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朱维毅

简介

留德博士朱维毅利用在德国生活的近20年时间里接触了很多“二战”老兵，查询过大量的“二战”史书、档案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此书。作品展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领域，其中包括德军的新兵生活、德国战俘经历、战地家信和家属寻亲、女性在战争中的命运、国际法对德军战时行为的影响、德军对游击战争的质疑和对策、战争难民的逃亡境遇、德国老兵的反思和反战立场。作品中不仅包含了对德国历史罪责的思考，也揭示了英、美空军屠杀平民的“面积轰炸”、美军的有计划的大面积虐俘、苏军在反攻时的群体掠夺和强奸行为。作者以40万字大手笔的真实访谈录，300幅视角独特、极具冲击力的战争图片构筑出一部罕见的全面反思“二战”的反战类纪实文学作品。

在我1988年首次出国时，德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莱茵河两岸的风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飞速车流，也不是和中国廻然不同的城市和民风，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筑 纪念教堂。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筑能够像这个教堂一样引发出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烈联想。

主钟楼高达113米的纪念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的最高建筑，全称为“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带有哥特风格的新罗马式建筑是德皇威廉二世为纪念他的祖父 德国的开国皇帝威廉一世而建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均由威廉二世亲自督管，工程所需的680万金马克来自德国各省财政和私人投资，工程开始的年份选在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第20年的1891年，建筑奠基的日子3月22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第94个诞辰日 所有这一切，都为这座建筑罩上了一层超乎宗教意义的耀目光环，使它承载了铭记开国君主，展现民族自豪和弘扬德意志传统的意义。1895年9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主持了纪念教堂的竣工揭幕典礼。隆重的盛典令帝国一时轰动，新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在全德随之风靡。

无人能够料到，这座建筑会在半个世纪后被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的轰炸机和火炮夷为一片废墟。而这场由德国发动的世界战争的起点，正是纪念教堂问世44年后的9月1日。

战后，纪念教堂的残存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并经过整体加固，它变成了一座汇集着辉煌与黑暗、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骄傲与自省的永久性历史建筑。教堂的纪念指向已不再是那位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的开国君主，它无声却持久地提醒着人们永记一段历史：那场改变了德国和世界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0-1：柏林西区的标志性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今昔对比。1943年11月盟军空军对柏林的大轰炸，1945年4月苏军在柏林战役中的炮击，使纪念教堂受到毁灭性破坏，废墟之上只站立着已经被揭了顶盖的钟楼。1957年，西柏林政府开始讨论重建纪念教堂的工程方案，大多数柏林市民支持把68米高的钟楼残骸部分加固保护下来。重建工程于1961年结束，纪念教堂从此成为一座向德国后人警示独裁危害和战争教训的独特建筑。

那么，历经“二战”的德国人记住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那场空前的人类战争浩劫之中，德国周边的国家除中立国瑞士之外全部遭到德国的攻击和控制；德国的战争对手包括了欧洲的所有工业大国（包括战争后期倒戈的意大利）和美国、苏联两大国际超强力量；德军的进攻矛头北及丹麦、挪威，西指英伦三岛，南抵北非沙漠，东至莫斯科城下，其军事扩张的规模和韧性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德国国防军开世界战争史中装甲闪击战和空降兵作战之先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陆军围歼战、城市包围战、水下潜艇战和空军大会战，及至在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把导弹应用于实战这一切都注定了世界和平力量在遏制和挫败德国的侵略行为时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世界性战争 “二战”期间，全世界先后有53个国家对德国宣战；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仅在欧洲的死亡人数就接近4 000万；这是一场把德意志民族推向绝境的战争 320多万德国军人死亡，210多万德国平民死于空袭，1100多万德国男子成为战俘，200多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德国的161个城市和850个村镇遭受了毁灭性轰炸，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丧失了一切主权，1 200多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战后被迫放弃世代家产，被驱赶到胜利者留给德国的那块缩小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德国发动的“二战”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和关系的建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人类的现代价值观定位都和这场战争的结局紧密相关。正因为这样，世界各国发表的“二战”文献浩如烟海，涵盖了史实记载、战役分析、罪行揭露、名人传记以及文艺作品多种形式。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德国普通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感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战败的德国一方，而从血海中幸存的各国受害者在追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往往很难顾及到加害国大众的遭遇和心境。另一方面，陈述、分析和总结战争的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战争的获胜一方，战败国百姓的故事和感受从来都不大可能被纳入主流的历史视场。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世界对德国的“二战”亲历者的战争感受缺乏了解，人类对“二战”浩劫的洞察和总结就说不上全面和完整。

由于欧洲的战场远离中国，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图像和影视史料来认识战时的德国。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想象到的德国军人形象几乎是一致的，那是一群头戴钢盔、面目凶恶、强悍善战、惨无人道的战争机器。被群体固化的“鬼子”形象，让我们难以识别他们在性格、身世、思想、经历上的差异。他们是如何经历和认识“二战”的？我们对此几乎毫无了解。他们的个性鲜为人知，他们的故事鲜为人听，他们的思想鲜为人道。在德国以外的各国看不到被翻译成自己母语的德国老兵回忆录，在二战史书中很少谈到普通德国士兵的命运，在一切纪念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的场合上更不可能有德国老兵代表的身影出现。这是造就历史而又被历史忘却的一批人，这是真实存在而又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的一批人，走近他们，就文学而言是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就研史来说有利于更全面地总结“二战”，由此我萌发了接触并记述这些德国老兵的经历的想法。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揭露纳粹德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文献已经堆积如山。在这方面继续落笔无非是重组各方信息，并无多少新意。另外，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战争中所犯罪行在战后得到了严厉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国自身也对其历史罪责进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书的写作重点不在于列数纳粹德国的罪行，而在于展示普通德国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记忆和解读。

作为“50后”，我对二战的了解尽管是间接的，但一直充满了探究的冲动。我的父亲是一名新四军敌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他讲抗战故事，并从中最早听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这一连串名词。它们对我来说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而对当年的父亲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在中国的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侯，新四军在时事学习中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到德国以后，我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当年曾与苏军和盟军横刀相向的德军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接触和了解他们的冲动。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群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蹒跚行走的白发老者，但我却很容易联想到他们当年的军人形象：风尘仆仆，一身戎装，头戴M40型钢盔，肩挎K98式步枪 90年代初我在萨尔布吕肯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老房东和他的几户老邻居家里都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军人照片。老房东向我解释过：“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的后方已经没有了男性青壮年，你今天能见到的老头全是当年的军人 ”

老兵们生活在我的周围，但和他们深谈“二战”的话题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事关那场不义的、以惨败而告终的战争，事关个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们是很难向一个相交不深的外人敞开心扉的。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是，德国的“二战”反思会在德国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之间形成一道交流的鸿沟。年轻的一代人在中学教育中就可以系统地了解到自己先辈参与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儿子不愿保存老兵父亲的战争文物，孙子不愿倾听老兵爷爷的战争经历，这在德国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后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们也倾向于对自己的“二战”经历采取谨言慎行的态度。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外国人的采访要求时，这种态度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强化。

除此以外，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时间。书写“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历史见证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战”开始时刚20岁的德国人，到现在也都进入古稀高龄了。依然健在的 “二战”德国军人越来越少，当年将校级军官已基本绝迹。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要进入这个写作领域，只能抓紧有效的几年时间。

进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种交流的基础。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由德国老兵留下的战争回忆录。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德国以外，读来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时也遗憾地发现，凡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老兵回忆录大都缺少鲜明的个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在把历史诉诸文字时，其思想表达毕竟要比说话来的更为谨慎，在事关敏感话题的时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经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的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这种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是绝不可能见诸于文史书刊的。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实地了解德国老兵和他们眼中的战争，必须要和他们直接对话，要让他们敞开心扉，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就是要“零距离接触”。

在我生活于德国的十几年中，先后接触过很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虽说经常能见面，但也不过是在楼道或街区碰上面后打个招呼。但只要出现交谈的机会，我都会不失时机地想办法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些对战争的感受。最初的动机不过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后来逐渐地就变成了有意识地收集故事。由此获得的材料虽然支离破碎，但积少成多后就使得那场战争在我眼前逐渐变得生动和真实起来。当然，依此还不足以成书。在我对德国老兵心中的“二战”积累了一些感觉后，我决定开始正式的采访。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感觉到了写这样一本书的难度。

我曾经试图通过德国的各类研究第三帝国史和“二战”史的协会和机构建立采访渠道，但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德国人在拒绝求职时很直接，但在拒绝求助时则很委婉。他们经常是不直接回绝我，而是很热心地推荐我再去和别的单位试一试，而且会给出一些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最终又让我返回到了最早联系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个无效循环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况发生在斯图加特市的一个老兵协会，会长在“二战”时是一名空军军官，老得已经写不成信了，他委托助手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表示将要提供给我一个老兵会员的名单，我可以根据这份名单上的电话和地址逐一去联系或采访这些人，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后来我了解到，老会长做出这个承诺后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要找到采访对象的最佳途径可能还是通过对方能信得过的人来引见，这种引见的角色是各种协会和机构所不愿承担的，因为他们对你的写作动机并无丝毫认知。这个建议启发了我，我开始尝试在朋友圈中寻找引见人。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最终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接触到了一些愿意和我闲扯过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举行的一次老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在德国西部的布劳姆贝克市（又称花山市）举行的，由当地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一手操办的，主题是《老兵忆“二战”》。

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这个座谈会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发起者是一位前中国留学生，组织者是一位前德国政治家，到会者是8位前德国军人。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开汽车前来赴会的，6位正式着装，打了领带。他们保持着军人严格守时的习惯，约好的10点钟刚一到，一群老头就脚跟脚地进入了会场 组织者老市长家那宽敞洁净的客厅里。这些老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各不相同，其战时加入的军种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和纳粹德国的“第四武装”党卫军。

图0-2：2002年2月在布劳姆贝克市的老兵座谈会。到会的8位老兵来自“二战”时期的德国海、陆、空三军种和党卫军，曾分别在西欧、北欧、苏联和大西洋海域作战。照片中这5位老兵全部是正装出席座谈会，而且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简历。截至本书截稿之时，他们中间有4位已经去世。

在举办老兵座谈会之前，细心的老市长建议我把采访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座谈，请大家扼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步再家访，即根据在座谈会上了解的情况，挑出几个有故事的老兵进行单独采访。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任何一个老人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3个小时座谈会能提供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对我来说，除了要在这个座谈会了解与会者的各自战争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体会相聚气氛，感受相互关系和观察共性的东西来获得一个对老兵的群体印象。座谈会的气氛很平和，除了话题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国一般的聚会并无二致。原因再简单不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德国老兵的世界神秘而遥远，而对这些战争亲历者本身来说，他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园的同一代德国人，说起那段历史来就像聊家常一样自然。这次座谈会使我对德国“二战”老兵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德意志民族延续过程中特殊的一代人，这些老兵们在民族秉性上和他们的前人和后代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们的独特之处只在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命运。

由于“二战”带给德国军人个人命运的撞击过于剧烈，老兵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之深刻远远超过一般老年人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大多数我接触过的老兵都能随口说出自己入伍、负伤、被俘和回家的具体日期，详细到了月份、日子、上午还是下午、晴天还是下雨在我的所有采访对象中，没有人为其战争经历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人流露出负罪感。发动战争的德国已经付出了足够代价（其中包括人员的死伤、城镇的破坏、赎罪式的战俘劳动、对受害国家的赔偿），这使得这些当初在 “为国尽职”信念下走向战场的工人、农民、学生如今的心态十分平和。而他们在对自己曾宣誓效忠过的纳粹元首的谴责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这些当年的军人已经真正悟透了专制独裁和侵略战争会给平民带来何种命运。

采访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一次约好的面谈我要专程驱车数百公里；有时为了补充材料我要对同一个人多次拜访（而进入德国人家庭的谈话预约经常是很困难的）；有时我为了搞清当事人讲述的某一场战役或一个事件，必须在采访后查询大量资料 对于我这样一个工科出生的业余写作者来说，投入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从采访中获得一种特殊快感，那是在切入历史进程时体验社会发展脉搏的那种感觉。

在和老兵们的接触中，我经常能够听到他们对自己的孙辈和重孙辈的介绍，这些孩子们有的痴迷于电脑游戏，有的热衷于异国时尚，有的成为国际文艺体育明星的追随者，在价值观上已远离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而去。而当这些老人向我展示他们祖父母的照片甚至是曾祖父母留下的信件时，我又会被带进更远的德国历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的年代，甚至是普鲁士王国征战丹麦、奥地利、法国进而一统德意志帝国的时期。这是一种从历史书上无法获得的对社会延续发展的一种直接触摸感，它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类发展，什么叫世代更迭。尽管我的观察比较表面，而且间接，但我毕竟获得了一种上下纵观德国六代、甚至七代人的独特感受。这对我真正理解德国老兵及其后人（当今德国社会的主宰者）以避免简单地图解他们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帮助。依据这种感受，我就可以为这本书选择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二战”时期这一代德国人特质的采访素材，从而使读者在增加一些知识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将德意志人代代相连的那种独有的民族气质，而后者往往是认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钥匙。

在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写的一些德国老兵回顾“二战”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国内陆续发表。其后我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再把创作的笔触伸入这个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采访过的老兵一个个地离世了。那些在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和我互致问候的老人一旦停止邮寄贺卡，往往就是不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把电话打过去，得到的通常都是老人已去世的消息。这让我感受到一代人从历史淡出的过程。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人类世代作为的记录。

现代是什么？现代是人类世代作为的效果之和。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无论他们最终留给后人的是遗产还是遗憾，真实地为后人留下自身的历史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不存在国界之隔的传承，口述史则是这种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而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角度上看，由战败国的普通人留下的口述史比胜利者的历史追忆更为重要。面对正在消逝中的一代德国老兵，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再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我在2009年5月对“二战”德国老兵的新的一轮，也许也是最后一轮的采访。

7年前帮助我组织过老兵座谈会的布劳姆贝克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又一次热情地帮助了我。他的夫人帮我落实了一批采访对象，并安排了周密的采访日程。走路已需手杖支撑的老市长亲自开车带着我在德国中部和北部海滨地区跑了一个星期，陪我逐个登门拜访了一批“二战”老人。

德国人的“助人为乐”通常具有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在花钱上一定要彼此分清。不知是老市长被我采访老兵的韧性所打动，还是为了答谢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陪同他们夫妇游览黄花峪水长城的热情，他对我们沿途的用餐、渡轮和汽车加油等一系列费用的支出均采取了一种近乎“专制”的做法 必须由他一人来全部埋单。当我向他提出很德国式的“AA制”要求时，他给我的是一个很中国式的答复：“少来（keine Diskussion）！”

只是在告别时他才对我说：“我觉得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是在帮助中国人了解德国 ”

了解德国 一个引发思考的命题。

我们对德国的了解有多少？这种了解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个诞生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伟大哲人的睿智民族为什么曾由衷拥戴过纳粹的极权、专制和暴虐？这个滋养了歌德、贝多芬、巴赫、尼采等艺术巨匠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曾一手制造出人类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种族灭绝罪行？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国家在每次惨重挫败后都能再度崛起并依然跻身于世界顶级强国之列？是什么原因使德国这个欧洲历史上的“问题孩子”变成了欧盟这一人类区域联合创举的核心驱动国？在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峙长期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今天，德国人的二战经历和总结对今天的人类及其后代意味着什么？

本书不求改变历史书的定论，只求客观、真实、生动地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和细节。能否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应是考察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是否具备思想价值的判据之一，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

布劳姆贝格（Blomberg）是位于德国北威州边缘地区的一座富有传统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它的名称取自德语的“Blumberg”，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 “花山”。

花山是个人才辈出的小城，曾涌现出很多驰名德国的名人，其中有园艺师、棋手、学者、作家、政治家 而最负盛名的当属联邦德国的第七任总理施罗德。

在“二战”期间，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种：打过仗的，正在打仗的，将要打仗的。在这场与众多世界强国为敌的大战中，德国必须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线。和很多德国城市一样，小城花山至今保存着两份名单。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去不返的两代死亡军人的名单。在“一战”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阵亡或失踪；在“二战”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里，青壮年男子几乎系数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阵亡或失踪。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长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 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长家中和主人聊天。

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教育学专家的老市长曾长期研读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因为在德国凡涉及教育就离不开对两次大战历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认为，“二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战”历史的延续，而“一战”是欧洲列强的长期利益争夺的必然。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

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之说。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 都只适用于自身。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对于这一点，被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的中国人体会尤深。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 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1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1.5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36艘，而对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 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

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

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买一个面包要花1 000亿马克，一升牛奶要花3 000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 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 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 二战 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的副部长。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 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策略的一种讽刺吗？”

老市长出生于1937年，那时距离战争的启动只剩下两年时间，对“一战”后德国所处的极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体验。为了验证他讲述的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戴林，邦特鲁普（Barntrop）人，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 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 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 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

布朗特，奥格斯堡（Augsb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的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 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这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时只能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去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在参军前，我干过3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

罗迪，柏林（Berlin）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愿参军，装甲兵：我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市场 制作葬礼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万金马克在柏林市中心区的宪兵广场旁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楼。这个公司后来传给了父亲。“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在国外，德国获得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兼并了奥地利，还一步步夺回了外交主权 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2月我自愿入伍，这样我就有资格选择军种了。因为我的皮肤对潮湿环境过敏，我拒绝了让我去当海军的安排，尽管征召我们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我幸亏没有去，这艘战舰上的官兵后来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愿意干，响声太大了。后来征兵处建议我选择装甲兵，我接受了。

德裔美国人迪·莱曼在他写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 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随着和历史见证人的接触增多，我逐渐理解了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我儿子凌凌曾给我推荐过一个采访对象，他叫罗迪，在“二战”期间曾在“大德意志”机械化师当过兵。我听说此事后很有兴趣，因为“大德意志师”是当年德军中的超级主力，头号机械化师，在这个部队中干过的人必定经过血战。

说起来和罗迪老人的相识，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儿子凌凌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所在的柏林阿斯卡中学是一所建于1875年的老校。1954年，学校为纪念在两次大战中死去的本校师生而建造了一个祭坛，并整理出了一部死者名册放在祭坛上。名册上记载着352个阵亡军人和14个遇害犹太人的姓名，罗迪先生在战争中阵亡的两个哥哥的名字也记录在案。

这本名单式的纪念册对其纪念对象没有做仔细区分。从记录学史，警示战争灾难的作用上说它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问题出在了摆放它的位置：它被摆到了死亡师生祭坛上，这就有了几分悼念阵亡侵略者的嫌疑。鉴于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对此不断表达出的异议，校方于1975年拆除了这个祭坛，并收起了那本名册。

2000年，早已退休的罗迪先生应邀参加了阿斯卡中学建校125周年的校庆，也准备借此机会想顺便凭吊一下两个死去的哥哥，结果他发现那个祭坛早已被拆除25年了。老头愤怒地找到校长质问：“难道死去的士兵就不是纳粹的受害者了？”

就在那次校庆活动中，他以自己的“二战”经历现身说法，给一批学生作了一个题为《教育和战争》的报告。我儿子听完报告后找到他问：“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谈一次呢？他正在寻找您这样的老兵。”就这样，我认识了罗迪。

图3-1：两张照片，61年之隔。左图为1941年刚加入国防军时的小伙子罗迪。右图为2002年在柏林述说“二战”经历的老年罗迪。

老人住在柏林的新克恩区的一条商业大街旁。他居住的楼房是一幢19世纪末的建筑，“二战”时的柏林大轰炸也居然被它挺了过来。这是一座典型的老式柏林住宅楼，外墙厚达半米，分前楼和后楼，中间有一个天井。楼高5层，每一层楼有3套独立的单元房。大门均由厚橡木打造，每套房子都是4大室加两大厅，居住面积达200多平米，室内净高近4米，房间宽敞而明亮，由此可以看出100多年前的柏林中产阶级的居住水平。惟一比不上现代建筑的是,这种老式的套房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也相对狭小。

老人在3楼和4楼各有一套这样的单元房，他和老伴一人住一套，白天凑到一起做饭吃饭，晚上就各回各的单元房。对此他幽默地调侃道：“现在不比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了，那时候是要往一起贴的。”

这幢楼房是他的家族遗产，他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楼里。他拿出一张相片递给我：“看，这是我妈妈。”相片是一个在摇篮里抱着奶瓶的大眼睛金发小女孩。我刚想说可爱极了，但又觉得好像不太合适，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他告诉我：“我们家有照相的传统，属于世界上最早使用照相机的一批家庭。现在你想要在欧洲老百姓家看到这么老的相片是很难的。”

罗迪老人身材高大，只是背微微有些驼，头发和胡子都是白的。他思维敏捷，热情好客，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在我到来之前，他已经在客厅摆放好了葡萄酒和厚厚的一摞相册。人越老，就会把相册看得愈加重要，而且越愿意一边翻着相册一边谈过去。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和中国人并无区别。

老人拿出一张免冠军人照给我：“看，这是我入伍两个月后的照片。”口气中不无得意。相片里的小伙子的确很帅，拍照的时间是1941年4月15日。他告诉我说：“我当时身高1.83米，现在缩了5厘米，成小老头了。”

罗迪先生出生于一个殷实富足的商贾人家。他的爷爷是柏林第一家做葬礼服装的公司创始人，同时兼做农产品贸易。1907年，爷爷在东部波美拉尼亚建了两个大粮库。战后，波美拉尼亚划给了波兰，粮库也被无偿征收了。对此罗迪耿耿于怀，退休后还专门去那里看过一次，他发现粮库还在，但已经非常破旧。他给我看了同一粮库在80年前和现在的两张照片，从照片上我读出了岁月。

1913年，罗迪的父母结婚了。次年父亲在柏林的格林内瓦特森林区自建了一幢别墅，然后就有了他们兄弟4人的先后出生。罗迪排行老三，生于1921年。在他5岁的时侯家里开始拥有汽车了，还雇了一个专业的司机，他们成了早期的德国有车一族。这辆车平时在父亲的公司里使用，到了星期日就用于全家外出兜风。在一张发黄的照片里，我看见罗迪一大家人坐在一辆黑色的奔驰敞蓬轿车上，方向盘边坐的是穿皮衣戴皮帽配风镜的司机，他留着两头翘起的大胡须，在镜头前作骄傲状。车里的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满满的。罗迪说：“您想想，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再加上我们4个秃小子都要坐进去，不使劲挤怎么能行？”

图3-2：希特勒青年团在野外宿营活动。上图：在户外搭建的帐篷营地。下图：孩子们用跳越篝火堆来显示“男子汉气概”。希青团以培养“优秀的亚利安人”和效忠第三帝国的准军人为目标，承担着帮助德国少年洗脑、健身、组织化这三大使命。自1936年12月起，纳粹把希青团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组织，年纪在14－18岁的健康德国男孩都要无条件加入。

14岁时，罗迪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就象小学毕业后一定要上中学一样，参加这个组织根本不用申请，够了岁数就一锅端。他说，参加希青团是一件让小孩子们很向往的事儿，大家穿一样的制服，一起打靶、一起锻炼身体、一起过野营生活，没有了家长的约束，生活又自由又愉快。说话之间他找出了一张当时的照片，上面是一群穿制服打领巾的孩子在举行篝火晚会，一排孩子正站着唱歌，更多的人坐在地上鼓掌。梳着小分头的小罗迪就站在唱歌的队伍里。

谈到那场战争，罗迪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侯是31岁，刚结婚14天，生活道路就这样走到了头。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图3-3：1943年，罗迪和二哥（左）在苏联战场上相遇。这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二哥后来死于本土战，被平射的高射机枪击中脸部。尸体葬于何处不详。

“您是在哪里接受新兵训练的呢？”

“我参军后被送到波茨坦训练。因为我的射击成绩总是排在全连的前三名以内，所以我很快就获得了优秀射手称号，这样，我就可以不参加星期日的加班训练了。基本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又被选出来参加了无线通讯兵的培训，一起培训的有50人。看，这是我们培训小组的结业照。”老人指着一张相片给我看，那上面是7个头戴步军帽身穿白色外套的士兵，“6个学生1个老师，右面个头最大的这个是我。在这7个人中战后活下来的只有2个人。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开始攻击苏联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不过，严格来讲这还不算是真正的苏联。您一定知道，战线两侧的区域原来都是波兰的领土。1939年9月德国、苏联两家平分了波兰，使波兰成为两国相互防范的安全缓冲区。其实，俄国人真正的战略防线是新国界以东300到400公里的 斯大林防线 。这条防线的西侧是 十月革命 后被苏联兼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加盟国，它的东侧才是1917年以前的俄国领土。”

我插话说：“我想，要保住传统国土的安全，苏军在抵抗的时候一定最希望把你们消灭在 斯大林防线 以西的地区。”

“一点不错。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深入苏联的腹地，不突破 斯大林防线 ，就谈不上对苏联的真正威胁。我所在的部队隶属于霍特将军的第3装甲兵团。这个兵团下设5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每个装甲师都有不少于150辆坦克。您知道当时希特勒是怎么估计苏联的抵抗能力的吗？在攻击苏联前一个星期，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里对他的将领们说： 我要求你们的只有一点，用力踢开房门，然后这个房子就会自行彻底垮掉。 这个疯子，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看成是一脚就能踹散架的破窝棚了。”

其实希特勒并非像罗迪所说的变成了一个疯子。纳粹德国对苏联志在必得的态度有三个方面的基础。

第一是基于“一战”的经验。当时俄国动员了在各参战国中最大的兵力，气势汹汹地要从东面给正和英法联军苦战的德军以致命一击，但结果是俄军大败，导致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逢俄必胜”的自负心理。

第二是基于苏军因内部大清洗造成的战力自损，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斯大林为解决“军人法西斯组织”的隐患，在苏军将领中大开杀戒。5个元帅中有3个被杀，15个将军中有13人被杀；在85个军团司令员中有62个被；在195个师长中有110个被杀 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能完成的对一个大国军队精英的如此高效的杀伤，苏军的指挥系统几乎被杀空了。德国人有理由相信苏联军中已无良将。

第三是基于苏、芬战争的经验。苏联在1939年11月30日开始的侵略芬兰行动中，计划4天“解放”小小的芬兰，但后来的结果是近50万的苏军和不足20万的芬军打了4个月，战死人数比芬兰多了一倍，给人类战争史提供了一次完美的惨胜案例。

罗迪经历了德军在侵苏初期的长驱直入式的大进军，对手的不断溃败似乎验证了德国人对苏军战斗力的判断。下至普通士兵罗迪，上至最高指挥部，此刻的德军无人不认为对苏战争是稳操胜券的。

打过仗的人最喜欢谈胜仗，罗迪描绘起那场大进军来显得绘声绘色：“我所在的643分队是一只装甲预备队，不固定归属于哪一个师，哪个师紧急需要就把我们临时编入哪个师，所以大家都叫我们是救火队。突入苏联后，第3装甲兵团按照希特勒的大包围计划一路向东飞奔，就像一把张开大嘴的钳子一个劲往前猛插，等超过溃散的红军大部队后就立即收拢钳头，截断他们的退路，让跟进的步兵把他们围住吃掉。然后我们再张开钳子嘴继续往前飞奔，去完成下一个大包围。

图3-4：在1941年6月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中，中路集团军群的机械化部队向苏联国土纵深迅速推进（上图）。至当年的12月中旬，向德军投降的苏军士兵已达到300万人（下图）。

“部队先后经过了明斯克、维帖布斯克、尔热夫、维亚基马，几乎是一直笔直地向东前进。7月中旬，我们终于越过了第聂伯河，突破了 斯大林防线 。俄国人在这里抵抗的微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来我一直以为在 斯大林防线 会发生最艰苦的战斗”

说到这里，他给我翻出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当年在战场上的留影，穿着深色的风衣，头戴钢盔，站在一道显然是苏军挖出来的作战工事里。照片的背面写着：“斯大林防线”。

老人继续讲道：“本来德国是有希望在入冬前把闪击战一直打到莫斯科的。但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的战争潜力，认为拿下莫斯科只是时间的问题。他把精力放到了西俄地区，想用大包围战先吃掉苏军主力，扫清通往南俄的油田通道。就这样，他把两个月宝贵的夏季时间失去了。进入秋冬两季，苏联的战场出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恶劣气候。听说过吗？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罗斯时有一个大将军挽救了俄国，在131年之后这位大将军又一次帮助了俄国，他就是 冬天将军 我们都这样称呼1941年冬天在俄国的天气。

“我大哥参加过西欧战役。那里的作战条件和俄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法国气候温和，道路质量高。防御线一旦被我们摧毁，我们就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扩大战果。可在苏联就不一样了。在我们中路大军的运动方向上只有一条经过明斯克通往莫斯科的柏油公路，其他的所有道路都是最原始最糟糕的土路，一场大雨后就变成沼泽泥潭。对这一点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按理说，履带式车辆是不大受恶劣道路条件影响的，但偏偏我们的多数车辆是轮式的。一个装甲师的履带车辆不到300台，可轮式车辆却有3 000多台，一上路全陷进去了。到11月上旬，大雨和烂泥把我们完全阻滞住了。进入冰冻期后，车辆刚能行驶，从11月27日起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我们的车打不着火，枪拉不开栓，燃料冻成了固体，人几乎要冻僵 12月5日我们到达了莫斯科郊区。当时记录下的气温是零下37度，其实最冷的时候超过零下40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寒冷。我们已经看到了莫斯科郊区的轻轨火车，但整个部队都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就在我们到达莫斯科郊区的第二天，俄国人从远东调来的精锐师开始反攻了。他们的冬季反攻一共持续了3个多月，虽然进展很小，但阻止住了我们的攻势，闪击战变成了胶着战，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

图3-5：1941年11月，德军在苏联遭遇强敌 秋雨后的道路翻浆。就连斯大林自己都没有想到，苏联交通设施的落后状态会在最危险的时侯阻挡住了德军的机械化部队，闪电战变成了蜗牛战。装备了大量轮式车辆的德军面对沼泽一样的苏联公路一筹莫展，就连坦克履带都会陷入泥潭。德军老兵常说，俄国的两大将军是他们的英雄，一个是冬天将军，一个是沼泽将军。

说到这里，老人饮了一小口红葡萄酒，然后对我说：“知道吗？我最终还是进了莫斯科。”

我有些吃惊：“怎么，您后来被俘虏了？”

他笑笑说：“不，那是战后的事了，我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我一定要看看这个当时我们无法到达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对这块几乎把我冻僵的地方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向往。”

罗迪接着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纷纷从车上跳下来，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我发现了一个仰卧在麦地里的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黄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步步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像要对我说什么。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还说这是命令。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 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 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图3-6：德军在打扫战场时用手枪对零星苏军重伤员进行“果断处置”。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1942年，我们经过短期修整后被编入了 大德意志 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至今德国还有介绍这支部队的各种书籍和画册在发行，当然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的。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打得树叶刷刷地落下来。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打在了汽车的水箱上，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只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在一次激战后，我和一个弟兄负伤掉了队。我的右眼被炮弹炸瞎，左眼被灼伤，什么都看不见了，而那个弟兄的两腿都被炸断了。他哭着说： 罗迪，没指望了，我们不能落在俄国人手上，来吧，都把枪放进对方的嘴里，我喊一二三。 我说： 别胡来！只要我们有一个人能走路，我们就还有希望。 就这样，我把他背了起来。瞎眼的我负责走路，断腿的他负责指路，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最后找到了队伍。后来我的左眼被保了下来，但那块打瞎我右眼的弹片至今没能取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自己移动，现在它到了我的右腮部，就在这个部位”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指他的右腮。停了一会，他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这个拄着铁锹看镜头的人是个德意志族的南斯拉夫人，他在回家探亲的路上被游击队杀了。你看这个正在低头干活儿的小伙子，他在拍完这张相片的第二天就被俄国人的狙击手敲掉了。”

我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枪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

“没有语言障碍吗？”我问。

“当然有，但是学数学不必懂德语，我们用手势和数学符号就能交流得很好。每当我给小姑娘上数学课的时候，娜斯提亚就给我们煮土豆、擦皮鞋。1942年复活节这天，我们把一些钱交给娜斯提亚，让她安排一下过节。结果她给我们煮了很多彩蛋，还和村民们一起灌我们喝烈性酒。不喝？那可不行，不喝就灌你小子！那真是我在俄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了。”

图3-7：1942年春天，罗迪（左侧的身穿背心者）和两个战友在乌克兰农村和女房东娜斯提亚等人一起过复活节时的合影。罗迪搂着房东的小女儿，两个光膀子的小伙子手里捧着房东给煮好的复活节彩色鸡蛋。

说到这里，老人又指点我看两张照片。一张照片记录着他所在部队在1942年春季军训的场面，一些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正在练习逾越障碍，训练场两侧站满了旁观的居民。另外一张是过复活节时在房东门前拍摄的。画面左面是穿背心的罗迪，他的身前坐着房东的小女儿，身后站立的是女房东娜斯提亚。另外两个手里捧着复活节彩蛋，赤裸上身晒太阳的小伙子都是德国军人。

他放下照片后又继续讲道：“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会战。之后我们被调到顿河战线，后来又进军高加索油田。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连绵不绝，这就更使我怀念在乌克兰乡村的那段安宁而愉快的日子。在战争后期大撤退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又经过这个村庄。我专门去看望了房东娜斯提亚。但她脸上已失去了以前的笑容，她目光呆滞地直视着我说： 德国兵坏。

“原来，她的村庄刚刚经历了后撤中的党卫军的洗劫。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转身要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低声说： 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 我是含着眼泪走开的，不敢再回头看她。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是很难理解的，照理说我们是敌对的双方呀！

“战后我才了解到党卫军这一恶行的背景： 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对撤离苏联的党卫军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做到 在撤出乌克兰时不留下一个人、一担粮、一段铁轨 。娜斯提亚和她的女儿后来是否躲过了党卫军的烧杀，是否遭受到收复乌克兰后的苏军对亲近德军者的清算，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知道，好让心里永远保留着对房东大姐娜斯提亚和小村居民那种祥和与美好生活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的第5个月，我从英军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当时母亲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扑向我，我们相拥大哭。我很理解母亲，毕竟她的4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啊！而那时我的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受重伤后看不清东西，我的右肺只有四分之一还在工作，属于100%伤残等级 ”

图3-8：罗迪随“大德意志师”转战东线的各个战场，在战车中个头最高的戴钢盔者是罗迪。

商人特质或许是能遗传的。战争毁掉了罗迪家族的一切财产，他在战后从当水泥搬运工开始，一步步再次成为富商。他经营的是办公用品生意，一直干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他说，计算机对他来说太难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决定退休了。

罗迪说，他在战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在1963年的芬兰旅行中结识的。老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出一大串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并伴以简单的国情介绍，听上去有些像体育解说员在现场介绍奥运会的各国运动队入场式。他说：“我对豪华旅游不感兴趣。豪华的玩意咱家里有，既然出去了就要了解世界，接近最普通的人，吃最家常的菜，过最老百姓的日子。”

在出国旅游的路上罗迪有个发现：他们这一代德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由他们联想到战争。他曾两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看古迹和找老人聊天。有一次他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图3-9：作者和罗迪老人的合影，拍摄者是他的老伴。老人对这张照片的评价是：人拍的还马马虎虎，可取景太差，落地灯不应该长在他的脑袋上。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漫游，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问道。

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睛去擦拭泪水“人应该学会反省和宽容，这一点是我从在荷兰的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罗迪先生在谈话结束时这样说。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把党卫军视为一支令人生畏的特殊队伍。

党卫军的名称来自党卫队。“党卫队”的德语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为“护卫队”，缩写为“SS”。高度军事化之后的党卫队称为“党卫军”，在德语中称为“Waffen-SS”，直译应为“武装护卫队”。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护卫队”不算陌生，但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有些了解还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

艾卡特曾是党卫军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尽管如此，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他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当时已经79岁了。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满目草场的乡村的农民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瘦小。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很清楚。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在1938年到1941年之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参军了。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巨大社会变化。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 二战 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 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民众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信任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 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撒丁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务是吊装炸弹、保养机械、还得给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撒丁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撒丁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容克52型（JU52）运输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东线战场，编进了党卫军。

“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了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党卫军系列。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 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是吗？”

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您居然知道维金师。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 维金 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 维金人 的北欧海盗？”

艾卡特说：“是的。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希姆莱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支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使得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我有些不解，“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

“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老人发现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谈性更浓了，“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

“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它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他们可谈不上是炮灰。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 二战 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 二战 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 少数民族 。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 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 焦土令 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 旗令 。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两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二战 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在党卫军的这段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枪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 小灶 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倒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 非纳粹化 运动。非纳粹化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 二战 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 武装护卫队 ！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图5-8：同一幢楼前的同一个人，只是时间相隔了59年。左图为空军地勤兵艾卡特在1943年回家探亲时的留影。右图是2002年在家门口收拾菜地的老年艾卡特。在这59年间，艾卡特打过仗，进过战俘营，经历了苏管期、东德建国、农业合作化和德国统一后的农业再度私有化。

告别之际，艾卡特老人送我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看他家的小楼，想到老人就出生在这幢小楼里，也很可能会在此终老，我决定给他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一张相片。当我把这张照片和艾卡特1943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应征。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还明确表示：这些大孩子加入党卫军的愿望“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 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按照“强帮弱”的原则，希姆莱决定从党卫军的“第一师”（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担任军官和军士。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加上军服上那个特有的“奶瓶”标志，人们干脆就把这支部队称为“婴儿师”。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婴儿师”这里也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两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1944年6月的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接踵而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千人战死，8千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卡昂之战后仅仅一周，师指挥部就被英军的舰炮摧毁，师长维特被炸得肢体分裂，33岁的麦尔走马上任，成为了党卫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位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还拥兵两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一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 “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枪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枪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 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插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 祖传 。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 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儿子。”

“我是独生子，”老人继续说，“家里还有3个姐妹。我的大姐长我4岁，在战争后期她也进了 空防助手 的队伍，负责操纵探照灯，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当时有个 聪明人 给我们出主意说：入党吧，还是入党好，战争要是打赢了，战时入党的人就有了以后谋生的政治本钱。要是打输了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问这件事。德国人嘛就讲究个 生涯设计 ，这个说法打动了姐姐，并导致了她的入党。

“姐姐的决定让我也动了心，我也跟着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艾森斯的纳粹组织还没来得及处理我的申请，德国就投降了。这一场阴差阳错，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战后完全不同的命运。我后来顺利地走上了学牙医，读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为当过纳粹党员，上大学一概遭拒。在 生涯设计 上的失误造成了她一生的遗憾，直至最后去世。”

我感叹道：“这种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德国有多少人具备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啊！”

哈帕赫补充说：“特别是当时的孩子们！孩子们是最容易追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到德国彻底失败之前，我都把纳粹的领导和民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根本想象不出失去了 元首 的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儿距离威廉斯哈芬的海军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从1934年6月30日 海军上将格拉夫斯佩 铁甲舰下水开始，人们光是从这个军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国的备战景象。1939年4月1日，“提尔比兹”战列舰下水时，希特勒亲临现场剪彩，这对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威廉斯哈芬，到那里去夹道欢迎希特勒的车队。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为了看一眼希特勒，当时我才11岁，全体德国人都在为希特勒重振经济的成就欢呼，我当然也跟着欢呼。从战后到现在，我一直对我的上一代人不满，他们是经过 一战 的，是知道两百万德国军人是怎么死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那场战争里学到什么教训，独裁政府灭绝了他们的一切判断力。

“1938年慕尼黑协议刚一签署，人们就觉得不会打仗了，结果一年后德国就开始打波兰；拿下波兰以后，人们认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西欧战役；在西欧战场把法国打垮，把英国人赶回岛上以后，人们相信战争不会扩大下去了，结果一年后又开始打俄国人 ，德国老百姓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我问：“您到德国投降时也不过是17岁。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您是怎么被卷进去战争的呢？”

哈帕赫说：“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时就有毛病吗？”

老人拍拍右腿说：“我在很小的时侯患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造成了膝关节后软组织挛缩，导致终身的关节屈曲障碍，说白了，就是一辈子的瘸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条件别说是打仗，在后方还需要别人关照呢。”

“那您为什么也会参战呢？”

“我其实不必参战，但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份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就主动报名去当 空防助手 。原本我特别担心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学校还真得批准了，部队也真得就收了我！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满16岁的残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进入了海军防空部队的协防行列，被派到东弗里西亚群岛去操作10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两周，我被正式编入了海军炮兵部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一个瘸足的残疾孩子不仅被送到前线，而且还会成为一名正规军的士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联想到老兵奥克尔在战争后期见到的“老头连”、“聋子营”、“胃痛营” 德国军队在“二战”后期的兵员质量的惨状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问：“这么说，您参战的时间总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打下过敌人的飞机吗？”

哈帕赫说：“高射炮是 集体项目 ，不能说哪个人打下过多少飞机。我所在的连队总共击落过11架美英空军的飞机。同时，我们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负伤的代价。”

我又问：“面对这样的战争代价，您觉得应该怎样总结这场战争的责任呢？换句话说，有些 二战 老兵一直在主张重新评判战争责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哈帕赫说：“每一场战争都存在责任国，但确定责任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用 这一方正义，那一方非正义 这样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是非。比如说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敌对的各方都不是绝对正义的。不过，任何一场争斗都存在着主要责任方。 二战 因德国而起，这个主要责任是德国无法推掉的。承认了这一点，历史的这一页就要翻过去。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总想好好说道说道 二战 胜利国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灾难，人们更应该操心的是如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这场战争的代价中看清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知道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说：“向前看的基础是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前提是搞清历史。德国在这方面总体做的不错，所以成了 欧洲家庭 的核心成员。您觉得日本有可能在亚洲发挥类似的作用吗？”。

哈帕赫笑了：“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带动欧洲走向联盟的火车发动机是德法合作，可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是上百年的死对头！德国人在战后是一点点站起来的，最后达到了和邻居们目光平视的高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认错、赔偿、合作。亚洲要走联合的道路，没有中日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不认账，又怎么会做到和中国联手推动亚洲一体化？要想得到掌声，仅仅露出笑脸是不行的，还要拿出让人家欢迎的行动！”

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孔武强悍的德国军队历来是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历史到了第三帝国时期被改写了。

1935年5月颁布的德国“国防法”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每个德国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同时在第二款里又规定：“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应该把义务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谈。难道女人在和平时期就不必为国服务了？本来没有当兵义务的女人又如何在战时和男人们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严于语言修辞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释是，准备打仗的德国要给战时的人力资源预留出最大的合法的开发空间，同时又不愿意过早明确具体的形式。

具有“一战”经验的希特勒深知的一点是，以德国男子的数量规模根本不可能胜任一场称霸欧洲和东扩疆土的大战。一旦开战，德国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倾全国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胜任的非作战类军中岗位，应由女性占据，借以释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线作战。

4年之后，随着波兰战役的爆发，德国女性介入战争的形式终于得以明确：符合条件的女性将以“国防军女助手(Wehrmachtshe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线的军队工作。

在当代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纳入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一规定与当事人就职期间的国策是否正确，当事人所服务的国家组织是否在后来被判有罪，当事人为其服务的政体是否一直延续都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在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国防军女助手，他的服役时间都会被联邦德国计入其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有效工龄，除非当事人本身被定为罪犯。在德国的第六社会福利法典（SGB 6）中，“国防军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龄计算的范畴之内，而“国防军女助手”的概念也涵盖了“党卫军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误读的所谓“女党卫军”。

在“二战”时期的德军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军中的身份只是协助者，没有军职和军衔，也不佩带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间征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应征成为“国防军女助手”的德国妇女达50万人。战争结束后，这批带着传奇色彩的女人们像沙中覆水一样迅速从现实中蒸发了。她们不写书，不集会，无组织，也无声响，众多和“二战”有关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提及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二战”时的国防军女助手,她就是党卫军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张自己当年穿“国防军女助手”制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4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6个孩子得银牌，生8个就得金牌。我妈妈可是铜牌母亲呢。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他1889年生人，1917年刚满18岁就应召入伍参加了 一战 。”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一战”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向上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 一战 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 全面战争 ，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大多被调去加强前线的步兵师，结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助手系列，任务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队，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的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我操作过3种防空器材：探照灯、防空监听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强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 二战 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队工作。我记得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火线作战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 二战 中苏联女兵有很大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人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一个多月），像我们这样直接介入军事活动的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 国防军女助手 。我们分布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 德意志妇女会 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 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 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 女兵 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 当兵 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邓尼茨（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 女兵 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 绅士 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老两口有一个孙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并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

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

哥廷根的退休律师库斯特纳在1943年曾在斯洛文尼亚和游击队作战并负伤。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城养伤时，医生问他是不是吐过血，他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他害怕因此会脱下这身军装。1944年9月，他在接受完预备军官的培训后，和两个弟兄一起被派赴拉脱维亚，被送进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41团1营的预备队。他们3人刚一报到，预备队就投入了战斗，最后全营打的只剩下70人， 3个一起投入战斗的小伙子一死两伤，他就是受伤者之一。说起这段故事时，老头居然还是谈笑风生，而且向我强调说：“我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恐惧的感觉。我喜欢当兵，喜欢打仗，那是男人的活法。”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给我讲过他的连队在德国投降时的经历：“1945年5月初，柏林战役的结局传达到了丹麦，我立即集合全连，含着眼泪向士兵们宣布： 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我们的元首站在勇敢的德国军人的最前列战死了。 我们准备继续作战，但很快就接到了停战投降的命令。当时英国人没有赶到丹麦，而丹麦人又不敢惹我们，我们必须自行返回已经认输的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英军缴械。

“在回德国之前，我们在驻地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停战投降仪式，地点就在丹麦西海岸的埃斯比约的国王纪念碑旁。英国来了一个新闻报道组在那里架起了电影机。我要求全连抖擞起精神来，戴好钢盔，步伐整齐，武器上肩，一路高唱《弟兄们走向太阳和自由》这首歌进入了指定场所。这首歌的第一段歌词里有一句是：会有复仇的一天，我们将获得自由！就这样，我们带着武器，保持着建制返回了德国。我们白天走路，晚上露宿，沿途的生活物资供应都由英国人负责。一路上，队伍里开始传开了一条小道消息，说是英美两国就要和苏联开战了，我们将被派去协助战斗，帮助盟军去夺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德国土地。从我们当时编制未动，武器在手的事实看，这个谣传似乎有它的可信性。但是进入德国后，我们就被要求交出武器。三个月后我就被释放回家了。”

和老兵接触多了之后，我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上述“气宇轩昂”型的老兵都有一个共同点：缴枪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在成为战俘后都没有受过什么大罪。这几个老兵在战争中都曾历经危险和磨难，但他们结束军人身份的方式却是符合战争常态的。因此，他们的从军体验也比较符合常态，这种体验包含了源于铁血历练的刺激，源于战斗胜败的悲喜，却唯独没有源于屈辱和折磨的痛楚。

人之骄横会有各种理由，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尚未承受过真正的挫折。在那些住过美国人的“莱茵大营”，在法国被逼迫扫过地雷，在俄罗斯经历过5至10年强制劳动的德国战俘中，很少有人会充满激情地正面评价战争，至少我见过的老兵都是这样，其中戴宁的俘虏经历尤其典型。

1944年1月15日，戴宁所在的530通讯团进行了一次人员改编，他和30名报务兵一起被分进作战部队，他被分到一个战地邮编为40167b的连队，开始和普通步兵一样每天站岗放哨。这种变化使他亢奋，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写道：“我并不厌恶这次调动，我现在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军人，我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在前线担当重担而骄傲。”

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沿着黑海的海岸线被苏军一步步地向西赶，克里木、赫尔森、柏萨拉宾（今天的摩尔多瓦） 他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尝试要驻守下来，但很快就又要后撤了。在撤退的路上，部队传达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次讲话，戴宁清楚地记得，戈培尔在讲话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将会因为新武器的投入而出现重大的转折。

新武器的出现还没有等到，潮水般的连续大撤退开始了。部队沿着黑海一直撤到了罗马尼亚境内。

8月24日清晨，戴宁所在的部队来到了多瑙河的入海口。此时苏军就紧紧地他们的盯在屁股后面，可供横渡多瑙河的轮渡船只只有一艘。为了不当俘虏，连长命令全体人员下水泅渡。戴宁和8个士兵手抓着一个由马车改造的木排下了水，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才飘过了宽阔的大河。刚上岸不久，他就看见一辆苏军的武装快艇驶入了德军的泅渡水域，俄国人用机枪横扫还在水中泅渡的德军士兵，河水很快被血染红了。这时对面的岸边出现了大批苏军，来不及渡河的德军全都成了俘虏。

戴宁说，他当时真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而庆幸不已，但他如果知道后来的命运安排的话，他宁愿就在多瑙河畔向俄国人投降。

图10-10：老兵戴宁的今昔。左图为戴宁在1942年刚加入国防军时在汉堡的留影。右图是2009年时的戴宁，活泼、幽默、充满活力。在谈到社会制度时他说：德国人有一个寻求社会公正的梦想，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走了太多的弯路。纳粹式的社会主义和东德式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但这两个“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制度特点：每个人从出生到下葬，一辈子的生活道路都由国家替你决定。

戴宁他们这一群被打散的德国兵开始横穿罗马尼亚的国土。在一段充满危险而又异常狼狈的旅程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叫恩斯特的战友。9月上旬，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交界线附近的小城内戈廷（今属塞尔维亚），终于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勃兰登堡师2团，两人马上就被作为报务兵编进了团通讯队。2团虽然是一支保持着完整战斗力的全摩托化部队，此时所处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步步逼近的苏军，南面是已经倒戈投向苏军的保加利亚军队，他们只有选择向西撤退，但在那里迎面等候他们的是铁托领导的那支异常凶悍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在此之前，戴宁对游击战争一无所知。团里的新战友告诉他：游击战是不讲规则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 为所欲为。《海牙陆战法规》根本就不适用于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因为这个法规中所指的武装力量并不包括游击队这种非军非民的作战组织形式。在南斯拉夫的德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一贯残酷异常，双方互不留战俘，抓到对方的人立即杀掉。

戴宁说，巴尔干地区的老百姓以游击队形式参与战争是有传统的。从1389年塞尔维亚帝国被土耳其灭亡时起，塞尔维亚人就开始在丛林中以这种不受任何游戏规则制约的形式对土耳其人进行过抵抗。这些人可以说是自由斗士和爱国者，也可以说是土匪和强盗，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良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开始了游击战争。不过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塞尔维亚政权。在和德军正式交手之后，铁托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得到德军的“对手”认可：即希望德军把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视为一支与之抗衡的正式军队。由于《海牙陆战法规》中要求各国参战武装必须以一定的服装和徽标来标识军人身份，铁托游击队还特意配备了军服和红五星帽徽。尽管不够正规，但毕竟已经有别于那种一放下武器就是老百姓的那种民兵形象，后者一旦被德军抓到都是格杀勿论的。

一直拖到1944年10月，德军才正式宣布承认铁托游击队是一支军队，在此之前，一个血腥的恶性循环怪圈一直在不断扩大：游击队暗杀德军士兵，德军成倍地杀害游击区平民人质予以报复，然后游击队为了复仇再去猎杀更多的德军士兵 故事之恐怖，吓得报务兵戴宁毛骨悚然。

按理说，双方在互相承认为军队后，就不应该再有杀俘的事件发生，但在德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游击队是否会停止杀俘还是一个问号。戴宁最大的希望就是2团能够迅速穿过南斯拉夫这块险象环生之地，及早地撤入属于第三帝国的奥地利。

越是希望顺利，事情就越不顺利。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军勃兰登堡师2团在贝尔格莱德以南被苏军围住了。当天半夜，部队下令突围，士兵们奉命摧毁所有的车辆和器材，连长让戴宁留下了电报机以备不时之需。在突围过程中，部队很快被打乱，戴宁所在队伍的人数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很多兄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纷纷中弹倒地。戴宁身边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的腿被打断了，请求戴宁给他补一枪。他对这个伤员说：我干不了这种事，你自己解决吧。于是伤员把他的士兵证交给戴宁，希望戴宁能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家人，随后他用手枪抵住自己的胸口开了枪，眼睛还看着戴宁，只是目光逐渐变得冰冷僵硬。

突围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11个战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枪和一支40式冲锋枪。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朝西北方向的萨瓦河前进，行程大约有20公里。他们相信河边应该有德军的大部队。

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雨了。他们不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路边也经常能看到德军留下的尸体。走到19日的中午，他们在一个山谷里失去了方向，于是找了一个老农问路。那位满脸恐惧老农顺从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一直通往游击队的包围圈。等这群德国败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侯，已经有一大圈枪口指向了他们。

远处有人用德语很客气向他们喊道：“不要开枪，把枪口向上指。我们会放你们走的，在你们身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接着，一个武装人员走到了前方道路的中央。他手中步枪的枪口指向天空，表示并无恶意。他自称是反共的南斯拉夫祖国军的，但戴宁他们都看出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对方帽子上的红五角星已经暴露了他的铁托游击队的身份。

图10-11：1945年4月在南斯拉夫的柳布诺地区（现属斯洛文尼亚）投降的德军士兵被游击队成对地捆绑起来。

戴宁他们此刻的选择有两个：或者以开枪自卫的方式选择死亡，或者以放下武器的方式谋求生机。活下来的愿望让他们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他们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指挥员模样的游击队员走过来和每一个德国兵握手表示友好。接着又出现了一大群游击队员。他们上前收走了德国人的武器，然后开始逐个搜身，这12个德国兵身上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一个胖大妈形象的女游击队员搜出了戴宁身上的两本士兵证（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杀战友交给他的）、小记事本和家信。胖大妈三下两下把这些东西撕成了碎片，然后随手一抛。戴宁克制着自己的强烈愤怒保持着原地不动，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他害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2个德国俘虏被带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群村民从泥土垒砌的小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在一个空房子里，游击队命令他们脱掉外套、裤子、皮靴和袜子。一个胳膊打了夹板的伤员无法自己脱上衣，游击队员用枪指着他的头，让其他俘虏上前帮助他脱掉了衣服。这群只穿着衬衣和内裤的狼狈不堪的德国人被带到了室外，分成两排站立。对方用铁丝绑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双手，又将他们一对对地用铁丝连接起来，然后抡着棍棒驱赶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飘起了小雨。

气氛渐渐变得恐怖起来。

衣服被扒成了这个样子，人被捆起来往一个没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赶，大家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和戴宁连捆在一起的是恩斯特。这两人也算是有缘了，当初从乌克兰南部沿黑海西撤的时侯，他们就一直在一起，最后在队伍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侯才找到了2团。现在他们又被用一根铁丝拴在了一起，很可能要共同赴死了，戴宁感到了由铁丝传递过来的恩斯特身上的阵阵颤抖。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低声议论。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绞死我们而是枪毙我们，这对我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安慰。”有人说：“我的母亲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会哭死的。”还有人说：“如果死前能给妈妈送去最后一个问候就好了 ”此刻戴宁发现，将死的士兵在告别生命之际最先想到的都是妈妈。

队伍停止行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突然。游击队杀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程序，一片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戴宁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嚎叫，然后就一头载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恢复了知觉。值得庆幸的是，这群做事马虎的游击队员在处决这批战俘后并没有采取德国式的逐个验尸并在必要时补枪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许他们突然得到了出发的命令，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准备埋葬这十多具德国兵的尸体。此时的南斯拉夫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戴宁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和他栓在一起的恩斯特已经断气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弄开了捆在手上的铁丝。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战友仰面朝天轻喊了一声“医务兵！”戴宁过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对方不再出声了。

戴宁的中弹部位是左肩，他从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裤包扎一下肩部的伤口，又把一双赤脚裹好，接着就开始了独自逃亡。在黄昏降临时刻，他找到了一个大草垛钻了进去。在那里他真希望自己一睡不醒。

图10-12：南斯拉夫游击队枪决德国战俘的真实场景。上图是射击过程临近结束时的景象：多数人已被击毙，个别人还在挣扎。下图是枪决后的景象，图片的左上方可以看见一名游击队员的双腿。亲身经历过类似场景的戴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告诉我：“我醒来后的第一意识就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找妈妈。”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宁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见两个和他一样狼狈的散兵。他们结伴走到黄昏，然后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准备再走时，发现谁都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决定就近投奔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听从命运安排了。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挑选了一幢民宅闯了进去。屋内的人在看见这三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德国人时都惊呆了。这家好心的塞尔维亚村民给他们端出了白面包和热牛奶，并告诉他们，这一带到处是游击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进战俘营。对此，他们三人已经毫无异议。

戴宁说，人对具体事务的态度是一个随处境变化而变的函数。正常的军人是不愿意去敌人的战俘营的，而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战俘营却是最理想的归宿。进战俘营后不用再打仗拼命，不会被随便枪决，也不会没吃没喝了。他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带来了一个留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把这三个德国俘虏带到了一辆牛车上坐定，然后拉着他们去了一个叫阿普的小城。在那里，戴宁接受了简单的伤病治疗和护理。

他们被送到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瓦列沃。那里设有一个战俘营，已经关押了200多名德军俘虏。戴宁刚进去就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要说他来自勃兰登堡师。因为这个师在南斯拉夫素有“巴尔干救火队”的称号，是德军和当地抵抗力量作战的主力。来自这个师的俘虏在战俘营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戴宁说，作为俘虏，最危险的时侯就是在血战后刚刚被俘之际。因为对方在此刻具有最强的复仇意识，而且暴力情绪还未下降，俘虏恰好是最合适的发泄对象。另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要求军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带上俘虏行动也会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变，甚至会导致贻误战机。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物质紧缺的战争环境下，安排俘虏的生活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德军和铁托的游击队之间互杀战俘的习惯已形成多年。双方都很少会为对方的俘虏准备战俘营，抓到后立即弄死拉倒。戴宁等12人经历了那次集体处决是游击队杀俘习惯的惯性延续，而他后来能够进入战俘营，还要感谢铁托游击队在俘虏政策上的调证。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戴宁在战俘营里开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战俘营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连餐具都没有。戴宁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当作饭碗用。他们晚上的卧榻是充满尿骚味的潮湿的麦秸，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面包和两次和水一样稀的豆汤。汤虽然很稀，但毕竟还有一点味道，戴宁每次在餐后洗罐头盒的时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饮而尽。每天的饥饿使人坐立不安。伤病人员虽然可以得到诸如换药和消毒的简单处置，但医护人员并不来战俘营，需要处置的伤病员必须在押送人员的带领下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求医。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别人搀扶或抬着走。有些病情严重的人在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对于在欧洲以患有洁癖而著称的德国人来说，在战俘营里上厕所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要在那肮脏的厕所里赤脚蹲茅坑，而且必须在凑够10个人时才被允许集体如厕。由于拉肚子的人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发之前就已经拉了裤子。

1944年11月下旬，战俘们终于告别了“麦秸床”睡上了长木板铺，但寒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耐。战俘营不提供任何服装，战俘们进来时穿得是什么就一直是什么。晚上冷得难熬了，大家就挤在马厩中间唯一的灯泡下面，一来可以用体温相互取暖，二来可以借助灯光寻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并对其处以“挤刑”。对那些衣缝上的成堆小虱子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即没有洗澡的可能，也没有洗衣服的条件。马厩外的几个水龙头都已封冻了。

戴宁肩部的枪伤创口总是集中了大片的虱子，在难捱的奇痒之下，他不断地抓挠伤口，导致创面久难愈合，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全身抓挠使他遍体鳞伤。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被自己挠死了。为了停止在睡眠中抓痒的行为，他连续几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自救措施：在晚上睡觉前把身体缩成一团，两条大腿紧贴胸腹，然后用一条带子把上身和双腿固定在一起。就这样，他象戒毒一样地强迫自己停止了抓痒动作。

战俘营里禁止对外通信，戴宁问一个管理者什么时侯才允许和家人通信，对方反问道：“你们写信干什么？你们已经是死人了！”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父母在1944月11月收到了国防军的一封信，告知两位老人：他们的儿子戴宁已经在战场失踪。

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逃离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但他们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战俘营的管理者早就警告在先：“只要逃跑一个，其他的人都得死”。大家相信他的这句话是认真的。

由于战俘营里的卫生情况已极度糟糕，管理者决定提供每月一次的淋浴和除虱条件。在短暂的淋浴后，一丝不挂的战俘们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围着一个小火炉挤在一起，为的是等候除完虱的衣服被送过来。衣服在除虱时并不清洗，只是喷洒一次杀虫液，然后烘干。戴宁每次在领到自己那血迹斑斑，又脏又破的衣服时都很高兴，因为毕竟可以少受一些罪了。遗憾的是，那些依附在衣缝上的虱卵基本都还健在，它们很快将成长为拥有足够攻击力的虱群，向战俘肮脏的身体发起新一轮集团冲锋。

有个叫汉茨的少尉给大家宽心说：“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最低点，更糟糕的情况不会再有了，今后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一切都慢慢变得好起来。”这番话说得简单朴素，不乏“否极泰来”之哲理，它帮助戴宁坚定了熬下去的信心，但少尉自己却再也熬不下去了。

1944年12月，战俘营给大家分发了一份译成德语的新闻报道稿，上面陈述了德国纳粹集中营犯下的种种屠杀罪行，文章的结束语是：“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这篇新闻报道不仅激起了管理者的愤慨，也使战俘们感到震惊，因为纳粹在德国集中营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和国防军都是封锁消息的。战俘营的管理者们不管这些，他们很快就把战俘中间的军官和军士长全部挑出来带走了，没有一个人再回来。戴宁后来听说，他们全部被枪决了，其中包括那位曾给大家宽心消愁的汉茨少尉。

圣诞节到了，在一次清扫战俘营的劳动中，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获准把垃圾运送到一个市内的垃圾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堆被当地人倾倒掉的食品垃圾。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很难想象我们当时是如何扑向那些烂土豆和长了绿毛的面包的。”戴宁说，“人的文明水平其实是一种物质状态，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接受过再好教育的人在食品面前都会变得疯狂。我们所有的人都扑向了垃圾堆，把一切可以接触到的腐臭食品填进嘴里，装进衣袋 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欢渡了1944年的圣诞节。”

从1945年1月开始，战俘们被投入到了各种劳动之中。戴宁说，“胜利的塞尔维亚人很快就有了两个新发现：第一、德国士兵普遍有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年满18岁当兵时差不多都是高中毕业生。第二、要发挥德国人的才智就得让他们吃饱。只要这些德国佬吃饱肚皮后，他们个个是干活的好手。”

戴宁和一群战俘被分到一个仓库里当货物出、入库的搬运工。劳动分成两个班，每班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他们搬运的食品是装在德式的军用食品口袋里的，每个口袋能装100公斤重的东西。持久地搬运特别耗费体力，戴宁每天下班时都想爬着回营地。在仓库工作的惟一好处是面包的供应开始加量，他们能吃饱肚子了。因细布条把裤腿在脚跟处扎紧，干活时抽空就解开裤带，从裤腰里顺一些好处进去。好景不长，有一天库房的看守发现了这种不法行径，他们对偷果酱和油脂的人处理的还不算特别严厉（戴宁就属于此列），下手最狠的对象是那些偷盗烟草的人。看守们把那些“烟贼”们带到一片空地命令其一字站好，然后向他们举起了步枪。正当那些“烟贼”闭住双眼准备为其烟瘾付出生命时，突然听到看守者的一阵大笑。原来，让他们体验“死亡恐惧”就是对他们的处罚。

1945年3月下旬的一天，战俘营的管理人员从瓦列沃战俘营里挑出了60个人转移到了距离贝尔格莱德70多公里的萨瓦河畔的沙巴茨。这60个人都是不大能干活的“软人”。戴宁因为经常找医务人员治疗腿疼的毛病也被选在其中。

沙巴茨战俘营曾是德军建立的集中营，如今变成了关押德国战俘的地方。这里有高大的双层铁丝网，成排的木板住房。在戴宁他们这60个“软人”到达这里之后，战俘营安排了一个医务小组为他们检查身体。体检的结果是确定了3个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劳动。医务小组说要把这三个人带到医院去治疗。当天晚上，这3个病号被一辆卡车悄悄地拉走了。在这以后，戴宁他们通过几个战俘劳动组在沙巴茨的所有医院里都没有打听到这3人的下落，他们彻底地失踪了。此事在战俘中间激起了巨大恐惧，大家彼此嘱咐：千万不要生病！

5月份德国宣告投降。不久之后，从萨瓦河的上游飘过来很多尸体。从服装上看，死者多数是乌斯塔沙组织的人。乌斯塔沙是一个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组织，在“二战”中曾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战争后期，这支武装被铁托游击队打垮。这些尸体大多身系重物，在被泡的肿胀之后开始浮出水面。打捞并埋葬这些尸体成了戴宁他们的任务。

戴宁他们每3个人编为一组，和一个看守人员同乘一条小船下水。看守人员的装备是一杆步枪和一支柳条鞭。5月中旬的阳光开始变得灼热，战俘们全部赤裸着上身工作。在捞尸过程中，他们只要表现出一点厌恶和不情愿的样子，柳条鞭立即就会抽打在他们的脊背上。战俘们的惨叫声在河面上此起彼伏。当一条船上装了5具腐尸之后，战俘们就要把船划到岸边，把尸体抬下船，并排摆放在岸边的草地上。乌斯塔沙组织的人在“二战”期间和塞尔维亚人彼此积怨深重。在战俘们埋葬这些尸体之前，游击队的看守们经常会照着尸体的脑袋再打上几枪。尸体中还有一些穿着德国军装的人。看守告诉战俘：这些都是被德国人杀害的穿德国军服的游击队员。谁要是表现出对这种说法的不屑，柳条鞭马山就会劈头照脸地抽过来。

在灼热的阳光下，草地上的尸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成堆的肥蛆在死者的眼窝、鼻孔和嘴里爬来爬去。一个女记者在为尸体照相时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捂住口鼻，按动快门后立即跑开。

战俘们在河边挖好一个合葬尸坑。在下葬尸体的时侯，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兜住死者的双肩，以避免其头颅因脖子折断而坠落。手持柳条鞭的看守威风凛凛地高站在尸坑的边缘，随时抽打着他们认为动作不够利索的战俘。这种让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倍受摧残的收尸工作持续了好几天。下工时，战俘们在返回战俘营的路上还必须分成三列高歌行进。戴宁记得他们那时经常唱的是一首塞尔维亚语歌曲，歌名叫作《铁托和斯大林征服柏林》。如果唱的不够响亮，看守就会窜进队伍里挥舞着柳条鞭噼噼啪啪地胡乱抽上一阵，用以“激励”大家放开嗓门。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随时都在准备着柳条鞭落在后背上，一段时间里不挨鞭子了甚至会觉得不大适应。

不久后，一个更为糟糕的任务落在了他们头上。

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决定开挖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坑，并对死者重新安葬，德军战俘们当然再次成为了最佳的劳力选择。

在战争期间，在德军和铁托游击队之间长期进行着一个不断扩大恐怖“游戏”：游击队杀死一名德军士兵，德军就要在出事点的附近居民区里抓来10个平民人质予以枪决，因亲人丧命而悲痛欲绝的游击队员则更加猛烈地袭击和杀死德军，于是又招致德军更大规模的报复 此类报复使双方的行为日益远离了军事战略上的意义，而越来越变成一种彼此间的仇杀，南斯拉夫境内出现了很多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尸坑。

1941年，驻沙巴茨的德军在杀害了一批平民后将尸体合埋在了距离德军“王子犹金兵营”不远处的野地里。战争结束后，一个老妇人在这片巨大的荒地上准确地指出了那个合葬坑的位置，接着就轮到是戴宁他们这群战俘登场开挖了。他们挖了不到一米深时就碰到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抡镐舞锹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们开始用小手铲配合着手指轻轻地把一具具尸体和土壤剥离开来，再用抬尸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后把尸体逐一装入涂着巨大红五角星的白色棺木里。高度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让很多挖掘者呕吐不止。一些尸体在挖出来时还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动，四肢或头颅就会从身体的躯干上脱落开。挖到最后，尸坑里的积水越来越多，战俘们只能挽起裤腿赤着脚在粘稠的浆液中继续清理尸坑的周围站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哭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戴宁他们不仅要从事着连死者亲属都不肯染指的挖尸工作，还要以确凿无疑的凶手身份承受着人们的殴打、咒骂和口水。戴宁说，此刻他愿意接受各种攻击，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屠杀行为，但这毕竟是他所在军队犯下的罪行，他为此羞愧万分，毫无怨言。

这是让戴宁终身难忘的一次劳动。晚上大家的情绪都异常低落。从“还债”的意义上说，戴宁感到胜利一方对战俘们采取的残暴态度变得多少有些能够接受了。

不久后，又有一批形容枯槁的德军战俘被分配到了沙巴茨战俘营。这些战俘来自驻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他们不是在战争中被俘的，而是在停战后被收容的。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奉命穿越南斯拉夫向奥地利撤退。就在即将进入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地区时，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投降命令传到了部队，但他们不知道应该向谁投降。此时，南斯拉夫游击队及时赶来，并和这支德军部队进行了认真交涉。游击队承诺说，如果他们同意向游击队缴械，游击队保证在收容他们几周后即释放他们回德国。然而，当他们把命运交给游击队之后，他们接下来的前进方向就不再是西北的德国，而是东面的塞尔维亚。在三周的步行途中，被饿死的战俘达到一千多人。

1945年9月，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被调到一个林场去伐木。这时他们终于获准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了。这是戴宁在被俘近一年以来第一次和家人联系。他给家里寄去的那张明信片被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写着：“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为了我们的重逢，我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7月，战俘们从林场转移到一个位于瓦列沃和萨巴茨之间的战俘营。他们得到的待遇从这里开始转好，不仅食品、服装和住宿得到了改善，晚上还能参加一些文化或政治讲座。战俘营偶尔也会举办小型音乐晚会，请外面的几个职业提琴手、手风琴手和歌手来给战俘演出。与此同时，看守们开始组织时事学习和政治教育了，战俘们也有条件借阅图书了。在一次以纪念哥德和舒伯特为专题的晚会上，戴宁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哥德的诗作《上帝和舞伎》。9月22日，战俘营里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德国战俘和意大利战俘的足球赛。戴宁说，其结果就和军事力量对比一样，意大利打不过德国。

图10-13：盟军组织德国战俘观看揭露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影片。一位亲历者记述,在影片播放的过程中，观看者的态度由最初的怀疑逐渐转为失望、震撼和羞愧，岁数大一些的人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年轻的战俘则哭的看不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延长，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的那种彼此敌视已逐渐融化，胜败双方的关系日益接近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就变化像是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亮，而且越来越亮。戴宁不再为悲惨而没有希望的生活而沮丧，也不再认为战俘生活是在毫无意义地消费青春时光，他意识到这段生活可能给他一生带来某种重要价值。漫长的战俘生活使他具备了承受人间任何苦难的能力，也让他真正明白了人类为什么必须拒绝战争。

1946年10月－12月，戴宁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为德国战俘举办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记录影片，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参与讨论了造成战争灾难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国家奉行的国内外政策。戴宁每天都在吸收着的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使他感到自己变得眼亮了，心宽了，腰直了。他开始相信前途的光明，开始畅想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国。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会默诵海涅的一段诗句：心啊，

不要忧郁，

坦对你的境遇，

被冬天带走的，春天还会带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丽，

我的心啊，

去爱你属意的一切。

战俘营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国战俘在参与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劳动姿态变得日益主动。戴宁认为，从道义上说，这也是每个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德国人无法拒绝的一种补偿义务。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内政部长兰克维茨发表声明说，政府决定在年底释放剩余的全部在押德国战俘。在同一个月，戴宁在克拉列沃战俘营读到了南斯拉夫负责战俘营事务的两位党政官员的公开信，上面说道：“你们告别战俘营，重返家乡的时侯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再次感谢你们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你们也常常在教会我们的人应该怎样工作。你们的劳动和成绩得到了我们的充分认可 ”

战争后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战局面曾极度混乱，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德军士兵的总数至今缺乏定论。历史学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战争舞台》一书中称共有17万至20万人被俘。用这个数字和德国红十字统计出来的8.5万从南斯拉夫获释战俘的数字相减，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约为8.5万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战俘总数的50％。这种说法和和历史学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一书中给出的8万德国战俘死于南斯拉夫的结论相近。无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地符合历史真实，不幸的戴宁终归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死人的统计数中爬进了由活下来的人构成的另一个统计数，而且最终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宁在经历了4年零3个月的战俘生活后再次恢复了人身自由。他们从克拉列沃出发，乘火车穿越奥地利、捷克、东德进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战俘接待处，他填写了归俘登记表，然后领取了归俘补贴金和一张前往不莱梅的火车票。在临近家乡的时侯，戴宁贪婪地注视着列车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诉我：“那种感觉无异于重生 ”

战争的炼狱，使戴宁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和极端主义的批判者。他读懂了人和历史.

我在1993年曾在比邻法国的边界小城萨尔布吕肯工作过半年，当时正值博士读完之后的待业时期，大学的研究所给了我一个项目做，属于“温饱型”过渡。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称为博士后也不为过。项目是给萨尔州矿山局做的，我必须在那里实地考察调研一段时期。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在那里我临时租了一个房间，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碍于面子，我不大好提出“萨尔人是否有追随纳粹主义的思想趋向”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把问话的内容换了一种形式。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 二战 ，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 一战 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开始关注“二战”时的德国反纳粹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了气候。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哪！）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没有不恨这个佐尔格的。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止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

图9-5：被世人称为改写了“二战”历史的间谍之王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他曾坦然说：日本已经没有值得我窃取的情报了。左图是佐尔格遗照，右图是建于莫斯科的佐尔格雕像，作品中的他以经典的“风衣间谍”形象从一面石墙中走出，在墙上留下一个异形身影，隐喻着他从一位“一战”德国军人到一个“二战”红色间谍的立场和身份的变化。

“在莫斯科会战中，我负了参战以来的第一次伤，我被俄国人的冲锋枪子弹击中了右腿，幸亏只是撕去了一大块肌肉没有伤到骨头，而我的很多战友被打死了。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国家没有过错，我恨就恨佐尔格这样的民族败类。”

佐尔格的事我也早有耳闻。此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德籍的苏联高级特工，被后人称为“间谍之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他自愿报名加入德军，在1916年的西线的一次炮战中被炸伤，造成两腿的终身轻微残疾。在疗伤期间他开始阅读德共的读物，伤愈后先后在柏林、基尔和汉堡的大学攻读经济和哲学，并与191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战后的十年间，他一共加入了3个政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加入纳粹党，其中纳粹党员的身份是他的政治伪装。他在“二战”时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日本的间谍。

在始于1925年的16年苏联特工生涯中，佐尔克不仅表现得极度敬业，业绩也异常出色。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1年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总共向莫斯科发送了141次电报，做到了让苏军总司令部军情4局在每周内至少能收到一次来自日本的秘密电文。

1941年，他向斯大林传递了两份对苏联命运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一次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22天他在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称：德军将在6月22日进攻苏联；另一次是在莫斯科会战初期他通知苏联情报部门说，日本不会发动对苏战争，因为日本将在几周内对美国开战。

前者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导致了本来可以防备的德军入侵变成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并让苏军付出惨重损失。痛定思痛的斯大林开始变乖，他相信了佐尔格的第二份重要情报。

我对埃森的那位老兵说：“从工作的角度讲，佐尔格是一位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报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来说太重要了。1941年10月4日他发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当时莫斯科会战才开始两天，首都保卫战正急需援军。结果，12月5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到莫斯科的十多个远东师发起了 加里宁战役 ，德国的闪击战就此止步。”

“他救了俄国，却毁了自己的国家。”老兵愤愤不平地说，“这样的人永远得不到德国老百姓的谅解。”

图9-6：莫斯科保卫战 对抗的真正开始。佐尔格在关键时刻送来的情报终于使斯大林下决心调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防御日本的强大军力驰援首都。这是当时苏军剩下的惟一一支建制完整，装备精良的战略后援力量，而且非常适应在严寒气候中作战。这支部队在原驻地只留下少量兵力保持无线电活跃状态以迷惑日军，大队人马则在数周内行程8千公里赶赴莫斯科。图为加入莫斯科会战的苏军远东生力军向德军发起攻击。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征求过几个德国朋友对佐尔格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像约好了似的一致，全都猛烈抨击佐尔格这个“德奸”。这些朋友的思想并不右倾，全都有着鲜明的反纳粹立场，但从民族情感上说，他们谁也接受不了佐尔格，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一个人对佐尔格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使自己民族几乎灭种的卖国者。我提示说：“这话应该放在希特勒身上。”对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远是背叛者。”说这话的人是我以前在柏林工业大学里的一个同事。

1944年11月7日，49岁的佐尔格在日本被处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国。

但是他在临死前传出的情报挽救了苏联。就在他被绞死于东京巢鸭监狱一个月后，苏军的冬季大反攻掀开了序幕事实上，把佐尔格说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国父亲和俄国母亲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也并非德国而是曾属苏联的巴库（现属阿塞拜疆共和国）。到年满3岁时，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佐尔格才随父母到了德国。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归属，佐尔格应该是俄国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参加德军对抗协约国之举就要算是“俄奸”行为了。

佐尔格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丰碑。但他却被前苏联在1964年追认为苏联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竖立着他的塑像。在战后由苏联控制下的东柏林、德累斯顿、马格德堡、莱比锡、耶纳、卡尔马克思城（凯姆尼茨）等东德城市也曾纷纷用佐尔格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学校遗憾的是，迟到的阳光并不能融化历史的寒冰。

对佐尔格而言，最悲哀的一点恐怕还不是德国大众对他的感情抵触（他在选择了与苏联合作后，就不可能再去幻想德国民众对他认同），而是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国家在他面临绝境时所采取的态度。从佐尔格1941年10月14日被捕到11月7日被绞死，在其间的3周多时间内苏联当局对他没有采取任何诸如和日本交换间谍一类的营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佐尔格的苏联特工身份。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后的佐尔格在其生死关头被他的组织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历史学家对此评判说，如果真的让佐尔格返回苏联，他将是一个对斯大林极为不利的危险人物，因为只有他才能最有力地证明：是苏联的最高当局无视了他提供的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珍贵情报，从而导致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承受了本来可以部分避免的国土和人员的重大损失。

在“二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被侵略国中帮助侵略者的内奸，要比在侵略者中帮助被侵略国的义士多得多。

在中国，协助侵华日军的中国伪军数以百万计。战争结束后的统计表明，被共产党军队消灭的伪军达118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收降的伪军达146万人，而日军向中国抗日军民投诚者仅746人。比例接近于3 540 1。

在苏联，和德国军队一起作战的苏联伪军超过100万。而在德国方面，参与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国人只有一批协助苏军进行战地宣传的德国战俘，总数不足万人，他们在1943年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在苏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组成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合会”这两个反战组织，承担起了对德军作弃战宣传，瓦解本国军队士气和斗志的任务，目的是协助苏军取胜并及早使德国人民摆脱纳粹的统治。

图9-7：士兵的生与死。左图是在苏联战场的“大德意志师”一群士兵在战前接受长官的训话。右图是第六集团军德军士兵的尸体。1943年2月，赫鲁晓夫在血战后的斯大林格勒目睹了由冻死、战死、病死的德国青年组成的尸堆。其中很多干尸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鲁晓夫说：“我无法再去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一些活下来的德军战俘在苏军的倡议下组建了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联合会”。

我曾经尝试寻找这样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没有成功。但是我后来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一篇简短而有价值的回忆，其作者当年不仅作为战俘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在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重孙，名叫海恩里希。海恩里希出生于1921年，大战期间是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1942年8月30日，我驾驶的战斗机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击伤，被迫降落到了俄国人的机场，于是我成为了苏军的战俘。1943年1月底，外面突然传来消息说包围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共9万人都投降了苏军，24个德国将军全成了俘虏。战俘营中一个和我很熟悉的俄国军官问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说：“我只有在这里亲眼看到这些人才会相信，我认为一个30万人的德国集团军投降苏联是不可能的。”那个俄国军官笑着说：“看，你到现在还是个法西斯。”

后来我生了重病。一天我在发烧中醒来，卫生医疗官跑来告诉我：“快去看呀，被俘的将军们来了。”他把我扶到窗口并帮我把玻璃上的霜轻轻刮掉。隔着窗户我看见了一群德国将军昂首阔步地从战俘营的大道上走来，穿着红裤子和皮大衣 我开始支持并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开始反对纳粹。从此，我们被视为德国的叛徒。

我们对德国人民这样说：如果只有靠盟军的武力才能颠覆希特勒，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民族的肢解，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要任何人对此负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机会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摧毁希特勒。

我曾经两次作为战地宣传员跟随苏军上了前线，一次是在1943年秋天去乌克兰地区，另一次是在1944年末，那次我离开了莫斯科，跟随第2白俄罗斯集团军前往德国，任务是在前线用喇叭向德军喊话宣传 在进军途中，我亲眼看见了苏军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可怕的暴行。俄国人要求我告诉“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弟兄们说：这些罪行是穿苏军制服的德国人干的。这种事我当然不能干。

在这次随军行动中，海恩里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选择了捍卫正义，却又无法捍卫正义。一方面，“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被当时的德国舆论视为卖国贼组织，面对狂热而偏执的民众，他们这一小群决心与纳粹决裂的前德国军人完全没有了祖国归属感；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转化是以战俘身份完成的，这使他们根本无法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他们只能跟随逼近柏林的苏联大军声声唱和，同时必须在面对苏军对德国平民所犯罪行时三缄其口。作为“德意志民族英雄”的俾斯麦宰相的重孙子，海恩里希的处境无疑是尴尬的。

图9-8：将星的殒落。左图为德军第6集团军总指挥保卢斯（右）和参谋长塞德利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踌躇满志地观察敌情。右图为保卢斯（左一）和塞德利茨（左三）在率领第6集团军投降后和其他被俘高级军官坐在一起等待苏军的安排。

比海恩里希更不好做人的是曾任德国第6集团军参谋长的塞德利茨上将。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成为了苏军的俘虏。1943年9月，他在苏军的控制下组建了反战的“德意志军官联盟”和“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很快，纳粹法院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1955年，“死刑犯”塞德利茨随着最后一批被苏联释放的德国战俘返回到了家乡菲尔登。

菲尔登是“二战”老兵聚会怀旧的主要地点，前党卫军成员在战后的最大集会就曾在这里举行。在这种环境下，他作为前“瓦解人员”的领袖，其处境之窘迫可想而知。他的女儿回忆说：尽管战争过去已经10年，父亲在家乡仍然没有任何朋友，包括以前的熟人和同事都拒绝和他往来。人们仍然像战时一样把父亲视为叛徒，后来他被迫远离家乡，把家搬到了北部的不来梅市，在那里郁郁而终。

由此不难想象，那些躲在苏军战壕里用喊话方式对本国军队做弃战宣传的德国战俘们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瓦解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德国人才算得上是大众心目中的“二战”英雄呢？

2003年夏季，德国电视二台在民间组织了一次对“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共有150万德国人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人选举”。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通过这个由德国人自己选出的德国英雄的排行榜，人们无需任何语言的解释就可以洞察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

在占据英雄榜前5位的德国人中，有3位与“二战”有关：1.阿登纳 反纳粹的官员，领导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2.马丁·路德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现代德语的奠基人。

3.马克思 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始人。

4.朔尔兄妹 慕尼黑地下反纳粹学生组织领袖。

5.勃兰特 反纳粹的民主斗士，战后促成德国和东欧和解的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

图9-9：德国人民心目中永恒偶像 被纳粹残忍地斩断头颅的朔尔兄妹。左：哥哥，学医的大学生汉斯.朔尔，右：妹妹，学生物学和哲学的大学生索菲.朔尔。

朔尔兄妹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在德国民众来说却是一块永远的心碑。

哥哥汉斯.朔尔是一名医科的大学生，在读书之前已履行完了帝国劳役和国防军兵役。妹妹索菲.朔尔在1942年6月进入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专业。

在大学里，索菲接触到了一批反纳粹的进步学生，并且发现哥哥汉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的哥哥曾试图阻拦她涉足这个危险的圈子，但索菲在经过一番努力后还是加入了这个反纳粹的学生圈子。

在1942年的后半年，朔尔兄妹伙同哲学系教授库特·胡贝尔发起成立了一个大学生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和汉堡、弗莱堡、柏林、维也纳等大学的地下组织合作，连续制作和散发传单，揭发纳粹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和误导青年的罪行。他们的组织叫做“白玫瑰”，主要负责印制和传播这些反纳粹传单。

“白玫瑰”小组在被秘密警察破获之前，一共制作和散发过6批传单，最大的印量达到了9千份。这些传单不仅出现在慕尼黑建筑的墙上、电话亭里、路边的汽车上，还通过在其它城市的地下组织传到了科隆、斯图加特、柏林和维也纳等大城市。在纳粹独裁政权控制下的一潭思想死水里，“白玫瑰”小组的反纳粹传单象一颗颗巨型炸弹不断在德国掀起巨大波澜。

第一批传单指出：“对于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最大的耻辱就是不加反抗地听任一个不负责任，带有阴暗动机的统治集团的领导 ”

第二批传单揭示了纳粹大批屠杀波兰犹太人的事实，并指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玷污人类荣誉的最可怕的罪行，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罪行 ”

第三批传单号召德国人民起来破坏纳粹的战争机器。

第四批传单向独裁者发出了战斗宣言：“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被你们仇视的德国良知，白玫瑰不让你们有片刻安宁！”

第五批传单提出了在德国开展反纳粹运动的系统程序。

第六批传单是“白玫瑰”小组被秘密警察破获前的最后一批传单，在1943年2月中旬印制完成。鉴于战争形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转折，传单中号召德国人民行动起来推翻纳粹政权，建立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欧洲。

图9-10：索菲.朔尔的被捕地点－慕尼黑大学日光大厅（左图）至今还保持着原样。右图是2005年德国影片《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中的索菲被捕情景。拍摄的地点就选在1943年索菲被捕的原址。

1943年2月18日，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散发第六批传单。上午11时，正当妹妹索菲在学校的日光大厅抛洒最后一批传单时，她被校方的管理人员发现并擒获。兄妹两人很快被交给了秘密警察。根据盖世太保的审讯记录，朔尔兄妹在被捕后一直试图保护“白玫瑰”小组的其他成员，坚称自己就是负责人。妹妹索菲异常冷静地说：“我们所说所写，正是很多人的所想，他们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4天后，慕尼黑的纳粹“人民法庭”以卖国亲敌、准备谋反和试图摧毁国防力量三项罪名正式宣判朔尔兄妹死刑，当日下午5时，朔尔兄妹两人和另一个“白玫瑰”小组成员在监狱里被处死，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砍头。操作断头设备的执行官是在一生中行刑逾3千次的德国第一刽子手莱歇哈尔特。此时妹妹索菲.朔尔22岁，哥哥汉斯.朔尔25岁。据称，小伙子在走向断头台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一句被无数人喊过的口号：“自由万岁！”此刻，这个口号产生出了最感人的力量。

后来人们在整理妹妹索菲.朔尔留下的信件和日记时发现，姑娘最常引用的是法国哲学家马玛利的一句名言：“人要有坚硬的精神和柔软的心”

朔尔兄妹用他们的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打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始的怪圈。他们先开始了，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是悲哀的，因为民众并没有跟随他们未竟的事业。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战后的德国人终于把他们认定为正义的象征和德意志民族的伟人。

朔尔兄妹的事迹和精神纵然可歌可泣，但我还是对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而大感意外：居然仅仅有3位具备世界级重量的德意志伟人排在了他们的前面，而德国历史上众多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大人物如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贝多芬 则一律排在了这两位因印发反纳粹传单而丢掉了性命的大学生的身后！

在“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排行榜上，还有另外3个引人注目的反纳粹英雄：前德国总理勃兰特 排在第5位。

作为一名反纳粹的战士，他曾在“二战”期间被希特勒下令追捕，被迫流亡海外。1970年12月7日，他作为德国总理做出了一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元首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当年反纳粹的英雄代表他有罪的国家双腿下跪了。这一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完全不在事先安排程序之内的惊人之举感动了世界，在场的德国代表团的男子汉们都流下了眼泪辛德勒 排在第37位。

他曾是坚定的纳粹党人兼战争投机商，但在看到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后，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的反思和良知。他开始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抗纳粹，那就是通过贿赂纳粹军官把大批犹太人安排进他的工厂去工作，从而保护了1 100名犹太人的生命。辛德勒死后被犹太人作为“36名正义者” 之一厚葬在耶路撒冷。

施陶芬贝格 排在第49位。战争后期，一部分清醒的军人知道，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是不可能投降的。另一方面，战局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德国如果顽抗下去就只有彻底毁灭。要救德国于危亡，除掉希特勒是惟一的办法。一个人的生死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存亡，这个现象只有在一个高度专制和集权的社会里才会存在。1943年10月，德国军内的抵抗运动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行刺希特勒的人选 在陆军担任后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有资格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施陶芬贝格上校。1944年7月20日，上校在东普鲁士狼堡参加希特勒主持的军事汇报会，寻机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脚边的会议桌下，随后他离开了会议室。但这个皮包被人移开了一段距离，导致厚厚的橡木挡住了炸弹的威力，希特勒只受了一点轻伤。事后，纳粹立即成立了“720事件特别委员会”，追究和惩罚军内的抵抗分子，致使德军内部的地下抵抗组织几乎全军覆没用这些人物对照佐尔格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后的德国民众敬重自身体系中的反纳粹斗士，却无法接受站在敌对体系中反纳粹的德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南德的一个老兵曾向我作出了他的解释：“是英雄还是背叛者，关键要看他是站在德国民众的立场上抵抗纳粹，还是站在敌对国的立场上抵抗纳粹。后者首先伤害的是自己人。”

自发的民族感情和对英雄的合理认定，这两者并不是永远相重合的。尽管如此，德国大众的价值观还是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日本的“精英”们不是无止无休地参拜供奉着“二战”罪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而是把日本的反法西斯人士认定为大和民族的英雄，那么日本还能是今天之日本吗？

2010年4月10日，莫斯科以西约400公里处的斯摩棱斯克的天空一片阴霾。上午10时50分，一架俄制图154客机在靠近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的一处树林里坠毁，现场地面的几处深坑表明客机在着地时曾连续猛撞过地面。客机的机身已断裂成几段，引擎与机身完全分离。残破的机翼上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图案十分醒目。

在这次空难中的罹难乘客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他们是由波兰共和国的88名顶级政要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副议长、副外长、军队总参谋长、国家银行行长、国家安全局局长 这个高官代表团此行斯摩棱斯克的目的是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年的活动，结果却成为了波兰民族的又一场重大悲剧的主角。在这70年的两端，是发生在同一地点的波兰精英群的两次悲情毁灭。卡廷，似乎成了波兰的魔咒。

1990年，在“卡廷惨案”的黑锅还死死扣在德国人的头上时。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听说并牢牢记住了这件事。

那年夏季，我们一家3口应友人波里希博士的邀请去他在瑞士的别墅渡假。途中我们一边开车一边闲聊，先是聊瑞士，谈到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国的传统中立使它成为德国所有邻国中惟一一个没有受到纳粹侵扰的国家。由此我们谈到了“二战”中的是是非非。当时博士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 二战 遗留下来了很多没有澄清的是非，比如说发生在卡廷森林的那件惨案。这件事至今还被很多人认定是德国人所为，并且被当作德军暴行的典型例证。但我有一个老兵朋友曾亲眼看见过卡廷森林的尸坑，他坚持说那些被害者死于苏联人之手。他问我： 德国人杀了人，埋起来，再挖出来，再叫全世界都来看，这一切可能吗？ ”

这次出行使我记住了“卡廷惨案”。从瑞士返回柏林之后，我就去国家图书馆查找关于卡廷森林事件的记载和解释。

据德国方面记载，1943年初春，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市城北15公里处的卡廷森林里动工建造一条穿林而过的公路。在开挖地基的施工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合葬尸坑赫然显现。德军立即组织人力开挖，结果挖开了多处尸坑，尸体共有4千多具，肉体已严重腐烂，但身上的服装还能够分辨出来质地和样式。德军调来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验鉴定，结论是：死者是一批被人集体屠杀掉的波兰军官，死因全部为后脑中弹，死亡时间为1940年上半年。

既然尸体是在苏联境内发现的，遇难者的死亡时间又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德军相信已有充足的把握来断定此乃苏联内政部的秘密警察部队所为。德国人认为，波兰曾在1920年参加了协约国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并割走了苏联西部的一部分领土，苏联报复的动机是存在的。另一方面，1939年9月，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秘密议定书，在德军进入华沙后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兵不血刃地一举俘获20多万波兰官兵，苏联报复的条件也是存在的。于是，德国在1943年4月份将这一发现公诸于世，还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要员前来见证并调查，借以大力宣传苏联所犯罪行，在欧洲制造“布尔什维克恐怖”。

事件曝光后，面对大哗的国际舆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德国的指控坚决地予以了否认。1943年9月，苏军在收复斯摩棱斯克之后即着手组织对卡廷屠杀事件进行了一番有模有样的反调查，并在其后言之凿凿地向世界宣布：屠杀行为系德军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所为。由于处于战争状态的苏、德双方各执一词，卡廷事件成为了一桩国际悬案。

战后，苏联单方面对事件采取了“盖棺定论”行动。根据塔斯社1945年12月30日的报道，苏联法庭对10名德国战犯作出了在卡廷事件中有罪的判决，其中7名被判死刑，3名被判20年劳动营苦役。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苏联的公诉人又试图就“卡廷惨案”起诉德国，以便联手其它胜利国把谋杀波兰数万精英的黑锅永久地扣在战败者头上，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一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之前，被苏联控制的东德和波兰都只能接受苏联对卡廷事件的解释。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均告知后人：卡廷事件系德军在“二战”中对波兰犯下的罪行。

图12-1：1943年德军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北的卡廷森林里发现的巨大尸坑。死者全部是后脑中弹。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组根据尸检和死者身上的信件、日记、报纸等遗物确认：死难者主要是波兰军官，被杀害于1940年的3月至4月间。时间上恰恰是在苏、德两国共占波兰之后与相互间开战之前。结论一出，立即遭到苏联政府义正辞严的断然否认。

弥漫在卡廷森林上的这一团历史迷雾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完全散开。

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权威的文字记载存放于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总统档案馆里，而有权开启这些绝密档案的只有苏共领导层的最核心人物。1991年12月23日，即将辞职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委员雅科夫列夫的陪伴下，连同即将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一起打开了密档第一卷，那正是“卡廷事件”专卷

两天以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意味深长的时代就此结束。

次年10月，为了显示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和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的决裂，总统叶利钦决定将密档第一卷的副本交给波兰。1992年10月14日，副本的交接仪式在华沙举行，波兰总统瓦文萨控制着身体的震颤接过了这份承载着一代波兰精英悲惨命运的历史文件。 这份密档由三份绝密文件组成：

1、1940年3月5日由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提交斯大林的报告，其中说明了波兰被俘人员的情况及其危险性，建议按特别程序予以枪决。

2、苏共政治局在报告提交当日做出批准决定的文件，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加里宁和卡冈诺维奇6人共同签署。

3、1959年3月3日克格勃负责人谢列平于提交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中对1940年处决波兰被俘人员的数目和地点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向波兰转交密档副本的同时，叶利钦还主动地通知波兰政府：在发生卡廷事件的同时，苏联在卡尔科夫和加里宁（今俄罗斯的特维尔）两地也屠杀过波兰被俘人员，并指出了在这两地的埋尸位置。

2010年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将卡廷事件档案的电子文本发布在俄联邦档案署的官方网站上，首次向全世界公众公开了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5月8日，梅德韦杰夫会见前来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的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并亲手向科莫罗夫斯基转交了卡廷事件第159号刑事案第一份案卷和其他66份案卷的清单。

至此，卡廷事件的真相在70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

1939年9月1日，德军在西方侵入波兰，9月17日，在波兰军队已失去抵抗能力之际，苏军从东面侵入波兰，近70万波兰军人成了德、苏两国的俘虏。苏军对其俘获的波兰人员首先经过了一次身份甄别，将普通士兵予以释放。对于总数超过1.5万的波兰军官和一大批教授、医生、建筑师、律师、教师、记者、飞行员等精英级波兰人才，苏联决定将其关押在三处战俘营和若干所监狱里。

1940年3月5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在介绍了波兰被俘人员的人数、身份和关押情况后，提出了全部予以处死的建议。这份报告在提交当日获得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政治局6位大员的共同批准。4月3日至5月19日，在内务人民委员会3人小组领导下，屠杀波兰俘虏的行动在苏联的多个地点秘密展开。根据克格勃1959年的报告，内政部在卡廷森林处决了关押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4421人，在斯塔罗利斯克战俘营处决了3820人，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处决了6311人。加上在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的其它几个地点处决的7305人，总计枪杀了21857名波兰俘虏。除了报复波兰地主阶级势力自“一战”以来对苏联利益的侵害之外，彻底消除波兰未来抵抗运动的潜在威胁也是苏联举起屠刀的主要动机

“卡廷疑案”基本澄清之后不久，我和波里希博士再次相聚。当我们重提这个两年前的话题时，他牢骚满腹地说：“我承认，战争是残酷的，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一些超出常规的行为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道德和公理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德国逾越了底线，屠杀了平民，就成了世界公敌，对这一点德国人认账认罪认罚。可苏联呢？在斯大林的 胜利者不受谴责 的强盗逻辑下， 二战 的胜利者阵营居然能够回避对 卡廷惨案 这样的滔天罪行的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纽伦堡审判的公正性，天哪，谁相信呢？”

苏联能够如此处理无辜的波兰被俘人员，那么“二战”的胜利者们对“有辜”的德国人又会如何处理呢？在1945年8月2日签署的《波茨坦协议》中，我找到一段关于德国责任的阐述：

德国人民必须承受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不能摆脱他们因其行为而必须承担的责任，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战争，纳粹的狂热抵抗摧毁了德国经济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和不幸

这里很明确地指出德国毁灭的责任承担者是德国国民整体而非个别恶人。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德国人民必然要承担失败造成的后果。但是在事实上，这里的“人民”概念已经不仅限于德国本土的民众，还包括了大批生活在德国境外的德意志人。

图12-2：1945年在捷克的一个面部被打变了形的德意志族妇女。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紧接着，在被纳粹统治6年之久的捷克爆发了一场报复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骚乱。据史料记载，最初是抵抗纳粹的捷克地下武装走上街头殴打德国平民，接着事态就演化为可怕的群众性暴力。布拉格的居民在街头可以随意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见到的德意志人。在这场民族清算的狂潮中，德意志族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最主要的牺牲品。德意志妇女被吐口水、剃光头、剥光衣服并在身体上画上纳粹党徽标记、被强迫赤身裸体地在街头排除路障，甚至当众遭受到强奸。德意志儿童有的被从楼房里抛出摔死在街头，有的被塞进盛水的马槽中溺毙。狂怒而放纵的人群把大批德意志居民从家中驱赶出来，把他们两个人或三个人为一组用铁丝捆起来推进伏尔塔瓦河，尸体顺流而下被冲进易北河。两周后，人们从易北河中竟打捞出了上千具尸体。据德国战后的统计，在捷克发生的这次大规模复仇行动中，共有3万德意志人被杀死。在整个骚乱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警方的制止，也从未出现过占领军的干预。疯狂的暴力行径并非失控所致，而是受到了战后捷克领导人的蓄意纵容。刚刚摆脱了纳粹暴政的人们采取了比纳粹毫不逊色的暴行来对待敌对国的族人，在欧洲历史上书写了极其黑暗却鲜为人知的一页。

类似的暴力事件同样也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

在今天的德国和波兰的奥得 尼斯河边界线以东的地区，曾有3 300个战前属于德国的城镇和村庄发生过群众性迫害德国平民的事件。

在南斯拉夫居住的近20万德意志族人中，约16万人在战后被关押进集中营，其中被杀害、折磨致死者达5万人。

在战后初期的平民暴力行为告一段落之后，随之而起的是一场在欧洲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民族大清洗。

“二战”以前，中东欧地区的各民族处于混杂居住的状况，民族矛盾尖锐而复杂。纳粹德国实施的“生存空间”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改善境外德意志人处境为借口的。为了达到民族扩张的目的，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进占苏台德，侵略波兰，移民百万德意志人进入了被占领区，同时又大规模地迫害和驱逐波兰人。德国进攻苏联也具有双重目的：消灭直接威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死敌，同时要把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和无尽的资源置于日尔曼人的统治之下，从而实现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那个称霸世界的“千年帝国”理想。

德国战败后，美、英、苏三大战胜国在规划欧洲格局时执行了一条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完全相反的民族政策，即把德国以外的德意志人集体驱逐回德国，而且是一个和战前相比缩小了1/4的“新德国”。

图12-3：流民图。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按照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设想把分散在中、东欧的上千万德意志族人集中到被割走了四分之一领土的德国，奥地利脱离德国再次独立。上图是从西里西亚被驱赶走的德国居民，世代家产变成了随身的一两个行李包。下图是到达难民集散地柏林的一批人准备乘坐火车继续西行。

为了激励苏联对纳粹德国作战，美、英两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对苏联作出承诺：在征服纳粹后，美、英同意将波兰的一半领土彻底划归苏联，波兰由此丧失的领土由战败的德国来补偿。在这个没有任何波兰人参与的对波兰主权和领土问题的裁决过程中，三大国的领袖还对移民问题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波兰居民要离开已经被苏联夺走的领土，西迁至新划定的波兰国界。而德国人则不仅要从被德国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迁出，还要从划归波兰的原德国领土上搬走。战争结束后，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大战胜国形成了在欧洲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以谋求欧洲长久和平的共识，确定了把德意志人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驱赶出去的举措。

在我接触到的德国人中，有很多人是从中、东欧迁移进来的几十年前的战争移民。

北威州花山市退休老市长的夫人就是在战后和母亲一起从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迁移到花山的。

现在勃兰登堡州的原空军老兵科尼希对我说：“我儿时的居住地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 深根（Niederwurzen） ，但它如今已归属了波兰。我们的深根给拔出来了。”

我在柏林工大的老同事杜克斯先生至今还记得他随父母从东普鲁士迁出时的情景。他说：“我们被驱逐时带上的全部家当就是我父亲手中的那两只皮箱。在进入新的德国边境的那一刻，我们要通过一个由两排铁栅栏构成的狭长通道。谁也没有想到，管理关卡的波兰军官会喊出这样的命令： 举起双手通过！ 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最后一点财产也留在了那一边 ”

一位名叫帕赫的中年人对远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故土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家乡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他爷爷和奶奶多年来反复唠叨的一件事：他们在1946年5月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已成为波兰领土的尼斯（今属波兰奥波莱省）。在离开家乡的时侯，他们最心疼的就是那幢在战前动工，战时停建，战后竣工的新房子。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就要离开它了。爷爷说，告别这幢辛苦了半辈子才盖起来的房子，那种感觉就像和自己的孩子永别

老兵舒曼告诉我：“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11万平方公里的德国领土在战后都割给了波兰，这就是对波兰被苏联占走1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补偿。战胜国的地位使苏联对波兰的侵略合法化了。战争结束后，上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全部被迫西迁，我的家乡布雷斯劳就属于这个地区，它在德国丧失领土里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多，行动慢。但后来搬迁工作的加速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势头加强，二是被苏联驱赶到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官员和平民对德国人不断施压。我至今对波兰人没有好感。他们被俄国人赶出了家乡，自己的国家像一块浮冰似地被人家向西推了一大截，结果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又那样无情地驱赶德国人。”

我在柏林的笔友兼酒友 国内一大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对这次欧洲的民族大清洗曾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工作。一次周末他在我家喝酒，我们谈起了这一段共同关注的历史。

一直坚持用笔写文章而拒绝使用计算机的江老兄大发感慨道：“在德国爬格子写字，爬着爬着就要爬到 二战 上去了！现代德国和 二战 的关系太紧密，分也分不开。要写德国，你想不研究 二战 都难。在这儿工作十多年来，我发现有太多的 二战 旧闻 不为人知或者不便为人所知。而把这些事情告诉公众，对于全面总结 二战 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更是新闻人的职责。”那天老江比较激动，连饮数杯红葡萄酒，红头涨脸居然还能把他的沃尔沃车开走了。

图12-4：离开东部家乡向西迁移的德国人在等候乘车。很多人的衣服和行李上已经被当地的新主人（战胜国的移民）画上了纳粹标记。

2004年10月底，老江来电话告诉我说，他的有关文章在国内一家报纸上刊出了，题目是《德国平民代希特勒受过》。我闻讯后立即找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用它来为本节内容做注非常理想，这里将文中的核心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回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道评论道：“这种大范围的迁移和实施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了这种恐怖，谁就会毫不怀疑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与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迁移运动所带来的困难相比。

实际上，战胜国在清算纳粹罪行时的做法已经比原来的计划温和了许多。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做出决定：“任何一个参与了犯罪和处决行为的德国军官、士兵及纳粹党员都要被带回他们曾对之犯下罪行的国家，以便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进行起诉和处罚。”如果这个计划在1945年5月后真正得以实施，不可胜数的前德军官兵就会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监狱里，法庭中和刑场上。德国的“世界公敌”形象将极大强化，德国人以改过自新之举来洗雪耻辱的进程将更加艰难

欧美战胜国对德国的严厉惩罚，使我无法不联想到中国。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却在胜利之后永远地失去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中国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达到欧洲战场的总和，但中国人不仅援救了大量在华的日本妇女儿童，甚至对128万双手沾满鲜血的在华投降日军都没有进行任何清算。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亿美元，但中国着眼于两国人民今后的世代友好竟主动放弃了政府索赔的权利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所有国际间的战争，如此以德报怨的国家除去中国没有第二家。但中国人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世人有目共睹。

欧洲的“二战”胜利国在德国被击倒并再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几乎一起扑上去撕咬德国的咽喉，使德国人对当时经历过的痛苦至今记忆犹新。这也难怪当我向德国老兵迪尔介绍中日战后关系时他会这样问我：“中国是战胜国吗？”

“二战”中的苏军无疑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威武之师。那么它的战士们是否也具有和“解放全人类”理想相适应的文明和美德呢？当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和牺牲的敌手终于被他们征服以后，他们是如何对待战败国的平民的呢？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但是，正视历史的人也无法回避苏军士兵的另一种表现：酗酒闹事、抢劫平民、强奸妇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关进驻东北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后，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处理平民大量投诉的苏军抢劫事件，以至于我军必须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严肃纪律”的要求。同年12月，刚刚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在遭遇苏军士兵的抢劫时竟然被对方开枪打死。

巴顿将军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苏军：“具有严格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苏军的战场纪律是极为严格的。在两军交战时，军方对违令撤退者一律用机枪直接扫射。但是在作战行动之外，苏军的军纪却是时紧时松。对于一支整体文化素养较差的军队，纪律约束的稍许松弛极易导致大面积的恣意胡为，当这支军队面对敌对国平民的时侯尤其如此。

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

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了苏军摧残德国平民的行为：文化和道德水准地下的兵痞行径，对德军在苏联犯下罪行的复仇心理，军队指挥员对士兵越轨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其中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没有高层的纵容，这支处于严厉管控之下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在进入敌国后混乱到这种程度。

在柏林休战时还是个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诉我，俄国人真正开始变得规矩起来是在停战三个月以后。历史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德国军队全面放下武器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苏军各部队中偶尔有约束士兵放纵行为的指令下达，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肃军纪却是始于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在8月3日下达的整肃军规命令。这道命令指出：“这些行为（注：意指抢掠、人身暴力和“可耻事件”）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由此可见，捍卫荣誉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帅下决心治理军纪的两大原因。但是这两点在此前就不重要吗？难道苏军高层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们都对德国平民做了些什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在采访柏林的洛特老人时，我认真地参观过他家的小独楼，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有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座小楼里住过。小楼有3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厅加书房，三楼是卧室。当年，那一群俄国人就住在二楼，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楼。

洛特说：“当时一共有9名苏军列兵和1个下士班长住在我家，其中有一个是伤员，天天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那个班长一个人睡在二楼的书房里。柏林的战斗结束后，很多苏联军人都住在德国老百姓家里。他们不愿意去住大楼房，觉得住户太多不好控制，最喜欢住我们家这样的独户小楼。那时，谁家住进什么样的俄国人，房东没有选择权，全看自己的运气了。我家的邻居就比较幸运，住进去了一个少校带一个勤务兵，两个人不闹事，也很安静。可我们家算是倒霉透顶了，一家伙住进来了10个大兵，其中还有伤兵。

“在这群俄国人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哥哥险些就被他们抓走 处理 了。哥哥当时22岁，这个岁数的德国男子在战争结束时还能不残不伤地留在家里是很难想象的。俄国人坚信他是德国兵，一定要把他带走。哥哥分辩说自己是话剧演员，俄国人听不懂，还是要捆他，最后哥哥忽然想起了 艺术家（Artist） 这个词。那个下士班长听懂了，便表现出了几分敬佩之意，但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就让我哥哥弹奏一曲钢琴给他们听听。我哥哥的钢琴水平比我强3倍！您想，我当时的钢琴水平都已经能够进柏林电台去演奏了，他能差吗？他弹奏了一首美国舞曲，是他在战前学会的。俄国人听完后确信了他的身份。这下他有事做了，下士班长命令他给那个伤兵演奏钢琴，没有命令不能停止。这样，哥哥用他的钢琴演奏连续慰劳那个大胡子伤兵达4个小时，他后来常和别人说，这是他这一辈子弹得最长的一次钢琴。

“那时苏军在柏林全城到处强奸妇女，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70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放过。我妈妈当时已经是52岁的老太太了，但面对住在自己家里这10个俄国大兵，她也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吗？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脾气暴躁，永远都在唠唠叨叨的老主妇。您看见我家二楼客厅的那个手工雕刻的老橱柜了吧？有一次，苏军的伙夫把一盆满满的菜汤放在橱柜的顶上，溢出来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妈妈怎么办？她揪住那个伙夫就骂，一个下午没有停嘴。这样一个多事难缠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让那些俄国小伙子联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长吗？对这样的老大妈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对其产生性要求就更谈不上了。我妈妈的这一自我保护方法很成功。

“但是麻烦并不是没有。俄国人住进我家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士兵用刚刚学会的德语对我哥哥说： 你，去找姑娘来。 很明显，他认为哥哥以他演员的身份必定会和很多女孩子交往。哥哥说他不认识什么女孩子，苏兵拍拍枪说： 去找！ 哥哥出去后就没敢再回来，他在朋友家一直躲到美军接管了我们居住的坦波豪夫区。按四大战胜国的约定，柏林由4国共管，我们家这个区被划进了美军的管辖范围。美国人也不怎么文明，但毕竟是有文化的军队，军纪比苏军要好得多。他们不住在市民家里，而是住在坦波豪夫机场。”

谈到苏军在柏林的军纪情况时，洛特告诉我：“俄国人违反军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他们最喜欢抢的东西就是手表，因为德国手表对这些来自东方的穷苦农牧民来说确实是以前只能在梦中能见到的奢侈品。我亲眼见过俄国大兵一人的手臂上戴着十多块手表。他们叫手表是 乌利 。”

现住麦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迈尔老太太第一次面对苏军士兵的时候年仅20岁，是在她跟随一群难民从家乡布吕绍向西逃亡的路上。

她回忆道：“追上我们的队伍的第一批苏军是坦克兵，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们告诉我们要及早藏身，后续部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然后他们留下几个面包就继续前进了。很快，我们就和后面跟进的苏军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来自苏联西亚地区，面孔具有东方黄种人的特征。他们冲进难民的队伍，开始劫掠财产。我们的首饰要摘下来，皮靴要脱下来，最受欢迎的还是手表，必须全部交出。夜色降临后，强奸行为开始蔓延，到处是女人的哭喊声。一个穿皮上衣的苏军政委模样的人向我扑来，被我的父亲拦住。结果那个家伙一拳打掉了父亲的两颗门牙“在继续西进的路上，后面的苏军源源不断地赶到。一队新来的苏军截住了我们，并命令男女分别站在两处，说要在几分钟内处死所有的人。然后就见一个拿手枪的俄国人突然叫道： 乌利，三块乌利。 他说的是手表。大家立刻明白了，现在能救命的只有手表。但此时多数人已经被劫掠一空，再也没有手表了。这时，我轻轻掏出了一块一直藏在内衣里的金表，接着又有人献出了第二块、第三块。俄国人凑在一起把那3块手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互相拍着肩膀，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

关于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最醒目的曝光恰恰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要当事人是苏军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随军摄影记者 叶夫根尼.哈尔捷伊。他跟随反攻的大军从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摄了很多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的“二战”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展现了苏军士兵在帝国大厦楼顶上打出苏军战旗的场面。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大致情况如下：1949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塔斯社随军摄影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要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在两手上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以抢劫德国居民手表而闻名的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穿帮镜头。

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

欲盖弥彰。如果不修改，苏军原本是可以对最初的那张照片做一些解释的。比如说：军官的右手戴得不是手表，而是军用指南针云云

强奸，这是为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用以强凌弱的方式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和平时期的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但是，这种惩罚在战争时期却经常会出现例外。一旦一个国家的最高强制力 军队本身成为了强奸罪行的载体，道德和法理都对之束手无策，当犯罪的军队处于战争中强势一方时尤其如此。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敌方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程度最严重的情况并非发生在处于野蛮时期的人类社会，而是发生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并拥有了国际法准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队的性犯罪记录具有显著的差异。

无论是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群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

和盟友英军的绅士风范相比，美军的性犯罪记录略显尴尬。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美军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

在盟军方面名声最坏的是法国军队。1945年4月16日，在“二战”中受够了德国人窝囊气的法国军队在美军的空中火力支援下开进了以斯图加特为中心的巴登符腾堡地区。17日，大批法国第一军团的士兵涌进了号称“黑森林珍珠”的小城弗劳伊登斯塔特，然后就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在城内废墟上历时三天的群体性“性捕猎”行动。凡是和他们遭遇的德国女性几乎都不可能逃脱被这些“解放者”疯狂蹂躏的命运。根据当地的一位女医生卢茨的回忆，在那三天里光是来她医院就诊的被强奸致伤的妇女就超过600人，有一个伤号在一夜之间被法国人折磨了上百次，其间昏死过去十多次。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在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被法军士兵强奸的妇女为119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已经74岁。

那么，在“二战”期间对欧洲各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德国军队的性犯罪记录又如何呢？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以4条罪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起诉并定罪，其中有一条是可以包括强奸行为的“违反人道罪”，但公诉人并未对德军的强奸罪行提出指控。

战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德军的大规模强奸行为从未被涉及到。

德国的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在“二战”中曾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我采访过的德国老兵中，无人承认其所在部队发生过强奸行为。

柏林的罗迪老先生说：“我在当兵的时侯从来就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回忆说：“对强奸行为的处理时间很严厉，如果强奸行为被投诉，肇事的人会立即被押送军事法庭审判。在战事紧张的时侯，这样的人会先被送入缓刑营，然后被送到最危险的前线去作战。我当连长的时侯，一个士兵因为盗窃被判刑，他在监禁期间给我写信，说他宁可回前线来战死。关于军纪要求，我作为连长知道的要比普通士兵多一些，因为在升军官之前我要参加军校培训，在那里我们不仅要掌握武器和战术，还得搞清楚很多规矩。”说着话他拍了拍脑袋，“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危险而动荡的战争环境里，凶悍而阳刚的德国军人真的会在占领区的妇女面前变成了压住欲火的“谦谦君子”吗？更深一步的采访和史料查询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从普鲁士时代起，德国军队就有重视荣誉的传统，侮辱妇女显然是违背这个传统的。

到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限制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的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发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统计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这些军内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背叛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看当事人是否犯有强奸罪行。

就德军的指挥层而言，士兵对妇女实行性侵犯是严格禁止的，这和“二战”期间日军阶段性地对士兵实行性放纵的做法有着明显区别。但这一点并不说明在德军不存在个体的性犯罪行为。战争初期的一连串胜利，使德军的占领区迅速扩大，战线广阔而遥远，军队对士兵的控制力相对变弱。加之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作用，很多士兵对东部战线的异国平民的人格采取鄙视态度，一些色大胆也大的军人开始尝试通过武力从占领区平民身上获得性满足。

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侵犯当地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第14集团军总指挥李斯特在当月命令下属采取措施来约束侵犯和强奸妇女的行为。

1941年9月，陆军元帅君特.冯.克鲁格（后卷入军内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并因行动失败而自杀）在苏德战场上对军队下达了制止强奸行为的命令。

根据1944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判例统计，在总数为1 700万德国军人中，性犯罪判例为5 349个，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和美军进入德国后的性犯罪比例大致持平。

在欧洲战场上的“二战”史卷中有一段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

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怀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还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也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呢？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

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今波兰的特辛卡），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东普鲁士小城罗塞尔（今波兰的雷谢尔）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视角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被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当苏、德两军的战线终于被推入德国境内时，德国平民开始为苏军的巨大牺牲作出补偿。在军方高层的默许之下，蜂拥而至的苏军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和欲火不加克制地喷泻在他们遭遇的德国女人身上。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但是，让德国民众认同这样的“解放”观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关于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史实，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全面的是两位德国女权主义知识分子 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这两位在童年时期见证过“二战”的女士开展的调查工作持续了整整5年。很多受害人拒绝接受她们的调查，在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人当中，大多数人只同意谈话而拒绝在摄影镜头前露面。桑德尔和焦尔不仅采访了大量受害女性，还想方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她们还查询了大量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

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女权主义者给出了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受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攻占柏林后，共计1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

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总共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

根据桑德和焦尔两人的调查，在大柏林地区的多数受害者是在1945年4月27日到5月4日之间遭受强奸的。也就是说，在柏林战役的后期和战斗结束后的最初几天里，苏军在整个柏林掀起了一阵强奸狂潮。

德国《明星》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有时士兵们是排着队强奸一人的，据目击者反映，轮奸的秩序通常良好，只是有的人会拽一拽正在做事的士兵的腰带说：“结束吧，该我了。” 很多受害者被摧残致死的事实，使柏林城内开始弥漫起了恐慌气氛，很多家长都尝试着把女儿藏进屋顶或杂物堆里，有的则把女儿扮成老妇，但因为这种伎俩因过于老套和普及，往往会被苏军大兵轻而易举地识破，能借此躲过劫难的人很少。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战后能够在这方面展开深入调查的学者多为女性。我想，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害妇女在同性面前打开这充满耻辱的记忆之门的障碍较小，还在于女性的学者对当事人的痛苦具有更深的理解，对呼唤女权，杜绝罪恶具有更强烈的意愿。

女作家弗里德里希在《柏林舞台》一书中写道：一个18岁的少女在被苏军发现后，前后被强奸了60多次，士兵们会共享女人的住址，每天都有人来，每次基本都是新面孔。他们甚至强迫女孩子的父亲在一旁站立观看。有一位男子用割腕的方式杀死了他那被强奸了十多次的女儿，他说：尊严失去了，一切就都失去了。

很多受害妇女在遭受了胜利者的摧残后还必须面对同胞的鄙视，她们被普遍称为“楼梯战利品”，被亲人冷淡甚至遗弃，很多受害者在彻底绝望后选择了上吊或投河自杀，其中不乏在强奸后有了身孕的人。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军对自己的同胞姐妹也一样毫不留情。

德军在占据苏联西部领土期间，曾把大批的苏联平民驱赶到德国强制劳动。当这些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劳工被苏军解放后，其中很多妇女竟遭受到了“子弟兵”的强奸。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契甘科夫曾在1945年3月就此类情况写过一份报告。在苏联解体后，英国历史学家贝夫在俄罗斯的解禁档案中找到了报告原文，并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公诸于众：2月14日夜，一个惩罚连包围了一个牧牛的村庄，闯进了妇女们的住处，对这些刚刚被解放的女人进行了有组织的强奸2月24日夜，35名官兵来到埃尔斯以东10公里的格鲁腾贝格，闯进了女人们的住处，强奸了她们在布恩茨劳（注：今波兰的博莱斯瓦维茨）的司令部有一百多名妇女，她们被特别安排在离司令部不远的房子里居住。3月5日深夜，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的6名喝得大醉的军人闯进房间殴打和侵犯这些妇女。这种事情远不止这一次，几乎每晚都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些女人们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不满，其中一个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女人说：我整天整夜地盼望红军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军人对待我们比德国人还差叶娃.施图尔说：“我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一开始就加入了红军。不久德国人来到了我的家乡，我被强行抓到德国在这里的一家工厂做工。红军来了，但士兵却侮辱了我。我向一个军官哭诉说我的兄弟也在红军，但他却打了我，并且强奸了我 ”

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到了苏联共青团中央，接着又在当月29日被送交苏维埃国防委员马林科夫的手上。从表面上看，契甘科夫呈交这份报告的动机非常荒唐：他不是提请苏军政治部门和共青团组织加强对年轻士兵的教育和管束，而是想提请这两个部门“在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中间更好地开展起政治思想工作”，以避免她们把对苏军的这种不满带回家乡。但是我相信，军官契甘科夫的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在军队的强奸行为已得到高层默许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以一种能使上层接受的姿态来揭示正在发生的军队罪行。他的报告并未改变事态，却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证据。

“二战”的惨痛教训迫使欧洲摆脱了“战争－结仇－再战争”的历史怪圈，但这并不说明人们会轻易忘记历史的伤痛。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在战争刚结束时曾遭受过苏军大兵的强奸，那时她才12岁。我曾就此事征求过一个在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朋友的看法。他耸耸肩说：“那不是科尔太太的耻辱，也不是德国的耻辱，而是苏联的耻辱。它不反省，最后就被自己的欠债压垮。”

获胜武装力量的强奸行为具有最严重的犯罪后果，因为社会对这样的暴行根本无力遏制。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军人性犯罪也必然要对军队自身以及它背后的国家产生最大的形象杀伤力。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加剧了整个欧洲对苏联的反感，也为战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价值观推广构成了极大障碍。德国的女性为纳粹的罪恶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而苏军的强奸行径也使这支曾取得人类战争史中最辉煌胜利的威武之师集体蒙辱。

军队之纵欲，归根到底还是自身的受伤最深。原因很简单：军队要捍卫的不仅有祖国的主权和领土，还有她的荣誉。一支在异性面前很容易大面积褪下裤子的军队，在残害女人的同时也在践踏着自身的尊严，并在自己国家的脸上刻下一道久难愈合的丑陋疤痕。经验表明，凡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群体强奸行为的军队，其后代无论再怎样显示军容军威，在世人心目中都很难引发“正义之师”的观感。正如“日军”一词一样，至今只要被人提起，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负面和贬义的印象。

中、德之间的历史积怨非浅。

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事件电告远东舰队：“中国人终于给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理由。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从而占据了胶州湾，并获得在山东的开矿和铁路铺设特权。

“庚子之乱”时，德国派出的侵华远征军人数前后总计达到2万，形成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来自柏林的统帅瓦德西发动了46次对中国抵抗力量的讨伐行动，其中有德军参加的行动达35次。在中国根据《辛丑条约》必须赔偿的4亿5千万两白银中，德国获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德国都分处对立的国际阵营。

中、德之间之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缘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把欧洲的后起之秀德国视作富国强兵的榜样。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张之洞率先借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教官来组建新式军队，李鸿章也曾选择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来加强中国的海防，并完全采用德国战舰来装备中国的北洋水师。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军的军官到德国留学，卞长胜等7个年轻人成了中国最早的陆军留洋学生。

在一次次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诞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对中国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来自德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的初期，世界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计划大多持观望态度。美国乐观日本与中、苏两国为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军援请求置之不理。苏联为免遭日、德两国东西夹击的威胁，也曾经希望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对日出兵请求，还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宣告：“苏联誓当尊重 满洲国 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就此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留德学者陈仁霞曾在研读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和爆发后的初期，德国曾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第一国际力量。

为了避免中苏两国出现结盟，促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形成有效钳制，主导纳粹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的德国传统精英派分子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3星期后，德国外交部在一则工作训令中指出：“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已迫在眉睫。1936年，德国曾协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经济中心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以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双方秘密签署的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应在随后5年中每年向中国提供价值2 000万马克的军火和机器，中国则在10年内每年向德国提供价值1 000万马克的农业、矿业产品用于还贷。

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的数量占据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在“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培训的30万中央军成了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绝对主力，而在这一年里由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数量在全世界占据第一位。面对头戴德制M35钢盔，手持德国武器，以德国顾问传授的战术与之作战的大批中国军队，日军恍惚感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对德国人的战争。在日本的一再抗议和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威胁下，德国在1938年决定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同时撤回了德国军事顾问

在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之后，人们渐渐发现，德国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在欧洲的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中国则成为了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市场。

诚然，国际关系的构成从根本上说是以利益需求为基础的，刻板而务实的德国从来都不会致力于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谋求“万古长青”的友谊，或者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德两国透过一个多世纪的往来获得了一个共同的经验：长期以来在中德之间总是利益的互补明显大于利益上的冲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特别瞩目德国。而要认识今天的德国，就离不开了解那两次震惊世界的大战，因为那段历史卷入了所有的德国人。当代德国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二战”老兵的后代。

在柏林，我接触过很多对德国充满兴趣的国内来客。但说起德国，他们全部的历史知识似乎只有一个“二战”。一位工程师出身的国内处长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说出古德里安、隆美尔、凯瑟林等一连串德军名将的名字，还能对德军抢在英军之前登陆挪威、在进攻荷兰时首次动用伞兵占领要地、绕过马奇诺防线以装甲部队突袭法国、在东线一次俘获苏军60万人的大包围战等等德军经典战例如数家珍。很明显，他对欧洲这场浩劫的解读更多的还属于一种基于个人爱好的战史和战例欣赏。

的确，波澜壮阔的战争在旁观者的眼中不乏娱乐性，对热衷军事，崇拜强人和喜欢刺激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之所以能打得如此激烈、残酷和持久，德国军队的素质、装备和耐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轴心国军队的最高作战能力是由意大利军队来代表的，那么这场战争极有可能在爆发一、两个月后就彻底结束了。

战争的延长，换来的是资源和生命的持久而巨大的消耗，在近六年的战争中，欧洲死掉了近4 000万人，被摧毁的城市和村庄不计其数。无论是走向胜利还是走向失败，在这场大厮杀中扮演主角的各国军队走过的都是一条血路。也只有对这些惨痛代价毫无体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二战迷”，“德军迷”，“希特勒迷”，甚至是新纳粹分子。

纳粹离我们有多远？普遍的认识是：人类历史上这黑暗一页已经永远地翻了过去，“二战”后的世界已不存在滋生纳粹的社会土壤 对此，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多市的库伯利高中任教的罗恩.琼斯先生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纳粹和在民主社会中生长的年轻人之间其实只有5天的距离！1967年，历史教师琼斯为帮助他的学生们理解什么是纳粹主义而精心安排了一次“教学实验”。他提出了“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和“行动铸造力量”的口号，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学生，在班里大力鼓动集体主义精神，并成功地让学生们把自己视为精神领袖。在他的带领下，自豪而亢奋的学生们不仅统一了思想、着装和行动，还组成了一个名为“浪潮”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琼斯为这个团体设计了一个标志性的动作：用右臂从右往左划出一个波浪状的曲线。“浪潮”的扩展是神奇的，学生们四处发放传单，积极扩大组织，很快就从20人变成了200人。最后，琼斯为这些年轻人播放了一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影片，让学生们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和影片中的纳粹分子竟是如此相近，被控制下的排他性集体狂热会如此容易就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而这一切的转变，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

奔驰公司一位采购经理在和我谈到德国的纳粹历史时说：“我的生日经常让我难堪。”说话之间，他的脖子一缩嘴一瘪，两个大眼珠子左右转了两个来回，作出了一种内心不安的表情。我立即就明白了：他出生的日子一定是4月20日。

有一次他在俄罗斯出差时赶上了自己的生日，当晚邀了两位同行者一起到莫斯科一家酒馆里小酌。小酒正喝得高兴，一群俄罗斯的光头混混闯了进来。当他们发现有几个德国人在场时，非但没有闹事，态度还特别友好，马上凑过来就要一起喝酒。攀谈几句后，他们明白了这几个德国人在此小聚的因由。有一个混混当即起身高喊：“这位德国兄弟和我们的元首是同一天的生日，让我们一同庆祝吧！”小酒馆里顿时热闹地开了锅，众混混们同声高呼：“元首万岁！”这位德国的经理此刻完全懵了：一心要灭掉俄国的希特勒怎么会成了这些俄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元首”呢？他实在是想不通。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僵死的纳粹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悄悄复苏。目前，新纳粹组织如雨后毒菌一样在美国、俄罗斯以及众多的欧洲国家大片滋生。当传统的强势国家开始面临发展的瓶颈时，其内部的右翼势力总会在外部寻找责任人，矛头所向或是其它国家，或是内部“异类”。前者导致国际霸权主义的不断强化，后者导致国内极右势力的沉渣泛起。一旦大众的排外意识转变为极端分子的行动，纳粹的种族主义纲领、宣传口径和组织形式就很容易成为现成的武器，新纳粹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活跃着一大批酷爱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形象、装备、战术素质和作战业绩的“二战迷”，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战争带给人们的刺激、对历史的误读、对德军之“酷”之“帅”的欣赏、在各种玩具、电影、读物、杀人游戏的影响下逐渐生成的崇尚暴力的心理 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些年轻人不加掩饰地赏识纳粹的意识形态和侵略行径。在网上以“党卫队”为自己冠名，用纳粹礼的那声“万岁”和网友打招呼，把纳粹的万字符甚至希特勒头像用作个人的形象图标 。

一个在德国商会驻华办事处工作的德国人曾对我说，他有一次在北京乘坐出租车，司机师傅一听说他是德国人，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马上就和他大谈希特勒，还竖起大拇指说：“人家是这个，厉害。”好像不这样就难以表达对德国哥们儿的敬意。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一些年轻人为了和他表示亲近，会开玩笑地把右臂斜举起来向他行纳粹礼。他说，每到这时他就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脸红，也为这些人的无知而气愤。他苦着脸问我：“如果我对你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 四人帮 是这个，了不起！你们会怎么想？”

这些奇怪的表现折射出的是隔膜，是前人和后人，历史和现代，无知和理性，亲历者和旁观者之间的隔膜。想要消除这些隔膜，你需要了解德国的那段历史；想要了解德国的那段历史，你就需要了解德国老兵，因为他们最容易说清“二战”的历史留给德国人的是什么。为此，我写了这本书。

为了兑现我的承诺，我在本书中不使用“德国鬼子”来称谓那些配合我采访的老人。我希望能用这本书把朋友们带到一些德国老兵的身边，去倾听一下这些耄耋老者的战争经历和体验。我付出努力的目的不在于填补历史，而在于启发对历史的认识。在这批不为世人所关注的德国老兵行将就木之际，记下他们的战争经历和感悟具有显而易见的“挖掘”意义，因为外界对这批曾“造就历史”的战败军人的所知所想了解得太少了。

回想在1988年4月乘飞机第一次飞临德国上空之际，我对自己当时的感受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大好河山，没有去想更多。当我一步步地进入德国老兵的世界之后，我真正开始理解了这个能够在废墟上重整河山的民族，同时对战争于人类所产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

战争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说战争是野蛮的，因为它是人类的同种彼此杀戮。纵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规律：

除自然灾害之外，人类所承受的最大损失和痛苦从来都是来自彼此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根本起因总是源于不同族群、集团或国家间的利益争夺；

物质文明的每一步显著进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手段，即杀人武器和技术的更新；

战争在物资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效率上超过了人类任何其它的活动；

为准备应付战争而持久投入的军费，是人类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最大浪费；

敌对国家之间武力对比的失衡状态并不能遏制战争，反而会促成战争手段的多样化；

读懂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战争的历史中悟透战争，但我们通常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呢？法国学者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二者发出的暗示可谓异曲同工：历史永远是为现代人的需要服务的。既然如此，战争于人类的意义也就很难从其历史中被悟透。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上无数次惨烈战争的教训原本足以让现代人变得更加理性睿智，但遗憾的是，人类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力总是很差，或者说根本就不愿去面对历史这面镜子。因此，他们记住的往往是战争的功效，而不是战争的代价。于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出现任意打击或占领其它主权国家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会发生花样不断翻新的以平民生命为代价的各种恐怖袭击；会上演以武力作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最高手段的大国间博弈。激光武器、生化武器、钻地高爆弹、遥控杀人飞机、洲际导弹、太空武器以及足以让地球生物毁灭上百次的核武库，人类的最高智慧不断结晶于能够高效杀戮同类的各种新型武器 如果这一切并非源于人类的集体愚蠢或健忘，而是出自少数人在控制世界财富的动机下的周密计划，事情就变得尤为可悲。

纵观世界各国，德意志人对战争的记忆和理解无疑最为客观和深刻。在世人心目中，这个民族的个性闪光点在于它严谨和求精的行事作风。但在我看来，德国人认识和思考历史的态度和能力才是最为可贵的。他们制造过最深重的罪恶，经历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完成了最彻底的历史反思。

德国人把前辈打过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战争，其特征是以争夺利益为目标，在作战手段中基本遵循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另一类是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其特征是以屠杀生命作为征服敌手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阅读德国的战争史时我发现，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只把其前辈进行的两场战争冠以了“灭绝战争”称号，其中一次是“二战”时期德国在东欧战场上进行的战争，另一次是20世纪元年德国远征军在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批德国历史学和汉学的专家撰写的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一本书的标题很能代表德国知识分子对前辈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认识，书名叫作《我为来到中国而羞愧》。作为德国远征军的后代能以这样的立场书写先人经历的历史，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在“二战”后重新融入世界的一个根本性条件，那就是在德国的大众诚信基础上，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对历史的反思超越了民族意识、自身利益和政治时尚，其二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普世价值观作为了评判历史是非的尺度，其三是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并不受战争的胜负结果和历史定论的影响，其四是对历史的反思具有足够的时代纵深。一个社会的思想精英群体能够以这样的姿态去引导人们读史，这个社会的当代行为就不大容易陷入愚昧和迷茫，从这一点出发，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国际处境会如此不同。

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只有这种痛苦，才迫使我们大彻大悟。”19世纪这位德国哲人的至理名言已经应验在了他的后人身上。对于这一点，前纳粹德国国防军中尉连长，退休教授奥克尔在回忆录中写下的一段话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在经历了所有的黑暗、疯狂和价值毁灭之后，我的一切变化可以用一个梦想来表达。

我梦想，在我们星球上的所有民族能够共同达成一个销毁杀人武器的决定，一起来监视这个决定的执行，并且禁止任何继续生产的行为出现。由此节省出来的财富，我们将用来投资海水的淡化，然后用这些淡水去浇灌沙漠，在那里培育出草场和森林。人类不再有征服欲，不再有极端行为和狂热领袖，一个没有仇恨、暴力、报复和侮辱的世界由此而生。这个梦想何时能够实现？或许要等到公元3000年？

一股令人心动的思想清泉，历经了80多年岁月的涤荡，而这一番肺腑之言又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找到多少共鸣呢？不过，我相信从那场战争走过来的很多德国老兵们能读懂它，因为我曾多次他们口中听到过完全相同的一句话：

“我们永远不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

2010年7月止笔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