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页书　舔一口蜜

ZDENĚK SVĚRÁK

斯维拉克

布拉格故事集

错失之爱

［捷克］兹旦内克•思维拉克　著

徐伟珠　译

北京读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Nové povídky

Copyright © Zdeněk Svěrák, 2011

Illustrations © Jaroslav Weigel,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zech by Fragment, Prague.

Publishing rights are reperesented by Aura-Pont agency, www.aura-pont.cz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8-5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错失之爱／（捷克）兹旦内克•斯维拉克著；徐伟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5

（布拉格故事集）

ISBN 978-7-5339-5612-7

Ⅰ．①错…　Ⅱ．①兹…②徐…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捷克－现代　Ⅳ．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9997号

错失之爱

［捷克］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著

徐伟珠　译

策　　划　读蜜传媒

责任编辑　瞿昌林

封面设计　斐一龄

排版制作　苗向伟

责任印制　张丽敏

插图作者　［捷克］雅罗斯拉夫•威格尔　米哈尔•威格尔

出版发行

网　　址　www.zjwycbs.cn

联系电话　0571-85152727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6.5

插　　页　4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5612-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致中国读者

还是一名高中生时，我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作家，写短篇故事而不是长篇小说。长篇作家似一介农夫，而短篇作者则像一个园丁。在短篇故事里，语言的分量远超过小说。所以读大学时我选择捷克语言和文学作为专业，就是要完美地理解母语的词汇。

然而命运没有让我走上作家之路，我成了电影编剧、广播剧和戏剧作者，同时是一名演员。对言辞的热爱映照在我的剧本中，我的剧本不是导演的拍摄指南，而是文学创作。当然它们有欠缺，太过健谈，关注对话多于画面本身。但这正是由我担纲编剧摄制而成的影片，时常得到盲人群体啧啧称道的缘由，因为他们能听懂那些电影。

在我步入暮年，期待能自由不羁地叙写一些故事时，我回归到短篇小说创作。我不必为迎合剧作家或者导演的要求多次重写和改变自己的作品。当我坐到电脑前敲击文字，我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这就如同在路上偶然发现了一枚樱桃核或李子核，我要把它们还原成果，探寻之前发生和之后可能发生的故事，填充其果肉和果汁。

当今短篇小说的概念已然发生改变。一些作者的写作几乎基于这样的理解，即他们的叙事无需有意义，他们的文本想结束就结束，就那么简单。我跟他们不属于一类。我喜欢为自己的故事找到适合的句号。

我自认为是个幽默之人，这既适用于我的表演，也适合我的写作。我希望两者都给人带来乐趣。我热爱幽默，那种介于快乐和悲伤边缘的幽默。我不知道在您阅读我的文字时是否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在您的脸上浮现起微笑，我就满足了。

Zdeněk Svěrák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伯利恒之光

班级聚会

错失之爱

复视

温泉疗养院

购物

体面的出租车司机

在火车上

四月故事

译后记　布拉格之光

伯利恒之光

我朝窗外望去，天上下起了雪。

我放下手里的活计，手握小铁锤，钉子叼在嘴里，走向我们庇护工场(1)的窗户。我把额头紧紧抵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像傻瓜那样，看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落下来。因为一年时间过去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第一场雪落下时的壮观场面。眼前的一切都脏兮兮的，工具棚所在的庭院里满地泥泞，那是被我们踩踏的，工休间隙我们都去院子里抢球嬉闹，玩跳房子游戏。

雪花一路扑下来。然而当我定神观察，发现雪并没有真的落下去。那些粘连在一起的大朵雪花似乎并不愿意降落到泥淖里，因为它们看到了那些跌落在地的雪花的下场：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于是它们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像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模仿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那样，在空中盘旋，有的还往上舞动一下：棒极了，我们还不会死去。直到它们实在支持不住，才一头坠下去，转眼就没了踪迹。

我一定要把这个景象告诉爸爸。爸爸准会赞许说：“小子，你的观察力不错呀，我真没想到。”我喜欢被爸爸夸奖，每一次我都会幸福得像一只跳蚤。

此时眼前的景象是，在工具棚的屋顶上，那些雪花已经待住并且存活了。这下好了，我们将迎来一个白色的圣诞节。爸爸说，白色的圣诞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诞节。如今我已不大相信圣诞老人一说，而在十五岁之前，我一直坚信圣诞老人是存在的。因为我有些弱智，而智障儿童领悟所有的事情都要比别人慢一拍。

“圣诞老人是传说，彼得。”去年爸爸这样告诉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耶稣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的苦难会更大。”爸爸说，假如不存在耶稣，他和妈妈会不堪生活的重负。所以我铭记在心：圣诞老人不存在，耶稣是存在的。

我爱我的爸爸，不过我没少惹他生气。主要因为我话太多了，喋喋不休，许多事情爱反复追问个不停。如果我能沉住气，保持沉默的话，我会更加出色。我倒是很想那样做，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彼得，别傻看着了，来干活吧！”我们的师傅冲我喊起来。

嗯，我得从窗户边回到工作台干活了。这阵子我们庇护工场的任务是制作鸟窝和喂料盒。做鸟窝我已经很拿手，然而做喂料盒却还很生疏，尤其那个盒盖。打个比方，譬如我做的鸟窝能得5分的话，那么喂料盒只能得3分。可你们还没看到尹德拉做的喂料盒呢！师傅对他说：“尹德拉，你看过电影《雪人》(2)没有？看过吧。你这哪是喂料盒啊，简直就是‘建在鸡腿上的小木屋’，它对于丑陋的巫婆来说也许是个理想的住处，可在鸟儿们眼里太吓人啦。”

整个庇护工场哄然大笑起来。汤姆乐得拿锤子直往台钳上砸，砸得火花四溅。而比我更加迟钝的卡雅，则不停地念叨：“给丑陋的巫婆住！建在鸡腿上！”刚开始尹德拉没有笑，委屈得像要哭的样子，后来也咧开嘴乐了。他做的喂料盒带给大家这么多乐子，他自己也很开心。

我不知道师傅的肚子里怎么盛得下那么多笑话，我们喜欢那些玩笑，曾再三恳求师傅再讲一遍，师傅却说笑话重复第二遍就不好笑啦。现在他站到了窗户边，也在注视外面的雪。

“孩子们，我们把做鸟窝的活儿留到春天再干吧，”师傅背对着大家发话，“大雪把鸟儿们的食物都盖住了，如果现在急需什么的话，那肯定是喂料盒。它们在市场上一定抢手。”

卡雅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手”要被抢去，但师傅从卡雅手里收走了已经切割好的用以做鸟窝的木块，把喂料盒图纸放到他的工作台上，说：“别说话，锤子要握住手柄末端，不然会砸到手指头的。”

锤子要握住尾部，这我早就明白。师傅又说：“孩子们，这可是基本功。以后我再看到谁不握住锤子的末端，就知道他将来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工匠，就像手电筒那样长久不了。话说等我们真的只能去生产手电筒了，你们才可以把锤子握成卡雅那个傻样。”关于手电筒，其实这也是一个笑话。只不过卡雅没听出来，他还以为我们工场真的要生产手电筒了呢。

我把喂料盒用钉子铆在一起，一只手紧紧握在锤子柄的末端，好让师傅一眼就能瞧见。

爸爸在工场外面等我，头上戴了那顶实用的鸭舌帽，手里提着边角磨损了的公文包。说这顶鸭舌帽实用，是因为它有内嵌式的耳罩，在冬天里可以翻下来。现在爸爸就把耳罩翻下来了，因为冬天到了。

“我也要一顶实用的帽子。”我请求。

而爸爸回复我说：“首先我们要互相问候，彼得。”

“你好，爸爸。”我说。

“你好，彼得。”爸爸回答，并且亲了我一下。

“我也要一顶实用的帽子。”我重复。

“我们得先去看医生，我给你预约好了。”爸爸牵起我的手，因为我们必须横穿马路，很可能我会再一次惊慌失措，冲到某一辆行驶的汽车跟前。随着喇叭声此起彼伏鸣响成一片，司机们会拍击自己的脑门，像白痴那样一脸不解。

闵奇什医生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说我长得那么快，像是从水里蹿出来似的。

“是的。”我说。

“药一直在服用吗？”

“是的。”

我跟闵奇什医生几乎零距离挨着，都能听见他鼻腔里发出的哨音，看见几根黑色的鼻毛从他鼻孔里探出头来。

“你都长肌肉了，像个大力士，”医生双手抚摸着我的肌肉，说，“看得出来，你已经从事体力活啦。”

“医生先生，您有口臭。”我答非所问。

“彼得！”爸爸将我喝住。

医生却微微一笑，退后了一步说：“没关系，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是的，我说的是实话，我们不应该撒谎。”我说。

“您看，这孩子就是这样，”爸爸说，“他逢人就这样。他不懂得哪些举止合适，哪些失礼。”

“这可不好说。还尿床吗？”医生询问。

“已经能憋住尿了。”爸爸回答，这是事实。

当医生往电脑里写东西的时候，我想给他描述这场雪，告诉他那些雪为什么不愿意落到地面上，好让医生也知道我拥有怎样的观察力。可是爸爸制止说不能耽误医生的时间，等我们出门后再聊。

走到外面我再一次恳求，想要一顶实用的帽子。爸爸叹口气，掏出皮夹看了看，看是否带了足够买帽子的钱，然后我们就出发了。然而商店里没有爸爸戴的那种实用的帽子，据说这种帽子已不再生产。我哭了起来。

“这么大的男孩，还哭。”女售货员一边说，一边把另一顶帽子往我头上扣，然而我的脑袋太大，于是她又给我试了另外几种款式。所有的帽子都小，最终爸爸给我选了一顶能往下拉护住耳朵的绒线帽。我立刻把它戴到头上，我在镜子里照了照，很满意。我看起来像一个运动员。

在公交车上，爸爸总让我坐在靠窗的位子，这样我可以欣赏窗外的风景。窗外的景观不外乎各式厂房、围墙和仓库。

“我想要一部‘误会’。”我说。

“什么‘误会’？”爸爸吃惊地问。

“每个人都有‘误会’，能互相通电话。”

“你瞧，你又在说什么？你想的是‘手机’，说的却是‘误会’(3)，好好说话，嗯？”爸爸说。因为有些词语从我嘴里说出来会变样。

“尹德拉有一部手机，拉德克也有手机。”我掰着手指头数道。

“尹德拉的爸爸是汽车销售商，因此他支付得起。我们买不起，我们就使用座机。”爸爸说。

“可座机只能在家里使用。”我说。

“对呀，我们家里有座机，你可以打给同样有座机的人。因为，如果用座机拨打手机，话费会贵出很多，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这我知道，我可以用手机拨打手机，问题是我没有手机啊。”我说。

“那我问你，你需要打给谁呢？”爸爸问。

“尹德拉或者拉德克。”

“你没有必要给他们打，在车间里你们天天见面，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的？只有一些废话。”

“譬如他们过得好不好，正在做什么……”

“对，这些恰恰就是废话。”爸爸斩钉截铁。

“我可以给克薇塔姨妈打呀。”

“克薇塔姨妈已经注销座机了，我几次跟她说不要注销，她依然我行我素。从那之后我就没和她通过话，因为这些话费我承受不起，我的薪水里没有这笔开销。”

爸爸是蜜糖饼厂的仓库保管员，他祈祷自己不要失去这份工作。他经常说，一旦中国人开始做蜜糖饼的话，蜜糖饼就会卖得非常便宜，那么爸爸他们的工厂就该倒闭了。在那种情况下，所有的员工就无事可做，只能失业。

公交车的窗外不再是厂房、围墙和仓库，取而代之的是雪原和白雪覆盖的树林。我突然想到，今天那些无事可做的员工可以在雪地上尽情失业(4)了。看来这真是个好主意，就同我的观察力一样，我刚想告诉爸爸，爸爸却先于我开口了。

“你可以用座机给丽布舍姑姑打电话，你已经有一年没有跟她通过话了。”

“因为丽布舍是只老火鸡。”我脱口而出。

“行了，可真有你的，这么说姑姑。”

“是你这么说她的。”

“是啊，但你要弄清楚，那是我在家里说的话。在家人面前我说丽布舍姑姑是只老火鸡，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当她的面直接这么称呼。就跟你今天在医生那里一样，表现得简直像个幼童。你算是露脸了。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爸爸生气了，他一定以为我把手机的事情抛在了脑后，不会再纠缠他。

“我要打给克薇塔姨妈。”我说。

“将来有一天你给她打，行了吧？我算知道你了。”爸爸说。

我想告诉爸爸，那部手机只需一个克朗，然而爸爸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然后转头望望窗外，又回头看着我。我终于领悟爸爸的意思了：我们的汽车正驶过教堂边上，而我忘记了画十字。画十字是这样做的，就好比您想用手指头去捏一撮盐，然而您什么也不要捏，就用这几个手指去触及您的额头、胸口、左肩，然后是右肩。

当我们俩在画十字的时候，我开口说：“只要一个克朗。尹德拉就有一部一克朗买的‘误会’。”

“你又把‘手机’说成‘误会’了。正经说话。你用心说话时，能说得好好的。一个克朗！你并不清楚那些移动公司的运营模式。只有你为他们的服务支付昂贵的话费之后，他们才以一克朗的价格卖给你手机，因为这么做他们很划算。”

“尹德拉的手机就值一克朗。他亲口说的！”

“可是他爸爸为此总共花费了多少钱，他并没有告诉你。”

“一克朗，他说了。”我重复强调，忍不住又要哭出来。

“跟你说什么都白搭。虽然有些事情你无法理解，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咱们家没有钱可随意挥霍，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咱们家的状况会有所改善。现在我只能说，我有一份工作是一件幸事，我要支付电费、房租，我没有多余的钱去浪费，这件事你要听我的。另外，如果你妈妈再没有工作，我们就得去领失业救济金了，亏你想得出来还要买什么手机。”

“所有人都有‘误会’。”我说。然而爸爸不发一语，他十指交叉而握，仿佛在用餐前做祷告那样，两眼盯着公交车的顶棚。

我惹爸爸生气了，我爱爸爸。但我更爱妈妈，妈妈就像那块暖融融的浴巾。每次我在浴缸里洗澡的时候，妈妈就在边上看着，让我把身体各处都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从暖气片上取下烤得热乎乎的浴巾，那是一条特里牌的浴巾。我从浴缸里站起身来，妈妈用这条暖和的浴巾将我整个包裹起来，然后双手上下揉搓，帮我擦干身体。这是我生命里幸福的体验之一，甚至胜过师傅拍着我的后背说：干得不赖，彼得。

妈妈在邮局工作，然而我们城市的邮局被取消了。当我们母子二人待在家里时，妈妈会一边听着伏尔塔瓦电台播放的让人黯然神伤的乐曲，一边为我烤核桃和苹果馅卷饼，那是我最爱的美味。我迫不及待地透过烤箱的玻璃门往里张望，盼望苹果馅卷饼快点烤成。每当我不耐烦的时候，我就把十个手指头插入头发里使劲抓挠，宛如猴子那样。

这时妈妈就知道，我头疼的毛病又犯了。她坐到沙发上。我们把沙发称为“竖琴”，因为它会发出像竖琴一样的声响。妈妈说：“过来吧，彼得。”我就像小时候那样蜷缩起身体，把脑袋搁到妈妈的腿上，她就用手在我的耳朵后面轻轻地揉搓。妈妈的手散发出苹果卷面团的好闻气味。渐渐地，疼痛减缓了，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后彻底消失了。妈妈说：“你瞧，你瞧见了吧。”只是我不明白，在我感觉尤为惬意的时候，妈妈的声音里为何透出深深的忧伤，也许是因为伏尔塔瓦电台里那悲怆的旋律吧。

圣诞时节到处在放圣诞颂歌，像《圣婴诞生》《报佳音》《宝贝睡吧》《牧人闻信》……《牧人闻信》这首歌我会唱，只是我唱起来老走调。据说爸爸今年要准备一个大惊喜送给我们，为此他出了一趟远门，回家时浑身都冻僵了。爸爸往浴缸里注入满满一缸热水，以便让身子暖和过来。

妈妈喂兔子去了。

我走进厨房，看到他们留在餐桌上的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我立刻想起爸爸曾告诫过我：彼得，你要牢记，蜡烛是明火，一定不能在无人守候的情况下任其燃烧，这样的话常常会引发火灾。于是，我立刻走上前，噗的一声将蜡烛吹灭。

妈妈喂完兔子回来，看到蜡烛熄灭了，仅剩下一团烟雾从烛芯向天花板袅袅飘散而去，大惊失色。

“彼得！不是你吹灭的吧？”她低声质问我，眼睛瞪得很大。

“是我吹灭的。”我回答，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闯了祸。

“火柴，赶紧拿火柴！”妈妈伸手到抽屉里摸索，重新点燃了蜡烛。

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溅水声，爸爸迈出了浴缸。

妈妈把火柴盒放回抽屉里，将桌布抚平整。我们听到爸爸在哼唱《我们奔向伯利恒》那首曲子。

“你过来，坐下。”妈妈的声音里透着恐慌，我挨近她在“竖琴”上坐下去。

“彼得，现在你仔细听好了。你必须向我保证，彼得，你必须答应我，你不会告诉爸爸说你刚才吹灭了蜡烛，听明白了吗？”

“嗯。”我回答，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我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蜡烛一直在这里燃烧。你没有将它吹灭过！”

“我吹了。”我轻声嗫嚅。

“没有吹！”妈妈使劲摁住我的手，直到它生疼。

这时爸爸出现了，他从浴室走出来。湿漉漉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比干着的时候更显得稀疏。他穿上了节日的衬衫，还有妈妈给他织的红色毛背心，浑身香喷喷的。爸爸朝我们笑盈盈地说：“来，坐到桌旁来吧。”

我和妈妈站起身来，“竖琴”又弹奏起自己独特的曲调，我们面对爸爸而坐。爸爸十指相扣，然后说：“听好了，彼得，我来告诉你。这个火苗，你眼前看到的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火苗啊，它是伯利恒之光。在伯利恒，你知道的，诞生了……”

“耶稣！”我脱口而出。

“是的。在伯利恒城里燃烧着火焰，此刻我们家圣餐桌上跳跃的跟它一模一样。因为，在伯利恒，信徒们从伯利恒的圣火上点燃自己手里的油灯，然后通过航空，你明白吗，就是乘坐飞机运送到维也纳。而我们的童子军，那些笃信基督的男童，为了从那盏从伯利恒空运过来的油灯上把自己手里的油灯点亮，早早地就等候在维也纳，然后再坐上火车，一路护送火苗跳跃的油灯，把它传递到更多人的手里。在火车停靠的每一站，都有另一批手持油灯翘首以待的童子军，他们点燃手中的油灯之后，再把火种逐一传给守候在站台上的人们，那些人再把火苗带回各自的家里。今天，我也手提一盏小油灯，在咱们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上等啊等。你无法想象，云集在车站内外的信徒，熙熙攘攘，大家分头往家走的时候，就好似我曾给你读过的那本书里的甲虫，那些四散的萤火虫，只是我们没有翅膀罢了。等我迈进咱们家门的时候，油灯里的油几乎耗尽了。试想一下，万一火苗燃尽了可怎么办才好！万幸，它奄奄一息，我及时用它点燃了咱们家的蜡烛。”

爸爸伸出一只手去，笼住了蜡烛，以便让那一簇妈妈刚刚用火柴点亮的小火苗，温暖自己的掌心。每当我想要道出某个真相的时候，我的耳朵里就开始刺痒起来。比如那次我说丽布舍姑姑是只老火鸡，诸如此类的事，我的耳朵都会刺痒难忍。于是我猛吸一口气，说：“可是，爸爸，这个蜡烛……”

这时妈妈在桌底下使劲按住我的一只手，我忍不住叫唤起来。妈妈说：“是的，彼得，不是每一个家庭都点上了这样的蜡烛，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爸爸，冒着刺骨的严寒守候在火车站上，为了给家人取回那一簇来自伯利恒的圣火。”

“来，我们祈祷吧。”爸爸提议。

跟随爸爸复述完祷告词，妈妈用温润的双眸凝望着我，频频点头，仿佛在说：“你瞧，你瞧见了吧。”

真的，我的耳朵不再刺痒，尽管这一次我把实话憋在了心底，没有喊出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样做到的。

(1)庇护工场是为伤残人士提供工作的场所。

(2)苏联电影，住在鸡腿木屋里的巫婆雅迦是斯拉夫童话中的著名人物。

(3)捷克语“手机”和“误会”两个词发音相似。

(4)捷克语中，“失业”和“滑冰”为同一个词。

班级聚会

说实话，对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我并不热衷，虽然曾几何时，我也满怀期待去过几次。对于那种毕业四五十年之后的聚会，教育部真该明令禁止。我何苦要去摧毁自己曾经渴望和心仪的姑娘在记忆里留下的美好印象呢？我又何苦非得去见证那些自己曾经羡慕不已的健硕少年如今变成了何种模样？这比戴上眼镜看镜子里的自己险些石化的感觉更加糟糕。

可是没隔多久，我就收到了同学拉迪•布尔班发来的聚会邀请函，他召集B班的同学再次相聚以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面对邀请我无力拒绝，因为这次我们的聚会不在餐厅举办，而是设在班主任科拉切克家里，这样还免去了舟车劳顿。况且，倘若我不到场的话，科拉切克老师会感到遗憾和难过的。

那栋建于五十年代末的别墅，前厅格局偏小，地板上堆满了各式鞋子，班主任没料到会进来这么多学生。换上拖鞋之后，大家便在铺着秃了毛的波斯地毯的客厅里走动起来。

科拉切克热泪盈眶，亲热地欢迎每个人的到来。就连他家那条老狗也是泪汪汪的，身上发出不好闻的气味。学生时代大家就跟班主任没大没小，直接叫他“罗曼”，现在更是无所忌惮。沙发上方挂了一大幅油画，画的是他二十年前去世的妻子克薇塔，此刻她正与我们相对而望。这个肤色晒得黝黑的美人曾让我们艳羡，她深得丈夫的宠爱，常被带入我们的课堂，自豪地看丈夫挥斥方遒。

今年的晚会一开始就裹挟着一丝神秘，如同一个无法揭晓的谜底。聚会上出现了一个男人，谁也不认识，他坐在女生们中间，膝盖上铺一块纸巾，正往嘴里填塞三明治。

“那个人是谁？”在阳台上抽烟时，我向布尔班打听。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罗曼的朋友吧，或者某个女生的丈夫。”

赫鲁达同学认为，那个汉子肯定是同我们上了一学期课后就消失了的德富勒。然而，平时老瞪着眼珠子看人、现在已戴上眼镜的丽布舍•乌尔班科娃赌咒说，肯定不是德富勒，也不是我们班任何一位女同学的丈夫。

“据罗曼说，那人是赛义德。”有人搭腔。

“赛义德！如果他是赛义德的话，那我就是教皇！”布尔班决绝地反驳。

“先生们，可别忘了，如今的我们都今非昔比，模样大变。斯拉维克•赛义德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模样了。这么些年，那个可怜虫可能真的大变其样呢。”赫鲁达望着那位陌生老头感慨。

“你们看我的！”布尔班竖起食指，透过阳台的门缝冲客厅里招呼道，“斯拉维克！”

老人无动于衷，可见他并不是斯拉维克。

安多谢克把杯里的白葡萄酒一饮而尽，鼓起勇气说：“我去当面问他吧！”所有人都拥进了房间。大家屏住了呼吸。

“嘿，不好意思，”安多谢克向老人发问，“我们想不起来了，请问您是？”

“赛义德，”老人回答，“我是斯拉维克•赛义德的兄弟，他的腿骨折了，我替他来的。”

这样的玩笑谁都始料不及，整个晚会的气氛在这一刻释放开了。就如同腿上打了石膏的斯拉维克，让自家兄弟前来证实：鲜活的他，正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中间，痛快地喝着酒，吃着面包。

“斯拉维克现在过得怎么样？他退休了吧？”我们的班主任满怀好奇。

“他的腿骨折了。”那位嘴里塞满食物的兄弟嘟囔了一句，此外没再多言。

我一边看着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远道而来的替代者，一边用手在狗的耳朵之间摩挲，它感到格外惬意。

我在课堂上无数次描摹过的曾经胸部坚挺的史捷潘卡•罗索娃，从厨房里端出了热乎乎的小泥肠。

“朋友们，快来，趁热吃！”她边说边舔着油腻腻的手指头。

我刚想上前拿一根来吃，突然意识到之前抚摸了狗，于是先去洗手间。洗手间里的塑料马桶盖已经开裂，粘贴着透明胶布。镜子黯然失却了光泽，有年头的洗手盆也锈迹斑斑。排风扇在歪斜的轴承里摇摇晃晃，吹得黑色的蜘蛛网苟延残喘。唉，一个老鳏夫的浴室。我拿起肥皂洗手时，下决心今天一定请班主任解答几个疑问，不然就永远得不到答案了。

罗曼•科拉切克刚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是个穿灯芯绒制服的小伙子，满脸稚气。之前他教低年级班，我们是他接手的第一批初中生。几堂俄语课和公民教育课下来，我们便发现这个人很好对付。比如说到“军队”在俄语里是战争的意思时，史捷潘同学马上会举手请求：“老师，您再给我们讲讲您以前当兵的故事吧，像上次那样。”

“对啊，再讲一遍吧！”其他同学也齐声附和。

科拉切克扫了一眼腕表，思忖在此插入是否有些不恰当，然而唤回那段在边防值守的记忆是他乐意至极的事儿，因为那是他迄今最为光鲜的人生经历：“在一次异常艰辛的野外实战训练中，我们占据了波什涅克山脚作为射击点。指挥官莫尼克中尉，一位干练的军人，顺便提一句，是他给我们展示了刚纳入我军战备的新型望远镜。这款望远镜的特点是，士兵以卧姿进行瞄准射击时，双目镜能自动屏蔽视野周边的杂草，就像在无草环境下瞄准一样清晰。”

“真是不可思议！”史捷潘感叹。

“当时我也完全不敢相信，然而莫尼克中尉将望远镜递给我，我用它瞄准茂密的草丛时，确实清楚地看到了山的全貌。”

我们全班都震惊了，渴望有朝一日也能试一下这种望远镜。拉迪•布尔班这个总是异想天开的小子，举起手回应说：“既然我们提到了望远镜，我联想到夏天在祖母家阁楼上发现的一架德国产的望远镜，它的特点是，用望远镜的一端看出去时，你和所视物体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而当你用另一端看出去时，景物又离你很远，变得非常小。”

布尔班的叙述使全班炸开了锅。

我们的老师无助地环顾全班，说：“现在我也被搞糊涂了，布尔班同学，你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吧？还是以前你真的没有摸过望远镜？”

“那是我拿到手的第一架望远镜，它确实具有那样的功能。”布尔班带着发现者的激动回答，还想滔滔不绝地展开话题。然而坐在他身后的赫鲁达一把将他拽到座位上，提醒说：“够了，傻蛋。”

科拉切克老师不知情，而我们全班同学都心知肚明，如果对那架不同寻常的德国望远镜发表高见的人是史捷潘，那就不仅是故作幼稚，更是心怀叵测地考验教师的耐心。然而拉迪•布尔班，他的确是没有任何意图的天真、善良。

说起我们班，当初留给其他人的印象似乎是班上的同学不把班主任当回事儿。不尊重也好，尊重也罢，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我们B班最顽劣的那几个学生，也一致承认班主任是个好人，对学生有恻隐之心，因此没有必要故意找老师的麻烦。班主任时刻为我们着想，这无疑提升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

譬如他会这样宣布：“穆西尔，我在哈珀尔老师那里替你说情啦，有可能，我再重申一遍，有可能你的数学成绩不至于不及格了。”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举动，因为要让哈珀尔教授服软——我在后面还会提到，至今尚没有一个人做到呢。

另外，他在那个“日光浴”事件中为我们班“和稀泥”的事儿，也足以彪炳学校史册。事情跟我们的化学老师居立奇工程师有关。那个秃子，无趣又乏味，苍白得没有灵魂，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山羊屁”的绰号。他本该留在利特威诺夫化工厂里，不该跑到学校来教书育人的，因为他不具备半点儿天赋。而且他嗓音低沉，只有第一排的同学听得见，其他同学只能听天由命，投入课堂之外的娱乐。他还是个混蛋，当我们招呼其他老师，称他们为“先生”或者“女士”时，老师们倒无所谓，只有居立奇以这是非同志式的称谓为由，建议扣除学生的德育分。

在他的课堂上，我唯一想得起来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谁不懂化学谁就是白丁一枚，因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化学进程。或许这就是我至今依然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原因吧。

有一天，这位“门捷列夫”怒气冲冲地走进教室，因为他又一次被排除在滑雪旅行名单之外，而他那个饱受化工厂“熏陶”的肺，比其他人更迫切地需要进山疗养。

“他们从山里疗养回来，皮肤都晒成了棕褐色，跟风吹日晒的原始人一样，只有我一脸苍白。”他愤懑不已。作为老师，居立奇不应该吐露心声，因为这句话激发了我们的同学赫鲁贝什的灵感，他灵机一动，冒出了帮老师进行日光浴的鬼点子。

第二天我们立刻按照山上的光照强度更换了讲台上的灯泡。为了免受辐射影响，一些同学用绿色的透明尺遮挡住自己的眼睛。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讲台上的灯只能罩住居立奇的秃瓢儿。果然第一堂化学课下来，他就拥有了健康的肤色。第二堂化学课之后，他已经晒脱了皮。只是没等赫鲁贝什及时把灯泡撤换掉，A班的学生和他们的化学老师魏索娃就陆续进了教室。魏索娃嗅出了辐射的味道，她马上下令拆下整个灯头，送到居立奇的办公室。据说她还添油加醋地挑拨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的脑袋晒得像熏肉了吧。”她一出门，那位“山羊屁”原始人就冲到门外，在走廊里叫喊道：“你们听好了，某些人将被开除出校！”

这时我们的班主任科拉切克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设法找到罪魁祸首，并昭示于众人。老师进行了严密调查，肇事者却始终无法查实。我记忆犹新，当时他这样跟我们说：“你们对居立奇同志的所作所为，非常可耻并且危害健康，即使本着‘让同志晒日光浴’的初衷，你们的这种行为也是不值得肯定的。主谋这个事件的那位同学应该感到羞耻！同时也要感到庆幸，我们班无人参与！我重复一遍，没有人知道这是谁的鬼主意，学校可以开除一个学生，但开除全班，这是不可能的。”

借由这几句“金玉良言”，赫鲁贝什同学中学顺利毕业。

赫鲁贝什此刻就坐在我们老态龙钟的班主任身边，刚从老师手里拿过一副老花镜，以便看清一张6厘米×6厘米的黑白缩印照片，以前的老照片都是这种规格。

我必须去找班主任科拉切克，过一会儿他又该迷糊瞌睡了。通常他只能保持两小时的清醒，之后便会闭上眼睛进入梦乡，任由我们自己聊自己的。

脑海中浮现出另一个场景，在此我不妨讲给大家听。班级聚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大家知无不言，没有秘密，在交谈中尽情回忆，畅所欲言。于是，我插话说：“大家是否还记得，斯大林去世时，布尔班同学当时发表了什么高见？”

“呵，有意思啊，你讲讲看。”有人对此饶有兴趣。于是我开始讲述1953年发生的事。那一天，报纸上刊出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整个布拉格阴沉一片，被黑幕笼罩，如同童话里恶龙吃掉了美丽的公主那般，全城黯然失魂。广播里日夜播放着哀乐，播音员以悲伤低沉的声音播报说，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遗体将被运往红场陵墓，安放在列宁同志的遗体旁，供后人瞻仰。整个和平阵营举国哀悼之时，在我们的一堂公民教育课上，一位督导突然走进了我们班级。

“你可千万别提那段历史了，当时我三宿都没合眼。”班主任抢过话头，然而看得出来，他愿意听我往下讲，否则他不会把一只手罩在耳朵上，生怕漏听了什么。

我接着描述，督导的脖颈上系着一条黑色领带，神情严肃地在讲台后坐了片刻，然后站起来，对我们老师说：“科拉切克同志，请允许我提几个问题。众人皆知，伟大领袖的逝世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你们有人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的遗体将如何安置？”

台下鸦雀无声，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科拉切克用恳求的目光望向我们。突然布尔班举起了右手，神情急切，而我们班主任的眼睛里浮现出了恐惧和不安。

“请你来回答。”督导发话。

“斯大林同志的遗体不会被埋葬在普通的坟墓里，而是放到红场上的……蜡像馆里，用于展览。”

大家都觉得可笑，然而这一次没有人笑出来。

督导没有说话，他转向班主任，眼神里充满疑惑。

“你想说的是陵墓里吧？”科拉切克补充道。

“是的！”布尔班回答。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蜡像馆。”督导提高了嗓音。

“是的，是我口误了。”布尔班解释。

“你叫什么名字？”督导一边问一边从胸兜里掏出一个黑色记事本，小本的一侧插了一支黑色铅笔。

“拉迪斯拉夫•布尔班。”

“你的父亲从事什么工作？”

“我父亲是画家。”拉迪回答。

“那我们就得研究研究了，画家……”督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仿佛一切在预料之中，随后在记事本上写下什么。

“我父亲是刷墙的画家。”布尔班补充道。他还不如不解释呢。

“督导同志，”科拉切克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鼓起勇气说道，“布尔班患过脑震荡，疾病对他的表达能力造成了一定伤害，导致他有时词不达意。他的父亲是玛尔比特合作社的劳动模范，在放假期间还抽空为我们粉刷过教室呢。”

我们怔住了。因为我们从没有听说过拉迪得过脑震荡，也不知道他的父亲为我们粉刷过教室。

督导半信半疑地将教室的墙壁扫视一遍，啪的一声合上记事本。

“这是一个严肃的时期，”他声色俱厉，不是针对我们，而是朝着科拉切克老师，“这就意味着要谨言慎行，否则会大祸临头。”

班主任示意我们全体起立，目送缓缓踱着四方步的督导从教室离去。

“很有意思呀。”赛义德的兄弟笑了起来，他是当时唯一不在场的人。他表示下一次的班级聚会他依然愿意参加，不想错过。

我回忆完斯大林逝世那一段往事之后，米拉•穆西尔示意我一起去阳台抽烟。我们自然而然地聊到了数学兼几何教师罗伯特•哈珀尔。一提起他，我就联想到棋手，因为哈珀尔是下象棋的高手，屡次参赛，战绩不俗。

这位安静、瘦长的先生，印象里始终穿着考究。只要他一出现，不安的情绪就会无形地在教室里弥漫，对此我一直疑惑不解。在他的课堂上，令人恐惧的气氛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从来没有过激的言辞，相反他很害羞，几乎不敢直视女生的眼睛，不像面对男生那样自然。当他问某个女同学问题的时候，往往将两眼望向天花板或者地面。他那双褐色的眼睛里和那张紧绷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笑意。鸦雀无声是他的数学课堂的主旋律。只有当他背对我们在黑板上书写时，才有同学在底下窃窃私语，而当他转过头来，传递一个无声的眼神，教室里就会瞬间无声无息。

记忆中，哈珀尔老师似乎只展露过一次笑颜，然而这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变得有些模糊。

那次穆西尔被叫到黑板前。因害怕数学考试不及格，他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思考能力，语无伦次，浑身战栗。他在哈珀尔面前，如同小老鼠面对眼镜蛇，在黑板上演算时折断了粉笔，用抹布擦黑板时，汗湿的手掌心擦掉了刚写上的算式。最后他放弃了演算，用无奈的眼神望着老师。

“回座位去吧。”哈珀尔发令，面无表情。

穆西尔听到这话之后，并不想恶意搞怪，然而身体却如同被催眠的老鼠，一屁股瘫坐在了黑板前的讲台上。

班里的同学终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哈珀尔先生此时转向黑板，背对我们，望着窗外。我敢发誓，他在强忍住笑，因为他的肩膀在轻轻起伏。唯独那次，那个铁面男人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人性的一面。

还有一次是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我在解答一个等式问题。哈珀尔先生就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把2a从等式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却忘记了改变运算符号。这时，我感到有人在踩我的右脚。我不敢相信，事实确是如此：哈珀尔先生在课桌底下提醒我把加号改成减号。

这两次经历说明，罗伯特•哈珀尔先生并非不苟言笑，只不过在课堂上，他仅把严厉的一面展现给我们。

还有一件关于哈珀尔的小事，始终令我们疑惑。谜一般的一个词。哈珀尔先生在讲解数学的时候，班主任会不时走进教室，通知迫在眉睫的事项，诸如开家长会，或者采摘啤酒花、打理干草的义务劳动。说完之后，班主任会礼貌地为他打断了课堂教学表达歉意。在离开教室的时候，他每每悄声笑对哈珀尔说：“筷子！”哈珀尔也会干巴巴地回应：“筷子！”并且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

“筷子”这个词我们曾揣摩良久。有人说，他们说的是“三个杠铃”(1)，可这根本解释不通。在教绘图的几何课上，哈珀尔先生会手持三角板和圆规走进教室，他把那些道具定在黑板上，用粉笔给我们示范在黑板上绘出如同在三维空间里呈现的直线。

我和穆西尔抽完烟，准备回屋。这时，那条老态龙钟的狗从房间里来到阳台，科拉切克跟在它身后。

“你们在这里吞云吐雾，谈什么呢？”

“我们在聊哈珀尔先生。请问罗曼老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逗趣吗？”我发问。

“罗伯特吗？他实在是个有趣之人。我本不该告诉你们的。你们知道他曾发表过什么高见吗？他说对于老师而言，三尺讲台是舞台，教员休息室就是化妆间。教师在化妆间里可以卸下伪装，展现本色。他是一个性欲极强的男人。”

“什么？哈珀尔，性欲强？”穆西尔惊愕得屏住了呼吸。

“嗯，那是。对他而言，教高中的学生是对意志力的考验。我记得，他上完课回到休息室，把办公包扔到桌子上，跟我感叹道：为什么丰满的史捷潘卡•罗索娃偏偏坐在第一排？你不能给她换一下座吗？谁能受得了？这哪里是在上课，简直是在表现英雄主义气概。”

“你们在说我吗？”罗索娃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她现在叫科瓦西洛娃，正给大家传阅六个孙辈的照片。

“没有！”穆西尔回应，一边掩上了阳台门。

“罗曼，你们彼此打招呼的暗号有什么含义吗？你们说的是‘筷子’还是‘三个杠铃’？”我不解地询问。

班主任笑了起来，踌躇了片刻，说：“嗯。我们都是男人啊，可惜哈珀尔已经驾鹤西归了……那是在教师节的一次庆祝活动上，哈珀尔一时兴起，给我讲了他最难忘的性爱经历。你们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象棋赛手，去各地参加比赛。有一次他收到了邀请函，邀请他参加在科尔奇(2)别墅举行的象棋锦标赛，并且在按别墅门铃时，需要报上暗语‘开局让棋法’。罗伯特如约而至，他刚迈进门，里面就把门锁上了。他发现，这一次活动女性棋手远远多于男性，而且那些女人连开局让棋法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们不是象棋手。总之，哈珀尔陷入了一场性爱聚会。”

“群交！”穆西尔错愕地命名。

“是的。在那里他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个女孩。在集体翻云覆雨之后，罗伯特悄声地在她耳边请求，希望他们两人能够私下幽会，在别的时间，在别处，就他们俩。女孩回答说：和你嘛，悉听尊便(3)！”

“随时随地的意思？”我想确认。

“是的。罗伯特对这个词烂熟于心，后来我们便以这种方式彼此问候。”班主任朗声笑着，打了个哈欠。

我们回到客厅里，阳台上的瓷砖因为失去了阳光的照拂，凉意透过袜子沁入我们的脚底。罗曼坐回到沙发椅上，一歪脑袋睡着了。我为自己深感庆幸，没有错失这次班级聚会。

夜半时分，我们轻轻唤醒了班主任，与他道别。

屋外繁星灿烂。

我们的班主任罗曼站在楼门前，目送我们离开。谁也不曾料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罗曼，明年还在你这里聚会！”拉迪•布尔班挥手喊道。

“悉听尊便！”班主任回应，同样朝我们挥了挥手。

(1)捷克语“筷子”和“三个杠铃”发音近似。

(2)位于布拉格南城的居民区。

(3)捷克语“悉听尊便”和“筷子”发音近似。

错失之爱

秋日清晨，湿冷的水汽咄咄逼人。雨幕中锃亮如新的有轨电车似一条鲸鱼穿梭在大街上。当它们灵活的车体在街角与另一辆有轨电车交错而过时，让人感觉它们随时会摩擦相撞。倾斜往上的灰色车头，两侧各镶嵌三只亮闪闪的眼灯，似乎每时每刻都在企图抬起身子，凌驾于泥泞混沌的城市之上，多吸入几口新鲜氧气。在这种日子里，布拉格这座城市是谈不上美丽的，遑论“百塔之城”的礼赞。所有的塔尖都淹没在不透明的蒙蒙细雨里。如果在这样的时日，有个日本游客胸挎佳能相机莅临本城，他会欲哭无泪，因为没有一个值得摄入的镜头。日本旅游团在一周时间内要完成那么多国家和城市的游览，所以他们必须快速摁下快门，捕捉景观，待回到日本的家里再定心欣赏。

那天早上，托马斯•M就闪过这种凉飕飕的念头。他乘坐9路有轨电车去单位，从斯米霍夫方向过来，车至军团桥上时，本可以远眺城堡区雄伟的轮廓，他的脑子里却瞬间跳出两句小诗：

无望城堡区，

游客很丧气。

托马斯是个创意师。他在布拉达奇兄弟广告公司就职，撰写广告文案。他也写诗，然而光靠写诗是无法谋生的，因为在捷克，诗人跟读诗的读者一样多。上班路上他大都靠对出现在电车上的姑娘和妇人们的浮想联翩打发时间。有时他会给她们让座，然后站在她们上方，呼吸她们的芬芳，胡思乱想。有时跟随她们读上几行她们手里的书、外语课本或是绘满各式图表的讲义。有时则瞄一眼她们手机屏上的短信，她们纤细的手指凭借记忆在屏幕上跳跃，然后按下发送键，比如“我想你”。

于是，他想象“我想你”这条信息如何飞出行驶中的有轨电车的车窗，跃入雨中，朝最近的信号塔飞去，然后湿漉漉地钻入电脑，在那里便一目了然啦：这姑娘思念的是谁，那个被思念的人又在哪里。然后它再返回屋顶林立的城市上空，穿过房屋壁垒，直扑那个人的床头柜，床头柜上的手机立刻受到惊吓似的跳起来，吱吱直响，手机主人迷迷糊糊地抓过手机，半睁开眼睛，那行“我想你”的句子映入眼帘。

三十五岁的托马斯依然单身。去年，芮娜达•B姑娘似乎就要终结他的单身生涯，她毅然决然搬进了他的单间公寓。这位漂亮、知性的姑娘，读艺术史专业，托马斯的公寓里堆满了她那些古籍，它们跟位于欧布莱达洛瓦街上的古旧书店一样，散发出陈年怪味。托马斯迷恋她的嘴唇，她的上下唇一样饱满。许多电影女明星为了性感，常把上嘴唇人为地整丰满，而芮娜达的双唇是天然的。不过，这性感的嘴唇渐渐地显示出其潜藏的瑕疵：它们难得闭上！这姑娘整天喋喋不休！

她可谓无所不晓：文学、油画、政治、心理学、哲学、教育，最近甚至迷上了占星术！某个周末她本打算回克拉多维自己母亲家里，托马斯以为终于能有两天清净日子，然而木星和土星显示不宜出行，她最终没有出门。

芮娜达凡事固执己见。对待托马斯的创作，她露出对待孩童涂鸦之作般的母性宽容，儿童画通常是手脚直接从脑袋上长出来。对托马斯写的某些抒情诗，她报以怜悯之情，因为她自认为那些诗句是写给她的。其实不然。而对于托马斯的广告创意，她则嗤之以鼻，即使对那条最棒的广告词也是一样。广告词的完美在于惊人的言简意赅：

我们喜爱

果酱(1)

这条天才的广告语是托马斯为兹诺伊莫城的杜日纳公司设计的，由女子四重奏姐妹乐团唱出来，电视广告一播，连小孩都朗朗上口，耳熟能详。芮娜达却将其轻视为可怜的押韵而已。那条挪威加热器广告词更是被贬得体无完肤：

挪威挪威挪威人

挪威火炉威猛

实际上要是没有这些押韵诗，托马斯都无力拥有一间让她任意摊放古书的单身公寓。现在托马斯站在浴缸里都无法直腰，晾衣绳上总是晾满她的内裤和四号尺码的文胸。

某夜，芮娜达终于在对后现代艺术的思考中打了个哈欠睡着了，遽然安静下来的房间让托马斯猛然意识到，他一直想拥有这样的宁静，强烈的渴求让他自己都深感诧异。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便如愿以偿了。可以说，他把芮娜达轰走了。

安静的环境多么惬意，浴室里少了女士内衣和那些腮红、睫毛膏、镊子、精油、摩丝和卷发器之类的东西，显得宽敞多了。然而这舒适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寂静的夜晚，无边的孤寂取代了芮娜达•B走后的舒适感，将托马斯紧紧裹挟。入睡之后，他会做青春期男孩才做的梦。早晨起来他对自己那支孤零零的牙刷承诺，要给它找个新伙伴。新伴儿长什么样？——那把男士牙刷不依不饶地发问。“她将是一把新的硬毛牙刷，柔软有弹性，亲和并且寡言。”托马斯漱罢口，淡定回答。

在民族剧院站和民族大道站之间，这些思绪在他脑子里萦绕。9路有轨电车接着拐向斯巴莱纳街，停靠在拉扎尔站。在那里，故事发生了。

您一定熟悉这一时刻，当两辆相向而驰的电车同时停靠在站台上时，你会跟对面方向驶来的乘客对视几秒钟。倘若没有横亘在你们之间的两扇玻璃车窗，相距不到一米的距离，你们完全可以握手。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面面相觑，人们往往这样处理：扭转视线看别处。

在拉扎尔站，机缘巧合，对面车上一个陌生姑娘停在了托马斯一米开外。两人的视线瞬间交会，托马斯试探性地对她报以微笑。姑娘也嫣然一笑，但随之又觉得看自己的手表更自然些。她的侧面很美，长着亚洲人柔和的颧骨。再看我一眼吧，托马斯暗自期待，看一眼就好，然后我不再烦你。姑娘真的抬眼看向他，褐色的琥珀般的眼眸这一次定定地望着他，直到9路电车缓缓启动。当即将从托马斯的视线里消失时，她轻轻耸耸肩，好像在说：遗憾。

恰恰这柔弱肩膀的一耸，表达遗憾的动作，在创意师眼里成为蕴含决定性意义的象征。这个动作让他血脉偾张，来不及思考，大脑随即指令他在下一站跳下车去，沿着湿漉漉的人行道往回狂奔。一切都在向他暗示，那个姑娘也萌生了和他同样的想法，会在民族大道站下车，然后迎着他跑来。这意味着，他们俩将在斯巴莱纳街相遇。

然而期待中的相遇并没有发生。在五月商场门前——现在“五月”已更名为“乐购”——这个气喘吁吁、浑身湿透的傻瓜又有了新想法：那个陌生姑娘在电车上看了一眼手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她在赶时间？她没来得及用早餐，可她想买些吃的，以免上班或是上课时饿肚子。于是托马斯走到半地下的食品超市，没有找到她。然后跑到街对面，在一家家快餐店里搜寻她的身影。暂时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这一天，托马斯在布拉达奇兄弟广告公司的办公室里，两眼盯着电脑显示屏，绞尽脑汁为树莓味啤酒编写广告词。

这已经是返工的活计。顾客对第一版广告文案不满意：一个年轻人饮罢啤酒，舔了舔鼻子下的泡沫，说，这啤酒跟树莓汁一个味儿！一名女招待手持托盘从年轻人旁边走过，托盘上放了另外几杯啤酒，回答说，可不，这是树莓味的新款啤酒！

托马斯承认，这广告文案的确没什么精彩之处，但怎么办？也许因为他从心底里排斥树莓味啤酒，将它看作是很白痴的东西。谁喜欢树莓味，就去喝树莓汁好了，干吗喝啤酒呢？

“怎么样？”一个声音在他头顶上方响起。

托马斯转过身，为了看清楚问话的是哪一个老板。布拉达奇兄弟广告公司的主人是一对孪生兄弟，唯一能将他们区分开的是，雅罗斯拉夫喜欢往头发上抹发胶，而米罗斯拉夫的头发是干爽的。

“很难，米列克。”他说。

“需要新的创意，洗牌重来吧，”干头发的布拉达奇对他建议，“要不出去溜达一圈。走在大街上没准灵感就出现了。放开一点，像抓蝴蝶似的去捕获灵感。然后抛开，任由它们发酵，意想不到的组合冷不丁就冒出来了。”

“那好吧。”托马斯伸手去取衣架上的外套，衣服已经晾干了。

握住门把手，他转身又问老板：“米列克，有这么个例子，数学方面的。两辆相向而驰的电车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同时停靠在同一个车站。A电车上的乘客恰好与对面B电车上的乘客对了眼。这种情景再次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几乎为零。”双胞胎中数学专业毕业的布拉达奇回答。然后他问，“她漂亮吗？”

“无法言表。”

“真心同情你。”老板说。

此时低压云层从布拉格盆地挪移向东，午后的阳光罩住了湿淋淋的弗兰西斯花园，氤氲一片。

三个幸福的日本人把镜头对准圣母玛利亚教堂，以电子数码的方式将古迹窃走，运回家里收藏。

托马斯突发奇想，电车上那个姑娘会不会是外国人呢？对他而言这太具有吸引力了，因为他从未和外国女人谈过恋爱。但他依然希望那姑娘是捷克人。用英语交流，他的表达太过枯燥乏味，而说捷克语的话，那些双关语、寓言和甜言蜜语，他信手拈来。

托马斯在花园里徜徉，想捕捉树莓味啤酒的灵感，然而一无所获。女人们俯身看别的妇女推着的童车，相互夸赞对方的孩子。弯下腰时她们的大腿充分暴露。

这类主题托马斯早有涉猎：

哦，年轻的少妇们

似咬了一口的甜饼

我何尝不想品尝

这一个，然后那一个

“猪猡！”芮娜达曾这样下定论，甚至懒得夸一下押韵。好在她不知道有第二段：

哦，年轻的母亲们

丁字内裤

我没有这种艳遇

这太过残酷

托马斯得出结论，他最为真挚的诗句大多既不适合出版诗集，也不适合用作广告语。

这时他的心像被刺中。早晨电车上的姑娘正迈进修道院花园中央的小屋。托马斯毫不犹豫地跟进去。那是出售纪念品的店铺。姑娘背朝他而立，正在转动明信片架子。托马斯瞥见她纤细手腕上的黑色表带，早上她在电车上瞥了一眼那块腕表的。为了看到姑娘的脸，托马斯绕到转架后。然而他看到的是一张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的脸，像个蓝眼睛闪烁的洋娃娃，她一边挑选明信片一边用俄语叹息：“哦，太美了！”

托马斯返回公司时，在洗手间遇到了“布拉达奇”，他迫不及待地脱口问道：“那么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坐9路电车上班的概率又有多大呢？哎呀是你？”

抹发胶的孪生子之一对这种情形早已习以为常，他从滚筒里拽下手纸，说道：“这个问题你大概跟我兄弟讨论过。”

托马斯于是走进经理隔间，去找干头发的孪生子：“如果两个人在同一时间都坐9路电车上班，相遇的概率又有多大？嗯？”

“概率自然提升了。”米罗斯拉夫坦承，“但是，两辆相向的9路车同时停靠在同一站台，比较偶然。”

“这你就错了。那经常发生！”创意师不肯退却。

“你得这么考虑，她不一定总是坐在那节车厢的左侧，那样你看不到她。”

“那她故意坐在左侧，为了让我看见她呢？”

“那样自然好。但也有可能她坐在前一节车厢，你也在前一节车厢，那你们在车站就看不见彼此，而只是短暂交错而已。”米罗斯拉夫拿起两个空烟盒模拟类似的场景。垃圾桶里扔满了空烟盒。

“她会坐在后一节车厢的中部，因为她知道，我坐在前一节车厢中部。她不糊涂，会记得那次偶遇。那么一个冰雪聪明的姑娘。”

“你和她说过话了？”老板一脸错愕。

“没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有一双美丽的褐色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所以，你怎么看这数学概率？”托马斯亟待某种数据支撑。

“有时电车里人满为患，要是她没有座呢？”布拉达奇打击他。

“那她会站着寻找我。万一没有座位，我也会站着寻找她。”

干头发的布拉达奇点上一支烟，两个鼻孔喷出龙一样缭绕的烟雾，然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的概率是五百分之一。”

“很不错，对吧？”托马斯搓起了双手。

“然而，你们乘坐的可能是新型电车，”米罗斯拉夫补充说，“新款车是没有拖车的，乘客们坐在高低不同的方位，有时甚至背朝车窗脚朝过道而坐。如果计入这种变化，就是说她乘坐的是新型电车而你上了一辆旧电车，那你们相遇的概率瞬间降为两千分之一。”

“我还是回家去吧，”托马斯说，“你这个人心真狠。牛一般的大脑，心眼却小过老鼠。”

在哥特拉什卡站，托马斯每天上车的地方，通常没有多少乘客上9路电车，他可以轻松地在前一节车厢中部靠左的地方找到空座位。他不情愿地踏上灰色车头的新型电车，仍然满心希望那个亚洲面孔的姑娘选择坐在电车左侧的位置。几个星期过去了，托马斯不得不承认，相向而行的9路电车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时常在站台相遇。因此干头发的布拉达奇推算的小概率不无道理。但托马斯并不气馁，那次奇遇，那个让他魂不守舍、一片痴心的姑娘，一定会打破概率的桎梏，让布拉达奇大跌眼镜。

为了奇迹降临的这一天，托马斯在浴镜前练习哑剧，他必须在几秒钟时间内完成表演。他先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她，然后指向自己，接着两个大拇指分开，表示从电车上下去，然后两只手的手指做出行走的动作，表示他们将相对而行然后相遇。即便智力平平的姑娘也一定能理解这套动作的意思。他乐此不疲地一次次想象将姑娘带到布拉达奇广告公司炫耀的场景。托马斯首先要让老板从她的美貌中回过神来，然后对老板说：“嗯，米列克，你需要的不是大脑，而是心哦！”

转眼进入了冬季，电车车窗上起了雾。托马斯用衣袖不停地擦拭车窗，他眼前出现了上千张相向而来的乘客的脸庞，唯独那张他望眼欲穿的面孔，始终不肯出现。

布拉达奇兄弟剥夺了他对树莓味啤酒的广告设计权，因为他设计的方案一个比一个糟糕。他心力交瘁，却写出这样的广告词：

欣赏美景，

饮树莓味啤酒

两位老板对他失去了耐心，把订单交给了托马斯的同事穆德罗赫。他们奉劝托马斯说，他应该把自己对电车姑娘的满腔痴迷跟心理医生说说去。

布拉格的春天如约而至。贝特欣山上的树木披上了新绿，民族剧院的金顶宛如上了抛光剂，熠熠生辉。

抛光剂——家庭主妇的偶像(2)！

托马斯脑子里蹦出一句广告词。

不负春光，巧合选择了吉日。

三月二十六日早上七点五十五分，托马斯乘坐的9路电车停在拉扎尔站，反方向驶来的电车送来了他朝思暮想的佳人。创意师彻底惊呆了，目不转睛地盯住那个姑娘，以致浪费了珍贵的几秒钟。她正从仿皮的小坎肩口袋里掏出太阳镜，在戴上太阳镜之前，她褐色的眼睛瞥向托马斯。托马斯反应过来了，立即开始比画第一个动作哑剧：一根手指指向她再指向自己。姑娘好奇地点了点头。他的大拇指演示在下一站下车，但是姑娘可能没有看懂，因为她耸了耸肩，和那次一模一样。然而她看明白了托马斯相对而行的哑语手势，不觉笑起来，露出了牙齿。此时电车开动了。

当托马斯在斯巴莱纳大街上一路狂奔，跑过了益普希隆剧院，这时，他看到了她。她自然、随意地在人行道上迎面朝他走来，太阳镜插在额上的头发里。因为气温升高了，她理智地脱下了坎肩，放到背上的小双肩包里，包里还露出一瓶水，时下姑娘们喜欢自带的那种。在T恤衫与褐色灯芯绒长裤之间，是她裸露的白皙的腰，这也是当下姑娘们时兴的装扮。

托马斯在半道上截住姑娘，对从天而降的奇迹诧异得直摇头，感觉自己的膝盖都在打战。姑娘在距他两步开外站下，迎着他的笑颜，琥珀般火热的棕色眼睛自上而下打量了他一番。

“您是否把我想象得更高大？”托马斯问。

“没有啊。”姑娘回答。

“我真是幸运，对吧？”托马斯说。

“当然。”姑娘回答，再次打量他，仿佛记忆与现实正在对比。

“我们去喝点什么？咖啡？”托马斯问。

“我不知道，”她茫然四顾，“我担心会迟到……”

“我也一样。但是现在，您知道的，我们必须找个地方坐一坐，至少待一会儿，才不负如此巧遇。有那么多话要讲，嗯，我来为您背双肩包，来，给我吧。天哪，您比我想象的还要美，您叫什么名字？”托马斯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阿奈什卡。”她回答。两人走进卢浮咖啡馆。

与芮娜达相反，阿奈什卡沉默寡言。有关她的一切托马斯必须一点一滴地发掘。第一次约会，托马斯仅得知她一星半点的身世，比如她奶奶是朝鲜人，当初爷爷去朝鲜安装机器时娶回了奶奶。还有，托马斯第一次与她相遇时，她戴的那块黑皮带腕表已经丢失，她把手表遗忘在了波多里游泳馆的衣柜里。她毕业于纺织技校，现在商场里卖布匹。她端起咖啡杯时，手微颤，小手指翘起，像东方美人那样。

第二天，托马斯便去店里找她。他饶有兴致地看阿奈什卡将一卷布匹在长长的柜台上舒展开，用木制米尺丈量。砰，砰！那一卷圆柱体在她细长的手下驯服地蹦跳。然后，阿奈什卡灵巧的手指将布料撑开，抚平，让布匹不留皱褶。

“您需要买什么？”鼻尖上架着老花镜的老售货员问他。

“我来找阿奈什卡小姐。”托马斯自豪地回答。

晚上，他们一同乘上9路电车，在拉扎尔站两人第一次接吻。

阿奈什卡对于什么事都没有执念，这跟芮娜达有天壤之别，对一些事她压根儿没有见解。比如星座，她甚至不会辨认北斗七星。有些词她闻所未闻，比如感同身受、互利或者创意师。但她聪明。托马斯在指教她时感觉好极了，因为她对托马斯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次，托马斯无意中提到“我们爱果酱”的广告词是他的创意时，阿奈什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是电视上姐妹乐团唱的那个广告吗？天哪！”试拿阿奈什卡和芮娜达做对比，后者对托马斯这句广告语的反应就是反胃。

阿奈什卡脱口而出的“当然”让托马斯有些在意。她惯用“当然”代替“是的”，也许源于她在商店工作的缘故。“你们六点关门，小姐？”“当然。”托马斯决心帮她戒掉这个口头禅，只是需要时间。他喜欢和阿奈什卡轧马路。大街上的男人纷纷向托马斯投来嫉妒的目光，因阿奈什卡的亚洲血统。而谁都无法预料一个秘密，在他们第一次做爱时，阿奈什卡为托马斯展现了这个秘密。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如此安静的姑娘会那么放肆地叫床，的确让托马斯吓一跳。他有过几个女友，但他真不记得有谁叫得这般高声大气。等阿奈什卡平静下来时，单间公寓里依然能听见她的喘息。托马斯更加确定，自己对这个命中注定的姑娘的漫长等待是值得的。

在暧昧的夜色中，托马斯凝神注视阿奈什卡闭合的双眼，以及那来自朝鲜奶奶的圆脸盘。他着魔般地爱上了她。

现在，托马斯迫不及待地期待和老板以及老板的娇妻苏珊共进晚餐。可以预见，一看到阿奈什卡，干头发的布拉达奇下巴准会掉下来。阿奈什卡穿的那件仿皮小坎肩，跟她眼眸的颜色般配，找不到词汇夸赞这件小衫是如何地适合她。老板赞赏地颔首，眼神透露出：喏，老兄，每一个男人都会为这朵莲花疯狂。

健谈的苏珊和阿奈什卡很快熟络起来，两杯上等的希腊葡萄酒过后她俩就你我相称了。

“托马斯，你先来，说说你们的故事。苏珊不信我说的。”布拉达奇点上烟，为了讨眼前这个东方美人的欢心，他将鼻孔里的白烟喷出龙的妖娆形状。

托马斯兴致勃勃，详细描述了他那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车爱情奇遇，直到在斯巴莱纳大街上的美满结局。托马斯叙述完，苏珊感动地用她的小手鼓起掌来。

而此时寡言的阿奈什卡，大概不习惯南欧的葡萄酒，在托马斯叙述时她已喝下三大杯，她充满爱意地抓住托马斯的手腕，说：“现在你们听听故事的另一方怎么说。我不经常坐9路电车，因为住在黛伊维采，搭乘地铁上班更便捷。那天像往常一样我去斯巴莱纳街看牙医，因为预约了八点的门诊。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突然挡在我面前，朝我傻笑，看上去好像我们彼此认识似的。可我实在想不起来曾在哪里见过他。然后他说，我们一定得找个地方一起喝咖啡，因为我们有好多事情需要解释，他还夸我长得美。如果你是我，苏珊，那个小伙子看起来蛮可爱的样子，你会怎么做？一旦你疯狂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你最终也会买下我这件坎肩的，他会没完没了地问起这件坎肩。”

一片寂静。托马斯把手腕从阿奈什卡充满爱意的紧握中挣脱出来，好一阵子像傻子一般坐在那里。

“你现在说的这些，是真的吗？”托马斯望着她，眼神里流露出央求，希望她说：那还用说，当然是假的，傻瓜，是我杜撰的。然而阿奈什卡却宣称：“嗯，当然！”

“要我说这才是重点！”布拉达奇评价，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面色苍白的托马斯较真地发问。

“就是！你笑什么？因为这种相识同样是美好的。”说罢，苏珊真诚地摸了下阿奈什卡的脸颊。

托马斯买了单，把阿奈什卡送到地铁站，目送她上了开往黛伊维采方向的车。

我看到你们眼睛里的情绪啦，尤其你们，亲爱的女性读者们，你们很理解阿奈什卡，对吧？凭什么她要没完没了地冒充电车上的那个陌生女人呢？她有自己的骄傲，她想坦诚相告……嗯，我说不清楚。

若是你们在9路电车上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男子，坐在顺电车行驶方向的左侧，两眼始终盯着窗外，有时会用衣袖擦净窗玻璃，那就是托马斯•M啦。姑娘们，请你们别像阿奈什卡那样对待我们。

(1)捷克语“喜爱”和“果酱”，读音相近且押韵。

(2)捷克语“抛光剂”和“偶像”发音相近。

复视

我的乡间别墅位于朝阳的南坡，当太阳照射下来，温暖如夏。毫不夸张，假如不是在克尔科诺什山(1)里，那里甚至可以种植葡萄。因此早春的雪往往很早就融化了。我从工具棚里推出那辆绑着旧床垫的老式独轮车，撂在阳光下晒一会儿，床垫里的潮气便袅袅蒸发走了。然后在这张移动沙发上躺下来，弧形的靠背使我的脊梁甚是熨帖，温暖沁入骨缝。此时，我的脑海里浮起温馨的回忆：孩子们围绕在我的身边嬉闹，妻子从窗口探出头来呵斥，爸爸需要睡觉呢，你们非得这时候大叫大嚷吗？多么醉人的岁月啊！如今，孩子们早已各奔东西，妻子也在几年前撒手西归。我睡得沉如木桩，其间好几次感觉额头被阳光炙烤得生疼。

前年六月，我们乐队拿到一长串巡演订单，在斯洛伐克三场，波兰两场。好生意自然离不得酒。我在半死状态中开车回到别墅小屋，醉醺醺的，两眼通红，耷拉的眼皮如同将要坍塌的桥。把发烫的汽车停到树荫里，我推开门窗，让中午的阳光洒进屋里，把身子重重地摔在独轮车上。

约莫下午四点钟的光景，我睁开眼，望见了奇怪的景象：对面坡路上走来一个女人，戴着头巾，一手拎一个袋子。在她身后跟着另一个女人，同样围着头巾，手提袋子。这倒没什么，奇怪的是，当第一个女人停下脚步，把袋子放到地上，解下围巾时，第二个女人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两个女人的动作在同一时间进行，合拍得天衣无缝。我叹口气，又合上了眼。不久耳朵里传来拖拉机的轰鸣，我睁开眼，看到驮了一车干草的拖拉机，后面紧随相同的一辆，两个拖拉机手脑袋上都扣一顶草帽。此刻他们好似接到了指令，同时摘下草帽，向我挥舞了几下。

见鬼，这是演的哪一出？我不觉纳闷，爬起来，去小屋里取望远镜，这实在太不寻常。可是，在我朝屋子走去的时候，发现眼前出现了两座房屋，左右各一。这让我摸不着头脑。我转身走向我的汽车，居然也是两辆。于是我蹒跚走到井边，从其中的一口井里撩起冰凉的水，泼到脸上。在睁开双眼之前，我祈祷，希望井水让一切复原，两个重新变回一个。

但现实并未如愿。

我看见邻居伽利沃德，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跟双胞胎那样身穿同款衣裤，正透过篱笆向我挤眼，一齐问候：“这一阵怎么样，约瑟夫？”

“很糟糕，”我回答，“我需要上医院，不过我一个人是去不成了。”

“您的视觉有问题，沙伊巴先生。”眼科大夫克劳索娃检查完毕后下结论。

“什么意思？”我问。

“您的每只眼睛各自为政，无法合成一个图像。”

“我希望让它们再次合作。”我说。

“这我相信。”两个克劳索娃大夫均表示认同。然而希望渺茫。

两天之后，我不得不坐上大巴前往布拉格。美国冰上舞蹈团将在体育馆演出，这是一件盛事，需要三个乐队为之伴奏，在我眼里那就是六个。

我在拉迪•贝斯胡普卡的乐队里弹低音吉他。排练时来了一个家伙，他打开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沓乐谱，逐一放到我的乐谱架上。我以为他会把乐谱借给我，拿回家练习到晚上，没料想他发话说，排练完毕乐谱就收回去，晚上重新再发，省得乱了套，不可收拾。

乐队指挥是个匈牙利人，对我很不满意。在我演奏出岔子时，他总是操一口匈牙利腔的英语冲我叫嚷。没等那位女翻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我已经闭上一只眼记住了那一段。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指挥先生说了，”女翻译宣布，“每一个乐手应该有两只眼睛。一只看乐谱，另一只看指挥。”

以前我可不就这样，白痴！我在心里嘀咕。只是现在我的每只眼睛里装了两个没好气的指挥，乐谱也比我需要的多出一倍。

当我在另一个地方又卡壳时，那两个匈牙利人挥舞着指挥棒，简直抓狂。女翻译这样解释：“我就不给您翻译了，指挥先生说的有些词在捷克语里也不存在，只是指挥先生最终表示，晚上的花样滑冰演出让他很是担心，因为到时候每个乐手必须长三只眼睛。”

“三只眼睛？”我骇然。

“是的。第一只眼睛看乐谱，第二只看指挥，第三只看冰场。”

在斥骂和翻译声中我把所有关键之处默记在了心里，所以乐谱被收回去时，我胜券在握，晚上的演出完全不成问题。

排练结束之后，俩匈牙利人神情严峻地和贝斯胡普卡低声嘀咕了一番，随后在更衣间里，乐队老板关切地问我在排练时是否有些走神。

“放心吧，晚上绝不会有问题。”我信誓旦旦。

情况的确如我所想。所有的独奏我都表演得无可挑剔，连我自己都惊愕不已。在演奏的间隙，我也没少往冰面上打量。我发现，当姑娘们穿上冰鞋，双腿显得更加修长，这对冰上舞蹈演员而言无疑是锦上添花。我在偌大的大厅里饱览众多长腿美女，这种艳福以前从来不曾有过呢。我甚至觉得，那些美丽的国际女郎都开心地冲我龇着牙，而非她们职业性的痉挛。

事实证明，我得意过早，老天决然要惩罚我的自负。我的低音吉他，在最后一幕之前要独奏缓慢的G、F、D大调。随着我在吉他上拨弄出梆、梆、梆三声，所有的花样滑冰选手将一齐滑向冰场，展示最后的旋转。这将是一场多么令人目眩的盛宴啊！

然而我全然忘记了梆、梆、梆的弹奏，乐队里机智一点的乐手们决定此时照常，从而继续往下演奏，而其他乐手则愣神等着我的指令，于是在困惑中几个女选手冲向了冰场，而其他女演员仍在等我的梆、梆、梆，经不住身后拥来的人的推搡，前面几个选手跌倒在地，以致第二拨人越过了前一拨，反正美国冰上舞蹈在混乱不堪中狼狈收场。

两个匈牙利人试图凭借双手控制住那六个乱套了的乐队，他大概还冲我怒吼了在捷克语中找不到的词语。我无须再期待什么，黯然地拔下了电吉他的电源，钻出人群躲进了洗手间，在厕所里怯懦地锁上了门。

在厕所间里我一字不落地听到了乐手们与排泄同步进行的有关我的对话。男厕所慢慢安静下来，在静默中传来缓慢的脚步声，我知道他是谁。脚步停下来，乐队领队贝斯胡普卡说：“约瑟夫，明天你不必来了。”

这次爆炸性事件之后，我漫无目的地漂流了一阵子，直到停泊在斯拉维亚咖啡馆，我成为咖啡馆里的一名钢琴手。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我的复视毛病倒是无甚妨碍，因此我便不再跟你们絮叨自己看到的东西如何比常人更多，活动的空间如何比以前更为广阔了。在咖啡馆，大多数时候我双眼紧闭，我不需要看乐谱，弹奏的曲目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在这个行业，脑子里装下四五十首曲子就足以应对场面啦，一部分客人不会介意，另一部分客人会满意。如果在某一天出现某一个外国人，美酒和音乐的合力让他感觉心旷神怡，那么他便会站起身来，往我的钢琴盖上拍一张与他那一刻幸福感对等的钞票，那便是我的盛大节日。正常情况下，赚到跟我的付出成正比的收入，我就心满意足了。毕竟，能在这个地方弹琴，我既欢喜又满意。

斯拉维亚咖啡馆以其霸占街角的独特位置闻名遐迩，它的屋角似一艘轮船的船首伸向伏尔塔瓦河面，夜幕下的大玻璃窗灯火璀璨。客人们可以从这艘船上欣赏民族大剧院，或者眺望远处的布拉格城堡，而曾经流连于此的文人墨客们留下的那些诗句，好像粘在了天花板上，至今缭绕不散。令我百看不厌的，还有那幅名为“苦艾酒徒”的绿色油画。领班斯捷潘内克跟我透露，它仅是赝品而已，那幅出自维克多•奥利瓦(2)之手，被奈兹瓦尔(3)、塞弗尔特(4)那一帮微醺的诗人亲眼见证的原作，据说早已进入弗拉基米尔•泽莱兹尼的收藏系列。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那个绿色的赤身裸体的女孩坐在酒徒的餐桌上，唯有酒徒才有幸一睹她的芳容。同样，那个女孩也常常坐到我的酒桌上，所以我熟识她，完全有别于画面一侧那个可怜的老侍应生，恭候在一旁，盼着他的主顾尽早结账离去，他好下班回家，用薄荷油涂抹一下酸痛的平足脚底。

事有凑巧，在斯拉维亚船头，服务员们称为轮盘的区域，那天走进来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她身旁有一位中年女性陪伴。两人在133号桌坐下来，享用完一盘昂贵的佐酒小餐之后，点了法国香槟，便用心倾听我的弹奏。人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哪一桌在侧耳聆听，哪一桌仅是把琴声作为聊天背景。当我开始演奏电影《日瓦戈医生》里莫里斯•雅尔那支著名的背景音乐时，我马上意识到，她们的芳心被我攫住了。两位女士交换了一下眼色，从那一刻起我只属于她们俩。自然，相比那紧紧围绕我的温暖的眼神，我期待更多的犒赏，所以我动用了一点心思，给日瓦戈添加了适当的力度和情愫。两位女士鼓起掌来，也惊醒了身边其他客人的掌声。

我微微欠身致意，这是每一个咖啡厅钢琴手必须做的，同时在记忆中搜索，哪一首曲子能调动她们的情绪。我决定演奏一段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旋律，那位中年女伴一定不会陌生。音乐是不会欺骗人的，因为法兰西斯•雷那个家伙，往曲调里糅合了轻微的带毒性的和弦，使人听起来产生一丝淡淡的莫名忧伤。我柔缓地轻抚琴键，让两位女士有足够的时间去品鉴和回味。我的选择无疑拨动了她们的心弦，白发老妇惊诧地摇了摇脑袋。天哪，我怎么能揣度出眼下她恰好需要如此的旋律呢！两个女人不无感动地碰了一下手里的香槟酒杯。尽管可以放眼远眺溢彩流光的布拉格城堡，然而两人却都不错眼珠地盯着我，仿佛此时她们不是坐在咖啡馆里，而是身处庄重的鲁道夫宫音乐厅。

两个女人再次率先鼓起掌来，然后一番交头接耳，窃窃商量起什么。我选择了休息，去酒吧抽一支烟。这时候，我看见较年轻的那位女士站起身，款款朝我走来。远处望去她三十五岁的模样，一路走近老了将近十岁，即便如此，她身上依然透出一种无法言表的风韵。女士手执一张白色名片，问我是否讲英语，或者德语。我回答说，我英语讲一点点，德语也讲一点点。她被逗乐了，微微一笑。

镶金边的名片上，一行字映入眼帘：

女伯爵赖莎•斯托尔兹-林德斯特罗姆

自然还有伯爵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您是伯爵？”我用德语问。

她回答说，斯托尔兹-林德斯特罗姆伯爵是窗边那位老夫人，就是女伯爵想给我提供一份在瑞典的工作。随即，女士一一告诉了我在那边的待遇。老夫人在桌旁向我投来微微笑意。

由于伯爵女伴告知的这一番话，让我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恍惚感，于是我回答说：“请稍等片刻。”我叫来了领班斯捷潘内克，他在汉堡工作过许多年，德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斯捷潘内克仔细听完我的叙述，问对方是否会跟我签订书面协议。

“当然。”伯爵女伴点头允诺。斯捷潘内克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胛，说：“约瑟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拿下吧。”

埃克斯特罗姆庄园矗立在瑞典北部，俯瞰下面的安登弗洛肯村庄。当女伯爵的司机古斯塔夫松告知我下车，并把我的两个旅行箱放到雪地上时，当时的温度为零下30度。户外的严寒犹如刀割一般，乍从温煦的黑色萨博轿车里走下来，鼻孔瞬间被冻结了似的。

“斯文！”司机口中的一团白雾飘向农舍，一个身穿棉袄的男人在那里劈木柴，他将木柴劈成一块块长条状。斯文停下手里的活儿，想把斧子剁入树墩里，可是那把用瑞典钢材铸就的斧子，却反弹到了一边。斯文尝试了第二次也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把斧子平放在树墩上。天寒地冻，一点不假。

斯文朝我伸出手来，自报了姓名，然后一把提起地上的两只箱子，领我走进庄园。

女伯爵的府邸，外面是赭石墙面，屋里的装修一律纯木材质，地板、楼梯、墙壁、天花板，所有一切。这给刚从凛冽严寒走入室内的人一种温暖的感觉，然而整个庄园也因此响声起伏，绵延不绝。斯文走在前面，他脚下的木条地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我的脚步更增添了地板的呻吟，声音在整个走廊回响。

斯文领我进了房间，屋子里的地板也没有噤声的意思，只有床是铁架子的，还好，总算它不会出声。房间小而简朴，是给侍从们住的那种类型。一把椅子，一张小桌，一个衣柜。当然，因为我眼睛的缘故，单人间俨然就是双人间。斯文带我看了下盥洗室，有洗手盆、淋浴角和坐便马桶。他说如果我有什么需求，可以找奥洛夫，就住在我隔壁，负责我的起居。

待斯文离去，他的脚步声消失后，我发现窗外风光绮丽，远处的村庄尽收眼底，一栋栋红褐色的房屋罩在皑皑白雪之下，而更远处的大山后边，已经是另一个国度——挪威了。

房间里不冷，也说不上暖和。慢慢地我也适应了。瑞典人不习惯把暖气烧得过热，在家里也需穿毛衣或套头衫，这样的温度让人容易入睡。我刚把大衣挂进衣柜，走廊上便响起吱嘎的脚步声，奥洛夫前来跟我打招呼。

他一身电影里常见的管家打扮：黑裤子紧裹住臀部，上身是白底黑条纹马甲。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稀疏，后部稠密，梳成一条马尾。没等他开口，我就看出来，他是个同性恋。在这种严酷天气里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不过令我十二分沮丧的是，自己在这般年纪依然为大多数同性恋者所青睐。我自忖，这是否缘于我年轻时曾是个不赖的竞走运动员。那一次，我的未婚妻在罗西茨基体育馆目睹了我在赛道上挺胸收腹的竞走模样，便警告我说，要么我立刻放弃这项运动，要么我们分道扬镳……

奥洛夫用英语祝我在此地生活愉快，然后告诉我庄园里用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他主动提出帮我整理行李箱和内衣，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双手抖动我的内裤，手掌心在衣柜里摸索的样子，令我反胃。

我请教该如何称呼他，因为他没有介绍自己的姓氏。奥洛夫笑起来，说我们互相称呼名字就可以了，这在瑞典司空见惯。他吹嘘自己曾经跟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同机前往法兰克福，当时首相还没有被刺杀，途中两人就以“你”相称，互称对方奥洛夫。

“你将在此地待多久，约瑟夫？”他问。

“协议签了三个月。”

“好极了。”他脸上洋溢着微笑，随后迈着优雅的竞走步伐款款离去。

我的那份协议让人匪夷所思。条文规定，作为斯托尔兹-林德斯特罗姆伯爵雇用的乐师，只要女伯爵有聆听钢琴演奏的需求，我就必须随叫随到，演奏不会超过六十分钟，为此雇佣方给我提供食宿和酬劳。因协议明确规定，我的月收入不得泄露给第三方，在此我不便透露。不妨这么跟您比喻，我在此一天的薪酬，相当于斯拉维亚咖啡馆给予的十倍。我也曾设想，自己在这里几乎零消费，那么，等我返回捷克时，行囊里该不会塞满了钞票吧。

在餐厅用晚餐时，我有了许多新奇的发现。餐室的实木墙壁上探着黑熊、狐狸和驯鹿好奇的脑袋。伯爵夫人的女伴叫英格丽，她的身份不是秘书，而是护理。秘书是霍姆奎斯特先生，他灰白头发，瘦长条，手指修长得离谱，假如他会弹钢琴的话，我就该卷铺盖走人了。霍姆奎斯特的妻子，假如我没理解错，主管庄园的人事。我跟他们夫妇同坐在主桌上，旁边餐桌有那个砍柴的勤杂工斯文•约翰松，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司机古斯塔夫松和会计尼尔松。等上菜的时候，奥洛夫也加入了他们桌。我注意到，厨房里有三个厨娘在忙碌。

餐盘撤走之后，奥洛夫要了咖啡。英格丽站起身来，用瑞典语把我介绍给在座的每一位。她说的那番话我能听出大概意思，她聊到了布拉格，说伯爵夫人在那里遇见我，随即决定，埃克斯特罗姆庄园不能没有来自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的故乡的艺术家。我期待英格丽在引荐之后邀请我演奏一段，在餐桌下方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活动起了右手的指关节，每个指节都跃跃欲试。然而英格丽给所有人道了晚安，大家遂起身，分头离去。庄园的木地板弹奏起木质音乐，宛如三十把走音小提琴的琴音。

英格丽挽起我的手臂，用德语告诉我说——哦，她口中的德语是多么悦耳动听——她将带我去参观钢琴。

推开宽敞的书房门，拧亮灯。水晶吊灯映照下，一架美丽的黑色三角钢琴熠熠生辉，那是施坦威和他两个儿子的杰作。我不觉心头一热，因为这个曼哈顿的钢琴制作世家，可谓无可匹敌。我揭开琴盖，把遮盖在琴键上的墨绿色布幔递给英格丽，从低音至高音试了一遍。低音如同教堂铜钟般雄浑，高音则清脆剔透似玻璃水晶。“无懈可击！”我发出由衷的赞叹。

“昨天刚调过音。”英格丽解释。

“了不起的家族。”我改说英语，为了表达轻松一些。

“家族？”她不解。

我敲了敲那块“施坦威&儿子”标牌。

“是呀！”她笑起来，同时在我肩膀上轻轻触摸了一下，“你真诙谐！”说得我好像很擅长搞笑似的。

我心里想，姑娘，这也是我唯一能吸引你的地方了。这把年纪，头顶光秃如甜饼圈，眼睛底下两个眼袋，唯独剩下两样还能取悦你：钢琴和玩笑。为了施展这仅剩的两下子，我即兴演奏了一段诙谐曲。

“德沃夏克！”英格丽神采飞扬，“棒极了！”

熄灭灯，互道晚安。我走到自己的小屋门前，聆听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在瑞典，不出所料，早餐是自助式的。最后一刻我出现在餐厅里。外面天色尚黑就起床，这在我不太寻常。只有霍姆奎斯特夫人还坐在那里，面前放一个小盒和一个信封。她礼节性地问我睡得可好，便把装有预付定金的信封递了过来，还有那个盒子，里面是一部簇新的索尼爱立信手机及其附件配置。霍姆奎斯特夫人告诉我，这是公务手机，话费全包，我可以往任何地方拨电话，但我必须把手机时刻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能被找到。既然不用自己付话费，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给在加拿大的儿子拨电话，因此不由得满心欢喜。

但奥洛夫败了我的兴致，吃罢早饭回去，我发现他替我叠好了床被。本来打算回房间再睡个回笼觉的，但床罩都铺上了，枕头上放了一颗金纸包裹的牛轧糖。吃完糖，我敲响了隔壁邻居的门。

“奥洛夫，”我说，“早饭后请不要替我铺床。”

“约瑟夫，”他回答，“早饭后我必须把床整理好。”

“我回房间还想睡觉呢。”我说。

“你生病了吗，约瑟夫？”他关切地问。

“没有。”

“那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把床整理好。”他朗声笑起来，然后揉揉额头上那一撮刚抹了发蜡的稀发，又说，“我新买了一张碟，卡洛斯，多明戈，帕瓦罗蒂。你喜欢他们吗？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

“谢谢，奥洛夫，到时再说吧。”说完，我退回自己的房间。

我一边组装新手机，一边思索奥洛夫的邀请。说实在的，同性恋们过得不容易。当他们无法确定我是否为他们的同志，他们能如何表现呢？他们只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就如同我们这些异性恋男人，也必须在女人那里试探自己是否有戏。只是同性恋者成功的机会要渺茫得多，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归结为恶人，更不必大惊小怪，与他们谨慎相处就可以啦，即使他们对六十岁的老男人，就像我这样的，还表现出盎然兴致。

我跟布拉格的领班斯捷潘内克通了话。他在有轨电车上，我听见电车的铃声正愤怒地警告某一辆停在轨道上的私家车，我心底的东西被微微搅动了。

“斯捷潘内克，我在瑞典了。”我说。

“嗯，怎么样？”

“目前还好。我走之后谁接班了？”

“一个叫卡万内克的。”斯捷潘内克告诉我。

“弹得好吗？”

“还用问？哪能跟你比！没有味道。签了一个月，到时候看吧。”

“代我问候斯拉维亚的每一个人！”通话过程中，我听到了有轨电车的报站声：民族剧院到了，下一站乌耶斯特。同时传来斯捷潘内克的答复：“我会转达的，约瑟夫！自己多保重！我要下车了！再见！”

我按下手机上红色的按钮，思绪重新回到瑞典。我穿上大衣，戴上绒线帽，踏入室外的严寒之中。在上次坐车径直而入的庄园大门口，我发现一个嵌在石块路面中央的金属条标牌，上面标注有几种语言，原来是66°纬线标记，它直接穿过庄园大门。我用皮靴扒拉开积雪，找到了那条闪闪发亮的冰冷的金属纬线，两脚还在上面滑了几下。

我还发现了一个马厩，里面养着两匹马。

马用嘴巴将斯文捧到架子上的干草拨开，然后安静地咀嚼起来。斯文在丈量门楣的尺寸，准备更换新的。随后，他拿起富世华牌锯子，动手锯起备料来。我走过去帮他扶住。

霍姆奎斯特夫人在车里看见我们，她停下车，踏着深深的积雪朝我们跑来，一边挥舞食指一边喊道：“不行，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然后语气非常严厉地用瑞典语呵斥斯文，从她的手势我悟出来：钢琴师不能干这种活儿，丢了手指头可怎么办？

我对斯文表达了歉意，转身往村子里走去。我沿着斯文早上碾出的雪道往外走，心头突然咯噔一下。我意识到，安登弗洛肯村庄对我来说路途偏远。问题在于，正如霍姆奎斯特夫人递给我公务手机时所强调的那样，我必须随叫随到。万一伯爵夫人想听我演奏，我必须在接到指令的十五分钟内坐到钢琴旁。于是，我转身往回走，为了让身子热起来，在午饭前沿埃克斯特罗姆庄园绕了三圈，但没有用竞走步。我必须小心翼翼，担心万一被奥洛夫瞥见，会刺激到他，而被英格丽瞧见的话，会使她心生反感，总之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

午饭后，我在庄园里漫无目的地散步，欣赏油画。书房里挂着林德斯特罗姆伯爵的肖像画，旁边是赖莎女伯爵。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幅已经有些年头的油画上的她，依然灵动逼真。年轻饱满的嘴唇，似笑非笑。我想说的是，画像透射出了她的欲望：她知道自己的美貌，她渴望爱情，渴望被人仰慕。画家仅让她的右嘴角露出一丝放荡和霸气，微妙地衬托着她柔和的眼神。

我还发现了一幅很有年头的世界地图壁画。在地图上我发现一个巧合，我的儿子托马斯，他在加拿大也生活在66°纬线上。托马斯在大熊湖南岸经营一家渔具和体育用品专卖店。

我马上拨了他的电话。

“出什么事了？”儿子的声音里有一丝恐慌，因为平常我们只在新年或者生日时才互通电话，托马斯跟我在同一天出生。

我跟儿子说，我发现我们俩处在同一纬度上，而且今天我用双脚踩踏了这条纬线。假如我一时兴起，沿着这条纬线一路滑过去，我一定能到达他那里，在他的店铺里买一杆带刹车卷线器的鱼竿。

儿子问我在哪里打电话，我说在埃克斯特罗姆庄园，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却赚大把的钞票。托马斯说，店里来客人了，等我清醒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吧。儿子觉得我在忽悠他，因为在新年或者生日的时候，我时常醉得胡说八道。

晚餐后，奥洛夫重申了一起欣赏三位男高音的邀请，我答应了他。

葡萄酒煮桂皮的芳香弥散在奥洛夫的房间里。几杯红酒下肚，热热的液体让五脏六腑感到舒坦。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沾酒了，我必须恢复与酒精的交情。那张碟是为圣诞节灌制的，三位大师的演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当播放到第四首歌曲，普拉西多•多明戈倾注了全部情感的演绎时，奥洛夫把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膝盖上，问：“你喜欢吗？”我说：“喜欢。”顺势把他的手送回他自己的膝盖。

第二次尝试出现在帕瓦罗蒂演唱之时。奥洛夫用湿润的眼睛注视着我，同时把手掌贴到我的大腿上，说：“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我再一次把他的手送回去，说：“我们在一起很好，奥洛夫，可是我们还是把手放在自己腿上，好吗？”

奥洛夫眼神黯淡下来，感觉被冒犯的他，好一会儿沉默不语，揉搓着身上的睡袍腰带，然后发话说：“你会得不偿失，约瑟夫，你会后悔的。”

三位男高音唱毕，我回房间睡觉。

给女伯爵的首次演奏，发生在第三天夜里。手机响起时，我已经换上睡衣了。

“伯爵夫人有请，约瑟夫。”英格丽的声音传来。

书房里只亮一盏小小的侧灯，两位女士已经端坐在双人茶几一侧，桌上立着一瓶红葡萄酒。我揭开琴盖，垂下头颅。

“请演奏您在布拉格弹的那首曲子。”女伯爵面带微笑嘱咐。那种微笑是年华已逝的老女人才有的微笑，仅嘴唇轻微嚅动，眼睛里没有表情。

埃克斯特罗姆庄园掩映在夜色中的白雪之下。完美的钢琴把天籁般的音乐填满了整个庄园，犹如把滚烫的茶水注入冰凉的茶壶。我闻到了混合某种香料的烟丝味，用鼻子嗅了片刻，确定两位女士在抽丁香烟草。弹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忍不住想，眼前的两位女性听众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有多久了？是否曾经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版本，比如说始于十年前？这种事情值得玩味，而我，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因为自己置身这种关系之外，所以对这种事很愿意探究。既然不存在纠葛，那我们就变得异常好奇。这样的想法在我的秃顶脑袋里萦回，挥之不去。大约半小时之后，四只手掌微弱的拍击声响起，我明白，音乐告一段落，可以上床就寝了。

在冬季，瑞典的太阳垂得很低，白天虽然短暂，但我依然感到煎熬，度日如年。因为不能走出庄园去更远的地方，这让我成为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我的足迹已经遍布公园的每一处角落。出于无聊，我给公园里的一些树木起了名字，不是植物名，而是胖子博胡什、波斯尼亚之松、查理挺起腰来、扬•科勒橡树、亨利•普拉赫达，等等。另外一个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我反复核计每小时不劳而获的报酬，或者每分钟有多少克朗尽收囊中。具体数目恕我不列出来，因为受协议制约。

有一次我去工具房找斯文，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鸟类喂食器。斯文告诉我，食物残渣不适合喂鸟，因为鸟类在冬天就食时找不到水。他送给我一小口袋谷粒。我把喂食器架在窗外。两天之后才出现第一只山雀，很快，其他鸟类都知道了。

后来的日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儿飞来，很无礼地啄着我的窗玻璃，让我给它们扔食料，这对于打发漫漫长日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书房的书架上只有瑞典、德国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出于无奈，我开始啃啮那些斯拉夫文字，我阅读伊万•布宁(5)的短篇小说。在俄语中，描写那些因爱上年轻主子而不幸受骗的女仆的语句，比我以前读过的捷克语译文更加悲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投入和伤感满怀地读书了。

这期间曾出现过一次乘雪橇郊游的活动。我的公务手机响起来，英格丽用她丝绒般的德语微微喘息地通知我说，马匹已经驾好，就等我了，衣服一定穿暖和了。

斯文坐在前面，他用右手拍拍身边的座，示意那个位子属于我。女伯爵和她的女护理裹着裘皮大衣依偎在后边，两人都冲我喊：“约瑟夫，你可是最后一个到的哟！”我刚坐定，蓄势待发的两匹马就冲了出去，扬鬃飞奔起来，铃铛清脆地叮当作响。您别忘了，尽管是斯文在驾驭马匹，可是那飞驰在我眼前的双驾就是四匹马，那四个俊逸的马臀呀！

雪橇驶过安登弗洛肯村庄，我总算亲眼见到了这个村庄，又越过白茫茫的树林，到了舍克洛德居民区。我转身回望，眼见四位女士，膝盖上裹着格子呢毯，紫貂皮帽护着脑袋，貂毛在寒风里微微颤动，如活的一般。脸上凝结永恒微笑的女伯爵，她身旁那个年届五十的女护理，看上去像一个气喘吁吁的女大学生，她把历经的岁月抛给了身后的雪野，而冰冷的寒风揭走了她眼眶周围疲惫的黑晕。

“哦，天哪！”突然间英格丽绝望地感慨，“我们为什么不乘坐雪橇多出游几次呢？”

这个瞬间在我眼里定格，英格丽简直美若天仙。

假如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的话，我一定会写下这句话：今天过得太有意义了。

然而这是唯一的一次活动，它打破了我在埃克斯特罗姆庄园无休无止的寂寥和思念。我以为自己无处消费报酬所得，可那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司机古斯塔夫松正在掸扫黑色萨博车上的积雪，我上前跟他打听，在瑞典弄点酒应该不成问题吧。古斯塔夫松立刻掏出小记事簿，一语不发，等候我的订单。我告诉他订三瓶0.7升的红葡萄酒，一瓶威士忌，最好是芝华士。

酒精让我好受了许多，却无法让我快乐。酒精让我伤感，让我在工作之余坐到钢琴前，开始作曲。我，一个从未谱过曲的二流乐手，给曲子取名“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在哥德堡的思念”。曲子大多是斯美塔那主题曲的拼贴，还有欢快的波尔卡，只是用了稍稍舒缓的a小调，或者大合唱“捷克之歌”。实际上，为和弦包裹上不恰当的音调，便失去了激越和悲怆，让整个曲子变得苦涩。在微醺的状态下作曲，我自己觉得很明智，仿佛展现了真实的生活，生活中鲜有完全的幸福或者不幸，从来都是混合着来的。我沐浴在凄美忧伤之中，如同在用温泉浴疗伤。

后来我悄悄把它衔接在《聚光灯》和《华沙音乐会》之间，演奏给伯爵夫人听，结果如何呢？

“约瑟夫，”女伯爵发话，“您现在弹的曲子，以后别再让我听了。”

在车库里，当司机古斯塔夫松把又一批酒转交给我时，对我说他日后几天将不在庄园里，因为要外出督查。我追问他督查什么，他透露说女伯爵拥有三家豪华酒店，两家在斯德哥尔摩，第三家位于乌普萨拉。女伯爵时常出其不意地前往督查，这种突袭除了检查房间是否通风之外，主要是去查查账目，所以她要带上会计尼尔松。

“英格丽呢？”我脱口而出。

埃里克•古斯塔夫松不解地扫了我一眼，说：夫人去哪里，英格丽就去哪里。这个消息让我很不爽。

然而这意味着自由来临了。他们早上启程后，我脖子上的枷锁仿佛被摘了下去。我出门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了滑雪场。我们乘雪橇郊游那次，英格丽说起过那个滑雪场。那里有两座山丘，较小的那座叫图舍多姆，主要针对初级滑雪者，大而陡峭的叫图奈舍多姆，较熟练的滑雪者常去那里。我走进滑雪场快餐部，要了一杯格罗格酒，接着去对面选购了一个蓝宝牌小收音机。

这次远足，宛如外出遛狗，让我浑身疲惫。我告诫自己：约瑟夫，今晚滴酒不许沾哟，回去立刻钻进被窝，香甜地睡一觉。

然而并不是那么回事。踏上吱嘎作响的走廊，眼前呈现的是“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的景象。餐厅里喧哗一片，在场的有斯文、长手指秘书霍姆奎斯特先生、厨娘们、我的追求者奥洛夫，还有一位名叫米科•拉尔松的年轻投递员。我自然要去那里露下脸，于是宽慰自己说，临睡前喝下几杯啤酒也无大碍嘛。

我刚躺到床上，隔壁的奥洛夫回房间了，不是一个人。起初我以为，只有投递员跟他在一起，后来发现，好像人更多。不久我听出来了，活人只有两个，另外两个声音来自某一部名叫什么阴道的色情片。因为奥洛夫和那个投递员对影片交口称赞，我只得从衣柜的上层格挡里取下行李箱，在箱子的侧兜里寻找那副耳塞。每次随乐队外出参加演出，我都准备一副耳塞，用来抵御小号手彼哈的震天鼾声。果不其然，耳塞在那里呢！

我新置办的收音机，真是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我调出了新闻频道，有时还能接收到捷克二台。没准您会猜测说，我一定会收听音乐和新闻台，了解家里边发生了什么。这当然是一个部分，但我最爱收听的是交通台“哪条道一路通畅”，这个栏目播报D1高速公路的交通路况，尤其是布拉格市区路段。我听到说日特纳和耶齐纳大道上车水马龙，或者在民族剧院路口小轿车和货车发生了剐蹭，在交警处理完事故之前，前往军团桥和诺沃提尼缆桥的路段将无法行驶……

多亏这个小收音机，我仿佛身临其境，我能想象领班斯捷潘内克，透过斯拉维亚咖啡馆宽阔的大玻璃窗，看着眼前的场景，幽幽然的调侃真切地浮现在耳边：你们瞧，那个傻蛋，他本来想左拐，没错，却不懂先行。在驾校学这一课时，他干吗去了？客人们笑起来，斯捷潘内克身子都在发颤，他不仅是领班，更是个会调侃逗趣的主儿。

我的思绪天马行空地在斯拉维亚咖啡馆里徜徉。咖啡馆分成几个区域，每一位新来的侍应生或女招待都必须烂熟于心：轮盘，酒柜，民族剧院I，民族剧院II，民族剧院III，甲板，温室和苦艾酒。

此时我想到了克拉什，那个小学徒，我曾和他一起联奏过练习曲“十一指组曲”。演奏临到尾声时，我侧目望向他，小伙子庄重地挽起衣袖，在现场所有听众的注目下，用食指敲下最后一个高音，整个乐章趋向高潮，他垂下头颅，收获掌声。

我同样给女儿克拉拉打电话。

“行了，老爸，”女儿说，“孩子们整天念叨，问外公去哪里了，而我一无所知。”

“我在瑞典，丫头，远在瑞典。”我回答。

“那你过得好吗？”

“好极了。让我跟孩子们说说话。”

随即听筒里传来：“外公好，我有一辆坦克了。”

霎时我感觉嗓子哽咽，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那个小不点儿说：“那边没有人说话……”

“我在呢，宝贝。你的坦克有履带吗？”

“有两条呢，可有一条总是掉下来。”

“那我们修一修。等我哪天去你们家，把它修好。”

通完话，我擤了擤鼻子，对自己发誓说，等回到家，我一定做一个慈祥的外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要领小外孙们上彼特欣山(6)，给他们讲解《查理桥上的瑞典人》那幅油画。

我知道自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天性如此，在夏令营和服兵役时就这样。至于到了这般年纪还如此不能释怀，我没有预料到。

等女伯爵和女伴从乌普萨拉回来，脑后梳一条马尾的英格丽，晚饭在餐厅出现时，面貌焕然一新：她把头发分梳成了两股。我知道女士们此时一定会吐槽：多不自量力呀。可我一点也没觉得。那张历经风霜的脸庞配上童真的发式，滋生出一种放肆的张力，让我有点儿招架不住，呼吸困难。

况且，她朝我探过身来取走桌上的佐料罐时，问：“约瑟夫，我们不在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寂寞呀？”

“尤其某些人不在的时候。”我对着盘子，悄声吐露心声。我没有把握，自己的英语表达是否到位。应该到位了，不然英格丽不会笑得那么灿烂。

夜里十一点，电话响了，说女主人来了兴致，要聆听音乐演奏。英格丽紧接着补充一句：可惜，女伯爵希望独自欣赏。

“您说了可惜？”

“没错。很遗憾，我无法在场。”她说。

这可是小女人在向我递送信号。

“我更觉得遗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在颤抖。

林德斯特罗姆女伯爵已经在书房里等候，嘴角的微笑比平常拉长了一厘米，眼神也活泛得不同以往，令人狐疑的是，她已经微醉。茶几上有一瓶白兰地。女伯爵举起一只手，和蔼地指了指那架黑色的三角钢琴。我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甜蜜的《彩虹》，我的鼻子嗅到了她手里的褐色烟卷飘散出的丁香气味。待我弹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时，我听到女伯爵也跟着哼唱起来，这异乎寻常。

临近子夜时分，女伯爵给我斟上一杯白兰地，用德语吩咐：“约瑟夫，请你为我演奏那首死亡之曲。”这我听懂了，随后她又希望听到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曲子《爱到死》。

我端起酒杯，把美味的拿破仑干邑一饮而尽，我们音乐人把这款白兰地称为“好色之徒”，我以苦乐参半的旋律来满足女伯爵的愿望。她在喃喃自语：D大调，F大调，他就是你，b小调……对此，施坦威父子也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忽然，身后传来地板的吱嘎声，我感觉丁香烟味儿逼近，紧贴在我背后。待我弹罢一曲，赖莎女伯爵的双手轻轻搭上我的肩膀，又拢住我的脑袋，我光秃的头顶感受到了她轻柔的吻。没等我回过神，她用俄语说：“萨沙，别喝了。我跪下来求你，不要喝了。”

“我不喝。”我木然作答。

“那就好。”女伯爵说。待我站起身来，我看到她涂抹了脂粉的苍老脸颊上，两道黑线从洇湿的眼影中淌下来。

女伯爵从乌普萨拉买回来一条狗，是匈牙利猎犬，俗称黄狗，起名为“绒”。这个美丽的小尤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从不知疲倦。英格丽带它去公园，抛出橡胶飞碟跟它嬉戏，女人们大都喜欢这样。她一袭褐色套装，为了跟小狗的毛色相协调。穿紧身短大衣，铁锈色毛皮领子。

“萨沙是谁？”待走到那棵叫“查理挺起腰来”的树边时，我靠近他们发问。

“亚历山大•库拉金。”她答复。

“做什么的？”

“弹钢琴，酗酒。后来据说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很久以前的事了。”

“伯爵夫人跟他有过交往？”

“跟他什么都做了，”说着，英格丽优雅地把飞碟扔向那条优雅的小狗，“之后她再没有找过人，任何别的男人。”

我们走过“波斯尼亚之松”，我停下脚步，为了道出那句在心间酝酿已久的话：“这里的夜晚真是漫长啊。”

“白天也一样。”她说。

猎犬没有扑住飞碟，它滑落到地上。我突发奇想，一旦飞碟在空中被猎犬成功抓住，英格丽就会去我的房间。

“那会冒很大的风险。”她一语道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对谁而言？”

“两人都是。”说完，飞碟飞离她的手指尖。

小狗跑得气喘吁吁，黄色眼珠子紧盯那道弧线，然而却无法在空中将飞碟扑住。

奥洛夫从庄园的台阶上下来，注视着我们说：“该不是母狗吧？公狗的话早不在话下了。”

在舍克森布洛登小镇，女伯爵还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工厂，生意却很好。英格丽曾带我去那里游览过。厂标的年代告诉我们工厂始建于1860年。木材的香味在厂区弥漫，因为工厂专门出产瑞典跳箱，那种箱面为软皮的体操器材，可以垒叠成不同的高度，在每层木箱边缘留有椭圆形的孔隙。在索科尔雄鹰运动俱乐部我常常躲进木箱里，透过孔隙往外张望，观察其他人怎样练习。

瑞典跳箱由林德斯特罗姆伯爵发明，赖莎的第一任丈夫斯托尔兹男爵去世后，她改嫁给了伯爵的孙子，一位俄裔德国人，据说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就是这个家族的某一成员撰写的。这些信息都是我的女向导英格丽对着我的耳朵叫嚷着传递的，因为车间大厅里电锯、刨床声此起彼伏，还有叮当敲击的铁锤声。在叫嚷时英格丽破例紧紧地贴着我，而我冲她小巧的耳朵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只为无限延长我们之间的这种亲昵。这次参观让我对这家工厂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它生产的器材销往世界各地的健身房。

庄园钟楼上的大钟走得慢了，也许是严寒冻结了机油。在这种停滞的时间里我想起了查理•哈弗里切克•波罗夫斯基(7)，捷克二台曾广播说，他的流亡并非像我们在学校教科书里读到的那么可怕，他的住宿不差，也不缺钱。而这些条件我也拥有呀，我忍不住想给捷克电台打电话，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吗？是遥远的距离，是与话语和故土的阻隔。最终我没有打电话，而是坐到钢琴边，就着一瓶混合了木塞味的红葡萄酒，开始谱写小夜曲，取名为“哈弗里切克之布里克森思乡曲”。第二天等我头脑清醒重弹这首曲子时，发现它跟红葡萄酒一样无味透顶。

在一个阴郁的下午，我打量窗外的小鸟，往下一眼瞥见外面的英格丽和猎犬。我暂且把眼睛里出现的双重英格丽和猎犬放置一边，因为不想耽搁时机。我紧盯着空中飞舞的飞碟，在心里鼓劲儿：绒，你这条匈牙利纯种狗，机灵的小东西，抓住它呀！那个美丽的尤物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纵身往上一扑。我看见它叼起飞碟跑向女护理员，然后伸出前爪站立，美丽的女护理员让绒尽情地舔了个够，她也欣喜地拥吻着小狗。

我把这个视为再清楚不过的暗示，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等候英格丽。夜里我不再锁门，每天晚上洗漱净身，往脖颈和下巴喷上老香料须后水。夜幕下的埃克斯特罗姆庄园外部都亮起了灯，银装素裹的树木把亮光反射进我的房间。在这种金黄色的阴郁里，我眼望天花板，耐心等待。

每当走廊上的地板条吱嘎响起，我的心便扑通扑通激烈地狂跳起来，然而脚步并没有停留，总是掠过我的房门，地板再响九下。那是奥洛夫，他的房间距我九步之遥。

第三天夜里，脚步停了下来。

“从某一刻起你不再锁门。你用钥匙锁门的声音我从来都听得一清二楚，这已经是第三夜了，我没听到锁门声。我把它视为某种暗示。”奥洛夫轻声叙述着，坐到了我的铁床上。

“奥洛夫，这没有任何暗示，这缘于我年老健忘。”我没好气地说，因为他的出现着实让我恼火。

“我很难过，约瑟夫，我们近在咫尺，你却让我辗转反侧。”

“奥洛夫，”我对他说，“这件事我们已解释清楚了，希望你不再介意。”

几秒钟内，奥洛夫坐在那里，凝视着我，然后点了下头，离去。对他，我既生气，又心生怜悯。

转机出现在第五天夜里，在我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脚步声比起奥洛夫的要短促而轻盈，我确定无疑。当脚步停下来，静默良久。然后传来指甲在房门上挠三下的声音。我一下子跳起来，拉开了门。

她闪进门来，脑袋无力地倚靠在我的胸膛上。

“你的心跳比我还激烈呢。”她用德语轻声嘟囔。然后伸出手来，与我十指相扣，这种交接犹如给我的躯体接入了电流，我发现自己是个导体哪。我无须担心，我在这般年纪依然是性能良好的导体。

窗外射入的月光把她的头发染成黄铜色，又反衬在她的眼睛里。

不要忘记，此时我必须要提到我的眼疾，复视在此刻幻变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象过瑞典的三人恋，那么在这个夜晚我将成为其亲历者。因为双重的分梳两个小辫的英格丽的缱绻深情，驱散了我的寂寞。两个女护理员悄声对我说道：“哦，棒极了！”

“这是命运对我们的眷顾，约瑟夫。”英格丽过后发出喟叹。

“她知道吗？”我问。

“还不知道。我让她服用了高质量的安眠药。”她轻声说。

“哦，那她不会得知。”

“会的。”说着，英格丽望了一眼房门，把手指按到唇边。

走廊上的木地板呻吟了九下，随后，奥洛夫的房门关上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俩就收到了辞退令。那是个星期天。

星期一清晨，司机古斯塔夫松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斯隆奈斯火车站。在火车上，英格丽告诉我：“每当你演奏时，我就有预感，这一幕最终会发生。因为你在弹奏时，会发出信息，会传递给我心语。然而我害怕迈出那一步。后来我在小狗身上押注，如果它能够凌空跃起，扑住飞碟，我就跨出这一步，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你知道吗，绒已经能抓住飞碟了！”

“我在窗边都看到了。”我回答。

在飞机上，直到飞机降落，我和英格丽的手始终紧紧相扣，不肯松开。她对我说：“我想告诉你，我们被辞退的理由是那么美丽。”

在法兰克福机场，我们道别。最后一刻，当她弯下腰提起旅行包时，我几乎已经认定她不会发问，英格丽却开口了：“我到哪里去找你，约瑟夫？也许有一天我会途经布拉格。”

“像上一次那样。”我回答。

在斯拉维亚咖啡馆里，我时常会在弹奏钢琴的间隙抬起头来，往美丽的船首望去，望向轮盘区域那张133号餐桌。也许我的举动显得可笑，有些枉然。不过，倘若一个人有所期待，他的生活会变得意义非凡。

(1)位于捷克北部的山脉。

(2)维克多•奥利瓦（1861—1928），捷克画家，新艺术风格代表人物。

(3)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1900—1958），捷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

(4)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捷克诗人，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5)伊万•布宁（1870—1953），被誉为19世纪俄国文坛最后一位经典作家。

(6)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小城区。

(7)查理•哈弗里切克•波罗夫斯基（1821—1856），捷克诗人、记者和政治家。被视为捷克新闻、讽刺和文学批评的创始人。

温泉疗养院

在耶赛纽斯疗养院我的房间窗户外，是一座老公园。我始终愿意住这间屋子，因为在温泉疗养地，时间过得很缓慢，而公园里总有景物让我关切。男人和女人，成双成对或踽踽独行，他们在公园小径上，全都迈着疗养式的步履，全然不像在城市里那样行色匆匆。我能分辨出若干对伴侣，哪些是原配，哪些是在此地的民族咖啡馆（又称猎艳馆）里刚刚结识的。我观察鸟儿们，看它们毫无惧色地站在病人的手掌间，一口一口啄食从桌布上掸下的面包屑。还有小松鼠们，它们将前脚爪握举在胸前，像乞讨者那般撒娇讨要，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腼腆憨态换取食物。

我将大把的时间耗在对树木的观察上。沼泽地的土壤十分湿润，像是被水浸湿的海绵那般，这也是一些树木没有垂直于地面而歪斜生长的原因吧。但无论它们的树根在松软的泥土中多么不坚固，甚至在大风天里树干被吹得佝偻起身子，从地底深层传来咔嚓声，它们依然健在。在树的群体中还有“外来者”，从遥远的疆域移民至此，它们身上贴有拉丁语植物学名的标牌。

直到现在，公园才展露出创始人毛瑞尔博士所憧憬的景象。当初，他让人往此地栽上幼小的树苗时，想必是怀着一丝苦涩的，创始人通常活不到见证公园里树木葳蕤丛生的那一天。所以，有时候，当我望着枝繁叶茂的橡树搭起的拱廊时，会轻声对毛瑞尔念叨：您做到了，博士先生。

在我房间窗户的正下方有一个公用电话亭。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鲜有人使用公用电话了。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往往排起长队，不耐烦地敲击电话亭的玻璃，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向家人传达信息，告诉他们自己在疗养院过得很开心。有些人至今对电话亭难以割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大多以为，打电话时必须对着电话筒大声喊，尤其是长途电话，他们不相信这么远的距离对方能听清自己。所以我在房间里能一字不落地听到楼下进行的对话。偶尔觉得厌烦，但大多数时候乐不可支。

“嗨！你是薇拉吗？我是拉迪呀！”“拉迪”操一口摩拉维亚口音，于是我便猜想此人来自布尔诺或者哈娜地区。

“我想问你，你是这个礼拜天到吧。哎呀，薇拉，我真不知道如何跟你描述，这里的天气糟糕透啦，下雨，阴霾，还特别冷……”

我走到窗边，本想亲眼证实天气的不如人意，然而外面天空湛蓝，一片明媚春光。很快我就瞥见了“坏天气”的起因：一位丰满的中年女性病人正坐在长椅上等着，用草帽扇着风。

“那我可不知道，薇拉，你千里迢迢来这里是否理智，火车也不是免费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对啊，反正只剩一个星期了。嗯，对了，给孩子们的温泉饼我已经买好了。那好，再见！”

当那个摩拉维亚人挂断电话时，我忍不住从窗户探出身子，打趣道：“是你说的阴霾、下雨和冷天吗？”

他抬头望向我，气哼哼地说：“别偷听别人的电话，白痴！”

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湿地温泉疗养院打发时间，病人们在这里治病养身，猎艳怡情。

每天清晨，当低低的阳光倾泻下来，穿透公园里湿冷的空气，我都会看见一对夫妇在主道上散步。他们住在公园对面的尽头，每天都来我们这边的耶赛纽斯疗养院用早餐。这一对儿，没有人会不注意到他们。那个男的，五十来岁模样，身材高大，头发斑白，却有着健康的古铜色皮肤，精神挺拔，始终高昂着头，好像不用看路似的。他身旁的女人，个头比他稍矮，长腿细腰，黑色的秀发扎成马尾，有着沉鱼落雁之貌。这一对标致耀眼的玉人结识于网球场上，并在那里相互产生情愫。两人身穿白色短裤和短裙，先是挥臂发球，再大幅倾身救球，有意无意地向对方展示自己发达的肌肉、富有弹性的皮肤，还有完美的体型。隔着球网的两人受到彼此汗液的刺激，不得不迫切地去淋浴。在露台上，浴后充血的肌肤开始泛红的他们，品着冰镇饮料互诉衷肠，期待更深入的交往。他们就是卡列尔•霍格尔和扬娜•霍格尔夫妇。工程师霍格尔是一位盲人。

我和他们是在主任医师瓦茨拉夫•卡利纳的候诊厅认识的。卡利纳医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肌肉骨骼疾病专家，病人们都叫他大熊。您肯定熟悉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中的一幕，装扮成熊的瓦谢克取下动物头套，大声喊：“各位！不要害怕，我不是熊，我是瓦谢克呀！”卡利纳医生每天早上推开门走进候诊室时，也应该那样喊一声，因为他身上的白大褂遮掩不住他浑身旺盛的体毛。在天气较暖的季节，他大概是赤身套上白大褂的，实际上也不算赤身裸体，他宽厚的胸膛上那一团黑色胸毛争相往外涌。袖子撸起，他毛茸茸的汗毛露出来，从粗壮的手臂绵延至手指尖。他身上除了掌心和手指肚之外，全都覆盖着茂密的体毛。此外，卡利纳医生不仅不让我们安静下来，告诉我们他不是熊，而且每天都要在门前搓着双手对我们大喝：“这里都有谁来了啊？”一边说一边把袖子卷得更高，就好像我们这些病人是一群要和他交战的勇士似的。

在候诊的那段时间里，我和霍格尔夫妻聊了起来。卡列尔——我会这样称呼他，因为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并非天生失明，三十岁之前他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他们的职责就是保证建筑物不倒塌。在维修位于铁匠街的那栋老楼时，那些文物保护专家坚持要保留建筑的正面，其他几面边墙可以根据需要用新墙代替。在施工现场，一面间壁引起了纷争。卡列尔作为建筑专家断定那面间壁不是承重墙，可以毫无顾虑地予以拆除。当天在家里享用晚餐时，他们听到电台播报说在铁匠街发生了房屋倒塌事故，造成两人死亡。据扬娜女士描述，丈夫顿时脸色煞白，两眼圆睁，双手抓住她的脑袋猛烈摇晃，像是要扯下她的头颅似的。随后他失去意识，一头栽倒在地板上。工程师苏醒过来时，睁开双眼，发现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即使后来得知，遭遇不测的是铁匠街上的另一栋建筑物，也于事无补了。

卡列尔先生在眼科诊所经历了一系列的检查治疗，然而并未好转。他于是前往伦敦著名的H.G．夏普教授的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然后报名参加了钢琴调音师课程，因为他具有良好的听觉，而且在学生时代就能弹一手好钢琴。卡列尔并不随意找地方去调琴，他去过卡尔林无线电台工作室，还有若干家著名的布拉格剧院，他甚至在鲁道夫宫的德沃夏克演奏厅调试过琴。

这个职业，在调音时需要长时间弯腰，耐心地用曲柄一毫米一毫米地调紧琴弦，因此致使卡列尔先生的脊椎受损，引发头痛。有一天扬娜太太偶然听说了湿地疗养院和卡利纳医生的好口碑，于是她毫不犹豫地为丈夫预约了治疗疗程。

老实说，我很赞同她的选择，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病症。长时间在打字机上，现在是在电脑上伏案工作，我的脊椎疼痛异常。但是大熊只消几个月就能帮我治愈，解除痛苦。当我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卡列尔失明的双目紧紧盯在对面的墙上，他看不到那些健康或歪曲的脊椎，而他的夫人却一直盯着我，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偶尔才垂下眼睑，以湿润一下眼睛，让水波盈盈的双眸更加有光泽。要躲避这双眼睛实在令人为难，甚至会失去语言能力。只有在嫣然一笑时，她嘴角浅浅的皱纹才显现，透露出这张脸不再属于年轻姑娘，而是成熟女人。她有多大了？三十五？四十岁？四十岁还不到吧。

“您在写什么？”她问。

“给报纸写稿。”我回答，希望她再问点儿什么，因为我实在难以相信，她的声音带有生锈的音色，低沉沙哑。这嗓音虽然和她的外貌格格不入，却深深吸引着我。

“都有谁来了呀？”大熊先于她发问。

虽然我是预约的第一号，我还是让卡列尔在妻子的陪伴下先进门诊室。

我可以准确地想象屋子里正在上演的场景。多毛的医生伸出欢迎之手，差一点捏碎病人妻子那纤弱的手。（“啊嗷！”不出我所料，诊室里果然传来呻吟声。）康复护士伦卡在接待卡列尔，帮他填写问诊单。关于护士伦卡，我得多说几句。这个长一头蜜色秀发的姑娘之所以待在这里，是为了以她的温柔给大熊诊室增添一些人性的温暖。她和主任医师卡利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美妙的身体，当然，我仅能看到她的手臂、双腿和乳沟，还有那细微如杏儿、桃儿的表面一般隐约可见的汗毛。阳光投射在她的皮肤上，从某个适当的角度打量，她仿佛被笼罩在一层圣洁的光环里。填好问诊单，伦卡护士要求卡列尔脱掉身上的衣服，仅剩贴身内衣，然后她用手掌和手指触摸他的身体。对于我来说，这是湿地温泉疗养院提供的最高贵的一项恩赐。她会准确找到我的椎骨以及背上的其他部位进行揉捏，揉捏时会有轻微的疼痛，这证实它们是我身体不适的根源所在，并且准确无误地被发现了。

当所有的肌肉都被揉捏一番并且放松之后，大熊的魔爪就把我抓过去。假如我没有做好决战准备的话，我可能真的熬不过去。主任医师卡利纳伸出前爪，抓住我的一条腿，把它扳到我这辈子未曾达到的高度，然后再尝试扯离我的身体。如果没能得逞的话，他会使劲儿把它搞脱臼。然后他还会试验，看我的胳膊能否从肩关节脱臼出来，看它们能被拽到离我的肩膀多远的地方。

当我痛苦呻吟的时候，那个兽性大发的家伙就会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这只不过是我们之间的第一轮搏击。之后，我坐到椅子上，和他开始医患之间的聊天。这看似友善无害的东拉西扯，并没有留给我一丝喘息的机会。我当然知道，他的目的在于分散我的注意力，不去关注接下来等待我的折磨。我心知肚明，也只好任由他宰割。大熊站在我身后，来回触摸我的颈椎、脉搏还有肩膀，他问我：“那篇关于‘二战’期间战斗机的文章，是您写的？”

“您是说《五月》杂志上的那篇？”我反问，感觉到喉头发紧。大熊用上了锁脖的动作，这一招很有效，我们小时候常用，从来都能克敌制胜。

“您认为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怎么样？”他左右晃动我的脑袋。

“很危险的战斗机。”我回答。

“我觉得比英国的喷火战机要厉害。”他说。

“那你可搞错了，因为……”就在这一刹那，那个野兽出其不意地将我的脑袋扳向一边，颈椎发出嘎嘎的响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又把它扳向了另一边。

“我靠！”我舒了口气，睁开眼睛，眼前金星飞舞。

“这下好啦！”那家伙自鸣得意地说完，跑去洗他的爪子了。

我发现，湿地疗养院里有很多架钢琴。几乎每栋疗养大楼的大厅里都摆有一架，立式的或者三角钢琴。我为卡列尔联系了耶赛纽斯酒店、星星旅店还有当地一家剧院的钢琴调音业务。我常常陪他一同前去，顺便一起聊天。扬娜太太对此很高兴。我们先给剧院干活。

“他扳过你的脖子没有？”我好奇地问。

“还没有。”卡列尔揭开琴盖，活像个魔术师，面对裸露的钢琴他抬起胳膊，把张开的手指头伸进钢琴箱里摸索，将众多带毡垫的弦槌以及光亮的琴弦准确地分辨出来。他先是三个一组，然后两个，最终把独立的几根粗弦竖起来。

“那他也许要等你准备好了再扳。”我判断。

卡列尔调音时需要不少工具：调谐器、手柄、橡胶楔子，两只手，还有耳朵。楔子嘛，按照我的理解，是用于三根弦的，把它插在两根弦中间，减弱它们的声音，以便调试余下的那根弦。卡列尔找不到他的楔子了。他摸索了提包底部及其周围，然而徒劳。于是他派我去找他妻子扬娜太太。

为什么不承认呢？有机会跟如此美丽绝伦的女性独处片刻，我心花怒放，但又混杂着一丝胆怯。我一路都在盘算，到了她家门口如何开始诙谐的开场白。我想到的是：“我来取一个小黑楔子(1)。”但我立马把它否决了，如此低俗粗鄙的双关语会让我面子尽失。最后我感到一丝惭愧，在我这把年纪居然还居心叵测，想去勾引一位盲人朋友的妻子。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赶到酒店，敲了敲10号房间的门，一个五十多岁、额上缠头巾的女清洁工打开房门，她好像有些吃惊。

“我来找霍格尔夫人。”我说。

“您好，我就是。”她的嗓音尖厉，邀请我进入房间。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走进门，有些尴尬。

“不怪您。只是我还没有化好妆。”她莞尔一笑，表情有些黯然。她一边用手指在脸颊来回搓动，一边盯着我看，不大且疲惫的双眼布满了皱纹。真是难以置信啊！

“我给您煮杯茶吧？”她问，手里提起烧水壶。

“不了，谢谢。我是来取调音楔子的，就是插在琴弦之间的那种。卡列尔忘记带了。”我说。

“应该在西服口袋里。”她走到柜子跟前，在灯芯绒西服口袋里翻找起来，背对着我说，“我这个样子您不会有欲望，对吧？”

“您怎么知道我想要您？”不等她转过身来，我赶忙接话。

“作为女人会有感觉。您瞧，在这里呢。”她笑着把橡胶楔子递给我，笑容在她的嘴边又画出一道道皱纹。她说，“也许这样更好……有益于疗养院的太平。”

钢琴调音是给有恙的乐器治病，治疗需要足够的耐心，其成功几乎是肯定的。卡列尔从琴键的中央开始调起，倘若哪些八度音、四度音、三度音让他听起来不对劲儿，他会果断地放松或是绷紧琴弦。一旦核心区域调试好，发出了清脆的和弦声，他就着手处理低音区的音调，用弦槌敲击粗一些的低音弦。然后他把椅子向右挪，移到高音区，有些音几乎不发声，仅仅在弹跳，就如同在敲击青石板。

“那个主治医师身边的伦卡，长什么样？”卡列尔一边问，一边专心致志地感受右手边琴杆的移动。

“很美呀。”我说。

“我也觉得。那她全身上下都美吗？”他想知道。

“目所能及的地方，都美。”

“像蜜桃，”他说，“要我说的话，她属于那种撩拨人的姑娘。你轻柔地抚摸她的皮肤，就有感觉。”

“大概是吧。”

“她的眼睛什么颜色？”

“蓝色。”

“你觉得大熊跟她睡过吗？”

“这我不知道。”我说。

“睡过，尽管两人以‘您’相称！我凭声音就知道。她的乳房长什么样？”

“乳房，像……像新的一样。”我信口胡诌。卡列尔忍俊不禁。

“是啊，姑娘们！什么时候放过我们！”他叹了口气，然后转向我，“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还那么美，像我记忆中的样子。她以前美得令人心醉。这是我们盲人的优势，我们的女人永不衰老。”

“她始终美艳绝伦。”我说。

“对我说实话。”他微微一笑。

“我说的是实话。”我回答，人有时不得不撒谎。

当“医生”为钢琴调完音，就会用心聆听痊愈的“病人”。卡列尔放下手里的调试杆，俯身到琴键上开始弹奏。那是埃罗尔•加纳的《迷雾》，令人伤感的雨天。在很久以前，我第一次听到它，是一位咖啡馆钢琴师弹奏的，当时我的初恋女友刚刚离我而去。

“你为什么演奏这一首？你怎么知道我爱它？”我把手感激地放到他后背上。

卡列尔没有停下，继续演奏着，他很满意自己的调试成果。在小和弦部分，他解释说：“因为在此处，哥们儿，D和S并列，两个对立而相邻的音符，你明白吗？它们互不相容，可当你调好之后，它们不仅相互交融，而且彼此刺激，至此钢琴可以正常演奏了。”

在星期四，卡列尔等来了大熊令人毛骨悚然的按摩。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扯下了我的脑袋，放进了展示柜。”他向我描述。扬娜太太喜欢把他托付给我，她自己去新开的游泳池。我们俩按照原先的计划去我房间里看电视。这么表达很奇怪，好像卡列尔会看电视似的，这是因为电视里有网球赛的现场直播，他只需听现场实况评说和我的补充，便能想象出赛场上的盛况。

“我不好受。”当我领他在房间的沙发上落座时，他告诉我。

“头部吗？”

“是的！我在想那个土匪是否太夸张了。这种治疗对颈椎不适用。”他将脑袋蜷缩到椅子里，然后双手捂住脸，揉了揉眼睛。

我打开电视，咔的一声，网球赛场的红土场霸占了整个屏幕。一身白球衫的拉德克•斯泰潘内克(2)在奔跑接球。

“斯泰潘内克长什么样？”卡列尔发问。

“怎么跟你说呢……有点像演员彼得•福尔曼，或者也像马修，那对双胞胎，如果你认识的话。”我说，然后我大喊，“过网了，精彩！”

“过网了，精彩！”体育记者在我之后重复。

“双胞胎福尔曼，我在电影中见过，当时他们五岁，所以你搞混了。”卡列尔低下脑袋，脸上难掩痛苦。

“这是个黑发男孩，强壮，坚韧……斯泰潘内克往前扑，现在球被判出界，是法国人打过来的。即使球没有出界，也来不及跑过去接呀。”

有那么一刻，我忘记了卡列尔，自顾自观看紧张的比赛，而后沙发上传来声音：“有可能吗，那些树不垂直向上而是歪着生长？”

“可能的，只在疗养院这里，因为四周几乎都是湿地。”我紧盯屏幕，目不转睛地说。

“约瑟夫……”卡列尔用奇怪而不确定的声音呼唤。

我转过头去，看见他不再坐在沙发上，而是站着，两只手扶住窗台，似乎在朝窗外望。

“约瑟夫！”他再次迫切地呼唤，好似头晕目眩需要扶持。我迅速起身，跑到他身边。

“我想，我看见了。”他平静地说，声音带着谨慎，好像担心亵渎了什么，“如果这是个公园，那下面是什么，我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公园，卡列尔！”我在他身后大喊，紧紧抓住他的肩膀，“这是一个美妙的温泉公园！”

他转向我，眼里噙满泪水。之后泪水便无法抑制地往下流淌。泪珠从他的脸颊落到法兰绒衬衫上，晕染开来。我用手指替他抹去泪水，然后双手轻拍他的脸颊，仿佛想向他保证，这一切是真的，不是在做梦。

“来，坐下。”我扶住他的手肘，像以前那样，“沙发在这里。”

“你不必再扶我，傻瓜，我自己看得见了。”他笑的同时眼泪在流淌。坐下之后他说，“我想象里你要年轻一些，想不到你已是个老头了，对不起，你的声音年轻了起码二十岁。”

“扬娜！我们必须告诉扬娜！还有大熊，他真是个神医啊！真他娘的厉害，那个怪兽！”

“是呀。”卡列尔拿起手机，并不看键盘，凭记忆按下一个键，拨出了电话。“没有人接。大概她在游泳。”他等了片刻说。

“我们找她去吧，我想在场做见证！记者必须在现场。”我伸手想把他从沙发上扶起来，然而曾经的盲人自己站了起来。可他迈出几步之后，感觉力不从心。

“迈步走路时物体在往后倒退，我感觉晕眩。你明白吗？我有点反胃。”说罢，他回到沙发里。

最终，我独自出门去找扬娜太太。登上楼梯时我有点担心，因为女人们进游泳池是素颜，不施粉黛的。而我希望卡列尔看到的是美丽的妻子，别像我当初那样把她当成打扫房间的清洁工。他承受不起刺激。

前往温泉水上乐园，可以从咖啡厅穿过去。我在大理石咖啡桌之间穿梭，不期然在最后一桌看到了扬娜。我的担心纯属多余，眼前的扬娜美艳极了，正和主任医师卡利纳坐在一起，一手握住冰激凌，另一只手揉搓着医生小臂上的体毛。我走到他们面前时，她停止了抚摸，一双大眼睛不解地望着我。

“卡列尔不再是盲人了！”我气喘吁吁地报告，“他什么都能看见了！”

对我的话，两个人一脸惊骇，这在我预料之外。他们交换了眼色，大熊随后愤愤地质问：“您什么意思？”

“您帮他恢复了视力。”我说。

从公园去往耶赛纽斯酒店的路上，主任医师卡利纳表达了这样的假设，说卡列尔应该患了某一种疾病，他用拉丁词表述了病名，而现在病症在遭受外部的意外刺激后猛然释放了，显然这种现象极为罕见，我们不妨视之为奇迹。

扬娜太太在前面越走越快，我们几乎跟不上她的步伐。“哎，的确十分震惊呀。”神医气喘吁吁，眼睛望着夫人两条惊艳修长的玉腿，渐行渐远。

注：两位读过本故事的眼科医生，均表示故事纯属虚构而且专业性离谱。那只能是他们的错了。

(1)楔子在捷克语中又指女人的内阴。

(2)拉德克•斯泰潘内克（Radek Štěpánek），1978年出生，捷克职业网球选手。

购物

通常我和丈夫在周一和周四去超市购物。在他摔断腿的那段日子里，我则独自前往。我倒不是盼望他再骨折一次，毕竟在我们这个年纪，骨折不是闹着玩的，但我确实很享受独自购物的时光。相比之下，和他一起去超市不啻一种煎熬。购物时，一般都是他来推购物车。因为这样他的身体可以倚靠在车上，走起路来会轻松很多，也没有人能看出他有点腿瘸。让我来推车的话也会省力不少，我患有血栓，正在服用华法林（抗凝血剂），还要穿上那恼人的橡胶紧身长袜。但我的这些情况他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

此刻，他在肉类食品区，正在仔细挑选他最喜爱的封在保鲜膜里的鸡胸肉。他眯起双眼费力地盯着价格，试图找到性价比最高的那一盒。他刚把一盒递给我，很快又要回去，因为他发现了更好的一盒。我将鸡肉放入购物车里，而他继续在货架上翻找。为了够到货架最里面，他几乎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我只能看到他油光发亮的秃顶，还有臀部已经磨白的裤子。嗯，裤子又得洗啦。他又递给我一盒鸡胸肉，用食指敲了敲那层紧绷的塑料膜，说：“你瞧见了吗？”

“什么？”我问。

“四块。其他包装只有三块，但这一盒有四块。你再看价格：79.5克朗。那三块装的呢，却直接标价80克朗。”

“这是因为按重量计价，而不是按数量。”我回答。

“你懂什么！”他又抛出那句最愚蠢的口头禅，边说边把刚挑好的那一盒鸡胸脯肉扔进了购物车里。随即他注意到车里已经躺了一份，立刻冲我发飙：“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第一盒，你之前挑的。”

“我们就要一盒鸡胸肉，不要两盒！”说罢他把那其中一盒扔回了货架，鸡胸肉落下时发出清脆的声响。

只是，他的眼神不好，错把四块装的那盒扔了回去。

我本不想管他，但想到回家后他仍然会发现，并且会不依不饶，于是提醒他说：“你刚把四块的扔回去了，你糊涂了吗？”

我这招戳到了他的痛处。

“就因为你，没完没了地唠叨！”他气得脸都涨红了，再次扑进肉堆里，翻找他中意的那一盒。唉，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鼻下蓄八字胡。眼下胡子呈灰白色，当初可是黑油油的，隔几天需修剪一番，免得遮住了上唇，据他说这样更便于接吻。从他的上嘴唇能判断出，这是个贪图享乐的家伙。每次喝完啤酒，他都会像猫咪那样满足地舔遍嘴唇。当他和某个女孩子接吻时，他也会慢慢地舔一下嘴唇。至今他还习惯这样做，不过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在宁布尔克小镇长大，那是个铁路枢纽。那里的人如果有谁没有在铁路系统工作，简直不可思议。我妈妈是个寡妇，也在铁路部门上班。我们家那栋小楼房，二层有两个小房间，出租给单身的铁路员工居住。战争刚结束，伊日•姆列内克和约瑟夫•布戈维奇便住进了我们家。姆列内克有一头浓密卷曲的金发。每当我把手插入他的头发里，就感觉像在抚摸一头厚实的卷毛绵羊。他一到我们家我就爱上了他。我告诉他：给您准备了两条毛巾，这一条用来洗脚，这是浴皂。这个桶里盛干净的水，另一个用来倒脏水。自来水管在楼下才有。

伊日用手掂了掂那一小块肥皂，说：“您该不会让一个脏兮兮的男人用这块香皂洗浴吧，您身上那么好闻。”

就是在这一刻，我爱上了他。他拥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当花园里的剑兰花或鸢尾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摘一枝插到他床头柜上的小花瓶里。而对布戈维奇，我什么也不送。

妈妈察觉出我爱上姆列内克了。她提醒我说：“玛德拉，你只有一次童贞，男人们只是前来嗅一嗅，尝鲜之后便弃置一旁啦。”

姆列内克是个火车司机，上岗的第一年他觉得十分自豪。因为在当时能驾驶蒸汽火车是很了不起的，尽管那只是一个被人们戏称为“小杂种狗”的小型机车。大型的快速列车，他只能在那张贴在他床头的图片上欣赏，那火车头高大威猛，火车司机和司炉站在它巨大的车轮旁边，宛如小矮人一般不起眼。

我常常和伊日•姆列内克一起去索科尔体育馆参加化装舞会和其他娱乐活动。他擅长跳舞。他形容自己的腿像修长优美的桤木，令人赏心悦目。回家路上，我们俩倚在城墙边接吻，仅此而已。当他想抚摸我的胸脯时，我会阻止他的手，因为跟其他女孩相比，我的胸脯太扁平了。

科希策(1)柯美尼公司在《自由言论》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推销一种能让乳房在一个月内丰满起来的药膏。我马上写信去订购，很快以货到付款的方式收到了药膏。后来，我在布戈维奇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管同样出自科希策柯美尼公司的药膏，跟我的一模一样，闻起来连气味都一样，却是用来治汗脚的。我便不再涂抹那个药膏了，因为它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

我和妈妈一起睡一张双人床。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窗外传来火车和减震器的碰撞声，还有扳道员的哨声和机车的鸣笛声。每当伊日值夜班时，我就想，那鸣笛声没准就是他按出来的呢。但是此刻我知道，那不是他，因为他正在枝形吊灯上面的二楼睡得正香，我透过暗淡的微光看向那枝形吊灯，他离我那么近，近在咫尺。在这样燥热难耐的夜晚，我无法入眠，而熟睡中均匀呼吸的妈妈，就像停靠在站台上等候出发的火车，不时吐出阵阵蒸汽。我咬一下手指关节，直到痛感袭来，舌头尝到血腥味才停下来。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赤脚沿着冰冷的楼梯走上楼，一边打哆嗦，一边自言自语道：“上帝啊！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从楼梯下来的时候，便不是处女了。

伊日也没有睡着。我蹑手蹑脚走到他床边，他说：“太好了，玛德拉。”好像他对此一点也不惊讶，好像他夜复一夜在等待我来到他的床边，终于在今夜他等到了。当他帮我从头上脱去睡衣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床上方那幅大型机车头的彩画，画猛地掉下来砸在我们身上。我被吓了一跳，惊吓之中我不再浑身战栗。这种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我记得一清二楚。我还记得，初夜结束后，我们俩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伊日喜极而泣，他在我耳边低语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般的幸福。我的眼泪也抑制不住地往下淌，一方面是因为高兴，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担心自己会怀孕，同时在考虑必须悄悄地把床单洗净并晾干。事后，当我心有余悸地问他是否动作小心时，我记得他轻抚我的脸颊说：“火车司机必须时刻小心翼翼。”

我的丈夫终于找到了他的那盒鸡胸肉，然后便推着车走向沙丁鱼罐头那边。天哪！我们的食物储藏室里已经堆了那么多沙丁鱼！如果按一罐沙丁鱼罐头塞进六条可怜的小鱼计，那么我们的储藏室游动着三百条沙丁鱼。然而他又在捕捞新的。这是他变态的癖好。

“孩子他爸，”我说，“即使我们活到一百岁，家里的沙丁鱼也吃不完，况且你自己并不吃。每次我跟你说晚餐开一罐沙丁鱼来吃，你都嗤之以鼻。”

“沙丁鱼是储备之物，人们曾靠它熬过了整个战争。哎呀，挪威产的沙丁鱼，泡在植物油里的！”他欢呼。我真是讨厌他。老家伙，你真让我厌恶至极，我在心里咒骂，不过要忍住不让自己骂出声来。我属于那种想到什么就大声说出来的人。幸亏他有点耳背。我看见他在挺胸收腹。显然，附近出现了女性。没错，一位姑娘推着装满货物的小推车过来了。

“小姐，您给我们运什么来了？”这只老松鸡开始调情。

“奶油。”女孩敷衍地回应。

“您这么纤巧的身材，运送这些重物。”我那85岁的老家伙癞蛤蟆似的奉承。

为何我不能独自去购物呢？为什么我不能一个人待着，哪怕一小会儿？为什么我所有的时间都要和他绑在一起，无论白天黑夜？其实，我们活到如此高龄，并非是一件好事。我父亲去世得早，至死他在我妈妈的记忆里都是个金子般的人。我们应该为那些长期不和睦的老年夫妻建一座疗养院，男女分开，这样，当时光流逝，爱情不再，互相无法忍受的时候，可以给彼此留一点空间。然而，没有一个国会议员这样提议，因为他们正值壮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

当我和伊日•姆列内克如胶似漆之时，他被征召入伍了，而且去了千里迢迢的斯洛伐克。我把他送到火车站的时候，那辆满载入伍新兵的火车发出一声嘶鸣，之后便缓缓启动，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以致无法辨认，列车窗内挥舞双手的那些醉醺醺的年轻士兵里，哪一个才是我的伊日。我泪眼蒙眬，什么都看不清楚。

布戈维奇坐在院子里，抽着烟，晒太阳。

“你们算是道别了？”布戈维奇眯起眼睛，舔了一下上嘴唇。

“告别了。”说罢，我上去打扫伊日的房间，给我们的床换上新床单，为下一个房客做准备。在这间挂着快速机车图的房间里，我坐下来，潸然泪下。他把这幅画留在这里，以等他回来。

收到来自日利纳(2)的信之后，我马上解开了一沓粉色系列信封和信纸上的白色绸带，那是我专门在施多赫先生的文具店里买的，给在军队服役的伊日写下了第一封信。

我在买这套信纸信封时，施多赫先生建议我多买一些，有备无患，因为两年的时间太过漫长。然而我手里的钱只够买一套，而且，我这个愚蠢至极的女人，连这一套信纸都没有用完。

布戈维奇不慌不忙，神闲气定。他知道，两个年头足够长，他有的是时间。他是这样开始行动的，他对我说，觉得床头柜上缺了点什么。我以为是烟灰缸或者水杯，可他提到的是鲜花。

“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顶了他一句，他没再说什么。

约瑟夫•布戈维奇也在铁路部门供职，给铁路领导开公务车。我读完了缝纫技校，在扎赫先生的裁缝铺里缝制男女服装。

每当店铺里需要试穿某个新款式，然后放到橱窗里展示的时候，扎赫先生总是让我当试衣模特。他夸我身材好，说堪比杂志上的女模特，他必须在别人发现我的潜力之前好好利用。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我身上的布料用别针别住，手时不时滑过我的臀部。

记得有一次，为了赶制一件褶边的米黄色裙子，我一直缝到了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雨，天色昏暗，我只得点亮了缝纫机上方的小灯干活。我浑身酸痛，伸了个懒腰，舒展一下筋骨。当我走出店铺时，一辆停在店铺门口的汽车里传来声音：“累了吧？”

方向盘后面坐着布戈维奇。

“我送您回家吧，好吗？”说着，他打开车门，让我坐到副驾驶的位置。

那天如果没有下雨，我肯定会婉拒他，然而雨下个不停。于是我跨上了那辆公务车，车驶动了。布戈维奇头上戴一顶司机帽，帽舌上面系着丝绳子，那个年代的司机都戴那样的帽子，他身上还洒了花露水。“二战”刚结束，那个年代没有多少私家车，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这样的车。车子行驶时没有什么噪声，这点让我很喜欢。布戈维奇戴着露指皮手套的手转动了一下操纵杆，雨刷器突然摆动起来，我吓得尖叫出声。

“我们去喝茶或者喝杯红酒怎么样？”当我们驶过广场上一家叫扎罗士娜的餐馆时，他问我。

“不了，不了，”我连忙推辞说，“妈妈已经等急了。”

于是他继续行驶，直到我们家门口才停下车。他的身体急速地朝我倾过来，像是要亲吻我似的，事实上他只是为了拧开我身旁的门把手，开门让我下车。

“那么下次再见吧。”说罢，他开车离去。

星期日那天，房客们在我们家用膳。布戈维奇一早刮净了胡子，修剪了他那时髦的髭须，还往身上喷洒了花露水。他说可以帮我削土豆皮。他一边熟练地削着皮，一边讲笑话和趣事。妈妈说：“布戈维奇，你平时从哪里听来这些趣事的，你真是入错了行！”妈妈乐不可支，不时用围裙擦拭笑出的眼泪。

在我们煮土豆的时候，布戈维奇朝院子里走去，我们听到了劈柴声。“像你去世的老爸，”妈妈说，“总要找活儿干。”午饭后，布戈维奇说，他去裁一些旧报纸当手纸用。他灵巧地用一把厨刀将《言论自由》报裁成一条条长方块，摞成一摞。那年代还不像现在，没有人舍得买手纸。布戈维奇就这样不知不觉闯入了我们母女的生活，对他，我也不再感到害怕。

波杰布拉迪(3)温泉城将举办一场露天音乐会。星期六这天，布戈维奇提议带我去听音乐会。妈妈说：“去吧，丫头，出去换换脑子。省得你整天愁眉苦脸的，伤了身体。”

从我们家到波杰布拉迪城并不远。星期天布戈维奇不能开公务车，于是我们坐火车前去。他在路上买了一顶草帽，戴上之后显得比我年长成熟，其实不然。他上身穿一件深蓝色西服，金色纽扣，下身一条白裤子，裤线熨烫平整。我穿一件轻盈的百褶连衣裙，领口宽大，是我们裁缝店的女师傅和扎赫先生为我裁剪的。看我穿上裙子后，扎赫先生说，这条裙子让他邪恶的天性萌生。

那是一场盛大的军乐队音乐会。乐师们把乐器擦得锃光瓦亮，他们中间有几个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布戈维奇有些得意，他对那些人说：“别光盯着看啦，好好演奏吧，你们这群好色的乐手！”他真是机智风趣。

那天我们先喝了带果肉的石榴汁，又品了葡萄汽酒。布戈维奇抽着长长的美式纸烟。他不时逗我开心，当我纵情大笑时，邻桌的客人们都转过身朝我这边看。这一阵子我难得心情如此愉悦。我们周围坐满了来温泉疗养的客人。我跟布戈维奇坐在一起，不必顾虑，因为我有男友，他在服兵役呢。

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去了易北河畔散步，然后回到黑玫瑰旅店。服务生送来的那一易拉罐冰镇的葡萄汽酒，我真不应该喝。平时我不会喝酒。我天真地以为自己会越来越美，心情越来越好，然而最终却醉得神情恍惚。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布戈维奇说，他要给我看一样东西，并把我带到了标有金色数字3的房门前，那是酒店的3号房间。

在房间里布戈维奇剥去了我身上的百褶夏裙，我任由他吻遍我的全身，甚至那个我认为不该亲吻的地方。我任由他摆布，甚至不希望他停下来，因为他对我做的一切都超出我的理解，没有可比性，也无法跟伊日比较，它既不文雅，可又神圣，两者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我尖叫着，那么大声，布戈维奇不得不用手掌捂住我的嘴巴。

我神魂颠倒，成了他的人。

没过多久，我就不必再为自己的小乳房担忧，因为它们开始膨胀。我怀孕了。

“布戈维奇，我一直以为您是个有头脑的人呢。”妈妈谴责他。

“是您的女儿让我丧失了理智，大妈。”他回答。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的态度显然很明朗，他考虑到了婚礼，因为在我们这里管岳母才叫大妈。

最棘手的是如何写信跟伊日说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服兵役的小伙得知类似的消息后上吊自尽了。妈妈嘱咐我在信里把来龙去脉都给姆列内克解释清楚，然后她乘车去日利纳，亲自把信交到他手里。当我写完最后一句话，泪水洇湿了一处墨迹。妈妈把信通读一遍后，在装入信封之前，把手伸进灶台上的水杯里，像熨衣服那样又往信纸上洒了几滴水。

据说姆列内克在兵营大门前看到母亲时，脸色变得煞白，以为我遭遇了不测。

“孩子，她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布戈维奇让她怀上孩子了。”妈妈对他开门见山。据说姆列内克这样回答：“我要娶她，连那个孩子也要！”

“不行啊，姆列内克，他们要结婚了。”妈妈一边说，一边把手帕递到他手里。

伊日靠在妈妈的肩头恸哭起来，妈妈让他带自己去见首长。一位名叫索普科的军官接待了她。听罢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表态让妈妈不必担心，他会把姆列内克安置到军队医院，让医生来照看他。我睿智的妈妈就这样把一切安排妥当了。

在干旱的1947年那个夏天，我嫁作人妇。我还记得在市政厅挂有一张海报，上面写了一首诗：

当你身处困境时，

众多朋友送上建议；

然而送上一袋面粉，

为你解燃眉之急的，

却屈指可数。

“解燃眉之急的朋友”是指苏联人，据说他们直接用火车给我们运来了小麦，让我们有面包吃，因为地里的庄稼都旱死了。

“嘿，老婆子，鲜奶油！”约瑟夫在货架那头喊我。

我讨厌他当着别人的面叫我老婆子，于是为了报复他，我提高音量回应：“是什么，老头子？”只有这样，他才会有所收敛。

老头子每只手各举一罐带喷嘴的鲜奶油。为了让我在午饭后给他端上维也纳咖啡，他从来不忘记购买鲜奶油。

“你过来，过来瞧一下！嘿，这个才28.5克朗，这种却要30克朗。它们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嘛。”

“这个在做促销，”我告诉他，“很快就要过期了，所以才优惠。”

“但是现在还没有过期呀！”

“现在是没有，但是快了。”

“咱们买两罐吧，归根到底还是划算的。”说着，他把两个打折的铁罐放进手推车里。

“不划算！没等你用完第一罐，第二罐鲜奶油就过期了。”我把其中一罐放回货架的促销牌前。

“就你懂！”这个蠢货又扯起嗓子叫嚷起来，然后我们买下了两罐。我唯有叹气的份儿：“我真想杀了你！”

归根到底还是划算的。他不说“终究”，而说“归根到底”。他经常驾车接送不同的老总和副经理，那些人的说话方式进入他的耳朵，以致在家里他会照搬他们的措辞，譬如“令人忧虑地”“有序地”或“框架性地”。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博览群书。然而他的读物仅限于填字游戏、娱乐小报和老爷车交易广告。

“小姐！”他扯起公鸭嗓死皮赖脸地跟一位背双肩包的金发女郎搭讪，舔着嘴唇，“您也喜欢喝维也纳咖啡呀？我简直欲罢不能！”

我在心里大喊：“老天爷，我做错了什么，要遭受如此惩罚！”是因为我伤害了姆列内克，才嫁给了这个傻瓜吗？可是当初把我哄骗到手的布戈维奇完全不是这副德行呀，他曾经那么惹人喜爱、风趣又倜傥，真不知道当初的他去了哪里，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必须时刻留意自然心声的流露。此刻我心底的呐喊就是：快去死吧你，好让我解脱！布戈维奇听见了，因为我大声说了出来。这下又倒霉了！

耶尼克出生不久，布戈维奇在交通部谋到了司机职位，我们全家搬到了布拉格。后来他还分到了一套公寓，位于沃尔绍维策的帕拉茨基大街，那条街后来改名为莫斯科大街。

我待在家里照看耶尼克。布戈维奇不希望我出去工作，据他说，不能养家糊口的男人算不上男子汉。其实还是他的妒忌心在作祟，他想让我时刻处于他的监控之下，因为女性外出工作会有外遇。现在我领到的退休金很低。因为很多年后我才去光之山工厂上班，加工纽扣和拉链，那样的年纪，男人们不会再围着我献殷勤了。

在家，意味着我有很多时间陪孩子。我把他教育得很好。

有一次，我和耶尼克正坐在圣瓦茨拉夫教堂前的长椅上，突然我惊呆了：伊日•姆列内克站在我的面前。我都不记得当时自己是脸色苍白还是涨得通红。他摘下铁道工人的工作帽，脑袋上依然是羊毛般的金色头发，只是微微秃顶。他说他在沃尔绍维策供热厂的调度站工作，在教堂前这个地方已经看见过我几次了，但他不敢冒昧。他的表情忧伤，就像那种蓝眼睛的哈士奇狗。他说我把他伤害得很深。我告诉他，我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说，他已经成家，但是他愿意为了我而离婚，娶我，连同我的孩子。我拒绝了，我说既然生活这样安排，我们就听天由命吧。

“那位先生是开机车的。”我对耶尼克介绍说。我不该告诉孩子。

回到家里，布戈维奇一如既往要问明白，这一整天我们都做了什么。耶尼克说，我们在教堂旁边和开机车的先生聊天了。

“他的头发是不是像小绵羊一样卷？”约瑟夫问。

“是的。”耶尼克回答。我涨红了脸。还没等我开口，布戈维奇一巴掌扇到我的左脸颊上，吼道：“你这个臭婊子！”

当他转过身去背对我的时候，我抡起胳膊也回敬了他一耳光。巴掌落在他的右耳上，他猝不及防地倒在碗橱上。等他站起来时，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看到了手指上的血。他见不得血，立刻晕了过去。从此以后，他那只耳朵就聋了。

我明白造成这种后果的缘由：在那段日子里，每个星期一我都要洗衣服，并且用双手拧去水分。一旦您能拧干床单或被罩，您的双手就会相当有劲儿。所以，我那一巴掌具有相当大的力度。索尔达特医生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在我的手掌间产生了气穴，气穴导致了布戈维奇的失聪。

我们曾经历了一段美好时光，那时候布戈维奇使用购车券便宜购置了一辆弗雷西亚车(4)，优惠券是他在交通部弄到的。弗雷西亚属于运动型敞篷车，后座搁脚的地方偏小，但耶尼克坐在那里很舒服。有了车，我们在周日常常去宁布尔克看望妈妈，或者去野外兜风。我们的弗雷西亚是一辆美丽的红车，布戈维奇把它擦得锃亮。只要天气一回暖，他就马上把帆布顶棚拉下来。为了跟我们的汽车色调一致，我会系上一条红丝巾。布戈维奇在开车时，偶尔会转过头来望着我，他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看得出来，拥有我让他感到幸福。弗雷西亚车还有我成为他炫耀的资本。丈夫以自己为豪，作为女人是能感觉到的。也正因如此，当日后这种感觉慢慢消失，而我也成为他的负担时，他难以接受。

那天，我们在树林里停下车方便时，布戈维奇看到一个大树墩，我们立刻过去数年轮。当我们数到最细的那一圈时，它恰好是干旱的1947年，树木都长不高。丈夫对耶尼克说：“在这里我跟你妈妈举行了婚礼。”耶尼克把手指头放到了那圈最纤细的年轮上，仔细摩挲。

儿子耶尼克心地善良，但是很少打电话回来。他在德国生活，总说自己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因为他的生活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我坐过一次过山车，之后便不想再体验了。

我们一直留着那辆弗雷西亚车，即使后来我们购置了别的车，这辆车我们也始终没有舍弃。他总说，斯柯达公司再也生产不出如此优雅的汽车了。后来，我们在波赫达尔策陵园附近买下一个车库，那里很潮湿，有这里那里的汽车部件生锈，布戈维奇都会将锈迹打磨下去，再抹上泥子，或者设法弄到新配件更换。因为这是一辆很珍贵的老爷车，价格在不断飙升。

“这辆车，”他告诉我，就是这句话我至死难忘，“这辆车是越老越值钱，你呢，正好相反。”

他觉得自己说了一个无厘头的笑话，丝毫没有觉察到，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如果现在把弗雷西亚车卖掉的话，我们至少可以有20万克朗到手，这样就完全不必在店铺里为半个克朗计较了。

但那样一来，他就无法去参加那些老爷车聚会了。在那里，他愿意展现他的爱车，赢得别人对他爱车的交口称赞，每一次老头子都得意得像只扬起五彩尾翼的孔雀。我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聚会。最后一次是在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城(5)。那天气温仅3摄氏度，而布戈维奇为了华丽登场，硬是在距离目的地五公里的地方升起敞篷行驶。我用头巾紧紧包裹住脑袋，抵御刺骨的寒冷。最后多亏众人把我从车上扶了下去，我差点没被冻僵，餐馆里的格罗格烈酒也没能让我暖和过来。之后我得了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整整十四天。

现在我们走到了冷冻食品区。我偏爱那款牛轧糖口味的“诗歌”牌冰激凌蛋卷。这个美味我能享受一周，因为每次我只吃一小块，权当是对我苦涩人生的甜蜜犒劳。除此之外，另一件开心的事是布戈维奇去车库忙乎的时候，我可以独自发呆。就这两样，别无他求。我推开了冰柜门，伸手去拿“诗歌”牌冰激凌蛋卷。

“又要买？”啪的一声，布戈维奇像打小女孩那样打了我手一下。

“什么又要买？我没有冰激凌了！”我说。

“因为全都化掉了，我只好扔掉。”

“为什么会融化！还不是因为你关了冰箱电源！”

“没错，因为阳台都结霜了，根本不需要使用冰箱。你知道它要消耗多少度电吗？”他对我大声训斥，引得人们纷纷回头张望。

“你知道我的冰激凌蛋卷才多少钱？47克朗！而你那盒愚蠢的鸡胸肉却要80克朗！”我边说边取出一盒冰激凌，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真的受够了。然而，他竟伸出手来抢夺，我一阵眩晕，身子摇晃，感觉左脚仿佛针扎一般。上帝啊，我今天服用华法林了吗？我必须回家看一眼那个药剂盒。服用这种药一定要谨慎，医生交代过不能服过量，因为它的成分跟老鼠药相同。

我第一次出来放风。监狱的院子里三个女人在散步，我加入她们的行列。

“也是谋杀丈夫？”年龄最大的那个问我。

“也是。”我回答。

“什么方式？”

“下药。”我回答。

“我用的是菜刀。”另一个女囚插话。她点燃一支烟，追问，“你是单独禁闭？”

我答复：“是的，我需要一个人待着。”

关于监狱这一段不是真的。有时候我会耽于幻想。

(1)斯洛伐克东部城市。

(2)位于斯洛伐克西北部的城市。

(3)位于捷克中部易北河畔的城镇，距首都布拉格50公里。

(4)斯柯达汽车的一款型号。

(5)位于中捷克州的城市，距首都布拉格东北50公里，是捷克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斯柯达汽车的总部所在地。

体面的出租车司机

布拉格市政厅大概不知道拿蓝色油漆派什么用场，变戏法似的在街面上画出了许多蓝道道，弄得人找不到地方停车。为此您也许会特地购置一辆斯玛特车，它车身短小，像是刚从游乐场赛道上下来，哪儿都能挤进去容身。虽然如此，一旦您把车随意停在了蓝线之外，那个以拖车公司为名的饥饿秃鹫便闻风而至，一口把您的爱车叼走，拖到维索羌尼(1)自己的巢穴里。这下您就得跋涉两小时，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心疼地掏出2000克朗，求他们仁慈地归还您的爱车。

只是，尊敬的市政议员们，从我家到公交车站，疾步而行也需要二十分钟，我的膝盖对此断然拒绝，不予配合。身为自由职业者，我得四处出击去搞配音、朗诵、试镜、主持企业文娱晚会，对着电台麦克风胡说八道，反正我必须奔波忙活，你们理解了吧？早晨我还有一个毛病，恋床，迟迟出不了被窝。我可以对自己说上一百次：起床了，阿尔诺斯特，您可以轻松出门，悠然踱步，顺道欣赏街边绵延不尽、风格一致的连体别墅，然后上坡，爬上一走动便摇晃的过街天桥，到达主干道对面的公交车站。话虽这么说，我就是起不来，而我在香甜的十五分钟睡眠和搭乘丑陋不堪的公交车之间举棋不定之时，公交车早就开走了。于是，我只得约出租车。

针对这种情况，同事亚麻籽为我建言献策，他说找一个固定的出租车司机，非常划得来。因为固定的司机可靠，不会绕道，待人恭敬，而且那个人知书达理的话，还可以有分寸地陪顾客聊上几句。有时他会保持缄默，因为他深知此刻的顾客需要清净。话毕，亚麻籽马上把自己的司机奥特鲁巴先生推荐给了我。据他说那人举止得体，会让我惊愕得眼珠子掉出来。

迈出家门口，一辆出租车已在恭候。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司机，正埋头读一册厚实的线装书。见到我，他立刻放下手里的书，下车朝我迎来。他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身材魁梧，中等个头，握手坚定有力，双目直视我的眼睛。

“日安，我叫弗拉斯基米尔•奥特鲁巴。您愿意坐在前面，还是后面？”他问。

前排座位上放着他那本书，于是我坐到后座上。

车里很洁净，没有打开收音机，这一点令我满意。后视镜上也没有垂挂晃荡不停的玩具熊或足球运动员人偶之类的东西。仪表板右侧贴有营业执照，旁边是一片塑封的枫叶。

“您在读什么书呢？”车子启动后，我开口。

“《在公爵庭院》和《世界天堂》，伊拉塞克(2)两部长篇的合订本。”司机一边回答，一边用右手翻开了书。

“铜版纸印刷，阿道夫•卡斯帕尔提供插画。很精美，是吧？”

为了看到书中的彩色插图，我俯身凑近前座椅背。

“嗯，插图很美。”我说。此时，我已经领悟到出租车司机奥特鲁巴的雅致所在。他说一口标准的捷克语，完美，凝练，无可挑剔。

“我注意到，您车子的右侧挡泥板上有擦痕。”我没话找话。

奥特鲁巴回答：“没错，右侧挡泥板。我已经约好了钣金工。”

“您是摩拉维亚人吧？”我判断，否则我无法解释。

“我在卡尔林长大，霍谢克先生。”他使用了第五格呼格称谓，这种表达在当今几乎已绝迹，“哦，上次我载了两位姑娘，她们也以为我是摩拉维亚人呢。”他回过味来，“那俩姑娘说连电视播音员也不会如此表达。”

“伙计，您说的是纯粹的书面语。”我打趣道，“我猜您以前当过语文教师或类似的文职。”

“我毕业于电气工程技校。”他面带笑意作答。

“技校能教授您如此完美的捷克语？”

“是的。”他说。

就这样，我时常约上奥特鲁巴先生的出租车出门，耳朵里灌入了大量标准的母语。他是一个让人信赖的人。当我在夜深时分从岩石酒吧给他打电话，只须说：“弗拉斯基米尔，我在帕拉茨基大街。”他便在电话里回应：“帕拉茨基大街？我现在莱特纳一带，交通路况良好，十五分钟之内我将到您那里。”每每他都能如约而至。

奥特鲁巴优雅的谈吐在眼下混乱的通俗语表达中显得高贵而令人意外，这就好比在倾倒的垃圾堆上长出了玫瑰，然而有时难免矫枉过正。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在电视上他看到了博•波莱夫卡(3)。我说：“弗拉斯基米尔，你夸张了。那个人的名字叫波利夫卡，你不能叫他波莱夫卡。”

“真不好意思，阿尔诺斯特，我弄混淆了。但是波莱夫卡听起来更为悦耳。”他说。此刻他正对一个因鲁莽过马路而差点儿闯入我们车轮下的老妇告诫道，“小心点儿，女士，要当心！”

“我说，弗拉斯基米尔，既然我们聊到了波利夫卡的名字，你是否也改过姓名？”我突发奇想。

“是的。”他羞涩地承认。

“真是难以置信。那么，你正常情况下应该姓沃特鲁巴(4)？”

“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更名的依据是什么？”

“我就说我的姓氏令人厌恶，同时给女办事员准备了一盒高级巧克力。”奥特鲁巴如实作答。

细心的读者也许留意到，我们俩已经以“你”相称。没错，我跟这个特殊的男人迅速拉近了距离。糟糕的是，他的谈吐太具有感染力了。当他问我，在我的乡间别墅是否装有饮用水时，我在他的标准语影响下，居然愚蠢地回答：“有下水道(5)。”

下水道，你们看明白了吗？我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

但是，无论我如何打探，皆不得其解，眼前此人的语言差异源自哪里。

“弗拉斯基米尔，”我不依不饶，继续打探，“请不要跟我说，你，卡尔林区长大的普通男孩，打小就这样完美地说话，那还不被你的同伴们往死里揍。”

“打小倒没有，那是后来的事。”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奥特鲁巴咧嘴乐了。

“因为什么？”

“到电气工程技校之后才发生的。”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

“你从来不说脏话吗，伙计？”我好奇。

弗拉斯基米尔摆摆手，说：“有时，我也会咒骂。”

“你怎么咒骂的？”我的好奇心爆棚。

“比如我会说‘无聊’‘差劲’，或者‘见鬼去’……”

“这可不解气，伙计。你这种替代词管个屁用。”

“在我被气得七窍生烟时，我甚至会说‘他娘的’。”奥特鲁巴承认。

自然，我不会天天打电话约车，那种奢侈得让我把裤子赔上。我一周内用他两次车，便如同享受了昂贵的珍馐佳肴了。

那一天，我又睡过头起晚了，我的出租车司机只有三十分钟时间，把我送到坐落在卡尔林区的瑞吉娜广播电台。他使出浑身解数，迂回穿梭抄近道，在日兹科夫区拐入了施吉特尼街，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拖车服务队。他们赫然挡在我们面前。

“他娘的！”我骂道。

“的确令人不悦。”奥特鲁巴说罢转头往后看，想倒车撤离。不幸的是，我们的后头已排上一列车阵。我们被堵在那里动弹不得，只好无奈地观望起眼前上演的无情“猎车”游戏。那些人在劫持每一辆遭殃的汽车之前，先拍照，然后铲起车挂上吊钩。

这时，后面某个暴躁的司机大肆鸣响了喇叭。

“猎人”中一个身量不高的年轻人，仿佛被蜇咬了一口。他站在拖车平台上停顿了一秒钟，然后把目光投向我们的车，扔下手里的缆绳，摘去工作手套，迈出缓慢的步伐——向人昭示：有别于我们，他有的是时间。走到我们车前，他猛地一把拉开驾驶室侧门，脱口呵斥道：“摁什么喇叭，畜生？找抽是不是？”

不出所料，我的司机没有跟他一般见识，而是面带微笑说：“你弄错了，先生，不是我摁的喇叭。”

“少废话，傻蛋，出来！”他文过身的爪子揪住司机的西装衣领。我怒了，跳下出租车，冲他嚷起来：“怎么说话呢，你这混蛋？！”

“你闭嘴，老家伙！”他一把将我推倒在地。那一刻，从我们后面的一辆车里晃出一位壮汉，他站到那小个儿面前，居高临下、面无表情地发话说：“是我摁的喇叭。想抽我，来啊。”

邪恶的小子权衡了一秒钟，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嘟囔一句：“这鸟活儿！”回到了自己的拖车平台。

待我们的车终于开动时，我说：“弗拉斯基米尔，我搞不懂，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种侮辱，你怎么依然能像在豪华餐厅里用餐那样说话？语言，嗯，它是一种工具，就如同配备了大量寄存器的管风琴，譬如一个音栓代表酒吧，第二个代表家庭，第三个办公室，第四个演讲，第五个卧室……而你呢，总在一个寄存器上演奏。伙计，你过于单调刻板了，你这种无菌的语言无法撩拨任何一个女人，让她们兴奋起来。你跟妻子在床上也这么交流吗？”

“当然。”他说。

“万一她高潮时满嘴粗话呢？很多女性都会这样。”

“那我鞭笞她。”他笑了起来。

“你使用鞭子？”我希望自己终于发现了他的某些变态。

“没有。我就是比喻而已。”他淡淡地回答。

一个温暖的春日，奥特鲁巴身穿短袖T恤在驾车，让我深感惊讶的是，他臂膀的肌肉丰满隆起。

“你常去健身房吧，胳膊如此健壮？”我问。

“不去，我在家锻炼。以前练过搏击。”

“你，搏击？”我毫不掩饰地狐疑。

“对于司机这个职业，搏击很能派上用场。我已经展露了两次身手。”

“遭遇抢劫了？”

“对。每一次都在黎明时分。这个时间段现金一般都在身上。”

“是啊。他们以为，一个说话跟牧师似的彬彬有礼的司机，一定不会伤人。”

“对，但他们都失算了。”奥特鲁巴开心地笑着。

“结果呢？”

“第一次我弄折了那人的手臂。第二次让劫匪的右肩脱臼，很痛苦的，所以我立刻开车把他送到了斯特肖维策医院。”弗拉斯基米尔沉浸在回忆之中。

“厉害呀！”我伸出拳头试探着砸向他的二头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教训一下拖车行的那个小子呢？”

“迫不得已我才出招，”他说，“当时还没到极端时刻呢。”

之后，我拿到了一单活儿，去赫鲁迪姆城为一家企业主持晚会，对方支付交通和住宿费。我打电话约了奥特鲁巴。晚会结束后，我们俩点了一瓶绿维特利纳葡萄酒，品鉴后一致认为，葡萄酒口味醇厚，连着又要了两瓶。我们惬意地吞云吐雾，而酒精，人类的祸害，这一次展现出它温柔善良的一面，让我们向彼此敞开了心扉。在这种时刻，我忍不住吐槽自己失意的爱，我给弗拉斯基米尔描述我与美人娜迪亚的恋情，她是我心头无法愈合的伤痛，是她无情地将我一脚踹开，如同门将在球门前一脚将球踢离，踹到了远远的中场。我的叙述显然触动了弗拉斯基米尔的心弦，他端起酒杯，透过清亮的维特利纳酒液望着我，一饮而尽，然后开口说道：“在技校的最后一年，新来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捷克语，名叫伊丽莎白，二十六岁。恕我不透露她的姓。她长得那么美，为此我生了一场病。”

“请做一下描述。我难以想象。”我请求。

“我不能。那是一种糅合在一起的美，你明白的，遥远空灵的眼神，倾侧的脸庞，轻盈的步态，还有嗓音，那嗓音，为她令人窒息的魅力锦上添花。”

“那她的身材，是修长还是纤巧？”我按捺不住。

“纤巧。她身上的一切都精致小巧，手，鼻孔，让人忍不住想象她纤细的鼻孔是如何呼吸的。还有耳朵……她的耳朵露在外面，因为也许为了显得高挑，她的头发往上梳起。给我们做听写时，她在课桌之间徜徉，她身上奇妙的香味便在教室里弥散开。那不仅仅是香水，阿尔诺斯特，里面融合了她的体香。当她在我的课桌旁停下脚步，往我的练习本上端详时，我几乎晕厥。

“‘写啊，奥特鲁巴，你为什么不写了呢？’她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肩胛骨之间，我的身体在颤抖，她一定感觉得到。”

“她叫你奥特鲁巴？”

“是的，虽然当时我还叫沃特鲁巴。这是她给我开的一个玩笑。我的捷克语开始出类拔萃，其他科目却几乎都不及格。我一本不落地通读了她推荐的文学作品，而且是高声朗读，至少读出声。妈妈受不了，在她房间冲我叫喊：‘弗拉斯基塔，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默读吗？’

“我如实相告说，我不能，因为出声读小说，我才可以模仿她说话的样子。令我激动不已的并非小说情节，而是她在对我说话，如同出自她的嘴唇，你明白吗？”

“明白，弗拉斯基克，我能理解。”我说。

奥特鲁巴等酒吧女招待开启了另一瓶葡萄酒，目送她远去后，继续叙述：“她让我魔怔了！有一次，我在学生食堂故意磨蹭到最后。她坐到我的旁边，对我说：‘弗拉斯基塔，在课堂上你别那样盯着我。那会打扰我讲课。’

“‘好的。’我说。她感激地笑了，轻柔地捏了一下我的肩膀，离去了。多少次我回味她的这番话！这意味着我的痛苦她心知肚明，这也意味着她并非无动于衷。当她负责的校图书馆需要一名志愿者时，我第一个报名。我在那里填写索引卡片，编号和整理图书。我坐在图书馆里她的办公桌后面的座椅上。你不会相信，阿尔诺斯特，那个小男孩能在椅子上爱欲膨胀。”

“怎么不能呢？我的朋友，是她坐过的椅子呀。男人会妒忌那把椅子！”我说。

“对！”我的感同身受让弗拉斯基克倍感欣慰，“她不在的时候，那把椅子，那个她坐过的座位，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嗯，类似一个恋物癖。”

“如果她在场呢？”我想知道，女教师是否允许他有所冒犯。

“有一次，我坐在她的椅子上往图书里面标注登记号。她从我身后走来，靠近椅背，我完全被她的馥郁包围，她说：‘弗拉斯基塔，一旦你坠入爱河，就不会移情别恋，对吗？’

“‘是的。’我说。

“‘你不会介意？年龄的差异……可我的职业禁止发生这样的事，你不介意？’

“‘不介意。’我回答。

“她的手抚摸着我的脖子，柔声说道：‘不能。我们不能这样做，尽管我们很想要。在生活中，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我们无法随心所欲。’

“她从后面迅速亲吻了一下我的脖子，离开了。”

“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别告诉我你们之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问，点燃了一支烟。

“你知道吗？那句话昼夜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回放！‘尽管我们很想要’，你明白吗？‘尽管我们很想要’！这意味着她有同样的欲望！”弗拉斯基克的眼睛直直盯着我，酒精让他的眼神涣散，他在企求我的认同。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白，你这个傻瓜！”我说。

“学年的最后一天到来了，那是一个明媚的六月天。”弗拉斯基克嘘了口气，叙述慢慢趋向尾声，即使酗酒也没有影响他标准语的表达，“我在西里尔和迪乌斯广场买了三枝含苞待放的玫瑰。把成绩单塞入衣兜，手持鲜花，我敲开了学校图书馆的门。

“她把鲜花插入花瓶，转身说：‘我为你摘下了一片枫树叶。’她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方形的纸，这样枫叶不会卷起。

“‘您哭了？’我问，凝视着她的眼睛。

“‘有一点儿。’她羞怯一笑。

“我记得，学校的庭院里传来阵阵鸟鸣。鸟儿凄厉的悲鸣回荡在建筑大楼的四壁，仿佛那里聚合了更多的鸟儿，庭院容不下了，仿佛鸟儿拼命想飞出院子，却无能为力。

“‘为什么不往上高飞呢，既然它们有翅膀？’我说。

“‘不知道。’她摇了摇头，泪水潸然而下。

“然后，她闭上眼睛，我们拥抱在一起。那么默契，阿尔诺斯特！就像一个物体的两半，之前开裂了，现在黏合在一起，断点上所有的裂纹都嵌入凹槽，重新融为一体。它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俩倚靠在小说栏的书架上，书脊上的作家名字有：阿尔弗雷德•加利、兹德涅克•耶洛特卡、雅罗米尔•约翰、詹姆斯•乔伊斯、约瑟夫•容格曼，出现最频繁的名字是阿洛伊斯•伊拉塞克。我紧紧抱住我的捷克语老师，一动不动，胸口感觉到她娇小的乳房，她的双腿紧紧贴住我的膝盖。没错，我不敢动弹，希望就这样到永远。后来有人从教室窗户往院子里扔鞭炮，惊得鸟儿们扇动翅膀往天上飞去。而我，阿尔诺斯特，即使没有动弹，也感觉跟鸟儿们一起一飞冲天，甚至飞到了无法预想的高度，直至眩晕。这种感觉我后来跟别的女性，再也不曾体验过。”我的出租车司机坦陈。

“别扯了！你想说，这是故事的全部？”我不信。

“没错，这正是我想说的。”弗拉斯基克言罢，饮了一大口酒。

“然后呢？”

“暑假结束后，我在学校门前守候了几次。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她在那年夏天嫁给了一个外国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来我再没有见过她。”

至此，关于我那位体面的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可以收笔了，那样的话你们就无法得知我们俩在斯梅奇卡大街上的遭遇了。奥特鲁巴在这条单行道上载着我，前往奥普莱塔尔街。前方出了交通事故，显然，我们被困住了，短时间内挪动不了。弗拉斯基克不安地搓着双手，又揉搓几下膝盖，然后跟我说，他需要出去方便一下。

“能憋住吗？”我问。

“很急，感觉膀胱都要炸了。”他边说，边擦了一把额头渗出的汗珠。

我告诉他，在我们右手边的那家酒店，顺前台往里走就是洗手间。奥特鲁巴疾步进了酒店。看他好一会儿不回来，我拔下插在点火器里的钥匙，锁上车，进入了酒店。在玻璃门外我就听到了酒店大堂里传出来的争吵声。

“这样有何意义呢，伙计？难道您从来没有内急之需吗？”出租车司机奥特鲁巴在质问，两眼绝望地盯着酒店大门上戴高帽的金娃娃。

“我第五次警告您，这里不是公共厕所，我们的洗手间仅对酒店客人开放。”那个魁梧、微秃的混蛋保安，叉开两腿挡在奥特鲁巴面前。

然后，我亲耳听到弗拉斯基克说：“先生，待人且和善些，你他妈的一边见鬼去！”

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之后，他一把推开保安，那人倒向了服务前台。

当弗拉斯基克的身影消失在洗手间后，那个保安野牛般跟了过去，想阻止他方便。这时我插话说：“伙计，难道您不认识内政部长吗？”

“你胡扯！”他气鼓鼓地说。当奥特鲁巴从洗手间回来，保安举起了手致意，直到我们出了酒店走上人行道。

“我运用了你给我建议的寄存器，阿尔诺斯特。真是解气啊。”我体面的出租车司机如是说。

(1)布拉格的一个偏僻城区。

(2)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捷克现实主义作家，历史小说和戏剧作者。

(3)捷克当代著名演员。

(4)沃特鲁巴Votruba。在不标准的通俗捷克语中，为了便于发音，在元音O开头的单词前添加上V。主人公的姓氏Votruba实为正常词，但他为了避嫌不标准的通俗捷克语，更名为Otruba。

(5)捷克语“下水道”为“vodovod”，作者信口说出“odovod”，去掉了首字母“v”，这个词便失去了意义，属画蛇添足之举。

在火车上

下午的列车在冬日白茫茫的原野上飞驰，山坡顶上依稀挂着一轮小而清冷的太阳。车厢里乘客寥寥无几，所以我能享受到双腿恣意伸展的那种舒适。等火车到了贝隆站，新上来一拨乘客，他们在过道上使劲跺脚，抖落掉沾在皮靴上的积雪。

我收回伸在座位底下的双脚，旁边走来一位面带微笑的越南姑娘，几朵雪花贴在她黑色的头发上，她身后是一位少妇，领着一个小男孩。越南姑娘坐到窗边的座位上，以便能看清楚报纸上的纵横字谜。那个少妇解开大衣，精疲力竭似的坐到我对面的座位上，她脑袋上的貂皮帽一摘下，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便呈现在眼前，只是神情倦怠。也许她的金发是染的，如今所有女人，不管什么年龄，不知何故都热衷于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别的颜色。小男孩跑到窗口，发现玻璃窗外的景色了无趣味，一片荒凉单调的雪原而已，便回到母亲身边。年轻的母亲一只手从提包里摸出手机，另一只手摘下小男孩脑袋上的帽子，手指飞快地抚了一下他的头发。小男孩跪到人造革座椅上，背对我，脑袋探过椅背打量起后面的车厢。

“妈妈，我认识这里写的字哪。”他说。

“嗯，好的。”那位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亮闪闪的指甲在手机键上灵活地跳跃，她在写短信，很急迫的样子。眼睛下方的黑眼圈加深了她的焦虑。专注让她的双唇紧闭，仿佛没长嘴唇一般。

“夫人，我在学习捷克语。”越南姑娘跟她搭话，脸上的笑容永不凋谢。

“好啊。很有必要。”捷克少妇应答，并没有抬头看一眼，她发出了那条短信。

“吸——烟，”小男孩在念，“妈妈，吸烟！”

“没错。”母亲表扬了他，把手机放回提包的拉链下面，准备随时接收消息。

“我通过填字谜学习捷克语，因为这个方法很适合我。夫人，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越南姑娘手握圆珠笔请求。

“但愿我知道。”金发少妇耸了耸肩膀。

“妈妈，禁止吸烟！”小读者得意扬扬地宣布。

“是的，史捷潘，你认得不错，但现在不要打扰别人。”

“Paznehtník，这个词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亚洲女孩读了一遍填字谜面。

“这个我也不知道。”欧洲妈妈摇了摇金发脑袋，眼睛转向我，向我求救。

我这个填字谜老手，自然义不容辞。

“您写上‘爵床草’。”我说。

“爵床草？”外国女孩逐字填入方块中，“这个词我得记住。”

“用不着记，”我说，“这您用不上。”

“还有风衣，我也不会填。”那双美丽的眼睛盯着我。

“风衣就是滑雪衫。”捷克少妇连忙插话。

“滑雪？是滑雪袋吗？”美丽的黑眼睛一片茫然。

“滑雪穿的，是夹克，曾经很时兴。”

“您填上滑雪衣，”我提示说，“只是这个词您也不必记，这种滑雪衫只在填字游戏里才派得上用场，平时用不上。”

“在其他场合不穿吗？”

“只在填字游戏里。”我重申一遍。

女孩惊愕地摇了摇黑发脑袋，头发上的几片雪花已经融化，她用工整的书写体把“滑雪衣”填入字谜方格。

“请——乘——坐——火——车——旅——行……火——车！妈妈，这里写了，让我们乘坐火车，我们在乘火车旅行，对吧？”史捷潘认出了字母表里的新朋友，满心欢喜。

“对啊，你都认识了，进步很大，小读者。”母亲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疲惫的双眼。

“先生，您是否知道，‘药房实习生’怎么说？”越南姑娘又转向我，露出她健康的牙齿。

“‘药房实习生’叫‘提罗’，可是姑娘，您这样是学不会捷克语的，”我说，“因为提罗仅在填字游戏里出现，在生活中您不会遇见的。”

“它在其他场合不存在吗？提罗是死的吗？”

“完全不存在。”我决绝地回答，省得她没完没了。此时困意袭来，我想打个瞌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睡意顿消。

“我——有……我有，大……大鸟。”小男孩又在逐字拼读，“妈妈！我有一只大鸟！”

“好吧，史捷潘，别闹了。”母亲把手伸进提包里取出手机，手机发出了收到短信的提示音。

惊恐之余，我睁开眼睛搜寻史捷潘看到的文字，我的老年性远视让我一眼击中对面车厢胶木板壁上的那行字，千真万确，黑炭笔大写字体：我有一个大鸡巴，只给你，请拨打电话603……恕我在此不列出完整的手机号码，省得您忍不住也去尝试。但它确实写在墙上。

想象可怜的母亲读罢收到的短信后，该如何回应那个小男孩，使我不觉燥热起来，于是我引导他去读另一条标语。

“看这里，史捷潘，看你认得不？”我用食指指向车窗下端，那里写着：火车行驶时请勿探身窗外。

然而小男孩并不好糊弄，他的两只眼睛直直盯着那条“鸟”标语。

“妈妈，妈妈，这里写了，您看，让我们打电话。”小男孩冲母亲的耳朵迫切地请求。

“往哪里打电话？”疲惫的少妇放回手机，显然接收到的消息让她伤神。她浑然不觉有更棘手的事亟待她解决。

“打这个电话吧。咱们家阁楼上有一只爷爷留下的大鸟笼子。”史捷潘恳求。

“行了，史捷潘，安静点儿，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母亲让儿子坐到自己身边。然而小男孩从座位上出溜下去，站到车厢地板上，牵住母亲的手，把她领到那条标语跟前。

两人回来后，坐定，母亲深深叹了口气。

“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爷爷说了，那是一只大鸟笼。所以你给他打电话啊，说我们要那只大鸟。”

少妇飞快地扫了我一眼，眼神里饱含谴责，显然在说：瞧您都干了什么？就好像我跟那些在墙壁和火车上涂鸦的下流鬼是一伙的。她伸出手捋了捋小男孩前额的头发，思索片刻，然后说：“史捷潘，那个广告……嗯，贴在这里很长时间了，那只鸟早就被卖掉了，你明白吗？早有人打过电话，买走了那只鸟。”

“没准没有人打呢。没准那是一只大鹦鹉呢，就是爷爷养过的那种。没准就是一只鹦鹉，妈妈！”小男孩不依不饶。

“鹦鹉叫‘阿拉’，这我记得。”越南姑娘自作聪明地搭话。

少妇没有搭理她。

列车的车轮沿着冰封的轨道咔嚓行驶，在咔嚓的节奏声中混合了机车高昂的轰鸣，仿佛有一只狗在怒吼。小男孩呜呜哭了起来。

越南姑娘收起了笑容，温柔地摸摸男孩的头发。

“不要哭。他为什么哭了？”她问。

少妇把眼睛望向天花板，仿佛在说：别添乱了。然后回答说：“他想要买一只鸟。”

“小鸟吗？那给他买啊。”

“是大鸟。我们家阁楼上有一只大鸟笼子。”男孩抽泣着说。

“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呢？”外国女孩替小男孩求情，“价格太贵吗？”

“已经卖掉了，那个人。”母亲回答。

“没有卖掉！没准还在呢！妈妈，你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嘛。”说着，小男孩从母亲的手提包里掏出手机，塞到她的掌心里。

“好吧。”少妇叹口气，又瞥了我一眼，俨然我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然后用手指头摁下写在墙上的那组数字。微弱的蜂鸣声之后，少妇悄悄摁断了通话，这没有逃过我的眼睛。她在等待，好似在等鸟主人接听电话。小男孩、越南姑娘和我都盯着她的嘴唇。

“您好，我打电话想买那只鸟，您打了广告。”

她煞有介事地停顿，一个劲儿点头，然后才说：“哦，晚了。我也这么想的。当然，很有兴趣。好吧，那也没办法了。非常感谢您。”母亲摁下按钮，结束了通话。

“已经卖掉了。”她疲乏地嘘了口气。

“那位先生已经没有鸟了。”越南姑娘用纤细的手指抹去小男孩脸颊上的泪珠。

母亲将手机放回提包里，闭上眼睛，脑袋靠在座椅背上。

“白痴。尽给我添乱。”她悄声自语。

窗外，天已黑下来。

“我想有一只鸟。爷爷养过的，可惜后来死了。”小男孩吸了下鼻子。

“把鼻涕擤了。”母亲递给他一块手绢。史捷潘擤完鼻涕，躺到座椅上蜷缩起来，脑袋远离那个没有为他实现愿望的女人。

“既然你没有买到那只鸟，我给你讲一个大黑鸟的故事吧。”我听到从窗口传来柔和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伤心了。在巴赫丹(1)河畔有一个地方，那里一年四季烈日当空。人们在水稻田里干活，汗流浃背。农人们出汗，水牛也出汗，大家都期盼傍晚早点来临，盼着那只大黑鸟飞来。天热得像蒸笼，没有一丝风吹拂。但是，每当黑鸟飞近时，树上的树叶就会轻轻地舞动，地上的小草也开心地摇摆，于是每个人都知道，鸟正往这里飞呢，很快就要到了。当黑鸟在巴赫丹河畔停下来，张开它巨大的翅膀，罩住整个田野和村庄，暑热就止住了，大家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在大鸟黑色的羽毛间有许多小孔隙，那是一颗颗星星。你知道吗？有时候出现一个大孔，那便是月亮。刚才，黑鸟也飞到我们这里来了，捷克语把它称作‘夜’。在填字游戏中是这样写的：白天的悖反。你喜欢我们越南的童话故事吗？”外国女孩轻抚小男孩的头发。

小史捷潘没有回应，因为他睡着了。

在小男孩听童话故事的时候，母亲为他脱下了脚上的小鞋，此刻她用自己的手掌心温暖着儿子的双脚。两个女人的眼睛短暂相遇了。我本想说点什么，转念一想，我还是闭嘴为好。

(1)位于越南胡志明市。

四月故事

在布拉格，普利谢克先生下了公交车，从敞开的防雨外套胸兜里掏出一张小地图，想看一眼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穿一条过节时才上身的西裤，裤线熨得笔挺，显然大多时候它是被挂在衣柜里很少穿出门的。普利谢克把裤子皮带稳稳地系在腰部，而不是按照如今大家的习惯松松地搭在胯上。他系一条蓝底金色条纹领带，底端塞进裤子里。显然老先生来自某个边远小镇，他的风格和现代审美格格不入。

这个乡下人左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他谨慎地环视四周，等到所有的车子驶过，再次环顾左右，眼见两侧的车道绝对安全了，才异常敏捷地跑向马路对面。他循着地图，穿过医院大门，走过栽满栗子树的林荫道，朝14A大楼走去。他暗暗称赞社区医生纳布拉夫尼科博士如此精确地给他标出了目的地，然而当他站到白色房门前时，不觉怔住了，标牌上写着：

医学博士赫什曼•布雷斯克

精神科二科室

纳布拉夫尼科医生说是把他转给一位专家，他们俩是昔日校友，可是目前看来，医生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下普利谢克被吓住了，他惊恐地四下打量，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正常人啊，并没有人摇晃着脑袋，也没有人口吐白沫，更没有人穿约束紧身服。于是他抬手敲了敲门。

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眼睛不离电脑，招呼说：“进来吧，普利谢克先生，我知道是您。等我把手头这点屁文件保存好，就接待您。”医师把那个“屁文件”存入了电脑，这才抬起头，年轻的蓝眼睛注视着来访者。医生的眼睛下方有黑眼圈，那是熬夜阅读或者饮酒作乐造成的。

“您说说看，您怎么了？”

“纳布拉夫尼科医生向您问候，他请求您不要询问在我身上发生的特殊事情。”普利谢克先生说罢，坐到了椅子上，同时小心翼翼地将沉甸甸的塑料袋放到地板上，紧挨椅子。他的动作那么谨慎，仿佛在安放一袋鸡蛋，或者更像是一包一旦剧烈碰撞就会爆炸的炸药。

“我洗耳恭听。”副主任医师在处方笺上工整地写下“普利谢克”几个字。

病人摸了摸外套的胸兜，里边除了指路地图，还有一张纸。

“我罗列了几点。”他开始念起来，“在1936年春天，我们镇子修建下水道。当时我六岁，和其他小伙伴一起钻进了直径为80厘米的排水管，它们被码在事先挖好的水沟旁。每根水管重达200公斤。我不小心脚底一滑，摔进沟里，随后一根管子朝我滚来，它压断了一根木桩，然后在距离我头顶20厘米处的第二根木桩那儿停了下来。当我被拉上地面的时候，客栈店主拉伯塞克说我捡回了一条命。”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感叹，在处方笺“普利谢克”的名字下方画了一道。

“是的，副主任医师。现在我讲另一个事件：在我十二岁那年，市政厅的墙壁涂抹了新灰泥。在拆除脚手架的过程中，一块重达1.5公斤的尖石块从楼顶坠落下来，扎穿了我右脚上的帆布鞋，砸伤了我的脚背。伤疤至今还在呢，您想看一眼吗？”病人卷起裤腿，打算脱掉右脚上的皮鞋。

“不用了，普利谢克先生。”医生回绝了，然后将处方笺上病人的名字画进了方框里。

“差几厘米就砸到脑袋了，那必死无疑。”普利谢克先生补充，显而易见，他需要医生更多的关切。

精神科医生却淡淡地接嘴道：“那是肯定的。”

这时，响起了一阵短暂的敲门声，身穿蓝白色大褂的年轻护士走进了诊室。

“副主任医师先生，那个割草的乌克兰人非说他放在医院过道里的长筒靴被人偷走了，他说那双靴子是新买的。”

“长筒靴的事不归我管，阿伦卡。”副主任医师推脱。

“还有，5号病房的工程师今天过生日，他提出想喝啤酒。我能同意他就着啤酒服药吗？”

“可以，既然是他生日。不过，给他提供10度酒。”副主任医师笑了起来。

“那好吧。”护士转身欲离开。

“您今天晚上值夜班吗，阿伦卡？”

“是的。”

“那就好。”副主任医师说罢，揉了揉疲倦的双眼，“普利谢克先生，类似的事件您还遭遇过多少起？”

“还有六起呢，医生。”

“那么您挑主要的讲。”

“好的，那我略去1944年，那次我得了严重的白喉，弗鲁豪夫医生在晚上八点给我注射了大管针剂。他说，为了保证疗效，他必须给我使用超大剂量的注射液，不过他也担心我的心脏会经受不住。”

“经受住了。”副主任医师猜。

“医生说，午夜时分是关键。夜半时刻我开始呕吐，如此便脱离了危险，我活了过来。弗鲁豪夫医生合上自己的小药箱时，对我父母说：你们的儿子捡回了一条命。这是我第三次绝处逢生，此后我开始记录这些重大事件。”

楼外面有人在一次次试图发动拖拉机的引擎。

副主任医师站起身，掩上了窗户。

“您要喝点水吗？”他问，拉开了冰箱门。

“您问得正是时候。”普利谢克感激地点了点头。

医生往两个杯子里倒入微气泡矿泉水，水珠澄澈晶莹，然后把矿泉水瓶搁在冰箱上。两人喝完水，病人看了一眼纸条，继续往下说：“然而最大的悲剧……”

诊室里突然响起“噼啪”一声。

副主任医师看到普利谢克被声音吓傻的模样，不觉怔住了。浑身抽搐的普利谢克，向医生投去惊恐的目光。

“是矿泉水瓶，”精神科医生指了指冰箱，“它恢复原样了。”

“对不起，今天我很紧张。”乡下人道歉说，然后把露出来的领带末端掖回裤子里，“最大的悲剧，教授先生，我无法略过不谈，它发生在1947年。那年我十七岁，完成了战前的三角测量，实际上那是一个精巧周密的三角测量点网络，就是把地区划分成三角形，有利于测量员展开工作。在我们的赫鲁特卡小镇之上是普拉尼什山丘，海拔为525米。在工程师沙尔夫的指导下，我们在山丘上用圆木修建起三角测量木塔，而我像一只鹰隼，主要负责攀登。”

“您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了呢？”副主任医师想加快谈话的速度。

“发生了更加不幸的事情呢，医生。那位工程师沙尔夫有一个女儿叫奥特莉卡，我很喜欢她，我认为自己对她比较关照。这位测地学专业的女学生是来见习的。当木塔竣工的时候，工程师沙尔夫在‘林中之屋’酒店举办了一场庆祝会，会上我和奥特莉卡一起跳了舞。庆祝会结束后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地沿公路返回赫鲁特卡小镇。那时大约是凌晨一点半。我走在最后，因为我把钱包落在了酒店，里面装了这次兼职挣的所有收入。从山顶出发往下走，当我赶上队伍的时候，所有人横跨在公路上，手挽手站成一排，齐声唱着歌。我从边缘加入他们，边上站着的是奥特莉卡，但是她另一旁的女孩却对我说：‘来，阿道夫，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于是我拉起两位姑娘的手，这样一来，奥特莉卡还是处于队伍的最边缘。此时从山上驶来一辆没有马达声的摩托车，我们谁都没有留神，因为它没有打车灯，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摩托车手前面载了一个醉酒的男孩，后座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奥特莉卡被摩托车一下子撞进了壕沟里，当场身亡。医生，您要知道，她是替我死的。因为那一排边上的人应该是我。”

普利谢克先生猛地饮下一大口水。

“那么，你是第四次捡回了性命。”副主任医师说道。

“对啊。然而那个姑娘却丧了命。至今公路边还立着她的墓碑呢。”

话音刚落，外面响起了爆炸声。普利谢克立刻蜷缩起身子，抱住膝盖，将脑袋藏到桌子底下。医生穿白拖鞋的两脚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普利谢克先生，是拖拉机排气管发出的声响。”副主任医师安抚桌底下那个惊恐地盯着他的人。然后打开窗户，朝外面喊道，“嘿，快点弄好吧，您是来除草的，别吓着人！”

“医生！”外面传来乌克兰口音的捷克语，“我把新靴子放在了你们医院的走廊上，现在不见了。靴子被人偷走啦。”

“您跟大楼管理处说去！”副主任医师给完他建议，随后关上了窗户。

病人在他们对话时镇静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座椅上。医生往他的杯子里续了水，询问道：“普利谢克先生，您总在害怕什么，对吧？您总是胆战心惊。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

“就这一阵子，医生。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关键时期。我能继续往下说吗？后边还有几个事件呢。”普利谢克先生在膝盖上抚平他那张写了要点的小纸条。

“您稍等。”医生打断他，“普利谢克先生，不是您一个人遭遇这种事情。人们经常和不幸擦肩而过。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会很平静。”

乡下人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说：“它们总是发生在4月20日那天。”

说完这句话，他的身体靠向椅背等待着，看专家对此会发表什么高见。显然这是他的方程式中最可怕的未知数，让人束手无策。

“您是想说，您所有的倒霉事都发生在同一天？”赫什曼•布雷斯克疑惑地发问。

“确实如此。”普利谢克先生点头。

“您确定吗？”

“没错。因为我都一一记录了。前两个事件我核查过《市政编年纪事》，那里记载说下水道在1936年4月铺设，编年史官还直接在纪事里提到4月20日一个小男孩差点儿丧命，所以建议老师们以后务必提醒孩子们不要进入危险的建筑工地。”

“您不会说，《市政编年纪事》里还记录了您的布鞋和右脚背被刺穿的事儿吧？”医生笑着接过话头。

“没有直接提布鞋，但是编年史官写到了脚手架于1942年4月20日拆除，感谢奈哈西尔建筑公司的优质石膏材料，让我们的市政厅焕然一新。”病人反驳。

“您都背下来了……”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忍不住夸他。

“自1970年起，由我接手撰写《市政编年纪事》。我家里就有一本。”

“倒不是说之前您的事没让我感兴趣，但是普利谢克先生，现在您吊起了我的胃口。来杯咖啡怎么样？”医生瞄了一眼腕上的表。

“正合我意。”普利谢克回答。医生拎起电话指示：“阿伦卡，给我送两杯咖啡来。什么？要过一会儿！现在我就要！”

放下话筒时，副主任医师无奈地摇了摇头，蓝色的眼睛望向自己的病人，真诚地请求男性之间的理解。但病人对调侃性的幽默并没有表现出兴趣。

“我能继续吗？”病人问。

“您只须读那些要点，不必展开。”副主任医师叮嘱。

“嗯……”病人吸了一口气，照着那张小纸条读起来。

1954年4月20日，盲肠破裂。

1961年4月20日，拔智齿，针剂过敏。

1980年4月20日，我的汽车在利什纳村被倒下的树砸中。

2008年4月20日，脑出血。

…………

精神科医生揉了揉疲惫的双眼，伸了个懒腰，弄得肩胛骨嘎嘎作响，然后他问：“对此，普利谢克先生，您自己怎么解释呢？为什么这一切恰好都发生在4月20日这一天？”

“因为希特勒在那一天出生，医生。”普利谢克吐出一口气，双脚触碰到了白色塑料袋，里面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下了。他吓了一跳，伸手到下面摸了摸，把袋子里的东西扶正。

早已对各种心理障碍病症了如指掌的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之前就想到过，眼前这个人如此谨慎地把袋子轻放到地上，那里面该不会有炸弹吧？然而一打量这个胆怯的乡下人，他立刻否决了自己的想法。而现在，出乎意料地，当“希特勒”登台亮相时，他觉得刚才的怀疑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您不需要去方便一下吗？我们坐了很久了……”他问病人，希望自己有机会对塑料袋的内容一探究竟。

“不需要，谢谢您。”普利谢克婉拒。

护士阿伦卡用托盘端着两杯咖啡进屋，她被太阳光晒黑的两腿上套着一双白线袜。

“医生，5号病房的工程师还要求喝一杯啤酒。”她说。

“绝对不行。”副主任医师回答。

“他今天没有过生日。我查阅了登记簿，他出生在10月。”

“他还说德语吗？”副主任医师问。

“时不时会说。”

护士踩着软木底皮鞋离开诊室之后，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带着友好的微笑问病人：“普利谢克先生，那您为什么认为，您必须以如此倒霉的方式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呢？”

“也许存在缘由。我叫阿道夫。”

“哦。”副主任医师为了鼓励病人继续吐露心声，把这个认作令人信服的原因，他顺手把“阿道夫”几个字写进了处方笺里。起作用了。普利谢克先生补充了另一条线索：“我老婆叫艾娃。跟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劳恩一样，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知道希特勒还和她结了婚。”

“在他们躲到地堡之后。”普利谢克补充完整，“还有一件事，我会画画。我在《市政编年纪事》中插入了我们赫鲁特卡各种活动的插图。希特勒也会画画。”

“遗憾的是他没有从事这个职业。”布雷斯克干巴巴地说。

“是的。如果他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的话，历史也许就改写了。还有一件事也很可惜，那次暗杀没能成功实施，炸弹与他擦肩而过。”病人补充道，他用脚悄悄地将塑料袋往自己座椅下挪了挪。这一举动促使副主任医师转移话题：“在您这个年纪有前列腺问题吗，普利谢克先生？”

“谢天谢地，我没有。”

“您很少上洗手间。咖啡可是利尿的……”

“有时候我半天都不去解手。”普利谢克有点得意，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就发生在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新纳粹——我们家住在18号。”

医生不解地低下了头。

“‘18’就像一个暗码，医生。1相当于A，就是字母表里第一个字母，8相当于H！”病人为他详细介绍元首名字缩写字母的秘密代码。

“嗯，这样来排列？”副主任医师评价。

“是吧！”阿道夫•普利谢克兴奋地把座椅拉近了一些。

“普利谢克先生，您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呢？您是工科专业的？”医生询问，为了搞清楚他是否具备制作炸弹的能力。

“怎么说呢，医生。我毕业于商学院，毕业后在学校里教过算术，我还在林业局当过公务员，后来在农业合作社任会计，现在我是个职业养蜂人。”

“在战争年代您没有加入过抵抗组织什么的？比如游击队。”

“‘二战’期间我还在上学呢，医生，我是1930年出生的。”

“嗯，也是啊。”医生有些惭愧，事先没有仔细查看患者的病历。他把出生年月写入了处方笺。

“不过，您猜得没错，”普利谢克伸出食指，“我的秘密确实与德国纳粹入侵有关。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创作了一首诗，并在班上征集志愿者，希望有人勇敢地在学校庆祝会上朗诵这首诗。我因为记忆力不错，也喜欢当众表演，所以就自告奋勇举起了手。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希特勒五十一周岁生辰而举办的，医生，我发誓我事先真的不知情。在读完整首诗之后，我已经无法反悔了。我非常害怕。我背下了那首诗，在学校庆祝会上进行了朗诵，就在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播放结束之后。”

“那又怎么样呢？当时您才十岁，还不谙世事。”医生安慰道。

“不，我已经懂事了。我知道那么做不对。为了不被家人发现，我在家里偷偷地练习。学校的庆祝活动一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右脚就被尖利的石头扎伤了。”

“所以您认为，您的一切遭遇都是命运对儿时所犯错误的惩罚？”布雷斯克医生看了一眼手表，这位患者占用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

“医生，您愿意听一听那首诗吗？”此刻，老人的两眼紧紧盯着他，貌似一个必须坦露一切的忏悔者，否则将得不到宽恕。

“那您念吧。”医生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老人开始背诵当年那首诗：

在赫鲁特卡小镇，

我们敬爱自己的元首。

他一手打击敌人，

一手爱抚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

他深得我们爱戴。

“这简直就是个玩笑，普利谢克先生！”布雷斯克医生哈哈大笑起来，“真是个讽刺呀，伙计！”

“没错。我们的老师在1950年担任区文化馆馆长之后，说这首诗是反法西斯讽刺诗。但在当时并不是，医生。这是世人皆知的卖国行为，连十岁的小孩都知道，而我被卷入其中。”

“喏，普利谢克先生，您的生活很顺利，只有一件事例外。如果说所有那些发生在4月20日的危机，都是您在希特勒诞辰庆祝会上表演后的报应，那么您怎么解释第一次呢？那根向您滚去的水管，那可是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的。”布雷斯克医生在患者的逻辑当中找出了漏洞。

“我也说不清楚。”患者说。

布雷斯克医生发现，病人已经有些疲惫，于是想转换话题，尽快结束这段问诊。

“普利谢克先生，这么说吧，对希特勒和拿破仑这两个人物的评价始终存在争议。其实，从精神病学上来讲，这是常态。每个人都有神经质的一面，我们同样如此。也许，那两个人因为是没有得到治疗的疯子，所以在死后选择了不安定的灵魂。但您跟他们不一样，普利谢克先生，您应该庆幸您没有把自己视为领袖，只是恰好在希特勒生日那天遭遇各种不测。这很烦人，然而您遇见的麻烦也不会更多了，想想看，在这十年时间里您不也相安无事吗。”

“可我八十岁了，医生，恐怕我在今年会被彻底击垮。”

“您经历了美好的岁月，普利谢克先生。”医生随口敷衍，说话时打了个哈欠。他推开窗户，欲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诊室，却发现太阳已经落到15B大楼的后面。他必须把普利谢克打发走了。于是他递给病人一瓶镇定剂，叮嘱他说，如果病情没有好转的话，再来找他。

然而，对于“美好岁月”的传统表述，患者却另有一番解释：“我知道，医生，正如您所说，为什么人在这把年纪惧怕死亡？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残生寥寥，他还能期待什么呢？可是人总会有他眷恋的东西，比如我的妻子身材娇小，厨房里有些物件够不到，烤蛋糕的模具、漏斗或者装罂粟籽的袋子等放在高处架子上的那些东西，从来都是我取下来递给她的。每天清晨我起得比蜜蜂还早，清理蜂巢外的杂草，那是万万不能用镰刀割的，会对蜜蜂不利，每次在我收拾好之后，蜜蜂才飞出来。我站着休息时会观察充当侦察兵的蜜蜂，它们爬上蜂巢的隔板，感知外界的温度，再给巢内的伙伴们汇报说：还不行呀，外面太冷。我站在那儿，清晨的空气洗涤着我的肺，我暗想：要是我不在了，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蜜蜂也会有一阵子不习惯呢。四周会长出高高的荨麻，夏天没有人夸赞它们的蜜，冬天也没有人喂它们糖，那该怎么办？我们这些职业养蜂人都会死光的，医生。我的孙子胜任不了这份工作，他平日里都自顾不暇。也不知他在哪里弄到一本大规模农场经营手册。我告诉他应该先学会编铁丝架子，然后找寻蜂王，他不听——医生！”普利谢克突然想起来什么，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说罢弯下腰拿起他的袋子，放到膝盖上，小心翼翼地掏出两瓶蜂蜜来，一瓶色泽透亮，一瓶颜色暗沉。

“这瓶是草地上采的蜜，另一瓶是森林里采的。”说着，把两瓶蜂蜜放到医生办公桌上。

“您让我过意不去！”布雷斯克医生真诚道谢。

几下敲门声之后，护士走进来。

“布雷斯克医生，我想告诉您，已经七点了。还有，5号病房的那位工程师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三瓶啤酒，可能是从窗外递进来的，在他床底下我发现了两个空酒瓶，第三瓶还剩余一点儿。”

没等布雷斯克医生开口，普利谢克站起来，惊讶地发问：“已经七点了？”

“七点多了。”护士回答。

“那我已经赶不上回程火车了。”普利谢克一脸遗憾。

“没有大巴吗？”护士小姐一边问，一边把用过的咖啡杯收到托盘里。

“倒是可以坐大巴，只是大巴走D1高速公路，您应该知道那里经常出事故吧，我不想冒这个险。”

护士疑惑地瞟了一眼医生，耸耸肩，离开了。

“平时您乘坐公交车吗？”医生问病人。

“平时坐的，但4月20日这天我不坐，医生，那会危及其他乘客的性命。”普利谢克又坐回到椅子上。

布雷斯克医生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可能是劳累过度和睡眠不足导致的，他对此竟然毫无意识。

“嗯，今天是20号。”他瞟了一眼桌上的台历，又看了看沮丧无助的普利谢克，这位在特殊的日子前来向他寻求帮助、试图消除内心焦虑的病人。

“我哥哥住在布拉格，要是以前的话我可以上他家借宿一晚，但他在前年去世了。”家远在赫鲁特卡小镇的普利谢克愁容满面。

“住我们这儿吧，普利谢克先生。3号病房应该还有空床位。”医生决定后，拿起了电话。普利谢克正在以没带睡衣为由推辞，只听医生在电话里吩咐，“阿伦卡，为普利谢克先生准备床位。”

“不要5号病房！要3号。我强调，绝对不要5号病房！”

放下电话后，医生心满意足地笑了：“您什么都会有的，睡衣、晚餐、茶，还有优质安眠药，不用担心，您会睡得香甜安稳。”

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因为妥善安排了这件事，满心欢喜。他往冰箱里瞧一眼，看冰箱里是否还冷藏有灰罗兰葡萄酒，因为他突然很想喝一杯葡萄酒，简直无法抑制。

护士阿伦卡将普利谢克先生带到3号病房，递给他药丸和一杯水，等着看他把药服下去。然而病人并不傻，他不想在昏睡中过完白天，他需要清醒和警觉。他将药丸夹在手指缝之间，然后假装用手掌把药丸扔入口中。妻子强迫他服用那些安眠药时，他常常这么干。出乎意料，护士虽已看穿他的把戏，却没有理会。

3号病房里住了两位男士。普利谢克先生先向年长的那一位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先生看起来跟他是同龄人。

“您不必自我介绍，我们在办公楼里见过面，”那位先生带着温和的笑容说，“我是二处的斯鲁内奇克呀，人们称我‘小太阳’！”

“我想不起来了。”普利谢克说。那位先生又问他：“您觉得我们这个乡下怎么样？”

“这里很美。”这位新病友尴尬地回应，转身朝第二位病人走去。那人的床头写着科鲁迪•约瑟夫，他的整条右腿打了石膏，他正埋头在石膏上用圆珠笔画各种蛇。他连头都没抬，只问道：“谜语：哪条蛇是米列娜？”

“我不知道。”普利谢克先生老实承认。

“明明是这条呀！看不出来吗？米列娜就是这条虎纹大蟒！”

“伙计，”老先生冲他喊，“请您把这几只鹅赶走，省得它们没完没了地啄我。”普利谢克先生明白了他的请求，便冲着窗户吆喝：“去去去，坏蛋们！”

“就得这么对付它们！”“小太阳”对他满脸赞赏。

阿道夫•普利谢克换上了医院的睡衣，躺到了床上。门上方的时钟显示差两分钟十点。

护士阿伦卡走进来，问道：“谁还需要什么吗？一切都好吧？那我们就祷告吧，先生们，祝各位晚安。”

说罢，她熄了灯，只有时钟下昏暗的备用灯冲淡了3号病房里的黑暗。

“这些都是她养的鹅，”“小太阳”悄声嘟囔，“但她什么也不管。我和她说：阿伦卡，你的那些鹅早晚得被汽车轧死。不过说了也白说。”

然后，一片静默。普利谢克先生注视着电子钟巨大的指针，指针切割着他艰难一天的最后时刻。他想起刚才用老年手机给妻子打电话时，妻子说的话：“至少你在安全的地方，孩子他爸。你在医生的照看下，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了。”

夜里十一点四十分，门被悄悄地推开了，走廊天花板上的灯盏像是照明弹那般映亮了3号病房，“阿道夫•希特勒”走了进来。他更苍老了，八字胡和刘海儿都已花白，跟他那张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将希特勒少年营的孩子送上战场的照片一样。他棕色睡衣的裤腿塞在锃亮崭新的靴子里。然而那不是皮靴，而是橡胶雨靴。

普利谢克先生从床上坐起来，摇了摇头，想确定自己不是在梦里。

“先生们！”“元首”啪地并拢脚跟，举起右手。

“滚开，傻瓜，要不我就叫护士了！”科鲁迪•约瑟夫在床上喊，把自己那条缠着画满了毒蛇的石膏绷带的腿指向“阿道夫•希特勒”，像是炮筒似的。

“你尽管去叫啊，凯特尔(1)，然而护士不会听到的，因为她不在，每当布雷斯克医生值夜班的时候都是这样。”“希特勒”呵呵笑起来。

“工程师先生，即便在这个村子里也要守规矩，”病人“小太阳”悄声回应，“在夜里病房之间是不准串门的。您应该待在5号病房里，请您回去吧。”

“隆美尔(2)！你给我站起来！”“元首”迈着大步凶狠地冲了过去。当“小太阳”先生站直之后，“元首”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隆美尔，你在非洲一败涂地，完全不像沙漠之狐，而是像老鼠，你还参与了对我的暗杀行动，你居然跟我谈什么规矩！”

普利谢克先生觉得，那位二处的老先生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他穿着后背开口的医院病服站到了病床边，大声喊道：“4月20日。诗歌。”

“元首”惊奇地循声望过来，发现是个名不见经传之人，便松开了紧箍的双手。

“你来自哪里？”“元首”问道，冲他的床走过来。

普利谢克先生吸了一口气，朗诵道：

在赫鲁特卡小镇，

我们敬爱自己的元首。

他一手打击敌人，

一手爱抚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

他深得我们爱戴。

很明显，“元首”被感动了。他微微颔首，双手搭在普利谢克的肩膀上说：“你知道今天我过生日，是吗？”

“是的。”普利谢克先生回答。

“你们都看到了吧？”他不满地转向自己的两位将军，“凯特尔和隆美尔，你们俩看到没有？一个捷克的无名小辈都知道我今天过生日，而你们在我的大本营却漠然无视。”

“你要是不马上回到床上，我明天就去报告医生，他们会把你绑起来，他妈的纳粹。”科鲁迪•约瑟夫说。

“元首”被激怒了。

“凯特尔，你这条狡猾的毒蛇，你既不想去法国也不想去俄罗斯，你居然想威胁我？”“元首”说着拿起普利谢克的枕头，而科鲁迪•约瑟夫立刻按下了床头的按钮。穿着棕色睡衣的“希特勒”走到他床头，威胁地重复道：“悄悄去死吧！悄悄地死……”

这时候阿道夫•普利谢克瞄了一眼电子钟，发现他度过了自己生命中又一个4月20日。午夜已经过了一分钟。当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危险，他离开3号病房朝护士站走去。但是屋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蜂鸣器徒劳地发出嗡嗡的声响，于是他咣咣地砸起医生值班房间的门。过了一会儿，蓝眼睛的副主任医师布雷斯克半打开门，普利谢克先生的第一个念头是，那双蓝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并不是因为读了太多的书，而是因为护士阿伦卡小姐，他在布雷斯克背后瞥见了她。然后，他快速汇报了3号病房里的情况。

副主任医师布雷斯克系好了白大褂的最后一粒扣子，请求普利谢克先生协助他处理那个危险的病人。简单商量之后，普利谢克先生拉开了门，站在大本营的门槛边宣布说：“元首，保卢斯将军给您打电话来了！”

“保卢斯！那个冻死的投降分子吗？我不接！”“希特勒”不再用枕头捂住科鲁迪•约瑟夫的脑袋，而是穿着偷来的橡胶雨靴径直冲出房门奔向走廊，一头扑进布雷斯克副教授手里的紧身衣中。

“普利谢克先生，您再次转危为安了。”早晨，两人告别的时候，副主任医师说道，“请代我问候纳布拉夫尼科医生，如果明年您依然有忧虑的话，请过来吧！”

“谢谢。”来自赫鲁特卡的病人回答说。只是不清楚他说的是“谢谢，我会来”，还是“谢谢了，我不想再来了”。

(1)威廉•凯特尔（1882—1946），曾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资历比较老的指挥官之一，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绞刑处死。

(2)埃尔温•约翰内斯•尤根•隆美尔，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著名的军事家、战术家、理论家，绰号“沙漠之狐”“帝国之鹰”。1944年10月14日在希特勒的逼迫之下服毒自尽，时年52岁。

译后记　布拉格之光

初识兹旦内克•斯维拉克（Zdeněk Svěrák），是二十多年前在布拉格观看捷克电视台的娱乐综艺晚会，清癯瘦高的斯维拉克和搭档在舞台上表演类似于中国对口相声的节目，神态自若的两人将机智诙谐的对白脱口而出，现场的观众乐翻了天，表演者却不动声色。在乐不可支的同时，我记住了“斯维拉克”这个名字。之后陆续又欣赏到他主演或参演的一部部影片，屏幕上“编剧”一栏，赫然也是他的名字。逐渐发现，这位蓄络腮胡子的中老年男子，原来是如此多才多艺，且久负盛名：不光集剧作家、电影编剧、影视及舞台剧演员、词作者的身份于一身，同时还是布拉格齐莫尔曼（Cimrman）剧场的创始人之一。到今年翻译完“布拉格故事集”，我才对他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奥斯卡盛宴上的常客

斯维拉克创作了几十部影视剧本，写有四百多首歌词。他担当编剧的电影《我的甜蜜家园》（Vesničko má střediskovǎ，1985）、《青青校树》（Obecná škola, 1991），先后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96年，由他儿子扬•斯维拉克执导、他任编剧并主演的《给我一个爸》（Kolja, 1996），荣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并且包揽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父子俩联手打造的《布拉格练习曲》（Vratné lahve）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并摘取了捷克电影最高奖项“金狮奖”的最佳编剧奖。

有评论说，斯维拉克父子的影片善于将民族历史与现实反思相结合，温情幽默的对白、舒缓柔曼的音乐、原生态的波西米亚风情，以及浓郁的人文情怀，紧紧地攫住了全球观众的心弦，在国际影坛别具一格。

此外，斯维拉克还创作广播剧、诗歌，为少儿写童话，他善于从日常琐事中发现其幽默性。由于他的卓越才艺，在2005年观众提名票选“最伟大的捷克人”电视活动中，斯维拉克跻身第二十五位。鉴于他对捷克电影事业的卓著贡献，2011年3月，在捷克电影“金狮奖”的颁奖典礼上，斯维拉克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在2014年第49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电影节主席巴托斯卡亲手为他颁发“水晶球奖”。2015年，东捷克州大学为表彰斯维拉克对捷克语言和文化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授予他金质奖章和荣誉博士学位。

斯维拉克身上迸射出的光芒，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生长在小国实在是一种优势，“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斯维拉克属于后者。

72岁成为畅销书作家

斯维拉克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专业，做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他的作品以语言挑剔、苛求完美著称。2008年秋天，72岁的斯维拉克推出第一部小说集——《短篇故事集》（POVÍDKY，中文简体版译名《女观众》），一举摘得 “畅销书作家”的新桂冠。

这本书，书名直白简约，所收十个短篇故事主题各异，以其温润无瑕的精湛文字、诡异的智慧、淡淡的幽默，给人带来愉悦的阅读情趣，横扫圣诞节前的捷克图书市场，荣登捷克最畅销图书榜首，轻松售出几十万册。

处女作的巨大成功，激励斯维拉克再写续集。2011年《新短篇故事集》（NOVÉ POVÍDKY，中文简体版译名《错失之爱》）如期而至。这一次一共推出九个短篇故事，其中《复视》以中篇的篇幅，一篇抵两篇，弥补了出版商要求的十篇。毫无悬念，第二本小说集风靡全国，再次成为图书畅销排行榜翘楚，并拿下捷克重量级奖项镁文学2012年度“读者奖”。

2015年，斯维拉克出版了《电影故事集》（FILMOVÉ PŘÍBĚHY），收录了《给我一个爸》《青青校树》《布拉格练习曲》和《赤脚》（Po strnisti bos, 2017）四篇作品。以上述小说为蓝本摄制的影片，前两部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驰名世界，影片以温情与悲悯的写实手法以及浓厚的时代印记问鼎奥斯卡大奖。而《布拉格练习曲》具有较强的自传体色彩，他的导演儿子也怀揣好奇心，想了解老年人是否暗藏不可告人的想法，持续半个世纪的婚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并一再叮咛父亲写出实话来。《赤脚》则是作家对“二战”期间随父母在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的深情回眸，这个故事曾在2013年单独成书出版，是当年的年度畅销书，出版不到三个月即销售近六万册，2014年再次斩获捷克镁文学年度“读者奖”。2017年《赤脚》被搬上银幕，2018年参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入围15部“天坛奖”主竞赛单元影片。

斯维拉克曾这样坦陈心声：“短篇故事好比一垄畦地，长篇小说则似一片广袤的田野。我始终深知自己耕作不了田野，然而畦地上的活却令我心心念念。”接受媒体采访时，斯维拉克透露，小说集的出版实现了他高中时的梦想，那时他梦想成为短篇小说作家，然而他却写了一辈子电影和戏剧剧本，写了几百首歌词；他创作的几篇短篇小说，却始终尘封在抽屉里。好在步入人生暮年的斯维拉克，依然做出了华丽的转身，逐一面世的小说集，不负众望受到青睐和喜爱，赢得了从专业评论到普通读者的一致赞誉。

“我将果核还原成一枚樱桃或者李子”

斯维拉克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细节的揣摩。他笔下的主人公，跟剧本人物或者他经常扮演的电影角色一样，大都为普通人，在生活中不甚成功，又不失天真俏皮。这些人会遭遇尴尬和困惑，他们面对的问题、陷入的境遇，读者会感觉似曾相识，仿佛这种命运随时也可能降临自己身上。而故事主人公处理困境的方式，往往凸显了其可爱和善良，他们设法遮掩所面临的窘境，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体面地“摆脱”窘境而不伤及别人，然而始料未及的结局和自嘲调侃的妙语，又让人忍俊不禁。

作为资深影视作家，斯维拉克驾驭当代生活素材精巧练达，浑然天成，这一点他秉承了捷克文学巨擘恰佩克的风格，而故事发生地布拉格的都市环境，则延续了捷克短篇小说大师扬•聂鲁达的传统。斯维拉克对这两个先贤开创的传统既敏感又熟稔，他对细微琐碎的人类故事有着敏锐的感知，他关注繁芜的市井场面，捕捉现实生活的矛盾与苦涩，展示人性的弱点。如《法院来信》中的那种情形，读者无疑很熟悉，曾经耳闻，甚至亲历。如《追踪记》，假设掩住作者名字，它可以视为扬•聂鲁达《小城故事》中的某一篇，它抓住了布拉格夜幕下富有诗意的特征，包括故事人物类型——温文尔雅的怪癖，还有那怀旧又惆怅的结尾，即“诗意的不确定性”正慢慢地被湮没。

斯维拉克是玩味语言的高手。耐人寻味的叙述凸显了作家的语言功底，精致自然的文字读起来流畅、熨帖，其隐喻、语感和可视化表达不同凡响，造句简单，却极其形象。譬如《错失之爱》中，托马斯说：“你这个人心真狠。牛一般的大脑，心眼却小过老鼠。”或者《复视》中，钢琴师走进城堡，“庄园的木地板弹奏起木质音乐会，宛如三十把走音的小提琴”。每个词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作者对不同命运际遇的悲喜交加和细腻的透入感。作者把哲理思辨和睿智妙语奉献给读者，那些点睛之笔时常出现在故事结尾，彰显主题和情感维度，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作家的叙事世界是仁慈的，以仁慈的情怀透视芸芸众生，解读人类的忧伤和刻板，但是含蓄的幽默又弥散在每一个苦涩的故事中。这种幽默与小说主题形成和谐的互动，构成欣喜的结局，给读者以愉悦，给喧嚣世界里的灵魂以安抚。作者说：“在我参与的每一部电影制作中，显然，幽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始终在努力培植一种更为知性的幽默，它未必刻意针对知识群体，而是那些能领悟它的人。”同时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对笔下人物进行谴责，而是带着理解和适度宽容走近，把他们留给读者决定是否施以恩典。

作家不否认自己擅长观察，只需环顾四周，便从普通人的悲欢爱恨中剥离出启示性的故事。他让那些欢愉和忧伤的经历者知道，他们的遭遇并不孤立，别人在经受同样的时刻，他们的力量和希望正被分享，或者反过来意识到，别人的痛苦和磨难也许更为深重。如《伯利恒之光》中弱智、天真的儿子，贫困虔诚的父母，那种甜蜜、真诚和善良，让人们对智障男孩彼得产生由衷的同情和共鸣，至少在那一刻，会觉得自己身上的苦楚骤然变小了。并非每一个故事都关乎人性的弱点，在《列宁的微笑》里，读者不时会听到轻蔑的笑声，感受到某种内在迸发的力量。

斯维拉克说：“创作一个故事就好比发现一粒果核，我设法将它还原成一枚樱桃或者李子。我的创作源于我的想象，我致力在母语中寻找表达，还原其果肉和果汁。”比如两篇以情爱为主题的小说《错失之爱》和《复视》，两个“爱”的故事赋予了作家展现叙事欲望的最大空间，并让他沉溺其中，从别人眼里不屑提及的某一时刻，作家却有血有肉地构建出两个枝繁叶茂的故事……

读者们好评如潮，在图书网站上留下诸如这样的评述——

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于作家的善意视角，精湛诙谐的表达；在于小说的神秘、诱惑，字里行间充溢着智慧、俏皮、伤感和欲望，不一而足。读着那些故事，你的脸上情不自禁浮起会意的笑，读罢掩卷又有些酸楚和怅然，感觉生命中某些温馨和人性的东西，在手指间倏然而逝，一去不复返了。但你心里明白，面前的这本书，值得你关注，它无须依附封面上那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它是一个隽永有味儿的面团，它是你书房里一颗愿意一次次拿起赏玩的明珠。如果说，斯维拉克的故事集属于哪里，毫无疑问，它们属于平安夜的圣诞树下，躺在那一堆精美的令人神往的礼物里。

“布拉格故事集”首次引进中国

斯维拉克“布拉格故事集”，由读蜜传媒策划，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中国首次译介出版，这是斯维拉克——捷克当代文学灿烂群星中的一员——在中国读者面前第一次正式亮相。这些故事，大多关乎爱情，作者手持情感的调色板，将人类炽热的爱恋以清丽明快的色调予以感性地呈现。渴望从日常的喧嚣中松弛身心的读者，不妨在斯维拉克式的诙谐波段里自行调频；同时从斯维拉克诗意的篇章里，领会捷克这个生存于欧洲夹缝中的小国，它罹受的苦难与政治变故，它吸纳的文明与各种思潮精髓，理解捷克人悖谬而张狂的内心、独到的诗意的目光，理解他们幽默的天赋、讽喻自嘲和开放。斯维拉克的小说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呈现了一种别具趣味的生活模式或者生命体验。

感谢读蜜传媒和浙江文艺出版社。

译者　2019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