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版权信息

CHAPTER 01 纯爷们儿拼搏记

两个男人的真性情

两个男人的奋斗史

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柳传志的“退休”布局

CHAPTER 02 天马行空

寻梦人生

武侠情结

马云谈电影

CHAPTER 03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青年创业白皮书

陈欧解密“301”

CHAPTER 04 “斗士”的火拼逻辑

周鸿祎爆料3B大战

颠覆式创新

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机会

周鸿祎为何拒绝长大

CHAPTER 05 4G时代

“移动”改变的中国

当手机无处不在

寻找一个“疯子”

期待4G时代

CHAPTER 06 从活着到生活

为了活着

享受生活

CHAPTER 07 商业拯救慈善

商业慈善路在何方

现实中的城之困

理想中的城之梦

CHAPTER 08 《泰囧》中的商业智慧

囧途真相

《泰囧》中的生意经

谁在囧途

CHAPTER 09 合伙即人生

合伙人相处之道

猎梦者的心声

CHAPTER 10 老男孩的美食生活

从音乐到美食

北京味道

CHAPTER 11 联想布局农业内幕

舌尖上的安全

联想农业的新玩法

CHAPTER 12 致命营销

“爱国”也是门生意

中国式营销

CHAPTER 13 灵魂的台阶

山在那儿

哈佛轶事

让灵魂跟上脚步

代后记：追梦的老男孩们

版权信息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作　　者：修思禹

CHAPTER 01　纯爷们儿拼搏记

柳传志/俞敏洪

多年以前，柳传志因业务上的来往请俞敏洪吃了一顿饭，彼时俞敏洪称柳传志为柳总，柳传志称俞敏洪为俞老师。

俞敏洪回忆说：“那天，我跟柳总其实很轻松地边吃饭边聊天，但我总感觉是在和一个长者对话。柳总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稳重、睿智的成功人士。所以，尽管现在我们关系已经比较近了，有时候还会在一起吵吵闹闹或者打打闹闹，但他在我心目中，还是长者身份排在前面，朋友排在后面。”

多年以后，两人再一次坐在同一家餐厅小酌，这一次，是因为要一起录制优酷视频——《老友记》。

酒桌上，俞敏洪诚恳地对柳传志说：“当初在这儿跟您吃饭的时候呢，充满紧张情绪，因为一直把您看作是半神半人的人物。”

柳传志莞尔：“你平时说的话都是老实话，这话说的是……”没等他把话说完，俞敏洪本来前倾的身体突然向后仰，双手也随之放在桌上，轻拍了桌面两下，紧张地连说了三句“真的是”。

此时，俞敏洪还称柳传志为柳总，而柳传志早就改称俞敏洪为敏洪。

在我的印象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创业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能言善辩。只是，1944年出生的柳传志讲话很直率，1962年出生的俞敏洪个性较婉转。

传媒总是能给人罩上太多光环，其实柳传志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虽然媒体想采访他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他同意了采访，他所呈现出的一般都会是一个思维敏捷、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形象。在录制《老友记》之前的沟通中，他的同事特意和优酷的编导说，可以让柳总谈谈他的爱情与家庭。这是大部分企业家避讳的话题，但在录制现场，柳传志欣然接受，而且谈起关于爱情的往事，神采奕奕。俞敏洪也是很好的采访对象，记者想要的不用多言，他就能准确判断，对于他觉得可以公开说的话都会坦诚相告。

如今，两个人都已是中国企业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柳传志，他的形象甚至不知何时被赋予了“教父”的色彩。有一次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跟我聊起柳传志，语气中充满尊重：“以前我觉得柳总特别难接近，和他熟悉后才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企业领袖，对我们这些后辈很扶持，很捧场。”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依文集团在英国商务官邸兰卡斯特宫的户外花园，举办了一场男装T台秀，柳传志、俞敏洪都是登台走秀的模特。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另一面。

2011年，在第三届“道农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跨界领袖年度聚会中，柳传志戴着大白胡子扮演泰戈尔，俞敏洪则装扮成摇滚歌手唱《我是一只北方的狼》。

在《老友记》中回忆起这些往事，两个人仍然乐在其中。金牛座的柳传志和天秤座的俞敏洪都不太在意“身份”，如果需要娱乐大家，或者为一些企业家帮忙，他们都很愿意挺身而出。

这也许是缘于他们在创业的路上，也曾不断地寻找机会，寻求帮助。

1984年，已经40岁的柳传志，离开中科院计算所，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从一个技术人才变成了个体户。当年，这一举动在许多人看来就是“疯了”，但柳传志做此决定时异常坚决，时至今日，他提及往事语气中依然透出豪情：“我是自愿出来的，我坚决自愿出来，原因就是我看透了，这样干下去，没劲！”

公司创立之初，他为给员工发工资摆过地摊，当过“二道贩子”，也被人骗过钱。直到1993年，联想制造出中国第一台586电脑，他的人生才完成了华丽转身。而就在这一年，31岁的俞敏洪开始组建新东方。两年前，俞敏洪因私自补课被迫从北京大学辞职。

高考三次，好不容易从农村考进北大的俞敏洪，一直梦想着在体制内有所成就，挣扎几年，最后终因现实的无奈而放弃追求。俞敏洪笑言，奋斗的动力是来自老婆的不满，怕越混越没出息，老婆跑了，自己还要再用25年去找老婆。

从贴小广告招生的英语辅导老师到今天的“新东方”校长，俞敏洪用20年时间，完全改变了自己在老婆心中的形象，但仍然没有丢掉当年的朴实。他的办公室在新东方大楼办公区的一个角落，一张桌子，一个书柜，一组沙发，以至于一个电动的百叶窗都显得格外高级。书柜上摆放着各式教材和词典，印证了他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为一件事——英语教学而执着。

时光让当年的两个大男孩变成了老男人，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他们，却有绕不开的缘分。柳传志的公司曾想投资俞敏洪的教育事业，他的孩子曾去俞敏洪办的学校学习英文……

如今，已经是商界大佬的他们早成了忘年交。在《老友记》录制现场，两个真性情的男人对面而坐，敞开心扉，素酒薄菜，情深义重，他们谈事业，谈人生，谈爱情，谈趣事……娓娓道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两个男人的真性情

他曾是他心中“半人半神”的人物，即使成了朋友，他仍然把他当长辈。他喜欢《水浒传》，敢于担当，对亲人、下属、朋友重情重义。他喜欢豪饮，而他一杯便醉。他从小怕老妈长大怕老婆，自认为个性优柔寡断。他毕业于军校，为立规矩不惜让老领导罚站。

俞敏洪：你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长辈，但是在这个圈里混久了，又很想把你当作老大哥和好朋友。你心中对我是什么定位？是小辈吗？

柳传志：我从来都没敢把你看作小辈。柳林（柳传志儿子）在新东方念书的时候，回来跟我谈你们学校，谈你，我听着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学校能够把学生吸引到有这劲头，一定有大发展，而且如果让我去当老师我觉得也会挺有意思。

俞敏洪：因为心中一直把你当成长辈，交往的时候很尊敬你，但有的时候喝完酒我也会口无遮拦，你会介意吗？

柳传志：我平常最喜欢跟段永基（中国IT界知名企业领袖）打高尔夫球，因为跟他打球的时候，俩人可以互相调侃，调侃得过分点，开个骂都很高兴。假如我们交往时，你对我太客气，我都没法拿你开涮，那就没劲了。

俞敏洪：你随便拿我开涮。新东方这些老师都拿我开涮。

柳传志：我拿你开涮，你要不回嘴也没劲了，所以你喝点酒疯了，就跟我回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俞敏洪：上次在伦敦，我回你的嘴，回得很厉害。一帮人都喝醉了，我们都闹到凌晨两点钟了，你坐到边上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闹，后来你劝大家早点回去休息，结果我说：“柳总今天我是执行理事长，大家必须听我的。”第二天他们对我说：“你居然敢跟柳总那样说话，不过柳总还是挺开心的。”

柳传志：主要是你们死活不肯走的劲头有点意思。其实我那时也已经喝多了。我喝多了就是有点发呆，笑眯眯地看别人闹，再喝多点，就只会傻笑，继续再喝，就趴那儿了。

俞敏洪：那天晚上你傻笑的也挺多的。

柳传志：始终在那儿傻笑那就表示已经跟你疯的劲头差不多了。你喝酒跟人家有没有较劲的时候？就是叫别人给你灌醉了，人家还醒着？

俞敏洪：有，不止一次。新东方创业的时候，在中关村找不到靠山，我就想办法跟公安局的人认识了。有一次请他们喝酒，他们七个人，我敬一圈就得喝七杯，两圈下来一斤酒就没了，喝完第三圈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但是，后来大家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说：“俞老师，冲着你这种喝酒不要命的劲，以后我们就把你当作真兄弟看。”

柳传志：喝酒时觉得是真兄弟，做起事来不是真兄弟的人有吗？

俞敏洪：这样的人有。喝酒分成两种，一种喝酒以后，个性都还保持一致，还有一种人喝酒的时候和不喝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过，喝酒喝多了也会出问题。有一次，我中午和几个好朋友聊得高兴就喝了酒，结果下午马化腾找我说要聊一聊合作的问题。虽然我和马化腾面对面坐了一个小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酒醒以后我给马化腾打电话道歉，他说：“你这样比较过。我是认认真真要跟你聊生意，你却喝成那样来找我。”

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喝酒就会脸红呢？

柳传志：遗传，我们家我父亲大概多少还能喝点，我母亲一点也不能喝，所以我继承了我母亲这方面的体质。我兄弟柳传明就能喝点酒。

俞敏洪：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或者是弟弟。我小时候有个哥哥，但是，在他四岁我两岁的时候，他得了肺炎，因为抢救不及时去世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宝贝似的。

柳传志：还真看不出来你是被娇惯过的孩子。

俞敏洪：因为在农村，再娇惯也不是特别能看出来，但个性上还是能体现出来的，比如说我在关键时刻会比较犹豫，因为我从小到18岁这个过程中，人生关键时刻都是我母亲帮我做决断。

柳传志：我看见你经常在外面讲话，都说你老婆替你做决断，没说你母亲给你做决断。

俞敏洪：那就是从老妈变成老婆了。到现在很多关键时候，我自己都不敢下决断，明明我觉得可能是对的，还是要把新东方一帮人招到一起来讨论，讨论到最后我再去做同样的决断。

柳传志：这个看不出来，我看你重组的时候，也是雷厉风行的，没看出你犹豫不决。

俞敏洪：重组的时候大家都达成共识了，也知道结果是怎样了，所以才会比较痛快。如果做事情的时候，要违背某一个人的意思，非要跟人硬杠，我是既没做过也不敢做，我不敢违背别人的意志。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违背我老妈的意志，这个带来的影响是，后来也不敢违背老婆的意志，我周围团队人的意志我也特别不敢违背。所以我要是对某一个人的观点不认可的话，我会组织一帮人来跟他一起讨论，最后让一帮人来违背他的意志。

柳传志：实际上你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只不过换个方法。

俞敏洪：对。但我何苦绕这么一圈呢，我还不如直接告诉他，对不起，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句话，我是说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该决断的时候就决断，决断了也不会变。

柳传志：其实我也一样。刚开始出来办企业的时候，我带的是科学院计算所的一帮员工，里面有不少员工是已经有一定造诣和成就的人。当时开个会，大家全迟到，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大家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即使定了一件事情，没做好，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后来我就跟大家说好，定下迟到就罚站一分钟的规定，大家也都同意。结果，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迟到，还是科技处的处长，我的一个老领导，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迟到了，对不起，得罚站一分钟。”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他是老领导嘛，年龄比我大近20岁，所以我还补充说：“晚上散了会，我到你家给你站一分钟，但你现在得站一分钟。”当时大家都吃了一惊，没想到我真那么做了，从此以后凡是迟到的就严格执行罚站。

俞敏洪：你这种作风是从部队学会的？还是说你觉得天性中就有？

柳传志：应该讲，到过部队的人挺多，但未必人人都这样。部队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上的是军事院校，班上的指导员、班主任，都是1945年抗日战争前后的兵，他们的军衔都是少校，经常讲一些打仗的故事。当时听了还是很惊心动魄的，比如，攻不下一个地方的时候，玩了命也要上，这种英雄主义的劲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俞敏洪：这种影响跟后来大家都觉得联想玩不下去，你却还要继续玩下去，以及最初创业的坚定都有关系吗？

柳传志：那当然有了。

俞敏洪：你读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吧？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

柳传志：到今天，我仍记得《水浒传》中每一个人的名字。我觉得《水浒传》主要讲义气，对朋友要豁得出去。

俞敏洪：这个很重要，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在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中间没有“义”这个概念的话，既不会对自己的合作者好，也不会对自己的客户好。

柳传志：是的。《水浒传》中人物性格是有点像北方汉子，我实际是在上海出生的，1950年的时候，我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所以我家里的生活习惯还都是南方人的习惯。

俞敏洪：一个人有南方男人的精明或者说细心，又有北方男人的豪放，就比较容易干成事情，我觉得你身上就体现了这个特点。

柳传志：过奖了。不过当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我醒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老婆一把抓起来，塞到桌子底下去。这件事情，我根本不记得了，是我老婆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又告诉我的。因为我没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没放在心上。我是敢担当的人，包括对下属。

俞敏洪：那你小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对你后来产生什么影响了？

柳传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以为自己被录取上飞行员了，所以功课就全没念，结果临时通知我说不能去了，因为我家里有个亲戚是右派。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命运突然间遭到重大改变。隔了两三天之后，学校又帮我想办法把档案送到西安军事工程院，我的人生才又有了新的机会。你也说说你小时候，做过什么很不靠谱的事。

俞敏洪：最不靠谱的事情是我小时候一个人去游长江。游进去了游不回来，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恐怖。其实小时候，老妈对我看管得很严。有年夏天，母亲攒了好长时间的钱，给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因为小时候农村孩子都是光脚的，有一双塑料凉鞋就会特别骄傲。我穿着塑料凉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游泳，到了河边，我把塑料凉鞋脱在岸边。游完泳以后，我光着脚回家了，完全没有想到还有鞋。一回家，母亲看见我第一眼就说：“鞋呢？”我突然想起来，撒腿就去找，结果发现已经没了。回来后我老妈二话不说，拿起一根竹竿打我，两下就把竹竿给打断了，我正被打得在地上哇哇乱叫乱哭的时候，我邻居把鞋给送回来了。

两个男人的奋斗史

他是计算所里的研究员，却执意辞职创办了联想。他是北大老师，在犹豫中离开名校创建新东方。他差点被人骗去300万，半夜常常被吓醒。他被抢劫过两次，徒手打跑过四个大汉。

俞敏洪：很难想象当初你做联想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出来属于那种被派出来还是你自己主动说“我要出来干”？

柳传志：那时候在科学院工作的人政治地位已经比较高了，工资也还可以，一般人不愿意出来，但我是坚决自愿出来，原因就是我看透了，再这么干下去我觉得没劲。

俞敏洪：那是哪一年？

柳传志：1984年，我40岁。

俞敏洪：现在年轻人创业谈的很多，但40岁左右的人是绝对不敢出来了，或者不会出来了。我觉得你还是勇气不一般。

柳传志：不，心态是主要原因。1978年，我34岁的时候，社会上整天还都是阶级斗争，不明白便罢，明白了实际是在干什么的时候，就觉得窝囊，但当时周围的大多数人是不明白的。

俞敏洪：关键你是怎么弄明白的？我发现你在很多关键点上突然就很明白，你觉得这是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人生经验的结果吗？

柳传志：肯定是要思考人生。我念中学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中学生这么累。拿出百分之四五十的精力去念书就足以应付了。看杂书、玩的时间还很多。看杂书特别是历史书籍都是独立思考问题的本钱。

俞敏洪：其实我曾经对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寄予非常大的厚望。我是农民考学到了北大，在北大毕业成为北大老师，这就已经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改变。所以1990年之前，我一直抱着在体制内认真发展的愿望，想着怎么让自己从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在北大当老师，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1990年以后，我才开始慢慢地明白过来，体制内尽管很安稳，但是个人解放没有希望。

柳传志：你是不是觉得，人生价值得不到最大的体现，就是感觉“我有俞敏洪那么大的能耐，但施展不开”？

俞敏洪：其实不存在能耐的问题，当时也没觉得自己有能耐，但是天天看着领导的脸色去干事情，要等着他恩赐性地给你晋一个级、分一套房、派出国的机会……还得跟别的老师明争暗斗地去抢，抢到最后不行了，还得买礼物大量地送，送完了还不一定轮得到你。后来想想反正出去大不了到别的地方去当老师。但我从意识到这一点，到最后从北大出来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斗争。犹豫的还不仅仅是我，我老婆和我老妈都不允许我从北大离开。

磨到最后，我跟她们算了一个简单的账，我说我在北大，120块钱，加上80块钱左右的奖金，也就200块钱一个月；如果出去教课，每天晚上是20到25块钱，我每个晚上只要出去教一次课，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块钱，比北大就已经多了两倍了，所以我的行为不算是冒险行为。但确实是想离开，我觉得人的最大的力量来自自己的决心，所以人最伟大的能力是独立思考能力。

柳传志：我们做企业的时候，经常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你办新东方，你自己到底图什么？然后再想想办学校，是不是符合了这个目的，老扣着目的去做事，我觉得基本上就不会跑题，不然的话做着做着很容易走歪。

俞敏洪：你说得非常对，很多企业家做企业的时候，最初也是这样的，但在过程中间，就忘了企业运营的必然规律，最后往往出现大问题。

柳总你当初是如何拿到第一桶金的？

柳传志：我们挣的第一笔钱还是卖技术劳力。当时国家给各个部委购买一部分国外计算机的指标，但是得有人帮他们验收，给他们培训。我组织人挣这些劳务费。通过这个挣到一些钱后，我们开发了联想汉卡。后来发现推销汉卡的时候能顺便卖电脑，而且卖电脑赚的钱比卖汉卡的要多得多。

俞敏洪：一个机会带出来另外一个机会。

柳传志：今天叫营利模式，那时候叫“蒙着打”。不过，这期间我有一次险些被骗300多万。

当时我们推销电脑只是在国内买来卖去，利润不够高。后来发现在国外直接订货利润就会很高。但那时候必须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再电汇给厂家订货。我就带了一个同事跟银行借了300万，然后跟IBM订货。又经人介绍找到一家进出口公司，谈好以后把一半钱先给了这家公司负责人，让他帮我们电汇美元。然后我就回了北京，留个同事在那儿看着他。结果老没消息，快一个星期也没消息。我打电话问同事：“怎么还没动静呢？”他说：“有动静我就告诉你。”我说：“正是没动静你才得告诉我。”放下电话，我立刻就飞到深圳去，表都没戴，到那儿以后和我同事去找那家公司负责人，结果那人就消失了，这一下我真吓傻了。

俞敏洪：等于把家里的钱都已经拿过去了？

柳传志：不光家里的，还有借的钱。那家进出口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在一个大楼里面，我这位同事为人很老实，他以为把钱打完以后，人家给他一个信儿，他再向我报喜就完了。结果人没了，顿时我们就蒙了。

后来我就带着板砖在这人家门口憋着，最后人家自个出来了，说：“你的钱我给挪用了，但我不是真骗你，我只不过觉得外汇汇率长得很高，拿那钱先用一下。”砖头虽然没用着，但把我的事给耽误了，幸亏我用更加急的渠道，最后还是把事做成了。但是这件事前前后后经历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些天真是度日如年，我半夜经常吓醒，心狂跳不止。因为压力无穷大，就像家里的亲人得了重病，到底行不行不知道。等到把钱追回来以后，我很长时间依然半夜被吓醒。因为这事给我落了一个病根，我还觉得怪冤得慌的。

俞敏洪：我做生意到今天，还真没出现过钱被骗走的事。

柳传志：但你被抢劫过吧？这个挺让我佩服的。

俞敏洪：是的。我第一次被抢劫是1998年，第二次是1999年。这事比较轰动，全中国的媒体都有报道。

这既是我自找的又是当时中国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对公、对机构不开放，只对个人业务开放。所以周末我就得把钱拎来拎去，拎多了以后就被人给盯上了：这个小子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钱拎回去。因此，劫我的两次都是在星期天的晚上。第一次我被劫走了一点钱，还好没把命丢了；第二次是一分钱都没劫走，因为第二次我觉得再被他们劫，命就丢了。

柳传志：第二次的时候有保镖了吗？

俞敏洪：当时还没有保镖，就有个司机。我们两个打四个大汉，结果打了15分钟，把四个大汉给打走了，但受了点伤。

柳传志：你会武术吗？

俞敏洪：不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爆发力可能比会武功的还要厉害。

柳传志：大家在外头，在旷野？

俞敏洪：没有，在楼道里面。

柳传志：一边打一边喊，邻居会出来的。

俞敏洪：没人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互相帮助的精神是不够的，我住的那个楼道里应该住了七八户人家，我们打了15分钟。没一个人敢开门，等到打完了歹徒走了，人都跑出来了。所以我特别明白，公共汽车上面有个小流氓在欺负一个乘客的时候，其他乘客在边上看着不动，或者在马路上看到别人打架的时候，除了见义勇为的英雄以外，大部分人都在那儿不动，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民族性中的某个东西有点问题。后来我就搬到一个有大门，不能让任何人都随便进来的小区。不过，话说回来，可能也是我不好，我当时工作比较忙，楼道里的邻居都不认识，如果互相认识会好一点，所以也不能光怪邻居。我们在那儿又叫又喊的也让人害怕，大部分男人可能还不在家，出来个女的就更加麻烦了。

不过当时很奇怪。你看我身材比较瘦，跟我对打的两个大汉，大概都有一米八零左右，居然被我打得左右招架。好就好在他们身上没带刀，只是第二次带了一把假枪，顶着我不让动。

柳传志：怎么发现枪是假的？

俞敏洪：我就觉得与其被他们逼到房间里，被弄死，还不如干脆一枪给我毙了。所以两个人叫我别动时，我特别沉着，看着底下那把枪，突然两只手就下去，一把推开了。推开以后我用力一掰，居然把那把枪掰断了，我就知道是假枪。在打斗的过程中间我一直担心他们有刀，结果发现他们一直在用拳头跟我打，所以我就没有了性命之忧，力气就爆发出来了。

这两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感觉，倒不是活一天算一天，而是觉得每一天都珍贵，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生命突然就会终止，既然不知道，活着的每一天就都应该好好地活，并且要活得有滋有味，要活出意思来。

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他是商界前辈，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恋爱秘密。他是精神领袖，却有着不堪回首的初恋经历。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他写信让她用毛主席像章表明心意。而他在图书馆以找书包为名，终于寻找到了爱情。

俞敏洪：柳总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们那一代人谈恋爱，跟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一样，我们是尝到自由恋爱的味道的，你跟你妻子龚老师（柳传志妻子龚国兴）是怎么认识的？

柳传志：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她是湖南人。我们军校是不许搞对象的，我们军校当时一个班里男女比例大概是5:1，但是不许搞对象。她刚入学的时候，还是有过若干个追求者的。我当时是组长，属于行政级干部，要把搞对象当作敌情一样向指导员汇报。

俞敏洪：你当时把别人给龚老师写的情书都扣在手里了？

柳传志：那我不敢，但是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当时有一个同学给龚国兴写了封信，龚国兴大概是拒绝了那个同学，但信没有上交给党支部，结果那个同学自己向党汇报，就把龚国兴套在里边了。本来龚国兴当时学习在班里是前三名的，这样就有了一个跟组织交代不清的问题，她入党就麻烦了。

毕业后，我和龚国兴都留校当教员，因为许多同学分到全国各地去了，剩下的同学并不多，和我要好的同学就鼓动我去追她试试。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别人不行咱试试。

我就给她写了封信，我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在胸口上别一枚毛主席的像章。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吃饭排队时我看到她衣服上什么也没有，当时觉着很受打击，不过，这个打击的时间不算长，等到洗碗的时候，她塞给我一封信，内容大概就说，这么重要的事居然用别个像章表示……

俞敏洪：从你们开始交往到后来你们结婚用了多长时间？

柳传志：一年多，快两年。

俞敏洪：结婚后就一直在大学里面了吗？

柳传志：没有，我们恋爱后跟着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方案就都推翻了，我们两个一起分到成都十院十所去做研究员。

俞敏洪：我发现你们那一代恋爱和婚姻关系特别地朴实简单明了，但是感情生活却能持续很久。

柳传志：那看谁跟谁。我跟龚国兴一起受过很多苦，你们都难以想象。共同吃过很多苦以后，就有很多话能聊得起来。

俞敏洪：我很好奇，当时你从中科院出来，龚老师反对你吗？

柳传志：其实这么多年，她都知道我有股劲头是被憋着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她挣钱一样多，还有小孩，我也得去做饭、洗碗，干很多的家务事。我真是非常不爱干这个。好容易改革开放了，她知道我很希望把思想变成产品，虽然她自己是属于比较技术型的人，但她觉得我还是能折腾点什么事出来的。

俞敏洪：能够理解你做事的愿望。

柳传志：要不然我成天在家愁眉苦脸她也不高兴。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住在计算所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子是自己搭建的，还漏雨，因此家里都要有点水泥修补，有时还需要点木头做个桌椅板凳。和我们住一排的邻居也都觉得需要，但哪儿有料呢？计算所里面有个属于公家的料厂，因为个人家庭要料是不给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弄点水泥之类的东西出来。

看料厂的人姓戴，先得有一个人跟他抽烟聊天说话，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其他人才能进去把东西给弄出来。我承担的任务就是跟他抽烟聊天，当时我很紧张，抽烟聊天时心里头知道，那边人已经得手了。其实“偷料”人也都是技术人员，是比我资格老的大学生。

所以我对姓戴的这个人印象非常深，看见他就有恐惧感，时隔多年，联想已经是很大的企业的时候，看见他我仍会不自觉地紧张，不自觉地就想逃跑。

俞敏洪：跟我们小时候偷西瓜那种感觉一样了。

柳传志：这就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我住那12平方米的房子，大概住了十几年。

俞敏洪：现在回忆起来都变成了某种精神财富，我们还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北大给我们分了宿舍。

柳传志：你毕业是哪年了？

俞敏洪：1985年。那个时候就相对好一点，不过当时是一个8平方米的宿舍分给两个人。最后两个人都结婚了，结婚以后都没地方去，还住在一起，中间就拉一帘子。后来住久了觉得特别不方便，我同屋那个人是北京人，我就跟他说“我每个月给你20块钱，你搬回家里去住”，他就搬出去了。

柳传志：当时20块钱在工资比例里边也比较高了吧？

俞敏洪：很高了，当时我刚北大毕业工作两年多，工资大概100多块钱。给他20块钱，他就搬走了，这样我就落了一个8平方米的房子，住了好多年，一直住到从北大出来。

柳传志：你觉得挺对不起老婆，所以一直怕老婆？

俞敏洪：也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8平方米的生活，好像比现在住在大房子里的生活更加愉快。当时我在北大有很多朋友，朋友一来把被子一弄，在床上放个小桌子，围着床一坐开始吃饭，很像日本榻榻米那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也挺好。

柳传志：你说得挺好，真让你回去住你又不愿意了。

俞敏洪：真让回去住我倒还愿意，但估计我老婆不愿意。

柳传志：我多次听你在公开场合谈起你老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你上台第一句话说“连我老婆都不受我影响，我还能影响谁呀”，老婆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是非常神圣？

俞敏洪：也不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被女人影响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老妈现在对我还有影响，2002年我老妈要训我的时候，我还是跪在我老妈面前的。小时候我犯了什么错误，她就罚我跪在那儿跟她讲话，大了以后养成习惯了，内心是比较怕我老妈。当然，现在老太太80多岁很和蔼的了，性格变了很多。

柳传志：你老妈跟你媳妇有矛盾吗？你媳妇会不会也跟你老妈学，让你给她跪？

俞敏洪：媳妇还不至于让我跪着。我觉得她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是比较强的，我老婆还算比较柔和，但强势的时候呢也挺强势的。我发现她们两个人要是天天住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所以我做新东方赚了钱以后，虽然房子是买在了一起，但是分成两套走两个门，这样就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矛盾。现在我老婆在加拿大，我妈在北京。

柳传志：你是怎么把你老婆弄到手里边，一直走到今天的？

俞敏洪：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没谈过恋爱，但在考大学的时候是有初恋的，也不能算谈，只是互相之间有好感，还手拉手走过路。上北大以后，她在别的大学读书，过了两年就散了。

我在北大的时候，其实想谈恋爱，后来发现没这资格。一是农村背景的孩子，让北大的女生看上你不太容易。二是学识也不够，我在大学成绩很差，没有显示出任何才华。再一个我在大三的第一学期还得了肺结核，到医院住了一年。我周围认识我的女孩子都知道这是传染病。到大三大四以后，我也不会主动去找女孩子了，因为人家一知道你是肺结核，不要你了，反而觉得特别没趣，所以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也没有这个机会。到了我真正跟我老婆认识时，我已经是25岁了。

柳传志：她是北大的学生？

俞敏洪：她是北大的学生，比我低两届，是学德语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认识她是在北大图书馆，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到北大图书馆去自习，她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自习，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挺好看，所以就总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好长时间都没敢上去跟她说话。有一天晚上北大图书馆的灯突然灭掉了，因为大家书包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手电的人就找着书包走了，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她没有走，就上去跟她说：“同学是不是要找书包？”她说：“是。”我说：“我这儿有火我们一起找书包。”找到书包后，我们就走路回宿舍，我问她住在几号楼、在哪个系，结果发现我们还是同一个系的，这样就认识了。后来经常约她划船之类的，慢慢就好上了。

柳传志：她对你有尊敬的感觉吗？

俞敏洪：太有了，因为当时“北大老师”这个帽子还是挺有魅力的，等到真的交朋友，她发现我是草包一个，对我就比较凶了。尤其在结婚以后，生活上对我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当然不满主要是对于我的工作现状。

当时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出国了，而且都在美国大学读书。当时到美国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成功的标志，可我联系出国联系了三年也没有成功。

柳传志：她向你表达过不满吗？

俞敏洪：会有，吵架的时候总会有不满的表达。

柳传志：我看你这嘴头子这么犀利，她能吵得过你吗？

俞敏洪：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敢说话的。但这种无形的压力最后转换为动力了，当时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如果老子就这样了，最后人家一生气走了，我另外25年又找不到女人。如果老子乖乖地努力上进，到哪一天说不准就出人头地了。”所以我采取的是后面这条道路，但那时真是没有预想到做新东方能做成功。

柳传志：你现在这么优秀，可你们又两地分居，她不担心吗？而且你光芒四射到处都是女粉丝。

俞敏洪：我没什么光芒四射的，而且我跟孩子们见面的机会蛮多的。几乎是每个月就会去跟家里人团聚十几天。我刚开始做新东方的时候，我老婆就出国读书了，后来觉得在国外的生活条件比在国内好，就决定不回来了。等到我真的把新东方做出来以后，我也走不了了。而他们在国外已经生活习惯了，所以就只能是我来回两边跑。等到孩子再长大一点，又觉得中国教育的压力孩子不适应，所以就没有回来。

柳传志：将来孩子就在国外发展了？

俞敏洪：我女儿今年要上大学了，她跟我讲以后还是要回国来，她特别喜欢中国，她每年回来好几趟，她觉得在中国生活比在国外自在。他们这一代人长大以后就没有哪个国家生活条件好，或者更差这样的感觉了，另外，现在国内的经济条件，能给他们提供跟国外一样的生活条件。除了雾霾没办法以外，在其他方面他们没有不适应的感觉，不像我们那一代，国内很穷国外很富，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代回归中国反而变成一件特别自然的事情了。

柳传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一个同事，他老婆想去加拿大，要在那儿三年，我这同事跟他老婆说：“你可以去，你在那儿要守三年，这三年之中要发生什么事我可不敢说。”他老婆就坚决不去了。

俞敏洪：我觉得，这主要是相互之间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问题。家庭生活目标一致了才能够去筹划，纯粹为了出去而出去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柳传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像咱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从历史角度看，应该是很幸福的。现在，我跟我老婆出去的时候，看见街上有人蹬三轮，就会互相看一眼，会心笑笑。因为我曾经对她说过：“等到我们老了，攒钱买辆三轮，我拉着你在北京旅游。”那时候，买三轮都要攒钱，真的是买不起。就没想过还能有改革开放，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梦都梦不着。

柳传志的“退休”布局

他未退休便已选接班人，几次动荡，他都出面力挽狂澜，扶新人上马，还要送几程。他虽离退休尚早，仍然虚心取经，希望有一天也会如他般明智和洒脱。

俞敏洪：在我们心中，你是中国交接班最成功的人之一，也是我的一个榜样。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做到今天，还没有明确到退了之后谁来接班，而且还能让他变成一个独立形象。杨元庆毫无疑问是非常独立的、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联想的队伍，你是怎么带出来的？你是怎么把权力一点点放心地交出去的？

柳传志：一个好的领军人，百分之六七十是因为他可以团结好班子、制定好战略。我这些年，就是着力发现哪些人行、哪些人不行。

现在大谈幸福，人的幸福感无非源自几件事情。第一是想受人尊重，而且希望人发自内心地尊重，不是压制别人尊重自己。第二，总希望你真正惦记和真正惦记着你的人，越来越好。

我觉得杨元庆他们做好了以后，也等于是我做好，我真的也会特别高兴。而且选接班人要有舍得给人家平台、舍得让利的心态。当然还要知道怎么去看人，哪些人真的是德才兼备，哪些人人品不错但是能力欠缺、不能担大任，等等。慢慢弄明白以后，自然就会给他们适合的舞台，让他们去发挥。我觉得先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然后还要有一套方法。

俞敏洪：你看中了杨元庆哪一点？

柳传志：实际在选中杨元庆之前也是淘汰了好几个人，慢慢杨元庆才出来。杨元庆也是个真性情的人。有很多人嘴上赞同你，心里未必赞成，我现在认可的这几位，包括杨元庆，都是不同意我意见的时候就直接说。我跟杨元庆也有过很多碰撞的地方，为此杨元庆还大哭过，但是我也很真诚，而且总体上，杨元庆对我是领情的。

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把企业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可以追求好的生活、住好房子，这都没关系，但是必须先把企业办大、先考虑同事，等等。有很多人，先替自己打小九九、先打好自己的算盘。这很快就会被识别、被淘汰。

杨元庆对电脑行业的洞察力比我好。比如在市场应该推什么东西、打什么样的价钱、什么打法，他有感觉。但脾气还是比较倔强，有的时候未必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就要连敲带打地找他谈话。

杨元庆以前还有这么个特点，就是他定的目标在墙那边，他找不着门的时候，就要把墙打个洞，去完成那个目标，目标是完成了，可是房子受损失了。好在他属于学习能力很强的人，慢慢就做起来了。

俞敏洪：我觉得你也挺了不起的。并购了IBM以后，业务突然出现危机。你出来的时候，社会上一片议论说这个班是交不了的，结果你一年不到就挽救过来了。

柳传志：我交班以后，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杨元庆自己集资，借了30多亿，买了8亿股联想股票。他买股票的时候，我作为董事长，我知道公司未来的股价肯定涨，因为对业务发展成什么样我心里清楚。当初的股价是不到4块钱，我们打了一个9折给他，我要看到他作为股东说服或者得到科学院的支持。一年多后联想股价最高到了9块钱。不仅他们团队得到了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有了这8亿股后，他们更加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我就是希望他们以主人的心态管着联想，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新的事情，将来每一块业务都有人以主人的心态做事，对我来说这是很舒服的事情。

俞敏洪：能有这种想法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了，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做到的。联想控股后面的布局你都想好了吗？包括人才布局？

柳传志：那当然了，包括退休的时间。

俞敏洪：很多人都认为你已经是比较完美的企业家了，你现在内心还有什么追求吗？

柳传志：我希望联想能够完成中期目标，按期上市，然后按照愿景去做。生活上，我想打好高尔夫球，最起码得把段永基赢了。

编导手记

若干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如果有一台联想台式机，那将是一件令人十分羡慕的事情。

若干年后，北京，中关村，十几台笔记本被商贩用手推车拖来拖去，站在一旁的我却丝毫不感觉稀奇。当然，我们来这儿并不是为了体验时代的变迁，而是为了接俞敏洪。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俞敏洪本人，更多的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图片，以及视频。短暂的等待后，俞校长出现在新东方的办公区，一个双肩书包，依稀能看见当年北大的影子。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前采，随后赶往录制现场。

俞敏洪的SUV由西向东穿越中关村，摄影师在前排对俞敏洪进行拍摄丝毫没有影响他敲击放在膝上的电脑。十年前，柳传志向俞敏洪的新东方投资5000万元，按照俞敏洪的话说：那时他的级别还只能和柳传志的下属对话。在俞敏洪的心中，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传奇人物。他从中科院的计算机研究所走出来，创办了后来名声大噪的联想公司，以至于影响了整个中国的IT行业，这使得俞敏洪对于柳传志一直有一份敬仰之情。十年后，我们拍摄的现场恰是十年前俞敏洪与柳传志初次见面之地，虽不是摄制组事前设计，但我们不得不感叹，机缘轻触。

在报端、电视、网络上，柳传志和俞敏洪是被高度关注的成功人士，媒体的力量把他们推向一个普通人触碰不到的神坛，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也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寂，也渴望隐去光环，和老朋友来一次没有包装过的沟通。十年老友重逢，寒暄自然不多，一切从一壶酒开始。

俞敏洪语速很快，借着酒精挥发带来的淋漓快感，整个谈话的节奏也很快。柳传志和俞敏洪十年后的故地重逢，觥筹之间，老友小酌，像两个普通爷们儿一样，嬉笑怒骂，评点人生。柳传志爱看朋友喝酒，因为在酒桌上才能看清朋友的真性情；俞敏洪爱和朋友拼酒，因为在层层伪装、步步防御的都市人面前，只有酒神降临，赤子之心才能归位。

柳传志和俞敏洪的创业往事，媒体早已如数家珍。但对于柳传志来说，在媒体上谈论自己的恋爱史恐怕不多见，柳传志说：“我现在跟我老婆出去的时候，看见街上有人蹬三轮，俩人就会互相看一眼，会心笑笑。”因为我曾经对她说过：“等到我们老了，攒钱买辆三轮，我拉着你在北京旅游。那时候，买三轮都是要攒钱，真的是买不起，就没想过还能有改革开放，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梦都梦不着。”

我至今也没有找到这段“三轮车”的故事感动我的原因，可能对于一份简单却执着的爱情的感动本不需要原因。

数天之后，有朋友打电话来说，高铁上正在播放这期节目，他看了之后也觉得感动。

其实，我们只是把原本精彩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并展现给人们。

（优酷《老友记》导演：于鹏）

CHAPTER 02　天马行空

马云/周星驰

马云从来都不缺少话题。除了商业上的新闻之外，关于他的各种段子也广为流传，比如“大师杀手”。对于这些有点八卦和无聊的话题，马云从不回应，有人说，他对工作之外的传言懒得理会。这一点周星驰和他很像。

在关于周星驰的绯闻中，女主角个个漂亮，他也时常因此被媒体围追堵截，却很少听到他正面的回应。他的绯闻女友们似乎比他勇敢。莫文蔚就曾公开承认过与周星驰有过三年地下情。

我曾在北京的一家会所偶遇莫文蔚，她带着助理在与成龙谈工作。真人比电视里漂亮，身材高挑，讲话温婉。当时就猜想，周星驰在电影之外一定也是魅力四射，所以才会招来众多的美女青睐。

莫文蔚曾坦白说，很喜欢和周星驰聊天，他奇怪的表达方式和个人魅力，让她觉得很有新鲜感。但是现在周星驰越来越不喜欢在媒体面前多说话，当他本人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一定是他有新的电影上线。在采访镜头前，他也不会刻意搞笑，或者故作深沉。他似乎总是把自己“藏”得很深。即使在《老友记》录制现场也不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马云在说，他在听。他跟编导解释说，他不是高傲，而是因为紧张。

这么多年来，马云倒是没有传过任何绯闻，了解马云的人都知道他的老婆叫张瑛。最近，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篇张瑛自述马云创业时期的文章，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却成为一些男人衡量找什么样老婆的标准。

传说中马云的老婆很漂亮，网上也有照片，但看起来并不出奇，只是很顺眼而已。也许所谓的漂亮很大程度是基于人们对马云的形象印象太根深蒂固。马云自己说，自己长得并不丑，只是很有特点。

马云的外表属于一眼就能让人记住的类型，他很瘦，个子也不高，目测一米六五左右。马云喜欢穿艳色衣服，每次与他相遇，他穿的衣服都是艳丽的红、绿、黄色系。偶尔穿着深色外衣，里面也必搭配件鲜艳的打底衫。

周星驰很瘦，个子也不高，但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靓仔。他在外貌上的自信，远远超过事业上的自信。到今天在影视界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后，他还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跑龙套的，他没解释过这是为什么，也许是自谦，也许是自卑。

《喜剧之王》是周星驰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他曾说：“《喜剧之王》已诉尽我当年的经历，情节是虚构的，但感受是真实的。”这部电影的开篇便是，一个年轻人走近波涛汹涌的大海，然后大声喊道：“努力，奋斗！”

这也是多年以前，周星驰和马云喊出的共同心声。

马云，1964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1982年，经历了第一次高考落榜；1983年，再次落榜；直到1984年，勉强被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州师范大学）录取。1988年毕业，分配到杭州电子工学院，任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后来成立海博翻译社。1995年初，他偶然去美国，首次接触到互联网。回国后就和妻子找了一个朋友，凑了两万块钱，成立了专门给企业做主页的杭州海博网络公司，网站取名“中国黄页”，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但是，1995年的中国，知道互联网是什么的人寥寥无几。马云为此引来很多争议。为了提高企业知名度，他还曾找到在当时央视王牌节目《东方时空》工作的老乡帮忙宣传。

于是，马云当年的窘迫也留在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镜头里：比现在还要瘦弱的马云，穿着不合体的衬衫奔走于各单位推销他的“中国黄页”。镜头中，他的眼神闪躲，语气谦卑，小心翼翼地向他的目标客户展示着什么叫“中国黄页”。然而却屡屡碰壁，一个工作人员还热心地劝告他“‘黄页’不好搞，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一天的拍摄结束后，马云坐在出租车里，落寞地望着窗外闪过的灯光，突然他对采访记者说：“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再过几年你们都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北京也不会这么落魄了。”

几年后，他的话变成了现实。1999年3月，马云以50万元人民币开始了新一轮创业，开发阿里巴巴网站，开展企业与企业间的电子商务（B2B），而这种模式被称为“互联网的第四模式”。后来他又创立淘宝网、支付宝、阿里妈妈、天猫、一淘网、阿里云等国内电子商务知名品牌。“马云”这两个字不但被人们熟知，他还成了众多人的偶像，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就曾对我说过，中国的企业家里面，他最佩服马云。

与马云一样，周星驰的星途最初也是遍布荆棘。

周星驰，1962年出生于香港。家境贫寒，从小住在香港九龙的贫民区。幼年父母离异，五个姐弟都靠母亲独立抚养。周星驰曾在街头摆卖指甲剪，在茶楼跑堂，还在电子厂打暑期工。因为极为崇拜李小龙，也练过咏春拳，周星驰对电影事业有着极大向往。1982年，他参加了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甄选。颇具有戏剧性的是，陪他去的梁朝伟“无心插柳”竟然入选，“有心栽花”的周星驰却遭到淘汰，后来经戚美珍介绍，才进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11期的夜训班。1983年正式毕业后，周星驰被安排到儿童节目担任主持人，其间也在无线电视的电视连续剧中出任临时演员，但都是无名小卒，例如在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中出现不到一分钟，便被梅超风一掌拍死的士兵。1987年周星驰离开了工作近五年的儿童节目，被安排进入电视剧部担任配角演员。1988年在电影监制李修贤的赏识下，周星驰演出电影《霹雳先锋》，并以该片勇夺第二十五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当时，周星驰就开始在主演的几部影片中尝试着融入无厘头风格，但票房表现平平。

直到1990年，导演刘镇伟邀请周星驰和吴孟达搭档演出《赌圣》，该片票房竟首破香港票房纪录，周星驰也凭着这部电影奠定了喜剧界巨星的地位。1994年，《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和《西游记完结篇之仙履奇缘》上下集推出，周星驰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一些经典的台词经常被青年观众借题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感理念和表达方式，尤其是在网络上的影响延续至今。至此，周星驰才在电影界完全站稳脚跟。

周星驰和马云的人生无疑都是一场华丽的逆袭。走到今天他们仍然不敢有半点马虎，做事认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周星驰的助理说，周在拍摄现场，认真到掉地上一个牙签都要管。虽有夸张之嫌，但周的个性也可见一斑。有媒体对周星驰的评价是“孤独的”。很多和他合作过的好朋友，都和他分道扬镳了。有人猜测原因之一就是，他太坚持自己的风格，太自我。

与马云打过交道的人也都领教过他的认真。有一次，在一场活动中我看到他一个人躲在休息室里练太极拳，因为之后的活动有他的太极表演。其实马云是太极拳高手，企业界还有一些人专门学习与他一样的太极招式，并称为马派太极。他表演的那套太极招式与动作，我也在不同的场合看过几次，对他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可是上台之前，他仍然要认真练上几遍。

另外，为了对抗“微信”，阿里巴巴推出了“来往”，马云不但要求员工和朋友安装“来往”，每个人还必须找50个人加入“来往”。甚至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来往”上与朋友聊天。别人觉得他为此投入太多时间，他却相信只要坚持，量变定会引发质变。

马云和周星驰都是非常执着的人，不必赘述，梳理一下他们的履历便知。包括两人从小就有武侠情结，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揭开那些曾经需要仰视的成功者的神秘面纱，会发现他们不过也是普通人。只是，细观他们一路行走的印迹，才明白他们对人生的认真态度，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也许是成功者与平庸者最大的区别。

寻梦人生

马云和周星驰，两个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男人，第一次见面，便一见如故。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无数次的打击和碰壁贯穿了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但是因为有梦想，让他们能够一路坚守，走向成功。

马云：我期待见你很久了，今天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自己有了希望。以前一直以为你应该身材很高大，现在才发现其实我们俩身高差不多。不过，和你受欢迎的程度相比，我今天就是来跑龙套的。

周星驰：今天跟你第一次面对面，我也非常紧张。你说过的很多话对我影响很大，其实我才是跑龙套的。

马云：去年就有人找了我几次，跟我说，周星驰要找我演孙悟空，问我愿不愿意。我一直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便也开玩笑说“我档期太满，片酬又高”，所以就错过了出演你电影中角色的机会。

周星驰：《西游·降魔篇》这部电影本应是完美的，只有一个遗憾就是马总没有演孙悟空。

马云：我小时候的绰号就是孙悟空，现在想起来真是特后悔拒绝了你。

周星驰（笑）：还有机会，下一部估计就锁定你来演。你可以挑角色，也可以挑演对手戏的女演员。

马云：虽然你今天做演员、做导演都很成功。但听说当年你兴致勃勃带上梁朝伟去考艺员班，结果他考上了，你却落选了？

周星驰（笑）：对。所以我后悔带他去，那个时候应该约马总一起去。

马云：你带着我去，我肯定不会被录取。我曾经应聘三十几个工作都没成功。我们同样五个人去考警察学校，有四个录取名额，我没被录取。二十几个同学去肯德基应聘，其他人都被录取了，我没被录取。我和表弟两个人去宾馆面试，他被录取了，我没被录取。我现在有两万多名同事，我从没看过任何人的简历，因为曾经我的简历递出去，那么多人拒绝。而且简历能忽悠人的地方太多了，有人念了个博士，只相当于有了张学费收据而已。我喜欢认为自己平凡的人，说自己多了不起的人，我兴趣不大，这样的人不太会有前景。

周星驰：那你觉得一个人有没有梦想重要吗？

马云：至少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说，梦想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人可以很穷，但不能没有想法。一个人可以七八天不吃饭、十天不喝水，但不能有一分钟失去希望。

年轻时更要多一点梦想，三天两头换也没关系。我爸以前总骂我，经常换梦想，可我觉得换梦想比没梦想要好，而且换梦想才有新鲜感。不过，很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很多的人有钱以后，离梦想越来越远。

你觉得人有了梦想之后，还有什么比较重要？

周星驰：我有时真的感觉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所以拍电影要拍最好的电影，第二好、第三好都不要，只拍出第一好的电影。这就需要去坚持。也许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不同的坚持，但是我在为心目中的“更好一点”坚持，每一方面都希望做更好一点，音乐好一点，特效好一点，画面好一点，每一个东西都好一点点，加起来就可以好很多。有时候，也有人问我，这样坚持做好那么一点点有必要吗？我觉得很有必要。

而且，我认为最大的坚持就是失败了再来，再失败再来。其实我一直都活在失败又失败当中，但我一直在坚持。

马云：我赞同。但有的时候说坚持，我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比如，淘宝有那么多卖家，我放弃了，可能很多人会放弃。我觉得我每天都在爬山、穿越沙漠，很辛苦，想想坚持真的挺难的，要做成一件事情，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太多了，我想你也一样。其实我现在倒觉得最大的幸福是可以不用坚持了。但现实中又不可能实现，刚开始是自己坚持，到后来就变成要为别人坚持。

武侠情结

《福布斯》杂志曾这样评价马云：深凹的面颊，淘气的露齿笑，这个长相怪异的人有着拿破仑一般的身材，同时也有着拿破仑一样的伟大志向！不过，马云本人似乎对拿破仑并不感冒，在他多变的梦想中，只有武侠梦是他不曾改变的。他非常佩服周星驰的想象力，甚至他把想象力与团队建设联系在了一起……

周星驰：听说你除了是一个大企业家之外，还是一个太极拳高手。

马云：是的，我有武侠情结，我在阿里巴巴论坛上的ID是《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进入我们公司也宛若进了武侠江湖，我们的会议室叫“光明顶”，科研组叫“达摩院”，每个员工都被要求起一个武侠花名，于是，我就和郭靖、乔峰、赵敏们都成了同事。

《功夫》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觉得你的想象力特别丰富，我也总想自己有功夫，可以把一个人扔得很远，再踩几脚把人踩成扁的，这个设计跟我想象中的几乎一模一样。

周星驰：在电影中想象力非常重要。

马云：其实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想法，首先要忘了自己记住别人，这样你的梦想才能变成大家的理想。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如果没有想象力，没有执行力，没有团队，一定做不到规模化。

你拍了这么多好的电影，我觉得肯定不是你一个人在做事，就像有人说我的想象力创造了阿里巴巴、淘宝。事实上我现在坐在办公室，听年轻人讲产品、讲未来的时候，几乎听不懂，因为他们已经走得比我远多了。

周星驰：你喜欢什么样的团队？

马云：我觉得中国有两个成功的团队，一个是刘（备）关（羽）张（飞）团队，现在几乎不太可能出现。

比较现实的团队是唐僧团队，唐僧这样唠唠叨叨，要能力没有，废话却很多的领导，每个公司都有；像孙悟空那样很勤奋、能力很强，错误也很多的人，每个公司里面也都有；猪八戒那样希望懒一点，却积极乐观也很有幽默感的人，也不少，我也挺喜欢的。沙和尚就更妙了，不空谈理想，实实在在，上班就挑着担干活。这四个人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中国最完美的团队。

马云谈电影

2012年，周星驰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新片《西游》上，影片依旧坚守着周星驰式的无厘头风格和他的电影梦想，这部影片的投资方是华谊兄弟。而马云早在2006年就入股华谊，开启了自己的电影梦；目前是华谊的副董事长。正是因为《西游》这部影片，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马云与周星驰走到了今天的现实一刻。但是对于大家关心的电影票房，马云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梦想远比财富更值得尊重。

马云：我刚开始见王中军（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投资电影，见了王中磊（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的执行总裁，王中军亲弟弟）更觉得他太年轻。我记得中军跟我谈投资的时候，找过我五六次，我都一直拒绝他。直到有一天参加一个会议，王中军坐在我边上，我也没法逃了，他就一直跟我讲他们有多好。后来，我问他：“你到底是要做一个赚钱的行业，还是希望中国也诞生一个像华纳兄弟那样的电影公司？”他说：“马云，我就想做一个华纳兄弟那样的电影公司。”听了他说这样的话，我才决定投资华谊。

这几年，我是看着他们两兄弟把团队建立起来，一点一滴做到今天的成绩的。我觉得，中国电影这五六年的快速发展，也是基于有无数人在坚持梦想。

所以，即使别人告诉我《1942》票房不怎么样，但作为华谊兄弟的副董事长和第二大股东，我仍然对这部电影深以为傲。我曾跟冯小刚说，《1942》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好电影，我绝对支持这样的好电影。电影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票房，而是背后更深刻的东西，这也是我投资电影最大的理想。

周星驰：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马云：所以我相信你做导演，也是想帮助别人完成梦想。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最大的乐趣不是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帮助有理想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就像淘宝，做到今天，绝不是我在实现理想，而是里面几百万开店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在实现理想。这些也是我们能够坚持的原因。我相信把无数电影人的梦想结合起来，周星驰的电影会更有票房，更受大家欢迎。

编导手记

中国传媒大学礼堂，我和同事在进行这次拍摄的最后分工，远处的舞台上，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布置场地。一块偌大的背景板上喷绘上四个字——天马行空，这就是今天谈话的主题。对于《老友记》来说，这是一次有别于从前的拍摄经历，因为一个大学的礼堂让整个谈话空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开放，因为今天的两个主角——马云、周星驰之前素未谋面。

尖叫声往往是一种信号，而此时此刻出现的尖叫声则预示着今天的主角到场了。人群簇拥，快门声紧凑，这是马云和周星驰出场的常规节奏。

周星驰说自己梦想成真了，因为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见到马总，而马云却以跑龙套的自居，这显然是抢了星爷的戏。两个神交已久的男人就以这样一种无厘头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初次会面。马云的奋斗史是学生们最爱听的桥段，应聘肯德基遭拒、考警察学校未被录取这类的故事早已成为成功学书籍中的老生常谈，而这些故事对周星驰来说，都闻所未闻，所以在这次谈话的大多数时间里，周星驰都是一个听众的角色，有人会认为他拒人千里，但事实上，他只是紧张。

马云与周星驰的见面是缘于周星驰即将上映的电影《西游·降魔篇》。周星驰是一个对自己的电影要求很严格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如此坚持，他的回答自然是无厘头式的——好一点点，就是好一点点。

这次对话之中，马云说有些事情他现在可以不坚持了。

中国有句老话——拿得起，放得下。

（优酷《老友记》导演：于鹏）

CHAPTER 03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陈欧/徐小平

20多年前，当徐小平知道俞敏洪是21岁上大学的时候，兴奋地给了俞敏洪一个热情的拥抱，因为徐小平上大学时已经22岁，他觉得俞敏洪上大学的年龄和他并没有什么差别。时至今日，徐小平还经常以此事开玩笑说：“我22岁上大学，老俞（俞敏洪）21岁上大学，我很开心，因为我是因为‘文革’，老俞不是。”

1956年，徐小平生于江苏泰兴，因为时代的原因，他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上大学。直到1979年高考恢复，已经在江苏泰州文工团做小提琴手的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

毕业后，徐小平到了北京大学工作，先是当教师，后来升任团委文化部长。在北大他认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朋友——俞敏洪和王强。

五年后，徐小平逐渐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北大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搞学术我不喜欢，从政又不成功，我看不到再往前走的路，所以不要说中国梦，连中国路都没有。”

1987年，32岁的徐小平决定放弃工作出国留学。拎着两只皮箱，他奔赴美国。当时，他还写了首歌——《两只皮箱一个梦》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多年之后，在《老友记》的录制现场，他唱起这首歌仍然动情：岁月来去匆匆忙乱，青春已无再无短暂。山穷水尽疑无路，出国好像是阳关，两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谁知留学的辛酸？……那时，徐小平的美国梦是先挣点小钱，过好日子，再拿到绿卡，在美国定居。

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总是很远，徐小平出国后举步维艰。辗转到了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但徐小平仍然寻不到梦，甚至根本找不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前途渺茫后路已断”，为了生活，徐小平在餐厅刷过盘子，在必胜客送过比萨，每天还为能拿到几块钱的小费而费心伤神。

1993年，察觉到中国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的徐小平，别妻抛子回国创业，结果事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合作伙伴。惨败而归的徐小平只好又回到加拿大。

这一次回国，让徐小平清楚地看到中国崛起的潜力，他也开始期待能再有回国发展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95年年底，同样从北大辞职，但已经成功创立了“新东方”的俞敏洪来温哥华，看到失业在家的徐小平，便热情邀请他回国，共同推动新东方的发展。于是，1996年，40岁的徐小平再次从加拿大回国，加入了新东方，并建立了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

徐小平的英文能力、演讲素质，以及对出国留学形势的了解，在当时的出国热潮中派上了大用场，也为新东方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加入新东方也是徐小平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只是，这个转折点并不是他事业发展的终点。

2006年，新东方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这也是徐小平加盟新东方的第十个年头，50岁的徐小平选择了退出，带着他在新东方积累的创业经验和财富，转身为天使投资人。并于五年后与红杉基金合作，成立真格基金。开启了他又一崭新的人生，也正因为这个新身份，徐小平和陈欧有了相识的机会。

相对于一路坎坷的徐小平，陈欧的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

1983年出生于四川的陈欧，从小就是个争强好胜的好学生。小学毕业以全市第一的成绩直接跳级读初二，在当地被誉为“天才少年”。16岁（高二）那年，陈欧以全额奖学金，从四川德阳中学考上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

除了会读书外，陈欧还是个游戏高手，在中学时，他就开始打职业比赛，最多的时候赢过1000美元。进了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后，陈欧如鱼得水，经常参加游戏比赛，他的最好成绩是获新加坡《魔兽争霸》第四名。不过，玩游戏并没有让陈欧过瘾，他开始自己研发新游戏。大学四年级时，陈欧仅靠着一台笔记本，创办了全球领先的在线游戏平台GGgame（新加坡游戏公司Garena前身）。此时的陈欧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

2007年，在父母的施压下，陈欧考取了美国斯坦福大学MBA，在去美国之前，他遇到了徐小平。

当时，徐小平因成功投资了世纪佳缘、兰亭集势等公司在圈内声名鹊起。与大多数创业者一样，陈欧见徐小平是为了融资。

时隔五年，两个人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徐小平回忆说：“第一次见到陈欧，是在2007年的春天，在上海。当时他创建了一个网站叫GGgame，想让我来投资。陈欧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才华横溢、精力旺盛的创业者，我说我一定投你，只不过他已经得到了斯坦福商学院的录取，他在是去斯坦福读书，还是留下来创业之间挣扎。我还半开玩笑地邀请他到我投资的一部电影里做男主角。”

而陈欧则回忆说：“第一次见徐老师，他说，他想投部电影，让我去当男主角。我当时就崩溃了，我说，‘徐老师，我真不适合当演员。’这也是第一次见面让我觉得最出乎意料的事。其实我当时正在是留在新加坡创业还是去美国读书之间做选择。一方面是事业的顶峰期，另一方面是取得全世界最好的MBA学位的机会，我不知道怎样选择。徐老师叫我不要去读书，先去创业。”

第一次见面，徐小平就立刻决定给陈欧投资，50万美元占股10%，但条件是陈欧留在公司继续创业而不是去斯坦福读书。这个条件让陈欧非常为难。陈欧在新加坡创业，父母就认为他是“不务正业”，陈欧的父亲是地方政府官员，他更期待唯一的儿子能以学业为重，为此还曾专程到新加坡苦口婆心劝说陈欧继续学业。如果再放弃斯坦福的学习机会，无疑会深深伤害亲情。

但对陈欧“一见钟情”的徐小平，为了阻止其去美国读书也是煞费苦心，甚至邀请与陈欧同为四川人的郭去疾（兰亭集势创始人），一起动身前往德阳说服陈欧的父亲。

最终，徐小平的“政变”之行没有实施，因为陈欧自己也对斯坦福充满了向往，他决定放弃事业，先去读书。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机会，也因此失之交臂。

与徐小平的国外窘境不同，陈欧在美国的校园生活十分地潇洒，卖掉创业公司GGgame的钱，不但足够支付他在斯坦福100多万美元的学费，以及保障他在美国生活得无忧，还让他帮父母买了一套房子。

斯坦福一直有鼓励创业的传统，这也让陈欧的创业梦想燃烧得更旺盛。两年之后，陈欧完成了MBA的学业。虽然父母想让他继续读博士，但这一次他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毕业后第三天，陈欧便回到了国内准备创业。

回国后不久，陈欧拨通了徐小平的电话，徐小平听到陈欧的声音非常兴奋，在还没有搞清楚陈欧到底要做什么的情况下就答应投资。不久，便有了现在仅开办三年，营业额就达到10亿元人民币的“聚美优品”。

“聚美优品”是徐小平投资史上又一得意之作。而陈欧也因此迅速成了明星级的创业家。

虽然陈欧没有成为徐小平投资的电影中的男主角，却在徐小平的鼓励下，勇敢地为自己代言。

2012年2月，一则由“聚美优品”团队参演的励志视频在网络上推出，很快就蹿红网络。片中，帅气的陈欧那句“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路上少不了嘲笑和质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激发了众多网友的创业梦，“陈欧体”也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自我表达方式。

次年5月，以徐小平第一稿编剧为基础，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在国内上映，该片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反响，同样也激励了一群年轻人的创业热情。

虽然徐小平一直说，电影最后只用了他写的十几个字，但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还是理所当然地被观众想象成了三位男主角的原型。人们又开始探究徐小平与新东方，与俞敏洪、王强的过往。

其实，新东方上市后，离开新东方的徐小平很失意，甚至曾哭着问俞敏洪可不可以回归新东方。徐小平对新东方，对俞敏洪、王强的感情非常深厚。他曾在媒体上自述：“王强说，等我们得了老年痴呆症，在长城脚下相遇，互相盯着对方看，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是谁，但是总觉得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做过什么事。这就是新东方三兄弟合作的最迷人的结局：在一起做过伟大的事。我的梦想是能够重振新东方。当年那个团队充满了互相敬佩、互相欣赏、互相臣服，但是又互相挑战的基因。王强说得很好，经不起思想的考验，就不是真正的友谊。”

陈欧对友情的理解也和徐小平一样，感性纠结着理性。

聚美优品联合创始人戴雨森、刘辉都是为了追随陈欧而回国创业的。刘辉为此放弃了对战平台价值百万美金的期权，戴雨森放弃了还有三个月时间即可拿到的斯坦福大学学位。但是2013年聚美优品“301”事件爆发后，为了公司更好地发展，陈欧痛下“杀手”开除了刘辉。

“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同事哭成一团，因为八九年的兄弟，竟是非常痛的结局。但是为公司下一步发展，我必须这么做，而且这意味着聚美到了开始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了。我希望再过三五年之后，当他真正地获得公司的成长利益时，他觉得陈欧做的是对的，这对他好，对大家都好。”

有媒体报道称，为了追求企业家的成功，陈欧几乎把自己分裂成了三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公众面前的名人，阳光、帅气、正能量，为自己代言；另一种是在工作中非常严厉，发起脾气来几乎要掀掉房顶，是一个令人咬牙的完美主义者，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犯错；而只有极少数生活中的朋友能看到他大男孩的一面，感受到他的幽默和风趣。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陈欧，都是他包装后的那一面，能被人看出端倪，说明他还不够成熟。而幽默风趣的徐小平已经很少能让人察觉他在刻意包装或者掩饰什么，有些东西也许真的是岁月赋予的魔力，没有历练，学是学不来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个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成为合作伙伴与忘年交。而我们也因此能看到，两个不同年代，但同样成功的创业者，在《老友记》中向我们娓娓道来：想创业，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青年创业白皮书

当眼光锐利的投资教父，遭遇狂热冲动的创业青年；当功成名就的财富新贵，撞上急于效仿的粉丝群体，是慷慨解囊、鼎力相助，还是循循善诱、悉心指点？是什么让年轻人步履蹒跚？又是什么让投资者左右为难？历尽沧桑的风险投资人徐小平对话一帆风顺的创业者陈欧，以草根的视角解读高端话题，为青年人细说般若，为创业者指点迷津。

徐小平：有一天，一个男孩在一家宾馆找到我，他说，他曾到北京找了无数的人，等了我十几天，都没有找到我。后来在回苏州的路上，还把手跌断了。这次好不容易见到我，一定要跟我聊聊。我看他手上还有绷带，就答应和他聊聊，可是，我听他讲了两个小时以后，就完全否定了他的梦想，残酷地对他说：“你的悲剧从想创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他连APP、O2O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想做一个facebook。

陈欧：其实有无数个想融资的人给我发过私信，甚至有人冲进我办公室里直接跪下，说如果不介绍您给他，他就跳楼去死。吓得我也跪下了，劝了他半天。

徐小平：对于没有任何创业合理性的人，我有时真不知道怎么办。

陈欧：其实每个人都喜欢创业之后的荣誉和财富，喜欢上市敲钟的那一刻，但是很多人并没想过怎样去一步步实现，甚至很多时候连创业最基础的东西也没准备好。北京有很多机会，但是机会未必属于你。

还有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海归容易拿到钱？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多名校MBA毕业的学生，工作后就是十几万美元的年薪，对投资人来说，投十几万美元，买一个MBA毕业学生的三年青春是很划算的。

之前对我和您之间的关系也有误传，大部分人都以为，一个年轻人遇到您，喝杯茶，便融资成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和您是认识了好几年的朋友。您又不是慈善家，凭什么那么轻易给我钱？

我觉得融资最本质的是，钱不是要来的，也不是乞求来的，而是要能证明自己有资源和能力可以换来钱。

我们常说，好多事未必要死缠烂打，只要把自己变得优秀，就会有投资人去追着投。

徐小平：陈欧，你不能这样说下去，不然他们就会恨你，因为投资人追着投的那些人，是这个时代的绝对少数的精英中的精英。

说实话，我投的项目很多，但投到好的项目也不多。投得最好的两个项目中就有你这个。当时我们谈完了，我就给钱了，因为我是如此喜欢你这个项目，或者就是你这个人。谈完后，我还打电话给你说：“我还有一套房子你要不要用？”当时，我特别怕你不喜欢，结果你看了房子说太棒了。那个时候我才放松。

所以我觉得投资有的时候是投人。当你真心觉得这个人行的时候，不管他做什么，投就一定没错。你16岁留学，在校园里白手创业，后来又考取了斯坦福，这些经历都契合了我心中“精英”的形象。

我觉得，创业不是百米赛跑，创业是马拉松，你知道吧，就是看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陈欧：我当年做GGgame时，完全是在宿舍凭一己之力，把GGgame做成有数万人在线的游戏平台。记得写程序特别累，每天就是熬夜，熬得非常惨，那段时间天天吃番茄炒蛋，因为这是最省时、省钱，营养极高的一道菜。

徐小平：就是吃了几百顿？

陈欧：对，当时很辛苦。而且还被忽悠了，别人跟我们说，VC是逐利者，会追着你跑。当时我们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去创业的。结果做成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做5000时没人理你，做1万时没人理你，做两三万终于有VC约我去见面。结果我等他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他去国外度假了。

徐小平：这个假度得非常昂贵，错过了一个机会。你当时启动的时候有外来资金吗？

陈欧：启动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的奖学金留下的钱，其实很少，但是成本控制得非常好。

徐小平：投进去多少钱？

陈欧：加起来也就五六千新币，合两三万人民币，启动资金是非常少的，主要费用是各种房租。早期的服务器就是自己的电脑，通过路由器做一个公网IP开始服务。每天自己拼命写程序，就这样熬了很久很久。

徐小平：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2007年的春天。当时你已经创建了GGgame，想让我来投资。我说我一定投你，可是你已经得到了斯坦福商学院的录取通知。当时你在是去斯坦福读书，还是留下来创业之间挣扎。我还曾试图去规劝你放弃斯坦福学业，一心创业。但是，最后你还是选择了美国，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失之交臂。

陈欧：我是2005年毕业，2007年就去了斯坦福。后来我就把GGgame卖掉了，卖掉之后不但把所有欠的钱还清了，还足够我去美国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我还给妈妈买了套房子。GGgame让当年的我，基本上实现财务自由了。

徐小平：那你的留学就没什么苦可言了？

陈欧：我觉得是快乐居多。学习也没有难点。因为斯坦福是一个讲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环境，学东西比较扎实，通过考试也不那么难，所以校园氛围非常好。

徐小平：在斯坦福有没有某个时刻让你有被感召的感觉？

陈欧：常常，在斯坦福我觉得最幸福的是能够见到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昨天你的同学或者朋友，一个你天天见面的人，突然间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这样的故事特别多，我觉得那是硅谷美国梦的根源。而且能看到周边的很多普通人成功，就发现机会是公平的。只要努力去奋斗都有机会成功。

徐小平：你令我羡慕嫉妒恨。1987年的夏天，我去美国的时候，身上只带了100美元，还是借的。一个朋友跟我说，挣3万美元带回国过日子。在1987年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一辈子也挣不到3万美元。当时我是北大的老师，每月工资是120块人民币，等于20美元，想一想要挣多少年，才能挣到3万美元？

我出国前去王府井那儿的一个中国银行换美元，只换50美元，而且国家只允许换50美元。我到了那儿以后发现一个日本女人也在那儿换钱，她手上拿着一张1万人民币的兑换券，就是一张特殊货币，专门为外国人弄的。我一算，我大概得十几年才能赚到她手上那一点钱。那个时候我就感到在金钱面前，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梦想、我的价值观全面崩溃。

但出国以后，我又真的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当时有一个国家机关的处级干部到美国探亲，去了之后老婆就跟他离婚了，他居然来投靠我，那时我都不知道投靠谁。后来，他到一个餐馆去打工，打工的第一天就在用刀时切到了手，不严重，也没有伤到骨头。老板给他包扎完，给他喝了一杯红酒，就把他开除了。他来到我的房间跟我说：“小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说：“你想什么？”他说：“我想我妈。”当时我强装坚强说：“老陈啊，你40岁了，你应该让你妈依靠你，而不是你依靠你妈。所以你要继续干，绝对不要后退。”其实那个瞬间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被家人依靠的底气。

那几年我承受了人生中最沉重的压力，有一个作家讲过，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被打回原形，你才知道真正的你是谁。

在1987年、1989年、1990年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自己能够走出这个泥潭，偶尔还寄点钱给父母。但是到了1992年、1993年以后，我父母经常来信说：“要不要给你寄点钱？”时代就在几年之内逆转了。家人的来信让我意识到中国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后来，俞敏洪在北京创办了新东方，不久，他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个联合创始人的荣誉，但是准确地说，新东方主要是老俞创建的。不过，你知道俞敏洪的天使投资人是谁吗？

陈欧：不知道。

徐小平：是两个学生。老俞被北大开除后，到一所学校招生。来了好多学生，但一看40人的报名表，却没有人报名就都走了。老俞想了一个办法，他写了38个名字，然后大家一看就剩下两个名额了，不上就没位置了。于是，就有两个学生报了名，交了钱。这是俞敏洪的第一笔收入。这两个学生也堪称新东方的天使投资人。然后，老俞再换一个名单，这样名单一直是38个人，直到40人招满了，新东方的第一个班就启动了。

陈欧：您说的这个很经典。很多创业者，只知道赚VC的钱，赚投资人的钱，但是不知道怎么赚消费者的钱，其实最好的商业模式应该是消费者从第一天就会给你钱，当有了现金流之后，创业者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徐小平：大家会说创业是一件很苦的事，失败率很高，其实哪个行业成功率是有保证的？没有！

陈欧：我觉得创业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团队最核心的人，团队选择了你，可能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是每天和你在一起。另一方面，我觉得投资人还是很重要。我很幸运，因为您是我的投资人，每次都会花一点时间，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分享，而且能给我打气，给我激励。投资人对创业者如果不信任的话，那是悲剧，那就意味着你不但要和市场斗、和对手斗，还需要和投资人斗，如果团队再内斗，这个公司也就完蛋了。

徐小平：假如想创业，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团队，首先要做出一个东西来，不管多么难或者多么简单，一定要用产品证明你的想法，而不是用想法来找钱。

陈欧：所以，创业者都得认清事实，资本永远是锦上添花的，不是雪中送炭的。早期的创业者不要动不动就想到要融很多钱，因为好的商业模式是不需要太多钱的，比如说去郊区租很便宜的房子，然后大家省吃俭用，吃番茄炒蛋。

而且现在创业期比原来的成本低很多了，尤其在移动互联网上你不需要多有钱就可以证明自己。

如果只用表决心，甚至给徐老师跪下，来拿钱，我觉得这只能增加天使投资的负担，并不能真的拿到钱。

徐小平：遇到这种人，我也给他跪下，求求他不要创业了。

陈欧解密“301”

徐小平的经验之谈能否为青年创业者拨开心中的迷雾？年轻的陈欧在创业路上又遭遇过哪些坎坷？当消费者的指责铺天盖地而来，当公司内部的合作出现混乱，腹背受敌的陈欧又将如何将梦想进行到底？

徐小平：你为自己代言的广告，迅速让你爆红网络，但是就在你努力将自己宏伟理想铺陈的时候，危机却不期而至。2013年3月1号，在聚美倾力打造的三周年促销活动之际，聚美网站却彻底崩溃了。我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欧：说实话，“301”最开始是拍脑袋的想法。在1月份的时候，我跟团队想做一次三周年聚美促销。聚美当时一天销售额大概是1000多万，我说，我想一天做1个亿，全公司的人都觉得陈欧疯了，因为一下子增长十倍，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但是我跟大家说，很多事情要敢想，敢去做才行，哪怕最后达不到目标，团队有一起打这个仗的经历也是值得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所有的活动，包括进货、发红包、邀请用户，还有“陈欧体”。

“陈欧体”的火爆度超过我们的预判，聚美流量也因此翻了一倍，在“301”之前已经达到每天2000多万的销售额。当时，我们非常快乐，觉得还没做“301”，公司已经成长到一个新的高度，没想到“301”当天我们却崩盘了。

当12点down机时我们觉得很快乐，心想，这么大流量竟然会down机，但当12点15分、12点30分还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事可能会悲剧了。结果后来真的是将近30%～40%的用户就没法进来。

“301”当天我们被骂得很惨，不过，我想3月1号也应该成为电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日子，因为全中国人民搜索最多的关键词是聚美优品，虽然聚美优品可能是出了臭名。

平时聚美是100多万人登录，在“301”前应该是200万人左右，远超过我们的准备。而且，对于电商网站来说，前端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后端，当发现我们一天卖了以前一年的量的时候，觉得要创造历史、创造奇迹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屁股擦不干净。

徐小平：我听说，聚美优品在官方网站上承诺6小时闪电发货，但是在“301”当天网站都瘫痪了，发货的承诺更无法实现，于是各种指责甚至是谩骂充斥于网络，铺天盖地，弥漫了整个3月。

陈欧：是的，我们对此很抱歉，确实是搞砸了。虽然做了预案，但是消费者的热情远超我们的想象，而且我们也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服务能力，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

我觉得最悲剧的是当物流发不出货的时候，消费者又铺天盖地地投诉，打客服电话，也接不进去，聚美整个体系崩盘了。当时还有很多消费者给我发私信，但是我个人确实没有能力每天服务上万个消费者，我们的想法是在仓库里面用最快速度把货发出去。开始以为3天能发完，后来发现发7天也发不完，最后，自己都有些绝望，已经不是生产效率的问题，整个流程全down掉了，我们发货都发不出去了。

徐小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陈欧：比如说一家小店一天只能发1000单，让他发2000单也很容易，只要再找十个帮手就行了，但是对有规模的电商，比如说一天能发十几万单的，却让他能发到40万或者50万单，基本上是个不可跨越的挑战。

徐小平：创办聚美优品以来，你一直高调自信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出色的营销模式也为你赢得了80后创业偶像的声誉，但是“301”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你也难以招架？

陈欧：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我只能自己劝自己说，没有企业能够常青，总会遇到问题，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奋斗的激情不破灭，不管被打成什么样，哪怕像马蜂窝一样，都要高调地自信地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其实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人的梦想而活，我只要做自己，做好自己，真正地去往前冲。虽然最后不能保证结果是最好的，不能保证企业和陈欧永远辉煌下去，但我能保证我的行为是对的。

徐小平：你这样高调地一路走过来，人长得也帅，又是少年得志，有没有担心过，走得越高，往往摔得越重？

陈欧：经验关键不在于时间，而在于经验的质量。我在新加坡刚毕业一穷二白的时候，做了游戏平台。其实我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因为我是一个游戏玩家。我爸爸一直觉得我是不务正业。当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我爸爸气得要死，他飞到新加坡劝我不要创业。因为我爸爸的朋友总问他“你儿子发明搞出来了吗”，他们都觉得我不务正业。

当时我父亲苦口婆心地讲各种感情讲了一个星期，最后撂下断绝父子关系的狠话回了中国。我父亲觉得我太不懂事了。

徐小平：你父亲是不是在期待着你失败？

陈欧：对，期待我失败读书去。

徐小平：他觉得创业是一条邪路，他要你走正路，是吧？

陈欧：是的。但他决绝的身影并没有让我产生动摇，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三年之后，用斯坦福商学院的通知书与父亲冰释前嫌。那一年，我24岁，大学时代的创业成功已让我拥有了1000万的资产。也是在那一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您。

徐小平：我突然想到，你从美国回来后，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我们做了转型，要做化妆品。”我当时大叫：“好啊好啊。”因为当时凡客的故事撩人心肺，我觉得自己怎么没有投到一个好的电子商务。我还记得你说：“真的吗？你真支持吗？几个爷们儿卖化妆品，是不是有点不decent？”你还记得那种心态吗？

陈欧：当时确实觉得，几个大老爷们儿做与女性相关的生意有点丢人，后来想一下，既然别人都做游戏去了，那我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反而更有机会。

徐小平：你转型以后的第一笔收入是什么时候到的？

陈欧：第一笔收入其实挂上网了，第一天就发现有收入了，虽然不多，就几块钱。

徐小平：你还记得是哪天吗？

陈欧：2010年3月。所以3月是我们的生日，也是我们的悲剧日。“301”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风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得罪了消费者、伤害了消费者，如果消费者在我们这儿体验很好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负面，也没有那么多的投诉，我觉得这是企业成长历史上最深刻的一课，但是这一课也让企业变得成熟。

徐小平：我给你分享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2001年的2月份，美国ETS告新东方盗版，《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这件事，然后全球轰动。我们当时表态是，新东方可以关门，但是中国学生的信用不可诋毁，中国学生的学习权利不可以损害，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表明自己的态度的。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新东方已经融资，准备上市的时候。有一个部门招生时说，房间有彩电、空调、热水器，结果学生来了发现住的地方差得不能再差。几千个学生暴动，学生家长指着我们鼻子骂“骗子”。当时我们采取的办法很简单：第一，不想学的人退学费，同时负责回去的机票；第二，想学的人，就近找星级宾馆，只要能找到的宾馆就把学生全部放进去，当时真是不惜一切代价。这一战，新东方亏了1000万，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商誉。

陈欧：对，所以“301”之后，为了保证不被影响，我每天砍掉将近上千万的销售，很多货品不卖了。只有销售量降下来了，才能保证不会有更多消费者体验被影响。

徐小平：即使这样，依然有许多因为“301”而对你失望的用户，你要怎么办？

陈欧：我只能说我们肯定会补偿大家，我们会针对“301”的用户做一次感恩专场。下一次做活动的话，我们也肯定会控制量，不会再来一次崩盘。

其实有的时候，人红是非多，自从出来为自己代言，网上便有关于我的各种传言，比如各种版本的女朋友，还有各种版本的男朋友，包括攻击我所有的简历造假。当然现在碎片化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所以没法阻止别人说什么样的话，但我在声明中说了一句话：创业者的名誉你是永远不能剥夺的，因为很多创业者就是为了名誉而奋斗的，绝对不能剥夺。

徐小平：那假如把陈欧现在的这个面纱掠掉，有没有一个更加真实的陈欧？

陈欧：很多同事说喜欢生活中的我，因为工作中的我太严肃、太严厉、很苛求，而生活中的话有些“二”，就是傻傻的、无忧无虑的感觉，那样的我更为真实。

编导手记

20年前的徐小平，会不会想到他今天的功成名就？10年前的陈欧，又会不会想到他今天的风生水起？答案不言而喻，没人能预测未来。玛雅人也没有猜到2013，不是吗？

但是他们确实成功了，成为很多创业者的导师和偶像。在这期节目的筹备阶段，我对他们还没什么了解，甚至也不知道该去如何了解他们。坦白来讲，我是一个“菜鸟”编导。这是我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期节目，刚拿到选题的心情就两个词——兴奋和忐忑，像极了姑娘即将出嫁时的心态。别问我是什么心态，我不是姑娘。

为了制定节目的主题，也为了填补我内心的无所适从，我去见了徐小平，在黑马大赛的一个徒步活动上。春寒料峭的3月，北京奥体公园，我就像个跟屁虫一样陪着年近花甲的徐老师走了10公里，记得刚出发时，我还对他说：“如果您走到一半走不动了，我就搀着您。”结果他倒好，一点不像个老人家，毫不费力地走下来不说，还和同队的创业者们手舞足蹈地聊了一路，两个多小时几乎没见他停过嘴。快到终点时，路边有一块写着他语录的展板，他还兴奋地冲过去拍照发微博。参加完活动，我兴奋地对制片人闫鹏描述：“徐老师太可爱了，像个老顽童。”

然而这样一位活泼随和的“老顽童”，内心却很细腻，也很重情义。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电影《中国合伙人》，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最初的剧本就出自徐小平之手。众所周知，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在2006年选择分道扬镳，曾经的好兄弟因为商业上的分歧不得不各自“单飞”。

在录制节目之前，他讲了这样一段故事给我：“去年洪水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手上的新东方股票暴跌巨额数字，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俞敏洪发短信，我说，敏洪，要我干什么，我24小时待命。有什么需要我的，做人体炸弹、暗杀，都行。”在谈论过程中，他用了“毫无疑问”“改变了我的人生”“惊天动地”和“功德圆满”来点评他和新东方创始人的友谊。面对这些极尽夸张的词汇，我却没有一点反感，因为我看到他眼睛中的真诚。后来我们把这段采访剪辑在特别节目《献给朋友的歌》中，以示对他们友情的尊重。

俞敏洪改变了徐小平的一生，而徐小平也改变了陈欧的一生。作为陈欧的投资人，徐小平在现场逼问陈欧是否售假，他说“在面对公众时，我总是坚持原则。我不会投资一个卖假货的公司，绝不会用自己的一世英名去赌。必须确信，才会支持”。这也是徐小平的另外一面，认真和严谨。

在80后企业家里，陈欧的知名度应该不输郭敬明。2012年年底的“为自己代言”红遍了整个网络。励志、拼搏、年轻有为、追求自我，这些名词让许多小伙伴的内心正能量漫溢。然而，成名是需要代价的，饱受争议的陈欧显然无力招架种种言论的风波，也活得很小心翼翼。没化妆之前不接受拍摄，拍摄过程中还要坐得板儿直。没办法，他被绑架到了偶像的神坛上。

陈欧无疑是幸运的，遇到徐小平这位良师益友。但是他也是有准备的，正如节目中说到的，投资人追着投的人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

节目一录就是三个小时，如果不是徐小平老师后面有安排，估计他们俩可以一直聊到深夜。这也正是我喜欢的《老友记》的感觉，两个老朋友，才能无话不谈。

（优酷《老友记》导演：卢峰）

CHAPTER 04　“斗士”的火拼逻辑

周鸿祎/吴伯凡

周鸿祎曾在微博上郑重其事发过一则声明：“我不是老板，从来都不是，我是在360跟大家一起干活的大leader，我愿意为用户干活，愿意为员工干活，愿意为股东干活。一句话：苦逼，并快乐着。”

从外表看，周鸿祎的确不像一个BOSS。不管是采访还是在某些活动中偶遇，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穿正装，要么夹克衫，要么休闲毛衣，要么套头T恤。一副标准IT男的形象。

不过，和传统的技术男不同，周鸿祎特别能言善辩，在媒体面前，周鸿祎总是像“打了鸡血”一样斗志昂扬。

单从采访的角度来说，大部分记者应该都挺喜欢周鸿祎的，因为只要镜头对着他，不管多么累，多么疲惫不堪，他都能在一秒钟内精神焕发。采访他也永远不用担心冷场，抛出一个问题，他就能滔滔不绝。说到兴起时，镜片后的大眼睛还会瞪得圆圆的。

近几年，他越来越喜欢穿红色的衣服。红衣与他的名字谐音，因此得了一个“红衣教主”的绰号。又因为屡屡口出狂言挑战业内巨头公司，从“红衣教主”变成了“红衣大炮”。

周鸿祎几乎跟业内所有大佬都干过架：和百度李彦宏针锋相对，与网易丁磊论战江湖，叫板阿里巴巴马云，还有闹得沸沸扬扬的与腾讯马化腾的“3Q大战”。他甚至连自己多年的朋友也不放过：在微博上挑起与相识17年的好友雷军的口水战，在与腾讯争取“搜狗”失败后与搜狐张朝阳反目……周鸿祎从来不忌讳向媒体“公开”这些“战争”背后的内幕，而且他每次都是振振有词地急急表白，是别人挑起事端，他是正义或者被迫反击的一方。

不过，别人可不这样认为。

2012年5月19日，马化腾转发了雷军一条暗指周鸿祎通过骂人吵架做市场推广的微博，并如此评价道：“唉！其实他是个演员。剧情、套路、表情每次都差不多。雷总看透了就陪他练到底吧。”

2013年10月11日当当网李国庆，也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家媒体关于腾讯从360手上“抢走”搜狗的报道，并如此评价道：“这些年庆幸没和老周（周鸿祎）同行，公关高手惹不起。”

据说，周鸿祎在圈子里人缘不太好，但他丝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并对自己“搅局者”的身份深以为荣。这就是周鸿祎的性格。他小时候就喜欢跟人打架，老是打不赢，但是坚决要跟人打。

1970年10月4日，周鸿祎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边街村秀才湾。虽然籍贯为黄冈，但是他从小在河南长大，大学又到陕西念书，所以在他的个性中既有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直率，他自认为性格更偏重于像北方人。

周鸿祎在少年时期就对电脑特别感兴趣，而且天分极高。因为父亲的单位是做地图测绘的，在周鸿祎高中阶段，家里就有了IBM和苹果电脑。他最初的电脑启蒙老师，是父亲单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高中还没毕业，周鸿祎就已经学会了用Basic语言编程。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周鸿祎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有关于大学生辞职下海，帮人攒电脑挣钱的故事，他觉得这帮人活得特别潇洒，有活就干，没活就出去玩，不用按点上班，也没人管。当时，他对创业并没有概念，但确定以后要像这几个大学生一样，从事跟电脑相关的自由职业。

为了实现这个梦，周鸿祎放弃了武汉大学和上海交大投给他的橄榄枝，选择了读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

到了大学，周鸿祎如鱼得水，天分加上努力，让他很快成为学校里知名的电脑高手，还获得了“电脑小狂人”的称号。但从大三开始，学校提供的工作平台就不能满足周鸿祎的胃口了，他开始从外面接各种与电脑软件相关的活儿，其中包括对银行立体计算器程序的改进。等到大四，周鸿祎已经敢单枪匹马跑到北京的中关村“闯荡”。

大学四年，周鸿祎异常忙碌，白天上课，晚上干活，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四年的专业训练，也让他从一个毛躁的小伙子变成了严谨的工程师。对创业他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看法，开始在心中为自己的未来勾画蓝图。所以研究生选专业时，周鸿祎选择了管理学专业，因为他想将来自己开电脑公司时，总要有点管理经验。

现实总是没有想象中的美好，真正开始上课，周鸿祎才发现自己对管理学丝毫没有兴趣，读研没多久，他就开始逃课继续研究电脑。就在读研期间周鸿祎做出了反病卡的原型，并拉了几个同学开始创业，而且在三年时间内创业两次，当然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硕士毕业后，周鸿祎放弃了去银行工作的机会，进了方正集团。创业失败让周鸿祎安稳下来，不过只短暂安稳了三年，周鸿袆又开始蠢蠢欲动。

1998年，28岁的周鸿袆为了完成“让中国人能用自己的母语上网”的理想，创建了北京三七二一科技有限公司，3721的意思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这确实也很符合周鸿袆的做事风格。当时，周鸿袆和老婆，以及两个员工租住在保福寺附近的小两居里，注册公司的几万块钱资本，还是他老婆跟娘家人借的。

3721开创了中文上网服务之先河，并于1999年正式提供网络实名中文上网服务。“中文关键词搜索”技术所带来的网站实名服务，覆盖了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每天使用量超过约8000万人次，并拥有超过60万的企业客户，占据中国付费搜索市场40%的市场份额，居于绝对领先地位。

2001年，3721公司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率先宣布盈利。2004年1月，雅虎出资1.2亿美元购买了3721公司，并邀请周鸿袆就任雅虎总裁，全面负责雅虎及3721公司的战略制定与执行。

在外人看来，这场交易周鸿袆并不吃亏，但是后来，谈及此交易，周鸿袆屡屡表现出悔恨万分状，他总觉得，如果不卖给雅虎，3721坚持到今天，市场份额一定会超越百度。

在雅虎中国“安分”了18个月，周鸿祎又一次功成身退，创立了一直坚持做到今天的奇虎360。从宣布免费杀毒干掉国内杀毒软件的厂商开始，他的“流氓”形象便固化在了互联网行业，他也坚持有事没事就找人吵架到今天。

周鸿祎微博的头像就是一种备战的状态：他穿着迷彩服，皱着眉毛，坐在草地上，怀里抱着一支CS游戏中常见的AK-47。他喜欢真人CS游戏，也是这项必须战斗才能取胜的游戏中的高手。

有人说，这些年，有奇虎360的地方，就有战争。而周鸿祎说，360公司就像一条鲶鱼，有它的存在，中国互联网市场才能充满活力，那些巨头企业才会有创新和改变的压力。

大家总觉得周鸿祎挑起战争，必是为了赢，因为损人都是为了利己。但他自己觉得每次都是两败俱伤，而且他受的都是内伤。他也从来不怕输，还想让更多创新者像他一样有斗志，他说，这样才能平衡市场，让后来者有挑战巨头的机会。

对于周鸿祎的个性，网上的评价褒贬不一。爱他的人佩服他的勇气；讨厌他的人，觉得他是互联网中的“黑社会”。战斗这么多年，他似乎没有斗累了想停火休息的意思。他的老朋友，《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知名媒体人、财经脱口秀《冬吴相对论》的主持人吴伯凡评价他说：“在周鸿祎的身上有那种长不大的成分，但这几年他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话不像以前那么狠了，不像以前那么有挑衅性，开始注意分寸与节奏。”

周鸿祎自己也坦诚，他曾为言辞过激向马云当面道歉，主动找丁磊把酒言欢泯恩仇，和雷军仍然是朋友。只不过，他又多了新的“敌人”，开始不断指名道姓地抨击百度和腾讯，最近又多了一个搜狗的王小川。谁也不知道，他下一个炮轰的对象会是谁。

其实，理智想想，我们可能不喜欢周鸿祎的个性，但中国的互联网也还真不能缺少他这样的斗士。

周鸿祎爆料3B大战

2012年8月，360搜索横空出世，短短10天斩获搜索市场10%份额，排名仅次百度位列第二。此举震惊搜索业巨头百度，8月28日百度展开“夜战”，用户通过360综合搜索访问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百度贴吧等服务时，将会强行跳转至百度首页，不惜破坏用户体验，反制360。次日，360迅速反击，将网址导航搜索框中之前默认的新闻、地图、MP3等百度产品全部撤掉，替换成包括搜狗在内的其他产品。3B大战全面爆发。当年的“流氓软件之父”周鸿祎对战今天的搜索业垄断者李彦宏，更有网友戏称这是一场流氓对地痞的精彩战斗。

其实从3Q到3B，战争从未停止，恋战者无往不利。

吴伯凡：据说，在2012年11月24日创业家年会现场，你与为百度提供公关服务的蓝色光标创始人赵文权不期而遇。当时，你们俩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你说，在你们做搜索的两个月内，发生了无数的事情，大公司用各种方法来对你进行绞杀，无数的第三方打手都蹦了出来，比如说砸8000万，让某公关公司砸死你们。并指名道姓告诉赵文权打你们的时候手轻一点，把你们打死了后面的钱怎么办，要留着，慢慢打。我听到这段对话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看来，当时百度对战360的决心越来越坚定，而你也信心满怀，你是觉得自己点中了百度的死穴——竞价排名吗？还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能跟百度竞争？

周鸿祎：做搜索我有团队，有经验，有足够多的用户，有完整的技术，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我做搜索的一个必要原因。我决定做搜索，就是我看到了颠覆的可能性。谷歌不能用，大家被迫选择用百度，但它的用户体验有很多问题。

大家把搜索引擎当成一种知识引擎，所以应该给用户尽量客观、公正、中立的材料，即使在里边混很多广告，也应该把广告和搜索结果分开，至少要标出来。但有些公司完全是用广告来误导用户。

吴伯凡：当时谷歌走了以后，搜搜、有道等好多公司，好像都想分一杯羹。

周鸿祎：但百度一家独大，几乎垄断了这个市场。最强劲的对手没了，像搜搜、搜狗、有道对它根本不构成任何实质的影响。所以百度就没有任何的动力去改善用户体验，只是为了挣钱，搜索过度商业化。大家也都感觉越来越糟糕，比如说很多关键词打出来，前面全是广告。

百度搞的商业模式叫竞价排名，愿意出高价的商业欺诈网站就被放在前面。最严重的是医疗行业。中国的医疗资源是非常匮乏的，好的医院永远人满为患，要求爷爷告奶奶才能看上病，他们不会花几百块钱去搜索引擎找客户。

但虚假医疗需要。虚假医疗广告把很大一部分收入贡献给了搜索引擎，换句话说，在搜索引擎里，30%的收入是来自虚假医疗广告，这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很多人包括国家媒体也做过批判，但没有用。当消费者没有选择的时候就会变成受害者。所以我就想，自己能不能颠覆这种商业模式？反正我是光脚的，我在搜索上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我不用像垄断者那样去追求过度的利润，稍微做点规规矩矩的广告，就能挣钱。

吴伯凡：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赢利的？

周鸿祎：搜索我学谷歌。在搜索结果里根据用户的关键字，会在左边放上匹配的广告，大概每一页会有限地放几条，或者用颜色明确地区分出来。

有些大家批评比较多的，我们很难做判断的行业，比如说虚假医疗，我们全不做。我只做一个更干净的搜索，即使只有10%的份额，也要让市场里有第二种选择。如果对手也能跟着变得很干净，我也算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再说，到什么时候，都一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互联网里再牛的巨头，也要尊重用户的意见。

吴伯凡：我觉得你提的这一点可以称之为“道德竞争力”。做商业的人，很容易有一个所谓的常识：讲道德可能就妨碍商业上的成就，至少道德行为是无助于商业上成功的，有些时候还会阻碍商业上的成功，甚至用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让整个企业陷入毁灭。该赚的钱不赚，在商不言商，是很灾难性的事情。这种观念来自我们传统的“无商不奸”。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想抄近路走捷径的公司，就会把车开到一条低等级公路上，踏上一条没法掉头的路。你不道德，总有人比你更不道德，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长的。像《圣经》里说的，要走窄门不走宽门，宽门人多必之死亡，窄门人少方能进入天堂。

3B之战，虽然从明战变成暗战，但至少不像当年你跟马化腾打架那样激烈吧？

周鸿祎：我觉得和百度相比，我们是站在明处的，但是这种巨头，出来跟我对话他也很尴尬，因为我说的道理是对的，他很难反驳我说的东西。比如，过去有人质问李彦宏说：“为什么竞价排名是把一些虚假的结果放在前面？”他总是解释说“算法”，其实搞技术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什么算法，那就是你的商业规则。今天我有搜索引擎，就可以证明给公众看，不是什么算法，我们可以把那些欺诈的网站过滤掉。但是我们因此遭到很多暗枪，他找了很多代理人不断地来骂我们，比如说我们涉嫌偷账号，反正把所有能想到的最肮脏的词都加到我们头上。

吴伯凡：不过，你也一直很淡定。是因为以前的经历让你皮糙肉厚了吗？

周鸿祎：我相信造谣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给扼杀的。如果可以，那以后中国互联网大家谁都不用做产品了，都花钱雇公关公司，雇水军公司，以骂人为主，把竞争对手骂死好了。中国以后也就不要创新了，因为任何创新者一定会被人骂死。

吴伯凡：有业内人士做出这样的分析，与3Q大战“二选一”、速战速决的打法不同，3B大战将是“小刀刮肉”式的持久战。但这场打着颠覆垄断旗号的战役是否真的能够净化搜索，造福数亿网民还是未知数。

谷歌公司的信条叫不作恶，它的商业模式是制约在道德法则之下的。把广告冒充公共信息来发布的，也是一种商业模式，但谷歌没有采用。谷歌就是想用自己的经营实践证明，不作恶也是可以赚钱的。据说，去年美国所有的平面媒体，加起来的广告收入，都不如谷歌一家的广告收入。

好的搜索引擎除了搜索结果客观公正之外，更要全面和权威，这是全世界用户的相同诉求。但是谷歌的成功似乎很难在中国被复制，前段时间，我要查有关robots协议的资料，我发现一个问题，从360搜索，搜出来的资料，确实没有百度的全。百度有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百科等，但你没有这些，这肯定会影响你的用户体验。

周鸿祎：今天的百度已经不是单纯的搜索网站，也是一个内容站，有大量的网民自己贡献的内容。这些内容站，我觉得也是应该能被别的搜索引擎搜到的。虽然百度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百科里面的东西，作为互联网上很好的内容，我们也一样应该能搜到。

吴伯凡：刚才我谈到的robots协议，在百度百科中有这样的解读：“网站通过robots协议告诉搜索引擎哪些页面可以抓取，哪些页面不能抓取。robots协议是网站国际互联网界通行的道德规范，其目的是保护网站数据和敏感信息、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和隐私不被侵犯。”其中也有提到，奇虎360被曝违反robots协议。

周鸿祎：我们找过robots协议的发明人，也了解了robots协议的来龙去脉，它只是告诉网站什么东西可以对外公开，什么东西应该保密。但是百度创造性地变成说，很多百度跟网民共见的内容，搜狗可以抓，谷歌可以抓，但是360不能抓，这显然就是把robots协议变成一种歧视性条款。为了遏制竞争、遏制市场后来者，百度把一些信息封锁起来。而这些信息并不是隐私保密的，版权也不完全属于百度。而且即使有版权的信息，搜索引擎也是有索引权的，百度不让我们来抓取信息，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吴伯凡：那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我看到在2012年11月1日这一天，百度和360，以及搜狗等其他多家搜索引擎共同签署了中国互联网协会发起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这份公约的核心内容正是robots协议。

周鸿祎：我们是签了互联网协会公约，因为很多网站还是会利用robots协议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信息，那大家都应该尊重。虽然这是个君子条款，不是一个法律协议，甚至都不是一个行业规范，但是联网协会讲了一视同仁的原则，你不能利用robots协议妨碍竞争。

吴伯凡：目前就中文的搜索引擎来说，百度的贴吧、知道和百科，的确是很重要的内容。中国没有维基百科，以前有互动百科，好像也没做起来，那这些资源到底应该归谁？

周鸿祎：归谁不重要，一定归百度。但是百度会利用流量，优先培养自己的内容，然后把自己的内容建立起壁垒。如果再把这些内容封闭起来，就变成很多内容只有在百度上才能找到。然后他们用这些内容养自己的搜索流量，就会形成一个封闭的流量黑洞。百度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搜索引擎，而是在利用搜索引擎建立一个内容的封闭花园。

吴伯凡：是一个媒体公司了？

周鸿祎：对，是一个媒体的公司。我认为今天对中国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最强控制力的不是中宣部，不是新闻办，是百度。因为有人在网上发表一些牢骚，对政府做一点攻击，删去这些东西不会特别及时和彻底。但是如果去批评百度，会被删得特别快。因为百度可以通过操纵搜索结果，调整权重，让这个网站在互联网消失。百度控制互联网的80%，甚至更高的流量，网站没有流量就会没有未来，所以大家都不敢批评百度。

今天百度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媒体，但作为一个媒体，百度又缺乏一种真正的中立和客观性，或者社会的责任感，这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

吴伯凡：我看李彦宏内部讲话“鼓励狼性，淘汰小资”，他的危机感是很强的。有人说他说到狼，潜台词就想到是你，他想让百度更像360。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揣测。

周鸿祎：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百度缺的不是狼性，缺的是对用户的人性，如果真正把用户体验改造好了，我们是无从下口的。

吴伯凡：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来，2007年到现在五年的时间，百度在商业上是很辉煌的五年，但是在创新上是失去的五年，电子商务、即时通信……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没有成功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太赚钱了，创新动力不足。就像贪吃蛇游戏，必须不停地吃东西，吃的时候就必须要长，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难操控，这个游戏是玩死为止。手段高明可以多玩一会儿，但是最终都是死掉，这可能也是好多公司避免不了的宿命。

颠覆式创新

垄断巨头缺乏创新力，就会面临小公司以反垄断为口号的挑战。美国网景创始人Marc Andreesen起诉微软，制造了当年著名的互联网反垄断官司，最终胜诉却也迎来公司倒闭的厄运。视Marc Andreesen为偶像的周鸿祎，也常常在他打击对手的同时让自己深陷危险境地，他的“颠覆式创新”已经成为一种悲催的自残式武器，并贯穿周鸿祎整部战争史。

吴伯凡：你造成过好几个地方的天下大乱，比如，病毒、反病毒，乱得不能再乱了。你觉得乱了以后，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周鸿祎：美国的软实力很多时候都提到颠覆式创新，或者破坏型创新。美国商学院经典教材，讲的也是这个概念。可是到中国，颠覆、破坏全是负面词。讲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理解，会认为你就是一个搅局者，是个捣乱的人员，就想让别的公司赚不到钱。但一个产业要想不断地进步，必须要每隔五年、十年，有充分的技术创新，或者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用户体验的创新，或者这三种组合，总之一定要新企业起来取代旧企业。

我觉得美国或者全世界的商业文明，就是靠创新来推动的。比如说柯达胶卷破产了，我们现在都用数码相机，用手机拍照，这就是一种成功的颠覆。

如果现在大家研究基因，就会发现生物要不断进化才有活力，才能够进步，这已经被生物学证明。那么在行业里，厂商之间形成一个寡头的垄断、寡头的默契就非常可怕。

我给今天搜索引擎垄断者带来新的挑战的时候，围绕着我们的口水战就铺天盖地，很多人就会产生疑惑说：你做得对吗？我觉得目前真正想去做创新的时候，不是智商问题，也不是情商问题，是胆量问题，看你有没有胆量，去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

吴伯凡：有人说，你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好像打架的时候，你没有输过？

周鸿祎：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对。其实每次打架，我都被打得很惨，因为竞争对手攻击我，经常不能说我做的事情不对，而是给我编造很多谣言，包括对我个人进行很多攻击，我已经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了。

我还算运气不错，没有被他们打死，但是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被劈头盖脸地绞杀。

2006年的时候，我们做反流氓软件。当时流氓软件祸害整个中国的所有网民，但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除了网易一家洁身自好，其他公司都在参与，变成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大家都不以为耻，反正都在做嘛，谁也不说谁。

吴伯凡：听说大家给你送了一个绰号，说你是流氓软件之父。

周鸿祎：这是他们打着我的旗号，把屎盆子都扣在我头上。这帮人做流氓软件很恶劣，但是都打着我的旗号做，号称是我的学生，所以我觉得与其跟他们争辩，不如做一个免费的杀流氓软件的工具。

不管你后台多硬，不管谁来说情，只要是用户不喜欢的软件，就可以用360从电脑里把它干掉。

当时我还做免费杀毒，打的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创新，你收费我免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跟，因为他们一免费，几个亿的收入立马就掉下去。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我卖杀毒软件，也有快两个亿的收入，我要做免费杀毒，也要放弃这些收入。当时我的投资人和董事会，都是极力反对的，很多员工也不理解，大家觉得吃饱了撑的，但是我认为应该做。《葵花宝典》上说欲想成功必先自宫，如果你认为这个生意没有未来，还不如今天就自己完毕。

大企业往往是一个改良者，不愿意去革命。小企业如果能够把自己当成光脚的，变成一个革命者，去跟大企业竞争，就处在一个有利位置。

吴伯凡：你虽然始终不承认自己好战，却数次被卷入战争，360的成长史几乎就是你的战争史。无论是商场战神，还是CS爱好者，你在大众心目中的好战形象似乎已无法改变。

周鸿祎：有人攻击说我是唯恐天下不乱，在商业上我是希望越乱越好，因为一旦大公司形成稳定的局面，小公司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在商业社会里，我相信天下大乱才能群雄并起。

国际上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大企业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去妨碍竞争。我最喜欢的人除了乔布斯，还有Marc Andreesen，就是Netscape的创始人。他当年被微软干掉了，当时看似微软赢得一个胜利，但是欧盟和美国启动了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从那以后，美国互联网的春天就来了，因为微软不能够再利用垄断，利用捆绑，去强制做一些事情。

吴伯凡：对，微软好像也没有失败，但是最终市场格局变了。

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机会

创新、反垄断、垄断、被创新，互联网企业也许会陷入这样一种不停往复的循环里，而带来的积极意义就是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实不仅仅是互联网，所有行业皆是如此。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移动互联网在社交等一些领域的应用已对传统的PC互联网形成了替代，成为网络世界的另一个入口。

吴伯凡：我有一个朋友是做IT这一行的，他跟我讲，有一天他儿子忽然问他：“爸爸，什么是鼠标啊？”他当时第一反应是自己好老了。可是我们想一想，有些小孩真的是没见过鼠标，他们用iPad和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移动市场的力量。

周鸿祎：移动市场是对整个传统互联网彻底的颠覆。我经常在内部会议讲两点。第一点，很多企业都不是被对手或者被趋势打败，所以要勇敢地去拥抱新的趋势。第二点，我觉得无线互联网跟有线互联网，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任何把有线互联网的产品搬过去的妄想，都是徒劳的。应该在无线互联网上想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目前，除了腾讯的微信拿到无线互联网门票之外，中国其他的互联网公司，还都在探索，包括我们，包括百度。

我觉得以后大家大量的时间，都会在网上待着，用的设备一定是手机，或者是iPad，这些跟PC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随时随地无处不在。

比如网购，今天在电脑上能搜索到商品，但以后，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逛到一个百货店，觉得这个东西不错，掏出手机拍张照片，就能到网上找类似的东西下单了。

再比如，今天在电脑上打一个词说“餐馆”，电脑上只能给你列出一堆餐馆的名称。以后在手机上你可以直接用语音搜索，而且肯定不是搜索全国带有餐馆的关键网页，因为手机可以知道你的地点，可以把周边的饭馆找出来推荐。手机这种模式，会颠覆传统互联网。

吴伯凡：对于现在的移动搜索，或者不仅仅是搜索，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周鸿祎：对我们来说还是安全。安全是我们的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本行。个人手持设备，安全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网络犯罪也会转移到手机上。手机上有很多涉及隐私的资料，在手机上如何保护用户的隐私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认为在手机上，安全是一个基础服务。

举个例子。我们做了一个手机防盗软件。手机都可能会丢，怎样在丢了以后把手机找回来，或者至少把数据给抹掉，否则别人可能根据你的地址本，给你认识的人发短信，可能带来欺骗，带来更多的损失。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一件事情。在安全之上，我们也做了不少开拓，但坦率地说我们还都在探索。

吴伯凡：你觉得在这方面你们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周鸿祎：目前我们肯定是中国手机移动安全的第一品牌，也是市场占有率最大的。

吴伯凡：2012年年初，你热热闹闹与众多手机厂商展开360特供机的合作。然而到现在，360特供机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据媒体报道，360特供机销量惨淡。更有文章这样描述：曾经风光一时的“360特供机”，正迅速走向没落。周鸿祎曾经的“好机友”们，已开始“不欢而散”。

360这样的传统互联网企业怎样才能搞定手机硬件，以便更好地布阵抢地盘？

周鸿祎：我们对手机行业是门外汉，两眼一抹黑。但我觉得不管最终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跳进去，跟手机厂商无论是谈判还是合作尝试，都会让我们快速对手机行业有一个最深入的了解，互联网企业缺乏做硬件的基因，这种基因一旦决定很难改。小米能做硬件，因为是一个新公司，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打造。但我并不看好很多互联网公司做硬件，当初我做360特供机，实际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在未来，这种商业模式，可能不是靠硬件挣钱，而是要靠改变产品模式。

互联网模式，也会变成一个前店后厂的模式。比如，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先搜集很多用户的反馈，做的时候再立项。

吴伯凡：包括融资模式也会改变，现在好多所谓的预订，其实是在集资。现在的互联网手机，好像谁都想做，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不做互联网，也没有做过传统制造的人，也进来做手机。

周鸿祎：总有人说互联网泡沫，其实有的时候没有泡沫，没有过度的投资，一个行业也不能快速地成熟。

吴伯凡：我以前说泡沫就是力量，而且大自然的法则就是浪费。在成为蝌蚪之前，大量的卵是浪费的，蝌蚪能成为青蛙的，其实是很少的。

周鸿祎：所以目前，我觉得智能手机在中国，可能比所有人预想的都更快加速。在未来一两年，可能会有3到5亿功能手机用户换成智能手机。这种加速，就会带来一场革命。

我们这个行业，不可能像传统行业基业常青做个百年老店。这个行业像在冲浪，来一波浪你冲上去能滑行一会儿，但如果抓不到下一波浪就掉下去，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没有哪个企业可以说永远在浪尖。

吴伯凡：我很认同这个比喻，乘风破浪不大可能。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冲浪板，能掌控的东西太少了，大浪的势头又是不可控的。

周鸿祎：藤森有本书叫《创新者的窘境》，里面讲了很多游戏规则，我是他的中国信徒，我也努力地在尝试。但是我发现，在中国，特别在无线互联网行业，即使有新的机会出现，也会变成巨头的机会，因为巨头往往会盯着这些地方，他们更有资源，更有用户。

吴伯凡：《创新者的窘境》里有一个词叫“征用”，就是说小的公司发现了一个机会，大的公司一旦发现这个趋势对它有威胁、会颠覆它根基的话，它就有动机了。就像狮子追兔子，如果它发现，这个兔子要追不着，它就得饿死，它会全力以赴地来免费征用。

小公司的商业模式、技术思路，大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过来。所以一些公司面对新的趋势就会后发制人，永远不做第一个，先等小公司去开发。

周鸿祎为何拒绝长大

极度追求创新活力的周鸿祎，宁愿一直做创业型小公司，拒绝长大的他甚至有些谈大色变。

吴伯凡：这些年来，你总是跟创业者，跟小公司站在一起，但你的公司也会逐渐大起来，你担心自己的公司变大后，你的视角会不一样吗？因为，在野公司和在位公司利益的视角都不太一样。

周鸿祎：你说得特别对，这是我最大的担忧，从骨子里来讲，我并不喜欢做成一个像雅虎那样的官僚大企业，那样的大企业，看起来好像很有钱很有实力，但是没有创新，没有锐气。我内心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创业者，我也愿意跟创业者站在一起，而且我认为自己在创业上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和经验，所以我特别愿意跟很多小创业者去交流。

我不希望360无限地长大，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做太多的业务，我个人也没有管理几万人的能力。我从来没给360定义要成为一个巨头，中国互联网业已经有几家巨头了，我认为这几家巨头，会“大者恒大，强者恒强”。360的角色可能更像一条鲶鱼。让这个生态系统更多样化。由于我们的存在，这个行业可能会变得更加活泼，更加有开放性。

如果我做什么，巨头公司都会比较重视，我也变成一个风向标。比如说我开放，腾讯也开放，腾讯开放就逼着百度也不得不开放。我认为如果没有像360这样一家企业，几个巨头就会垄断了整个市场，有的人垄断用户，有的人垄断流量。他们之间再有一个寡头的默契和结盟，那中国下一代互联网人就成长不起来了。

吴伯凡：我也觉得很困惑，中国互联网行业现在在台上的人，十年前也在台上。在美国不是这样，扎克伯格十年前就根本不在台上。

周鸿祎：美国每十年会换一拨人。美国真正的强大，并不是美国有几家高市值的大公司，他们强大是一种软实力，总会有一批年轻人不断创新，再做一些大公司出来，这才是新陈代谢的力量。但是中国就容易形成“大者恒大，强者恒强”。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反垄断法，或者有反垄断法也没有真正用过。这样一来，大公司做到一定时候，真的就能把整个产业的价值，包括中国互联网人口红利，转换成公司的市值。

我们也有几个在国际上高市值的企业，但是这十年来，我们都是第一批人，根本没有出什么真正的新人。最近这两年上市的，无论是优酷的古永锵，还是人人的陈一舟，还是当当的李国庆，还有我自己，都是第一代人，都是老人。在今天的无线互联网上，看到的还是这些大家伙在玩，没有小家伙的机会。如果这样下去，有可能再过十年，中国互联网还是这批人继续谈论成功的经验。

吴伯凡：那是很悲哀的，国家的竞争力也就会很弱。

周鸿祎：我们天天鼓励年轻人要创业、要创造，但年轻人看到的榜样，永远是一批老头子。

我看过一本书叫《亚洲教父》，很多人都很羡慕香港，觉得香港有一些奇才，都七老八十了，还是年轻人的楷模。但这本书就批判说，香港没有年轻人的未来，这么多年的首富永远是老人家，没有年轻人成长，这跟美国的硅谷文化完全不一样。香港盛产有钱人、盛产富翁，但不盛产创业英雄，不是年轻人的天堂，所以这就决定了香港跟硅谷没法比。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虽然我也很尊重老一代的企业家，在传统行业资历确实也很重要，但是在IT行业绝对应该是年轻人的天下。应该每隔十年，有一批新人出来。但我们现在缺乏真正创新的力量。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创业者，可我们的创业环境有很多问题。很多的公司，远远谈不上能够输出价值观，甚至都没有价值观。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是一种一元价值观——成者王侯败者寇，只问成功不问过程。我们盲目地崇拜成功，大家不论用什么手段，哪怕是卖虚假医疗广告，一年几百亿的收入，也被封为英雄。

吴伯凡：我觉得你有一个相当立体的评价标准，好像对把公司做大兴趣不是太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还有点担忧，有点恐惧。因为你觉得掌管一个大公司，并不那么幸福。对你来说不好玩，最重要的是也没有创新性，这是你非常惧怕的一种状态吧？

周鸿祎：我是觉得今天我的价值观，可能跟很多主流价值观不太一样。我认为今天的社会应该鼓吹多样的价值观，甚至要支持一些非主流的观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一种价值观，我认为这个社会也不对。至于我自己怎么形成的价值观，我也不知道，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天生就很调皮，总是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或者想别人不敢想的事。

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想，上完大学就要跟父母一样，分到一个叫单位的地方，一辈子就被安排好了，这种生活肯定特别恐怖而令人窒息，所以我觉得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我喜欢电脑，从那时候我就说将来一定要做电脑相关的生意，这样可以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可以很自由。只是当时想的比较简单，以为不需要很多人配合，就能自己干成。

编导手记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摊上周鸿祎，你算是赚到了。外号“红衣（鸿祎）大炮”的他，每一次面对媒体，都会妙语连珠、快意恩仇，套罗胖罗振宇的一句话就是“有种、有趣、有料”。这不，《老友记》录制周鸿祎对话吴伯凡，没几句话，周鸿祎的炮弹就上膛了。先是在狼性的话题上，他直喷百度，“缺的不是狼性是人性”；随后，自比鲶鱼，说自己是在搅动暮气沉沉的互联网市场；再加上，媒体人身份的吴伯凡总是以观察者的角度，出言引导，因此，两集《老友记》录制下来，老周的“大炮”气质毕现。

其实，约到周鸿祎上节目并不容易，中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奇虎360和百度发生的3B大战开始不久，我们的记者拨打周鸿祎的手机联系采访，当时周鸿祎在回避媒体，因此手机多为无法接通状态。为营造一种屡次拨打未接听的效果，我们顺道录制了完整的拨号声音，并将之制作成节目传到了优酷上。结果南京一位大学生凭借拨号声音的频率，就完整地破解了周鸿祎的手机号，并公之于众，引起了一段不小的震动。让奇虎360的公关团队一时凌乱，也对我们心生烦躁，《老友记》的录制也一度搁置了。幸好周鸿祎本人非常淡定，微博承认这位大学生破解正确，并且邀请他到奇虎工作。我们的录制也在不久之后提上了日程。

2012年冬天，录制终于要进行了。当时，奇虎360正在搬家，从原来北京四惠桥附近的惠通时代广场，搬到酒仙桥去，因为原来的办公区要被拆迁改造。一片废墟包裹的这栋独立小楼，就成了我们的录制地点。周鸿祎，这位移动互联的积极倡导者和拓荒者的《老友记》录制就在一片废墟之上的“孤岛”中开始，颇有寓意。

《21世纪商业周刊》的出版人吴伯凡，是周鸿祎的圈中老友，对他极为熟悉，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个这样的段子，让我们对老周心驰神往。老周在北京郊县有一个真人CS场地，他酷爱真人CS和射击运动。一次，老周邀请吴伯凡等几位好友到场地对战，他独自一人挑战吴伯凡等几位好友，竟然毫发未损地将他们一一“击毙”。

这位江湖传言身手矫健的悍将，我们初见之时，未免有些失望，他身材不高，不过一米七左右，一身红色线衫，一副程序员模样，感觉斯文有余、霸气不足的样子。但是，和吴伯凡的对谈开始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此处省略8000字）

节目录制的尾声，我们邀请周鸿祎和吴伯凡，在冬日的拆迁废墟中缓步而行，拍摄一些空镜，他们在夕阳的斜光中慢慢散步，探讨移动互联的现在和未来，老友、废墟、话英雄的感觉顿现。也许现在移动互联对于网络格局而言，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构一个时代。

（优酷《老友记》导演：韩潇）

CHAPTER 05　4G时代

王建宙/何刚

2011年2月，在移动通信世界大会上，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简称GSMA）向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的王建宙特别颁发了“GSM协会主席奖”。该奖项是GSMA对为全球移动通信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授予的最高级别奖项。

次年3月，王建宙卸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移动，王建宙工作了七年。在此期间，他带领中国移动率先从基础电信运营商转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之前，王建宙在中国联通工作了五年，成功领导联通成为全球第二大CDMA运营商。

虽然按照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王建宙在工作岗位上已经超期服役了三年，但退休之后，他仍然没有停止忙碌，在国际会议上常常会看到他的身影，偶尔也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退休后的他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关于“4G”。

当过知青，做过会计，学过管理，最后选择了通信领域。在这个行业，王建宙从管理部门到企业领导，摸爬滚打了34年，亲眼见证并推动了中国通信从电报时代到智能手机时代的跨越。退休之后的他最希望能看到“4G”时代的到来。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会议的间隙，王建宙来到了《老友记》的录制现场，这一次，他聊的重点话题还是“4G”。

不过，与其他从高位退休后会带有一点感伤，沉浸在回忆中的人不同，王建宙没有一点落寞或者对逝去岁月的感慨，反而更像战斗在通信行业一线的老兵，身上仍然肩负着任务，语气也充满希望与斗志。

谈到他热爱的行业，他的笑容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老友记》中他坦言，非常喜欢看别人打电话的样子，说到一些特定环境下别人打电话时的样子，自己先笑了起来。他喜欢到处拍各种各样的电话亭，并且已经集满了厚厚几大本电话亭的照片，他说，怕有一天电话亭都消失了，没有照片就看不到了。

现场与他对话的《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回忆说：“王建宙是工程师出身，对通信行业非常精通，很认真很严谨。台下很淳朴，没有一丝某些国企领导喜欢摆出的官派的架子。”

似乎采访过王建宙的记者，对他的印象都是美好的，我也没有例外。记得在2010年的一次商务活动中，我负责在一楼引领王建宙到三楼的会场。因为上楼时临时换了另一部电梯，承办会议的酒店设计又有些复杂，到三楼我怎么也找不到去会场的方向，只好带着他在楼里绕圈子。当天，他是会议的重要嘉宾，时间已经有点紧张，我为自己的失误充满愧疚，一路向他道歉，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反而一再安慰我说：“没关系，这个楼设计的是有点奇怪，我以前自己来时，也经常走错路。”

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初出茅庐，这一对话，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时隔三年，我约他的采访，提及此事，我再次感谢他当年的风度，他却淡淡地说：“我只记得你陪我上楼，却不记得走错路的事情了。”而后，又把话题引到了采访是否可以聊“4G”。

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为4G时代摇旗呐喊，期待移动互联借此揭开新的篇章。

虽然，王建宙曾表示，退休后他不愿意再谈关于中国移动的事情，但在《老友记》中也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移动殷切的期望，以及对中国通信业不舍的情感。他说，从2007年自己就期待中国移动能出现一个互联网疯子，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突出重围。至今他还在寻找，并且在节目中热切地表达自己的期待。

节目录制结束后，王建宙告诉何刚说，自己和所有忙了一辈子的老人一样，希望练练书法、打打球、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但话音未落就又把话题转移到了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希望用移动通信技术来监督相关部门。

退居二线的王建宙也许永远都放不下那份牵挂，有一种责任与信仰已经深深注入他的骨髓，而这可能是当下年轻人最难具备的。

其实，一个变革时代的记录者和一个变革时代的亲历者与创造者，在《老友记》中的对话，重点不过就是，因为许多人有梦想，所以才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移动”改变的中国

2013年，移动互联勃兴的年代，纷繁芜杂的资讯在聒噪着我们的生活。成千上万的新技术、新应用和应接不暇的IT狂人、产品经理，你方唱罢我登场，推销着自己的新产品和所谓的生活态度。谁都承认，这个善变的世界将又一次改变。而大家却已经忽略了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最初通信方式的变化。

何刚：关于微信的话题一直很热闹，王总，您用微信吗？

王建宙：我本人没有用，但是周围的人几乎都在用。

何刚：我太太说前一阵他们老同学通过微信联系在一起了，然后开始疯狂聊天，每天24小时，只要有人醒着，就忍不住拿着手机聊，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您以前曾想到过手机会像今天这样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王建宙：想到过，而且也在努力地推进。大约十年前，我经常在想，也常跟人说，希望有一天，当我们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最新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从衣服兜儿拿出手机看看。但十年前还做不到。现在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毫无疑问，现在获取信息的第一方式就是手机。

我自己也离不开手机。前几天我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了一个国外的友人，看到他面熟，但是不知道他是谁。我看到他的胸卡上有名字。就趁他没注意的时候，悄悄用手机的搜索引擎查了一下，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

何刚：您第一次拥有手机是在什么时候？

王建宙：我第一次看到手机是1987年年末在广州。因为我国大陆的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在广州。当时在广州街上有人拿着手机——那时叫大哥大——一边悄悄说话，一边在走路。

何刚：那时觉得这个人很帅、很酷吧？

王建宙：对，感觉很酷，但后来广州市电信局的同行告诉我，其实他的手机根本就没开机，只是想表示他很厉害而已。

何刚：那时候手机是可以“装样子”的。您终于拿到了一个自己可以用的手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那种“我也有‘大哥大’了”的感觉吗？

王建宙：不是，当时的感觉是，手机这么贵重，一定要保护好。因为当时人们的工资一个月也就100块钱左右，而手机是几万块钱。手上拿个几万块钱的东西，根本来不及去享受使用的快乐，想得最多的是千万别丢了，丢了就出大事了，就像今天丢个汽车一样。

何刚：一部手机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北京一居室的价钱，可以说，等于手上拿着个房子满街逛。

王建宙：是。那时即使我是从事通信工作的人，还是觉得移动电话只是固定电话的一种补充，万不得已的时候用一下。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了，越来越多地看到有人在公共汽车上打电话。我当时还看到一些评论说，工作忙是对的，但也不至于忙到这个程度，所以当时拿手机走来走去的人，给别人的印象是采购员、业务员或者为了出风头。

不过，我也有一种感觉，手机将会成为人的一种新器官，或者是现有器官功能的延伸。一定会有一天，全球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所以在做移动电话网络覆盖的时候，好多外国分析师认为没必要在电梯跟地下室做深度的信号覆盖，但我们并没有听他们的。因为我们觉得手机可能成为人的器官的一部分，就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何刚：你们认为24小时都可能需要手机？

王建宙：对，任何地方，哪怕在电梯里也可能有必须打电话的时候。所以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信号覆盖，包括农村移动信号的覆盖，在国际上都被同行认为是优秀的。

当然，之前也会受到投资者的质疑。有一个基金的经理就曾对我说，他去了中国内地的农村，看到有手机信号，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移动的信号能覆盖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作为旅游者感觉真好。但是第二个感觉是，花很多投资在这儿，值不值？他还专门给我做模型分析，最后证明农村因为使用手机的人少，使用量很低。

何刚：所以成本相对就太高？

王建宙：是的。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不能用眼前的价值来算。首先这是社会责任，有的农村固定通信都没有，我们要用移动通信来作为第一个覆盖。其次，从商业角度来说，今天可能客户少，但是总有一天客户会多的，我们那时就相信最终农村也会每个人都拥有电话。所以我们没有听分析师的意见，到今天也证明了，当时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何刚：当年我有一些亲戚是在农村，他们在外地打工。我忘了是哪一年开始，春节回家团聚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拿出特别便宜的手机，里面放一张预付费的卡，告诉家人说万一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打电话。最开始的时候，手机就是说报平安或者急救时用。但是后来你们推出一些特便宜的套餐，在农村和低收入人群当中特别畅销，大家才开始用手机聊天。

王建宙：对。农村对手机的使用正在慢慢扩大，我曾到过一个村子，村里面的人就告诉我，一个村5000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手机了，这个发展今天看起来很正常，却是我们当年没想到的。

当手机无处不在

冯小刚2003年的电影《手机》，形象地反映了十年前人们与手机的微妙关系。在那个时候，手机已经从大款们炫富的配饰，演变成生活的助手，只是，我们还未习惯它的存在。而今天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一路见证手机发展的王建宙，也对手机有着特别的情感。

王建宙：我很喜欢看别人打电话，虽然我不好意思去拍照片，但观看打电话的人，各种各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无论是细声细语还是大吼大叫，都觉得很有意思。在报纸杂志上，有一些人拿手机的照片很经典。比如在很严肃的主席台上开会，有人拿着手机看；还有在很隆重、很漂亮的剪彩现场，其中一个人一手在剪彩，一手在接电话。最夸张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杂技团排练，几个人在叠罗汉，叠得最高的那个人，身上吊着保险绳还要边倒立边接电话。

何刚：现在手机是无处不在，如果做一个比喻，您觉得手机像什么？

王建宙：手机应该像是一把瑞士军刀。很多东西集纳在一起，像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手表、音乐播放器、钱包、钥匙，几乎你想得出来的东西，都可以集中在手机上。

何刚：手机功能虽然很强大，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拿着手机呢？它还是没有把手解放出来，有没有可能把手机柔性化设计，变成一个更简约的物件，可以解放双手？

王建宙：有人提出来将来的人就是手机人，把手机的部件，装在人的身上，做在衣服里也好，做在眼镜里面也好，做在手表里也好，总之看不出来哪儿是手机。这好像是一种趋势吧。

我们这个行业，谁都没有本事可以预测今后将会发生什么，可正是这种不可预测使我们兴奋不已，因为每个人都还有机会。我也很荣幸我们所从事的手机行业，为地球的转速加快贡献出的重要力量。

何刚：您见证了通信行业30年的发展，您觉得手机带给我们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王建宙：我觉得手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让碎片时间变成了黄金时间。以前等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刷微博、玩微信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何刚：所以现在有了“低头一族”，去车站，去机场，大家都低着头。

王建宙：对，我偶尔去坐地铁时会很兴奋，因为地铁上大家都在看手机。以前是看报纸、看书的，或者是什么都不看的，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拿着一部手机，这就是把碎片化的时间全用起来了。

何刚：但是所有事物都有反面。

王建宙：是的，手机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但有时候也把好的时间给碎片化了，还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享受文化的快餐，不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去读那种大篇大篇的文章，甚至连听20分钟的交响乐都没耐心。

何刚：你这个思考很有意思，手机把碎片化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的同时，也可能让整块时间变成碎片时间，而本来应该用整块时间来连续地思考、行动和享受的，可能也变成了一种碎片化的快餐式消费。人类如果不能够思考，还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

王建宙：是的。所以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提高了效率，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推进文化的深入发展，这也是科学技术从事者的一种责任。

寻找一个“疯子”

移动互联，让每个人获取资讯变得简单且随时随地。而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各家移动互联之战，也愈发地白热化起来。相比之下，业界巨无霸中国移动，近年来除了飞信以外，鲜有产品推出。王建宙认为，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这一切从他2011年会见Facebook CEO扎克伯格那一刻起，就愈加清晰。

王建宙：见扎克伯格是2011年的冬天，他来北京，希望去看看中国移动，我们很欢迎。他非常有礼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刚：对，他的教育非常完整，哈佛是一个很绅士的教育机构。

王建宙：他当时已经是个亿万富翁。本来我们约好下午3点见面，结果两点他就和他的女朋友普莉希拉·陈到了中国移动。

何刚：他们是哈佛著名的排队搭讪成功的情侣。

王建宙：他说：“对不起我们怕堵车，所以来早了。”我们就给他们找了个休息室请他们休息一会儿。在房间里他们坐下后就拿出自己带来的书，开始看书。

何刚：就在那儿安静地看书？真让人想不到。

王建宙：对，就自己看书。后来，我听到他们来的消息就把见面时间提前了，到休息室邀请他们换一个房间聊。他原想让他的女朋友继续在休息室看书。我说：“还是一起吧。”于是我们就换了个房间一起聊天。我记得扎克伯格刚一坐下，就说了一句话，是用地道的中文很完整地说的，他说：“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移动。”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礼品送给我，是一件带帽子的T恤衫，也是他常穿的一款衣服，上面写着facebook。

何刚：这款衣服是美国年轻一代很喜欢的衣服，既可以跑步穿，也可以平时当休闲装穿。这也是哈佛特别经典的校园装。

王建宙：后来，我跟我们同事说，这件衣服我留着，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移动找到了一个互联网的“疯子”，我就把这件衣服送给他。

何刚：现在这件衣服还留着呢？

王建宙：是的，问题是还留着，还没有找到。

何刚：听说您早在2007年，就喊出“中移动需要互联网疯子”。那一年，苹果的iPhone刚正式面世，乔布斯用自己的创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您也寄希望中国移动涌现一批网络人才，带领这个庞大的国企，征战互联网战场。而且一年之后，中国移动主导的社交软件飞信上线，并风靡一时。但是很快，互联网企业的饥饿、迅猛、血腥、可怕的竞争就把飞信几乎吞没，对于这些现象您怎么看？

王建宙：美国出来Twitter的信息，是投行的人告诉我的。投行说美国出来一个东西叫Twitter，它是以手机为基础的一个社交网络。因为在这之前也有社交网络嘛，但都是基于电脑的。投行说可以关注一下，后来我一关注，发现这真是给手机发展找出了一条新的出路，我感觉Twitter这一类的业务，肯定会给移动通信带来巨大震撼。出于职业的本能和敏感性，我跟新浪的曹国伟先生，一本正经地谈过，中国移动有没有可能跟新浪合作，搞中国的Twitter。

何刚：原来新浪的微博这么火爆，背后的推手还有您。

王建宙：不能这么说。当时跟曹国伟确实讨论过双方合作推出一个中国的Twitter。但是还没等我们谈得很深入，新浪微博已经搞得很大了，而且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后来他们就没再谈这个合作。

何刚：您曾把中国移动比喻成一只大象，拥有巨无霸的身躯和巨大的力量。但是，巨大随之而来的缺陷就是：行动迟缓，转向迟钝。这次和新浪微博的擦肩而过，是否让您感受到互联网的恐怖速度？巨象般的中国移动，移动速度显然无法和新浪比肩，您有想过也开发一种产品去与竞争对手抗衡吗？

王建宙：当苹果iPhone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希望是寄托在诺基亚的身上的。因为他老牌，底牌好，市场占有率大。我跟当时诺基亚的一些领导谈了很多次。我说iPhone不过是一个普通电话加一个音乐播放器，你们可以在这方面推出一个更好的产品来。但是推了几年，他们还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出来。

虽然后来三星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得很快，在智能手机的市场上，也确实是很大的一种震动。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加新型的手机出现。手机不要变成PC，变成电视机，所有的品牌都是一个样的，区别不出来的。但是现在的手机全是触摸屏的，输入方法都是相同的，各种应用几乎也都相同。

何刚：第一种创新出现的时候是创新，所有人去模仿的时候就不是创新了。新的创新一定是对于现有模式颠覆性的改变。

王建宙：是的，我觉得手机还是应该多样化，我很期待新的划时代的手机出来。

何刚：听说您拜访过乔布斯，您从他身上找到解码互联网的未来的东西了吗？

王建宙：2010年的2月，我去了加利福尼亚苹果总部，与乔布斯和当时的苹果的CEO蒂姆库克见面。我们谈了2G，谈了3G，谈了4G，谈了Wi-Fi，也谈了各种的应用，总之谈得比较多。

何刚：乔帮主在江湖上声名大振，您是中国移动大鳄的掌门人，你们两个碰面应该很有意思。

王建宙：乔布斯确实是有激情，有种活力四射的感觉，虽然那时他身体已经不是很好。

他们是2010年1月发布的iPad，但是到4月才有货。所以我们还谈了iPad，乔布斯当时很有信心可以把iPad推广得很成功。他还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梦的。乔布斯的创新精神，确实对我们整个行业都起了很大的影响。

何刚：你们当时的合影，苹果的老大老二，穿的是体恤，您和您的同事是西装革履。

王建宙：对，他们的衣着也反映了苹果的文化。

何刚：那您觉得我们中国能不能出现乔布斯式的人物？

王建宙：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会，是专门讨论亚洲的IT发展的。当时台下有一个人提问说，我们亚洲有没有可能出现像乔布斯这样的人物。台上除了我所有的人回答都是不可能。他们说了各种理由，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们亚洲的文化环境即使有乔布斯这样的人，也会被埋没的。但我觉得亚洲有最大的市场，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会出一个乔布斯式的人物。我在中国移动内部也说了好多次，我们需要找一些互联网的疯子。他们要天生有一种创新的思维，可能说话是语无伦次的，但一定是整天在想着互联网创新的事情。

期待4G时代

已经退休的王建宙更愿意来谈他关心的4G网络建设。因为他深知，在无法发掘到互联网疯子的时候，做好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最本分的选择。

何刚：经常听到您说“4G”这个词，“4G”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王建宙：好多人都在问我4G是什么。简单来说，4G就是快，快到你看一个视频，前进、后退，都不需要等待。比如在看足球的时候，用手机镜头对着足球场，你的朋友就能通过社交网络看到。这是在3G时代做不到的。

何刚：也就是时时可以看直播？

王建宙：对，还可以时时翻译。现在做不到时时翻译主要就是传输的速度不够。但如果是4G就有可能时时翻译。比方说一个不懂英文的人去美国旅游。在通过边境检查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来做翻译。这样任何人到任何国家去旅游都没有语言障碍。这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主要是现在速度跟不上。4G时代就是没有这个距离的感觉了。

何刚：听下来4G时代首先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传输的速度和容量的提升，我觉得4G时代视频网站最高兴。因为网络一旦不给力，视频播放就不行。4G时代，视频播放速度可以得到比较革命性的解决。

王建宙：对，本质是传输速度更快，但是要通过内容形式来表现出来，还要有更多的预期，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而且要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何刚：有人说，中国移动也许并不适应和那些出招迅猛的网络公司竞争。对于中国移动这头大象来说，维护好网络，才能真正成为所有互联网企业离不开的朋友，在更大的挑战到来的时候，与亦敌亦友的互联网企业共同前进，才是最好的先报，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王建宙：当然，这是必然的。多年以前，电刚发明的时候，电力公司可能会卖电灯泡，卖电线，当时的人买什么电器都可以到电力公司去买。但是今天，要买电视机、电冰箱，买任何电器，都不会到电力公司去买。因为电这个行业做大了。现在我们把移动通信网络也做大了，做大了以后，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行业，甚至变成很多个独立的行业。所以，我觉得共同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何刚：扎克伯格在谈到Facebook的业务时说：“我们并不会通过创建服务来赚钱，而是通过赚钱来向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才是做事的态度。”您认可这句话吗？

王建宙：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不管从投资角度，还是从创新角度，资金还是比较丰富的，人才也是有的，我就见过很多很有智慧的人才。我觉得还需要创新的精神与理念，需要一批互联网的疯子。

以前，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去国外上市，为了包装自己，有个好的卖点都会用国外的公司做对比。比如有的说我是中国的谷歌，有的说我是中国的Facebook，因为这样说国外的投资者一听就很明白。但我觉得，能不能哪一天人家国外的公司上市，会说我是某某国家的腾讯，我是某某国家的新浪，我是某某国家的搜狐。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企业的创新就成功了，也真正实现了走出去的理想。所以，我想4G会迎来划时代的移动终端，也给所有的创业者带来了新的创业机会。

编导手记

一直以来，王建宙对于我来说都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曾经高高站在中国移动这个神坛的最顶端。让无数媒体从他那惜字如金的话语中揣测中国移动下一步的动向。很难想象这个看起来性格温和、满脸笑容的和蔼老人是怎样用惊人魄力，带领中国移动创造中国通信业的辉煌的。

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一直在想，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作为曾经的国企领导，王建宙在任期间一直很低调。很少看到他在电视上露面。即使少数几次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时，也只是几句不痛不痒的“官腔”圆滑带过。而今天他的“对手”正好是财经媒体界的精英——何刚。这两个人一攻一守，注定了这一天的对话会是一场好戏。

两个人见面后相互寒暄，何刚曾经多次采访过王建宙，因此对他并不陌生。他们的见面还真是一次“老友见面”。这期节目是在今年4月的博鳌论坛期间录制的，录制之前王建宙正好处于舆论的旋涡之中。关于微信收费的问题，他从各大媒体的围追堵截中突出重围。

我们的话题从手机刚刚诞生开始说起。这似乎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能回忆起中国手机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每一个细节中也都有他参与的故事。在融洽的氛围中，这些关于他和手机的故事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流淌出来。

多数时候何刚扮演着提问者，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媒体人的身份。他问出的问题并不尖锐，但都能切中要害，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作为新闻人的敏锐洞察力。

做完这期节目我认识了王建宙，一个奋斗了30多年的通信老兵。他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他一辈子也只会干这一件事，他一辈子也离不开这一件事。其实他并不神秘，私下里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有所不同的是，他曾影响了半数的中国人。

（优酷《老友记》导演：曾龙）

CHAPTER 06　从活着到生活

黄怒波/汪潮涌

近些年，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爱上了登山。常有媒体问他为什么。他和万科的王石是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山在那里！

我倒觉得他对有挑战性的事情，天生有种乐此不疲的精神。两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在印度尼西亚他走过了一片没有路的雨林。来回要走十几天，中间他滑倒过无数次，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被太阳晒掉了一层。中途还遇到了曾经是食人族的土著人。他告诉我，这次行走，很辛苦但是非常快乐，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吃这个苦，他去了，就拥有一次不一样的经历，这让他很自豪。

“永远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的魅力一直在诱惑他。就像登珠峰一样，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去适应，去战胜，能活着回来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我当时问他：“你不害怕吗？”他低下头，看着桌面，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语：“我从来没有怕过，经历多了就没什么怕的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我小时候几次都差点死掉。好多人怕变老，怕死，可是谁能不老？谁不会死？没必要去回避。在没老之前活得精彩一点就够了。”

幼年失怙，父亲含冤而死，只留下一块写着名字的青砖；少年被欺，尝尽世态炎凉，无奈时只能用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青年丧母，母亲一世操劳，没来得及享受片刻安逸就撒手人寰；中年遭骗，公司发生内乱，想“策反”的人居然都是自己信任的兄弟……这是黄怒波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采访他是一件虐心的事，他的惨痛经历能让听者为之动容，而他自己描述时却总是语气平静，云淡风轻。

我也问过他，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伤，为什么回顾时还能如此冷静。他说，以前也憎恨过那些侮辱与欺骗他的人，但想想，生活不过如此，经历的痛苦越多，命运补偿的就越多。

对于一个已经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人来说，财富也许真的算是命运的一种补偿。不过，金钱似乎已经不能带给黄怒波强烈的荣耀感了，他深爱着他的另一个职业——诗人。他喜欢别人称他骆英，这是他写诗时用的名字。2013年，他出了一本新的诗集《骆英诗选》，看过的人说写得很棒。当当网、京东商城也都在售，读者的评论也是“不错”，不过，评论的数量少得可怜。显然大众对他的诗人身份并不如商人身份那么有认同感。对此，黄怒波并不在乎，他做诗人更多是做给自己看。诗人本身带给他的荣耀感，超过商人，也超过官员。

如果没有从商，今天的黄怒波一定是官员的身份，29岁他就已经是中宣部的处级干部。弃官从商后一下子变成了小个体户。他所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社会待遇的不同，还有对自己心态如何平衡的挑战。对此转折，黄怒波一直坚定地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那种被限制太多的生活他不喜欢，倒是现在做诗人比较舒服一点，既自由又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知识。

黄怒波属于那种不怒而威的人，问他什么，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但能很明显感觉到他刻意保持的距离，他曾说过，年少的经历让他的内心变得孤独，怕受伤害，不敢与人太亲近。不过，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黄怒波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话用在他身上不为过。曾经有恩于他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关照，黄怒波在有能力了之后，都会努力去回报。曾引来媒体诸多猜测的“冰岛事件”，其实不过就是缘于青年时的一件毛衣。黄怒波大学室友是冰岛人，室友的妈妈经常给室友寄毛衣，后来知道儿子还有个同室好友，每次就多寄一件毛衣给黄怒波。这件事令黄怒波永生难忘。

这位室友的妻子，后来成了冰岛的外交部长。2010年，恰逢冰岛出现负债危机，黄怒波资助冰岛100万美金，设立了一项诗歌基金，2012年准备进一步投资冰岛，结果引发了众所周知的非议。商业利益与政治纷争暂且不讨论，黄怒波外冷内热的个性却可见一斑。

与其相反，黄怒波的儿子黄斯沉，是个活泼外向善于社交的男孩。有一次晚宴，他特意走到主办方负责人面前，诚恳地对那位女士说：“您今天真漂亮，比我上次见您时还漂亮。”

黄斯沉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12岁只身到英国留学，后来又去了美国。从南加大（USC）会计与金融系毕业后，黄斯沉回到北京，现在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我曾约过他的采访，但被拒绝了。值得一提的是，他拒绝的理由和所供职的单位无关，而是说“我所有的采访，要中坤公关部门同意才行”。

黄斯沉是黄怒波与前妻的孩子，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据说是女方先提出来的，黄怒波本还想挽留，但没有成功。20多年，黄怒波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但这些年，黄怒波对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直缄默不言。

相对于黄怒波，汪潮涌的感情生活就高调得多。他的妻子李亦非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公司——英仕曼集团（Man Group）中国区主席，之前也曾在几家跨国的公关、传媒类公司担任过要职。

李亦非很漂亮，也很精致。在企业家圈子里，名气并不输于汪潮涌。她少年习武，曾是全国青少年太极拳冠军，还拍过电影，当过电视台女主播。我看过她现场舞剑，一招一式颇有武林高手的风范。

李亦非还是个完美主义者。有一次采访她，拍照时，她告诉摄影师，一定要从好看的角度拍，拍完后，她一定要看看相机里的相片，然后又说，刚才那个姿势不好看，又重新摆姿势拍了几张。临别时，她又叮嘱我，文章要写的有文采一些，最好多用点成语。能娶到这样优秀而挑剔的女人做妻子，汪潮涌的魅力也可以想象。

如果不跟黄怒波比，汪潮涌小时候也挺艰苦的，因为时代原因，“出身不好”的父母被迫把他送到了偏僻的大别山里的小村子，但他的童年不缺少疼爱，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汪潮涌对两家父母也都很感恩，一直对四老孝顺有加。

汪潮涌曾被誉为“神童”。15岁考入华中科技大学；19岁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批MBA班最年轻的学员；20岁赴美国留学，并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22岁进入华尔街摩根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与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34岁与国际投资机构共同创办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

汪潮涌的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去美国读书。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书时，朱镕基任该院的院长。一次去美国考察，朱镕基要到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公派生名额，经过严格的筛选，名额给了汪潮涌。他后来到美国选择的专业也是朱镕基建议的。

和有点江湖气息的黄怒波不同，汪潮涌气质儒雅，很崇尚有品位的生活。这也许跟他在华尔街工作多年的经历有关。他习惯用西方的一些理念来衡量好恶，似乎也一直在追求西方的贵族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境界。据说，他的家就是欧式设计，还装有壁炉。同时，他对中国古典艺术也很喜欢，会弹古筝、吹笛子。

他有点小感性，时常有一些浪漫的想法，做投资喜欢凭自己的兴趣，但一定不会脱离赚钱。包括组建帆船队。

他和黄怒波经历大不一样，但有些精神追求大同小异，他们现在做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骨子里不安分的欲望，小时候，他们都没有什么大志向，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活着。现在，他们每天想的是享受生活，享受曾经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为了活着

仕途的康庄大道，让他回想起怎样的过去？金融巨鳄的高管，有着怎样的儿时梦想？波澜壮阔的年代里，他们抉择命运，揣测未来。在地产富豪的内心，在金牌投资人的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过往？

黄怒波：我小时候，属于没人疼没人管的孩子，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在狱中含冤自杀，母亲靠拉板车挖土养活我们。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架，不是别的孩子打我，就是我打别的孩子。记得，有一个大人总打我，我打不过他，就半夜拿着砖头砸他家玻璃。砸了就跑了，第二天又接着去，现在想想都挺后怕的，因为砖头砸进去很可能会砸到他家炕上的婴儿。砸了几天，他来找我，给我拿一些糖说：“算了，我不跟你打架了，咱们以后和解吧。”

我小时候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常受别人欺侮，就有了那种很赖、很贱的求生欲望。我觉得你性格很儒雅，你一定出生于富贵人家吧？回忆应该都是美好的吧？

汪潮涌：痛苦的回忆也很多。我1岁多被送到大别山一个小村子里的养父母家，一直待到12岁。那个地方是鄂皖豫根据地，就是湖北、安徽、河南交界的地方，当年就是因为太苦了才出了红四方面军黄麻起义。

黄怒波：为什么有养父母呢？你生父母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

汪潮涌：我刚出生不到1岁，我父亲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母亲也属于资本家的后代，是黑五类，被说成是美蒋特务之类。我父母被送到学习班后，母亲觉得我跟他们一块儿生活很艰苦，就把我送到老家的亲戚家里作养子。当时，别人告诉我，我父母特别复杂，千万不要跟他们来往。幸运的是，我的养父母是很淳朴的农民，他们也没孩子，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养。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把我保护起来。所以小时候我知道有生父母，但是很难见到他们。

黄怒波：那你插过队吗？

汪潮涌：我也算是中国最小的知青之一。小时候我们那儿每年冬季都要修水利，我9岁就开始到工地上班。那个时候水利工地上寒风刺骨，晚上睡在临时工棚里面的稻草堆里。我手脚都生冻疮，当时要能够戴副手套、有一双好靴子是非常幸福的事。

黄怒波：你的名字是改过，还是原来就叫这个名字？

汪潮涌：改了个字，原来中间的字是“超”。

黄怒波：你是不是改完名字以后就很顺？

汪潮涌：改完以后跟海洋和水发生的关系越来越多了。

黄怒波：我小时候叫黄玉平，但是在插队的时候我在黄河边突然觉得，这一生我要像愤怒的波浪一样，就改成黄怒波。改名第二天就背着铺盖卷去了农村，但之后就一路很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特别大的跌宕。

小时候我还曾有一个愿望是到北京，后来真的就来了，还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且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荐上来的。本来像我这样的人没资格上大学，但有人举报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领导的孩子，是走后门送到北大的，北大就把他退回来了。这样全宁夏想上大学的人都开始抢这个名额，最后只好让宁夏日报社推荐，推荐标准：一是高中毕业的，二是党员，三有作品。我13岁就开始写诗，《宁夏日报》经常发表我的诗歌，我是他们最年轻的作者。这三个标准我都符合，所以很幸运，我的人生就此改变了。你大学在哪儿读的？

汪潮涌：我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工程专业。19岁我又考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我是经济管理学院建院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的朱镕基总理。我读清华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个公派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在我走之前朱镕基院长对我说“你出去要学金融”。当时我对金融完全不懂，还说我出去要学管理工程或者国际贸易，金融应该是财经院校的学生学的。但到了美国我才发现金融是美国商学院很热门的专业。

黄怒波：当时去华尔街，你就是想去看一看，还是去应聘？

汪潮涌：我是去应聘的。当时中国留学生出去学数理化、学电脑的比较多，而我学金融时务性很强，毕业以后一定要到华尔街去工作。

很幸运，经过二十几道面试程序，我进入摩根大通银行纽约总部工作。当年我们进华尔街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起来，华尔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机会，作为中国留学生要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且是一流的投资银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我英语不如美国人，但是我的电脑技术、做数学模型分析的能力比他们强，更主要的是，我向他们描述了未来十年中国的远景。

听说你北大毕业后，在中宣部干了十年，而且曾是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黄怒波：我一毕业就被挑到了中宣部，回想起来在中宣部的日子也很难忘，我遇到很多趣事。有一天我从中南海大东门穿到北门，一群乌鸦正好回来，它们从我头上飞过去之后，我全身都是乌鸦屎。

那时，中南海中午可以游泳，而且水里有很多大蛤蜊，我们就弄上来，拿回去给中宣部的老师傅们吃，后来还有了一个通知，不许拿蛤蜊回家什么的。

还有一件事特别好玩。有一天，我骑自行车上班，看前边两个人走路，就按铃提醒他们让开，等他们一回头，我吓了一跳，原来是胡耀邦和他的秘书。秘书狠狠地看着我，我立刻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后来中南海也出了个通知：见到领导要下车。当时领导很廉洁也有干劲，看起来很普通。

我在中宣部的时候，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处长，一个很厚道的老太太，我一生都难忘她对我的帮助，能遇到她也是我的幸运。我没有父母，她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关心。我也因此成长得很快。但是，后来她突然瘫痪了，病了二三十年才去世。前些年，我一直在照顾她。

当然也有人讨厌我。有一个在办公厅当主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经常骂我的老处长，有一次我借机跟他大吵了一顿。那时我很年轻，和这个主任还住一个宿舍楼。

他退休后，每天坐在楼门口，看到我下班回来，就恶狠狠地看着我，我冲他点个头，他就呸呸呸，使劲往地上吐痰。

我在中宣部做了十年，越做越没意思，觉得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从年轻到年老，从处长到副部长到部长……我觉得这么活下去也没意思，就下决心出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儿时的东西总是让我特别伤感，那种忧郁、那种孤独总在跟着我，让我产生了不甘寂寞、老得找点事做的想法。

汪潮涌：你后悔过从中宣部走出来吗？

黄怒波：最近，在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一个活动，有一个文化部副部长也在，我看他很面熟却想不起来是谁。突然这个副部长来跟我握手，说我是他的老领导。原来，当年是我把他从人民大学挑来的。

前一段，我约了三个副部长吃饭，大家也都感慨当年，但都说我出来是对的。回头看，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由一个一个故事构成的，背后有必然，这个必然就是性格当中绝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决定的。

你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现在实现了没有？

汪潮涌：小时候是不可能有大的理想的，也因为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当时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能上学。

出国后进了华尔街，工作待遇很好，但我也是一想到如果20年之后还做这个，一辈子最后的结果都能看到了，就觉得不甘心。

后来，我见到巴菲特，还有硅谷的一些大的企业家，名片上都有一个创始人的头衔，我被创业的情怀所推动，就觉得应该做一次尝试。而且我在华尔街，也非常关注国内的机会。

1992年我从华尔街代表摩根先到香港，再回到北京。到了1999年看到张朝阳、李彦宏他们到处找钱，却求告无门，几十万美金都找不到。我觉得应该出来帮他们做点事，毕竟我在华尔街十几年投融资的经历可以帮他们一把，所以创立了“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我从华尔街回来做企业，中间跨度很大，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受过歧视，吃过很多苦，经历了改革开放，也经历了社会变迁。现在的孩子想吃苦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也没有吃我们这种苦的机会，所以我们都应该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

黄怒波：你说的对，中国有这么一个年代，有这么一批人，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是一种骄傲。我的诗里也有写，跟国家共患难过，跟民族共痛苦过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

享受生活

他因五年内攀登了七大洲的所有最高峰，而被人们诟病为“玩命又烧钱”的富豪；他因斥资4亿人民币打造中国之队而名列奢侈富豪榜的前三甲。当摆脱了生存的压力，他们又要追求怎样的生活？当他们身处险境，当他们直面生死，他们在找寻怎样的自我？

汪潮涌：从我们做美帆赛开始，就有一些媒体给我们扣上了最奢侈的运动的标签。

黄怒波：他们对登山也议论说：这是帮富豪钱多烧得慌，天天作秀。

汪潮涌：美洲杯的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赛事之一，但创队之初我是充满理想的。

2005年百度上市了，我被邀请到欧洲看帆船赛。比赛场地在马赛外海，我们就在基督山伯爵被囚禁的那个岛上看比赛。当时，我想起小时候读的那些欧洲航海英雄探险的故事，突然非常冲动。而且，我在华尔街上班的时候，我们部门为了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就带我们到外海学习帆船驾驶。这些都是我心底的航海情结。

所以，我就想组建一个中国的帆船队，跟欧洲航海大国一比高下。我把想法跟美洲杯组委会主席说了之后，他告诉我，美洲杯有160年历史，从来没有过中国队，如果我组这个队，就是第一支中国队。听他说完，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我回来找到国家体委，建议中国应该组帆船队参加美洲杯。但体委的人说：“太难了！我们没有人、没有教练、没有设计师、没有船、没有管理团队，更没有资金，如果政府办，至少得筹备15到20年，如果你们民间办，我们可以给你授权。”我就这样拿到了授权。

这时候，我都没想自己做，还去找了搜狐、百度、阿里巴巴，劝他们学习美国甲骨文队的队长，而且航海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推广，可惜最后他们都没有响应。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组建船队的意义。由于没有任何管理和比赛经验，我只能通过收购资金紧张的法国“挑战者”来改组成为“中国之队”，当时，当地媒体和航海圈子里很多人都热嘲冷讽，说中国人赚的钱就是黑心钱。

而且我们参加的第一场比赛在西班牙，在比赛之前，西班牙发生了焚烧中国商品事件，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廉价、劣质、没有设计感的产品不应该卖到他们家门口。

我原来是做好了再次挨骂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去比赛的时候，西班牙媒体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说中国人不是只有纯粹的赚黑钱的商人，还有有精神追求的企业家，还专门到我们营地来看我们队员。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只要有精神的追求，最后就会得到认同。而且美洲杯倡导的就是团队精神、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精神、探索精神。

你又为什么爱上登山呢？

黄怒波：2002年，中坤集团经历了一场内部叛乱，在人们眼中，当时的我是一个独裁者。在那之后，我为了不受伤害，处处与人保持点到为止的关系，这让我很压抑。2005年，为了在压抑中反思自我，我开始尝试登山。

现在回想起来，弗洛伊德说童年时候的东西，决定后来你的经历，这话是对的。小时候环境恶劣，活得又很压抑，有20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做同一个梦，老是梦见围着大山跑，转也转不过来。自从我开始登山后，再也没有做过这个梦。

为什么要去登山？也许就是我一定要把山征服，不仅是现实中的山，还要战胜心里那座山。

汪潮涌：我前年带着“中国之队”在英国的古老港口城市普利茅斯比赛。普利茅斯是到美洲大陆移民信教徒的起锚地，我在码头背后石墙上看到密密麻麻的遇难者的姓名，我很震撼。为什么这么危险的事，大家会前赴后继？一定有很多探索的精神和信仰在里面，航海如此，登山也一样。

黄怒波：登完山之后我的性格就变了。有一次王石跟我在一个营地，他到我的帐篷里来聊天，突然说：“黄怒波你变得谦和了。”我说：“我原来什么样？”他说：“原来想你是北大的高才生，给我印象很傲慢，现在你经常在山里，学会了宽容。”

其实在山里需要很多帮助，牦牛要帮你，骡子要帮你，背夫要帮你。而且有的时候昨天还跟你聊天的山友，第二天就死在山上了，这些对一个人心灵的震撼是影响一生的。如果不登山，这些我是感觉不到的。

汪潮涌：你讲登山的这种心理活动，跟航海也很像。有时候我们要走长距离，刚开始几个人有话说，最后都没的说了。大家就默默地坐在甲板上，晚上看着星空，听着海浪哗哗地响，享受那种孤独和宁静的过程。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回顾好几遍，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在大海里面人非常渺小，尤其有风浪的时候，海水扑过来，船都像树叶一样，人更是像蚂蚁一样，航海会让人对人生有一个全新认识。而且人孤独的时候就会去思考，想想这一生，想想周围所有的事，天天计较真是很可笑。

黄怒波：有一年，我在尼泊尔营地的时候，正好是冰川化了，露出来好多氧气瓶，当地人就把它们清理出来，堆在营地边上。有一次，我一个人在营地，突然发现有一个很古老的氧气瓶，我特别兴奋，花了10美元买了下来。这些人就开始到处给我找氧气瓶。我也就收集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氧气瓶。有一些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但是，要把氧气瓶运回来很困难，首先要背下山，走七天到卢卡拉机场，再用飞机运到尼泊尔，可我还是决定雇人把它们背到机场，再弄回北京。

当地那些孩子都抢着背，因为背一次最多能挣200美元，可以养活他一家一年。我看一个孩子瘦小得可怜，就指定让他背。因为是称重算钱，他就尽量多背，最后他都站不起来了，得别人帮着才能站起来。这个画面差点让我落泪。我就说多给他100美元，还在他兜里塞满了巧克力，他当时就哭了。他走的时候背很大的包，里面都是钢铁制成的氧气瓶。那一夜我没睡着，我就想着还是中国富了，要是国家不富，个人也永远难以富裕。

汪潮涌：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在大别山挑柴，要走十几里地，肯定觉得背得越多越好。

黄怒波：但是他要走七天，你想一想，在山道上走，从海拔4000多米走下去……

汪潮涌：听说，你登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失败。

黄怒波：我第一次登山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带尿壶。也没人告诉我。在6300米的时候，雪地里非常冷，晚上每一次爬起来都是一个灾难。去公共厕所来回一次最少半个小时，一夜折腾两三次，第二天早晨就没有体力了。

二是，他们给了我一个S号的英式氧气面罩，实际我需要L号的。因为面罩小，不能充分呼吸到氧气，所以我走到最后越走越走不动。

登山会遇到一系列斗争，是上还是不上？是前进还是后退？但登山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活着回来，有些人死也不回，结果就真的死在那儿了。

另一次失败是因为意外。一个云南的山友上山的时候蹬下来一块大石头，砸到了他的向导头上，向导头被砸破了，但可能他们以为没大事，就把向导留下，一队人继续前进了。等我到那儿看到向导的样子时，我吓坏了，他头上的血像石油一样往下流，因为高山上很冷，血出来也不凝固，胸口一大片血。我一下子急了，可又没有经验，也没带绷带，身上的衣服也撕不了。后来，我就告诉山下，山上出事了，又叫别的向导把前面那个队的高山摄像追回来，一起送他下山。因为只有两个人护送他下山，他才能活下去。

这一追一回得40分钟，我就等在那儿，但登山是不能停的，因为走起来会很热，一停下来，身体就迅速冷却。等安排好这些事情，我再往上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手没有感觉了，我让向导掐没感觉，拍也没感觉，我只好跟山下通话。队长说：“山在那儿你明年还可以来。”我倒没想过会死，只是想如果非要上去可能手会被截肢，最后放弃了。

当时我已到了8000多米了，下撤到6400米营地时，我大哭了一场，我一辈子都没那么哭过。似乎把积攒了多年的情绪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一年后，我再一次对珠峰发起了挑战，但仍然不是特别顺利。珠峰8800米后是最难的一条路，我当时走一下摔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的向导扶着我一看，原来我的氧气面罩漏了，我根本没吸氧，无氧登到8800米。我赶紧换上了一个新面罩。就在换氧气面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背后有一个人躺在那儿，那天我是第一个到8800米的人，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五年前死在这儿的波兰山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悲痛。换上氧气面罩后，不到一分钟，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感觉之前像做了个梦一样。又走了几十分钟我就到顶峰了。

我登顶主峰后，摘下氧气面罩，哭着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珠峰颂》：我在顶峰刻印白色的玫瑰，然后在花蕊中久久下跪，我祝愿我的灵魂永远干净，我希望我的世纪永远温情，我轻呼死去的山友在冰雪下安宁……

汪潮涌：那应该是两年前吧？记得两年前在无锡看到你时，你刚刚从珠峰上回来，满脸的冻伤但是充满激情，跟大家讲登珠峰的一些情节，也给大家念了这首《珠峰颂》，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觉得一个人在珠峰上能够把氧气罩拿下来，面向世界朗诵诗，那真的是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在呐喊，所以非常佩服你。

做美洲帆船赛后，我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港口，见了很多国际上的航海大家，贵族也好王室也好，他们对诗歌、艺术、音乐、登山、帆船运动背后的精神都非常推崇。坦白地说，中国的企业家再有钱，跟他们相比还是九牛一毛。如果是暴发户，他们对你没有任何的尊敬感，但如果他们觉得你在精神层面上能跟他们站在一个高度，就会很尊重你。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也许在锦衣、盛名、高位、厚禄之外，能够体会细腻情感、享受心灵自由、品味人情之美，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

编导手记

谈论生死的人很多，但直面生死之后，安静地讲述生死的人，不多。

黄怒波是一个直面过生死的人，在8844米的珠峰上，生死也许只在刹那之间。

进入黄怒波的办公室需要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地板上整齐地摆放着各个时期的氧气瓶，而上方的墙面上则是几百张叠加在一起的照片。这些都是黄怒波多年登山经历的藏品，对他来说都格外珍贵。

和大多数地产商人的办公室不同，黄怒波的办公室分两层，当然这绝不是重点，重点是，一只猴子和两只鹦鹉定居于此，不过这三位显然通情达理，并没有打扰我们的拍摄，反倒是几只猫咪会时常不经意地入画，丝毫没有顾忌。

黄怒波身材高大，以至于我在做前采的时候要略微调整视线，要知道，我也是身高一米七八的“伪大个”。黄怒波很期待这次对话，因为今天与他对话的是他多年的好友汪潮涌。就在我们进行前采的时候，汪潮涌出现在了录制现场，一件黑色的西装显得格外笔挺、别致。老友见面自然不必过多寒暄，落座后，对话开始。

怒波、潮涌，虽然怒波是改名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对话汹涌澎湃的气氛。这次拍摄恰逢黄怒波计划重返珠峰之际，曾经攀登珠峰的经历，似乎也一下子浮现在黄怒波眼前，而生死一线间似乎是登山故事中最醒目的章节。

很多人质疑富人登山，说这是一件玩命又烧钱的运动，坦率地讲，我也不是特别理解，而黄怒波的回答却尤为简单——山在那里。

其实我们总是纠结一些关于金钱的事情，所以我们总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盛、情怀寡淡的年代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鲜有机会去体验8844米的高山和动辄上亿的帆船，但真正的富有，其实存于内心。

（优酷《老友记》导演：于鹏）

CHAPTER 07　商业拯救慈善

冯仑/王兵

冯仑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证明他是已婚男人的戒指，不过，这枚戒指跟他夫人没什么关系，这是他跟一位男同事一起买的，而且两个人的戒指一模一样。这也是我第一次采访冯仑时，他给我讲的一个段子。原来，有一次，冯仑和同事要代表万通去跟美国人谈判，在谈判之前，冯仑听说外国人很讲究戴婚戒，为了赢得对方的好感，他立刻拉着同事，到商店里买了两枚戒指戴手上。至今，两个人还戴着同样的戒指。

提到冯仑，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段子”，SOHO中国的潘石屹曾开玩笑说：“有冯仑处，便有黄段子。”

玩笑有夸张成分，但冯仑确实是个喜欢在公开场合讲“段子”的企业家。他经常用各种段子把很复杂的事情通俗化。比如，“理想是墙上的美人，现实是炕上的媳妇”，“老婆多了不一定幸福，地多了不一定赚钱”。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出镜不到一分钟，就一句台词，他仍然说的是个段子：“在外头混其实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不过，熟悉冯仑的人，关注更多的是“段子”背后的思想。在人们对地产商的印象还是“暴发户”的年代，冯仑就是个非常有思想的“儒商”了。即使现在投身商业20多年，冯仑身上的文人情怀仍重于商人气息，这也许和他的成长经历有极大的关系。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因为父亲有一点“职务之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冯仑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大事情。在他当时写的日记里，有对现实的分析，对自己的要求，对未来的憧憬，当然，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一样，还充满了革命激情与理想。

1978年，19岁的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是他当时的同学，他们也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冯仑还曾借住在张的家里。

本科毕业后，冯仑进了中央党校，成为当年中央党校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硕士。之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在体制内那几年，冯仑是纯粹的文人形象，他还写过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主编了《中国国情报道》，甚至翻译过一本书——《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直到现在，他也对媒体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遗憾的是，一心“向上”的冯仑因为种种原因“被下海”。与那个年代许多怀揣“发财梦”下海经商的人大不相同，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仕途受阻，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的冯仑一定不会“入江湖”。

当然，因为有了“被下海”，才有了1991年的“万通六君子”创业。

“万通六君子”在中国的地产圈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冯仑、潘石屹、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这几个名字就像是某种特定的标签，时时被人提起。虽然从第一次有人选择散伙至今，几个人分开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关于他们的新闻，却一直没有消失。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媒体想在他们几个人身上挖出一些新料。这种影响力，在中国的商界并不多见。

这六个人性格各异，却个个都胆子大、个性强，冯仑当年可以成为核心人物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其个人魅力也可见一斑。

据说，当年刚开始分家时，冯仑是不愿意分开的，在他的骨子里还有一种水泊梁山的侠义情结，觉得兄弟不能为钱伤感情。1995年，冯仑在最纠结痛苦的时候，与周其仁在美国加州偶然邂逅，两个人一见如故，冯仑与周其仁聊了一个通宵，讲述自己的困惑与疑虑。周其仁当时在思想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也让冯仑改变了把生意与哥们儿情义混淆在一起的想法。因为这次邂逅，两个人也成了好朋友，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虽然明白了生意就是要亲兄弟明算账，但冯仑江湖大哥式的豁达并没有改变。据说，当年万通没分家前有一笔7000多万的债务，因为中间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一直没有偿还。分家后，冯仑认下了这笔账，一个人连本带利还清了债务。

万科的王石评价他说：“冯仑这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冯仑聪明是公认的，世嘉地产的董事长朱仝曾跟我讲过一件事，几年前，朱仝在北京南城拿到一块地，当时南城新开发的项目比较多，他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保证赢得市场。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冯仑，便向其请教。冯仑只说了一句话：“比周边的房子好一些。”这句话让朱仝茅塞顿开，后来，果然因为质量好一些，世嘉的楼比其他楼价钱高却卖得更好。

和“同行是冤家”的观点不同，冯仑一直希望同行间是可以相互帮助的。十年前，他和王石、胡葆森去亚布力参加企业家论坛，在返回的路上，三个人就议论起行业联盟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企业界特别是行业内，有一些事情可以共同来做，这样对行业、对各自的企业都有帮助。三个人一拍即合，经几次与其他同行的探讨，便有了“中城联盟”。如今，中城联盟已经是房地产从业者非常尊重的组织，加入这个组织的会员也受益匪浅。曾经，中城联盟的一位成员因故入狱，联盟推选出另一位成员帮助其暂管企业，待入狱者重获自由时，交还回去的企业不但没有亏损，反而比他在位时盈利还高。

同样，冯仑参与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爱佑基金会等由企业家们发起参与的公益组织，也因公开、透明、科学、民主、规范的管理方式在业界有口皆碑。

似乎什么事情有冯仑参与都会变得特别靠谱。他从不争“老大”的位置，却总能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做成一些大事。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懂得如何合作共赢的人，他曾和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万通和泰达刚开始合作时，经常遇到分歧，而且互不相让。后来冯仑想了个办法，一旦双方谁也不服谁的时候，就约定这次听谁的，下一次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听对方的。这样一来，两家在做决定的时候都会特别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事。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尽管很早就在地产江湖扬名立万，但与冯仑本人的知名度相比，万通公司在同行中并不那么出众。冯仑一直在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想带领万通走得更高。从“美国模式”到“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从批发市场到立体城市，冯仑的经营理念虽然一直走在地产界的前沿，但其发展速度仍与一些同行差距很大。特别是让冯仑投入非常多热情与精力的立体城市，虽然有新希望的刘永好、远大的张跃加盟助阵，但还是被很多人质疑理想化成分太多。立体城市是否可以成就冯仑的理想，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我一直认为冯仑对理想的追求，超出他对金钱的欲望，正如他曾说过的：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对理想的追求也让他非常忙碌。到底有多忙？举个例子，一个北京的朋友找他谈事情，虽然公司总部在北京，家也在北京，但冯仑的时间总是排不开，最后，两人只好约在了西安见面，而且是半夜12点多，这哥们儿才见到开完工作会议后的冯仑。

相对于冯仑的高调，王兵显得过于低调。王兵有两个公开的身份，一个是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另一个是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从事证券投资行业至今20年，王兵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首批从业者。但是对于投资，他在公开场合谈得非常少，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谈爱佑基金，谈公益慈善。在《老友记》中与老朋友冯仑相聚，仍然如此。

我觉得，王兵特别适合做慈善，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又完美主义的人。与冯仑一样，他从不逃避现实，不为理想激进，只是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商业慈善路在何方

他是商界大佬、地产思想家，却有着自己的规则。他是改革弄潮儿、海南的拓荒者，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当慈善被推到风口浪尖，他们要如何坚持，要如何恪守？

冯仑：从道德要求来说，做生意的人有95分就行，挣钱了让人家骂、让人说，其实没什么。但做公益的人就得要求自己在道德上百分之百好才行，因为公益对一个人就是百分之百的要求。我曾在新加坡见过当地最好的慈善公益基金的负责人，他们说做慈善，主事者必须百分之百的自律，不能有任何瑕疵，还给我讲了个故事。当地最大的基金会的CEO，有一天坐飞机是在头等舱，被一个捐款人看见给举报了。媒体就开始炒，这个人就解释说当天的头等舱价钱比经济舱还便宜，而且公布了所有的证据，证明头等舱确实价钱比经济舱便宜。结果别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说：如果头等舱的价钱比经济舱便宜，那经济舱会更便宜，所以你一定浪费了别人的钱，而且你不好好上班，老琢磨占便宜的事，怎么能把钱托付给你呢？就开始查这个CEO，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小问题，这个人就下台了。

王兵：你说的故事让我想起我们去香港见李嘉诚那件事。当时傅成玉、马云、郭广昌……我们大概有30个人去了长江中心拜访李嘉诚。李先生的办公室在最高一层，没有想到在电梯门口就看到他等在那儿迎接我们，还给每个人发名片。

之后我们被告之先去抽号，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抽号。抽号以后李先生请我们吃饭，原来，大家是根据抽到的号码分到不同的座位。

最开始李先生坐在我们那桌，和我们各种聊，很亲切，我们也觉得挺庆幸。结果只坐了15分钟，李先生突然说：“对不起，我要去另一桌。”这时候所有在场人都明白过来为什么每张桌子都留了个空位，大家当时都为李先生周到细心的考虑鼓掌致谢。

冯仑：做慈善就应该像李嘉诚一样，追求无我。在公益慈善的过程当中，不让受助人群有特别大的压力，这样，会激发他们更大的尊严和消除贫困、克服疾病的勇气。只有做到这些，慈善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这也是对慈善机构的一个新挑战，建立了自我以后，怎么样追求无我？当你出现在帮助别人的现场的时候，怎么样让所有被救助者都感觉特别有尊严？

陈光标也是做慈善，但是到了台湾，为什么会引发非议？就是因为他太突出建立自我了，我觉得，这样做慈善未必会让社会更平衡。

王兵：你行走商场多年，慈善对你似乎从来都不是钱的问题，我感觉，你思考更多的是慈善之中的人性。

冯仑：是的。有一件事情，让我对中国底层社会有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村子走访，一个村干部说：“村里有几个无赖，你们一去他们就知道是去做好事，一定会赖着你们。当年让他们种苹果致富，他们不种，别人都富起来了，他们还是无赖着不干活。特别有个人从毛主席时代就开始耍无赖，邓小平时代还耍无赖，到现在了仍然是无赖。”

听了村干部的话，我突然发现，社会底层就像锅底一样，总有少数的人性沉淀在这儿了，不管哪朝哪代，有多伟大的领袖，多闹心的政府，他们都是靠吃救济，而且是吃定你了。

我后来研究了很多好玩的事，社会治理真不能简单地用良心道德来看，一个社会得照顾到99%的人，但对1%历朝历代都沉在锅底上好吃懒做的人，绝不能施以仁政同情。如果同情这1%的沉锅底的人，天天去给他送粮食送肉，就伤害了99%的人。所以我们做公益、做慈善，要帮助那些的确特别需要帮助，最后能改变自己的人，而不是帮助永远不改变，吃定你，就跟碰瓷似的把慈善给糟蹋了的人。

王兵：很多人问过我，做慈善的目的究竟何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冯仑：我觉得做公益也要有平常心，不要把自己放在社会和受助对象之上。企业家精神开始影响社会，也就才30多年。现在能够把原来大家痛骂的暴发户、个体户，改变成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家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企业家做慈善要追求无我。出现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有压力，给别人帮助的时候，也要让别人有尊严地接受。

王兵：其实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也给了我们这些人一个回馈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落脚处。爱佑慈善基金会也是当年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刚开始的时候，我走了很多弯路。史玉柱他们都提了好多次，说爱佑的模式首先是要完全公开透明。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不但每周都公布业务情况，年报、双审计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另外大家争议最多的百分之百的管理费由理事额外承担，在中国我们也是第一家。这样严格要求，就是因为真正做慈善的，就必须得做道德模范，不能有一点瑕疵。

冯仑：做到百分之百透明，不怕脱衣服，就必须要身材好。如果把衣服脱完了，身材太难看，透明也没意义，反而更招人耻笑。所以我们开会有时媒体也在，就是彻底脱光衣服，不光把上身脱了，下身也脱了，我们不怕别人看。

王兵：爱佑慈善基金会这种“脱光了身子”的运作方式，在整个中国慈善界是不多见的，在过去的九年间我们救助了超过17 00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参与救助的人的内心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冯仑：我有一次到乡下去，看到儿童心脏病的家庭，特别有触动。他们家里唯一的财产就是棺材板——孝敬老人的寿材，说到最后小孩心脏病实在不行的时候，就把寿材也卖了治病。

王兵：有一次去青海，探访被救助的家庭，当时的现场真的让我热泪盈眶。一个被救的小女孩的哥哥，在我们走的时候，紧紧拉住你夫人的双手，把10块钱塞到她手里。这是小男孩到山上很危险的地方采了一些草药，拿到集市上卖了，才得到的10块钱。当时他说：“我妹妹是你们救的，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们这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先把这10块钱给你们。”

这10块钱是基金会收到的最少捐款，但我们觉得是最沉甸甸的一份，那时，我觉得咱们做的事情意义特别大。

后来，我也想起盖茨做过的一件事。盖茨用100万美元发起一个叫减免非洲债务的组织，他又找了两个人分别投了100万美元。这个组织后来帮助非洲的国家，免了几百亿美金的债务。

冯仑：300万搞定了这么大一件事？我觉得，目前社会只关注公益慈善治理的透明诚信，其实大家应该更关注企业家做公益跟别人的不同。企业家更善用资源杠杆，同样的钱，花法不同，最后效果差距也非常大。

王兵：我把中国慈善分成1.0、2.0和3.0。1.0就是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没有民间的这个慈善法，完全是公办慈善时代，基本就是一个事业单位在做慈善。2004年到现在，我叫2.0时代，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3.0时代了。

冯仑：慈善更多的是道德动机、直接诉求，1.0时代像止痛膏，一贴暂时止痛，但炎症没除，过两天又痛了。2.0时代就是消炎，3.0时代是改变基因的事。现在看，社会渐进式的变革实际很乐观，大家要有耐心，就像小孩，你不让他走，他永远是爬着的，他走时摔跤，你不管他，他也摔不死。等摔到两三岁就会跑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自己也要进步，我觉得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应该更放手、更大胆、更信任、更有耐心，要相信一些私人民间的公益慈善有足够的眼光、勇气、人才、毅力和理想，再用十年时间把中国的社会，带领到一个更加开放、文明、进步、和谐的状态。

现实中的城之困

他们是海南创业帮的幸存者，大城市却给他们带来了困扰。当地产大佬侃谈房价顽疾，当慈善名人目睹爱情悲剧。问题，究竟在哪里？

冯仑：前两天，我遇到一件事很有意思。我的大学同学跟我说，他女儿在北京工作要结婚了，本来不想用家里的钱，打算靠自己和男朋友的能力在北京买个小户型。结果房子越看越远，到了六环边上还没找到价钱合适的，再往下走两人就没法上班了，只好又往回找。但到了四环，房子就超过两万一平方米了，两个孩子根本无法负担，只能让家里帮助。

本来小孩想自立，最后还得依附家长。这让我感觉房子对于年轻人来说，变成一件很绝望的事。更难受的是年轻人眼看着房价上涨，却没有一点办法，整个生活就会陷入绝望之中，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在这个城市里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房买近了买不起，买远了上班挨挤。城市楼越来越高，年轻人的心越来越漂泊，就跟台湾罗大佑唱的一样：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连他这样的名人都还是怀念当年的小镇，可见，城市化将人异化，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疏离。我想，这已经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病，对未来社会发展也将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城之大，却寻找不到栖身之地，城愈大，梦想似乎愈遥远。

王兵：我认识很多人，住在六环以外的地下室里，而且一间房里面好几个人住，每天早上上厕所都规定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起床后，急匆匆赶车去上班，路上要走两小时，晚上再用两小时回去，我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不容易。

冯仑：其实对年轻人来说，也不必每天都太抱怨“怎么办”，城市就是这样慢慢进化的，你在东边找工作，就在东边租房子，先奋斗着。

王兵：我观点跟你不太一样，咱们说奋斗是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年轻人的焦虑和我们当初是不一样的。

我们公司招过一个北大光华学院金融系毕业的研究生，人很优秀了，在我们公司工作了三年，挣钱买了一个四环到五环之间的房子。他很早交了个女朋友，俩人的关系很好，每天我们都很羡慕。早晨女孩给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女孩来接他。如果他加班，不管多晚女孩都在楼下等着。结果要结婚时有问题了，因为丈母娘担心这女儿受委屈，要求把户主的名字换成这个女孩的。但是，对男孩来讲，这一辈子他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房子，所以压力特大，后来两个人为房子的事分开了。

冯仑：这就是丈母娘拿自己女儿和别人女儿比较出来的结果。有个词叫绝对的贫困化，还有个词叫相对贫困化，贫困与富裕是比较出来的。一代人之间，财富差距很大了，很难处理。假定说你突然发财了，当了官，我还是个穷人，你开车把水溅到我们家孩子身上，我就会恨死你。穷不怕，怕比较。

我们在海南的时候，每天住哪儿都没谱，晚上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但是现在，大家的社会位置有次序了，有的同学住了三室，有的同学当了高官，有的同学傍了大款，就你一人很贫穷，那你肯定回家没法跟父母交代。

王兵：我结婚的时候，就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在结婚前一天，买了一个电视，房子里还没有床，就弄一张床垫。我买上房都已经是公司运转很成熟的时候了。

现在我不愁房了，但又觉得北京的城市效率太低，以前我们家住在西边，我上班在东面CBD，来回开车要三个半小时。而现在搬到东边以后我最怕西边有人请客，如果赶上堵车的话，吃个饭要晚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冯仑：城市的大方向就是错的。住在北边上班到南边，在西边看病到东边娱乐，折腾一回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而且现在地铁特别拥挤，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汽车挤，大家说“别挤了，再挤就贴墙上成画片了”，现在地铁挤，要说“别挤了再挤就怀孕了”。出租司机都要备着大口的矿泉水瓶，解决内急问题。城市扩大了，给人带来的却是更多的难受。

理想中的城之梦

城市里，你我可能不曾擦肩而过，但都困于城之中，冯仑和王兵同样不例外。多年前，他们有着和现在年轻人相同的野蛮生长的经历。而如今，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城市之困，实现城市之梦。

王兵：我记得咱们在海南那会儿，偶尔也必须得去夜总会谈项目。

冯仑：那个时候是所谓野蛮生长。注册的公司叫三无公司，无场地、无人员、无资金。不过，在北京CBD地区，现在已经盖起来的建筑，一半以上是由海南当年的皮包公司盖起来的。北京最牛的百货公司新光天地的老板，都是当年海南帮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野蛮生长的皮包公司，最后居然把伟大祖国首都的CBD干掉了一半。所以我说，有自由创业的制度环境、自由的企业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有这么大的创造性。这20多年，是在比较野蛮无序的状态下自由创业的环境，其中活下来的公司，建设了北京CBD。

王兵：我觉得80后、85后、90后，如果再想在北京生存，就只能通过竞争。能在北京生存就在北京生存，要不然的话就到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去，要善于调节这个心态。

冯仑：我同意，毕竟我们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到台湾，有一个大佬的司机接我，我问他家住哪儿，他告诉我后，我一算，他每天到老板家上班，得一个小时的路程。他说，他买不起老板家附近的房，只能住那么远。那个大佬家住在阳明山上的一个大宅子里。我又问他：“那你每天这么上班，不羡慕嫉妒恨老板？心里不会不舒服？”我以为，他会跟大陆很多人一样有仇富心理，结果他说：“我很感谢老板给我这份工，让我能这样子安安稳稳做一辈子。”后来，我想，从他出生的时候，老板家就住那儿了，他有什么可以嫉妒的？正如比尔·盖茨住得多好，我一点都不嫉妒一样，因为我不认识比尔·盖茨。

王兵：这就是平衡心态。我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改变社会的现实，但我知道你也试图以一个地产商人的方式去排解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我看你在2013年1月24日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立体城市：生了，活着！》的文章，你多年的立体城市梦，终于有了结果？

冯仑：最近很多人都问我的中国梦是什么，我的中国梦很具体，就是立体城市梦。这一梦圆了，我觉得就对得起在这个行业里快25年的人生。未来在悼词里我也希望多写点我的立体城市，少写点我在海南炒房。因为立体城市是要让人更幸福、微笑更多，让抑郁跳楼的人更少。更多人在立体城市中真正地过好生活。

我一直认为，作为地产商来说，所谓使命感就是敢管闲事，如何把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得更有序、更环保、更舒服，让人住着踏实开心，买得起房，然后每天不要这么纠结，不要在地铁上挤“怀孕”，这也是需要地产商们思考的事。

王兵：很多人说立体城市特别理想化。

冯仑：北京一平方公里3000到4000人，新加坡一平方公里8000多人。如果是建城区，新加坡一平方公里是3万人。所以适当地加大密度、加强混合功能，让城市效率提高一些，人的焦虑就能减少，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谈恋爱、健身、搞文学创作……干自己想干的事。

所谓立体城市，简单地说是产业主导、商贸配合、居住完善。也就是由产业来主导，带动就业，就业带动商贸，商贸带动居住，所谓安居乐业是这样。

王兵：大时代下，城与人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之上，如果城有梦，这个梦应该是城与人的和谐共生。面对现实，同样身陷城之困的我们并没有更高明的见解，只是单纯地期盼城市和人能够褪去浮华，各得其所。

冯仑：其实社会有些郁闷是要靠再分配政策，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公共政策调制，或者是靠纵向时间慢慢适应慢慢调节。如果有钱、有权的人更注意尊重其他人的权利、更感恩、更低调、更收敛、更守法，处于暂时困境的人更自尊、更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奋斗、更坚韧，加上政府好好改进，50年以后大家全成了好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没什么事可操心的。

编导手记

地产商、慈善家，两个在媒体上出现率极高的名词。冯仑、王兵，两个从海南走出来的创业者。

穿过拥挤的朝阳路，摄制组的车驶进万通中心，这是冯仑和王兵的办公地点，今天的这次对话，将在冯仑的书房进行。

说起王兵，他可能不像自己的老友冯仑那样被公众熟知。说到慈善，在策划之初，我们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名字——郭美美。2011年5月，郭美美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的红色徽标，也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心。然而，两年后这场闹剧无果而终。所以，这个话题也成了我们期待的“开场白”。

王兵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谈话的过程中，王兵在坦诚中略带谨慎。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随时可能被放到网络上曝光，尤其在慈善被推到风口浪尖之际，说什么，如何说，似乎都不恰当。但无论是王兵还是冯仑，都在这个环节中各抒己见，没绕弯子。

直接面对冯仑，你会觉得他并没有像以往采访时那么锐利，也许是身处自己的书房中，会让他比较放松。但当他开始讲话时，气场十足。地产商一辈子最绕不开的话题可能就是房价，冯仑也是一样，然而话题却从居高不下的房价一直延伸到青年人的生活、城市病，这些话题让在场的摄制组成员全部中枪，因为我们无一例外的都是80后，甚至90后。

为了冲破家乡的平庸和固化，大批年轻人涌向大城市寻找自己的未来，他们在这里奋斗，但在游弋几年之后，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蜗居。而远方除了那个很久没有回去的家，还有家中空巢的父母。大城市房价的飙升，让“逃离北上广”成为漂泊者返乡的终极口号，然而，当他们在北上广漂泊多年重返故乡之后才发现，原来故乡也已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这样的纠结没有发生在冯仑和王兵这一代人身上，但每代人都有辛酸，每代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我们已经数不清多少个80后甚至是90后在为了一套房子奔波，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节奏。但当爱情被房子绑架，这一代人的山盟海誓又该如何诉说呢？

冯仑纠结吗？王兵纠结吗？他们也纠结，他们同样被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他们也同样调侃着“不要在地铁上怀孕”的段子，只是当两代人身处同一个房间探讨窗外的城市时，我们有一些自己的话想说，仅此而已。

采访结束，我们整理好拍摄设备，与冯仑和王兵道别之后，匆匆加入到朝阳路拥挤的车流中去。

次日，我踏上了一列驶出北京的火车，一路向北。

（优酷《老友记》导演：于鹏）

CHAPTER 08　《泰囧》中的商业智慧

王长田/刘仪伟

2012年末，由光线传媒出品的影片《泰囧》，不但以超过1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国产票房的新纪录，还在资本市场上让光线传媒的股价逆袭上扬，成为资本市场在新年之际最受瞩目的股票之一。

这一部从头囧到尾的电影，更让出品人——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迎来了事业上最风光的时刻。

王长田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8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90年，他进入《中华工商时报》，三年后升任市场新闻部副主任。

虽然是学新闻专业，但王长田并不甘心只做个记录者。1994年，他曾改行做生意，想另开辟一条出路。但毕竟没有做商人的经验，时势也没有成全他。涉足商业没多久，路就走不通了。王长田只好又折回去继续在报社当记者。

不过，很快他就又一次离开报社，走进了北京电视台，与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财经栏目《北京特快》。

这一次转身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头。

1998年，34岁的王长田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视策划与制作机构“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也就是光线传媒的前身。

如今，49岁的王长田成功转型为传媒娱乐巨擘，被称为“中国的默多克”。他领导的光线传媒，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其日播娱乐资讯节目《娱乐现场》《音乐风云榜》均已连续播出十年以上。光线引人注目的E标已经成为电视界著名的标志之一，被观众和广告商视为收视率的保证。

《泰囧》是光线传媒的得意之作，但并不是光线传媒的第一部电影。

作为一家传媒公司，光线传媒在2011年就发行了《画壁》《鸿门宴》等七部电影，在当年其票房达5.6亿元，约占国产票房总收入的8%。到2012年，公司又相继发行了《百万巨鳄》《铜雀台》等十多部电影。

从生意角度来说，他们的片子都是很安全的。这得益于他们作为发行公司，长期建立起来的遍布全国的媒体网络和发行网络，这也是传统的电影发行公司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全国70个主要的高票房城市，光线都有专人驻守，对于全国各地，南方北方的市场都有着清晰的把握。只是，光线一直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

《泰囧》无疑揭开了光线传媒在电影界的新篇章。该片的成功有影片本身的原因，也得益于多年建立起来的畅通渠道。

除了对市场和票房的敏感认知，以及及时出台的临时调整措施助力电影票房外，其实，此次《泰囧》大卖，也离不开股东的大力支持。光线传媒的股东中，囊括了中信证券、光大银行等银行的投资机构，以及全国社保基金等投资基金。银行和投资机构的营销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泰囧》销售加温。2012年底，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推行信用卡消费活动，购买《泰囧》只需25元，部分区域甚至低至10元。为《泰囧》聚集大量人气。

有人说：“现在《泰囧》不需要营销团队去做市场了，所有光线传媒的投资者都已经自动参与其中。网络宣传、制片公司、投资机构的共同演绎，使《泰囧》变成年末资本市场上重量级的大片。”

但王长田说：“我们一直在增加对电影领域的投资。《泰囧》只不过是我们电影战略的一个成果。”

不管是用了何种营销方式，《泰囧》的巨大成功，都宣告了光线传媒正在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在电影领域中迅速成长。不过，巨额收入并没有冲昏王长田的头脑，他在扩展自己的影业版图时颇为谨慎。在一次采访中，他曾告诉我：“无论是电影的制作、发行，还是院线的投资，都需要有充足的现金来支持。在《泰囧》之后，院线整合的过程中，光线将会有许多投资与并购的机会。但我们会谨慎选择，我们上市后融到的现金一直使用到现在。可能在所有的影视公司中，我们的现金状况是最好的。”

目前，光线传媒分别在影视、游戏和互联网视频三个行业中各投资了一家公司，以期待将来形成一个业务结构相互关联、不同公司之间形成分工协作与资源共享的体系。

“2013年，我们的影视剧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可能会上升，尤其是在电视剧领域将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预计有十部左右的电视剧将实现收入。虽然可能不会再有《泰囧》这样的票房奇迹出现，但总体来讲，我们会有十几部影片上映，加到一起总的票房收入也不会太少。”记者出身的王长田回答问题向来滴水不漏。电影现在已成为光线传媒招牌之一，就连后来热映的《中国合伙人》都是主动找光线传媒合作。

但2013年元旦之后，光线传媒的股价却没有再次上演神化式的增长，其股价从1月4日创出37.3元的高点后就节节下挫。

“股价的变动是市场行为的正常体现，没有人去左右股价的。”王长田对未来仍然信心满满。

其实，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发展的这十年来，《英雄》《无极》《夜宴》等华语大片渐渐改变着商业观和观众的口味，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的制片方式一度盛行于行业内。如今面临转型升级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到了类型化、分众化的十字路口，近几年频频以小投资搏上位的影片更是说明此趋势即将到来，中小型类型片将成为国产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到底什么是类型片？著名节目主持人，电影《泰囧》的策划人刘仪伟也在问王长田。刘仪伟曾参与制作多部卖座电影，正是他在2011年，向王长田引荐徐峥，并最终促成了《泰囧》的诞生。也许更多的电影人，以及对电影感兴趣的人，会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很多关于电影如何商业化的答案。

囧途真相

票房创历史纪录，导演却无权分账；幕前幕后皆门道，大佬直指潜规则；高人背后的高人，神话背后的神话；是一个灼人眼球的媒体事件，还是一场歪打正着的屌丝逆袭？出品人对话策划人，《泰囧》背后大玄机！

刘仪伟：要拍《泰囧》的时候，徐峥找过很多人谈，也遇到很多的不顺利，后来我让他找你。我觉得你们的发行很强大，你和我又有多年交情。我知道你的判断能力和对电影的理解，你一定会喜欢这部电影，而且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所以我就帮他约你见面。没想到你们见面后半小时就解决问题了。

王长田：对。徐峥来了之后跟我说：“没有文字的故事大纲，也没有剧本，我给你演一遍吧。”然后他就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是王宝强一会儿是徐峥。基本上是给我们演了一遍。

刘仪伟：那时候还没黄渤？

王长田：对，没有。他演完后，我就觉得这种喜剧片，又是一个品牌的延续，肯定没问题，我当时只是需要判断徐峥能不能当导演。

不过，我觉得你不会轻易地介绍一个人过来。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传播娱乐界，对每一个导演、每一个演员都了解。这么多年，我们也知道徐峥参与了一些影片的创作。我们在拍片子选男主角的时候，也很多次都会想到他，尽管那时不认识他，但对他是有概念的。

徐峥作为一个上海人在北方发展，他的性格特征是南北交融的。而且他是一个爱惜羽毛，会特别注重自己的信誉、注重细节、要求完美的人。我觉得他也非常有才华，在编剧、导演、策划、运营、营销这些方面都有很好的想法。考虑到这些，我判断他应该不会忽悠别人。所以当时，我基本上就决定这件事是可以做的。

其实，在影片已经开拍一周的时候，还有个演员没定下来。我们想尽各种办法，用八个小时的时间谈判，把黄渤给敲定下来，这样就有了相对完美的三人组合。

刘仪伟：我们在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徐峥始终觉得应该有个黄渤。我也跟他说，中国最好的喜剧演员是葛优，接下来就是徐峥、黄渤、王宝强。其他都是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不是真正的喜剧演员，三个臭皮匠还顶不过诸葛亮？必须把三个人凑在一起。但是黄渤也是很爱惜羽毛，或者说他是不那么愿意去演配角。

王长田：我们也怕黄渤不来怎么办，所以中间也见了几个演员，但是一比较黄渤显然是最理想的，好在黄渤还是过来了。本来，我觉得已经非常完满，没想到后来徐峥又有办法搞定范冰冰，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徐峥真的是能力特别强。

刘仪伟：我跟徐峥合作这么多年，我觉得这部电影好，他也觉得好，你也觉得好，咱们看完样片说能有两三个亿的票房，谁也没想到会创造这么大的奇迹。你觉得创造奇迹的原因是什么？

王长田：我觉得有运气的成分。运气成分在不同的票房数额之下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做到四五个亿或者五六个亿的时候，运气的成分可能占到20%～30%，但如果做到10个亿，甚至10个亿以上的时候那运气成分就会更高一些了。

但要用什么样的成本去拍什么样的电影，就需要判断力。跟什么导演合作，选什么样的演员，考虑哪些市场又是策略问题。还有宣传和发行方面的能力等。这些都需要长期积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反映一个制作公司的能力。

另外，徐峥也不是忽然走到这一天的，他自己弄过剧本、导演过话剧，又演话剧、电影、电视剧，还参与影视创作的现场导演。

刘仪伟：我们在拍《人在囧途》的时候，就看到了他非常杰出的导演才华。

王长田：所以他也是积累到一定时候爆发的。

此前几年，只有三五部大片会选择在年末上映，而2012年的贺岁档可谓一场巅峰对决。一边有好莱坞的《末日狂潮》，一边又是《奇幻漂流》；既有忧国忧民的饥荒悲叹，也有探索人性的历史演义。我们屡屡听闻投资规模亿万的大片惨遭滑铁卢，但似乎每年都有诸如《疯狂的石头》《失恋33天》《泰囧》等小成本影片拔得头筹。这些关于电影的传奇故事，每年都会真实上演。

刘仪伟：我们做《人在囧途》的时候也是这样。最早是陈可辛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美国有部电影叫《飞机、火车、轮船》，你能不能根据这个写一个春运的故事？《人在囧途》跟《飞机、火车、轮船》形式一样，但内容完全不一样。我的确是用了人家的套路，飞机坐不上坐火车，火车坐不上坐轮船。但我当时跟徐峥也说，这个电影要类型化，不能够有太多的关于导演的个人情怀。我觉得他落实得特别好。

王长田：对，他在制作方面，充分掌握了喜剧的规律，然后又把这些规律变成一种生动的电影语言。

《泰囧》中的生意经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投资高达6亿的《金陵十三钗》亏损3.6亿，该片最终也令合作了10年的张艺谋和张伟平分道扬镳；沉积19年的《一九四二》也因为题材过于悲情，亏损达1亿，更惨的是《一九四二》的亏损导致华谊股价连续暴跌，市值蒸发数亿。如果说有其他片子能够平衡的话还好，如果没有，投资方怎么办？

刘仪伟：《泰囧》一下子挣了那么多，你们是不是以后可以拍一些赔钱电影了？

王长田：谁都不想赔钱，只不过我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可能会大一些。我发现大家有一个误解，我经常听人说，你看谁谁谁，人家有钱，人家是搞煤矿的，人家是搞房地产的，人家根本不为了挣钱，人家为了捧一个女演员，或者就为了买一个品牌什么的，根本不指望挣钱。我说全是胡扯，没有一家公司进入电影行业是不想挣钱的。

刘仪伟：我也认为是瞎扯。很多卖煤的、卖房子的都说，刘仪伟你来，我给你投点钱。但我从来不跟他们合作，我都是跟中影的韩三平或者和你这样专业的投资人合作，因为那些人不是把电影当产业做，经常会投一半就不干了，或者投着投着，他就觉得，怎么那么贵呢？

他们不了解这个行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真的要提醒很多想进入这行的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钱要慎用，还是要去找专业的投资公司。

王长田：其实大家都是想赚钱，只不过他们赔了的时候就说不在乎。谁会没事干赔着玩呀？

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个老板玩电影赔了1个亿的时候，去问另一个老板说：“我已经赔了1个亿了，你告诉我怎么办？”那个老板说：“兄弟慢慢赔吧，我已经赔了10个亿了。”

刘仪伟：这跟卖杯子不一样，杯子可以处理卖，这个没法处理。

王长田：电影太容易赔掉了，包括我们合作的电影里边也有。但我们作为一个发行公司和投资公司，还能把握自己的风险，保证我们的利益，有的投资人，作为一个发起方和主要投资方，他没有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就真赔进去了。

刘仪伟：现在好多人都不了解，其实中国电影局统计，中国每年差不多要拍600部左右的电影，真正能够上电影院的只有20%。而且这里面也只有20%不赔钱。

谁在囧途

分级制度未定官商两方作难，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中国电影发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是制度遏制了发展，还是从业者力不从心？浪潮过后话真知，两个资深从业者吐槽中国电影到底谁在囧途？

刘仪伟：从2012年一直涌到2013年，《泰囧》一次次刷新人们对它的预估时，2013年头一天，《泰囧》就凭借3100多万的观影人数超越《阿凡达》荣登内地电影市场榜首。《泰囧》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不一定是徐峥的，可能是别的导演，只要真的做得好，国产影片15亿也有可能，20亿也有可能。

王长田：韩三平以前就说，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就能出现10～15亿的影片，我当时想不太可能吧？但现在果然就出来了。

刘仪伟：我觉得徐峥和你合作，对我们电影界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不是说你们赚多少钱，而是让中国观众再一次相信电影。

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评论，包括很多精英，以骂电影作为自己的情怀，一部电影大片出来后，好像骂它才能够显示自己的高明。电影又是没有售后服务的，不好看也不能退票，所以很多人老觉得中国电影在让他们上当。

我觉得《泰囧》提高了观众对电影的信心，这太重要了，不然观众没有信心，我们这行没法混了。就凭这一点，中国的电影界和中国电影历史应该记录这一段，当我们观影人次下降的时候，是《泰囧》把一些不看电影的人，再一次拉回到了电影院。

市场原来的主流声音是，在中国，要么拍大片巨片，要么拍最小成本的影片，几百万的，一千来万的。你觉得，巨片是要有多大投资？

王长田：1个多亿在中国算巨片了。那些大片风险也很大，但太小的话很难做出电影的质感，小电影的成功片子，往往是惊悚片或者小爱情片。

刘仪伟：对，去年一年的惊悚片，但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王长田：总体来讲，小成本的影片的成功率是相当低的，偶尔出一部可能不错的，大家就以为是成功率很高，其实不是的。所以太小的影片我们也比较少拍，除非是用于培养新导演。

中等成本的片子才是构成一个电影公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有大也可以有小，但基础必须是这个，有足够多的数量，互相之间平衡成本和风险。像《泰囧》这个投资的话呢，应该在喜剧影片里面不能算小。

刘仪伟：喜剧电影投资比较高的就是冯小刚。但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也就是1000万左右，其他的都在1500万左右。

再往下发展，中国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大。但是现在迫切需要分级制度，谢飞（导演）老师那么大年纪都出来呼吁。

原来这事都是桌子下面来谈的，现在电影局也很好，可以公开谈，在媒体上也可以公开来讨论，那作为电影公司，你们会不会有一个集体的对分级制度的公开声明？

王长田：如果需要的话当然可以。作为个人或者我代表的公司，我们肯定是支持分级制度的，这会让所有跟电影相关的人，都找到一个依据。现在我们没有，所有的人都很痛苦。

电影局、制作公司、导演、演员都知道这是一个脓包，但就非要留在那儿，大家一块儿痛苦着。

刘仪伟：也可以理解，现在没有分级制度，我们就知道什么电影是不让拍的，一旦有了分级制，我要反过来拍一个色情片，就不能够说不允许我拍，但这又跟我们一贯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

王长田：我想中国会有一个过渡。中国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过渡，不会一下子就走到某一步，有分级制度的同时还有其他的指导。

刘仪伟：对，可以规定色情片不让拍，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色情片多火呀，后来没人看了，市场自然就没了。

王长田：有些东西也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认识。比如说博彩和色情行业，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能说允许的那些都是错的。

刘仪伟：对，你也不能说有这些东西的国家，道德就低级。

王长田：所以如果是全民的看法有一些改变，也会客观地推动事物发展。电影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跟政治体制、社会风尚、社会文化、管理体制等有关联的。以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的话，多数事情是要分布到位的。

当然我们现在电影工业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内容审查的尺度也不仅仅跟分级制度有关，比如民族问题就不是分级的问题，“文革”题材也跟分级没有关系，其实题材本身还是应该放得更开一些。

刘仪伟：包括有些类型片，比如警匪片，这在全世界都是中流砥柱的片种，可我们不能拍，但是反过来，我们引进很多美国的警匪片。他们的警察就可以是坏人，他们就可以这么去拍，这对我们内地创作者来说就很不公平。

王长田：没错，所以有些事情在好转，有些事情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在内容尺度上面可能比过去还有一点退步，我们20世纪90年代拍的很多片子现在还不能拍了。

刘仪伟：可能是每一阶段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这段时间这个焦点比较敏感就不让拍，那个时代不太敏感，就可能让拍。

现在很多部门都能管电影。我曾经拍了部电影，电影局审查通过，教委不通过。有的片子民委要管、公安部要管、妇联要管，有的时候，外交部也要管、军队也要管。

我觉得有的地方管得莫名其妙。比如说教委老在说电影、电视剧戏说历史，让孩子们看完以后，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误解。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们不质问一下教育呢？天天在上历史课，你没把孩子教好，一部电影、电视剧就让他们把历史给想歪了？这是教育的问题，不是电影的问题，电影开门见山就跟大家说这是假的，你们没教好，怎么能够怪电影呢？

王长田：我们电影有一个审查方面的13条，将这13条对照一下媒体的规定的话，就会发现是完全媒体化的，跟媒体的规定是一模一样的。这也就证明我们是把电影当成媒体来管理，但电影是个娱乐产品，不能让一个娱乐产品承担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完全国家控制的，而电影是市场化的运作，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问题，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逐渐解决之后，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效率，我觉得中国的电影真的不会比别人的差。

刘仪伟：所以说千万别因为《泰囧》火了，大家又全把钱放在喜剧上。《泰囧》给我们的经验是，做一个规规矩矩的类型片。要是做惊悚片就规规矩矩做惊悚片，做爱情片就规规矩矩做爱情片。只要把规律找好，就能够做出好片子来。

很多人都跟我说，明年肯定一窝蜂都是喜剧。我就说不对，从《疯狂的石头》之后，喜剧一直是一窝蜂的，小成本的喜剧从来没被投资人和制作人放弃过。但是喜剧是最难写的，不是说你把黄渤请去了就有市场，包括葛优有时候演，票房也不是那么好，关键是靠剧本和导演能力，讲笑话不那么简单。

王长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难看到幽默，真正幽默的人本身就少，如果有这样的人就特受欢迎，朋友一大堆。你要拍一部没心没肺的电影，很容易拍，拍一部让人哭的电影也容易拍，但是喜剧呢，你让人笑非常难。

刘仪伟：高票房无疑是每一个电影投资者的期望，然而当下的中国电影一味追求高投资、大明星，却忽视一个好故事对于电影是何等重要。很多在幕后默默付出的编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加上目前电视剧市场繁荣，进而很多电影编剧选择写电视剧以求生计，这也导致了中国电影品质上的倒退。

王长田：对，所以我们得帮助他们一把，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搞好跟内地编剧的合作。我们以往的内地电影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吃亏在编剧上。我们没有一个编剧的体系，编剧的待遇又太低，这两年电视剧发展不错，大家又都写电视剧去了。

刘仪伟：到目前为止，徐峥有没有跟你商量，什么时候拍别的囧啊？会不会在别的国家还有下一个续集？

王长田：都没有最后定，我跟徐峥有个共识，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创意，宁肯这个片子往后放，不会为了拍而拍。如果明年我们能够找到好的创意，又来得及筹备的话，明年年底可能就有一部。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在后年。

明年我们可能会合作一部别的类型的喜剧。总之，我们双方的共识是要继续合作，至于拍什么东西，没有最后确定。徐峥说，要标准高，不能轻易损害自己的形象，还要出人意料。我想徐峥是有这个智慧的，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能够找到那样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徐峥现在有自己的定位了。一个好的导演，不一定说仅仅只能拍某一种影片，像李安啥都能拍，我是觉得徐峥要拍一个惊悚片一定特牛。

刘仪伟：我也觉得很少有哪个导演是完全局限的，冯小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张艺谋也是，几乎什么都能拍。让人期待是最幸福的事，我们都期待光线会有更好的作品、徐峥会有更好的作品，这种期待本身就已经是票房的某种保证了。

编导手记

录制本期节目当天，正好赶上一场新闻发布会，导演徐峥一脸心不在焉的表情，不知是因为《泰囧》大卖，刻意隐藏此刻的心情，还是这所谓的“成功”让他自己都莫名其妙。随后赶来的投资方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却一点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因为他等待这样的时刻已经太久了……

曾几何时，国产片意味着无人问津，好莱坞电影有着几乎压倒性的院线排片率。当“第五代”“第六代”中国导演斩获国际殊荣之际，中国电影市场却在不断萎缩。随着《疯狂的石头》《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泰囧》这样类型定位准确、以小搏大的成功电影的出现，中国电影开始了一场反攻战。

《泰囧》的成功，就是中国商业类型片的成功，商业类型片一直是市场的主力，中国电影的类型片化、大制作化有助于追赶好莱坞。当前路明晰时，什么又是当前中国电影发展的阻力呢？出资方会首当其冲说没有好项目，制片方会说没有好故事，导演会说没有好创作环境，最后大家都认同的是，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电影举步维艰。

纵观好莱坞电影门类丰富，各个类型都有其发展的土壤，市场决定了哪一个类型的备受瞩目。如此类型如果放在现在的中国，那大部分根本在立项过程中就已惨遭腰斩。

听到一个小段子，制片方花费几十万元聘请了一位著名编剧，当剧本成型之后，制片方请了一个月薪8000元的策划来给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找月薪5000元的枪手修改剧本，当影片上映后，所有人都在诟病又一部烂片诞生了。大家无奈，只是因为，不论怎样的剧本，要想拍摄一定要经历一个审查立项过程。

电影审查制度一定会严重影响文艺作品的创作，从剧组扎堆“抗日神剧”的现象，到清宫戏大行其道，似乎只有在审查风向标的指向下，中国电影才能够勉强得以维系。从之前斩获国际大奖的地下电影从未在国内院线放映过，到导演娄烨因为“违规”参赛威尼斯电影节，招致停止拍摄电影五年的惩罚，中国电影在面对强手如林的国际电影市场之时，颈项上依然套着一根结实的链子。

节目录制中，当王长田和刘仪伟大吐苦水时，还是能看见他们眼中的期待，王长田曾说，几年前有人预测过中国会出现4000到6000万酬劳的演员，而如今的葛优就已经快达到了。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就在前方，也许我们都可以见到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并驾齐驱的一天。

（优酷《老友记》导演：张溪溟）

CHAPTER 09　合伙即人生

陈可辛/古永锵

陈可辛和古永锵都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人，1962年出生的陈可辛比1966年出生的古永锵大4岁；他们都曾在少年时期离开香港，陈可辛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古永锵14岁只身一人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完成中学的学业；他们也都有赴美留学的经历，陈可辛18岁赴美研读电影理论，古永锵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专业，后来又读了斯坦福大学的MBA。不过，对待求学，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陈可辛并没有完成学业，21岁他就回到香港，为他的导演梦开始到剧组打杂。而古永锵为了考进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专业，用了三年时间，但到了毕业后却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幸而，多年之后，他们都取得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一个成了享誉国际的华人导演，一个是中国大陆最大视频网站的掌门人。

对于未完成的学业，陈可辛是矛盾的，他曾数次表露过悔意，但也数次发表课堂知识是纸上谈兵的言论。有一次，在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中，一个年轻人向他提问时说，自己将有一个机会去纽约大学学习电影。陈可辛先是热烈地恭喜：“当然好，一定要去啊。”转而又道：“但是我告诉你，以功能的角度来讲你去学电影是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这两句让人又喜又悲的回答，也许是源自陈可辛的成长经历。

陈可辛的父母是泰国华侨，为了圆父亲陈铜民的电影梦，两人来到香港。陈可辛5岁时，父亲带他去电影院看了第一部电影。可以说电影基因早早植根于陈可辛身上。但陈铜民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导演，他拍的片子总是赔钱。而那个年代的香港，只能拍能卖出去的电影。后来，无情的现实击碎了父亲的电影梦，陈可辛全家又回到了泰国。

在启程的路上，陈可辛对父母说：“你们是回泰国，我是去泰国。”陈可辛一直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也只有在香港才能实现他的导演梦。多年之后，他放弃美国的学业回到香港，开始实现自己的也是延续父亲的电影梦。

陈可辛本来希望自己在30岁之后做导演，他觉得30岁之后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才能够支撑起一部好片子。不过，1991年，29岁的陈可辛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双城故事》上映后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志伟也通过参演此片，第一次加冕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陈可辛的导演梦提前得以实现。

1992年，陈可辛与曾志伟因为共同的志向走到一起，联手创立UFO电影公司。当时，香港影坛流行的不是炒老粤语片的剩饭，就是功夫武侠、黑帮片和无厘头喜剧。他们独辟蹊径，主打人文情怀，制作了一连串卖座作品，包括陈可辛导演的《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其中《甜蜜蜜》获得九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并被《时代》杂志誉为当年十佳电影之一。

但是，随着几个人名气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多。UFO最终以解散告终。“其实是没有永远的合伙人。当企业合伙发展到不同阶段，市场需求会变化，人的自尊也会变化。每个人的付出和回报不同，逐渐会在心里产生不平衡感。尤其在都是好人的情况下，不是卖钱的人觉得自己拿少了，而是不卖钱的人会更敏感，觉得自己不如退出。”多年之后回忆往事，陈可辛仍然认为，大家都是好人，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这次合作的失败对陈可辛的影响并不小，直至今日，他经常会在公开的场合说自己没有朋友。当然，每次他又会补充道，他指的是真心朋友很少。

陈可辛把友情看得很重要、很神圣。这也许是对田小姐所写的“闺密”一文，他会有敏感而强烈的反应的原因。在他的词典里，朋友几乎都没有，更何谈“闺密”。

突然想起2007年《投名状》上映时，很多人看完之后感慨：兄弟不可靠。其实深入推敲，不是兄弟不可靠，是名利太害人。不知道，这是不是陈可辛内心深处某种感慨的影射。

《投名状》是陈可辛继《如果·爱》之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第二部电影，在中国票房达2.2亿人民币，亚洲累计票房达4000万美元。并赢得八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和三项台湾金马奖，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奖。这部电影也突破了陈可辛的导演风格，虽然大场面的电影并不是他擅长的。

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陈可辛丝毫没有掩饰此片是他向市场妥协之作：“在我拍《投名状》濒临崩溃的时候，君如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自寻烦恼，拍爱情片就好了。我跟她说，我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想拍大制作，但我觉得这可能是让习惯用电视、电脑看电影的人重返戏院的唯一方法。”现场掌声雷动，镜头扫到吴君如，她已泪光闪闪。

陈可辛一直在为人们能走进影院看电影摇旗呐喊，他有自己的追求，也看中市场的需求。可能是因为有父亲的前车之鉴，陈可辛一向不拍那些“看不懂的、文艺的、小众的、注定要赔钱的”电影。他总是首先考虑电影在商业上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它才有生存的可能。然后就尽量在里面灌输个人的主题。但是灌输的时候要平衡，别灌得合理性又没了”。陈可辛觉得，如果都没钱拍电影，哪还有资本谈理想。

但是2011年的《武侠》却让一向谨慎的陈可辛在名和利上都一败涂地，投资2000万美元的《武侠》票房和口碑都不好。更雪上加霜的是，《武侠》刚刚上片宣传，陈可辛的母亲突然病重。他一边做宣传一边跑医院，后来干脆放弃了宣传。可他的孝心依然无力回天，没有多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因为难产，陈可辛的出生让母亲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他的名字中才会有一个“辛”字。而在他事业低谷之时，母亲又离他而去，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痛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可辛陷入了抑郁低落期。直到2013年的夏天，陈可辛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母亲，仍然无法控制情绪。

徐小平说，他第一次为《中国合伙人》的剧本去香港见陈可辛时，48小时没有睡觉的陈可辛居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徐小平不知道陈可辛当时的境况，以为不会有合作机会。没想到不久后，陈可辛主动找他聊剧本。其实《武侠》的失败与丧母之痛后，陈可辛的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中国合伙人》正是他想要的故事。当然，最后的剧本并没有用徐小平所写的版本，陈可辛融入了很多他个人的经历与感受，这也是他寻找回忆的一部片子。

众所周知《中国合伙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个创造叫好又叫座电影的陈可辛又回来了。

吴君如曾说，陈可辛是一个很感性、很怀旧的人，女儿从出生到现在睡过的床，他都要留着。他拍的电影总是差不多，总是用他喜欢的音乐，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中国合伙人》也不例外。但不管怎么说，这部电影打动了很多人，包括陈可辛自己。

杀青那天，陈可辛像学生时代一样，拿出留言本，让大家签名，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不再是那个客气而冷漠的陈可辛，他开始尝试热情，甚至说一些场面话，他想融入北京这座城市，这个圈子。

相对而言，古永锵要比陈可辛理性很多，他不会留孩子睡过的床，只会用DV把一切他觉得值得纪念的东西拍下来。他是一个拍客，还管理着中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网。

古永锵的父亲是公务员，所以他从小的理想并不像陈可辛那么专一。他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梦，厨师、工程师、作家……就是没有想过自己会从事视频网站，因为他出生的那个年代，看电影还必须去电影院，视频网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物。

14岁离开家，让古永锵养成了独立的个性。当年第二次考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时，许多人劝他换个学校，他没有动摇，虽然仍以失败告终，但他第三次直接考上了伯克利分校三年级。考试时信念坚定，毕业后，古永锵却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发展，最后选择贝恩咨询公司的原因是可以接触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客户。

工作三年后，古永锵又考了斯坦福的MBA。本来学业结束后，他仍然要回到贝恩工作，但1994年暑期的时候，古永锵来北京大学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认识了富国投资的创办人，便改变了初衷，决定加入富国投资，来北京工作。

在富国干了四年后，古永锵认识了张朝阳。据说，两个人见面是谈给搜狐网投资的事，结果谈了一会儿，古永锵就成了搜狐的第一个高管——高级副总裁兼CFO，那时候搜狐只有100人左右。

在搜狐，刚开始的时候古永锵专注于做融资。主导搜狐上市后，古永锵开始接手运营了，包括企业发展、销售、市场、产品。2001年7月古永锵当上了首席运营官，后来又做了总裁。

2004年底，古永锵跟张朝阳提出了离职的想法，理由是陪妻子去美国读书，自己也放松一下身心。当时外界对此有颇多解读，一种说法是，古永锵加入搜狐时的目标基本都已经达到了，他想找一个创业的环境。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古永锵有“功高盖主”之嫌，开始被张朝阳冷藏。还有一种说法是，其他公司要挖古永锵跳槽。

当然，这些猜测早已经有了答案，2006年，古永锵以优酷创始人的身份再现江湖。

优酷的出现，让很多官方没办法报道的新闻在网络上呈现，比如，张钰事件、沈阳大雪、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不过，古永铿最精彩的一部大戏和视频新闻无关，而是优酷与土豆的合并。

2005年1月，比古永锵小七岁的王微创办视频网站——土豆网。显然，王微创业比古永锵早、产品上线比古永锵早，甚至连上市申请都早六天提交。可是，最终王微落到了古永锵后面。2010年冬天，优酷在纽交所上市，市值30亿美元。八个月后，土豆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7.1亿美元。

有人说，是王微运气不好，因离婚事件而影响了上市计划。私人生活暂且不谈，做了几年的竞争对手，土豆网和优酷视频的正面冲突从来没断过，一度因为“康熙来了”的版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而就在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敌人”的时候，2012年3月12日，优酷和土豆共同宣布双方已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最终协议，优酷和土豆将以100%换股的方式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将命名为优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优酷占股71.5%，土豆占股28.5%。优酷的美国存托凭证将继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代码YOKU，而土豆网则将退市。优酷创始人古永锵出任新公司董事长和CEO，土豆创始人王微则进入董事会。

这个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一度成为最热点的行业新闻。毋庸置疑，古永锵责无旁贷地成了中国最大视频网站的掌权人。

两家合并后，古永锵一直都强调，这些年，其实他跟王微私下是好朋友。这也许真不是场面话，古永锵的确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他对外一直保持着温文尔雅的形象，即使是反对或者拒绝，也会表现得很有分寸和礼貌。

曾有人形容，狮子座的古永锵就像是放在电冰箱里的一块手表，勤奋、精确、冷冰冰。但实际上，古永锵有着招牌式的笑容，你可以认为不真诚，但不能忽略他的亲和力。

每年公司年会，有煽情的场面，古永锵也会落泪。他有感性的一面，只是理性的一面更多些。他已经不是别人公司的经理人，他是个创业者，他追求赢，而且必须赢。况且，古永锵有着丰富的职场阅历与资本运作经验，他赢，一定有道理。

无论在香港还是美国，陈可辛和古永锵都没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却在北京相遇，而且生命轨迹都跟影像有关。

2012年，陈可辛在北京租了一个公寓，他真正开始在这个城市生活。陈可辛比一般香港人普通话说得都好，但他还是很努力地学习北京话，因为他不想别人用外地人的眼光看他。

1994年刚来北京工作的古永锵，也是一点点地学习普通话和汉字，现在，如果他不说，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

陈可辛说，只有香港让他有家的感觉，因为与他一起成长起来的朋友都在香港，在香港他有自己的圈子，而在北京，建立一个圈子很难。而古永锵现在在香港去很多地方都要问路，他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香港人。

陈可辛非常喜欢说一句话：年轻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最后却发现最大的坚持是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我想，在寻梦的路上，陈可辛与古永锵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特别是在他们慢慢开始熟悉的异乡。只不过，改变的多或者少而已。

合伙人相处之道

一段不能回头的创业路，一段不堪回首的兄弟情，创业真的能够让朋友反目、兄弟阋墙？合伙的结局，难道只有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阻挡我们前进的是艰难的世道，还是身边的兄弟？一位是成功的创业者，一位是著名导演，两位大佬，展开一场关于创业和合伙的深入探讨。

古永锵：我一直认为，导演电影跟创业挺像的，都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实现一个梦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陈可辛：以拍电影来说，从摄影师到录音师，到演员，到编剧……都必须是非常专业的。如果不够专业，就会被人一眼看穿。只有一个岗位不需要专业的人，就是导演。只要整个团队都是专业的，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他们会给你选择，我常说做导演就是做选择题，运气好你都选对了，结果就是对的。导演可能跟一些企业的CEO很像，就是一个整合的工作。

古永锵：2013年5月18日，你的首部反映大陆青年创业的影片登上银幕，而且取得了非常棒的票房。我听说，这部电影本名为《中国先生》，但在片子剪辑完成后，改名为《中国合伙人》，对于你来说，“合伙”一词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吗？

陈可辛：在我看来“合伙”才是这部电影的精髓所在。有一个片段让我感触很深：当程东青跟那个孟晓骏吵架吵得最厉害，快翻脸的时候，王阳邀请他们去参加婚礼。婚礼上，王阳在台上讲了三句话：“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不要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不要跟朋友合伙开公司！”

古永锵：我同意这个观念。我当年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也有一些一直想创业的朋友可以合作，但我也听过一些其他创业者的忠告，还是要把最亲密的朋友跟创业分开。

陈可辛：但是很难分的，因为有些时候你们会志同道合。而且你可能不找最好的朋友来合作，但是你找了个志同道合的人，结果也会变成朋友。

古永锵：我曾在1997到2007年的时候，跟很好的朋友在上海阜新公园一起投资创办了一个创意酒吧，叫PARK97。但是我们不想因为工作而产生一些矛盾，所以当时我们四个合作伙伴，只有一个主导的，另外三个人其实是投资的。所以，我觉得投资可以，但是四个人一起去经营的话，就会很困难，会有风险，会形成矛盾。

陈可辛：我就经历过不愉快的合伙关系。我真的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开过公司，结果因为种种的原因变成了好人坏事，所以我对“千万别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这句话感触很深。《中国合伙人》影片的背后，也有我多年亲身经历的难言过往。

当年，我跟五六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创立了UFO公司，因为我们要电影的话语权，只能把几个比较好的导演联合在一起，形成一条战线，但是结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特别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1994年、1995年的时候，我执导的《金枝玉叶》很卖钱，TVB因此用了1000万把我们以前的片库买了下来。本来我们可以把这笔钱分掉，但当时的老大曾志伟，用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香港所有电影公司做到最后都是亏钱的，因为电影是上上下下，像是赌博。想不亏钱只有在经营的过程中，不要租房子，要买房子，公司以后不做了，房子还在，房子肯定是赚钱的。

其实他的逻辑是对的，但那个时候是1994年，我们每个人对将要到来的1997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包括政治前景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我跟志伟说：“我觉得这对大家不公平，因为你把五个对未来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的人，用一个物业绑在一起，这一绑就是一辈子。可电影不是做一辈子的，我们最强就是这十年，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绑在一起。”

而且钱也不够买物业。我们当时在九龙塘租了一幢两层的楼房，5万块港币一个月，如果买要花2000多万，而我们挣的钱只有1000万。把1000万放在房子上之后，还要供1000多万，也就是每个月要付10万的贷款，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也跟团队其他合伙人说“三思”。他们在开会之前都赞成我的说法，结果一开会，志伟讲了他的想法，所有人都举手同意他，就变成我一个人觉得不行。

当时，我觉得真的待不下去了。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这是一个爆发点，后来，我觉得我要放假了，就离开香港去了国外。

最终，UFO也以离散收场，我们投资的地产也被贱卖。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尝试和朋友合伙。

我曾经说，我没有朋友。别人告诉我不要这样讲，这样会让你的很多朋友不高兴。但我对“朋友”的定义其实是要求很高的，到我这个年纪，不能说完全没有朋友，但平等交流的、会想念的、义无反顾为对方着想的朋友，真的很少。

古永锵：有时候合伙人之间，如果因利益绑得太紧，又不够志同道合的话，就很可怕。所以在创业的时候找合作伙伴，或者找投资伙伴，大家的目标与方向一定要是一致的。很多时候，影响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公司成败的，往往是背后的故事。

陈可辛：要大家方向一致、需求一致，还要对公司的贡献能匹配，这样的团队是很难的。不过，我听说你离开企业高管的位置，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依然选择了和自己多年的老友合作？

古永锵：因为在选择一个行业创业的时候，肯定要找一些有共同工作经验的人，可能以前是在同一家公司做过，或者以前是合作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

有一些朋友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爱好，而不是工作关系。比如说我们公司总裁刘德乐，我们十几年前曾共事过，后来大家在不同公司，但我们是打网球的球友，所以一直都有联系。因为工作关系，然后成了朋友关系，我觉得合作起来会好一些。

在我创立优酷的时候，公司名称注册为“合一信息技术”。“合作第一，一人一口”，是我心中对合伙精神的诠释。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一口，不管是大口还是小口，良好的协同合作，良性的内部竞争，才能吃好这一口。

讲合伙人之间的合作，很多人就会误会合作等于和谐，但是其实合作不等于和谐，合作是不同的意见的融合。在很多方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核心团队经常会争吵，去讨论事情。大家能充分讨论、直白地沟通，甚至有一些比较犀利的观点，其实也是合作的基础。

陈可辛：我绝对同意，我觉得和谐90%都是假的。和谐就是没有沟通，而且可能是大家放弃沟通，得过且过。真的要去发现问题的中心，一定不会和谐。我非常相信吵架是好的事情，别说合伙人，就是夫妻、朋友，我觉得吵架都是基础。吵架才代表你还认真地对待这个关系，不然讲都不讲了。表面没问题，实际是大问题。

但如果碰到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就会以为你吵架是一种强势，是你在骂他。

古永锵：那你跟演员，或者摄影，讲话会很狠吗？因为我自己很纠结这个问题。

陈可辛：我对演员是不会的，我讲的是合伙的关系，在公司里合伙人的关系。

古永锵：在公司你也会拍桌子、扔东西吗？

陈可辛：都会。我开会绝对是非常强势，因为我很少坐那儿不讲话只思考。我的思考方式是通过言语去思考。我很多时候讲的话，绝对是真心的话，可能还没过滤，但过滤了就没有那个想法了，所以我是直接讲。可能会刺耳，但是跟我熟的人，就知道可以反攻，可以回骂我。当然跟我不熟的人就以为我是导演，地位高，是在压制别人。所以在现场拍戏，有太多陌生人，太多面子问题的时候，我对演员是非常客气的。而且演员、摄影师都是艺术家，你在现场把他们的尊严打碎了，他们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其实你跟土豆的合作更有挑战性。两个做得都很好的企业走在一起，磨合期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

古永锵：其实两个平台在竞争的过程中，反而有很多东西要趋同，但是合并之后优酷会更优酷，土豆会更土豆。优酷相对比较主流，而土豆更多是年轻人的视频平台。从年龄段，以及内容方向上看，因为大家在一起，反而可以有更多的差异化。

合并之后，我们没有去扩大规模，而是在现有规模里面去优化，去产生协同效应，所以目前来讲合作还是挺顺利的。

优酷、土豆曾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是大家不知道，我跟王微其实是挺好的朋友，我们的很多想法，包括对行业的认知是很一致的。当然两个团队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但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觉得合并后，我们一直在往总体的方向走，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就一起探讨，很直白地讨论怎么去优化。现在我们已经从合并期到了一个整体优化的阶段，在优化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新的机会。这也是一种新的创业。

陈可辛：当初优酷和土豆的合并让业内很震惊，我觉得你在尝试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在和整个优酷和土豆团队所有人合伙。不过，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事实和你所期待的一样吗？

古永锵：以视频互联网的角度来讲，优酷和土豆作为行业里面的第一跟第二大的视频网站，结合在一起，会越来越成为一种行业标准。未来会真正进入多屏合一的时代，从PC跟笔记本到平板电脑，到手机，甚至以后会有更多的互联网终端。以后我们一方面是跟电视台合作，另外，每一次有新的技术产生，内容演绎的方法及可能性也会有延伸，我们希望可以跟整个行业一起发展。

视频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也就六七年的时间，还是有很多路要走。随着宽带越来越普及、终端越来越多，内容形态会越来越多元化。

我觉得，优酷和土豆都是互联网里最早做视频的平台，大家想看视频的时候，肯定首先会想到优酷跟土豆，品牌的力量是可以让我们继续在行业中领先的。而且合并之后的团队也是非常团结的，我们有很好的合作跟分享的包容性，这些都是在变化里能够跟上时代的关键。

陈可辛：其实我们每部电影也是一个合伙关系，演员、编剧都是合伙人。虽然电影成功的时候叫导演作品，大败的时候，骂的也是导演一个人，所有一切都是导演承担，当然导演是领导电影方向的人，但是这也不公平，电影是很多人在一起才能做得成的事情。

我觉得每部电影的团队都是合伙人。而且合伙人可能都是艺术家，都是敏感的人、固执的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更容易有摩擦，其实每部电影大家都有摩擦。

古永锵：可能电影导演，或者制片人，就像公司的创始人一样，在大方向上有一定的梦想，这个团队的所有人都要认同这个梦想，并愿意一起去推动这个梦想的实现。

一个公司的成败，或者说一部电影的成败，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做得完美，每个人的强项都不一样，才是关键的成功要素吧。

猎梦者的心声

同样是源自父亲的影响，陈可辛和古永锵走上了各自的猎梦之路，但是奋斗和成功之间却横亘着无数次的失败、痛苦和纠结。

古永锵：你做导演的这个梦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可辛：我的电影路是非常直的，不曲折，也没有有趣的故事，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导演，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是我爸爸成就了我的成功，他常跟我说，他没成功，所以会给我动力让我去成功。我跟我爸爸的关系非常好，从小就像朋友一样聊天，所以从小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他讲。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电影，常看电影之后，他喜欢的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他不喜欢，到今天我们都常为了电影而吵架。

古永锵：我父亲是比较严厉的，但是也很开明。当年我要创业的时候，他大力支持。很多人都说，希望孩子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我想，我爸当年那么支持我去创业，可能是他早就想创业，但因为他是个公务员，而且是做得很好的公务员，等他真正能出来创业时已经是退休以后了。所以，当我决定创业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现在不赌，以后什么时候赌？在你年轻的时候很多方面都可以去尝试，退一万步还可能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创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有时候要实现梦想，或者敢去冒险，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

谈到梦想，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除了医生以外，什么工作我都想过。而现在我觉得其实梦想就是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

陈可辛：那么多人想做电影，很多年轻人跟我说要做电影，我都说，你搞清楚，你是喜欢做导演那个光环，还是你真的喜欢电影？而且喜欢电影，不代表就能做电影，喜欢看电影跟能做电影是两回事。

古永锵：最近几年我们也在拍微电影，常看到很多微电影的导演非常执着，也很有想法，但是真正能够做出好作品的人，比例很少。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门槛蛮高的一个行业。

陈可辛：电影很难，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经验。我现在看我拍的第一部电影，都觉得挺恐怖。每部电影都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智，我的成熟跟不成熟的程度、我当时整个人的状态。

古永锵：拍《甜蜜蜜》的时候你多大年纪？

陈可辛：拍《甜蜜蜜》的时候我33岁。我现在跟很多很固执的年轻导演很难谈得来，他们常说“我一定要这样”，因为他们只有一种方法，能把这件事情做成。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想了一套镜头怎么拍，一点都不能动，只要一改动，我全盘计划就毁了，因为我不知道第二种拍摄方法是怎样的。

现在我才知道，拍电影是越开放越好，在拍摄的时候，你要使每个人都工作得很舒服，他才能给你最好的，尽管最好的也有20%是没用的，但只要能剪得掉，就要给他演。因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他们都有脾气，都会缺乏安全感。

古永锵：我经常讲，做一个创业者，EQ比IQ重要，你不用样样都精，你不需要每个方面都专业，太专业了反而不好。

陈可辛：你什么都知道了，就没有人帮你。其实很多时候，一个镜头拍错了，也不代表什么，还可能是这部电影最好的镜头。

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大家都说《甜蜜蜜》最好的一个镜头是张曼玉看到曾志伟的尸体，笑了一下再哭。其实这是张曼玉拍的第一条，拍完之后，我是觉得演的痕迹太重了，就说不要那个笑，再重新拍，结果她拍了八条之后说，她把所有亲人，连狗都想到了，真的哭不出来了。那就只好不拍了。结果回去剪片，最好的还是第一条。我起初判断觉得不对的镜头，反而成了整部戏最精彩的镜头。

古永锵：往往直觉未必一定对。

陈可辛：是的，那你当年从美国回来是为什么？凭直觉吗？

古永锵：我1994年决定回来，很大的原因是在美国的环境中，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有天花板，到一家成熟的公司，或去做创业投资的话，都已经成熟了，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但是中国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好多行业都产生了很多的企业家。

当时创业公司整个生态链或者环境都没有现在的成熟，我们在做创业投资的时候，发现很多项目要亲力亲为，也碰到很多很多的难题。所以我觉得时代的改变，产生了很多新的创业机会，也产生了创业的环境。

陈可辛：你觉得现在创业会不会比20年前更容易一点？

古永锵：从组织一个团队跟融资的角度来说，的确好很多。比如20年前融资可能要跑遍世界各地，现在全球大部分的资金都在国内，而且现在有很多专业的人才。

我常说，创业需要合适的人、财、事，以及自己真正喜欢和有感觉的领域。1994年，我初返大陆的时候，一切都不具备，于是我进入到互联网公司，跻身高管，开始了自我的修炼和打磨。几年之后，我才开始创业。

陈可辛：那你创业时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个行业？

古永锵：我也在香港出生，我长大的地方是五台山，叫广播道，香港所有的电视台都在那儿。我小的时候，常看到电视台有明星来的时候，好多粉丝在外面围着。后来，即使有1000人等着刘德华或者别的谁的时候，我都见怪不怪了。

陈可辛：那个时候还是香港电视最辉煌的时候，而且也是香港电影的开始。因为电视台的辉煌，使那些电视台导演进入了电影圈，才有了新浪潮。你讲那个年代，完全是香港最黄金的年代。

古永锵：对，所以我爸跟电影、电视一点没关系，但是因为在广播道的环境里面，我跟电视台一起成长，潜移默化中对电视有了感觉。做视频网站其实就是互联网版本的电视。所以这也是天意。就好像你在电影世家里面长大，我是生活环境跟电视台有关系。不过这个行业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创业过程，是一个兴奋的过程。

陈可辛：我是觉得你们想象力很棒，因为你们做这些决定，守的时间比我们还长，我们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工业，电影做了100年了，模式是一样的，不过是不同的故事。

但你做的这个东西，可能要四五年都在守，有些人守不到，就失败了。

古永锵：如何去适应环境的变化非常重要。1997年、1998年我入行的时候，互联网还是窄带时代，主要是图文传输。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看到了宽带普及率，以及真正的视频用户体验。三网合一的趋势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像你刚才讲的香港的电影工业在某个时间开始启动，我也是找到了临界点。实现梦想，一定要找好时间，时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陈可辛：前瞻性很重要，然后还要坚持，这也是做导演最需要的。但创业的周期比拍电影会更长一些。

古永锵：对，刚开始创办合一的时候，只是有个总体的大方向，看到三网合一、多屏合一的趋势，但实实在在的产品模式、内容模式，当时只是有一个概念而已。很多想法都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演变而来的。

陈可辛：因为看准了未来的趋势，你和你的团队，满是干劲。但虽然实现了电影梦我还是充满了纠结。

这几年，中国电影都盲目地往大片，尤其是古装这一方面去发展。当然，这也是有理由的。从审批的角度说，古装比较容易过审；从盗版角度说，古装比较让观众进影院的时候觉得买票划算，因为能看到很多视觉效果。

很多人告诉我《甜蜜蜜》好看，但他们大部分是在家里电视上看的，能够在家里看的电影大家都会在家里看，因为会便宜很多。这些原因都使在中国大陆市场拍电影，只能拍大片。大片毕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东西，而我偏偏又是一个从开始做导演就是拍生活的导演。

我在拍《投名状》的时候有一次濒临崩溃，君如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自寻烦恼，拍爱情片就好了。我跟她说，我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想拍大制作，但我觉得这可能是让习惯用电视、电脑看电影的人重返影院的唯一方法。

古永锵：《投名状》让你获得不小的成功，但感觉你舍弃现实主义，拍摄动作电影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无奈。

陈可辛：这世界就跟我的电影主题一样，从童真失落感到成长改变，最后就是回不去了。世界往前走，你就不能回头望，可能我这个年纪讲这些话，大部分人会没有共鸣，因为我经历过一个没有录影带的年代，那个年代电影院的价值非常高，要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唯一的渠道就是去电影院。一两年有一次电影节，才有机会看到一些经典的老电影，比如《齐瓦戈医生》《飘》《乘风而去》……所以那个时候电影会三五年就重演一次，要排队去电影院看。但从1976年发明了家庭录像系统开始，情况就改变了。之后再变成VCD、DVD到现在的互联网等，机器变化已经不大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以前那个年代了。

古永锵：我也同意你的观念，电影应该要在大屏幕看，但现在这个屏幕从平板到手机，已经越来越小了。

陈可辛：手机我是不能理解，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手机上看了。

古永锵：好多人可能是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脑，手机就是他唯一的终端。而且在路上的时候，也没有其他终端。

我们开始还以为，手机屏幕小，很多人只会去看一些短的片子，比如新闻。后来发觉好多人也会在小视频上看大内容，一些公司老总还跟太太坐在床上或在被窝里用手机看电影。所以有时候用户习惯的东西呢，很难去改变。

陈可辛：其实很难说。你年轻的时候觉得要怎么样，到最后就一定这样吗？苏芮有一首歌《一样的月光》，最后的歌词我很喜欢，“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开始的时候都要改变世界，但是成功之后就发觉，原来被世界改变了。当然你被世界改变的时候，可能你也改变了一点世界。但没有几个人真的是能够像年轻的时候，按心目中想象的那样改变世界。

古永锵：但是你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改变一些东西，最起码是你周围的环境，或者说你从事的行业。

陈可辛：对，所以当一个人最后知道，改变不了世界的时候，他只能坚持一点，不被世界改变。

古永锵：这点也不容易。我现在做的是一个“中国梦”。“美国梦”其实很简单，有车有房，有两个孩子，有点像中国提的小康社会。但是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梦”或许可以做更大，我们更有可能实现更大的梦想。

陈可辛：我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我将自我看得很谨慎。很多时候，我都不会说我要做导演，永远觉得自己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梦想，但是都不肯定我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编导手记

一直很喜欢陈可辛的电影，从《甜蜜蜜》到《如果·爱》，以及随后的《投名状》和《武侠》，他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把一段段看似已经俗透了的故事讲述得与众不同、亮点迭出。纪录片导师陈虻曾经说：看一个导演的水平，不是看他最好的作品有多好，而是要看他最差的作品，这是一个导演的底线所在。在如今这个烂片横行、大导堕落的年代里，独善其身不秀底线的导演真的不多了，陈可辛就是其中一位。

因此，当得知陈可辛愿意上《老友记》节目之后，大家都很兴奋，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能和陈可辛对话。“优酷老友记”是一档财经跨界栏目，最好是一个有着电影情怀，同时和陈可辛的人生有些交集的商界大佬。目标限定如斯，嘉宾面目则迅速清晰起来：我们身边最熟悉的大佬——古永锵。古永锵在优酷内部的名字叫“V酷”，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Victor Koo”，省略成“V酷”之后，视频气息的“V”，以及优酷感觉的“酷”，二者兼具，颇有气势。他少年时家住香港的“五台山”广播道，附近都是TVB之类的电视台，经常见粉丝云集、明星出入。因此耳濡目染喜欢上了影视。虽之后投身商科并转战IT，但修习电影学一直是他的梦想，可谓是IT界最懂电影的大佬。因此，请“V酷”出山对话陈可辛，就再合适不过了。结果，稍作沟通，“V酷”欣然愿往。

现场的谈话也的确出乎我们的预料，这次录制是两人的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原本计划的两小时对谈时间，直接翻倍，最终进行了四个小时。两个人相谈甚欢，从电影到人生，甚至谈到了做父亲，以及如何面对生死，这些早已超出了我们录制计划的范畴。后期剪辑的时候我们看到，每次陈可辛谈到片场趣闻，以及导演细节的时候，“V酷”的眼睛都会闪光。也许，“V酷”的电影梦一直不曾放弃，自执导筒抑或可期。

陈可辛让我最难忘的段落出现在回访中，为了完成《老友记》特别节目《献给朋友的歌》，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他最好的朋友是谁。陈导很直接，他说他没有朋友！他认为朋友应该是像电影中那样的情深义重的人，但现实中，那样的人，对他来说太少太少。虽然我认同他的说法，但是他坦诚犀利的表述，还是让人吃惊不已。也许，陈可辛的人生就是在讲故事，有时候通过故事回望现实，眼神会变得辛辣许多。而古永锵的人生本身就是一连串的传奇故事：少年离港，求学美国，青年回国，由投资人化身经理人，并最终厚积薄发中年创业，每一个人生节点都充满了传奇和闪光，只不过温润内敛的性格，让他不愿过多阐述自己的故事而已。

讲了一辈子故事的人，遇到了一辈子就是一串故事的人，也许他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优酷《老友记》导演：韩潇）

CHAPTER 10　老男孩的美食生活

汪小菲/宋柯

2013年5月中旬，一款复合茶饮料——合润麟私家茶在北京、上海相继与消费者见面，为这款茶饮代言的人是著名演员、歌手大S，而其研发、销售公司——合润麟（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正是大S的丈夫、俏江南集团总裁汪小菲用半年时间搭建的创业“新平台”。

提到汪小菲不能不先说说他的母亲张兰。

张兰，俏江南创始人，现任俏江南集团董事长。曾经在湖北农村放过牛、担过水。早年留学加拿大。1991年从加拿大回国后进入餐饮业。她在加拿大端过盘子，伺候过一大家子台湾人，在美容美发店帮过工，甚至扛过猪肉……当她回国开餐馆后，更是当过厨子，干过跑堂，做掌柜、开票、采购……经过10年的餐饮经验与资金积累，于2000年创办了俏江南品牌餐厅，并大获成功。从一个靠餐馆起家的“阿庆嫂”，做到如今餐饮江湖当之无愧的“大姐大”，张兰绝对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企业家。

1981年出生的汪小菲是张兰的独子。他16岁赴法留学，22岁以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设计专业和加拿大圭尔夫大学酒店管理MBA的身份回到北京。汪小菲回国后接任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担任俏江南餐饮集团的执行董事，负责集团的海外推广、设计及时尚创意。

与其母亲相比，媒体对汪小菲的身份界定一直比较模糊，按说他应该算是企业家，但因为经常跟娱乐圈的人混在一起，所以他的名字会更频繁出现在娱乐版。黄奕、周迅、章子怡、张雨绮……这些女星都曾跟汪小菲扯上过绯闻。

一度，汪小菲被人们认为是“富二代”，是玩弄女明星的花花公子。他自己并不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更反感所谓“京城四少”的称呼。汪小菲一直想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个干事业的人，他曾在微博上写道：“我每天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靠着别人的成就来完整自己。要不是自己家人，谁认识我是谁呀？”为了俏江南的发展汪小菲做过很多努力。有一件事，他做得非常漂亮，也是至今让他为之骄傲的事情。

2007年2月的一天。汪小菲率领俏江南团队一行四五人，推着一辆拉货车走进2008年北京奥运会餐饮服务商竞标会场。拉货车上摞着五个大纸箱子，每个纸箱里装着一套俏江南为这次竞标精心制作的标书，每套长达3000多页，五套加起来总共16000多页。当时，大多数企业上交的标书只有几页、几十页，俏江南的标书自然鹤立鸡群。

投标结果可想而知，俏江南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定点餐饮提供商，而且是唯一的中餐企业。

这些厚厚的标书，是汪小菲用了20天时间，带领团队不分昼夜赶制出来的，凝结了他的智慧与汗水。他以为可以证明自己了，却很少有媒体去关注他的努力。在拼凑关于他的种种报道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汪小菲就是个纨绔子弟。而且身为俏江南餐饮集团的少东家，他也符合人们对于“花花公子”的一切想象：年少多金，高大帅气，风度翩翩，留过学镀过金。

特别是2011年3月，汪小菲在三亚迎娶了明星大S后，这段婚姻引来公众对他更广泛的关注，媒体又开始对他百般折磨。以前，面对传闻，他很少反击，这一次，他有点怒了，他不明白，他只不过想要一个家庭，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质疑，为什么那么多人恶意丑化他。这也促使他做出要改变形象的决定。

同年6月，汪小菲正式接任俏江南集团CEO的职务。和母亲狂飙突进般地开拓事业不同，汪小菲接手俏江南后，开始了自己的变革举措：号召环保，取消了鱼翅菜品；推出半份菜品，支持勤俭节约。一系列紧跟时代的举措，也让人感受到俏江南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在执掌俏江南一年多后，汪小菲开始展露峥嵘。

“以前我最讨厌听到的就是，有人说‘他们家是开餐馆的’。在中国，餐饮业被认为是三教九流的行业，什么人都能干。但是现在，我特别感激人家说我是厨子，你要说我是厨子、说我是开饭馆的，我打心眼里谢谢你！我就是想把这行干好，我就是干这个的。”汪小菲开始放低姿态，卖掉了当年倾注很多心血设计的高端会所——“LAN CLUB”，并将俏江南开到了妻子的娘家——台湾。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回归本初，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能吃得起的菜。

“我觉得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专注，专注一个品牌。咱们有这么大的市场，先把市场做足了再去做第二个品牌，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公司在一定时间内，就只做俏江南这一个品牌。”但是这话还没说多久，“合润麟”便横空出世。

不知道“合润麟”算不算汪小菲的第二个品牌，抑或是俏江南品牌的延伸？除了大S代言的茶饮料，这家公司还承担着俏江南零售业务的开拓重任。2013年6月初，汪小菲与北大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推出多种规格包装的俏江南甄选北大荒大米，进入商超、网店等零售渠道。而在此之前，汪小菲已经运作了俏江南品牌酱料。

与汪小菲从小就有的生意头脑不同，曾是中国知名音乐人的宋柯，做餐饮是半路出家。宋柯曾先后推出了朴树、老狼等歌手，多次出任超女评委，并成功签下过李宇春。转战餐饮业后，他把烤鸭店经营得风生水起。

宋柯、汪小菲，同在北京长大。20多年前，北京还是个安静的古城。宋柯刚刚考进位于北淀的清华大学，学习环境工程，当时的他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很快就将和环境专业绝缘。就在宋柯读清华的时候，汪小菲住在这个城市东边朝阳区的一间普通平房里，过着简单的生活，每天约三五同学相伴上小学，晚上回家自己生炉子。每隔几个月，赶上父母心情好的时候，才有一次开洋荤的机会。

朝阳和海淀，对于20年前的宋柯和汪小菲来说，就是两个城市的距离，虽然他们曾共同生活在北京，却从未擦肩而过。但对于他们来说，那个年代的北京是最值得怀念的。

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里，不管多么清贫和普通，汪小菲和宋柯都有着最美好的青春。如今再也回不去了……

从音乐到美食

娱乐界里最善于干餐饮的音乐才子，密会餐饮界里最娱乐的少掌门人，从厅堂到厨房，谁又在碗里打江山？60后的“老宅男”对话80后的新掌门，讲述浓情音乐、香辣川菜背后的成长故事。

宋柯：你知道吗？我是大S的粉丝。

汪小菲：我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成了粉丝了？

宋柯：从《流星花园》开始。《流星花园》是我第一次看台湾的偶像剧，也是唯一看过的偶像剧。我用了一个半天加一晚上看了17集。

我想问你大S会做饭吗？是俏江南师傅做的饭好吃，还是大S做的好吃？

汪小菲：她在北京家里的时候每天都做。我结婚以后胖了20斤。

宋柯：大S主打什么菜系？台湾菜？

汪小菲：川菜也做，主要是煲汤。她买了好多相关的书学习，做的菜又养生又好吃。

有一次她真把我打动了。那天我有点难受，就说想吃饺子。她问我：“速冻饺子吃不吃？”我说：“不想吃。”然后就睡觉了。夜里3点多，她把我晃醒了说：“起来吃饺子。”我问：“哪儿来的饺子？”她说：“我弄的。”她真的从头到尾，发面、剁馅、擀饺子皮、包饺子都是自己做的，而且还包了两种馅，一种是胡萝卜羊肉馅，一种是猪肉大葱馅。

所以我觉得厨师的菜很好吃，但是我太太的菜更好吃。

很多人曾质疑我和大S的婚姻，其实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在乎身份，更不能拿结婚这件事情当儿戏。我和大S结合，并不存在我刻意找女明星，更提不上花心了。结婚就是我想有一个家，觉得这个家一切都是好的。在跟我太太见了面以后，我就觉得她是特别贤惠又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很正确的，最起码现在心里是踏实的。

宋柯：与大S相识20天后闪婚，好像是你最果断的一次决定。相对于大胆、强势的母亲，大家都觉得你是被遮蔽在羽翼下的男孩，你觉得自己与母亲的性格差异大吗？

汪小菲：我妈是比较有激情的人，想什么就说什么，身边朋友特别多，她是很热情开朗的一个人。

四川餐厅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四川人，她却是一个北京人。俏江南厨师差不多有2000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她能把大家团结在一块儿是很了不起的，她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很有凝聚力。

我可能是小时候就去法国的原因，我不像她那么爱张罗，那么开朗，她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我就有点做事犹豫不决的，只有娶媳妇这事很有果断力。

宋柯：这事最大，这个果断力最棒。

汪小菲：回国之后，我到母亲一手打造的俏江南就职，未来的人生轨迹似乎早已被规划好了。2011年，我和大S结婚后不久，俏江南台湾店盛大开张。但是两个饮食文化还是有差异的。

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客人向我投诉，问我：“水煮鱼里面的汤为什么不能喝？”我说：“汤里全是油啊，这是我们的特点。”我跟他讲半天，最后他才明白，可是他不理解，因为台湾的麻辣锅的汤都能喝。

台湾店，是俏江南唯一的大陆之外的分店。长居店内打理，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台湾文化被全球化商业气息侵蚀的现状与无奈。

大家都说台湾保留中国文化最多，但我发现认识台湾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些不太讲文化的人去了之后觉得又破又差，楼没我们这儿多，现代感也不行。第二阶段是去台湾发现那儿太有文化了，中国文化全都在那儿保留下来了。我现在经历了第三阶段。我发现台湾的中国文化保留真不多，就说吃饭这块儿，他们讲究吃食材，你跟他讲这毛血旺的汤要熬多久，没有什么人会关心。我觉得美国文化、日本文化，还有现在全球消费一体化，对台湾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宋柯：我跟你想法一样，但我是觉得根本的东西还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在世界扁平化的今天，一切传统的味道，都在让路给功利和实用的价值观。餐饮业也是如此，大家总觉得川菜就是下里巴人，而粤菜就是阳春白雪。听说以川菜起家的俏江南也一度放弃初衷，尝试着做起了粤菜？

汪小菲：一年多以前，俏江南走偏了一段时间，出了好多粤菜，有的店恨不得自己出新菜，烤鸭、鹅肝都上了。后来有一次，我买了本书是讲星巴克的。我感觉俏江南很多特质跟星巴克有点像，里边有一个小故事，让我很有触动：2008年的时候，星巴克遭遇了一轮危机，在全球关了好多店。总裁舒尔茨说他干累了，想提拔一些新人来给他们发挥的空间。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就没怎么管公司。有一天，他进了一家星巴克，闻那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全是烤面包的味道。店员一看老板来了特高兴说：“老板我们现在营收比以前增加了30%，现在有了早餐面包，星巴克相关产品也卖得特好。”但他发现，虽然客单价上升了，财务报表提升了，可是咖啡没怎么出新款，客流量也下降了20%。他觉得这是特别危险的信号。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停止做早餐，但隔了半年吧，客流量又大幅下降。他只好宣布重新回来。又过了三个月，他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全球的星巴克，在同一个时间，全部都停业关门，对外出了一个告示说：“为了给您做出最好的咖啡，3点到5点我们不营业，进行内部的咖啡师培训。”他也真的在每个店安排了一个特调咖啡师的岗位，就培训一种咖啡——意式浓缩咖啡，全球星巴克都要做出最好喝的意式浓缩咖啡。这一下把星巴克的咖啡文化又带回来了。

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们也要回归本质。那我要做什么呢？咱没咖啡那么高级，就做最有特色的毛血旺。看似很粗糙，但需要很用心地去烹调。我就把全部的厨师长通过微信召集在一起，办了一个全国的毛血旺大赛，从这个中间了解了川菜文化，最后让人知道俏江南的毛血旺是最干净、最用心的。果然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说吃毛血旺去俏江南。

我觉得干餐饮这一行就是得踏实，没别的事，就是服务还有菜品，把原始的东西好好做。音乐也是一样，你看现在也是复古风。

宋柯：外国每年巡演最赚钱的艺人，排前十名的大概也没什么新人。这跟岁数跟流行年限没关系，你刚才的话让我很受启发，其实菜也是这样。你创出20个新菜来，可能也不如把一个老菜做好。

汪小菲：老菜里面加点新料，加新的方式。好多人说做企业，就要把企业当儿子一样养，要追求完美。我觉得这是创业者的想法，说不好听的，就是你把你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这是不行的。现在90后的员工越来越多，靠洗脑、喊口号那套已经行不通了，还是要更理性地管理，更理性地做人。

去年我们开了20家店都在二、三线城市，北京只是菜品服务在更新提升。我觉得那些老一代创业者，有一种创业情怀，特别有激情。大家总是说中国在快速发展，今天我们不干明天就没机会了，要抢在别人前边，多一天是一天。但我跟员工沟通时说：“从秦始皇到现在，5000多年历史了，每个朝代都有机会，机会永远都存在，只是你要有能力去迎接这个机会。”

我觉得像咱们干自己比较喜欢的事，就踏踏实实地把事干好了，找到问题不断去改进。

以前我特想做点有品质的，比如像会所，特别漂亮，为一小撮人服务，带动和改变一些人的品位。但是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做一些让大家都能享受的东西，才是高兴的。

北京味道

两个男人，一段乡愁，少年时的冲动，长大后的怀想，愤怒，呐喊，忧伤……放不下也挥不散的欲望，没离开却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汪小菲：这两天我看微信朋友圈里，都在怀念北京的过去，怀念后海、什刹海，怀念当时的天气，你觉得北京的天气变化真的很大吗？

宋柯：太大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有。我记得，90年代末已经有沙尘暴或者雾霾，之前真没有。那会儿虽然工业大发展，冬天很多人家在烧煤，烟筒会冒点黑烟，但是那时候天是蓝的，跟现在雾都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汪小菲：我的印象就是土大。

宋柯：沙尘暴可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事了，我们小时候没有沙尘暴。

汪小菲：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春天柳絮很干净的。

宋柯：对，80年代空气还是挺好的。

汪小菲：八几年有一个亚细亚餐厅，在三里屯那儿的一个西餐厅，你去过吗？

宋柯：那会儿我应该在美国。其实最早全聚德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地方，去全聚德还是去分店不敢去总店。那会儿北大门口有一个分店，哥儿几个凑好几个月零花钱，一只烤鸭上来，大概在30秒钟之内就没了，然后大家开始喝啤酒，因为也弄不起别的了。去平安里那边什么柳泉居吃饭，都算吃大菜了。

汪小菲：那个时候感觉跨一区域特别远。

宋柯：那会儿我们从学校去趟和平里，一天时间就没了。先骑自行车骑到总站，在总站坐车，下来还得再走半天才到。我们有个同学家搬到安慧里那边，我们还说：“疯了吧？那多远呀。”那会儿四环还没有呢。现在想想安慧里多近哪。

不过，北京还真是挺有意思，愣没有一个北京菜系，好像大家也无所谓，要想吃淮扬菜就去江苏饭庄，想吃川菜就去四川饭店。你应该是70后吧？

汪小菲：我1981年的。

宋柯：80后，到90后可能对唱片就没概念了。你对卡带可能就没太多概念吧？

汪小菲：卡带还有。那会儿听国外摇滚乐都是买打口带。

宋柯：打口带到90年代末还有，但已经不多了。

汪小菲：我发现80后也分两个阶段，81年到83年和83年以后的人还有很大的差别。83年之前的80后，和70后比较接近，因为那十几年物价没怎么变，还用粮票呢，也没有通货膨胀。70后可能买根冰棍5分钱，到我们这儿也就从5分涨到8分或者1毛。但85后懂事了就到90年代了，能选择的东西就多多了。

宋柯：他们说五年一代，实际上，因为剧烈变革，三年一代都有可能，80后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我们小时候，刚开始听流行音乐的时候，都是正版的。一盒卡带大概是8到10块钱，我们那会儿一个月生活费大概是四五十块钱，每个月真的是要节省很多，才能买上那么一两张卡带而已，很辛苦。现在的小孩我觉得幸福多了，他们花1%～2%的生活费就能享受到音乐服务。

汪小菲：以前我买磁带，在八里庄商场一转，也就是几十盘磁带，我能挑一下午，因为没钱。买了以后里头每首歌都听，不会像现在就听几首旋律比较上口的或者主打的歌，如果里面有两三首不好听的，还觉得挺惋惜的。

宋柯：还尽量多听，以便让它变得好听。

汪小菲：对，没错，听到最后，发现这歌还行。

宋柯：对，一张专辑翻来覆去你听个十遍，差不多也就爱听了。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听U2，是我一个师哥去国外留学给我寄回来的。我第一遍听，觉得什么东西呀，这能听吗！再听，再听，三遍五遍就开始喜欢，后来成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了。

那时音乐基本可以影响你一生。现在可能听音乐太便宜、太方便，大家就没这个感觉了。就像吃饭一样，如果到哪儿都免费的话，对饭店印象就没有那么深。

汪小菲：现在唱片销量越来越低了，大家都在网上下载，而且新人特别多。音乐怎么走？经营的点在哪儿？音乐如何维持下去？这些都是问题。

宋柯：我不就是唱片已死的祸首嘛。因为实体确实没了，不管你多留恋当年的唱片时代，也回不去了。现在更方便的还真就是在网上听。当年咱们像逛书店那样，跑唱片店里一待一下午的乐趣，已经没了。

近30年来的北京，已经成为充满欲望的城市，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梦想到这里淘金。躁动、焦虑、物欲横流。我在饱受唱片界的恶意竞争，以及盗版之殇后就退隐江湖，开起了烤鸭店，但如今处处皆江湖，餐饮也难幸免。

很多朋友到我那儿还嫌便宜，说：“老宋你能不能贵点？我请七八个人，要自己带着酒水来，就只能花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

汪小菲：我倒觉得这个状态很好。最近倡导不浪费。在台湾一个菜仨人分，一杯东西三个人喝，一点不浪费。打包连油都带走，但是他们十几年前也是大吃大喝那样。

宋柯：我觉得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现在也再没有拿大杯子喝酒，不喝不够朋友的饭局了。除了特别生的客人想走点面，点点贵的，要自己朋友聚，就吃可口的。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健康。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在意，我们店的油都是在超市买的。干了这行之后，原来我爱去吃的好多家街边店，现在都吃不了，感觉油完全不一样。

我请教个问题，有朋友上我那儿吃完了以后，觉得我们那儿还行，就对我说“老宋，国外好多地儿，国内一些城市不错”，想拉我出去开连锁店，你说行吗？

汪小菲：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两三家在北京可以开，餐饮业地方巨无霸特别多，很难做到全国性。像你在西安喜欢吃羊肉泡馍，就以为开在北京绝对火。但真开北京来，你还想去吃西安羊肉泡馍吗？最起码不是每天去。跟烤鸭一样，所有人到北京来，吃北京特色就是烤鸭，你真开他们家门口去，他天天还是吃自己这点东西。

台湾朋友到咱们这儿来喜欢吃正宗四川火锅，但真正开到台湾去，他也未必能接受。跨区域经营还得老出差，经营得好不好，心里也不踏实，容易成为负担。我觉得，在自己家门口，做点好玩的就挺不错的。

上星期朋友带我去吃烤羊肉串，就是北京的一个老夫妇开的，有卤煮，有羊肉串，还真好吃。像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小串，肉的味道也是当年的那种味道。我就发了一个微博说：“我们在北京从小长到大，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她，骂她或者是发泄对这个城市的不满，但我喘惯这儿的空气，也吹惯这儿的风了，所以不管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我还是挺爱的。”发完之后，好多人留言，基本上都是北京年轻人。所以有些事，分怎么看待。北京外来人口也多了，我觉得北京人真的很能包容外来文化。

我对北京有很深的感情，但可能是在心里面暗涌的一种倾诉，真正表达出来，反倒显得浅薄了。

宋柯：我个人很希望北京成为一个纽约式的城市。纽约是非常有个性的城市，如果中国有一个城市能变成纽约的话，我觉得就是北京。批评也好，怀旧也好，其实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北京更好，我也想过：北京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但是这么多年过来后，还是觉得北京挺好的。

如果没这样发展的话，可能也不会觉察到小时候的那些珍贵。

汪小菲：其实很多人是因为爱这个城市，才可能对她提出很多要求。但那种半路来的爱，跟你土生土长在这个地方，父亲也在这个地方出生，和你经历这么长时间的爱，我想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想让自己的生活状态更好，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吃一点健康的食品。但是我是发自内心地为她有一种难过，盖了那么多楼，有那么多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她有没有能力再去负荷这么多的压力呢？就像一个人压力那么大，也会瓦解，是一样的道理。

编导手记

第一次真正留意汪小菲，是因为他和著名艺人大S低调却人尽皆知，最后被媒体搅动得沸沸扬扬的婚礼。我八卦地笑过之后，就忘记了他。第二次是因为他的母亲张兰，因为国籍身份的问题再次遭到媒体和民众的集体炮轰。制片人很想找汪小菲来节目里聊一聊，顺带说明一下，我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的背景声很吵，我说出我的来意，听出来他很为难，但是没有直接拒绝我，他很有礼貌又很有节制地说了声“对不起”。之后的两天，我看到了他在微博上对母亲的支持。受尽了媒体之伤的他，在满城风雨的谣言缠身之时，上我们节目的可能变得越来越渺茫。

但是2012年底，栏目组的制片人在一次晚宴上和小菲相谈甚欢，也让他了解，《老友记》不是“淫媒”，也无意在他老妈老婆问题上纠缠，于是，对话很快被落实。

节目录制地点，选在了三里屯附近的一家俏江南，汪小菲到得很早，我也得空对他进行了前采。汪小菲，6月末的巨蟹座，对于陌生人有着低调得近乎于腼腆的客气。因为在熟悉的环境，以及我们聊天主要集中在朋友和生意上，因此很快他就放松下来，讲述起自己当年屌丝的留法生涯，回忆起少年时辛苦但却自由的生活，甚至在谈话最后，聊起了大S，这已经是我们意料之外了。

相反，让我们现场手足无措的却是宋柯。本来我们以为，宋柯是资深音乐人、评委专业户、什么场面都见过的媒体精英，应付《老友记》的录制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他听说现场没有主持人的时候，还是直接崩溃，在休息室拿着稿件抱怨：“没有主持人怎么聊？聊什么？这个肯定没法聊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像《锵锵三人行》那些节目，加上主持人都是有设计的，没有主持人，我和小菲坐在这儿，你说怎么聊？”

还好，汪小菲在现场为我解了围，刚一落座，他就对宋柯说：“您就把我当主持人吧。”嘿，在我面前腼腆的小菲，见到同是北京爷们儿的宋柯却是很在状态。小菲和宋柯比较熟，曾经还看上过同一个店面。因此话题很快就展开了，宋柯也很快被调动得聊兴大起，从烤鸭聊到了如何开店，从毛血旺聊到了老婆做饭，从打口带聊到了老北京的幸福童年，状态好得出奇。

小菲在现场，因为是面对熟人，也是无话不谈。让我难忘的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我妈妈和我老婆，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解析和自我认识。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明星，供人娱乐，汪小菲就莫名其妙地遭遇了这样的事故。他以为他可以是普通人，结果他成了“京城四少”；他想要一次简单爱，老婆却偏偏是人见人爱的大明星；他想做个称职的饭店老板，可是媒体却认为，“张兰的儿子”不应该只是管管餐饮这么简单平凡。但是，在他心里，却只想低调地做个普通人。

巨蟹男恋家，爱简单的生活。比汪小菲生日大一天的梁朝伟，不拍戏的时候一直宅在家里，出行也是独自坐飞机飞到法国喂鸽子，当然这已经成了段子，但是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巨蟹男们内敛低调的天性。汪小菲也一样，他愿意吃老婆包的饺子，愿意在午夜的天桥下面嗑串，愿意安安静静做一个低调而成功的商人。但是，在这个名人透明的传媒时代里，媒体把他的生活空间压得太小太小了。他只能小心地躲避“淫媒”，即使面对可信任的媒体也会格外小心。

节目最后，按照我们的环节，会安排一组摄像跟随嘉宾到车库，拍摄嘉宾上车、离开。但是我们只是跟到一楼，小菲就无论如何也不让我们再继续跟下去了，他为我们拦好电梯，坚持目送我们上去。他在努力回避他生活中哪怕一个小小细节的曝光，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不被打扰。唉，谁都不容易！

（优酷《老友记》导演：崔静雯）

CHAPTER 11　联想布局农业内幕

陈绍鹏/牛文文

“绍鹏，有个机会你想试试吗？就是我们联想的农业板块。”电话那端，传来联想掌门柳传志的声音，陈绍鹏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如同1993年想干一番大事业而放弃机关的工作，加入联想集团一样。这一次，陈绍鹏离开了自己血拼多年的联想集团，在联想控股的平台上开创另一番天地。

这个机会，是陈绍鹏一直期盼的。

1969年8月出生的陈绍鹏是家里第六个男孩，他的父母都是甘肃当地的普通农民，在他出生前，父母都期盼将要降生的孩子会是一个女孩。

1988年，本想报考国防科技大学的陈绍鹏，在哥哥的建议下选择了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专业。

1992年毕业后，陈绍鹏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留京资格，被分配到当时的轻工业部下属的某单位计算机中心工作。不过，不甘寂寞的他第二年就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应聘进了联想集团。

从一名普通的销售员做起，陈绍鹏以令人惊讶的业绩迅速成长。13年后，他晋升为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两年后，陈绍鹏又被任命为联想集团亚太和俄罗斯地区总裁，肩负联想集团开拓新兴市场的使命。

2008年，陈绍鹏飞往美国，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高级管理培训班。这个“换脑子”的学习课程，让陈绍鹏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另一种冲动：他想从将才上升到帅才。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给自己的答案是：创业。他现实地考量了自己创业的两种路径：离开联想，做一家全新的企业，或者在联想控股下领导新的事业。

偶尔，在与柳传志、杨元庆吃饭的席间，陈绍鹏也婉转地吐露过自己的这个想法。“联想控股要多元化大发展，这样的机会有的是。”柳传志曾这样回答他。

机会说来就来，只是让陈绍鹏稍有意外的是，老柳会问他对农业感不感兴趣。兴奋之后仔细一琢磨，陈绍鹏明白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联想早已从原来以PC业务为主的公司转变成了一家集IT、房地产、投资、消费与现代服务、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等于一体的控股平台。

在柳传志的规划之中，联想控股将于2014-2016年整体上市。而农业将会成为确保公司在上市之后利润增长的“二级火箭”。足见，农业板块对于整个联想控股的未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屡见不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像联想这样的大企业参与这个行业。”见面详谈，柳传志巧妙地用了这么一个极具使命感的开场白，让陈绍鹏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不过，从市场化程度很高的IT领域一猛子扎进水深火热的大农业，从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到从头做起的创业者，柳传志为何笃定陈绍鹏能够完成转变？

“事为先，人为重”，这是柳传志的管理风格。对于投资大农业，老柳需要寻找一位既深谙联想文化、现代企业运营，又能踏实苦干的帅才。显然，陈绍鹏早已在老柳的布局当中。

但从高档写字楼的空调房到大太阳暴晒的田间地头，比陈绍鹏预料的还要艰难。

“我答应柳总的那一刻，就开始做心态的准备和调整。”陈绍鹏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在过渡期，陈绍鹏白天高强度地打联想集团新兴市场攻坚战，深夜恶补农业领域的知识。

在完成了联想集团内部的工作交接后，2011年10月陈绍鹏对外正式接管联想控股农业板块——佳沃集团。

农业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广阔的农业领域？要把佳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上任伊始，问题便接踵而来。

PC与农业不但在产品上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两者生产要素也大相径庭。PC是一个偏重于人类智慧的产业，不受自然周期影响。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不但需要智慧的投入，还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另外，作为快消行业的PC，技术进步与升级可谓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而农业是一个长周期行业，一般都是十几年，甚至四五十年，才能够积淀出来一个突破性的创造。

在联想集团，陈绍鹏是那种“能把冰激凌卖给北极熊的人”。但过去在PC上的经验根本无法直接嫁接在田间的果木上。

农业的产业链长，分育种、栽培、收割、包装、运输和销售等若干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管理都非常分散。

实际上，联想进入农业，其最大的资本是在于现代企业管理和运营的系统经验。如果不能把联想多年来积累的这些经验植入到农业上，那么做现代农业就会是一纸空谈。

“我喜欢琢磨产业管理等一些东西，许多产业端对端的框架都能清晰浮现在我脑海之中。”陈绍鹏清楚地知道，佳沃要做全产业链的战略，就是嫁接了过去的经验。他考虑问题，也开始用创业者的心态。

选择蓝莓和猕猴桃这两种水果，从高端果业切入农业，并在一起步就踏着国际化步点。陈绍鹏的战略逻辑同样是来自联想集团的经历，“基于联想曾经成功并购了IBM的PC部，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现代果业是一个全球化运营的行业”。

过去，陈绍鹏有三个助理，一个帮助他管理业务落实，一个安排他的日程，还有一个则负责陈绍鹏的差旅等事宜。而来了佳沃以后，陈绍鹏只带了一个兼职的秘书，更多时候，他必须自己去写PPT、安排日程，做很多琐碎的事情。

“在联想集团的时候，钱只是个数字，需要调用的时候肯定是有的。现在，我们买个办公家具，我都得亲自过问一下，算一算账。”陈绍鹏坦言虽然对创业早有心理准备，但当真正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很小的问题都像是在翻越一座大山。

“当你了解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每一次都会给你撞击式的观念转变。”陈绍鹏说自己现在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因为要快速吸收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要与农业专家交流，了解农产品种植知识，为公司的产业布局、战略制定做准备，晚上还要对所见所闻进行消化，翻阅大量的资料，弥补理论上的不足。

另外，还要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比如农业种植可能面临的自然风险。然而，对于当初的选择，陈绍鹏却没有一丝后悔，反而“很兴奋”。

做IT时，陈绍鹏是空中飞人，打着“飞的”到处跑。但做农民，得接地气。

有一次，陈绍鹏带着自己的团队去陕西做猕猴桃试验，开始的时候他还带着过去做IT的那种感觉，西装笔挺，打着领带，皮鞋锃亮。但是到了果园，他一脚就陷进了泥土中，皮鞋上沾满了泥。索性，陈绍鹏卷起西裤裤管，蹲在泥地里，细心听专家讲解猕猴桃，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最后衣服和鞋已经完全没了样子。

陈绍鹏还经常得拉着团队去考察，有几回到不通车的地方，他还得亲自拦下老乡的拖拉机，载着团队去现场。然后，个个灰头土脸地坐在高高低低的小板凳上开露天会议，被一旁的鸡鸭围观。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聊起这些，陈绍鹏一脸随遇而安的憨笑，“我本性就喜欢山水田园，做农业正好满足了我的这些本性。”

2013年8月9日，联想控股宣布旗下专事经营管理酒业品牌的丰联集团总裁路通离任，佳沃集团总裁陈绍鹏兼任丰联集团董事长、CEO。两年时间里，陈绍鹏这个联想新农民渐入佳境。他的转型成功，源于自己的努力，也因为有柳传志这个伯乐。

而《创业家》杂志的总编辑兼社长牛文文，也曾在柳传志的鼓励下坚定自己的信念。

1966年出生于陕西神木的牛文文同样是农家子弟。不过，曾就读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他，早早逃离了农业，一毕业就开始从事媒体工作，至今没有离开。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的身份曾是牛文文身上耀眼的光环。42岁那年，他选择了放弃这个标签，凭一腔热血创办了《创业家》杂志。创业之初，也是他最艰难的时候，他找到了柳传志。柳传志当时给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创业家的前面永远是千难万险，他们要做的事情永远是披荆斩棘，所以创业家永远会得到社会尊重。”这句话让牛文文获益匪浅，也确信自己做的事，是大事，是在推动中国商业的发展。

五年后的今天，《创业家》在渐渐没落的纸媒中成为一道风景，特别是牛文文发起的“黑马训练营”，帮助许多创业者寻找到了合适的方向与平台。牛文文也成为年轻创业者眼中的筑梦师。

与陈绍鹏一样，对联想，对柳传志，牛文文一直心存尊重，当有着同样情愫的两位老友在《老友记》相遇，联想的新想法——如何玩转大农业，成为两个人聊天绕不开的话题。

舌尖上的安全

当食品安全问题肆虐来袭，当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膨胀，当代农业何以自持？联想农业掌门人陈绍鹏对话农业出身的资深媒体人牛文文，解析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农业的视角分析解决之道。

陈绍鹏：我和太太经常睡觉前看电视，有一天半夜12点多了，电视里演如何识别真紫米的节目。因为家里天天吃紫米，所以我俩就全神贯注看专家验证怎么识别假的染色紫米。看完之后，我们就到厨房把紫米取出来用专家教的方法试，结果十粒米只有三粒是真紫米，剩下七粒都是染色的。

那天晚上直到凌晨两点多，我俩还坐在餐桌前商量：怎么办呢？这些米肯定是不能吃了，但是要去哪儿买真的紫米呢？两个人面面相觑，却想不出办法。

牛文文：以前有篇文章讲，几千年来中国人种米、种面，从来没有过毒大米，也从来没有地沟油。但到了咱们这个时代，这些就都有了。最基本的，水有问题、面有问题、油有问题，还有假羊肉、毒大米、毒胶囊、毒奶粉，一次又一次让我们陷入“假”和“毒”的恐慌之中。食品、药品的安全，成为大家内心无法消弭的隐疾，也成为我们这个传统农业大国无法言表的伤痛。我是农民的孩子，也是农村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农业究竟怎么了？

陈绍鹏：我也是农民的孩子。我们都感同身受。现在联想做农业，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和亲戚朋友们吃东西总不放心，想吃得更安全，所以觉得进军农业是一个机会，也能做一件既利己、利民，也利国的事。

牛文文：中国的农业现在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挺悲哀的。现在中国的食品工业，实际上被化学工业污染了。三聚氰氨从哪儿来的？激素从哪儿来的？都是化学工业来的。化学工业进入到食品工业，原来的科技创新，最终却成了食品安全的罪魁祸首。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农民可能没想那么多，一批IT界的高管却纷纷表示支持农业并亲自试水。网易的丁磊开始在浙江养猪，京东刘强东宣布回家种水稻。不过，我想他们可能是在玩票。但联想控股成立了独立的企业，应该是真正要进行农业产业运作。你虽然是从农村出来的，但工作之后是纯粹IT背景，你怎么想到要回归农业呢？

陈绍鹏：其实我开始也没想到。我从小就跟父母一起干农活。初中的时候，一到农忙就得回去帮忙。那时，我最怕的是割麦子，因为都是手工拿镰刀割，大家站成一排，拿着镰刀就往前割。家人都割得很快，我就拼命往前赶，有时候不小心镰刀尖会把脚趾划破。那时候就觉得一定不能在农村待着。赶快离开农村，也是我好好读书的动力之一。

我爸爸妈妈也说：“你要不好好读书，这就是将来的宿命。”我想，自己再也不会做农民，一定要好好学习，找一个好的工作，离开农村，最后愿望实现了。但是干了19年的IT之后，现在我又回归到农业了。

牛文文：我小时候在陕北农村，陕北最大的问题是缺水，我们在山上住，孩子放学要把家里的水缸弄满。我跟妹妹弟弟，要走五里山路去有水的地方排队打水。打了水再抬回家，要把一缸水弄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最苦的不是抬水，最苦的活儿是锄地。在山上我们种糜子、谷子，一大早就跟着父母出去锄地。锄地还是技术活，不能光机械性地干，得边干边认真看，不能把草和苗一起锄了。像机器人一样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复性工作。

中国农民受的这些苦和罪，让农村孩子都以跳脱农门为奋斗目标，而人才的流失也成为农业长期以来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

我也算是逃离农口了，我是1984到1988年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我们系40个同学……

陈绍鹏：有多少现在还真正从事农业？

牛文文：一个也没有了。刚毕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去了农业银行，这还算是跟农业沾点边儿，但现在农业银行也是一个标准的商业化银行。反正我已经逃了。

13亿人要以这点土地养活，本来就很难。但是我们这几十年来，还要吃得好。中国人本不喝牛奶，现在要人人喝牛奶。本来我们不喝葡萄酒，现在也喝上了。一代人把几千年的生活饮食习惯改变并且提升了，我们要吃得饱、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这就导致这片土地生产的东西，需要一些加速器，但加速器让早年的功臣变成了罪人。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三聚氰氨曾经是科技发明科技进步二等奖，这说明当年肯定是认为有用的。在没有饲料工业之前，我们怎么想象养猪业，想象养鸡产业？如果没有庞大的饲料产业，我们的动物产品是难以形成的，可是要让整个饲料工业发展起来，其中必然会有一些新研发的东西。突然在哪一天，因为时间的累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曾经的研发功臣就变成罪人了。

陈绍鹏：你说的是很深层次的问题，但我自己觉得中国的农业还是有希望的，因为现在国家还是创造了一个比较良性的环境，比如连续的十几个一号文件。老百姓和政府都意识到要改变。

农业缺人才，但国人的欲望却空前地膨胀。在解决了温饱之后，我们开始纵容自己的味蕾，还要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谩骂农业。其实，也许那个谩骂的人就曾经是农业的逃兵。对于农业，对于食品安全，我们很多人都难逃罪责。每个人都在指责，却无人愿意投身其中。所以现在做农业，我觉得时机很对。

分享个故事，因为我一路在联想集团发展还是不错的，我爸爸妈妈挺以我为骄傲的。到佳沃之前我没跟他们讲过，公开宣布之后，他们通过网络看到了。在上任之前，我想着即将投入战斗了，先回去看看爸妈。本来我是意气风发，带着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兴冲冲回去的，但一进家门，就发现我爸非常不高兴的样子，抽着烟，不说话。我妈拉着我的手说：“儿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又回来搞农业了呀？你们老板是不是不满意你，给你降职了？把你从一个好部门给你降到一个差部门去了？”我说：“没有啊，农业挺好的呀。”她说：“好什么呀！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就是想你们弟兄离开农村，离开农业，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要瞒我们，是不是你们老板不准备要你了？对你业绩不满意？或者出了什么事情？”我妈说得特别动情，甚至眼泪都在眼圈转，她觉得我没说真话。当时我也有点傻，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突然想到，这就是农业的现实，在中国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一点骄傲和自豪感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想逃离，想到这儿我立刻就冷静了很多，但心情也沉重了一些。

最后，我还是劝了劝爸妈，但我又不能说些大道理，讲些农业永远是朝阳行业之类的空话。我只好跟他们说：“爸妈，你们放心，农业会越来越好的，我会越来越好的。”

联想农业的新玩法

背负着社会的期望、联想的嘱托和父母的焦虑，陈绍鹏艰难地上路了。想改变中国食品安全的乱象，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农业企业，在这方面，联想永远是行动派。2013年5月9日，联想控股集团宣布成立自主品牌——佳沃。为了这个品牌的筹备，在过去一年里，陈绍鹏，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更广阔的农田中找寻到了似曾相识的幸福时光。

陈绍鹏：你知道羊驼吗？

牛文文：没见过。

陈绍鹏：羊驼是一种神话中的神兽。有一次我们去智利的农场考察，在路上突然看见羊驼，我们就觉得太神奇了！拿出手机使劲拍照，结果又走了一段路，发现又有一大群羊驼，原来是我们种植公司的农场主，养了很多的羊驼。

他们那边的农场一般都会散养一些动物，因为他们觉得，散养一些动物，对生态平衡有好处，不会有更多的病虫害。

还有我们去澳洲的种植基地，我一个刚刚投身农业的同事突然看见一只袋鼠，特别兴奋，使劲追着照相。结果再走一会儿，发现树林子里有很多袋鼠在那儿蹦蹦跳跳。能经常在这样的田园风光里享受与动物相伴的乐趣，我们工作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不仅对舒适的自然气候和可爱的野生动物有感慨，也开始惊叹和折服于当地农民丰富的水果种植经验和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农业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行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有些因素是不可抗的，但是当地的农民很有办法。

举个例子说，我们在智利买了五家种植公司，种车厘子、蓝莓、猕猴桃……都是为了冬季给国内供应新鲜水果。今年车厘子就遇到了问题。要采摘的时候连续几天下大雨，后来雨虽然停了，但果子全是湿的。车厘子如果采摘的时候有水，品质会受影响，特别容易烂，货架期就会变得特别短。如果在国内可能会想一些徒劳无功的土办法。但那个种植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他雇了直升机，测试到一个最佳的高度，在几百亩的果园上面来回飞，利用直升机螺旋桨的风力，把车厘子上面的水吹干。这招特别有效，果子基本没受什么影响。

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农场，看到施肥的拖拉机上面有一个像电脑一样的装置，我问是干什么的。农场主告诉我，是GPS管理系统，为精准定位。后来施完肥，他们用GPS打了一张表给我看，我发现，每行树走了几遍，哪儿走得密哪儿走得疏，都一目了然。农业虽然脆弱，但人的智慧也是有创造力的，能去解决问题。我们去国外并购就能借鉴国外这些先进科技，这对我国的农业来说，特别有价值。

牛文文：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出过国，他说，国外当农民要考证的，在一些农业发达的国家，即使你家里有土地，还是要考试才能从事农业。他感慨这在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呢？现在看，从农事业不但是一个工业，而且是信息化的大数据产业。

我们黑马营里有几个学员，也是从事高科技农业的。他们的技术也非常先进，比如茶叶，每一包茶要有二维码，能够跟踪到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产的等一系列数据。

陈绍鹏：我们现在上市产品就是这样，用手机一扫包装盒上的二维码，马上就能知道产自哪个基地、哪个加工厂、哪条生产线。

一个果子的整个种植生产周期我们统计了一下，是150个标准操作环节、300人次，整个的数据信息量要有3000多个字段才能够管理和记录起来。而且我们在每一个种植片区都有气象仪，温度、湿度、光照、水分、含氧量……全部实施监测记录在电脑里面。这样积累好多年之后，会是一个大数据，对生产基地研究得比较透彻，也有了适合那个基地做种植管理的一整套经验积累。

牛文文：其实你是从IT出发，到了农业，又回到大数据的IT。但前提是得有那么大一个基础让你去做这些事，如果都是分散的小农业，就搞不起来。

陈绍鹏：所以国家倡导家庭农场和大户，正因如此，我们的模式就应运而生。

牛文文：面对如今已经陷入重病的食品工业，需要的不是再多添一张谩骂的嘴，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做好农业的科技人才和负责任的企业，我觉得你们追求的不是高科技企业的玩票，也不是互联网大佬的田园回归，你们是想以自己的努力，重振中国农业事业。等待你们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份努力和坚持，都值得我们尊重。

编导手记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才上高三，晚自习前和小伙伴们坐在教室里边吃饭边看比赛。除了清楚地记得当时内心澎湃着的自豪感，我还记住了一个品牌——联想。那时还和小伙伴们打趣说：“联想这广告费肯定老贵了！”

5年之后，我见到了主导奥运合作工作的联想“少帅”陈绍鹏。不过这时的他，已经成为联想农业的掌门人。

近20年的时间里，陈绍鹏在联想集团从普通销售员一步步走到高级副总裁。事业顺风顺水时，他却跑去搞农业，这样的决定令很多人大吃一惊，就连其父母都无法理解，以为他犯了错误，不受领导的喜爱了。

而相似的经历，也曾出现在牛文文的身上。2008年，时任《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的牛文文选择辞职并创办杂志《创业家》。他说要将《创业家》办成“中国的《福布斯》”。然而，人到中年，放弃所有的成就重新起跑，又谈何容易。

牛文文在现场给我们分享了当时的故事：“我们在2008年3月团队就差不多齐了，就等一个刊号出版杂志。没想到5月地震了，汶川大地震，8月就奥运会了，就生生从3月到8月，5个月时间里边没事干，没事干当初筹备的启动资金就花得差不多了。一人就发3000块钱生活费，这个时候有的兄弟扛不住了，冲进我的办公室说：‘老牛你真实地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刊号？你是不是骗我们的？你到底有没有钱？’我知道没有，但我只能说：‘有！你相信就有，你不相信就没有。’这个过程已经把人磨的呀，大家准备好要起航了，你以前的地方都欢送你了，大家都觉得你不是走了嘛，咋你这个产品老不出来呀？”

我佩服成功者，更佩服放弃成功重新开始的人。人到中年，或许很难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而牛文文认为，现在的创业者都更认现实，梦想没有那么大。他不想这样。记得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出来自己做，他这样回答我：“美国的竞争力在于普通美国人，可以把一个想法，把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一个商业模式，变成一个商业帝国。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生逢其时，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所以我有这种使命感，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最合适，因为我知道过去这几代企业家的事业是怎么从小到大的，我也有这些人的这种积累。我愿意引导新一代来寻找发现，并帮助孵化做这件事，所以实际上这些事，对我来讲就是个事业。”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优酷“11度青春”系列微电影里面的《老男孩》，记不记得那首歌：“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

他们在行动，而你在做什么？

（优酷《老友记》导演：卢峰）

CHAPTER 12　致命营销

李光斗/冯军

“爱国者”曾推出一款号称防尘、防水、防扁（防摔）的三防数码相机，这款机器被冯军简称为：防“尘水扁”。一度，是他最爱展示的表演道具。有段时间不管参加活动，还是接受媒体访问，他都能够轻松地把话题绕到相机上，然后拿出防“尘水扁”，一边介绍，一边突然将其扔到地上。

这个表演我看过不止一次，据说，第一次看的小伙伴或者老伙伴都会被惊呆，但大部分人并不是被产品质量折服，而是被他有点无厘头的动作吓到。

冯军在营销方面向来是个奇才，23岁就在中关村创业的他，最初的工作就是一家店一家店地推销键盘。有媒体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冯军一手抱着键盘、一手抱着机箱向柜台边凑，满脸堆笑地说‘这是今年的新款’‘只挣你五块钱’”。“冯5块”的绰号也因此不胫而走。勾勒这些画面，多少会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但冯军就是凭这种“只挣5块钱”的执着坚持走到今天的。

冯军上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真正走过独木桥的天之骄子。他考上的是清华大学，在今天，这也是一所众多学子无比向往的学校。刚上大学一年级冯军就不太安分，本来读的是土木工程系，可是因为喜欢建筑，他没事就去建筑系蹭课。可毕业后，他既没从事本专业，也没有搞建筑。

本来，毕业后冯军找到的工作也不错，在一家国有企业的涉外业务部门，稳定安逸。只是因为看好计算机行业，冯军执意放弃了原工作，开始拉板车推销计算机。

和所有创业者的经历大同小异，最初他经常被人拒绝，常常需要用阿Q精神鼓励自己：能拒绝我，也一定会拒绝我的竞争对手，我还可能有机会。听起来挺乐观的，但实际上那时他内心很痛苦，那一年他爸爸刚去世，走的时候才57岁。

冯军的爸爸是上海人，妈妈是北方人，夫妻两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冯妈妈被分配到西安公路学院（现在的长安大学），为了两个人能在一起，冯爸爸放弃了上海的工作追随冯妈妈到同一所大学任教。冯妈妈教汽车电器，冯爸爸教运输管理。两个人都是优秀的教师，最早的驾驶员手册就出自冯妈妈之手，曾有一任交通部长是冯爸爸的学生。

冯军小时候，家里条件很一般，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但也其乐融融。冯军是个比较调皮的孩子，常“欺负”比自己大6岁的姐姐。他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过年去姑姑家吃顿好饭，或者爸爸从上海回来给他和姐姐带大白兔奶糖。

1983年，冯爸爸因组织安排，被派到也门的首都萨那做外援教师，一去便是8年，8年中每年只有暑假才能回国待一个月。1991年冯爸爸调回国内工作。但在1992年初就被查出肝癌晚期。当时冯军读大四，家人怕耽误他学习，一直瞒着他。直到几个月后，冯爸爸病入膏肓，冯军才得到消息。可他赶回家里没待几天，冯爸爸怕耽误他毕业找工作，又逼他回清华。就在冯军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冯爸爸便与世长辞。

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是冯军心里一直无法抚平的伤痛，2012年，有一次我采访他，聊到父亲病逝，冯军突然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他挺怨恨自己的，总觉得如果当年自己坚持留下，就能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冯军一直想去也门看看父亲待过的学校，可到现在也没找到机会，这也许算是一桩他未了的心愿。

父亲去世后，冯军对母亲特别孝敬，也自觉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他说，自己心里的痛苦挺多的，几乎每天都有痛苦的事，但是再苦也不能跟家人说。不管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他从不会向亲人诉苦，不然家人也会跟着痛苦。冯军对家人很呵护，对自己却很苛刻。他身上有北方人的敢闯敢冲，也有南方人的细腻温和，不过，他的温和有时也能变成刀子。

2002年，华旗与朗科因为“闪存专利”发生矛盾，最初冯军选择“低头”和解。他多次亲自致电朗科时任总裁邓国顺，邓不接电话，也不想搭理他，他不在乎，就一直打，曾创下一天打50多次电话的纪录。和解无门后，华旗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递交了《朗科专利无效请求书》，复审委员会随即下发了《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朗科专利权进入“不确定”之中。随后，联想、华旗、鲁文LG、现代等十几家厂商在北京参与发起了“闪存联盟”。最后的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朗科非但没有动摇华旗闪盘渠道，反而自己原来的渠道也大量转向华旗。冯军在“低三下四”的委屈中，狠狠回击邓国顺一记“闷棍”。

如今，邓国顺早已经辞任朗科董事长职务，在商海中也销声匿迹。而冯军凭借“爱国者”的品牌，开始走国际化的路线。冯军做大做强的“野心”越来越显而易见。他微博上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我，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创业者，就像你家的邻居、同学或哥们儿。我和同事们有一个理想：‘将爱国者建设成为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显然最后一句话点明了，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邻家哥哥”。

2011年6月，由冯军倡导并联合国内十余位在各行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爱国者国际化联盟。一向低调“不合群”的马化腾，也在发起理事的名单当中。

联盟成立之后，“抱团”走出去便成了冯军常常提的口号。任何场合，只要有说话的机会，他都要向听者灌输他的“抱团”理念，不管你爱不爱听，他一定会把他想说的说完。国货精品也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说服国内数十家知名品牌入驻他一手打造的“爱国者国货精品店”。截止到2013年9月，爱国者国货精品已经在全国开了66家店，据分析，未来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冯军一直认为自己是靠“人好”和“人缘”从中关村混出头的，现在他做的很多事仍然是与“人缘”有关。在他的微博上经常能看到他和各国领导或者知名企业家的合影。照片上，他的笑容总是灿烂的。

冯军的营销功力也越来越深厚，即使在《老友记》中与品牌营销专家李光斗相遇，冯军有关营销的理论与他的表达能力，似乎也一直占据交流的上风。

只是不知道已经习惯营销之后，冯军的内心是否真的因为营销成功获得快乐？

“爱国”也是门生意

一个是爱国者品牌创始人，以振兴国货为己任的狂热爱国者；一个是首席品牌战略专家，助推中国企业成长的脑力先锋。一个是冲锋在前，一个是谋定后动，他们的对话，从爱国谈起……

冯军：没见到你的时候，听你的名字我以为是李金斗，心里还想：相声演员怎么做起品牌营销了？

李光斗：但我早就知道你，我觉得你对本土品牌很执着，也是一个偏执狂。一个强大的国家，国民最终要认可自己的品牌，你是一个先行者，勇气可嘉。但也有人说你把“爱国”做成了一门生意，你对此怎么看？

冯军：热爱自己的母亲、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李光斗：美国人论爱国，不比中国人差，美国大选，奥巴马和罗姆尼，就是在比谁更爱国。但爱国这张牌也不好打，罗姆尼的广告口号是“我们要相信美国，相信美国的价值观，如果你爱美国，让美国不走样，你就投我的票”，结果却失败了。因为罗姆尼是亿万富豪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亿万富豪，他老爸也竞选过美国总统。而奥巴马是个“草根”，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四年前他才还清房贷。他先为自己做响了品牌。他搜集民意，找准自己的定位，然后卖故事，他在第一本书《我父亲的梦想》中说：“我父亲是一个从肯尼亚来的穷小子，找了一个美国白人的妞结婚了，最后那妞还是把他甩了。”奥巴马自己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但是，最后他成功地进入了精英阶层。美国人很喜欢这种草根逆袭的精神，凭借这一品牌，奥巴马胜出了。

冯军：但中国的草根如果走得太快会很危险。像中国象棋里面卒就是草根，虽然说“过河的卒子赛大车”，但被忽悠过河的卒子最后都是死卒。而国际象棋中的卒，只要坚持攻到底就能升变，变成后，变成车，变成马，变成任何一个想变的角色。这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一个叫奥巴马的黑人，能够当上美国总统，在全世界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过，在中国国际化常常只是句口号，谁都怕走出去当炮灰，中国天生有上下级不信任的关系。

李光斗：中国棋盘上的卒子永远是卒子，再努力也没有出头之日，千百年来，固化的思维已经延展到棋盘之外，中国草根若想逆袭，必须付出比奥巴马更多的努力。

我爆一个爱国者的料，四年前我们做过一个街头拦截访问，问“爱国者”是什么，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冯军：导弹。

李光斗：对。不过，今天进中关村我们又问了这个问题，大家有的说是MP3，有的说是U盘。可见“爱国者”已经有了品牌知名度。但现在也有一个观点说，中国的企业，应该把中国的本土市场做好，本土的市场还没有做好，一个小卒子就要过河不是找死吗？

冯军：所以要两条腿走路，如果当年陕北的共产党只搞南泥湾，不去搞百团大战，最后不是被日本扫荡，也是被国民党扫荡，所以百团大战和南泥湾之间是一加一等于十一的关系。现在国际化也是百团大战斗，是大家抱团去打国际化。

李光斗：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现在的80后、90后，洋品牌倾向非常浓的，你想过怎么样改变他们的思想吗？

冯军：我不想去改变。公平竞争，不是去抵制某某货，而是提倡支持国货精品。中国人渴望民族品牌崛起，但是民族品牌参差不齐，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消费者经常上当，就跟中国麻将一样，谁帮了中国品牌谁倒霉。

李光斗：我听说你有个“麻将管理学”的理论？

冯军：是的，中国麻将就是紧盯上家，看着下家。为了不让对方赢，宁愿拆了自己的牌也要去毁别人的，这其实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思想，不去盲目支持国货，但要支持一些国内的优秀品牌。

中国式营销

为什么山寨、西化总是与中国制造如影随形？为什么我们一直辛苦努力，却沦为他人的长工？为什么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声？如何像奥巴马一样上演草根大逆袭？怎样如乔布斯那样获得持久影响力？

李光斗：有个段子说，在乔布斯病入膏肓时，奥巴马问他：“既然你很爱国，为什么不把生产线搬回到美国呢？”乔布斯就讲了一个故事说，iPhone4马上就要上线了，他又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改，当时中国已经是半夜12点，但富士康工厂的段长一声号令，12000人同时起床，8小时后产能就已经规模化。如果在美国，别说8小时，8个星期也做不到。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在企业利益面前，也许“爱国”并不是第一位的。

冯军：这就跟中国足球队一样，我们每次都骂中国队，经常说下次再不看了，但是等下一次比赛的时候，又忍不住去看。其实中国足球跟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但人是有归属感的动物。我从小在西安长大，虽然在北京已经20多年，如果西安队和北京队踢球，我肯定会去当西安队的啦啦队，而我的北京同事，不会因此看不起我，相反会尊敬我。一个人因为现在的利益而忘本，才不可靠。老外看到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中国品牌，承认自己来自中国，不但不会看不起，反而会认为这是诚信的一部分。

李光斗：你对那些虚拟洋品牌怎么看？自己不是外国产品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你觉得这样的品牌未来前景怎么样？

冯军：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中国市场化才30多年。以前是国际品牌得天下，中国品牌在学习，我认为崇洋媚外是正常的，因为确实人家做得好，应该佩服人家、学习人家。起不起洋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对得起消费者。就像TCL，一个现代纯英文的品牌，没有中文，但就这个品牌来讲，我认为只要质量好，卖的是良心产品，就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哪个品牌都是从草根开始，最后实现了梦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也一样可以去努力，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抱团。

李光斗：抱团？究竟是让良莠不齐的企业抱团？还是让众口难调的13亿消费者抱团呢？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国际品牌在中国已经是群雄逐鹿，无论对于企业还是消费者来说，“抱团”似乎都是一个步履维艰的过程。

冯军：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发动营销界，多来给一些优秀的品牌做宣传。国内好像忌讳做广告，都使劲在夸苹果、夸三星，而自己民族的优秀品牌，反而被封杀掉了。就像中国的主食全是包子、饺子、元宵、月饼……全都得把好东西藏起来，所以中国做品牌很难。做品牌首先要露馅，连馅都不敢露，别人只能猜你有问题。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露馅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环境就会越透明，人和人的关系就越容易平等，不公的现象就会减少。其实中国人只要做好品牌，学会了抱团，相互帮忙，中华民族将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一个民族。

李光斗：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要建设自己国家的品牌，监管部门也要严格执法，不能让坏的把好的打败。至少让做假者永远没法再进入这个行业了，一辈子在舆论面前抬不起头。一个强大的国家，国民最终要认可自己的品牌。

编导手记

距离节目开始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和同事来到冯军的办公室，准备做一个前采，但被告知：“冯总正在开会。”于是，我们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开始了惨绝人寰的等待……

冯军的声音在会议室环绕一圈之后，顽强地穿过大门，清晰地流进我们的耳朵里，嗓音之洪亮让我觉得他好似刚吃了三碗羊肉泡馍：“我今天凌晨两点想到一件事……那谁，你负责落实一下。”我内心为之一震：做企业不容易，老板不好当啊！很快，20分钟过去了，冯军还在说，可内容突然变成了：“接下来布置第一件事。”先前的敬仰顿时化作了不安，甚至险些把心房里的血给吐出来，这人怎么这样呢？

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冯军那天布置了22件事，待会议结束，他的老友、营销大师李光斗已经在录制现场苦等了半个多小时。

当时，奥巴马刚刚二次赢得总统大选，李光斗适时推出了新书《总统战：奥巴马的政治营销》，而作为爱国者的老板，把爱国做成一门生意的冯军则正在他的朋友圈里纵横捭阖，筹划着和众多企业家一起开设“国货精品店”。寒暄落座之后，原本松散的谈话提纲很快被他们彻底打乱。冯军滔滔不绝，话题再也离不开他的“国货精品店”，而以往在媒体上妙语连珠的李光斗被他无数次打断。冯军举了很多我闻所未闻的例子，比如：“中国人太喜欢包子、饺子，不懂得露馅，而人家看不清楚你的内核，容易产生误会。”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正当敬仰之情将要再度萌生之际，旁边一位前辈告诉我说：“这个段子我至少听过七遍了，当然，都是他一个人讲的。”

终于，轮到李光斗说话了，他同样跨越了预设的提纲，直奔他的新书：“奥巴马……奥巴马……我的新书里写到了……”

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一期节目彻底失控了，继而开始琢磨：这些口若悬河的商界精英何以如祥林嫂般不停地进行着自我复制呢？

后来做了一番冷静的思索，这些精英人物往往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为了企业的发展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既是决策者又是宣传员，他们的见识、眼光与立场都与我们不一样，谈吐的内容与我们的期望产生差距都是正常的现象吧。所以在节目现场出现某种程度的失控，是遗憾、天灾，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意外吧。

节目上线之后，点击量虽然相对差了一些，但浏览网友评论之后发现，受众给出了比较专业的热情回馈。因为，商界精英们不厌其烦讲述的必然是他们坚持的，而且是他们认定有传播价值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总会找到欣赏它的受众。

（优酷《老友记》导演：宗华伟）

CHAPTER 13　灵魂的台阶

王石/李辉

2012年10月，“红烧肉”事件把企业家王石推上了娱乐新闻的头条，提到他，人们不再只围绕房地产、慈善、登山或者哈佛游学……“红烧肉”于王石成了一个特定的词，也成了他每次与媒体打交道都绕不开的话题。

公众对名人的隐私总是充满兴趣，而老江湖的王石也早已练就了应对媒体的化骨绵掌。不管用什么招数“诱导”，他从不接招，常常一句风轻云淡的“这个就不谈了”，便把抛过来的尴尬又扔了回去。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担心过。“红烧肉”事件刚在网络上爆发时，他就告诉郁亮（万科地产总经理）：“如果对万科有很大的影响，我将当即跟万科进行切割。”

万科是王石一手创建的企业。1984年，33岁的王石在深圳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任总经理。在此之前，王石先在广州当工人，后到政府机关干了三年。和那个年代去深圳的大部分人一样，王石到深圳是为了寻梦。但创业之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只是什么挣钱就干什么。

王石的第一桶金来源于玉米饲料，之后倒腾过家电、生产过录像机配件……早期的万科，涉及玩具、服装、饮料、印刷等十多个行业。1993年，王石决定将公司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专注住宅地产。现在万科是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住宅开发商。

绝大多数创业者创业的目的就是自己当老板，但王石却没有当老板，万科走的是国企改制的模式，王石从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职业经理人。

48岁那年，王石又让出总经理的位置，把万科交给了36岁的郁亮，自己在幕后做董事长，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登山和社会公益上。就在他交班一年后，柳传志也辞职让杨元庆接班。但当联想遭遇危机时，柳传志很快就重新出山。当时王石说，如果万科也遇到类似情况，他绝不会再出山。

事实也是如此，2011年，万科高管团队动乱，项目陷入困境，产品陷入品质危机；2012年，万科内部问题仍然在发酵，继续有高管出走，“安信地板”事件更是雪上加霜。外界将这些问题都归结于王石的离开。但王石仍坚决表示不会重掌万科。他的逻辑是：“我接手一两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不行，你再维持两年，将来还是不行；如果他行，你接手了就没法证明了。”

王石是万科的精神领袖，万科文化也已经深深烙印上了他的影子。但王石越来越刻意地回避自己在万科的影响力，“红烧肉”事件的发生，让他再次萌生退意。

冯仑曾评价说，王石是个不爱钱的人。万科上市前，王石曾拥有四成股份，但他主动放弃了。近几年，王石接过几个广告，即使与他的收入来对比，片酬也是笔不小的财富。但他把广告的片酬全部捐给了公益事业。

在不同的场合，王石自己也说过很多次，多年前，在名利之间，他就决定选择“名”。只是，在“名”这条路上，王石走得磕磕绊绊。

2008年的捐款门让万科和王石第一次深陷舆论的旋涡当中。网络上无底线的谩骂把王石和万科所做的一切都归了零。“‘虽然你登上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没有坟头高’，这算是说得比较理性的话，更多的就是骂娘。我当然会有失落感，也有情绪，也会纳闷这个世界怎么回事。过去想说什么说什么，那时才知道自己在社会的影响力比想象中的大。”王石意识到舆论的可怕，却无法阻止传言的散播。

时隔五年，人们刚刚开始理解王石当年的决定，却又一次爆发了对于他人品的质疑。“红烧肉”“高官前岳父”……这些无法回避，又无法解释的敏感词汇，逼得王石开始用2008年的事情自我解嘲：“2008年我遭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攻击，也曾想不通，却让我明白：在消解权威时代我是老几。”“比起2008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吗，还有什么？”

说来说去其实的确没什么，在网络时代，很容易造就一个神，也很容易摧毁一个神。没有人知道王石对“名”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在意。也许他现在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他总是非常忙，忙工作，也忙着实现曾经的梦想。他开始重视对梦想的追求，很大一部分是缘自一场大病。

45岁那年，因血管瘤王石被医生宣判后半生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至今这个可能性依然存在。与常人不同的是，病痛反而激发了王石对实现儿时梦想的渴望——去探险。于是，50岁时，王石玩起了极限运动，并用5年时间成功登顶6座山峰：1999年5月2日，登顶昆仑山脉的玉珠峰，海拔6178米。1999年9月13日，登顶岷山山脉的雪宝顶峰，海拔5588米。2000年2月10日，登顶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启孜峰，海拔6206米。2000年5月5日，登顶喜马拉雅山脉的章子峰，海拔7543米。2001年8月2日，登顶昆仑山脉的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2003年5月23日，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米。

对于一个业余登山爱好者，这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王石博客上的照片，便是他登顶珠峰时的留影。他自己引以为豪，也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加入登山的行列。

60岁的时候，王石放弃了国内舒适的生活，选择圆另一个梦想，去了哈佛游学。在那里，王石租住在小公寓，学会自己做简单的早餐，习惯了出门坐地铁。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在校园中奔跑，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他和比自己小40岁以上的同学一起做笔记、讨论问题。甚至晚上不敢出去应酬，因为耽误了复习，第二天便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他舍不得落课。

在哈佛，他带给大家的是另一种印象。据说，他在学校颇受同学和老师的尊敬，原因不是他是来自中国的优秀企业家，而是他成功登顶过珠峰。

2013年，62岁的王石推出了他的新书《灵魂的台阶》，这是他出的第四本书，前三本分别是《道路与梦想》《让灵魂跟上脚步》《徘徊的灵魂》，从创业到登山，每一本书都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关于信仰，关乎心灵。

曾经，为了练好写作，王石坚持每天都写博客。曾经，为了登珠峰，每次登山他都在背包里放块石头增加负重。对于想做的事，王石从不会半途而废，包括大众反应如此激烈，他仍然会晒与田小姐在一起的照片。

他对公益事业的热忱也一直有增无减，但从不会为了名声隐藏自己的个性。有一次在一个公开场合，一个记者问他：“你登山的钱为什么不用来建希望小学？”王石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爱好？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钱满足我的爱好？”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王石有明确的态度，用他的话说，他不会暗自不爽，只会明着不爽。特别是当有媒体问出“无知”的问题时，他常常把不屑写在脸上。值得玩味的是，他又非常在意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的形象，他有自己的私人造型师，每次出镜他都衣着得体，精神焕发。实际上，私下里，他的脸上总是有掩饰不住的疲惫。

在《老友记》中，王石与凤凰卫视开台主持之一李辉侃侃而谈，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行走高原的经历，但是说话最多的还是王石。李辉一直在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与王石相比，她的人生经历依然不够丰富。

其实，王石的很多故事，远比他的绯闻要精彩，这种精彩还在继续，因为他说：“谁没青春过，可有的人没有老过，我不想重回青春，我只想享受老年。”

山在那儿

她是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他是中国地产的商业大亨。她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循着人类文明的足迹思考。他在半百和耳顺之年，踩着亿万年前的积雪前行。从印度到尼泊尔，从佛教圣地到雪域高原，从七大洲最高峰到南北极点，从希夏邦马的雪到珠穆朗玛峰的风，在行走中挑战人生的高度，在攀登中体悟生活的真谛。智慧行者会有着怎样瑰丽的人生？

李辉：1991年，万科成功上市，并迅速成长为房地产市场的巨无霸。但是就在四年后，当你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接到了来自医院的噩耗。医生告诉你，你得了血管瘤，下半生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我们很难揣测你当时的心情。对于一个强势的男人来说，命运的急转，变得如此的吊诡而又无法抗拒。那时的你是恐惧、伤心，还是有更多的不甘？

王石：当时医生说我可能会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但是这更激发了我少年时的一些梦想。少年时，我曾读过《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这些故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很想成为一个探险家，探索不知道的世界。我想在瘫痪之前，登更高，走更远，下一步我还要航海，还要滑翔。将来有一天我若真的瘫在轮椅上，我会笑着说：我走过了，我可以不走了。所以我就从50岁之后，开始探索了。

李辉：像你这样事业很成功的人，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多数人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你为什么会选择去挑战一些物理高度呢？

王石：正因为事业上成功，才有条件做自己想做的，想挑战一些事情。比如登珠峰，一定要有物质基础和时间。当然，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成功，就是有自己对生活的选择，而我选择了挑战高度。

2001年，我正好50岁，那年决定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成为国家登山运动健将。按照国家登山运动健将标准，要登上一座8000米的山，或者两年之内登上两座7000米的山。我选择登上了两座7500米的山峰。登完之后，很快就申请到了国家运动健将。

之后我又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一定要登上珠峰，于是，2003年，我登上了珠峰。

其实，人生就是不断给自己确定目标，让成功有阶段性地往前走。

李辉：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首诗叫《期待》，说人生的期待有遨游太空的探索，有登上绝顶的挑战，当时觉得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能够好好上班，能够为国家做点贡献，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当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时候，能够实现自己曾经不敢想的愿望时，你觉得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

王石：登山有个过程，我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之后，才想要登珠峰，在这之前从来没想过登珠峰。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登到了一定高度后，会想我可以再高点。其实在登雪山、登高山过程当中，真是非常痛苦。最可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登山当中会有高山反应，也可能遇到雪崩、冰裂缝，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登山短则一个礼拜，长则两三个月，进山之后，能不能出来都不是很清楚。除了要面对死亡，还要忍受缺氧、睡不着觉、头疼、恶心、吃不下饭的痛苦……

不过，我想生命就是这样，生活很平常的时候，人会习以为常，但是一旦进山，你就会感觉，原来很平常、很平淡的东西，也应该珍惜。

比如，我们正常人在生活中，谁都不会想要很珍惜空气，因为随时可以获得。但是只要一进山，即刻就感觉到空气是不够的，因为含氧量只有正常含氧量的40%。在那里，你会非常珍惜生活，同时有很多联想。

记得我第一次登顶雪山之前，我同伴从兜儿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我，我当时就感觉很温暖，感到这太珍贵了。平时，觉得苹果太普通了，从来没把苹果当回事，但是从那之后，我再看到苹果，我就会凝视它，甚至还带着它。

经常在我的微博和博客里会有苹果的照片，很多人不大理解，问我和苹果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是我登山当中的一种体会。大家都希望人生幸福、平安，如果天天平安，就感觉不到平安的幸福，只有经历了不平安，才会珍惜平安。

而且真正的病症，就是没有疼痛感，登山就创造一种局部环境的痛苦，让你去感受。感受之后才知道，生命当中很多痛苦要如何去面对、去通过。也会让你珍惜没有痛苦的时候那种平淡的生活，你会更容易去接受现实。

很多人说，社会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痛苦？给我身上带来疾病和灾难？但如果你想到生命就是要斗争的，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多不公平与痛苦。

李辉：你这样说有一种自虐的嫌疑。

王石：不是说喜欢自虐，是登山之后会特别喜欢自然的生活。比如平时洗个热水澡、上厕所坐马桶，没人觉得这是享受，但只要登山，在那环境当中待一个星期，就觉得这是享受。

李辉：其实真正的生命需要的就是很简单的阳光、空气、水分。但是我觉得好多时候，创造者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好多想象的空间和不一样的思考角度。你的工作、事业也是在给人创造生活的状态跟环境。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你对事业的想法，有什么影响？

王石：登山与事业严格来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职业就是职业，是人谋生的手段，人要靠职业挣钱。但一定要非常明确谋生的目的是什么？事业成功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登山、去旅游、去享受人生，就是对生活的享受，而职业往往享受的成分是比较小的。我享受情趣不是为了我的事业更成功，而是因为我事业成功了，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当然情趣反过来也会影响事业。比如登山让你感到自己在向上，在克服困难。如果把事业当成高峰的话，登山会给你一种正导向去想象，去向高处攀登。

不过，如果把登山和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也要鼓励同事都去登山呢？对我来讲，还是要小心翼翼把我的爱好和工作分开。因为登山是具有危险性的，万科提倡的运动都是安全的，像长跑、骑自行车。

李辉：2000年的时候，我因为《千禧之旅》系列片的制作，也跨越了青藏高原。我印象最深的是千禧年的第一天，我们进到樟木以后，在一个玛尼石堆，有女孩子想去方便一下，因为觉得那是一个天然的障碍，就躲藏在石堆后面。导游就说不行，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方便。结果等大家上了车之后，不到100米，就撞在了一个特别大的石头堆上面，机器盖马上就飞起来了，然后烟就冒出来了，那个女孩的头就撞在挡风玻璃上。那么长的一段旅程，这是唯一的很恶性的事故。

王石：感觉到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

李辉：高原的确是神圣的地方，我们从印度到尼泊尔，经过这些每一个事物都是神灵的国度之后，好像也确实对自然界的东西多了一点敬畏之心。

王石：因为登山一定要和藏族队员在一块儿，我发现他们在登山之前一定有仪式来敬神。他们叫煨桑。煨桑当中首先喇嘛念经，之后要进行仪式，仪式之后还要狂欢，总共三部曲。

我是2000年登山开始就有这种经历，一次次的仪式，让我也对此有了不同的认识。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是迷信，他们在盲目相信冥冥之中的一个神灵。后来慢慢地就体会到，不一定真的有一个神灵存在，但这是对大自然的那种敬畏。反过来讲，人在大自然面前真是非常渺小的，你必须遵循自然、顺从自然。但恰好汉族的文化是倒过来的。

李辉：我们有点人定胜天的感觉。

王石：对，人定胜天。因为汉族生活的环境中，的确有征服自然的事实。比如，洪水是可以治理的，我们是可以让黄河不泛滥的。大家联起手来，能形成一种在自然面前人是第一的现象。但在某种环境当中，与大自然相比，人太渺小了，根本无法去面对。这就是不同民族形成不同文化的差别的原因。

比如5·12汶川大地震，在那天人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通过宗教性的一种表现，表达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一种顺从，显然比自以为是好。

李辉：这也是我很多次去藏地的一种感觉。我发现寺院里面的小小的喇嘛，最多八九岁的小孩，穿着红红的禅裙，就一双拖鞋，他可以上雪山上面去。然后摘一些小雪莲，用袈裟一裹，又跑着下来了。我感觉好像自己连手带脚的也爬不上去那山。

王石：相信你常年在那种环境中生活，你也会适应。有句话说，苦难的经历是财富，实际上我觉得，这还和胸怀、知识成正比。如果没有胸怀，知识又不够，苦难经历就是苦难经历，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如果有更多就是灾难。若你能有某种自身的修养，困难经历就会成为财富。

哈佛轶事

他是中国地产界的传奇大亨，却在耳顺之年固执地重回校园；她是纵横媒体圈的时尚教主，出道之路却有着难言的辛酸、纠结与踌躇，收获与感悟，无涯学海中探寻人生乐趣，多元世界里体味世事沧桑，他们一起聊着从未逝去的理想。

李辉：2013年4月16日，美国波士顿。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让各路媒体打破常规，第一时间把目光投向了那里，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把本来在公众视野下游离已久的你，推到了台前？

王石：那时我正好在波士顿的现场，是亲历者。当时我还看到了发生在同事身上的一些细节。当爆炸发生，明确是恐怖袭击之后，大家就开始往外撤，万科有几个员工，其中有一个员工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留学生。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赶快趴下。”因为他是从美国西部过来的，接受过训练。而另外几个在我们对面，他们离爆炸点更近，有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员工正在发国旗，他本能就跑了，跟着他的是一个来自哈佛建筑设计学院的志愿者，也是大陆出去的孩子，但是他出去留学比较早，跑着跑着，这个志愿者就问：“你包呢？”我们这个员工说：“这个时候还要什么包啊？”志愿者说：“不至于这么冲动，你等一等，我回去给你拿。”他就很冷静地又回去把包找到了。

通过这些细节你会发现，在美国生活时间长的和在大陆生活时间长的年轻人是有差别的。

李辉：虽然授命以记者的身份直播新闻，但令你记忆深刻的却是不同人群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极大差异。是不是对于人们素质和差异的思考，贯串了你两年半的留学生涯？远渡重洋，60岁就读哈佛，你是因为退居二线之后壮心不已，还是因为不甘寂寞，抑或某种情结在作祟呢？

王石：首先当然是个人的选择，因为知识的积累和职业关系更密切一些。不像登山纯属个人生活的选择，其次和个人的修为也有关系。

我也曾经有过留学梦，但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等到改革开放有机会的时候，自己已经快30岁了，而且那时候是在工作。但我一直想着能出国去留学，去深造。这种想法一直到了50岁才放弃，觉得再深造，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人不相信我60岁才去学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50岁的时候就曾放弃过。

没想到60岁正好有一个机会，是在非常无意的场合里，哈佛的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问我，愿不愿意到哈佛当访问学者，三个月、六个月、一年都可以。后来我就决定去了。

实际上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认识、自我修炼的过程，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一样。在别人的眼里，会觉得，你还有能力去学习吗？你还有必要去学习吗？还有人说，哈佛也有老年大学吗？

李辉：我觉得他们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王石：我觉得还是怀疑。比如说我登上珠峰，现在还有人不相信，认为我是被背上去的。

李辉：你现在到哈佛都两年半了，英文讲到什么程度？

王石：讲得非常不好，但是也可以应付了。

李辉：我记得1996年我们好多人一块到香港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基本上以英文为主，然后就是广东话。第一个星期，我们开会都没法开，在香港所有的制作人员都是讲广东话。开了半天会，我就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要回家，太难了。”那时，逼得自己没办法，每天下班的时候就看广东话的电视，大概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尽量去揣测他们的那个表情的用意。那时真的挺想回家……

王石：把自己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而且是另外一种语言环境当中，过了这一关就是重新给自己开了一扇窗。这个体会在我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自己到了老年状态，做事更多是凭经验主义，觉得应该怎么做，不去动脑筋。而且之前，我本身也有调动资源的能力。但是到哈佛之后，我发现一切都要自己去动脑筋，已经封尘了至少20年的脑筋又要开动起来，就像一个生硬的机器好长时间没有用了，现在要开始使用，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崩溃，随时可能稀里哗啦就断了哪一个零件。

我听本科生的课虽然不用参加他们的考试，但我自己给自己加压，除了有时间在校园里拍一些小动物、小花，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教室之间奔走。那儿没有固定教室，都是来选听不同的课，换教室时都是在跑的。而且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根本不像在国内说的，美国的大学生如何轻松，那根本是不了解美国的教育系统。

在我们这里读了本科再出去的学生，到了哈佛大部分不适应。因为课程非常紧张，又不是死记硬背，更多是要给你创新的观念，而且哈佛对学生的评价不仅仅是考试的成绩，还有平时在课堂的活跃程度，根据你表现的能力，你对社会的贡献来算分数的。

我记得有次听课，那个老师一米九二，讲课两步从台前就走到台后去。在前面边写书，边指着同学提问题，就好像后边有两个眼睛，就像个八爪鱼似的，刚写完，一转身，两步路就到后边去提问题，而且一直在学生中辩论。我听着都紧张，一堂课下来，这个老师就要先去洗手间换衬衫，因为他已经大汗淋漓。

所以我说，在哈佛商学院首先是体力活，你得体力好，一堂课就像一场战斗，别说当老师，让我当学生我都受不了。听了两堂课，我心脏病都要发作了。

李辉：对美国本土的孩子来说，压力也很大的，我记得还有同学因为考试没过就自杀了。

王石：我到那儿头半年是非常难熬的，觉得是度日如年，而且曾考虑要不要再熬下去。但是开动起来了，还觉得不错，这让我自己很意外。比如说背英文单词，如果年轻的时候记个单词，3遍你就可以记住，年纪大点可能得5遍7遍，再大一些，20遍30遍也不一定记得住。但不能说记不住就不学了，哪怕30遍、40遍、50遍，你把记忆力开动起来，会突然发现记忆力会好很多。有了开始运转的能力，你就像获得了新生。

李辉：我看你曾在微博上写：“上午英语学校，中午专题讲座，下午图书馆、口语训练课，应酬只能在晚上，返公寓大量作业。时间衔接以分钟计，行走匆匆，哈佛节奏。”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忙碌，你开始享受哈佛节奏，但也为此放弃了身体力行15年的登山活动。

王石：我到了哈佛之后就放弃了第三次登珠峰。本来我做好了每年至少登一座8000米山峰的准备，为70岁登山的时候保持状态。但我根本没有时间，不要说去登山了，就是去波士顿的时间都很少。波士顿有很多博物馆、大剧院，我很喜欢听音乐剧，但根本没有时间。不过，这种学习状态，不也是在登山吗？登这座山比登物理的山峰要难得多，而且是没有止境的。

是两座山同时登，还是放弃其中一座？我先选择放弃一座山，人要有取舍。越读书，你想知道的知识越多，才觉得欠缺的越多。所以人生必须要有个选择，必须有个取舍。

李辉：其实知识的山峰就是没有止境，而且是你越往上走，越觉得自己匮乏，那种感觉更饥渴，更想要获得知识。

让灵魂跟上脚步

功成名就的忧伤，辛苦辗转的求索，上天、下海、勇攀高峰，但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有着苍凉的隐衷，时尚媒体人直面先锋豪商，直击地产大王波澜壮阔的心路历程。创业者的辛苦遭逢，成功者的苦难求索，一个钢铁男人有着什么样的隐秘心声？

李辉：我问过周围的朋友对你的印象，总的来说，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敢想敢做，活得很坦率，能完成自己很多理想的人。

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我只后悔一件事，那是1985年，万科成立的第二年，当时市场非常不好。我们被迫压缩开支，我记得当时我辞退了25%的员工，那是我做企业以来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那时候深圳刚起步，被辞退的人也很年轻，除名以后也找得到工作。但受损伤的是留下的人，谁还愿意一心一意给你干？弄不好再一次危机，就可能被辞退。这样想，员工怎么可能跟你全心全意工作？

明年就是万科30周年了，从创业走到现在的员工只剩下我一个人，大家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但是我却记得非常清楚。

李辉：这30年，万科早已从小作坊成长为领头羊，没想到，身为掌门人的你却仍难摆脱“辞退事件”留下的忧伤。听说“辞退事件”发生的第二年，正是日本产品畅销全球、日企文化远播海内之际，你也赴日考察，而且自此成为了坚定的“学日派”。

王石：日本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很容易看不起他们。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文字都是学习我们的。无非就是明治维新，他们走得快一点，无非是踏上帝国主义末班车，搞侵华战争，才起来了。但是如果更多地去感受日本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性，会发现日本的成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成功不是学习中国的东西太多了，而是因为没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固守的东西还不够多，所以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新东西。比如日本从来没有极端的中央集权。曾经也学中国，实行盛唐的律令制，但执行的时间非常短，即刻就被贵族的分权取代了。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绝对权威，一种绝对权力的文化。绝对权威没有权力，而有绝对权力的又靠绝对权威来保证正统性，这就形成了日本的特有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城市首先是城，用城墙围住。北京城，紫禁城，就是城套城，中国的文化就是来封闭的。日本没有城的概念，这是中国和日本最大的一个差别，日本知道需要外来进步的文化，所以一直是开放学习的。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非常灿烂，所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有保留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转换。

李辉：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不是也选了一个实实在在有高度的事情去创造高度。

王石：其实用纵深和宽度形容人生更容易作比较。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做房地产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从业余爱好来说，珠峰也登上去了，还在折腾什么？但我想职业是生存上的一种必要，是自立的一种状态，要靠这个养家糊口。

如果你觉得生活要更有意义、更多体验，是要有宽度的东西，才有能力去展开。当然人生苦短，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想展开也不可能完全展开。恰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因为有限，必须进行选择，我心目当中的英雄，一个是打乒乓球的，一个是登雪山的。那位登雪山者，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都不用想。乒乓球我曾经练过，也曾经是业余体校的，我一直打到30岁，一直在练，一直找高手来切磋，但我也不是那块料。

可能没几个人知道，我最大的成绩不是登山，是中国的滑翔伞攀高纪录保持者。2000年的时候，我差点因为飞滑翔伞遇难。当时在深圳，那天的天气是不能飞的，但我硬飞，结果倒栽葱一样掉下来，挂在松树上。如果没有那棵松树，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

我记得，创纪录是在那一年的10月3号，6100米，飞的高度5100米，到现在还没有人破这个纪录，我相信未来十年也没人可以破掉这个纪录。

李辉：飞滑翔伞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不是很害怕？

王石：我觉得飞滑翔伞是最浪漫的，能让你有心神荡漾的感觉。人和鸟类最大区别是鸟可以飞。你想想，蓝天白云下，你和老鹰一块儿盘旋的那种感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李辉：我们很难想象你的那份驭风翱翔的美好，不过作为万众瞩目的商业领袖，你还必须直面各种各样的考验。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必须接受的考验吗？

王石：万科已经到了一定的地位，我又是这样一个身份，经常会有国际上交流的机会。借助翻译已经不能准确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障碍打开，我觉得语言障碍肯定要突破。

十年前在哈佛论坛讲演，当时主持人问我：“你是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我说：“当然用中文了。”但是主持人建议我最好讲英文，因为英文的信息量是20分钟的，如果讲中文的信息量是10分钟的。我一听想都没想就说：“好，我用英文。”可我才念两句，主持人就说：“王总，你还是说中文吧。”我只好说：“请给我一个讲英文的机会。”下边就掌声雷动。但确实念得磕磕巴巴的，我当时感觉很狼狈。

去年11月份，我到伦敦剑桥商学院去演讲，BBC就在那儿堵着对我进行临时采访。他们安排了一个大场景，一个大长廊道。那个主持人跟着我一块儿走，我根本没有时间看提纲做准备，他问什么问题，我也不大清楚，反正我就说我的，主持人就一直点头。差不多20分钟采访结束了。我就很小心地问了他一句：“我讲的东西你听懂了多少？”他说：“百分之八十吧。”但我感觉，他最多能听懂一半就不错了。

其实人有聪明的，有笨的，但没有说笨到语言都学不会的，再笨的也会讲话。重要的不是人家听懂听不懂，而是你敢不敢开口。你只要把这个想明白了，一切就很简单。只要敢开口，听懂听不懂，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李辉：我觉得这种近乎“置之死地而后生”，甚至对外界不管不顾的强硬作风，其实恰好折射出了你的本色性情。我知道你曾因“辞退事件”饱含歉疚，也曾经因“捐款门”事件备受争议，但你似乎只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低调的修正。

王石：人生就是不断犯错误，不断试错的过程，年轻时犯年轻时的错，到中年犯中年的错误，老年犯错误也不少。

很多人说“如果再让你回到年轻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还要年轻？年轻我经历过了，我干吗又要经历一次经历过的事情呢？我对再过青春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珍惜的就是现在，就是我60岁之后的体会是什么。

看历史书你会发现，一些名人都没有经历过老年。比如周瑜，好像29岁就气死那儿了。诸葛亮大概是五十几岁就去世了。

70岁我不登珠峰了，不是说我不能登了，而是我要做其他的事情了。你会发现你的老年的生命比以前延长了，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就要更多地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

我接下来的目标，是驾驶帆船环球航行，一个人搏击风浪。

李辉：我觉得无论是勇攀高峰，还是逆风飞扬，你都走得勇敢而坚强，或许，对于这样一位怀有英雄情结的人来说：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就是家吧。

编导手记

十年前，火车上，为打发时间，在某本杂志上了解了王石的发家故事；五年前，汶川强震，他身陷“捐款门”，我又被动地关注了他一次；而这一次，他活生生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或许是以往出现在荧屏上的他多是被登山服之类的厚重衣物包裹的缘故，眼前的王石陡然变得很瘦，甚至瘦得让人有些担心……是日理万机闹的，还是最近的各种传闻给搞的？算了，打住，不瞎想了！人家能走到这一步，这点破事算什么，必然比咱内心强大一千倍。

做客《老友记》，王石和凤凰卫视的资深主持人李辉简单寒暄之后就开谈了，不聊房产、避谈绯闻，三个多小时主要讲了三件事：登山、滑翔、游学。起初，狗仔心理作祟的我以为这些不过是“资产阶级”玩票和贴金的把戏而已……

但在聆听的过程中，渐渐被王石的真诚与真实打动。为了游学，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语言的障碍，为此他讲了几则故事，其一是在某活动现场以英文发表演讲，但中途被打断，现场主持人说：“王总，你还是说中文吧。”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直面这样的侮辱，但王石不为所动，坚持用英文说完了。

听闻他这么勇敢，我想他的英文或许没有那么烂，但上网找了一段视频听了下，马上就对那位失礼的主持人百般理解。初中时老师告诫的那句话又回响耳畔：“学英语，就要勇于lose face。”一位掌舵全球最大住宅开发企业、在国内有头有脸的大老板，竟然可以如此这般“lose face”。但卸下面具的收获是：王石在耳顺之年，奔走于哈佛校园，无扈从，无翻译，凭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不仅完全听懂了大师们深邃、高端的发言，还可以切磋一二。对于怀揣多年留学梦想的他来说，那想必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王石喜笑颜开之时，我蓦然间想起他多年前做过的一则广告，内容已经模糊，但结尾时老王娓娓道出的那句话却早成名言：“向上走，即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

看着眼前那张与年龄不符的单纯的笑脸，我很难相信，他在20年前曾经被病魔缠上，险些瘫痪。他说他的牙已经开始松动了，头发在不停地往下掉，但眨一下眼又告诉你，他是全国滑翔伞滑翔高度纪录的保持者，他曾两度登顶珠峰，他接下来要驾驶帆船去航海，要去以色列学习犹太文化，已经62岁的老王，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都散发着向上的力量。

曾经想过，年过六旬的王石还图什么呢？节目录制完结后，开始阅读他的各种资料和出版过的一些书籍。发现在媒体嗜血的宣传下，王石低调地做了很多好事，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捐资兴建希望小学，等等。但遗憾的是，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捐款门”。

唉，算了，谁让你是资产阶级呢？你成名早，不差钱，太招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万众瞩目之下过着别人难以企及的生活，所以每句话都会被好事者放大一千倍来揣摩。以至于功成名就之后你停下来了，正如那本书的名字，等待“让灵魂跟上脚步”。但很多人仍以狂奔状态，拼命地将所谓的“灵魂”甩在身后，他们想以行尸走肉去追逐你那意纵天高的脚步，于是落差产生了，他们说：“你丫太资产阶级了！”

比如我……

（优酷《老友记》导演：宗华伟）

代后记：追梦的老男孩们

BY肖央

曾经的一部微电影《老男孩》，感动了很多人，也让大家认识了由我和音乐人王太利搭档的“筷子兄弟”组合。大家给了我们很多光环：“微电影时代的开启人”“中国商业电影的新希望”，谢谢大家的抬爱，其实我们哥俩就是想踏实拍好作品的电影人。

相识于微时青春不再麻木

2007年，喜欢音乐的王太利发给当时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大四的我一首改编的歌曲，希望能作成一个音乐视频。我琢磨了好久，和太利商量，两人干脆掏几万块钱拍了个MV，于是就有了《男艺伎回忆录》。因为是第一次忐忑的尝试，我俩觉得这片子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得上个“马甲”，我俩一合计，觉得这么捆绑合作挺好的，所以最后我们就用了“筷子兄弟”这个名字。MV上线后，点击量很快过千万，“筷子兄弟”这个名号逐渐在网络上红了起来。初试牛刀，有各路朋友义务帮忙，成本低，拍摄难度小。但在开始第二部作品时，困难接踵而来。

第二部作品，音乐短片《你在哪里》。当时我们需要的预算是20万，那时的互联网视频领域，几乎没有盈利模式，所以找投资特别难。我写完故事，到处给别人讲，到各种公司里游说，甚至一边给人家讲故事，一边唱歌表演。最后终于得到了12万的投资，勉强开机，历经坎坷拍完，自己还垫了4万块钱。

在视频短片还没有盈利模式的时候，自然没有任何赚钱的可能。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我又重回广告业，而王太利，也回到音乐的行当里。

那个时候我做广告导演开始有一些稳定客户了，拼死卖力没日没夜，赚到了一些钱。一晃自己也快30岁的人了，在北京生存不容易，也想着是不是该把理想抛一抛，买个车，买个房。但忙到晕头转向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问自己，现在做的这些事，是不是我真的想做的，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老男孩》关注“80”青春

其实在执导微电影《老男孩》之前，同样是80后的我常常思考很多关于我们这代人的现状。为什么年轻的80后总在怀旧？这十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10年4月，对我们来说注定是不一样的，当时由优酷出品牵头的“11度青春”工作组正在广泛寻觅以80后为主的年轻群体的代表人物，在大量的调研筛选之后，最终他们找到我，希望筷子兄弟加入这一计划。我和太利很兴奋，双方一拍即合，此时的王太利，已经悄悄写出了《老男孩》的歌词，我则根据歌词中的情怀创作出了老男孩的剧本。

终于有了一次接近电影梦想的机会，我们铆足了劲，完成了一部40多分钟的电影短片《老男孩》。完全没想到在优酷播出后轰动了，很多人留言说这部作品引发了他们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在这部戏中，我们将偶像迈克尔·杰克逊的离开作为一条线索，充满敬意的缅怀了他带给我们的一个时代的美好，也展现了作为80后的我们对逝去青春的怀念。

迈克尔·杰克逊对于我们80后来说，哪怕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偶像，也一定承载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与其说他的去世喻示了80后与一个时代的告别，不如说他让我们明白了很多东西是需要认真地与之告别的。不管你有没有勇气告别，所有的事情都有终结的一天，但没关系，新的开始又来了。

趁热没有打铁

微电影《老男孩》火爆后，众多投资商纷纷找上门，劝我们趁热打铁，筹备大银幕电影《老男孩》。机会确实很诱人，但是我和太利一致认为，还不是时候。

电影导演需要更深厚的功力以及丰富的生活积淀，我真的还需要学习和磨砺。而且电影行业又是一个更大的擂台，小毛头迈上大擂台，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些才行。

梦想不老遥而可及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继续和优酷出品合作，双方都比较信任彼此，也在很多想法上比较一致，觉得还是要做接地气的作品。2011年，我们的微电影《赢家》《父亲》在优酷网播映，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是时候考虑拍一部院线电影了，优酷出品也很支持我们的想法。这三年，我一直在筹备剧本，今年终于完成。太利也为电影版《老男孩》写了新歌。这一次对于我们，对于一路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优酷出品，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电影就是和观众的一场沟通，在我看来，不用真诚的态度面对，做不来这事，那个艰辛的过程，没有梦想的支撑，走不远。这次大电影《老男孩》的创作，我们继续保持真诚。

王太利托我跟大家说：“我和肖央的梦想，只是想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平凡却也不容易，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也曾想放弃过，但梦想，终归是梦想，你想放弃它，它却早就根植于你的内心，默默指引着你，完成向上人生路。”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我们很庆幸，我们坚持下来了，也很幸运地遇到了靠谱的“合伙人”。现在的我们，感觉像回到了当初拍《老男孩》的时候，两个老友，为了一部电影一起奋斗。看着我们的梦想一步步实现，我真的挺开心的。青春可能是短暂的，但是青春也仅仅是个开始，人一辈子那么长呢，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