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物

——落后思维如何阻碍了明智决策

[美]里克·申克曼 著

陈桂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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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错配

第一部分 好奇心

第一章 迈克尔·乔丹的启示

第二章 我们都是政治动物

第三章 最亲密的150位朋友

第二部分 识人

第四章 人无完人

第五章 167毫秒

第三部分 真相

第六章 自我欺骗

第七章 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吗

第八章 万事皆有因

第九章 好像还在1974年

第四部分 同理心

第十章 当它发生在你身上

第十一章 会计师的错误

第十二章 前进的道路

结语 孀妇的优势

致谢

附录

谨以此书献给我伟大的母亲菲莉丝·申克曼

她于耄耋之年重返校园

她的生活方式堪为榜样

启发着我的生活

序言

错配

探究本能的可靠性。

1.

1891年的一天，一位以戳穿谣言为乐、遍游世界的富翁提出，如果有人可以证明鲨鱼曾在美国东海岸攻击过人类，那么他就给这个人500美元。这一消息上了头条新闻，人们都觉得这钱他必出无疑了。但是，他们错了。

美国国内权威的鲨鱼专家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们早就得出结论，海员们经常谈论的食人鲨鱼不可能出现在美国的非热带水域。专家明确指出，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出现在美国东海岸海滨社区附近的鲨鱼曾袭击过人类，但不排除误伤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鲨鱼有恐惧之感呢？专家将原因归结为纯粹的迷信，并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这种看法。

1916年的暑假前夕，专家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不必担心鲨鱼，并坚称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日历翻到了7月1日，星期六。

那天，费城的范申特一家穿过特拉华河到达了新泽西州，刚好赶上下午3点35分从卡姆登市开往东海岸的火车。下午5点多一点儿，他们到达了大西洋城以北约20英里 [1] 的度假胜地——天堂海滩，并入住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之一——恩格尔赛德酒店。查尔斯·范申特（Charles Vansant）趁着父母休息时，换上一身连体的黑色泳装便出发去海里游泳了。那时还不到傍晚6点。

范申特是个大学生，参加了学校的高尔夫球队和棒球队。一下水，他便大胆地往海的深处游去，比其他人游得都远。当人们正看着他与爱犬在海里嬉戏时，他突然开始尖叫，大声呼救。有东西在水底下拖住了他！

那是一条鲨鱼。当范申特拼命挣扎时，鲜血染红了海水。一位勇敢的救生员迅速游过去施救，把范申特往岸边带。鲨鱼依然咬住不放，直到他们快到岸边，鲨鱼蹭到了海滩才罢休。然而，为时已晚，体格健壮、勇敢无畏的查尔斯·范申特在从卡姆登开来的火车上下来刚一个小时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5岁。

5天后，查尔斯·布鲁德（Charles Bruder）趁着午休时间出去游泳。他在距天堂海滩以北45英里的斯普林莱克的一家顶级酒店埃塞克斯苏塞克斯担任服务生领班。在包括社会名流乔治·蔡尔兹夫人（Mrs. George Childs）在内的数百名游客面前，一条鲨鱼袭击了他。蔡尔兹夫人称，自己看见了那条鲨鱼冲向布鲁德，“就像一架飞机袭击一艘飞艇”。布鲁德尖叫连连，只见鲨鱼松开了他的右大腿后又去袭击他的左脚。看到了这可怕一幕的几位女士当场呕吐并昏厥。查尔斯·布鲁德休克了，不久便失去了生命。他尸骨不全，血肉模糊，年仅28岁。

随后又发生了几起鲨鱼袭人事件。一次，一条鲨鱼竟然沿着河流逆流而上，出现在离海岸16英里的小镇马塔万。谁都没有想到那个远离海洋的地方会有鲨鱼。这条鲨鱼咬死了一个正在游泳的小男孩和一个试图施救的男人。终于，一天早晨，一位经验丰富的捕鱼者驾着一艘破旧的船捕鱼归来时，捕杀了一条鲨鱼。虽然无法确定这条鲨鱼就是所有这些袭人事件的背后真凶，但它死之后，新泽西州海边的居民们才慢慢从两周以来的恐惧中恢复过来，这种恐惧使当地的经济蒙受重创。之后，没有人再成为鲨鱼的口中之食了。

看上去，1916年鲨鱼袭人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专家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听从自己的本能。鲨鱼庞大又危险，我们应该抱有畏惧之心。当专家告诫人们不用担心鲨鱼攻击时，他们错了，4个人已经因此丧命。听专家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是，这个貌似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真正需要谨记的吗？难道不需要加以甄别吗？专家对鲨鱼的看法并没有错。数百种鲨鱼中只有几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而这几种又不属于美国东海岸的原产物种。1916年的鲨鱼袭人事件给我们的真正教训并不是我们可以忽视专家的意见，而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如果你看见鲨鱼在近海出现，那么就要远离那儿。如果你看见鲨鱼正朝着一群孩子游去，那么就要努力向他们发出警告。安全行事，宁求稳妥，也不要冒险。但是，如果数年来，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提及鲨鱼，也没有人见过鲨鱼出现，那么下次去东海岸度假时，你就放心地下海游泳吧！玩得开心些！这才是真正的教训。

新泽西州人在1916年得出的结论也是这个。一旦危险解除，他们就没有再因为惧怕鲨鱼而放弃夏天的乐趣。第二年，他们又回到了海滩，下海游泳。本能告诉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问题。本能是对的，它会精准地对身处的环境做出反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害怕，什么时候应该无畏。

本能不仅在细微之处做出反应，而且是自动反应的。当一块石头扔向你时，你不必思考，就会进行躲避。本能反应迅速，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如果你还需要考虑如何不被一块石头击中，那么在想出自保的对策之前，石头已经击中你了。

试想，我们依靠本能就可以避免被石头击中，这真是神经系统的一项巨大成就。本能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试想，你的大脑在发出信号，指示你应该害怕并采取行动之前需要做多少事情。首先，它需要对环境进行正确的评估，可能要调动一两个甚至所有的感官。这次需要用到哪些感官？你的大脑必须做出决定，而这仅仅是需要瞬间做出的千千万万个决定之一。然后，你的大脑必须判断周围环境。向你飞来的是一块石头还是仅仅是一个皮球？扔它的人是敌还是友？是一块大石头还是一块小石头？接下来，大脑还得决定如何反应。此时，大脑运用的是“如果……那么……”的句式：如果是块大石头，那么我躲开；如果是块小石头，那么我接住。“如果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那样做”，这样的假设数不胜数，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毫秒内，通常都是出于本能意识。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都依靠本能。过马路时，听到轮胎的吱吱声，是本能告诉我们要马上停下脚步，否则就会被撞。夜深时，身处一条黑暗的胡同，突然出现一个人，多亏了本能，我们的神经才能瞬间绷紧，时刻警惕着身边的环境。战斗还是逃跑？这个决定是由本能做出的。

动物的行为完全受本能驱使，而人类则拥有更高的认知能力，正是这种认知能力赋予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但科学家说，人类拥有几十种本能（甚至有人将其定义为几千种），涉及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本能引导着人类一生，甚至连哭和打喷嚏都是人类本能。毕竟，不用别人教，我们就会哭、会打喷嚏。

本能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发挥着良好的作用，自然而然，我们会得出结论：本能总是值得信赖的。大自然教会我们要信赖本能。当真的信赖本能时，我们会感觉很舒服。

其实，我们不应该在所有情况下都信赖本能。虽然本能高度发达，但并不是一直起作用。当本能失效时，会发生什么呢？当大脑对某种情况的判断出错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当本能对于环境判断不正确时，会怎么样呢？回答这些问题，无须深思，放眼周遭即可。因为当本能遇上政治时，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

2.

接下来，我要讲述几则故事，看看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多么荒唐、可笑。一位母亲因在一次竞选活动上与约翰·肯尼迪有了一次短暂的目光接触，从此以后便成了他的忠实支持者；一群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对他的忠诚在40年以后依然未减，现在仍无法接受“水门事件”；一些人认为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还是个穆斯林。当讲到这些人及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时，我想让你明白，误解政治的人不仅仅是一帮怪异的无知之徒，我们每个人都会误解政治。那位迷恋肯尼迪的母亲怎么样？她受过教育，十分聪明。那群尼克松的支持者也是如此。那些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的人，许多也是有识之士。政治学专家、政治人物和总统，甚至那些精通政治的人，也频频对政治判断失误，令人错愕。他们也误解了政治。

当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故事时，我会集中笔墨于4种错误行为上：（1）我们中的许多人政治参与度不够，变得越来越冷漠；（2）我们对政治人物的判断通常都不正确；（3）我们对待那些告知我们真相的政治人物过于严苛；（4）我们经常在需要的时候未能表现出同理心。

这4种错误行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加深入地探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迷惑性。对于第一种错误行为，有证据表明，数千万美国人（真的有数千万之多）的政治参与度不够，对政治的了解严重不足，只能无知地投上一票。这种错误，令人震惊。人类天生对世界充满好奇。我们知道，婴儿出生9分钟后就开始对身边的面孔感兴趣了。随着长大、成年，我们会表现出非凡的接收新信息的能力。在电脑键盘上动几下手指，我们就可以查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但仍有数百万人搞不明白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地和宗教信仰。

第二种错误行为是，我们难以正确地判断政治人物，这同样令人困惑。一般来说，我们在识人方面是有天赋的。一位普通人看一眼自己的朋友，就能知道他今天过得顺不顺利。我们不能真的看透别人的心思。而且，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动机都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认识自我。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我们以为激励自己的是这件事，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件事。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说，我们并不特别擅长判断别人是否在撒谎。但他们又说，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便是我们拥有看懂他人意图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人4岁的时候就开始发展。科学家说，拥有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人类得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更好地看懂政治人物呢？当事实证明他们与我们的预期不同时，为什么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示难以置信呢？

第三种错误行为是，我们倾向于惩罚那些讲真相的政治人物。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都宁愿逃避不愉快的真相。但是，如果由着意愿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不可能生存这么长时间。当一只豹子拦住你的去路时，你不得不应对，而不可能凭主观意愿使之离开。那么，当一位政治人物直言不讳地说出真相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他失言了呢？难道我们不想知道真相吗？

第四种错误行为是，缺乏同理心。考虑到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同理心，这种情况显然令人费解。媒体不断着重报道在灾难中帮助他人的楷模，这些楷模甚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科学已经证实，我们本能地会对他人表示同情。神经学家告诉我们，当看到一个人感到身体疼痛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虽然不是真的感受到身体疼痛，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对于吸毒者、囚犯、穷人和其他不幸的人的痛苦没有那么敏感呢？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答案就是，所有的这些情况下，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或者用我一直强调的说法——本能）出错了。好奇心、读心术、现实主义、同理心无非是本能的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想向你证明，在政治上，这些常常不起作用。它们会失灵、失败，然后引我们误入歧途。我想要证明的还不只这些。在本书中，我将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当涉及政治时，我们的本能几乎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本能在政治方面出了错？为什么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相信本能，在政治方面却不行？为什么当我们在丛林中遇到一只美洲豹，或在一条黑暗的胡同里遇到“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时，本能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我们试着看懂一位政治人物或是决定投票给谁时，本能无法提供帮助了？

进一步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本能在现代不仅失灵，还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的选择？答案是，现代政治与石器时代人类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同，而石器时代形成的本能深深地嵌入人类的基因，形成大脑中最为古老的进化区域。这种经历的截然不同，导致我们现在频繁地自我破坏、颠覆民主，而这些都不是我们有意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为现代世界而“造”，而是为石器时代而“造”。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类古老的本能仍然可以发挥有利的作用。无论对面站着的是一只美洲豹还是“开膛手杰克”，我们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战斗还是逃跑？”如今的人类寻找配偶时考虑的因素与千百年前一模一样，女性都比男性更为挑剔，因为她们不得不挑剔——毕竟生孩子的压力只能由女性自己承担。

上文中，我使用了“造”字，可能会有误导性。本书使用该字，纯粹是出于便利。我并不是要暗示人类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人类是进化而来的，不是被谁造出来的。

但是，人类的进化程度不足以使其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游刃有余。我们的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并通过打猎、捕鱼和采集果实生存和繁殖下去。人类及其祖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了几百万年，换句话说，人类自产生以来，99%的时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今天，我们的政治能力很糟糕，如随意投票、看错领导者、被花言巧语迷惑并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处理好今天的政治局势。要想靠本能搞好政治，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相较于石器时代必须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未实现。生物学家估计，一个物种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人类改变其主要的本能）需要花费2.5万年，即1 000代人。从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时代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只有一万年，即400代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段时间的缺口。正如进化心理学的两位创始人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所言，“要想理解现代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关键是要认识到，人类的脑回路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解决现代美国的日常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狩猎者祖先所面临的日常问题。那些石器时代的优先事项，使我们的大脑更善于解决一些问题，而不善于解决另外一些问题”。

既然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如此，是否意味着人类注定要按照原始人可能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这么认为，看看每天早晨的头条新闻就知道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时人们会说，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是基本固定的，但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认为，我们把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看作是预置好的更为恰当。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它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虽然某种特征可能是天生的，但这种特征能否导致你在某种情况下做出某种行为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假如你开车行驶在一条拥堵的公路上，跟在一辆缓慢移动的车辆后面，而你已经迟到了，那你可能会十分愤怒。但是，若你是位佛教徒，或者只是碰巧经过了一个带有微笑面孔的广告牌，瞬间心情大好，那么你可能不会生气。精神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疲劳时的我们与睡眠充足后能量满满的我们，行为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越疲劳，自我控制力越弱。疲劳破坏了我们大脑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所以，疲劳时，我们会疾言厉色。

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表明，今天的我们远远不像数千年前的人类那样暴力，这是由于文化因素。现代世界中，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暴力通常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警察可以为了制止凶手而拿起武器，但你不能因为邻居连续数月把一辆废弃的汽车停在他自己的私家车道上就向他开枪。

尽管如此，我们身上那些预置的特质毕竟还是预置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科斯米德斯和图比总结道：“我们现代人的头骨中藏着一个石器时代的头脑。”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本能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正如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些本能尤其不适应我们在现代世界中面临的政治任务。虽然我们的本能或多或少都对应着日常挑战，但在政治上经常无法匹配。这就产生了一种错配。人类的许多特质虽在石器时代很有用，但在今天用处不大。正如生物学家所说，它们水土不服、无法适应。

3.

“无法适应”，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阿亨（Christopher Achen）在破解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之后得到的经验教训。

2002年，阿亨正在普林斯顿市中心逛一家名叫米考伯的书店。他刚好看到了出版不久的关于1916年鲨鱼袭人事件的两本书（没错，我们又回到了鲨鱼袭人的话题），醒目地摆放在书店最前面的桌子上。一本是《恐惧十二天》（Twelve Days of Terror ），作者是理查德·G.费尼科拉（Richard G. Fernicola）；另一本是《靠近海岸》（Close to Shore ），作者是迈克尔·卡普佐（Michael Capuzzo）。（当撰写本书序言中1916年的那场灾难时，这两本书我都进行了参考。）阿亨被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当他站在书店里，思考着鲨鱼袭人事件给新泽西州人带来的必然影响时，他想起了与另一位政治学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一次对话。他回忆说：“我当时正跟拉里谈论一个关于选举的政治学的观点，即当时局不好时，人们会投票反对执政党，不管这些执政官员是否对不好的时局负有责任。拉里幽默地回答道，‘如果一颗流星击中了亚利桑那州，他们就会投票反对执政者’。拉里现在不记得自己说了这句话，但我当时听来觉得这句话很关键，虽然我们都相信这种逻辑结果，但没人阐述过它所暗含的意义。”

那是阿亨经历的一个经典的顿悟时刻。“忽然间，站在那里，就在书店，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流星’。显而易见，如果我和拉里的看法是对的，那么1916年夏的鲨鱼袭人事件应该拉低了1916年秋伍德罗·威尔逊的得票率。”当时，这位总统正在竞选连任。鲨鱼袭人事件对那些依靠夏季经商维持生计的海滨居民来说，意味着经济灾难。第二次鲨鱼袭人造成了查尔斯·布鲁德的殒命，在这之后，游客都陷入了恐慌。一个以游乐和嬉戏著名的旅游胜地突然间因鲨鱼和死亡而闻名。酒店空了，服务游客的小店铺破产了。正如费尼科拉在书中写的，鲨鱼袭人事件给新泽西州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当时约为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 600万美元）。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当时刚拿到一笔奖学金的阿亨待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进行了数周乏味且沉闷的研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1912年威尔逊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新泽西州的投票结果，然后与1916年的投票结果进行比对。这意味着他需要挖掘相关地区的投票结果，而在此之前，无人研究这些。他还需要钻研有关鲨鱼袭人事件的记载，并且要熟悉当地的政治局势。“我心想，”阿亨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收获的话，那么我得下一番苦功去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鲨鱼袭人事件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不然，给我奖学金的人会想着收回自己的钱的。”

阿亨当时很有可能徒劳无功。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总统之前曾是新泽西州州长，与新泽西州的选民关系密切，并且他与泽西海岸居民的关系非同一般。夏天，他会过去度假，入主白宫之后依然如此。另外，他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鲨鱼袭人的消息一出，他便采取措施，以示关注。他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命令国民警卫队巡视当地海滩。1916年秋，作为一位避免让美国卷入“一战”的总统，威尔逊要竞选连任了。但是，那年夏天，当鲨鱼袭击人类，让公众陷入紧张不安时，他宣布带头“向鲨鱼开战”。如此看来，选民可能因鲨鱼袭人事件而拒绝投票支持威尔逊的想法似乎有些牵强。常识告诉我们，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阿亨发现了什么呢？从整个新泽西州来看，在鲨鱼袭人事件发生后，威尔逊保持了与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大致相同的支持率，但在恐惧气氛最盛、经济受挫最重的4个城市里，威尔逊的支持率下跌了约3%。当他继续深入研究各个镇的投票情况时，阿亨得到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海滩周围的社区中，威尔逊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在查尔斯·布鲁德被鲨鱼袭击的斯普林莱克，威尔逊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在天堂海滩，就是查尔斯·范申特的殒命之地，威尔逊的支持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无他，仅仅是由于鲨鱼袭人事件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阿亨查看了一下“大萧条”对赫伯特·胡佛1932年在新泽西州得票率的影响，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1916年的鲨鱼袭人事件对斯普林莱克和天堂海滩选民的影响，相当于1932年“大萧条”对新泽西州选民的影响。

这太可怕了。让7月发生的偶然事件影响11月的选举行为，不应该是理性的选民所为。领导者只应为自己可以理性负责的事情负责。只有当政治人物辜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应该投反对票，而不应因一些超出政治人物控制的、影响我们自身的事情影响投票行为。威尔逊本不应该因为鲨鱼袭人事件而失去任何一张选票。那次事件不应该由他承担责任，他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阻止事件的发生。他能做的就是表达关心，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对于斯普林莱克和天堂海滩的人们来说，这些还不够。

如果说哪一年的大选投票最需要进行清醒的审议的话，非1916年莫属。当时，欧洲遍地战火。两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士兵遭到了杀戮，惨烈之甚前所未见，而美国也有被卷入的危险。下面是当时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些头条新闻标题：

德国加快潜艇作战，8月1日至9月11日击沉194艘船

法国突破南防线，索姆河大战正酣

美国人在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丧生

法国将亡！兴登堡说，如法继续作战，将令其全军覆没

如此种种的新闻标题，即使今天看来，仍会令人想起那些可怕的画面，至少当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网站上看到这些标题时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在美国政治学家阿亨看来，它们并未成为那些海滨选民投票的主动力。他们的主动力是造成恐惧和经济损失的鲨鱼袭人事件。

竟是鲨鱼袭人事件！

如果问问那些选民，为什么投票反对威尔逊连任，他们无疑会给出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答案。投票反对威尔逊的原因也并不难寻。西奥多·罗斯福等奉行“大棒政策”者觉得威尔逊畏首畏尾，是个和平主义奉行者。反战派代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辞去了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一职，因为他认为威尔逊总统的和平主义立场不够坚定。那些爱尔兰裔认为威尔逊与英国走得过近。许多商界领导者认为他改革过度。妇女参政权论者奚落他，因为他不愿支持国会通过一项赋予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原因。鉴于当时的情况，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很容易。上述所列的立场，任何一项都合乎情理。如果问斯普林莱克的选民为什么给威尔逊投反对票，他们给出的原因极有可能也是合理的。人人都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我们需要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合理，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维护自尊。但事实是，当解释我们的政治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我们经常撒谎，不仅对别人撒谎，也对自己撒谎。

阿亨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某种动机背后的真相，不要认为仅仅通过询问就能了解。我们必须研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一些规律，从而了解塑造他们想法的真实力量。我们把研究局限于个体（即使有时这些个体碰巧是我们自己）时未能发现的真相，可能就在这些规律之中。我们认为自己十分了解自己，但实际上，我们会把一些事情隐藏起来。即使对自己诚实、坦率，我们也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知，因为我们大脑中发生的事情大多是无意识的。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把我们当作某个群体中的成员来研究。这才是获取真相之道，也是2002年克里斯托弗·阿亨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的收获。

我们总是认为，人们如果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就是理性的人。其实，我们落入了一个陷阱，即把人们（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话太过当真。我们不该如此。天堂海滩和斯普林莱克的选民投票不理性，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就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是政治。政治是一些隐藏的规律，需要像阿亨那样的政治学家从陈旧的记载中挖掘才能发现，别无他法。这些规律至关重要，只有理解了这些规律才能了解政治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

如果想避免上文提到的那4种极易发生的、破坏民主的错误行为，我们就必须要理解这些规律。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详解这4种错误行为。

4.

克里斯托弗·阿亨向同事报告研究结果时，立刻遭到了大家的质疑。大多数政治学家不愿意相信，鲨鱼袭人事件会对总统选举有重大影响。像经济学家一样，政治学家的研究也是基于所谓的“理性行为者”模型。政治学家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选民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自己的利益，当大环境不好时，无论是不是时任总统的责任，选民都会投票反对他。但是，政治学家基于的一般性假设是：多半选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如果阿亨想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为了进行必要的研究，他与拉里·巴特尔斯进行合作。巴特尔斯的那个“如果一颗流星击中了亚利桑那州，他们就会投票反对执政者”的玩笑为他们提供了灵感。他们决定专注研究天气对选举的影响。他们猜想，天气可能是影响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天气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天气也可能和鲨鱼袭人事件一样对选举产生影响。于是，他们着手研究能否在选举与恶劣天气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为什么要专注研究恶劣天气，而不是好天气呢？政治学家早已确定，外部力量若带来负面影响时，会造成政治后果。包括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内的心理学家对此做出了解释：人类的大脑天生专注于消极事物。这是人类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进化而来的一种特性，在人类的存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面我们还将提到这一点。

巴特尔斯和阿亨首先查看了2000年乔治·W.布什和艾伯特·戈尔角逐美国总统之位时，佛罗里达州的投票情况。那是一场令人费解的选举。虽然佛罗里达州是摇摆州，但那一年它本不该起那么大的决定作用。2000年，佛罗里达州经济状况良好，失业率低至3.8%。理性地看，佛罗里达州在2000年本应该坚定地向民主党倾斜。鉴于当经济不好时，选民通常会对时任政府投反对票，政治学家认为，当经济状况好时，他们应该倾向于投票支持时任政府。这意味着，他们本应该投票给当时的副总统戈尔，而事实并非如此。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天气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吗？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指出，2000年1月佛罗里达州不同区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影响。最初，遭遇干旱的只是少数县，2月、3月旱情基本稳定。但到了4月，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旱情更为严重，而且旱情正在蔓延。到了6月，受到严重干旱影响的地区已经覆盖了佛罗里达州的一半。连接西部的坦帕与东部的代托纳比奇的4号州际公路以北地区，一直向北扩散到该州狭长地带的顶端，都遭到严重干旱影响。到了8月，各地区的情况持续恶化，半个州都呈现极度干旱状态。

幸运的是，对于佛罗里达州的人们来说，极度干旱到了9月就结束了。但是，糟糕的干旱仍然影响着该州的大部分区域，中部地区最为严重，一直持续到11月选举的时候。

就总统选举而言，这次干旱本不应该算什么大事儿。它还没严重到可以对佛罗里达州的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无论如何，干旱都不应影响总统选举中的公民投票，因为总统不该对天气情况负责，正如他不该为鲨鱼袭人事件负责一样。虽然，有时干旱造成的影响的确应该归咎于不力的公共政策，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黑色风暴事件”一样。但在2000年，没有人要求总统候选人在有关那场干旱的任何问题上表明立场。没有人认为那场干旱会成为选举中的一个因素。读读2000年发表的关于总统竞选的所有内容，没有一次提到那场干旱。在总统选举中，天气几乎从来都不是重要的因素，除非一场暴雪提前到来，影响11月的投票率（随着全球变暖日益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改变）。

但是，巴特尔斯和阿亨通过分析发现，那场干旱的确影响了佛罗里达州许多选民的决定。基于历史平均水平，那些本应该投票给戈尔的选民却把票投给了乔治·W.布什，并且这样的选民有成千上万之多。布什以537票的优势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的普选，从而一举赢得选举。不考虑“蝴蝶选票”的设计缺陷，或是其他有利于布什的因素，大获全胜的都本该是戈尔。佛罗里达州本不应该造就布什的胜利。

天气真的有那么关键吗？

此时，巴特尔斯和阿亨深信自己真的有所发现，他们进而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国家。如果天气影响了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果，那么或许也会影响其他州的投票结果。

这两位政治学家分析了数据之后，恰好得出了上述结论。他们运用了一个复杂的模型，将政府发布的三个不同版本的干旱指数都考虑进来，把过去的选举结果与2000年的选举结果做了比较，发现天气影响选举结果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佛罗里达州，而且发生在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被天气影响投票的选民数以百万计。被奉为“政治学界杰出人物”的巴特尔斯和阿亨称，大约有2.7%的选民，即约280万人口，“在2000年因自己所在的州太干旱或降雨太多而没把票投给戈尔”。

戈尔因5张选举人票之差而在2000年大选中失败了。如果不是由于天气原因而丢失那些州，那么戈尔将以139张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选举。布什将仅获得199票，而戈尔将获得338票，这样戈尔就会赢得选举人团大胜，可与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和1996年的两次胜利相媲美。然而，戈尔失败了。

现在，巴特尔斯和阿亨已经可以确定，天气不仅影响了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果，而且影响了其他6个州。他们决定再扩大研究范围。利用已知的天气对2000年选民行为的影响，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有的总统选举结果，一直追溯到1896年，然后将其与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提供的天气统计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在遭受洪水或干旱影响的州，选民对时任总统有着很强的认知偏差。巴特尔斯和阿亨因此得出惊人的结论。

我们采用不同版本的干旱指数进行各种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结果：毫无疑问，干旱和洪水灾害一般会对时任总统所在党派的选举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是巧合，也不是选民因为某位总统未能为某一场灾害做好充分准备或做出积极的应对而对其进行的理性惩罚。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每一个寻求连任的执政党派来说，都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风险，就像刮风下雨一样，是不可控的。

总体而言，巴特尔斯和阿亨发现，恶劣的天气条件会让执政党丢失1.5个百分点的得票率。当选举难分上下时，这可能会直接决定成败。（1900年以来的总统选举中，大部分时候两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之差不到5个百分点。）

鉴于这些结果，我们在讨论政治时，如果仍认为政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的行为和言论，或是民意调查结果，即公众辩论中的那些平常问题，还有意义吗？如果鲨鱼袭人事件和干旱等潜在因素能够影响政治，那么我们不应该试图弄清楚背后的原因吗？有没有可能是人类的本能在作怪？

5.

每年3月是美国大学篮球联赛进入高潮的一个月份，在此期间，全体美国人都会为这一赛事而陷入疯狂，“疯狂3月”因而得名。用谷歌搜索一下，便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疯狂程度。仅是输入“疯狂3月球迷”，就会跳出数以千计的新闻报道、日记和视频，这些都证明了球迷对于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组织的这一赛事有多么热爱。你可以搜到这么一则视频：得克萨斯大学对阵维克森林大学，疯狂球迷的疯狂3月。

视频内容是，2009年，一位得克萨斯大学长角牛队的铁杆球迷正在观看长角牛队与维克森林大学魔鬼执事队的一场比赛。长角牛队快输了，而这个粉丝快疯了：

“他们要让我心碎了。”

“投！投球！那个大个子已经犯规离场了！投呀！投球！”他大声尖叫，“投！”

“对，对，对！对！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手舞足蹈了一会儿。

“加油，小伙子们！耶，乖宝贝！进攻！”

几分钟后……

“开什么玩笑？”

“他们全都在瞎打，不输才怪，天哪！”

几分钟又过去了。长角牛队一度在加时赛中领先了8分。但当哨声响起时，他们还是输了。

“我就说吧，他们会让我心碎的。”这个球迷开始破口大骂。在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有这样一条表示同情的评论：

“球赛就是这样，不管输赢，都是情感的宣泄。我以前也跟视频中的男子一样，但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不要那样了。所以，我现在都是出去后才大喊大叫。”

那么，现在假设你就是那个球迷，篮球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切，而现在刚好是选举投票的时候了，你的脑海中是否会闪过一丝念头，长角牛队的输球可能会影响你的投票行为？我猜，在没有读到过鲨鱼袭人事件和干旱对选举产生的影响之前，你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但现在，你知道自己将做何回答，并且你的回答是正确的。2010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安德鲁·希利（Andrew Healy）、内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塞西莉亚·永珠·莫（Cecilia Hyunjung Mo）指出，体育比赛的结果会影响选民对于时任总统的评价。社会学家曾在2009年的“疯狂3月”期间，向在第三轮和第四轮比赛中胜出球队的球迷调查他们对奥巴马的看法，得到的结果要积极很多，奥巴马在这些人中的支持率上升了约2.3%。

他们也调查了橄榄球球迷的反应，得到的结果相同。获胜球队的球迷比失败球队的球迷对时任政府更加有好感。如果他们支持的球队在选举的前两周赢得比赛，那么他们对于时任政府的支持率就上升1.05%。社会学家由此认为，“我们找到了明确的证据证明，当地大学橄榄球球队在大选前夕的成功与失败，会显著影响时任政府在该地区的选举前景，这表明选民会因与政府政绩无关的自身的悲喜来奖励或是惩罚时任政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结果表明：选民的投票决定受到与时任政府的执政能力或效率不相干的事件影响”。

鉴于上述结论以及之前巴特尔斯和阿亨所说的，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民主无望了。和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样，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把舆论和民意说成是丢失理性的、飘忽不定的，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该结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事实不是这样的。

会被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投票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社会学家说，2010年智利地震同样影响了智利的大选，就像上文提到的干旱和洪水影响了美国的大选一样。有没有可能，智利和新泽西州的人们对于某个自然事件产生的类似反应只是出于巧合呢？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当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对一些事件产生同样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并不合理时，我们可以确定，这种反应是由一种演化的心理机制引发的。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现代事件只是导火索，唤醒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本能。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继续讨论。

在科学证据面前，我们不可能再假装认为，可以运用纯粹理性这一优点来引起甚至赢取政治辩论。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我们解决政治辩论的方式就是提供论据，而这些论据让我们完全相信自己就是理性的。我们落入的陷阱就是：我们坚持认为理性论据是影响我们的唯一动力。但有丰富的证据可以证明，民意和舆论往往不是理性的，我们的反应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是看不见的力量。

问题不在于选民愚蠢，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详细阐述。问题在于，人类在石器时代是以小群体群居的，而今天的民主社会由数百万人组成，我们从石器时代继承的大脑与我们处理今天的挑战所需的大脑之间出现了错配。这种错配可以解释为什么本能在政治上经常误导我们。本能最初的形成是为了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小团体成员与其他小团体竞争，而不是作为大众社会的一员与其他大众社会竞争。无论新泽西州选民投票反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心理原因是什么，鉴于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运作方式，这种原因都是不合理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迫使领导者为糟糕的事情承担责任，这在石器时代或许是一个稳妥的策略，即使它不太完美。相较于没有运用这种策略的人，那些出于本能运用这种策略的人很有可能更占优势，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适合度，使其能够更好地将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在一个易受一系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现代化多党派的大众民主社会，这种策略绝不明智。

那么，情感在政治中所起的邪恶作用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对此已经多有耳闻。问题并不是情感本身，而是这些古老的本能导致了我们的情感被错误地应用。如果想了解政治，那么必须了解这种本能是如何干扰我们以及为什么会干扰我们。关于这个答案，接下来我会反复提及的一点是，本能在政治上会失效，是因为我们搞错了大环境。

归根结底，政治是本能（及其所触发的各种情绪反应）与高阶认知在大脑里进行的一场拉锯战的结果。虽然政治通常是围绕着候选人的简历、意识形态和个性而进行的，但其实政治不是关于候选人的。政治是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大脑里所发生的一切。

不久之前，我们对于本能与现代世界在哪些方面是错配的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科学的发展已经足以让我们自信地说出，人类最重要的那几种本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政治的。我们不再需要猜测了。从过去二三十年开始，某些领域是从过去几年开始，科学家已经着手揭示我们决策过程中的秘密了。大脑不再是一个密封的黑盒子。科学已经开始将它撬开，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了解本能的根源，以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解释人类在政治中大部分神秘的行为。在《政治动物》这本书中，我将探索引发这些新见解的科学突破。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对于大脑的这种新型理解不是单纯地属于一个科学分支。只有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分支学科里认真研究，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它。这些学科包括神经学、遗传学、进化心理学、人类学、行为经济学、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博弈论。在本书中，我引用了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我希望能和读者分享我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的兴奋之情。作为一名记者和历史学家，在引用那些研究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像是一名在异国他乡游览的观光者，但这样的比喻也不完全贴切。虽然我对科学家使用的数学很陌生，我对所要抵达的彼岸却如家乡般熟悉。我看到的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树木和同样的房子，但它们看起来又不太一样。因为科学改变了我的视角，我也希望科学能改变你的视角。

在科学的帮助之下，本书将着力解决以下4个主要问题：

1. 为什么选民的好奇心和知识是有限的？

2. 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看懂政治人物？

3. 为什么我们不能更现实一点儿？

4. 为什么我们对陷入困境者的同情往往看起来比较少？

读者可能会问，回答这4个问题有什么好处？我在写这本书时也曾问自己这个问题。了解这些本能有什么好处？你的直觉可能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好处，毕竟本能就是本能，对吧？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我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反应。即使我们意识到某些认知偏差也仍会将它们坚持下去。伟大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后面仍会提到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总是屈服于那些由自己识别出来的认知偏差。社会学家说，实验中意识到认知偏差作用的受试者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并未减少。某一党派的坚定支持者一般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党派的候选人，也无法客观地看待其他党派的候选人。正如接下来会看到的，我们天生就不是客观的。（参见第七章）

但事实证明，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措施塑造应对事件的方式。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能，但我们可以消除许多破坏民主的本能，同时加强其他有用的本能。总体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本能在信仰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做到的。我们没必要看出那些存在于个人想法中的本能的认知偏差，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受制于这些认知偏差。然后，我们可以运用本书结语中概述的那些措施尝试消除这些认知偏差的影响。

其中一个措施是从鲨鱼袭人事件的教训中得出的。大环境很重要。如果是因为大环境出错而导致我们的许多本能出错，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能够改变大环境的一切方法，以便让本能发挥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弄清楚如何使本能有利于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我稍后将会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的方法之一，是让自己充分接触不同来源的信息，培养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看待政治。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多亏了一种基础本能：社会本能，即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说的“群居性”。我们喜欢群体，用群体来自我定义。通过选择生活在一个由不同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的社区（即群体）中，我们的思维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化。你肯定听说过“用脚投票”，这是用脚思维。可以肯定的是，这要求我们超越另一种本能：想要生活在与自己相似的人群中的本能。但那不是一个大障碍，因为我们还有另一种本能：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历史表明，大多数人喜欢生活在城市。多亏了进化，我们才没有成为趋向同一个方向的、只拥有几种本能的物种。所以，我们才拥有自由，走自己的路，所缺少的只不过是意愿罢了。

最后，虽然本能就是本能，但人类要高于本能的总和。即使进化心理学家也承认，进化并不是命运。今天的妇女不必像石器时代的妇女一样对丈夫言听计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即使东非马赛族的妇女可能完全顺从丈夫，印度东北部的卡西族妇女却并非如此。因为卡西族仍延续母系社会的传统，妇女是统治者。

人类并不是进化史的囚徒。正如我在结语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自我解放。科学正在给予我们这个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了。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第一部分

好奇心

第一章

迈克尔·乔丹的启示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没必要投票和关注新闻？

1.

本书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但据我所知，有一则体育故事比任何一则政治故事都可以更好地诠释本书的主题：选民看起来似乎不太善于投票。这则故事是关于历史上最著名的篮球运动员的。即使不关注体育的人也知道他的名字：迈克尔·乔丹。因为作为运动员，乔丹太过于出类拔萃，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级人物。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北美运动员”。美联社将其列为仅次于美国棒球运动员巴比·鲁斯（Babe Ruth）之后的最佳运动员。乔丹最著名的技能是从罚球线起跳滑翔扣篮。这种能力为他赢得了“飞人乔丹”的称号。《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艾拉·伯科（Ira Berkow）曾写道：

一天，我坐在一艘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上。这个海峡不仅隔开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而且隔断了欧亚大陆。这趟上午的旅行只有两名游客，导游是一名年轻的土耳其人，中规中矩地给我们解说着。他靠着船舷（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朝向亚洲那侧而不是欧洲那侧），问我在美国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之后，他兴奋起来。“那你见过迈克尔·乔丹吗？”他问。我说见过，做我这一行难免会碰到他。那位导游激动地说：“我的天哪！”

1993年，迈克尔·乔丹在第一次赢得三连冠之后，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他从篮球队退役，转去打棒球了。当时，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则新闻。

从击球成绩来看，历史上最好的棒球选手是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他在1941年击出了0.406的成绩，是有史以来单个赛季中的最高成绩。首届棒球名人堂得票率最高的棒球手是泰·柯布（Ty Cobb），他的击球成绩为0.366。而那些得分低于0.230的，则被认为是下等击球手。

那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棒球打得怎么样呢？最初，他效力于一支职业棒球小联盟（属于低于AAA联盟的AA联盟）的球队，击球率仅为20%，赢了三次全垒打。后来，他参加了亚利桑那州秋季联赛，有AA级选手，也有AAA级选手，他的成绩为0.252。虽然这个成绩是可敬的，但仍然令人失望。在这之前，乔丹在篮球领域是位巨星，但在棒球领域，他不是。“放弃吧，乔丹！”《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 ）的某期封面曾赤裸裸地印着这几个大字。

乔丹打了两年棒球之后，又回去打篮球了，受到公牛队球迷的热烈欢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爱的球队在乔丹退出后丢掉了冠军，现在乔丹再一次称霸球场。在第二场比赛中，他就独得55分。接下来的赛季中，他平均每场得30分，成为联盟的顶尖球员。有了乔丹，公牛队重获昔日连胜的辉煌。在他回归后的第一个赛季，公牛队赢了72场比赛，只输了10场，创下了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历史上单支球队的最佳常规赛纪录。

高中时代，擅长某一种运动的学生通常也擅长另一种运动。翻开高中年鉴册，我们会发现在多项运动比赛页面上总是出现那几张面孔。这一页上拿着棒球棒的明星学生在下一页又戴着头盔或抱着橄榄球出现了。网球队的球员也兼任篮球队的防守队员。但到大学，情况就不同了，运动员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大学生运动员参与多种体育项目。原因在于，大学生运动会往往涉及资金问题。校方希望运动员参加的是自己最擅长的项目，大多数人也都有自己最擅长的运动项目。大学生运动会竞争激烈，即使是一个天才型的全能运动员也不可能在所有项目上都擅长。

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引人注意的词条，上面列出了在其他体育项目上赢得知名度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名单。这个名单很短。这么多年来，在一万多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中，只有116人榜上有名。维基百科的另一个词条还列出了在不止一项体育项目中获得过奥运会奖牌的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多达10万余名，但在不止一项体育项目中获得过奖牌的只有81名。这表明，明星运动员很少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中都表现卓越。不仅如此，如果认真研究这两张名单，会发现一个规律。以下是同时擅长其他体育项目的橄榄球运动员的情况。

橄榄球运动员中擅长棒球的有49人，擅长田径的有24人，擅长篮球的有20人，擅长足球的有7人，擅长武术的有5人，擅长摔跤的有4人，擅长长曲棍球、高尔夫球和拳击的各有3人，擅长赛车、《美国忍者战士》赛事和冰球的各有1人。

你发现了吗？总体来说，这些运动员擅长的并不是两种完全不相关的体育项目。那些他们擅长的项目需要的技能是类似的。橄榄球与棒球和篮球有很多共同点，这三项运动都要求运动员拥有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或是跑得快。橄榄球与田径之间的相似度没有如此明显。我们总觉得橄榄球运动员块头很大，而田径明星都很纤瘦。但是，擅长投掷标枪的田径运动员很可能也擅长打橄榄球，并且那些擅长田径项目的橄榄球运动员中也确实有几个是出色的标枪运动员。但上述其他体育项目都是例外。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有些体育项目压根儿就没有提及。例如，没有橄榄球运动员在游泳或是网球方面有所建树，这点十分引人注意。

如果我们研究奥运会获奖者，会得到相同的规律。运动员术业有专攻，要么参加夏奥会，要么参加冬奥会，但有4名夏奥会奖牌得主曾在冬奥会上得过奖牌。而既参加过世界职业棒球大联盟，又参加过“超级碗”的运动员只有一位——迪昂·桑德斯（Deion Sanders）。还有一位叫博·杰克逊（Bo Jackson）的运动员，他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许多体育新闻记者认为，像他那样的运动员独一无二。他拥有棒球运动员和橄榄球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曾赢得大学生橄榄球赛的海斯曼奖（即大学生橄榄球运动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那之后，各个棒球队和橄榄球队都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为他制作纪录片的工作人员曾说，杰克逊的冲浪和轮滑技能更赞。

这表明，人类不是超人，即使是有天赋的人类也不是超人。这就是由迈克尔·乔丹得出的启示。一个人在某些事上很擅长，但不可能擅长所有的事。一个人可能在某项体育项目上胜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上都胜出。这些体育明星何时会成功呢？当他们的技能与所面临的挑战相匹配时。何时会失败呢？当他们把这些技能用在不太适合的项目上时。正是这个缘故，马克·斯皮茨（Mark Spitz）等游泳运动员不会去打橄榄球，而乔·纳马特（Joe Namath）等橄榄球运动员也不会去争夺奥运会的游泳奖牌。

这个道理是否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选民难以关注新闻动态、做出明智的决定？

2.

只要人类尝试民主制度，就总会有人说民主制度行不通。他们最常给出的原因是，公众是无知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是早期关于控诉最有名的例子。故事一开始，讲述了一群自幼就被困在一个洞穴中的囚犯。他们戴着枷锁，借助身后的火堆投射过来的昏暗光线，唯一能看到的就是面前的洞壁。他们无法环顾，甚至不能扭头，只能死死盯着面前的洞壁。他们身后有一个舞台，类似皮影戏演员使用的那种舞台。柏拉图让我们想象，在表演者（如皮影戏演员那样是在观众视线之外的）的控制下，类似马、人物等各种各样的实物的剪影在舞台上来回移动。这些囚徒看到的不是实物本身，而是它们投射出来的放大了的影像。

囚徒们对世界的唯一认知就是这些影像。有一天，其中一名囚徒获释了。当这名获释的囚徒起身到处走动时发现，他们这些年来一直看着的并非实物，而只是影像。在他走出洞穴，眼睛适应了外面的光线之后，他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物体。“那么，当他想起那个洞穴和洞穴里其他囚徒所能知道的事物，”柏拉图问道，“你们难道不觉得他会庆幸自己出来了，并可怜剩下的那些人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故事到此仍未结束。柏拉图让我们思考，如果那位获释的囚徒回到洞穴并告诉同伴他的发现，那么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期待他的囚徒同伴们会因知道了现实世界的样子而感激他的话，那么你要失望了。柏拉图推测，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将是一出悲剧：

他视力模糊，眼睛尚未适应（要再次适应洞穴里的光线所需的时间会相当长），这样的他不会被奚落吗？那些囚徒也许会说，他走出去了，然后又回来了，眼睛还不好使了，因而出去这件事最好想都不要想。如果有人试图为他们松绑，将他们带到光亮之处，那么他们就要抓住这个人，然后把他处死。

见到光明的人因为自己的远见而遭到没有远见之人的惩罚，柏拉图讲述的这则故事以悲剧结尾。这看似极端，却是经验之谈。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追求真理而付出生命。在现代西方的先进民主国家里，预言家不再被处以死刑了，而是会得到一份出版合同。现代的柏拉图们在书中厉声呐喊无知对民主带来的挑战，他们对无知的危言耸听成就了一个事实上的手工行业。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我们都能找到诸如斯蒂芬·普罗瑟罗（Stephen Prothero）的《美国人人都须知却无知的宗教文化》（Religious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and Doesn’t ）之类的书籍。这本书警告人们，对宗教的无知会带来危险。再比如，马克·鲍尔莱（Mark Bauerlein）的《最愚蠢的一代》（The Dumbest Generation ），指责在谷歌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读文学作品，无法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对美国政府的运转模式一无所知。

鲍尔莱在那本书中认为，年轻人属于一类特殊的无知者——或许他们真是这样，这一点批评家们已经抨击了几十年，却始终徒劳。大众是无知的。这点可以参考沃尔特·李普曼的任何一本书，尤其是他199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他在书中重提柏拉图，试图唤醒人们去正视公众普遍无知的问题。李普曼的这类书籍在“二战”后特别受欢迎。纳粹主义让人们陷入了恐惧，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杞人忧天者，或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成了“紧张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似乎不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了，而成了问题本身。纳粹主义表明，即使是像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会有数百万人民是无知的。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因为政变，而是利用民众的不满上了台（虽然如此，他并未在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

卑尔根·埃文斯（Bergen Evans）曾撰写了一些在战后初期最受欢迎的评论文章。埃文斯向美国人宣传“无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曾获得罗德奖学金，进了哈佛大学，然后当了英语学教授。他的知名度很高，竞答节目《64 000美元巨奖连环答》（The $64,000 Question ）聘请他来监督给答题者出的问题。他自己也主持了一档节目《头头是道》（Of Many Things ），把有趣的流行文化现象与对历史事件的讨论结合起来。埃文斯曾写了两本书揭示公众的无知。第一本叫《废话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Nonsense ），出版于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时。书的开头令人难忘，写着“我们可能走完了过去，但过去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结束，石器时代的想法与最新的科学思想并存着。只有一小部分人跨越了黑暗的中世纪，在一些有着最清醒头脑的人士看来，就像洛根·史密斯（Logan Smith）所说的，我们掉进了‘毛毛虫的巢穴’”。埃文斯指出，仍有数百万人相信巫婆的存在。他告诉读者，“1926—1936年的10年间，《纽约时报》刊登了50多篇有关巫术的报道”，其中15篇发生在美国。他警告称，我们距离无知仅一步之遥。因为“理性思考的人寥寥无几”，并且作为“科学的生命”的怀疑精神十分少见。这本书大受欢迎，埃文斯几年后又出了一本书，叫《幽灵的踪迹》（The Spoor of Spooks ），也是轰动一时。他的书籍如此受欢迎，表明读者认同他的警告。

“二战”后，有一群大学教授开始着迷于研究公众无知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值得一谈，因为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的研究。他叫托马斯·A. 贝利（Thomas A. Bailey），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大师，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贝利像典型的杰出历史学家一样，有着一头白发和一张友善、智慧的面孔。他的名字可能听起来耳熟，因为他曾编写了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教科书之一——《美国的庆典》（The American Pageant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书如今依然在销售。跟大多教科书不同的是，这本书读起来让人觉得作者很真实。人如其书，贝利也很诙谐、机智。有一次，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渴望见见这位写出《美国的庆典》的历史学家，便去拜访了贝利任职的斯坦福大学。当他找到贝利时，这位历史学家正在一楼的大办公室，身边是打开的一箱又一箱复印的文稿，有成千上万份。贝利正在把这些大箱子往里拿，一抬头，看到这位学生面色吃惊，妙语便出，“如今呀，不复印，毋宁死”。

贝利的专业是外交史，但他对公众舆论的着迷始于他领悟到一点：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外交危机都是由公众舆论引起的。这个观点为他写的另一本极受欢迎的教科书《美国人民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的前几章奠定了基础。控制事态的并不是外交官，而是普通民众。正如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言，“在政治中，若还说什么现在统治世界的是公众舆论，几乎是废话了”。

贝利觉得这种情况让人不安。他在1948年出版的《街上的人：美国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一书中写出了这些担忧。（他在该书第一页就强调了穆勒的那句话。）这本书读来就好比穿越一个外交政策的鬼屋般让人胆战心惊。每隔几页，这些“街上的人”就差点把美国带入灾难的边缘。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大西洋沿岸的民众要求海军把几艘重点驻守在西印度群岛的战舰调过来，以应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而当时这些战舰在那里等候西班牙舰队的到来。贝利写道：“如果西班牙舰队再强大一些，故事的结局可能就不会这么圆满了。”也就是说，美国有可能就战败了。“二战”中，一群民众高喊着“先拿下日本裕仁天皇”。他们群情高涨，军队备感压力，改变了先拿下希特勒的决定，“从而延长了战争，甚至差点儿战败”。

贝利认为，推动这些错误举动的正是无知。“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无知程度骇人听闻，这是美国公众舆论最突出和最危险的缺陷之一。”贝利言辞尖锐地写道。作为论据，贝利提到了一项有关《大西洋宪章》的民意调查。《大西洋宪章》规定了同盟国进行战争的目的，让士兵和选民了解战争的意义，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章程之一。1942年，80%的美国人承认他们并不知道《大西洋宪章》为何物。而当时距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才过去几个月。

两代人之后，即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位学者受到卑尔根·埃文斯和托马斯·贝利的启发，开始耕耘于同一领域。这位学者主要关心的课题是历史上的谣言，贝利也曾在数本著作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管别人怎么说，美国人的确知道很多历史，”这位学者在其有关谣言的著作中写道，“他们知道清教徒是由普利茅斯岩处登岸，知道圣地亚哥战役归功于西奥多·罗斯福，知道哥伦布发现地球是圆的，知道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当然，这些历史美国人都知道，但好笑的是，这些历史事件没有一件是真实的。”跟卑尔根·埃文斯的书一样，这本书也很畅销。在这位学者做客《今日秀》（Today Show ）之后，出版商不得不紧急加印这本书以满足读者需求。新印的书籍简直是飞一般地过了印刷机，甚至连等墨迹晾干的时间都没有，惹得书商抱怨新到的书封面不平整。事实上，这位学者通过揭秘谣言做出了一番事业，紧接着又出了两本书。几年之后，因公众还是一直表现得很无知，沮丧之下，该学者又发表一篇火药味浓厚的批判性文章，名为《直面真实的美国选民，看看我们到底有多愚蠢》（Just How Stupid are We: Facing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Voter ）。那三本“揭秘”书籍和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我。（那位跑去拜访托马斯·贝利的大学生也是我。）

21世纪初，表明公众无知的证据是无所不在的。下面我仅摘取一些引人关注的：

·大多数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是“9·11”事件的背后主谋。他们支持战争的主要原因也在此。在他们看来，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是为了报复他们策划的“9·11”事件。

·近25%的高中生认不出阿道夫·希特勒。

·约25%的美国人对“帕内塔–伯恩斯法案”有异议。可这项法案并不存在，是由一家报社杜撰出来的，目的是看看人们在回答民意调查问卷时是否会瞎猜。

·2010年，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其任期的前两年提高了对中产阶级的征税。实际上，奥巴马在那段时期对95%的美国人实施了减税。

·近60%的美国人认不出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政府由三个独立部门构成。

·2013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约有30%的共和党人将“卡特里娜”飓风归咎于奥巴马总统。然而，“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在2005年，当时的总统还是小布什。

·近25%的高中毕业生无法通过陆军的基础数学、阅读和科学知识考试。

·几乎大多数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左翼激进组织“ACORN”为支持奥巴马而在2012年的大选中舞弊。实际上，2010年以后，该组织便不复存在，被敌对的共和党人逼迫解散了。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现在国会是由哪个政党控制着。

最糟糕的还不止这些。

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媒体就开始注意到某种特殊的现象。很多人似乎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民意调查显示，最初只有1/10的美国人这样认为，后来变成1/5。许多美国人承认，他们全然不知道奥巴马信仰何种宗教，可事实上，奥巴马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是基督徒。2008年，俄亥俄州约有1/4的美国人在民意调查中称不了解奥巴马的宗教信仰。此外，对奥巴马出生地的质疑，即相信奥巴马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言论，也很有销路。因不知道奥巴马出生于哪个国家而相信他出生于肯尼亚的人有数百万之多。选民开始在反奥巴马集会上要求他公开自己的出生证明。

在记者看来，这些民意调查的结果似乎说明了公众的无知是无底线的。因为这些事情的真相是众所周知的。奥巴马出生在夏威夷，不是穆斯林，20多年来他一直都去基督教教堂。他的基督教牧师杰里迈亚·赖特（Jeremiah Wright）一度上了新闻的头版头条，因为他的一段布道的录音被曝光了。在那段录音中，他似乎认为美国遭到“9·11”袭击是罪有应得。“美国是在自食其果！”录音中他厉声怒吼道。记者很纳闷，人们怎么能一会儿把奥巴马当作穆斯林鞭挞一顿，一会儿又因他与一位基督教的牧师（这位牧师居然还是奥巴马家族的姻亲）过从甚密而对其苛责一番？这简直毫无道理可言。《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谜底解开。于是，该报记者伊莱·沙斯洛（Eli Saslow）到美国的心脏地带去找寻答案。

沙斯洛最终来到了俄亥俄州芬德利，国会在1974年正式授予该市“美国国旗城市”（Flag City USA）称号。在那里，他遇到了吉姆（Jim），一位典型的美国心脏地带居民。吉姆退休之前一直在固铂轮胎橡胶公司工作，是位空军退役的老兵，有两个孩子。最重要的是，他在自家院子里挂了四面美国国旗。完美！我们简直可以想象到沙斯洛遇到吉姆之后有多么兴奋。他向吉姆抛出了那个问题：对于奥巴马是在肯尼亚出生的言论，你怎么看？吉姆的回答太妙了，沙斯洛引用这句话作为他报道的开头。吉姆回答道，他不确定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他看到的关于奥巴马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这就好比你听到的是两个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他们毫无共同点，”吉姆说，“这样，你就不可能弄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可以相信。”这简直就是一名记者梦寐以求的回答。

但奇怪的是，主流媒体在此之前一再报道，奥巴马出生于肯尼亚是谣言。媒体的曝光不应该完全消除这个谎言了吗？媒体广泛揭露的谣言不只是有关奥巴马的，其他的假新闻，如萨达姆是“9·11”事件的主谋等，都得到了澄清。在今天，相关的事实真相很容易就能查询到，但公众无知的情况依然普遍，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这些假新闻不仅继续被人传播，还让数百万的人坚信不疑？为什么人们会对这么多事情有这么骇人的无知？

我们竟然有必要提出这样的质疑，这令人非常不安。因为这表明人类还不太擅长弄清楚这个世界的基本事实，而这种能力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非常擅长的。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发现这个物质世界的基本事实的能力是超群的。正是为了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才有5种感官。我们生来就应该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例如，视觉帮助我们识别对方是敌是友，敏锐的听觉让我们能够辨别声音来自哪个方向。

人类的大脑生来就具有好奇功能。20世纪一个伟大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诺贝尔奖得主、神经学家和生物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海兔身上进行室内实验，得出了该发现。海兔是一种常见的软体动物，因其大脑只有20 000个神经元（而人脑有860亿个神经元），研究人员喜欢用它做研究。坎德尔花了数年，通过戳、捅海兔然后测试其对包含电子脉冲在内的各种刺激的反应。那他得出了什么重要发现呢？当海兔第一次遇到某种刺激时，它们的脑神经元发疯般兴奋，但遇到同一种刺激的次数越多，它们的兴奋度越低。等到第10次受到同样的刺激时，它们的兴奋度只有第一次的近1/20。

这个发现太惊人了。这表明动物的大脑做出忽视习惯性刺激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自觉意识，因为海兔没有意识。相反，大脑是自动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坎德尔后来出版了一本见解深刻的自传，当提到自己长达几十年的海兔实验时，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特性更受青睐：它可以帮助动物节省精力。第一次听到火警警铃时，你会一个激灵从头顶直直地打到脖子下面，你要花费很多精力去评估可能的结果，然后决定要怎么做。但是，如果调查之后，你发现没有着火，那么5分钟后，在警铃再次响起后，你会怎么做？在警铃一次次响起之后，你又会怎么做？警铃响起的次数越多，你对其关注得越少。等到第10次时，警铃声就只是一种背景噪声了。你的反应帮你节省了精力，而节省精力可以提高你的生存可能性。因为你有精力去关注别的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可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好奇害死猫”，但好奇不会害我们，而能救我们。

我们天生关注新鲜事物，这一特性往往有助于我们发现真相。为什么要看报纸？因为报纸上讲的都是新发生的事情。看报纸是我们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种方式，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探索真理之路。关注新鲜事物能帮助我们认清现实，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对全球事务的过度臆想之中。其他的物种也有关注新鲜事物的能力，但不能与人类理解世界的认知能力相提并论。那是人类的一张王牌。

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对现代世界一些至关重要的事实漠不关心呢？这个问题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了，但现在似乎更加令人费解。如果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天生便有好奇心，那么为什么会有数百万人对奥巴马的宗教信仰和出生地感到疑惑？为什么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选民不去了解“9·11”事件的一些基本的事实呢？“9·11”事件毕竟是我们当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了。难道好奇的人们不想探寻事实吗？

几十年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学家，但也许答案很简单。还记得迈克尔·乔丹的启示吗？

在重提乔丹，试图用他的经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任务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

第二章

我们都是政治动物

为什么我们不擅长政治？

1.

下面是旨在帮助美国选民了解现代选举的网站列表：

表2–1 美国部分选举相关网站

这张列表并不完整，此类的网站实际上多达数百个。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能帮助选民更加了解新闻里探讨的问题和参选的候选人。点开congress.org网站，可以找到正在等候国会通过的那些议案的信息，也能看看代表你的议员是如何投票的。点开“美国明智投票项目”的官网votesmart.org，你可以查到在国会里代表你的是哪一位议员以及他们在各个议题上的立场。打开问答网站quora，你能找到你想知道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总而言之，这些网站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之前提到的无知问题，它们能帮助选民获取知识，帮助选民变得明智些。

这样的目标听起来很可敬。想象一下，如果选民突然之间了解了事实，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那应该就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卡米洛特 [1] 社会中。真的会这样吗？1988年之前，没人知道答案。然而，就在1988年，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现任职于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协商民意调查的概念。在普通的民意调查中，选民会被问及一堆关于某些议题的问题，这些议题可能是他们知道的，也可能是他们不知道的。民意调查者和选民之间的互动仅此而已。而在协商民意调查中，如果选民对于被问及的问题不太了解，他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些议题。通常，通过参加周末举行的会议，选民便有机会学习各方提供的材料，并就自己看到的内容进行深入讨论。专家也被邀请来帮助参加会议的选民理解那些材料。到会议结束时，这位选民已经对被调查的议题了解了很多。那时，再对他进行一次调查。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选民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吗？那些学习起作用了吗？1994年，英国在电视上直播了一场协商民意调查的会议。300名具有代表性的选民，包括文员、教师、蓝领职工、白领职工、医生和律师，男女各占一半。结果呢？那些本来对繁多的议题不太了解的选民突然之间知道了很多，而所花费的时间只有一周。来自各个群体的人们都表现出成长的力量。人们接触到相关的信息之后，会改变自己的意见。他们变得更加注意细微之处了，觉得政治家们平时给出的简单答案远远不够。例如，尽管仍坚持对罪犯采取严厉态度，并坚持认为监狱的条件应该“更加艰苦、更加不舒服”，但他们开始拥护一些之前拒绝的改革了。现在，他们更加注重对罪犯的再教育，也较关注他们享受的程序性权利了。

1996年1月19日至21日，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举行了一场协商民意调查会议，正值大选之年，美国的电视台史无前例地直播了这场会议。这场会议吸引了460名参与者，他们代表了美国各行各业的人群，有的来自支持共和党的“红州”，有的来自支持民主党的“蓝州”。1/4的参与者来自年收入低于两万美元的家庭。一位女士之所以同意参加这场会议，是因为可以住在有热水供应的酒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吉姆·莱勒（Jim Lehrer）担任会议总主持人，带领大家讨论的还有一些培训过的主持人。为了做到对每个党派都不偏不倚，参与者拿到的材料已经提前让民主党人芭芭拉·乔旦（Barbara Jordan）和共和党人比尔·弗伦泽尔（Bill Frenzel）审查过了。这一次，选民们在获得了大量的基本信息后，同样改变了看法，从刚开始简单地回答问题，到最后提出66个问题，他们的立场也变得更为微妙。而且，他们并没有一味地更倾向于自由派。虽然舆论转而支持增加儿童保育和教育方面的预算，但这些选民认为，安全保障体系最好交由各个州的州政府去管理。这表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差终究敌不过事实。这些选民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似乎都愿意根据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当保守派了解了儿童保育带来的多项好处时，他们转而支持这个帮助穷苦人家养育孩子的项目。认为保守派只抱着僵硬的意识形态而罔顾事实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詹姆斯·菲什金在全球各地都举办了类似的会议，每次得到的结果都相同，堪称惊人：选民并不笨，只是无知。如果可以接触到相关信息，他们是可以消化、理解并搞明白真相的。这表明，民主可以有效实施，煽动者是可以被阻止的。菲什金指出，1996年，当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竞选总统时，人们问了他一个问题：是否会通过削减医疗保险开支来平衡预算。布坎南回答道，不会，他说自己会保护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回答在政治上十分稳妥。接着他又补充说，自己将会削减对外援助。这个回答也很安全，因为对外援助非常不受国内民众欢迎，但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无实际意义的答案。对外援助在联邦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接着大多数选民并不知情，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回答很靠谱。你瞧，选民需要的是事实。事实让他们有安全感。菲什金在此传达了一则乐观的信息：如果把事实交到选民手中，那么就可以使民主运转。换句话说，问题并不在于选民愚蠢，而是信息问题。

这似乎是菲什金的那些会议给我们的启示。民众是可以培养的，无知是可以被治愈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真的没有人有疑问吗？毕竟，我们把孩子送去上学，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学习的能力。我们在高等教育体系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学生有机会学习一些复杂科目的话，他们就会学习。缺乏知识的选民可以变成知识渊博的选民。我们虽然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以前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选民缺乏知识，但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无法学习，而在于不愿主动尝试学习。他们更愿意依靠认知偏差来指引自己的思考方向。 [2]

我们认为问题在于选民无知，但实际上，问题会不会在于动力缺失呢？

去参加菲什金举办的会议的那些人都很有动力，那是因为菲什金动用了激励措施——向那些参会者付钱。去奥斯汀参加会议的人每人可获得300美元的酬金。菲什金还承担参会者的餐食费用，并把他们安置在酒店里，还为远道而来的参会者购买机票。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参会的原因。对许多人来说，获邀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令人兴奋的，尤其是主办方还承诺他们会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对于大多数参会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见到像吉姆·莱勒这样的电视名人。菲什金不遗余力地鼓励人们参与。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汀会议的书。他在书中提到，为了让一位从未坐过飞机的芝加哥选民答应参加会议，他还同意帮她的朋友买张机票陪她过来。

这表明，如果想要选民变得聪明，我们需要给他们钱。如果想要人们密切关注新闻，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网站，人们可以每周做一次时事新闻测试，通过者可以得到一笔钱。想让人们投票吗？那就给他们钱吧。想让人们每隔几个月就和朋友一起讨论公共问题吗？那就给他们钱吧。我们知道，无论是销售员和还是首席执行官（CEO），其动力都来自激励措施。那么，为什么不用激励措施帮助选民变得更好呢？正如我们在菲什金的项目中看到的那样，激励措施很有效。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吗？在一个绝对理性的世界，在一个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世界，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也不是非常理性的。现实世界中，美国人普遍不愿意把公款用在选举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甚至反对尼克松时代进行的最温和的改革，因为这项改革规定总统选举可以利用公共资金。当在联邦政府层面进行的改革毫无进展时，这些改革家转向了州政府层面。他们在10个州的各级政府尝试着推行“廉洁选举”改革，旨在通过公共筹资活动为选举人提供资金，从而让私人资金从政治世界中消失，但没有哪个州的公众对这些改革保持长期兴趣。许多改革随后被撤回，或被宣布是违宪的，或被取消拨款。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尝试直接付钱给选民，以激励他们更好地了解议题和候选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我们不应该付钱给选民（因为那样会贬低公民身份的意义），但这里无关付钱给选民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原因很现实。

如果有人说，必须得先付钱给选民，他们才会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选民会觉得这是在侮辱他们。任何人，如果胆敢暗示需要付钱给选民（否则他们就不会尽职地行使公民职责），将立刻被贴上精英主义和反美国精神的标签。

2.

除了付钱给选民，另一种选择就是改变文化。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文化中就很好地嵌入了公民教育，犹如在一个完美平衡的公共食谱中加入一块浓郁巧克力，那里的选民十分积极地关注政治。当拿一些议题和政府结构的问题去测试斯堪的纳维亚人时，他们回答得很好，就像是刚刚完成公民高级课程的学生那样。事实证明，文化可以像詹姆斯·菲什金运用的激励手段一样有效。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在上学时学习公民学，然后在继续教育中继续注重公民学（75%的瑞典人成年之后曾参与公民学研究小组），那么他们会记住在学校所学的内容，并持续关注政治。这样一来，就不用贿赂选民。

有一种方式似乎特别有帮助，那就是创造一个庞大的、选民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储备。人们需要感到自己的声音得到了聆听，感到领导者在响应自己的呼声。制度看起来必须是公平的。当人们审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时，必须让他们觉得在民主制度之下，他们取得了成功，至少拥有成功的机会。借用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独自打保龄球，而是必须加入集体。哪个国家的人们最愿意加入集体？调查显示，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打个比方，如果社会信任就是改革者经常声称的关键因素，那么最高的选民投票率应该出现在地方选举中。美国人说他们最信任的民选官员是谁呢？地方官员。多年来美国的哪场选举吸引的投票人最少呢？地方选举。2013年的洛杉矶市市长初选，只有21%的登记选民投了票，而候选人在这场竞选活动中花费了1 600万美元，当时也并没有在任者竞选连任，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吸引更多选民投票，但那次并没有。2009年的纽约市市长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时，投票率太低，只有11%的登记选民参加了，《纽约时报》在其头版刊登新闻：“初选参与率或创当代最低。”

显然，要想找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奇迹背后的原因不太容易。我们知道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但不能确定具体是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或者文化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未知因素有很多，我们也不知道对于人口结构相似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起作用的因素是否同样适用于由世界各地人口构成的美国。这是一个已知的未知。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了很多未知。

显然，美国人并没有致力于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公民文化，但他们也曾进行过尝试。可惜，效果并不显著。2000年，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深信，美国人对历史的无知正置这个国家于危险之地，于是他推动国会通过一个项目，旨在通过教授历史老师更好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历史教育水平。几年下来，这个项目花费了5 000万美元。老师认为这个项目很值得，但研究表明，它对学生并没有影响。伯德随后让国会为该项目追加了1.19亿美元，但结果依旧如此。老师对其大加赞赏，学生的历史知识水平丝毫没有提高。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提高公民水平的运动中表现尤为突出。19世纪80年代，首席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致力于推动美国民众学习宪法。为了这项事业，他向最高法院递上辞呈，掀起一场看似堂吉诃德式的运动，呼吁普通民众关注即将到来的宪法200周年纪念日。从最高法院辞职就是为了做这个？人们大吃一惊，但伯格认为这项任务很重要。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努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人仍然像以前一样无知。

大约20年之后，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法官也离开了最高法院。她当时深信人们对于宪法的无知依然很普遍。为了寻求改变，她成立了一个团体，专门为年轻学生普及公民知识。学生可以在该团体的官网上玩游戏，这些游戏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他们学习法院、移民改革、投票以及其他议题的相关知识。这些游戏很有吸引力，其中一个人人都会的小游戏是“责任发射台”。该游戏提问：“你有没有想过给别人的脑袋里塞进一些公民知识呢？”“玩‘责任发射台’，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提醒公民，履行公民义务不仅仅是一项责任，还可以帮助完成一些事情！”听起来不错吧。这个游戏甚至还有点儿调皮的成分，这在一般的公民知识教育中是不常见的。它告诉学生，如果没办法把一些公民知识塞进别人的脑袋里，那么可以拿一个铁砧试试。然后，游戏中会出现一个铁砧，好似这就是一条严肃、靠谱的建议。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或其他任何游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登上网站查看的那天，这个游戏在Facebook（社交媒体）上被点赞了77次。相比之下，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中斯普林菲尔德的便利店老板，全剧中最不知名的一个角色，却被点赞了27 943次。

3.

我们的努力一直失败，是因为我们努力得不够吗？美国各地的公民改革者都拥护这样的正统观念。他们在会议上这样告诉自己，他们也是这样告诉公众的：如果我们做得更多，那么最终我们会取得进展。正是因为这样，你才会在公民会议上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样的呼吁：要增加资源，投入更多的钱。美国已经征服了小儿麻痹症，登上了月球，像美国这样的富国，这听起来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钱可以解决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金钱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让人们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要么花钱，要么塑造文化氛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难道不应该主动参与吗？人们难道不想知情吗？毕竟，政治理应是一种已经渗入我们血液中的东西。正如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我们自然而然地分成群体。我们的群体生活经验有数百万年之久。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运作模式漠不关心？为什么对政治所知甚少的人有那么多？从逻辑上讲，擅长政治的人在进化中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那些擅长发掘相关事实真相的人，因为这种人受到别人操纵的可能性较小。在资源竞争中，能使自己不受操纵的人迟早会比那些被别人操纵的人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越有可能把他的基因传给后代。换言之，擅长政治理应有益于我们的基因遗传。那么，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在政治上的糟糕表现是毫无道理的。难道亚里士多德错了吗？难道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1] 卡米洛特源于15世纪的英国，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和圆桌会议所在地。——编者注

[2] 虽然菲什金发现事实可以帮助选民克服认知偏差，但许多专门针对认知偏差的研究表明，选民在菲什金所召开的会议之外，通常很难克服认知偏差。这点我在前边已经暗示过，并且在后面也将深入探讨。

第三章

最亲密的150位朋友

你认识多少人？

1.

我们对政治的冷漠普遍存在，所以人们很轻易地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错了，人类并不是生来就是政治动物。但在此之前，请思考一下。过着群居生活的祖先显然很容易相信神话，并且在超过自己知识储备的科学问题上大多是无知的，虽然如此，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因政治冷漠而遭受损失，或是群体中有哪一个人在大社区公认的事实面前仍执着于自己的无知。这种现象是近代才有的，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前面提到的斯堪的纳维亚是个例外。那么，给我们造成这种痛苦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哪一点呢？有没有可能有某个最重要的原因？

原始社会与我们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试图找到某个单一的差异来解释现代世界政治冷漠普遍存在的原因，似乎是徒劳无功的。这里涉及的差异可能会多种多样，而且每种差异都有论据支持。你可能会说，面对现代压力，家庭变得不牢固，个人都无所依靠。再或者，你可能坚持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得不同时兼顾多项任务，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会忽视那些最恼人的任务，而政治就是其中之一。这两种观点都很有说服力。接下来，就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了，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了。公民改革者认为，冷漠和无知是人们对政治的一种非理性反应，但经济学家说，冷漠和无知实际上是完全理性的反应。理由是，既然没有哪个人的选票可能影响某场选举的结果，那么个人再把本就不足的资源投入政治学习上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冷漠便是合理的。为什么要去了解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呢？如果你的投票不重要，那为什么要去投？做这件事的成本高出了收益。针对这个问题，若是请教10位专家，你可能得到10个答案，甚至有可能得到100个答案。

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与进化实验室的年轻政治学家迈克尔·邦·彼得森（Michael Bang Petersen）说，选民的冷漠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彼得森极其平易近人，经常面带微笑。在大学网站的照片上，他穿着一件浅棕色的格子衬衫（很明显可以看到里面还穿着一件白色T恤），就是你度假的时候会穿的那种衬衫。他印证了人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所有印象：高大、金发、消瘦。他单独撰写以及与他人合作撰写的论文（包括英文的和丹麦文的）共有50多篇。

这些论文大多阐述的观点是：只有从进化论的角度着手，我们才能理解那些驱动人类行为的巨大心理力量。这种观点是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首先提出的，直到今天才刚刚在社会科学领域站稳脚跟。今天，这种理论被称为进化心理学，其核心发现是：人类不是一块白板。我们出生时是带着某种心理的，这就使得探讨人性变得有意义。人性不仅仅是个抽象的名词，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形成于人类在石器时代面对各种情况的反应。这点在序言部分已经提及了。想要了解人类，不是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现代世界中生存下去。我们的主要进化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要想了解人类，你需要回到石器时代。在石器时代，人类经历了那些让人类成为人类的主要进化与改变。自然选中的是那些能帮助我们在那个时代而不是现代生存下去的特征。

为什么人们在今天遇到蛇时会退缩呢？因为蛇在石器时代曾对人类构成了威胁。那时，对于在草丛里滑行的细长动物保持一种正常的恐惧的人们更容易生存下来，并把那种怕蛇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厌恶粪便和老鼠？因为我们在石器时代发展了一种厌恶机能，用来自我保护和远离那些可能杀死我们的微生物。为什么今天的人类害怕患有疾病的人？因为在石器时代，接触患有疾病的人可能会致命。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不害怕汽车，即使每年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场车祸发生？因为我们的祖先在石器时代没有汽车。这个聪明的观点是由进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提出的。

石器时代，关于人类生活方式最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群居。借鉴关于进化心理学的权威文献，彼得森说，在塑造人类进化的多种因素中，我们最需要强调的是群居因素。人属（Homo）第一次在地球上行走发生在2 500万年前。从那时到农业时代开始（请记住，那仅发生在一万年前），每个人属群体大约有150人，还没有一个大学演讲厅能容纳的人多。当时，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怎么知道，人类天生适合小群体呢？

在各个历史时期，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似乎都觉得小群体特别有吸引力。在田纳西州东部山区的社区规模是多大呢？约150人。主流美国人的圣士会教堂的会众成员有多少呢？约150人。150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儿意思。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正如他在全球进行的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人类似乎生来就喜欢成员数量在100~500的群体，中值约为150。商界领导者口中的一个部门的最佳规模是多大呢？150人。员工什么时候觉得工作满意度最高呢？当他们的工作环境中只有少于150位同事的时候。管理人员认为员工的士气什么时候开始转低的呢？当员工的数量超过了150位时。英国人寄给朋友和家人的圣诞卡数量是多少？有调查显示，大约68张。那么，收到这些卡片的家庭人数共有多少呢？125~150人。这些都表明，一个人正常的社交圈子里大约有150位朋友。

1847年，在杨百翰（Brigham Young）率领摩门教（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徒从伊利诺伊州长途跋涉至犹他州的途中，他命令这些开拓者在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州过冬。2 500人在那里安营驻扎。那年4月，他组织了一只先锋队穿过落基山脉去开辟道路。因为这趟旅行可能会遇到危险，当时担心会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他们便做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规划。所以，这支队伍随身带着一年的补给品，带的牲畜有93匹马、66头牛和52匹骡。这支队伍由143名男人、3名女人和2名儿童组成，差两位就到了那个神奇的数字——150了。摩门教历史学家称，杨百翰认为一个先锋小组理想中的规模就是这样。当带领5 000位教徒去往犹他州时，他将他们分成小组，每组150人。摩门教教徒大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最瞩目和最成功的一次移民。

罗宾·邓巴对这些发现非常着迷，他开始怀疑这种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生物学解释。如果存在的话，将是很有意义的。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类的行为不仅仅由环境塑造，还受基因的影响。但从哪里入手呢？邓巴犹豫不决。最终，他决定从研究动物大脑的容量入手。科学家早就推测，动物脑容量的大小与其智慧的高低成正比。人们相信，脑容量较大的动物比脑容量较小的动物更聪明。从直觉上看，这很有道理，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现代人的脑容量要大，但现代人更聪明。

随着研究的深入，邓巴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规律。脑容量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脑新皮层与大脑其余部分之间的比例。然后，他偶然得到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用新皮层的大小除以大脑其余部分的大小，可以得出一个数字比例，而这个比例大小竟然完全与这个动物的平均关系网大小对应，比例越大，关系网越大。比例最大的动物是什么？人类。关系网最大的动物是什么？人类。

现在，我们可以从生物学角度来回答为什么人类倾向于150人的群体。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处理的关系网大约就这么大。我们无法与成千上万的人保持联系，只能与约150人维持关系。显然，拥有更大的关系网会对我们更有利，那么为什么会有150人这样的限制呢？试想一下，假设我们能够处理2 000人的关系网。你可以走进一个普通的商业大会，轻松地在这里挑出一些人，在那里挑出一些人，然后去结识。只要有时间，你可以与任何人攀谈几句，与他们培养并保持关系。你进行社交的唯一限制因素就是开启一段关系及偶尔维护这段关系所需要的时间。无疑，这对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但是，这种优势只存在于现代世界中。在石器时代，人属正处于成为智人（Homo sapiens）的进化阶段，我们的祖先不需要结识数千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所需的只是一个150人左右的关系网。所以，被选中进化的都是那些能够与150人左右的群体保持联系的人。

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变，我们的大脑才进化成我们当时需要的大脑，而不是我们将来可能需要的大脑。大自然并没有赠送我们多余的脑力以供日后使用。原因是，大脑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人类的大脑重约三磅 [1] ，由神经细胞、脑灰质和其他物质构成，消耗着身体产生的20%的能量。如果我们大脑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维护数千人之多的关系网，那么很有可能它会更重，消耗更多的能量。今天，我们能够为大脑提供那些额外的能量。在过去呢？也有可能，但只有当情况好的时候才可以。那么当情况糟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那时，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或许都将受到威胁。为什么要承担这种威胁？难道仅仅为了一种我们不需要的能力？这在进化上是行不通的。进化不会逼着一个物种承担一种只有在情况好的时候才能承担得起的代价。

还有一种可能是，要想与数千人保持联系，我们的脑容量必须足够大，也就要求我们的头足够大，而这对我们现有的体型来说是不成比例的。为了不让自己摔倒，我们的体型可能要更大才能支撑起那颗大脑袋。另一个问题是，要想与数千人保持联系，我们的大脑必须高负荷地运转，会面临着被烧坏的风险。脑组织正常运转时能够忍耐的电突触和化学性突触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人类脑容量的大小是有天然限制的。其实，要想满足我们维护数千种关系的欲望，也不一定非得增加脑容量。有的人借助既有的脑容量就足以做到。詹姆斯·K. 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当年就因此而著名，他能够记住几十年前遇见的人的名字与面孔。所以，我们也有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证明，一个能够记住数千人的名字和面孔的人在进化中享有优势。

2.

拥有与150人保持联系的能力有多么重要呢？科学家说，这种能力必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人类需要拥有强大的脑。

多年来，科学家们相信，人类拥有强大的脑是为了能够打败其他的捕食者，找到食物。但今天，他们的看法是，人类进化而来的强大的脑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大自然选中的是那些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人，因为智慧有益成功。一个人的脑力越好，越能够统治他人，并为自己和族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是20世纪70年代由一位研究灵长类动物并有惊人发现的科学家提出的。

尼古拉斯·汉弗雷（Nicholas Humphrey）去一个同事的实验室，对那些被锁在笼子里的猴子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当时看到，这些猴子被锁在一起，每只笼子里关着八九只，但笼子里几乎别无他物，没有物品可供它们摆弄和探索。每天，研究人员拿水管冲洗一次笼子的混凝土地板，扔给它们一些颗粒状的食物，仅此而已。于是，“我看到环境如此沉闷便想，这肯定会对猴子的智力产生影响，它们会变迟钝的”。但有一天，汉弗雷意识到自己错了，“我看了又看，发现一只还没有完全断奶的小猴子正缠着猴妈妈，两只成年猴子在打架，一只年迈的公猴在为一只母猴理毛，而另一只母猴正试图靠近它。一瞬间，这个场景唤醒我用另一种角度看待问题：别无他物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猴子可以互相摆弄、互相探索啊。当社会环境为它们提供这样明显的机会，让它们时刻都可以参与这种同类之间的争论时，它们不会面临智力退化的风险。而我自己研究的猴子都是独立存在的，对比之下，我同事罗伯特·欣德（Robert Hinde）让猴子群居，俨然构成了一幅以猴子为主角的《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 ）壁画”。

汉弗雷意识到，无论是猴子还是人，与同类和睦相处都需要很多的技巧。社会秩序随时可能会崩溃、陷入混乱，因为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灵长类动物必须拥有强大的脑。

和睦相处很复杂。有人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什么人类可以搞明白原子的结构，却想不出可以阻止原子战争的方法。他回答说：“答案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政治比物理难得多。”政治复杂的原因在于人很复杂。“人人都是相似的，有些人只跟有些人相似，但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传承给高中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们的，是一条伟大的真理。虽然一个人的标准配置是两条胳膊、两条腿、10根手指，但我们的不同在于加入的群体和个人的喜好。让我们融洽相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汉弗雷那次顿悟的几年之后，一位年轻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进入了荷兰阿纳姆动物园工作。这家动物园对研究灵长类的动物学家来说堪称完美，因为它里面圈养的黑猩猩数量居于世界之最。德瓦尔在那里工作了6年，并在日志中跟踪记录了黑猩猩的行为。和汉弗雷一样，他也注意到，黑猩猩特别喜欢群居，行为方式酷似人类。他一直观察两只雄性黑猩猩耶罗（Yeroen）和利特（Luit）之间的一场权力争斗。他在一本书中回忆道，当耶罗开始发脾气时，让他联想到了《最后的日子》（The Final Days ）一书中的某个著名场景。这本书是关于“水门事件”的，由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合著。书中记载着，尼克松在走红毯时情绪崩溃了，大声喊叫：“我到底做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黑猩猩耶罗失利时，似乎也陷入了类似的绝望中。德瓦尔写道：“那场冲突开始约一个月后，耶罗开始发脾气了。戏剧性的是，它在没有犯错的情况下，自己从树上跌落下来，就像一颗烂苹果砸下来，然后滚到地上，边尖叫边乱踢……这种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式，让人觉得它毫不掩饰自己的绝望和沮丧。”

德瓦尔最终得出结论：黑猩猩不仅表达心情的方式和我们相似，它们也讲政治，在某些关键方面玩政治的手段和我们惊人地相似。它们与谁结成联盟呢？不是与那些自己喜欢的黑猩猩，而是与那些自己需要的黑猩猩，这一点跟人类如出一辙。德瓦尔在长时间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作为首领的黑猩猩必须展现出力气之外的其他能力。跟人类一样，它们不得不讨好群体。黑猩猩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能决定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决定了斗争结果。黑猩猩利特在斗争中胜出，不是凭借蛮力（虽然利特年轻一些，但它与耶罗的力气大致相当），而是因为它在斗争开始后的几周内赢得了更多的同盟者。耶罗经常发脾气，从而疏远了自己的群体支持者。它越发脾气，别的黑猩猩越不喜欢它，也越不重视它发的脾气。利特自然而然成为首领。但是，它的获胜也只是一时的。耶罗被打败之后，便与另外一只强大的雄猩猩联盟了。它们联合起来是可以把利特赶下首领位置的。

进化史上，人类跟黑猩猩是最接近的。事实上，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只是黑猩猩的一个派系。也就是说，人类也属于黑猩猩。但我们肯定是与黑猩猩不同的，我们的脑容量更大。那么，这可以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组建更大的群体。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组建的群体最大规模只有70只左右。而我们的群体，前面已提到了，通常由大约150人组成。这种差异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统治世界的是人类，而非黑猩猩。群体就是这么重要。而在现代世界，我们已经证明，人类有组建数百万人群体的能力。

为什么黑猩猩不能像我们那样拓宽自己的关系网呢？你也许已经想到了，科学界在该问题上意见不一。罗宾·邓巴认为，是因为它们不会说话。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显然，说话的重要性体现在各个方面。但邓巴指出，说话在创造团队凝聚力方面尤其重要。事实上，这可能正是语言演变的原因。我们需要用语言来联系，使用语言沟通对彼此的感觉以及交流发生的事情。人类用语言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人类。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自己，于是我们不断谈论着自己。当社会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对话时，他们发现说话者把2/3的时间都花在讨论社交话题上。一般来说，我们交谈时最喜欢的便是八卦，男女皆是。男人和女人天生爱八卦。

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最突出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交谈，它们理毛。下次去动物园时，记得停下来观察一会儿灵长类动物，记下它们用来互相理毛的时间有多长。科学家说，动物只能把一天中约20%的时间花在理毛上，只能这么多。再多的话，动物就不得不放弃其他重要的任务，如觅食和吃饭。因此，灵长类动物能与其他动物建立联系的数量有天然的限制。一般来说，人类与个体建立联系的数量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三倍。语言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语言比理毛要高效得多。灵长类动物每次只能为一个个体理毛，但人类使用语言每次可以同时与多人交流。研究表明，人类通过口头语言，最多能同时与4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数量再多的话，人听起来就有些吃力了，但4个人已经很多了。一个小时之内，一个健谈的人穿行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能加入多场4个人一组的交谈。他在一个小时之内结识的人，比一只黑猩猩一天之内能够理毛的对象数量要多得多。理毛会限制天然的关系网，而语言会拓宽这种关系网。当然，在当代，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与数千万名观众进行沟通，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这是一个关键优势。

但是，语言和理毛，哪个更有利于建立联系呢？答案是理毛。当一只猴子给另一只猴子理毛时，它的大脑会产生一种类似麻醉剂的物质来奖励这种行为。理毛带来了良好的感觉。这种温暖的感觉激发了某种亲密感和同情感。虽然研究灵长类的动物学家否认猴子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同理心，但如果一只猴子刚刚为另一只猴子理了毛，那么它对那只猴子的呼救声会更为敏感，也会提供切实的帮助。理毛会让联系更为紧密，语言却不会这样。

只是对另一个人讲话并不会刺激大脑产生类似于麻醉剂的物质，那么什么会呢？微笑和大笑。语言本身不能创建联系，能够创建联系的是咧着嘴笑或咯咯地笑。西雅图有一家百吉饼店，我光顾了好多年，因为他们做的百吉饼是全城最好吃的。但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光顾那里了，原因是在那儿从未有人对我笑过。这家店是由一家人经营的，但不管接待我的是妈妈还是儿子，他们从未对我笑一下，从未让我感受到哪怕一丝的热情。去那里让人郁闷，让人这一天以坏心情开始。于是，我不再去了，即使那意味着放弃最喜欢的百吉饼，我也不介意（或者说，没有过于介意）。我开始去另一家百吉饼店，那家店的店员经常对我微笑，但我的确想念之前那家店做的百吉饼的味道和口感。幸运的是，这件事到最后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局。有一天，我太想吃最爱的百吉饼了，所以又来到之前那家店。店主的儿子站在柜台后边，还是没有笑。但这次我向他提意见了，说他不太礼貌。我用眼角的余光瞅到他妈妈就在不远处站着，正看着这边。看起来，她正在恭敬地聆听我的话。我的抱怨会有效吗？我很好奇，第二天便又过去了。儿子不在，当他妈妈看到我时，嘴角绽放出大大的微笑。现在，我每天早上都买最爱的百吉饼吃，还有微笑附赠。

笑容和笑声作为重要的社会暗示让我们知道自己很重要。一位能逗听众大笑的演讲人与听众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当这种类似麻醉剂的物质被释放时，不管是演讲者还是听众，大脑里都可以产生一种电流。灵长类动物理毛、人类微笑和大笑，这是我们由陌生人变成朋友的一种方式。看看人们在书桌上摆放着的朋友和家人的照片，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很多时候，他们都在微笑。我最喜欢的一张妈妈的照片，就是她被抓拍到难掩喜悦之情、放肆大笑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紧挨着一张爸爸在微笑的照片。直到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选这两张照片。

群体很重要。对于人类而言，一个群体的自然规模是150人左右，这些事实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这时，就不得不提迈克尔·乔丹的启示了。他在自己的天然主场——篮球场上，是一位巨星，其技能与所需要应对的挑战完美匹配。但在棒球场上，他表现平庸，技能不敌所面临的挑战。虽然篮球和棒球对运动员提出了相似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并不完全一样。篮球打得好的人不一定棒球打得好，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出现了错配。事实证明，选民的问题就在于错配。我们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着错配问题。社会学家迈克尔·邦·彼得森说，我们天生的机制是在由小群体组成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我们并不适合应对今天所处的这个群体，即现代化的大国家，一个不是150人而是数百万人的大群体。为什么我们表现冷漠？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政治无知？因为我们身处群体的大小不再适合了。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信息，不在于积极性，不在于金钱，而在于人类自身。 [2]

3．

请试想一个“行为不当”的场景。你脑海中想到了什么？我猜，那就是当一个人的行事方式明显不合时宜时：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短裤和T恤出现在一场教堂婚礼上的家伙；一个在葬礼上四处说笑的怪人；一个在安静的火车车厢里大声讲电话的人。请试想一个“行为不当”的政治场景，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什么？也许你想到了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的支持者。你见过他们在广场上散发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包含着疯狂的阴谋论和无稽之谈：英国女王是毒贩；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正在把世界推向战争（拉鲁什本人发表过这些言论）。这些不当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人们很容易识破它们。看一眼，我们就知道它们的性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不当行为都可以很容易被识别。

例如，泽西海岸的选民在1916年大选中的投票。他们很多人对威尔逊总统投了反对票，显然是由于鲨鱼袭人事件。即使当时威尔逊下令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进驻泽西海岸的海滩，也无法阻止鲨鱼袭人。这些选民的行为毫无理性可言。民主需要选民在做政治决定时发挥才智，但这些选民显然没有。他们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是让一场地方性事件左右了自己在全国性选举中的选择。

从表面上看，他们不像是行为不当。与我们想象中不当行为的公开性不同，他们的行为并不公开。他们没有四处奔走，口里满是疯狂之言，穿着没有不得体，没有遗留任何表现不当的外部迹象。尽管如此，他们的行为确实不当。

但是，他们的不当行为也是分情况而言的。7月时，他们的生命正面临直接的威胁，本能帮他们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本能告诉他们，无论专家怎么说，都不应该再进入鲨鱼出没的水域。这时，他们的本能是正确的。但在11月，当他们为选举总统投票时，本能将他们引向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尽管天堂海滩和斯普林莱克的选民和新泽西州其他地区的选民一样，都在旁观同一场新闻大战，但是，他们已经变得有所不同。鲨鱼袭人事件改变了天堂海滩和斯普林莱克的选民，唤醒了他们一种古老的本能，影响着他们的投票选择。这种变化非常隐蔽，无人察觉。直到86年后，克里斯托弗·阿亨揭开了真相。

我们应如何判断哪些时候要像那年的7月一样听从本能，而哪些时候要像那年的11月一样不可以听从本能呢？我们知道，1916年鲨鱼袭人事件给我们的真正启示是，具体情况起着决定作用。本能有时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有时又让我们不必担心。水中有鲨鱼，那就赶快出来！附近没有鲨鱼，那就别担心。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本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具体情况也同样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依本能行事是有益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无益的。《政治动物》一书讲述的就是本能何时会失效，以及为什么本能在政治领域经常失效。

依本能行事时，我们会忘记具体情况，但具体情况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从鲨鱼袭人事件中得到的教训。你不能仅仅因为两周的痛苦经历，就认为鲨鱼总是吃人的，决定以后永远不在海中游泳了。你必须考虑到具体情况，以安抚自己的恐惧本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存在就是不当的。我们不适合现代世界。人类生来就不是为了适应现代这个世界，那些能够使我们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的本能还没有进化出来。但这带来了一些苦果。

那迈克尔·乔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首先，当处于一种与自我能力相匹配的情况时，我们会超常发挥。还有就是，训练也很有帮助。乔丹在第二个赛季时打棒球的水平有所提高，这是因为他付出了努力。他成为历史上顶尖的篮球明星也是因为他付出了努力。无论天赋如何，当一个人专注于某项事业，并为之拼搏时，都会有所提高。我们不是愚蠢的动物，我们很聪明。当某些意外发生时，我们也许无法阻止某些瞬间闪现的本能想法。我前面曾提过，我们总是用应对意外的方式来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屈从于本能，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拥有一种更加理性、更加人性化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过去，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将活生生的猫扔进篝火时都会得到一种快感，而我们现在不再如此，这是因为受到了文明的洗礼之后，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太可恶了。由此看来，人类还是“孺子可教也”。

[1]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2]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无知现象错综复杂。所以，虽然从属于小群体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但不会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小群体有时会让某些问题变得更糟糕。

第二部分

识人

第四章

人无完人

即使再聪明的选民也会犯错误。

1.

还记得詹姆斯·菲什金调教出来的选民吗？他让选民努力学习相关的提议。他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相信聪明的选民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他已经证明，可以教会选民有关移民、税收和枪支管理的知识。但是，在这条通向成功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这些选民似乎不具备识人的能力，而我们认为这种能力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不管学习了多少内容，不管观看了多少视频，他们似乎都不能了解参加竞选的政治领导者的真实为人。

2004年，菲什金把全国的选民代表集中到一个小组里，看看他们会选谁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有700位选民参与了。一连5周，他们专心学习有关议题，研究各位候选人。他们观看了候选人的精选短片，读了很多立场公正的材料。到最后，他们几乎都可以被称为专家了。那么，菲什金培养出来的聪明选民最后选择了谁呢？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这位候选人非常上镜，留着完美的发型。但4年后，他被曝出在妻子患有癌症时养着一名情妇，他的政治生涯也瞬间终结了。他妻子最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有些官员称，爱德华兹公然违反联邦法律，把自己的情妇安排在竞选团队中担任职务。他还和情妇有了一个孩子，起初他极力否认那是他的孩子。现在，人们把他看作是历史上最虚伪的总统候选人。

当然，爱德华兹也骗过了政治人物的法眼。毕竟，当时的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选爱德华兹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但是，克里无疑是受到了爱德华兹在民意调查中的高支持率的影响。数据蒙蔽了克里的双眼，让他对爱德华兹的缺点视而不见。而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了解内幕的人慢慢都开始后悔选择爱德华兹了。所以，当时的问题症结不在于克里的眼光不好。2008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选择莎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正如他的选择所表明的那样，总统候选人对胜利太过渴望，于是他们会选择那些自认为能助己获胜的人。野心让人变得盲目，但让菲什金的选民们盲目的是什么呢？

2.

人类在石器时代最常见的生活群体是营居群，是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最小的社会群体。一个部落通常由100人组成，而一个营居群可能只有25人。这样的群体规模太小，我们很难进行了解。因为当谈起“小”群体时，我们能想到的是“小镇”，但生活在一个营居群里，就好比与几户人家一起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这种生活规模因为太小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彼此熟知如兄弟姐妹或夫妻一般。当一对夫妻做爱时，邻居（和孩子）可能都会知道，因为可能会听到声音，甚至他们所处的位置可以看见那个场景。人人都知道谁擅长采集食物而谁不擅长，谁勤劳而谁懒惰，谁会打猎而谁不会打猎，谁值得信赖而谁不值得信赖，谁大方而谁小气，谁能与他人友好相处而谁不能与他人友好相处，谁是最好的父母而谁不是。知道了这些，对于他们在群体中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营居群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些信息，而他们正需要这些信息来做出正确的社交判断，进而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无须猜测可以把权力交给谁，因为他们很清楚应该交给谁。

试想一下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产生的互动。狩猎采集者与首领的互动是面对面进行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利用人类拥有的进化机制来评估首领的表现，可以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来判断：某位首领是否在必要时刻展现出领导力？他在战斗中是否面无惧色？在身体遭受攻击时是否畏缩？在危机中是否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些是追随者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人类完全有能力回答的问题。我们拥有识人的能力。在解读了对方的肢体语言之后，这种识人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瞬间察觉他的恐惧，感受到他是准备攻击还是撤退。虽然我们的判断力并非是永远正确的（下文还将探讨），但通常我们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心情是好是坏，一个人对我们是友善还是凶横。此外，我们不仅可以判断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还可以知道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对他的看法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这种能力把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是让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识人，所以从没有想过这种能力是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绝对是一种神奇的能力，好过魔术大师霍迪尼（Houdini）表演的任何魔术。

那么，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与那些狩猎采集者对比一下。我们对领导者的认识有哪些呢？实际上，只有皮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他们，他们既不是我们的朋友又不是我们的邻居。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是通过媒介得来的，是通过在电视上短暂地瞥几眼得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一段距离之外，通过一些深色的滤光镜来认识他们的，但这遮盖了我们的视野。狩猎采集者在评估首领时，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善、他的恶、他的复杂性格。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漫画版本：他们很坚强或很脆弱，他们是圈内人或圈外人。但是，这些了解往往不够。

为什么呢？正如迈克尔·邦·彼得森指出的，我们进化而来的机能能够帮助我们评估那些在我们中间的人，而不太能够评估那些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当我们分析政治人物时，我们识人的天赋大都变得没什么价值了。重要的是，我们是身处何种情况去了解他们的？大多数时候，当一个人被塑造成一位供大众消遣的虚构人物时，我们很难从中了解真实的他。我们认为自己对政治人物很了解，但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

2004年，菲什金教导过的选民证明，即使是聪明的选民，也很难对没有真正了解的领导者做出明智的决定。当然，通过学习去了解是没有坏处的。我们学习得越多，了解得就越多。2003年，《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 ）创始人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s）根据一条可靠线索得知有关约翰·爱德华兹的一件事，之后他便将其视为碌碌之辈。有人告诉彼得斯：“1988年，爱德华兹正在北卡罗来纳州为参议院选举造势。一天晚上，他需要决定将出席哪些活动。一位助选人员建议，‘或许我们应该参加为利娅·拉宾（Leah Rabin）举行的招待会’。爱德华兹问道，‘她是谁呀？’‘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遗孀’，助手告之。‘他又是谁呀？’爱德华兹疑惑不解。”约翰·爱德华兹竟不知道伊扎克·拉宾是谁。那他知道伊扎克被刺杀了吗？伊扎克，那位以色列的领导者，在1995年遭暗杀而离世。他生前曾签署《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 ），承认巴勒斯坦对加沙和西岸大部分地区的主权。这份协议当时是世界各个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比尔·克林顿为了庆祝该协议的签署，在一次媒体拍照时，怂恿伊扎克和巴勒斯坦领导者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握手。他们握手的这一幕成就了历史上的一张著名的照片。而约翰·爱德华兹竟然不熟悉伊扎克·拉宾？他当时真的是在竞选美国参议员吗？而现在他还想当总统？

但是，我们中有多少人能享有像查尔斯·彼得斯那样的可靠线索供我们了解独家的内幕消息呢？我们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在竞选中慢慢了解候选者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不足以使我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来做出明智的决定。即便再努力学习，也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

3.

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宣誓就职的数周前，很想知道自己将来与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一起工作时会是什么样。他还没有见过她，但是，他坦白自己对她的印象十分负面。然后，他们开始常常碰面，也越来越了解彼此。他很吃惊，希拉里的媒体形象与他正慢慢了解的那位女性完全不符。他由此得出结论：没有跟一个人共事之前，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真正了解这个人。

虽然罗伯特·盖茨曾任职于8位总统的政府中，但他仍然受那些媒体报道的误导，自认为了解真正的希拉里。人的直觉，就算是像他那样层次高、经验多的人的直觉，也是不可靠的。正是直觉误导了他。

你想要看懂一个人吗？那么你必须真正了解他。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夫妇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1961年，如果问一位普通的美国人，喜欢肯尼迪夫妇的哪一点，他可能会提到婚姻，因为肯尼迪夫妇看起来就是一对儿完美夫妻。大选过后，数百万的美国人受到肯尼迪夫妇的感染，开始模仿他们。美国男人不再戴帽子了，因为肯尼迪没戴。美国女人开始戴圆顶礼帽了，因为杰奎琳在就职典礼上就戴了那样的礼帽。当选民们看到肯尼迪夫妇与一双可爱儿女——约翰和卡罗琳玩耍的视频时，心都被暖化了，更觉得肯尼迪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弥天大谎。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人是不可能知道肯尼迪的私生活的。1960年大选时，肯尼迪的对手理查德·尼克松明令禁止下属传播有关肯尼迪私生活的事情。媒体也没有报道他的生活作风，而是将其看作禁区。但是，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很容易被人敲诈勒索。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就是其中之一。（胡佛把手下特工听到的一些传言告知肯尼迪政府，让肯尼迪家族知道，他正在调查肯尼迪的私生活。但他宣称一定会“保护”肯尼迪不受敲诈，其实他本人就正在敲诈肯尼迪。）但令人困惑的是，美国人坚信，自己是了解肯尼迪的。也许在他公开露面时，他们曾短暂地见过他一面。除此之外，他们不曾见过他，也不认识他的朋友。但是，美国人坚信自己了解他。20世纪70年代，当肯尼迪的一连串性丑闻的证据开始浮现时，美国人民完全震惊了。他们原本以为很了解这个男人，但看来并没有。

4.

静下来想想，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经常使我们震惊，但我们依然抱着非常了解他们的坚定信念，这实属罕见。你可能会说，那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学会在评价他人时更谨慎了吧，其实并没有。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功连任总统。18个月后，随着“水门事件”的曝光，大多数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人员，如果重新举行一次大选，他们会把票投给尼克松的对手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实际上，他们承认自己看错了尼克松。

最让选民震惊的一点是，尼克松爱说脏话。“水门事件”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白宫窃听的对话录音被公布之时。录音中充斥着表示已经删除的咒骂语的符号。尼克松在“二战”期间曾在海军服役。众所周知，海员们都爱说脏话，但尼克松给自己塑造的形象是一位从不说脏话的男士。许多自认为了解尼克松的支持者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他。（选民对他爱骂脏话不知情，也进一步说明了他们对总统的了解是多么不足。毕竟，就算是泛泛之交，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也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否爱说脏话。）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围绕着196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神话色彩已经完全被消除了。后来，吉米·卡特上场了。他爱露齿大笑，人们再一次被神话迷倒了。这一次的神话是一位从不撒谎的、能干的领导者。卡特的能力似乎无可挑剔。在海军服役时，他在一艘核潜艇上担任高级职位，直属上司是四星海军上将、被誉为“核动力海军之父”的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卡特诚实可靠，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来自一个小镇，原是一位农夫。很多人认为，他长着一张诚实的面孔。

随即而来的是卡特灾难性的总统任期：美国通货膨胀失控，国债上涨，经济岌岌可危。1980年，民主党人也认为，卡特不是一位非常高效的政治领导者。他太软弱了，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他最主要的一位挑战者。早期在竞选提名时，卡特步步高升，可那得感谢伊朗扣押了美国的外交人员作为人质。（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危机中，美国人总是团结在总统身边。）随后，解救人质的行动失败了，美国人又开始反对卡特。可在这场政治游戏中，这样的反对来得太迟，对爱德华也无甚助益。大选中，卡特看到自己的支持率低下，便无暇顾及诚信声誉了。随着竞选升温，他指示下属暗示民众，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是“一架疯狂的轰炸机”。当卡特与里根共同参加第一次总统辩论之后，他的策略适得其反。不管对里根的看法有多糟，人们也似乎找不到理由去相信他正急着开始一场战争。在两人之间，里根看起来更有总统风范，卡特表现得有点儿太迫切了。（在这场辩论中，卡特曾援引12岁的女儿艾米的话来支持自己的核武器政策。）

公众原本以为，选了吉米·卡特，他们会得到一位勇敢的童子军领导者，就像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在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电影《生活多美好》（It ’s a Wonderful Life ）中出演的那位男主角。但是，他们得到的是又一位不及格的总统。在这场肮脏的竞选活动中，卡特为了赢得选票，牺牲名誉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位美国总统竟自降身段去诋毁对手。公众再一次失望了。

像大多数选举一样，1980年的大选也是人们对过去进行的一次全民公投。人们一般不会根据期望的未来去投票。未来是抽象的，而过去是具体的。作为情绪化的人类，我们最有力的回应是具体的东西。与其说选民投票支持里根，不如说他们是为了反对卡特。选民甚至并不认同里根秉持的保守的政治观点。民意调查一致表明，公众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在1980年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选民们并没有接受有关堕胎、毒品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新观念。有40%的人承认，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根本没有意识形态倾向。尽管如此，两党中有数百万人都对里根表现出热情，因为许多人发现他非常讨人喜爱。他说话的声音抚慰人心，他的乐观主义令人振奋，他回答问题时，言辞简洁且吸引人。人们觉得，里根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这有什么重要的呢？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让我们感觉舒服时，我们便会觉得自己很了解他。这也是美国人将总统之位交给里根的原因之一。虽然公众可能只是在投票反对卡特，而不是出于支持里根，但绝大多数人对里根这个人都表示满意，这是至关重要的。选民通常不会赶走现任者，即使那些现任者让他们失望。20世纪，除了卡特之外，只有三位总统在争取连任中失败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那场选举中，一些共和党人把选票投给了第三方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赫伯特·胡佛（与“大萧条”有关）以及乔治H. W.布什。人类生性谨慎，我们会选择自己知道的恶魔，而不是不知道的恶魔。而且，选民是真的觉得他们很了解里根。

这很奇怪。罗纳德·里根是通过民选上台的、被人们了解得最少的一位总统。对于朋友、家人和最应该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简直是神秘莫测的。他儿子罗恩·里根曾说，他无法看透父亲的自我保护壳。后来，里根的个人传记作家也无法看透他。然而，美国人在1980年相信自己很了解里根，并选举他为总统。那么，直到今天，他们是不是还认为自己了解他呢？

5.

为什么我们自认为很了解政治人物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们，让我们产生了亲密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又反过来让我们以为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来解读他们。实际上并没有。

这也是错配造成的后果之一。狩猎采集者处于观察首领的有利位置，而今天的我们则处于不利位置。但是，大脑跟我们开了一次玩笑。进化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判断。在电视上短暂地看见一个人，与长时间地看到他本人，是有区别的。但大脑不会考虑这种区别，而只是关注看到与否。

我们从进化论中学到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教训是，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双眼。如果你是个狩猎采集者，生活在森林里，当一个陌生人拿着木制长矛向你走来时，你相信眼见为实。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具备信任眼睛的能力。别的物种也是一样。5.4亿年前，当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开始时，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3种有机体迅速增加到38种。是什么加速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到来呢？科学家说，是视觉。哪种感官对于世界分化为猎人和猎物的对立至关重要呢？科学家说，还是视觉。

我们做得最多的、比睡觉都多的活动是什么？政治学家玛丽亚·伊丽莎白·格拉贝（Maria Elizabeth Grabe）说，是媒体消费。理解媒体通常需要什么？视觉。它在人类的5种感官中最为重要。如果你的耳朵听到了一件事情，而双眼看到了另一件事情，那么你会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是从一个实验中得出上述结论的。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连续说bababa，盯着他的双唇，你听到的是bababa。但是，如果这个人说着ba，口型却像fa，你猜怎么着？你会听到fa音。BBC（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个相关视频，在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上可以找到，或在谷歌上搜索“麦格克效应”。

心理学家哈里·麦格克（Harry McGurk）于20世纪70年代偶然发现了这种现象。BBC运用特写镜头拍摄一个人，他先说ba，然后做出fa的口型，但配音是之前他自己所说的ba。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呢？是fa的音。为了证明没有作假，BBC又把两幅画面并排放着。左边的他做出fa的口型，右边的他做ba的口型，但配的音频都是ba。看看右边，口型是ba，你听到的是ba；但看到左边，口型是fa，你听到的是fa。左右来回看好几遍，你听到的内容是变化的。右边的口型是ba，你听到的是ba。左边的口型是fa，你听到的是fa。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再看回左边。听到的音还是不一样，但事实上给你听到的音都是一样的，一直都是ba。这就是大脑里的视觉影响了听觉。

人类一半以上的脑容量是用来处理与视觉相关的任务的，处理视觉信息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大脑处理嗅觉的速度是100位每秒（bps），味觉是1 000位每秒，听觉是10万位每秒，触觉是100万位每秒，但视觉是1 000万位每秒。

我们没有超人般的视力，看不到X射线，也看不到无线电波。事实上，我们目光所及的范围非常狭小，不具备看到更多东西的能力，因为我们不需要。视力过于强大也是一个问题。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要大，就是因为他们的视力比我们好（他们统治的欧洲区域光线不好，视野范围大相对而言很有帮助），但这也是平衡之后的结果。他们的脑容量大都贡献给了视觉任务，所以不能为人类拥有的所有社会能力提供空间。视觉大脑和社会大脑，你更想拥有哪一种呢？自然进化选择了后者。

鉴于视觉对人类的重要性，视觉图像在进化过程中占有特殊位置。神经学家称，一个物体越直观，越能被识别和记住。华盛顿大学的神经学家约翰·梅迪纳（John Medina）说，这是人类拥有的强大机能，神经学界将其命名为“图像优势效应”。麦迪纳在《让大脑自由》（Brain Rules ）一书中总结了研究视觉的神经学家们的发现。他说：“我们请被测试者看2 500多幅图片，每幅大约看10秒钟。几天之后，请他们再看，识别的正确率不低于90%。一年后再进行测试，正确率仍在63%左右。”多年后，许多人仍然记得很多幅看过的图片，数量之多，让人难以置信。

图片识别之所以占优势，是因为它比文本或声音更容易被人记住。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能够记住它们，是因为进化告诉大脑：图片对于生存而言至关重要。

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是美国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 ）的主持人。她在回忆录中提到1984年一个让她忧心的夜晚。那晚，她在《CBS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 ）中做了一则长篇报道，说罗纳德·里根总统利用精心策划的多场活动向人们传达虚假的形象。她在节目中称：“里根先生利用一些精心挑选的、与自己的政策相左的背景图片试图影响人们对他在一些不受欢迎的议题上的印象，例如残奥会或是养老院的揭碑仪式。但是，里根闭口不谈试图削减助残预算和联邦政府对老年人的住房补贴的事情。”她预计节目播出后白宫会震怒，便做好了接到咆哮电话的准备。谁知，她接到的却是贺电。“我们很喜欢你刚才做的节目。”总统助理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告诉她。“什么？”她困惑不解。“我们很喜欢你刚才做的节目。”他又重复了一遍。“怎么会喜欢？内容那么苛刻！你难道不觉得吗？”达曼说：“我们刚好为一个活动造势，你在节目中花了4.5分钟展示罗纳德·里根一些很好看的照片。美国人民只会关注这些照片……如果你要反驳这些照片，他们才不相信呢。你说的和照片传达的不是一码事，他们才听不进去呢。”电视即图片，而图片能够深深吸引人。虽然斯塔尔是一名主持人，而达曼深知的这个道理她却不懂。

6.

我们现在试着做一次思想实验。提到约翰·肯尼迪，你想到的是什么？他被暗杀的场景显然很难忘，他的绯闻前面也提过，所以不要再提这两件事了。那么，记忆中容易浮现的是他的哪些瞬间呢？我猜，可能是下列的画面：肯尼迪坐在帆船上，头发随风飞扬；肯尼迪在自己位于海厄尼斯港的别墅的草坪上玩触身式橄榄球；肯尼迪夫妇一起散步；（没戴帽子的）肯尼迪在就职典礼上致辞“不要问，祖国能为你做些什么……”；皮肤被晒成棕褐色的肯尼迪，戴着雷朋墨镜，穿着Polo衫（我最喜欢他的这个形象）。

脑海里出现什么样的图像，为什么很重要呢？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一些几乎不可理解的东西。如果问今天的美国人，谁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们通常把肯尼迪列在前三名，实在令人费解。如果中肯评价的话，肯尼迪的政治遗产很少。他通过的唯一一项主要立法就是减税，将最高税率从90%降至70%。外交政策上，他在任内上演了一场十足的大灾难（由猪湾入侵古巴，以失败告终），还差点儿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古巴导弹危机（虽然肯尼迪成功解除了该场危机，但此事是因他的大意而起。起因之一是他与苏联领导者会晤时表现不力，让后者以为肯尼迪很好欺负），还做出了一个后来引起另一场危机的决定，即越南战争（他当时往越南派出了1.6万名“顾问”）。而与他联系密切的《民权法案》其实是由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通过的。

那么，如何解释肯尼迪在逝世50多年后仍广得民心呢？历史学家说，因素诸多。2013年，为了纪念肯尼迪逝世50周年，他们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引用了诸多因素，如他的个人魅力，他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受民主党人欢迎），他倡导的减税措施（受共和党人欢迎），他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繁荣中所起的作用，1963年他在美国大学发表的和平演讲，还有他推动的一些鼓舞人心的国家项目，如“登月计划”和“和平队援助计划”，当然，还有人们对他遭残忍暗杀的悲伤和同情之心。政治学家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写了一本纪念肯尼迪的书，为此还做了一项民意调查。他发现，生活在肯尼迪时代的老一代美国人对肯尼迪的评价比那些后来时代的人们要稍好一些，这表明肯尼迪任内的记录虽然还没有定论，但也可能影响了老一辈人对他的看法。其实，老一辈美国人和年轻的美国人对肯尼迪的评价相差不多。2013年，一项调查询问，美国人民希望今天入主白宫的是哪一位总统。54岁以上的人中，有16%选择了肯尼迪，而54岁及以下的人中有11%选择了肯尼迪。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呢？真正影响我们对肯尼迪的看法的，是我们对其成就的了解程度吗？还记得刚才我们做的思想实验吗？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并不是肯尼迪的成就，而是他那些广为流传的照片。这表明，普通的美国人之所以怀念肯尼迪，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是因为他们脑中存在着肯尼迪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传递正能量、如神话般的照片。重要的不是他做出了多大成就，毕竟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做了哪些事情。重要的只是那些照片。约翰·肯尼迪当总统，看起来让人信服，因此他成了好莱坞大片中总统的完美形象。电影中的理想型总统不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虽然历史学家将他列在肯尼迪之上），而是肯尼迪那样的。照片造就了约翰·肯尼迪以及关于他的传说。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脑海中的图片，因为可以被即时搜索到。我们不必从记忆中努力回想，就可以想起肯尼迪那些漂亮的照片。大脑之所以可以迅速将它们召唤出，是因为大脑是以图像的形式消化信息的。别忘了，约50%的脑容量是用来处理视觉任务的。图像很容易被记住，让我们产生信任感，将其视作良好信息的来源。

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对肯尼迪的看法与那些照片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那是他的一部分强大遗产。事实上，如果没有那些照片，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年轻人会吹捧肯尼迪。视觉就是这么重要。

7.

当我们试着读懂别人时，为什么会执意跟随自己的直觉呢？因为除了相信自己的眼睛外，我们认为别人的眼睛也是可以信任的。

1960年竞选期间的某一天，约翰·肯尼迪走上了纽约市街头。他坐上一辆敞篷汽车，边走边向人们挥手致意。当时人行道上站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住在郊区，那天碰巧进城了。当汽车驶过时，有那么一瞬间，肯尼迪看到了她便一直盯着她看，之后面露微笑。就是那一瞬间，肯尼迪赢得了那位女士一生的支持。52年后，她在临终时回忆当时的情景，声音突然响亮而有活力地说：“他就看着我，就看着我，我们四目相对。”她就是我的母亲，这个故事我从小听了不下千百遍，也是我最爱的一个故事。

历史学家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为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所撰写的传记堪称权威之作。在这部传记中，卡罗一再着墨于约翰逊读懂他人的传奇能力。他写道，当约翰逊还是参议员时，就曾试图将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手下的年轻人：

在教他们如何看穿一个人的弱点时，他说：“一个人能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那些他不告诉你的事儿；一个人能说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那些他极力不想说的事儿。”因此，在你弄明白他没有说的话是什么之前，在你“从他那儿套出话”之前，千万不要让交谈结束。约翰逊本人的识人能力是一种天赋，别人无从学起。他的这种才能堪称一种本能，其助手罗伯特·G.贝克（Robert G. Baker）将之称为一种“感觉”。“他好像能感知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就像可以感知中意的商品需要花费几枚硬币。”不但如此，约翰逊也很擅长运用自己的这项识人才能。长时间担任他的律师的爱德华·A. 卡拉克（Edward A. Clark）说：“我之前从未见到那种场景。他先听他们讲……然后5分钟之后，他就能让那个人相信，‘我喜欢你，小伙子，我会帮你的’。”“新政”内幕人士托马斯·G.考克兰（Thomas G. Corcoran）很擅长跟上了年纪的男人打交道，他也曾见过林登·约翰逊是如何“捉弄”这些人的。“他微笑着，恭恭敬敬的，但这也没什么，会微笑和毕恭毕敬的人多了去了。可是，约翰逊和这些人打交道的能力最为不可思议。他会顺着一个人的思维走，在那人还不清楚自己下一步会怎样思考时，他就已经一清二楚了。”

那么，约翰逊教给年轻属下读懂别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读懂眼睛。不管一个人对你说什么话，都不如你从他的眼睛里读到的信息重要。”

诗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理学家没那么文绉绉的。他们认为，眼睛可以让我们具备猜测别人意图的能力。通过看一个人的眼睛，你能搞清楚他们是无聊、兴奋，还是专心的。从人们的眼睛中收集到重要的信息是人的一种基本固定的能力。（人的行为可能是预置的，但人的大脑功能是基本固定的。）

婴儿一岁左右的时候，就能通过追随一个人的目光来判断那个人在看什么。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无法做到这个，就无法读懂别人的意图，这正是自闭症患者的核心问题。由于无法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自闭症患者错过了关键的社交线索。怎么知道别人在生我们的气呢？当生气时他们的眼睛会看向别处。怎么知道他们想要和好呢？当他们的眼睛主动看着我们的时候。如何判断一个群体中谁最有权力、地位最高？看看别人都在看着谁。我们的眼睛往往会停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身上。婴儿会看着妈妈；成年人会看着领导。当比尔·盖茨走进一间房间时，所有的目光都会转向他，停留在他身上。如果你没有看到他进来，也不必担心。看看周围的人，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看谁了，而在那一瞬间，你也会马上看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能读懂那些在电视上看到的人吗？分析他们的身体语言倒是可以，但要读懂他们的眼神就太难了。眼神读取需要近距离看着他们的眼睛，而大多数情况下，在电视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很少有人聚焦拍摄竞选公职候选人的面部表情。当真的有面部特写时——就像访谈节目《60分钟》里大量出现的特写镜头，我们就能看到被采访者的眼神移动。这也是《60分钟》的采访那么吸引人的一个原因。眼神能吸引我们，因为眼神是灵动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政治人物的眼神，那么我们就无法从中收集到做出判断所需要的社交信息。

当无法近距离观察一个人的眼睛时，我们错过了什么？其一，我们看不见他们的瞳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瞳孔的大小反映了注意力是否集中：无聊时，瞳孔会缩小；注意力集中时，瞳孔会扩大。没法看到一个人的瞳孔，就难以判断他们是否真的在集中精神。你不必有意去看他们的瞳孔大小，因为它会下意识地传送到你的大脑里。最近一项调查表明，一个人瞳孔的大小反映了其决策能力的高低。实验中，给受试者看一串点，并判断这些点是朝着相同的方向还是不同的方向，谁表现最好呢？不是你可能猜测的那些瞳孔大的人。因为他们过度兴奋，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最有效点在中间的位置，也就是说受试者需要兴奋，但不能过度兴奋。瞳孔发出信息时，大脑下意识就会接收到。但是，如果无法看到一个人的瞳孔，就会错过它发出的信息。

我们错过的第二点就是眼睛周围明显的细纹。高兴和微笑时，我们的眼睛周围就会出现这样的细纹。大脑会注意到这些细纹，因为那是真实微笑的信号。如果没有看到那些细纹，大脑就知道要警惕了，那可能是假笑。但是，通常当你和一个人面对面时，大脑才能探测到那些细纹，在电视上通常很难看到。

这又是一个错配的例子。现代世界中，我们通常不会有机会动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去试图读懂政治人物的眼神。即使我们确实有机会看见他们的眼睛，就像我妈妈与肯尼迪对视一样，那通常也只是转瞬即逝的某个片段，不足以得出可靠的信息。为了能够透彻地读懂别人，以约翰逊那样的方式去读懂别人，我们就不得不与这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即使这样，我们也会犯错，约翰逊也犯过错。罗伯特·卡罗用大量篇幅解释道：“约翰逊，一位伟大的读人者，他以为自己可以读懂任何人……却错看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约翰·肯尼迪，美国人民也错看了肯尼迪，我的母亲同样错看了肯尼迪。约翰逊错就错在自己的一个观点上，虽然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他在参议院时对肯尼迪的近距离观察之上。他认为肯尼迪不过是一位花花公子，“虚弱、苍白、瘦骨嶙峋，背部还出了毛病。他是一个软弱、优柔寡断的政治家，人很好、很绅士，但不具有男人气概”。这种误解是成就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的部分原因，也是他选票最多而约翰逊选票最少的原因之一。约翰逊低估了肯尼迪。他没有从肯尼迪的眼睛中看到他需要看见的东西，当然他比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的要多，肯尼迪风流成性，这一点他知道，但他没有看见其他东西：他没有看到肯尼迪的魅力，没有看到肯尼迪的勇气，而那种勇气正是登上权力宝座所必需的。

从卡罗所写的约翰逊和肯尼迪的故事中可以得出一条明显的结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对于他人的判断永远都是正确的。我们可能学不会这条结论，因为我们过于信任自己的直觉。更糟的是，我们不会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具体环境的重要性。现代世界中，我们根本无从判断那些通过电视才了解的政治人物，因为通过电视知道一个人的意思就是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这里的问题和我们谈论照片时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大脑不会发出红色信号来警告我们：对某个人下结论的关键信息是缺失的。而这个例子中的关键信息，就是他们的眼睛透露出来的信息。于是，我们便意识不到自己其实是面临障碍的。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的读心术。多年来的经验让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我们自恋地以为我们拥有读心术般的本能，便觉得不太需要从独立的渠道获知关于领导者的更多信息，我们只要相信自己的本能就好了。可是，本能又一次误导了我们。这简直就是诠释错配的最佳案例。大脑中本应该有种机制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现代政治这个复杂的迷宫，但这个机制没有得到进化，而是失效了，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处于无知却幸福状态中的我们错误地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

为什么我们意识不到呢？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具体环境的重要性。本能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正常运转。

8.

问题不是我们不能真实地看到政治人物的眼神，而是要复杂得多。大脑的进化机制使得我们在与别人面对面的情况下，大脑会飞速运转。当意识到有人正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大脑的神经元发射速度也会加快。别忘了，我们生来就会辨认面孔，这会产生种种后果，其中主要的一种就是面对面的互动会刺激我们集中注意力。如果一个人不是直接看着我们，那么我们往往会注意力涣散，偏离焦点。因此，当在电视上看到领导人时，我们不如近距离接触他们时注意力集中，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冷漠”。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过狩猎采集者冷漠对待他们首领的言论呢？因为他们与首领是面对面交流的，可我们并不是。

这不仅影响了我们，也同样影响了我们的领导者。当他们以头部特写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广告中，或是在辩论场上中规中矩地谈论着议题时，我们不会特别关注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得不使用能引起共鸣的语言甚至是引人注目的噱头以吸引关注。而这样会扭曲政治，让煽动者更具优势，因为他们会蛊惑人心，而其他遵循原则的领导人则寸步难行。政治氛围越喧嚣、浮躁，政治人物越感到压力巨大，越觉得要像煽动者一样利用选民的情绪去获胜。

在政治上，我们对于电视（以及其他非人际交流形式）的依赖代替了与政治人物面对面的交流，这还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影响，那就是我们的领导人会用一条简单的广告词来自我定义，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即使是对这种做法持犹豫态度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奥巴马的传记作家写到，当有人向奥巴马提议定下竞选口号“我们一定能”时，奥巴马起初觉得口号很粗劣，但他最终也用了。这个口号后来也定义了2008年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活动。为什么口号的影响力会如此巨大呢？因为能影响我们对候选人的印象的因素不只是他的那张脸，还有众多的暗示。我们能看到奥巴马，也喜欢我们看到的奥巴马。毕竟，他经常微笑，我们也知道微笑的重要性，而那句口号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外在形象的印象。奥巴马的外表与我们自以为了解到的他保持了一致。

仅仅在电视上看到政治人物，就让我们深信自己了解他们，能够读懂他们，这是一种错觉，但也情有可原。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你可以从中读出大量的信息，虽然我们往往会夸大这个信息量，但如果仅仅是一张照片呢？你可以从一张照片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吗？

第五章

167毫秒

我们常以惊人的速度判断一个人。

1.

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去客观评价总统？为什么我们在回答问题时似乎依据的是不太相关的图片？那是因为，进化教给我们要迅速思考。狩猎采集者常常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环境中，思考的速度在他们评估人与环境时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让任何事情阻挡我们做出决策，哪怕是在真相缺失的情况下。在真相不足的情况下（现实世界中经常发生），我们找到其他依据去做决策。重要的是快速行动，磨磨蹭蹭可能会让你丧命。

这种进化继承而来的特征造成了影响，今天，即使在不必要立即做决定时，我们也总是急着去做决定。我们不是耐心等待真相，而是急着下结论。现代世界中，很少有人要求我们要以闪电般的速度对哪位政治人物做出生死攸关的评价，但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总是情不自禁。我们的脑回路更偏向快速思考，而不是长时间深思。

先锋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指出，快思考（即系统1）很容易，不要求我们细想，其实根本不要求我们去想，至少不要求我们用大多数人定义的“想”的方式去想。这是因为快思考大多发生于无意识，而我们大部分的大脑功能都发生于无意识。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告诉我们，“大脑所做的98%的事情都发生于自觉意识之外”。当迈克尔·乔丹扣篮时，不需要深思自己要完成哪些步骤之后，才能托起球，弯曲手臂扣篮。他本能地做出这些动作。如果在扣篮的那一瞬间，他突然试着想想自己在做什么，那他可能会失手。反思通常会妨碍那些无意识任务的执行。为什么？因为反思需要时间，属于慢思考（即系统2），十分缓慢的思考。无意识的大脑运作比有意识的大脑运作要快5倍。

我们如何快速做出决定？我们会使用捷径，社会学家称之为“启发式”（heuristics）。现在来快速作答：以下非洲国家首都中，哪一个城市的人口最多，利伯维尔？阿斯马拉？开普敦？

答案是开普敦。你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你听说过开普敦（人口：374万），却可能没听说过利伯维尔（人口：79.7万）和阿斯马拉（人口：64.9万）。大脑告诉你，既然没有听说过，可能这两个城市都不大。这就是启发式识别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识别了某个事物，大脑会自动认为，那肯定是因为它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会投票给选票上那些我们认得的名字，即使我们对他们并不了解？那是因为我们识别出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单知道他们的名字，肯定意味着他们是以某些事情而闻名的。在没有有力的负面线索的情况下，我们自然认为那些事情是积极的。事实上，社会学家发现，熟悉似乎与幸福一样，在我们身上起着同样的效果。当我们体验熟悉的事物时，大脑的“奖励中心”会得到一次充电。我们什么时候变得不太善于分析？当我们在进行快速思考的时候。

另一条捷径是，把无法回答的问题转变成可以回答的问题。卡尼曼和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发现了此种方法，并称之为“替代式”（substitution）。下面解释一下其工作原理。例如，别人让你预测一下半年之后的股票市场。显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哪怕是专家也会为难。世界复杂、多变，对股市的种种预测往往是错误的，总会有一些很容易被忽视，但最后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那么，当面对一个明显没有答案的困难问题时，你是怎么做的？你会给出一个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的答案，不自觉地做了替代。这个例子中，一个明显的快捷答案是看看市场现状怎样，并假设不会发生太多变化。当被问及肯尼迪的遗产时，许多选民使用的就是这种替代式启发的方法。他们不知道肯尼迪的遗产是什么，即使专家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替代，回答自己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即他们觉得约翰·肯尼迪这个人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容易，因为只要有人提到肯尼迪，我们满脑子都是他的照片，力量强大。

2．

我们再做一次快速思考的实验。试想一下，如果我现在让你回答“约翰·肯尼迪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吗”，会发生什么？你会如何回应呢？

因为刚才你在上一章看到了一连串对肯尼迪的控诉，几乎可以肯定，你在回答时会纳入一些负面的观点。我对他的负面评价会立刻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我列出的他的那些缺点会引导你对肯尼迪做一些负面评价。但是，一个月或半年之后，你又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到那时，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我写的有关肯尼迪的内容了，因为我对他的评价仅以文本形式呈现。那时，你大脑中最容易想到的还是那些已经存在的强大的图像。既然那些图像呈现的都是积极形象，你可能会倾向于积极评价肯尼迪任期中的表现。奇怪的是，还记得吗，我让你评价的不是肯尼迪这个人，而是肯尼迪这位总统，但你大脑中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肯尼迪的照片。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的祖先在数百万年的狩猎过程中形成的运行方式。我们选择快速、即时的答案，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答案。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做感觉很好，是出于本能。瞬间闪现在大脑中的那些照片对我们给出的快速、即时的答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正如许多社会科学实验表明的那样，我们优先考虑存储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从外部来源获得的信息。当遇到与我们大脑中的信息相冲突的信息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予理会。如果你大脑中的想法是肯尼迪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种想法会令你想起那些凸显他优点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又强化了你相信的观点，你会只因读了一些与之相反的东西就抛弃原有的信念吗？当然不可能。那不是我们大脑的运转方式。当遇到新鲜事物时，我们会立即在大脑中搜寻可以帮助理解它的某段记忆。我们不太可能认真对待那些与记忆不符的信息。为什么？与忽略相反的信息相比，记住有用的信息会让我们的大脑负担更重。丹尼尔·卡尼曼做了个比喻，大脑是懒惰的。大脑进行快思考比慢思考要容易得多。慢思考确实需要更多的能量：必须发射更多的神经元，消耗更多的氧气，进行更多的化学突触。所以，当我们的大脑在快思考和慢思考之间做选择时，会怎么样呢？它会选择快思考，这是大脑的默认系统。我们不是有意识地要使用快思考，只是不假思索地那么做了。

那么，对于我对约翰·肯尼迪的一串负面评论，你的大脑会怎么处理呢？如果我对肯尼迪的描述对你来说是新闻，那么几个月后你可能会忘记，那时，这些细节会变得模糊。那你会记得什么？很可能是那些你之前知道的完美照片。

现在，我们开始试着理解错配的另一个维度。在石器时代，人类不需要依靠领导者的照片去形成对他们的看法。人类对领导者有着清晰的想法，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认识这些领导者，他们与领导者一起说话、一起吃饭、一起劳动。科学家说，狩猎采集者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陌生人。今天，我们对领导者根本没有直接的认识，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我们担心。多亏了图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到对政治家无知的同时而不自知。感受不到自己的无知，我们便高高兴兴地随波逐流了。那么，我们在了解事实真相和挖掘信息方面付出的努力如此少，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久远的石器时代，人类了解领导者时并不需要进行自我激励，他们本来就认识，现代人却真的需要自我激励之后才会了解自己的领导者。在我们的本能中，没有哪一种本能会提醒我们需要这样做。除非我们有意识地付出努力去了解他们，也就是运用慢思考，否则我们会依靠默认机制。那些快思考的机制，如替代式启发，告诉我们要听从大脑里的图像。

我们又回到了规模问题。大脑的设计方式是为了处理由少数人组成的社区，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在远距离之外的领导者。

3.

我们在前文指出看一个人的眼睛有多么重要。但是，我们本性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评估一个人的眼睛，还有他的面孔。面孔让我们着迷。当一个新生儿盯着母亲时，他会自动地看着她的脸。如果给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分别看一张面孔的照片和另一张别的照片，比如母牛，他会选择盯着那张面孔看。这种能力还会逐渐增强。如果给一个婴儿看一张上面画着三个点构成的面孔图，两个点代表眼睛，一个点代表嘴巴，他会集中看这些点，好像它们是有意义的。把这张纸上下倒置，代表眼睛的两个点在下，而代表嘴巴的点在上，他会立刻失去兴趣，把目光转到别处。正如在前文提到的，197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婴儿出生9分钟之后就开始关注面孔了。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生来就会识别面孔？许多科学家在几年前还对这一点有所怀疑。有人对1975年那项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所质疑。他们认为，婴儿只专注于面孔是出于经验。这是有道理的。婴儿对面孔产生反应，是因为面孔是他们熟悉的。毕竟，他们会不停地看见脸孔。对母牛照片的反应方式不一样，是因为婴儿不经常见到母牛。但是，随后的新研究证明，这其中牵涉到更多的因素。科学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现代技术来观测大脑的运转情况时，发现一个人在看一张面孔和一个物体时，显示出来的大脑兴奋区域是不一样的。看面孔时，大脑的梭状回（即位于两耳之上的部位）有一块特定的区域会兴奋。

当科学家测试婴儿对面孔的敏感度时，竟然发现他们能轻松区分不同的面孔。把所有的头发都去掉，只留一张面孔，婴儿仍然可以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别开来。科学家研究猴子时发现，它们也对面孔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如果这还不够令人信服，那么科学家还发现有一类人缺乏处理面孔的能力。他们可能与配偶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却依然不记得对方的样子。给他们看小时候住的房子的照片，他们马上就能认出来，给他们看和自己生活了30年之久的配偶的照片，他们却认不出来，这有力地表明，大脑中有一个帮助识别面孔的特殊模块，而有些人的这部分模块受损了。这种情况俗称脸盲症或面孔失认症，会遗传。所以，面部识别是与基因有关的。

还有一个实验可以证明我们一出生就具备了面部识别能力。该实验与对婴儿进行的面孔测试类似。还记得吗？在之前的实验中，当组成面孔的三点被倒置时，婴儿对它失去了兴趣。而这个实验邀请数名成年人看倒置着的面孔和物体的图片，想验证的假设是，成年人会觉得识别倒置的面孔比倒置的物体要困难，因为面部识别模块的设计目的，就是识别正立着的面孔。把面孔上下颠倒，便无法激活面部识别模块，只能靠推测了。结果证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给一个人看一张上下颠倒的房子的照片，他们可以记住它的样子，给他们看一张上下颠倒的面孔，他们却记不住。分别看倒置的一只狗和一张面孔的照片，我们借助记忆更容易识别那只狗。

人类不仅可以识别脸部，而且可以快速识别，有时甚至会快得有点儿过分。当你看到一片云便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张面孔时，就是你大脑中的面孔识别模块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快就能在月亮上发现一个人影，或在咖啡杯里看到耶稣头像。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了解很多东西。如果一个人对我们微笑，那么可以确定，他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如果一个人在生气，我们知道应该保持警惕。一个人的心情可以从脸上看出来。微笑和皱眉，不管是在石器时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可靠的社交暗示，不会出现错配的情况。因为政治人物会在电视上露脸，你可以看见，便可随时随地运用自己的面孔识别能力。2012年，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一场辩论会时，谈及自己计划撤销三家政府机构，但他只记得两家机构的名称。当时，他的脸上短暂地闪现一丝恐慌和尴尬，但被所有的观众捕捉到了。当镜头扫到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时，他表现出傲慢和愤怒，观众很容易察觉出。（他的傲慢态度是否有益，存在着疑问，但愤怒呢？研究表明，愤怒会感染选民，会让那些倾向于支持这位候选人的选民变得更加支持，同时不再进行过多考虑。愤怒的选民会听从自己的直觉。）2008年，奥巴马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一场辩论中，对希拉里·克林顿说她“足够可爱”，很多人觉得奥巴马身上有之前不曾发觉的一丝高傲。

我们可以从面孔上了解到这么多东西，所以有人建议我们，不要过分担心选民无知的问题。因为，无知的选民和明智的选民一样，同样拥有面孔解读能力。那么，即使他们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或者其他复杂法案的细节问题，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他们能够解读政治人物的面部信息就可以了。归根结底，除了就某项公决或倡议投票以外，我们往投票箱里投入选票时，关注的并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投票对象。只要我们具有通过面孔解读政治人物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会做出合理的抉择。那么，我们解读面孔的能力如何呢？

一般人认为，我们真的很擅长这种能力。毕竟，我们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在研究面孔，都成专家了。就像可以辨别出马蒂斯（Matisse）或毕加索画作里最细微的笔触的艺术评论家一样，我们看到一张面孔，就可以得出复杂、多样的结论。谈到面孔，我们就像高水平的艺术评论家，从这个人的皱纹里看出了诚实，从那个人的皱纹里读到了魅力。如果问我们，这个人看起来聪明与否，我们会对自己的面孔解读能力十分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判断出来。但是，我们解读政治人物面孔的能力如何呢？

4.

几年前，社会学家开始试图寻找答案。康奈尔大学的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芝加哥大学的耶希·夏皮罗（Jesse Shapiro）是最早试图研究人类这种能力的两位学者。他们找来264名学生，其中大多数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让他们观看美国有线频道C-Span播放的58个州长竞选辩论的10秒钟视频剪辑。每看过一个视频，学生们都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谁最后赢得了这场州长选举？”

结果震惊了政治学家。58%的学生根据一个10秒钟的剪辑视频就猜中了哪位候选人获胜。这比许多经验丰富的专家的预测都要准确，而专家为了预测选举结果还要借用多种复杂、精密的方法。同样吸引人的是，当视频消声时，学生们表现得更出色。候选人说话声音实际上会干扰他们的预测能力。10秒钟的消声视频，难道就可以知道所有选举的结果？只根据10秒钟的静音片段？

过去几十年中，各种证据表明，人类拥有快速评估的能力，社会学家称之为“薄片分析法”。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讲述了一则故事，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把夫妻作为研究对象。戈特曼让一对儿夫妻待在房间里并录像一个小时。然后，他用20个左右的代码来对应自己所看到的各种情绪，如反感、愤怒、讽刺等。最后，仅仅根据这一个小时的录像，戈特曼就可以预测这对儿夫妻的婚姻能否持久。他说，根据对3 000多对儿夫妻的分析，他的准确率为95%。

虽然这个实验结果很惊人，但它不如本杰明和夏皮罗所做的研究能够说明问题。戈特曼需要一个小时的视频来推断，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视频并打分，而本杰明和夏皮罗实验只用了10秒钟的视频，并且不需要花费时间进行分析。当然，这样的比较有其局限性。两个实验测试的对象不相同，预测两个人的感情能否持续数年与预测两个人中哪一个可以赢得选举是两码事，就像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此外，戈特曼是根据多年的经验来进行真实的分析。这些经验教会了他要重点关注什么。戈特曼非常善于发现婚姻冲突的迹象，声称自己可以判断刚刚在餐厅遇到的哪些夫妻感情出了问题。（一定会离婚的夫妻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迹象是什么？经常互相讽刺）而选民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在严格地研究政治人物，没有像戈特曼一样，把自己看到的所有的情绪反应迹象都记录在表格上。选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还不太清楚。

就在本杰明和夏皮罗进行实验的同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托多罗夫（Alexander Todorov）也正在进行一项类似的实验。但他的实验目的是想知道，人们仅根据一张照片做出的关于候选人的快速判断与选举结果是否相关。

假设我向你展示了某位候选人的头像照片，仅仅看着这张照片，你可以按照信任感、亲和力、领导力、诚信、魅力、个人能力和智力这7个方面来评价他吗？

我猜，无论对解读面孔的能力有多自信，你可能都会说不能。

一张照片是不够的。当解读一个人时，我们进行的是复杂分析。我们要解读他们的肢体语言，要解读他们的眼神，要观察他们对别人的反应，要听听他们的声音，要研究一下他们听起来真诚吗？看起来值得信赖吗？聪明吗？我们认为，至少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事实呢？

托多罗夫让受试者，即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通过上述7个方面来为候选人打分。照片上的人是2000年、2002年和2004年参加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竞选的候选人。

那些学生开始接受测试。他们是如何为候选人的品质打分的呢？公布答案之前，我要提醒一下，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社会学家一致认为，不可能仅凭一张静止的照片就解读出一个人的性格，根本不可能。我们可以在一段视频中解读一个人的肢体语言，然后据此推断他的一些性格。戈特曼就是观看一段视频之后对里面的人做出快速判断。薄片分析法很有用。如果深思熟虑地进行分析，你可以得出一些重要且有效的观察结果。戈特曼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分析走进他实验室的那些夫妻的视频，如果选民能跟他一样去认真分析在电视上看到的候选人，即使不能看着他们的眼睛、与之面对面地交流，他们也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看着一张照片，然后仅根据这张照片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做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戈特曼，尽管作为一位觉察夫妻问题的专家，也无法从一张照片中判断他们的婚姻状况。

那么，托多罗夫的受试者是如何做的呢？事实证明，他们难以通过上述7个方面来评价候选人。仅根据一张照片，他们无法区分许多品格特征，因为所知的信息不够。于是，他们把那些分类混合在一起。如果他们觉得某位候选人展示出了领导力，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他很聪明、能力强，便在这些方面给他打一样的分数。他们对一个候选人“亲和力”和“魅力”一栏的评分也一样。这表明，这些受试者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交给他们的这项任务不太合理。单单从一张照片上，你根本无法判断出一个人在7个方面的情况。但结果表明，他们确实认为，可以从一张照片中推测出一个人的三大类性格：能力、信任度、亲和力。但这也不太可能做得到。

前文提过，社会学家认为，从一张照片中不可能得到有关某个人性格或品质的理性结论，但如果真的得出了理性的结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谜了。托多罗夫发现，一名候选人在能力方面的得分高低与选举成败恰好相对应。在一场又一场的选举中，那些能力得分较高的候选人总会胜出。托多罗夫在报告中称，总体来说，“那些被认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赢得了参议院71.6%和众议院66.8%的选票”。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实际上，托多罗夫发现，可以根据学生们对一张静止照片的判断来正确推测出一场选举的结果。这表明，当选民去投票处投票时，他们所做的功课并不比那些学生多。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来评估一位候选人的能力，认为自己对某位候选人的判断一部分是依据他的简历、党派和声誉，另一部分是根据自己在电视上或YouTube网站上看到的信息。但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显然都受到自己对一张静止的、毋庸置疑的面部特写照片的本能反应的强烈影响。调查表明：当人们看到一个人下颌宽，便认为他很强壮；看到一个人娃娃脸，便认为他很弱小。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政治上，还出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刑事被告人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长着娃娃脸的被告人受到的刑罚较轻。那么，我们判断政治人物的根据便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的面部轮廓了。正如19世纪的颅相学家从人脑的隆起、褶皱和曲线中解读出重要意义一样，我们也从一个人面部的隆起、褶皱和曲线中读出重要信息。根据情形的不同，我们有时喜欢一种脸型，有时却喜欢另一种脸型。研究表明，战争年代，我们喜欢方脸（方脸的人大概看起来更严厉、更坚定、更不屈不挠），而和平年代，圆脸更受欢迎（圆脸的人可能看起来更友好、更温和）。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本杰明和夏皮罗的实验中，受试者观看的是一段10秒钟的视频，而托多罗夫的实验中，受试者只有1秒钟的时间来看一张静止的照片，只有1秒钟。社会学家还有更为令人震惊的发现。当他们试着确定人们依据一张静止的照片来判断一位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品质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时发现，连1秒钟也用不了。托多罗夫在另一个实验中发现，事实上，人们只需1/10秒就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判断。如果给受试者更长的时间，他们也只会用这段时间来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以这个速度来看，人类并不是在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仅仅是在做出反应。而他们反应速度令人瞠目。托多罗夫发现，我们在第33毫秒时就开始形成意见。1毫秒等于1/1 000秒，而33毫秒约等于1/30秒。他称，我们最终形成意见需要167毫秒。那是多快呢？比眨眼（300~400毫秒）还快。这样的心理操作就像迈克尔·乔丹的扣篮一样，是出于下意识的。2014年，神经系统科学家跟踪研究大脑杏仁核的活动情况，然后发现，受试者用33毫秒就可以判断出哪些人的面孔值得信任，而哪些不值得信任。在这之后，人们才支持托多罗夫的发现：我们处理视觉信息的速度甚至会更快。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只需13毫秒就可以理解一幅图像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大多数选民是如何决定选候选人的。他们在瞬间就做出了决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仅仅观看了10秒钟的消音视频后，就能够推测谁输谁赢，并且准确率高得惊人。为什么给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看看一闪而过的静止的照片，他们所判断的候选人与选举胜出的候选人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因为许多选民做出推断的方式和受试者一样。

值得提及的还有最后一项实验。社会学家让人们根据一张照片来为候选人打分。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受试者自己的肖像合成到一些候选人的照片中。他们发现，人们更喜欢与自己长得像的候选人。这个发现，在现在看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当时，这些受试者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位候选人而不是另一位。当然，影响人们投票的因素五花八门，如党派、遗传倾向、经济状况等，但这些研究让我们不再相信，在我们做决定时，理性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5．

停下来想想，上述内容说明了现代世界实行的民主制度有多么糟糕。我们又回到了之前遇到的肯尼迪的问题。在一项本需要花费时间的任务上，我们却草草了事。这又是一种错配。

另一个问题是，当看着某张面孔，我们会从他的种族和打扮中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推断。我们看到一张面孔，就立刻自动推断他们来自哪里，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多种推测。在这点上，我们和祖先相差无几。判断一个人的背景时，是在电视上看到他还是亲自见到他，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在石器时代，了解一个人的出身与自己是否不同，是非常有用的。可以肯定的是，出身不同的人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在现代世界呢？我们的社会由多民族、多种族构成，知道某个候选人的民族或种族对你来说不是一种优势，而是一种劣势，容易让我们对候选人得出一些无根据的结论，并且容易制造大麻烦。

政客懂得，仅仅因为他们与选民拥有同样血统，他们就可以赢得很多支持者。他们懂得仅仅靠建立这种联系，就可以操纵选民的投票。当一个政客及其团队决定利用这种联系煽动自己的那派人，令其陷入种族优越的狂热之中，同时妖魔化缺乏这种联系的异族对手时，就会种下祸根，这会导致对外人的人身攻击，至少也会在社会上抹黑他们。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时，经常被奚落不了解工薪白种人阶层。在美国南部和其他一些地方，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但这种方式被看作是可接受的，可以吸引人们关注奥巴马的种族，同时又不会太过于直接。事实上，对奥巴马的这种控诉表明，他不是“我们中的一位”。有同样感觉的人们开始发声，说自己想“回祖国”。谁抢走了祖国呢？虽然没有明说，但答案很明显。诸如此类的部落主义造成了两极分化，让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竞争。在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受到此类影响的潜在的明智选民也可能变成一位糊涂选民。

接下来简要对比一下，我们选择领导者的方式与祖先有何不同。我们看的只是照片和视频，而祖先能够真实接触领导者。他们不是看一看头像就决定某个人是否有能力。他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的方法是我们应该采用的，即当这个人在执行不同任务时，观察可以体现出能力的不同迹象。人们不会整体有能力或无能力。正如迈克尔·乔丹的例子所证明的，一个人擅长做一些任务，而不擅长做另一些。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有机会搞清楚自己擅长什么，然后将自己与擅长的任务相匹配。换句话说，他们选择领导时所处的位置优于我们。尽管我们在教育上享受很多优势，但民主制度更适合他们，而不适合我们。和我们一样，他们也会对一个人的能力做出快速判断；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有经验，而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他们可以近距离实时观察领导者的行为，但我们不可以。于是，我们选择了最不靠谱的本能。最终，我们总是通过媒体能够发现政治人物实际上是如何履行职责以及他们的真正为人，就如我们最终也发现了约翰·爱德华兹的能力高低。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我们始终被本能欺骗着。正如肯尼迪的例子所表明的，即使那时，我们也可能被照片欺骗，认为一个人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他是另外一个样子。

6.

了解一个人是很困难的。科学家称，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不是很深入。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因为大脑中进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无意识的。将认识的人置于一个不熟悉的情景之中，我们难以预料他或她会有什么反应。当我们把政治人物选举到如总统这类重要的职位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即刻就身处这样的情景之中了。

当了总统的人都会说什么来着？他们说，没有人知道当总统是什么样子，除非你自己当过总统。哈里·杜鲁门将总统工作的要求比喻成“骑虎”。处于压力下，总统会做出一些在别的情况下不会做出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掌权者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假装了解自己选出来的坐在这些位子上的高官，因而假装自己能够预测他们会如何应对压力。这些都是幻想。想知道一个坐在领导位子上的人在面临压力时会如何应对，唯一的方法就是观察他们真正坐在这个领导位置时面对压力会如何应对。狩猎采集者就具备这种能力，而不用借助幻想。他们了解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而也会了解他们将如何表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我们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领导者。

我们天生容易相信自己可以根据对一个人性格的了解来推测他们会如何反应，但社会学家称，我们只有30%的概率能猜对。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尽管看起来很稳定，但并不是预测其行为的可靠因素。即使一个人在性格定型（25岁左右）之后，其行为也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性格是变化的，左右摇摆、游移不定。正如社会学家所言，我们的心理冲动处于持续的紧张中。受到一个小小的刺激，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就会有天壤之别。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让学习神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穿过校园去课堂上探讨如何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有些学生被告知上课要迟到了，必须快点儿赶过去，而有些被告知时间还早。当他们往上课地点走时，每个人都碰到了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那位男士弯着腰在咳嗽，看起来很痛苦。谁会停下来帮他呢？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那些时间比较充裕的学生都停下来为他提供了帮助，那些以为自己要迟到的学生则从他身旁匆匆而过。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即使是那些要去探讨如何帮助别人的神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因面临迟到的压力而不去帮助他人。

具体的情景很重要。我们以为重要的是人，但情景往往很重要，或者说人与情景的某种奇妙结合很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来自不同党派的总统通常会继续前任总统的政策。他们这样做是迫于制度的压力。这是将总统职位当作制度来研究的学者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使我们会倾心于某位总统及其行事风格，他们的行动自由也通常受到环境的限制。正是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支持者对巴拉克·奥巴马失望。举例来说，奥巴马曾在选举前暗示自己痛恨乔治·W.布什的国家安全扩张政策，包括监听数百万的美国公民。很多美国人因此推断他会取消这些政策。而在他成为总统之后，却或多或少保留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很多支持者大失所望，其中也包括一名叫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后来坦诚，当他意识到在监听事件上，奥巴马并不比布什好多少之后，便决定将政府的秘密监听计划公之于众。

这并不是说总统的个人性格不重要，它很重要。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所指出的，总统与总统是有区别的，他们起着重要的作用。格林斯坦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与林登·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曾面临着相似的危机。1954年，法国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大败，但艾森豪威尔决定，美国不应承诺采取行动。但1965年，越南共和国似乎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约翰逊却采取了军事行动。所以，总统个人也很重要。

但是，总统真实的为人及能力，远远没有看起来的或是我们愿意承认的那么显而易见。罗纳德·里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里根当选总统时，其支持者坚信他肯定会对苏联强硬起来。毕竟多年来，他一直不赞成与苏联改善关系。在刚当选总统的早期演讲中，他声讨苏联，将其形容为一个“邪恶帝国”。与多次表明的观点相一致，他把国防开支提高了数千亿美元，但在这之后，里根敞开了谈判的大门。许多保守派人士都担心他对苏联的态度变软弱了。当里根主动提出与苏联签署废除核武器的协议时，他们变得越来越恐慌。这时的里根听起来根本不是他们认识的里根了。里根的朋友、著名演员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警告他，要“经得起与苏联大熊共舞一支华尔兹、共谱另一个雅尔塔体系的诱惑”。保守派思想家霍华德·菲利普（Howard Phillips）嘲讽道，里根已经成为“一位助力苏联政治宣传的白痴”。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的创办人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疑虑重重，指责里根的提议“近似于改变我们对待阿道夫·希特勒的整体看法”。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直截了当地说：“里根加剧了西方的道义裁军，因为他把胡思乱想提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到底发生了什么？里根改变立场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苏联两位守旧领导者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相继逝世，而年轻的、心胸开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显然他与之前的苏联领导者都不一样。伴随着苏联新领导者而来的，是美国新的对苏政策。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当专家开始梳理里根时期的文件时，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里根立场的改变并不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之后，而是之前。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之后才掌权，而里根于1983年就开始改变对苏手段。这表明，他的性格在这之前经历某种质变，但其实这无关里根的性格，真正的原因是他所处的情景有了改变。

政治学家贝斯·费舍尔（Beth Fischer）认真研究了证据之后，找出了4个全都发生在1983年秋天的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苏联击落了一架民航飞机，即大韩航空902号班机。里根政府对外称，这是苏联的野蛮行径，但在幕后，政府官员得出的结论是，这起事件完全是误击。这让里根感到恐惧。他私下曾说，这起事件“表明了世界离坠入险境有多么近，我们多么需要控制核武器。苏联飞行员只是将一架民航飞机误认为是一架战斗机，那么如果一位掌管核武器发射按钮的苏联军人犯下了一个更加悲剧性的错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仅仅5周之后，1983年10月10日，里根观看了一部电影，更加剧了他对核战争的恐惧。电影《浩劫后》（The Day After ）用写实手法刻画了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在美苏核战之后的各种场景。里根在日记中坦承，这部电影“让我很沮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的措施……来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

当月，里根又参加了他作为总统以来第一次进行的美国在发生核战争时将执行哪些计划的介绍会。时任国防部部长解释说，一旦发生全面核战争，美国会瞄准5万个目标。数百万人会丧生。但是，五角大楼官员向里根总统保证，他们可以赢得核战争。“我想，他们疯了。”里根坦言道。

这次介绍会数周之后，美国和北约组织进行了一场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涉及30万人的军事演习，代号为“优秀射手”。苏联万分紧张，一些高层官员坚信，美国正准备利用这场演习作为掩护对苏联进行偷袭。（苏联自己曾制定过类似的对美作战策略。）演习正酣之时，苏联命令十几架载有核武器装备的战斗机处于警戒状态，同时命令驻扎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军队做好核战准备。这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最接近核冲突的一次。

保守派一直确信他们很了解里根，但里根在1983年秋天之后改变了对苏策略。之前抽象的核战争威胁突然之间似乎成了现实。1983年年底，他决定全力以赴防止与苏联之间发生意外战争，同时降低他们对苏联刻意挑起战争的疑虑。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里根都主动向苏联保证他想要和平。20世纪70年代，里根曾嘲讽军事谈判，而这时他却鼓励军事谈判。

和助人为乐的神学专业学生一样，里根并没有改变。他一直以来都害怕核战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坚持部署“战略防御计划”的导弹防御系统。里根想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核爆炸的危害，因为他在1940年的电影《谋杀在云端》（Murder in the Air ）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使用一种科幻的“惰性探照灯”发出的杀伤性射线来保护人们免受其他形式的攻击。即使是里根的密友和支持者也未能意识到他是多么努力地致力于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和平。当听说里根在认真考虑要废除所有核武器时，他们震惊了。他们不能理解里根行为背后的复杂驱动因素。于是，当情形发生改变，里根也即刻改变路线时，他们都认为是里根改变了。

同样的事情一直在上演着，这也是为什么总统的真实面目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按照我们头脑中的简单剧本行事。我们觉得性格决定一切，觉得如果你了解某个人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就会一直以某种方式来行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部分

真相

第六章

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代价高昂但让人欲罢不能。

1.

埃伦斯堡小城在西雅图以东仅需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小城在喀斯喀特山的另一边，人口约1.8万人，中央华盛顿大学便坐落于此。但直到1980年，关于这里，人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埃伦斯堡输给了奥林匹亚，没能成为华盛顿州的首府。因此，埃伦斯堡得以开办一所小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华盛顿大学。论名气，中央华盛顿大学并不为人所熟知，华盛顿州的人都不了解，更别说其他地方的人了。但1980年，这里出现了一个世界闻名的“明星”。她不是杰出的教授，从未上过大学，但她天赋异禀，擅长美国手语。她的名字叫华秀（Washoe），是世界上第一只学习美国手语的黑猩猩。5岁时，她已经学会了数百个手语符号，数百个啊！她可以熟练使用132个符号。看到一只狗时，她会用手语说狗；想要拥抱时，她会用手语说要抱；饿了时，她会用手语说快喂我。令人惊讶的是，她可以将学到的一些词汇拼凑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想法。每天一大早，她会用一系列手语跟训练她的心理学教授罗杰·福茨（Roger Fouts）打招呼：“罗杰，快点儿！来，抱抱！快喂我！给我穿衣服！开门吧！”

福茨将华秀和其他两只俄克拉何马大学的黑猩猩带到了中央华盛顿大学时，人们觉得他疯了。他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时，所在的院系全国排第13名。而中央华盛顿大学，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学术上是一潭死水”。但在这个埃伦斯堡小城，有一件事是俄克拉何马大学所不及的。那就是，福茨能以自己理想中的方式来对待黑猩猩。俄克拉何马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所所长认为，黑猩猩是残忍的动物，便让黑猩猩带上枷锁，像18世纪的奴隶。这样做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只是为了让黑猩猩时刻记住：要听饲养员的。而且，带黑猩猩出门放风时，他们也要求福茨拿绳子拴着。所有这一切都让福茨觉得匪夷所思。福茨跟这些黑猩猩对话时，它们告诉福茨自己饿了，想出去放风、想要抱抱，而福茨却不得不把它们像野兽一样用绳子拴着。他坚信，这种做法错得离谱。

17世纪初，欧洲人最早发现黑猩猩时，觉得它们很神奇，但人们发现一个问题：黑猩猩长得很像人类。后来，英格兰著名解剖学家爱德华·泰森（Edward Tyson）解剖了一只黑猩猩。他发现，它不光长得像人类，而且身体构造和大脑构造也很像，黑猩猩甚至也有中枢神经系统。但如果它们跟我们这么像，那我们岂不是没有那么特别了？

近两千年来，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代开始，西方人相信所有事物都由“存在之链”连接起来：从上帝、天使、人类、狗、狮子、花朵到沙子，一切都是相互联系，但又是相互独立的。上帝是上帝、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一种严格的线性等级制度统治着一切：最顶端是上帝，上帝之下是天使，天使之下是人类，人类之下是被驯养的动物，被驯养的动物之下是野生动物，以此类推。而黑猩猩出现了，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版本的人类。这是不是说，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其实没有人们想的那么明显？泰森后来证明，虽然黑猩猩的身体构造和大脑构造跟人类的很像，但与人类依然很不同。他说，黑猩猩没有情绪，没有意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的这个观点在欧美国家的学术领域一直占着主流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生物教科书的图表上，还将黑猩猩与人类归属不同的科。

后来，一系列的科学发现颠覆了旧的主流思想。人类突然开始怀疑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人类学家的基本假设是，制造工具的能力将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后来，英国生物学家简·古多尔（Jane Goodall）表示，自己观察到黑猩猩会制造工具。突然之间，人们不再确定到底是什么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肯尼亚考古学家路易·利基（Louis Leakey）写道：“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人类，重新定义工具，否则就得承认黑猩猩也是人类。”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极端，但不久之后，两位生物学家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艾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发现，黑猩猩的血液蛋白分子和人类的血液蛋白分子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十几年后，科学家发现，黑猩猩的DNA和人类的DNA相似度高达98.4%（后增至98.7%）。

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识到，黑猩猩和人类属于同一科。6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有着共同的祖先。从进化史来看，600万年的时间并不长。毕竟，哺乳动物是在3.5亿年前才首次出现在地球上。那么，黑猩猩和人类联系紧密，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罗杰·福茨对此也很震惊。他觉得，只要研究过黑猩猩，除非被意识形态蒙蔽，否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它们确实跟我们很像。福茨在回忆录中说，住在黑猩猩栖息地的非洲部落都知道这一点。居住在科特迪瓦的奥比部落将黑猩猩称为“长得丑的人”。

黑猩猩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呢？福茨发现，它们的行为像孩子一样。如果不能为所欲为，它们就会发脾气；如果它们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会一直唠叨，直到得到为止；如果你想要它们做什么，可以拿糖果贿赂。在开始研究黑猩猩时，福茨自己已经有了孩子。他注意到，黑猩猩的行为像他的孩子一样。养狗的人或许有同样的感觉，但狗不会用手语表达不悦。

开始研究黑猩猩后不久，福茨又有了新发现：它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它们知道不能打开锁着的柜子，不该戳人或扯人的头发。犯错被抓了正着，它们会试图“掩盖罪行”。福茨在其著名的回忆录《人类的血亲：我与黑猩猩的对话》（Next of K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Chimpanzees ）中，用很多例子证明，黑猩猩会“掩盖罪行”显然不是后天学会的，而是本能。福茨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了解黑猩猩的这个特性非常重要，而人们直到最近才知道。人们之前一直认为，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包括黑猩猩在内的其他动物，是因为人类拥有欺骗的能力。福茨发现，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但有一天，当福茨训练的一只名叫露西的黑猩猩用手语企图“掩盖罪行”时，他还是吃了一惊。他之前从未见过黑猩猩的这种行为。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人见过。这只黑猩猩不仅掩盖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而且还像人一样撒谎。他写道，露西“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在客厅拉屎”。下面是那次令人吃惊的手语对话：

罗杰·福茨： 那是什么？

露西： 那是什么？

罗杰·福茨： 别装蒜，那是什么？

露西： 脏，脏。

罗杰·福茨： 谁弄的，脏，脏？

露西： 苏（一名研究生）！

罗杰·福茨： 不是苏。到底是谁？

露西： 罗杰！

罗杰·福茨： 不，不是我，到底是谁？

露西： 露西，脏，脏，露西，对不起。

注意到了吗？福茨和露西面对面站着，露西却当面撒谎，多么惊人啊！背地里撒谎就算了，居然当面撒谎？这说明，撒谎在黑猩猩的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露西直到最后才说了实话，而她最直接的反应是撒谎。

其他黑猩猩开始学习手语时也常常撒谎。中央华盛顿大学黑猩猩和人类沟通研究所助理主任玛丽·李·詹斯沃尔德（Mary Lee Jensvold）说，黑猩猩经常当着她的面撒谎。她说，黑猩猩有时会来戳你一下，“谁都不喜欢被戳，于是你用手语说能不能乖乖的？它们会用手语说：好的，对不起。但不过一会儿的工夫，它们又会来戳你”。她经常带6个月大的女儿来研究所。有一天，有一只黑猩猩大吵大闹，把她女儿吓坏了。黑猩猩明明知道这点，却故意吓她。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好多年。

塔图（Tatu）是研究所里一只人人都喜欢的黑猩猩，被称为“珍贵的天使，乖女孩”。福茨在回忆录中说：“塔图不需要拿锁和钥匙玩耍。跟华秀不一样，她从不‘洗劫’橱柜或‘搜查’冰箱……她的房间干净整洁，所有的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玩的时候，她会先把这个玩具摆好，再去玩下一个。”但詹斯沃尔德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塔图也会吓唬她女儿。

“塔图会从玻璃墙后面慢慢接近，然后突然跳到玻璃窗上吓唬她。我女儿四五岁时，有一天，被塔图吓坏了。这可乐坏了塔图，她就像一个刻薄的姐姐，对吧？所以我把女儿带走了。第二天，塔图用手语问我。她抱着胳膊来回摇，好像在摇一个婴儿。“我说，‘奥，我知道，你昨天把她弄哭了’。她说‘对不起’并让我再带女儿来。我女儿已经知道了塔图的把戏，后来不会再被吓着了。但有一次女儿又来研究所，塔图又故技重施。她悄悄抓住玻璃窗，表情严肃，然后砰的一声，又跳到了玻璃窗上吓唬她。”提到这件事，詹斯沃尔德笑了。当时她的女儿吓坏了。

黑猩猩不是人类，它们与人类的差别很明显。人类的智商更高，会灵活运用语言，还拥有组成并维持更大群体的卓越能力。人类有一套完整的道德准则，但黑猩猩没有。人类会脸红，黑猩猩不会。但罗杰·福茨和玛丽·李·詹斯沃尔德持一种开放心态，并花大量时间研究黑猩猩。在他们看来，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超乎想象。

到灵长类动物研究所的参观者会被告知，黑猩猩和人类的发育也很相似。黑猩猩妊娠期是35周，人类是40周；黑猩猩断奶是在4~5岁，人类是0~5岁；黑猩猩乳牙开始脱落是在5~6岁，人类是5~10岁；黑猩猩青春期开始是11~13岁，人类是10~16岁；黑猩猩的平均寿命是30~60岁，人类是30~80岁。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常年在阿纳姆动物园研究黑猩猩。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就是黑猩猩像人类一样，会结盟，会搞阴谋诡计。简言之，它们和我们很相似。

但原因是什么？生物学家说，原因一定是下面中的一个：要么是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即同源相似；要么是我们在过去面临着相似的环境压力，为适应环境，人类与黑猩猩做出了相似的改变，即趋同。

我们已经发现黑猩猩与人类之间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同属一科。在生物学上，两者血缘关系最近，自然可以得出同源的结论。也就是说，相似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结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意味着，撒谎可能是祖传的。数百万年来，从灵长类祖先一直到我们，都有撒谎的能力。语言能力不过是在过去50万年里才出现的，而撒谎的能力可能历史更久，早在40万年前智人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撒谎就是人类最基本的特质之一。某种特质出现越早，就越能成为本能。就像我们情绪一样，大脑出现最早的特征往往运转最快，是种本能的、下意识的反应。

目前的研究只探讨大脑中何种部位控制撒谎的能力。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撒谎时，大脑涉及多个语言、视觉和触觉的部位，包括双侧上额叶、双侧顶叶、双侧楔叶、右侧楔前叶、左侧中央后回皮质，血氧含量会上升。即使你不知道这些晦涩的术语，也能知道撒谎需要牵涉整个大脑。

换句话说，撒谎是一种自然反应。就像黑猩猩一样，我们不学也会。撒谎是人类的本能，是一种进化的、决定我们对事件如何反应的心理机制，通常是潜意识的。不但如此，撒谎这种本能十分强大。

2.

以下是25位美国总统：

表6–1 25位美国总统名单

这些总统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所有人都说过谎并被记录在案。他们公然欺骗美国人民、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或用某种方式误导别人。威尔逊曾多次中风，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遮遮掩掩；在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急切地想说服公众意识到纳粹带来的威胁，便设局让纳粹看起来是无缘无故地攻击了一艘美国驱逐舰；艾森豪威尔曾就U-2间谍飞机事件撒谎；肯尼迪谎称美苏导弹能力之间存在差距。其他总统的谎言，比比皆是，详见尾注。

这25位总统中，超过半数都曾因胡编乱造被抓现行。要是算上那些在一些问题的立场上半真半假误导公众的，估计名单上的总统一个都逃不掉。但乔治·华盛顿是个例外，他从来没有撒过谎，因为他不需要。即使敌人（他确实树敌不少）指责他处事不当，他也只是抱怨：连小偷都比他受人尊重。但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哪个党派，还是信任他的。那些陷入政治游戏中的总统讲一些亦真亦假的话，可能会使自己受益，但那会让华盛顿名誉受损。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凌驾于政治游戏之上的。讲真话让华盛顿更为强大，却常常让他的继任者处于弱势。

因为我们刚刚了解到人类漫长的撒谎进化史，那么领导者撒谎便不足为奇了。人人都撒谎，而领导者比普通人更有理由去撒谎。赢得权力和维护权力都不容易，并且越来越难。要赢得大选，乔治·华盛顿需要的仅仅是几千人的投票。20多年之后，总统候选人却不得不取悦数十万人。随着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不久之后，又变成了数百万人之多。内战时，总统不得不开始讨好移民，住在东部的人和住在西部的人，农村人和城市人，以及下一代的工会成员和民粹派。到了20世纪，总统必须赢得一个全新投票群体——妇女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利用电台、电视台，以及后来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今天的政治比以前更加复杂，这不是幻觉，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结果，领导者觉得自己被迫要对民众撒更多的谎，通过一切能利用的媒体来撒谎。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撒谎都没事儿？为什么大多数总统撒谎之后还能逃脱惩罚？

映入脑海的第一个答案是媒体纵容。看看美国媒体发展史，你可能就会赞同这个观点。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之前，记者们很少像今天这样去仔细拷问政治人物。他们跟当权者关系很好，很少挑战政治人物。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欺骗公众的能力就非常了得，让公众觉得他可以正常走路，其实他在1921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后，便不能走路了。用当时的话说，他就是个瘸子，但选民永远不知情。因为媒体听从了罗斯福的要求，不把他的残疾公之于众。传记作家发现罗斯福在约4万张照片中，只有两张是在轮椅上拍的，并且这两张照片在他生前都不曾公布。他在全国各地演讲时，必须走坡道，公众则完全被蒙在鼓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欺骗，而媒体则是同谋。

“水门事件”理应彻底改变媒体，但罗纳德·里根的所作所为依然逃脱了媒体报道。他的儿子罗恩·里根说，里根在上任第三年时就出现了痴呆的症状。莱斯利·斯塔尔也说，1986年，还是白宫记者的她去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告别时，“里根似乎不认得我了”。当时，他还剩两年任期呢。但斯塔尔说什么了吗？并没有。她对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后来在回忆录中才提及。那时，里根早已稳妥地离开了白宫，而这还是发生在“水门事件”之后，媒体记者人人都急切地想成为下一个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

将媒体归为罪魁祸首的解释未免太简单了。总统之所以可以撒谎而不受惩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我们自己相关。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格罗夫·克利夫兰。

1893年，在成功连任总统后的某一天，克利夫兰发现自己上颚长了一个东西，像25美分硬币大小，检查后发现是肿瘤，需要切除。1893年6月30日晚，他悄悄坐上了一艘停泊在纽约东河码头A的游艇。第二天，在瞒着全世界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手术。那是下午1点24分，克利夫兰坐在船上一间会客室的大椅子上。椅子被固定在桅杆上，以稳定患者。游艇则慢慢驶向前方。这位总统的体重超过250磅，绰号叫“庞然大叔”（Uncle Jumbo）。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切除了癌变的组织和部分左下颚。两周后，他又进行了切除其余癌变组织的手术。为了让克利夫兰保持正常说话的口型，医生给他装了一块用硫化橡胶制成的上颌。

整件事情，克利夫兰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手术前，只有一位内阁成员，也就是战争部部长知情。手术后，也只有另外一位内阁成员知情。这位总统当时极有可能中风，因此不得不找来一位专家，专门测量血压。而所有这一切，国会毫不知情，副总统也被蒙在鼓里。

为了保密，克利夫兰不得不撒谎。手术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治医生向大家解释，总统未现身是在休养身体，所以7月需要在位于科德角的家中度假。但是，他的解释不太成功。他说，总统只是一颗牙坏了、脚肿了，还有点儿风湿，略感不适而已。可是，人们起了疑心。一位记者直接问，总统是不是得了癌症。医生否认了，但人们不太相信。那位医生的确不擅长撒谎，但记者们还是相信了白宫的说法，谎言暂时没被揭穿。

8月，克利夫兰回到了白宫，重新开始履行公务。他恢复得很快，一名医生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撒谎了。《费城报》（Philadelphia Press ）当时在头版刊登了对这名医生的采访。他向公众透露了在船上的手术，一切真相大白了。克利夫兰确实得了癌症。他动过手术，但现在癌症治好了。

克利夫兰惊惶失色。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事实，不仅仅是癌症动手术的事，还有他撒谎的事。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撒谎，他的病情需要保密。为了圆前一个谎，他又得撒谎。所以，他命令助手们统一口径，否认医生的解释，还坚持说，总统是谎言的受害者。

那接下来呢？本来应该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参议员和众议员站在国会，要求彻底调查克利夫兰的病历。然后调查开始，证人们宣誓，然后在公开听证会上做陈述，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真相大白后，人们会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承认自己撒谎。

然而事实完全相反。人们将这件事情遗忘了。原因并不是媒体无所作为，媒体已经说出了事实，揭露了克利夫兰在撒谎的真相，但大家都已经不再关心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相信真相，是因为我们不想去相信真相。这个观点不太友好，但我们本性上很容易相信别人。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首次推测：对别人不信任，会令自己不悦。直到最近，我们才有证据证明这个观点。科学家用磁共振成像拍到了人们回答关于自己所持的观点时的脑部活动。根据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的说法，科学家们发现，大脑处理信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脑接受了信息并假定信息是真的；第二个阶段，大脑会检验这个信息是否属实。但是，大脑经常不启用第二阶段，换句话说，大脑的第一反应是去相信。我们本质上就不是怀疑主义者。正如吉尔伯特所说，“相信比怀疑更快更容易”。我们本性就容易上当。或者，这就像其他心理学家拿热门电视剧《X档案》（X Files ）中的人物做的比喻：我们更像把每一次外星人绑架都当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福克斯·马尔德（Fox Mulder），而不像怀疑一切的特工达纳·斯卡利（Dana Skully）。

事实上，大脑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操纵别人的政客的同谋。我们本来就倾向于相信他们想让我们相信的事，不管是非曲直。因为相信会更简单些，怀疑则更费脑力，这是事实。因为大脑启用吉尔伯特所说的第二阶段，确实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所说，我们的大脑很懒，能不费力尽量不费力。不难想象，怀疑多麻烦呀。就像侦破凶杀案一样，我们得先立案，一步一步把所有线索拼凑起来。如果选择相信，不去证明自己错了，岂不是简单得多。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们不想去证明自己错了。这让政客有可乘之机。

实际上，假如我们本性上怀疑一切，那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一个本性上怀疑一切的人会把每天发生的事仔细审查一遍。想象一下，早上醒来，在把脚放在地板上之前，你还得问问自己，是否能确定地板的存在，太麻烦了。确定了地板的存在和它能承受你的重量之后，走进浴室，你还得担心，喷头会喷水还是会喷其他的东西，也许是有毒的东西。不难想象，像这样不断质疑是多么麻烦。如果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很快就会筋疲力尽，根本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我们本性不是这样的。

幸运的是，大多时候，世界还是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运转。我们只需要关注异常的事物就可以了。地板结结实实地承受了我们的重量，喷头也能正常喷水。只有头脑中的世界与外面世界不符时，我们才会有所怀疑。

与我们倾向于相信的本性有关的另一个因素，也在影响着我们对政客的看法。这一点虽然不言而喻，却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我们相信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是我们选举出来的。正是因为这个，我们进入投票亭时总是希望能选出另一个乔治·华盛顿或者亚伯拉罕·林肯。通常这个想法很荒谬。乔治·华盛顿即使在今天也不再是那个乔治·华盛顿了。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父，那就是18世纪的华盛顿。而且，不论怎样说，没有人能与之媲美。他超越了政治，现在还有谁既能超越政治又能赢得政治游戏？我们现在也很难看到像林肯一样平易近人、聪明又善于交流的政治人物了。但每一次大选时，人们总是拿政治人物与华盛顿或林肯相提并论。2008年大选前，自由派记者经常把奥巴马与林肯相提并论。

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也利用了这种比较，聪明地将奥巴马塑造成不同寻常的人。为了突出这种比较，在就职典礼前夕，奥巴马甚至效仿1861年的林肯，搭乘一辆老式火车，从费城来到华盛顿特区。这一举动在不喜欢奥巴马的保守派选民看来很奇怪，但对奥巴马的支持者很管用。

让我们自豪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愿意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塑造人类行为的动力之一。我们在三岁时就拥有这种动力。这种心理代表了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美国人认为自己很特殊，摩门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胚胎”。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哪个民族不觉得自己好的。

3.

似乎接下来的结论就是，我们天生是容易被骗的傻瓜。但这样太绝对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好骗，这是本性使然。很容易被骗的人很难在群体中混下去。骗子很容易利用好骗的人，随着被骗的人逐渐被排挤出群体，骗子们成功累积了最多的资源，这将有助于他们吸引伴侣，维持健康（并将自己撒谎的基因遗传下去），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骗子，这是进化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虽然一个全是容易被骗的傻瓜的社会难以为继，但一个全是骗子的社会也无法维持。一个群体全是骗子，而且屡屡得逞，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群体需要合作，如果全是欺骗，何来合作？每个人都与他人针锋相对，必然导致群体的瓦解。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避免了两种极端？是什么阻止了我们自我毁灭？欺骗为什么没有带来灭亡？对此，进化论提供了两种解药，对合作与生存都至关重要。

一是我们倾向于惩罚违背社会规范的人。这是人类的本性，并且是人类特有的本性。跟我们血缘最近的黑猩猩不会惩罚违背规范的黑猩猩。乔纳森·海特认为，正因如此，黑猩猩无法实现类似人类之间的合作。他引用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话，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两只黑猩猩一起搬木头”。

二是我们有强大的识别骗子的能力。这点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经提到。我们有识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拯救了我们。如果可以准确解读别人的意图，你就不会被骗。（另外，骗子的坏名声会传播，经常欺骗别人的人会声名狼藉。）

实际上，世界上并不仅仅只有欺骗者和被骗者。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是骗子。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某种程度的欺骗很管用。我们虽然知道欺骗是一件坏事，但在日常生活中，欺骗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欺骗的话，一天都过不了。欺骗的本质是什么？是操纵。这个世界运转需要什么？需要操纵。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独立战争后说，我们现在都是政客了。这条见解很容易被记住，但从根本上讲，它具有误导性。所有人本性上都是政客，生活需要我们成为政客。我们不断在寻找盟友，并审视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我们一直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怎么去做？就是通过操纵别人。男人如何赢得女人的青睐呢？通过炫耀，这一点很像孔雀。地球上的所有社会中，男人都试图通过证明他们很特殊、值得嫁来打动女人。因此他们开着豪车去约会，为的就是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似乎在说，“我值得拥有”，这就是一种操纵。女人呢？她们要求男人证明自己不会在她们生完孩子后抛弃她们，那她们怎么做呢？她们要求男人证明，他们的关系是“长期投资”，钻戒的意义就在于此。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男人娶女人就得付出代价。拿出聘礼，才有结婚的权利，这是女人操纵男人的一种方式。大自然也鼓励操纵，雄性园丁鸟为什么要花数月建一个美丽的巢？它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为了吸引配偶。雌性园丁鸟叫着飞过来，检查巢穴，看看是否建得很好。因为一个好的巢穴，可以说明这只雄性园丁鸟身体强健、头脑聪明。它的基因可能会使后代成活的概率更大。如果巢穴合格，雌性园丁鸟才会考虑继续发展关系。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大脑？根据尼古拉斯·汉弗莱提出的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你会记得，这是因为社会群体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学会相处、获取成功，我们必须能够对别人做出聪明的假设：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如何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做得好还是差？如果处理人际关系时得心应手，需要什么呢？欺骗的能力。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欺骗的能力了。科学家们研究之后，把我们具有欺骗能力的起始时间不断往前推。最新研究表明，9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懂得操纵父母了，还会对真正关心的事情装作不在意。科学家还发现了什么？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说：“越聪明的孩子，越会撒谎；越聪明的物种，越会欺骗；欺骗可以帮助提升智力。”罗杰·福茨发现的黑猩猩的特质在人类中更明显。因为我们更聪明，更擅长沟通，更会操纵别人。黑猩猩会的手语毕竟有限，能表达的想法也有限。目前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黑猩猩拥有自己的手语。但是，黑猩猩一旦学会手语，它们就会教给其他的黑猩猩（这是福茨的惊人发现）。与之相比，人类的语言是没有限制的。字典编纂者每年都会发现数百个已经被使用的新词。而且，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复杂的想法。撒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复杂的方式。说实话，我们撒谎时，大脑活跃的区域也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多。因此，虽然人类和黑猩猩都会撒谎，人类却技高一筹。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更根深蒂固。

讽刺的是，我们形成了一个经典的良性循环。一个聪明人要动了歪脑筋，他们在生活中就能超越别人，后代因此也能超越别人。会识别谎言的人呢？他们在生活中更能超越别人，后代也是。如此循环数百万次，骗子和善于识别骗子的人，通常很相似，他们的后代会越来越聪明。换句话说，欺骗并没有阻碍人类这个物种成功地向前发展。相反，它刺激了人类的进步。乍看起来是坏事，实则是好事。大多数的时候，是什么让我们在历史狭窄的轨道上走下去的？是一种强大的遵守规则并确保他人也遵守规则的冲动。这种心理机制叫道义推理。它涉及权利与义务。绿灯亮了，你会过马路，这就是道义推理。你知道可以走了，因为大脑告诉你要遵守规则。小孩子三岁时就展现出这种能力，能够确定生活中的某些义务、许可和禁忌。

道义推理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其高度敏感性，就像警察对违法行为的敏感一样。看到有人违反规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去惩罚他。正是因为有这种强大的本能，群体才能树立规则并遵守规则。识别骗子非常重要，进化史偏爱那些能够记住骗子长相的人。一个实验邀请实验对象看骗子和好人的照片。一周后回来辨认，他们记不得好人的长相了，但骗子呢？他们记得很准。另一个实验表明，相比好人的名字，我们也更容易记住骗子的名字。

4.

既然我们拥有识别骗子的能力，那是不是意味着，尽管现代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如第二部分所提及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解读总统？事实上，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并没有。接下来，当总结总统的共同点时，你不妨猜猜某种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这种原因其实很明显，但我们常常忽略。

以下列出了7位总统及他们第一次获得成功的年龄：

亚伯拉罕·林肯，23岁，参加州立法机构竞选

詹姆斯·加菲尔德，26岁，成为大学校长

西奥多·罗斯福，23岁，当选立法委员

沃伦·哈定，19岁，出版报纸

富兰克林·罗斯福，28岁，当选州参议员

林登·约翰逊，29岁，进入国会

比尔·克林顿，32岁，当选州长

可以看出什么？这些总统年纪轻轻时就已表现出非凡的野心。大多数人看到比尔·克林顿名列其中，并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野心勃勃。政敌们对克林顿夫妇的野心的质疑由来已久。那林肯呢？他居然23岁就参加了州立法机关竞选？林肯本人也坦言，自己只上过一年学。他没钱、没人脉，什么都没有。参加竞选前几个月，他还在父亲濒临破产的农场工作，赚着微薄的工资。然而，他有胆识去参加州立法机构竞选。如果说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惊人，我猜没人会反对。

那么沃伦·哈定呢？他居然19岁就出版了报纸。同样令人震惊，谁会想到哈定也有野心？读过哈定传记的人都知道，他的妻子一直被描写为家里最有野心的那个人。但显然，哈定也一样野心勃勃。

年纪轻轻却野心勃勃的总统，绝不只是名单上这几位。几乎所有总统都是如此，甚至被人们视为圣人的乔治·华盛顿也不例外。他年轻时十分渴望进步，想为自己谋一个职位，成为弗吉尼亚州高级将领的一位副官。一位传记作家写道，当时“华盛顿从来没穿过制服，没带过兵。除了巴贝多意外事件，他从未见过碉堡”。不久，他没当成副官，却成了一名上校。当上校时，他还可耻地卷入了俄亥俄山谷的一场小规模战斗，失去了一个要塞和30名士兵，导致了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提前开战。当时，他刚刚22岁。

研究总统职业生涯时，历史学家几乎一致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总统年纪轻轻时就已经野心勃勃了。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25岁时已经在殖民地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中获得席位。约翰·昆西·亚当斯27岁时，已经成为一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官。杰克逊27岁时当选国会议员。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绰号“提帕卡农英雄”）27岁时，被任命为领地总督。而此后，内战前、内战后以及20世纪的总统全是如此，即使是乔治·W.布什也不例外。大家普遍认为他直到40多岁戒酒之后，才展现出了野心，但其实他早在31岁时就参加了国会选举。

读了很多总统的传记，你会发现，总统之间的相同之处是有规律的。我记得最令人惊讶的规律是我在写《总统的野心》（Presidential Ambition ）一书时发现的。这种规律出现在总统的婚姻中。在读詹姆斯·布坎南的作品时，我开始关注总统的配偶。布坎南的故事纯粹是一个“寒门出贵子”的故事。他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上了大学后一直名列前茅。毕业之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做实习律师。21岁时，他正式取得律师资格。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已经确定了。他交友甚广，但似乎有一点儿工于心计。布坎南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阿莫斯·埃尔梅克（Amos Ellmaker），唯一一个在兰开斯特与他同级的耶鲁大学校友；另外一个是莫顿·罗杰斯（Molton Rogers），而他刚巧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儿子。交到这样的朋友看起来可不像是巧合。

就在正式取得律师资格的那一年，布坎南宣布与安·科尔曼（Ann Coleman）订婚。这看上去又是一件好事。但消息一公布，人们纷纷表示怀疑：他真的爱安吗？还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安的父亲罗伯特·科尔曼（Robert Coleman）是一位铁器制造商，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拥有数栋豪宅。安对谣言不屑一顾。但后来布坎南宣布订婚之后就开始疏远她，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这让很多人怀疑布坎南的动机。布坎南似乎并不想与安在一起，他只想跟她结婚。安一抱怨，他便解释说，自己正忙着大案子，得频繁去费城出差。安忍了下来，但后来她发现，某天下午，他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一直待在一位朋友的家里。安忍不了，一怒之下，宣布与布坎南分手，之后便抑郁了。安的父亲很担心，便马上把她送去费城她妹妹那里。到费城后，她情绪波动得非常剧烈，一会儿礼貌有加，一会儿又歇斯底里。第6天，安就死了。医生说从没见过有人因患歇斯底里病症而殒命，所以她很有可能是自杀的。

布坎南追求她是为了她的财富吗？答案无从得知。但是，看完这出婚姻流产的悲剧，我想起了罗伯特·卡罗描述自己为林登·约翰逊作传时的一件事情。当年轻且单身的约翰逊寻找另一半时，他追求了在得克萨斯州这个地方的三位富豪的女儿。于是，我开始研究其他总统的爱情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同样的情节。他们竭尽所能，想通过婚姻得到权力和金钱：华盛顿娶的是弗吉尼亚州最有钱的女人，林肯追求的是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州首府）少数几个贵族家庭之一的千金，加菲尔德娶的是所在教书学校校长的女儿，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娶的是一位知名出版商的女儿，塔夫特娶的是镇上最有钱的银行家的女儿，富兰克林·罗斯福娶的是在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约翰·肯尼迪娶的是贵族千金。这些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总统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并不奇怪。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高攀的婚姻”（hypergamy，《韦氏国际英语词典》解释为，与上层阶层或地位高贵的人联姻）。但总统的“高攀的婚姻”其实很不常见。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男性，而“高攀的婚姻”通常是指女性。原因前面探讨过，因为女性在婚姻中更为挑剔。她们要承担生孩子的重任，必须确保男人会帮忙养育孩子。而男人没有这种担心，所以会去追求更吸引他们的人，但这些男总统为何如此挑剔呢？他们之所以像女人般挑剔，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婚姻得到想要的东西：权力和地位。

将总统的婚姻史与他们早期寻求更高的政治地位相结合，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野心几乎没有止境。很明显，他们一旦参选，便欲罢不能。大多数总统一生都在竞选，竞选国会议员、参议员、州长等，直到赢得最重要的竞选——总统竞选。即使到那时，他们也停不下来。几乎所有的总统都会竞选连任。即使对总统之位深恶痛绝，他们还是会去追求连任。不管自己的总统任期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有些总统接连不断地竞选：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在1840年竞选连任失败，1844年和1848年又分别竞选失败。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史上最糟糕的一位总统，在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去世之后继任总统，但竞选连任时，他竟然没有赢得党内提名。4年后，他作为令人憎恶的“一无所知党”的候选人再次竞选。詹姆斯·布坎南参加了1844—1856年的4次大选。克利夫兰参加了3次。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莱去世后继任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他又竞选连任，4年后他又参选，对手就是他亲手挑选的继任者，并将之前说过的“永不参选”的承诺抛诸脑后。后来他还说，这个承诺是他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威尔逊2次参加竞选。在第二个任期内，在一次严重中风后，他还在四处散播消息，说自己可能会参加第三次竞选，在病床上，他还在策划东山再起，甚至还写好了竞选胜利后的演讲稿。富兰克林·罗斯福参加过一次副总统竞选、4次总统竞选。艾森豪威尔患有心脏病的一年后竞选连任。林登·约翰逊在约翰·肯尼迪任期结束后，参加竞选，赢得4年任期，而在1968年，他突然宣布退出竞选，说不会参加了。但后来政治学家研究相关文件，发现他本来想在芝加哥突然宣布要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突然出现在人群里，人们一定会反应强烈，一哄而上，但当时芝加哥爆发了反越战游行，他没能来，所以计划也随之泡汤。

林肯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曾坦言：“一个人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总统职位的蛆虫会从何时开始侵蚀，会侵蚀多深。”

他们为了获取权力及维持权力而愿意牺牲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很多情况下，他们视野狭窄，坚持极端的利己主义，即使家人反对也阻止不了他们竞选总统。美国有9位总统在妻子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参选。富兰克林·皮尔斯就是其中之一。明知妻子简反对他参选，他依然瞒着她进行竞选活动，当选后他告诉简，这完全是因为自己运气好。而就在他就职前不久，皮尔斯夫妇乘坐火车时，火车突然脱轨，他们的小儿子本尼遇难。夫妻俩伤心欲绝。就职典礼前，简知道了真相。她崩溃了，差点儿提出离婚。她拒绝出席皮尔斯的就职典礼，并迟迟不愿搬进白宫。她把儿子的离世怪在丈夫头上，认为上帝是为了惩罚皮尔斯撒谎才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她陷入悲伤，在白宫办降神会，想着能跟逝去的儿子有所联系。而皮尔斯呢？尽管表现平平，加上儿子的离世和差点儿结束的婚姻，任期结束时，他居然表示还想竞选连任。

像皮尔斯这样的人，野心很大。进化史也偏向有野心的人，同一物种成员要不断竞争、抢夺资源，哪些人会赢？往往是那些动力强大的人。把两只小龙虾放在同一个鱼缸里，它们会一直打架，直到决出胜负，争个你死我活。总统们就像小龙虾，他们受睾丸素的支配，睾丸素越多，就越发疯似的想赢；赢得越多，睾丸素分泌就越多。许多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野心：有的人想提高社会地位，有的人不想辜负父母的期望。睾丸素是影响一个人野心的生理因素，所以睾丸素越多，野心越大。

偏向野心的不仅仅是社会，还有大脑。赢了的小龙虾大脑中血清素含量会提高，当一个人成功时，大脑中多巴胺含量就会增多。多巴胺能让人专注，它似乎在尖叫：嘿，再来一次！我会奖励你，让你感觉更好。所以，总统会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竞选。

但是，为什么总统即使失败了还迫切地想要胜利？乍一看这是一个谜，因为失败会扼杀睾丸素，进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那些失败者远离危险的斗争。那么总统为什么失败后还不放弃？这个问题可以从小龙虾的行为中找到线索。一只从来没有赢过的小龙虾在失败后，会放弃，会屈服。但当一只获胜的小龙虾突然经历失败，它会怎么办？它会反复回到战场，企图重获胜利，失败了还继续竞选的总统就像小龙虾，他们控制不了自己。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人类讨厌失败。其实，失败给我们的感觉比成功更为强烈。尝过权力滋味的总统，在失败后可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因此愿意不惜颜面，重新得到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也许不仅人类会这样，所有灵长类动物可能都会这样。黑猩猩耶罗被利特打败后呢？它先是很生气，后来重整旗鼓，与另一只黑猩猩结盟，企图夺回自己的位置。

进化心理学家发现，女性结婚前的行为也表明，性也偏向有野心的人。传统社会中，一个正在寻找追求者的年轻女子看中什么呢？往往是男人的野心。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布斯（David Buss）发现，年轻的追求者通常缺乏资源，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没有机会积累大量资源，但没关系，只要拥有成功的野心，他们依然是合适的对象。年轻女子相信，一个有野心的追求者未来很可能积累足够的资源来照顾孩子，这才是关键。起码直到最近，这一规则依然适用。现在有可能是女人在外挣钱养家，男人在家照顾孩子。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在事业上有野心就行了。

而总统需要展现的野心并不只是这种。想登上美国政治的巅峰，野心要达到冷血的地步。你得愿意出卖朋友、放弃原则、利用家人、隐瞒过失、抨击敌人、筹集资金，对种族问题打马虎眼，甚至还需要罔顾前线士兵的生命，在事关国家安全的要事上玩政治游戏。美国前任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回忆录《责任》（Duty ）一书中写道，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私下都曾当面向他坦诚，他们之所以反对乔治·W.布什总统向伊拉克增兵是出于政治原因。这就是现实的美国政治。

睾丸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变得无情。睾丸素可以抑制大脑中的催产素水平，也就是所谓的爱情荷尔蒙，而这通常影响人的同理心。所以，人们将野心与无情联系起来，就不足为奇了。睾丸素让人变得更无情。获胜次数越多，睾丸素水平越高。赢了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比赛，你感觉很好；赢了“超级碗”，你简直飘飘然了。赢得越多，人可能变得越无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虽然从生理上讲，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睾丸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信任游戏中，女人总是比男人慷慨，因为她们的睾丸素少，催产素多）。

知道总统都是无情、冷血的之后，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选民太蠢了，竟然还相信总统是品德高尚的典范。了解最高层政治真实的运作方式之后，我们不难推出结论：总统在愚弄选民。他告诉选民，自己竞选总统是出于对国家伟大的爱。而事实上，他们参加竞选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渴望权力和地位。

结论似乎是总统都渴望权力，但事实并非如此。读读总统及其朋友或家人的回忆录和其他文件，找找证明他们是故意欺骗我们的证据时，你会发现这种证据不存在。总统不觉得自己是骗子，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很正直。他们放弃原则或出卖朋友的时候，觉得是身不由己的。这就是政治。不管怎样，他们这么做，要么是为了党派、国家，要么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反正不是为了一己之私。野心勃勃吗？不，不是，他们坚决不承认。那是无关野心的。

在1992年竞选民主党候选人时，比尔·克林顿说：“我依然参政是因为我要坚守承诺，所以我依然还在这里，依然站在这里。我厌恶那些不了解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对我内心的斗争一无所知，对我的经历一无所知，却对我指手画脚，指责我无所作为，说我野心勃勃。全是胡说八道，我烦透了。”

比尔·克林顿和其他竞选总统的人相比，他的野心有过之无不及。但当别人觉得他野心勃勃时，他会很生气地说：“野心？说我吗？没搞错吧？”

这是人类的标准行为。当在道德上摇摆不定时，我们会认为那是形势所逼，而不觉得那其实反映了我们的人品。因此，我们会自我宽恕，总统也是这么做的。

1964年，乔治·H. W.布什宣布竞选参议员时，震惊了得克萨斯州。布什在康涅狄格州长大，他需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他悄悄接近右翼团体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并批判支持《民权法案》的民主党人拉尔夫·亚巴勒（Ralph Yarborough）。那次竞选布什失败了。后来，他向自己的圣公会牧师承认：“你知道，约翰，我为了当选而向右派倾斜。我希望以后自己再也不要这么做了，我现在很后悔。”但布什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他只是做了当时为了赢而必须做的事情。

5.

是什么让我们看不到总统的真实面目，屏蔽了我们识别骗子的感应神经呢？是总统的真诚。我之前提出的问题，将在此揭晓答案。我们上当是因为他们表面诚恳。

要了解这一点，需要研究一下撒谎者的反应。他们会露出马脚，对吧？他们会焦躁不安。研究撒谎行为的科学家说，骗子露出马脚的方式至少有5种：

1.放慢语速，因为必须当面撒谎；

2. 经常无法控制地抽搐；

3.抬高音调；

4. 避免使用“我”；

5. 少用修饰语，句子简单、直白。例如，一般人会说：“我去商店的路上，下雨了，我就走了第十二大道。”撒谎的人则会说：“我去商店，走的是第十二大道。”

要是有人撒谎，我们经常能看穿他们。因为我们识别骗子的雷达非常灵敏，可以感觉到撒谎者的焦虑。我们可能不是刻意去留意骗子的抽搐或者抬高的音调，可我们能感觉到。

骗子常常能骗过我们。社会学家说，如果没有训练，我们识别谎言的能力实际上很低，人与人之间没什么差别（特别是当我们不了解撒谎者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上当？是因为想撒谎的人有能力让自己相信自己不是真的撒谎。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你就不会焦虑，不会露馅。不仅仅是政客这么做，所有人都这么做。我们都欺骗自己，说一套做一套，并且相信自己的话，因为不这样我们就无法隐藏自己的谎言。怎样成为最好的推销员？就是相信自己卖的商品。林登·约翰逊怎么成为如此娴熟的骗子？他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卡罗说，是因为约翰逊撒谎时深信自己说的是实话：

林登·约翰逊可以让自己相信一个观点，即使这个观点与事实不符、与现实冲突。他的助手约瑟夫·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no）说，自己“很快能相信约翰逊所说的话，即使所言非实”。白宫新闻秘书乔治·里迪（George Reedy）说：“他并不是演戏，他很能说服自己，‘便利’就是事实，任何与之冲突的事情都是敌人的幌子，他真的相信脑海中的就是现实。”约翰逊不听任何与他的“现实”相冲突的事，不听任何反对他的话。与他交情最深的同事，像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称这一过程是“亢奋”或“激发”的，“他可以开始滔滔不绝，并说服自己他说的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即使情况并非如此。

再如罗纳德·里根，他的自欺欺人是出了名的。他把谎言隐藏得如此之深，让他的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抓狂。莫里斯发现，里根隐藏得滴水不漏，他最终不得不放弃为里根撰写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传记。莫里斯发现，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把传记小说化，把自己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安插到书中。评论家对这本书都大为批评，但莫里斯的沮丧可以理解。在这本书上他花了几年时间，私下跟里根聊过好多个小时，比起历史上其他独立传记作家，他更长时间地接触到总统，但依然没能看懂他。

可以肯定的是，里根似乎比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自欺欺人。例如，他声称目睹了德国人在1945年4月解放集中营，但其实在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南加州，没有离开过。他显然把电影片段当成现实了。这就是自我欺骗。而莫里斯之所以发现了解里根很困难，是因为里根已经使自己相信了那些谎言。

如果我们的真诚把自己说服了，那么谎言就把我们骗了。真诚就像岸边的岩石，否则我们的谎言之船就无处停靠。真诚很重要，这是我们防范谎言被戳穿的挡箭牌，其他人如何判断我们有没有撒谎呢？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诚。识别谎言的机制就是通过识别是否真诚来运作的。如果真诚，谎言识别就会失灵。

记住，进化史偏向骗子和可以识别骗子的人。两者都有其强大的武器，骗子的强大武器就是能够相信自己说的谎言。

在对话中，其实我们本能的倾向不是撒谎，而是说实话。因此当我们第一次撒谎，而且不是善意的谎言（我们的大脑知道谎言的区别）时，科学家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但当需要撒谎时，我们是能够做到的。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状况，谎言越多，撒谎越容易。就一件事情撒谎的次数多了，到后来我们也慢慢开始相信这个谎言了。如果我们压根儿不会撒谎，我们永远不会习惯谎言。我们撒谎的事实更加证明了一种观点：撒谎是一种进化过程中做出的适应性改变。也就是说，善于撒谎的人比没有撒过谎或者不会撒谎的人更有优势。

人们原本认为，自欺欺人的主要目的是欺骗我们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在一个角落看不到希望时，你开始欺骗自己，这样才不致灰心丧气，这也就是社会学家说的“自我欺骗的隐藏力量”。但近年来，罗伯特·特里弗斯等科学家认为，自欺欺人其实是另有目的的。事实上，我们欺骗自己是为了欺骗别人。正如特里弗斯所说，自然界不会设计一个欺骗自己的生物体，除非在极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生物体都需要了解周围环境。当生物体能正确意识到周围环境中的风险和机遇时，他们生存的机会就会变大。但当谎言是为了掩盖我们真正的动机，它在这种情况下是很管用的。

但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欺骗别人，政客必须先欺骗自己。在石器时代，撒谎对领导者来说并不是一种危险的品质，起码没有危险到要明令禁止的地步。在一个小群体里，你的一举一动，成员都看在眼里。领导者不可能太离谱，因为有太多双眼睛盯着。但在现代世界呢？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领导者看不清事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鉴于领导者生活在泡沫环境之中，看不清楚事实非常有可能。那谁会为此付出代价呢？在石器时代，领导者犯错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但在我们这个世界，承担错误的通常不是决策者，而是其他人。领导者会安然无恙。

领导者撒谎并造成影响时，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只有一个，那就是名誉受损，他的信誉和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这也不是小事。撒谎太多次，大家都会把你当成谎言大王。如果别的领导者都认为你是谎言大王，那后果就尤其严重了。政治人物可以接受时不时需要向选民撒谎，但彼此之间撒谎就会受到指责。当一位领导者欺骗另一位领导者时，就不可能达成协议，政府也会陷入危险的停摆状态。

但很多总统发现，不被选民一直当成骗子，挺容易做到的。格罗夫·克利夫兰撒谎了，但没有人在意，因为他还不是惯犯。他诚实的名声帮他渡过了难关。

选民的本性就是愿意相信，因为相信比承认被骗更容易。但依靠我们的本能判断政客是否撒谎，远远不够。我们又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一天到晚在干什么。新泽西海滩边上小镇的居民们相信了自己的本能，认为伍德罗·威尔逊应该对鲨鱼袭人事件负责，这是不公平的。在评价政客时，我们不应该相信本能，被他们的表面所欺骗，也不应该被他们在电视上的样子欺骗。本能使我们容易上当。因此，电视辩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收看电视辩论时我们通常怎么做？我们会通过政客的举止来判断他们。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人都是这样判断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人，但我们不能这样评价政客。虽然电视给人一种亲密接触的幻觉，但我们与政客并不是真的那么亲近。于是，我们又得重申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大脑构造是为了适应一个小群体的社交生活，而不是适应由数百万人组成的社会。因此，情景变了，我们的判断错了。虽然我们非常想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但不行。只相信眼睛和耳朵，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深度信息去公正评判候选人的品质和性格，而这两方面是我们投票时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这是科学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第七章

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吗

为什么我们对真相的兴趣不如宣称的那样高？

1.

还记得“水门事件”吧？故事开始于以尼克松竞选团队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为首的5个人强行进入水门综合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介入调查之后，便是大量爆炸性的新闻。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由萨姆·欧文（Sam Ervin）领导，他白发苍苍，温和、慈祥，说话温声细语，十分平易近人。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是个喜欢烧烤的美国南部人。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证明确有掩饰行为的存在。接着，一个职位较低的官员也透露尼克松曾安装了窃听系统来记录在他前面所说的一切。起初，尼克松运用行政特权，拒绝公布这些录音带。特别检察官要求公布录音，于是最高法院命令尼克松把录音逐件翻查。法院的裁决一致。16天后，录音得以公布，证实了尼克松曾下命令要求中央情报局阻止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参与调查“水门事件”。随后，尼克松辞职下台。在任职了2 026天以后，理查德·尼克松踏上了在白宫草坪上等待的直升机，转身并向人们传递V字形致敬，然后退出历史舞台。中午，杰拉尔德·福特成为总统，并宣布“我们国家长久的噩梦已经结束”。

1974年8月9日，也就是尼克松离任的那天，80%的美国人都觉得他的确该离开了。这一数据相当惊人。美国人甚至连决定美国国球是什么时都不会如此一致（34%认为是橄榄球，16%认为是篮球）。所以，如果80%的美国人都能在同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更别说是像“水门事件”这种备受争议的问题，那就真的非同寻常了。

当听到这样的数字时，你肯定会认为舆论一定是理性的。选民们追寻证据所在并痛苦地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似乎是“水门事件”带给我们最痛苦的教训之一了。你可以相信舆论，因此你也可以相信美国的民主。当真相大白时，选民们又是如何应对“水门事件”的呢？

事情爆发于1972年6月17日。6月底，在媒体报道了窃贼有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的安全主任詹姆斯·麦科德（James McCord）和3月在白宫工作过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E.霍华德·亨特（E.Howard Hunt）之后，尼克松的支持率为56%。7月，尼克松的前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辞去了总统竞选活动经理这一职务，随后《纽约时报》报道称，窃贼们使用在墨西哥发起的活动捐款来购买窃听设备。此时，尼克松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56%。8月，《华盛顿邮报》报道称：“2.5万美元的支票于4月储存在一个男子的银行账户内，这笔钱显然是专为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而用。该男子于6月17日因涉嫌闯入民主党全国总部而被拘捕。”美国总审计局报告称，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显然违反了联邦选举活动。尼克松的支持率是多少？答案为59%，且已有缓慢增长的趋势。9月，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亨特及领导这场闯入秘密调查机构的白宫水管工成员G.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在内的5名窃贼。就在月底，《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个爆炸性事件：“根据‘水门事件’调查的有关人士称，约翰·米切尔作为美国总检察长亲自控制了一个秘密的共和党基金会，以此收集民主党的信息。”9月，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的支持率仍拥有8月以来的增长优势。

后来，新闻标题也变得越来越不祥。10月，《华盛顿邮报》又刊登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联邦调查局发现尼克松的助手搞阴谋，企图破坏民主党。”报道称，具体的破坏行动包括“跟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家人并保存他们的个人档案；伪造书信并以候选人的名义寄送；向媒体泄露虚假以及伪造的物件；故意扰乱竞选活动流程；抓捕秘密竞选文件；调查民主党竞选活动工作人员的私人生活等”。尼克松的支持率呢？上升了，变成了62%。

到了选举日当天，你就更没法错过有关丑闻的新闻了。尽管当时的报道还没有像日后那样，但故事正被各个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报道。尽管《华盛顿邮报》显然在“水门事件”的抢先报道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但其他报纸，如《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等，也都有自己具有轰动效应的独家新闻。《洛杉矶时报》捕捉了对一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采访，而这位官员曾为窃贼们望风。他说：“窃听证人曾讲述‘水门事件’的内幕。”即使是公然亲共和党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也曾在竞选活动中13次发表有关“水门事件”的故事。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电视是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也大量报道这次丑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中，有20%都是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其他两家广播公司的比例也与此差不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竞选前的最后两周曾就“水门事件”制作了两场调查节目。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问：“你是否听说，有人曾发现两人试图潜入位于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总部？”76%的调查者表示他们听说过。这个数据比了解国会成员及政府三个分支的人数还要多。选民一般不太关注政治，但他们很关注“水门事件”，而尼克松的选票率仍然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尼克松很有可能会连任。因为在任职期间，他对中国伸出友好之手，并缓和美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成就。此外，在其任职期间，美国经济也发展得不错。他同时拥有一枚非秘密武器：他的对手，美国参议员乔治·麦戈文。麦戈文是个光头又很枯燥的人，曾经是一位历史教授。他常常被人们错误地妖魔化成一个支持大赦、堕胎和迷幻药的极端左翼人士。麦戈文提名数周之后，当有报道称其竞选伙伴、参议员托马斯·伊格顿（Thomas Eagleton）曾接受过电休克疗法来治愈心理问题时，他的竞选活动就失利了。麦戈文说，他会全力支持伊格顿，但5天之后，就将伊格顿抛弃了。

选举当天，也就是11月7日（星期二），尼克松赢得了61%的普选选票，是总统选举史上一次压倒性的胜利。美国共有50个州，而他赢得了49个州的选票。这是自1820年詹姆斯·门罗大选大胜以来最显赫的记录了，当年詹姆斯赢得了全部州的选票。自从实施大民主后，除了罗斯福之外，没有哪一位总统曾以绝对的优势赢过对手。那么“水门事件”呢？历史学家基思·奥尔森（Keith Olson）在潜心研究之后总结道，这场丑闻“并没有对1972年的大选产生明显的影响”。

大选之后，麦戈文出局了，选民也就只能关注尼克松了。然而，即使是在1973年1月“水门事件”被告人的审判开始之后，尼克松的支持率也没有下降，即使当时新闻中不断地重复这些报道。当年1月，尼克松提名L.帕特里克·格雷（L. Patrick Gray）代替已逝的约翰·埃德加·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承认联邦调查局已经有证据证明，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曾对民主党耍阴谋手段。他还说，约翰·迪安向调查员说了谎，而这也证实了人们关于白宫参与了掩盖真相的猜想。但尼克松的支持率还是没有动摇。3月，“水门事件”的窃贼之一向法官坦白说，他曾为了保护白宫而做了伪证。遭到泄露的证词显示，他指出约翰·米切尔早就知道了“水门事件”的发生。这时，尼克松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与其他总统相比，仍然拥有很高的支持率。4月30日，迪安被解雇，白宫助手H. R.霍尔德曼（H. R. Haldeman）和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也相继辞职。那么，尼克松的支持率是否大跌，并最终在5月时跌到50%以下呢？请看下列数据：

表7–1 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率

这是发生在一个沉睡的国家里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水门事件”的爆发始于1972年6月17日，但尼克松的投票数直到1973年5月后才开始下跌，这是为什么呢？

人人都想知道原因，但我们似乎没有资格去问为什么。原因之一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水门事件”的道德因素。“水门事件”和我们的文明一样，有古老的神秘色彩：一些好人，一位犯下罪行的坏领导，然后这些好人将这位坏领导赶走了。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帮助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众将尼克松两次选举为总统。这样，我们就只关注结果，那就是我们赶走了这位坏领导。照这种说法，“水门事件”就有了一个圆满结局。

然而，其他因素也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公众对“水门事件”的反应如此迟缓。在我们看来，这种迟缓无法理解。一旦你把“水门事件”中的政治伎俩看作是不道德的，就像每个认为“水门事件”结局圆满的人那样（结局很好是因为骗子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就无法想象，为什么选民一开始看不清楚真相。选民竟会对关于总检察长的行贿基金和监听行为的头条新闻无动于衷，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

人们应当具有能够读懂有关政治贪污腐败文章的能力，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事实应该至关重要，富有责任心的记者应该想方设法吸引大量读者的注意力，选民应该多关心并追求事实。整个体系是建立在所有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如果这些假设出错了，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出错。而我们常常自欺欺人。

我们真的自欺欺人吗？

2.

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首次对美国历史进行了一次科学性的研究。他们试图找出人们投票动机背后的原因。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无人能给出科学答案。当时，民意调查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但民意调查并不能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必要的信息。在传统民意调查中，一般都是随机向一组人询问他们当时的感想。所得到的答案一般就是民意调查专家所称的选民快照，十分肤浅，缺乏深度。使用这种方法，无法找出事件是如何影响选民想法的。因为下次再做民意调查时，会选择一组不同的选民作为调查对象。如果想知道人们的投票动机，那么就需要不停去调查并询问同一组人，这样就能够追踪他们想法的变化。然而，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于是，这些社会学家决定试一试。首先，他们需要挑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最终他们选择了俄亥俄州的伊利县。尽管这些社会学家很细心地注意到没有所谓的“典型美国县”，但伊利县已经非常接近了。40年来，该县“几乎没有偏离过全国的投票趋势”。伊利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它很小，只有一个核心地区——桑达斯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项研究采取采访的方式去询问一大批选民，以征求意见。伊利县“小到可以密切监视采访者”。联系了3 000名选民后，也就是从每4个家庭中挑出1个人，这些社会学家又进行了筛选，最终把人选缩小到2 400名。接着，他们又把这群人分成了4组，每组600人。其中3组被称为控制组的小组只接受1次采访，而在1940年总统选举期间不断采访第4组。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了解第4组成员的投票方式。

这些社会学家发现了什么呢？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前的研究让他们相信，选民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媒体的影响。这的确说得通。竞选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能够得到积极、正面的报道是竞选中的一个主要目标。一般的假设是，政客在竞选活动中的所言所行都很重要。之所以有这些假设，是因为人们听媒体报道时可能会相信所听到的内容。候选人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而选民追踪这些新闻。所有人原本都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竞选中每一个喧嚣的场面并不会真正吸引人们的持续关注。事实上，只有政治狂热者才会关注竞选中的迂回曲折。那是事实。尽管伊利县的投票参与度很高：81%有资格投票的选民都参与了投票。就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么高的投票率真可谓闻所未闻。尽管这些选民尽职尽责，他们也未能密切追踪竞选活动。调查者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即使是竞选最激烈的阶段，也就是10月的最后两周，“大约有一半的人完全忽视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或者候选者的政治演讲，75%的人忽视了有关竞选的杂志。总之，在那个时间段，泛滥的政治素材不要说淹没这些人了，甚至连他们的脚都没能弄湿”。

而这一切是发生在还没有电视、Facebook和电子游戏的1940年。今天的人们喜欢将老年人和青年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归结于这些现代玩意儿，可那时，这些玩意儿都还没出现。并且，在1940年选举时，战争常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候选人之一。罗斯福是美国政治史上最极端的人物之一。很多共和党人都憎恨他，一提到就会咆哮，“就是那个人！”但罗斯福也同样憎恨他们。1936年，他曾对反对新政的对手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力量，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某位候选人。他们团结一致来憎恨我，我很欢迎。”但即使是罗斯福，也无法使伊利县的人民对政治感兴趣并长期密切关注竞选活动。

那么，媒体是否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呢？社会学家假设，即便媒体会产生影响，也只是对那些最不了解政治的人及最摇摆的人有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会听新闻，摄入一些未经考虑的信息，然后做出知情的决策。如果媒体对这群人有影响的话，就可以得出结论：媒体的确在选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研究人员非常惊讶地发现，“竞选经理可能最想拉拢的那群尚未决定选谁的人，恰恰最不喜欢观看或者收听他的宣传”。这些人连美国大法官的名字或者政府的三个部门都不知道。我们认为，民主社会里的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工具，但获利最多的人们往往最不在乎。

那么谁最在乎呢？或者说，谁是竞选活动最主要的观众呢？这可能是最核心的研究结果了。答案是政党的拥护者。他们早已决定要投票支持谁了。他们听新闻的目的不是获取新知识，而只是觉得有趣。所以，媒体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听到自己想听的新闻时，他们会欢呼；当听到不想听的新闻时，他们会直接忽视。很多时候，民主党对共和党所说的会充耳不闻，而共和党对民主党所说的也会置之不理。在辩论中，政党的追随者甚至不太愿意接触另一个政党的支持者。

每个党派的人都愿意讨论经济议题，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更合理的经济议题，而拒绝讨论那些觉得对方可能会做出合理回答的议题。比如，共和党最好的论点，就是罗斯福三次竞选总统打破了美国总统最多任两届的传统。他们反复强调该论点，而民主党也不厌其烦地做出回应。民主党人说，人们投票支持罗斯福的最好理由便是他经验丰富。而这回又轮到共和党人偷换概念。当记者请共和党人对罗斯福经验丰富的说法做出回应时，他们搬出了反对三届的论点，这可真是他们的“好”论点。

那要如何成为一名党派的拥护者呢？是什么让一名共和党人成了共和党人，而让一名民主党人成了民主党人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和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关系甚微。但值得指出的是，所有声称能够解释党派性的主要理论都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之上，即影响我们的有诸多因素，而我们明确说出的观点并不能解释全部因素。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社会环境常常对塑造我们的观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反映出诸多的复杂因素。

最近，研究者发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基因的影响。虽然不存在什么自由派基因或者保守派基因，但我们的有些行为的确与基因相关。想要知道一个人是否会倾向于保守派？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去教堂的频率。频率越高，他们就越倾向于保守派。通过去教堂的习惯，我们还能知道点儿什么呢？那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习惯是遗传而来的。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基因影响的，所以这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现在社会学家相信，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有多达50%的部分是与基因有关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我们的体味，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发现，那些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的体味会吸引我们。一些研究表明，最终区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是一个人接受改变的程度。普遍来说，自由派对新事物反应积极，而保守派却反应迟缓，将新事物视作潜在的威胁。这种对新事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之前我们认为政治信仰是以有意识的推理为基础的，这种假设与遗传学背道而驰。

此外，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完全无关的因素，如鲨鱼袭人和篮球赛等，都会影响投票行为。我们常常会担心煽动行为，但煽动行为通常都是非常明显的。微妙的框架效应，如体育事件等，虽不很明显，却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近期的研究也表明，我们的态度具有可塑性，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对臭味剂的认知。闻到空气中有喷洒臭味剂的气味时（对，社会学家戴维·皮萨罗告诉我，真有一家专门生产臭味剂的公司），人们的想法就会变得消极。如果墙上挂着一瓶洗手液，那么周围的人就立马变得更讲卫生。

但这并不能说竞选活动就是无关紧要的，毕竟激发了选民对大选的兴趣。对伊利县的研究表明，28%的选民一开始说他们对大选不感兴趣，但最后他们饶有兴趣地参与投票。所以说，竞选活动还是很重要的，媒体也很重要。只是很少有选民会改变立场：在1940年的伊利县，只有8%的人曾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从本质上说，我们并非公正的裁判员，我们只是粉丝而已。我们希望自己所在的一方获胜。当我们的观点得到赞成时我们欢欣雀跃；而当我们的观点遭到反对时我们便会发出嘘声。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真的希望真理占上风，我们只是希望自己认为的真理占上风。因为我们是为了获胜而生的，所以我们会收集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获胜的论点。所以最后，我们关心的便不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获胜而已。

法国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斯佩贝尔（Daniel Sperber）说，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怀有偏差，会更偏袒自己的观点（即“证实偏差”），而且相关的证据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同样，与该偏差相对的另一种偏差，即倾向于忽视那些可能毁坏我们观点的不证实偏差也同样如此。那么，到底是什么赢得了论点呢？研究表明，是固执。虽然这不一定正确，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在争论中顶住各种挑战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就很有可能让周围的人认同你的观点。总之，对压垮对方会很有效。

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丹·卡亨（Dan Kahan）的实验表明，在评价事物时，我们通常不会优先考虑事情的优点或者真相。事实上，我们靠的是本能。那我们的本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它通常是为自我服务的。比如，卡亨的研究表明，当一名企业行政总裁听说全球气候变暖时，他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背后的隐含意义而不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事实。一听到“全球气候变暖”，他会想：这必然是个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一旦他这样想，就开始变得消极了。政府干预是面旗帜。这种心理游戏的结果，就是他还没来得及评估论点的优势就已经得出结论。一瞬间，他成了气候变化的否定者。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科学，而是因为他的大脑已经在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他又发现这种联系在政治争论中会给自己带来威胁。如果一位商人对气候变化嗤之以鼻，那么他真正所想的很可能不是气候变化，而是政府的规章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令人灰心。环境学家和商人经常相互交谈。环境学家对话的主题是科学，而商人讨论的内容则是政府的规章制度。

让自身利益影响自己政治观点的不仅仅是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社会学家贾森·威登（Jason Weeden）和罗伯特·卡兹班（Robert Kurzban）近期出版了一本书。书中称，几乎我们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反映出了我们的自身利益。移民通常偏爱宽松的移民标准。非裔美国人一般都偏向于肯定性的行动计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一般都一致反对公立学校做祷告。他们说，这些绝非偶然。无论是否有证明文件，当国家接受移民时，移民肯定会从中获益。黑种人一般会从肯定性的行动计划中获益。当政府不再惩罚宗教活动时，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就会从中获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都很看重个人选择呢？威登和卡兹班大胆假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结婚前都有过多个性伴侣，因此他们并不反对计划生育、节育甚至堕胎。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他们投票支持民主党是为了继续保留他们所喜欢的那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戴戒者，即那些结婚很早、现在已儿女成群的人，投票抵制堕胎及其他觉得对自己生活方式具有威胁性的节育手段。他们何必在乎其他人是否有多位性伴侣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减少了保持童贞的人。

3.

党派之争和证实偏差、不证实偏差一样，是影响我们政治观点的诸多偏差之一。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它们呢？

线索之一就是演化心理学家所说的“错误管理理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火灾报警偏差”。当火灾报警器响起时，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立马逃离大楼。面临潜在的危险时，我们就会认为警报是真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行动。当然，事实证明，火灾警报常常是假的。但刚听见警报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是会把它当真。这就是安全回应，也是我们希望烟雾警报器能够处于灵敏状态的原因所在。如果最后发现警报是错误的，我们只会回到桌子旁继续伏案工作。回应一个错误的警报并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你没有做出反应呢？（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就可能要了你的命了。错过警报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所以，进化中谁更有可能受到青睐呢？就是那些采取“安全总比后悔强”方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很害怕错过警报。我们宁愿反应过度，也不要反应不足。这种偏差塑造了我们对事件的各种反应方式。这是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持有偏差的原因之一。谁更有可能利用我们？陌生人还是熟识的人？陌生人，对吧？所以，当我们遇到在语言、穿着及肤色上觉得不熟悉的人时，我们的本能反应便是警觉。这就是“安全总比后悔强”方式。

让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想想麦卡锡主义吧。当约瑟夫·麦卡锡（Joe McCarthy）警告美国人数以百计的民主进步人士渗入了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域时，选民们本能的反应便是害怕。他们的想法反映了谨慎行事（play-it-safe）的偏差。麦卡锡可能错了，可即便如此，那又怎样呢？几百名被诬告的人可能受到伤害，但大多数的人都还将继续生活。如果他是对的，而我们又忽视了他的警告，会怎样呢？后果就是很有可能存在威胁。危险藏于错过的警报中，而不藏于错误的警报中。在麦卡锡的例子中，这是有缺陷的推理。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麦卡锡主义的到来也伴随着自身沉重的代价。指控无辜的人犯罪本身就打击了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公平性的信心。而那种信心正是使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但在麦卡锡开始检查自己的指控时，选民们又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们很恐惧。没有人想要错过警报。本能的错误管理策略能够保证我们不错过警报。

这两个例子说明，进化偏爱的是那些可以确保我们的安全和生存的偏差。从这个角度看，偏差并非都是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的过失。他们对我们的生存做出了贡献，所以说是有利的。或者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偏差是我们过去进化中决策问题的适应性对策”。他们唯一没做到的就是把真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这里有一些社会学家识别出的最常见的认知偏差：可得性偏差、坚持性偏差、源头混淆、投射性偏差、自利性偏差、优势偏差、计划谬误和乐观性偏差。

这些偏差类别中，是否有以真相为先的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都没有。它们都以生存为先。

让我们一个个来看看这些偏差吧。首先来看看可得性偏差。它指的是我们习惯用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答案来回答问题的倾向。快速回答，谁是我们最伟大的总统？如果你和其他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的话，那么你肯定会回答里根或者肯尼迪。小小地反思一下就知道，这显然不是正确答案。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把里根或肯尼迪与华盛顿或林肯相提并论。但当人们被问起时，里根和肯尼迪才是人们最常提到的名字，因为人们谈论到这两位总统时，都是赞不绝口的，他们的名字很容易使人想起。那么关于我们是怎么想的，社会学家是如何解释的呢？我们总认为迅速浮现在脑海中的信息一定是对的。所以，当民意调查专家问谁是最伟大的总统时，人们连想都不想就回答“里根”或者“肯尼迪”，而且他们对此信心十足。（这种偏差显然是我们在做选择题时相信第一选择这种神奇现象背后的原因，实际上研究表明，首选答案并不一定是正确答案，但这并不是学生们后天学得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直觉来行事。）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答案呢？因为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读心术时发现的那样，在石器时代，速度是关键。很多时候做出快速回答要比深思熟虑后再回答更加重要。一个较好的快速回答往往比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更好。真相对我们爱狩猎的祖先来说也很重要，但他们往往只需要比较好的答案，而可得性偏差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但是，可得性偏差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我们很少需要快速回答。我们需要的是深思熟虑的回答。作为一名选民，很少需要你登台表明你所支持的候选人或者政策。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即使有民意调查专家向你询问，而你又毫无想法，你也无须编造一个答案。你可以直接说不知道。但凭本能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快速说一个答案，并说服自己相信这就是正确答案。社会学家说，无论知道多少，我们都会这么做。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除了一张照片和一个名字外没有任何资料，然后让他们预测人们在各种情况下会有什么行为。他们会每周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吗？他们会在拍照之前梳头吗？受试者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不仅愿意做出预测，而且十分确信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和那些有机会实际采访并了解别人的受试者一样，他们在自己预测的准确性上很有信心。这反映了两点：第一，我们天性就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第二，我们一旦有任何想法，无论是基于百科知识还是预感，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是对的。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由于坚持性偏差的存在，事情更加吓人了。坚持性偏差指的是，我们一旦说出某个观点就有坚持该观点的倾向。研究表明，一旦我们形成了某种观点，即使出现了反面证据，我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进化再次解释了这种偏差。根本没有必要让狩猎采集者重新考虑他们的信仰，因为这些信仰很有可能是艰苦经历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观点的形成都是以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以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为依据。艰苦的经历可能会导致较好观点的产生，以确保他们的生存，因为这些观点的基础是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不去反复想这些信仰，可以说是一种优势，不仅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精力。那我们呢？我们的政治观点往往不是以艰苦的经历为基础，而是以我们在报纸上阅读的或在电视上看到的有关他人的信息为基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作为选民，个人获得的知识可能对我们就政治问题形成看法影响甚微。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政治观点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以新闻标题为基础。我们听见发生过某件事，就立马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们毫无根据。比这更糟糕的是，社会学家说，我们不太可能会记住信心的来源。这叫作源头混淆。当你正在看电视广告时，你发现这条广告在批评某位政客，你立马意识到这是一则具有偏差的广告。然而一周或两周后呢？你可能还记得广告里所说的内容，但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是从哪里听到的了。除了一开始就不看这则广告之外，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确保我们不受这种事情的影响。想保持头脑清醒吗？那就不要让自己暴露在混乱的环境中，对待不良信息就像对待疾病一样，避而远之。

投射性偏差可以解释我们很多错误的外交弊病，如伊拉克战争等。决策者觉得打仗会让美国人被尊为民族解放者。我们发现，当别人帮我们推翻残忍的独裁者时，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回应。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会心存感激，但这并不是伊拉克人民的反应。他们对美国人的干涉进行了报复。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伊拉克人是如何想的。美国人并没有去找出伊拉克人的真实想法，而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伊拉克人身上。对此中央情报局称，“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思考”。换句话说，我们看别人就像看镜子中的自己一样。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其出版的《情报分析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一书中曾对这种偏差提出特别警告（详细参见本书第四章），而且这种警告贯穿该书始终。读完你可能会想：“太好了！它说得太对了！”令人感到尤为欣慰的是前言部分，是由几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联合撰写，其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前言中称，中央情报局认为该研究的作者理查德·J.豪雅（Richards J. Heuer，曾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约30年），是其重要人物之一。你会想：“中央情报局都开始关注了，美国不会再次重蹈投射性偏差的覆辙。”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消息，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情报分析心理学》出版于1999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4年前。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理解。这就是我们试图得出的残酷结论，但这可能并不十分准确或十分公平。不用做很多，你就能够理解某种偏差。偏差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们在后台运行，潜伏在人的意识之外。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样，丹尼尔·卡尼曼是第一个发现诸多偏差的人，他承认自己仍然会屈服于偏差。

为什么进化偏爱投射性偏差呢？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在石器时代，犯了错误而没有不良的后果。了解你的敌人总是有用的，镜像思维（即认为对手和自己想的一样）只有在敌人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时才危险。在石器时代，爱狩猎的祖先会有多少次遇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的狩猎者呢？也许不是很多次。祖先遇见的每个人可能都和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面临着相似的困难。尤其是在语言产生之前，文化并不重要，所以很多时候镜像思维都是有效的。

也许所有偏差中最常见的应该是自利性偏差。当好事发生时，我们会邀功，但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呢？那就是别人错了。这个现象很好解释。进化操纵系统支持有利于自己的人。每个人最不想记起的是真相，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从另一方面来说，别人做的事情往往就是正确的。可是谁想要听这些？

与此相关的一个偏差是优势偏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抓住了优势偏差的滑稽之处。研究发现，85%的美国人认为，和别人比，自己更擅长与人相处。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从计算上讲是不太可能的。85%的人不敢相信他们排在前50位。但当你调查公众舆论时，你往往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当研究者询问人们认为自己的技能，包括领导力、驾驶能力等排在多少位时，结果往往都十分扭曲，令人觉得可笑。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比别人更能当好一名领导、一位司机，总之什么都比别人好。当大学教授被要求拿自己和其他教授相比时，超过80%的人说他们的能力更好。

计划谬误会影响每个人，无论是修建房子的房主，还是设计大型公共工程的政府官员。计划谬误简单表述，就是在计划阶段，人们往往会低估一项工程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而好莱坞注意到了这一点，为此专门制作了很多电影，如1948年的喜剧电影《燕雀香巢》（Mr. Blandings Builds His Dream House ）。该影片由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主演，故事刚开始时充满了希望，而结尾却像灾难一般，因为修建房屋的夫妻发现实际成本要远比他们预期的多得多。对于公共工程来说，没有出现计划谬误的只占少数。还记得“大挖掘”（Big Dig）吗？就是波士顿的大型高速公路及隧道网络。1982年刚开始计划时，预计成本是28亿美元，预计将在1998年完工。而在通货膨胀调整后，实际成本为80亿美元，几乎是原计划的3倍。不但如此，“大挖掘”在2007年也没有竣工，比原计划晚了整整9年。为什么我们在计划时常常会低估成本呢？为什么进化会偏向于有这种倾向的人们呢？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生活中我们需要冒些风险。低估成本能够将这些风险最小化，并以此帮助我们应对这些风险。如果我们坚持真相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去修建梦中的小屋或去实施一项大型高速公路工程。如果我对撰写此书需要付出的努力做一次现实的估计的话，那我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动笔。

自利性偏差、优势偏差和计划谬误三者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都以一种疯狂的乐观为基础。发生坏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这就是自利性偏差的要领所在。这很疯狂，和大多数人相比，我们真的要更加优等？这从计算来讲是不可能的。当我们为一项工程做规划时，它会以预期成本完成吗？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

这些偏差表明我们生来就是乐观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神经学家塔丽·沙洛特（Tali Sharot）说，我们当中有80%的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不只是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当他把受试者放进功能磁共振成像机时，她发现，当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时，受试者的大脑有两部分会兴奋起来。当人们感到乐观的时候，左侧额下回会被激活。当他们感到沮丧时，右侧额下回就会被激活。也就是说，好消息都存在左半脑，坏消息都存在右半脑。但哪一部分一次又一次地频繁活动呢？哪一部分更容易兴奋，并且强度更大呢？答案是左半脑。我们对好消息的反应要远比对坏消息的反应强烈。此外，我们抱的希望越大，睾丸素就会分泌得越多。而当我们知道事情那样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便表现出更多的动力。我们拥有的动力越多，在选定任务中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解释了很多问题，因为乐观性偏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人，还影响政治人物，毕竟他们需要一定的睾丸素来实现成功。这有助于澄清约瑟夫·斯大林在听说希特勒违反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算进攻苏联的警告后，采取了鸵鸟政策的谜团。沙洛特在她关于乐观研究的书里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很明显，希特勒打算做点儿类似的事情。在《我的奋斗》（MeinKampf ）一书中，希特勒曾公开写过要侵略苏联。15年后，在入侵的前几个月内，苏联特工一再警告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策划进攻苏联的证据。斯大林的私人特工利奥珀德·特雷佩尔（Leopold Trepper）伪装成一位欧洲商人，发现希特勒已经签署了同意进攻的文件。特雷佩尔在调度报告中将此消息报告给斯大林，给出了希特勒从法国和比利时撤出并即将派往东部前线的军队的确切数量。“我发送了拟议的进攻计划，并注明了原定日期，即5月15日，修改日期和最后日期。”特雷佩尔后来回忆，他的通信表示袭击将在1941年6月22日进行。另一名苏联特工告诉斯大林，希特勒已经在苏联边界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大使向斯大林发出警告。那么袭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1941年6月22日，正如特雷佩尔预测的那样。但是，斯大林不相信他所听到的，即使他一直都认为希特勒最终还是会攻击苏联的。

这真是太疯狂了，这也让斯大林和整个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和希特勒的战争，斯大林毫无准备，所以他不得不努力避免失败。在接下来的浴血奋战中，苏联有几百万人丧生，但斯大林对希特勒不会进攻的乐观态度和蒙蔽我们双眼的乐观主义一样不足为奇。我们都希望事情会有好的结局。想想我们患癌症的概率吧。你觉得很小吗？大多数美国人（超过60%）认为，他们和自己的家庭成员都不会“被诊断出像癌症那样的严重疾病”。然而事实上，50%的人都会得癌症。或者想想你离婚的概率吧。尽管离婚率高达40%之上，但很少有新婚夫妻相信他们的婚姻最终会以离婚收场。沙洛特指出，甚至离婚律师也低估了自己离婚的可能性，即使他们了解现实情况。

这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令人惊讶。我们天生倾向于相信坏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使在受试者被告知患癌症的风险有多高之后，他们还是认为个人患病的风险很低。沙洛特告诉我们，在得知事实之后，几乎没有人改变看法，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只有一个例外，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否认真，是否讨人喜欢，这些似乎都没什么影响。当一项研究问及学生他们的健康是否会受到酒后驾驶、吸烟或性的威胁时，除了极度焦虑的人以外，他们的性格类型没有影响他们的回应，因为极度焦虑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悲观情绪。这项研究证实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其他人更容易因为风险行为患病。

其他研究发现，如果医生告诉病人通过手术他们会有80%的存活概率，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开刀。相反，如果医生告诉病人他们会有20%的死亡概率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拒绝手术。当然，两种方式反映的是相同的概率，但当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时，我们对问题的反应要好得多。80%的生存概率听起来要远比20%的死亡概率乐观。美国曾任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于1984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他曾告诉美国人增加税收的计划，并在其回忆录中对该决定进行了辩护。他在莫司康展览中心富有激情地说：“让我们实话实说吧，里根会提高税收，我也会如此。只不过他不会告诉你们，而我刚刚告诉了你们。”他坚持说这是正确的决定，从政治角度也说得通，因为选民尊重政客告诉他们的真相。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政治决定之一。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选民并不想知道真相。他们需要希望。如果真相剥夺了他们的希望，那么他们就会排斥真相。天生乐观的美国人有多少？80%，在最大的选区是这个数据。与乐观主义者的投票率相比，天主教教徒、妇女、黑种人的投票率全都相形见绌。难道蒙代尔真的看不出来吗？这就是坚持性偏差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相和一个易于接受的乐观主义之间，我们更可能选择哪一个？是乐观主义。这点很难解释。在石器时代，生活往往很艰难，条件也很艰苦，所以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向前的唯一方式就是否认事实。生存往往取决于狩猎者继续的能力。为了撑到春天，你必须先用各种你能想到的方式熬过冬天，如果你连方法都找不到的话，那就靠着希望活着吧。当狩猎者面临这种情况时，谁可以生存下来呢？乐观主义者，而大自然也会偏爱他们。因此，希望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在现代，数百万人以复杂的方式在建设完好的机构中进行互动，这时，希望就不是正确的策略了，甚至连策略都算不上，而是放弃策略。这通常是应对疾病的药方，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秋季推出了未经提前测试的平价医疗法案网站时发现了这一点。在现代世界中，我们需要的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乐观主义者。

一生的研究使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相信人类都不善于推理。他说，我们的偏差阻碍了我们的清晰思维，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另一位颇具天赋的社会学家杰德·吉杰恩扎尔（Gerd Gigerenzer）是卡尼曼的主要批评者，他发现很多偏差仍然有用，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认知偏差。我们得感谢这些偏差让我们知道开普敦比利伯维尔和阿斯马拉的人口更多。你听说过开普敦，而没听说过阿斯马拉，所以你就认为开普敦的人口要更多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说，我们的偏差并非是“设计缺陷”，而是“区别性特征”。它们帮助人类（也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存活了数百万年。虽然我们的世界和石器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但也并非完全不同。我们常常面临类似的挑战。无论是以前陌生人出现在你的洞穴门口，还是今天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别墅门口，你都会警觉。

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呢？你是否能够信任自己对政治的直觉？当然我一直想说服你们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法信任。作为公民，我们需要做的太多了，而直觉又常常误导我们。想想认知偏差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吧。选民们在填写选票时用认知偏差干什么呢？他们一般都把票投给那些他们认得名字的人。这有什么意义吗？那就是候选人可以在城市里和电视上都打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为此筹集了一大笔钱。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就应该给他投票呢？难道你不应该想想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笔用于广告宣传的费用吗？这些费用很有可能来自那些不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的特殊利益集团。

考虑到美国政治的现实情况，如果出于本能，选民怀有偏差的话，可能会过得更好。这将有助于平衡制度，反对那些以出卖原则来换取强大团体提名的候选者。你可能因为他是在任者而认出了名字，那么这是你支持他的好理由吗？如果你认为事情进展顺利，认为你的投票是你对现实状况的认可，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用这种方式很可能会使你支持那些不值得你投票的人。对在任者的全面支持必然会导致糟糕的选择。然而社会学家说，更糟糕的是，熟悉度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感觉，就是我们高兴时的感觉。那么我们高兴时是什么感觉呢？我们会变得不那么善于分析。熟悉的姓名让我们降低警惕，更易于被人操纵。

证实偏差，和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其他类型的偏差一样，对我们挖掘事实的真相具有阻碍作用。正确的答案更有可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答案，而偏差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些令人易于接受的答案。此外，1940年伊利县民意调查表明，选民需要更多的信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破坏了热心公民的天真猜想。我们被告知，如果告诉选民事实，他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通常不会那样。1972年秋，美国人完全拥有各种事实证明尼克松滥用职权，但这根本没有改变他们对尼克松的看法。11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他。一旦他们形成了关于他的看法，直到“水门事件”爆发，他们都拒绝改变看法，不承认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事实。真正重要的并非事实，只是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坚持性偏差的典型表现。

4.

这可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奇怪。如果你认为穷人很懒惰，然后你看见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并不懒惰，他们只是缺少机会，你会放弃你认为穷人懒惰的基本假设吗？可能不会。你更有可能会想办法直接忽视这项研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看法反映了我们对世界运转的普遍看法。还有谁想反驳这一点呢？谁想改变我们关于理解世界的基础假设呢？没有人。反思假设很难，我们从丹尼尔·卡尼曼那里知道我们的大脑会尽可能地走捷径，因为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的大脑很懒惰，宁愿不去思考。思考需要消耗认知能量。因此，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与我们的看法相左的发现时，我们宁愿放弃它，不去理会它的含义。什么？这项研究说穷人的问题是他们缺乏机会？

一旦我们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就不想反复了解了。其实，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为了重复学习已知的事情而设计的。科学家几年前对猴子进行实验，60%的时候这些猴子朝不同的方向看，便奖励他们一杯果汁饮料。这些猴子的反应如何呢？一经训练，它们就不再朝同一个方向看了。它们坚信，这是经验告诉它们的。从这边看，而不是从那边看。当科学家监测猴子的大脑活动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一旦猴子明白朝某个方向看是有利的，它们的大脑活动实际上就停止了关于看哪边的思考。对它们的大脑而言，没有必要做出任何决定。经验证明，你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是我们不情愿改变自己观点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呢？我们的认知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这不是我们有意识的决定。我们的大脑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做了决定。一旦我们做出某项决定，我们就倾向于坚持下去，并找方法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根据几项研究发现，在投票后问选民对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看法时，他们通常会比投票前更加确信候选人与他们期望的一样。

一旦选民决定尼克松应当连任，他们就不去想那种他不会连任的可能性了。选民不想再去审视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决定谁当总统是选民每4年最重要的政治决定吗？他们错了吗？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的结论。1972年的秋天，放弃尼克松就等于放弃了最基本的人生观。如果尼克松是错误的选择，那就说明很多其他的选择也可能是错的。也许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是错的，也许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开放是错的，也许他支持警察反对抗议者也是错的。但是，谁会重新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呢？

“水门事件”完全是关于尼克松滥用职权的事？但事实上不只那样。人们最终抛弃了他便是证据。很多人放弃了相关的政治立场。很多抛弃了尼克松的选民在很多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事情（如堕胎和校车）上都“左倾”。举一个例子，超过一半支持尼克松的男性民主党人，由于1972年的“水门事件”决定放弃对尼克松的支持，转而支持堕胎政策。这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没有。因为“水门事件”与堕胎政策毫无关系。

为什么这些选民会改变立场呢？是某种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倾斜，尤其是当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虽然他们常常持有自相矛盾的观点，但很明显的矛盾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就本质而言，选民不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s）。他曾经在诗歌《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 ）中说：“我自相矛盾吗？好吧，那我就自相矛盾了。我很包容，怀有多种想法。”但是，大脑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人类的大脑并不喜欢认知不一致，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该现象时如是说。我们不想生活在矛盾中，而是想办法减少矛盾。我们愿意这样做吗？十分愿意。

费斯廷格在其有关认知不一致的标志性作品《当预言失败时》（When Prophecy Fails ）中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故事中，一位芝加哥家庭主妇变成了神秘人物，深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她预测一场大洪水将笼罩全球、终结人类。她声称，消息来自另一个星球。她说，除了她和她的追随者，所有人都会消失。如果通过飞碟将他们送往另一个星球克拉里恩的话，他们将获救。她的追随者们一边期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一边变卖他们的财产、房子、家具，一点儿都不剩。然后天启降临了，那天是1954年12月31日。地球变成地狱，她和她的追随者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从地狱中解放出来。他们预料这一切会伴随着午夜时钟的敲响而发生。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上帝并不在中央标准时区上，所以他们继续等待。几分钟过去了，然后几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这没有动摇他们对预言的信仰。他们意识到飞碟没有到来，洪水也没有到来时，他们得出了结论：自己拯救了世界。他们的这种信仰感动了上帝，以致上帝决定大发慈悲。他们拯救了人类。

从有利位置看，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人看作是魔法思维可笑的信徒，但他们的这种想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有。我们愿意相信自己坚持的都是真的。这就是坚持性偏差下的行动。一旦选定了某种世界观，我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如果被迫面对不变的事实，就像狂热的教徒被迫面对世界末日没有到来的事实一样，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地为自己声辩，因为我们完全讨厌认知的不一致性。

尼克松本人也从这一机制中两次获益。1971年，他访问中国，震惊世界和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把尼克松看成一个意志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了。所以，听说中美建交这一惊人消息时他们做了什么呢？他的支持者以压倒性的支持率继续支持尼克松，并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他们通过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来减少认知的不一致性。这就是选民在领导者有所变化时通常采取的行为，这也是领导者之所以是领导者的原因。在大多数问题上，选民对他们领导者的忠诚要比对某一个问题的立场还要坚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众政治民主的成员，人的本能实际上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很幸运的是，他们那样做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缺少这种认知一致性的基本需求会发生什么呢？每次领导者考虑到新现实，决定推动国家朝新的方向发展时，支持者会拒绝追随他们。支持者会坚持原来的立场。真是噩梦啊。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就很难进行领导了，政治将会停滞不前，民主会崩溃。我们永远逃不掉过去的死亡控制，我们会像塔列朗（Talleyrand）嘲笑的波旁王朝那样：什么也学不到，什么也忘不掉。

但是，认知不一致并不是大脑愚钝的滋补品。看看1972年发生的事情吧。“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的支持者再次面临矛盾。这次是他们信仰与事实的分歧。他们的信仰是“尼克松基本上是道德的”，而媒体报道的事实却表明，他可能没那么道德。为了解决矛盾，尼克松的支持者做了什么呢？他们忽视了“水门事件”。无视“水门事件”，便结束了不一致。在这个例子中，认知不一致的心理机制并没有给民主带来优势。相反，它破坏了民主，是一个不利条件。民主只在领导者被追究责任时才起作用，而选民愿意给尼克松一张免费通行证。

5.

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渴望，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选民不愿意抛弃尼克松，这与我们对待改变的态度有关。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改变，因为它会颠覆我们认为世界具有可预测性的期望。我们的心理健康依赖什么呢？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我们希望世界能证实我们的假设。

正如我们早前了解的那样，我们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如果必须那样的话，我们会疯掉的。幸运的是，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必那样做。还记得我们在有关轻信的讨论中的发现吧。轻信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多时候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打开灯的开关时，灯就会亮。当我们按下电梯按钮时，电梯就会到达。或者，举个有关狩猎者的例子：听到附近灌木丛中沙沙作响的声音，他们可能会觉得有只动物藏在其中。我们无须质疑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的，但事实不只这些。事实是，我们需要这个世界按照我们预期的那样运作。我们需要可预测性，以便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切不寻常的事情上。

在“水门事件”之后，什么对尼克松的支持者更有吸引力呢？是应该抛弃他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他呢？站在尼克松这边不是很明显的选择吗？如果改变是可怕的，那就是默认的立场。在尼克松和麦戈文之间，麦戈文更认同改变。即使是这位民粹主义者也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回家吧，美国”，选民以为他们已经回家了，和尼克松一起。尼克松代表的是现状，而麦戈文则与60年代的动乱有关，无论这样说是否公平。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民的默认选择偏向于现状，这也是为什么选民更偏向于选择在任者。不仅仅是选民对在任者名字的识别给了在任者优势，而且选民和在任者在一起会感到更加安逸。而一个新出现的人物可能会让选民感到危险。

可预测性使我们安心。在石器时代（这是一个关键时代，因为当时心理学的发展处于最底层），我们的心中建立了可预测性期望。数百万年来，生活日复一日地遵循着相同的模式。一切都在往复循环，就像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在其著作中强调的那样。太阳清晨升起，傍晚落下，日复一日。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日历、天气、季节、深思，一切都是循环的。生活的特征就是千篇一律。所有事情都是可预测的。

然而，现代世界并非如此。太阳仍旧东升西落，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最近的变化太快了，我们竟然没有集体崩溃，真是太神奇了。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几百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快速的变化。虽然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适应现代世界生活的速度，或者说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而我们的文化已经这样发展了，我们却发现很难适应。想想美国社会在美国革命之后经历了什么——人们开始酗酒狂欢。根据历史学家威廉·罗雷鲍（William Rorabaugh）的研究，在宪法通过后的30年里，美国人饮酒量剧增，是爱尔兰人饮酒量的两倍。他称，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只有瑞典人喝酒最多。

这也难怪了。美国革命到底对美国人做了什么？它颠覆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革命之前是谁在统治社会？据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菲什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说，是年长者。这解释得通。在一个以历史周期为标志的世界中，谁更有能力去帮助一个社区安全度过暗礁？就是在这个相同的循环中生活过的人：年长者。在革命之后，谁突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年轻人。年长者的指挥似乎不再是不言而喻或普遍适用的了。如果历史不按照周期运行的话，年长者的经验便不再那么重要，甚至连穿衣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哈克特发现，在革命之前，年长者的穿着就是时尚。革命之后呢？现在人们都希望自己看上去年轻点儿。以前人们更想显得年长点儿，如今却只想显得年轻点儿。

但是，我们的本能并没有经历任何蜕变，我们仍然觉得改变令人不安，改变让我们觉得事情失控了。当改变带来负面结果时，我们会做些什么？我们会求助于阴谋论来帮助消除焦虑和困惑。这就是为什么《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这个把全世界的麻烦都归咎于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小册子，在“一战”和俄国革命之际突然流行起来的原因。它为颠覆世界秩序的事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总是本能地会被阴谋论吸引，无须任何人教我们。我们就是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抵制会有坏事发生的想法，因为这破坏了我们渴望的可预测性。千百万人在1963年肯尼迪被刺身亡后是怎么说的？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这样单独行动的失败者是绝不可能某天突然购买一把枪然后成功枪杀美国总统。大事件需要大原因。一些恶毒的阴谋一定正在进行，包括黑手党、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或者林登·约翰逊，甚至比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更重要的人。

回想过去让我们感觉很糟糕的大事件：“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每一次，数百万的人都被阴谋论所吸引。选择走这条路通常是非理性的，一旦我们这样，一切就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因为我们解决了现有的知识和世界观的某种阴谋，而这些阴谋并非凭空冒出来的。因此，习惯在宗教教义中找寻答案的人们，认为上帝之手是灾难。右翼基督教领导者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在“9·11”事件后说了什么？“支持堕胎的人必定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因为上帝不允许被嘲笑。如果我们伤害了4 000万名无辜婴儿，这会让上帝很抓狂的。”法威尔认为，上帝密谋反对我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你惹恼了上帝，上帝就会反击你。

这本身并不是坏消息，它使我们疯狂地接受疯狂的理论。这是破坏我们宇宙秩序的坏消息。我们痛恨无序和不确定性。想想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月中，我们对乔治·W.布什的反应吧。他提供了什么？确定性。于是，数百万的美国人都支持他。在可怕的、悲伤的几个月中，乔治·W.布什一直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支持率都要高。

表7–2 乔治·W.布什的支持率

后来，也许事实证实乔治·W.布什是一个有缺点的领导者，但在那几个月他给了人们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生物学加强了我们对秩序的概念。想想我们的视觉系统是怎样运作的吧。我们认为，愿景是客观的，但其实它是主观的。事实上，我们眼见的不一定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的大脑不是拍摄纪录片，它是英国著名悬疑片大师希区柯克（Hitchcock）的拍摄手法：拍摄电影时用成千上万个包裹的视觉信息来组装电影。神经学家约翰·梅迪纳（John Medina）说，这些包裹真是“具体得可笑”。以40度的垂直线捡起一个包裹，以43度的垂直线再捡起另一个包裹。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天衣无缝的电影，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制作粗滥的影片，通过各种剪切最后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觉得这合理地反映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如果大脑向我们展示它正在拍摄的世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像毕加索的画作一样抽象的、不规则的电影。我们会看到电影的框架，而不是流动的电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看见两个小黑点。因为视神经与眼睛后面的视网膜相连的地方会有一个盲点，每只眼睛都有一个盲点，但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我们的大脑，作为导演，并不希望其电影被盲点破坏，所以大脑要把它们填满。当电影首映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们可以轻易掌握的世界。

我们的大脑并不让我们看到导演的剪辑，因为它不起任何作用，会让人感到心烦意乱。我们的大脑不想让我们感到心烦意乱。它希望我们感觉一切都在控制中。所以，它尽可能地控制那些会让我们感觉不在自己控制之内的因素。它故意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当你想到这些，便会觉得很了不起。进化给了我们许多高效的工具，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以每秒24帧的速度看着这个3D（三维）的世界。我们可以辨别出120种不同的声音，无论是蜗牛静静沿着花园小径挪动的微弱声音，还是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会。我们可以闻到多达一万种不同的气味分子。我们的认知能力有了充分的发展，我们也明白了如何分裂原子，如何将人类送上月球。但是，如果真相一团糟的话，我们会回避它吗？对于真相，我们倾向于相信错误的阴谋论？情况似乎就是这样。我们就像是玛丽·泰勒·摩尔（Mary Tyler Moore）在令人难忘的电影《普通人》（Ordinary People ）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我们希望自己的餐具能够完美地排成一列，我们讨厌混乱。

当我们去杂货店，沿着摆满燕麦的货架走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数以百计的选择。为什么我们常常选择名牌燕麦，即使有机燕麦可能价格更低且口感相同。社会学家说，这是因为我们喜欢不超过三种的选择。一旦超过那个数量，我们便会变得焦躁。这就是很多人去吃冻麦片和燕麦圈的原因：选择这些燕麦可以减少我们的焦虑，可以消除购物时的混乱。

我们对顺序的偏爱太过强烈，以致我们常常会选择习惯的品牌，而口味盲试也表明我们更愿意选择替代品。在盲试中，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相比，通常更受人欢迎，至少是吸引人的，但可口可乐远比百事可乐畅销，而且当受试者被告知他们喝的是百事可乐时，3/4的人都表示他们更喜欢可口可乐。

经济学家习惯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他们甚至给我们起了个名字，来反映人类这种所谓的很理性、效用最大化的本质：经济动物。我们的理性被夸大了，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时候。世界是混乱的，但由于我们对秩序强烈的愿望，我们就能看到秩序。

现在应该清楚，公众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11个月的延迟反应，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可以预测到的。选民的本能不是为了了解真相。事实上，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忽视真相。当真相让我们感到不安时，就像“水门事件”那样，我们就会采取忽视真相的办法。当真相让世界看起来无法预测时，情况尤为如此。真相越是难以理解，我们就越想忽视它。

还记得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吗？他们无法忘记它，它几乎和袭击本身一样令人震惊。你的意思是说恐怖分子真的讨厌我们？美国人无法相信这一点。他们并没有面对这个事实，而是认为问题在于那些人不理解美国。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实，但并非真正的事实，不是吗？很多示威者对美国有一种真正的不满。他们憎恨美国因为美国很强大，有时候不在乎其他国家人的生活。的确，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人的动机和价值观，但就算理解也不会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疯了，但美国人无法忍受人们不喜欢自己的这个事实，所以误解了他们的愤怒，并以另外一种经典的偏差，即证实偏差总结说，他们毫无理由生气。

6.

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共和党人在迈阿密举行会议，提名尼克松连任。在他进行演讲之后，大厅里的代表和支持者被允许会见总统。他站在台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过去和他握手。在长队中有一个年轻人，17岁左右，来自新泽西。他没有门票却来到了迈阿密，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弄到了一张票，轮到他跟总统握手的时候他说：“总统先生，我是民主党人，但我支持你。”尼克松看起来有点儿困惑。尽管尼克松在讨好民主党，但显然他并不想在共和党会议之际和民主党人握手。

当年秋季，这名年轻人去了号称“自由主义的堡垒”瓦萨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瞧不起尼克松的学生。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说尼克松是在撒谎掩盖真相。猜猜然后发生了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这位男士继续支持尼克松的话，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他忽视了同学们的共识，1972—1973年始终支持尼克松。他在新泽西很活跃，加入了亲尼克松集团，而当地委员会的宪章就是拯救总统。很快，他当选为副总统。“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后，在“星期六晚大屠杀”中，尼克松滥用职权，解雇了政府特别公诉人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但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尼克松。直到1974年7月，尼克松辞职前不到两个月，他才终于相信尼克松一直在撒谎。

多年以后，那个年轻人想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久之后才面对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我理应知道答案，因为我就是那个年轻人。媒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我一直在关注新闻，并密切地关注“水门事件”听证会，可为什么我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尼克松？

当事实与人们的观点相违背时，人们不愿面对事实，我们不该觉得这很奇怪吗？就在开国元勋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中的“联邦党人第十篇”（Federalist No. 10 ），也是最受追捧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麦迪逊写道：“只要能将理智和自爱相连接，人的观点及其激情便会相辅相成，而且前者将会是后者依附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因为爱自己，所以爱自己的观点。那么，如果这些观点与事实相冲突呢？我们会选择自己的观点。

但是，麦迪逊并没有抓住起作用的机制。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指出的那样，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我们想成为正确的人。研究表明，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小，身体更为健康。他称，这是我们心理免疫系统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外，我们对不同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热情。我们会做一些区分，认为某些观点更加宝贵。心理学家埃里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阿伦森招募学生（全都是女生）参加一个据称很热门的讨论组：探究性的奥秘。但在加入之前，学生们必须参加一个入会仪式。对有些人来说，仪式相当平淡无奇。她们只需要大声地朗读与性有关的词汇列表，如妓女、处女、爱抚等，而其他人却要经历更艰难的仪式，她们必须在公共场合大声说很多猥琐的词汇，包括“性交”等。这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吗？在参加完入会仪式之后，所有女性都被允许加入讨论组，该讨论组已经在进行中。但这样做的时候，她们发现这并不是她们想象的好玩的甚至有点儿大胆的组织，讨论话题也并非人类性行为，而是低级动物性行为。其他参加者都很迟钝。她们说话吞吞吐吐，音量很小。你根本听不懂她们谈话的内容。本该很有趣的事情却枯燥不堪。事后，询问这些学生是否喜欢这个组织，你猜她们说了什么。这场经历对那些被要求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脏话的女性来说，是很尴尬的。

你会想到那些经历了更麻烦的入会仪式的人，会更令人不安，因此她们更有可能谴责那个讨论组。她们被骗入了一个和预期不同的组织。相反，如果她们为自己辩护，理由真的很简单。与其他经历简单入会仪式的女性不同，她们需要经历一些苦难。她们无法仅用一个“哦”字就把经验写下来。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脏话是很伤自尊的。在实验结束时，她们面临着认知失调。一方面，她们认为自己很聪明；另一方面，她们知道加入这个组织是愚蠢的。这使她们处境艰难：要么承认自己不如她们想象的那么聪明，要么她们坚持认可该组织的实验目的。你会做何回应？

埃里奥特·阿伦森的研究证明了认知不一致不是机会均等现象。与詹姆斯·麦迪逊相反，我们不太可能在事实面前捍卫我们自己的所有观点。我们只有在觉得有自我价值时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做出的决定事关我们是否聪明时，我们更倾向于为它辩护。（该分析被称为正当性理论。）这在哪种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是当我们坚持某种观点需要付出代价时，就像我为尼克松辩护时那样。正如心理学家卡萝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投入大量精力，结果却发现毫无用处、有害或者就是无聊”时，我们就需要减少自己所感到的不一致性，即我们自认为很聪明的坚持和我们“只是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做了一些根本不值得做的事情”的事实。我们的做法就是双倍下注，彻底维护我们原来的决定。这就是我在瓦萨学院的做法。过了好久我才发现，我为尼克松而做的斗争，根本不是关于尼克松，而是关于自己的。

那么，既然选民在“水门事件”爆发后就可以明白的事，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推后呢？抛弃尼克松就意味着要告发自己。选举表面上看是关于尼克松的全民公决，而一旦人们决定支持他，这也就成了关于他们的全民公投。对选民来说，“水门事件”根本不是尼克松的事，而是关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为尼克松辩护得越多，他们在其生存中的赌注就越大。

政治总是有关选民的。关于他们的感受，很明显我不愿意说出来，但这很容易忘记。当一个政客准备上镜时，他会做什么？他会扯一扯领带，理一理头发。他所做的假设也是我们经常做的假设，即上镜是候选人的事。事实并非如此。上镜并非是他表现怎么样，言谈怎么样，也并非是他多善于表达，而是关于镜头另一边的选民是如何看待他的。他让选民觉得他很呆板还是很聪明？让选民感到乐观还是悲观？他的头发是否有型？他觉得如何措辞都没那么重要。

竞选活动绝不应该只是关乎候选人，更应当是关乎选民。巴拉克·奥巴马相信是他的故事让他成功当选。这是草率思考的错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尽管故事对一名领导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奥巴马错误地使自己而不是选民成为焦点。尽管他的故事十分吸引人，但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它让选民自我感觉良好。正如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斯蒂尔·斯蒂勒（Shelby Steele）推断的那样，奥巴马让别人觉得给黑种人投票也很好。给奥巴马投票更像是对几百年来的民主主义的一种救赎。公共安全专员布尔·康纳（Bull Connor）放任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黑种人儿童，自此之后美国人在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而这让白种人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劳。这是奥巴马能够获选的众多原因之一。

最终，政治都是关于选民的。11个月以来，对理查德·尼克松很有利。接着，腐败和丑闻像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覆盖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于是选民关于他是无辜的受害者的看法被冲得一干二净，成群结队地抛弃了他。最后，真相才重要。但转折点是什么呢？一位大学教授及其赛艇队队员提供了答案。

7.

当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40多岁时，他在干什么呢？跟他同一个年龄段的其他政治学家一样：写学术论文。某天，他突然决定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当时，他在威廉姆斯学院教书，便决定问那里的管理人员他是否能组建一支赛艇队。管理人员给予了批准，但是感到有点儿困惑。这并不是马库斯这样的教授平时会干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忙着建立传奇国家的声誉。坦白地说，这有点儿疯狂。结果，马库斯的决定反倒比其他事情都更有助于他在政治学领域的成功。

马库斯坦白说，他刚开始教赛艇运动员时，自己也不是很擅长。作为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几十年前他就去划过船并深爱上了划船。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曼哈顿北端的哈莱姆河疯狂地划上好几个小时。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划手。尽管在他这个年龄不能去参加奥运会了，但事实证明，知道如何划船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赛艇教练。要成为一名好教练，你必须了解队员，并知道如何领导他们。他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其中的挑战性。他回忆说，这份工作“并非只是传递有关体育或者使用的技巧的信息，而是教那些刚接触体育的年轻运动员，培训他们，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可凶猛、可优雅、可流畅。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洞察人的内心”。

一周6天，每天3小时，下午4~7点，马库斯都会和学生一起下水，进行训练。刚开始，只有男生，后来又有了女生。他每天再花1个小时做时间表，想策略和慰问队员。每年要持续10个月或者11个月。13年来，年年如此。他自己也承认说，这是很长的时间。

其他政治学家认为，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课外活动。马库斯发现，要参加课外活动，他就必须挤时间。他在划船时学到的有关人类的知识是非常宝贵的。他说，这样可以避免他跟其他社会学家一样，认为自己在与人类相关的领域知识渊博，因为他们学了所有和人类有关的学科。他说，事实上，如果你想了解是什么驱动人的话，你必须去了解人。这听起来很基本，你当然必须要了解他们。那么，马库斯暗示的是什么呢？我不确定。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他培训的准备参加奥运会的两个学生，苏和安。苏是一名大一学生，安是一名大四学生。两个人的表现都很好，但他对安更加严格些。有一天，安来到办公室跟他说，她打算放弃了。马库斯大吃一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一名很优秀的运动员。”安回答说：“你每次只针对我，从来不针对苏。”马库斯解释说，很简单，因为苏还年轻，她还有很多时间去为奥运会做准备，但“我必须激发你的所有潜能，因为要想参加奥运会你就必须调动你所有能量”，而今年就是最好的机会。奥运会每4年才召开一次，而今年就是安的机会。

我仍然不确定这和政治学有何关系。马库斯解释道，这和政治学关系极大。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以错误的方式研究政治学。自政治学于19世纪成为一个专业起，忽视情绪在政治中的作用好像就成了一种惯例。相反，政治学家关注的都是他们可以计算和衡量的东西，如选民投票率、公众舆论等。但是，马库斯在教划船时学到的就是情绪很关键。如果他想培养这些学生参加奥运会的话，“就必须解释你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必须接受你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就只会勉强去做，无法做到全心全意，或者他们就会干脆放弃，并说‘我不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但我知道我不想做这些’”。

马库斯说，政治学家居然会忽视情绪，这开始让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忽视情绪？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经常参加学校的名著课程，其中包括很多经典，如《伊利亚特》（The Iliad ）等。每本书都涉及情绪。对猴子的科学研究也表明，情绪对它们的发展十分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让猴宝宝们在一只用铁丝网做的假猴妈妈和一只用毛巾做的假猴妈妈中做出选择。虽然小猴子和铁丝网猴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有食物，它们却很自然地被软软的、可爱的毛巾猴妈妈所吸引。马库斯说：“这一点我们跟猴子很像”。

于是，马库斯开始研究情绪。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他无法为自己的项目找到资金。更糟糕的是，他无法发表自己的论文。“没人想发表任何有关情绪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这让人心痛。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后来攻读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无法发表自己有关情绪的论文？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杂志的编辑破天荒地决定采用马库斯的一篇文章。马库斯很震惊，便询问原因，答案是“文章很有趣”。

以此为开端，慢慢地，马库斯找到了更多盟友，他们和马库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情绪很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进行讨论。在20多年后的今天，情绪已经被公认为是政治学家关注的焦点，其中部分原因便是马库斯的队员，尤其是安和苏。

顺便说一下，安没有放弃，她顺利加入了美国奥运会参赛队。不幸的是，在最后时刻，她在练习时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伤，因此患上哮喘，不得不退出。苏有很多时间来磨炼技能，后来成了威廉姆学院赛艇队的队长。1980年，她顺利地加入美国奥运会参赛队。

当苏正在努力划船时，马库斯正和几个同事提出了一个情绪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选民在历经11个月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尼克松。

8.

对选民最常见的批评之一，就是他们太情绪化了。就像公民改革者说的那样，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智的选民。事实上，很难反驳这一点。毕竟，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看法。古希腊人希望我们能保持理智。笛卡儿希望我们能保持理智。如果选民理智的话，就不会等了11个月之后才明白理查德·尼克松被指控的罪行的严重性了。他们早就应该面对“水门事件”，不是吗？

认为情绪应该并可以脱离理智，这是常识，但研究表明不是这样，常识是错误的。神经学家告诉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是情绪与理性同时运作，你不能将它们分开。那些选民过了11个月才认定尼克松滥用了职权，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太情绪化了，而在于太不够情绪化。他们对尼克松的反应很机械化。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在粉碎那些让选民觉得毛骨悚然的故事。然而，选民几乎没有注意。

漏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关键情绪之一——焦虑。选民不够焦虑。科学表明，我们以两种方式吸收关于世界的信息：系统1和系统2。因为，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那样，世界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具有可预测性的，而我们的大脑大多数时候需要应对的挑战都是熟悉的。就这一点来说，系统1再合适不过了。系统1运作的方式很简单。它使遇到的每件事都变成熟悉的模式。事实上，我们的大脑面临的挑战都是相同的，就像20世纪60年代电视比赛节目的参赛者们展示的那样，节目中他们需要通过匹配屏幕上的片段和自己脑海中已有的图像来猜他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和这些参赛者一样，我们的大脑需要使用记忆数据库中的一个参照物，来确定我们看到的到底是狗、猫、树还是其他的事物。如果能匹配就能成功。匹配不一定要完美。我们不需要匹配记忆中的某只贵宾犬来识别贵宾犬。即使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一（稀有）品种的贵宾犬，我们仍能认出它是一只贵宾犬。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大脑直接执行了该任务。

大脑在实行运动功能时使用的是相同的系统。当你喝咖啡时，你根本不必去想它。你不必有意识地去想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如用手指拿杯子，握住杯柄，将杯子端到面前。你的大脑通过一种叫作习惯执行系统的过程，把你想做的事情和你之前执行过的行为模式相匹配，从而完成了上述一系列过程。这是通过系统1做到的，迈克尔·乔丹在灌篮时也用到了该系统。他并不是下意识地命令双手去抓篮球，同时告诉双腿在篮板下加速。他只是很自然地做这些动作。运动员就是这样的。他们疯狂地训练，所以球扔给他们时，他们很自然地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所谓的熟能生巧。我们练习得越多，就越不必去有意识地思考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直接让大脑依靠系统1通过潜意识来处理。由于我们潜意识的大脑运转速度要比我们有意识的大脑运转快得多，我们可以以类似超人的水平执行。这就是系统1思维的奇迹。

但是，世界并不总是具有可预测性，这就是设计大脑来挑选新颖事物的原因。当你看见一些你并不相信的事物时，你的双眼会睁大去容纳更多事物，或者你闻到一些难闻的气味时，你的鼻子会发出信号使你的嗅觉更加灵敏，这就是监控系统在起作用。威胁总是受到特别关注。当监控系统无法从记忆中找出所遇事物的匹配物时，它从杏仁体向我们有意识的大脑发出信号，使其注意，并用系统2来进行理解。这时，你产生的情绪就是焦虑。

那些支持尼克松的选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明摆着的事实，是因为11个月以来他们都没有足够焦虑，让他们重新审视当初决定投尼克松一票时所做出的假设。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后，都被选民无视了。直到“水门事件”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于1973年辞职以后开始急剧膨胀，坏消息的雪崩最终引发了杏仁体反应，这时有足够的力量让选民去做人类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做出改变主意的决定。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乔治·马库斯发现，当信任有压力并超过改变主意的成本时，它就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情感理智理论。马库斯及其同事在研究情绪的初期发现，焦虑十分重要，因为它就像酸，侵蚀了我们具有主观之见的铁。

是什么在1973年的春天打破了选民对尼克松的信任？是什么拯救了美国的民主？答案是焦虑情绪。

第八章

万事皆有因

喜欢童话故事的不仅仅是孩子。

1.

在我看来，我们渴望政治具有可预测性，这种渴望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这种看法没错的话，这应该已经成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了，不是吗？像这样强大的力量应该已经使政治的可预测性成为现实了，可实际上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它其实已经实现了，只是我们称之为：故事。政治人物一直在给我们讲故事。故事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放松。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故事让一切变得容易理解。里根总统就是一个例子。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什么？故事。吉米·卡特在任时，通货膨胀，而且未能救出伊朗扣留的美国人质，军事上也显得无能。这些都让人们觉得，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现在却逐步衰退。里根总统上任后，人们的感受变了，重新获得了自信。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是否缓解了通货膨胀，提升了军事实力？可能并非如此。毋庸置疑，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主要是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让人们恢复自信。他是一个很棒的啦啦队队长，因为他特别擅长讲故事。

里根一上任，就给美国人讲了第一个故事。在就职典礼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用马丁·特雷普托（Martin Treptow）的故事来激励我们。里根说，特雷普托就埋葬在与华盛顿广场英雄纪念碑咫尺之遥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与参加就职典礼的人们相距不远。特雷普托是艾奥瓦州的一名理发师。1917年，他自愿加入著名的“彩虹师”，来到法国参战。他在西部前线冒着炮火在军营之间传信，后来壮烈牺牲。触动里根总统的是这名士兵遗体边的一个日记本，扉页上写着“我的誓言”，后面写着：“美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我要努力、我要拯救、我要牺牲、我要坚持、我要尽最大努力英勇奋战，就好比所有的战争问题都将由我一个人来肩负。”

特雷普托故事的意义是什么？是宽慰美国人民，让他们明白他们能够克服当下的巨大挑战。里根说，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像马丁·特雷普托那样做出牺牲，也不需要号召数千人来做出牺牲。然而，我们确实需要竭尽全力，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伟大的功绩，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够、也终将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

许多人会疑惑马丁·特雷普托是谁。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里根总统并非很了解他，也不知道特雷普托真正埋葬的地方。当研究人士开始挖掘的时候，他们发现里根犯了一个错误，特雷普托并非如他所说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纽约时报》第二天称，特雷普托其实长眠于威斯康星州的布鲁姆。因此，里根在第一次对全国人民演讲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这种事情在他任期内司空见惯。白宫官员陷入被动，不得不承认里根确实搞错了。但是，里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因此表现出紧张。他的助手们发现，当他头脑里浮现出一个故事时，就会一遍又一遍讲述这个故事，哪怕里面有错误。里根的媒体负责人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解释道，这是因为里根从不相信别人会对他撒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助手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里根又讲述了不真实的故事。他们后来逐渐明白，里根特别固执己见，一旦他坚信一件事，就很难改变。但神奇的是，美国人民和总统一样，不在乎故事的真实性。就算《纽约时报》又发现里根搞错了事实，那又如何？正如里根的演讲撰稿人佩姬·努南（Peggy Noonan）在回忆录中所说，重要的是故事。我们尊重的不是事实，而是故事。

我们为何如此青睐故事？因为它们提供了我们渴望的合理的因果关系。故事中，“1＋1＝2”，一切互相叠加，生活变得容易理解。故事通常正邪两立，这样的设定特别吸引人。毕竟，还有什么比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较量更容易理解呢？心理学家说，5岁的儿童就可以理解这个概念了。

几年之前，著名的社会学家霍华德·加纳（Howard Gardner）试图找出成功人士身上的共同点。在回顾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马丁·路德·金等11位杰出人士生平经历之后，加纳得出了结论，这些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能够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发现，讲故事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和感受自我，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向哪里。讲故事是领导者文字军火库里最为强大的武器。那么这些故事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是像5岁儿童那样把世界视为光明与黑暗双重对立的视角。这一点为什么如此重要？加纳解释道，成人永远保持对这些基本故事的敏感性。他认为，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后来被当作星球大战。里根的批评者将该计划比作一部善恶对决的电影来贬低它，却神奇地改善了该计划的形象。里根总统就像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一样打了一场正义的战争。

领导者们之所以喜欢故事是因为故事通俗易懂。政治就是要让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能够参与议题的讨论。政治人物通过一些好人与坏人的简单故事可以让所有听众完全理解他的语。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擅长讲故事，那么选民对他的印象会如何？会认为他很聪明。因为所有人都能够听懂故事。正如我们知道，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是政治人物的长相和表达，而是他们给选民留下的印象。

故事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故事和神话一样，能够帮助我们适应和改变。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让我们想象，有一位女性，1900年出生于德国，2000年去世。她的一生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第三帝国、德国的分裂和德国的统一。虽然经历了5个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但她的DNA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这些社会政治体系内公民的自我体验故事发生变化。故事变了，人们的行为也就随之变了。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就和今日的德国人行为举止不同。

和动物相比，我们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讲述故事的能力。大部分动物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即使有也非常缓慢。它们的进化需要数千年的时间，而我们则不用，这都是因为故事。我们不需要进化来改变，只要讲述不同的故事就行。

政治人物充分利用了我们对故事的敏感性，他们不断变化自己的故事来迎合我们的需要。如果某一年选举我们想要一个“局外人”，他们就会强调自己人生故事中一些显示自己是局外人的重要时刻。4年后，如果丰富的经验让他们更容易有机会赢得选举，他们可能会通过改变故事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老到的内部人士。

谁会赢得竞选？这就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但关键因素之一是政治人物讲故事来说服选民的能力。因为故事让我们团结起来。有故事的政治家可以让我们团结一致支持他（她）。这是什么原理？人类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

2.

假如有4个几何图形：两个三角形（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一个圆形、一个巨大的长方形，一边各有一个像门一样可以开关的入口。这些并不吸引人，对吗？大脑扫描图像表明，我们看这些图形的时候，大脑便进入一种消极状态。如果加入运动，让三角形不断转动，互相碰撞，让三个小一些的图形进出长方形，会怎么样？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思蒙（Marianne Simmel）决定找出问题的答案。他们给几组学生展示了一段两分半的短片，里面是三角形、圆形和长方形的运动。（你可以自行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观看这段视频，搜索“1944年三角形实验”即可）。更有趣的是，由34名本科生组成的第一组实验对象和其他小组不一样，要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描述自己所见的景象。教授的论文里记录了学生们的回答。其中有一个学生描述了事实：“有一个实心三角形进入一个长方形，又从里面出来，每次都是长方形的其中一条边长的一半和一个角形成一个入口，可供三角形进出。”这样的描述非常乏味，让人想打瞌睡，而她却是唯一一个用最为中性的语言描述视频的人。

其他人怎么阐释自己所见到的景象呢？他们把这些图形拟人化。有位学生的回答比较有特点。他说，三角形和圆形的运动好像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决斗。“一个男人想和一个女孩约会，但这个女孩和另一个男孩在一起了。第一个男孩让第二个放手，第二个则让第一个退出，也遭到了拒绝。于是两个男孩开始打架，女孩想走进房间躲一躲，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进去了。”这个学生继续用类似的语言解释每个动作。“两个男孩继续追打，当女孩决定离开时，其中一个被愤怒和沮丧冲昏了头，最后打倒了墙壁，整个房间轰然倒塌。”

这听起来像什么呢？故事。所有故事的要素都已经具备了，不是吗？该学生对一段几何图形的视频的自然反应就是把它当作肥皂剧，由长方形和圆形主演。这不是有点儿奇怪吗？确实如此。我们得承认，三角形实验虽然有所揭示，但无法提供切实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人类积极创造和消费的故事。真正的证据还在后头。

1962年，一位名叫W. J.的病人进行了一项罕见的手术。他是“二战”时期的一位士兵。1944年在荷兰，他执行的轰炸行动失败，跳伞时降落伞出现故障无法顺利打开。他坠落到地上，摔断了腿，失去了意识。后来他被敌军发现，送到战俘营，遭到毒打。接下来几个月，他体重减轻了100磅，几乎饿死。战后，他重新过上了平民生活，成了一名公司职员。战争结束6年左右，他开始饱受短暂失去意识的痛苦。有一次，他驾车50英里后到达了一个地方，却不知道怎么到的。在失去意识期间，他还会发出尖叫：“救命啊，杰瑞！”后来，他还出现了癫痫症状。

随着时间流逝，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每天会抽搐两三次，病情非常严重，甚至会跌倒、受伤。他没办法正常工作，生活极度糟糕。后来他无法忍受，决定冒险一试，让医生做一个实验性手术来控制病情。手术计划是把大脑分成左右两部分，把连接两边的横行神经纤维束——胼胝体切断。

这是一种彻底的治疗方案。自从一位患胼胝体肿瘤的癫痫患者以这种方案治愈后，一些顶尖的医生开始相信，如果可以通过切断左半脑和右半脑之间的联系，让其中一侧过分活跃的神经纤维无法触发另一侧的刺激作用，那么一般的癫痫都可以得到控制。此后，又有几例相关手术得以进行，然而医生认为这种实验还是具有很高的风险。有一个医生的报告称，病人没有出现不良反应，但另一位医生收手了。同事们说，他很后悔之前曾为病人做了这种手术。这种手术确实太危险了，他如此紧张也可以理解。手术需切断两亿条神经纤维。此外，科学家们在猴子身上实验之后，发现它们术后出现了协调性问题。因此，没有人拿得准W. J.在经历分脑手术后会怎么样，毕竟从这种手术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其凶险。他和9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有着类似病情的病人都决定进行这次手术，可以说他们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实验对象。

W. J.的手术定在1962年2月4日，在洛杉矶的怀特纪念医院进行。他是第一位接受手术的病人，大获成功，癫痫被治愈了。W.J.不再跌倒，看起来完全正常，能说话，能走路，能集中注意力，但他和那些猴子一样出现了协调性问题，两手无法协作。他只能坐在左手上，以免它干涉右手活动。这是由于每只手都由不同的半脑控制（眼睛也是如此），胼胝体切断之后，左右半脑无法再沟通，所以出现无法协调的现象。实际上，他患上了“官僚病”：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

手术后还出现了另一个异常现象。科学家们先遮住他的左眼，给他看一个勺子，他能看见，这表明控制右眼的半脑运作正常，但反过来，遮住右眼，他的左眼就看不见勺子，哪怕他的眼睛盯着勺子，他也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这是否表明控制左眼的半脑受损？他是否真的无法看见勺子？

为了找到答案，科学家们做了另一个实验。他们给他一个摩斯密码键盘，让他看见闪光后用左手敲击键盘，左手和左眼由同一半脑控制。然后科学家们就开始发出闪光。如果他敲击了键盘，就说明半脑正常运作。结果闪光一出现他就敲击了键盘，说明半脑确实正常。但是，科学家们问他看见什么的时候，他还是说什么都没看见。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确实看见了光，但没有说自己看见了是因为语言中心在右脑而非左脑。科学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半脑没有出问题，但两个半脑之间无法交流。实际上，这个病人相当于有两个独立的大脑。

后来，科学家们做了更多实验，这个发现也变得更为重要。科学家们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病人做分脑手术的时候，另一个异常现象出现了，简直匪夷所思。科学家们用特殊装置来为病人遮住眼睛，分别给右眼看鸡的图片和给左眼看雪的图片。然后又让他像平常一样用双眼看一堆卡片（其中有鸡爪和雪铲的卡片），让他找出与刚才看到的图片相匹配的卡片。他的两手抓的并不一样，左脑控制的右手抓的是鸡爪的图片，右手抓的是雪铲的图片。这就合理了，鸡爪对应鸡，雪铲对应雪。每个半脑独立运作。

但当科学家们问W. J.为什么选择鸡爪和铲的时候，他的回答就有点儿意思了。设计实验的神经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问病人这个问题时，他左脑语言中心回答说，很简单，鸡爪对应鸡，这很合理；但当问到为什么选择铲子时，他的回答是，需要铲子来清理鸡窝。这并不是他选择铲子的真正原因。实际上，铲子对应的是他右眼看到的雪，但因为语言中心在左脑，而两个半脑之间没有交流，所以左脑并不知道实际原因，只是试图解释事实。加扎尼加是这么解释的：左脑用所知的一切来解释事实，它只知道鸡爪，完全不知道雪景，但又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铲子，想到鸡确实会把鸡窝搞得一团糟，需要清理，那么就是这个原因了吧，非常合理。有趣的是，左脑并不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事后努力找到一个符合场景的答案。

后来，加扎尼加又对另一位病人做了实验，他在电脑屏幕上放映了一位女士裸照，病人咯咯地笑了起来，问她为什么笑，她回答：“不知道，没什么，可能是因为那台搞笑的机器吧。”这很奇怪。其实病人的右脑看到了图片，左脑却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只能想出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答案。

这些做了分脑手术的病人的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加扎尼加的说法，是解释，也是虚构。做过手术的大脑编造了一个故事，收集了自己能够获得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构建了一个小故事。有些人身上出现这种韦尼克脑病的临床症状，而这种病是由缺少维生素B1引起的脑损伤，也是由酗酒导致的。还有些人是由于大脑正中前额叶皮层损伤。不管具体病因是什么，一些遭遇这种紊乱症状的极端病例会说一些明显虚假的话。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科学家称有一位正在接受前交通动脉瘤破裂治疗的退休的精神病医生，认为自己还在诊所工作，多次说要去照看病人而离开诊疗室；一位患上边缘系脑炎的年轻律师疯狂地寻找案宗，认为自己应该出庭。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过滤幻想的大脑机制出现故障，幻想和现实混淆不清，但并非大脑损伤才会出现这种症状。

加扎尼加的分脑实验表明，虚构并非构造缺陷，而是独特特征。我们编造故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幸亏有这个解释功能，才使我们了解人类天生就会讲故事。难怪那些观看几何图形短片的学生会脑补出肥皂剧。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虽然我们能够找到真相，但大脑并不倾向于接受真相，它更倾向于用一些故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加扎尼加说，实际上，我们热衷于“寻找模式”，哪怕没有模式，我们也会根据“检测模式”来预测未来。由于人类的“寻找模式”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们常常容易犯错，而动物却不会。

这听起来像是大脑构造的缺陷，然而并不是。我们之所以进化出各种模式，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对我们大有裨益。正如科普作家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所说，我们是那些最擅长“寻找模式”的人的后裔。这叫联想学习，是一种对于从秀丽线虫到智人都非常基本的行为。“检测模式”不仅可以区分人类和动物，还能区分人类的创造性。这种能力可以体现和提升人们的创造力。天才可以从普通人听到的噪声中辨别出关键信号。

普通人和天才的大脑有何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多巴胺递质的含量。人类大脑中多巴胺越多，越能够发现不同的模式。多巴胺太少的话，则会对模式视而不见。但是，多巴胺太多的话，可能会无中生有，找到一些不存在的模式。你认识这样的人吗？我就认识一些。这都是多巴胺在作祟。

如果我们的大脑发现了一些实际不存在的模式会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得到了统计学家所说的第一类错误，即误报，我们会如何？在现代社会，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假如你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去找医生检测艾滋病。几天后，医生说你的检查结果是阳性的，你几乎吓得魂飞魄散，但最后发现，竟然是误诊，你并没有感染艾滋病。这个过程很可怕，对吧？但在原始社会，那些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就算得到了误报也没关系，只不过是证明岩石后面没有藏着一条蛇或树丛里没有躲着一只狮子而已。没有蛇和狮子？没关系，继续过原来的日子。舍默说，这样的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大脑没有进化出“谎言”探测功能来区分模式的真假。我们也没有错误识别管理器来调节模式识别的引擎。

因此，我们对于讲故事的政治人物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们的大脑无法快速识别故事的真假，只要是故事就喜欢。这就让那些善于讲故事的政治人物比其他不善于讲故事的人有了一个巨大优势。我们实在太爱听故事了，一听到故事本能地就会迅速竖起耳朵。我们的大脑对故事有化学反应。最近的一项实验表明，故事可以激活大脑，让它更加活跃。故事里的动作越多，化学反应越多。但是，故事千差万别。大脑可以区分积极的故事（政治人物通常讲述的那种）和消极的故事。听到感性的故事，大脑会释放后叶催产素（即我们之前提到的爱情荷尔蒙）。听到让人烦躁或者忧虑的故事，大脑则会释放皮质醇，即压力荷尔蒙。换句话说，故事改变大脑。当我们输入牙膏说明书之类的普通信息时，大脑既不会产生后叶催产素，也不会产生皮质醇，它只会觉得无聊。但是，大脑对于并非客观中立的故事总是青睐有加。

世界看起来越复杂，我们就越想拼命通过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那些像谷歌或者其他搜索引擎这样公认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事物，也让生物变得复杂且难以承受。谷歌不仅帮助我们，还在影响我们。一方面，它让我们快速获取世界的知识。坐在家里的桌子前，就可以与不同价值观的一千种文化亲密接触。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接触到以前不了解的文化。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看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是色情的或者具有煽动性的内容。这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还不甚明确，但谷歌给我们机会探索从前封闭的世界，从而迫使我们做出选择。任何一个选择都能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不管是访问希腊同性恋色情网站还是3K党的相关网站。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我们不仅在表达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也在表达自我。这可能让人有点儿紧张。

世界变得越复杂，我们就越容易被故事吸引，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这就像在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我们通常以选择名牌的方式来降低选择难度，但这也导致我们变得更加依赖党派。随着道德伦理变得模糊，古老的真理开始崩塌，我们在党派身份中寻求庇护，那些信手拈来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世界。2008年，经济停滞不前，民主党不需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只需重复上次危机的故事即可，所以他们不假思索地将一切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而共和党则有另一番解释：国会干涉了市场的自由运转，给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政府补贴，让它们降低房贷门槛，这样穷人也可以买到自己原本无力负担的房子。这是一个“买一送一”的答案：一方面利用了共和党成员对“政府是邪恶的”坚定信念，一方面深化了“穷人得到了一些不应得到的好处”这样的印象。

几年之前，历史学家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编著了一本理查德·尼克松的作品集。在编者按里，他写道：“尼克松的开篇就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特征，是一个人们通常没有注意到的特征，即尽管他有些怪异，但一直能够与最普通的选民建立某种联系。”这种特征具体是什么呢？讲故事。尼克松是一个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人，这对于一个总统而言是一项特别有用的技能。总统身上有很多头衔，如总指挥、道德领导者、首席教师，但这些都比不上“最会讲故事的人”。1972年参加选举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个美国人都能明白的故事：是他复兴了美国、访问中俄两国从而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是他平息了越南战争、严厉镇压了反战学生。至于“水门事件”，他在故事中没有提，人们也就忽视了。为不符合既定思维的事实辩解比构思一个新的故事容易多了。选民不需要像病人P. S.面对铲子一样直面“水门事件”的证据。当然，他们没有把“水门事件”当回事还有另一个原因：神话的力量。

3.

1964年春，在越南战争开始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安排了一个战争游戏来测试美国计划使用的战略的效果。这个游戏叫西格玛I–64，共有54位来自中央情报局的高层、白宫和国防部的决策者参加。他们被分成了4组。蓝队代表美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国，红队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产党和寮国战斗部队，黄队代表中国共产党。控制组代表世界其他组织和国家：欧盟、苏联、联合国和美国民众，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熔炉。游戏如何进行特别值得关注，蓝队使用蓝纸，红队使用粉纸，黄队使用黄纸。还有一名少将和几位上校在内的20位军队官员来帮助这些队伍。

这个游戏旨在了解如果美国通过“逐步升级”战略来试图削弱越南共产党，表现得咄咄逼人，其他各方会如何应对。“逐步升级”战略被视作谨慎路线，和其他战略相比大大降低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而全面战争则会让中国卷入争斗。但是，这种战略真的能发挥预期作用吗？越南民主共和国会减少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吗？越南共产党会式微吗？在现实世界的战争中，人们无法准确预测敌人的反应，但战争游戏可以尽可能地模拟对手反应。实际上，战争游戏的设计可以减少投射偏差，即我们之前见到的人们在预测他人时容易犯的错误。要让自己不受这种偏差的影响，就要换位思考。

西格玛I–64是由战争游戏机构在1964年4月6日13点开始，在五角大楼地下一层进行，持续了三天，在4月9日18点结束。情况如何呢？游戏一开始，蓝队开始通过地面突击来进行跨境突袭，对红队施压。而红队则加快反击，对美国飞机、美国人员（包括侍从）开火。这反过来让蓝队又开始加大红队的攻击。空军受命轰炸红队，海军也得令用地雷轰炸港口。

双方交战了几个回合，每次其中一方的攻击都会激起另一方的反击，最后导致暴力逐步升级，即美国人称之为“以牙还牙”的策略。战线拉得越长，美国的立场就变得越被动。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没有退却，还不断增加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后者也不断加大攻击力度。因此，国际上风向也就发生了转变，认为美国是始作俑者。美国国内舆论也褒贬不一。美国总统害怕局势失控，转而向国会寻求共同决议来得到授权，从而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击退进攻。

这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正如历史学家所言，这与现实惊人地相似。西格玛I–64战争游戏就像是恐怖电影的卖点，就像是来到附近的一家影院，观看恐怖电影。战争游戏机构在最终报告中甚至警告，如果美国参战的遮羞布被揭开，那么人们就会觉得这就是自私的入侵行为，国内外舆论一定会变得对美国不利。三个月以后情况又变得如何？林登·约翰逊总统国会寻求共同决议来允许他对东南亚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美国在北部湾的一艘驱逐舰两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枪击。这和西格玛I–64游戏一致。后来，真相变得明朗，根本没有第二次攻击。接收船只和枪火信号的雷达由于天气原因出现故障。约翰逊总统也对助理吐露实情：“据我所知，我们的海军是在向鲸鱼开火。”

虽然在这次战争游戏的最终报告中，官员们还希望“逐步升级”战略能够获得成功，然而主要文件提供的证据表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除了一些无法预测的、幸运的停火之外，“逐步升级”策略没有发挥作用。越南民主共和国会继续给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越南共产党会继续存在，国际舆论会对美国不利，民众会不支持。简言之，美国会成为越战的输家。

西格玛I–64战争游戏设计非常精巧，运行方式也无懈可击。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其中，包括900个工时，还有许多政府高级官员。最后，战争游戏机构制作了一份记录游戏过程中每支队伍行动的精彩报告，这也为现实中“逐步升级”战略实施后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参考。56位参与者都拿到了这份报告，封面还附有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付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D.泰勒（Maxwell D. Taylor）还在上面签了名。

后来，这份报告就无人问津了，约翰逊总统也没有得知报告结果。决策者们还是决定在几个月后在越南执行“逐步升级”战略。

1964年9月，战争游戏机构应约翰逊总统首席战争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之邀，重新实行该游戏。罗斯托认为，第一次游戏结果对美国而言糟透了，因为蓝队（美国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设想。新游戏名叫西格玛II–64，蓝队得到了一些新的指示。政府顶级官员再一次把日常事务搁置，全身心地投入游戏。这些官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他的哥哥副国务卿威廉·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国防部部长助理约翰·麦克诺顿以及国防部副部长塞浦路斯·万斯。游戏在1964年9月8日开始，持续了9天，这意味着政府对这次游戏更为投入。

这一次，代表美国的蓝队再一次使用了“逐步升级”战略，也就是现实中美国采取的战略。这次同样未能阻止越南支持越南共产党。越南共产党也针对蓝队的战略增加了攻击力度。最终报告确认，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农业社会。轰炸稻田可不会有什么作用。轰炸目标也不足以准确和丰富到能够为策划战争和选择轰炸的战略开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94个打击目标，包括通信线路、军事装置、工厂等。但是，哪怕把每个目标都轰炸了，也无法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越南共产党提供武器和士兵。美国政策启动了第二次游戏来测试“逐步升级”战略的基础设想。结果再次表明，采取该战略无法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越南共产党。实际上，这还会导致美国输掉战争，但游戏的结果再次遭到忽视。

故事到了这里变得有点儿无聊，情况也变得更糟糕。1965年，美国国防部再次进行游戏实验，还是得出了和之前一样的结论。使用“逐步升级”战略会让美国输掉战争。美国在游戏中一共输了三次。三次！他们也不想承认输了这么多次，而且最后一次把真相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逐步升级”战略没用。哪怕轰炸越南再多次都无法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越南共产党。然而，虽然美国在战争游戏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还是一如既往地采用这个充满瑕疵的战略。

这听起来很可笑，却是现实。结果很明确，因为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引用了西格玛II–65报告里的话，明确承认轰炸越南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深知，越南领导层能够、也将会承受施加给越南的惩罚。这是因为越南本质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体，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庄构成。工业活动只占总体的一小部分，即使工业乱象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这还不够明白吗？继续轰炸吧，一点儿用都没有。

1964年和1965年战争游戏的设定旨在让决策者深入了解对手的思维。游戏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决策者并非措手不及。他们知道，完全知道，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无法阻止越南共产党在南方活动，但他们还是选择发动战争。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直言，西格玛II-65战争游戏的报告结果让他非常烦恼，但他也证实了我们的记录结果。他写道，报告似乎对国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没什么影响。麦克纳马拉暗示，这是因为1965年关于越南的新闻非常振奋人心，美国第一次与越南共产党交战就一举击溃了他们。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不久之后情况开始恶化，国防部还是继续忽略战争游戏的警示。

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1964年，也就是一年前，西格玛I–64战争游戏之后人们还是如此漠然，彼时地面局势已经失控。决策者对游戏结果视而不见。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疑惑地承认了人们对游戏的漠视。他说：“几年之后再解释这一切看起来有点儿惊人，我希望我能回忆起或者准确描述当时游戏的影响，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而且我发现其他人也和我差不多。”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如此漠视游戏结果呢？显然，是决策者的认知偏差作祟。战争游戏的证据表明他们推崇的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他们便直接忽略这些证据，哪怕游戏测试也是他们促成的。这是不证实偏差的典型案例，即故意忽视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证据。他们还犯了投射性偏差的错误，坚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最终会在狂轰滥炸下改变策略，就像我们一样。正如中将安德鲁·古德帕斯特（Andrew Goodpaster）在严正抗议麦克纳马拉主张时说道：“先生，你在试图模拟敌人，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没法替别人思考。”即使承认不证实偏差和投射偏差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决策者，那就是他们坚信，美国作为技术强国和超级大国，终将立于不败之地。失败是无法想象的，不管报告如何，他们都不能接受美国在决心获得军事胜利后还可能在越南战争中失利。

这种现象反映的远不止认知偏差，而是整体性的盲目。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神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相信的神话就是一个赢了“二战”、在历史上百战百胜的超级大国不可能在越南战争中落败。失败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越南的灾难源于神话。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夸张，但如果仔细想想神话的重要作用，你还会认为，神话塑造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让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是夸大其词吗？

毕竟，神话只不过是我们赋予了特殊意义的辉煌模式。众所周知，大脑热爱模式。聪明的人无法抵抗神话，这是人类难以避免的。一个人越聪明，大脑就会产生越多的多巴胺来增强寻找模式的能力（正如前文指出的，多巴胺与创造力有关）。我猜测，这可能意味着，聪明人特别容易制造神话。他们也许能看见其他人无法看见的模式，从而贸然下了一些错误结论。如果真是如此，那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高居官位的聪明人无法意识到对越南开战是多么愚蠢。不管事实如何，他们从死亡人数、大型轰炸行动和其他重要数据中读出了重要信号，认为美国会赢得战争，实现美国使命，而事实是我们已经难以维持现状。简言之，过量的多巴胺可能是让那些最卓越的人做出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点还未得到证实，但美国无所不能的神话会导致严重后果，不管聪明人是不是容易受神话左右。

4.

我们所有生活方式和文化都由神话来定义。圣母玛利亚以处女身产子是神话，英国僵硬的上唇（指英国人坚毅、镇定的性格）是神话，威廉·特尔（William Tell）的故事也是神话。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神话。美国总统在讲到自由时，其实是在引用神话。当提起乔治·华盛顿时，我们指的不是总统本人，而是一座丰碑。那些在普利茅斯岩着陆的朝圣者、贝齐·罗斯（Betsy Ross）制作的第一面美国国旗、宣告独立的自由钟声，这些都是神话。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所谓的建国神话（与起源有关），也有很多其他神话。神话的普遍性表明，这是我们进化出的最为显著的心理机制，有助于解释一个历史学家发现的神话的特点：神话不会消失。这也是最让人烦恼的一点。神话只会冬眠，但环境改善的时候会重新焕发生机。约瑟夫·斯大林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1953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官方就否定了他，彻底曝光了他的暴行。然而在他60周年忌日，当民意调查者问俄罗斯人，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他们的答案竟然是斯大林。其实民众纪念的不是斯大林这个人，而是伟大领导者的神话。在神话中，事实和传说交错难分。事实是偶发的，真正重要的，是神话对于人们的意义。

美国人也不能免俗地相信神话，这是因为神话对美国人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正如心理学家约翰森·海蒂所指出的那样，神话是联系群体的纽带。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社会，比单一化社会更需要神话。和其他世界上的民族不同，美国的历史太过短暂，没有融合成有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不像德国人、法国人那样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美国人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部落身份。合众为一？虽然美国人很愿意这么想，但事实并非如此。联结美国人的不是一个共同身份，而是一套松散的信念体系。因此，神话对于美国人独具魅力。神话帮助美国人回答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用18世纪法国旅美作家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是谁”。200年过去了，美国人还是不太确定，但神话可以提供一点儿线索。神话缔造了美国人。因此，美国人坚守这些神话不愿放弃，因为这是他们的身份。神话实在太重要，因此革命之后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走上了有意识地造梦征途。这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真正的美国身份。他们不希望陪伴孩子长大的是《罗宾汉大冒险》（Robin Hood ）和《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 ）这样的故事。《建国消息的信使，保罗·里维尔的故事》（The Story of Paul Revere, Messenger of Liberty ）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偶然，朗费罗为他写了一首诗。普利茅斯岩之所以如此有象征意义，是因为丹尼尔·韦伯斯特在那里做了一场著名演讲。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有神话呢？因为神话告诉我们是谁，我们该珍视什么样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常常为了哥伦布这样的人物和圣诞节这样的节日而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已经成为美国神话的一部分。我们用神话来定义自己。普利茅斯岩、贝蒂·罗斯和自由钟都是美国文化基石的一部分。我们非常看重神话，所以当有批评者质疑哥伦布的美德或者圣诞节的普遍性时，许多人自然会跳出来反驳。他们捍卫的不是神话本身，而是他们自己。神话代表美国人自己。

那么，决策者面对越南战争失败的证据选择忽视，以至回忆过去时无法想起当时对战争游戏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还记得威廉·邦迪回忆录里怎么说的吗？“几年之后再解释这一切看起来可能很惊人，我希望我能回忆起或者准确陈述当时游戏的影响，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我发现其他人也和我差不多。”威廉·邦迪是公认的聪明人。他曾是历史学家，在政府供职之后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而他却承认无法回忆起当时参加数日之久的战争游戏的感受。他和他的同事一样，必须坚信美国无所不能。也难怪官员们会对战争游戏的重要性视而不见。鉴于神话渗透到各个角落，要是决策者真的依据行事才是奇观。

“水门事件”之后，许多华盛顿的记者对这个丑闻后知后觉，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尽情写稿。他们也曾自问为何对此如此滞后。他们最后的答案大部分都是太缺乏想象力。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总统会像尼克松这样行事。《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华盛顿分社社长杰克·尼尔森（Jack Nelson）反思道：“对我这样愤世嫉俗且严厉的记者而言，我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总统会卷入这样的罪恶。”为什么呢？神话影响了他们的判断，是美国总统的神话。而尼克松的行为与这个神话完全背道而驰。

被总统神话蒙蔽的不仅是华盛顿特区的记者们，还有大多数选民。他们最后才发现受到欺骗。也因为如此，他们花了11个月才着手处理尼克松撒谎和掩盖犯罪的证据。他们必须先打破总统神话才能否定尼克松。这是本能使然。

第九章

好像还在1974年

人们为什么总是发表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言论？

1.

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卸任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后不久的某一天，突然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2007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局长，也是自尼克松基金会将图书馆移交联邦政府管理后第一任局长。他的发际线提前后移，虽然在加利福尼亚生活数年却很白皙，说话通常是整句。没错，他就是你脑海里典型历史学家的样子。他听到总统演讲的时候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很多总统也讲过类似的主题。国会通过重要法律的时候，他也不由自主地把它与历史上的其他法律相对比。在图书馆工作不久，他就明白尼克松基金会那批人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是和他一样总是比较现在与过去，而是陷在过去不能自拔。虽然日历上已经是2007年，但对基金会这些人来说，时间好像永远停留在尼克松辞职的1974年。

这种现象虽然怪异，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关的证据也在不断涌现，只要看看“水门事件”的展览即可。该展览开始于1990年，即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开馆那一年，当时它声明对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尼克松事前并不知情，确实如此。然而，后来的内容都是非常虚假、没有根据且具有误导性的。纳夫塔利说：“这很可怕。联邦机构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它已经沦落为掩盖罪恶的工具、杜撰的产物。”为什么有人下令破门而入？前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担任总统连任的主席，因为他的夫人而后院起火，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尼克松本人曾经多次同意闯入私人场所以抹黑自由派和极端右翼分子。总统是否知道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经闯进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总统对抹黑他的行动是否知情无法证实，然而行动组组长说，尼克松确实知道。但是，“水门事件”展览对埃尔斯伯格的事情绝口不提。为什么尼克松要求中央情报局来停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得归咎于白宫顾问约翰·迪恩曾经建议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这么做，霍德尔曼又把这话传给了尼克松，尼克松同意了，这听起来像是迪恩和霍德尔曼的责任，而尼克松是无辜的。

这完全看不出是尼克松掩盖联邦犯罪和阻碍司法公正的开始，这些罪名中的任意一项都足以弹劾总统。两周之后，联邦调查局执行局长帕特·格雷（Pat Grey）曾拜访总统，抱怨中央情报局的干涉，尼克松则告诉他彻底调查。发现了吗？尼克松看起来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他并不想掩盖什么。当迪恩告诉他有“总统毒瘤”时，他的反应是放弃总统享有的所有特权，这样调查者可以找到真相，这听起来很完美，然而尼克松还是设法使坏：拒绝公布案件关键证据——白宫的录音，甚至还到最高法院来阻止公开录音。当法院最终要求尼克松转交录音时，他随即同意了。实际上，尼克松曾经认真地想要违反法院的命令。

为什么“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丢掉了总统的位子？按照“水门事件”展览所展示的，这些人虽被媒体捧为英雄实际上却是满身缺陷的人。“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参议员萨姆·欧文曾被媒体包装成“宪法英雄”，但他其实是个老派的种族主义者。9年前，他曾投票反对内战。那么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呢？他们严重地违反了道德伦理。“他们通过贿赂非法获取电话号码，还和大陪审团的成员谈话。”那么，被尼克松炒掉的由阿奇博尔德·考克斯饰演的起诉人呢？他是对尼克松怀恨在心的肯尼迪家族密谋安插在办公室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水门事件”展览所遗漏的东西显而易见：对手名单、要求国内税务局对对手进行审计的计划、尼克松歧视和反犹太人的证据，让劳动统计局单独调查犹太人的证据这些却绝口不提。尼克松批准后又取消的“休斯敦计划”呢？该计划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容忍非法窃听、偷盗以及其他罪恶。总统在录音中说道：“你记得‘休斯敦计划’吗？执行这个计划，并且要秘密执行。”而“水门事件”展览对于该计划仍旧没有提及只言片语。

最令人惊讶的是“水门事件”展览的结语：截至1974年的初夏，还未有证据证明尼克松参与掩盖罪行，直到8月证据才开始最终浮出水面。有一个短短6分钟的录音提供了所谓的确切证据，其中尼克松提到让中央情报局来组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确实太糟糕了。如果录音一年前出现，尼克松可能就可以幸免了。这是压倒尼克松的最后一根稻草。

联邦政府接管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之前，基金会成员同意用更客观、更中立的展览来取代原来的展览，但他们并没有付诸实践。这让人困惑。如果他们要确保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布置新的展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动手，但他们没这么做。相反，他们只是让一切保持原样。纳夫塔利说：“美国政府坚持让尼克松派在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接管前换掉展览。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不想做这种替换的事。我到现场的时候，尼克松基金会的约翰·泰勒牧师对我说，他们无法修改自己的展览，大家无法就此达成共识。所以，没有什么比尼克松派无法找到办法来修改“水门事件”展览这件事更能说明他们停留在1974年以前了。想想吧。”

纳夫塔利回忆过往的时候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水门事件”已经是近40年以前的事情了，但还有一群人到现在都无法接受现实。他们忠于尼克松，到了只能接受尼克松本人解释的程度，时间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

2.

人类难以看到事物的真正面目，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通常，人们认为政治领域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党派偏见。民主党成员对民主党出身的总统给予较高评价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党派。共和党成员偏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是如此。这是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成果。神经学家们的报告称，把实验对象放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提问一些让党派分子感觉难为情的问题，可以发现党派偏见。心理学家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在2004年大选期间做了一个实验，给党派分子展示约翰·克里和乔治·W.布什公然发表的一些虚伪言论的明确证据，结果他们直接无视了对本党候选人不利的证据。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大脑还为此给予奖励：忽视证据之后，他们感觉好极了。韦斯滕解释道，当发现一些客观证据而大脑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大脑内部是这么运作的：当面对一些可能令人烦恼的政治信息时，产生不快的神经网络会被激活，大脑注意到数据和需求的冲突，就会设法关掉负面情感的水龙头。注意，我们并不会浪费认知能量消化信息，相反，我们试图让信息与党派偏好达成和解。

但是，认知偏差并不能完全解释党派行为：他们不仅忽视证据，还制造证据；他们的说辞会让人头晕目眩。说出一些有利于本党派的话是一回事，而说的话无力到让人目瞪口呆又是另一回事，尼克松派对于“水门事件”的辩解给纳夫塔利的感受就是如此。这种言论无法促进团体的发展，而是会削弱。然而，我们随处可见这种模式。加入一个团体通常是出于一个理性的原因，或者至少是看起来合理的原因，但随着逐渐深入了解，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

茶党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开始，像凯利·卡仁达（Keli Carender）这样茶党人士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7 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卡仁达是2009年2月16日茶叶党第一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是这么说的：

我完全无法理解没有这么多钱却要花这么多。我觉得改善私企发展的环境和促进就业更符合逻辑。有时，我很像那个来自肯塔基的参议员、自由派人士兰德·保罗（Rand Paul）。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多像医保和医疗救助这样的项目，而应该有更多慈善组织。有时我也想，应该由州而非联邦政府来解决这些事。我每次都会在受到否定之后重新提出其他的解决方案。

凯利·卡仁达的背景非常传统，一点儿都没有特色。他在西华盛顿大学学习数学，后来在牛津大学攻读教育学学位。他并不是我们印象中茶党成员那种守旧、无知的样子。他才30岁，还戴了鼻钉，生活在自由的西雅图。

在那场120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举行三天后，全国广播公司编辑里克·圣泰利（Rick Santelli）在直播中谴责奥巴马政府的房地产市场救助计划，那些业主的贷款已经比房屋本身的价格还高。维基百科词条记载着：“业主负担能力与稳定性计划于2009年2月18日公布，第二天圣泰利对此发表的言论大受关注。他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发来报道，谴责政策助长恶行和茶党之风。言下之意，那些故意申请高风险贷款而最后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是失败者。”

如果你曾阅读过圣泰利的言论，你就会知道这些话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大多数人会将这些言论视为咆哮，但他说的话并不是疯言疯语。事实上，数百万的美国人在这番话里找到了共鸣，随后加入了茶党的抗议活动。这一场发生在2010年颇具影响力的活动帮助共和党获得了众议院的席位。

转眼到了2013年，那些因对政策解读不清而愤愤不平的纳税人（比如大部分人认为奥巴马加重了税收，但实际上奥巴马减轻了95%美国人的税负）的抗议活动，现在已经成了一场激进的人民运动，他们对自己的人格与智力深信不疑，宣扬如果达不到目标就要关闭联邦政府。他们叫嚣着政府要撤资奥巴马的医改计划，否则将推翻美国政府。

他们并没有就此住手。他们宣称，如果这些要求没有满足，他们将阻止民众为几周后提高债务限额投支持票。他们坚持认为美国的经济不会因一场投票而被影响。几乎全球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反对。社会经济学家发现，集群管理常常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怪诞想法的通行证。个人一般不会提出极端想法，一旦与想法类似的人聚在一起，一群反对者很快就会义无反顾地冲向一个又一个的极端。如果他们驱赶异己，剩下的成员将更加疯狂。社会学家已经发现，在有领导者的情况下，被领导者会肆意蔑视社会规则。

在某次实验当中，一群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学生需要做一场数学测试。其中有一位实验策划者的卧底假扮学生在考试中明目张胆地作弊。之后呢？其他人立即效仿他，也开始作弊。在随后的实验中，同样的卧底穿着卡耐基–梅隆大学死对头——匹兹堡大学的T恤明目张胆地作弊。结果呢？几乎没有人效仿他的行为。他穿的T恤意味着他是一个局外人，而小组成员不会效仿局外人的行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以下是一份尼克松基金会公布在其网站上的董事会成员的名单（获取于2013年9月12日）。

表9–1 尼克松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名单

从这张表中能看出什么？这些都是严肃认真的人。德曼的助手之一劳伦斯·M.希格比是一名商人。里根的首席演讲撰稿人肯尼斯·I.卡其吉安是一名律师。弗雷德里克·V.马列克是万豪酒店和西北航空的前主席。皮特·威尔逊曾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在遇到这些极有声望的人之后，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够合理地规划人生。但“水门事件”发生时，这些人凑在一起后却无法保持理智（尽管其中一些人已经偏离了组织的正轨）。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有一点很明确，并不是只有无知的人才会相信那些明显背离事实的错误想法，这种错误是我们常犯的。任何人都会。当自由党的权威控诉茶党时，我们误导自己，并将正确的观点归类于物质。或许无知与这一切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究其原因是什么呢？这群人怎么了？为了一探究竟，让我们研究一下纳夫塔利，看看他作为尼克松图书馆馆长做出决定的时候，曾发生了什么。正如他在故事中所说，每次他想要另辟蹊径，引入新观点的时候，总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当他邀请自由记者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在某次图书馆活动中演讲时，基金会突然切断了图书馆展览的资金。两年后，当他受邀来演讲时，一场暴风雨又打乱了计划。“之前曾有一场活动，人们写信给每一位在世的前总统来谴责我，说我侵蚀了整个总统图书馆系统，说总统们一定不愿让这种情形在自己的图书馆发生。为什么我们应该让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来执行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我从没有见过这封信，但我知道里面提到了我，因为克林顿总统图书馆的馆长会纳闷谁是纳夫塔利，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是一个威胁。”除了这些压力之外，纳夫塔利认为自己不能放弃。纳夫塔利说：“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把约翰·迪安带来，一定要做到。我面临的是辞职的问题。如果华盛顿方面说不行，那么一切都结束了，都完了。我们将永远不能获得公信度。”

约翰·迪安如期而至，但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为了支持迪安的到访而与同事们决裂，随后被辞退了。基金会切断了对图书馆的资金支持。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目前仍在联邦系统内，保管着总统的资料，却没有收到基金会的支持。这样的总统图书馆，是唯一一家。随后不久，新的尼克松基金会领导者随后表示他是幕后指使人。“如果提姆不进行整顿，那是向纪念馆释放的信号。”他向《洛杉矶时报》坦诚地说。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却没有任何意义。

纳夫塔利不是敌人。实际上，他能被联邦政府选为担任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尼克松基金会认为他合格。与很多从“水门事件”过来的历史人物不同，纳夫塔利太年轻，身上没有“水门事件”的烙印。“我是同性恋，我来自加拿大。尼克松下台时，我只有12岁。”他在出任馆长时曾这样告诉《纽约时报》。“我与这个游戏没有利益联系。”他表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纳夫塔利已经向总统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主动示好，并提议与尼克松支持者共同举办展览。

他举办了以尼克松的手为主题的活动，但他常常发现自己与基金会的人意见相左。纳夫塔利很明显的一个面部特征是，他越生气，额头上的皱纹就越多。当他在回顾自己担任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的5年中所经历的事情时，纳夫塔利的眉头开始抽动，前额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皱得好似新生儿的脸。很明显，这个话题挑起了他人生中非常动荡的一段经历。尽管他已向尼克松支持者解释他需要一个平衡的方式来建立图书馆的公信度，但每次他为此做出的尝试，都会失败。最糟糕的还没来。这一切都令人沮丧。到处都是多层面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的展览中不仅展示了1972年“水门事件”的爆发，还有1970年和1971年发生的“水门事件”的导火索、尼克松发誓要保密的“休斯敦计划”、水管工秘密调查组的创立，还有从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处盗窃资料等。新展览包含了旧展览中所有未包含的部分。范围如此广，以致后续的影响非常深远。

新展览使“水门事件”变得通俗易懂了，当然，对于那些未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可能很难琢磨。这也是旧展览未能达到的效果，让整个国家最后决定摆脱尼克松思维的影响。旧展览之后，在对敌人和媒体的仇恨情绪下，人们都认为尼克松的辞职非常意外并难以理解。新展览则证明他的敌人并没有打败尼克松，是尼克松打败了自己。新展览中的很多展品为人们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水门事件”。例如，霍尔德曼一直宣称自己从未在辞退窃贼戈登的会议上出现过，但实际上他就在现场。纳夫塔利手里有证据。

霍尔德曼在入侵事件之后曾命令立刻销毁所有指向他和其他人出现在白宫的证据，但一份早期由霍尔德曼的助手在会议上做的谨慎的笔记留存了下来。展览中还有一个其他历史书都未收录在内的故事。在一份从未开封的录音带中，尼克松曾考虑为水门窃贼和在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逮捕的反战人士实现大赦，但这个计划本身存在漏洞：逮捕的反战人士数量不够，不符合这次大赦的合理性，所以霍尔德曼提议，伪造指控，逮捕更多反战人士。所有这些和更多的证据都在新展览中出现，或许这是最坦诚的一次总统图书馆展览，其中展出的都是毁灭总统、未记载在册的证据。

出于礼貌，纳夫塔利将文本发送给了尼克松基金会，进而引发了另一场风暴。尼克松支持者非常生气，将抱怨直接发泄到了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总部。是什么惹怒了他们？纳夫塔利的“水门事件”展览呈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这自然对尼克松不利。他们的观点是，总统图书馆的展览应该对总统“有利”。“水门事件”是尼克松在位期间犯下的罪行，而这一罪行又导致了他的辞职，“水门事件”展览又怎么可能对他有利呢？尼克松的支持者坚持认为，把这些证据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听起来不错，但如果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时，尼克松支持者又回到了尼克松在任时对自己的辩护说辞上。尼克松辩解的关键是，他这个人并不是从“水门事件”开始评述的。

理查德·尼克松或许曾承认过这项或那项罪名，但他绝对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总统。罗斯福、肯尼迪以及约翰逊都曾在总统办公室秘密录制对话。肯尼迪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曾使用非法窃听装置诬陷马丁·路德·金。很多总统做过的事远远不只组织窃听。几乎所有人都曾使用过见不得人的把戏。尼克松并不是一个例外。他曾是一个正常的总统，而不是之后一系列事情中反映出来的怪胎。读一读尼克松支持者对这个展览的反对意见、一份长达158页的起诉书，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尼克松和霍尔德曼付给窃贼的封口费？尼克松支持者们却说这钱没什么，只不过是给窃贼家庭的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已。

窃听记者的装置？直到最高法院判定“水门事件”中的窃听装置为非法设备，人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装置是不合法的。事实上，除非法院说它们是违法的，否则它们就是合法装备。那“休斯敦计划”呢？展览没必要收录这部分，正如这件事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见不得人的技巧和间谍？这一部分也不应该包含在“水门事件”的展览中。尼克松支持者说：“我们反对有关‘休斯敦计划’的展览，因为这是对‘水门事件’不恰当的扩展，这一部分只是水门丑闻故事的拓展。”

那又如何解释为约翰·米歇尔和霍尔德曼的辩解以及厄里希曼的入狱？尼克松的支持者说，这个案子是专门针对他们的：“米歇尔、霍尔德曼和厄里希曼因‘水门事件’中隐瞒事件而判刑，这不意味着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认定所有的抗议为无罪。简单来讲，法官对事实并不确定。”那宪法危机呢？国会与总统之间不和，总统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诉求，要求停止低级法院的传唤记录？尼克松支持者的回复是：“这些行为没有字面意义上的宪法危机，没有任何对法院命令或国会法案的蔑视。”

他们甚至争论在展览中出现的一个观点：如果尼克松没有辞职，他一定会在国会中面对指控。支持者称：“展览没有提到，一年之后很可能会即兴弹劾、审判。也就是说，如果尼克松曾准备了一系列辩护言论，他或许可以指出，很多指控虽然看起来非常严峻，但并不足以定罪。尽管短期的弹劾确有其事，但长期的指控并不确定。”

他们甚至不喜欢将展览的重点放在滥用职权上，尽管联邦政府接管图书馆的相关法规中已明确规定，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应致力于研究尼克松滥用职权方面。研究是一回事，完整地展览是另外一回事。“有必要说明，接管尼克松图书馆资料的相关规定明确指出，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存档任务就是保护、收藏、发表这些与尼克松滥用权力相关的资料及录音，保证公民及学者能够全面了解事实。”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多年来一直按照上述要求行事。实际上，一切正处于进程当中，约巴林达市的新建筑建成之后，所有尼克松任职期间的材料都将汇总在一起，这一进程也可以大大加快。

擅自对规定的有关“滥用职权”的档案标准进行推断，并以此管理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水门事件”展览，这一切似乎是纳夫塔利博士对于法律法规的过度理解。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尼克松的支持者从来不用自己的资料取代旧展览的资料。他们之所以没有用更客观的资料去取代原有资料，因为他们对“水门事件”本身就没有客观的看法。

到了2010年，那些人的观点仍然停留在1974年。他们正准备着做出之前未做出的让步，如他们现在承认掩饰的存在，并真正使用“掩饰”这个字眼。这可是他们在旧展览中没做到的，他们的观点并未真正改变。这些人不仅相信尼克松可能逃离了弹劾与指控，有些人甚至相信尼克松就应该这样做。所有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总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这就可以解释一个谜团。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当尼克松的支持者有机会时，他们没有换掉旧的展览。于是，我们才有机会布置这个新的展览、一个更深入的展览：为什么尼克松的支持者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呢？现在的事实如此明显，即使是尼克松的忠实辩护者之外的人都已心知肚明，为什么他们却仍在坚守呢？当遇到那些坚守错误观点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个观点开他们的玩笑。但这个观点背后似乎有些内容：人们的信息源相同时，他们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在人们加入某个组织后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接收的信息会不断强化自己的观点。其他事情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在我们加入组织之后，我们会把团队的价值看得比事实还重要。正如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他对人类行为的里程碑式研究著作《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 ）中说的：“为什么好人会就政治和宗教而产生分歧，当我们面临着在真理和团队意见的抉择中，通常会遵循团队意见。人类能够在石器时代活下来靠的不是对真理的理解，而是团队的保护。”

就此，海特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在内心进化出一个科学家或法官帮我们对事实做出判定，而是进化出一个律师。和其他律师一样，我们能够从两个方面对事实进行辩论。事实可能是我们所说或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我们常常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但我们能存活下来并不在于对事实的承诺，而是我们适应社会凝聚力的能力。人类的道德都具有社会性。导致尼克松的支持者思想狭隘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保守思想。

根据海特的研究，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组织的忠诚度更高。保守派的六大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团队忠诚度。保守派对组织的忠诚度比自由派要高，而后者的特征，据海特说，被称为普遍主义。这也符合幽默大师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讲的笑话：“我可不是来自什么有序的组织，我是一个民主党人。”而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尼克松的支持者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影响，不管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其他人。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表9–1所示的尼克松基金会董事会的名单。

这些事业有成的人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来看看他们缺了什么。除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特里西娅，以及尼克松的哥哥爱德华之外，其他人都与尼克松没有血缘关系。不但如此，董事会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基因联系。这不是一个家族企业，而是一个社会团体、一个组织、一群想法类似的人、一群尊敬理查德·尼克松的人。因此，反过来，这样的社会组织也因为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而显得极为重要。但在我们弄明白这一系列事情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家庭价值。只有了解家庭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团队。

4.

想讲好这个故事，最好从电影《当纳聚会》（The Donner Party ）讲起。这是一个悲剧，一群悲壮的先驱踏上了不归路，他们选择了一条人烟稀少的近路，在1846年的冬天逃向了加利福尼亚，隐姓埋名。这部电影留给人们的教训是什么？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处于极端环境下的人类无所不能，甚至会残忍地吃掉同伴。近年来，社会学家得出了另一条教训。

社会学家之所以能得出另一条教训，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记录这个悲剧的历史学家一直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中有多少成员有所回应。为了解释这场毁灭性的悲剧（81人中有36人丧命），因此历史学家记录下了关于这段旅程的故事。幸存者乔治·唐纳（George Donner），这位唠唠叨叨、擅长交际的南方人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人们称他为乔治叔叔，而他在极端环境中，不得不将自己已去世的弟弟雅各布（Jacob）的尸体挖出来，让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们靠吃尸体存活下来，乔治一边看着，一边流泪。

还有兰斯福德·沃伦·黑斯廷斯（Lansford Warren Hastings），这位20多岁、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将《当纳聚会》描述成一个猎奇的故事。大批通往西部的捷径，但随后又立即抛弃队友。还有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这位固执己见的爱尔兰人，在杀掉一位卡车司机、抢劫了其中一位领导者之后被强迫放逐。历史学家的角度，换句话说，更注重独立个体。他的故事更注重描述个人经历，强调个体受伤的心。

社会学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了更为无情、更冷酷且更系统的方式。他们对个体的故事不感兴趣，但对群体的故事更有兴趣。所以，他们收集了一堆有关生存的数据，并将其作为冷酷的实验数据。女性群体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好于男性数据？老年人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优于年轻人的数据？他们的发现震撼人心。哪类人群在旅途中的生存能力最差？不是女性或儿童，在需要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最脆弱的人群的生存状况不是最糟的，反而是那些强壮的单身男性，那些你原本以为能够抵抗严峻的冬日环境的人群。他们在任何人群中都忍受最大的道德压力。这些人没有家庭，除了自己之外也不需要照顾其他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私，也不需要为任何人做出牺牲。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管社会学家如何三番五次地强调数据，结果仍是一样的。数据是最清醒的。15个奔赴死亡之旅的单身男青年中，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

哪种人的生存能力最强？家庭成员。《当纳聚会》最真实的教训是什么？并不是冷酷的事实：人类可以无恶不作，甚至会残忍地吃掉同类，这并不是历史学家发现的令人心碎的事实。它给予人类的教训是，当深陷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中时，只要有家庭的支持，他们就能想方设法地活下来。这就是科学家们以最为冷酷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为什么家庭这么重要？

因为在关键时候，你几乎能够永远确定的是，你的家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家人是第一位的，家人之间会互相照顾。你的家族越大，照顾你的人越多，你也会过得越好。的确，在《当纳聚会》这部影片中，家庭规模越大，其遇难人数就比小型家庭的少。这也是进化心理学家发现的、让人最为激动的事实。还有一个例子。当人们检查“五月花号”的记录时，发现了同样的类型。“五月花号”上的先驱也面临了同样的困境，他们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冬天时，就有一半的人死亡。哪些人能存活下来呢？家庭成员。

自古以来，毫不夸张，几百万年以来，经证明，家庭是最值得依靠的社会单位。家庭能够保证活下来。不管其中的婚姻模式是一夫一妻、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一妻多夫是指女性能够有多位丈夫，男性配偶可以互为兄弟）。自然并不关心家庭是以何种方式组成的，重要的是家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拯救自我。在一般情况下，一妻多夫的家庭比一夫多妻的家庭存活率要高。现代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占主体地位。家庭为什么会有这些优势呢？很简单，因为家庭成员对彼此有利他性的信任。

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不计代价地互相帮助。父母愿意牺牲一切只为孩子能够存活，兄弟可以牺牲一切只为姐妹能够存活。这是我们每天日常可见的现象。直到1964年的一项研究才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这项研究发现是由一位面部棱角分明的生物学家发现的，他喜欢嬉皮士那样的长发，年轻时长得像电视主持人大卫·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这位生物学家名叫威廉姆·D.汉密尔顿（Willam D. Hamilton），简称比尔。比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以下是比尔的研究发现。

r B > C

这个公式表明，利他主义是包含在我们的基因中的。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为争取稀缺资源而进行激烈竞争以取得生存，汉密尔顿通过系统的方式证明，只要自己付出的成本（C）比他人获得的利益（B）要低，个体就会帮助与他基因相连的他人（r）。（如果不是，则他将会牺牲他人、保全自己。）

这是一个科学突破。汉密尔顿演绎出的是，当人们对于自己亲属的表现是出于利他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满足自私的需求。这与进化论的观点相符合，都认为个体会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这是因为生物学只与我们的基因有关，所以当我们在帮自己的亲属时，我们其实在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享有同一套基因。基因复制的次数越多、后代传递的时间越长，家庭成员生存概率越高。

生物学家称之为“适应性”，正如我曾在前文提到的，基因代表着一切。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说道，人类是基因一直传递和存活的工具。他说：“我们是生存机器。我们是被盲目编程的机器人的工具，只是为了保留一种自私的分子：基因。”

为什么母亲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因为她们的基因程序告诉她们要这样做。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母亲有不这么做的倾向时，基因会确保母亲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一位怀孕的母亲决定不再向自己的胎儿供给食物和资源，她不能冒着伤害自己的风险这样做，自然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并不是母亲的基因决定了胎儿在子宫中的成长方式。这项任务是由IGF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基因完成的，而这种基因源于父亲。进化论选择了一位母亲让胎儿生活在自己的子宫中，却是来自父亲的基因确保妈妈能将胎儿的安全放在自己的安全之前。妈妈的基因真的让她这样做。

宝宝一出生，妈妈就能认出她的宝贝，并通过气味辨别出这就是她的孩子，她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命中注定保护后代的并不只有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堂兄妹、表兄妹、姨妈、叔叔，所有基因相连的人都会帮助自己的后代。对家庭的忠诚并不神奇，只是我们身体内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胳膊、腿和心脏一样。这是我们的硬件，在我们出生时就编入了身体。

表现“汉密尔顿法则”的重要性的一大标志，就是几乎每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开始将其应用于研究当中，看看能否得到验证。人类学家想知道亲属关系的分类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汉密尔顿法则”是正确的，那么每个社会都应该会有其独特的关系分类方法，能够反映这个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社会应该都会有兄弟姐妹、伯母、姑母、叔叔、伯伯、祖父母之类的称呼。事实上，每个社会也确实如此（尽管有些文化中运用的亲属关系层次结构划分会比其他文化更为细致）。心理学家还想要看看婴儿面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汉密尔顿法则”是正确的，那么研究结果应该表现为当陌生人靠近婴儿时，婴儿会表现出不安。结果的确如此。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气味来辨别。婴儿能够辨认出母亲的气味，就像母亲能够辨认自己孩子的气味一样，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面部特征：人类自身其实带有复杂的面部识别系统，可以分辨出谁是近亲。这个系统相当厉害。就像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刚出生的婴儿，短短9分钟之后就能将面孔和物体区别开来了。这些研究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汉密尔顿法则”，其中进化心理学家做出了最重要的发现。

我已在本书里多次提到，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今天的人类其实跟石器时代的人类，即作为狩猎采集者幸存下来的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进化心理学家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在每个人类社会都能看到家庭性利他主义的痕迹。没有任何例外可言。如果这真的是人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在任意地方的人类中找到证据，不管是身处现代化的美国艾奥瓦州的农民和身处纽约的证券交易员，或是居住在亚马孙丛林深处中的那些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人们。

我们确实找到了相关的证据，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各个家庭之间不会一直都是和谐共处的。有时会在一些艰苦的环境或者条件下爆发冲突，有时资源短缺的情况也会引发家庭间的不满，有时嫉妒和愤怒会凌驾于利他主义之上，就像《圣经》中的该隐与亚伯，最终该隐还是杀了亚伯。他对亚伯并没有手下留情。故事或许是虚构的，听来却十分逼真。报纸上满是类似的故事，都是写像该隐一样的坏人。有时候反而是这种带有原始欲望、野心勃勃的人才会最终获得胜利。英国历史上充斥着关于亲属间争夺王位的故事，他们甚至不惜用谋杀的手段登上至高无上的王位。是否这些证据表明“汉密尔顿法则”存在缺陷？当理查德三世谋杀自己的侄儿们时，或是当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处死自己的表姐苏格兰女王玛丽时，哪里还能看到一丝利他主义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法则”并没有说家庭成员之间总是和睦相处的，而是说只要付出的代价小于收益，那么成员则会对其他成员执行利他主义行为。在英国王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你很难争辩让你的表兄成为国王的好处要高于你不成为国王而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英国皇室历史还是提供了家庭性利他主义的充分证据。自1066年起，皇室中觊觎王位的那些人在争夺王权中制造了11起谋杀案，但其中没有哪一次是弑父或兄弟相残的。谋杀案件中涉及的都是叔侄、表兄弟姐妹那些相互之间血缘关系更远一些的人之间。血缘关系越远，冲突的可能性越大；血缘关系越近，冲突的可能性越小。

这就是“汉密尔顿法则”的铁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这也解释了尼克松拥护者对过去执念的诸多奇怪行为。不过在讨论尼克松的支持者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家庭在压力之下如何应对的例子，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家庭和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

本能告诉我们，表述忠诚是人类的品质之一，其实并不是。自然钟爱所有动物身上的利他主义，甚至是那些无意识表现的动物，比如鸟类。研究证实，如果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鸟类是出于本能反应为其他鸟类喂养后代。人类恰好拥有意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是有意识地帮助亲属。实际上我们只是在执行基因的号令。所有哺乳动物的基因，所有的，全都预先设置了联系。这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发言权。人类大脑让我们能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是预先设置的，但不是强制的。所以，与其与亲属相对抗，我们更倾向于提供帮助。自然选择了那些喜欢自己亲属的个体。利他主义的家庭成员比独自行动的个人更易生存。

这就是《当纳聚会》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并不会毫无原则地帮助亲属。正如我们所知，“汉密尔顿法则”是让我们根据浮动计算而帮助亲属，并且有一个精准的公式。

关键在于公式中的r，也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亲缘系数。这是一个计算两个个体之间基因相似程度的公式。同一对儿父母生出的兄妹在基因中拥有50%的相似度。所以他们的亲缘系数为0.5。妈妈和孩子，爸爸和孩子的基因相似指数也是50%。因此，在这些案例中，亲缘系数也是0.5。人们在基因上相关度越高，系数越大；相关度越低，系数越小。

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的基因相似指数只有25%，在这种情况下，r＝0.25.这意味着妈妈更有可能为自己的亲生孩子，而不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牺牲。“汉密尔顿法则”广为人知之后，研究者就开始进行实验。他们开始在真实环境中测试何时人们会出现利他性的行为，何时不会。

如果“汉密尔顿法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根据彼此的相似系数不同，人类对于彼此的行为有多么大的差异。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其中被研究最多的关系是养父母和养子女。“汉密尔顿法则”指出，父母会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表现出更多利他性。他们确实是这样，比如一份对加拿大儿童的研究显示，养子女因养父母实施家庭暴力致死的概率是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6倍。

无论来自哪里的研究者都印证了“汉密尔顿法则”。有时，研究结果非常出人意料，针对养子女的研究印证了古代民间智慧关于恶毒的继母的传说，结果常让人大开眼界。任何看过侦探节目的人都知道，谋杀案发生后警察最先调查的就是作案嫌疑最大的受害者的家属。

在案件发生后，警察会立刻询问家属，这意味着他们的嫌疑最大。如果气氛变得紧张，警察会立即回应说自己只是在例行公事，并连连道歉，说他不得不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但观众心知肚明，家属最有可能作案。底特律的犯罪率很好地印证了电视剧中的犯罪套路。当研究者调取这座城市的犯罪记录时，他们发现25%的受害人是被其家庭成员杀害的。但随后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总体来说，互相伤害的并不只是带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配偶——那些没有共享基因的人对彼此杀害的概率更大。只有6%的谋杀案是由带有血缘关系的家属犯案的。警匪剧传递的可不是正确信息。你需要担心的不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家属，而是你的配偶。

5.

2013年4月的一个星期一，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兄弟二人，一个19岁，一个26岁，他们像往常一样起床、穿衣服、披上带帽子的外套，调了调背包肩带的长度，戴上他们的帽子，一顶是白色的，一顶是黑色的。19岁的弟弟把帽檐转到了后面。这样两个普通的年轻人出了家门，向市中心走去。那天是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日子。他们的背包里是两个致命的高压锅炸弹。炸弹中有钉子、滚珠轴承和黑火药。下午2点42分，哥哥将自己的炸弹放在了杰夫·鲍曼（Jeff Bauman），一个正在等待女朋友穿过马拉松比赛终点线的年轻人的身边。哥哥直视鲍曼的眼睛后平静地走开了。弟弟则是把炸弹放在了稍微远一点儿的地方。在事后公布的视频中人们看到他平静的样子。不久，两枚炸弹被引爆，中间只隔了12秒。

第二天，弟弟去健身房锻炼，并在Twitter（推特，社交媒体）上发文：“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压力的人。”波士顿爆炸袭击导致三人丧生，其中之一是肖恩·科利尔（Sean Collier），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校园警察，年仅26岁。此次爆炸中共有264人受伤，最严重的是杰夫·鲍曼，他失去了双腿。爆炸发生后的几秒他就被推离现场。他看起来一脸茫然，脸上满是黑色的粉末。这是我们脑海中常常会想起的波士顿爆炸案的画面。波士顿爆炸案的惨剧最后以哥哥的死亡和弟弟被捕而告终。整个过程持续了102个小时。在这期间，波士顿的市民们一直处于极度恐惧之中，波士顿全城戒严。

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就出现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恐怖主义。据报道，被捕的弟弟告诉警方，他和哥哥是“圣战分子”，那次爆炸是他们自己筹划的，是为了报复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有本名为《Inspire》的杂志，兄弟二人从中学会了如何制作高压锅炸弹。第二种说法是兄弟间忠诚消失。人人似乎很快得出了结论：弟弟，年仅19岁，一直以来在人们眼中都是个好孩子，他一定是被哥哥带坏了。人人都谴责哥哥是一个没出息的人。那个哥哥一开始还是一个挺好的人，后来在拳击生涯结束后开始误入歧途。但是，第二种说法把事实弄颠倒了。波士顿爆炸案证明的不是兄弟姐妹间忠诚的消失，而恰恰是兄弟姐妹间忠诚的体现。那也是弟弟作案的初衷。关注哥哥对弟弟的不良影响完全没有抓住要点。波士顿爆炸案的故事是兄弟俩合作的故事。弟弟似乎没有从这次袭击中获得任何个人利益。那时，他的人生并非停滞不前，他在上大学，正享受着自己取得的社会成功。把他对哥哥的支持看成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似乎有点儿奇怪，但这确实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而且是教科书式的例子。换言之，这其实是“汉密尔顿法则”的具体体现（事实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几乎不可能让人变得更加健康）。

因此，这正是家庭力量的有力证明。如果没有家庭关系的影响，弟弟根本不可能会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放置炸弹。正是家庭关系的存在才会驱使他这样做，导致他做出了一个如此可怕的决定——引爆爆炸装置，目的是杀害众多无辜的生命。这是强有力的动机。这不仅只是兄弟二人印证了“汉密尔顿法则”的具体表现，两兄弟的父母也如此。当他们听到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当父亲被告知他的孩子是犯罪嫌疑人的那一刻，他立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当他的大儿子在一场激烈的交火中丧生后，面对儿子参与爆炸案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依旧无法接受现实，但他又不得不说些什么。于是，他声称他的儿子们是被警察陷害的受害者。

他语无伦次地说：“都是警察的错，他们是懦夫，所以开枪打死了我的儿子。有很多这样的警察。”这对儿兄弟的母亲也同样坚信他们的儿子是天使。她告诉俄罗斯今日电视台：“我百分之百确定这是一个骗局，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坚持认为自己的儿子不是“圣战分子”。为何她会如此深信这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母亲说过他们是“圣战分子”。她还说：“我的儿子们对我没有秘密。”父亲和母亲都不能接受外界所说的他们的孩子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有一位家庭成员表示了对兄弟二人所作所为的不满。一位叔叔在电视采访中对兄弟二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称呼他们为野蛮人，说哥哥是个“失败者”。这位叔叔的评论还有些刻薄：“他们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们这是谋杀。”但终究他也只是兄弟二人的叔叔，而不是父母。他和兄弟二人身上的一样的基因比较少。兄弟俩和父母的亲缘系数为0.5，和叔叔的仅为0.25。后来，波士顿爆炸案渐渐远离人们视线的时候，这位叔叔又表达了他对兄弟俩的爱，尽管他们做了坏事。这是0.25的亲缘系数的影响。在为纪念受害者而设立的Facebook页面上，兄弟俩的父母为其所做的辩护引来了嘲笑。以下是人们做的一些（未经编辑的）的评论：

如果我的孩子们用暴力杀害无辜的人，我会感到抱歉。我不会再生孩子了。谋杀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无辜的孩子、父母和祖父母之后，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宽恕根本无从说起，这两个人应该在地狱里腐烂。

我有两个孩子，如果他们其中某个人做了极端的坏事，我会把他们丢下公交车，一定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当我的孩子撒了个小谎我可以为他/她辩解，但当他杀害了别人并使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少致残时，他就不再是我养育的孩子了。

Facebook上这些评论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不理智的行为举动中如果涉及你的家人，那么你也不会用理智来思考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界。当家庭成员受到攻击之时，家人就是会这样做的。看看人类的进化史，这种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进化并不教会我们辨别是非。站在正确的一方并不会帮助我们把基因延续下去。进化教会我们的是生存。究竟我们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通过与家人同甘共苦，就是我们的基因得以延续的方式。这正是《当纳聚会》的意义所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尼克松基金会的会员有何特殊之处？其中只有三个人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尼克松基金会不是一个家庭组织。但会员们对于新的“水门事件”展览的反应像极了一个家庭。当他们得知新的“水门事件”展览的具体内容之后迅速聚在一起，拿起武器准备开火。如果能为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辩解的话，采用任何理由都不算过分，不需要让步的坚决不让步。他们甚至不承认尼克松曾纵容手下向“水门事件”中的窃贼支付封口费。这似乎像是家人才会有的反应，这也是波士顿爆炸案凶手的家人在面对儿子们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的反应：他们对所有证据置若罔闻。还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尼克松的支持者和波士顿爆炸案的家人一样，沉浸在他们所认为的阴谋论中难以自拔。当然，尼克松的支持者并不认为“水门事件”是警察的阴谋，而是认为那是媒体和尼克松的敌人的阴谋。尼克松的下台并不是咎由自取，而是被敌人陷害的。这些都是同样的所谓阴谋论的伪装之下的辩护罢了。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一点呢？这让人联想到的答案是群体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的行为方式，与家庭遭受围攻时的表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群体成员之间缺乏亲缘系数，他们的行为表现类似于家庭的行为表现。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家庭和群体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二者的存在都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帮助其成员；二者都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精神疾病的产生（比如抑郁症），都能激发成员们高度的忠诚，也都得到人们的尊敬。群体的成员有时候甚至会宣称，其他的成员是自己的家人，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成员之间毕竟不是家人。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亲缘系数，这一点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到外界攻击的家庭会紧紧团结在一起，就像波士顿爆炸案的凶手的家人一样。但是，当一个群体遭受外界攻击时会发生什么呢？成员之间通常会产生分裂。想想看那些“总统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那些尼克松曾委以重任的人、那些信誓旦旦声称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当“水门事件”开始不断发酵的时候，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开始分道扬镳。约翰·迪安背叛了这个群体，在公开的听证会上道出了秘密，几乎使得尼克松的总统职位不保，以致后来的下台。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Jeb Stuart Magruder），尼克松竞选班子副经理，对阴谋供认不讳，后来还出了一本书说自己丧失了道德。小休斯·W.斯隆（Hugh W. Sloan Jr.），竞选班子的财务主管，成为《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秘密消息来源。当他发现防止泄密的人员的所作所为后就辞职了。联邦调查局特工艾尔弗雷德·鲍德温（Alfred Baldwin），曾作为“水门事件”中窃贼们的放哨员，在1972年竞选活动仍在进行中的时候就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道出了自己的秘密。E.霍华德·亨特（E. Howard Hunt），“水门事件”窃贼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威胁说除非给封口费，否则要把事情宣扬出去。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顾问和“水门事件”的窃贼之一，写了一封信给约翰·西瑞卡（John Sirica）法官才使“水门事件”的阴谋得以公之于众。他们都是“总统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像波士顿爆炸案的凶手的家人一样，在东窗事发之时站在尼克松身后给予支持。在压力之下，“总统的人”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各走各路了。

家庭的纽带是永远存在的，但社会的纽带并非如此。社会纽带总是短暂的、脆弱的。亲缘系数的缺乏是会带来一定影响的。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群体不同于家庭，经常会严格限制成员的自由。因为一个群体不能像家庭那样依靠成员的忠诚，于是便试图通过人为手段来获得。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度。只有那些清除了一定障碍的人才能够加入其中。如此一来就能够排除掉那些对群体事业没有怀揣真诚之心的人。这就是除了宗教教义以外，犹太人会戴圆顶小帽，天主教神父会终身不娶，摩门教徒会穿着特殊内衣的原因。在有些情况下，想要加入某一群体就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想加入举办一年一度高尔夫球大师赛的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加入这个俱乐部要花成千上万美元，此外每年都要交几千美元的会费。在1990年之前，该俱乐部不接纳黑种人会员。直到2012年，才允许女性加入其中。毋庸置疑，这些限制反映了等级偏见，但也为这个群体的生存延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使得加入的会员觉得自己很特别，不是任何人都能加入该俱乐部，只有一部分人可以。

排他性是一个群体存在的必要条件。总是有一些人无法加入群体，否则群体存在的意义何在？即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群体也会限制会员资格。想要加入Facebook上的冰激凌爱好者俱乐部？你首先看到的会是以下的幽默语句：“这个俱乐部只接纳冰激凌爱好者！不接受讨厌冰激凌的人！”群体还会做些什么来保持凝聚力呢？他们可能会让成员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持某种相同的观点。共和党的信条是什么？“政府是问题的所在，堕胎是邪恶的。罗纳德·里根是神。”那么民主党的信条呢？“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尽可能减少堕胎但是堕胎应该是合法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神。”

在实践中，政党通常对成员资格的标准不是很严格。毕竟政党想要赢得大选，所以政党会允许那些偏离了政党路线的人继续保持其资格。这种多样化的存在使政党免于走入极端主义。即使是他们对胜利的渴望，也无法克服许多人内心根深蒂固的感觉：始终存在着一条线是成员们不可逾越的。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选举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会说，他们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支持那些声称跟他们持相同价值观但心口不一的候选人。就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在共和党内部，真正的信徒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真正的信徒想要把实用主义者赶出共和党，甚至还给实用主义者取了“RINO”的绰号，是Republicans in Name Only的缩写，即“名义上的共和党人而已”。

在华盛顿的党内领导者是实用主义势力的一部分。这些实用主义者中有多年前就已在党内声名鹊起的大人物：卡尔·罗夫（Karl Rove）、迈克尔·斯蒂尔（Michael Steele）、爱德华·吉莱斯皮（Ed Gillespie）。对他们而言，此次斗争事关共和党的未来。共和党要么接受温和派共和党人及他们在移民等热点问题上所持有的不同观点，要么接受共和党将不再是一个能够在东北部和西部赢得选举的全国性政党这个后果。如果这样的话，就只有南部地区可以被视作共和党的地盘。

在一次共和党全党大会上，作为实用主义者之一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那些所谓的真正的信徒，他说道：“我们不是处在一个辩论不停的社会中，而是一场需要赢得胜利的政治行动中。”这场斗争体现的是共和党和其他政治组织机构一样，承受巨大的压力是因为成员的团结依靠的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历史，还受到社会认同因素的影响。当事情出错的时候，这些还不足以让他们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选举失败以后，政党总是显得很弱势。他们看起来弱势，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太弱。他们太弱是因为连接成员之间的纽带不牢固。这种缺陷在其他时候是隐藏起来的，因为在胜利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对彼此的分歧和不和保持沉默。换句话来说，胜利掩盖了政党的真实本质，但真相往往会在失败时浮出水面。

家庭陷于危机之中反而愈加强大，因为家庭是牢固的。作为非家庭的群体在陷于危机中时，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其基础本身就弱。家庭和其他群体一样，也会有不好的和不合理的行为，而且人人都知道，家庭中的旧怨会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下去。所以，并不是说家庭成员之间就不会出现我们提到的那些群体成员之间会出现的行为。

你或许会认为群体不够强大，那也无妨。我们真的希望群体变得强大吗？一个强大的群体和它持有疯狂观点的成员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群体弱小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这样能让我们对于群体的本质有更好的理解。弱小的群体会做些什么呢？因为弱小，这样的群体必然会觉得有必要利用不断重复和强化情感诉求的方法。

看看那些政党都是怎么做的吧。政党会告诉成员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政党会声称他们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价值观；政党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用爱国主义色彩来装饰会场。在他们选出了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之后，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气球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只要能把成员们团结到一起，采用任何极端的手段都是可以的。19世纪，政党里的激进分子甚至在游行时绑着活的老鹰以利用人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尽可能地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使命，给成员们一种归属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属于一个神圣的组织。（乔纳森·海特说，这对保守派人士极具吸引力。）政党往往会宣称除非他们掌权，否则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国家的灭亡也将日益临近。他们的政治地位越低，他们的言辞越极端。沙文主义是软弱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要为这些群体的弱小付出的代价。如果你厌恶那些喜欢利用廉价爱国主义噱头的人，至少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了。他们是出于绝望才这样做的。政党在核心上是和所有非家庭群体一样弱小的。（我必须赶紧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弱小并不意味着残缺。任何熟知20世纪历史的人都知道群体会做出大善或者大恶的举动。）

群体固有的弱点还伴随着另外一种代价的付出。群体抹杀了成员的个人价值。家庭是足够强大的，能够容忍任性的成员，但群体不行。在约翰·迪安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后，尼克松内部圈子对他此举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将迪安妖魔化，不能容忍他的背叛。叛徒对于一个群体的存在，是致命的威胁。于是，尼克松的支持者竭尽所能地抹黑迪安。4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当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蒂莫西·纳夫塔利认为很有必要邀请迪安到该馆演讲以增强该图书馆的公信力时，尼克松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们怒不可遏、坚决反对。

他们开除了基金会中贸然支持纳夫塔利的代理主任，然后试图开除纳夫塔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沙费尔（William Safire）曾经为尼克松撰写演讲稿并一直保持对尼克松的忠心。他对于迪安受邀感到非常失望，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了。波士顿爆炸案凶手的家人的反应和尼克松的支持者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再明显不过了。波士顿爆炸案凶手的父母即便是在儿子们犯了谋杀罪的情况下也没有抛弃他们，尼克松的支持者却急于将迪安除名，甚至想要毁掉他。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下的罪行或是参与了对真相的掩盖过程，而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罪过：未能继续掩盖真相，而是把真相抖了出来。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在开篇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尼克松的支持者拒绝忘记过去向前看呢？为什么他们那么执念于1974年呢？答案在于，忘记过去向前看，会威胁到该群体的存亡。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其群体的成员还活着，一个家庭就会继续存在。即使父母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会试图否定一个表现不好的孩子（“对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是我们在电影中常常听到的台词），但孩子的家庭身份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即便是修改官方的档案记录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亲生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共同拥有政府也无法拆散的东西：他们基因的纽带。群体则不一样。非家庭群体成员之间没有一样的基因。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点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他们突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那就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事物了。

如果你不相信尼克松，那么做一名尼克松的支持者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正是尼克松的支持者面对的问题。他们能够继续相信尼克松的唯一办法，就是相信他在担任总统时为自己做的辩护。他们愿意展现的灵活性是有硬性的限制的。那么真相呢？真相让人难以消化。你总不可能将事实作为证据上交至历史法庭然后依旧做一名尼克松忠实的支持者吧？这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尼克松的支持者采取否认事实的办法。如果他们想继续做尼克松的支持者的话就别无选择了。之所以想继续做尼克松的支持者可以有很多原因：共同的历史、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身份。

美国人时常被提醒，作为美国人，一定要提防那些有权势的家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些家族带来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强大的家族可以支配一个州的政治，就像钱德勒家族（the Chandlers）在加利福尼亚做的那样，还有伊利诺伊州的麦克科斯家族（the McCormicks）以及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家族（the Kennedys）的做法。这些家族在行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庞大且有势力的家族会认为家族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如肯尼迪家族在查帕奎迪克的所作所为一样，扼杀了对一个案件展开独立调查的机会。在这个案件中，作为肇事司机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让一个年轻女人死在了一辆汽车内，自己则离开了事故现场。庞大且有势力的家族会扼杀变革，使国家政治趋于僵化。因为家族关系而连接在一起的人们在家族和原则发生冲突时，往往会觉得自己需要站在家族的一边，从而阻止必要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惧怕那些庞大家族。

我们通常不会对非家族群体成员有同样的恐惧。我们认为他们不会面临同样的压力而让他们不坚守原则。一个人无法离开家族，但离开一个群体是可行的。一个群体的成员资格总归是暂时性的。不过离开并不见得是一件易事。我们都很珍惜我们的社会关系。但是，当该群体成员这个身份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各种关系在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中得到了回报之后再离开群体则会很困难。这是从尼克松的支持者身上得到的又一个教训。甚至在我们应当离开群体之时我们还是会继续留下来。这就是群体的缺陷之一。这样的群体并未强大到足以像家庭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护我们，但我们是如此渴望得到群体可提供的保护，这是进化论教给我们的道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群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安全感，如果群体肯接纳我们的话，我们会宁可放弃完整的自我也要成为群体的成员。即使我们倾向于尽我们所能确保家庭的生存，一个家庭也不会要求我们放弃完整的自我。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个人信念，我们的家庭成员也是如此。

但这可不是非家庭群体的行事方式。群体要求的是统一性。每一个群体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建立起来的：要么从众，要么离开。那些为“水门事件”展览斗争的尼克松的支持者，不管他们自己承认与否，都是将群体成员的利益置于真相之上。其影响是阻碍变革，直到最终联邦政府不得不迫使他们做出改变。2002年的冬天，《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发表了一篇震撼马萨诸塞州政治世界的独家新闻。联邦大陪审团的保密证词被泄露给了这家报纸。证词表明马萨诸塞大学的校长比尔·巴尔杰（Bill Bulger），早年担任州参议员主席近20年，曾经试图保护其弟弟免于被起诉。他弟弟“白毛”巴尔杰是臭名昭著的“冬山帮”的头目，曾经卷入19起谋杀案中。很多年来，巴尔杰一直都在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上。他无恶不作：贩卖毒品、敲诈勒索和洗钱。关于他狠毒的故事数不胜数。曾经在巴尔杰手下工作过的一名暴徒说：“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1985—1990年，我为巴尔杰工作，当一名街头哨兵、一名跑腿儿，他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被雇用来当打手，为我的老板运送毒品。谁不尊重他，我就打断他们的手脚。我经常被派去执行任务，这让我感觉自己正被推到冰冷的死神的肩膀上。”还有一个同伙如此评价他：“他可以教魔鬼玩把戏。”

报纸称，比尔·巴尔杰是前参议院议长，他是马萨诸塞大学历史上担任校长最久的，这表明他从来没有鼓励他的弟弟放弃他。比尔·巴尔杰证实：“我觉得他没有兴趣这么做，我非常忠于我的弟弟，我不觉得应该帮助别人捉获他。”又一次他还蓄意帮助弟弟逃脱抓捕。在比尔·巴尔杰还担任议长时，曾怀疑联邦机构窃听他的家庭电话，因此在朋友家接听了他的弟弟巴尔杰的电话。他告诉大陪审团：“我希望我没有帮助别人来对付他。”这个故事变成热点新闻，吸引了美国的媒体记者。

《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预测称，比尔·巴尔杰可能最后会以马萨诸塞大学校长的身份退出政坛（最后这个预测变成现实）。但这位专栏作家也对比尔·巴尔杰被人围攻表示同情。他承认，巴尔杰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一边是政治，一边是兄弟，简直快让人分裂。这位专栏作家就是威廉·萨菲尔。他非常明白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哪怕其中一人是杀人犯。这位作家却对迪安同情不起来，他觉得迪安根本不值得获得尊重，因为他唯一一次来到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就是为了以后不再去了。为什么呢？迪安不是家人。他属于总统的人，一个非家庭群体的成员。家庭和非家庭群体很不一样。一般的群体不会有家人一样无条件的忠诚，这是一件好事，否则民主无法持久。民主需要灵活变化才能发展。个人把对群体的忠诚置于最高就会导致愚蠢，尼克松派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我们却一直都在这么做。为什么到最后尼克松的支持率还有23%？我们无法确定。但对于他们而言，真相可能不如尼克松忠实支持者这个身份重要。他们就是如此。正如里昂·费斯汀格所言，如果不得不在真理和群体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通常选择群体。因此，芝加哥神秘主义者才会拥有忠实信徒，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哪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给予群体身份特权。

这也是群体思维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我们允许群体影响自己。在社会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一项实验中，参与实验的群体对象会看到一些不同长度的纸条，但当阿希的几位成员说纸条一样长的时候，其他3/4的成员就开始置所见而不顾，违心地说确实如此。这就是群体一致的力量。大脑会奖励这种一致性。当我们的看法和别人一致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我们感到愉悦。

问题是，真理对于民主至关重要。如果真理真的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真正面目而不是看到我们希望的东西，那么当事实和我们的愿望相反时，我们要设法搁置我们对团体的忠诚。我们需要非常努力才能抵抗住随大流的冲动，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好莱坞英雄。我们要和《十二怒汉》（12 Angry ）中的亨利·方达（Herry Fonda）一样抵抗住群体那种把我们拽入轨道、保持一致的引力。我的群体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在石器时代，人们生活在只有家庭或者熟人的小群体中，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能，也就是盲目的忠诚，通常是一种美德；而在现代社会，群体忠诚却是毒药。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感受。虽然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感受。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加入的群体。这是我们可以用更高级的认知主动地、审慎地做出的决策，这种认知就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所界定的“慢思维”。我们和谁闲逛与我们具有认同感的群体会决定我们的感受，这都取决于我们主动的选择。加入一个群体之后，感受就会受到群体的影响。因此，在决定加入哪个群体之前，我们需要确定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新群体。他们可能演变成任何形态，并捎带着我们一起演变。

第四部分

同理心

第十章

当它发生在你身上

同理心有其局限性。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就在战争发生4天之后，美国空军占领了制空权，给地面部队一个喘息、重组、继续战斗的机会。某网站自豪地称，一个月后，地面部队拥有的“空中支持力量比‘二战’期间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在欧洲战场率领的美国第二十集团军还要多。”

将领们从中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空中力量很重要，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也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从五角大楼保留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数据中便可以看出。朝鲜战争的第一个月，美国空军每天出动战斗机200架次（韩国当时只有16架次），很快又增长了近千架次。试着想象一下那种情形：飞行员一路小跑着登上各自的战斗机，引擎快速地转动。这样的场景每天都要上演成百近千次。想象这个场面时，想想在长达三年时间内，天天都是如此。这样一想，你便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大规模空战有了一些概念。如果把整个战争中出动的战斗机架次平均计算一下，就是每天900多架次，数据之大，令人震惊；再乘以战争的1 128天，那么总共是100多万架次，确切的数据是1 040 708架次。

该数据也可以推算出美国战斗机投下的武器数量，也十分惊人。当战争爆发时，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每天投下约600吨炸弹。这个数据平稳增长，到当年夏天结束时，已经是800吨了。可这只是战争刚刚开始。到战争后期，美国空军有时每天投下数千吨炸弹。算起来，在这场冲突之中，美国空军一共投下了3.2万吨的凝固汽油弹和38.6万吨的炸弹，数量之多，实在震撼。历史学家玛丽莲·B.扬（Marilyn B. Young）在一篇关于美国轰炸历史的惊人之作中指出，如果把火箭和机关枪弹药的数量也包括在内，美军投下的武器总量为69.8万吨。为了解释这个数量有多大，我上网查了一下，几乎相当于两座帝国大厦的重量。

朝鲜战争结束数年之后，美国空军取得的巨大成就被形容为一个传奇。一本出版于1957年的书《空中力量：朝鲜战争的决胜力量》（Airpower: The Decisive Force in Korea ）受到扬的关注。这本书的名字就很好地概括了当时将领们所持的观点。他们惊叹于空军竟然可以像陆军一样攻城略地。仅凭借空中力量，美国“就可以占领并控制任何领地，只要军事情形允许”。其中一次的轰炸行动似乎尤其值得注意。1953年1月，美国空军故意轰炸深入敌军领地100英里之处的一个8平方英里大小的目标。战斗机一天24小时不停地轰炸该处，连续轰炸了5天。那里所有的生命都被杀害，只留下了“扭曲的钢筋和烧焦的土地”。美国空军将领自豪地说道，这是为了清楚地向敌人展示“一个新的战争理念：空中包围”。

美国空军所创下的这个纪录也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即从地面上的人们的视角来看，这些人生活在毁灭之路上。对他们来说，空军代表恐惧。朝鲜战争在朝鲜造成了60万平民丧生，而在韩国造成了100多万平民的死亡。共计伤亡人数大于美国内战时期的伤亡人数，原因之一就是空军袭击频率太高。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战后重建机构的负责人称，朝鲜是“现代战争史上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其人民也是最贫穷的”。

2.

玛丽莲·B.扬在关于轰炸的论文中引述了20世纪50年代久负盛名的自由主义记者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的一篇文章。柯奇韦惊讶于朝鲜在战后竟如此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她对于美国的冷漠态度大惑不解。柯奇韦认为，或许那是因为我们“因经历过德国和日本首先采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手段而变得麻木不仁了，然后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出于自卫在广岛和长崎采取了更为完美的大规模杀伤性措施。我们习惯于‘区域’轰炸、‘密集’轰炸以及战略性空袭等可怕方式，其目的不仅是消灭军事和工业设施，更是消灭所有人口”。

朝鲜战争期间，柯奇韦在《国家》（The Nation ）杂志撰文称，苏联、朝鲜诚然也造成那些恐怖的场景，但“美国空军在朝鲜半岛投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和炸弹，陆军和海军也对朝鲜半岛进行重型火炮轰炸，以美国为首的部队联盟将整个半岛变成了一堆废墟”，这种恶行找不到任何“借口”。因为“等知道事实真相后，恐惧也将袭扰美国民众。”

弗蕾达·柯奇韦大错特错了，因为等真相明了时，美国人民却根本不在乎。他们从未对朝鲜战争的作战方法表现出一丝反感。他们就是抱怨这场战争耗时太久，似乎永无结束之日。1953年，也就是柯奇韦的那篇文章发表的两年之后，民意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支持加大而不是减少军事打击力度。大多数人或许还会支持动用核武器。五角大楼得出结论，参战之后，如果可以确定核武器的使用会缩短战争，而我们却不用的话，美国人民会感到震惊的。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授权使用核武器。原因并不是他们担忧会激怒公众，而是因为美国盟友的反对，五角大楼高层也反对，他们都担心苏联出于报复会轰炸日本。美国官员还担心，使用核武器可能不会真正结束朝鲜战争，反而会大大地削弱自身的震慑力。

当战争的热情高涨时，美国人民在战争时期从未突然之间拥有柯奇韦所期待的那种感同身受的能力。那么战后呢？也没有。事实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用共和党信条结束战争的，即威胁使用最危险的核武器。这说明了什么？共和党人吹嘘，艾森豪威尔威胁要把朝鲜变成一个邪恶的地狱。这难道不正表明共和党人非但没有担忧战争造成的民众死亡，反而对其漠不关心，或者至少没有表达关切？对于海外战争中民众的生死持麻木态度的似乎不仅仅是共和党人。在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他立即扩大使用装备“地狱火”导弹的无人机。可以预见的是，这肯定会增加平民死亡人数。但是，民主党人厉声反对了吗？答案是没有。

轰炸总有造成平民伤亡的风险。即使是那些在朝鲜上空丢炸弹的飞行员，也没有过多担心自己的行为所铺下的死亡之路。一代人之后，在越南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同样如此。“是这样的，”一位参加越南战争的飞行员回忆道，“当你轰炸一座村庄，看到投下去的凝固汽油弹在烈火中熊熊燃烧时，你就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项任务。一个飞行员感到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一块地方的上空忙活了半天，然后看到自己没有完成任务。”

那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这么说听起来就像纳粹分子。

朝鲜战争的遗产之一就是对空中力量的信赖。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再参与任何战争，五角大楼都依赖于空军。丢炸弹已被广泛接受，哪个国家爆发了危机、需要军事行动时，最常见的建议便是轰炸吧。2011年，当利比亚人民抗议穆阿迈尔·卡扎菲、叙利亚人民开始反抗巴沙尔·阿萨德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开始冲击巴格达时，我们都听到了这种声音：“开始轰炸吧。”自由主义者甚至也支持轰炸卡扎菲。正如玛丽莲·B.扬指出的，空中力量听起来很具吸引力。她敏锐地指出，我们将士兵看作低等兵，而将飞行员看作王牌。当看到飞机时，我们感到一阵兴奋，因为飞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科技力量的象征。战争或许是肮脏的，但空军呢，是闪闪发光的。

3.

空军真的有效吗？我们不太习惯听到有人提这个问题。当然有效！丢下一颗炸弹，效果立竿见影。怎么会没有效呢？但是，有人持怀疑态度，并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人是正确的，空军并不总能起到想象中的万能作用。还记得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引以为傲的那次行动吗？就是把8平方英里的敌军领地炸成废墟的那次，为的就是展示“一个战争新理念：空中包围”。玛丽莲·B.扬指出，关于那次行动的报告，除了展示空中力量的强大以外，还包括下列事实：最终，美国空军成功将敌军从该区域中清扫走了，但只有11天，包括轰炸的那5天以及轰炸后的6天。在那之后呢？逃离该地的军队又回来了并开始重建遭到摧毁的基础设施。在他们回来之后的第一天，就修好了一条主要公路。接下来，铁路线也修好了。持续了5天的轰炸能展示的就是敌军11天的停滞状态。然后，正如那份报告中所写的，“该地区的工人和战士们”开始恢复秩序了。

1964年夏，林登·约翰逊总统告诉其密友、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他计划在越南使用空军力量。约翰逊说，自己必须有所行动，越南正在崩溃，而他又不想增派美国地面部队。幸运的是，他也不需要那么做。美国空军可以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阻止越南共和国慢慢滑向失败。罗素对此持怀疑态度。“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他说，“造成老人和儿童的死亡？”不，约翰逊回答道，空军不会轰炸人民，只会轰炸公路和建筑物。卢塞尔根本不相信他的说法，“我们在朝鲜试验过了，”他说，“那时，我们甚至动用了大量陈旧的B-29轰炸机，往那里运送炸弹，然后丢下数百万颗，不分昼夜地丢。”他说得有点儿夸张，炸弹并没有数百万颗那么多，但他想表达的观点十分有道理：“他们可能晚上不走这条路，但一到早晨，他们又回来了，又在这条路上来来去去……即使对海上和空中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我们也绝不能真正封锁他们所有的交通线。我们无法成功阻止朝鲜，所以也无法阻止越南人。”

林登·约翰逊总统怎么做的？他决定同时使用地面部队和空军力量。1965年，时任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启动了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逼其投降的“滚雷行动”。该行动开展的第一年，共出动飞机5.5万架次，最多达到了每周丢下1 600吨炸弹。

1966年，五角大楼聘请一个智囊团，借助美国一些最卓越的学者的智慧，来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在“滚雷行动”中提出的一些主张。他们想知道，这次空中行动是否能够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越南共和国民族解放阵线。答案直截了当，不能。他们发现，自从“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空袭的‘滚雷行动’开始之后，越南从北往南流动的人员和物资大大地增加了，但目前的证据无法得出结论来说明，该轰炸行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毁坏对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产生了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那么，五角大楼自然是取消了“滚雷行动”，对吗？并没有，该行动继续实行，直到1968年10月31日，总统大选前一周，约翰逊才下令暂停轰炸。

保守派的批评家在评论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中的领导力时，常常抱怨他从未充分利用美国军队。诚然，他确实犹豫没有下令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些居民区，他也拒绝对老挝和柬埔寨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尽管人们常常暗示，指责他的做法柔软怯懦，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整个“滚雷行动”中共出动战斗机30万架次，丢下近65万吨炸弹。历史学家马克·克劳菲特（Mark Clodfelter）说，这是“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略性空袭行动”。

在整场越南战争中，美国共在印度支那半岛投放了800万吨炸弹，是“二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投下的4倍。也就是说，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下的炸弹比在“二战”中的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敌人都多。即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轰炸并没有效果，美国也仍然继续轰炸。这让人想起了什么？完全又犯了“西格玛”军事演习综合征。轰炸没有什么大用，但无论怎样，美国认为还是轰炸吧。就算失败，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

4.

看看玛丽莲·B.扬写的那篇关于轰炸的文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跟弗蕾达·柯奇韦一样，都对空袭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亡感到震惊。同样明显的是，扬很震惊，美国人并没有如柯奇韦推测得那般对空袭产生反感。看一看扬所写的关于平民伤亡的文章，很容易让人感到震惊。但是，人类应该对此行为感到震惊吗？

我们相信，人类天生是具有同理心的。我们以拥有同理心而感到自豪，那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但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下列4种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同理心：

1.某件事情让我们感到揪心时；

2.我们与处于痛苦或处于危险中的人面对面时；

3.某个人的遭遇是我们自己曾经历过的；

4. 当我们同情一位处于痛苦中的人时，要么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或知道他们的群体，要么因为我们跟他们是同一个群体的成员。

当人类变成某种数据时，正如轰炸中造成的平民伤亡不可避免地被转化成数据那样，我们无法感知他们的苦痛，无法自动站在他们的立场。而当你对他人产生同情时，你当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我们的问题跟轰炸机飞行员的一样：对受害者是麻木的。要让情感系统充分运转，我们需要与他人面对面。社会学家发现，在实验室里进行“独裁者博弈”时，即考察独裁者如何分配，如果双眼能够看见别的参与者，那么一个独裁者会比看不到他们时大方得多。

弗蕾达·柯奇韦相信，美国人一旦知道了事实，就会做出富有人情味的反应。她相信政治的理性模式，也相信事实的重要性。但是，事实本身通常没有那么重要，我希望至此我已经成功说服你们相信这一点。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认真思考公共政策问题，只是用本能在回应。但人们的本能反应不可能让他们对遭受空袭的平民受害者产生同情。

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依赖同理心，指望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在解决面对的一些问题时，提供必要的温暖和人性。但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因而影响了公共辩论，让试图通过行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那一方在辩论中处于优势，而那种目的会给我们不认识的人造成困扰、伤害甚至是死亡。一旦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认定这个目标是正义的，也相信我们可以取得成果，什么都无法让我们停下来去思考，我们的行为会对那些受害人造成什么影响。

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模式。2013年，当共和党人决定大幅度削减食品券的发放时，他们关注的是该项目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他们说，联邦政府就要破产了。因此，民众需要在某处削减开支，而由削减食品券的发放开始，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就削减食品券的发放，帮助美国！有些人认为，削减该项目对于食物券领取人有好处，会让他们更有骨气。但是，那些领取人从来都是抽象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只是陪衬，利用选民对这些想象中的懒惰的骗子的憎恨，来为削减该项目赢得支持。在保守的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抨击个别领取人用食品券购买从有机肉类到野生三文鱼的任何东西。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参议员在《每日秀》（The Daily Show ）的专访中直白地说，食品券应只允许用来购买如普通肉类和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在这样的辩论中，受我们行动影响最大的人没有被当作人来看，那么这样的辩论可以说是公平的吗？看起来不太可能。在某场公共政策辩论中，毫不考虑那些受这项政策影响最大的人的话，还怎么进行辩论呢？但大多数情况下，辩论就是这样进行的。

即使有事实表明民众的努力不奏效，他们也停不下来。禁毒战打了几十年，失败很明显，但他们停止了吗？并没有。在禁毒战中，监狱里关满了人。美国的犯人人数在短短几年内翻番了，增长到200万人，为世界最多，但人们继续吸毒。有人呼吁修改法律，恳请对吸毒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但并没有什么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选民自己或认识的人曾因吸毒而被捕入狱，那么他们就会对这场禁毒战持不同的看法。那样的话，政策就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私事了。但是，我们与受政策直接影响的人们之间存在个人联系的情况常见吗？根本不常见。

但是，当我们真的与他们有私人联系时，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便会发生变化。

5.

2011年，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Rob Portman）与妻子简（Jane）一起，和他们的儿子威尔（Will）进行了一场谈话。这场谈话与之前的家庭谈话都不同。威尔当时是耶鲁大学的大一新生，他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他说自己已经知道了很长时间，”波特曼后来回忆道，“还说性取向不是他可以选择的东西。那只是他的一部分。简和我为他的诚实和勇气感到自豪。得知他是同性恋后，我们很吃惊，但我们知道，他仍然是以前的那个他。唯一的不同是，我们现在更加了解自己深爱的儿子了。”

参议员波特曼在那之前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2011年，也就是他儿子对他坦白的那一年，数百名学生曾反对他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原因是他坚持认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一种神圣联系”。但两年过后，在认真思考了儿子的性取向选择之后，参议员波特曼宣布自己改变了想法。现在他支持同性婚姻。为什么呢？因为忽然之间，同性恋政治与他有了个人联系。

当迪克·切尼（美国布什政府的副总统）知道女儿玛丽是同性恋时，也有了同样的转变。当布什政府出面支持一项将婚姻定义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协约的联邦法规时，切尼在电视上说，他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各个州来自行决定。当政治对你来说不再是新闻中看到的抽象的人物时，就会出现这样的观点转变。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所说的，个人的即政治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那些跟自己长得像、说话像、衣品像的人士更具同理心。我们天生更喜欢自己的群体。当一件坏事发生在我们群体中的某个人身上时，我们的反应比当一件坏事发生在我们群体之外的人身上时要敏感得多。因为前者与个人的联系更多。在一件影响自己群体的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反应是出于本能的。那是我们大脑的预设方式。

同理心在进化中更有利，是定义我们人类最关键的一种品质，也是群体合作的基础。我们越具有同理心，便越容易信任他人。而信任对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越信任他人，便越成功。一位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决定社会成功的关键品质就是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愿意互相信任。信任越多，人们之间进行的贸易往来便越多；人们之间进行的贸易越多，人们便越容易信任别人。这样就（又一次）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良性循环。

正如科学家已经证明的，信任是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大脑里的后叶催产素负责信任。当我们与他人建立某种关系时，后叶催产素让我们产生幸福的感觉。没有后叶催产素的话，我们会互相争吵。我们会时时刻刻都分泌很多睾丸素。而睾丸素较多的人通常将合作视为一项挑战，这就是睾丸素比女性多的男性在打架时更容易抓起枪的一个原因，也是年轻的男性比年老的男性更加暴力的原因：前者的睾丸素更多。那么，当一个男人结婚生子以后会怎样呢？他的睾丸素水平会大量下降，这能帮他成为一名更好的丈夫和父亲。

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与同理心相关。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可以跟随着一个成年人的目光，这是一项理解别人在想什么的重要技能，也是产生同理心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无论多大年纪的黑猩猩都没有这种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婴儿比黑猩猩聪明得多。一项对比研究表明，两岁人类儿童和成年黑猩猩执行关键体力任务的能力差不多相同。在一项测试中，黑猩猩需要借助一种工具才能拿到远处的食物，它和儿童一样，很容易就做到了。他们在该项测试中都得了68分。但社交技能呢？儿童轻易就打败了黑猩猩。前者能够跟随着一个人的目光找到藏匿的食物，而后者却不能。在这项测试中，儿童得了74分，黑猩猩得了36分。

如果你现在去一个狩猎采集者部落，你会看到他们在各种情形之下所展现的同理心。和识人及现实判断力一样，我们的同理心也是与生俱来的。在现代世界中，我们的同理心在涉及影响数百万人议题的公共辩论中却短路了，经常不起作用。就算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新闻，说某人即将因某项公共政策的变化而遭受不好的影响，除非该条新闻十分离奇，否则我们不可能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上思考。

亲眼看见一个人身处危险之中，与在视频新闻里看到这个人处在危险之中，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被殴打，你的本能会告诉你能帮就帮，并且你会感同身受。当那个受害人痛得直打滚时，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如果感受不到的话，你可能会想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或许要去看一看心理医生了。你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接下来，再想象同样的情景，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电视上。你的感受一定会不一样，对吗？首先，你不需要被求助。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你不可能产生目睹时的那种感受。看新闻与亲历新闻是有区别的。

我写这本书时，每晚电视上都会播报叙利亚战争，有些画面十分恐怖，但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与亲眼看到是不一样的。我们对正发生在眼前的事情的处理方式与在电视上看到的有着根本区别。我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上一枚炸弹丢向城市，但要是亲身经历，我们就不得不放下饭碗。事实上，我们并不奢望自己对一则电视新闻的反应会跟亲身见证的事情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某个糟糕情形的新闻报道而感到难过，便去预约看精神病医生。亲眼看到恐怖的事情发生而无动于衷？那你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要是在电视上看到呢？请把盐和胡椒粉递给我，继续吃饭。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不管多么努力，我们实际上无法想象成为另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研究表明，即使再努力，我们还是做不到。比如，你的主张是女性有选择人工流产的权利，但你还是想理解那些反对堕胎的人。于是，你开始认真思考从他们那里听来的所有观点。你这些努力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会认为，反对堕胎的人们所持的观点很极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当试着想象理解别人的感受时，我们几乎一直会走极端。毕竟，当听说某件事时，脑袋里记住的都是一些极端观点。当支持堕胎与反对堕胎的两派人争吵时，他们一直都泾渭分明。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反对堕胎的人的想法时，你自然会想起那些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观点，即那些极端观点。荒谬的是，社会学家发现，我们越努力地理解别人的想法，越会加深原有的偏见。即使花费很多时间来思考反堕胎者的想法，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也不会增多，而是减少。

6.

要想感同身受很难，即便是对熟人或亲人也如此。研究人员询问结婚15年的夫妻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简单到家里的债务是多少，他们都答不出准确的数字。他们的表现比胡乱猜测要好些，但也好不了多少。人是复杂的，即使是那些经常与我们在一起、自认为很了解的人们，我们也很难知道他们的想法。

我们还以为自己可以体会与那些不认识、没见过面的人的感受？如果不是看一部将他们的生活栩栩呈现的电影或是亲身经历一次，让我们对他们产生同理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若想知道无家可归是什么滋味，行为科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会告诉你，在大街上住上一个月，你便知道答案了。换言之，如果你想换位思考、知道别人的想法，那就切切实实地站在他们的位置。但是，我们中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埃普利建议，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开口问，效果也会不错。五角大楼准备允许同性恋以公开身份在部队中服役时，高层官员曾担心，大多数士兵，尤其是占大多数的、来自南部地区的士兵，会出面反对。埃普利说，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便决定采取一种新颖的方式，直接去问士兵对于这项政策变化的意见。70%以上的人都表示，自己并不觉得受到了困扰。

近年来，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提升感同身受的能力，那就是注射一剂后叶催产素。还记得吧，它也叫爱情荷尔蒙。正是这种荷尔蒙让爱人们在激情缠绵之际产生亲密无间的感觉，让母亲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司实际已经开始销售后叶催产素了，还将它制成香水喷雾，可以往身体上喷洒。但这种方法并不起作用，需要注射体内才行。即便如此，注射后叶催产素的效果也不长久，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研究表明，这种方法提升的主要是你对自己的社群成员、那些你原本就容易理解的人的同情能力，同时增加了我们对陌生人的敌意。

现在，我们又需要借助那些简单的解决办法了。想知道别人的想法和意见？开口询问就可以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实际。即使是某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很实际。如果你所在城市的市政厅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规，禁止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公园里，那么仅仅与大街上碰到的一位流浪汉交谈一下，你就可以真正理解这些人在这个城市里所处的境况了吗？你就可以理解那项法规会如何影响他们了吗？你必须与大量的无家可归的人交谈之后，才能真正了解那项法规的影响。但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会那样做呢？这就是我们在讨论地方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不难想象讨论全国性议题时困难会增加多少倍。所以，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某条法规会如何影响一些人，因为我们没法与他们中足够多的人进行交谈。

这表明，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陌生，就是一个规模问题。一个社群规模越小，我们越能够自发地同情那些遭遇坏事的人。在极小的社区里，比如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人类自发地拥有出色的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当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狩猎采集者的社区时，事件的受害者是整个社区都认识的人。这不是说，狩猎采集者会像特蕾莎修女那样帮助受苦难的人们。他们的反应方式会由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比如，有些可能会纵容杀婴或杀老行为。但总体来说，他们更可能感受与自己同一群体的成员的痛苦。

我们现代人又如何呢？在大规模的社群里，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今天所生活在的社群那样，感同身受的能力经常不会起作用。看到一个人受伤，你会感受到他的痛苦。看到500个人受伤，你也会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但你的痛苦程度不会是500倍之多。从电视上得知台风造成了10万人死亡时，你会难过，但其程度不会是你听说台风造成了一人死亡时的10万倍。我们的同理心不是按比例增加的。当为一场自然灾害的某一个署名的受害者捐款时，人们会慷慨解囊，这要比为一大群不知名的受害者捐款时大方50%。

大多数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并未试图了解事实真相。即使试图了解了，难道他们会真正了解朝鲜人民所经历的吗？你能想象遭受轰炸是什么情形吗？我知道自己是无法想象的。我连石头破窗而入这样的事情都没经历过，更别说丢一颗炸弹在我家门口的大街上了。弗蕾达·柯奇韦希望美国人的反应只能指望那些曾经历过轰炸的人了。柯奇韦运用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和长时间的研究，或许能了解得差不多。但我们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和感知别人的世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靠本能反应，但那通常是不足的。

第十一章

会计师的错误

依赖直觉是危险的。

1.

1976年，新闻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我对此记忆犹新。文章中处处都是愤怒，刘易斯很少会发怒，但那次他没忍住。谁让他失控了呢？偏偏是声名远扬的大好人杰拉尔德·福特。福特总统的前任发言人曾说：“如果他遇到一个需要衣服的中小学生，他会当场脱下自己的衬衫，毫不夸张。”但是，福特推行的政策并不好。刘易斯列了一个清单：福特否决了学校午餐项目，否决了规范露天开采的法规，曾“对罪犯言语强硬”。刘易斯甚至因福特当选总统之前的一些言论而指责他：“我曾听到他对一小群人说，他不相信还有美国人填不饱肚子。”刘易斯反问，到底是什么让一位好人在政治上对人类的担忧如此冷漠？在政治圈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为什么会一再支持某些狭隘且僵化的‘事业’？这样的人是如何当上美国总统的？

刘易斯给出的答案是，福特生活的世界与数百万美国同胞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脱节。福特不知道普通民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没有置身于他们的生活里。刘易斯所说的其实也是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所说的：如果你想要感受别人的境况，你必须与他们交谈并经历一下他们所经历的。而福特没有做到。

但这些就是福特冷漠的全部原因吗？福特怎么想的，无从得知。但是，从一点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孤立生活，似乎他还忽视了那些人都有的一个共同之处。煤炭工人、挨饿的中小学生、罪犯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高。社会学家说，这一点极其值得注意。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通常不会让别人同情。当走进一个房间，我们的眼睛会自动搜寻社会地位高的人，甚至我们觉察骗子的能力也与人的地位高低有关。地位低的人，受到的关注度也低。不管喜欢与否，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当遇到地位低的人时，我们甚至没办法将其视为完整的人。我们不会对这类人生气，因为我们只会把怒气撒给那些我们想要改变其行为的人。我们不想改变那些我们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行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我们对他们不是感到愤怒，而是感到厌恶。当对某些事情感到厌恶时，我们会怎么做呢？避而不见。我们看到躺在人行道上的流浪者时，就会远远躲开。我们不是生气，而是根本不想将之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进行交流。

埃普利说，我们压根儿不在乎他们的内心想法，就好比他们是没有脑子似的。我们只会猜测重要人物的想法，猜测不重要的人的想法就是在浪费时间。不管怎样，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想的。实验中，将受试者放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里，给他们看流浪者的照片时，他们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要比看社会地位高的人的照片时少得多。也就是说，他们对地位低的人的注意力会少一些。关注的人的地位越低，你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越少。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你自己的社会地位越高，给予社会地位低的人的同理心的可能性就越小。富人不太关注穷人的命运，这不仅仅是一种成见。研究表明，富人确实不太关注，那是他们财富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更奇怪的是，一个人不一定非得真的富有之后才会有这种富人的冷漠心态。你只需要感觉自己富有就行。《大富翁》游戏的玩家使用的是虚拟钱币，当测试时发现，他们的同理心会受到他们累积的虚拟钱币的数量的影响。一个玩家的虚拟钱币越多，对陌生人的同理心越少。实验者假借另一个房间发生了状况，让他们暂停游戏出去看看。他们先前遇到的一位女人把几十根铅笔撒了一地，但大多数人对她表现出来的同情不及那些在游戏中没有赚到钱的玩家。这就是《大富翁》游戏的例子。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肌肉越发达，展现出的同理心越少。一个人越强壮，也会变得越没有同理心。这听起来似乎奇怪极了，但别忘了，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一个人的体力会对他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狩猎采集者群体中，一个人的体力是一笔大财富。你越强壮，越有可能得到并持续拥有人人想得到的资源。你可以依靠体力打退他们。因此，进化偏爱蛮力。人人都想处于统治地位。一个人越强壮，他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探讨黑猩猩首领时看到的最终决定胜利的不是哪一个黑猩猩的蛮力大，而是看哪一个的社交技能高。为什么最终耶罗打败了利特？因为耶罗的社交能力较强，能够借与另一个黑猩猩联盟来获得掌控权。所以，力气并不能决定一切，但也不是一文不值。身体强壮的男人更受欢迎。

更糟糕的例子还有一个。想象一列火车正沿着铁轨高速行驶，前面有5个人被困在了这条铁轨上。如果把火车转到另一条只站着一个人的铁轨上，你便可以救了这5个人的命，但得撞死1个人，你会这么办吗？这个实验被做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大部分受试者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当社会学家在原有的设定上又给出了那个站在另一条铁轨上的人的身份时，他们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更多人相信，如果那位局外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那么将火车换轨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当研究者附加说明，被救的5个人社会地位较高时，持肯定答案的人更多了。

保罗·扎克（Paul Zak）曾是一位经济学家，现在是神经系统科学家。他的近期实验结果显示，我们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会反映在大脑的生理功能上：你的社会阶级越高，体内活跃的睾丸素越多。跟那些多次竞选总统的人一样，一个人的睾丸素越多，对社会地位低的人的同理心便越少。扎克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在同理心测试中男性比女性得分低。前者体内的睾丸素更多。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劣势是双重的。他们通常不仅睾丸素含量高，而且后叶催产素含量低。他建议，如果有机会选择老板，不妨考虑一下性别因素。如果你的老板是女性，她可能更容易理解你。

这可以用来初步解释为什么天生具有同理心的人类会囚禁黑种人、流放印第安人、毒死犹太人。你只会同情那些自己认同为人类的人。如果将他们归入低于人类的范畴，你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将不会被激活。

这么说，拥有财富、权力的人及强大的人都不近人情吗？这不是说他们人格不健全，而是说他们只是人类而已。我们进化而来的运行机制的实施者正是人类。以这种方式行事的那些人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这种行为的借口。否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了，即相信一种行为若本质上是可以复制的，那便是符合道德的。

弗蕾达·柯奇韦说，她之所以确信美国人会对轰炸的受害者表现出同理心，是因为她知道美国人是一个热心的民族，但人类的热心只会针对那些他们认为是同类的人。如果不能感受到别人的人性，我们便无法同情他们。当我们藐视他们时，正如很多人藐视黑种人、印第安人、犹太人、流浪者、移民以及这里提及的遭受轰炸的、生活在另一片国土上的有色人种，我们会随意用恶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安东尼·刘易斯无法理解，为什么杰拉尔德·福特看不到自己公共政策选择将影响的是具有人性的人。他为此有点儿抓狂：“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美国总统的？”福特显然没有认识到我们中间有许多不幸的人也同样是人类。他与这类人的接触很有限。当他与顾问们讨论学校午餐项目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该项目将给孩子们带来的福利。他处理的不是人的问题，而只是一张表格上的数字问题。福特是预算行家，是最后一位一页接一页、一行接一行仔细研究联邦政府预算的美国总统。政治学家因此对这位能看懂预算报表的总统充满了敬畏，但这也不是不无弊端的。福特犯了会计师都会犯的错误——会计师综合征。显然，他经常将受自己政策影响的人们看作数字。这样的话，他不会将他们视为人类。

影响福特想法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他实际上常常将政策当作数字问题，而不是关于人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当进行涉及数字运算的智力活动时，我们无法同时运用大脑里激活同理心的功能。当大脑在集中精力分析问题时，我们不能成功地用直觉去感受别人的想法，要么具有分析能力，要么具有同情能力。我们无法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因为它们各自就像是灯的开关一样，要么开着，要么关着。这也表明，人们关于工程师的刻板印象是有一些道理的。人们相信，他们经常难以与他人建立关系。

为福特辩护的人可能会说，激怒刘易斯的是，福特采取这样立场的目的与其在1976年时一模一样。当时，他是为了阻止与自己共同竞争共和党提名的对手罗纳德·里根的攻击。也许是这样，但这仍然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福特愿意为了个人的政治抱负而牺牲穷人的利益。这表明，他将穷人看作抽象概念。

在石器时代，人们很容易表达和感受同理心，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认识；而现代，我们经常需要对根本不认识的人拥有同理心。当为某个社会保障项目决定预算时，决策者本人不可能认识这些项目受益者。当决策时，他看到的不是一张张脸孔，而只是一张表格。选民更不济，连表格也看不到。决策者可以凭借一些数字再做判断，表明他们已经将决策的负面影响纳入了考虑范围，而选民却做不到这一点。

2.

1976年，在里根和福特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党内初选期间，福特造访了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福特在这次访问中一败涂地。当会见墨西哥裔美国人时，他们邀请他吃墨西哥“达玛尔”。福特一把拿住“达玛尔”就咬了下去，嚼了嚼便下咽了。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吃过的人都知道，墨西哥“达玛尔”外面有一层玉米壳，吃之前，需要剥开。可福特不知道这些。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副这个小插曲的照片，并配文道：“得克萨斯州竞选活动：福特总统昨天访问阿拉莫时受邀品尝墨西哥‘达玛尔’。他吃了一口之后，便被拦下了，因为当地人得帮他剥下玉米壳。墨西哥‘达玛尔’外面都有一层玉米壳作为包装，不可食用。”福特在共和党党内提名竞选中艰难地战胜了里根，却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吉米·卡特。大选过后，当被问及在1976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学到了什么时，他冷冷地答道：“墨西哥‘达玛尔’一定要剥皮。”

回头再看这件事，很容易对福特冷嘲热讽。他吃墨西哥“达玛尔”的目的是想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群建立一种他实际上并不拥有的联系。那是一种表现假同情的行为，政治人物都会这样。为了赢得亚裔的选票，他们会去唐人街吃炒饭；为了赢得犹太人的支持，他们会去纽约市东村的摩西烘焙店吃一口巴布卡蛋糕；为了赢得爱尔兰裔的选票，他们便躲进一家波士顿酒吧，灌下一杯吉尼斯黑啤酒。人们，像大多数新闻记者一样，很容易会将他们对这些不同民族社区的突袭仅仅看作赤裸裸的操纵行为。但研究表明，不管政治人物自己能否意识到，这种行为的背后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选民们吃着墨西哥“达玛尔”时，政客也亲自吃一个，很可能会激起一种常见的同理心现象。当两个人做同样的行为时，他们会有种团结一致的感觉，瞬间会分泌出后叶催产素。这是我们打破与他人之间隔阂的一种方式。看着别人吃墨西哥“达玛尔”，挺无聊的。但你与他们一起吃呢？一种亲密关系由此建立，因为我们都喜欢模仿别人，也喜欢别人模仿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当与爱喝酒的朋友们出去时，滴酒不沾的人会被冷落在一旁。我们需要与朋友做同样的事情，从而与他们建立某种联系。当福特与当地人一起吃墨西哥“达玛尔”时，他不是在做出同情的姿态，而是每吃一口，同理心的感受力便越强。

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是某一种进化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重复别人的行为来感受他们的感受。你若想知道当你的朋友看到毯子上的呕吐物会有何感想的话，你自己并不需要去看这些呕吐物，只需要看着你朋友，然后做出跟他一样扭曲的面部表情，你就感知到了。科学家们直到开始研究牟比士综合征患者才清楚这一点。牟比士综合征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患者无法活动面部肌肉。快乐、忧伤、恼怒，在他们的脸上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他们甚至不会眨眼，眼睛是一直睁着的。科学家发现，患有此种疾病的人通常无法凭直觉知道别人的感受。他们可以看到朋友微笑，但朋友感受到的与正常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无法让自己的脸部肌肉做出微笑的样子。就算不是牟比士综合征患者，你也可以理解一张僵硬的脸会如何影响一个人表现同理心的能力。你可以在家自己练习一下。首先，请站在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先皱一下眉；然后，你自己皱一下眉，感受一下。接下来，拿一根铅笔横着放进嘴巴里，请你朋友再皱一下眉。等你自己要皱眉时，会发现自己没法皱眉，因为铅笔的缘故，你无法活动面部肌肉。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感受到朋友的感受了，也无法感受到刚才没有铅笔、自己皱眉时的感受了。

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完全是一个谜。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意大利帕尔马某个实验室研究猕猴的科学家有了一些发现。他们试图搞明白猕猴在执行某种特定行为时大脑会如何反应。于是，他们把猕猴的各个脑区与计算机连接起来，看看当它们执行不同任务时，哪些脑区会发亮。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因意义重大，这事儿便被杜撰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抓住了这次科学发现的本质。下面便是这个故事的常见版本：

一天，有位研究生碰巧拿着一个冰激凌走进了实验室。当这位学生舔了一下时，出乎意料地，连接着一只猕猴的显示器开始发出猕猴执行某种动作时发出的那种响声，“哔……哔……哔……”。太奇怪了。它并没有舔到冰激凌，只是看到某个人在舔，但就它的大脑活动来看，就好像是猕猴自己舔到了那个冰激凌。这种情况，或是那天发生的所有情况，都令人震惊。为什么猕猴的大脑表明出动作的信号，但其实它并没有动？答案是，无论猕猴在执行某种动作，还只是观看某人执行这种动作，大脑中活跃的是同一种神经元，科学家称之为镜像神经元。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兴趣。这里似乎暗示了移情现象的发生。因为，不仅猕猴有镜像神经元，人类也有。镜像神经元占一般人大脑神经元总量的15%。这种机制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感受。我们不用真的行动，就可以在大脑中进行另一个人进行着的行动。显然，这也解释了，观看足球比赛时，当看到某位球员受到侵犯，你也会痛苦地拧着脸，并扭动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受到侵犯的是自己一样。镜像神经元提供了我们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的机制，虽然有些科学家坚决反对这个观点，但有些是接受的。对此研究仍在继续。

杰拉尔德·福特患上了会计师综合征，但治愈方法是有的，那就是与人们会面，并做做他们做的事情。想看到别人的人性吗？那就邀请他们与你共吃墨西哥“达玛尔”。近距离接触很重要，而电话联系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只有与他人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之中才行。在否决影响学生和煤矿工人的决议之前，卡特需要做的是花些时间见见他们，体验一下他们的世界。在这之后，他或许依然觉得那些旨在保护这些人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理应被否决，但至少他的决定是基于公平、客观的基础上做出的。当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们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因为总统日程繁忙，让他们亲自会见这些人不切实际的话，那么他应该记得让身边有时间的人代替他去。这样才能平衡各方观点。

将别人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不会杜绝伤害或偏见行为的发生，只会增加其发生的难度。打仗时，当士兵们被迫进行白刃战时，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无法下手杀敌。当一位士兵（或轰炸机飞行员）进行远距离杀戮时，几乎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但近距离杀人呢？太难了。战争史上曾下达的最糟糕的一个命令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士兵们被要求看得清敌人的眼白时才能开枪，但恰恰是处于这个距离时，士兵们最不可能开枪。

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发现，约80%的士兵在与敌人近距离正面交锋时无法扣动扳机。当距离你只有几英尺之远时，敌人便不再是敌人了，而是活生生的人。当乔治·奥威尔跑去参加西班牙内战抗击法西斯时，他明白了这一点。一天，他碰到了一个敌人，刚从战壕里跳出来。“他光着膀子，双手拎着裤子逃跑了。”虽然敌人就近在眼前，但奥威尔还是没办法开枪。“我没有开枪，就是因为看到了他拎着裤子跑的小细节，”他回忆道，“我来这里是要开枪打‘法西斯分子’的，但一个拎着裤子跑的人不是‘法西斯分子’，显然是同胞，就跟你我一样。你不会想着开枪打死他。”

3.

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前的1968—1980年，他正在公开竞选总统职务。他不断发现，当开始谈论社会福利时，总是能与观众建立起联系。他便经常谈论这个议题，并将之作为1976年与福特竞争时的主要话题之一。

如果你来自火星，你可能会推测，里根之所以经常提及社会福利是出于对穷人的关心，但其实并非如此。在美国，我们不会因同情不幸的人而讨论福利问题。之所以讨论，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出了问题。

表面看来，里根专注于社会福利，听众们积极反应，似乎很奇怪。这里提到的社会福利是指直接向穷人支付现金，坦白讲，这花不了纳税人多少钱，在联邦政府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一直都很小，不超过3%。1970年，对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之后实施的“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每年花费联邦纳税人约50亿美元。而五角大楼每年的研发预算一项就高达70亿美元，总预算为830亿美元。你还认为里根专注社会福利吗？

但是，里根并不是无事生非，随意发明一个本不存在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州的福利金领取人数呈爆炸式增长。在加利福尼亚领取“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补贴的人，1963年为37.5万人，1967年增长到76.9万人，1969年则达约115万人，1970年又增加为156.6万人。里根成为州长之后，抱怨领取人数以每月4万人的趋势增加着。这种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是这样，美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一样的情况。1967—1973年，就美国全国范围来说，许多州的福利金领取人数是原来的3~4倍之多。这很奇怪。在那84个月的时期内，经济大多时候都运转极好。85个月中只有13个月，美国的经济没有增长，但全国各地的福利金领取人数一直在增长，不管失业率是历史上最低（低于3%），还是失业率上涨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困惑不解。这种激增颠覆了他们对于社会福利的幼稚观点：只有当失业率上升时，领取福利金的人数才会上升。但他们错了。

那么，人数为什么会上升呢？里根的答案是，大量的不符合申领条件的人也在申请福利金，并且领取到了。

滥领福利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位芝加哥的黑种人妇女，名叫琳达·泰勒（Linda Taylor）。里根让她出了名，说：“她用80个名字、30个住址、15个电话号码去申领食品救济券、社会保险金，代替4位已故的丈夫领取退伍军人福利金，此外还有自己的福利金。她这些免纳税的现金收入每年就有15万美元。”一位新闻记者说，当里根说到她每年盗领的金额时，观众们总会惊讶地倒抽气。然后，里根再说些细节真相，比如，那个女人拥有三辆汽车，其中有一辆新的卡迪拉克。不难想象听众们会做何反应。琳达·泰勒是典型的“福利女王”。

自由主义者抱怨，里根又一次搞错了事实。其实，搞错事实的是他们。2013年调查发现，里根可能还低估了琳达·泰勒的罪行。她还犯了绑架罪，或许还有谋杀罪。并且，第一个用被自由主义者鄙视的绰号“福利女王”来叫她的不是里根，而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该报刊登了一系列报道，曝光了她很多罪行。她最终遭到了逮捕、审判和囚禁。

琳达·泰勒就像好莱坞电影里十恶不赦的坏人，但她本身很有魅力。有意思的是，她的例子无关大局。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用证据证明像她一样的骗子大规模地利用福利制度、影响预算。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接受社会福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真正需要的人：母亲，儿童和老人。宾夕法尼亚州福利金领取人数和加利福尼亚一样都呈爆炸式增长。审计发现，只有4%的领取者不满足申领条件。

那么，为什么福利金领取人数暴涨？虽然不能称作一个谜，但因为涉及多个关键因素，所以该问题非常复杂。其一，南方的穷人向北迁移，聚居在城市里，改变了这些城市的人口构成。在纽约市，中产阶级的白种人迁往郊区之后，穷苦的黑种人和波多黎各人搬进了他们留下的街区。穷人越多，福利需求就越多。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城市10%的人都在领取救济金呢。另一个原因就是争取社会福利的运动。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的穷人们，受到像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活动的鼓舞，开始要求提高生活标准。在华盛顿特区，争取福利的抗议人士占领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在纽约，他们开始要求对成千上万起的申领失败案例进行听证。他们的抗议活动导致了福利金数额和人数的增加。一项详尽的调查显示，这种现象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骚乱吓坏了市长们，他们便鼓励穷人申领救济金以减少积聚的社会压力，其实也是就收买穷人。

总体来说，领取福利金的人数增加，不是因为有人作弊了，而是因为大量的人需要社会福利服务。即使是政治人物收买的那些人，他们的福利需求也是正当合法的。在美国，这样的人大量存在，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对美国繁荣的假象是一种挑战。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1967—1973年，这个事实突然浮出水面，清晰可见。

自由主义者对申领人数暴涨的反应是拿经济因素当替罪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错了。里根的反应是，指责有人有欺骗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也错了，但公众认为他完全正确。为什么会这样？

常见的一个答案是：种族歧视。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太显而易见的原因了，几乎不用特意提及。要不然，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人们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猛烈抨击呢？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的出版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在1965年竞选纽约市市长时，称领取福利金的人为懒人，说他们“不工作便一事无成”。让巴克利候选不是明摆着是为了吸引种族主义者吗？自由共和党人约翰·林德塞（John Lindsey）一举成功当选这座“大苹果”纽约的市长，但第三党派候选人巴克利赢得了白种人社区高达30%的选票。他的竞选伙伴是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专利和纳税人组织的领导者。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竞选总统时，大力谴责福利制度。他称，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拿着食品接济券去买上等牛排，这些人懒惰的背后当然是种族歧视在作祟。

但是，这个常见的答案是正确答案吗？白种人之所以将社会福利与懒惰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吗？第三章中提及的社会学家米歇尔·邦·彼得森研究了由绝大多数白种人构成的、人口结构较为单一的丹麦社会如何看待社会福利。他惊奇地发现，丹麦人也很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说领取福利的人都很懒。一旦认为穷人其实就是懒人，丹麦人就说不出他们别的特点了。“嘿，你是个骗子吗？”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这个。事实上，怀疑领取福利金的人都是懒人，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不只是美国人认为穷人遭受的穷苦只能怪他们自己。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样的观点虽然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但其实可能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类习惯上怀疑那些社区福利的受惠人都是懒人。不管有着多么强烈的意识形态，丝毫无损人们抱着这种心理。丹麦人十分相信抽象意义上的福利制度。丹麦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不管职业道德如何，每一个人都值得得到政府救助。但当问问丹麦人关于穷人的一些具体故事，彼得森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美国人一样。（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否认很多美国人仇视福利制度的原因是种族歧视。大多数领取福利的人都是黑种人，这种错误想法影响了很多白种人的态度。）

彼得森的调查表明，人类天生怀疑穷人，这也不用大惊小怪。进化的压力偏爱同理心，因为在石器时代，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不走运，但你必须一直警惕那些自称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可能只是在假装，或许事实上并不需要帮助。他们可能只是在犯懒。没有这种怀疑心，同理心不可能得到进化。不然，还可能是什么呢？如果生存所需的就只是求助于邻居，进化肯定会无情地偏爱那些“寄生虫”，除非这些“寄生虫”的人数超出了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因此，同理心的另一面必须是天生的怀疑能力。每当一个人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必须已经确定那个人值得去帮。

怀疑态度并没有错。在石器时代的小群体中是有意义的，在现代世界中却失去了意义。在石器时代，你想帮助他人是因为你哪天可能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人生充满了风险。对邻居抱着同理心可以降低风险。如果外出打猎失败了，你可以向邻居要一些肉，这里暗含了一种共识：如果将来他们外出打猎没有捕到任何猎物，他们也会向你要些肉。这就是典型的“以礼还礼”心理。人类过去大多数利他行为的背后都是因为这种心理（现在仍然如此），但以礼还礼不能支撑起现代世界的福利制度。我们将人们纳入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为了期待将来哪天当自己不走运时，他们会帮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运行一个涉及数百万人的大型制度，是行不通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石器时代，人们评判他人运用的道德范畴不适合现代世界，将懒人和不幸的人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在我们现代世界里，这样做有意义吗？那些人之所以领取社会福利，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有瑕疵吗？有些人可能是的，但更大的可能性难道不是这些人迫于处境而不得不去申领福利吗？比如儿童们最终领取福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有瑕疵。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儿童，甚至他们的父母可能也因此去领取社会福利金。他们这样可能是因为受到种族歧视，也可能是因为无法接受教育。

大脑的设计方式会让我们从道德上评价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但在经济衰退时，个人的道德就是不相干的因素了。如果经济糟糕，每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就像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那样，不管多么努力，你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情形之下，该为自己处境负责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环境本身，否则就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即我们在评判他人时运用的标准与自我评判时不同。当采取某项行动时，我们通常会认为那是对自我处境的反应。但是，如果别人采取了某项行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人品问题。当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不幸。当总统为自己的各种不法行为推脱责任时，就会这样。他们对自己说，是情势所迫，他们才行为不端的。那如果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呢？那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问题。于是，当看到看起来身体健康的人在排队领取福利金时，我们马上会想，“他们一定很懒”。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他们遭遇了不幸，而是把他们看作骗子。

现代世界中成功的是哪些人？是有能力的人。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拥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的那些人。他们的品德与成功没有多大关系。大量的扰乱社会、不道德的人在现代世界都取得了成功。想想华尔街上创办着商业帝国的巨头们。所有这些人都品德都非常好吗？不可能。我们从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并没有。报纸上一条又一条的新闻，讲述商人利用自己的同胞来赚取数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美元，将购房之后、付不起按揭的穷人抵押的不值钱物品卖给投资者。在按揭市场崩溃之后，这批华尔街奇才又转头以极低的价格买断了这些房产，从中赚取数百万、数十亿美元。这些巨头不太可能会领取福利金。但那些领取人呢？他们沦落到那步田地，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在现代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技能，或许连基本的识字能力都没有。那样的话，拒绝给他们发放福利金似乎很残忍。用50万年前适用于狩猎采集者群体的品格来评判今天的穷人，毫无道理可言。

4.

里根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内都未能改革福利制度。历史学家说，等他总统任期结束时，福利开支高出其初任总统时。1996年，比尔·克林顿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一同努力，终结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计划——“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该项计划将福利金的领取年限严格限制在5年之内，还增加了工作要求。当“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在“大萧条”时期首次实施、联邦政府开始关注社会福利以来，这是社会福利进行的最大变化。这种“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变化产生了直接且戏剧性的效果。领取福利金的人数剧降。福利总支出减少了，最终里根赢了。美国采纳了他的方式来解决福利问题，便奏效了。但真的奏效了吗？

保守派坚信，里根是正确的，因为领取福利金的人数下降了。但是，不再领取的人到哪里去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找到工作了吗？他们真的像保守派所说的，突然之间就成了有用的社会成员吗？无人知道。2013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了一项调查结果，不但惊人，也令人泄气。这则新闻让人们开始关注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数下降了，但同时领取社会伤残保障金的人数上升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官网上可以看到两张线状图。一张是关于领取福利金的家庭数量，形似滑雪道，向右渐低，反映当今的领取人数下降了，另一张是关于领取社会伤残保障金的低收入者的数量。第二张看起来和第一张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这里下行的线条在那里是上行，整条曲线都是这样。它们看起来不仅相似，而且完全一样。

这些原本领取福利金的人怎么样了？他们不再领取福利金之后，似乎很多人都跑去领取伤残保障金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在亚拉巴马州黑尔堡，“每4个劳动适龄人口中，就有1个正在领取伤残保障金”。我们并没有解决社会福利的问题，它还会出现。我们只是把许多人从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福利计划转移到另一个关注度较低的社会福利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情况其实没什么改变，只不过发放表格的机构名称变了而已。2014年，政府报告称，联邦政府给予伤残儿童家庭的补助首次超过了社会福利金。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确实发生了改变，并且是极其不幸的改变。我们已经无法让政府福利去满足人们真实的需求。让一位失业的非伤残人士去领取伤残保障金，毫无意义。如果他们无法自理、需要帮助的话，应该让他们去领取社会福利金。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这个制度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可现在我们用另一个毫无意义的制度将之替代。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说，伤残人士的划分标准十分随意。这位高血压患者有可能会被划分为伤残人士，而另一位高血压患者却不会。有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没有得到救助，而有些人得到的救助并不是自己需要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将领取福利金的人看作人，而是看作潜在的骗子。正如迈克尔·邦·彼得森所说的，我们所有的反应，包括强烈的同理心，都受此影响。

数十年来，美国都在就社会福利政策进行辩论，终于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正如政治人物所说，它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知的那种政策了。但结果呢？替代的制度可能更糟糕。这表明，关于福利政策的所有喧嚣、争吵就是一整出做样子的游戏罢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滥用社会福利的象征人物琳达·泰勒从来都不具有代表性，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对于这位“福利女王”的新闻反应过激，从而无法客观看待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导致我们的公共政策是建立在偏见之上的。

弗蕾达·柯奇韦原以为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美国人能够感受千里之外、身处战争之中的朝鲜人民的体会。安东尼·刘易斯原以为杰拉尔德·福特能够感知深受其政策影响的那些人的苦难。柯奇韦和刘易斯都以为人们自然应该同情他人。但是，当人们听从本能时，往往不会同情他人。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新闻消息的反应都是出自本能。我们不会像一位听教授讲课的博士生那样去关注新闻。我们不做笔记，不认真思考，只是反应而已，而这种反应通常不会深刻。

第十二章

前进的道路

解决之道，触手可及。

1.

一天，一个12岁的男孩独自在位于伊利诺伊州惠顿的家中。他大胆地决定要看看父母的信件，尽管不应该这样做。他一封接一封地翻着，不时打开看看内容。突然，他看见一封严实的、显然要隐藏什么秘密的信件。他管不了那么多，打开看了起来。他从信上得知，父母正在办离婚。那个男孩叫鲍勃·伍德沃德。

伍德沃德的生活从此改变了，但鉴于他长大后的作为，传记作家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父母的离婚，而是他偷看父母信件这个行为。这件小事似乎很有说服力，与我们对新闻记者及对伍德沃德的印象相一致。他从一个对秘密感兴趣的小男孩一直成长为一位对重大秘密感兴趣的男人，随时留意着表象之下是否隐藏着丑陋的真相。

但是，小时候的伍德沃德的所为，与我们做过的事情真的有很大区别吗？并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奇心，爱打探。的确，套句老话说，伍德沃德的“新闻敏感力”非同一般。他在职业生涯中所爆料出的重大新闻居于同时代的新闻之最。那他的大脑与我们其他人的大脑有本质上的不同吗？并没有。大脑研究证明，我们所有人对新鲜事物都拥有非凡的敏感力。第一章也探讨了埃里克·坎德尔进行的海兔实验。人人都拥有新闻敏感力，这是人类的本能。像那些海兔一样，我们也渴望新的刺激。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天生就是新闻记者。一旦习惯了某些事情，我们马上就会忽视它们，然后关注新鲜事物。我们的大脑总是满世界搜索、寻找爆炸性的头条新闻。正如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告诉学生们，我们都讨厌无聊，“给一个小婴儿一遍又一遍地看某个东西，他们会知道这个东西很无趣”。然后，他会开始看其他东西。

但这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人人对新闻的兴趣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成长为鲍勃·伍德沃德？为什么他比别人提早发现了“水门事件”？

答案是，伍德沃德报道这条新闻时有几个重要的优势。其中一个让他得以领先其他记者的优势是，年少无知。他与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把新的视角带进了政治圈子，因为他们在此之前还未报道过白宫。这让他们处于一种积极的懵懂状态。常驻华盛顿的奈特里德报系的记者詹姆斯·麦卡特尼（James McCartney）解释说，“水门事件”真正秘密在于，它不是由跟基辛格熟悉到可以直呼其为‘亨利’的记者揭露的。跟读者相比，伍德沃德享有的优势在于，他得以面对面地见到自己要报道的“水门事件”中的政治人物、各个部门的官员和党派成员。不像报纸上看他们说的话，他是在听这些人当面说。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在报纸上看一个政客怎么说是一回事，与这位政客交谈又是另一回事。当与人交谈时，我们的警惕性非常高。这一点前文已有探讨。我们会非常专心。如果谁当面撒谎，我们会针对他，对其发怒。如果交谈对象撒谎，我们比仅看印在纸上的文字更有可能发现。诚然，老练的人在撒谎时不太容易被发现，但与伍德沃德交谈的很多人并不老练。他们只是一场丑闻牵涉到的普通美国人。他们甚至不必无所顾忌或明显地撒谎，伍德沃德也能发现问题。他们可能只是面部抽搐了一下。当伍德沃德登门拜访时，他们可能一句话也不说。但他们脸上可能浮现出某种表情，伍德沃德从中就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

与人会面有助于伍德沃德了解谁可以信任、谁不可以信任。正是因为与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休·斯隆见面之后，他才觉得可以信任他。正如伍德沃德在其著作《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 ’s Men ）中所写，“斯隆很细心，不愿提及他自己没有理由去怀疑做错事的人的名字，让我印象深刻”。伍德沃德和读者不一样，他不是从报纸上了解的“水门事件”，而是亲历事件。这是新闻记者享有的优势，而选民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时候，记者对重要事件的解读要在选民之上。

新闻记者或许会对政治有着天然的兴趣，让他们比普通选民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主要优势并不是对政治的兴趣，而是身处的环境。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执行任务时所处的环境正适合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认知机制。他们得以面对面地解读他人，得以长时间与线人相处、相熟识。有句话怎么说？华盛顿是个小镇，身处小镇对记者大有裨益。虽然不像石器时代的群体那么小，但足以让记者有机会见到报道对象，但这也不见得总是优势。当记者与线人之间的关系过于亲近时，会带来危险，比如我们提到的那些将亨利·基辛格称为“亨利”的记者，但整体上看，还是优势多一些。读有关政治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无聊，常会分神。那采访完政治人物之后写关于政治的文章呢？很大的概率是：你既不会觉得无聊，也不会走神。为什么伍德沃德如此确信尼克松的手下在撒谎？因为他们是当着他的面撒谎的。

新闻记者获取事实的方式恰好顺应了人类的本能，那就是通过经验获取。他们不是迈克尔·乔丹，在该打篮球的时候去打棒球。他们所玩的游戏正是人类天生就擅长的。但选民呢？他们关于政治所知的一切都是间接得来的，这就造成了问题。因为如果事实是从报纸上得知的话，我们不太可能记住，与自己从第一手经验得知的事实对我们的影响完全不一样。

支持尼克松的选民在11个月之后才改变了看法，而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你之前可能还会觉得奇怪，但现在我相信你不再纳闷了。

诚然，我们大脑的设计方式就是为了发现新鲜事物，但我们本能的好奇心会因为下列认知偏差而短路：

·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所知，正如那些喝完果汁的猴子，它们学会了朝着同一个方向邀功请赏；

·根深蒂固的党派认知偏差；

·倾向于忽视那些引起认知偏差的事实；

·作为个人，我们倾向于认同某个群体，比如尼克松的辩护者现在仍是这样；

·倾向于撒谎；

·易受谣言影响。

除此以外，考虑到我们都是间接获取有关“水门事件”的信息，那么美国人花了11个月之久才认清事实，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事实上，考虑到我们现在所知的全部事实，跟着本能走的选民没有再迟疑下去，还是相当令人吃惊的。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问题就在于错误的情境。选民需要的是尼克松及其亲信能当面撒谎，就像他们对伍德沃德当面撒谎一样。选民需要亲历新闻事件，那也是17岁的我所需要的。我不需要事实。当时我已经接触到了和朋友们接触到的同样的事实，但我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将“水门事件”看作对自己所持观点和心理需求（当我所有的朋友都否定尼克松时，我需要坚持早期力挺他的决定）的投票，而不是对尼克松的投票。即使当尼克松这位老手在撒谎时我能够近距离见到他，我天生的测谎仪也不一定正常工作。这样的设想是有几分道理的。就算我见到了他，我的关注点肯定会是、也理应是在他身上，而不是在我的身上。

这里明显可以得出一个经验：可能的话，我们都应该直接体会政治。如果有近距离或私下看到候选人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如果有机会参加政治会议，不管是地方、州、还是全国级别的，一定要充分利用。当直接参与时，我们才最擅长政治，才能充分利用感官进行判断，前提是我们不要太受现场氛围左右，不加甄别地跟着自己的偏见走。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不能像记者那样亲历新闻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被狡猾的政客欺骗。科学证明，即使人类大脑的设计方式是为了适应石器时代，而不是现代世界，大脑有其局限性，即使在远距离之外，我们仍有方法搞好政治。有时候，我们可以让本能支持自己，而不是反对自己。有时候，我们可以完全阻挠本能的正常发挥。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不是注定要作为不受控制的本能的受害者来生活，但我们首先要学会识别，我们什么时候的反应是受到本能驱使的。

2.

在我写本书的最后阶段，网络上已经开始散布一些关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中东地区割头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多是由视频短片呈现，无辜的受害者直面刽子手的刀剑。其中有一位帅气且具有理想主义的前陆军游骑兵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在执行为叙利亚难民运输药品补给的任务时被“伊斯兰国”劫持，他被杀害时年仅26岁。

观众看过这些视频后十分愤怒。那是应有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们实际上不用亲眼见证割头的瞬间来感受这种恐惧。这种割下他人脑袋的行为实在太骇人听闻。我们看这些新闻就会感同身受（特别是我们通过视频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即使是视频在致命一击之前被切断了）。那是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在现代情境下应有的运作方式。

但是，当情况并非如此时我们应当这么做呢？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从快思考切换到慢思考。快思考，你可以回想到是我们的自动系统。这是当我们的思维主要被自觉意识之外的情感和本能主导时我们使用的思考方式。慢思考是指令更高的认知思维，源于自觉意识。当我们不能依赖快思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转换到慢思考。理论上，这不应当是一个问题。慢思考就是为这种情况而生。一旦快思考无法给予我们需要的结果，慢思考就会自动跳出来。杰出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兰·格里提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首先产生意识的原因是要我们在自身情感和直觉无法工作时适应我们遇到的情况。他解释道，意识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机制，让我们察觉错误并做出更正。当快思考表现不佳时，慢思考就会接手，让我们能够具有创造性地应对所遇到的问题。

然而，我们的信号系统往往不会适时切换到慢思考。我们大脑的监视系统应当察觉到这一事实，那就是在政治之中，这样的情境往往都是错误的，结果应该是我们需要切换到慢思考。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在现代世界经常失灵。

回想起来，在我17岁为尼克松辩护时，我本应切换到慢思考。因为不利于他的证据不断累积，我需要重新衡量自己的诺言。当我的监视系统没有响起警报时，我的大脑依然停留在自动驾驶状态，自动对新闻做出反应，而不是认真思考其真实性。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会说我正认真思考“水门事件”，仔细阅读我手里一切关于这件丑闻的资料，持续关注这段时间复杂的是非曲直，但我没有意识到快思考的直觉在引导我的反应。那是因为快思考在种种场景背后的运转，藏匿在我们很少关注的角落。我听到了不同的认知，那是在我的心理学101课程的议程之中，但我自己并没有识别出来。我并没有思考我花越多的精力去为尼克松辩护，我就越容易继续为他辩护下去。我当时用的是快思考，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很自信自己是在思考而不是做出反应。

这意味着我们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自己。这几乎不是需要常识来告诉我们的事情。柏拉图在两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要审视自己的生活。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代世界，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我们不得不开始理解我们大脑的98%是无法形成意识的。柏拉图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科学教会我们的是当向外看时，但我们同时要向内看。我们必须要质疑自己的直觉，而这是违反直觉的。

实际上，我们应当成为自己的监督者，一直小心自己的快思考。我们要成为自己的“监督警察”。在媒体的监督之下，政客们一旦有所失态就会被抓住小辫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时，在任何我们能做到的情况下尝试唤醒自我，特别是遇到利害攸关的问题时。这是我们保证自己的石器时代的大脑能帮助我们以恰当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唯一途径。有时候，正如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割头事件时，做出快思考反应是正确的，但要知道我们做出的反应是否合适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我们的政治反应置于显微镜之下。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把自己置于显微镜之下。现在要相信，我们能坚持不懈地做到这样是不现实的。我们无法一直不断地让自己处于这种自我审视之中，那会太过疲惫。我们甚至连什么反应属于政治范畴都不清楚。观看“伊斯兰国”割头算吗？那显然是政治性的。但从一个躺在路边的流浪汉身边走过算不算呢？我们对此也有政治性反应，甚至当我们走过他们身边视而不见，这种貌似非反应的反应，也是一种反应，这体现了我们的意识认为无家可归的人并不重要。那么显然，我们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尝试。

如果我自我审视了自己对“水门事件”的反应，我也许就可以不用因为与同学产生摩擦而痛苦。我并不是说那种摩擦不好，事实恰恰相反。但基于未经检验的反应而产生的摩擦是无所裨益的。

那么，什么是有所帮助的呢？有意识地参与关于我们互相对“水门事件”自然反应的辩论中。我的朋友们也许已经让步，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去相信尼克松最坏的一面，因为他们对尼克松盲目反对的大脑驱使他们这样去做，这表明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确实有认知偏差。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信任过尼克松，便会欣然接受那些证明他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而我也许会怀疑，如果我对自己足够诚实，我的石器时代的大脑当时引导我去为尼克松辩护，因为我当时自然而然地更加笃定自己已经花费了如此多精力所坚守的信念。我也许甚至会意识到我当时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已经适用于自己。

我也许会继续急于为尼克松辩护，但关于快思考的知识应当改变我的臆断，意识到我并没有完全理性地对新闻做出反应。简言之，它会让我不那么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而朋友们是错的。在民主制中，这是十分宝贵的一课，也正好能被科学支撑。科学发现告诉我们要提防自己。不仅仅是我们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如我们所见，在对事件做出判断时，我们经常依赖本能，但由于情境不当，本能并不可靠。

我们怎么能知道应当在什么时候成为自己的卫兵呢？应当在我们快速做出反应的时候。那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快思考而非慢思考意识在控制我们的时候。

这里说的本能，并不是我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定义的我们需要察觉到的本能。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用来帮助我们在现代政治世界中探险的，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受到监视。当情境不当时，这些本能可能会哑火，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就容易如此。

以厌恶这种强烈的情绪为例。臭气剂实验表明，我们的厌恶情绪强烈到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我们感到厌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如此。希特勒在电影中把犹太人比作老鼠后，观众在下一幕看到犹太人时就会退缩，但显然他们没必要这么做。犹太人不让人恶心，让人恶心的是老鼠，但观众们看不出区别，很久之后依然把犹太人视为老鼠。这样去人性化的比喻使得犹太人变成非人类，而这样的非人类更容易被杀害。

另一个关于厌恶的影响的现代案例发生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在正在进行的让美国人反对堕胎的运动之中，反堕胎激进分子立起硕大的广告牌，描绘被打掉的胎儿的样子。他们希望这些图片能够让学生们联想到让他们恶心的东西，从而让他们反对堕胎。但学生关于堕胎的观点应当由对一张看起来很可怕的照片的情感反应来决定吗？自然演化出的恶心的反应让我们免遭疾病，这也是我们见到排泄物扭头就走的原因。恶心不会演变成让我们反对堕胎的原因。正如一位对反堕胎运动感到失望的教授所言，让她感到恶心的东西很多，包括头发里的跳蚤和人类内脏的照片。“这些不同的东西不具有相同的道德含义，”她恰当地总结道，“我们的情绪反应会误导我们。”

因此，当一个政客说的话煽动了民众的时候，无论是用华丽的辞藻激发起民众的爱国情绪，还是用一句口号让复杂的事件突然变得简单，民众应当怎么做呢？民众应当在情绪反应促使他们决定支持某项政策或赞成某个政客争权夺利之前，按下暂停键。

人们不能阻止自己按自身反应的方式做出反应。一张人类内脏的照片总是会让人们有恶心的感觉，但了解人们如何对某种刺激（如一张被打掉的胎儿的照片）做出反应，可以改变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刺激，然后反过来又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了解我们的大脑如何运作可以改变其运作方式，被教导要认可片面思维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一旦我们认同对某种刺激的本能反应（无论是我们对一个看似真诚的政客的反应，或是我们想要坚持对团队成员的看法的欲望），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做出的判断。我们不太可能改变我们的直觉反应，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每当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改变了自己的大脑。思维改变神经网络。每次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就会创建大脑改变的记忆。大脑是可塑的。

这是过去几十年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我们的大脑在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发生改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许多年前关于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发现。想要在伦敦拿到出租车司机执照，你必须要掌握这座城市复杂的街道网络，熟悉各个社区的情况。你需要知道怎么不用地图就能从A到达B，还要知道宾馆、剧院和其他目的地的位置。这需要司机们记忆上千条道路，促使对于记忆功能至关重要的海马体更努力地运作。研究者对司机大脑进行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典型的伦敦司机的海马体明显比其他人的海马体要大得多。我们现在的大脑与出生时不一样，它一直在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它。

诚然，我们信仰的道德基础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是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证明的。我们中有些人倾向于保守派，有些人则倾向于自由派。而我们的很多道德信仰，如认为乱伦是原罪，几乎普遍适用于所有人，不容任何理性的质疑。我们对乱伦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乱伦使我们充满恐惧。为了证明事实如此，海德特讲述了一对儿姐弟朱莉和马克的故事。一天，他们仅仅因为觉得有趣而决定做爱。两人都已成年，并采取了保护措施。之后，他们说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但也说只会做这一次。他们做的事情有任何不对吗？人们认为海德特的道德基础调查默认其中一定有错。但为什么呢？又没有生孩子的危险。这对儿姐弟认为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们都是持相同意见的成年人。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反感呢？海德特的答案是，我们的道德基础与大脑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远远超过判断能力。我们因为相信而相信，这说明我们的推理能力是有限的。关于那些单纯地持有坚定意见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解释清楚，但那又怎样？因此，保守派人士思想保守，而自由主义者思想开放。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自己的喜好，决定自己的观点是否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是明智的。

3.

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容易被自己的本能控制，只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另一个挑战则是学习如何抵制本能的冲击。幸运的是，尽管我们的本能力量强大，但在本能面前，我们并非完全无助。科学正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能并不会把我们往相同的方向拉，直觉会把我们拉向四面八方。我们每一种本能演化之后都会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将我们设计成完美且完整的生物，我们的本能不会无缝运转。我们的脑袋充满了矛盾的冲动。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完整的生物时，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大脑中，没有哪个小人儿可以处于控制。

想想你对“9·11”事件的反应。你对那天糟糕的系列事件的反应很有可能不止一种。人们谈及最多的反应是愤怒与复仇，这是最普通的两种人类情感。但我们在那天还有另一种反应，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那种想要理解这一事件的冲动给了我们机会去思考，而不仅是大肆抨击。我们真的想要知道。正如我之前所谈到的那个视频，我们看到一个中东地区国家在一次恐怖袭击之后一片混乱的样子之后，这样的思考变得尤为重要。群众的反应与我们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的认识或者说与我们的自我认同并不一致。它就像是一团不祥的乌云突然出现在山上那座闪耀的城市之上。

诚然，我们想要一个迅速且能让自己满意的解释，而乔治·W.布什总统提供了一个答案。有一段时间，他开始主张说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是因为不理解我们。但一个不同的政治领导者会给我们不同的答案，并且可以坚持下去。我们自己本可以决定布什的答案听起来并不是很正确，正如教授们几乎一致认为布什总统说的不对。因为在那些群众曾经欢呼的中东地区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真的憎恨美国，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美国人。尽管他们的行为可能骇人听闻，但他们了解一些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关于我们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往往不太关心外国人民的生命。由于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我们有权定义它们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可以忽略其中一个而支持另一个。的确，如果一块石头冲我们滚过来，我们只有一个瞬间可以做出反应，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在大多数政治情境中，我们面临的却不是这样的情况。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最后致使我们做出决定的都是基因、个性和环境的综合因素。在“9·11”事件之后，似乎美国人注定的命运就是复仇，但美国人不能跟随这样的本能，不可以使其他冲动屈服于此。科学告诉我们可以选择从各种本能中进行挑选、做出选择，尽管有一些科学家坚信，基因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我们选择的自由则是有限的。

在美国，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是引发多种本能反应的辩论案例之一。其中一种本能反应来自憎恨墨西哥移民的白种人，而这种反应体现了典型的对外来者的怀疑，但这并不是在针对移民的辩论中所使用的唯一本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许多故事颂扬的正是移民的胜利。正如前文所述，当故事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时尤为吸引人。美国人没有理由不本能地称赞移民，因为他们拥有值得回忆的故事，所以美国人无法让移民在国家事务中置身事外。我们可以让本能为我们服务。当我们自己想要消除一种本能时，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去发挥另一种本能，因为我们有意识的大脑会告诉我们哪种本能是有用的。2014年，奥巴马宣布，允许上百万非法移民获得工作许可。为了说服美国人支持他的计划，他讲述了一个名叫阿斯特丽德·席尔瓦（Astrid Silva）的年轻女人的故事：

阿斯特丽德被带到美国时只有4岁，她只有一个十字架、一个洋娃娃和身上穿着的百褶裙。刚上学的时候，她一点儿英语都不会说，只有通过读报、看广告才慢慢赶上其他孩子，成为优等生。她的父亲是一名园林工人，母亲的工作则是给人打扫屋子。父母不让阿斯特丽德申请一所技术学校，因为害怕由于一些文件、手续会让她作为非法移民被拒收，其实她自己已经悄悄申请了学校并被录取。然而，大多数时候，她仍然生活在阴影之中，直到她的祖母过世了。她想回去参加祖母的葬礼，就不得不冒着被发现、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从那时起，她决定为自己和跟她一样处境的人发声。如今，阿斯特丽德·席尔瓦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是，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美国是一个把像阿斯特丽德这样努力的、充满希望的移民赶走的国家，还是一个可以接纳她的国家呢？

请注意，奥巴马没有告诉美国人谁想要赶走移民，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受到他们应有的感受。这是十分明智的举动。正如我反复强调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打算感受到的。在刚开始演讲时，奥巴马甚至承认人们有权感到愤慨。“我们所有人，”他说，“反对任何没有承担生活在美国应承担责任的人攫取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回馈。”但之后，在一个适当的转折点，他又展开了一幅欢迎所有有需要的人来到美国的愿景。这是为了呼吁一种不同的、更人性化的本能，让这种本能更有助于人们发现自己的所处环境。

在现代世界，政客指出人类总是本能地倾向于更好的选择，我们不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狗咬狗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人类的本能基本不适用于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甚至不适用于处于战争中的我们。尽管在战争中我们需要挖掘很多动物本能，如尽可能使用一切能使用的武器，但领导者也会提醒我们“人性中的天使”。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中便反复做着这件事，特别是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他恳请美国人记住敌人的人性：

我们要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所有人宽大仁爱；我们要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抚平国家的伤口。我们要关心那些肩负战争使命的人，照顾他们的遗孤，尽一切可能实现和珍惜我们自己和所有公正与和平。

内战十分可怕。本质上，我们最终如何对事件做出反应并不依赖我们的本能，而是靠我们的领导者和我们自己的选择。想想2014年，第一位埃博拉患者进入美国后发生的事。最初许多美国人的反应就是单纯的恐惧。他们不想让任何携带埃博拉病毒的人来到美国。那时，他们石器时代的大脑开始运作。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这样的政客，就是利用了选民的恐惧，威胁要把一名刚刚从非洲回来的护士隔离起来，因为他说这名护士感染了埃博拉（其实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卫生部门的官员试图打消人们的恐惧，抚慰公众说，美国民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比遭闪电击中或者被汽车撞到的可能性还低，所以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不久之后，民众的恐惧平息下来。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埃博拉病例慢慢变少，但更有效的是卫生部门官员冷静的反应。他们消除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我们本能地尊重医生和护士，我们本能地期待权威人士能给予指导。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何时应该信任自己的本能，而何时不应该信任：当本能符合现代世界的语境时，我们应当给予信任，反之不能让本能影响我们。

4.

在本书的一开始我就说到，科学正在给予我们希望。你们可能在想我还没有向你们解释，在面对经常被快思考的本能驱使（快思考这种本能很有可能会误导我们）时，我们如何保持希望。尽管我们知道自己有多种本能，并且可以使用它们来排除一个不会激动人心的消息，但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我看来，也许能让你激动万分。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可以督促人们投票的方法。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发现并有效利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数百万美国人对选举并不抱有多大兴趣，因为选举过程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且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联系。他们的本能会告诉他们忽视公民责任。他们似乎对自己说：“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

但现在，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方法能让人们改变对选举的看法。几位科学家在2001年，也就是在那年的中期选举中，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这几位科学家与政治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一起通过Facebook向61万名用户发送了消息。没错，是61万名用户，千真万确，这相当于法国的总人口数量。他们想要了解的是，是否能通过这样简单的信息，如“嗨，你好，投票很重要，去投票吧”，来鼓励他们投票。你现在就算知道这样的信息丝毫不起作用也绝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人们得到这样的信息基本会无视它们。第二个发现稍微让人感到激动，那就是Facebook上的朋友，即使仅限于网络上的朋友，也会对你有影响。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在他们的主页贴上了“已投”的标志，这不会让你有一丝的投票欲望。第三个发现才是最重要的。你亲密的朋友，就是那些你天天见到的、现实中的朋友，会对你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联系紧密的朋友圈中，你会感到来自同伴的压力。如果在一个人的主页上显示“已投”，就有三个他的亲密朋友会紧随其后。

通常情况下，社会学家将人们本能驱使的从众心理视为消极的，但它也有积极的效应。我们可以利用“不想掉队和质疑权威”的本能促进民主的发展。

从上述对Facebook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消除冷漠。这样研究能够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如何改变人类行为。我们不用再猜，也不用依靠本能、实验或研究（年复一年地观察个体行为）。当然，这些方法都有其优点，即使简简单单地依靠本能也有其可取之处。毕竟，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也是基于本能，而不是生硬的大数据。而大数据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兴的、被称为社会物理学的领域，以求改变政府和企业激励人们的方式。

研究大数据的社会学家取得的一个重要发现，正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用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人们的想象力。这不只是人们的智力，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人们能够用创新思维思考吗？雇用一位与爱因斯坦有着同等智力的员工，把他锁在房间里，让他自己一个人冥思苦想可能并没有什么用。无论这个人有多聪明，他都需要跟其他人接触，从而发挥他的潜能，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是社会动物。如果我们没有跟各类人接触，那么我们的思维会变得越来越局限。与各行各业的人接触，吸收他们的想法，使我们能够得以成长。无论你的多巴胺水平有多高，与人接触是激发创新力的魔法配方。这也是为什么文明与城市环境如此紧密相连。只有在城市里，人们才会与自己思考方式不同的人有所接触。

这是非常吸引人同时又预料不到的，它意味着本来是石器时代的优势（即一个人人相识的小群体）并不是纯粹的优势。生活在小群体中的人们，也许不会冷漠相待。比起我们，他们也许更能读懂领导者的想法，但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受到阻碍。就算石器时代的社区有自来水、街道、网络，你也不愿待在那里。因为我们需要不同人群的存在来促进我们的思考。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是社会物理学领域的领先学者。他说，大数据证实了社会进步是有捷径的。你想去提高城市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你想犯罪率更低？你想投资昂贵的学校或者招揽警察？也许你能、也许不能得到好的结果，但人民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在社区开咖啡馆、餐厅、小吃摊，这样人们能够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进而创造出良好的社区环境。神奇的事情也会发生：人口密度会促进创新思维，降低犯罪率。

如果一座城市能将人们的生活区域和工作区域完美地结合起来，那么这座城市里的人便得以进步。反之，如果一座城市将人们的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相互隔离，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会因此恶化。这是来自大数据分析的有力论点，与政治息息相关。还记着尼克松的支持者如何为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吗？他们无法改变思考方式。他们在1974年就钻进了死胡同。社会物理学家解释道，这些支持者由于缺少跟那些与他们有着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接触，他们更不愿意接受新的观点。那么，什么是解决之道呢？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一直与一些跟你想法差不多的人打交道，那么你要跳出这个圈子，开始跟那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接触。这些尼克松的支持者要做的就是与其他人多接触，但他们的本能是什么呢？他们的本能就是逃离这些以及有着不同想法的人。当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蒂莫西·纳夫塔利邀请约翰·迪安去演讲时，尼克松的支持者便开始摒弃、惩罚纳夫塔利。这些正是他们最不应该做的。

对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深度分析能够让我们知道事情的原委。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人们如何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个体理智分析的结果，还是社会团体对我们影响的结果？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社会学家用了9个月的时间观察寄宿学校学生的互动方式。电子监控设备会一直记录他们在哪里，他们跟谁讲话了，讲了多久。这些数据每隔5分钟就会录入电脑。最后，社会学家会得到几千兆的数据。这些数据记录了超过50万个小时的学生互动。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那么，结果呢？结果显示，我们越是只与观点相似的人接触，我们的观点就会变得越极端。

这不是说我们对本能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们喜欢跟想法相同的人一起出去逛街，但我们的想法也会变得越来越狭隘。这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我们需要与他人互帮互助，所以我们会选择扩大社交圈，会有意地接触那些跟我们有着不同想法的人，这样我们的视野也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开阔。

如果我们只被本能所左右的话，便无法改变我们的思维。如果我们盯着一位散发魅力的政治家，被深深吸引的话，就像我的妈妈一样，那么对于这样的反应，我们自身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感受是来自本能、无法控制的，但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做就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就像我们能够有意识地选择一起出游的伙伴。这也意味着，当通过社交媒体与别人沟通时，我们能够有意识地与那些跟我们想法不一致的人进行交流。为了能够促进社交多样性，社交媒体可以对主动与其他网络群体交流的用户给予奖励。现在有一款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当人们注册后，如果他们与陌生人在现实中见面，比如星巴克，他们便可以得到一些勋章。与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一起交往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从而利用本能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让本能伤害我们。

尼克松的支持者的朋友圈太窄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小群体的成员都相互抱团了。他们总是自我防卫。他们群体的身份标志取决于一些相同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尼克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这种身份标志也是有代价的，就是使他们的思想非常狭隘。值得吗？也许他们认为这个群体更重要，所以他们认为是值得的。毕竟团体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感，也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但我们为了群体而将自己的独立性舍弃时，这个群体也会变得非常弱。当我们愿意被群体挟持，将对群体的忠心置于真理之上时，民主也会因此受阻。

跟别人接触，不一定意味着思想开放，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在瓦瑟学院求学时是尼克松的支持者。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就是一位孤独的尼克松支持者。朋友们越是逼我，我就越为尼克松辩护。或许如果有几个朋友能够跟我一样相信尼克松的清白，我也许会容易接受改变，但没有人能跟我分享我的疑惑，这也导致了我的固执。

5.

另一个让我们保持希望的原因是，科学已经证明，我们有一种本能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变化。这种本能适用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就像它适用于我们的石器时代的祖先那样，就是焦虑。正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样，当期望和现实不符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已经告诉我们，对信仰的负担超过改变信仰的成本时，我们就会改变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意味着我们拥有一种改变的自然倾向。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不能很好地适应政治，但焦虑最终会帮我们摆脱自我。焦虑给了我们改变的动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效。恐怖分子袭击了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华尔街银行家抢客？我们又变得焦虑不安。只要威胁上升到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杏仁体便开始工作，引导我们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设。

只有当一个坏消息足够坏时，我们才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也就是当我们突然面临危机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神经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完全跳过了焦虑的阶段。在危机时刻，你不要着急，思考是需要时间的。在危机中，你希望有所行动，我们无法使用慢思考，我们需要快思考。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本来不想让乔治·W.布什继续担任。美国人想要快速反击，后来布什给了美国人解决方案，所以美国人聚集在他身后，给予他支持，使他成为历史上保持最高民意支持率的总统。在危机中，我们总是本能地追随领导者，因为危机让我们变得保守。我们寻找可以信任的盟友并放低姿势。布什的政策在“9·11”事件之后可能被误导了，但美国人对民族团结的渴望是正确的本能。

而在其他逆境中，当面对的挑战没有让人们感到危机时，人们就会本能地变得焦虑起来，情况越糟，人们越焦虑。马库斯说，这种焦虑的感觉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甚至可以让人们远离偏见。当计划一个大项目时，人们可能会在计划性偏差的作用下，低估完成它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在发现错误后，守性偏差就可能会使人们确信自己没有犯错误。但最终，当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特别明显、引发焦虑情绪时，人们通常认识到了真相并接受真相。当英雄摘下面具露出坏人的面目时，我就不会再把他们当作英雄对待了。

因为我们就是为生存而生的，所以我们天生就会很现实。现实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同理心。当我们不承认自己对其他人的伤害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处境时，我们可以完全很迟钝。但是，如果我们听见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别人正在经历的痛苦，那么故事引发的焦虑就能帮助我们拓宽眼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朝鲜战争期间或者之后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故事被报道，这可能是因为媒体没有花很多时间报道。媒体选的只是事实，而人们需要引人入胜的故事。在美国士兵将伊拉克平民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之后，的确有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据我所知，图片和故事对人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平民让美国人感到焦虑不安。对美国士兵的焦虑让美国人重新审视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已经开始记录的有关大脑的令人惊讶的好消息。

马库斯及其同事最近对情感理智理论（即我们的认知功能与情绪极为不和时焦虑是导致其改变的主要因素）进行的测试表明，焦虑大概对我们有相同的影响，无论我们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时。科学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确在思想方面不同。自由党人思想普遍开放，而保守党人倾向于坚持他们所知道的事物且坚信不疑。但是，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思考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跟基因有关，拥有不同思想意识领域的人对引发焦虑情绪的事件的反应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很有希望的发现，意味着人们在存在分歧时能找到方法弥补。一项研究表明，对事情的焦虑反应甚至能本能地拉近人们的距离，比如容忍一种能引发道德问题的事情。当人们深感焦虑时，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会更加宽容。

焦虑不能把无知的选民变得聪明，它不会带来智慧。当选民认同一个领导者的令人失望的观点时，他们不会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然后跑到图书馆去。焦虑并不能把普通选民变成哲学家，但焦虑的确告诉他们需要改变。

结果就是不理性，就像1903年那样。正如一篇政治文章指出的那样，“大萧条”造成来自世界各地选民明显矛盾的反应。美国的选民来自信奉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选民则抛弃了致力于公共行动的工党政府。这表明人们没有认真考虑过“大萧条”的补救措施。他们只是无视那些执政者，无论他们相信什么，无论他们执行公务好或坏。

这真的是非理性的标志吗？我们不能指望选民知道在面对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正确路线。通常情况下，尽管政客和学者会虚张声势，没有人真的知道应该做什么，甚至连专家都无法预测未来。社会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研究了过去20年数百名专家的预测。在那个时期他们做了超过2.8万次预测。正确率是多少？几乎为零。

人类不擅长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我们了解的只是过去，而过去常常是拙劣的指导，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历史学家煞费苦心地想要说清楚历史很少能给予我们经验和教训。只要我们接受证据，只要我们愿意尝试新方法，我们迟早都会找到解决方案。这就是“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采取的方法。1932年，他刚开始竞选总统时曾说道：“采取一种方法并试一试。如果失败了，就直面结果，并尝试另一种方法。总之，不管是什么，都得试一试。”这并非最好的引言，但描述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这是进化所认可的生命方式。当出错时，尝试新事物。这就是为什么选举总是取决于问题的发展。如果你喜欢事情正在发展的方式，你就会投票支持现任政府；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投票支持其他人。

现在，因为人类并非完全相同，所以每个人不会在相同时间有相同的反应。我们住在哪儿、和谁在一起、经历过什么，这些都影响我们对待事物的反应。就连对国家选举，我们的反应都可能不尽相同。1916年，大多数美国选民都很担心欧洲的战争，但并非人人都如此担心。新泽西州的选民在经历了一个地狱般的夏天之后，放弃了对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他们并没有特别关心战争新闻。对他们来说，此刻的重要事件是鲨鱼袭人事件，这使他们处于一种疯狂之中。他们显然和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一样。鲨鱼袭人改变了他们的现实，引发了他们对现任政府的强烈不满。令人不愉快的是，他们投票支持改变。这可能是不理性的，但考虑到我们对进化的了解，这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很有逻辑了。这是我们做坏事时常有的反应，是焦虑在起作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焦虑导致了一种明显的非理性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焦虑就不可信。没有什么比保持真实更好了。

毫无疑问，焦虑不是魔法药水。处于高度焦虑状态的人们，可能会担心别人抢走他们的工作，攻击满嘴大道理的政客，对阴谋理论变得敏感。当政客成功消除选民对其他国家意图的焦虑时，就会爆发战争，就像2003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警告民众，萨达姆·侯赛因可能获得了核武器那样（赖斯说，“我们不想让烟的形状像蘑菇云”），也像前文讲述的芝加哥家庭主妇的例子（她们预测了地球末日）和尼克松追随者的例子（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的人，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成员，即使有理由变得焦虑，也可能坚持错觉）中看到的那样。人类毕竟是人类。只要焦虑能帮助保持事物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会适应变化的。科学证明，这是生存的关键之处。要么适应，要么死亡。由于焦虑，我们通常会适应。

你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适应，但在现代世界，我们常常需要快速适应。那些尼克松的支持者花了11个月才克服盲目信任尼克松总统，但他们真的应该早点克服的。延误是有代价的。意见相左，国家开始放任自流，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经济开始衰退。诚然，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公众迟迟不介入“水门事件”造成的，但“水门事件”使我们分心，无法与他们打交道。

有时候解决问题不能等待，这就是我们在讨论气候变化时面临的形势。如果极地冰盖融化，我们将变得焦虑，再付出行动。但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等到那时，挽救人类生存环境就来不及了。一旦冰盖融化，就永远消失了。为了拯救人类，我们需要的是快速反应，不能等待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时再行动。我们需要对全球变暖做出反应。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阻碍了我们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环境活动家乔治·马歇尔指出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无动于衷。他发现，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和“桑迪”飓风的人本来应该更能感受气候变化的危险，可他们却似乎对此漠不关心，导致社会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和保罗·斯洛维奇等人的警告都被公众视而不见。

卡尼曼说，他现在对人类的行动“十分悲观”，“我真的看不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之路”。他给出了4点原因：

1. 气候变化缺乏特点，这就是社会学家说气候变化并不需要我们注意的说法。

2. “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减少未来的威胁”，这种想法不太受欢迎。

3. 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备受争议，给了怀疑者漠不关心的理由。

4. 关于气候变化采取行动需要我们承担损失，而一般来说，人类讨厌承担损失。无论阻止气候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都感觉失去的更多。

斯洛维奇提出了更多的原因，他说，气候变化并不会让人感到威胁，我们已经习惯了坏天气。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是很难想象的。

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已经表明，焦虑可以突破我们的偏见，这是情感智力理论给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我们对火灾警报的反应。乐观型偏差应该阻止我们对火灾警报做出回应。当我们听见警报时，本应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的警报，没必要担心，但我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就像错误管理理论预测的那样：当听见警报响起时，我们会做出反应，认为认真对待火灾警报会更安全些，而不是冒着忽视真正威胁的风险。这就是焦虑的作用。

事实证明，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焦虑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大多数人（65%），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或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人们赞成限制“现有发电厂释放温室气体以减缓全球变暖”，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发电厂得对气候变化有所作为，只有20%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焦虑还没有让美国人相信气候变化现在是真正需要他们担心的问题。很多人不相信他们的生活将会被大大地改变。

这很令人烦恼。气候变化是一场让人感觉不到危机感的危机。我们只是为了感受危机而生的。正如乔治·马歇尔观察到的那样，因为气候变化“没有任何清晰的标志，能正常地引导我们的大脑去否决我们的短期利益，我们积极地与他人共谋，并调动我们自己的认知偏差，从而超越它”。

我们不需要吓唬人。我们只需要强调谨慎行事的重要性。正如乔治·马歇尔在其书中观察到的那样，我们一直都会谨慎处事，这就是美国人花几十亿美元买保险的原因，也是政府花几万亿美元加强国防的原因。一场围绕这个主题组织的活动很有可能引发必要的杏仁体反应。

6.

情感智力理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相信焦虑的感觉，不能相信愤怒的感觉。我们的大脑可能会产生两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对我们的政治观点有着不同的影响。由杏仁体引发的焦虑和上述的积极作用有关，而脑岛中产生的愤怒有着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焦虑打开了我们的大脑，而愤怒则蒙蔽了我们的大脑。

乔治·马库斯及其同事设计了一项实验，用以检测焦虑和愤怒之间的差别。他们给受试者看一则有关俄勒冈州某个虚构大学的新闻故事。该大学使用《平权法案》来培养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学生团体。这个故事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把《平权法案》当作积极事物看待，另一种则把《平权法案》当作消极事物看待。研究发现，因为这个故事而变得焦虑的人，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还想了解更多。他们会上网阅读更多有关《平权法案》的内容，即使那些内容有悖于他们的信仰并使他们感到更加焦虑不安，而因为这个故事而生气的人不想再进一步了解《平权法案》。的确是这样，赞同《平权法案》的自由党人读的是消极的版本，而反对《平权法案》的保守党人读的是积极的版本。这些人，不管他们身处哪个阵营，自由党或保守党，读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文章时，他们不想去进一步深入了解。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时，愤怒是可取的。在一场需要快速行动的危机中，愤怒给予我们需要成功的焦点，甚至在与另一个人的战斗中有助于生存。愤怒的人是令人生畏的。但在现代世界呢？在主流政治观点中，愤怒破坏了民主。生气的人看不到其他人的观点，生气的人不会妥协。

现在，关于民主到底有什么是真的呢？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很生气。难怪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陷入僵局。愤怒正在做它该做的事情：在艰苦的条件下让美国人意志坚定，但它并不是来帮助美国人在多党合作体系中生存。愤怒得以进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短期需要解决的特定威胁。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好几个月或好几年都处于生气状态。但我们在应对哗众取宠的政客和媒体煽动者的嘲讽时，的确会很生气。现在，我们没法从生气中得到喘息的机会，愤怒一直徘徊在我们身边。

当然，并非所有的愤怒都是一样的。正如我反复观察到的那样，语境是很重要的。社会学家认为，像“9·11”事件这类的危机会使我们愤怒，而这和那些让我们生气的日常情境不同。在类似“9·11”事件发生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愤怒，但我们同样感到团结一致。日常生活中的愤怒让我们很分裂。

愤怒是推动社会运动的燃料。20世纪80年代，愤怒促使由同性恋者组成的Act Up组织发起暴力行为，同样是愤怒，导致了今天的茶党的形成。人类会感到愤怒，是想强迫别人改变行为，但人类已经从过去得到了太多教训。焦虑只有在一个小群体宣传不受欢迎的观点时才起作用。如果普通选民对日常政治观点的反应是默认的愤怒，如果专业的活动家利用愤怒来招募追随者并吸引捐款，使愤怒成为例行的公事，民主便不会按其应有方式运作。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人都很愤怒，没有妥协的余地。

科学告诉我们，若政治观点让我们感到愤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这是完全可行的，我们的快思考模式可能不适合民主，因为它是在现代世界中实践的，但科学表明，我们不必等几万年的时间让人类大脑进化。当我们觉得自己快要屈服于愤怒时，我们有能力识别愤怒并开启慢思考方式。我们不必让自己陷入媒体和政客之前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抵制。

科学的经验教训？少数群体可以用愤怒来诱发变革，但大多数群体其实是不可能处于人们互相争吵的局面里，那只会导致僵局。

7.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多次看到，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能反应，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以不同方式消化它。当然，这需要自律。科学表明，大多数人可以学会自律，就像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chel）展示的那样。米歇尔是社会科学先锋，因为做了一项特别简单却又令人兴奋的实验而备受赞赏，也就是名不虚传的棉花糖实验。在实验中，孩子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想要棉花糖，立马就能拥有一个，但如果他们能等上一小会儿的话，就可以有两个。对于孩子而言，这个实验的难点在于棉花糖就摆在他们的面前，等待就变成了很迷你的考验。正如米歇尔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孩子们想出了巧妙的办法让自己抵住诱惑。他们选择了唱歌、试着顶住墙、咬住上嘴唇等。过了一会儿，很多人放弃了，屈服于自己的欲望。

这并不是米歇尔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多年来，他一直研究参加实验的孩子们。他发现，当时在实验中更自律的孩子在后来的生活中更好。他们在学校表现得更好，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挣的钱也更多，甚至在婚姻上也更成功，离婚率要远比当时屈服于自己欲望的孩子的离婚率要低。

这表明，自律是我们继承的另一大特征，有些人很幸运地继承了这一点。在遗传中，他们获得了自律基因，但米歇尔说，实际上并非如此。自律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这是新兴的认知疗法科学告诉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你4岁的样子并非你40岁的样子，你可以改变。

米歇尔称，有两种十分有用的策略。假如你正在尝试决定留下多少养老金，如果你认为现在就做出决定，你可能不会留好足够的钱，至少调查表明美国人是这样。因为你的现状需要看起来更加有压力。我们把现在看得比未来重要。我们像看3D电影一般看待现在，而看待未来就不是这样。未来似乎很遥远、很冷漠、很难想象。未来就像看老式电视一样，显示的只是黑白画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对生动的事物有更强烈的感受。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分成两组，要求他们就养老金做出决定。一组人是思考现在的，方法就是向他们展示他们现在的自己。另一组人则是来思考未来，方法就是向他们展示未来的自己。结果表明，看到未来的自己的受试者觉得他们现在要比他人多节约30%。

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和其他类似的实验都表明，如果我们想就未来的某事做出决定的话，我们必须让未来具象化，同时也可表明信心。如果想要使自己远离现在过度情绪化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假装做有关未来的某件事的决定。如果我们想要加强我们抵抗棉花糖的能力，我们就要把棉花糖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计划几年后再吃。这种距离使3D电影的诱惑变成了不太具有吸引力的黑白电影。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律不是遗传而来的，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习得，而且可以教给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抑制坚持政治本能的冲动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不必让自己忘乎所以，我们可以调查真相而不屈服于本能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未来从而控制自己的本能反应。用米歇尔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关闭我们的热系统，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快思考，并打开我们的冷系统，也就是我所说的慢思考。

米歇尔用来增加自律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如果……那么……”策略。例如，如果你想戒烟，那么想想医院病房里的肺癌患者。

认为这种技术同样适用于政治也并不牵强。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即使你知道政客正在操纵你的内心，你也可以通过提前想一个固定的反应来做好准备。你可以想象理查德·尼克松发表辞职演说，而不是让自己被《绿野仙踪》（Wizard of Oz ）中装饰有红、白、蓝丝带的气球带走。

如果一个政客吸引你想要快速解决某个问题，而你怀疑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又很想相信这是一个很容易快速解决的事情，就立马想想所有快速解决而失败的例子吧。你可以想想《一个也不能落下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这项法案于2001年以两党压倒性的支持（下议院：384 vs 45，参议院：91 vs 8）通过的。法案本应该用来关闭那些学生无法通过标准行为测试的学校来进行教育改革，然而它没有。相反，老师最后就跟你想象的一样：他们开始为考试而教学，有时也操纵考试。今天，学生们的情况似乎比他们曾经有所好转，尽管他们花了数十亿美元。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政客想要轰炸另一个国家，声称要帮助想要建立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抗议者。你应该怎么做呢？想想利比亚吧。你应该记得，紧随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之后，北约组织拯救了反对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政府的激进分子。卡扎菲被打败了，然后被杀死了。后果是灾难性的。今天，利比亚只是一个名字，不再是一个国家。卡扎菲控制的大量储备的武器都被民兵组织没收了，使大片的乡村变成了武装营地。成千上万的武器被偷运出利比亚，带入了临近的国家，落入了反叛者的手中。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达成联盟，进一步动摇了那里的政府。

快速解决，看起来很诱人，但一般来说不会持续很久，需要克制。克制诱惑总是很难的。这就是大多数人无法坚持减肥计划的原因，也是抽烟的人想要戒烟却好几年都无果的原因。但是，人们的确有成功的时候。起作用的是什么？当他们黔驴技穷时，他们会向救助团体寻求帮助。这种方法常常会奏效。因为当我们感到脆弱时它可以帮助获得别人的支持。实际上，救助团体中的人所做的就是用一种本能来抵御另一种本能。

我不指望救助团体突然开始帮助我们抵制政治本能。即使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都还没尝试过，但我们已经有了可以提供帮助的机构，就是学校。学校教育孩子公平竞争，抵制欺凌，并进行批判性思考。（至少他们应该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可以让教育工作者承担额外的角色，来教育孩子们如何识别对政治的快思考反应。

毫无疑问，这将是有争议的。也许吧，但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

8.

科学不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在政治上搞阴谋误导我们的本能。错误地解读政客是没有补救办法的。我们会继续错误地解读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更正。媒体通常能够根据检查提供判断，他们不太可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信息，尤其是总统候选人提供全面的、尖锐的观点。

自相矛盾的效果阻碍了我们更好地了解政客的努力。媒体越是努力地想要认识政客，政客隐藏得就越深，而这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近几十年来，全国运动在让候选者处于自我保护的泡沫上已经变得很有效，甚至最顽固的记者也无法戳破它。今天，没有记者能够接近总统了。由于“水门事件”的爆发，美国总统停止了以前的白宫媒体的访问。考虑到现代媒体文化，让记者有权访问太危险了，毕竟现在的媒体都很饥渴地想要获得独家新闻，所以记者们似乎都愿意为得到独家新闻而不择手段。正如《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马特·白（Matt Bai）最近在其有关加里·哈特（Gary Hart）1988年总统竞选中结束职业生涯的记录表明的那样。在记者们得知哈特调戏年轻女子后，他们就堵在哈特的家门口，并在车道上当面质问他，询问他该女子的身份。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知道哈特背叛了其妻子的事实。但如果哈特拒绝让记者进入他家的车道，公众就无法获得全面的视角。我们有瑕疵，但也不多。

我们很有可能继续在那些公众人物身上犯错误，尤其是政治人物（就是我们最需要了解的人）。对此，我们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对媒体进行仔细审查，通常可以帮助我们筛选一些有关政客的事实。并不是我们缺乏关于政客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会阻碍我们的理解。我们缺乏的，是有关自己和会蒙蔽我们观点的偏差性知识。

如果我们想选择更诚实的政客，首先我们必须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极限。

结语

孀妇的优势

她有何借鉴之处？

1927年6月6日，贝西·魏斯（Bessie Weiss）和纳特·魏斯（Nat Weiss）夫妇有了两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菲莉丝（Phyllis）。夫妻二人都是犹太移民。在19世纪末，还是小孩儿的他们从奥地利来到了美国。像许多移民一样，他们发现要适应美国的生活困难重重。纳特曾一度否认自己是个移民，如果有人问他从哪来的，他就说自己出生在美国。他的孩子们也是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真相。

他们住在纽约市下东区第六街第二大道路口、一个没电梯的二层公寓里。纳特中等身材，但显得很高。他手臂肌肉发达，像个拳击手，这在犹太人当中很少见。20世纪20年代，他成了一名走私商。20世纪30年代，禁酒令解除后，他开了一家小酒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常来光顾。当有顾客撒泼时，他会用棕色的眼睛狠狠地瞪着，那种眼神让人胆战心惊。有一次，他真的把一个人从酒馆里扔出来了。按照纳特家里的说法，被他扔出去的这个男人，叫毕斯·西格尔（Bugsy Siegel），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恶棍。纳特的大胆把他给惊到了，他只是愣愣地笑了笑。

贝西整天都待在厨房里，那儿有一个窗户。她就是在这里，照顾着她的全世界：家人、朋友和附近无家可归的人。从早忙到晚，唯一的休息就是去那家被称为“女士午餐之选”的史拉夫特餐厅吃饭，换个环境，透口气。

贝西和纳特很想为菲莉丝提供更好的生活。有一次，菲莉丝去参加了夏令营，说自己很无聊，夫妻二人便长途跋涉来到山上的营地，把女儿带回家。在酒馆里，纳特经常把菲莉丝抱起来，大声叫道：“我的漂亮宝贝。”菲莉丝牙齿长歪了，就戴了牙套。要知道牙套在当时可是件稀罕物。贝西和纳特宁愿自己辛苦，也绝不让女儿受委屈。

菲莉丝20岁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西德尼（Sidney）的年轻人，这让贝西和纳特很高兴。西德尼经营一家卖帽子的小店，他向菲莉丝求婚。纳特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会养我的女儿，让她不用工作吗？”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神与盯着酒馆里撒泼的顾客时一样犀利，贝西也有自己的顾虑，而菲莉丝几年后才知道。当时她和西德尼已经搬到郊区，有一天晚上他们邀请家人和朋友做客，贝西和纳德从城里开车来到她家。菲莉丝在厨房忙的时候，客人在餐厅里聊天，她听到母亲走过来。当时贝西很愤怒，她哭着说道：“我的孩子绝不能像我一样整天待在厨房里，绝不能！”

这么多年，在厨房里烟熏火燎，照顾那些源源不断的人，贝西终于爆发了。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菲莉丝可不像美剧《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 ）里的朱恩·克里夫。因为她和西德尼商量好了，她只负责照顾孩子，其他的西德尼会负责：账单、保养汽车，菲莉丝完全不用操心钱的事儿。帽子店经营几年后，西德尼成为一名成功的银行家。要是需要钱，菲莉丝就跟他说一声，他就会带回家。

1990年3月12日，西德尼在家中突然中风，很快过世了。而菲莉丝在结婚41年之后，第一次尝到了无依无靠的滋味，这时她已经62岁。

她知道如何为人妻、为人母，但没人教她该怎么做一名寡妇。而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她成了寡妇。关于这个身份，菲莉丝一无所知，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所有的好朋友都没有这种经历。谁也没想到她69岁的丈夫会突然过世，西德尼的父亲在75岁已经去世，他的母亲依然健在，而西德尼还没退休就去世了。

但现在西德尼走了，菲莉丝必须弄清楚自己该如何生活。她要学会独自吃饭，学会控制失去丈夫的痛苦，学着做决定，一系列的决定：到底是该把丈夫的衣服放在衣柜里还是捐出去？别人发给丈夫的邮件要回吗？要加入互助组吗？她还得学习如何支付账单、保持收支平衡，还有从银行取款。

这就是菲莉丝的生活，我很了解。因为菲莉丝就是我的母亲，我那喜欢约翰·肯尼迪的母亲，而这大概也是数百万美国女性的生活。每年，有超过80万的女性成为寡妇，而每年她们都要去学习如何做寡妇，因为守寡可不是件容易事。刚刚失去爱人的女性跟我母亲一样，都要学习如何独自生活，这对于我母亲尤其困难，因为她在毫无征兆、从没想过的情况下开始了寡居生活。但所有失去爱人的女人都得经历这个阶段。

选民，似乎很像这些寡妇，无人依靠。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时代，没有任何群体比行使选举权的普通人更无依无靠。他们准备仓促，没有人教、也没有人支持，却要承担重大责任，谁还能像他们一样窘迫？18岁成年后成为选民，没有人、也没有组织教给他们如何行使这种权利。没人告诉他们，要选一位总统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有哪些衡量标准。他只有一份不清不楚的选民手册。

每年美国都有400多万人步入成年，也就是说，每年都会有新增选民400多万人。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美国一共有超过2.18亿选民，也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跟北欧国家不一样，我们不会为了想了解复杂政治问题的人办个学习班，我们也不会资助那些想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求助媒体，但它们经常不报道或少报道人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新闻，反而报道吸引眼球的新闻，例如大型车祸、凶杀案、警察追击罪犯等。因为这些故事简单、有吸引力，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得懂，即使一无所知，也能看懂。

选民的无依无靠，没有先例可循。在过去，选民首先有宗教领导者的帮助。1840年总统大选时，美国福音派传教士领导者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展开巡回演讲时告诉新教徒选民应该选谁。他说应该选提普卡奴战役的英雄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他们就选了，因此哈里森在直接投票中险胜对手。

各党派领导者也为选民提供了直接的帮助。选民队伍扩大后，政党开始主导政治（那些开国元勋本来以为党派政治会带来分裂），他们主导的方式是大量笼络选民，但这个过程并不光彩，因为各党经常“买”选票。1888年总统大选时，印第安纳州的一张选票卖两美元。威廉·M.特威德（William M.Tweed）因支持“诚实的贪污”而臭名昭著。今天，政府似乎很遥远，党派领导者更是遥不可及，选民很少能私下接触政治人物。

但在过去，情况并非如此。我的祖父纳特·魏斯，当时是一名民主党人，能与民主党领导者直接接触。在他负责的区域，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即使是像挪垃圾桶这样的小事，他们只需要找到祖父，他会一层层把民意传到能负责这件事的人那里。那时的政治是靠个人接触实现的。到了选举时，祖父会告诉选民民主党候选人的安排，让他们做好准备。关于这样的运作方式，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起码是在人的层面展开的，而不像我们现在官僚化如此严重。

这种差别解释了为什么在政党制度的黄金时代，投票率会如此高。18世纪90年代，在政党制度尚未确立之时，投票率很低，通常低于25%。10年之后，投票率翻了一番；到19世纪末，全国选举中的投票率常超过80%（而过去的40年，投票率很少能超过60%）。选民一定会去投票，因为各党派的领导者能保证这一点。像我祖父这样的党派人士会去哄骗选民，向那些失业的人保证会给他们提供工作，说的工作就跟泡泡糖一样说给就给。19世纪末，改革派争取到了一项规定，就是要求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纽约海关的调查发现，即使考试内容很简单，还是很多人不及格。有一个问题是写出政府的三个部门，其中有一个人的答案居然写了陆军、海军，但他得到了工作。很多人考试也不及格但照样被用，规定被抛之脑后。

当时，大量选民加入工会，工会也向选民提供了帮助。加入工会就不用再去思考到底该选谁了，因为工会会告诉选民答案，并经常命令选民和他的家人投票给工会支持的候选人。

20世纪50年代，这种教会——党派——工会三头政治开始彼此削弱和分解。由于丑闻频传、领导锒铛入狱，工会声誉受损，国会通过了一项限制工会权力的法律。各州也纷纷通过了所谓的《工作权利法》，工会成员急剧减少，旧的政党制度同时经历了衰落。工会领导者一个个下台，政党领导者也一样。因此，一批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如密苏里州的汤姆·彭德斯特（Tom Pendergast），他曾促成哈里·杜鲁门上台。

政党衰落的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是电视。电视流行起来以后，候选人发现只要围绕在候选人旁边就有机会，只要上电视，他们就可能赢。第一位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埃斯特·基福弗（Estes Kefauver）。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时代即将到来之时，关于基福弗罪行的听证会收视率飙升，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名人。不久之后，在党派领导者反对的情况下，他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并在初选中大获全胜，每11个人中就有10个人投票给他。尽管他没有获得提名，因为民主党的领导者依然有权力阻止他，但他为包括约翰·肯尼迪在内的候选人铺平了道路。

工会和政党发生剧变的同时，美国国税局颁布了一条规定，限制教会直接参与政治。规定很简单：教会不得支持任何候选人，否则会失去免税资格。多年来，美国国税局对教会违反这一规定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税局下了狠手。当时，一个保守派的教会在《今日美国》（USA Today ）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占了整版。这篇文章警告新教徒们不要投票给比尔·克林顿：“基督徒们，小心，不要把经济放在十诫之前……比尔·克林顿推行的政策是违背上帝的法则。”后来该教会因为违背税法，被取消免税资格。

黑种人教会和福音派教会的领导者们依然坚持帮选民决定政治问题，但到20世纪末，大多数选民失去了可以求助的地方，变得无依无靠。没有政党领导者，没有工会领导者，没有任何懂政治的人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关系切身利益的议题。举个例子，俄亥俄州的吉姆（Jim）是一位空军老兵，居然不知道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说：“关于奥巴马，我听到的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选民就像无头苍蝇，就像寡妇，只能靠自己。但不幸的是，他们有一点还不如寡妇，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清楚自己的处境。

寡妇发现自己只能靠自己时，她会很快学会：要生存就得努力，不能逃避责任，不然后果很严重；不付电费，就开不了灯；不知道修车，就开不了车；没交税，美国国税局的人就要登门造访了。然而，选民不用担心逃避责任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的后果，选错了有什么后果吗？没有，没有任何后果。投票不是开车，你可以一次次地胡乱投票，即使国家局势紧张，你的选举权也不会消失。

选民从来不用为自己的玩忽职守负责，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实上，选民从政客及媒体那里听到的，无非吹嘘自己有多好，这一点后果很严重。因为这让选民觉得，与其花功夫去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不如随大流，跟着感觉走就够了。而之前已经说过，光有直觉是不够的。

吉姆应该去图书馆研究一下巴拉克·奥巴马，图书管理员可以告诉他哪家媒体值得信任，他本可以不那么糊涂的。但最后，吉姆没有花这些功夫。因为虽然奥巴马让他感到很困惑，但他从没想过自己需要去研究他。

人们没有认识到无依无靠的弊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独立。如何进行投票，还用政党和工会去教？旧的体系崩溃时，很多东西也丢失了。政治变得遥不可及，选民与那些懂政治的人失去了联系。结果是，拥有石器时代大脑的我们所犯的错误容易被放大。无依无靠的人，更难有兴趣参与政治，所以很多选民宁可待在家里，也不愿去投票。评判政客也因为缺乏与他们的个人接触而变得更难，甚至我们的同理心也受到了影响。对政党领导者和工会领导者来说，选民的问题是他们在与外界接触的每一天所遇到的真人真事。他们听到的悲惨故事会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影响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再次塑造选民的世界观，影响他们的政治思想。

本书的意义所在，是我在筹备本书写作中学到的，政治无易事，我希望读者也能有这样的体会。好奇心、解读他人的能力、现实主义、同理心，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是天生的，但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不是。如果想要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我们的大脑还停留在石器时代，但就像寡妇一样，我们得花功夫。与其忙着改革制度，不如想想如何改变我们自己，幸运的是，科学证明，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致谢

本书的著成基于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来自十几个学科，所以我要感谢这些人。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他们的研究让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

我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是一名记者，但我是在专业领域之外做研究，所以仍有诸多欠缺之处。在读科学领域和社科领域的著作时，我需要不断请教这些学者，而他们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因此我对以下诸位深表感谢，他们是马克·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玛丽·李·詹斯沃尔德、库尔特·朗及格拉迪斯·朗夫妇（Kurt and Gladys Lang）、乔治·马库斯、迈克尔·邦·皮特森、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以及戴维·皮萨罗。2010年，戴维·皮萨罗在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的精彩演讲让我茅塞顿开。他帮我理清了这本书的主题，即面对政治问题时，我们为何总是措手不及。他的答案是，被情绪影响了决定，已习以成性。这在石器时代可能是一件好事，在今天却未必。

说到历史学家，我尤其要感谢蒂莫西·纳夫塔利和卢克·里克特（Luke Nichter），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才了解了复杂的“水门事件”。我还要感谢几位曾与我深入交流的朋友：迪克·韦斯利（Dick Wesley，已故）、罗德·德克尔（Rod Decker）以及伯纳德·韦斯伯格（Bernard Weisberger）。伯纳德现在年过九旬，仍坚持审读了本书初稿。他是我最好的导师。感谢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帮我在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搜集资料。

最开始想写这本书，还多亏了我的经纪人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鼓励。当时，我们正在纽约的巴尔萨泽餐厅共进午餐。可怜的他，在我最终找到切入点之前，阅读了无数混乱不堪的草稿。我很荣幸能够与三位来自Basic出版社的编辑合作。劳拉·赫尔默特（Lara Heimert）见解深刻、思维敏锐，愿意负责一个历史学家写的社科类读物，勇气可嘉；罗杰·莱柏瑞（Roger Labrie）负责把我的手稿编成打印版，认真负责、聪明机智；约翰·威考克森（John Wilcockson）负责稿件的审校工作，精益求精。文稿中很多矛盾的地方，多亏他才得以改正。

各位读者，你们知道，我得好好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她我才如此热爱研究政治。我多么希望母亲在世时能看到我写完这本书，但为时晚矣。她曾两次战胜病魔，但很遗憾，她没能赢得第三次。

我还想感谢我的妹妹兰迪·申克曼（Randi Shenkman）。在写“水门事件”时，是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Kutler）的《滥用职权》（Abuse of Power ）一书伴我左右，而这本书正是兰迪数年前送给我的礼物。她还在扉页上写下：生日快乐，尼克松最忠实的拥护者。我在本书里承认自己曾支持尼克松，现在，大家都可以拿这个来开我玩笑了。

当然，我要把最重要的感谢留到了最后，留给了我的丈夫约翰·斯塔基（John Stucky），能与他结婚4次，我深感荣幸。2004年，俄勒冈宣布同性婚姻合法，我们便注册结婚了。后来，俄勒冈又突然宣布同性婚姻不合法，于是我们那些结婚文件都无效了。2005年，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注册结婚，但在外国结婚一直让我们耿耿于怀，后来康涅狄格州宣布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马上在那里注册结婚。而第四次结婚，省去了一切麻烦。2014年，在我们居住的华盛顿州，同性婚姻自动被合法化，所以从2007年以来我们的结婚文件自动在该州有效。我们在一起已经15年了，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如果读者们在本书中能读到了些许愉悦的语气，那都要感谢约翰。他是人人梦寐以求的最佳伴侣，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要把当天在办公室的研究成果一一说给他听，他提出的尖锐问题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所阅读的材料，而每当我在写作过程中心力交瘁之时，他总是不吝支持。

他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现在华盛顿州已经合法了，这让我很高兴。在对同性婚姻的舆论变化如此之快的时代，我们还能够顺利结婚，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惊喜之一。就像我在本书中写到的，科学让我们可以对舆论持乐观态度，而过去几年，我们的婚姻生活也证明，舆论并非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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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序言 错配

1.Radu J. Bogdan, Interpreting Minds (MIT Press, 2003), p. 115.

2.Nikolaas Tinbergen, The Study of Instin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3.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1890), p. 404.

4.Daniel Goleman, Focus: The Hidden Driver of Excellence (Harper, 2013),p. 66.

5.Carolyn C. Goren, Merrill Sarty, Paul Y. K. Wu, “Visual Following and Pattern Discrimination of Face-like Stimuli by Newborn Infants,”Pediatrics (October 1, 1975), Vol. 56, No. 4, pp. 544–549.

6.Timothy D. Wilson, Strangers to Ourselves: Discovering the Adaptive Unconscio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ee also: Jason Weeden and Robert Kurzban, 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Political Mind: How Self-Interest Shapes Our Opinions and Why We Won’t Admi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pter 3.

7.Maria Hartwig and Charles F. Bond Jr., “Why Do Lie-catchers Fail?”Psychological Bulletin (July 2011), Vol 137, No. 4, pp. 643–659.

8.Simon Baron-Cohen, Mindblindess (MIT Press, 1997), p. 60.

9.Frans de Waal, The Age of Empathy (Broadway Books, 2010).

10. Richard Restak, The Naked Brain (Three Rivers Press, 2006), p. 94.

11.Robert Trivers,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1871–1971 , ed. Bernard Campbell(Aldine Publishing Co., 1972), pp. 142—143.

12. Daniel Goleman, Focus: The Hidden Driver of Excellence (Harper, 2013),p. 66.

13.Christopher Boehm, Hierarchy in the Forest: The Evolution of Egalitarian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8. E. O. Wilson, “A New Conception of Human Evolution,”Seattle Townhall lecture (April 19,2012).

14.科学家们一致认为，人类的进化一直持续到今天，但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大脑的基本构成是在石器时代完成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未来的几百年，人类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15. Marlene Zuk, Paleofantasy: What Evolution Really Tells Us About Sex,Diet, and How We Live (W. W. Norton, 2013).

16. Leda Cosmides & John Tooby,“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 Primer,”website of the Center for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January 13, 1997).

17.Cosmides & Tooby, “Evolution to Behavior: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s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Latest on the Best: Essays on Evolution and Optimality , ed. John Dupré (MIT Press, 1987).

18. Peter Hatemi and Rose McDermott, eds.,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Evolution, Biology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esp. chapter 1.

19. Louise Barrett, Robin Dunbar and John Lycet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Pearson, 2012)by David Buss and Hum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d. by Dunbar and Barrett and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iley, 2005), ed. by Buss.

21.Gary Marcus, The Birth of the Mind: How a Tiny Number of Genes Creates The Complexities of Human Thought (Basic Books, 2004), p. 12.

22. 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2012), pp. 130–131.

23. Walter Mischel, The Marshmallow Test: Mastering Self-Control (Little,Brown, 2014), pp. 169, 216, 235ff.

24.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Penguin Books, 2012).

25.即使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的本能也不如人意。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超重？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我控制。正如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丹尼尔·利伯曼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含有丰富糖类和脂肪类食物的世界。所以，我们缺乏一个监管机构来促使我们停止进食。我们的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吃、吃、吃、吃。就像政治一样，我们还有另一种错配。

26.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30, 2011.

27.Christopher Achen and Larry Bartels, “It Feels Like We’re Thinking:The Rationalizing Voter and Electoral Democracy,”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8,2006).

28. Larry Bartels and Christopher Achen, “Blind Retrospection: Electoral Responses to Droughts, Flu, and Shark Attacks”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2002).

29. “Historical Palmer Drought Indices——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Drought——National Climatic Data Center (NCDC) ”at the website of NOAA.

30. Andrew Healy, Neil Malhotra, and Cecilia Hyunjung Mo, “Irrelevant Events Affect Voters’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y 20, 2010), Vol. 107, No. 29, pp. 12804–12809.

31. Ryan E. Carlin et al., “Natural Disaster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Public Opinion Consequences of Chile’s 2010 Earthquake and Tsunami,”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March 2014), Vol. 67 No. 1, pp. 3–15.

32.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1), p. 417.

33. Richard West, Russell Meserve, and Keith Stanovich,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Does Not Attenuate the Bias Blind Spo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September 2012), Vol. 103, No. 3, pp.506–519.

34. Robert Trivers, The Folly of Fools (Basic Books, 2011), p. 49.

35. Just Babies (Crown, 2013), pp. 65–74.

36. Haidt, Righteous Mind , chapters 9 and 10.

37. Uri Gneezy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 working paper (January 2008).

第一章 迈克尔·乔丹的启示

1.Ira Berow,“Looking Over Jord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1999).

2.Roland Lazenby, Michael Jordan: The Life (Little, Brown, 2014), p. 495.

3.“List of Multi-sport Athletes,”Wikipedia (accessed October 2, 2013).

4.“List of Athletes with Olympic Medal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Wikipedia (accessed October 2, 2013).

5.Freakonomics podcast, “What Do Medieval Nuns and Bo Jackson Have in Common?” (May 9, 2013).

6.Brett Gary, The Nervous Libera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7.Rick Shenkman, Legends, Lies and Cherished Myths of American History (HarperCollins, 1988), “I Love Paul Revere Whether He Rode or Not”(HarperCollins, 1991), and Legends, Lies and Cherished Myths of World History (HarperCollins, 1993).

8.Rick Shenkman, Just How Stupid Are We (Basic Books, 2008).

9.Michael X. Delli Carpini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Eli Saslow, “In Flag City USA, False Obama Rumors Are Flying,”Washington Post (June 30, 2008).

11.Eric R. Kandel, 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W. W. Norton, 2006), chapter 11.

12. Nicholas Di Fonzo, The Water cooler Effect: A Psychologist Explores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of Rumors (Avery, 2009).

第二章 我们都是政治动物

1.Jame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James Fishkin. 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Steven A. Holmes, “Broad Poll of the Public,”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1995).

4.Fishkin, Voice of the People , chapter 5.

5.Robert Mutch, Buying the Vote: A History of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Henry Milner, Civic Literacy: How Informed Citizens Make Democracy Work (Tufts, 2002), p. 18ff.

7.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Simon & Schuster, 2000).

8.Rick Shenkman, “Sam Wineburg Dares to Ask If the Teaching American History Program Is a Boondoggle,” History News Network (April 19, 2009).

第三章 最亲密的150位朋友

1.Christopher Boehm, Hierarchy in the Forest: The Evolution of Egalitarian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 (W. W. Norton, 1997), p. 388.

3.Michael Bang Petersen, “Is the Political Animal Politically Ignorant?Applying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ttitudes,”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12), Vol. 10, No. 5, pp. 802–817.

4.圣诞卡被认为是考查一个人社交网络的一个特别好的指标。在西方社会，圣诞卡是一年中人们收到来自他们所关心的人的最重要的礼物。

5.R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8ff.

6.Malcol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Little, Brown, 2002), p. 177ff.

7.Nicholas Humphre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 lect,”in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Social Expertis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llect in Monkeys, Apes and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d. by R.W. Byrne and Andrew Whiten.

8.Grenville Clark,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55).

9.支配理论认为，出现更高认知的原因是为了确定灵长类动物争夺资源的地位。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我们配备了一种心理机制，使我们能够在三岁时确定我们彼此之间的义务。这种被称为道义推理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确定谁的地位低，谁的地位高位。这对动物中建立啄食顺序至关重要。

10. Denise Cummins, The Evolution of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chapter 2.

11.Clyde Kluckhohn and Henry Alexander Murray, Personality in Nature,Society, and Culture (Knopf, 1948), p. 35.

12.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 Sex Among Ap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 pp. xiii, 98, 103–104.

13.组建大团体还是组建小群体，哪个是第一个，哪个引起了哪个？我们有更大的团体，因此变得更大的大脑？或者我们更大的大脑是否允许我们组建更大的团体？我们的大脑的大小变化显然发生在大约180万年前。

14.根据E.O.威尔逊的说法，我们可以随时获取肉类，这是一种高蛋白质来源。而蛋白质使我们的大脑容量变大，更大的大脑来到更大的群体。另一种假设是我们是在不稳定的环境条件下进化而来的。随着环境从炎热到寒冷，后转变为潮湿气候，那些能够适应的人具有更高的健康程度。

15.Pott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 (National Geographic, 2010).

16. R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Robin Dunbar. Hum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46.

18. Jason Weeden & Robert Kurzban. 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Political Mind: How Self-Interest Shapes Our Opinions and Why We Won’t Admi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两位作者坚持认为，两个主要政党都没有为这些选民的利益努力。这可能是真的，但这并没有破坏E. P. 的解释。在石器时代，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利益，因为群体规模小且倡导平等主义。

第四章 人无完人

1.John Tierney, “Edwards Wins: A Theory Tested,” New York Times (May 2, 2004).

2.Michael Bang Petersen, “Is the Political Animal Politically Ignorant? Applying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ttitudes,”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12), Vol. 10, No. 5, pp. 802–817.

3.Edwards.”Charles Peters, “Tilting at Windmills,” Washington Monthly (June 2003).

4.Thomas Reeves, A Question of Character (Three Rivers Press, 1992), p. 186ff.

5.Mimi Alford, Once Upon a Secret (Hutchinson Radius, 2012).

6.George McGovern. Keith Olson, Watergate: The Presidential Scandal that Shook Ame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p. 110.

7.Christopher H. Achen & Larry M. Bartels, “Musical Chairs: Pocketbook Voting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8.John Ehrman, The Eighties: America in the Age of Reag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7–48.

9.传记作者指出，有数百万人认为里根很可爱，即使有证据证明他总是极端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为什么选民投票支持里根呢？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因为卡特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促使选民投票支持变革。同时，里根告诉人们想要听到的内容。他通过诉诸经典的美国神话来揭示自己的善良，并淡化“水门事件”。佩尔斯坦强调，里根和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都表示，“水门事件”无关紧要。

10. Nicholas Epley, Mindwise , esp. chapter 1.

11.Maria Elizabeth Grabe, “News as Reality Inducing, Survival-Relevant,Gender-Specific Stimuli,”in Appli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 ed., by S.Craig Robe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62.

12. David Eagleman, Incognito: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 (Pantheon,2011), pp. 46–47.

13.George Marcu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Genetics,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7.

14. Eiluned Pearce, Chris Stringer and Robin Dunbar, “New Insights Into Differences In Brain Organization Between Neanderthals And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March 13, 2013).

15. John Medina, Brain Rules (Pear Press, 2008), chapter 10.

16. Leslie Stahl, Reporting Live (Simon & Schuster, 2000), p. 211.

17. Kenneth Walsh, “Poll: 50 Years Later, JFK Lives On,” U.S. News &World Report (October 15, 2013).

18.Steven M. Gillon, “Rethinking the JFK Legacy,” History News Network (October 28, 2013).

19. “The Kennedy Half Century: National Polling Results,”an online survey by Larry Sabato, author of The Kennedy Half Century: The Presidency,Assassination, and Lasting Legacy of John F. Kennedy (Bloomsbury USA,2013).

20. Wikipedia features a handy chart comparing a multitude of presidential ratings. See “Historical Rankings of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21. Robert Caro,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The Passage of Power (Knopf,2012), p. 6.

22.Simon Baron-Cohen, Mindblindness (MIT Press, 1997), chapter 7.

23. Tom Foulsham et al., “Gaze Allocation in a Dynamic Situation: Effects of Social Status and Speaking,” Cognition (September 24, 2010).

24. Peter R. Murphy et al., “Pupil-Linked Arousal Determines Variability in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September 2014), Vol. 10, No. 9.

25. Richard Restak, The Naked Brain (Three Rivers Press, 2006), p. 139.

26.Caro, Passage of Power , p. 33.

27. Bruce Hood, Supersense (HarperOne, 2009), chapter 9.

28. David Remnick, The Bridge: The Life and Rise of Barack Obama (Knopf,2010), p. 371.

第五章 167毫秒

1.Gerd Gigerenzer, Peter M. Todd, and the ABC Research Group, 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19.

2.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3.Michael Gazzaniga, The Mind ’s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 21.

4.George Marcu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Genetics,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7.

5.快思考与慢思考之间的区别，现在是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但这绝不应该意味着科学家们对它们之间的区别达成共识。最近一项调查显示，科学家们已经为双重过程系统提出了28个不同的名称，每个名称对应于对快思考和慢思考本质的不同估计。有人说快思考是有效的，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两种观点都体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

6.Jeffrey W. Sherman et al., eds. Dual-Process Theories of the Social Mind(Guilford Press, 2014); Sloan, p. 77 (efficient) and Spunt & Lieberman, p.280 (inefficient)

7.Gerd Gigerenzer, Gut Feeling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conscious (Penguin, 2007).

8.Gerd Bohner & Thomas Weinerth, “Negative Affect Can Increase or Decrease Message Scrutiny: The Affect Interpretation Hypothesi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November 2001), Vol. 27, No.11, pp. 1417–1428.

9.心理学家詹姆斯·切尔的实验表明，我们喜欢艺术，我们熟悉的艺术被认为是经典。

10. P. Locher, C. Martindale, & L. Dorfman, eds., New Directions in Aesthetics,Creativ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Art (Baywood Publishing Co., 2006).

11.Daniel Kahneman, Fast Thinking , p. 97ff.

12. Edward H. Hagen and Peter Hammerstein, “Game Theory And Human Evolution: 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Experimental Game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2006), Vol. 69, pp. 341–342.

13. Bruce M. Hood, Supersense (HarperOne, 2009), pp. 112–113.

14.The Oxford Handbook of Face Perception , ed. Gillian Rhodes et 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sp. p. 3.

15. Elinor McKone and Rachel Robbins, “Are Faces Special?”in Oxford Handbook of Face Perception , chapter 9.

16. Kang Lee et al., “Seeing Jesus in Toast: Neur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ace Pareidolia,” Cortex (April 2014), Vol. 53, pp. 60–77.

17. Travis N. Ridout and Kathleen Searles, “It’s My Campaign I’ll Cry If I Want to: How and When Campaigns Use Emotional Appeals,” Political Psychology (February 15, 2011).

18. Benjamin, Daniel J. and Jesse M. Shapiro, “Thinslice forecasts of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 Vol.91, No. 3, pp. 523–536.

19. Malcolm Gladwell, 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Little,Brown, 2005), pp. 18–33.

20.Charles C. Ballew II and Alexander Todorov, “Predicting Political Elections from Rapid and Unreflective Face Judg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ovember 13, 2007), Vol. 104, No. 46.

21. David Bu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Pearson, 2012), pp. 122–123.

22.Sarnoff A. Mednick, “Congenital Determinants of Violenc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1988), Vol. 16, No. 2, p.107.

23.传统观点认为，选民喜欢那些既可爱又值得信赖的政治家，而托多罗夫的发现表明，选民其实最重视能力。

24. Alexander Todorov, et al., “Inferences of Competence from Faces Predict Election Outcomes,” Science (2005), Vol. 308, No. 1623.

25. Eugene Borgida et al.,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4.

26. Jonathan B. Freeman et al., “Amygdala Responsivity to High Level Social Information from Unseen Fac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ugust 6, 2014).

27. Mary C. Potter et al., “Detecting Meaning in RSVP at 13 ms per Picture,” Attention,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February 2014), Vol.76, No. 2, pp. 270–279.

28. Avi Tuschman, Our Political Natur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What Divides Us (Pantheon, 2013).

29. Jeremy Bailenson et al., “Facial Similarity Between Voters and Candidates Causes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8), Vol. 72,No. 5, pp. 935–961.

30.社会科学家发现人类对陌生人有无意识的偏见。这通常以种族主义的形式表达，但偏见不是种族主义。我们普遍会对那些有别于我们童年时代认识的人怀有偏见。我们也从一般文化中汲取偏见。由社会学家管理的内隐联想测试可以检测出我们甚至不知道的偏见表达。一对混血儿夫妇透露，内隐联想测试表示他对黑种人有偏见。但其实，偏见与种族主义不同。

31. Anthony Greenwald, Blindspot: Hidden Biases of Good People (Delacorte Press, 2013).

32.狩猎采集者的另一个优势是，在他们的世界中，找到领导者的身体高矮与地位高低之间的相关性是有意义的。身材高大的男性更容易陷入身材矮小的男性更多的资源。因此，如果你不得不对某人进行调整，你可以通过实际调整身材来快速完成。男人越高大，就越有可能处于权力地位。不幸的是，我们继承了这种对男性的偏见。在我们的世界中，这对选择领导者没有多大用处。无论领导者是高是矮，有什么用？没有任何用。但是，我们经常选择谁呢？高大的候选人。在20世纪的83%的美国选举中，选民都选出了身材较为高大的总统候选人。不只是选民受到身高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也是如此。研究表明，你身高越高，就越有可能赢得晋升并获得更高的薪水。这也是人类认知的一个错配的地方。

33. J. S. Gillis, Too Tall, Too Small (Institute for Personality and Ability Testing, 1982).

34. Lee Ross and Richard E. Nisbett, 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inter &Martin, 2011), pp. 2–3.

35. Lyn Ragsdale, Vital Statistics on the Presidency (CQ Press, 2014, 4th edition), pp. 3–5.

36.Conor Friedersdorf, “Bush and Obama Spurred Edward Snowden to Spill U.S. Secrets,” the Atlantic (August 22, 2014).

37. Fred Greenstein, 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Barack Obam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

38.Gil Troy, Morning 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62.

39.Shoon Kathleen Murray, Anchors Against Change: American Opinion Leaders’ Beliefs After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p. 23.

40. Beth Fischer, The Reagan Revers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41. Frances Fitzgerald,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imon & Schuster, 2000).

第六章 自我欺骗

1.Roger Fouts, Next of K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Chimpanzees (William Morrow, 1998).

2.Martin Schmelz et al., “Chimpanzees Know that Others Make Infer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February15, 2011).

3.Kay Prüfer et al., “The Bonobo Genome Compared with the Chimpanzee and Human Genomes”, Nature (June 13, 2012).

4.Daniel C. Dennet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Little, Brown, 1991), p. 189.

5.Euclid O. Smith, “Deception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87), Vol. 2, pp. 50–64.

6.Peter Hatemi and Rose McDermott, eds.,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49–50.

7.Ruggero D’Anastasio et al., “Micro-Biomechanics of the Kebara 2 Hyoi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peech in Neanderthals,” PLOS ONE (December 18, 2013).

8.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2012), chapter 3.

9.Wu D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Evaluations of Lying and Truth-Telling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Brain Research (May 10, 2011).

第七章 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吗

1.Gladys and Kurt Lang,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The President, the Press, and the Polls During Waterg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p. 27ff.

2.James M. Perry, “Watergate Case Study,”in Tom Rosenstiel and Amy S. Mitchell, Thinking Clearly: Cases in Journalistic Decision-Mak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3.Carl Bernstein and Bob Woodward, “Mitchell Controlled Secret GOP Fun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1972).

4.Carl Bernstein and Bob Woodward, “FBI Finds Nixon Aides Sabotaged Democrat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1972).

5.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5, 1972).

6.Keith Olson, Watergate: The Presidential Scandal that Shook Ame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p. 65ff.

7.Paul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 ’s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8.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使许多人相信,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被夸大了。但库尔特和格拉迪斯朗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表明，媒体可以对选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证明了人们在1952年通过电视观看候选人辩论时，根据正在观看的电视台不同，对于发生的事情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拥有最强大的新闻工作台，为观众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能够密切关注事件，让观众感到会议得到了良好的组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注于个性，让观众对参加会议的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感到鄙视，因为他没有让想要发言的代表发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释了雷伯恩的策略，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没有，让观众推断雷伯恩欺负了那个代表。美国广播公司零星的报道，没有重点，让观众处于混乱状态。

9.James H. Fowler, Laura A. Baker, and Christopher T. Dawes, “Genetic Varia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2008), Vol. 102, No. 2.

10. Rose McDermott et al., “Assortative Mating on Ideology Could Operate Through Olfactory Cu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September 2014).

11.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2012), pp. 312–313.

12.乔纳森·海德《正义思想》中提出，我们的政治观点是由我们对不同价值观的自然亲和力所决定的，从我们对忠诚度（主要是保守价值）的关注到对关怀的关注（主要是自由价值）。约翰·约斯特在其著作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心理学的一个功能。正是我们的心理分裂了我们，例如，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规定型观念。正如我在本章后面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政治思想驱动因素是我们的利益。

13. David A. Pizarro, et al., “Disgust Sensitivity Predicts Intuitive Disapproval of Gays,” Emotion (2009), Vol. 9, No. 3. Interview with David Pizarro by the author, January 10, 2013.

14.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 (W. W. Norton, 1997), p. 305.

15.Charles Taber and Milton Lodge, “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uly 2006),Vol. 50, No. 3, pp. 755–769.

16. Hugo Mercier and Daniel Sperber, “Why do humans reason? Arguments for an Argumentative The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1),Vol. 34, pp. 57–111.

17. Jeffrey Lyons and William P. Jaeger, “Who Do Voters Blame for Policy Failure? Information and the Partisan Assignment of Blame,”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 (September 2014), Vol. 14, No. 3, pp. 321–341.

18.Cordelia Fine, “Biased but Brilliant,”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11).

19. Dan M. Kahan, Hank Jenkins- Smith and Donald Braman, “Cultural Cognition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1), Vol.14.

20. John T. Jost and David Amodio, “Political Ideology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tific Evidenc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March 2012), Vol. 36, No. 1, pp. 55–64.

21. David Buss, e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iley, 2005), p.240ff.

22. Dominic D.P. Johnson et al., “The Evolution of Error: Error Management,Cognitive Constraints, and Adaptive Decision-Making Biases,”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August 2013), Vol. 28, No. 8, pp. 474–481.

23. Andrew Newberg & Mark Waldman, Why We Believe What We Believe (Free Press, 2006);

24.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1).

25.Scott O. Lilienfeld et al., 50 Great Myths of Popular Psychology:Shattering Widespread Misconceptions about Human Behavior (Wiley Blackwell, 2010), chapter 16.

26.Gerd Gigerenzer, Gut Feeling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conscious (Penguin, 2007).

27. Timothy D. Wilson and Nancy Brekke, “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Mental Correction: Unwanted Influences on Judgments and Evaluation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Vol. 116, No. 1, p. 117ff.

28. Jonathon D. Brown, The Self (Psychology Press, 2014).

29. Tali Sharot, The Optimism Bias: A Tour of the Irrationally Positive Brain (Pantheon, 2011), p. 15.

30. Peter Hatemi & Rose McDermott, eds.,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Evolution, Biology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p. 247.

31. Margarete Vollrath, et al., “Personality, Risky Health Behaviour,and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to Health Risk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9), Vol. 13, pp. 39–50.

32.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p. 170ff.

33. Walter Mondale, The Good Fight (Scribner, 2010), p.294.

34. Douglas T. Kenrick & Vladas Griskevicius, The Rational Animal (Basic Books, 2013)

35. Martie G. Haselton and David M. Buss, “Biases in Social Judgment:Design Flaws or Design Features?”in Social Judgments: Implicit and Explicit Processes , ed. Joseph P. Forgas et 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6. Norbert Schwarz, Herbert Bless, and Gerd Bohner, “Mood and Persuasion: Affective States Influence the Processing of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s,”in The Message Within: The Role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in Soci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 ed. Herbert Bless and Joseph Forgas (Psychology Press, 2000), p. 252.

37. Peter Hatemi and Rose McDermott,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p. 16.

38. Peter Gray, Psychology , 5th ed. (Worth Publishers, 2007), p. 494.

39.Christopher Achen & Larry Bartels, “It Feels Like We’re Thinking: The Rationalizing Voter and Electoral Democracy,”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8,2006).

40. Leon Festinger, Henry Riecken and Stanley Schachter, When 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Harper Torchbooks, 1964).

41. Bruce M. Hood, Supersense (HarperOne, 2009), p. 10ff.

42.George Marcu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Genetics,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0–73.

43. William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An American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ix, 6, 10, 20–21, 26, 48, 55, 64, 84,125, 151, 163, 169–170.

44. Mark Edward Lender and James Kirby Martin, Drinking in America: A History (Free Press, 1982), pp. 2, 3, 7, 11, 30, 32–34.

45. David Hackett Fischer, Growing Old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46.我们用“革命”这个词来形容革命是很有启发性的，来指代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但通过定义，需要“革”的东西根本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决定。这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回归。它是生命循环中的一个停止，转向转动。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我们对历史的旧理解是一系列熟悉的事件。我们试图让革命看起来可以预测。

47.George Marcus, Political Psychology , pp. 70–73.

48. Walter Laqueur, “Putin and the Art of Political Fantasy,” Standpoint Magazine (Jan./Feb. 2015).

49. Marc Ambinder, “Falwell Suggests Gays to Blame for Attacks,”ABC News website (September 14, 2001).

50.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埃善利指出，我们喜欢将自然拟人化。当“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新奥尔良市市长雷纳金说：“上帝当然对美国生气。当然，他并不赞成我们假装在伊拉克。但他肯定也对黑人美国感到不满。我们不是在照顾自己。”

51. Epley, Mindwise: How We Understand What Others Think, Believe, Feel,and Want (Knopf, 2014), p. 61.

52.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诊断结果显示出更高的不确定性，患病的患者会认为自己病得更重。不确定性越大，他们就越相信自己的健康处于危险之中。

53. Y. Kang, “Effects of Uncertainty on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Nursing in Critical Care (July-August 2005),Vol. 4, pp. 184–91.

54. Lyn Ragsdale, Vital Statistics on the Presidency (3d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009), p. 248.

55.在危机时刻，美国人总是反对总统。1979年，在伊朗接管美国大使馆并将人员扣为人质之后，美国人甚至在不受欢迎的吉米卡特身后集会。他的支持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低点增加到了中期。危机气氛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伊朗人最终释放人质，但选民在危机中没有坚持支持卡特。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三个月，他的支持率一直向南，并继续向这个方向发展。原因是他不再给民众提供确定性。对许多人来说，他似乎感到困惑和不足。

56. John Medina, Brain Rules (Pear Press, 2008),

57. Robin Reineke, “It’s Right Under Our Noses: The Importance of Smell to Science and our Lives,”2000 Third Web Report.

58. Barry Schwartz, 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More Is Less (Ecco, 2012).

59.Samuel McClure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Behavioral Preference for Culturally Familiar Drinks,” Neuron (October 14, 2004), Vol. 44, No. 2,pp. 379–387.

60. Daniel Gilbert et al., “Immune Neglect: A Source of Durability Bia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September 1998), Vol 75, No. 3, pp. 617–638.

61. Elliot Aronson and Judson Mills,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59, No. 2 (September 1959), pp. 177–181.

62. Interview with Carol Tavris, Brain Science Podcast (2011), episode 43.

63.Carol Tavris and Elliot Aronson,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7).

64.长期以来，社会学家认为选民需要的是事实。信息可以治愈无知。这越来越被视为天真。大量研究表明，当事实与其意识形态假设相冲突时，获得正确信息的选民将坚持持有错误的信念。事实上，一些精心设计的研究表明，提供正确信息的选民将比那些没有得到纠正的人更“热情”地持有他们的观点。其中一项研究的作者称这种观点有悖常理。谁可以怪他们？你提供了纠正，人们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吗？这真是令人沮丧。

65. 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2010), Vol.32, pp. 303–330.

66.Shelby Steele, A Bound Man: Why We Are Excited About Obama and Why He Can’t Win (Free Press, 2007).

6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准确分析了奥巴马对白种人选民的吸引力之后，斯蒂尔错误地预测奥巴马在2008年的选举结果。他后来承认，他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奥巴马无法维持他作为一个无威胁的黑种人戴着的面具。斯蒂尔还说，他没有在预测中加入太多考虑。

68.情感正在成为多个社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弗洛伊德教导我们，应该关注心灵，但你无法凭经验测试情感。它不可测试，你怎么能测试情感对某人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反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反抗中，心理学家提出了行为主义。行为主义似乎是科学的，因为它关注的是你可以衡量的事情，比如大鼠对正面和负面支持的反应时间。但到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对行为主义的承诺。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是空白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系统来教授任何东西，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并非空白，我们很多行为都是生物学的结果。伤心时，我们会哭泣；快乐时，我们会笑。我们不必被教导以这些方式做出反应，本能就会促使我们去做

69. 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Pantheon, 2012).

70. Joseph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Simon & Schuster, 1996), Ronald de Sousa,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MIT Press, 1990), and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Penguin, 2005).

71.George Marcus, Political Psychology; George Marcus, W. Russell Neuman,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72.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ed. by W. Russell Neuman, George Marcus, Michael MacKuen, and Ann N. Crigl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73.George Marcus, 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4.George Marcus, W. Russell Neu- man, and Michael MacKuen, “Ideology,Affect, Context, and Political Judgment: When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Share Feelings and When They Do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014).

第八章 万事皆有因

1.“The Pledge of Private Treptow,”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81);Edmund Morris, Dutch (Random House, 1999), pp. 412–413.

2.Alan Barrie Spitzer, Historical Truth and Lies about the Past: Reflections on Dewey, Dreyfus, de Man, and Reaga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 olina Press, 1996), p. 108ff.

3.Peggy Noonan, What I Saw at th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agan Era (Random House, 2003), pp. 143ff, 184.

4.Howard Gardner, Leading Minds: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 (Basic Books,1996), pp. 41ff.

5.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Harper, 2015),p. 34.

6.Fritz Heider & Marianne Simmel,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Apparent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44), Vol. 57, pp. 243–259.

7.Marlon S. Matthews, et al., “William P. van Wagenen and the First Corpus Callosotomies for Epilepsy,”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2008), Vol. 108,pp. 608–613.

8.Michael S. Gazzaniga, “Principles of Human Brain Organization Derived from Split Brain Studies,” Neuron (February 1995), Vol. 14, pp. 217–228.

9.David Wolman, “The Split Brain: A Tale of Two Halves,” Nature (March 14, 2012).

10. Michael S. Gazzaniga, Who ’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 (Ecco, 2011), p. 81ff.

11.Michael S. Gazzaniga, “The Split Brain in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1967), Vol. 217, No. 2, p. 29.

12. Jason Weeden & Robert Kurzban, 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Political Mind: How Self-Interest Shapes Our Opinions and Why We Won’t Admi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1.

13. Maria-Dorothea Heidler, “Is Your Brain Lying to You? How the Brain Leads Us to Believe False Truth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2014),Vol. 25, No. 2.

14. Armin Schnider, “Orbitofrontal Reality Filtering,”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June 10, 2013), Vol. 7, p. 67.

15. Armin Schnider, “Spontaneous Confabulation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ought to Ongoing Realit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August 2003), Vol. 4, pp. 662–671.

16. Patricia Bauer, “The onset of childhood amnesia in childhood: 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urse and determinants of forgetting of early-life events,” Memory (November 18, 2013).

17. Michael S. Gazzaniga, The Cognitive Neuro- sciences III (MIT Press,2004), p. 1194.

18. Michael Shermer, The Believing Brain: From Ghosts and Gods to Politics and Conspiracies——How We Construct Beliefs and Reinforce Them as Truths (St. Martin’s Griffin, 2012), pp. 59–60.

19. Pinker, 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Penguin Books, 2003), p. 43.

20. Jeremy Dean, “The Psychology of Storytelling and Empathy, Animated,”PsyBlog (January 31, 2014).

21. Paul Zak, The Moral Molecule: The Source of Love and Prosperity (Dutton, 2012), p. 72.

22. Rick Perlstein, ed., Richard Nixon: Speeches, Writings, Docu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23. H.R. McMaster, Dereliction of Duty (Harper, 1997), p. 89ff.

24. Dominic D. P. Johnson et al., “Overconfidence In Wargames: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Expectations, Aggression, Gender and Testosteron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June 20, 2006), Vol. 273,pp. 2513–2520.

25. Robert McNamara, In Retrospect (Crown, 1996), p. 208.

26. William Bundy, unpublished memoir appendix, LBJ Library.

27. Joseph Stalin. Maria Lipman et al., “The Stalin Puzzl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

28. Jonathan Haidt,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Basic Books, 2006), p. 73ff.

29. Alicia Shepard, Woodward and Bernstein: Life in the Shadow of Watergate (Wiley, 2007), p. 57.

第九章 好像还在1974年

1.The original Watergate exhibit can be found online at the Nixon Library website: www.nixonlibrary.gov /themuseum/exhibits/oldwatergatetour.php

2.Ken Hughes, “Nixon’s Biggest Crime Was Far, Far Worse than Watergate,”History News Network (June 5, 2012).

3.Drew Westen, The Political Brain (Public Affairs, 2007), pp. xi–xv.

4.Kate Zernike. “Unlikely Activist Who Got to the Tea Party Earl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10).

5.Wikipedia entry, “Rick Santelli,”accessed September 24, 2013.

6.Paul Krugman, “Rick Santelli and Affinity Fraud,”New York Times(July 14, 2014).

7.Alex Pentland, Social Physics (Penguin, 2014), chapter 8.

8.Nicholas A. Christakis and James H. Fowler, Connecte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Our Social Networks and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 (2009), p.295.

9.Christopher Goffard, “At Nixon Library, The Old Game of Hardball Against a New View of Watergate,”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4,2011).

10. Adam Nagourney, “Watergate Becomes Sore Point at Nixon Library,”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10).

11.Memo from Ronald Walker to the Na- tional Archives, “Memorandum for Sharon Fawcett, Assistant Archivist,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ugust 2010).

12. Victor Lasky, It Didn’t Start with Watergate (Dell Publishing, 1977).

13. 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2012), chapter 4.

14. David Sloan Wilson, Darwin ’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5.000 what Haidt calls universalism. Jonathan Haidt, Righteous Mind, pp.138–141.

16. Ethan Rarick, Desperate Passage: The Donner Party ’s Perilous Journey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 Louise Barrett, Robin Dunbar and John Lycett, Hum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4–65.

18. Nicholas Wade, Before the Dawn: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ur Ancestors (Penguin, 2006), p. 159ff.

19. Louise Barrett et al., Hum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 p. 25ff.

20.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2009),passim.

21. Patricia Churchland, “Self as Brain,”Seattle Townhall lecture(September 24, 2013).

22.在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说，只有在儿童受到大型家庭网络照顾的情况下，才能在灵长类动物中出现明显的利他主义模式：母亲，父亲，阿姨，叔叔和祖父母。在15种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和胼猴（一种生活在小型高度合作群体中的新世界猴子）显示出这些利他主义模式。

23. J. M. Burkart et al.,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Human Hyper Cooper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August 2014), Vol. 5, No. 4747.

24. David Buss, e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iley, 2005), p.631.

25.William J. Ra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s (SAGE, 2012), p. 162–167, 175, 286–287, 292, 313–316.

26. Louise Barrett et al., Huma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 pp. 61–62.

27.正如我在第六章的尾注中所提到的，近年来，包括哈佛大学的威尔逊在内的科学家在对个人选择理论的广泛攻击中质疑“汉密尔顿法则”。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相信多层次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我们作为动物受到个人选择和群体选择的影响。个人选择有利于自我选择，而群体选择有利于利他主义。达尔文本人是多层次选择的信徒，是他解释利他主义的唯一方式。当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开始研究利他主义时，他们发现了几种机制，它可以被进化所支持，这种机制是达尔文没有意识到的。一种方法被称为“针锋相对”。人们在经典囚犯游戏中取得领先，在第一轮采用简单的合作策略，但不在第二轮，除非玩游戏的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采用这种策略的玩家通常会优先于采用更多自我策略的玩家。

28. William J. Ra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s concerning Human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SAGE Publications, 2012),p. 322.

29.最近，经济学家转向神经学家保罗·扎克发现，单分子催产素会引起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利他反应。扎克认为，从哺乳动物的进化开始就需要利他主义。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相互信任的动物才会降低他们的防守时间，以便交配。在一个良性循环中，当我们相信他人时，他们会信任我们。扎克的研究表明，即使他们作为个人竞争稀缺资源，所有人都具备表现信任的能力。什么决定我们是否表现出信任？这种情况虽然显然有些人倾向于不像其他人那么值得信任，但这可能是某些基因和环境相结合的结果。扎克的著作表明，汉密尔顿的统治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主义。我们本质上是无私的。但他的统治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家庭成员似乎经常表现出比非家庭成员对其他非家庭成员（包括朋友）更高的利他主义。但很可能研究表明，利他主义的模式来自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更复杂的关系。

30. Boston Globe, “102 Hours in Pursuit of Marathon Suspects.” (April 28,2013).

31. “Bomb Suspects’ Mother Defends Sons,”Daily Beast (April 19, 2013) and “Bombing Suspect’s Father Speaks,” Daily Beast (April 19, 2013).

32.进化确实可以选择能够控制反社会冲动的人。善良的公民都会得到回报；强盗和恶霸受到惩罚。在原始社会中，他们经常被处死。但是，进化并不关心我们本身是否是道德的。进化没有目的。某些形式的行为会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为任何东西设计。当我们说我们是为此而设计的时候，“设计”这个词不应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33.Christopher Boehm, Hierarchy in the Forest: The Evolution of Egalitarian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ff.

34.Tegan Cruwys et al., “Feeling Connected Again: Interventions that Increase Social Identification Reduce Depression Symp- toms in Community and Clinical Setting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February 2014). Vol. 159, pp. 139–146.

35. “After Election Setbacks. Diehards Battle Pragmatists for Control of GOP,”McClatchy Newspapers (December 6, 2012).

36. 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 chapter 11.

37. Edward J. MacKenzie Jr., “Breaking Legs for hitey,” Boston Magazine (May 2003).

38. William Safire, “His Brother’s Keep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2002).

39. 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Houghton Mifflin, 1982).

40. Richard Thaler and Cass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Penguin Books, 2009), p. 56.

41. Paul Zak, The Moral Molecule , p. 98.

第十章 当它发生在你身上

1.“Air Battle of South Korea,”Wikipedia (accessed March 25, 2014).

2.Marilyn Young, “Bombing Civilians from the Twentieth 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ies,”in Bombing Civilians, ed.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Young (2009).

3.Freda Kirchwey, “Liberation by Death,” Nation (March 10, 1951).

4.Roger Dingman, “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8–1989), Vol. 13, No. 3, p. 81.

5.Marilyn Young, “Bombing Civilians”p. 158.

6.Mark Clodfelter, The Limits of Air Power: The American Bombing of North Vietnam (Bison Books, 2006), p. 56ff.

7.Jonah Lehrer, How We Decide (Mariner Books, 2009), p. 187.

8.Quote from Comedy Central’s The Daily Show, March 4, 2014.

9.Rob Portman, “Gay Couples also Deserve Chance to Get Married,”Columbus Dispatch (March 15, 2013).

10. “Rob Portman Reverses Gay Marriage Stance After Son Comes Out,”Huffington Post (March 15, 2013).

11.Paul Zak, The Moral Molecule: The Source of Love and Prosperity (Dutton, 2012), p. 165ff.

12. Nicholas Epley, Mindwise: How We Understand What Others Think,Believe, Feel, and Want (Knopf, 2014), preface.

13. Paul Zak, Moral Molecule, p. 158ff.

14. Paul Bloom, Just Babies: The Origins of Good and Evil (Crown, 2013), p.174.

15. Deborah Small, George Lowenstein, and Paul Slovic, “Sympathy and callousness: The Impact of Deliberative Thought on Donations to Identifiable and Statistical Victi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March 2006), Vol. 102, pp. 143–53.

16. Nicholas Epley, “Understanding the Minds of Others,”Seattle Townhall lecture (February 27, 2014).

第十一章 会计师的错误

1.Anthony Lewis, “The Real Mr. For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1976).

2.Denise Cummins, ed., The Evolution of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 40ff.

3.Michael Inzlicht and Sukhvinder Obhi, “Powerful and Coldhearted,”New York Times (July 27, 2014).

4.Yoel Inbar, David A. Pizarro, Joshua Knobe, and Paul Bloom, “Disgust Sensitivity Predicts Intuitive Disapproval of Gays,” Emotion (2009), Vol.9, No. 3, pp. 435–439.

5.Nicholas Epley, Mindwise: How We Understand What Others Think,Believe, Feel, and Want (Knopf, 2014), p. 43ff.

6.Kathleen D. Vohs et al., “Merely Activating the Concept of Money Changes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Vol. 17, No. 3, p. 209.

7.Nicholas Kristof, “The Compassion Gap,” New York Times (March 1,2014)

8.Robert Burton, “A Judge without Empathy Is Inhuman,” Salon (May 12,2009).

9.希望在社区中担任领导角色的阿尔法男性可能不需要特别同情，但他们确实需要避免冒犯社区的正确与错误感。研究过狩猎采集社区的人类学家说，那些表现粗暴的领导者最终会被驱逐出境。

10.Christopher Boehm, Hierarchy in the Forest: The Evolution of Egalitarian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Susan T. Fiske, “Envy Up, Scorn Down: How Comparison Divides Us,”American Psychology (November 2010).

12.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规则，即特权阶层比弱势群体更不可能伸出援助之手。在某种胜利之后，即使包括像体育比赛胜利一样，胜利者更有可能表现出同情而不是失败者。胜利者可以专注于其他人。但失败者呢？他们因为失去过多而无法专注于其他人的痛苦。

13. Nancy Eisenber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0), Vol. 51, pp. 665–697.

14. Paul Zak, The Moral Molecule: The Source of Love and Prosperity (Dutton,2012), chapter 4.

15.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认为，人类同情他人至关重要。休谟认为，这是一个吸收他们感情的简单问题。他说，情绪“很容易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斯密采取了不那么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需要“道德想象”。休谟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是正确的（尤其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休谟认为是“激情的奴隶”）。所以，我认为，所谓“同理心是自动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16. “Adam Smith’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in the onlin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ebruary 15, 2013).

17. Anthony I. Jack et al., “fMRI Reveals Reciprocal Inhibition between Social and Physical Cognitive Domains,” NeuroImage (February 2013),Vol. 66, No. 1, pp. 385–401.

18.Samuel L. Popkin, The Reasoning Vo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pp. 1–5.

19. Paul Zak, Moral Molecule , pp. 71–75.

20. Nicholas Epley, Mindwise , p. 45.

21. Marco Iacoboni, Mirroring People: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p. 115.

22.Sandra Blakeslee, “Cells That Read Min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06).

23. Iacoboni, Mirroring People , p. 11.

24. Patricia Churchland, “Self as Brain,”Seattle Townhall lecture(September 24, 2013).

25.Gregory Hickok, “Three Myths About the Bra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2014).

26. Nicholas Epley, Mindwise , p. 45.

27.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1975), Vol. 1, pp. 356, 966; Vol. 2, p. 1104.

28. Lou Cannon, Reagan (Simon & Schuster, 1982), pp. 175–184.

29. R. Richard Ritti and Drew W. Hyma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overty:Lessons from the ‘Welfare Explosion’ 1967–1973,” Social Problems (December 1977), Vol. 25, No. 2, pp. 157–175.

30.Sandra Blakeslee, “Cells That Read Min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06).

31. Patricia Churchland, “Self as Brain,”Seattle Townhall lecture(September 24, 2013).

32.Gregory Hickok, “Three Myths About the Bra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2014).

33. Nicholas Epley, Mindwise , p. 45.

34.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ensus Bureau,1975), Vol. 1, pp. 356, 966; Vol. 2, p. 1104.

35. Lou Cannon, Reagan (Simon & Schuster, 1982), pp. 175–184.

36. R. Richard Ritti and Drew W. Hyma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overty:Lessons from the ‘Welfare Explosion’ 1967–1973,” Social Problems (December 1977), Vol. 25, No. 2, pp. 157–175.

37. Paul Krugman, “Republicans and Ra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07).

38. Josh Levin, “The Welfare Queen,” Slate (December 19, 2013).

39. Arloc Sherman, Robert Greenstein, and Kathy Ruffing, “Contrary To‘Entitlement Society’ Rhetoric, Over Nine-Tenths of Entitlement Benefits Go To Elderly, Disabled, or Working Household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February 10, 2012).

40. R. Richard Ritti and Drew W. Hyman,“The Administration of Poverty,”p. 163.

41. Felicia Kornbluh, The Battle for Welfare Right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42. R. Richard Ritti and Drew W. Hyman,“The Administration of Poverty.”

43. Kornbluh, Welfare Rights, p. 91.

44. Dan T. Carter, The Politics of Rage: George Wallace, the Origin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74.

45. Michael Bang Petersen, “Social Welfare as Small-Scale Help: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Deservingness Heuristic,”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anuary 2012), Vol. 56, No. 1, pp. 1–16.

46. Michael Bang Petersen et al., “Who Deserves Help?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elfare,”Political Psychology (June 2012), Vol. 33, No. 3, pp. 395–418.

47. I don’t mean to minimize the role that racism played in the debate over welfare. It’s telling that welfare benefits tend to be most generous around the world in countries that are homogenous, and least gen- erous in countries that are heterogeneous.

48. Alberto Alesina & Edward Glaeser,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9. Lee Ross and Richard E. Nisbett, 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inter &Martin, 2011).

50.Chana Joffe-Walt, “Unfit for Work: The Startling Rise of Disability in America,” NPR ’s All Things Considered (April 2013).

51. “Aid to Disabled Children now Outstrips Welfare: As SSI Expands, Debate Intensifies,” Boston Globe (August 28. 2014).

52. R. Kent Weaver, 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173.

第十二章 前进的道路

1.Alicia Shepard, Woodward and Bernstein: Life in the Shadow of Watergate (2007).

2.Paul Bloom, “Psych 110: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Open Yale Courses, lecture 4, available online.

3.Bob Woodward & Karl Bernstein, All the President ’s Men (1974), pp.95–101.

4.Jeffrey Alan Gray, Consciousness: Creeping up on the Hard Probl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5ff.

5.Rachel Herz, That ’s Disgusting: Unraveling the Mysteries of Repulsion (W. W. Norton, 2012).

6.Carol Hay, “Gross Violations,” Aeon (November 19, 2014).

7.Katherine Woollett & Eleanor Maguire, “Acquiring ‘the Knowledge’of London’s Layout Drives Structural Brain Changes,” Current Biology (December 20, 2011), Vol. 21, No. 24–2, pp. 2109–2114.

8.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2012), p. 45ff.

9.David Eagleman, Incognito: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 (Pantheon,2011), chapter 5.

10. Michael S. Gazzaniga, Who ’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 (Ecco, 2012).

11.Bruce M. Hood, SuperSense: Why We 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 (HarperOne, 2009).

12. “2014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Election.Project.org(Nov. 20, 2014).

13. Alex Pentland, Social Physics (2014), p. 64ff.

14. Alex Pentland, “‘Social Physics:’ Engaging with the Big Data Around Us,”Seattle Townhall lecture (February 6, 2014).

15. Alex Pentland, Social Physics , p. 35.

16.George Marcus, W.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Ideology,Affect, Context, and Political Judgment: When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Share Feelings and When They Do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014).

17. Jonathan Haidt, Righteous Mind, and James H. Fowler, Laura A. Baker,and Christopher T. Dawes, “Genetic Varia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2008), Vol. 102, No. 2.

18. John R. Hibbing, Kevin B. Smith and John R. Alford, Predisposed:Liberals, Conservatives, and the Biology of Political Differences (Routledge, 2014).

19. Leonie Huddy, Stanley Feldman, and Erin Cassese, “On the Distinct Political Effects of Anxiety and Anger,”in The Affect Effect, pp. 202–230.

20. Jonathan McDonald Ladd and Gabriel S. Lenz, “Does Anxiety Improve Voters’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1), Vol. 32, No. 2,pp. 347–361.

21. 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2005).

22. Michael Shermer, The Believing Brain: From Ghosts and Gods to Politics and Conspiracies——How We Construct Beliefs and Reinforce Them as Truths (St. Martins Griffin, 2012), p. 79.

23.Guido den Dekker et al., “From Human Insecurity to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50th Pugwash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August 2000)

24. Richard Restak, Poe ’s Heart and the Mountain Climber: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Anxiety on Our Brains and Our Culture (Three Rivers Press,2004).

25.Caren Chesler, “The Coward,” Aeon (October 30, 2014).

26.George Marshall,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Ignore Climate Change (Bloomsbury, 2014), p. 57ff.

27.Gallup Poll. Gallup Poll, “In U.S., Most Do Not See Global Warming as Serious Threat” (March 13, 2014).

28. Washington Post-ABC poll, “EPA Rules on Greenhouse Gases” (June 2,2014).

29. A good summary of poll findings is provided by Ira Chernus, “Don’t Blame Climate Change Deniers,” History News Network (September 24,2014).

30.George Marshall, Climate Change , p. 228.

31. Kathleen Hall Jamies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Politics.and Why You’re Wrong (2000), p. 105ff.

32. Jamieson, Packaging the Presidency: A 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residential Campaign Advertis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0.

33.George Marshall, Climate Change , p. 67.

34. Michael MacKuen, Jennifer Wolak, Luke Keele, and George Marcus,“Civic Engagements: Resolute Partisanship or Reflective Deliber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pril 2010), Vol. 54, No. 2, pp.440–458.

35. Rui Fan, Jichang Zhao, Yan Chen, and Ke Xu, “Anger is More Influential Than Joy: Sentiment Correlation in Weibo,”arXiv (September 2013),1309.2402 [cs.SI].

36.政治家和活动家不断呼吁我们愤怒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效，因为愤怒是最激烈的情绪之一。一般来说，我们不会长时间处于愤怒状态。与其他情绪相比，正常的愤怒时间很短。根据最近一项研究，我们感到悲伤的时间比我们生气还要长，但仇恨持续的时间几乎和悲伤一样长。在政治中，愤怒总是激发仇恨。

37. Philippe Verduyn and Saskia Lavrijsen, “Which Emotions Last Longest and Why: The Role of Event Importance and Rumin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October 31, 2014).

38. Walter Mischel, The Marshmallow Test (Little, Brown, 2014), pp. 127–128.

39. Don Taylor, “Two-thirds of Americans Don’t Save Enough,”Bankrate. com (October 7, 2014).

40. Mischel, Marshmallow Test , p. 66ff.

41. Andrea Orr, “What Went Wrong with No Child Left Behind?”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March 18, 2010). ww.epi.org /publication/what went wrong with no child left behind/.

42. “Libya Weapons Aid Tuareg Rebellion in Mali,”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2, 2012).

43. Matthew Feinberg and Robb Willer, “The Moral Root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December 10, 2012), Vol. 24, pp.56–62.

44.Matt Bai, All the Truth Is Out: The Week Politics Went Tabloid (Knopf, 2014).

结语 孀妇的优势

1.像所有家庭故事一样，我们的故事基于他们的回忆。我只有一份文件可以参考：我祖父的出生证明。这表明他出生在奥地利，虽然家族成员说他来自罗马尼亚。有一段时间，罗马尼亚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这里有足够的模糊性来证明各种关于传承故事的疑虑，包括他出生的地方。

2.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W.W. Norton, 2005), pp. 138–139, 505.

3.Rick Shenkman, Presidential Ambition , (HarperCollins, 1999), pp. 198–199.

4.Rick Shenkman, “Television, Democracy,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The Columbia History of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 ed. Mark C. Carn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5–284.

5.Branch Ministries, Inc. versus Charles O. Rossotti, Civil Action No. 95–0724 (PLF). www.irs.gov/pub/irs-utl/branch_ministries.pdf See also: Barry W. Lynn, Piety & Politics: The Right-Wing Assault on Religious Freedom(Harmony, 2006), p. 150f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动物 : 落后思维如何阻碍了明智决策 / （美）里克·申克曼著 ; 陈桂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 Political Animals: How Our Stone-Age Brain Gets in the Way of Smart Politics

ISBN 978-7-5086-9418-4

Ⅰ . ①政… Ⅱ . ①里… ②陈… Ⅲ . ①政治学－通俗读物 Ⅳ . ① D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01270号

Political Animals: How Our Stone-Age Brain Gets in the Way of Smart Politics by Rick Shenkman

Copyright © 2016 by Rick Shenk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政治动物——落后思维如何阻碍了明智决策

著者：［美］里克·申克曼

译者：陈桂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13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7–495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418–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序言 错配

第一部分 好奇心

第一章 迈克尔·乔丹的启示

第二章 我们都是政治动物

第三章 最亲密的150位朋友

第二部分 识人

第四章 人无完人

第五章 167毫秒

第三部分 真相

第六章 自我欺骗

第七章 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吗

第八章 万事皆有因

第九章 好像还在1974年

第四部分 同理心

第十章 当它发生在你身上

第十一章 会计师的错误

第十二章 前进的道路

结语 孀妇的优势

致谢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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