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发达史

(英)迪金森(R. E Dickinson)，(英)霍华士(O. J. R. Howar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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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发达史/(英)迪金森(R. E Dickinson)，(英)霍华士(O. J. R. Howarht)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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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地理学史　K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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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发达史

(英)迪金森(R. E Dickinson)，(英)霍华士(O. J. R. Howarht)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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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5.03.31

更新时间：20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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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2-05896-8

出版时间：2013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文明中的地理学

第二章　希腊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第三章　亚历山大及亚历山大城之建立

第四章　斯特拉波及古代拉丁著作家

第五章　托勒密

第六章　基督教学说之黑暗时代

第七章　穆斯林人的地理学

第八章　欧洲地理学之复兴

第九章　到东方的传教士

第十章　葡萄牙人的海上探险

第十一章　德国学派

第十二章　荷兰学派

第十三章　测量法及地图学

第十四章　十九世纪的探险事业及地图学

第十五章　洪保德和里特尔

第十六章　自然地理学之发达

第十七章　人文地理学之发达

第十八章　生物地理学之发达

第十九章　区域的概念

第二十章　结论

本书所引用书目

附录　近代地理测量术及绘图学之发达

第一章　古代文明中的地理学

有贡献于地理学之创造，使成为知识之一部门的古代文明，乃是近东诸国的文明。地理学的本能，不论在何种形式之中，自然是最古就发达了的；别的古代文明也必然有着地理学的知识或观念。但如在史前即已很进步的印度和远东，其科学的成就很少被人知道，也显然对于西方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即使中国人都已一致地，至少是半确信地，相信了在很古的时代即已应用了指南针作陆地旅行之助，我们的任务仍不在研究这个或别的这类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的历史背景可以简单地概述如下：

在纪元前四〇〇〇年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及尼罗河盆地，出现了两个有组织的国家：一即苏美尔人（Sumerians），一即埃及人。前三〇〇〇年时，在克里特岛（Grete）也发现了米诺斯文明
[1]

（Minoan Civilization），爱琴海各地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前二四〇〇年时，亚述诸王兴起于亚述尔（Asshur），最先的巴比伦王朝则建立于前二二三〇年。雅利安人向波斯移植起于前二〇〇〇年之初叶；向印度移植起于纪元前一六〇〇年。同时赫梯人（Hittite）
[2]

的势力在小亚细亚曾作了短时期的勃兴，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迈锡尼文化（Mycenaean Culture）
[3]

也一样。从北来的对于爱琴地方的侵入
[4]

起于前一二〇〇年，这威胁了克里特岛及爱琴海的文明国家；同时以色列人（Israels）也逃出了埃及；从地中海东岸来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正在经营他们的非洲北部的殖民地；巴比伦则以亚述之兴起而灭亡。在纪元前七八世纪时，亚述的权力达到全盛，它的武功曾远及于埃及。当希腊人兴起，腓尼基也失却了地中海东岸商业的繁荣。但腓尼基的殖民地仍然握着地中海西部的势力，他们的商船出了直布罗陀海峡向着大洋的北部和南部推进。这样希腊和亚述在和平中的接触，自有影响于我们的地理学史；希腊也抗拒了波斯人，当纪元前五五三年至前五二五年，波斯人的武功远及于巴比伦、西部亚细亚和埃及的时候。惟这种政治史的最初的一页恰好以纪元前三三八年以后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之远征而结束。他的长胜的陆军和舰队，使全部希腊、埃及、东部地中海、西部亚细亚和波斯，至少在名义上都受了马其顿的统治。甚至于武力也远及于印度，附带在地理学的探险之古代历史上，也提供了最著名的许多前后继起的事件。

在我们研究的最初的这个时期，这不见得是无益的，在所熟知的这样三个标题之下去考察了地理学的知识之内容：第一，关于可住居的世界之资料；第二，关于地球的形体及其在宇宙中之位置之思考；第三，地理测量术。这些标题的顺序，虽是任意排列，却也很是自然，并且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因它们都不能独立地去考察，而不失去了历史的线索。因此在三者之中的第一部分，即我们的题材之地志学的部分（the chorographical division）
[5]

，我们在前一节已由印度说到大西洋，我们可以看出来最古代的这种接触，一方面是爱琴、小亚细亚和“北地”，即欧亚大陆（the Continental mass of Eurasia），一方面则是非洲。地方的叙述，最先差不多全是口耳相传，因此与实际所想的或有出入。在商人当中，无论他们是怎样的喜欢保守秘密（尤以腓尼基人为最，详下），但他们中也有着最善言谈的人，有时也有着与这相反的勇敢。

为着我们现在的历史的目的，我们从诗歌里觅到了叙述地理学的根源，而且是最高级的：再没有别的知识的部门比诗歌还适当的了。产生荷马史诗（Homeric poems）的时代，好像起于纪元前二〇〇〇年的后半期，在那些史诗里面，地志学的正确的知识，已扩张到爱琴海各地，但也有着北部的地方和人民的一些知识，也知道了埃及的富足，也听到了非洲的黑人和矮人（Pygmies）
[6]

。至于说到奥德赛（Odysscus）漫游于所知道的海陆以外的地方的故事，在叙述到所见到的事物，所遇见的快乐和危险，不也是如同诗人之根据旅行家的故事所说的一样么？——这故事的本身，由于诗的想像加以修饰，又由于辗转传说，即使不是由这种言语传到别种言语，也自然难免多所附会。但无论如何，总不能说那常是离开真实知道的事情太远。所以说《奥德赛》第十卷的诗人，曾经听说过极北峡江海岸（fiord—coast）的不凋的长夏，当他写着拉斯特里谷（Laestrygon）地方的美丽叙述，比之于说那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现象完全由于他自己的想像所偶然猜中，似乎要更近于情理。也同样关于西美里安人
[7]

（Cimmerians）的黑暗的地方，难道这也不是以北部地方的长期的冬季作根据的叙述么？至于辛梅里安人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是蒙古人或者如同人们的猜想可以追溯到日得兰（Jutland）
[8]

，至少在很古的时候，即与南部地方有着间接的接触，因为到了前八世纪以后他们侵入小亚细亚，远至爱琴海岸，他们才完全被人知道。

这些例子已指示了在古代的世界，关于阿拉伯海与大西洋，北极圈与赤道之间的陆地，还没有正确的知识，只不过一些模糊的观念而已。古代大地四周为海河（river of Ocean）所包围的这很被坚信，且流行很广的思想，也可以使我们想得到或者这也是有着许多散漫的事实作为它的可能的根据。但说到地理学的正确的知识，我们不能不承认，每一个古代近东的文明，都不过知道了它自己的特殊的狭小的世界。以此所谓苏美尔人的有名的世界地图，据说是用来说明亚加德的沙尔贡王（Sargon of Akkad，二七〇〇B.C.）的军事活动的。很显然这也只是表明了苏美尔人的“世界”不过如此而已。其次关于欧亚两大陆的区分，这也必是很古的，假使普通所说的这话是正确的：即欧罗巴、亚细亚这两字的亚述文字的语根乃是东方日出、西方日没的地方的意思。欧罗巴这字最初出现于纪元前七八世纪时荷马时代的“亚波罗之圣诗”（Hymn to Apollo），在这里面，它指的是爱琴诸岛及伯罗奔尼撒以北的大陆。在六世纪时，这种区分更为人所熟知，虽然界限还不十分明了。

古代关于大地的形体的概念，只不过是大同小异。巴比伦人以大地为天之圆穹之底，其基础远在于大洋以外。大地的中心点乃是北部的崇高的雪山，幼发拉底河的国河即从那里发源。埃及人也有着同样的见解，除了以大地为长圆形，而埃及则是大地中心的低浅的盆地。对于天体的研究，撒姆、巴比伦和亚述都比埃及为优胜。在埃及，比之于别的古代文明国家，科学的发达，较之于艺术和宗教，显然是很落后的。埃及的时代是先科学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传到希腊，才由希腊人注入了一些科学的精神。在另一方面，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国家，也同时发展了这种精神；在这里，虽有一些星相学和魔术的迷信，但也有了科学的天文学之起源。在这里，一种圭表（gnomon）被发明了，一针立于水平面，以影子的位置来表示时间，并测量太阳子午线高度（meridian altitude）
[9]

。

腓尼基人乃是散布知识和思想的媒介，亦如他们之对于商品一样——尽可能遥远地散布开去。他们以保守着他们的商品之来源的秘密著名；真的，假使地理学的理论和地理的发现，都由一个民族来统一了，那么地理学史的进行当会是异样的。他们在纪元前十世纪时，从事于或者据说从事于与欧洲商人贸易，购买了从波罗的海岸贩来的琥珀，从康沃尔（Cornwall）
[10]

贩来的锡，从不知道来源的地方，但大约是远在南方的非洲贩来黄金和别的珍宝，献给索罗门王。在六世纪时，依于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但为希罗多德（Herodtus）所不相信的一个故事，说是他们的商船三年之久环航了非洲，以后在二〇〇〇年以后，非洲才又被环航了。这些故事在某方面是有着事实根据的。肯定在五世纪时，他们的一只兵船曾到了贝宁湾（The Bight of Benin）
[11]

，或那附近。别的一只船，也好像到过了不列颠。

图1　撒姆里亚人的世界地图（纪元前二七〇〇年）

在古代于河域平原没有标志的地方，很显然，一种陆地测量的制度是必需的，尤其是在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淹没了田地的疆界。埃及的几何学，好像并没有超过这样实际应用的范围；只是在巴比伦，纪元前三〇〇〇年中叶，一种标准的量度（system of length）及别的测量的制度已被建立起来了。几何学的概念，发达了许多影响于后世思想的理想、学说及与数字有关的预言。

[1]
即克里特青铜时代文化。时间为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一一〇〇年。长于建筑、陶器等，是地中海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赫梯人（Hittile），古代小亚细亚北部及叙利亚境内之一种古民族，约建国于纪元前一四五〇年至前一二〇〇年，最初使用铁器。为古代巴比伦亚述文化与爱琴文化互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桥梁。——译注

[3]
迈锡尼文化（Mycenaen Culture），为希腊民族兴起以前希腊半岛之古文化。纪元一八七〇年以后德人施利曼（H.Schlimam）在希腊半岛发现迈锡尼遗址，迈锡尼文化始渐为世人所知。——译注

[4]
希腊民族，原为巴尔干山以北及黑海沿岸的蛮族，纪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南侵，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入希腊半岛，破坏了古代爱琴文化，同时亦即为希腊人建国之始。——译注

[5]
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氏（Ptolemy，见下）。以研究范围的广狭，将地理学分为宇宙学（Cosmography），即宇宙现象之叙述，包括了现在的天文学、星学、地理学等，其次为地理志（Geography），即地球之叙述，亦即普通所谓的地理学，其次为地志学（Chorography），为地球的局部的叙述，最后为地形学（topegraphy），范围最小，本书暂译为地形学。——译注

[6]
矮人（Pygmies），非洲刚果河森林中的一种矮小的黑人，或译作侏儒——译注。（现译俾格米人。）

[7]
古代居住在高加索和亚速海以北的一个民族。

[8]
日得兰（Jutland），古代丹麦地名，这里的一种古代民族叫作日得人（Jutes）。——译注

[9]
太阳子午线高度（Meridian altitude），亦称地平纬度，即太阳在某经线上之高度。——译注

[10]
英国西南部一个半岛。

[11]
贝宁湾，在非洲西部，为几内亚湾之一部，在尼日尔河口之西。——译注

第二章　希腊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希腊的荷马时代如果它的特色乃是丰饶的诗歌，自然也洋溢着冒险的精神和对于海陆美景的欣赏，这两种特性都有利于地理学家之养成。在纪元前六世纪之初，希腊人的世界已从希腊半岛扩展到爱琴海中的各岛及其东部和北部；在这区域以外西至意大利、西西里、罗讷河（Rhone R.）河口、非洲海岸，东至郁金海（Euxine Sea）
[1]

一带地方，都有着希腊人的殖民地。这些地方之中，尤其是外地的殖民地，有些纯是商站（trading station）；别的最典型的则完全发展为市府（city states）。希腊人原可分为三族，即爱奥尼亚族、多里安族、伊阿利安族（Ionian, Dorian, Aeolian），三者之中，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以爱奥尼亚族占中心的地位，且最为重要。适当于麦安得尔河（Maeander R.）口的米利都（Miletus），在爱奥尼亚人没有移植以前即已发达，爱奥尼亚人移居以后在纪元前七世纪时，那差不多是势力最盛的希腊城市。它的繁荣一直延至六世纪之终，小亚细亚的西部全为波斯所征服。它不单是商业上的要地，且是文化上的要地。这里产生的一位学者，且是最初对于地理学有贡献的人，我们不能不讨论到的。

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六四〇～五四六B.C.）被认为是希腊物理学和哲学的创始者。他被尊为同时希腊七大智者中的第一人
[2]

。他的荣名维持数百年未坠，据说这大部分是由于他曾预测了那结束了米底人（Medes）和吕底亚人（Lydi-ans）
[3]

的战争的日食（普通相信是纪元前五八五年的日食）。他不单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商业的实际人才。为要磨炼这种才能，他游历了埃及，在这里学会了前面所说的埃及的初步的平面几何学。但泰勒斯将抽象的几何学介绍给同时代的哲学家，建立了线之几何学，并应用了他的这种学理于高度和距离之实际的测量。对于大地形体的正确的概念，他的研究不见得比以前的人为进步；但他以水为最初的元素及万物的本源，所以他想像着大地当是如同平盘一样的浮在水上。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生于纪元前六一一至前五四六年）是泰勒斯的弟子，他认为从混沌中脱出的圆柱形的一块那便是大地，虚悬在圆形的宇宙之中。在实用的方面，据说他也从亚述人介绍了圭表给希腊人，并依于在米利都的水手们的报告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据说这幅地图或这幅地图的模本，曾经被雕刻在铜板上。当米利都的执政亚里士多果拉士（Aristagoras）于纪元前四九九年反抗波斯时，还将这图献给斯巴达人请求援助。希罗多德说，那是“大地，各河，万海的全舆”，它表示波斯与地中海的距离是这样的正确，所以斯巴达人拒绝了援助的恳请。

关于宇宙之爱奥尼亚人的见解，不是不变的：在纪元前六世纪的后半期，知名于时的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以为万物的本源不是水而是空气。在他看来，平面的大地，不过虚悬在空中。后来这个学派的哲学家在小亚细亚的克拉佐曼纳（Clazomenae，约生于纪元前五〇〇至前四二八年）的领导之下发明了原子论（atomic theory）的最初概念，直到近世还遭遇到的相类似的情形也遇到了。他的宇宙体系的新观念，和他所住居的雅典民间宗教不相容，而雅典又是希腊文化的重要中心，自从米利都的繁荣衰歇了以后。但阿夫季拉（Abdera）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或生于纪元前四七〇至前三八〇年，但两个年代都是很可疑的），由于研究原子在太空中的运动，更分明地规定了宇宙起源的观念。他以为许多原子的不同重量、不同速度的运动引致了物体的自转。这种哲学的一个系论，便是无量数宇宙之可能——只要爱奥尼亚学派的这种特殊的思想的活动指导了后来的学者。但不幸这种学派却失去了它对于希腊思想的支配力了。它的许多导师都如泰勒斯一样是旅行家——例如德谟克利特，他游历了幼发拉底及尼罗河各地，学会那里的几何学和物理学。对于正确的知识或哲理的思考的基本工作，旅行差不多是一种必要的准备。德谟克利特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由这地图看起来，世界是东西宽而南北狭。

同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大约于纪元前五八二年生于萨摩斯（Samos），据说也是如同别的哲学家一样旅行于埃及及东部地中海各地，后来于前五二九年左右在意大利南部住下。他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一种伦理的兄弟会。它的关于地理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乃是提供了这个最初被知名的概念：大地是圆形的，与别的所已知的五大行星、太阳、月亮、恒星、地球逆星或antichthon
[4]

共同围绕着一不可视见的中心之火回转。这个概念乃是这个学派的数理的理论所必有的。关于圆形地体的观念，好像还不是得之于毕达哥拉斯，而是得之于他的弟子菲洛劳斯（Philolaus，约纪元前四八〇年生于南意大利）。这不是根据于观察而是根据于一种数的象征主义：圆是完整的形体；回转的天体有十，因为十是完整的数，现在已知道了九，所以地球逆星（见前）的存在是可以推知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发现了发生一种音符的琴弦的长度的比率，它的五度音程和八度音程，并以为这是与以这比率和不可分的空间单位为根据的一种有关系的数之配置有关。又主张行星与地球的距离也是依于一种数的进程：这种学说与最著名的“天空之音乐”的成语接合起来了。后来这个学派的思想又开展了，以为地球是依于地轴而自转。千年以后，主张太阳系的哥白尼（Copern）也承认曾经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但这种圆形地体的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信仰，虽然好像仍然继续着有势力于哲学的思考。

现在我们得暂时离开了我们的题材的这一面。对于地理学有贡献的其次的一人也是米利都人——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大约生于纪元前五〇〇年。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旅行者，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据说曾经写了一部Periodos，即《世界之一周》。此书共分两卷，一是叙述欧洲，一是叙述亚洲，并附着从阿那克西曼德的地图修正并增广了的一幅地图。但这著作的可信的程度是很可疑的。因此说希罗多德在他的地理学的研究里得益于赫卡泰奥斯是否如同在历史学里一样的多，这就很难于断定了。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生于纪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五年）是小亚细亚西岸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人，生于地位很高的世家，故幼年即专攻于文学并从事于旅行。

他横渡小亚细亚及欧洲希腊大约不止一次；他游历了多岛海（即爱琴海）中的重要的岛屿。……他通过了遥远又危险的途程，从撒德斯（Sardis）到波斯的都城苏萨（Susa）。游历了巴比伦、苛尔几斯（Colchis）及黑海西岸，远至第聂伯（Dnieper）的河湾，他旅行于塞提亚（Scythia）、塔来斯（Tyrace），探访了桑特（Zante）
[5]

及马格纳·格里西亚（Magna Graecia）
[6]

，搜寻了提尔（Tyre）的古迹，沿着巴勒斯坦海岸游览了加沙（Gaza）
[7]

，在埃及住了很长的一个时期。在所有最值得留恋的地方，他都住一个时期，他考察、研究、测量并搜集资料。（引自《大英百科全书》）。

当初他本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地理背景的价值有着充分的理解的历史学家。在这种特性之中，他曾经对于后代的历史学家贡献了一种课题，只是很少为他们所接受罢了。

再没有更古的著作，能比得上希罗多德的了；因此那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想到，在希腊人知识和希罗多德自己的旅行范围以外的那些根据于口传的报告，在此前四五百年，于资料上并没有增加。例如在中欧，希罗多德知道了伊斯特尔（Ister——即多瑙河）是一条重要的河川；但他想像着这条河川当是发源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利牛斯山（Pyrenees）的地方。关于塞提亚北部的住民和陆地，塞提亚至黑海以北的地方，他没有得到新的知识。他的批评的天才也使他反对了一切的神话，虽然我们知道，如同前面已说过了的，有些神话并不是全无事实的根据。他曾经听说过关于西部、中部亚洲和印度河的种族的一些事情。他采用了已经盛行的第三种大陆区分法，即使利比亚（Libya即非洲）和亚洲分开，且与现代思想正相符合；他以阿拉伯湾（即红海）而不如别人一样以尼罗河为亚非两洲的分界，因为他以为以两岸同是一种民族居住的河川为两洲的分界是很不当的。他想到尼罗河当是发源于非洲的西部，向东流折而北向，与欧洲的多瑙河恰相对称。他从五个青年人冒险的故事听说过埃及西部的一条大河，或者是加扎勒河（Bahr el—Ghazal）
[8]

，或者甚至于是尼日尔河（Niger），这都用不着去联想的了——这故事说着有五个青年人南向冒险远行，走了几天，从锡的斯（Syrtis）的南岸，经过了沙漠，后为矮小的黑人所虏，经由这条河川运送，后来才得了救了。这里这类的故事也正是根据于事实，由于好奇的缘故，口口相传地流传下去。这个传说给希罗多德以一个地理的新观念，纠正了他的信仰，以为大地是东西宽而南北狭，如同亚伯德拉的德谟克利特所想像的一样。

图2　希罗多德所知道的世界图

希罗多德的伟大著作之三分之二其要旨都是在叙述波斯人之侵入与希腊人之胜利。波斯人侵略希腊在纪元前四九〇年大流士（Darius）统治时，在达第（Datis）和亚尔他芬纳（Artaphernes）的指挥之下，与前四八〇年至前四七九年薛西斯王（King Xerxes）的亲征，但两次都失败了，并激起希腊的民族思想和伦理的互助，使希腊文化达到了最高点。但地理的条件阻碍了政治的统一。纪元前四六〇年至前四五四年，与前四三一年至前四〇四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接着是斯巴达短时期的称霸。前三九四年至前三八七年的科林斯战争则颠覆了底比斯人领袖群邦的企图。雅典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四二七～三四七B.C.），当他考察了希腊的政治的不统一是由于大海对于人们的影响，使他们的同胞互不相亲，且行不义，这似可以推论下去发展到我们现在所谓的人文地理学。但希腊诸市府的对立竞争，使希腊人的特质很容易地走到另一种思想的新路上去。柏拉图的哲学，因为是道德的、理智的、神秘的，并没有使他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思想的途程上走得很远；只是他的神秘主义使他记载且也应用了一个最著名的地理学的神话——即关于亚特兰特（Atlantis）大陆或大岛之消失的神话。这不可知的西方陆地的概念，最初出现于柏拉图的“Timaeus”
[9]

。这神话的来源他归之于埃及人，据说这是代表了埃及人关于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岛的传说，并与《奥德赛》第八卷荷马诗歌里腓尼基人的岛屿的描写有关。在柏拉图时代关于西部地中海与直布罗陀海峡的已知的知识，已推广到亚特兰特，即是说到了大洋以外，依于由阿拉伯到威尔士，直至我们近代的十八世纪所有流行于各种文学中的那些故事看起来，大西洋也仍然是或彼或此的同一神秘陆地的仓库。亚特兰特这个地理学的神话可以比之于洪水的故事——所不同者，这神话所根据的事实已经失去，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至少还有着一些证据可以觅到。

在柏拉图活着的时候（纪元前四〇一年至前四〇〇年）发生了色诺芬（Xeno-phon，约生于纪元前四三〇年至前三五〇年）统率着的万人团的归回。有一队希腊的佣兵服役于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波斯王达理阿第二的好事的儿子。居鲁士从里底亚的沙德斯（Sardis）攻击巴比伦，在那里被打败了。色诺芬率领着他的士卒北向，通过亚美尼亚诸山，到了黑海沿岸的特拉匹苏斯（Trapezus即Trebizond），从此顺着海岸到了博斯普鲁斯峡（Bosphorus）。色诺芬除了有着冒险的精神而外，且是一个对于历史和哲学（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有着很深的造诣的人。他以一个军事领袖而有着文学兴趣，并将辛苦的历程写成了一部《归国记》（Anabasis或译作《还乡记》
[10]

——英译本作An Up Country March）。在这部书里，他确切地记述了在旅程中所见到的事物，必然给予希腊人以关于所经过地方的地理的正确的知识。或者在他那时候已经有着一部关于世界之历史地理的著作被爱奥里斯（Aeolis）的埃福罗斯（Ephorus of Cyme，约生于纪元前四〇〇年至前三三〇年）所写下来了，但这部著作的内容已不可知。在这时（约纪元前三五〇年左右），也有着一部《环航》（Periplus-roundvoyage）即地中海沿岸记述的著作，无论这是否古代著作的翻印，但这绝不是迦里亚（Caria）的塞鲁克斯（Scylax of Caryanda）这个作者的著作。他约生于纪元前五世纪。曾陆行到了印度，又由海道归回。在这时和这时以后对于印度的一般的信仰好像那还是一种异境。迦里亚的克第西亚（Ctesias of Cnidus约生于纪元前五世纪时），他是波斯宫廷里面的医师和历史学家，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印度的著作，从所残存的一部结论看起来，那好像完全是凭着想像写成的。他的著作关于山脉和水道部分已经遗失；但这表明了地理学的著作，现在已达到了个别现象之一般论述的阶段，这却是值得记载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三八四～三二二B.C.）是马其顿宫廷里的一个医师的儿子，在十八岁时即来雅典做柏拉图的学生。但由三十八岁至五十岁，他遍游了爱琴海各地。他的著作不限于哲学的冥想，也供给了科学的和政治的实际的经验，结果，这使他成为在纪元前三三四年归回雅典时，在吕刻昂（Lyceum）所建立起来的哲理学派的一个伟大的导师。这或者是真的，亚里士多德以非常的精力和睿智从事于研究各种知识的部门，但对于地理学却比较少有成绩。但他解释了地理学的事实虽感失败，却搜集了许多地理学的资料，这功绩很足以两相抵补，并且他也如同别种科学一样，将这种科学放在一种系统的观察之基础之上。他没有写下地理学的专门著作，后世以为是他所写的关于宇宙论（Peri kosmou）的著作，现在知道不是他的。唯有他的关于天体（Peri Ouranou），和所谓气象学（Mete-orologika）的著作，在宇宙学的和物理学的方面，颇涉及了不少的地理学的现象，他接受了当时希腊哲学所通行而普通常识还不承认的地圆说。他引证了关于这类例证：凡物体为一种中心的力所推动前进的，必是圆形；又指示了当月食时投在月面上的地影也总是圆形。他区分了他所知道的可住居的世界与不可住居的世界。对于前者也如前所说的他以前的人一样，他以为东西的长度大于南北，附带也指示了普通所知道的可住居的世界的概念，也证明了地是圆形。亚里士多德以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并不运动，别的天体则围绕着地体回转。他从不同的定点观测一定的星宿，以为地球的体积很小。但他却接受了当时已经流行的地体的测量即地球圆周为四〇〇〇〇〇斯塔底亚（stadia）
[11]

。这约等于四六〇〇〇英里，而在赤道地方地体的实际圆周则是二五〇〇〇英里。他依于气候分地球为若干区带，并假定相当于北温带的地方，有南温带也有着他所说的可住居的世界——南北两极和极热带的气候，则绝不适宜于居人。他的气象学现象的知识，使他明白了北半球温带和北极带的关系，也是如同南温带和南极带的关系一样，只要比较了北边的北来的寒风和南边的南来的寒风，就可知道。在他自己的范围以内，他精密地考察了气象和地震的关系，并承认地形之这样的变动是由于河流冲积物的淤积的影响。他相信了同时代的对于可住居的世界的外围的知识使他陷于谬误，当他要努力寻觅一些例证来说明他的学理，例如巨河之源必与高山有关。在这里又出现了多瑙河发源于比利牛斯山的希罗多德的思想；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大河都发源于高加索山及中亚诸山的资料，差不多全是谬误。这是很显然的，《气象学》的著述乃是远在亚历山大东征打破了伊朗、东北部印度和土耳其斯坦各地的秘密以前。

但这是值得注意的，亚里士多德本身，也是鼓舞了马其顿帝国主义的动因之一。在纪元前三四三年，亚里士多德做了幼年亚历山大（Alexander，三五六～三二三B.C.）的教师，据说还写过用作教材的关于统治者和拓殖的责任的许多论文。

[1]
郁金海（Euxine Sea），按即黑海。——译注

[2]
七大智者（the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七大智者之名，已不可知，在哲学史上所可考知者，共有四人，即泰勒斯（Thales），梭伦（Solon），比塔加士（Pittacus），贝亚士（Bias）。——译注

[3]
吕底亚人（Lydians），古代居住于小亚细亚之一种古民族。——译注

[4]
地球逆星（antichthon or Counter-earth），古代假定为伴于地球旋转，使不为宇宙中心之火所及之一种行星，以无适当译名，此处暂译为地球逆星。——译注

[5]
桑特（Zante），希腊半岛西南海中之一小岛。——译注

[6]
马格纳·格里西亚（Magna Graecia），意大利南部一带地方，古代希腊的殖民地，希腊人于纪元前六世纪时，即叫它为马格纳·格里西亚。——译注

[7]
加沙（Gaza），地名，在非洲东部。——译注

[8]
加扎勒河（Bahr el-Ghazal），在非洲中部，西南流入乍得湖（L.Chad）；尼日尔河（R.Niger）在非洲西部，东流折而西南，入大西洋。——译注

[9]
Timaeus，希腊历史学家，约生于纪元前三四五年至前二五〇年。——译注

[10]
又译名《长征记》。

[11]
斯塔底亚（Stadia），希腊长度名，在雅典此种长度为六〇六.九英尺或一八五米。——译注

第三章　亚历山大及亚历山大城之建立

大部分亚力山大的武功其性质都是军事之地理的探险。甚至于他的早年的侵略（纪元前三三五年），他带着军队越过巴尔干山，渡多瑙河下游，击破了就要反叛的北方的民族，这种事业的本身对于地理学已经很重要了，何况接着就是希腊马其顿的世界先前所不知道也无直接关系的远方人民，甚至于是欧洲西部人民的遣使内附。亚历山大征服了希腊，在地理学上与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他的前三三四年以后的武功，直到他之死，增加了不少的地形学的知识，长久供给后来的地理学家以确实的资料。他之绕道通过了小亚细亚也必然发现了新的地形学的事实。他之深入叙利亚和埃及对于我们似不重要，但他建立了亚力山大城，后来这城不单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也是别的学问的中心了。

在巴比伦和米底丑（即波斯），亚历山大囊括了希腊人前此所未曾知道的地方：他由里海东进，到帕克特里亚，深入兴都库什之绝地，他看到了许多城池如巴尔赫（Balkh），如撒马尔罕（Samarkand），到后来都非常著名；他又到了岬克若尔特斯河（Jaxartes即Syr Daria——按即锡尔河）的河岸，入印度，溯印度河前进，直到河口；又折而西行，通过伊朗荒原，再到巴比伦，他的兵舰航行于阿拉伯海及波斯湾，这时他实在是开辟了新的陆地，并以近于正确的知识替代了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及其余的人的暧昧的观念。他这样做，不仅是一种偶然的军事要求。他的文官方面的参谋部，包括了许多测量家，如加桑特里亚的亚力士多拜鲁斯（Aristobulus of Cassandreia），一个历史学家，叙述所经过的国度，多半侧重于地理的及人种学的方面；他的测量官或测量师，在他的军事进行即使不依他们的路向，也贡献了测量所得的正确的资料。

在德卡尔乔士（Dichaearchus）的著作里（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早卒于纪元前三世纪），发现了他的最后的缺点。他第一次画了一张平行于地中海的地图，山脉延展至于托罗斯（Taurus）及喜马拉雅山。他的这种错误并不奇怪，也是无足责的。那或者也正是他介绍了一种较低的，因此也是更接近的地球圆周的计算为三三五〇〇英里。他叙述了已知的世界，研究自然地理，并计算了山岳的高度。他也作希腊之地形学的研究并附着许多地图。他的全部的遗作都是些断简残篇。里斯波（Lesbos）的泰奥弗拉斯塔士（Theophrastus，约生于纪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七年），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和亲密的朋友，继续着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气象学的研究，也研究了岩石和土质，尤以他的植物学的著作最为有名。他得到了亚历山大行军时所获得的新资料，并以自此以后最为植物学家所推崇的一种方法利用了它们；在我们看来，他认识到植物分布之研究之重要，似乎是极值得注意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地理学之一部门的植物地理学。他死后遗嘱以他的住宅赠给学校，并吩咐在走廊上悬挂着地图。

图3　亚历山大行军路线图

亚历山大扩张了东方的地理学知识，在这时或这时的前后马西里亚（Massilia即马赛——Marseilles）的皮西亚斯（Pytheas）
[1]

也扩张了西方的地理学知识；但他只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而不是一个军事的野心家。他是一个有天文学素养的航海家，曾十分接近地计算了马西里亚的纬度，依于他的颖悟，他也充分的是一个科学的探险家。他游历了不列颠，并听说过关于不列颠以北的地方，他记下了图勒
[2]

（Thule）的地名；即使说他没有亲到，他也听过了关于波罗的海。他知道在极北的地方夏天有长昼，冬天有长夜，他的天文学知识，也能够使他理解了这种现象。他也如同别的航海家一样所没有达到的地方则探问情形，也不拒绝神奇的传闻，几个同时代在东方的旅行家也一样。结果，凡研究他们的著作的人都怀疑到他们的叙述。皮西亚斯的著作我们也只是间接知道，所以很难对于它作一个适当的判断。总之在纪元前四世纪时作为一种科学的地理学，其进步是很大的。那些不完全的原著，也可以纠正许多人对于德卡尔乔士、泰奥弗拉斯塔士和皮西亚斯的过当的评估。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为诸将所瓜分，但他已开辟了重要的交通大道，所以在纪元前三〇三年时巴比伦的西勒加士（Seleucus）派一个名叫麦格孙尼斯（Me-gasthenes）的希腊使臣到北印度王子玛里亚（Chandragupta Maurya）那里。他在恒河边的都城里住下，写了一部印度地理的著作。这虽不无缺点，但总算是后代希腊地理学家所长久信靠着的。

托勒密第一（Ptolemy 1）后来被称为梭特尔（Soter）即救主，在埃及建立了马其顿王朝，这王朝绵延了三百五十年。希腊的官吏和移民不断地来此，这野心家自己的城池亚历山大城，遂成为希腊思想及一切学术研究的唯一的中心。直到三世纪时，它的势力才和罗马帝国一起开始失坠。它的兴盛是托勒密自己促成的，他是一个学术的护法，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图书馆，使这个城池世界闻名。罗马之兴起也在这时候，在纪元前三世纪的上半期，它是意大利的首都，纪元前二七三年与埃及联盟，并成为希腊学者及旅行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论题。

这时罗马人的野心不在地中海东部，而在地中海西部，这一直继续着直到二〇二年它的巨敌迦太基城的覆灭。但顾虑到马其顿与迦太基的联合足以威胁罗马，使罗马人也不能不注意到东方，所以在纪元前二世纪的前半期罗马的保护权也已经扩展到东方。在纪元前一四八年，马其顿成为罗马的一省。纪元前一四六年，希腊直属于罗马的统治。埃及及东部各省的征服则在纪元前三〇年至前二九年以前，但在这时期中，就地理学或别的学问来说，古希腊文化是有着一个特点的。这就是批评古代信仰之自然的倾向；当考察这些事实的工具缺乏了的时候，则以观察事实来作为它们的证明。例如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
[3]

（Aristarchus，约生于纪元前二五〇年左右），最初承认了这种标准的学说，即地球为宇宙的中心，但后来又承认了地球绕日而行。这是在哥白尼以前从没有人承认的，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所最漠视了的。据说阿利斯塔克改良了圭表，以一针直立于碗中，针之长与碗之半径相等。碗中记以角度。这便是著名的指时仪（Scaph）。

现在我们研究的中心已转到亚历山大城了。由于欧几里得（Euclid）及阿几米德（Archimedes）使数学突飞猛进，遂使埃及首都图书馆主任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生于纪元前二七六年至前一九四年）也促进了数理地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的进步。他是一个博学、有着多方面研究兴趣的人。他的绰号叫第二（Beta），这证明了他所长的学问不仅是一门。假使地理学派可以够得上成为一个尊严的学派，那他便值得称为这个学派的第一的创始者。他写了一本从荷马时代以来的地理学之批判的历史。他计算了可住居的世界东西约九〇〇〇英里，南北约四四〇〇英里，前者长于他所知道的实际长度的三分之一，后者离实际长度总算还不远。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画一纬线，与此平行，又画了别的六条纬线，并在不同距离的远方的地点画了七条子午线——即经线。他研究了在赛伊尼（Syene即Assuan
[4]

）一个深井在夏至的时候为太阳热所燃烧，因断定那里当是赤道。他以亚历山大城在同一子午线上测算了冬至夏至时，太阳在天顶上的距离。他记下了两点间的距离是五〇〇〇斯塔底亚（约合五〇〇地理学英里）
[5]

。从这种观测出发，他又断定了这两点间的距离约等于大圆的五分之一。因此他也测定了地球圆周为二五〇〇〇地理学英里来代替了二五〇〇〇法定的英里。这比之于以前的测算似已与确数相近。他的资料是不正确的。但至少他在地理学的著作中好像很睿智地应用了他所得到的资料，并且明白那些资料的限度。

图4　埃拉托色尼的世界地图

天文学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知名于纪元前一四〇年左右，他在他的生地尼加（Nicaea）和罗得（Rhodes）、亚历山大城研究。在地理学上，他企图从已知的经度和纬度的定点测绘已知世界的地图，这要想得到正确是不可能的。但他区分地圆为三百六十度。并根据于顺次的纬度的最长日子和不同星座的观测介绍了一种气候带或气温带的制度。这结果他的基本子午线通过了亚历山大城罗得和拜占廷
[6]

（Byzantium），说明了他的限度。他的关于已知世界的轮廓的说法，如亚洲的拓展，甚至于比他所严格批评的埃拉托色尼还错误。相传埃拉托色尼已知道了天体观象仪（the spherical astrolabe）的原理，但这仪器大半是希巴尔乔士改良成功的。那不单是用来观测天体的高度，也用来观察了地形，如后来在十六七世纪时一样。

但在纪元前二世纪时，另有一批人完全从这些学者的地理学的宇宙学的及原理论的方面转到地志学和地形学方面去。这是由于罗马人的实际的天性，其本身对于地理学的贡献是很少的，除了间接地从军事活动或为开辟道路以及为别的目的所作的测量及调查。他们晓得应用叙述地理学于军事活动及行政，亦如应用距离的知识于帝国的交通一样。以此希腊的历史学家波里比士（Polybius，约生于纪元前二〇四年至前一二二年）曾写了一本关于地理学的书，这书虽已遗失，但还可知道它的内容是关于地中海区域的许多距离的计算。他尤其利用了由于罗马的远征所获得的关于地形学的知识。阿特米德罗斯（Artemidorus，约生于纪元前一〇〇年左右）据说是以弗所（Epheso）人，他是一个游踪很广的旅行家，也是一个测量家。克尼达斯（Cnidus）的亚格尔达契德士（Agartharchides，约生于纪元前一五〇年左右），曾写下了关于红海及亚细亚的一些著作，颇注意于各民族之地理的环境。也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是由于罗马帝国的鼓舞，一般的探究已扩张至于未知的陆地，所以库齐库斯（Cyzicus）的郁多苏士（Endoxus，约生于纪元前一三〇年左右），怀着探险家的真精神不单是相信可以环航非洲，也企图实际去环航非洲。但这时关于亚洲和非洲的实际的知识，还知道得很少：商业限于一定的路线，罗马军队也没有达到很远的地方。

波西德尼阿士（Posidonius，约生于纪元前一三〇年至前五〇年）乃是一个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游历于西部地中海各地，并作科学的观测。他的哲学使他注意到地震和火山这类现象，他也有着关于月球的影响，及它与太阳与潮汐的关系的明确的概念。他测算了地球的圆周比之于埃拉托色尼离实际更远，但因为他的哲学的见解支配了罗马的有名的学者，这种错误也被固执地相信着。他的计算少于埃拉托色尼的四分之三，——约合一八〇〇〇地理学英里。

亚格里巴（Marcus Vipsianus Agrippa，纪元前六三年至前一二年），罗马将军兼政治家，在别的许多著作之中也是一个关于地理学的著作家。他经管着耶里阿士·凯撒所收藏着的关于帝国的各种调查。这些调查都详注于雕刻在大理石上的地图上面，并竖立在公共地方的走廊上，听说也还有着为公共教育而陈列着的别的许多地图。

[1]
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2]
在格陵兰岛西北沿海。

[3]
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三一〇～二三〇），古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地球自转和绕日公转的第一人。著有《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和距离》。

[4]
即埃及的阿斯旺。

[5]
地理学英里（Geographical mile），一称海里（nautical mile），约等于赤道一度之六十分之一，即六〇八〇英尺，一八五三.二五米；——普通一英里，则等于五二八〇英尺，一六〇九.三米。——译注

[6]
伊斯坦布尔的古名。

第四章　斯特拉波及古代拉丁著作家

斯特拉波（Strabo，约生于纪元前六四年至纪元二〇年）为希腊历史学家及地理学家，生于本都（Pontus）之亚马西亚（Amasia）。他是地理学史上的一巨人，但这好像是偶然的。以前我们所讨论到的那些作家，他们的著作俱已残缺，或属于后来的作者所引用，惟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差不多是完全保存下来，只有全部十七卷中的第七卷是残缺的。真的，如琼斯（H.N.Jones）在本书的译本（一九一七年）中所说：“那是两千年前关于住居世界各国之百科全书，那是一种历史的地理，也是一种地理的哲学。”但这著作应该放在它的优点和缺点上面去评判它。这或者是使人很不快的，即作者之自己自视为一个旅行家，为一地理学的研究者，并以自己的成就为满足，有些论题对于前人的批评，亦觉太苛，而对于那些论题，前人的论断似乎比他还优胜。在有些地方，希罗多德、裴萨亚士、埃拉托色尼在他的裁判之下都失去了他们的当得的地位。他自己所中意的著作不是有缺点就是浅薄，而他对于数理地理更完全是外行的。

斯特拉波出身富室，所以能够毕生从事于文学及研究。他游学各地并在罗马学习。在罗马，他的一个先生文法专家泰朗尼阿（Tyrannio），也是一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到过罗马好几次，他游遍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埃及，远至阿斯旺（Assuan），并在亚历山大城住五年多。无疑的，他在此当搜集了不少的资料。这使他对于罗马人所作的调查和报告也当是更有了实际的应用。将这些资料分配于十七卷巨著里，使我们知道了当时流行的关于住居世界的观念。开首两卷是绪论，其次西班牙和高卢共两卷，意大利两卷，北欧及东欧合为一卷，希腊共三卷，亚洲通论及“远东”一卷，小亚细亚三卷，波斯及印度一卷，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方、叙利亚、阿拉伯一卷，非洲一卷。他的着重点在于政治地理，和一切关于政治地理的说明。因此他只有在十分必需的时候，才叙说了许多国家的地理的特征和人民。但在十九世纪，他的地理学之内容之见解仍有着相当的价值，例如随便从第二卷绪论中引出的一个例：

现在谈到了这种科学的根本原理，地理学家必须依于测量了整个地球的几何学家，同样几何学家又必须依于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又必须依于物理学家。（第二卷第五章，第二节。）

假使如同埃拉托色尼所说的在赤道上的地方是炎热的（这意见波里比士也赞成，虽然又补充了……那是地球上的最高部分，因此那地方多雨，因为在Etesian风
[1]

的季节，北来的浓云冲激着这地方的高地和山峰），那么那最好将这算作第三炎热带，即使这是很狭窄的炎热带，这比归入于赤道下的两个炎热带都强。……但波西德尼阿士反对地球面上会有高地，因为地球乃是统一整齐的圆形。……（在引证了波西德尼阿士的相反的一节即在赤道上也有着山岳和平原，斯特拉波又接着说：）现在这里缺乏一致的见解是很显然的；但即使承认了在赤道地方也有着山岳，别的不同的见解又引起来了。因为同样的人又会主张海洋不过是地球周围的延伸了的河川。请问除了认为是一定的岛屿而外，他们又怎么解释在海洋中也会有山岳？……但无论怎样，这些都是地理学领域以外的问题……（第二卷第三章第三节）

现在马西里亚的皮西亚斯告诉我们关于图勒的有些地方，还有不列颠岛的极北部分，是最远的北部，那里的夏至线和北极圈是一致的。但从别的作家我知道并没有这回事。——并没有叫做图勒的这样一个岛，也没有夏至线和北极圈是一致还可以居人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想住居世界的北边的界限，当在北极圈以南很远的地方。因为近代科学的著作家都不能说出爱兰岛（Ierne即Ireland）以北的地方的究竟，只有爱兰岛，在不列颠的北部，那是野蛮人住居的地方，因为严寒，所以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所以我认为可住居世界的北部的界限当是在这个地方。（第二卷第五章第八节）

在离拜占廷（Byzantium）和马提斯大湖（Lake Maeotis即亚速海——Sea ofAzov）北部六三〇〇斯塔底亚的地方，在冬天太阳达到的最高度是六可贝特（Cubit）
[2]

，在那里天气最长的时候是十七小时。因为那地方太过严寒，不适人居，所以对于地理学家没有多大的价值。（第二卷五章第四二至第四三节——根据琼斯的英译本）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的用处，可以算是那些特别对它奖赞的人们的一种参考著作，但别的著作家似乎对它并不有深切的注意。柏林尼（Pliny）和托勒密并没有引用到它。它一直很久以后，到了五世纪时才开始著名。斯特拉波在晚年将它写成，这是很显然的。但究竟是在罗马或在亚马西亚写成，这就有着争论了，但也有些意见以为在亚马西亚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罗马在此以后的时代是巩固在不列颠及西北部非洲的疆域，但从各地的政治事件中，也看不出地理的知识有着多大的扩充。波邦尼阿士·米拉（Pomponius Mela）的一本小著作（De Situ Orbis）大约写于纪元四二年，算是拉丁文的第一本纯粹关于地理学的论文，也是在古典时代除了柏林尼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见下）以外的唯一的著作。米拉生于南部西班牙，他比希腊地理学家说得较为详尽的，只是欧洲的西部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位置之模糊的观念——但他以为那是一个岛屿呢。他供给了最初知名的关于阿尔克纳岛（Orkney Island）的参考。说到他对于世界普通地理的见解，虽然并不有什么创见，但他推论南温带也有人居住，那里的人以热带从可住居的世界隔开来，因为赤道炎热，不能居人的缘故，一种稀奇的复古的也是扩大了的见解，似乎亚里士多德以后，没有一个地理学家曾经这样想过。

小西尼加（Seneca the younger，约生于纪元前三年至纪元六五年）在他的广泛的著作中有一本《自然问题》（Naturales Quaestiones），是关于物理学之一般的研究的，其中包括了天文学、气象学，也包括了自然地理。在这个时候这个题材好像很能引起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的注意。老柏林尼（Pliny the elder，约生于纪元二三年至七九年）写了三本关于地理学的著作，又《自然史》中的一部也是论及地理的，但内容贫乏无所可取，所说的又是东部地方的问题。在这时颇出现与所谓教科书很相类似的著作，这便是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3]

，包括了红海及阿拉伯湾，也约略叙述到远在印度、锡兰、恒河口，甚至于中国（在一种到那里去的陆地道路之指示中）的几个地方。关于附近的区域则说得最详尽，尤其是关于商业方面。因此这些著作好像是一种商人指南，亦如同《海上指导》（Admi-ralty Pilots）之对于水手们一样。这是在叙述方面地理学家的原料之残篇。柏林尼及继起的托勒密都利用了这些著作，虽然在托勒密并不是显然地有着这种特殊的例子。

[1]
Etesian wind，地中海夏季所特有的一种信风，每年约有六星期的时间，自北方吹来，亦有时自西方吹来。——译注

[2]
可贝特（Cubit），一种长度，原为自肘节至中指尖端之长，约等于十八英寸。——译注

[3]
《红海周航记》，Periplus是拉丁语周航或环航之意，古代拉丁之地理学著作，以此写为标题者颇多。——译注

第五章　托勒密

地理学的研究，其发展与退化如同一条弧线。原来的著作既这样的不完全，很难加以评判，所以最好不要将地理学或地理学的任何部门一定归功于特殊的作者。我们最好不要如同别人一样称埃拉托色尼为科学的地理学之父；也绝不要如同别人一样称推罗的马陵尼阿士（Marinus）为数理地理学的创始者。关于他的著作除了保存在托勒密的著作里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马陵尼阿士生于第二世纪，利用了古代学者和旅行家所得的结果，大胆地绘制地图，计算了经纬度和距离，但除了最熟知的地方以外，他是很失败的。马陵尼阿士及后起的托勒密反对埃拉托色尼对于地球圆周的计算，采用了波西德尼阿士的更不近于确数的计算。

克劳德阿士·托来马士（Claudius Ptolemaeus），普通称为托勒密（Ptolemy），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生于埃及而在亚历山大城研究。他的生卒年月已不可知，但他继续作纪元一二七年至一五一年的天文观测，他的《地理学论集》（Geographike Syntaxis）据说写于纪元一五〇年至一六〇年。

不单是在地理学方面他受了喜帕恰斯的影响，他企图在喜帕恰斯地理学的根本概念之上，建立新说，以为绘制地图，应当以已知经纬度的定点作根据。托勒密刚刚前一代的先辈马陵尼阿士的研究也向着这同一的方向：托勒密承认曾采取他研究的所得合而为一，在某范围内也曾加以订正。托勒密的著作根本就是一种绘制地图的教育的进程，和为绘制地图所作的一种资料的搜集。但托勒密也是如同喜帕恰斯一样：“他的科学的理论出乎实际应用的能力以外了。”他的地理学的著作，除首两卷是导言外，其余六卷则包括了约八〇〇〇个地方的经度和纬度。它的内容很可以说说。先假定我们并不用一切准确的仪器，无论测量角度或计算时间，我们只有接近一条或两条经线和纬线的一个定点。我们从往复的经验和旅行所占据的平均时间，很容易知道一定的空间的距离。在这些定点以外，我们的资料就要渐渐模糊，除非我们依于一个单纯的前提：即在不定的方向，由水行或陆行必经过了几天才能到达了A点以外的B点。我们以这样的资料来确定位置，——这结果会怎样呢？一定地，我们的效果不会比托勒密强，但根本的差异乃是现在科学已不用这种方法了。托勒密及其以前的人企求着科学的准确，而迷误于表面的或然性或不准确性：这我们赞美或可怜或责备他们都请随便了。

图5　托勒密的世界的轮廓

托勒密坚持着地球是不动的，没有自转也没有公转。如我们所知，他承认波西德尼阿士的地球圆周的计算，即一八〇〇〇地理学英里。他采用了喜帕恰斯的区分法，将地球赤道划分为三六〇部（或者如后来所称三六〇度）。因此在赤道上，他的一经度和一纬度都是五〇英里，而不是六〇英里。这就是，例如，顺着任何一条经线，划两点距离约十度，照着他的学说，那距离是五〇〇英里，但实际他所表示的应当是六〇〇英里。再者他所划的赤道也太偏于北部，因为它的位置，是从通过了所知道的阿斯旺北部的夏至线而定的。他也跟随着马陵尼阿士选用了通过幸福岛（Fortunate Isles）的经线为基本经线，这地方代表了古代马德拉（Madeira）和加纳里（Canaries）的不确定的知识，他们所假定的地方，还在实际位置的东边约七度。

但仍然还是一种标准的地理学的概念，即纬经线网的概念，总算达到了。如我们所知，这名词的最初的使用是在于托勒密的著作；其次，“他将球面上的地方移到普通平面图上而免除了那位置偏斜的方法，与现在所用的亦大体相同。”托勒密的著作的本身显然是附着许多地图的。现在保存下来的那些著作里面所附着的地图，有多少是被后人修正过或增补过，已经说不清楚了。因为原著作在他那时代和中世纪，即已很普遍地被引用着，在文艺复兴时，这还成为地理学的柱石之一。

关于托勒密企图确定位置所得到的错误之一例，即在地中海区域北纬三十六度，不单是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及罗德岛，也通过了西西里、撒丁尼亚，同时迦太基及那一部分地方的非洲海岸，则位于这条纬线之南。这线又东向延长，顺着假定的塔鲁斯（Taurus）和喜马拉雅山脉的进路。甚至于在所熟知的地中海区域也从喜帕恰斯的计算得到了这大的错误，即拜占廷与马西里亚都在同一的纬度上面。又关于西部地中海的陆地，托勒密也好像知道得很少，其实这是可以从罗马人的道路指南得到的：罗马与亚历山大城的交通也显然还不知道。但许多留传很久的错误却被改正了，最著者如里海北向开口入海，这在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还没有这种学说，而后人反奇怪地附会出来了。在第二世纪时，很显然关于远东及中非洲许多不知道的地方都有了报告，但这些报告之达到马陵尼阿士和托勒密也当如我们所想像的地理学史之初期那些远方异域口口相传的故事是一样。和中国的绢丝贸易也正是这类的一个故事。关于中亚的正确的知识（依于这时代的标准），也还是没有越过亚历山大所到过的岬克若尔特斯河（即锡尔河，见前）以外，但托勒密已经有着帕米尔分派出去的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山系（天山—Tian Shan）的一些观念。再者自从有了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的编著，所以西方的水手也可以航行到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带来了一些马陵尼阿士所误解了的记载。我们不要说得太远，先来说说锡兰岛（Ceylon即Taprobane），关于它的广大面积的概念，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即被固执地相信着，使人很奇怪的，甚至于反不注意到印度半岛了。锡兰和苏门答腊（Sumatra）也似乎被混为一谈。所谓黄金的契尔森尼斯（The Golden Chersonese）也大约指的是马来半岛。所谓北方湾港也当是暹罗湾。在非洲，托勒密告诉我们那最著名的月山（Mountains of Moon），他也听说过尼罗河发源地方的湖泊。在非洲西部也说到了许多河川并沿岸的特征，但除了说那是很荒旷的存在也再没有说到什么；因此这常常引起争论，他从何知道了尼日尔河（Niger）、塞内加尔（Senegal）和维德岬（Cape Verd）呢？这些地方，在他的绘图上，是很可疑的。或者也因为绘图时的错误，他将撒哈拉北部人所熟知的那些地理特征，附会在不可能的位置上面去了。不列颠岛假使不是因为它们的东向，是有理由可以知道的，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却一些也没有提到。

古代的信仰说是大洋围绕着大地，这是希罗多德所怀疑的，却为喜帕恰斯所反对，也为托勒密所反对。不仅如此，他跟从着马陵尼阿士，且趋于相反的极端。远方的亚洲和非洲的传说恰好暗示他还未被发现的广阔的陆地。他想像亚洲大陆的全体远至他自己的经度的一八〇度以外，即等于由格林威治至东经一六〇度以外，但在实际，假使我们算至暹罗湾，只不过是一〇五度。在非洲，他以为说不定可以开展到南纬一〇度以南。他甚至于以为东南部非洲与西南部亚洲接成一片，因此，在他看来，印度洋当是一个绝大的内海。但要检讨了他对于地理学的贡献，这些概念可不必再追溯上去，只是如同比亚斯列（C.R.Beazley）所已指示了的，他总算最初想到了地球表面陆地的体积，虽然还不是陆地的形状。其次托勒密相信亚洲东面扩张得很远，这也使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相信西航大西洋可以达到亚洲，也相信他果然这么做了。新世界被遗漏了，欧洲的地理学家，再也不知道中国人在五世纪时即到过北美，也不知道诺曼人（Norsemen）在十世纪时也到过了北美，假使这是可靠的话。

第六章　基督教学说之黑暗时代

地理学的黑暗时代还要先于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甚至于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先，古典科学的研究即已停顿，这时只是将古代的著作做些概述或无聊的注疏，在地理学也一样。在托勒密之后，罗马帝国很久没有扩充地理学的知识，商业限定于几条著名的通路，只要这些通路一日不要发生了障碍。

在第二世纪的后半期，及三世纪时，这个帝国里有着许多的不安和内乱：国家是外强中干了，甚至于不能抵抗外来的侵入——如纪元二三六年的亚拉曼尼人（Alamanni）和法兰克人（Franks），二四七年的哥德人（Goths），约二六〇年时的波斯人。行省纷纷独立，如二五九年至二六九年的高卢（Gaul）即是一例。在三世纪之末，这个帝国在表面上好像是复兴了，但商业不振，城市凋零，当蛮族侵入的时候，文化也衰落了。

但约在三九四年的时候，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这使地理学的各部门，除了旅行以外都十分退步，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时，基督教被承认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拜占廷（Byzantium后来改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称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在三六四年时，这个帝国分裂为二。这时在外省也有着很多的扰乱，不列颠于四〇七年时被罗马军队蹂躏了。在五世纪的前半期旺达尔人（Vandals）征服了非洲北部。罗马被攻破了，在四七六年时罗马帝国遂完全覆灭。蛮族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北非各地自己建立起来，新国家在酝酿之中，他们并不理解古代的文化。

其后在七世纪时的历史的发展，有些事件自然是对于地理学很重要的。黑蚩拉人（Hijra）兴起于六二二年，并发生了穆罕默得（Mohammed）和米底亚（Media）的战争。一〇〇年以后伊斯兰人的势力遂大扩张：耶路撒冷（Jerusalem）于六三七年陷落，埃及于六四〇年被征服，西班牙维西哥得（Visigoths）的势力于七一一年被倾覆，阿拉伯人代之而起，七一七年，君士坦丁被围攻，以防守坚固，所以基督教的宗国，幸免于被异族的摧毁。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自然是很久地被排斥的。但伊斯兰人的学术在各方面都已经很进步，自从哈郎·亚尔雷希德（Harun al-Rashid，约生于七六六年至八〇九年左右）奖励翻译希腊人的著作以来，伊斯兰人地理学的进步尤极显著。在七八七年，诺曼人（Northmen亦写作Norman）最初到了不列颠，八四一年到法兰西，此后即散布于欧洲各地。丹人（Danes）于八五五年，最初蹂躏并住居于英国，八七八年至八七九年，英国的亚尔弗雷德王（Al-fred）抗拒了他们，并与他们结约讲和。虽然他们对于地理科学的建设没有什么贡献，但他们传播了所住居地和本是一致的人类环境之地理的知识，也激起了于地理学家最有用处的一种新的冒险的精神。后来，这种精神也发现于基督教的传教士，虽说彼此的动机各有不同，这些传教士的宇宙志（Cosmography），也是一无足取。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的基督教徒的学说如何地排斥了先基督教时代的地理学的理论。他们或如亚门布罗士（St.Ambrose，三四〇～三九七）一样主张“研究大地的性质和位置无益于未来的永生”，或以他们自己的谬说，代替了被仇恨着的异教的见解。世界的末日很普遍地被相信以为在纪元一〇〇〇年时。这种信仰过去了，又兴起一种强烈的宗教成见，引起一〇九五年至一二七〇年的十字军战争，更进而养成了远地旅行的风习。同时在这世纪，阿拉伯文也开始被认作是一种学术的文字，阿拉伯的科学的著作也开始被译为拉丁文。但无论基督教的教理差不多一〇〇〇多年使地理学的知识有着怎样的退步，基督教总算扩张到了已知的世界，渊源于安静的宗教寺院之学术复兴，亦卒竞来到，因在世俗纷乱的外界，是不适宜于作这种学术的研究的。

在这时期之初，由于道路的精密的测量，已经有着一些《罗马指南》或《道里图表》之类的著作出现。这确是罗马人对于地理学的最优长的贡献。这类著作之出现，也当是远在著名的《奥古士都安东尼省区指南》（Itinerary of the Provinces of Antoninus Augustus）之前。这些东西一定为波里比士和斯特拉波所知道，且也一定被托勒密很精细地应用了。罗马皇帝叫做安东尼的不只是一人，这本安东尼指南所指的，普通以为是生于一八六年至二一七年的加拉加勒（Caracalla，一八六～二一七），多出的那些文字则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候的增补。在三世纪的前半期，也有着所谓的《土皮廷格尔图》（Peutinger Table），原因是德国阿格斯堡（Augsburg）的考古学家康拉德·坡廷格尔（Conrad Peutinger，一四六五～一五四七）以同时学者康拉德·锡尔特士（Conrad Celtes）所得的久已遗失的抄本翻印出来，所以图上冠着他的名字。一定的，这类的地图必不只此一本。那上面以线条表示了东西宽（即不列颠至恒河口）而南北狭的一带地方的许多道路，有些部分表示着地形的特征，其性质同于现在的普通地图。在同世纪，但大约是在后半期，则有着《大海道里图》（Stadiasmus of the Great Sea——即地中海道里图），这是“Periplus”或航海指导图的最好的标本，最详细最明确地标明了沿海标志和可以停船的码头。其次到耶路撒冷巡礼的基督教徒也有着与这相类的著作。刚在基督教被承认为国教之后不久，约在三三三年左右，从波尔多（Bordeaux）到耶路撒冷巡礼的一个教徒，编了一本《耶路撒冷指南》（Jerusalem Itinerary—Itinerarium a Burdigala Hierusalem Usque）。直到十世纪时，巡礼的基督教徒皆不断地产生了一些文学的著作，但大都没有多大的地理学的意义。只是一桩值得注意的整理，发现于一个拉宛纳（Ravenna）的不知名的学者的著作里，普通称之为拉宛纳的地理学家，他约在六五〇年左右，编了一本世界地理辞典，不只是偏重于经典，也引了一大批古代的著作。无疑地他应用了罗马指南一类的著作，和托勒密的资料（但他却弄错了，以为托勒密乃是在埃及的马其顿王），也应用了截至他的时代为止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广泛的地理学或类于地理学的著作。但这个地理学家的结果很失败，他的编纂有很多不正确，且不注明来历。

图6　坡廷格尔图之一部

大体说，在这时代有很多关于地理的著作，但没有地理学家。我们仅可引证一些例证，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外观而已。

在地理学上，常有着一种最普遍的现象，甚至于近代的路易士（Louis de Rougemont）也并不是例外，即将所不知道的地方和奇谈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指出荷马的史诗就是这类资料的仓库。通过了古典时代，这种兴趣都维持着，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更利害了。后来这种要求（不单是关于未知的陆地的）总算被梭里纳士（Gaius Julius Solinus）所满足了。他约写作于二五〇年左右，以Polyhistor这个名称著名，这可粗略译为射击手或射手（Snippets），乃是后来他的一部《奇谈丛书》（Collectanea Rerum Mirabilium）所得到的标题。据说他是柏林尼和P.米拉的一个夸张的抄袭者（A bombastic plagiarist），但我们可以不管这些，只是将他当作这类作家的一种标本。由于他的著作的被人欢迎，所以在他以后很久很久仍留给基督教的地理学以一种极坏的影响。

但罗马最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马西里纳士（Ammianus Marcellinus），约生于纪元三三〇年左右，卒于三九一年以后，却留下了一个异样的印记。虽说他在罗马以拉丁文写作，但他本人乃是一个安梯阿克（Antioch）的希腊人。他有着军事的训练和经验，并承认了在历史上的地理的价值。他自由应用了托勒密的著作，历史地理学的希腊的传统，又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了。

宇宙志的问题被深深地收拾起来了。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地图的学说为注意这个问题的有知识的人所接受，但其效果却与我们现代不一样。地平的见解仍为普通人所深信。因此裴尔米纳士（Lactantius Firmianus，约生于纪元二六〇年至三四〇年）信了基督教，并在中年时候写下了他的Divinarum Institutionum Libri Septem，反对了地圆说和与地圆说有关的地球的对蹠面（Antipodes）也可以居人，因为这不单是违反了圣经的教理，并且，在他想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他方面，在五世纪初叶的M.加比勒（Martianus Capella），他显然是生于迦太基，且不是教徒。他在他的一部类于百科全书的著作（Satyricon）里，也仍然主张太阳乃是我们的太阳系的中心。这种见解可认为是和这时代极端反对的例子。P.阿罗西阿士（Paulus Orosius）约生于四一五年前后，且是圣·奥古士丁（St.Augustine）的门徒，他写了一本《反异教的历史学》（Historiac adversum Paganos）。在序言里，他将已知的世界，作了一个概说：已知的世界，在有些地方，本来吻合于异教的地志学，——但异教的地志学是可憎厌的。所以他将大地放在海洋的中央，毫没有托勒密大地的广阔的见解，并且也出乎意外地固持着里海北向开口入海的臆说。他也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作家，将小亚细亚和大陆的大部分分开来。

基督教的宇宙学以在六世纪时亚历山大城的苛斯马士（Cosmas）的著作发展到了极点。他可以算作一个极端的代表，但并不是一个影响普遍而久远的作家。的确，他也是一个地理学家，但乃是他自己的地理学家。他在早年是一个商人，旅行的地方很广，到了南边的阿比西尼亚
[1]

，到了印度洋，或者也到过波斯湾，和印度及锡兰岛的东岸。后来他成为一个教徒，并记下他所游历过的地方。他之成为知名的宇宙学专家，亦如“Indicopleustes”这个绰号之所表明，乃是由于他的东游的旅程。在他作了地理学著作的第一篇论文之后，写下了他的《基督教的地形学》（Christian Topography），这时期大约在五三五年至五四七年之间。他的唯一的目的乃是否认了先基督教时代的宇宙学：他不愿将这事置若罔闻，也就是说，地球的形体并不合于基督教的教理。因此，他很仔细地制造了大地，完全以摩西的神龛为模型。大地是平整的长方形，东西之长约南北之宽之二倍，大地以外则是海洋。高山起于北部，小而邻近于大地的太阳围绕着它回转，太阳隐蔽到山后的时候，就成了黑夜。苛斯马士以为海洋以外的陆地是乐园（Paradise）。天之穹窿则固覆于地之边缘，这全部则由神力支持着。苛斯马士也博览群书，为的是要驳倒他们，因此亚里士多德、郁多苏士、托勒密、皮西亚斯，以及别的我们所熟知的人物，都成为他的罪人了。得之于十世纪时基督教地形学的抄本所附载着的那粗陋的地图和说明，或者是苛斯马士自己所作的。果尔，那当是基督教地图学（Christian catography）的最古最特出的标本了。

但这都没有达到一种最高的标准，除了有些绘图略有着艺术学的价值而外。已知的世界，或绘成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毫无测量上的观念——这只是代表了实际形体的各种不同的观念。许多地图大概总是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中心，可住居的世界之外则是大海，而里海则是这大海的一个港湾。这些地图没有注意到比例尺的应用，或是否与地形相合。有一类地图是取了那最知名的“O-T”的形式而绘制的
[2]

。即O代表了四处的大海，T在当中，下之一竖代表地中海，上面一横代表尼罗河及塔南河（Tanais即Don河）。因为塔南河为欧、亚二洲的分界（一种古代的见解），尼罗河则界于亚、非二洲之间，所以亚洲占了地图上半部的半圆，欧、非二洲则为下部的两个四分之一。在这类古代的地图上面，也绘着许多海陆动物或附着一些文字的说明。

图7　苛斯马士的世界地图，约作于纪元五四〇年

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图之中，有着例外的一幅，叫做《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地图》或《加顿氏世界地图》（Anglo-Saxon or Cotton map of the world），这个名称的来源是得于加顿所保存的抄本（Sir Robert Bruce Cotton，一五七一～一六三一），但现在却归不列颠博物院了。据说这地图是亚尔弗来德王（King Alfred，八七一～九〇一）时候的作品，或者以为更像十世纪之末的东西。大部分是以阿罗西阿士的地图作根据，小部分则是根据于更古代的P.米拉，有些部分则是根据于在作者之前二三百年，诺曼人侵入所带来的地理知识。也有着一些证据，以为这地图是一个爱尔兰的学者所作的，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僧侣曾漫游到极北，如德卡伊尔（Dicuil）之所说，我们在后面也还要说到的。这地图与五世纪时伯里西亚（Priscian）的Periegesis
[3]

的抄本很有关系，虽然这对于地图学家并没有贡献了独自的资料。这地图是用来表示以色列十二种族之分布，对于地理研究比同时代的别的地图的价值都大。

图8　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地图之轮廓

图9　O.T型地图——中古时代的地图

有些最古时候的基督教地图，还将不知道的可住居的陆地——即南温带，——划在不可住居的赤道炎热带之外。这种信仰自然是古代传来的，后来变得更普遍了。这与基督教所反对或排斥了的地圆说及地球在宇宙间之位置之古代的学说都有关系。对于基督教的教理，实在有着很古的例外。这是显然的，基督教神父中之睿智者，转到了这方面来，一半是由于他们的明智，使他们不能不采用了先基督教时代的见解，而激烈的反对派的导师（如拉克唐梯阿士——Lactanti-us——如苛斯马士）的精勤博览，结果反成为无智的迷信之徒。但无论如何，比德（Venerable Bede，约生于六七二年至七三五年）对于大地形体的见解，并不相信大地圆如平盘。大地与其周围的水、空气与热的关系，他比之于如同一个鸡卵的卵黄（一种古代的比喻）。太阳所从得到光热的最外之火，限制了生物只能生存于两极之间的南北温带，因为北极得不到光热，赤道则所得的光热又太多了。他相信南温带可以住居，但还没有人居住。这是必然的。有了这样的观念，当然会相信地圆说，同时加罗（Jarrow）
[4]

的最有才能的学者，引用了这些观念，还说他不知道地圆那也是不可能了。总之在他以后地圆的学说又渐渐地恢复过来了。

[1]
今埃塞俄比亚。

[2]
“O-T”型地图之一例，见房龙《世界地理》，陈瘦石译，世界书局出版，第47页。——译注

[3]
伯里西亚，全名为Priscianus Cacsaricnsis，拉丁文法学专家，约生于纪元五〇〇年左右，这里所说的Periegesis，乃是一篇希腊的德阿尼西阿士（Dionysius）的诗歌的翻译。——译注

[4]
加罗（Jarrow），地名，在英格兰北部。——译注

第七章　穆斯林人的地理学

这里所提及的穆斯林人的文化，是特别与地理学有关的。伊斯兰
[1]

没有可以控制四方的帝国之自然的中心。在七〇五年，及这年以后，瓦里德第一（Walid I）在位，穆斯林的陆军活跃于远东的印度，舰队则西达地中海的西西里及撒丁尼亚。但当他们的宗教传布于别的民族，那是很自然的，阿拉伯人必为他的信徒们所排斥。其例证之一如东方的亚伯西德王朝（Abbasid dynasty）之兴起，即是根据于伊斯兰的波斯教民的要求。同样在西方，非阿拉伯种族的别的王朝，也不断地兴起。所以说在八世纪之中叶，新兴的势力是穆斯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其又一证据即由九世纪至十三世纪，最著名的十六个地理学家，有四个是波斯人，四个是巴格达（Baghdad）人，四个是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还没有来到以前，即有着许多的犹太人。大都是巴勒斯坦的亡命者和移民之子孙，还保存着亚历山大时代学术思想的传统。但阿拉伯人，由于在他们的故乡，生而受制于地理环境之严格的条件，必然有着一种最强的地理学的本能。对于这种本能的一种最新奇的说明，可以在西班牙觅得出来。在这里，在七一〇年阿拉伯人最初侵入之后，在东方，被亚伯西德所推倒了的阿曼亚德王朝（Ommeyad dynasty）的最后的君主亚伯德·罗赫曼（Abdul Rahman），于七五六年抵此，并新建了一个与东方的哈利发完全独立的王朝，直延至一〇三一年。迁移到了这最西部地方的阿拉伯人，也仍然怀着东方的纪念，在半岛上装饰了他所熟知的一切关于东方的标识。所以，西班牙半岛出现了一个新的达马斯加（Damascus），一个约旦（Jordan），甚至于一个巴勒斯坦，一个埃及。

疆域辽阔的穆斯林国家，在行政方面及商业方面的活动都发动了地理学的研究。所以九世纪时的I.库尔达贝赫（Ibn Khurdadbih）是一个驿站总监。在九五一年至九七八年著名的伊斯达克里（Istakhri）及I.海克尔（Ibn Haukal）则是两个旅行商人。虽然或者也是因为商业和人民的中心散布在许多地方，所以不断地有旅行家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据海克尔的记载，在塔尔苏斯（Tarsus）一个叙里亚前线的重要城镇，由波斯到非洲西北的每一重要的城市，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远来的人可以暂时居住的行馆。

在H.亚尔路西德（Harun Al-Rashid）之后，巴格达的亚尔马门喀利发（Caliph Al-Mamun），也奖励了天文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将马陵尼阿士、托勒密及别的著作都翻译了。地球的圆周重新计算，度数也重新测量了。例如从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至巴格达之间的计算，相差只不过三度，而穆斯林对于地中海东西之长度的测量比一切古代的测算都近于实际的长度。但穆斯林人的地图学，似乎没有达到与地理学著作同样高的水准。阿拉伯人从东方介绍并完成了平面球形观象仪（Planispheric astrolabe）
[2]

，这可以用来观测天体经纬线，并计算纬度、时间、山岳之高度等等。这后来改造成为十五世纪时的航海天文仪，如哥伦布所用的就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废弃不用。

类于地理辞典的著作，及旅行的叙述也增多了。M.b.摩撒（Mohammed ben Musa）对于世界的叙述还附了一张地名表及经纬线的位置。I.库尔达贝赫的著作大都是道里远近的调查，一种行政的调查，但也包括了宇宙学的调查。将地球比作卵黄，又主张赤道炎热必属沙漠地带，并以为地球的对蹠面可以居人，只是还无居人。他的叙述的资料使我们知道了远方的中国、日本、高丽这些地方。也是如同别的穆斯林的著作家一样，有些地方他也是一个寓言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甚至于当我们检讨了地理学家的著作的时候，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我们才有了那很有名的《水手辛巴德》（Sindbad the Sailor）
[3]

的故事。那一定是根据于九、十世纪时穆斯林人的游记，虽然也附会了些希腊、波斯和印度人的传说。

图10　I.海克尔的世界地图

在第十世纪的前半期，巴格达的亚尔马苏德（Al-Masudi，卒于九五六年），游历了印度、锡兰，或者也到过了中国、马达加斯加、里海地方，叙利亚和埃及。在他的一部叫做《金场和宝石矿》（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Precious Stones）的著作里，他以旅行的所得及个人的考察应用之于历史，普通将他比之于柏林尼。从下面的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在这个时候穆斯林人对于地理学的著作的需要，很是迫切。如A.惹德（Abu Zaid）约于九二一年前后写成的著作，三十年以后又被伊斯达克里在他的《气候之书》（Book of Climates or Zones）里翻印，后来又被I.海克尔于九七七年在他的《道路及国家之书》（Book of Roads and King-doms）里被翻印而且补充。在这时也有一个布哈拉人亚威逊纳（Avicenna，九八〇～一〇三七），是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他的《药学真诠》（或《药经》——Canon of Medicine）被几处法兰西大学采用作教本，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据说他已有着这些观念了，虽然并不十分可靠：山岳是由于褶曲而成，崩坏的原因，则是由于侵蚀的作用，而这过程必须经过长久的岁月。这差不多是近代地文地理学的先驱了。但在西方有好几百年，正统基督教关于宇宙创造的信仰是拒绝接受这种观念的。

爱德里西（Idrisi，约生于一〇九九年至一一五四年）生于西班牙，或曾在当时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喀尔多瓦（Cordova）受过教育，后来又游历了非洲北部及小亚细亚，最后住居在西西里，为罗格尔第二（King Roger　Ⅱ）以白银制造天体仪及世界地图。他受命根据于罗格尔派出去的观察者的报告作了一本关于世界的叙述。他的著作并不以政治区划和自然区划作根据，只是将已知的世界由赤道至极北分为七带，每带可以垂直于纬线的经度分为十一部。

要完全叙述穆斯林人的地理学史，我们最好不要照着年代的次第，先来说一说唐格耶尔（Tangier）的I.巴图特（Batuta，一三〇四～一三七八）。据说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旅行了七万五千英里的路程。东非洲、印度、马来群岛、叙利亚、阿拉伯、小亚细亚、黑海地方及里海地方，都是这个漫游者最熟悉的，他的叙述精彩而正确。可惜他死后数百年之久，他的著作才为欧人所知。

图11　爱德里西的世界地图

这时穆斯林人的科学渐渐衰微了。但在这里还可提一提I.克赫尔顿（lbn Khaldun，一三三二～一四〇六）的著作。他被称为伊斯兰的最伟大的历史思想家。他对于他们的民族的历史，曾经应用了一种地理学的考察。在伊斯兰势力所及的许多地方，如同在阿拉伯的本国一样，沙漠上散布着许多可耕种的区域。克赫尔顿看出这些陆地上的住民的根本不同的特点，即沙漠的人是游牧的，可耕种的地方的人民是住居的。他断言游牧人不能有高度的文化，至于说到他们的种族的本能，则是好战和勇敢。他不单是在文化的水准上将游牧人看得很低，并以为游牧人比农耕地的住民更近于原始。他也注意到游牧人与农耕人接触所受到的文化的影响。他观察到文明和奢侈对于游牧人的原始的道德发生相反的影响。这证据也就在他自己的时代从伊斯兰的历史上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是野蛮的征服者之全盛，其后是帝国的建立，最后则是土崩瓦解。他以为这个特殊例，也可以适用于一般的人类的历史。

[1]
普通称回教信徒为穆斯林（Moslem），回教徒自称其宗教则为伊斯兰（Islam），即服于神意之意。——译注

[2]
或译为星盘，借刻角之度数，以观测天体之位置。以后即废弃不用，而代之以象限仪。——译注

[3]
《水手辛巴德》，记水手辛巴德七次旅行所经过的事迹，和所到过的地方。其中并不是纯粹的寓言，也多少有着些事实的根据。其次地名和鸟兽名物近已有很多被考究出来，见法国John T.Faris所著《地理创造家》第五章。——译注

第八章　欧洲地理学之复兴

穆斯林文化兴起于基督教的黑暗时代开始之后，它的衰落却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之前。要讨论到这个，应当先来检讨一下那助成了基督教国家的地理学之复兴的世界知识之扩张。

罗马帝国的商业道路在罗马衰亡以后仍然维持了很久——有些仍然还是近代的道路。自然最重要的干线与我们最有关系的是由东到西的干线。因为地中海乃是帝国领域内的最大的海道，同时东方的许多奢侈品也不能在地中海区域得到。只有这样有限的商品，如波罗的海的琥珀与非洲海岸的黄金和象牙，才可以沟通南北通商的要道。顺着纬线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出，由欧洲经过拜占廷、德拉贝苏（Trapezus即Trebizond
[1]

）、里海及奥克苏河（Oxus River）到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大道，由此一方面有着可以到中国去的贸易；另一方面则是到印度去的贸易。第二条道则是顺着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海岸到印度。第三条道则是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西端经过波斯，由此往东北，到奥克苏河，与第一道相连接。沿着这些道路不断地增加了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和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在基督教兴起之前，从中国来的丝织物，已经是罗马奢侈品中的一种重要的商品了。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有两个波斯僧人在中国学会了养蚕的方法，将蚕子盛在竹筒中带回献给拜占廷的查士丁尼（Justinian），自此以后，地中海的世界才知道了养蚕的秘密。派遣到中国的使臣始于一六六年和二八四年。基督教的传教士最初到印度是一八九年，在罗马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三二四年）之先，并已深入到伊西阿比亚（Ethiopia）
[2]

。他们约于三三〇年达到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同时传教士们也到了中央亚细亚。一个景教会（Nestorian Mission）
[3]

于七世纪时在中国建立起来，后来有一个时候势力还很普遍。关于实际到圣地去巡礼的传说，遍及于西部欧洲，也包括了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因那地方也奉行基督教了。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巡礼，也作为商人和密使而游历到远方去。在那瓦拉（Navarre）的土德拉（Tudela）地方的R.班嘉铭（Rabbi Benjamin）游历了埃及、亚述、波斯和中亚，到了中国的边界。他写下了他的十三年的漫游（约一一六〇年至一一七三年）在一本旅行指南里；这是这时候犹太人活动的一本最有价值的纪录，但以基督教的仇恨，遂使人忽视了这部著作。

在极北和西北方面，爱尔兰僧人德卡伊尔（Dicuil）于八二五年完成了他的著作De Mensura Orbis Terrae，记述了七九五年时爱尔兰隐士曾游历了“图勒”（Thu-le），居留在那里从二月到八月，归回时颇惊奇于那里的无夜的长夏，“一个人不受黑暗的限制，可以作任何的工作”。无疑，他们是到了冰岛了。在这年之初，他们甚至于由冰岛北航一日，后为北来的浮冰所阻。就德卡伊尔的著作大体说来，他于古典的著作读得很多，于稍后的作家也一样。他也利用了我们所不知道的罗马帝国的许多调查。如我们所知，在他之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移殖使他们与西部欧洲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来梅的亚德谋（Adam），他是那里的宗教牧师，也是一个阐发地圆说的地理学者。他著作了一本《汉堡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Hamburg），约出版于一〇七五年，不单是对于北部德意志和波罗的海的一种精密的研究，且也详述了北大西洋以西的诺曼人的殖民地。亚德谋最初写下了现在还被保存着的关于温兰德（Vinland）的记载，即格陵兰以西的不为人知的海岸，在长久的争论之后，似乎所指为新苏格兰（Nova Scotia）与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之间的北美洲的海岸较为合理。但是在这种理证之上，欧洲地理学还是不能有着关于新大陆的观念。

在这时代中我们还不能不叙及东罗马帝君士坦丁第七，亦称Porphyrogenitus，他生于九〇五年至九五九年。他自身就是一个著作家和艺术家，也鼓舞了别人对于艺术和文学的著作。他以斯特拉波的精神，应用了地理学。他的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不单是详细叙述了帝国的疆域，也叙述了东西和北部各地的边界地方；这是有着真实的价值的。

现在我们的叙述已到了十二世纪。这时我们可以想到世界上有许多变动正在发生着。西班牙和中国，斯堪的纳维亚和阿拉伯，都可以有机会接触了，但这种接触还没有带来远地的正确的地理知识。真的，以后的多少年也是这样，所以这是可以理会得到的。当我们知道印刷术还没有传到欧洲（印刷术于十五世纪时才传到欧洲），古代的抄书者，有着这多名著要抄写，而不会出来看看世界上的新局面。

但在十二世纪时的欧洲，大半由于十字军的影响，不单是在政治方面，在思想方面也一样已经发生着一种革命了。这直接产生的结果即商业的繁盛和世界之个人的知识之广博。西欧的封建制度和某种宗教的外观开始崩溃。诸侯的权力增长，国家的基础渐渐形成，尤以其后的两百年间更属显然。也兴起了一种竞争心，影响于此后的探险事业。法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国。西班牙渐渐地从阿拉伯人手中恢复。在这半岛的政治史上，葡萄牙之兴起，且成为独立的王国，也是在这个时期（约一一〇〇年以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我们后来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海上的探险事业之兴起。十字军的商品通过了北意大利的许多口岸，也使那里的财富和权力增长。在德意志，与此相同的发展，只不过为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之间的争斗所迟延了。

由于十字军精神之高涨，教会的权力也增大了。学术的研究仍然几乎是绝对地限于教会以内。在十二世纪时，许多新的僧院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位的时间为七六八年至八一四年）礼聘学者，振兴教育，在宗教基础之上，建立学校，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或译烦琐哲学）因此也产生了。这是基督教徒对于先基督教的哲学渐渐容受的一个结果。经院哲学的全盛时代在十三世纪，即A.马格纳士（Albertus Magnus）和T.亚奎纳士（Thomas Aquinas）的时代。这是值得注意的，英国在这时期的地理学史上，很占了重要的地位。

如贝斯（Bath）的一个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亚德拉德（Adelard，约卒于一一八七年或其前后）游历了西欧和南欧，北非及小亚细亚。他尤其对于阿拉伯人的著作最感兴趣。在别的许多翻译之中他使欧洲人能利用了九世纪时的阿拉伯人的经纬线图表。他也写下了一篇关于天体仪的论文。在别的许多著作之中，他的图表不断地为加斯德尔（Castile）的亚尔丰琐（Alphonso，一二五二～一二八四）所指导下的穆斯林和犹太的测绘师所补充，那对于地中海的长度的计算，已经比托勒密的计算更近于确数。

但据说英国的科学是“起源”于R.培根（Roger Bacon，约生于一二一四年至一二九四年）的。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以后，又到了巴黎大学（建立于一二一五年），因此普遍涉猎了阿拉伯人的著作。转到牛津以后，约在一二五〇年左右，加入圣佛郎西士教派
[4]

。他的地理学的著作在于他的Opus Majus的第四部。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主张科学最重实验，并因为经院派的神学家反对科学方法，所以他也是他们的反对者。但在地理学上，他的态度与他的别的著作不同，他似乎与同时和以前的人没有多大的出入。这是对的，他以为正确的地图，只能依于经线和纬线之正确的决定。希巴尔乔士是这么主张，但那必得重提一遍。这也是这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即古代学说都无疑问地被接受作为一切主张的根据。培根求得赤道地方的一度约等于五十六又三分之二英里，因此测算出的地球圆周只不过短于实际长度的十四分之一。但对于地圆说的阐发，他所做的，不见得高于此时基督教的许多学者。他也不怀疑此时流行的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基督教徒的学说。他的以经验或实验证明事实的主张，也没有阻止了他对于海陆分布的全凭理论，不合实际。在他的地理学的著作的开首，他为要固持自己的理论，因此区分地球为四部，即通过两极画一大圆，连于中部之赤道。他以为北半球的可住居的世界或与南大陆相等而对称。因此他相信北半球的陆地，东向扩张，大于地球圆面的一半，即北半球的陆地，由北大西洋起，东向扩张至一八〇度以外的地方。这种说法，始于托勒密而略加修正。信仰这种学说的不只是培根一人。但培根及其同时的别的学者，肯定了这个错误，直到十五世纪，还影响了哥伦布以为由大洋西航，必可达到印度。

A.马格纳士一称可罗尼的亚尔伯尔特（Albert of Cologne），约生于一二〇六年至一二八〇年，开初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在他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地文地理学的兴趣之复活。因此中世纪的学者开始认识气候情形并不是严密地依于古代分划的区带而决定，也是受着高山和陆地方位的影响，而这种自然环境，又可影响于动物和植物。许多思想家也涉及了关于地心之火及地壳之冷却，地层褶曲，地震以及水之侵蚀和冲积这类的问题。但我们还不要将这时代的这些概念评价得太高了。在地理学方面实在是进展得很微。基督教的《圣经》说上帝在创造的第三日，创造了陆地和海洋，自然阻止了依于地质学上的地理学之进一步的研究。由洪水和火山崩溃的地层的变动，可以认为是地面上发生的一切变动的最显明的证据。除了这些地质现象以外，如高于海面的海产物化石的遗迹也一样。甚至于两百年后科学的天才维西（Leonardo da Vinci，一四五二～一五一九），他对于游记和地图学很感兴趣，但在这方面也不能完全战胜了宗教的思想。

图12　希尔弗德的世界地图

关于测绘世界的地图学，必然是发展得很缓慢的。地图的流传并不普遍。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有两类地图，一类可称为航海地图，一类可称为教会地图。两者之间，在知识方面多少有些相同，但方法却不一样。世界地图与宗教基础合为一致，如一二八〇年左右，希尔弗德（Hereford）的地图，最多也仅仅是古代地图的复制。大体的原则是相同的。并没有数理地理或地文地理这方面的记载，（虽然我们知道教会学者如培根即是这两方面都有研究的，所以他自己的地图即附注着气候带或地理区带。）绘画着市镇、动物、新奇的人等等的教会地图，最为时行。一些附注和叙述也记在地图上面。介乎这类教会地图与航海地图之间，有一类依于他们所知道的科学的基础做成的地图，如爱德里西（Idrisi）的地图便是，但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地中海的航海地图，普通最著名的为海港地图（Portolano Maps——意大利文Porto即海港之意）。那上面记着海港或航运的方向，对于最著名的海岸总算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一种较高的水准。这地图最初在一二七〇年（与第一次十字军的叙述有关）被提及，而它的最特出的标本，则大约始于一三〇〇年。但那是由古代渐渐进步而成，恰如我们现在流行的海港地图，有些地方也正是根据于古代地图的一种增订。关于资料的来源，在地中海东部，有些学者以为是得自拜占廷或比此更古的古代，但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在西部则这些地图的编订或增改（所以被称为“第一正确的地图”），北意大利和加塔罗尼亚（Catalonia）的水手们，自然作了最大部分的贡献。E.G.拉维斯丁（E.G.Ravenstein）在《大英百科全书》里说到了这张海港地图：“这些地图根据于重要口岸或湾岬的方位和距离的测算而绘成，有关系的海岸线，都有详细的调查。方位则是依于水手们对于星座的观测而决定，因为这地图之应用是远在指南针介绍到航运以前。”在欧洲文献里最初叙述到指南针的是圣亚尔班（St.Albans）的A.尼克门（Alexander Neckam，一一五七～一二一七），很显然这时还没有将它当作珍宝。后来才渐渐地被应用于航船。它的应用，对于改进海港地图必有很大的帮助，但也是十分缓慢。这些地图在这时候对于地中海海岸及海上的距离总算以详尽而正确著名。有些甚至于画着道里的比例尺，如最知名的“海里”（Portolano miles）便是。这种海里的起源已不可知，但与一种加塔兰（Catalan）
[5]

的量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或者又说起源于希腊或东方的别的地方。在方位上，这些地图是不正确的。尤其是绘图者企图将各部的大海绘在一张图上，所以错误更多了。同样这是人所不容易觉察到的，即离开了这种特殊的地图，海港道里较罗马道里为短。所以这些地图扩展到地中海以外，错误也越多。

图13　地中海的海港地图

这些地图有些地方虽已作为网状，但并没有经线和纬线。普通以许多地方为中心，引出许多辐射形的直线。无疑这是要使航海的人容易觅到他们所要前进的方向。虽说这类地图以许多的直线而模糊不清，但这些直线常是记载着重要风向的字头。

从这些海港地图，我们可以看出绘图学的一种学派或不断的许多学派的形成，因为在十四世纪时有许多地图制作出来，许多地图学家，在热那亚、威尼斯，在别的意大利口岸，在马加尔卡（Majorca），在加塔兰都极有名。将地图扩张到已知的世界，乃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要讨论到这种发展，在先，我们得考察一下旅行家、商人和学者所提供的新资料。这样才能够明白地图学家如何地应用了这些新资料。

[1]
即特拉布宗，土耳其东北部黑海沿岸港口城市。

[2]
伊西阿比亚（Ethiopia），古代埃及南部地方，包括现时之Abyssinia（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Nubian（努比亚〔沙漠〕，在苏丹北部）、Kardofan（科尔多瓦，在苏丹中部，现有南、北科尔多瓦内省）、Scnnar（森纳尔，在苏丹中部）各地。——译注

[3]
景教会（Nestorian Mission），乃是信奉Nestorius学说之教派，谓基督一身不能兼神人两性，故圣母虽系基督之母而非神母。此派于唐时阿罗本奉经典人长安，遂建立景教会。清末且在长安发现景教流行中国碑。此为最先输入中国的基督教。——译注

[4]
圣佛郎西士教派（Franciscan order），为十三世纪时意大利人圣佛郎西士（St.Francis）所创立之教派。——译注

[5]
加塔兰（Catalan），地名，在西班牙境，或称加塔罗尼亚（Catalonia），在中世纪时此地所出地图最有名，称“加塔兰地图”，见下。——译注

第九章　到东方的传教士

十三、十四世纪时，欧洲政治史上主要事变之与地理学史有关者，乃蒙古人之兴起。当成吉思汗在位时（一二〇六年至一二二七年），他已征服了由远东到第聂伯河（Dnieper R.）的地方。一二三五年至一二三六年，蒙古人侵入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高加索以南各地，一二四一年蹂躏了匈牙利和波兰。一二五八年巴格达被攻陷。一二五九年至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汗在位，蒙古人的势力达到全盛。成吉思汗王朝于一三六八年完全覆灭。因为从事于征战和疲困于巩固和统治被征服的人民，遂致非蒙古人势力的覆灭。但他们也不见得不奖励文化。因此只就地理方面说，我们可以看出在巴格达的胡拉古氏（Hulagu），且进而建筑了一座天文观象台，那里除了别的仪器以外，且有一个最精致的地形仪。他们并不拒绝从西方基督教国所派来的使臣；所以在十三世纪时，关于亚细亚的地理的知识，都不断地输入到欧洲了。

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诺森第四（Pope Innocent　Ⅳ）派遣了一个以乌木布列亚（Umbria）的J.P.加尔皮尼（Joannes de Plano Carpini）为领袖的宗教使节。他们经过了波兰、俄国、土耳其斯坦到邻近喀喇昆仑（Karakoram）的古牙可汗（kuyuk Khan）那里，后来于一二四七年才转回去。同年教皇也派遣了别的使节，到亚美尼亚的蒙古巴都（Batu）那里去。一二五三年至一二五五年，勒伊斯布鲁克（Ruys-broeck）的威廉（William，一二一五～一二九五），一个圣佛郎西士教派的教士，奉法兰西教皇路易第九（LouisⅨ）的敕命，到了喀喇昆仑，谒见了孟可汗（Khan Mangu），先横渡黑海到了南俄，然后由此乘马东行经过了草原。这时也有别的使节奉派到这领土以内，如小亚美尼亚王海顿（Hayton）即奉召至中央亚细亚朝见蒙古可汗，在路上（一二五三年至一二五五年），还不能不乔装偷过了敌人穆斯林人的地方。但归回时以有蒙古骑队的护送，所以很快速地沿着一条欧人所从未知道的大道，由伊犁河域库尔加（Kulja）、锡尔·达里亚（Syr-Darya即锡尔河）、撒马尔罕、米尔维（Merv）和波斯北部到了亚美尼亚。加尔皮尼与勒伊斯布鲁克的报告，自然对于西欧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勒伊斯布鲁克，他的报告很幸运地立即为学者所采用，R.培根在他的Opus Majus里就已任意引用了他的不少的资料。

在十三世纪之中，出自意大利世家的两个商人，迁居于君士坦丁堡，即尼可拉·波罗（Nicolo Polo）与马斐耶·波罗（Maffeo Polo）两弟兄。为贸易的关系，他们到了克里米，由此又到了喀山（Kazan）和布哈拉（Bokhara）。在此，他们和忽必烈汗的人们有交往，无疑的，因于忽必烈汗的欢迎西欧文化，忽必烈汗的人们遂将他们两个带到中国来。忽必烈汗待他们很优遇，并派遣他们赍书归回，谒见罗马教皇，要求教皇派一个使臣东来。当他们远行的时候，尼可拉的妻子死了，他的一个儿子已有十五岁，后来遂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这孩子即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生于一二五四年至一三二四年）。他随着他的父亲和叔父于一二七一年再到中国，直到二十四年以后归回。这时马可·波罗在元室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到过帕米尔和中亚荒原。在他仕元的时候，他也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后来他从海道归回，由苏门答腊及印度、波斯到意大利。他的游记于一二九八年至一二九九年在热那亚当俘虏时写成。因为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在亚得里亚海中离卡苏拉（Curzola）不远的海战失败，他被虏了。

再没有一个此前的旅行家能比得上马可·波罗的关于亚洲的广大的知识。在中央亚细亚他叙述了罗布泊（Lop-Nor），这些地方，在他以后就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直到一八七一年。他的书中不单是详述了中国，且及于附近各地，包括了由北极圈以南全部东亚地方，一直到马来半岛。关于锡兰和印度他说了不少，关于阿比西尼亚，远至非洲的东部海岸，也听得很多。当作一个地理学的著作家来看，马可·波罗实在高出于仅仅记述了自己的旅程的作者。

基督教教会也不断地贡献了东欧、中亚、中国、马来沿岸、印度和锡兰、波斯、西南部亚洲的叙述地理学的重要资料。例如意大利的若望高未诺（Joannes de Monte Corvino）
[1]

约于一二九〇年左右游历了波斯、印度、中国；如法国塞维拉克（Severac）的惹尔丹（Jordanus），他的著作约出版于一三二一年左右，多半叙述了印度；而尤其著名的，则是波代诺内
[2]

（Pordenone）的阿多里克（Odoric）。他的旅程取道于印度及马来亚，在一三二三年至一三二八年，则住居于北京，这时的北京和中国别的重要城市已经有圣佛郎西士教派自己建立的教堂了。后来阿多里克由中央亚细亚回到欧洲。他是一个真正的旅行地理学家（Travel-geographer）和宗教家。也还有别的人们，他们的著作还保存着，而别的更多的人，则他们所得到的知识，仅是口耳相传地流传下来。但关于世界地理，传教士所发现的还少，真的。如佛罗伦萨的J.玛里格诺里（Joannes Marignolli，约生于一三三八年前后），他将地理学理论与人间天堂（The eathly paradise）及别的半神秘的概念，联结在一处，他的思想实在不见得比苛斯马士的思想（见前）还高明。

这时威尼斯、热那亚、比萨（Pisa）、佛罗伦萨、马赛及别的法国城市，及加塔罗尼亚、亚拉贡（Aragon）、英格兰、德国及中部俄罗斯的许多商业中心，都或多或少的对于远方的亚洲有着一些商业上的竞争了。这自然也是有着地理学的意义的。十三世纪后半期，德国的许多商业城市，组织了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随着商业之发展而产生的地理学的文献也加多了。威尼斯的M.森纳多（Marino Sanuto）约一三一三年前后写了一本将商业和宗教连在一起的著作。佛罗伦萨的F.B.比格罗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alotti）于十四纪之初写了一本可称为典型的商业便览的著作。巴伐利亚人希尔特贝格（Schiltberger）的著作则另是一类。他企图将他在土耳其和鞑靼人中当俘虏截至一四二七年为止，三十多年所得到的地理知识，由西伯利亚以至于阿拉伯都写下来，虽然，在事实上，那著作有着许多的缺点。

因此在这时期中由旅行所获得的地理学的知识多半在于陆地方面。但在十三世纪之末和十四世纪之初地中海的航海家，尤其是意大利人，已经出了直布罗陀海峡远航于大西洋的西部和南部，马德拉（Madeira）、亚速尔（Azores）及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又开始从人类的知识中唤起来了。C.R.比尔士莱（C.Raymond Beazley）当阿克
[3]

（Acre）于一二九一年陷落的时候也参加了这种运动。这时M.哈里尔（Mameluke Khalil）从法兰人手中夺得了这个城池，从此最后一次的十字军完全被驱逐出圣地（耶路撒冷）。这些事件可以使商人的心理转移于里维特（Levant）
[4]

及远方的海道，以求得他们的商业的对象，如同十五世纪时的海外发展一样。

虽然在十四世纪时，地理学史上并没有出现特出的动因，在地理学内部，也没有一种中心，如同一种科学一样。但总算引起了对于托勒密的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当初是由于住居意大利的一个拜占廷的教师E·克里梭罗拉士（Emanuel Chrysoloras）所开始，后来于一四一〇年他的弟子J.安格鲁士（Jacobus Angelus）所完成。著作和地图都译为拉丁文了。这工作应于一部分人的需要，在某种限度也有了它的作用，虽然它的效果还没有完全产生出来。例如一三五六年麦德西的海港地图
[5]

（Medicean portolano），一三七五年加塔兰的地图集（Catalan atlas），已给人关于印度半岛的一个正确的观念，这种观念显然已存在于向印度洋东航的人和传教士的著作之中。但一四五七年的F.玛罗（Fra Mauro）的地图，和一四九二年的M.比海门（Martin Bchaim）地球图，又回复到托勒密的概念了。没有半岛的痕迹，只是比锡兰面积特大的一片陆地。大西洋群岛的发现已叙述如上，最初出现于十四世纪中叶的海港地图——麦德西的地图最初以现代名称记载了亚速尔和玛德拉。这是当然的。但在另一方面，也出乎意外，似乎很少有地图家和著述家利用了传教士和陆地旅行家所得到的成绩。森纳多好像还不知道马可·波罗。一三六〇年至一三七〇年间的地理学谐谈家J.D.孟德维尔（Jean de Mandeville，一称Sir John Mandeville），也好像完全不知道他，虽然他已扩大应用了阿多里克和别的差不多他的同时代人的著作。但加塔兰的地图集乃是这时代的一种名著。它的印度、中亚和远东的部分则是根据于马可·波罗的著作。这是可以想得到的。旅行家所得到的知识，必须经过几十年的光阴，才会到了地图学家的手中，且利用于地图的制作。这差不多是我们不容易想像到的，在这时科学史上的重要的知识传播得如此地缓慢。但地理学家承认了他在一切困难情形之下工作，而这不过是必须克服的困难情形之一种罢了。

我们又想到了相同的困难情形，那便是与人类知性生活之某一时期有着密切关系的对于不知道的地方之传奇的见解。严密地来考察古代地理学的神话（Geo-graphical myths）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在十三世纪时，总算是建筑近代地理学的最强固的基础的一个准备时代。因此，在这里，为的是要了解这时代的精神，与事实对于传说的争斗，所以才引证了一种特殊的神话，——一种在有些处所是一致而普遍地被尊信着的神话。在十二世纪中叶，欧洲最初发生了这种信仰，相信必有一基督教的王，兴起于印度和远东，他的名号将是伯理士特·约翰（Prester John）。在一一六五年前后说是有一封信，是这君主写给拜占廷的罗马帝M.康尼努斯（Manuel Comnenus）的。这信即刻传布开来，且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不单是在传奇的见地，且也是在政治的见地，因为在这时，这亚洲的王国，与欧洲联合起来，反抗了穆斯林人，眼看是很可能的了。近代的批评家引证了许多关于亚洲君主的文件，以为与这种神话都有关系，其中就有着关于成吉思汗的。自然，我们所说过的在亚洲的许多传教士，也是这么做了。有许多传教士游历到了北京之西北一带地方，据说有一个王子，就叫做伯理士特·约翰，或者是约翰的子孙。但波代诺内的阿多里克看出了这故事中的富丽堂皇纯是虚幻的想像。现在，在亚洲的神话中伯理士特·约翰这个人物已经消灭了。但后来又出现于非洲。在十五世纪之初（这时亚洲的传说仍然流行）他的地点又说在于埃塞俄比亚（Ethiopia），又说在于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因为在这里，基督教的传播，远在于纪元三三〇年。到了十五世纪之末，葡萄牙的探险家仍然相信着这种传说。

[1]
若望高未诺（Joannes de Monte Corvino），受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之命，经印度东来，以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得元廷许可，布教北京，建教堂四所。为罗马加特力教输入中国之始。——译注

[2]
意大利地名。

[3]
巴勒斯坦北部沿海城市。

[4]
里维特（Levant），指意大利东部地中海边地诸国。——译注

[5]
麦德西海港地图（Mediccan Portolano），佛罗伦萨人麦德西（Medici）所作地图，有名于时，世称为麦德西地图。——译注

第十章　葡萄牙人的海上探险

由神话传说转到事实，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遂在地理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种活动，起于十五世纪之初，而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则发生了探险方面的两桩最重要的事件，一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之横渡大西洋，一即伽马
[1]

（Vasco da Gama）环航了非洲好望角，完成印度的航路。

葡萄牙人为巩固自己的独立，曾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在十四世纪末，内则加斯特尔（Castile）仍是这半岛上的一个强敌；外则摩尔人（Moors）仍与十字军的狂热对抗着。但在一三八五年以后，葡萄牙人有了英国的援助，终于战胜了加斯特尔，到了这世纪之末，与加斯特尔媾和，与英国相结的条约亦已成立。一四一五年，葡萄牙的舰队，得英国武装的援助，夺得摩尔人的休达港（Port of Ceuta），这遂成为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最初的口岸。

政治的权力建立以后，葡萄牙的地理位置，很显然地决定了海上发展的事业。就商业方面说，葡萄牙乃是离东方的陆路最远的一个国家，即使没有政治情形的障碍，他们要从欧洲的陆路发展商业，仍有着许多困难。在其他方面，大西洋有着良好的港口，所以和中欧和英国的海上贸易遂兴起了。十字军的精神现在已用之于新的探险事业了。

它的最初而且最重要的主持人乃是亨利太子（Prince Henry），外号又叫航海家（Navigator），生于一三九四年，卒于一四六〇年，是葡王约翰第一（King Joān I）的第五子，母亲斐力巴（Philippa）是甘特（Gaunt）的约翰（John）的女儿。这是葡萄牙和英国的结合的心理方面的诱因。亨利太子在历史上很有名，他实在是地理学的一个贡献者或创造者（A“maker”）。他不单本身是一个冒险家，且也鼓舞和训练了许多海上人才，在他生存的时候不断地从葡萄牙远航，继续着他的精神。他于一四一五年开始了他的地理学的工作。在一四一九年他为阿尔加维南省（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Algarve）的省长，后来又在沙格里斯（Sagres），他一生在这里的时候最多。不单是在地理学方面，即对于别的学术，他也是一个倡导者。关于地理学和航海方面，他提供了地图学和天文学的教育，包括了许多仪器的使用。他聘请教师，并没有政治的成见，所以他的数学家中很有几个是阿拉伯人。好像很有许多理由使人相信他曾经知道了不必环航非洲，只是由大西洋西行，也可以达到印度。固然地理知识之探求，并不是他的唯一的目的。他的目的大半是在于发展葡萄牙人的商业。他的宗教心理也使他想给远地的人民以救助，附带也希望与东方的伯理斯特·约翰联合起来。葡萄牙的航海家在西部非洲作奴隶贸易，不久也为亨利太子所禁止了。

在亨利太子生时及其死后，葡萄牙人航海的重要事件约如下表所示，在括号里面的则是船长的姓名：

一四一五年　航行至Grand Canary
[2]

（Joāo da Trasto）

一四一八～一四二〇年　航行至Porto Santo和Madeira
[3]

（Joān Goncavez Zarco）

一四二七～一四三一年　航行至Azores
[4]

（Diogo de Seville和Gonncalo Ca-bral）

以上各岛是前人所知，至少有一部分为前人所知，不过到了亨利太子才有组织的殖民和贸易事业罢了。

一四三四年　经过Cape Bojador
[5]

（Gil Eannes）

一四四一～一四四二年　航行至Cape Blanco和Arguim
[6]

（Nuno Tristam）

一四四五年　航行至Senegal River和Cape Verde
[7]

（同上，又Diniz Diaz）

一四四六年　航行至Sierra Leone
[8]

附近（Alvaro Fernandez）

一四五六年　航行至Cape Verde Islands
[9]

（Alvise Cadamosto）

大约也在这时候卡达·莫斯托（Cada Mosto）和德阿果（Diogo）也深入了Senegal和Gambia
[10]

河，到了很远的地方。

一四八二年　航行至Congo River
[11]

（Diogo Cāo）

一四八五～一四八六年　航行至（Cape Cross——即Damaraland）
[12]

（同上）

一四八七～一四八八年　发现并环航了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并航行到了Great Fish River——即现时Cape Province
[13]

的东南海岸。

一四九七～一四九八年　完成由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Vasco da Gama）

后来到了亨利太子死后（一四六〇年），我们还可以看见向着南非洲，或越过南非洲的更远的航行都不断地举行。他总算是奠定了这种事业的基础了。

一方面由于地理的新发现，一方面由于托勒密的著作的翻印，地图学在十五世纪时也达到由古代至近代的一个过渡时代。古代的海港地图，扩充到地中海区域以外便不正确。在另一方面，自然有些这类的地图，记载了葡萄牙人的发现，比之以托勒密地图作根据的要来得快。关于托勒密的地图，在这世纪中共有七种版本。约在一四七〇年时，一个以N.日耳曼纳士（Nicolaus Germanus）著名的德国僧侣出了一种详注的描本。一四八〇年，F.比尔林希里（Francesoo Berlinghieri）在佛罗伦萨的印本，内中增加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及圣地耶路撒冷的新地图。圆锥投影法（Conical projection）于一四八〇年才开始应用。直至此时才有了近代地图的最初的概念。

托勒密关于印度和锡兰的地形的谬误已不再有了。但葡萄牙人的发现并没有立刻就矫正了他对于非洲的错误的观念。表示已知的世界的这种必要，被坚持着成为一种惯例：已经说过的玛罗的地图，即是将非洲地形损削了一大部分，虽然在东方，他却应用了许多陆地旅行家的资料。一直到了刚第（Nicolode’Conti），他是他同时的威尼斯商人，由一四一九年起离开了故乡，以二十五年的时光，游历了印度东部各地，并到了爪哇。在这时也有着一些由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的交通道路，玛罗制作那部分的非洲地图也利用了当地土人的报告。关于地球的圆周也普遍地被测算到了。亚洲扩张到一八〇度或一八〇度左右，被普遍地相信着。但如果一四五七年的一张热那亚人的地图那比例是可靠的话（因它没有度数），中国海岸，在我们的计算，不过约在东经一三六度。在这世纪之初的欧洲地图，表示了北大西洋如同格陵兰海岸一样的遥远。在他方面与古代亚特兰特大岛以后的许多神话有关的岛屿，普遍都画在大西洋的极南部。

图14　玛罗世界地图的轮廓

[1]
伽马（约一四六〇～一五二四），葡萄牙航海家。一四九七年率船队由欧洲绕好望角，于次年五月到达印度，是这一航线的开拓者。

[2]
大加那利岛，加那利群岛中一个较大岛屿。

[3]
马德拉群岛。

[4]
亚速尔群岛。

[5]
博哈多尔角，在西撒哈拉境内。

[6]
阿尔金岛，毛里塔尼亚沿海小岛。

[7]
塞内加尔河、佛得角，在塞内加尔西部沿海。

[8]
塞拉利昂。

[9]
佛得角群岛。

[10]
冈比亚。

[11]
刚果河，亦称扎伊尔河。

[12]
达马腊兰，纳米比亚中部的一个地区。

[13]
大鱼河、开普省，位于南非境内。

第十一章　德国学派

（一五〇〇年至一五五〇年）

我们已经知道，在一四八七年时，迪亚士（Bartholomeu Diaz）环航了好望角达到大鱼河（Great Fish River）。经过了十年的准备，葡萄牙王派遣一个探险队在V.D.伽玛（Vasco da Gama）领导之下，于一四九七年七月，从里斯本出发，经由这条航路到印度。九月二十二日他们达到了好望角，然后绕过非洲，沿非洲东岸前进，远至米陵德（Melinde）。自此得一阿拉伯海盗之助，于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到了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

同时西班牙的伊莎贝拉（Isabella）最后也觉得另从一更直接的航路达到印度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她的奖助之下哥伦布（Genoese Christopher Columbus）于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自巴罗斯港（Palos）西向出发。他经过了加那利（Canaries）航行于忧喜交迫的长途，终于十月十一日看见了陆地，这直到他的死，他还以为是东南部亚洲的一部分。在第一次西航的时候，他于巴哈马群岛（Bahama Islands）中的一个岛上登陆，并发现了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及古巴（Cuba）。第二次西航（一四九三年至一四九六年），则发现了牙买加（Jamaica），并探险于古巴的南岸。第三次西航（一四九八年至一五〇〇年）则发现特立尼达（Trinidad），并观察了水色，知道有一块大陆存在，在事实上他也发现了奥里诺科河（Orinoco）的河口。在他的最后一次的西航（一五〇二年至一五〇四年），他想通过群岛，因此环航世界，但他只到了古巴，有四月之久，探险于洪都拉斯（Honduras）的海岸（他还以为这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呢），远至于达里恩（Darien）。其后他转回了西班牙，不久也就与世长辞了。

新世界的真实的轮廓，在十六世纪的初期很迅速地被发现了。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乘亨利第七所预备好的船舶，自不列颠出发，沿格陵兰的南岸到弗吉尼亚（Virginia），不几年以后科泰里尔（Gaspar Cortereal）沿着格陵兰的东岸，到了纽芬兰。法国佛郎西斯第一（Francis I）也派遣了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前后远航四次（一五三三年至一五四三年）。他溯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而上，想在蒙特利尔（Montreal）建立一个殖民地，但没有成功。在南美洲方面，平松（Pinzon）领导着一四九九年至一五〇〇年的探险队，横过了赤道，于森·阿戈斯蒂诺岬（Cape San Agostinho）发现了巴西的海岸。沿海岸线探险，行了三百多英里，到了亚马孙河（Amazon R.）口，也好像越过了巴拉塔河（Plata）的河口。约三月以后，加布拉尔（Cabral）在从印度归回的途中，被风吹送西行，横过了南大西洋，也到了巴西的海岸。接着意大利人亚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被葡萄牙派来详细探险这个地方的海岸。他于一五〇一年南至南纬三十四度的地方，并发见了佐治亚岛（Georgia），以为这是南大陆的一部分。

一五一三年时巴尔波亚（Balboa）看见了太平洋以后，西班牙的侵略者即很快地探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科尔特士（Cortes）于一五三三年达到加利福尼亚港，一五七一年奥尔泰利阿士（Ortelius）完成了他的墨西哥的详细地图。比沙罗（Pizarro）亦很快地征服了印加帝国（Inca Empire），于一五三五年智利（Chile）也成为西班牙人的领土。因此南美洲的圣地亚哥（Santiago）以北，北美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以南一带的海岸，在十六世纪中叶，已全部被探险到了。除了这些海岸的探险和西班牙之征服了南美洲，奥里拉纳（Francisco de Orellana）并于一五四一年由基多（Quito）旅行至亚马孙河，一五三九年，沙多（Hernandez de Soto）因为贪求着财富和黄金，也远征阿肯色（Arkansas），但却失败了。最后在一五五五年至一五六四年间，想在巴西及佛罗里达建立法国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的殖民地也失败了。

但新大陆的南北两端，仍然还是问题。由于要想寻觅一条达到印度的西北通路，北美洲北部海岸的地形，总算渐渐地被探险出来了。同时，在南端，则于一五一九年为麦哲伦所环航。他相信特拉·德尔·斐哥（火地岛Ticrra del Fuego）乃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后来德拉克（Drake）第二次环航了世界（一五七七年至一五八〇年），才为他所矫正了。

关于远东的商业航行及探险事业，差不多全为十六世纪时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垄断。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之初远航至于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及菲律宾，于一五一二年至摩鹿加（Moluccas）
[1]

，于一五一六年至广东。一五三〇年葡萄牙人最初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
[2]

。

在十六世纪地理发现以前，地理学的思想比之于希腊之哲学的研究，似乎很少进步。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家大体不相信地为圆形，（如一四五九年的玛罗即是），虽然也有少数开明的学者，如培根诸人仍然相信着地圆的学说。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加丁纳尔亚列氏（Cardinal de’Ailly），他在一四一五年出版的Imago Mundi里，还有十三世纪中叶J.荷列坞（John Holywood），在他的De Sphaera Mundi里，也相信了地圆说。这种见解在十五世纪时以得了地圆的许多证据，自然很普遍地被接受了。但托勒密的传统，仍然很深地影响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地图学，直到十八世纪才算完全从托勒密解放了。德安维尔（D’Anville）最后纠正了这种传统的错误，但仍以为这是“最大地理学的错误，也是最大地理学的真理之发现之种子”。（译者按：即指哥伦布诸人相信了这种错误的见解，以为亚洲东向扩张，故西行可以直达印度，于是遂发现了新大陆。）

中世纪的关于水陆分布的见解，也大部分是空想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大陆的构成是四个同心圆的外层所合成——即大地、海水、空气和热。这四者都不是很规则地重叠着，所以有些地方陆地紧接着气层，有些地方，则是海水填满了大地的洼隙。论及已知陆地的分布，则以为地球中心对于水层似乎略有偏斜，所以生出了突出的部分，但因为这对于水层是正切的，所以仍不会影响于地球的平衡。这种中世纪初期的见解，或者与当时地图上所绘的地形有关。因为那些地图都是依于这个假设，即大地乃是一块平圆形的陆地。许多古代的哲学家也推想到别的未发现的陆地的存在，而一种最普通的概念，则是地球上有许多隔离的大陆为海水所分开来。关于陆地的分布，也有着许多的争论，直到陆地的实际的发现和科学的进步。哥白尼反对了大地的水陆两层说，因为果如此说，则前者的压力，将使后者不能平衡；同时因为埃及在于已知陆地之当中，海水也将不会紧接着埃及。又如依据于这个假设，岛屿之存在亦将不可能，因为离大陆越远，海水越深，岛屿不会被发现的了。在这种见地上，哥白尼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地球的核，海水则包围于地层的外面，充塞于陆上的洼地。

旧世界，在中世纪的轮轴地图（Wheel maps）上面普通被绘为圆形或椭圆形，四周全为海水所包围。大陆则以地中海、尼罗河、红海区分为三（参看第六章附图）。古代的科学假定了在南半球与北半球同纬度的地方有别的可住居的大陆（或称为阿坎门尼大陆——Oekumene）之存在。但在发现之前，关于这块陆地的实际的知识，一些也不知道。理论总是先于事实。这些推想所引起来的问题，不久都为新陆地的发现所解答了。有些人相信热带地方（Torrid Zone）完全是水，有些人则以为太过炎热不适人居。——托勒密则将非洲扩张到赤道以南。更有进者，假使地球是圆的，生活在对蹠面地方的人们，怎能倒行着走路，如同苍蝇之在天花板上一样呢？

中世纪的地图，除了海港地图，都是非科学的。不知道利用投影法，也不知道利用经纬度来确定地点的位置。新的发现证明了世界广阔，远过于前此所知道的，所以新的投影法是必要的了，确定地点的位置的记录也是必要的了。因此在文艺复兴时代，地图学发展的最初的形态，乃是修正和补充了托勒密的记载并发明了新投影法。

在十六世纪的前半期，德国差不多是数理地理和叙述地理之发展之重要的中心。在十五世纪之末，伯尔巴赫（Peurbach）及其弟子雷乔蒙塔努斯
[3]

（Regiomontanus）开创了地图学派。他们搜集并纠正了托勒密和雷乔蒙塔努斯的天文观测，出版了一四七四年至一五〇六年的天文历书（Ephemerides），这还为后来的哥伦布所应用。这个学派也作了不少的经纬度表、地图、世界图，但对于地图投影法最有贡献的则是维尔纳（Jean Werner）和亚比安（Peter Apian）。雷乔蒙塔努斯的一个学生贝海姆（Martin Behaim），于一四九二年在纳陵堡（Nüremberg）做成了一幅世界图，在地理发现之前，总算给人以关于水陆分布的最深的印象。只是摆不脱托勒密的传统的影响，他将非洲的东南部扩展开来，而马达加斯加和桑吉巴尔则成为两个大岛。他保留了托勒密的观念，印度并不是一个大半岛，锡兰和马来半岛则面积十分广阔。非洲西岸的湾斜，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和好望角也已表示出来。亚洲的东岸差不多和北美洲的实际的海岸接触，东印度则散布于南太平洋，西班古（Cipangu——即日本）则紧靠着中亚美利加洲的西部。在大西洋之中央则有安梯里亚（Antillia）和布兰顿（Brandon）两个神秘的大岛。

图15　贝海姆的世界地图

相传宇宙学教授马丁·威尔德西门勒尔（Martin Waldseemüller）最初名新世界为亚美利加（America）。这在他一五〇七年所作的世界地图是指东南部的一个大岛，与北部的大岛由一个湾峡分开来。在鲁斯（Ruysch）的地图上（一五〇八年），南美洲是分离的一块大陆，北美的海岸与亚洲东北部的海岸相接，西印度则是许多群岛。斯科纳尔（Schoner）于一五二〇年出版的世界图则将新世界画作三个大岛，即北美的里塔·印科格尼塔（Litus Incognitum），中部的群岛，南部的一个大岛——亚美利加。但在他一五二三年的最新的世界图，北美已经从亚洲分开来，中间隔着一条狭长的海峡，南美洲的地形也改正了，但中部的群岛又不见了。

指示了海陆分布的知识的地图，一五三二年的孟斯特尔（Sebastian Munster）的地图，是很值得注意的。他的图中没有南部的大陆。非洲扩展至南纬三十五度，印度画得很小，马来及塔布罗班（Taprobane——即锡兰）则画得太大。中国海岸则在通过马德拉岛（Madeira）的标准子午线以东一九〇至一二〇度的地方。他又画了三条海峡深入于新世界。一在北美，一在中美，一在南美之南，而特拉·德尔·裴哥则属于南部大陆之一部。

远海航行及新陆地的探险，其结果使航海术也进步了，风向、气候、洋流之精密的观测，关于远方异域的人民和商情的报告、传说，也大量增加了。最初这些传说、报告，由叙述者随便写下来，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加以组织化和联络，这种过程自然是很缓慢的。在十六世纪时编纂航海和探险纪录的三个大作家即哈克卢特
[4]

（Richard Hakluyt）、意大利人赖麦锡
[5]

（Ramusio）和德伯利（De Bry）。哈克卢特整理、翻译，并出版了蒙多沙（Mendoza）一五八九年所作的《中国》，比加裴塔（Pigafetta）一五九七年的《刚果》，及一个摩尔人列奥·亚斐利康士（Leo Africanus）一六〇〇年所作的一本关于非洲的著作。他搜集了所有大探险家的航海记录，出版了《关于发现美洲及美洲各岛屿的不同的航路》（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to the same，一五八二）和《英国重要水陆航行史》（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ver-land to the most remote and farthe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earth，一五八八）。在他死后，巴尔乔士（Samuel Purchas）以他的稿本出版了《哈克卢特遗著》（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哈克卢特乃是一切资料的宝藏，并常常采访了所约定的探险家和商人的意见。他襄助了雷列（Raleigh）的弗吉尼亚殖民事业，且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一个经理，后来也是东印度公司的顾问。他从来没有发表过论文，只是编纂了许多以顾问的资格所应用的事实。总之“他自己一人便是一个地理学会”（引自G.B.Parks：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6]

，一九二八）。

这时期理论地理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即亚比安与孟斯特尔。前者对于天文学及数理地理学作通俗的叙述，后者以斯特拉波作模范，写下了通畅的叙述地理学。差不多一百多年他们的著作都是一种标准的著作。亚比安亦称贝尼维兹（Pierre Bie newitz），于一四九五年生于萨克森（Saxony），为天文学家及地图学家。除了作地图和世界图而外，亦出了两本著作：一为一种天文学论文《凯撒天文学》（Astronomicon Caesarem），一即《宇宙之书》（Cosmographicus Liber）。他也是如同斯克纳尔（Schoner）之于他的Luculentissima Descriptio以威尔德西门勒尔（Waldscemüller）的《宇宙志导言》（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为模范，写下了他的著作，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资料是取自斯克纳尔的著作。由于他的通俗和许多图表的说明，将最艰深的题材通俗化了，所以斯克纳尔反不著名了。《宇宙之书》于一五二四年初版，后来在《宇宙学》（Cosmographia）这个标题之下斐里锡士（Gemma Frisius）也不断地为之重版和增补。这本书的原来的内容差不多全是与地理学有关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也附着一张许多地方的经纬度表，其中关于叙述地理的部分也不断地为斐里锡士所增补。

托勒密对于地理学（Geography）和地志学（Chorography）的区分也显然地被说明了。地志学“叙述并分别讨论许多地方——不论及他们之间的比较，也不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去研究”。他说地志学的目的“乃是解释和叙述特殊的地方亦如同画家之描绘了一个人物的一只眼、一只耳朵或别的特殊的部分”一样。反之，地理学则是普遍叙述整个地球，这对于地志学的关系亦如画家画人体时对于一只眼、一只耳朵的关系一样。

地球被说明，以为居于宇宙之中，太阳和行星则围绕着地球。地球分划为五带，即热带、温带（在回归线与极圈之间，分南温带及北温带）、寒带（分南寒带及北寒带）。气候带（Climata）的区分则是以平行于纬度而最长的白昼相差约半小时的地方为一气候带，每一气候带即以其间所有的重要的特征为名，如城市、河流、山脉之类。陆地分为四种形态，即岛屿、半岛、地峡、大陆，每类都有一个简单的图解，每种图解并附着尺寸作为长度测量的基础。每块大陆都有简短的附注，最后则是每个都市的地名表，并附着根据于斯克纳尔和托勒密所作成的经纬度。斐里锡士所增补的注解，大约就是这一部分。孟斯特尔（一四八九～一五五二年）则是德国地理学派的最典型的代表。他的大著作《宇宙学》是一百多年来标准的参考书。他于一四八九年生于英格尔罕（Ingelheim，在Mayence
[7]

与Bingen
[8]

之间）。求学于海德尔堡及维也纳，后来于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七年在海德尔堡大学任教。一五二九年被任命担任巴塞尔（Basle）的希伯来文的讲座，直到一五四〇年身死。他对于地图学作了极重要的贡献。他于一五四〇年在巴塞尔翻印了托勒密的著作，其后十二年中这著作又重印了四次。他最初利用一种小罗盘针，一种装棱罗针仪（The prismatic compass）的前身，作海德尔堡附近区域的三角测量，企图改良地图法。他的地图法出版了，他提议了一种精确测量全德意志的计划，少数地点，依于天文学而规定，精确的测量则利用了罗盘针。德国的各部分派给许多不同的著作家，然后共同作成一张最可信靠的地图。但这种计划并没有成熟。孟斯特尔也热心于地理的发现。他在一五三二年出版了一种世界地图，这地图的特点，我们已经说过了。

但《宇宙学》是他的伟大的著作。他从同时代的许多著作家搜集了资料，所以那宁是一种汇纂而不是一种论著。历史及谱表（Genealogical table）也占了这书的大部分。他的著作中对于数理地理和自然地理几乎全不提及，承认地球是圆的。他以为地层的变动，是由于洪水及河流的作用。由于洪水，许多陆地被淹没了，本来是平坦的地方，河流也构成了许多山岳和河谷。这种观察是根据于他从荷兰洪水所得到的知识。他也叙述到地震、“中心之火”（Central fire）、岩石之特质、矿物之本质及分布，与采矿的方法。

这书的大部分在一种区域地理的基础上叙述了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短短的引证，说明了这种叙述之一般的特质。在不列颠群岛的一节里，突维德（Tweed）及梭尔卫（Solway）被用来区分了英格兰和苏格兰。

也有别的两条重要河川，一称亨伯（Humber），一称泰晤士（Thames）。在后者的两岸，有着在从前叫做特里诺瓦屯（Trinovantum），现在叫作伦敦的都城。在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了，因为大船可以直达城下。……在伦敦东方约一个半里格（League）
[9]

，则为格林威治（Greenwich），英国的皇帝一般总住于此。由此船舶可以上驶伦敦，但不由于骏马之力，而是由于风力或每日两次升降的潮汐。

高卢（即法兰西——译者）以多河川而土地肥沃，西班牙则自大河以沟渠引水灌溉。它不像法国一样受北风的影响。……西班牙国土大而人口稀少。富于金矿而缺乏商品，所以不像高卢一样的有着很多的税收。在法国没有荒废的土地，西班牙则多沙漠及硗地。

俄国则叙述为：“十分平坦，没有山岳，虽然森林和沼泽却到处都是，也有着优良的河川，国家的重要城为莫斯科，大于波希米的布拉格（Prague）约二倍。也如同这个国家的别的城市一样，四周的城寨都是用木材建筑的。”在东欧的一节里叙述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他说：“这地方四周皆巨山绵亘，就好像墙垒所包围着的一个巨镇。”

但书中的大部分是在详述德国。他以为所谓的德国仅限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虽然他也注意到自古代以来德国的语言已远播于这个区域以外。他说：“黑森林（Black Forest——在德国西南部）充满了松杉及许多乔木，也有着高山峻岭。……除了几处荒旱的山峰以外，各地皆有居人。”据说木材是一种很重要的贸易，木筏由多瑙河顺流而下，直至乌尔姆（Ulm）。他以为弗兰克尼亚（Franconia）
[10]

“四周为浓密森林及黝冥山岳层层包围。内面则是整齐的一片平地，点缀着许多孤独的城市、堡垒、炮台和村落。这森林称为希尔孙尼亚（Hercynia），群山环绕如同天然的城垣。美因河（Maine航行便利的河川）、沙尔（Sal）、都伯尔（Tuber）及尼加尔（Neccar）流贯这地方。流域宽而且深，出产美酒，味醇故销路及于远方”。这书的第五及最后一部叙述亚洲、非洲及新陆地。这些都是间接得来的资料，其叙述远不如欧洲部分的精详有致。

孟斯特尔的著作差不多全叙述些不切要的琐事，同时数理地理、自然地理或普通地理部分则省略了。亚比安的Cosmographicus Liber
[11]

恰好是这部著作的姊妹篇。但孟斯特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一个优良的著作家，他的著作成为标准的著作。“这书的内容是如此的完美，孟斯特尔的学问和天才总算满足了时代的要求了。并且由于这书的完美，所以它的增订本直到一六五〇年还被应用，翻印至四十六版，译为六国文字。”（引自A.H.Gilbet：Pierre Davity：His Geography and its Use by Milton, American Geographical Review, Vol.VII，一九一九）

[1]
即现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马鲁古群岛。

[2]
自伽玛发现印度航路以后，葡人接帆东来，先后占领卧亚、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各地，其后五年即明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葡人别斯特罗（Raphael Pesestrello）始通中国抵广东。其后印度总督阿布葵葵（Albuquerque）复遣使臣比勒斯求与明廷缔约，遂抵北京。——译注

[3]
原名约翰·缪勒（一四三六～一四七六），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4]
哈克卢特（约一五五二～一六一六），英国地理学家。

[5]
赖麦锡（一四八五～一五五七），地理学家。编纂出版了游记《航海旅行》等书。

[6]
中译名《理查德·哈克卢特与英国航海》。

[7]
疑为美因茨，拼写有误。

[8]
宾根。

[9]
里格（League），一种长度的单位，约等于三英里，然亦随时代或国家之不同而颇有出入。——译注

[10]
弗兰克尼亚（Franconia），为德国中古时候之一重要公国。——译注

[11]
中译名《宇宙之书》。

第十二章　荷兰学派

（一五五〇年至一六五〇年）

一百年以后，地图学活动的重要中心又移到荷兰了。同时在一六五〇年，在阿姆斯牡丹出版了瓦伦纽斯
[1]

（B.Varenius）的地理学名著，那是集这时代地理学知识之大成的著作，且是一种标准的著作，直到十八世纪。

在十六世纪时，地图学之发展之显著的特征是：第一，发明了绘制全世界地图的新投影法；第二，搜集且改正了所有的天文学的记载；第三，相对狭小的区域，已有了正确的测量；第四，配合各种地图以产生可靠的世界地图。

荷兰学派及其同时代的地图学家，对于地图学的进展影响颇大，也努力使地图学从托勒密的讹误中解放。它的重要的代表为克里梅（Gerhard Kremer），一名墨卡托（Mercator，一五一二～一五九四）及奥特利乌斯
[2]

（Abraham Ortelius，一五二七～一五九八）。墨卡托生于佛兰德的拉布尔曼德（Rupelmonde），后求学于勒文
[3]

（Louvain），在这里遇到了佛里锡斯（Gemma Frisius），最后则在因戈尔施塔特
[4]

（Ingolstadt）为亚比安（Apian）的弟子。由于佛里锡斯的相助，他在勒文建立了一所地理学院，专门制造天文仪器，搜集书籍，并绘制地图。在一五三七年至一五四〇年时，他测量了佛兰德并绘了一张详图，——这是第一张较大区域的详细测量图。其后他又作了些较大比例尺的测量，用着三角测量法。这种测量法，在现在已是很普遍地被应用了（参看十三章）。十六世纪的后半期，别的人也作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地图。这些地图中最著名者如加斯托尔多（Gastoldo）的《西班牙地图》，亚比安的缩尺为十四万四千分之一的《巴伐利亚地图》（一五六八年），及介罗特尔（La Guillotière）于一六一三年出版的《法国地图》。于一五三八年墨卡托出版他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但还有着托勒密的影响。一五五二年他被任为杜伊斯堡
[5]

（Duisburg）宇宙学讲师，两年以后于一五五四年出版了分作七幅的一份《欧洲地图》，这时才开始摆脱了托勒密的束缚，因为在托勒密，地中海的长度为六十二度，在这图则已减为五十三度。一五六三年他出版了一幅洛林
[6]

（Lor-raine）的地图。但他的最伟大的著作乃是他在一五六八年出版的《航海用世界平面图》，这图有两点极重要的新的特征：第一，这图乃是以矩形作图法（Rec-tan-gular projection亦称展开图法）绘成，保持着小地方的正确的地形和正确的方向。托勒密的改良圆锥图法（Modified conical projection），只适合于作欧洲的地图，不适合于作世界地图，因为这种图法使南半球的地形与实际太不相合。德国学派的球形图法（Globular projection）结果也使地形不能正确，且方位也偏斜了。但后者的缺点却为最著名的墨卡托图法（Mercator projec-tion——即前说的矩形图法）所补救了。这于航海家是很有用处的。其次墨卡托图法采用了一种新的基本子午线（Prime Meridian）。在他的初期的地图，他固守着托勒密的成法，以位置很暧昧的幸福岛（The Fortunate Island）为基本子午线。哥伦布所发现的磁力子午线（Mag-netic meridian），被认为最适宜于用作自然的基本子午线。在一五五三年，墨卡托决定采用它，并根据于航海家的记载，以为这位置当在于亚速尔（Azores）。但是对于远东及新世界缺少了正确的记录，所以关于远东只好根据于托勒密，结果这两块大陆都与原来的面积不相符合——最大的错处则是美洲的西岸，及亚非二洲的东岸，都过度地扩张了。又在探险出的区域以外，墨卡托亦未免大逞臆断。他应用托勒密的许多地名于非洲，甚至于从比加斐塔的非洲的想像地图，也引据了许多资料。于所不知道的亚洲，则杂乱地应用了托勒密的地名与马罗（Fra Mauro）地图，而马罗地图又大部分是根据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后，围绕着南极，墨卡托画了一块包括着特拉·德尔·斐哥一直从南美延伸到澳洲的一片大陆。

图16　墨卡托一五六九年所作世界地图之轮廓

图17　奥特利乌斯一五七〇年所作世界地图

在他逝世之前，墨卡托开始预备一本地图集，并附着对于每幅地图的详说。但他在一五九四年死了，未完成的工作，由他的儿子鲁保尔德（Rumbold）于一五九五年继续完成。在此之前，奥特利乌斯于一五七〇年出版了一本最有名的地图集《世界之舞台》（Theatre of the World）。初版时，共有地图五十三幅，一五九五年增至一百幅。在绘制时奥特利乌斯且参酌了三百八十七个作家的意见。他于一五六〇年曾与墨卡托共同旅行，他之置身于这种伟大的工作，完全是由于墨卡托的鼓励。

洪德阿士（Jodocus Hondius，一五六三～一六一一）是鲁保尔德的内兄，他也继续了家学，于一五九五年，以所作的《世界地图》知名。这图第一次记载了德拉克环航世界的进路（一五七七年至一五八〇年）。这图及别的墨卡托的地图，都将南部大洋及南极表示作一片大陆。

十六世纪之末，水陆分布的知识之扩充，已表现于一五六九年的墨卡托的世界地图，更完备的则是表现于雷特（Wright）一六〇〇年的《世界地图》，这是英国第一张墨卡托图法的地图。后者严格地排斥了传疑的地理，只是记载了被探险出的海岸。现在只有两个地域没有被探险出来，一即北太平洋及亚洲美洲交界的地方，一即澳洲大陆的位置。这两者都成为此后两百年间重要探险事业的中心。虽记载不完全，地形表示得不正确，尤其是在新旧世界的西部和东部，由于托勒密对于旧世界的不正确的推想，和正确的经度测量之困难，所以出入更多，但新旧世界的轮廓，总算大体明了了。

在一六〇〇年以后，英国开始在东印度活动，也就在这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一六〇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亦成立。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于一六〇〇年，以发展东印度公司事务被派到印度，奠定了香料群岛英国商业的基础，游历了爪哇、苏门答腊及尼科贝尔（Nicobars）。由于霍特门（Cor-nelis Houtman）所统率的荷兰舰队于爪哇海上击败了葡萄牙人，所以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才开幕了。这样遂结束了葡萄牙、西班牙在马来群岛一带的殖民事业。

在十六七世纪时，关于中亚的知识，是根据于中世纪及同时代的旅行家、教士和使臣们的模糊的传说。在一五五八年与一五七九年之间，伦敦的商人与里海周围的国家建立了商业关系，商使可以派遣到布哈拉、波斯和俄国。一五七九年金根生（Anthony Jenkinson）为伊利莎白的代表，到了波斯，因此带回来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后来安多尼（Sir Anthony）及席尔烈（Robet Shirley）也继他之后到了波斯。别的许多旅行家在十七世纪时也游历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及波斯，但于正确的地理知识仍少贡献。

图18　雷特一六〇〇年世界地图的轮廓

直到十七世纪之末，中国及西藏地方的地理知识，其唯一的来源，乃是得之于到东方去的传教士。奥多里克（Friar Odoric）于一三二五年游历西藏，以后即没有一个欧洲人到了那里，直到一六二四年。一六八五年至一六八七年塔查尔德（P.Tachard）游历了交趾支那
[7]

，及东京湾
[8]

，作了许多有价值的天文观测，纠正了托勒密的许多重大的经度错误。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时，耶稣会教士（Jesuits，于一五五三年始被许可入中国传教）也搜集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同时俄罗斯人也沿着亚洲北岸东进。游猎的人们于十七世纪时达到了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不几年以后，遂东航黑龙江直到河口。一七六八年遂开始举行了全俄罗斯帝国的有组织的探险。

在这世纪中，大家所注意的水陆分布的两个大问题，乃是西北和东北通路的问题，与南半球陆地的分布。海洋探险的最显著的特征即塔斯曼
[9]

（Tasman）和库克
[10]

（Cook）的航行，后者且是科学探险的先驱，也是企图从北道达到东印度的第一个人。

在初期，探求绕过北美和亚洲的通道，只是为着商业的原因，最后则纯然为的是探险和获得地理的知识了。葡萄牙人大约只是追随着加波特和科泰里尔（Co-tereal）的航行，但关于他们的早年的航行，并没有记载留传下来。在十六世纪末，英国的探险家总算作了极重要的探险。弗罗比歇
[11]

（Matin Frobisher）于一五七六年至一五七八年达到格陵兰岛的东岸和南岸。戴维斯
[12]

（J.Davis）顺着以他而得名的戴维斯海峡，航行了三次（由一五八四年至一五八七年），最后且到了格陵兰的西部，达到北纬七十二度十一分的地方。哈得孙
[13]

（H.Hudson）于一六〇七年达到格陵兰东岸北纬七十三度的地方，研究了这地方与斯匹次卑尔根（Spits-bergen）之间的冰块，并发现了扬马延岛（Jan.Mayen island）。在两次企图发现东北通路失败以后，他又折而西航，发现了哈得孙河及哈得孙峡、哈得孙湾。在一六一〇年，他为反叛的水手们所流放，遂死于哈得孙湾。巴顿
[14]

（Thomas Button）于一六一二年达到了哈得孙湾的西岸，并发表了这意见：以为西北通道是从这里的海岸开口的。这意见支配了欧人的思想很久。巴芬
[15]

（William Baffin）于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一六年深入戴维斯所到的地方之北约三百英里，并作了极有价值的磁力观测，发现了著名的斯密斯海峡
[16]

（Smith’s Sound）地方的磁针之差。一直到了一七七〇年，哈得孙的北道才被赫恩
[17]

（Samuel Heame）所发现。一七八九年，麦肯齐
[18]

（A.Mackenzie）也达到了以他而得名的麦肯齐河（Mackenzie R.）。一七七六年库克从太平洋达到了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可惜在北纬七十度四十一分的地方，为冰山所阻不能继续前进。

第一次英国寻求东北通路的探险，是卡伯特
[19]

（Sebastian Cabot）所组织，而领导者则是H.瓦罗比（H.Willoughby）和钱塞勒
[20]

（Richard Chancellor）。钱塞勒达到白海（White Sea）并深入到莫斯科，结果遂有莫斯科公司之成立。不久以后，在一五五六年，这公司派遣了巴罗（Stephen Borough）探险于北部俄罗斯，因此带来了关于科拉地方（Kola region）及诺瓦·森木里亚（Novaya Zemlya即新地岛——译者）的资料。一五八二年为布鲁奈尔
[21]

（Olivier Brunel）所领导，一五九四年至一五九六年为巴伦支
[22]

（W.Barents）所领导的荷兰探险队也出发探险。后者发现了斯匹茨卑尔根及诺瓦·森木里亚。其后两百年间，俄国人探险了西伯利亚北岸的大部。一七三五年，切柳斯金（Chelyuskin）环航了以他而得名的切柳斯金半岛。一七二八年至一七四〇年白令（Bering）探险到了白令海峡。北极捕鲸事业的发展，也刺激了许多到北极去的探险家，其中最卓绝的，则是一个捕鲸船的船长斯科斯比
[23]

（W.Scoresby）。他于一八〇六年进到北纬八十一度十二分四十二秒的地方，并于一八二二年探险于格陵兰东部的海岸，由北纬六十九度到七十五度。

关于赤道以南温带地方南大陆的概念，最初是根据于希腊人的想像，最后则是根据于到远东旅行的旅行家的传说，如马可·波罗即是。同时法国与葡萄牙的船舶，亦大约在十六世纪时经过了澳洲的北岸。我们已经知道在古典时代一般都假想以为赤道以南有着一片大陆的存在，后来米拉（Pomponius Mela）也有着这种假设，而托勒密则以为印度洋当是一个内海（即Mare clausum），也有着一片包围了南极的大陆。这种观念支持了很久，大半都是根据这些作家的资料，和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十六世纪的世界地图中，墨卡托也正是这类地图的最典型的代表。麦哲伦所谓的南方大陆，则是包括了特拉·德尔·斐哥并且扩张出去，直到还未被探险出来的西部的澳洲。这块想像中的大陆之存在，被十六、十七世纪的地图学家及探险家确信着，每一度南半球陆地的发现，都以为是这块大陆的一部。远在十六世纪时的地图，也以为南美洲乃是这块大陆北向伸出的一部。到了麦哲伦航行以后，这块大陆才被分离在南部的特拉·德尔·斐哥以南。到了德拉克才证明了卡亚俄
[24]

（Callao）乃是一个岛屿。一六〇五年，德·奎罗斯（De Quiros）从卡亚俄南航，到了新赫布里底
[25]

（New Hebrides），他也以为这是南方大陆的一部。爪哇被当作是这块大陆之一部。这种观念已经不易纠正，即使在十六世纪之末，它已被环航，而在一七一六年荷曼（Homan）所作的地图，新几内亚（New Guinea）仍然被当作是一个半岛。在南部太平洋航行的荷兰航海家，也固执著这同样的观念。

但这些错误的推想，终于以塔斯曼（Abel Jansgoon Tasman）、丹皮尔
[26]

（William Dampier）和库克（James Cook）的航行而肃清了。在十七世纪之初，欧洲人开始探险了澳大利亚。一六六五年，荷兰人对于大部分的西部北部的海岸，探险、作图。一六四二年，塔斯曼从巴达维亚
[27]

（Batavia）航行到了毛里求斯（Mauri-tius），由此又折而东南。他到了塔斯马尼亚（Tasmania）东岸和南岸，他称之为美·德曼陆地（Van Dieman's land），后来又到了新西兰（New Zealand）的西岸。现在这地方已代替了新几内亚和澳洲，又以为乃是南方大陆北部的半岛了。丹皮尔在一六九七年至一七〇一年航行越过太平洋的时候，曾环航了澳洲的已知的海岸，并从好望角横渡了南印度洋，对于这种观念之纠正很为有力，并搜集了重要的资料，预备详密地记载地球的风向，他是最初证明新几内亚乃是一个大岛的人。因为一六〇六年托尔斯（Torres）的航行，直到十八世纪才有人知道，塔斯曼的航行，也只是到了这地方的北岸即转回来。甚至于在一七二一年，大约有着一个罗格维因（Jacob Roggeveen）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领着一支探险队，也以为他所发现的特拉·维尔·斐哥的南部及萨摩亚（Samoa——在太平洋澳洲之东北），乃是这块神秘大陆的两个大半岛。最后科克才澄清了这多年的神话，并确然地证明了澳洲和新西兰乃是两个岛屿。他也证明了新几内亚并不是澳洲的一部。在他第二次航行于南大洋的时候（一七七二年），他由好望角出发，到新西兰，两次绕道于南极圈，三次经过了太平洋，沿途发现了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最后又由新西兰航行到了特拉·德尔·斐哥及好望角。

远洋航行及航海家的记载，风向与洋流的精密的观察，旅行家及传教士的调查和报告，这些都使地面的知识大量地增加了。洋流的观察最初始于葡萄牙人。远在十六世纪，他们即已知道了几内亚的暖流和湾流
[28]

。卡伯特（Cabot）于一四九七年已观察到拉布拉多寒流（Cold Labrador current），洪保德洋流（Humboldt Current）也是在洪保德著书论述之前三百多年就有人知道了。哥伦布在第三次渡过美洲时，曾注意到海水由东向西移动“如同天空一样”，这是关于赤道附近洋流和风向的共同运动之最初的记载。在一五七八年也知道了在北美纬度六十二度的地方，比挪威北部纬度八十度的地方还冷。詹姆士（Captain James）于一六三一年及一六三二年的冬天，在哈得孙湾曾注意到北纬五十二度地方的气候与伦敦绝对相悬殊。有一次巴伦支（Barents）的远征，也看出了诺瓦·森木里亚（北纬七十二度）较之斯匹茨卑尔根（北纬八十度）的气候更冷。关于一般的风向在广阔的大洋上，比之于平静而狭窄的地中海，和风向极多强烈变化的北海沿岸，自极容易观察。风向的分类是早就知道了的，于海洋航行也早已利用了风向，如西班牙人多利用东北贸易风
[29]

（North-east Trades）出发到新大陆，利用西风由新大陆归回。以二十年的努力，他们寻觅和发现太平洋的相同的风向，并利用之于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的航程。从马尼拉归回，则又利用了北纬三十五度的西风。阿拉伯则利用了孟松风
[30]

，航行于印度及东非洲，不久葡萄牙及其后继者，也知道了利用这个风向了。

也已有了关于各种民族的考察。例如佛罗贝西尔在第一次远征的时候，接触了他所叙述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据海克鲁特之所引，他的叙述是这样的：“他们如同鞑靼人一样的有黑长的头发、宽脸、阔鼻和黄褐色的皮肤。”在这时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对于天文学也有极大的贡献。他阐明了依于地球之自转所生的昼夜的变化，及地球围绕着太阳的运动，否认了托勒密以来的地球中心说。开普勒（Kepler，一五七一～一六三〇）后来也将这些定律应用于太阳系的各行星。

只是还没有地理学的名著来融合第一由于最近的探险和观察所获得的普通地理、数理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知识，第二根据于新地发现所获得的更详尽的地志学的知识。孟斯特尔的著作又只是限于欧洲。所以无疑的，假使瓦伦纽斯（Bernhardus Varenius）还健在，他必能完成这样的一部著作。他所出版的唯的一一卷普通地理，在外观上差不多纯然是近代的，只是缺少了真实的科学的资料。

瓦伦纽斯于一六二二年生于希兹亚克尔（Hitzacker），一个邻近于汉堡的易北河上的小城市。一六四〇年他入汉堡高等学校学哲学、数学及物理。三年后入哥尼斯堡
[31]

（Königsberg）大学学医药。呆了一年半，不满意又到莱顿
[32]

（Leiden）去继续学习同样的科学。一六四七年他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得到一个家庭教师的位置。在努力要在当地的中学得到位置而失败之后，他决定以医药为职业了。一六四九年，他在莱顿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同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即《日本的历史及地理》，将有限的资料支配得很完好的一本著作。接着又出版了姊妹篇《日本的宗教》。一六五〇年八月，又出版了由一六四九年至一六五〇年春写成的《普通地理》。这当然还会有第二卷出版的，但他却在一六五〇年，以二十八岁的早年而不幸逝世了。

瓦伦纽斯所下的地理学的定义是：“地理学即混合数学之依于量的方面对于地球及其各部的状态，即位置、大小、运动和天空现象之说明的那一部分。有些人则取狭义，以为地理学乃纯然叙述许多国家，有些人则取广义，以为这样的叙述只是一种政治地理学。”

他分地理学为两大类，一般的即普通地理学；特殊的即地志学。前者又可分为三部分，即：

1.绝对的部分，如关于地球的外形、体积、位置；水陆的分布，及山岳、水道、森林、沙漠；海洋和气候。

2.相对的部分，如以天体的原因而致成的地球上的现象和变化，即经纬度、气温带等等。

3.比较的部分，解释整个地球上彼此不同的部分。

瓦伦纽斯没有致力于特殊地理学，只是概述了特殊地理学的三个纲目：

1.天体部分——天空和气候现象。

2.地域部分——即“各国之地理考察”，如位置、疆界、形状、面积、山岳、水道、森林、沙漠、土地、矿物和动物。

3.人文部分——即居民的叙述，他们的形貌、技艺、商业、文化、言语、政治、宗教、城市、胜境和名人等。

“这就是特殊地理学所应当说明的三部分，虽然最后一部分好像不能属于特殊地理学，但由于习惯的原因和读者的要求，我们不能不这么做了。”

瓦伦纽斯以为特殊地理学常常侵入到普通地理学的范围，因此他主张地理学还不够成为一种科学，在特殊地理学中，地方的特征，应当应用普遍的定律去解释，这样可使地方地理更为合理而且明了。

数理地理学——这是这部著作的最优良的部分，因为这部分的许多资料，都是最有价值的。瓦伦纽斯讨论到地球的自转、体积和运动，并最初在地理学著作里介绍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Galileo）的学说。他根据于最长白昼的差异（参看亚比安）讨论到地球的区分——赤道、温带、极圈及古代所知道的气候带，讨论到经纬度及其测定的方法，和地图的做法。

气象学——瓦伦纽斯以为研究空气的组合、物理的本质和运动的定律，即构成了气象学的基础：空气由于地球因于太阳及自身之热所蒸发的雾气所形成。它有重量，越近于地面，则气压越大。以冷热而涨缩。他以为空气不单有垂直的压力，也有着侧面的压力，风就是由于侧面压力的作用而形成。太阳为热之源，因此空气的运动依于太阳的运行，尤其在热力最大的赤道地方。在此处，太阳自东向西运行，风向（贸易风）也大约依着相同的方向。他作了印度洋孟松风的详细的记载。他不能测算到雨，但已注意到是由于雾气的原因，在山头上雨滴的坠落比较要大。他详细记载了不同区域的气候。他观察到热带地方的两个季节，一为夏季即湿季，一为冬季即旱季。并企图记载他所观察到的西非洲、南阿拉伯、秘鲁沿岸这些地方的气候。他于热带地方说得很少，也注意到北部中国虽与意大利同纬度，但却有着更冷的冬天。关于北极地方，他循着一五九四年至一五九七年巴陵特的旅程叙述，说到了斯匹次卑尔根及诺瓦·森木里亚。

水形学——海水充满了地壳的洼隙而仍互相交通。他以为由于狭隘海峡的约束，地中海的水平面，当低于大西洋。又以为红海当高于地中海，也赞成凿一条运河将红海与地中海打通。海洋的运动共分两种，即洋流和潮汐。他解释了洋流的发生，是由于洋面的风的压力。他注意到太平洋及大西洋的东西赤道流，也注意到发生于墨西哥湾、古巴与尤卡坦（Yucatan）之间的湾流，虽然气候对于洋流的影响他却忽略了。他不赞成笛卡尔（Descartes）的说法，以为洋流乃是受着月球的影响，只承认在新月和满月的时候，洋流的运动较为加强罢了。

江河的来源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瓦伦纽斯以为那是由于海水的渗透作用，由于泥沙的滤过而失去了盐分，由于毛细管现象（Capillarity）而升到了山顶。

地文特征——大山是自古而有的，但别的一些山则由于风的作用，堆积泥土而成。他叙述到山岳的起源：“普通以为是由于宇宙开辟时的一种神力，但我们只要注意到山岳的自然崩溃和摧毁，就知道它之成因，不是由于超自然的神力的了。”“小山”由自然力造成，其例见于海尔德兰
[33]

（Gelderland）的许多小山。但“大山岳”或者“与地球的历史一样的久远”。他也怀疑了神学家的主张，以为海水汇聚于地球的罅隙，其中之杂质遂构成了陆地。“果此说而确，为什么山有这么高，也这么大，且满布于海洋之中呢？”他承认海水的侵蚀作用，河水堆积泥土于两岸，淤塞于河湾，冲直了河岸线。海水堆积泥沙构成河岸，如在荷兰即是。所有这些事实，都使瓦伦纽斯想到了关于北欧平原，尤其是关于荷兰的在以前还无人想到的知识。

瓦伦纽斯要完成这样的著作，但缺乏资料。包藏在书中的观念，都是同时代中最进步的观念。有一百多年，这是一本标准的著作，且译为荷兰文、法文、德文，在一六七二年又译为英文，牛顿（Newton）指定为学生必读书之一。

在瓦伦纽斯出版他的著作之前几年，两本别的著作也出版了，一是卡彭特（Nathaniel Carpenter）一六二五年所作的，一是一个德国人克鲁维里（Philip Clu-verius-Cluver）一六二四年所作的。克鲁维里于一五八〇年生于但泽
[34]

（Danzig），后来到莱顿大学学法律。他对于法学不感兴趣，一六〇一年与父亲争执之后，终止了大学的学程，漫游于波希米亚，有两年之久，他在匈牙利军队里和土耳其人战争。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一三年之间他遍游欧洲各地，一六一〇年以后则留居伦敦甚久。一六一五年归回莱顿，于一六一六年出版《古代德意志》（Germania An-tiqua），并继续写作他的《古代意大利及西西里》（Italia et Sicilia Antiqua），直到他死（一六二二年）。他的一本普通著作《普通地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Universal Geography），则出版于他死后第三年的一六二四年。

克鲁维里从古典及历史方面接近到地理学，由于缺少叙述地理的资料，以作透彻了解历史的根据，这使他很受到刺激。因此他遍游各地，以完成他的两本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著作。在他的《普通地理学》（Universal Geography）里，他支持了地理学与地志学之区别，但在六卷著作里，只有一卷讨论到地球的概观，其余五卷则详述各国情况，而特着重于人文的及历史的要素。在第一卷普通地理学部分，自然不如瓦伦纽斯。他不知道哥白尼的学说，仍然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他的数理地理及天文学部分比之于五百年前的亚比安的著作也不见进步。他的地文地理只限于水陆的分布。但在区域地理的叙述，他却是卓越的。他将许多国家叙述如下：

1.名称、广袤、陆地之本质及物产。

2.古代，及
[35]

3.近代政治的区划、人种、地形。

二至四卷详述了欧洲，五至六卷则以资料缺乏，只约略叙述了世界各地。

卡彭特于一六〇七年被选为牛津地方伊克特里学院（Exeter College）的会员，他是最初写下了科学的地理学的英国人。在他的著作（Geography delineated forth in two Bookes）里，他以为宇宙学、地理学、地志学、地形学（Cosmography, Geography, Chorography, Topography）都不过是全体中之一部。他将他的著作分为两部：地球的，地方的。第一部分包括数理地理及自然地理，第二部分则叙述在一般的（非区域的）基础上，一切现象之分布及原因。

第一部分大部分引自中世纪及同时代作家的著作如阿皮安纳（Apianus）、佛里锡斯及沙克罗波士科（Sacrobosco）。关于“局部的磁力作用”及“全部的磁力作用”，则取材于吉伯
[36]

（W.Gilbert）的古典的著作。第二卷第一章则叙述世界之居民，地形学之数理的方面，“地志学之叙述法”，“寻求两地方之位置之仪器之应用”等。第五至第八章则叙述水志学。海洋之分布，据说“或者是古代薄薄地附于地面的海水，后来凝聚于许多较小的区域，遂露出了陆地。或者是上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故意使地球有着许多洼陷以便贮水”。第六章说到洋流、潮汐和风向，第七章说到“海洋的深度、位置及边缘”。第八章则说到海上贸易及商业。最后则是陆地及其特征之叙述。他讨论河流的位置对于城市的价值是：“第一由于河流，人类的交通运输才较便利；……第二这样的河流容易排泄污物；第三富于渔产；……第四救火的时候取水便利；……最后则是河流给人以美感。”在讨论到山岳、河域、平原地方、森林及Champaign Countrys
[37]

的时候，他说：“山岳自开辟以来，在量上即渐渐减少并继续减下去，直到最后。”“水的成因和雨及河川都是一样。”他承认雨水的功用及河川的侵蚀。卡彭特亦讨论到海礁的特质及其构造，并以陆地的锯齿形和不平衡及地震遂造成了陡岩。其余的几章则讨论“陆地对于人民的影响”，即“关于居民的部分”。最大部分是取材于法国学者博丹
[38]

（Jean Bo-din）。博丹曾充分地发挥过自然条件和人类进步的关系。世界居民凡分为北、中、南三型，每型的居民无论形貌和身心的特质，都与自然环境有关。因此，“山岳居民多半刚强好战，慷慨大量，比之于平原的人民但不长于政治统治”。也主张环境的变迁可影响于风俗的变迁。譬如，“殖民移居远方，始尚有旧时家风，最后则渐渐变化了”。但卡彭特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种结论，因他以为人类不是唯一地只是受着自然的影响的。

卡彭特的著作为克鲁维里所掩没了。克鲁维里是区域地理学的标准的著作家。瓦伦纽斯则是普通地理学的标准的著作家。在他的论文里，不包含区域地理的叙述，但数理及自然地理虽不如瓦伦纽斯，却谨严地罗列了常识，谨慎地论断。他的著作无人注意，而克鲁维里及瓦伦纽斯则支配了一百多年。

[1]
瓦伦纽斯（一六二二～一六五〇），欧洲地理学家。德国汉诺威人，是推动欧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著有《通论地理》，颇有影响。

[2]
奥特利乌斯：比利时地图绘制家，写有《世界概观》一书。

[3]
比利时中部城市。

[4]
德国南部多瑙河畔城市。

[5]
德国西部莱茵河畔城市。

[6]
法国东北部一地区。

[7]
Cochin—China，即今越南西贡一带地方。——译注

[8]
今称北部湾，Tong—King越南海防口外。——译注

[9]
塔斯曼（约一六〇三～一六五九），荷兰著名的航海探险家，先后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汤加和斐济群岛。

[10]
库克（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太平洋和南极海洋的探险家。

[11]
弗罗比歇（一五三五～一五九四），英国航海家，加拿大东北部海岸的早期探险者。

[12]
戴维斯（约一五五〇～一六〇五），英国航海家。他发明的象限仪直到十八世纪仍在使用。

[13]
哈得孙（？～一六一一），英国航海家、探险家。

[14]
巴顿（？～一六三四），英国航海家，曾率船队到北美洲探险。

[15]
巴芬（约一五八四～一六二二），英国航海家。曾寻找到亚洲的西北航路。

[16]
位于加拿大埃尔斯米尔岛与格陵兰岛之间。

[17]
赫恩（一七四五～一七九二），英国海员、毛皮商、探险家。是从陆地到达北冰洋的第一个欧洲人。写有《从威尔士太子堡到北冰洋的旅程》。

[18]
麦肯齐（一七五五～一八二〇），加拿大毛皮商、探险家。

[19]
卡伯特（一四七六～一五五七），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制图学家。曾率西班牙探险队到达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后率英国海军寻找东北航线。

[20]
钱塞勒（？～一五五六），英国航海家。曾率船队寻找到中国的东北航路。

[21]
布鲁奈尔（约一五四〇～一五八五），荷兰商人、探险家。曾到俄国北海岸探险，多次航海寻找东北航线，到达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

[22]
巴伦支（一五五〇～一五九七），荷兰航海家。曾三次率船队寻找从欧洲到亚洲的东北航线。巴伦支海就以他命名。

[23]
斯科斯比（一七八九～一八五七），英国探险家、科学家和牧师。是北极地区科学研究的先驱者。

[24]
秘鲁的海港。

[25]
太平洋西南部群岛，属瓦努阿图。

[26]
丹皮尔（约一六五二～一七一五），英国海盗、探险家。著有《环球航行》一书。

[27]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28]
Gulf Stream即大西洋中由南美北岸经墨西哥湾北上的暖流。——译注

[29]
即信风。指在低空副热带高气压带吹向赤道地区的风。因受地转偏向力作用，北半球为东北风，南半球为东南风。它在热带海洋上稳定出现，故名“信风”，又因古代航海人员靠它吹送商船，又称“贸易风”。

[30]
Monsoon即印度洋上的季节风，自五月末至九月吹自西南，十月至十二月中吹自东北。——译注

[31]
现称加里宁格勒，属俄罗斯。

[32]
荷兰城市。

[33]
地名，荷兰的一个省。

[34]
即格但斯克，波兰港口城市。十八世纪末曾被普鲁士占领，改称但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波兰。

[35]
原文如此，应有遗漏。

[36]
吉伯（一五四四～一六〇三），英国物理学家，研究磁学的先驱。著有《论磁石、磁体和地球大磁石》等。

[37]
即平原国家。

[38]
博丹（一五三〇～一五九六），政治哲学家。著有《共和六书》。

第十三章　测量法及地图学

对于航海及绘制精密地图的基本，乃是测定位置——即经纬度——的方法和仪器。纬度固可由太阳、北极星之高度及一定拱极星
[1]

（Circumpolar star）之升降之测量而测定。古代测量太阳高度之仪器是一种圭表（Gnomon），一针直立于平面，由针影之长短因以测定太阳之高度。如前第三章所说这后来被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所改良，其形如碗，一针直立碗中，针影的高度则刻记于碗边。观象仪（Astrolabe）据说至近当始于喜帕恰斯（Hipparchus）时代，但那原理之发明当远在喜帕恰斯以前。这是近代六分仪（Sextant）的前身。这被航海家用作直接测量太阳高度的仪器直到十七世纪象限仪（Quadrant）即依据于同一原理而制成，但不适用，因那只是大圆的四分之一。十字仪（Cross staff），其为用之目的与此相同，于一三四二年始见于载籍。十字仪之修改加上后面之直杆利用了太阳的反光，则是戴维斯（John Davies）于一五八五年的发明。

因为有了纬度的精确的测定，所以一四七四年至一五〇六年最初的天文历书（Ephemerides）被雷乔蒙塔努斯作成且出版了。亚比安也继起，作一五二一年至一五七九年的天文历书，但结果多不正确，直到一五二六年凯伯尔的《路多芬星历表》（Rudolphine Tables）的编定。

经度的测定则比较困难，到了十八世纪才算测定。这有两个原因：基本经度的选定，这是第一个问题，其次为东西的角距（Angular distance）的测定亦极困难。托勒密曾以幸福岛（Fortunate Isles）作基本经度。但这是传说中的地方，其位置在加那利岛附近。托勒密著作的最新版则亚速尔与加那利同在一条经度，实际上两地相距尚有十八度。哥伦布最初提议以磁针之偏向（declination）来决定航船的经度。一五三〇年最初出版了表示磁力差（Magnetic variation）的粗略的地图。

图19　一五九四年的十字仪（上）及戴维斯的十字仪（下）

但后来发现了所用的方法颇不可靠，因为磁力差总是岁异而月不同。磁力子午线（Magnetic meridian）在加那利之西，墨卡托曾选定了这作为基本子午线。在一五六九年出版的地图，遂决这线的位置在于亚速尔——虽然他最初的世界地图，仍是沿用了托勒密的基本经度。西班牙人常常以西距维尔达岛（Cape Verd Islands）三七〇里格的托尔德西拉斯线（Tordesillas Line）为基本经线，——例如科沙（Juan de la Cosa）的第一张新世界地图即是。这时迄无共同一致的基本子午线，直到十八世纪。吕塞留（Richelieu）以加那利岛上的斐罗（Ferro）为法国地图的标准子午线
[2]

，而佛尔德罕（Sir George Fordham）则以十七世纪时所最初采用的伦敦子午线为英国地图的标准子午线。

经线的测定最初是测量月球所掩蔽了的星辰。这种方法用于十六世纪及十六世纪以后。斯克纳尔（J.Schoner）及亚比安即常利用了这种方法。但直到现在这种方法仍是未见正确，所以，“地理学的经度常是科学上很烦难的问题。苦心经营，精密的理论，提出了可靠的大前提，每个时候天体和自然总是时时使科学家很苦恼”（莱莱韦尔
[3]

——Lelewel——之语）。一六一一年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使精确地观察天体现象较为可能。同年他观察了木星（Jupiter）星座，遂以星座所受光影之掩蔽而决定了经度的位置。这方法后来为拉普拉斯
[4]

（Laplace）所完成了。但是高度大望远镜不能设置于活动的船上。根本的难题乃是不能计算正确的时间，如佛里锡斯（Frisius）在一五三〇年所觉察了的，所以不能比较同一天体运行的时刻。这个问题直到一七三五年哈里孙（John Harrison）发明了记时表
[5]

，才算解决了。

在一六六六年时法国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成立了。此后一百年，它都领导着发展了天文学、测地学及地图学。远在一五二八年时，斐纳尔（Jean Femel）曾计算由巴黎到亚眠（Amiens）车轮回转的次数正确地测量了经度一度之长。一六六九年皮卡德
[6]

（Jean Picard）继之，最初作了两地之间的地学纬度的测量。他在四分仪上配备了一个望远镜及纵横交线以保持正确。一六五七年丹麦科学家惠更斯
[7]

（Christiaan Huygens）发明钟摆（后来为哈里孙所完成应用于轮船上了），吕舍（J.Richer）则受科学院的委托，用之于南美，作天文学的研究，发现了在巴黎规则地每秒钟摆动的钟摆，在赤道北五度的卡宴
[8]

（Cayenne）地方则不一样，这与牛顿（Newton）的数理的研究颇相符合。因牛顿主张地心引力（Centrifugal force）及地球自转，地球当是两极扁平而赤道地方凸出。要证明这个与当时卡西尼兄弟（J.Cassini, D.Cassini）在法国观察所得到的证据相反的假设，科学院于是派远征队到秘鲁及拉普兰
[9]

（Lappland）测量了两地的弧度以作比较。结果牛顿的学说证实了，因此据佛尔德（Voltaire）之所说“两极成为扁平的了，也平息了卡西尼兄弟的争论”。

科学院又派远征队到世界各地作经纬度之精密的天文学测量。法国的经度由皮卡德与拉希尔（Lahire）在一六七二年至一六八〇年间，集其大成。一六九四年D.卡西尼，即利用之以作法国地图。许多关于这类的测量，后来都在一六七九年的《时代之认识》（Connaissancedes Temps）中出版了。

一六六二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它发动了许多科学研究，如库克（Cook）之远航，研究金星（Venus）之子午线经过，及腓卜（Captain Phipps）这远航北极圈（一七七三年）考察所能实际航行的北纬度。一六七五年格林威治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创立，一七一三年成立了经纬部（Board of Longitude），其委员会做成了《航海历》（Nautical Almanac）的计划，这在一七六七年，以皇家天文学会的赞助而最初出版。

一五〇〇年以后，以测量方法的非常进步，许多小区域的精确地图制作出来了。装梭罗针仪（Prismatic Compass）的前身则是改良了的航海用罗盘，磁针是装在可以随意倾侧的圆盘上面。这样的仪器，在十五世纪之末即应用于意大利；瓦尔德西门勒尔及佛里锡斯所用的也是这种仪器。佛里锡斯最初叙述到以交切的光线确定位置的方法，后来这方法被孟斯特尔增补而更精密，这在前面已说过了。更进一步应用罗针仪作小区域地方的三角测量，始于十六世纪之末的英国的保尔恩（William Bourne）。十六世纪时，许多国家的精密小地图，大都根据于天文学上测定的几个定点，然后再加上罗针仪的精密的测量。近代的测量法，则创始于丹麦人斯纳尔（W.Snell），因他在一六一七年时，用三角测量术及三角计算法测量了阿尔克马尔
[10]

（Alkmaar）至卑尔根·阿伯·若木（Bergen-op-Zoom）之间的弧度，一五七一年德格士（Leonard Digges）介绍了一种经纬仪（Theodolite）的雏形到英国，这是根据于古代希腊喜帕恰斯的经纬仪（Diopter）的原理做成的，其用处是测量远距离。后来这为西孙尼（Jonathan Sission）所补充（一七三七年），最后又为兰斯顿（Ramsden）所补充，于一七八四年用之于英格兰及威尔士之测量。这世纪之末，维滕贝格
[11]

（Wittenberg）的伯里托里阿士（Pretorius）于一五九〇年，法国丹德里（Philip Dandrie）于一五九七年也发明了平板仪（Plane Table）。

在十七、十八世纪时，西部欧洲各国许多根据于天文学的观察及精密的测量的地图，都制作出来了。卡西尼兄弟根据于三角测量法及比卡尔德与拉希尔的测量所作成的《法国地图》（Carte de la France）也建立了地图法的最高的标准。在十八世纪的中叶，都理（Cassini de Thury）受到了科尔贝特（Colbert）的鼓励，修正了卡西尼兄弟的测量及三角测量法，并利用之以作更精确的测量之根据，并在一七八四年完成了巴黎与格林威治之间的地纬测量的联络。法国的地形图都渐渐地准备着了，直到大革命时政府接办了测量事业，才算将这种工作完成。这地图的缩尺是八万六千四百分之一，在当时算是最详密的地图。

在不列颠沙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于一五七四年至一五七九年所最初做成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地图集，其缩尺已达到了三英里与一英寸之比。继起者有一六〇八年包特（Timothy Ponts）的苏格兰地图集，及一六一〇年斯比德（Speed）的《大不列颠帝国之舞台》（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其缩尺大小与沙克斯顿相同。一六四四年荷拉尔（Hollar）以五英里与一英寸之比的缩尺做成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地图集，这在内战时却利用了。后来应于军事的需要，于一六五三年开始了对于爱尔兰的测量，这使镇压爱尔兰叛乱有功的那些贵族们，分配土地很感到便利。同时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他们的著作不能在此处详细介绍的，还有奥几尔伯（John Ogilby），他是第一个采用了近代长度，以一七六〇码为一英里代替了古代的二四二〇码为一英里的算法，于一六七五年在他的《不列颠》里面所用心做成的道路地图，也是这类著作中之最准确者。此外，加里（Cary，他的The New and Correct English Atlas——即一七九三年出版的《新编改正本英国地图集》，可算是从实际测量的省区图的新的蓝本，后来的一切地图大都以此为根据）。包温（Emanuel Bowen）、伯罗门（Blome）、摩尔顿（Robert Mor-den）都对于省区的测量作了重要的贡献。在苏格兰战争之后，一七四七年，军官罗伊（Captain Roy——后来当到将军了）开始了一种测量，这便是军事测量之发端。他曾参加管理前面所说的格林威治与巴黎之间的地纬联络的测量之英国的部分，所以也开始了英国最初的三角测量。一七九一年，军事用的放大缩尺的地方图，开始经营了，军事测量局也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

德斯伯里（J.F.W.Desbarres）在他的著作（Atlantic Neptune，一七七四）中，关于大西洋部分颇采用了库克的海上测量。詹斐里士（Thomas Jefferys）绘制了西印度及美洲的地图集。吕纳尔（M.J.Rennell）在孟加拉（Bengal）作测量官的时候（一七六三年），曾作了恒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按即雅鲁藏布江）的地图，并于一七六三年至一七八二年测量了孟加拉及比哈尔（Bihar）各地，依于五英里与一英寸之比的缩尺，并于一七八八年出版了一张印度地图。也费了几年的光阴，搜集了航海日志（Log-books），来研究了大西洋的洋流。

在世界绘图学方面，十八世纪的桂冠不能不给与两个法国人，即德里士勒（Guillaume Delisle，一六七五～一七二六）与德安维尔（J.B.B.D’Anville，一六九七～一七八二）。德里士勒搜集了所有新旧材料所作成的世界地图（一七〇〇年）可算得空前的最精确的地图，至少是完全摆脱了托勒密的传统，如修正了地中海的长度为四十一经度，并以巴黎西部二十度的斐罗（Ferro）地方为基本经线的起点。但后来居上，德安维尔的研究反掩蔽了德里士勒的名著了。他差不多绘制了二百幅以上的地图，最著者如一七三七年至一七八〇年的《普通地图集》。他的世界地图其轮廓几与实际的地形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他所得到的材料比德里士勒为充足的缘故。但德安维尔对于绘图学的最大的贡献乃是严格排斥一切未经证实的材料；他的绘图是纯然科学的。想像的大湖，传说中的河川，和未能证实的月山，一切托勒密的传统都被排斥了，所以在非洲的内地，他让那地方空白着。在一七一八年，他也以耶稣会教士怂恿中国皇帝所作成的地理测量作为根据，绘制了中国的地图
[12]

。他也消灭了南海中的那神秘的大陆。

地图表形的做法，在十八世纪时，也有着非常的进步，特别是凸形的地图表形。普通仍应用着古代的配景法（Perspective method如德里士勒、德安维尔的地图即是），但粗略的影线画法（Hachures）已最先应用于法国的地方图，如最早约在一六七四年前后维维尔（David Vivier）的《巴黎近郊图》，及一六九四年前后卡西尼兄弟的《法兰西地图》即是。克鲁克斯（M.S.Cruquius）于一七二八年的马尔维德（Merwede）地图，最初应用了等高线（Contours），而布雅士（P.Buache）则于一七三七年应用了同样的方法表示了英吉利海峡各地不同的深度。完全的法兰西等高线地图则为都班·特尔（Dupain-Triel）于一七九一年作成。一七八三年来曼（J.G.Lehmann）最初将等高线画法及影线画法科学地联合起来。自此以后即成为表示凸形地图的主要方法，直到十九世纪。表示山形的阴影最著名的则是纳陵堡（Nuremberg）的荷曼所作的《德国地图集》，他于一七一六年也以同一记载作根据，绘成一幅比德里士勒的地图更精确的世界地图。荷曼的地图集最初出版于一七一八年，最先以阴影的浓淡来表示了山岳的倾斜度。

同时由于两百年来所累积的材料渐渐地组织化、图表化，遂奠定了近代综合地理学发达的基础。巴鲁斯（Christopher Burrus）远在十七世纪即做成了磁力差异的地图，后来于一六八三年为海烈（F.Halley）大加修正。海烈被称为“动力气象学之祖”，于一六八六年出版《风向图》，并于一六九六年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信风（Trade-Winds）的理论，最初企图说明地面上的太阳热的分布和一般的空气循环的关系。海德烈（George Hadley）于一七三五年最初解释了信风的偏斜是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这在一百年后也为道尔顿（John Dalton）大加补充。克尔契尔（A.Kircher）则尽搜集了当时的载籍，于一六六五年出版的《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中，作了各大海洋洋流及深度的地图。吕纳尔与达理伯尔（Alexander Dalrymple）则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也广罗资料，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航海地图及航海备忘录。

将这些与自然地理学有关系的广大的新知综合起来的人，乃是十八世纪之末的布雅士（著《自然地理学论集》（Essai de Géographie physique，一七五六）、伯尔曼（Torbern Bergmann瑞典化学家，著《地球之自然的叙述》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一七六六年出版，一七七二年译为英文，一七七四年译为德文）、一七八三年的费斯特尔（J.R.Foster）及其后的E.康特（Emanuel Kant）。伯尔曼（一七三五年～一七八四年）的关于矿脉构造及地壳生成的学说，后来大都为德国的地质学家韦尔纳（Werner）所采用。韦尔纳对于十九世纪之初的科学思想，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康特于一七六五年以后，开始写下了哥尼斯堡大学的自然地理学讲稿，后来这些讲稿都不断地出版了。在他看来，人文的要素乃是地理学题材的最主要的部分。“地理学之对于人类乃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教育的陶冶，与作为经验和理性之结果的人类学知识，共同重要。”（见《大英百科全书》所引）他将人与人之间的经验的交流分为两大汇：即一，记载的或历史学的；二，叙述的或地理学的。但历史与地理两者都还是叙述的，不过前者是属于时间的，后者是属于空间的罢了。他以为自然地理学乃是“自然之总说，是历史学和别的地理学部门的基础”——如数理地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言地球之形状、体积、运动及地球在太阳系中之位置）、伦理地理学（Moral geography——言人类与自然环境有关系的风俗和气质）、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商业地理学（Mercantile即Commercial geography）和神学地理学（Theological geography——言宗教信仰之分布）。

图20　一五二三年至一七六一年世界陆地轮廓之比较

图20

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之先，关于地理科学的叙述，已被宾克尔顿（Pinkerton）在他的一八〇七年出版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他以为地理学乃是“包括了千差万别的叙述的一种学问”，而流行的地理学都这么可悲，“不知道应用图表，只记载一些枯燥的地名和烦琐的节目”。地理学当是“如同年代学一样，用来说明了历史”；地理学家也当如建筑学家“应用了准备好的材料，建筑一座坚固而华美壮丽的殿堂”。宾克尔顿参考了所有的名著，尤其显著的是他引用了不少法国科学家的著作。他支持了地理学（Geography）、地志学（Chorography）和地形学（Topography）三者的区分。他认为地理学的普通的见解乃是地球上各部分的叙述，如不同的国家，与人类工业和技艺所改进了的地方。他主张一个最适当的定义乃是历史的地理学。这又可分为三部分，即古代或古典时代的地理学，中世地理学，近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的主要目的，乃是要贡献了地球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近而可靠的叙述”。

关于地面上水陆的分布，他以为有两种区分，一是关于大陆的，一是关于海洋的。大陆部分有二，即新世界与旧世界。诺塔西亚（Notasia普通指新荷兰——New Holland——及其附近的岛屿，按即大洋洲）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则构成了海洋部分的两部。这种区分，用近代的名词，即陆地地形，都是最单纯的一类，较之十六世纪的概念——湾、峡、港、河川、大陆、岛屿、半岛、地峡，——似乎没有多大的进步。地球上自然特征的排列和分布，好像是极不规则的“恰如绝大的遗迹”。但事实上却与“人类的福利极有关系，因为没有海洋就没有商业和交通的利益了。也由于和海洋接近，所以高纬度地方的严寒和低纬度地方的酷热才被调节了”。现在所流行的关于地形的概念，是布雅士所创始的。这便是盆地或河域的概念：由海洋以至河川，四围都为山系所环绕着，成为许多的盆地。但宾克尔顿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些概念，因为河川并不是都占据着一定的盆地，它们常常横断了山系奔流，“所以自然现象常与人类的理论不相符合”。“这法国地理学家的理论，虽然影响很普遍，但不能太随便地信从了”。

他继海德烈之后，精密地叙述了风向。他将这分为三类：变化的，不变的（如信风），有季节的（如孟松风——Monsoons）。他也如同瓦伦纽斯（Varenius）一样，对于信风之东向偏斜，似乎并不知道海烈的著作，他将这原因归之于太阳的运动及热的西流，所以球面的空气迫而东向，构成了不变的东向信风。信风带（The trade wind belt）的范围，连同着上层的相反的风向，虽说也时有变异，但总是在纬度三十度的地方。风向最平静的地方，则在最接近太阳热的地方——即赤道。海德烈已经注意到几内亚（Guinea）海岸所受的孟松风的影响。他以为这原因乃是大陆的热，与海上的空气交流。但在印度洋上，宾克尔顿却怀疑“为什么这孟松风在印度洋上特多变化，而在同纬度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地方终年除有着一种东南风而外，却什么变化也没有”。再者海德烈已研究到气候的情状，和气压（Barometric pressure）的变化有绝大的关系。但在赤道地方每天的气压较之于温带地方却少变化。“因此，我觉察到在温带地方，风向的变化，也是商业兴替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气温方面，他测算了太平洋与大西洋各纬度间的年平均气温。在那些地方，因为与陆地隔绝得很远，所以气温比较是最规则的。因此他得到了这结论，即每年气温的变化，在赤道地方是很小的，离赤道越远越接近两极，则气温的变化越大。在纬度三十五度的地方不会冻结，在六十度以外的地方，则少有冰雹。在三十五度与六十度之间，气温如在华氏表四十度则暖气至，冰雪融解。气温升降的变化，陆上亦比海上为显著。在纬度四十八度以上的地方，普通以正月为最冷，七月为最热，在低纬度地方，则以八月为最热。又洋流对于海洋气温的影响也被讨论到了，也测定了各纬度间的雪线的高度。一种最重要的观察乃是：凡适宜于人类住居的地方，至少必有两月气温达到了华氏表六十度，据说这样才可以使谷物成熟。

关于每个国家，在陈述和论断方面都显然有着夸大的历史的概念。他叙述一个国家，其次序与瓦刚底（Robert de Vaugondy）在他的地理学史里面所论列的完全相同，即：

1.每个国家之历史的或演进的地理。

2.包括了许多统计的政治状况。

3.人文地理。

4.自然地理。

但有些人以为第四项应当列在第一，宾克尔顿则又以为文化景观（Landscape）是这么重要的人类工作的产物，所以上面的次序是很合理的。

总之从近代地理学的观点看来，在自然地理学的方面，很显然地，因于材料的累积和研究的进展，已经沿着科学的路向前进了。但近代地理学的精义即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调整之本质，这在十八世纪的科学的探讨，似乎还没有接触到。这都得到了十九世纪来搜集，证明了从探险家所得到的资料，从科学家所研究的意见、结论和渐渐发达起来的人地相关的概念。但这种进步大部分得归功于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洪保德
[13]

（A.V.Humboldt）和里特尔
[14]

（Carl Ritter）——两位近代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建立者。但在研究他们的著作之先，探险事业和地图学的进步不能不先懂得了一个大概，因为这是历代累积的资料，也就是他们用以研究的最重要的根据。

[1]
指没有东出西没现象的恒星。

[2]
即基本子午线。——译注

[3]
莱莱韦尔（一七八六～一八六一），波兰卓越的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古币学》《中世纪地理学》等。

[4]
拉普拉斯（一七四九～一八二七），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宇宙体系论》《概率论的哲学导论》等。

[5]
Chronometer——或译作经纬线仪。——译注

[6]
皮卡德（一六二〇～一六八二），法国天文学家。最早精确测出一度子午线长度，从而计算出地球大小。

[7]
惠更斯（一六二九～一六九五），应为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是光的波动理论创立人，发现土星光环的真实形状。是法国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著有《摆动的时钟》《论光》等。

[8]
地名，法属圭亚那首府。

[9]
位于瑞典北部。

[10]
荷兰西北部城市。

[11]
德国东部城市。

[12]
清康熙时令传教士测绘中国各地，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绘成《皇舆全览图》。以后中国出版的地图即多以此为蓝本。德安维尔此时所作之《中国新地图》（NanvelAtlas de la China），虽亦以此为根据，而绵密远不及此。且此亦为全中国地形第一次最粗略的测量，在地学史上至为重要。兹并记测绘年代、地名、人名之可考者，约如下表：

[13]
又译洪堡（一七六九～一八五九），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其科学活动详见本书第十五章。

[14]
里特尔（一七七九～一八五九），与洪堡德共同创立现代地理学。生前虽完成巨著《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很少部分，但已达十九卷二万页之多。其科学活动详见本书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十九世纪的探险事业及地图学

一般的数理地理及自然地理之科学的发展之障碍及人类活动，人类组织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不能组织化，系统化，这是有着两个原因的：第一，精确资料之缺乏，已知陆地知识之有限和水陆分布之不能明了；第二，也缺乏正确的地图法来表明地面上自然现象的概况和人类住居的情形。

因此，科学地研究地面上的自然现象，遂不能不有赖于科学的探险事业及地图法之进步与自然科学之资料之整理。在这方面十九世纪最显著的事业，第一即大陆内地的探险，这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海上探险有别，探险家们到大陆内地搜集关于地面的新事实、新资料，发现新的自然的特征来填补了世界地图的空白。第二，各国较大比例尺的地形学的测量都很发达了。在说到十九世纪科学的地理学发达之先，这两点不能不先来简短地说个大概。

探险事业在十八世纪时经过了长期的停顿，非洲内部探险的活动又以一七八八年非洲学会（African Association）的创立式而开始了。在这之前最重要的远征，乃是布鲁斯
[1]

（James Bruce）于一七七〇年在阿比西尼亚的游历，发现了青尼罗河的上源，并追溯上去直到喀土穆（Khartoum）与白尼罗河会合的地方。在一八〇〇年时许多大河流域，都还不知道。托勒密的月山，仍然画在非洲地图上，认为是非洲重要自然特征之一。

一七九五年非洲学会派遣一个苏格兰人帕克
[2]

（Mungo Park）探险尼日尔河（Niger）。他到了冈比亚（Gambia，这在以前还被认为便是尼日尔河的河口），顺着冈比亚上溯了三百英里。一八〇五年第二次的探险，航行了这河流域约有一千英里的路程，差不多要到河口了（但他还以为是刚果河的河口），帕克和他同行的人都死在这里，只剩下一个当向导的人。一八二三年奥德尼（W.Oudney）及克拉珀顿
[3]

（H.Clapperton）到了乍得湖（Lake Chad），其后又探险了波尔纳文化（Bornu Civilization）
[4]

及黑森文化
[5]

（Hausa Civilization）的根据地。一八三〇年当领袖克拉珀顿死后，兰德
[6]

（Richard Lander）又继续着由几内亚海岸出发，并由布沙（Bussa）乘独木舟沿河直下，直到河口，解决了尼日尔河出口的问题。其后廷巴克图
[7]

（Timbuktu）于一八二六年也第一次被欧洲人莱恩
[8]

（A.G.Laing）探险到了，一八二八年卡耶
[9]

（R.Caillié）也到了这里。巴尔特
[10]

（H.Barth）曾遍游了北非洲各地，后来也上溯尼罗河到了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并于一八五〇年奉英政府之命，以发展商业旅行到了中部非洲。他由乍得湖到廷巴克图，并详细研究了他所接触到的土人的文化。

一八五〇年以后，非洲探险的两个问题乃是尼罗河及刚果河源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后来都为伯顿
[11]

（R.S.Burton）、斯皮克
[12]

（J.H.Speke）、利文斯敦
[13]

（D.Livingstone）、斯坦利
[14]

（H.M.Stanley）诸人所解决了。阿比西尼亚及尼罗河的重要支流，于一八五〇年已经完全知道了。在刚都可罗（Gondokoro）以上，由于有着七十英里的急流和巴里（Bari）土人的凶猛的反抗，它的上流还不曾知道。但现在探险家从另一个方向来解决了这个问题。耶稣会的教士发现了桑给巴尔土人比阿比西尼亚的土人易于支配，所以他们都转到这方面来，因此发现了终年负雪的雪山，和东非洲赤道地方的大湖，但仍相信这些大湖乃是内海的一部分。在最初从亚丁（Aden）探险了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各地之后，伯顿和斯皮克又于一八五六年从桑给巴尔出发，发现了尼罗河的究竟的源头。他们到了乌耶木维西（Un-yamwezi）高原，并由此游历到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在这里由于同行者的患病，斯皮克便独自一人前进，并遥遥地看见了维多利亚尼安沙湖（Victoria Nyanza），他以为这便是尼罗河的河源。一八六〇年，他随同着格兰特
[15]

（J.A.Grant）再出发探险，他对于维多利亚尼安沙湖作了一种迅速的测量，深入于人所不知的乌干达（Uganda）地方，发现了吕邦瀑布（Ripon Falls），从这里，维多利亚尼罗河才离开了湖面，这样遂解决了尼罗河河源的问题。贝克
[16]

（S.Baker）在刚都可罗地方遇到了斯皮克和格兰特，在极危险和困难中，也发现了阿尔伯特尼安沙湖，但却将湖面估计得过大了。他又顺着尼罗河游历到了默奇森瀑布
[17]

（Murchison Falls）。以后尼罗河及其支流即不断地被英国的官员测量了，罗尔夫斯
[18]

（G.Rohlfs）及纳赫蒂加尔
[19]

（G.Nachtigal）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间，也在撒哈拉（Sahara）及苏丹（Sudan）作了最广阔的探险。

同时另一个问题——刚果河之谜，也被慢慢地揭开了。利文斯敦，一个传教士及冒险家，自一八四〇年以后即居于非洲，但直到一八四九年，他才最初作长途探险，横过了卡拉哈里（Kalahari）到恩加米湖（Lake Ngami）。后来在一八五二年他旅行于赞比西（Zambezi）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
[20]

（Victoria Falls）并横过西岸——第一次从赤道地方穿过了非洲。他的最后最长途的探险，要想发现了尼亚萨湖
[21]

（Lakes Nyasa）和坦噶尼喀（Tanganyika）的分水岭，则是一八六六年开始的。他从桑给巴尔（Zanzibar）出发，扶病旅行，由尼亚萨湖到坦噶尼喀，发现了姆韦鲁湖（Lake Mweru）、摩瓦湖（Lake Mofwa）、班韦乌鲁湖（Lake Bangweulu），并发现了卢阿拉巴河（R.Lualaba），他以为这河当是尼罗河的上源。后来于一八七一年他在乌几几（Ujiji）和斯坦利相遇，他扶持着他，但在一八七三年利文斯敦竟卒死了。他未完的工作，由斯坦利（H.M.Stanley）继续着，他于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七年间，开始了在非洲探险，作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旅行。在探险了东非洲的湖泊以后，他从桑给巴尔由东到西，横过非洲，并游历到卢阿拉巴河，证明了这是刚果河的一条支流，也就是由于这次的旅行，他开发了自来未被发现的国土，树立了刚果河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基础。为辅助斯坦利的工作，一八八四年汤姆森
[22]

（Joseph Thomson）也探险了乞力马扎罗（Kilimanjaro）及肯尼亚（Kenya）。维斯曼
[23]

（Wissmann）及德国别的探险家也于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探险了刚果河的南部支流。维斯曼自己于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也由西向东横过了大陆。斯坦利于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九年的最后的远征，发现了中非洲的大森林，使我们的地理知识扩充到了爱德华湖（L.Edward），并发现了鲁文佐里（Ruwenzori）的雪山。后来阿布鲁齐公爵
[24]

（Duke of Abruzzi）于一九〇六年登了这雪山，并绘成地图。

图21　世界探险事业之进展

在亚洲，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的工作多半限于印度的内地，一八〇〇年开始了印度的三角测量的伟大工作。印度周围高地的科学的探险，乃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事。印度本地的测量队，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已能深入西藏，甚至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八二年到了拉萨（Lhasa），虽然这圣城，对于欧洲人仍然还是禁地。曼尼恩（T.Manning）在十九世纪之初用了乔装的方法与一八一四年的虎克（Abbé Huc）都到过了拉萨，这是十九世纪时仅能达到拉萨的两个欧洲人。但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西藏探险的知识从印度方面，从北部的俄人方面，都渐渐地扩张了。最著名的一个俄国人名叫帕里维尔斯基（Nicolai Prievalsky），于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又于一八七六年探险并测量了曹达马地方（Tsaidam region），并于一八七九年研究了中央亚细亚历史的气候的变化。俄人也探险了亚拉尔海（Aral即咸海）及里海（Caspian Sea）洼地。但对于中亚地理的最伟大的贡献，则是比较最近几年的斯文赫定
[25]

（Sven Hedin）及阿里尔斯太因（Sir Aurel Stein）的工作。最后，中国及其附近的地方也普遍地被李希霍芬
[26]

（Richthofen）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二年探险到了。

在十八世纪末，澳洲的海岸差不多全部被探险过了。乔治·巴斯（George Bass）探险了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的沿岸，并于一七九七年至一七九八年之间，发现了以他而得名的巴斯海峡，知道了塔斯马尼亚（Tasmania）乃是离澳洲而独立的一个岛屿，并环航了这个岛屿。弗林德斯
[27]

（Matthew Flinders）于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三年探险澳洲海岸，并由乔治桑地方（King George Sound）起，环航了南、东和东北海岸，远至阿纳姆湾（Amhem Bay）。也正是由于弗林德斯，才将澳洲的名称代替了新荷兰。悉尼（Sydney）最初的殖民地，本由青山（Blue Mts）与内地相隔。经过了许多次想渡过它的狭谷失败之后，最后在一八一三年竟被布拉克斯兰（Blaxland）越过了。许多探险家在他之后接踵前进，知道了内地有大内海，并有一片沙漠，许多时隐时现的河川依于一定的季节从上面流过。奥克斯烈（J.Oxley）、坎宁安（Cunningham）、休姆（Hamilton Hume，他以为乔治湖——Lake George——当是大内海的一部）、荷维尔（W.H.Hovell）、斯特尔斯（Charles Sturt，他于一八三〇年发现了墨累河——Mur-ray——的入海口）和米切尔（Sir Thomas Mitchell他之出发完全是要预备航行假想中的大内海），都是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对于澳洲东南部的探险有大贡献的人。莱希哈特
[28]

（F.W.L.Leichhardt）和肯尼迪（Kennedy）探险于东北部地方，埃尔
[29]

（E.J.Eyre）和格里高利（A.C.Gregory）探险于南部和西部，同时（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二年）格里高利弟兄也发现了西部沙漠地方，北部南部的牧植区域。因此在一八六〇年时所有朦胧中的澳洲都被探险到了。在七十年代时重要的探险都是横过大陆的探险，瓦波尔顿（P.E.Warburton）于一八七三年，J.福雷斯特（J.Forrest）于一八七四年，吉尔斯（E.Giles）于一八七五年，A.福雷斯特
[30]

（A.Forrest）于一八七九年，都差不多五次以上横过了中部的大沙漠。一八六〇年时斯突亚尔特（John M'Douall Stuart）从阿德莱德（Adelaide），伯克
[31]

（R.O’Hara Burke）和威尔斯（W.J.Wills）从墨尔本（Melboume）出发，由南到北横过了大陆。两路都成功了，但伯克和威尔斯却死于这次的远征，斯突亚尔特则在路上发现了麦克唐奈山脉（Macdonnell Ranges），后来一八七二年陆上电线的设置也是遵循着他所走过的这条路的。

在一七七三年至一七七九年之间，英国政府曾派了三次远征队探险北极。一次是腓卜（Phipps）所率领的，他达到了北纬八十度三十七分的地方，那里，在斯匹次卑尔根的西北部他被冰山所阻不能前进。一次是库克（James Cook）所领导着的，他取道于白令海峡，要想发现东北或西北的通路。最后是克拉克
[32]

（Clarke），他在库克死后（库克死于夏威夷）继续着库克的探险，经过了白令海峡，到了北纬七十度的地方。由于奖金的刺激，美国的北极探险也于一八一五年开始了，领导的人为富兰克林（J.Franklin）、罗斯（J.C.Ross）及帕里（E.Parry）。这时北美洲群岛及北美沿海岸线，差不多全部都探险出来了。西伯利亚北部海岸，俄罗斯人也测量过了。

在北极地方的东北部最著名的探险是巴伊尔（L.J.Payer）所领导的一次。此外还有韦普雷希特
[33]

（Weyprecht）于一八七一年因为要发见东北的通路，在诺瓦·森木里亚附近冰山中迷失，直到他们漂流到了法兰士约瑟夫地
[34]

（Franz Josef Land）。后来这些地方都为英国人L.史密斯（L.Smith）所完全探出来了。东北的通路于一八七九年时，也竟被诺登舍尔德
[35]

（Nordenskiöld）完成了。在他之后继起者为维金斯（Captain Joseph Wiggins），曾航行于西伯利亚海，两人都先后证明了叶尼塞河口的通路乃是实际的一条商业的通路。一八八八年，南森
[36]

（Fridtjof Nansen）第一次横过了格陵兰，皮里
[37]

（R.E.Peayr）也在同一世纪中（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五年）作了很重要的探险。后来丹麦人测绘了格陵兰的东海岸，东北海岸也第一次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为爱利契孙（L.M.Erichsen）所测量了。

一八一七年以后，与两大陆北岸通路的探险相反，北极区域成为探险的最初的对象了。许多这样的探险都是由斯匹次卑尔根出发，但南森的探险，则是随着冰山漂流，以三年之久才通过了新西伯利亚群岛（New Siberian Islands），到斯匹次卑尔根，虽然他所到的地方没有超过北纬八十五度五十五分。在一八九九年阿布鲁齐（Abruzzi）达到了北纬八十六度三十四分的地方。南森的探险第一次证明了北极地方纯然是海，越近北极，海底越深。一八七九年德朗
[38]

（De Long）的探险虽已全队毁灭，但总算证明了白令海峡之北有大陆由北极扩展至于格陵兰之说之谬误，并指示了西伯利亚北部乃是浮露着许多岛屿的一片海洋。据说一九〇九年伯利曾经达到了北极，现在许多人考证出来又说不然，又有人以为在他之先库克博士（Dr.F.A.Cook）于一九〇八年也曾到达了北极。伯利遇到陆地，他所测量的海深乃是一千五百法绳（fathoms——长六英尺）。

加普顿库克
[39]

（Captain Cook）曾经第一次横过了南极圈，在他之后，就很少有人作南极的探险，直到一八一九年的俄罗斯人别林斯高晋
[40]

（Fabian von Belling-shausen）。他航行了南极圈的一半路程，达到了相当的远处。威德尔
[41]

（James Weddell）于一八二三年达到了南纬七十四度十五分的地方，英国海豹商人比斯科（J.Biscoe）继之，于一八三五年发现了恩德比地（Enderby Land）、比斯科群岛（Biscoe Islands）及群岛中间的格雷厄姆地（Graham Land）。在三十年代时，英法美三国准备了三个远征队作南极地方的磁力观测，并想探究出南极大陆的轮廓。最先从法国出发的乌尔维里（Dumont d’Urville）发现了亚德里地（Adé1ie Land）。美国方面的威尔克斯
[42]

（Charles Wilkes）则成绩很少，因为同行的军官发生了争端，所乘的船舶亦不堪航海。英国的探险队在罗斯
[43]

（Ross）率领之下，于一八四一年最后出发，于南极探险的设备最为完全。罗斯到了维多利亚地（Victoria Land）发现了两座火山，因以他的两只船名名之，称之为埃里伯斯火山（Erebus Volcanoe）和泰勒尔火山（Terror Volcanoe）。此后直到一八九八年，差不多没有有组织的南极探险了，间有通过南极圈的船舶，都不过是捕鲸船和捕海豹船而已。但在一八九八年却有三次远征队出发，都以探险南极为目的。比利时的远征队到了格拉海地；一只德国的船又再发现了布韦特岛（Bouvet I.）；英国的探险队在波尔斯格里温克（Borchgrevink）统率之下，在南十字船（The Southern Cross）上，于南极圈内过冬，到达了泰勒尔山（Mount Terror），并沿着冰岸航行到达了南纬七十八度的地方。一九〇一年斯科特
[44]

（R.F.Scott）继之第一次由陆地前进。他沿着冰岸前行，发现了爱德华岛（King Edward I.），他证明埃利巴与泰勒尔乃是在两个岛上，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到第二年夏天，他更南向推进，到了八十二度十七分的地方。同时德国的远征队也发现了威廉二世海岸（Kaiser Wilhelm　ⅡLand），别的两队远征队也进了南极圈。这许多同时的记载无论是关于气象的，关于磁力的，都对于科学作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之间，在南极圈四周的爱德华陆地，威廉二世海岸陆地，科茨陆地（Coats Land）及鲁伯特陆地（Loubet Land）都次第发现了。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时，沙克尔顿
[45]

（Sir E.H.Shackleton）于埃利巴山登岸，也差不多到达了南极，实际只是到了南纬八十八度二十三分，东经一百六十二度的地方。一九一二年正月斯科特和四个同伴到达了南极，但他发现了挪威的阿蒙森
[46]

（Roald Amundsen——当初本是想探险于北极的），先于他，即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已经达到了那里。后来斯科特和他的同伴都死于归回的路上。

这些远征队究竟解决了关于南极大陆的广阔和轮廓的问题。所谓神秘大陆，事实上由于探险事业的进展，已渐渐缩小。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块大陆，已完全在南极圈内。但关于这块大陆的许多科学的问题，如它的面积、地质、地文、气候、植物、动物，还待详细的研究。这遂成为最近几年许多次南北极地方海陆空探险事业的对象。

地图学：在十九世纪之初，即一八一八年，根据于一种新的测量，缩尺八万分之一的法国地图，开始绘制了。这完成于一八七八年。这地图全以黑色制版，并以影线表示凸凹。后来又企图作一张比这更精细的缩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但是失败了。直到一八九八年，这计划才被陆军测量局（Service Géographique de l’Armée）所采用。新的测量用的是二万分之一的缩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则是根据于这基本地图缩小了的。现在只有七分之一的地面是根据较大的缩尺测量了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只是巴黎和劳伦斯的附近，和普罗旺斯（Provence）海岸之一部，即全地面的三十分之一的地方。这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是八色套印的非常华贵的印本，以浓淡不同的绿色的阴影表示树林、庭园和草地；紫色表示葡萄园；红色表示市镇。别的三种颜色则以等高线表示山岳的斜度，又以蓝色表示了水。一九二四年这地图的新版则将八色减为五色，即蓝、绿、黑及表示阴影的两种褐色。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英国的军事测量局是成立于一七九一年，但与法国联络的三角测量，则始于一七八四年。第一张缩尺六万三千三百六十分之一的地图，用黑白二色作成，以影线表示凸凹，出版于一八〇一年。一八二五年时，大家都注意到爱尔兰土地的价值，遂开始了一种缩尺六英寸与一英里之比的测量，至一八四〇年这种工作完成。这是较小缩尺地图用作根据的一张地图。直到一八八七年缩尺二十五英寸与一英里之比的测量又开始了，这工作恰完成于一九一四年。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关于大不列颠又作了一种新的测量，缩尺为六英寸与一英里之比，这工作直到现在才算完成。

最先完成的国家地图，是费拉里斯（Ferraris）于一七七〇年所开始的比利时地图。缩尺二万分之一的测量开始于一八四六年，完成于一八八三年，后来缩尺四万分之一的地图即是根据这种测量而缩小了的。在瑞士，最初是各州分别测量，至一八三二年联邦委员会决定作一张缩尺十万分之一的标准地图。这工作委派于杜福尔将军（General Dufour），所以后来这地图就叫做杜福尔地图。这地图是以影线表示凸凹的最美的标本，但现在被一张以等高线表示地形的地图掩盖过了，后者的缩尺是五万分之一或二万五千分之一。

此外欧洲别的国家因为国内不统一和不安定，所以测量事业停顿了。德意志各邦也只是有各邦的测量，还没有统一的计划。到了一八七八年帝国委员会成立，决定了普遍测量，以作一张统一的地图，缩尺为十万分之一。差不多所有的德国地图都用的是这种缩尺。意大利统一以后，军事地理学会于一八七五年成立，全国的测量完成于一八九〇年，其缩尺有二万五千分之一或五万分之一不等。匈牙利和奥地利虽地图学早已发达（正式机关在七年战争以后即成立了），但还无较大缩尺的测量，直到一八六九年才进行一种缩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测量和缩尺七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这种测量完成于一八八九年。

美国的地质测量局成立于一八七九年，负责测量全国地形。直到现在，国土的百分之四十三以上，差不多都依于三万一千六百八十分之一，六万二千五百分之一，或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缩尺测量过了。不列颠帝国则以领土广大，测量需时，但加拿大地方因应用了航空测量，所以还算进行得很快。

所以，在现在，差不多全欧洲都已有了精确的地形测量（但西班牙还是例外，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根据于缩尺五万分之一的测量做成的地图）。此外还有美国的大部、东部加拿大、全部印度和缅甸（缅甸的三角测量开始于一八〇〇年）及日本帝国，都已有了精确的测量。其余经过精确测量的区域：如南半球的许多大城市、南非联邦的大部分、地中海沿岸各地、北非洲、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没有测量过的则是加拿大的冻土带、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铁道沿线以外的地方、中国（只有缩尺四百万分之一的最普通的地图）、沙漠地带，及赤道森林和两极地方。

图22　世界地图制作比较图

要作有组织的和可比较的测量，以准备一张依于一致的制度的地图，国际的合作乃是根本必要的。四十年前彭克教授（Professor Penck）向柏林国际地理学会建议作一张世界国际地图，缩尺为十万分之一，即一公尺地图。这设计直到一九〇九年才开始，重要国家的代表所组织的委员会集议于伦敦，草出了这地图的基本计划。关于缩尺，图形，一般的符号，表示凸凹的方法，市镇的分类，图的格式，地名的拼音，这委员会都决定了。会中的决议且已作了现在的地图的根据。后来又经过一九一三年（巴黎）、一九二八年（伦敦）两次会议的详细规定和修正，凸凹的表示用深浅不同的颜色，用等高线，垂直的测量一致用公尺。这地图共计一五〇〇幅，海洋图在内，并已有百分之十已出版了。这大半是欧洲和西南亚洲、印度、南美洲的几处地方和非洲。

近代的地图集始于德国帕特（Justus Perthes）一七八五年在哥达（Gotha）所完成的地图集。他最初出版了斯梯勒尔（A.Sticlcr）于一八一七至一八三二年所编订的《近代普通地图集》，及伯尔霍斯（H.Berghaus）编订的《地文地图集》。后者第一版出版于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再版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二年，包括了伯尔霍斯所作的地质地图及海洋图，海恩（Hann）所作的气象图，纽麦依尔（Neu-mayer）所作的地球磁力图，德拉底（O.Drude）所作的植物分布图，马歇尔（Mar-shall）所作的动物分布图，以及格尔兰（Gerland）所作的人类分布图。英国版的地图集则由詹斯顿（Keith Johnston）与比特门（Petermann）之合力经营而出版。斯梯勒尔及其后的安德里（Andrée）地图集，在十九世纪占很重要的地位，巴塞洛缪
[47]

（J.G.Bartholomew）所作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则是现在普通地图中之最精美者。由于伯尔霍斯地文地图集的最近的再版，别的地图集也不断地出版了。这将在第十六章里说到气候学的发达再去讨论。

[1]
布鲁斯（一七三〇～一七九四），苏格兰探险家。著有《尼罗河源头探险记》。

[2]
帕克（一七七一～一八〇六），苏格兰探险家。著有《非洲内地旅行》。

[3]
克拉珀顿（一七八八～一八二七），苏格兰探险家。遗作有《一八二二、一八二三和一八二四年北非旅行和发现记事》等。

[4]
波尔纳（Bomu），在非洲西部尼日利亚（Nigeria）之东北。——译注

[5]
黑森（Hansa），一称黑森兰（Hansaland），在尼日利亚之北，重要城市日卡诺（Ka-no）。——译注

[6]
兰德（一八〇四～一八三四），英国探险家。著有《尼日尔河河道和河口探险记》等。

[7]
马里中部，现称通布图。

[8]
莱恩（一七九三～一八二六），英国探险家。有记录探险活动的日记《西非蒂马尼、库兰科和苏利马地区旅行记》出版。

[9]
卡耶（一七九九～约一八三八），法国探险家。

[10]
巴尔特（一八二一～一八六五年），德国地理学家、探险家。著有《中北非游记和发现》。

[11]
伯顿（一八二一～一八九〇），英国杰出的探险家。著有《信德和印度河流域的人种》、《东非的第一批足迹》等。

[12]
斯皮克（一八二七～一八六四），英国探险家。曾到印度、中国西藏、东非等地探险。

[13]
利文斯敦（一八一三～一八七三），英国传教士、探险家。曾到非洲南部、中部、东部传教、旅行，著有《南非考察和传教旅行》《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等。

[14]
斯坦利（一八四一～一九〇四），英国探险家。著有《穿过黑暗大陆》《穿过南非》等。

[15]
格兰特（一八二七～一八九二），英国军人、探险家。其旅行日记以《跨越非洲纪行》出版。

[16]
贝克（一八二一～一八九三），英国探险家。著有《锡兰的步枪和猪狗》《阿比西尼亚的尼罗河支流》。

[17]
现名卡巴雷加瀑布。

[18]
罗尔夫斯（一八三一～一八九六），德国探险家。曾穿越撒哈拉，考察西北非、西非。

[19]
纳赫蒂加尔（一八三四～一八八五），德国探险家。著有《撒哈拉和苏丹》。

[20]
现名莫西奥图尼亚瀑布。

[21]
现名马拉维湖。

[22]
汤姆森（一八五八～一八九五），英国地质学家、博物学家和探险家。著有《从中非的湖泊来回》《通过马萨伊族地区》。

[23]
维斯曼（一八五三～一九〇五），德国探险家。

[24]
阿布鲁齐（一八七三～一九三三），西班牙登山运动员和探险家。

[25]
又称海定（一八六五～一九五二），瑞典探险家。著有《穿越亚洲》《西藏南部》、《丝绸之路》。

[26]
李希霍芬（一八三三～一九〇五），德国的地理和地质学家。写有五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

[27]
弗林德斯（一七七四～一八一四），英国航海家。

[28]
莱希哈特（一八一三～一八四八），德国探险家。

[29]
埃尔（一八一五～一九〇一），英国探险家。

[30]
福雷斯特（一八四七～一九一八），澳大利亚探险家、政治家。著有《澳大利亚探险记》《西澳大利亚杂记》等。

[31]
伯克（一八二〇～一八六一），英国探险家。

[32]
克拉克（一七六九～一八二二），英国矿物学家、旅行家。主要著作有六卷本的《欧亚非各国旅行记》。

[33]
韦普雷希特（一八三八～一八八一），德国的北极探险家。

[34]
北冰洋上群岛，在新地岛北面，属俄罗斯。

[35]
诺登舍尔德（一八三二～一九〇一），芬兰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

[36]
南森（一八六一～一九三〇），挪威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著有《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的生活》。

[37]
皮里（一八五六～一九二〇），美国北极探险家。

[38]
德朗（一八四四～一八八一），美国探险家。

[39]
即James Cook，此处可译为库克船长或库克上校。

[40]
别林斯高晋（一七七八～一八五二），俄国探险家。首次环航南极洲者。

[41]
威德尔（一七八七～一八三四），英国探险家和猎海豹者。

[42]
威尔克斯（一七九八～一八七七），美国海军军官，探险家。著有《环球航行》《风向的理论》。

[43]
指Sir James Clark Ross（一八〇〇～一八六二），英国海军军官，探险家。

[44]
斯科特（一八六八～一九一二），英国海军军官和探险家。

[45]
沙克尔顿（一八七四～一九二二），爱尔兰探险家。

[46]
阿蒙森（一八七二～一九二八），挪威的极地探险家。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的探险家，也是第一批飞越北极者之一。著有《南极》。

[47]
巴塞洛缪（一九〇八～一九六二），英国地图制图家、出版家。曾出版《泰晤士概览世界地图集》，主编出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

第十五章　洪保德和里特尔

（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六〇年）

I

地理学，当作地球之叙述，这起源是很古的；当作研究人类及其环境之关系的一种科学，这却是最近的事。就地理学发达的历史看来，关于地理学的内容共有两派主张：有一派人侧重两者之一面；有一派则两者都各作独立的研究。瓦伦纽斯算是认识了两者根本相关之唯一的地理学家，但由于他的早逝，即使他也不能完成他的计划。

地理学的一方面乃是将地球作为宇宙中的一分子、一个单位而研究；别的一面则是如同百科全书一样，详备地叙述各国的情状。研究宇宙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这在中世纪时称为宇宙学（Cosmography），地理学则是宇宙学中的一部分。在世界地理学中，主要科学的进步即将地球当作一个单位而研究，是得依于天文学的及数理的理论和研究之进步的。即使实际知识的缺乏，也并没有阻止了古典学者及其科学的后起者根据于某范围内的数理原理，及一种要求均一的热情之继续不断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在世界环航之前几百年地图学说已如何正确地被证明了。某一大陆之存在（Oecumene）也是在发现之前很早即已有了假定，关于南北半球纬度，与气候带之平行之数理的排列，也是在航海家打消“热带之地球”之流行的概念，并开辟了探险之路之前，即已被人知道。在另一方面，从斯特拉波以后直到里特尔（Carl Ritter），对于各国的叙述，仍是百科全书式的，没有一定的目的，没有人地相关的和科学叙述的原则。地理学的这一部门之进步，是完全得依于正确地图之产生和小区域地理学之一定的方法、目的和内容之进化的。

关于宇宙学与地理学的关系，卡彭特已很显明地陈述出来：

地理学是告人以全地球之叙述的一种科学。地理学的名词已经很显明地说出了地理学的性质。因为依于希腊的语根，地理学乃是地球之叙述之意。所以它与宇宙学的区别，不过是部分与全体之区别罢了。宇宙学叙述全部的宇宙，它的内容包括了地理学和天文学。虽然我们也承认，在古代著作家中，宇宙学也当作为是一种与地理学同一的科学，如许多仅仅是地理学的论文，但却标题为宇宙学了。

瓦伦纽斯将地理学的体裁区分为普通地理学，以地球作为一个单位而叙述；特殊地理学，即各国的叙述。但他以为对于这样的叙述，应当应用一般的世界的原则，在古代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可以觅到最初的意见，可以暗示近代区域地理学之科学的方法。关于区域的最详密的研究，托勒密称之为地志学（Chorography）；更小的区域之研究，则称之为地形学（Topography）。有些著作家又以为地理学的这些方面出乎地理学的领域以外，所以不取这种说法，他们主张地志学与地理学不同。瓦伦纽斯则取折中的办法，他虽然反对地理学包括了特殊的地理学，但仍然同意（好像是对于一般的意见的一种让步）关于风俗、习惯、政治这类事情的叙述——一种近代地理学家所完全同意的意见。

地理学所最先要求的研究领域乃是“一切”地域的现象，但新地理学则以从前在它的范围内的那些姊妹科学都单独发达起来，那些互相关系的事实都组织它，所以它的范围越来越小了。这种发展大半是十八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发达的结果。全世界地文和人文现象之分布和特质的知识，由于科学的探险家（其中大部分还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都不断地增加。洪保德（A.V.Humboldt）、布朗
[1]

（Robert Brown）等植物学家曾遍游澳洲各地，搜集了四〇〇〇种新植物；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年乘比格尔船（Beagle）游历世界；赫胥黎（T.Huxley）、虎克
[2]

（J.Hooker）曾伴罗斯（Ross）探险南极并游北印度（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研究了马来群岛动植物的分布，作了划时代的著作。地图学的进步，许多文明国家地形测量的开始和完成，根据于前此未有的大陆内部探险之普通测量所作成的新地图，天文观测和陆地测量之进步，学会和政府经营之下的各种资料的搜集——所有这些的发展，都积累了各种科学的大量的事实，构成了华莱士所谓的“奇异的世纪”（The wonderful century）之惊人的科学的进步。

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3]

（Origin of Species，一八五九）建立了进化论的学说，但在他之前，许多科学家已筑下了这个学说的基础，——拉马克（Lamarck）于一八〇一年出版了《生物身体之组织》（On the Organization of Living Bodies）；劳伊尔（Lyell）于一八三〇年奠定了近代地质学的基础；马尔萨斯
[4]

（Malthus）于十八世纪之末写下了划时代的著作《人口论》（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但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实验主义乃是科学进步之自然的锁钥，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新事实之组织化的第一步，由此才可以归纳出普遍的法则。第二，古代地球起源的观念，最著者如灾变说（Catastrophism），这与地质变化说（Uniformitarianism——一称天律说）正相反对，但仍获得普遍的信仰。这证明了与进化说不相容的宇宙开辟说（Cosmogony）仍占势力。这个学说根据于各式生物之各各适应了自己的环境，因主张这是神意在地球上安排就了的秩序。这种观念在十七世纪之末为约翰·雷
[5]

（John Ray——英国动物学大家）大加扩充，至十八世纪而完全成立，以巴特勒尔（Butler）的著作《宗教之异体同功》（Analogy of Religion）、《自然与启示》（Natural and Revealed）、《自然之组合及运行》（To the Course and Constitution of Nature，一七三六）及巴烈（Paley）一八〇二年出版的有名的《自然神学论》（Natural Theology）而达到了极峰。

进化论始于康德（Kant）的宣传，至达尔文诸人而完成，使科学精神得到了一种新的生命，尤其是介绍了与目的论（Teleology）相反的因果论，来解释了地理学、物理学和人文科学，这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地理学发达的锁钥，这证明了地形之进化论的解释，产生地理发生学（Geomorphology），并知道人类的分布和活动完全为环境的条件所“决定”。最后到了现阶段，其特点则是人地关系之批判的研究。因现时已不承认人类纯是环境的产物，他的各阶段的自觉的活动，和社会遗传也是有关系的。要解释这种关系，其核心即在于有着环境之特殊形态之小地域，即所谓的“区域”（Region）。区域地理学（Regional geography）或用十九世纪之末仍然流行于德国、在现在德国也还将小区域的地理学单位叫作州（Chore）的、这托勒密所谓的地志学（Chorography）——便是近代地理学的中心。同时在区域的构形内解释了人文特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又不能不尽其所能的根据于一般的世界地理学的原则。

洪保德和里特尔便是近代地理学的建立者。前者搜集且著作关于自然现象诸特质及其互相关系的著作，后者的研究则是解说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根本的关系。两人都以地理学乃是地域现象之叙述和组织化，以及这些对于地面上的各种生物的影响。洪保德大体是自然地理学家，他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他不单是将事实排比分类，并建立定律以统御了这些事实的特质和分布。里特尔则相反，他当初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地理学的贡献乃是指示了人类历史是如何地依于自然的环境。但他的全部的劳作以他的哲学的背景而污损了。他过于看重了人类的活动而忽视了环境，也没有企图觅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缺乏明确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方法，所以他的研究的范围毫无限制。但他总算给我们以近代地理学的锁钥了。他说：“要阐明地理学自己的个性，并不是显出了它的特殊性，而是要应用全科学的领域。它必须使它们都有一部分的贡献，而不是全体，并随时要使自己单纯而明了。”但这种定义对于要科学地去研究的题材仍嫌暧昧，由于他的哲学的外观，他虽然奠定了近代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基础并播种了近代地理学思想的种子，他的著作，仍然过于重视了人类的历史，忽视了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仍是值得非难的。

Ⅱ

洪保德于一七六九年生于柏林。因为要想做一个政治家，他于一七八七年入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y of Frankfurt-on, Oder），在那里研究了哲学和法律。后来到了格丁根（Göttingen），从大动物学家布鲁门巴赫
[6]

（Blumenbach）受课。他不喜欢他的未来的职业了，所以在一七九一年他的寡母许可他入了弗赖堡（Freiberg）的矿业学校。在这里他从著名的地质学家瓦尔纳受教，并与植物学家也是旅行家的布赫
[7]

（Von Buch）交好，后来且成为终生的朋友。一七九二年他被派为费希特山（Fichtel Mts.）的拜罗伊特、安斯巴赫、斯特宾（Bayreuth, Ansbach, Steben）各矿区的监督。一七九三年他出版了关于费希特矿区之植物之最初的著作。他的早年的广泛的兴趣和能力的变动不居，很可以在他对于筋肉活动的现象有了长久的经验以后，在一七九七年出版的《动物纤维组织之神经的和筋肉的刺激》（The Nervous and Muscular Irritation of Animal Fibre）这本著作中看得出来。洪保德在他早年的二十年中，曾游历了英格兰（一七九〇年）、维也纳（一七九二年及一七九七年），一七九五年则往瑞士、意大利作地质学与植物学的旅行。一七九六年他的母亲死了，这是他的生活的一大转向。他的母亲主持着他的教育，自从一七七九年他的父亲逝世以后。他们想着他是有政治才能的人。但蕴蓄着的冒险心被他的朋友福尔斯特
[8]

（George Forster）鼓舞起来了。他是库克远征队的一员，他们在格丁根遇见而且相识。在巴黎住了不久（他在那里致力于气象学的研究），由于个人的殷富，他决定旅行了。与植物学家包勃兰（Aimé Bonpland）结伴而行，出发赴马德里（Madrid），要想与出发埃及的法国远征队结为一起。但结果却航行到南美洲去了。在最重要的五年中（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他漫游于南美及中美，作深沉的科学的探研，从这些所获得的结果出版以后，遂奠定了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广阔的基础。当初的一年半他们作奥里诺科盆地（Orinoco basin）的探险，在这时他发现了奥里诺科河的河源与亚马孙河（Amazon）的一条支流相联结。一八〇二年他到了基多（Quito），登钦博拉索山（Chimborazo），到了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度，并数度横过了安底斯山，从特鲁西罗（Truxillo）下降，沿秘鲁的不毛的海岸前进，到了利马（Lima）。他又由库斯科
[9]

（Cuzco）航行到瓜亚基尔
[10]

（Guayaquil）及阿卡普尔科
[11]

（Acapulco），于一八〇三年达到了墨西哥，又由此更作广泛的探险。他再游古巴，并匆匆地游历了美国，于一八〇四年返于巴黎。这时他是三十六岁。他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整理和出版了他在南美洲的探究。一八二七年，他到柏林的宫廷里，很为弗德烈克威廉第三、第四所宠信。一八二九年他已经是六十岁了，由五月至十一月他匆匆旅行于俄国，由涅瓦（Neva）到阿尔泰（Altai）。在一八三〇年与一八四八年之间，他大约变换着居于巴黎和柏林，也不时游历了英格兰和丹麦。

洪保德在乌拉山作地质学的探索的时候，很刺激了麦奇生
[12]

（Murchison），引起了他对于帕米尔岩石的分类，他也很久切望着作世界磁力的考察；这究竟由于英俄政府的协助而成功了，也增加了我们的各地域的磁力的知识。但他的一生的著作乃是标题为《宇宙》（Cosmos）的自然世界的叙述，那是他以大半生的精力观察研究了的。他在柏林（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八年）不断地作关于这个题材的讲演，这些讲演构成了《伟大的宇宙壁画的素描》，包蕴了同时代科学知识之全体系。这书的前两卷出版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三卷、四卷出版于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八年，最后的一卷则出版于他死后（一八五九年）的一八六二年。

洪保德在美洲的探索共有二十九卷，图表一四二五张，共分为六部出版：

1.《新大陆赤道带旅行记》（Voyages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are Nouvean Conti-nent）。

2.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四年间在大西洋新大陆内部，以及在南海中之《动物学考察与比较解剖学论文集》（Recueil d’Observations de Zoologie et d’Anatomie Comparées——此书与别的作家合作出版）。

3.《新西班牙王国政治论文集》（Essai 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ia Nouvelle Espagne），这是墨西哥地理的叙述，包括了它的面积、政治区划、自然地理、人口、农业、工业、商业——并讨论到筑造运河之是否可能。

4.《天文观测温度测量及三角测量术论文集》（Recueil d’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d’Opérations Trigonométriques et de Mesures Barométiques，一七九九～一八〇四）。

5.《普通物理与地质学》（Physique Générale et Géologie），这是根据于南北纬十度之间的观察和测量所作成的植物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

6.《赤道带的植物》（Plantes Équinoxiales），这是在墨西哥、古巴、加拉加斯（Caracas）、库马纳
[13]

（Cumana）、巴塞罗那（Barcelona）、新格拉纳达
[14]

（New Gran-ada）的安底斯、奎多里奥内格罗
[15]

（Rio Negro）、奥里诺科、亚马孙各地采集而成的。

一八二九年旅行西伯利亚的结果，又于一八三一年出版了《亚洲的地质学及气候学的断片》（Fragments de Géologie et de Climatologie Asiatique，2Vols），随后于一八四三年又出版了更丰富的《山系与比较气候学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Chaines de Mon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在这里他讨论了地质构造、天文记载及气候，又估计了乌拉尔山的矿区及西伯利亚的金产地。）

洪保德不单是以在南美洲的工作，成为一个自然地理学家，同时也在一八〇七年与包勃兰共同出版了植物地理学，也出版了《十五六世纪海洋天文学之发展及新大陆地理学史之批判的研究》（Examen critique de I’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u Nouveau Continent et des Progrés de I’Astronomie Nautique dans les XV.et VI.siècles），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的历史学家的先驱。也就是在这种探究之中，洪保德才在巴黎发现了科沙所作的最著名的《新世界地图》。

洪保德的《宇宙》的目的，他在序言里说：“这一种工作的无边的意象，浮动在我的心眼里，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但最好仍用他自己的话来作一个总括：“我所从事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乃是要努力认识普遍关系的自然现象，并把自然作为以内力的活动而有生命的一个整体表示出来。”自然地理学的基础，在于地域现象研究的方面，而它的排列显然与瓦伦纽斯的《普通地理学》相同。在绪论里，他对于瓦伦纽斯的著作是很推崇的。

大气之一般的特征，在气压、热之分布、湿气之分布、空气的电气作用这些不同的标题下面，也讨论到了。洪保德对于自然地理学的重要贡献，不能不提到的，则是等温线（Isotherms）。他以许多线条连接了年平均温度相同的地方，在冬天则称为等寒线（Isochimcnais），夏天则称为等热线（Isothersls）。据洪保德所说，等温线可作为“比较气候学的重要的基础”。将这个原理扩充应用，甚至于可以表示各种现象之数量的不同，——如伯尔霍斯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的《地图集》最先企图表示的即是。从这所表示了的世界温度的分布，洪保德注意到在纬度四十度与六十度之间大陆东西岸的气温比较，并说明了这与风向的关系。他注意到岛国气候与大陆气候的不同，也普遍地讨论了等温线所以不能与纬度平行的原因。他对于气温之垂直的分布与平面的分布都同样的注意。

高度越增，气温越低的这条定律，乃是与气象的进程、植物地理及测定空气高度的假设都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我曾在许多山顶上旅行过，无论在回归线之内或回归线之外，这条定律的研究，总是构成了我的研究之一种特殊的对象。

他有一整卷是研究火山或喷火山的，这包括了死火山和活火山。它们的脉络是相通的，这与地下的罅隙都有关系，所以他企图说明火山的活动，在地下乃是彼此相通。洪保德也说明了火山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特殊型的山岳（因为一般的见解总以为山岳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也说明了这种活动如何地会改变了既成的山岳。

也讨论到岛屿和群岛的分布，海洋的深度，风向和洋流的关系，海水依于温度不同而密度不同，及其在不同纬度和不同深度所含盐分的关系。东西向的赤道流被注意到了，洪保德正确地指明这乃是湾流的起源。

《宇宙》一书中，也讨论到植物的分布，尤其在《自然之各方面》（Ansichten der Natur，英译Aspects of Nature）一书讨论得最为详尽。他论及生物形态之平面的分布及垂直的分布，尤其是植物的分布与气温的分布的关系，也注意到一定的等温线，必限制了某种动植物的分布。

《宇宙》的第二卷，标题为《对于自然研究之鼓励》，乃是自然世界知识之发达之主观的研究。第三卷则说的是科学的历史。在第一卷里洪保德叙述了他的一般的主张和重要的结论；最后三卷则是所根据的最详密的证据。

洪保德的《宇宙》实在是一种纪念碑的著作，其中包括了他一生的旅行和精勤的探索所得到的结果。他的方法用他的话说出来乃是“搜集和排列了一大堆个别的事实，并由此归纳出一个普遍的观念”。由于第一卷至末卷的出版，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洪保德已不能将新发达起来的科学都网罗进去。例如海姆霍次
[16]

（Helmholtz）的《力之惯性》（Conservation of Force）、焦尔（Joule）的《热之机械的理论》
[17]

（Mechanical Theory of Heat），和六十年代时利用分光镜以后光学的发达，他都没有注意到，间或也只是部分地批评和叙述，或在有些地方用来阐明自己的学说。但如布鲁诺（Bruhnes）之所说：“这著作无疑地乃是近代科学之综合的纲领，是空前的科学之发达之完备的历史。”对于地理学的重要的贡献，则是研究了地平温度的分布及用等温线表示地平温度的方法，不同纬度地方温度的垂直的减低，植物分布与自然条件之关系，地方磁力之分布及火山之活动原因与分布等等。最后当他说到了墨西哥及奥里诺科盆地的里诺斯草原（Llanos），他也最先作了隔别区域之系统的地理学的研究。

洪保德奠定了系统的区域叙述之基础和地面上相同区域和地形之比较的研究。他阐明了地理解释之因果律，发现了自然现象之互相影响及其对于人类的关系。因此他在《宇宙》中说：“我们地面上的地形和特征，无论如何复杂，——山岳、大湖、草原、为大树林所包围着的沙漠——总是在当地人民的社会形态上，留下了某种的痕迹和特质，不断的连山，千年积雪，妨害了交通和商业；但低平的地方有着起伏的连山和丘陵，如欧洲的西南部就显着气候多变化，物产也丰富了。不同的耕作，即使是在同纬度的地方，也供给了不同的需要，引起了当地住民的工业和互相交通。”最好的比较研究法的例证，则可以在《自然之各方面》（第一卷）论到草原和沙漠那一章里看得出来：“比较了隔别区域的自然条件，这在普通地理学上虽是很感困难，但却是最有趣的，现在就列举出几个比较研究的结果。”接着即讨论了非洲和南美的地形和纬度、风向，因以比较了两者的植物的分布。洪保德不断地觅出了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即定律和因果律。这又如同马东尼（Mortonne）之所说：“无论他研究了什么现象，地势，气候，植物，他总不是单独地如一个单纯的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或植物学家那样去研究。他的哲学的外观，使他更前进了一步。使他即刻观察到别的现象，追求了原因和不同的结果，甚至于包括了政治的和历史的事实。自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正确地说过人类如何密切地依于土地、气候和植物；植物如何又是自然现象的一种作用，它们又如何地互相影响。”（《自然地理学之特点》——Traité de Géographie Physique）

Ⅲ

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与洪保德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教育家和学者，很少旅行。他的教育大部分是人文主义的教育。他从洪保德的自然地理学感到兴会，再加上了自己从人类活动和人类发达的历史研究所得的哲学的概念和基础，遂发展了一种新的科学。

里特尔于一七七九年生于马格德堡（Magdeburg）的附近。他在六岁的时候，在哥达（Gotha）附近的斯尼芬塔尔（Schnepfenthal），进了一个根据于卢梭的教育原理施行教育的小学，他在这里受教一直到十七岁。后来得到法兰克福的一个名为霍尔维格（Hollweg）的富有的银行家的帮助，进哈勒（Halle）大学学教育。这时他也学习植物学和矿物学，但他的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数学和哲学；后来又转而学习历史、教育、物理和化学。一七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为霍尔维格的家庭教师，教育着他的两个儿子。这时他又转而研究了古典文学。后来有好几次他偶然到了瑞士，遇到了裴斯泰洛齐
[18]

（Pestalozzi），并得到了他的鼓励，但他的研究的转向，好像还是一八〇六年他遇到了洪保德以后。当他在法兰克福时，他的全部的时间，差不多都浸沉于他正从事于写作的一本自然地理学的著作里。在这本著作中，他说：“许多的谜被解决了，……我比前代的人更前进了一步，尤其在研究了洋流、风向，区分大陆为山地和平原，以及河域之构成，气候的定律，和矿物之分布的这些方面的研究。”一八〇四年他出版了关于欧罗巴的最初的论文。在序言里，他说：“地球和人类互相密切地相关，任何要素离开了别的，即不能看到它的全貌。因此历史和地理必须相辅而行。地域作用于人民，人民也影响于地域。”在这书之后，里特尔也作了一张欧洲的地图，表示了欧洲的山系、植物的分布和栽培的植物与气候、动物、言语的关系。

为着他的两个幼年的学生，里特尔也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最后当他的年长的学生进了大学，他也在戈登住了两年。在这里他又学习了法学、医药、矿物学、地质学和植物学。他的名著《地理学》（Erdkunde）的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一七年。从此他著名了，于是在法兰克福中学校得到了一个位置。不久他到柏林去应国家的聘请讲授了“军事统计学”。在柏林时里特尔正是壮年，他定期作公开讲演，吸引了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由于一种沉静强毅而有生气的人格，他也给予他的听众以及和他私交很好的人以可惊异的影响。他的最重要的讲稿已译成英文的有《普通比较地理学》（General Comparative Geography）。但后来他又讲了欧洲、亚洲和古代的国家。差不多有十年工夫里特尔都从事于讲演，但一八三一年以后，则从事于著作了。一八三二年出版了关于亚洲部分的《地理学》的第二卷，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八年之间出版了六卷，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五九年出版了十一卷。惟思想暧昧也失之于烦琐，到了一八五九年逝世，这部著作仍是没有完成。

关于地理学的内容，他说：“地理学这个名词的意义乃是地球之叙述，不幸这个错误的观念，一直影响了全世界。在我们，那不过仅仅提示了所谓真实的地理科学之一些要素、一些动因罢了。这种真实的地理科学的目的乃是要包容地球之最完全而又最普遍的观察，要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地球的知识总合组织成为一个美丽的单位。……地理学乃是科学的一部门，它所讨论的乃是将所有地球的特征、现象和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而研究，并指示了这种统一的整体和人类的造物主的关系。”（《比较地理学》）地理学的中心原则他以为乃是所有“自然现象和地形对于人类的关系”。因此如同前面所说的地理学，必须应用凡是有关系的一切的科学。“那必须应用了全部有关系的科学来说明了地理学的个性，并不是表明了它的特性。它必须使它们都作了某一部的贡献而不是全体，并仍须使自己单纯而明了。”

据里特尔说，《地理学》已足使地理学成为一种科学。这部著作之超越于前人的地方，据他说乃是：“我的目的不单是比前人搜集和排列了更多的资料，乃是要注意到隐伏于复杂自然现象之下的一般的定律，要从纯粹历史的见地指示出显现于地面上的那些复杂而多变化的现象之一致和调和，尤其显著的是关于人类和自然之互相关系的这一方面。从这种研究的进程，遂发生了自然地理学这种科学来追究了支配着复杂的万物、民族和个人之存在及继续发生变化的那些定律和条件。”（见Gage所引用的信函第一四三页至一四四页）

这部伟大著作的特质虽也有着科学方法的种子，但由于作者的暧昧的哲学之外观，所以还不能用于详密的地理学的研究。他的概念是哲学的，他的方法是叙述的，他的企图乃是要组织化（或系统化）而不是要追求因果。

里特尔地理学的目的和内容之显然的特征，影响了他的全部著作，也是他逝世以后对于这种科学之进步成为重要的障碍的，乃是他的人地相关的目的论的思想。如前面所说的，这种哲学乃是当时主要思想的一种反映。里特尔相信地球是一个有机体（Organism），以不可知的神秘的力量，即使最细微的部分也是适当的配合着，以适应了人类的需要。在他看来，“自然的地球所以如此构成，以适应于人类的需要，也恰如身体之对于灵魂一样”。他的著作的中心主题乃是：“地球不单是各种民族住居的地方，也是组织成生命的极重要的材料。地球是灵魂可以衣着的外衣，身体则是圣灵可以活动的住宅。”（见Gage所引）这种观念，也在他的《比较地理学》中表现得最彻底：“地球的构造，乃是要适宜于完成和保全了人类。”“大陆的分布和形状以及彼此相互的关系，都证明了造物主对于人类的恩惠。”“地球的个性必须是革新的地理学之标语。”“这种地理上的各个的生命是有着它的神圣的来源的。”后来里特尔的一个弟子几岳
[19]

（Arnold Guyot）应用了他的教训，研究了大西洋西岸的地理，他甚至于说出地理学的最先的对象和究竟的鹄的，乃是“无机的自然乃是为有机的自然而创造的，而全地球又是为人类而创造的，人与地球则又为上帝即万物之终始之神而创造的”。“因此这种科学以万物为一绝大的调和，各部分互相密切配合并且互为目的。”（见一八七三年出版的《地球与人》——Earth and Man）同时他所谓的地理学的鹄的亦大约可以概括如下：

1.地面上地域的分布、排列和形式，表面上好像是很偶然的，但却启示了一种方案，这种方案是我们必不能从历史的进化去局部地得到了理解的。

2.大陆之为人类社会而存在，亦如身体之为灵魂而存在。

3.每一块北方大陆或历史的大陆，都依于人类的需要，在伟大历史的事态上，以其特有的性质，尽了一种特殊的任务。

要完全理解了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里特尔也预言了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时人类瞻往察来，必能从一个民族的环境，决定了民族的发展，必须经过什么样的路程，并指示出历史的进展和不能不走的幸福的路途。这是造物主为每个民族所派定的。它的趋向是合理的，它的对于法律的依从是永久的。

里特尔的自然地理学是叙述的，不是追溯因果的；他甚至于没有充分应用当时所有的新知识。在地形方面，他只看到那是人类的舞台，是适宜于人类表演的舞台。关于地球上一切复杂的现象，他以为那是神圣所安排的，有秩序，有目的，适宜于人类的进步。除此以外，他不知道别的。他的大部分的研究，也只是集中在自然适应于人类的进步这一方面。但依于人类发展之舞台的这种见地，里特尔总算完全理解了自然特征对于人类之改变的意义。历史的地理学，在他看来已不仅仅是“与某一地点有关的某一类的历史的事实，而是同一的地理要素或同一的自然区域，在不同文化阶段上所发生的不同的作用”（见Gage所引）。他看到了这些不同作用的效能是变化的，因为“那是依于这个文化民族利用自然所供给的诸要素的能力，如同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为着特殊的工作而使用着的工具一样”。

他的复杂的自然的特征，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的概念，据盖奇（Gage）之所说，是这样的：“气候多变化，适宜于特殊民族之地形，足以唤起人类能力之一种更大的变化，相互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的增加，这在犬牙交错的大陆可以发达了人类的潜在的能力，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为没有这些特点的大陆所不会有的。”因此欧洲文明的进步，他以为这是由于欧洲的位置乃是亚洲延伸出去的一个大半岛，由于与古代西南亚洲的大河流域文明接近，也由于欧洲的地势乃是海陆交错。他将欧洲文明的发达区分为三个阶段：一，大河流域文明；二，地中海文明；三，大西洋文明。并指示了地理要素之相对的价值如何地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变化。

里特尔也注意到人类的活动对于自然的影响，即他所谓的“自然之征服”，例如埃及文明的发达，依于尼罗河水的灌溉；克服了自然的障碍，所以有了阿尔卑斯山的栈道，以及河流和海洋之利用于航行之类。事实上，“这种以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地球的变化，超过了我们的测度以外，也超过了我们的想像以外”。

在自然地理学的范围以内，虽说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里特尔不是创始者，但总算最初发展了地理学的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乃是比较研究了简单而相似的地球的特征，以从不规则的水陆分布中，寻觅出一种条理来。但里特尔只在将各大陆的构造和地形作为一个单位来比较研究了人类的进步的时候，才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对于陆地的较大特征的分类，纯是叙述的。他分地形为四大类，以为这样已足以系统地将各大陆的一般的构造之相似之点类括起来了。第一类是高地和高原，其中又分为两级，平均高于海面约四千英尺至五千英尺者为第一级，在四千英尺以下者为第二级。第二类是山岳，这又分为五组：

1.平行山脉（Parallel mountain chains），如侏罗山（Jura）、喜马拉雅山即是；

2.分歧山脉或辐辏山脉（Diverging or converging mountain chains），如东部阿尔卑斯山，北部落基山（分歧山脉），及安底斯山的聚合处（辐辏山脉）；

3.扇形山脉（Ranges radiating froma central nucleue），如奥弗涅山
[20]

（Au-vergne），西南阿尔卑斯山即是；

4.环状山脉（Ring-shaped system），如特兰西瓦尼亚
[21]

（Transilvania）及波希米山；

5.交错山脉（Cross mountains），两条以上的山脉以最大的角度两相交错，如兴都库什山与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与帕米尔即是。

第三类则为低原，平均高出海面约四百英尺以下，如欧洲大部分的平原即是，那大都是海水冲积地。第四类则为高原与低原之间的台地（Lands of gradation or terrace lands）。

这种分类包括在他的《比较地理学》里面，构成了他对于各大陆之研究之根据。这种计划虽是很浅薄，但总算贡献了一种新的“区域的”叙述法，与近代通行的政治单位的叙述法断然不同。里特尔所最先研究的大陆，乃是亚洲及非洲。因为研究了亚洲和非洲的地势，他才将地形分类，并认为每个大陆都是依于这同样的方案而构成。大陆的中心总是高地或高原，周围则是依次下降的若干地理学的单位。例如最先是台地，其次是低原。最后则出乎或包围了全部的构造之外，“如同花冠上的美丽的花朵”，则有着许多的半岛和岛屿。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很重要值得注意的，即里特尔的区域的区划之体系。现在就以非洲为例，他所叙述的每一区划由最寒和荒地以次至于热带和富饶的地方，都依于自然的条件，人民和历史的发展以及现在的情形。他将这块大陆分为四个主要的单位：

Ⅰ.非洲高地——或高原。

Ⅱ.台地，在高原与低原之间，包括了大部分的大河流域。

Ⅲ.孤立的阿特拉斯（Atlas）及巴尔加（Barca）高原。

Ⅳ.北非洲低原（如撒哈拉）。

四者又各详细区划如下：

Ⅰ.（a）南部边缘及其台地渐渐降落以至于好望角

1.奥兰治河（Orange R.）高地。

2.加罗斯（Karroos）中部台地。

3.海岸地方（Shore Region）低台地。

（b）东边高地及台地

1.加弗尔（Kaffir）沿岸。

2.索法拉（Sofala）及莫桑比克（Mozambique）海岸。

（c）北部边缘

1.加法（Kaffa）及纳里亚（Narea）高台地。

2.阿比西尼亚高原及其周围台地。

3.北非低原。

（d）西部边缘

1.东南海岸（尼格罗岬至贡萨尔斯——Cape Negro to Gonzales）。

2.扎伊尔河（Zaire R.）盆地。

3.亚门波斯（Ambos）高地。

4.上苏丹（Upper Sudan）。

（e）西非洲

1.曼丁哥斯（Mandingoes）高原。

2.塞内加尔（Senegal R.）及冈比亚，尼日尔及刚山（Kong Mt.）。

Ⅱ.大河流域（台地）

1.奥兰治河（Orange R.）。

2.中部非洲台地及河流（如Senegal, Niger, Nile
[22]

）。

Ⅲ.亚特拉斯及巴尔加高地

Ⅳ.（a）东部撒哈拉（及草原）

（b）西部撒哈拉及撒赫勒（Sahel）

里特尔的地理学的哲学和概念是很暧昧的，并且他的琐细研究的方法，也似由于缺乏明确的目的，和缺乏科学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黑暗大陆的那部分，结果不过在地理学上引用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实。过于重视了人类的历史，忽视了人类演进的舞台，他也似乎并不注意到自然地理和数理地理，那在他的《地理学》里甚至于没有一点地位，结果他想出版这样的一本书，也证明了他是错误，因为成熟的一般的原则，总是应当先于区域地理的叙述。他也似乎只注意到自然条件对于人类所发生的结果而忽视了原因。甚至于对于这也没有充分的说明，没有在原因与结果之科学的基础上加以分析。

以近代的思想的眼光看来，里特尔是很容易受到批评的，但在他的著作中总算种下了许多地理学概念的种子。他分明地预言了这种科学的性质，虽然并不是它的内容。他承认人类与自然环境之相互的关系。他看出为详密的研究，除了政治的区划以外，还有别种区划之必要。他提议以研究地图来比较地面上各种的特征，虽然他只是用这种方法于普遍的轮廓及大陆的构造，但后来这种方法为他的继承者所扩充应用，并成为近代地理学的基础了。里特尔有着真实的地理学的外观，虽然他将他的地理学的内容渐渐地缩小了。他的缺点乃是：第一，他的目的论的哲学使他达到了一种死板的结论，而不是合理的研究；第二，缺乏了作为详密研究的充足的资料。他有着一种计划，但由于他的历史的目的论的基础使他不能实现。洪保德则反是，没有这种基础而有真实的科学精神，并有着自己的叙述法——即在普通论文里面，汰去了一切的琐细，使主要的论题更简单明了，并应用了区域地理之有组织的方法，地方现象之比较的研究，及其相互关系之说明。作为对于近代地理学的贡献，这乃是里特尔所不能有的。洪保德明确地、科学地阐明了这些观念，里特尔知道了这些观念，但于应用这些观念却失败了。

[1]
布朗（一七七三～一八五八），英国植物学家。著有《澳洲植物志》和记述悬浮微粒做无规则运动（即布朗运动）的《植物花粉的显微观察》。

[2]
虎克（一八一七～一九一一），英国植物地理学家。著有考察日记多种，又与G.本瑟姆合著《植物的属》。

[3]
即《物种起源》，下同。

[4]
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著有《人口论》《政治经济学原理》。

[5]
约翰·雷（一六二七～一七〇五），英国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分类学的先行者，著有《英国植物名录》《植物史》《鸟类及鱼类概要》等。

[6]
布鲁门巴赫（一七五二～一八四〇），德国生理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将人类分成高加索、蒙古、马来亚、埃塞俄比亚和亚美利加五大人种。著有《生理学原理》。

[7]
布赫（一七七四～一八五三），德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穿越挪威和拉普兰旅行记》《德国地质图》。

[8]
福尔斯特（一七五四～一七九四），德国探险家和科学家。著有《环球旅行记》等。

[9]
秘鲁南部内陆一省。此处疑地名有误。

[10]
厄瓜多尔南部一港口。

[11]
墨西哥南部沿海城市。

[12]
麦奇生（一七九二～一八七一），苏格兰地质学家。最先确定早古生代岩层的地层顺序。著有《志留系》等。

[13]
加拉加斯，库马纳均在委内瑞拉境内。

[14]
历史地名。一七一七年成立的西属拉丁美洲总督辖区之一，包括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一八三〇～一八五八年，哥伦比亚曾称新格拉纳达国。

[15]
在巴西境内。

[16]
海姆霍次（一八二一～一八九四），又译为亥姆霍兹，赫尔姆霍茨。是能量守恒守律发现者，著有《关于力的守恒》《音乐理论的生理基础》等。

[17]
即《关于力的守恒》。

[18]
裴斯泰洛齐（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瑞士教育家。

[19]
几岳（一八〇七～一八八四），美籍瑞士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著有《地球和人类》《从现代科学看创世纪》等。

[20]
在法国境内。

[21]
位于罗马尼亚境内的高原，其东、北为喀尔巴阡山脉，南为南喀尔巴阡山脉。

[22]
依次为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尼罗河。

第十六章　自然地理学之发达

近代科学思想之锁钥，乃是建立了地面特征之逐渐发达说，即地质变化说（Uniformitarianism）的劳伊尔（C.Lyell）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及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即洪保德与里特尔逝世之同年出版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达尔文以许多的证据证明了生物是逐渐进化而来，不是由于消灭了一部分生物而使一部分生物新生和演进的地质学上的变动。在生物界和无生物界，这两个科学的巨人都建立了进化论的学说，证明地面及其生物之发展，都可以在自然的存在的过程之中，无论在生物和无生物方面，都可以由可观察的事实得到了解说。地面特征及其生物之起源的灾变说（Catastrophic Theory），以及由于神意而互相适应的目的论的信仰，现在让位给比较更合理的进化论的概念了。地球的现存的特征渐渐被认为是一种继续生成和继续毁灭的过程中之过渡的形态。从前的人以为地球的生物是自然地或天生地适应于环境（如在动植物显然有着一些无用的形体，那目的则在于娱乐人类），但这个新的哲学则主张一切生物皆为环境所塑成，一切生物的特点都是对于生存的必需的反映，无论是过去的反映（如将无用的特点，保留到现在），或者是现在的反映。

在十九世纪之初，地理学有着这个野心，要求地面上所有自然特征之分布及其相互的关系，都包括在它的范围以内。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则从两方发达起来了：第一，地球特征之系统化及其创化的解说；第二，地球上各种生物形态（生物及人类）与地文特征之关系。两者不同之点，即一，地形乃是内在之力或地球运动之结果，又一则是侵蚀作用之塑成的活动。人（与一小部分的动植物）自动作用，并对于环境起反作用，所以人力征服自然的说法，虽自来即被承认，但如果应用了进化论的学说去解释人类生活及其发展，人类仍应当被认作是环境的创造物，是别的许多动因的影响的结果。

自然地理所讨论，就是地面特征的叙述及其发展。由于科学的旅行家所搜求、储积得的资料，由于精确的地图学的进步最初在复杂的地形和混乱的现象中比较其大大小小的特征，分类归纳了相同的地形，建立了一种秩序和条理——即这种研究的方法根本地乃是实验的，是叙述的。进化的解说，地形之进化之研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系统的分类，则是必然要靠着这些知识之进步，如地球运动之性质以及侵蚀之作用，尤其是关于水和冰的侵蚀之作用。在十九世纪时虽关于地球运动的知识已有显著的进步，但关于侵蚀作用则一直迟至最后的三十年才研究出一个头绪来。甚至于关于北美和北欧的第四纪的冰河遗迹直到七十年代也还在被争论着。进化论的解说与地形分类和这两者的进步，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说到自然地理学之发达之先，不能不将它们的发展之重要的阶段扼要地叙说一下。

Ⅰ

在十九世纪以前研究地形的究竟的人，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有笛卡尔（Des-cartes）、莱布尼兹
[1]

（Leibnitz）和布丰
[2]

（Buffon）。他们以为海洋、大陆和山岳之起源，是由于地壳的断裂和皱缩，和海水之退入于地壳里的罅隙。同时别的人则主张大陆和山系的起源是由于火山力的作用。

在十八世纪之末，帕拉斯
[3]

（Pallas，一七四一～一八一一）和索绪尔
[4]

（De Saussure，一七四〇～一七九九）企图以研究山岳的岩层和构造来说明山岳的起源。帕拉斯于一七七七年出版了他的《山系构造之考察》（Consideraton of the Structure of Mountain Chains）。他将山岳依于特质和年龄，依于从原始海洋升出于地面的年代分类。有着花岗岩核心的山脉，是最古的山脉，没有被海水淹没过。片麻岩山脉的构成则在有生物以前，因为这些山脉中都没有发现生物化石的遗迹。石灰岩和别的含有化石的山脉则是较为近代的火山喷发而成。在这些掀动的时代，构成了大的罅隙，并为海水所填满，且时有洪水泛滥于陆地。索绪尔毕生从事于法国瑞士阿尔卑斯山之研究，与帕拉斯有着相同的见解；由于测量了雪线的高度，陆地气温及大湖的深度，研究了冰河及植物之纬度的分布，也促进了自然地理学的进步。

关于地球运动之现代思想之发达，实由于苏格兰地质学者虎顿（James Hutton，一七二六～一七九七）及其高足普莱费尔
[5]

（John Playfair）。他主张地球的外形乃是地球内部熔岩的扩张而成，火山便是它的出口，因此这就好像安全的门扇一样，使地球不致有过度的扩张或掀动。这种观念后来为布赫（Leopold von Buch）及最后的劳伊尔所接受，并且补充了。

但火山说的最热心的解释者乃是博蒙
[6]

（Elie de Beaumont），他于一八五二年在一部三卷的著作《山系》里解释了山岳褶曲，乃是由于地球内部的收缩及地壳的褶皱。结果或者成为曲折或者成为突出。有时深处的熔岩喷出地壳之外，结果遂使一些山系的核心成为花岗岩，而侧面则为沉积岩（Sedimentary rock）。博蒙以比较山岳的曲折层和侧面新岩石的地平层，来决定了山岳褶曲的年代，并主张每个山系都是相应于克维尔（Cuvier）在他的生命发展的观念中所假定的每一地质的大变动。后来，因为从事于归纳的研究，他将山岳的年代和山岳的走向（Strike）的关系觅出来，并研究了欧洲的山系，规定了世界山系的方向之一般的几何学的定律。

达纳教授（Professor J.D.Dana，一八一三～一八九三）是一个美国的地质学家，最初以地球的收缩，地面曲折的学说，来解释了山岳的起源。他以为地壳收缩的运动影响于地面大陆边缘的皱褶，遂构成了山系和长谷，前者称为大背斜层（Gelanticlinals），后者称为大向斜层（Geosynclinals）
[7]

。大向斜层多在于大陆边缘，为一切大冲积层的中心，并由此掀起了伟大的山系，使之与大陆接合。当地层薄弱之处，则火山的活动最为激烈。当地球冷却、地壳增厚、最古代不稳定的地层都已稳定，近代地壳外部的构成层还不十分稳定。因此重要火山分布区域都集中近代的褶曲山系——尤其是在断层山系的地方。

一八七五年格林（Lowthian Green）在他的《非固体时代地球之遗迹》（Vestiges of the Molten Globe）中，最初以他的四面体的学说（Tetrahedral Theory）来解释了大陆和海洋的分布。他的根据是凡收缩的球形总是成为四面体，一个四面体的正三角形。一定体积的收缩，在球形则有着最小的面积，在四面体则有着最大的面积。因此地球内部的收缩，使地壳褶曲，成为四面菱形，平面地方则为大洋，棱角地方则为大陆。

一八七五年休斯
[8]

教授（Professor E.Suess）出版了关于阿尔卑斯山之成因的有名的著作，讨论到一般的褶曲山岳。他的结论是这样：凡山岳的走向多不与地球的外圆平行（如同博蒙所曾经指示了的），常以各种的阻碍而分歧，如波希米山脉、南俄罗斯山脉即是。他也和达纳一样，以为最大的褶曲山脉成因于大向斜层。达纳的侧面压缩的学说是根据于关于阿巴拉契亚山的研究，休斯的见解也可以适用于欧洲山岳的构成。这些思想都包含在休斯的标题为《地球之面》（Das Antlitz der Erde：The Face of the Earth）的伟大著作里。在这著作中，他的主要的目的乃是根据于过去大陆和海洋的变迁，解释了地球表面的实际情形。他以为地球表面乃是两种地壳运动所构成：

1.较大面积的下沉构成了海洋；

2.狭窄地带之褶曲构成了大陆的山岳。

这种学说与一八九二年拉普华思
[9]

（C.Lapwoth）的学说恰恰相反。这个地质学家以为地球表面的均衡是由于地壳由东到西，由北到南的两种波动，因此遂构成六块大陆，中间有着许多较小的低凹，而较大的低凹却将它们分隔为三个部分。

虽然，以近代的新的研究（如Argand, Staub, Hobbs, Wegener, Joly，及别的学者），休斯的一部分的见解，免不了要受到批评，但他的根据于个人的探研和毕生辛勤地搜集同时代著作所写成的名著，仍然是研究地球及其各部分之自然进化的最优良的参考读物。

Ⅱ

关于两种侵蚀的动力，河流和冰河的本质及作用，直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才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有了深切的研究。

在十八世纪时布丰以为河域的形成，乃是由于洪水之后，海洋从大陆下沉时的洋流的作用。许多十九世纪初期的地质学家如索绪尔（De Saussure）、帕拉斯、瓦尔纳、博特诸人，在各种不同的修正的形式之中，都主张洪水说，即所谓摩沙洪水（Mosaic flood），为最后一次的洪水形成了现在地面之一般的特征。巴克兰
[10]

（Buckland）甚至于谓大陆的起源是由于普遍的洪水，这种现象他称之为“磨蚀作用”（Denudation）。

到了虎顿和普莱费尔才开始循着科学的线索研究了这些问题，虽说在有些方面在他们之前已有意大利的地质学者如盖塔
[11]

（Guettard），如塔尔戈尼（Targioni）诸人。在一七八五年，虎顿发表了他的《地球的学说》（The Theory of the Earth, 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bservable in the Comppsition, Dissolu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and upon the Globe），在这篇论文中他奠定了地质变化说的基础，谓地面各种特征，是由于洋流及风化作用逐渐形成。

虽然，最后打倒了灾变说的，乃是劳伊尔，他出版了他的《地质学原理》，“一种怎样前代地面的变化，影响到现在的研究”。这本著作共计四卷，即地史上气候的变化，侵蚀作用，珊瑚礁，历史的地质学。在第二卷中他认为河谷的形成是由于河流的侵蚀，从此以后这种学说遂普遍地被接受了。

但地质变化说的学者，都相信河流只是冲刷地面造成河谷，他们还不知道由于这种过程前代的山岳也可以消失，只剩下山岳的残余，构成了所谓的侵蚀平原（Peneplain）。这种侵蚀作用的最显著的，如海水的作用，而海水侵蚀的平原却远在一八四七年已经为雷姆塞（Ramsay）及后来一八八二年的李希霍芬（V.Rich-thofen）所承认了。

关于河流作用的第一步的研究，自然是研究单独的河流。而重要的贡献却大半是由于那些开始研究美国西部的学者。在那里，宏大而规则的地形，很便利于说明了它们在构成上的关系及其上面的河流的作用。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来斯利（J.L.Lesley）出版了他的《煤炭及其地形的年报》（Manual of Coal and its Topography，一八五六年），说明了宾夕法尼亚之地形之相互的关系。虽然他还没有注意到河流侵蚀的特征，和地形也是各种变化过程中的一类。这种见解后来也就在同一的地域，在美国西部，在西经一〇〇度的地方被许多学者研究出来了。

一个美国的地质学家几尔贝特，他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亨利山的地质学》一书中建立了在峡谷之侵蚀中河流作用之主要的定律。他的结论后来以波维尔（Powell）和达顿（Dutton）在科罗拉多的大加尼安（Grand Canyons
[12]

）的研究，而更得到了确证。虽然直到八十年代还有些学者相信这些峡谷的形成，乃是由于地壳的皱缩的作用，这些地质学者都相信造成河谷时向下侵蚀的过程，和河流的倾斜度与侵蚀作用的某种限度的关系。达维斯氏研究了宾夕法尼亚地段的阿巴拉契亚山高地（Appalachian Highlands）和大西洋海岸的平原（参看他的《地理学论集》——Geographical Essays）的河流的发展，认为河谷的发展有着这样的几个阶段：少年时代（The young stage），这时河流深狭，有着迳直的斜度和陡滩；壮年时代（The maturestage），有着宽广的河谷和和缓的倾斜度，也有着联结着的支脉；衰老时代（The senile stage），这时河流达到了它的最低的水平。河谷各部分的地壳变动，又使这河流“返老还童”，又循环了幼年到老年各时代的不同的阶段。这便是风行于八十年代的最低水平及侵蚀之循环的学说。

几尔贝特最初用顺河（Consequent River）、斜河（Subsequent River）
[13]

这两个字于河流，河流的河床如为一圆弧，则前者由圆弧的顶点顺流而下，横过了岩层，后者由于侵蚀的作用和岸层的显露，多与断层平行。后来约克斯（Jukes）于一八六二年时研究了爱尔兰东南部的河谷，也开始应用了逆流河（Obsequent River）
[14]

这个名词。麦德里科特（Medlicott）亦指示出印度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存在远在于喜马拉雅山之掀起以前
[15]

，并由于褶曲的缓斜，所以它们能支持了它们的进程。波维尔在解释了经过尤因塔山（Uintah Mt.）的格林河（Green River），经过亚利桑那的科罗拉多河的进程，也发表了与这同样的学说，他也第一次应用了先成河（Antecedent River）和异性河（Superimposed River）
[16]

的名称于这样的河川。

将冰河的特质认为有着地质学的作用却后于河川的研究，这大部分是由于它的有限的分布和亲自观察之不易。研究了瑞士冰河之地质的作用，并将北欧、北美古代广大的冰河作了一个归纳的研究，乃是十九世纪地质学领域内的最光荣的发现。

在长久研究了阿尔卑斯山之后，L.阿加西斯
[17]

（L.Agassiz）于一八三七年，发表了这种见解，即在阿尔卑斯山掀起之前，那地方即普遍地盖上了冰块。后来，这些冰块消失还留着移动的岩块和磨凿过的溪谷的遗迹。他也述说了典型的冰河之重要的特质。其后在一八四〇年他根据于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同一的现象，宣布了他的冰河时代（Ice Age）的学说。据他所说，这种冰河区域，扩张到欧洲和地中海，远至阿尔泰山，北部亚细亚，和北部美洲。同年阿加西斯的《冰河的研究》（Études surles Glaciers），则对于这种见解稍稍有所修正，因为在现在他相信阿尔卑斯山的冰河与北欧的冰河不是一起，并且这乃是发生于阿尔卑斯山掀起之后。一八四一年夏彭蒂耶
[18]

（Charpentier）在他的《冰河论文集》里，也精透地叙说了冰河现象，他的结论证明了移动的岩石，乃是由于冰河的作用。

同时在德国的布赫所领导之下，一般的地质学者都主张北欧的移动的岩石，乃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洪水所搬运和移置。英国地质学家的集团（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也相信了这种见解，他们远在四十年代即发表了“流动说”，将移动的岩块及漂流圆石之存在归之于由北极地方流来的浮冰的作用。“流动”（Dryt）这个字遂用作这个国家里的冲积层的名称。这种学说有一个时期差不多完全掩蔽了阿加西斯的普遍于欧洲的冰期的见解。但在七十年代时，它又从雷姆塞的研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证明了在古代不列颠的大部分地方，都陷于冰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也得到与这同样的结论。

因为德国的地质学家都是过去和现在的冰河研究的先驱者，所以宾克和勃吕克纳尔
[19]

（Bruckner）的著作是应当特别注意到的。在他们的关于《冰河时代之阿尔卑斯山》（Die Alpen in Eiszcitalter）的名著里（共三卷，出版于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九年），他们发表了气候的变化怎样影响于第四纪时代的冰河，并应用了他们所从而得到证据的阿尔卑斯山河谷的地名，来称谓了广大的冰河区域的四个时期，即阿尔卑斯、恭兹（Günz）、明德（Mindel）、玉木（Würm）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当冰河退去，都有一个比较温暖的冰间期。冰间期也有着一种紧接冰期的冰河形态。这种学说，全部或部分地都被证明了，凡是在有着过去的冰河可供观察的地方；尤其是德耶尔
[20]

（De Geer）研究了湖泊的冲积所得到的证据更有价值。

与冰河问题相关的乃是历史的和地质的古代之气候的变迁。但这个问题的研究已出乎地理学的范围以外，这乃是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事情。地理学家只不过接受了他们研究人类进化与变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那一部分的结论而已。

Ⅲ

比较地面上不同部分的相同的特征乃是从混乱的地表现象清出条理来的最先显著的阶段。这大部分是洪保德、里特尔和他们以前的人所用的方法。里特尔最先使用了“比较地理学”（Comparative Geography）这个名称，并认定这是地理学方法的基础。但这个概念，在他的手中只不过作了很浅薄的应用。他企图将地形的较大的特征分类，并认为大地乃是依于一致的方案而构成。他最初比较了大陆的地形，来解释了世界上的有些地方文化达到了较高的阶段，有些地方则又比较地落后。总之人类、生物、气候、自然地理之分布的研究，乃是近代地理学方法的精髓。但这也得将自然地理与因果关系的解释连结起来才会有结果——否则只是地形的比较，往往会遇到例外，和引到了相反的结论。

瓦伦纽斯的《普通地理学》所根据的，便是比较的方法和这个方法所要做到的说明。洪保德也应用了这种方法而得到了良好的结果。他在自然地理中寻求而且发现了所谓的“地理的相似形”（Analogies of form）。他也应用了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气候，并以等温线（isotherm）来说明了地表上气温的分布，也比较了同纬度地方，和正确记载了不同纬度地方的气候状况。他的关于草原和沙漠与植物之分布的论文，也应用了这同样的方法。总之比较法和因果法便是洪保德地理学方法的基础。比较法，最先得需要正确记载地球外表的地图。欧洲的地图，里特尔在他的生涯的前期早就准备好了。洪保德对于贝格豪斯（Berghaus）的《自然地理地图集》（Physical Atlas，一八三八～一八四二）的完成，亦作了绝大的贡献——这是最初的自然地理地图集。

但自然地理学之比较的方法还不是由于这两个大师的开始。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远在一六八四年即注意到大陆南端的尖角，费斯特尔在一七八三年出版的Bemerkungen auf einer Reise um die Welt
[21]

也提及了这个相同的特征。后来也为伯尔曼所提及，并为康德所推广应用，以为凡是岛屿，除了少数的例外，都是北部广阔，南部狭窄。康德并注意到大西洋海岸的东西走向恰如一条河川的轮廓，以此洪保德才发生了他的“大西洋流域”（Atlantic Valley）的概念。他们两人也同样看到了在大西洋岸北纬十度至南纬十度之间，是平行的，并且相对于突出的地方，则有着凹陷的海岸。

基歇尔
[22]

（J.Kircher）在他的《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一六六五年出版）中想像到世界海陆山脉的骨骼，都是各与经纬线平行而为直角相交。这个观察后来为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地理学家布雅士（Buache）所扩充，并为伯尔格曼和康德所采用，甚至于里特尔在早年时也还是采用了这个观念。依于布雅士的说法，山脉由东向西，包括了比利牛斯山（Pyrenees）和中央亚细亚诸山，完全地围绕了地球。这种想象只是在没有精确的地图以前才会发生，因为如雷克吕斯
[23]

（Reclus）之所说：“我们只一瞥视现时的地图（指六十年代时），就可以知道这种观念，将地球的外形认为是一致的是如何地幼稚了。”但同样的较近于科学的观念，在同一的谬误的基础之上，在比蒙特将山脉分类的时候（一八五二年），也还是误用了。

哲学家克劳泽
[24]

（Krause）在他一八一一年出版的Die Erds als Wohnort der Men-schen
[25]

里曾比较了美洲西岸和亚洲东岸的地形，前者是凹入的，后者是凸出的。他以为这种构造即亚洲东部最小岛的边缘亦无不如此。又以为大西洋乃是两块大陆之间的内海，欧洲则是亚洲大陆的半岛。

莱比锡（Leipzig）的地理学教授佩舍尔
[26]

（Oscar Peschel，一八二六～一八七五），据说乃是奠定近代自然地理学基础的一人，曾推广应用了里特尔的比较研究法，并企图将地表的诸特征分类和说明。他的与此有关的著作，计有一八七〇年出版的Neue probleme der Vergleichenden Erdkunde als Versuch einer Morphologie der Erdoberfläche
[27]

，和一八七九年由来波特（Gustav Leipoldt）编定出版，标题为《自然地理》（Physische Erdkunde）的两卷遗稿。

在前一种著作里，佩舍尔批评里特尔应用于自然地理学的方法，但自己的却失败了。他主张比较地理学须有一定的方法和目的，如同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一样。地理学家依于较大比例尺的地图，看到了地球上不同地方的同一的自然特征，比较了它们的特质和起源，觅出它们的过渡的形式，并依于进化的过程，如同在比较解剖学一样，将它们互相关联起来，他也不赞成里特尔的目的论的见解：“一个解剖学家不单是说明了形态的相似（Homologies），他也企图作目的论的阐明，例如当他说明骨骼及其组合各部的功用的时候。但在事实上，他却出乎比较的范围以外了。”也就是目的论的研究超过了比较地理学的范围以外。以不满于里特尔的“地理学的目的论”和他的过于着重历史的要素，佩舍尔却代之以地形的比较的研究，但却漠视了那对于人类进步的影响，因他以为这是出乎研究的范围以外了。

佩舍尔的比较研究法，产生了极有价值的结果，并且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基础。他的主要的困难，乃是他在那个时候缺乏关于侵蚀作用——尤其是关于流动的河川，和各地详密的地质和构造之资料及认识。研究了许多的地形图，他寻出了“相似形”或如洪保德所谓的“类似的地形”，于是勉强去追溯了他的起源。固然有时候是很成功的，但也常常有着例外，因此觅不到合理的说明。“迷于克维尔的方法，忘记了区域地形的进化乃是为与支配生物形态的原则绝不相同的原则所支配，佩舍尔却使比较地理学陷于无数问题之中没有出路。”（Mehedenti的评语）。

佩舍尔的方法的最优良的说明，乃是他在《新问题》（New Problem）中关于峡湾（Fiords）的论文。根据于地形图的研究，他断定峡湾的重要特质，乃是“大陆和岛屿沿岸的深而陡峻的峡谷”，“那常是垂直或以最大的角度深入于大陆”。他注意到这种海岸特征的分布，而得到了这个结论：“这个峡湾与别的海岸之不同，乃是它们的丛集和密接在一处。”这可以在高纬度的西部或北部的岩岸地方发现。他认为那是“古代冰河的遗迹”。由于地体的移动遂刻出深窄的罅裂。佩舍尔也应用了这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别的自然地理的特征，如湖泊和岛屿，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举出例证，否认了山脉的矩形排列的观念。讨论到山岳的起源，他指出年轻的褶曲山脉的两边，一边必是陆地而且常是高地，一边则是深的海洋，有时这海洋又会为冲积层所填平，——这是从达纳（Dana）的探索所获得的观念。

但在一篇关于《地理的相似形》（Geographical Homologies）的论文里，却有着不少的关于这种方法的失败的证据。他认为婆罗洲
[28]

、西里伯
[29]

和哈马里拉
[30]

（Halmahera）的山形是类似的，但关于它们的起源，他所说的理由却不充分。他说西里伯或者是古代大陆的残骸，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三者却有着三种不同的地形，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同样的地形却有着不同的发展的阶段。还有他也注意到太平洋中岛屿的排列多连续如同贯珠，也注意到亚丁和阿曼（Oman）两处的海岸都同为直角形的弯曲。他以为大陆北部的半岛和岛屿都是东向，而在东部和西部则是由北而南向，在南部则尖端所指的方向是相同的。他也讨论到前人所注意的三大陆南部的相同的地形，但他以为三者虽地形相同而地势——高度和河流——却不一样。在这种根据之上，他得到了这个结论：“大陆生成的年代比它上面的山岳还古。”但这种说法，近代的知识已足将它全部推翻，因为事实上大陆不过是一组构成的断块而已。

佩舍尔将自然地理学建立起来成为一种科学。这曾为里特尔所忽视，洪保德也没有想到将地形作一个分类。两人都是将大地作为一整体而研究，里特尔的分类只不过根据于地势的最粗浅的分类。佩舍尔的分类则注意到分布，解释特殊地形的生成如峡湾、如湖泊、如岛屿、如河域等。他的“相似形”之方法之失败，乃是缺乏侵蚀作用的知识，假使佩舍尔能有着这世纪之末美国地质学者，如查林格尔（Challenger，见下）和别的海洋远征队探索所得的知识，和气候学的不断的贡献，那么他当是将地形的构成说得原原本本，且免于许多例外的比较的第一人。但这种工作不能不留待四十年以后的地理学家了。

在同时，雷克吕斯出版了他的《大地》（La Terre），这在英国已经有了克陵（A.H.Keane）的英译本。他的自然地理学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第一，一般的讨论到大陆和海洋，它们的地形和地势；第二，详密地叙述地形如湖泊、三角洲、冰河等等，并用优良绘图或地图作说明。在他的一般的讨论中，他反映了里特尔和佩舍尔的比较研究法。他说：“我们的地球显然依于一种调和而一致的定律（Laws of harmony），无论在浑圆一致的外形方面或在通过了空间之永恒而规则的运行方面。因此在这样一个合致的星球上，说那上面的海陆的分布都是偶然构成，这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固然海岸和山岳的轮廓，并不合于几何学的规则，但至少这种差异，乃是一种最高的动力的证据，并说明了地表上面的许多的运动，都有互相协作的关系。”

南半球和北半球大陆的分布是显然导致的。三块大陆互相平行，由北而南，各自成为三角形，尖端都指着南方。这种显然的一致，初看去好似混乱而无条理，但不几年以后，我们前面所已提及的格林的四面积体的学说，却将这个理由解释明白了。每两块大陆都在低纬度地方，由一个地峡联结着，南面的大陆较之北部则轮廓比较平滑。这显然有两个定律决定了海陆的分布，——古代几何学的排列的观念，仍然支持着——即“一，成为环状的排列只在赤道地方略略倾斜；二、成为三棱形排列而平行于子午线。”在旧世界这两个斧形互相交错并构成了地面上最高的地域。大陆的南部尖端有着大陆的残迹，在东部的地方各有着许多的岛屿，这是由于西南来的洋流冲毁了南大陆，并将冲积物带到北半球来。所以越是向北极的地方，大陆越广阔且渐渐向下倾斜。

陆地分为平原、高原和山岳。平原又分为两类：大体依于同纬度的地面的情形和所发生的变化。第一，兰德斯（Landes）、草原、冻土带（兰德斯、荷兰低地——Polders——北部德意志、匈牙利低地、黑土带、里海低地、西伯利亚草原）。第二，沙漠带与前者平行，包括了撒哈拉、阿拉伯、伊朗、西北印度及戈壁沙漠。这两带都与大陆的两个斧形互相平行，在新大陆也一样，只是沙漠都同在于南美和北美的西部地方。

这也是高原地方的最显著的：“接近赤道的地方，则高度增高，好像地球的自转，不单是使赤道地方陆地的体积加大，也使陆地的体积增高了。”中亚的高原如同欧洲一样，南面同为连山所包围。在讨论到山脉的几章里，雷克吕斯采用了比蒙特的学说，然后进而叙述了地球的主要的体系。

在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间，英国出现了几种自然地理学的著作，惟大部分都反映了洪保德的学说。最佳者为一八五二年出版的沙姆维里（Mrs Mary Somerville）的，和一八七一年出版的安斯塔德（D.T.Ansted）的著作。前者差不多全是叙述，并不论究所述的现象。后者则利用了二十年来的探索，所以能产生了一本专门研究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Climatology）的著作。关于流域、平原、高原（Plateaux——高于海面六十英尺以上者为高原）、山脉、湖泊、河川、冰河等等，都各有专章叙述。但也如同雷克吕斯一样对于较大的地表特征的研究，并没有系统。以此他所谓的平原即大体是变化的形态学的特质，包括了里诺斯（Llanos——南美洲之无树草原）湿原（Pampas——南美洲亚马孙河畔之大原野）、沙原（Selvas）及撒哈拉，而北美洲则以所产植物之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一，小树或灌木平原（Heathy or bushy plains）；二，干燥或波状草原（Dry or rolling prairies）；三，低温的冲积平原（Wet or alluvial plains）。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则是有一章专讨论了人类作用的影响，如开辟山林（也讨论到这对于气候的影响）、耕作、灌溉（排水——Polders）、筑堤、种植和开凿运河。

所有这些都是一八八〇年以前关于自然地理学方面的著作，都是根本地实验的。山岳、高原、平原的区分，是纯然武断的，它们的分类也仅仅为的是便利。平原上的植物在分类上也是如同地表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标准。显著的地面的特征如湖泊、冰河、河川等等，最后也被提及了，但那决定它们之发展的原则和用这作为一种分类的根据，则尚未被人采用。侵蚀作用未被研究出来，因此进化的分类法，仍然是不可能的。

由于河川的各种不同的建造作用而生出的地形的发展，这是到了一八七〇年以后才知道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这时许多关于这个题材的报告和记载都已出版，马尔格里（E.D.Margerie）于一八八六年也第一次发布了他的讨论到河川之发展的著作《地面的形态》（Formes des Terrains）。他确然地主张地形的构成是由于侵蚀作用，——由于大气对于不同的“构造地表”的风化作用，由于后者的作用所生成的地表，他称之为“地形学的地表”（Topographic surface）。侵蚀作用，最主要者为河川，这证据有三：一，陆地的灌溉，运河的容积对于水量的大小，还有支流及支流的作用，河流及河流所流入的海洋；二，构造地表与地形学地表之缺乏调和；三，由于仪器所测定的侵蚀作用的实际效率。

河流侵蚀的定律被规定了，河流系统之发展，在平地、在褶曲地层、在断层的地方都被研究了。全部著作都有图画、表格、等高线地图作为说明，这种地图有些是取于法国的八十万分之一和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的。

马尔格里的著作以后二十年中，别的许多著作也出来了，每种都综括了最新的探索的结果，并贡献了包括所有各种地形的种种不同的分类。尤值得注意的是德拉伯林特（De Lappa-rent）的《自然地理学》（Lecons de Géographie Physique，一八八六），介克（James Geikie）的《地球的雕刻作用》（Earth Sculpture，一八九四），和戴维斯（W.M.Davis）的《自然地理学》（Physiography，一八九九）——虽说后者曾将它所探索的结果，在八十年代以后作为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有些则包括在他的一本《地理学论文集》（Geographical Essays）的著作里。

第一个作综合的分类的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八八六）和彭克
[31]

（Albrecht Penck，一八九四）。李希霍芬是佩舍尔以后发展地理学的巨人。虽然乃是唯的一一个从许多职业地理学家中发展起来的人。当初他所感到兴趣的，乃是地质学，在阿尔卑斯山作了许多研究的工作以后，一八六〇年与普鲁士远征队出发到了东部亚洲。后来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凡六年，他在这里研究火山和金矿之分布的关系。一八六八年，在上海商务局（Chamber of Commerce of Shanghai）倡导之下，他游历了中国有四年之久。这时除寄上海以详细报告之外，并亲自考察煤层、地质和他所旅行到的中国各部分的地层的构造。一八七二年归回德国以后，整理所研究的资料，出版了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32]

（一八七七年）及《地图集》（一八八五年）。在第一卷中，他讨论到中央亚细亚的构造并指示出地势对于人民移动的影响。最后则提出他的黄土层（Loess）起源之风化作用的学说。第二卷则讨论中国北部的地质形态，住民及其活动。第三卷关于中国南部及中国地图集则是死后由一个友人代为整理出版。

因为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家，所以李希霍芬最初就对于地形很感兴趣，在他的一本标题为Führer für Forschungsreisende
[33]

（一八八六年）的著作里，即最初将地形分类，也正是一个探险家和观察家的特质。其中全部的计划，要说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并且那在以后已被大加修正过了。举一例来说吧，譬如山岳，他将这分为六类：

（1）构成山岳（Tectonic mountains）；

a.块状山岳（Block mountains），其中包括覆瓦状块状（Tilted Block），披麻块状（Flexure Block），及均势块状山岳（Symmetrical Block mountains）；

b.褶曲山岳（Fold mountains）。

（2）崆峒山岳或磨损山岳（Tund or abraded mountains）；

（3）喷出山岳（Eruptive mountains）；

（4）累积山岳（Mountains of accumulation）；

（5）高原（磨损高原、海水侵蚀平原、层状台地、熔岩平原、河流平原、风化作用平原）；

（6）侵蚀山岳（Mountains of erosion）。

他也根据于陆地之高度和倾斜，分海岩为岩岸（Cliff coast）、宽岸、狭岸、低岸，各类中又依于山脉的断层与海岸平行或交错或毫无关系等等而更细分为若干类别。

彭克则在他的《地表形态学》（Morphologie der Erdoberfläche）里（共二卷，一八九四年出版）将地形分为六类，或称六种地形要素：

1.平原或大体是一致的地表；

2.悬岩或陡坡；

3.河域，为两相倾斜的平原倾斜于随着长度而倾斜之狭长形的平原；

4.山岳，为四围陷落之突出的地面——这可说是一个山峰或者是一带山脉；

5.洼地，即与第4相反的地形；

6.岩洞，四周全为陆地所包围。

这些地形总不是单独出现，乃是不规则地集聚在一处，在一区域，在一地方，成为所谓的槽状陆地（Land—schaften）。地形学的地表之构成，总是依于构造的地表之如何。六种主要的构造地形乃是：Ⅰ.平原或水平岩层；Ⅱ.轻褶曲岩层（Verbiegungsland）；Ⅲ.断层（或断块，Faulted block—Schollenland）；Ⅳ.峻急褶曲岩层（Faltungsland）；V.火山熔岩（Ergussland）；Ⅵ.插入火山岩层（Intrusiv-land）。由于侵蚀作用，尤其是河川的作用，于是在构造的地形上发生了地形学上的地形。彭克是在这种基础上分类的。

自从彭克的著作出版以后，许多地质形态学的各方面的著作也出现了。这书的修正版，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那仍然是德国的标准的著作。最优良的，以一本单一的著作而包括了自然地理学的全领域的，则是马东尼（De Martonne）的《自然地理学教程》（Traité de Géographie Physique——这书的英语的节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拉克（Lake）的《自然地理学》则是英文本中最佳的普通教本。

Ⅳ

海洋学（Oceanography）差不多全然是十九世纪的科学。在十八世纪之末，曾发动了一些研究，重要者如极地探险家库克、腓卜（Phipps）、斯科斯比（Scoresby），尤其是约翰（John）和罗斯（J.C.Ross）诸人。但这种科学的基础则为莫里
[34]

（M.F.Maury，一八〇六～一八七三）所奠定。他是美国的一个海军军官，曾搜集了五十年的记录和他自己研究的所得，出版了《海洋之自然地理学》（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一八五五）。这本书讨论海洋的面积，海岸潮汐的形态，潮汐、洋流、海洋之化学的与物理学的情形，以及居住在海洋里面的生物。因为测量了三股路线为的是可以设置了横过大西洋的海底电线，莫里也第一次作了一张北大西洋海底的草图。

但海洋的记载，仍大部分得之于同时代的三个远征队，即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七年的英国的查林格尔
[35]

（Challenger），德国的加西尔（Gazelle）和美国的都士加洛纳（Tuscarora）。加西尔远征队出发研究南大西洋、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都士加洛纳远征队则研究了北太平洋，要寻求一条适宜于设置太平洋海底电线的路线；查林格尔远征队则以皇家学会的委派，曾数度横过了大西洋和南方的大海。他曾通过南极圈，又折而北上，到了日本附近的北太平洋，然后又取道于横滨、火奴鲁鲁和塔希提
[36]

（Tahiti）到了南美洲的瓦尔帕来索
[37]

（Valparaiso），最后则由合恩岬
[38]

（Cape Horn）绕道而归。这个远征队的报告共出版为五十卷的巨著，构成了近代海洋学的基础。不同纬度的铅锤测量，海洋深度，深海温度的记载，海洋沉淀的标本，都搜集拢来了。这样我们开始获得了关于海洋底层、海底沉淀物、海深和海洋生物的正确的知识，后来别的同一性质的远征队也出发搜集了科学的资料。一九〇二年，且成立了研究海洋的国际学会，——总会设在丹麦的都城哥本哈根（Copenhagen）。

紧接着这些的研究，约翰·莫来（Sir John Murray），一个查林格尔远征队的队员，也测算了陆地的平均高度和海洋的平均深度，前者为二二五〇英尺，后者为一二四八〇〇英尺。——这是利用了洪保德、德拉伯林特（De Lapparent）和瓦格纳（Wagner）的测算所作成的一种苦心经营的测算。莫来将地球分为三部：一，大陆部分即陆地；二，中间部，即海中离海面一千（Fathom——一约合六英尺）以内之斜坡；三，深海部。米勒（Mill）推算了地球的平均水平为一万英尺。低于水平面似乎比低于一千是一种适宜的分界。赫尔曼·瓦格纳
[39]

（Hermann Wagner）于一八九四年汇集并批评了所有存在的资料并重新测算了面积和高度。他测算出陆地占地面之百分之二八.三，海洋则占百分之七一.七。陆地平均高度为二三〇〇英尺，海洋平均深度为一一五〇〇英尺。地球的平均水平则低于海洋水平七五〇〇英尺
[40]

。

瓦格纳分地球为下述各部：

一九〇五年摩纳哥太子（Prince of Monaco）应用了所有这些可信的资料制作了一张海洋的深水测量图，这仍然是研究海洋深度的标准的著作。

V

自然地理学的第三个部门为气候学（Climatology）。气候乃是“大气的平均状况”（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atmosphere）；天气（Weather）则是构成气候之连续状况中的一种单一的变化或事件。气象学（Meteorology）则是大气的物理学，大体属于理论的方面。气候学或气候科学的“主要的目的，乃是尽可能地明白叙述了地面上任何地方的不同现象之相互的影响。它的基础建立在物理学和地理学之上，而尤以后者为最重要的一种动因”（见R.de Courcy Ward所著《气候与人》）。

因此气候学的原料（Raw material）乃是气象学了。气候学的进步必依于气象学记录之搜集和表出这些资料的方法之进步。搜索资料和制作气候图，始于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ck，一七七四～一八二九），他得到了拉普拉斯和拉瓦悉尔（Lavoisier）的合作，建立了气象台并出版了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一五年的《气象年报》。莱比锡的布兰代斯（H.W.Brandes）于一八二〇年前后亦根据一七八三年的记录，编著了每日气候图，后来也出版了一八二〇年、一八二一年及一八二三年的欧洲暴风图，并说明了这是由于自西向东的气压的变动。一八二五年埃斯皮
[41]

（J.P.Espy，一七八五～一八六〇）也对于暴风和飓风作了同样的研究，于一八四一年出版了他的《暴风雨之哲学》（Philosophy of Storms），建立了旋风之起源的气温对流的学说。在四十年代时因为是政府委派的气象学者，所以埃斯皮每天得作一张气候地图。

每日气候地图的发达，显然得依于广大区域的每日的记录。在五十年代时，由于电报之进步，才开始规则地产生了每日的气候图。伦敦的气象所成立于一八五四年，一八六〇年主持人斐兹洛伊（Fitzroy）最初搜集了每日的报告并制作气候地图，并从一八六一年起作每日的气候预报。美国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开始于一八五一年作每日气象报告。一八五八年巴黎测候所开始发布一种每日国际公报，一八六三年以后且每日附一张等压线的地图。现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每日出版气候图，并作天气预报了。

最初对于地球的风向系统贡献了一种解说的，乃是英国的海烈（Edmund Halley，一六五六～一七四二），他在一本著作上标题为“在赤道附近观察所得到的信风和孟松风之历史的记载，这指示了所谓风的物理学的原因”。他认为信风之形成是热带地方热空气之上升，印度洋信风之形成则是由于海陆不同气温的变化。一七三五年海德烈（Hadley）计算了贸易风的偏斜并不是如同海烈所说的（瓦伦纽斯也一样）由于太阳的运动和包围于地球之高热，而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一八三四年达尔顿也以自己独立辛勤研究发明了这个学说。但这些研究还只是限于信风带。这些规则的风向和规则的雨季，比之高纬度地方的气候状况较为简单，容易说明。在高纬度地方，变化的飓风，不规则的暴风和急雨，和它们的分布，无论在空间在时间上，都似与赤道地方的状况没有关系。结果直至十九世纪，西风带的气候情形，在地理学论文里都完全没有提及，例如瓦伦纽斯及宾克尔顿即是。

由于热带和热带以外的暴风雨的研究，由于从航海日志（Log-books）中一切记录之搜集，以及十九世纪以来海洋的远征，气候学的研究更见进步了。莫里的关于自然地理学的著作，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他从航海日志搜集了大量的关于风向的记录，差不多在百万种风向以上。由此他在他的一八五五年出版的《海洋之自然地理学》里得到下面的结论：“在北纬三十度或三十五度之间，在南纬三十度或三十五度之间，风向乃是自西向东。在地球的别的地方，据观测所得，则是自东向西。”关于风的系统他叙述如下：

第一，在赤道附近，有着一种低气压，因之有一带无风的地带；渐近热带则气压渐高；在南北极圈以内则又是低气压。

第二，在这两处高气压的地方普通有着空气向南北低气压的地方流动，此种流动受了地球每日自转的影响，所以不能不有所偏斜。

在五十年代时，费雷尔
[42]

（Ferrel，一八五九）和巴洛特（Buys Ballot，一八五七）发表了他们的关于风向偏斜的定律。

布兰兑斯和埃斯皮的关于欧洲和西印度暴风雨之特质和原因之研究，雷德（Reid）和贝丁顿（Piddington）的关于印度洋旋风之研究，继之而起的则是德夫（H.W.Dove）。他在一八五二年出版的《暴风雨之定律》一书里，论及一般的风向，是由于赤道与两极地方的对流。温带地方气候的变化就是由于这种对流的冲突而发生。埃斯皮从许多简略的地理图和西印度旋风的研究，出版了他的关于旋风之性质的学说。这种学说一直到十九世纪之终，还被支持着。他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引自Napier Shaw的《气象学》第一卷）：

一、空气向着中心运动；

二、在中心则为低气压；

三、空气向中心上升的运动；

四、在一定的高度则构成浓云，至最高度则水珠四外流射成为暴雨；

五、空气的上层整个移动。

在一八六三年加尔顿（Galton）补充了埃斯皮的学说，研究了同一区域的高气压，并称之为反旋风（Anticyclones）。

当最近的二十五年关于旋风现象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一种新学说被挪威的布页克尼斯（J.Bjerknes）建立起来了。这普通称之为极流说（Polar Front Theo-ry），据云由于温度和湿度绝不相同的两种空气会合在一处，由于对流的关系遂产生了旋风。

气候学的情形，在十九世纪的中叶，雷克吕斯（Reclus）的《地球》里，已经指示出来。地球风向的观念是根据于德夫的著作。有两种风向的对流，一是两极的，一是赤道的，各“带着大量的空气，从反对的方向流来”。流向两极的上层的空气，在中纬度地方（即温带地方），接近地面，成为西南风，并增加了密度。同时信风则以愈接近赤道而减少了密度。对于温带地方的暴风雨的解说，也是根据于德夫的著作。

雷克吕斯的关于雨量分布的叙述，是一种典型的方法，一直被采用着，直到了现代。信风带的论述，一般的说来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三个雨量分布的区域：

Ⅰ.冬季雨带，其范围直到信风带的北部，在这一带地方在冬季时，空气逆流南向移动（如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的地中海雨带即是）。

Ⅱ.春秋多雨的地带，据他说应当“包括了太阳直射赤道地方的时候，折回的信风所吹拂着的地方”；但真正的原因，据说也还是不能知道。

Ⅲ.夏天多雨的高纬地方（如中纬度及高纬度的大陆地方），“这是因为太阳到了夏至线带来了全部的信风和反信风；后者只在高纬度地方接近地面，结果赤道流来的热风与北极流来的寒风，两相抵触，遂产生了多量的雨。

雷克吕斯企图以一般的原则来解释雨量之季节的和地域的分布——虽然后者还未完全成熟，在《地球》的著作中所作的雨量分布图，也是很浅薄的。但他比当时的许多自然地理学者的著作已高出一筹。那些人的著作只是部分的叙述了地球各部的雨量，而不是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A.Muhry在他的一八六二年出版的《地球气候学概览》里面，最初为雨量分带，依于纬度每半球共分为六带。）

气候学发达的基础，是先将气象学的资料制为图表。一八一七年洪保德最初制作地球的年平均等温线，后来又为卡姆茨（Kamtz，一八三二～一八三六）及马尔曼（Mahlmann，一八四一）所修正。一八五二年德夫在他的《地表之气温之分布》（Die Verbreitung der Wärme auf der Oberfläche der Erde）的著作里，第一次制作了月平均温度的地图。德夫最初应用了共差（Isanomaly）
[43]

相等的温度线。克里克（Krecke）于一八六五年，苏潘（Supan）于一八八〇年最初使用等温区域的温度线。当初以为海平面的最低气压是各处相同的，所以感觉不到等压地图的需要。这种意见一直支持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一八六九年巴肯（Buchan）
[44]

最初注意到计算海平面的不同的气压与高度之气压测定的关系。在同年他出版了《大气的最低气压和一年及一月中地球上最多的风向》的论文。据《气候地图集》之所说：“这篇论文对于气压的贡献亦如德夫的著作之对于气温的贡献一样。但这比德夫的名著作还重要，因它鼓舞了科学的气候学的研究，也奠定了科学的气候学的基础。”正确而规则地记载了地球雨量以制作一张精确的世界雨量地图，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有的事。一八四五年，在贝尔豪斯（Berghaus）
[45]

的地图集里最初出现了根据于记录所作成的雨量地图。但那只是限于欧洲，其余世界的别的地方，则不过略以阴影表示或多或少的雨量而已。全世界平均雨量的地图（Isohyetal map of the world）于一八八二年最初为哈佛大学的卢米斯（Loomis）
[46]

所作成，于一八八七年为巴肯氏修正再版。后来苏潘和赫伯森（Herbertson）
[47]

更根据了更多的记录，制作了这类的地图，后者的地图都已收在《气象学地图集》（Atlas of Meteorology）里面了。

巴肯于一八六八年制作了表示温度、风向、气压之分布之世界的地图。这在挑战者科学考察队关于气象的报告这一卷里已大加修正。一八八七年海恩（Hann）的《气象学地图集》出版，这可算是贝尔豪斯地图集的一部门。一八九九年，巴肯和赫伯森所制作的《巴梭罗米氏的气象学地图集》（Bartholomew's Atlas of Meteorology）出版。这部地图集如同序言之所说：“在一种明确而叙述的形式之中贡献了根据于世界各地无数的观测者，长期劳作和忍耐所作成的直到现代为止的科学的广泛的结果。”它的特征乃是“所把握的这些题材之综合的特质”。这部地图根据于二九〇〇〇个气象台的记录，那是“从地球的气候学之研究的基础上归纳起来的观测的资料”。

气候学的特质，必然地还是百科全书式的，直到世界风向、气压、气温分布之一般的原理，都已知道，并依于不同的气候的标准，已将地面分为若干不同的气候形态的区域。古代的学者曾将地球大体分为热带、温带和寒带，这直到十九世纪之末都是唯一的被承认的区分法。这种区分法乃是根据于阳光；这可称之为太阳的区带（Solar zones）。新的区分法则是以风向、雨量和气温为标准，这对于地理学家是极重要的，因那贡献了一种研究人类活动之区域的结构（Regional framework）。

科本
[48]

（W.K.ppen，一八八四）和苏潘（一九〇三）所完成了的两种最先的综合的气候分类，大体都是后人区分的根据。苏潘以等温线分世界为若干区带——即年平均温度在华氏表六十八度以上者为热带，南北两极在五十度以下者为寒带，两者之间则为南北温带。每带又分为若干气候区，合计约三十五区。科本的区分法则根据于热季或冷季的气温和雨量，或标准植物的湿季或旱季之批判的价值。他分植物为五大类，各受着某种气温和雨量的支配。

Ⅰ.热带植物带（Megatherms），需要连续的高热，终年都在摄氏十八度（华氏约六十六度）以上。

Ⅱ.高原植物带（Xerophytes），空气干燥而温度甚高。

Ⅲ.温带植物带（Mesotherms），需要中和的温度和雨量，最热时在摄氏十八度以上，最冷时在摄氏零下三度（华氏约二十八度）以上。

Ⅳ.寒带植物带（Mikrotherms），需要低温，夏天较冷而短，冬天最冷，最冷时在摄氏零下三度以下，最热时在摄氏十度（华氏约五十度）以上。

V.极地植物带（Hekistotherms），包括两极地方，终年都在摄氏十度以下。每带又分为若干小区，每区以所有的最特殊的植物或动物命名。

近年又有着许多的区分法（参看瓦尔德的《气候与人》——De Courcy Ward：Climate and Man），但依于地理学家的观点，似以赫伯森的《自然区域之区划》（Scheme of Major Natural Regious）最为重要。这种区划之为地理学家所完成，亦如这种区划之为地理学家研究的根据一样。在下面第十九章里我们还要讨论到的。

以此，气候学乃是近四十年来科学的产物，自然，最初的工作乃是开始于美国和欧洲的温带地方。在热带地方，即印度洋的孟松风气候纯然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伯郎佛德（H.F.Blanford）、伊里阿特（S.C.Eliot）及别的学者研究的题材。伯郎佛德于一八八九年出版了《印度的气候》（Climate of India）、《缅甸及锡兰》（Burma and Ceylon），伊里阿特于本世纪之初（一九〇六年）出版了《印度的气象学地图集》（Meteorological Atlas of India）。世界各地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的著作，近年已被汇纂成为若干卷的气候的著作。海恩的《气候学简篇》（Handbuch der Kli-matologie）乃是这个领域内的唯的一著作。在英文中这类的著作则以坎德鲁（Keudrew）之《各大陆的气候》（Climates of the Continents）最为标准的著作，专门讨论了世界各地气候的区分、叙说和原因。

[1]
莱布尼兹（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著有哲学巨著《神正论》。

[2]
布丰（一七〇七年～一七八八），法国博物学家。著有五十卷本《自然史》。

[3]
帕拉斯，德国博物学家。著有《俄罗斯帝国各省旅行记》。

[4]
索绪尔，瑞士物理学家、地质学家。著有《阿尔卑斯山纪行》。

[5]
普莱费尔（一七四八～一八一九），苏格兰早期地质学家和数学家。著有《几何学原理》《对赫顿地球理论的说明》等。

[6]
博蒙（一七九八～一八七四），法国地质学家。著有《山系成因述评》。

[7]
大背斜层（Geo—anticlinals），亦译作大盆层；大向斜层（Geo—syncline），亦译作大鞍层。见谢家荣著《地质学》上卷第一六八页。——译注

[8]
休斯（一八三一～一九一四），奥地利地质学家。是南方古陆——冈瓦纳古陆假说的创立者，认为在中生代早期古陆分裂并逐渐漂移分离，形成了非洲、南极洲、澳洲、印度、南美大陆。著有《地球的面貌》。

[9]
拉普华思（一八四二～一九二〇），英国地质学家。

[10]
巴克兰（一七八四～一八五六），英国早期地质学家和牧师，以力图使地质发现与《圣经》及反进化论相调和而知名。著有《大洪水遗迹》《地质学和矿物学的自然神学论》。

[11]
盖塔（一七一五～一七八六），法国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矿物学家。著有《关于横穿法英两国的岩层的种类和位置的矿物学研究报告和矿物分布图》《法国矿物册和描述》。

[12]
即大峡谷。

[13]
斜河，几与地面之原倾斜方向成直角而流，或译作逆河。见谢家荣著《地质学》上卷第一二三页。——译注

[14]
逆流河，对于地面之原倾斜方向逆流，与顺河平行与斜河成直角。——译注

[15]
按此类河川即以后所谓之先成河。见谢家荣著《地质学》上卷第一二三页。——译注

[16]
异性河，即加于上之意。见谢家荣著《地质学》上卷第一二四页。——译注

[17]
阿加西斯（一八〇七～一八七三），瑞士博物学家、地质学家。著有《关于鱼化石的研究》《动物学词汇》《冰川研究》等。

[18]
夏彭蒂耶（一七八六～一八五五），瑞士冰川学家、博物学家。

[19]
勃吕克纳（一八六二～一九二七），德国地理学家，气候学家。以研究冰川作用和气候变化及冰期对地球表面特征的影响著名。

[20]
德耶尔（一八五八～一九四三），瑞典地质学家，地质年代中纹泥计数法的创始人。

[21]
可译为《周游世界》。

[22]
基歇尔（一六〇一或一六〇二～一六八〇），德国博学的耶稣会教士。著有四十四卷著作和数千篇手稿。

[23]
雷克吕斯（一八三〇～一九〇五），法国地理学家。著有十九卷本的《新世界地理、地球与人类》。

[24]
克劳泽（一七八一～一八三二），德国哲学家。著有《哲学体系概要》《伦理学体系》。

[25]
即《作为人类住所的地球》。

[26]
佩舍尔（一八二六～一八七五），德国自然地理学家，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先驱之一。

[27]
可译为《作为地貌研究的比较地理学新问题》。

[28]
即加里曼丹岛。北部属马来西亚，南部属印度尼西亚。

[29]
苏拉威西岛的旧名，属印度尼西亚。

[30]
马鲁古群岛之一，属印度尼西亚。

[31]
彭克（一八五八～一九四五），德国地理学家。创立更新世地层学，首创国际百万分之一世界地图。

[32]
可译作《中国：亲身旅行的结果及与之相关的研究》。

[33]
可译作《科学考察指南》。

[34]
莫里（一八〇六～一八七三），美国海军军官，水文学家、海洋学家。著有《海洋自然地理学》《航海指南》。

[35]
即“挑战者号”科学考察队。

[36]
位于南太平洋社会群岛之一较小岛屿。

[37]
智利中部一港口城市。

[38]
即合恩角，南美南端合恩岛向南突出的陡峭南角。

[39]
瓦格纳（一八四〇～一九二九），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

[40]
这些测算，在没有探险出的两极地方，和各大洋中缺乏精确资料的地方，则是一种概数。——原注

[41]
埃斯皮（一七八五～一八六〇），气象学家。

[42]
费雷尔（一八一七～一八九一），美国气象学家。著有《气象研究》《浅论大气运动》等。

[43]
共差（Isanomaly），亦译公差，共差相等的温度线，即近日点相等地方的温度线。——译注

[44]
巴肯（一八二九～一九〇七），英国气象学家。一八六七年出版《气象学手册》。

[45]
贝尔豪斯（一七九九～一八八四），德国制图学家。

[46]
卢米斯（一八一一～一八八九），美国气象学家。

[47]
赫伯森（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国地理学家。

[48]
科本（一八四六～一九四〇），德国气象学家和气候学家。

第十七章　人文地理学之发达

Ⅰ

自然条件之影响人类活动及人类精神的和身体的特点，自希腊哲学家以来，即是人类思考的题材。近代初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当可以从法国的博丹（Jean Bodin）说起。他在十六世纪时即“企图分划了人类社会所嵌置之地表之各种形态，如热带、温带、寒带，各带又可细分为若干区，如东大陆及西大陆；如平原、山岳和河域，荒野和肥壤，当风地带和背风地带。但这不是绝对的，这些基本的地理条件并没有绝对的影响。博丹有着一种不充足的武断的地理学决定论的观念”（L.Febvre：《历史之地理的影响》——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一九二五）。因他也承认了人类和神意的作用。一百五十年以后都波士（A.Dubos）讨论到艺术和科学的天才与发明家的分布与气候条件之生理学的影响之关系。后来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他的《法意》（Esprit des Lois）里研究了普通和奴役法——奴隶服役，和对于国家的服役，以及这些与气候的关系。他指示了“国家的自然环境，如何的影响于这些法律！”又一百年以后（一八六一年），布丰的人类与环境互相关系的概念，比之于前人，已经有着显著的进步，更深的理解，和更大的准确。“差不多三千年来，人类的力量总是和自然的力量联结在一起，并扩张到地球的大部分的地方。由于他的智力，野兽被驯服了。……由于他的劳作，沼泽也排泄了，河流也筑了堤埂，并安置了闸坝，山林也被剪削，低地也被耕种。……地球全部直到现在都印着人类力量的迹印。这种力量虽是次于自然，但常比自然做着更多的工作，至少是这么可惊异地补充了自然，所以由于人类的力量，自然的力量才充分地发达了。”（见Febvre所引）

柏克尔（Henry Buckle）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一八六一年）里，有一百页以上讨论到“自然定律影响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和个人的特质”。他将民族的和个人的特质，都归之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在高山和大平原的区域（如印度即是），使人类有雄大的想像和过甚的迷信。自然特征狭小而多变化，如希腊，在古代，人类的理智即已发达。他又进一步主张气候不单是刺激或减少且也影响了人类对于工作的持续力和能力。他以为，“在极北纬度生活的人，绝不会有温带地方的人所特有的坚定而恒久的产业”。据说这理由乃是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由于气候的严寒不能使人作户外的活动，结果遂养成对于工作散漫的习惯和无恒性的民族的特质。他在挪威指出了这种民族的特质之标本，在那里寒冬阻止了人类的活动；但如在西班牙，则又是由于盛夏的高热和干燥了。

洪保德和里特尔两人都注意到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之密切的关系，两人都给予后人以新的观念，指导了近代地理学的发达的路向。无论在积极方面，他们所已承认了的，在消极方面他们唤起了进一步的思考，使新的更正确的观念可以产生。洪保德纯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家，里特尔则特看重于地理之人文的方面，尤其是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对于后代，里特尔算是贡献了广阔而基本的概念，但不是一种人地相关之正确的方法。在他的研究中，地理学不过是历史学的婢女而已。

紧接着这两个开创大师的死去，则是一种反动。佩舍尔反对了里特尔的见解，他也漠视了自然地理，以为地理不过是研究地球表面之特征而已。人类的活动乃在地理学的范围以外。因此遂建立了地理学的“二元论”（dualism）。自然的，和人文的，这是十九世纪时法国地理学的特质，到现在也还有些人支持着这种见解。但佩舍尔虽是限于研究地球表面特征的地理学家，也同时出版了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叙述人类种族和风俗，并不想着使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关联起来。这个地理学家只注意于侵入到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那些现象，他企图糅合种族、言语、宗教、社会组织和人类文化使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叙述。

Ⅱ

跟随着达尔文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由于他的《物种原始》所建立和广布开来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的洪流，自然淘汰和适应自然环境，遂成为科学思想的中心。所以也不能不根据适用于其他生物的同一的原则来考察和组织化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两个学派的思想，总算是沟通了地理学之二元论的天堑了，一派的大师是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一是法国的勒普拉（Leplay）。

拉采尔（一八四四～一九〇四）当初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他在柏林、耶拿（Je-na）、海德堡（Heidelberg）各地的大学校，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一八六八年提出了他的动物学的博士论文。后来又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研究了两年，考察地中海沿岸的动物，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将所考察的结果合为两卷出版。普法战争时曾服役于军队，以后以对于新闻学颇感兴趣，遂以几家报馆的特约通信员的资格，游历了东欧、意大利、西西里，最后则渡大西洋，游历了美国、墨西哥和古巴。他游历美国时，曾带回来了地理学的实际资料。前后出版了两卷他在美国所得的《印象和研究》（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Nordamerika——一八七八～一八八〇
[1]

）。回到德国以后（一八七六年），在大学校里当地理学的兼任讲师（privat docent），此后几年则被派为慕尼黑（München）工业学校的地理学教师。他留在这里，直到一八八三年，才承继着李希霍芬为莱比锡的地理学教授。不久以前，即一八八二年，他曾出版了他的《人种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的第一卷。十年后即一八九一年出版了第二卷，同时出版了他的《人类的历史》（Völkerkunde—History of Mankind）。

拉采尔在莱比锡十八年，对于德国地理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与哈雷（Halle）的克尔乔夫（M.Kirchoff）在德国地理学研究中央委员会居于指导的地位，后来也建立和编纂了《地理学丛书》（Library of Geographical Manuals），这包括了海恩的气候学的著作，和别的海洋学、冰河学、测地学（geodesy）、数理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他的最后的著作《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ie）出版于一八九七年。

在英文中，虽没有人种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直接的译本，但森普尔
[2]

（Ellen Churchill Semple）总算将她的主张都说在两卷的著作里了，即一为《根据于拉采尔人种地理学体系之地理环境论》（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Ratzel’s System of Anthropogeography，一九一一），一为《美国历史及其地理条件》（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graphic Conditions，一九一三）。在《地理学年报》（Annales de Géographie）里面，也有几篇论文概说了他的主张。费维尔（Febvre）批评了他的全体系，白吕纳也在同题的一本著作里，在一九二五年巴尔尼士（H.E.Barnes）所出版的《历史及社会科学之背景》里面，概述和讨论了他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贡献。下面的叙述便是引用了这些资料做成的。

在拉采尔的著作里显然很受了生物进化论所引起的新思想的影响。人类也如同其他的动植物一样是他的环境的产物。他的活动、发达和欲望，都不情地受着环境的支配。“人是地表的产物。这意思不只是说他是大地之子，是它的尘土之尘土，乃是说大地母育了他，滋养了他，使他工作，指导了他的思想，以艰难放在他的面前，增强了他的身体，促进了他的智力，给他以航运和灌溉的问题，又同时提示他以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森普尔）。把人类看作纯然是被动的，拉采尔于是建立了支配人类活动、分布和组织之自然环境之定律（law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无论在空间方面和时间方面。根据于适合他的主张的那些情形，引出了许多例证，来解释了每一条原理，于是以几何学的准则，来创立了一种他命名为人种地理学的科学（假使这可以称为科学的话），即人类在地面上扩充和分布的科学，这种科学的根本概念，乃是人类的生存绝对的为他所居住的地理所决定。但这将要承认，因为要奠定一种新的科学的基础，关于环境这个动因的影响，遂显然不能不有着过分的评价了。两个作者都觉察到他们的问题是复杂的，他们的广泛的总括，太过于鲁莽，也承认了心理的动因之重要，“主张容易而证实困难”（森普尔）。但不幸这开初几页的考虑，却不能和缓了他们的全部主张的独断论（dogmatism）。

地理对于人类的影响约可分为四类：

1.直接的生理的影响；

2.心理的；

3.影响一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之丰歉和普遍的缺乏；

4.支配人类的迁徙和最后的分布之各种动因之影响。

人类和国家都是完全根据于此。并不相信人类的意志和创作力。一切都是先定的，土地便是支配者；“它深入到人类的骨骼和纤维里，深入到他的心和他的灵魂里”（森普尔）。土地对于人类的变化的欲望，总是在同样的空间的定点，作为一种固定的支持。因此据拉采尔所说，“它盲目而野蛮地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只能生于命运所给予他们的那土地之上；他们受着定律的支配，生死于此！”

在他的《政治地理学》里，即国家、商业和战争的地理学，拉采尔解释了支配国家之组织和发展之自然的定律。他相信：“社会乃是一种媒介，由于这种媒介国家才附着于土地。”因此社会与土地的关系，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影响于国家。因此我们很快地得到了森普尔所引出的这个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民所必要的土地的总额越大，……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或结合）越小，社会的组织越低。”“越是高度的文明，那意思便是不断地减少了维持个人所必要的土地的总额。”在社会发展之同一的阶段，“每个人的土地的总额，也是依于由贫乏到富有的地理区域之天赋而减少，在用来开发自然资源之发明之每一出现也一样”。

拉采尔视国家为一有机体，不断地运动，扩张面积，直到达到了自然的限度。最后假使不是为强邻所阻，也必会突破了这些限度。“地理的，尤其是政治的扩张”，据拉采尔的意见，“在不断的张弛，不断的进步和退后的运动这方面，显然有着一种身体的特质。这种运动的对象，无论是野蛮的游牧人或住居的农业耕种者，总是以征服空间来奠定了国家的基础为目的。”（Huckel：La Géographie de la Circulation Selon Ratzel, Annales de Géog.XV，一九〇六；XVI，一九〇七）人类集团和社会总是在自然的结构（Natural Framework）之范围以内发展。他们从一个核心向着那个范围扩充，或者越过了那个范围；总是占据着地球上的一定的地位（Satellite—location）；总是需要着食料的供给。因此他们不能不和一定的面积（Raum—area）发生关系，由于人口的增加，这面积也不能不扩充直到了受着自然的或人为的阻碍。这便是三个基本的地理事实，支配了一切国家的进步和国家的特质。

关于面积，森普尔说：“生存竞争的意义，便是空间的竞争。”因此国家的永恒的趋势，总是由小面积扩充到大面积。在这里也巧辩地应用了几何学的原则了，即“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法则：土地关系的变化，无论是个人对于土地所有额的减少，或国家在地球表面的领土的增加，都是社会的和政治的进化之重要的索隐。因此民族和文化之兴衰，总是依于它们对于面积的关系。因此面积的问题支配了全部的历史。”

达尔文所发现的最适宜于动物的变化和演进之广大的地域，“也在同一情形之中作用于人类的发展，它的影响成为人种地理学上的一种定律”。也如同别的生物一样，广大地域保障了种族和国家的繁荣，微小的地域则引致衰微和没落。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之中，“面积的阶段标明了发展的阶段”。再者一个社团的文化的水准愈高，人口愈稠密，其原则则是必有着一种包括了由工业集团以至于游猎畜牧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样式之复杂性的制度。因此这说明了“民族和国家之土地的组合之诸定律”。

疆界根本就是变化的地带。政治的疆界，依于国家的扩张和缩小之不断的波动而伸缩。最广阔的疆界总是在于最进步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之间。在同阶段文化的国家之间，则疆界比较地狭小。在边地的社团，由于居于外围的地位，所以容易反叛和企图政治上的自治。

在他的人种地理学里，拉采尔有三个重要的对象：

（1）人类分布和结合的样式，人种的、民族的、言语的、宗教的等等。

（2）由于自然环境而决定之这种分布的说明。

（3）环境直接对于个人和社会之影响，例如气候之直接影响于民族的特性之类。

在第一卷里（一八八二年），拉采尔讨论到第二个题目，即人类分布的原因，地理学的动的方面。第二卷则出版于十年以后，讨论了分布的事实，即地理学的静的方面。这是颇为评论家所指摘的著作，但目的总算是被辩明了，即是最先来考察了支配人类分布的各种力量；其次觅出因果关系，说明了活动的方式。第一卷是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应用；第二卷则是人类之地理学的分布。

拉采尔规定了“Oekumene”，即住居地及其中的不可住居地的界限。他研究而且企图计算了这个界限的变动。在可住居世界的边缘，是边地的民族（border peoples），那是文明的前站，例如在北部则有爱斯基摩人
[3]

，在南部则有霍屯督人
[4]

（Hottentots），布须曼人
[5]

（Bushmen），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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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人
[7]

。他比较了南北半球的这些民族所占据的位置。南部的民族居住于沙漠与可住居地域之间，并渐渐地被迫南向，到了更不适宜于居住的地面而消灭。北部的民族与此相反，那里没有一个更进步的文明和他竞争。地球南部大陆的尖端，也影响了人类的分歧较北半球为甚。

在“Oekumene”内之迁徙，也在其与自然通路和自然障碍之关系中讨论到了。支配了人类的分布和发展的事实都被列举出来。气候决定了温带地方文明重要中心之位置。山岳的作用则是构成疆界和庇护所，至于成为绝对的障碍，那却是很少有的。海洋对于原始民族是最大的障碍，但航运发达以后，则是交通的大道了。以此长久成为障碍的大西洋现在对于欧洲和美洲正如古代地中海之于欧洲和亚洲。此后即接着是对于海岸线之人文地理的分析。河流和沼泽阻碍了扩张，而后者也可以作为一个隐蔽的地方。森林的作用与此相同，在海港附近居住的民族，则不长于耕种。

因为要改作拉采尔的著作，森普尔讨论到自然环境之主要形态之人文地理即海岸、海洋、内海、江河、湖沼、大陆、半岛、岛屿、平原（包括草原和沙漠）和山岳，但如同拉采尔一样，也以气候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为结论。书中彻头彻尾都采用了所祖述的决定论者的态度，以一个孤证，就作了一种很普遍的类括。为要表明他们所用的一般的方法，我们在这里先来简短地叙述他们的关于岛国民族的主张。

由于面积的狭小和与外地隔绝，所以海岛动植物（The flora and fauna of islands）的特质——种类稀少，保存了原始的地域的形态和残遗，——也一样的在人类中反映出来了，虽然由于人类的较大的活动性，所以比较地不甚显著。因为和外界隔绝，所以影响了种族和言语和文化的一致（hornogeneity），一种最特殊的种族的标志和保守性。从不安的接触所得到的自由许可输入，外来的文化，可以发展出很好的结果（例如日本），但由于疆土的太过狭小，对于所有文明的要素，他们也很少全部地袭取。由于与外地隔绝，这也是一个逃避和可以繁殖的地方。所以普遍都相对地有着稠密的人口。由于面积狭小，不久也发生了人口过度的结果。因此海岛地方普遍都有着一种科学耕种之早熟的形态，或成为移民的中心，或依赖各种的方法（如多夫和杀婴）以保持了他们的数量。这同样的情形也可以使人类生命的价值贬损得很低，以此澳洲的食人风俗（cannibalism），据说乃是由于物资限制之不断的压迫。平原地方则“招致了扩张人种的、商业的、政治的”。惟“缺少了变化的地理的条件”，和人口上的显著的差异。这些文句是随便从森普尔的著作中引出来的，很可以说明决定论者的思想的要旨。

在拉采尔的人种地理学中，“人类的全生活，所有他们的复杂的活动，人类的团体，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关系都被有系统地、合理地，并且集体地研究到了。其目的乃是要恢复地理学的好像久已被忘却了的人文的要素，重新在自然和生活的基础之上再组织了地理学的科学之统一。这便是拉采尔著作的计划”（La Blache之语）。他将人文地理学推尊到了一种科学之尊严的地位——虽然在他的方法上仍是太牵强了——这到后来它的内容都被批判地考验过，它的方法也改良了，它的外观也修正了。这个大师对于地理学的伟大贡献，可以用拉文尼友（Raveneau）的话将它总括如下：

在有时太被着重有时又太被漠视了的自然地理学与最容易忽略了人类在其中活动的那种结构（framework），和人类在其中生活的那种空间之人类科学之间，拉采尔安置了他的基础。他坚决地主张一般的条件之广阔的观察，和地球上人类分布所依据的各种定律之必要。他的重要的功绩乃是再把人文的要素又加到了地理学里面。以此他总算给这个科学以一种新的方向和新的刺激。

Ⅲ

勒普拉（Frederic Leplay，一八〇六～一八八二）精密地考察了全欧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建立了一种社会学上的新方法。但他的主要的结论，为他的最亲近的继承者所滥用，于是主张社会组织固定的依于自然的环境，因此如同人种地理学家那样也是建立了一种决定论者的（deterministic）学说。

勒普拉在巴黎的矿务部开始了他的事业。他迅速地发展起来，在一八四〇年时，遂为矿业专门学校里的冶金学教授（Professor of Metallurgy）。后来又为矿业总监督。以这种资格，他利用了他的长久的假期，旅行欧洲、亚洲，研究各种社团组织之社会的条件。一八七〇年时他退职以后在法国继续作同样的研究。这长期研究的结果，他根据于“家族预算”（family budgets），积累了三百个家族的生活样式之详细记录。有三十六个这样的记录曾在一八五五年他的《欧洲的职工》（Ouvriers européens六Vols）中出版了。

勒普拉对于社会学作了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他主张优待原始的职业（Primary occupation）；第二则是辛苦做成的“地方工作和人民”的公式。原始职业包括了田猎、牧畜、挖矿、捕鱼等等。农业区域（地方）的环境的形态，必然与工作形态相关连，同时社会的组织和人民的外观又大体依于工作的形态。勒普拉曾以他的河域的剖面说明了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地方工作和人民的相互的关系（参考Branford及Geddes的《未来的政治》）和这有关系的农业调查之举行必须接近到有关系的地理学、经济学、人种学——数者混合则构成了综合的社会学的调查。特别着重于环境的方面之研究，这就成为社会地理学；着重于工作方面则成为经济学；着重于人民生活和风俗则成为人种学，其顺序在城市方面则另有所修正。在这里工作乃是人与人接触的产品，并不是和自然有着直接的关系。文化的任务代替了自然的任务。最直接的环境乃是人类努力的一种产品——“技术依于目的而改变了地方”。因此城市调查的顺序乃是：

政治→文化→技术

（人民）←（工作）←（地方）

农村和城市调查的一种连合，则可得到一种综合的区域的调查。这样的调查工作便是这个国内勒普拉学派的主要目的。它的方法后来又为格迪斯
[8]

（Sir Patrick Geddes）和布兰福德（V.Branford）增补得更为完密了。

地理学家特别要准备作这种综合的区域调查，而勒普拉的计划却提供了这么一种方法，使他对于公共福利无论是农业区域或城市区域都有着极有价值的贡献。现在伦敦经济学校正从事于完全翻印布思（Charles Booth）利用勒普拉的方法所作成的《伦敦的生活和劳动》的巨著。许多的区域调查，为图指导将来的农村和城市的发达和改良在亚伯尔克罗门比（Prof.Patrick Abercrombie）领导之下也正在进行着。

所有这些调查都是专家的工作，但他们的结果对于地理学家却根本重要，因为他们对于地理学家总算为他的特有的综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料。

在法国勒普拉的重要的弟子为都维里（Henri de Tourville）和德蒙林（Edmond Demoulins）。这两个著作家研究了典型的社团之社会生活，以为它们的组织和活动一定地为它们的自然环境所决定。这种方法在德蒙林所作的《道路与社会形态》（Comment la route crée letype social）的两卷巨著里达到了极峰。他研究了全世界的重要社会团体，并以拉采尔的独断论的见解，都将它们的特点归之于它们在原始移民时所遵循的道路的命定的支配。在第一卷里，讨论到古代的道路，有几章说到了草原的道路及与此有关的蒙古人的形态，和游牧人种的侵略。在冻土带和苔原，各地则与拉普人、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有关。第二卷讨论到近代的道路——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之最初的峡湾（fiord）和其后的撒克逊平原的环境；克尔特人迁徙及其社会组织；最后则是斯拉夫人的广布——这些便是几个随便举出的例。在绪论里德蒙林独断地宣布了他的主张：“民族和种族分歧的最始最终的原因，乃是他们所遵循的道路”，“道路形成了种族和社会形态”。但他甚至于更进一步以为：“假使人类历史重新再来，地球上的一切，也不有任何变动，那么此种主要的特征，仍会重复着再演一遍。”

Ⅳ

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由于它的唯物主义的根据，和所要求的广泛的内容侵入到了社会科学，所以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和批评。法国的新社会学派即首先攻击。达克罕（Dukheim）在批评《人种地理学》的一篇文字里非难了它的对象和方法的不确定：“总之它想研究了环境对于一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影响。”他以为这些事实太过复杂了，不能包括在一种科学以内。单独的一个人也不能解决了所有这些事实所引起的问题。拉采尔、达克罕又接着说，太过看重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可以改变人类反应，有着辅助作用的社会的因素。

图23　河域计划与河域剖面的关系

人类学家也反对了。拉采尔诡辩地将人类身体的和精神的特点，归之于环境的影响，而独断地讨论了在人类的身体和精神的构成上仍然还没有被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解决了的问题，尤其是受到了环境和种族的影响的那些部分。“生活的全意义”，马勒特（Marett）在人类学中写着：“决不能用它的物质的条件来说明。”他又说：“拉采尔和勒普拉学派富于太过琐细而不真实的类化作用。”人不能视如在自然手里的泥土。他是一种理性动物，有着社会的遗传，他的行动并不是直接为环境所支配。否则据马勒特说：“为什么只是人牧畜牛而不是牛牧畜人呢。”

标榜着“或然论”（possibilism）而与拉采尔的独断论反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的概念，有着它的两个卓越的代表人物，即布拉克（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白吕纳（Jean Brunnes），前者死于一九一八年，后者死于一九三〇年。布拉克最初转向于地理学，远在七十年代时，他研究了洪保德和里特尔的著作，并遍游欧洲各地。他在高等师范任教凡二十年（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后来在梭尔包宜（Sorbonne）一直到死。他对于一大群虔心追随着的学生的思想和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一八九四年他在《地理学年报》里出版了许多有光辉的论文，和一本《历史地理地图集》。一些关于他的人文地理学的讲演也在他死后不久，在《人文地理学之原理》这个标题之下出版了。布拉克看出了地理学之精密而综合的研究之必要。由于他的鼓舞和指导，许多地方志也出版了，同时在一九〇三年他自己也写下了《法国地理学图表》（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仍是一本区域地理方法论的典型的名著。

他在地理学上的主要的目的，乃是要研究相同现象的原因和结果；然后遵循着洪保德和里特尔所指示的方向比较研究了地球上的不同的各部，并将它们类比、排列，来建立了普遍的原则（见一八九四年《历史地理地图集》导论）：“地理学研究特别着重的地方，乃是现象的总体，乃在于构成地球的水陆空紧相密接着的地带。”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一种区域的基础之上，在它们的世界之分布之中比较和觅出了它们的关系。在自然环境方面，地理学家必须自由地取资于地质学家，因为“现在的地形是不可知的，除非它们的过去的演进能够明白”。同时要研究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不单是环境的直接影响，别的许多因素也是有着影响的。人是一种自动的生物，一切人类的事实，不能全由环境的支配而说明。反应大部分为素性、发展的阶段和社会遗传所决定。因此透彻地理解地质学和历史学是很必要的了。“地理学构成了地质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以此地理学得到了别种科学的帮助，自己也贡献了自己的所有以为交换，即不破坏了自然所聚合起来的一切，明了了事实之相互的依赖和相互的影响，无论是从包围着我们的地域的环境，或是地方化的区域的环境。”

近代的概念其重心已由自然转移于人，即能自动的生物。他的生活的样式（mode of life），乃是各种因素，即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各种因素之一种复合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支配之产物。如布拉克之所说：“习惯的力量在人类之社会的本质上有着大部分的作用。依于社会的复合，依于相同的环境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生活的样式。环境包含着许多的或然性，这些或然性的利用则完全依于人类的选择。一种社会的复合深入于习惯，因此可以使一定的或然性得到了否定的结果。总之，显著的心理学的事实，与气候和土地对于人类行为的固执的命定的支配正是一种对照。这即是说自然环境无论是全部或局部，只有在我们采用的时候，才对于我们有反作用，换句话说，也就是依我们对于那些自然环境的解释。”（白吕纳：《人文地理学》）“那里是人，那里是燧石，但是使燧石发生火花的仍然是人。”因为“一切基本的事实彻头彻尾仍是心理的事实”。

最初标榜了或然论的费维尔（Febvre）更分明地说出了这种态度：“那不是真实的，四五种地理学的因素对于历史的实体的影响，有着严格而一致的重量。固然，在人类生存之每一刹那，在人类生存之任何方面，通过了这非常柔顺且有耐性的媒介，即所谓赋有创作力的生物即人类，无论是团体和个人，仍有着所有土地、气候、植物和别的形态的所发生的永久的、二重的、复杂的，有时且又是矛盾的影响，——这些都共同构成了一种自然的环境。”最后还可以引用费维尔的一句话来作为近代地理学方法的名言：“没有必然性只是有或然性；因为人类是这些或然性的支配者，也便是这些或然性之应用的法官。这恰恰是一个颠倒，将人类放在第一位，——是的，人类，不是大地，也不是气候的影响，也不是地方之决定的条件。”

白吕纳，在人文地理学的领域内乃是布拉克的一个最卓越的弟子。被任为无论是欧洲或美洲的最初的人文地理学主讲。一九〇七年在洛桑（Lausanne），一九一二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也为他而设立了同样的讲座，他在这里直到一九三〇年逝世。布拉克的地理哲学，也是白吕纳的著作的基础，它的根据曾被后者归纳如下：“唤起了为人类所改变了的地形之具体的观念，不单是看到了人类侵入于无知的自然之平衡，且也看到了那些使人类得到优胜，使人类和其他生物抗衡的那种种的关系。研究了仅仅与地面有关的那些人类的事实，利用了生物学的方法，也同样应用了完全的工具如正确的地图，探险的结果，和证实资料等于自己的著作，采取了分布之一般的事实作为出发点，得到了一种生态学，或存在于人与地域之间之一种复杂结合之概念，而并不漠视从任何方面所发生的影响——所有这些要点，都是这种学说的特质。”（参看H.E.Barnes所出版的《社会科学之历史及背景》里面白吕纳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论文。）

白吕纳将拉采尔所认定的人文地理学的范围缩小了，只是将环境之人类的利用和占有之证据作为一种基础。拉采尔在他的《人种地理学》的第二卷里，讨论了“人类在地球表面的工作”，白吕纳所阐发的也就是这一点。他介绍了处理人类的占有之诸事实，由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以至于最复杂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诸事实之一种秩序，一种分类的原则，和一种处理的方法。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乃是人类在地面上活动之各种的证据。这些事实，他区分为六种或三对形态：

（1）土地之非生产的占有之事实——如房屋和道路。

（2）植物和动物之征服之事实。

（3）动植矿领域内破坏经济之事实。

这种规划，便是白吕纳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著作的骨干，这根据于基本的事实，包括了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之全部的领域。

鲁克斯比（Professor P.H.Roxby）在一九三〇年对于英国学会地理研究会的就任为会长的演说，曾总括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概念。他也重新规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和目的。他以为人文地理学当为以下各部所组成：

A.人类团体对于所住居的自然环境之调整，包括了他们的区域的经验之分析；

B.在一定区域内团体生活之地理的方向和各种的调整所规定了的交互的区域的关系。

我所用的调整（adjustment）这个名词，不单是包括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行动所施行的“支配”，也包括了他们对于这种支配的利用和所能的利用。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乃是一种相互的作用而不是一种支配。这种调整有着不同而又密切地相互关联的各种的方面，这各种的方面构成了人文地理学之主要的许多部门。

人文地理学的四个主要的方面乃是种族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面。第一方面讨论的是人类种族的分布，以及相对地由于他们所在的环境，影响于人类各种反应的不同的环境所形成的身体的和精神的特点。地理学家取资于人种学，为着发展了区域，也应当研究各种不同种族之相关的才能和适应气候和别的，并研究不同团体间的合作，在某种情形可以得到这种结果的那种范围和那种方法。经济地理学包括了生产和消费、交换和运输的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的定义乃是“从特殊的生活样式所发生的社会组织之不同形态之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布之分析，而这种特殊的生活样式的本身正是代表了对于自然环境之各种不同形态之一种直接的反应，——即使我们让一步如同费维尔之所说，这种反应不是必然而是或然的反应”。政治地理学则是“研究和评价政治的和行政的单位与影响人类所有地理学的（地方的、人种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各种结合（groupings）之关系之意义”。最后，“历史地理学，根本地乃是人文地理学之进化的方面。它研究了人类团体与其自然环境之关系之演进和地理环境所规定了的区域与区域间相互关系之发展。”

巴罗斯
[9]

（Barrows）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美洲地理学家学会年报》的一篇论文里，最初引用了生物学的名词，称地理学为“人类生态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ecology），其目的不单是在考察环境诸特征之特质和变化，更要紧的乃是要考察人类对于这些环境诸特征之反应。人是中心的主题，一切别的现象只有在它们对于人类的调整有关系的时候才可以说明。至于说到包括了地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则社会学所研究的乃是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以求指导人类的社会服务；经济学则解释了在欲求生活资料之中的相互的关系，历史学说明了人类的时间的关系，地理学则叙述了人类的空间的关系。巴罗斯以为后两者之相互的关系正如同年代学之于生态学。

但人文地理学这个概念，近年来曾为许多大陆派和美洲地理学家的批评的题材。这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之最精当的说明，则在汉堡大学教授帕萨格
[10]

（Siegfried Passarge）的著作里，同时近代大陆派之主张之最扼要的总括，和根据于科学方法之最正确的批评，则见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索尔
[11]

（Carl O.Sauer的出版物里（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丛刊·景观之形态学》——Morphology of Land-scape）。根据于这个见解，地理学本来是叙述和解释地球的特征，无论是自然的和文化的。它的目的乃是系统地叙述自然的和文化的景观，并阐明它们和别的有关系的因素之关系
[12]

。那并不研究人类对于环境的调整，只是研究地面占有之叙述和解释
[13]

。

所有这些人文地理学的各部门都是近年来才发生的。它们之发展，密切地与所关涉到的同属的科学有关。种族之科学的研究，始于一七八一年的布鲁门巴赫（J.F.Blumenbach），以后即接着为普里查德
[14]

（Prichard）、佩舍尔（Peschel）、拉采尔、赫胥黎、克陵（Keane）、德尼克尔（Deniker）、奎特里弗格士（Quatrefages）、多宾纳德（Topinard），和十九世纪的别的学者继续研究。但种族的意义仍是很久没有确定的概念，普通都将它和文化与言语混同了。人类学的进步，完全依于人类身体特点之测定。也在这基础上，在这世纪之末出现了塞尔几（Sergi：《地中海的种族》）、贝多（Beddoe：《不列颠的种族》）、里普利（Ripley：《欧洲的种族》）的关于种族形态之权威的著作。近年来又以不同的标准为基础，不同的学者如哈登
[15]

（Haddon）、弗里友（Fleure）、迪克森（Dixon）等等，也搜集了资料企图将人类的种族重新分类。

依于鲁克斯比的定义，地理学所研究的乃是环境对于种族进化的影响，这是现在最费思索的问题。这问题的解决自然得靠着某部分的考古学、人类学和生理学。在这方面，弗里友和比克（H.J.E.Peake）在种族和文化地理学之进化的方面之研究，关系于环境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其次对于地理学家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乃是种族之精神的特点对于他们的影响与对于环境之关系，其程度如何？精神的特点，在本质上，有多少是属于种族的？它们如何从社会环境中获得或遗传？这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在是很费思索的。这些解决得依于试验的心理学家，并须反于近代的思想学派，不当根据于政治的成见。在这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心理学家麦孤独博士（Dr.William Maedougall）的著作《群众心理》（The Group Mind），海尔兹（Hertz）最近的著作《种族和文明》（Race and Civiliza-tion）。一种对于整个问题的毫无成见的讨论，还有亨廷顿
[16]

（Ellsworth Huntington）在气候变化影响于人类的精神的和身体的效能方面的数量的研究，例如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出版的《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即是。

由于他的“或然论”，或人类对于环境之适应之概念，布拉克总算为社会地理学奠定了一种极坚实的基础。在原始的人类的需求这个根据之上，他指示了衣食住的本质如何直接地由于对于环境的条件之适应。这只有在较大城市的集团才是例外。他叙述了陆地上人口的密度和分布，并研究了适宜于较大集团之发生之环境的条件，并且明确地规定了范围。米勒（Mill）和底克孙（Dickson）
[17]

在这世纪之初颇注意于世界人口之增加和分布的问题，近几年则克洛斯（Close）和法塞特（Fawcett）颇从数量的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参看一九二五年的《社会学评论》和一九二七年的《地理学杂志》）。在法国的《地理学年报》里，布拉克有两篇很精当的论文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生活之样式”（Modes of life）的概念，以为那是成于对于不同的环境的适应。最近则不同社会之社会的地理学也被研究到了，例如游牧生活的地理学，或者这类著作中的最卓绝的一本乃是德国勃利维尔（De Preville）的《非洲人的社会》（Des Sociétés Africaines），虽说这在现在是有些陈旧的了。赛斯（Sayce）在《地理学教师》里所发表的关于班图人
[18]

（Bantus）之社会的和人种的研究亦值得特别注意，同时奥格尔维（Ogilvie）也在同一的杂志里指示了在原始社会中一切活动之季节的律动与气候的和别的条件互相关系的研究法。

在地理的关系中聚落（settlements）的形态和分布，乃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麦特金（Meitzen）在他的名著作《农业和移民》（Siedelung und Agrarwesen，一八九五年）里，将欧洲西北部农业聚落之两种主要的形态，集中的和散漫的，各归之于日耳曼族和克尔特的起源。但现在已知道了农业聚落的形态和分布是有着许多的动因的，如种族的、地理的、经济的等等。奥罗梭
[19]

（Aurousseau）在《美洲地理学评论》也曾作了两篇关于农业聚落和城市聚落之形态与分类的论文。农业聚落之现在的地理的条件，德芒戎
[20]

（Demangeon）已有两篇最好的总括，登载于法国的《地理学年报》。由于国际地理学协会（Intem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所设置的农业聚落形态委员的存在和出版，可知道这个问题的十分重要了。

城市地理学在某一点乃是人文地理学之独立的一个部门，讨论的是城市的背景和地位、设计、发展和作用。许多个别城市的地理学都已出版了。近来所研究的问题则包括了在城市集团中不同区域之地理的解释（例如鲁克斯比在《地理学杂志》中的《米尔锡德》——Merseyside；德格尔——De Geer——在美洲《地理学评论》中的《大斯德哥尔摩》——Greater Stockholm等等），和大城市所在地带之特质和范围（如一九三〇年著者在《地理学杂志》中的论文）。但对于城市之一般的作用的分类，构成城市的条件究竟是什么，直到现在仍是没有一致的见解（同上，一九三二年）。假使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乃是文化景观之阐明和叙说，那末叙述和阐明了城市计划的“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便是这题材下的一个重要的支派。但这却被人忽略了。已做成的少数成熟的贡献，差不多绝对地是德国的地理学家。这里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有西斯勒（W.Ceisler）的《德国的都市》（Die Deutsche Stadt），马尔特格奈（Rudolf Martigny）的《地形与德国移民》（Die Grundr-issgestaltung der Deutschen Siedlungen—Pettermanns Mitteilungen，一九二八），还有一九三〇年关于《都市景观》（Die Stadtlandschaften）的，巴塞尔格（Passarge）所编辑的一本论文集。经济地理学则由于它的实用的特质，所以比人文地理学的别的支派都受到特别注意。不列颠只有在地理学的这一方面有着显著的发达，因为奇泽姆
[21]

（George Chisholm）的《商业地理学》初版于一八八九年，至今仍是英文中的标准的著作。在美国则近年以来才发达，因为对于自然资源需要精心的说明和保持，所以也特别注意于生产地理学（geography of production）。这尤其是由于受到了一九〇〇年以后以史密斯
[22]

（J.Russell Smith）为领袖的商业和财政之华顿学派（Wharton School of Commerce and Finance）的刺激。现时在美国有着许多经济地理学的专家，一种专门的杂志《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也是专门从事于这个范围内的研究的刊物。在德国直到十九世纪之末，一般的注意都只在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但安德里（Andree）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七年之间所编辑的包罗宏富的三卷《世界商业地理学》（Geographie des Welthandels），现在则以德特勒支（Dietrich）、哈沙尔特（Hassart）、来特尔（Leiter）和塞格尔（Sieger）诸人为主要的增订者，而重新再版了。

政治地理学最初被拉采尔在他的《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一八七九）完全讨论到。这书的第四版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后来苏潘（A.Supan）在他的《普通政治地理读本》（Leitlinien der Allgemeinen Politischen Geographie，一九二二），克若林（Rudolf Kjellen）在他的《国家形态》（Der Staat als Lebensform，一九二四年第四版）里，也讨论到了。一种德国的期刊，即浩士霍夫（K.Haushofer）所编辑的《地理政治学》（Geopolitik），即是上述诸人所组织成的。政治地理学，有着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于一切地理的分布和因素之关系，第二则是疆界的关系。对于前者的研究，则以欧战后翻印和平条约所规定的欧洲政治地图而愈发达。在不同的期刊，都出版了许多论文讨论到新旧政治疆界与经纬度的、种族的和经济的分布之关系。恩斯蒂德（Unstead）的论文，关于《欧洲政治变化的地带》（见《苏格兰地理学杂志》），即由芬兰起，南向延展，以至巴尔干许多新兴国家的地带，可以引来作一个例证。纽比金（Newbigin）和弗里友也出版了一些由于凡尔赛的和约所影响的政治变迁之地理学的研究（如《再生草》——Aftermath.《欧洲的条约决定》——The Treaty Settlement of Europe等等）；但这类著作中的标准的著作则是鲍曼
[23]

（Isaiah Bowman）的《新世界》（New World）。在欧洲以外鲁克斯比在他的《远东问题之地理的背景》（见《地理学教师》）对于东方的政治地理学作了两个极卓绝的贡献。许多关于疆界地理学的著作也出版了，多米尼安
[24]

（L.Dominican）的《欧洲种族和言语的疆界》（Frontiers of Language and Nationality in Europe，一九二六）或者乃是这类著作中的最优良的一本。白吕纳所作的政治地理学的界说即政治社会发展之地理的条件之普遍而综合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地理学的任务乃是讨论领土、道路、疆界及重要都市。那仅仅是地理因素对于历史之作用的一部分，因此他以为一个恰当的名词当是“历史之地理学”。这样的定义瓦洛
[25]

（Camille Valaux）已在他的两本著作——《海洋》（La Mer）和《土地和国家》（Le Sol et I’État）中讨论到了，在这里他陈述了政治社会之地理学的根本的问题。后来在一九二一年，白吕纳和瓦洛精心著作了《海陆战争与和平的地理学》（Géographie de I’histoire, Géographie de la paix et de la guerre sur terre et sur mer），在这里，以或然论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学的全领域都解说明白了。

历史的地理学，如前所引鲁克斯比所下的定义乃是人文地理学之进化的方面。这个定义，在事实上，显然使历史地理学的内容漫无限制，因为种族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理学都可以历史地去接近到。在另一方面，一种接近之其次的方法乃是由于研究了在不同区域单位中之文化景观之变动的形态。这或者正是由于它的内容的广大，所以近来很少有人企图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事实上，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也仍然有着很不同的意见——虽说这种不同大体还是名词的争论。这里所讨论的地理学之历史，乃是作为一种知识之有机体之地理学之发展的历史。它与它所依凭着的探险和发现的地理学，都显然不同。白吕纳所作的历史地理学的定义乃是“地球表面区域的发展之研究，无论是根据于自然条件的观点或政治的，或行政的组织之变迁的观点”。在这领域内有最大贡献的有希木列（A.Himly）的《中欧各国疆域史》（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territoriale des états de I’Europe Centrale，一八九四），克纳尔（Bodo Knull）的《中世纪德意志历史地理学》（Historiscne Geogiaphie 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一九〇三），克里次麦（K.Kretschmer）的《中欧洲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sche Geographiev on Mitteleu-ropa，一九〇四），及弗里曼（Freeman）的《欧洲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希木列的著作，“考察和分析了欧洲一部分政治组织的变迁，恰如一个人之考察和分析了一个地方的人口和景观的变迁一样”（白吕纳之语，参看上面他对于历史地理学所下的定义）。

在英国，乔治（Hereford B.George）是一个最早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代表。他于一九〇一年出版的《历史与地理的关系》（Relation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乃是英国这类著作中的第一本著作。森普尔女士（Miss Semple）的《美国历史》一书，也包含着历史地理学之理想的概念，惜为书中拉采尔的决定论的思想所污损了。在英国历史地理学的近代方法之最佳的一例，乃是上面几节所举出的鲁克斯比的著作。珂尔尼奇（V.Gornish）在他的《大都会》（Creat Capitals）里，讨论了历史上大都会的位置及其与国家疆界与充足的食物供给根据地之接近的关系。

[1]
可译作《美利坚合众国：一八七八～一八八〇》。

[2]
森普尔（一八六三～一九三二），美国女地理学家。推崇人类历史和文化决定自然环境之说。著有《美国历史及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影响》等。

[3]
指生活在北美洲北冰洋沿岸和俄罗斯东北部楚克奇半岛一带的土著人，以捕鱼和猎取海兽为生。他们自称“因纽特人”。

[4]
居于非洲南部和西南部，头发卷曲，肤色与黄色人种相同，语言也与其他黑人不同。

[5]
居于非洲南部和西南部，头发卷曲，肤色与黄色人种相同，语言也与其他黑人不同。

[6]
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一般归为黑种人，也有人称其为棕种人。

[7]
大洋洲土著居民的一种，已于一八七六年灭绝。

[8]
格迪斯（一八五四～一九三二），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城市发展》《演变中的城市》。

[9]
巴罗斯（一八七七～一九六〇），美国地理学家。

[10]
帕萨格（一八六七～一九五八），德国地质学家。

[11]
索尔（一八八九～一九七五），美国地理学家。从事沙漠、热带地区、美洲印第安人人文地理及美洲农作物研究。

[12]
见一九三二年《地理学》布里安（Bryan）《文化的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译注

[13]
见《美洲地理学会年报》威特里西（Whittlesey）、琼思（W.Jones）及别的几个人的论文。——译注

[14]
普里查德（一七八六～一八四八），英国医生和人种学家。皇家学会会员、人种学会主席。著有《人类体质史研究》《人类的自然史》等。

[15]
哈登（一八五五～一九四〇），英国现代人类学家。著有《黑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的猎头者》《民族的迁徙》等。

[16]
亨廷顿（一八七六～一九四七），地理学家。主要研究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著有《文明与气候》、《人类聚居地》。

[17]
见苏格兰《地理学杂志》（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译注

[18]
指非洲赤道以南的黑种人，民族很多，语言复杂。

[19]
奥罗梭（一八九一～？），澳大利亚地理学者。

[20]
德芒戎（一八七二～一九四〇），首批法国区域地理研究者之一。

[21]
奇泽姆（一八五〇～一九三〇），苏格兰经济和商业地理学者。

[22]
史密斯（一八七四～一九六六），美国地理学者。著有商业和工业地理课本三十余种。

[23]
鲍曼（一八七八～一九五〇），美国地理学家、教育家。著有《新世界：政治地理问题》等。

[24]
多米尼安（一八八〇～一九三五），美国地理学者，欧洲国界问题专家。

[25]
瓦洛（一八七〇～一九四五），法国地理学者。

第十八章　生物地理学之发达

生物地理学乃是研究动植物对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又分为两大支派，一即动物地理学（Zoogeography），一即植物地理学（Phytogeography）。在开端这是很重要的，要先来确定这两种科学与上一章所说的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我们曾经反复说过了人文地理学乃是研究人与自然之相互的关系。不是研究地球表面之一切现象之分布，只是那些与人类有着关系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便构成了自然的环境。因此地面上的植物也是一种根本的环境的因素，对于与人类有着关系的植物的研究便也是自然地理学的最重要的部分。

但动物地理学对于人文地理学则少有直接的关系。动物地理学只是研究了动物的分布和动物对于环境的适应。但无翼鸟、甲壳类、软体动物之分布，动物以各式各样的颜色和形体对于环境的适应，这对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有什么交涉呢？再者，要研究动物的分布，其说明之必须根据于地质学时代之过去的迁徙和动物化石之研究，亦如必须根据于环境的影响是一样。彻底的讨论更需要十分专门的知识。但关涉到人类之动物分布之事实，这也是一个地理学家所应当注意到的。他可以从动物学家引取动物分布之事实以来帮助着充分说明自然环境对于人类之关系。至于一切动物分布之其他方面，如对于环境的关系及迁徙之类，则是人文地理学以外的事了。

要阐明这个要点，旧世界的欧洲和北亚的哺乳动物发展之重要部位，对于地理学家是极有意义的。这里有着许多动物适宜于牧养，例如羊和马。在南大陆，哺乳动物比较地贫乏，也比北半球的来得弱小，其特质也极不容易驯养为家畜，如澳洲的有袋类，非洲的羚羊，南美洲的骆马（Llama, guanaco）即是。在这些地方家畜都从北半球输入。这最好的例便是输入到澳洲去的羊和兔。现在澳洲的羊群本来是渊源于马克亚特（Capt McArthur）的小小的羊群。同时兔子滋生的速率是这样高，所以现在那已成为国家的一种病患，一种公共危险的根源，但在输出上显然是私人的厚利。所以这些哺乳动物分布的因素，都有着很大的人文的意义。地理学家必须以从动物学家得到了分布的事实为满足，他的任务不是详细研究了动物的分布的区域和起源。

动物地理学或动物之分布，植物地理学或如近年所谓的植物生态学，都是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是生物进化论所养育了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两个幼儿。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对于生物学之系统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法国的自然科学家布丰（Buffon，一七〇七～一七八五）于一七四九年至一八〇四年出版了他的纪念碑的著作四十五卷《自然的历史》。一个瑞典人林奈
[1]

（Linnaeus，一七〇七～一七七八）由于比较的研究最初介绍了植物分类的体系。他的劳绩出版于他的一七三五年的《自然的体系》（Systema Naturae）。前者长于叙述，后者长于实验的分类，两者都主张物类的固定性（The fxity of species）。

更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期的进步，小部分是由于博内
[2]

（Bonnet，一七二〇～一七九三），他在他的《自然之冥想》（Contemplation de la Nature，一七六四）里，复活了生命逐渐发展之希腊人的观念，大部分则是由于法国的三大科学家，即拉马克
[3]

（Lamarck，一七四四～一八二九），他发表了他的后天特点之遗传的见解作为逐渐进化的解释，居维叶
[4]

（Cuvier，一七六九～一八三二），他在他的有系统的动物学里坚持着物种创造的学说，还有圣希拉尔（St.Hilaire，一七七二～一八四四），同时也是一个比较解剖学家，他主张构造之相似或一切生物之一致，这种见解，后来更被发挥和证实了。在植物学的范围内，林奈的一个学生朱西厄
[5]

（B.de Jussieu，一六九九～一七六七）舍弃了他的先生的实验分类的体系，依于植物间的类似和有关系的形态，另准备了一种新的分类的体系。这种工作后来为康多尔
[6]

（A.de Candolle，一七七八～一八四一）继续下去，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为现时植物分类体系的根据。

Ⅰ

动植物之合理的分布，在十九世纪开初的二十年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德国的科学家已注意到北欧和阿尔卑斯高地植物生长之气候的限制。当初布赫（Leopold von Buch）研究了这与最低年平均温度有关，后来瓦林堡（Georg Wahlenberg）因为旅行了拉普兰（Lappland，一八〇〇～一八一〇）、瑞士（一八一二）及喀尔巴阡山（一八一三年，他在这里研究了植物之垂直的分布）才得到这个结论：冬天的气温影响于真正的生长。光之期间，后来也被布森戈
[7]

（Boussingault）由于比较高热度地方和中部欧洲的植物的生长而考虑到。康多尔在他的《初级植物地理学》（Essai Élémentaire de Géographie Botanique，一八二〇）里面研究了气候条件对于植物的影响，后来又在一八五五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论》（La Géographie Botanique Raisonnèe）扩充了。他指示出来有树脂和硬皮的植物如何地可以耐过了寒冬，也为什么阿尔卑斯山的植物因需要光线多而温度少，所以不能在高温的低平原生长。如何越是需要湿气的植物越增加了簇叶，而针叶形的植物如何可以抵御了干旱。所有早期关于植物之分布和形态之研究之结果，都已总括在苏绥（Schouw）的《普通植物地理学纲要》（Grundzüge Einer Allgemeinen Pflanzengeographie，一八二三里，并附着一些地图表示了一定植物的分布和所受气候的限制。远在一八〇六年里特尔在一本《欧洲》的小地图集里，也指示了欧洲森林和耕地的分布，分为六区，常绿植物和灌木之生长，则止于北纬47°。

一八〇五年洪保德与包勃兰（Bonpland）合作，出版了他的《植物地理学》（Essai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一八〇八年出版了《自然之各方面》（Ansichten der Natur——即Sabine英译Aspects of Nature）。植物发展之进化的方面和植物播散的学说还没有被人整理出来，这样的最初的努力，无论是团体、是个人，总是企图着觅出了植物分布和气候条件的关系。洪保德以真正地理学的观点，将植物的分布作全面的处置，承认了较大的区带，每一区带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优点和自己的不同的特质”。他承认植物分布之区域的特质，因为“地方上的每一区域都有着自己所特有的自然的形态”。关于单独的植物之分布，他没有研究到——“植物学专家区分为许多类别，而形态学家的任务只是在将这些的类别统一起来。”

由于精密地研究了新世界的北纬六十度至南纬十二度之间，也研究了欧洲和中亚，他承认有着十六种不同的地形“决定了自然的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是适应于地方条件之一种特殊的同类之优胜者。例如棕榈需要最低年平均气温华氏七十八度至八十一度，并与热带最潮湿地方为当地住民重要食品之香蕉和芭蕉合为一类。含羞草通常不见于旧世界的温带地方，但却产生于美国，那里“在相同的纬度，植物的种类却比欧洲复杂而且繁荣”。石南科植物在旧世界极为普遍。石南科丛林产生于意大利、阿特拉斯（Atlas）地方及西班牙——显然成为地中海地方的灌木丛林。仙人掌、仙人球，一种热带地方的藤条植物，以及禾木植物，则是别的标准的形态（参看Aspects of Nature第二卷《植物之形态》一章）。在其次的一篇关于草原和沙漠的论文里，前者被给予一种广泛的说明，显然是任何低地广阔的联合。欧洲低地的石南科植物由日得兰到斯海尔德（Scheldt），他特指为“真正的草原”，并在同一的范型中包括了美洲的草原（Prairies），拉诺斯（Llanos）、潘帕斯（Pampas）、中亚和非洲的草原。

生物进化的学说，由于普遍世界的探险和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奠定了近代生物地理学的基础。布朗（Robert Brown，一七七三～一八五八）因与班克斯
[8]

（Sir Joseph Banks）友好，遂于一八〇一年以《研究杂志》（Investigator）的自然科学家的名誉，出发到澳洲，他约带回来四百种植物，后来又叙述了他所游历地方的植物区带，并与南半球别的地方作比较的研究。胡克（Sir Joseph Hooker，一八一七～一九一一）和罗斯（Ross）出发到南大洋，从研究所得出版了《南极植物区》（Antarctic Flora）。在一八五四年他出版了喜马拉雅山地方生物学研究的许多统计。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有着许多企图想觅出了植物分布和环境的条件之关系。这主要的刺激仍然是由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家如萨克斯（Julius von Sachs），他于一八六五年出版了他的《实验的植物生理学》（Handbuch der Experimental Physio-logic der Pflanzen），如哈伯兰特
[9]

（Haberlandt）于一八八四年出版了《生理的植物解剖学》（Physiologische Pflanzenanatomic）。格里斯巴赫（A.Grisebach）在一八七四年出版的《世界植物志》（Vegetation der Erde）中也仍然以气候为形成植物分布和植物特质之主要的因素。同时恩格里尔（Engler）在他的《植物社会发达之过程》（Ver-such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Pflanzenwelt，一八七〇～一八八二）中，则从进化论的观点讨论了植物之分布。

在一八九五年哥本哈根的沃明
[10]

（E.Warming），在他的《植物生态学》（Plant-esamfund—Ecology of Plants，最近的新版则出版于一九三一年）里，建立了植物共通性之研究。不久以后则有德拉底（O.Drude）的《植物地理志》（Manuel de Géographie Botanique，一八九七年法文译本）；在一种新的生物学的基础之上，席姆佩尔
[11]

（A.F.W.Schimper）也出版了他的《植物地理学》（Pflanzen—Geographie—Plant Geography，一八九八）。现在循着这个方向，已开辟了进一步研究的新的领域，近年的研究且已获得了相当的结果。研究植物与产地关系之计数的方法，已被美国的克来门特（F.E.Clements）所发展。这种方法在他的《生态学之研究法》（Research Methods in Ecology，一九〇五）里已有着充分的说明。这是在这个领域内的唯的一著作，直到一九二三年唐斯列（Tansley）出版了他的《实验植物生态学》（Practical Plant Ecology），一九二六年在唐斯列与吉卜（Chipp）的共同编辑之下出版了《植物研究之目的和方法》（Ai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Vegetatlon）。因此植物生态学的科学乃是二十世纪发达起来的。虽已有着很多的进步，但各种因素及其与植物生活之关系仍然缺乏正确的知识。

植物生态学就字义上说乃是“在一定产地之植物之研究”。那包括了植物之关系之研究、个体、种属、共同性和它们的产地。因此如同沃明所指示的，它有着两个方向：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了植物之分布或分类学的类群（Taxonomic groups）；其次，生态植物地理学研究了植物对于产地之适应和联合。前者是种属的研究，后者则是植物之研究。产地为三个要素所组成：一即地理的位置，决定了与过去之迁徙有关之植物之性质和变异；第二，自然的因素，包括了土地的因素（Edaphic factors）和气候的影响；三，生物学的要素，即植物对于土地之反作用。

依于对于自然的支配之适应，沃明区分植物为四大类，并使用了这世纪之初苏绥（Schouw）所提示过的同样的名词，以使这些观念更加明了。

Ⅰ.水生植物类（Hydrophytes）：生长于含水分最多之泥土之植物（水分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Ⅱ.旱地植物类（Xerophytes）：生长于干燥土壤之植物。

Ⅲ.盐地植物类（Halophytes）：生长于含盐分最多之土壤之植物。

Ⅳ.普通植物类（Mesophytes）：生长于非旱非涝非含盐分之土壤之植物。席姆佩尔最初看出了自然的和生理的干燥或润湿之主要不同的特点。一块土地可以是润湿的，但由于特殊的条件，植物不能吸收水分，——如土地的酸性或低温度之类。以这种生理的不同为基础，他改变了上述的分类法，只是将植物区分为主要的三类：

（一）旱地植物类：只是生理地生长于旱地；

（二）水生植物类：生理地生长于湿土；

（三）一年一荣枯植物类（Tropophytes）：以冬夏不同而一年一荣枯，例如落叶树和球茎植物。

席姆佩尔规定了植物地理学的主要目的，乃是“研究了不同植物区内之不同的植物生长之原因。在地球表面任何部分之植物之特质，都是依于气候的因素，——主要的植物的联合与气候的支配相结合——地方的变异，则是由于土地的因素”。但决定植物区系之特质和对于现地之适应之程度，第三的因素乃是重要的。“现在的植物区系只不过显示了地面之历史之一瞬间。”植物是移动的，它们现在的分布是由于在中生代演进以来围绕着两极周围的播散，这时这里有着亚热带的气候，所以新旧世界可以自由交通。现时的世界植物的特质便是从这个中心迁徙的结果，也是种属淘汰，是所残留植物之地方的变异和繁殖的结果。在欧洲因于东西横亘的山脉所以使冰期时的植物无所逃遁。但北美洲便不一样了。这里山脉是南北纵贯，结果植物可以自由播散，冰雪退后又可以播散到原地。这便是洪保德所不能说明的观察的答案——为什么在同纬度的美洲的植物区系会比欧洲的丰富而且复杂。

关于植物的分布可以区系地或生态学地去讨论。在区系的基础之上，我们有着渊源于德拉底后来却修正和补充了的世界植物的区分。

地域区分：

A.北温带地方

1.北极高地

2.中间地带——旧世界之草原，新世界之草原，两者之森林地带

3.地中海及其以东地方——地中海以东横过旧世界，北部以高加索山及兴都库什山为界

4.中国、日本一带地方

5.墨西哥美洲地方——北部以北纬三十六度及太平洋岸北纬四十度为界

B.热带地方

1.非洲和西部阿拉伯地方

2.印度马来亚地方——印度支那、南中国、马来亚、菲律宾、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

3.南美洲

C.南温带地方

1.南非洲

2.澳洲、新西兰、塔斯马尼亚、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在生态学的基础之上，席姆佩尔的分类法，乃是标准的分类法，为后来一切分类法的根据。他的这种分类法以气候为基础，并将植物的形态视如气候的构成。全世界共分为四带，即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每带又分为许多植物区，如下表：

（A）热带

Ⅰ.森林地

3.沙瓦纳带（Savanna）

4.棘刺植物区

Ⅱ.草原地

1.沙瓦纳区

2.草原区

Ⅲ.沙漠地

1.灌木区

2.叶茎植物区

3.多年生灌木区

（B）亚热带

Ⅰ.森林地

1.常绿植物区

2.地中海落叶植物区（滨海及亚勒颇——Aleppo——松）
[12]

Ⅱ.草原地

南阿尔及利亚（S.Algeria）——苇草及苏茨（Shotts）地区

Ⅲ.沙漠地

（C）温带

Ⅰ.森林地

1.落叶树区

2.松柏科植物区

（D）寒带

Ⅰ.矮树林地方

Ⅱ.冻土带

因为也是构成了地域环境之一部，所以植物之于地理学，也如地形一样的重要，许多地理学家也多从事于一般的植物地理学的著作；同时根据于精密的探研之别的著作，对于环境之完全的研究也作了极有意义的贡献。第一类的例便是哈代（Hardy）的《植物地理学》和坎贝尔
[13]

（D.H.Campbell）的《植物地理学大纲》。关于后者的例则是唐斯列（Tansley）的《不列颠植物志》（Types of British Vegetation，一九一一），研究了较大面积的则是森兹（Shantz）和马布特
[14]

（Marbut）的《非洲的植物和土地》，这当是这类著作中的代表的著作。

Ⅱ

动物地理学也是如同植物地理学一样，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才发达起来，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则有着它的开端。利用了布丰和帕拉斯（Pallas）的著作，一个德国的自然科学家齐默尔曼（Zimmerman）制作了一张哺乳动物的世界分布地图（一七七九年）。在十九世纪之初，如在植物地理学一样，脊椎动物之分布都以为根本乃是气候所决定。瓦格纳（A.Wagner）沿用了苏绥（Schouw）的植物地理学的方法，在四十年代时规定了七个动物分布区。这样的地图也出现在伯格霍士的地图集里。这是很早就知道了的，即动物分布之特殊性乃是由于海陆分布的变迁。因此布丰设想到了这是可能的，在古代的时候非洲和南美乃是联结在一起，齐默尔曼也提示了巽他群岛乃是古代东南亚洲的边缘。

动物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制作各种形态的动物分布图；第二，规划动物区，在每一区里的动物都有着共同的和不同的特征；第三，解释动物分布的现象。这世纪中规划动物区的最初的开创者，乃是斯克拉特（P.L.Sclater），他根据于栖止鸟（Perching birds——即不随气候变迁而迁徙的鸟类）的分布，于一八五八年时向林纳学会（Linnean Society——瑞典植物学家Linnean所创）提出了六大动物分布区的规划。一八六〇年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在这同一的学会的一篇讲稿里，讨论到马来亚和澳洲的动物分布，一八七六年且在他的《动物之地理的分布》里扩充了他的观点，使这门学问有了坚实的基础。为着补充也是完成他的这本著作，在一八八〇年他又出版了他的《海岛生物》（Island Life）。以哺乳动物之分布作研究基础的华莱士则采用了斯克拉特的分区。

华莱士对于动物分区的规划如下：

1.旧北区（Palaearetic）——欧洲至亚速和冰岛；亚洲喜马拉雅山以北，印度以西，日本及中国北部；北非洲（南至北回归线——The Tropic of Cancer）和阿拉伯。

2.旧南区（Ethiopian）——非洲北回归线以南，南部阿拉伯、马达加斯加及附近岛屿。

3.东洋区（Oriental）——印度及锡兰、印度支那、南中国、马来群岛包括了菲律宾、婆罗洲及爪哇。

4.澳洲区（Australian）——包括了印度洋各岛屿东至马克萨斯
[15]

（Mar-quesas）。

5.新北区（Neotropical）——南美、西印度、中美洲和墨西哥。

6.新南区（Nearctic）——北美墨西哥以北及格陵兰。

关于这个规划的各种不同的修正，在区域的增加，区域的改划，后来的动物学家都继续着努力。在一八七四年从研究了哺乳动物的分布，斯克拉特接受了一八六八年赫胥黎（T.H.Huxley）的修正，即新南区、旧北区、东洋区、旧南区统可命名为北大区（Arctogaea），赫胥黎也提示了南大区（Notogaca）这个命名来包括了澳洲区及新北区。伯朗佛德（W.T.Blanford）及奥斯本（H.Fairfield Osborn）又再作修正，以中间区（Holarctic）来包括了新南区及旧北区的两个过渡区，一在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亚（梭诺兰地方），一在地中海或第勒尼安（Tyrrhenian——东向扩张以至亚洲西部）和一块特殊的波利尼西亚区（Polynesian region）。后来又新添一马来甲区。最后的改定又将西里伯岛、龙巴岛、弗洛斯岛（Flores）和第摩尔岛加入澳洲区。

动物分布区域的最后的规划如下（参看荷兰自然科学家威伯——Max Weber的《哺乳动物》——Die Säugetiere，一九〇四）：

Ⅰ.北大区（Arctogaea）

2.旧南区

3.马来甲区

4.东洋区

Ⅱ.新北区

5.新北区

Ⅲ.南大区

6.澳洲区

7.波利尼西亚区

8.夏威夷区

原来六大区的不同的特征，华莱士总括如下：“这六大区虽其区域十分重要，其分别也是由于全体动物形态的相似，然而动物种类之丰富，隔绝的程度，和彼此相互的关系，那是差别很大的。澳洲区为最隔绝亦最特异，比较地区域狭小，且有高等动物。新北区的隔绝和特异居于其次，但比较广阔并富于各种形态的生物。旧南区和东洋区亦是动物丰富，但亦大体相同。旧北区和新南区，因为全属于温带，所以动物不多，且亦多彼此相同。但新南区和新北区有许多种类相同，旧北区则密切地与东洋区和旧南区相接。”

温度为支配动物分布之主要因素之旧时的观念，自然为进化论的思想和不同的纬度发现的化石的遗迹所说明了。关于动物的分布和特质，气候的因素并不重要。现在才知道了动物的分布是由于动物迁徙的不同的速率和时代，最原始形态的生物，是有着最普遍的分布的。地理的限制——山岳和海洋——则是决定迁徙的路径之主要的因素。虽说它们的影响的大小依于动物生活的形态而不同，对于哺乳类，这种限制是绝对的。现在在两块隔绝的大陆上的哺乳动物无疑在古代是连接在一起的。由于它们之不能越过大海，所以它们不生于岛屿，结果如华莱士《海岛生物》之所说，由于海岛与外地隔绝，遂各各显出了它们的区域里的特征。

[1]
林奈，瑞典博物学家。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著有《自然系统》《植物种态》等。月球上有一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

[2]
博内，博物学家、哲学家。著有《有关机体的考察》《哲学的复兴》等。

[3]
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进化论者。著有《无脊椎动物的系统》《无脊椎动物自然史》。

[4]
居维叶，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著有《动物学初阶》《地球表面灾变论》等。

[5]
朱西厄（一六九九～一七七七），法国植物学家，以植物胚胎的解剖特点为基础建立了一种植物分类法。

[6]
康多尔（一七七八～一八四一），瑞士植物学家，曾建立确定植物属间自然关系的科学结构标准。著有《植物学初级理论》《植物界自然分类》等。

[7]
布森戈（一八〇二～一八八七），法国农业化学家。

[8]
班克斯（一七四三～一八二〇），英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后任皇家学会会长。

[9]
哈伯兰特（一八五四～一九四五），奥地利植物学家。著有《植物生理解剖学》。

[10]
沃明（一八四一～一九二四），丹麦植物学家。因研究植物与其环境的关系而成为植物生态学创始人。著有《圣湖镇，从生物学角度对植物地理学的一个研究》《植物生态学》等。

[11]
席姆佩尔（一八五六～一九〇一），德国植物学家。

[12]
叙利亚一省。

[13]
坎贝尔（一八五九～一九五三），美国植物学家，著有《藓类与蕨类植物的结构与发育》《陆生植物的进化》。

[14]
马布特（一八六三～一九三五），美国地质学家和土壤学家。著有《美国之土壤》。

[15]
波利尼西亚一群岛。

第十九章　区域的概念

对于小小面积的记述，托勒密称之为地志学（Chorography），这与将地球当作整体来叙述的地理学（Geography）恰恰相反，而宇宙学（Cosmography）则是叙述了全宇宙。在托勒密及其后继者则地理学与地志学显然不同，但在卡彭特（Nathaniel Carpenter）则两者的区分乃是量的不同，并不是质的不同，虽说他的地理学的著作里面并没有述说到地志学。在他方面，孟斯特尔（Munster）对于上面所说的地理学并不置意，只是如同斯特拉波一样叙述了世界各国的特征、物产，以及人民的风俗习惯等。克鲁维（Cluver）则取了相反的态度。他所下的地理学的定义乃是“对于吾人所知的整个地球的叙述”。他将地球作为一个单位而讨论，不只是地球的一部分。瓦伦纽斯（Varenius）所用的名词，差不多与近代的概念最相近了。他曾为地理学，或如他所谓的普通地理学与地志学或特殊地理学，规定了它们的内容和相互的关系。特殊地理学应用了一般的定律，并在天时、疆域、人文现象这些标题之下去叙述。“这三类事项当在特殊地理学中去说明，虽然最后一项本质地好像不属于地理学的范围以内，但为习惯的缘故，我们仍不能不叙述出来以告读者。”

在十九世纪之初，例如宾克尔顿（Pinkerton）和马特·布朗（Malte-Brun）的著作，特殊地理学仍然是各国的无系统的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到了里特尔始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他的《地理学》（Erdkunde）里所讨论的不是各国，乃是他从大陆划分出来的许多单位或区域。但他的方法乃是目的论的而不是根据于科学的原则，他的叙述亦缺乏系统化和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之相互的关系。洪保德在他的关于中亚、墨西哥、拉诺斯（Llanos）的综合的地理学著作里，和植物分布之著作里，首先应用了区域地理的叙述法，且有了优异的收获，只是他还没有想到任何区域的划分。在十九世纪之末，这没有多大的进步，所以那是很有趣的。英国的地理学家，仍然摆弄着特殊地理学的名词，一个最有名的英国地理学的开创者，也以为地志学这个名词乃是对于地球各部的最详尽的叙述（参看一八九五年的Pres.Address, Brit, Assoc.Section E.）。

因此特殊地理学或用现代的名称区域地理学，乃是最近四十年的产物。近代地理学之最高点或如人们所说的最根本的目的，便是这种科学之发展之最新的形态。其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必然是由于缺乏区分地域的标准和叙述人类活动与其自然环境互相关系的方法。要求这两方面的进步不能不等待，第一，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之分布的搜集，组织化，和绘为地图——如风向、温度、气压、植物、农产等等；第二，地理学的目的和内容之明确的规定。向着这些方面的发展，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现在我们所要注意的乃是现在区域方法之发展和本质。

区域的概念，在十八世纪时的法国，最先发表了的乃是布雅士（Buache）。直到现在政治的区划，仍然被认为是地理叙述之唯一般基础。根据于布雅士的山脉排列的学说，河流的盆地最初被采用来规定了区域，因为四周的山脉或相对的高地包围了盆地的各边。最科学的研究，则是根据于地质学的或地形学的调查。都芬纳（Dufrenoy）和博蒙（De Beaumont）制作了一张法国的地质图，以此为根据，他们证明了布雅士学说的错误。“决定了的山岳形态之地质学的界线便构成了一个区域的骨骼。水形学的界线只表示了纯粹外部的特点，这在同一的地面上是随时有变化的。再者江河流域只是隔绝的洼地，而普通地势之范式，则是关联于地质的特征。”（见Gallois所引）但这种观念得不到响应，因为这在时代的先头太远了。

近代的区域地理学，始建立于布拉克。他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他的地理代表作《法国地理图表》（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一八〇九年他的一个学生加洛斯（Lucien Gallois）出版了《巴黎区域的研究》（Étude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登载于Régions naturelles ét noms de pays），在这里他讨论了区域的观念之发展。别的弟子们也接着出版了许多区域的著述。例如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德门格昂（Demangeon）的Picardie；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布朗查德（Blanchard）的Flandres；一九〇七年出版的瓦洛（Vallaux）的《下不列颠》（Lá Basse Bretagne）；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锡昂（J.Sion）的《东诺曼底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 Normandie Orientale）；又同年也出版了李文维尔（Le vainville）的L’a Morvan。因为恐惧着一般化，也看到了在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反应中社会组织和遗传的势力，所以布拉克写着（见一九〇二年的《地理学年报》）：“假使这种（一般化）是可怕的，人必须走着相反的路向。我只有劝人作分析的研究，详细记录了小区域内的地理条件和社会事实的关系。”又德门格昂于赞赏布拉克的区域方法之余，也写着：“每个区域都有它的独特的特质，其中土地、气候、植物和人文的特征自然包含在内。一切研究的目的，便是分析了这些特征，叙述的目的，则是将它们综合，并指出在区域形态之内所包括的一切现象的相互的关联。”（见一九一八年出版的Revue U-niversitaire）白吕纳也主张和实验了区域的方法。他以为：“在开初，在狭小的自然区域内，由于根本事实的媒介将自己的研究限于自然事实与人类命运的地理的关连，这乃是最睿智的方法和入门。”发挥他的方法的许多这样的研究，都已包含在他的《人文地理学》里。

在加洛斯，在他的巴黎盆地之区域的划分，一个区域总必须有着“统一的印象”，气候、高度和构造，都应当在区域的范围内去研究。这样规定了的区域，便是自然区域，因为它根据于自然的特征。但气候的差异只有在地面上较大的区域内才能显示出来。构造的差异则常发生于最小的区域内，且为地形和植物的一种显著的地方的特点。因此要划分出最小的单位，就以巴黎盆地为例，构造当是主要的标准。

在十九世纪之末，区域的研究已经发展到最小的领域了。“德意志区域地理中央委员会”成立于一八八六年，促成了许多记录，这后来都在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Landesund Völkerkunde
[1]

这个标题之下，由于来曼（R.Lehmann）的编辑而出版了。在一八八八年以后的编辑者则是克尔乔夫（A.Kirchkoff）。克尔乔夫编辑了《欧洲地理学》（Länderkunde von Europa，一八八七～一八九三），投稿者有彭克（Penck）、苏潘（Supan）、费希尔（Fischer）和莱曼。但这些研究在讨论到人类对于环境的调整的时候，缺乏了布拉克所殷勤指示的综合的方法。他们太专门化了，例如海恩（Hahn）的《北日耳曼平原之城市与地形之关系》，如李卜西（R.Lepsius）的《上莱茵河平原及其附近的山岳》，赫特纳（A.Hettner）的《撒克逊瑞士的山岳构造及地形》，还有巴尔格哈德（J.Burgkhardt）的《伊尔吉比尔》（Erzegebirge，一种山岳高度与人类地理之研究。）彭克在他的《地表形态学》（Morphologie der Erdoberfläche）最初注意到有着同一地形之陆地之最小的单位。他名这小区域为景观（Landschaft），例如他所写的《积石地景观》（Moränenlandschaft）——即沙石地景观——如沙丘地、火山区域等等。

在十九世纪之末，米勒（H.R.Mill）曾提议并开始了一种计划，从撒克逊西南之一小地方开始，依照着地质调查报告之同一的方向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英寸炮兵地图的系统的记载。这种计划并没有实现，但却为牛津大学的马铿德（Mackinder）所采用（后来也为许多地理学会的领袖们所采用），散发纸张给学生，由学生调查，最先的三种研究总算出版了。第一部出版的英格兰一部分地方最小区域之划分，乃是鲁克斯比的《东部英格兰之历史地理学》的论文，共有两篇，发表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的《地理学教师》，这可媲美法国学派的方法，事实上也是受到了法国学派的鼓舞。他下自然区域的定义是：“一种自然条件特别显著的地方，其余则与别处相同。而这种特别显著的自然条件，则形成了这地方经济生活的特殊形态。”在这种基础之上，他最初在不列颠群岛之一块较大的区域作了正确的更缩小的划分。

由此可知，现在一般的注意，已转到依于地方的构造和地形之最小的地理的单位。但在较大区域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更大的体系，因此在使之缩小的时候，必须采用自然环境之不同的因素作为标准。在本世纪之开初二十年，有着依于自然的标准，将世界划分为若干自然区域的两种计划，一是牛津大学的赫伯森（A.J.Herbetson）的，一是终身从事于地理学方法的一个德国人赫特纳的。

全世界自然环境之不同，大部分是由于地势、气候、植物之不同。要解释人类对于这些之反应，得将这些自然的现象综合起来，并划定界线，使各有自然环境之相同的形态。这种计划根据于一般的气候，是一九〇四年赫伯森所准备并发表于一九〇五年的《地理学月报》第二十五卷。这种小区划分的工作，引出了两个大问题，赫伯森总算解答了一个了。

第一、在缩小划分的时候，当采取什么样的标准？

第二、自然区域之不同的体系如何决定？

他主张：“一块自然区域，必须有着某种地形的、气候的和植物的某种的统一。……在表明自然区域的时候，人文的条件并不重要，因为人文发达的因素，也只是自然环境的一种或然性。表示了更复杂而比较不固定的人文条件之政治的划分，在从事于自然区域之划分的时候必须排除。”在牛津的地理学系，赫伯森由于学生的帮助，画就了许多张世界地图，表示了构造的区域，气温的区域，雨量和植物之分布，现在已出版为牛津教室用挂图。从这种分布，他做成了较大自然区域的分类，这恰如鲁克斯比所主张的：“无论对它作如何批评，这在近代地理学之发展，总是代表了一种最有效果的，和建设的成功。”

图24　赫伯森自然区域图

以气候区域作基础，世界分为许多区带，如南极带，每年气温皆在华氏表五十度以下；寒带大约在极圈与南北纬四十度之间；温带在南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热带每年温度常在华氏表六十八度以上。这些区带又大体根据于雨量分布和地势，再分为若干区域如下表之所示：

1.两极带

a.低原（苔原）

b.高地或冰岬（格陵兰）

2.寒带

a.西欧沿海区

b.东沿海区或圣罗连斯区（即北美东部）

c.内陆低原或西伯利亚

d.内陆高原或阿尔泰区

3.温带

a.西沿海或地中海区

b.夏雨东沿海区或中国区

c.内陆低陆或图兰区（Turan）

d.高原或伊朗区

4.热带

a.西部沙漠或撒哈拉区

b.孟松区

c.内陆夏雨或苏丹区（Sudan）

5.连山热带或亚热带区

西藏高原

6.赤道区

潮湿低地或亚马孙区

在别的论文里，赫伯森对于这种划分略有改变。他也主张在小区域内有着不同的体系，即“在地球之大有机体里的官能组织和细胞”。但他以为到了这个阶段，其范围是很难说的，虽然他引证了戴维斯（W.M.Davis）的“古斯塔斯（Cuestas）的灌域”，认为正是他心中所要研究的形态。那是很有趣的，读着皇家地理学会对于赫伯森的争论，赫伯森的主张受到了冷淡的待遇。一个反对派的地理学家说：“区域志永远没有根据。”第二人又主张第一级的区域之缩小划分，只有山岳才能算数。而第三者又说：“我们只是固守着经纬度数、海岸线和等高线，只这是必要的，这已足够了。”

在一九〇八年莱比锡出版的《地理学杂志》（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里面的许多关于陆地划分的论文里，赫特纳在全然不同的基础上又作了第二种计划。他也是如同赫伯森一样承认有着不同体系的区域（Landschaften, Lande, and Erdteile），那不单是有着显然的不同，且可成为一种渐进的排列。再者一切区域都应当是自然的，即是不当采取人文的因素。但赫特纳与赫伯森不同之点，乃在于由最大区域以下的划分，他最先划分了海陆。后者又顺序划分为大陆和岛屿。岛屿又分为海洋的和大陆的。大陆的岛屿，则依于大陆的区域而分类。每块大陆又以地位、气候、结构而再划分。因此欧洲的划分如下：

（1）北部岛屿和半岛

（2）南欧半岛和岛屿

（3）欧洲大陆部分（Kontinentalrumpf）

这些更小的划分如意大利又分为上意大利，半岛和岛屿；而不列颠之划分则依于政治的基础。欧洲大陆部分又可分为三个单位即法国、中欧洲和东欧平原。

亚洲则分为五大自然区域如下：

一、北亚（西伯利亚）

（1）西部西伯利亚

（2）东部西伯利亚

二、近东

（1）乌拉尔里海低地

（2）褶曲山脉和小亚细亚、伊朗

（3）叙利亚、阿拉伯

三、中亚

（1）塔里木盆地

（2）蒙古

（3）西藏

四、东亚

（1）鄂霍次克海和勘察加及千岛群岛

（2）东三省和日本

（3）中国台湾及琉球群岛

五、南亚

（1）印度

（2）外印度

（3）东印度

这两个大陆的划分，可作为这种划分的说明，并知道了它与赫伯森区分法不同之所在。主要的不同，则是一以大陆为基础，一以世界为基础：在以世界为基础的观点看起来，将有着相同环境的区域合为一类，这是赫特纳的大陆区分法所做不到的。

在最近二十五年，区域方法之研究，把握着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在区域分划中自然环境所占的地位到什么样的程度？第二，不同体系之区域的划分，应当根据于如何的标准并如何合为一类？两个问题皆密切地相关，它们之解答只有依于深切的区域的研究。

在英国，自然区域的理论已为恩斯蒂德（J.F.Unstead）、鲁克斯比所说明了。恩斯蒂德于一九一〇年产生了自然区域之第二种计划，他对于世界自然环境之区分所依据的标准与赫伯森不同。六年以后他提议了一种划分区域的综合法（见一九一六年《地理学月报》）。使人文的要素与自然的要素并重。

他总括如下：

1.现在的自然区域之划分，多根据于自然的条件；地理学的区域之划分，应当是人文的因素与自然的因素并重。

2.现在的方法多根据于某种要素的分析，如各种等温、等寒之类，地理学的单位，则当考虑综合的结果，要使这些要素与别的要素并重。

3.地理学的单位，当以有着特有的许多特质而决定；这些不重要的特征，都应当精确记载并尽其可能兼包并蓄。

4.自来所用的方法都只是将世界分为几个大区域；新的方法则是要综合地从已经划分和有着特性的较小的区域来构成了较大的区域。

这种综合的计划，可以看作是地理学的一种鹄的，但这必须是根据于最小单位的研究和较大区域之一定的标准
[2]

。

鲁克斯比在他的《自然区域的学说》的论文（一九二六年《地理学教师》）里也应用了他的方法来作了欧洲区域的划分，尤其是在中部欧洲。他写着：从综合研究了区域与区域间之关系得到了地理学研究的统一性和特殊性，而这样的区域可比之如一个有机体，至少是一个混合体，由是自然的，生物的，人文的许多特殊的要素所构成。较大的自然区域（即恩斯蒂德所谓的地理学的区域），应当包括了一些真实条件之不同的联合和一定空间关系的背景。低级区域之范式，则以显著的特质和关系而表明，其单位越小则其根据之差异越狭。

地理学上的区域划分法在同一的路向也是许多德国地理学家深思和研究的题材，最著者如赫特纳，如帕萨格（Passarge），如格兰诺（Grano），如布兰因（Braun）。他们一般地承认许多体系的区域，所有那些，在根底上都是自然区域，在狭小区域内所根据的标准，则是地形和植物，在较大区域则加上了气候的条件和空间关系。最小最不同的地理单位，梭尔（Solcǹ）称之为州（Chore），帕萨格名之为景（Landschaftsteil），由地表分布的许多要素所组成，其范围可以小到只有几方英里的地方。许多这样的单位聚合而组成景观，即有显著的地形和植物之不同的特征之区域。其次之区域则是地界（Land or Landesteil），依于彭克和赫特纳则由多数互相毗连而有着相互关系和地形的统一之不同的景观所组织，并合为一个地理学的单位（见彭克：Deutschland als geographische Gestalt
[3]

）。彭克的计划所作成的这样较大的单位，例如不列颠和爱尔兰，北欧的芬兰斯堪的亚（Fennoscandia），地中海的三个大半岛，法兰西、德国和多瑙河盆地。这种计划的基础是大陆，因此较大的区分颇与赫特纳的提示相同。在他方面，帕萨格将景观合为一类（例如波罗的海的高地），以构成有着自然的统一之一定的特征的地区（Landgebiete——例如北德意志的低地）。这些又再构成较大气候的或植物的区域的构成部分（例如中欧洲区域），而这又是根据于自然的条件而分类的比较普遍的全世界的区域划分之部分。布兰因和帕萨格都以为，区域地理学的鹄的，乃是对于由自然区域到文化区域或“景观”的那种过渡之说明。

因此这也是显然的了，有着自然条件或人文条件（或两者都有）的一定的统一之区域，可以引来说明单纯的自然特质之分布，例如构造、气候、植物，或者那些可以连合起来构成了自然区域。现在一般的倾向都不喜将人文的因素包含在区域的划分里。最通行的方法都是采用了自然的标准。那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的分类中，将各种要素都连结在一起。因为人和自然并不是同一的定律所支配——“理智超过了分类”。地理学家的最根本的目的，乃是要阐明对于自然环境之调整之人文的特质。环境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都使自然区域成为可供研究之特殊的结构。

各种类的区域，都表示了不同现象的分布。美国地理，曾由美国地理学家划分为许多地形的区域。在他方面也研究和划分了人类活动的区域。弗里友（Fleure）在他的根据于人类对相同的自然条件之反应的特征所得到的人文区域的概念，算是对于人文地理学作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见一九一九年苏格兰《地理学杂志》）。因此赤道森林中有许多不才的区域，高地有许多艰难耕种的区域，北欧、西欧的低地，有许多人力的区域，地中海沃土部分有许多繁盛的区域，冻土带有许多穷乏的区域，中亚草原有许多游牧的区域。在美洲的一种期刊《经济地理学》里，在经济地理学的范围以内，每块大陆的不同体系的农业区域，也被透彻地研究了。福塞特（C.B.Fawcett）曾经指示出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依于一个大城市支配了经济的、社会的和行政的活动而划分了许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应当成为组织行政区域之最合理的基础。与此同性质的区域划分，在区域运动发源地的法国，也有了研究。那里，在地理学的方面，这种划分法之完成是得力于布拉克的。不几年以前，勃利维尔（De Preville）作了一张非洲的区域图，以社会组织和活动的社团为根据。最近威士勒（Clark Wissler）也区划了哥伦布以前的美洲的文化区域。

所有表示各种现象之分布的这些区域的计划，被认为十分重要。所以地理学的根本乃是要明白陈述在复杂的自然区域里人类的占有。所有一切方法的原则都明白规定出来了，但根据于那些应用之精微的研究还大都没有着手。这里就有着地理学家的未来的任务了。

[1]
可译作《德意志土地与民族之研究》。

[2]
根据于这种方法的研究，恩斯蒂德已有论文发表于一九一七年苏格兰《地理学杂志》，论及西班牙的区域和这些区域之组合为许多不同的体系，如由欧洲西北部以至于地中海区域。在这两者之间，在中央的西班牙地方，则有着一组过渡的区域。

[3]
可译作《德国的地理形态》。

第二十章　结论

地理学直到十九世纪都被当作是地球的叙述，——是一切地域现象的叙述。因此它有着不同的三个方面：第一，地球为宇宙中的一分子；第二，地球是一个单位，包括了它的形体、容积以及经纬线的规定，和规定的方法；第三，以政治区划为基础的它的各构成部分的详尽的叙述。对于这三个方面，托勒密各给予一个不同的名称，即宇宙学（Cosmography）、地理学（Geography）和地志学（Chorography）。虽然在他看来，这不是一种科学的三个支派，乃是完全隔别的科目，各研究了完全不同的互相关系的事实。托勒密如我们所知，他之研究地理学，大体在于数理的和天文的方面；斯特拉波则详尽地叙述各个国家，所用的方法，曾沿用了几百年，到文艺复兴又重新恢复。由托勒密所领导的希腊科学家奠定了数理地理学的坚固的基础，虽说他缺乏地球的知识，缺乏资料，和测量的困难。

在欧洲，经过了长期的黑暗时代，希腊人的见解，在宗教迷信的荒原里，已时时有了回声，文艺复兴且证明了思想的复活，古典的希腊研究之复活，和地理知识之广播。十六七世纪之特点，乃是普遍世界之探险，新陆地和新事实之发现，并第一次实际证明了地为圆形。所以中世纪的宇宙学家面对着的问题，乃是要在一新的平面上，描绘圆形地球上面的新的陆地。托勒密的经纬度的记载被搜集拢来，且校正了，并且尽当时所有的不精确的方法之所能，也将这记载推广应用了。同时新的绘图法也代替了那仅能绘出地球的半面的托勒密的绘图法。

但与世界地图相反，地方的地图已有着非常的进步。因为在十六世纪时，在作详密测算的时候，已有了三角法、指南针和平板仪的应用了。

惟以水陆分布的臆说，信靠了托勒密的远东的记载，缺乏别的更可靠的资料，这些都使地图学未能精确。墨卡托（Mercator）总算在某范围内从托勒密的传说解放了自己，但这也还是到了十八世纪才完全成功。这时经线仪（Chronometer）和六分仪（Sextant）已普遍应用，精确的测地法已经发明，记录的搜集也已更广，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对于远东方面的记载。德利尔
[1]

（Delisle）和德安维里（D’Anvllle）奠定了近代地图学的基础。

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时，许多事实和现象都为探险家和商人记载下来，尤其是数理的方面得到了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的鼓舞。但科学的探险，则始于十八世纪末库克的南大洋的远征，这究竟取消了几世纪以来所流行的南大陆的观念——虽然在另一方面，他也环航了一块新的陆地，即澳大利亚（Australia）。

库克的远征，乃是广阔而艰难的科学探险之时代的先驱，这附带还有着一种重新整理了新资料之实验的企图。同时，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近代科学开始发达，进化论的观念，也大体由于拉马克和拉普拉斯的早期的研究，后来在无生物和生物学方面，也由于劳伊尔和达尔文的研究而产生了。

在地理学的领域内，整十九世纪，都是德国人作了伟大的贡献，它的两个巨人即洪保德和里特尔。他们最初从比较研究了地面上各处相同的现象，应用了因果律和类化的原则于地理学的研究。后者更进一步发展了类化的原则，建立了区域划分的概念。里特尔最初对于地球上的不同的区域，贡献了一种系统的处理的方法，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之基础上，将它们视如一个整体（例如大陆）的各部。

这两个开创大师的实验主义，后来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在自然的方面，由于佩舍尔及其后继者李希霍芬，在人文的方面由于拉采尔和勒普拉（Leplay）及其弟子们的理论和方法所代替了。从拉采尔产生了地理学的第三种原则——即扩张与分布的原则。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地理学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德国，这是与内陆的探险（如非洲大陆）之非常的进步有关，也以此而兴起了许多科学的杂志。最老的地理学会大体是由于促进探险事业而建立起来，如巴黎的地理学会成立于一八二五年，柏林一八二七年，伦敦一八三〇年。十九世纪后半期探险事业的最新收获之一，则是《彼特曼杂志》（Petermanns Mitteilungen）之出版。关于专门地理学之最新进步的科学杂志，则出版于十九世纪之末和二十世纪之初，如德国的《地理学杂志》，法国的《地理学年报》，美国的《美洲地理学会汇报》《地理学教师》等等。同时近代地理学也在其近代的形态之中飞快地发展起来。地形之进化论的解释，为许多地质学家所提倡，其中主要的贡献者，如李希霍芬，如彭克，如戴维斯。在法国，拉采尔的人种地理学也为布拉克所发挥和修正。不列颠的地理学会则比较落后，虽说它也有着马铿德尔（Mackinder）、奇泽尔（Chisholm）、凯尔台（Keltie）和米勒这些开创者，他们都从德国吸取了研究的资料。而英国地理学家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则是赫伯森（Herbertson）的世界自然环境之区划或区域的概念。

区域的概念，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收获，它之发展与赫特纳（Hettner）所谓的“缩小而综合”的近代的形态恰相符合。关于地理学的本质，其定义是很多的，在十九世纪之末最通行的学说则是地理学有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自然的和人文的。因为很难确定地理学和有关系的科学的关系，主要者如地质学和社会学，所以很引起一些学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反对。如拉采尔即部分地反对了这种二元论的概念——虽然他在他的人文地理学的广泛的解释里，也越过了别的科学，并侵入到了那些专家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希霍芬则于一八八三年对于地理学之自然的、人文的、生物的各方面之相互的关系，作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在二十年前最流行的一个地理学的定义，即地理学乃是一种分布的科学
[2]

。以人类为这种学科的最高点，但却与地面上的一切现象同样地有关系。这种学科仍然穿着一件太过于博大的外衣。现在它的最普通的定义乃是“人与其环境之关系之研究”——一个最暧昧的概念。它的范围止于何所？要阐明人与环境的关系必须从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证各种事实。因此我们有着根据于气象学的气候学；有根据于地质学的自然地理学；根据于天文和物理方面的数理地理学。在人文方面，则种族地理学依于人种地理学和社会学；政治和历史地理学依于历史学；社会地理学依于社会学；经济地理学依于经济学；最后则生物地理学依于动物学和植物学。在广义的解释，历史地理学单独研究了人类在进化中与环境的关系。换言之，即地理学以全历史学为领域，从其中选择了可以解释人类与对于自然环境的反应互有关系的事实和倾向。又动物地理学研究了哺乳类以下所有各种动物形态之起源、迁徙和现在的分布。种族地理学研究了与人类及其环境之关系远离的那些问题，即研究了最多只是一种试验的这类关系的本质。很显然，这种领域仍是太广大了。它的领域，或者只有专家在别的方面才能研究，或者只在讨论到分布的时候才属于地理学，都已渐渐地被抽空了。它的广泛的内容仍得再被缩小，这乃是继续着讨论到地理学的目的的论文所显示出来的事实。

因为要缩小它的领域，现在有着两个学派的思想，一派研究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之调整——在英国一般都坚持着这种见解；另一派则叙述和阐明了自然的和文化的景观。

自然的和人文的事实之相互的关系，和合理的，综合的叙述和系统化，这些都产生了区域的概念——即托勒密和近代学者所谓的地志学。由赫特纳所领导着的德国地理学家布拉克、赫伯森，都致力于发挥这个概念。这便是，也应当是近代地理学之最终的鹄的，它的中心，它的终极。

地理学的最特殊的领域，乃是在人与环境之关系中地形构造占着主要位置的区域。区域的研究，便是它的最特殊的领域。在这里便有着近代地理学的研究的鹄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了人类对于环境的关系。在生物学的范围内，生物之事实和分布，除非那构成了与人类有关的自然环境之一部，已全然与地理学家没有交涉。地理学不能不从有关系的学科引用了资料，并以所引用的资料组织成区域的网。

因此在地方的基础之上，布拉克建立了区域叙述的方法，赫伯森在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了较广大的自然区域的概念，确信着这两者之间，有着相互的关系，并详尽地分析了所处理的方法，这便是近代德国的地理学派，他们如是发挥了他们的先辈的传统。

关于地理教育的发展，约略说几句结束的话，这也并不是无意义的。

在一八八六年凯尔台（John Scott Keltie）在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篇关于英国和大陆国家的地理教育的报告，目的在推进英国的地理教育。这时在大陆上的国家，各级学校都有地理学了，与别的科目平等，且为受过地理学训练的专门教师所教授。其后各大学校里也差不多都有地理学了。德国各大学有十二个教授讲座，大体设置于一八七〇年以后——此时以前则柏林只有一个讲座，最初为里特尔所担任。在德国，地理学的“讲师状”（Facultas docendi）乃是给与志在为中学校和实科学校（Realschulen）的教师的一种学位。一八七一年法国学校还没有地理功课。一八八六年地理学才承认为一种学科，许多大学和高等师范也已有了讲座。在意大利，地理学之发展，乃是得力于维多瓦（Giuseppe Dalla Vedova，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和马里内利
[3]

（Giovanni Marinelli，一八四六～一九〇〇），所以有十二个大学校都已有了地理学了。

在英国，虽说初级学校方面很有进步，但各地仍没有地理学。

在我们的中等学校，包括了宏大的公立学校，大体很少例外，都是依于教授这门科目的教师的态度将地理学当作一种无聊的科目，侮蔑和不注意，地理学只是一种很费记忆的地名的表格。在大学校里实际上也不承认地理学，无论在科学的方面或人文的方面。所以地理学只是陆海军学校和文官考试的一种科目。教学所用的教科书、地图、教具，也与在教育上这个科目所处的地位同一水平。（凯尔台之语）

皇家地理学自一八七一年以后曾努力使地理学得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承认。但没有结果，直到凯尔台作了报告以后，牛津于一八八七年，剑桥于一八八八年才承认了。现在许多大学校都教授地理学，且大部分都设有文科的和理科的学位。

更推广言之，地理学之发展，直到近代，乃是大陆国家，特别是有着洪保德和里特尔之丰饶的传统之德国的一种收获。现在它已有了知识之一定的实体，和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方法。它有广大而暧昧的领域，但它的鹄的，它之发展之最新的成果，乃是区域。区域结合了人文的及自然的诸要素，成为地理学的中心的主题。地理学不单是在社会科学中占一席地，即作为世界问题之同情的理解之一种渊源，一种陶冶，其价值也是无可估计的。这便是地理学的最后的一个方面，这在近代世界教育上，使地理学有了一种伟大的价值。

[1]
德利尔（一六七五～一七二六），法国地图制图家，曾领导法国地图制图技术的改革，并著有关于测量和古代地理的著作多种。

[2]
赫伯森所下的地理学的分布的定义，并不是一种要素之分布，乃是所有的要素。同样米勒也主张这种科学乃是研究地壳的形势及其对于所有别的自然现象的影响。——这种态度也反映于他于一八九九年所出版的《国际地理学》里。戴维斯所下的地理学的定义，乃是“近代的地质学”，并提议将研究生物之分布及其与大地之关系的这种学问叫做Ontography。

[3]
马里内利（一八四六～一九〇〇），意大利地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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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近代地理测量术及绘图学之发达
[1]

测量术及绘图学之于地理学，犹梁柱屋架之于建筑，形貌轮廓之于人体，其重要可知。然亦极易为学者所忽视。这不单是关于这部门的知识，学习为难，亦以关于这部门的著述，较不易得。本篇见于R.E.Dickinson与Q.J.R.Howarth合著的《地理学的构成》，叙述近代始期地理学者之竭智尽力，前仆后继，以图开创新法，发明新知，其便利学者，盖无可拟喻。故译载本刊，以供参考。其有不习惯术语，恐译名未征妥善，则附记原文，以见原意焉。

——译者

关于航海及绘制精密地图，最要紧的，乃是确定位置，——即确定经纬度的方法和仪器。纬度固可由太阳、北极星及一定拱极星（circumpolar star）之高度之测量而决定。古代测量太阳高度之仪器，是一种占星仪（gnomgn），一针直立于平盘，由针影之长短，因以测定太阳之高度。这后来被亚里斯塔尔乔士（Aristarchus）所改良，其形如碗，一针直立碗中，碗边刻度数，用以测量针之倒影。观象仪：（ast roloble）据说至近当始于希波尔乔士（Hipparchus）时代，但原理之应用和发明，当在希波乔尔士以前。这是近代六分仪（sextant）的前身。这被航海家用作测量太阳高度的仪器直到十七世纪。象限仪（quadrant）也是根据于同一原理而构成，但不适用，因这只是大图的四分之一。十字仪（cross staff），其作用与此相同，于一三四二年最初被叙述到，十字仪之修改，加上后面的直杆，用以测量太阳的反光，这却是达维斯（J.Davis）在一五八五年所发明的。因为有了纬度的精确底测定，所以一四七四年至一五〇六年间的最初底天文历书（epheme rides），被吕几蒙泰纳（Regimontanus）完成且出版了。亚比安（Peter Apian）也继起作一五二一年至一五七九年间的天文历书。但结果多不正确，直到一五二六年考伯勒（Kepler）所编定的《路多尔芬里历表》（Rudolphine Ta ble）才修正了。

经度的测定则比较困难，直到十八世纪才算测定。这有两个原因：基本经线（即事午线）的选定，这是第一个问题。其次这之东西的角距（angular distance）其测定亦极困难。古代托来米以幸福岛（Fortunate Isles）为基本经线的起点。但这是传说中的地方，其位置当在大西洋中坎纳里群岛（Canaries）的附近。但托来米著作的新版，则亚速尔（Azores）与坎纳里同在一条经线，实际上，两地相距，尚有十八度。哥伦布（Columbus）
[2]

最初注意到航船上磁针的偏向
[3]

，一五三〇年，最初出版了表示磁力差（magnetic variation）的粗略底地图。但后来发现了他所用的方法颇不可靠，因为各地的磁力差，总是岁异而年不同。磁力子午线（magnetic meridian）在坎纳里之西；马开托（Mercator）拟以此为基本经线的起点，在一五六年出版的地图，遂决定了这线的位置，在于亚速尔，——虽然他前此所作的世界地图，仍是沿用了古代托来米的基本经线。西班牙人则以西距维尔达岛（Cape Verd Island）三七〇里格
[4]

的托尔德西拉斯线（Tordesillas Line）为基本经线，——例如科沙（Juan de la Cosa）最初所作的《新世界地图》（New World）即是。吕查里奥（Richelieu）以坎纳里岛的斐罗（Ferro）为法国地图的基本经线；佛尔德罕（Sir George Forgdham）则以十七世纪时所最初采用的伦敦子午线为英国的基本经线。所以这时讫无共同一致的基本经线，直到十八世纪，才规定了以格林维治天文台的子午线，为各国共同的基本经线。

经线的测定，最初是测量月球所掩蔽了的星辰，这种方法用于十六世纪，及十六世纪以后。斯可纳尔（Jean Schoner）及亚比安即用的是这种方法。但直到现在，这种方法仍然不见得十分正确。所以“地理学底经度，当是科学上最麻烦底问题。精密底理论，可靠底大前提，总是推陈出新。天体和自然，总是使科学家很苦恼”（劳里维尔Lelewel之语）。一六一一年伽利略（Galileo）发明了望远镜，使精确底地观察天体，较为可能。同年他观察了木星星座（Jnpiter），遂以星座所受光影之卷蔽，而决定了经度的位置。这方法后来为拉普拉斯（Laplance）所完成了。但是较高度的大望远镜，不能设置于船上。根本难题，乃是不能计算正确底时间，如弗里西斯（Frisius）在一五三〇年所觉察了的。同一天体运行的时刻，因此不能比较观察。这个问题直到一七三五年哈里逊（John Harrison）发明了经线仪（Chronometer），才算解决了。

一六六六年，法国的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建立起来。此后一百年间，欧洲天文学、测地学、绘图学的发达，它都居于指导的地位。远在一五二八年时，斐纳尔（Jean Fernel）曾计算由巴黎到亚眠
[5]

（Amies）车轮回转的次数，来精确底地测量了纬度一度间的长度。一六六九年比卡尔德（Jean Picard）继之，最初作了两地间的地学纬度底测量（geodetic measucement）。他在四分仪上面，配备了一个望远镜，及纵横交线，以保持正确。一六五七年，丹麦科学家海金斯（C.Huggens）发明钟摆（这后来为哈里孙所完成并且也可以应用于航船了），吕查尔（J.Richer）受了科学院的委托，最初用之于南美洲，作天文学上的种种研究。他发现在巴黎每秒钟规则底摆动的钟摆，在南美洲却不一样了。这与牛顿（Newton）由数理底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颇相符合。因为牛顿主张由于地心引力（Centrifugal force）及地球自转，地球的形状，当是两极扁平而赤道地方突出。要证明这种结果与当时卡西尼弟兄（J.Cassini, D.Cassini）在法国观察所得到的相反的假设，谁是谁非，科学院又派了远征队分赴秘鲁及拉伯兰（Lappland）测量了两地的弧度，以作比较。结果牛顿的学说证实了。“因此，”据佛尔德（Voltaire）说，“两极成为扁平的了；也平息了地理学上的争论。”

科学院也派了远征派到世界各地作天文经度的精密测量。法国的经度，则由一六七二年至一六八〇年间的比卡尔德与拉希勒（Lahire）二人集其大成。一六九四年，D.卡西尼即利用之以作法国地图。许多关于这类的测量，后来都在一六七九年的Connassance des Tamps中出版了。

英国的皇家学会（Royal Soiety）则成立于一六六二年，也发动了许多科学的研究。如科克（Cook）之远航，研究金星（Venes）通过太阳面的子午线；及腓卜（C.Phipps）之远航北极圈（一七七三年），考察人类实际所能航行的北纬度。一六七五年，格林维治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也建立起来了；一七一三年，也成立了经纬部（Board of Longitude），其委员会最初作为《航海历》（Nantical Almanac）的计划，这在一七六七年得了皇家天文学会的赞助，也最初出版了。

一五〇〇年以后，以测量法的进步，许多小区域的精密地图，都不断地出版了。装棱罗针仪（Prismatic compass）的前身，是改良了的航海用罗盘，将磁针装在可以随意倾侧的圆盘上面。这样的仪器，在十五世纪之末，即应用于意大利，如瓦尔德西米勒（Waldseemuller）如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都曾用过这样仪器。弗里西斯最初叙述到以交切光线确定位置的方法，后来这方法也被蒙斯特尔（Munster）所增补而更精密了。应用罗针仪作小区域地方的三角测量，最初始于十六世纪之末英国的威廉·保尔恩（William Bxurne）。十六世纪时许多国家的精密小地图，大都根据以天文学上测定的几个定点，然后再加上罗针仪的精密底测量。近代的测量法，则创始于丹麦人斯纳尔（W.Snell）。因他在一六一七年，用三角测量法及三角计算术，测量了亚尔克马尔（Alkmaar）及比尔金—阿伯—若木（Bergen-oy-Zoom）之间的弧度。一五七一年德格士（L.Digges）介绍了一种雏形的经纬仪（theodolite）到英国，这是根据古代希腊希波尔乔士的测地仪（Diopter）的原理做成的，它的用处是测量远距离。后来西逊（J.Sission）和郎当（Ramsden）都将这修改和补充，于一七八四年开始用于英格兰威尔士的测量。就在这世纪之末，威丁堡人伯里托里阿士（Pretorius，一五九〇年）法国人丹德理（P.Dandrie，一五九七年）也发明了平板仪（plane table）。

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欧洲西部各国许多根据于天文底观察和精密测量的地图，都制作出来了。加尔特（Carte dela France）与卡西尼兄弟根据于三角测量法，及比卡尔德与拉希尔的测量，所作成的地图，也建立了绘图法的最高的标准。十八世纪中叶，都理（C.D.Thury）受到了加尔波特（Colbert）的鼓舞，修正了卡西尼兄弟的测量，及三角测量术，并利用之以作更精确测量之根据，在一七八四年，完成了巴黎与格林维治之间的地纬测量的联络。法国的区域图都渐渐地准备着了，直到大革命时，政府接办了地方测量，才算将这种工作完成。这地图的缩尺是八六四〇〇之一，在当时可算无是最详密底地图。

在不列颠，沙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于一五七四年至一五七九年所作成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地图集，其缩尺已达到了三英里与一英寸之比。继之者，有一六〇八年包特（T.Ponts）的苏格兰地图集及一六一〇年斯比德（Speed）的《大不列颠帝国之舞台》（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其缩尺大小与沙克斯顿的地图相同。其后一六四四年荷勒尔（Holler）以五英里与一英寸之比的缩尺，做成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地图集，这在内战时却被应用了。一六五三年，以应于军事的必要，也开始了对于爱尔兰的测量，这还使镇压爱尔兰叛乱有功的贵族们分割土地，很感到便利。同时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及绘图家，他们的著作，不能在此处详空叙述的，还有阿几伯（John Ogieby）他是第一个采用了近代量制，以一七六〇码为一英里，代替了古代以二四二〇码为一英里的算法。他在一六七五年所用心做成的《不列颠道路图》，也是这类地图中的最精确者。此外加理（Cary）的英国地图集新编（一七九三年），亦是根据实际测量的新区域图，颇为后来一切英国地图的蓝本。包温（E.Bowen）伯罗门（Blome）摩尔登（R.Morden）也都对于区域的测量作了最重要的贡献。苏格兰战争之后，军官劳埃（Captain Roy，他后来却当了将军了，）于一七四七年开始一种测量，这便是军事测量的发端。他也曾参加前所说的巴黎与格林维治间的地纬联络的测量。一七九一年，最初计划了军用的放大缩尺的地图。英国的军事测量局，也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了。

德斯伯里（J.F.W.Desbarres）在他的著作中，（Atlantic Neptume，一七七四年，）关于大西洋部分，颇采用了科克的海上测量。詹斐里士（T.Jeffsrys）绘制了西印度及美洲地图集。吕纳尔于一七六三年为印度彭加尔（Bengale）的测量官，曾作了恒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
[6]

的地图，并于一七六三年至一七八二年测量了彭加尔及希哈尔（Bihar）各地，一七八八年出版了缩尺五英里与一英寸之比的印度地图。也费了几年的光阴，搜集了许多航海日志，来研究了北大西洋的洋流。

一五二三年斯可纳所做世界地图

一五八七年马开特尔所作世界地图

在世界绘图学方面，十八世纪的桂冠，不能不给与两个法国人，即德里士勒（G.Delisle，1675～1720）与德安维尔（J.B.B.D’Anuille，1697～1782）了。德里士勒搜集了所有新旧资料，于一七〇〇年做成的《世界地图》，可算是空前的最精确底地图，至少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托来米以来的传统。如修正地中海的长度为四十一度，并以巴黎之西二十度的斐罗地方为基本经线的起点。这都是这图的优点。但后来居上，德安维尔的研究，反掩散了德里士勒的名著了。德安维尔差不多绘制了二百幅左右的地图。最著者为一七三七年至一七八〇年所作成的普通地图集。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的轮廓，差不多与实际的地形完全一致了，这是因为他所获得的资料，比德里士勒较为充足的缘故。但德安维尔对于绘图学的最大底贡献，乃是严格地排斥一切未经证实的资料；他的绘图是纯然科学底。想像的大湖，传说的河川，未能证实的月山，一种托来米的传统，都被扫除了。所以，在非洲的内地，他让那地方都空白着。一七一八年，他以耶稣会教士怂恿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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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成的地理测量作根据，绘制成中国地图，也消灭了南太平洋中自来被人相信的那块神秘的大陆。

地理表形的制作法，也在十八世纪时，有着非常底进步，特别是凸形的地图表形。普通仍应用着古代的配景法，（Perspectiue method见于德里士勒及德安维尔的地图。）但粗略底影线画法，已最先应用于法国的地方图，如最早约在一六七四年顷的维维尔（D.Vivier）的《巴黎近郊图》及一六九四年顷的卡西尼的《法兰西地图集》即是。克鲁克斯（M.S.Cruquius）于一七二八年的《马尔维德（Merwede）地图》最初应用了等高线（Contours）的画法，后来伯查（P.Buach）也应用了同一的方法（一七三七年），表示了英吉利海峡各处不同底深度。完全用等高线所作成的《法兰西地图》，则始于一七九一年的都班——德里尔（Dupain-Triel）的地图。一七八三年，来曼（J.G.Lehmann）却将等高线画法，及影线画法，科学底地联合起来了。自此以后，这成为表示凸形地图的主要底方法，直到十九世纪。表示了山形的背影，最著名的，则是纳吕堡的荷曼（Homan）所作的《德国地图集》。这地图集出版于一七一八年，他是以阴影的浓淡，来表示了山岳的斜度的第一人。先此二年，他也以同一的记载作根据，绘成了一幅比里士勒的地图更精确的世界地图。

同时，由于两百年来所累积的资料，渐渐地组织化、图表化，也算定了近代综合地理学发达的基础。伯鲁斯（C.Burus）远在十七世纪，即做成了磁力差异的地图，后来为海来（F.Halley）于一六八三年大加修改。海来被称为“动底气象学之祖”（the futher of dymamical meteorology），于一六八六年出版了《风向图》，并于一六九六年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贸易（Trade-wind）的学说，最初说明了赤道热对于地面的影响，与对于大气分布的关系。海德烈（George Hadley）于一七三五年，最初解释了贸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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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斜，是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这在一百年后，也为达尔顿（John Dalton）大加补充。克尔查尔（A.Kircher）则仅搜集了当时的载籍，玩弄六六五年出版的名著Mundus Sublerraneus中，做成了各大海洋的洋流图及深度图。吕纳尔与达尔吕保勒（A.Dalrymple）于十八世纪的后半期，也网罗资料，出版了许多重要底航海地图及航海备忘录。

将这些所有与自然地理学有关的广大底新知，综合起来的，则是十八世纪之末的伯查著《自然地理学论集》（一七五六年）、伯尔曼（T.Bergmann）、瑞典化学家著《地球之自然地理》及以后的弗斯特尔（J.R.Foster）和康特（Emanuel Kant）。伯尔曼关于矿脉构造及地壳生成的学说，后来大都为德国的地质学家瓦尔纳（Werner）所采用了。瓦尔纳对于十九世纪之初的科学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康特于一七六五年以后开始写下了哥尼斯堡大学的《自然地理学》的讲稿。后来这些讲稿，都不断地出版了。在他看来，人文的要素，乃是地理学对象的最主要底部分。“地理学之对于人类，乃是一种教育练训，与作为经验和理智之结果的人类学知识同其主要”（见《大英百科全书》所引）。他将人与人之间经验的交通，分为两大类：即1.记述底或历史学底；2.叙说底或地理学底。但历史与地理两者都是叙说底，不过前者是属于时间的，后者是属于空间的罢了。他以为地理学乃是自然现象的总和，是历史学和别的地理学部门的基础，——如数理地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言地球之位置，容积，运动及地球在太阳尔中之位置；）、伦理地理学（moral geography，指人类与自然环境有关的风俗和气象）、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商业地理学（mercantile即Commericial geography）和神学地理学，（theological geography，指宗教信仰之分布）等等即是。

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之先，关于地理科学的记述，已被宾克尔顿（Pinkerton）在一八〇七年出版的《近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作了一种很好的总结。他以为地理学乃是包含千头万绪底记述的一种学问，而流行的地理学，都不幸，只是记载了一些枯燥底地名，和繁琐底节日，也不知道有图表的应用。地理学当如年代学一样用来说明了历史；地理学家，也当如建筑家一样，应用准备好了的资料，建筑一座坚固而华美的壮丽底殿堂。所以，宾克尔顿的著作，参考了所有的名著，尤其引用了法国不少科学家的大作。他支持了地理学（geoaraphy）\地域学（chrography）和地形学（topography）三者的区分。他认为地理学的通俗的见解，乃是地球上各部分的叙述，如不同底国家与人类，以及工业和技术所改进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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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这定义最符合的，则是历史地理学。这又可分为三部，即古代或古典时代的地理学\中世地理学\近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底目的，乃是要贡献了地球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近而可确信底叙述。”

关于地面上水陆的分布，他主张有两种区分，一是关于大陆的，一是关于海洋的。大陆分为两部，即新世界和旧世界。海洋的两部，即诺塔西亚（Notasia，普通指新荷兰及其附近的岛屿，按即现在的大洋洲）和波里尼西亚（Poynesia）。这种区分，用近代的名词，即陆地地形，都太单纯了，较之十六世纪时分为湾、峡、港、河川、大陆、岛屿、半岛、地峡，似乎宾克尔顿的说法，并不有多大的进步。地球上地形的排列和分布，好像是不规则的，“恰如绝大底遗迹”，但“事实上，却与人类的福利极有关系，因为没有海洋，就没有商业和交通的利益了，也由于和海洋接近，所以高纬地方的严寒和低纬地方的酷热，才可以被调节了。这时所流行的关于地形的概念，是伯查所创始的。这便是盆地河域的概念：由海洋以至于河川的盆地，四围都是山亦所环绕着。但宾克尔顿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些概念，因为“河川并不全然占据着一定底盆地，它们常常冲断了山系奔流”，“所以，自然现象常常堵死了人为的主张”。“这德国地理学家的思想，虽然影响很普遍，但却不能大随便地信徒了”。

他继承海来之后，精密地叙述了风向。他将这分为三类，即变化底，不变底（如贸易风），有季节底（如孟松风——monsoons）。他也如同瓦陵尼士（Varenius）一样，对于贸易风之东向偏斜，似乎并不知道有海德烈的著作，他将这原因归之于太阳的运动及大热西流，所以球面的空气迫而东向，遂构成了不变而东向的贸易风。贸易风带（the trade wind belt）的范围，连同着上层的相反底风向，虽说也有时变异，但总是在纬度三十度的地方；风向最平静的地方，则在最接近太阳热的地方，——即赤道。海来已经观察到几内亚海岸所受的孟松风的影响，他以为这乃是大陆的热与海上空气的交流。但在印度上，宾克尔顿却怀疑“为什么，这孟松风在印度洋上特多变化，而在同纬度的伊地阿贝克（Etheopic）地方，终年除有着一种东南风而外却什么变化也没有。再者，海来已研究到气候的情状是和气压（barometrie pressure）的变化有绝大底关系。但在赤道地方，每天的气压，此之于温带地方，较少变化。“因此，我觉察到在温带地方，风向的变化，也是商业兴替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在气温方面，他测算了太平洋与大西洋各纬度间的年平均气温。在那些地方，因为与陆地隔绝得很远，所以气温的变化比较是规则的。因此，他得到这结论：即每年的气温的变化，在赤道地方是很小的。离赤道越远，越接近两极，则气温的变化越大。在纬度三十五度的地方不会冻结，在六十度以外的地方则少有冰雹。在三十五度与六十度之间，气温如在弗氏表四十度，则暖气至，冰雪融解。气温的变化，陆上亦比海上较为显著。在纬度四十八度以上的地方，普通以正月为最冷，七月最热，在低纬度地方则八月最热。洋流对于海洋和气温的影响，也讨论到了。也测定了各纬度间雪线的最高度。一种最重要的观察，则是凡适宜于人类住居的地方，至少必有两月气温达到了弗氏表六十度，据说，要这样，才可以使年谷成熟，人类也可以繁生。

书中说到每个国家，在叙述、在论断方面，也显然有着夸大的历史底概念。他叙述一个国家，其次序如下，这与瓦哥底（R.d.Vangondy）在他的地理学史上所论列的，完全是一样：

1.每个国家的历史的或演进底地理；

2.包括了许多统计的政治情状；

3.人文地理；

4.自然地理。

但有些人主张以为第四项应当列在第一。宾克尔顿则又以为文化景观（landscape）是这么重要的人类工作的产物，所以这上面的次序，是很合理的。

总之，从近代地理学的观点看来，在自然地理学这方面，很显然地，因于资料的累积，和研究的进展，却沿着科学底轨道前进了。但近代地理学的精义，即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这方面，十八世纪的科学底探讨，似乎还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不能不待到十九世纪，来搜集，证明了从探险所得到的资料，从科学所研究的意见、结论，和渐渐发达起来的人地相关的概念。但这种进步大部分得归功于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汉保德（A.V.Humboldt）和李特尔（Kart Rit-ter）——两个近代自然地理学和人生地理学的开创的大师。但在研究他们的著作之先，探险事业和绘图学之发达，不能不先懂得一个大概，因为这是历史累积的资料，也就是他们用以研究的最重要的根据！

[1]
本文为本版编辑过程中查找到的楚图南译作，原载于《地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九月，当时署名为“楚曾”。

[2]
此为当时译者的译法，当即哥伦布。

[3]
eclin ation，即磁针所指南北极与地球经度相差之角度。——译注

[4]
league，约等于三英里。——译注

[5]
法国北部一个城市。

[6]
Brahmaputra，按即雅鲁藏布江。——译注

[7]
按即康熙。——译注

[8]
即信风，指的是在地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风。

[9]
原文如此，疑为“的”字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