由。但同时，它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家长式管理形式。如果人们想喝更多的饮料，他们也可以如愿，只要买两瓶就可以。如果我们把从软家长式管理到硬家长式管理看作一个连续体，该禁令的措施就属于相对温和的家长式管理。

图2–3 保姆

资料来源：The Center for Consumer Freedom

对该项措施的一个貌似合理的辩护观点认为，该措施试图促进人们实现其目标，而并非干预他们的目标。人们想要保持健康，该举措就能通过降低肥胖的风险来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不会有人想变得肥胖，但是鉴于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种种原因，这种辩护似乎过于简单。人们的目标不局限于健康。他们想选择自己喜欢的饮料，而且选择自己喜欢的容量。对于那些需要大容量碳酸饮料的选择者，该禁令会影响他们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由此说明，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是在尝试一种相对温和的非自由家长式管理，此举也不只是影响了人们的手段。他的这一措施合理吗？简单地说，答案取决于它造成的损失及其带来的收益。无论是对选择者还是对供应者，它都会带来损失，但是损失很小。至于收益，关键在于它是否对肥胖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却缺乏足够的数据。鉴于这些原因，我们很难断定这一举措是否合理，为其中任何一方辩护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下面我们来跟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另外一项行为告知式举措做一比较，该举措禁止零售商店展示香烟。这样一来，香烟当然还可以继续销售，但是消费者将看不到或者不容易看到他们准备购买的香烟样品了。同样，该项举措也有合理的行为逻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显著性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选择。但是与大容量禁令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措施不仅是一种软家长式管理，而且是一种为了公共健康而利用决策模型的真正的助推手段。

布隆伯格的这一做法跟谷歌的做法并无二致，谷歌发现，纽约的员工自助餐厅供应各种高热量食品和饮料，导致了大量员工出现肥胖现象。面对员工的抱怨，该公司的管理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例如，大尺寸的盘子和外带容器被更换成小尺寸，并在餐厅贴出小告示：“经常使用大盘子用餐的人吃得更多。”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员工控制食量。重新设计后的餐厅采取了一系列明智的做法，让健康选择更简单易行，也让不太健康的选择变得相对复杂。结果，它确实减少了摄入甜食的热量和脂肪。此外，谷歌还创造了一种“助推自助餐厅”，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的健康选择。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在控制香烟方面采取了一种大致相似的方法。

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禁止公开展示香烟不仅会影响手段，也会影响其目标。因为对某些人来说，购买香烟就是真正的目标，至少我们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待时就是如此。在这一案例中，如大容量的禁令一样，全面的评估要兼顾损失和利益。这一评估需要大量与可能的结果相关的信息。但是鉴于吸烟会严重危害健康，而且有成瘾的特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举措是一种极好的助推。

对他人的伤害

与伤害原则一致，我对家长式管理的定义并不包括政府为防止人们伤害他人，如人身侵犯、盗窃或空气污染等付出的努力。阻止他人对你实施暴力、盗走你的车辆或者严重污染你所呼吸的空气，绝非家长式管理行为。我的定义也不包括政府为了促进某些众所周知且普遍认可的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如旨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濒危物种或防止种族、性别、宗教、残疾以及性取向歧视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从根本上都并非基于家长式管理的考虑。相反，我的定义包括政府试图干预或影响人们对自己是否应该崇拜某一位神，是否该饮酒，是否该赌博，是否能在开车时打电话，或者是否应该在餐前、就餐时还是餐后吃花生曲奇饼干等所做出的判断。

的确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后几个例子中的一些行为可能会伤害他人。如果你开车时打电话，你很有可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因此颁布限令可能是合理的。如果你喝得烂醉或者生病，你也可能影响到他人。在这些例子中，或许可以以这些法规并不牵涉家长式管理为由为其辩护。要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来看近期要求提高燃油经济性的规定。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规定通过控制空气污染和提高燃油安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带来这些效益并不牵涉家长式管理，但是如前所述，这类规定带来的绝大多数效益要通过个人燃油的节省来获得，因此认为产生这些效益涉及家长式管理或许也是合理的。要阐明这些基本问题并将重点放在家长式管理上，我们需要将第三方影响放置一边。

若以这一定义为基础，针对家长式管理干预最主要的异议便是人们有权做出他们自认为合适的选择，对此最有名的论述莫过于穆勒。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针对目标型家长式管理的，但手段型家长式管理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即便是面临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政府官员为什么仍有权干预人们对促进自己目标的最好方式做出的判断？难道政府官员不会犯错甚至更严重的错误吗？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但是在此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既然穆勒的观点忽视了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关于人类犯错的各种行为的研究成果，那么它就有可能误导人。

家长式管理者的工具箱

要想知道是否涉及家长式管理行为，或者涉及何种家长式管理行为，并阐明一些基本概念，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政府可能会使用的各种工具。具体如下：

1. 政府禁止人们吸烟，违者进行刑事处罚，罚金500美元。

2. 政府禁止人们吸烟，违者进行刑事处罚，罚金0.01美元。

3. 政府禁止人们吸烟，违者进行民事罚款，罚金500美元。

4. 政府禁止人们吸烟，违者进行民事罚款，罚金0.01美元。

5.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对购买香烟征收消费税，每包3美元。

6.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推出了一个帮助人们戒烟的计划，包括“戒烟热线”，为人们提供戒烟专家。

7.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推出了一个计划，为戒烟6个月的烟民提供财政补贴，补贴金额500美元。

8.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强调吸烟的危害。

9.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要求包装上印有逼真可怕的图片，强调吸烟的危害。

10.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组织了一场公共教育活动，告诉人们吸烟是一种反常的、反社会的、不雅的行为。

11.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组织了一场真实的、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旨在披露吸烟的危害。

12.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要求包装上印有真实信息，以披露吸烟的危害。

13.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要求香烟出售者把香烟放在不显眼的地方，避免人们无意中看到香烟并购买（想想布隆伯格的举措）。

14. 政府并未禁止人们吸烟，但是要求以小包装出售香烟，每包不能超过8支（现有包装通常是20支）。

若按照我之前给出的定义，上述例子都各有不同。如果我们的重点是避免选择自由受到政府的影响，并根据我给出的定义判断，措施1到措施5就都涉及罚款，可被视为家长式管理形式。措施2和措施4属于软家长式管理，但罚款金额较低。措施6和措施7似乎较难归类，为停止从事某项活动而做出的努力是否可被视为家长式管理？家长式管理是否既包括罚款，也包括补贴？选择性补贴，如允许使用者使用食品券购买除碳酸饮料和巧克力条以外的所有食品和饮料，是否算作家长式管理？（2011年，布隆伯格向美国农业部提出申请，不允许使用食品券购买碳酸饮料，但是这一请求遭到了农业部的拒绝。）一项戒烟计划或补贴若是以个人的选择不能促进其自身的福利为由而试图影响其选择，它就应该被视为家长式管理行为，即使有些人并不反对这类家长式管理的形式。

相反，真实信息的披露通常不会被视为家长式管理的行为。我们已经看到，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披露旨在告知而不是取代人们对哪种选择可以提高自己福利的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复杂性的所在。首先，信息披露常常会影响人们的理解，选择性披露尤其如此。其次，信息的形式结构很重要，任何一种信息披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形式结构。一种信息披露是否只是为人们提供知情选择，这一点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信息披露属于软家长式管理的范畴。

使用逼真、可怕图片的措施8和措施9是否属于家长式管理呢？我已经强调过心理损失对行为的影响不亚于物质损失，它可能会改变行为。事实上，心理损失的影响堪比巨大的物质损失。有人或许认为，试图通过吓唬公众来超越单纯的事实披露并抓住系统1的注意力的这种做法可被视为一种软家长式管理。根据我所给出的定义，这一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事实上，至少有一个法院已经为第一修正案做出了此类区分，指出强制事实披露与强制图形披露不同，而且前者更易被接受。就第一修正案而言，我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但是通过情感渲染来谴责某一产品或活动，的确会给购买或使用该产品的人施加心理或情感成本。但与此同时，也可以创造情感收益，例如通过正面描绘特定行为，如锻炼或吃蔬菜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措施都可视为软家长式管理。

措施13和措施14也涉及软家长式管理。如果官员们把某一产品放在并不显眼的地方以防止被大众购买，那么他们就在试图把人们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因为他们不相信人们对促进自身的福利所做出的判断。虽然没有涉及罚款，但是想找到相关商品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如果政府为了让人们减少对某一产品的消费而要求以小包装出售，那么政府的这一行为便是家长式管理做法，因为它增加了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做出选择的难度。选择架构的确不可避免，而且有许多人或许更愿意让私人机构或公共机构强加此类成本，许多吸烟者自己可能就是如此，因为他们很想戒烟，但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第3章　家长式管理与福利

仅凭对人类错误的理解无法证明家长式管理的合理性。我们需要了解家长式管理的目的所在，了解家长式管理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即如果选择架构设计师了解了人们的错误所在，他们就完全有能力帮助人们及时改正。关键是某些形式的家长式管理能够让人们享受到他们自认为更好的生活，这一点从道德角度为家长式管理提供了支持。

我们关注的是源自政府的家长式管理，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以福利为行动指南，就会引发一些特别的担忧。很多人认为如果私营企业的雇主为了保护员工、信用卡公司为了保护消费者，或者餐厅为了促进健康饮食而采取家长式管理行为，这么做并非不能接受。由于自由市场的运作，带有伤害或侵害性或者不正当的家长式管理终究都会受到惩罚。（如前所述，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政府通过采取家长式的管理行为来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或节约金钱，很多人认为这可能会带来更严重且完全不同的风险。的确很多对家长式管理干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都与家长式管理者特殊的社会身份有关：他们服务于政府，对“杰出人物统治论”、“政府过度干预”以及“保姆式国家”进行过谴责。

对家长式管理政府的担心主要集中在“正当性”这一概念上，但是在此语境中，该概念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占位符、一个乞题，甚至是故弄玄虚，而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当然，如果政府遭到质疑、被认为不够民主，“正当性”或许可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但是假设我们的讨论是针对民主政府而言，那么人们对此应该没有异议。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讨论的行为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还是侵犯了他们的自主权。

有人会问：“政府官员如何能干预成年人的选择又不失为正当？”虽然提出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并没有错，但我们不能视其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相反，它不仅毫无益处，因为正当性这一抽象的问题会让事情更加混乱，而且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无法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们的生活。

人们或许真的喜欢跑步、消费、睡觉、性爱、唱歌、跳跃、吸烟、饮酒、赌博或者美食，但对于该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喜好，人们或许有自己的看法。因此穆勒写道：“在反对公众干涉纯粹私人行为的一切论据当中还有最有力的一点，那就是，如果公众真去干涉，多数的情况是他们做了错误的干涉，或者干涉错了地方。”他还说我们都容易想象一群理想的公众，在一切未定的事情上概不过问个人的自由与选择，只要求他们戒免那些已为普遍经验所禁止的行为。但是，在什么地方曾看到公众在其检查任务上划定过这样一个限度呢？公众又在什么时候考虑了所谓的普遍经验呢？

反对各种形式的家长式管理的最主要的一个意见就基于这些考虑。当然，它依赖于“认知辩护”，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工具。本章我将讨论福利主义者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我们将看到，虽然这一论证非常有力，但也不能笼统地接受。在很多领域，它都会指向错误的方向。

每个人都应该认同家长式管理的政府行为会受到政治约束，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尤其如此。乐观地看，这些政治约束有效地限制了有害或者不当的家长式管理实施的场合。如果政府官员实施愚蠢的或者有害的家长式管理行为，他们将遭遇选举报复，这种报复的后果可能会阻止他们从事这类行为。但是这一期望有点儿过于乐观，尤其是某些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并不突出或显眼；一些精心组织的私人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推动公共政策倾向于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所以会支持某种家长式管理。政治问责不容忽视，甚至至关重要，但它难以杜绝不良动机或者有危害的家长式管理。

本章我重点讨论了福利主义者的担忧，下一章我将讨论自治权。我首先列举福利主义者对家长式管理的一系列强烈反对意见，并一一给予回应，着重阐述这一事实：从实证的角度看，家长式管理实际上能提升人们的福利。我认为一切都要视情况而定，笼统的反对意见难以令人信服，过于笼统的反对意见很可能流于空谈。

反家长式管理五重奏

特定的认知辩护

假如我们关心人们的福利，假如我们想了解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假如我们认为人们应该生活得很幸福，我们就应该同意穆勒的观点，只有个人才最了解什么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而政府官员则很有可能犯错。对于人们真正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最好方式，政府官员很有可能会持有错误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个人最了解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看重什么、喜欢什么，他们也知道如何得到自己所看重和喜欢的东西。相反，官员们了解到的只是笼统或抽象的信息，这远远不够。对个人福利而言，笼统的信息远不如个人所掌握的信息。

我们看到区分手段和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家长式管理者可能把某些实为目标的活动视为手段。人们或许更愿意享受美食或购物狂欢本身，而没有将其视为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系统1为我们确立了很多目标，但是选择架构设计师或许会忽略这一点，误以为人们选择了错误的手段。

认知观点认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人们就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因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是让生活幸福的最佳指南。对各种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包括软家长式管理和硬家长式管理、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和目标型家长式管理）的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在于政府官员比个人更容易犯错，政府官员缺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

竞争

在自由经济中，商家互相竞争，人们可以在大量的选择中自由挑选。如果车辆燃油经济性差从而导致长期成本增加，商家会争先提高燃油经济性。如果冰箱制冷性能差而且运转成本高，它将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商家会生产出损耗更低、性能更好的冰箱。如果产品的一些重要特性被隐藏并被证明是缺点，它们终将会暴露出来，商家无法将其继续隐藏。如果人们较为乐观且信用卡公司利用他们这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人们终将会发现并选择其他发卡机构。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被蒙骗或愚弄，但从长远来看，竞争机制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参与者或许能够应对在此提出的所有问题。商家自己会帮助提高消费者的自控力，公开隐藏特征，防止不切实际的乐观，还会帮助消费者准确理解概率，甚至会研究如何矫正行为化的市场失灵，使这一现象不再出现。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类矫正手段会越来越多。对于每一次市场失灵，或许很快就可以回应，借用苹果公司的一句广告词：“总有一款程序适合您。”

若家长式管理的干预终结了竞争机制，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当这种干预是以硬家长式管理而非软家长式管理的形式出现时，它们就会破坏市场竞争的运作，而市场竞争能带来适合各种品位、各种情境的种类丰富的产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著作中强调，人类知识的分散性以及市场利用分散知识的这一优势远远比那些最明智、最勤勉的计划者更重要。由此我们看到针对家长式管理的哈耶克式的质疑。即使公职人员具备了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方面的知识，即使他们有公益心肠，也依然无法跟自由市场相比，自由市场可以提供大量的产品并对不断变化的品位和需求迅速做出回应。特别是当家长式管理手段一成不变时，它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包括许多极其严重的后果。对此，即使最有智慧、最善良的决策模型设计师也无法预见。

学习

的确，人们有时候会犯错，而且他们的错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利，但是错误常常会带来新的收获。生活就是一部电影，而非一张照片，人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所以我们不应该僵化人们生活的框架。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从做中学”这一重要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福利。事实上，人们会因此而发展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从而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人们在饮食、爱情或者投资方面犯错，他们会学到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的生活非常有益。家长式管理的政府常将民众幼儿化，视他们为孩子，而且减少让他们长大的机会。穆勒曾做过相关论述，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民众福利的首要因素之一”，“大家都已感到这不只是和所谓文明、教化、教育、文化等一切东西并列的一个因素，它自身又是所有那些东西的一个必要部分和必要条件”。

或许没有必要担心政府为确保人们充分了解自己的选择而做出的努力，至少当这些努力并不妨碍人们的自我学习时，没有必要对其担心。但是如果人们被默认参加某种储蓄计划或医疗保险计划，而不是就他们是否愿意选择这样的计划征求意见，他们可能就不会有学习的机会。硬家长式管理更糟，但是软家长式管理同样会因减少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学习和自由而将民众幼儿化。

对那些强调学习价值的人来说，选择架构设计师更应该提倡自由选择，而不是失则处理规则。在很多领域，政府可能会摒弃失则处理规则而要求人们自己做出选择。选择架构设计师可能坚持认为在储蓄计划、健康保险、器官捐赠以及其他很多方面，人们必须说出他们的需要。或许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软家长式管理，因为在人们没有同意主动选择时，它引导人们去主动选择。倾向于主动选择的人并不是要避免助推，事实上他们正是在助推。他们也并非要避免自由的家长式管理，因为他们正参与其中。

即便如此，我们也将发现那些既注重学习又注重自由的人。因此，穆勒注意到：“遵从习俗并不会对他有所教育，也不会使他的作为人类专有禀赋的任何属性有所发展。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只有在进行选择时才会得到运用。……智力和道德的能力也和肌肉的能力一样，只有经过使用才会得到发展。”失则处理规则并不是穆勒所指的准确意义上的习俗，但是他的担忧，即“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与此并非没有关系。

异质性

人类的品位和价值观千差万别，各种不同方式的生活都有可能是美好的生活。穆勒本人也强调这一点，反对“用一条实际原则引导他们形成有关规范人类行为的意见，这就是每个人心中的感觉，即要求所有人都按照他们以及与之同感的人们希望他们采取的方式去行动。当然，没有人会承认，他的判断标准只是他自己的爱好”。他强调多样性和实验的价值，穆勒认为:“既然说当人类尚不完美时不同意见的存在大有用处，同样，在生活方面也可以说：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就应当给其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值得一试。总之，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当维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可取的。”

对于家长式管理者，问题在于一条标准不可能处处适用。在饮食、储蓄、锻炼、浪漫、信用卡、抵押贷款、手机、医疗保健、计算机及其他各个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位，所处情境不同，权衡相关价值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在很多情况下，强行使用单一标准不利于人们的整体福利。

同样，对现在和未来的权衡也因人而异。人们的目标各异，所选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年轻人会做出与老人不同的权衡，认为现在比未来更重要也无可厚非，处于不同境况的人会合理地选择不同的贴现率。如果人们决定享受今天和明天，就并不存在自控问题，即便产生的结果在日后看来并不理想。穆勒也曾写道：“作为一个人，到了能力日臻成熟的时候，要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去运用和解释经验，这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他的正当条件。记录下来的经验中有哪一部分可以恰当地适用于他自己的情况和性格，这要由他本人来找出。”

的确，在此我们不能依赖总体印象，必须通过调查细节以及相关的实证问题去了解异质性是否重要及其重要程度。如果要求人们系好安全带或戴好摩托车头盔，或者禁止人们在开车时发短信，那么至少可以认为无论人们的差异性有多大，这都会增加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根据合理的假设，他们应该可以延长寿命、过得更安全，而且不会损失太多。

一刀切的做法显然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就绝不存在。说到一刀切，普遍怀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一刀切的做法，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刀切。但是人类的多样性这一事实表明，如果政府规定一种结局，但该结局与人们对什么才是最好的这一问题做出的判断不符，人类的福利就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对于深信这些观点的人来说，软家长式管理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最终会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但是，既然它将所有人指向同一方向，它又会产生自己的问题。穆勒又写道：“同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动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扰乱人意的负担，足以停止或破坏一切内心生活。人类在快乐的来源上、在痛苦的感受性上，以及在不同物质和道德方面的动作对于他们的作用上有如此多的不同，所以除非人类在其生活方式方面也相应地有如此多的差异，否则他们就既不能获得一份公平的愉快，也不能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本性能够达到的体量。”

然而，我们应该强调，家长式管理者，包括硬家长式管理者和软家长式管理者，或许会通过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并尝试更加个性化的方式来回应人类的异质性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个性化家长式管理可能会变得更加可行。我们可以想象极具个性化的失则处理规则，尝试为处于不同情境中的人量身定制不同的规则。在储蓄计划、健康保险及其他方面，这类方式可能会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包括与当事人之前的选择相关的信息，或者最适合整个人群中不同群体以及与个人相关的信息。个性化的失则处理规则可能基于人口统计，针对30岁客户的默认储蓄计划将不同于针对60岁客户的默认储蓄计划；或者说，个性化的失则处理规则的针对性可能较强，甚至会具体针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得到与某人之前的选择及其处境相关的足够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人设计储蓄计划、健康保险、隐私、租车协议、计算机设置及各个方面的失则处理规则。

个性化的失则处理规则会减少一刀切做法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至少大体上看，个性化方式甚至可能会根除这些问题。当然，个性化家长式管理的设计面临很多技术挑战，而且也很难确定这种做法是否能真正尊重异质性，尤其是考虑到人们的偏好和处境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这一事实时，尤其如此。同时，这也会引起严重的个人隐私问题。在很多方面，个性化似乎会成为未来的趋势，但如果持续学习真的重要，就仍需我们为主动选择做进一步辩护。

公共选择与行为官僚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公职官员有他们自己的偏见和动机，但若为家长式管理辩护，这一观点将引出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共选择理论：官员对福利的判断可能会受到强势私人团体的影响。没人能够否认在有些情况下，官员的判断会因这类团体的权力而被歪曲。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他们动机单纯，官员也是人类，他们一定会持有某种影响到普通大众的偏见。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尚处于起步阶段，它会随时间而发展。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弥补传统描述的不足，分析政府官员犯错的程度，因为他们会犯下我在此强调的错误。的确，我们应该期望系统2能在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府雇用了很多人员，他们的职责是估算某一行为的逆向选择可能造成的后果，因此确认了系统2的主导作用。政府技术专家，如科学、技术和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的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可以帮助预防某些错误的发生，否则这类错误可能会影响公共和个人判断。想想我们之前提到，人们在用一门外语回答问题时会避免某些错误。成本效益分析就如同一门外语，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是一门非常不错的外语，极大地强化了系统2的作用。

然而，在公共领域，也并非一点儿都不涉及系统1。毫无疑问，可得性偏差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不可小觑。近期发生的不幸事件可能会让人们认为某一问题比实际情况严重，而如果没有这类事件的发生，人们或许会因为想不到这类不幸而忽视真正的问题。政府官员也很难避免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如果近期出现过不好的结果，它会非常显著，而且可能会影响最终的决定。事实上，官员们都会受到预期可得性偏差的影响：他们对某一个糟糕结局及由此会受到的谴责的预测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自私的私人团体会通过不断地引起官方对糟糕结局的关注而恶化这一问题，或者一再让官方注意到并不存在不好的结果，从而使其更加自负。例如，长期以来烟草公司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健康并未受到影响的长期吸烟者；或者，一些公司近期提出气候并没有变化，即使有变化，实质上也是有利的变化。

行为公共选择理论正致力于详细阐述这些问题。基于此前的讨论，我们应该能够看出它的主要观点。个人持有的每一个偏见，在公共领域也同样存在。这一观点给家长式管理敲响了警钟，无论是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还是目标型家长式管理都是如此。

如果把这些观点汇总起来，家长式管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最终会让人们的生活更糟。软家长式管理由于相对比较灵活，因此与硬家长式管理相比，不是那么令人反感，但是上述种种观点似乎可以用来质疑任何形式的家长式管理。

重新审视福利

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得承认，对一些人来讲，上述观点会让他们觉得不解、不合理甚至是不正当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如果我们的重点是福利，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生活幸福具体指什么？穆勒既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强调提升人们的功利性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如果这是我们讨论的核心，而且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理解功利，上述讨论就很有可能直接将我们引向伤害原则；显然伤害原则面临严重的实证挑战，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阐述。因此穆勒认为人们应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更喜欢什么？什么符合我的性格和气质？或者，怎样能让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东西得到公平的发挥机会，并使它茁壮生长？”但我们若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认为要想生活得幸福就必须采取某一特定形式，那么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似乎会让人捉摸不透、难以理解。事实上，与手段型家长式管理一样，目标型家长式管理也似乎有其正当性，而且这一点不受到前述反家长式管理的各种观点的太大影响。

假设我们的重点不是功利，我们从强调服从上帝命令而不重视选择自由的神学观点出发，那么，被一些人谴责为家长式管理的行为对他人而言则是确保人们生活顺利的自然且合理的方式。乔纳森·海特在他一部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中强调，人类道德职责的形式有千百种。反家长式管理的观点是接受某些职责而拒绝另外一些职责。

更具体地说，对于那些以纯洁为职责的人来讲，福利主义者的反对几乎没有说服力。假设我们认为一种生活只有纯洁才能美好，人们就必须克制自己，不参与某些活动，如赌博、吸烟、喝酒、暴饮暴食等；其他一些活动也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如性行为。如果当且仅当一种生活相对纯洁才算得上好生活时，那么硬家长式管理似乎是正确的做法，反家长式管理的观点将会面临明显且致命的问题。

要继续展开这类讨论，我们必须从在很多人看来有争议的观点入手，即人类生活幸福的形式有很多种，如何能过得幸福，人们自己通常是最好的裁决者。这一穆勒式的观点进而会引发另一种观点，即对于生活幸福具体指什么，人们自己通常是最好的裁决者。在我看来，对这一观点还有待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但必须承认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很多选择为我们而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福利主义者的反对忽略了公共和私人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为我们做出多种决定。例如，如何确保一辆汽车的安全？哪些地方可以设置停车标志？该如何检测食品以及是否需要检测食品从而降低其致病风险？抗生素是否可以进入市场？哪类抗生素可以进入市场？如何制造飞机或修建铁路？对于此类问题，大部分人都无法回答。如果我们需要对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做出选择，我们可能会顷刻间不堪重负，我们的福利也会由此而减少。真正影响人们的诸多决定，只有极少部分是由人们自己做的。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如果理由充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选择退出，但如果我们不做任何选择，我们的生活便会按某种特定的轨迹继续。

的确，我们可以参与自由市场，我们也可以投票。因此，对很多基本的选择我们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至少当“我们”被视为一个集体时是如此，但是其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却微乎其微。对此，我将在第4章详细论述。

选择错误的手段：桥梁例外

我们暂不讨论最深刻的问题，只需要注意到即便我们关注福利，个人通常是最佳的裁决者。这里“通常”这个词非常重要。有了这一限制，我们可以看到对家长式管理的各种反对都依赖于一些经验判断，而这些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从我正在讨论的行为告知观点来看，这并不是因为纠正或重新审视人们的目标很重要或很有必要，而是因为人们有时会错误地选择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手段。

要区分手段和目标并不容易，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区别却非常明显。穆勒在他重要的论述中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看见有人要走上一座已经确知不安全的桥梁，而又来不及警告他这个危险，他们便可以将他抓回，这不算侵犯了他的自由；因为自由在于一个人做他所要做的事，而这个人并不希望掉到河里。”我们姑且把这种情况称为“桥梁例外”，并从广义、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穆勒的这个例子，这一例外适用的范围就比较窄，它只适用于三种条件。第一，家长式管理者知道，事实上这座桥梁并不安全（“确知不安全”），这一点确定无疑；第二，时机极其重要，因为警告无效（“来不及警告他这个危险”）；第三，家长式管理行为确保它的行为对象如愿以偿（“这个人并不希望掉到河里”）。因此，穆勒指出了这一例子本身的例外情况：“可是，有时一个祸患还没有确定性而只有危险性，除他本人外便没有人能够判断他的动机是否足够促使他冒险一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人们对他只应当发出危险警告，而不应当以强力阻止他去涉险（除非他是一个小孩，或者一时神经错乱，或者正处在不适于充分使用思考官能的精神兴奋或心有专注的状态之中）。”

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广义的层面来理解“桥梁例外”。首先要注意，即便警告有家长式管理的特征，而且很可能影响人们的选择，穆勒也明确允许警告存在。更普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放松第二个条件，尤其是当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满足时。假设选择架构设计师们确定地知道某些家长式管理（甚至硬家长式管理）能够确保选择者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我们是否应该坚持认为时机很重要？或许如此。但如果我们认为选择架构设计师可能会犯错，那么警告不会造成损失，反而会反映出硬家长式管理带来的收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警告可能带来较低的收益结果却造成较大的损失，又会怎样呢？燃料节约案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燃油节约规定让人们得到了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但是却失去了选择权。

选择和体验

“桥梁例外”所导致的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的选择是否能真的让他们如愿，提高他们的福利？答案是可知的，至少大体上看是如此；而且答案正在接受验证，但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我们每天都会学到更多东西，第1章讨论过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化的市场失灵非常普遍，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它们是对政府行为传统（福利主义者）论证的补充。如果人们不关注长远利益，并以长期重大损失为代价而享受眼前的利益，那么对人们福利的关心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其中也包括硬家长式管理形式，而不是禁止。如果人们总是拖延且原因在于系统1，那么他们无法改变这一状态就是一个错误，这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甚至是危险的后果。

为避免误解，在此澄清一点：这里并不是要强调系统2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而系统1毫无用处，也并不是说生活一定得枯燥无味、要远离巧克力或者一定要长寿，而是说人们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可能会犯错，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系统1会在它认为有吸引力的事情上犯错。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之间的区别，即我们在做决策时所追求的效用和决策后我们真正体验到的效用之间的区别，这为“认知辩论”带来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最重要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决策时会认为他们会从某种产品或活动中获得一些利益或福利，但有时他们会做出错误的评估。我们或许认为拥有一辆昂贵的车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会渐渐习惯这辆车，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能从中得到太多的愉悦。如果我们放松即时性这一条件，“桥梁例外”似乎更适用于这类情形。当然，人们仍然有权选择购买汽车，尽管他们后来可能不会像当初期待的那样喜欢这辆车。对于家长式管理者，严重的案例是指那些我们所做的选择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健康甚至缩短我们生命的情况。

诚然，快乐也确实不是人们真正或应该关心的唯一事情。我们选择某项活动并不是因为该活动本身有趣或让人愉悦，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也或许因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人们想让自己的生活有目标，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只拥有快乐。人们会明智地甚至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去选择那些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的事情。例如，他们可能想去帮助他人，即便这么做并无乐趣可言，他们可能会做从道义上讲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一项重要的调查表明，人们预期的选择通常以他们认为能够提升自己主观幸福感的事件为基础，但有时人们会为了其他各种目标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如促进整个家庭的幸福、进一步掌控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提升生活的目标感。

但在我讨论的情形中，人们真正关注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人们体验到的选择结果并非他们所期待的。与“认知辩护”相反，人们的选择并没有让自己快乐，这些选择甚至可能会让他们重病缠身或者丧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选择了错误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里可以用“情感预测错误”这个专业术语来形容。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能想到这样的例子，人们因为某种行为可能带来的意义而选择该行为，后来却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情感预测错误会导致其他各种错误，其中有些错误涉及人们关注的其他利益。

例如，人们认为某一决定有利于整个家庭的幸福，但是他们的这一判断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例如，有调查表明人们总是为自己所爱的人选错礼物，因此每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无谓损失。人们可能认为某一结果能够提升自己的地位或目标感，或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但他们的判断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还没有发现有“意义性预测错误”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我认为将来一定会有。

税收能让你幸福吗？

这里举一个关于硬家长式管理是否能真的增加人们福利的简单却典型的例子。如果官员们使人们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通常会认为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如果政府告诉你购买一台计算机、一本书、一盏台灯或一双鞋需要花费更多的钱，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美好。但是也有例外，更具体地说，烟草税似乎让吸烟者变得更加幸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吸烟本身会影响吸烟者的幸福。对吸烟者征税，他们会减少吸烟甚至戒烟，因此他们的境况可能会好转。2009年，曾经是一位烟民的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禁烟法律，将烟草税提高62美分，从原来的39美分提高至1.01美元。事实上，提高税收不仅仅是一种助推，它还会有效地减少人们吸烟的状况。

如果我们认为人们的选择一定会增加他们的福利，或者我们认为人们一定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这一研究就显得极其费解。如果我们认同人们的选择一定会提高他们的福利或者人们一定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那么人们在自己的选择被征税并因此而放弃这种选择时，不可能感到幸福。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其具有的成瘾性特征，吸烟的确不是一种普通活动。我们应该认同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让人们的境况有所改善，最好的方式绝不是提高他们所需商品的价格。但是，吸烟或许不是唯一因征税而让人们更幸福的活动，不难想象人们会因他们需要的其他商品被征税而更幸福。

例如，对可能导致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食品征税。至少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类税收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它们也确实能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当然，人们喜欢美食，提高税收也确实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事实上，最终以惨败收场的丹麦长达15个月的“脂肪税”实验就是一个代价不小的例子。要想知道这类税收总体上是否合理，我们需要全面评估各种成本和收益。我唯一想指出的是，这类税收有其合理性，即使它们与“伤害原则”不符。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些税收类似于责任战略，旨在针对内在性，人们同意为自己设置障碍，这让我想到了尤利西斯和海妖塞壬的传说。

最普遍的观点是在有些情况下，真实体验与预期福利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一差距表明如果福利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反家长式管理的观点会遇到严重的问题，在涉及严重威胁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当然，如果我们借助“认知辩护”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个人犯错的频率低于公职人员犯错的频率，而且个人所犯的错误没有公职人员所犯的错误严重，这一问题就会得到补救。但这一问题也需要实证调查，而且从第1章提到的研究发现来看，“认知辩护”也绝非易事。

反家长式管理五重奏，被认可但也被谴责

我们已经看到反家长式管理者有很多基于福利主义的反对意见，而不仅仅是一个。每一条反对意见都需要认真对待，但其中没有一条是对家长式管理的全盘否定，软家长式管理与硬家长式管理都是如此。无论单个来看，还是把这些反对意见当作整体来看，它们都无法证明“伤害原则”的合理性。

竞争极其重要，在很多情况下它可以矫正行为化的市场失灵。但我们已看到在其他情况下，若竞争者利用这类失灵，他们反而能做到最好。最普遍的观点是好的选择架构即便是行为告知式的，也应该促进竞争而不是抑制竞争，它应该时刻谨记哈耶克式的反对意见。如果选择架构设计师提供了有关风险的信息或警告，或者使用失则处理规则，他们就无须减少竞争者的数量，也不需要促进企业联合。相反，尊重竞争是行为告知规定的核心，而且有助于巩固第一定律。

反家长式管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没有错。一些选择架构形式虽然尊崇提高福利的家长式管理，但事实上可能会使民众幼儿化；我们很容易会想到类似的科幻小说——《美好新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就我们正在讨论的创新举措而言，这一担心只是假设，并非事实。如果政府提供真实信息或者给予警告，它并没有妨碍人们的学习。当然，失则处理规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路径，但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失则处理规则，人们很快就会不堪重负，从而无法学习真正与他们相关的东西。谈及学习的价值，硬家长式管理形式可能会面临强烈的反对，但是如果能源节约和燃油经济性规定带来的收益选选超过其损失，人们真的会受到这些反对意见的影响吗？至于幼儿化和学习，最好的解决方式是深入调查具体的建议，以此判断反对意见是否只是一种夸张还是真有其影响力。

家长式管理者当然也应该尊重异质性，软家长式管理和助推的一大优势就在于此，因为他们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再想想第一定律。如果对成本和收益的全面评估表明硬家长式管理是合理的，那么其实施方式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选择自由。例如，燃油节约标准就尊重了选择自由，通过使用平均值，给予公司和消费者极大的自由和灵活性；环保规定使用的是业绩标准而不是设计标准，允许私人部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相关目的。至于失则处理规则，我们也已看到个性化家长式管理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一条规定不可能处处适用。选择框架设计师应该承认在有些情况下，主动选择是对异质性的最好回应。

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公职人员也会犯错这一点，因此真正的问题总是相对的。公共选择问题也不容忽视，但是以此为根据的那些人不应该将其视为一个万能的工具来攻击那些旨在带来更多收益而非损失的种种举措。利益团体可能确实会产生不良影响，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拒绝对传统的市场失灵做出回应，传统的市场失灵支持政府最普通的功能，如国防、反垄断法、环境保护及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致力于法制的公正机制等。对传统市场失灵适用的也同样适用于行为化的市场失灵。

规则——结果论者的反家长式管理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福利主义者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是基于经验臆断甚至预感。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并把它叫作“穆勒城”。在这里，从福利的角度出发，最好的方式是让人们按照他们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决定，并对政府施加禁令，禁止其影响人们的选择。在此我承认选择架构无处不在以及很多选择已经为我们做好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叫作“功利城”。在这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福利，这类禁令就显得过于肤浅，我们会为了使福利最大化而做一些区分。例如，当个人错误的风险较高而政府错误的风险较低时，我们可以使家长式管理合法化；当个人错误的风险较低而政府错误的风险较高时，我们可以禁止家长式管理。

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叫作“天堂”。在这里，公职人员值得信赖，因此家长式管理的空间会明显增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个世界，叫作“分类城”。在这里家长式管理的形式非常重要，因此刑事处罚是一种最不受欢迎的形式，但是津贴和税收可以接受，或者刑事处罚、津贴和税收都不受欢迎，但是助推却完全可以接受。

上述哪一种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理性的人们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一些对家长式管理最强烈的反对意见表现出一种明确或者含蓄的规则——结果论，旨在确立一种普遍原则，以取代具体事例具体分析的方式。持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承认人们会犯错，也承认原则上公职人员可能会提高人们的福利，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促进人们的总体福利，我们应该采取反家长式管理的规则，或至少以反家长式管理为前提，不论是硬家长式管理还是软家长式管理，也不论是手段型家长式管理还是目标型家长式管理。

规则——结果论者的观点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论证：谁来监管公职官员？谁来推动他们？个人学习的价值是在于使人（用穆勒的话说）“变得活跃而富有精力，而不是怠惰和迟钝”吗？我已经强调过公职人员也有可能会犯这类认知错误，即使他们的特殊角色意味着系统2会发挥积极作用，但他们对个人压力的敏感也会引起特别的担忧。

我们不应该把公共选择问题当作一个万能的攻击工具或王牌，我们可以找到例子来证明政府的家长式管理行为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富裕。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其风险远远超过了潜在的收益，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基于规则——结果论反对家长式管理的普遍原则，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普遍原则总是对的，而是因为它比具体事例具体分析的方式更安全、更有效。

选择架构及无法避免的助推

我们已经看到与规则——结果论者相反的意见，我们不得不反复重申“选择架构无法避免
”，因为人们总是忽略这一点，所以请原谅我在这里加以强调。社会环境会影响选择，我们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那么社会环境是设计师自觉的产物，还是某种看不见的手在操控？许多选择架构并非出自设计者之手。失则处理规则无处不在，也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有“选择加入”设计或“选择退出”设计吗？任何答案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家长式管理也无法避免呢？按照我们之前提出的定义，当公职官员认为人们的选择不能提高他们的福利，因此为了人们的利益而采取措施影响或改变人们的选择时，就可被视为家长式管理。如果是这样，我们或许认为虽然选择架构无法避免，但是家长式管理却是可以避免的。或许选择架构设计师至少在为政府服务时可以自觉地防止去影响或改变人们的选择（如果唯一的担忧是选择对选择者本人的影响）。政府官员可能会尊重那些选择以及由私人部门建立的选择架构，并试图避免他们自己受到任何影响。

确实，官员会努力使这种影响最小化，但是有些选择架构可能在政府看来是合适的，这类模型都不是完全中立的。每当政府官员设置网站或自助餐厅，制作各种表格及申请书时，他们的决定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社会安全局、农业部、能源部以及教育部的各种项目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某种决策模型。如果人们为获得某种许可、救助或缴税，必须要填写某一表格，他们就会遇到这类模型，并受到该模型的影响。

因此，规则——结果论者的反对意见需要更加精确。应该说政府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应该避免家长式管理，而且也应该认同警告和教育活动在其开始之前就应该被放弃或制止。在很多情况下，官员们也可以设法取消失则处理规则而依赖主动选择。如果我们认为公职官员极有可能犯错或动机不良，那么官员行为的风险会超过其带来的收益。我们不能笼统地否定这一观点，在有些情况下，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人们的福利，就不应该依赖笼统的概率，我们要了解成本和收益。至少在美国，我们了解到的助推及其影响很难让我们为规则——结果论者的反对意见辩护，即使是最精确的反对意见。如果政府没有告知人们各种风险，如吸烟、不系安全带驾驶、食品的营养成分以及开车时发短信的风险，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吗？政府难道应该对它所了解到的行为化的市场失灵视而不见吗？

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涉及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此讨论的很多错误和偏见都受系统1的驱使。公职人员绝对不是缺少系统1，但是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他们大部分时候需要依赖系统2来评估损失和收益，并仔细考虑选择及相应的后果。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一过程太天真，认为任何事情都会按照它应该的方式运作，从而在完善的民主体制中将系统2视为一种公共领域的重要保护措施。

要对此观点做出评价，我们有必要在政治行为体之间做一些区分。在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内部，长期要求关注成本和收益能够产生一种对系统2的保护措施，从而防止严重的错误。同时，包括国会官员在内的当选官员，或许会依靠仔细分析，或许不会。当然，他们通常会仔细分析。但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自己的直觉反应以及他们选民的直觉反应会促成他们对政策甚至法律的判断。诚然，在美国，立法机关结构的设置旨在推动深思熟虑。詹姆斯·麦迪逊曾写道：“参议院的作用就是为立法过程赋予更多的冷静、条理以及智慧。”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之间的一次谈话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的这次谈话常常被人引用。当杰斐逊问为什么制宪会议要设立参议院时，华盛顿说：“我们就是要把法律倒入参议院的盘子里冷一冷。”

然而，制度上的保护措施并不完善。我的结论是，当某种家长式管理形式不可避免时，福利主义者的反对意见毫无说服力，而且总是依赖时对时错的经验来推测。无论单个来看，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反对意见都并非无懈可击。当发生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并造成严重危害时，禁止政府对家长式管理尤其软家长式管理做出回应是不合理的，这是一种毫无证据的教条主义。如果我们是福利主义者，如果我们想让人们的生活更富裕、寿命更长，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行为化的市场失灵。

第4章　家长式管理与自治权

假设我们认为选择自由具有特殊而独立的地位，那么我们行动的向导应该是自由而非福利。我们也许认为人们有选择的权利，即使政府最了解情况，政府也无权干涉人们的选择权。如果人们想买24盎司的碳酸饮料水、高热量食品、节能冰箱或者节油性能差的汽车，他们完全有权这样选择。如果他们想赌博或吸烟，想花钱而不想存钱，每年只锻炼一次（或许是新年后的第一天），政府也无权干涉，即便这些选择会给他们带来危害。

鉴于此，人们不应该被视为幼儿，应该给予他们尊重。他们应该被视为目标，而非手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强调“人们是自己的主宰”，他对此的论据是“人们有权愚蠢”；在他看来，“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允许犯错”。如果政府用自己的判断取代选择者本人的判断，它就违反了上述原则。在这一点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各种家长式管理都威胁到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包括那些因了解行为化的市场失灵而产生的家长式管理。然而，在此我们也应该做一区分。

自治权的简化版

简化版的自治观点认为选择自由是福利的一部分。当我们决定政府应该做什么时，我们需要考虑政府干涉选择自由对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此，人们总是不喜欢自己的选择受到干预、惩罚或者被严重影响，这样他们的福利就会受到损失，而且可能是严重的损失。人们想自己选择，他们认为选择权具有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工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当他们的选择权受到干预时，就会感到苦恼。当政府告诉他们应该存钱、开车时不能发短信或者要系好安全带时，这可能会让他们更加不快乐，他们可能会感到沮丧甚至愤怒。选择被干预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必须加以考虑。

虽然简化版的自治观点会引起对命令和禁令的强烈反对，但是助推，包括失则处理规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人们最终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如果我们重视决定权，助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助推主张维护人们的选择权。但是如果我们认为选择是福利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某些形式的助推，包括失则处理规则，也可能会招致异议。有了失则处理规则，人们将被自动置于某一特定处境，除非他们选择退出。如果人们选择（或许有一种主动选择制度可能会更好）完全避免失则处理规则，只需要询问人们需要什么即可。这一方法的一个优点在于人们的选择可能比公职人员的选择更能促进他们的福利（“认知辩护”）。另一个优点在于选择可以促进学习。还有一个优点，也是我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选择。当然，如果人们真想做出选择，失则处理规则将允许他们选择；但是主动选择让人们直接参与其中，失则处理规则却并非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更倾向于主动选择。

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当人们享受选择自由并且因选择受到干预而苦恼时，全面评估就应该将这类损失考虑在内。如果人们想选择自己的退休计划，或者不愿意被迫系安全带或戴摩托车头盔，公职人员也应该将这些意愿考虑在内。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确实认为除了其工具价值之外，决定权还具有内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对福利造成的影响必须要考虑在内。这类例子为维护选择自由和赞成助推而非命令或禁令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从简化版的自治观来看，选择自由是相对的而非决定性的。其观点仍然是福利主义，它只是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条，即选择自由是福利计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其看来，家长式管理行为的福利收益可能会超过其造成的福利损失。（当然，衡量问题也是比较棘手的。）人们或许会感到沮丧，但或许只是轻微的沮丧，或许他们的寿命可以延长，他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喜欢选择自由，根本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花费时间。尤其是在复杂或者不熟悉的领域，主动选择可能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福利。人们是否会因选择权被剥夺而感到沮丧，或反而感到欣慰和感激，这因情况而异。主动选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增加或减少选择者对最终选择的满意度，人们对此也有很多争议，以后我会讨论。

自治权的加强版

自治权的加强版并不强调选择自由是福利的一部分，而是认为选择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目标，因此也是决定性的，或者至少是举足轻重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干涉。政府若要尊重人们，它就无权干涉人们的选择自由，即便这么做可能会让人们更快乐或更富裕。从这类自治权的观点来看，将成本强加于那些行使选择自由权的人们，或者引导人们走向政府偏好的方向，应该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选择自由具有的内在价值不仅是因为大部分人都重视选择权（这是简化版的观点），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是有尊严的，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很多对或强硬或温和的家长式管理的最强烈反对意见都基于这种感觉或判断。这些反对意见通常以提问的方式出现：政府有什么权力干涉成年人的自由选择？根据这种观点，人们有权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最终对他们毫无益处，甚至会带来重大伤害。即便我们不强调学习的价值以及发展个人品位和偏好的价值，这个观点或许也是成立的。

这一反对意见是因为系统1吗?福利主义者认为是这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系统2在其能力范围内作为系统1的律师或公共关系经理提出了问题。他们认为尽管自治权加强版的反对雄辩有力，但只是形式夸张，因此毫无益处。这一点我在后面也会提及。

再论简化版

从简化版来看，假设选择自由是人们所关心的一部分，如果他们的选择自由权被否定，他们就会蒙受福利损失，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会感到沮丧或受挫。由此可能会出现一种从福利出发的、正当且有力的反对意见，而且我们可能会拒绝所有的家长式管理，而赞成维护选择的助推。

平衡

如前所述，这一观点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很重要。或许失去选择自由会让人们感到有点儿苦恼，但是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中（不局限于此），人们或许会视这类自由为一种负担，因而不会有丝毫的烦恼。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一影响做出判断，因为他们只是跟随者，而且并不看重自由；也或许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愿意为此烦恼。正如我所强调的，助推与自治权观点的简化版完全一致——在有些情况下，失则处理规则很受欢迎，它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便利，而且可以保护人们不受自己的错误的影响。实验证据充分表明很多助推都很受欢迎，至少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面临某种自控问题，若没有助推他们就很可能犯错时，他们尤其欢迎助推，这其中包括那些不需要人们深思熟虑的助推。一个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说：“显然，自治的价值没有自由主义者想象中那么高……当人们发现某一助推与他们的生活目标一致，而且他们一直在努力实现那一目标时，他们通常会认同这一助推……当人们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并认识到他们需要帮助时，当人们了解到他们自己意愿的内在缺点时，自治就会退居次要地位。”

在不熟悉或复杂的情形下，失则处理规则与自治权的简化版并不冲突，至少在这些规则设置合理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例如，就养老金计划的精确内容而言，有些人可能非常乐意雇主为他们选择一个能满足他们要求的计划（当然他们要有退出的权利），雇主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这似乎没什么区别。或许影响甚至干预选择权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收益，因为人们的选择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危害。自杀禁令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很多人强烈反对这类禁令，但是也有一种为此辩护的观点，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冲动的或者面临极度短期痛苦的人很有可能做出一种受系统1影响的行为。因此，最好借用法律的效力来增强系统2的作用。

自治权的简化版引发了一个重要且高度相关的问题，即可能反对硬家长式管理而赞成主动选择，但是该问题若处理正确，是否会给提出的家长式管理行为带来严重问题，这仍需要实证研究。

选择架构与自由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谈及福利时我曾简单提过。原则上，我们大家都能做出比我们实际有的选择更多的选择。每天，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都会暗中为我们做出很多选择，我们会因此而生活得更好，更加自主。如果所有与我们相关的选择都要由我们自己做出，而且没有有益的选择架构帮助我们，我们将会失去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架构赋予了我们自由。

冰箱或闹钟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净化自来水，如何制造或驾驶飞机，火车上应该装有哪些安全设备，如果得了链球菌性喉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药品，化疗是否有用，高速公路和街道上的路标应该设置在哪里，对于上述所有这些问题，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做出选择。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有些问题可能复杂且枯燥，如果没有这种显性或隐性的代表为他人决策，我们将无法从中受益，我们的生活将会一团糟。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没有自治权，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规划自己的路线。自治本身也依赖于社会背景，其中很多基本因素我们应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没有这一背景，而且如果任何事情都需要主动选择，我们的自治权就会瞬间消失。

在一项广为人知的论述中，研究贫穷方面的世界知名专家之一埃丝特·迪弗洛说：

我们往往在某种极其特定的意义上同情穷人，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想：“他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生活多负点儿责任呢？”我们或许忘了你越富有，你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承担的责任就越少，因为有人已经为你打理好一切。你越穷，就越需要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不要再指责人们不负责任，应该想想如何才能让穷人也拥有我们所享受到的权益，很多决定就是为我们而做。我们如果什么也不做，仍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而对于大部分穷人来说，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就会踏上错误的方向。

迪弗洛的核心观点是：对于那些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们负责，因为其他人会做出有利于他们的相关决定。想想戴维·福斯特·华莱士讲的那个笑话。富人在干净的水中游泳，对此他们不需要考虑，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生活富裕的人不需要设法去确保他们所需的水、食物以及他们所在街区的安全。事实上，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在为所有人做决定。要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须特别关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

当然，如果我们不喜欢这类决定，我们可以重新加以审视，这一点极其重要。但如果一开始就需要做出所有相关的选择，我们的处境会更糟，由此我们享有的自由也会更少。由于人们会因自治权受损而感到沮丧，因此维护选择权的方式通常是最好的。但是，主流选择架构的很多方面是固定的，我们很难选择退出，认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

再论加强版

自治权的加强版并不会引发实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非常受欢迎。如果必须将人们视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如果这一原则要求政府不能采取家长式管理的行为影响个人选择，那么将无法继续讨论。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接受某种自治权的观点，那么在理论上，属于硬家长式管理范畴的各种行为都应该被禁止。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自治权的那些人会坚持认为政府若要干预个人选择，必须有极其充分的理由。但是软家长式管理和助推会如何呢？如果储蓄计划或卫生保健计划的自动加入能够充分保障人们的退出选择权，是否也不利于或有害于人们呢？哪些助推或者哪种形式的自由家长式管理会干预正确理解的自治呢？当然披露政策并不是对自治的一种令人反感的干预，全球定位系统也并没有损害人们的自由；当政府运用失则处理规则以促进更好的选择时，它真的仅仅视人们为手段吗？

有些情况下，对自治权的强调确实能证明主动选择比失则处理规则更合理。然而，是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如此呢？如果在高度专业的领域会如何呢？人们会认为主动选择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福利，失则处理规则会减少犯错的次数并降低错误的严重程度。

我将尝试一种更强烈、更直接或许也更鲁莽的方式来回应那些以自治为由的人。一种观点认为真正重要而且理所应当重要的是福利，他们对自治的主张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启发法，至少在我们目前讨论的领域应该如此。更准确地说，自治与系统1有关，但仔细考虑之后，我们发现系统2印证的真正问题是福利。人们谈论自治，但他们实际上却是在对福利做出迅速、直觉的判断。他们常常受到“认知辩护”的影响，但是他们却以自治为由，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由此，以自治为由的反对意见并非毫无意义，原因之一在于当我们倡导自治时，我们通常就是在提高福利。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应该直接关注福利。同时，自治作为一个独立的论证将不复存在（除非我们讨论的是简化版）。真正的问题与福利有关。

这一可能性表明我们需要一种行为科学，该行为科学不仅仅是为了事实判断，更是为了道德判断。道德启发法无处不在，而且它们跟其他启发法一样，可能会犯错。来看一个例子：可得性启发法有助于人们评估概率，而且通常情况下它都非常有效。当我们得知一个事件中，某种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危害，我们会更新我们的概率判断。这一更新是合乎情理的，可得性启发法的使用可被视为一种粗略的统计分析，或许更胜一筹。问题在于使用可得性启发法也有可能出现错误，导致过度夸张的恐惧或盲目自负。很多道德启发法也会有同样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会非常有效，但有时却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下面来看这一启发法：不要撒谎。禁止撒谎是一种启发法，而且对大部分人来讲，系统1已经完全将其内化，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谎言都会带来苦恼，甚至可能会带来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或者手心冒汗，这就是测谎仪的工作原因。然而，系统2知道撒谎有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有时候为了挽救一个生命，人们就需要撒谎。我想阐明的观点是在很多情况下，以自治为由的反对意见或许是一种启发法，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福利。

一些功利主义者在为自己偏爱的方式辩护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术语，他们认为常识道德是由一系列启发法组成的，这类启发法针对的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即功利。亨利·西奇威克强调功利主义与常识道德是一致的，他写道：

我认为或许这说明，对结果的功利主义评估不仅广泛地认同目前的道德规则，也应该认同这些道德规则中一些已被普遍接受的不足和限制。它还解释了常识道德的异常现象，从其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异常现象对于反省思维能力来说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此外，现有的规则对于行为的指导不够精确，但同时如尝试提高其精确度，则会带来困难和困惑。功利主义方法能解决由于常识的模糊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因此在普通道德讨论中，自然会使用这种解决方法。

同样，我们也要知道尊重自治就是提高福利。在我们评估家长式管理时，福利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认为这一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也承认可能有点儿鲁莽，人们对此可能会有很多异议。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系统1代表福利，系统2能够促进自治。已经有很多研究致力于讨论自治到底需要什么，系统2也为此而超时工作。那些以自治为由的人绝不满足于他们的直觉，他们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或许人类对福利和自治都会有即时的直觉反应，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评估这些直觉。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的进一步了解，在这些问题上或许都能取得进展，而且确有一些证据（可能只是初步的证据）表明系统1与对自治的重视有明显的关系。

退一步说，强调自治的人以及接受加强版观点的人可能不会认同我所谓的鲁莽的建议。让我们来讨论反对意见本身。必须重申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架构确保我们无须做大量的决定。当然我们可以参与市场和投票，而且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影响各种形式的选择架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退出。但是，有益的选择架构会促进我们的自治，而不会侵害我们的自治，它们可以确保如果我们不做出特定的决定，一切将会顺利进行。如果我们需要做出大量的决定，我们的自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因为我们将无法关注我们所关心的事。这与启发法无关，而与时间、兴趣和注意力等方面的限度有关。

如果强调自治，我们就不可能这样拒绝助推。当然我们不会质疑那些为确保人们获得足够信息而付出的努力。正确的警告也应该是正当的。有时主动选择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失则处理规则能够反映人们可能做出的知情选择，它们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只要维护了选择自由，只要政府未给那些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的人们施加巨大成本，自治就没有受到侵害。

假设我们规定政府不应该将人们仅仅视为手段，那么助推，包括信息披露，就与这一观点并不冲突。相反，信息披露本身能促进自治，因为它允许个人从自己的目标出发做出合理的决定。

对那些以自治为由的人，最主要的回应是，无须特别担忧对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合理回应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尊重行为告知第一定律并采取助推的形式，则完全不需要担忧。在有些情况下，至少在尊重人们的目标的情况下，即使较强硬的家长式管理也可能与自治不冲突。例如燃油经济性标准至少是以平均值为基础，且仍然允许消费者选择不同的车型。

描述

至此我已提到了很多工具和方法，而且从那些家长式管理的强烈反对者的角度来看，我提到的大部分工具和方法并未引发严重的问题。为了进一步阐释，我们来看几个主要的可能性：

1. 信息披露：只针对事实。
由法律委托或授权的信息披露政策应该明晰易懂，以便于让人们知情，而并不应该过度复杂、晦涩难懂。无论如何设计，这种政策都应该推动选择自由，而不能阻碍自治。例如，2010年发布的“我的营养餐盘”指南并不比之前令人费解的“食物金字塔”（见choosemyplate.gov）更具家长式作风，主要区别在于“我的营养餐盘”更加明晰。试图为人们提供相关事实也不存在严重问题，如重新设计的燃油经济性标签（见图2–2）。

2. 信息披露：不仅限于事实。
我们之前看到，有些披露政策会尝试去劝诫，而不仅仅是告知。与分心驾驶、系安全带以及醉酒驾驶有关的教育活动就属于此类例子，针对吸烟的健康警示图片也是如此。劝诫也会引发明显的争议，而且也可被视为软家长式管理。但在保护了选择的自由，而且没有欺骗的前提下，政府试图劝诫人们不要从事那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明显危害的行为，这种做法就真的令人反感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否定回答，规则–结果论者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但是为这一回应所依赖的假设条件进行辩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失则处理规则。
在缺乏主动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不做任何选择，就需要某种规则来为他们选择。例如，假设人们没有参加储蓄计划或医疗保险计划，那是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某一失则处理规则，而不是因为上帝或自然规定如此。出于种种原因，或许“选择加入”设置比“选择退出”设置更合理，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人们都默认接受了一组结果而非另一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选择正确的失则处理规则可能会遇到临时的困难，而主动选择可能是解决这类困难的一种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不愿选择，主动选择本身也会很困难，尤其是在复杂或陌生的情形下。

4. 燃油经济性与能源节约规定。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重要的联邦法规要求提高机动车辆的燃油经济性能。相关法规也要求提高家用电器，如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等的节能性能。这类法规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针对空气污染问题，那么理由显而易见：减少外部性。如果我们旨在通过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促进能源安全，那么其理由也与外部性有关。但如上所述，从这类规定中获得的绝大部分效益与空气污染或能源安全并无关系，它们涉及消费者的节约行为，这种节约以降低消费成本的形式存在。

在分析未来的计划时是否将这类节约计算在内呢？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计算在内。燃油经济性和能源节约有其市场，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权衡相关价值。当然，如果人们为了在长期汽油消耗上省钱而愿意在初次购买时花更多的钱，那么他们可以购买燃油经济性能较好的汽车，市场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选择机会。如果他们对燃油经济性能的要求超过了市场现在能提供的燃油经济性能，他们就将推动市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市场如同政府一样，会受到技术的推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毫无疑问，因使用油耗较低的汽车和节能家用电器而节省的能源应该被视为收益。这是由法规带来的节约，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该被视为收益，而在于如何识别相关的市场失灵。我们已经看到由交通部和环保署提供的一份行为说明，我们应该既强调眼前利益又强调显著性。这里陷入了一种能源悖论，即尽管购买节能产品有利于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但消费者却没有这么做。既然眼前利益和显著性是一项政策的基础，那么这里就涉及一种行为告知的家长式管理，而不是软家长式管理。

这些观点表明，在有些情况下，命令而非助推或许是回应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正确做法。如果某一命令带来的收益明显超过了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它就是合理的；至少如果该评估值得信赖，并且自治方面不存在真正的问题时，它就是合理的。当然，损失包括那些无权选择的人所承受的福利损失。如果一项命令的收益远远超过助推，它就有充分的理由存在；至少在它带来收益的同时，并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时，它有充分的理由存在。选择架构应该诉诸家长式管理反对者的五重奏（见第3章）来确定一项命令是否合理，或在何种情况下合理。

我已经讨论过，助推通常是对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最好的回应方式，助推能够维护选择的自由。但我也提到核心概念是社会福利，而且如果收益证明损失是合理的，那么就不应该禁止强硬的家长式管理形式。燃油经济性和能源节约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他例子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工地安全规定、处方药政策等。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就不应该因为这些措施具有家长式管理的特征而将其排除。一切都应该视情况而定。

第5章　软家长式管理及其异议

此前的讨论都是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进行的，即硬家长式管理会引起一系列问题；而从一些重要的角度来看，软家长式管理通常会更好一些。如果对于那些试图按照自己方式行事的人，家长式管理措施带来了较低的损失或者没有带来任何物质成本，那么这类家长式管理行为就不太容易受到我在此所讨论的反对意见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维护了选择自由，一些这类措施可能与伤害原则一致，如警告。而且即便它们与伤害原则不符，如某些失则处理规则，“选择退出”的权利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安全阀，可以减轻那些以福利或自治，或二者兼有为由的家长式管理反对者的担忧。

同时，软家长式管理和助推也确实会引起三种潜在的担忧，我们在此分别加以说明。第一种担忧与透明度有关，第二种涉及操纵风险，第三种涉及系统1的正当性。最后一种既适用于软家长式管理，也适用于硬家长式管理。当然，不正当动机与软家长式管理的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

透明度、可见度以及政治防护措施

要求和命令都非常明显，而且通常都是由政府提出。如果公职人员对香烟或碳酸饮料征税，对冰箱强加节能规定，禁止人们不戴头盔骑摩托车或者要求他们系好安全带，这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也没有秘密。人们或许可以接受也可能无法接受这些禁令，但是这些禁令都没有“隐藏”这一明显的缺点。不会有人感到困惑或者被愚弄，政治保障会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公开维护自己。如果公共防御较弱，那么政府提议的措施很可能会功亏一篑。在一个民主国家，官员们只要颁布命令或禁令，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

谈及这一点时一定要谨慎。一个人的政治防护措施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利益集团力量。如果一项命令作为政治现实而不堪一击，这或许不是因为“人们”对此不满，而是因为一个自私的私人集团正身处险境而设法阻碍某种可取的措施。如果一项旨在挽救生命的政策遇到麻烦是因为它的可见度会招致谴责并面临遭遇政治报复的威胁，那么这项政策是否一定是不好的，我们很难断定，我们不应该因为它遇到的麻烦而说它不好。即使在相对完善的民主国家，也不应该将政治考量浪漫化，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政府的确应该为公众负责，而且一般来讲，可见度是一项重要且可取的保护措施。

这一点与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观点紧密相关。他坚持强调法律普适性的重要性，曾写道：

我认为这是一条有益的规则：除了与规制对象直接相关的合理差别外，各市、州及联邦政府行使它们的权力时不应对其居民区别对待。这一公平不仅仅是抽象的正义。宪法的制定者知道，我们今天也不该忘记，反对专制和不合理政府最有效的实际保证莫过于将官员们强加于一小部分人的法律原则推广开来。相反，为专断行为打开大门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允许官员们挑选一小部分人并将法律适用于这一小部分人，从而逃避若将此类法律适用于更多的人，他们可能面临的政治报复。法院确保法律公正的最好方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平。

简单地说，大法官杰克逊的观点就是：普遍性可以是防止权力滥用的一种方法，因为广泛适用的法律会触发政治保护。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选择性实施尤其棘手，如针对宗教少数派，因为官员们无须担心政治报复。相比之下，哈耶克主张广泛实施会触发民主保护措施，因此除非理由充分，否则很难落实。事实上，哈耶克的法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法治本身需要普适性而反对选择性。

我们需要重申，利益团体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这些观点的说服力。然而，政治保护措施极其重要，对于命令和禁令的透明性也是如此，它们也会触发政治保护措施。因此，一些人认为软家长式管理也并非一帆风顺。正是由于它的微妙和温和，这类家长式管理尤其是一些助推或许是无形的，也或许是操纵性的。它甚至还善于自我保护，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或许也改变了公众信仰和公众理解，否则，这些公众信仰和理解可能是与之相对立的。事实上，软家长式管理的一些著名批评家已经指出缺乏透明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曾说：

硬家长式管理通常借助可测量的工具。公众可以看到罪恶税的多少，选民可以分辨某些行为是否违法，从而提前制定规则制约政府推行硬家长式管理政策的限度。有效的软家长式管理应该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而且其语言表达形式也应该富有创造性，这一事实使得软家长式管理实际上极难掌控，也就是说，至少由于这些原因，软家长式管理比硬家长式管理更有可能被滥用。

应该认真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要回应这一问题也不难。在格莱泽看来，不应该隐藏任何事情，一切都应该是透明的。软家长式管理、助推以及其他任何行为告知手段与硬家长式管理一样，都应该是可见的，都应该受到仔细检查与监督。只要条件允许，具有软家长式管理特征的行为应该提前接受公众检查，公众检查通常采取“通知和评论”的规则制定方法。例如一些创新举措：自动加入储蓄计划及医疗保险计划、用“我的营养餐盘”指南取代“食物金字塔”指南、修订燃油经济性标签以及其他反映人们如何处理信息的披露政策、布隆伯格禁售大容量饮料的计划、健康警示图片、自助餐厅将健康食品放置在显眼且更方便拿取的地方、燃油经济性标准等。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可见的、公开的，而且是完全可以观察的，所有这些都已经受公众监督，没有一种是“实际上难以掌控的”。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义角度反驳格莱泽的观点，借此来回答这一问题。可能问题不在于缺乏透明性，而在于缺乏显著性；或许反对意见不是政府将这类行为告知举措保密，而是这些举措没有引起命令或禁令常常能引起的关注。

如此看来，反对意见无疑是合理的，因为它适用于政府的这类行为：既高度隐藏又缺乏足够的显著性以引起公众的仔细关注。显著性对于任何事情都很重要，法律和法规也不例外。问题在于，通常情况下，助推和软家长式管理是非常显著的，但是显著与不显著之间的界限跟硬家长式管理与软家长式管理之间的界限并不相同。例如针对吸烟的警示图片受到了公众的严密审查与关注，再如现行的油耗标签对于公众是非常显著的。对那些强调政府防护措施的人来讲，缺乏显著性确实会带来问题，但是软家长式管理可能会极其显著，因此降低显著性并非助推的内在特征。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基本问题。有些助推会促进有意识的思考。粘贴卡路里标签的要求就具有这一特点。同样，公开机动车辆每年的燃料消耗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助推或许会通过阻碍系统1试图让人们了解自己的选择，这必然要借助于系统2。我们可以想象各种不同的助推，其明确的目的在于促进对结果的认真思考，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有助于促进自治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操纵。主动选择就是一个范例。

相比之下，有些助推完全不会促进思考。相反，它们会在选择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助于行为研究成果。失则处理规则就属于这类助推，它利用人们的惰性，无须激发有意识的思考。我们已经看到自助餐厅或者杂货店也许会把某些商品（比如水果和蔬菜）放到比较显眼的地方，而把另一些商品（比如巧克力蛋糕）放在不太显眼的地方，或者还会把一些商品（比如香烟）放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看到商品的顺序也很重要，因此，把某一物品放在一长串清单的最后或用小字体印刷，也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同样，人们总是认为绿色食品比较健康，而且事实上，有健康意识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绿色包装的糖果，即使这些食品对健康无益；选择架构设计师可能会利用颜色来激励他们认为的更好的选择。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目的都不在于鼓励有意识的思考或者激活系统2，而在于通过影响或借助于系统1来产生一定的结果。

如果某种助推不会激发人们的思考，则无须保密或隐藏，但是使用这类助推可能会引起特别的担忧。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与那些在暗中发挥作用的助推相比，人们通常更乐于接受能够激发思考的助推。人们似乎认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所做的决定才更像他们自己的决定。同时，人们对激发思考的这类助推的支持与对其他助推的支持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许多人反而支持后者，至少当他们认为该助推的结果能够帮助他们克服某种自控问题或者促进他们的目标的实现时，他们会支持后者。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除了公众反应之外，如果从原则上讲，助推并不激发思考，而且其发挥作用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在于系统1的运作，那么这类助推是否应该被视为令人反感的行为呢？很难理解其中的缘由。任何自助餐厅或杂货店都需要设计，任何商品清单都要有排列顺序，任何食品包装都要有颜色，我们无法避免系统1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促进有意识的思考的确是最好的方式，但只要这些创新举措得到推广而且有其自身的优点，就不应该因为这些助推是系统1运作的结果而将其排除在外。

关于简单的可逆性

软家长式管理只产生较低的成本或者不会产生任何物质成本，在这层意义上，软家长式管理不同于命令和禁令。由于没有这类成本，软家长式管理似乎比较容易改变。

例如，警示图片并没有剥夺个人的选择，虽然它们并非中立且旨在引导，但是如果人们愿意，仍然可以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很容易想象甚至看到那些旨在防止人们开车发短信、吸烟、流产、婚前性行为以及赌博等行为的警示图片。这些警示无论多么有力，都可以被忽略。即使杂货店把水果和蔬菜放到前面而把香烟和高热量食品放到后面，人们仍然可能会走到后面去。帮助人们自动加入储蓄计划、医疗保险计划或者私人保护的失则处理规则会极大地影响结果，对很多人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退出。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涉及软家长式管理或者助推，人们就无须担心家长式管理进而担心权威权力的滥用呢？当然不是。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简单的可逆性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之前讨论过的偏见以及决策不足都表明，尽管可逆性在理论上很容易实现，但事实上却非常困难。出于系统1的影响，软家长式管理也有可能是决定性的。

当然，我们可以去商店靠后的地方找到巧克力糖果和香烟，我们也确实可以不选择允许各种跟踪的网站政策，或许只需简单点击就可以做到；但是由于惰性作祟，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会这样做。直接诉诸系统1的警示图片或许会因为以人类认知的可识别特征为目标而非常有效。在这类情形下，简单的可逆性这一看法或许有点儿故弄玄虚，甚至可能是安慰人心的骗局。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担心软家长式管理及助推可能会犯错或不看好软家长式管理及助推的人来说，这绝不可能是合理的回应。

这种反对意见有其合理性。认为由于简单的可逆性，所有风险便不复存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些不再喜欢自己所订的杂志但是杂志订阅却自动更新的订阅者，常常不愿费神去终止订阅。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如果人们被默认加入某种剥削性的、费用较高且形式单一的养老金计划，或者被默认加入并不适合自己境况的昂贵的医疗保险计划，只告诉人们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一个网站允许你退出一项允许其在网上追踪你所有动向的隐私权政策，你可能会忽略这一条，或者你会说“随便，没关系”，而且不会去修改默认设置。

即使选择退出非常简单，很多人也不会这样做。鉴于这一事实，自私或邪恶的政府会轻而易举地利用失则处理规则引导人们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向前行。如果我们接受关于政府犯错的可能性以及个人选择（不受政府影响）的优点的假设，那么我们或许会把选择退出视为一种理想的保护措施，并因此而拒绝一些软家长式管理形式。

然而，由于软家长式管理维护选择自由，所以与命令和禁令相比，它对公众的影响较小，而且危险更低，这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人们行使自由权的机会远没有他们在不受惰性和拖延的强大影响的情况下行使自由权的机会那么多，也是如此。虽然失则处理规则很重要，但是有必要强调一点：实证研究表明面对不合理或者不利的失则处理规则时，事实上很多人会选择退出。我们知道如果人们被默认加入一项养老金计划，该计划将他们的大部分钱用来储蓄，当前只给予他们很少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拒绝这类默认设置。如果人们被默认参加一种非常不适合他们的医疗保险计划，很多人也会重新选择。当人们真正不喜欢某种失则处理规则时，他们就很有可能会拒绝。因此，选择自由是一种真正的保护措施。

虽然选择退出的自由不是万能的，但它却极其重要。

什么让生活有意义？系统1的合理要求

我将讨论对此处一个主要观点的一种理解。人们犯错通常是由于系统1。我们需要通过促进自控、减少不切实际的乐观、公开隐藏属性、消除偏见并防止对短期的过度关注来加强系统2的影响。某些家长式管理引导人们做出某种选择，而在他们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无论是软家长式管理，还是硬家长式管理，都会创造出一种“表面上”的理性。事实上，这正是一个好的选择架构的核心。

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方式忽略了系统1的合理要求。更坦率地说，它忽略了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人们愿意坠入爱河，尽管有时这很危险；很多我们喜欢的食物可能会使人发胖。确切地讲，大部分人都关心自己的健康，但是除了那些对健康过分狂热的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健康并不是他们关心的唯一事情。很多人喜欢喝酒、吸烟，比起20年后的消费，我们很多人更看中当前的消费。人们享受生活是因为系统1。未来很重要，但是当前也很重要，人们自己会做出合理、合法的权衡。如穆勒所言：“可是欲望和冲动确实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信赖和约束居于同等地位。所谓的强烈的冲动具有危险性，只是在它没有恰当地得到平衡的时候。”

难道不是系统1才使得生活有意义吗？为什么公职人员或其他一些人要让人们关注某些事情而非他们真正关注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推动这种贬低、轻视以及侵害人们最基本的动机和要求的决策模型呢？事实上，如果缺乏对这些要求的了解，系统2难道还会有用吗？它怎么会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以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一个病人为例，该病人因受到脑损伤而再无情感反应，由于缺乏本能反应，他能很好地完成某些任务。例如，他可以在结冰的路面上开车，在车打滑时他不会出于本能去踩刹车。但另一方面，由于病人能关注到结果，因此也伴有严重的决策困难症。

我试图跟这位病人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我提出了两个日子供他选择，时间都是下个月，而且两个日子差不了几天。这个病人拿出他的记事本，开始查阅自己的日程安排……他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一列举他同意和反对这两个日子的理由：如已有的约会、可能会有的约会及天气情况等，把他所能想到的所有情况都列举了一遍。就像他在冰面上开车一样，他冷静且没完没了地反复强调他所认为的问题的重点，给我们做无聊的成本效益分析，毫无意义地在各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之间权衡比较……

我们最后平静地告诉他，在第二个日期来就行了。他冷静而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只是说：“那好吧！”

没有了情感，没有了系统1，我们可能会不停地陈述各种后果，但是却缺乏从中做出选择的动机。

这些基本问题都是合理的，反映出某些助推存在问题，更不用说硬家长式管理了。同时，它们也反映出对这一观点及其支持的方法存在一种误解。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区分对选择架构设计师可能会克服的偏见和错误种类的两种不同的理解。

我之前提到过《星际迷航》中的斯波克先生，第一种观点与他有关。影迷们或许认为这是一种继斯波克的逻辑主导星球之后的伏尔甘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对有限理性和认知偏见的理解表明必须将系统2置于主导地位。如果系统2没有处于主导地位，选择架构的设计就应该引导人们进入一种系统2“表面上”主导的情境。这一观点引起许多难题，因为生活中很多快乐都与系统1直接相关。任何一个合理的私人机构或公共机构都不会无视这一事实：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冒险。他们可能会坠入爱河，可能会暴饮暴食，可能会通宵熬夜，可能会喝得大醉，可能会冲动行事，他们还可能会抱有无望的想法，他们会以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尝试。

从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有限理性和认知偏见会使人们犯错，这些错误在他们自己看来很严重，或者经过反思之后他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选择架构的建立就应该帮助人们减少犯错的可能性或者降低错误的严重程度。如果惰性导致人们懒于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措施（如果被正确告知，他们一定会采取此类措施），那么或许可以利用惰性来促成有利于他们的结果（如果被正确告知，他们一定想要这样的结果）。如果自控问题导致人们威胁到自己的健康，在知情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或想要私人机构及公共机构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利用这一问题；如果私人机构或公共机构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理由再抱怨了。

我们无须为了接受这些观点而轻视系统1的合理要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主要原则，而在于确定人们需要什么或者想要什么，以及选择架构是否值得信赖。或许选择架构设计师不知道人们在知情的情况下想要什么，或许他们本身就动机不纯，或许人们在知情的情况下想要什么这一观点本身会引起概念难题，至少在有些情况下会引起概念难题，并且会导致“选择架构设计师的过度干预”的风险，这些风险是人们难以接受的。

对于这类问题，总体上只能够取得有限的进展。我们应该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因为忽略人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而令人反感的家长式管理形式。例如“现在受苦，老来享受”的养老保险计划将员工51%的薪水自动储蓄，“痛苦的健康计划”要求员工参与一项既消耗体力又让人反感的每日锻炼计划，“无趣的自助餐厅”将可口美味的食物放置在相对隐蔽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些有益无害的家长式管理举措，关键在于如何趋利避害。

非法动机问题

我已经强调过软家长式管理不会对选择施加物质成本。即便如此，这一观点也并非绝对，而且一些软家长式管理形式可能会超越其合理界限。最易引发异议的一些案例反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非法动机，而不是不受欢迎的家长式管理。事实上，很多对家长式管理最强烈的直觉反对意见（即使是软家长式管理）都涉及一些真实存在的例子，其中政府的行为是以一些非法因素为前提，这些因素可能违背了宪法本身。这类反对意见都是合理的，但是真正的问题与家长式管理无关。

例如，我们不愿给予政府这样的权利：默认人们为现任官员投票，告诉人们除非他们明确表明其立场或者亲自到投票现场，否则将认为他们支持现任官员；或者除非明确声明其他情况，否则就假定政府宣布在人口普查时，市民会被默认为基督徒或白种人。同样，我们能想象到的一些信息宣传运动也难以让人接受。如政府决定向人们公开某一宗教信仰（如天主教或犹太教）成员所犯的罪行，或者政府决定使用生动的图片说服人们选择它所青睐的利益团体制造的产品。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都不在于家长式管理，而在于政府实行家长式管理的不合法或非法目的。即使是软家长式管理，其目的仍在于获得利益。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政府不应该利用选举的基本规定来确保自己的地位，支持某些种族宗教团体，诋毁某一信仰的成员，或者告诉人们要购买他们所支持的利益团体制造的产品。如果政府的目的是非法的，那么用来促进这些目的的家长式管理自然也是非法的。

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情形，其中政府目的的非法实质显而易见，上述提到的例子就如此。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有些情况下人们或许会反对。例如，政府打算利用软家长式管理（如通过积极的教育活动）来劝诫人们远离婚外性行为。有人可能会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因为它违背了其中立性承诺。这些人或许是对的，也或许是错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的目的是否非法，而与家长式管理无关。

这些非法目的的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为即便是干预程度最小的家长式管理形式也明确了限度。但是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这些例子却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并没有确立核心观点，即有些形式的家长式管理确实会引发异议。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不知道如何能改变这种想法。公开与吸烟危害有关的图片或采取措施来倡导建立一种促进健康饮食或反对开车发短信的规范难道真的会侵害自治和自尊吗？对那些做出肯定回答的人，其危险在于利用夸张的抽象来反对某些举措，而这些举措并未侵害任何人的自尊，反而反映出对公众的同情和尊重。

结语  我们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写作此书的目的旨在阐述行为经济学和家长式管理的关系，并提出对穆勒的“伤害原则”的质疑。我已提到“认知辩护”有时是不对的，其他对“伤害原则”的辩护虽然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也绝不是最有效的策略。旨在提升人们福利的家长式管理措施在其合理范围内，体现了富于感染力的道德原则。

更重要的是，我要强调越来越多的证据更加准确地表明，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的错误选择即使对他人并无危险，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其结果是一系列的行为化的市场失灵，这为某种官方补救提供了似乎正当的理由。行为告知措施不需要通常也不应该尝试去改变人们的目的，它的重点是纠正人们在选择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时所犯的错误。

我也强调了行为告知第一定律，即对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合理回应方式是助推，通常会采取信息披露、警告以及失则处理规则的形式。但社会福利是一个核心概念，有些情况下，在仔细权衡收益和成本之后，或许可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很多人以自治为由反对家长式管理，我也提出以自治为由的反对意见可能只是一种针对真正重要的东西（福利）的启发法。即使这一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对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最合理回应措施如果设计正确，将与自治并不冲突。如果采取助推的形式，则绝对不会与自治冲突。

最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本质上来自于福利主义者。由于各种原因，解决办法可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事实上，问题本身会带来长远的利益，尤其在于会给我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已看到选择架构不可避免，无论它本身是否是一种有意的设计，还是某种有意的设计的结果。我们也看到对硬家长式管理最强烈的反对用于软家长式管理时反而显得无力。

大部分对家长式管理看似合理的反对意见基于一些可能错误的经验判断。任何事情都要视情况而定，我们应该避免空洞的抽象和笼统的观点，它们可能富于感染力，但有时却是错误的。无论一种措施是否具有家长式管理特点，关键在于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对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和选择架构更深的理解有助于创造更多机会，从而在不侵害人们选择自由这一合法要求的情况下提高人们的福利。将来我们一定会找到更多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吧，我们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致谢

本书是在2012年11月12~13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的斯托尔斯法学系列演讲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非常感谢院长罗伯特·波斯特和法学院的全体教职工邀请我去做这一系列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还要感谢耶鲁大学法学院听众的宽厚与善良，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我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如布鲁斯·阿克曼、埃丝特·迪弗洛、伊丽莎白·埃门斯、克里斯蒂娜·乔斯、马莎·努斯鲍姆、埃里克·波斯纳、理查德·波斯纳、露西娅·赖施以及阿德里安·沃缪勒，他们都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和观点。丹尼尔·坎特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帮助，迪弗洛在2012年坦纳系列讲座中对家长式管理的研究使我受益匪浅，萨拉·康利的一份出色的读者调查报告以及哈佛大学经济系高等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提供的很多建议都让本书增色不少。在最后阶段，塔利亚·吉利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泰勒的意见，多年来他与我共同探讨这些话题。泰勒并非认同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尽管我希望最终能说服他），因此本书中有关助推和家长式管理的观点并非我们两人的共同观点。

我还要特别感谢威廉·弗鲁赫特所做的大量校订工作，并事无巨细地为我提出有益的建议。也要特别感谢我的代理人萨拉·查尔方特的建议。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妻子萨曼莎·鲍尔，她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并与我探讨本书提到的很多问题。

本书之前的版本名为“斯托尔斯系列演讲：行为经济学和家长式管理”，2013年发表于《耶鲁法律评论》，我非常感谢《耶鲁法律评论》的编辑们提供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并允许我在此出版。最初讲稿中的一些内容也见于《简化：政府的未来》
[1]

，也感谢编辑托马斯·莱比恩当时给予的帮助。

[1]
《简化：政府的未来》中文简体版于2015年2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版权页

为什么助推 / （美）桑斯坦著；马冬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Why Nudge?

ISBN 978–7–5086–5101–9

I. 为… II. ①桑… ②马…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073号

Why Nudge?

Copyright . 2015, Cass R. Sunstein

Simpl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为什么助推

著者：[美] 卡斯·桑斯坦

译者：马冬梅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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