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 1、童年

- 2、读书

- 3、写作

- 4、存在主义

- 5、政治旅行

- 6、诀别

引子

萨特先生以"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获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这位荣誉得主已经表示不愿接受诺贝尔奖，引起了世人的是非议论。但他的拒绝并未改变诺贝尔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另外，萨特同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那种新颖、奇特的爱情，无疑可称为本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伴侣。他们的爱情观念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教益呢？这个问题让读者们自己去体会吧！

1、童年

1850年期间，在法国的阿尔萨斯，有一位姓萨特的乡村医生与一位来自佩里格尔丹的富豪的千金--玛格丽特·夏伏瓦结婚，萨特大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婚前他岳父许诺说，只要萨特大夫娶了他的女儿，就将一半财产分给他。婚后的第三天，萨特大夫得知他岳父竟是个分文不值的破产的家伙。因此他对岳父的行为感到万分愤慨，一怒之下，从此他40年没有同妻子说过一句话。

在饭桌上他用手势来向妻子表达意思，结果他的妻子称他为"我的寄宿生"。然而他们却同床共寝十分相爱。萨特大夫并时常使她怀孕。结果，生下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即：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和埃莱娜。

这三个孩子都沉默寡言。埃莱娜出嫁得很晚，她丈夫是一位骑兵军官，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约瑟夫在佐维夫服兵役，退伍后，由于父亲的一声不吭和母亲的大喊大叫，使他染上了口吃的毛病，为此他终生都在为说话而努力；让·巴蒂斯从小很想看大海，为了去看大海他考上了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被任命为海军少尉派往印度支那。

自1897年起，法国就管理着集中有柬埔寨、老挝、越南的印度支那联盟。当时的总督保尔·杜梅不得不几次派兵干预，以平息印度支那联盟的地方叛乱。

在亚洲，法国军队发现了寻欢作乐的鸦片，因此许多官兵离开鸦片就寸步难行。此外，他们还染上了各种热带疾玻让·巴蒂斯特重返印度支那时，因染上了交趾支那的热病而变得十分削瘦。并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萨特大夫与玛格丽特·夏伏瓦结婚的同时，在法国的马孔，有位名叫查尔斯·施威泽的教师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律师的女儿路易斯·吉耶曼结了婚。

婚后，路易斯对施威泽家的喧闹、情欲、热情及其粗鲁和戏剧化的生活感到很憎恨，于是她时常说她头痛，总是喜欢躺在床上。但对查尔斯的感情，却是畏惧的。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她总是退让，但心里极度厌烦。

婚后不久，路易斯得到一位乐于助人的医生的帮助，为她提供一份证明书，这份证明书使她得以免除夫妻间的性生活，并且得到独居一室的权利。

然而，查尔斯出其不意地使她生下了四个孩子。

一个夭折的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最大儿子名叫奥格斯·施威泽，是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有一份舒适的职业；另外一个儿子叫埃米尔，被视为怪人，是位德语教师，终身未娶。1927年在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一支左轮手枪，在他的箱子里还找到一百多双穿孔的短统袜，真让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过的日子。

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儿名叫安娜·玛丽，她天资颖慧，容貌秀美，但家人却对她隐瞒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美丽的女孩是他们无法企图，或不屑一顾的东西。只有侯爵夫人或妓女才是最合适的。

1904年5月，34岁的让·巴蒂斯特，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威泽。他们彼此相爱，而后便结了婚，当时，安娜·玛丽只有20岁，她年青美貌。婚后，他们决定定居在巴黎。

1905年6月21日，让·保罗·萨特就诞生在十六区米涅尔街与居德·莫泊桑街的拐角上的一幢豪华房屋里。当时，住这样豪华的楼房的都是些战前生活富裕的资产者。

没过几个月以后，萨特父子俩都染上了肠炎，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他的爷爷在蒂维埃行医，对他俩一起进行治疗。结果只救了孙子的性命。儿子却于1905年8月17日病逝了。

丈夫死后，安娜·玛丽不想住在公公家里，不愿再在蒂维埃住宅的那种奇怪气氛中生活。由于她丈夫没有财产自己又没有职业，她决定带着小萨特回娘家同她的双亲住一块儿。

然而，让·巴蒂斯特丢下孤儿寡母独自撒手西归，使施威泽全家人大为不快，认为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

查尔斯·施威泽，是个乐天随和的阿尔萨斯人，他精力充沛，最不能容忍游手好闲的人。他老爱提醒全家人养生长寿。当婀娜多姿的安娜·玛丽怀抱着一个孩子回到娘家时，家中所有的人都对她忧容有加。

外祖父本已申请了退休金，这时毫无怨言地回去继续教他的书。这种恩典却使安娜·玛丽感到很沮丧。她在这种无可挑剔的举动背后体会出对她有某种责备之意，因为她的来到使全家的负担加重了。

为了求得宽宥，她任劳任怨，毫不吝惜地牺牲自己。为父母操持家务，既当护士，又当管家、侍从、仆人，还要忍受一个母亲说不出的烦恼。她的处境很不愉快，如果她在家里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家人会把她当成一个负担；而若表现得积极一点，人家又会猜疑她是想要独揽治家权。这是两种可怕的罪名，她必须以全部的勇气来避免两种罪名，没过多久，她就被训练成一个尚未成年的闺中秀了。

萨特父亲的去世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的大事，它使母亲安娜·玛丽重入闺笼，却使他得到人生的自由，如何说呢？

在当时法国人的观念里是：天下没有慈父。这简直可以说是一条定律。问题出在腐朽的父权上面。生儿育女，这是再好不过的美事了，可一说到教养他们，唉，那可真是活见鬼！儿女天生就得受他们的压迫。

幸好萨特的父亲寿数不多，还没有来得急做父亲就命归西天了。从而，萨特一个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纵情玩耍。塞翁失马，祸耶？福耶？

萨特小时候很乖，从来不大哭大闹，也很少大笑，总是安安静静的。记得4岁那年，往果酱里掺盐时被大人捉住了，成为他仅有的一次恶作剧。有一段时间他的右眼上长了一个白斑，它后来使萨特成了半个盲人。不过当时还不太明显。母亲和别人都说他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蛋是粉红色的，满头金黄色的卷发；表情好像满怀善意的尊敬；有时他把头抬得高高的，做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非常可爱。母亲为他拍了许多照片。

外祖父留着圣父那样的胡须，怀着圣子那样的神圣的爱心，经常慈爱地抚摸着萨特的头，用他那亲切而颤抖的声音叫他做"小东西"。每当此时，他那冷静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人们大惑不解地惊叫"那个小淘气简直使他发疯了！"他把萨特当作上帝的一种恩赐，一种不求回报但随时都可以收回的赠予。

施威泽一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雇佣了一个厨娘、一个女仆，在默东还雇了一个园叮他们家讲两国语言，即法语和德语。萨特在学法语的同时也学德语。他的学习由外祖父直接指导，母亲则负责安排他的消遣，每天，她都领他去卢森堡公园、马戏场和戏院，还领他去看喜爱的影片。

由于来自家庭的宠爱和维护，萨特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快乐，因为没有父亲的压迫和严酷的家训，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力，该实行什么义务。他只有一条原则：去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外祖父的大度支持和维护，母亲对他的无私奉献，使他坦诚、豁达，并且像姑娘一样可爱。

唯一让他不安的是他的外祖母，她并不喜爱这个淘气的小家伙。她把萨特看成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因为萨特有时候开一些过火的幼稚的玩笑。于是她公开同萨特过意不去。此刻的查尔斯是不会放过表现她的弱点的机会。他站在外孙的一边反对妻子的行为，常常使路易斯怒不可遏，并气冲冲回到房间把自己反锁起来，好长时间与查尔斯不说话，萨特更是觉得自己充满伟大权力。

安娜·玛丽生怕母亲积怨加深，因而把过错推到父亲的头上，这时查尔斯满不在乎，耸耸肩便回他的房间去了。最后，她只得恳求萨特去向外祖母道歉，请求她的原谅。小萨特对自己的权威越发感到欣慰，像天使长圣米迦勒打败了魔鬼的感觉一样。最终，他还是会答应母亲去随便道个歉的。

后来，有人建议他叫外祖母"梅米"，称一家之主的外祖父为"卡尔"。"卡尔梅米"成了他们之间的代名词，听起来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动人。通过"卡尔梅米"一词，他们的家庭又重新回到亲密无间之中。

1911年，施威泽一家离开麦丹搬到巴黎的勒戈弗街1号。查尔斯那时不得不退了休，因年势已高。

为了养活全家，他创办了"现代语言学院"。学院以面对面的授课形式教授法语，学生主要是那些在巴黎短期逗留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当时，德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但他们的学费很可观。可以说，他们的敌人养活了他们，那时候萨特只有6岁。

从那以后，萨特进入了他为之而奋斗终身的读书和写作的生涯。

2、读书

萨特在书籍中开始他的生命，最终也在书籍之中结束了他那辉煌的生命。

在没有获得上学的允许以前，萨特对外祖父的书房很感兴趣，那里面到处都是书。但很久没有人去动它们，上面落满了灰尘。直到萨特进到书房的那一年的10月份，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虽然萨特还不识字，也不知道它们是作什么用的。

但他却十分尊敬和喜爱那摞在一起像沉重的砖头或铺路的石块、石碑一般的东西。这里成了他的一块小圣地，他在这里可以自得其乐，那些古老而不朽的著作都在那里包围着他，看着他走进这个知识的世界。

本来不灵便的外祖父，可一搬弄起那些书来，他便灵巧得像一个司仪牧师，他的那些经常性的习惯动作，使人觉得在进行一种仪式。

这种仪式，是一种读书的特别习惯。萨特每天都可以目睹，品味着，但却看不明白它的含义。无数次看到他的外祖父漫不经心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转过他的写字台，大步跨进房间，毫不犹豫地取下一本书，好像根本用不着挑选似的，然后边走边用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翻着书页。直到他回到他的那张椅子上，刚一落座，他便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他所要读的那一页。书页被他翻得哗哗作响。这种仪式使萨特看得入迷。

有好几次，他把那些像盒子一样神秘的书挪近身旁，抚摸它们，他想观察一下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除了书房里有很多书外，在他外祖母的房间里，也有一些平放着的书。那是她从流行书店租的。这些书使他想起新年的糖果：因为那柔软、闪亮的书页纸与糖纸差不多，而且几乎是崭新的。上面记载得都是一些有趣味的神秘故事。

每到星期五，外祖母就要穿戴整齐，打扮一番，出门去换书，临走时说一声："我去把它们还了。"

可回来时，她脱掉帽子和面纱后，把那些书从皮笼里拿出来。可疑的是，还是原来的那几种书样。

她小心地给它们包上书皮，然后从中选出一本，坐在靠窗的安乐椅上，戴上老花镜。一捧起书，她便变得喜怒无常了，有时突然兴奋得大喊大叫；有时突然消沉得唉声叹息。她的脸上有时还会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微笑，这种微笑只有在蒙娜丽莎的嘴角上才可以见到的。

路易斯不断地暗自发笑，这种笑只属于女人。查尔斯也无事可做时，便走进她的房间，站在她面前，却又找不出话说，便站在那儿用手指敲击窗户的玻璃，敲了一会儿后不知还该做什么。于是又转到路易斯跟前，一把抓起她手中的小说。

"查尔斯！"她气愤地大叫，"你会把页码搞乱的！"

查尔斯把书抬得高高地开始阅读，突然，他边用食指弹着手中的书边说："我可受不了这种书！"

"可你希望的又是什么呢？"路易斯反问道。

"你翻到中间看看，啊，我真是受不了！"

随后把手中的书往桌上一扔，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走了。

查尔斯还有许多包着褐色封皮的厚皮书，这是他写的教科书。每年他都有一部德语教科书的新版本出版。

假期中，全家人都期待着收到校样。查尔斯更是闲不住的人，他常发脾气消磨时间。他从来不懂如何算经济帐，由于无节制地浪费和炫耀性的慷慨，最后他竟堕落成了一个贪婪的人。

贪婪是80多岁的老年人的一种通病，它是孤独无助和怕死的结果，当他接到出版兑汇单时，他把两条手臂举向空中大声喊叫说，他们那些商人在吸他的血；或者跑到妻子的房间里表情冷峻地宣布："我的出版商在掠夺我！"

人对人的剥削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假如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将会美好得多。雇主应该根据自己的收获能力，按照被雇佣者的功劳大小，按劳付给报酬，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可恶的出版商要榨取一位令人尊敬善良的知识分子的血。那么，一种文学的价值便成了他们有利可图的东西。

在萨特自命不凡地想拥有书而却不识字的年代里。

外祖父到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里去争取报酬，但那是毫无作用的。结果，那些无赖的商人送给了他一套诗人莫里斯·布考尔所著的两卷本《童话故事》。回到家里送给了外孙萨特。

这本《童话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一部故事集的缩写本。专门供儿童和那些仍旧保持着儿童的世界观的成年人阅读的。

萨特非常高兴从此有了自己拥有的书，并且很快开始进行那种像他外祖父那样摆弄书的仪式。他捧着两册书，一边嗅它们，一边抚摸它们，随意"翻到哪页就是要读的那一页"。把它们翻得哗哗直响。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没有办法占有它们，只能努力把它们当作布娃娃似的，摇摇它们，亲亲它们，跟它们说说话。可最终也没有太大的成效。最后，他含着眼泪委屈地把它们送给母亲，让母亲为他讲述书中的故事。

做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非常理解儿子的渴望，并同时尽量地满足他的需要。于是她时常在给他洗澡的时候，讲"仙女们的故事"。只有在给他擦香水或去摸滑落在浴盆里的香皂时才会中断一会儿。

刚开始听头几遍时，他还听得津津有味，但后来由于母亲老讲同一个故事，使萨特听着总是心不在焉，因为太熟悉了。有一段时间，如果有空，母亲用不着干活便和他秘密地独处，一个房间，远远地避开家人。

这时，她们整天与诸神、教士、上帝和森林中的仙女们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过着一种弥漫着肥皂泡和香水气味的世俗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母亲劳累过度，所以她讲故事时总是边讲边打瞌睡，常常走神。于是还没有待她说完故事，萨特便把那本故事书从母亲的手里夺过来，夹在腋下，连声谢谢也都没说就走了。

从那以后，他很气愤，并开始嫉妒母亲，决心自己取代她。他拿上一本名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的书走进一间贮藏室，躺在一张小床上装模做样地看书。两只小眼珠一个不漏地紧跟着那些黑色的符号，大声给自己讲故事，并小心地把每一个音节都发出声来。他的热情态度让家里人发现了，于是家里人认为现在是教他识字的时候了。

查尔斯开始对萨特进行启蒙教育，首先是教他认识字母，准确地发音，并默写它们。然后再教他记忆一些简单的词汇。还有其他的知识。

萨特像所有的初学者那样热心，甚至在私下里学习额外的"功课"。他抓起海克特·马洛的《无家可归》，爬到小床上用心地翻，当他一页一页地翻到最后时，他便感觉到自己知道该怎样读书了。

他欣喜若狂，那些像小小植物之中发出的干涩声音，那些只有外祖父看得见而他却看不见的字，现在都属于他了。他也被允许到图书室去浏览那里的藏书，他突飞猛进地攫取着人类的智慧。

外祖父的图书室成为他梦中的世界。它具有世界的那般神秘和繁华。他投身于知识海洋的探险之中。

他不得不冒着跌落在地被书活埋的危险爬上椅子、桌子。但在很长时间里还是够不到书架上的书。于是他只好躺在地毯上，在毫无收获的"方坦纳"、"亚里斯托芬尼"、"拍伯雷"的故事天地里遨游：有些难懂的句子顽强地抵抗着他的征服。他不得不仔细地推敲，琢磨意思；有时把它们划上圆点，等待有机会掌握它们。不过绝大数句子是固守它们的秘密的。但萨特想做拉·贺培兹，麦哲伦，达伽马发现新大陆，想弄明白在亚历山大格式的诗歌中碰到的那些生僻难懂的单词和句义，以及陌生难懂的卡菲尔语词。因为这些语词一旦从书页上跳出来，整个段落便使他无法获得理解了。直到十年后，他才终于搞懂了那些艰难的黑字的含义。

在那个图书室里除了法语版和德语版的古典名著外，其他书籍很少，当然还有一些不错的小说及艺术方面的书。但对萨特来说只有拉贺塞的百科全书是自己最喜爱的，足以取代世间一切，在那里面可以去体会掏小鸟，去捕捉跳跃在花朵之间的蝴蝶，在那里面，人和动物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样。

在屋外，在日常生活中，当别人都忙着别的事情，都离开萨特，而独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就又回到气象万千的书本世界里，只需打开一本书便能再度发现那些躁动不安的思想，它们会异常迅捷地从一个观念跳到另一个观念里，以至于在每一页上都有十几处地方，使他无法理解，他只好带着一种茫然若失的困惑迷离的心情让它们溜过去。

他曾经苦苦纠缠于一些不理解的偶然事件之中，书中的人物们会出人意料地出现相亲相爱，会吵架，也会割断别人的喉咙；或幸存者会被悲伤所吞噬，最后只得一死，以便能同刚被杀死的朋友或情人相会于九泉之下。这些事件他外祖父根本不会相信的，但却又是白纸黑字赫然可见于书中的。

布鲁特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玛提奥·法尔康尼也干了同样的事，这些是书中交待的事。而在麦丹，他外祖父曾同舅舅埃米尔吵过架，当时他听见他们在花园里大声喊叫，但无论怎样，外祖父好像根本不会杀掉自己的儿子的。

至于他自己的生命是安全的，既然他父亲在他出生三个月后就早已不在人世了，那些严厉的父权的压迫已不存在。使萨特有一种庆幸之感。

卡尔有时会哼出这样一首歌：

"除了姐弟兄妹，

再也找不到亲的人了……"

如果他有姐妹的话，对他会不会比安娜·玛丽或卡尔梅米更亲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成为她们的最好亲人。他一直在梦想着。

其实，他已有了一个姐姐，这个姐姐就是他的母亲。那是唯一令他动心的家庭关系。他一直把母亲当作姐姐一样看待的。那么还想要一个妹妹，他曾经在很多女人当中寻找从来不属于他的妹妹。他的追求没有能实现。因为再也没有像妹妹一样能相处的女人，于是他很愤怒。

时间不长，他便忍住了怒气，这是他显而易见的错误，他年龄太小了。而后又把《包法利夫人》末尾的几段反复地读了足有20遍，最后几乎能完全背诵出来，但却仍没弄懂那位可怜的鳏夫的行为。为什么他留胡子？为什么鲁道夫发现包法利夫人很滑稽？后来查尔斯·包法利死了，是死于悲伤，还是死于疾病？

为什么那位医生还要解剖他？既然一切都已完结了还要这么做？

这些问题使得他觉得神秘又感到疲乏，一种模糊的，似懂非懂的喜悦涌上心头，这便是世界存在的不透明性。他从小就发现了人类的内心。他的心境受着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人名的制约，他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此外，在另一方面，他让一些恶毒的词汇进入了脑际，那些词汇的意义比他对它们的理解要丰富得多，在他吸收那些恶毒的字的时候，他读了一些关于精神病人的论文和小说，那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悲哀，使他的内心恢复了平静。

每当日落之后，萨特还一头扎进词汇的森林中，当他母亲走进房里，打开电灯，大声叫道："我的好孩子！你会把眼睛搞坏的。"那时，他才带着一种怯懦的宽慰，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回到家庭的琐事之中。

敏感的外祖父看到他对知识的热诚和渴望。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认为该让他去上学。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外孙一直在秘密状态下阅读了《格兰特船长的孩子》、《最后的莫希干人》、《尼古拉·尼克莱比》和《拉瓦厄德的五个苏》之类的小说。为了让他学到更多更深奥的学问，只有通过学习，通过上学才能达到。

7岁那年，外祖父决定送他到蒙台涅小学去上学。

他的外祖父在校长面前大吹大擂，说萨特唯一的麻烦在于他的智力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那就是他是一位"神童"。于是上学后，他被编入了一个与他不同龄的高年级班。

然而，在第一次听写课之后，他所交的作业毛病尽出，他家里人看后不禁格格大笑起来。后来萨特遭到了外祖父的责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骂。第二天，外祖父便让他退了学，并和校长吵了一架。

没过几天，外祖父请来了列文先生，列文先生是巴黎的一位中学教师，查尔斯请他来做萨特的家庭教师。但这位列文先生把他当成智力差的儿童，教了几天后，再也没有来了。

他们在阿卡尚住了一段时间，萨特进入了一所公立学校，教他的教师是巴霍特先生，是外祖父的同事。

巴霍特先生留着一撮儿山羊胡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

他把萨特安排在紧挨讲台的一个特殊的座位上。

在课间休息时，他让萨特和他在一起；至于那些一起上学的同学，他没有机会跟他们混在一起。虽然，萨特"与众不同"，他非常尊敬他的老师。每天早上他脱下帽子说："早上好，巴霍特先生！"

由于他的彬彬有礼，毕恭毕敬，热情的态度，激怒了那些"平头百姓们"。

一天，他偶尔看到学校的围墙上有一行刚写上去不久的字迹，上面写着："老头子巴霍特是一根棒。"

这些字像苍蝇一样在他脑里嗡嗡作响，他感到恐惧，不管怎样，他已感觉到它们是什么含义了，好像有一个残忍的疯子在嘲笑他，于是他哭着跑开了。

第二年秋，他母亲决定把他送入波旁高校去小学那一天，爬过一段木质楼梯，走进教室，所有的同学们静静地坐成半圆形，彼此之间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刚一下课，那些母亲们便冷酷无情地一把抓住自己的孩子，一溜烟儿全走光了，连"再见"都不说上一声。一个学期末，他的母亲便让他退了学，原因是他在这所学校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金发女郎，自愿到他家做家庭教师。她名叫米尔·玛丽·露易丝。她是波旁高小的教师，工资少得可怜，只能够维持她的温饱。她不敢让学校领导知道她在施威泽家做家庭老师，否则学校会开除她的。她还没有出嫁，她常常叹息自己的命运。非常希望有个人做她的丈夫。

后来她不知什么原因被解雇而消失了。

直到10岁时，萨特一直生活在一个老爷子和两个女人之中。

1916年，安娜·玛丽改嫁芒希先生时，萨特已11岁。随母亲来到拉罗舍尔，这给他的生活带了新的成分：在那以前他的母亲完全可以说是他的伙伴，那时，与其说他把她当作母亲，不如说一直把她当作一位老大姐；另一方面，那个陌生的继父成了命运的主宰。

他当时生活在拉罗舍尔，继父担任那里的海军造船厂厂长，这个厂属于德罗内贝勒维尔公司的。继父是一位科学工作者，还是一位工程师。那里的社会环境是战争期间的一座省城。

继父芒希的确是位不错的人，萨特对他简直无可挑剔。他决定负责萨特学涯中的科学学习阶段的教学工作。可是结果非常令人沮丧。

记得他当时试图教萨特学几何学的课程。结果萨特连自己原已掌握的那些知识也都忘光了。有一次继父问他一些几何问题，他都没有答对，而且对继父近乎无礼。于是母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那个房间。

当萨特和继父谈了不久，就重归于好后，便决定重新回到他们学习几何的问题上去。正在这时，他的母亲又气冲冲回到那个房间里，憋了一肚子火，二话不说，"啪"！

他母亲这桩改嫁婚事对他的重要影响是：它使他和他母亲的感情破裂了。但并非不存在母子间的爱了，只不过从那以后，不再把母亲当作一个女人、一个姐姐来看待了，而是当作真正的母亲来看待。

1917年，萨特在拉罗舍尔时，就读拉罗契第二中学。当时他年仅12岁。

他就读的那个班级是一个非常顽皮的班级，这是因为拉罗舍尔是一个港镇。那里的小孩常常和水手们在一起胡混的缘故。这样的环境给他们灌输的是一些随心所欲、毫无意义的思想，环境所灌输给他们的思想通常比暴力行为所灌输给他们的更多。

那里的少年儿童们竭力想影响他，向他讲述一些他们所认识的姑娘或少妇，他们告诉萨特和这些姑娘、少妇有过的极端放荡的风韵之事。

就因为这样，他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于是编了一些故事告诉他的一个同班同学，说他在巴黎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女朋友，曾经和她一同去过旅馆，随后，他们干了所能干的一切事。他甚至还说占有了一个少妇，是他家的保姆，并且她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上写有："亲爱的让·保罗……"这类的词语，这封信还传遍全校。

但他编的这套谎言很快就被他最亲近的朋友识破了。随后他不得不向大家揭穿他说的谎言，他的说谎，很快在全校不胫而走。从那以后，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说谎的巴黎人看待，且满脑子古怪情趣。当时他真有点儿鹤立鸡群、离群索居了。

此后，他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同时，也懂得暴力是怎么回事。他曾试图自己体验暴力的内在化。于是他通过许多方法实现内在化的暴力。例如：那些密友很贪吃面粉做的糕点，他就开始从母亲的钱夹里偷点零钱给他们买糕点吃。这是为了取悦于他当时最崇拜的两三个朋友。这样他不需要用暴力去征服一些比较难对付的朋友。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乖乖听话。

当时他已上中学三年级了，这样做的结果使他的外祖父非常生气，从此他和外祖父的感情也产生了裂隙。继父对他的这种行为也很生气。

因为他们都是正直的人。尤其在萨特小时候，外祖父在他的印象中留下过一件值得纪念的有深刻意义的事。

记得有一次，他跟外祖父出门买物品，在一家杂货店里，外公不小心把一枚十分的钱币掉在地板上了，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他赶忙弯腰去拣。可是外祖父一把把他推开了。随后，外祖父痛苦地弯下他那患有关节炎的腿，亲自拣起了那个十分的硬币。当一个83岁的老人宁肯自己屈膝去拣一枚十分的硬币时，那简直就是上帝，为了挡开罪人而自己弯腰去拣这枚十分的硬币。

这件事深深地激励了以后的萨特，正是因为如此，他所以与外祖父的关系破裂了。这是他在少年时期的第二次重大的感情破裂。

1920年继父和母亲决定把萨特送到巴黎就读，他们认为巴黎的教学能好些。第二年，他的教师们推荐他参加中学生优等会考。这样，通过二次考试的萨特终于中学毕业。

又经过了两年的努力，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师范录取了。这个学校的人才辈出，在当时是举世闻名的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像温室般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以及那里的对古典文化研究的重视，对萨特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

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期，他尽量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书，这些书在他面前所展示的就不再是一个暴力的世界，而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世界。完全古典式的文化就存在于学习之中，它引导人们不可避免地走向象征和虚构的创作手法。

要说在此时曾真正对他产生过影响的，那么就是普鲁斯特了。尽管这种影响不是直接产生的。

早在中学的最后一年里，他就已开始读普鲁斯特的书了。包括他的几个朋友尼赞等也都这样做，他们还常常谈论书中的人物，好像那些人物还活着似的。

"你能说得出德·夏吕先生现在干了什么吗？"

"你不能！他确实去干了那种事了。"诸如此类，普鲁斯特无疑成了他们接触现代文学的引路人。他们不喜欢纪德，却喜欢瓦莱里。那个时候，瓦莱里用象征主义手法写作在他们心中留下了印记，虽然他们不是从那里获得偶然性的观念的。但是，无论如何确实使他相信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事实上，一个作家是要提出这个问题的。

在巴黎学习的那段时间，萨特有两个相当好的朋友：马休和尼赞。他们三个人当时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很少去高尔夫球常因为他们看不起巴黎大学的那班学生。

那班学生们也常常谈论他们。说他们如何令人可畏，说他们是没有心肝的家伙，没有灵魂的人。尤其说萨特是三人中最坏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萨特是个酒色之徒，是个十足的坏蛋。

他们三个人在某处露面时，在待人接物和衣着打扮方面都各具特色。

尼赞总是穿着高尔夫灯笼裤，装饰得恰到好处，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

马休是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风度之人。他和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富家小姐结了婚，他总是按十足的资产阶级风格打扮他自己。

至于萨特，他根本不修边幅，他露面时总是穿着拖鞋，就像他住在高等师范学校似的。

人们看到他们时都露出恐惧的神色。谁也不敢和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屈尊和别人交谈。

萨特首先认识的是马休，那是在国立图书馆，后来通过马休认识了尼赞。马休提到萨特总是崇敬不已。

"他从来未停止过思考。"

"他从早到晚都在思考，他真正是一个众所瞩目的人！"

萨特也很希望自己像伟人青年时代那样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在他的《奇怪战争的记事本》中写道："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年轻的萨特，正像有人说年轻的柏辽兹或少年歌德一样。"

1927年，22岁的萨特又以出色成绩考取文学硕士。师范毕业后，于1929年在教师资格检验中又以第一名的最佳成绩被承认资格。

从那年开始，也就是1929年开始，萨特从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教师，从此走上他的教师生涯，在教学当中，萨特真正走向文学创作之路。

萨特在他的一生当中读过大量的书籍。从儿童时代起，读书就在他的生活中占去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文字、书本就成了他的庇护所。

在拉罗舍尔的那段生活，由暴力和孤独的构成，每逢放假或周末的日子，他的生活就由整天整日的阅读组成，包括读波德莱尔的作品。

阅读在这个时期代表他突出的现实中心。或是别人认为的怪诞行为。或说是古怪情趣的幻觉。这种思想方式决定了他的唯心主义癖好并导源于他当时的信念，他相信可以从书本中了解现实，相信书本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真理，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还相信书本可以揭示光怪陆离的事物中的奥秘。

对他比较有影响的阅读是在他17岁左右，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并且产生一种很明显的印象，觉得阅读文学是向他提供一种秘密，那是一种既超越一般知识，又超越科学知识的有点儿神秘色彩的秘密。

这种思想方式在他身上停留过很长一个时期，直到他认识到文学只是比其他学科更显得"人道主义些的一种活动"才加以改观。因为，文学它并不揭示任何秘密。它是从某种特定的历史阶段出发，来观察世界和人们的全貌的记录。以至在他22岁左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期间，他仍处于一个人文主义时期，认为既然现实是通过书本而为人所知的。那么如果要自己写的话，就要联系现实，揭示出更深刻的有关社会的真理。

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必须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并逐步认识形而上学的实质。萨特把读书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写作的一种手段。以至他今后的岁月里通过读书，来获得他文学思潮创作的源泉。

3、写作

萨特的写作是从小就受外力的影响形成的，较有影响的是他的外祖父查尔斯·施威泽。萨特是在他的鼓动和启发下开始写作的。

查尔斯是个非常谦虚而又求上进的作家。在70多岁的高龄，对法语的迷恋和酷爱仍不减当年。

早在1887年，他就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文学论文是《论德国诗人汉斯·萨克其》。他还专门研究现代语言的方法论。他发表了一部与杰出的英国语文化研究员露易·卡拉米安合著的英国文化史，该书长期用作结业班的教材。

他编写了一系列用于初级、高级学校和初等师范学校的德语、英语教材，还独创了一种语言教学方法，一些公立中学使用了他的《德语直观教学法》和他的《英语直观教学法》。

当外祖父在巴黎的勒戈弗街1号创办语言学院时，外祖父获得了荣誉勋章和一级教育勋章。

查尔斯对他的外孙很自信，并预言说，这个孩子将来也准能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一个出色的作家。

记得有一年初夏，两位女人带他去阿卡桑度假，外祖父因未结束教学工作而未能同行。分别后，她们鼓励萨特写信给他外祖父。于是在母亲的帮助下，萨特第一次写了一封信给外祖父。结果受到了全家人的夸奖。

久而久之，他们祖孙之间彼此的对话和通信所用的词汇渐渐丰富起来，以至使两位女人莫名其妙起来。

有一次，外祖父送给他一份厚礼，一本音韵学词典。他欢喜得成了一位小作家，并决定用亚历山大的格式来改写他不喜欢的寓言故事。最开始改写的是《克希--克希》，他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上"小说札记"。

接着，萨特开始创写他最初的一部童话小说《一只蝴蝶》。描述的内容是：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位探险家，他们三个人同乘一条船，上溯到亚马逊河去采集珍贵的蝴蝶标本的故事。

其主题和故事情节是从五年前的故事中借来的，而后他又不甘心模仿别人的情节，便不断地改换人物和他们的姓名，或增加新的题材。这样才能逐渐地体会到写作的笔触。

为了使他自己能编出许许多多美妙的句子，以及动人的情节。他经常在报刊、杂志上抄袭一些人们想不到的东西。然后，又像"演电影"一样，写出变幻莫测的对话和富有想象力的复杂情节。对于每一个细节他都全力以赴投入想象之中。

萨特的写作热情，很快得到大人们的赞赏。舅舅埃米尔为了让他提高写作效率，送他一架小型打字机，皮佳德夫人还给他买了一个供他参考地理位置、方向的地球仪，母亲安娜·玛丽为他抄稿，由于他常常拼错字而逗得母亲格格地笑弯了腰。但这个顽固的小家伙仍然继续从事他的童话。

要成为一名作家并非易事。萨特毕竟年龄太小，头脑里装的知识并不多，因此在无数次失败中他幼小的心灵感到无比焦虑。

萨特要当一名作家的愿望，查尔斯和安娜·玛丽都很支持，认真地教导他的学习，他们那时的唯一希望就是每天把萨特送回到他的书桌上去，并为他提供一切有利的条件。萨特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学习写作，为他将来成为一名世界著名作家打下坚实的基矗在萨特无法用心写下去的时候，外祖父教他学习用眼睛去观察一切事物。还常说："啊！光有眼睛是不行的，你必须学会运用它们，你知道在莫泊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福楼拜是如何教他的吗？他让他面朝一棵树坐着，给他两小时去描述这棵树。"

这是要他学会观察，只有培养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妙笔生辉。于是他便在吸墨纸、钢琴、时钟以及一张破旧的安乐椅前细心地审视它们，直到完全认识它们才肯善罢甘休。然后再用真实的笔触写出真实的文字来描述真实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自己所要表达的语言，锻炼出自己的写作表达方式。

他最初的写作风格是像《一只蝴蝶》那样稀奇古怪、充满冒险趣味，尤其对巴德南的那些"英雄们的故事"，更是出于一种热爱之情。

两个月后，他被迫要选择高乃依。在勒戈弗街1号5楼的公寓里，他的命运正在被谋划：在歌德和席勒之下，在莫里哀·莱辛和拉·芳登之上，与享利希·海涅和维克多·雨果平起平坐。

卡尔梅米和安娜·玛丽都反复讨论萨特的写作。

没有被英雄主义迷惑的萨特越发感到内心贫乏和失落。

他不能确定自己走上的文学创作道路将来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

那时才9岁的萨特，既是独子又无朋友交往，从来就不曾奢望过孤独终有尽头。他的新小说也因此缺乏新意，无论如何都逃不出过去的风格。然而他又是那种不喜欢讨好读者的作者。他只希望为写作而写作，这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写作。

但外祖父会常常审阅他的作品，有时写了一些不尽适合作家的文笔，就要当心受训。外祖父常把教师的那种唯心主义建立在孩子们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因此他把萨特关起来，不让他接触与写作不关紧的外界。并用具有腐蚀作用的道德强力禁锢他，使得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那张书桌。外祖父认为这样有利于他在写作方面大展鸿图。

由于受到外祖父的管制，他尝到了那长长的寂寞，他孤独也没能交上知心朋友，由此使他很佩服在地牢中用蜡烛包装纸写作的那些无名囚徒。然而却没有接触他们的缘份。他很希望体验这种感觉。在体验中，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此时的母亲看出萨特的心事，更利用一切机会向他描述一些有趣之事，她把自己缺乏的平静、闲暇与和谐带到萨特的生活中，她尽量让他快乐些。

当人类进入五彩缤纷的梦乡时，所有的人都平卧着，而只有萨特昂首挺胸，独上谯楼。只有圣灵才知道他灵魂的创伤，看着那一页页满篇都是用辛酸泪换来的成果。到底是他因为什么而受难深重？还是这项工作的意义重大呢？

他曾读过德·缪塞的作品，知道"最绝望的歌是最可爱的歌"，他已经决定用绝望来捕捉圣灵给予的"美"与"善"。圣灵曾与他多次幽会。并对他说："你会成为作家的！"

带着神圣的许诺，他对一切均不守信用。他开始讨厌痛苦的恋人们，那些小说中说蠢话的假巴德兰，令他晕倒的西哈诺，他愤怒地推开一切障碍，他在屈辱的黑暗中挣扎最后一口气。由于他不能仇恨谁，因此他发怒的目的在于调和，只在于寻求心里的平衡。

这种心理状态一直到上学以后到他的第一部小说发表后才得以改善。

最初萨特的理想是文学创作，而后他却又倾向于哲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主意的呢？

那是在1924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习时，有一位教授，他并不令人满意，他名叫科洛内·德爱斯特里亚。给他们的第一篇写作任务就是写一篇题为《忍耐的感情》的文章。

科洛内说的是"忍耐"。而亨利·柏格森主义的术语中却说的是"绵延"，即把"忍耐"用哲学的语言理解为"绵延"。那么"绵延的感情"比"忍耐的感情"更显得美妙多了。当时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论据》后，被震惊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哲学，美妙极了，人们可以通过它学到许多真理……"。

不论哲学的表面如何，它在实质上则是在描述些有意向性的思想。正是由于这点，使萨特决定研究关于意向性思想的哲学观念。

当时他写的那篇文章《忍耐的感情》，完全是柏格森观点的抄本。虽然他从没有抄袭别人的习惯，但他还是相信柏格森讲的真理和思想观点。其结果科洛内教授给他的文章评分最低。但这件事却使他被哲学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就因此走上研究哲学的道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怎么也不理解怎样才能成为哲学呢？他的女友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直劝他不要在哲学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她说："如果你没有哲学天赋，就别在那方面浪费时间啦！"

但自从他接受柏格森的观点后，哲学成了他的另一条创作道路。尽管他当时还不很清楚哲学和文学间有什么联系，但他觉得有必要从事哲学。他力求在他写的书中，使某些观念彻底改观，他认为哲学是不能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的。哲学必须使用一些专门术语；他还认为哲学是他所做一切事情中起统一作用的因素。

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中，他的全部著作中哲学思想的一致性是其中唯一的统一性所在。

为了深入地研究哲学，1933年萨特在阿伦的帮助下，填写了各种表册和去德国的护照申请。他决定到德国柏林去，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

到了柏林，他阅读了胡塞尔的书，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不过他对胡塞尔的整体思想还不真正了解。

因此，他开始读胡塞尔的《观念》很吃力，为了学习现象学他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次年回到巴黎，重执教鞭，并专心写作。在此由于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直接影响写下了一篇《论自我的超越性》，这篇论文是用德文写成的，1936年发表于《哲学研究》学报上，但在那里他持的观点与胡塞尔相反。这是因为他天生喜好辩论的缘故，其结果使他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或者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思考后才能接受。如，他在意向性意识这个问题上，正是在柏林那段时间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得到这一发现的。

在那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希特勒已上了台，萨特亲眼目睹了柏林纳粹主义的猖獗，不过他那时还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和政治目的。他是一个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资产阶级，更反对纳粹。他的反抗目的只出于怕妨碍和伤害他的道路。对于主张革命救国的共产党是同情的，支持的。但他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和有政治目的的组织。

1935年7月14日下午，从巴士底狱到万森门发生了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是非常有秩序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同萨特也一同到了巴士底狱参观了那次游行。

那里集中了大约有50万人左右，他们高举法国国旗，高唱着，呼喊着。听到的大多是"吊死拉罗克！"

"人民阵线万岁！"当时，示威者的极大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他们强烈的愤慨、恐惧和喜悦之情。但最终他们并未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而只出于旁观者的立场上，因为他们不想密切地卷入政治风坛，至少那时还不是时候。

萨特很喜欢教书，这是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的兴趣。记得他教课的第一天，他坐在校长办公室对过的休息室里等待上他的第一堂课时，一束阳光射进窗子，这道光线透过玻璃，冷冷地给地板涂上了一道金光，他望着这束阳光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个教师了。"

当时萨特的心情很紧张，这是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多年以来，他一直渴望，并且外祖父和母亲也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师。如今如愿以偿能不叫他紧张而又激动吗？

在他教的那个班里只有17个学生，其中有5个是对他教的这门课程不感兴趣者，其他12个是真正感兴趣的，认真听讲的。

结果，萨特在课堂上，讲得非常出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且，他的学生们提问或插话从来不感到受约束，有一种完全的自由感。这就是他的一种出色的教学方式。他反对那种受约束，模式化，或照本说教，命令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使他的学生得到学习的自由。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把学习的气氛大大地提高了。

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学生们发展到无拘无束的程度：在休息的时间里和课外活动时他的学生们不到校园里去花费时间，而在教室里同萨特谈天说地；一些很滑稽的双关语和谜语常常从萨特的嘴里引发出来，惹得学生们捧腹大笑，笑之中便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是萨特最善于发挥的特长之一。这种教学方式很奏效。

本来对教师的前景担心的萨特也变得无比喜欢教书了。

教学对萨特的写作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他完全可以抽出充足的时间来写东西；第二，他还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和文学思潮讲解给他的学生们听，这样对他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有关键的作用，并且他在他们身上吸取很多的创作题材和灵感。

雷哈佛，是法国的港口城市，萨特在那里的一所高中任教，这所学校临近英吉利海峡。

早在雷哈佛的第一年里，萨特患了他所认为的一个称为作家的"文学精神脖。所谓的"精神脖并不是生理上出现神经不正常的那种玻而是指在文学的创作方面出现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写作手法，以及作家的一种反常写作状态。由于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写作东西，不知他为什么这么写？所以统称为"精神脖。

萨特产生这种精神病状态的真正起因有以下三种可能性：其一，他为写《想象力》使用了墨斯卡灵，目的是以便试验并弄清楚幻觉到底是怎么事。

墨斯卡灵，是一个正在用这种药做试验的医生给他的。这种药物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它能引起一种非常愉快的幻觉，这是他在这以前不知道的感觉。

因为他要用这种幻觉去创作他的那部《想象力》。

当时，他是和他的一位好友拉格斯一起试验的，试验后，他们便带着各种不愉快的想象。拉格斯有点阴郁地告诉他："它对我们起的作用太可怕了"。

他第一次接触墨斯卡灵是在一个不太明亮的房间里，里面的所有物体都根据实际的透视变幻着形状：他看见了医生的一只手和一只脚，当他朝这边来时，他感觉医生的手和脚变得越来越粗大起来，而当他离去后却又变得小了。他还看见在挂衣架上挂着一把伞，而在他的印象中它不是一把伞，却是一只蝙蝠；伞布变成了翅膀，随后又出现了一个蝙蝠脖子和一张嘴，它本来就是一把伞而不是蝙蝠，但他却无法控制不把它看作是一只蝙蝠。

在他离开那儿的时候，他也有同样的奇怪的幻觉。

他看到一个男人就像一只癞蛤蟆在大街上跑，还看到一个女人就像一只老鼠在餐厅里转游。

最后，他回到了鲁昂，把他的女友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鞋看成一只大苍蝇，实际上它并不是这样的。

从那时起，后来的事情就根据他所掌握的一定的精神病学原理而变化着。他预言到所有这些事必然把他引向一种慢性的幻觉精神病中去。

其二，是他正在进入成年期，他强烈希望弄明白世界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是什么？他带着成年人的忧虑进入了成年世界的个性危机之中。作为一个人，从社会的意义上讲人与人没有任何亲密关系，完全孤独寂寞，但却希望履行一定的职责和义务，这样的个人变成了异化的人。然而当萨特把所看的一切和知道的个性危机、人类危机归根于社会和世界时，在他的著作中更作出了蔑视人类、低劣、讨厌、仇恨的语言。于是常常会出现那些令人恶心的幻觉，尽管它不代表真实，但那是可以说成是存在的，想象中存在的。这就是他患精神病更深刻原因所在。他不敢相信这种状态将如何存在下去？

最后一个缘由，仍然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幻觉当作一种心理学的自我检验。他想用一种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去看待和想象这个可恶的人类社会的那段时期。

在他患这种精神病期间，他写成了《想象力》并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于众。之后，他写了第一部关于他的病态的小说《恶心》。

《恶心》描写了他实际体验过的一种存在境遇，但并非他本人所亲身经历过的。举例来说，有些事物有着某种特定的直观形式，可以被称为病理学的东西，那就是恶心。他领悟到他的周围的人际"有什么"。

但却没有亲自经历。更多的只是一种在哲学的意义上的表达形式而已。它表达他对世界的一定看法。它并不引起任何像公园里的一棵树的树根一样的特定直觉。

他是通过现实人类社会而得出的结论。它确定是存在的，一种他称之为恶心的那种东西。一个方式，一节树根或一片绿叶，或一个"有"，或一个人都将会存在于恶心之中。

为什么他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一种恶心的存在呢？

这种由于他不能把任何事物推断出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和描述的形态。因为用语言是不能恰到好处地说明这种概念和形态的。但为了把这个事实存在的东西讲清楚，他不得不赋予它一种更加浪漫的形式，把它称之为恶心。

《恶心》标志了他的一种哲学思想的外观的成形。

在这里他描述了阿昆丁那样的生活方式经历过的那种恶心。通过哲学的概念用小说的形式来描述恶心的种种原因。这种写作的方法对他今后的著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以后的大量作品都具有很深奥、很难懂的哲学形式。

在写作《恶心》期间，萨特脸上的表情就是一种不得不描述为恶心的表情。当有些事情不令人满意时，他变得冷冰冰的，但时间不长，大约一刻钟左右。他常咬手指甲，偶尔他会望着教室，经过大约45秒种的沉默之后，他便突然说："看看这人面的海洋，到处看不到一点智慧之光！"

在那时，他还持这样一种观念：他认为艺术作品虽然是想象的，但是它基于某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这件艺术作品成为一个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想象。那么具体的想象，将成为人给予世界的一种新的本质。

紧接着萨特开始短篇小说《墙》的写作。这篇小说是在这样一个境况中写的：那时萨特在巴黎拉昂当教授。有一天，他的一位同事雅克·博斯说他要去西班牙。为此他对萨特说："你去问问尼赞是否有办法让我偷越边境去西班牙？"

这件事还必须秘密地做，但他现在已提得有点太晚了，要偷越边境不是以前那么简单了，因为边境都已禁严了，这个问题应不应当去问一问尼赞呢？萨特在沉静地考虑着，如果他去求尼赞帮助他的朋友去西班牙，就很可能是让他去送死？还是干脆拒绝帮助他呢？

不知什么原因，萨特还是带着怀疑终于去问了尼赞。尼赞当时已参加了共产党，对于政治问题他很清楚，他没有答应帮助他的朋友偷越边境。因为萨特的朋友如果这时想偷越边境就等于白白断送性命。

萨特听了尼赞的一番解释后，回到家里突然想起他以前的学生，22岁的雅克在战乱中被打死。于是他写了一部诱人深思的著作《墙》，这部作品描写几个被德军抓获的无辜之人。这部作品在1939年发表于纪德主编的《新法兰西评论》上。

在1940年萨特35周岁生日那一天，在罗兰莫名其妙地被纳粹主义德军俘虏。大致原因可能是由于他的写作激怒了德国人。

一直反对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萨特，很愿意在德军的战俘营里同教士接触。这些教士真可以称得上杰出的人物。萨特很想同那些与灵魂打交道的人，及思考发生在"灵魂领域里"的问题的人建立友好的关系，把他们当成最好的朋友。

起初他被分派到医务室，在那儿他完全无事可做，但是在那儿工作的某个人要把他派到那儿工作的，萨特只能在那儿干。后来，他又被某个人派到艺术家和演员的营房里。在那儿，他们的工作是使战俘们在星期天娱乐一下。

在那营房里,他写了一些剧本,其中有一部叫《巴里奥纳》的剧本，还在战俘营上演了，于是在战俘营中他受到人们的赞赏。人们把他作为一个杰出人物看待。

但萨特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杰出者同杰出者的关系，而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一种真诚的没有暇疵的关系，日日夜夜，他们互相见面，坦率地交谈，像完全没有界线的人一样。这时，萨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得以全面消散。

然而作为一个战俘的经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新经历，它把萨特置于从前他从未了解过的境遇和关系之中。

当他从战俘营里回来时，他的头脑被教化了，用实践的语言说，就是他参加了真正的"抵抗运动"。

这是他在思想上承担政治义务的开端。其目标就是抵抗和颠覆占领他们的国家和统治人们的纳粹。

在这期间，他阅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每周三次向他的教士朋友解释海德格尔的哲学，再加上自己的《普赛克》一书的继续，这是他以前写过的书。

他的哲学力作《存在与虚无》受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引用许多哲学的原理，以至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在此初步形成。

法国在1944年至1945年处于被纳粹主义占领的局势。当时法国的国民经济处于零点。但他们的文学界有过出于政治目的的文学投资。但萨特和其他一些和他一样的人，在政治上没有听从命令。他们不拥护国民所感兴趣的看法，因此人们读他们的书时就会说："这就是你们的所谓文学输出的东西，我的上帝，真是糟透了！"

然而有些习惯于两边倒的人，他们背叛了萨特，歪曲了他所说过的一切，企图用它们来反对他，攻击他，并写了一些说他是个走入歧途者的辱骂性的文章。

譬如，在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法兰西周报》上，通栏大标题写道："巴黎丑闻"。

评价萨特是个"深奥的哲学家，《恶心》的作者，喜欢丑闻的戏剧家"。

许多的公众报刊也公开抨击他，辱骂他的人格。

在占领期间，不论共产主义者，或是戴高乐主义者，像这样的人们都卷入了某个政党，尽管他们并未轻而易举地完全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他们仍然感到在历史上他们确实只有一个共同的选择目标--同纳粹作战。因此在这一特定的问题上，他们对有关的问题有进行写作的必要。

随后的日子，萨特写了一些有关政治目的的文章和作品，但发表的却很少。

1944年，39岁的萨特教授被杜林先生邀请在萨柏尔纳德剧院讲戏剧史。

当时，在杜林的推动和指导下，德·拉·阿德利尔剧院成了法国优秀实验剧院。为了扩大他的讲授课程范围，他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戏剧史方面的知识。所以请萨特去当戏剧史的教授。萨特当时也很乐意去任教了。

就在这段时光，他创写了几部剧本《苍蝇》、《无路可通》等，其中《苍蝇》是为他同居大半生的情妇西蒙娜·德·波伏娃而写的。当时她也已是法国杰出的女作家。这些剧本绝大部分对抵抗含有的深刻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上演《苍蝇》一剧时，还要经过 C·N·E民族委员会，C·N·R民族抵抗委员会，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的同意。同时还要经德国检查官恩准。

结果《苍蝇》上演后，在《文学新闻报》上有人发表了一篇评论萨特的折衷文章，还揭示了他要传达的指意。而后马洛斯在巴西对他也提出同样的指责。

萨特为了唤起法国人抵抗运动，他在群众面前公开演说："我们从来没有在德国人的统治下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我们是政治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枯燥的现象，就是我们真正的形象。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正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了；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我们斗争的经常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们叫作人的状况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是在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们是指四年来，在每一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

"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处身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由问题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

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感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死亡的能力。

"在地下活动的战斗的人们，由于他们斗争的条件，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他们并不是像战士那样公开地战斗，他们独自在一切环境中，他们独自被追捕和逮捕。当他们被捕时，他们是没有保护的，独自面临着拷打，拷问者们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保养得很好，并且衣冠楚楚动人。他们完全蔑视地看着这个悲惨的人，他们的沾沾自喜的良心与权力地位的结合，使得正义似乎是在他们的那一边。

"我们却是很孤独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只帮忙的手，然而，在这个孤独的深处，他人存在着，所有的他人，所有正在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一个字，说出一个关键的字可以使十个或100个人被捕，难道这不是完全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自由在完全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幽灵和鲜血之中，一个共和国诞生了，这是强大的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就如同他同样知道只能依赖自己；每个人在他的孤独中都知道他的任务和他的历史责任。他们每个人都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努力中自由地和不可换回地成为他自己。

通过在自由中选择自己，他也就在所有的事情中选择真理。每个法国人在每一刻都必须占领并证实这个共和国--没有机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的共和国--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玩忽职守。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这个未来的共和国--不是幽灵，而是灵光--将按照白天的样子保持这个沉默的、黑暗的国度的严正美德，难道有人能够隐匿这种希望吗？……"法国获解放以后，抵抗战士掌握了大权，萨特和波伏娃也都属于胜利为其展示了未来的一类人。政治成了家常便饭。人们的生活日益安稳、幸福。这种陶醉很快就被新闻报道击碎了。每天的广播、报纸唤醒人们对占领期间恐怖日子的回忆……萨特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思索道德的时期。

4、存在主义

1945年，萨特和波伏娃同莱里、梅洛·蓬蒂、加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给世界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于是他们商议一起创办一个杂志，这就是不久闻名世界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的编辑部几乎聚集了新法兰西所有最活跃的力量。莫里斯·梅洛·蓬蒂任该杂志的总编和政治负责人。从伦敦的自由法国区返回巴黎来的雷蒙·阿龙是当时任新闻部长的安德烈·马尔曼的顾问，他还是编辑部成员。《战斗报》的原三位负责人之一阿尔贝·奥利维耶也加入了《现代》编辑部。萨特的女友波伏娃负责纸张问题，他自己是副编、新闻记者。

第一期《现代》杂志报于1945年10月15日出版。萨特在这一期上阐述了他介入文学的思想和作家的革命作用，这一种思想使某些知识分子感到惊愕。萨特在《境况》第2卷中写道："人在生前被当作一个公共纪念碑并不令人愉快"。波伏娃也发现："我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果然第1期《现代》获得了巨大成功，从此《现代》杂志也一炮打响。

一位评论家注意到，在同一星期内，萨特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上演，同时，萨特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并在《现代》杂志第1期上出版了。

存在主义，这个无人理解的词，成了最为时髦的一个字眼。萨特即将成为这一哲学的大师。这一哲学像涨潮似地从四面八方渗透到巴黎的生活中，最出乎意料的所有角落之中。因为所有的人可以通过《现代》看到这种新思想的出现。

存在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名言来定义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本身无法证明，它在哪里就在哪里，它作用于意识。为了证明人的存在，赋予人的生活一种意义，"不抱任何目的出生"的人只能依靠自己。当然，这个有被置于一个由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构成的总和中，这种总和确定了他的处境。当然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亲自经历，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自我完成生来就存在的意义。

在萨特和波伏娃看来，人被交给了他自己，就不可能希冀任何上帝和任何现成思想理论的救助，由此导致了"忧虑"。它就是"我们全面深刻地对责任感"。

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在行使自由的同时承担这个责任。

一个人一旦固守传统、理论、系统、观念，他就成了一个"混蛋"，他拒绝自觉地接受他的现状，他没有接受的诚意。只有真诚的行动才能去接受他的现状，并在行动中超越现状。他的行动一旦完成，他也就无可挽回地为自己下了定义："人是自我完善的"。

"人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变成的"。他不停地面对新的选择，因为生活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萨特他们对人的存在论。

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不像受宗教影响的加布里耶·马尔塞勒的存在主义为人理解。马尔塞勒把上帝的存在这个价值的源泉，与人的自由调和在一起。

而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就夹杂了赶时髦的成分。

不久，法国的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了。社会中出现了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运动衫，存在主义长头发，存在主义地下室舞厅和酒吧间，人们在那里跳舞，喝酒，唱存在主义歌曲，格雷高是一位存在主义女歌手，穆鲁迪被称作存在主义演员、歌手、小说、继承者都是存在主义。

萨特成为这个"冒失人王国中的国王"，波伏娃是"王后"。这个国王只存在于爱开玩笑的记者和喜欢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的想象中。摄影记者对萨特和波伏娃纠缠不休，人们在街上尾随他们，向他们索要照片。

有关萨特和波伏娃的舆论与日俱增，毁誉不一，他们只好接受这种引起纷纷议论的荣誉。

什么是存在主义？就是一个人感到恶心、厌倦、彻底摆脱了存在的义务，并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的那种欢乐。

萨特和波伏娃奉献给从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的公众的哲学，是要使公众接受其现状，并战胜1939年至1945年间世界所蒙受的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包括对战争的厌倦、厌恶，对万恶的集中营的披露引起震惊和被占领时的屈辱。

在这种精神创伤中灾祸接踵而至，简直使人觉得这些灾祸永远也不会消失了，饥荒、奴役、酷刑、专制暴政、屠杀、告密。世人良心上负疚累累，记忆中恶梦重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出现了，它似一股台风驱散了迷雾，吹走了疫气，消除了毒素，使人们的生活重新恢复了正常。它把在五年里使世界一败涂地的魔鬼赶走了。敢于正视厌恶的心理，并在接受它的同时战胜它。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应该引起对抗人类状况的荒诞性，敢于把它看成既非强加，亦非命中注定和最终不变的，人是自由的，负有责任的，能够超越过去的行为，能够使"善"获胜。对于许多善良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创新。

存在主义的诞生一方面激起天主教徒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憎恨。对存在主义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家们攻击其存在的原理，文学家们攻击其美学。他们指责存在主义使年青一代非道德化，同时又指责它是寂静主义，指责存在主义是悲惨主义，是堕落的。

这是那些攻击者们不理解存在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和存在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于习惯于以阶级、等级，或根据宗教传统进行思考的公众来说是太难理解了。"真诚"的概念是抛弃一切谎言、借口，一切幻想，一切恶意，一切正当不正当的理由，更使他们胆怯。

且说在占领时期，位于塞纳街、圣父街、参议院和太妃街之间的这个区住的几乎都是外省人。使得大批知名作家和梦想成名作家的人，及艺术家、电影工作者、演员云集到咖啡馆里来，利浦、花神咖啡馆、皇家桥酒吧、雅克街的绿色酒吧都是知识分子以及本区的几个政客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咖啡酒吧保持着一种古香古色的风貌，顾客也都是本地人。

解放不久，这个沉睡的区苏醒过来了。它成了年青一代的活动区。成千上万的格子衬衫，小裤管裤子，横条纹短袜和篮球鞋--新奇的服饰--出现在巴黎街头。人们很便宜地买到这些东西。只需把头发剪成美国兵一样的短发，一种新外型就诞生了。女孩子们穿黑色对折短裙，黑色紧身衫，根据朱莉亚特·格雷柯的发明蓄长而平的发型。

在雅各大街的绿色酒吧，一群人抱怨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喝上一杯酒的地方，跳跳舞。在这群人中，有刚获得瓦莱里诗歌奖的安娜-玛丽·加托利，与她形影不离的女朋友，朱莉亚特·格雷柯，未来的电影艺术家亚力山大·阿斯吕克，年轻的喜剧演员马克·多莱尼茨，还有一些年轻演员和年轻画家。

绿色酒吧的老板为他的顾客们开辟了一个他们所寻求的角落：酒吧的地窖。当朱莉亚特·格雷柯，安娜-玛丽·加托利，亚力山大·阿斯吕克走进这个用来放杂物的地下室时，看见房梁上写着："塔布"两个字。使馆的年轻参赞弗雷德里克·肖沃鲁是聚会的资助人，海军司令的侄子罗伯尔·奥布瓦诺负责看门。

社会部长克里斯蒂昂·比诺的儿子阿兰·凯尔西成了钢琴演奏员。他用钢琴演奏爵士乐，钢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进地窖的，他们把地窖改成一个酒吧，靠透进来的光照亮，倒不是喜欢昏暗，而是为了尽量少花钱。高脚圆凳高低不平，软垫长凳在黑暗中还算过得去。加托利，格雷柯和多莱尼茨被推选负责饮料，饮料只有可口-罗姆酒。"塔布"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它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晚上10点，朋友们走进地窖，涌入狭窄的小通道，跳起快速的爵士舞。博里斯·维昂同他的两个兄弟组成一个乐队用小号演奏。

不久，全巴黎的知识界都到太妃街33号的地窖中去冒险。在那里可以看见格雷诺·梅洛-蓬蒂、加缪、勒马商以及画家、音乐家，都相聚在此，一大群摄影师慕名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格雷柯、加托利、多莱尼茨的三重奏成心要把地下酒吧搞成一个闹哄哄的地方。

"塔布"出了名，颇有名气的《星期六晚报》周刊的主编派了一名记者前去采访，记者在两三个"塔布"常客的帮助下，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1947年5月3日，"塔布"简直被传奇化了，它的成员们都成了"存在主义者"。

博里斯·维昂在他的著作《圣日耳曼·德佩的体力劳动者》中证实，对这个区的大肆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让·保罗·萨特的著名文学作品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人们不再把他们俩分开，有关他俩的传奇越来越多，圣日耳曼·德佩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存在主义地窖"开始增多，年青人在那里跳舞，自称是"地窖老鼠"，让·保罗·萨特被封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被称为存在主义圣母。一个很多人都不懂的哲学概念被与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混在一起了。法国和外国报纸上也讲得含混不清。"存在主义地窖里尽是奇怪好斗的狂饮乱舞"，《新闻》报这样写道。《洛桑报》谴责"塔布"的常客："塔布……实际上是一支乐队，20对男女，一群抽搐的有气无力的人，在一块三平米的空间里跳舞。毫无价值，令人恶心。有人称此为：'存在主义'。'塔布'里的年青人为他们的恶心发生了兴趣：'这是巴黎下层的年轻人，那里是仇恨、妒忌、愚蠢以及最庸俗的性欲的集中体现。这就是存在主义的面目。"报上出现了最矛盾的标题，"圣日耳曼·德佩的两性关系太过分了"，或"伊义多尔·伊苏想在巴黎最贞洁的区圣日耳曼·德佩做爱"，或"存在主义内部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发生，是令人反感的"。这是一场可笑的轶事的竞赛。一个记者说他的女佣人在清扫他的办公室时竟向他借《自由之路》。"见鬼去吧，存在主义者！"成了一句时髦的骂人话。还有什么存在主义画，存在主义政治经济，存在主义帽子。

萨特和波伏娃性喜美食是尽人皆知的，他们喜爱的东西：猪肉食品，腌酸菜，炸牛排，奶酪，成了存在主义的闻名小吃。人们重复着作者们的话。诗人雷翁-保尔·法尔格声称："这是一钱不值的哲学！"

伊夫·岗东说："存在主义是废物主义。"左派与右派都把存在主义视为一种有害的哲学，认为它抛弃了生活的欢乐，推翻了一切价值系统。

安德烈·纪德看到自己的青年人导师的角色被取代，大为恼火。加布里耶·马赛尔，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举行了一个题为"从布痕瓦尔德到让-保罗·萨特的堕落的技巧"讲座。有人说："萨特公司依靠广告控制了文学市场，荒诞的卡车队每天满载存在主义的产品出发。他们用他们的'无烟煤'充斥着国外市常书店的橱窗里，报纸的头版上，公共大厅里，'无烟煤'比比皆是，堆积如山，这是多好的买卖。"

"对于那些不是这个社团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保密的哲学"，另一位记者这样写道，他认为存在主义的成功得力于缺乏教养、胆怯和破坏句法。人们放心地撰文，那只不过是诞生在咖啡馆长凳上的装作艺术家的人的游戏，在咖啡馆中，未来的洛可丁们面对他们的咖啡杯第一次感到了恶心。保尔·居特在《费加罗报》上声称"存在主义是圣日耳曼·德佩花神咖啡馆里，圣·伯努瓦街和雅各伯街中流传的一个词"。

他以一种奇怪的杂乱无章的方式提出："存在主义的先驱是：康德、巴斯卡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克尔凯歌尔、谢林、加布里耶·马塞尔……"。"一种抽象的哲学被冠以存在主义的粗俗名字"。

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然而谁是存在主义者呢？

"首先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士。她有特殊的历史才能，她住在路易斯安娜旅馆5号房间。她也是一位老师。她留着大学生似的发辫，有一对闪闪发亮的美丽的黑眼睛。"这是一个记者说的。

"她写小说、哲学著作和剧本。《白吃饭的嘴巴》目前正在巴黎上演。一位素不相识的名叫雷隆的人为了排演该剧给她送了10万法郎，她接受了。这人是一个骗子。几天之后，警察敲开了路易斯安娜旅馆5号的门，前来逮捕《白吃饭的嘴巴》的作者。当时警察看见一床被单在晃动，结果很奇怪地从被单下发现了萨特先生。"

一年之后，人们还是在这个《费加罗报》报上看到："存在主义，有人告诉我们，垄断了伽里玛出版社，它拥有《现代》月刊，它的首领让·保罗·萨特先生，以一部叫作《伤寒》的影片占领电影院之前，已经夺取了两个剧院。魏尔伦剧院在上演《禁闭》，安托万剧院上演《毕恭毕敬的妓女》、《死无葬身之地》，令人恐怖。每当晚上，总有些观众感到不好受，有人叫喊，有人摔门而去。舞台上回响着受保安队刑法折磨的抵抗战士痛苦的吼叫声。萨特先生只想记住世界可怕又痛苦的一面"，等等，这篇文章的插图是一幅占了三个版面的漫画。画面上是萨特倚在皇家桥酒吧的桌边，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一张桌旁写作。

萨特和波伏娃以及他们的朋友很少去夜总会，但经常去一些酒吧，他们有时喝多了，就发酒疯，雅克-洛朗·博斯特攻击所谓的敌手，萨特变得好斗，拒绝别人用小车送他回家。一天晚上，柯埃斯莱尔把一辆出租车的车门摔碰到加缪的脸上，加缪用青肿的眼睛瞪了他一眼，加缪喝多了爱发脾气。柯埃斯莱尔想勾引波伏娃，而萨特对他的妻子产生了兴趣，对米雪尔·维昂怀有"狂热的爱"，同她拉手散步，后面跟着博里斯·维昂；波伏娃对柯埃斯莱尔有过很短暂的爱情，她把他们的爱慕写进了《女客》。

这个团体互相帮助，阿尔贝·加缪负责伽里玛出版社的《希望》丛书，出版波伏娃朋友的书：他的丛书第一本小说署名维奥莱特·勒吕克，书名是《窒息》，接着又出了一本雅克-洛朗·博斯特的小说《最后的职业》以及柯莱特·欧第的《人们扮演失败者》。萨特、波伏娃、加缪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最受欢迎而又被评论最多，遭受的诋毁也最多，他们后来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导师，有人热爱他们，有人仇恨他们，人们谈论的都是他们。

萨特的继父死于1945年，由于母亲害怕再次享受到孤独的捉弄，在令人悲叹的波余帕特买了一幢房子和她的儿子萨特住在一起。

从那时开始萨特退出了教师生涯，不再担任教授，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这种职业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这时他创作了小说《自由之路》，并在周年出版了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册《理性时代》，第二册《缓刑》。

作为《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的特派记者。萨特赴美国大学进行巡回讲演。战后接触，交流重新开始，美国十分渴望了解法国知识界发起的运动。人们往往把同情的目光投向法国，法国，那正是人们企盼得到新思想的地方。在那儿，萨特的讲演一个接一个。

他的工作几乎天天都是：撰写文章、接受采访、举办讲座，同时还要继续写作。他的周围被记者包围了。

一个个问题扑面而来，什么是存在主义？……纽约的繁华使萨特着迷，他看得眼花缭乱，如同中西部的农场主初到纽约一样。他跑遍了整个布鲁克林区、曼哈顿使他大开眼界。他时而在这家杂货店饮一杯桔汁，时而在那家杂货店喝一杯可口可乐。时而又在酒吧喝一杯威士忌。所到之处，人们围着他要他谈谈他的生活。他还结识了托洛斯基的秘书贝尔尼·伍尔夫，后者向他讲述了1940年托洛斯基被暗杀时的情况。而此竟成了他写《脏手》的主题。1947年1月25日，波伏娃也登机赴美。在《纽约人》报上专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欢迎这位"漂亮的存在主义者"访美，称她为"让-保罗·萨特的志同道合的女伴"。在普林顿大学，波伏娃的法语讲演使与会者听得出神："作家应当介入生活，应当有所选择，应当有责任感。因为，作家是自由的"。4月15日，她来到史密斯学院，参加关于"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波伏娃已经开始了她《第二性》的撰写工作。后来这部《第二性》成为世界人们公认的著作。

在美国，萨特堕入爱河，那个情人叫多罗莱斯，是一位女演员。战前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过，波伏娃曾在大圆顶的歌剧院欣赏过她的表演，她格外引人注目，战争开始后，她跑到美国，成为安德烈·布勒东的情人。后来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医生。萨特在纽约撩起了她的爱情。她决定离婚。萨特很爱她，但他不想打乱他人的生活平衡。多罗莱斯则企图独占情常她从美国给萨特打电话，说她要来巴黎。她果真来了。

萨特既要从缠绵的爱中抢救出几个小时来工作，又不想让波伏娃与多罗莱斯接触。

这样，萨特和波伏娃搬到巴黎城郊的御港附近居住，在那里可以平静地工作。萨特有时在巴黎和多罗莱斯过夜。其余的夜晚，多罗莱斯常常哭泣着给萨特和波伏娃打电话，萨特终于让步了。末了，萨特陪多罗莱斯到达勒阿弗尔，她在那儿启程回美国。然而，生活的温情却迟迟才恢复过来，萨特和波伏娃都变得沉默寡言。后来，波伏娃给美国的情人阿格林挂了个电话，去了美国与他同居。他要求波伏娃永远留在他的身边。他还不了解萨特和波伏娃的所签条约的力量，他被波伏娃的拒绝弄得恼羞成怒。

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意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默契。

他们把事业放在首位，他们偶尔也堕入情网，对方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求结婚。但他们在一种契约爱情中有特许的自由，这种特许的自由，被萨特和波伏娃称之为"某种忠实性"的"忠实性"。这种契约爱情不管事过境迁，还有其他多种类的爱，也不愿意自我消亡，它仍吸引凝聚着有情之人。

1948年，法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同一天，萨特参加了由大卫·鲁塞、让·卢和乔治·阿特曼创立的革命民主联盟。萨特认为，革命民主联盟能够吸引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是从这些阶层中吸收党员的，因此萨特成了他们的直接争夺对象。

《现代》杂志编辑部与共产党不太相和。在联合国就前苏联劳改营里的苦役作出公开评价后，萨特和梅洛-蓬蒂在一篇署有他俩名字的社论中，谴责共产党人没有诚意："当一个未满20岁的公民被关在劳改营时，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然而同时使共产党人和梵蒂冈反感的《第二性》的被指责；艾尔莎·特丽奥莱对《第二性》发起了进攻；共产党作家还诽谤了布勒东、加缪和萨特的"资产阶级文学"。

几个星期后，前苏联都在与赫拉普钦科争讼。大批证人发了言，他们的证词道出了事实真相：劳改营的生活。"我们开始寻思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是否配得上叫做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萨特辞去了革命民主联盟的职务。因为这场运动满足了"一个抽象的需要，却未能满足真正的需要"。

5、政治旅行

1949年春天，根据在黑非洲专门研究人种志的朋友米歇尔·莱利斯的建议，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去非洲，这次旅行中，他们从阿尔及尔到了霍加尔，然后去了果阿、廷巴克图、博博迪乌拉索、巴马科，最后抵达象牙海岸。象牙海岸笼罩在恐怖之中：移殖民企图废除1947年通过的取消苦役的乌弗埃法案。

在萨特和波伏娃看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政治旅行"。他们打算同非洲民主联盟接触，了解情况，然后在《现代》杂志上把事实公诸于世。但这次政治旅行却失败了。他们除了看到那里的非洲生活，剩下的是疲劳，至于政治方面一无所获。

回到巴黎后，人们陷入真正的恐慌中。原来，朝鲜战争开始了，他们认为中国将进攻福尔莫日，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来不可避免了。在那里，人们纷纷涌向杂货店，排队抢购食品，以便贮存起来，因为大家预计红军可能占领法国。但萨特认为战争如果爆发的话，几年前就已经爆发了。所以，他怂恿波伏娃启程赴美看望她的情人阿格林。但他心里却沮丧透了。当时，他同多罗莱斯争吵了无数次，最后断绝了往来。

1951年，《现代》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分道扬镳。莫里斯·梅洛-蓬蒂首先离开他们。他认为民主联盟起初可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却遭到了共产党人到戴高乐派的所有党派的抨击。于是弗朗西斯·让松成了《现代》杂志的主编。接着，在1952年5月，加缪跟萨特等人的关系也告破裂。

加缪于1951年8月出版的《反抗者》一书，使《现代》杂志编委会陷入了混乱之中。阿尔贝·加缪在这本书中采取了与萨特等人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立常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在《费加罗文学》报看来，加缪写了一部当代最伟大的著作。《世界》报认为，二战以来，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有类似价值的书。《法兰西行动》的机关报，从这部书中发现了恢复民族主义，甚至回归上帝的思想。

在《现代》杂志编辑部，每逢召开编委会时，波伏娃提醒道："别忘了咱们该分析加缪的作品了？而所有的编辑成员都说加缪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论述的东西连他自己都没弄懂。一天，萨特和波伏娃在圣·苏尔比斯广场咖啡馆时，加缪也走过来，向他们谈论他的《反抗者》，以为他们喜欢这本书。当时，萨特和波伏娃十分尴尬，不敢直言相告他们的想法，因为加缪毕竟是老朋友了，而且在过去很长时期中，他们曾非常钦佩他。

最后，由弗朗西斯·让松负责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对加缪的看法。文章结尾处写道："《反抗者》首先是一部不成功的大作。"加缪被萨特等人的否定弄得心烦意乱。后来，他和萨特中断了友谊，萨特很后悔，因为在他看来，加缪曾是个"作品、行动、自身相结合的奇妙整体"。

从1953年开始，政治把萨特深深吸引住了，他忘我地工作，劳累过度，他从未写过这么多的文章，参加过这么多的会议。他参加了全国作协，而且担任了苏法协会副主席职务。萨特和波伏娃两人的生活已经完全起了变化，他们各自的爱情虽不曾使他们分手，但政治分歧却可能造成这一不幸。他们同甘共苦已经很久了，会不会分道扬镳呢？波伏娃担心同萨特的默契会受到损害，然而她还是希望能继续保持下去。

1954年10月，艾尔莎·特丽奥莱邀请萨特和波伏娃去荷兰参加东西方作家会晤，会议结束后，萨特应邀访问莫斯科。5月，博斯特告诉波伏娃，萨特住进了莫斯科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她心里有一种不安宁的可怕的恐慌。

萨特回到法国后，便同米歇尔·维昂动身去意大利，他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精力不集中。于是波伏娃决定由她带萨特去阿尔萨斯、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到达斯特拉斯堡的那天，病情有所好转时，萨特便又写作起来。

1955年2月20日，萨特在一次有法国人和前苏联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了一番简短的讲话，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6月，他的戏剧《涅克拉索夫》首次公演，受到共产党人的热情欢迎。萨特被邀请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运动代表大会。波伏娃也陪伴着他。当时，就连夏尔·戴高乐也开始接近前苏联了。

萨特和波伏娃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准备到中国旅行几个月；此外他们还打算回国时在莫斯科逗留一个星期。

1955年9月6日，他们抵达北京。对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至于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只有几个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才知道。

中国政府邀请他们来访，是为了让他们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进步。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像往常一样漫步在北京、上海、沈阳的街头。对中国的城市和居民有了许多了解，懂得了什么是不发达国家以及6亿人口的贫困。昨天，中国人还忍受着长期营养不良、流行疾病以及儿童早夭的痛苦，可今天，已经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衣服，并且有得吃和住，萨特和波伏娃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经验做了比较，深为历次变革的务实精神所震惊，比如说，人们没有根据平等的原则消除仆人存在的条件，而是让他们得到体面的报酬。艰苦朴素和自力更生已蔚然成风，无论是新的政界要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都发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

萨特曾经计划写一部关于中国之行的长篇论著，但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不过，在他的《现代》杂志上还出了一期专号，标题是《中国今昔》。波伏娃写了一篇题为《长征》的文章。

萨特和波伏娃离开中国后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星期。

1955年正是莫斯科全面发展的时期，卡车、推土机、起重机布满了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像在那时中国那样背着土筐子。他们曾经被一些前苏联作家邀去吃午饭，午饭备有充足的下酒菜：1/4只烧羊以及许多盛在大盘子里的菜肴。俄国人把所有的16瓶酒都喝干了，脸色却丝毫未改。萨特好不容易才做到"神态清醒地谈论"批评作用，而波伏娃则早已满面通红了。

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写了几篇文章，还多次接受记者采访并在电台上发表讲话。

回到巴黎后，萨特又爱上了克洛德·朗兹曼的妹妹埃维丽娜·莱伊。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演员，在盖斯特中央剧团工作。她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巴黎上演契诃夫的《三姊妹》。在萨特的建议下,她取代了埃斯黛尔在《间隔》中扮演角色，又在阿达莫夫的《乒乓球》中饰演角色并上了电视。她在政治上也投身于极左的一方。她对萨特的爱很深。

1956年伊始，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试图在法国实现的左派统一 。"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人抱有好感，而共产党人则忠实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

萨特为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动，他非常喜欢意大利的左派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面广大。

然而这一年的世界潮流使萨特很少有机会悠然自得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和波伏娃被下面这条新闻惊得目瞪口呆："前苏联坦克驶入布达佩斯，抗暴者与俄国人发生战斗。"

萨特曾经做过许多努力表明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如今只好大杯大杯地喝着威士忌酒以克制心中的惶恐不安。

纳赛尔不久前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整个夏天法国和英国都在准备战争；人们预计英法联军随时都有可能在埃及登陆。

国际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安。11月8日，萨特签署了《反对苏联入侵的宣言》。《现代》杂志出版了一期关于波兰问题的专号，第二年1月又出版了一期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专号。他始终都在为编纂杂志积极地工作着。

在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悲剧事件当中，最使萨特感到痛苦并引起他最大反感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

他坚信阿尔及利亚终将获得独立。《现代》杂志发出呼吁：阿尔及利亚人民应该获得独立，并且认为只有民族解放阵线才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代表。萨特的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在左派当中区分谁是真正的盟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当上法国总理之后，在左派当中分离出了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新派别，他的支持者是让-雅克·塞尔旺-施莱伯和《快报》。《现代》杂志并不承认孟戴斯·费朗斯是左派的代表，关于这一点，波伏娃在《人道报》上发表过声明。她认为支持孟戴斯·费朗斯的左派是与真正的左派相对立的。

早在1955年，《现代》杂志就曾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指出，孟戴斯·弗朗斯的拥护者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思想正在朝右转。并认为右派思想已经过时，它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理想。

雷蒙·阿龙在《费加罗报》的文学版上对此进行了攻击："聪明人的蠢话总是那么令人开心，有时还会给以教益。波伏娃女士关于右派思想的论述从总体上看，就是这样一篇最最令人吃惊的蠢话……"。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哲学家们的鸿沟变得不可收拾。

1958年5月13日，弗林姆兰组阁的消息传来，在阿尔及尔引起了一场骚乱，救国委员会也随之成立。5月28日，弗林姆兰辞职，5月29日，戈蒂总统向"最负盛名的法国人"戴高乐将军求援。

5月30日萨特和波伏娃一致决定参加反对戴高乐的示威游行。他们同乘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勒伊-狄德罗地铁站门口，不一会儿，波伏娃全家和布匹装饰车间的所有员工，以及《现代》杂志的办公人员和撰稿人都从里面涌出来。波伏娃和萨特走在写着"人权"字样的旗帜后面，用高昂的嗓子唱起了《马赛曲》和《出征歌》。游行的人群一面走一面齐声高喊着"为了民族"、"为了共产国"等口号。

第二天，他们决定和十四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一起上街游行，于是在塞弗勒大街与巴比伦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成了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人们互相致意，互相问好。共产党人和车队也出现了，萨特又一次唱起了《马赛曲》。

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第五共和国诞生了。萨特和他的知识分子们的左翼联盟从失败中醒悟过来，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不满现状的人们一边。9月4日，正当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他又参加了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萨特由于拼命地工作，从意大利回来时已经筋疲力竭，并且发高烧。他为了给《快报》赶写一篇文章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然后便去一个集会发表演讲。

不久波伏娃拿到文章后进行了修改，使《快报》及时收到署名有让-保罗·萨特名字的《群蛙想要一个国王》。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是针对那些迷信大人物的妇女的。

"许多离群索居、被世人抛弃的妇女都把自己的怨恨指向整个人类，凡是和人有关的东西都令她们感到厌恶，她们所喜爱的是狗和超人。"

文章还号召人们都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果今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对公民投票漠不关心，如果他们对总统和立法团各自的权力不闻不问，这就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能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放在投票箱里的选票可以对别人发生影响，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是对他的自由的最完整的肯定。"

萨特原以为投赞成票的人只会是微弱的多数，没想到80%的法国人同意修改宪法。因此,波伏娃为此哭成一团，萨特自己也病倒了。他感到头剧烈疼痛，写出来的字也变得十分潦草。他性情变得暴躁，时不时便突然发脾气。当波伏娃劝他休息时，他便"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粗暴态度"回报她。他写了一个题为《阿尔托纳的幽禁者》的剧本。波伏娃认为剧本没有体现他所要表现的主题。于是萨特便开始重新构思。波伏娃把《阿尔托纳的幽禁者》的首次公演一直推迟到秋天，在此期间，她发现萨特和米歇尔·莱里在一起谈论安眠药、镇静剂和兴奋剂，这使她大为震惊。

1960年的不吉利开始了。一天，萨特呆在房间里，突然听到电话铃响。朗兹曼在电话中告诉他，加缪刚刚在一次车祸中死了。那是1月4日。加缪当时乘车同米歇尔·伽里玛以及雅妮娜·伽里玛和她的女儿阿娜在从南方回巴黎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当时米歇尔坐在驾驶台上，加缪在他的身边，那两个女人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明明是笔直的道路，雅妮娜却觉得汽车猛地拐了一下，……她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农田里，流了很多血。至于加缪，他则被抛到汽车的后玻璃上，头和脖子都被撞得粉碎，当时就死了。事后各报的头版头条都刊登着加缪的照片。波伏娃望着加缪的遗像，眼睛都要哭瞎了。萨特也不好受。

1月7日，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颂扬加缪的文章："他逆历史而动，是这种悠久的道德主义传统在本世纪的现时继承人，他的作品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具有独创性的组成部分，虽然他那固执、狭隘、纯粹、刻板以及感情用事的人道主义，很难战胜当今世界众多的丑恶现象，但在反对不择手段的权变家以及实用主义对金钱的崇拜上，他那顽强的拒绝态度反而对我们时代的道德行为的存在做了重新肯定。"

总之，朋友们的相继去世使萨特对法国失去了兴趣，更何况法国的政治更使他感到厌恶。就在这时，古巴《革命报》的主编弗朗基邀请他和波伏娃去哈瓦那看看年轻革命的发展过程。这股从古巴吹来的希望之风重新唤起他们投身未来的渴望。

在古巴的哈瓦那，萨特和波伏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被人群、鲜花、欢呼声以及大群的记者包围着。人们向他们提出了许多涉及到抽象绘画，涉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涉及法国和美国的介入文学，涉及存在主义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人们的热情把他们的话当作金口玉言。并领着他们到处参观，希望他们在全世界宣传古巴革命。当时古巴正处在新的制度下，还没有官僚主义，人民有话可以直接和新的领导讲，再看那些新士兵，一个个都朝气蓬勃、喜气洋洋的样子。

从此以后，他便出现在了当今世界的伟人之列，并以自己的顽强工作、磊落的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的正直，赢得了世界荣誉，从而实现了他童年的幻想。

萨特的中国之行和古巴之行，以及他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发表不服从命令的权利宣言的签名，使他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作家，很快传入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以及其他许多巴西知识分子请萨特和波伏娃去他们那里宣讲古巴革命，在那里他们被乔治·亚马多等惊呆了：在明朗的天空下有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人们向他们伸出热情的双手，献上了一束束鲜花。

在巴西利亚，他们受到了库比采克总统的接见；在圣保罗，他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并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大学生们也应邀前来和他们进行讨论；在街上，到处都贴着他们的照片，人们经常主动上前同他们攀谈，里约热内卢市还授予了他们荣誉市民的称号。

萨特激起了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巴西姑娘的疯狂爱情。与往常一样，他仍然以吸引姑娘为乐事，而这次他却陷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在巴西，一个良家女子如此迅速地嫁给她的吸引者，这种萨特已经习以为常的性爱自由是当地习俗所不能容忍的。正当萨特马上就要同她结婚时，他犹豫了，最后还是一走了之。

"爱情之所以插上了翅膀

不就是为了到处飞翔？"

博马舍为他离开这场情戏舞台以前提供了最后的台词。波伏娃恨恨地咬着牙说："萨特这个疯子如果拒绝结婚就会被人开枪打死。"

然而，正当他们春风得意之际，《现代》杂志的撰稿人弗朗西斯·让松被人控告，他的律师希望杂志领导人萨特回来出庭作证。萨特通过电话口述了他的声明，让人拿到军事法庭上宣读。他在声明中为让松和地下活动作了辩护，肯定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已成事实，并援引戴高乐将军的话"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是属于你们的"。

这篇声明的激烈言词表明，萨特已经置危险于不顾，哪怕回国后因签署了《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被人指控也不怕。

9月8日，《巴黎快报》作出结论："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希诺莱以及其他100多人可能会被监禁五年"。法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也放出风声，说萨特在巴黎一下飞机就会被关进监狱。

最后判刑告诉，凡是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过名的人都被剥夺了在电视和电台上抛头露面的权利。人们到处搜查，并且抓了《现代》、《精神》和《真理与自由》的人。9月版的那期《现代》杂志被查封了。5000名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的口号，而《巴黎竞赛报》的结论则是，"萨特，一个挑起内战的人。"全国战士联合会和全国预备役军官联合会发出呼吁，要求对"没有头脑的人、特别是叛国者"实行制裁。

萨特和波伏娃是在11月4日经哈瓦那回到巴黎的。同一天，戴高乐将军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他们认为他们肯定会受到指控。11月8日，警察来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工作室取她们的声明。预审法官原准备召见他们两人，但会见的前一天他病了。于是，下一次召见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了。

不久，人们通知他们控告阶段已经结束。誉满天下的伟人怎么可能被人控告！他们决定在波伏娃的工作室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30多个法国和外国记者跑来了。萨特阐述了他们的共同观念，并宣布他将发动一场新的运动，号召人们在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投票中投反对票。因此他们成为了"无法控告的被告人或可以控告而没有受控告的人"。

从这以后，萨特的知名度更高了，以致于这种知名度倒成了一种球事。他每走到一家餐馆或坐在一个咖啡馆里时，身边立刻就会围上来许多人向他表示友好和敌意。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已经超过了他的私人身份，他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个知名人物。后来，在他的那小团体里又加进了一些《现代》杂志的新成员，如戈尔兹班戈等。这个小团体是一架及时为一切反对派运动制造思想和言论的巨大机器的主轴。在这座位于舍歇尔大街的工作室里，一切都会取得结果的，他是国际左派的熊熊烈火烧得最旺的地方之一。

萨特在意大利接受了为他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做的斗争而颁发的奥莫尼亚奖，并把全部奖金100万法郎捐献给了阿尔及利亚囚犯。

《现代》杂志委派克洛德·朗兹曼和马塞尔·贝絮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反种族主义大会，这表明他们与阿尔及利亚战士之间的一致团结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第三世界。

4月22日在阿尔及尔，秘密军队组织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23日，戴高乐将军身着军服向全国发表了一篇电视讲话："有人通过军事政变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个叛乱政权。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把他们消灭。"

4月25日，军事政变被瓦解了。没过多久，一些左派人士便收到恐吓信，紧接着是一联串的爆炸事件。《观察家报》的办公地点被一枚炸弹炸毁了。所有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过名的人都成了袭击的对象。

萨特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他让她搬到旅馆去住，而自己则住到波伏娃那里。

爆炸事件愈加频繁和激烈。7月19日，让·保罗·萨特的寓所被炸；9月9日，戴高乐将军险遭秘密军队组织的暗杀。

1962年1月7日，那座被萨特和波伏娃当作避难所的大楼也被人炸了，街拐角的那家卖衬衫的铺子被炸得粉碎。三天后，萨特在波拿巴大街42号的那套房子也遭到炸弹袭击。房子上面的两层被揭掉了，楼梯悬在了空中，房门被炸飞了。同一天，圣-日尔曼大街便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2月8日，左派组织了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的结果很惨，共有八个人死在了夏罗纳地铁站。为了给他们送葬，2月13日，各工会团体又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也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所有的劳动都罢工了，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那天有50多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3月18日，埃维昂协定签署了，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实现了停火。4月8日的公民投票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是希望和平的。

6月1日，好不容易轻松一下，萨特和波伏娃应前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当时正是"解冰"时期，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到处传播。比起1955年那次访问，他们这次受到的欢迎没有那么隆重，既没有盛大的宴会也没有热情的祝酒辞。

萨特和波伏娃在前苏联有一大笔相当可观的版税，而且他们只能在前苏联领。因此，直到1966年，他们每年夏天都要去莫斯科旅行。

他们在那里结交了许多苏联朋友，伊利亚·爱伦堡是其中最要好的一位，他请萨特他们去了他的乡间别墅。爱伦堡在这座别墅里收藏了许多重要的绘画作品，其中有毕加索、莱热、夏加尔、玛蒂斯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个热爱艺术的作家。

第二年夏天，他们在苏联参加了欧洲作家同盟代表大会，该同盟成立于1958年的意大利。在这次于苏联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法国派出的代表团由弗雷诺、罗伯-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班戈等人组成。

卡伊瓦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会议。当时的"解冰"进程已经缓慢下来，文化环境已不似从前。

赫鲁晓夫对抽象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抨击，并不顾萨特从没加入过共产党的事实，指责爱伦堡曾经怂恿萨特离开共产党。前苏联作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捍卫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法国作家也为新小说进行辩护。前苏联作家还就西方的蜕化变质、犬儒主义以及包括脱衣舞在内的种种堕落表现进行了揭露。

最后，大会请萨特就所争论的问题做总结性的发言，虽然他的发言博得一片掌声，但他并没有能够同任何人进行思想交流。

赫鲁晓夫会后邀请欧洲作家同盟派一个代表团去他的格鲁吉亚的乡间别墅。萨特、波伏娃以及英国、意大利、法兰西、罗马尼亚和前苏联代表同乘一架专机到达了格鲁吉亚。

萨特首次看到了前苏联南部的地中海风光。赫鲁晓夫住着一座豪华的别墅，里面草木茂盛，有许多稀有树种，靠近海边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游泳池，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震惊。

赫鲁晓夫对萨特和波伏娃的欢迎是友好的，但他对这些代表团成员所讲的话却不够友好。他不仅斥骂自己的客人，而且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此外，他还颂扬社会主义，并为前苏联驻兵布达佩斯做了辩解。他的粗暴言论使萨特感到惊讶。

代表团成员告别冷淡、矜持的主人。直到回到莫斯科，萨特他们才明白了赫鲁晓夫冷冰冰接待他们的原因。那天上午，多列士来到赫鲁晓夫的别墅，劝他不要相信这些自称是左派的作家，说他们实际上都是可怕的反共分子。

随后萨特和波伏娃又回到了他们的夏令营--罗马。1944年8月到1962年这段时期，是波伏娃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是她周游世界的时期，是她介入社会生活的时期，也是她政治理想破灭的时期，10月她的回忆录第三卷《事物的力量》出版了。在这部书中表达了她对"世界上的残暴行径的忧虑"，并描述了她和让-保罗·萨特之间的那种独特的、不同一般的默契。

1963年5月30日，萨特再度去前苏联，和波伏娃一起应邀参加为纪念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而举行的庆祝活动。在基辅，人们为诗人诞辰150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

他们一直关注着前苏联的现代化、解冻和收缩。在一次宴会上，他们直截了当地问道："作家们是否愿意和他们一道为实现这种共处而努力？"人们肯定地回答他们说，合作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964年，无论是在公众的眼里还是在事实上，波伏娃和萨特都是形影不离，亲同手足的一对。波伏娃在《事物的力量》中写道："除了那30年外，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分开睡的。"萨特也说，除了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大约在1939年那布勒斯的时候，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冲突，冲突的焦点是：他们是否应当劝那布勒斯人搬到墨索里尼让人新建成的低租金住房里生活，还是应当任凭他们生活在既肮脏又窄小的街巷里？波伏娃希望他们搬家。萨特说她是法西斯主义者，波伏娃反驳说："你嘛，你永远是一事无成！"

但是不出多久，他们会重归于好。毫不计较曾经谁说过谁的恶言。

作为作家，他们常给予对方许多帮助，有时为此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使他们的朋友深为震惊。

每当他们对一个观点或一篇文章各持己见时，他们就会用过激的言词表现这种分歧。有时在走廊上能听到"粗野的辱骂声"从房门传出，每当此时，他们的好友博斯特只好等到他们争吵结束，双方都安静下来以后再找他们。

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是神圣的且富有成效；他们在争吵之后会重写文章直至完全满意。他们俩都认为，"有一个对写作者的思想了如指掌的人提出批评"，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好运气。萨特曾经说"我了解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课题，她也了解我的课题，因此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所要证明的东西。"

萨特和西蒙娜的关系已广为人知，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也成了自由恋爱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波伏娃在《论爱情》中既风趣又简洁地说："人们为什么会堕入情网，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您之所以堕入情网，是因为您年轻，是因为您正在衰老，是因为您已经衰老，是因为春天过去了，是因为秋天开始了，是因为您精力过剩，是因为您疲惫不堪，是因为您高兴，是因为您烦恼，是因为有人爱您，是因为有人不爱您。……我还有许多答案，但问题毕竟不是那么简单。……"爱情是一个谜。为什么会爱上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而不是别的男人或别的女人？所有的情人都会说："你与众不同"。

这句话说明，两个人的互相吸引是排他的，这就意味着，被爱的人是通过和别人比较并把别人排斥在外以后才被选中的。因此，爱情并不是两个情人的事，它关系到整个社会。

"一个与社会非常和谐的人可以永远没有爱情体验"。波伏娃认为，爱情的产生，是对父母、丈夫或妻子的挑战，是和朋友以及社会环境的对立。

萨特和波伏娃是自由的选择，也是对家庭、阶级以及道德和宗教上的清规戒律的反抗。他们用自己的爱情向整个社会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爱情既是挑战、解放和复仇，也是为满足那种"模糊、不确定、甚至是无限的"愿望所进行的征服。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奔放的情感，一种对自身的揭示。

一见钟情这种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爱情是一种革命性的体验，因为它摧毁了别人制定的法规并使情人一下子获得了解放。

西方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是《特里斯当和伊瑟》，这是一个反抗的故事。事实上，特里斯当背叛了他叔叔赋予他的使命：他本应把叔叔的未婚妻伊瑟带回来，可他却把她夺走了。伊瑟本应该属于国王马克，可她却把自己献给了特里斯当。这两个情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对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清规戒律的反抗，是对有关宗教、道德以及骑士精神的清规戒律的反抗。

他们坚强不屈的爱情史早在西方文学的初期，就为人们树立了反抗的情人榜样，他们用自己的爱情向整个社会发起了挑战。

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更是成功的挑战者。

1964年萨特和波伏娃决定不再接受文学大奖，以保持思想的完全独立。一天，他们正在十四区那家清静的东方餐馆吃午饭，萨特听到了人们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消息。

萨特立刻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一个有社会立场或大学立场的作家只应当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即写作采取行动，……作家应当拒绝被人指定。"

他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并把他的决定通告了瑞典科学院。

报界立即作出反应，试图对他拒绝的原因作出解释：有的人说萨特很生气，因为加缪是在他之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论写作实力加缪是不能相比的，有的人说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西蒙娜·德·波伏娃嫉妒了。和往常一样，对萨特的任何攻击总会涉及到波伏娃。尤其是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称萨特是"积习已久的毁谤者"，是"一贯亵渎神圣事情的人"，他到处散布最有害的思想和最恶毒的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则是通过一个公认的腐蚀者滥施给年轻人的"。

马塞尔的结论是："这个被获奖者资格评定委员会捧上天的人乃是西方的掘墓人。"

由于萨特的拒绝，而引起很多丑闻。他不得不在10月的《费加洛》杂志上，做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对因拒绝诺贝尔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但他并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和客观的理由。

在个人理由方面，萨特先生指出，由于他对作家职责的观念，他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的。他同样拒绝过"荣誉勋章"，不肯进入"法兰西院"；假若列宁奖要颁给他，他也同样会拒绝。他说作家接受这类的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的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在客观理由方面，萨特先生提到，他相信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由于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地区、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他觉得，如果他接受该奖，将会受到他不愿意听到的，不恰当的解释和议论。

萨特在末了表示了他对瑞典学院的情谊是很有程度的。他认为这个奖的设立是文学界的一大好事。

在宴会上，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 S·弗利堡发表了如下谈话："萨特先生认为他不能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关于这个奖，历来议论甚多，人人都认为自己有判断它的能力，或者，若是自己所不了解的，就对它做批评。

"但我相信它今年做的选择可获得极大的了解。

改善世界，是每一代人的梦想，诗人与科学家尤其如此。这也是诺贝尔的梦想。这也是衡量科学家重要性的一个尺度。而萨特的灵感之渊源与力量也是由此而来。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

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致世界。他的哲学思想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可以用这种意义来做了解：人所期望达到的快乐，是由他愿不愿意站稳脚跟来决定的：各人依照自己的秉赋站稳脚跟，并接受因之而来的后果。诺贝尔的同代人拉尔夫·华尔杜·爱默生的名言说：'除了自己心智的里外合了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根本神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便是这种哲学更严正的注解。

"人类生活的品质并不仅以外界的条件为准，也以人的幸福为准。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讲求标准化，而且社会组织复杂；对个人生活意义的觉察容易消失，但无疑已经钝化；在今日，犹如在诺贝尔时，高攀理论，实属迫切之事。"

最终，萨特在大众的面前，在真理面前接受了这个不得不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萨特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史上。得奖评语："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长远的影响。"

据说，由于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瑞典学院不得不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唯一的没有举行颁奖仪式的获奖得主。当然，这位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受之无愧的。

1965年7月，萨特来到前苏联。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人们重新发表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并出版了阿赫玛托娃的诗以及爱伦堡的一部分回忆录。爱伦堡曾经邀请萨特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代表大会，并暗示他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写了一封信，为布罗茨基说情。没过多久，布罗茨基就被释放了。

萨特、波伏娃和女翻译雷娜一起访问立陶宛，并获得了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批准。无论他们走哪里，身边总有一群作家跟着。于是他们所设想的旅游便成了一次为各地烈士纪念碑献花的官方巡视。只有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们才能随心所欲地和许多朋友在一起，享受同路人的待遇。

1966年5月，形势发生了变化。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这两位前苏联作家被发配到劳改营去了，前者劳改七年，后者劳改五年。对此，在6000人的作家协会中，只有62人在一份为他们两人辩护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凡是签名的人都冒了很大的危险。

因此，爱伦堡问萨特："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第二年，萨特拒绝参加前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以表示他和波伏娃不赞成把这两位作家放逐到西伯利亚。

那时前苏联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既标志着他们同前苏联彻底的决裂，也标志着他们极大幻想的破灭。

1966年9月17日萨特和波伏娃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和京都大学的邀请来到日本。他们全部作品都被译成了日文。波伏娃写的《第二性》被列为日本畅销书的名单中长达一年之久。

到达东京机场时已是午夜，并且下着雨，但仍有许多年轻人列队等在那里，他们呼喊着他们俩的名字，并争先恐后地同他们握手。上百名记者、摄影师也蜂拥而至，用聚光灯、照相机把这对名人围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俩塞进一辆老式小汽车里，使他们摆脱了那些崇拜者。

东京大学的校长在一家最好的饭店里款待他们，并召集了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名流与他们相见。负责伺候他们的艺妓还为自己的丈夫拿来一摞书请他们签字。

第二天，当他们来到一座人群爆满的大厅做报告时，大学生们向他们挥舞起了欢迎的标语，无论是政界人物，还是作家、教授，都希望抓住这次机会和他们交谈，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去应付一个接一个的谈话、采访和宴请。

日本人民自发的热情欢迎使萨特和波伏娃他俩感动得兴奋不已。35年前他们曾希望看一次日本的传统歌剧"能剧"。如今，渡边先生为他们特别安排了一次专场表演，并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了100多人观看演出。剧本的题材来自《源氏物语》，这部日本文学名著是一位妇女写的。他们还观看了日本的木偶剧，认为这是"唯一可以用来改编文学名著的玩偶剧"，重新唤起他们从前对抽象艺术的兴趣。

他们访问了东京之后便访问京都。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们乘坐的汽车遇到了一次交通阻塞，把火车时间耽误了。火车为了等他们迟发了三分钟。在这说明一点，在日本，火车是以每小时250公里的速度运行的，一切都是电子设备控制。因此，这次时间上的意外延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京都是一座有1700多个庙宇的城市，他们在这里最感到震惊的是，当他们参观一所喇嘛寺院时，寺院的喇嘛竟对存在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更有甚者，他们还听到了对《第二性》的热情赞扬。

在参观了寺庙之后，他们又参观了稻田、矿山以及一个港口工业区，那里的码头工人全是妇女。波伏娃还为日本的电视台采访了搬运工。她下到一个货舱里，看到这些妇女冒着呛人的尘埃一铲一铲地往舱里装化肥。她们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工作七天，不仅挣钱比男人少，而且还要料理各自的家务。波伏娃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这决不是她希望为妇女争取的东西。

在广岛医院，他们被一大群记者围在当中，有人给他们献上一束鲜花，后来他们在闪光灯的照耀下被簇拥着来到一个原子弹的受害者的床前。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们同当年的幸存者谈了话，了解到，国家对战争中受害的平民是不给予赔偿的。那些死里逃生的人都为自己丧失了工作能力感到耻辱。回到东京后，他们参加了一次由日本总工会组织的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集会。萨特和他们新结识的朋友们发表了反战演讲。在日本，反美示威活动是经常发生的。

回巴黎不久，纳赛尔的发言人，《金字塔报》的主编海卡尔邀请萨特和波伏娃访问埃及。《现代》杂志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关于以色列--阿拉伯争端的材料，并派克洛德·朗兹曼陪他们同往。这次旅行很像一次官方访问。埃及方面把这两位作家当作重要的见证人，希望他们能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他们刚刚抵达开罗，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埃及政府为他们派了一位考古学者，准备了一架小型专机--空中沙龙。到达凯尔奈克时，一辆出租马车等在那里了。在皎洁的月光下，这座石柱林立的著名古代遗址简直就像仙境一般。第二天，他们开始乘船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参观游览。当他们来到卢瓦河谷时，又换乘汽车参观了那里的寺庙。然后，他们又乘飞机在阿斯旺大坝的上空兜了一圈。晚上，他们在内部放映厅里观看了一部关于纳赛尔和赫鲁夫主持大坝工程开工典礼的电影。

在参观古代埃及的宝库之后，他们又参观了现代埃及的新成就。观看了许多由军队种植的大果园。几天后，波伏娃和萨特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陪同下来到一群挥舞小旗的群众中间，他们时而高呼"纳赛尔是人民的朋友"，时而高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

在一个角落里，一位小学女教师也鼓动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反复高呼"西蒙娜万岁！"

这些有组织的参观并没有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他们对于那些村庄的贫穷和村里人的极端瘦弱深表同情。

回到开罗后，波伏娃指责埃及人对妇女的态度"就像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一样"，并以他们自己所进行的独立斗争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谴责。

她的讲话使妇女们很欢迎她；至于男人们，千方百计向她说明，妇女的不平等已经载入《古兰经》，而《古兰经》则是高于一切法律的神圣经书。对此她猛烈地抨击了对妇女的歧视。萨特也很同意她的所作所为。

在和纳赛尔进行了这次长谈之后，萨特和波伏娃参观巴勒斯坦难民营。他们看到凄惨的难民生活。回到开罗后，纳赛尔在萨特的恳求下释放了18个犯人，此举动使他们深为感动。随后，他们在一座16世纪的阿拉伯建筑中举行了告别宴会。萨特简直成了文学王子。

埃及访问后，以色列的一个作家代表团接待了他们，他们到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为他们安排行程的是以色列左翼政党 M·A·P·A·M的成员，叫作森哈·法拉邦的人，像过去封建领主的先行官一样为他们打前站，在他们领导人的带领下萨特参观了一个最古老的基布兹--农业合作社组织，使他们回忆起了1945年的情景……。

两位不知疲倦的作家还希望看一看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的村庄，这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人们为他们找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材料，还为他们的参观提供了方便，并允许他们和那里所有人自由交谈。

在这里他们发现犹太人的村庄清洁卫生，很像现代的小型别墅，而阿拉伯人的村庄宛如从土中自然生成的，那里的阿拉伯人常举行请愿示威活动。因为他们常受到侮辱、抄家和警察的监视，对此他们很怨恨。

以色列总理勒维·艾希克尔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旅行结束了，回国途中，他们在雅典停留了一下，使他们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共同分析了那些曾经引起他们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的事件。他们对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任何人都无法堵住他们的嘴巴，他们自由地面向广大群众。

萨特在中东旅行期间完成了几篇叙事文章，5月23日，埃及封锁了亚喀巴湾，萨特和波伏娃以及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共同签署了一篇"劝告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不要发生敌对行为"的文章。

1966年7月，卢塞尔基金会的秘书，美国青年恩曼找到了萨特，请求他参加卢塞尔法庭。卢塞尔是英国哲学家，正筹划组织一个机构，谴责和审判美国侵略越南的行径。基金会的任务是派遣一个调查团赴越考察，收集那些反对美国人士的材料，以此唤起世界舆论，对美施加压力，然后由一些国际人士出面对美国进行审判。萨特和波伏娃很赞成这个主意。

萨特被选为这个组织的执行主席，负责起草确立卢塞尔法庭的章程，他指定克洛德·朗兹曼为他的代理人。会议应定在巴黎召开，但戴高乐将军在给萨特的信中（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说：政府决定禁止卢塞尔法庭在法国领土上活动。萨特回复道，如果可以的话，法庭将在一条抛锚于领海之外的船上开庭。

瑞典同意接受这个组织。法官们来自南斯拉夫、德国、土耳其、意大利、美国、古巴。在审判团的所有成员中吉塞尔·哈黎米的活动最引人注目。各方代表激烈辩论。

1967年5月2日至10日那些天里，他们听取了有关的报告，医生、记者、历史学家、物理学家等各界人士出庭作证，描述了美国在越战中使用新型武器所造成的灾难。从越南返回的吉塞尔·哈黎米，向大会报告了越南的严峻形势。

11月，卢塞尔法庭执行主席萨特要撰写一份法庭判决理由的报告，这份清晨写的报告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萨特宣称，灭绝种族，就是"单方面执意要打到底的战争，是没有丝毫相互性的战争"。卢塞尔法庭判处美国犯以灭绝种族罪。

1968年3月23日，是知识分子声援越南日，萨特在凡尔赛宫前参加这个活动。随后又接受了作家弗拉吉米尔·德第耶的邀请，动身去南斯拉夫。在那里，萨特回答了记者的一些提问。

5月8日，萨特、波伏娃、科莱特·奥德利、米歇尔·雷利斯和丹尼尔·魁兰发表声明，号召全体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及物质上支持大学生和教师发起的斗争运动。第二天，萨特、波伏娃、莫利斯、布朗科、安德烈·高尔兹、彼埃尔·克劳索维斯基、杰克·拉康、亨利·勒费布弗尔、乔治·米谢尔、莫利斯·纳多联合署名发表了另一个宣告，他们宣布："我们诚信，要和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团结一致。

法国的这场学生运动突然爆发，仅用几个小时就震撼了所谓法国式的福利社会。这场运动首先是对欺名盗世的社会体制的一种回答……其意义最重要之处在于，大学生运动将作为一种主要的对抗力量自峙于社会，我们坚信，他们会开拓一个新的未来。"

5月10日，盖-鲁萨克大街出现了街垒。学生们放火烧汽车，赶来镇压的警察把一些过路者和围观者也打伤了。这天晚上，暴力行为更为强烈，恐怖笼罩着整个居民区，舆论愤然。

两天后，卢森堡电台播放了一条萨特谈盖-鲁萨克街事件的采访记："这些年轻人不希望有和他们父辈一样的前途，也就是说不希望再有我们这样的前途。

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在完全服从的精神重压下已变得枯朽萎顿，力尽精疲，怠惰不振的人，我们完全是封闭体制的牺牲品……不论体制如何，留给大学生们的唯一的东西是暴力。这些大学生们不愿再回到他们父辈给他们营造的体制中去。……他们和大学的唯一关系，那就是砸碎它，而为了砸碎它，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下到街垒中去。"

稍后，萨特又用一些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为持不同政见者击掌欢呼："在你们的行动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置想象于政权之中"。

5月13日，大学生、左翼党派领导人、工人代表团和50万示威者向"异化的现存秩序"发起挑战。他们振臂高呼："大学生、教师、劳动者团结起来！"街墙上到处写着："无拘无束地享受吧！""我宣告永恒的幸福状态即在眼前"；"梦想实现了"；"不要解救我，我要自作自受"；"成为现实主义者吧！要求不可能的事吧！""同学们向前跑吧！把旧世界甩在你的身后！"

大学生们深知，要推翻现存体制，必须要有劳动者的支持，5月24日，1000万劳动者在大学生们的鼓动下举行罢工，法国完全瘫痪。

这场运动粗暴地反抗了传统价值、等级制度、权威、秩序；反抗工会的衰老褪化和文化的僵化。

5月30日，百万人的游行队伍涌向香榭丽舍大街，口号震天："戴高乐不是唯一的！""密特朗，你当不上总统。"对立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示威者推倒大树，纵火烧车，砸毁商店橱窗。示威被禁止了，警方驱散了人群，不许集会。戴高乐也宣布议会解散。

意识形态为法国大学生的反抗开拓了宽广的领域。

有人认为，在这场运动中可以看到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影响，和他的社会集团融合论的概念。人们常谈到，这是对现存体制的反抗实践，是用萨特主义反对结构主义，左倾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在5月发动的意识形态言论色彩分明，微妙独到，使世人无不惊叹。暴乱虽有说服力，但也不免被曲解利用。

8月份，《现代》编委会撰文猛烈抨击前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邀请这对可畏的斗士萨特和波伏娃赴捷实地考察局势，并且参加《苍蝇》在布拉格的首演式。并回答了大学生们的提问。

1969年4月27日，法国地方组织和参议院的公民投票在一片斥责和不满的声浪中举行，萨特弃权。第二天，戴高乐将军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

《世界报》发表了一篇署有萨特、波伏娃、科莱特·奥德利、玛格利特·杜拉、米歇·雷利斯、莫里斯·纳多签名的声明：支持候选人阿兰·克利维纳竞选共和国总统,克利维纳是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这次推选候选人是显示1968年5-6月锋芒毕露的新力量的机会，要利用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方式宣扬这股新力量。"他们的支持仅限一纸声明。

在罗马，萨特与波伏娃汇合。他们遇到了来意大利海滨度假的秋恩-邦迪、克拉维兹和其他右翼青年。

这些右派人士精神上酷似"老兵"，像老头那样，怀旧恋故，动辄发火，相互敌视。他们指责《现代》杂志固步自封。然而，萨特和波伏娃却从来没有停止对左翼的活动的支持和关心。

1970年，一伙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这个组织受到威胁后被迫解散。他们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也被查封，报社领导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相继被捕，但事不遂愿的是：他们要求萨特帮忙。

萨特同情"毛主义分子"，赞同他们掀起革命暴力的愿望；合法的行动无济于事，"那就必须转入非法的行为"。萨特接受了《人民事业》报的请求，希望不遭逮捕，但《人民事业》报还继续被查封。

开庭审判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一案那天，一贯与萨特团结一致的波伏娃陪同他出庭作证。这件案子使很多知识分子情绪非常激动。从1881年，德军占领期间除外，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报社主编被捕。

为此，知识界开始骚动。法庭最后给这个报社放了一条生路，但不许有越轨行为。两位主编分别被判处一年和八个月的监禁，无产阶级社团同时被解散。然而，寻衅事件在拉打区又爆发了；《人民事业》报的印刷厂被警察箍桶似地围得严严实实，连只苍蝇也恐怕飞不出，如果没有工人的出面干涉，调停周旋，厂长或许早就被抓去了。此时萨特加入了"红色救援"组织，这是个专为受迫害、受压迫的人提供帮助的组织。

但仍然有30个出售《人民事业》报的报商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为企图重建无产阶级左派组织罪。萨特、波伏娃和人民事业之友的同志们，"为了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决定亲自到盖尔街卖报。

这条街是只走行人的街道，他们分散在人群中，高声叫卖："为了新闻自由，读读《人民事业》报吧！"

记者和摄影师闻讯赶来，簇拥着名声赫赫的叫卖小贩。

一些文学名人也惊喜地聚集来向过路人散发传单和报纸，这里比过节还热闹。

一位过分忠于职守的年轻警察叫住了萨特，从他手中夺过报纸并要把他带走，事情变得更加激烈了。

人群中爆出一声吼叫："你抓的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警察一听愣了千分之一秒，立刻松开了伟人的胳膊，快步走开，萨特和记者们紧跟在他的后面。他继而小跑起来。围观看热闹的人们高喊："抓小偷！

抓小偷！"那只夹着报纸的胳膊一松，丢下报纸撒腿就跑。终于隐没在吵嚷的人群中。卢森堡电台播放了这次的消息。

6月26日他们在《人道报》办公室前又开始了战斗。这次迎接他们的是一辆囚车。萨特他们被有礼貌地带到警察局验证身份。警察让胳膊下掖着两捆报纸的萨特下到便道上，并对他彬彬有礼地说："您自由了，萨特先生。"然而波伏娃和其他人被带进了警察署。一个警察有点迟疑地问："除了萨特先生，这儿没有名人了吧？"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名人。"警察有些不安地看着他们。合唱队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孤陋寡闻，那可不是我们的过错。"

于是，警察局长开始检查他们的身份证。"贝尔特朗·德·波伏娃，这不是作家吧？"不知谁审慎地笑了一下，把局长更弄糊涂了。门开了，一个怒气冲天的警察把萨特带了进来。萨特刚才还在抽空散发他的那捆报纸呢！警察局长赶紧打电话给他的上司。上司授意放掉萨特和波伏娃。把人民事业之友的其他成员扣祝萨特和波伏娃宣称，不把大家都释放，绝不走出此门。此时，警察局门前熙熙攘攘地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法朗索瓦·特户弗不失时机地为卢森堡电台录下了实况。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有瑞士的电视台也相继播出这一场滑稽的戏。《世界报》、《战斗报》、《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等所有报纸在大论此事。

取得这个成绩后，萨特接任领导左翼报纸《一切》和《人民喉舌》的主编。波伏娃是《国际傻人》的主编。但他们做了一定的保留，不再接受任何左翼观点。

萨特和波伏娃又组织另一次示威。他们把《人民事业》报的所有朋友召集起来，一同把成千上万的报纸运到马斯贝罗和读书乐书店。在那儿，他们把报纸免费赠发给过路人。警察在街角处的一辆汽车中静静地监视他们，但却不再出面干涉。此刻，萨特和波伏娃得到信儿，说报友被抓。他们直奔先贤祠警察署，紧随他们的全是记者和外国电视台的采访人员，还有一辆警察车跟着他们。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10月19日，《国际傻人》原主编让-埃登·哈利耶被捕。波伏娃在《世界报》发表了一个声明："政权刚刚指控前任主编犯有出版《国际傻人》罪，而我从第10期起,开始接任这份报纸的主编工作……有三个同仁被控犯罪。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真理，名为工作事故的事故是合法的罪，年轻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在我们团结的铁肩后，有法国人民团结支持。我们切不能上当受骗，政权只宽容那些对它有利的新闻，它拒绝把播散新闻的权力给那些揭示大众苦难和反抗的报纸。不管政权如何施威，追捕，我还要和我的《国际傻人》的同仁团结战斗，争取新闻自己，继续为自由而战。"

1972年2月，萨特和波伏娃一起支持被雷诺汽车公司解雇的毛主义战士。他们和克拉森·阿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来到雷诺厂，代表们为保护被雇工人利益和资方交涉，萨特和波伏娃告诉人们："雷诺公司是国家企业，是公共的财产。董事长先生，公司不是你个人的家产。你不仅要向现政府交帐，还得对集体性负责……布劳涅省的公民监督管理雷诺厂只是这次行动的第一步。"

引人注目的示威者被粗鲁的极右分子赶出厂门。

没过多长时间，一伙"新秩序组织"的极右分子在圣-万桑·殴·曼广场上焚毁了萨特和波伏娃的书。

2月中旬，萨特在布鲁塞尔进行讲演。

"资产阶级总是为其知识分子操心，它也应当如此。资产阶级总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它的知识分子，好像他们是资产阶级自己莫名其妙地生育出来的一群怪物似的。事实上，也就是资产阶级生育了它的知识分子，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并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中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他们扮演的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守护人和管理者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就在于把这种文化传授给下一代。结果，就像保罗·尼赞常说的那样，一部分从事于实用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或迟或早地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其余的人则在经过仔细筛选之后，保持着杰出人物的身份，即便这些人在宣讲革命时也是如此。这后一种人被允许争论他们的思想观点：他们讲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语言。

渐渐地，资产阶级就造就或影响了这部分知识分子，于是，在时机相宜时，资产阶级就使用某种手段使这些人就范，这些手段无外乎授予知识分子一些高雅的荣誉，例如授予一项诺贝尔奖金或让其当选为法兰西学术研究院院士，或者是给予他们某种薪俸。

然而，有那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自1968年以来就不愿再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了，我把我自己也列在这类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可称之为意识形态情趣的东西，所谓意识形态情趣是指他的全部著作的总和--如果他是作家的话--包括他最近的著作。但尽管我一直在向资产阶级发难并与之进行争论，事实上我的作品还都是为资产阶级写的，用的也是他们的语言。而且在我的著作中--至少是在我的早期著作中--不难发现一些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言论。过去的17年中，我一直在从事福楼拜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并非完全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相关。我深深潜心于这项研究之中。我这样说的意思很清楚：我现在67岁，从50岁开始，我就投身于这一工作了。甚至在那以前，我就曾考虑过研究福楼拜的工作，我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并且只要这一工作没有完成，我就必须继续扮演这种角色。然而，在我身上还有另一方面，它和我的意识形态情趣毫无关系；在这方面，我用古典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审察我自己，并且认识到，我未受资产阶级的诱迫而就范，并进行了审察，而且确实曾拒绝当一名自命清高的作家，我偶然发现我自己和那些向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的人们相关联，我们具有同一志趣和思想。"

萨特在布鲁塞尔向一群律师和法官演讲后的第二天，一个名叫皮埃尔·奥凡奈的毛主义者，就在雷诺汽车厂门口被一名武装警卫人员刺杀了。那些听萨特演讲的人全都是为了看一看萨特这个被称为巴黎明星的人而来的。

这一时期就是法国毛主义者试图恢复以暴力和非法性为特点的阶级斗争时期。萨特尽了最大努力支持毛主义者的行动，同时继续从事对福楼拜的研究。最初，他同意记者采访，这是为了向比他的读者更为广大的公众讲解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奥德赛的逻辑。

萨特于2月下旬在雷诺汽车制造厂调查比埃尔·奥凡奈被谋杀案件。

萨特问一个工人："首先，我要找出私人保镖是否被武装了，谁被武装了，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东西。"

工人说："其实，那就是便衣警察。"

"不穿制服的警察吗？他们被武装了吗？"

"他们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政府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觉得一个警察被武装是不能被允许的。"

"以前，没有那样的事情吗？"萨特急切地追问。

"是的，从未有过。在发薪日，周围有宪兵，但他们都穿着制服，挎着冲锋枪，就这样。"工人做了挎枪的手势。

"有人看见过左轮手枪吗？"他对一个新闻记者说，"看起来，好像既不允许法国公民抗议武装警察在工厂门口谋杀他们的同胞，也不允许他们试图触及犯罪的原因。如果允许的话，那么事情就到了可悲的境地了；一个正在发展的暴力运动在某些地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们不得不触及事件的根本并找出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闻记者："你认为你不得把你的调查进行到底吗？你对当局不抱任何信心，是吗？"

萨特道："是的，根本不抱任何信心。"

由于比埃尔·奥凡奈的葬礼，左倾激进的各种因素都暂时达到了高峰。传统的左翼整理了《共同纲领》的选举策略。致于毛主义者，他们决定解散他们的组织。

萨特和他的同志们一道，继续寻求没有任何先前模式，没有权威，没有权力委派的机会主义：一种自由意志论的机会主义。

1973年创办《解放日报》的重任，又落在他的肩上。这份报纸在没有原始资本，没有任何支持，没有广告的条件下进行力争生存的困难工作，创立一份人民喉舌报。继续为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1974年，萨特的双眼失明，作为作家他不得不向他的读者告别，他不再写小说，也不再写戏剧和论著。并且波伏娃也别有看法："在我的读者中我结交了大量的朋友。我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这是她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在这些话里预示着某种退隐而不是退休的词语，同时，萨特需要他忠实的伴侣帮他把已开始的写作继续下去。《现代》杂志编委会通常在萨特工作间举行，尽管波伏娃经常阻止，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更希望在杂志中看到一种集体的成果，一种集体合作创造的智慧。她一人独撑局面，保证《现代》杂志定期出版。

波伏娃对事物的探求欲和旅游的乐趣并未减退，对紧张生活的渴望也没有消失："我的好奇心已不如年轻时那样强烈奔放，但几乎和那时同样迫切。"

在萨特患病期间，波伏娃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执着，1975年1月，她被授予耶路撒冷奖。这个文学奖是为那些城市个人自由思想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设立的。在波伏娃之前，贝尔特朗·卢塞尔、马克斯·弗里施、焦治·路易丝·鲍尔亦曾得过此奖。在为她举行的授奖仪式上，3500名被邀请者长时间地鼓掌向她祝贺。

1977年1月12日，波伏娃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赫尔辛基会议成员国首脑们不要忘记他们对公民自由流动权力所作过的承诺与许可，而"前苏联公民的这个权力却远没有得到勃列日涅夫的认可"。

1978年3月8日，为了争取最广泛的民众，使他们理解波伏娃所传达的信息，波伏娃转向了电影和视觉领域。她全力支持在纽约举办的妇女电影节，同意发表《世界报》记者对她的采访。在这篇国际妇女节时的采访中，波伏娃说，人权"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所谓的人权中，人们就没有把妇女权力的特殊性包括在内"。她强调说，官方机构根本听不到妇女权力的呼声。妇女不仅要求结束对她们的剥削，而且要求结束对她们的折磨。

在由阿斯特卢克和贡达执导的《萨特自画像》中，波伏娃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对话，有一组镜头是在她的工作室拍摄的。她同意改编《疲惫的女人》并参加其中的对话。之后，"出于再现真实的渴望"，她同意饶塞·达扬和玛利卡·里布斯卡拍一部她的自传电影。

波伏娃认为，在她的读者中，很多人对她一无所知，由此常产生误解。通过影片，波伏娃可以直接与观众交流。有些人没读过她的书，却听说过她，而且常常从道听途说中得出完全错误的形象。

萨特自从双目失明后，他仍在继续工作，在他的朋友比埃伦·维克多的帮助下，正在努力完成一部手稿，这部最后的结束作，题目是《权力和自由》。此后，他基本上进入无法写作，无法进入的状态中。

6、诀别

几十年来，由于每天的艰辛奔波和工作的辛勤劳累，难勉疾病缠身：3岁损失右目的萨特，左眼也在他的晚年因充血过多而失明，每天他只能由波伏娃给他念新书和书刊，自此封笔放弃了他一生热爱的写作。

萨特和波伏娃到晚年，仍是行影相随，真诚相待，默契相融。无疑使很多情人为此仿效。可以说萨特和波伏娃成了本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伴侣，但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与他们竞赛的情侣却一无所知。

人们把他们这对伴侣说成了神话。因此有人利用发表一些文件形式的致"海狸"和其他几个人的信、出人意表的信破坏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情侣形象。

自由的爱情是对婚姻的模仿，结局并不是双方关系破裂而导致离婚。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50年来，坚不可摧的友情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越了共同持家度日的要求。他们曾经长期住在旅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有时不在同一层；后一段时期，波伏娃住在她的办公室，萨特在没有自己的房子时一直住他母亲家。这种分居的方式给他们双方以很大的独立性，不管谁干什么，对方都有自己的自由，也不会被对方发现。他们在饭馆吃饭，有时是他俩，有时和朋友聚在一起。他们从各种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爱情不是自由无羁的，而是自在超脱的，他们首先摆脱的是家务的劳役。

这种生活方式对男人来说并不稀奇，可女人这样做就不免令人惊诧，而他们这对始终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伴侣都这样做，则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们没有任何准则，也不规定任何方式，他们共同享用两个绝对的自由，他们除了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正是这种相互间的绝对需要才能使他们真诚相待，默契相融。

他们的决定是共同做出的，"思想几乎也是共同发展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旅游方式，全由波伏娃定夺并一手操办。波伏娃说，哲学理论虽来自萨特，但也经过他们共同讨论、筛癣修癣重定，这些哲学理论也由此带上了波伏娃的印记。萨特平等对待波伏娃，就像对待另一个自己一样，他完全解放波伏娃。

使她摆脱在教育和社会方面束缚妇女创造性的一切。

斯汤达曾说："任何由女人产生的天才都要失落于人类社会。"萨特和波伏娃共同经历着爱情的挑战，革命中的革命。她可以自愿放弃所有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所有不真实的东西，同样她可以使萨特在她的批评和整体理解中找到避风港。早在1940年，萨特致海狸的信中说："你就像我的人格的坚实可靠的依托。

唯一能成功的就是我们之间都能达到完善的和谐默契的境地，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这是偶然的也是机遇：这两位天资超群的作家创造了天下无双的和谐默契关系。《致海狸的信》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他们的爱情优先于其他爱情。波伏娃在与阿丽心·斯瓦宰尔的一次谈话中也挑明了这个事实："不论在萨特的生活中还是在我的生活中，第三者从一开始就会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关系的存在，与其他人的关系就逊于我们自己的关系。"萨特补充道："因此，我们的关系不免也要遭到各种非议，因为我们有时不能正确地处理对他人的关系。"

萨特和波伏娃建立的是心智、伦理观念和情感的默契。正是通过这种默契，他才使波伏娃成为她自己的主宰，他才使她摆脱掉焦虑、令人疲惫的问题以及始终窥视着妇女的卑下情结。

"爱情远非一种异化的源头，它是妇女解放和自主的条件。女人自知受到她所钟爱的男人欣赏后，应当敢于独身自立，执着追求自己的欲望。"伊里沙白·巴亨特在《爱米丽……爱米丽》中这样写道。

从来没有人指责萨特对自由的实践，却有众多的男女猛烈地抨击波伏娃，因为世人还难以承认一个女人将其生命投入爱情、研究、文学和自由这一事实。

根据伊丽沙白·巴亨特的观点，"爱与献身的母亲形象必须停止统治集体无意识，女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唤醒沉睡在每个女人身上的男性气质。我们时代的妇女应该抛弃过去，更勇敢地争取成为两性共存的妇女……因为，积极的母性所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她们很难接受自己已成为母亲的事实……她们希望既是女性的，又是男性的。"

这对情侣首先是一对作家、知识分子、创造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明并且体验爱的艺术。波伏娃在回答阿丽丝·斯瓦宰尔的问题时毫不掩饰："对于我来说，与萨特的性关系在头两三年中特别重要--因为正是和他我才发现了性。而后性关系就失去了重要意义，……它不是本质性的东西。"

在他们结下情缘后，萨特这样描述波伏娃的态度："她认为在她的生活中最好同时与几个男人保持性关系……她不希望与我的关系成为她与别人关系的障碍……她不认为性生活应当恪守专一，仅由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来确定。"萨特深知而且自信地宣称：尽管有第三者介入，但他的绝对的信念不可动摇，他是最本质的因素："……我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样认为，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尽管有其他男人插入，像纳尔逊·阿格林，但也与我本人无关，谁也不会剥夺掉我任何东西……。"

波伏娃说："说到底，我本人总是要挣脱束缚、离经叛道的，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总要追求我的趣味，我的冲动……如果要重写我的回忆录，我会就如何坦露我的性生活作个计划。但这当然是忠实的，而且是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的。我会更乐于向妇女们阐述我是怎样过我的性生活的，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当时我没这样做是因为我还没有弄清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及重要性，也没有弄清坦露个人私生活的必要性。"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文学史上最令人惊惑的。这是革命的爱情，它抛弃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打破一切陈规旧俗，破除各种禁忌，挣脱枷锁，突破障碍，冲垮民族智慧的大堤，这是一股荡涤一切的可怕的力量。

萨特是个伟人，但不是偶象。他的思想常发生混乱，他经常错以为某处有个约会；坐在工作桌前他常发现头脑空空，毫无灵感。他，曾一直那样特立独行，到了老年却越来越依附于他人。他失明了，再也无法阅读和写作了。波伏娃一天天地照料他，为他付出自己的力量和健康，甚至于没有时间自我调整和休息。

她十分警惕地照料他的生活，她常常因发现萨特从朋友家带回的一些酒瓶而勃然大怒，酒精对萨特是致命的东西！萨特无法继续写作，波伏娃便笔录他想说的话和他与别人的谈话。

为了传达萨特的思想，波伏娃做了很多精心细致的工作，她尽力利用与萨特接触的机会提些问题，以使萨特在回答时能反应出一个思想，以此来维持思想之火不熄。这是一种深情厚爱的行动，也是一种令人心碎的需要。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融洽默契源于他们关系的透明性，这种关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毫无浮夸之嫌，既没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没有不实的谎言，这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波伏娃爱的是人不是偶象。她谈起萨特时言辞中激荡着生命的热情，词语间使人感到时代的流逝和力量的冲击。

1980年3月20日，在巴黎布尔塞医院，萨特患了严重的肺积水。他常常突然性地发生一阵肺痛。

难以忍受的可恶的病魔降临在他身上。萨特只能用微微呼吸的鼻子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死亡是我的眩晕，因为我没有生的欲望。那就是为什么它不使我如此恐怖的原因。凭借把它与荣誉相等同，我让它变成了我的归宿。我想是该死的时候了……那时我会燃出火焰并烧成灰烬……刀光剑影消失了，著作留下了。命运使我成了一本书；我可以用不可替代的碑文来替代我那轰轰烈烈的一生。可以用一种风格来代替我的肉体，可以用永恒来替代我的时间的微小升降。我可以在圣灵面前作为语言的沉淀物出现，可以成为人类的附属物，总之可以成为他物……成为不是任何东西的他物……当我工作结束之后，我的生命也自行消亡。"

4月15日夜晚，人们静静地注视着最后抢救的萨特。眼中含泪的波伏娃默念着即将告别的萨特的名字，"让-保罗·萨特！""让-保罗·萨特！"渐渐地泪水模糊了人们的眼睛。萨特的身影也从他们的眼泪中模糊地消失了。他病逝时，享年75岁。

萨特去世后，为了纪念他，波伏娃特别把他最后几年的艰辛历程记录在《告别的仪式》中。这部书描述了萨特晚年的真实生活记录。这部书的问世曾遭到一些人的敌视。有些读者大声疾呼，指责波伏娃在亵渎神圣：不该表现天才的风烛残年。然而这却是真情，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也是势所必然的规律。

我们能在这些清晰的风格中看到萨特的晚年，确实得之不易。波伏娃毫无润饰地记录了萨特的生活，又如此真切感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杰出的艺术。

当时代和前景允许我们撰写一部战后世界思想的历史时，让-保罗·萨特的名字无疑处于中心地位。

作为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政论家和叛逆者，萨特对构筑当代思想的大厦所做的贡献比谁都多。他是既通过他的思想的直接力量--他具有捕捉现代经验的难以捉摸的模式的出色计划与谋略--又通过作为其他思想家的最强硬的论敌做到这一点的。关于萨特，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他提出的问题比其他任何人的回答几乎都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