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作者： 邓广铭;田余庆;戴逸等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6月

ISBN： 97875202049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上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作者

出版说明

传说时期

西周文献中的古史神话传说

《天问》所载的古史神话传说

春秋战国前期的古史传说

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

汉代后起的古史神话传说

近世对传说时期的认识

夏

夏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其遗迹

夏代王权的变革

夏王朝的统治与剥削

农业

手工业

文化艺术

商

起源和发展

社会生产

阶级关系

方国各族

文字和宗教

科学和文化

西周

西周的兴亡

典章制度

社会经济

文化思想

春秋

经济

政治制度

强国的争霸活动

各国君主权力下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

孔子及其学说思想

战国

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身份的劳动生产者

各国的变法和新的君主集权制

官制、兵制和法律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边境内外各族

胡貉和氐羌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防止封建割据的措施 焚书坑儒

整齐制度

对匈奴和对越人的战争

秦代的急政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

楚汉之战

汉

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

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削弱丞相权力

周边各民族 西汉王朝同周边各族的关系

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绿林、赤眉大起义

东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封建专制体制的完备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周边各民族 东汉王朝同周边各族的关系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和黄巾大起义

汉代的文化

三国

三国局面的形成

晋

西晋

东晋

两晋的文化

十六国

十六国与五胡

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各族所建政权的性质

编户与荫附户口

少数族政权与汉族士庶的关系

教育与文化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东西交通

分裂与融合

南朝

宋齐梁的政治

南朝的经济

社会各等级、阶层与集团

陈朝的兴亡

南朝少数民族的融合

南朝的文化

玄学与宗教

北朝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中

隋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隋朝的覆亡

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

唐

唐朝的建立和前期的统治

唐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

唐朝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

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

周边各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唐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唐朝的中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唐朝的历史地位

五代十国

五代的更迭和十国的割据

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政治制度的一些变化

后周的改革与分裂局面的结束

五代十国的科技文化

辽

建国前的情况

辽的建国和它的发展

西辽

政治制度

经济概况

宗教与文化

宋

北宋政治

南宋政治

宋朝政治制度

高度发展的宋代经济

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

宋朝的历史地位

西夏

建国前的历史

元昊建国及历朝概况

夏国的制度

经济状况

宗教和文化

金

政治概况

金朝的制度

社会经济

金代的文化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上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作者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曾瑜 邓广铭 卢开万 田余庆 朱瑞熙

刘起 安金槐 许大龄 李宗一 李学勤

吴天墀 吴荣曾 邱树森 张泽咸 陈振

陈得芝 周一良 胡如雷 胡厚宣 姚大力

唐长孺 黄惠贤 韩儒林 蔡美彪 漆侠

戴逸

出版说明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是按学科分卷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是人类已有知识的总汇，体现了中国各学科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智慧成果。其中众多的由名家撰写的学科概述条目和长条目，其本身即是对某一学科体系和知识主题的权威总结和描述，虽然篇幅简洁，文字精练，但充满深厚的学识积淀，是传播和普及某一门类知识的经典之作。因此，为便于读者从浩繁的海量信息中，快捷获取某一门类或主题精准的、系统化的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将这些名家撰写的条目按知识体系汇编而成可随手捧读的大众图书。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我们推出了《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源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由中国各断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包括周一良、唐长孺、戴逸等在内的26位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时限起自传说时期，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本反映了中国自古代至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民族、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基本事实和主要脉络，系统全面，且知识准确，文字严谨，表述精当，充分反映了名家学者的治学风范，许多文字如今已成为留给后辈的弥足珍贵的纪念。

全书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了原有百科条目的排版形式，重新设计了版面，适当选配了一些反映历史风貌的图片并辅以较为详细的图注信息，增加了拓展知识面的内容链接，还将一些小的知识点以脚注形式呈现。此外，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有关内容，以及新公布的权威的历史研究成果，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在不影响原文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知识更新，并根据现今的行政区划重新核实和修订了括注的今地名等。

传说时期

中国古代夏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国猿人（较早期为一百七十万年，较晚期为四五十万年）只在地下留下原始的旧石器文化，不可能有当时的神话传说留传下来。到大约六七千年以前，各地以不同形式走向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又留下了新石器文化。这时各族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及颇幼稚的宗教和神话，但往往是些朦胧的记忆或结合后来的宗教思想所作的描述。到大约五六千年前，各地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有了内容较丰富的神话传说。

最早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总是氏族部落关于其本氏族或本部落的来源及其祖先的神话故事。这样的神话传说靠历史文献记载下来，并逐步发生由较简朴到较复杂、由缺乏系统到逐步有系统、由神性很浓逐渐演化成人性、由纯神话逐步变成历史故事的演进变化。从西周到战国，就是中国古史神话传说演进变化的时期。汉代则把它历史化、定型化。

西周文献中的古史神话传说

今存反映古代各族神话传说的最早文献，是《诗》和《书》中属于西周的一些篇章（包括西周加工的夏商文献遗篇）。还有《易》的卦爻辞，因其录事隐约，不如《诗》《书》那样明确反映了有史实作为背景的一些商周两族的古代神话传说。

这些文献中所见的古史神话传说，只说商和周两族是由上帝生下来的，都住在一位天神禹敷布的土地上。商前有夏，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活动在“禹绩”之域，夏和周是西土先后相承之族，殷商是东方的部族。根据《诗·大雅》，周自远祖以来婚姻氏族是姜族；根据《书·吕刑》，同时存在有苗族及重黎之族。

《天问》所载的古史神话传说

《天问》是一篇内容截至春秋末年的神话史诗，所叙历史范围与《诗》《书》相近，但远不及《国语》《左传》。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天问》并非屈原所作，大约与《尚书》《诗经》同时。

《天问》全文以三百六十九句提了一百七十八个问题，其中涉及天地开辟、洪水传说、大地情状、夏古史传说、商古史传说、周古史传说、古史逸闻和吴楚史事传说等八方面内容。在《天问》中，①仍以夏、商、周为中国古史体系。夏之前是天地开辟及洪水故事等；天地开辟后最早的神是鲧、禹，也有了共工、舜等神话人物，并出现了一次尧的名字。②叙商代历史从舜开始，以舜为商祖。③《天问》的古史神话传说中没有《国语》《左传》中显赫古史人物炎帝、黄帝、太皞、少皞、颛顼、高阳、高辛、帝鸿、金天及秦祖伯翳、楚祖祝融等，可知《天问》所记远在这些传说出现之前。

春秋战国前期的古史传说

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国语》《左传》中，叙古帝古神名增多，古史传说繁备。最要者开始说虞、夏、商、周四代相承，其始祖神是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以及每代必祭的几名宗祖神；齐、楚、秦的宗祖神亦提出；排出黄帝、炎帝、共工、太皞（昊）、少皞、颛顼前后相承的古帝名次，以及他们的一些遗墟所在；又有与尧、舜族相联合的高阳氏、高辛氏后裔十六族，以及与尧、舜族作斗争的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缙云氏后裔四个族。其中高辛为商、唐二族的共祖，颛顼为舜及楚的共祖。而禹的事绩亦增多，他除敷土地治洪水外，还划分九州，成为社神。

此期古史传说中的始祖、宗神系统更加繁备。商、周、姜、嬴、芈、苗等实有其族者，祖先全出自本族始祖系统；而传说中的虞代，除奉东方诸宗神外，又以西方黄帝为始祖，然后组合成其祖先体系。夏代虽自始至终以西方宗神为祖先体系，但因东进建立王朝后与东方部族融合，遂将东方的宗神颛顼迎入自己的祖先体系中，作为本族始祖黄帝的后代。此外在东方另出现了几个显族的世系。又此时的东方的尧的地位比《天问》时已有提高，但仍不突出，尚未成为宗神。

小-链-接

黄帝

黄帝像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古帝。原为一个古族的名祖、华夏集团的代表人物，后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相传黄帝姬姓，名轩辕，因居轩辕之丘或谓作轩冕之服而得名，又以为号，所以汉以后文献中多留下“黄帝轩辕氏”的称谓。相传轩辕修德振兵，发展农业，改革军队，团结周围古族氏，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战，建立了新秩序，结束了“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氾论训》）的神农氏时代。《周易·系辞》《世本·作篇》等不少文献都盛称黄帝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这些创造发明加速了迈向文明的进程，所以后世将黄帝尊为“人文初祖”。一般认为黄帝时代为距今五千多年前，所以又有中国“五千年文明”之说。黄帝和炎帝两个古氏族世代互通婚姻，虽曾有过争雄的战争，但最终结为联盟，共同构成华夏集团的核心。到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中的一些古族为核心的华夏族。随着古族的融合，《世本》及《大戴礼记》的《帝系》将各族的宗神和祖先合并成黄帝一系的分支，构成大一统的谱系，为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共祖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的一部神话故事全集《山海经》，把流传到当时的古代神话全都汇集在书里，在书的后半部出现了许多神的世系。该书分《山经》《海经》两部分。《山经》当写成于战国前期，《海经》当写定于秦或秦汉之际。书中叙神话人物世系在《海经》，《山经》则只零星举到一些神名和他们一些活动，可知诸神世系的排成在秦汉之际，只是神话的内容沿自古代传说。在《山海经》中，不仅包括其他典籍中的大部分古史神话人物，而且新的神也多至不可胜数，如各地、各山皆有司守之神或居住之神，有名的西王母也首见于此书。但帝尧仍未入诸神世系，其地位较低。

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

战国诸子为宣扬自己学说，竞相称说古史。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除道、法、兵家曾提出过新的古帝外，其余各家大都据原有的传说人物编成自己学说。

①儒、墨推崇尧、舜、禹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盛称尧、舜。儒家说尧和天一样大，尧、舜、禹是取法天道的道德最高的圣王；墨家说他们是各以其贤能被举递相禅让的圣王。儒家搜集材料编《尧典》《皋陶谟》，并加工《禹贡》，塑造尧、舜、禹的盛德大业，编成“二帝（尧、舜）三王（禹、汤、周文王）”历史系统。原地位颇低的尧顿成圣王，汤、文王也尊不可言。故儒家出于政治目的编排的二帝三王系统，与古史记载自不相同。

②出现了两种“五帝”说。“二帝三王”历史系统流传之后，到战国后期增益成“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在尧、舜之前增加三帝，提出第一种“五帝”说的是《五帝德》，系摘《帝系》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第二种“五帝”说由《易·系辞》和《国策·赵策》提出，为包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③道、法、兵家等提出众多古帝名。《管子》说有“七十九代之君”。《封禅》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庄子》列举一个十二人古帝系统：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所列伏羲、神农远在轩辕之后，居古帝系之末。《六韬》列举柏皇、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共十五氏。而时代不确切的《逸周书》列古帝二十六氏，其名多稀见者，似为战国晚期所增加。

④杂家《吕氏春秋》第三种五帝说及其余古帝。《吕氏春秋》汇集众说，故有不同古帝说法。《十二纪》提出第三种五帝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古乐篇》列古帝名次为：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成王。《应同篇》把战国末阴阳家邹衍所提按五德转移的古帝循环系统实定为：黄帝（土）—夏（木）—商（金）—周（火）—（水），在夏、商、周前只有一古帝，和《诗》、《书》历史系统相同，只是改从众说以禹为夏祖，改以黄帝为三代共祖，回到了最早所传较可靠的古史系统。

⑤《楚辞》中的古帝。南方《楚辞》中，有楚始祖高阳，还有高辛、尧、舜、鲧、禹、咎繇（皋陶）及夏、商、周一些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全都出自中原传说。可见当时南北各族融合程度之深，已确认同出于华夏共同祖先。

⑥有巢、燧人等氏的提出。战国后期诸子，提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田氏，均在黄帝前。这四位具有象征性名号的神，代表着中国祖先所经历的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蒙昧时代三个阶段和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战国末期，作为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出现了一篇《帝系》，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祖先神灵，都加以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一世系体现了当时要求大一统的客观需要。

这一世系原是儒、墨“二帝三王”即唐、虞、夏、商、周五代古史说的反映，但因民族融合，把五代各族分别归到颛顼、帝喾两系，使其具有共同血缘，都成为共祖黄帝的直系子孙，于是变为“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它反映统一的华夏族已经完全形成。

至于西周以来周族姻亲姜姓，春秋以来所传东方重要的太皞、少皞和西方重要的炎帝，在战国后期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在此世系表中消失。这也正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汉代后起的古史神话传说

汉代继续有古史传说的编造，已不是原来传说时期史料内容。如《春秋繁露》提出三统说，谓古帝世代依黑、白、赤三统递嬗，本代和上二代为“三王”，三王前为“五帝”，五帝前为“九皇”。除以三统循环外，还配以“夏、商、质、文”四法，十二代始完成一次大循环，这比邹衍五德终始说更加复杂，实为无根之谈。

《淮南子》与《论衡》《说文》《风俗通》等书记有女娲补天、化万物、造人类的故事（故事雏形已见于《山海经》，汉代始定为女娲）；又创造了女娲和伏羲兄妹为夫妇诞育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见于汉代石刻和绢画。

《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有一中国古史最完备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太昊炮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一系统从此为封建帝统一脉相承，自魏、晋至于清代一直遵奉不违。其中自伯禹以上皆属传说时期。汉代纬书又提出许多古史妄说，如据秦末指天神的“三皇”一词提出三种历史上的“三皇”说；又编造古史有十纪（为九头纪至疏仡纪），每纪二十七万余年，各有十几个或二十几个氏。至东晋伪《古文尚书·序》又承纬书《稽命徵》之说将前面三名定为“三皇”，接着的五名定为“五帝”，既提出第四种“五帝”说，又使“三皇五帝”说明确成为中国传说时期亦即最早的古史体系。但实际这都是后起伪史，非原有古史传说。

汉末三国时徐整《三王历纪》提出盘古说，成为所有古史传说前最古的天地开辟的神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遂成了中国古史的定型。此说可能来自少数民族神话而非古代原有。

近世对传说时期的认识

唐宋一些学者提出了对近世学者探索古代传说时期深有影响的说法，如唐刘知几的《史通》对许多古事提出质疑，宋刘恕以至清人崔述，都对三皇、五帝、十纪之说予以澄清。近世承此疑辨精神及西方史学知识，遂对古史传说提出新的认识。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一篇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以为战国诸子借托古改制，臆造古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的第一章把三皇五帝称为由“上古神话”构成的“传疑时代”，故对三王、五帝、九皇及盘古、三皇、十纪等说，一律目为抵牾不足信。其后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唐虞以前也标为“传疑时代”，谓“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又以《三皇五帝说探源》畅其说，与缪氏讨论的蒙文通以为三皇五帝本神而非人，三皇说本于“三一”，五帝说由于“五运”，出战国及秦世。

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以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西周所知最早的神是禹，以后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秦皇于前，至三国徐整而有最前的盘古。对战国末期整理编定的那套古帝世系，则以为商、周原只认本族出于上帝，与他族无关，太皞、颛顼等亦为不同各族宗祖神；到战国时小国被并吞，逐渐归于统一，有人起而把各国祖先神灵“横的系统”改成“纵的系统”，“地图变成年表”，编为黄帝一系子孙，于是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群神，汇集而成统一的古史体系。

接着有人根据民族分布地域不同来区分古史传说的几个大系统。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分西方之夏、东方之夷，另有南方之苗。蒙文通《古史甄微》则分为海岱民族、河洛民族、江汉民族，表现为邹鲁、晋、楚三方各本于民情而传说各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则分东系民族、西系民族，各产生神话传说，称美本族神而诋毁对方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三者交互关系构成古史的进展。

亦有试图用社会发展观点比照考古文化知识进行认识者，于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与冒牌者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出现下列诸异说：盘古及有巢、燧人、女娲等为旧石器时代，五帝为新石器时代；神农以上为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陶唐为村落共产社会；五帝为初期封建国家，唐、虞为次期封建国家；黄帝为图腾社会，唐、虞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夏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唐、虞到夏由新石器时代进至铜器时代，夏为封建制的开始等。此诸说目的在企图论证中国不适用社会发展史，否认中国有奴隶制，从而歪曲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

郭沫若于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确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不能外于社会发展通则，确存在着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的奴隶社会，认为“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产社会”。即“黄帝以来和三代祖先诞生传说……是一个野合杂交时代……保存着一些氏族社会的影子”。反对“据古代神话传说以为正史”。1930年写《夏禹的问题》，以为“禹当是夏族传说中的神人”。到1952年写《奴隶制时代》，改定“夏、殷、周三代的生产方式只能是奴隶制度”，而夏以前原始社会为传说时代。

吕振羽则直接迎击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托派、新生命派谬说，于1933年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共同性，论定尧、舜、禹时代为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完成时期，启的时代为由父系代替母系一大变革时期，进入国家以前的夏、商两大部落联盟的地理分布情况和发展过程，大致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和发展线索基本相近。

周谷城1940年撰《中国政治史》，阐述了古代氏族的概况，指出“自传说的黄帝、尧、舜、禹以至商汤及周文王、武王，其间的经过，都可说是氏族联合之过程。……黄帝……联合氏族首长而进行氏族的联合。……其次唐尧据说曾以文德联合氏族”。

范文澜1941年撰《中国通史简编》，认为传说时期始于黄帝时。黄帝族自西土来，联合羌炎族对抗蛮族；尧、舜、禹组织黄帝族为主、羌炎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时当氏族公社末期。1954年修订本增述了有关黄帝、颛顼、帝喾诸族成立大部落事。

翦伯赞1943年成《中国史论集》，以为甘肃史前文化是夏族的文化，夏族分东西二部，东夏有仰韶时期以前遗存，仰韶后其族中许多氏族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主人，其新石器晚期当夏桀时代。并说伏羲、神农以至尧、舜，为中国历史上的蒙昧时期以至野蛮中期时代，而黄帝、颛顼、帝喾、挚、禹、皋、陶、益等，依次两两成对，递相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二头军事酋长。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则说：“唐尧、虞舜和夏禹全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有名人物……他们已接近文明时代的边缘、阶级社会的边缘了。……部落不再由选举产生，世袭的国王出现了，禹在这方面是个关键性人物。”

各家体会理解不同，对传说时期所得认识亦不同，正说明它尚在探索中。研究传说时期主要应按不同时期的不同传说材料，区别其初起、后起，辨析其真、伪，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正确运用民族学、考古学研究成果，来稽考其递嬗增益演变之迹，才可对传说时期得到较近真的认识。

（刘起釪）

夏

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其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近五百年左右。夏代的世系，从夏禹建国到夏桀被商汤所灭，共传十四世，十七王。

夏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其遗迹

夏部族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豫西）与山西省南部（晋南），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以及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嵩山古名崇山。先秦与汉代及以后的人们，在考证和追述夏人的活动区域时，多将其与崇山及周围地区相联系。如称夏禹为“崇禹”；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在现今河南豫西地区还有一些关于夏代都城遗址或其他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有“禹都阳城”（今登封告成镇附近），“启都阳翟”（今禹州境内），太康、羿、桀所居之斟（今巩义境内），“帝杼居原”（今济源境内），等等。其中多数是可信的。故有关夏代文献记载与传说的地望，应是研究夏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近年来，为探索夏文化，在河南豫西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东周和汉代阳城之西约半千米处的“王城岗”（今登封告成镇附近），发掘出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在城内已发掘出和城墙同时期的大型房屋夯土基础，以及基础下面填埋有殉人的奠基坑、窖穴与城门等遗迹。根据两个城垣的部分城墙曾被龙山文化晚期窖穴挖破的地层关系，证明这两个城的修筑时代，应是略早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另从城内奠基坑和窖穴中出土木炭的碳14测定年代看，约在公元前23至前20世纪之间的夏代早期纪年之内。而且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正与文献记载及传说中的夏代阳城所在地望吻合。此外，凡是与夏代都城遗址所在地望有关的地方，都发现有豫西龙山文化中期、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恐非偶然巧合。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很可能与夏文化有关。

夏代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另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山西晋南的汾、浍水流域，也是夏族祖先活动过的重要区域之一。夏王朝建国后也曾迁都于此。因而后人在考证中，多把汾水以东的今翼城附近称为“夏墟”。据《世本》，“夏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晋南与夏代传说有关的地方，也调查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处龙山文化中晚期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此，山西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应与夏文化密切相关。

夏代王权的变革

据文献记载与传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治地位的情景。

夏禹死，其子启继王位。这种废“禅让”而实行父传子的王位继承方式，引起了夏朝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东方偃姓集团首领伯益，首先起而反对夏启占居王位，结果伯益被杀。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传说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曾起兵，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而被“剿绝”。夏启经过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境内）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启居王位后，对本部族和邦国进行阶级压迫与剥削，过着奢侈腐化生活。《墨子》称启“好酒耽乐”，《楚辞·离骚》也说启“娱以自纵”。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太康更加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于是在夏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先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出现武观叛乱，虽被平息，但夏王朝统治力量已经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相立。这时东夷族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的王权之争，攻入夏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但善射的后羿恃其武力而不修民事，终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所杀。寒浞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与斟鄩，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妻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做了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庖正。有虞君主虞思以二女为少康妻，并封之以纶。当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积极争取夏众与夏民，志在复国。他在斟灌与斟余众的协助下，灭掉了寒浞及其子浇。少康又命其子杼灭掉了，从而结束了后羿与寒浞四十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杼执政后曾“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受其爵命。夏代中兴局面得以形成。夏人对杼十分尊崇，他死后，曾举行隆重的“报祭”。

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十四王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也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所以从孔甲经皋与发，直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止。夏桀是一个暴君，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百姓弗堪”。后商汤在伐桀誓词中，提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的话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明人民对夏桀之痛恨。故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死而国亡。

夏王朝的统治与剥削

夏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除建立了由六卿统领的国家统治机构和军队外，还修筑城郭以保卫王室贵族。同时制定刑法，修筑监狱，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即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法。另据《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是说夏禹在征伐三苗时，由于苗民的反抗而制定了残酷镇压的刑法。

夏代奴隶数量较多，奴隶来源有二，一是战俘，二是破产或罪没的平民。时奴隶或称牧竖，或称臣妾。如夏启击败有扈氏后，就罚他作“牧竖”（即放牧奴隶）。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啬夫、庶人、众亦为奴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夏代的王室贵族对奴隶不仅强迫他们劳动，而且还任意杀戮。奴隶往往用于人殉人祭。如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用奴隶“奠基”的情况，在城堡内中部和西南的夯土基址下面，已发掘出十余个“奠基坑”。坑内的夯土层之间，皆填埋有一些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其中一个坑内填埋的人骨架，少者二三具，多者六七具。另在河南临汝县（今汝州）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也发现有一些掷埋的人骨，其中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全躯肢解，有的弃置于灰坑之中，这些非正常埋葬现象与阶级压迫和奴隶制不无关系。

夏代王室贵族对一般平民亦加盘剥。如《孟子·滕文公篇》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可能指的是平民向贵族纳贡。此外，其他各部族也要定期向夏王纳贡，即《左传》所说的“禹贡九州”和“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农业

从很早的古代起，聚居在黄河两岸的夏部族，就已经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水利是农业的基础。鲧和禹曾相继治水，其治水区域大致在当时夏部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有人认为主要在今伊、洛河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汝河上游，以及山西省晋南的汾水和浍水流域。禹治水以导为主，依据地势高低排除积水和疏浚滞淤，使原来的沼泽“渥地”改变成“桑土”良田。结合河南豫西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看，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人们聚落遗址，还多分布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区河谷两岸的台地上，而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的聚落遗址，不但数量较前显著增多，而且在靠近河岸两侧地势比较低的地带，特别是在河南豫东大平原地区，也多有分布。这很可能和禹治理水患，使农业生产发展有关。《论语·太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国语·周语下》“嘉祉殷富生物”和“养物丰民人”，都是追述夏禹的治水，不仅减少了洪水泛滥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夏代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出土的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刀的数量为多。石铲皆为扁长方形，多在中部钻有一个或两个圆孔。这种带孔石铲安上直柄可作掘地翻土的石臿，绑在前端带有钩状的木柄上，就可作为松地锄草的石锄。锄耕用于农业生产，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大变革与改进。用于收割农作物使用的工具中，以石刀数量最多，石刀较以前的改进之处也是在石刀中部钻出一个或两个系绑木柄用的圆孔。工具的改进，使夏代的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提高。

夏代青铜斝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河南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陶器中，有较多制作精致的斝、鬶、盉、觚、杯、小壶等酒器。文献中也多有贵族饮酒成风的记载。酒在中国古代向来都是用谷物酿造的。只有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用剩余的谷物进行酿酒。

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有些草拌泥中夹杂有黍壳和稻壳的遗存，说明夏代已有黍和稻等粮食作物。

手工业

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今汝州）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厘米、宽4.1厘米、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渣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厘米，残高约5.7厘米，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型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文化艺术

夏代在承袭前人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天文历法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如《左传》所引《夏书》中的“辰不集于房”，就是记录当时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又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桀时“夜中星陨如雨”，也是世界上最早流星雨的记录。当时已经使用传统的干支纪日法。如在夏王朝后期的诸王中，胤甲（厪）、孔甲和履癸（桀）等都是用日干为名。夏代的历法，依据北斗星的旋转确定月份，并把斗柄的正月定为岁首，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孔子说“行夏之时”，《大戴礼记》保存的《夏小正》等，就是流传下来的“夏时”。

夏代的文字在目前的发掘材料中尚不多见。只是在部分陶器或陶片上，发现有刻划的陶文记号。在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甲骨文，所以目前尚无可靠材料证明夏代就有甲骨文。

夏代的有些陶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胎薄似“蛋壳”的磨光黑陶器，不但造型秀丽、制作精湛和器表黑亮，而且在器表还刻有精细美观的划纹与镂孔。禹县（今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陶盉，盉盖有展翅的凤，凤头昂起、双目前视、羽毛密集、刻划精细而逼真。登封程窑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残瓮，在瓮的磨光肩部，用小圆状物饰印出类似兽面纹的图案装饰。登封王城岗出土的一件残陶瓮，在黑亮的肩部，用朱红绘制出很醒目的成排圆点，有人认为是太阳纹，均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夏代蛋壳黑陶杯

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近年来在河南禹县（今禹州）阎寨和山西翼城陶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制作精致、作折角形的石磬，折角处有悬挂的圆孔。乐器的出现，说明夏代文化艺术已进至较高水平。

（安金槐）

商

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046年商王纣被周武王带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五百五十年。

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其农业比较发达，已用多种谷类酿酒。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白陶、釉陶，交换也逐渐扩大，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其强盛时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今陕西东部，北达今河北北部，南至长江，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起源和发展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都亳，是为八迁。后来又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商人的屡次迁徙，或许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商代自汤开始，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世系，据《史记·殷本纪》载，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信。在成汤以前，从契至成汤，凡传十四世。《国语·周语》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即所谓商族的“先公”时期。这在《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商族先公世系是：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二十四平方千米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社会生产

农业

商代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类辞句。卜辞的田字作囲、 等，即为田间的阡陌和沟洫之形。由卜辞可知，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即火耕），并已使用粪肥肥田。商王除亲自视察田作外，还常命臣下监督农耕。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卜辞中常见在收割后把粮食放入廪中贮藏的记载。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有木、石、骨蚌，亦有青铜农具。耕具有耒、耜。耒为木制有歧头的木杈，用作翻地；耜为木制无分歧的工具，用作插地起土。耨具有辰。收割工具有镰、铚，卜辞有字，从 从刀，象以刀割 之形。

商代农作物的再生产品有酒、醴、鬯。酒为黍或稻所酿，醴为稻所酿，鬯为黑黍及香草所酿。商代出土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田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酿酒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果树有杏、栗等。卜辞中又有蚕、桑、丝、帛等字，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等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从出土的玉人像上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可见商代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

畜牧业和渔猎

商代畜收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全备。卜辞中的“为”字，象以手牵象之形，所谓“商人服象”。卜辞中又有牢 、 、圂等字，即饲养牛羊马猪的栏圈。商人爱马，卜辞中的骊、騽、驳、 、 、 及犸、 、 、 、 等，即是指马。对于牛、羊、犬、豕等的毛色，商人已能加以区别，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并使用了去势术的技术。商代的六畜也为人所食用，食品中的羞字从羊，豚字从豕，镬字从隹即禽，证明羊豕禽等已作为商人普遍的食物。商代六畜还用于祭祀，有太牢（即牛羊豕）、少牢（即牛羊或豕犬）之称。商人祭祀，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而且往往牛、羊、犬、豕合用，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

商代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代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麋”“获虎”“获兕”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三百四十八头，获麋最多的是四百五十一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手工业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有爵、角、斝、觚、觯、尊、盉、卣、彝、觥、壶、罍、瓿、禁、勺等；另有食器鼎、鬲、甗、 等；乐器铙、鼓、钲、铃等；兵器戈、矛、钺、矢镞等；工具刀、斧、锛、凿、针、锥等。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商代晚期的后母戊方鼎重达875千克，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代已知道用铁。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练的冶金技术。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型有炊器鼎、鬲、甗，食器簋、豆、盂，酒器盉、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骨器在商代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 、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建筑

殷墟已发现宫殿基址五十多座，一般建筑在夯土台基上，柱下用砾石作基础，有的柱础间还垫有铜片，房架用木柱支撑，墙用版筑。最大的基址南北约长85米，东西约宽14.5米；最小的仅长2.3米，宽1.85米。基址方向多面向南北，亦有面向东西的。很多基址排列成行，遥相呼应，开创了后世厅堂建筑之独特风格。卜辞中所记宫室有大室、小室、东室、南室、祠室、血室、皿宫、公宫、东寝等。由于年代远久，这些宫室的营建已不可考，但从卜辞有关字形构造，如：“亞”“墉”“京”“高”等，还能知其形状。商代的建筑遗址中尚未发现砖瓦，建筑结构仍为“茅茨土阶”。但仅从基址的规模，即知商代建筑之宏伟，建筑技术水平之高超。

除宫殿外，还有较为简单的单室房屋及半地下式房屋，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建筑用的土坯。商人已知在土坯间用草拌泥粘砌，它可看成中国建筑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商业和交通

商代的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骨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当时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殷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贝，最多的达千枚。除天然贝外，还有石贝、骨贝、蚌贝、玉贝及铜贝等仿制贝。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子贝廿朋”的记载，证明贝在当时已用作货币，并以“朋”为计算单位，以十枚贝为一朋。

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商代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多座，出土的马车有二马一车和四马一车，车为木制，有铜车饰，单辕、一辀、一舆、一轴、两轮。车用于田猎、作战等。商代的舟，尚无实物证据，但知其用于渡涉。

阶级关系

王权

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自称“余一人”“一人”，享有绝对权力。商代王位的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制并用，凡子即王位者其父即为直系。周祭中，直系先王及配偶有资格列入祀典，而无旁系先王的配偶。到商代后期更有“大示”（直系先王的庙主）及“小示”（旁系先王的庙主）之分别，祭祀“大示”的宗庙为“大宗”，祭祀“小示”的宗庙为“小宗”。这种家族中祭祀上的差别，正是商代宗法制度的表现。

卜辞中商王亲属称谓有祖、妣、父、母、兄、弟，且有“多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称。先王的配偶称妻、妾、母、奭，与商王有血缘亲族关系的有“王族”“多子族”。这些宗族同商王形成亲疏不同的宗法关系，他们构成“百姓”的主体，而为首的是商王自己。

司母戊鼎

商代晚期青铜器，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商代大墓。为现知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礼器。亦有学者称之为“后母戊鼎”。

官制

商王以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外服”，即王畿内与畿外之地方两种。《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结合卜辞的记载，商代的官制在畿内大致有：负责政务的尹、多尹、臣。臣又有王臣、小臣、小众人臣、管理耕藉的小藉臣、管理山林的小丘臣、管理车马的马小臣等。武官有多马、多亚、多箙、多射、多犬、五族戍等。史官有作册、多卜、多工、巫、祝、吏等。王畿外为商代之“四土”，这些地区散布着许多“服王事”的方国及部落，为商代的侯、伯。卜辞及文献中有攸侯、杞侯、周侯、犬侯、先侯、侯虎、侯告及宋伯、沚伯、易伯等等，他们不仅要臣服于商王，还向商纳贡，负担劳役及奉命征伐。有关商代官制的材料不多，尚需进一步探讨。

军队

商代军队以师为单位，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三师”为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三军。虽然每师的具体人数尚未见有记载，但从商代的征伐战争规模可知一二。征招兵员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战争时间有的长达几个月，杀敌亦有千百人。另外，商王的大规模田猎活动也相当于一次出征，并通过狩猎训练军队。

商代军队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商代车马坑，殷墟小屯C20号墓中出有一车四马三人以及三人使用的三套兵器，可知一兵车载三人。小屯宗庙遗址前的祭祀坑中还发现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包括两个方阵。一阵为步兵，有三百人左右；另一阵有兵车五辆。部分列左、中、右三组，与卜辞记载相符。车战中，射手以弓箭为武器，墓葬里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如戈、矛、镞、钺及胄等。

平民和奴隶

商代的平民和奴隶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卜辞有众、众人，是商代的自由平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战事时还被征参加作战。商代奴隶的来源是俘虏，卜辞中有“获羌”，即从羌方俘获来的奴隶。又说“王令多羌田”及“多羌获鹿”，可知羌人用于农田劳动及狩猎活动。奚、妾大概为女奴隶。奴隶的另一个来源是罪犯，《说文》中之“象罪人之在屋下执事者”，即为来自罪犯的奴隶。

人殉和人祭

商代的奴隶，不仅要从事各种劳役，而且可以任意遭杀戮，甚至用以殉葬或祭祀祖先，其数量很大。殷墟侯家庄大墓中的殉葬者，约四百人，仅武官村大墓中就有殉葬者近百人。其中有被反绑及砍下头的殉人。殷墟还发现有很多人祭的遗迹，在一批排葬坑及散葬坑中，有被杀的无头人骨架及人头骨。此外，宫殿建筑、宗庙以至一般居室的基址中，也都发现有人祭遗址。卜辞中亦有大量杀人祭祀的记载，其中最多一次杀祭者达五百人。人祭的手段包括砍头、肢解、焚烧等。被杀者多为俘虏，其中又以羌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仆及少数的妾等。

刑罚

商代的刑罚有伐（砍头）、扑、墨（即黥刑）、劓（用刀割鼻）、宫（宫刑）、刖（用刀或锯割去腿）等，后世的五刑在商代即已有之。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刖刑的记载，一次受刑者达数十人及百人。殷墟曾发掘出戴梏的男女陶俑，男俑双手梏在背后，女佣双手梏在胸前。卜辞中的“ ”字，就是刑具的象形字；“执”字，即人跪地手戴梏形；“圉”字，即方框中之人跪地戴梏，意为牢狱；还有王命小臣“作圉”，即建造监狱。

方国各族

在商王朝的周围，还聚居着许多大小民族，即“多方”、“多邦方”。其方国首领称“白（伯）”。方国有土方、井方、羌方、召方、巴方、 方、亘方、人方、印方、尸方、危方、林方、马方、龙方、虎方、箕方、鬼方、 方、 方、盂方等。商代自武丁时期起，曾长期大规模对外族外邦作战，先后征服了多方及其他小国。征服后的各方国除对商王表示臣服外，还需负担诸如防边、进贡、纳税、征伐等项义务。

商王为抵御外族外邦的侵扰，亦为扩大自己的领土，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向外族征伐，尤以武丁及帝乙、帝辛时为盛。武丁对羌方、土方、 方、鬼方等的征伐，卜辞中均有记载。对方国的征伐要征集众多的兵员，时间也相当长。如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帝乙征人方，往返一次几乎历时一年。商王朝经过一系列对外用兵，使疆域进一步扩大，成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强大国家。

文字和宗教

文字

《尚书》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的文字主要有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与铸在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陶器、玉石上的文字。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与金文。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迄今已发现约十五万片。虽然它的内容以占卜为主，所反映的事物受到一定限制，但也包含了从武丁至帝乙、帝辛年间祭祀、征伐、田猎、农业、畜牧、地理、方国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

由于行文有一定款式，甲骨卜辞一般都很简短，一二字到数十字不等。甲骨文单字约五千左右，其中可识的约一千五百字左右。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汉字，却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比较完整的文字。从字形结构来看，它已具备《说文》中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造字方法。从语法上来看，其词类已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已与后世语法一致。甲骨卜辞在文字结构和语法上已有今日文字和语言的基本形式，它已经历了长期演变的历史，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

宗教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的宗教观念，是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且两者紧密结合。商王受命于天，死后又回到上帝左右，因而请命的对象也包括上帝与祖先。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定凶吉与行止。人同鬼神之间的交往已成为一项专职，掌管占卜事宜的卜官为巫、史及卜辞中的贞人。

占卜所用的材料为龟甲与兽骨。先将甲骨整治好，用时在其背面钻凿、灼烧，并依据正面裂出的兆纹来定凶吉，然后由卜官将占卜的过程及内容事项刻写在甲骨上，这种卜辞即是甲骨文。

科学和文化

历法

商代的历法是迄今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二十九或三十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十二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

商代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为十日，卜辞中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天明时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为中日，以后有昃、小食、小采。旦为日初出之时，朝与大采相当，暮为日将落之时。对于年岁除称“岁”“祀”之外，也称作“年”。

天文学

商代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在日食时并有“大星”等现象出现，可见对日、月食的观察之精细。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鸟星”“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后世的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座名亦见于卜辞，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即是说接近火星有一颗新的大星。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

河南商丘阏伯台

阏伯在商代主辰星之祀，其后许多朝代也在这里研究天文，观察火星（即商星）行径。中国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均认为这里是中国最早的观星台遗址。

气象学

商代观测天象与观察气象是相联系的。由于农业、畜牧业以及田猎等活动的需要，对气候的变化特别予以重视。卜辞中记有许多自然现象，“启”“易日”为天晴，“ ”为阴天及浓云密布，“晕”为出现日晕。记录自然界变化的有风、云、雨、雪、雷、虹、霖、雹，风有大风、小风、骤风。卜辞中还有祭东南西北四方风神的名称，如（和风）、 （微风）、彝（厉风）。记录雨量的有大雨、小雨、多雨、雨少、雨疾、从雨、丝雨、延雨、雨。商人不只对一日之内，并且对一旬、数旬及至数月的气象变化进行了连续的记录。

医学

卜辞中记有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舌、疾齿、疾言（喉）、疾自（鼻）、疾腹、疾胸、疾手、疾肘、疾胫、疾止（趾）、疾骨等多种疾病，包括了后世的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等科。对一些疾病，还有更细的分类，如“疾齿”中就有“龋齿”的记载。

商代已设有专司医药疾病事务的官职“小疾臣”。商人对于疾病，除祭祀鬼神以求福祐之外，治疗的方法见于卜辞的有针刺、艾灸以及按摩。最早的针刺是用砭石，《说文》中有“砭，以石刺病也”。河北藁城的商代遗址中就出土有用于医疗的砭镰，还发现有桃仁及郁李仁等种子中草药。

数学

在数学方面，商代已采取了十进位计算，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

总之，商代历史资料丰富，商史研究对古代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胡厚宣）

西周

西周约始于公元前1046年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诸侯均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西周的兴亡

周人的兴起

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兴起于今陕甘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号后稷。

弃死后，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窋，因夏政衰，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南），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亶父时，因受薰鬻、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商代晚期，古公在那里兴建城郭房屋，划分邑落，设立了官吏机构，国号为周。古公后被周人追称太王。

古公卒，少子季历继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周国势发展，季历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得胜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杀。

周文王像

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之长，亦称西伯昌。相传他在位五十年，为灭商做了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死去，谥号为文王。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广罗人才，传说其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

季历之子昌继位，即周人追称的周文王。文王曾与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一作邘侯）一起为商王纣的朝臣，九侯、鄂侯遭纣杀害，文王也被囚禁。他得释后向纣献洛河以西土地，请除炮烙酷刑，为纣所许，封为西伯。诸侯多叛商归周。文王连续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邗（在今河南沁阳西北），最后攻灭崇国（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西北），在其地沣水西岸兴造丰邑，迁都到那里。文王时期，周已相当强大，但在名义上仍是商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

武王伐纣

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由后立的太子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兴师东至孟津伐商，但因时机不够成熟，只得暂时还师。后来商王纣更加暴虐，杀比干，囚箕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又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作誓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进至商郊，与纣兵于牧野决战。牧野之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

武王进入商都，分商的畿内为邶、鄘、卫三国，以邶封纣子禄父（即武庚），鄘、卫则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合称三监（一说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随后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被征服者有九十九国之多。

克商后，武王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西北）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公东征

武王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取王位，传播流言，武庚也谋划复国，与管、蔡结合叛周，纠集徐（在今江苏泗洪）、奄（在今山东曲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南）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作乱。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

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地，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

成康之治

东都成周建成，周公还政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传说周公制礼作乐，即指王朝各种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其中以周初分封最具深远影响。

周的分封诸侯，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其子康王（名钊）的时期。据传周初所封有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为姬姓的占四十国。王季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西虢（今陕西宝鸡东）；文王之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郕（今山东汶上西北）、霍（今山西霍州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今地未详）、聃（今湖北荆门东南）、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西安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武王之子分别封于邘、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之子分别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则就封于燕（今北京）。此外，还有许多异姓诸侯国，如姜姓之齐（今山东临淄北）、子姓之宋等等。

西周分封，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

周初所封诸侯，均由中央控制。成王之时，周公、召公是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诸侯由召公管理，以东诸侯由周公管理（周公死于成王在位时，召公则活到康王的时代）。康王之世，周曾命诸侯对边远方国进行战争，例如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的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成康时期，周朝最为强盛。

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

康王死后，子昭王瑕继位。昭王十六年（前980），他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三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相传当地人用以胶黏结的船乘载昭王，到中流船体分解，昭王溺死，军队也遭覆没，使周朝蒙受前所未有的挫折。

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穆王满，在位长达五十五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甚至西至河上。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后世流行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汲冢出土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所载，虽多不真实，但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形。

西周中期列王

周穆王卒后，依次即位的是共王繄（或作伊）扈、懿王囏（或作坚）、孝王辟方、夷王燮。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中期四王仅能守成。但共王曾灭姬姓的密国（在今甘肃灵台），夷王初年曾招致诸侯，把齐哀公置于鼎内烹死，可知王朝还有较大的权威。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夷王命虢公率师征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但这一胜利未能挽回王室的颓势，戎狄继续成为周朝的严重威胁。

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

夷王卒，子厉王胡立。厉王在位的期间，西周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终于达到爆发的境地。西北戎狄，特别是玁狁，进一步加强对周朝的压力，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沉重压榨，奋起反抗。厉王命虢仲征伐，结果失败。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

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州）。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

宣王中兴

国人起义时，厉王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中，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之，得以脱险。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四十六年。宣王在召穆公等大臣辅佐下，励精图治，朝政有明显起色。在国人支持下，宣王着手对西北防御玁狁，对东南讨淮夷。

虢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时期青铜礼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有铭文一百一十一字，是西周金文的绝品。

宣王初期，因国力不足，曾依靠服属周朝的秦人抵御西戎（即玁狁）。宣王以秦仲为大夫，命其进攻西戎。宣王四年（前824），秦仲被西戎所杀。宣王又召见其子秦庄公等五人，给七千兵士攻伐西戎，取得胜利，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五年三月，宣王还曾亲自率军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同玁狁交战，有所斩获。之后，宣王转而经营东南。他命尹吉甫（金文中名兮甲、兮伯吉父）管理四方入贡财物，包括淮夷的贡纳，要求淮夷依照王朝规定入贡布帛、粮草和服役的人众，限制淮夷商贾必须在指定市场与周朝方面贸易，以便为日后大举进攻玁狁作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宣王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狁。这次征讨历时较长，得到显著成功。例如宣王十二年所作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说，虢季子白率兵在洛河北岸同玁狁战斗，一次就斩首五百，俘敌五十，周军一直深入到太原，迫使玁狁远去。

可能是因周朝的榨取，淮夷叛周而犯江汉地区。宣王命穆公前往平定，又命南仲、皇父、程伯休父等率军沿淮东下，征伐徐国，终于迫使徐国服从周朝。为巩固南土，宣王将王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

宣王时期的这些胜利，并未解决西周社会的根本矛盾，所谓中兴只能是暂时的。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三十一年，宣王派军征伐太原之戎，未能获胜。次年，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遭到严重失败，丧失了随同作战的南国之师。为了继续防御玁狁，宣王不得不在太原统计民数，加以整编控制。这表明周朝的实力已趋于空虚。

西周的覆灭

公元前781年，幽王宫湦（或作生、涅）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引致西周灭亡的导火线是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今地不详），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余臣在公元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

典章制度

宗法与分封

西周的国家实行分封制。即古书中所说的“封建”，而分封制的基础则是宗法。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继承制。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形。西周时期，宗法发展成为系统制度。

严格意义的宗法，只在卿、大夫、士的范围内施行。这些阶层各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国君的嫡长子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其他各子即为别子。因为别子也是国君之子，故又称公子。别子不能与继承国君的太子同祖，必须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这个家族中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不再改变，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都是庶子，对大宗而言，称为小宗。其间血缘关系超过五代，就不再宗原来的小宗。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居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始立这个家族的别子一般有卿、大夫爵位，爵位即由宗子承袭。

广义说来，宗法也适用于周王室。周王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他王子多分封为王畿内外的诸侯，其间血缘关系原则颇与卿、大夫、士的宗法相似。周初分封同姓，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康王之后，周朝疆域大体固定，分封的机会减少，太子以外各子多留在朝中为卿、大夫，但分封并未绝迹。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宣王还把其弟友分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

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再加上与异姓间的婚姻联系，构成庞大的血缘关系网。西周统治者希望用这种关系维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畿服

西周时期，周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为王畿；以王畿为中心，直至周朝势力所及的远方，按照地理的远近和王朝关系的疏密，划分若干服，合称畿服。据《国语·周语上》，畿服共分五服。即甸服（王畿）、侯服（王朝所封诸侯）、宾服（方国服属周朝者）、要服及荒服（皆为边远的少数民族）。关于畿服，其他文献尚有不同说法。

五服对王朝负有不等的义务，史称职贡。甸服随时有贡，侯服每月一贡，宾服每三月一贡，要服每年一贡，荒服则其君终身只朝贡一次。这种规定固然有理想化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朝与其疆域内远近地区的关系。

诸侯

西周的诸侯有同姓、异姓之别。同姓即姬姓的诸侯，在盟会时居于异姓的前面。异姓不少是曾与周王室发生婚姻关系的，如姜姓、任姓、妫姓、姒姓等。周初还注意褒封前朝的后裔，如封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后并入燕），封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封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封商朝之后于宋。诸侯有的是商诸侯国，周予以承认；有的则是新封。

西周大盂鼎金文铭文拓本（局部）

金文，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据现有知识，青铜器上有铭文始于商代的二里冈期，殷墟期数量增多，至西周而大盛。一般说金文多限于先秦，也有把秦汉包括在内的。魏晋以后的铜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不在金文范畴之内。

建立诸侯国，要赐以土地山川和人民，同时分予宝器，并有等级差别。传统说法认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而从土地看，公、侯均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均五十里，实际是三个等级。至于土地不足五十里的，则附属于诸侯，叫作附庸。根据西周金文的研究，五种爵称是存在的，而且确有一定制度，但未必有那样固定和规整。

官制

据记载西周职官最详细的《周礼》，周王朝设有各统辖若干官员的六卿。其中冢宰，掌邦治，其诸官分司王的宫寝、饮食、皮裘、府藏以及贡赋等事；司徒，掌邦教，其诸官分司土地人民、乡遂、山林川泽等事；宗伯，掌邦礼，其诸官分司宗庙祭祀、冢墓、礼乐、卜祝巫史、车旗等事；司马，掌邦政，其诸官分司军旅、田役、车马、封疆道路等事；司寇，掌邦禁，其诸官分司刑罚狱讼、盟誓、约剂、盗贼、宾客等事。司空，因《周礼》原文残缺，详情不明。

学者多认为《周礼》所记过于详密，西周不可能有这样整齐划一的官制。但与已发现金文对比，《周礼》很多地方相同或相似。据统计，《周礼》现存官名三百五十六官，和金文相同或类似的有九十六官。可见《周礼》有相当成分还是反映西周官制的实际的。

《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临终时召见“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大保奭即召公以下六人就是六卿。康王时金文小盂鼎有“三左三右”，也指在王左右的六卿。六卿的设立，是王朝官制的中心，诸侯国的官制与王朝相似，但规模较小，官名多同于王朝。

国野和乡遂

西周时期，周王直接统治地区和各诸侯国都有国、野。王或诸侯所居都城及其近郊称为国，郊以外称为野。居住在国中的是国人，其余则是野人。国与野各方面制度均有所不同。这种差别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周朝对各地的征服，占统治地位的周人处于国中，被统治的土著则居于野外。

国中分划为乡。周有六乡，诸侯国大的有三乡。据《周礼·大司徒》，其组织形式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有乡大夫，以下各级有长。国人的多数是与贵族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士阶层，他们有议政的权利，当国家遭到大的变故时，王或诸侯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之中的才能优秀者，会得到选拔推荐。其丁壮日常有义务参加国家组织的田猎、力役；遇有战争，则参加军队，或出征，或戍守。

野一部分分划为遂，其余封予卿大夫作为采邑。周有六遂，诸侯国大的有三遂。据《周礼·遂人》，其组织形式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遂有遂大夫，以下各级有长。野人属于庶人，战争时期只在军中从事配合性的杂务。

兵制

西周的兵制和国、野的划分及其组织有密切联系。周王朝设六军，或称六师，即由六乡的丁壮组成。《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当时的兵制为：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五百人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规整，但可看出六乡与六军组织的彼此对应。

六师人员在发生战争时征调组合，但在平时也要定期训练，其方式是在农闲时节举行田猎，每年四次，春季称为蒐，夏季称为苗，秋季称为狝，冬季称为狩。田猎完全按军事组织集合丁壮，具有检阅操练的作用。

周的六乡在宗周时位于西土，所以六师在金文中称“西六师”。金文另有“成周八师”、“殷八师”，可能是成周地区的周人所组成，因位于殷商之地，故有殷八师之称。

周王朝还有一种军事力量，即师氏虎臣（一种虎贲），是常设的军队，由国中贵族子弟中精选的勇士所组成。师氏虎臣侍卫国王，护守王宫，从属者有少数民族的奴隶。

西周时期的战争主要是车战，与车配合的有徒兵。兵器种类比商代显著增多，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戈、戟类兵器。据《诗·皇矣》，早在周文王伐崇时，已使用了钩援、临冲等攻城工具。战争规模日趋扩大，不仅周及其诸侯，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较强的军力。如西周晚期多友鼎所载，周派军与玁狁交战，一个战役俘获兵车超过一百二十七辆，可见玁狁有着庞大的车战队伍。

法制

《尚书·康诰》、《立政》等篇记周公语，追述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强调处理刑狱必须谨慎，表明周朝注意法律的作用。相传西周法律名为《九刑》，或说是“刑书九篇”。

《尚书·吕刑》作于周穆王时，记述当时有墨、劓、剕（即刖刑）、宫、大辟（即死刑）五刑。适用五刑的罪行有三千条之多，并规定了五刑如有疑赦时改判罚金的数量。西周晚期金文匜记录了管理狱讼的伯扬父对牧牛一案的判决，所叙述的法律程序和刑罚，大体和《吕刑》一致。

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使死刑，也要特别交由甸人执行。只要是有官爵的命夫、命妇，狱讼时不必亲自出庭，“不躬坐狱讼”。西周中期的曶鼎记载曶与效父间的讼事，曶就派遣其下属代表出庭，取得胜诉，是很好的实例。同一鼎铭还记述：在一个荒年，匡氏家众与奴隶二十人盗取了曶的谷物十秭，曶提出诉讼，匡季以七田、五人作为赔偿，五人成为曶的奴隶。这一案例表明，当时的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的所有关系。

社会经济

奴隶制

西周社会中，奴隶制十分盛行。奴隶的来源，出于赏赐或买卖的常称为臣妾，来自罪人或战俘的常称为“隶”。

“臣妾”一词，周初已经存在。《尚书·费誓》鲁公誓辞中，将臣妾（男女奴隶）与马牛相提并论，均为特定主人的财产，逃跑了要捉住归还原主，加以隐藏或诱拐的要科以刑罚。约为康王时的复尊铭云“燕侯赏复冂衣、臣妾、贝”，也说明臣妾和财物一样为奴隶主所占有。

奴隶可在市场上买卖。《周礼·质人》说：“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其中“人民”，注云：“奴婢也。”在同书《大宰》中即称为“臣妾”。臣妾为私家所有，如曶鼎铭所示，臣妾又可作为赔偿来转让。而自由人作为赔偿，则转化为臣妾，他们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但也不排除被主人驱使去从事生产劳动。

“隶”，据《周礼》有“罪隶”与“四翟之隶”两种。罪隶是由于男女本人被判罪，或者家人犯罪而从坐的，也称为“奴”。据《周礼·司厉》，罪隶中男的由罪隶之官管理，在各官府中服种种使役；女的则交给舂人、槁人之官，做舂米之类沉重劳动。四翟之隶据说有蛮、闽、夷、貉的分别，从事畜养牛马禽兽以及把守宫舍。这些奴隶都属于官府。

主要承担生产劳动的，是在田野耕耘的庶人。他们的身份表面虽与臣妾和隶不同，但如《诗·七月》所描述，过着贫困苦难的生活，终身为贵族所使役，地位几与奴隶无异。

井田

西周的国家将土地分授给耕种者，有井田之制。周代用耜进行耕作，耜是翻土工具，头部宽度约为当时五寸。周人流行耦耕，即两人各执一耜，并肩而耕，所成的耕沟称为畎，宽度是一尺；耕田一亩长百步，宽一步；一步是六尺，正好容三畎三垄；授给一夫的土地是百亩，即长百步，宽百步，称为一田。西周金文常见赏赐土地以田为单位，即百亩的田。《周礼·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即以九田组合为一井。按照理想的规划，九田排成“井”字形，周围八田分由八家耕种，为私田；中央一田则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根据地形的差异和土质的区别，又有固定的分配和折算方法。为了调节土地好坏的不均，还规定要定期重新分配。

井田制实质是一种农村公社，和行政组织、军事组织都有不可分的关系。井田制下受田的夫，也就是战争时服兵役的丁壮；作战所用器械、粮食、草料、牲畜，也由国家规定的井数来承担，是为军赋。

农业生产

周人从其始祖时起便非常重视农业，整个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这一时期的农业工具，据考古所见，仍多为木、石、蚌、骨所造。青铜工具也有在农业中使用的，如《诗·臣工》所说：“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是铲，用来掘土；镈是锄，用来锄草；铚是短镰，用以收获。陕西西安临潼区零口一处西周窖藏中，一次出土铜铲四件，可见青铜工具不是太罕见。

农作物种类较商代有所增加。《诗·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反映了作物的多样性。《周礼·大宰》有“九谷”，注家认为指黍、稷、稻、麻、大豆、小豆、麦、粱、苽，可知古代主要作物在周代业已出现。同书《稻人》等职，对种植技术还有较详细的记述。

《诗·采芑》和《臣工》两篇有菑、新、畲的名称，分别指垦种一年、二年、三年的田。《周礼·大司徒》有类似记载，把较薄的田休闲一二年再行种植。这种休耕制，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作用。

工商

在国中居住的，还有百工和商贾。当时的百工多在司空所属的官府手工业中工作，商贾也从属于官府。百工身份卑微，在西周金文中往往与臣妾奴隶并列。商贾地位则较百工为高，但其交易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据金文兮甲盘淮夷与周的诸侯百姓贸易，都必须到指定的市场进行，要遵守官吏的管理，否则即属非法。至于周人内部的交易，据《周礼》，有特设的市场，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都在市上交易；商贾有自己的组织，受管理市场的官吏控制，这些都可和兮甲盘等金文相参照。

货币

西周继续商代的传统，使用贝币，单位为朋。金文常记用贝作为赏赐，最高数额为百朋，只出现四次。这和《诗·菁菁者莪》“锡我百朋”的记载相同。朋数比商代所见为多。

金（铜）作为货币，也较商代更为流行。金文常见以金为赏赐，其单位为锊；还有罚金，数额多的达到三百锊；曶鼎记赎五人，用百锊。锊是重量单位，相当六两，另一说相当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

土地转让

西周中期以下的金文，出现有土地转让的事例，有的是交易或互换，有的是赔偿。前者如卫盉所记，矩伯以田为代价，从裘卫那里两次交换礼玉和皮币，交换以贝朋为价值尺度，田价分别为八朋一田和六朋多一田；或如五祀卫鼎所载，裘卫以五田换取邦君厉的四田。所谓“田”，均指百亩的一夫之田。后者如散氏盘所述，夨王因为攻击了散氏，被迫割让一部分土地给散。

为了取得土地转让的法律效力，交易者有时要向执政大臣报告，如裘卫的两次交易，都得到大臣们的允可；有时采取析券的形式；有时采取立誓的形式。土地转让时必须由双方人员到场。丈量有关土地，称为“履”。确定了的地界，用封树的方法作出标识，加以记录，有时还要绘成地图。转让的契券，双方分别保存，并将副本上交官府收藏，以备查考。这种土地转让，尚未具备完全自由买卖的性质，但可视为后世买卖的滥觞。

文化思想

礼乐

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祇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

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 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工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词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

何尊

西周成王时期何姓宗族所铸的青铜器。陕西宝鸡出土。何尊内底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前1038）四月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祭祀的事件。

宗教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祇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

祝宗卜史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份。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今属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作“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

学校

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

典籍

西周时期文献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的时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时占大多数。这十几篇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

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卦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予抽象的意义。有的卦、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学意味。

天道观

从西周文献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覆亡是为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动摇。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提供了基础。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杂和作为比喻，就表明了这样的趋势。

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知识在西周时期有不少增长。比如在天文历法方面，《诗经》若干章里出现有星宿名称，而且以其在天空的位置来确定季节和农作。传统的二十八宿体系，很可能在这时已经构成。周人非常注意月相，称月的有光部分为霸（魄）。周人记年月日常提到“初吉”（另有“既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与商代不同。有学者认为这是依月相把一月分划作四个段落。《诗·十月之交》还详记了周幽王六年（前776）的一次日食的月日干支，并涉及其前半个月的一次月食。

地理知识也有发展。如《尚书·洛诰》记载成王时建洛邑曾绘有地图；康王时宜侯夨簋金文提到王观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可知不仅有一般地图，还有军事历史地图存在。

《诗经》有许多草木虫鱼名称，分类繁细，表明人们对动植物的认识渐趋进步。

青铜器的冶铸继承了商代的传统。西周青铜器庞大者如周初的龙纹五耳鼎（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高一百二十二厘米，晚期的胡簋高五十九厘米，在同类器物中都很突出。

商代曾经出现的嵌铸陨铁的青铜器，西周也有实例。在河南浚县辛村发现一钺、一戈，属西周早期，都有陨铁制成的刃部，铁刃的基部都特制成一定形状，以确保固定在青铜部分里面。这说明当时对陨铁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诗经》不少篇描述了西周蚕桑生产的情况。当时丝织品在考古工作中已有发现，并证明《周礼》及金文所谓黹即刺绣的存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西周中期墓葬发现丝织品上有刺绣，带有鲜明的红、黄颜色，据研究，色彩系用硃砂、石黄涂画而成。

（李学勤）

春秋

春秋是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前477年，《史记·周本纪》为前478年）周敬王卒的中国历史时期，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由于周的东迁，前人也称这时期为东周。

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有晋（在今山西侯马）、鲁（在今山东曲阜）、曹（在今山东定陶）、卫（先在今河南淇县，后迁至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河南新郑）、燕（在今北京）、滕（在今山东滕州）、虞（在今山西平陆）、虢（在今河南陕县）、邢（初在今河北邢台，后迁山东聊城）等国；姜姓国有齐（在今山东淄博临淄区）、许（原在今河南许昌）、申（在今河南南阳）、纪（在今山东寿光）；嬴姓国有秦（在今陕西凤翔）、江（在今河南罗山西北）、黄（在今河南潢川）、徐（在今江苏泗洪）；芈姓国有楚（在今湖北江陵）；子姓国有宋（在今河南商丘）、戴（在今河南兰考）；姒姓国有杞（原在今河南杞县，后迁到今山东潍坊）；妫姓国有陈（在今河南淮阳）；曹姓国有邾（在今山东邹城）、小邾（在今山东滕州）；任姓国有薛（在今山东滕州）；曼姓国有邓（在今湖北襄阳）。另外还有属于风姓、己姓、姞姓、偃姓等小国。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国家之外，还有不少的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在长期的相互混战之中，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见于《左传》的一百二十余国，到春秋末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经济

井田制和农业耕作状况

春秋时各国都普遍实行井田制。据《左传》，楚人“井衍沃”，郑“都鄙有章”，“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所谓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划成整齐的小块，田间的土埂和沟洫成为田与田之间的一种界限。《国语》说齐桓公时，管仲以为“井田畴均则民不憾”。这是为了消除农民之间的不满情绪。所以强调把田地一定要划分成等量的面积。另方面则出于对农民征收赋役的需要。与此同时，农民也被组织起来。如《国语·齐语》说齐国是“制都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把许多分散的农户，纳入这类村社组织之中，再派官吏去管理，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后来郡县制下的乡里制就由此演化而来。

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农民仅有使用权而已。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小块的私田由每户农民去耕种，收获归己。公田则由大家通力合作，收成归国家或贵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种公田的积极性日益衰退，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各国对税收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齐在桓公时就已实行按地亩征租税，鲁则在宣公十五年（前594）也宣布“初税亩”，长期以来的力役租被履亩而税的实物税所取代。

除田税外，农民还要在有战争时向国家交纳军赋。军赋按井征收粮食、草料和牲畜。由于战争频繁，国家不断加赋，如郑作丘赋，鲁季孙“用田赋”，都是违反旧制而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新措施。

除划分为井田的用地之外，还有不划井的零散土地。如《周礼》说在国都附近有官田、士田、贾田、赏田等。官田、贾田是分给供职于官府的小吏、工商的禄田，士田是授予士家属的份田，《孟子》所说的“士有圭田”，即指这类形状不规则的田。这些田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当时卿大夫之间土地虽可以转移，但在小贵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权，特别是买卖土地的现象还未曾出现。《礼记》说：“田里不鬻”，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

耕作状况

春秋时农业工具仍以木、石制品为主，耕作工具多为木制的耒耜。青铜农具甚少，仅在春秋末，今长江下游一带才有过较多的铜农具。由于工具、技术都和西周相差不远，故耕作时仍需共同合作，耦耕到春秋末年还未绝迹。

由于农业受工具、施肥等条件的限制，土地仍需轮休。《周礼》说：“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即田地休闲的时间不等，长的两年，短的一年，也有不需休闲者，不过数量较少。《左传》中所说的“爰田”，和《周礼》中的“一易”“再易”之田相似，说明休闲田的普遍存在。

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分民间的和官府的两种。民间如纺织不过是家庭的一种副业。官府工业则具有较大规模，《周礼·考工记》提到的工种有攻木、攻金、攻皮和刮磨、抟埴等项，冶铁业大约出现于春秋末，但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和手工业相似之处，除民间的相互交易外，就是有官府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国语》中的“工商食官”，正反映出手工业、商业都以官营为主的这一特点。在各国中，可能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郑国的商业较为发达。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郑国商人的情况颇多，其足迹遍于周、晋、楚等国。商人在出卖贵重物品时，必须取得官府的许可，说明商人尚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

鸟形铜盉

山西太原金胜村附近晋国正卿赵氏墓出土。是一种酒器，为先秦时期青铜器的精品。

在大的都邑中，都有专为交易所设的市，如《左传》提到郑、鲁、齐、晋诸国的市。当时民间交易仍以物易物为主，但布、帛之类已作为一般等价物，起到货币的作用。而使用金属铸币则较晚，《国语》记周景王铸大钱是在公元前524年，现在所见到的铜铸空首布，其中有一部分当为春秋末年所做。

庶人、工商和奴隶

庶人，或称众，是靠农耕而自食其力的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也称小人，以区别于贵族身份的君子。《国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庶人多居于野中，故又称为野人，或称为甿。庶人不同于贵族之处是，只有小家庭而无家族组织，故无氏，时人称庶人为匹夫匹妇。

庶人劳动所得，其中一部分要上交，成为国家或贵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租税外，庶人负责沉重的徭役，他们要为国家或贵族筑路、修城和建造宫室。庶人一般都被束缚于土地上面，缺乏迁徙的自由。尽管庶人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也能拥有一点财产，其中包括少量的牲畜。

庶人以农穑为其职业，有时也可在官府充当秩位卑微的府史，有军功者有进仕之权利。在天下无道时，庶人可以议政。《左传》说：“国将兴，听于民”，即认为君主能听于民，才能使国家走向兴盛和发达。由于民在一国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故各国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对庶民十分重视，提出了利民之类的政治主张。

工、商与庶人的社会身份比较接近。当时所谓的工商主要是指为官府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后来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工商业者是有所不同的。工商本人有官府之廪给，其家属则仍需耕种官府颁发的“贾田”方能生活。

工商都居于国中，身份世袭，不能随意改变职业。但与庶人一样，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当官府苛求不已时，工商往往起而反抗，其中以卫国最为突出。春秋晚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渐从官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因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如春秋末，晋国绛地之富商可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越的范蠡最后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成为孔门弟子中最富裕者。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为以后战国进入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阶段奠定了基础。

奴隶名称不一，一般称为臣妾，也有称为仆、竖或牧、圉者。卿大夫家中都拥有较多的奴隶，奴隶往往来自于赏赐，如晋景公曾赏给克狄有功的魏桓子“狄臣千室”。除私家外，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尤以罪犯奴隶为多。所谓的奚、罪隶、胥靡就是指这一类的奴隶。《国语》说：“皂隶食职”，即罪隶因有职事而受到官府的供养。

臣妾或仆、竖一般多从事家内服役，而牧、圉则是专管牧放牛马的奴隶。官府还有一批具有手艺的奴隶，如《左传》有鲁的孟孙曾贿赂给楚人“执斫、执针、执纴皆百人”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是木工、缝衣工和织工。《国语》说当时有所谓隶农者，即使获得肥沃的土地，但收成多少都和自己无关，当是从事于农耕的官奴隶。由于农业劳动中以庶人劳力为主，故奴隶劳动在生产中起不到支配的作用。

政治制度

国与野

春秋和西周相似，在王国或侯国之内，分成国、野两个部分。国是都城及其四郊，是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在郊以外到边境为野，或称野鄙，君主把野的一部分分封给卿大夫，由卿大夫去统治。

国中所居者为国人，其中包括士和工、商或其他一些平民。如齐国把国中分为二十一乡，即士乡十五和工商之乡六。士是贵族中地位最低者，他们世代服兵役，出征时充当甲士；也可以仕进，国家授予他们小块土地以作为俸禄，故《国语》说：“士食田”。士在国人中属于主体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包括士在内的国人在发生暴乱或政变时，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君主或贵族经常“礼国人”，或是对国人“饩粟”，如他们能赢得国人的支持，将是政权能够巩固的重要保证。

在野鄙中，有大片的井田和一些都邑。如齐在野鄙中设王属，每属之下有十县，每县之下有三乡，乡下有十卒，卒下有十邑，每邑之下有三十家。《周礼》说野中有六遂。“属”或“遂”中的土地划成井田，由农民去耕种，其收成归国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都、县是贵族的封邑，晋国称封邑为县，鲁国则称为都。卿大夫从封邑所得的收入，其中一小部分要以贡的形式交纳给国君。

野中的居民称野人或庶人、野甿者。春秋前期，野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不服兵役，仅承担交税和服徭役等义务。到春秋晚期，野人也当兵，地位有所改变。但无论何时，野人也仍属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阶层。

世族与政治

春秋时各国的统治集团由国君的宗亲或少数异姓贵族所组成。《左传》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从天子到卿大夫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则分封。各诸侯国之中，长子继位后，次子或庶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子、公孙的家族称公族。由于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又称之为世族。同姓或异姓贵族都有自己的氏名，并享有封邑和田地。邑或田地的多少、大小，各国不尽相同。如卫国的卿可以拥有百邑，大夫为六十，而晋人以为大国之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当时官禄与土地是相应的，有官则有土，亦享有禄。拥有大片的田地，是卿大夫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实力的物质基础。

卿大夫在其封邑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卿在封邑上修建起号称为都的城堡，有的规模甚至可和国都相埒；还设置有治事的内朝和官属。治理都邑的有邑宰。分管其他具体事务的有马正、司马、工师、贾师等官职。贵族还有权诛戮或惩罚有罪的族众或臣僚。为了封邑的安全，一般都设有私人武装的甲卒（或称私属），国君出征时，贵族往往以其甲卒相从。可见在卿大夫都邑中，不仅有农民为贵族提供租税和力役，而且还有军队、法庭和官属。因而这类都邑实际上是侯国的一个缩影。

当时称这种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家族为强家。各国都有若干在侯国统治集团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强家（公族）。君主如得不到公族的支持，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但公族势力过于强大，又会削弱公室的力量。特别到春秋晚期，同姓或异姓的强家，其实力越来越大，如晋的郤氏“其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富于周公”，君主已有名无实。这种“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造成权去公室、政在家门的结局。所以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官制和兵制

王室或侯国中职位最重要者为卿士，是君主之辅佐，当时简称为卿。一般高级官吏皆由大夫充任，而大夫中能秉国政者则号为卿。在卿位者多为公子、公孙。晋国情况略异，卿常由异姓大夫担任。

卿除主政外，作战时或充当将帅。春秋早期，周王室之左、右卿士及齐之国、高二氏，分别担任左、右军之军帅。以后卿人数渐渐增多，如郑、宋有六卿，晋最多时可达十二卿，而掌实权者仍是其中的一二人，他们被称为正卿、冢卿，郑则称为“为政”或“当国”，以区别于其他的卿。在卿位者仍有具体官职，如鲁的三桓，分别担任司徒、司马和司空；宋的正卿任右师、大司马、左师、太宰等职；楚之二卿为令尹、司马。卿的官位常是世袭的，故当时称之为“世卿”。

各国管具体事务的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这四种官职名称之前或有加上一“大”者。宰也是常见的官名，或称太宰，有的国家其地位颇为重要。属于师傅之官有太师、少师、太傅。以上几种官职常由卿来担任。此外还有祝、宗、卜、史之类的官职。再有是掌管来往贵宾的行人，管理刑狱的理或大士和尉氏，管理市场和手工业的褚师、工正和工师，管理山林川泽的衡、麓和虞人，管理地方的封人、县师或隧正。楚的官名较特殊，最高执政官的卿为令尹，其他管理各种具体事务者也多以尹为名，如有箴尹、沈尹、连尹、清尹等十几种名称。秦国也有庶长、不更等他国所不见的官名。

作战时以车战为主，故各国都有数量甚多的兵车。春秋晚期，晋有兵车四五千乘，其他如楚、齐也有几千乘。出师作战时，军队分为中、左、右三军。中军一般由君主统率，左、右军则归卿率领。晋于春秋早期即由卿主三军，中军帅称元帅或将军，同时又是晋之执政。军队士兵主要由小贵族士所组成，庶人或牧、圉也有随军出征者，但非军中主要力量。中军是王卒或公卒，即君主之族众，当时称之为国士，是三军中精锐部分。左、右军由卿大夫的族众所组成。晋在军师之下，有军大夫、军尉、司马、侯等官职。

除战车外，也有步卒。如晋国为了和戎、狄作战，曾经“毁车为行”，“行”就是步兵，郑国称步兵为徒兵。但终春秋之世，车战仍比步战更重要。吴、越两国设有舟师，是一支重要的水上攻战力量。

春秋时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即墨、劓、宫、刖、杀五种。杀为死刑，其余皆为毁伤犯人身体某部的肉刑。特别是刖刑，是当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惩罚手段。《左传》说齐国于春秋末曾经“履贱踊贵”，表明被刖足者之多。有些贵族因犯罪也受此刑，齐的鲍牵即被刖足。较轻的刑罚有鞭刑，官吏有过者即遭鞭打。犯人也可用甲、盾或铜块来赎罪。还有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奴隶者，《周礼》说：“丈夫入于罪隶，妇人入于舂藁。”

到春秋晚期，由于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在刑法方面也要求作相应的变革。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公布范鞅所作的刑书。公元前501年，郑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在此以前，所谓“议事以制”，就是判决者往往临事作出惩罚标准，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据。而在刑法条文公布之后，官吏或贵族的专横独断受到抑制，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战国时期刑法条文的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

强国的争霸活动

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

西周末年，关中因受战争和自然灾荒的破坏而变得十分萧条，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无法再在镐京一带立足。公元前770年，平王依靠晋、郑诸侯的帮助而东迁洛邑。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周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般小国无别。

与周相邻的郑，也是西周末从关中迁到今河南新郑一带的，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堪称佼佼者。特别到庄公时，郑的武力较强，不仅战败戎人，而且还灭掉了许国。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结果被郑打得大败。此后，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除郑以外，宋、鲁等国都很强盛。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齐桓公的霸业

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是春秋时东方的泱泱大国。春秋初年，齐内乱迭起，无暇对外。桓公继位后，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同时又注意发展经济，国力大为充实。于是桓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过来。当时北方戎、狄势力强大，华夏小国深受其害。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次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五千余人。齐乃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其他诸侯摧折狄人南下的锋芒，使邢、卫两国转危为安并受到保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初年还并不强，但经过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经营，楚开始强大，先后灭掉了邓、申、息等国，并渐向北发展其势力。到成王时，楚打算更进一步向中原逼近，但正逢齐桓公的崛起，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大为不满，于是连年进攻郑，以此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也采取相应的举动，率领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不堪一击而溃败，齐遂进而伐楚。楚不甘示弱，派人责问齐师。最后两国无法压倒对方，故在召陵（今河南漯河郾城区）会盟。这次齐虽未胜楚，但楚北进的计划受到了阻力。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盟会上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犯，还须共同对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成为霸主。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为诸侯中的主宰力量。

桓公死，诸子争立，内乱不息。齐失去其霸主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阻止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武力强而好战的宋国，在宋襄公时期，也跃跃欲试，想乘齐中衰而成为霸主，但不久就被楚所摧败。

晋的崛起和文公的霸业

晋在春秋初年比较弱小。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都城在翼（今山西翼城）。《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有难攻易守的好处，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则颇为不利。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今山西闻喜）。桓叔实力超过晋君，双方展开了不断的激烈斗争。到公元前679年，桓叔之孙取胜而成为晋君，是为武公。到其子献公时，晋改一军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州）、魏（在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在今河南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两国，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延伸到黄河以南。这对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献公时晋开始强大。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故一直受制于秦。晋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是为有名的晋文公。他备尝“险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治理，晋政权不仅巩固起来，而且还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公元前635年，文公利用这一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攒茅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文公。文公通过兴兵勤王，除得到土地外，还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齐霸中衰，楚又乘虚而入，中原的一些小国都在其支配之下。当时不仅鲁、郑屈服于楚，甚至像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由于晋的强盛，晋楚之争势在必然。公元前6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并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去赴会，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不仅能使内部稳定，同时还打败白狄与秦人，故晋仍能保持其霸业。

秦霸西戎

周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周东迁后，占有岐西之地。德公时居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秦渐强大。秦和晋通婚，故关系较密切，两国又因接壤而经常有矛盾。在晋文公卒后，穆公即乘晋丧而东向派兵袭郑，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殽（今河南渑池、洛宁一带）地时，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师被俘。此后，秦不断和晋较量，如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战败；一年后，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而不敢应战。秦由于国力不如晋，故屡与晋战而很少得利。而晋正好堵住秦东向的通道，故秦很难进入中原。出于以上原因，秦只好向西发展，击败附近的戎人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同时，秦与南面的楚国加强联系，从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与晋为敌。

楚庄王之胜晋

在晋文、襄时期，楚不敢与晋争锋。到楚穆王时，楚不断对其邻近的小国寻衅，先后灭掉了江（一说都今河南正阳南）、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自襄公卒后，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赵盾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排斥异己，杀灵公立成公，晋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而这时楚的国势正盛，楚人范山对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看出晋国的弱点，很想到中原建立霸业，但不久穆王即死去。

继穆王而立者是庄王。庄王初年，楚的局势很不稳定，接连发生贵族暴乱，又逢天灾侵袭，而邻近于楚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对楚进行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并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能够赏罚分明，大小贵族各有所用，使“群臣辑睦”；对人民也有所加惠，即使经常出兵，但国内也可以“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于庄王治国、治军有方，楚国力日益强盛。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询问周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这使晋难堪，故晋派荀林父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这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特别是副帅先縠刚愎自用，不肯服从命令，结果晋军被楚打败，狼狈逃归。邲之战是楚国在中原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因畏楚而不敢出兵。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陵之战

随着晋霸的中衰，常和晋站在一起的齐，渐对晋藐视起来。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连结，一面又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另外又不尊重晋的使臣郤克。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求救，晋派郤克率兵攻齐，两军激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与晋结盟，并答应归还占领鲁、卫之地。这次战役表明，晋虽不如以前强盛，但齐仍不是晋的对手。

鞍之战晋获胜后，又引起楚对晋的敌意。这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接着楚在蜀（今山东泰安）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十国，声势颇盛。晋不敢出来与楚抗争。当然，楚也不敢攻晋，两强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颇有重整晋国之意，于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被晋人称为“四强”的齐、秦、狄、楚，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均缺乏诚意，只能使矛盾获得暂时的缓和。公元前576年，楚首先违约而向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服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陵，楚战败而退兵。*陵之战后，晋在实力和条件上略胜于楚，晋厉公因此骄傲自满起来。次年，“欲去群大夫”，杀掉了郤至、郤犄、郤 ，想以此来加强君权，但晋室弱而权在卿大夫的局面已很难扭转，所以次年厉公即被栾书、中行偃这些实力很强的大臣所杀死。

晋悼公复霸

厉公被杀之后，晋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故在悼公时期，晋势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换取戎人的土地，以代替过去单纯的军事杀伐，借此抽出部分兵力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

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氾水）筑城以逼郑。郑背楚而倒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在走向下坡，但相比之下，晋略占优势，故楚不敢与其相抗。悼公能够复霸，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晋的霸业，至此也已接近尾声。

“侯马盟书”拓本之一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的官方文书，内容主要是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来往等。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四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加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霸主，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霸业由两强来平分的现象。

弭兵之会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晋、楚两强力量的接近于平衡，彼此的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小国对霸主的贡赋

西周时各诸侯都要定期对周天子纳贡，春秋时因周衰而此制渐废。随着大国争霸的出现，各小国都要向霸主国交纳贡奉。特别到春秋晚期，霸主国为了加紧对小国的勒索，甚至规定出贡赋的标准，如鲁襄公几次到晋国去听政，就是去听取晋对鲁赋的具体数目。霸主为了能保证有这种收入，时常对小国施加军事威慑，小国为了不致遭受战争的灾难，故必须不断地对霸主交纳奉献。《左传》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除了晋以外，楚是另一个霸主，齐是强邻，鲁对这两国也不敢稍有违抗。据《左传》记载，鲁在春秋时期，对晋、楚、齐三国共朝见过三十三次。

郑国地当晋、楚之间，两强发生军事冲突时，郑受害最大。郑在子驷当政时期，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后来子产当政，他对晋人说：“以敝邑之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和鲁一样，为了少受讨伐，只能向两强多交贡赋。郑人每次赴晋，都要带着丰厚的礼品，如晋安葬晋平公，郑执政子皮带着一百辆车的礼物前去送葬。

春秋晚期，晋的执政都很贪婪，加重了对小国的压榨。《左传》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又说：“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霸主国的苛求无厌，使小国承受着很重的负担。但和鲁邻近的滕、小邾、杞、鄫等小国，都要经常去朝鲁，如杞对鲁稍有不敬，鲁则出兵讨伐之，可见鲁又模仿着强国去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国家。

吴的兴起和吴破楚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由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少有来往，其活动状况也不见于史书记载。

从春秋晚期开始，吴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派巫臣使吴，并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都教授给吴人，还“教之叛楚”。从此，吴果然加紧对楚的进攻，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所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阖闾与民“辛苦同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吴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在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的威胁，而且也预见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强敌。

吴重用楚亡臣伍员。伍员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最后以三军攻之，楚一定无法支持。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继而吴与楚军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吴从攻楚以来，五战皆捷，吴军遂攻入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五百乘以救楚。楚人在秦的支援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因遭到这次大败而失去其霸主地位。

吴伐越和越灭吴

越和吴相毗邻，占有今浙江一带。越乘吴忙于攻楚而经常出兵以袭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吴师败，吴王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吴心腹之患，而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谏阻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齐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接连起来，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在其压力下，鲁、邾等国纷纷臣服。公元前485年，吴派舟师从海上伐齐；次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战死，吴俘获齐兵车八百乘。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这次会上，晋与吴都争做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使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得逞，但连年的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越王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并不警惕。吴王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乃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而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的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勾践灭吴之后，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晋、齐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墨子》说当时的强国是楚、越、晋、齐，“四分天下而有之”。在春秋末到战国初，越代吴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

各国君主权力下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鲁、宋、郑、齐、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

鲁国在僖公时，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其后代称季孙氏。季友之兄庆父、叔牙之后为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僖公以后到春秋末，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襄公时，季孙宿执政，三分公室，鲁君实力被削弱。到昭公时，昭公被逐出鲁国，流浪在外七年而卒。《左传》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于季氏颇得民心，故鲁国出现“民不知君”的现象。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在春秋晚期，南蒯、阳虎、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像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即所谓的“陪臣执国命”。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

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以公族子孙为主，如有戴公之后的华、乐、老、皇四家，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荡、鳞、向四家。整个春秋时期，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桓两族，其中尤以戴族为多。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到春秋晚期，桓氏势力被铲除，剩下戴族的乐、皇几家。

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穆公有十三子，其中罕、驷、丰、游、印、国、良七家为强族，即所谓的七穆。从春秋中期到晚期，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

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握大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后逃到齐，桓公使其为工正。齐庄公时，田氏渐渐得势。景公时，田乞为大夫。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其粟，予民以大斗”，以此来笼络人心，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景公死后，田氏灭国、高二氏，田乞专齐政。到其子田常时，鲍氏、晏氏也为田氏所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到田盘时，田氏的宗族“尽为齐都邑大夫”。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齐宣公则有名无实。后田氏废康公（宣公子），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

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公子、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这就是所谓的“晋无公族”，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排斥公族，导致异姓或国姓中疏远的卿大夫得势。文公、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从厉公时起，郤氏、胥氏、栾氏被剪除，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伯牙鼓琴图》（局部）

元王振鹏绘。伯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上大夫，也是当时著名的琴师，擅弹古琴，技艺高超。《伯牙鼓琴图》描绘的是春秋时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致使君权削弱，“权去公室，政在家门”。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引起内乱频繁发生。但并非诸侯国皆如此，如楚王的宗族虽强盛，却未形成像鲁、晋那样实力很大并能控制君主的强家，故楚的君权较许多中原国家为强。秦的情况和楚也有某些相像之处。

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

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有些戎、狄、蛮、夷居住在远离华夏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是和华夏紧密相连，或是错杂在一起的。

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以及西北地区。北戎、山戎分布在今河北和辽宁等地。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一带，后来被迫迁徙到今豫西。在周的南面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另外，鲁的西境以外也有戎人，在卫都的城墙上可以望见戎人的村落，晋国的周围都是戎狄人，故《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

狄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在今陕西一带。白狄别种的鲜虞、肥、鼓则在今河北的西部、中部。赤狄中有潞氏、留吁、铎辰、东山皋落氏、 咎如，都分布在今晋东南一带。长狄之名见于《左传》，具体情况不详。

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莱夷在齐的东面，淮夷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左传》中提到东夷，《论语》中提到九夷，大约都是居住在今山东一带的夷人。见于《左传》的小国介和根牟，即东夷人所建立。诸夷中以淮夷为最强大，并不断和鲁发生冲突。《诗经》的《泮水》，即为歌颂鲁僖公战胜淮夷而作。淮夷还参加楚主持的盟会，又随楚伐吴。莱夷和齐是世仇，《左传》中齐伐莱的记载甚多，最后为齐所灭。

群蛮和百濮居于楚之南。楚与晋战于*陵，蛮人也出兵随楚。濮在江汉之南，或说在今云南一带。

据古书记载，戎狄多为“披发左衽”。《左传》说姜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这种生活习惯、礼俗、语言的差异，把戎狄和华夏区分开来。自然，差别并非都标志着民族的不同。如戎人中有姜姓、姬姓之戎，显然他们和周人本为同族人，只是出于历史或文化的原因，使他们分道扬镳。尽管戎狄和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这对彼此交往并无太大妨碍，如周王曾娶狄女为后，晋献公、文公都娶戎族女子为妻。

春秋早期，戎狄势力很盛，中原的华夏诸小国受其威胁较严重，即使晋、齐等大国也经常要遭到戎狄的侵袭。从春秋中期开始，华夏各国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通过称霸而相互联合，增强了对戎狄的防御能力，不少的戎狄渐被华夏所征服。如在今山西、河北境内的赤狄、白狄大部分为晋所灭，齐灭莱夷，秦灭掉西戎的小国，楚国吞并了数量甚多的蛮人或濮人的小国。由于各族长期和华夏聚居在一起，经过不断的相互影响，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到春秋末年，原来散居于中原各地的戎狄蛮夷差不多都已和华夏融合在一起了。

孔子及其学说思想

春秋晚期，从社会结构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文化教育也不会例外。原来各种专业知识多由少数祝史等人员世代传习，而这种“学在官府”的情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社会要求在官学外还应有私学，以培养、造就更多的学者和官吏人才。孔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于当时的。

孔子（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先世本为宋的贵族，后迁于鲁。他从五十岁起，才开始在鲁国做过较大的官，不久即失去职位，以后一直到处奔波，去过不少国家，但他的政治理想一直未能实现，最后老死于鲁。孔子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用在教育弟子。据说他的学生中较杰出者达七十二人，《史记》说他的弟子名气较大而有据可查者达三十五人。他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孔子学识渊博，尤熟悉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书》、《易》等典籍，对周代的礼制颇为赞赏。他自称是“述而不作”，就是说要对这些文献作出解释以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实际上他在注意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结合现实而有所发展，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他颂扬周文王和周公，但也受到春秋时管仲、子产的影响。他把历史上的思想材料，加以提炼，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主要言论和观点，都被收入由他弟子所编集的《论语》之中。他以仁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论语》中论述仁的地方在百处以上。所谓仁就要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仁者爱人”。他以为一个人若要达到仁的标准，就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以求符合礼的要求。他弟子说他一贯之道是忠恕。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就是在处世方面要多为别人着想。总之，孔子把仁看作一切道德的总和以及道德当中的最高准则。

孔子爱人的原则也贯穿于有关治国治民的主张之中。例如他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子为政，焉用杀”，等等。这些话表明他反对君主对人民横征暴敛和滥施刑杀，而应通过宽惠的手段来得民心，以求得政权的巩固。他对刑罚的见解是：刑罚失中会使人民手足无措，而治国不能单靠刑罚，采用德治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足食足兵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必须取信于民。对于用人他也比较重视，认为治国离不开有用的人才。

元佚名《孔子像》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并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他明确地表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即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所以主张应该敬而远之。他还认为：“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树立起儒家重视人事的传统。

孔子在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自己能够虚心向别人学习，而且学而不厌，对学生则“诲人不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他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使接受教育者从少数贵族扩大到一些出身于低贱者的阶层。这对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教育较以前大为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孔子生前，他的政治理想无法付诸实现。但从战国开始，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成为天下之显学而发挥其一定的作用。从西汉到明清，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一尊的地位，孔子被称为“圣人”或“至圣”，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尽管历代的儒学经过某种改造，和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像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其作用和产生影响，而且，久而久之，儒家的有些思想和观点不断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

（吴荣曾）

战国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但前人也把春秋、战国合称东周，还有称战国为列国或六国者。战国始于何年，过去有不同的划分法。《史记》的《六国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5），而《资治通鉴》则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开端。公元前403年似失之稍晚，故现在已很少有人采用这一划分标准。

战国和春秋一样，全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国共有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仪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已多与汉民族融合。

七国的疆域情况是：秦占有今陕西及甘肃之东南部，以后渐进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陕西凤翔），最后迁咸阳。韩的国土是七国中最小者，今晋东南及豫中、豫西部都属韩地，都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郑（今河南新郑）。赵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后拓地至今内蒙古南部的黄河两岸，都城在邯郸。魏占有今晋南及豫北和豫中偏东一带，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齐占有今山东北部及河北东南的一部分，都城在临淄（今属山东淄博）。楚占有今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后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辽南一带，后又占有今辽东和内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蓟（今北京），其下都在今河北易县。

司马迁因当时缺乏完整的战国史专著，故《史记》只能根据保存在《战国策》《世本》等书中的原始材料写成有关战国史的纪传和世家。银雀山、马王堆、云梦等地所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以及各种器物上的铭记材料，都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订正或补充《史记》等书。

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以及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现在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锛、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战国时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家共耕，魏国有“行田”之制，即将土地分成小块，每家农民可受地百亩。其他各国也如此，除百亩之田，还有小块宅圃之地。小农对田地虽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家的小农所独力完成，国家每年按其产量征收十一之税，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农民对种田有很大的积极性。另外，社会上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经营得法而发财致富。总之，战国时期，因为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营的加强，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农业

战国时期，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改进和提高。农具仍以耒、臿为主，但不同于过去者是在木制的耒、臿上套上了铁口，其他如锄、铲、镰等也都是铁制的。在长江流域仍以青铜工具为多，但类型也多于以往。各地都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木、石、骨、蚌来制作工具的局面。云梦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记载，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关牛耕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记载极少，表明牛耕并不普遍。

桔槔

一种原始的井上汲水工具。在井旁树上或架子上挂一杠杆，一端系水桶，一端坠大石块，一起一落，汲水可以省力。

铁农具使用的结果，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又可深耕。《孟子》《韩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说法，是当时普遍推行深耕的确证。《庄子》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耰是除草和松土，若使耰和深耕配合起来，种出的谷物，不仅颗粒饱满，而且更结实。《吕氏春秋》说深耕的另一好处是：“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即可减轻草害和虫害。由于深耕的好处甚多，所以受到人们普遍重视。

施肥也有很大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粪”，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当时农民于夏末芟刈杂草，俟其干后纵火以焚之，经过大雨，使田地既不长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种肥之法。据《周礼》记载，用不同兽骨之汁浸泡各种种子，能使作物生长得更好。

人们对人工灌溉也很重视。《庄子》中说当时有一种名为桔槔的工具，利用杠杆原理以汲水，对于小面积的灌溉颇为方便。田间则普遍修建灌溉的沟渠和水闸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证农田不受旱涝之灾。另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黄河之水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田地，使盐碱地变为良田。秦昭王时，蜀郡将李冰在今四川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并使成都大平原获得灌溉和航运之利。战国末年，秦用韩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有名的郑国渠，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关中成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这类大规模的工程，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面貌。

随着农业经验的丰富，出现了一些有关农学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员篇》就记录了许多有关辨认土壤的知识，并指出应根据土壤的情况种植适当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农学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以及通风日照对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当的论述。可见当时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农业的发达，使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的估计，魏国一百亩田平常年景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丰收可达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吕氏春秋》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损”。这些话表明，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其收成除供其家庭消费外，还能养活多少不等的非农业人口，为社会提供较过去更多的一些剩余产品，从而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分工。这是战国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重要物质条件。

手工业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可见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西周到汉代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像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

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加强，促进了产品交换的发达。当时手工业者不耕田能得到粮食；农夫不从事手工业，也能得到布帛和陶器、铁器。

交换的频繁使许多物品都进入市场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于中原的市场之上。商业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产在遥远地方的特产集中在一起。《史记》的《货殖列传》开列出市场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称，从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矿产品、畜牧产品等物，几乎是应有尽有。据云梦秦律，可知秦国从粟、麻、丝、牛、羊、豚、鸡、鱼到脂、胶、筋、角以及铜器、铁器，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动产如房舍、园圃也开始商品化，土地买卖开始出现，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人也转化成一种特殊商品。如《史记》在说到马、牛、羊这类牲口的同时，还提到“僮手指千”。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大约在春秋末年，晋、周等国已有青铜空首布流通于市场，以后变为小型平首布，三晋和燕都铸造这种小布。而燕、齐两国以铜刀币为主。布和刀的发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铸地的地名，常见者有安阳、晋阳、安邑、蒲坂、高都、离石、白人、节墨等一百多个城邑名。三晋和周还铸造过圆孔圆钱。战国晚期，齐、燕则通行方孔圆钱。楚国的铜币较特殊，是仿海贝形的铜贝，俗称“蚁鼻钱”。当时除用铜币外，也以黄金为币，尤以楚为最突出。楚金币是圆形金饼或是锭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陈爰之类的戳印。中原诸国也用圆形金饼，唯数量比楚为少。战国金币在使用时可切割成小块，是与铜币不同的称量货币。各地出土的铜币、金币数量很多，多者几十枚或成百上千，表明当时已有大量的货币投入于流通。

随着商业的发达，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市里面分成若干列，即出售货物的“市肆”。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市啬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收税和维持秩序。

大城邑中还开设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和山东齐临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制陶、铜器、骨器、铸钱等作坊的遗迹。当时不少的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使城邑发展。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规模的扩大。《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从这一对比中，清楚地看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明显差别。《墨子》《孟子》等书都说当时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则这类大城郭比比皆是。从城市人口来看，万家之邑并非最大者，据银雀山出土的《库法》，书中指明大县为两万家，中、小县为一万五千家或一万家。则战国时大县，其人口总数当在十万左右。国都的人口更多，如齐的临淄多达七万户，人口达三十余万。《战国策》说临淄城内的大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这里绘出都市的繁荣，有些居民过着富裕的生活。

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开始具有独立经济地位，这和以前的商人隶属于官府的情况大为不同。战国时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在掌握了有利时机后，靠贱买贵卖以获取厚利。当时“言治生，祖白圭”，可见白圭的经商理论被别的商人奉为信条。商人也经营高利贷，当时称高利贷资本为“子贷金钱”，又称“倍贷”。高利贷以小生产者为其主要剥削对象。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后，对生产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马迁曾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富人虽无尺寸之封禄，但可与千户侯相埒，故他称这种富豪为“素封”。大商人子贡来往于各地，所到之处，君主“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极有威势的贵族也都相形见绌。在商业和利润的影响下，社会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为了“利”或“财用”可以“不避刀锯之诛”，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都受到了不断的冲击。

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致富，损害了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论家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或打击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张在重农的同时要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甚至提出了“农末俱利”才合乎“治国之道”。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身份的劳动生产者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人的身份、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以前，社会上的自由民为贵族与农民，非自由民为臣妾或仆圉。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比较稳定，当时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贵族和农民都是代代相传的，身份低贱的奴仆等人当然也不例外。战国时期则不然，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封邑制为俸禄制所取代，宗法贵族随之而没落下去，其中的一部分人转变为依靠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的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些士、农、工、商，即当时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如农民接受文化教育后可以上升为士，也可以弃本而逐末；士通过仕宦可以取卿相之位而飞黄腾达，或如范蠡、子贡因经商而致富，或陷于穷途末路而变成农夫。以往只有贵族才能凭其身份和政治权力而获得大量的财富，而战国时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可凭借才能或机缘发财致富。像庶人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但战国时往往“庶人之富者巨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不过，在对财利的追逐中，既有获胜者，也有失败者。特别是一些小生产者，他们破产后境遇悲惨，甚至卖妻鬻子。这在当时并不少见。贫富分化的加剧，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但彼此的角逐竞争，又成为当时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漆奁彩绘车骑出行图》（局部）

战国漆画，以黑、灰、绿等色在红底上作画，画的是贵族出行的内容。

四民之中以农民人数为最多，他们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小自耕农是国家租税、徭役、兵役的承当者，故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致力于推行和贯彻有利于小农的政策和方针。如魏国用平籴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秦商鞅变法，也因重视农业和农民而能“倾邻国而雄诸侯”。

据《孟子》所说，当时的小自耕农，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还饲养着“鸡、豚、狗、彘之畜”，如果没有横征暴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者还可衣帛食肉。当时魏国的情况是，“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他们为了生活稍能好一点，无不奋力耕作。国家为了多收租税，用赏罚的办法迫使农民多收粮食。如《周礼》中规定，“凡宅不毛者有田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另外像商鞅变法令中也申明，“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国家强令农民多收粮食，实际上也是为本身利益而着想。如《管子》就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这里道出了国家的富足必须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

小农对社会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当时有些君主对农民“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所以不少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农民为摆脱困境，或弃本逐末，即弃农经商或去从事小手工业；或出卖劳力，成为别人的雇工。当时所说的“庸”，就是指雇庸劳动。庸也称为庸夫、庸客。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方面都可以使用雇庸劳力。当时有所谓“市庸”者，可能是有的庸工聚集在市中，以等待受人雇用。国家遇灾荒时，对有些农民实行以工代赈，这类农民也称为庸。据《韩非子》记载，雇主一般付给庸工一定数量的钱币作为酬金，故主人雇工常称为“买庸”，雇庸制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

战国时奴隶较多，当时称为臣妾，或僮、虏、仆妾、舆隶、厮舆、胥靡、隶臣、白徒、臧获等。即使在一些平民家中，也常拥有一两名奴隶，改变了过去只有卿大夫等较大贵族才能占有奴隶的旧传统。

奴隶来源有几种：一是战争中的俘虏。《墨子》说战争中得到的战俘或敌国臣民，男子为胥靡，女子为舂米、酿酒的奴隶。秦律也规定，凡敌军之降者，一律入于隶臣。胥靡、隶臣皆为官府奴隶。二为自由民沦落为奴者，特别是农民因破产而“嫁妻卖子”，这在战国较为常见。

主人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而获得奴隶：一是国家之赏赐。如秦对立军功者则赐虏若干名；秦法还规定，能为破大案提供重要线索者，官府则赐臣妾二人。二是从市场上所买得。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奴隶和牛马一样地出现在市场上。《周礼·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人民”即指奴隶。云梦秦墓中所出的秦《日书》，其中多处提到“出入人民、马牛、禾粟”，“入臣徒、马牛它牲”。“出入”即买卖之意。可见买卖奴隶和买卖牲畜、谷物一样频繁。从秦律得知，官府可以把部分官奴出卖给民间，百姓也可以借用官府之幼奴，或卖私奴于官府，官私奴隶通过一定的渠道可以相互转化。

奴隶除了用于家务劳动外，还广泛地用于各种生产方面。《荀子》《韩非子》中所提到的臧获，就属于使用于农田耕作的奴隶，秦律中也有关于臣从事于田作的记载。官府的奴隶除负担诸如筑城、修路之类的苦役外，还用于耕作、矿冶、舂米、酿酒和洒扫等方面。

三晋、齐、秦等国还有一种和奴隶身份相近的赘婿。贾谊说秦的习俗是，“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则赘婿多从贫家子弟转变而来，实际上成为富家的奴仆。云梦秦墓中所出的魏《户律》，其中即有不准把田地授予赘婿的规定，其地位低于平民是显而易见的。

官僚贵族也剥削一般的平民，如秦国的军将或士卒，得敌人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即从国家的编户之民中得到五家以供其役使。还有是官吏或军将以“士卒为弟子”，或者是“臣士卒”。有的农民因租税徭役过重而自动投靠到官吏贵族那里以求庇护。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剥削关系，即平民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剥削的对象。

各国的变法和新的君主集权制

魏、楚、齐、韩的政治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上层建筑势必有所调整。从战国初年起，各国的变法运动，正是为顺应经济变化所作出的努力。

魏进行变法最早，开始于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旧的世族政治的终结。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道路拾遗也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刖刑。可见《法经》采用严酷的手段以保护私有权。“贼”指杀人、伤人。“杀人者诛”，其家属则没于官，李悝以为《盗》《贼》两篇最重要，故刊于《法经》之首。《法经》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则予以严厉的镇压。如规定一人越城者要处死；“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则判死刑”；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处死。以上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又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增强劳动强度和发挥种田积极性，以保证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或流散。这样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使国家不会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李悝实行这种保护小农的措施，是魏国能够富强的重要因素。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下令宣布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把一部分贵族流放到边远之地，以此来摧毁和削弱强大的旧世族势力。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以贯彻用人唯才的方针策略。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国家收入增多，吴起用来扩充武备，国力开始强盛起来。但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肃王即位，以伤害王尸的罪名严惩了这些不法分子，“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改革虽受挫折，但楚的旧贵族力量因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有所削弱。

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着手整顿吏治，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而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邹忌为相，邹忌颇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由于齐在官吏中明赏罚，故“齐国以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在七雄中疆土小而国弱。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策略，以提高官吏的行政效率。故申不害治韩也收到一定的成果，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旧贵族势力较强，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到孝公时，秦还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两国的侵迫。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盟会，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在内外的压力下，秦孝公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遂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立即用他开始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过残酷的连坐法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凡民有两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即把大家庭拆散，以便于小农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租税和力役。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或弃本逐末，其全家都要被罚作奴隶；人民立军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获得贵族身份；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地、奴隶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车裂商鞅

明刻本《新列国志》插图。《东周列国志》称商鞅所受车裂之刑是“五牛分尸”而非“五马分尸”。后世“五马说”广为流行，何时五牛被五马取代已不可考。

商鞅的变法令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新法才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儆众，从此无人再敢公开反对新法令。

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为使父子、男女有别，禁止家人“同室内息”。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以新的县制取代旧的封邑制。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改变了对田地的分配和使用的办法。

变法后五年，秦国富强起来，并开始向东发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当时各国都进行变法，以秦取得的成果为最突出，为秦后来剪灭群雄奠定了基础。

官制、兵制和法律

官制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像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兵制

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士兵来源于募兵或征兵。当时所说的“练卒”或“练士”，当是招募而来，并经过相当训练、具有较好装备的常备军。但遇大战时，也随时征发适龄男子服兵役。如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亲赴河内，下令民身高七尺到六十三岁的男子都要开赴上党。各国为了激励士兵奋勇作战，采用不同的奖赏办法。如齐国的技击之士，得敌首者可拿到赏金；魏国的武卒，其家属可以免役。秦国除用奖赏外，还用严刑相胁，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王权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如军队的将帅都由君主任命。战国早期，军将常由相邦充任，以后则由其他高官为之。将帅非常设官，战事结束后即罢。在调动军队时，君主用虎符为信物。虎符为铜质、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将领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经过合符，军将才能听命而动。根据秦国“新郪符”的铭文，地方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君主对军队的控制相当严格。

战国韩将庶虎节

青铜，伏虎形，存半符，符身阴刻铭文“韩将庶信节”等十字。

法律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定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官吏因犯小的过错，则将受到交纳实物的“赀罚”。秦法对官吏约束较严，表明秦十分注意吏治。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 。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更是大量出动，秦、赵长平一役，赵出兵四十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六十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杀的士兵多达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十分惊人。《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偿也”。

各国为了克敌制胜，还竞相改进武器装备。韩、楚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当时。兵器方面的最大变化是铁兵器开始出现。如《史记》有“楚之铁剑利”的话，《荀子》也说楚的宛（今河南南阳）地所出的戟和铁矛极为锋利。河北易县出土有战国末年燕国的钢戟和钢剑。另外，当时还有铁甲和铁盔。武器中的新品种有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铜制的郭，即利用简单的机械将箭从弓上射出，使箭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像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到六百步以外。作战用的器械也多种多样，如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有关的情况，在《墨子》的《备城门》等篇中都有记述。

作战方法和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渐退居于不太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步战之下。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骑兵作为新兵种开始推广。《战国策》说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为了便于骑战，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命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即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在《孙膑兵法》中，曾提出“用骑有十利”的看法。骑兵的许多长处，非其他兵种所能及，当时兵家对此已深有认识。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的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邪。魏为了保护其河西，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在漳水、滏水流域修造过长城，赵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修造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修筑北边长城，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各族入侵，后来秦、汉长城即在其旧基址上加固而成。

魏的盛衰

魏是战国初年中原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因经过政治改革而国力强盛，东面屡败齐人，又灭中山国，西面则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惠王时，魏更加强大，从此更加紧侵伐宋、卫、韩、赵等国。公元前354年，魏攻赵，次年，魏攻陷赵的邯郸，齐救赵败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后魏将邯郸归还给赵。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开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并于是年开始称王，成为七国君主中最先称王者。他在礼制方面处处模仿天子，企图使中原各国都能听从魏的号令。

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实力大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惠王被迫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由于魏一再在军事上失利，不能继续称雄于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州）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由于秦的崛起，秦东向发展，魏首当其冲，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故惠王以后，魏日益削弱。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

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不断攻打韩、魏，以扩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前328年，秦接连击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强大之后对三晋威胁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败，将帅被秦俘获。公元前316～前313年，秦先后攻占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阳（即中阳，今山西中阳），蔺（今山西吕梁离石区西）。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对三晋的攻伐都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又败于秦。秦从此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门户。秦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乐毅论》拓本（局部）

东晋王羲之书。《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撰写的一篇文章，论述了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

齐伐燕和燕破齐

魏、齐相王以后，齐成为关东的最强者。燕王哙晚年，哙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就灭燕。齐军对燕人肆意蹂躏，引起燕人反抗，终于赶走齐兵，但燕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燕国复定。

齐湣王时，武力很强，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秦率韩、魏攻楚，败楚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昧。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和宋等国“合纵”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兵十万。湣王因屡胜而更加骄傲自满。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但齐因连年兴师用众，造成“稸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特别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为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于燕，经过二十八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湣王出走，不久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所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阳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西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雎，雎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绝非偶然。

边境内外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的戎、狄，到战国时都已和华夏族融合为一了。但在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仍有许多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在燕、赵、秦、楚等国境内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当时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分布在今东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为东胡和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为林胡、楼烦。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强者，中原各国受其威胁较大。赵国从襄子时起就不断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斗争。武灵王时，赵曾经大破林胡、楼烦，把所占领的土地置为赵的郡县，但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到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

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乘胜而进，在边境上修建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匈奴长期受东胡的控制，和中原国家的关系较少。

貉人分布于今辽宁境内，他们以渔猎和农耕为业，不同于以畜牧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过不少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铜的短剑、匕首、戈、工具和马饰等物，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燕国的刀币。这些遗物当是 貉各族所遗留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纹具有浓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里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从中原流入的。这表明当时这些民族和中原各国有来往关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

氐、羌族分布于今西北，和秦邻近者为大荔、义渠，“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于战国早期灭大荔，和义渠相周旋时间最长，到公元前272年才灭义渠，并将所得到的土地建立了陇西、北地郡。

巴蜀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秦惠王时，秦派司马错率兵灭蜀，同时也灭巴。秦将蜀王降为蜀侯，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像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做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宇宙的本源。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为善，以至变成圣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一贯的崇礼主张，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提出实行法治的重要性，这是他和以往儒家的不同之处。王霸并用，礼治与法治相辅而行，是荀派儒学的一大特色。

韩非，战国末韩人。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法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一书，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来制定政策，即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础上，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权力和威势，否则法令难以贯彻下去。除了势以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为例，说明只有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故韩非成为战国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恶为韩非所继承。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此治国就离不开刑、赏，而且用刑越严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存在，彻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极端的专制主义贯彻到文化思想领域。以上的一些主张为促进秦统一和速亡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有关法治若干基本准则，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许多王朝所采用。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当时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诸子的学说，是当时人智慧的结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荣曾）

秦

秦是由战国后期一个诸侯王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前221～前207）。秦始皇继历代秦王蚕食诸侯之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实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他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所采取的旨在巩固统一的某些措施，为后世帝王所取法。秦朝急政暴虐，导致速亡。末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武装反对黑暗统治的传统，影响至为深远。由于过去的割据局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反秦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在接踵而来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之战（前207～前202）中，汉胜楚败，使分裂形势受到控制，统一国家得以恢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前246～前210年在位）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秦王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后世子孙代代相承，递称二世、三世皇帝。他认为帝王死后以其行为为谥的制度，是“子议父，臣议君”，有损于帝王的尊严，所以宣布取消。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这些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的无上权威，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丞相王绾请封诸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这些郡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刻石辞说：“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这说明秦始皇认为废分封行郡县是消除各地兵争所必须的。

秦始皇以战国时期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县以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作亭，亭有长。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作“更籍”。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报年龄，叫作“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作“傅籍”。书年、傅籍，是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秦置二十级爵，以赏军功。国家按人们的爵级赐给田宅，高爵者还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权。爵级载在户籍，所以户籍也是人们身份的凭证。

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全国一致而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释，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还有案例和关于治狱的法律文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的蓝本。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其中两坑约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以辩护秦朝的法统。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不讲究“仁恩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择时进行活动。秦始皇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于渭水之南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咸阳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秦始皇还在骊山预建陵寝，墓室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陕西西安临潼区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将军陶俑

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持封建统一所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百姓的束缚极大，而且它对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转变为阻滞作用，这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为显著。

防止封建割据的措施　焚书坑儒

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钟 铜人。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封建贵族依以割据的手段。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秦始皇还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他自己多次顺着驰道巡游郡县，在很多地方刻石记功，以示威强。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修筑由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于近旁设官进行统治。

秦始皇对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也进行了斗争。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贵族割据局面，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秦始皇派御史侦察咸阳的儒生方士，把其中被认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死。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手段来打击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是极其野蛮残暴的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秦始皇施政定制虽已兼采阴阳等家思想，但根本上是以法家思想为依据。焚书坑儒以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更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法家思想。

整齐制度

秦始皇以原来秦国的制度为标准，整齐划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些制度，企图尽可能消除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以利统一。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基本结构虽然相同，但字体繁简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李斯受命统一文字，他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当时还流行一种书法，叫作隶书，比小篆更简便。

秦始皇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和轻重大小各不相同的货币，改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秦国旧行的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秦始皇用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今见秦朝权量，都刻有始皇二十六年（前211）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种权量出土多，分布广，长城以外也有发现，可见统一度量衡是认真有效的。秦始皇还用法律规定了度量衡器误差的允许限度。他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不过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制度实际上只行于旧秦，可能还有旧赵境内，东方许多地区仍以百步为亩，直到汉武帝时期为止。

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

秦半两铜钱

对匈奴和对越人的战争

匈奴人分布在蒙古高原上，战国末年以来，常向南方侵犯。全国统一以后，秦始皇派蒙恬率军三十万抗击匈奴。蒙恬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收复河套以南地，即当时所谓“河南地”，第二年进一步斥逐匈奴。秦自榆中（在今甘肃兰州以东，但有异说）向北，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的地区内设置三十四县，并在黄河的一段地区因河筑塞。秦还把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修复并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古代世界伟大工程之一的万里长城，用来保护北方农业区域。接着，秦又徙民几万家于河套。这对于边地的开垦和边防的加强，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境内的越人分布在华东、华南地区，分为闽越、南越、西瓯等部分。闽越在今浙江、福建一带，南越在今广东和广西东部，西瓯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以至于云南东南部。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西瓯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王翦率秦军灭楚，继续南进，夺得越人一部分土地，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州）。二十六年，秦始皇派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进攻镡城（今湖南靖州境）、九嶷（今湖南宁远南）、番禺（今广东广州）、南野（今江西赣州南康区境）、余干（今江西余干境），进行了三年不解甲、不弛弩的艰巨战斗。秦军击败了闽越的抵抗，以其地置闽中郡（今福建福州）。攻南越的秦军，也占领了番禺。只有西线的秦军遇到西瓯人顽强的抵抗。为了解决秦军转饷的困难，监禄率卒在湘水、漓水间开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在秦军和西瓯人的战斗中，西瓯君译吁宋和秦军统帅尉屠睢相继战死。三十三年，秦始皇又谪发内郡曾经逃亡的人、赘婿、商人增援，征服了西瓯，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建置了南海郡（今广东广州）、象郡（今广西崇左境）和桂林郡（今广西桂平），并继续征发人民前往戍守。这样，几十万北方农民就留在那里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珠江流域。

秦代的急政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使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征。

在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秦始皇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当兵服役的人脱离了农业生产，靠农民养活，这就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供衣服”的严重局面，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了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秦朝又推行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并且把数十万人民变为封建国家的囚徒。

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地主阶级凭借这个命令，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土地被兼并的农民，不得不以“见税什五”的苛刻条件耕种豪民之田。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

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山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他令农民增交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到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俟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队开赴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地有异说，在河南境内）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吴广又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连下今豫东、皖北的铚、酂、苦、柘、谯（分别在今安徽宿州，河南永城、鹿邑、柘城，安徽亳州境）诸县。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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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首

陕西西安临潼区出土的秦代圉人（养马人）陶俑

战国时期和秦代对百姓的称呼。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它的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雷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这是秦统一中国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秦始皇三十一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封建政府呈报，即可取得国家的承认。从此，原秦国的一套封建土地制度和法令就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余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西安临潼区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勉强予以承认。武臣抗命不救周文，却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

周市进到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旧齐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周市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

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陈胜作为反秦的先驱者，领导起义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

楚汉之战

陈胜起义后，旧楚名将项燕之子项梁和梁侄项羽在吴（今江苏苏州）杀掉秦会稽郡守，起兵响应。不久项梁率领八千子弟兵渡江北上，队伍扩大到六七万人，连战获胜。闽越贵族无诸和摇也率领族人，跟着秦番阳令吴芮反秦。原沛县亭长刘邦和一部分刑徒逃亡山泽，也袭击沛令起事，归入项梁军中。项梁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以后，项梁在定陶败死，秦章邯军转戈北上，渡河击赵。这时，代替蒙恬戍守朔方边塞的王离，也率大军由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东出，包围了张耳和赵王歇驻守的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境）。楚王派宋义、项羽救赵，派刘邦西入关中。宋义北至安阳，逗留不进。项羽杀宋义，引兵渡漳河，经过激战，解巨鹿之围，被推为诸侯上将军。以后，秦将章邯率二十万人向他投降。刘邦迂回进入武关，到达咸阳附近。那时秦二世已被赵高杀死，继立的子婴贬去帝号，称秦王，在公元前207年十月向刘邦投降。刘邦废除秦的苛法，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深得秦人拥护。

刘邦入咸阳后，项羽也立即率军入关，驻鸿门，然后进入咸阳，大肆烧杀掠夺。他在诸王并立的既成局面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并调整诸故王土地，徙置他们于其原据地的边缘，而把自己的亲信封于各国的善地为王。这样就并立着十八个王国，受制于西楚霸王。项羽的这一措施反而恶化了割据形势。不久齐国首先发难，诸侯混战再次爆发。

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为汉王的刘邦，于汉元年（前206）五月，乘机进入关中，败项羽所封关中三王。接着领军东出，远袭彭城，退守于荥阳、成皋之间，与项羽相持。刘邦巩固了关中后方，又联络反对项羽的力量，转败为胜。汉五年十二月，与韩信、彭越等会攻项羽，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境），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同年六月，刘邦即皇帝位。

楚汉之战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秦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逐步转化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项羽，登上了西汉统一王朝的皇帝宝座。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贪婪残暴的秦统治集团，使社会得以前进。这次起义，是中国古代农民第一次大规模发动的起义，对后代农民起义起着激励斗志的作用。

（田余庆）

汉

汉是继秦朝而出现的统一王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也称前汉和后汉），分别建都于长安和洛（雒）阳。在两汉之际，还有王莽、刘玄两个短暂的统治时期。它们的年代分别如下：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刘玄：公元23～25年在位；

东汉：公元25～220年。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则以秦朝速亡为鉴，力求在稳定中发展。文景之治以后出现的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巩固并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统治的半个世纪，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以后，西汉经济继续有所上升，但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激化。王莽代汉未能缓和矛盾，终于爆发赤眉、绿林起义。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以篡夺而亡，企图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剥夺相权。但是世袭的皇位制度不能保证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实现皇权。封建田庄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滋长着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贪立并挟持幼帝，迭相执政，使皇权旁落，矛盾重重，统治日趋腐朽。遍及许多州郡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王朝。189年，东汉政权被权臣逼迫，迁离洛阳，从此至220年，东汉正朔虽存，但历史已进入三国时期。

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

汉高祖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楚汉之际四年多的战乱中，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卖妻鬻子，城市人口减少，市场混乱。投机商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有时只好乘牛车出门。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汉高祖刘邦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①兵士罢归家乡。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也就是军功大小，给予田宅。他们之中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在和平安定环境中获得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是汉初稳定农村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②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承认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这些恢复故爵、田宅或新获得土地的人，大多数是汉初社会中的地主。原来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按照制度，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公乘（八级爵）以上的，当时算是高爵。对于他们除了优先获得田宅以外，还获得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作食邑。这些新形成的军功地主，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柱。

③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④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⑤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汉高祖认为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命丞相萧何取秦法加以损益，制定《九章律》，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烦，天下越乱；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马越众，敌人越多。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但秦朝崩溃，正是由于举措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汉初“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的许多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无所变更。在这十五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修筑长安城，每次发民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前191）罢省妨碍吏民的法令，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行的“挟书律”。吕后元年（前187），又废除夷三族罪和以过误之语为妖言而加以重责的所谓“妖言令”。十五税一的田租制度和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兵役徭役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景帝二年（前155）把秦时十五（一作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前167）诏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征发一次，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归还田园，户口大规模地增长，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封国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户口繁息的迅速，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过关用传（一种由官府颁发的通过关津的凭证）的制度，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农民有山泽得以渔樵，有利于生活和生产。

西汉“黍粟万石”陶仓。陕西西安临潼区出土。

随着粮价的下降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侵蚀农民，使一部分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爵。输粟达六百石者爵上造（二级爵），达四千石者爵五大夫（九级爵），达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十八级爵）。按照秦汉制度，爵级可以累计，高爵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特权。晁错又建议，入粟输边实行后，如果边境积粟够用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

文帝统治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这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奢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

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官吏不滥用刑罚，断狱但责大旨，不求细苛；定刑可上可下者从轻处理。

但是文景时期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大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加剧阶级矛盾。

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据说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六国旧贵族和豪杰的分裂活动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汉高祖在战争年代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的诸侯王。汉五年（前202），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大体相当于六国故地。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荼，立卢绾为燕王。从六年到十二年，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以无后而国除。

这时，汉高祖既没有直接控制全国的力量，又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所以在异姓王的旧地陆续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侯王。当时同姓王国有九，封地犬牙相制，每个王国都无法独树旗帜，对抗朝廷，西汉统治看起来非常牢固。汉高祖还与群臣共誓，“非刘姓不王”。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如齐国辖地六郡七十三县，代、吴两国各三郡五十三县，楚国三郡三十六县。与此同时，中央直辖土地不过十五郡，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封国和公主“汤沐邑”。这种局面，依旧是干弱枝强。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皇帝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集军队，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文帝时期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认为当时形势是中央弱而王国强，像肿病患者一样，肢体和指头不能屈伸。他说，天子的近属有的并无封地以为藩屏，而天子的疏属有的却拥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实力。他认为，要使天下治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诸侯国小力弱，不易产生邪心，天子也便于控制。这样，天子治理天下，就能够指挥如意，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当年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叛乱初起，汉景帝刘启诛晁错以谢吴王，但吴王并不息兵。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巩固削藩成果，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秦汉之际，匈奴越过河套，向南进入蒙恬所取“河南地”。汉初，与匈奴大体上相持于今兰州、固原、横山、榆林、托克托一线的边塞。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的过程中，其封国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高祖于七年（前200）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掠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备奁资，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单于在世，是汉家的女婿；死后儿子做单于，是汉家的外孙，外孙自然不敢与外祖分庭抗礼。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下，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正是在匈奴威胁严重的时候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他治理南越很有条理，秦时由中原谪徙岭南的居民，在战乱中得以少受损害，而越人各部彼此攻击的习俗，也大有改变，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高帝十一年（前196），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不许把铜、铁、农具和母畜运往南越。赵佗反对这项政策，一度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率军出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东南）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官职和赏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起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摇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东瓯王、闽越王都参与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

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的发展

汉初至文、景的六十多年内，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状态中恢复过来并且走向发展，到武帝时，便出现了一种繁荣富庶、国库充足的景象。据司马迁说，当时太仓和城乡仓库粮食丰积，陈陈相因，以至于腐败不可食；府库货财充斥，钱串都朽断了。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武帝时冶铁制器归国家垄断，铁农具的传播更为迅速。不但在中原地区，而且在今辽宁、甘肃、湖南、四川等省以及更远的一些地方，都有西汉的铲、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出土铁犁铧数量很多，宽窄大小不一。这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犁耕技术的结果。最大的铧宽达四十二厘米，这也许是为开沟作渠等农事需要而铸造的农具。

牛耕画像石（局部）

陕西米脂出土。

汉代兼用马耕和牛耕，但主要靠用牛。从考古所获西汉牛犁模型、牛耕壁画和犁铧实物等看来，西汉普遍使用所谓二牛抬杠的犁耕法。《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二牛三人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杠。由于扶犁人使用牛辔穿牛鼻导引耕牛，省去了牵牛的人力，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这是犁耕法的重大进步。西汉末年，又出现了一牛一人的犁耕法，可能是用于熟地的耕作。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边陲，进行屯田，牛耕技术传到西北。为了保护耕畜，秦汉法律都规定，偷盗马和牛，要加重惩罚。犁耕技术传播的同时，播种用的耧犁也开始使用，西汉晚期，耧犁已传到辽阳一带，辽阳的汉末村落遗址和北京清河汉代遗址中，都发现铁制耧足。

武帝时由于大规模战争的消耗，耕马、耕牛严重不足，价格昂贵，北方一度出现以人挽犁的现象。经济落后的淮南地区，还是蹠耒而耕。江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伐木燔莱、火耕水耨的阶段，同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差很远。

西汉初期，农民已有“深耕穊种，立苗欲疏”的经验。武帝末年，赵过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土地开成深广各一尺的沟，叫作甽，甽旁堆成高广各一尺的垄。下种时把种子播在甽中，可以防风保墒。苗长出后进行耨草，用垄上的土和耨除的草培植苗根。盛夏垄土用尽，甽垄培平，作物的根既深且固，不畏风旱。甽垄的位置每年互相调换，轮流种植，以恢复土壤肥力。代田法在长安附近试验的结果，每亩产量比缦田（不作甽的田）超过一斛甚至二斛以上，所以很快就被推广。边远各郡也使用了代田法，居延汉简上有代田记载。赵过除了推行代田法以外，还改进了农具，颇为便巧。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很发达。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一个水利网。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便利了漕运，还能溉地万余顷。泾水与渭水之间，修建了白渠，与原有的位于泾洛之间的郑国渠平行，溉田四千五百顷。当时有歌谣赞美这一渠道说：“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其他如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溉田都很多。龙首渠在洛水旁，由于渠岸易崩，它的某些段凿成若干深井，井与井间有水流通，叫作井渠。这种修渠方法，在沙土地带特别有用。京畿以外，关东地区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如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修造七门三堰，灌溉田亩。文帝时文翁在蜀郡穿湔江以灌溉繁县土地。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引黄河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鉅定泽，泰山郡引汶水，都穿渠溉田各万余顷。其他各种小的水利工程，更是举不胜举。南阳太守召信臣调查郡中水泉，开沟渎，起堤闸，溉田至三万顷。西汉时中原种植水稻，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水利灌溉。至于凿井灌溉，北方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黄河。文帝十二年（前168），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又自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经巨野泽南流，灌入淮泗，泛滥达十六郡。丞相田蚡封地在鄃（今山东高唐东北），地在黄河以北，他为了使自己的封地不受水灾，力阻修复故道，所以黄河泛滥越来越严重。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武帝曾巡视工地，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才流归故道，八十年中未成大灾。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水利的发达，农业技术的进步，使西汉时的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昭帝、宣帝以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全国经济发展更为显著。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户一千二百二十多万，口五千九百五十多万（据郡国人口数核算，实得口五千七百四十余万）；全国垦田数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这就是西汉农业发展规模的一个约略的说明。

手工业的发展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西汉冶铁技术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发展。西汉后期，吏卒徒开山采铜铁，每年用人十万以上，规模是很大的。汉代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至辽东，南至犍为，包括某些诸侯王国在内，都有铁官，这些大体上就是汉武帝以后冶铁制器的基地。山东、河南等省都发现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义、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包括矿坑、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巩义铁生沟遗址发现了矿石加工场所，发现炼炉、熔炉、煅炉共二十座。郑州古荥遗址的炼铁炉，是现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计日产生铁可达一吨。古荥遗址资料表明，当时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有较大的进步。遗址中炼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淬火法已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出土铁器，有农具，也有工具，出土的地点非常多。汉初的铁兵器，各地常有发现；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西汉中期以后，铁制的日用器皿也逐渐增多。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铜主要产在江南的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巂、益州等郡。汉初准许私人仿铸货币，所以铸钱场所分布在一些郡国中。武帝时铸币权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铸钱。西汉货币发现极多，铸币用的铜料、铸范以及铸所遗址也有发现。铜器制造主要属少府和蜀、广汉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于私人作坊。由于铁器、漆器的兴起，铜器在汉代已失去了昔日的独特地位，但皇室、诸王和大官僚仍然喜爱精美的铜制器皿。铜制器皿的生产规模颇大。铜镜、铜灯、铜熏炉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铜镜，是日用必需品。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业。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区）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五千万钱以上。织缣帛一般用比较简单的所谓腰机。高级丝织品已采用提花织造，但工艺复杂，产量有限。巨鹿陈宝光妻的绫机用一百二十镊，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锦，六十日始能织成一匹，匹值万钱。长沙马王堆西汉侯轪夫人墓中，出土大量丝织物，包括完整的服装和其他杂品。丝织物有绢、缣、绮、锦、纱、罗等种类，花纹色泽丰富多彩。对这些丝织物的科学研究，证明西汉人民在植桑育蚕、缫丝纺纱、织造印染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西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

西汉漆器出自蜀、广汉以及其他各处工官，漆器加鎏金扣或银扣，称为扣器。漆器和扣器都是名贵的手工业品，《盐铁论》所举当时富人使用的银口黄耳金错蜀杯就是这类器物。在国内许多地方的汉墓中，出土漆器、扣器很多。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达一百八十多件，多数是木胎，少数是夹纻胎、竹胎，色泽光亮，造型精美。朝鲜平壤的乐浪王盱墓及其他墓葬中，蒙古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扣器。漆器制作复杂，分工精细。见于漆器铭文的工名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 工、清工、造工等多种，这说明《盐铁论》中“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是重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汉代人民衣着所需的织物，就全国总产量而言，大部分出自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其中，北方农村以丝为主，南方农村以麻为主。家庭手工业品主要供农户自用，多余的在市场出卖。至于官府手工业品，除盐、铁等在武帝以后由官府垄断者外，一般说来质量虽精，数量并不多，在全国总产品中不占很大的比重。

在上述各种手工业中，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

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千里，最为富饶。

首都长安户八万余，口二十四万六千，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长安城周围六十五里（据实测，周长二万五千七百米，合当时六十二里强），有十二门、八街、九陌、九市、一百六十闾里，它的布局，基本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长安城的每个城门都有三个宽达六米的门道，以三条并列的道路通向城中，城市街陌也是三道并列。长安城的中部和南部是宫殿和官署。西北隅的东西九市，是长安城内的商业和手工业区，与居民闾里邻近。考古发掘所显示的长安城内这种政治区和经济区的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说“面朝背市”的都市建筑制度符合。长安市上除有本地和附近的各种物产包括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出售以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出售。

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番禺等城市，是全国主要的都会。蓟、阳翟、寿春、江陵、吴等，也都是一方的都会。全国各地区、各都会之间，有大道相联。在这些大道上，驿传罗布，车马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江南多水，船是比车更重要的交通工具。吴王濞所造航行于长江的船只，一船所载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今广州、长沙等地的汉墓中，发现有木车、木船和陶船的模型，从模型看来，当时的船有锚、舵，结构坚固，可载重致远。广州曾发现汉代造船遗址。

出现在通都大邑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谷物、果菜、酱醋、水产、帛絮、染料、木材、木器、铜铁器等类。奴隶被当作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高利贷也成为一种重要行业，它的盛行，是促使农民破产的原因之一。大高利贷者被称为子钱家，列侯封君都向他们告贷。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发达起来。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品。西方人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今广东广州）。近年来广州、贵县、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古物，其中一部分是从海外运进来的。

西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在西汉封建社会中，基本的阶级是彼此对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农民。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主要的被统治阶级。商人的经济地位比较复杂，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贩的经济地位类似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数量颇大的奴婢，他们的身份和经济地位最为低下。他们虽然不是汉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但是在生产中还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阶级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变化。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经过汉初一个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则逐步陷入困境，从中分离出大量的人，成为“游食”的小商贩，或者成为佃农、佣工和奴婢。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掌握着政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居于这个阶级最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号）的贵族地主。参加过反秦起义，在汉初获得官、爵的军功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皇帝在全国（主要是在直辖郡内），诸侯王在王国内，列侯和其他高爵的军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内，凭借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中央政权的租赋所入，由大司农掌管，用来养活官吏和军队。皇帝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置少府官主领。最晚到汉武帝时，少府以及一些别的官府开始向贫民出假公田，榨取租税。武帝置水衡都尉，统一铸币是其职能之一，铸币赢利亦入少府。元帝时，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四十万万，同时，水衡藏钱二十五万万，少府藏钱十八万万。少府、水衡钱供皇帝私奉养者数目十分巨大。

地主阶级掠夺土地日趋严重，官僚地主更为突出。萧何在关中贱价强买民田宅，田蚡向窦婴强索长安城南田，霍去病为生父中孺买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成帝丞相张禹买泾渭之间膏腴上田至四百顷，又请成帝赐予平陵（昭帝陵）附近的肥牛亭部地，成帝诏徙亭他所，而以其地赐禹。甚至成帝自己也置私田于民间。西汉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所赐苑田竟至两千余顷。

农民阶级

西汉政权继续用户籍制度控制人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郡、县、里）、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都要在户籍上一一载明。汉代州郡，每年都要通过“上计”，向中央申报管内的户口数和垦田数。在列入户籍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民。

汉画像石：机织酿酒

反映汉代官僚地主庄园中私人机织、酿酒作坊的情景。

西汉封建国家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有所减轻。但是就西汉生产力水平而言，农民租赋负担仍然沉重。据文帝时期晁错的估计，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百石。丁壮日食五升，通家合计，一年食用当占所收的大半。汉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岁纳百二十钱，叫作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岁纳二十钱（武帝时增至二十三钱），叫作口赋。赋钱之重，大大超过三十税一的田租。汉代农民兵徭负担也很重。通常的农户，每户应服兵徭的男丁约为两口，为了不误耕作，就要以每人若干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农家卖粟纳口赋、算赋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无几甚至没有剩余。进行再生产所需的种子、耕畜、农具等项支出，以及农民衣着、杂用所费，还未计算在内，这些费用能否筹到，就要视副业（主要是纺织）收入的有无多寡而定了。

西汉时期，粮食和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但一般说来是偏贱的。粮价如前所述，文景时每石高不足百钱，低则十余钱。田价则关中和洛阳上田，每亩千余、两千、三千钱不等；居延边地，每亩约值百钱。但是农民所需耕牛，一头值数千钱以至万余钱。西汉耕作，一般是二牛一犋，农户当备置二牛。马当时也是耕畜，由于战争的需要，更为昂贵，每匹低则四千，高则若干万。铁器、衣物和食盐，价格都不贱。物价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地主、商人的剥削兼并有利，对于农民极为不利。农民贱价出卖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他必需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何况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要将粟价压而又压。这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还在号称“无兼并之害”的文景时期，晁错就尖锐地指明这种危及统治秩序的现象。他说：农家终年辛苦，无日休息，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会碰上水旱之灾，或者是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暮改，纳税季节，有粮谷的人家被迫半价出卖，没有粮谷的人家只有倍息借钱。于是有的人就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了。这种情况，到武帝以后更为普遍。《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编者注：贤良、文学为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叙述农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田租虽是三十税一，但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大概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有时农民尽其所得，不够应付租赋更徭，只好求之于高利贷。所以百姓虽勤力耕作，仍不能免于饥寒。

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大地主做佃客。大地主大量招纳逃亡农民，官吏畏势，不敢督责，反而加重对穷苦百姓的压迫。百姓不堪其苦，转相仿效，纷纷流亡远去，他们的租赋徭役又被官吏转嫁给尚未流亡的中等农家。这样，就出现了未流亡者为已流亡者纳租服役的恶性循环。流亡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豪强地主所招纳的佃客和兼并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豪强宁成役使贫民至数千家。佃客一般以对分的比率，向地主交纳地租。边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记载，计田六十五亩，收租二十六石，每亩合租四斗。汉代不见佃客免徭赋的法令，佃客还要受徭赋之苦。

还有一些破产农民，迫于生计，为佣作糊口。秦末陈胜为人佣耕，起义以后，故人为佣耕者都来军中谒见。西汉佣工种类，见于文献的除佣耕、仆役以外，还有采黄金珠玉、治河、筑陵、为酒家佣保，等等。武帝筦盐铁以前，豪强大家冶铁煮盐，一般都是招纳流亡农民为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佣身份。筦盐铁后，盐铁生产除用官奴婢外，还用徭役劳动，由于道远作剧，农民无法自行服役，不得不出钱雇人代替。雇人所需，一说每人每月两千钱，一说每月三百钱，后说似近史实。官僚地主甚至凭借权力，雇工而不给佣值。

在汉代社会里，雇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佣工还要受种种封建束缚，庸和奴的称谓有时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低下。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诏书里，有岁俭乏食，“流庸未尽还”之语，可见在剥削压迫稍见缓和，或年景稍佳之时，流亡为佣的人是可以返回乡里的。

商人

西汉初年，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西汉继承秦代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经商是剥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商人通过贱买贵卖，不劳自肥。当时俗语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以商人都用各种手段逃避限制，扩大经营，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文景以后，商人力量有蒸蒸日上的趋势。晁错看到这种情况，向文帝说：“令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西汉前期，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卓氏在临邛，即山铸铁，行销滇蜀，有奴僮千人。程郑在临邛，也以冶铁致富，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交易。孔氏在南阳大规模冶铁，占夺陂池，致富数千金，多和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铁冶起家，兼营高利贷和运输，与富有的吴王濞齐名。山东刁间驱使奴隶，逐鱼盐商贾之利。洛阳师史专事贩运，车辆成百，遍行诸郡国。宣曲任氏在楚汉之战时从事粮食囤积致巨富。子钱家无盐氏在七国之乱时以千金贷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一岁获息十倍，富埒关中。许多贵族、官僚、大商人铸钱牟大利，邓通和吴王濞最有名，所铸的钱流通天下。上述卓氏、程郑、孔氏的先人，都是战国末年东方诸国的大工商主，秦始皇时成为所谓“山东迁虏”，但子孙仍然致力工商。秦汉时期多次迁徙六国贵族于关中，其中齐国的田氏族姓繁衍，世多货殖，汉代关中富商大贾，很大一部分出于田氏。

在西汉社会中，“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但仍须“用本守之”。这就是说，经商致富的人，需要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才能守住产业。所以大商人无不规陂池，求田宅，凭借财富役使贫民。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营商业，以图暴利。宣帝时杨恽籴贱贩贵，从事粮食买卖。贡禹奏请自尚书诸曹和侍中以上的皇帝近臣，都不许私自经营商业，可见那时大官僚经营商业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他们还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助长分裂割据。因此封建国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终于导致汉武帝刘彻打击大商人的结果。

至于人数众多的小商人，他们有的列肆贩卖，有的负货求售，有的兼为小手工业者自制自销，有的以车僦载收取运费。他们多数由农民或城市贫民转化而来，同样受剥削压迫，同大商人不同。小商人无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国家的徭役征发，也往往首先落到他们头上。秦汉的七科谪，即以七种人为对象的谪发远戍的制度，有四科是谪发商人或他们的子孙。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数量颇大。

官奴婢的来源，一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属没官为奴者；一为原来的私奴婢，通过国家向富人募取或作为罪犯财产没官等途径，转化为官奴婢；一为以战俘为奴。官奴婢用于宫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养狗马禽兽，也用于官府手工业、挽河漕、筑城等劳作。西、北边地诸苑养马的官奴婢有三万人。元帝时长安诸官奴婢游戏无事者，有十万人之多。

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他们有的是被迫自卖为奴；有的是被人掠卖为奴；有的是先卖为“赘子”，无力赎取而为奴。官奴婢由统治者赏赐给私人，即转化为私奴婢。边境少数民族人民，有为统治者掠为奴婢者，例如来自西南夷中的“僰僮”。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陈平以奴婢赠陆贾，数达一百。市场出卖奴婢，通常是与牛马同栏。卖奴婢者在市场上给被卖奴婢饰以绣衣丝履，以图高价。奴婢价格，一万、两万不等。经营奴婢买卖的大商人，每出卖一百个奴婢，获利约二十万。汉代有不许任意杀奴以及杀奴必须报官的法令，也有因违令杀奴被罚的事例。但在通常情况下，主人对奴婢有“专杀之威”，奴婢生命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

陕西西安东南白鹿原出土的汉代跪坐陶俑

私奴婢除从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许多被驱使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季布为朱家奴，被用于田间劳动；张安世家僮七百，都有手工业技术；刁间的奴隶被驱迫运输商品。王褒所作《僮约》，列举了奴隶服劳役的项目，包括家内杂役、种田种园圃、放牧、作工、捕鱼、造船、修屋乃至经商等等。《僮约》虽然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所列奴僮为主人服役项目，当符合西汉社会实际状况。

汉代奴隶在生产中还占有一定地位，是奴隶制时代的“遗产”。封建统治者无法消除它，无法制止破产的农民沦为奴婢。残酷的封建法律，也还以相当的规模和速度继续“制造”奴婢。统治者只能把它纳入封建制轨道，使之为地主阶级服务。因此，从奴隶制残余中获得利益的，正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而不是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奴隶主阶级。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力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

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

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西汉王朝不用黜陟的办法而使王国的辖地缩小。武帝以后，每一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陆续失爵。不过此后仍不断有功臣侯、恩泽侯之封，列侯的数量还是不少。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汉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前122）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据说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实行察举制度　建立太学

汉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作“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备衣马之饰，也可以候选为郎，叫作“赀选”。郎是皇帝的侍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内守门户，出充车骑。郎在郎署娴习“汉家故事”，以备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在这种选官制度下，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财富为准，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来，汉朝在各郡县推选“孝悌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无论选孝悌力田或举贤良方正等，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两人，以给宿卫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武帝为了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规定二千石如果不举孝，就是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论罪；不举廉，就是不胜任，应当免官。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过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此外，还有献策上书为郎，射策甲科为郎，陇西等六郡良家子为郎等选官途径。武帝时四方人士上书言得失者达千人，其中当有以此得官者。高寝郎田千秋上书言事称旨为大鸿胪，数月即超迁丞相。

武帝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博士弟子共五十名，由太常选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还有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县择人充当。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大官僚和大豪富子嗣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了，少数出自社会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这对于网罗人才，加强皇权统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汉画像石：讲经

经，即儒家经典，经学在西汉有“今文”和“古文”之分，汉武帝时设置了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和《公羊传》。

削弱丞相权力

西汉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没有大的改变。汉高祖以功臣封侯者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惠帝时曹参为丞相，无所事事，惠帝托参子曹窋婉转进言，曹参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反而要求惠帝也跟他一样，垂拱无为。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礼意怠慢，申徒嘉严斥邓通，还对文帝说，陛下幸爱群臣，可以给他们富贵，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由于丞相权重，皇帝与丞相之间，容易出现矛盾。

景帝时，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之子受封为列侯，继为丞相，丞相位望有所削弱，但是皇帝与丞相在权力问题上仍然潜伏着矛盾。武帝时丞相田蚡骄横，他所荐举的人，有的一开始就被授予二千石的官位，侵犯皇帝的用人权力。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因此，削弱丞相权力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迫切问题。元朔五年（前124），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然后才封平津侯。公孙弘起自“布衣”，在朝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诺诺，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职“充位”而已。他们动辄得咎，自杀或下狱死者甚多。公孙贺有鉴于此，拜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不得已始起而视事。几年以后，公孙贺也被族灭。

武帝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的人以及现任官当中，先后拔用了文才出众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曾经令严助等内侍腹心之臣与朝廷公卿大夫辩论政事，彼此以义理之文相对答，公卿大夫屡屡诎服。尊贵臣僚如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皆加侍中，其中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权势超过丞相。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少府属官）之职，侍从禁省，出纳文书。这种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

武帝临死前，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霍光又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权倾内外。昭帝死后，霍光拟废继立的昌邑王贺，百官自丞相以下皆唯唯从命，而领衔上奏的仍然是丞相杨敞。这说明丞相虽还有一定的位望，但实际职权已微不足道了。

加强中央军力

西汉时期，兵役制和徭役制结合在一起。制度规定：男子自傅籍之年（汉初十五岁，景帝时二十岁，武、昭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正卒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另一年在京师屯戍，称为卫士。他们还须在边郡屯戍一年，称为戍卒。除此以外，每年还要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亲自服役的称为践更，不愿服役的可纳钱三百雇人代理，叫作过更。由于雇人代役的越来越多，过更钱就逐渐演变为丁男的一种赋税，叫作更赋。汉代兵徭制度迄无定论，上述说法似近史实。

在地方，军事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正卒的检阅，叫作都试。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和秦代一样。

在京城，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甚大。南军卫士数目，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即位，减为万人。卫将军以皇帝诏令统领南北军，但视需要而定，不常置。

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都城无重兵。这样的军制，自然不能适应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充中央兵力，并建立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长从”军队，起强干弱枝作用。

西汉彩绘步兵俑

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七校尉兵都统于由中尉属官中垒令演变而来的中垒校尉，所以又合称八校尉。八校尉属北军系统，每校兵力约为数百人至千余人，大概多以募士为之，是长从军队。

汉代宫廷里侍从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领，是皇帝的仪卫，也是一支武装力量。建元三年（前138），武帝设期门军；太初元年（前104），设羽林军。期门约为千人，羽林七百人，选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当，相当于郎。这些都是属于南军系统的长从军队。汉代名将多出于期门、羽林，可见期门、羽林在全国军事系统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加以军事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加强宿卫力量。

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相继建立后，京师军力得到加强。宣帝神爵元年（前61）发胡骑、越骑以及羽林孤儿出击羌人，可见这支军队已经用于边境的战争了。

此外，武帝军中有“勇敢士”，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时有“私负从”者。这些当系招募而来。武帝以后，募兵在汉军中所占比例就越来越大了。

设置刺史

惠帝三年（前192），相国曹参请派御史监三辅，部分地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前167），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时置时省。文帝还常常派特使巡行。

汉武帝时，中央统辖郡国数达百余，比汉初大为增加。为了加强统治，建立监察郡国的制度就成为必要。元封五年（前106），武帝把全国地区除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冀、青、兖、徐、扬、荆、豫、益、凉、幽、并、交趾、朔方），每州部设部刺史一人。刺史没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考察吏治，惩奖官员，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刺史所举劾者，由丞相遣使案验。征和四年（前89），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领官徒捕捉巫蛊（被指为以巫术害人，特别是诅咒皇帝的人），监督大奸猾；后罢兵，督察三辅、三河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当。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刺史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察诸王。刺史权责虽重，但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所以刺史的设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监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　严刑法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济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汉前期著名的豪强大族。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人以游侠著名。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朱家、剧孟、郭解都是汉初著名的游侠。但是有些游侠“作奸剽攻”、“睚眦杀人”，有些游侠形同盗贼。游侠在破坏封建法度方面同豪强类似，有些游侠本身就是豪强。

为了打击不法的豪强游侠，出现了酷吏。景帝时，郅都为济南守，族灭瞷氏首恶。宁成为中尉，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杰，人人恐惧。郅都、宁成是西汉最早的酷吏，他们的活动，是汉武帝打击豪强游侠的先声。

汉武帝除了迁徙强宗大姓，不许他们族居以外，还大批地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张汤为御史大夫，诛锄豪强并兼之家。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张汤、周阳由这样的内外官吏，当时比比皆是。除了对付豪强游侠以外，有的酷吏专伺人主意旨为狱，大肆网罗。杜周为廷尉，以诏令捕人至六七万之多。

但是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回乡，役使贫民达数千家；酷吏义纵少年时无行，攻剽为群盗。这些人自身就是豪强或游侠。所以他们治郡的时候，也往往以当地的“豪杰”为爪牙，对人民为非作歹。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在诛锄豪强的同时，酷吏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经过他们条定以后，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之罪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死罪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刑法的条定，虽然与诛锄豪强、打击不法的需要有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镇压百姓。由于刑法繁密驳杂，郡国治狱时无法运用，常有罪同而论异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罗织成狱，上下其手，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可见用酷吏和刑法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阶级矛盾。

条定繁密的刑法与独尊儒术，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这说明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所以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杂而用之。

统一货币

汉武帝连续发动了许多次对边境各族的战争，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都用尽了。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军资。元狩中，他正式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政权，统一货币，筦盐铁，建立均输、平准制度，企图抑制商人活动，稳定市场，扩大财政收入。

汉初以来，货币质量低劣，币面文曰半两（十二铢），实际重量只有八铢、四铢，有的甚至更轻，薄如榆荚，被称为荚钱。对于私铸，政府有时禁止，有时允许。市面货币轻重大小不一，郡县又各不同，法钱不立，折算困难。币制的混乱，破坏了国家财政制度，影响国库收入，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帝企图整顿币制，铸四铢半两钱，使民仿铸，诸王、达官、豪商大量铸钱，以牟巨利。私铸者不遵守官定质量要求，杂以铅铁，以此获罪者一县百数。武帝即位，恢复秦始皇时货币“重如其文”的制度，改铸三铢钱，实重与币面文字所示一致。同时禁止私铸，盗铸者罪至死。元狩五年（前118）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重如其文，但是盗铸之风不减，据说吏民坐盗铸金钱罪死者达数十万人。

除了禁止私铸以外，元鼎四年（前113），武帝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力，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一说为钟官、辨铜、伎巧）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名为三官钱。他还责成各郡国把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这次禁令很严格，新币质量又高，盗铸无利可图，所以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五铢钱乃成为由此至隋代七百余年中国家铸币的主要形式。汉武帝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统一了货币，而货币的统一又使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获得一种经济上的保证。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法、平准法

筦盐的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筦铁的办法，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采冶铸造，发卖铁器。西汉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的三十五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的四十九处。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令（秦名治粟内史，后又更名大司农）。诸侯王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农令所设盐铁官代替。盐铁官吏，多用盐铁商人充任。

均输法是大农向各郡国派遣均输官，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繁杂、物品质量差、运费有时超过货物所值的不合理现象，并且使大农诸官得以掌握所需的各地货物，充实府库。

平准法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西汉五铢陶范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使大农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许多货物买卖，使富商大贾难以牟大利，也使物价不至于暴涨暴落。同时，使一部分手工业和商业利润归于国家，供给汉武帝巡狩、赏赐的挥霍和军事费用。这样，人民的赋税负担未增加，国家的用度却得以充裕。

西汉以来，豪强大家从煮盐、冶铁、铸钱中获取大利，一些企图进行政治割据的人，如景帝时的吴王濞，也在深山穷泽中和海边上，聚众千百人从事盐铁铸钱，积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所以桑弘羊在论证筦盐铁和实行平准、均输的必要性时说：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是用来掌握经济命脉和控制诸侯王的。他又说：现在实行筦盐铁的办法，并不只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重农抑商，离散豪强聚集的力量，禁止过度的奢侈，断绝对农民的兼并。由此可见，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还起着控制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政治作用。

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也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例如官盐价昂味苦，农具质劣不适用等。以后一部分贤良、文学反对筦盐铁和平准、均输制度，即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理由。这些措施和制度，实际上难于长期有效地施行下去。

算缗和告缗

汉武帝还采取了直接打击大商贾的措施，这就是算缗和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开始实行“算缗钱”，规定商人、兼营手工业的商人以及高利贷者，无论有无市籍，其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两千钱纳税一算，即百二十钱；自产自销的手工业品，每四千钱一算。轺车，除了属于规定免算者以外，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许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前114）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没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给告发人。

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告缗案件。在这次告缗中，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没收的奴婢也是成千上万；没收的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沿续近十年，中家以上的商贾，有许多都以此破产。算缗、告缗以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得到充实，商人们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起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

周边各民族　西汉王朝同周边各族的关系

西汉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朝（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对各族的战争，有的属于防御性质，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坏。但是总的看来，汉武帝以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许多民族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各民族，有些民族还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越

东瓯、闽越的君主，多次率部参加过中原的政治斗争。留居本地的东瓯、闽越人受中原文化影响不大，他们没有城郭邑里，居溪谷篁竹之间，与外界很少联系。汉初以来，他们的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人准备进攻郡县时，往往先离开深山，耕种于余干（今江西余干）界中以积军粮。刘安所说情况，正是东瓯、闽越人农业生产能力有所提高的表现。南越出产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吸引了许多北方的商贾。除了吕后统治时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维持着正常的关市贸易，铁农具和耕畜通过关市，源源输入南越，促进了南越的农业生产。南越和西南地区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广西贵港出土的据认为是西汉初年西瓯高级武将的墓葬，随葬品颇丰富，但有人殉。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援于汉。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援兵未达，闽越已退走。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请求内徙，汉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建元六年，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向汉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

元鼎六年（前111），东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前110）冬，汉军数路攻入东越。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封越繇王和其他贵族为列侯，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与汉人来往较少，社会经济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阶段。

汉朝和南越的关系，较为复杂。建元三年，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边邑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使南越，南越王赵胡派太子赵婴齐一度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婴齐为越王，按其生母太后邯郸人摎氏的意见，上书武帝，请求同内地诸侯王一样三年一朝，并请汉朝撤除边境关塞。南越丞相吕嘉代表越人贵族势力，反对赵兴和摎太后，并杀赵兴、摎太后以及汉朝使者，立婴齐长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和赵建德，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玉兽首衔璧

广州象岗山发现南越王墓，墓主着玉衣，有“文帝行玺”金印、“赵昧”玉印等印章同出。由此可推断墓主当是史籍所见赵胡，赵胡可能就是赵昧。随出物有铜铁器、漆木器等，青铜器有中原汉式、南方楚式，亦有南越式，有的可断为本地所造。还出有药石、平板玻璃。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汉诸侯王制度。从这些情况看来，南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相当的水平，与中原维持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很可能有海外贸易。但是墓内人殉多至十余，这又反映南越社会落后的一面。

匈奴

汉初以来，匈奴族的领袖冒顿单于以其三十余万精锐骑兵，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即月氏）。匈奴的统治区域起自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与氐、羌相接，向南则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对。左部居东方，与汉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境）相对，右部居西方，与汉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境）相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分领。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单于的氏族孪毬氏，以及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是匈奴中最显贵的几个氏族。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在一些西汉匈奴墓葬中，有铁马具、铁武器和铁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匈奴贵族死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这种种情况，说明匈奴社会已处于奴隶制阶段。

白登之围以后，西汉与匈奴结和亲，通关市，厚馈赠，但仍无法遏止匈奴铁骑的侵犯和虏掠。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刘彻命马邑人聂翁壹出塞，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以汉军三十余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单于引骑十万入塞，发觉汉的诱兵计划，中途退归。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边郡，汉军也屡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阴山缺口，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汉军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五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口，以其绝大部分充实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之地。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匈奴失水草肥美的河西地，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由于汉军的多次打击，匈奴单于庭向北迁徙。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带领十万骑，“私负从”军者十四万骑，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两路穷追匈奴。西路卫青军从定襄郡出发，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走，汉兵北至寘颜山赵信城（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东路霍去病军从代郡出发，出塞两千余里，与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战获胜，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漠南不再有单于的王庭。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汉在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诸地设立田官，用六十万人屯田戍守，逐渐开发这一地域。

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削弱，除了对西域诸国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东发展。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汉军在这几次战役中，损失也很大。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之末，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事，但是这些战事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如过去了。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以后，北方边地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的兵民，在边郡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北至酒泉，再向西至于玉门关，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作盐水，今孔雀河），也修建了亭燧。北方旧有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在今包头、呼和浩特附近的长城沿线，还设置了许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燧，吏卒众多。边塞的烽燧系统逐步完善起来。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出屯张掖居延，于其地修障塞，开屯田。居延屯兵戍守，持续至东汉时，烽燧遗址至今仍在。近数十年来，居延附近多次发现驻军遗存的简牍，累积达三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今甘肃、新疆的许多地方都有汉简以及晋简出土。其他省区，也发现大量汉简。这些都是汉代历史包括汉代边疆历史的珍贵资料。

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

匈奴人向西远徙以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今包头等地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出土，正是这一时期汉与匈奴关系和洽的实证。

西域诸国　张骞通西域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被称作西域。今新疆境内的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扜弥、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尉犁、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盆地东端有楼兰国，其遗址已于今罗布泊西北发现。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在盆地西南，还有蒲犁、依耐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西部的伊犁河流域，本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徙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乌孙人摆脱匈奴控制，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十二万户，六十三万口，不田作，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这些国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榨取西域的财富。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非常暴虐，西域东北的蒲类，本来是一个大国，其王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徙其民六千余口，置于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贫羸的蒲类人逃亡山谷间，才保存了蒲类的国号。

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蔡。

与今新疆相邻的中亚诸国，当时也被称为西域。其中大宛在葱岭西北，口三十万，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大宛西南，是大月氏。大月氏由敦煌、祁连迁于伊犁河流域，又由伊犁河流域迁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营游牧生活。原住妫水以南的大夏人，被大月氏所臣服。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商贾车船周行旁国。在安息的北面，大宛以西，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率众一百余人，出陇西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年左右，终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那时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西迁到妫水流域，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自以为新居之处肥饶安全，又与汉距离遥远，所以不愿意再东还故地，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而还。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各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声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张骞东归后，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遣使探求通过身毒国（今印度）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年，汉军击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汉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了。

元狩四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使者中有许多人以所携官物为私产，到西域牟利，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就是商队。

那时候，西域诸国仍未完全脱离匈奴的控制，西域东端的楼兰和车师，受匈奴控制严密。汉使往还时，沿途需索饮水食物，使楼兰、车师等国应接不暇。所以楼兰、车师人在匈奴的策动下，常常劫掠汉使，遮断道路。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车师。元封六年，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企图东西联合，迫胁匈奴。细君死，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和亲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击大宛，无功而还。太初三年，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大宛国都外城，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军获得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昭帝时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数百，进行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保护往来的使臣和商旅。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

车师是匈奴进入天山南麓诸国的主要门户。汉在车师一带仍屡次与匈奴发生战争。宣帝时匈奴分裂，西部的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前60）归汉，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从此撤销，匈奴日益衰弱。汉乃在西域设立都护，首任都护为郑吉。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以东），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在车师地区（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并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消失，汉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

西域道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技术，可能还有凿井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西海（今青海）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羌人有火葬习俗，人死，焚尸而扬其灰。羌人人口增殖，分为很多部落，但是不立君长，没有统属关系。部落中的强者可以分种为酋豪，弱者则为人附落。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羌人营田畜牧，日益兴盛。

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从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向西筑令居塞，并在河西陆续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豪，镇压羌人，羌人遂围攻金城郡（今甘肃永靖西北）。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屯田湟中，相机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今青海西宁以北孙家塞汉墓中，发现木简约四百枚，记载了西汉军功爵级、军队编制、操练法规、作战阵法等重要内容，还有《孙子兵法》的片断佚文。据实地考查，墓主马良，当是赵充国属下将校。昭宣以后，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徙汉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汉朝时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附近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昆明，四川西昌有邛都，雅安附近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结发为椎髻，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巂、昆明等族人民编发为辫，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君长。氐和冉 有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领兵溯沅水西上（一说自巴蜀南下）略地。庄蹻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所夺，庄蹻归路被截断，乃留滇为王，全军变服从滇俗。以后秦朝的势力达到西南夷中，在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开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设官统治。

西汉初年，西南各族地区与巴蜀等地维持着交换关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牦）牛和僰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中，有的还经由夜郎浮牂柯江转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江抄袭南越的建议。武帝派唐蒙领千人，携带缯帛食物，到夜郎进行活动。稍后，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僰道（在今四川宜宾）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筰、冉 ，在那里设置都尉和十余县，但不久就罢省了。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据这一情况，于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从那里通向西域。经过这些活动，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拦，寻求从巴蜀通身毒道路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元鼎五年（前112），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第二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柯郡（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北），冉 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成县西）。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赐印，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

云南晋宁石寨山陆续发掘出的几十座滇人贵族墓葬中，除出土滇王金印以外，还有战国至东汉初的大量古滇国遗物出土。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器物年代越晚，受中原影响也越深。出土的大量滇国青铜农具，说明农业在滇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滇国器物上的图像，表明滇人牧养牛、马、猪、羊、犬，猎取鹿、虎、野猪，畜牧和狩猎经济都相当发达。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铜器相当精美。铁器数量不多，有些铁器实际上是铜铁合体。《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这与滇国遗物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的经济情况大致相符。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豹噬猪铜饰

滇人社会处在奴隶制阶段，滇国铜器上也有许多反映奴隶和俘虏生活的铸像，如奴隶在主人监督下织布，以奴隶作牺牲，捕捉俘虏，俘虏被裸体悬挂，等等。奴隶多编发或披发，同滇人奴隶主的椎髻不同，他们可能是从巂、昆明或其他外族俘虏来的奴隶。滇人墓中殉葬物丰富精美，可以印证《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人奴隶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乌桓　鲜卑

乌桓是东胡的一支，汉初以来，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蔷。乌桓男子能做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帅，但还未出现世袭的酋长。他们推举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血族复仇的风习，在乌桓社会中还很盛行。乌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还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输牛马羊和毛皮，过时不纳，要受到匈奴统治者的惩罚。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动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常常攻击匈奴。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但比乌桓落后。鲜卑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远徙辽东塞外，南与乌桓相邻，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

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大致可以勉强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前99）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于死。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经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

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政策，“与民休息”。短短的几年内，流民稍还，田野益辟，政府颇有蓄积，西汉统治相对稳定。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多主张。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桓宽的《盐铁论》一书，即根据这次辩论写成。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对于安定局面的继续维持，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起自民间。他继位后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并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阶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六百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

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间很难赶上。

汉宣帝被封建时期的历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难于遏止，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元帝时，西汉社会险象丛生。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就只有起为“盗贼”。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产千万者不多；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买田至四百顷，都有泾渭渠道灌溉，地价极贵。土地以外，他们的其他财物也极多。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两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罗裒垄断巴蜀盐井之利，还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前29），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前22），有颍川（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前18），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躬所领导的暴动。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暴动经历十九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为浩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情。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损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余万群起响应，一度震动长安，但都被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不过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和山泽六筦之禁，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作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地皇元年，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致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他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手足无措；尽力耕耘，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受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不得不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脱社会危机。更始元年（公元23），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绿林、赤眉大起义

绿林军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民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边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聚众反抗。始建国三年（公元11），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并州、平州一带更为猛烈。天凤二年（公元15），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数千人为群，转入旁郡。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天凤四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起义，出没于湖海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义，杀县令，入海坚持战斗。此起彼伏的暴动，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天凤年间，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荸荠为食。他们人数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装力量，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为首领，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京山北），因而被称作绿林军。几月后，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转，能够返回田间。

地皇二年（公元21），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地皇三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阳大地主刘 、刘秀兄弟也是汉宗室，他们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参加反对王莽的行列。舂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于宛城南面的淯水上拥立刘玄做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公元23）。刘玄在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参加起义虽早，却无兵权。绿林军领袖拥刘玄为帝，这是他们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 ，又是绿林军领袖疏远刘 、刘秀的结果。

绿林建号以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六月，王莽军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突围征集援兵。那时昆阳城外围兵数十重，列营百数，围兵挖掘地道，又用撞车攻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刘秀等十三骑突出围城，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失败，王寻被杀。城中守军乘势出击，里外合势，莽兵大溃，士卒相践踏，奔走百余里。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战后，海内闻风响应，起兵诛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作用。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刘 又夺得宛城，势力逐渐凌驾农民军，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 杀了。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进击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黄河以北去发展势力，刘秀北上后，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析县人邓晔起兵攻下武关，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攻克。更始二年初，更始帝迁都长安。

进入长安的绿林军纪律严明，府库宫室一无所动，长安市里不改于旧。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迅速平定三辅。但是不久以后，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宫廷生活中，地主儒生大肆活动，起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便逐渐出现了。

赤眉军

比绿林军发动起义稍后，琅邪人樊崇等在莒县起义。樊崇作战勇敢，青、徐各地起义领袖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击败田况所部莽军。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小吏称号，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了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他们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多万，进攻这一支起义军。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杀廉丹，势力大为扩展。当刘玄进入洛阳时，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脱离刘玄，转战于今河南一带。

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是部众思归。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有众三十万。赤眉领袖在巫师怂恿下，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做皇帝。接着，赤眉军进攻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农民起义失败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赤眉入关时，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在此之前，当刘秀于更始元年（公元23）冬渡河北上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部农民军。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据说有数百万人。除了农民军以外，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豪强地主在邯郸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声势最大。刘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州）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州西北）人刘植、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又得到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的援助，击败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刘秀羽翼已成，拒不受命，留在河北坐观关中的变化。他逐个吞灭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军，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公元25年，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同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武装抵制赤眉军。赤眉军粮尽不支，西走陇阪，寻找出路。赤眉军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折返长安，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殽函地区，截断了赤眉军东归道路。赤眉军奋勇力战，但终因粮尽力绌，于建武三年（公元27）春失败。

汉光武帝刘秀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并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据天水的隗嚣，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东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生产的发展　南方经济水平的提高

汉光武帝刘秀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公元38）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汉法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饥乱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汉“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体现了农民战争对奴隶制残余的扫荡，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东汉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一开国就很严重。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者本来是大地主集团，此时更是凭借政权，进一步搜括土地，占夺人口，都城洛阳地区和光武帝家乡南阳地区特别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更新，农民处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农业和手工业得以向前发展。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 、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蜀郡发展了蚕桑业。长沙、桂阳、庐江等郡，蚕桑业也在逐步推广。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六十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高青）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把滨渠下田赋予贫人，不让豪右独占。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汝南太守邓晨修复了鸿郤陂（在今河南汝南、息县间），以后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曾发现一处东汉时的以夹草泥土修筑闸坝的水利工程遗存。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今浙江嘉兴鉴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广东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中国已出现了水碓，据说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九章算术·衰分》命题，一亩产粟二斛，当符合东汉初年实情。《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二三斛之间。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谈及当时的农田亩产量和租率时说：“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所谓亩产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亩产三石合每市亩产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产量就更高：“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史籍所记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初年，各地原有铁官多未恢复，不少人私自冶铁铸器。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的耒阳出铁，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章请求于耒阳置铁官，罢斥私铸，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章帝时曾拟全面恢复筦盐铁旧制，没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罢盐铁之禁。从此各地私铸日盛。东汉铁器出土地点远比西汉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贾公开制造兵器，质量比官器要好。据桓帝时崔寔为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太守所见，武勇的边民都用私家制造的兵器，而不肯用官器。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发现。这种种情况说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在今云南昭通）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铜器，数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所发现。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也远销国外。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其质量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此外，出土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地区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劳动。此前，在秦始皇陵侧，汉景帝阳陵附近，分别有秦和西汉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东汉相比。洛阳城南的东汉刑徒墓，在已发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躯体上下有砖，刻有狱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内容。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可以想见他们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首都洛阳在今洛阳市东，东西约汉六余里，南北约汉九余里，与今实测城周长一万三千零六十米之数相近。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货物积贮，满于都城。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这个时期，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不仅大规模地从事内地贸易，还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窦宪曾寄人钱八十万，从西域购买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运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和毾㲪。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开始，东汉重铸五铢钱，其时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铸币能力却不够。货币数量既不能满足需要，质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场比较混乱。整个东汉时期，缣帛和谷物都具有货币职能，在流通中起辅助作用。

东汉经济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这在上述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和火井煮盐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北方人口显著减少，而南方人口却大量增加。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约略比较，扬州人口概数从三百二十一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四万，荆州从三百七十四万增加到六百二十七万，益州从四百五十五万增加到七百二十四万。其中荆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长沙郡四倍多，桂阳郡三倍多。南方户口增加，除了本地滋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今云南地区当时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是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桂阳等郡人口增长，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把深林远薮中“椎髻鸟语”之人大量移徙县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和封建经济领域在南方逐渐扩大的表现。

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东汉后期得以屡次调拨荆州、扬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赈济江淮地区和中原灾民。明帝永平年间，东汉王朝发徒两千人，重开今宝鸡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桥阁，便利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府库充斥西南财货，朝廷也多西南人才，可见益州同扬州、荆州一样，在东汉的政治、经济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益州富在蜀郡，巴郡则还相当落后。

光武帝对豪强地主武装的妥协

封建经济的发展，在西汉后期导致了豪强势力的扩张。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起义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观望等待。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例如建武初年，赵魏豪右到处屯聚；清河大姓赵纲起坞壁，缮甲兵，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长思囚太守，据城池，等等。这种人既不愿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待他们，企图以官爵相诱，不战而使他们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冯异代邓禹取关中，刘秀告诫冯异不要用略地屠城的办法，要力求做到平定安集。他还具体指明，营堡降者，遣渠帅谒京师，散小民归农桑，坏其营壁使不能复聚。冯异如令而行，平辑关中。

但是在东汉建国以后的十余年中，兵长、渠帅的活动迄未停止。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小民得罪天子，不过身死，得罪这些兵家，往往要灭门绝族。在光武帝的军事压力下，这些兵长、渠帅各生狐疑，他们彼此联系，拥众戒备，长期不散。所以，尽管全国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嚣张，东汉统治还不巩固。

河南新野东汉画像砖中持盾站立的亭长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采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农民被驱聚田中，遮道啼呼。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张伋以及诸郡守十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到处攻劫，杀害长吏。郡县出兵追讨，他们就解散，郡县撤兵，他们又屯结起来。这实际上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他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案比（案户比民）的制度，在形式上成为东汉的定制，但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

度田以妥协告终，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痛苦，怨气满腹。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大典，说是不敢“欺天”。

明、章、和帝时，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的现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

大地主的田庄

豪强地主虽然有很多人经营大商业，船车周于四方，但是他们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光武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庄里种地三百顷，还放牧养鱼。田庄经营丝麻手工业，自制各种器物，据说“巧不可言”。田庄内部“闭门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赖田庄外面的市场。在出土实物方面，四川各地的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州宏道院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这些资料，说明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和很高的自给自足程度。至东汉后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们可以荫庇自己的宗族、宾客作为依附户，依附户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服徭役。

东汉后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从书中所记的种植时令看来，它主要是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一带的田庄情况写成的。《四民月令》的资料，说明地主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醋、做酱等手工业。田庄主为了盘剥农民，除了放贷以外，还在各种产品的收获季节分别收购这些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食物、绢布的季节把这些物品卖出去，以图获取高利。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间天暖时购进农民御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时卖出，从中取利，可见地主盘剥农民无孔不入。这些也就是上述樊重田庄“闭门成市”的一部分具体内容。

田庄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是贫苦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重要地位。一般说来，他们多是田庄主的依附农民，但依附程度不等。每年腊月，地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的时候，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田庄主人对依附农民榨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按东汉初年马援在苑川役属宾客之例，是地主与田户中分。如果加上劳役部分，则剥削率就要更大了。河南密县（今河南新密）出土的一种画像石，所表现的可能是地主收租的情景。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的壁画，再现了墓主的政治经历，也描绘了田庄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汉墓所在的定襄郡当时虽为边郡，但壁画所示的农桑畜牧情况，同《四民月令》中所述中原田庄相差无几。

地主在一定的时节按不同的亲疏关系“赈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樊重在田庄中，据称也是“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这样就使封建剥削关系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色彩，能够更有效地束缚农民。东汉时修成的《白虎通》一书，从意识形态上反映了宗族统治秩序。

拥有大田庄的大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河北无极县的甄氏族墓，上起两汉之际，绵延五百年。陕西潼关县的弘农杨氏族墓，自杨震以下历数代之久。安徽亳州曹氏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先辈多人。与家族势力发展相应，厚葬习俗盛行。子孙为先人修墓，都极力经营墓室，多埋珍宝、人俑、车马，用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加以装饰，并且大起冢茔，广建祠堂。当时的一些著作重视氏族源流的考察和记录，王符《潜夫论》有《志氏姓》，应劭《风俗通》有《姓氏篇》，与司马迁所见上古的《帝系》《世本》《谱牒》等记载帝王、诸侯、大夫世系者性质不同。这也是大族势力发展的反映。

据《四民月令》记载，大地主的田庄里，还拥有一支私家武装。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地主纠集一部分农民，在田庄里“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樊重田庄拥有“兵弩器械”，也说明存在着一支私家武装。出土的一些东汉时期的陶制楼阁、院宅模型，带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具有军事性质。前述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亦于宅旁绘有望楼。持武器守卫于这类建筑物内外的武士，自然都是地主的私兵。还有一些东汉农夫俑和持盾武士俑，两者衣着相似，都佩戴环首大刀，表现了依附农民和私兵身份的一致。出土东汉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中，常见以兰锜（兵器架）陈设兵弩的图像。私人邸宅用兰锜陈设兵弩以显示威仪，西汉时仅限于显贵官僚，所以极为罕见。东汉时兰锜图像在一般官吏和地主墓中多有出现，也反映当时地主田庄私家武装的普遍。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与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岁月不解”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私兵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这与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公开割据反抗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私兵既然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它就可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骤然出现，其根源就在这里。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对于东汉王朝说来，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

封建专制体制的完备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封建专制体制的完备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怵目惊心。王莽代汉，赤眉、绿林起义，都是东汉统治者的严重教训，他们力图使这种历史不致重演。他们面对着豪强地主强大的势力，也力图加以控制，尽可能把它纳入东汉统治的轨道。在这种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极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以此加强统治。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其中功绩较大，在明帝时得以图像于云台的共二十八人。列侯封地大者六县，超过汉高祖刘邦对功臣侯的封赏。但是在政治上，汉光武帝刘秀则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权。功臣侯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对于外戚，光武帝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例如郭皇后家号为“琼厨金穴”。但是鉴于王莽以外戚篡汉，光武帝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很大，但以身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数中。汉明帝刘庄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梁松、窦穆虽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窦宪以贱价强买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甚至切责窦宪，还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对于宗室诸王，光武帝申明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者以千数。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作符瑞图书，楚王被迫自杀。永平十四年（公元71），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致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系狱的还有数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许多中朝官职，所以尚书台更能集中事权。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射以下有六曹尚书分掌庶政，每曹有丞、郎若干人。皇帝挑选亲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录尚书事”，实际上等于自己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专权用事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宫内有些官职西汉时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参用士人，这时专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随意指使。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王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这是东汉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末年县、邑、道、侯国数的四分之一。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边塞的亭侯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开支。地方政权中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州的地位由监察区域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域；刺史则相应地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劾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黜免；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须年终派计吏奏事，不复自诣京师。不过这是一个逐渐的变化，到东汉末年才算完成。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不过终东汉之世，内郡地方兵并未全废，有事的时候，仍常征发郡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领作战。内郡的都尉也常复置。但是内郡地方兵缺乏经常的训练，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卫士、戍卒。同时刺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军政大权，开东汉末年州牧、刺史割据之渐。这些结果，也是同东汉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光武帝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早在建武五年，那时皇家宫室还未修饰，统一战争还未结束，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诸经。明帝更是广召名儒，自居讲席，让诸儒执经问难。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东汉除了通过学校培植统治人才以外，更重要的是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孝廉按郡内人口每二十万人举一人为率，每岁选拔，是儒生仕进的主要阶梯。征辟由三公及郡守为之，被征辟的士大夫，往往由于“才高名重”而躐等升迁。光武帝对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表示他对封建名节的表彰，企图以此使“天下归心”。他以特礼对待隐居不仕的严光（严子陵），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东汉王朝通过提倡经学，表彰名节，广开仕宦之路，收揽和培育了大量的统治人才，养成了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使它自己在豪强势力迅速发展的时候仍然得以维持统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

东汉王朝专制体制的加强，在一定的时间内起着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但是和帝以后，当这个王朝趋于衰败时，强化的专制体制又起着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斗争。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窦宪诸弟居亲要之职，大批窦氏党徒，都做了朝官或守令。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他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从此参与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这是宦官用权和封侯的开始。

安帝十三岁即位，实际掌权的是和熹邓皇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这期间，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与外戚阎氏共同专权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汉顺帝），并且杀掉阎显。顺帝时，孙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权势大为增长。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两岁）、质（八岁）、桓（十五岁）三帝。梁太后也任用宦官，还扩充太学，尽力争取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但是根本大权还是掌握在梁冀手里。梁冀为大将军平尚书事，专权近二十年。他的宗亲姻戚充斥朝廷和郡县，官吏升迁，都得先向他谢恩，满足他的各种需索。他还派人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他又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绵延近千里。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误杀，牵连处死的至十多人。他还占夺几千口良人做奴婢，名曰“自卖人”。梁冀当政时期，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死于官府的箠楚之下。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桓帝后，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多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

梁冀死后，宦官独揽政权，同时封侯者五人。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权势达于顶点。宦官的兄弟姻亲临州宰郡，杀人越货，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舍竟达三百八十一所，夺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顷。

和帝以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易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的时候排除异己，竭泽而渔。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但是也有一些士大夫攀附宦官，苟且求进。随着这种斗争的愈演愈烈，东汉统治愈来愈腐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也愈来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　门阀的出现

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还有另一种政治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郡国守相进行察举，都尽可能选择年少能报恩的人，这种风气，在明帝时已是如此。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样。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举主、府主死后，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顺帝时，北海国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丧者凡八十七人。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们由于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种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们联结，甚至当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们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质，太守莅郡，往往要辟本地的门阀大族为掾属，委政于他们。宗资（南阳人）为汝南太守，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因而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操纵了本州本郡政治的门阀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崔寔《政论》中记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表明地方官的文书，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

门阀大族们往往在墓中随葬有这种士兵形象的部曲陶俑

清议和党锢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目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乡闾舆论，影响察举，对士大夫的仕途进退有很大的作用。郭泰就是这样一个“清谈闾阎”的名士，人物经他品评，即成定论，往往“先言后验”。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喜欢在一起核论乡党人物，每月初一进行品评，所以有“月旦评”之称。大官僚和门阀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也都尊重名士，提倡清议，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能起一些激励作用。但是风气所至，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极力把自己装扮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图博得清议的赞扬。许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有些人以此身败名裂。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太学生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震动，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引起农民起义、导致东汉衰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东汉统治。

在宦官外戚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中望风行事，不附权贵的士人受到排斥。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当权的贵人勋戚交相请托，占据名额，名士入选的只有一人。桓帝以后，察举制度更为腐败，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趋炎附势，交游于富贵之门，助长了宦官外戚的声势。这种情形，使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和罪恶权贵的同时，赞扬敢于干犯权贵的人。桓帝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的守令，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被桓帝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得罪宦官，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跟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使皇甫规获得赦免。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对当政的宦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郡国学的诸生，也同太学清议呼应。

太学诸生，特别尊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可以身价十倍。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宦官们只好小心谨慎，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延熹九年，李膺杀术士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诸郡生徒结为朋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怂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共达二百多名。第二年，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甚至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168），名士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窦太后之父）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谋诛杀宦官。宦官矫诏捕窦武等人，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他们的宗室宾客姻属都被收杀，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受到追捕，党人横死狱中的共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发生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博得社会的同情，因此张俭在被追捕时，许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但是农民起义不但没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还发展到从根本上危及东汉统治。这时候，被禁锢的党人获得赦免，他们也就立刻同当权的宦官联合，集中力量来镇压起义农民。官僚士大夫与门阀大族息息相通，总的说来力量比宦官强大。所以在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他们重整旗鼓，发动了对宦官的最后一击，终于彻底消灭了东汉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

周边各民族　东汉王朝同周边各族的关系

南匈奴　北匈奴

东汉初年，当汉光武帝刘秀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二年（公元26），渔阳太守彭宠反对刘秀，曾结匈奴为援。割据三水（今宁夏同心境）的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北边诸郡，同匈奴一起经常向南寇扰。光武帝也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是没有取得结果，以后东汉派吴汉率军抗击匈奴，也经岁无功而返。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十四年逃入匈奴，东汉为了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治今山西右玉南），徙其民于西河（治今山西吕梁离石区），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州东南）、代（治今山西阳高）、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王朝严重的威胁。

正在这时，匈奴人遇到连年的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很大。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迫使匈奴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到五原塞，请求内附，得到东汉的允许。从此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入居云中，不久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分屯部众于边境各郡，助汉戍守。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给南匈奴，供给之费，每年达一亿钱以上。南匈奴同东汉和平相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也多陆续回归本郡。和帝初年，南匈奴领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多口，包括军队五万人。南匈奴人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贵族因此对东汉产生怀疑，他们同北匈奴贵族暗中联络，准备共同反对东汉王朝。东汉为了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设置度辽将军，统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

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东南面的南匈奴的夹攻，又受到西域许多国家的反击，势力薄弱，部众离散，大批地向东汉投降。东汉王朝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发动了对北匈奴的进攻。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军四路出击：祭彤（或作肜）、吴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塞，来苗、文穆出平城塞。窦固、耿忠的军队追击北匈奴至天山和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得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在那里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窦宪、耿秉率师出击北匈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直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命班固刻石而还。

永元二年，汉军复取伊吾。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匈奴战败后离开了蒙古高原，向西远徙。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西域诸国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

王莽时期，西域分割为五十五个小国，其中北道诸国，复受制于匈奴。莎车在塔里木盆地西端，当匈奴入西域时，莎车王康保护着受匈奴攻击的原西域都护吏士及其眷属千余人，并率领近傍诸国军队抵抗匈奴的侵犯。建武五年（公元29），莎车王康檄书河西，询问中原情况，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遣使到汉，请派都护，光武帝没有力量，只好拒绝。此后匈奴遇到连年旱蝗，势力衰竭，莎车则逐渐骄横，攻掠近傍小国。在这种情势下，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于建武二十一年遣王子入侍，再请汉派都护，光武帝仍然没有答应。莎车王贤见都护不出，于是攻破鄯善，又杀龟兹王。鄯善王警告东汉朝廷：如果再不置都护，各国将臣服于匈奴。光武帝回答说：“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样，车师、鄯善、龟兹先后投降匈奴。此后，于阗攻灭莎车，势力增强，称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了。

明帝时，东汉开始发动了进击匈奴的战争。永平十六年（公元73）窦固、耿忠所占伊吾，是西域东部门户，宜于种植五谷桑麻葡萄；其西面的柳中，也是膏腴之地。所以这一带是东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关键。永平十七年，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以陈睦充任，并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驻车师后王部和前王部。

窦固占领伊吾后，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各国，争取它们同东汉一起抗拒匈奴。那时西域各国的一部分贵族，希望摆脱匈奴的野蛮统治，终止各国之间的纠纷，所以愿意帮助班超。也有一部分贵族受匈奴挟持，凭借匈奴势力，与班超为敌。

班超先到鄯善。他夜率吏士烧匈奴使者营幕，杀匈奴使者，控制鄯善。接着班超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

永平十七年班超前往西域西端，遣人从间道驰入疏勒，废黜龟兹人所立的疏勒王，另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

当班超获得进展的时候，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龟兹等国，在永平十八年发兵攻击东汉都护，都护陈睦被杀。匈奴围困关宠，车师也发兵助匈奴围攻耿恭。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东汉援军败车师，击退匈奴，救出耿恭和残存的吏士二十余人。东汉无力固守车师，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国。建初二年，东汉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门户重又暴露于匈奴骑兵之前。

南道诸国怕班超撤退后匈奴卷土重来，都苦留班超，疏勒、于阗最为恳切。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决心留驻西域。班超压服了疏勒一部分亲匈奴的势力，并且用东汉前后两次援兵千余人以及于阗等国兵，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投降，又击败了龟兹援助莎车的军队，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公元91），东汉窦宪率军连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远徙，西域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东汉的变化。永元二年，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七万，由其副王率领，逾葱岭入侵。班超坚壁清野，又遮断其与龟兹的联络，迫使大月氏撤军。永元三年，北道龟兹等国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徐幹为长史，驻疏勒，并复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焉耆等国归东汉，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余国全部内属，班超以此受封为定远侯。

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达到条支的海滨（今波斯湾头），临海欲渡，为安息人所阻而还，汉与大秦的直接联系没有成功。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者来到洛阳，是中国与罗马帝国的首次接触。

班超在西域坚持奋斗，帮助西域人解除匈奴贵族的束缚，使西域重新与内地联为一体。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病卒。

班超东归以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受到诸国的攻击。接着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护段禧及屯田卒东归。西域交通中断后，残留于天山与阿尔泰山间的北匈奴，又乘机占领伊吾，寇掠河西，杀害出屯伊吾的敦煌长史索班。东汉朝廷经过激烈辩论后，于延光二年（123）决定，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

班勇进驻西域后，陆续逐退了残余的匈奴势力，再一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边塞。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成长，深悉西域道里、风土和政治情况。他编著《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根据。

班勇以来，东汉不再置西域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都护之职。桓帝时，长史常驻于阗。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维持到灵帝末年。当时刺史权力日益提高，这两个官职便成为凉州刺史的属官，西域也就成为凉州的辖区了。建安年间，凉州大乱，西域始与中原暂时断绝联系。

近几十年来，发现不少两汉时期西域的考古资料。在罗布泊附近的古楼兰国、尼雅河流域的古精绝国以及沿丝绸之路的其他各处遗址中，陆续发现许多汉代的精美丝织物、刺绣服物、铜镜、钱币，还发现冶铁遗址、铁工具以及麦粒、青稞等农作物遗存。这许许多多的遗物，表明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也表明西域地区物质生活大有进步。西域是中亚、南亚商人荟萃的地方，塔里木盆地出有压有汉文、佉卢文的大量“汉佉二体钱”，年代约当东汉晚期，即是证明。西域商人以及中亚、南亚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向内地运来毛皮、毛织物、香料、珠玑等商品，交换内地盛产的丝织物和铜铁器物。内地商人也经常远到西域从事贸易。

乌桓　鲜卑　东北各族

东汉初年，乌桓常与匈奴联结，朝发穹庐，暮至城郭，骚扰北方沿边各郡。光武帝以钱币、缣帛招服乌桓，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封乌桓渠帅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让他们率领部众入居塞内，为东汉侦察匈奴、鲜卑的动静。东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境）复置护乌桓校尉，兼领鲜卑，并管理与乌桓、鲜卑互市事务。此后百余年，乌桓叛服不常。灵帝时，上谷、辽西、辽东、右北平乌桓大人皆称王。中平四年（187），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乌桓，为各郡乌桓元帅，寇掠今河北、山东一带。稍后，乌桓王蹋顿强盛。河北地区的吏民为避豪强混战之祸，投奔乌桓的达十余万户。

东汉初年，鲜卑人常与乌桓、匈奴一起骚扰边郡。光武帝末年，许多鲜卑大人陆续率部归附东汉，东汉封他们为王侯，青、徐两州每年给钱两亿七千万以为常制。东汉击走北匈奴后，鲜卑逐步向西发展，残留的北匈奴人十多万落，也自号鲜卑，与鲜卑人逐渐融合。从此以后，鲜卑趋于强盛。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今山西阳高北）。檀石槐南抄东汉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他把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右北平（今冀东一带）以东为东部，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为中部，再西至敦煌、乌孙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总属于檀石槐。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连年寇扰幽、并、凉三州边郡。光和四年（181），檀石槐死，鲜卑分裂，力量渐衰。

《宁城图》（局部）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汉乌桓校尉墓葬出土的城市壁画。图中的“宁市”用墙围筑成四方形，这就是宁城与外地贸易的“胡市”，也是宁城中的商业区。这种市与民居用墙垣隔开的建筑布局图，是最早反映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特点的珍贵资料。

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农业生活为主的扶余（即夫余）人。扶余有宫室、城栅和监狱、刑罚，蓄养奴隶，盛行人殉，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光武帝时扶余遣使奉贡，顺帝时扶余王来朝京师。扶余东北今乌苏里江流域有挹娄人，受扶余贵族控制。挹娄人穴居山林，以农业生活为主，好养豕，阶级分化不明显。

扶余东南鸭绿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能歌善舞的高句丽人，据说是扶余人向南发展的一支。相传朱蒙在忽本立高句丽国，后人迁丸都城（或谓国内城，今吉林集安）。汉武帝时，设高句丽县，属玄菟郡。汉光武帝时，高句丽使臣曾至京师奉贡。高句丽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社会中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羌　东汉王朝同羌人的战争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等郡，与汉人杂处。他们苦于官吏和豪强的侵夺，常常起而反抗。东汉于凉州置护羌校尉，并屡次派兵镇压羌人的反抗，把一部分羌人向东迁徙于陇西、汉阳、扶风等郡。

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撤回西域都护和西域田卒，并征发金城、陇西等郡羌人前往掩护。羌人害怕远戍不还，行抵酒泉时纷纷逃散。东汉郡县发兵邀截，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羌人多惊走出塞，相聚反抗。他们久居郡县，没有武器，只是用竹木当戈矛，用板当盾，屡次打败了东汉军队。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时俱起，东攻赵、魏，南入益州，进击关中，截断陇道。各地的汉军和地主大修坞壁，企图节节阻拒，但羌人仍然所向无敌。永初五年，一部分羌人进至河东、河内，迫近洛阳。东汉诏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修筑坞候六百余所，以备羌人。沿边的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纷纷把治所内徙，同时还割禾拆屋，强徙居民。被迫迁徙的人流离失所，随道死亡，有许多人同羌人合作，武装抗拒东汉的官吏。汉阳（治今甘肃天水西北）人杜琦、杜季贡、王信等联合羌人，起兵反对东汉统治，成为羌人队伍的首领。羌人的反抗斗争持续了十二年。在这次战争中，东汉所耗战费达二百四十多亿钱。东汉王朝经过这次大震荡，根基动摇，内地的农民暴动也此起彼伏地相继爆发了。

顺帝时，凉州、并州羌人又相继发动反抗斗争，延绵十年之久，到顺帝末始平息，东汉所耗军费又是八十余亿钱。

桓帝延熹二年（159）以后，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进行了反抗斗争。东汉王朝用皇甫规、张奂、段颎等人领兵作战。皇甫规、张奂主张招抚羌人，并且惩治羌人所怨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的达二十余万人。段颎残暴异常，羌人被他残杀的达数万人。

四川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坞壁阙画像砖

坞壁，中国古代为防御而修建的小城堡，又称坞堡，按照分布的地区和设置的由来可分为两类。一类分布在内地，是地主豪强聚集宗族乡党，依山筑垒，平地建坞，据以自守，割据一方。另一类是汉代为了屯戍在西北无险可守的地带筑城据守而修建的。

在羌人的反压迫斗争中，羌人贵族分子和东汉军队同样烧杀抢掠，战火所及，羌人汉人同受摧残。汉人或被迫当兵，或死徙流亡，以致生产凋敝，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桓帝初年的童谣反映这次战争破坏的情况说：“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从此以后，农民暴动更为激烈，东汉王朝也日益临近崩溃。

南方各蛮族

在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山岭地区，居住着古老的以犬为图腾的槃瓠蛮，又被称为武陵蛮、五溪蛮。他们称族中渠帅曰精夫，自称曰姎徒。他们很早以前就从事农耕，但是没有关梁符传和租税之赋。西汉向他们征收“賨布”，大口每岁一匹，小口二丈。东汉初年，武陵蛮强盛起来，攻击郡县。东汉在那里增置官吏，加强对蛮人的统治，因此蛮人反对东汉的斗争延绵不断，屡伏屡起。

在今鄂西、川东地区，居住着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蛮，又被称为巴蛮或巴郡南郡蛮。廪君人以巴、樊、瞫、相、郑五氏为著，最早居住于今湖北清江流域，溯江向西发展。战国末年秦惠王并巴中后，以廪君蛮的巴氏为蛮夷君长，巴氏岁出少量赋钱，并且世以秦女为妻。廪君民户，则岁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东汉时，廪君各部常常起兵反抗东汉，东汉军队屡次强徙廪君部民，置于江夏郡（治今湖北武汉新洲区）界中，因此廪君蛮亦得以逐步向东发展。

四川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带，住有爱好歌舞的板楯蛮。相传板楯蛮应募射杀白虎，秦昭襄王与他们约定“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楚汉之际，板楯蛮曾助汉高祖刘邦攻下关中，所以蛮中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渠帅得以免除租赋，一般蛮户则岁纳“賨钱”四十。板楯蛮亦有白虎夷、白虎复夷、賨等称呼。西汉初年，板楯蛮的巴渝舞，已成为汉朝庙堂的一种歌舞。东汉时期，板楯蛮经常被征发作战，屡著战功。板楯人苦于赋役和酷刑，常常邑落相聚，反抗东汉统治。直到中平五年（188），他们还响应了巴郡黄巾的起义斗争。

在川西、川东、鄂西北、湘西等地，出土许多青铜器物，花纹形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多数出于以独木舟为葬具的船棺葬中。一般认为这些都是廪君蛮和板楯蛮的遗物。廪君蛮和板楯蛮都是先秦巴人的裔族，所以文化类型相同。

西南各族

东汉时期，西南地区除了夜郎、滇、巂、昆明、徙、邛都、筰都、冉 等族以外，还有哀牢及其他许多部落或民族，在那里开山辟土，放牧种谷。

哀牢人住在今云南澜沧江流域及其以西地区，以龙为图腾，主要经营五谷桑麻，生产精美的丝织物和麻织物。哀牢地区富有铜铁铅锡金银等矿藏，还出产各种珠宝和奇禽异兽。光武帝时期，一部分哀牢人归附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人内附的达五万余户，五十五万余口，东汉在澜沧江以西置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从那时起，东汉通过哀牢地区，同今缅甸境内的掸族，有了直接往来，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

东汉时期，西南边徼以外的部落和民族，遣使贡献方物和请求内属的还有很多。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公元75），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部相率内附，人数很多，白狼王还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作诗三章，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称作《白狼歌》。歌词的汉字声读和意译，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和注中。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

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腐朽，豪强势力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境况日益恶劣。长期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水旱虫蝗风雹和牛疫连年不断，地震有时成为一种严重灾害。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逼使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屡颁诏令，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流民数量越来越多，桓帝永兴元年（153）竟达数十万户。地方官吏为了考绩的需要，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光和元年（178），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两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灵帝又私卖公卿等官，公千万，卿五百万。州郡地方也多是豺狼当道。

流亡的农民到处暴动。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就有张伯路领导流民几千人，活动于沿海九郡。顺帝阳嘉元年（132），章河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暴动，纵横四十九县。汉安元年（142），广陵人张婴领导流民，在徐、扬一带举行暴动，时起时伏，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桓帝、灵帝时，从幽燕到岭南，从凉州到东海，到处都有流民暴动发生，关东和滨海地区最为突出。流民暴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些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至于散在各处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活动于大田庄的周围，更是不可胜数。那时，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这首歌谣，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东汉时期，起义农民首领或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们无须假托当权集团人物来发号施令，后者表示他们懂得利用宗教组织农民。桓、灵之间流传的“汉行气尽，黄家当兴”的谶语，是起义农民政治要求的一种表达形式。

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在东汉军队和豪强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

黄巾大起义

顺帝以后，以至于桓、灵时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巨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称大贤良师，为徒众画符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归附的人络绎于途。张角还和洛阳的一部分宦官联系，利用他们作为内应。据说张角自己还曾潜伏京师，观察朝政。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企图以赦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张角影响下，仍然日益壮大。东汉王朝又准备用州郡武力大肆“捕讨”。司徒杨赐深恐单纯的镇压会加速农民起义的发动，因此主张责令郡国守相甄别流民，送归本郡，以削弱流民群的力量，然后诛杀流民领袖。稍后，侍御史刘陶等人建言，要求汉朝下诏重募张角等人，赏以国土。东汉统治者所有这些策划，都没有达到破坏农民起义的目的。

张角的道徒，迅速发展到几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向人民宣告东汉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经过这些酝酿和部署以后，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在城乡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城集中，又与洛阳的道徒相约，在三月初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是，起义计划由于叛徒告密而完全泄露，东汉王朝逮捕马元义，诛杀洛阳信道的宫廷禁卫和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逐捕张角。张角得知计划泄露，立即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义。中平元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准备比较严密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势力强大的黄巾军，有如下几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今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等等。黄巾人众极多，声势浩大，东汉统治者诬称为“蚁贼”。南阳黄巾杀太守褚贡，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也俘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响应黄巾。黄巾军攻占城邑，焚烧官府，赶走官吏，震动京师。同年七月，汉中爆发了五斗米道首领巴郡人张修领导的起义，被统治者诬称为“米贼”。此外，湟中义从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陇西、金城诸郡起兵，反对东汉统治。

记有黄巾起义史实的曹全碑拓本（局部）

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明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今合阳）出土。

东汉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驻洛阳都亭，部署守备。洛阳附近增设了八关都尉。为了统一力量，东汉王朝宣布赦免党人，解除禁锢。东汉还诏敕州郡修理守备，简练器械，并调集大军，包括羌胡兵在内，对各部黄巾陆续发动进攻。

皇甫嵩、朱儁率军四万，进攻颍川波才的黄巾。波才打败了朱儁军，并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境）把皇甫嵩军围住。波才缺乏战斗经验，依草结营，在汉军火攻下受挫，又被皇甫嵩、朱儁军与曹操的援军追击，陷于失败。汉军接着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领袖卜已不幸被俘。

南阳黄巾领袖张曼成战死后，赵弘率十余万众继起，据守宛城。朱儁军转击南阳，围宛城三月，战斗非常激烈，赵弘战死。十一月宛城陷落，这支义军也失败了。

巨鹿黄巾领袖张角称天公将军，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号召力很大，是黄巾的主力。东汉先后以涿郡大姓卢植和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巨鹿黄巾。那时张角病死，义军由张梁统率应战。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又攻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张宝败死。东汉统治者对农民进行血腥的报复，对张角剖棺戮尸，又大量屠杀农民，在下曲阳积尸封土，筑为京观。

黄巾起义爆发以后，黄河以北的农民纷纷保据山谷，自立名号，反对东汉统治。他们是博陵张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张燕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中平五年，各地农民又相继以黄巾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州、徐州、益州和江南等地区。

黄巾起义发动之广泛，计划之周密，阶级对立之鲜明，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黄巾起义发生在封建割据倾向迅速发展，豪强地主拥有强大武装的年代，这种地主武装同官军联合，处处阻截和镇压农民军，迫使农民军不能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起义高潮过去以后，黄巾余部和黑山军各部人数虽然很多，但是缺乏攻击力量，在四面八方的敌人夹攻中相继失败。

黄巾起义取得了瓦解东汉王朝的伟大成果。极端黑暗的宦官、外戚集团失去了东汉王朝的凭借，经过短暂反复以后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汉代的文化

儒学的独尊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为文化学术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只允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又使文化学术受到严重摧残。以后，项羽入咸阳，焚秦宫室，连国家典藏的图书也荡然无存，文化学术再次受到破坏。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七十员，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的职掌是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议政，并教授弟子。坑儒事件使博士、儒生受到打击。有些博士、儒生后来投奔陈胜，参加了反秦活动。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略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包含了黄老的政治思想。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谩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嬗变的趋势。那时候，挟书令已被禁止，留存于民间的一些古籍陆续为世人所知。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经》《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两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图用刑法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定疑狱，为判例二百余则，称为《春秋决狱》，亦称《春秋决事比》。以后，汉宣帝刘询宣称汉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杂而用之，不主张纯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独尊，有董仲舒倡议其间，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像“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作“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春秋公羊传》砖拓本（局部）。《春秋公羊传》是儒家经典之一，为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历代今文经学家常用此书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的所谓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学说，主旨是维护封建秩序。它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其积极作用。

武帝以来，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自己称制临决。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梁丘《易》、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汉朝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广开“禄利之路”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包括《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原来西汉博士所用经书，是根据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指斥他们“因陋就寡”“保残守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王莽还命甄丰是正经典文字。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东汉时期民间立馆传经之风很盛，某些名学者世代传授某经，形成了经书的“家法”，著录生徒成千上万人。在民间传播的经学，有很多是古文经。

秦汉以来，出现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常附有图，故称图谶。据说秦始皇时卢生入海得图书，写有“亡秦者胡也”，这是关于图谶的最早记载。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托名孔子以诡语解经的书。当时的儒生以纬为内学，以经为外学。成、哀之际，谶纬流行。东汉初年，谶纬主要有八十一篇。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其中充斥阴阳五行思想。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荒诞不经，极便于人们穿凿附会，作任意的解释。王莽、刘秀称帝，都曾利用过谶纬。汉光武帝刘秀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发诏颁令，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中元元年（公元56），光武帝颁布图谶于天下，更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汉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使之与今文经学糅为一体。《白虎通德论》的出现，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谶纬的流行，今文经的谶纬化，使经学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一些较有见识的人如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等，都表示反对谶纬。桓谭力言谶不合经，表示自己不读谶书。桓谭提出精神居于形体，就像火在烛上燃烧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见解。这个见解虽有重大缺陷，但在哲学史上还是很可贵的。

在反谶纬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儒生专攻或兼攻古文经。古文经学治学重在训诂，解经举其大义，不像今文经学那样重章句推衍。东汉古文经大师贾逵、服虔、马融等人，在经学上都有过一定贡献。古文经学家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派根据隶定的古书穿凿附会而曲解经文，于是编成一部《说文解字》，共收小篆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其他古文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按部首编排，逐字注释其形体音义。郑玄兼通今古文经而以古文经为主，他网罗众家之说，为《毛诗》《三礼》等书作出注解。许慎、郑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经和谶纬发展的作用外，对于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也有贡献。熹平四年（175），蔡邕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用隶书书写五经（或云六经）经文，镌刻石碑，立于太学，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定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这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家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反谶纬的思潮中，思想家王充在哲学问题上跳出了经学的圈子，以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攻击了谶纬的虚妄，批判了经学的唯心主义体系。

王充，会稽上虞人，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死于和帝永元年间。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早年曾在太学受业，在洛阳书肆中博览百家之言。后来，他做过短时期的州郡吏，其余的岁月，都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居家教授，专力著述，写成了《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言。

王充自称其思想违背儒家之说，符合黄老之义。他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而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反对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说，主张“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他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因为天道自然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在他看来，天之所以无为，可以从天无口目，不会有嗜欲得到证明。他认为六经中常说到天，不过是为了教化无道，警诫愚者。

王充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根据这种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人靠精气生存，精气靠血脉形成。人死后血脉枯竭，精气消灭，形体腐朽而成灰土，哪有什么鬼呢？他从无鬼论出发，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王充对于传统的学术和思想甚至对孔、孟和儒家经典，敢于独立思考，提出怀疑。他在《论衡·问孔》中反对世俗儒者信师而是古，因而对孔子的言论反复提出问难。他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孟子、墨子、韩非、邹衍等人进行了批判，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王充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于他自己引为论据的某些自然现象，有时理解错误，他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他无法了解社会的阶级构成，不能正确说明人的主观作用。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来解释社会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夭寿，因而陷入了宿命论。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由于《论衡》对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所以这部卓越的著作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公诸于世，直到东汉末年才流传开来。

佛教和道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佛教始入中国内地的年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即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佛）经，为佛教入中国内地之始。东汉明帝曾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即所谓《四十二章经》。其时楚王国内已有优蒲塞与沙门（在家的与出家的男性佛教信士），说明佛教已在中国内地传播。

佛教入中国内地后，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如楚王英喜好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当时的人把佛当作一种祠祀，近于神仙方术；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学说相似。因此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而且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

桓、灵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娄迦谶（支谶）等相继来中国，在洛阳翻译佛经，规模较大。汉人严浮调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译事。汉代所译佛经，掺杂了许多祠祀的道理，佛教与道术仍然被联系在一起。所以东汉末年的中国佛教徒所写佛学论文《牟子理惑论》虽然反对神仙方术，但仍用老庄无为思想来发挥佛教教义。

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用复免徭役来招致信徒，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浴佛（纪念佛诞生的活动）的时候，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前来观看和就食的达万人，耗费巨大。这是中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之始。

东汉后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思想和反映这种思想的著作。琅邪宫崇以其师于吉于东海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即《太平清领书》呈上汉顺帝，它的内容以阴阳五行为主，而多巫觋杂语。今存残本《太平经》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是道教的主要经典。《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中的一些地方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这些经义易于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东汉后期被统治者诬为“妖贼”的许多次农民暴动，就是农民用道教作为组织手段发动起来的。

竺法兰像

竺法兰（约活动于1世纪）是印度来华僧人，译经家。他与另一位印度来华僧人摄摩腾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译成《四十二章经》，这是最早汉译佛典。

灵帝时，巨鹿张角奉《太平清领书》，在冀州传教，号为太平道。他自称大贤良师，收养弟子，跪拜首过，并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张角向四方派遣弟子，传布太平道，组织徒众进行黄巾起义。

与太平道形成和传布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以符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有病则令自首其过。张陵死，子张衡、孙张鲁世传其道。张鲁为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保据汉中。他自号师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长吏。诸祭酒于途次作义舍，置义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民犯法，三原然后行刑。张鲁保据汉中的二十多年中，汉中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灭张鲁。此后五斗米道继续流传，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史学

官府撰修本朝历史的传统，在秦汉时期被继承下来了。汉武帝时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开始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没有完成。

司马迁是司马谈之子，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或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死年不详。司马迁幼年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二十岁后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广泛的社会见识。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为太史令。他继承父业，遍阅国家藏书，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于太初元年（前104）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被武帝处以腐刑。他效法古代一些著名人物在困厄中发愤著书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卷。它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以表、书为辅，合编年、记事等体之长，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两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规范。

《史记》作为一部不朽的名著，可贵之处首先是在当时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如实地和多方面地勾画社会历史。《史记》一方面把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与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并于一书，广泛地反映了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医生、学者、商贾、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传记，与帝王将相并于一书，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历史动态。《史记》把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写成列传，更增加了历史的完整性。

《史记》在记载某些人物时所持的态度，表现了这一著作的杰出的思想价值。它把项羽同秦始皇、汉高祖刘邦一起列入本纪，把农民领袖陈涉（胜）同诸侯一起列入世家。它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还敢于极言景帝之短。它在称赞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它赞扬了游侠的某些侠义行为，揭露了酷吏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由于这种背离传统的褒贬态度，《史记》曾经被诬为“谤书”。

《史记》概括了大量的经过选择的历史资料，包括司马迁亲身采访所得的古老传闻。《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讲求实事求是，不强不知以为知，不轻下断语。《史记》中是非褒贬一般都寓于叙事之间，空泛论断较少。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天命，认为秦的统一是“天所助焉”，刘邦是“受命而帝”。他相信历史的循环论，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此外，《史记》在叙事上也有疏略之处。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拟将《史记》续至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继承父业，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西汉历史著作的绝大部分。班固由于外戚窦宪之狱的牵连，和帝时下狱死。据说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它基本上因袭《史记》的体裁，但比《史记》更为周密详尽。《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是《史记》的《表》《书》里所没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缺乏批判性，比《史记》逊色。

东汉时期修成的史书，还有官修《东观汉记》、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越绝书》等。前一种系东汉当代的纪传体史书，明帝以后各朝陆续编写，至汉末修成一百四十三卷（现在只存辑本二十四卷），为后世各家后汉书的重要依据。后两种专记一方之事，开后代地方史志之端。此外，建安时的荀悦还把班固的《汉书》缩编成为编年体的《汉纪》。

文学

汉代的文学作品，主要有汉赋、散文、汉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是散文韵文并用、体物写志的一种文体，是直接从骚体演变而来的，与战国诸子的散文也有重要关系。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是借物抒怀，文辞朴实。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大赋的先河。

汉武帝之世，是赋的成熟时期，赋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这些赋都是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丽而奇僻，反映了西汉国家的宏伟辽阔和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最有名。除了他们之外，两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几乎都是赋的重要作者。但是汉武帝以来的赋，以文字雕琢和词藻堆砌取胜，思想内容贫乏。赋家扬雄慨叹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有些赋家企图以赋作为讽谏的工具，但是往往是劝而不止。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进行讽谏，武帝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

东汉后期，大赋稍趋衰歇，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代之而兴，这类小赋多少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的格式，意境较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两汉的散文文学，有很大的成就。西汉初年贾谊的《陈政事疏》《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论文，都是言辞激切，有声有色，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了社会各方面许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贯注了他自己爱憎的感情。《史记》叙事带有强烈的故事性，善于使用绘声绘色的对话，来揭露人物的性格。司马迁的这些文学手法，大大加强了他的以叙事表现历史的史学方法的效果。班固《汉书》也是一部文学名著。

汉代的乐府民歌，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其设立当在汉武帝以前。汉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写作。同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代赵秦楚的歌谣，都在乐府采集之列，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后来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乐府采集的民歌，大部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优秀作品，它们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兵徭的痛苦，官府的掠夺，贫民的亡命生活，妇女的悲惨命运等。这一部分乐府，是两汉诗歌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间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词一类，是汉代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乐府诗散佚很多，到现在只剩下四十来首了。

五言歌谣，西汉时已经有了。东汉时期，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写成的五言诗。这些作品一般比乐府诗篇幅较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都是东汉的五言诗（其余是入乐的乐府歌词），《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复杂，一般说来很少接触最尖锐最根本的社会矛盾，所反映的生活是狭窄的。至于其中一部分哀叹人生短促，要求早获荣华和及时行乐的作品，反映了一些士大夫的庸俗感情，是古诗中的糟粕。从艺术价值看来，《古诗十九首》吸取了乐府的技巧，词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以和乐府媲美。

艺术

汉代绘画艺术发达。今存马王堆汉墓帛画，画幅长二百零五厘米，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地下的情景，描绘细致，色彩绚烂，具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

汉代以来，装饰性的壁画流行，宫殿邸舍和墓室多有壁画。宫殿壁画题材，大抵如《鲁灵光殿赋》所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以这类人物鬼神入画，目的在于彰善警恶。汉代黄门令（少府属官）官署中有许多画工。汉元帝时画工毛延寿以人物画称著。东汉画工种类更多，和熹邓皇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三十九种。

汉代的墓室壁画，保存到现在的为数不少，其中以平陆、望都、辽阳等处的东汉彩色壁画艺术价值较高。这些壁画的线条刚劲有力，色彩浓淡有度，画面的立体感很强。壁画内容多为人物车马、乐舞狩猎、饮宴祭祀等，是东汉官僚地主生活的反映。

东汉时期，官僚地主常于坟墓或祠堂的石材画像上，施以阴线或阳线的雕刻，一般称之为画像石。现存的画像石以今山东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和沂南的石刻画像最为著名。画像石的题材丰富，有渔猎、耕织、宴飨、战斗、伎乐、舞蹈等场面，以及许多历史故事。此外，近几十年来在四川境内出土的一种画像砖，表现了生产和生活的情景，线条清晰，形态逼真，与画像石同是宝贵的艺术遗产和重要史料。

西汉《轪侯家属墓生活图》

此帛画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的随葬品，表现了墓主人轪侯之妻的日常生活及祈颂墓主人升天等内容。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是利用天然石的形态略为加工而成，制作古朴，浑厚有力。山西运城的西汉石虎，技法简练，形象生动，可与兴平石雕媲美。东汉时期，雕刻技术更为成熟，南阳宗资墓和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都是神姿优美，气魄雄伟。东汉陶俑出土也很多，其中以成都的说唱俑和洛阳的杂技俑造型最生动，是汉代艺术珍品。

西汉初年，盛行楚歌、楚舞，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宫庭。武帝以后，琵琶、箜篌等乐器从西域或他地陆续传入中土，丰富了汉人的音乐生活。乐府在采风的同时，创造了不少新声乐曲，按音乐类别，除了价值甚微的郊庙歌词以外，主要有鼓吹曲词、相和歌词和杂曲歌词三大类，中国古典乐舞比过去更为丰富多彩。汉朝民间酒会，祭祀喜庆，都是载歌载舞。窟 子亦云魁 子，即今之傀儡戏，本来是丧家乐，汉末始用之于嘉会。

角抵之戏，战国和秦朝已有，秦二世胡亥曾在甘泉宫作角抵优俳之观。汉武帝时安息以黎轩（亚历山大城）善眩人献于汉。安帝时掸国（在今缅甸境内）国王雍由调向东汉献乐及献大秦国（罗马帝国东部）的幻人。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中国原有的角抵、跳丸诸戏，至此又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据张衡《西京赋》和李尤《平乐观赋》的描绘，东汉洛阳平乐观的角抵，不但有角技、眩变、假面之戏，而且还敷衍仙怪故事，演员中并杂有俳优。在现存的东汉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乐舞百戏场面。

天文历算

天象的研究，同颁行正朔和推定农时直接联系，历来比较发达。关于天体结构，曾有三种不同的学说，即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以为无限的宇宙是由“气”构成的，日月众星飘浮于宇宙虚空之中。此说东汉时已失师传，详细内容不复为人所知。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一书为代表，认为天像盖着的斗笠，地像覆着的盘，日月星辰随天盖而运动。据东汉末年的蔡邕说，这一学说“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所以史官不用。浑天说认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黄，天外地内，天动地静。这种说法在科学上虽然仍有很大缺陷，但比上述两说近于实际，所以被史官采用，汉代史官观象的铜仪，即是根据浑天说设计而成的。

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太史令张衡（公元78～139）。张衡是有名的文学家，反谶纬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撰有天文著作《灵宪》一书，解释天体演化的一些问题。书中正确地阐明了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形成的；还认识到行星运动的快慢与其距太阳的近远有关。张衡在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浑天仪，以齿轮系统与漏壶相连，随滴漏转动，其中星宿出没，与灵台观象所见完全符合。张衡鉴于东汉地震频繁，还创造了候风地动仪，以测定地震的方位。张衡的这些创造，被当时人目为神奇，所以崔瑗在张衡的碑铭上，盛赞张衡“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都详细记载了周天二十八宿的名称和部位。汉人从星辰运行中推算出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其名称和顺序与后世通行的完全符合。武帝征和四年（前89）关于日食的观测记录，成帝河平三年（前26）关于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都是天文学史上的珍贵资料。

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残篇、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历谱，都用的是《颛顼历》。但是这种历法年代久远，日月差数无法校正，甚至出现“朔晦月见”的现象。汉武帝命司马迁与射姓、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造历，于太初元年（前104）颁行，称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汉末刘歆调整太初历为《三统历》）。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改用新的《四分历》。

最晚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周髀算经》主张盖天说，它记载了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从而认识了勾股定理。除此以外，西汉张苍、耿寿昌都整理过古代的算书，《汉书·艺文志》中还著录了许商和杜忠两家《算术》，但都已失传了。

汉代最重要的算学著作是《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出于众手，经过长期修改和补充而成的著作，它最后定型，当在东汉和帝时期。这部书是二百四十六个算术命题和解法的汇编，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命题包括田亩计算、土地测量、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等，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中，应用了分数计算方法、比例计算方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还提出了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等等。《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完整体系的形成，在世界数学史上，《九章算术》也占有重要地位。

农学

两汉时期，在农业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农学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汉书·艺文志》里著录了农学著作九种，至少有三种可以确认为西汉著作，其中以《氾胜之书》最为重要。

氾胜之，汉成帝时议郎，曾在三辅教田，据说关中因此丰穰。他所著的《氾胜之书》概括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氾胜之根据关中地区的自然条件，细致地探索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他提倡复种、间种以及两种作物混合播种，以增加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出了著名的区种法。

区种法要求掘坑点播，按不同的作物决定不同的行距、株距和掘土深度，并且要求大力进行中耕、灌溉、施肥。这种方法把大田的耕作提高到园艺的水平，因此每亩收成高达二三十斛乃至百斛。区种法在科学上很有价值，但是由于它对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要求过高，所以不能普遍推行。

氾胜之对植物栽培的一般过程进行了总结，认为耕作的根本要求是“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他掌握了各种不同作物的生长规律，确定了禾、黍、麦、稻以及桑、麻、蔬、果的不同栽种法。氾胜之提出的溲种法，即用肥料处理种子，以增加种子发育能力的方法，在农业科学上也很有价值。

东汉后期成书的崔 《四民月令》，主要是地方经营田庄的家历，记载了很多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隋书·经籍志》把这部书列入农家著作。

医学

中国医学的完整体系，也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编撰于战国时期，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或称《针经》）两部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素问》假托黄帝与岐伯的对话，用阴阳五行思想阐述许多生理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则记述针刺之法。汉代还有《难经》一书，用问难法解释《内经》，对其中的脉法、针法内容，有所发挥。东汉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共收药物三百六十五种，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西汉医家，以淳于意（仓公）最有名。淳于意传阳庆之方，治病多验。《史记》所载仓公诊籍二十余例，是最早的病案。东汉时的涪翁、郭玉等，均以针灸见长。汉代太医令还集中民间医方，加以推广。考古发现中有不少汉代医药方面的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出有《五十二病方》等，满城汉墓出有医具金针等，武威汉墓及居延均出有医简。

建安时期的张机、华佗，是当时病理、医术造诣最高的人。张机，字仲景，南阳人，汉末长沙太守。建安中，南阳疾疫流行，张机宗族病死三分居二，其中死于伤寒（中医所谓的各种热病）的又十居其七。于是张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伤寒杂病论》，后人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种。《伤寒论》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金匮要略》一书，则是杂病的病症、病方的汇集。张机被后世称为医圣，他的著作是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

华佗，沛人，精于方药针灸。对于针、药所不能治的疾病，华佗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他先令病人用酒调服“麻沸散”进行麻醉，然后施行手术。华佗认为人体必须经常活动，才能饮食消化，血脉流通，少生疾病。他提倡“五禽之戏”，即模仿虎、鹿、熊、猿、鸟的活动姿态以锻炼身体。马王堆出土有帛画导引图，五禽戏当和导引法类似。

化学的起源

两汉时期，由于铜铁冶炼和制陶、制革、染色、酿造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人们观察到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物质的化学变化现象，积累了一些化学反应的知识。汉武帝时期，方士们一方面像战国、秦代的方士一样鼓吹入海求仙药，另一方面试图从丹砂中提炼出丹药和金银。方士炼丹术自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们通过炼丹的实践，更多地了解到汞、铅、硫黄等物质的属性和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化规律。东汉时会稽人魏伯阳根据自己炼丹的经验，写成《周易参同契》一书，是世界上最古的系统地论述炼丹的书籍，在化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

纸的发明

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有两类，一类是竹简木简，一类是缣帛。秦汉时期简帛并用，以简用绳联为册的书籍称为编，以缣帛曲卷成书，则称为卷。但是简编笨重，缣帛价贵，都不是合适的书写材料。西汉末年出现了一种名叫赫蹄的薄小纸，是漂絮时积留在箔上的残丝。这种纸价格仍然昂贵，不能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

在出现赫蹄纸以前，已有人用植物纤维造纸。1957年，在西安灞桥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过一些用麻类纤维制成的残片，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人造纸片，但是还有异说。

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植物纤维纸的遗存，20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等地也常有发现。植物纤维造纸方法的大规模推广，始于东汉和帝时。当时宦官蔡伦集中了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敝布、破鱼网造纸，价格低廉，质量适于书写。以后全国普遍制造，产量增多，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造纸技术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渐趋完善，到东晋末年，纸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通常的书写材料。中国的造纸术后来逐步传入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田余庆）

三国

三国是继东汉而出现的时代称号，由于魏、蜀、吴三个国家鼎立而得名。三国始于220年魏国代汉，终于265年晋国代魏。但史家往往以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刘辩继立为少帝。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联络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杀统领八校尉兵的宦官蹇硕。袁绍、何进等密谋尽杀宦官，并召并州牧董卓入洛阳为援。当宦官杀何进，而袁绍又尽杀宦官之时，董卓率兵入洛阳，尽揽朝政。他废黜少帝，另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对，酿成大规模的内战。

董卓入洛阳后，袁绍出奔冀州，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要求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响应。他们分屯要害，推袁绍为盟主，相机进攻董卓。初平元年（190），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本是乌合之众，彼此欺诈并吞，不久就分崩离析了。初平三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

经过激烈的混战以后，到建安元年（196）时，全国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士燮占据交州。此外，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占据汉中地区，置祭酒以治民。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是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阳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初平三年，他在济北（今山东济南长清区南）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众，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又屯田积谷，以蓄军资。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袁氏的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曹军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打败侵扰北方的乌桓。

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依托于荆州的刘备向南奔逃。江东的鲁肃受孙权之命与刘备会晤，商讨对策，诸葛亮又受刘备之命，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水师于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赤壁西北，长江南岸），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这就是决定南北相持局面的赤壁之战。曹操北归以后，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及整个北方。

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刘焉之子）的地盘。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据守荆州的关羽也向曹军发起进攻，但是孙权遣军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全部，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220）一月，曹操死；十月，子曹丕称帝（即魏文帝曹丕），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即汉昭烈帝刘备），国号汉，世称蜀，又称蜀汉，建元章武。孙权于221年接受魏国封号，在武昌称吴王。222年，蜀军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境），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即吴大帝孙权），后迁都建业（即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吴国。猇亭之战以后不久，蜀、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赤壁图》（局部）

明杨晋绘。赤壁一说位于今湖北赤壁市境内，因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而闻名后世，是后代文人画家笔下的常见题材。

三国疆域，大体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区，吴得东南地区。魏国置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荆、扬等州。其中凉州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幽州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蜀、吴相接。蜀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因在巴、蜀之南，故名）。吴有扬、荆、交三州。三国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

魏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曹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曹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曹操为了战胜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度外用人，即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有能力的人才。后来他一再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袁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曹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曹操死后数月，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时，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选择贤而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这就是九品中正制。魏国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在士族阶层发展和易代纷纭的岁月中，此制并不能长久地超然于士族势力和政局之外而坚持其既定准则，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为保持固定的兵源，曹魏建立了士家制。士家有特别的户籍，男丁世代当兵或服特定的徭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士逃亡，妻子没官为奴。冀州士家有十万户以上。

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经济上主要得力于屯田。曹操于建安元年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耕牛和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区。接着，许多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者屯田。屯田区一般都在易垦或冲要地点，自成系统，不属郡县。屯田民是国家佃客，以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但不负担另外的徭役。一部分屯田用军士屯垦，称为军屯。屯田者的生产有政府保障，其劳动生产率比郡县的自耕农民高，在短期内屯田即能保证军粮的需要。齐王芳时，由寿春到洛阳一线，军士屯田取得很大的成果。

《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拓本（局部）

碑文记载了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曹丕迫汉献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

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每亩土地征收田租谷四升，每户征收户调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取代汉代沉重的人头税，对农民有好处，也有利于大族豪强庇荫佃客。曹操命令加重对豪强兼并行为的惩罚，但大族豪强兼并事实上难于阻止。

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北方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漕运。恢复的冶铁业中，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日趋繁华。魏国与日本境内的邪马台国保持着较频繁的交往。西域诸国也有使臣和商人往来内地。

文化方面，文学、哲学和科学技术都有重要成就。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是著名诗人，还有以王粲、陈琳为代表的所谓建安七子。三曹和建安七子在诗歌创作上形成“建安风骨”，留下许多名篇。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琰（文姬）有《悲愤诗》传世，著名的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创作于建安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的产生，是哲学思想的突出成就。后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人析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二书），奠定了中国医学体系的基础。华佗则精于外科手术，首创用麻沸散作手术麻醉剂。数学家刘徽在圆周率计算上有重大贡献。马钧在机械上有多种发明，包括提水工具翻车。在宗教方面，道教由于黄巾起义和张鲁保据的失败，略有沉寂，佛教则继续流传。洛阳有佛寺，西域僧人前来传法译经。颍川人朱士行远赴于阗求经，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文姬归汉图》（局部）

南宋陈居中绘。蔡文姬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在兵荒马乱中为董卓旧部羌胡兵所掳，流落至南匈奴左贤王部。建安中，随着曹操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怀念，“痛其无嗣”，派遣使者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

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开始衰败。齐王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改易朝典，排斥司马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有军功。景初二年（238），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国版图。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又乘曹爽奉齐王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逼迫曹爽屈服，并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史称高平陵事件。后来，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镇压了起自淮南的王凌（嘉平三年，251）、毋丘俭（正元二年，255）、诸葛诞（甘露二年，257）的军事叛乱和其他朝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毋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

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司马氏乘时立功，于魏景元四年（263）出兵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

蜀

董卓入洛阳的前一年（中平五年，188），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焉死，子璋继任。刘焉、刘璋相继镇压了益州豪强的反抗。建安十六年刘璋邀请暂驻荆州的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据益州；二十四年进驻汉中，自称汉中王。是年，留守荆州的关羽被孙权军袭杀。刘备于221年称帝后，为争夺已失的荆州，于次年出峡，与吴军进行了夷陵之战，败退入蜀，病死。其子刘禅继立。

刘备在荆州时，邀约客居襄阳的诸葛亮辅佐。诸葛亮看清了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荆州不可持久的形势，从战略上促成刘备进入益州，以图自保。刘备死，诸葛亮辅刘禅。小国弱民，处境困难。今川西和云、贵的一些少数民族，当时统称西南夷，接连发生叛乱。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豪强雍闿执太守，求附于吴。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元都响应雍闿，南中地区动乱扩大。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大军分为三路，诸葛亮军西平越嶲，马忠军东平牂牁，然后他们与中路李恢所部共指益州郡。此时孟获已代雍闿据郡。诸葛亮败孟获，并按出军时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对孟获七纵七擒，终于使孟获归心，南中平定。诸葛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做部曲（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指家兵、私兵），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西南夷人地区的闭塞状态，从此有所改变。

南中战争结束，蜀吴结盟也取得圆满成果。诸葛亮于建兴五年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在益州疲惫情况下急于求战，一方面力图以北伐来巩固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借以图存。建兴六年，诸葛亮命赵云据箕谷（今陕西汉中西北）以为疑兵，自己率主力取西北方向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前锋马谡在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败阵，蜀军撤回。以后三年，诸葛亮又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果。建兴十二年再次北伐，进军至渭水南面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病死军中，蜀军撤回，北伐停顿。

诸葛亮死后，蜀国以蒋琬、费祎、董允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以后，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大将军姜维北伐，劳而无功。景耀六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在剑阁抗拒魏钟会大军，而魏邓艾则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险道南下，于这年冬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

吴

汉末黄巾起义时，孙坚随会稽朱儁到中原镇压黄巾军，以后又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属于袁术，在淮南活动。孙坚死，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194）开始向江东发展。他得到周瑜等人的帮助，驱逐暂驻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逼降会稽太守王朗。建安元年献帝都许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建安四年，孙策击破袁术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曲，并取得豫章郡地。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众。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徙治京城（今江苏镇江），筹划赤壁之战，势力达于荆州；十五年招附保据岭南的士燮兄弟，取得东南半壁。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占有荆州全境。三年以后又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限制了蜀国出峡发展的可能。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淮南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

散布在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嘉禾三年（234）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东晋南朝史籍中，关于山越的记载只偶尔一见。

孙权主要的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战后，曹操军屡攻合肥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江北居民多渡江，濒江数郡成为空虚地带。诸葛亮死，魏蜀战争停止后，魏国加强了在淮南对吴国的进攻。吴军除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以外，还在巢湖南口筑濡须坞，严密防守。魏军水师有限，进攻难于奏效，所以魏、吴相持有年。

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最大。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江）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吴末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相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盛，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黄龙二年（230）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载。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进了江南文化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陆绩、韦昭。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居士支谦从洛阳南来，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僧会稍晚从交趾北上。他们在建康译经传法，影响颇大。道教在南方民间继续流传。

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像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僮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后吴国日趋衰弱，而魏国则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由于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263）、代魏（265）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国政权暂得延续。晋泰始五年（269），羊祜受命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筹划攻吴。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咸宁五年（279）冬，晋军出兵自长江以北、江陵至建业之间五道攻吴，而以益州水师为奇兵出峡顺流，于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业，吴帝孙晧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东汉初平元年（190）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经过魏、蜀、吴三个区域的局部统一和相持后，至此又归于全国的统一。

（田余庆）

晋

晋，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为宋武帝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侍中（一般四人）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谅诤和评议。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某些律条的规定，起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亦可占有十顷。东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对于一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东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庭，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势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守卫图画像砖

坞门前站立一个手持木棍的男子，右边树下蹲着一只狗，正在为主人看守庄园。看守庄园男子的身份可能就是衣食客。衣食客的身份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务的随从。他们不得独立为户，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因而对主人有依附关系。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诸军）。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永嘉五年杜弢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政权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賨人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参加（270～279）。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賨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吕梁离石区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东晋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司马睿来之前，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扬州、徐州农民起义。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机，招诱吴地士族，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以后吴兴钱㻅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扬州刺史王敦，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的事件中，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玘率领乡里私兵，支持了司马睿。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士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鉴等少数人外，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到底。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目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暂时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玘平钱㻅，甘卓破周馥，纪瞻御石氏。镇压杜弢起义也靠的是南土寒庶陶侃。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在攫取田产方面，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玘忧愤而死。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局面，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以文采、经义见重。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二百三十万口），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东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第一、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户，五品二十五户，六品二十户，七品十五户，八品十户，九品五户。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各品官都比西晋增多。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实际上，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籍，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安置侨民，他们的户籍用白纸书写，称白籍）移入黄籍（两晋、南朝时对正式户籍的称谓），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州）。元帝畏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方来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淝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酬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淝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桓温西征灭之，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淝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时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斗争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对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两晋的文化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有几个方面出现了以前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贡献。

山东曲阜发现的清代孔氏族谱图

详细绘制了从孔子一直到四十三代衍圣公的名字、孔氏家族的辈分及当地几大分支的基本情况。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

西汉烦琐章句和东汉谶纬迷信的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穀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很多。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荀勗（？～284）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宁五年（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为千余年后发现秦汉竹木简及敦煌、吐鲁番古写本的先声。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267～300）、郭象（252～312），东晋有张湛。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一种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感情，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胜。但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陆、挚两家的书，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由于玄学的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365～427）这样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来自印度及中亚，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西晋佛教的发展，在外国僧人译经事业以外，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道安（312～385）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起了总结作用。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334～416）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只能顿悟而成佛。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约283～363）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葛洪还著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皇甫谧（215～282）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244～303）、卫夫人（272～349）和王羲之（303～361，一说307～365，一说321～379）、王献之（344～386）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

《远官帖》

东晋王羲之书。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始任秘书郎，继为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并曾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此后人称他为王右军。

（周一良）

十六国

十六国时期是4世纪～5世纪上半叶中国北部民族割据并开始走向民族融合的时期。

十六国与五胡

两汉以至魏晋，为了便于控制，也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动人手，朝廷经常通过强制和招引，使边远地区的少数族人相继内迁。西晋时，西自今青海、甘肃，东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以至辽宁，南到河南，都有少数族人与汉人错居杂处。其中除辽河流域的鲜卑和青海、甘肃的氐、羌外，大都由原住地迁来。早在晋初，由于晋政权和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剥削，也由于少数族的权贵谋求恢复他们在本族中已失去的权位和满足他们的掠夺贪欲，以民族形式组织起来的暴动甚至战争已不断发生。到惠帝时（290～306）皇室间的夺权斗争由宫廷扩散到地方，混战使人民饱受痛苦，也削弱了晋政权的统治力量。惠帝晚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齐激化，西晋皇朝崩溃。从304年巴賨李雄和匈奴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到439年魏灭北凉止，一百三十六年间，在中国北部和四川先后建立了习惯上称之为十六国（其实不止十六国）的各族割据政权。其中除四个汉族政权（西凉、北燕、前凉、冉魏）外，建立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为匈奴（包括匈奴卢水胡和匈奴铁弗部）、羯、鲜卑、氐、羌五族，史称“五胡”。

以383年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可分前后二期。前期的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还有鲜卑拓跋部的代和冉闵的魏不在十六国内）。后期的政权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此外还有西燕不在十六国内）。

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暴屠杀和劫掠，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祸。在战乱中生产极其困难，有时人民需要背着盾、带着弓箭到地里劳动，为了生活与生产，大量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投身坞壁主或在部落贵族的武装庇护下成为荫附户口。各族政权为了便于奴役，常常通过军事征服把各族人民迁到自己国都周围；一个政权消灭，另一个政权建立，随着统治中心的转移，又进行另一次的迁移。这种频繁的迁来迁去，使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更加不能安定。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经过流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成汉政权地处西南，李雄统治的三十年内（304～334）“事少役稀，百姓富实”，益州成为全国最安定的地区。在北方，前凉统治的河西走廊和前燕统治下的辽河流域，都比较安定。西晋末年乱时，中原人民纷纷避难，大致黄河以南的人民南下江南，关中秦、雍地区人民小部分南流巴蜀、荆州，大部分西迁河西走廊，河北人民北入辽东、辽西。前凉、前燕地处边远，地广人稀，大量人民的流入提供了开发荒地的劳动力。前燕慕容皝统治时（333～348）开放供贵族游猎的官地，仿照曹魏分成办法，使流人佃种，显然有利于荒地的开发。前凉的农业、畜牧业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六十年（317～376）较稳定的政局，保证了自古以来著称的丝绸之路畅通，凉州州城姑臧成为国际、国内东西使节、商旅往来的枢纽。

黄河南北与关中地区是遭受战祸最剧、社会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战事间歇期间，有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不得不推行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使被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后赵石勒经过一番杀掠，在占领河北后颁布的租调征收额相比西晋轻减，还曾派使者出去劝课农桑；石虎统治之初（335年左右），征集的大量租谷，下令每年输送一百万斛到京都，其余储藏在水道旁的粮仓。大量租谷当然为剥削农民所得，但也表明后赵境内农业有所恢复。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治比较清明，苻坚信任汉人王猛，抑制氐族权贵，奖励关心农业生产的清廉官吏，史籍称赞当时“豪右屏气，路不拾遗”，平定前燕后，据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从国都长安到境内各地商贩在驿道上往来不绝。这些话虽不能尽信，也反映了继前、后赵破坏之后，关中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这时获得恢复和发展。继前秦的后秦姚兴统治时（394～416）虽然兵戈不息，但也还注意政治，曾下令解放百姓由于饥荒而自卖的奴婢，并注重刑罚，惩治贪污，这些措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前秦末年大乱后关中经济的恢复。其他如西凉李暠（400～417年在位）在玉门、阳关扩大耕地，注意农业，史籍记载“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北燕冯跋（409～430年在位）曾减轻赋役；南凉秃发乌孤（397～399年在位）也注意农桑。他们统治的一隅之地也曾为生产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各族所建政权的性质

建立政权的诸少数族原先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的早已解散部落，人民已成为州郡编户，他们早就和汉人一同生活在封建社会里，部分秦、雍之地的氐羌就是这样；多数还保留部落组织形式，其中有的可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残余，并州的匈奴可能处于这种情况；有的似乎还逗留在家长奴役制阶段，比如鲜卑。不论诸族原先的发展阶段怎样有差异，由于他们置身于一个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政权，因此基本上都是封建政权。

编户与荫附户口

当时大量人民成为坞壁主和部落贵族的荫附户口。坞壁主不少是大姓豪强，坞壁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兴废无常，大姓豪强却一直存在，也一直占有多少不等的荫附户。前燕、后燕的部落贵族都拥有大量军营荫户，后秦贵族也领有营户，他们都成为军事封建贵族，占有今山东的南燕，荫附之家“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包括汉族大姓和鲜卑贵族）。据说这种荫附之风是因袭前秦、东晋之弊。荫户是贵族豪强的私属，有的丧失土地，在主人田地上佃作，有的带着土地以求庇护，他们不承担国家赋役，只对主人负有义务。这种义务从贡纳、力役以至分成制地租有很多差别，但都是封建性剥削。还有许多登记上州郡户籍的所谓编户，他们是封建国家赋役剥削的对象。和历朝一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和劳役来源，各族君主往往进行户口检查，使荫户复归于编户。一次检查也可能收得效果，但从来也没有能够防止百姓继续流入私门。上述荫户基本上都是汉人，关于少数族人的封建化过程，记载缺略，但可以断言，他们也终于和汉人一样，或者成为州郡编户，或者成为私属。

少数族政权与汉族士庶的关系

各少数族政权是在众多汉人居住的地域上建立的，为了巩固其政权，各族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力图取得固有封建势力的合作。后赵石勒颁布法令，不准侮辱“衣冠华族”（即士族），并恢复为士族服务的九品官人法，派遣专职官员掌管士族定品和参加选拔。对于汉族人民，石虎是个非常残暴的异族君主，蓄意“苦役晋人”，作为消除反抗力量的措施；另一方面他也尊重传统的士族特权，不仅继续承用九品官人法，并且下令被征服的前赵境内（雍、秦二州）士族也给予免役和优先选任官吏的权利。辽河流域涌入大量流人，因此前燕政权之始就任用作为流人首领的中原士族参加统治，有的甚至领兵征伐。以后前燕分支后燕、南燕也都承用这一“以汉制汉”政策。后燕慕容宝曾“定士族旧籍”，前秦苻坚也恢复“魏晋士籍”，其目的都在于区别士庶，一面承认士族的免役特权，又一面清除挤入士族行列的庶族，以免减少劳役征发对象。以上举的只是一些明显事例，其他各少数族政权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迹象表明他们对于士族特权的尊重，也都吸收士族豪门参加统治。

教育与文化

为了获得统治者需要的人才，加强与固有封建势力的合作，有些少数族统治者还设置学校。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百姓二十五岁以下、十三岁以上资质可教的一千五百人为学生，太学生后来通过考试，授予官职。所谓“百姓”实际上应是士族豪门子弟。后赵设置太学、四门学、郡国学，学生是将佐和豪右的子弟，将佐可能也包括部分少数族人。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入学的是大臣子弟，称为“高门生”，达千余人，他还自著开蒙读物《太上章》和《典诫》十五篇作为教材。南燕慕容德南渡称帝，坐席未暖，就设置太学，选公卿、士族子弟二百人为太学生。后秦姚兴时，来自各地的一些老儒生在长安开馆授徒，聚集生徒一万几千人。姚兴经常接见这些老儒，还鼓励诸生游学洛阳。特别是他设置律学，召集地方上没有专职的“散吏”入学，其中学得好的便派回原来郡县主管刑狱。律学的设置开唐代的先声。那时甚至在不太安定的南凉，秃发利鹿孤当政时也曾设立学校，置博士祭酒，教导贵族大臣子弟。设学授经，固然为了统治者的需要，但客观上有利于遭到严重破坏的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而且促使部落上层分子加快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积极意义。前燕王慕容皝能够著书作教材，前秦苻坚弟苻融、从子苻朗都读书能文，通晓佛学、玄谈。苻朗的著作《苻子》，至今还有片断流传。姚兴能讲佛教经典，又通晓佛学。他们接受传统文化，表明少数族上层分子汉化的深度。

前凉政权抗拒了刘曜、石虎的入侵，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北方最安定的地区，传统的汉魏制度和文化在那里受到尊重。前凉政权建立前，张轨任凉州刺史，到任后建立学校，征集管内九郡士族官僚子弟五百人入学。西凉李暠也曾立学，增置高门生至五百人。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和石刻，西凉和北凉都曾在境内策试秀才。由于凉州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保留汉魏旧籍较多。314年，晋愍帝定都长安时，前凉张寔曾进献经史图籍。437年北凉沮渠牧犍向南朝刘宋进献各类书籍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多数是凉州人的著作。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历尽苦难的人民对于现实世界感到无能为力，佛教乘虚而入，引导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佛天保佑与来生福报上。统治者也需要从佛教教义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因而积极提倡佛教。石勒、石虎尊崇来自西域、善于法术的大和尚佛图澄，据说曾立寺八百余所。石虎“苦役晋人”，不少人民削发为僧，在寺院的庇护下逃避劳役。汉代以来不准汉人为僧，石虎说我是“戎”人，理当尊奉“戎神（即佛）”，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出家。佛图澄收了许多徒弟，其中有不少名僧，特别是释道安。道安是冀州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元氏西北）人，俗姓卫，先后在黄河南北、襄阳、长安宣扬佛法，获得东晋、前秦统治者的尊崇。他在整理和翻译佛经，编制佛经目录，制定仪轨、戒律，特别在宣传佛法方面，对于当时佛教的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和道安同时稍后，原籍天竺的鸠摩罗什是个博学多闻、通晓汉语的僧人。那时罗什在龟兹，379年道安由襄阳到长安，劝苻坚迎罗什东来。382年苻坚命大将吕光西征，要求吕光平龟兹后，迎接罗什到长安。但吕光还军，前秦业已大乱，吕光随即割据凉州，罗什也留居凉州十七年。直到401年，后秦姚兴才把罗什迎至长安。姚兴十分尊敬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在他主持下译出佛教经论近三百卷。当时僧人群聚长安，参加译经的数以千计。前、后秦时，长安是北方的佛教中心，关中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佛图澄的法术，释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基础。前凉自张轨以来一向信仰佛教，早就有译出的佛经流传内地。北凉沮渠蒙逊尊崇中天竺僧人昙无懺，他也深通汉语，在姑臧译出佛教经论多种。当时凉州继长安之后成为北方译经中心，凉州所属的高昌郡也是个译经场所，沮渠蒙逊从弟沮渠京声曾到于阗求经，东还到高昌译出其中一部分。

北凉高善穆石造塔。甘肃酒泉出土。

东西交通

当时常有僧人西行求经，留下东西交通最可靠的记录。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法显。399年他从长安出发，经历十分艰苦的行程，越过葱岭，渡过印度河，抵达北天竺，又从海道回国，几经危难，412年才到达刘宋所属的青州长广郡（今山东青岛北）。他所著的《佛国记》记载国内西域各族和今印度、巴基斯坦的历史传说和地理，是研究东西交通的要籍。

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要道，建立于此地的政权除后凉外，都自认为是凉州地方政权。他们接待来自国内外的使节、僧人、商旅，并继续管理国内西域各族事务。前凉于327年将原由戊己校尉管理的高昌屯田区改为高昌郡；后凉吕光派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西凉李暠也命儿子为西夷校尉，管理西域。北凉沮渠蒙逊、牧犍父子受拓跋魏任命为“西域羌戎诸军事、凉州牧”，受刘宋任命为“西夷校尉、凉州牧”，蒙逊灭西凉后，曾接见鄯善国王，并受西域各国的贡献。通过河西走廊和西域，通往天竺、波斯、大秦等国的通道在这个动乱时期仍然通行。当时除出玉门经鄯善，沿南山北坡西行的南道和出玉门经伊吾、高昌、龟兹西行的北道外，有时因为战乱，绕过河西走廊由西平（今青海西宁）入吐谷浑境，通过柴达木盆地至鄯善，也是一条道路，此路又是西域经益州和江南交往的通道。经由这些道路，西域和内地、中国和西方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进行，中国的丝和纺织物以及蚕桑丝织技术这时传到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并有可能传到波斯、大秦。随着佛教东来，西方雕塑艺术传入，世界著称的艺术宝库——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时开凿的。

分裂与融合

十六国时期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同时又是各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各族统治者的暴行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严重灾祸。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但被破坏的经济在不同时期有所恢复，西南、西北、东北几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有所发展。被破坏的传统文化终于保存下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部和北部各族文化，甚至还吸收了外来文化。经由这场动乱，内迁各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进一步接受汉族成熟了的封建制度，有的由家长奴役制进入封建社会。各族成员都按照各自的阶级成分逐渐分别与汉族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融合。在一百三十六年中，有的种族名称基本上已经消失，例如匈奴、羯、巴氐、河西鲜卑，都已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

（唐长孺）

南朝

5世纪初至6世纪末南北朝时期，是指在中国南方与北朝对峙而立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宋（420～479）由刘裕建立，传八帝；齐（479～502）由萧道成建立，传七帝；梁（502～557）由萧衍建立，传四帝；陈（557～589）由陈霸先建立，传五帝。581年，隋灭北周，是为开皇元年。九年，隋灭陈，南北统一。

南朝四朝继承了东晋的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其中：刘宋最大，北疆达到黄河；南陈最小，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

南朝四朝都建都于建康。其疆土以刘宋时最广，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大片地区皆属于宋。大明八年（464）计有扬、南徐、南兖、南豫、徐、青、冀、兖、豫、东扬、江、郢、荆、湘、雍、梁、南秦、益、宁、广、交二十一州。宋明帝时，淮北的徐、兖、青、冀四州和豫州的淮西诸郡被北魏占领，南朝疆土从此压缩到淮水以南。齐对刘宋的州郡进行了部分调整，据《南齐书·州郡志》，齐世计有二十三州。梁设州转多，最多时达一百零七州。陈朝时，雍州、益州归北周，荆州归后梁，北面与北齐划江为界，疆域最为狭小，全境初分为四十二州，后来又多设新州，史称数倍于前。政区划分的加细，反映土地的开发和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是对人民加重剥削的表现。南朝还有双头州或双头郡（即两州或两郡同治一地），大都设在军事要地或边荒区域。

宋齐梁的政治

刘裕，彭城郡人，侨居京口。萧道成和萧衍是兰陵郡人，侨居武进，都出身于侨人中的低级士族。他们建立军功后，主要依靠侨人及土著中出身寒门的谋士与武将，分别以军事重镇京口、淮阴、襄阳为根据，形成政治军事势力。然后乘前朝皇帝或昏庸暴虐，或年幼无能，进入首都建康，以禅让方式夺取了政权。

加强皇权

宋武帝刘裕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势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以巩固统治。晋宋以来，皇室多与高门联姻，外戚易有权势。所以刘裕临终遗诫：“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宋齐梁朝较有作为的皇帝，大都继承了刘裕的传统。南朝一百七十年间，没有出现母后听政，因而也杜绝了外戚专权。南朝世家大族虽然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实际政治权力主要已不掌握在他们手里。

南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袭东晋，又有其特点。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位高望重，而实权不大，但往往仍由宗室诸王任尚书令和中书令。吏部尚书及所属的吏部郎，掌握官职的任命，在南朝还一直受重视。宋孝武帝置两名吏部尚书，以分其权。但宋齐两代皇帝主要倚靠中书通事舍人（四名）处理政务。通事意为呈递文书，凡臣下陈奏和皇帝诏令，都通过他们，实际上成为最接近也最能左右最高决策者皇帝的人。刘宋时，江夏王刘义恭任录尚书事，而尚书省无论大小事，都由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专断，义恭畏服而已。齐时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威权甚盛，位至三公、出身琅邪王氏的王俭只得慨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齐武帝曾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宋齐两代都任中书通事舍人）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齐明帝时，诏命专出舍人之手，天下文簿版籍的副本，也归他们掌管，俨然兼中书省与尚书省的长官于一身。“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成为当时朝廷官僚中的信条。梁武帝时，仍选拔有才干者任中书通事舍人，或以他官兼领此职。但他主要依靠的不在寒庶，而是明习吏事的低级士族，如范云、徐勉任吏部尚书，周舍、朱异任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以来，中央的军事统帅权和武器的控制权，也由中领军、中护军转移到寒人操纵的外监与制局监手中。有时制局监也由中书舍人兼任。但南朝中央朝廷所能支配的兵力，远不如地方兵力强大。

地方官制如都督、刺史、太守等，亦同东晋。刺史多带将军开府，而州与府各置僚属。州之佐吏别驾，治中等治民，府之佐吏长史、司马等治兵。但军府的佐吏地位一般较州僚属为高，府官长史常兼首郡太守或代行州事。郡太守如带将军，军府佐吏亦高于郡佐。皇子年幼为方镇，则行事、长史以至出身寒庶、地位低下的典签（典掌机要的官）主持一州事务。刘裕在地方行政方面巩固皇权、抑压世家大族的措施，是只命皇子或宗室诸王担任重要方镇。齐梁亦遵此惯例。如扬、南徐、江、荆、雍等军事、经济、政治要害诸州的刺史、都督，宋齐梁三朝几乎都是刘萧两姓，与东晋王、庾等大族雄踞上游、控制京畿的局面迥不相同。一般州的刺史与郡的太守，有时任命地方土著豪强担任。府州机构中官员人数，常由州府长官决定。州郡俸秩供给，往往随土所出，无有定准。郡县长吏任期六年，后减为三年。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南朝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亦即建康与上游诸州之间的矛盾，由东晋皇室与大族之间转化成皇室内部的矛盾。宋孝武帝时，南郡王刘义宣、臧质从荆州起兵。明帝时，晋安王子勋、邓琬从江州起兵，当时袁觊在雍州，临海王刘子顼在荆州，都与江州联盟，以三州为中心，东扬、湘、益、广等州也都响应，形成“普天同叛”的局面。苍梧王时，桂阳王刘休范亦从江州起兵。南朝时，异姓举兵反对建康朝廷的，不是来自任何高门士族，萧道成、萧衍之外，齐时有王敬则、陈显达、裴叔业、崔慧景，都是寒庶或晚渡北人出身的武将。在政治和军事上，世家大族已经没有实力，所以南朝皇帝的防闲猜忌，也转向了在中央或地方掌握权势的宗室诸王。宋文帝由于疑忌而加害诸王，几个兄弟都未幸免。孝武帝时，对诸王车服器用乐舞制度作了苛严限制，达二十四条之多。还规定王国境内各官对诸王只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以后对诸王不再致敬，以防止诸王与其臣属的关系过于亲密。刘宋六十年中，皇族被杀者一百余人，南齐宗室也多被皇帝诛剪，宋齐两朝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异常激烈。

战马画像砖

河南邓州南朝墓出土。

与北魏的战争

宋文帝元嘉年间和梁武帝统治前期天监、普通年间，南朝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荣。这两个时期，南朝具有对北方进行战争的较强实力。当时广大北方统一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它在南朝人心目中，已不是刘、石那样“乱华”的外族，而更具有对立的封建政权性质。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魏夺得滑台（今河南滑县）。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又克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占领司、兖、豫州。元嘉七年（430），宋北与赫连夏结盟，向北魏进兵。魏以兵少撤退，一度宋获得河南四镇滑台、洛阳、虎牢、碻磝（今山东茌平南），沿河置守。半年余以后，又先后失四镇。二十七年，宋军大举北进，江夏王刘义恭驻彭城（今江苏徐州）为总指挥。宋军夺取碻磝，围攻滑台与虎牢之后撤退。柳元景从襄阳向北进军，到潼关后也退回。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攻，经过彭城，南下至瓜步（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声言将要渡江，建康震动。魏军留住了十八天，二十八年正月北撤。魏军杀伤掠夺，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备遭残破。魏军士马也死伤过半。二十九年，宋军又攻占碻磝、虎牢，无功而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至五年，曾响应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明帝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先后投降北魏，从此南朝失去四州与豫州的淮西之地。

梁天监三年（504），魏取梁司州。四年，又取梁汉中地带，并有乘势夺蜀之议。十月，梁临川王萧宏统军北伐，“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但由于萧宏怯懦，指挥无方，竟于次年九月大败而回。六年，梁军进攻北魏，在钟离（今安徽凤阳）获得大胜。十年，梁将马仙琕又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大捷。齐末南朝失去寿春，梁武帝力图收复，筑浮山堰堰淮水以攻寿春，服役的人“死者相枕”。因淮水暴涨，堰成后数月全部崩坏，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漂流入海。大通元年（527），陈庆之在涡阳（今安徽蒙城）大败魏军。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乘北魏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之机，率军送魏宗室元颢入洛阳，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为魏军所败而归。当时南北双方都不处于绝对优势或劣势，因而多次交战终无决定性结果。

侯景之乱与南朝的衰败

侯景之乱是对梁朝后期腐朽统治的沉重一击，南朝从此衰落不振。侯景出身怀朔镇兵，随尔朱荣镇压六镇起义。后归高欢，官至河南道行台。高欢死后，因与其子高澄不和，投降西魏，被高澄击败。太清元年（547），又拥十三州请降于梁。梁武帝以为侯景归附合他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之兆，不顾朝臣反对，接受侯景，封为河南王、使持节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大行台。武帝晚年迷信佛教，政治腐败，“政散民流”，“人人厌苦，家家思乱”。二年，侯景自寿春南下，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就渡过长江，包围台城一百三十余日。侯景免北人奴隶为良民，编入军中，人人感恩，为之致死。梁诸道援军之数十万人集建康。但将帅各有打算，相互猜忌，彼此观望，不能通力合作抗击侯景。三年，侯景终于攻破台城，梁武帝被囚，病饿忧愤而死。傀儡简文帝萧纲继位，不久被侯景杀害。大宝二年（551），侯景自立为帝，国号汉。他西进攻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承圣元年（552）为萧绎将王僧辩和自广州北上的陈霸先所败，被杀。侯景攻占建康三年，称帝一百二十天。建康和三吴富庶之区无事日久，遭战乱后人口凋敝，城邑残破。公侯富人在会稽者多南渡岭南，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

侯景败亡后，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称帝于蜀。萧绎也称帝，定都江陵，是为元帝。元帝攻灭萧纪，而西魏乘机夺取了益州。他又和侄儿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内讧，攻杀萧誉，萧詧乞援于西魏。承圣三年，魏军攻下江陵，杀元帝，俘“衣冠士族”男女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这是对南朝门阀士族又一次大打击。西魏立萧詧于江陵，是为后梁，实际仍西魏傀儡，而襄阳入于西魏。侯景乱后，萧氏诸王兄弟叔侄自相屠杀，使南朝进一步大伤元气，上游失去屏障，西境急遽收缩，陈朝初年形成“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万”的衰败局面。

南朝的经济

南朝除了发生刘宋的四方反叛、唐寓之暴动、侯景之乱外，社会相对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士族的庄园经济

东晋以来，宗室高官与世家大族广占田园。到南朝时，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固泽，垄断山泽的出产，剥夺百姓伐木打柴、捕鱼捉虾的机会，也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尽管宋武帝刘裕禁止霸占山泽，宋代侨姓大族谢灵运的《山居赋》描写他的庄园仍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生产五谷、瓜果、蔬菜、药材等丰富物资，还有飞禽走兽鱼类，衣食服用可以自给自足。会稽士族孔灵符的庄园“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这两家并非个别例子，以致宋大明初朝廷不得不对占固山泽也作出限制的规定：第一、二品官可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先已占者，不得更占；先占不足数者，可以占足。这是皇权对既成事实既加以承认、又力图限制的措施。但这一规定与谢、孔两家情况相较，可以想见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因而到齐高帝时，又下诏禁止封略山湖。

赋役制度

耕种小块土地的广大自耕农，是南朝租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南朝初期，大体沿袭东晋每岁丁租五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的旧制。宋大明五年（461），改为民户岁输布四匹。由于户调输布，刘宋时田租户调往往合称租布。南齐制度与宋相同，但田租多以布折纳，也称为租布，而租谷折为布以后，又以其半折为钱交纳。这时田租户调合称为租调。齐时农民负担又有三调的名目，其内容主要有两种说法：①指调粟、调帛及杂调。②指布或绢、丝、绵三色。宋齐时，大体计资定课，即根据每户的田、桑、屋宅三项，估计资财，分为九等，九品混通，定出上述平均数额。梁代改为按丁征收，每丁租米五石以外，另交禄米两石，以供官俸，较宋齐为重。调则每丁布绢各两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较宋齐为轻。宋齐力役时限不见明文，可能已为二十日。梁代明确规定每丁岁不过二十日。丁中之制：半丁晋十三岁，宋齐十五，梁十六；全丁晋十六岁，宋齐十七，梁十八；六十一半丁，六十六为老，晋宋齐梁相同。单就全丁从役年龄而言，南朝较以前为宽。租调之外，百姓还有口钱、酒税、牛埭税、陂塘桥桁税等苛杂，以及其他临时性杂调与力役。宾客的赋役负担则更为沉重。

农业、手工业、商业

由于北方大批劳动人手南渡，生产工具与技术发展，水利灌溉发达，南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荒地开发，农作物产量提高，品种增加。尤其荆扬两州，土地人口占南朝疆境之半，“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虽然主要手工业部门还是控制在官府之手，南朝的冶制、制盐、采煤、造纸、瓷器、漆器等手工业仍有发展。梁筑浮山堰，沉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可见产量之高。东晋南朝在麻楮之外，利用桑皮、藤皮造纸，有白如霜雪的纸，也有各种彩色纸。纸往往以万枚计，屡见记载。青釉瓷器的烧制工艺和造型技巧，东晋南朝都有出色成就。

社会生产发展，使农民的多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出售。宗室、显宦、高门士族则经营邸舍（货栈），放高利贷，从事商业以牟暴利。建康从孙吴以来即是南方政治经济中心，亦为南朝最大商业城市，经常是贡使商旅云集，方舟数以万计。梁时建康有二十八万户，以每户五口计，居民至少约一百四十万人，是6世纪世界上罕见的大都会。建康有大市四处，小市十余。市有令、丞等管理。此外的商业城市有江陵、成都等。襄阳、寿春是南北互市的主要地点，广州则是对外贸易的中心。

东晋一百年间，一直使用汉魏和孙吴时的旧币，政府没有铸造新钱。南朝市场商品流通增多，商品的价格总额增大，货币的需要量因而也大为增长。虽然东晋以来不断有废止钱币，代以谷帛的议论，但始终行不通。刘宋时大量铸造四铢钱，同时五铢钱等古钱仍旧流通。南朝与北朝不同，交易媒介主要是钱币，谷帛只占次要地位。宋代大将沈庆之指着自己的田地说：“钱尽在此。”宋时百姓租米调布部分折钱交纳；齐时钱与实物各半，成为定制，有些力役也折钱代役。钱币在宋代政府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米谷，而高于布绢。齐时各级政府费用、官吏俸禄都有一部分用钱开支，梁时百官俸禄都用钱支付。南朝货币主要由政府铸造，因江南铜的产量不足，钱币始终缺乏。有时允许私人铸钱，成色更差，造成币制混乱。好钱被政府或权势之家收藏，如梁临川王萧宏家有钱三亿余，齐武帝斋库也藏钱数亿。梁时铸铁钱，币制更形紊乱。钱百文为一陌，齐时已出现不足陌现象，以七十或八十为一陌，梁末甚至以三十五钱为一陌了。

社会各等级、阶层与集团

南朝社会存在着士庶两个不同等级和侨人南人两个不同集团。士庶两大集团内部，又各自划分为不同阶层。比起东晋，更明显地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士族

南朝在律令上并未“分别士庶”，但社会习惯和不成文法认为，“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这种区别“实自天隔”，皇权也不能消灭它。士族的身份连同祖父两代的官爵，都登记在户口册黄籍上。除非特殊情况，士族一般不服力役和兵役。同里伍庶族犯罪，士族不连坐，某些罪行的处罚，士族较庶族为轻，一般不受鞭笞。不得以士族之女为妾，不得随意黜士族为贱民。庶族只能入太学，而士族得入国学，因此在文化教育方面享受更好机会。南朝士族得以保持其优越门阀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虽然同一家族中个别支派由于种种原因没落穷困，并不影响其士族身份。

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网，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南朝士族子弟很重视起家官，目为一种资格。他们青少年时从秘书郎、著作佐郎等官职进入仕途，不久即升迁他职。宋齐以来，尚书令与仆射、中书监与令、侍中、吏部尚书以至司徒左长史等官，全部或者绝大部分为士族所垄断。刺史职位则宋代士族比例最大，南齐有所下降，梁陈时士族庶族大致各占一半。总的讲，士族任中央官多于地方官。五等封爵也是士族维持其门阀地位世代不绝的一种保证。所以“爵位蝉联，文才相继”成为士族夸耀的口实，也是构成士族的主要条件。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认为“清显”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只是优游容与，享受崇高名位与优厚待遇。士族之间彼此结成婚姻关系，绝不与所谓“非类”的寒门庶族结亲，目的是保持士族集团的凝固性和封闭性。宋时还规定，士族如与工商杂户为婚，就丧失士族身份。士族之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很少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位，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但低级士族往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表现出才能，宋齐梁三朝开国君主，都出于这一阶层。南朝盛行谱牒之学，各种族谱甚多。士族成员不但要熟悉自己家谱世系以避祖先名讳，而且要注意回避别人祖先名讳。对家族言，族谱是嫁娶结亲时从世系识别士族的必要参考；对官府言，族谱是通过世系区分士庶，防止庶族冒充士族规避徭役的手段之一。

庶族

庶族的上层包括下列类型：①虽然富有而非世代官宦，缺乏文化教养传统的家族。②长期居住在地方，宗族强盛的地方豪强著姓。③商人。④手工业者。除后两类外，前两类与士族一样，都属封建社会中的剥削者。庶族一律要为政府服力役兵役。史书中所见的次门、单家、役门、三五门大致都属于庶族中的这一阶层。庶族上层的各门品，可以由地方官根据需要来“条次”（即调整），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不能命令某姓家族为士族，地方官更不能把庶姓提升为“旧门”（士族）。但在地方上有很多通过改注户籍冒充士族者。他们固然不为高门所承认，但也可享受高门士族的某些特权，至少可以免役。庶族里的中层，是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半自由人，包括部曲、佃客、门生、吏户、军户（亦称兵户、营户）、工户、乐户等。部曲、佃客、门生等既从事农业生产，也随同主人作战。军户沿自三国时期，不但世袭为兵，而且老人小儿都从役，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三五门不同。吏户也世代相袭，全家为官府机构或官吏服力役，从事生产、作战或其他役使。但吏户出身者可以赐爵，有与平民身份相同的一面，梁时贫民租种豪家富室所占公田，交纳高额地租，实际成为佃户。还有被“雇借”而非服役的工匠。宋齐时所谓“自卖为十夫客”的人，能够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即“私夫”，借以庸赁养母，积足钱后以自赎。这些是人身依附关系较为松弛的劳动者。奴僮构成庶族的最下层，经过放免才能成为半自由的兵户或上升为平民。南朝一百七十年间，曾九次下诏放免奴婢。

侨人与南人

东晋以来士族侨旧之间的界限，南朝前期不但未趋淡漠，反更突出。侨姓士族的社会势力益加巩固以后，对南人更公开排挤。宋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无一南人；齐时尚书令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一南人，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一南人。南人任侍中者较多。宋齐两朝刺史中，南人不足北人的百分之二。梁陈时有变化，南人比例有所增加。婚姻方面，皇帝后妃与公主女婿，皆以北人为主。士族中亦南人北人各自为婚，侨人与南人为婚者极罕见。来自北方的士族，渡江较晚者，也被视为粗鄙北人而受到歧视。

南朝士族尽心力于维护门阀制度及家族利益，对于改朝换代无动于衷。新朝皇帝也利用高门士族作装饰点缀，只求其驯服配合，不借重任何实力。另一方面，士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府，对于庶族冒充士族逃避徭役等负担，逃亡农民、隐匿户口等，都采取严厉手段加以制止。南齐朝廷检定黄籍，查出冒充士族者，从户籍上加以纠正，称为却籍，遣戍远地。百姓怨嗟，多逃亡避罪。以此为导火线，永明三年（485）冬，以图墓看风水为业的富阳庶族唐寓之利用人民怨恨，发动暴动。除众多逃亡农民与藏丁匿口之外，投附的还有三吴被却籍者三万人，其中不少是冒充士族的地主富人。唐寓之攻克新城、桐庐、富阳、盐官、诸暨、余杭、钱唐等县和东阳郡。唐寓之称帝，国号为吴。由于三吴乏马，官兵骑军对唐军形成极大威慑，暴动很快失败。但政府也被迫停止检籍，放还谪戍边远的人民。

陈朝的兴亡

陈霸先出身寒庶，据说祖先从颍川南渡，居于吴兴。他曾在乡里任里司，后为梁新喻侯萧映的小吏。萧映任广州刺史，霸先随行。因镇压少数民族立功，官至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侯景之乱时，陈霸先率兵三万、舟舰两千北上，协助讨平侯景。梁元帝萧绎任命他为扬州刺史，镇京口。梁元帝败亡后，陈霸先和王僧辩共迎元帝子萧方智至建康。以后王僧辩又迎立北齐送来的萧渊明为帝，使建康朝廷处于北齐操纵之下。陈霸先利用江南民心不满，杀王僧辩，大败北齐军，逐回江北。他拥立萧方智为帝，557年受禅，改国号为陈，是为陈武帝。陈朝立国三十二年，没有出现像元嘉或天监、普通时期那样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疆土远比宋与梁为迫蹙，萧梁的残余势力尚存，还有来自北方齐周以及南部境内的地方豪强的威胁，都使建康朝廷建立后不遑宁处。先是梁宗室萧勃在广州起兵，梁湘州刺史王琳又联合北齐抗陈，占据郢州、江州，俘获南下镇压萧勃的陈军大将。陈文帝虽击败东下进攻建康的王琳与北齐的联军，但湘州又被北周袭取。直至陈文帝收复江郢，周军才被迫撤退。此外，侯景乱梁、萧梁政权濒于瓦解之际，东晋以来被侨姓士族目为庶族异类，摒斥于南朝政治舞台之外的南土豪强著姓，都拥有大量部曲私兵，又招募乡里，以讨侯景为名，形成割据势力。如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等，都有较强的军事实力。陈文帝对他们先加笼络，次第诛灭。还有一些势力较弱，不至直接威胁陈家朝廷统治的地方豪强，如新安程灵洗、新蔡鲁悉达、巴山黄法、始兴侯安都、长沙欧阳等，陈文帝则用为各地刺史，借他们的力量以稳定五岭以北。陈时朝廷政事及机要并归中书省。中书舍人五人，下属二十一局，为尚书省相应各曹的上司，尚书省俯首听命而已。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有躯壳了。

陈宣帝时，北周约陈共伐衰乱的北齐。陈军于太建七年（575）大败齐兵于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收复淮南失地。北周乘齐军受陈牵掣，伺机东进，先取平阳（576），终于灭亡北齐（577）。陈宣帝又命大将吴明彻北伐，想进一步夺取徐兖。吴明彻堰清水灌彭城，被周军遮断船路，大败被擒。淮南之地尽入北周（579）。陈后主陈叔宝荒淫奢侈，大臣们都是陪他饮酒赋诗的“狎客”，还以为长江隔限南北，北军不能飞渡。开皇九年（589）陈为隋所灭，南北归于一统。

南朝少数民族的融合

南朝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开发向南深入，扩展到中国南部广大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联系日益频繁。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联合反抗南朝政府，在联系与斗争过程中，加快了南方各族的融合。

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傒、俚、僚、爨（cuàn）等。蛮族人数最多，占地最广，遍及荆、湘、雍、郢、司、豫、南豫、江等州。蛮人分为两大支。一大支是以虎为图腾的廪君蛮。他们由南郡向东移动，到汉水下游，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其中最有名的是由西阳郡（治所在今湖北黄冈）的五条水得名的五水蛮。另一大支是以狗为图腾的槃瓠蛮，发祥于辰州，由长沙武陵一带北上到荆雍。武陵有五条溪，因此也称为五溪蛮。蛮族生产米谷布绢，与汉人相似。部落解体，社会以户为单位，已进入封建制阶段。不少蛮族酋帅拥有大量部曲。南朝政府设立左郡左县，羁縻统治。这类郡县数目渐增，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融合的范围日益扩大。南朝政府一般只从蛮族收纳米谷，不征徭役，所以汉民避徭役者往往逃入蛮中。地方官有时横征暴敛，加重对蛮人的剥削压迫，不断引起反抗。南朝一百七十年中，史书记载的蛮族大小起事有四十余起。在荆、雍、豫三州设立的南蛮、宁蛮、安蛮校尉，就是统帅军队镇压蛮族的武将。政府往往将被征服的蛮族迁出所居旧地，或谪为兵户，或役如奴隶。

傒人分布于江湘两州南部和广州北部，以强悍善战著称。他们可能源于以狗为图腾的五溪蛮，因此称傒，常被诬蔑为傒狗。傒人汉化较早，如东晋陶侃、南齐胡谐之，已和汉族没有区别。

俚人，亦称里人或俚僚，分布于交、广、越诸州，在汉族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下，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们受南朝政府的剥削，与汉族不完全相同，如始兴俚人必须以银纳税。俚人地区物产富饶，有白银、珍珠、翡翠、犀象等。梁末及陈时所辖地域缩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益加重视，往往署当地酋豪为长官，“以收其利”。同时置西江、南江两都护在军事上经济上加以控制。俚人不甘忍受剥削，南朝时起义见于记载者有十八次。

僚人，为南蛮别支。在4世纪中叶自南而北进入巴蜀地区，分布于梁、益两州，僚人与汉人杂居的成为郡县编户；居深山者受世袭的“头王”统治，处于奴隶制阶段。生产以农业为主，南朝朝廷剥削沉重。宋以来僚人屡次起兵反抗。南齐时，益州害怕僚人进攻，州城北门“常闭不开”。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被俘的僚人，大都沦为奴隶。

爨人主要分布在宁州（今云南地区）。东晋至梁，朝廷任命的宁州刺史见于记载者，约三十人，然大都遥领，未能到任。地方统治实权，掌握在担任郡守县令的土著首领手里。而大姓爨氏世代为宁州最高统治者，或任刺史，或死后追赠刺史称号。后代因此称宁州当地民族为爨人。爨人分东西两部：东部以朱提郡（今云南昭通）为中心；西部以建宁郡（今云南陆良）、兴右郡（今云南文山）为中心。爨人地区“户口殷众，金宝富饶”，隋唐以后中央朝廷才逐步实现有效统治。

南朝的文化

南朝的文化，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具有特色，总的讲胜过北朝，对后代影响较为深远。

云南陆良的《爨龙颜碑》（局部）

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镌立。碑额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文追溯了爨换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研究爨氏家族及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文学

东晋诗风以玄言为主，淡泊寡味。刘宋以后，描写山水景物的诗盛行起来，谢灵运可为代表。齐谢朓则在山水自然景物描写中倾注人生情感，宋鲍照的诗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南朝的乐府民歌清新生动，抒情小赋精巧细致，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虽有所不足，但往往情思横溢，荡气回肠。五言诗的体裁南朝时已趋成熟，开始向七言发展。诗人多精炼字句，整齐对偶，呈现出向律诗体裁过渡的趋势。周颙、王融、沈约等在佛经梵吹唱诵的影响下，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进一步讲求声律，形成“永明体”。结集各体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和一种体裁的总集《玉台新咏》，都出现于南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出于南朝文人刘勰、钟嵘之手，说明南朝文化发达，文学作品的规律已成为当时人特别提出来研究的对象了。传世的南朝时期诗文，其作者及篇目数目，皆远多于北方。

史学

史学在南朝受到重视。宋初设立儒、玄、文、史四学，何承天主持史学，置有生徒。著作郎负责修国史，下有佐郎，分司资料收集及撰写。正史编纂于南朝者，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陈二史也基本上成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以注的体裁荟萃史料，亦属南朝首创。南朝侨姓和江南大族的家谱族谱见于著录者甚多，说明南朝谱牒之学较北朝为盛。地方历史的著作，见于著录者亦南多于北，反映东晋南朝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文人学士也较多。南朝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是较有思想深度，每试图从宏观考察说明历史发展之所以然。宋裴子野《宋略》、陈何之元《梁典》皆仿干宝《晋纪》之例设总论，论一代治乱兴衰，探求经验教训。沈约《宋书》诸志多溯及前代。梁武帝敕命编《通史》，书虽不传，用意当亦在观历史之会通。范晔撰《后汉书》，自命精意深旨存在于序或论中，借以“正一代得失”。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取法于范晔，其中史官议论往往切中要害，表现出对历史现象的洞察能力。所谓南人之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也许这就是在史学方面的体现。

玄学与宗教

南朝继东晋之后，玄学清谈仍然在士大夫中流行，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即此种风气下产物。梁范缜根据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运用辨名析理的方式，著《神灭论》以破佛家的因果论，引起一场有名的争论。南朝经学以梁代为盛，对以往经学各派进行综合与取舍，学风比较自由开放。南朝重礼学，反映门阀世族的要求。治经方式上则受佛教讲经影响，流行讲疏、义疏体裁，成为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经学著作。

佛教方面，宋代僧人道生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通过顿悟方式而成佛。陈代印度高僧真谛为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的译经大师，译出《摄大乘论》及《摄大乘论释》，提出统摄一切心理活动的“阿黎耶识”学说，以它为一切事物赖以产生和变化的最后根据，也是精神创造物质学说的理论根据。道教方面，宋代道士陆修静整理道经，总括为“三洞”分类法，成《三洞经书目录》，为后代所遵用。梁陶弘景主张融合道家内丹外丹之说，兼顾养神与养形，并编造出新的神仙系统。南朝的道教思想往往把道教的炼形、佛教的澄神、儒家的养德融为一体，致力于会通佛道两教以至儒家学说。南朝僧人也往往兼通外典，喜作玄学清谈。

艺术

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南朝书法也名家辈出，王羲之后裔、由陈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写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迹。

科技

南朝的科学也颇有成就。宋齐时人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南朝时，历法有所改进，炼钢技术有所提高，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陶弘景作过显著贡献，他的《肘后方》广泛流传，很有影响。

（周一良）

北朝

北朝与南朝相持并存。一般以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39）算起，至杨坚建隋代周（581）为止，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历时一百四十二年。另一说，起于拓跋珪建国称魏（386），止于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全国。

北方五个王朝的统治者出自塞北的鲜卑族或与鲜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东、西魏本来就是从北魏皇室中分裂出来的，它们的实际掌权者高欢、宇文泰，同时又是北齐、北周政权的真正创建人。高欢是生长在北镇的鲜卑化汉人，宇文泰也是徙居代北的鲜卑宇文部酋豪的后裔（一说为役属于鲜卑的南匈奴后裔）。因此，一方面在北朝时期，除了编户、田客、牧子、隶户、奴隶与官府、大族豪强、牧王、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土与客、士与庶、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外，还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矛盾与融合问题。另一方面，鲜卑族的文化传统对北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典章制度都有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出现了均田制、府兵制和朴素粗犷的民间文学。北朝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疆域最广的是北魏，其全盛时（太和二十一年，497），西至焉耆，东到海，北界六镇与柔然接壤，南临淮、沔与南齐为邻。东、西魏时期，其南、北疆界稍有内缩，除西魏之建、泰、义、南汾四州在河东外，大抵以黄河为界划分东、西魏。齐、周时期，北朝的疆界有扩展：北齐南并淮水流域，濒长江与陈对峙；北周占有梁、益，控制江陵，长江上游、汉水流域全归周有。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疆域之大，超过北魏。武帝去世，宣、静相继，大权旁落，杨坚专政，五年即建隋代周，再八年渡江灭陈，统一了全国。

北魏

北朝之一，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在中国北部重建统一的封建王朝。鲜卑族拓跋珪所建。历十二帝、二王，共一百四十九年（386～534）。

建国立制

东汉末年鲜卑族的檀石槐政权瓦解以后，许多鲜卑及号称鲜卑的部落、氏族在今内蒙古和山西北部一带活动，拓跋部就是其中之一，又称“索头鲜卑”，游牧为生。310年，西晋封拓跋猗卢为代公，314年，进封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畤（今山西浑源西南）北即代王位，建立代国。376年，代国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于386年重建代国，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建元登国，史称北魏，亦称拓跋魏、元魏、后魏。天兴元年（398），拓跋珪即皇帝位（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

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时，拓跋部正处于原始公社组织继续解体，奴隶制还极不成熟的阶段。拓跋珪解散部落组织，使鲜卑部民分土定居，由氏族组织转变为地域组织，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皇始元年（396），拓跋珪攻占后燕的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始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中央官尚书郎以下和地方官刺史、太守以下一般都任用儒生。天赐三年（406）下令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其中一人为拓跋宗室，其余为非宗室的鲜卑人或汉人。北魏政府面对汉族地区宗族强盛、坞堡甚多的局面，依靠那些宗族主作为统治的支柱，建立了宗主督护之制，由各地宗主来督护地方，负责征收租课和征发兵役徭役，实际上起着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

拓跋珪推行劝课农耕发展生产的政策。登国九年（394）打败匈奴别部刘库仁、刘卫辰两部，占领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至稒阳塞（今内蒙古包头东）外以后，在此实行大规模屯田，效果很好。拓跋珪破后燕，于天兴元年强迫后燕境内数十万汉族和其他各族劳动人民迁往平城附近，计口授田，分给他们耕牛农具，发展农业生产，使经济力量不断增强。

北魏石棺线刻画（局部）

河南洛阳出土。

前期政治

天赐六年拓跋珪死，子拓跋嗣（明元帝）继位。明元帝在位时对南朝刘宋发动进攻，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司、兖、豫等州的大部分地区。泰常八年（423），明元帝死，其子拓跋焘（即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他先后灭夏、北燕，于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完成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北朝从此开始。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又亲率大军击败北方的柔然，使其北徙，消除了长期以来对北魏的严重威胁。接着挥师南下，兵锋直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此时北魏疆域北至大漠，西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

北魏建国后，其社会跃入封建制，生产力逐步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太武帝统治期间，大将公孙轨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拓跋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驱逼。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北魏为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严厉统治。魏律规定犯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不论少长全部处死。甚至还在实行原始的车裂法。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诸少数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争相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东起潼关，西至汧陇（今陕西、甘肃交界处）。盖吴派使者要求刘宋出兵声援。一年后，起义军虽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冯太后、孝文帝改革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因此冯太后和魏孝文帝元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①首先整顿吏治。延兴二年（472），政府规定，地方牧守治绩好的可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②延兴五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③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卖，离职时移交下任。④九年十月，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⑤九年或十年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⑥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⑦十八年，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⑧孝文帝改革鲜卑旧俗，主要是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⑨太和中，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破坏，百姓死于兵革，毙于饥馑，幸存的人口不足百分之五十。中原地区一派凋敝景象。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斗争，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北魏的衰亡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鲜卑贵族汉化的加深，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童仆多达六千，妓女五百，一餐费数万钱。他与河间王元琛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被称为饿虎将军的元晖做吏部尚书时，卖官鬻职都有定价，人们称吏部为卖官的市场，称这些官吏为白昼的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他们征收租调时，恢复长尺、大斗、重秤。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破产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依附农民，或逃避赋役，入寺为僧尼。

北魏控制的编户日益减少，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北魏统治者除加重剥削未逃亡的农民外，多次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因而引起农民的反抗。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起义，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北魏初年，为了阻止柔然南下的威胁，东起赤城（今属河北），西至五原修筑长城；在沿边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沃野等六镇。六镇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但迁都洛阳后，北方防务逐渐不被重视，镇将地位大大下降，被排斥在“清流”之外，升迁困难。因而他们对北魏政府严重不满，镇兵的地位更是日趋低贱，与谪配的罪犯、俘虏为伍，受到镇将、豪强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名为府户。镇兵对镇将、豪强和北魏政府怀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加之塞外的柔然不时进扰掠夺，也加深了士卒生活的困难。正光四年（523），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陆续起义。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北魏政权摇摇欲坠。边镇豪强集团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各自发展势力。肆州秀容（山西朔州）的尔朱荣，聚集了北镇豪强和流民，势力发展最快。武泰元年（528），胡太后毒死孝明帝，自居摄政，尔朱荣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借口，进军洛阳，在河阴将胡太后及大臣两千余人杀死，控制朝政。此后，内乱不止。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成由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掌握的西魏。

科技文化的发展

北魏时期，科学文化取得了新的成就。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包括农艺、园艺、林木、畜牧、养鱼和农产品加工等许多方面。它对从西周以来古代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取得的知识技术，都作了总结性的叙述。

魏末郦道元以《水经》为纲，写成地理名著《水经注》。它详尽介绍了中国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阐明了水道的变迁，疆域的沿革，并以优美的文字记叙了各地的自然风光和民间故事，还记录了矿藏、盐井、温泉、火山等情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学方面，北朝民歌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征，风格刚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敕勒歌》《折杨柳歌》《木兰诗》就是当时民歌的代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水经注》从文学角度看，也不愧为一本文字优美的游记。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的化身如来佛

大佛裸露在外，又称“大露佛”，高13.7米，发髻高耸，扬眉凝目，是云冈石窟中北魏石雕的代表作品。

北魏雕塑艺术，集中表现在当时的石窟寺中。它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受到国外，特别是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摩崖石窟分布很广，西起今甘肃，东至今辽宁，保存至今的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石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河南巩义的石窟寺等。在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艺术工匠所塑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卢开万）

东魏

北朝之一，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都邺，有今河南汝南、江苏徐州以北，河南洛阳以东的原北魏统治的东部地区。历一帝，约十七年（534～550）。北魏政权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利争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

永安三年（530），孝庄帝利用朝见机会杀尔朱荣。荣侄尔朱兆起兵赴洛阳，杀死孝庄帝，立元恭为帝（节闵帝）。太昌元年（532），原尔朱荣部将高欢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消灭潼关以东的尔朱氏势力，杀节闵帝，立元修为帝，即孝武帝。北魏政权落入高欢手中。

永熙三年（534），孝武帝不愿做高欢控制的傀儡皇帝，逃往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随即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从洛阳迁都于邺，史称东魏。次年，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西魏文帝，北魏正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以原六镇流民为主，建立强大武装，自己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使之成为东魏政治中心。

高欢所控制的东魏政权，实质上是北魏将领和河北大族相结合的产物。他为了获得鲜卑贵族的支持，竭力推行鲜卑化的政策；为了得到汉族豪强地主的拥护，听任他们贪污聚敛，为非作歹，吏治日趋腐化。

东魏与西魏相较，东魏地域广、人口多，经济发达。高欢屡次发兵进攻西魏，企图吞并对方。天平四年（537），东魏军西征，在潼关左边的小关遭西魏军袭击大败，大都督窦泰自杀，高欢被迫撤军。此后，在沙苑之战（537）、河桥之战（538）、邙山之战（543）中双方互有胜负。武定四年（546），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苦战五十余天，他病倒军中，被迫退兵，次年年初，死在晋阳。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掌握东魏政权。武定八年，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自立，建立北齐。

（卢开万）

西魏

北朝之一，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历三帝，共二十二年（535～557）。都长安。管辖今湖北襄阳以北、河南洛阳以西，原北魏统治的西部地区。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元修脱离高欢，从洛阳逃至长安，投靠北魏将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泰。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文帝），史称西魏，政权实由宇文泰掌握。

西魏政权建立后，宇文泰于大统元年（535），颁布二十四条新制，后又增加至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其主要内容是：严禁贪污、裁减官员、置立正长（正即闾正、族正，长指保长。保、闾、族为地方基层组织名称）、实行屯田、制定计账（预计次年赋役的概数）和户籍等制度。七年，关中大族出身的苏绰把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总结为六条：①清心；②敦教化；③尽地利；④擢贤良；⑤恤狱讼；⑥均赋役。宇文泰对这些统治经验非常重视，颁行为“六条诏书”，作为施政纲领，并专门组织中下级官吏学习，规定不通晓这六条及计账的人，不能当官。十六年，又正式建立由八柱国分掌禁旅的府兵制。府兵共有兵力约五万，除宇文泰和宗室元欣外，分别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统领。此制的建立，对军队进行统一指挥和训练，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加强。继续推行均田制。根据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可知，均田制下的授受虽已实行，但授田不足额却是普遍的现象。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力役为“六丁兵”，即每个丁男在六个月内为政府服役一个月，一年内要服役两个月。

西魏期间，社会较为安定，国力日趋强盛，有效地抗击了东魏的多次进攻，而且于废帝二年（553）取得南朝梁的蜀地，次年又夺得江陵。557年初，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帝，即孝闵帝，建立北周。

（卢开万）

北齐

北朝之一。高洋所建。历六帝，共二十八年（550～577）。武定五年（547），实际掌握东魏政权的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续掌政。不久高澄遇刺身亡，弟高洋继承。八年，高洋代东魏称帝（即齐文宣帝高洋），国号齐，建元天保，建都于邺，史称北齐。

北齐继承东魏所控制的地盘，占有今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有户三百万、口两千万。天保三年（552）以后，齐文宣帝高洋北击库莫奚，东北逐契丹，西北破柔然，西平山胡（属匈奴族），南取淮南，势力一直伸展到长江边。他在位期间是北齐国力鼎盛的时期。当时，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同陈、北周鼎立的三个国家中最富庶者。

北齐继续推行了均田制。按照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令的规定：京师邺城周围三十里内的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照级别授给“代迁户”（北魏迁都洛阳时，原代京旧户随之迁入洛阳，称代迁户）中的各级官吏和羽林虎贲；三十里外百里以内的公田，则授给与“代迁户”相应级别的汉族官吏和汉人充当的羽林虎贲；百里以外的州郡推行均田制。北齐的均田制大体与北魏相同而略有变化：北齐取消了受倍田的规定，但一夫一妇的实际受田数，仍相当于倍田；北魏奴婢受田没有限制，北齐则按官品限制在三百人至六十人之间。还规定了赋税：田租、户调以床（一夫一妇为一床）为计算单位。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的一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未娶妻者，输半床租调。百姓为了减轻负担，多报未娶，如阳翟（今河南禹州）一郡有户数万，户籍册上多无妻子。

北齐特别是其后期的统治者，自皇帝至各级官吏，多昏庸残暴，狗马鹰亦得加封官号。齐后主高纬不理政事，整天弹唱作乐，挥霍浪费，不惜民力。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后主甚至把地方官职分赐宠臣，让他们出卖。赋敛日重，徭役日繁，造成人力竭尽，府库空虚。广大农民在苛重的赋役下，逃亡者十之六七。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表面化。当北齐政权日趋腐朽之时，关中的北周政权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国力日益强盛。承光元年（577），北齐为北周所灭。

（卢开万）

北周

北朝之一。宇文觉创建。历五帝，共二十五年（557～581）。西魏恭帝三年（556），实际掌握西魏政权的宇文泰死后，子宇文觉继任大冢宰，自称周公。次年初，他废西魏恭帝自立（孝闵帝），国号周，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北周。

孝闵帝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九月，宇文护杀孝闵帝，立宇文毓为帝（明帝）。武成二年（560），宇文护又毒死明帝，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周武帝宇文邕杀宇文护，亲掌朝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在兵制方面，周武帝于建德三年，改称府兵制下的“军士”为“侍官”，表示府兵是从属于皇帝的侍从，由皇帝亲自领带。在长安设置统领府兵宿卫的机构，原来的六柱国、十二大将军，除被任命带兵出征或充当宿卫将军外，不再直接掌握兵权，从而松弛了军士对主将的从属关系，削弱了过去府兵部落化的倾向。同时，进一步将府兵征募范围扩大到汉人，打破鲜卑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界限。此举符合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趋势，也为吞灭北齐，统一北中国提供了军事力量。

在经济方面，周武帝修改均田和租调等制度，规定已娶妻的男子受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子受田一百亩。自十八岁至六十四岁的百姓都要交纳租调，已娶妻的男子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未娶妻的丁男减半。十八岁至五十九岁的百姓都要服役，丰年服役三十天，中等年景二十天，下等年景十天，凶年可免力役。并注意兴修水利，增辟农田。如保定二年（562），在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开河渠，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龙首渠，以广灌溉，增辟农田。还数次下诏，把西魏时江陵俘虏沦为官私奴婢的人放免为民或部曲。自己也比较注意节俭，停修华丽的宫殿，以省民力。

周武帝下令禁断佛、道二教，销毁佛经、佛像，勒令僧道还俗。建德三年五月，下诏废佛，把关、陇、梁、益、荆、襄等地区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庙、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使近百万僧侣和僧祇户、佛图户还俗，编入国家户籍，以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劳动力，从而相应减轻了一般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

四年，周武帝亲率六军，向北齐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攻下河阴外城后，又围攻金墉城，后因病班师。次年攻下汾北重镇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齐后主全军溃败，逃回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又从晋阳逃到邺。周军乘胜追击，攻破晋阳，再向邺城进发。六年，齐后主让位给八岁的儿子（幼主恒），自己企图经山东投奔陈朝，中途被俘。周军顺利进入邺城，消灭了北齐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

陶骑马俑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

灭北齐后，周武帝继续进行改革。建德六年先后下诏：黄河以南诸州凡在齐武平三年（572）以后被齐掠为奴婢的一律免为平民。永熙三年（534）以来东魏、北齐人民被掠为奴婢及江陵百姓没为奴婢者放免为平民，如果旧主人要求共居，听留为部曲或客女；并宣布放免杂户。在原北齐统治地区，继续禁断佛、道。他还颁布《刑书要制》，严惩贪污，规定全国实行统一的度量衡。

宣政元年（578）武帝死，子宇文赟（宣帝）继位，在位二年，荒淫而死。宇文阐（静帝）继位，外戚杨坚辅政，宣布恢复奉行佛、道。大定元年（581）二月，杨坚迫周静帝禅位，自立为帝，北周灭亡。

（卢开万）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中

隋

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统一王朝，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年。文帝年号二：开皇（581～600）、仁寿（601～604）；炀帝年号一：大业（605～618）；恭帝年号一：义宁（617～618）。大业五年（609）时的隋朝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隋朝的建立

隋朝皇室据说出于汉代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坚女为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赟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静帝，宇文赟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次年五月宇文赟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煊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挐就是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统一南北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历史发展倾向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获得安定。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举南进。次年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康。贺若弼激战于钟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宫城，俘后主陈叔宝。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岭南方面，在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少数族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这场统一战争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两百万。以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三百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

完成和巩固统一的改革

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的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行政制度

开皇元年，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制，即所谓“六官制”。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封建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有的郡则没有属县。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两套僚佐的制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扬（今属江苏）、荆（今湖北江陵）、益（今四川成都）四大总管，所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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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省

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始名尚书台，后称尚书省。它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尚书发展起来的。秦及汉初，尚书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身边任事的小臣，因其在殿中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图籍，故称尚书。汉武帝刘彻时，尚书地位逐渐重要。尚书在西汉已成为政府机要部门。汉光武帝时，尚书成为政府的中枢，号称中台，但仍然算是少府的下属机构。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但在尚书台之外复有中书省。孙吴略仿曹魏，也是尚书、中书并置。蜀汉则沿袭东汉，尚书之权甚重。西晋沿袭曹魏，以尚书台总揽政务，而别置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北魏在太和改制以后，正式建立尚书制度。东魏、北齐承袭北魏，而尚书之权较重。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恢复了尚书省，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唐沿隋制，也是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并置，尚书省是全国行政的总汇机构。北宋初，形式上还保留尚书省的组织系统，但名存实亡。辽、金有尚书省，与宋制略同。元代以后，尚书省遂废除。

改革选举制度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包括与三公地位相等的最高级官僚）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辟举”。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随着士族豪门势力的强大，辟举道路被他们垄断，成为门阀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地方州府的辟举权也日益削弱，但仍然是士族豪门的入仕途径。同隋代的地方制度改革相适应，开皇末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隋初，虽仍沿袭北朝设置州都（即州中正）、郡正、县正（避杨忠讳去“中”字），废郡后，郡正当然不存在，州都和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定人士。州郡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废除表明门阀世袭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代选举中仍居优势。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秀才和孝廉）在南北朝后期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秀才除试策以外往往加试各体文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但不是经常科目。进士科是炀帝所创。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可能还试经。这两种新科目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改革府兵制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创立时的兵士只限于鲜卑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军民异籍在当时带有种族隔离的性质。北周后期，大量汉人也被募充府兵，但一旦入军就全家由民籍转入军籍。这种制度是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倾向不相适应的。早在大象二年（580）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即下令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西魏赐姓，带有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质，恢复汉姓也就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意义。开皇十年（590）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为兵士由军府统领。这一措施清除了胡汉分治的遗迹，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要求，有利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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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制

湖北武汉周家大湾出土的隋朝青瓷武士俑

中国古代兵制之一。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西魏权臣宇文泰于大统十六年（550）前，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北周武帝建德二、三年间（573～574）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意思是侍卫皇帝，表明府兵是皇帝的亲军，不隶柱国。隋代军府有内府、外府（也就是内军、外军）之分，以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长、贰，有时也设置与骠骑府并行的车骑府。炀帝大业三年（607）改称鹰扬府，长官为鹰扬郎将，副官为鹰扬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在唐代，府兵并非唯一的兵种，但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是军队的骨干。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统治前期曾经有效地实行，但自高宗后期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终于被废除。府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

制定开皇律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定的苛重法律进行修改。开皇元年（581）和开皇三年，又制定和修改了隋律，即《开皇律》。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曾经被东亚各国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律》的继承和发展。炀帝时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607）颁行，即《大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隋代的这些改革适应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发展趋向，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实行这些改革，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维护了以关陇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专政。

均田制的继续和农业

开皇二年，隋朝重颁均田令。受田的主要规定是：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自一百顷递减至四十亩；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齐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永业田二十亩，限额内的奴婢（继承北齐制度，亲王限额三百人，递减至八品以下及百姓，限额六十人）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田。北齐还规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经废除。隋代所谓“奴婢”，实际上也包括北周时期确定为贱口身份的部曲和客女。

受田百姓承担国家赋役。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将受田并承担赋役的成丁年龄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受田并承担轻小劳役（唐代称为杂徭）的中男的年龄，大概也在同时自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男纳绢代替，称为“庸”；以后，又规定年满五十岁者，纳庸后免除防戍之役。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豪强欺隐，文帝采纳左仆射高颎建议，制定了具有赋役定额、应减应免、计算人户资产以定户等高低等各项标准的定式，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诸州。赋役轻减与“输籍定样”的颁布，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使他们重新列为编户，其中多数原是豪强荫庇的私属。隋朝建立以后，即在旧北齐境内检查户籍，取得一定成绩。大致在开皇九年，隋朝旧境之内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大大扩大了赋役对象。

但均田令不仅没有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为贵族官僚提供了广占土地的法律根据。他们的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还有特赐的土地，都是合法占有的；非法强占的田数也不少。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和应受田的户口增加，大致早在开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的问题。当时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平民，这一建议遭到“大功臣”王谊的反对，没有实行。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今关中平原和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地区）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给”。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相当于规定受田额的五分之一。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口增加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特别是贵族官僚的广占土地。长安是都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辅三河是贵族官僚所聚。这两个地区的“功臣之地”即贵族世袭土地甚多，包括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再加上作为官僚部分俸禄的职田和作为官府公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为减少了。京辅三河是受田不足最突出的地区，当然受田不足不限于这一地区。

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的被剥削者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奴婢，从奴婢受田这一规定看，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但在当时，奴婢是一种贱口的泛称，被称为奴婢者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奴隶。第二类是部曲、客女，他们的身份也是贱口，但高于奴婢，大致类似农奴。应当指出，奴婢、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随从、仆役、私家武装之类，并不从事生产劳动。第三类是“佃家”、“佃客”，他们来自“浮客”，即逃亡农民。由于他们逃离本乡，成为非法的“隐丁匿口”，只有托庇豪强才能藏身，所以他们对所从属的豪强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佃家要交纳收获物的大部分作为地租。逃亡农民组成的“佃家”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劳动者。

仁寿四年（604），炀帝即位后，免除了妇人、奴婢、部曲之课。按照“未受地者皆不课”的规定，这三类人至迟在这一年已不受田。其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无地可授。大业五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即所谓“貌阅”，检出的隐丁匿口以数十万计。同年，再次下诏均田。检查户口与均田相结合，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赋役对象。这表明直到大业五年，封建国家仍在力图维持农民的受田额，以便攫取租调、征发兵役和劳役。

为了保证租调收益，封建国家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盛衰。文帝统治时期，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在各地兴建。史籍记载开皇年间，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杨尚希、寿州（今安徽寿县）长史赵轨、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卢贲、兖州（今属山东）刺史薛胄都曾在辖区内修建堤堰、决水开渠，以利灌溉。在全国统一的条件下，国家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开皇十八年（598），文帝派遣水工巡视各地水源，随地形高下，发丁疏导。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展有利于产量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扩大。

富实的仓库储积

赋役对象与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隋王朝有可能从民间征得更多的实物。大量谷物和绢帛从诸州输送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为便于征集物的集中和搬运，隋朝沿着漕运水道在今陕西、河南境内设置了广通（在今陕西华阴）、常平（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河阳（在今河南孟州、黄河北岸）、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含嘉（在今河南洛阳）、洛口（即兴洛仓，在今河南巩义东北）、回洛（在今河南洛阳）诸仓。

开皇五年，文帝采纳长孙平建议，令诸州以民间的传统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以备水旱赈济，由当社为首的人负责管理。由于这是社办的仓，所以又称为“社仓”。开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诸州（大致为今甘肃、宁夏和陕北地区）的义仓改归州或县管理；劝募的形式也改为按户等定额征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其他诸州的义仓大概以后也照此办理。义仓于是成为国家可随意支用的官仓。

经过多年搜括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曾至千万石，少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隋朝仓库的富实是历史上仅见的。这固然反映了户口增长与社会生产的上升，同时也说明受田农民辛勤劳动的生产成果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掠夺。

手工业和商业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据记载，这种碧玻璃是工艺家何稠创制的）。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阳）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称。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城）督造大批战船，最大的有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人。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此外，还有大小船只数千艘。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的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们主要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史籍记载，邺城郊郭居住着技作商贾，精美的雕刻物和曾经进献给文帝的绫文布都是由这些技作户制造的。建造战船和龙舟的工人大量为征自民间的丁夫，也包括具有造船技能的专业工匠。开皇十八年，文帝曾下令禁止江南民间私造大船，船长三丈以上的一律没收，说明民间存在着造船工匠。这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虽然也允许自己开业，但却牢固地受官府的控制。他们具有特殊身份，隶属于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一般力役是每丁一个月），租调是否减免不详。除了这些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长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的。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少府监有左尚（制造车舆和随车仪仗等）、右尚（制造甲胄、鞍辔及其他杂物）、内尚（制造祭祀用品和宫廷所用精巧工艺品）、织染（制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铸铜铁器）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将作监，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烧造砖瓦）三署。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征发百姓。

在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安定的条件下，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早在隋初，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这些船客应是商人。北齐故都邺城的郊郭也居住着许多商贾、工匠。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历来以手工业、商业繁盛著称。长江流域大致仍然继承着南朝商船往来不绝的情况。开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民间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运货的商船。沿江东下，自江陵、豫章（今江西南昌）以至下游诸郡治所在的城市，商业都比较发达。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着国内西北各族和外国商人，炀帝曾派遣裴矩到张掖去主持贸易事宜。南海（今广东广州）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帝兴建大兴城（新的长安城），置有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炀帝兴建东都后，洛阳的商业比长安更为繁盛。洛阳置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开十二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大同市周围四里，开四门，一百四十一区，六十六行；通远市周围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长安、洛阳和张掖、南海不仅是国内的大都市，也是国际的贸易中心。

隋代的手工业、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继承着前代体制。手工业以家庭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为主，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性质。店肆必须设在官置的市内，官市则限于郡、县治所。隋文帝恪守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令狐熙为汴州刺史时，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商；开皇十六年，文帝下诏不准工商入仕为官。这种措施反映了封建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

炀帝的继位

隋代许多改革是文帝和炀帝两朝完成的。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参决军政大事，曾经获得文帝的宠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对他的信任。次子杨广同样奢侈好色，但却善于矫饰，貌为节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文帝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开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杨广继位，是为炀帝。传说文帝是被杨广暗害的。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他早就觊觎皇位。七月，炀帝即位，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名，起兵反叛。杨谅虽然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大运河的开凿

为了控制地方，扩大南北漕运，隋朝在开皇四年曾开凿由长安新城——大兴城到潼关的漕运渠道，称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炀帝继位后，从大业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通济渠，由淮入江的邗沟，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抵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相衔接为大运河。这条大运河自涿郡到余杭，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它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大大加强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隋朝与国内少数族的关系

早在文帝开皇四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就已与隋和好，五年，南迁塞内。十九年，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突厥主。他对隋非常尊重。大业三年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启民可汗来朝，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三千五百人。在巡游途中，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大业七年，处罗可汗入朝炀帝于涿郡的临朔宫。处罗可汗的部众，羸弱万余口，由处罗弟阙度设统率，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统率，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

大业前期是隋朝极盛的时期。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赤水，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来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设内附，随后，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今新疆哈密）。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便全部被隋朝所掌握。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当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炀帝在巡游用的“观风行殿”（下有轮的巨型活动房屋）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人。

在岭南地区，原高凉太守冯宝妻谯国夫人冼氏，自平陈后，即协助隋派来的将吏安抚当地俚僚诸族。滇南地区在开皇二十年亦获安定。台湾自孙吴以来，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隋代称之为流求。大业三年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高昌故城遗址（今新疆吐鲁番境内）

次年，朱宽再次到那里安抚当地人民；同年又派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是商旅之船，纷纷前来贸易，由此可知大陆商人是经常到流求进行贸易的。此后，台湾海峡两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隋和外国的关系

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强盛的封建统一大国，隋朝为远近各国所向往。文帝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于内政，力求国内各族间的安定，不事远略。他曾因为往来风浪险恶而谆嘱百济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少。炀帝想要宣扬国威，他即位后，就下诏召募能够出使远方的使人。大业三年，他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大致在今马来半岛）和日本，大约在同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罽宾（通指今克什米尔一带；隋代一度指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天竺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波斯（今伊朗）。大业中，许多国家遣使来隋。炀帝主观上只是为了树立他大一统皇帝的崇高威望，客观上开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进一步在亚洲各国间广为传播。

朝鲜半岛一向和中国大陆有亲密的关系。魏晋以来，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有友好关系。伐陈时，隋的一艘战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经百济，获得百济资送，并遣使祝贺隋的统一。炀帝统治时，百济、新罗都多次遣使来隋。

日本自东汉以来，以倭国的名号为中国所知。南北朝时曾八次遣使刘宋、萧齐，中国文化进一步在日本传播。隋时，日本圣德太子执政，他渴望引进文化，在本国进行改革，便几次遣使来隋。炀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日本使人来时随行有学生和僧徒，他们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佛法，也学习礼制和政令，多数直到唐初才返国。通过他们，隋唐的礼制、政令在日本传播，对日本划时代的大化改新起了推动甚至指导作用。这些学生和僧徒多数是新旧日籍汉人，他们成为引进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

东南亚各国早在两汉时就和中国有往来，南北朝时和南朝交往。和隋通使的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赤土、真腊、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或巴厘岛）、丹丹（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北岸的吉兰丹或其西岸的天定，一说在新加坡附近）、盘盘（今泰国万伦府万伦湾沿岸一带，一说马来半岛北部克拉地峡一带）等十余国。其中，文帝统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见，随即和好，其他各国都曾在炀帝时通使。

那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有所谓昭武九姓国，即康、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等国。九姓国都在大业中遣使来隋。

炀帝统治着幅员广大的国家。全国的在籍户数将近九百万，人口数将近五千万，还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裕国库。炀帝志得意满，加意粉饰太平。大业五年冬，他征集四方艺人到东都，次年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布置了历时一个月的表演大会，参加者达十余万人。大会期间，三市的店肆张挂帷帐，置备酒食，主管人员带领各族人入市贸易，所到之处，都以酒食款待。

东都大会表现了统一王朝的盛况。但也就在大业六年正月，洛阳发生了弥勒教徒的起义；六月、十二月在北方的雁门（今山西代县）、南方的朱崖（今海南东北部）又先后爆发了人民起义。三次起义的规模都不大，迅即被镇压，但却是强盛的隋王朝崩溃的信号。

隋朝的覆亡

繁重的劳役征发

导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无限止的劳役征发。炀帝营建东京、修长城、开运河，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滥用了民力；至于纯为个人享乐而征发的劳役，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从炀帝即位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重役。仁寿四年十一月，他发丁男数十万，在今山西、河南境内夹黄河两岸掘了两道长堑。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京，月役丁二百万（次年正月告成，历时十个月）。同时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丁男前后百余万开凿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不到半年便完成了这两项工程。这一年还在江南采伐木材，建筑东京和其他各地宫殿；为了巡游江都而在江南造作龙舟和数以万计的各色大小船只。八月巡游江都，征发挽船士数万人。粗略估计，从仁寿四年十月到大业元年十月的一年间，被征发的丁男不少于四百万。大业二年统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就是说，平均每两户征发一丁，而且征发地域集中在河南至淮南之间，这一地区被征发的丁男所占的比例当然更高。营建东京的两百万丁，由于苦役，死亡率殆半，其他劳役的死亡率大概也差不多。可见这一年征发丁男的比例和死亡率都是高得惊人的。此外，该年被诛戮和流配的所谓杨谅“叛党”还有几十万人。

随后是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开凿永济渠。早在开皇六年和七年，文帝曾两次修建长城，一次征发丁男十一万（一作十五万），另一次征发十万余，都是按制度“二旬而罢”。大业三年炀帝到榆林，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虽仍按制度“二旬而罢”，但死者过半。次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丁男不足，以妇人供役。七月，炀帝北巡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此外，大业三年，还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一条通往并州的驰道，虽没有具体的征发数字，但征发范围达十余郡，人数当不会少。从大业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所发丁男以至妇女，大约在三百万人次左右，征发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当时这些地区的户数，大致为三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征发比例也非常高。

炀帝在十四年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年不出去巡游。他曾三巡江都，三到涿郡，两至榆林，一游河右，还有长安与洛阳间的频繁往还。伴随着巡游，到处建筑宫殿；每次出巡，宫人、侍卫和各色随从人员多达十万人，沿路供需都由所经地方承办。这笔费用最后都落在人民的头上。

这些劳役征发超出了人民所能承担的限度。大业六年就已有人民起义发生。次年，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更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和劳役，终于点燃隋末农民起义的燎原大火。

炀帝三征高丽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东晋时，高丽入据辽东，奚、契丹、靺鞨等族受其控制。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进攻辽西，被隋朝地方军击退。文帝发兵三十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炀帝即位后，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决心大举东征。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就是要为东征作交通运输准备。同时，炀帝命令山东（今河北、山东地区）广置军府，充实军马，整备武器。运输之役更是繁重：七年二月，炀帝命令在东莱（今山东莱州）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严急，死者达百分之三四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辆，装载衣甲帐幕，由兵士自己牵挽，送往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黎阳（今河南浚县）及洛口（在今河南巩义境内）诸仓米到涿郡（辖境在今北京、天津、张家口一带），船舶连接达千余里。运输兵民交错往还，昼夜不绝，死的就抛在路旁，臭秽满路。又发民夫自办车牛运粮械到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两镇，车牛都一去不返。又发鹿车（即独轮车）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三石米还不够路上吃的，车夫到镇无米可交，只好逃亡。

大业八年，隋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分左右各十二军，运输人员加倍。当年二月，炀帝和大军渡过辽水，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这次声势浩大的东征本来不得人心，高丽又顽强抵抗，隋军遭到失败，士兵役丁死亡大半，物资装备几乎全部丢失。宇文述进攻平壤（今朝鲜平壤）的九军共三十万五千人，只两千七百人生还辽东。七月，炀帝被迫退兵。

失败并没有使炀帝接受教训，他在退兵时就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诸仓谷物北上。九年正月再次在全国征发兵士集中涿郡。四月，炀帝再渡辽水，和上次一样攻围辽东城，一个多月仍没有攻下。六月，在黎阳督运兵粮的杨玄感起兵攻东都（东京改称）。消息传到前线，炀帝有后顾之忧，只好退兵。

同年八月，杨玄感败亡。但农民起义军却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崩溃前夕。炀帝妄想以对外的胜利来扭转危亡的命运，于大业十年二月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三月炀帝又到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高丽虽两败隋军，却因连年战争，所受损失也非常严重，所以立即遣使请和，并囚送隋的叛将斛斯政。这次战争是在义军遍地的形势下发动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达，有的根本没有来，来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员不足，实是凑合成军。炀帝也感到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因高丽请和，乘势收兵。

隋末农民大起义

炀帝三次东征，给人民造成一场非常严重的灾祸。大业八年云集涿郡的兵士和民夫大致为三百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造船之类的就地征役、或逃或死的兵民，数字就更大了。以后连年东征，都是在全国征发，人数也不会少。除了劳役以外，军需的征发也非常严重，常规租调已预支数年。这样扰动全国，弄得盛强的隋王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杨玄感的檄文），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受到无边的苦难。

河北、山东是筹备东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这一地区遭到特大水灾，次年又发生旱灾，人民走投无路，起义的战鼓首先就在这里敲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反抗。这一年还有刘霸道起义于平原东豆子 （今山东商河、惠民间），孙安祖、窦建德起义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各在境内起义。后来发展壮大的翟让领导的瓦岗（在今河南滑县南）军和以后南渡长江由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起义军，也都在这一二年间组织起来。从此直到隋亡，见于史籍的武装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达岭南，东至山东、江浙、福建沿海，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其中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的约占半数，起义时间也较早。这些起义队伍经过激烈的搏斗，分并离合，最后大致形成三大起义力量：一是威震全国，据有河南的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是雄踞河北的窦建德领导的夏军；三是自淮南转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领导的吴军。

关陇贵族统治集团的分裂

农民起义军的发展，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有的反隋武装力量，本来就是乘乱起兵的地方豪强，如据有朔方的本郡豪族梁师都，据有江南吴兴等郡的江东豪族沈法兴，据有江陵的萧梁后裔萧铣等；也有拥有兵力的军府将领，如据有陇右的金城府校尉薛举，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区）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等。他们大都志在乘乱割据。更有不少地主豪强参加了起义军，比如瓦岗军中的徐世勣、王伯当等。此时，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也发生了分化。尤其是大业九年杨玄感的起兵，对隋朝的崩溃有很大影响。

杨玄感是大贵族、权臣杨素的儿子。第二次东征时，他以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粮食，六月，聚众起兵，攻围东都。炀帝派来救援东都的辽东还军将到，玄感撤围西入关中，八月为追兵所及，败死。杨玄感声称“为天下（百姓）解倒悬之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一呼而集就有十万人。他的好友和参谋李密，家世也是西魏以来的关陇世袭大贵族。和玄感通谋的斛斯政、投奔玄感的李子雄及隋宗室观王杨雄的儿子恭道、大将韩擒虎的儿子世谔，也都是关陇世袭贵族。杨玄感虽然很快失败，但却促使了作为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的迅速分裂，进一步孤立了隋炀帝。

隋代壁画《备骑出行图》

山东嘉祥英山徐敏行夫妇墓出土。

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第三次巡视北境。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子）眼见隋朝大势已去，就发兵围炀帝于雁门，也企图乘机称霸。炀帝下诏各地募兵救援，九月解围，炀帝还东都。从此，突厥经常攻扰并州，威胁太原。

并州地区的起义力量在大业十一至十二年间日益壮大，汾水两岸义旗竞举。在此背景下，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而起。李渊（即唐高祖李渊）是西魏六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既是关陇世袭贵族，又是炀帝的姨表兄，一向为炀帝所信任。大业十一年他以山西河东慰抚大使领兵解雁门之围有功，被留在并州防御突厥和镇压农民军。大致在大业十二、十三年之间，炀帝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当时，隋朝的危亡形势已很明显。李渊既害怕无功被罪，又怀有政治野心，加之次子李世民等的劝说，经过密谋部署，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七月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李渊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大丞相，掌握大权。次年五月，李渊代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

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推李密为魏公，先后攻占洛口、回洛、黎阳诸仓，散粮聚众数十万，进逼东都。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也在这年称长乐王于乐寿（今河北献县）。

隋炀帝的穷途末路

自大业七年农民起义爆发时起，隋炀帝就力图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文帝时就经常超越法律、任意加刑，这时更甚。大业七年，炀帝命令窃盗以上，不分轻重，随获随杀。九年又下诏凡为盗者抄没全家。杨玄感被镇压后，朝廷追究党羽胁从，死者达三万多人，凡取过黎阳仓粟者，不管多少，一律处死。秉承炀帝意旨，统兵镇压起义军的将领任意屠杀人民。如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愈加壮大。大业九年以后，隋军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已不能控制广大农村。炀帝命令百姓尽数迁入城内，就近给田，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大业十二年炀帝第三次到江都。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感到处境的危险。但为了逃避现实，他整天饮酒作乐，不准人说“盗贼”众多，如有人这样报告，轻则免官，重则处死。那时炀帝所能控制的地域已非常狭小，粮仓被占，租调不入，江都粮食供应越发感到困难。一些江南出身的官僚建议炀帝南渡。炀帝便在十三年下令修筑丹阳宫，准备渡江。

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时，炀帝为了扩充军队，除征发府兵外，又曾募人从军，称为骁果。这次到江都，天下大乱，府兵上番宿卫制度难以维持，只能以骁果代替。骁果中多数是关中人，一向不愿久留南方，往往逃亡。为了安定骁果，炀帝竟然搜括江都寡妇和未嫁女子强配给他们。此举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骁果们知道炀帝方谋南渡，就决定劫掠马匹财物，集体西返。十四年三月，在炀帝宠臣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的鼓动下，骁果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炀帝侄孙秦王浩为帝，推宇文智及兄化及为大丞相掌握大权，率众自运河西返，他们来到徐州时，路已不通，就又掠夺百姓的车牛，改从陆道进向东都。

炀帝死讯到达东都，群臣立炀帝的又一个孙儿越王侗为帝，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这年六月宇文化及兵到黎阳，黎阳早由瓦岗军占领。那时，李密已接受东都官爵，便与化及在黎阳的仓城相拒。化及粮尽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九月杀秦王浩，称帝，国号许。唐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于聊城为窦建德所擒杀。李密击走宇文化及后，想应命到东都去“辅政”。当时，东都发生内讧，反对召李密的王世充专政，发兵攻李密。武德元年九月，李密于偃师战败，降唐。王世充击败李密后，声势很大，遂于次年四月，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改元开明。到此，三个象征性的隋政权残余全部灭亡。

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

隋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南北合流。隋朝时期表现在哲学、文学、语言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南北交融，是显著的。

南北朝时期思想界以佛教思想最为活跃。当时南、北佛学的学风不同，南方重视义理，北方重视禅定。陈、隋之际，智顗创立天台宗，参合南北学风，主张义理、禅定并重，提出“止（禅定）”“观（义理）”法门作为最高修养原则。由于汉魏以来传入中国的佛经存在着教义上的重大分歧，随之形成各种学派。天台宗批判、整理、解释诸经、诸学派的教义，形成一套由低级到高级、分别层次的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止观”法和“判教”体现了南北佛教学风和各种学派的交流和统一，适应了统一王朝的需要。

南北朝时期对儒家经典的传习、讲授，南北各有所主，互不相通。学风上，江南继承魏晋以来的新经学，又受玄学的影响；北方仍守汉代遗风，比较质朴。梁末，一些南方儒生如萧该、何妥被迁入关中，可能对北学发生影响。隋代最显赫的经学大师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刘焯、河间（今属河北）人刘炫被称为“学通南北、博极今古”，他们注解《尚书》和《春秋左氏传》都舍北从南。这时，经学由南北交流走向统一，但这个统一却是南方征服了北方。

南、北文风过去也不相同。南朝讲究声律辞藻；北方质朴，宜于实用。北魏中期以后，南方文学逐渐在北方传播。北齐、北周时期，北方作家多以南方作家为楷模，出现了以南方文学为主流的文风统一过程。隋代前期，李谔上书，乃至文帝下诏，企图阻止南方文学的流行，但都没有收效。炀帝爱好甚至尊重南方文化，来自江南的文人获得宠任，鄙视江南为“东夷”的臣僚被处杖刑。在炀帝的大力提倡下，南方文学成为正统。

由南北交流发展到南北统一的倾向也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南北书法是有区别的。南方自东晋以来流行的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首的新书体（行草书），秀逸流移，长于书札序跋；北方上承汉魏隶法，方正遒劲，长于碑刻榜题。西魏破江陵，王家书法的传人、文学家王褒被迁入关中，不仅对关中文学的转变有极大影响，书法也为贵族子弟所崇尚，盛行一时，以至作为关中名气最大的书法家赵文渊（唐人避讳作“文深”）也不得不学习王褒书体，但他的碑榜书却为王褒所推重。隋代书法艺术综合南北，为唐代书法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需要，还推动了音韵学的研究，音韵之书竞出。但那时吴楚之音“轻浅”，燕赵之音“重浊”，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各种韵书无不杂有地方土音。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陆法言等八人，感到各地语音驳杂，缺乏统一的标准，便共同研讨南北古今语音的同异，而以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地区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对当时语音详加校正。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大义，又参酌南北诸家韵书，于仁寿元年（601）撰成《切韵》五卷。《切韵》是一部集南北音韵研究之大成的巨著，为唐宋时期音韵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方、江南、西域以及外国音乐，在隋代也得到交融发展。北齐、北周时期的宫廷已有龟兹、高昌等西域乐，后来为隋朝继承。开皇九年（589），隋朝平陈，获得宋、齐音乐和梁、陈乐人，文帝下令太常寺设清商署管理他们。大业六年（610），炀帝命各地捡括西魏、北齐、北周、陈朝的乐人子弟，集中于太常寺。开皇年间曾定七部乐，大业中改为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还有天竺、高丽两部外国乐。隋九部乐后来沿用至唐，又有了新的发展。

科学技术在隋代取得了新的成就。经学家刘焯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使用定朔计算法取代过去的平朔法，创制了当时先进的历法《皇极历》。后来，唐朝李淳风依据《皇极历》制成《麟德历》，行用于唐朝前期。定朔法的采用是中国天文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刘焯还观测五大行星的位置，对它们各自的近日点和远日点作了比较精细的计算。另一位天文学家耿询，制成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装在暗室中，借水力运行，与室外的天象恰相符合，设计十分精妙。

巢元方是隋朝最著名的医学家。他撰写的《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从病的来源和病的症候两个方面诊断疾病，共论述了六十七个门类、一千七百二十种病候，并探究其病源，提出医治的方法，开辟了后世病因学和病理学的研究途径。

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隋代地理学取得新的成就，特别是地图的编绘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大业初年，朝廷根据诸州申报的各地风俗、物产、地图资料，编成《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大业六年，炀帝又命臣下依据图经撰成《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图志所叙的山川、郡国和城隍，均附有地图，是一部地理学的巨著。炀帝时的著名地理学家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一部地理学名著。

隋朝工匠李春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城南洨水上所建的安济桥，即赵州桥，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大石桥。安济桥是一座空腔式拱桥，净跨为37.02米，净矢度为7.23米，主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空腔弧拱式的设计，可以减轻桥基的负担；单孔大弧孔可以增大排水面积，小拱可以分洪，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力；大跨度、低弧形、单拱的建筑设计，既节省工料，又便于运输通行。安济桥的设计和建造，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它比欧洲同类空腔式桥梁的出现要早七百多年。

（唐长孺）

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国在唐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唐王朝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间在中宗、睿宗之际曾出现过短暂的武周政权。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统计，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迄安西，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通称“二京”。

唐朝的建立和前期的统治

唐朝的建立和平定全国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山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于各地。李渊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后，看到隋朝即将败亡，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到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州），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经过反复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杀薛举子薛仁杲，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今甘肃武威），胡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山西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窦氏余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余部在辅公祏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丹阳，称宋帝。七年公祏被执杀，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被消灭。五年，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唐所有。

陕西西安城墙

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是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征讨据有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政治制度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布国家大政的一个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都在这一年正式颁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发展。

唐因隋旧，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抄。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和侍郎，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八座”。每部分设四司，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合称“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九寺五监也是中央的重要机构。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州设刺史；有时称郡，则设郡守。县设县令。刺史（郡守）、县令掌本级地方政府的政令。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百户为里，设里正；五里为乡，设耆老（贞观九年，每乡置乡长，后废）。城市的居民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乡、里、坊是最基层的政权，对城乡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催督课役，镇压反抗。在沿边及内地紧要之处，州（郡）之上还设有都督府，长官是都督，原来只管军事，因都督例兼所在州刺史，故亦兼管该州民政。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道），称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从关内道析出京畿道，从河南道析出都畿道，增置黔中道，共成十五道。唐朝不断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官员分巡诸道，监察刺史以下各级地方官的善恶，以整顿吏治，并加强中央集权。开元年间（713～741）各道渐设有治所，这种监察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行政区的性质。

刑律和法规

唐朝先后颁布了律令格式。律指刑律，令指国家对各种规章制度所定的条例，式指各种章程细则，格基本上指皇帝不断以制敕形式颁布的禁令汇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再修订的《唐律》。

唐高祖即位后，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损益隋朝的《开皇律》，制定新律，即《武德律》，在武德七年（624）正式颁布。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厘改《武德律》为《贞观律》。唐高宗即位后，令长孙无忌等人删改《贞观律》，勒成十二卷，是为《永徽律》；并令长孙无忌撰《律疏》三十卷，逐条解释律文。《律》与《律疏》后通称《唐律疏议》。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体现了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职能。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各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

兵制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兵制。西魏、北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府兵制发展到隋代已渐臻完备，但在隋朝覆亡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因此，在唐初，统治者必须重新整顿兵制。唐高祖于武德初置十二卫，下设军府，有时称骠骑府，有时称统军府。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调整和健全府兵制，下令改统军府为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统率本府卫士（兵士称号）。折冲府的数目有所增加。当时全国约有六百多府，关内道占二百六十余府，形成了军事上居重驭轻的局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每逢战争，皇帝命将帅领府兵出征，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形成将帅专兵的局面。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卫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兵例从受田民户中选拔丁男充当，三年一拣点。这种亦农亦兵的卫士三时耕稼，冬季讲武，既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农村劳力。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另一项任务是戍边征防，即出征和到沿边的镇、戍充当防人。府兵执行这些任务时，均须自备衣粮和部分武器。卫士免除一般的课役负担。

府兵制是唐朝统治者对全国百姓进行军事镇压的暴力工具，也是捍卫民族利益和进行民族征服的手段。充当府兵是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中央禁卫军，除主要宿卫南衙，归十二卫统领的番上卫士外，还另置北衙禁军。后者是皇帝的亲军，专司守卫宫禁和扈从。其原为元从禁军，成员老、死后例由其家子弟及上户子弟补充，后亦改由卫士简补或招募。北衙军的名称及组织屡有改易，曾出现过飞骑、百骑、千骑、万骑等称谓，至开元、至德之际终于形成六军，即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及左右神武军。

除府兵外，统治者往往强行征募民丁充当镇戍防守，或临时组成军队出征，以应付战争，这种士卒称作兵募。

唐代从军的人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地主。立有战功的军人可以根据勋位得到勋田，不过实际所得勋田远远少于法定的亩数，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

学校和科举

学校是培养地主官僚子弟、使之成为后备官员的场所，科举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之一。

学校分京师学和州县学。京师学隶属于国子监，包括以下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类学校均置博士与助教以授经业。学生称作生徒。诸学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国子学专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三百人；太学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有五百人。至于四门学则兼收六、七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多达千余人。律学、书学和算学居于次要地位，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可以入学，名额各数十人。在地方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规模较小，生徒有限。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的生徒主要学习儒家的经典，诸经中尤其以《孝经》和《论语》为主，是共同必修的经书。考试的方式是读和讲，通经数达到标准方可卒业。唐朝力图把生徒培养成合格的封建官吏，用以对人民进行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发展学校，增筑学舍，大增生徒，各少数族及亚洲各国君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于是儒学大盛，为古昔所未有。

唐朝在门下省设宏文馆，在太子东宫设崇文馆，各置学士若干人，除掌书籍外，亦教授学生，唯学生均来源于高级贵族、官僚子弟，为数不过数十人。

除官家的学校外，当时还有私人聚徒讲学。

适应门阀世族日益衰落的历史趋势，唐朝继续发展与完善新兴的科举取士制度。参加科举的人有由学校保送的生徒，有通过州县初试的乡贡。唐代科举分制举和常举。制举由皇帝下诏举行，以待“非常之才”，随时设科，名目繁多。最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辞科等。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到唐太宗时，此科几至废绝，士人的趋向才开始转变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试帖经、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在贞观年间试策和经义，高宗时加试杂文（指诗赋），到玄宗时始改变为以试诗赋为主。此科后来跃居独重地位，进士及第者往往能飞黄腾达。常举须先通过礼部试，进士及第者仅得出身；然后通过吏部试，身、言、书、判合格者始得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

唐刻《石台孝经》（局部）

最早保存在唐代长安城务本坊中的国子监太学（今陕西西安陕西省体育馆一带）内。五代时移至改建过的长安城中文宣王庙（即孔庙，今西安钟鼓楼广场附近）内，成为中国古代有目的地收藏保存碑石的第一个地点。因该处地势低洼潮湿，碑石易陷倾，宋代时又把这些收藏的碑石移至府学北墉（今西安三学街）。经历代增添，形成了今天的西安碑林。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所谓门荫，是指凭借先辈的官资以荫得官。唐代属于九品范围的职事官称流内官，低于九品职事官的官吏称流外官，流外官多半是出身卑微的胥吏。所谓入流，是指流外官经过考诠，升职为流内官。唐初，由此两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员才占了多数。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是选官制度上的一个进步。它在削弱门阀士族的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员文化水平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期政局的发展

唐朝前期政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武则天执政时的政局变动和玄宗朝的开元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开明皇帝，接受亡隋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留意“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能够面折廷诤，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不避权贵；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纵鹰犬，罢贡献，节俭自持，力戒奢淫，二十年间风俗淳朴；修撰《贞观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士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唐太宗被少数族尊为“天可汗”。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唐太宗承认，他孜孜从政是为了使公卿百官“长守富贵”，即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而采取上述进步的开明政策。因而，贞观年间不但有卖子鬻女的现象，而且发生过农民自残肢体以逃避徭役的事。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彟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勣、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天下称皇帝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十五年之久（690～705）。

武则天操国柄将近半个世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她重视农业发展，曾向高宗建言劝农桑、薄赋敛；以后又向全国颁布了《兆人本业》，用以教导农民，内容包括农俗四时种莳之法。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她破格用人，发展科举制，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官员。她还一再下令放奴为良，限制王公以下的蓄奴数，禁止西北一带养蓄突厥奴婢，各地不得以“佣力”为名质卖男女。武则天即位前，还令大臣撰成《姓氏录》，以代替《贞观氏族志》，进一步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同时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等七姓十一家相互通婚。上述建议、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生产有所提高，户口迅速增加。

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消极的一面。她广建佛寺，筑“明堂”“天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其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一方面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开始趋向弛坏，农民逃亡逐渐普遍，阶级矛盾有激化的倾向。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武则天在夺权的过程中曾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和索元礼等，广事罗织，以酷刑逼供，大兴告密之风，一时冤案累累，滥杀无辜中也不免祸及部分劳动人民。到武周政权基本巩固之后，这种风气才有所收敛。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暐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

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余党武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肆意侵剥劳动人民。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此后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政局至此结束。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力求有所作为。他先后以姚崇、宋璟、张嘉贞、韩休和张九龄为相。诸相或忠言直谏，或守法不阿，或长于吏治，均能较好地辅佐皇帝。玄宗本人留心纳谏，精简机构，释放宫女，减毁服玩，显著节省了开支。其时对官吏循名责实，对地方官加强监督，吏治趋向清明；又针对经济、财政、军事上出现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收到一定的效果。在经济上，大力兴修水利，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以发展生产。文化方面，在东、西二京置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故开元年间形成了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局面，史称“开元之治”。这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唐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

地主经济和租佃关系

唐代前期尽管继续实行均田制，地主占有土地并剥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在地主阶级内部，有官僚贵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贵族自北朝以来世代做官，田产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赐田，有些则是新贵从李唐政权获得的赐田。无论是官僚贵族、庶族地主还是商人、高利贷者，都大量购买土地。有的人“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不少官僚贵族地主还依据官品、勋品从国家得到永业田和勋田。所有的地主不仅用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为供游赏的园林，这种情况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郊区尤为普遍。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一度有所削弱的寺院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恢复和发展，并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寺观不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据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产是来源于施舍。

《辋川图》（局部）

唐王维绘。盛唐诗人、画家王维在今陕西蓝田西南十余千米处，原宋之问的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了辋川别业，形成了既富有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在古代，建于业主所属领地或田产范围内的别业，与庄园相同。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约，是当时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见证。吐鲁番的租契反映，主佃双方多为小农，他们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经营不便而交错出赁土地，也有小农因家贫无力垦种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当性质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断定，地主与佃客间建立租佃关系的情况一定也相当普遍了。根据出土契约，租额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预付和后付，地租有交产品和货币之分，上述诸区别取决于土地质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种类。租佃关系采取契约形式，定额租的产生和流行，凡此都说明唐代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历代有明显的减轻。部曲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计在大多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部曲已经极少，《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文字是从《开皇律》中承袭而来的，并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赐奴婢的情况，动辄以数百人甚至以千人计，受赐者大多是立有战功的军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国以后，赐奴婢的数量锐减，说明掠战俘为奴的习惯不再盛行了。上述各种情况反映，地主对依附者的超经济强制明显地趋向缓和，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隋末农民起义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均田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则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民户中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官员按品级受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勋官按勋品受不同数量的勋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笃疾、废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与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宽了对买卖永业田、口分田的限制。不仅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均田令的记载，《唐律疏议》中有土地还受的规定，而且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手实、户籍和给田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也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均田制实施的状况。从上述文书可知，民户“应受田”额与“已受田”额距离颇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亩数。

封建统治者实行均田制的目的是：尽量利用现有劳动人手垦种土地，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和保证财政收入；通过授贵族、官员永业田和授勋官勋田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阶级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过实行均田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

课役制度

唐朝前期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和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户税和地税是辅助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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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徭

唐代正役以外的一种劳役。杂徭一名始见于北魏，唐代与租庸调并列为赋役正项。这种劳役由地方官（或中央指令）在有事时临时征发，由府、州的户曹或司户参军事、县的司户佐实际主管。由于杂徭具有地方性和临时性，不仅各州各县的服役项目不尽相同，一州一县每年也不尽相同，均由地方随事支配。如修筑城池，维修河道、堤堰、驿路、廨舍等均是较普遍的杂徭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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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役

唐代把各种有名目（即色）的职役和徭役称为色役。担任某种色役的人可以免除课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唐代服色役的一般是良民及具有资荫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由具有资荫的五品以上官子孙及品子、勋官所承担的色役，由白丁充任的色役，由特殊身份的人或贱民充任的色役。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怀集县庸调银饼

租庸调课敛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作调；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绢，每日合三尺，这种以绢折役的办法称作“输庸代役”。不产丝织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调绢，另纳麻三斤，庸绢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正役以外，农民须服杂徭，有的还要服色役。

唐朝把民户划分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户等主要根据财产和户内丁口多少划分。国家根据户等高低征收税钱，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开元时，户税分小税和大税，每年收小税约四十万贯，三年收一次大税约一百五十万贯。此外，每年还另收八十万贯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宝年间，八等（即下中等）户纳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户纳钱二百二十二文。户税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唐太宗继承隋制，于贞观二年（628）在全国普遍设置义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百姓根据籍内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亩纳粟或麦、稻二升于义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义仓征敛即地税。后来由于“公私窘迫”，国家遂贷义仓存粮支用。自中宗神龙（705～707）之后，义仓储粮支用向尽。天宝七载（748）以后，每年地税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是唐王朝的一笔重要税收。

农业的发展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推动下，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

当时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尚书省工部设有水部郎中，负责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监有都水使者，主持兴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运等事宜。各地的渠及斗门均置长一人，专司调节渠水、分配使用。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兴筑于前期，这与当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有关。比较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六千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顷；武则天执政时期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三十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期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轳和桔槔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式水车溉田。

曲辕犁模型示意图

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的发展导致垦田数量和户口的增加。开元年间，有的地方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有的地方原来榛莽丛生，这时也变成了秔稻之川，土地得到了空前的开发。随着垦田的扩大，新增加了一些县。贞观年间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经过百余年的繁衍和逃户落籍，到天宝十三载（754）增加至九百余万户，而据杜佑在《通典》中估计，如果把隐漏的逃户、隐户都计算在内，人口最多时的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

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狩猎纹夹缬绢

夹缬在唐代常用做妇女的服饰，还作为家具的装饰品。

唐代前期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手工业分官府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官府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两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两道稍逊于上述各道。上等丝织品称绫称罗；绢和 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捣练图》（局部）

唐张萱绘。此图描绘了唐代妇女捣练、络线、熨平、缝制的劳动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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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

唐代烧制的一种低温多彩的铅釉陶器。它是在铅釉陶中加进铁、铜、钴、锰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而烧制出的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二色或三色于一器，甚至也有五色的低温釉陶。一般由黄、绿、白三种色釉组成，蓝色出现较晚。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这是利用铅釉易于流动的特点，在烧制时呈色金属熔于铅釉中随其任意流淌，加之施釉用量的不同，呈现出浓淡及流淌长短等不同现象。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类有壶、罐、瓶、尊、碗、盘、杯、钵、枕及文房用具等，形体圆润、饱满，体现了唐代丰满、健硕的艺术特征。俑类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种。前者有文官武士、男女侍从、胡人、贵妇、乐舞人像等，造型精练概括，能刻画出不同民族、阶层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后者以马和骆驼最出色，比例准确，结构分明，形体转折起伏完全符合解剖规律。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盛唐因厚葬之风盛行，达官贵人为夸耀其财富和追求奢侈的排场，专门用唐三彩陪葬。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代国力的衰退，唐三彩的烧制也逐渐走向衰微。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著进步。传统生产的越窑青瓷，“类冰”“类玉”，晶莹可爱；新产品白瓷开始制造于北方的邢窑（在今河北邢台），色泽“类银”“类雪”，质量很高。唐代还出现了三彩陶俑，即所谓的“唐三彩”，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二百七十件，经过鉴定，知道当时已出现了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唐代手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是广大手工业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高级手工艺品却全部供统治阶级享用，劳动人民只能使用一般的民生日用品。

商业的繁荣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比魏晋南北朝时显得繁荣。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开炉九十九处，一年铸钱达三十二万七千余贯。随着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一些藏镪巨万、邸店 [1] 遍海内的大商人，他们多从事远地转运，获取巨额利润。更多的是小本经营、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贩。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三十里置一驿，全国共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的驿八十六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交通孔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营店肆，备有“驿驴”，供行旅者骑用，倏忽数十里，相当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城市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诸州、县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理。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经济比较繁盛的城市。长安的坊为居民区，全城居民约有百万左右。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市内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进行贸易的场所。除长安、洛阳外，唐代重要的城市还有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及号称“锦城”的成都。广州则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在城市中，诸“市”内各业分行序列，从而产生了由同行业者组成的“行”，每行有行首或行头，负责向国家纳税，执行官府命令。

唐朝的工商业虽然空前繁荣，但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绝对支配地位。长安的东、西两市一共才占有四坊之地，与全城的百余坊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加之钱绢兼行，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

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

开元、天宝之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唐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改革。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于是渐渐被破坏。田令规定永业田只受不还，而且二十亩永业田一般足额，口分田则严重不足额。所以每还受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其次，从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倾向渐渐明显，尤其是唐朝永业田、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许出卖，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助长了土地买卖的趋势，这就为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破坏提供了条件。再次，贵族、官僚强买民田，侵夺私地，非法侵占国家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民间受田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最后，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以来，几经兴废，且废而一再得以复行的条件是，国家能够不断掌握大量荒地。这一情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秦、汉以来只有黄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已经垦辟，而周围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还有大片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而且中原每遇战乱，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们到南方很容易“求田问舍”，故在战乱结束后多不再重返故里认领原有的土地，那些抛荒田的存在，就成为历届王朝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条件。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唐代，待开垦的沃壤已不多了，避乱逃亡的地主很难在别处获得未开垦的荒地，在战乱平定后多数要还乡认占旧有土地，因而地主政权再也不能自行处理“无主抛荒田”了。这是实行了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叶最后失去生命力、无法继续推行的原因所在。均田制的最终破坏，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唐永徽二年（651）高昌县授田簿残片

新疆吐鲁番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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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户

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又称括客。这种清查浮客的活动，历代均有。东魏末，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是以括户名使的第一次见于史籍。隋朝的租调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调都以人丁作为征发对象，因此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对户口的控制，严禁百姓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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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类户口，与主户相对而言，泛指非土著的住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

课役、财政改革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课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实行之初，就有不少农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崩坏的过程中，民户受田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现象，故唐朝在财政上不免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因此，李峤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议，一方面奖劝逃户返旧贯自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不愿还旧贯者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大概此议为朝廷所采纳，故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文书中分别出现了“括浮逃使”和“括户采访使”等职衔。进入盛唐以后，逃户问题更加严重，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户凡八十万户，籍外剩田“亦称是”。劳动人民脱籍亡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括户是唐王朝针对逃户采取的措施，斗争的剧烈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加速变化。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回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回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韦坚又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北运长安，显然是“回造纳布”的继续。唐朝统治者用各地运来的绢、绫、罗、金、银、珠宝等轻货购买关中地主的存粮，以解决财政问题，显然是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

从武周到开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溃的时期。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贫苦农民逐渐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番上宿卫的卫士原系执行侍卫皇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后来被官吏任意驱使，甚至执童仆之役，身份大为降低，京师人甚至以“侍官”为辱骂时的用语。高宗时因为军镇增加，仅府兵不足戍边，开始强使征行的一部分兵募也充当镇兵。戍边的府兵和兵募本来规定三年轮换，开元时延长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长征不归，并且他们均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富人子弟由于勋田逐渐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数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旧兵制的崩溃又反转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唐朝统治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面临折冲府“宿卫不给”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兵制的彻底改革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招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 （音郭）骑”，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皆免征镇赋役。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兵，听家口自随，官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征兵制已改为募兵制，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终告废除。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开始产生于近边诸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与府兵不同，不需自备戎具、衣粮，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雇佣职业兵的性质。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兼领。

开元、天宝时期兵制的变化和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频仍，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打败西突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防御线大大延长，再调兵遣将东征西讨已很不便，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始有节度使之号。至天宝初年，后突厥兴起，吐蕃、奚、契丹不断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边地形势紧张。于是全国先后出现了十道节度、经略使，即安西、北庭伊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及岭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

政治制度的改变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职官制度的混乱和变革就是其中主要表现之一。

首先是尚书仆射地位的降低。仆射在唐初是当然的宰相，而且是从二品官，品阶高于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但武周政权结束后，仆射凡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者不再是宰相，称为“空除仆射”。这一变化说明中书省、门下省的地位有相对的提高，尚书省的地位有所下降。

唐朝描金彩绘釉陶文吏俑

其次，政事堂原置于门下省，高宗死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宰相张说又改政事堂号为“中书门下”，下面设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这一变革对尚书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权和重叠现象，也是动摇旧宰相制度的表现之一。

复次，差遣制逐渐流行，差遣职增加，成为固定职官。差遣制的特点是：官与职脱节，本司官往往判别司事；差遣官无定员，无品秩；其任命不由吏部和兵部诠选。非三省最高长官的其他官员，假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使居相位，就是一种差遣官。但在唐初，差遣职务多属临时性质，而且是一种个别现象，并不普遍。武则天执政时期破格用人，官员大增，差遣之法逐渐流行起来。到玄宗朝差遣官成为制度。当时带“使”字的职衔均为差遣官，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差遣官大量出现，不一而足。

最后是翰林学士院的兴起。武则天执政时，为夺宰相之权，引文学之士多人密令参决奏议疏表，时人号为“北门学士”。玄宗于开元末年置翰林学士院，学士专掌“内制”。学士也是差遣官的一种，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书省形成部分侵权。

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犬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唐朝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

安史之乱

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东北一带的杂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以巩固自己独专朝柄的地位，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卢军事。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

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安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敦煌王李承宷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安史军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发动战争不得民心，到处遭到群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次事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是阶级矛盾由缓和走向激化的转折点，是唐王朝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刘晏的财政改革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当时税源枯竭，开支浩繁。为了维持统治，必须整顿并改革财政。形势的要求造就了一些理财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代宗朝的刘晏和德宗朝的杨炎。

宝应元年，代宗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广德二年（764），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南转运使，以后又兼盐铁使、常平使等职。刘晏在整顿财政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漕运、改进盐政和行常平法。

安史之乱使汴河堙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刘晏为整顿漕运采取了以下几项有效的措施：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粮分段运往太仓；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制造适合于各河水流的坚固耐用的船只；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以盐利充漕佣，雇船工、水手进行运输；大力疏浚运河道，畅通漕运。经此整顿，运量大增，运河沿线的社会经济亦得到恢复。

刘晏在肃宗上元元年（760）任盐铁使后，根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原则，改革盐法，其主要办法是：国家在产地统购亭户（制盐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卖给特许的盐商，任其自运自销；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国家用所得的绢制做将士春服；离盐乡很远的地方，转盐官在那里储备食盐，等商绝盐贵时减价出卖，称作“常平盐”。经过整顿，盐利由每年四十余万缗增加到六百余万缗，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刘晏自京师至诸道巡院重价募“疾足”，并根据他们及时汇报的全国各地的物价和年景，实行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的办法，以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常平法。

上述改革对唐朝的财政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还没有触及主要的赋税制度，而且岁入的增加最终是来源于对人民的剥削，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两税法的实行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唐朝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政治大动乱中，赋税征敛也随之紊乱，财政、经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田不足和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民无力负担只问丁身、不问资产的租庸调和杂徭，占田以千亩、万亩计的地主积谷无算，却只负担微不足道的丁课，而唐王朝财源枯竭，无法按旧税制加重“积谷翁”的负担；在正税失灵、官禄兵饷日增的条件下，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民不堪命，破产农民大量转化为逃户和浮客，阶级矛盾随之趋于激化。

针对上述问题，代宗时已开始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户税和地税。而到唐德宗时，终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宣布实行两税法。新税制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一切苛杂，各项并入两税。不论土户、客户，一律就地落籍纳税，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税。新的税项是户税和地税。户税据户等以钱定税，纳税时可折收绫绢；地税按亩征收。由于小麦种植推广，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况已比较普遍，遂规定户税与地税都一年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因此新税制称作“两税法”。上述内容说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是土地制度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这次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对此后历代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税法实行以后，只能在较短的时间改善唐王朝的财政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因为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大地主、大商人或则利用特权免税、减税，或则利用非法手段逃税漏税；加之唐朝后期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时候往往几十年都不重新定户，结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产去税存之苦。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实施以后，唐朝的岁入又遇到了困难。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从地主手中低价购买谷物，就采取了两种措施：第一，户税尽量多征钱币，少折纳绫绢，这样就迫使纳税者多向市场提供商品粮、绢，国家就可一手向纳税者征钱，一手又从他们手里购买廉价的实物。其结果是导致市场上供过于求，物价连年跌落。两税法实行四十年后，绢价由每匹值钱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价由每斗二百文降到五十文。这样，按户等确定的户税钱额虽然如旧，而纳税者的负担却成倍地增加了。由于一般人看到物价下跌的趋势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就尽量贮藏钱币，甚至用销钱为器的手段逃避国家对藏钱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时，由于社会生产已经严重衰落，政府对物价失去控制，才产生了回升的趋势。第二，实行榷酤、税茶，即通过流通领域多收间接税的办法增加钱币收入，弥补正税的不足。这种措施同样也起了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

藩镇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继续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在节度使中，虽然有服从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其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同。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李、田遂联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不允，李纳遂反。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愬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其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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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军

唐代后期主要的禁军。神策军来自陇右，曾是唐中央的劲旅。德宗、宪宗时常用以出征藩镇；长安西、北备御吐蕃的部分防务也由神策军承担。神策军的地位日重，在宦官统率下，衣粮赏赐也比诸军优厚，于是戍守长安西、北的其他军队也都要求隶名神策。这样，神策军迅速扩大，德宗时已增至十五万人。由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及其他禁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从而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它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

《神策军碑》拓本（局部），唐柳公权书。

宦官专权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招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犬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诈。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

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剪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伾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伾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头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剪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员外郎韦贯之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厌恶牛僧孺等人，因此贬杨、韦两人，牛僧孺等只得长期充当藩镇的幕僚，不能即时升迁。这次事件揭开了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序幕。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与李让夷等人。牛党除牛僧孺、李宗闵外，主要成员还有令狐绹、李珏和杨虞卿等人。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牛党利用科举中投卷、关节之风，相互援引，竭力拥护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企图改革选举制度。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牛党持相反态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废佛之举，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恢复了会昌废佛时被废毁的寺院。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曾于大和五年（831）率众来降，德裕遂收复了该城。当时，牛僧孺居相位，因嫉李党之功，表示反对，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弃维州，悉怛谋等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牛李两党交替执政，执政时各自贬谪对方。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党从此失势，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东南）。以后，朝廷上形成了牛党当权的形势，党争至此结束。

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和发展，始终未能重现开元年间的全盛景象。安史之乱结束之初，中央所能掌握的户口仅三百万户左右，相当于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的客户落籍，经过整顿，增加至三百八十余万户。到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国家掌握的也不过四百九十余万户。户数大减于盛唐，固然与强藩巨镇不申户籍和逃户大量存在有关，但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不过，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在生产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南方农业的发展

各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北方战争频繁，社会生产时兴时衰；南方兵燹较少，加之北方人口部分避难南徙，增加了那里的劳力，因而经济成就远比北方显著。在水利建设方面，南方兴修了不少陂、塘、堤、堰，其中著名的如句容（今属江苏）复置的废塘绛岩湖，周围百里，开田万顷；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带筑堤以捍赣水，用斗门节水灌注陂塘近六百个，开田一万二千顷；其他如常州、湖州（今属浙江）、明州及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都兴修了溉田以千顷计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种植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已经采用插秧移植的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开始推广，亩产量有明显的提高。

植茶的发展对南方经济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名茶达二十余种之多，遍产于长江上下游很多州县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门等地经营茶业的人很多。私营的茶园或则雇农民采摘，或则出佃收茶租。官茶园则征发茶农从事生产。茶叶是经济作物，茶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唐代后期茶叶不但贩运于全国各地，而且也是输往少数族地区和国外的主要商品。

北方农业生产的徘徊迟滞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使得江淮一带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产区。在河朔藩镇不供贡赋的情况下，中央政权就只能主要依靠东南的浙江东、西，以及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提供赋税，其中尤以今苏南、浙江一带最为重要。漕运在唐代后期成为国命所系的大事，与江淮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户口数的此消彼长，亦呈现不平衡状态。兹据《元和郡县图志》将长江流域部分州的户数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全国编户锐减中，江南很多州的户数猛增，其中最突出的如襄州、饶州均增加约两倍，这确实是江南经济上升的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大增的州都在长江中游一带，下游除苏州略有增加外，其余各州均趋减少，有的地方减少的数字还很大，说明南方户口的增减也是不平衡的。

南方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后期手工业在南方也呈现上升趋势。取江南道、剑南道各州的土贡资料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推移，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是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民间大量植桑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非常有利。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著名的产地也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著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造船方面，当时已能制造“轮船”，用人力踏轮车转动，好像挂帆席一样便于航行。史籍记载，代宗、德宗之际巨商俞大娘，拥有可载米万石的大型航船，操驾之工达数百人之多。当时中国造的海船，有的大于外国的番舶。唐代后期制瓷业也有新的进展，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瓷窑近三十处，遍布于今十个省。施釉技术有所提高，普遍使用护胎釉，而且彩釉较多。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

唐代后期私营手工业作坊有日益增加的趋势。随着中央集权的瓦解和唐政权的衰落，官营作坊逐渐削弱，但统治者对手工业品贡户的剥削却无疑有所加重。生产领域中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在配置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后期的商业

当时商业的繁荣既与部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关，也与土地兼并造成的下述条件有关，如官僚、地主、商人日益富裕，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刺激了转运贸易发展，而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在商业病态繁荣中，官商合流的倾向比前期大大加强了。有的节度使也大肆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富商巨贾则贿赂官员牒补列将，甚至能升于朝籍。刘晏所说“如见钱流地上”，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首先反映在城市经济的发展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史载，贞元（785～805）时长安除两市外，在“要闹坊曲”之处亦有货卖用物的商贩。《唐阙史》亦载，京师宣阳坊设有彩缬铺。城中两市店铺鳞次栉比，数量大增，如会昌年间长安失火，延烧东市曹门以西的十二行，四千余家。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麇集着大量的客商，不少节度使也在该城列置邸肆，从事商业活动。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在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增加，出现了为商人服务的柜坊，商人可以在柜坊存放钱物，称作“僦柜”。柜坊向客商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并可根据商人所出的凭据代为支付钱货，这就使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商品数量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频繁是导致柜坊产生的根本原因。邸店是商人存放大批商货和居住的场所，虽然北朝以来早已出现，但至唐代后期有进一步发展。

唐代后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汇兑。商人可在长安把钱币交付各道的进奏院或诸军、诸使、富家，领取一种文券，执持文券轻装以赴四方，凭文券在各地合券，提取所汇钱币，称作“飞钱”或“便换”。飞钱的产生既与商业的发展有关，也与两税法实行后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有关。不少地方官因境内缺钱而下令禁钱出境，大大妨碍了转运贸易，因而商人就以汇兑的方式克服钱币过境的困难。唐王朝曾一再下令禁止与商贾便换，力图把汇兑业务全部垄断在官府手中。唐朝末年，由于江淮商贾凭官府文牒而不能如数提取所汇之钱，便换失信于民，遂自行停废。

在唐朝前期，集市贸易虽然存在，却不普遍。到唐代后期，由于农村小生产者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有所加强，所以集市贸易在城市以外有明显的增加。这种集市，在江淮一带称草市，在西蜀称亥市和蚕市，北方则称为集。在集市上贩卖的商品多是农具和农副产品，由于需要适合农民的生产节拍，故贸易均定期举行。有的集市则开始有商人定居，有的甚至因发展迅速而被置为县。

周边各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唐朝周围的少数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回纥，西南的吐蕃，南方的南诏，以及东北的契丹和靺鞨。

东突厥

突厥族起源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之北，后来逐渐向东迁徙。北齐天保三年（552），首领阿史那土门正式建立了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建牙在于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不久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汗国。开皇三年（583），突厥被隋朝打败，遂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的称西突厥，东部的称东突厥或蓝突厥，且因居唐朝之北，亦称北突厥。

东突厥在隋末唐初势力很大，控弦百余万，不断向南攻扰，抢劫财物，俘掠人口。唐初有人甚至向李渊建议放弃长安，迁都山南以避突厥。李世民反对这种错误主张，力主积极抵御。他即位后，于贞观三年（629）派李靖、李勣等率十余万大军分路出击，次年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太宗李世民把突厥降众中的半数左右安置在西起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的地区，并置羁縻府进行管辖，仍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将军。其余约万家入居长安，其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开明的民族政策既解除了唐初的北方边患，也有利于突厥此后的发展。这件事在北方各族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唐太宗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

交河城遗址

位于新疆吐鲁番以西13千米处。唐代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交河城。

东突厥灭后，北方最强大的民族是薛延陀和回纥。当时铁勒诸部皆受薛延陀统治，时起反抗。唐太宗乘其内部斗争剧烈的时机出兵北征，于贞观二十年灭薛延陀，以其地置燕然都护府，管辖下属的羁縻府州。

以后，东突厥降众在阿史那骨咄禄领导下又进行复国活动。突厥南迁后，骨咄禄为小部首领。在高宗时期南迁突厥一再聚众反抗而遭失败后，他招集散亡，被部众奉为颉跌利施可汗。他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将别部民分为“突利”“达头”两区。后得单于府降户部落检校阿史德元珍，封之为阿波达干，使专统兵马。垂拱元年（685）以后，以丰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东）一带为根据地发展势力，采用暾欲谷所献策，东击契丹，北征铁勒九姓，并占领了乌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从此建牙于乌德鞬山，所恢复的汗国通称“后突厥”。天授二年（691）骨咄禄去世，其弟默啜继位为可汗。证圣元年（695）武则天遣使封之为“迁善可汗”。突厥族自南迁后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需要种子、农具发展生产，武则天曾应默啜可汗之请，赐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并许通婚。后突厥有时亦南扰唐边。景龙二年（708），唐朝命张仁愿在黄河以北筑三受降城以御之。以后，毗伽可汗在位时期（716～734）对唐朝又采取睦邻政策。北边两族人民在一起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双方互市规模相当可观，唐朝每年以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马匹。突厥在和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产生了向封建制过渡的倾向，阶级斗争逐渐激化，统治集团亦斗争不已。天宝三载（744，一作四载），后突厥终为回纥所灭。

回纥

初称回纥，后改称回鹘，是铁勒的一部，散居于今色楞格河一带，臣属于突厥汗国。因不堪突厥贵族的奴役和压迫，回纥曾在隋末唐初一再进行反抗。贞观元年（627），回纥人民在其首领菩萨领导下大败东突厥，声震北方。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受薛延陀控制。当时，菩萨建牙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回纥族已经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回纥协同唐朝击灭薛延陀以后尽据其地，唐朝在那里广置羁縻府州，并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以其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龙朔（661～663）时，唐朝改燕然都护府为瀚海都护府，统领回纥及漠北之地。后突厥复国后，7世纪末8世纪初，回纥中的一部分迁往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留在碛北的，自天宝以后均为后突厥所役属。天宝三载（744）回纥联合后突厥统治下的其他各部灭后突厥，不久尽有其地。唐玄宗册封回纥骨咄禄毗伽阙为怀仁可汗。当时的回纥建牙于乌德鞬山，建立起一个势力范围东及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的汗国（744～840）。其俨然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铁勒诸部遂逐渐在回纥名义下融合为一族。

安史之乱时期，回纥一再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此后，回纥人留居长安者常以千计。贞元四年（788），回纥更称为回鹘。吐蕃占领陇右以后，唐朝丧失监牧之地，战马奇缺，因而不断以绢、茶易换回鹘马匹。随着陇右的丧失，唐朝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假道回鹘，回鹘人遂得以从东西贸易中得到很大利益。唐朝特意在灵武通向回鹘的路途中设立了很多驿站，便利双方交往。唐朝皇帝不断以宗女和亲于周边各族，但嫁给回鹘的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和太和长公主三人都是皇帝的生女而非一般的宗女，可见唐朝与回鹘的政治关系特别亲密。两族间文化交流也有所发展，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刻成的。摩尼教亦由中原传到回鹘，并被其定为国教。

从9世纪中叶起，回鹘内部纷争不断，又屡遭天灾，国力大为削弱。散居阿尔泰山的黠戛斯族乘机摆脱了回鹘的统治，其首领阿热自称可汗。以后回鹘连年发生战争。开成五年（840），回鹘为黠戛斯所破，被迫进行大迁徙。有的南迁近塞，有的西迁葛逻禄地区，与邻近部落建立了哈剌汗国；有的西迁西州、龟兹，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即今维吾尔族的祖先；有的西迁甘州，称甘州回鹘，即今裕固族的祖先；还有一小部分迁往吐蕃地区。

吐谷浑

两晋时，吐谷浑系鲜卑族的一支，西迁以后，逐渐控制了今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氐族和羌族。4世纪时，其首领叶延正式建立了国家，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口南）。隋炀帝曾一度灭吐谷浑，于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隋末大乱，其首领慕容伏允乘机复其故地。

青海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伏俟城遗址

“伏俟”为鲜卑语，汉语意为“王者之城”。

唐初，吐谷浑处唐朝与吐蕃两大势力之间，执政的慕容伏允持亲吐蕃、疏唐朝的态度，唐太宗几次征他入朝，均未达到目的。从贞观八年（634）开始，唐朝一再派兵西征。次年，李靖大败吐谷浑，伏允为左右所杀，其子慕容顺属亲唐势力，在唐朝的支持下继立，遂称臣内附。慕容顺死后，唐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西平郡王，并以弘化公主与之和亲，资送甚厚。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为吐蕃所并，诺曷钵率众徙今宁夏。以后，唐朝于灵州置安乐州（今宁夏中宁东南）以安置之。

西突厥与西域各族

隋唐之际，西突厥是今新疆、中亚一带的一个强大势力，天山以南诸国如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及疏勒等均受其控制。

隋唐之际，中原大乱，西突厥射匮可汗去世，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他北并疏勒，西拒波斯，控弦数十万，势力相当强大。这一情况有碍于今新疆一带的统一，而且不利于丝绸之路的畅通，所以唐朝与西突厥间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东突厥被灭、吐谷浑归附以后，唐太宗腾出手来，开始经营西域。高昌麹氏政权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成联盟反对唐朝，拥塞道路，妨碍东西方贸易，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军出征，于贞观十四年（640）攻下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麹智盛降。唐朝以其地置西昌州，不久改名西州，并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统辖高昌故地。同时于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置庭州。以后，唐军又于贞观十八年平定了焉耆王龙突骑支之乱，二十二年平定了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之乱，唐朝遂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于疏勒、焉耆、于阗同时设镇，合称安西四镇。

当时西突厥分裂为两部，陷于内争，其属国高昌、焉耆和龟兹又先后被唐朝所灭。以后，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虽然一度统一了两部，但不久又发生纷争。高宗为了解除西突厥对庭州等地的威胁，遂于显庆二年（657）派苏定方、萧嗣业等率军西征，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奔石国被擒，西突厥至此宣告灭亡。唐以其地分置昆陵都护府统辖五咄陆部，濛池都护府统辖五弩失毕部。唐灭西突厥后，国界越葱岭，远达咸海东、南一带。高宗调露元年（679）王方翼筑碎叶城，以后一度以龟兹、疏勒、于阗与碎叶为安西四镇。为了控制西突厥广大地区，武则天又于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地区为北庭都护府，治所设在庭州。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吐蕃

藏族的祖先在唐代建立了一个王朝，称作吐蕃。7世纪初，吐蕃的赞普（意即王）松赞干布执政，继承祖、父两代开创的基业，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羌族诸部，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并把首都从琼结迁到逻些（今西藏拉萨），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在统一全藏的过程中，依山而居的民众纷纷迁往平原，农业人口随之大增。吐蕃的王族和贵族是奴隶主，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奴隶和平民。当时，吐蕃已经创造了文字。

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遣使于唐，请求通婚。经过一番周折，唐太宗终于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十五年，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赴吐蕃，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并在吐蕃为公主修建了唐式宫室。文成公主带去了第一批入藏的汉人，其中有一些是手工业工匠。大批的书籍、手工业技术亦随之传入吐蕃。这次和亲揭开了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序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唐中宗时又以宗女金城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弃隶蹜赞，又有一些工匠随公主入藏，龟兹乐亦传往吐蕃。后来，吐蕃还得到了精工抄写的《毛诗》《礼记》《左传》及《文选》等重要典籍。由于两族交往的频繁和扩大，吐蕃的马、金器、玛瑙杯和纺织品等特产也传到了唐朝。吐蕃占领河西、陇右时期的敦煌遗书中，有关于禅宗的写本，是用藏文写的，这说明禅宗已经传入藏族。

《步辇图》（局部）

唐阎立本绘。此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求婚使臣禄东赞的场面。

吐蕃有时对唐朝发动掠夺奴隶、财物的战争。唐朝前期吐蕃势力伸向西域，双方在那里进行过长期的拉锯战，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数易其手，但唐朝尚能基本上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乘唐朝西北重兵内调的机会，一举出兵占领了河湟陇右一带，并于广德元年（763）一度攻入长安。唐代宗被迫逃往陕州，赖关中及长安城中人民奋起反抗，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皇帝才得以复还京师。此后，唐朝的河陇直至北庭、安西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部沦于吐蕃之手。陇右各族人民不堪吐蕃奴隶主贵族的奴役和压迫，曾在汉人张议潮领导下于宣宗大中二年（848）发动起义，先后恢复了沙州（今甘肃敦煌西）、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等河西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前后，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原）、安乐州等地亦摆脱了吐蕃的控制，重新归附唐朝。唐代后期，两族间虽然不断发生战争，但也一再建立盟约恢复睦邻关系，如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弃松德赞当政时就积极推行与唐朝和盟的政策，双方在穆宗长庆间（821～824）结盟时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

吐蕃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同奴隶制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王朝走向衰落。会昌元年（841；一作会昌六年）赞普郎达玛被刺杀后，内部大乱。至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全族规模的农民、牧民、奴隶大起义。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吐蕃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形成了割据局面。

南诏

7世纪以前，在今云南洱海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昆明国，其主要居民是“白蛮”，即今白族的祖先。在昆明国的北方、东方和南方还有一个称作“乌蛮”的民族，即今彝族的祖先。从7世纪初至中叶，乌蛮不断移入洱海地区征服白蛮，形成了六个乌蛮的政权，称六诏，即蒙嶲诏、蒙舍诏、越析诏、邆赕诏、施浪诏和浪穹诏。其中蒙舍诏处最南方，亦称“南诏”，其王族为蒙氏。当地民族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最进步的地区是蒙舍诏，已有很发达的农业。贞观二十三年（649），蒙舍诏的首领细奴逻建立“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这时蒙舍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8世纪时蒙舍诏征服各诏，建立起统一的国家，通称为南诏。不久迁都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大历十四年（779），南诏又定都于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南诏统一以后，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册封其王皮逻阁为“云南王”。以后双方保持友好关系，皮逻阁派其孙凤迦异赴长安朝见皇帝，玄宗赐以胡部、龟兹两大乐队。不少南诏最高统治者接受过唐朝的册封。汉人郑回被俘后曾担任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三代南诏王的清平官（相当于汉族的宰相），地位显赫。南诏夺取西爨地区（今云南中部、东部）以后，同唐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8世纪中叶开始，双方不断爆发战争，南诏王阁罗凤遂归附于吐蕃，受封为“赞普钟”。后来，阁罗凤发现背唐对南诏不利，他在《南诏德化碑》中流露了对唐朝友好关系的怀念。异牟寻当政后，终于接受郑回的建议，在贞元十年（794）恢复了同唐朝的和睦关系，唐德宗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后双方时战时和，但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没有间断。南诏基本上模仿唐朝的官制，相当尊重儒学，其统治者不断派子弟至成都学习书算。汉族的典籍和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亦传入南诏。汉人手工业者把纺织技术输入南诏后，其纺织品的质量可与唐朝相比。大理崇圣寺塔是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南诏人民在开发、建设祖国边疆中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南诏在和唐朝的接触中，社会生产迅速发展，产生了封建制因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渐趋激化。开复二年（902），郑回的后裔郑买嗣灭蒙氏政权，建立了大长和国。

契丹

契丹族是古代东胡族的一支，北魏时散居于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支流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中、下游地区。当时该族已进入父系氏族阶段，共分八个部落。隋代，契丹族已经组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到匀德实可汗时，契丹族开始有了农业。以后，冶铁鼓铸和纺织业亦随之兴起。

唐代初年，契丹族首领大贺摩会归附于唐朝。贞观中，唐太宗于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武则天执政以后，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对契丹进行凌辱，引起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妻兄孙万荣的反抗，战争断断续续达数十年之久。至开元初，唐朝始得复置松漠都督府。此后恢复了和睦关系，双方聘使不绝，经常互市。唐代后期每年有两三批契丹人来内地贸易，每批约数百人，有的在幽州就近互市，有的则前往长安。汉族与契丹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相当的发展。

到唐朝末年，契丹族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尽头，接近奴隶社会的门槛了。

靺鞨

靺鞨在古代称肃慎，北朝时称“勿吉”，分布于粟末水（今黑龙江省的第二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下游）流域。6～7世纪时勿吉人逐渐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居骨、拂涅、号室及黑水等七大部，其中最强大的是黑水部与处于最南端的粟末部。唐高宗时粟末靺鞨南徙营州。圣历元年（698）其首领大祚荣开始建立政权，称“震国”，奴隶制国家即正式确立。开元元年（713）唐玄宗以大祚荣所部置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从此其辖区便以渤海为号。十四年，唐朝又在黑水靺鞨部所在地置黑水州。靺鞨族即满族的前身。

渤海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当发达。渤海的政治、军事制度多仿唐制。靺鞨族不但使用汉文，而且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等典籍。两族间聘使往还，经常互市，自鸭绿江入海至登州（今山东蓬莱）登陆，是渤海通往内地的要道。从代宗开始，唐在青州专设渤海馆以接待其使臣。渤海还派遣了不少学生到长安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在渤海京城发现的瓮门显然是模仿唐制而建造的，发现的白瓷片也与唐朝制品完全相同。渤海朝贡使臣所作的诗曾受到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的称赞。

唐代周边各族与汉族的交往空前频繁，各族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因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又有长足的进步。

唐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科学与技术

唐代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科技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及印刷术等方面。

天文与数学

僧一行，本名张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他青年时代就精通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唐玄宗召他到长安主持改定历法。当时，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已经制成木黄道游仪的模型，一行主张改用铜铸，并与令瓒继续进行研究，经过两年的努力，最后于开元十二年（724）制成铜黄道游仪。次年，一行又与梁令瓒奉玄宗之命，共同研制成铜铸的水运浑仪，用以计时。黄道游仪和水运浑仪的制成，对观察天象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元十三年，一行还用自己制成的“复矩图”，令南宫说率人到今河南若干地点测量北极高度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日影长度，测出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约合十二万三千七百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行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天文学家。他临死前编成《大衍历》的草稿，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该历在编写的过程中使用的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在数学上都是杰出的贡献。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局部）

唐代天文仪器制造家、画家梁令瓒绘。此图原分为上下两卷，前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而附以各个星座。

此外，李淳风等注释《算经十书》及十书中最后一部王孝通所撰《辑古算术》，也都是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地理学

唐初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是《括地志》。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延揽学士萧德言、顾胤、蒋亚卿及谢偃等，根据《贞观十三年大簿》的资料编撰成该书，于贞观十六年（642）奏上。《括地志》全面叙述了唐初政区的建置沿革，并介绍了各地的山岳、河流、风俗、物产及人物故事等。该书共五百五十卷，另有《序略》五卷，内容丰富，惜今天已无完帙，清代以来的辑佚本仅数卷而已。

唐德宗时的贾耽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贞元十七年（801）绘成《海内华夷图》，并撰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其中尤以《海内华夷图》贡献最大，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以一寸为百里，古地名标以黑字，唐代地名题以红字。可惜原图已失，但12世纪时根据它编绘的《华夷图》刻石至今仍保存于西安市碑林。贾耽的其他重要地理著述还有《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等。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是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撰成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四十卷，目录两卷，在所介绍四十七镇的每镇之前，都附以地图。全书记录了当时各地的物产、贡物、户口、州县沿革和山川险易等情况。原书仅存三十四卷，图已佚，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对后世方志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杜佑所著《通典》的《州郡典》共十四卷，在方志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详细记载了洱海一带的民族、风俗、山川、道路，是舆志中较早的著作，为研究古代云南地理及南诏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医药学

孙思邈是唐初医学和药物学家。他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撰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名其书为《千金要方》。该书广收博采自古代至唐初的重要方剂，对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导引养生之术均有周详的论述。后来，孙思邈觉得《千金要方》仍有阙遗，又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辅之。这两部书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人尊称孙思邈为“药王”。此外，显庆四年（659）唐廷颁行的《新修本草》，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药典。这是唐高宗时期医药工作者集体作出的重要贡献。

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出现是唐代重大技术成就之一。雕版印书始于何时，其说不一，至迟在中唐、晚唐时已经逐渐兴起。1966年在韩国发现了木刻《陀罗尼经》印本，刻于704～751年间。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也出土了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这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此外，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卷首有版面，正文刻字精美，足见刻印技术已较成熟。唐僖宗时成都书肆有印制的各种书籍出售，而且不少地方都在印刷历书。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五代以后大量印书创造了条件。

宗教和哲学

道教与佛教

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早已盛行，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对巩固封建统治能起一定的作用，经常利用道、佛二教麻痹人民的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道教与佛教往往发生矛盾和斗争。唐代，有的统治者崇此抑彼，有的统治者崇彼抑此，对宗教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他们也调和道佛之争，并且加以利用。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数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当时道教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各有不少经戒符箓传世。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搞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箓、辟谷、导引之术，往往以这些方术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在武周时期佛教备受宠遇，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是：①佛教的经、律、论在过去已有不少翻译，大体完备，有了充分的资料。②在理论上佛教已从玄学附庸的地位走向独立，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③政治需要促使佛教进一步发展，如适应门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等级特权的削弱，各派均论证成佛的可能性，并给以肯定的结论。智顗创天宗台也是适应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④经过长期发展，佛教已渐趋中国化，得到改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派。隋唐佛教各宗的形成，是佛教高度发展和高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南北朝时佛教已经有一些流派，隋唐时期形成了正式的宗派。当时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其中尤以慧能和神秀所倡导的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最高，流行最广。

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起来，僧侣地主广占良田，大蓄奴婢，在社会上闹钱荒的时候，佛寺中以铜铸像，而且为各阶层逃避课役的人提供了藏身之地。这就必然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鼓动下，于会昌年间（841～846）下令打击佛教。在这次“废佛”中共拆除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庙宇（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勒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均充两税户；没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经过这次打击，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

哲学思想

唐代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有韩愈和李翱，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柳宗元和刘禹锡。

韩愈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原道》《原性》等名篇。他尊崇儒学，反对佛、道，尤其排佛最为激烈。韩愈认为僧侣不事生产，徒费社会财富，是产生贫穷和盗贼的根源，主张僧尼还俗，焚烧佛经，废毁寺院为民居。他曾因谏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逐岭南。在理论上，他觉得宗教宣传无君无父，违背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因而大力提倡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仁义之道。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尧、舜传到孔、孟，后来就中断了，声称要以继承道统为己任，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以贬抑佛、道。不过他不是以唯物主义作批判的武器，而是以儒家的唯心主义批判佛教的唯心主义。在宇宙观方面，韩愈认为天可以对人间进行赏罚；在人性论方面，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把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且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观点。

李翱主要的哲学论著是《复性书》。他也是佛教的反对者，但同样宣扬唯心主义思想。李翱继承与发挥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只是由于有喜怒哀乐等情欲，性才不能得到发扬，所以情是性之累。为了排除这种干扰，就要按照儒家格物致知、制礼作乐、治国平天下等理论进行修养，这样做就可以“复性”。这种关于人性的学说，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韩愈和李翱都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都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在唐代后期兴起，是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程、朱学派思想的萌芽，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陆、王学派思想的前导。

针对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唐代先后产生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唐初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有傅奕和吕才。傅奕主要批驳佛教的观点，并且上书唐高祖，建议废佛。吕才主要反对中国传统的宿命论，并揭露阴阳吉凶之说的虚妄。但两人都缺乏理论的高度，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够有力。

柳宗元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名篇。他不同意董仲舒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即自然，并不能对人间进行赏功罚过，人们的祸福遭遇纯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命无关。这样的论点显然属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柳宗元指出，人类历史不是依照“圣人”之意发展的，它本身有必然之“势”，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之所以优于三代的分封制，就是由于前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些看法说明，他在社会历史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进步观点。

刘禹锡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他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真正的“空”和“无”，而是充满了物质。所谓“天”，不过是“有形之大者”，同样也是物质。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柳宗元和刘禹锡一方面宣扬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都信奉佛教，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都不够彻底。

史学和文学

史学

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例由宰相监修。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此外，由李延寿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且分工撰成，成书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难免有抵牾重出现象。

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该书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魏晋以降，文史逐渐分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独创性的看法。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无所阿容，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二篇，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才、学、识。他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己的独到见解。《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先前，刘知几之子刘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其书，认为条目未尽，乃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通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

文学

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诗歌创作、古文运动、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

古典诗歌在唐代处极盛时期，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全唐诗》辑录诗歌近五万首，其作者达二千二百余人，名诗人辈出，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诗歌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制随之由策论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进士科的独重又反转来促进诗歌创作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南朝以来文人对声律的讲究也为唐代律诗的大盛提供了前提。根据唐朝诗歌创作发展的具体情况，通常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诗人承袭南北朝颓靡绮丽的遗风，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自“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至沈佺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陈子昂写的诗刚健朴素，一扫南朝绮靡、颓废的流风，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上阳台帖》（局部）

唐李白书。

盛唐诗歌体裁众多，风格各异，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盛况。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適和岑参等。王、孟写作艺术较高，内容上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岑参以写边塞诗见长，高適才气逊于岑参，但能反映一些民间疾苦。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技巧，学习民歌语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创造，使其诗具有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长于夸张，语言明快生动的艺术特色。他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和蔑视王侯、不羁封建礼教的精神，不时在诗篇中闪耀光芒。但李白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求仙饮酒、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情绪在诗中也经常流露。《将进酒》《蜀道难》《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及《秋浦》等名篇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杜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从《诗经》《楚辞》直至初唐的优秀诗作中撷取精英，又革新创造，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真挚的感情、雄浑的基调、精练的语言，构成了杜诗的艺术特色。“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铭。就思想内容而言，诗人肯细心观察社会政治，能体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揭露阶级对立的名句。他的安史之乱后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了。“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北征》《悲陈陶》《羌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夺目，因而被誉为“诗史”。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白居易与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口号。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他以讽喻诗表现其“兼济”思想，以闲适诗表现其“独善”精神。讽喻诗共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乐府》占五十首。作者在这些诗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白居易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语言通俗、叙事平易。他的代表作有《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秦中吟·重赋》《琵琶行》及《长恨歌》等诗，其中有的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成果，当时已被称为“元和体”。

元稹年岁略小于白居易，两人名噪诗坛，时称“元、白”。他也主张诗歌创作要“刺美见事”。代表作有：《连昌宫词》，是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叙事诗；《田家词》，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亦为名篇。不过元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略逊于白诗。

李贺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穷困潦倒，但在诗坛上却是异军突起的诗人。他在《拂舞歌辞》《秦宫诗》《猛虎行》《吕将军歌》《雁门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诗中鞭挞割据一方的强藩巨镇，讽刺与揭露统治集团的贪墨成风和荒淫误国，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他的诗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存在较浓厚的唯美倾向和伤感情绪。

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

李商隐在政治上历尽坎坷，虽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但“运与愿违”，不得实现，因而诗中既有反对藩镇、斥责宦官的内容，也常常流露伤感的情调。他写了不少《无题》诗，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之作，实际上具有政治内容。他的诗具有隐晦朦胧、文字清丽的特色。

杜牧境遇略优于李商隐，但也沉沦下僚。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关心国家治乱，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环境中，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生活上不免纵情酒色。在艺术上，他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浮浅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末农民战争之际，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也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内容的篇什。但随着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颓丧的感情压倒一切，唐诗也呈现强弩之末的状况。

初盛唐时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叫作词。它的特点是适于合乐，每种曲调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如《菩萨蛮》《念奴娇》等，而为了配合这些调子，句子随之有长有短，所以词亦称长短句。词在中唐时普遍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开元时，城市中的歌者杂用里巷间的俚曲调，词中不免渗入一些市民意识。现存最早的词是敦煌发现的曲子调，其中除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外，大多是民间作品。中唐前后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著名的作家有李白、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和温庭筠等人。最杰出的是温庭筠，艺术成就很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改革浪潮。南北朝以来，流行写骈体文，其主要缺点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实的内容。中唐时期，在思想领域，儒、道、释杂行，韩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统”，企图用传统的儒学整顿混乱的思想。旧的文学形式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于是文学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应运而生。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古文”这一概念即由韩愈提出，他自己说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为了一反几百年来流行的骈文，韩愈认为作文章必须“唯陈言之务去”，要有创新精神，辞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他特别强调锤字炼句，应把文章写得“文从字顺”。韩愈根据自己的理论写了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师说》《毛颖传》《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及《祭十二郎文》等，均为脍炙人口之作。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在古文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他所写的著名作品有《天说》《封建论》《非国语》《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梓人传》《黔之驴》及《永州八记》等。

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和变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两种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隋及唐初的传奇小说仍未摆脱六朝志怪的余风。中唐时期，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强的文体；诗歌的长期发展，在语言、意境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传奇小说适于表现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为投卷（唐代报考进士科的人在考试前把自己的诗文作品呈交考官或与考官有关系的名流，以此争取登第，称作投卷）所需要，进士科的盛行也对传奇创作起了推动作用。因此，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间出现了大量作品，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及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均比较著名。

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到了中国。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僧讲和俗讲。后者专以世俗民众为对象，其话本叫作变文。唐末，变文已用来讲唱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事迹，说唱者亦不限于僧侣，并且在讲唱时辅以表演。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王昭君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变文的出现对后世的民间文学中的宝卷、弹词、鼓词、话本及长篇白话小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

艺术

绘画和雕塑

唐代绘画艺术在画法上有独特的创造，题材比以往广泛，名画家辈出。人物画在当时绘画中占重要地位，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都是善画人物的画家。现存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笔力刚健，线条有如屈铁盘丝，能以简练的笔法表达人物的神态。盛唐的吴道子被称为“画圣”，他吸收西域画派的晕染法，并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使画面具有立体感。吴道子尤善画迎风轻举的衣服，号称“吴带当风”。盛唐、中唐之际的张萱和周昉善画仕女，使人物画又有新的发展。魏晋以后，山水树石只是人物画中的配景，不受重视。隋唐以后，山水风景才成为绘画的主题，从而出现了山水画。初唐、盛唐之际的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其子昭道更是青出于蓝。二李喜用重彩，务求富丽，笔法繁密。诗人王维亦擅长山水画，笔法精练，务求淡雅，后世称其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代还有一些特具专长的画家。如：曹霸、韩幹均长于画马；韩滉作画，多取材于农民的现实生活，尤长于画牛；戴嵩师法韩滉，亦以画牛称著；边鸾则善画花鸟。壁画也是绘画艺术的重要成就。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及陕西乾县的唐章怀太子墓、唐懿德太子墓等处发现的壁画，都是唐代绘画艺术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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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

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石刻之一。位于今陕西礼泉东北22.5千米的九嵕山。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命令把他骑乘过的六匹战马刻在昭陵以记功。由阎立本画图起样，李世民亲为六骏作赞，欧阳询书刻于石，陈列在玄武门内东西庑。昭陵六骏是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于1914年被凿成碎块盗运出国，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1917年也被打碎，在盗运时被截获，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昭陵的“六骏”之一：飒露紫。

雕塑有石雕和泥塑。洞窟、寺院和帝王陵寝有大量的石雕和泥塑，如昭陵的“六骏”、龙门的卢舍那佛都是杰出的艺术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俑也是民间艺人的泥塑作品。唐代雕塑家辈出，最著名的是盛唐时的杨惠之，被称为“塑圣”，他为艺人留盃亭所塑的像，惟妙惟肖。

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博物馆，而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现存窟龛四百余个，其中唐窟二百一十三个，几占半数。莫高窟最主要的艺术作品是塑像和壁画。唐代塑像遗存者有六百七十躯，半数尚存原形。与过去的佛像相比，唐代作品有世俗化的特点，佛和菩萨塑像端庄、慈祥、温和，而且这一特点有日益加强的趋势。洞窟四壁布满了绚丽的壁画，经变画的画面巨大，内容丰富，构图紧密，著名的维摩诘经变画具有突出的中国化倾向。大型塑像的出现和净土宗经变画对极乐世界的描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经济繁荣和昌盛。经变画的内容还涉及耕地、收获、伐木、射猎等生产活动及角ô、百戏等场面，是社会生活的写照。供养人像是当时各个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写真。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敦煌艺术在唐末有下降的倾向。

此外，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安西西南的榆林窟，也都有一部分唐代洞窟，其中均有塑像和壁画。麦积山石窟的泥塑秀丽、生动，榆林窟的艺术风格近似莫高窟，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书法

从汉魏之际起，书法艺术开始脱离篆、隶的窠臼，演变出楷书、行书和草书。隋唐时期，随着全国统一的重现，南方风流潇洒的笔法终于压倒北方拘谨保守的风格，风行全国。另一方面，在南北合流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和努力，在唐代又形成了新风格。隋末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号称初唐三大书法家，其传世作品有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以及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圣教序》等。盛唐的颜真卿融篆、隶、行、楷为一体，在书法方面有所独创，其特点是气势雄浑、形体敦厚、笔法遒劲。他的传世作品有《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及《多宝塔碑》等。中唐、晚唐之际的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他吸收了欧、颜两家之长，自成一体，代表作品有《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等。唐代著名的草书家有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等。孙过庭还著有《书谱》，对书法理论有所阐发。

音乐和舞蹈

音乐、舞蹈的发达大大丰富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生活。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原有的汉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西域文化逐渐东传中原，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为隋唐音乐、舞蹈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前期经济繁荣的升平景象，又为殊方乐舞的百花争妍提供了条件。

隋代曾将中外音乐分类整理，先后置七部乐和九部乐，唐太宗时进一步扩充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及高昌乐。不同的名称说明这些乐舞少数属于汉族所固有，大部分来源于国内各族及亚洲各国。但由于长期的统一更有利于文化的融合，所以各部乐间的区别渐趋泯除。到唐玄宗时终于取消了十部的名称，而改设立部伎与坐部伎。坐着在堂上演奏的称坐部伎，立于堂下演奏的称立部伎。坐部伎技艺最高，有不称职者，淘汰后改入立部伎；立部伎中被淘汰者改习雅乐。唐代雅乐保存至今者尚有《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这种音乐旋律单调，节奏平直，演奏技艺不高，已不受重视。唐玄宗时以清乐为主，杂用“胡夷俚巷之曲”演奏法曲，这种新声受到特别的重视。玄宗还选拔坐部伎中的优秀乐师三百人，亲自指点他们在梨园练习演奏，故这些乐师被称作“皇帝弟子”或“梨园弟子”。

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紫檀木画槽琵琶

唐代的乐与舞原不可分，乐曲是为舞蹈伴奏的，舞分健舞与软舞。健舞有“剑器舞”“胡旋舞”及“胡腾舞”等，武术亦包括在健舞之中，所以，当时的“舞”实际上超过了舞蹈的范畴。软舞有“乌夜啼”“凉州乐”及“回波舞”等。“柘枝舞”本是健舞，以后逐渐演变得接近软舞。为歌颂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功所制作的“秦王破阵乐”，后改名“七德舞”，与“九功舞”“上元舞”构成有名的“三大舞”。“婆罗门曲”在天宝时改称“霓裳羽衣舞”，是中印乐舞融合的最高成就。由于不少的舞蹈带有杂技的性质，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过去士大夫舞蹈的风气到唐代走向衰落。

唐代乐舞分大曲与散乐。大曲是大规模的歌舞，包含着以后戏曲的部分因素，是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散乐是杂技，统称为“百戏”，如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毬等，伴奏的乐器不多，乐曲却保存着淳朴的风格，在群众中颇受欢迎，但被统治者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艺。

唐朝的中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在亚洲各国交往中的地位

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对其他各国产生了吸引力，亚、非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潮涌而来。唐朝生产的空前发展也促使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国人到外国聘问、经商的络绎不绝。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不但与各国频繁交往，而且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转的枢纽。

唐朝对外交通的发达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陆路交通，经过西域，可达中亚及印度等国。海路交通以广州为主要港口，可至东南亚各国及波斯湾等地；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登舟，可浮海东通朝鲜、日本诸国。中国的航海大船长二十丈，载重能力与抗风能力都超过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经常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只名目繁多，如“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麇集于此，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接触。

朝鲜和日本

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发达。唐朝的十部乐中有高丽乐，唐高宗时很多高丽、新罗的音乐和歌舞家住在长安。7世纪初，百济人味摩之把从中国学得的西域乐舞传入日本，称吴伎乐。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与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频繁了。留在长安的新罗子弟，有的在国学肄业，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罗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时即已来到唐朝，后来航海赴天竺诣佛迹。开元末由天竺取陆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于长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载了遍游天竺的经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留学生达两百余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罗人在中国科举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十三岁入唐，十九岁中进士，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是有关中朝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罗参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7世纪末，留学生薛聪利用汉字创制“吏读”，用以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对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学家张鷟和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罗流布，深受朝鲜读者的喜爱。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罗坊”，接待新罗人的旅店叫“新罗馆”，有的地方设有“勾当新罗所”，说明在中国的新罗人确实很多。在两国交往过程中，不少物产、药材、手工业品和书籍也得到交流。

倭国在唐代改称日本。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的经济高涨与日本的社会飞跃结合起来，促成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终唐之世，日本派遣唐使达十余次，每次除使臣、水手之外，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及细工生等，少则二百余人，多则五六百人。9世纪末以后，遣唐使虽然停止，但又出现了中国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经济交往保持繁荣。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空海等。吉备真备于开元五年（717）来唐朝留学，十七年后回国，携去大量中国书籍和文物。后来他在日本任右大臣，致力于日本的改革和推广唐朝的文化。阿倍仲麻吕亦于开元五年随遣唐使来唐朝留学，汉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学肄业，成绩优异，不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还担任过左补阙、卫尉少卿及秘书监。晁衡先后结识了中国的诗人储光羲、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相互酬唱不绝。天宝十二载（753），晁衡登船回国，中途遇险，李白曾作《哭晁卿衡》以抒悲痛之情。晁衡脱险后，再次入唐，先后任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空海和尚三十一岁时启程来华留学，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抵长安，三年后返日。他带去不少中国的佛经、法帖和诗文集，将佛教密宗从唐朝传入了日本。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是关于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他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的第一部汉字字典。由于吉备真备和空海传播了中国文化，日本产生了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平假名（草体）和片假名（楷体）。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圆仁，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遣唐使藤原常嗣来中国。虽然他登天台山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到过五台山巡礼，以后就转赴长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圆仁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乘船归国。他留唐将近十年，到处寻师求法，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尽地叙述游历中国的经过，并记载了当时唐朝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实况，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的名僧，律宗大师。天宝元年（742）日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赴日传授戒律，鉴真欣然接受，但此后十余年中，五次东渡都宣告失败。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载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成功地抵达日本。鉴真在日本生活达十年之久，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去世。他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贡献有：携去律宗、天台宗的经典，弘法传教；与门徒建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该寺是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其门徒在唐招提寺的金堂中用夹纻法制成鉴真像，促进了日本雕塑艺术的发展；在书法、刺绣、药物等方面也有所交流。

日本的“大化改新”吸收了不少唐朝的制度，如参照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也实行租庸调制，仿照唐制实行户籍、计账制，参考《唐令》制定了《大宝令》和《养老令》等。奈良、平安均模仿长安的坊、市、街道设计建筑。奈良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很多唐朝的工艺品。

东南亚、南亚

《新唐书·地理志》中保存了贾耽《皇华四达记》的部分材料，其中记载的海路航线，从广州出发，经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和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从诃陵国西航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别称）和提 （音玉）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以西）。陆路从岭南出发可至泥婆罗（今尼泊尔）、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及骠国（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此外，通过陆路上的丝绸之路亦可经西域南达南亚次大陆。中国同上述各地区、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玄奘和义净是两个重要人物。

玄奘少年时，立志赴天竺求佛法。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取道今新疆、中亚等地，最后抵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贞观十六年（642，一作贞观十四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以论主的身份发表议论，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他返抵长安，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后他组织译经机构，二十年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根据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很多国家的状况，是研究7世纪中叶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历史和地理的珍贵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是研究印度中世纪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对研究中国西域亦极有价值。

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天竺学佛学，后又至室利佛逝、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附近）搜罗并抄写佛经，最后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共携回经、律、论约四百部。义净还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记录了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状况和中国僧侣在外国的经历。

中亚、西亚、东非、北非

隋唐时期中亚有九个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他们是：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南）、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火寻国（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和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唐朝与上述诸国均不断互通使节，有频繁的商业交往，康、安、米、史、石等国的音乐舞蹈亦传来中国。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与大食国（唐宋时对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食通使达三十六次。8世纪下半叶大食的海上贸易以印度和中国为重点，其中尤以中国居于首位。天宝十载（751），唐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之役为大食所败，在这次战役中有中国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术因而传去撒马尔罕，在那里建立了中亚最早的造纸厂。伊斯兰教在唐初由大食传入中国。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绕过印巴次大陆后，可至波斯湾沿岸。大食商人活动范围西起摩洛哥，东到中国，所以他们与中国的通航促成了中国与东非、北非的经济交流。阿曼就是东非象牙运往中国的转运站。

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打马毬壁画（局部）

中国与波斯（今伊朗）通过“丝绸之路”也有密切的交往。波斯人在唐朝长安等地开设店铺，并出卖其名酒“三勒浆”。在中国的唐墓中不断发现阿拉伯的金币和萨珊朝波斯的银币，说明商业往来经常进行。唐末词人李珣就是波斯商人的后裔，他编的《海药本草》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波斯的波罗毬戏是一种马球运动，也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中就有打马毬的壁画。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祆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景教和摩尼教则是在唐代开始由波斯传入中国的。今西安市碑林藏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洞窟还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它们都是中伊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阶级矛盾的激化

唐朝后期正值土地制度发生剧变的阶段，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贫富不均成为阶级矛盾趋向极度尖锐化的总根源。

强藩巨镇遍布各地，藩镇战争连年不绝，不但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庐舍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于大量养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对本辖区的人民则施以“繁刑暴赋”，肆意压榨。

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地主阶级趋向奢靡腐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荒淫纵侈更属惊人。唐懿宗不但亲迎佛骨，大造浮图、宝帐和幡盖，而且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铺张。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其家财据说可供全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唐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贸易，严禁私人贩运，违者治罪，对武装反抗的私盐贩处以死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利，实际上武装贩盐的商人大有人在，他们具有同官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唐朝后期盐价逐渐提高达几十倍，广大群众困于高价，有的只好“淡食”。

农民在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的情况下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转化成逃户。统治者把逃户的课役分摊给邻伍负担，这种办法叫作“摊逃”。进行“摊逃”的结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户的负担，迫使他们也先后成为逃户。这种情况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但到中叶以后日益严重。逃户的增加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所以，唐朝末年出现了“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的状况。

唐文宗时应贤良方正科的刘 ，在对策中指出了“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进一步罗列了农民的“八苦”，描绘了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的悲惨遭遇，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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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苦”

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说：“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

东南一带素来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早在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就爆发过浙东袁晁起义和宣歙方清、陈庄起义。唐朝后期，中央的财政主要依靠搜刮东南各道，当地农民遭受的苦难特别深重。于是，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终于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裘甫发动起义后连续攻克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州）等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义军很快就扩充到三万人。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曰“天平”。义军向各地积极进军，先后克唐兴（今浙江天台）、焚上虞、入余姚，然后东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宁海，并重新分兵围攻象山。

唐朝的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连吃败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镇压起义。消息传来，义军内部就如何应敌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裘甫犹豫不决，未能制定任何作战方略，因而错过了时机。王式率唐军赶到后，义军立即陷于被动，连遭创败。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围困于剡县城内，与唐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义军主动出击，三日内凡八十三战，妇女亦组成女军登城参战。裘甫知寡不敌众，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围，不幸中伏牺牲，起义失败。

唐朝与南诏虽有经济、文化交流，但有时亦难免发生战争。为了加强南方边备，统治者曾调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岭南，分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至咸通九年，戍卒因不满超期戍边，遂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卷旗北归。他们回到徐州城下，因惧怕自投罗网，欲胁迫朝廷任命庞勋为节度使。唐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于是先发制人，主动派兵出战，正式开启战端。

庞勋避开敌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虏了崔彦曾。在作战过程中，农民纷纷加入这支军队，使之很快就壮大到万人以上，兵变于是发展成为起义。此后义军攻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时，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滋长着骄傲情绪，而且始终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节钺，对统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机。这些因素使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连吃败仗。在形势日趋不利的时候，又发生了宿州守将张玄稔叛变降敌的事件。不久，唐大将康承训占领了徐州，并分兵西追庞勋。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上，战败牺牲，起义被扑灭。

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俨即位，是为僖宗，改名儇。僖宗终日打猎游嬉，朝政日非。黄河中游天灾严重，广大农民卖妻鬻子，无以为生。农民反抗遍于各地，大起义爆发的条件终于成熟。

王仙芝和黄巢是唐末农民战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两人原来都贩私盐，一贯与官军为敌，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东-城北）人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等首先在长垣发动起义，发布檄文指责唐政权“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义军先后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亦于同年以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两支义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声势，困于重敛的农民争先恐后归附者凡数万人。

三年，义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以后进军郑州，因感敌人军力强大，乃改用避实就虚的战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方进军，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北及淮河上游以南战斗，攻克不少州县。由于在围攻蕲州的战役中，王仙芝曾发生动摇，有降唐意，黄巢遂与他分兵作战。大致此后仙芝仍转战于南方，黄巢则北上打回沂州等地。四年，王仙芝第二次发生动摇，虽降敌之举未成功，但士气大为削弱。五年，王仙芝在黄梅战死，尚让率余众北上与黄巢会合，众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从此，黄巢就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同年，义军进攻受阻，遂再次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后向东挺进，由浙趋闽，最后于乾符六年攻占了广州。在岭南经过两个月的休整，黄巢于冬季开始率大军北伐，目标是攻取两京，推翻唐政权。黄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指斥唐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并宣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所指皆当时极弊。义军北伐后，在荆门（今属湖北）为刘巨容所挫，乃转而东进，在信州（今江西上饶）之役击杀唐将领张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久，黄巢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渡长江北上，接着，攻克了洛阳。义军沿途不剽财货，纪律严明，入洛阳城后“闾里晏然”。不久，黄巢又乘胜西进，破潼关天险，攻占长安。唐僖宗狼狈逃往成都。黄巢入城的时候，尚让对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881年1月16日），黄巢在含元殿即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农民政权在长安正式建立后，立即镇压隐藏在城内的公卿、贵族和百官；没收富豪之家财产，号为“淘物”。唐官四品以下的酌情留用，三品以上者全部罢免。

当时，关中尚有残留的数万禁兵，凤翔节度使郑畋把这些残军组织起来，并传檄诸道，号召藩镇出兵镇压起义。于是双方在关中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战争呈相持状态。后来，发生了对大齐不利的几件事：长安城中粮食严重不足；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守将朱温叛变，投降了敌将王重荣；唐朝乞援于沙陀族李克用，李亲率一万七千人自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支援唐军。随着力量对比朝不利于大齐的方向发展，义军在中和三年（883）春大败于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知久留关中已不可能，遂于四月放弃长安东撤。

义军撤出关中时犹有众十五万，途经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迫使唐朝守将秦宗权战败投降。夏秋之交，黄巢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这次战役持续达三百日之久，最后唐朝调朱温、李克用增援，义军连遭挫败，黄巢终于在中和四年夏退军北撤。围陈之役耗尽了义军的力量，黄巢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错误。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发动进攻，义军损失万余人，尚让降敌。黄巢渡汴河北去，最后与亲故数十人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壮烈牺牲。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唐末农民战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这次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唐政权，并且首次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经济，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唐朝走向灭亡

唐王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名存实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新兴起一批节度使，于是新旧割据势力相互间展开了剧烈的兼并战争，其中黄河流域势力最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宋节度使朱全忠（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三人。僖宗还京后，唐王朝能够控制的不过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诸道数十州，其余各地的藩帅皆自擅兵赋，相互兼并。

文德元年（888）唐僖宗去世，宦官杨复恭拥立李晔即位，是为昭宗。在他统治时期，藩镇更加猖獗，无论是北司的宦官还是南衙的宰相，都必须依靠藩帅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朝官如崔昭纬、崔胤和柳璨等人，实际上都是节度使在中央政权的代表。尤其是崔胤，因交结朱全忠而擅权，气凌人主。宦官如骆全瓘、刘景宣、韩全诲、张彦弘等，均先后党附于李茂贞。南衙、北司的斗争，崔胤与韩全诲的斗争，实质上是朱全忠与李茂贞的斗争在中央的反映。这种情况说明皇帝进一步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宦官和宰相尽管重藩帅而轻皇帝，但这两个集团毕竟还是寄生在皇权上的政治势力，皇权的沦落最终会动摇他们的生存基础。李茂贞与朱全忠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后来双方发生战争，唐昭宗被宦官和李茂贞劫持至凤翔。朱全忠在军事上占优势，遂兵围凤翔。李茂贞不能支，终于让步讲和。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拥昭宗还京，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尽诛内侍省宦官数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亦下令就地诛杀，持续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剪除了。次年，朱全忠奉表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强令朝廷百官随驾东行，动身后派人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后来，朱全忠使人杀昭宗，另立李柷为太子。李柷不久即位，是为哀帝。天祐二年（905）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接着又把崔枢等被贬的朝官三十余人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这次事件史称“白马驿之祸”。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扫除，朱全忠遂于天祐四年逼唐哀帝禅位于己，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开平，都于开封。唐朝灭亡。

唐朝的历史地位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可以从几方面给予肯定。

首先，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高潮产生于西汉，第三次高潮产生于明清，第二次高潮就产生于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廷帝国，但就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它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西欧的封建城市尚未出现。东罗马帝国除查士丁尼时期的短暂强盛外，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为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所打断。西方继起的强国是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国家，但其迟至8世纪时才逐渐形成封建制。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始确立了封建制。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只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朝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关键阶段，是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折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均田制断断续续推行两百余年以后，终于失去生命力，走向崩溃，地主土地所有制从8世纪中叶开始得到空前的发展。经济基础中的这一变革引起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农民起义也随着提出了新的纲领性口号。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新事物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迅猛膨胀造成了空前严重的贫富不均，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农民起义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王仙芝“天补平均大将军”的头衔不仅是一个称号，而且是一个战斗口号。它也是宋代农民起义“均贫富”口号、明代李自成起义“均田”口号及清代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土地纲领的先声。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且是从汉代以来课役重丁口、轻田产转变到此后轻丁口、重田产的分水岭。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及清代的“摊丁入地”，都是杨炎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变化，而一系列新事物都产生于唐代后期。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

再次，唐朝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秦汉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但魏晋以后陷于民族大混战，这个过程暂时缓慢下来。隋朝历时较短，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唐朝历时较久，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唐帝国卓越的国际地位和优异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以至部分欧、非国家对之产生了钦羡之情，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中西交往中也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唐朝在发展经济、文化，密切民族关系和加强国际交往中，都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鼎盛局面；唐朝后期的历史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端倪。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胡如雷）

【注释】

[1] 邸店：唐代以后供客商堆货、交易、寓居的行栈的旧称。亦称邸舍、邸阁、邸肆、邸铺、塌坊、塌房。“邸”原是指堆放货物的货栈，“店”原是指沽卖货物的场所。

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和割据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以及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分时期和其他三代都以开封为首都。五代为期五十四年，有八姓称帝（后梁、后晋、后汉各一姓，后唐三姓，后周二姓），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后才为北宋所灭。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的更迭和十国的割据

五代的更迭

自唐中和四年（884）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唐朝名义上还存在二十余年。但早被削弱了的朝廷威权这时更加衰微，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国家分裂的倾向日益明显。那时，罗绍威据魏博（今河北大名北），王镕据镇冀（今河北正定），刘仁恭据卢龙（今北京），诸葛爽据河阳（今河南孟州东南）和洛阳，孟方立据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邯郸东北），李克用据太原、上党（今山西长治），朱温据汴（今河南开封）、滑（今河南滑县东），秦宗权据许（今河南许昌）、蔡（今河南汝南），时溥据徐（今江苏徐州）、泗（今江苏盱眙北），朱瑄据郓（今山东东平北）、曹（今山东定陶西）、齐（今山东济南）、濮（今山东-城北），王敬武据淄（今山东淄博南）、青（今山东青州），李茂贞据凤翔（今属陕西），高骈、杨行密先后据淮南，秦彦据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刘汉宏、董昌据浙东，钱镠据浙西（后又并浙东），王建据两川，王潮、王审知兄弟据福建，马殷据湖南，刘隐、刘岩兄弟据岭南。他们都力图扩大实力。经过多年的相互兼并，逐渐形成了几支较大的势力。在北方，主要是以汴州为据点的朱温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称帝，是为后梁太祖，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五代时期自此正式开始。

五代时期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08窟酒肆图

朱温本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受唐封为宣武节度使，据汴州。此后，他逐渐攻占了蔡、徐、郓、曹、齐、濮等州，扫除了今华北的许多武装割据势力。天复三年（903），又战败称霸秦陇、挟持唐昭宗的李茂贞，消灭了长期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中唐以来的强藩魏博、成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后梁建国以后，除今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乾化二年（912），朱温为其次子朱友珪所杀。次年，第三子朱友贞平乱后，即帝位。此后，后梁连年用兵，征敛苛重。贞明六年（920），陈州人毋乙、董乙领导农民起义，势力扩及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蔡三州，后虽被镇压，后梁也开始衰败。

唐中叶后，迁居今山西境内的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参加镇压黄巢起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他控制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唐昭宗封他为晋王。朱温灭唐以后，他以拥护唐朝为名，与后梁交战不休。后来，他的儿子李存勗乘后梁内乱之机攻取河北，累败梁军，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龙德三年（923），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是为庄宗，改元同光，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他派兵南下，攻占开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亡。后唐统一了华北地区。不久，后唐迁都洛阳。同光三年（925），后唐又派兵六万攻灭前蜀。但存勗宠任伶官、宦官，朝政不修，又任用租庸使孔谦敲剥百姓，统治出现了危机。次年，魏州骄兵发动叛乱，后唐庄宗李存勗在一片混乱兵变声中被杀。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继位，是为明宗。他诛杀孔谦，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李嗣源在位八年，战事稍息，农业生产凋敝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有的小康之世。长兴四年（933）明宗病，子从荣企图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未成。明宗死后，子从厚继位。次年，明宗养子从珂起兵夺取了皇位，国内陷入混乱状态。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他乘后唐内乱，于清泰三年（936）夏上表称臣，并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以幽蓟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援助，开始夺取后唐政权。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于太原，是为后晋高祖，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闰十一月，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亡。天福二年（937），后晋迁都汴州，三年升为东京开封府。石敬瑭除割地外，还岁贡绢三十万匹和其他玩好珍异之物。七年，石敬瑭死，侄石重贵继位（史称出帝或少帝）。他在主战的景延广等人影响下，对契丹颇不恭顺。耶律德光便在降将赵延寿等人协助下，与后晋交战五年。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军攻下开封，俘虏后晋出帝石重贵，将其北迁，后晋灭亡。次年，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辽帝占领中原以后，不给骑兵粮草，纵使他们四出掠取，称为“打草谷”，中原民众群起反抗。同年，辽帝被迫引众北还。

刘知远是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时，他广募士卒，有步骑五万人，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辽帝将出帝迁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称帝，是为后汉高祖，仍用天福年号。随后，他统兵南下，定都开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那时的中原，因契丹掳掠而残破不堪，公私困竭。刘知远死后，护国（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永兴（今陕西西安）、凤翔（今陕西凤翔）三节度使连衡抗命。后汉虽出兵讨平，朝廷内部的将相矛盾又趋尖锐。乾祐三年（950）冬，隐帝刘承祐不甘受将相所制，杀杨邠、史弘肇、王章等权臣，又派人去谋害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郭威。

后周广顺二年（952）雕像砖

山东滕州大石村后周墓出土。

郭威当时出镇邺都，督抚诸将，北御辽国。隐帝杀他未成，郭威遂引兵南下，攻入开封，隐帝被乱兵所杀，后汉亡。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帝位，是为后周太祖，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仍都开封。后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改变中国北方的残破局面。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出兵击败后蜀，收复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亲征南唐，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年，又收复了辽占领的莫、瀛、易三州。同年，柴荣病死。次年，赵匡胤（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

十国的分立

南方九国中，前蜀与后蜀大致前后衔接，吴与南唐前后相承。

唐末，王建据有西川，后又取东川。天复三年（903），受唐封为蜀王，占地北抵汉中和秦川，东至三峡，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土十分富饶，但自光天元年（918）后主王衍继位后，蜀国朝政浊乱，卖官风气盛行，赋敛苛重，主荒民怨。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攻灭前蜀，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训练兵甲，后攻取东川，杀董璋。长兴四年（933），后唐封他为蜀王、东西川节度使。次年，孟知祥称帝，建元明德，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于成都。同年，知祥死，其子孟昶继位。契丹灭后晋之际，后蜀又得秦、成、阶、凤四州，拥有前蜀的故地。孟昶统治后期，君臣奢纵无度，朝政腐败。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

唐末，杨行密据淮南二十八州，天复二年（902）受唐封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传四主。当时，大将徐知诰掌握大权，他访求贤才，杜绝请托，减轻赋敛，二十余年间休兵息民，国家得以富强。顺义七年（927），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昇元。次年改姓名为李昪，改国号唐，史称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占有今江苏、江西和皖南、鄂东南等广大地区。李昪对外结好邻邦，对内整饬朝政，并禁止压良民为贱民，派人视察民田，按肥瘠分等收税和调兵派役，史称江淮之地，“频年丰稔”。昇元七年（943）李昪死，其子李璟继位。保大三年（945）派兵攻灭内乱中的闽国，占领汀（今福建长汀）、漳（今福建漳州）、建（今福建建瓯）、泉州，加上新增置的泰、筠（今江西高安）、剑（今福建南平）州，共计三十五州，成为南方的大国。此后，李璟日益骄侈，朝政浊乱，任用非人，赋役繁重。保大九年，南唐出兵灭楚，收掠其金帛、珍玩、仓粟等，徙运金陵，大失楚地民心，湖南诸州得而复失，南唐国力迅速衰败下来。交泰元年（958），李璟献江北、淮南十四州。去年号，称臣于后周。宋建隆二年（961），李璟死，子李煜即位，是为后主。开宝八年（975），宋发兵南下渡江，攻破金陵，后主李煜被俘，南唐亡。

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来，他吞并浙东，占有两浙十余州之地。唐昭宗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后梁封他为吴越王。吴越国土狭小，北邻强大的吴（后为南唐）。钱镠戒约子孙，世代交结中原朝廷，借以牵制吴和南唐的侵扰。钱氏统治的八十多年间，吴越地区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入朝，吴越亡。

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任王潮为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后梁封审知为闽王。王审知统治近三十年，他力行节俭，轻徭薄敛，境内富实安定。审知死后，国内常有乱事，政局非常不稳。闽政权的继承者都崇信道教巫术，他们大兴土木，除了盖宫殿外，还营造了许多工程浩大的道观，费用不足，便公开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保大三年（945），闽为南唐所灭。

马殷在唐末占有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诸州，被任为湖南节度使，进而占有桂管的梧、贺等州，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楚王，在长沙建宫殿，专制一方。马殷死后，诸子纷争，政刑紊乱。保大九年（951），南唐发兵灭楚。

唐朝末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刘隐逐渐平定那里的一些割据势力，以后，据有西自邕州（今广西南宁南）、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后梁贞明三年（917），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不久改称汉，史称南汉，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刘岩及其继承人都残暴荒淫，境内曾爆发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

开平元年（907），后梁大将高季兴被任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同光二年（924）后唐封他为南平王，所以荆南又称南平，荆南原有地八州（一作十州），唐末，多被邻道所占，高季兴割据后，南平仅占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在十国中最为弱小。其统治者只有向四周称帝、各国称臣，求得赐予。建隆四年（963），南平为宋所灭。

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是北汉。广顺元年（951），当郭威灭后汉称帝时，刘知远弟太原留守刘崇也占据河东十二州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土瘠民贫，赋役繁重。统治者结辽为援，守境割剧。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兵攻克太原，北汉亡。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境内的其他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还先后存在过其他政权组织：刘守光建燕国于河北北部（895～913）；李茂贞称岐王于凤翔（887～923）；党项羌拓跋氏雄踞夏（今内蒙古白城子）、绥（今陕西绥德）等地；在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有归义军曹氏政权；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州有回鹘可汗，史称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今新疆地区还有于阗等国；今青海、西藏一带有陷于分裂状态的吐蕃政权；今云南地区先后出现了大长和（902～928）、大天兴（928～929）、大义宁（929～937）、大理国（937～1254）等，都是南诏政权的延续；在东北有建国于盛唐时的渤海国（713～926）；居住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契丹族，在唐朝灭亡的同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势力日强，贞明二年（916）建立契丹国。后唐时，契丹攻灭渤海国，南向争夺中原。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大辽，改元大同。自此以至于北宋，一直与中原王朝对峙。

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唐末以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受到割据藩镇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如蔡州秦宗权所到之处，肆意烧杀，中原地区千里没有人烟。朱温与时溥连年交战，徐、泗、濠三州人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朱温战败河北刘仁恭时，自魏州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五百里内死尸遍地，其中定州（今属河北）一战，就杀死了六万多人。后梁与晋之间连年战争，使今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后梁还数度决开黄河以阻挡晋兵，致使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唐代繁荣的东都洛阳迭经战乱，变成了瓦砾堆，荆棘丛生，在籍的民户还不满一百户。后唐以来，华北平原地区又不断遭受契丹侵扰，卢龙镇所属诸州均遭摧残。后晋时，契丹骑兵深入中原内地，所过之处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民被杀死十余万人。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在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地饿死或流徙他处。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作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其中有十八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古代对丝绸和丝棉的统称）、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 [1] 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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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起源

古代茶事文献和近年植物学调查资料证明，茶树原产于中国。唐代陆羽在其所作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指出茶树产地在中国南方。云贵高原存在大量野生茶树，并在树型、叶态和花、果实、种子的形态上存有种种变异，可认为茶树的起源中心当在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一带。早在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时期，茶已被用作治病的药物和供神的祭品。茶被用作饮料和成为商品，在中国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饮茶风俗和种茶技术先后传入日本，9世纪20年代传入朝鲜。

吴越鸭形尊

赋役剥削苛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虽然在某些地区有所发展，但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还是相当苛重的。当时，仍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较，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封建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麹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

由于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沉重。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朱温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兵役以外，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也层出不穷。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治制度的一些变化

枢密使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号称“四贵”，往往侵夺相权，威逼皇帝。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三司使

唐初，财务主要由户部下辖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管。中唐以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常由非户部的官员分别以判、知或使的名义分管。唐昭宗在位时，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才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北宋前期三司理财的体制也是沿袭五代的。

削弱节度使权力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长期称雄的河北诸镇在后梁、后唐之际被制服以致被消灭，就是因为自后梁始，禁军开始强化。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借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骄兵逐帅、帅强叛上的情况依然存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就节度使本身而言，通过以上的削藩措施，它的实力已比唐代减弱。

后周的改革与分裂局面的结束

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在后晋、后汉之际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广顺元年（951）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政治经济改革

郭威出身贫穷，颇知民间疾苦。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和土特产；免除正税之外的一些苛敛；废免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 [2] ，并将民间牛皮一律官收的办法改变为按田亩多少分摊；停废营田，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鼓励农民耕垦荒地，留心农田水利。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比较乐于附籍。至广顺三年，后周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三万多户。

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进改革。政治上，他澄清吏治，赏罚严明，大臣犯罪，同样法办；又提倡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他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对来自西川、淮西和河东等处的流民，一律分给荒闲田地作为永业。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规定田主在三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年内回归的，给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屋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等的限定，都相对放宽。周世宗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编制《均田图》颁发州镇长官，还派遣使臣三十四人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当时征收正税多不在农作毕功之后，显德三年，后周下令三司：夏税于六月一日、秋税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以便人户交纳。官府一再动员民众修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堵塞黄河决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齐、济运路；又浚汴口，引河水达淮，使漕运畅通。当时，各地寺院林立，隐匿编户甚多。显德二年，诏废闭寺院三万余所，除了皇帝批准的僧尼数额以外，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销毁铜佛像和民间铜器铸钱，使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有所改变，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发展。

修订刑法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因仍唐旧的律令，有的已难解释。显德四年，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整军与统一战争

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以后，朱温以宣武军（汴州军号）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禁军，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改为侍卫亲军，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是为侍卫司。后周又增置殿前司，也有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置殿前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之上，而侍卫司分置马军和步军两指挥使，不置都指挥使。

显德元年，周世宗初即位，北汉兴兵攻潞州，世宗率领大军亲征，战于高平。这次战役虽然击退了北汉、辽联军，但也暴露了禁军不守军纪、战斗不力之弊。侍卫司的马军和步军两个指挥使樊爱能、何徽临阵溃退并劫掠辎重，还扬言周军已败。世宗处决了这两个指挥使和中级将校七十余人，整肃了军纪。高平之役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充兵，班师后，世宗便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选拔精锐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强大的劲旅，为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显德二年，周世宗命一些臣僚各撰写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其中王朴的《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建议先取南唐江北诸州，继取江南、巴蜀、岭南，最后才攻取太原。这一建议成为后周和以后北宋统一全国的指导方针。就在这一年，周世宗出兵后蜀，收回秦、凤、成、阶四州。次年发兵攻南唐，经过三年苦战，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从此，加强了对江南的军事优势，充实了国家的人力、财力。显德六年四月，乘辽内部纷争之机，世宗统率水陆大军北伐，不到两个月便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五月，正当周军胜利向幽州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六月世宗卒，子宗训即位，年仅七岁。显德七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制造辽兵南下的假情报，统兵出征，在陈桥（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京，废后周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宋。

宋建国后，先集中兵力平定统治领域内的反抗力量，随后，采纳赵普建议，先削平南方的荆南、南汉、南唐、吴越等国，统一了南中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出兵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归降。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

五代十国的科技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的科技文化，承唐朝之后，继续有所发展。

雕版印刷

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比较发达的西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932），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抄写做注，雇雕字匠人刻版印卖。这项工程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刻印完毕。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后蜀也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史学

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旧唐书》是这一时期撰成的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后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后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至开运二年（945），刘昫、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士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诗词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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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

晚唐五代词选集。十卷，选录唐末五代词五百首。编者赵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迹不详。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集当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其时赵崇祚为卫尉少卿。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五代十国时，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割据蜀中，六十年间，沉湎于歌舞伎乐，曲子词也因之盛行。《花间集》即为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有词作者十八人。其中，温庭筠的词秾艳华美，韦庄的词疏淡明秀，代表了《花间集》中的两种风格。内容多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花间集》古本，今传者有南宋三刻：其一为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校刻本。明陆元大本即依此本翻刻，清末吴昌绶双照楼刻本、邵武徐氏刻本则均据陆本。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南唐顾闳中绘。此画是受南唐后主李煜之命而创作。李煜当政时，因中书舍人韩熙载好蓄声伎，常在家中举办夜宴。李煜想了解其家宴活动的具体情状，因命顾闳中夜至其宅，暗中观察。顾闳中目识心记，完成了这件作品。此画以连环图画形式表现了五个互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情节，以展现夜宴活动的丰富内容，即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画中主要人物有十余人，其中多数是见于记载的真实人物。韩熙载是南唐政权中比较有政治见识的，但由于他来自北方，言行又不守名检，受到朝廷的猜忌和权臣的排挤，不得不借放纵行径以示消沉，以图自保。

绘画

五代十国的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张泽咸）

【注释】

[1] 猛火油：五代以及宋金辽元时期称石油为“猛火油”，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猛火油在使用时有专门的喷射装置，并以火药作为引燃物。这便是北宋曾公亮（999～1078）在《武经总要》中记载的“猛火油柜”。

[2] 牛租：后梁朱温把在淮南一带掠获的一大批耕牛租与东南诸州、县农民使用，规定农民每年输纳牛课的数量，以后就永不改变，牛死牛租不除。百姓深受其苦。

辽

辽朝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建国号辽。983年曾改号大契丹国，1066年以后，复号大辽。习惯上自916年契丹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所灭，统称为辽朝。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重建辽国，史称西辽。1211年，乃蛮部屈出律篡位，1218年为蒙古所灭。

建国前的情况

契丹族在建立国家以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契丹族长期流传着古老的传说：在不能确指的时代，有男子乘白马自潢河（西拉木伦河）而来，女子乘青牛车自土河（老哈河）而来，相遇为配偶，生八子。他们的子孙组成为八个部落。这个传说表明：契丹自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主要的活动地区即在潢河、土河流域。互为兄弟的八个部落来自共同的男祖先。

历史文献上关于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开始于北魏登国四年（389）。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八个部落各自独立活动，并未形成联合。八部落的名称是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羽真侯。他们经营游牧生活，以车马为家，逐水草迁徙。

北朝时，契丹一再遭到北魏和北齐的打击，对外的发展受到阻遏。隋朝时，隋将韦云起曾发大军攻打契丹，契丹遭到惨重的失败，丧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对外作战的需要促使契丹各部走向联合，每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有征伐由酋帅聚议，兴兵则合符契。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大贺氏选充，有胜兵四万。契丹别部孙氏（审密）与大贺氏联盟通婚姻。此外，还有一些契丹部落受唐朝统辖，不在联盟之内。唐太宗贞观时，大贺氏联盟依附于唐朝。唐朝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加号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各部落长称刺史，唐朝以营州都督控制松漠。

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大贺氏联盟长李尽忠（唐所赐姓名）与别部孙万荣，杀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占据营州（辽宁大小凌河流域，治柳城，今朝阳）一带反唐。武则天派遣二十八名大将出击契丹。李尽忠在作战中败死。孙万荣代领部众南下，武后发大军出战，大败，孙万荣攻掠幽州（今北京）。唐朝再发大军出击，并联络契丹邻族奚兵夹击契丹，孙万荣败死。契丹大贺氏联盟遭到沉重打击。这时，突厥又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家。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约二十年。

唐玄宗时，突厥逐渐衰落，契丹联盟长失活再度附唐。唐朝仍加号松漠都督，又号静析军大使。大约从突厥统治时期，联盟中统领兵马的军事首长的地位益加显要，唐朝加号为静析军副大使。军事首长可突于一再操纵联盟长的选举，甚至杀死大贺氏联盟长。最后推翻了世选的大贺氏，又背唐依附突厥。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朝联合契丹大贺氏联盟以外的乙室活部的部长郁捷，斩可突于。唐封郁捷为松漠都督。二十三年，郁捷又被部落贵族涅里杀死。涅里击败突厥，背唐自立，重建起契丹部落联盟。

涅里重建的部落联盟，自遥辇氏贵族中推选联盟长，号称可汗。涅里任军事首长，称夷离堇。新建的联盟，以乙室活部为基础，划分为乙室、迭剌两部。战乱中流散的其他部落和氏族，被收集编组成六部，以符合八部的传统。遥辇氏联盟其实是乙室、迭剌两个兄弟部落与其他流散部落氏族的结集。联盟夷离堇，由迭剌部中选任。天宝四载（745），回纥可汗推翻突厥，建立回纥汗国。此后约一百年间，契丹处于回纥汗国的统治之下，发展是缓慢的。

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唐朝也已处于衰落的时期，契丹由此得到发展的有利条件。唐懿宗咸通（860～873）以后，遥辇氏鲜质可汗时，契丹不断向外扩张，从邻近的奚族和北方的乌古、室韦等族以及汉人地区，掳掠居民，以充奴隶。痕德堇可汗时，迭剌部贵族耶律亿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天复二年（902），他攻掠唐朝的河东代北九郡，俘掠生口九万五千余。天祐二年（905），耶律亿又进攻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领地，俘回各州汉人居民。次年，耶律亿取代遥辇氏，充任联盟长可汗。此后十年间，他又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抗，在916年，建元神册，建立了契丹国家。

辽的建国和它的发展

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家是契丹奴隶主阶级用以统治奴隶的机器。9世纪后期，契丹人犯罪罚作奴隶的现象已在发展，并且规定了“籍没之法”（免除民籍，罚作奴隶）。连年对外作战的胜利，又俘掠了至少有十几万人之多的外族奴隶。贵族和奴隶两个对立阶级的形成以及大量外族分子的涌入，都使得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无法再进行管理。辽太祖在汉人官员的帮助下，参照汉族国家的模式，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他自称天皇帝，并废除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皇帝有自己的侍卫军。契丹国家按地区统治各族居民，并制定了法律。神册三年（918），辽太祖在潢河以北建造了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汉人康默记、贾去疑等监工营建。新建的皇都（后更名上京临潢府）成为契丹国家的统治中心。五年，辽太祖从侄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仿汉字偏旁，制成契丹大字。以后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又参考回鹘的造字法制成契丹小字。

辽太祖建立国家后，继续向南深入汉地掳掠，在西北和东北展开大规模的征伐。向西征讨原属突厥和回鹘统治下的各游牧部落，北至鄂尔浑河畔，西至甘州。天赞四年（925），甘州回鹘可汗向契丹国遣使贡献。这年冬天，辽太祖又向东攻打渤海国。次年，占领扶余，进围渤海国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南东京城）。渤海国王大諲出降。辽太祖灭渤海后，在这里建东丹国，封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统治渤海地区。天显元年（926）七月，辽太祖自忽汗城还军，在扶余（今吉林农安境）病死。

辽太祖建国前后，俘虏了大批汉人，并占领了封建制的汉地。渤海国在唐代也完全接受了汉文明并实行封建制的统治。契丹贵族中由此出现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向往汉族的封建文明，次子耶律德光则主张实行契丹的奴隶制统治。辽太祖死后，耶律德光得到辽太祖的皇后述律皇后的支持，被立为皇帝（辽太宗）。耶律倍遭到排斥，逃奔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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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五京

辽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的总称。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建国修建皇都。会同元年（938），辽太宗名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辽太祖灭渤海后，建东丹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迁渤海居民于东平郡，升号南京。会同元年，得后晋所献燕云十六州地，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原南京改称东京辽阳府。上京、东京、南京于同年设立，合称三京。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圣宗在奚王牙帐建立新都，号中京大定府，与原三京合称为四京。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辽兴宗以后，始有五京。五京是各地区的统治中心，各领有军州府县，故又称五京道。五京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皇族或后族重臣担任。

《东丹王出行图》

李赞华绘。李赞华（899～936），本名耶律倍，小字图欲，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曾被册封为东丹王，统领渤海国旧地。长兴二年（931）投奔后唐，被赐姓李，更名赞华。

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领兵南下掳掠。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册封他为大晋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晋国成为辽的属邦。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地奉献给契丹。会同五年（942），石敬瑭死，子重贵（晋出帝）继位，不向契丹称臣，辽太宗发大军攻晋，从河北直抵晋都开封。晋出帝投降。大同元年（947）正月，辽太宗领兵入开封城。辽太宗灭晋后，正式建立国号为大辽国。

辽太宗并没有在汉地建立统治，而是按照奴隶制的传统，把晋国的宫女、宦官、百工等作为奴隶掳走，连同晋宫的财宝，运回上京临潢府。辽兵灭晋过程中，四处掳掠人口和财物，称为“打草谷”。各地人民纷起反抗，辽兵遭到沉重打击。辽太宗慨叹说：“不知中原的人，难治如此！”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死在栾城（今属河北）。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称帝，建立后汉，进驻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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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皇帝

五代时，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在连年征战中实力不断增强，遂起反唐之心，于是秘密向契丹求援：请称臣，以父事契丹，约事捷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石敬瑭建立后晋称帝后，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承诺每年给契丹布帛三十万匹。至此中原完全暴露在契丹铁蹄之下。以后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南下掠夺中原的基地，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贻害长达四百年。石敬瑭对于契丹百依百顺，非常谨慎，每次书信皆用表，以此表示君臣有别，称太宗为“父皇帝”，自称“臣”，为“儿皇帝”。至此后世也将“儿皇帝”作为叛臣的代称。

辽太宗死后，辽贵族耶律安抟等在回军途中，拥立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世宗）即皇帝位，辽述律皇太后在上京另立辽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为帝。辽世宗领兵返上京，述律后与耶律李胡被迫降服。应历元年（951），辽世宗领兵南下攻打后周（汉枢密使郭威篡汉建立周国）。行军路上，辽贵族耶律察割谋杀了世宗。随军南行的辽太宗子耶律璟杀耶律察割，继帝位（穆宗）。

辽穆宗统治时期，胁迫民户做奴隶，扩大奴隶占有，并加强了对奴隶的镇压。贵族中也多次出现谋反事件，都被镇压。保宁元年（969）二月穆宗出猎时，近侍奴隶小哥等六人，杀穆宗。小哥等逃入民间，在五年之后被捕获处死。

辽穆宗死后，辽朝的契丹和汉族官员，拥立世宗子耶律贤（景宗）继位。辽景宗在位时，拥立他的南院枢密使、统领汉军的高勋，使人谋杀统领契丹兵马的北院枢密使萧思温。高勋因此被处死。此后，南院枢密使由南京幽都府（今北京）留守、蓟州玉田人韩匡嗣代领。乾亨元年（979），宋太宗赵炅领兵北上，消灭了辽朝支持的北汉（后周代汉后，刘知远弟刘崇在太原建北汉国），进而攻打辽南京。韩匡嗣子韩德让代父守南京，与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击败宋兵，以功升任南院枢密使，权势日盛。

乾亨四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年仅十二岁。承天皇太后执政，宠信韩德让（后赐姓名耶律隆运）。统和四年（986）六月，宋太宗派兵北伐。承天皇太后与辽圣宗至南京督战，宋兵大败。十七年，圣宗领兵南下，次年正月至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二十二年，再度南下，与宋军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订立澶渊之盟。两国各守旧界，此后不再有大的战事。

辽朝西境的鞑靼，这时有了较快的发展，已开始形成部落联盟。辽圣宗在古可敦城设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镇压北方诸部。统和二十九年，对鞑靼采取分部统治的办法，辽向各部落分别派遣节度使统治。鞑靼诸部杀辽节度使，起兵反抗。辽发大军镇压，鞑靼兵败降辽，每年向辽进贡马驼和皮张。

鞑靼以西的甘州回鹘不再向辽朝贡。统和二十六年，辽兵进讨甘州回鹘，直抵肃州（今甘肃酒泉）。世居高昌的西州回鹘阿厮兰汗也在辽圣宗时派遣使臣来辽贡献。

辽圣宗发动了东侵高丽的战争。统和十年十二月，辽兵东侵，次年，高丽请和。辽册封高丽国王。二十八年，高丽国王穆宗被贵族康兆谋杀，辽圣宗亲率大兵东侵，直抵高丽都城开京。此后，辽与高丽连年作战。开泰九年（1020），高丽国王显宗请和，向辽纳贡。

辽圣宗在向周邻诸国扩展势力的同时，在辽国内实行了削弱奴隶制的措施，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一些俘掠奴隶取得平民的地位。圣宗时，还修订法律，主人不得任意杀死奴隶。契丹人与汉人犯法同等治罪。圣宗又在上京以南的奚族旧地建新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中京城由燕蓟地区的良工巧匠建造，依仿汉人城市规模。这一时期，以玉田（今属河北）韩氏为代表的汉人地主势力有了很大的增长。汉族的封建文明也逐渐为契丹贵族所接受。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学习汉族的统治方法，又能吟诗作曲。汉文明在辽朝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辽朝在圣宗统治下，形成全盛时期。

承天皇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此后，辽圣宗亲自执政，至景福元年（1031）六月病死，子耶律宗真（兴宗）即位。清宁元年（1055）兴宗死，子耶律洪基（道宗）继位。辽道宗统治时期长达四十五年，辽朝进入衰乱时期。

辽兴宗、道宗朝，契丹贵族之间不断相互倾轧。兴宗为圣宗元妃萧耨斤所生，由圣宗齐天后收养。兴宗十六岁即位，元妃谋夺政权，自立为皇太后，迫使齐天后自杀，又密谋废兴宗，另立少子耶律重元。耶律重元密告兴宗。兴宗将皇太后废黜。

辽道宗即位，尊耶律重元为皇太叔，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清宁九年七月，耶律重元与子耶律涅鲁古等谋反，道宗平宿卫军乱，耶律重元兵败自杀。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平乱有功，权势显赫，与汉人官员北府宰相张孝杰勾结，专擅朝政。大（太）康元年（1075），太子耶律濬十八岁，参与朝政，兼领北、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与张孝杰诬陷太子生母宣懿皇后与伶人私通。宣懿后受诬自尽。三年，又诬告太子阴谋废帝。太子被囚禁在上京，耶律乙辛派人将太子暗杀。耶律乙辛借此兴起大狱，贵族官员多人因此被处死或流放。七年，道宗发觉耶律乙辛、张孝杰等人的奸谋，将他们免官。辽朝贵族和官员长期陷入相互攻讦倾轧之中。统治集团日益削弱。

辽代壁画《奉侍图》

描绘贵族家中正在忙碌的佣仆，画中人物均穿汉式服装，反映的是汉地辽朝贵族家中的日常生活。

辽圣宗末年以来，处在封建压迫下的各族人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辽圣宗时，把汉地的封建租税制推行于渤海地区，引起了渤海人民的反抗。太平九年（1029）八月，渤海居民以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为首举行起义，杀辽户部使，囚禁辽留守。自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兴辽军西攻沈州，不下，退守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次年，大延琳被擒，起义失败。天庆五年（1115）二月，饶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的渤海居民在古欲领导下起义，有步骑三万余人。六月间，起义失败，古欲被擒。这一时期，燕云地区的汉族农民也不断起义。天庆三年，有以“李弘”为号的农民起义。史称“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李弘”可能是利用道教符谶的称号。七年，易州涞水县民董庞儿起义，被辽军战败，投附宋朝。八年，辽东诸路爆发了安生儿、张高儿等领导的起义，发展到二十万人。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辽兵镇压下去，但给予辽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辽道宗时期，北方诸族相继兴起，成为辽朝的威胁，西北有鞑靼、东北有女真。鞑靼这时已建立起部落间的联盟，联盟长（诸部长）磨古斯在大安八年（1092）起兵反辽。辽连年出兵征讨。两军反复激战。寿昌六年（1100），磨古斯被擒处死。辽兵精锐也由此损耗殆尽。东北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这时也建立起部落联盟。联盟长称都勃极烈。天庆三年，女真完颜部阿骨打任都勃极烈，开始侵掠辽境。

乾统元年（1101），辽道宗病死。皇孙耶律延禧继帝位，号天祚帝。天庆四年，完颜旻（阿骨打）统领女真诸部兵攻占辽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又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兵，辽兵七千全部溃灭。次年，完颜旻建立金朝。

天庆五年秋，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统率契丹和汉兵号称十余万出征。十二月，与金军遇，辽兵大败。天祚帝退保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六年，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辽阳府反辽，向金兵求援助，金兵乘势攻占沈州（今辽宁沈阳），占夺东京辽阳府等地，擒高永昌。天祚帝命南京留守耶律淳召募辽东饥民两万，攻沈州，不能下。七年，耶律淳兵大败退回。十年，金军攻占上京临潢府。保大二年（1122），攻占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领兵五千逃到西京道一带，金兵随即攻下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天祚帝逃入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中）。

汉人宰相李处温与皇族耶律大石等，在南京拥立耶律淳称帝，号为“北辽”。三个月后，耶律淳病死。宋军两次大举攻辽，均遭失败。金兵攻陷辽南京。耶律大石在居庸关被金兵捕获，1123年九月领兵逃出，去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责他擅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不自安，又见辽将亡，于是率骑兵两百人北走，自立为王。保大四年，天祚帝自夹山出兵，败溃。次年二月被金兵俘虏，辽亡。

西辽

金兵灭辽后，随即南下侵掠。辽朝西北地区的各游牧部落，并无战事。耶律大石领兵至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召集西北地区十八个部落，征兵万人，设置官员，重新组成统治机构。延庆七年（1130），耶律大石率部经回鹘西行，至叶密立（今新疆塔城一带），征服突厥各部落。耶律大石建号称帝，号天祐皇帝，又号古儿汗，耶律大石仍用辽国号，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黑契丹）。康国元年（1134），耶律大石在楚河南岸八剌沙衮建都，号为虎思斡鲁朵。

耶律大石建都后，出兵东征喀什噶尔，进至和阗。向西征服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康国十年，病死，依汉制立庙号德宗。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死后，由皇后塔不烟执政七年，以后传子耶律夷列（仁宗）。崇福元年（1164），西辽仁宗死，妹普速完摄政，号承天皇太后。普速完与夫弟萧朴古只私通，谋杀夫萧朵鲁不。萧朵鲁不父萧斡里剌为西辽元帅，领兵杀普速完及萧朴古只。天禧元年（1178），西辽仁宗子耶律直鲁古继帝位。

天禧二十七年，蒙古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乃蛮部长太阳汗败死，子屈出律西逃。年初，屈出律逃奔西辽。耶律直鲁古将女儿嫁给屈出律。屈出律又离西辽东去收集乃蛮残部，与花剌子模相约，夹攻西辽。三十四年，耶律直鲁古被迫退位。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位，奉耶律直鲁古为太上皇，两年后死。1218年，蒙古军灭其国，屈出律被捕处死。

政治制度

辽太宗时期，统治地区西至流沙，东至黑龙江流域及原属渤海的地区，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部包括燕云十六州地。建都在潢河流域的上京。以上京为中心的契丹旧地和西北各游牧部落居地，实行奴隶制的统治。东部地区灭渤海后仍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南部燕云十六州地，则继续实行汉人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由此形成为西部、东部以及南部三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三个区域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统一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因而其统治制度具有许多特点。辽朝制度在太祖、太宗和世宗时逐步建立。辽圣宗时都中京，各项制度也有所改革。

斡鲁朵制

斡鲁朵原义为帐幕。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的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帝后斡鲁朵有著帐局，以契丹族和奚族奴隶为著帐户，为皇族宫帐服役。斡鲁朵还领有“瓦里”，奴役契丹奴隶，从事狩猎和手工业生产。一批自西北游牧部落俘降的奴隶也隶属于斡鲁朵宫帐。辽圣宗时，大批解放奴隶成为部民和独立的部族。辽朝皇帝设契丹、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分掌各斡鲁朵所属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和渤海人等事务。

手持骨朵的辽朝人

骨朵是安装在木柄上的蒜头状重铁器，为辽兵必备武器，可以重击敌人。

头下制

帝后以下的贵族俘掳的汉人、渤海人奴隶，在契丹本土建立州县寨堡，从事农业生产，称为“头下”或“投下”。皇室（诸王、公主）和后族（国舅）所领有的头下，许创立州城。其他贵族不得建立城郭，但也领有自己的头下。头下军州的属户，多数是称为部曲的依附农民和依附牧民，少数是奴隶。

捺钵

辽朝在建立城市后，皇族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在四季出外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各有固定地点，形成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捕鹅，又在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钩鱼。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放鹰。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林西县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猎虎。皇帝出猎时，朝中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皇帝即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捺钵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枢密院

辽太祖时，自领兵马作战，次子耶律德光（辽太宗）综理军务，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灭后晋，沿晋制设枢密使管领汉人兵马。辽世宗夺得皇位，囚禁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因采汉人制度，设契丹枢密使，以统领契丹兵马。契丹枢密院又称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北、南枢密使参与国政，听决狱讼。辽圣宗时，韩德让兼领北、南两枢密使，综理军政，成为皇帝以下最高的执政者。此后，汉人官员可任北院枢密使，契丹官员也可任南院枢密使。北南枢密院于枢密使以下，设有知枢密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等官职。

中央官制

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帝宫帐坐西向东，官员分列宫帐两侧，因此官职都分称北、南。辽朝中枢官制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制仍保存着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某些痕迹。职名多源于突厥、回纥，建国后又采用汉人官制的某些职名。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官职称“于越”。建国后仍保留这一称谓，但不实际任事，成为皇帝以下最为显贵的尊称。辽世宗以后，北院枢密使是最高的军事行政官员。契丹遥辇氏八部原以迭剌、乙室两兄弟部落最强大。建国后，将八部居民分别编组为以迭剌、乙室两部为核心的两大集团，分设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管理政务。两府宰相分别由后族和皇族充任。皇族从出的迭剌部，辽太祖时分设为五院、六院两部，首领称“大王”。北、南院大王成为仅次于北、南府宰相的重要官员。乙室部也称大王，与北、南院大王并立。皇族事务专设大惕隐司管领，官员称“惕隐”。后族事务设大国舅司管理，官员称“常衮”（敞稳）。皇帝有自己的侍卫亲军，又有宿卫和宿直官，例由贵族大臣轮番担任。北面朝官中有大林牙院掌理契丹文翰诏令。官员有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契丹语：文士）。

南面官制，《辽史》记载极为疏略。辽太祖时曾任韩知古“总汉儿司事”，总管汉人事务，依唐制加号中书令。辽世宗时，建“政事省”，主管汉人事务。辽兴宗时，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南枢密院是综理汉人军政的最高官衙。中书省只是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行政事务，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辽代一些加号尚书、中书、门下的官称，多只是附加的尊称或封赠的虚衔。南面官中设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官员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名目。契丹人任职者称为南面林牙。

《辽史》书影

《辽史》是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敕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

地方官制

契丹族征服奚族后建国，在契丹族、奚族及北方游牧族居地建立起统治制度。灭渤海后，基本保持渤海原有的官制。得燕云十六州汉人地区，则沿用后唐的旧制。因此，辽国境内的地方官制形成三个系统。契丹族和北方诸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大小部族一般各有居地，但地域统治取代了血缘组织，居民或不限本部族血统。奚族被征服后，仍保持五部或六部组织。奚族首领称奚王。辽朝设契丹北、南院大王府、乙室王府与奚王府并列，四大王府各领一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辽太宗时，仿汉制于奚王以下设宰相二员、常衮二员。辽太祖时又将俘降的边地各族分编为八部，分属北、南两府。辽圣宗时扩建为二十八部，一度撤销奚王府，奚六部改属北府统领。合共三十四部。三十四个小部族按民族成分包括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等各族。各小部族首领原称夷离堇，后改令稳，辽圣宗时一律设节度使统辖。头下州县由帝、后斡鲁朵和诸王公主贵族派遣官员管理，节度使仍由朝廷任命。辽太宗时号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辽圣宗时在奚族居地建中京大定府。上京、中京的长官称留守。在渤海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长子耶律倍东丹王，成为特殊的政区。东丹国沿渤海旧制下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等官，由契丹人与渤海人担任。辽太宗时废东丹国，称中台省。迁渤海人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又改称东京辽阳府。世宗时，恢复东丹国，仍设中台省，官制仍设左右大相、次相等职。辽圣宗时废中台省。东京设留守司及统军司统辖所属州县。州设节度使，县设县令。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称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地方官制基本上沿袭后唐制度设州、县。州有刺史州、节度州之分。县设县令。辽兴宗在大同军设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下辖州县，官制略同于南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的最高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重臣任职。汉人、渤海人等聚居区地方统治体制相近，为州县制，属辽南面官系统；而契丹人、奚人等地方统治体制为部族制，属辽北面官系统。

辽国文官图

图中的辽国文官的服饰与北宋的文官有点相似，反映出契丹人的汉化程度。

法律

辽太祖建国后，即诏定法律，以统治契丹及北方诸族人。汉人仍依原有的汉法，即源于唐代的法律。灭渤海后，也用汉法。契丹法与汉法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辽太祖时耶律突吕不曾撰决狱法，当是断案治罪的条例。辽圣宗时，修订法律十数项。主要是奴隶犯罪须送官府处理，主人不得擅杀；契丹人与汉人斗殴，同等治罪。辽兴宗时，重新制定法律，在重熙五年（1036）正式颁布。新定条制，共五百四十七条，是一部完整的法典，史称《重熙条制》。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又重加改定，增补为七百八十九条，称《咸雍条制》，以后又增补两次，共增一百零三条。大安五年（1089），道宗下诏，因新定法令太繁，仍用旧法，即《重熙条制》。辽国的几部法典都已失传。

辽朝北面官中设有夷离毕院专掌刑狱。有左、右夷离毕，知左、右夷离毕事等官职。辽圣宗时，北、南枢密院综理军政，并理讼事。贵族官员犯法，由所在官司案问，申报北、南院复审、奏报。其后又在南面官中仿汉人制度设大理寺审理重大罪案。官员有大理寺少卿、大理正等。辽兴宗时，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专设警巡院，各地契丹人犯法，由警巡使审理。汉人犯法，由所在州县官审理。

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

科举

辽朝原无科举考试制度，辽圣宗时始置科举取士。设进士科，分甲、乙两科。考试分为乡试（乡贡）、礼部试和廷试（殿试）。辽朝科举只限汉人文士考试，契丹人不得应试。

经济概况

辽朝国内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职业，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等各族在此期间交流了生产经验，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就。

渔猎

契丹族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以渔猎为基本的生产方法。捕鱼有钩鱼法。冬春之间，河湖冰冻，凿冰眼用绳钩捕捉。狩猎以骑射为主，因季节而不同。春季捕鹅、鸭、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又有“呼鹿”法，猎人吹角模仿鹿鸣，引诱鹿来以捕射。契丹人饲养猎鹰作助手，捕捉各种飞禽。东北地区号为海东青的鹰，最为有名。契丹人还驯养豹，在出猎时随行捕兽。辽朝建国后，居住在潢河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辽朝皇帝和随行官员，四季也在捺钵进行渔猎活动。

畜牧

契丹人以畜牧为业，随水草游牧。辽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民族也经营畜牧。畜牧业在辽朝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有马、驼、牛、羊等牲畜，而以马、羊为主。马是射猎放牧所必需，也是交通和作战的必要工具。羊提供皮毛和肉食，是牧区衣食的来源。辽朝国家经营的畜牧，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辽圣宗时，改变部落奴役制度，北方各族向辽朝进贡牲畜，由驻在官员就地统领畜牧。私人占有畜牲，也有很大的数量。占有牲畜的多少，是契丹族人区分贫富的标志。

农业

辽朝农业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汉人地区和东京道的渤海人住地。辽太宗以后，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从事农业耕作。辽太宗曾将一些契丹氏族迁到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一带开垦农田。辽圣宗以后，头下州县从事农耕的部分汉人农民沦为契丹和奚人的佃户。辽道宗时，屯田积谷，农业有较大的发展。辽朝的农作物，汉人、渤海人地区以麦、粟、稻为主，契丹和奚人地区，多种穄米。

白瓷鸡冠壶

仿皮囊式的鸡冠壶便于马上携带，是典型的辽代瓷器。

手工业

契丹奴隶制时期，手工业即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汉人和渤海人地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辽朝各民族相互交流生产技术，手工业的许多部门出现具有特色的成就。铁器是渔猎和作战所必需。室韦、渤海的冶铁技术传入契丹，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生产出著名的镔铁。金银矿的开采和金银器的制造，也是辽朝的主要成就。用金银制作的各种马具、饮食用具、服饰和佛教器物，都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辽朝的马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汉族的制瓷技术传入契丹，辽朝瓷器生产颇为发达，质地、色彩和形制都具有特色，鸡冠壶、长颈瓶、袋形壶等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汉人和渤海人的丝织业在辽朝得到传播，上京和中京都有专门的机构，从事多种丝织品的生产。印刷和造纸也得到发展。辽兴宗时雕印大藏经，约近一千册，高丽僧人称赞它“纸薄字密”，“帙简部轻”，说明辽朝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宋朝虽禁止火药制造技术出口，但至晚在辽道宗时，辽朝已掌握此项技术，在南京“日阅火炮”，说明辽已能制造火药武器；此外，辽还在榷场私买硫磺、焰硝等火药原料。

商业

辽朝的五京是各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贸易的中心。辽太祖建上京城，南城称汉城，汉人在此聚居，有商肆贸易。南门之东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的住地。中京城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在廊下贸易。城中坊间，有牧民停置车、驼的场所。东京外城是汉城，有南北两市交易，南京原是汉人的城市，依旧制在城北设商市。陆海百货都在北市买卖。西京是军事重镇，商业贸易不如南京繁盛。四时捺钵的皇帝和官员驻在地有临时的市场，商民驱车随从货卖。契丹居地在辽代陆续出现了一些州城，也有商业经营。上京以西的祖州城内即有市肆。辽朝统治下的东北和西北诸部落，通过贡赐或以物相易，进行物产交换。

辽朝与周邻诸国的贸易，也不断发展。五代时，辽与梁、唐、晋等都有贸易往来，与南方的吴越、南唐也通过航海，使臣往来，交换商品。宋朝和辽朝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在官员控制下进行商品交换，征收商税。私人之间的走私贸易也使大量商品输入辽朝。辽朝卖给宋朝的商品主要是羊、马、珍珠和镔铁刀。自宋朝输入的商品有茶叶、药材、丝麻织品、漆器、瓷器、铜钱、香料以及印本书籍。辽朝与西夏、吐蕃、高昌和中亚等国经由使臣往来和贡献赏赐，交换畜产和手工业品。私人商贩也有违禁的贸易。辽与高丽的贸易发达。辽圣宗之后，两国关系稳定，商品贡赐每年不断，并在边地设有榷场。日本的僧人和商客也来到辽朝交易货物。辽朝初期的商业交易仍用布或银作为交换手段，辽景宗、圣宗以后，辽朝自铸的铜钱与宋钱兼行，广泛流通。

交通

契丹在唐代受营州都督统辖，与河北的交通极为不便。辽朝建国后，并未大力修建交通设施。契丹居地至南京、西京主要是骑马或驾牛车。有榆关路、松亭路、古北口路和石门关路四条通道。榆关至居庸关可以行车，松亭及古北口两路，多是崎岖山道，只能骑马，西北各族往来和军需供应，则用马、驼。古北口路有驿馆，由民户供给，称“供亿户”。各地驿传，多随时征调营运，并无固定的制度。海路交通主要通过渤海地区。南京东面的蓟州地方，有萧后运粮河。

宗教与文化

契丹在建国前只有对自然界的原始崇拜和原始文化。辽朝建立后，佛教逐渐在契丹贵族中传播。汉人、渤海人居住地区，仍继承唐代的文化传统。辽圣宗以后，汉族的封建文明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在辽朝得到发展。

契丹族在原始时代，以白马与青牛作为互通婚姻的两个部落的象征。天地、白青、马牛、男女等概念形成对立统一的两极。辽朝建国后，皇帝称天皇帝，皇后称地皇后。相信天地都有神祇。出兵作战前用白马、青牛祭祀天地。用白羊骨炙卜。巫和太巫执行占卜和各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仍由巫师赞祝行礼。契丹崇拜太阳，故以东向为尚。

辽太祖、太宗时，佛教从渤海和燕云两个地区传入辽国的中心。阿保机建国前，俘获汉人，据说已在潢河上游的龙化州建开教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国后，渤海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上京，建天雄寺传教。辽太宗得燕云后，河北汉人僧尼也陆续来到上京。辽圣宗以后，佛教更为发展。各地区建造佛寺甚多，并通过贵族信徒的施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头下户被施给寺院后，将原来交纳给领主的赋税转交给寺院。同时仍向国家交租，称为寺院二税户。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最盛。佛教圣地五台山在辽朝境内，由西京管辖，是华严宗的教学中心。上京开龙寺僧也专攻华严。辽道宗曾亲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密宗也在辽朝传播。五台山和南京都有究习密宗的高僧，并翻译密典多部。密宗的经咒也在契丹社会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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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藏》

《汉文大藏经》之一，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华严经随品赞》、《一切佛菩萨名集》《随愿往生集》《释摩诃衍论》《大日经义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三十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共五百七十九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滅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五十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二十四行，每行十五至十八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靡”字号，每行均为十七字）。

北京房山出土的石刻《契丹藏》（局部）。其中有梵音传本。图为唐代不空和尚译的《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列于“重”字帙。

辽圣宗以后，对佛教典籍的刊校，作出两大业绩。一是石经的刊刻，一是雕印大藏。隋代僧人静琬在涿州大房山（今属北京），开凿石室，用石板刊刻佛经收藏。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后经战乱中断，云居寺被毁。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辽圣宗命僧人可玄继续刊刻经板。经辽兴宗、道宗两朝，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经石六百块。合原存《涅槃经》《华严经》石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石经的刊刻也是对佛经的一次校勘整理。兴宗时开始校印佛经的总集《大藏经》。佛经以木版雕印，全用汉文，并经僧人详为校勘。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在此以前，971年宋太宗曾在成都雕印《大藏经》，号称“宋藏”。辽代印本通称“丹藏”。

辽朝僧人的著述，主要有《续一切经音义》和《龙龛手镜》两书流传，都完成于辽圣宗时代。南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体例，对唐开元以后的佛经，续作音注，成《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此书广泛参阅了有关训诂和音韵文字的古代著述，详征博引，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僧人行均（汉人，俗姓于）在五台山金河寺著《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依平、上、去、入四声分编四卷，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释十六万三千多字。行均收录当时实际读音和通用字体，并多收民间通行的俗字，是一部有独创性的字书。此书曾传入宋朝，在浙西雕版，因避讳改名《龙龛手鉴》。

辽朝的佛教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存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是三层重叠的木构建筑，继承了唐代建筑的框架法。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地区。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和山西应县的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为前代所未有。这种新形制为金代所继承，形成独特风格的辽金塔。内蒙古赤峰市林西（上京路）的白砖塔，八角七层，但内部中空可以直登，近似唐塔。

辽朝创造了契丹文字，但由于汉文化的传布，见于记载的辽代文学作品，仍多用汉文。最早的诗篇是辽太祖皇子耶律倍的五言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辽圣宗以后，契丹贵族多学作汉诗。辽圣宗时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流传的圣宗佚诗有“乐天诗集是吾师”句。传说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但并未流传。北宋苏轼诗曾传到辽朝，在南京书肆刻印，很有影响。辽道宗和宣懿后，辽天祚帝的文妃（渤海人）都能作汉诗。道宗所作诗赋曾编为《清宁集》，已失传。辽朝贵族文人也有一些诗集，都未能传留后世，可能也都是汉诗。近年不断有契丹文物出土，但由于契丹语文尚不能通解，契丹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还有待于研究发掘。

辽太祖皇子耶律倍醉心于汉文明，不但能诗，也能作画。宋朝藏有耶律倍的绘画十五幅。有“猎骑图”一幅，到元代仍受到珍视。辽兴宗曾画鹿赠给宋仁宗赵祯。辽朝的庆陵和近年在吉林库伦旗发现的辽墓，都有大幅壁画，当是受到唐壁画墓的影响。

辽圣宗时，依仿汉人的修史传统，撰修辽朝的历史。室昉、邢抱朴等曾撰实录二十卷。辽兴宗时，又编录遥辇可汗以来的事迹共二十卷。辽道宗时，撰修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辽天祚帝时，耶律俨（汉人）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是元人所修《辽史》的主要依据。辽道宗时，汉人王鼎撰《焚椒录》一书，记述宣懿皇后被诬案始末，是辽朝仅存的一部私人的历史著述。

（蔡美彪）

山西应县木塔的辽代《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此为目前世界上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木刻版印着色立幅中时代最早、幅面最大、刻印最精的作品。

宋

宋，10世纪6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朝为南宋。

北宋政治

北宋建国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荆州），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鋹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继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逐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①稍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具空名，而不到节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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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赵炅

（939～997）

宋太宗赵炅像

宋代第二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最初名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自己称帝后又改名炅。赵炅在位期间（976～997）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不仅大量招考文官任职，而且军事上确立了强干弱枝、限制节度使权力等政策，为后来北宋积贫积弱埋下了隐患。但是赵炅爱看书倒是留下了一段佳话：赵炅曾下令编修一部叫作《太平总类》的类书。书编好后，他决定每天看三卷。有人担心他这样读书会太累，就劝他少读些，他却说：“我天性就喜欢读书，读起书来神清气爽，怎么会劳累呢？而且只要打开书卷就会有收获，时间也不会被浪费。”这也就是成语“开卷有益”的来历。赵炅最终用了一年的时间读完了这部巨著，原书名也被改成了《太平御览》。

②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③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也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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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

（925～991）

潘美像

北宋将领。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曾“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可谓战功赫赫。在嗜杀、勇猛的一面外，他也有着令人称道的另一面，比如他主动收养了后周世宗的幼子，待其像亲生儿子一样。另外《宋史》曾记载，潘美在行军作战时，若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并严惩违犯军令者，一些罪过不大的人也会被处死。他的部下李超负责行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总会暗中暂缓行刑，等潘美怒气平息、冷静下来后再定夺。潘美并不怪罪，也由此避免了不少错误。由此可见，潘美是个性格刚烈、胸怀大度的将领，不能和杨家将演义中的那个“潘仁美”画等号。但由于在北伐辽朝失败受诏撤军时，潘美与王侁等逼迫杨业冒险迎敌，导致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被俘身亡。为此，潘美被削三任。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们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转化为维护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①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②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③“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像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和赋役制度

社会阶级结构

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乡村主、客户的差别，主要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户是土地和资产占有者，依照占有数额的差别，分为五等。第一等户大致是占有土地三四顷到几十顷、上百顷的大地主，第二、三等户是土地较少的中、小地主，三等户中也有自耕农。上三等户习惯上称为上户，大致上属地主阶级。上户中还包括官户和形势户。官户可以免除差役和杂税等。第四、五等户，习惯上称为“下户”。第四等户仅有少量田产，第五等户田地更少，很多是半自耕农，第四、五等户占主户的大多数。乡村客户主要是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宋朝的客户一般不是地主的“私属”，也被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交纳身丁钱和负担夫役，部分客户直接负担二税。宋廷逐步明确规定了客户的迁移手续和社会地位。客户在户口统计中，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张择端绘。此图表现了宋徽宗时期汴河两岸的繁华生活场景。

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客户的主要手段是收取地租。租佃关系已经成为宋朝主要的剥削形态。地主和佃客之间订有口头或书面租佃契约。宋初比较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租制，地租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客户自有耕牛，耕种所得一般与地主对分。相当多的客户没有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赁，一般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另一种剥削方法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地租定额。在租佃制下，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权，但地主可以随意增租。

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官营手工业也有采用和雇制的。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众多的机户（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人户或作坊），如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吏强迫织造匹帛，而且少给或拖欠工钱，以致破产失业。

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汴京资产达百万的富商很多，超过十万者“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大桶张氏”，“以财雄长京师”，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物，牟取暴利，“日取富足”。社会上逐步改变了贱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商人还可通过接受朝廷的招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跟宗室或官员联姻，交结权贵等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商人一般都要购置土地，把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使自己变成单纯的地主或商人兼地主。

替地主、富豪家庭服役的奴婢，部分来自雇佣，部分来自买卖或抵债，被雇佣的奴婢在法律上被称为“人力”和“女使”。人力和女使跟雇主一般订有雇佣契约，写明期限、工钱或身子钱等项。法律规定，主人不得随意打死奴婢，不得私刺其面。奴婢的身份地位比前代提高较多，标志着宋代社会中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削弱。

赋役制度

北宋田赋主要是征收夏秋两税，大致按照每亩征收一斗的定额课取，如江南个别地区仍沿袭十国旧制，亩税三斗。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水平不同，因而税额也有一些差别。夏税征收钱币或绸、绢、绵、布、麦等实物。在实际征收二税时，还常常采用支移、折变办法，使纳税户的负担更繁重不堪。此外，还有身丁税（身丁钱）、杂变（沿纳）、和籴、和预买、科配等税目。宋时赋税苛重，故南宋朱熹也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宋代纸币交子

交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最初在四川民间使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发行官方纸币——官交子。

服役方面，分为职役和夫役。宋初职役，实行差法，由乡村主户担任，如衙前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等，按照规定，由第一等户轮流充当。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官府赋税，里正由第一等户轮差，户长由第二等户轮差，乡书手由第三等或第四等户轮差。耆长、弓手、壮丁负责社会治安，由第一等或第二等户轮差耆长，第三等户轮差弓手，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第三、四、五等户还轮差斗子、掏子、栏头、秤子、拣子、库子等役。上等户常因职役过于繁重，千方百计逃避，将负担转嫁给下等户乃至客户。夫役是自耕农、佃农负担的无偿劳役，如修浚河道、营建土木、运输官物等。夫役一般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官户享有免役特权，实际负担夫役的是下户。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户，也要按丁口负担夫役。

有些上户采用诡名寄产或诡名挟佃的办法，把全部或大部田产诡称献纳于僧寺、道院，或者假立契书，诡称典卖给官户、形势户。还有一些上户以及官户则诡立许多户名，把产业、人丁化整为零，想方设法，将本户列入贫下单丁的户籍，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因此，繁重的赋税和夫役，往往落到中、下户以及客户身上。他们为了避免重负，有的去为商贾、僧道，有的逃亡佣作。

北宋与辽、西夏的和战

宋太宗收复燕云战争的失利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企图一举收复为石敬瑭割让契丹的燕云地区。

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今河北涿州）等州，嗣即因辽军的苦守待援，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东路主力由曹彬率领，自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中路田重进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方的战略意图是以东路军牵制住辽的主力，使西、中两路乘隙攻取山后诸州，然后三路大军合击幽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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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

（？～986）

北宋抗辽名将。原为北汉名将，擅长骑射，北宋建立后曾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北汉灭亡后，杨业拒绝投降，宋太宗珍惜这员勇将，便派北汉皇帝的亲信去劝降。杨业痛哭之后投降宋朝。宋太宗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驻守代州。在雁门之战中，杨业大败契丹。这以后，杨业一直在雁门关对契丹备战。雍熙三年（986），杨业作为潘美的副将随军北伐，由于受到监军王侁的排挤而孤军深入，被重兵包围后又无援军支援，最终受伤被俘、绝食而死。杨业及其后人杨延昭、杨文广等抵御辽和西夏也多有战功，故后人称为“杨家将”。

宋西路军进展迅速，连下寰（今山西朔州朔城区东）、朔（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四州，中路军亦攻占了蔚州。东路宋军主力连续受耶律休哥军的阻击和骚扰，虽然攻占了涿州，但粮道被切断。在辽承天皇太后亲率援军和耶律休哥军攻击下，宋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败溃散，伤亡惨重。西、中两路军因此被迫撤军。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便放弃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

辽军不断南侵　宋、辽澶渊之盟

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收复燕云战争失利的冬天，辽数万骑逾燕山南下，宋军刘廷让率军阻击，分精兵与李继隆，令其支援，而李继隆逃至乐寿（今河北献县），坐视刘廷让军数万人被歼于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自此，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咸平二年（999），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今河北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又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地区为名，发兵南下，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对宋的都城开封构成严重威胁。

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请宋真宗赵恒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作士气。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杨延朗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未被采纳。宋军在澶州前线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辽军士气大挫。宋真宗进入澶州后，两军处于相持局面。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后，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宋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宋真宗罢免寇准，改任王旦做相。此后，宋朝裁减河北戍兵一半、沿边戍兵三分之一。

宋与西夏的和战

宋太宗时，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封号，称夏国王。淳化二年（991），宋赐李继迁名赵保吉，授银州观察使。李继迁不受，攻扰宋沿边诸州，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盐入境，断绝贸易。此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沿边依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批熟户投奔李继迁。至道二年（996）春，宋军护送大批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在浦洛河为西夏伏兵袭击，粮草全被夺去。同年秋，李继迁领兵攻宋灵州。宋太宗派兵分五路去解灵州之围，宋军有的半路折回，有的遇敌不战，仅两路宋军进至乌、白池，与夏军大小战斗数十次，宋军始终不能取胜。关西民夫向灵州运粮，沿途饥渴困苦，遭受攻击，死十余万人。此后数年内，李继迁相继攻下灵州、西凉府（今甘肃武威）。

李继迁后来战死，子李德明继位。他为了专力攻取河西诸州，遂改变策略，与宋修好。景德三年（1006），宋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又在边界增设三处榷场。此外，民间贸易也相当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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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场

榷是“专利、专卖”的意思，榷场是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而对各政权的统治者来说，也可以控制边境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安边绥远，但是榷场的设置常因各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反复兴废。

宋太宗时期，宋辽之间就已经在镇州（今河北正定）等地设有短暂的榷场。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主要有五大榷场，四个在宋境——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和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一个在辽境——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宋夏之间，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榷场，后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榷场。辽夏之间则在辽境的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设有榷场。

李德明死后，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称皇帝，国号大夏（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这时，河西地区已全部为西夏所占有，西夏经济、军事实力都已比较雄厚，乃撕毁勉强维持了三十年的宋夏和约，开始攻宋。宋朝也终止按年“赐”物，禁止沿边居民与之互市。

妙音鸟砖雕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出土。妙音鸟，梵语音译为“迦陵频伽”，佛经中多有记载，来源于印度神话，形象是半人半鸟，被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

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西夏每年都对宋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诸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互不支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损失惨重。官私屋舍被夏军焚毁，居民和牲畜屡遭屠掠。宋朝在屡败之后，虽也在重新部署兵力，表示要整军决战，实际上却希望能与西夏议和。西夏在与宋交战中虽多次获胜，但掳掠所获既抵偿不了战争中的耗费，也抵不上从前依照和约与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取得的物资。由于民间贸易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纺织品等都很缺乏，他们也都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加上辽朝不愿西夏过分强大，双方出现了嫌隙。衡量利弊，李元昊遂在庆历四年以如下条件与宋朝媾和：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还按年在双方的节日赠西夏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北宋前期、中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

川蜀农民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洛商州区）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军队和官僚机构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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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军

宋代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将各地精兵编为禁军，剩下的老弱士兵留在本地称为“厢军”，通常没有训练和作战任务。厢军在兵种上分为步军和马军，步军基本从属于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在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弓弩院、御膳厨、油库、醋库、布库等部门服劳役，也承担修路、建桥、垦荒、运粮等任务；马军则主要负责地方治安。从来源看，从禁军中拣选降为厢军的，称为“落厢”；刺配犯人充当厢军的，称为“配军”。厢军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也有机会替代或补充禁军。

祐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财政危机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早在宋真宗初年，知扬州王禹偁建议对辽和夏州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减少官、兵冗员，减轻税收；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淘汰僧尼，减少耗费等。宝元二年（1039），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五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兵，节省经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宋朝已经不能只率由旧章而无所作为地统治下去了。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富弼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奏中认为，当时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他们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①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④慎选各地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各州的长官，由各路、各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⑤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⑥“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役人。范仲淹、富弼还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政策，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反对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相继被罢官出朝，他们的新政只推行了一年零几个月，便宣告夭折。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嘉祐四年（1059），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书》，要求培植人才，以便改革现行法度。他指出，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没有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然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却又缺乏人才。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方面“陶冶”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他还指出，汉、唐、五代所以乱亡，晋武帝所以招致祸乱，皆源于人才不足。《言事书》还指出，当时财政的困窘，绝非由于官员之冗滥和官员俸禄之过多，关键在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世之宜而变通；假若能理财得其道、通其变，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经费。所以，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言事书》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赞扬，却未被宋仁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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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1007～1072）

欧阳修手迹

北宋大文学家和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甲科。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也曾受过排挤和打击，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抵制和讥讽王安石的部分新法，但比较实事求是。文学上，欧阳修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他主张文学革新，诗、词、散文都有佳作名篇流传，《醉翁亭记》便是代表。同时，他还桃李满门，苏轼兄弟和曾巩、王安石都是他的学生。史学上，欧阳修曾奉诏编《唐书》，世称《新唐书》，并且独自撰有《五代史记》（世称《新五代史》）以及关于金石学的《集古录》。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也多次上奏札，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的主张。司马光的改革主张，主要为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员，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皆能乐业安富，然后“上下交足”。他还指出：“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苏轼也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主张。在百姓穷困、官府仓库空虚、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改弦更张，势所必然。

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二月升任参知政事。神宗一心依靠王安石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王安石主张，为了改变国贫的局面，必须采取“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方针。一方面“摧制兼并”，把大商人、官僚、地主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另方面扶植“农民”（地主阶级中下层和自耕农），减轻差役，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生产，预防农民起义的兴起。为此，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此后陆续制定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在江南、两浙、荆湖、淮南等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发运使只是照章办事，完全按照每年的定额，丰年不敢多运，凶年不能少运，经常支出大笔运费，运来一些过剩物品，只得在京城半价抛售。各司往往隐瞒财富，不肯如实申报朝廷，反而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加倍收税，朝廷调用物资时，又多不管产地和时令，一味强征。这些做法给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百姓则被加重赋税负担，朝廷仍然财用窘急。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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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路发运使

六路是指北宋时期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两浙、荆湖南、荆湖北六路。当时六路已经是国家财富的倚重之地，宋神宗朝，江淮六路的各项赋税收入占到全国的三成以上，盐税甚至最高达到四成多。同时，江淮六路每年的上供粮食达到六百二十万石，成为了宋代的重要粮仓。正因为江淮六路的作用日益重要，宋朝在江淮六路设立了江淮六路发运使和江淮六路转运使。江淮六路发运使的职能非常广泛，漕运上供粮食、保证京师物资供应是其核心职能。

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以薛向为六路发运使，设置官属，推行此法。朝廷从内藏库拨予钱五百万贯，并拨予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王安石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均输法从增加宋朝“国用”出发，多少改变了旧制，增加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行市易法。在此以前，同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曾在古渭城（后改名通远军，今甘肃陇西）设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每年收商利约可一二十万贯。又有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开封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京师市场，物价贱则稍增价收购，贵则稍减价出售，以便由官府掌握“开阖敛散之权”，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中书据此制定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以内藏库等钱一百八十七万贯作本，控制商业。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出年息二分，半年出息一分。商贩向市易务成批地赊购货物，也出年息二分。后来陆续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几十个重要城市设立市易务，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山东货郎图》

北宋苏汉臣绘。

免行法

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当年，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向官府交纳“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要求。宋神宗命提举在京市易务吕嘉问和开封府司录司共同调查各行利害，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制定条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1069）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百姓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几年后，军粮经常有余。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借贷者，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充当“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在河北路，贷款的限额是客户与第五等户每户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户三贯，第三等户六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一等户十五贯。本县如有剩余，允许第三等以上户借贷。如还有剩余，借贷给有物业抵当的坊郭户，贷款以适中的粮价折算，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凡灾伤达五分以上的地区，允许延期归还。先分派提举官到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俟其就绪，然后再在各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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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郭户

从唐代开始，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宋代的坊郭户包括了居住在州﹑府﹑县城和镇市的人户，以及一部分居住在州﹑县近郊的居民区——草市的人户。官府依据有没有房产，把坊郭户分成了主户和客户，然后又依据财产或房产的多少，把坊郭户分为十等。坊郭上户中有地主、商人、地主兼商人、富有的房产主等，坊郭下户中有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贫苦秀才等。按照宋朝的法律，坊郭户必须承担劳役，并且缴纳屋税、地税等赋税。由于统治中心设在城市，所以官府常对坊郭户临时摊派“科配”，数额往往比乡村户还多。

实行青苗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跟高利贷者的加倍利息相比，青苗法取息二分或三分，应该说是比较轻的。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者的活动，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

募役法

熙宁四年（1071）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务简繁，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备灾荒年份，全部免征“役钱”时，即以此钱充用。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1072）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官僚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却仍负担重税。田产不均、赋税不实，一直是严重问题。方田均税法分为方田和均税两部分，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依据方、庄账籍，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向民间公布，分发方账、庄账、甲帖和户帖四种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诡名挟佃者，都予合并改正。同时，各县以原有税数为定额，禁止使用合零就整等手段超溢此额。荒地归于耕佃之家，不必追查。瘠卤不毛之地，允许占有佃种。《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布后，派济州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再在各路推广。到元丰八年（1085），开封府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已方而见于籍者”共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约为全国纳税土地的半数以上，从而使赋税的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官府的田赋收入也得到保证。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这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贷款，如官钱不足，州县官劝谕富室出钱，依例计息，由官府置簿催还。变法派广泛吸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商贩、农民、仆隶甚至罪废者，只要能讲求水利、有利农业，都可直接到东京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还要授官嘉奖。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这项新法推行七年后，据统计，全国共兴修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水利田三十六万余顷，疏浚河汊、湖港之类不计其数。福建莆田木兰陂，在此期间最后建成，溉田一万多顷。扬州天长县（今属江苏）的三十六陂、宿州临涣县（今安徽宿州西）的横斜三沟，建成后也溉田九千顷。这时，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1074）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多将，每将置正将一人，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充任，专掌训练。元丰四年（1083），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西、浙东等设十三将。“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正将以下设副将、部将、队将等。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制》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选取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有材干心力”者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随后推行到全国各路。保甲原属司农寺，熙宁八年改隶兵部。第二年，实行结队法对丁保进行军训，两大保编成五十人一队。这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达七百一十八万余人，其中保甲民兵六百九十三万余人。王安石组织保甲、训练保丁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军队的缺额不再填补，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年岁稍久，保甲民兵便可以代替大部分军队。二是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此外，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十五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有的是因变法派自己改变了初衷，有的是因执行新法出现偏差，但基本上都部分地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和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当时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以及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实施的过程中，都无例外地遭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他们在朝内外利用一切机会，制造事端，造作谣言，掀起阵阵波澜，使新法不得不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推行。

新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西北边防线上，对西夏展开了攻势。到熙宁六年为止，由王韶采用“招抚”和镇压的策略，占领了吐蕃部落居住的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东北）等州。王安石罢相后的元丰四年、五年，宋神宗又对西夏发动了两次进攻。第一次攻西夏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西南）之战，宋军无功而返；第二次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之战，宋军大败，士兵、民夫损失二十余万人。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死。十岁的幼子宋哲宗赵煦继位，宋英宗的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处理军国大事。因为新法侵犯了皇亲国戚的利益，高太后早就反对。她刚一执政，便首先起用在守旧派中享有声誉的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新法。

司马光入朝前，已经上章请求急速罢去保甲、免役和将兵等法。入朝当政后，又上章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主张全部“更张”新法。有人以为按照古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为推翻新法提供了理论依据。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废罢保甲军训和保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法大部被废罢。变法派被列为王安石等人的亲党，榜之朝堂，其主要成员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先后被贬官。

司马光还主张把宋神宗时为了对付西夏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和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外围建立的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等堡寨，都送还西夏，他认为这样做既可免“激令愤怒”，还可以换取双方短期内相安无事。

在司马光废罢新法的过程中，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完全赞成，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有些新法还可继续施行，如范纯仁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轼、苏辙、范纯仁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死，新法已大都废罢，变法派也相继被排挤出朝，新法的存废已经不容再有争论。

蜀洛朔党争

司马光死后，八十一岁的守旧派文彦博继任左相。守旧派牢固掌握朝政后，开始因人事的倾轧和政见、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对宋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程、苏二人从此尖锐对立。程颐及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洛党”。苏轼、吕陶等被称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被称为“朔党”。三党展开了一场混战。

元祐四年，蔡确谪居安州（今湖北安陆），赋诗十章，被梁焘等守旧派指为“讥讪”高太后。高太后再贬蔡确新州（今广东新兴）安置。左相范纯仁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蔡确贬后，梁焘、刘安世交章弹劾范纯仁党附蔡确，范纯仁罢相。元祐六年，左相吕大防和右相刘挚不合，御史台官员郑雍、杨畏依附吕大防，奏劾刘挚交结蔡确和章惇，梁焘、王岩叟虽上疏为刘挚辩护，刘挚却终于罢相。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守旧派内部交讧的结果，使政局愈加混乱。

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病死，宋哲宗始得亲政。哲宗早就对高太后不满，并有志继续宋神宗的新法。次年三月，左相吕大防被罢免。苏辙劝宋哲宗不要“轻变”元祐之政，不要再用变法派，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四月，章惇为左相。又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恢复新法。

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掌握政权，对守旧派甚至中间派进行打击。宋哲宗下令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韩维等三十人贬官，致仕官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中书舍人林希在撰写对守旧派的贬官制词中，阴斥高太后“老奸擅国”。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章惇等人逐步恢复新法。绍圣元年，依照宋神宗时的“条约”，恢复免役法、保甲法。二年，复青苗法。四年，重置市易务。元符元年（1098），“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行全国。在这段时间内，各项新法基本上按照熙宁、元丰时期的模式进行，只是为了克服熙、丰推行时曾经产生的弊端，并且为了消除阻力，对新法也稍稍做了一些改革。

在恢复新法的同时，章惇、曾布等又主持对西夏的开边活动。绍圣二年八月，宋朝终止与西夏边界谈判，采取进筑堡寨、开拓疆土的战略，先后筑堡寨五十余所，占据了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和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屡败西夏兵，迫使西夏叩关求和。元符二年，又举兵攻占青唐（今青海西宁），以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海东乐都区）为湟州，却遭吐蕃族的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朝被迫放弃青唐等地。

变法派一方面反击守旧派和恢复新法，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出现内部分裂。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曾上疏攻击市易法，与吕惠卿、章惇分裂。绍圣初，曾布又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曾布还指责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攻击章惇、蔡卞处理元祐党人“过当”，是“报私怨”，指责章惇、蔡卞各自植党。章惇和蔡京、蔡卞兄弟原来政见一致，后又发生龃龉，蔡京和蔡卞的权势日盛。变法派大臣互相倾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无子。宋神宗皇后向氏提议立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章惇以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蔡卞等人呵叱章惇，支持向太后。向太后决策，由赵佶即位（宋徽宗），自己“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早就反对新法，当权后，起用韩琦之子、守旧派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也乘机排除异己，进为右相。变法派大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先后贬斥出朝。

元符三年七月，宋徽宗亲政后，听从曾布绍述之说，决定恢复新法，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崇法熙宁。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勾结宦官，重返朝廷，很快取代曾布任右相。从此，蔡京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在宋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全部军政大权，成为北宋王朝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

蔡京首先定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此后，重定元祐和元符末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还包括章惇、张商英、李清臣、陆佃等十名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章惇因反对立宋徽宗，被指责为“为臣不忠”。被列入党籍的官员，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远地，轻者则赋闲或谪降，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其子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

宋徽宗重用蔡京一伙，依仿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讲议司，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政事。他们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如免役法的恢复，巩州（今甘肃陇西）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二万九千余贯。方田的官员往往在原有税额外，增加税数，称为“蹙剩”，一县多达几万贯。在丈量过程中，贿赂公行，弊端百出。豪右形势之家多减免赋役，把负担都转嫁到下户头上。

《听琴图》

宋徽宗赵佶绘。图上弹琴者为宋徽宗，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右为蔡京，左为童贯。图上还有蔡京的一首题诗，诗意投徽宗所好。因为宋徽宗宠信蔡京，所以在他的画作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

蔡京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极力搜括财富。崇宁元年，恢复榷茶法，在产茶州军设官场专卖，禁止商人、园户私相贸易。崇宁四年，罢官场，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后，批给茶引。政和元年（1111）后，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达四百余万贯。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私奉”。蔡京还大改钞盐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便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钞法屡次更易，商人出钱买钞，尚未领盐，钞法已变，又须贴钱领新钞，如无钱更换新钞，则“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甚至被迫自尽。朝廷还以卖盐多寡为州县官的考核标准，州县往往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有的上户一家全年买到上千贯，第三等末户买到三五十贯。宣和元年（1119）前后，榷货务岁入淮南和两浙盐利，分别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万贯和七百至八百万贯，成为朝廷财政的一笔重要收入。宋徽宗见到盐钞、茶引成柜搬入朝廷，得意地说：“此太师（即蔡京）送到朕添支也。”

宋徽宗还用宦官直接掠夺民间田地。政和六年（1116），由宦官杨戬在京西路设公田所。杨戬死后，宦官李彦又设置西城括田所。李彦等人在京西、京东、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地、荒地、逃田、退滩等收归官府为名，将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强占的田地共达三万四千多顷。大批百姓被夺去常产，“愁怨溢路”。

宋徽宗、蔡京将各地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数额，宋神宗时已增加一倍，宋徽宗时重定上供额，又增加到十几倍。蔡京的亲信胡师文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将每年籴买东南粮米的大部分本钱，移作上供，供徽宗挥霍，胡师文因而升户部侍郎。各路官员竞相仿效，仓贮钱物全被搜空。各地官府还千方百计敲诈百姓。西蜀原来税钱三百文折绢一匹，因辗转纽折，竟增至二十三贯。对一向不施行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一斗税粮的地里脚钱竟与元丰时正税相当。此外，还巧立名目，仅绢帛一项，有和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米谷一项，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名为预买，实不给钱，名为和籴，只给低价。赃吏猾胥，从中侵渔。大批百姓饥寒转徙，苦不堪言。

宋徽宗再次对西夏和青唐用兵。崇宁二年至三年，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今青海尖扎北）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胜负相当。政和四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宋军与西夏军屡次举行大规模战斗，互有胜负。宣和元年（1119），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宋徽宗、蔡京一伙大肆搜括民财，穷奢极侈，恣意挥霍。宋神宗元丰间左藏库月支约三十六万贯，这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宋徽宗初年，杭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制造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民间征敛。稍后，又在苏州设应奉局。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最初命朱勔密取江浙花石进奉，后来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花石纲，朱勔仗势掠夺民间花木、奇石，运到汴京。一块石头的运费，民间至用三十万贯。各路监司、郡守仿效朱勔等人，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花石所过，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大批农民长期被征发当民夫，搬运贡物，不能种田，直到力竭饿死，或者自缢于大车的辕轭下。大批花石树木运到京城，用来建造延福宫、景龙江和艮岳。艮岳用人工筑成，周围十多里，主峰高九十尺，使用山石以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馆舍台阁，穷极华侈。徽宗整日在宫中纵情取乐，宫女多至以万计。

蔡京第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与其子蔡攸等第宅相邻，“极天下土木之工”，金碧相照。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蔡京生日，各地都要奉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宦官童贯掌握军权，每得军需，悉充私藏，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朱勔在苏州占有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多万石。童贯、王黼等人公然鬻卖官爵，贿赂公行，门庭若市。京师人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即一贯），直秘阁。”王黼侍妾甚众，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其子十四岁便任待制，被称为“猢狲待制”。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北宋王朝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方腊起义

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州衢江区）、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湖州吴兴区）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州）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宋江起义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青州）、徐（今江苏徐州）、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礧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女真兵马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

政和五年（1115），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贵族首领完颜旻（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同江以东黑龙江）边建立起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国号金。随后向辽朝进攻，屡败辽兵。宋徽宗等以为辽朝有必亡之势，决定联金灭辽，乘机恢复燕云。宣和二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双方夹击辽朝，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将原来送与辽的岁币转送给金朝。宣和四年，金军攻占辽中京、西京，由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接连两次攻打辽南京，都被辽军打败。童贯要求金军攻辽南京。十二月，金军由居庸关进军，一举攻下辽南京。金朝提出：燕京（辽南京）归宋，宋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给予金朝。宋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金军将燕京城内财物和男女掳掠一空而去，宋朝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改燕京为燕山府。

金军第一次南侵

在攻打燕京和宋、金交涉燕京归属的过程中，宋朝军事政治的腐朽情况在女真贵族面前已暴露无遗。金军于宣和七年二月俘获了辽天祚帝，乘胜于十一月侵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取太原府；东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在攻下太原、燕山府后，会师于宋朝东京开封府。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下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即以降将为向导，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直达东京城下。

宋徽宗自从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即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企图南逃避难。宋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起用了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战守之具粗备，金完颜宗望部即已抵达城下。宋钦宗派使者去金营求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三镇（称三镇，即包括其所属州县），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金军攻城，李纲亲自督战，多次打退金军。

驻守陕西等路的宋军，听说开封被围，立即由种师道、姚平仲等率领前来“勤王”。各地乡兵和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来，迅速向开封集中。种师道等各地援军达二十多万，金军不到六万人。李纲、种师道主张坚守京城，在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可以取胜。二月，姚平仲领兵半夜出城劫营失败，宋钦宗和太宰李邦彦罢免李纲，向金军谢罪。这些荒谬举动，激怒了东京军民，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李邦彦等人，几万人来到皇宫前，痛骂李邦彦，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职，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民无不奋跃。但宋钦宗却继续派使者去金营求和，竟然答应了金朝赔款和割让三镇的要求。

完颜宗望见宋朝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又因已得三镇，便撤军北归。宋朝两次出兵救援太原，均被金军击破，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金军第二次南侵

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虽然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割归金朝，三镇的人民却起而抗拒，“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北归的金军并不能凭靠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无耻诺言而占有三镇。因此，究竟应否割让三镇的问题，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也成为重新争论的议题。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仍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八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被攻下。东路金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路的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如约割让三镇事。这时，种师道已死，李纲贬官，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控制朝政，坚主割地，遣返各地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朝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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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神兵

在金兵围城数月的危急时刻，宰相孙傅向钦宗引荐“奇人”郭京。郭京自称幼年学道，精通秘术，只要有一支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的部队，就能杀退金兵。于是郭京被委以重任，在开封城内四处招兵，条件更为可笑——不论年龄大小、会否武功，只要生辰八字符合六甲兵的要求就可入伍，并在这些乌合之众中挑选了“北斗力士”“天官天将”等。在出战前，郭京还将守城的士兵赶下城墙，以避免法术被人看到而失灵。结果“神兵”刚过了护城河就被金兵杀得大败，尸体填满了护城河，吊桥也被金兵夺去。宋军及时关上了城门，但仍有金兵搭云梯登上了无人防守的城墙。郭京见势忙说：“这必须我亲自去作法！”跑下城后带着残兵逃得无影无踪。东京汴梁就这样被金兵攻陷了。

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逃散，东京城破。宋钦宗派宰相何栗去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前往商议割地。宋钦宗亲去金营求降，献上降表。从靖康元年十二月起，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金军满载而去，北宋从此灭亡。

南宋政治

宋政权南迁　南宋初抗金斗争

金军从开封撤退之前，册立了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女真贵族的傀儡政权，统治黄河以南地区。金军撤退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张邦昌只好避位。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元年（1127），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起用当时深孚众望的抗战派李纲为相。这时河北、河东地区都有忠义民兵抗击入侵的金军。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组织、领导和使用，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便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王 为河东经制使，傅亮任经制副使，并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部署收复河东和河北失地。但赵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只想用割让土地和缴纳岁币的办法，以求金人不再进军，决不敢作以武力进行抵抗的打算，因而对李纲的谋划百般阻挠和破坏。李纲任相仅七十五天，即被罢免，张所等抗战派也相继被罢免。上书言事、力主抗金的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也被杀害。

女真贵族的烧杀掳掠，在北方强制推行奴隶制等行径，激起北方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地区的人民用红巾作标志，组织武装，到处袭击金军。泽州（今山西晋城）和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带的忠义民军，曾猛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几乎被俘。女真贵族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每每妄杀平民以泄愤，而红巾军却愈益壮大。河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在今河北赞皇）上，有官员赵邦杰和马扩领导一支抗金队伍，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的人作号召，人数达十万以上，各地的许多抗金武装闻风响应。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军渡河，攻占了新乡县城，后被金军打败，王彦率部转移到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他的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与金军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支军队从此便以“八字军”著称。两河忠义民兵纷纷接受王彦的领导，队伍扩大到十万以上，屡次打败金军。此外，如幽燕地区的刘立芸、杨浩和智和禅师、刘里忙等人也分别组织抗金队伍。张荣领导的梁山泊水军，陕西邵兴（后改名邵隆）和邵翼组织的义兵，也都各自为战，奋勇抗金。

《中兴四将图》（局部）

南宋刘松年绘。描绘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左一）、张俊（左三）、韩世忠（左四）和刘光世（右一）。

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对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实际上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将“行在”迁往扬州，以求苟安享乐。只有留守开封的宗泽，把那些归附在他的旗帜下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加以组合，并和黄河以北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整顿防御，以加强作战实力。建炎元年冬和二年春，宗泽率军击退金军的大举进攻。但是，他收复失地的计划一直得不到赵构的批准，几次吁请赵构返回东京，也未被采纳，积愤成疾，与世长辞。接任东京留守的杜充，一反宗泽所为。北方人民抗金武装也遭受挫折，先后为金军击破。

建炎二年秋至三年春，金军又发动攻势，前锋直指扬州，赵构仓皇逃往江南。抵达杭州不久，苗傅和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赵构退位。吕颐浩和张浚联络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起兵“勤王”，政变宣告失败。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率军退往江南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当年冬，金将完颜宗弼率大军渡江，占领建康府，杜充投降，赵构又自杭州出奔，漂泊于海上。金军追至明州（今浙江宁波），沿途遭受南宋军民的不断袭击，遂于建炎四年春在大肆掳掠后北撤。韩世忠在黄天荡一带拦截金军，相持四十天之后，金军以火攻破韩世忠军，才得回到建康。岳飞率部克复了建康府，金军退至长江以北。绍兴元年（1131），张荣的梁山泊水军在泰州（今属江苏）缩头湖击败金将完颜昌，俘获完颜昌之婿蒲察鹘拔鲁。金军又被迫放弃淮东。

金朝在建炎四年九月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与南宋对峙，并集结重兵，攻打川陕。同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刘锡率五路军马，与金完颜宗辅（讹里朵）、完颜宗弼、完颜娄室所部在富平（今属陕西）举行大规模会战，宋军溃败，陕西五路大部丧失。都统吴玠率军扼守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附近），屏蔽西川。绍兴元年十月，完颜宗弼大军猛攻和尚原，吴玠率军顽强抵御，重创金军，完颜宗弼身中两箭，金军遭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首次惨败。三年正月，金军攻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领兵至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抵敌，战败。四年二月至三月，吴玠军又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再次大破完颜宗弼的重兵。金军退守凤翔，暂时不敢窥伺四川。

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出师反击伪齐，连克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州）和襄阳府（今湖北襄阳），并于襄阳府附近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岳飞派遣部将王贵和张宪进兵邓州（今河南邓州），击败金、齐联军几万人，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岳飞按照预定计划胜利地收复襄阳六郡，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绍兴四年九月，金、齐联军自泗州（今江苏盱眙）和楚州（今江苏淮安）两地渡淮，大举南侵。十月，金军一支前锋在扬州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遭遇韩世忠军伏击。金与伪齐联军进攻庐州城（今安徽合肥），岳飞奉命领军救援，在庐州城下又破敌军。

经过抗金将士四五年的艰苦奋战，南宋的统治才得以稳定下来。绍兴六年，宰相兼都督张浚部署韩世忠进攻淮阳军（今江苏邳州西），不克。岳飞率军连破镇汝军、虢州（今河南卢氏）、商州（今陕西商洛商州区）和顺州（今河南嵩县西南），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伪齐向金朝求援，遭到回绝，不惜孤注一掷，分兵进犯两淮。伪齐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等地分别遭到杨沂中等军拦击，大败而逃。岳飞军又在唐、邓等州击破金与伪齐联军的分路进攻，再次兵临蔡州，打退了敌人的追兵。

绍兴七年，宋廷罢免畏敌怯战的淮西军主将刘光世，但由于处置失策，副都统制郦琼裹胁大部分淮西军叛变、投降伪齐，一时朝野震惊。宰相张浚引咎辞职。赵构遂取消岳飞的北伐计划。金完颜昌等人得势，废除刘豫的伪齐政权，向赵构诱降。绍兴八年三月，赵构任用秦桧为相，决意求和。赵构和秦桧进行极其屈辱的乞和活动，招致广大人民和很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群情激愤。李纲、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人纷纷反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奏，要求斩秦桧之流，以谢天下。赵构罢免主张抗战的官员，放逐胡铨，起用主和派，控制舆论，接受称臣纳贡的和议条件，派秦桧代表自己跪受金朝诏书。金朝将陕西、河南归还宋朝。

完颜宗弼在金朝政治斗争中得势，杀完颜昌等人，于绍兴十年撕毁和约，分兵四路，大举南侵，迅速夺取陕西、河南之地，进逼两淮。赵构被迫命令各军抵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进驻顺昌府（今安徽阜阳），以少击众，大败完颜宗弼的金军主力。完颜宗弼退守汴京，宋军分路出击。韩世忠军夺据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陕西吴璘、杨政、郭浩等军屡败金兵，后因田晟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战败，宋军退守川口要隘。金军也因伤亡较多，退守凤翔府，不再出战。岳飞早先已制定了“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积极与北方忠义民兵保持密切联系。他派梁兴、赵云、董荣等人深入黄河以北地区，组织游击军，广泛出击，袭扰金军，亲率主力北上，连克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郑州（今属河南）、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地，宋将张俊拥兵自重，玩敌怯战，到达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后，旋即退师，使岳飞处于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境地。金帅完颜宗弼乘机大举反扑。郾城之战，岳飞军以少击众，迎头痛击，大败金朝主力骑兵。接着，王贵、岳云等又在颍昌大败金兵，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上书赵构，要求各路宋军乘胜进军，收复失地。黄河以北的广大人民也闻风响应，不少州县已为忠义军所攻占。赵构和秦桧却急令各路大军停止进击，撤回原来驻地，岳飞被迫班师，金朝重占河南之地。韩世忠、刘锜等军也纷纷从前线撤回。刚开到前线的杨沂中军也在宿州溃败。

绍兴十一年春，金军攻打淮西。在柘皋镇（今安徽巢湖北）被杨沂中、刘锜、王德等军击败，宋军收复庐州。金军回兵攻下濠州（今安徽凤阳），又分别打败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援军，岳飞的援军赶来，金军退回淮北。九月，吴璘等军随后攻取秦州（今甘肃天水）、陇州（今陕西陇县）等地，并在剡家湾等战役中屡获胜捷。尽管如此，也未能改变宋廷妥协苟安的决策。

赵构和秦桧采用阴谋手段，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柄，并且设置冤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力主抗金的岳飞和战将张宪、岳云，迫令抗战派韩世忠等人退闲。

当年十一月，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和金朝议定屈辱的和约，其主要条款是：南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中间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商州区）和秦州之大半皆属金朝；南宋每年向金朝输纳银三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所谓的“绍兴和议”。

投降派的黑暗统治　人民的反抗

土地兼并的加剧

南宋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的现象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由于很多农民丧失土地，以致在南宋户口统计中出现了大批的“无产税户”。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很多圩田，无不被豪家所霸占。著名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永丰圩，收租达三万石，数十年间，总是辗转于皇室、大将、权臣手中。在归属秦桧时的某年，大水冲坏圩岸，秦桧竟强迫四个州的民夫，为自己修筑。永丰圩成为一方的民间大害。大将张俊霸占的田地横跨不少州县，在解除兵权家居后，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秦桧死后，号称家道式微，至宋孝宗时，其子孙仍能收租十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家，岁收租谷七十万斛。南宋中期，宋廷没收权臣韩侂胄及其党羽们的田地，每年可得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还有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南宋后期，出现了年入租米百万斛的豪富，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南宋官田在垦田总额中的比例不大，但往往被官员和豪强地主占佃，而不纳租课，故官府常出卖官田。

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实物分成租和定额租。定额租依田地肥瘠不等，达每亩一至两石。正额地租之外，地主对佃客还有各种名目的剥削，如强迫佃客代纳赋税，收租时还附加耗米，大斗收租，强迫送礼等类。不少地主还用“刬佃”的办法，驱逐旧佃客，以提高地租额。高利贷也是一种重要的剥削方式，地主通过放债，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妻女做奴婢。官府为地主督租，也成为南宋时较常见的现象。很多缴纳不起地租的佃客，惨遭官府的拘捕和监禁，甚至死于非命。

苛捐杂税的加重

北宋赋税的繁重，本已超过前代，而南宋又超过北宋。南宋初，浩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增税的借口。宋高宗以爱养生灵作标榜，实现屈辱的和议后，人民的负担依然节节上升，直到南宋晚期，一直保持着有增无减的势头。南宋统治者一方面加重旧税税额，另一方面又新增许多苛捐杂税。

南宋比较普遍地以大斗、大斛、斗面、斛面、加耗、呈样、预借、重催等手段加重百姓两税负担，大斗和大斛使纳税额增加几成至一倍，斗面和斛面是将量器内的粮食平面堆高，所谓“斛面坡陀斗面高”，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正税额。加耗米有的甚至为正税四倍。呈样又称样米，是官员以检查粮食质量为借口而进行的勒索。预借由预收两三年的税额发展到六七年的税额。重催是缴纳两税后，官府不予承认，而重叠催税。北宋时的和买绢帛，到南宋初不仅完全成为官府不支分文的正式赋税，而且在东南地区，又与夏税 绢绵等，以高价折钱输纳，称为折帛钱。南宋的和籴粮草也与北宋相似，实际上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特别到南宋晚期，农民的和籴负担愈加沉重。

南宋新增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一些地区性的赋税，不可胜数。北宋末创设的经制钱，加上南宋初创始的总制钱，合称经总制钱。其下有很多烦琐苛细的税目。在宋宁宗前期，铜、铁钱年收总额近两千万贯，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来源。月桩钱是为供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种横敛。州县无所从出，巧立名目，向民间榨取。如在江南西路，则有曲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牛筋、牛角钱，诉讼赢者有欢喜钱，输者有罚钱等苛繁税目。宋宁宗时，东南各路月桩钱仍达三百九十多万贯。版帐钱也是南宋初创设的重赋，以供应军费为名，由各州县搜刮无名目的杂敛拼凑成数。其中以两浙路的税额最重，如常熟县（今属江苏）的版帐钱达九十二万八千多贯。

广大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是赋税的直接或间接承担者，官户、寺院和乡村上户虽然拥有大部分田产，却千方百计逃避赋税。南宋政府为了保证赋税收入的稳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核实各地的田产。宋高宗时，在南宋的大部统治区实行经界法，丈量田地，划分田亩等级，重定税额。自南宋中期至后期，也在某些地区实行经界法，或令各地实行手实法和推排法。但由于官员和地主通同作弊，这些清查田产的措施，往往不能起到查核隐产、均平赋税、减轻下户负担的作用。

投降派的黑暗统治

金朝不许南宋随便罢免首相，以保证秦桧相位的稳固。大将张俊追随秦桧，参与降金和杀害岳飞，得以独掌枢密院。宋、金和议后，秦桧又指使御史弹劾，迫使张俊去位。从此秦桧便独揽大政十多年。赵构宠用的医官王继先和宦官张去为也很有权势，与秦桧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岳飞部将牛皋对宋金和议表示不满，人民抗金武装首领出身的邵隆反对割地，被先后毒死。不仅很多抗战派被贬逐流放，就是秦桧的党羽，只要稍不合意，也动辄贬逐流放。赵构和秦桧采用高压手段钳制抗金舆论，任命秦桧儿子秦熺主编官史日历，恣意篡改史实，并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实行特务统治。特务机关皇城司的逻卒布满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发现稍有不满言论者，即处以毒刑。赵构和秦桧还大力提倡点缀“昇平”，凡进献歌颂他们降金行径的文字者，即予升官。在竭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投降派纷纷营造豪华的宫殿和大宅，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官场贪贿成风，各地官员贿赂秦桧的礼品不可胜数，其家财富为宋朝左藏库的数倍。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危，企图由秦熺继承相位。赵构对秦桧的专权业已十分猜忌，乘机命秦桧祖孙三代退闲。秦桧死后，朝野纷纷揭露秦桧一伙的罪恶，赵构贬黜一批秦桧亲党，也为一些受打击的官员平反，却仍然委任投降派万俟卨、汤思退等人掌政，并下诏声明前此与金议和皆“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以维持屈辱的宋金绍兴和议。

人民的起义和反抗

在金军南侵过程中，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宋朝溃兵、游寇，如李成、孔彦舟、曹成等各领叛乱武装数万人，流窜各地，到处杀掠，残害百姓。加之金兵的屠戮，官府和地主的加强压榨，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故不断爆发地区性的武装起义。在信州贵溪、弋阳一带（今属江西），王宗石利用摩尼教，发动起义，信州和饶州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迅速发展成几万人的队伍。宋廷派刘光世军前往镇压，王宗石等二十多名领袖战败被俘，二十万无辜平民惨遭屠杀。福建路范汝为、叶铁等人领导农民起义，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前后坚持三年。起义军勒令地主“计其岁入之数”交纳租税，否则，便剥夺其种粮、牛畜，而驱逐出境。赵构派韩世忠以优势兵力围攻建州，城破后，范汝为投火自尽。起义军余部在范忠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近一年，最后失败。其他如婺州（今浙江金华）有和尚居正领导的起义，虔州（今江西赣州）有陈颙、罗闲十等几百支起义队伍，约十多万人，互相联络，共同反对官军，后被岳飞镇压下去。南安军（今江西大余）有吴忠、宋破坛、刘洞天等起义军，荆湖南路有邓装、胡元奭等起义军，李冬至在郴州宜章（今属湖南）起义，杀入广东路，号称“平天大王”。这是宋朝小规模农民起义很频繁的时期。

当时规模最大的，是洞庭湖滨的钟相、杨么起义。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北宋末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组织民众，建炎四年（1130）发动起义，攻占了洞庭湖周围的十九县。钟相建立大楚政权，自称楚王，立年号天载，设置将相官属。起义军镇压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等人，夺取他们的财物。钟相被匪徒孔彦舟杀害后，杨么继续领导斗争，并宣布一律免除税赋差科，不受官司法令束缚。起义军实行陆耕水战，凭借水军优势，发挥车船威力，屡次痛击官军。绍兴五年（1135），宋廷派遣岳飞率兵镇压。岳飞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最后瓦解和消灭了这支起义军。绍兴和议后，投降派的黑暗统治进一步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从绍兴十三年起，福建路出现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多支起义队伍，攻打漳、泉、汀（今福建长汀）、建（今福建建瓯）等州，屡次击败宋军，绍兴十六年被福建安抚使薛弼镇压下去。绍兴十九年，汀、漳、泉州的何白旗的起义军曾发展到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境内，次年，起义失败。绍兴十四年，宣州泾县（今属安徽）摩尼教徒在俞一领导下举行起义，遭到秦桧之兄、知宣州秦梓的血腥镇压。甚至偏僻的海南岛也发生陈集成起义，反抗贪官的暴敛。临安府还发生了军校施全行刺秦桧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杀。

绍兴末到隆兴初的抗金斗争

金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策划灭宋，占据江南。赵构被迫部署战备，起用宿将刘锜等人，组建江州（今江西九江）、荆南府（今湖北荆州）等御前诸军。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部署大军，分道攻宋，这时，金朝后方的广大人民都群起反抗。在济南府一带有耿京、辛弃疾等人领导的起义军，在胶东有开赵等人领导的起义军，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有王友直领导的起义军。在宋金接壤地区，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的魏胜，泗州（今江苏盱眙）的夏俊和张政，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孟俊，陈州（今河南淮阳）的陈亨祖，邓州（今属河南）的李雄，都克复州府，归附宋朝。宋将李宝率水军北上，先后与魏胜和开赵等军取得联系，一举歼灭了停泊在胶西县陈家岛（或作唐岛，今山东青岛附近）一带，准备自海上进攻临安府的金朝舰队，使金海陵王南侵计划受到严重打击。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著名海战。

《去国帖》

南宋辛弃疾书。这是现在仅见的辛弃疾墨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的文才武略都很杰出，但词名更盛，因以词人称著于世。

金海陵王完颜亮亲率大军渡淮，宋淮西大将王权不战而遁，统制姚兴以寡敌众，力战阵亡，刘锜军也战败退回镇江。金军企图由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渡江，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凭借南方的水军优势，督率宋军，迎击于采石江中，金军渡江失败，移军扬州。这时，金世宗完颜雍已在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另立政权，宣布废黜金海陵王。金海陵王强令所部再次渡江，于是扬州金军发生内讧，金海陵王被杀，金军北撤。成闵率宋军尾随，却不敢交锋，使金军主力全师而返。

驻守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区）、荆南府（今湖北荆州）和襄阳府（今湖北襄阳）一带的宋军，与义军互相配合，击退中路金军的进犯，并先后克复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由于后援不继，统制赵樽等奉命班师，蔡州复被金军攻陷。

四川宣抚使吴璘率军出川，攻占陕西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巩（今甘肃陇西）、兰（今甘肃兰州）等州大片失地。金州都统制王彦收复商（今陕西商洛商州区）、虢（今河南灵宝）等州，连战克捷。兴元都统制姚仲在原州（今甘肃镇原）战败。金将徒单合喜得到增援，率军争夺陕西，与吴璘军在德顺军（今甘肃静宁）交战，胜负未分，宋廷迫令吴璘班师，遭到金军追击，宋军大败，原来已收复的地区，又被金军夺去。

绍兴三十二年，赵构传位予宋孝宗赵眘。孝宗锐意抗金，他刚即位，便宣布给岳飞父子昭雪，召回抗战派张浚、胡铨等人，同时驱逐朝中的秦桧党人。隆兴元年（1163），张浚出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派大将李显忠和邵宏渊出师北上，连破灵璧县（今属安徽）和虹县（今安徽泗县），进据宿州州治符离县（今安徽宿州）。金将纥石烈志宁指挥大军反攻，邵宏渊坐观李显忠与金军激战，李显忠失利，宋军各部相继弃城溃逃，损失惨重。符离战败后，主和派官员纷纷攻击张浚，抗战派、参知政事辛次膺辞官。宋孝宗被迫遣使与金军议和，并重新任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隆兴二年，汤思退使用阴谋手段，排挤张浚出朝，撤销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泗州（今江苏盱眙）等处的戍守，并暗通消息，请金朝出动重兵胁迫议和。金军遂再次渡淮南侵，魏胜率义军在淮阴县（今江苏淮安淮阴区）勇敢抗击，镇江府都统制刘宝在楚州（今江苏淮安楚州区）拒不救援，魏胜战死。金军攻陷楚州、濠州（今安徽凤阳）、滁州（今安徽滁州）等地。宋孝宗废黜汤思退，被迫与金朝签订和约。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帝称臣，改称侄，为侄叔关系，每年缴纳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双方各守旧疆，这就是“隆兴和议”。

宋孝宗时的政治概况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并不甘心向金朝屈服，他进行整军和理财，准备再次北伐。乾道五年（1169），起用抗战派大臣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虞允文推荐范成大出使金朝，提出索取北宋皇帝陵寝所在地和更定接受金朝国书礼仪的要求，但遭到金朝的拒绝。宋孝宗还按照虞允文的建议，大力简汰各支屯驻大军的老弱残兵，加强训练，多次亲自阅兵，取得一定成效。侍卫马军司的军队移屯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虞允文再任四川宣抚使，积极选练兵士，增加军储，添置马匹，联络北方抗金武装，计划由四川和东南同时出兵，在河南会师。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病故，北伐计划遂告中辍。宋孝宗设置左藏封桩库，逐年储备，主要作为战备军需，至淳熙十年，中央和地方库存钱币达四千七百多万贯，其中左藏封桩库达三千多万贯，是宋神宗以后的又一次高额储备记录。

宋孝宗虽图治心切，然而在某些方面受制于太上皇赵构，又不得不依赖于腐败的军事官僚机构，难以有多大的建树。宋孝宗鉴于秦桧专权的教训，躬亲政务，设法限制和贬抑宰相事权，重用亲信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抃和宦官甘昇，却导致这班人的招权纳贿。各地官府的横征暴敛有增无减，豪绅官僚对土地兼并和掠夺的状况也并无改变。

宋孝宗时阶级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时常爆发，在宋孝宗即位之初，广南西路爆发王宣和钟玉起义，李云起义。乾道元年，因官府向各地农户强制配卖乳香，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攻破郴州（今湖南郴州）和桂阳军（今湖南桂阳），并南下广南东路，围攻连州（今属广东）、英州（今广东英德）等地，宋朝从荆襄前线抽调精兵到湖南镇压，李金被俘，起义失败。淳熙二年，荆湖北路的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转入荆湖南路，又进入江南西路，多次击败官军，并南下广南东路。江西提刑辛弃疾结集大批民兵配合官军，扼杀了起义。六年，南宋政府用“和籴”名义向民间大量搜刮粮米，在郴州又爆发陈峒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攻克连州、道州（今湖南道县）、桂阳军所属诸县。广南西路境内也爆发了李接起义，起义者张贴榜文，宣布十年之内不收赋税，各地人民纷纷参加起义，称李接为“李王”，骂官军是贼。起义群众陆续攻下容州（今广西容县）、雷州（今广东海康）、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化州（今属广东）、贵州（治今广西贵港）、郁林州（今广西玉林）等地。所到之处，开发仓廪，赈施贫乏。十一年，汀州（今福建长汀）又爆发姜大老起义，这些起义都遭到官军的残酷镇压。

朱熹像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建州尤溪（今属福建）。朱熹继承了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学说，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庆元党禁　开禧北伐

宋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因倦于政事，传位给四十多岁的儿子宋光宗赵惇，自己当太上皇。宋光宗患有精神病，并受制于李皇后，与太上皇的关系日益紧张。绍熙五年（1194）宋孝宗病死后，连葬礼也无法进行，朝中骚动。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等共同策划，取得宋高宗吴皇后的赞同，迫令宋光宗退位，当太上皇。立其次子赵扩为皇帝，是为宋宁宗。宋宁宗即位后韩侂胄和赵汝愚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宰相赵汝愚倡导理学，引荐朱熹，朱熹亦为赵汝愚谋划，企图阻止韩侂胄参与朝政，韩侂胄设法贬逐赵汝愚、朱熹一派。庆元二年（1196），宋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毁禁理学家的“语录”之类书籍，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取。三年，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共计五十九人。名列党籍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员，也都不许担任官职，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庆元党禁。党禁持续时间不长，至嘉泰二年（1202），即宣布弛禁，不仅已死的赵汝愚和朱熹得到“追复”，其他诸人也相继复官。

开禧二年（1206）身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在没有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北伐战争，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副都统制皇甫斌败于唐州（今河南唐河），江州（今江西九江）都统制王大节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不克，全军大溃。池州（今属安徽）副都统制郭倬与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败于宿州（今属安徽）。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都统制李爽败于寿州（今安徽凤台）。唯有勇将毕再遇屡获胜捷，亦无补败局。金军乘胜分路南下，攻破光化军（今湖北光化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随州（今属湖北），又渡过淮河，攻陷安丰军（今安徽寿县）、濠州（今安徽凤阳）、滁州（今属安徽）、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变，向金称臣，进献誓表和四川图志，割让关外西和州（今甘肃西和）、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阶州（今甘肃陇南武都区）四郡。金册封吴曦为蜀国王。吴曦的这种降敌行径，受到四川官员和将领的强烈抵制，四川宣抚副使司随军转运使安丙与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人互相联络，闯入伪宫，诛杀吴曦，平定了这次叛乱。随后，李好义等出兵克复关外四州，击破金军。新任四川宣抚副使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制造内部纷争，派人杀害杨巨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毒死李好义。

韩侂胄因军事失利，向金朝议和。这时金军实际上已无力继续作战，主力撤回淮河以北，只留下一军在濠州待和。宋朝使臣到金营，金朝提出斩韩侂胄等人，作为和议条件。韩侂胄见议和不成，决定再次整兵出战。朝中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及后兄杨次山等勾结，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秘密杀死韩侂胄。嘉定元年（1208），主和派完全遵照金朝的要求，与金重订和约，改金宋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岁币由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增至各三十万两、匹，宋朝另付犒军银三百万两。

嘉定时的政治概况　宋与蒙古联合灭金

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任丞相，开始长期专擅朝政。韩侂胄擅权于前，史弥远专政于后，统治阶级更加奢侈腐朽：结党营私，贿赂公行，很多通过行贿而得的州县官员，都争相搜刮民脂民膏。在开禧用兵之后，因巨额的军费和赔款，南宋又出现财政危机，并长期持续，年年加重。史弥远等人乞灵于滥发纸币。宋孝宗时，曾规定东南会子每界发行一千万贯。到宋宁宗庆元时，改为每界发行三千万贯。第十一界发行额为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余贯，第十二界为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余贯，第十三界为五千五百四十八万贯。宋廷还规定不再以金、银、铜钱等兑换东南会子，而在东南会子兑界之际，以旧会子两贯折换新会子一贯，造成了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生憔悴的局面。

南宋行在会子库版拓本

此为行在（临安）会子务所印发的会子版。会子，即南宋时期发行的可与铜钱兑换的纸币。北宋末年，民间有私营寄附便钱会子，性质类似汇票。绍兴末年，知临安府钱端礼禁止私营便钱会子，奏准发行官营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改为由户部发行。次年，建行在会子务，设六个分支机构，将会子推行于东南各路，规定准许民间以会子代铜钱纳税。乾道四年（1168）改为按界发行，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两界相沓而行。界满以旧换新。嘉泰以后，发行量逐渐失控，会子贬值越来越严重。

宋宁宗时，爆发了多次起义反抗事件。广州大奚山岛人民依靠煮盐捕鱼为生，官府借口搜捕私盐，派人上岛骚扰，庆元三年（1197），岛民一千多人奋起反抗，兵锋直指广州城下。官军进行镇压，全岛一万人口，皆遭屠戮。嘉定元年，郴州（今属湖南）黑风峒瑶族首领罗世传和汉族举人李元砺领导武装反抗，纵横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和广南西路，发展到几万人，屡败官军，但两人先后接受招安，又发生内讧，终于被统治者各个击破。十二年，因官吏克扣军俸，四川爆发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的“红巾队”起义，攻破不少州府，直逼成都，后遭优势的官军包围，红巾队失败，莫简自杀，张福被害。此外，武官罗日愿因痛恨史弥远的降金政策，秘密结约宫廷内外下级官兵、临安府府学生等，企图发动政变，杀掉史弥远等投降派官员。因被告密，罗日愿等人遭捕杀。

宋金议和后，金朝很快遭受新兴蒙古族的军事攻击，迁都南京开封（今河南开封），苟延残喘。嘉定七年，宋朝因真德秀的提议，停止向金朝输纳岁币。十年，金宣宗决定分兵南侵，企图扩充疆土，补偿对蒙古战争的损失。从此，宋金战争又绵延了十多年。在四川战场，金军攻陷皂郊堡（今甘肃天水西南）后，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官军和忠义民兵收复，继攻秦州。沔州（今陕西略阳）都统制刘昌祖下令退师，并解散抗金忠义民兵，招致宋军大溃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都统制吴政奋勇抗击，打败金军，而战死于黄牛堡（今陕西宝鸡西南）。新任沔州都统制张威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大安镇）歼灭金军精锐，金军退遁。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联合西夏夹攻金军，夏兵攻巩州（今甘肃陇西）不下，退兵。安丙部署各军分路北伐，也师出无功。在京湖战场，制置使赵方督率扈再兴、孟宗政等力拒金兵，金军屡攻枣阳军（今湖北枣阳）、樊城等地，都以失败告终。宋军反攻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属河南），亦不能下。在山东和两淮战场，金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爆发杨安儿、杨妙真、李全等领导的起义，以红袄作标志，称红袄军，占据山东绝大部分地区。李全等各支起义军配合宋军，击破金军对两淮地区的大举进犯。由于宋朝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宣宗南侵计划宣告破产。金哀宗即位，决定改变战略，结束侵宋战争，宣布“更不南伐”，并派使臣到宋“通好”。

嘉定十七年，宋宁宗病死。宋宁宗原先立宗室子赵竑为皇子，史弥远得知赵竑痛恨他专权祸国，乃拥立另一宗室子赵昀即帝位（宋理宗），废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今属浙江）。后因湖州人潘壬、潘丙拥立赵竑为帝，史弥远派兵捕杀，又逼令赵竑自缢。宋理宗和史弥远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宋理宗即位后的最初九年，事实上只是权相史弥远的傀儡，朝政昏暗如故。

山东抗金的红袄军，在宋宁宗末年，已发生分化，李全和杨妙真夫妇不再反抗女真统治者，只是发展个人实力，企图并吞红袄军的其他各支部伍，打算占据扬州，然后渡江夺取南宋“行在”临安府。后因兵败，又投降蒙古。另一首领彭义斌则坚持抗金，并与蒙古军进行斗争。他曾向南宋当局建议收拾李全，南北互相配合，克复中原，而只图苟安一隅的宋廷却置之不理。最后，彭义斌在赞皇县（今属河北）五马山与蒙古军激战，壮烈牺牲。李全叛变后，占据楚州，随后又进攻扬州，淮东安抚副使赵范和提点刑狱赵葵兄弟率宋军迎战，绍定四年（1231），李全战败被杀。

绍定六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当年北方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蒙古军包围金朝都城南京开封，金哀宗出逃蔡州。蒙古约宋朝出兵夹击，灭金后河南地归还宋朝。七月，宋将孟珙出兵，歼灭金将武仙重兵，与蒙古军联合包围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宋军与蒙古军攻破蔡州，金朝灭亡。

南宋后期抗元斗争　南宋灭亡

南宋军民抗蒙

宋理宗赵昀亲政之初，尚希望有所作为，任用一批被史弥远排斥的知名之士，企图利用金朝灭亡之机，占据黄河以南地区。端平元年（1234），赵葵、全子才等率军进驻原北宋三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城已被蒙古兵掳掠一空，宋军乏食。蒙古兵反攻洛阳，宋军溃败。蒙古遂对南宋发动进攻。

端平二年，蒙古皇子阔端和曲出分路进攻四川与襄汉。宋将曹友闻在大安军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击退蒙古军。曲出军攻破枣阳军和郢州（今湖北钟祥），而未能夺取襄阳府。三年，蒙古军再攻四川，曹友闻在阳平关战死，蒙古军长驱入川，除川东的夔州路外，绝大部分州县失陷，人民惨遭屠掠。阔端虽旋即撤军，而南宋仍不能控制川北的蜀道天险，处于无险可守的状态。宋襄阳府的南军（原南宋正规军）与北军（新募的中原兵）发生冲突，北军纵火焚毁府库，投降蒙古，南军亦在撤离时大肆抢掠，蒙古军进而占领襄阳。

嘉熙元年（1237）、二年，杜杲先后在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和庐州（今安徽合肥）大破进犯的蒙古军。蒙古宗王口温不花领兵进攻黄州（今湖北黄冈），宋将孟珙带兵奋战，击退蒙古军。接着孟珙与蒙古军大战三次，收复信阳军，攻打襄樊，后又攻下光化军、蔡州等地。孟珙以江陵府为军事大本营，大兴屯田，训练军队，经理荆襄，策应四川，屡破蒙古军。时值蒙古大军进行第二次西征，未能全力攻宋，战局暂时稳定下来。

南宋失蜀道天险后，蒙古军经常出没成都平原，进行杀掠破坏，宋朝被迫将四川的首府自成都府迁往重庆府，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府城。淳祐二年（1242），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他采纳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大规模因山筑垒，将各州治所移入山城，特别是将合州治所迁入钓鱼山城（今重庆合川东），建成强固的军事要塞。余玠还在成都平原兴置屯田，积贮粮食，教练军旅，屡次击退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守蜀十年，未能实现恢复全蜀的宿愿，最后因遭受丞相谢方叔等人的谗诬，服毒自杀。宋理宗、谢方叔委任余晦接替余玠，四川形势恶化。在荆襄战场，淳祐十一年，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部署将士，收复了襄阳府和樊城，并重新修筑城防。

蒙哥即汗位后，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南宋。宝祐六年（1258），蒙哥大举侵宋，他亲率主力入四川，命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兀良合台自云南入交阯，北上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蒙哥军在四川节节推进，击破宋军的顽强阻击，兵临合州钓鱼山城下。开庆元年（1259），宋将王坚率军民死守钓鱼城，重创蒙古军，蒙哥战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围退兵。忽必烈军猛攻鄂州不克。兀良合台兵临潭州，向士璧率军民顽强抵抗，兀良合台遂撤兵北上。贾似道督师救援，却私自暗中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贡，双方划长江为界。忽必烈已知蒙哥汗死讯，急欲北返，争夺皇位，遂答应贾似道的议和条件而撤兵。贾似道在事后隐瞒求和真相，谎报鄂州大捷，并贬斥和杀害印应飞、向士璧、曹世雄等有功人员，将王坚调离四川，使之抑郁而死。

腐败的统治

宋理宗在位期间，农民反抗斗争依然相当激烈。绍定二年（1229），汀州（今福建长汀）爆发了晏梦彪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爆发陈三抢和张魔王起义，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农民纷纷“截发刺字”，起而响应。这支起义军被镇压以后，另一领袖小张魔王仍坚持斗争。

面对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南宋国政却愈益腐败。宋理宗沉溺于声色，宠信阎贵妃和宦官董宋臣、卢允昇。丞相董槐主张对外戚、执法官和皇城司士卒严加约束，遭到外戚等的怨恨。侍御史丁大全与董宋臣、卢允昇相勾结，弹劾董槐，并派兵劫持董槐出朝。两年后，丁大全窃据相位。开庆元年（1259），丁大全因隐匿军情不报，被弹劾罢官。宋理宗贾妃之弟贾似道以前线统兵大臣的身份，于军中拜右相。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进而排挤左相吴潜出朝，独擅朝政。景定五年，宋理宗死去，宋度宗赵禥即位。度宗更加昏庸荒淫。尊奉贾似道为“师臣”，又加以平章军国重事的头衔。宋度宗和贾似道过着极端糜烂的生活，不理政务，却又不准其他丞相和执政大臣问政，一切朝政，全由贾似道门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办理。文天祥、李芾等正直的士大夫，都受到排斥或迫害。贾似道嫉功害能，潼川府路安抚使刘整等武将叛变降敌，南宋疆土日蹙，民穷财匮，而军队却又不断扩充，贾似道为了筹措军粮，解决财政的困窘，在景定四年颁布“公田法”。规定凡占田二百亩以上的官户和民户，一律由政府抽买三分之一，事实上，强买不限于大户逾限之田，小户的田地也在强买之列，官府一般只支付会子、官告和度牒。会子在贬值之余，大抵都成废纸。官府买到公田后，设公田庄，按规定，公田地租比原先私人地租减五分之一，由于官吏和庄官从中作弊，不少公田地租却高于原来私人地租。公田法实施于浙西，在民间造成极大祸害。宋廷后又取消庄官，改为召富户承佃公田，形成官府、佃主和租户三级租佃关系。各种繁重的赋役，给民间造成极大的骚扰和痛苦，南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南宋灭亡

忽必烈北返，夺取汗位，在1271年改国号大元。此前，忽必烈已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将军事主攻方向转移至襄阳府和樊城，并编练了强大的水军，从而确定了消灭南宋的战略部署。咸淳四年（1268），蒙古军开始包围襄樊，宋军屡次救援，都被击败。八年，民兵领袖张顺和张贵率壮士三千人，乘轻舟顺流转战，突破重围，直抵襄阳城中，而张顺和张贵先后战死。九年，元军切断襄阳府和樊城的浮桥联络，攻破樊城。守将范天顺和牛富英勇牺牲，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襄、樊失陷后，南宋朝野震惊，而贾似道仍专持国柄，拒绝一切救亡建策。十年，宋度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全后的幼子赵㬎即位，是为宋恭帝。

元朝丞相伯颜统率大军沿汉水和长江东下，水陆并进，击破南宋部署在长江、汉水一带的大量舟师，鄂州都统制程鹏飞等献城投降。黄州、蕲州（今湖北蕲春）、江州（今江西九江）、六安军、安庆府、池州等地宋守臣相继降元。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抽调诸路精兵十三万集结芜湖，又派使者前往求和，情愿称臣纳币，伯颜不许。两军遂于鲁港、丁家洲一带（今安徽铜陵附近）开战，在元军攻击之下，宋全军溃败，贾似道自鲁港乘小船逃到扬州。元军乘势纵击，进陷建康府。由于宋军水陆主力的瓦解，贾似道被革职贬斥远方，宋廷下诏各地起兵“勤王”。贾似道在流放途中被押解官杀死。江南西路安抚使文天祥、郢州守将张世杰等起兵救援临安府。张世杰受命指挥都督府各军，克复浙西各郡，在镇江府附近的焦山，集结大批水军，元军以火箭攻击，破南宋水军，进逼临安府。宋理宗谢后、宋度宗全后不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的反对，于德祐二年带宋恭帝出降。但守淮东的李庭芝和姜才，守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李芾，守重庆府的张珏，守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的马塈等，都坚持抗战，不屈而死。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立宋度宗的两个幼子赵昰和赵昺，在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一带继续抗元，图谋恢复。宋端宗赵昰于福州即位，改元景炎（1276），因元军进逼，由张世杰、陆秀夫护卫，逃往海中，病死于硇洲（今广东雷州湾硇洲岛）。文天祥在赣州战败，转战到海丰北的五坡岭被俘。张世杰和陆秀夫拥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退至南海中崖山（今广东江门南海中），作为最后据点。祥兴二年，元朝水军向崖山发起猛攻，宋军失败，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张世杰率部乘船突围后，遭遇大风，溺死海中，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解元朝大都（今北京），拒绝元世祖忽必烈的亲自劝降，英勇就义。

宋朝政治制度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的重现和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的擅权，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及防御辽、夏等侵扰，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建立起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包括职官、军事、科举、法律等制度。

官制

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宋神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时，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哲宗元祐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宋朝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等。

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宋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与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专管监察的机构是御史台，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准许“风闻”论事。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宋仁宗赵祯时始单独置院，其长官称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台、谏官都以言事弹劾为责，其职权本无多大差别，这一状况导致后世台、谏的合流。

为皇帝起草制诰、赦敕、国书和宫廷内所用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等。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分掌“内制”和“外制”，总称“两制”，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赵炅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三省六部，即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以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北宋前期，三省的名誉长官“门下侍中”“中书令”和“尚书令”，也极少委任过，而另外各委派一名官员判本省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也各另派官员一人至二人判本部事，本官不管本职，而且新设一些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职权。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宋神宗改革官制，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在州、县之上。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各州（府、军、监）直属朝廷，由朝廷委派京、朝官管理州郡事，称“知某州军州事”，表示全权管理本州的军、民之政，知州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多用文人，并经常调换。知州以外，设“通判某州军州事”同领州事，裁处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行文与知州联署。其官属有录事、司户、司法、司理等各曹参军。录事参军主管州衙庶务，纠察各曹稽违；司户参军主管户籍、赋役、仓库受纳；司法参军主管议法断刑；司理参军主管审讯狱讼。此外，还有节度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幕职官以及州学教授。

各县设知县或县令，还有丞、主簿、尉等。宋初设判县事，为一县之长。后常以京、朝官领县者称知县事，以选人宰县者为县令。知县或县令主管一县民政、司法、财政，如有驻军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宋仁宗初，始置县丞，以选人充任。后以京、朝官充县丞者，称知县丞。丞为县的副长官。主簿主管本县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尉的职位在主簿之下，俸禄相同，主管阅习弓手，维持治安，后命兼巡捉私茶、盐、矾等。

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初利用唐代的三省六部等官名组合而成官阶，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改革官制时，文官（京朝官）定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包括选人），还改定武官共五十二阶。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即“职事官”。

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的职衔，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官员的清高的头衔。官、职和差遣的分离，导致大批冗员的出现。

宋代还把文官按官阶划分为“幕职州县官”“京官”和“升朝官”三大类。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共四等七阶，宋徽宗时改为承直郎至迪功郎共七阶。京官是比选人品级略高而不常参的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共有承务郎到宣教郎等五阶。宋神宗官制改革，废除京官之称，改为“承务郎以上”。升朝官是可以参加朝见、宴坐的中上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通直郎到开府仪同三司等二十五阶。选人经过考核和一定员数举主的推荐，达到一定考数（任职满一年为一考），便能升为京朝官。选人升为京朝官称为“改官”，是每个官员仕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武官也按官阶分成使臣、诸司使、横班。另有节度使到刺史等，实际成为另一种官阶。

宋代保留了前代的一些附加性官衔，如散阶、封爵、食邑、勋官和检校官等，都已成为荣誉头衔。爵有王、嗣王、郡王到各县开国子、开国男共十二级。只要官资及格，该封开国男以上者，即给予食邑二百户以上达一万户；又官资及格，给予食实封一百户以上到一千户。每食实封一户，每日计钱二十五文，随月俸领取。勋官有上柱国、柱国到云骑尉、武骑尉共十二等。检校官有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等十九级。文臣任枢密使，都带检校太尉、太傅。

北宋前期的官品沿袭唐制，文官共九品，有正、从，自正四品以下，又分为上、下，共三十等。但官品和官职多不相称。宋神宗官制改革，正名责实，减少了官品的等级，改为九品正、从十八级。

朝廷对各级官员制定了磨勘（考核劳绩过失）、叙迁、荫补等法。宋初废除按岁月叙迁之制。宋太宗时，设审官院和考课院分掌京朝官和幕职州县官的考课事宜。宋神宗官制改革，设吏部四选分掌文、武官的考课、差遣等事。宋真宗赵恒时，还规定文臣（京朝官）任满三年、武臣四年（后改为五年）磨勘升转本官阶一次，幕职州县官在改为京朝官时也实行磨勘。此后，为减少冗员，不断加严磨勘条件，如延长磨勘年限、规定迁转的止法、限制每年磨勘转官的员数、增加举主等。磨勘的标准有多种。以举官当否、劝课农桑、增垦田畴等“七事”考核监司。以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和“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等“三最”考核州县长官。考核分为三等，七事中具有五项者列为上等，具有三项者列为中等，不足两项者列为下等。朝廷按官员考绩以定升迁。其中宰执、侍从和卿列馆职、科举出身的文官有优先权，可以超资升转，其余荫补出身、杂流等只能逐资转官。有军功的武官，自武翼郎以上，每转一官，即双转两官。在遇朝廷举行郊祀或明堂大典、皇帝生日以及本人致仕、奏进遗表等情况下，中、上级官员还可荫补其亲属、门客以官衔或差遣。如《庆元条法事类》记载，遇大礼时，宰相可荫补缌麻以上亲十人，执政官可荫补八人，节度使等可荫补六人。

宋代中、上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春冬服、冬绵），还有傔人（随从）衣粮，以及茶酒、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在北宋前期，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每石米价约六七百文到一千文），禄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随身傔人的衣粮七十人，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节度使月俸四百贯，禄粟月一百五十石等，待遇最高。待遇最低者为内侍省宦官“郢、唐、复州内品”，月俸仅三百文，而“入内小黄门”等禄粟仅一石。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在京职事官自御史中丞、开封府尹以下至律学正，改给“职钱”，每月为一百贯至十四贯不等。部分在京职事官在料钱外，另支职钱。其中又照顾到阶官的高低，职钱略有增减。这些俸钱一般都半给现钱、半予折支，很多官员还可支取公用钱（公使钱）。外任地方官还配给职田，自三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宋神宗后，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坐领“祠禄”。此外，朝廷的各种临时赏赐，也成为官员的又一重要经济收入。

军制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后，即对五代诸王朝实施的中央军政结构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一般由文臣主持的枢密院，统管军政。还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三衙武帅在平时分掌禁兵（禁军）和厢兵（厢军），但无权调遣。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互相牵制。禁军用以“守京师，备征戍”，在出外征战或沿边戍守时，又临时设立部署（后改名总管）、钤辖、都监之类统兵官。后来，又往往派文臣任经略使、经略安抚使、安抚使等，或兼任总管之类，统辖副总管等武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是北宋的军事统辖体制。

禁军有复杂的番号和等级，大致分上禁军、中禁军和下禁军三等。按照规定，禁军有厢、军、指挥（营）和都四级军事编制单位，其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是指挥一级。禁军在调动、屯戍和作战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编制，而以指挥作为基本单位。临时拼凑的各种番号的禁军指挥，与部署之类统兵官之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成为北宋军事能力软弱的重要原因。北宋初，禁军是中央军，实行更戍法，由京城轮流出戍外地，隶属部署司者，称“驻泊”，隶属各州者，称“屯驻”，因某地粮草价贱，即暂往该地驻扎，称“就粮”。实行更戍法，主要是为防范军队与地方、武将与军士之间发生密切的关系，威胁皇权，后又陆续在各地设置就粮禁军，作为地方军，不回驻京城，但也实行更戍法。北宋初还实行内外相制的办法：以一半兵力驻守京师，一半兵力轮流出戍外地。由于就粮禁军的不断增设，到宋仁宗时，开封禁军仅为南北方各地就粮禁军之半，即使如此，开封兵力仍比任何一路多得多，也足以内外相制。

除禁军外，北宋尚有厢军、乡兵、蕃兵、土兵和弓手。厢军驻扎各地或隶属某些机构，往往不加训练，只服杂役。在陕西、河东路与西夏接壤地区，宋朝编组少数民族壮丁充蕃兵，其编制实际上依其大大小小的部族为单位。蕃兵是北宋西北地方军，很有战斗力。宋朝在各地设置多种乡兵，如河北、河东和陕西的义勇，河东和陕西的弓箭手，广西的土丁，广东的枪手，江西和福建的枪仗手等，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也是乡兵。乡兵大都是按户籍编组各地壮丁，也有少数乡兵实行招募。乡兵不算正式军队编制，平时从事生产，仅在参加军事行动时发放钱粮。少数乡兵，如陕西和河东的弓箭手之类，也有相当战斗力。土兵为宋神宗时所设，隶属各地巡检司。弓手原为吏役，隶属各县尉司。宋神宗时，将弓手由轮差改为雇募后，南宋人也将弓手作为一种军队。“弓手为县之巡徼，土兵为乡之控扼”，都属地方治安部队。南宋时，因河东、陕西相继失陷，蕃兵事实上已撤销，而厢军、乡兵、土兵、弓手等仍保留。

宋朝实行募兵制，经常采取灾年招兵的办法，企图将“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用以防范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但在兵源缺乏的情况下，也抓夫充军。罪犯也是宋军军士的重要来源。此外，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从军。宋太祖曾挑选壮士作为“兵样”，分送各地依此募兵。后又改用“等长杖”，主要按被募者的身长，分配于各等禁军，而短弱者则充厢军。兵士须在脸部、手部等处刺字，以防逃亡。兵士的家属一般居住于军营。宋朝制定详细的军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法”，规定各级官兵之间严格的隶属关系，兵士对上级稍有冒犯，便须处死或流放，连上告也得判刑。军士逃亡，按规定须处以严刑。宋朝军法虽严，但因军政腐败，特别是对犯法的武将有法不依，所以执法不严的情况屡见不鲜。官兵俸禄等级繁多，正俸有料钱、月粮、春冬衣等名目，还有如招刺利物、郊赏、特支、军赏、口券等各种补助。由于军政腐败，官员刻剥和私役军士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军士兼营他业以维生。

北宋各代养禁军、厢军达数十万人至一百几十万人，维持了一支前朝未有的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军中老弱众多，训练颇差，编制也往往不满员，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军费占据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尽管宋廷竭泽而渔，仍出现长时期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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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武器

《武备志》所绘“火龙出水”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末战争中就已开始出现火药箭。到宋代，东京开封府设有专门生产火药的部门。宋神宗时，宋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药弓箭等兵器。南宋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荆州）等地都设有火药兵器制造业，生产出类似于手榴弹的爆炸物，南宋水军还配备有霹雳炮、火炮等兵器。南宋中期以后，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显著增大。宋金交战中，双方都曾使用火炮。可以说，辽、宋、金时代是人类使用火药武器的奠基时期。

宋神宗时实行将兵法，在四川以外各路和开封府各县设置一百几十将。每将大都有几千兵力，包括各种番号的若干禁军指挥，而事实上已打乱了原有的编制，称系将禁军。各地不编组为将的禁军称不系将禁军，降居次要地位。留驻京城的禁军称在京禁军。编组系将禁军，旨在加强军训，并作为征战时的机动主力。北宋后期，系将禁军逐渐形成将、部、队三级编制，不久又在将之上设军。此后，统制、统领等临时差遣也演变为军一级的统兵官。

北宋和南宋之交，禁军大部溃散，南宋重新编组正规军，称屯驻大军。南方各地原有的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沦为与厢军相类的杂役兵。但在军情紧急时，仍可抽调禁军壮卒，军士又分成拣中和不拣中两等。屯驻大军几经改组，番号也屡有更易。绍兴十一年（1141），宋廷用阴谋手段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兵柄后，陆续在沿江和川陕交界设置十支屯驻大军，各军番号为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统兵官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北宋的三衙统兵制度已经废除，三衙的三支军队，实际上也是屯驻大军。这十三支正规军下设军、将等军事编制单位。屯驻大军改变了禁军番号和等级繁多的状况，其军士一般分效用和军兵两级。效用军俸较高，很多效用实际上不刺字，效用和军兵内部又分若干等级。各屯驻大军有一定比例的“不入队人”，充辎重、火头等非战斗人员。

宋军以步兵为主，弓弩是主要兵器。骑兵缺马的情况相当严重，宋朝不重视骑兵建设，往往将骑兵作为步兵的附庸。南宋因防江和防海之需，水军规模大于北宋，自长江中游、下游至沿海各州，大都部署水军。水军在对抗金、元的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宋朝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特别到南宋中、后期，成批生产的火药武器，已在宋军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火药兵器不仅应用于陆战，也应用于水战。

宋宁宗开禧北伐失败后，三衙和十都统制司的正规军体制逐渐破坏。一般由文臣任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等，主持各大军区，逐步改变这类官员以往节制军事软弱无力的状态，在事实上取代和剥夺了十都统制司的统兵权和指挥权。各大军区的制置使等，又在屯驻大军之外，另外创建很多番号的新军，这些新军的兵力不断扩充，逐渐成为南宋后期的正规军主力。各屯驻大军兵力相应渐次减削，仅占正规军的一小部分。

科举制

宋太祖至宋真宗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前期，贡举设进士、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和明经，另外还有制举、武举、童子举等科。熙宁四年（1071）后，废罢明经、诸科和制举，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另设新科明法。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科，又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原属制举科目之一）等科。绍圣时，恢复熙宁之制。后一度设八行、宏词等科。南宋设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武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等科。宋代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

宋代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在省试前一年秋季，择日考试，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宋英宗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在春季选日考试各地举人，连试三日，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自开宝六年（973）开始，由皇帝亲临殿陛复试礼部奏名合格举人。从此，每次省试后，必定举行殿试，殿试所定名次与省试有所不同，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真正“登科”。

除解试、省试、殿试外，南宋时四川还举行与省试相当的类省试，以照顾远离临安的四川举人。

为了防止考官作弊，在解试和省试时，规定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客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试，称“别头试”。如由官府用公牒送到别处贡院考试，称“牒试”。现任官员参加贡举考试，称“锁厅试”。

各级考试程式逐步完备。如省试，在开考前数日，考官进入贡院，直到考毕，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称为“锁院”。举人事先向贡院交纳试纸和家状，加盖官印。在考场内，举人按座位榜对号入座，按贡院刻印的试题考试。封弥院将试卷卷头上的举人姓名、乡贯糊住，编成字号，誊录院负责誊写试卷副本；对读所负责校勘。考官根据副本审批定等，再送知举官等覆审并决定名次。这种考试程式比唐代严密得多。

考试内容，因科目而异。如北宋前期，进士科考试诗、赋、论各一首，时务策五道，贴《论语》十贴，答《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后来允许用作文或撰赋代替，称“赎贴”。宋神宗熙宁四年后，停试诗赋、贴经、墨义，改考经义和论、策。新科明法考律令大义和断案。宋哲宗元祐四年，对经义进士考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等，兼考论、策；对诗赋进士考试诗、赋，也兼考论、策。此后，各科考试内容还有一些变化。

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科士人，通称“举人”。举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钱米的特权；曾赴省试的举人，可以赎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举人殿试合格，按五甲（或五等），授予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对于多次参加省试或殿试的落第举人，只要达到规定的举数及年龄，由礼部另立名籍奏申朝廷，参加殿试，称“特奏名”。经过简单的考试，授予本科一定的出身或文学、助教等。

宋代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除严禁有“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外，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考试合格，就可录取。

两宋三百余年间，贡举登科者共有十一万多人，平均每次录取的人数为唐代的十倍左右。更重要的是，唐代登科后，还要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走上仕途，宋代士人及第即可释褐入官，因而更能够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科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身富贵”。大多数举人出身于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还有少数工、商子弟和官宦子弟，由此来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专制主义统治。

朝廷为防止科举中发生弊端，禁止知举官与举人结成“座主”（或“恩门”“师门”）与“门生”的关系；禁止台阁近臣在知举官入贡院前，“公荐”自己所熟悉的士人，或“嘱请”知举官录取某一举人；禁止举人在试场夹带文字、暗传经义或点烛等。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曾停止举行解试和省试，全国取士都经过学校升贡，太学成为士人参加殿试的主要途径。宣和三年（1121），恢复旧制。

法律

宋初，以《后周刑统》为蓝本，经过修改和补充，编成《重详定刑统》三十卷，是宋代的第一部法典。该书律文大都照抄唐律，令、格、式、敕则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宋代皇帝的诏敕是最有效力的法津形式，敕可代律，所以编敕是当时最重要的立法活动。每逢皇帝即位或改元，把多年的单行敕令分类整理，删去重复和矛盾的内容，再颁布实行，称为编敕。敕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颁布，不及律稳定，但具有灵活性，不仅有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敕，而且有适用于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专敕。宋神宗时，进一步肯定敕的地位和作用，改其目为敕、令、格、式，律反而不被重视。宋代的立法制度遂由从前的律、敕并重而进入了以敕代律的新时期。自宋孝宗赵眘时开始，编纂“条法事类”。今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是宋宁宗时行用的一部法典。宋代法令繁多，超越前代，因而法网严密。但也出现皇帝以言废法的现象，尤以宋徽宗时最为严重，所谓内降手诏、御笔手诏，如不奉行或执行迟缓，即以“违制”或“大不恭”论罪。有些权臣也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以至与成法并立。

宋代法律的内容极为广泛，对官民的舆服、官员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赋役等，涉及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内容带有时代的特点。如唐、宋之际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一些变化，宋代法律便明确规定了官户、形势户 [1] 的含义及其各种特权，又规定了乡村客户的迁移手续和法律地位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条法。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法律正式制定了保护土地买卖的条文。

宋代农村租佃关系盛行，地主和佃农之间一般订有契约，佃农违反契约，就要受法律的制裁。有关这类经济法、民法等的条文日益增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法律对此作了种种防范和镇压的规定，如严禁民间私有武器，严禁“传习妖教”。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判刑都比前代加重，或腰斩、弃市，或凌迟处死。对于强盗、窃盗等罪，也计赃和情节加重判刑。宋仁宗嘉祐（1056～1063）时，规定对在开封府诸县犯罪者皆判重刑，量刑始有“重法地”和“非重法地”之分。宋神宗时，重法地扩大到河北、东京、淮南、福建等路，还制定了《盗贼重法》。

宋初在朝廷中央设置刑部和大理寺，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决断全国所申奏的案件，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重大即死刑案件，并主管全国刑法，刑事和民事诉讼，官员犯罪后赦宥、叙复、雪理等事。宋太宗时，在宫中另设审刑院，复查大理寺所定案件，直属皇帝。宋神宗官制改革，撤销此院，恢复刑部原有的复审权。经过大理寺和刑部二审的重要案件，还须经门下省复核，发现不当，即予驳正。中书省还有权作进一步评议。遇重大疑案，皇帝命正、副宰相与御史、谏官、翰林学士等“杂议”，然后决断。有时奉皇帝命令，特设“诏狱”审理重大案件。宋神宗时，依诏立案审判犯人而特设的机构，称制勘院；依中书之命而特设的机构，称推勘院，结案后撤销。地方的司法机构，路一级设置提点刑狱司，复核和审查所属州府判决的案件和囚帐，并经常巡视州县。州一级的司法机构，宋初设司寇院，后改称司理院，审讯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又设州院（或府院、军院），由录事参军主管，职责与司理院相同，另设司法参军，主管检法议刑（判决）。自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临安府以至地方州县，还都设置监狱。宋朝逐步制定出一套严密的刑事审判制度。审行鞫（审）、谳（判）分司和州县司法机构独立审判的原则。县级审判机构有权判决包括杖罪以下诸罪。州级审判机构在元丰前有权判决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案件，元丰后，判决的徒以上案件必须呈报提刑司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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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杖、徒、流、死

即沿用多年的“封建五刑”。进入封建社会后，原有野蛮残忍的奴隶制肉刑逐渐被废除，以自由刑为主的封建五刑产生了，分别为笞、杖、徒、流、死。最早是在隋《开皇律》中以完整的刑罚体系出现的，随后由唐朝律疏（《武德律》《永徽律》《唐律疏议》）进一步完善，是中国刑罚制度的重大进步。具体来说，封建五刑是五种不同程度的刑罚。笞刑，是以竹、木板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的轻刑，以十下为一等，从十到五十下分为五等；杖刑，是以竹、木板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以十为一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分为五等；徒刑，剥夺犯人的自由并强制其服劳役，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和三年，共五等；流刑，把犯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里程分两千里、两千五百里和三千里，共三等；死刑，则分绞刑和斩刑两等。

宋代对有关田宅买卖、财产继承、婚姻、债负、交易等民事诉讼的期限、裁决等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如为保证农时，不妨农务，规定地方司法机构以每年二月初一到九月三十日为“务限”，停止审理上述案件，到十月初一“开务”后，始行受理。又规定词诉结案的时限，县为当天结绝；如须追问证人，不得超过五天；州府为十天；监司半月。又如规定大理寺判决案件的时限，大事为二十五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

宋代还沿袭唐代，将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等，但对徒、流刑都附加杖刑。流刑在决脊杖之外，还在脸上刺字或耳后刺环，称“刺配”。宋代又沿用五代旧制，流配犯人发往远恶地区服苦役，称为“配隶”。配隶者附属于军籍。宋仁宗后，增加了凌迟即剐刑，与绞、斩同列为法定的死刑之一。

宋代还有赦免制度，赦免分为大赦（死罪以下者都予免罪）、曲赦（适用于一路、一州等范围）、德音（死、流罪者减刑，其他罪者释放）等。但赦免仅限于一般犯罪，凡属“十恶”之类危害封建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犯罪，不在赦免之列。

高度发展的宋代经济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由于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口和垦田的增加

封建时代的生产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因而人口的增长和减少，对社会生产具有直接影响。宋代人口就其总趋势看，一直是增长着的。

经过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乱，宋太宗赵炅末年（997），全国户口统计仅有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户。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增加到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户，一千九百九十三万零三百二十口。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七户，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口。宋徽宗赵佶大观四年（1110），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户，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宋代户口统计一般只计男丁，户口数字中的口数乃指男丁的人数。按每户实际平均五口计算，宋徽宗时全国人口约为一亿，这是前代所未达到的。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

南宋国土比北宋约减少五分之二，而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南宋初，除四川、广南等地外，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燹破坏，如在建炎末，产米最丰富的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在金军屠杀和官兵荼毒之余，加上瘟疫，死亡五十万人，仅剩十分之一二的人口。明州（今浙江宁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都遭受金军屠城的惨祸。但是，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宋高宗赵构末年（1161），南宋全国户口统计为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二千四百二十万二千三百口，此后户口数或升或降，至宋宁宗末年（1223），全国户口统计为一千二百六十七万零八百户，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口。依每户实际平均五口计算，南宋自孝宗至宁宗时，人口约有六千万左右。南宋与金朝、元朝接壤的淮南路、京西南路、荆湖北路等，户口比北宋减少，但在腹地的某些路，人口仍有所增长。如自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两浙路自一百九十七万五千户增至二百二十二万零三百户，江西路自一百五十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八户增至二百二十六万七千九百八十三户，湖南路自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九十八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二百户，福建路自一百零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九户增至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二百一十四户，成都府路自八十八万二千五百一十九户增至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七百九十户。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宋代平原地带已大部垦辟，如浙西平江府一带，“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江（江南路）、浙（两浙路）之田，不以肥瘠，民争尺寸”。“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在山陵地区，尤其是南方各路，还到处“垦山为田”，开垦了大批梯田。“梯田”一词即起源于宋代。宋代梯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如福建路大部分耕田都是梯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的上元和江宁县，宁国府的宣城县（今属安徽），山田约占耕田的半数。由于广大农民的积极垦辟，宋代垦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据官方统计，宋太宗至道二年（996）为三亿一千二百五十二万五千一百二十五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即达五亿二千四百七十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亩，二十五年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由于品官形势之家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登录在国家版籍上的仅二亿二千八百万余亩，以后虽有所回升，到宋神宗赵顼时，仅达四亿六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七亩。根据宋神宗时人口增长情况，以及宋代农户生产能力估计，北宋时垦田可达七亿至七亿五千万亩，超过汉唐时期的垦田数。

农田水利的发展

北宋时，农民尽可能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垦农田。长江下游各地，圩田（围田）大有增加。北宋中期，仅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属安徽），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不少圩田，圩长数十里，围垦田达数百顷、上千顷。例如永丰圩、万春圩、陶新圩等，就是这类著名的圩田。圩田能防旱抗涝，使收获可得到较多保证，成为当时的稳产高产田。绛州（今山西新绛）农民人工引马壁谷水淤田，使河床淤泥入田，因而原来亩收谷五七斗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每亩可收二三石。江淮农民还垦殖数量甚多的沙田。福建、江西等路农民，还“缘山导泉”，在山田种植水稻。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南宋也比较重视水利建设，仅在五十年内，各地就兴建或修复了一批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长沙）的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山河堰，溉田九千三百三十多顷；镇江府练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万顷以上。江东路不少州县也盛行圩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耕地，圩田十居八九。浙西路围田相望，据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统计，达一千四百八十多所。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两宋在东南地区兴修圩田、围田之类，实际上即是对低洼地的改造与垦殖。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豪势之家霸占水利、围湖造田，平时垄断水利，一遇涝灾则以邻为壑，又对农业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如绍兴府著名的鉴湖，灌溉面积几乎占会稽县农田的一半，由于豪强富户不断侵耕包占，至宋宁宗时，几乎丧失了灌溉效能。

农具的改进

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铁制犁铧已经多样化，主要有尖头、圆头两种，适用于耕作不同的土壤。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车脚上的铁铧，除草用的弯锄，在北宋中原和华北地区已普遍使用，说明耕作程序增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铁耙、䦆头、铡刀、镰刀等形制也有改进，轻巧耐用。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有全用脚踏和用牛拉的两种，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使用了高转筒车，依靠水力推动，引水上山。其他如插秧用的秧马、中耕用的云荡等则是宋代的创造，对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作用。

作物品种的交流　亩产量的提高　复种技术的推广

北宋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经验。宋太宗曾命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路各州官员，劝谕百姓种植粟、麦、黍、豆，由淮北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广种水稻。此后，河北、河东、京西、京东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淤田办法推行之后，北方种稻面积更为扩大。籽满粒大的天竺绿豆在北宋时引进，西瓜从辽代时自中国西部边疆传至中国北部契丹统治区，南宋初传到江南地区，逐渐为各路所普遍种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种植，从而扩大了稻的栽种面积。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稻种，如苏州的师婆粳、箭子稻，洛阳的和尚稻等。这类优良品种，仅籼稻就达几十种之多，糯稻也不下一二十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农业在精耕细作方面有进一步的完善。其中尤以两浙路精耕细作居全国之最。其精耕细作的方式已比较完善，不仅深耕细耙，而且在育秧、灌溉、粪肥、中耕管理、换茬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因地制宜地种植粮食作物。

由于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比较普遍地实行精耕细作，提高了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北宋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至三石。南宋自四川至长江下游，一般都可产米二至三石，还出现了亩产稻谷六七石的高产纪录。

在宋代复种技术也得到了推广。自大江以南，稻米普遍分“早禾”和“晚禾”两种，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不同，但一般并非双季稻。南宋时，由于爱吃面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佃客缴租，在不少场合下，只纳稻，不纳麦，促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推广，成为长江流域相当普及的耕作制度，改变了南方种麦较少的状况。实行复种，一般可亩产稻麦三四石。此外，在闽广一带已出现双季稻，然而仅限于膏腴的农田种植，尚不普遍。由于提高亩产量和增加复种指数，宋代耕田的利用率大为提高，这是农业史上的重大变革，宋代以后的粮食生产仍大体沿袭了这个发展方向。

经济作物的发展　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当时有菜园户、漆户、药户、花户、果农、菜农、蔗农等专业经营者，他们部分或主要地从事商品生产，这对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斗茶图》

南宋刘松年绘。斗茶，是宋代盛行的评价茶质量好坏的一种习俗。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园户极多，不少州郡以产茶著名。北宋时，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每年输送官府茶叶专卖机构的，即达一千四百四十一万二千斤，而淮南产茶地则由官府自己置场，督课园户采制，其岁入数字还不计在内。南宋的产茶州县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福、明（今浙江宁波）、广、汉（今四川广汉）、遂（今四川遂宁）五州都有一些“糖霜（冰糖）户”，种植甘蔗，生产各种蔗糖，其中以遂州（南宋升遂宁府）的冰糖最为著名。苏州洞庭山共三千户居民，“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种柑橘一亩，比种稻麦得利多至数倍。广南农民也“多种柑橘以图利”。福建、广南、川蜀还种植荔枝，以福州所产最多，兴化军（今福建莆田）“最为奇特”。

宋朝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区局限于气候较热的广南和福建路。棉花当时称吉贝或木绵。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和云南大理地区人民，在宋朝以前已种植木绵，纺织为白㲲布。北宋末，曾与金朝商定，将木绵布一万段，作为岁币的一部分。南宋初，宋廷所需的木绵布是从福建路收买的。到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

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宋朝农业生产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经济重心已显著南移，而南北各路的生产水平也同样存在颇大的差异。

在北方，河北路、京东路、陕西路的关中平原一带是比较富庶的地区，但河北路东部沿海一带，因大面积盐碱地的存在，不适于耕植。河东路和陕西路的大部是贫瘠落后的地区。京西路在北宋建国后约一百年内，一直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废，后来才得到开发。

在南方，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两浙路，是丰腴的谷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四川的成都平原，江南东、西路等地的农业也相当发达，而荆湖南、北路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差。广南东、西路土旷人稀，以粗放经营为主，尚未得到很好开发，然而至晚在北宋后期，缺粮的福建路已必须依赖广南余粮的接济，广南的粮食甚至还由海道远销两浙路。四川、荆湖不少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北宋的淮南路也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南宋时，淮南东、西路，京西南路等地，与金朝、元朝接壤，因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耕作粗放，亩产量很低，始终没有恢复到北宋时的生产水平。

尽管宋代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则是无疑的。

手工业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造船业的发达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这种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杨么起义军与官府对抗，双方都用大力制造车船。车船用翼轮激水行驶，每一双翼轮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轴上设踏板，供人踩踏。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时期铸造的铁人

矿冶业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都已大量开采石炭（煤）。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石炭。江西丰城、萍乡山间的煤矿也已被开采。今河南鹤壁发现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矿遗址，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还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厦门同安区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繁昌遗址的冶铁炉呈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熔剂，但更多的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强，冶炼快，铁的质量高，对改进农具作用极大。徐州利国监（今属江苏）、兖州莱芜监（今属山东）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宋仁宗皇祐（1049～1053）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宋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器，犀利异常。冶铁炉的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

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科学地预见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宋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宋仁宗皇祐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宋英宗时，金减少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仁宗皇祐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宋仁宗皇祐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宋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这样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矿冶业在产品数量上较北宋逊色，但在技术上又有一些提高。

纺织业

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胜过北方。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宋仁宗时，梓州已有几千家机户，从事丝织业生产。成都府、汉州（今四川广汉）、青州（今属山东）、济州（今山东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许多机户或绫户。开封府设有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号称“衣被天下”。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锦就有数十种名目，号称“天下第一”。亳州（今属安徽）轻纱，抚州（今属江西）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红边贡罗和东阳（今属浙江）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寺绫，邵州邵阳（今属湖南）隔织，定州（今属河北）刻丝（即隔织）等，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李觏描述当时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麻织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广西广泛种植苎麻，农村妇女都善长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区的麻织品极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南宋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继续增长，随着植棉区的扩大，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染色业

宋代印染技术比唐代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开封有官营染坊，也有像“余家染店”这样的民营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

宋代造纸程序示意图

造纸业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前增加很多。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制瓷业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南方的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铜川耀州区）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制盐业

宋代制盐有晒、煮两种方法。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解县（今运城西南）境的盐池是池盐的主要产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等路沿海地区，煮海水为盐。河东、陕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括取咸土煎煮为盐，称为土盐，以并州的永利监（今山西太原南）为最多。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凿井取卤煎煮，称为井盐。宋仁宗时，蜀中民间首创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与唧筒都用竹为之，采用了机械提卤的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功效。

手工业作坊

宋代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官营和少数私营的作坊。官营作坊为统治阶级制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一人，专门制造各种军用物资。官营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时也和雇一些民匠，并役使有手艺的军匠、罪犯等；私营作坊采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寿）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雇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每井约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隐名改姓逃避户籍和刑法的农民或罪犯，向豪民领取“工直”。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处铁冶，每冶工匠至少数十人，多雇佣逃亡农民。这些工匠脱离了农业，对雇主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

商业、城市经济、货币流通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

大城市的繁华　小镇市的兴旺

宋时因城市人口的膨胀，在很多州县城门外，形成了新居民区，称作草市。有的草市，例如著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规模甚至大大超过城区。

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唐代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北宋开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随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库 [2] 、酒楼、食店。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中庭两庑可容上万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这里。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开张营业。各地货物诸如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纺织品、器皿、书籍等，都运到这里销售。日本扇、高丽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开封市场上也是热门的货物。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汉数万家”。

北宋初佚名《闸口盘车图轴》（局部）

此图描绘了当时一个官营面坊的劳作场景。

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尽管在南宋初遭受严重战祸，到宋宁宗初年，临安府城已增至十一万二千多户。市民、达官贵人、官府和宫廷所需的粮食和百货，都来自附近州县，以至福建、广南、淮南等地，城内店铺林立，还有不少质库、手工业作坊、寄存货物的塌坊，十分繁华。长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南宋后期府城人口达几十万。长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居民达十万户。四川的成都府城也达十万户。泉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州城居民约十万户，五十万人。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个镇市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元丰九域志》等书都记录了大量镇名，其地位仅次于县治。官府在各镇设立场务，收取商税。市的地位又低于镇，有些市也设置行政机构。有的镇市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如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和沙市（今湖北荆州沙市区）是从属于州县的镇市，却发展为商旅萃聚的贸易中心，黄池镇商业的繁荣已超过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区北），也是宋时有名的商埠。此外，乡村还有定期的集市，称墟、集（或草市），农民在此出售蔬菜、鱼虾或手工业品，成为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较大的市、墟或集开设酒店、客店。有些市、墟或集因商业的发达而发展成为镇，有的镇也升为县。由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频繁，官府在不少商船客货辐辏地设置税场，商税收入也非常可观。

行与作

唐代城市中同业店铺组织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县城镇，同业商铺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不断增加。开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临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贸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话，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他们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各行还有作媒介招揽买卖的牙人。

商行还是官府控制和勒索商人的工具。唐代后期，皇室通过商行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宫市”。宋真宗时，宫中也常常通过商行向商铺征购货物。内东门司购买行人物品，有拖欠多年不给价钱的。开封供应百货的商行，被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很多。各行商铺被迫轮流“祗应”，向皇室或官府低价或无偿地提供货物，商行反而成为束缚商人的一种组织。

民间工匠的同业组织也称“行”，开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货行和小货行。如做靴鞋的称“双线行”。行又可称“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类工匠。有些行业的工匠寻找工作，必须经行老介绍。

货币流通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北宋铜钱年铸造额约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别到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造额高达五百零六万贯，依每贯五宋斤计，约折合一万五千余吨。尽管如此，北宋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出现了“钱荒”。

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行一种交换券，叫作“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收夺私家发行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事务。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

北宋宣和元宝

南宋铜钱年铸造额减至十万贯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过十五六万贯。由于大量铜钱外流，钱荒愈益严重。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南宋的纸币主要有四种，四川钱引、湖广会子和两淮交子都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则以铜钱作为本位。各种纸币都有规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率。官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兑换本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又大量滥印纸币。东南会子在宋孝宗时，规定两界并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到淳祐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东南会子已发行了六亿五千万贯。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币价贬值，通货膨胀，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愈益严重。南宋亡国前夕，贾似道又主持发行新纸币关子，停止第十七界东南会子的行用，规定第十八界东南交子三道折合关子一道，结果却造成更剧烈的通货膨胀。

宋与辽、西夏、金等的经济交流

宋与辽、西夏、金、回鹘、大理、吐蕃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但榷场贸易有各种规定和限制，官府还要抽税，故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或沿海都相当兴盛。宋与辽、西夏、金等使者相互往还，也往往附带做生意。辽对宋出口物品有羊、马、马具、皮革、毛毡、刀剑、北珠、盐等，宋对辽的出口物品有茶、药材、粮食、丝麻织品、漆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铜钱等。宋的榷场收入大致可抵消对辽输纳岁币的损失。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瓷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回鹘将玉器、马匹、药材、香料等运往内地，从内地换回茶、铁器、钱币等。金对宋的出口物品有北珠、毛皮、人参、丝织品、银、马等，宋对金的出口物品有粮食、茶、铜钱、牛、书籍、外洋舶货等。辽、西夏、金主要使用宋朝钱币。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湖州铜镜、建阳刊本，而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各地。大理是南宋的主要马匹供应者，其出口物品还有药材、手工业品等，宋对大理的出口物品有书籍、丝织品、钱币、茶、银等。中国境内各个政权密切的经济联系，为元朝统一准备了重要条件。

海外贸易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与海外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宋仁宗皇祐时，市舶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余贯，宋英宗时增为六十三万余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南宋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近一倍以上。为保持市舶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朝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徕外商。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主要与日本、高丽贸易，规模略小。

在两浙、福建、广南等路，海商数量很多。《萍洲可谈》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就是宋代商人来往东南亚等地搭载的商船。

大食、真腊、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也有不少商人经南海到宋朝贸易。宋朝输出东南亚等地的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织品、铜钱、金、银、铜、铁、铅、锡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

宋朝和日本、高丽之间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宋朝开往日本的商船，主要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宋朝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等，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工艺品等。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宋朝不断有商船横渡黄海，驶往高丽。运往高丽的商品有各种绸缎、腊、茶、瓷器、书籍等，自高丽输入的商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等。

交通运输、邮递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自东南地区通过汴河和运河输送东京的粮米，一般为六百万石，有时甚至达八百万石，漕运额大大超过前代。陆游描写长江中游鄂州税务亭一带，“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吴船与蜀舸”途经黄牛峡（今湖北宜昌西）时，都要到庙中祈神，反映了大江民间水路运输的兴盛。宋朝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南宋初，官府一次自潮州海运三万担粮至福州，而另一支船队又运粮至温州。宋朝缺马，畜力车以牛车最普遍，也广泛使用人力和畜力驮运。开封府的“太平车”需用五、七头牛拉拽，“平头车”则是独牛车，又有驴拽的独轮车，人拽的“浪子车”。宋时官府运输，往往以同类物资编组为纲。如米以一万石为一纲，铜钱以两万贯为一纲，金以两万两为一纲，银以十万两为一纲。官府以纲作为计量单位，制定有关纲运的各种法令，其中包括对押纲人员的奖惩。

漕运所用的漕舫

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邮递分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递等。规定步递日行二百里，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马递日行三百里。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金字牌是朱漆牌，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专用以递发皇帝御前紧急重要公文。事实上规定的速度往往达不到，邮递稽迟的情况经常发生。南宋时，枢密院又造一种以雌黄色为底色的青字牌，规定日行三百五十里；后又改用黑漆红字牌，规定日行三百里。

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科学技术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著名科学家沈括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三大发明

指南针，在战国时已经有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的记载。

缕悬法指南针（据沈括记载复制的模型）

到宋代又有重大进展，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天然磁石摩擦针锋磁化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宋军中配备有指南鱼，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对发展海上交通，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起了巨大的作用。

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各地民营书坊刻印的书，世称坊本。开封府、杭州、西川、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刻印技术，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又次之，开封刻版虽可与杭州媲美，但纸张不佳。南宋地方政府、寺院和书坊都刻印书籍。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质量也较高。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婺州（今浙江金华）、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抚州（今属江西）和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也都是重要的印书业中心。福建路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集中了众多的书坊，印书质量虽较差，但印刷量很大，行销远方，世称麻沙本。四川成都府、眉山县有许多书坊，刻印不少史籍和诗文集。

《武经总要》中关于中国古代火药的配方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排印。对后代木活字、铜活字的创造有很大影响。毕昇的发明，比欧洲早四百年，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南宋时，周必大也曾用胶泥活字和铜版，印刷自己的著作《玉堂杂记》。

火药和火器。唐末战争中已有火药箭和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机飞火”的记载。宋朝政府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北宋仁宗时编撰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以及火箭、火炮、'藜火球、毒药烟球等火器的做法和用途等。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南宋军队配备的火药兵器，数以万或十万计，有火箭、火枪、突火枪、铁火炮、霹雳炮等。开庆元年（1259），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又发明了名为“突火枪”的管形火器，在巨竹筒内装火药和“子窠”，点燃后将“子窠”发射出去。“子窠”是后世子弹的前身。发射“子窠”的管形武器的发明，是世界武器制造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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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仪象台

水运仪象台示意图

宋代天文学家苏颂、韩公廉等人自宋元祐元年（1086）起，在开封历时七年设计制造的大型天文仪器。它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集中于一体。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认为它“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水运仪象台约七米宽、约十二米高，是个上窄下宽的木制方台。全台共分三层，上层是一个板屋，里面放有一个浑仪；中层是密室，放置浑象；下层则是复杂的报时装置和仪象台的动力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水运仪象台的机械结构设计直接来自农业生产，广泛采用了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机械原理，把观测、演示和报时设备集中起来，显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天文学

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元丰年间（1078～1085）观测的结果，于元祐三年（1088）绘成星图，南宋淳祐七年（1247）又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刻石，称为《天文图》。

景德三年（1006）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至和元年（1054）关于世界天文史上最著名的“超新星”的记录，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极受重视。

元祐（1086～1094）时，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将其结构写成《新仪象法要》，其中关于擒纵原理的发现，已开近代钟表构造的先河。他们还创造了“浑天仪”，球面按照恒星位置穿有小孔，人进入内部可看到模拟的天象，是世界上最早的“假天仪”。南宋绍兴年间，王及甫也制造过类似的“假天仪”。

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姚舜辅编制并于大观元年（1107）施行的《纪元历》，首创利用观测金星以定太阳位置的方法。而由杨忠辅创制，并于庆元五年（1199）实行的《统天历》，确定回归年的数值为365.2425日，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三百八十三年。

王怀隐像

王怀隐（约925～997），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宋州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为开封建隆观的道士，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奉宋太宗之命参与编修《太平圣惠方》，淳化三年（992）成书。后奉诏还俗，任尚药奉御。

数学

北宋中期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世称贾宪三角形，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六百年；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约七百七十年。南宋淳祐七年（1247），秦九韶著《数书九章》，他的“正负开方术”发展了“增乘开方法”，算式井然有序，今人称为“秦九韶程序”；而“大衍求一术”，则发明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的普遍解法，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剩余定理。南宋末杨辉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田亩比乘除捷法》和《乘除变通算宝》，后三种都是实用算法著作。

医药学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官修的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元丰五年（1082），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一千七百四十六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重加刊正，称《政和本草》，沿用近五百年，日本、朝鲜亦曾刊印。

医方，宋太宗初官修《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方。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收复方二百九十七方，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不少名方至今沿用。

针灸，宋以前只重视灸法，宋时才重视针法。王惟一（一作惟德）受命考订针灸经络，并先后铸铜人两具，外刻腧穴名称。他又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标志着针灸学的重大进步。

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南宋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分论妇科、产科诸病，附有方剂和医案，有许多新见解。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名著。南宋宋慈《洗冤集录》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对后世法医学影响很大，近代又被译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

农艺学

北宋末陈旉总结两浙农民的耕作经验，在南宋初撰成《农书》，是综合性的农学著作，介绍了稻、麦、粟、豆、麻、芝麻等种植时间和方法，以及养牛和蚕桑等，注意到多种经营，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指出土壤好坏不一，只要治理得法，都适合耕种并能经常保持新壮，书中有专篇论述施肥、秧田育苗等农技。

皇祐元年（1049）陈翥撰写的《桐谱》，嘉祐四年（1059）蔡襄著《荔枝谱》，淳熙五年（1178）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论述了桐、橘和荔枝的种类、土宜、栽培、采伐或采摘，以及果品的加工、贮藏，有的还论述了防治病虫害、果园管理等。园艺方面，除“本草”一类书中和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已有论述外，还有不少专书，如刘攽、王观、孔武仲都撰有《芍药谱》传世；《菊谱》亦曾有多种，传世本是刘蒙于崇宁三年（1104）撰写的。这些书中论述了植物变异现象，以及通过嫁接产生变异等。

建筑

端拱二年（989），喻皓建成开封开宝寺木塔，他根据当地多西北风，使塔身微向西北倾斜。修建杭州梵天寺塔时，他对木塔的稳定性问题又作了科学的说明。开封开宝寺木塔焚毁后，庆历元年（1041）建成砖塔，屋檐、斗拱等用特制的铁色琉璃砖块，塔身面砖为有佛像等浮雕图案的铁色琉璃砖，因此俗称铁塔。建筑此塔改变了砖砌塔筒与木制楼板相结合的传统做法，改用发券等法建筑塔心室和楼道等，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是为了抵抗辽军瞭望敌情而于至和二年（1055）建成，亦称瞭敌塔，高八十四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苏州报恩寺砖塔和泉州仁寿寺、镇国寺两座石塔，则具有宋代南方建筑风格，飞檐高出，形象轻盈。泉州附近的洛阳桥，嘉祐四年（1059）建成，“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是中国著名的梁架式古石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虹桥，用木建成，结构科学，不建桥墩，便于航运。北宋灭南唐，根据樊若冰的建议造船数千艘，先在石牌镇（今安徽怀宁县境）附近长江支流上，依樊若冰测量的长度，试造浮桥。开宝七年（974）冬，“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境），系缆三日而成”，在长江下游建成浮桥，经历了一年的风雨洪水考验，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建筑学著作方面，宋初喻皓的《木经》惜已失传。元符三年（1100），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对材料、结构、式样以及彩绘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和精致的图样，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建筑学专著。

周敦颐像

周敦颐（1017～1073），宋代哲学家、理学的奠基者。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爱庐山风景，在庐山购地筑屋，并取故乡“濂溪”命名，后人又称其为濂溪先生。

哲学思想

宋太宗时校定孔颖达《五经正义》，宋真宗时又颁邢昺《九经疏义》，这几十年主要是唐代经学的继续，学术思想不很活跃。宋仁宗时，刘敞撰《七经小传》，以己意进行解释，开创了新学风。孙复、石介、胡瑗和李觏相继而起，分别就《春秋》《易》《礼》进行新的阐述，李觏还说孟子背离孔子。及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公开对孟子、《周礼》和《易》，提出不同程度的疑问，学术风气大变，由原先的“汉学”转变成了新的“宋学”，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但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他晚年时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阐明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是“禅学”。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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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宋代以来的幼儿启蒙读物。成书于北宋初年，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百家姓》原收姓氏四百一十一个，后来增加到五百零四个，其中单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百家姓》的排名次序并没有依据各姓氏人口的多少排列，而是需要顺口、易学、好记。头四姓“赵钱孙李”还有着地域原因，因为《百家姓》最早出现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所以首先包括了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王的钱氏、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孙氏和南唐国王的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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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

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南朝学者周兴嗣编撰。相传梁武帝为教育诸皇子，命人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下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以供学习。为了让孤立的字互有联属、便于记忆，他召来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思如泉涌，像为歌词谱曲一样，用了一个晚上就编好，并上呈皇帝。这就是日后广为流传的《千字文》。全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了许多常识，配以四字韵语，很适合幼儿和儿童诵读。《千字文》一直流传至今，不仅超越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疆界，而且传到了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的一条纽带。同时，《千字文》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独特地位，隋唐以后的著名书法家，大都书有《千字文》传世。

除理学外，宋代还有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儒家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新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等。王安石吸收老子、商鞅、韩非等道家、法家思想，形成被称为“新学”的儒家学派，一开始就受到刚产生的理学派的攻击。他说的“道”，也称为“元气”，是物质性的，由“元气”产生万物；并认为“新故相除”是“天”（自然）和“人”（社会）共同的变化规律，为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根据。“新学”形成后，盛行了六十年左右，南宋以后逐渐衰落。陈亮反对理学家脱离客观事物的“道”，倡导功利主义，认为义和利本出于一元，王和霸也出于一元，两者都是程度的区别，并无本质的差异。他和朱熹曾就“王霸义利”，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叶适认为不能说“道”在天地之先，能生天地；他指出《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文浅而义陋”。他也提倡功利主义，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序目》传世。

教育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宋仁宗庆历时设太学，北宋末，太学生达三千八百人，实行三舍法。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主要成为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农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由穷书生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宋哲宗时每次参加考试者已达三千人，宋孝宗时增至两万人。南宋时，福建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一万余人，连小小的兴化军也达六千人，反映了教育的普及程度。

州县学

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令藩府设立学校。庆历四年（1044），曾令州县皆设学校。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计划逐渐以学校“升贡”代替解试，崇宁三年（1104）至宣和三年（1121）的十八年间，解试、省试曾全部停废。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二十四路共有学生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校舍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八楹；经费年收入钱三百零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二贯，支出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贯；粮食年收入六十四万零二百九十一斛，支出三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四斛；校产中有“学田”十一万五千九百九十顷，“房廊”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都是空前的。

书院

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是白鹿洞（今江西九江庐山）、岳麓（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三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政府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都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儒学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大兴。朱熹首先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置学田，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绍熙五年（1194），朱熹恢复并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地儒学家的书院先后建立，如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三百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文学艺术

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陆游像

陆游（1125～1210），南宋爱国诗人。字务观，别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今存诗作约九千三百首，数量之多，居中国古代诗人之冠。

古文运动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传统为己任，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登上文坛，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苏轼在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同时，认为文章应如“精金美玉”，很重视文采。曾巩、苏洵、苏辙等名家辈出，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曾、王、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诗

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丰茂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不少“以适用为本”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主张改革。黄庭坚提倡“以故为新”，并主张作诗文要“无一字无来处”，其后便形成了江西诗派。但其后继者走了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的形式主义道路。江西诗派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很少雕饰，诗集《指南录》是抗元诗史，《正气歌》更是传世名篇。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大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成为南宋诗的一大特色，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词

北宋前期以晏殊、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诗尚婉丽，未完全摆脱五代羁绊。柳永精通音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高、刘克庄和宋末刘辰翁，均受辛弃疾影响，都是豪放派爱国词人。婉约派词人有苏轼门人秦观，他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语工而入律。北宋末年的周邦彦，所作多艳词，词调方面有创新。北宋末南宋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独树一帜，影响较大，其散文、诗篇虽不甚多，都属佳作，实为古代最有成就之女作家。南宋后期的姜夔，长于音律，讲究技巧，对后世影响很大。

《淳化阁帖》明拓肃府本卷一（局部）

绘画

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皱”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珪所师法。他们合称南宋四大画家。

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宷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也大都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工。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所画《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图画。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不讲形似，只讲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所作为“艺画”。他们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将作者称为“匠人”。文人画的代表作者为苏轼、米芾、米友仁等，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

书法

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很有贡献。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苏轼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米芾亦擅行、草，师法王献之，技巧为当时第一；蔡襄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宋徽宗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南宋陆游、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很高。

宋佚名《宋杂剧图》（局部）

图中两个角色均由女子扮演，是研究杂剧史的珍贵形象资料。

雕塑

北宋元祐时塑造的太原晋祠的四十二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济南灵岩寺，北宋末所塑四十六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都是很典型的宋代塑像，为中国艺术宝库的珍品。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上起宋太宗时，下至宋理宗，造窟数以百计。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的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二十一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工艺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水纹、古钱、 字等，穿插龙、凤、朱雀、“三友”“四季”“八仙”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案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1041～1048）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

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通常再涂上几十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与曲艺

宋代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主要有话本、诸宫调、宋杂剧和南戏等。话本原是“说话”（讲故事）艺人的底本，对后世的长、短篇小说和戏剧很有影响。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说唱相间的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ô”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今浙江温州），形成于南宋光宗时（1190～1194），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宋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作者亦多下层文人，词语通俗，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流行于今浙东、福建地区。

史学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立，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据五代各朝实录等，仿《三国志》体例，编成《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新唐书》，以别于五代后晋刘昫《唐书》（即《旧唐书》）。欧阳修不满薛居正《五代史》，重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五代史记》效法《南史》《北史》体例，将五朝纪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新唐书》增修仪卫、选举、兵等志。宋代编修的前代史还有多种，传世的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详备，考订精确。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吸收纪传、编年两体之长的新史体——纪事本末体。

南宋李焘用四十年时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众多的官私资料，进行考订辨伪，是《资治通鉴》之后第一部出色的当代编年通史，亦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庞大的私修编年史。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三十卷，实际上也是一部《长编纪事本末》，两书都分类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保存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已佚的部分史料。

宋人编撰的当代史，还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编年记述徽、钦、高三朝与金的和战史事，每事取诸家之说，全录原文，保存了丰富资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年系月，专记高宗一朝史事，考证史实，条理清晰。王称《东都事略》，为纪传体北宋史，无志，间亦有他书未载史料。佚名《宋史全文》记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理宗赵昀朝史事，其北宋一代十五卷，全系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之摘抄本）辑录者，南宋十五卷，则系辑录《中兴两朝圣政》诸书而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宁二朝事；宋末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记理、度、恭三朝事，虽都较简略，仍为研究南宋史所必备。

宋政府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或由宰相兼任“提举”或“监修”，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赵眘在位二十七年，其在位时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两千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钱若水《宋太宗实录》亦有残本二十卷传世。

两宋之际郑樵仿《史记》修撰的纪传体通史《通志》，纪传袭自旧史，全书精华是相当“志”的二十略。宋元之际马端临仿唐杜佑《通典》修撰《文献通考》，取材下迄宋宁宗，分二十四考，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理分明，尤以宋制为详，为研究宋史所必备。《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后代方志在体例上大致未超脱宋方志之窠臼。有多种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专记州、县、镇的地方志，也大量出现。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增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可供考核史实。北宋末欧阳忞《舆地广记》，略于户口、土产等，详于沿革地理等，清晰详明。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多记山川名胜，所引文献资料，多为他书所未见。祝穆《方舆胜览》，略于沿革建制，详于名胜、诗赋、序记。传世的州、县、镇志，尚有二十多种，少则数卷，多至百卷。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标志着地理志编撰的重大进步。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记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为研究宋代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两千种，并作辨证，有宋代初刻本存世。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二百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八百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宋代金石学诸书为研究五代以前，尤其是研究商周秦汉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宋朝的历史地位

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并且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就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而言，其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开发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又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输入品大多是原料，而输出品大多是手工业制成品，这也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尚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唐五代以来，从阶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大致到宋代告终，宋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宋代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完成于宋代。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其经济以稻麦两熟制为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发达地区。唐诗与宋词的主要取向与境界，全不相同，自难以断言其间的高低优劣，但宋代的词和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全面发展，则非唐代之所能及；而从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史学等方面作综合比较，宋代无疑也都超越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

总之，宋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的。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宋元时期又是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自明以降，中华文明便逐渐落后于欧洲文明，丧失了世界上的先进地位。

但从另一方面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区最小的中原王朝。在铲除唐五代藩镇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守内虚外”的政策，有效地维持了内部统治局面的长期稳定，又造成了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状态。在与北方辽朝的抗衡中，宋朝处于劣势，后被新兴的金朝占夺了北方半壁山河，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灭亡。宋金元时期复杂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造成了北方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的严重倒退。

（邓广铭　漆侠　朱瑞熙　王曾瑜　陈振）

【注释】

[1] 形势户：“形势户”一词早在唐和五代就已出现，指地方有势力的豪富之家。宋朝的形势户包括官户、州县衙门中的公吏和任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的上户，比例上官户较少、吏户较多。

[2] 质库：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即典当行的前身。唐宋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质库也日趋发达。富商、官府、军队、寺院等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送入质库抵押的物品，一般都是金银珠宝和钱货，但有时会有奴婢、牛马等。

西夏

以党项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国家。1038年，元昊称帝，国名大夏，又号白上国。在汉籍中习称西夏，又有唐古、唐兀、河西、弭药等称。传十代，至1227年为蒙古所灭；先后与辽、北宋及金、南宋鼎立。境土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建国前的历史

党项的内迁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地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隋唐时期，活动范围扩展，东及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抵叶护（即处于今新疆的西突厥领地），南邻春桑、迷桑诸羌（在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北接吐谷浑（在今青海北部与甘肃南部一带）。他们按分衍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大的五千余骑，小的千余骑，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族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以拓跋氏最强。过着无法令，无徭赋，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生活。

开皇五年（585），党项族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徙至旭州（今甘肃临潭境）住帐。隋朝封赐他大将军官号。唐太宗时，党项首领细封步赖于贞观三年（629）率部归附，唐就其居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境），任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诸部也闻风归附。贞观八年，唐将李靖率大军讨吐谷浑，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助吐谷浑主伏允抵抗，兵败请降。唐即其地设懿、嵯、麟、可等三十二羁縻州，以其部落酋领为刺史。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随后，吐蕃北上扩展，灭吐谷浑。散居在今甘肃南部与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因不堪吐蕃的逼胁，请求内迁。唐朝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州，也一道迁徙。8世纪中，吐蕃进而夺取河西、陇右之地，与灵（今宁夏灵武）、盐（今宁夏盐池北）、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勾结，进行骚扰。唐朝为了拆散他们的联系，便把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以东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移置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陆续迁来大批党项部落。住居在庆州一带的称东山部；夏州一带的称平夏部；平夏地区的南界横山一线，唐人谓之南山，住居在这一区域的，称南山部。

迁入内地的党项部落，仍然游牧，财富渐有积累，人口迅速增殖。他们用土产的劲马、善羊换取汉族商人的铠甲弓矢，用以抵抗唐朝官吏的勒索奴役，并加强对唐边境地区的抄掠。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财富而争战不休。部落内部阶级分化也渐趋明显。

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当拓跋赤辞降唐时，其侄思头同时降附。唐中宗时受褒赠为静边州都督，称拓跋思太。思太子守寂，唐玄宗时受封为西平公，以参与平安史之乱有功，升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赠灵州都督。拓跋守寂孙拓跋乾晖曾任银州刺史。其孙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升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银、宥（今陕西靖边东）四州地，再次赐姓李，进爵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改称李氏。乾宁二年（895）李思恭死，弟李思谏继位，李思谏死，李思恭孙李彝昌继位。后梁开平四年（910），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臣附于后梁、后唐。后唐长兴四年（933），李仁福死，子李彝超继为留后 [1] 。后唐明宗图乘机并吞夏州，下令将李彝超内调延州，派兵五万人前往接收夏州。李彝超闻讯，集军坚守，挫败后唐军，从而大大提高了李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李彝超死，其兄李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开运元年（944），他率兵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渡黄河，助后晋进攻契丹。乾祐二年（949），后汉增设静州（今陕西米脂北），属定难军，李氏的辖区又扩为五州。

西夏女供养人像

甘肃安西榆林窟第29窟壁画

西夏男供养人像

甘肃安西榆林窟第29窟壁画

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宋加封李彝殷为太尉。乾德五年（967），李彝殷死，宋赠封为夏王，子李光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978），李光睿死，子继筠继位。七年，李继筠死，弟衙内都指挥使李继捧袭位。李继捧无力解决族属内部的矛盾，便率领族人亲朝宋帝，献出四州八县的辖区，留居于开封。宋太宗赵炅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发兵前往接收统治权力，并发遣所有李氏亲族齐赴汴京。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反对降附，率领族属逃奔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反宋。

李继迁的反宋斗争

李继迁是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的儿子，长骑射，有谋略，不断侵扰宋边。雍熙元年（984），宋知夏州尹宪发动偷袭，继迁损失惨重，母与妻皆被俘虏。不久，他在夏州北的黄羊平招聚蕃众，以恢复故土相号召，势力日渐壮大。二年，一举攻下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向辽圣宗耶律隆绪称臣请婚。淳化元年（990），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宋太宗因屡次用兵无效，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又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宋朝为迫使他就范，禁绝夏地土产的青盐贩运汉界；同时封锁汉界粮食出口。结果蕃族因缺乏粮食，相率扰边；关陇人民因缺盐，也引起骚乱。宋朝被迫撤销这项禁令。

淳化五年，李继迁与李继捧合作，联结契丹抗宋。宋派李继隆率军进驻夏州，将李继捧捕送回朝。又平毁夏州城，改授李继迁为鄜州（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继迁拒不接受，攻宋清远军（今甘肃环县北）。至道二年（996），在浦洛河（今宁夏吴忠南）成功地劫击了宋接济灵州的军需粮草，进图灵州。宋太宗亲作部署，五路出兵，相期会师平夏。李继迁熟悉地利，灵活游击，宋军无功而返。

至道三年，宋真宗赵恒继位，李继迁遣使求和。宋任他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在取得夏、银、绥、宥四州之后乘势挺进，直指灵州。宋急派兵六万赴援。援军未到，灵州已失。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次年，又率军越过黄河攻占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吐蕃族大首领潘罗支乘其不备，进行突袭，李继迁中流矢死，终年四十二岁。子德明嗣位。

德明遣使向辽请求册封，又向宋朝纳贡乞和。景德三年（1006）和议成立，宋以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并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辽朝也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李德明得以专力西向，攻杀潘罗支，再克西凉；进破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及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回鹘可汗，控制了河西走廊。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保持相对的安定，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因控制了河西走廊而有所增长。李德明在夏、绥二州建驿馆，在 子山造宫室；又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筑城，更名兴州。

元昊建国及历朝概况

元昊建国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李德明死，长子李元昊嗣位。李元昊对其父臣属宋朝早怀不满。即位后，改姓嵬名氏，发布秃发令，以恢复本民族旧俗；积极整饬军政，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准备建国称帝。1034年，始建年号开运，继改广运，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击败宋军；次年攻打湟水流域的吐蕃首领唃厮罗，经过苦战，取得胜利。大庆元年（1036），颁行新制西夏字。又发兵镇压肃（今甘肃酒泉）、瓜、沙（今甘肃敦煌东）三州的回鹘反抗势力，并回师取兰州，南至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筑垒戍兵，以截断宋与吐蕃的交通。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嵬名元昊正式称帝（景宗），国号大夏，又自称“邦泥定国兀卒”。西夏语“邦泥定国”意即“白上国”，“兀卒”意即“青天子”。这时夏国的领域，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迄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抵大漠。除保有夏、银、绥、宥、静（今宁夏灵武境）、西平府、盐、会（今甘肃靖远东北）、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甘、凉（今甘肃武威）、瓜、沙、肃诸州外，又将部分重要镇堡升置洪（今陕西靖边南）、定（今宁夏平罗东南）、威（今宁夏同心境）、怀（今宁夏银川东南）等州。

西夏景宗称帝后，与宋连年交战。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四年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五年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次大战役中，夏兵大败宋军。六年，辽敦促西夏停止对宋用兵。夏国的内部也因战争而遭受损失，遂于次年与宋达成和议。元昊以夏国主名义称臣；宋每年给予“岁赐”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夏国自置官属；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及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唯不许青盐入宋境。同年，夏辽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三路渡河，深入夏境。夏人坚壁清野，乘势纵击。辽军溃败。元昊在重创辽师后，与辽议和。从此形成北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势。

统治集团内部斗争

从西夏景宗李元昊到崇宗乾顺四代中，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奉行汉礼或蕃礼的矛盾。

夏国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并包括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从中唐、五代以来，党项部落内家长奴隶制迅速向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过渡。西夏景宗李元昊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一方面效法汉官仪式，借以提高君权；一方面又蓄意保存和发扬党项固有的淳风悍俗。集中皇权与坚持享有平等议政旧俗的贵族领主势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这些守旧的贵族、领主多是与皇族世通婚姻的后族。西夏景宗对于这些显贵氏族首领，如卫慕氏族、野利氏族都进行镇压。西夏景宗先有妻野利氏，生子宁凌噶；复纳妻没藏氏，生子谅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任国相的没藏讹庞（没藏氏之兄）唆使宁凌噶刺杀西夏景宗，然后又乘机杀害宁凌噶及其母野利氏，与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年幼的嵬名谅祚为帝（西夏毅宗）。没藏氏为太后，与其兄讹庞尽揽朝权。延嗣宁国元年（1049），辽兴宗乘西夏景宗新死，大举亲征，但为夏军所败。

都五年（1061），讹庞父子阴图杀害西夏毅宗李谅祚，子妇梁氏先期告发，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尽诛其家族，废皇后没藏氏（讹庞女），纳梁氏为后，以后弟梁乙埋为国相。西夏毅宗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并向宋请求书籍及宋廷的朝贺仪式。拱化元年（1063），他改用汉姓，恢复姓李。

拱化五年，毅宗死，子李秉常（惠宗）继位，年仅七岁，母梁太后摄政，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一反毅宗所为，废止汉礼，恢复蕃礼。梁氏集团在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大举攻宋，游骑进抵庆州城下。次年，宋袭据罗兀城（今陕西米脂北），夏国乞辽师为援，全力攻夺宋沿边城堡。宋任王韶经营熙河路地区，有力地改善了在夏国右侧的攻防形势。

大安二年（1076），西夏惠宗亲政，又下令以汉礼代替蕃礼。这项措施虽得到皇族的支持，但遭到朝中后党的强烈反对，无法实行。七年，惠宗图借助宋朝弱梁氏势力，梁太后得知，将惠宗囚禁。拥帝将领拥兵自重，不听梁氏号令；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吁请宋出兵讨伐。宋五路进兵。夏军坚壁清野，引敌深入，在西平府击败宋军，然宋犹占据银、石、夏、宥诸州之地。八年，宋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地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夏军来攻，城陷，宋军损失惨重。梁氏集团迫于拥帝势力的强大，次年又让惠宗复位。天安礼定元年（1086），惠宗死，三岁的幼子李乾顺（西夏崇宗）即位。母梁氏（梁乙埋之女）当政。梁乙逋与皇族嵬名阿吴、大将仁多保忠三大家族分揽朝权，互相倾轧。天祐民安五年（1094），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联合，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杀了擅权骄纵的梁乙逋。

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上体现封建专制君权和守旧封建领主贵族特权的生死斗争。采行汉官仪制有助于君权的发展，维护蕃礼有利于保持封建领主的固有权势，因此这一斗争又表现为行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专制皇权战胜氏族首领的共治形式，使夏国封建社会由早期的领主制进一步发展为地主制。

皇权的巩固与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

天祐民安六年，宋宰相章惇对夏实行强硬措施，先后在沿边修建了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三营附近）、灵平寨（平夏城南）等城寨五十余所，且发兵连破洪州（今陕西靖边南）、盐州，一度攻入宥州。夏军全力反攻平夏城，无效。宋于是在新拓的地区修建了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和天都寨（今宁夏海原南），接通了泾原与熙河两路，遂把秦州（今甘肃天水）变为内地，巩固了自己的边防，对夏构成严重威胁。

崇宗亲政以后，对外采取了附辽和宋的方针。这时，宋徽宗赵佶在位，累遣边将进攻，崇宗求援于辽而与宋约和。雍宁元年（1114），童贯企图借开边以树威，复大举进攻西夏。从此，连年混战。五年，统安城之战，宋军大败，崇宗仍以辽国名义再次向宋请和。崇宗在国内扶植宗室掌权，消灭贵族酋豪势力，以巩固皇权。他积极倡导学习汉族的仪制与文化；建立“国学”（即汉学），设教授，收学生三百员，官给廪饩，以培养官僚人才；贞观十二年（1112），又公布了按照资格任用官员的规定，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擅长文学者也特予优待。他还确立了后妃等级及有功宗室册封王爵的制度。

金灭辽后，元德五年（1123），崇宗向金称臣，共同对北宋作战。夏占领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又攻占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境）。天德、云内两地被金国夺去，夏又取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和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以为补偿。以后，夏以藩属礼事金，金、夏双方划疆而守，设榷场贸易。

大德五年（1139），崇宗死，子李仁孝（西夏仁宗）即位。仁宗母曹氏，汉人。仁宗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大庆四年（1143），下令各州普遍设置学校。又在宫廷内设立皇家学校，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必须入学学习。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令州郡兴修孔庙。人庆五年（1148），又兴建内学，选名儒主持讲授。仁宗妻罔氏，出身党项大族，也好汉礼。人庆四年，仁宗依仿宋朝科举制，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擢用官员，限制了贵族的特权。

西夏元德二年（1120）首领印

蕃部起义与任得敬篡国的失败

西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贵族、官僚都以奢侈相尚，对百姓的诛求克剥越来越重。官员、军队人数激增，僧徒遍布境内，大庆元年，夏州统军萧合达叛乱，以复兴辽朝相号召，遣兵四出略地，游骑直逼贺兰山，都城震动。这次战乱虽然被静州统军任得敬平定，但对夏国腹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三年，饥荒四起，升米百钱。四年，兴庆府、夏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畜死亡万数。地震加重了饥荒，人民纷起暴动。威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蕃部，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所在结集，攻城掠邑。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所败。起义终于被西平府都统军任得敬所剿灭。

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降夏后献女为崇宗妃（后正位为皇后）。他以后戚而镇压反乱有功，官位迅速上升。他通过贿赂得为尚书令，升中书令，后居国相高位，独揽朝权。弟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族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任得敬受封为楚王。乾祐元年（1170），他公然胁迫仁宗“分国”，要求以夏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无奈将西南路及西平府、罗庞岭一带划作楚王的直辖封疆；并遣使奏报金国，代任得敬请求册封。金世宗不允。任得敬因此怨金而阴谋附宋自立。在金国的支持下，仁宗令弟仁友等捕杀任得敬，尽诛任氏族党，改任著名儒学家斡道冲主持国政。乾祐二十四年，仁宗死，子李纯祐（西夏桓宗）嗣位。

夏的灭亡

13世纪初，蒙古在漠北兴起。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的同时，开始向外扩张。天庆十二年（1205），侵夏，陷力吉里寨；经落思城时，大掠人畜。蒙古兵退走后，桓宗下令修复各地残破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应天元年（1206），镇夷郡王李安全废黜桓宗，自立为帝（西夏襄宗）。其年秋，成吉思汗再次侵夏，破斡罗孩（兀剌海）。次年二月北撤。

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出黑水城北，趋斡罗孩关口。襄宗以皇子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主高逸为副，率兵抵抗，大败，高逸被俘杀。蒙古军进逼中兴府的外围要隘克夷门。襄宗任嵬名令公率军增援，兵败被俘。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引黄河水灌城。城将破，适外堤崩决，反淹蒙古军，迫使解围。襄宗纳女请降。襄宗附蒙攻金，双方迭起兵争。光定元年（1211），宗室齐王李遵顼废襄宗自立（西夏神宗）。

光定六年，成吉思汗开始集军图远征中亚，屡向夏国征兵，夏不堪其苦，表示拒绝。于是又招致蒙古军第四次来侵，东京中兴府被围。神宗匆忙逃往西京西平府，留太子李德任防守都城，再次向蒙古请降。蒙古军退后，神宗图联金抗蒙，金国不许，又图结宋攻金，朝中意见纷纭。光定十三年，神宗派李德任率兵侵金。李德任主张联金，拒绝受命。神宗废德任，随即以皇位付次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李德旺（西夏献宗）即位后，力主抗蒙。乾定二年（1224），蒙古国王孛鲁攻银州，夏军损失惨重，献宗遣使与金议和，相约为兄弟之国，以图自保。

乾定四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夏。分兵两路：一路自畏兀儿境东进，攻取沙、肃、甘诸州，直逼西凉府；另一路由成吉思汗亲率，从漠北南下，下黑水，斡罗孩诸城，进至贺兰山。七月，成吉思汗与西路军会合，陷西凉府。献宗惊忧致死，侄南平王李睍（末帝）继立。蒙古军穿越沙陀，下应理（今宁夏中卫）等县。十一月，夺取灵州后，进围中兴府。宝义二年（1227）初，成吉思汗留蒙古军一部继续攻城，他本人南下克积石州，进掠金朝州郡；六月，避暑六盘山。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末帝遣使乞降。他请求成吉思汗展限一月，然后亲往朝觐。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军中。末帝在赴降时被执杀。蒙古军陷中兴府，夏亡。

夏国的制度

行政组织

唐末、五代以来，拓跋（李）氏统治者既是诸蕃落的首领，又受封为节度使。因此夏州政权设有州衙和蕃落两种行政机构。州衙所治，限于四州八县蕃汉杂居之地；其余广大地区的蕃部，则由兼领的押蕃落使统治。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叫作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有首领，沿旧俗而治，附属于夏州政权，而又拥有相当的独立性。

1033年，元昊仿宋朝制度设官分职。包括中书（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最高军事机关）、三司（财政机关）、御史台（监察机关）、开封府（管理都城事务）、翊卫司（掌宿卫）、官计司（掌任免官吏）、受纳司（掌仓储收支）、农田司（掌农田水利）、群牧司（掌饲养马匹）、飞龙院（掌理御厩）、磨勘司（掌官吏考核）、文思院（掌御用器物制作）、蕃学与汉学（学校）。这些机关的长官由蕃、汉人担任。此外，另设有只限于蕃人（主要是党项人）充任的官职，有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夏国的官制，基本上仍是蕃汉并行，实行蕃汉分治。大庆二年（1037）增汉官为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又设尚书令，总理十六司政务。文武官员的冠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

军事制度

夏国所有的男子，平时从事农牧业，有战事则接受征发。年十五岁为丁，每两丁征正军一人；另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赡”一人，合称为一“抄”。初以四丁为两抄，合住一帐幕。后改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二正丁合用一负赡。兵丁自备弓矢甲胄，自带粮草。正军每人官给马、驼各一，如有倒毙需予赔偿，称“长生马驼”。每当发兵时，夏主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各统领本部落兵应召，谓之“一溜”。出征前各部落首领刺血设盟，由夏国王率领他们一道进行射猎，将猎获的野兽环坐共食，席上让他们各自发表征战意见。国王择善而从，布置行军作战任务。全境分为左右两厢，各军驻地设置监军司，由都统军、监军使等统率。总计可征兵额五十余万。

在中央，元昊选豪族子弟五千人组成侍卫军，号“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这支宿卫军同时也是一支质子军，通过它加强了夏王廷对各部落豪族的控制。此外还设有号为“铁鹞子”的骑兵和叫作“泼喜”的炮手，是具有熟练技术的特殊兵种，其职责主要是充任禁卫。

刑法制度

夏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骨勒茂才所撰《番汉合时掌中珠》里，记载其刑事诉讼的程序是：官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禁在监狱中，并进行查证；如拒不招认，便用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者要赔偿死者的命价。夏国的法律，一部分当是来源于党项部族沿行的习惯法，另一部分则是杂采宋、辽的条法、制度。仁宗在位时期编行的《天盛年改定新律》，便是一部仿照宋朝政书编修的夏国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它是据前代所发布的律令增补、修订而成的。

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唐末、五代时期，奴隶制有了很大发展。西夏景宗李元昊建国称帝，从奴隶制转化为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11、12世纪之交崇宗统治时期，转变为更加成熟的地主封建制。

土地占有状况

夏国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所有

皇帝代表国家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贵族和官僚所有

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夏国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

寺院所有

夏国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

农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夏国存在有个体小农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

农业和畜牧业

党项人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李继迁提倡垦殖，兴修水利，使境内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李德明统治时期，国内相对安定，农业出现兴盛局面。夏国的主要农产区，除东部的横山，西部的天都、马衔山一带外，还有兴庆府、西平府，甘、凉诸州之地。这些地区土宜种植，特别是兴庆府、西平府地区有良好的水利条件，历代所开凿的大小水渠甚多。景宗李元昊又兴修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因此，这一带成为夏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河西、陇右地区历来是著名的牧区，但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甘、凉两州利用祁连山的融雪水灌溉。夏国在许多地区都有所谓“御仓”的设置，大量收储粮食。

夏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种，基本上与汉族地区相同。粮食作物有麦、大麦、荞麦、青稞、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等。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菜等。水果、药材也有栽培。耕作农具有铧犁、镰、锄、锹、碌碡、子耧、耙、扻（坎）等。牛耕已普遍采用。从事农耕的多是汉人，但也有一部分从事畜牧的党项人开始转事农耕。

党项、吐蕃和回鹘人则以畜牧业为主，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是良好的牧场。牲畜品种以羊、马、牛、驼为主，还有驴、骡、猪等。国家设有群牧司以管理畜牧，官营的畜牧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手工业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控制工匠生产。夏国设有文思院、工艺院以及金工司、绢织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机构，管理各种手工业生产，为王家服务。

毛纺织业

夏国毛皮原料丰富，毛纺织业发达。产品有氆氇、毛布、毡、毯等，它们是党项人制作帐幕、衣服、被单、帽、鞋、袜等的原料，也是对外交易的重要物资。

冶铁和金属制造业

景宗在夏州东境曾置冶铁务，管领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现存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锻铁图，图中二人持锤锻铁，一人在竖式的风箱后鼓风。1976年在夏王陵区出土的鎏金铜牛，形体硕大，重达一百八十八千克，形态逼真，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

兵器制造业

夏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兵器制造。景宗曾在其官厅东厢后设有锻造作坊。兵器的种类有弓箭、枪、剑、锹、、斤、斧、刀等，工巧质优。铠甲片采用冷锻工艺制造，坚滑晶莹，非一般箭弩所能射透。夏国铸造的剑有“天下第一”的美誉。但因金属资源贫乏，无法自给，常遣使赴宋购买兵器；或者将购到的铁就地打造，再运回本国。

陶瓷业

宁夏灵武发现的夏国瓷器，器壁很薄，瓷胎呈灰白色，胎质欠细腻，有的成型不规整，釉为白色，但不稳定，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都不挂釉，器底有砂痕，其质量显然不能与宋瓷相比。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的酱褐色釉剔花瓶，瓶身上刻有牡丹花纹画式，其形制与花式凝重大方，是夏国瓷器的精品。

雕版印刷业

夏国从宋、金输入大量汉文典籍。金平阳的印本在夏国销行。夏国刻印书籍，以佛经为多。现存的印本书籍有崇宗正德六年（1132）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桓宗天庆七年（1200）雕印的《密咒圆因往生集》等。乾祐二十年，仁宗就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一次就散施刻印的夏、汉文《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五万卷。佛经之外，还刻印诗、文、小说、谚语、文字、音韵、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等书籍，以及大量以西夏文翻译的汉籍，包括儒家经籍、诸子、史传、兵书、医书以及版画，等等。政府设有“刻字司”，作为官家的出版机构。

商业和贸易

夏国前期，主要是与宋朝进行贸易；后期则与金国。夏与宋、金间的贸易，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

宋朝利用开闭榷场贸易，对夏国进行牵制，以期达到安边绥远的政治效果。

和市

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等地都辟有和市。如1002年，李继迁所部在赤沙川、橐驼口各置“会”贸易。“会”是一种定期的集市。

通过贡使进行贸易

夏国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这种贸易往往规模甚大，获得甚丰。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行贸易。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接待夏使的处所。夏使入境，允许沿途私相贸易。后期夏、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留都亭贸易。

夏国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叶是夏国最感兴趣的商品。它除了供夏人消费之外，还用来与西北邻部交易，牟取厚利。夏国也图多方贸取铁制品，但辽、金都严禁铁器外流。夏国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盐、玉、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等。其中以牲畜、毛皮制品和毛纺织品为大宗。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略带青绿色。早在夏国建国之前，当地人民从盐湖中取得盐粒，运往关中，供应内地人民的需要，再购回粮食等生产必需物品。其后，夏国垄断盐产，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强求宋朝政府收购，以换取物资。宋朝为了保障解盐（解州所产）的专卖利益，总是加以拒绝，并严禁私贩入境。但因为青盐价低而质优，走私之风无法禁绝，且私贩的数量相当巨大。药材中，夏国所产的大黄最负盛名，商人远贩到各地。夏国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为了便利交通，夏国修筑驿道，通贯全境。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从兴庆府东北行十二驿可至契丹。驿道的兴修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宗教和文化

宗教

党项人原崇信鬼神和自然物，巫术流行。西夏建国以后，大力提倡佛教，李德明和西夏景宗都通晓佛学，多次从宋朝请来《大藏经》。此后，以西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夏国境内庙宇遍布。景宗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鸣沙州建大佛寺。西夏毅宗的生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在兴庆府戒坛寺受戒。她修建了承天寺，前后役使兵民达数万人。西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凉州的护国寺感应塔，后又在甘州兴建崇庆寺和卧佛寺。在夏国后期官署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位居次品（即五品中的第二级）。有不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大乘高僧来到夏国宣教，他们都有颇高的佛学造诣，权势甚盛。

约自景宗时起，喇嘛教在夏国已见流行，朝中达官有的便是喇嘛教徒，后期影响更加扩大。天盛十一年（1159），吐蕃迦马迦举系教派初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西夏仁宗遣使入藏奉迎。都松钦巴派他的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随使者来到夏国，仁宗尊礼他为上师，大规模翻译佛经。

夏国也流行道教。景宗的太子宁明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丧命。大安七年（1081）宋军对夏大举进攻，夏人散逃，西平府城里留下僧道数百人。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夏国地区除偶像教徒外，还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及伊斯兰教教徒。

小-链-接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碑刻残片

汉文《大藏经》的西夏文译刻本。始刻时间不详。元大德六年（1302）刻成，共三千六百二十余卷。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底本，可能是《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北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印本传到西夏，西夏开国君主景宗李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予以收藏，同时召集回鹘僧人将其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字。据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所附的发愿文载，自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起，由国师白法信和以后的智光等三十二人参与翻译，到天祐民安元年（1090）译完，共译出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一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此后，从大庆元年（1140）到乾祐二十四年（1193），又据“南北经”重校一次。南经可能指《开宝藏》；北经可能指《契丹藏》。

夏人笃信巫术，称巫师为“厮乩”，或音译为“厮也”。出兵作战时，总要求巫师卜问吉凶。

学术文化

李继迁、李德明两代是夏国学术文化的发轫时期。西夏景宗建国，经毅宗、惠宗两代，文物渐趋兴盛；及至崇宗、仁宗之世，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广。夏国统治者多喜爱汉文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或依据汉籍编译书籍。夏国涌现出一批对汉文化颇有造诣的学者、文士，如儒学学者斡道冲，诗人濮王仁忠，撰修夏国《实录》的焦景颜、王佥，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 [2] 的骨勒茂才，写作《夏国谱》的罗世昌等。

文学艺术

夏国的文士多有诗词之作。一些通俗的劝世行善作品，也常采用诗体形式。宋词人柳永的作品在夏国广泛流行。大德五年（1139），夏国攻占府州（今陕西府谷）时，崇宗亲作《灵芝歌》，与濮王仁忠相唱和。诗篇的石刻曾保存在兴庆府的孔庙里。佛教艺术在夏国有较突出的发展。现存的夏文物中，佛画以佛、菩萨的画像为多，画风精致巧丽，与敦煌艺术有着某些共同点；在姿态容貌的表现手法上，则与吐蕃画风相似。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处都保存有夏国时期的艺术作品。榆林窟第一窟内的夏国“水月观音”壁画，是造型艺术中的杰作。榆林窟内还有一些反映夏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壁画，如《打铁图》《酿酒图》《农耕图》等。党项人早期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箫、笛等，以击缶为节。羌笛悠扬清越，最为流行。党项人也十分喜爱汉族歌曲。宋沈括有“万里羌人尽汉歌”句。唐僖宗曾赏给拓跋思恭一部鼓吹乐（即军乐），这是夏人有完整乐队的开始。景宗时，汉族音乐在夏国仍有相当的影响。人庆五年（1148），夏国乐官李元儒曾参酌汉人乐书（歌谱集）更定音律。黑水城遗址曾出土《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说明金朝汉人的说唱艺术也传到夏国。

建筑雕塑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夏国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顼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今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今甘肃武威），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型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历法和医药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夏国颁发新历，在夏国行用。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西夏建国以后，《千金方》《神农本草》等汉人医书传入夏国。夏国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 米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婚姻丧葬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吴天墀）

【注释】

[1] 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

[2] 《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刊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木刻本，蝴蝶装，共三十七页。编纂目的是为了便于番（党项）、汉相互学习对方语言。

金

女真族建立的王朝。1115年金太祖完颜旻（阿骨打）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建国。金太宗完颜晟时在此建立都城，称会宁府，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1161年定为中都。1214年金宣宗为蒙古所逼，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1232年蒙古军围汴京，金哀宗逃迁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军灭金。金自太祖至末帝，传十帝，凡一百二十年。

政治概况

女真的兴起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原来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在古代文献上，曾出现过“肃慎”的译名，作为这一带各族的泛称。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属于同一族系的各部落。他们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生活在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文化，被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又称曷苏馆女真（义为篱笆内的女真）。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诸部落，保持本族的习俗和制度，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散居在山河之间，从事农业和狩猎。用木板或桦树皮构筑房屋，向南开门，环室为土炕，炕下燃火，家人饮食起居都在炕上。颅后蓄发，穿皮毛衣。当时，生女真正处在父权制的氏族部落时期。氏族部落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各有首领。他们向辽朝交纳贡品，并以马匹、皮毛等与辽人交换货物。

大约在辽兴宗时，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发展为强大的部落。联合白山部、耶悔部、统门部、耶懒部、土骨论部和辽朝称为“五国部”的蒲聂（蒲奴里）、铁骊、越里笃、奥里米、剖阿里等五部，组成部落联盟。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等相继加入了联盟，完颜部长乌古迺为联盟长，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又设有“国相”管理联盟事务，由完颜部的雅达充任。

辽道宗时，乌古迺死去，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以弟颇剌淑为国相，免去了雅达的职任。雅达子桓赧、散达等起而反抗，部落贵族间展开激烈的战斗。颇剌淑被桓赧、散达军战败。劾里钵与族弟辞不失击败桓赧军。桓赧、散达率部降。以锻铁驰名的温都部部长乌春，曾与桓赧等联兵反抗，也被完颜部欢都战败。劾里钵与弟盈歌又战胜活剌浑水的纥石烈部，巩固了部落联盟。

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劾里钵病死。颇剌淑继任联盟长，命劾里钵长子乌雅束、次子阿骨打等讨平纥石烈部。辽朝加给完颜旻（阿骨打）“详稳”称号。大安十年，颇剌淑死，盈歌继任联盟长，以兄子撒改为国相。这时，女真族的徒单部另组成十四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十四部联盟，蒲察部组成七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攻打完颜部为首的十二部联盟，展开激战。盈歌、撒改与完颜旻击败三联盟，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通告各部今后不得另组联盟称“都部长”（联盟长）。辽乾统三年（1103），盈歌死，乌雅束继任。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死，弟完颜旻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加给完颜旻节度使称号。

石龙山石塔

位于辽宁葫芦岛南票区沙锅屯，建于金王朝泰和六年（1206）。

金朝的建国

女真族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后，完颜旻即开始向外掳掠和扩张。天庆四年九月，集合各部落兵八百人向辽朝统治下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进攻，十月，攻破宁江州城。辽朝派出各族兵士大举反击。十一月，两军战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完颜旻领兵三千七百人迎战，获得大胜利，收降辽军各族兵士编入女真军。女真军由此发展到一万人，并乘胜攻占辽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女真社会中原已出现由于犯罪或负债而沦为奴隶的现象，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在逐渐形成。完颜旻胜利进军，女真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掳获大批奴隶。随着占领区的迅速扩展，又需要加强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统治。女真族的氏族部落制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完颜旻弟完颜晟（吴乞买）、国相完颜撒改等拥戴完颜旻建立国家。1115年夏历正月元旦，完颜旻依仿汉族制度，称皇帝（金太祖），建国号大金，立年号收国。

金太祖废除国相制，设立谙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由完颜晟、完颜撒改、完颜习不失和完颜杲（斜也）充任。女真军兵仍由猛安谋克统领。收编的辽东降军依辽制设都统或军帅。又命完颜希尹依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文字。天辅三年（1119），颁布行用。

金朝建国后，继续攻打辽朝。收国元年九月，攻占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后大败辽天祚帝统率的辽军。次年，攻占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改年号天辅。此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天辅四年（1120）四月，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五年，金太祖命完颜杲、完颜昱、完颜宗翰与完颜宗幹等领大兵进攻。六年，攻下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辽天祚帝逃入夹山（今蒙古萨拉齐西北）。十二月，金太祖亲率大兵攻下辽南京析津府（燕京，今北京）。次年八月，金太祖自燕掳获北返，中途病死。

灭北宋

金太祖死后，弟谙版勃极烈完颜晟（金太宗）即位，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二月，擒天祚帝。辽皇族耶律大石（西辽德宗）西迁，后在中亚建西辽。

天会三年十月，金太宗下诏进攻北宋。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金太祖曾与宋朝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南北出兵攻灭辽朝。金兵破燕京后，掳掠而去，燕京六州之地归属宋朝。金太宗命完颜宗翰与完颜希尹等攻打太原。太祖次子完颜宗望领兵攻夺燕京。十二月，宋燕京守将降金。完颜宗望继续挥师南下进围北宋都城开封。次年正月，宋钦宗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三镇求和，金军北撤。八月，金太宗再次进军。宗翰攻下太原，宗望攻占真定（今河北正定）。闰十一月，两军在开封城下会师。破城，北宋亡。五年四月，金军俘虏北宋徽宗、钦宗二帝北返。

天会五年五月，宋宗室赵构（宋高宗）在宋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宋朝，放弃中原，逃往江南，史称南宋。金太宗派出重兵分路南下。逐步侵夺宋河北、河东、陕西、京西、京东各路大片土地。七年至八年，完颜宗弼军一度渡过大江，攻下临安（今浙江杭州），掳掠而回。

《套马图》

又称《二骏图》。金杨微绘。骑马者梳裹头长辫，身穿圆领窄袖裘服，生动描绘出女真骑士的形象。

金军灭北宋后，金立宋降臣张邦昌在开封称帝，建国号楚。宋高宗称帝，张邦昌投依宋高宗。天会八年九月，金朝又立刘豫为子皇帝，国号齐，为金朝属邦，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以后又迁都开封。

熙宗改制

天会十三年（1135），金太宗病死。在此以前，已立太祖孙完颜亶为皇位继承人，加号谙版勃极烈。十三岁的完颜亶（金熙宗）即帝位。

金灭辽和北宋后，占领地区又大为扩展。居民中包括契丹、渤海和大批的汉人。为了巩固金朝的统治，金熙宗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对统治制度一再改革。在朝廷中枢，废除传统的谙版勃极烈等辅政制。依辽、宋制度设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师；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由领三省事综理政务，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天会十五年金熙宗又废除属邦齐国，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行台尚书省。天眷元年（1138），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两行台尚书省负责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同年，又进一步改定官制，史称“天眷新制”。新制实际上是全面实行汉族官制。女真官员予以“换官”，即将原来的女真官职换授为相应的汉称的新职。女真贵族实行封国制，封授某地国王称号，不实际任事，形同勋爵。又在尚书省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在左、右丞之下，以加强尚书省的权力。金熙宗又在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白城村）仿汉制修建都城和宫殿，建号上京（辽上京则改称临潢府）。制定百官朝见的礼仪和有关制度。当年又颁布一种笔画简省的新文字，称为女真小字，以供行用。

金熙宗时，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的纷争，完颜宗翰一派的势力，不断受到削弱。天会十五年，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以贪赃罪逮捕完颜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庆裔死于狱中，完颜宗翰抑郁而死。完颜希尹也被罢相。天眷元年，完颜昌、完颜宗磐等坚持主张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以换取宋向金称臣纳币，并将汴京行台移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又移治祁州（今河北安国）。这时，金朝的统治仍以女真族的“内地”为中心。二年，完颜希尹复任左丞相，与完颜宗幹、完颜宗弼等劾奏完颜宗磐私通宋朝。郎君吴矢（吴十）谋反处死，也涉及完颜宗磐。金熙宗召完颜宗幹、完颜希尹等逮捕完颜宗磐和完颜宗隽（太祖子）处死。完颜宗幹升任太师，完颜宗弼为都元帅。三年，金熙宗采宗幹、宗弼议，再次出兵夺回陕西、河南地。金行台尚书省又移治汴京，以燕京路直属中央尚书省，从而撤销燕京行台尚书省的建置。完颜宗弼进军至淮南，掳掠而还。完颜宗弼劾奏完颜希尹曾窃议皇位继承，金熙宗杀希尹。

皇统元年（1141），完颜宗弼领兵南下侵宋，南宋请和。金宋议定以淮水为界，宋向金纳币称臣。这年，完颜宗幹病死。完颜宗弼进拜太傅，仍为尚书左丞相、都元帅，并领行台尚书省，掌握了军政大权，七年，进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次年，病死。完颜宗弼死后，熙宗无力控驭朝政，皇后裴满氏结纳朝臣干预政事，帝后之间与贵族朝臣之间相互倾轧。熙宗一再杀逐大臣，朝政日益混乱。皇统九年初，完颜宗幹次子完颜亮为都元帅；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五月，被逐出朝，领行台尚书省事，中途又召还，为平章政事。十二月，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等杀熙宗。完颜亮篡夺帝位，改年号为天德。

海陵南侵

完颜亮（金海陵王）即位后，杀完颜秉德等同谋者，又诛杀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以弟完颜兖领三省事，不任宗室。又任用渤海人大㚖、张浩，以及汉人张通古、奚人萧裕等入尚书省执政。海陵王削弱女真皇室贵族势力，组成多民族的集团，以巩固其统治。

天德二年（1150），废除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正隆元年（1156），又废除附于尚书省形同虚设的中书、门下两省，由尚书省专理政务，直属于金帝。金朝军事原统于都元帅府，设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等。海陵王废都元帅府，改依汉制设枢密院，由枢密使、副使统军。尚书省与枢密院成为政治和军事最高机构，形似北宋旧制，但枢密院仍由尚书省节制。海陵王改订的官制，成为此后金朝的定制。

海陵王又命渤海人张浩在燕京营建都城。贞元元年（1153），自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定为中都。金太祖、太宗的陵寝也自上京迁至中都附近的大房山。海陵王的统治巩固后，随即策划进兵江南，消灭南宋。正隆六年六月，海陵王至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作为京都。九月，海陵王亲自领兵南下，枢密使完颜昂、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分任左、右领军大都督。工部尚书苏保衡统领水军由海道向南宋都城临安进发。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自蔡州（今河南汝南）发兵。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自陕西凤翔发兵。十月，海陵王领兵渡淮，攻入宋淮南路。

当海陵王领兵南下时，山东、河北、河东等路的各族人民已经相继举行起义。西北路契丹等族农牧民以撒八、移剌窝斡为首起兵反抗，规模颇大。东京留守完颜雍出兵镇压。十月，随从海陵王南下的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率领辽东征调的兵士万余人，返回辽阳，举行政变，拥立完颜雍为帝（金世宗）。金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十月，苏保衡水军在胶西县附近海面（今山东青岛附近）被宋海军歼灭。十一月，海陵王亲率军渡江受挫，在扬州被部下耶律元宜杀死。

世宗之治

金海陵王死后，枢密使完颜昂入朝金世宗完颜雍，被任为都元帅。尚书令张浩自南京开封府上表贺世宗即位，仍被任为尚书令。苏保衡、耶律元宜也都受命去镇压人民起义。金世宗继续任用海陵王的文武官员，在混乱中顺利稳定了政局。这时，契丹农牧民起义仍在迅猛发展。起义领袖移剌窝斡杀撒八，在大定元年（1161），自称皇帝，建年号天正，转战临潢府一带，攻破泰州。次年，转攻济州（今吉林农安），进军山西。金世宗任命仆散忠义领重兵镇压，移剌窝斡军败，北走沙陀。九月，被部下擒送中都处死。金军击败宋军，重新夺取陕西地区，又于大定三年，在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击败南宋北上进攻的军兵。次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双方各守旧疆，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和议后，两国维持四十年休战状态，金朝稳定了南方边陲。

女真贵族身上配带的装饰品

黑龙江绥滨出土。

金世宗仍定都中都，继续实行海陵王制定的各项制度。只是尚书省又恢复被海陵王罢废的平章政事官。宋金再次和议后，金世宗又将元帅府改为枢密院，作为和平时期管理军政的最高机构。金世宗在任用海陵王朝女真官员的同时，也继承海陵王的政策，大批任用非皇室的女真人和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参与执政。女真贵族间长期以来的纷争至世宗时逐渐结束。史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因为在他统治三十年间对外不再发动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也渐趋稳定。

金太宗以来，女真民户即不断南迁到汉地。海陵王迁都中都后，上京一带的女真人大批南下，分布于燕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处在汉人村落之间，多把田地出租给汉人佃户耕种，成为封建地主，并逐渐接受汉族文化，通用汉族语言。女真贵族也多已习用汉语、汉文，通晓女真语者日益稀少。金世宗即位前，即学习汉文化，即位后一面继续倡导学习汉族经史和诗文，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风习和本族的文化，大力推行民族压迫。大定二十四年五月，金世宗率领皇室子弟和文武从官去上京，召集女真族故老演习女真歌舞，并亲自以女真语歌唱祖先创业的艰难。次年，皇孙完颜麻达葛封原王，用女真语谢恩。世宗大喜。二十六年，赐名璟，拜尚书右丞相，立为皇太孙。二十八年，世宗病死，完颜璟即帝位。

金朝的衰落

金章宗完颜璟以能女真语得到世宗的赞赏，但他即位后却积极地学习和倡导汉文化。章宗本人擅长汉字书法，又大量收藏历代绘画、图书，是金朝历代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人。在章宗倡导下，女真贵族研习汉文化成为风气。章宗正式下令鼓励女真屯田户与汉族通婚，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猛安谋克户出租田地，坐事享乐，尚武之风逐渐消失，作战能力日益削弱。

在章宗统治的二十年间，北方和南方又都爆发了战争。北边的鞑靼和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一再起兵反抗金朝的控制。金右丞相完颜襄连年出兵，攻打北边各族，在北边修筑长达千余里的壕堑，以防游牧骑兵南下。临潢府路的契丹人和被统治的各族分子（诸乣）也相继起兵，威胁着金朝在边疆的统治。

泰和六年（1206）四月，南宋宁宗、韩侂胄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五月，宋宁宗下诏北征，各路宋军相继失败，金军乘胜分路南下，攻占宋京西、淮南部分地区。南宋兵败求和。金右副元帅仆散揆、都元帅完颜宗浩等相继死于军中。泰和八年，宋金双方重新订立和约。金朝在这次作战中也损失惨重，金章宗也于当年病死。金世宗第七子完颜允济（卫绍王）即位。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明昌五年（1194），黄河三次决口，泛滥成灾，黄河两岸农村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被迫逃亡。金朝赋税收入急剧减少，对外作战的军费却与日俱增。财政入不敷出，大量发行交钞（纸币），又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当金朝矛盾重重的年代，北边的蒙古族兴起，开始了灭金的过程。

蒙古侵金

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占据漠北。大安二年（1211）二月，开始南侵金朝。金卫绍王命平章政事独吉思忠领兵抵御，在乌沙堡战败退兵。七月，蒙古军攻占乌月营，进而攻入抚州（今内蒙古兴和境）。八月，卫绍王罢独吉思忠，命参知政事完颜承裕领大兵据野狐岭，又大败于蒙古军，退守宣德州宣平县（今河北旧怀安东北），成吉思汗领兵追击，在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大败金军。完颜承裕逃往归德。蒙古的另一路大兵，由西路占领金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进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守将纥石烈执中弃城逃跑。十月，蒙古由者别率领的先锋军直抵中都，久攻不下。十二月，撤军。

崇庆元年（1212）秋，成吉思汗再次大举南侵，掠昌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白城子）、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抚州，再攻金西京。金西京留守抹燃尽忠坚守。蒙古军退回。又攻金东京辽阳府，掳掠而去。贞祐元年（1213）秋，成吉思汗自阴山进军，经宣德州至怀来（今河北怀来东），大败金完颜纲军。又乘胜进攻居庸关，威胁中都。蒙古军兵分三路攻掠黄河以北的山东、河东、河北路州县，直抵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海滨。二年春，掳掠大批财物后又返回居庸关一带，围攻中都。

宣宗南迁

金军败退，朝中混乱。驻守中都城北的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在贞祐元年八月杀卫绍王允济，迎立金世宗孙完颜珣即帝位（宣宗）。九月，金宣宗遣使向蒙古军求和。次年三月，中都被围，金宣宗献纳人口财物，并将卫绍王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许和，退军。

蒙古军退后，金宣宗深恐蒙军再来，朝廷不保，五月间率领皇室，载运宫中珍宝，逃离中都，迁都南京开封府。留尚书右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宣宗南迁后，驻守中都以南的金乣军起兵反金，遣使与蒙古联络。成吉思汗随即派兵南下，贞祐三年五月攻占中都，完颜承晖自杀。

在蒙古军的进攻面前，金王朝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和虚弱。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各地起义军身穿红袄作为标志，被称为“红袄军”。少者数万人，多者至数十万。起义军领袖有益都杨安儿，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密州（今山东诸城）方郭三，泰安州刘二祖、霍仪，兖州郝定等。金宣宗派遣官军进行镇压，起义浪潮依然不可遏止。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豪强，在蒙古军不断侵扰、金军败退的形势下，也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据地自保。

贞祐四年，蒙古三木合拔都军经西夏进兵关陕，十一月抵南京。胥鼎领兵援南京，蒙古军退去。这年，成吉思汗已返回蒙古草原。兴定元年（1217），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其专统大军攻金朝。兴定二年，木华黎军攻下太原、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威胁南京。

面对蒙古的威胁，金朝以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首的官员，主张南下侵掠南宋，扩大疆土。兴定元年四月，金兵开始南侵。胥鼎反对出兵，术虎高琪不理。金兵分路进攻，遭宋军反击。次年十二月，金宣宗命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南侵。双方战事又绵延十余年。

金兵侵宋，原来起兵抗金的红袄军等人民起义军纷纷投附南宋，与宋军联合抗金。兴定二年，金兵进至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威胁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抗金义军分道出击，金兵败退。金兵侵宋连遭失败。朝臣纷纷上奏，弹劾术虎高琪。十二月，术虎高琪被宣宗处死。

兴定四年，西夏与南宋相约联合攻打金朝。八月，夏兵万人攻破金会州（今甘肃靖远南）。九月，攻金巩州（今甘肃陇西），与宋军会师。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坚守巩州。夏兵败退。五年，金宣宗又命仆散安贞领兵南下侵宋，进至宋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俘虏南宋宗室和臣民七十余人，献俘南京，金宣宗斩仆散安贞。

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在数年之内，攻取金辽东、辽西、山东、河北、河东、陕西大片土地。元光元年（1222），木华黎率领的蒙古大军攻打凤翔府，不下。二年春，木华黎退军，在闻喜（今属山西）病死。金元帅右都监侯小叔于当年正月收复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蒙古大军再破河中府，侯小叔战死。十二月，金宣宗病死。

金朝的灭亡

金宣宗死后，太子完颜守绪即帝位（哀宗）。金哀宗停止南线的侵宋战争，集中兵力抵抗蒙古。正大三年（1226）至四年秋，金兵进军河东，连续收复绛州（今山西新绛）、平阳、太原府。正大四年，成吉思汗军又占领德顺州（今甘肃静宁），破临洮府等地。六月，灭西夏。金哀宗遣使向蒙古求和，被拒绝。七月，蒙古军进攻凤翔府和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关中大震。成吉思汗病死，延缓了金朝的灭亡日程。正大五年，陕西蒙古军经泾州（今甘肃泾川北）进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金平章完颜合达命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击败蒙古军，取得重大胜利。

正大六年，蒙古窝阔台即汗位，继续出兵侵金。攻庆阳府（今甘肃庆阳），不下。次年，攻破代州（今山西代县）、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在卫州（今河南卫辉）被完颜陈和尚军击退。正大八年二月，蒙古军攻破凤翔府。九月，蒙古军分三路，窝阔台亲率中军攻河中府，又转攻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斡陈那颜率左军进攻济南府。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率右军自凤翔府过宝鸡，沿汉水而下，穿行宋境趋均州（今湖北丹江口西北），企图转攻南京，一举灭金。窝阔台攻下河中府，拖雷进军邓州（今属河南）。哀宗诏枢密副使完颜合达与副使移剌蒲阿自潼关东移兵邓州。拖雷部蒙古兵不满四万人，与一部分由窝阔台派来的军兵会合，进至禹山（今河南邓州西南）。天兴元年（1232）正月，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率骑兵两万、步兵十三万自邓州进军钧州（今河南禹州），至三峰山（今河南禹州南），遭到蒙古大军袭击，金军全部溃败，完颜合达败死，移剌蒲阿、完颜陈和尚等被俘处死。钧州三峰山之战，金军主力全部溃灭，决定了金朝的灭亡。

蒙古军乘胜进围南京开封府。城内空虚，军民制造名为“震天雷”的火炮反击，激战十六昼夜。金哀宗求和，蒙古军暂退。南京粮食断绝，援兵不至。十二月，哀宗率群臣自南京逃往汝州（今河南临汝），中途改道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天兴二年正月，南京守将崔立降蒙。六月，哀宗又自归德府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联宋，夹攻金朝。十一月，宋孟珙率兵两万至蔡州。十二月，蒙古军攻破蔡州外城。蔡州被蒙古军及宋军围困三月。天兴三年正月，哀宗将帝位传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自缢而死。蒙古军入城，杀金末帝完颜承麟，金亡。

金朝的制度

金朝在女真族氏族部落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初期仍保留女真族的若干旧制，兼采辽朝制度。金太宗时，占领辽、宋地，仍实行辽、宋旧制，与女真地区存在差异。金熙宗时，对各项制度作了改革。金海陵王迁都中都，统一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金世宗时，各项制度大体确立。此后，只有局部的修改。伴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和女真族自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金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的统治制度，女真旧制逐渐削弱或消失。

勃极烈辅政制

勃极烈原意为“官长”，即部落酋长。女真部落联盟中原设有“国相”辅政，女真语称“国论勃极烈”。金初曾在皇帝周围设勃极烈四人，辅佐国政。四勃极烈职责不同，分称为谙版（女真语：大）勃极烈、国论（女真语：国家）勃极烈、阿买（女真语：第一）勃极烈、昃（女真语：第二）勃极烈。辅政的勃极烈成为朝廷最高官职，任此职者均为皇室贵族。其人数或多或少，并无定额。以后又有移赉（女真语：第三）勃极烈和管理对外事务的乙室（迎迓）勃极烈等。金太宗时，叔谩都诃参议国政，称阿舍勃极烈。金熙宗即位，设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师，分领三省事，勃极烈辅政制遂废。

猛安、谋克制

猛安，女真语原义为部落军事酋长；谋克，女真语原义为氏族长。金朝建国后，连年对外作战，猛安、谋克逐渐成为军事编制单位，仍统领女真兵士家口民户。金朝初期收降的外族人口也被编入猛安、谋克。金熙宗以后，女真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分散到汉人地区，受田定居。各猛安、谋克所辖户数初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以后减少到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一谋克作战的士兵不过十余人。居汉地既久，多出租田地，坐食地租，作战能力逐渐衰弱。金朝有时也把猛安、谋克作为荣誉称号封授。

封国制

金熙宗对勋臣加封国王称号，如尚书令完颜宗磐封宋国王，都元帅完颜宗翰封晋国王。海陵王削封前朝皇室贵族爵号，国王多降封为郡王。此后，皇室亲王封国者，只依国号称某王，不称国王。以下有郡王、国公为正从一品，郡公为二品，郡侯为三品。亲王万户，实封一千户。郡王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国公三千户，实封三百户。郡公二千户，实封二百户。王、公无封地，只是依爵食禄。国号又有大、次、小之分。多依古邑名为号。金章宗时定制，汉、辽、唐、宋等前朝国名，不得作为臣下封国的国号。金朝封亲王（国王）者多为皇室宗亲。郡王、国公以下可以加封于外姓或外族官员。金宣宗南迁，招纳各地汉人地主武装抗蒙，其中九人封给郡公称号，史称“九公封建”。

官制

金太宗时置尚书省及中书省、门下省为朝廷政务中枢，金海陵王废中书、门下，只设尚书省综理政务。中枢官制经金世宗改订，成为金朝的定制。尚书省最高长官为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为宰相。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宰相副贰。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务。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御史台司监察，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职。翰林学士院掌制诰词命文字，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设大宗正府（后改大睦亲府）掌理宗室事务。

地方官制，依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但又沿袭女真旧制，各级地方长官兼领军事。金世宗定都中都前后，设五京（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又设十四总管府，十九路。五京各设留守一员，兼本府府尹及本路兵马都总管事。上京、东京等路原设提刑司，后改设按察司及安抚司，长官称“使”，掌镇抚人民。诸路转运司，设使、副，掌规措钱谷。总管府设兵马都总管统领本府军民事，兼任府尹。下设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一般的府，长官称府尹，掌民政而不领兵，下设同知、少尹、府判等官员。州又分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三类。节镇州为军事要地，长官为节度使，统领兵马兼管本州政务。下设同知节度使、副使。防御州长官为防御使掌防御盗贼，兼管本州政务。下设同知防御使等官。刺史州长官称刺史，专治州事，不领兵。县分为赤县、次赤县、诸县三类。赤县为大兴府所属大兴、宛平县。次赤县又称剧县，即民户在二万五千户以上的大县。二万户以上为次剧县，在诸京倚郭县为京县，万户以上为上赤县、次赤县和诸县，长官都称县令。下设县丞一员、主簿一员、县尉四员。县不设军，专管民政。万户以下三千户以上的县为中县，不设县丞。三千户以下为下县，不设县尉。

金代铜印“元帅监军之印”

北京延庆出土。元帅监军是金代一级军事长官职务。

军事制度

女真族在氏族部落制时期，原无独立的军事编制，部落氏族成员对外作战，即由猛安、谋克统领。谋克的副职蒲里衍也随同领兵。兵士从军作战，带领随从一名，称为阿里喜。作战获胜，兵士即可获得财物和奴隶。初期收降外族兵士，也被编入猛安、谋克统率。金太祖对辽朝的契丹、奚、渤海等族降军，依辽制设都统司管领。攻掠燕云地区收降的汉军，仍依原来建置。金太宗任辽降将刘彦宗为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对北宋降将，也仍官旧职。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大举侵宋，始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等指挥作战。金海陵王时，因军帅势力强大，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其长官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等，受尚书省节制。此后平时设枢密院，战时改元帅府。金朝后期则两套机构并置。作战时对领兵将领加给称号，战后即撤销。常驻各地的镇防军，分驻各州，向各地猛安、谋克户签发兵士。猛安、谋克户多由奴婢替代从军。金世宗时曾下令禁止。

金朝建国初期，皇帝有合札谋克，即亲军护卫。金海陵王时以太祖及宗王的亲军编为合札猛安，依宋制称侍卫亲军。选年轻步兵及骑兵一千六百人备宿卫。金世宗时置亲军四千人。金章宗时增至六千。北边地区置东北路、西北路、西南路三招讨司，设招讨使、副招讨使统领，镇抚边地诸族。各族降人编为乣军守卫边堡。河南、山西、陕西、山东诸路设统军司，统领军马，镇守边陲。

法律

女真族在部落联盟时期，开始有原始的“条教”，主要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确立秩序。杀人及盗劫者击脑处死，没收家产，并以家属为奴隶。犯重罪者可用牲畜财物赎罪，但要削去耳、鼻，以示不同于平民。金太祖建国前后，没有颁布正式的法律，只是宣布：贫民负债需卖妻子为奴者，三年内不催督债务；由平民沦为奴隶者，可以两奴隶赎一人为平民。这些规定旨在减少平民和奴隶的反抗，以巩固金国奴隶制的统治。金太宗占领辽、宋地区，沿用旧制。金熙宗皇统年间制定法令，称为《皇统制》，是金朝的第一部法典。《皇统制》是“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法类以成书”，今已不存。海陵王颁布《续降制书》，作为《皇统制》的补充，增加了限制女真贵族奴隶主特权的内容。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二十年前后，修成《大定重修制条》，将前朝的条制加以整理补充，共得例、律、条格一千一百九十条，编为十二卷。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制定《明昌律义》。泰和元年（1201），正式制定法律总集并加疏解，称为《泰和律义》，凡五百六十三条，编为三十卷，依《唐律疏议》体例，分为十二篇。这次制定法典，将律、令、敕、格式分别编纂，另编律令二十卷，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金朝法律基本上沿袭辽宋旧法，同时，也保有金朝的特点。辽代刑名有杖、徒、流、死四刑。金朝因南有南宋，北有蒙古，不宜流放边地。因而只有杖、徒、死三刑。徒刑也可以杖刑代替。女真旧制击脑处死、没为奴隶等已不再存在。金朝女真族自熙宗至世宗时逐步封建化，但仍保有奴隶制的残余。金律一方面对女真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对驱奴与良民的不同地位作了法律上的规定。

科举

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始行科举，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分词赋、经义两科，考中者称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五年，在河北、河东宋朝故地行科举，因辽宋所传经学内容不同，分别举行考试，称“南北选”。金海陵王时统一各项制度，南北选也合并为一，取消经义科，只试词赋。另有律科，考试律令，以选拔执政的官吏。武举考试骑射和兵书。金世宗倡导保存女真文化，创设女真进士科，以女真字考试策论，又称策论进士。应试者为女真人子弟。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女真、汉人显要官员多为科举出身。

社会经济

女真族在金朝建国前后，实行奴隶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役使奴隶耕作。被占领的辽、宋故地，仍然实行原有的封建制经济关系。女真人大批南下后，虽然仍保留供家内服役的奴隶制的残余，但社会经济制度逐渐封建化。金世宗以后，金朝的封建经济在统治秩序确立后逐渐得到发展，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随之日益加深。

土地占有与租税

女真原实行受田制，田地为国家所有。奴隶主依据人口和占有奴隶、牲畜的多少，领受田地。凡占有民二十五口，牛三头（称为一具），受田四顷零四亩。所谓民口，包括具有平民身份的家口和占有的奴隶。金初，对外作战，大小奴隶主大量俘虏奴隶和牲口，土地占有急速扩大。后规定占田不得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余顷。金太宗时，始下诏征收租税。耕牛一具，纳粟五斗，称为牛头税。金初，女真人南下作战，俘虏大批汉人、契丹人迁往金朝内地（即上京路、东京路等女真族居地）为奴，从事耕作。随着奴隶占有的增长，奴隶主需求的田地也不断增加。金熙宗将大批女真猛安、谋克户迁至燕山以南、淮河以北。金海陵王时，又将上京地区的女真宗室迁到中都和山东、河北地区。这些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即在当地侵占汉人田地，作为受田。据大定二十三年（1183）统计，共有猛安、谋克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奴婢口有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散居在汉地的猛安、谋克户逐渐把占有的田地租给汉人耕作收取地租，并将奴隶出卖。战争停止后，有些猛安、谋克户不再返回原来领受的田地，也把这些田地出租给汉人。富有的贵族强占女真平民和汉人的田地。女真贫困户将田地出卖，日益贫困。

金朝的汉人地区，沿袭辽、宋旧制，征收夏秋二税，称为正税。夏税每亩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十五斤。此外，还有多种杂税，包括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等多种名目。金世宗以来，官府多次清查土地、财产，以防止逃避赋税，称为“通检推排”。

金朝全境人口，金世宗初年，有三百多万户，大定二十七年（1187），增至六百七十八万多户，四千四百七十多万口，泰和七年（1207）为七百六十八万余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多口。

农业

女真族旧地原来即是农业生产地区，女真人大批南迁后，仍留居当地的女真及其他各族人和北迁的汉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辽朝故地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一带，移居的奚族人民在此务农。燕云地区和北宋故地，农业生产原很发达，金朝的中都、河北、南京和东京等路是农业生产最为发展的地区，金章宗时，全国常平仓 [1] 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余石，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想见农业生产量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手工业

金朝手工业中，矿冶是较为发达的部门，女真族建国前即重视炼铁。金朝上京地区冶铁业仍继续发展。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西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都是著名的产铁地。金世宗规定金银矿许民间自采，官府抽分收税，后又取消矿税，以鼓励开采。但民间铸造铜器被严格禁止，只由官营作坊铸造。金代煤（石炭）的开采与使用更为普遍，被用作冶炼的燃料，并用以取暖。手工业中另一发达的部门是印刷业。印刷业在辽、宋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中都（今北京）和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是著名的刻印书籍的中心。赵城雕印《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辽、宋发达的制瓷业和纺织业在金朝也继续得到发展。金朝初年的火药制造技术来源于辽，在灭北宋时，已使用火器。金朝后期因抗御蒙古骑兵的需要，制造了号为“震天雷”的火器，即在铁罐中装入火药，临阵爆炸；又有“飞火枪”，以纸筒制枪，喷射火焰。是金朝火器制造业的两项发明。

商业

金朝的商业城市以京都中都和北宋旧都汴京为中心。东京辽阳、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和河东上谷也是繁华的商埠。金世宗时，制定商税法，买卖金银征税百分之一，其他货物征百分之三。以后税率又有提高，商业税收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金朝在和南宋、西夏的边界上设置榷场，以通贸易。榷场设有场官管理，获得巨额的税收。金朝自南宋输入的商品有茶叶、铜钱等，西夏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马匹。

货币

金初只用辽、宋旧钱。金海陵王时，正式印造称为“交钞”的纸币。大钞分为一贯至十贯五种，小钞分为一百文至七百文五种。交钞限用十年，倒换新钞。海陵王时，又铸铜钱“正隆元宝”与交钞并行。金世宗时，铸“大定通宝”铜钱，年铸十四万余贯。交钞印量不大，但取消了七年为限的规定，民间可长期使用。金章宗时，因财政亏空，开始大量印造交钞。交钞因而急剧贬值，以致民间多拒绝使用、交易和倒换铜钱。承安二年（1197），又发行银币“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五种，一两折合铜钱二贯，后因民间多有伪造，银币行使三年后即停止使用。金朝后期，财政窘急，遂大量滥发纸钞和绫币，以致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物价踊贵，民间不得不以白银作为交换手段。

金代的文化

金朝建国后，较快地占领了辽和北宋地区，女真族南下后也较快地接受了汉文化，甚至通用汉族的语言。金代文化虽然保留和吸收了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宋的汉族文化。金熙宗以前，长期处于战乱，金代各个文化领域的成就多出现于金世宗以后的时期。

儒学与史学

女真族原来只有原始的萨满教。灭辽后，辽代兴盛的佛教在各地继续发展。灭宋后，北宋的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统治地位。金初行科举，即以“经义”取士。金熙宗在上京建孔庙。世宗、章宗力崇儒学，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霸州（今属河北）杜时升在嵩、洛山中讲授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易州（今河北易县）麻九畴传授邵雍之学，研治《易经》和《春秋》，麻九畴的弟子在金末元初多为名儒。真定王若虚讲授理学，对二程和朱熹之学，多有褒贬，有《滹南遗老集》传世。磁州（今河北磁县）人赵秉文，号为金末的文宗，也研治理学，标榜继承程朱。

金代史学，不甚发达。金熙宗时，契丹人萧永祺继承其师耶律固编修《辽史》七十五卷，大抵是依据辽耶律俨《实录》改编。金章宗即位命移剌履与移剌益、赵沨、党怀英等名士重修辽史，后改命陈大任专修，也未最后完成。元人修《辽史》曾参据陈大任书。金朝灭亡前，西京人刘祁撰修《归潜志》，以传记体记述海陵王以来的金朝史事，为元人修《金史》提供了依据。

文学与艺术

金朝以词赋取士，诗词成为文人普遍采用的文学体裁。金人诗词，继承北宋，模仿苏（轼）黄（庭坚）。金世宗、金章宗时著名的诗人有党怀英、赵沨、王庭筠等人，诗多崇尚尖新。以后更流于雕琢浮华。金末战乱，河东太原人元好问作诗纪事，力矫靡丽的诗风，所作诗词被称为“丧乱诗”。河东诗人以元好问为宗，形成河汾诗派。海陵王、章宗等帝王都学作汉诗。女真贵族能诗者有完颜允成、完颜勖、耨盌温敦兀带等人。金章宗是书画爱好者，收集历代书画名品，藏于朝廷，专设画院，由书画家王庭筠主持。章宗本人也善长书法。金代著名画家还有任询、李早、杨邦基等人。女真人多能乐舞，女真乐器有鼓、笛两种。世宗以后，宋朝的乐舞在金朝流行。女真乐舞与宋乐舞得以相互吸收。北宋流行的“说话”和“诸宫调”等说唱艺术，金代更为盛行。章宗时出现董解元所作《西厢记诸宫调》，据唐人《莺莺传》故事改编，以十四种宫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组成，用琵琶伴奏说唱。《西厢记诸宫调》达到成熟的境界，被誉为“北曲之祖”。金代又创造了称为“院本”的戏剧，以科白动作为主，加入唱曲。院本作为一种戏剧体裁，至元代仍继续演出。诸宫调与院本孕育了北曲杂剧的产生，是金代文化的一大贡献。元杂剧在金末已渐形成。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杜仁杰、康进之等多是金元之际的文士。

金章宗完颜璟书顾恺之《女史箴图卷》跋

科学与技术

金代科学技术有相当的成就，金世宗时，赵知微重修杨级编制的大明历，用几何方法预测日食、月食，是天文计算上的进步。蒋周著《益古》一书，记录了当时流行的数学公式天元术，以元为未知数，立式求解。金末另有一部数学著作《洞渊测圆》，记述演算勾股容圆的方法。著名的数学家李冶依据此书和天元术，写成著名的数学著作《测圆海镜》。

金代医学的成就也很显著。金初，名医成无己注释《内经》和《伤寒论》，开金代医学研究的先声。世宗时，刘完素和张元素是两大名医，各成一家。刘完素的学生张从正，用攻法去邪，自成一派，号攻下派。张元素的学生李杲用温补脾胃法治病，被称为温补派。李杲著有《脾胃论》和《内外伤寒辨惑论》，对伤寒病的识辨有独到的成就。金代医学学派的建立，对元代和后世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蔡美彪）

【注释】

[1] 常平仓：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元

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1235年，窝阔台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国都。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大蒙古国统治了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的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遵用汉法，改革旧制；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灭南宋。又传九代，至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迄元顺帝出亡（1206～1368），通称元朝。

蒙古的兴起

13世纪前的蒙古

蒙古族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蒙兀室韦部，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名。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蒙古等异译，或与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又称黑鞑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汪古部）。大约在唐代末叶，蒙古一部逐渐迁到原来铁勒人的居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蒙古人传说，远古时，蒙古部落被他部所灭，仅两男两女幸存，逃到名为额尔古涅昆的山中，后来子孙繁衍，分为许多支，山谷狭小不能容纳，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他们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居住。蒙古人的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的先人从额尔古纳河西迁的事实，以及蒙古人远古的图腾观念。

蒙古原为森林狩猎部落，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伯颜（富者）多担任首领，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的那颜（贵族，意为“官人”）和依附于贵族的哈剌抽（平民）。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掳人口作为孛斡勒（奴婢），世袭占有。有势力的贵族拥有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军事侍从，原意为“同伴”），大首领还组织了护卫军。斡孛黑（氏族）组织的形式虽还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缘氏族，其成员包括了贵族和来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从、属民与奴婢。贵族的儿子继承父亲分配的一份属民和奴婢，分别自立家业，并继续扩展，由此不断分衍出新氏族。在频繁的相互掠夺战争中，一些氏族和部落为了保全自己，扩大势力，结成了联盟。约11世纪上半叶，蒙古部首领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剌亦儿部，从此“形势寖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其子想昆必勒格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组成大联盟，推举海都长子之孙葛不律（又译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为汗（意为君主），蒙古部首领自此始用汗号。察剌哈宁昆的后裔号泰赤乌氏，葛不律汗家族号乞颜氏，各自都拥有许多部众，成为蒙古部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葛不律汗曾入朝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深恐蒙古势力强大会成为边患，企图将他杀死，蒙古于是叛金。此后数十年，蒙古与金朝经常发生战争。金朝利用属部塔塔儿攻打蒙古，俘杀咸补海（又译俺巴孩）汗等蒙古首领，并派兵到蒙古剿杀掳掠；蒙古也多次攻掠金朝边境地区。此时，蒙古高原上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除蒙古外，还有塔塔儿（居地在今呼伦湖、贝尔湖之西、南）、克烈（居地在今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乃蛮（居地在今蒙古高原西部）和蔑里乞（居地在今色楞格河下游一带）等部。各部贵族为了掠夺人口、牧畜和扩大统治地域，也互相争战不休。蒙古与其邻部蔑里乞、塔塔儿是世仇，更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大蒙古国的建立

在诸部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壮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他先依靠克烈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打败蔑里乞部，又相继消灭了蒙古部内强大的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贵族，击溃以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为首的各部贵族联盟，乘胜灭塔塔儿，降服弘吉剌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灭王汗，尽取克烈部众。这时，漠南汪古部首领也遣使献降。1204年，铁木真举兵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又先后兼并了蔑里乞残部和乃蛮不欲鲁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诸王大会），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全蒙古游牧民统一编组为数十个千户（《元朝秘史》记载最初编组的千户数为九十五个，但其中包括了一些后来组成的千户），分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那颜，使其世袭管领，并划定其牧地范围。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又是地方行政单位。成吉思汗又命大将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领东面直到哈剌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各千户军队；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统领西面直到按台山的各千户军队；纳牙阿为中军万户。万户是最高统兵官。成吉思汗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一万人，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从各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选身体健壮、有技能者充当。护卫军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跟随大汗出征，平时分四队轮番入值，因此总称四怯薛，由“四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家子弟任四怯薛之长。大汗直接掌握这一支最强悍的军队，足以“制轻重之势”，控御在外的诸王和那颜。又设立了“治政刑”的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掌管民户分配和审断案件，命养弟失吉忽秃忽担任，这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千户制、怯薛制和断事官的设置，是蒙古国初建时最重要的三项制度。按照传统的分配财产习惯，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给其弟、子，各得一份子。后来又划分了诸弟和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儿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海剌儿河和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合赤温封地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南北，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东，别里古台封地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总称东道诸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在按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袭，管辖分民的千户那颜即成为所属宗王的家臣。大部分民户和蒙古中心地区归成吉思汗领有，按照传统的幼子守产习惯，由幼子拖雷继承。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人使用畏兀儿文。蒙古灭乃蛮后，即借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此有了蒙古文，用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所断案件和编集法律文书，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步。蒙古人原有许多从古代相传下来的约孙（意为道理、体例），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和建国以后，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札撒（意为法令）。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札撒、约孙和他历年的训言，命用蒙古文记录成卷，名为《大札撒》。其后每代大汗即位或处理重大问题，都必须依例诵读《大札撒》条文，以表示遵行祖制。

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就开始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西夏称臣纳贡。西夏既降，接着全力攻打金朝。1211年，成吉思汗统兵攻入金西北路边墙，取昌州（今河北沽源九连城镇）、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郊）、抚州（今河北张北）等山后诸州，于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西北）北击溃金三十万守军，追至浍河堡，歼其大半。1213年，于怀来再灭金军精锐。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战术，率主力从紫荆口入关，进围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黄河以北数十州县，大肆杀掠。1214年，金宣宗献公主、金帛请和，乃退驻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金宣宗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驻守中都南的纠军叛金降蒙，蒙古军再入。1215年，攻占中都，置达鲁花赤（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等官镇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1217年，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统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诸部军以及投降的契丹、女真、纠、汉诸军，专责经略中原汉地。木华黎逐渐改变以前肆行杀掠、得地不守的做法，着重招降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攻城略地。1217～1229年，除先已归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父子兄弟等外，易州（今河北易县）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全等地方武装头目相继降蒙，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蒙古所占。蒙古对各地归降的官僚、军阀，多沿用金朝官称，授以元帅、行省等官衔，使世袭其职，在其所献地继续统军管民，称为世侯。

1217～1218年，蒙古相继征服北境的火里、秃麻诸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吉利吉思及其他森林部落，攻灭被乃蛮贵族屈出律所篡夺的西辽政权。1219年，以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臣为理由，成吉思汗亲统大军西征，分兵攻下诸城，进围其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先已弃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赶，摩诃末避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岛上，病死。1221年，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克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分兵攻取呼罗珊（今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诸城，继而会师击溃花剌子模新王札阑丁的军队于印度河上，札阑丁退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撒麻耳干，率军回蒙古。哲别、速不台军在抄掠波斯各地后，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攻入钦察，1223年，于阿里吉河（在今乌克兰日丹诺夫北）战役中击溃斡罗思诸国王公与钦察汗的联军，进掠斡罗思南境，又转攻也的里河（俄罗斯伏尔加河的突厥名，又译亦的勒）上的不里阿耳国，然后东返蒙古。

蒙古骑士图

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夏，连取肃（今甘肃酒泉）、甘（今甘肃张掖）等州，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附近黄河边歼灭西夏主力，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1227年，西夏国主李晛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军中，幼子拖雷监国。

窝阔台统治时期

1229年蒙古贵族大聚会，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征金朝，遣大将搠里蛮（又译绰儿马罕）往征波斯。时札阑丁已从印度回波斯，花剌子模旧将及各地诸侯奉他为主，据有波斯西部。搠里蛮急速进兵，1230年冬抵阿塞拜疆，札阑丁从都城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出奔，次年，为曲儿忒人所杀。搠里蛮军留镇波斯，攻打诸国，谷儿只（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王国）等国先后归附蒙古。搠里蛮死后，由拜住那颜代领其军。

1229年，经蒙古诸王贵族的忽里台选举，窝阔台（1186～1241）即大汗位，成为大蒙古国第二位君主。因他在蒙古历史上首称合罕（意为大汗），故元代诏令、公文中“合罕”（又译哈罕、恒罕）一词习惯上便是他的专门称号。

1231年，窝阔台与诸王在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北）会议攻金方略，议定分兵三路南下，约次年春会师汴京。窝阔台自统中路军经山西取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由白坡（在今河南孟州西南）渡河，进屯郑州；铁木哥斡赤斤统东路军由济南进兵；拖雷统右翼军，按成吉思汗遗策假道宋汉中地，沿汉水东下，由邓州（今属河南）入金境。1232年初，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南三峰山击溃金军，北上与窝阔台会合，攻汴京。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统兵围汴，久攻不克。同年底，汴京城中粮尽援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次年初，金元师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投降。蒙古军追围金哀宗于归德，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汉军万户史天泽等部进围蔡州，并遣王檝出使南宋，约请出兵共同灭金。宋将孟珙自襄阳提兵北上，攻取唐（今河南唐河）、邓两州，抵蔡州，与蒙古军分攻南、北城。1234年初，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在攻金同时，蒙古还多次发兵入侵高丽。1233年，据有辽东的东真国也为蒙古所灭。

灭金后，蒙古宗王、贵族大会，筹划进兵南宋和远征西域，继续进行征服战争。1235年，窝阔台遣其子阔出统兵攻宋荆襄地区，阔端统兵攻四川，对南宋的战争从此开始。同年，窝阔台又召集大会，定议遣各支宗王长子统兵，出征钦察、斡罗思等国。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以长子从征；以拔都为西征军统帅，速不台为先锋。1237年，蒙古军灭不里阿耳、钦察，攻入斡罗思。三年之中，蹂躏了大部分斡罗思国土。1241年，拔都分兵两路，侵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蒙古军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西部）一役，大败孛烈儿、捏迷思（德意志）联军，欧洲震动。1242年，拔都闻窝阔台死讯，率军东返，留驻也的里河下游，统治所征服的钦察、斡罗思等地区。

窝阔台在位期间，大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完备。1229年，制定了蒙古民户的羊马抽分及其他差发制度，限制诸王、那颜任意科取；进一步健全驿站制度，从各千户签调站户当役，规定使臣往来需经由驿路，以免骚扰沿途百姓，乘驿者需持有牌子文字，方许付给驿马、饮食；又命人在沙漠地区掘井，以扩大牧场。1235年，签调汉族工匠，于斡耳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旁建立哈剌和林城廓，作为都城。对所征服的定居农业地区，其统治和剥削方式也作了初步改革。窝阔台即位后，即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中原汉地实行征税办法，规定“汉民以户计，出赋调”，以耶律楚材主管其事。1230年，设立十路课税所，专掌征收钱谷。1234年灭金后，下令检括中原民户，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括户，次年，各路同时编籍户口，总数一百一十多万户，称为乙未（1235）户籍。按照蒙古分封制度，窝阔台将一部分中原州县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功臣为食邑，计七十多万户，其余民户则作为皇室共有财产，直属大汗政府。又采纳耶律楚材建议，规定受封贵族只在分地置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设官征赋，按其应得份额颁给。分民每两户出丝一斤纳于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受封者，称为五户丝。同时制定了各类人户的丁税、地税以及商、盐诸税之法。在西域地区，实行征收丁税的办法，以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其事，并先后设立了管理河中和呼罗珊等地的行政机构。窝阔台晚年信用回回商人，任命牙老瓦赤为中州断事官，准许富商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课税，加倍搜括中原人民。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政事愈坏，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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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

（1190～1244）

13世纪蒙古国大臣。字晋卿。契丹人。辽太祖耶律亿九世孙。自幼就学，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他曾追随成吉思汗多年，被当作书记官和占卜星相家使用，虽为亲近，但未能施展其才。窝阔台执政时期受到重用，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封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经济上通过在中原设立十路课税所，每年为蒙古政权征收到大量财赋。政治上既反对蒙古诸王功臣“裂土分民”，又限制割据各地的汉族武装地主所掌握的军、政、司法、经济权力，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文化上推行了保护、优待、任用儒士的政策。在窝阔台晚年及去世之后，耶律楚材渐被排挤。不久，抑郁而死。

从贵由到蒙哥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立为大汗。拔都与贵由不和，借口患病不参加选汗大会。蒙古皇室的内讧开始激化。次年，贵由任命亲信大臣野里知吉带为西征军统帅，授以统辖波斯及其以西诸地的全权。1248年，贵由亲率护卫军西行，声言到叶密立养病。拖雷妻唆鲁禾帖尼认为贵由此行当是谋攻拔都，秘密遣人向拔都报信。拔都严兵为备。三月，贵由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拔都驻兵于其封地东境，召集诸王会议，推举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拒不参加会议，亦不承认其推选有效。次年，蒙哥又于怯绿连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之地召集大会，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再次抵制，拖延了两年。1251年，到会的东西道诸王、诸将始定议奉蒙哥即位。窝阔台孙失烈门、脑忽和脱脱三人率其部属密谋来袭，谋泄被捕。蒙哥开始镇压两系政敌，杀斡兀立海迷失及贵由亲信大臣镇海、野里知吉带等，将失烈门等三王发配军前效力。

自窝阔台去世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愈演愈烈，选汗大会一再推延，以致大汗之位两度虚悬约八年。在这期间诸王贵戚各自为政，滥发牌符，遣使四出，征敛珠宝财物。斡脱商人各持令旨，恃势勒索。蒙哥即位后，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和政令的统一。他下令整饬民政，尽收旧发牌符；加强汉地、中亚和波斯三大行政区的统治机构（汉文史籍称为燕京、别失八里、阿姆河三行尚书省）。又命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兵南征大理、南宋；命弟旭烈兀总领波斯之地，统兵西征未服诸国。1252年起，在全蒙古国范围内重新进行户口登记，编造籍册，并再次分封诸王贵族。

忽必烈受命后，即南驻金莲川（在滦河上源），建立藩府，继续招聘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访问治道。他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史天泽等人意见，奏准设立邢州安抚司和河南经略司，整顿地方行政，设立屯田。1253年，统兵征大理，以为迂回包抄南宋之计。分军三路，取道吐蕃之地，过大渡河，抵金沙江，降摩些（纳西族）部。十二月，克大理城，用刘秉忠、姚枢之策，下令禁止杀掠。留兀良合台继续征讨云南诸部，自己班师北归。1254年，在所受京兆分地设立关中宣抚司加以治理。1256年，命刘秉忠于滦河上游选地建城，营造宫室，名为开平。

旭烈兀军于1256年消灭盘踞波斯北部诸山寨的“木剌夷国”（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异端者，此指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1258年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回回哈里发（伊斯兰教领袖的称号，阿拉伯语意为继承者。此处指阿拔斯朝）。次年，旭烈兀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

蒙哥于1257年亲统大军征南宋。他自领西路军攻四川，命宗王塔察儿统东路军攻荆襄、两淮。蒙哥见中原诸侯、士人归心忽必烈，关中、河南财赋又多为藩府所得，甚为猜疑，便夺忽必烈兵权，不使领兵出征，并遣大臣阿蓝答儿等到陕西主管政务，钩考关中、河南钱谷，尽罢忽必烈所置宣抚、经略诸司。1258年七月，蒙哥入川，与原在四川掌管军事的蒙古都元帅纽璘、汉军万户刘黑马、巩昌总师汪德臣等合兵，沿嘉陵江南下。南宋守臣凭险抵抗。1259年二月，蒙哥率军围合州钓鱼山（今重庆合川东），连攻五月不克。

塔察儿所统东路军略地至长江，无功撤回，蒙哥不得已于1258年底改命忽必烈统率。1259年春，忽必烈会东路诸王、将领于邢州；七月，至汝南，申明军令，戒诸将勿妄杀，并使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同月，蒙哥病逝于钓鱼山下。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这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力图乘机控制漠南，发诸部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汉地政务，签诸道军。忽必烈恐阿里不哥先踞汗位，遂采纳郝经等人建议，与南宋贾似道密订和约，立即回师北归。

1260年春，旭烈兀在叙利亚得到蒙哥死讯，也引军退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征进。九月，怯的不花军在阿音扎鲁特（今耶路撒冷北）被密昔儿（今埃及）军击溃，蒙古西征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元朝的统治

元王朝的建立

1260年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统，任用汉地士人，建立起中书省、十路宣抚司以及负责中原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等行政机构，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召开忽里台，称汗，据有漠北地区。驻军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忽必烈遣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急驰赴任，杀刘太平、霍鲁海和四川军中附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军，击败浑都海和逾漠南下应援的阿蓝答儿，于是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同时，忽必烈亲自率师北征，前锋移相哥败阿里不哥军，迫使他退守吉利吉思。次年秋，阿里不哥又移师东还，袭败移相哥，大举南进，与忽必烈激战于昔木土脑儿，双方死伤相当，各自退兵。因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于窘境，便派阿鲁忽（察合台孙）前往主持察合台兀鲁思。但阿鲁忽取得汗位后，拒绝向阿里不哥提供物资，并扣留其使者，于是阿里不哥举兵西击阿鲁忽，残破亦列河（伊犁河）流域。至元元年（1264），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穷力竭，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终于控制了岭北局势，并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区。

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战争之初，即已承认旭烈兀对阿姆河以西土地的统治权，原来由大汗直接领有的波斯诸地遂变为大汗的宗藩伊利汗国。伊利汗国与立国于钦察草原的术赤后王之间又为领土争端爆发了长期战争。大蒙古国分裂了。

中原汉地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他顺应时势，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1262年，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趁北边有战事，结宋为外援，占据济南，并企图策动华北各地诸侯响应。忽必烈调集重兵围攻济南，七月城破，李璮被杀。忽必烈因势利导，罢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由于中原各地数十年专制一方的大小诸侯的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中央集权获得加强。中统、至元之初，元廷博采汉族士大夫建议，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同时也采取了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权益的各种措施，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政制的规模。中统四年（1263），以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升燕京为中都。四年，始于中都旧城东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十一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大元。九年，升中都为大都 [1] 。

统一全国

北方政局稳定后，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建议，先拔襄阳，浮汉水入长江，进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命阿术、刘整督师，围困隔汉水相望的襄、樊重镇，襄樊军民拒守孤城达六年。至元十年初，元军攻下樊城，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督诸军，分两路大举南进。左军由合答节度，以刘整为前锋，由淮西出师。伯颜本人与阿术领右军主力，九月，自襄阳出发，沿汉水入长江；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遁，汉阳、鄂州宋军降。伯颜分兵留阿里海牙经略荆湖，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以吕文焕为前锋。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御元军。这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因宋军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一线分兵三路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十三年正月，宋幼帝赵㬎上表降元，宋亡。十六年，元军完全占领四川，又追灭南宋卫王于崖山，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的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远征海外

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至元十一年（1274），侵日军无功而还。十八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今浙江宁波）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十九年，遣唆都从广州渡海攻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位于中南半岛东南沿海地带），连战逾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唆都战死。二十年、二十三年，元兵两次从云南出侵缅国（今缅甸），二十四年，进至蒲甘，迫缅国定岁贡方物后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粮尽师老北还。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从攻南宋以来，连年战争，加以宫廷廪禄、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急于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财助国”邀宠的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主持国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两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尚书省的理财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税收，兴铁冶，铸农器官卖，“括勘”（追还被私人、寺院夺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赋），“理算”（追征各地历年积欠的钱粮），变更钞法等，使国家的收入显著增加。但由于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东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征发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两百余起，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在这前后，爆发了广州欧南喜、黎德和福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与北方诸王之战

至元初年，忽必烈巩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立即着手恢复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政治控制。他诏令窝阔台后王海都入觐，把察合台系诸王八剌从朝廷派回察合台兀鲁思，控制当地局势。海都拒不入朝，至元五年，在按台山挑起兵端。返回中亚夺得察合台兀鲁思汗位的八剌也为争夺斡端（新疆和田）与元朝开战。六年，海都、八剌和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在答剌速河谷举行忽里台，划分各自在中亚草原的势力范围及河中农耕区的财赋收入，联合反对大汗和伊利汗阿八哈。至元八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此后，元政府采取置驿、遣使安抚、设畏兀儿断事官等措施，不断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统治，企图相机西进。十三年，那木罕所部宗王昔里吉（蒙哥子）等叛，械系那木罕与安童，逾按台山占领吉利吉思，并于次年分道东进。八月，伯颜率元军破昔里吉于鄂尔浑河。战事延续五年之久，元军虽收复岭北，海都在畏兀儿之西的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二十二年，海都拥立的察合台兀鲁思汗笃哇（八剌子）围畏兀儿都城火州，大掠后退兵，以后又连续进犯畏兀儿地区。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以斡赤斤后王乃颜为首，又在辽东叛乱。忽必烈亲征，败叛军主力，擒乃颜。次年，诸王合丹等复叛，被元军击溃东逃，数年后败亡。二十五年，海都、笃哇举兵东犯，二十六年春，掠称海，至杭海山，击败镇边宗王那木罕以及甘麻剌（忽必烈孙），进据和林。忽必烈最后一次率军亲征，复和林，留伯颜镇守。至元之末，元政府已明显地收缩了天山南部的防线，而在岭北却顺利地将海都逐过按台山，牢固地掌握了祖宗“肇基之地”。

13世纪泥金写本：敌对的两个蒙古部落在战斗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去世，庙号世祖。皇太子真金先死，其子铁穆耳受皇太子宝，抚军于漠北，闻报赶回上都，大会诸王宗亲，四月即位，是为成宗。元贞二年（1296）秋，西北诸王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兀鲁思不花（蒙哥孙）粮匮厌乱，归投元廷。成宗得讯，遣土土哈载粮西迎。从大德元年（1297）至四年，元军与海都、笃哇在北边屡次交锋。五年，海都、笃哇东逾按台山，下营于铁坚古山。皇侄海山与大将床兀儿、晋王甘麻剌、太师月赤察儿合力苦战。海都先胜后败，受伤后与笃哇退出岭北，在这年秋冬之间病死。

成宗“守成”

元成宗铁穆耳称帝前长年在北边带兵，即位五年多，对六部官员尚“未知其人为谁”。但他委政于世祖旧臣完泽、不忽木、哈剌哈孙等人，罢征日本、安南之役，内政以奉行忽必烈成规为务，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称为守成之君。这时对诸王宗亲的赐予为数日巨，一年修佛事五百余次，加上战争开支，国用匮乏，岁入不足，一再借支钞本，财政方面始终未摆脱慢性危机。大德五年，元廷派刘深出侵西南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元军沿途骚扰，道出顺元（今贵州贵阳），向当地少数民族征发丁役，勒索金钱和马匹。土官宋隆济和女土官蛇节举兵围刘深于穷谷，云南行省东部人民皆起而响应。十一月，诏刘国杰往镇。七年春，蛇节、宋隆济先后被俘杀，南征之师亦罢。

大德七年，笃哇和海都之子、窝阔台兀鲁思汗察八儿遣使请息兵，“通一家之好”。八年，元廷与笃哇、察八儿约和，各遣使臣偕往伊利汗朝宣谕和平。大汗虽完整地保有岭北行省，但被迫承认了察合台兀鲁思控制哈密力（哈密）以西地区的事实。此后除延祐年间曾与察合台兀鲁思发生一次战争外，终元之世，西北边地大体上安定无事。

“武仁授受”与南坡之变

成宗晚年连年患病，皇后卜鲁罕掌权。大德十一年初成宗卒，因皇太子早死无后，卜鲁罕与左丞相阿忽台等人相结，图谋立镇守河西、拥兵十五万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定于三月三日举事。右丞相哈剌哈孙则秘密遣使北迎出镇朔漠的怀宁王海山，南迎被卜鲁罕排挤出京的海山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先至大都，立即派李孟与哈剌哈孙秘密定议。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宫，诱执阿难答，诛阿忽台等，奉御玺北迎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大会诸王，处死卜鲁罕、阿难答，即帝位，是为武宗。次月，下诏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海山长年抚军北方，昧于政事，即位后斥去世祖旧臣哈剌哈孙，对中书省进行大改组，几乎全部改任自己的亲信，政令失当，朝政紊乱。国家的用人制度和财政制度都被破坏。即位仅三个月，近臣获得高官厚禄的约达九百人。为广示恩宠，“遥授”职衔，名爵冒滥，冗员充斥。世祖时枢密大臣六员，这时增至三十二员。滥赏泛赐和建寺修佛事比前代更加没有节制。残酷的剥削加上连年天灾，农民破产流亡，仅江浙一省流民已达一百三十多万。为弥补国家财政亏空，至大二年（1309），诏乞台普济、乐实、三宝奴等立尚书省敛财，变更钞法；税课以大德末旧额为率，增收三成以上。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由东宫入总大政，罢尚书省，杀乐实、三宝奴。五月，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受教于名士李孟十余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改革朝政和吏治。如：严禁近侍擅传圣旨；由朝廷派官任投下份地达鲁花赤，降诸王投下所任命者为副达鲁花赤；规定吏员入官只能升至从七品，并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恢复自宋亡以后中断了几十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延祐初，元廷还派人检括河南、江西、江浙等地漏隐田土，核实税入。但由于官吏奉行过当，延祐经理变成对百姓的巧取豪夺，江西受害尤甚。延祐二年（1315）四月，宁都蔡五九举众起义。元廷调两省兵力镇压，九月，蔡五九兵溃被杀。仁宗对母后答己奉命惟谨，答己得肆意干预朝政，擢升贪奸不法的私党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势倾朝野。仁宗对宗戚勋旧过于软弱，在诸王压力下不断让步。他还背毁传位给武宗子嗣的誓约，诱逼武宗长子和世㻋出京就藩，在答己和铁木迭儿参与下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从而引起海山旧部和一部分反对政治改革的蒙古贵族的不满，也导致仁宗本人对答己及其党羽的妥协。由于这些原因，仁宗后期，改革实际上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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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经理

元仁宗延祐年间在江南地区查勘田粮的行动。经理，即查核田土顷亩、理算租税钱粮。延祐元年（1314），为检括漏隐田产，追征税赋，增加财源，元仁宗采纳章闾的建议，分别派章闾、你咱马丁、陈士英等往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经理，由于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富豪互相勾结，延祐经理成了流毒三省的一项暴政。各地相继起义，虽被镇压，但仁宗也被迫下诏免去部分新税。但实际上，许多地方都以这次经理确定的田土亩积登入籍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卒。铁木迭儿先已罢职，答己下旨复任为中书右丞相，大肆更换省官，将私党调进中书省，矫命杀害仁宗时参劾过他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等人。三月，硕德八剌继帝位，即英宗。英宗刚毅而思有作为，答己当初以为他柔懦易制，所以立为皇太子，此时深为后悔。五月，答己幸臣失列门等谋废立事泄，英宗将他们尽加诛杀，以木华黎后裔拜住为中书左丞相。至治二年（1322）秋，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死。英宗摆脱掣肘，专任拜住，锐意于改革。朝廷召集有治国经验的退职老臣，优其禄秩，使议事中书；行助役法，民田百亩抽三，以岁入助役；正式颁行《大元通制》，督责各级官吏遵循国家的政制法规，改变政令不一、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裁罢冗职，节省浮费，减免赋役，以舒农力。这时，拜住揭发了铁木迭儿生前贪赃巨万的旧案，追夺其官爵封赠，籍其家。时铁木迭儿党羽御史大夫铁失兼典左、右阿速卫亲军，遂与心怀不满的蒙古宗戚密谋，欲刺杀英宗，并与抚军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剌子）联络，相约事成后推他为帝。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南归，驻跸南坡（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铁失等以阿速卫为外应，入皇帝行帐，杀拜住，弑英宗，并于当夜驰回大都，收封省部印信，遣使奉玉玺至漠北晋王镇所。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史称泰定帝。

两都之战和燕铁木儿专权

泰定帝在位五年。在他统治时期，元廷对贵族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竭，吏治更加腐败。致和元年（1328）七月，他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床兀儿子）凭借所掌怯薛发动兵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同月，梁王王禅（泰定帝侄）、丞相倒剌沙奉泰定帝年幼的皇太子阿剌吉八即位于上都，改元天顺，分诸道进攻大都。这时，图帖睦尔已从藩所江陵北上，武宗藩邸旧臣、河南平章政事蔑里乞氏伯颜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国赋以为军资，亲自带兵护送图帖睦尔至大都。九月，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改元天历，并宣布待长兄和世㻋归自北边将立即让位。而辽东、关陕、川蜀等地先后起兵响应上都。两都之战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大都政权控制了财赋所从出的南方各省，实力占据优势。十月，大都所部军乘上都守备空虚，从辽东出兵，袭围之。倒剌沙以城降，被诛。阿剌吉八不知去向。王禅兵败被俘后赐死。图帖睦尔遣使迎异母兄和世㻋于北边。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㻋受朔漠诸王奉戴，在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随即启程南返。三月，燕铁木儿奉玺北迎明宗。明宗虽宣布凡图帖睦尔所用百官并仍其旧，却擢拔不少亲信入省、院、台供职；他的从官中有些人对燕铁木儿“不为之礼”。这就使一心想专任独署的燕铁木儿深怀怨惧。八月，明宗和自大都出迎的图帖睦尔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仅数日，明宗中毒暴死。燕铁木儿立即带着帝玺偕图帖睦尔急驰上都。八月中，图帖睦尔再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文宗。

元文宗图帖睦尔复位后，遍赏天历之初为其效命的阿速军士，以燕铁木儿独任丞相，总裁天下事，甚至亲祭燕铁木儿生祠。元廷严厉地镇压了企图以明宗太子为名发动政变的蒙古贵族，又动用数省兵力，历时一年，平定了驻在云南的蒙古诸王叛乱。这时燕铁木儿的威焰权势远远超出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权相，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文宗受制于燕铁木儿之时，元朝国势日趋衰微，处于迅速腐化之中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已难以振作。尽管文宗本人对中原封建文化比较熟悉和了解，所能做的不过是用“文治”来粉饰危机日益加深的统治。文宗初即位，就建立奎章阁，集儒臣于阁中备顾问；又置艺文监，以蒙古语翻译儒书，刊刻经籍。至顺二年（1331），敕编《经世大典》书成。该书由赵世延、虞集先后主持修纂，是记录元朝一代制度故事的珍贵文献。

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卒，临危遗诏立明宗之子为帝。燕铁木儿利于立幼，于同年十月拥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宁宗逾月而卒，时年七岁。燕铁木儿在文宗后坚持下，被迫把被文宗放逐于静江（治今广西桂林）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迎入京都，但迁延数月不肯立君。直到他因纵欲过度而死，妥欢贴睦尔才得在至顺四年六月即位于上都，史称顺帝。

社会诸矛盾的激化

元朝末年，吏治腐败，财政破产，军备废弛。燕铁木儿死后，伯颜独秉国政，政治势力迅速扩大。中书省、枢密院官员大都出其门下，每罢朝，一拥而退，朝廷为之一空。他一次所受赐田多达五千顷。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赐、占夺等方式转化为大土地所有者。汉族地主也大肆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封建负担下丧失土地，破产流亡。伯颜当权时，中原连年灾荒，人口存亡相半，朝廷竟不加救济。官吏勒索、贿赂公行，民间将他们与“贼”一样看待。后至元间（1335～1340），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韩法师、福建李志甫、江西彭莹玉及周子旺等相继举众起义；东北、西北、湖广各族人民也起兵反元。以伯颜为代表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企图用加剧民族压迫的政策来镇压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反元斗争。忽必烈在位时，就将全国居民按种族、地域分为四等，对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平民加以各种防范压抑。这时，伯颜继废止科举之后进一步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以阻塞他们的仕途；并扬言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伯颜还企图废顺帝另立。他的所作所为使当时的社会危机更加深刻。至元六年，伯颜侄脱脱得到顺帝支持，乘伯颜出外行猎，将他贬黜。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次年，改元至正，宣布“更化”，恢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政治一度较为清明。至脱脱第二次出任中书右丞相时，国库空虚，灾荒频仍，为解救危机，他变更钞法，勒黄河回故道以拯治河患，在京畿附近营田，募人佃种以救北方粮荒。但这些都未能缓和已全面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开河、变钞直接催发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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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人制

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金朝任用掌管兵权、钱谷的官吏，即按民族规定了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四等级顺序。元代，蒙古贵族为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分人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第二等为色目人，概指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后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元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各族。元朝统治者实行四等人制，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且对汉人、南人进行严密的军事防制，最终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从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元末农民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

起义的爆发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十一年四月，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开凿二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官吏乘机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贾鲁开河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韩咬儿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今属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山童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又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不幸谋泄，遭到地方官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等仓促起兵，于五月初三一举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被击败，接着，红巾军占领亳州（今属安徽）、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宁府，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众至十万。江淮各地纷纷起兵响应。

元廷把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视为“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顺帝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又派军增援。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韩咬儿被俘遇害。十二年三月，元军屯兵汝宁沙河岸，被刘福通击溃。但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罗山人李思齐纠集地主武装，号称“义兵”，与红巾军为敌，对刘福通起义军威胁很大。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成功后，对在江淮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的南方白莲教僧人彭莹玉（又名彭翼）及其门徒鼓舞很大。至正十一年夏，彭莹玉及其徒赵普胜等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铁工邹普胜、罗田布贩徐寿辉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攻克蕲水、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以蕲水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设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六部。天完政权建立后，分兵四出，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开始，先后攻占湖广、江西、福建的许多地区，其中由彭莹玉、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率领的一支东去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浙西、安徽、江西，转战数千里，影响很大。南方红巾军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具有很大号召力。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廷集中兵力攻陷天完的都城蕲水，徐寿辉等被迫遁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曾转战江浙一带、拥有百万之众的巢湖水师也被迫退守巢湖。江淮的起义军处于不利境地，起义进入低潮。

其他非红巾军系统的起义军，以方国珍、张士诚两支最强大，活动范围最广。盐贩方国珍，早在至正八年春即起义于台州黄岩（今属浙江），聚集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扣留元海运官员。元廷招降，国珍屡降屡反。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招集盐丁，起兵反元，乘胜攻下泰州，连克兴化、高邮。十四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九月，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意为封地）、诸省各翼军马，出征高邮，号称百万。高邮正危在旦夕时，脱脱受到中书平章哈麻等弹劾，被免职流放，元廷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代领其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不战自溃，张士诚则乘机出击，元军解体。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

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高邮之战对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变化。北方红巾军从至正十五年（1355）开始主动出击。二月，刘福通将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建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地方设行省。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杜遵道擅权，为刘福通所杀，福通为丞相，封太保。从十六年起，福通分兵出击，三路北伐。

至正十六年九月，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猛攻潼关。次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洛商州区），二月，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元廷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解围，红巾军战败。闰九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夺取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又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十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十八年，一部分西路红巾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后投奔陈友谅。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由毛贵率领。毛贵原是赵君用的部将，至正十七年二月，从海宁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由海道入山东，连克胶州（今属山东）、莱州（今属山东）、益都路（治今山东青州）、滨州（今山东滨州西北）、莒州（今山东莒县）等地。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十八年二月，毛贵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设“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官，又于莱州屯田，以储备粮食。官民田十收二分。在攻克济南后，毛贵进军河北，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漷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州境内），进逼大都。但因孤军深入，败于柳林，遂退师济南。

元代马车陶俑

十九年四月，淮安赵君用奔山东，杀毛贵。七月，转战至辽阳的毛贵部将续继祖折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由于自相仇杀，从此一蹶不振。二十一年夏，察罕帖木儿进攻山东，田丰、王士诚等投降。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猱头等坚守。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山东红巾军被镇压下去。

中路军由关先生（即关铎）、破头潘（即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至正十七年九月，越太行山，进入山西。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与中路军会合。由于元军在山西、河北的兵力很强，中路军的主力转向晋北，原拟由山西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九月，关先生等克完州（今河北顺平）。十月，占领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十二月，克上都，破全宁路（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辽阳路（今辽宁辽阳）。十九年十一月，红巾军进入高丽。二十二年正月，关先生、沙刘二等在高丽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败退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也开始出击。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攻占汴梁，定为宋政权都城。这时，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但由于三路北伐相继失利，形势逆转。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元军，对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紧缩。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领了濠州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顽强抵抗，小明王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军救出小明王等，安置在滁州。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部将廖永忠迎归小明王至应天，途经瓜步，将其沉死。宋亡。

南方红巾军在元军高邮大败后，乘机吸收了一部分元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至正十五年正月，天完将倪文俊率领红巾军占领沔阳。十六年正月，天完政权据汉阳为都，以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十七年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篡夺帝位没有成功，自汉阳逃奔黄州，被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夺得军权后，把进攻重点放在东南，十八年正月，与巢湖水师赵普胜攻克安庆，乘胜连克江西、福建许多地区。陈友谅为篡夺天完帝位，于十九年九月先杀赵普胜，同年底，又逼徐寿辉徙都江州，伏杀其部属，自称汉王。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占太平，杀害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闰五月，陈友谅出兵集庆，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却在龙湾中伏大败而归。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天完陇蜀省右丞明玉珍在四川重庆称陇蜀王，脱离陈友谅独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建国大夏，改元天统，自称皇帝，占据全蜀，进兵云、贵，但在进攻盘踞于云南的元梁王时，不利而退。

张士诚在高邮转危为安后，至正十六年二月，攻克平江路（今江苏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分兵克常州、松江、湖州、杭州。这时朱元璋的军队已克集庆，势力向东伸张，两军发生交战。十七年，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也在常熟为朱元璋军擒获。张士诚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他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政治、经济上支持元朝统治，生活上腐朽堕落。他趁宋政权三路北伐的时机，势力扩张到济宁、濠州一带。二十三年春出兵安丰，逐走小明王。九月自称吴王。

方国珍自至正八年至十四年六年间，曾三降元朝。十六年三月，又降元，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八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国珍割据的温、台、庆元诸路。次年，方国珍献温、台、庆元三郡之地于朱元璋，被授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不久，又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职，并于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去。顺帝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

垂死挣扎的元末统治集团

脱脱在高邮前线被贬后，元朝统治集团更加腐朽不堪，内部倾轧，军阀混战，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哈麻因阴荐西番僧“演揲儿”（意为“大喜乐”）法，深受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所宠，继任中书左丞相，弟雪雪拜御史大夫，妹婿秃鲁帖木儿亦受宠。顺帝终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国家大权尽归哈麻兄弟。哈麻、雪雪阴谋废顺帝，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并杀秃鲁帖木儿等。事泄，反被顺帝、秃鲁帖木儿定计杀掉。顺帝命搠思监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皇太子生母奇皇后与爱猷识理达腊仍谋废立，令宦官朴不花与左丞相太平商议，太平不肯，于是宫廷内分为支持皇太子的搠思监、朴不花一派和支持顺帝的老的沙、秃鲁帖木儿一派。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军在起义军打击下土崩瓦解。但依靠地主武装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形成了新的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在北方红巾军的打击下兵败病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这四家军阀出于争权夺利，长期以来互相攻伐不已。皇太子为了控制朝政，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老的沙等则依靠孛罗帖木儿来对抗。

至正二十四年，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于是下诏削其官爵，解其兵权。孛罗帖木儿拒不从命，遣秃坚帖木儿出兵大都，顺帝不得已将搠思监、朴不花缚送给他，并复其官爵。皇太子很不甘心，命扩廓帖木儿出兵攻打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又出兵攻大都，皇太子战败，逃奔冀宁。孛罗帖木儿入大都，顺帝命孛罗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二十五年，皇太子下令扩廓帖木儿讨孛罗帖木儿，孛罗战败。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刺死于宫中，余党被杀。九月，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入京，命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奇皇后要扩廓逼顺帝让位，扩廓不从，请求带兵外出。闰十月，顺帝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总制关、陕、晋、鲁诸道兵马，出征南方。但李思齐不服。二十七年，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结成联盟，与扩廓交战。十月，顺帝罢扩廓兵权，其原统军兵由白琐住、虎林赤、貊高等分别统率。另立抚军院，由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这时朱元璋即将北伐，元朝行将灭亡。

朱元璋领导的统一战争

至正十二年，定远富豪郭子兴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起义。朱元璋原是郭子兴部亲兵，以战功升为总兵。郭死后，升任左副元帅。十五年，收降部分巢湖水师，渡长江东进。十六年，据集庆，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

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特制数百艘“楼船”，兵号六十万，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将朱文正率军死守八十五天。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救，陈友谅退至鄱阳湖迎战，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大败，中流矢死。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汉亡。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这篇檄文虽然仍用大宋“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污蔑红巾军。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攻张士诚。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四周筑长围以困之。吴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死。

吴元年九月，朱元璋灭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投降。同月，又派军南下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袭击红巾军有功，官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有闽中八郡，一直效忠元朝，与朱元璋为敌。次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同月，明兵攻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被俘，福建平定。接着，两广也为明朝所有。

正当元朝统治下的北方处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北伐。他再三申明行军纪律，又发布了北伐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根据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徐达率军先抵淮安，攻占山东全境。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等进入河南，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克陕州，扼潼关，西略华州，以防李思齐等援兵东犯。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准备进军大都。闰七月，明兵会集德州，步骑舟师继续沿运河北上，下长芦，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惊。七月二十八日，当明军占领通州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北伐明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时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十二月，扩廓帖木儿乘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空虚，率军出雁门关，企图夺取北平，徐达等直取太原，又偷袭扩廓兵营，扩廓大败，仅以十八骑逃遁，太原失陷，山西平定。洪武二年四月，常遇春、冯宗异等率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军直捣上都，元顺帝再往北逃，次年四月病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

元朝的制度

蒙古国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蒙古统治者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华北，同时又以款服入质、领军从征、缴纳差发为条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军阀世侯，继续行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世侯们集兵刑赋役之政于一己，俨若列藩，不相统属。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转变。忽必烈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重新在华北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袭金制，同时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有的反映了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如行省的设立；有的反映了被保留的蒙古旧制，如蒙古、探马赤军 [2] 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也有一些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罚体系中某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对吐蕃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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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鲁花赤

蒙古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有这一官职。入元以后，路、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虽然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蒙古军和蒙古探马赤军一般不设达鲁花赤。元代达鲁花赤品秩最高曾达正二品。至元二年（1265），元廷正式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当。之后，汉人充任达鲁花赤的，便解除官职。

官制

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代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兵，御史台掌督察。此外，元世祖忽必烈曾于至元三年（1266）设制国用使司，总理全国财政，以后一度成为与省、台、院并立的最重要的国务机构之一。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统六部，并改天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建置虽仍被保留，但实际上已改由尚书省总领国政。九年，罢尚书省，以其职权归并中书省。至元后期和武宗至大年间，元廷又两次立尚书省，分别历时五年、三年，以“理财”为施政中心。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之政的宣政院，由于职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统。蒙古国初期，即置札鲁忽赤治天下刑政。随着元朝国家机器的完备，设大宗正府为札鲁忽赤官署，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时而兼管汉人刑狱。在宗教、文化方面，元代比较独特的中央机构还有管理也里可温的崇福司、掌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等。

元代八思巴文铜印

印面为阴刻篆体的八思巴文“忠翊侍卫亲军弩军百户之印”。八思巴篆书字母的笔画全部为直线，从而使字体结构和整体形式更加方整，具有艺术字的神韵。八思巴文是八思巴奉元世祖命制定的拼音文字。脱胎于藏文字母。至元六年（1269）作为国字正式颁行。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也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曾用于转写汉文、藏文等。后逐渐废弃。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为十路宣抚司；同时，他又委派重臣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至元后期，行省官员不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直隶于中书省，吐蕃由宣政院辖理以外，所置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在距离省治较偏远的地区，分道设宣慰司，就便处理军民事务，“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及其所统路府州县或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多参用当地土

元朝统治机构简表

官任职。御史台在地方上也有相应的分设机构，即监临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中台和两个行台下各设若干道肃政廉访司（元初称提刑按察司），定期检查各种案卷账目，监督纠劾各级官吏，复按已审案件。御史台（或行台）与诸道肃政廉访司相衔接，构织成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为了征伐或镇抚的需要，枢密院有时也在有关地区设置行枢密院（简称行院）。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的特权，但这些封地在行政建置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路治所在城镇，并设有一个或几个录事司，管理城区居民。

元政府在许多中央机构、行省以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机构和许多管军机构中都设立达鲁花赤一职，一般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以此保障蒙古贵族对全国行政、军事系统实行严密监控和最后裁决的权力。路、府、州除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又以汉人为总管、知府（或府尹）、知州（或州尹），以色目人为同知，使他们互相牵制，以利于民族防范和阶级统治。元代主要行政、军事统治机构的领属系统如上页《元朝统治机构简表》所示。

军事制度

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军，平时便屯聚牧养。在汉地和江南，元朝军士的来源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宪宗二年壬子（1252）大规模籍户时，已明确地区分民户和军户。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一般都由中户充当。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政府在华北签发的军队）军户，都是通过奥鲁进行管理的。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起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起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费等军需。蒙古、探马赤军的奥鲁，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南宋降军）未设奥鲁。

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和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侍卫亲军用于环卫京畿，到元朝末年先后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诸军的布局，腹里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隶属行省的镇戍诸军，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军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

元代头盔

法律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如地主殴死佃客，只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丧葬费）五十两。又在许多方面明确规定四等人的不同待遇。禁止汉人、南人收藏兵器，练习武艺，甚至集场买卖。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人因争斗和乘醉殴杀汉人，不须偿命，只罚出征，征烧埋银。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报。因而元代刑法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员铨选制度

中统初，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元年（1264），罢诸侯世守，裁并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用人得自选闻奏；此外，百官的任免进退，一般都须经过中书省系统。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一般外任官都难以升到从四以上的品秩。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为世袭的蒙古、色目贵族和极少数汉族官僚所垄断。从怯薛中不断选拔人员担任军、政要职是保持这种垄断的重要途径之一。中下层官僚的来源大部分是掾史、书吏。他们的晋升途径，首先是从县吏经州、府做到路吏，然后被选入廉访司，经御史台或行台书吏升为省部掾史，遂出职为从六或正七品官；也有从儒人中直接荐入廉访司为吏而逐渐晋升者。常选之外，还有所谓“别里哥选”。别里哥为蒙语belge音译，意为“符验”。“别里哥选”指皇帝以特旨委任官员。由省部掾史出职往往比从九品官员依常例迁转至七品更快，所以元代有许多人宁可已官而复掾。据元人自己的估计，由吏入仕者占元朝官员总数的十分之八以上。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窝阔台时期的“戊戌选试”（1238）。延祐年间，元政府始正式设科取士。直到元末，开科共十六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其规模远不足与唐宋两代相比拟。南人想要入仕尤其困难，能做官的，大多数也不过州县卑秩。

户籍制度

元代户籍制度非常特殊，相当复杂，将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如民族）划分成若干种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不尽相同，而且一经入籍，就不许随意更动。诸色户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军户，出军当役的人户。站户，在站赤 [3] 系统服役的人户。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免税，四顷以外依例课税。元代前期军户、站户都可以豁免杂泛差役，中期、后期部分军户、站户有时也要负担杂泛差役。匠户，为封建国家从事各种工艺造作的人户。他们须缴纳地税，中叶以后也要负担杂泛差役。灶户，又称盐户，以煎盐为生的人户，按国家规定的数量缴纳额盐，支取工本钞或口粮，严禁私卖盐货。盐户的其他赋役经常得到宽免或优待。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 [4] 等宗教职业者，也各有专门户籍。他们占有的土地中，凡属于皇帝赏赐和元初旧产都可以免税，续置土田须验地科征。终元之世，他们基本上享受免役的优待。儒户，验地缴税，元代中期曾一度负担杂泛差役。打捕户及鹰房户，专门为皇室猎兽以及捕养行猎时所用鹰隼等动物的人户。按元政府规定，打捕户必须送纳皮货以代替其他户计缴纳的丝料和包银。民户，一般的种田户等。对北方民户大体上征收丁税和科差，南方征两税。民户须负担杂泛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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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户

元代陶女俑

元朝户籍名称之一。因政府签发部分人户专门承担站役，故得此名。元朝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站有水、陆之分，水道用船，陆道以马、牛、狗等作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户、马站户、牛站户、狗站户等名称。据统计，元时全国驿站共有一千五百余处，站户约达三十余万户。站户承担的站役主要包括：陆站站户养马、牛、狗等，水站站户则备船；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部分站户需向过往人员供应首思（蒙语sihüsün的音译，原意为汤汁。元代以此指驿站过往人员的饮食分例）。

此外还有医户、运粮船户、舶商等项户计。诸王、勋戚和功臣还各自拥有一部分私属人户，他们不承担国家赋役，完全供其领主役使。这种私属人户中也包括一部分匠人、打捕鹰房、金银铁冶户等。

赋役制度

元朝的赋役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窝阔台八年丙申（1236），更定赋税制度，史称丙申税制，基本上确立了元代在华北地区的赋税体系。忽必烈即位后，对赋役数额有所调整，并在申明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正税主要是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两项。地税白地每亩三升、水地每亩五升。以后又一律改为亩输三升，丁税每丁二石。各色户计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定输纳丁税、地税之中的一种。官吏、商贾纳丁税。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验地交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者免税，逾此数者纳地税。一般民户大多数交纳丁税，中叶以后，在两淮、河南等地区，也有改征地税的。由于土地买卖、富户漏税等各种原因，在征收税粮时往往出现混乱和纠纷，经常有一户并纳两种税的情况发生。科差内容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户一斤六两四钱。系官民户所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纳丝料中，有一部分经过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所以这一部分民户称为“系官五户丝户”。

包银每十户额当钞四十两，此外还要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即俸钞。各色户计，按编入户籍的先后、丁力多少、家业贫富等具体情况，缴纳税粮、科差的标准都有所不同。

灭宋以后，元政府没有把在北方实行的税粮、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袭南宋旧例，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江南秋税的税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差别较大。夏税一般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按一定的比率折输实物或钞币。江东、浙西自世祖年间就开始起征夏税，浙东、福建、湖广等地区自元贞二年（1296）起征。江南也有科差，即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和包银，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很小，时间也很短。

盐税收入，占全国钞币岁入的一半以上。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盐场附近一般划为“食盐区”，由政府置局，按户计口发卖食盐。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的行盐地区贩卖。岁课的对象是山林川泽的特产，如金、银、珠、铜、玉、铁、硝、碱、竹木之类。或设总管府、提举司等机构经理，分拨一部分民户从事采伐加工，或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政府以抽分等形式收取税金。两种来源的收入都属于岁课收入。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社会经济

蒙古兴起后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遭屠戮，农田受破坏，工匠被驱役，财物被掠夺。蒙古统治者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使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逆转。随着岁月的推移，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逐步认识和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统治方式随之改变。到忽必烈继承大汗，采用“汉法”后，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社会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土地占有和阶级状况

蒙古统治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有大量无主荒田和侵夺有主民田，也有新开垦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场等，都是以蒙古皇室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和王公贵族所控制的。

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为牧场的情况，在蒙古国和元王朝初期是相当严重的。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在陕西地方，甚至有恃势冒占民田达十余万顷者。

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还把大部分官田赐给皇亲、贵族、功臣、寺观。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顷，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给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平江田三百顷，元顺帝时权臣伯颜前后共得赐田两万顷之多。寺院道观也拥有大量田地财产，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拥有田地数以十万顷计。

金、宋末年的汉族大地主，许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很小，他们继续兼并土地，一些富户占有两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大部分是战争中被掳掠来的人口，后来也有因债务抵押、饥寒灾荒卖身，或因犯罪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从事官手工业劳动；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财物，子孙永远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佃户有官佃和私佃两种。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来越高，中叶以后往往超过私佃的地租率。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一起出卖；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因经受不了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

贵族官僚掠夺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徭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以元末福建崇安为例，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却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却将富户应承担的徭役强加在“细民”身上，“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因此，广大佃户、自耕农因破产而典卖妻女、牲畜，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是十分普遍的。

农业生产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例如：建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劝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的主要标准；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限制抑良为奴，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鼓励垦荒；军民屯田；减免租税；设置粮仓、常平仓，赈济灾民，储备种子；举修水利等。这些措施是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三年（1276）全国基本统一时，共有九百五十六万七千二百六十一户，约四千八百万口。由于历经兵燹，这个数字比1200年左右金和南宋的户口合计数二千零七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七户、八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三十六口要少得多。到至元三十年时，全国已有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户，约七千多万口。

由于部分地区统计缺漏，诸王、贵族隐占人口，军户、站户人等也不计在民户数之内，所以元代实际户口数字当不止于此。元代户口最高数估计在元顺帝妥欢贴睦尔（1333～1368年在位）初年，可能达到八千万口左右。

元初因战争破坏，北方耕地荒芜严重，南方破坏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东、陕西、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边区亦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七千八百顷之多。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多与水、与山争田。前者如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见于滨江海湖泊之地；后者如梯田，行于多山丘陵之地。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扩大。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农具的改进尤其显著。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镰刀种类增多，还创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大有改进，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已有使用。

粮食生产不平衡。元初北方和中原农业破坏最甚，恢复程度不一，大致以关中、江淮、山东恢复最为显著。世祖时关中麦已盛于天下，两淮屯种的荒闲田岁得粟数十万斛。但北方大都等地的粮食供应仍依赖江南。南方粮食产量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薅鼓

元王祯撰《农书》插画。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嘉庆八年（1803）的木版画。薅鼓，亦称耘田鼓、耘鼓。古代农忙时将鼓挂在田头树上，鸣之以统一行动。

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至元二十六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十万匹，元贞二年（1296）规定江南夏税输木棉、布绢等物，可见产量已相当高。苎麻、西瓜、红花、蚕豆在元代已广泛种植。

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区的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益兰州（前三者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杭海（今杭爱山）、五条河、称海、和林、上都等地，东北的金复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茶剌罕（今黑龙江绥化、安庆一带）、剌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等地，西北的忽炭（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今云南楚雄）、罗罗斯等十二处。其中刘好礼在益兰州，哈剌哈孙在称海，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屯田成绩尤著，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种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区，使当地农业生产或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水利建设则以云南、宁夏地区最为成功。

元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机构的腐败和地主阶级剥削的加重，以及水旱灾荒的频繁，农业生产的发展呈现停滞、衰敝现象。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劝农机构形同虚设，水利建设渐见减少，军民屯田多有废弛，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户逃亡破产者增多，大德、至大、天历、至正年间都有大规模天灾发生，农业生产破坏日益严重。

手工业生产

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诸王贵族名下也有手工业局院。官手工业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有战争中俘掠来的无数工匠供其驱使，有以和雇和买名义搜刮来的廉价原料，虽然生产效率不高，但规模大，产品多，远远超过宋金时的官手工业。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由于封建官府的控制和压制，始终未能充分发展。经营范围主要是纺织、陶瓷、酿酒等。产品从规格、定额到销售，也多受官府限制、控制，甚至因和买、强征遭到摧残。民间手工业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一些城镇和纺织等行业中出现了手工作坊，产生了作坊主和雇工。民间手工业设备和生产条件差。但工人生产积极性较高，因而效率高、成本低，有些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超过官手工业。

元时官私手工业的主要行业及其生产状况如下：

①毡罽业。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后，将他们织造毡罽的技术带到内地。宫廷、贵族对毡罽的需求量很大。诸凡铺设、屏障、庐帐、毡车、装饰品等均有需求，因而官府、贵族控制的诸司、寺、监都生产毡罽，产量很高。如泰定元年（1324）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所属茶迭儿（蒙语意为庐帐）局，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二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毡八千一百一十二尺，四六尺青毡一百七十九斤。品种很多，仅随路诸色人匠总管府所造地毯，就有剪绒花毡、脱罗毡、入药白毡、半入白矾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十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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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买

原意是指两厢情愿公平交易。唐孔颖达认为，和买始见于先秦。后和买逐渐变为官府强取民物。唐初和买包括丝织品、牲口、砖瓦木材、柴草、冬藏菜甚至奴婢等。中唐以后和买范围更为广泛。宋时和买大多是官府向民间购买丝麻产品。金代官府的和买亦通过抑配方法进行，范围包括军器、金银及各种物料。元代采用按户等或赋税、土田数额摊派的方法，凡军用物资、宫廷消费、官府日常用品皆在和买之列。但对和买之物给价很少或不给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赋役。明清两代，和买称为“采办”，虽有不许扰民的规定，但官吏仍向商民勒索。

②丝织业。从事丝织生产的织染局遍布全国，主要产地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今江苏南京）、平江（今江苏苏州）、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等地，产品供宫殿王府装饰和皇室、贵族、官僚穿着之用。产量很高，如镇江府岁造缎五千九百零一匹，建康路仅东织造局一处，岁造缎四千五百二十七匹。花色品种繁多，如镇江府岁造丝织品中有纻丝、暗花、丝、胸背花、斜纹等品种，有枯竹褐、秆草褐、明绿、鸦青、驼褐等颜色。在宋缂丝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织金纻丝，其繁华细密超过缂丝；集庆官纱，质轻柔软，诸处所无。丝织业也是民间最普遍的手工业，多为家庭手工业，杭州等地还出现了手工作坊。产品中织金纻丝很普遍，品种很多。如嘉兴路所产丝绸品种有：绡、绫、罗、纱、水锦、克丝、、绮、绣、绤等。

③棉织业。随着植棉的推广，棉纺业开始成为一项新兴手工业。元贞年间，黄道婆自海南岛返回家乡松江乌泥泾后，推广和改进黎族纺织技术。据王祯《农书》记载，元中期已有搅车、弹弓、卷筳、纺车、拨车、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又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法，产品有棉布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印染技术也大有发展，元末时松江能染青花布，有人物花草，颜色不褪。

④麻织业。主要集中在北方。织麻工具较前代有很大提高。如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纺织，一昼夜可纺织百斤；山西使用的布机有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等；织布方法有毛 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河南陈州、蔡州一带的麻布柔韧洁白。山西的品种有大布、卷布、板布等。

⑤兵器业。元初中央由统军司，以后由武备寺制兵器；地方由杂造局制造兵器。除常用的刀枪弓箭外，火器发展尤为显著。金末火炮以纸为筒，可能为燃烧性火器。元代所制铜火铳，系利用火药在金属管内爆炸产生气体压力以发射弹丸，为管状发射火器，使中国火炮技术有了重大进步。现存至顺三年（1332）、至正十年（1350）两尊铜火铳，制作精细。

⑥制盐业。元代设盐运司（转运司、提举司）管理盐业，全国有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九盐运司。两淮、两浙、山东等处盐运司下设若干分司。各盐运司（或分司）下共辖一百三十七所盐场，场下有团，团下有灶，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产盐之地遍于全国，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天历年间，总产量达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余引，每引重四百斤，约合十亿多斤。

⑦制瓷业。景德镇是元代新兴的制瓷中心。元政府设浮梁瓷局加以监督，令民窑承担御器制作，产品极精。新产品有青花瓷和釉里红，都是釉下彩瓷器。青花瓷色白花青，色彩清新，造型优美；釉里红用铜的氧化物作彩绘原料，花纹红色。元代龙泉窑范围扩大，产品全为青釉。钧窑多花釉、变色釉，窑址数量多、规模小。磁州窑产品多白釉黑花，品种多样，区域扩大。德化窑多白釉、象牙黄釉。元代的青白瓷生产沿袭宋代，产品造型端重雅致，胚体厚实，便于远途销运。

商业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元代的商业也很活跃。但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

元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钞。全国货币实现统一，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但元朝统治者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阻碍作用。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部分金、银、铜、铁、铁器、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之半。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们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因而出现许多大商贾。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一般民间商人多为小商小贩，他们处境艰难；少数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得巨额利润的。盐商致富者尤多，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元代伍百文至元通行宝钞

河北平山出土。

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超过前代，由政府直接控制。至元十四年（1277）后曾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广州设立过市舶司，至治二年（1322）后定为泉州、庆元、广东三市舶司。有市舶则法，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审核批准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发给公验、公凭。外国商船运载货物来华，也依例抽分；外国商船返航亦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也很发达，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磺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为主。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内地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新兴的城镇。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 [5] 说：“应知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商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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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脱

蒙古和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从成吉思汗时期起，蒙古贵族就提供本银，委托中亚木速蛮商人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从中坐收高额息银。当时这种官商有“黄金绳缆”之称。斡脱钱债使许多民户甚至一些地方官吏破产，陷入典卖妻孥还不足以偿债的境地。在元代，斡脱高利贷商业的盘剥始终是官府、皇室和诸王榨取人民膏血的手段之一，也是造成元代尖锐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交通运输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运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宋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联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元代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航运。始于至元十三年，时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招海盗朱清、张瑄由崇明入海道运至直沽，转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罗璧、朱清、张瑄造平底船运粮。其路线几经开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一千五百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宣化鸡鸣驿城

又名鸡鸣山驿。坐落在河北张家口怀来县西北洋河北岸鸡鸣山下。始建于元朝，是宣化府进京城的第一大驿站，直到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汰驿站，开办邮政”，驿站才退出历史舞台。

文化和科学技术

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包括戏曲、诗歌、绘画等）、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地理、农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在“黑暗时代”，而元代的文化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文学艺术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杂剧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其中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

杂剧是中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成的新的戏曲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著名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14世纪初至60年代，活动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散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种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后期有张养浩、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许多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创作了杂剧《虎头牌》，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萨都剌、丁野夫等都是著名的散曲家。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时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后期，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它不像杂剧那样在折数和宫调上有严格规定，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声腔也各有发展。现存元代南戏剧本十六种，片段一百一十九种，存目三十三种，以高则诚的《琵琶记》成就最高。

元代诗词总的说来较平庸，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被称为“元诗四大家”。萨都剌的词风格豪迈。张养浩、迺贤、王冕、杨维桢等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

绘画、书法的成就较为突出。元代不设画院，故元代画家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前期书画家以赵孟頫为最著名，他擅画山水、花竹、人马，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少数民族著名画家有回回人高克恭、丁野夫等。书法家有康里人巙巙、畏兀儿人贯云石等。龟兹人盛熙明著有《书法考》八卷。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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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壁画

山西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局部）

元代道教宫观壁画。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内檐彩画，不做油灰地仗，画作采用“勾填法”，先以墨线勾勒图案轮廓，然后填染颜色。三清殿彩画以青绿色为主调，兼施金、红两色，大体上属于碾玉杂间装做法。它一方面继承宋代建筑彩画的传统工艺，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若干变体和创新。其中以青绿色调为主的彩画到明清时期成了官式彩画的主流。永乐宫三座主要殿堂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内部壁画都很精美，其中三清殿壁画《朝元图》是现存规模最宏伟、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画中人物形态生动，色彩和谐，技法和构图都达到很高水平。

史学

元代官私史学著作很丰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史学著作。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撰成《资治通鉴注》，对《资治通鉴》作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宋亡的哀痛，或隐晦曲折地抨击元朝统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杜佑所著《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文献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修，所载宋制最详。《文献通考》材料取舍严格，注意历史变通，在治史方法上值得肯定。作者还常常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抨击。

元朝按前代设局修史的传统制度，分别于至正四年（1344）、五年修成《辽史》《金史》和《宋史》。当时的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等为总裁官。其中铁睦尔达世是康里人，参加三史纂修的还有唐兀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成书于13世纪中叶的《元朝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乌思藏著名学者布思端所著《吐蕃佛教源流》和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册》，是元代藏族最重要的两部历史名著。元代还有许多汉文书籍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也有一些蒙古等少数民族著作译成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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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

明嘉靖本《通典》目录

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以该书为基础，增益资料，扩充规模，撰成《通典》，于贞元十七年（801）进呈。《通典》规制宏大。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诸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宋元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以《通典》为楷模，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这些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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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册》

元朝藏文史籍。公哥朵儿只（1309～1365）著。《红册》始撰于至正六年（1346），成书于至正二十三年。该书受吐蕃佛教史籍传统的影响，从首创佛教的印度开始，记述了古老的传说、佛法的承递、印度的王统。其次是记述汉地周昭王（因释迦牟尼诞生于这时）开始的王统、唐代诸帝和吐蕃的历史、五代至元灭南宋的帝系。第三为弥雅（西夏）的历史。第四为蒙古的王统，记述至元亡为止，元末部分当是后人所增补。《红册》的这种修史体裁一直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沿用。

哲学

元朝统治者以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对南方理学了解极少。1235年蒙古军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俘理学家赵复至燕，理学始在北方广为传布，于是出现了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理学家。及统一江南，南方朱学人物张 、吴澄、许谦等，陆学人物陈苑等，均为一代理学名家。其中许衡、刘因、吴澄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元代理学在学说上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创造，但也自有特色：朱陆之争渐变为朱陆“和会”，以吴澄最明显；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过去空谈性命不同，比较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论”；以刘因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返求六经的主张，比较务实。元代理学的这些演变，在理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

除了正统的理学思想外，元代还出现了邓牧的“异端”思想和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对“君”和“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幻想重新出现尧、舜时代。谢应芳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所著《辨惑编》是反对迷信的专著。

科学技术

元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有：

①天文学。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为编订《授时历》，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十余种天文观测仪器，在元朝控制的范围内陆续设立了二十七所观测台、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等方面取得了丰富准确的数据。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颁布了《授时历》。这部历法以365.2425日为一年，废除上元积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在人类历法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②地理学。《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是元代地理学的主要成绩。《大元大一统志》由孛兰盻、岳铉主编，虞应龙等参加修撰，成书于大德七年（1303）。该书对全国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坊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皆有详述，取材多于宋、金、元地志，因而具有很大价值。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都实的考察经过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十省地理，参阅《大元大一统志》等地理著作，以“计里画方”法，制成《舆地图》。

③农学。元代三部农书的发行标志着元代农学有很大发展。由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反映了6世纪到13世纪末中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总结了中国13世纪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王祯著的《农书》是一部对全国农业作全面系统研究的农书，全书共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作者认为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选择作物，选择良种，及时施肥，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是取得丰收的保证。他总结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其中关于棉花的种植法更有现实意义。他绘制了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对提高耕作技术有很大作用。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依崔寔的《四民月令》为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以补《农桑辑要》岁月杂事之不足。

④医学。元代也有很多新成就。李杲、朱震亨在伤寒、肺痨等内科学上有新的学说，均属“金元四大家”；葛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危亦林在麻醉、骨折复位手术上有新创造；滑寿善针灸。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广舆图》

元代地理学家、道士朱思本（1273～1333）从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七年（1320），历时十年实地考察，绘成《舆地图》两卷。该图以中国为主体，外国作衬映；内容较详细，图形轮廓较准确；系统地使用了图例符号，是元、明、清初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范本。明罗洪先据该图增补为《广舆图》，基本保留了《舆地图》的面貌。

元代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成就。

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与西北藩国的关系

立国于钦察、斡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习称钦察汗国）和立国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元时中国与上述诸地区的联系远较前代密切。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台后王笃哇、海都子察八儿与元成宗铁穆耳约和，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经过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至阿姆河下游玉龙杰赤；复经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至阿力麻里；自此北取金山南驿路至岭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岭北通中原的驿路；东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据当时欧洲商人、教士和阿拉伯旅行家说，走这条道路虽艰难，但很安全。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中国产品极多。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将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钦察军、阿速军是元朝军队的重要部分，宿卫军中的隆镇卫和右、左钦察卫以及右、左阿速卫等即由二族军士组成。钦察贵族至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权臣。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人一万为军，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以总之，于大都附近给田一百顷屯种。大批斡罗思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

骑象的合赞汗

合赞汗（1271～1304）是伊利汗国的第七代统治者。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在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后王的斗争中，伊利汗总是站在元朝方面，双方使臣往来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从1231年起，蒙古统治者曾数次遣兵攻打高丽。忽必烈即位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并以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暙，暙子璋亦尚公主，与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丽沈王诗序》），与元朝国内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让位于其子，以驸马、沈王身份侨居大都，召著名诗人李齐贤等为侍从。李齐贤与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学问大进。他所著的《益斋乱稿》，被誉为高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丽人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时恶化。成宗即位后，罢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侨居其国，极受朝野敬重，死后封为国师。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达两百余人，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足见其汉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间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衰歇，且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陈伯荣和江南人陈孟祥等最为著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灭宋后，即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忽必烈企图用武力征服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等国。因遭到各国的顽强抵抗，加上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下诏罢征南之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渐次恢复。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暹国自忽必烈末年以后多次遣使或以王子来元通好，据暹史记载，暹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并请回许多中国陶瓷工匠，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元朝侵爪哇军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当政大臣充使者来元通好。爪哇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经商者也很多，常获大利。元世祖时，真腊（又译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来进乐工、药材等方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出使真腊，归著《真腊风土记》，对该国政治、经济生活及风土人情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最重要资料。据他说，真腊人对输入的中国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极为喜爱，争相购买；到真腊经商或侨居的“唐人”与真腊人民友好相处，很受欢迎。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载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忽必烈因俱兰国未通使节，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拉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北京白塔寺内的阿尼哥铜像

阿尼哥（1244～1306），建筑师、工艺美术家、雕塑家。尼泊尔人。曾在元朝担任高官。北京白塔寺的白塔由其主持修建。

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稀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也见于当时非洲人的记载。据伊本·拔图塔说，当时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国，经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转销到摩洛哥。

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241年里格尼茨战役后，欧洲各国对蒙古势力的强盛始感到震惊。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议和，并侦察蒙古情况及其意图。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奉命出使，于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携大汗贵由致教皇诏书返国。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贵由致教皇诏书原件，系用波斯文写成，上钤蒙古畏兀儿字大汗玺。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驻塞浦路斯岛，有蒙古统将野里知吉带遣使往见，言贵由大汗愿保护基督教徒，圣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叶密立，受到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见。1253年，圣路易复遣教士卢布鲁克往见拔都，请许在蒙古境内传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卢布鲁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宫谒见蒙哥，次年携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将所见所闻的蒙古军事、政治、民情风俗等情况向法王作了详细报告。随着东西交通的通畅和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欧洲商人、使臣、教士东来者渐多。1260年前后，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至萨莱、不花剌等地经商，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情况，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尼哥罗携其子马可·波罗回元朝复命，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于1291年随护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国。其所著行记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影响极大。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益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1294年到达大都后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传教有成绩，任命他为大都大主教，并多次派教士来元朝。1313年到达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当主教，死后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来东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广州，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复往中国西部旅行，然后回国。其所著旅行记流传甚广。根据这些来元教士的记载，当时在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欧洲商人和教士，并兴建了教堂。1336年，元顺帝遣使教廷，阿速将官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书教皇，请派新大主教来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维诺主持教务。1338年，使者抵法国阿维尼翁（教皇驻地），随后游历欧洲各国。教皇遣马黎诺里等随元使来中国，向元顺帝进献一匹骏马，被称为“天马”。“拂朗国进天马”传为元代中外关系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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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诺·卡尔平尼

（约1182～1252）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意大利人。1245年4月，普兰诺·卡尔平尼携罗马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1246年8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将推举贵由为蒙古大汗的盛典。11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以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该书中生动具体地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习惯法和蒙古军队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及其旅行历程，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教士孟特戈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孟特戈维诺在大都（今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人称也里可温教堂）。北京西什库教堂是中国第一座皇家承认的天主教堂。

经济和文化交流

元朝中西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技术等重大科学发明，都在这一时期西传。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旭烈兀西征时，曾带去许多中国炮手、天文家、医生等，后来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家纳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台，编纂天文表，均有中国学者参加工作，徒昔向他们学习了中国天文推步之术。伊利汗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为填补国库空虚，欲仿元朝发行纸币，即请孛罗丞相指教钞法，其所印之钞及行用制度，与元朝全同，虽行用不久，但影响颇大，至今波斯语尚称纸币为“钞”。合赞汗时，整顿驿站制度，颁发乘驿圆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赞之命编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罗丞相对他的帮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国史料。拉施都丁还主编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成就。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擅水陆之利，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叙利亚人爱薛精通星历、医药之学，贵由在位时来蒙古，后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后，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设有回回药物院，配制御用药物。回回医生除服务于宫廷、京师者外，还有不少散在各地行医，很受民间欢迎。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早在成吉思汗时，波斯、阿拉伯历法就被介绍到中国。忽必烈居藩时，征召回回星历学者，波斯人札马鲁丁应召东来，后主西域星历司，至元四年（1267）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七种。后立回回司天台，即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其中包括兀忽里底（欧几里德）几何学著作。现存明初刻本《回回药方》，即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阿拉伯学者赡思精通汉文，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所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录》等书，当系译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窝阔台曾令木速蛮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驻地建迦坚茶寒殿。忽必烈时，又有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了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后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织造金锦的纳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于东西贸易兴旺，输入中国的西域玉石、纺织品、食品以及珍禽异兽源源不断，满足了元朝宫廷、贵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政要》，载有多种回回食物及烹调方法，马思答吉汤（肉汤）、舍儿别（果汁）等均为元宫廷、贵族所喜爱。

元朝的历史地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短的朝代，但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自唐朝中叶开始出现的分裂局面（先是南诏自立，继以藩镇割据），历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几个政权并存状况，持续达五百多年。至元朝，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且实现了包括辽东、漠北、西域、吐蕃、云南等地区的大统一，幅员之广超过汉、唐，尤其是吐蕃地区从此并入版图，意义更大。前代封建王朝统治诸边疆地区，多只限于羁縻。元朝除西域地区为宗藩封国外，基本上都实行了统一的行政建制，署行省分治之（宣政院辖吐蕃地区三个宣慰司，藏文史籍谓“等于一个行省”），地方官出自朝命，人民承当赋役，中央政府的管辖程度远高于前代。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更加密切，人口大批地相互流动，交错居处，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形成元朝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涌现了大批精通汉文化的非汉族文人学者，尤为前代所未有。

内蒙古阿尔寨石窟壁画《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授戒图》

阿尔寨石窟开凿于北魏，元代达到极盛，毁于明朝战火。它曾经是蒙古地区历史上藏传佛教各大教派汇集弘传的中心和密宗修炼圣地。其中八思巴为其帝王、妃子、王族主持灌顶仪式时的《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授戒图》等壁画成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传播的较早见证。

其次，社会经济和文化有所发展，若干方面超过前代。元统一后，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很快恢复，生产关系的某些倒退现象逐步消除。元朝编纂和颁行农书以推广生产技术，棉花生产普及于南北，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开辟屯田，都是农业发展的标志。由于全国的统一，驿传制度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更大的发展，城市十分繁荣。手工业方面，新兴的棉纺业、毡罽业都达到相当高水平，瓷器、印刷等业也有较大进步。科学、文化方面，天文学的成就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数学、医学都在世界先进之列；戏曲、小说创作繁荣，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优秀文学遗产。

其三，元朝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代。陆路、海路都通畅、繁盛，交往范围扩大，人员来往多而频繁，均非前代所可比拟。大量科学技术成就和制度文化的互相传播，对各自经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西传对欧洲社会的进步，回回天文、医药在中国都有深远影响。

此外，元朝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也有发展。如建立行省制度，使地方行政管辖体制更趋完善，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落后的影响。

（韩儒林　陈得芝　邱树森　姚大力）

【注释】

[1] 大都：位于今北京市。建于世祖至元元年至九年（1264～1272）。是以中都东北的园林区为中心建设起来的。春秋时燕国即在此建有蓟城，辽南京、金中都也建于此。明初大都宫殿被拆毁，城市也有部分变动，但明清北京都是在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

[2] 探马赤军：蒙古国时期，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士兵，组成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称为探马赤军。元朝时，也始终保持探马赤军的建制。

[3] 站赤：“站赤”为蒙古语amu?i的音译，意为司驿者。站（am），即汉语“驿”的意思。元代汉文文献中有时兼用汉、蒙语，“站赤”除用于称站官和站户外，还混用于称驿站。

[4] 答失蛮：元代对伊斯兰教经师、学者等教职人员的称谓。

[5] 马可·波罗（约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1271年随父亲和叔父由威尼斯启程，于1275年抵上都，后到大都。在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优待。曾游历中国西北、西南、华东等地区及东南亚一些国家。1295年回到威尼斯。他是第一个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情况的人。

明

中国历史上继元之后的统一王朝。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疆域最广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流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有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并及于海外诸岛。朱明王朝传十二代，历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共十六帝，统治二百七十七年。崇祯初年，陕北爆发农民起义，不久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明亡后，其残余力量曾在南方建立弘光等政权，史称南明。

明朝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明朝的建立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最终导致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在各路义军之中，朱元璋所部军纪严明，兼有文士冯国用兄弟、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武将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善战，终于脱颖而出，成为起义军主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起义军大宋政权任命其为平章政事、左丞相，朱元璋遂广聘能士，采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对外攻城略地，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会战于鄱阳湖，友谅大败。次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十六年，他发布《平周檄》，虽仍沿用大宋龙凤年号，却已流露出称帝自立之意。次年九月，克平江，俘张士诚，又迫降方国珍，南征陈友定。南方割据势力基本廓清，遂派徐达、常遇春统兵二十五万北伐。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是为明洪武元年（1368）。同年八月，明北伐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此后，明军分兵略地，先后平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等地，统一中国。

明初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

在元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蒙古贵族、色目大商人、上层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地主或逃散，或被农民军压服，土地占有关系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出现大量荒田，土地集中的趋向有所缓和。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也略有变化，明朝释放了大量元朝的驱口，并禁止庶民之家蓄养奴婢。“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又规定地主以佃户代役，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助其费用。同时，在明律中取消元朝的地主殴死佃客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的法令。工匠的地位也有改善。明朝的匠户同元朝一样，虽世代向官府服役，但已被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种，他们除服役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可以自行趁作。

明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还积极推行发展农业的政策。洪武年间，朱元璋多次下令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开垦荒地。或额定授予荒地，或听其尽力垦种；或免租税三年，或免杂泛差役，或免予起科，或永不起科，所垦地土俱听为己业。在劳动人民的勤劳垦殖下，北方大量荒闲地土被开种出来。明朝政府又在各地，特别是在北京、淮西及沿边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民屯和军屯规模较大，商屯则较为罕见。为了使屯田制度顺利推行，政府还将大量耕牛发给屯种的军士和农民，并命宝源局制造农具分配给屯田之家。屯田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到宣德之时，沿边军士的用度多倚屯田所出，很少征用民谷。

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种植。建国前已有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凡农民有地五亩至十亩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要向政府缴纳绢、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亩以上的加倍。这一措施，使缴纳丝、绵、棉布的征调成为田赋中仅次于米粮的次目，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于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政府还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朱元璋下令各州县的官吏，凡有关修水利的事都要立时呈报，并由朝廷派员监修。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统计，前后不到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塘堰四万余，浚河四千余处，修建陂、堤、岸共五千多处。洪武年间，陕西的洪渠堰、四川的都江堰和广西的灵渠都先后修复。永乐元年（1403），十几万从浙江等地征集来的军夫和民夫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率领下，两年内完成了疏导吴淞江的水利工程，苏、松水患得到排解，农田因此得利。元末明初，会通河经常淤塞，漕运难以通达，运粮只靠海运。永乐九年，三十万山东及南直隶的民工，在工部尚书宋礼率领下，沟通了会通河。此举加强了南北方之间的物资交流，并为迁都北京创造了条件。

洪武时，明政府在南京和其他省所属州县设立“预备仓”，规定府、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仓，储粮备荒，多者万余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旱，则用以贷给贫民。永乐、宣德间又令各州县官吏随时注意修补。宣德七年（1432），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各县设济农仓，共积粮二十九万石，修建水利和赈贷农民之费都由此出，农民暂免于豪富之家的高利贷剥削，农业生产得以发展。此外，周忱和况钟还创立平米法，无论官民田，一概摊平加耗，粮轻者耗多，粮重者耗少，每税米一石，加耗约六七斗，宣德十年浙江加耗为七斗。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逃赋现象日少，济农仓也得以长期维持。

明初还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的措施。洪武、永乐时，商税一般为三十税一，农具以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予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下令裁撤税课司局，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明朝政府又放弃矿业专营，特别是铁矿的专营，许可人民开采，三十税二。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明初通过大量垦荒，耕地数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洪武元年至十六年，各地新垦田土共达一百八十余万顷，约合当时全国土地数额的一半。至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土，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田，已达八百五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远远超过宋元以来的垦田数。永乐、宣德时，屯田面积更加扩大，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西南尽滇蜀，南极于交址，中原则大河南北，到处兴屯。

粮食的总产量也在逐步提高，明朝政府税粮收入有所增长。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零八十八万余石，至二十六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洪武二十一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五百余万石，到永乐元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二千三百余万石。《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都反映出某些地区已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储备。

宋、元之时，棉花的种植多在湖广、江南一带，到明初，山东、河南、河北及北平郊区等地也开始大量植棉，洪武二十年，彰德、开封、大名、东昌等地迁民上缴的棉花已高达七百五十多万斤，明朝政府给赐军队的冬衣、棉花有了较充足保证。有的农民冬日可穿棉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桑枣果木的种植也很普遍，许多农民靠此谋生。永乐时，布帛、绢丝、棉花绒和课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据永乐十七年统计，这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匹，丝绵二十四万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绒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斤，课钞一千五百九十四万五千六百零一锭，表明农村家庭的副业已日益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以前增多。

《南都繁会图》（局部）

明仇英绘。此图描绘了明万历年间南京城商业繁盛的情景。

明初的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等，在质量上已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南京的龙江船厂，北京的宝源局、军器局、铸钟厂，遵化铁冶，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都拥有大量工匠，分工细致。洪武时，官办铁冶每年的定额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年铸钱币最高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制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绫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多。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活动也更加频繁。永乐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直沽等地，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北京成为工商业的大城市，各地的商品纷纷运来，作坊、店铺林立。宣德时，明朝政府在全国三十三个城市增收商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也日趋繁荣。

明初社会生产力虽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皇帝、王公和一般地主继续占有广大的土地。亲王、勋贵之家不仅有赐田和赐佃，而且凭借权势扩展自己的土地，明成祖朱棣曾在北京的黄垡建立起明朝的第一座皇庄。

官吏赐田的现象极少，但洪武十年（1367）朱元璋发布优免之令，规定百司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这一优免的命令后来被继承下来，有些官僚不仅免杂泛差役，连税粮也一概蠲免，从而把繁重的赋役直接或间接地摊派于贫苦农民。

全国各地的粮长和富民，也很受朱元璋重视。洪武四年，明朝政府以江南各地田产多的人户为粮长，催督和输纳赋税。粮长多是农村中的大地主。他们勾结官府，欺压农民，以自己的财富转变为官绅之家。富民不一定做粮长，但他们也是明朝政府依靠的对象。十九年，命直隶应天诸府州县选送富民子弟赴京补吏，与选者达一千四百六十人。贵族、功臣、官僚、粮长、富民等大地主集团，加上更广泛的中、小地主，构成了明朝政权的统治基础。

明初沿袭宋元制度，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主要征收米、麦、绢、布、银钞。米麦为本色，丝绢、棉布、银钞为折色。史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但各地征收的实额并不一致，更有等则差别。明代田赋徭役主要按照里甲，随丁田起征。因豪强地主例不纳粮，粮无增耗，免役者亦不少，农民则昼夜奔劳于耕作、纺纱织布。赋役的盘剥，使农民生活日益困苦，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仍然存在，各地不断爆发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如永乐十八年（1420）的山东唐赛儿起义。

明初，身隶匠籍的工匠大部分要住坐或轮班到南京、北京或存留各府造作。强制劳动，导致“失班”“脱籍”现象日益严重。这表明手工业工人也没有停止为解除封建束缚而进行的斗争。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明太祖的政治措施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以朱家皇室为首的地主阶级政权。

中央机构的设置最初沿袭元朝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后，废丞相不设，使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隶于皇帝，并令后代不得再置丞相。明初设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但因其权太重，也于同年废除，改由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各卫所，并使其与兵部分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军权自此也被分割。洪武十四年到十五年，明太祖又设立都察院和大理寺两个机构，与刑部合称为“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百官，大理寺司驳正，最后由皇帝裁决。洪武九年，明朝政府即在中央设置通政使司，接纳天下臣民的章奏。这样，就使政、军、法三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地方官制最初也沿袭元代制度，置行中书省或中书分省，有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平章政事总揽一行省中的兵、刑、钱、谷等事，职权甚重，中央极难驾驭。洪武九年，明朝政府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布政使掌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掌刑，都指挥使掌兵，分三衙门互不统属，分别隶属于朝廷各部院。边远各地则置行都指挥使司或由宣慰使司、宣抚使司统管。无论内地或边方，都须分别听命于朝廷。

明太祖为了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官，下属十二道或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御史、副都御史与尚书、侍郎永乐后多挂衔出使，为地方的巡抚或总督，事毕撤除。监察御史虽为七品小官，但可访风问俗，提调复审冤案，罢黜官吏，一般事皆可自决，大事可直奏皇帝，为天子耳目之臣。这种制度，起到了加强朝廷控制地方的作用。

明朝政府设置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科举和学校制度，以培养封建政权的候补官僚。学校分为府州县学和国子学两种，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在府州县学读书的学生称生员，在国子学读书的学生称监生，监生大多数是地主官僚的子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土司的子弟。府州县学生员可贡入国子学读书，也可以通过考举人、进士得官。国子学结业后则可直接做官，或经科举做官。洪武时，很多监生经短期学习，即调往各地“历事”，任教、清军、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多用监生，有的骤被超擢为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吏。科举始设于洪武三年（1370），六年即废。十八年再开科举，十八年一次取录多至六百人，其考试时间、课目、程序皆为明清张本。荐举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目，而吏部奏荐举当任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少者亦达一千九百余人。永乐后，学校和荐举并存，但科举最为通行，仕途日狭。

为了加强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明太祖仿唐府兵制，参以元法，颁行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大抵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共有军队约二三百万。军队的来源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主要是靠垛集，即征兵。军士别立户籍，叫作军户。军户出正军，但防守或屯种也由其出余丁供给。遇国家有事，兵部派遣都督充总兵官统领，事罢撤除。这样，兵部、都督府、总兵官都不能独专兵权。

明太祖提倡法制，刑用重典。他和他的臣属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制定《大明律》。该律在佃农、雇工、奴婢对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方面虽比以前略有松弛，但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为维护地主阶级国家的统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地主阶级的特权在法律上重新巩固下来。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所规定的擅专铨法、纠集朋党者斩等律令均为首创。明太祖在明律外，又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记载了很多有关打击豪强、惩治贪污以及防止人民流亡的事例和法令。凡大诰三编所列，凌迟、枭首、族诛成千上百，斩杀不下万数。

洪武十五年（1382），设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锦衣卫，其下有镇抚司，设有法庭、监狱和各种残酷的刑具。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派人率领，职能是侍卫皇帝，司仪仗，特别是专门镇压京师地区劳动人民的秘密结社组织和反抗活动，同时也侦察、逮捕那些企图反叛皇帝的勋臣和官僚。镇抚司的法庭、监狱叫“诏狱”，俗称“天牢”，仿自前代，刑罚最为凶残。明朝酷政之一的廷杖，在洪武时已开其先。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还表现在对人民和土地的严格控制上。洪武十四年，明朝政府在洪武三年制定的户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户籍调查，在各地编制了赋役黄册。二十四年，准奏攒造赋役黄册格式。黄册以户为主，详细登录各户人丁、事产及其变动的情况，每隔十年要重新编造一次。洪武二十年，明朝政府又经过普遍丈量土地，在各州县编制了鱼鳞图册，以土地为主详细记载了每乡每里每户土地的类别、亩数和方圆四至，有的鱼鳞册在地主土地项下还附有佃户的姓名。明朝统治者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来掌握和控制户籍和土田，进行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锦衣卫木印

明朝政府还设立了里甲制和关津制。里甲是与黄册同时规定的，是一种役法，按丁粮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有钱有势的十家地主轮流担任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各设甲首一人，里长和甲首各十年轮充一次。每里设老人一名，司教化，劝农桑，平诉讼，止流亡。里甲内要互相知保，不得隐藏人口，亦不得任意流徙，否则四邻都要连坐。关津制系里甲的补充，是在全国冲要去处，分设巡检司盘查行人。明律规定，出行百里外，没有州县卫发给的路引（通行证）者，民以逃民论，军以逃军论。里甲和关津把农民牢固地管束起来，强制他们屈从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统治。

明太祖在加强专制集权政治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进行了打击，他曾经籍没苏州、嘉兴、松江、湖州等地豪族富民的土地，并把全国各地近两万户的富民强行迁徙到临濠和南京，避免他们为害地方，也为借其力量，充实和繁荣京师。为制止严重的贪污行为，明太祖对贪官污吏实行苛刑峻法。在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中，数百名官吏被处死刑，下狱达数万人，追赃达数万石。这对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和肃清吏治方面有积极作用。明太祖还两次兴起大狱，打击功臣和官吏、富豪。十三年丞相胡惟庸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公侯伯坐死者二十余人；二十六年蓝玉案，被杀者亦有一万五千余人，公侯伯坐死者十五人。两案初为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相权与君权的矛盾而兴，后发展为明皇室与功臣之间的矛盾斗争。“胡蓝之狱”其实是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而使用的手段，但杀戮太过，株连甚众，对明朝政权的巩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封藩与靖难

明太祖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为王。一部分授以兵权，如秦王樉、燕王棣、晋王棡、宁王权，命他们驻守北方，节制沿边兵马，防御蒙古，号塞王；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如周王橚、齐王榑、鲁王檀等，监督地方官吏。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为避免权臣擅政，明太祖又规定，诸王有移文朝廷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靖难”之权，但怕诸王权势日大，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又申明诸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这种分封制度主观是为加强皇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诸王割据的局面。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明太祖死，皇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及其大臣齐泰、黄子澄鉴于北方诸王势力太大，决定削藩。他们欲先废力量较小的藩王，再及于拥有重兵的燕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朱棣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演变为武装冲突，此即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政权，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明成祖朱棣像

朱棣（1360～1424），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受封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起兵，自称靖难。四年六月，攻破南京，夺取帝位，次年改年号为永乐。明成祖登基后，迁都北京，稳固了北方边境，更深远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他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取得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他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编撰《永乐大典》，修成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传承了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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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营

明军装备的红夷大炮

明朝驻扎在京师的军队。也称京军。京营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是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设立，隶属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改隶五军都督府。明成祖迁都北京，分设京师京营和南京京营，并正式成立了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三大营。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战时扈驾随征。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以后，京营制度屡有变化。

永乐改革及对北部边疆的经营

朱棣在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有：①继续削藩。先后把被封在北方的诸王迁徙至南方，如徙谷王于长沙，徙宁王于南昌，削去辽王、代王的护卫等。又处置齐王榑于京师（南京），不使离朝。有的藩王被废为庶人。从此分裂割据势力更加削弱，军政大权再度集中于皇帝手中。②进一步调整中央行政机构。设立内阁，内阁成员由皇帝选拔翰林院等衙门的小官担任，可参机务，做顾问，在皇帝的指挥下协理政事。③重用司礼等监宦官，给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隐事诸大权。又在北京成立东厂，由宦官统领。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厂卫的出现，标志着君主专制的加强。④军事上，卫所制度发展得更加完备，军屯也更有成绩。洪武时，京师设五军营，永乐时，还有三千营和神机营（见京营）。⑤迁都北京。明成祖经营北京数十年，早就计划要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明政府正式以北京为京师。在当时形势下，永乐迁都有利于抗击从北边袭来的蒙古人的威胁，又能进一步控制北方地区，对于巩固边防以及维护全国的统一都有积极意义。朱棣统治时期，以妥欢帖睦尔及其后裔为首领的北元政权已经崩溃。蒙古各部互相仇杀。明朝对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大部采取羁縻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在兀良哈地区设置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给其首领以都督、指挥使、同知等官，又先后封瓦剌部、鞑靼部首领为王，给以印信，准各部与明朝贸易，并许其迁来内地居住。同时明朝又积极加强北方的兵备，屯田练兵，防其南侵。永乐八年到二十三年，明成祖曾亲自率兵，五次出塞，先后打败本雅失里、阿鲁台和马哈木的军队，使鞑靼、瓦剌两部遭受很大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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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明政府设置于黑龙江、阿速江（今乌苏里江）、松花江以及脑温江（今嫩江）流域的地方军政机构。简称奴儿干都司。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代故臣多归降明政府。永乐七年（1409），设立奴儿干都司。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流官，后为世袭。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宣德九年（1434），奴儿干都司正式废弃。

永乐七年，明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卫所初有一百八十四卫，后多至四百余卫，这对加强边疆与明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对广大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张居正改革

从明英宗正统初年到明神宗万历前十年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明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土地兼并日趋激化，封建剥削极其苛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

土地的兼并与集中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突出的表现是皇帝、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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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

（1480～1567）

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进士出身的严嵩在嘉靖时当上了内阁首辅，独揽大权，所有朝政几乎都由严嵩管理，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基本上没人见过嘉靖帝一面。他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晚年，家产被没收，身无分文的严嵩，在祖父的坟边搭了个草棚子安身，后来凄凉地死去。严嵩的书法成就极高，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是他的手笔，北京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

皇庄是皇帝的私产，收租供皇室享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在北京附近的皇庄只有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武宗正德元年（1506），一月之间增加七座，不久又增加二十四座，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管理皇庄的宦官打着皇家的招牌，恣意盘剥榨取，使佃户受到沉重剥削，庄外的农民也同受其害。

明朝的亲王未封前在北京附近设置王庄，被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宪宗成化时，赐德王寿张地达四千余顷。孝宗弘治时，赐周王南睢州地五千余顷，又先后赐给徽、兴、岐、衡四王田至七千余顷。而诸王占田数额远过于此。勋戚和宦官占田之风也很猖獗。弘治二年，顺天府有宦官勋戚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占地三万三千余顷，到正德十六年蔓延至北直隶，共达二十万九百余顷。其中宦官汪直占田竟达二万一千余顷。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就有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受投献地也有一万三千八百余顷。

大地主官绅的豪横和对土地的兼并，以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最为突出，湖广、广东、河南亦如之。在江浙，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每亩所得不过二三石，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在江西，占田者与日俱增。南安、赣州二府富豪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雇工和佃户少拂其意，即横加棰楚，或逼卖子女。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囊括袁州一府四县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七，还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四万亩，奴役佃户不下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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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

（1503～1583）

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他大力革除弊政，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并曾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海瑞。但徐阶私德不佳，在家乡很不得人心。他纵容自己的子弟、家奴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侵占田产，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一向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

官僚地主不但抢掠农民的土地，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军屯土地日益失额，多为军官和豪强所占夺。正统时，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陕西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顷者。成化、弘治间，顺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占达四万余顷，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占数十万顷。有些军官不仅广置庄田、私役屯军，还专擅水利，侵夺民利。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况下，军屯制度逐渐被破坏。

明朝初年，政府控制的征收田赋的土地总额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英宗天顺七年（1463），只余四百二十九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实额仅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余皆落入具有免赋免役特权和隐匿土地的官绅地主手中。

宦官专权

明朝中期，统治者分裂为皇族和官绅两大集团，有权势的宦官是前者的政治代表，内阁大学士是后者的政治代表，于是出现宦官和权臣交替执政的局面。明中期前段，即从英宗到武宗时期表现为宦官专政；后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表现为权臣专政。不过权臣最终也要听命于宦官。且权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也要倚仗宦官调停解决，因而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完全概括为宦官政治。宦官专政是明中期甚至到明后期的政治特点。

宦官是皇帝私产的管理人，其中也有人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势力。他们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庄所、马坊、塌房，奴役着大批佃户、家丁、义勇，以各种名义侵夺人民田产。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天顺时的曹吉祥，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谷大用等人，实际上都是拥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的大地主。

明成祖朱棣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一定的权柄，在宫内设置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的职权为最大。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可代皇帝传布政令，“批红”奏章，但受皇权及内阁的制约，宦官权势毕竟有限。明朝中叶，先后出现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事件，政局动荡，而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人，或年幼登位，生长深宫，或昏庸荒乱，无所作为，于是宦官乘机窃权，挟制内阁，掌握厂卫，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皇权与绅权的矛盾日益加剧。

明代宦官像

田赋徭役的加重和农民的反抗

明朝中期，原来北方开垦出的“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江南的重赋也继续下来。有正米一石加耗过二石或一石九斗者。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朝政府把江南一部分赋税折征银两，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四石折银一两，送往内库，供皇帝挥霍，此即金花银，赋税征银成为定例。

在江南某些地区，官粮不减于私租，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

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黄册之制日益败坏，几成虚文，地主豪强串通官吏和里书，共同作弊，采取“诡寄”“飞洒”和“寄居”的手法，任意涂改册籍，逃避税粮，转嫁赋役。

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分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里甲正役办纳粮草、上供物料，有额办、坐办、杂办诸名色。均徭供衙门差遣（上自朝廷、下至司府州县），有银差、有力差。力差是由农民亲身应役，银差则以银代役。杂泛差役以应“上命非时”诸差役。明中期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弘治时，仅修建、河工两项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以至“赋重役繁未有甚于此时者”。由于官吏士绅的徭役可以优免，豪强地主可以买通官府，放富差贫，所以杂泛差役只能由贫苦农民负担。徭役的沉重，是农民逃亡和起义的原因之一。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人口为六千零五十四万余，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只剩五千零二十万，大量农民被迫投靠富豪势要或辗转流亡。正统、景泰时，从山东、山西等地流亡到河南南阳，湖广襄、樊等地的流民有二十余万户。天顺、成化时，陕西、山西、河南人民流徙荆襄等处，日数万计，以至阖县无人，有者十去七八。为防止农民流徙，明政府制定了逃民周知册，通过里甲、关津、禁山、搜山等措施控制流民，有时甚至进行残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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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贵庄田

明代因授爵而拨赐的庄田，时称“给爵地”。勋贵指勋臣（武将功臣）、贵戚（皇亲国戚），即所谓异姓贵族。明初，除李善长和刘基因为贡献卓著而分别封公、伯外，其他文臣即使有大功勋也不封爵。贵戚中，皇后的父亲一般封侯，兄弟一般封伯，凡有封爵的勋贵都享有皇帝赐给的田地和佃种人户，但其庄田数量少于王府庄田。洪武之后，赐田之事少见，勋贵庄田的来源多是占夺。宣宗之后，滥赐勋贵庄田，得到赏赐的主要是外戚、公主、驸马和太监。

明朝中期，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是正统时赣浙闽山区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天顺、成化时荆襄郧阳山区刘通、李原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正德时从河北平原发动的刘六、刘七起义。此外，还有与河北起义相配合的江西农民起义和四川农民起义等。

张居正的改革

明中期的一系列农民起义，使明政府在世宗嘉靖初年不得不先后施行了一些减轻赋税、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官校、停止传奉官等措施，并勘查皇庄和勋贵庄田，把部分土地退还给农民。

嘉靖时，宦官的势力受到排斥，形成权臣专政的局面。在权臣之间，又出现长期的门户之争。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联册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排挤，采用各种权术打败竞争者。张璁（孚敬）、夏言、严嵩、徐阶等都是通过这些手段出任首辅的。嘉靖中叶，严嵩专权，外患频仍。与此同时，地主官绅的兼并土地之风有加无已。除张孚敬、严嵩、徐阶等在乡间广占田亩外，隆庆和万历初年，还出现了“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的情况，豪绅地主有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官僚多徇情受贿，贪污成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更造成财政的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政府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一百二十万两，称“加派”。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两，称“提编”。以后又出现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加派名目，造成赋役沉重和负担的不平均，逃丁的现象十分严重。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官吏，开始仿效明初周忱等人的做法，行均赋均役之政，以防止农民流徙。十六年，欧阳铎为应天巡抚，与苏州知府王仪施行征一法。四十年，庞尚鹏为浙江巡抚，初行十段锦法，后改行一条鞭法。十段锦法以丁粮或田亩派役，与当时徭役日益按地编派的倾向符合。当时在福建等地还施行过纲银法。纲银法将银差和力差改为代役银，量地计丁征收，比例是丁四粮六，与一条鞭法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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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

东汉时期称儒学宗师亲自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东汉中后期，渐与宗师形成私人依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成为世族豪强地主的一种依附人口。东汉入仕主要通过察举、征辟，需要官僚举荐，于是，大批追求功名利禄之人纷纷投靠以儒学起家的官僚门下充当门生。门生，不仅要出钱财，还要为主人奔走服役，甚至要为主人行不法之事；门生要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主子死了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侍奉其后人，形成一种世袭的臣属关系。唐代科举考试，考生得中进士后，对主考官也称门生，虽有投靠援引之意，已经不是依附关系。后世门生，主要是指学术上的师承关系。

一条鞭法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赋役改革，始行于嘉靖初年。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曾在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地区陆续推行过。这些地方上的改革，对首辅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不无启示和推动。

穆宗隆庆六年（1572），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勾通司礼太监冯保，取代高拱任首辅。为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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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1525～1582）

明代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二年至五年间（1568～1571），他与高拱、戚继光等整顿北边武备，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安定。明神宗即位后，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掌握大权，进行改革。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清丈田亩；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治理黄、淮河，减轻了黄、淮河下游的水患。张居正死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部废止。

隆庆五年，明政府在张居正等人的主持下，实行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张居正执政后，起用戚继光和李成梁等，加强了蓟门和辽东等地的边备，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答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

在政治上，张居正力求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贯彻“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为政方针。他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裁撤冗官冗员，提拔和重用有才能的官员，为提高行政效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六月奏行考成法，处理章奏，事有责成，令有程限，立文符以考稽，不得延宕推诿，中央政令遂能较快地在全国实行。

张居正最突出的改革成就是在经济方面，首先他积极支持治黄治淮。万历六年，任命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驯督修黄河。七年，河工告成，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漕船也可直达北京。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经济政策。他看到当时国匮民穷的根本原因是豪强兼并土地和贪吏盘剥农民。为“强公室、杜私门”，他不顾豪强地主和勋戚的反对，于次年十一月下令各省清丈土地。任命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此事，并颁行清丈条例。这次清丈田亩，除补足原额外，有些省且多余额，全国土地的总额约有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的土田数有显著增加，还清出一些浮粮，使豪强地主多少受到了抑制。九年，张居正又在此基础上，把嘉靖以来先后在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地施行过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他当政期间到他逝世后十年中，是一条鞭法最盛行的时期，也是经过长期实践后，对这一赋役法的某些环节不断加以扬长弃短的时期。一条鞭法规定按照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逐渐转入地亩之中，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多少减轻了丁役的负担。此法又规定把赋税和差役合编为一，这就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的手续，使官吏和豪强地主不易通同作弊，勒索农民；还规定让农民交纳代役银，然后再由政府雇役，这种折银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较前有一定的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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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

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宋朝成为定制，并专门设立茶马司来管理。元朝茶马交易一度中衰。明代茶马互市再度兴盛，其制度比前代更为细备。在各产茶地设茶课司，设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贸易。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明军需要大量的战马，因此，政府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严禁私贩，并把以茶易马作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的统治策略。明末，私茶泛滥，茶马贸易制度衰落。清初沿袭明制继续实行茶马互市，设茶马御史专管其事。乾隆以后，茶马互市逐渐被边茶贸易取代，贸易范围不再限于茶马。咸丰年间，茶马互市正式宣告结束。

潘季驯撰《河防一览》明万历庚寅刊本

该书详细考证、说明了有关河防的各项事宜。潘季驯（1521～1595），明代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区）人。他提出的“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刷黄，借黄通运”的治水方略至今仍被奉为治理多沙河流的经典。

张居正还注意减轻商税，强调农商并重。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势相适应的，并且贯彻在他所实行的通关市、减织造龙袍料和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之中。

明穆宗隆庆后期至神宗万历初期前后约二十年中，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这与张居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在明朝，农耕工具的品种较前更多，农民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量的荒地被垦辟，主要的农作物有稻、麦、稷、粱、菽、桑、麻和棉花等。江南、湖广、四川等地是稻米的高产区。福建、浙江有双季稻，在岭南、海南有三季稻。在河北、河南等地也开垦了很多的水稻田，一般稻田的产量为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达五六石。宋末元初国内开始植棉，明朝棉花的生产已遍于天下。国外引进的新的农作物有番薯、烟草、玉蜀黍。番薯、玉蜀黍的传入和普遍种植，对农业发展有重大意义。明中期开始种植烟草，很快就遍布全国，到明末北土亦多种之。落花生已开始逐渐推广。桑、麻、茶、甘蔗、荔枝、龙眼、蓝靛、杉漆等农业经济作物扩大了耕种面积，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明朝的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福建尤溪、陕西华州（今华县）、安徽徽州（今歙县）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铸铁业。遵化和佛山的铁冶尤为著名。开采矿石已用火药爆破法，鼓风器亦采用了较先进的有活塞和活门装置的木风箱。冶铁技术的改进和民营铁厂的出现，使铁的产量有较大增加，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突出反映手工业工人高超技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手工业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江南五府地区（苏、松、杭、嘉、湖）和潞安（今山西长治）、福州、南京、成都等地的丝织业中，专用的工具品种繁多，花机高一丈五尺，结构比过去更为复杂，在苏州市场上出售的织机有专织绫、绢、罗、纱、绸等各类织物的机种。弘治时，福州的机工改进织机，称改机。提高了丝织业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棉纺织业是遍及全国的家庭副业。其中江南的松江布名闻天下。经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长期生产实践，出现了脚踏的纺车和装脚的搅车（一种轧棉花去籽的工具）及各种改制的织布机。

明代中后期，制瓷业规模很大，其中心是景德镇。此镇的制瓷业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丰富多彩，如成化、嘉靖、万历时期所产的各种青花和彩釉瓷器，以及薄胎纯白瓷器都十分精美，闻名中外。明后期景德镇的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民窑产品有的甚至超过官窑。此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制瓷业也有相当规模。

明代的榨油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制茶业和浆染业也比以前发达。制烟业成为新的手工业部门。但总的说来，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较缓慢，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与宋元时期相比相差很小，各个地区生产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普遍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无力扩大生产。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前更加明显，手工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更加复杂，出现了采矿工业和加工业的分工，原料产地和手工业地区彼此互为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除苏、杭等城市发展起来的丝织业外，在江南五府的各个镇市中，以织绢为生的机户愈来愈多，有的人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如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义务耕绩”，濮院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苏州的盛泽、震泽、黄溪等市镇更是“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

另一些地区的农民，不少人专门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以供应丝织手工业的需要。如湖州（今属浙江）的农民专植桑养蚕，以至桑麻万顷。湖丝成为苏、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兴丝织业各城镇的主要原料。仅次于湖丝的还有四川保宁（今阆中）的阆茧。阆茧不仅为本地所需，而且销售到吴越和以织潞著名的山西潞安（治今山西长治）。

明末科学家宋应星（1587～？）所著《天工开物》中的花机图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共三编十八卷。全面总结了工农业生产的经验、知识和技术。

棉纺织业亦然。在松江城郊，有些农民以织布为专业，在这里有专以织布为生的机户，有从事棉花加工的弹花和轧花作坊，有从事棉布加工的踹坊（踏布、压布的作坊），还有新兴的棉布再制品的行业如制袜业等。有的商人把松江的棉布运往芜湖浆染，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已成为浆染棉布的中心。为了供应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需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一部分农田，大量种植棉花。

制铁业方面，广东佛山镇的制铁业已分为“炒铸七行”，拥有大量的耳锅匠和锯柴工，其所需原料铁板多来自广东西部的罗定、阳春、阳江各县，说明了制铁业和冶铁业的分工。

某些手工业内部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更加细密。明朝中叶以后，苏州的丝织业有织工数千人，染工亦数千人。在织工中，又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帛工和挽丝工的分工。织绸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工序。景德镇的制瓷工业有淘土、制坯、满窑、烧窑、开窑等一系列的分工。石塘镇的造纸业有纸工两千余人，在一座槽房内，就有扶头、舂碓、检择、焙干等分工。徽州的冶铁业，“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矿）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轮番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手工作坊或工场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分工，这些作坊和手工工场都是民营的，无一不与商品市场相联系。

在明朝，社会分工虽有一定的扩大，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还很顽强。农村的基本分工主要是“男耕女织”或“以织助耕”。丝织和棉纺织业，以及制糖、染色、炼铁、造纸等，大部分还是家庭的副业。在城市内尽管也存在着各种手工业作坊，但商铺与作坊往往合在一起，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还不很明显。封建国家的压榨、勒索和行会对小商品生产者的排斥，严重阻碍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加强，从明朝中期以后，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商品市场扩大。棉花、生丝、蔗糖、绸缎、纸张、铁器、瓷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大部分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有的行销到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销日本、南洋、南美洲等地。由于农业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很多地区对粮食的需要和依赖也日益增加。如苏州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北京“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而“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粮食更多地成为流通的商品，有力地排斥了自然经济，逐渐突破封建地方性所造成的封闭状态。

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为商人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商业资本比过去更加活跃。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镇中聚集着大批商人，其中徽商、西商和“苏杭大贾”又分成各种商帮。这些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丝棉织品、盐茶、木材和典当等业，也有从事奢侈品转贩的，间或也有一小部分商人投资于手工业。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以前所罕见的。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明中期在工商业城市，如长江和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汉口、芜湖、临清，东南沿海的福州、漳州、广州等以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小城镇，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杭州的唐栖镇，松江的枫泾镇和朱家角镇等。这些镇市都以丝织业或棉织业著称，其人口构成，不仅有土著居民，更多的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被人雇佣的手工业工人。此外，以铸铁业和丝织业著称的佛山镇和以商业著称的汉口镇也发展起来，以制瓷业著称的景德镇，在宋元的基础上更加繁荣。

在货币方面，明初使用的货币有制钱和宝钞两种，钱为铜币“洪武通宝”等，钞为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金银严为禁止。至明中叶，原被禁止的白银异军突起，成为主要货币，而宝钞却渐被废弃，铜币虽然保存下来，但只是当作一种辅助性的货币而起作用。明中期以后货币材料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是“钞太虚”，这使掌握造币权的统治者可以随意滥发，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引起人民反对；另外也由于“钱贱而不便大用”，这使大宗交易中不得不丢开它而另寻适用者。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交换的需求相适应，明中期，白银作为支付和交换手段，在市场上更为广泛地流通，数量和范围都超过了宋元时期。随着对外经济往来的增多，西班牙银币也大量从吕宋（今菲律宾）等地流入。明末，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等地也向中国输出白银。明统治者到正统时不得不放松金银之禁，并且先后把田赋、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的大部分都改为用银折纳，官吏的薪俸、国库的开支也多用银支付。这时在江浙、杭州、松江和广东南海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或种植经济作物的某些地区，已零星地出现折租，即佃户把租粮按市价折合成银两向地主付租，属于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如皇庄、王庄或官庄，也大部分征收银租。官府匠户限役也逐渐改为交纳匠班银，这样，匠户对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有所松弛，工匠的技术和产品可更多地投向市场。农业、手工业或商业中的一部分佣工，已经完全以白银计算工资价格。一般商业码头的脚力工人，工资多以件计，类似于商业上的脚力银。民间手工业作坊的一些雇工也用银支付工资，湖州等地还出现了一批专门替人养蚕、剪桑、缫丝的短工，实行计件或计日取酬。他们虽没有完全与土地脱离关系，但在法律地位上已完全不同于长工，似乎已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江南等地的丝织业、棉纺织业、浆染业、造纸业、榨油业中，已有了与生产资料完全脱离，又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并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按货币计酬出卖的手工业雇佣工人。这种现象也为以前所罕见，只是在某些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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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崛起于南宋，衰于清末。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三百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他们独执盐业牛耳，并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方面取得不凡业绩。无论从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徽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并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明洪武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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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商

中国古代著名商人集团，因居于陕西和山西一带，故名。又称西客、山陕商人、秦晋大贾。明清时期，与徽商并雄，为当时两大主要商业资本集团之一。西商经营的行业多为供应军需，相当一部分是供政府的财政所需，与政府关系密切，形成官僚资本。清代中后期，不少西商，尤其是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转向经营票号。票号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对象是政府及其官吏，山西票号在晚清时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货币信用机关。清末，西商逐渐没落，繁盛一时的山西票号也随之衰落。

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一般说来，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附属地位，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当时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资本之投向手工业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已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生成创造了历史条件。

手工业部门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方面有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有了购买别人劳动力的较大的作坊老板和商人，即最早的资本家。

明中后期，苏州地区有很多掌握生产技术的机工，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织机，专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且是日取分金为生存计的“计日授值”的关系，说明已经是商品关系和劳资关系了。机户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有的人已成为拥有织机二十余张或四十余张，雇佣人工数十人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的场主。他们以机杼起家致富，拥有数万金以至百万金的资本，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为生，成为最早的资本家。当时的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明后期由于小商品生产者的剧烈分化而产生丝织业中的大作坊主或手工工场场主的历史事实。

在主要是农村副业或城市独立手工业的松江棉纺织业中，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商人挟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有的人在松江附近的镇市内设立布号，收购棉布，并用原料换取棉布再对棉布进行加工。这类包买商使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屈从于其资本之下，因此而获取高额利润。一部分布号还控制一些染坊和踹坊，把生布交给他们踏、染，而这些染坊、踹坊，又各自雇佣一定数量的染工和踹工。这些布号的出现，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棉纺织业中的萌芽。

此外，在江南各地的冶铁业、造纸业、榨油业以及佛山镇的制铁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中，也都有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痕迹。如浙江嘉兴石门镇已有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榨油手工作坊，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榨油做饼，万历时期这里有油坊二十家，所雇佣的油工达八百人，工资是“一夕作佣值二铢（二分银）而赢”。这个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窑”内劳作，生产的瓷器是为了出卖，工资是按日以银计算的，他们与某些窑户的关系，也是一种新的剥削关系。广东佛山镇的炒铁和铸铁作坊存在着工匠与炉主的尖锐对立，产品也有较广泛的国内外市场，所谓“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贾辐辏”，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类似。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虽然会促使封建社会渐趋走向瓦解，但这种萌芽还很微弱，发展也很缓慢，并被封建性的事物层层笼罩着。大作坊主和包买商与封建统治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雇佣工人受资本的奴役和剥削，同时也没有摆脱封建国家的控制和行会制度的束缚。

明朝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

蒙古族

元亡以后，蒙古贵族和军士被迫回到蒙古草原，经朱元璋多次派人攻打，其内部发生分裂。永乐初，蒙古分为三大部，即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兀良哈，其西至杭爱山一带的鞑靼部和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及其以南准噶尔盆地的瓦剌部。由于蒙古地区与内地农业地区的长期隔绝，以及草原上大小封建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使游牧经济凋敝，牧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在明朝强盛时，瓦剌和鞑靼的统治者都接受过明朝的封号，在经济上也多次与明朝进行互市。但每当贡市的要求不能满足时，便不断以发动战争作为对明的要挟。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蒙古的侵扰，最初在北方设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以后又增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加上固原和山西的偏关，称为九边，皆布有重兵。明朝政府又积极在沿边修筑长城。据万历《明会典》统计，当时九边所筑城堡、关隘、空心台、墩台等共达一万八千余座。

频繁的战争并没有阻碍蒙汉等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长城也没有隔断彼此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许多蒙古民众为生活所迫不断向内地迁徙，也有的汉人因被蒙古统治者俘虏为奴，或因逃避租役，或经营商业，而大量流入蒙古。隆庆时，在蒙古古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一地就居住有汉族人口五万余，居屋佃作，名曰板升。俺答汗继位后，特别是在他晚年和三娘子 [1] 统治时期，蒙汉间很少发动战争。马市贸易极盛，除官市外，又得与塞下民互市。万历九年（1581）又修建了呼和浩特城（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此城很快发展成为蒙古地区与内地贸易的商业都市。长城附近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蒙古封建主的财富显著增加，其币帛牲畜，动以万计，特别是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等部所在地，随着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农业和手工业（包括铁的炼冶业和铸造业）的产量和产品都有显著增加。

藏族

明朝时，藏民以半农半牧为生，农产品有小麦、荞麦和青稞，上层僧侣和各地的部落首领构成封建领主阶级，拥有大量的田庄、财富和奴婢，而广大藏族人民则都是农奴。洪武时，明政府在西藏等地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招讨府、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任命藏族的封建领主为都指挥使、宣慰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官职，赐给他们诰命、印信，通过他们向所属藏民征收赋税。当时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噶当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本布派，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而以噶举派帕木竹巴法王的权力为最大。明朝设帕木竹巴万户府，并封帕木竹巴法王为“国师”，明朝还在西藏封立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此即西藏八王。八王各有封地，分别统辖一定地区，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

明初，宗喀巴在西藏创立格鲁派（黄教），他在西藏进行宗教改革，主张“敬重戒律”，提倡苦行。宗喀巴第五弟子释迦也失作为他的代表曾两次到达北京，明成祖封其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宗封其为“大慈法王”和“国师”。此后黄教在西藏的势力日大，信仰者日多。万历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坚错长期居留在西宁等地，与蒙古俺答汗相友好。与明朝首辅张居正也有书信往来，明朝封其为“大国师”。三世达赖喇嘛使黄教在蒙古得到广泛传播，在调和明朝皇帝和俺答汗的关系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四世达赖喇嘛云舟坚错曾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得到神宗授予的“普持金刚佛”的封号，此后，格鲁派的首领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借青海蒙古固始汗的兵力，推翻噶玛派在西藏的统治，黄教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得到青海、蒙古以及东北各地喇嘛僧侣的支持。

明朝藏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永乐五年（1407）至十二年，在藏汉各族人民的艰苦劳作下，修通了四川雅州（今雅安）到乌斯藏的驿路。明朝在川、陇等地设茶马互市与藏民贸易，还准许西藏等地的僧俗官员派使来北京通贡，规定三年一贡，天顺年间一次贡使至二三千人。私人贸易被严格禁止，但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始终不断。藏民经常以马匹、氆氇等物来内地换取盐、茶和布匹，汉族商人也从内地私自携茶与之易马，有人甚至越山涉水，深入藏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河州、秦州（甘肃天水）、洮州（甘肃临洮）、雅州和打箭炉（四川康定）等地，已经成为藏汉各族人民互市的场所，私营贸易与官营贸易同样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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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派

中国藏传佛教影响最大的宗派。格鲁，藏语意思是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称善律派。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又因该派认为其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格鲁派强调修行次第，显密并重，先显后密；提倡苦行，僧人不结婚，戒杀生，禁饮酒，断绝世俗交往等。该派在藏族、蒙古族居住区流传甚广。到清代，格鲁派的达赖喇嘛与班禅两转世系统都由清政府确认，格鲁派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教派，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在明朝称畏吾尔，亦作畏兀儿，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主要民族。明代，除撒里畏吾儿仍从事游牧外，其他居住在于阗（今新疆于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哈密、土鲁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畏吾儿人都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其手工业也很发达。其耕地和牧场大部分掌握在封建主（蒙古族或畏吾儿族）的手中，一般农户则少地或无地，遭受封建主苛重的剥削。元末明初，畏吾儿族地区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形成封建割据的形势。洪武、永乐、宣德间，与内地恢复关系的小国和地面，前后共有七八十个之多。明朝政府从太祖时起先后在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地区设立赤斤蒙古、哈密、沙州、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罕东左等八卫，卫设指挥，一度还在柳城、火州（均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等地设都指挥等官。明朝与哈密卫的关系最为密切。永乐二年（1404），明政府曾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景泰时，土鲁番势力强大，攻占哈密城，兵锋及于嘉峪关内的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从此明朝对西域的控制日益松弛，不得不在嘉靖八年（1529）放弃哈密。

苗、瑶、彝、壮各族

居住在云贵、四川、两广、湖广等地的少数民族有苗、瑶、彝、僮（即壮）、黎、傣等族。各族之间以及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农业已有显著发展，并普遍使用犁耕。湖南一部分少数民族到明中期已蓄食甚富；云南一些民族在平坝种稻，一年两熟，产量也在增加。但住在高寒山区的某些部落，生产力还很低下，有些仍处在刀耕火种阶段。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有些已由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或是地主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有的阶级分化不明显，有的则已有阶级分化，开始由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或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明朝政府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在云贵、两广地区设置土司，通过各族的首领统治各族人民。但各地的土司与明朝也有矛盾，经常发动叛乱。明朝政府在平定叛乱后，往往把这些地区的土司裁撤，改设流官，即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建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但是在客观上打破了农奴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有进步意义。

明朝统治时期，云贵各地经常爆发各族人民的起义。著名者有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苗族农民的邛水十五洞司（今贵州三穗）起义、英宗正统七年至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的广西桂平大藤峡起义。明朝有很多汉族人民陆续迁至云贵、两广等地，他们不仅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一起进行抗官斗争，还把先进的铁工具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苗、瑶等族聚居的地区，并从事耕作、开矿、采茶、兴修水利，对这些地区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

高山族

高山族是中国台湾的土著居民，长期以来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16世纪，高山族已有发达的农业，甘蔗和棉花的种植也逐渐兴盛起来。在农业方面可能已用铁锄耕作，狩猎则已普遍使用铁工具。狩猎剩余产品已用于交换。高山族社会的基层组织是部落，若干部落结合成社。一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已有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渡海到台湾。濒海之民每年都有渔船在澎湖和北港之间打鱼，又有很多人到台湾与高山族进行贸易，或在山口设店，或径自入山，以玛瑙瓷器等换取鹿皮、鹿角，受到高山族的热情接待。

高山族诸罗县人形象图

出自《皇清职贡图》。《皇清职贡图》是清朝记录海外各国及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史籍。

万历、天启间，颜思齐、郑芝龙等在台湾建立政权。他们称君主，有官职，有武装，与高山族保持和睦友好关系。郑芝龙在台湾练兵积粮，又在厦门、金门竖旗招兵，参加者都是贫苦的饥民，他们出没海上，走私贸易，也登陆与明军作战，他们还头裹红巾，号“郑家军”，军纪甚严，禁止掠捕妇女、放火杀人、强割稻谷等。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后，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接受明朝的招抚，并在崇祯三年和十二年率领郑家军，以巧妙的海战击败荷兰殖民者。使荷兰“不敢窥内地者数年”。

满族的兴起及其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明初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分布在松花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的广大地域内。其中海西、建州两部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东北到鞑靼海峡等广阔地区。女真三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野人女真比较落后，不事耕稼，以狩猎为生。海西、建州两部虽然亦过渔猎生活，但已从事畜牧和农耕。

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永乐时，明朝政府任命建州部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猛哥贴木儿为建州左卫都督。后龙江部力量强大，南下压迫建州，阿哈出孙李满住率众西走。英宗正统时，建州部众几经迁徙，相继来到浑河支流苏子河上游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地方。明朝政府任命李满住为建州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又设置建州右卫，以凡察为指挥使。此即著名的建州三卫。建州部众进入赫图阿拉后，明政府在东北地区开设马市，专与建州部贸易。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建州部的社会生产力有显著发展。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也很发达，“银、铁、革、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建州女真以人参、貂皮和松木等与汉族贸易，贸易地除原有的抚顺外，又增加了清河（今辽宁本溪东北）、宽奠（今辽宁宽甸）、叆阳（今宽甸西北）三处。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此制度反映了建州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加强了建州部的军事实力。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陆续把女真建州五部、长白三部、扈伦四部、东海诸部控制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文字女真音创制满文颁行。四十四年，他正式与明朝断绝关系，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女真族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设置官吏，制定法令。次年，包括库页岛及其附近的小岛在内的女真各地，都脱离明朝的统治，由后金政权管辖。女真各部的统一，客观符合历史发展，对加速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对东北各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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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页岛

库页岛，俄罗斯称为萨哈林岛，面积七万六千四百平方千米，是俄罗斯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东部，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库页岛历史上曾为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逼迫清政府割让该岛。1905年和1918～1925年间，日本曾统治库页岛全境。1945年，苏联占领库页岛全境。现为俄罗斯萨哈林州管辖。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发兵大举攻明，烧毁抚顺城。次年，又在萨尔浒大败明军。以后六七年间，由于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明军连续败退，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包括辽、沈在内，全部为后金占领。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后金一次掠获的辽东汉人达二十万口之多。二年，后金以辽阳为都。五年，迁都沈阳。六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时受伤，死于沈阳，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时期后金的势力又有所扩展。不久，后金又扩充了八旗制度，先后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并继续在关内掳掠人口，分拨给八旗贵族或士兵之家为奴耕作。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攻打受明册封并与后金为敌的蒙古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走死青海，后金攻占呼和浩特。至此，后金已占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从东、西、北三面，对积弱已久的明朝形成包围。明崇祯九年，即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得到满族贵族、蒙古王公、各部部落首领以及东北地区一些汉族地主的支持，改后金为“清”。从这时起，清朝已成为一个与明朝相对立的封建王朝。

明朝的对外关系

明朝与南洋各国的关系

在明朝，中国和亚洲各国特别是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政治接触比以前更加频繁。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联系主要靠海上的交通。

当时人称南洋为东西洋，以婆罗洲的文莱为界，日本、吕宋为东洋，马来亚、苏门答腊及其以西以南为西洋。明朝商人把瓷器、丝绸、铁器和金属货币带到南洋，收买当地的胡椒、谷米和棉花，发展了中国和南洋的商业关系，明朝的湖丝、瓷器和糖品、果品最受南洋各国欢迎。留居南洋的中国人，不仅从中国带去了铁锄、铁犁、制糖、采矿的工具，以及茶种和培植胡椒的方法，并且和南洋居民一起开发农场和矿场。中国人不断向南洋迁移，对南洋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明代的中国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亚洲各国都有较深的影响。明朝政府在永乐、宣德时曾派遣大批使臣到亚、非各地，表示愿与各国交好，当时的朝鲜、日本，以及吕宋、暹罗（今泰国）、文莱（今越南南部）、占城、满剌加（今马六甲）、爪哇、浡泥（今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等国都与明朝保持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朝贡形式来华贸易。永乐二十一年，各国使臣到南京一次就达一千二百多人，满剌加、浡泥两国的国王和王后也都抵南京，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并派人护送归国。明朝政府又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前后二十八年间，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前后到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

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虽然日渐增多，但是在朝贡形式下的贸易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朝政府严格限制各国使臣来华的日期、人数和船数，并须呈验“勘合”和“金叶表文”，才能入境，明朝政府屡次颁布禁止人民私自下海的命令。使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抗倭斗争

明朝初年，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曾经有过正常的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十分兴盛。日本向中国输出硫黄、铜、刀剑、扇、漆器，中国向日本输出大量铜钱以及丝、棉、绢帛、瓷器、书籍等物，宣德时，随贡舶来华的日本商船所携私物较明初增加十倍。景帝时，中国铜钱一度成为日本占优势的货币。不久，中国采炼金银的技术也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制造金银币。这种接触，对中日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这同一时期，日本九州岛等地的一部分诸侯组织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掠夺和骚扰，抢劫商船，杀掠沿海居民，侵犯中国的领土，他们乘坐的不是贡舶、商舶而是“寇舶”，史称倭寇。倭寇的侵略不但阻碍了中日的正常贸易，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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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舶

明初海外各国贡使所乘的船舶，也指明清时期官府的对外贸易。明朝规定，外国贡使来到中国，除携带贡品外，准许附带货物进行贸易，但不允许非朝贡国家的船舶来华互市。明政府对海外各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船舶数和朝贡人数都有具体规定。为辨别贡舶的真伪，洪武十六年（1383），礼部制定勘合制度，对暹罗（今泰国）等朝贡国发放勘合文册。贡舶到达港口后，先由市舶司检验“勘合”，相符者方许入京朝贡。贡舶带来的商货，可由贡使带入京师，在会同馆开市，并在明政府监督下交易；也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互市。隆庆以后，贡舶贸易渐趋衰落。各国来华互市的船舶，渐称市舶。入清以后，市舶成为外国商船的专称。

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这时，日本分裂为更多的诸侯国，各诸侯都争来通商，有限制的朝贡贸易已完全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抢掠，还把被掠获的中国和日本人民当作奴隶卖给葡萄牙人。由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豪地主、大商人下海经商的也日益增多，其中有的人多与倭寇勾结，狼狈为奸，徽商汪直即倚仗倭人，自称岛主。此时明朝内政腐朽，海防松弛，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达到高潮。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朱纨重挫倭寇，并严厉实行海禁，对通番者坚决镇压。但因其做法侵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被削巡抚权，而抑药自杀。此后，倭寇更加猖獗。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房屋，掳掠妇女和财物，致使吴越中村落市井半为废墟。

当倭寇入侵时，东南沿海的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城乡人民纷纷组织武装，保卫家乡。三十四年四月，一支由汉、壮、苗、瑶等民族组成的军队在总督南畿浙闽军务张经和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等指挥下，于王江泾镇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名，大获全胜。三十六年，倭掠福建长乐，城崩二十余丈，居民数千人拼死防守，终于击退倭寇。在同一时期，沿海一带的渔民、盐民、商民也都驾船出海迎战。崇明县沿海沙岛上的居民，纷起组成抗倭武装，称为“沙兵”。金华、汀、漳、惠州的流民也积极参加斗争，成为抗倭的一支主力。时值严嵩专权，其党羽把持防倭要职，对内陷害抗倭将领，对外公然通倭，接受倭寇的贿赂，阻碍了抗倭斗争的发展。

《抗倭图卷》（局部）

明仇英绘。描绘了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后、凯旋而归的场景。

嘉靖末年，明朝御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在粤、闽、浙等地的御倭战斗中，领导军民，屡次击败倭寇。老将俞大猷在海上抗击倭寇达二十余年，所领“俞家军”名闻当世。戚继光所率的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戚家军”最为英勇。他们大小八十余战，战无不胜，前后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了倭寇之患。穆宗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重开广州和漳州为通商口岸，对外进行贸易，商业也日益繁荣起来。

万历时的援朝战争

在戚继光肃清倭寇的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战胜其他诸侯，统一了日本，日本的封建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丰臣秀吉为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积极对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以朝鲜为根据地，侵略中国。同年五月，日军十五万从釜山登陆后，仅二十天便攻陷王京汉城，占领平壤，国王李昖逃往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鉴于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出兵援朝抗日。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四万余援朝。明军与朝鲜军民配合作战，于次年正月进围平壤，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的军队，收复平壤，继而又克复开城，共击毙日军万余，迫使日军放弃王京，退据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之地复归朝鲜所有。

丰臣秀吉败后，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孤立朝鲜，以待机发动新的军事侵略战争。明朝主和派亦主张对日本“封贡”，求得暂时的和平。二十五年二月，和议破裂，日军再度入侵朝鲜，明朝政府再派邢玠率兵援朝。在朝中军队的奋击和朝鲜人民的支持下，连续在稷山、珍岛、蔚山、泗州等地获得胜利，打破了敌人侵占全部朝鲜的迷梦。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同年冬，中朝海军在朝鲜南海与日军决战，日军几乎全部被歼。丰臣秀吉发动的第二次侵朝战争失败。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

16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掠夺，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其次是荷兰。

葡萄牙于武宗正德六年（1511）攻占了当时南洋贸易集中地满剌加，随即侵犯中国东南海域，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十二年，葡人强占珠江口的屯门岛，筑室屯寨，又以通商名义，派使至北京，但被驱逐。嘉靖二年（1523），明朝军民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葡船，缴获其佛郎机炮。此后，明朝政府即严禁与葡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又北窜浙江、福建，与倭寇勾结，强占双屿（今浙江象山港外）和浯屿（今金门），在双屿修房屋，设官吏，居留葡人达一千二百人之多。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中国军民先后收复双屿、浯屿，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又改变手法，买通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佯言商船遭风暴，请求准其在壕镜澳（今澳门）居住，并晒晾货物。三十六年，更以租借为名，霸占不去。他们在此地建筑炮台、城垛，众至万人，久居不走，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

追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西班牙人于隆庆五年（1572）侵占吕宋岛，开始派舰队骚扰中国海面，并在吕宋多次屠杀华侨，引起华侨的坚决反抗。

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殖民主义者继葡、西之后派舰队来东方，于三十二年侵入澎湖屿（今澎湖列岛），被击败后，又转而侵占台湾。天启四年（1624）和六年，荷兰和西班牙分别侵占台湾岛的南北各半。此后，这两个侵略者在台湾北部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崇祯十五年（1642），西班牙人战败，台湾遂被荷兰独霸。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的罪恶统治，遭到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和汉族等人民的激烈反抗，武装起义前仆后继。明末郑成功驱逐侵略者，收复台湾。

与殖民主义者在沿海地区进行武装掠夺同时，不少天主教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万历八年（1580），一部分耶稣会士来到澳门，以后又陆续有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有利玛窦、庞狄我、熊三拔、龙华民等人。利玛窦受到明神宗朱翊钧的优待，在北京建立教堂，后来一直居留在北京。这些人除为殖民主义者服务、传播宗教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等人带来的有关历法、水利、测量等技术和原理著作，曾经由徐光启、李之藻等翻译成中文，对当时中国接受西方较进步的科学技术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末农民起义和明王朝的灭亡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末，社会矛盾继续加深，土地空前集中。神宗时，皇室的庄田达两万一千多顷，其中一部分已扩张到江南。神宗之弟潞王朱翊镠在湖广等地占田四万顷。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二万顷，三女占田共七千五百顷，以后桂、惠二王又占田一万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等省王庄密布。地主官绅也争相置产，这些人对田土的侵夺，比王庄、皇庄尤剧。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百顷，多者千余顷。在土地肥沃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已达到“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的程度。在拥有水利灌溉条件的成都平原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是王公占田。在封建地主阶级兼并土地过程中，大量劳动人民沦为贵族、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仆。王公、勋戚向佃农征收高额银租，每亩地收租银三分、五分，甚至一钱。桂、惠二王年收租银至三万两，福王每年收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一般地主豪绅则主要征收实物租，江南一亩之收，多则三石，少者不过一石，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至二石。除正租外，还有各种附加租额和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盘剥。

贵族、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也很严重。河南等地的佃农不仅须无条件地替地主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豪绅地主和王府亲随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不为。沦为长工和奴婢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没有自由可言。神宗时，江南等地的地主士绅往往有役使奴仆千百人者。奴仆的身份比长工、佃农更为低贱，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都不能脱籍，时称“世仆”。

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也极为苛重。一条鞭法在具体执行中弊窦滋生，难以减轻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丁银（即分配到丁口中的差役银）苛重，分配不均。有的重至三分、五分，还有的重至一钱、三钱甚至五钱。地主富户往往买通官吏，躲避差徭，把丁银分派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在折银方面，贫苦农民需卖粮食缴纳赋役银，又要遭受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许多人无银可纳，无粮可卖，无贷可借，只有流亡。

田赋加派不断增多。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统治者因辽东的战争，在各地加派赋税，称为“辽饷”。崇祯时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先后加派“剿饷”和“练饷”。旧饷加三饷每年要增赋银二千多万两。地方官吏还从中加征“火耗”，甚至加二加三，以致一些中小地主也相继破产，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为了攫取更多的货币，躲避差徭，官绅地主多兼营官店、牙行、囤房、典债、盐酤等。在北京的勋戚王公除霸占庄田外，又纷纷经营窑场（煤窑、灰窑），开设店铺。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各地包揽商税，垄断市场，无所顾忌地掠夺城市贫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财富。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也加强了对工商业城镇的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使，以征收矿税、商税为名，在各地大肆搜括各种珍宝和金银。这些宦官在各地公行抢掠，随意捕杀人民，还在城乡交通路口设置关卡，苛税极其杂多。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中，不断出现店铺倒闭、手工业工人失业的现象。在矿税监的横暴掠夺下，城市的工商业日趋凋敝。自二十七年后，各地纷纷爆发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参加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城市的下层居民，包括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较大规模的城市居民的反抗运动，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的激烈和扩大。

封建统治者更加穷奢极欲。明神宗除挥霍每年送入皇宫的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外，还觉用度不足，一次即向户部索银二千万两，皇太子和公主的婚礼费用银达九百三十四万两，皇帝修陵墓用银达八百万两，宫内奴役宫女九千人，宦官上万人。而贫苦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却经常吃草根树皮，在灾荒的年月甚至吃雁粪、白土和石粉，到处是饥馑和死亡。万历十五年前后，被统治者称为“饥民”“叛民”“山贼”“流寇”的破产农民，已经不断掀起聚众抗官的斗争。十六年，在今安徽、湖北、江西交界地区，爆发了刘汝国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割富济贫”，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刘汝国自称“顺天安民王”“划富济贫替天元帅”。次年春，刘汝国被俘牺牲，起义失败。明朝后期，各地农民也纷纷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其中主要的有熹宗天启二年（1622）五月，徐鸿儒、王好贤等于山东郓城一带领导的起义等。

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

明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十分复杂尖锐。以皇帝、宗室、宦官、勋戚为主的皇家地主集团和包括权臣以及各地官绅在内的官绅地主集团是当时社会上主要的统治势力。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依附在大地主集团的周围，是大地主集团利益的维护者，在万历时分为浙、楚、齐、昆、宣各党，天启时大多合为阉党。另一部分则在经济上受排斥，政治上无势力，为了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他们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与大地主集团展开激烈的冲突，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是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的主张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尽管非东林党之间也有矛盾，但它们都一致攻击东林党。在这些党派之中，以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还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地位十分显赫。

万历后期，党争以争国本为主线，先后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的事件也成为当时党争的中心。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田土的掠夺，反对矿税监的横征暴敛。其斗争有一定正义性，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在东林党的反对下，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势力受到一定的压抑。

熹宗天启年间，党争达到高潮。最初，东林党曾占上风，不久，反东林诸党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形成“阉党”，对东林党施以残酷的报复。天启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被逮锦衣卫狱论死。六年，又先后逮捕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周起元等人，高攀龙在无锡自杀，其余皆入北京诏狱，蹂躏以死。各地群众为了保护蒙冤的东林党人，进行了反阉党的斗争。同年三月，魏阉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群众极为愤慨，方开读假诏时，群众即起而打击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后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马杰和沈扬五人被处死。这次事件即著名的“开读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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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国本

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国本即太子，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皇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稳定的象征，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非分之想。万历帝皇后无嗣，王恭妃生皇长子朱常洛，郑妃生子朱常洵。万历帝因宠爱郑妃，在立太子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朝廷内外也议论纷纷。朝臣曾多次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均被神宗加以贬斥。此事一直争论不休，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此事才最终平息。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

明末农民起义的兴起和发展

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西大饥，澄城知县张斗耀向农民勒逼租税，催征峻急，三月，贫苦农民王二率饥民冲入县城，杀张斗耀。此次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的烈火很快遍及陕西的中部和北部。崇祯元年（1628），王二集聚饥民和一部分黄龙寨的回族人民转战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韩城等地。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今陕西安塞东南）高迎祥等响应王二，先后举行起义。他们劫县狱，败官军，声势日震，有的并向陕南发展。起义的群众有饥民、难民、边兵和驿卒，但多各自为战，彼此间缺乏联络。崇祯三年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等“所在蜂起”。李自成即在此时参加起义，初在不沾泥部下，后归高迎祥。张献忠也在延安起兵，号“八大王”。同年，王嘉胤攻占山陕府谷、延安、庆阳等地，王自用、高迎祥、张献忠等拥其为盟主。次年，陕西的农民军纷纷向山西转移，号三十六营，部众至二十余万，农民军的声势也越战越强。

面对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局势，明统治者任命杨鹤为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总督，对农民军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但起义军却“视总督如儿戏”。次年明廷宣布招抚失败，下杨鹤于狱，起用洪承畴为总督，专一主剿。而起义军势日炽，横扫山西各州县，一部分又向畿南、豫北挺进，洪承畴的围剿遭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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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

明代晚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起政治案件的总称，是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争夺权力的反映。这三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魏忠贤借机打击东林党，故有三大案之称。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一天傍晚，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被内监抓住。张差被捕后声称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主使者遥指郑贵妃本人。万历帝极力解脱郑贵妃，张差、庞保、刘成都被处死。

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万历帝崩，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光宗因淫欲过度，精神劳瘁。鸿胪寺丞李可灼诊病后进一红丸，自称仙方。光宗用药后称稍有好转。又进一丸，光宗服后即去世。时人怀疑为郑贵妃下毒。

移宫案。光宗死后，皇长子朱由校（熹宗）继位。抚育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忠贤利用皇帝年幼把持朝政，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不让李选侍与皇帝同住，迫使她由乾清宫移居仁寿宫。

六年，代王嘉胤为盟主的王自用因劳成疾卒，高迎祥起而代之。同年冬，他率领张献忠、马守应（老回回）、惠登相及闯将李自成等冲破明军包围，渡过黄河，兵十余万，连破渑池、伊阳（今河南汝阳）、卢氏，乘胜分别进入豫西、陕南、四川、湖广。八年，高迎祥率军由河南进入南直隶，攻占明中都凤阳，烧毁明朝皇帝的祖陵——明皇陵。不久，高迎祥、李自成率兵经河南入陕西，张献忠则继续南进，破庐州（今安徽合肥），下麻城。在崇祯八、九年间，这两支农民军的主力部队，势如急风骤雨，纵横南北，联络其他起义军，时分时合，兵锋所至，明军多望风逃窜，迫使洪承畴等从进攻转为分区防守。九年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遭明将孙传庭伏击，不幸被俘，在北京就义。他的牺牲，给农民军带来极大损失。

次年，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北、江西为四正，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对农民军反扑。又命熊文灿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川、湖北军务，专事招抚以解散农民军。在明军的剿抚二策之下，一部分农民军如闯塌天刘国能甘心投降；一部分则宣称接受招抚，但不交出军队，如张献忠和罗汝才；有的则隐蔽起来，休养生息，待机再起，如李自成。

十二、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连续发生旱灾、蝗灾，赤地千里，逃亡载道。王公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明朝政府又于辽饷外先后加派剿饷和练饷。黄河南北的饥民不少已揭竿而起，其他各地也都蕴藏着一触即发的革命烈火。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他联合驻军房县的罗汝才，西向四川，粉碎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同年，李自成也由湖广房县、陕西商雒（今商洛）等地区进入河南，众至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宜阳三县，并进攻永宁（今河南洛宁），队伍不断扩大，此后，起义军又连克偃师、灵宝（今河南灵宝北）、新安、宝丰，为攻占洛阳做好了准备。十四年正月，农民军攻占洛阳，福王朱常洵被捉获。李自成杀之，宣布没收王府金银和粮食，赈济饥民。农民军攻占洛阳，使明朝朝野上下一片惊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此后，农民军三次包围开封，在项城（今河南项城南）、南阳、襄城、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汝宁（今河南汝南）等几次战役中，先后战败傅宗龙、汪乔年、丁启浚、左良玉等统率的明军，占领河南绝大部分地区，并连下湖北承天（今钟祥）及荆、襄各州县。十六年，李自成被推举为顺天倡义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设官职，整顿军事组织，正式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十月，农民军从襄阳向豫西进军，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了以剽悍著称的孙传庭的部队，击毙孙传庭。乘胜破潼关，直入西安，此后迅速占领全陕，并以偏师攻入庆阳、兰州、西宁和宁夏。

大顺政权的建立和明王朝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号大顺，改元永昌。二月，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经河南入山西，从太原分兵两路，直捣北京。沿途农民扶老携幼，欢迎起义军。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农民军从柳沟（今北京延庆居庸关东）入昌平，焚烧定陵享殿，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次日，农民军击溃明朝三大营的军队。十八日，李自成驻沙河，农民军进占外城。十九日晨，明思宗朱由检走投无路，缢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农民军主力入内城，明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农民军占领北京后，为了巩固农民政权，李自成颁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措施；加强军纪；完善职官制度，在京设置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和比饷镇抚司，任命官职，铸造印契；委派节度使、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地方官；开科取士，延揽英才。当李自成从河南、湖北入陕西并长驱直迫北京之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正在胜利进军，有力地牵制了明军。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军攻占武昌。他在武昌建官制，称大西王。后又放弃武昌，席卷湘、赣，杀官吏，诛豪绅，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十七年，张献忠率军再度入川，同年六月攻占重庆，杀瑞王。八月攻克成都，蜀王自杀。张献忠在成都正式建立大西农民政权，设内阁、六都，立都督府以统率全军，还派人联络四川西部羌、彝各少数民族土司，稳固了在四川的统治。

明末农民起义的失败

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后，驻防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先受招抚，继而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永昌元年（1644）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征吴三桂，但因受三桂与清军夹击而失败，退回北京，寻又放弃北京南下，经晋入陕。在清军进逼下，自陕西经河南退至湖北。九月李自成在九宫山（另有他说）受地主乡团袭击而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退至西南，联合南明，抗击清军。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顺治二年（1645）入川招降张献忠，被拒绝。次年，清军自剑阁入川，献忠率军迎击。但因敌兵猝至，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会合李自成余部，联南明抗清军，最后于清康熙元年（1662）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提出了“贵贱均田”的纲领并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起义还进一步推动了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广和南直隶等地区佃农抗租斗争和奴婢索契斗争，使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一定的松弛。

明朝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哲学

明初期，巩固封建统治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程朱理学，仍然占支配地位，封建帝王对它也大为提倡。洪武、建文时的御用学者宋濂和他的门人方孝孺，被称为“程朱复出”。在明成祖主持下所编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都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考试者不能离开攻读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他对《五经》的见解，否则就会造成“鸣鼓而攻之”的局面。英宗正统以来，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农民起义四起，明王朝受到威胁。正统时，著名理学大师薛瑄、吴与弼等在学术思想上认为程朱之学已无发展余地，但在政治上，薛瑄见于谦之死而不论救，吴与弼则投入石亨门下，他们的作为又为士大夫所不齿。这使得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理论，以挽救地主阶级面临的社会危机。于是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的王学。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体系十分庞杂，他继承南宋大儒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又受到佛教的禅宗影响，称自己的著述是“孔门正法眼藏”。他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但又反对程朱理学的作为封建道德准则的心外之理，认为理是在心内的。他在晚年还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只要通过内心的反省，就能“去人欲，存天理”，使心中固有的天赋观念更多地发挥出来。根据这个理论，他还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要劳动人民按着儒家的封建道德去思维和行动，甘心受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但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人物，王守仁的思想脱离程朱理学的派系，对解除士子思想束缚，大胆进行思考，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王守仁同时，有两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一是罗钦顺，曾任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廷相，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们受北宋张载“气论”的影响，都以“气”的理论来反对“理”与“心”，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有变化，附属于气的理也有变化。这是对主客观唯心论的批判。他们反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正德九年（1514）罗钦顺在南京与王守仁进行当面争辩，以后又在泰和争辩或通信争辩，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罗钦顺、王廷相和王守仁主观唯心论的斗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有所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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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1472～1529）

明朝大臣、哲学家。初名云，字伯安。曾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两广总督兼巡抚。王守仁既精通儒家、佛家、道家，又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他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颢、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并立，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明嘉靖、隆庆、万历之际，王学大盛。隆庆以后，王学逐步向下层转移，开始出现左派和右派。王学左派以王艮、颜钧（山农）、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王艮等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

明后期，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东林党人并非只坐谈心性，他们要求搞实学，要经世致用，有所作为。在学术上，他们还主张调和程朱理学和王学，是程朱理学和王学的调和派。

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激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反映在思想上，出现了许多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大都反对空谈，倾向于讲习经世致用之学，并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当时著名的学者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等人。王夫之从哲学上系统地驳斥了王守仁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揭露其心学“阳儒阴释”的本质。他主张从进化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反对君主过分专制，要求改革政治，还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而应当归耕者所有的主张。黄宗羲接受王守仁心外无理的哲学，但又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顾炎武在哲学上继承二程和朱熹的思想，也宣传张载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对王学空谈心性道德的弊病给予严厉的批判，为矫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习，他在治学方面力求考订经史，养成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反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子要做到“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还提倡要有民族气节。

文学

文学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方面。

诗文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诗人高启所著古诗更是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辞章藻丽，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解缙、三杨所提倡，帝王宫廷所支持，称“台阁体”。正统时，大儒薛瑄等仍以台阁体相标榜。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应运而起。

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树起“复古大旗”“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第二次高潮从嘉靖时起，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影响更大，天下无不争效其体。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权贵的，他们在官僚地主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在文体上，拟古派反对台阁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改革运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则成为保守派，阻滞了文学的发展。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至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他们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唐寅才华横溢，其狂放不羁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他们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

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后两派都是湖广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竟陵派有钟惺和谭元春。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此派一洗学人追尚拟古派的局面，为文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与李贽、汤显祖为至友，习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处，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小说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作者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和农民英雄，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吴承恩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较深刻地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侈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的罪恶活动。所写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凌蒙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脍炙人口。“三言两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戏曲

在明代，杂剧已日益衰落，来自民间的南戏却不减昔时之盛。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江南各地的地方戏非常流行，有余姚、海盐、弋阳诸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传入北京，也成为北京流行的戏曲。传奇方面，经明初文人的改编润色，宋元时的南戏《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即《刘知远》）《杀狗记》等，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其后，汤显祖有《还魂记》（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被称为“临川四梦”，以《还魂记》最著名。明朝的传奇打破传统规格，情节也更加复杂。汤显祖是万历时期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反对在传奇的写作上过分讲求音韵和格律，所创作的剧本也打破了音韵、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结构和思想内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都是仅次于《牡丹亭》的写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戏剧家李玉所写的传奇《一捧雪》和《清忠谱》（即《五人义》），直接揭露严嵩、严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贤的罪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牡丹亭》插图《寻梦，惊梦》

杜丽娘游园伤春，梦书生折柳伤情，竟至一病不起，死后魂魄不散，寻觅梦中情郎不止。三年后，真等到书生柳梦梅来掘棺复生，共结情缘。

史学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竑、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国史

包括实录、会典和正史等书。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1369）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祎。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至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今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正德四年（1509）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1587）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野史

包括非官书的别史、杂史和笔记等。明后期私人所编历史极多，不仅可正国史之是非，还可补国史之不足。以明代论，属于纪传体的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属于编年体的有薛应旗《宪章录》、黄光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属于纪事本末体的有高岱《宏猷录》，属于杂史类的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属于典制类的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属于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

家乘

包括私纂的碑传、行状、年谱、家谱等书。碑传总集著名的有徐纮撰《明名臣琬琰录》及《续录》，还有焦竑《国朝献徵录》。有的年谱、行状是单行的，如戚国祚《戚少保年谱耆编》《李东阳年谱》《霍韬年谱》《顾亭林年谱》等；有的则附录在文集中，如张居正《张江陵文集》附录行状，周顺昌《烬余集》附录年谱，《海瑞集》则行状、碑传、年谱皆有附录；此外，还有大量抄本的家谱出现，以供研究之资。家乘每多腴词，须与国史和野史相互参照。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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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事本末》

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南宋袁枢（1131～1205）著。鉴于此，袁枢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以政治、军事为主，区别门类，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

《寰宇通志》系景泰时陈循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系天顺时李贤等奉敕纂。这两部书勾画了明朝的疆域全貌，是今天保存下来的研究明前期地理形势的绝好资料。罗洪先《广舆图》是明朝的一部著名的地图集，是以元朝朱思本《舆地图》为底本，改编为明朝内容而成，有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和漕运图等。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北京绘制了若干中国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一本世界地图，但把中国摆放在图中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采集史料丰富，重在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考证翔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方志资料汇编，书中保存了各地大量的经济风俗资料。他还著有《肇域志》，无刻，有抄本。

明朝末年，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徐弘祖周游全国，考察山川地形，编有《徐霞客游记》。书中极为详细地考察了云、贵、川、广等十余省的地理状况，还揭示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的特征。他是世界上在溶蚀地貌方面进行考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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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

综合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包括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经济文化等内容。又称地方志。它属于地方史范畴，除了省志（常称为通志）、府州县志及乡村镇志外，还有很多专志，如山水、名胜、寺观、人物、风土、艺文等方面的志书，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方志起源较早，《禹贡》《山海经》是其主要源头，东晋《华阳国志》被认为是留传至今最早的方志。在宋代，方志基本定型，自成一体，体例不断完善，名称亦渐趋统一称“志”。明清两代，方志大量涌现，清乾隆时达到鼎盛。

军事学

明代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作战方法有较显著的变化，军事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发展。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百分之十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中期戚继光编练的水、步、骑、车、辎重等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车营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骑兵装配六十门虎蹲炮。明后期由于倭寇侵扰，北边警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学者提出经武练兵和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观点、新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测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阵记》，精于火药、火器研究的《兵录》。茅元仪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汇集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此外还有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

明代兵器火龙出水

文献学

明代编辑了大量的类书和丛书。其中类书《永乐大典》世界驰名，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录、凡例），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随着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和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要求，江南地区刊刻丛书者很多，有关各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历史的有《今献汇言》《历代小史》《纪录汇编》《百陵学山》《盐邑志林》《国朝典故》等。这些书的问世，开清代丛书大盛之先，但是搜书求种类多而非全本，刻字亦多有讹误。

检阅有关明代存储的图书资料，官修的以杨士奇等奉敕纂修的《文渊阁书目》和万历时焦竑奉敕纂修的《国史经籍志》最著名。私纂者至明代中后期也越来越多，如叶盛《菉竹堂书目》、朱睦 《万卷堂书目》、祁彪佳《淡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

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代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医药学

代表明代医药学最高水平的是李时珍。他是生活在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其名著《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宝库的极为珍贵的科学遗产。他在此书中对前人鉴定过的一千五百五十八种药物重新作了精密的审查，更增添了新药三百七十四种，并对新增的药物加以科学分类，对它们的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制作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解释，且绘制成图。《本草纲目》具有初期植物形态分类学的内容，把中国药物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农学

明代的农学研究有长足发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集中总结了这些发展成果。他对天文、历算、水利、农桑、测量、物理都有所研究，著述丰富。《农政全书》保存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书中还体现了徐光启对科学技术革新思想和当时经营地主的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强调“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认为北方也可种稻，薄地也能植棉，关键在如何钻研选种和种植的技术。这些比较开明的思想，都是与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其他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也是驰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此书除介绍一般的农业生产经验之外，更着重介绍了纺织、染色、制盐、造纸、烧瓷、冶铜、炼铁、炼钢、采煤、制糖、酿酒、制造军器火药等生产技术，还附有许多画图。

明代后期的科学著作还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徐光启的《崇祯历书》以及他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理》、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这些书在水利测量、天文历算、机械原理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其中大部分受到西方科学知识影响。

（许大龄）

【注释】

清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统治者建立。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都盛京（今沈阳）。明崇祯九年（1636）其子皇太极（即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经过长期战争，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鼎盛。乾隆以后，内外矛盾激化，反清起义频繁。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帝国主义横行，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府日益衰落腐败。但中国社会也生长起新的经济和新的阶级，西方的科学文化得到了传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危亡，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宣统三年（1911）发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翌年清帝被迫逊位。

从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朝对全国统治二百六十八年。入关以前有两个皇帝，即清太祖（年号天命）和清太宗（年号天聪、崇德）；入关以后有十个皇帝，年号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满族的兴起、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

后金政权的建立

满族的先世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密切。满族的祖先肃慎，曾向周武王朝贡。后肃慎改称挹娄、勿吉、靺鞨。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曾建立渤海国，受唐朝册封。10世纪后，靺鞨改称为女真。曾建立金朝，灭辽伐宋。明朝女真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明朝政府设立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即是明成祖任命的建州卫都指挥使。

《满文老档》中关于满族起源的传说称：布库里山麓有布勒和里湖，有三仙女浴于湖中，第三位仙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孕而生子，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这个神话明确记载在清朝的官书中，反映了东方原始民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和崇尚鸟类图腾的习俗。布库里雍顺是满族传说中公认的始祖，布库里山旧说即长白山，但据《满文老档》所载，此山应在黑龙江以东，原江东六十四屯的东南，而那里正是满族直系祖先居住的地方。

南迁后的女真族经济发展很快，从渔猎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其时，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浒、浑河、完颜、哲陈、栋鄂等部，居住在抚顺以东直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分为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居住在开原东北至松花江流域；此外还有长白部的纳殷、珠舍里、鸭绿以及东海部的窝集、库尔喀、虎尔哈等。各部分散，不相统属，互争雄长，明朝政府对它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山海经·海外西经》（蒋本）中描绘的肃慎人的形象

他们住在山洞里，裸身，平时把猪皮披在身上，冬天涂上一层油御寒。擅长射箭，力大无比。肃慎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民族。传说舜、禹时代已与中原有联系。商、周时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大体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西至松嫩平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域。以渔猎和狩猎生活为主。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经过五年战争，统一了建州各部。他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明朝十分恭顺，接受其所授官号，并多次亲自赴北京朝贡。此后，努尔哈赤又击败海西女真的哈达（1601）、辉发（1607）、乌拉（1613）、叶赫（1619）等四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它把分散的女真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战争。努尔哈赤使子侄们分别担任各旗的旗主。又发展经济，促进贸易，订立行政和法制规条，选拔人才，创制文字，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号“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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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赫

海西女真四部之一。叶赫先世姓土默特氏，本是蒙古族，后来灭掉扈伦那拉部，改姓那拉氏。明朝时，叶赫部长期称雄于海西女真。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为了满族的统治权长期争斗。明万历末年，努尔哈赤灭叶赫部。其后人在清朝多有显达。清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明珠、穆占均系叶赫那拉之后，最著名的为慈禧太后。

后金的建立威胁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军十余万人分兵四路征伐后金。后金以六万兵力于萨尔浒击破明军；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乘胜攻取沈阳，五年，迁都于此，后又席卷辽西大片地区。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后金军攻打宁远，遭到袁承焕率领的明军的坚强阻击，后金军战败。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的计划受挫，这年八月因病去世。

满族社会状况

16世纪，辽东的女真族大体上处在奴隶社会晚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努尔哈赤统一事业的进展，以建州女真为主的东北各族，融合和重新组织，逐步形成了新的满族共同体。满族已有较先进的农业，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粮食产量丰富。17世纪初，各地遍布使用奴隶耕作的农庄（托克索）。后金政权直接控制的屯田，则带有一定封建生产方式的因素。满族又以采集和畜牧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如采参、养蜂、捞珠、捕鱼、狩猎、牧马。手工业也较发达，能制造武器和生产用具，有矿冶、纺织、煮盐、陶瓷、造船、铸币等。满族居住在明朝统治的辽沈地区附近，和汉人经常接触，通过朝贡和马市，与明朝进行频繁的贸易。

早期满族社会基本上有三部分人组成：①八旗的旗主、长官、将领，这是满族的上层统治者，占有许多“托克索”和奴隶。②阿哈，即奴隶，大多是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和一部分破产沦落的民户。③珠申，即自由民，大多是原来建州女真的民户和主动归附的其他部族，被编为八旗战士，占有少量土地和奴婢。

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受先进的生产方式影响，其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过渡。后金天命六年实行“计丁授田”，将辽沈地区许多闲废的土地分配给满族士兵。后来，又参照满族原来的“托克索”和汉族在辽沈地区的民屯，实行“编庄”。许多汉族农民受编为壮丁，每庄壮丁十三人，牛七头，土地一百晌，其中八十晌的收获归壮丁自有，二十晌交公，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重要标志。壮丁实际上是农奴，有自己微薄的经济，但受国家和农奴主的剥削和控制，仍无人身自由。

皇太极改制称帝

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有实力。其第八子皇太极势力最强，被拥立为汗，改元天聪。政权沿袭原来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由皇太极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①集中权力。改变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每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国政。此后，又剪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形成南面独尊的局面。

②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后金政权原以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皇太极在削弱旗主权力的同时，仿照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设内三院，负责草拟诏令敕谕，颁布制度政策，参与国家机务，使之具有内阁的职能。又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为八衙门，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取代了八旗贝勒理政的局面。

③任用汉族官员、将领和知识分子。以高官厚禄招纳汉官汉将，并任以实权。实行开科取士，荐举贤才。从而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实力，分化、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④设立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编制和满洲八旗相同，直接听命于汗，扩大了兵源，增强了战斗力。

⑤重新编庄。满族占领辽沈地区，奴役汉民，引起反抗和大量逃亡。皇太极为了缓和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将农庄重新编组。八名壮丁，编为一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又清丈土地，编审壮丁，严禁隐匿，使大量土地改为屯地，许多壮丁成为国家控制下的民户。这些措施促进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⑥加强法制。制定各种法律，强调秉公执法，赏罚严明。违犯法令，虽权贵亲族亦不宽纵。

满族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经济逐渐繁荣，政治日益安定。皇太极地位日尊，遂于天聪十年（1636）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战争与清军入关

皇太极面对着三种力量，明朝、蒙古和朝鲜。即位之初，他表示愿与明朝议和，以争取时间。崇德元年，征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又利用漠南蒙古的内部矛盾，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拉拢蒙古各部封建主，集中力量打击其中力量最强的林丹汗，并于天聪六年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亦臣属于清朝。皇太极还对黑龙江流域各部族进行招抚或征讨，统一了东北全境。清入关以前，统治所及“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与此同时，皇太极采取奔袭骚扰的战略，数次越过长城，继续进攻明朝。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亲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围困北京；又施用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杀袁崇焕。八年，又绕道蒙古地区入长城，攻袭宣化、大同，大掠而归。崇德元年（1636），阿济格率军入居庸关，破京郊各城，军锋南至保定。三年，多尔衮、岳托等出兵从墙子岭、青山关毁边墙而入，长驱南下，明督师卢象昇战死于冀南，清军突入山东，攻破济南，俘获大量的人畜和金银。此外，还陆续攻破明朝在旅顺和皮岛的据点，彻底消除了背后的隐患。

这时，明朝的军事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中原，声威日盛。明朝两面受敌，左支右绌。皇太极乘机在崇德五年至八年（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大举用兵，夺取了明朝重兵设防的锦州、宁远地区，扫除了进入山海关的障碍。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病逝，清政权在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争立，经调和解决，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清世祖福临）即位，改元顺治，而以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后来，多尔衮的权势日盛，称皇父摄政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祯帝自缢。驻军山海关的吴三桂投向清朝，引清兵入关。四月，李自成率军至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朝的联军战于一片石、石河等地，农民军战败。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匆忙撤出北京，退往陕西；撤离北京前夕，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军又分兵两路，追击李自成。多铎攻潼关，阿济格由边外入陕北。大顺军屡战失利，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入湖北，占领武昌。清军追至，李自成又撤出武昌。顺治二年六月途经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遇害，余部退至湖南。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进入四川，建元称帝，国号大西。清军击败李自成后，派豪格率兵入川。张献忠从成都北上迎敌。顺治四年正月驻军西充，遭到清军的突然攻击，张献忠牺牲。大西军余部转战南下，进入云南。

南明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明朝灭亡后，南方的官僚、地主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小朝廷内，马士英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史可法督师江北，但指挥不了军队。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横行于江淮，左良玉军盘踞长江中游，各拥兵自重。面临着清军南下的威胁，弘光帝沉湎酒色，官僚将领之间倾轧火并。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杰被许定国诱杀。左良玉因和马士英矛盾，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下。这时，多铎率领清军渡过淮河，而防淮的刘泽清、刘良佐都被南调抵挡左良玉军。史可法困守扬州，少兵无援。顺治二年，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清军渡长江，南明的官吏将领纷纷投降，南京失守，弘光帝逃走，后被捕杀。

弘光政权覆亡，钱肃乐、张国维等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黄道周、郑芝龙等拥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元隆武。这两个政权内部矛盾严重，兵骄将悍。顺治三年，清军渡钱塘江，破绍兴，鲁王逃往舟山。同时，清军分兵越仙霞岭，郑芝龙降清，隆武帝逃到汀州遇害。清军略定浙闽，进入广东，又击溃了刚刚由唐王朱聿 建立起来的绍武政权。当时，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肇庆，年号永历。闻清军来袭，逃往广西，颠沛流离，处境极为险恶。

清军入关后，发布圈地令，严定逃人法，强迫汉人薙发易服，激化了民族矛盾，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阎应元等保卫江阴；黄淳耀、侯峒曾等坚守嘉定；陈子龙、夏允彝等起兵松江；赤脚张三等渔民活跃于太湖周围；金声、江天一等战斗于皖南；鄂皖边界的英霍蕲黄，山寨林立；浙江四明山区的抗清军声威远播；江西的棚民、矿工袭击各州县；福建的义军围困福州；山东榆园军长期坚持战斗；山西吕梁山军曾攻占数十州县；甘肃回民丁国栋、米喇印控制甘肃；还有郑成功、张煌言等出没于海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十三家结寨于夔东。许多降将降官也倒戈反清。如金声桓起兵于南昌，李成栋起兵于广州，姜瓖起兵于大同。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永历政权先和大顺军合作，得以在西南立足。后因内部兵将不和，永历政权及大顺军的军事实力被清军消灭。这时，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已据有云南全境。永历政权又与其联合抗清。顺治九年李定国出兵抗清，经贵州、湖南，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接着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声威大振。但大西军内部矛盾日增，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李。李定国避往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回师云南。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孙兵力虽众，但骄横妒功，军心不附，阵前倒戈，败逃降清。清军乘大西军内讧之际，挥师西进，占贵州，入云南。李定国迎战失利，撤出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率军入缅，俘杀永历帝，李定国则转战云南边境，同年病死。

和李定国同时坚持抗清的还有郑成功。他的父亲郑芝龙降清，而他奉南明永历帝年号，以厦门为据点，转战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合作，出动水师，深入长江，克瓜州、镇江、芜湖各州县，围攻南京，苏皖震动。后来中了清军的缓兵计，顿兵坚城之下，遭到清军的突然反击，郑军战败，退回福建。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为建立持久的抗清基地，率军攻打为荷兰占据的中国领土台湾，康熙元年荷兰军力竭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病死。

清初的统治政策及措施

清朝入关时，采取了一些野蛮的掠夺政策。如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土地，分配给满族的王公、官僚和将士。在直隶圈地遍及七十余州县，总数估计接近两千万亩。官庄旗地，由奴仆、壮丁耕作，这些下层劳动者承担着苛重的剥削，遭受非人的待遇，逃亡者甚多。清朝政府重申逃人法，严厉处罚逃人及隐匿的窝主，使各阶层惴惴不安。在政治上，清朝“首崇满洲”，强迫汉族按照满俗薙发易服，以表示对新朝的忠顺，违者处死。虽经汉族强烈反抗，清廷坚持这一政策，毫不退让。为了防止占人口很少数的满族被汉族同化，严立满汉界限，不许满汉通婚，在满族中努力保持骑射、满语及其他习俗。还保障满族的特权，王公亲贵，按爵职领取银米，待遇优厚，一般正身旗人也有少量俸饷。刑法方面，满汉之间、各个等级之间量刑标准亦不同。许多汉人虽在政府中任官，但实权掌握在满族官员手中。清廷特别对汉族乡绅和知识分子严加控制防范，利用种种机会打击各地士绅。江浙发生的通海案（与郑成功相通）、科场案（科举考试中舞弊）、奏销案（欠交钱粮）、文字狱（如庄廷鑨明史案），诛杀流放许多乡绅士子，打击和削弱了明末地方地主阶级的势力和特权。为了防止郑成功从海上进攻，又颁布迁海令，从江苏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五十里内居民，均迫令迁移，不准商船渔船出海，使许多人破家失业。

清初为适应新占领区的形势，不断调整各种措施，政策也有其开明和进步的一面。入关伊始，即取消明末苛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耕地和人口数字逐渐回升。在政治上，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礼葬崇祯帝，收罗人心。招降明朝的文官武将，委以职任，发挥他们的才能。在清初建立全国统治中，汉军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名属旗籍，实为汉人，掌握兵力，具有知识，了解内地的民情风俗。依靠他们，才能征服更多的地方，确立牢固的统治。所以，清初的地方督抚中汉军占十之七，满族占十之三。为了笼络知识界，又开科取士，为他们开辟入仕做官的途径；尊重汉族大部分原有的制度和习俗，崇尚孔子和儒家文化。清朝政权，虽属满族当权，却逐渐形成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顺治四年以后，停止了大规模圈地，更后，又放宽了逃人法，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清朝上层内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却能用温和的手段解决分歧，避免了公开分裂和剧烈动荡。顺治即位和多尔衮摄政就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内部矛盾调和的结果。顺治帝对多尔衮怀着仇怨，故多尔衮死后被贬，但各种政策仍沿袭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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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玄烨

（1654～1722）

清入关后第二代皇帝。顺治帝福临第三子。年号康熙。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并粉碎了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玄烨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他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修订垦荒定例，实行“更名田”，减轻了农民负担。他重视对黄河的治理，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要务。对汉族官吏、名士及一般士子，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罗致了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但清代严酷的文字狱也是从康熙朝开始的。此外，他在位期间有力地抗击了沙俄的侵略，并设置驿站，制定巡边制度，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宁。康熙帝好学敏求，勤于政务，注重实务，宽于御下，宫中用度也力崇俭约，他在位期间，生产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口迅速增长。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逝世，其子年仅八岁的玄烨（即清圣祖玄烨）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鳌拜掌握实权，思想趋于保守，企图恢复满族的祖制旧章，又专横跋扈，擅自杀戮大臣。玄烨不甘当傀儡皇帝，康熙八年（1669），计擒鳌拜，夺回权力。

康熙帝（即玄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三藩割据。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占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广大地区，兵多财足，朝廷号令不行。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毅然下撤藩之令，削去他们的权力，收回他们盘踞的地盘。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悍然发动叛乱。经八年战争，康熙二十年，平定了三藩叛乱。

这时，郑成功已死，其子郑经统治台湾，内部矛盾发展，内讧不息。自从南明灭亡后，郑氏集团失去了政治方向，一度曾与三藩中的耿精忠合，后又发生矛盾。郑经死后，诸子争立，郑克塽继位，力量已大大削弱。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后，决定收复台湾，任用姚启圣、施琅等练兵造船，积极准备。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统率舟师出海，先攻澎湖，击败郑氏军的反抗，兵至台湾。郑氏集团的防御瓦解，郑克塽出降，台湾遂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之下。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政治、民族及对外关系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农业和水利

在农业方面，清廷奖励垦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资助农具种子，延长垦荒升科的年限，并以垦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绩。故中原无地的人民纷纷向地广人稀的四川、云贵、台湾、新疆、东北、内蒙古流动。全国耕地面积增加，顺治中只有五亿多亩，乾隆时达到七亿多亩。康熙八年（1669），实行更名田，将明朝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给予原耕之人，永为世业，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轻赋税，除遇水旱灾荒豁免和减收外，多次普免全国钱粮，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水利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努力减轻水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提高农业产量，保持运输畅通。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黄淮、修固荆江大堤、修筑江浙海塘工程等。农业生产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对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选种均有某些改进。北方试行区田法种植水稻、南方种植双季稻，也获得一些成效。特别在各地推广高产作物番薯、玉米，对于提高产量防止灾荒，供应口粮，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经济作物方面，棉花种植甚盛，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是著名的产棉区。江浙、广东种桑养蚕，获利甚厚。此外，茶叶、烟草、甘蔗、苎麻、蓼蓝等作物生产也很繁盛。

手工业和抑商政策

手工业也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生产工具有某些改进，织丝机具比较复杂精巧，采矿工具、地质方面的知识亦有进步，但仍是手工劳动，不是机器生产，没有摆脱对自然能源（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的依赖。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染踹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棉花原料的收购和纱布产品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踹光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数百家，踹匠多至一万余人。丝织业较为集中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最大的机户拥有织机四五百张，规模可观。矿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千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炼、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五千余人。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廷对采矿的总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熬盐、伐木、制烟、榨糖、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的发展。

清代手工业很繁荣，无论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细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清政府把工商视为末业，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政府插手干预，指定官商，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且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手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有浓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会组织，这些都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

大城市的出现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大城市得以繁荣。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货荟萃，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有景泰蓝、雕漆、玉器等，前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础上，屡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园林区，有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宫殿坛庙、街道河流亦经大力改建修浚，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扬州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财货殷富，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产品远销各地，城内商铺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农桑鱼米之利；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苏州有园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每年来往的商船很多，进出口商品聚散于此，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此外，景德镇的制瓷，佛山镇的冶铁，盛泽镇的缫丝，产品精良，远近驰名。汉口居长江中游，四通八达，为米谷、木材、食盐、药材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除了这些繁荣的大城市以外，广大农村有许多小城镇以及定期集散的墟场、市集、庙会，形成广阔的商业网，是农民群众和行商坐贾进行交易的场所。

赋役制度的改革

清初经济的发展，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清朝建立后，即逐步着手整顿混乱的赋役制度。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又颁发“易知由单”“串票”，简化征收手续，改进纳税制度。但由于传统的赋役制度是按土地数量和人丁数目两个标准征收，分别为“地银”“丁银”，全国土地数目已难确知，人丁则死亡增殖，隐匿流动，变动频繁，无法统计。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有了赢余，清政府考虑不再增收人丁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为了进一步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又于雍正元年（1723）制定“摊丁入地”政策，在各省陆续推广实行。此项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雍正时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如耗羡归公。“耗羡”是为了补偿征收银米的亏损，于正税之外增收的附加税。各级官吏往往借此谋利，任意加征，名目繁多，流弊极大。清廷将“耗羡”改为正税，数额固定，由国家统一征收。此项收入即发给官吏作为养廉银和办公用费，以提高官吏的微薄官俸，对改善吏治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雍正时，又将各地“贱民”，如晋陕的“乐户”、浙江的“惰民”、江苏的“丐户”、安徽的“世仆”、广东的蜑户开豁为良，编为民籍，废除了残存的奴隶制。

政治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清朝政权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蒙、汉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形态。

政权机构

政权组织沿袭明朝制度，专制皇帝君临全国，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清代中枢权力机关和明朝有所不同，明代的权力在内阁，清代内阁虽地位尊崇，但权力较小。最初，军政大权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常庶政归内阁。康熙时，皇权加强，南书房协助皇帝，参与机务。雍正时，创设军机处，其为有清一代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决策发令，撰述谕旨，综理军国大计。军机处不是独立的正式衙门，而是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无官署、无定员，军机大臣均为兼职，由皇帝特简 [1] 。其他中央机关和明代相同，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执行政令，综理事务，设尚书、侍郎，满汉并用。都察院为监察机关，设御史、给事中等官。新增的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和某些对外事务，只任用满族和蒙古族官吏。另有机构庞大的内务府，照料皇室的生活和财产，管理宫廷太监、匠役。地方行政机构，大体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掌全省民政、财政、刑法。还分设道员，作为辅佐。府设知府，统辖数县，承上启下。县设知县，为基层“亲民之官”，掌管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各地情况，设立不同的地方军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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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书房

清代内廷机构。坐落于紫禁城内月华门之南，旧为康熙帝读书处。康熙十六年（1677）始设。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随扈。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与机务。因接近皇帝，对于皇帝的决策，特别是大臣的升黜有一定影响力。故入值者位虽不显而备受敬重。雍正朝成立军机处后，撰拟谕旨为军机大臣等专职，南书房不再参与政务。

军队

清朝军队，以八旗兵为主体。八旗分为禁旅和驻防两类，禁旅八旗驻在北京，保卫皇室，驻防八旗分驻各地。遇有战事，从禁旅和驻防兵中调遣出征。八旗兵额共二十二万人。清初，八旗兵战斗力很强，待遇亦较优厚，但后来渐染城市习气，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清朝入关，招降了大批明朝军队，以绿旗为标帜，以营为建制单位，称为“绿营”。绿营分驻各地，有马兵、战兵、守兵、水师等区别，共六十余万人，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武职。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称为勇营，有事时招募，无事时裁撤，不同于八旗、绿营常备之兵。

法律

清代法律，结合满族在关外时期的习俗、制度，也沿用明律。顺治初已制定了大清律，康雍乾三朝不断修订增删。乾隆初公布《大清律例》，包括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条。它和传统的封建法典一样，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按照人们不同的身份等级有不同的审判手续和量刑标准。包括“叛逆”在内的“十恶”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封建家族的权利，作了明文保障。律制鲜明地体现了封建统治的本质，其中还有许多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条文。

《大清律例》清刻本

科举制

清朝继续以科举制作为培养、选拔官吏的“正途”。府州县每年考试，录取秀才；乡试三年一次，录取举人；以后举行会试、殿试，录取贡士、进士。殿试前三名为一甲，俗称状元、榜眼、探花。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写八股文章，思想内容和文章形式均有严格的程式，应试者受很大束缚，不能反映其真才实学。除了三年一次的考试外，有时还开恩科、特科，如康熙、乾隆时曾开博学鸿儒科。知识分子以此为进身入仕的阶梯。

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

清朝在入关前后，皇帝和八旗旗主的矛盾很尖锐，以后旗主的权力削弱，皇权加强，但上层的斗争并未停息。康熙帝去除鳌拜集团以后，重用索额图、明珠。这两人各树党羽，争权倾轧。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等遭郭琇弹劾，被革职。当时，汉臣徐乾学、高士奇等受康熙重用，招权纳贿，形成“南党”，但在明珠党被逐后不久，也令休致回籍。康熙中期，索额图势力最大，并与太子胤礽结合。有人告发他们图谋不轨，欲加害康熙，索额图被囚处死。以后康熙、胤礽父子之间猜嫌日深。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康熙的许多儿子群起结党，争逐太子之位，胤禔、胤祉、胤禛、胤禩、胤禟、胤 、胤禵、胤祥都卷入了这场争夺。第二年，康熙忽然复立胤礽为太子。但胤礽骄纵妄行，致父子之间的隔阂难以弥合，康熙五十一年又被废黜。太子忽立忽废，康熙举止失措，朝臣混乱恐慌，此后，继承问题被长期搁置。六十一年康熙死，据称遗诏指定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胤禛上台后，打击敌党，最怀恨的胤禩、胤禟被诛杀，其他弟兄被囚禁，株连甚众。雍正鉴于这场斗争的教训，实行秘密立储，密写继承人的名字，藏于乾清宫的匾额之后，以避免公开立储引起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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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鸿儒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又称博学鸿词，亦简作词科或鸿博。鸿始为宏，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作鸿。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会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康熙词科选当时天下名士，入翰林院纂修《明史》，但以匡复故明为志，至死不仕清廷的顾炎武、黄宗羲拒不接受举荐。乾隆词科旨在驱使士人为朝廷装点门面，与康熙词科不可同日而语。

清世宗胤禛像

胤禛（1678～1735），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清圣祖玄烨第四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继位。年号雍正，习称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庙号世宗。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故后世颇有争议。

雍正时，朝臣中仍多结党。雍正亲自写《朋党论》以告诫廷臣。他最亲信的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亦得罪，年赐死，隆被囚，其案可能是皇位争夺的余波。乾隆初，鄂尔泰与张廷玉亦广植党羽，乾隆帝加以裁抑，两派均不得专权。乾隆年老，和珅得宠，纳贿营私，权势甚盛。乾隆死后，和珅立即被嘉庆诛死。有清一代，上层政治屡起风波，政局经常变幻，但专制皇权却很强固，最高统治者能够驾驭局势，驱遣左右，故统治秩序尚为稳定。

清高宗弘历像

弘历（1711～1799），清朝入关后第四代皇帝。清世宗胤禛第四子。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即位，年号乾隆，习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其在位期间平定新疆，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对土司统治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高宗十分重视文化，以国家财力纂修很多书籍，对文化典籍、古代珍贵文物的保存颇有贡献。但他性喜奢华，迭兴文字狱，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使中国更加昧于世界大势，日渐落后。

边疆地区的治理

清代在康雍乾时期统一了天山南北，加强了对西藏和西南其他地区的控制。

西北地区

清初，住在伊犁河谷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最强盛，其领袖噶尔丹野心很大，战胜了其他部族，征服南疆的回部（维吾尔族），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自称“博硕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乘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之机，竟和俄国相配合，率兵三万，由杭爱山东侵。喀尔喀蒙古战败，求援于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击败准部，噶尔丹遁逃。次年，康熙与内外蒙古的首领参加多伦会盟，改变喀尔喀原有的部落组织，实行盟旗制度，稳定了喀尔喀蒙古长期动荡的局势。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康熙率师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此后，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部，在康熙后期派兵进入西藏，占领拉萨。清廷闻讯，于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军。雍正二年（1724），清军又平定了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逃往准噶尔，清朝和准噶尔更加深了对立。在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双方互有攻守胜负，曾一度议和停战。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因准部发生内讧，初命班第、永常率兵偕同阿睦尔撒纳等降众，分两路进攻准噶尔部。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北路，随即进入南疆。二十四年夏，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南疆。三十六年，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三万余户，近十七万人，在其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克服路程的艰难险阻，冲破俄军的追击拦截，跋涉一万余里，行程八个月，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欢迎。渥巴锡被封为亲王，部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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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旗制度

清朝为分化蒙古族，控制其上层贵族而实行的政治制度。自天命九年（1624）初置，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使该制度完备。旗为军事、行政合一单位。由清中央在旗内王公中任命札萨克为其长，可以世袭；其职权为战时动员本旗兵丁出战，平时总揽本旗行政、司法、税收等项事务。下设协理台吉（札萨克之副职）、管旗章京（次于台吉之管旗官）等僚属。旗以下置佐，设佐领，领本佐兵丁，办理清册、收税、征夫等事。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等职责，但无发兵权，不能直接干涉各旗内部事务，也无权向各旗发布命令，只是对盟内各旗札萨克实行监督，有责任随时告发札萨克的不法或叛逆行为。盟旗制度使蒙古族人民不能越旗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蒙古、汉族人民之间的接触更在禁止之列。1949年后，盟旗制度彻底废除，仅保留盟旗称谓。

西藏

清朝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逐准部出西藏，清廷以康济鼐主持藏政，设驻藏大臣监督。雍正时，颇罗鼐主持藏政，服从清朝政令。他死后，子珠尔墨特不服中央管辖。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再次入藏平叛，七世达赖喇嘛与僧俗人众也反对叛乱，擒杀珠尔墨特。清廷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改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四名噶隆（须听命于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管理政务，并在西藏常驻清军。五十六年，尼泊尔廓尔喀族因贸易纠纷大举进攻西藏，清军驱逐廓尔喀军，追越喜马拉雅山，议和而返。清廷又制定《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规定西藏地方官员的职权和品级，训练藏军，统一铸币。并实行金瓶掣签制，以防止班禅、达赖喇嘛的转世为贵族农奴主操纵、利用。

西南其他地区

为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雍正年间，清廷采纳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非世袭的流官任职，和内地各省实行相同的政权管理体制。“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和反抗。清朝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对抗命骚乱者，出兵征讨。清朝镇压土司势力用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是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

清乾隆年间驻藏大臣令牌

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会同达赖喇嘛监理西藏地方事务，并专司监督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及其他大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拈定灵童、主持坐床典礼等事宜。

民族政策和边防设施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据各地不同的清况，采取措施，加强统治和管理。

在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上，因地制宜。北方边境，经过长期战乱，且与俄国接壤，着重于巩固边防，设军府制，统管军政民政。东北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古设定边左副将军，新疆设伊犁将军，派兵戍守。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非世袭，而由参赞大臣请旨简放。内外蒙古、青海实行札萨克制，设盟长、旗长统属于理藩院。西藏则适应政教合一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机构。西北的乌鲁木齐、巴里坤，西南新设流官地区以及台湾，则和内地一样，设府州县制，分属各省总督、巡抚管辖。

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取各种措施，团结笼络。如优给廪禄，减免徭赋，封以爵位官职，保证他们的世袭权利。规定他们轮流到北京或承德觐见皇帝，观光赐宴，待遇优渥，以联络感情，增进了解。特别重视蒙古族上层，强调“满蒙一体”，以皇室子女和他们通婚联姻。又在蒙古族、藏族中扶植黄教，尊崇活佛，优礼喇嘛，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许多喇嘛寺庙，利用宗教进行统治。

为了加强边防，沿边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许多军事哨所，名为卡伦。又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规定巡边制度，派兵定期巡视。18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巡边的范围东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

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开垦田地，从事农耕，传播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有的经营手工业、采掘业、商业，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清政府又大力开辟驿路，广设台站，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向边疆各地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驿路台站，既是政府文书军报传递的工具，又是商货物产交易流通的渠道。沿着驿路，新兴起一大批农业村落、军政据点和工商城市。

中国与俄国的关系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俄国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的许多土著民族，推进到鄂霍茨克海滨，并向南侵犯中国的蒙古和东北。17世纪中叶，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率领的俄国哥萨克，窜扰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清军和当地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在乌扎拉、呼玛尔和俄军作战。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在松花江的战斗中大胜，全歼入侵的哥萨克。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后又侵占雅克萨。顺治十三年俄国巴伊可夫使团来到北京，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赖使团又到北京。清政府对俄军侵入黑龙江提出交涉和抗议，但俄使态度傲慢，置之不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堡寨，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当地中国居民。清政府为确保东北这一满族的发祥之地不受侵扰，在三藩战争结束和统一台湾后，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积极筹划，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东巡盛京，亲自航行于松花江上，视察边防，并派郎谈、彭春等赴俄军强占的雅克萨附近侦察地形、交通、敌情。清廷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翌年，清军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并在很短时间内出兵扫清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立的据点。清廷还通过各种渠道，或派遣使者，释放俄俘到雅克萨，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或直接带信到莫斯科，要求沙皇约束俄军，派使者进行谈判。但一切交涉均无效果。二十四年彭春统率清军攻雅克萨，用大炮轰城，俄军战败，俄将托尔布津不得已开城投降。清军释放了俄俘，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武器财物，但须保证不再重来。随之，清军也从雅克萨撤退。但俄军背信弃义，在得到了增援以后，托尔布津又率军重占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萨布素领清军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数月，八百余俄军战死、病毙，只剩六十六人，危城旦夕可下。这时，俄皇在接到康熙帝要求谈判的信件以后，派遣使者到北京，接受中国的谈判建议，清军遂停止攻打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交涉，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禁止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两国人民持有“路票”，可以往来贸易等。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出一定让步，达成了协议，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条约签订后，东段边界相对平静，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北段边界由于俄国不断入侵蒙古，矛盾逐渐加剧。清政府多次要求与俄国谈判，划定两国的北段边界。雍正时，俄国派出以萨瓦为首的使团到中国谈判，并指示使团必须要中国让出外贝加尔地区。雍正五年（1727）清廷先后派隆科多、策棱与俄国使臣在波尔河举行会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西至沙宾达巴哈为两国的北段边界。这段界线的划分完全满足了俄方的要求。

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入侵

嘉道时期的农民起义

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阶段而逐渐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大地主田连阡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可耕，沦为佃农、雇农。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往往达收获量的一半以上。地主还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农民服劳役，送节礼，进行人身控制。雇农或做长工，或做短工，工资微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灾人祸即倾家荡产。

在土地急剧兼并、封建剥削苛重的情况下，清代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康熙时在册的丁数近二千五百万，加上妇女老幼与隐匿人口，估计总人口约一亿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国第一次人口统计为一亿四千万人。一百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亿一千万。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三亿七千零四十六万，全国耕地约有九亿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亩。人多地少，谋生困难，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皇室铺张挥霍，供应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开倡了奢糜之风。贵族王公、官僚富商无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货山积，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场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屡兴大狱，诛杀很多大贪官，但并不能扭转腐败风气。贪污之风影响到军队，各级将领克扣军饷，竞尚浮华，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温饱。军政废弛，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清朝的统治相对稳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一度占领全台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存在着分散、零星的斗争。汉族的中下层怀念明朝，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杀。还有全国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农民不给地主交租，不给政府纳税。这些斗争虽然分散、细小，但却频繁、普遍。一旦条件具备，自发的经济斗争便有可能转化为起义和战争。此外还有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压迫，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强大的清政权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种反清力量还微弱，但阶级矛盾在发展，不稳定因素在滋长，白莲教、天地会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得以生长、传布。白莲教是传统的宗教迷信组织，盛行于北方农村；天地会则流传于东南地区，始创于清代（或说康熙时，或说乾隆时）。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成为下层人民反抗现存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为契机，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因其发生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所以全国震动，影响极大。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参加者多为撒拉族、回族人民。五十一年，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的林爽文起义。六十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规模甚大，战斗激烈，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上述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阶级矛盾并未缓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嘉庆年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持续不断。十年，东南渔民在蔡牵领导下发动起义。十八年，北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领导下发动起义。林清联络教徒二百人，准备由太监接应直冲宫禁。林清本人坐镇黄村，等待后援。起义教徒由西华门攻入紫禁城，虽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但对京师震动极大。十九年陕西三才峡木工，因失业乏食，发动起义。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广东、广西的瑶民分别在赵金龙、赵子清、盘均华的领导下发动起义，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战斗。还有东南各省的天地会，也发动了频繁、细小的武装反抗。这些起义也都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的动乱还在继续，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正在酝酿，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闭关政策与鸦片贸易

康熙统一台湾后，下令开放海禁，对外贸易有所恢复发展。这时，英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首位。18世纪中叶，它在欧美对中国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纪末增加到大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国长期出超，传统产品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很受欢迎，销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国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转贩到中国，不能提供其他适当商品。英国的机制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亏损，只能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平衡贸易逆差。外国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强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外贸易和交往方面设置了障碍。清政府担心，如果开放贸易，中国人民接触了外部世界，将会增强反政府的倾向和力量，所以对中外交往严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与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定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外国进口货物由行商承销，外商购买内地货物出口，亦由其代购。甚至外国商人交纳关税，办理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这种闭关政策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力图与外部世界隔离，以保存、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它并不能消除或减轻外国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当时，英国不甘心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为扭转局面、开辟市场，作了种种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贸易口岸，割让舟山某个小岛，作为英国存放货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许英人自由来往广州，以及颁定税率，禁止额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条款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并未认真谈判，即一概拒绝，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未获结果而回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在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礼，阿美士德坚决拒绝，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进行对话，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境。

19世纪初广州粤海关外貌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宣布关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监管中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

英国资产阶级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变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途径，即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以抵销贸易逆差。鸦片最初是以药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少。18世纪末，输入量逐年增加，每年达四千箱。清政府觉察到鸦片的危害，于嘉庆五年禁止鸦片进口，以后又不断重申禁令，采取各种禁烟措施。但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贿赂和走私，使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激增，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高达四万箱，其价值超过了中国出口的茶丝布匹全部价值的总和。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每年为抵偿贸易逆差，外流的白银达一千万两。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商人和英国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生产、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清朝也因货币流通混乱、税源枯竭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并无效果。有一些和鸦片利益有联系的官吏，阻挠和反对禁烟。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提出鸦片弛禁，进口按章纳税，并许内地种植，这一荒谬主张遭到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吏的驳斥。在这场严禁与弛禁的争论中，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烟的办法，吸烟者限一年内戒绝，否则处以死刑。这一严厉而彻底的禁烟主张，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拥护。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这一主张，并在辖境内切实贯彻禁烟命令，收缴烟土烟枪，限期戒烟，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张禁烟，召见林则徐，派他为钦差大臣，往广州查办鸦片。

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后果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收缴并焚毁了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因不肯放弃这项具有大利可图的贸易，悍然发动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英国司令懿律率领远征军来到中国，先在广东、福建沿海骚扰。林则徐、邓廷桢进行抵抗，英军随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驶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卫准备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广州和英国谈判，指责主张抵抗侵略的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轻开边衅”，将他们革职，遣戍新疆。琦善执行投降妥协政策，撤除广州防务，接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而道光帝动摇于和战之间，不甘心不战而降，又撤换琦善，准备在广州和英军作战。二十一年，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等英勇抵抗，力竭牺牲。身为统帅的奕山却与英军一触即溃，向英军交纳六百万元“赎城费”，以乞求英军不进入广州城。广州之战显示了清军和英军之间的力量差距，暴露了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的虚弱无能。而广州郊区三元里的民众奋起抗击英军，予敌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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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

（1785～1850）

清代爱国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官至巡抚、总督。他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农田水利，开垦荒地，抗灾赈灾，改革漕政，扶持商业、矿厂，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声。道光十八年（1838）冬，赴广东主持禁烟，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缴获和焚毁大批鸦片，并粉碎了英国侵略者的多次武装挑衅。不久，为清廷的投降势力所诬陷，被贬戍新疆。

广州战役之后，英国更换了统帅，派璞鼎查率军北上，于二十一年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清廷派遣的第二个统帅奕经重蹈前任的覆辙，一战失利，全军溃退。英军于第二年进入长江。清军在吴淞口和镇江进行了英勇抵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驻防镇江的旗兵全部战死，但未能阻挡住英军的前进。英军抵达南京。强敌压境，清廷惊慌失措，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和决心，遂派耆英、伊里布议和，接受了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烟价共二千一百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议定”税则等。以后又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从此，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掠夺权利，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更加阻挡落后中国的前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孤立于世界历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国遭遇到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急起直追，了解外国，变革图强。但这一真理还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所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外国商品的输入还不像外国资本家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增加。这一方面由于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虽已战败，但天朝大国的幻觉仍使它对外国商品和技术抱排斥态度。外国侵略者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企图扩大侵略权利，被清政府拒绝。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广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记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法国以在广西传教的法国教士被杀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发起侵略战争。咸丰七年，英国的额尔金、法国的葛罗统率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清军未作战守的准备，广州很快失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在大沽登陆，攻陷天津。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和太平军殊死战斗，北方毫无军备，只得和英法议和，订立《天津条约》。依据条约，清政府除赔款、修改税则、更多开放通商口岸外，又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外国人可赴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

冲突还没有就此结束。咸丰九年，英法公使赴北京交换政府已批准的《天津条约》。清政府指定了换约使团行经的路线，被英法拒绝。为了向清政府示威，英法以强大舰队随行，强行闯入中国设防的内河，向清军寻衅。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进行还击，打败了来犯的侵略军，从此再起战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二万五千人大举出动，在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仓卒逃往热河。是年八月，英法联军至北京，大肆劫掠，焚毁了圆明园，大批珍宝、文物、书画、图籍被烧被抢。咸丰之弟恭亲王奕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除承认前年《天津条约》中的一切条款之外，又增加赔款，添开商埠，割让九龙给英国。

俄国乘机渔利

俄国在英法联军进攻时趁火打劫，所得的侵略利益比英法更多。它很早就觊觎着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早就在进行入侵中国的准备。他建立哥萨克军，派遣考察队和其他人员越境窜入黑龙江流域，建立据点、村屯。当英法联军第一次攻占天津时，俄国军舰乘机闯进黑龙江，驶抵瑷珲，鸣枪放炮，迫使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土地列为中俄“共管”。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又自称“调停”有功，进行威胁恐吓，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全部侵吞了所谓“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两次侵略行动，共侵吞中国东北领土达一百余万平方千米。中俄《北京条约》还规定勘分中俄的西段边界，为俄国侵占中国西部领土作了准备。

太平天国起义、清统治格局的变化

太平天国起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在中国南半部爆发。它是18世纪以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产物。

建立政权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东广州花都区）人，出身农家，在科举考试落榜之后，接触到西方的传教书籍，逐渐离开传统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他与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在贫苦人民中获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创作了一系列宗教作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宣传平等的理想，提出“斩邪留正”，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信奉的群众越来越多，和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发生激烈冲突。拜上帝会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诞辰），拜上帝会起义于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后与清军在紫荆山区鏖战九个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广西，入湖南，队伍日益扩大；又获得大批船只，建立水师，提高了行军速度，进入湖北，攻克武昌，顺长江东下，破九江、安庆。咸丰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建立各级政权，颁布规章制度，制定军法，申明纪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群众耕种，建立农村公社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达到农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太平天国以后也没有采取过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反映了世世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斗争的作用。

北伐与西征

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使清王朝陷入极度的惊慌恐惧之中，清将向荣、琦善分别组成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天京附近驻扎和窥伺。但腐败的八旗、绿营、募勇都不足以构成太平天国的重大威胁，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后，继续发动攻势，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由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隶（约今河北），屡败清军，前锋进至天津附近。但人数太少，远距离无后方作战，得不到增援，加以气候寒冷，衣食供应困难。而清廷调集大批军队聚集在北京附近，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北伐军不得已从天津南撤。天京方面虽然派出援军，但仓促招募，未经训练，在山东溃散。北伐军粮尽援绝，南撤到直隶的连镇和山东高唐州，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太平天国进行北伐的同时，分兵西征，溯长江而上，占领安庆，围攻南昌，进入武汉，但在咸丰四年进军湖南时，遭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

与湘军、淮军之战

曾国藩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时，以礼部侍郎丁忧家居，旋奉旨组织团练。他纠集当地地主阶级的力量，在军事上别树一帜，创立湘军。多用湖南人，并以纲常名教笼络人心，对抗太平天国的宗教异端。将领大多是受程朱理学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壮年农民。将领自择营官、哨官，自募士兵，在军营中建立个人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以族戚、同乡、同学为纽带的战斗力很强的地方军队。湘军还很重视水师，自造战船，购置洋炮，训练水手。此后，左宗棠统率的老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用安徽人），其建军宗旨、编组原则基本上都和湘军一样。湘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支持晚清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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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1811～1872）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居武，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礼、兵、刑、吏等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仿明戚继光营制，招募乡民，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十年，授两江总督，屡败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六月攻占天京。曾国藩因之封一等侯爵。同治元年设军械所于安庆。后又和李鸿章在上海设置江南机器制造局，仿造外国军火，装备湘军、淮军。清代洋务运动自此开始。四年春，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北上镇压捻军，无功而返。病逝后，谥文正。他的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后人辑有《曾文正公全集》。

咸丰四年（1854）湘军与太平军战于湖南，太平军失利，节节败退。湘军夺取武汉，沿江东下。两军大战于江西湖口。石达开指挥作战，击败湘军，将其水师切断成两截。曾国藩困守南昌，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接着，石达开经营江西，攻克了许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会起义群众，实力大增。咸丰六年，太平军又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正处于顺境，内部矛盾却在激化。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他虽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但骄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属，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责罚洪秀全，并要逼洪封自己为万岁。北王韦昌辉表面顺从而积怨于心，他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突然举兵杀死杨秀清，并株连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将士，引起群众的愤怒。洪秀全顺从群众的要求，杀了韦昌辉。此后，石达开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带兵出走，转战西南，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内讧后，精锐尽丧，致使有利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重要城市武汉、九江、庐州（今安徽合肥）、镇江相继失守。但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族人民纷起抗清。天地会、捻军、白莲教、云南和陕甘的回民，与太平军或联合作战，或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而且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给以事权。当时又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和外国侵略者处在敌对状态。由于这些原因，加之太平军后期将领士兵的勇敢作战，太平天国虽经内讧的创伤，但尚能支撑危局，和清军长期相持。

当时，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具有指挥才能，作战身先士卒，能够辨认形势，团结盟军，故屡立战功，肩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丰八年，陈、李与捻军联合作战，攻破重建的江北大营，又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十年，大破号称有十万大军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接着，乘胜东进，席卷苏州、常州，攻克杭州，在江浙开辟了新的局面。

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军事形势虽一度好转，但政治日益腐败，纪律废弛，多次发生叛乱，将领各自为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宫内，不理朝政，刑赏不公，封爵冗滥，天京逐渐失去了权威。陈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写了《资政新篇》，企图有所建树，但他的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不被农民所理解。当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和外国侵略者发生了冲突。先有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帮助清军。以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荐举下，率淮军至上海作战，并聘用英国军官戈登组织常胜军；左宗棠率老湘军在浙江作战，也聘用法国军官组织常捷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插手中国的国内战争，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天国不仅要抗击以湘淮军为主力的清朝部队，还要抵御外国侵略军，局势更加困难。

咸丰十一年，天京上游重镇安庆经激烈争夺后失守，清军从四面八方逼向天京。陈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军的西战场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保卫苏州、杭州，又要和曾国荃作战，以解天京的围困，左支右绌，败局已定。他提出撤离天京、“让城别走”的建议，未被洪秀全采纳。形势日益对太平天国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军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围时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贵福也在江西被俘杀。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汪海洋的率领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被清军击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全国范围的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掀起规模浩大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时间持久，斗争激烈，相互策应，声势为历史上所仅见。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湖南、广东、广西的天地会十分活跃，山堂林立，起义队伍很多。这些零散的起义军，掩护了正在酝酿中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在金田崛起并北上进军后，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会刘丽川起义，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区，战斗达一年半之久；福建小刀会黄得美、黄位，红钱会林俊等起义，攻克漳州、厦门，使“全闽震动”；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起义，包围广州十个月，以后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广西天地会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进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队伍参加了石达开的太平军。太平军进行北伐，皖北捻军纷起响应。咸丰五年（1855），各支捻军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声势大盛。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起到了为太平天国的西战场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等和捻军领袖张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区运用流动战术，屡败清军，击毙了清朝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以后，赖文光率领东捻，张宗禹率领西捻，分兵作战，直至同治七年（1868）失败。

太平天国期间，各地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军。其中有广西僮族（编者注：僮族是壮族的旧称）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吴亚终的起义军，曾和石达开密切合作；贵州的苗民在张秀眉的领导下，要求减赋，掀起大规模斗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直至同治十一年，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才被入黔的湘军镇压下去。云南则在咸丰六年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起义军以滇西大理为据点，建立政权。同治十一年，清军攻陷大理，坚持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失败。陕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发动抗清斗争，义军林立，号称十八大营，曾和太平军、捻军配合作战。此后，甘肃、宁夏、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也起而响应。清朝在平定捻军以后，派左宗棠进入陕、甘、宁，镇压了回民起义军。

这次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规模很大，遍及全国。汉族和苗族、瑶族、回族、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表现了各族人民反对清朝封建压迫的共同意志。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组合

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咸丰、同治年间，清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辛酉政变

《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清廷即发生了一场政变。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病逝于热河，其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受遗诏，赞襄政务。幼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企图揽权，使人上奏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等人以“本朝向无垂帘故事”予以拒绝，故彼此发生严重的权力冲突。慈禧与留守北京的奕合谋，在九月回銮北京时发动政变，将载垣、端华、肃顺逮捕处死。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奕出任议政王大臣，辅理政务。从此，慈禧太后把持晚清朝政将近半个世纪。慈禧、奕政权的建立，得到外国公使的支持。列强期待着这个政权将会更加服从自己的意志，有助于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各地。

兵权、财权下移

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又一个明显变化是地方性汉族封建势力的崛起。湘淮军的许多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晋升高官，其中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满人垄断地方督抚的局面有极大的改变。晚清的中央政权虽仍由满族亲贵领衔掌权，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外貌，但汉人在中枢和地方的实力增强，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号令、政策推宕拖延，阳奉阴违，自行其是。

中央和地方、满族和汉族的权力消长表现在兵权和财权方面。清朝原有的八旗、绿营等常备兵号称八九十万人，但有名无实，有饷缺兵，已蜕化成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大约仍有五十万由湘淮军演变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的权力在总督、巡抚手中。清朝中央竭力“强干固本”，组织神机营，企图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饷训练京兵，但并无实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虑”为借口，反对和抵制裁勇，致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朝中央。

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财政本有一套严格的拨估、协解、奏销制度，全国财政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均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照原来刻板的则例报销。同时，财政收支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方面，关税、厘金 [2] 、洋药土药（鸦片）税大量增加，超过了传统的地丁大宗收入；支出方面，赔款以及地方的勇饷、洋务、善后等新开支激增。财政内容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旧的章程则例不能适合新的财政内容，故财务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支配，户部连各省收支的项目和总数也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清政府再三颁布“总核天下度支”“统筹饷需”“开源节流”的办法，但几纸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还给朝廷。

洋务派的形成

清朝政府被迫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逐步改变其制度、政策。洋务派官僚集团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改变了某些传统观念：一是认为外国入侵中国不过是要求通商，并非要推翻现存政权，所以和外国作战并无必要，也不可能战胜。为此他们执行对外妥协的外交。二是主张学习外国的某些长处，以辅助封建主义之不足。他们的主张和措施遭到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但洋务派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创建海军以及工商活动中积聚起了实力。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在19世纪后期居重要的支配地位。他本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经办晚清海军、陆军的编练，枪炮、机器的购造，轮船、工厂、矿山的开设，以及对外交涉、条约谈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军人、政客、企业家、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军事、经济、外交、教育方面作一些枝节的变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创办新式企业，引进武器装备，虽不能挽回清政权的颓势，但在客观上为进一步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除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外，洋务派尚有奕、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奕集团出现最早，且因和英法联军议和、支持慈禧上台而立功，掌握中枢权力二十余年，但这一集团缺乏实力和人才，后来与慈禧失和，在中法战争中下台。曾国藩是洋务主张的倡导者，因去世较早，没有进行更多的活动。左宗棠集团以福建和西北为据点，创办了福建船政局等重要事业，主张积极抵抗外国的侵略。左宗棠曾亲率大军，跋涉西北，收复新疆，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张之洞洋务集团崛起较晚。他本人出身于“清流”文官，并未掌握军权和外交，活动主要是创办了各种企业，集中在武汉一地。他无曾、左、李诸人的实力和影响，主张文治，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洋务运动制造理论的根据。

洋务派的主张和活动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奕等在北京创设同文馆，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引起理学大臣倭仁的攻讦。李鸿章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指责和弹劾。例如：

关于铁路的争议，从光绪六年（1880）提出建造铁路干线的建议以后，洋务派认为铁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价值，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而顽固派认为修筑铁路将带来生活的灾难性变化，是封建统治的祸殃。尽管争论双方都企图维护封建制度，但道路和方法不同。争论持续了十年，结果拖延了时间，丧失了机会，中国的铁路建设长期停留在争论阶段而踏步不前。

李鸿章像

李鸿章（1823～1901），晚清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在兴办中国第一批新式工业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他宣扬“先富而后能强”的观点，主张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兴办铁路、电报、轮船运输事业，开采五金煤矿，以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

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

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导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两次鸦片战争击败中国的有利条件，对衰弱的中国鹰睖虎视，寻机择肥而噬。

侵略边疆

首先是俄国，以《北京条约》中关于勘分西北疆界的规定，和清政府在塔城谈判，使用蒙骗和威胁手段，把侵略条款强加于中国。同治三年（1864）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约四十四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

同治四年，浩罕汗国（1876年被沙俄吞并）的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利用新疆混乱的局势，侵占南疆，建国称汗。十年，俄国以清朝不能安辑地方为名，出兵侵入伊犁，名为“代管”而久占不去。光绪初，左宗棠率兵进入新疆，阿古柏战败自杀。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南疆。清朝派崇厚前往俄国，索还“代管”的伊犁。俄国玩弄花招，勒索更多的权利，崇厚受欺弄擅自签约，舆论大哗。清廷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要求改约。光绪七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索回了伊犁并稍稍争回了一些利益，但中国丧失的领土仍达七万平方千米之多。清政府收复新疆后，招集流亡，兴修水利，奖励耕垦，努力治愈长期战乱的创伤。光绪十年建立行省，与内地行政制度统一起来。

清末中国人装配的第一台火车头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发端，即效法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同治十三年（1874），以琉球人被台湾土人所杀为借口，派兵在台湾登陆，对清政府勒索讹诈。清廷妥协退让，赔款乞求日本撤兵。为了保卫海疆，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为行省，这一措施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和防务的发展。但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台湾又被日本所攫夺。

英国和法国则为争先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而进行争夺。英国为了打通缅甸至云南的通道，派遣近两百人的探险队，持枪执械，闯入云南，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英国译员马嘉理被杀。英国公使借机勒索，态度蛮横，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出动军舰，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二年签订《烟台条约》。条约除了赔款、道歉、开放云南边境贸易外，还涉及税务、外交特权以及准许英国人进入西藏的条款。英国据此而组织武装力量入藏。光绪十四年，英军进入西藏边境，西藏军民奋力抗击侵略军，但清政府极力妥协，与英国签约议和，为英国势力的入藏提供了便利。

侵犯主权

在侵略中国边疆地区的同时，外国侵略势力还以不平等条约为口实，极力扩大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并企图从各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影响。根据条约中外国使馆长期驻京的条款，许多国家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边，对清政府颐指气使，施加压力。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处先后开辟租界，侵略者在那里划地界，修道路，设官署，颁法令，建货栈，使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独立于清政府管辖之外的殖民主义小王国。挂着外国旗子的轮船满载着舶来的商品闯关越卡，免除厘税，行驶在中国的内河。外国传教士纷纷活动，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侵略势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帮助自己掠夺更多的权利，镇压人民的反抗，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转而对清政府采取庇护、“合作”的政策。一方面，要求清政府在制度、政策方面作适当的修改变化，以适应外国的侵略需要；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竭力支持这一腐朽政权。

列强改变和控制清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奕任总理大臣，管理对外交涉兼及通商、条约、海军、关税和铁路、开矿等事，权力广泛。同时，又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列强可以甩开地方官吏层层的拖延、阻挠，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层打交道。洋务派官僚即产生于这些新设立的衙门。

同治十三年（1874），皇帝亲政，在列强的压力下，不得不以平等礼节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见，放弃了要求外国来使必须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的礼仪。同时，也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节。马嘉理案件发生以后，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作为道歉的专使前往英国，此后常驻伦敦，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以后陆续在欧美各国设立使馆，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勉强参加国际社会交往，进行外交活动。

外国侵略者攫取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长期控制中国的海关。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一直由英国人赫德担任，各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全部任用外国人。海关大权旁落，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和人员的出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进出口贸易急剧增加，关税收入大增。清政府在财政穷竭、常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有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提供经常的、有保证的财源，因此越来越仰赖帝国主义。赫德对清政府的影响很大，许多重要对外交涉由他操纵，甚至直接干预清朝的内政和官吏任免。

赫德铜像

1914年，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前的赫德铜像。赫德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时年仅二十八岁，连续任职四十八年。他在任职期间，不但把中国海关完全置于英国人控制之下，而且把他自己的活动伸向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

人民的反抗斗争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主要表现之一是遍及全国、延续时间很久的自发的反洋教斗争。这种斗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号召力。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修建教堂，招收教徒，且有些教士、教徒利用特权，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愤慨和反抗。一些官吏、地主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参加，致使斗争变得极为复杂。19世纪下半叶，各地的反教会斗争连绵不绝，其中较大的有同治年间的贵州教案、四川酉阳教案、天津教案，光绪初年长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法战争期间西南地区的教案，以及甲午战争前四川余栋臣、热河金丹道发动的斗争。越到后来，规模越大，反洋教斗争和反清斗争逐渐有结合的趋势。秘密结社的参加，武装起义的频繁，成为19世纪末反洋教斗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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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税务司

中国丧失海关行政权以后外国主持中国海关行政的首脑名称。名为中国海关监督雇佣之人，实际是中国海关的主宰。1854年7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税务司在上海出现，执行中国海关行政的权力。上海海关税务司成立后，十年之中，税务司制扩展到广州、汕头等十三个通商口岸。1861年在各关税务司之上，又设立一名总税务司。各级税务司完全听命于外国公使和领事，中国地方官甚至连将军、总督都无权加以管束。总税务司在海关范围以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海关税务司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民国期间开始关税自主。1950年，海关税务司才真正结束。

清统治危机的加深

近代工业与新阶级的产生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每年不超过银二千万两。光绪二十年（1894）增加到银二亿九千万两，即半个世纪增长近十五倍。其中进口的增长尤其迅速。这年进口值一亿六千万两，出口值一亿二千万两，入超四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因而赤字巨大。而且这种不利的贸易趋势继续发展，到民国元年（1912），即清朝覆亡这一年，对外贸易总值增至银八亿四千万两，十八年间又增加三倍。其中进口值四亿七千万两，出口值三亿七千万两，入超达一亿两。

外国输入的主要商品是棉纱和棉布。其纱布价格低廉，大量倾销，中国传统的纱布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手工业作坊闭歇，农户失去副业，造成生计艰难。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茶和生丝的市场，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特别是以后印度、锡兰推广种茶，日本发展缫丝，中国传统丝茶业遭到激烈的竞争，至20世纪已一蹶不振。

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农产品输出，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市场迅速扩大。同时，传统手工业的崩解又使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这就给资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近代机器工业应运而生。

近代工业发展艰难

中国土地上的机器工厂最初是由外国人投资创办的。大批外国船只运货来华，需要停泊检修，因此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出现了一些外资的船舶修造工厂，如上海的耶松船厂。以后，由于出口农副产品需要加工，在缫丝、制茶等行业中也出现了外资工厂。但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不准许外商公开设厂，加之上述工厂仍属于修理、加工性质，因此，中国近代机器制造工业实开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南京的金陵机器局以及福建的船政局等。这些军事工业是官办企业，资金由清政府拨付，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则依靠外国，聘用“洋匠”，生产的枪炮、军舰、弹药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价值，不参加市场交换，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积累。这些企业内，贪污浪费惊人，效益很低，冗员充斥。清政府虽耗费了大量资金，官办军事工业仍难以存在和发展。

稍后，近代工业逐渐在运输、采矿、纺织等行业中萌生，如上海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煤矿、台湾基隆煤矿、上海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都由官府和商人合作，或为官商合办，或为官督商办。在政府支持下，能有一些优惠和特权，如贷款、减税、专利等，但官府势力渗入企业内，遗患无穷，在人事任用、经营管理、利润分配上，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官商间发生严重摩擦，企业得不到正常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严重窒息了近代工业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纯粹商办企业最早在一些加工企业中发生，如缫丝业、制茶业、碾米业、纺织业等。甲午战前，资本不多，规模较小。甲午战后，商办工厂逐渐增加，从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1895～1913）的十八年间，共设立厂矿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达一亿二千万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八十六个，资本额约三千万元，其他均为商办的厂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尤以纺织业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则为矿冶、面粉、卷烟、金属加工等行业。较大的工厂有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等，祝大椿创办的上海源昌碾米厂、缫丝厂等，张振勋创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聂缉槼创办的上海恒丰纱厂，无锡荣氏兄弟创办的面粉厂、纺织厂，华侨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在创办过程中碰到一系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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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1853～1926）

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脑人物。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中日战争后，他立志兴办教育，振兴实业，认为这是“富强之大本”。光绪二十五年他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后又筹建了电厂、榨油厂、酿造厂、火柴厂、电灯公司、电话公司、银行，发展蚕桑、盐业和渔业，形成规模庞大、自成体系的资本集团。张謇兴办各级学校，如习艺所（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和小学。还兴办了南通学院，培养了大批高级技术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纺织界、农学界和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中国工业发展的困难主要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机器、技术甚至某些原料都要依赖外国，但又和外国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倾销大量商品，夺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它们又在中国设厂制造，资本雄厚，实力强大，弱小的中国工业面临其强有力的竞争，难以立足。许多创办不久的中国企业亏损严重，或者倒闭，或者被外资并吞。清朝封建政权奉行压抑工商的传统政策，所行厘金税，税制混乱，征收苛重，税率和征收地点、征收范围均无明确规定，逢关抽厘，遇卡留难，亦成为工商业的重大负担。中国又缺乏正常的金融市场，借贷利率很高，资金筹集困难，企业资金不易周转。还有封建官府的勒索，地方士绅的刁难。这些都使近代民族工业遇到极大的阻力，其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早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导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得以出现。

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封建社会里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还有通商口岸的买办。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向资产阶级转化。在他们身上，封建性极为浓厚，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官僚、大地主，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保护，利用了政治特权；另一些投资者和清政府关系稍疏远，也要仰政府的鼻息，本人则捐买官衔，挤进官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便于企业的活动。资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外国，生产技术依靠“洋匠”，经营管理借鉴外国工厂，有的企业甚至原料来源、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但另一方面，中国幼弱的近代工业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不能正常发展。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

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外，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也转化成为无产阶级。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这些外资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此后清政府和私人陆续投资设厂，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估计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已有十万人，到清朝覆亡时已发展到六十万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要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首先要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工资极低，工时很长，工作条件恶劣。很多工厂任用封建把头，使用暴力、刑具惩罚工人。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斗争最英勇坚决。由于外资或中国的工厂都设立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中国无产阶级也就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从行业说，纺织、缫丝、采矿、海员、铁路工人的数目最多。无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但它集中在新式企业中，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最有生机和前途。在清朝灭亡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但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显示出巨大的声势和潜力。例如：中法战争中，香港工人拒绝法国军舰到香港停驻而发动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使繁华的香港陷于瘫痪；辛亥革命中，上海和汉阳的工人支援起义，参加战斗，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又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有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二十年的中日战争，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入侵。

中法战争

法国一直觊觎中国的西南边疆，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当法国侵占越南的许多地方、强迫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越南国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绪八年至十年，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态，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致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于马尾的中国福建舰队遭法舰袭击，十一艘军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被击沉，官兵伤亡达七百余人，因而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所建立的福建海军，被清朝的妥协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诏宣战。中国军队在台湾、镇海等地遏制了法国的海路进攻。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清军在广西边境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前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战，击毙法军一千多人，法军全线崩溃。清军挥师追击，攻下谅山、文渊，法军纷纷向南逃窜。镇南关大捷引起了巴黎的政潮，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侵略战争失败而倒台。但在前线大捷、中国军队正在战场上胜利推进时，清政府竟宣布停战缔约，授权李鸿章签订和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在广西、云南边界开辟商埠，并规定中国以后在此修建铁路时向法国商办，为法国侵略中国的西南地区打开了门户。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即侵略中国，曾一度入侵台湾。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旨在以朝鲜作跳板，入侵中国。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日本乘此机会，动员海陆军开到朝鲜，并不宣而战，在海上和陆路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下诏宣战。清军在平壤集结，设防据守。日军分四路进攻，清将左宝贵率部力战，英勇牺牲，但其他将领却不战而逃，退过了鸭绿江。日军乘胜侵入中国的东北，进占安东（今辽宁丹东）、九连城、长甸、宽甸、金州、大连、旅顺等地。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大东沟外的黄海海面袭击中国舰队，双方激战达五小时之久。中国海军官兵英勇奋战，邓世昌、林永升等以身殉国。战斗结果，中国失利，日本海军亦受重创。此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躲藏在威海卫军港内不许出战，造成束手待毙的局面。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威海卫陷入包围之中。日军从海面和陆地开炮轰击，中国海军陷入绝境，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在此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战争进行中，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抱妥协的方针，乞求日本谈判。日方不允。战争即将结束时，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李鸿章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日接受投降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赔款银二亿两，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等。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签订后，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中的条款之一是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引起了视中国东北为其禁脔的沙俄的强烈不满。俄国纠集了法国、德国，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否则将“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日本无力对抗，决定对俄让步，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赎地银三千万两。三国干涉还辽加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争夺。俄国与英国是当时争霸中国的主要力量，并且因俄国“还辽”有功，清政府对之感恩戴德。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国沙皇加冕典礼，清政府派李鸿章为特使，赴俄参加庆典，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该约在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下，允许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以达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有在沿线开矿建厂、设置警察的权利。

英德洋款五厘金镑公债25镑债券

债券正面上部印有“大清帝国中国公债”“1896年”“1600万英镑”等英文和图案；下面左右分别印有英、德文的公债条例，中间盖有“大清钦差出使大臣关防”印，左边银行总经理签字，右边为驻英国或德国公使签字。债券年息五厘，每年4月1日、10月1日为付息期，每张息票可得息金12先令6便士；债期36年（1896～1932）。

《马关条约》的另一条款是赔偿银二亿两，并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八千万两，自然无力偿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借债赔款。英国和俄国为取得贷款的权利而展开激烈争夺。结果，俄国联合法国取得第一次贷款权，英国联合德国取得第二次和第三次贷款权。三次贷款总额折合银三亿两，利息重，回扣高，并以关税、盐厘作抵押担保。此后，清政府经常借贷度日，以各种主权作抵押。借款大多用于偿付赔款、购买军火、财政开支及修筑铁路。到清朝末年，债台高筑，借款总数达银十二亿两。

《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于是，纺织、面粉、造船等行业中出现很多外国工厂。光绪二十二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五年间，外商共创办资金十万元以上的工厂一百十九家，资本总额达九千八百万元。外资工厂财力雄厚，设备技术先进，并有优惠的政治特权。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控制中国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1910年），棉纱生产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年），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力量薄弱，不能正常发展。外国还在中国各地设立许多银行，以发放对清政府的贷款，投资铁路、矿山、房地产业，垄断国际汇兑，吸收中国闲散资金，发行货币，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信贷。

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并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8～1900）的三年内，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多次铁路借款，总数一亿三千多万元，夺取了长达两万里的铁路修筑权。其中，俄法以比利时银行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取得了津镇铁路（后改津浦）的修筑权，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俄分取了关内外铁路（即京沈路）的修筑权。这些都是深入内地，贯穿广大区域的铁路干线。到清朝灭亡时，先后筑成了京汉、中东、南满、胶济、滇越、正太、沪宁、京沈、津浦等铁路，全长一万八千余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投资经营的达一万六千余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自办铁路只有一千七百里。

帝国主义又对中国的矿藏资源垂涎欲滴。甲午战争以后不久，法国即强迫清政府立约，取得了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的优先权。以后，英国福公司掠夺了在山西、河南的采矿权，两省矿务的财务、人事、赢利均归其支配。四川、直隶、安徽的矿业中，英国资本亦渐渗入。德国则在山东成立德华矿务公司，攫夺全省矿权。俄国则取得了在东北的矿藏开采权，还伸展势力于蒙古、新疆。日本也取得大冶铁矿矿石的优先供应权。至清朝灭亡时，帝国主义在华已开采的矿场有三十四处，投资四千一百余万元；准备开采的矿场二十五处，资本额八千二百余万元，大大超过中国自办的矿业。

1898年旅居香港的革命党人谢缵泰所绘的《时局全图》，形象地展示了19世纪末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

在掠夺路权、矿权的同时，帝国主义又争先恐后，占据中国港湾，要求租借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租借青岛，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紧随其后，派军舰进入旅顺，强租旅顺、大连，并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把广东、广西、云南视为禁脔，要求清政府不将三省租借给他国。英国除在长江流域保持强大的势力外，又在北方租借威海卫，在南方扩充香港的界址，扩大租占九龙半岛。日本则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准备，中国面临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美国因忙于争夺菲律宾而姗姗来迟。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同等的关税、铁路运费，以后又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能插足于中国，与列强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挤。

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极大地震动了各个阶级、阶层，促进了中国人民爱国意识的觉醒。当议和条件传出后，举国上下强烈反对，主战派官吏纷纷上奏，谴责李鸿章媚敌误国，要求拒签条约。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掀起了反对投降的巨大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台湾人民闻知割弃台湾的消息更是悲愤交集，誓不愿做亡国奴。日军在台湾登陆，台湾军民激烈抵抗，在孤悬海外、饷械俱缺的情况下，和优势日军战斗拼搏。

继“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

清末光绪帝“明定国是”诏书（局部）

多次上书，建议变法。同时，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设立强学会，进行宣传鼓动，团聚了一批维新志士，争取了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翁同龢等的同情和支持。强学会因遭顽固派的嫉恨而被查禁，但变法维新的思潮汹涌激荡，一发而不可阻遏。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导和组织下，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甲午战后四年内，国内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书局共三百多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为等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联络和组织知识分子、中下级官吏，经常集会演说，痛陈国难当头，形势危急，激发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各省旅京人士也纷纷组织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通过这些团体和一系列活动，变法思想和救亡运动相结合，并迅速发展，从宣传和组织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光绪帝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表示赞赏。康有为又向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皇帝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许天下人上书。又进呈自己撰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奋发振作，运用君权，排除阻挠，效法日本、俄国，实行改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询问变法的步骤和方法；派康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梁办理译书局；后来又任用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康有为和其他人递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这些建议，颁布改革的诏令，主要是：发展经济，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开放言路，鼓励创办报纸，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翻译书籍；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士兵改练洋操。这种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根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维新派过去宣传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就是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早在百日维新之初，慈禧就迫使光绪帝罢免翁同龢，以孤立皇帝。又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百日维新期间，大部分大臣和督抚把变法上谕束之高阁，拒不执行。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京师盛传守旧派要发动政变，光绪帝屡遭慈禧太后的训斥，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光绪帝召见袁，升他为侍郎。谭嗣同夜间访袁，劝他举兵勤王，驱除旧党，支持变法。袁世凯向旧党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处死。其他维新派和拥护变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义和团运动

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外国传教士在各地胡作非为，引起了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戊戌变法刚刚被镇压，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原是起于山东的烧香拜神、操练拳棒的反清秘密组织。为反对外国侵略，义和拳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号，改称义和团，并得到地方官吏的某些支持，声势日益浩大。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要求下，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山东地方官，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屠杀和逮捕义和团。义和团遂向北发展，活动于直隶各地，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线。又渗入天津和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天津和北京街头上，义和团成群结队，头裹红巾，手执刀矛，公开活动。大街小巷，到处是拳厂和坛场。其他各省也纷纷响应，东北、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云南，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义和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因百日维新后在废立光绪问题上与列强存在矛盾，所以承认义和团合法，并采取控制、利用的策略，企图以义和团的刀矛发泄自己的怨愤。

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居民，尤多青少年，也有妇女参加。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袖，在思想上盲目排外，组织和斗争形式原始落后。他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顺应了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但也模糊了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

八国联军，帝国主义的干预

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帝国主义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干涉。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两千侵略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攻。但沿路遭到义和团的阻击，被迫退回。接着，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正式挑起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战争。慈禧太后等出于对洋人不满，遂决定宣战。南方各省督抚抵制宣战，提出东南互保，与帝国主义勾结，维持现存秩序，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

1902年，袁世凯总督、马玉昆将军及其部下护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宫。手持三角旗的马队先进入正阳门，城墙上是观礼的西方人士。

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天津城郊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手持刀矛的义和团群众遭屠杀，聂士成等清朝的将领、士兵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纠集两万兵力，向北京进攻。清朝调集一些勤王军阻截，但抵挡不住侵略联军的凶猛攻势。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走，前往西安。侵略联军分兵四出，占领山海关、张家口、保定、井陉等战略要地，并在京津地区屠杀抢劫。民居商铺被焚烧，户部存银洗劫一空，颐和园的文物、书画、古器被捆载而去，北京城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又一次蹂躏和践踏。沙俄除了参加八国联军外，竟出动了十多万军队入侵中国东北，烧杀抢掠，占领主要城市，企图并吞东北全境。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烧死、杀死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三万人；并将居住在海兰泡的七千多中国侨民驱赶入黑龙江，活活淹死。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为了发泄私愤。但她对义和团始终心存戒惧，在逃跑的路上就急忙发布“剿匪”上谕，命令清军掉转枪口，对准义和团。又催促李鸿章北上，与帝国主义议和乞降。李鸿章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拆除大沽至北京间的中国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附近驻兵，设置东交民巷使馆区，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帝组织，惩办首祸诸臣。《辛丑条约》使中国下降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权益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英、美、日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增开商埠，开放内河水道，为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帝国主义的争夺更加激烈。八国联军时，沙俄占领东北全境，迟迟不肯撤兵，引起日本和英美的强烈不满。日英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俄国。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大战，双方调动六十万大军在沈阳附近会战。而清政府无力干预，竟宣布“局外中立”。战争结果，俄国陆军败退，海军覆灭；日俄在美国调停下停战议和，俄国将南满的利益让给了日本而退居北满。此后，日本扩大从沙俄手中夺来的权益，独占南满铁路，扩充旅大租借地；俄国则紧紧抓住北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渗透势力于各地。美国提出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要由列强共同投资和管理，企图插足于日俄的势力范围内。刚刚经过大战的日本和俄国重新修好，抵制美国势力进入东北。鉴于东北处在日俄瓜分的严重危机下，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宣布废止东北的将军制，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东三省总督和三省巡抚，并企图开矿、设厂、筑路、练兵，以抵制日俄。但当时的清政府已十分腐败，不可能有所作为，东北建省未能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日益扩张。

英国和俄国为觊觎西藏进行长期争夺。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突然闯过中印边界，于光绪三十年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拉萨条约》，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不敢在条约上签字，但以后重订新约，英国仍取得了许多特权。

辛亥革命发生后，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当时，俄国正在胁迫清政府重新修订《伊犁条约》，企图进一步掠夺领土和权利；并乘中国局势动荡，干预和侵略蒙古地区，分割中国领土。英国也在西藏策划分裂活动，致使中国的边疆危机迭起。

清朝的覆亡

清政府的“新政”

帝国主义列强允许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在北京重建统治，慈禧因而对帝国主义感恩戴德，往往唯命是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当时清政府重要的对外政策。列强要求清政府调整机构、政策，进一步实现政权的买办化。慈禧也就打出了不久以前还在拼命反对的“新政”“变法”的招牌，以此酬答列强的要求，消弭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立督办政务处，以筹划和推行“新政”。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纷纷上书，献计献策。

新政涉及各个方面，在政府机构上，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一些冗闲重复的机构，增设商部、巡警部及财政处、学务处。光绪三十二年进一步改变从前部院衙门的结构，以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取代从前的六部。军事上，决定编练新军，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全国常备军三十六镇。实际上到清朝灭亡时共练成新军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及禁卫军一镇，约十六万人。经济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拟订商律，设立商会，保护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颁布矿务、铁路、公司、银行等各种章程，又统一度量衡，成立大清银行，改革币制，废除银两，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在文化教育上，将各省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学制。光绪三十一年废止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一切士子均由学堂出身。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办学的积极性很高，学堂的建立犹如雨后春笋，出国留学受到资助、鼓励，并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在法律方面，仿效西方国家的法制，编订新法典和单行法规，删除凌迟、枭首、缘坐、刺字等酷刑峻法。

清末清军新军士兵

新军是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确规定。清朝政府编练新军是对中国军制是一重大革新。后来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量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清银行兑换券

在这些“新政”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练兵筹饷，以增加收入，巩固统治，其他方面多属表面文章。尽管这样，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毕竟为长期停滞的社会机制带来了一些活力，扩大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加强了新势力对旧势力的冲击，实际上为反对和颠覆清朝统治作了准备。

在办理“新政”中，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乘机崛起，形成了近代军阀势力。袁在小站练兵，采用德国的操练方法，聘用德国教官，全军训练严格，装备精良，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端。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受命办理练兵、外交、铁路、商务等，权倾朝野。他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号称劲旅。其军官都经过陆军学堂的训练，但军内保持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重要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都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还多方拉拢官僚、文士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等，向内政、外交、财政、实业、路矿等领域渗透，形成庞大的势力集团。北洋集团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队、企业中聘用外国教官、顾问，袁本人和各国公使交往甚密，因此在帝国主义心目中，袁世凯是能够维持统治秩序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又和庆亲王奕劻勾结，使用贿赂，赢得其支持。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宣统帝（即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但他多年卵翼的北洋集团依然存在。武昌起义后，清朝幻想利用袁的实力镇压革命，不得不请袁出山，付以全权。袁世凯依靠北洋势力，投形势之机，代替了清政府，排斥了革命派，再次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一部分最先进的爱国志士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在美国檀香山（今美国火奴鲁鲁）学习，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后回国行医，目睹政局日非，痛恨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立志救国济民。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次年，他以香港为据点，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被迫逃往国外。百日维新失败后，又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那次起义虽被镇压，但影响很大。

孙中山像

同盟会颁发的会员证书

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集会纪念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上海出现爱国学社。翌年，因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学生集会抗议。东京留学生尤为激昂，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请愿。上海和东京陆续创办许多报纸刊物，反对专制，批评时政，宣传革命。其中，革命青年邹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革命军》一书，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章太炎（即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为大，驳斥康对革命的诬蔑，揭露了他的保皇反动面目。还有陈天华写《警世钟》《猛回头》，指出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

在革命思想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海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设立许多支部，出版许多报纸，并和康有为的保皇党进行论战。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青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次年，江浙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这两个组织都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后因起义失败，很多人跑到日本。还有湖北的青年组织“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在当地新军中宣传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中国同盟会。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部设于东京，国内和海外设立分会和支部。一年后，会员已超过一万人，其中以知识分子占多数，也有下层的会党和海外华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熟的标志。同盟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即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政府，避免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民权主义即是废除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民生主义即是实行土地国有，以改良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防止贫富悬殊。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革命派以有力的论据、雄辩的逻辑、犀利的笔锋，阐明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清朝政府是民族压迫、专制横暴、反动卖国的政府，驳斥了种种保皇的谬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放在首要的日程上。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同盟会先后在各地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还组织了多次暗杀清朝官吏的活动。但革命派领导的这些起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计划不够周密，又有很多在沿边省区，缺乏接应，很快被清军镇压。但斗争连续不断，屡挫屡奋，锻炼了革命派的力量，表现了他们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和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全国范围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斗争。有反教会斗争，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还有抢米风潮。这些群众斗争缺乏组织、纲领，具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波及的地区普遍，发动的次数频繁，参加的群众广泛，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收回利权运动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孟县（今河南孟州）、潞安（治今山西长治）、泽州的煤铁开采权。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还收回某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如津浦铁路、广九铁路、沪宁铁路，以及安徽铜官山煤矿，浙江衢、严、温等处煤铁矿，山东中兴煤矿，四川江北厅煤铁矿，奉天锦西煤矿等。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反抗。收回利权运动是广大群众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主权而进行的爱国主义的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于美国国内歧视和虐待华侨、华工，广州、上海工商界集会抗议，通电全国，号召抵制美货。全国各城市纷纷响应，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时间持续将近一年，给美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使其对华贸易额明显下降。

在以上一系列运动中，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和立宪派起了较大作用。他们以指导者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但当反动势力威胁利诱、施加压力时，他们又表现出软弱妥协的特点，中途退出运动，不能坚持到底。这一弱点也表现在立宪运动中。

立宪运动

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思想变化和革命风潮，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投资于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虽不愿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但又希望在清朝统治下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条件。他们看到英国、日本、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想通过这条途径挤进政府，分享权力。立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以及国内的张謇、杨度、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等人。清朝权贵当然对立宪并无兴趣，但由于革命风潮的兴起，清廷也企图以立宪为诱饵，拉拢立宪派，瓦解革命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口号下，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提出改革官制，清理财政，整饬武备，详订法律，广兴教育等，将行之数年未获成效的“新政”，权作预备立宪的内容。立宪派则兴高采烈，纷纷成立团体。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江浙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组织宪政讲习会，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广东组织粤商自治会。各地立宪派积极活动，向清政府上书请愿，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在宣布各省设立咨议局、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基础的同时，把召开国会的期限推迟到九年以后，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议会的约束，臣民的权利极为微小。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满族亲贵集团企图集中权力，排斥拥有实力的汉族大臣，将袁世凯以足疾为名开缺回籍。又训练禁卫军，成立军咨府，企图以皇室亲贵统揽全国兵权，各省督抚对此加以反对。统治阶级内部在立宪的招牌下各怀私念，争权夺利。清朝上层中的满族亲贵、汉族大臣、立宪派三种势力的裂痕日益扩大。

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宣统元年（1909）以后，各省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先后成立，并经常开会讨论，批评政治，弹劾官吏，提出议案，与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发生摩擦。立宪派对清朝的拖宕延缓、独揽权力很不满意，先后发动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请愿的规模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有些地方督抚从抵制亲贵用事、维护自己权力出发，也参加了立宪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改为五年；并于宣统三年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织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十三名阁员内汉族仅占四人，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企图和清政府分享权力的愿望化为泡影，汉大臣也受到排挤，这就促成了辛亥革命时统治阶级上层的离心离德，导致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

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而达到总爆发的一年。八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条件尚不具备而事机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冒险一击，时间定于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1911年4月27日）。届时黄兴仅率一百数十人发难，攻入两广总督督署，随后遇到大批清军的攻击。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其遗骨合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广大人民以及资产阶级、地方绅商，为反对清政府掠夺商民路权，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范围。成都和全省许多城镇一齐罢市，并提出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等。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派端方带兵入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的领袖多人，并开枪击毙游行群众数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筹划起义，把合法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各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形势亦发生动荡。

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平日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因而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组织。

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间，驻在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发动起义，攻占总督衙门，清朝官吏遁逃。但当时革命派的重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起义士兵筹划组成湖北军政府时不懂得保持领导权的重要性，以为需要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来组织政府。于是，清朝高级军官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请出来当都督，立宪派汤化龙当了民政长。

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湖南和陕西分别发动起义，树起独立的旗帜。接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组织会党、新军起来响应。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省和上海宣布独立。武昌的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于汉口、汉阳，江浙的革命军打败清军、克复南京、组织北伐，一时革命风潮大盛，连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直隶，也发生了滦州（今河北滦县）的新军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时，武昌城外革命军炮队隔江攻击敌军。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起义的普遍发动和迅速发展是同盟会长期宣传、组织、筹划的成果。会党和新军是主要的依靠力量。他们反对清朝的态度最坚决，斗争最勇敢。资产阶级立宪派本来并不赞成革命，但在争路、宪政问题上已和清政府产生严重裂痕，起义的普遍发动把他们推向了革命一边。他们的地位很有利，一方面既不是清朝的当权派，容易转身投向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有声望，有产业，受到地方上的信任。所以，立宪派这时几乎全都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赞成共和政体，并在新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有些旧官僚受到周围的压力，看到大势所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这样就扩大了革命阵营的声势，使清朝政府陷入众叛亲离的不利处境。但立宪派和旧官僚投向革命，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和革命派的思想和目标很不一致，在革命内部争夺权力，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的省份，革命派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但立宪派和旧势力通过政变和武力手段，屠杀革命派和群众，篡夺了权力，如湖南、贵州。有的省份，革命派和立宪派并存，立宪派占了优势，以后两派都未能保持权力，一些掌握军队的实力派取而代之，如云南、浙江、四川。有的省份，经过各种势力的斗争，政权落在流氓、政客、军阀手中，如福建、山西。还有的省份，清朝旧官僚投机革命，宣布独立，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首领，如江苏、广西、山东。经过一段实力的较量和形势的演变，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尚有上海、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区。但革命派也在分化蜕变，有些人放弃了革命理想，向着官僚军阀势力靠拢。

武昌起义后，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翌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任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颁布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不久又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帝国主义迫于形势，打起了中立的幌子，催促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北洋军队的将领都是袁的心腹，要调动他们抗拒革命，非袁不可。清政府只好解散皇族内阁，请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向他交出军政大权。袁世凯以帝国主义为后盾，挟北洋军队的实力，一面利用革命声威，恫吓清政府，逼迫满族亲贵交出权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胁利诱，施加压力，迫使就范。袁世凯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时，同盟会领袖黄兴率领革命军英勇抗击，但事权不一，力量悬殊，战斗失利。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炮轰武昌。经过帝国主义的撮合，袁世凯又和革命阵营试探和谈。早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南北和谈已在上海进行，双方就停战、国体、召开国民会议等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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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

民国初期南北政府举行的两次议和谈判。第一次：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胁迫南方革命政权进行的和平谈判。和谈结果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告终。第二次：1919年2～5月北京政府与南方军政府间的和谈。1917年，北洋军阀废弃国会和临时约法，驱走总统黎元洪。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揭起护法旗帜，并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次年5月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控制了南方政府。南北双方同意停战并进行谈判。但为划分地盘、争夺权力无法达成一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南北和谈以毫无结果而破裂。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压迫革命派妥协。立宪派和有的同盟会员也向袁世凯靠拢，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将拥护袁出任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后，虽然反对妥协，积极主张北伐，组织了各路北伐军，但各军未经训练，编制互异，指挥不灵，遭到各方面反对和掣肘。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扣留海关税收；各省军政府新建，供应浩繁，革命政权因此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和一部分同盟会员则指责非难孙中山等的革命主张，致使北伐无法进行。孙中山面对革命阵营的涣散状态和南北议和的既成事实，也无能为力，只得同意让步。他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自己即辞去职务，可另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得到革命派出让政权的确切保证后，便向隆裕太后上奏，声称自己的北洋军队已无力镇压革命，保卫京畿，请召开皇族亲贵会议，速定方针。他自己则不再入朝，只派心腹催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召开多次御前会议，争论激烈。一部分满族亲贵态度顽固，反对退位，组成宗社党，指责袁世凯“蔑视纲常”“居心更不可问”，主张和南方革命军决战。袁世凯唆使段祺瑞等数十名前线北洋将领致电清政府，要求实行共和政体，斥责皇族亲贵“败坏大局”。各地官吏迎合袁的意图，纷纷电奏，主张共和。宗社党本无实力，其首领良弼此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们吓得纷纷逃到天津租界和大连、青岛。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带着宣统小皇帝举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发布退位诏。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灭亡。

清朝的思想文化

清初的学术思想

清代的思想文化，丰富绚丽，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清初，一度产生幼弱的民主启蒙思想，但由于生产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清朝的思想高压政策，进步思想未能得到正常发展，思想文化界仍不能冲出儒家的樊笼。

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的变乱时代，身受亡国破家之难，认识到明王朝的腐败和封建理学的虚伪空疏，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热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扬经世务实的思想，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阐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开创了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新思潮、新学风。

颜元像

颜元（1635～1704），清初哲学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他反对理学，认为“理气俱是天道”，理与气是道不能分离的两个方面。

黄宗羲、唐甄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方面走在最前列。他们所著《明夷待访录》《潜书》，论证了专制君权的起源和实质，揭露了历代专制帝王的昏淫残暴，并希望通过学校议政，加强法治或实行地方分权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这虽然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但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顾炎武提倡务实致用，“多学而识，行必有果”，并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开辟了新的治学途径。颜元讲求“实学”，强调“躬行践履”，主张讲求功利，匡时济民。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力地影响了后世的学风。王夫之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批判了“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论，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就无所谓规律、理念。他又指出自然界和社会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还解释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肯定了人们的合理欲望。方以智也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和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清初思想家在历史学、地理学方面也作出了贡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在他的影响下，继者踵接，如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及稍后的章学诚，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津、古今变易，开地理研究之先河。以后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齐召南均曾致力于历史地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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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

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本体论问题，即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看，主要有以下派别：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与理学有联系的，还有北宋时的王安石，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学”。

清初思想家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大多数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对清朝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口诛笔伐，指责理学家是“奴君子”“优孟衣冠”“亡国之学”“祸烈于蛇龙猛兽”。他们健笔凌云，激扬风气，尽情鞭挞封建末世的诸多弊端，提出新颖的见解，使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

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尚不能使思想界得到充分发展。当清朝重建起封建政治体制，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后继的思想家们也不得不随之转向。如阎若璩、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只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胡渭考证《河图洛书》为晚出，廓清了封建学术界长期的迷信盲从，但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下，他们埋头古籍，变得谨小慎微，失去了前辈思想家那种干预现实、评议朝政、臧否人物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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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清雍正六年（1728）铜活字本

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一部类书。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初由诚郡王（胤祉）命其门客陈梦雷纂集，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书。雍正时，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删去胤祉、陈梦雷等人姓名，改为此名。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约一亿六千万字。该书综合了清代所能见到的有关古籍中的资料，按类编排，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一编之下又分成若干典，共三十二典；典下再分部，共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都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的顺序，把中国几千年的史料和有关人物，用简单的条目统贯起来。所辑录的古籍，整部、整篇或整段抄入，很少改动。引证详注出处，便于查对原书。

清朝为了巩固思想统治，笼络知识界，大力尊孔崇儒，给孔子加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尊号。儒家思想是理政、治学、处世、待人的标准，程朱理学又被视为孔子的真传、儒学的正统，因此朱熹备受尊重，四书及五经中的一部分均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清朝的统治安定以后，大规模编纂书籍，最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和《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余卷）。《四库全书》收集历代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三千四百余种，其中有很多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经失传的书籍，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但在编纂过程中，清政府对全国图书作了一次大检查，大批书籍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归入悖逆、违碍之列，遭到销毁或篡改。

除了传统的儒学以外，很多外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医药、地图绘制、武器制造、绘画、建筑，等等，编写了一些书籍。康熙帝本人还学习过西方科学，但清廷未用力提倡，知识界沉溺在儒家经典中，不了解西方科学的内容和价值。

清朝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十分严厉，发生了许多次文字狱，惩治极重，株连极广。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案。乾隆时，文字狱更多，获罪的人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干禄倖进；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这些都招来了杀身破家之祸。这些案件多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以确立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文字狱，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们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研究现实，只得埋首故纸堆中，消磨智慧和志气，使知识界思想麻木，万马齐喑。文字狱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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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

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明史》案为起始，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文字狱趋于平息。

汉学的兴起

由于清廷文化政策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又不敢评论政事、研究实际，只得把智慧和精力专注于整理、注释古籍。乾隆时，汉学兴起。这一学派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他们做了许多踏实的基本工作，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在治学的态度、方法上，强调博学多闻，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武断，运用归纳法，重视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读书但观大意，随意发挥，游谈无根，注重内心修省的弊病。

汉学中有两大派别：①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尊信和固守汉代儒者的说经。他们认为，汉人离古不远，遗说尚存，要弄清古代圣贤的经典，必须遵循汉儒的注疏诠释。惠栋专精《周易》，对汉人的遗说搜辑研究甚勤，而较少发挥自己的见解。所以这一学派被统称为“汉学”，以与专治理学的“宋学”相区别。其他学者有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他们都是苏州附近人，故称“吴派”。吴派的宗旨被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中钱大昕的学术成就较高，能稍稍摆脱墨守古训的痼疾。②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治学宗旨和研究态度与吴派相似，不同的是戴震等有自己的见解和是非标准，并不专崇汉儒。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擅长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数学等。他还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义理”文章，阐述唯物主义思想，发挥人性论和理欲说，正面与“宋学”对抗。他认为，“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要求，应该在理智的指导下，合理地得到满足，这就是“善”；反对理学家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指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煞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是残忍而虚伪的说教。又指出，理学家所说的“天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主观偏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群众的口实。他沉痛地喊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呼声。戴震的弟子与后辈多安徽和扬州附近人，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洪榜、汪中、焦循、凌廷堪、阮元等，各在自己的专门领域中作出了贡献。乾嘉之际，汉学大盛，治经、考史、文字、声韵、天文、历算、地理、金石以及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版本等学蔚起，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汉学家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领域狭小，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不接触现实，不研究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不敢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陷于孤立、静止，缺少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运动中去考察，注意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虽然对古代典籍爬梳考证，做出了成绩，却不能提供新鲜理论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不易接受、消化西方刚传来的科学技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个新的学派开始兴起，这就是清今文经学。其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下及龚自珍、魏源。主要研究对象虽仍是儒家经典，但主张通经致用，留心实务，议论政事，强调变革，形成了区别于汉学的新学风。

清前期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清代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并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但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文学艺术

明清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清初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如诗人屈大均、陈恭尹、顾炎武、归庄、钱澄之、杜濬。他们的篇章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抒发亡国之痛，诗风激昂。另外一些著名诗人，如钱谦益，诗作凝练工稳，主张自写胸臆；吴伟业，风格典雅华丽，哀婉沉郁，多以明清间的史事作题材。稍后则有王士禛标举“神韵”之说，其诗清新流畅，多年雄踞诗坛。他的反对者赵执信，诗作劲拔峭刻。词人则有豪放苍劲的陈其年，婉约清丽的纳兰性德，声律工整的朱彝尊。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文笔生动流畅，善于叙事记人。清初的戏曲界，有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双璧。前者写兵荒马乱中封建帝妃的爱情故事和生离死别，后者写南明的兴亡历史和名士才女的悲欢离合，都深沉地寄托了亡国的哀痛。这两部剧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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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今文经学

清朝中叶兴起的一个经学流派。因汉代称当时通行的隶书为今文，称秦代焚书以前用六国所用的篆书为古文。儒家整理的经书用隶书抄录的称今文经，用篆书抄录的称古文经。以后，在经今、古文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是字体不同，对经书的解释等也有差异。形成研究儒家经传的对立的两大流派。古文学派逐渐居于垄断地位，今文学派逐渐被湮没。清代复兴今文经学，利用《春秋》公羊学以阐发其政治主张，故又称公羊学派。首倡于乾隆年间的庄存与，奠基于嘉庆、道光之际的刘逢禄。戊戌变法失败后，清今文经学也随之迅速衰败下去。

《桃花扇·眠香》

选自清代坚白道人所绘《清彩绘本桃花扇》。描绘了李香君、侯方域成亲时的场景。

清代中期，著名诗人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沈德潜主张“格调说”，认为作诗应平和雅正，怨而不怒，其诗多歌颂升平之作。翁方纲主张“肌理说”，以学问入诗。袁枚主张“性灵说”，重视个人的感受，强调性情和灵感的作用，开新鲜独创的诗风。文章则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倡导古文义法，主张文以载道，要求文章的内容有益于世道人伦，又发展了作文的技巧，讲究气势、条理、修辞、音节等等。桐城派的古文对后世影响甚大。

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是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妖狐鬼魅，写世态人情，故事曲折，形象生动，文笔优美，寓意深远，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笔锋犀利，讽刺深刻，揭露了科举制的弊端和知识界卑劣丑恶的阴暗面，反映了封建末期的政治腐败和文化、道德的沦丧。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它围绕着贵族家庭中爱情悲剧的主题，展示了宽广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的画卷，塑造了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个性解放与坚贞的爱情，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的纲常伦理，预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清代的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流派林立，名家辈出，色彩缤纷，富于创新。清初四僧，即弘仁、髡残、石涛、八大山人，笔意高远，画风苍劲，很有革新精神。画坛正宗，推“四王恽吴”，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他们师法黄公望、董其昌，发展了传统的文人画，或工整明丽，或高旷秀逸，或深厚沉雄，各极其致。清中叶，有“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师法自然，风致高逸，随意挥洒，不拘成格，极富情趣。还有西方来中国的画家郎世宁，供奉内廷，在西洋画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画的特色，创作了许多描写战功、朝会和人物的画幅。

科学技术

清代，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故这方面的成就不大，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落后甚远。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传来了西方的科学，虽有某些影响，但并未得到重视，没有传播推广。清中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国传教士中止来华，从此，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有清一代，在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所进展。

《哨鹿图》

清代宫廷中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绘。此图描绘了乾隆帝到木兰围场打猎的情景。

在历法方面，清初废弃了沿用已久、误差渐大的传统的《大统历》，改用利玛窦、汤若望等编著的《时宪历》，吸取了西方的天文理论和计算方法。这是中国最早跨入近代科学的一个领域。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等颇能中西兼采、潜心天算，作出一定的成绩。以后西学的输入中断，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已经失传的古代算书，于是古算学的研究一度发展。

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熙、乾隆时，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了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的方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也引进了西方的制造技术。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时，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机械，如眼镜、望远镜、温度计、钟表、水车，但这种研究和制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

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了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

医药学方面，有名医徐大椿、喻昌、柯琴等，对古代医学典籍的注释作出了贡献。叶天士、吴瑭等开创了温病学派，治疗各种热性病症，颇有效验。王清任、王维德在外科领域进行探索，对人体脏腑的结构、部位以及痈疽病毒有一定的研究。

建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了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

随着新经济、新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外科学、文化的传入，中国的知识界也发生急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个别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针对中国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弱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了解外情，仿造外国的枪炮军舰。此后，知识分子中要求学习外国、进行改革的思潮日益高涨。戊戌变法以前，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容闳、郑观应、何启等人。他们有的游历外国，有的居住香港、上海，较多接触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他们不仅主张仿造或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提倡开工厂、兴矿业、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并且主张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作某些改革。他们提出“重商”，宣称“商”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他们所说的“商”，包括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整个工商业，即是要求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促进出口，堵塞对外贸易的巨大漏卮。他们又认为中国的落后和贫穷是由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政治关系不正常，专制君主政府和不当权的绅商以及人民大众之间矛盾尖锐，隔阂太深，希望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放松控制，重视舆论，缓和上下矛盾，让中下层的绅商分享权力。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书立说，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向统治者进言献策，是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但他们寄希望于封建当权派的自动改革，缺乏推行改革的力量和实际手段。

英法联军焚烧后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谐奇趣左翼八角亭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使改良主义的思潮进一步高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其主要代表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除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外，并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他利用“今文经学”，议论时政，抨击受历代统治者尊崇的古文经典，反对墨守成规；又以孔子“托古改制”为变法寻找根据。他写的《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则为未来社会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严复除写作一批政论文章反对封建政治和文化，曾翻译了《天演论》《法意》《原富》《群学肄言》等，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学说。特别是《天演论》一书，发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如不变法图强，必将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而亡国灭种，这对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者，他在《仁学》中猛烈抨击封建的纲常伦理，指出“君为臣纲”最黑暗而无人理，号召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矛头直指清朝专制主义的统治。梁启超以清新犀利的笔锋写《变法通议》，阐述变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号召向西方学习，并主张伸民权，设议院。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述、译作，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一个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

容闳像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留学生，近代改良主义者、教育家。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属珠海）人。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1872年夏，组织了第一批幼童赴美，开启中国留学史大幕。

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新学的传播

工厂企业的兴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列强瓜分的危机，戊戌变法的推行，以及西学的传播，都促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特别在科举考试废止以后，读书应试、入仕做官的传统途径被堵塞，知识分子或进学堂攻读，或到外国留学，受西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国学堂达四万七千所，各类学生一百三十万人；留学生的人数也很多，例如这一年赴日本的留学生有八千人，次年增至二万三千人。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士子转化而来，但又和旧士子不同。近代知识分子是在国家危亡的形势下产生的，他们大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要求独立富强，富于责任心和政治敏感性，热心变革，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又接受外国科学、文化的影响，活跃、开放、勤奋。尽管他们初步接触西学，水平不很高，但他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坚信能够找到救国的真理。科举仕途被切断以后，近代知识分子有了更为宽广的出路：有的参加政治运动成为革命派或立宪派；有的致力教育事业，学习科技工程、医学，办工厂、开矿山，从而成为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近代知识分子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桥梁。但他们又和封建的传统儒学有血缘关系，头脑中的新思想和旧思想并存。他们和劳动群众缺乏联系，实践能力差，政治上不够成熟，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容易悲观消极，或者跟不上时代而落后。

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增长，西方的思想迅速传播，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的尖锐对立。

自然科学最早受到重视，是由于洋务运动中造船、制械、设厂、开矿的需要。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馆、上海广学会翻译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作品。数学、天文、地质、地理、医学、机械以及声、光、化、电等科技书籍的出版，蔚为风气。当时出现了最早一批科技人才，如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工程师詹天佑等。20世纪初的留学生中也有不少攻读科学、技术、医学的。尽管科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外国，但毕竟冲破了封建社会传统的知识结构，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蔡元培像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戊戌维新运动中，蔡元培同情维新派。他认为维新派失败是因为没有培养革新人才，从此走上兴办教育之路。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他曾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学术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明理学和乾嘉汉学都已走到了路的尽头，一批既有旧学根基又受西方影响的学者，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即章炳麟）、蔡元培、王国维等脱颖而出。他们研究哲学和政治、历史、文学，开始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和批判传统学术，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方面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推动下，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平等、共和学说，真、善、美观念，不胫而走，为沉闷、静止的知识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在文学艺术方面，黄遵宪等倡“诗界革命”，反对陈腐的“同光诗体”，在诗歌的内容、题材、技巧上均有所创新。随着形势的演变，以后又出现了宣传反清的爱国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梁启超提倡小说，把它作为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手段。清末的谴责小说风行一时，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家。还有林纾、曾朴等致力于翻译外国小说，许多世界名作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清朝的历史地位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在它统治期间，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初，满族在东北兴起，人数很少，力量微弱，各部不相统属，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却富有勇武刚强的精神。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整顿政治，建立组织，练兵聚饷，学习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对周围地区不断进行征战中统一东北，进而长驱入关，问鼎中原，取得全国的统治权。新兴的满族显示了锐于创业的蓬勃朝气和不断进步的革新精神。入关之初，它曾采取野蛮、落后的政策，如屠城、圈地、逃人法、迁海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清政府逐渐改变政策，致力于恢复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改革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康雍乾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有较大的提高，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在政治上制定了各项典章制度，矛盾相对缓和，秩序比较稳定，国力臻于鼎盛。清朝国家机器较长时期维持正常的运转，皇权集中，统治巩固，困扰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朋党、藩镇等祸患，减少到了最小程度。清朝前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统治的经验教训，决策施政，经过深思熟虑而审慎从事，威权专一，令出法随，取得了重大的治绩。

清朝最突出的贡献是统一全国，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是统一国家，但各时代的情况复杂，统一与割据错综交替。明王朝后期，东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处在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外，有的地区和明政府长期对抗，兵戎相见；有的地区接受中央的羁縻，但非明朝号令所能及。明王朝实际管辖的地方只有内地的十几个行省。清朝取得全国统治权后，大力经营边疆，在东北阻挡住了俄国的入侵；在西北，经过长期战争摧毁了准噶尔割据势力；又安抚了内外蒙古，平定了天山南北；在西藏，对政教事务进行改革，驱逐了廓尔喀入侵；在西南，大规模地改土归流；还招降郑氏，统一了台湾。经过清朝的长期努力，原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统一，边疆敉宁，版图巩固。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明确了边疆地区的归属，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御外侮，至今以社会主义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这和清朝长期致力于统一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清朝在历史上既有光辉的贡献，也有反动、落后的一面。清朝政权是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专政，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镇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极为严重。在高度集权的统治下，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滥施专制淫威。虽标榜崇文兴学，纂修典籍，优遇文士，但钳制言论，禁毁书籍，屡兴文字狱，造成知识界不敢议论政治、研究现实的沉闷局面。在对外政策方面，又自我孤立，虚骄自大，执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人和外国接触交往，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清朝前期的治绩，十分突出，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如果同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较，则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可谓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当时，西欧正在经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英国以富厚的国力称雄于世界；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法国发生1789年的大革命，扫荡了本国以至欧洲的封建制度，大批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民主，科学技术获得迅速的进展。但中国却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酣睡，不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日益落后，和西欧的差距日益拉大，这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到了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貌似强大的清王朝露出了不堪一击的虚弱本质。从此，外国侵略者蜂拥而入，掠夺各种权利；外国的商品大量输入，侵蚀和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束缚了中国人民，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曾企图振作自强，引进外国的枪炮船舰、机器铁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它只能勉强地做些枝节的改变，而顽固地拒绝根本性的变革。因此，不但不能扭转国家贫穷衰弱的局面，而且在列强进一步侵略面前，不断地败退、妥协、求降，暴露了自己的腐败无能，使国家和民族处在帝国主义瓜分宰割的危机之中。中国的先进志士们怀着爱国忧时的热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寻找着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道路。他们认识到，清朝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进一步实现变革，中国才可能得救。20世纪初，全国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清朝的覆灭虽然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矛盾，但在中国大地上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平定准噶尔图卷》（局部）

清钱维城绘。此图描绘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进军伊犁，平定达瓦齐叛乱的情景。

（戴逸）

【注释】

[1] 特简：皇帝对官吏的破格选用，或指在特定范围内选用某些官吏。

[2] 厘金：清代至中华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又称厘捐、厘金税。

中华民国

从清王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

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政府成员有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同盟会会员，也有实业部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名流，但张謇、汤寿潜等均未就职。掌握政府实权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同时，各省代表会议改组扩充为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推举同盟会员林森为议长。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不少除旧布新的法令。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般原则，使共和国的方案具体化和法律化。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说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府。它的成立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临时政府声明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革命前清政府所借的外债，企图取得列强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列强不仅始终未予承认，而且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先是，武昌起义后北方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被迫起用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各地立宪派的拥护，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所统率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牢牢地控制着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并南下攻占了汉口、汉阳。在北洋军的武力威胁下，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革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主张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换取他推翻清王朝，支持共和国。袁世凯也不断表示他的出山是为了救国拯民，一面命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一面派唐绍仪为代表南下谈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谈判已经开始，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通过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继续和谈。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借口北方发生兵变和列强干涉，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调整。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和官僚所代替。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权，他们改变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施政方针，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常常直接以军队为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北京临时政府开始还不是北洋派独占的政府，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除总统府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外，唐绍仪内阁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在北迁后的参议院，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不稳定性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并企图竞争政权的就有三十多个。同盟会是最激进、最庞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这个党虽然有少数人关注议会以外的斗争和保存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独揽统治权，他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上心腹赵秉钧。接着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使资产阶级推行政党政治的计划破产。孙中山、黄兴被迫逃亡国外，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袁世凯还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与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对抗。1913年10月袁动员军警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会，另行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基础不是人民，而是官僚，议员均由政府指定，选举只是形式。它们是此后民国史上一切类似机构的滥觞。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大隈内阁乘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五个月的交涉，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希图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其帝制自为计划的支持。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称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全国群起而攻之。蔡锷奉梁启超之命，潜赴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发难。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北洋派也酝酿倒袁。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6月6日忧惧而死。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握政府实权，极力主张对德国宣战。1917年，坚决反对参战的黎元洪解除了段的总理职务。段策动北洋派军人宣布独立。驻扎徐州的张勋乘机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在天津进行幕后策划的段祺瑞，立即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于7月12日赶走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段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8年2月纠集官僚政客组成新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为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他率领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于1917年7月由上海到广州，联合两广、云贵地方实力派，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9月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和两广巡按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政府拟由湖南进军北伐。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于10月派兵进入湖南，陆荣廷等为了和北洋军妥协，操纵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改组并控制了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粤赴沪。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统帅，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显示出比较雄厚的实力，但他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追随段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主要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奉系首领张作霖则割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此外，还有许多割据一省或一地的小军阀。除南北之间长期对峙的冲突外，军阀内部为争夺政权或扩大地盘而连年混战。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1918年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剧了直皖两系的对立，使双方矛盾公开化。段企图利用直系军队进攻湖南，坐收渔利。而攻入衡阳的吴佩孚则暗中与南方桂系首领陆荣廷谈判。1918年8月通电主和，指责皖系亲日卖国。次年秋，鉴于皖系扩军备战，直系遂联络奉系组织八省同盟。陆荣廷等也决定“联直倒皖”，秘密向吴佩孚提供物资，促其北撤。1920年5月吴自衡阳领兵北上，直达保定。1920年7月，段祺瑞组成“安国军”与直系军在直隶北部兵戎相见。奉军入关助直，皖军一败涂地。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坐镇保定，以胜利者自居，俨然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对此，张作霖不甘心，双方为争夺地盘和北京政府的支配权，很快产生了矛盾。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亲直的靳云鹏内阁倒台，亲奉的梁士诒组阁为导火线。吴佩孚指斥梁士诒亲日卖国，矛头指向奉系。张作霖指挥奉军入关，双方在京津和京汉两铁路线展开激战，后因奉军一部倒戈，全线崩溃，张作霖败退关外，宣布东北“自治”。与此同时，两广发生粤桂战争。滇、黔、川地方军阀出现内讧，谁也不再打“护法”的旗帜。南北政治对峙虽然存在，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都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湖南军阀首先挂起自治的招牌，制定省宪法，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云南、四川、贵州纷纷效尤。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则依恃其庞大的军队，高唱“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

直系战胜奉系后，独占北京政权。它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推黎元洪复任总统，把徐世昌赶下台；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操纵选举，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这次“选举”使国会声名狼藉，议员被称为猪仔。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国会彻底破产，曹、吴派兵南征北讨，军阀混战更加剧烈。

曹锟贿选后，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断绝与北京政府往来，浙、沪一带成为反直的中心。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威胁卢永祥。1924年9月3日发生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10月15日卢永祥战败。齐卢战争爆发时，张作霖趁势率十七万奉军攻入关内。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吴统率二十五万直军迎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正当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与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回师，发动政变，软禁曹锟，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被奉军战败，率残部自塘沽仓皇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上海，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军阀间的混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1916年9月自第二卷改名《新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

民国期间，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工具落后，耕作几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农村极端贫困，动荡不安。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较为稳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清有所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无需再用金钱去捐官，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时机。1912～1920年，新建厂六百余家，新增资本总额约一亿六千多万元，超过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资。其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迅速，1913～1920年新增纺织工厂五十四家，资本总额五千五百余万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在世界大战期间，新建面粉厂约一百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其他如蒸气动力、采矿、电力、交通运输、卷烟、榨油、造纸等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厂矿的分布，有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扩展的趋势。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帝国主义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在中外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达两百余万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发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罢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动辄数千人，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为了改变假共和的局面，他们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为起点。为该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们提倡白话文，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挑战。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新社会力量相结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一些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而结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奥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运动。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罢免亲日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各地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天津、长沙等城市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七万工人联合举行了政治大罢工。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京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免去曹、章、陆的官职，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宣传各种新思潮的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先后在各地组成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王烬美、陈公博等十三人，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大会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次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织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由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始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从此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同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代表大会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和后来国民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展开革命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孙中山也建立了联系。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开始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深感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进行了一次整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粤桂战争之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一度恢复军政府，再揭护法旗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但平定桂系军阀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于1922年4月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于8月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于9月召开国民党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拟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去日本热海与在那里的越飞继续会谈。同时孙中山策动滇军和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继又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国民党。10月，孙中山指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重点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样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是相同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大会选出新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一届一中全会组建了中央党部，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海外、军事等八部，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中央党部的工作。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下，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部广泛展开，并迅速扩展到北方。

广东广州文明路大钟楼，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决心建立一支革命军队。1924年6月，新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共约七千四百人，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1924年10月，孙中山依靠军校学生组成的革命武装，在工农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平定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孙中山率军北伐，拟出韶关攻赣南，支援江浙卢永祥的反直战争。

这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卢永祥与齐燮元发生战争，张作霖趁势率奉军攻入关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在国共合作领导下，北方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高涨。受到国民革命影响的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组成以黄郛为代理国务总理的临时混合内阁，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为了联络皖系军阀，缓和与张作霖的矛盾，又请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应段、冯、张等人的邀请，孙中山决定北上。孙中山在北上途中，一再声明北上的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召开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各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群众组织，帝国主义列强和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的北上十分恐惧。段上台后立即宣布，尊重不平等条约，以此换取列强承认，并于1925年初召集由军阀官僚参加的善后会议，下令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孙中山由于旅途辛劳和对段政府的痛恨，肝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遗嘱唤醒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年4、5月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连续制造了几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继福州惨案和青岛惨案之后，又在上海枪杀工人及学生六十多人，造成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迅速波及全国。香港工人大罢工坚持一年多。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

孙中山北上后，广东政府为肃清两广境内的军阀势力，先后举行两次东征，肃清了盘踞潮州及东江一带的陈炯明残部，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军事部长。所属军队一律改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翼集团妄图改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猖狂进行反共活动。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书”。接着在上海另立所谓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北京西山会议为非法。1926年1月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申接受孙中山遗嘱，完成国民革命的决心，对右派分子给予党纪处分。新成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组成。担任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过程中他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蒋介石随着地位的上升，暗中加紧了反共夺权活动。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他削弱了共产党人在军内的力量，并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被迫出国之后，他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军政大权。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誓师北伐。

当时，北方军阀混战加剧，北京政变后奉系军力膨胀，总兵力达三十五万人。奉军入关，并南下控制了江苏、上海一带。孙传芳联络长江下游直系军阀驱逐奉军，拥兵二十万，割据于苏、浙、皖、赣、闽五省。吴佩孚乘东南战争之机于两湖东山再起，并攻入河南，拥有总兵力约二十万。在京津地区，奉军与国民军矛盾激化。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失败被杀。国民军乘机控制了直隶全境。由于国民军的革命倾向日趋明显，1926年初，奉、直两系在讨赤的名义下勾结在一起，从南北夹击国民军。吴佩孚沿京汉路北上，奉军占领天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北京发生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至4月中旬，段政府垮台。国民军由北京向南口撤退，直、奉军占领北京后，攻击南口，双方激战达四个月之久。

正当南口激战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分三路北进。北伐军主力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湖北正面主攻。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有力支援，北伐军节节取胜。10月攻占武昌，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此，盘踞江西一带的孙传芳决定袭击北伐军。北伐军乃于9月初命二、三、六军进攻江西，11月初，四、七两军东下增援，北伐军于南昌一带歼灭孙军主力十余万。12月北伐军第一军由福建经浙江北上，次年3月中旬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1日占领上海。与此同时，沿江东下的北伐军于24日占领南京。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全为北伐军占有。同时在北方，退到绥远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五原绕道宁夏、甘肃攻入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阅兵。

北伐军之所以能取得迅速胜利，与国共合作领导这次战争是密不可分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北伐胜利进军，党的组织也随之发展，1927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已达五万七千多人。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列强十分恐慌。他们一面推行炮舰政策，在各地制造惨案，屠杀中国民众，另一方面则加紧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武汉。武汉政府初期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了党权。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他由南昌到达上海后，便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宁、汉两个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和谈判，至7月中旬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解散工农团体，镇压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发表声明，揭露蒋、汪背叛革命，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至此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张作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各霸一方，互相对峙。冯玉祥则控制着陕西、甘肃、河南三省。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东的李济深等，都各占一方，处于实际独立状态。经过清党后的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并分裂为许多派系，各派系在反共态度方面虽然一致，但在争夺党权、政权、军权方面却互不相让。

1927年9月，南京政府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联合汪精卫集团，逼迫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宣布并入南京政府。南京、上海和武汉的国民党各派系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政府，以谭延闿、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但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虽然掌握了中央政权，但还没有力量控制地方，不得不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主席，表示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地位。

当南方政局陷入混乱之际，盘踞北方的张作霖及孙传芳乘机反攻，对国民党实力派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1928年4月，北伐军沿津浦、京汉两铁路向北推进。张作霖的安国军节节败退。5月3日，北伐军攻入济南，日本军队悍然进行武装干涉，制造惨案。北伐军绕道北进，6月初逼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退回关外，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于撤退途中被日军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司令”。经过半年的谈判，张学良于12月29日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其统治。蒋介石以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为名，颁布“训政纲领”，推行“以党治国”：由国民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治权”。政府由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组成。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929年3月，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汪精卫的改组派等一切反蒋派别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蒋进一步控制了党权。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和对其内部的控制，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贺衷寒、戴笠等人建立特务组织，于20世纪20年代末组成CC集团，于30年代初组成“力行社”（其外围组织称“中华民族复兴社”）。这两个组织后来分别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同时还在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城乡人民的控制和压迫。

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声明对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一般均予承认。在关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和济南“五三”惨案的交涉中，采取了“忍让”的方针。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否认列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经过谈判，列强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但仍附有一些不平等条件。

得到江浙一带大资产阶级支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财政措施，以促使经济发展和增加政府收入。由于连年用兵，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军费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为了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在先后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主持下，提高了关税，对盐税大加整顿，又裁撤厘金，对工业产品统一征收统税。关税、盐税和统税逐年增加，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整理金融外债，成立了中央银行，享有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办理内外债的特权。此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逐步确立了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地位。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实行，到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最重视的是军事。整顿财政、增加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蒋介石掌握的军事实力。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裁减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军队。这就激化了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同年3月，首先爆发的是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接着发生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生智）战争。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讨伐令”的蒋介石在这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930年发生的蒋阎冯大战，历时七个月，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这是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期间，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派别在北平（今北京）联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随着阎、冯在战场上的失败，张学良指挥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阎、冯和桂系反蒋联合战线倾刻瓦解了。蒋阎冯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的主张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激烈抨击。蒋于1931年2月将胡扣押，并于5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于是，国民党各派要人集中到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罢免蒋介石，并于5月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担任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陈济棠指挥粤军北上，宁粤战争爆发。正当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抗日，国民党各派系也不得不停止混战。12月，蒋介石被迫辞职。宁、沪、粤三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南京联合召开会议，改组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广州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孙科无力应付日益混乱的局面和财政危机，于次年1月辞职。蒋介石重新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从此开始蒋汪合作的局面。

当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南方农村蓬勃展开。为了反击国民党背叛革命和对工农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万余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指挥，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趁秋收时节发动农民暴动。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各地起义均遭失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撤退到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先后到达井冈山，壮大了革命队伍。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展开土地革命，创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此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几个地区。此外，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北等十几块根据地。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红色政权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十分恐慌。从1930年蒋阎冯大战结束后，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内加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控制，发动新生活运动，对进步文化实行文化“围剿”；一方面抽调庞大兵力，由蒋介石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军事“围剿”。工农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四次军事“围剿”，发展到三十万人，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福建反共战场。同年2～3月，日本公然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于长春成立“满洲国”。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上半年大举进攻热河。驻守长城一线的国民党驻军奋起抵抗，在喜峰口、冷口及古北口等处，屡败日军。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收复察哈尔失地。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些抗日活动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取消或镇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从察北和冀东撤退。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收买汉奸，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接受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即“何梅协定”），取消河北、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禁止人民“排日”，撤退在河北境内的中央军。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又屈从日本的压力，撤销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使冀、察两省特殊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图为1931年9月19日，侵占沈阳市区的日本关东军。

对日本侵略者奉行退让政策的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发动军事“围剿”。1933年7月，他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训练了大批军事人员；并于9月集中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五十万。当时，由于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借此排斥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共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同时长征的还有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湘西的二方面军也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引起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共产国际针对世界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情况，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国民党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在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日谈判陷入僵局。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开始作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对内仍坚持反共方针。当时奉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并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合作关系。1936年12月12日他们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被释放。他一回到南京就扣押了张学良，并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西北。但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势，他不得不在实际上改变十年来的内战政策，开始与共产党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点。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的计划，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武装挑衅，并由此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促使爱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御侮，共赴国难。驻守平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密令军队北上增援，一面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事变的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否则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的抗日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政府虽表明应战决心，但仍幻想英、美列强出面干涉。二十九军因孤军奋战失利，平津终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又于8月13日侵犯上海。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淞沪地区的七十余万中国军队奋勇抵抗达三个月之久。日军以死伤五万人的代价于11月初攻占上海。中国军民损失惨重，但使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迅速扩大，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另设国防参议会，以各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为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颁布战争指导及作战指导计划。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分别担任各战区司令长官。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在政治方面作出若干改革的许诺，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释放了政治犯。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即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为了表示共御外侮的决心和诚意，共产党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下辖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和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相继奔赴抗日前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平津陷落后，日本增兵华北，总兵力约三十万，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扩大侵华战争。沿平绥线进犯的日军占领张家口、大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命在山西组织抵抗日军，卫立煌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在忻口一带阻击日军，激战二十余日。八路军也参加忻口会战，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沿平汉线南犯之敌占领石家庄之后，分兵西犯。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纷纷南撤，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由石家庄南犯的日军11月5日陷安阳，刘峙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溃。防守津浦路方面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弃黄河天险不守，逃到鲁西南。日军12月27日攻陷济南。从此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防御战争基本结束。

日本的工业水平和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在强敌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决定迁都重庆。由于蒋介石及政府中枢主要人员迁往武汉，所以1938年10月以前，武汉是中国抗战、内政及外交活动的中心。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大城市。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浩劫。为了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及私营工厂约六百余家在政府的协助下迁往内地，为战时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大中学校师生也陆续内迁。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蒋介石部署了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奉命统率十余万军队保卫南京。南线日军攻占上海后分三路进犯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三十多万中国人被杀害。此后，日军一部沿津浦路北上，企图与从华北进入鲁南的日军合围徐州，但被中国军队阻止在淮河一线。同时在李宗仁指挥下，集结在鲁南地区的十二万中国军队与三万日军展开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万余人。

日本一面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期望中国政府在其武力打击下屈服，但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日本近卫内阁遂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中国爱国政治力量以团结抗日回答了日本的恫吓。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及宣言，表示抗战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对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工作都加以改善。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文化艺术界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宣传抗日及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组成有国民党、共产党、国社党、青年党、救国会等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取代了国防参议会。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活动，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及“速胜论”等错误思想，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但国民党当局仍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继续实行其片面抗战方针。国民党决定强化其组织，实行总裁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正副总裁，继续坚持一党专制和独裁政策，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国民党控制和训练青年的组织。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便增派援军，重新部署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企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在徐州一带的六十万中国军队奉命避免决战，向豫南和鄂北转移。日军占领徐州后，在合肥、芜湖、南京等地集结，沿大别山山麓和长江两岸西犯，目标是攻占武汉。为了保卫武汉，中国调集约一百万军队，组成四个作战兵团进行防御堵截，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月，但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与此同时，日军在广东沿海登陆，国民党军队撤离广州，退至粤北山区固守。武汉撤退后，国民党军政机关迁到长沙。11月底，蒋介石主持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制定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提出以整训部队、强化战力为中心。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游击战略，抽调部队进入敌后。还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和调整战区，简化了指挥层次，军委会下辖十个战区。

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的方针和战略战役上指挥失误等因素，抗战仅一年余，国民政府退到西南一隅，大片国土遭到日军蹂躏。但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战略退却，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使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并为持久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1938年底起，日本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推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屈从日本的压力，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经日本特务机关秘密策动，汪精卫一伙于1938年12月从重庆逃往上海敌占区，先组成伪国民党中央，接着于1940年3月在南京组成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前此，日本制造的北平“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均并入汪伪政权。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汪伪政权和“满洲国”一样，都是侵华日军的工具，随着1945年日军战败而垮台。

1940年9月百团大战，八路军破坏正太铁路东段时的情景。

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败退的同时，坚持全面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迅速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大小十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聂荣臻统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边区，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建立的晋绥边区，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统率的一二九师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及叶挺、项英、陈毅等率领的新四军开创的江南、江北根据地。此外，还有东北抗日联军和广东华南抗日游击队建立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从1938年7月至1941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三万余次，毙伤日军十二万人，伪军八万余人。其中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作战三个半月，毙伤敌伪军二万五千余人。至1940年，抗日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亿，军队近五十万。因此，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约四万党员，增加到八十万，成为完全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和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范围缩小，人口和军队都有所减少。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普遍展开反扫荡斗争。至1943年底，根据地又恢复到1940年的规模，为实行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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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制推行的一种屠杀与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41年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你争我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墙、碉堡等，以推广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1939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除表示要继续抗战外，最重要的议题是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不仅公开叫嚷“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1年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袭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回击，揭露其内战阴谋，迎击其军事进攻，但为了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许多国家的人民自愿捐款或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欧美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在1938年底之前，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政府，美英等国政府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援。1939年，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后，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处境困难的中国基本上是独自抗击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美、英与中国正式结盟，在重庆召开了“东亚军事会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总参谋长。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作战，给日军以重创。1942年，中国从美、英国家得到大量贷款和军火物资援助。次年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款，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定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此后作为世界四大国（美苏中英）之一的中国，积极参加组建联合国的活动。

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拒绝实行民主改革，顽固地坚持腐败的独裁制度。1943年8月林森逝世后，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行政院长，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他借口适应抗战需要，大力强化独裁统治，加紧反共宣传，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摧残进步文化，广设集中营，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同时，由于政府实行对金融和工业的垄断，对农民横征暴敛，使民族工业凋敝，农业经济衰败，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这一切引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普遍不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团体不断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极领导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发展壮大了抗日民主力量。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切断。侵华日军集中五十一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在豫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诸会战中，各地中国陆军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大都进行英勇抵抗，战况激烈，日军伤亡惨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保存实力，对抗战趋于消极，对日军冒险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损失兵力六七十万。至1944年底，日军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日军虽一度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1945年春，中国陆军在西南各战区开始反攻，取得湘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此同时，乘大批日军南下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作战。1944年初至1945年春共毙伤日伪军三十八万余人，俘日伪军九万余人，收复县城七十七座。抗日主力部队发展到九十余万人，民兵两百多万。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十九个大解放区，使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重要交通线都处在抗日军队的威胁之下。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战后中国的命运。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不同的路线，指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时局的出路。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政纲、政策及有关措施，虽也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实施宪政”，但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这实际上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还为发动反共内战作了准备。蒋介石连任总裁。国共两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在战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斗争日益尖锐。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就对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进行多次会谈，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妄图限制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政权，使谈判陷于僵局。美国为了利用中国抗战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总参谋长。他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合作的关系，但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调回国，美国派赫尔利和魏德迈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即从联共抗日向扶蒋反共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扩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拒绝接受。8月，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在日本掷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一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中国军队在各地向日军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国土。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本土（东北三省由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共有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在对日受降及国内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冲突。蒋介石把全国划为十五个受降区，各区受降长官都委派了国民党系统的战区司令长官或方面军司令官，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都远在西南、西北，调动需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大都在华北、华东地区，这一带正是日军主要占领区。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的部队照计划推进，而命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由于美国陆海空军直接帮助运送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战略要地，收编伪军数十万人，并将各大城市敌伪经营的庞大的工商业资产变为所谓“国有”企事业，从而使官僚资本恶性膨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蒋介石“驻防待命”的命令，并声明国民党不能代表解放区接受日伪投降。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夺取并解除日军武装，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并配合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作战。各地解放军收复威海卫、烟台、张家口、邢台、邯郸、焦作等中小城市近两百座。对此蒋介石惶恐不安，除以“维持治安”为名命令各地日伪军抗拒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借口“恢复铁路交通”派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造成严重的内战危机。

当时，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各阶层人民迫切需要国内和平，休养生息，强烈反对内战。国际进步舆论也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会谈的中心是政权和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以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而蒋介石则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统一”，其目的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蒋介石一边谈判一边派兵进攻华北各地解放区，施加军事压力。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实行自卫反击，于绥远、上党及邯郸等地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10月10日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解国共争端，促成“中国之统一”，其目的是企图在中国组成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12月，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由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执行停战令。在停战令颁布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此以前，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内和平奔走，主张通过政治革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民主，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政协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等五个方面进行讨论。斗争的焦点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和平发展，等等。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校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三省，蛮横地拒绝与共产党谈判有关东北问题。苏联军队自东北撤退后，由美国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十余万人到达东北，进驻长春、沈阳等城市。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频繁进犯，造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对于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种种行径，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方面坚持与国民党谈判，在马歇尔的斡旋下，2月完成国共整军方案，3月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自卫战争。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关内各地调集军队和干部约十五万人到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国民党未能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同时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甚为悬殊，国民党兵力为四百三十万，其中正规军约两百万，拥有现代武器装备，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现代工业技术和丰富的资源，在军事物资和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及经济实力方面都处于劣势。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装备简陋，没有空军和海军。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人口，现代工业甚少，经济上没有外援，但在国内外得到道义上的声援。国民党依恃其军事优势，把一百六十万军队用于内战第一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方针。计划一举全歼中原解放军之后，攻占苏北，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关内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攻占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6年11月11日攻占张家口时，达到了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高峰。

占领张家口后，国民党当局以为胜利在望，便不顾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反对，公然践踏政协决议，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由于内战日趋剧烈，1947年1月马歇尔宣布调解失败回国，美国退出军调部；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军调处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国民党一意孤行，于同年3月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在民主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主要目标在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因此，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经过中原突围的胜利、苏中战役、定陶战役、晋北战役、新开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十几个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解放军以二十四万人的损失，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人。由于兵力不足，蒋介石自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对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同年夏天，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孟良崮等战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6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约十三万人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日战争胜利后依靠华北，夺取东北。1947年，共产党向全国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开始全力开辟中原地区。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八九月陈赓、谢富治率领另一支晋冀鲁豫野战军八万余人，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十八万余人越过陇海路，辗转于豫皖苏地区。三支大军互为犄角，逐鹿中原。这一胜利，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围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破产。财政经济急骤恶化，民不聊生。在京、沪、平、津等大城市里接连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抢米风潮席卷全国。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悟。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解散了民主同盟。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抛弃了中间路线，拥护中共的主张。国民党进一步分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共联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解放区农民拥护《土地法大纲》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1947年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了土地改革的方向和办法，各解放区掀起了土改运动高潮。解放战争时期，全国有1.45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

在全面防御计划破产后，蒋介石被迫采取分区防御。为此，1947年底至1948年夏在华北（北平）、东北（沈阳）、华中（汉口）、华东（徐州）、西北（西安）分别设立了“剿匪”总司令部，并提出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方针。但这并未能改变国民党的败局。各地解放军经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盐城战役、豫东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洛阳战役、襄樊战役、胶济路中段战役及东北解放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等，从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一百五十二万人，收复或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沈阳、开封、潍县、临汾、延安、宝鸡等县城以上大小城市一百六十四座，使解放区联成一片，并开辟了新的中原解放区。1947年，在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数百万农民子弟参加了解放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新解放的城市里，积极执行保护工商业、学校、教堂的城市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此前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

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7月底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即裁撤绥靖区，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五大战略要地，以卫立煌、傅作义、刘峙、胡宗南、白崇禧分别担任总司令，掌握各战区的军政大权。各“剿总”企图依托大城市坚固的阵地进行防御。同时抽调精锐部队组编机动兵团，加强应援能力。蒋介石还计划把东北的国民党军撤至关内，以便集中兵力。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在蒋介石尚未决策从东北逃跑以前，首先发动辽沈战役。为了就地歼灭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七十万人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连续作战五十二天（9月12日至11月2日），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攻克长春、锦州、沈阳，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同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指挥下，发起淮海战役。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决战。国民党军集结近八十余万人，解放军六十余万人，经过六十六天（1948年11月6日至次年1月10日）的激战，解放军以伤亡十三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淮海战役接近结束时，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发起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挥包围平津。经过六十多天战斗和谈判，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攻占天津、张家口等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各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万人，支前粮食近十亿斤，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同年春，解放军实行统一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相继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大大提高了正规化程度和机动作战能力。3月5～13日，中共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全会制定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方针。全会认为，全国胜利后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国民党的总兵力下降到二百零四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经济情况迅速恶化，金圆券 [1] 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海的物价上涨了八万多倍。政府财政枯竭，赤字高达九百万亿元。翁文灏内阁无法维持政局宣告垮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愈演愈烈，四分五裂，南京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的境地。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乞求援助，未能成功。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政府已很难挽救了。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及西北地区继续拼凑军事力量，准备抵抗；另一方面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乞求“和平”，并提出以保存“宪法”“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作为国内和平的前提，其真正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喘息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蒋介石求和的阴谋被揭露以后，被迫于1月21日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氏退到浙江奉化家乡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纵南京政府。

李宗仁上台后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派遣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4月1日双方举行谈判，南京代表团要求人民解放军不渡长江，妄图造成隔江分治的局面，以维持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中共拒绝了南京代表团的要求，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在惩办战犯和改编军队等方面对国民党作了一些让步，限定以4月20日为签订日期。李宗仁拒绝签字，声明撤销谈判代表，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准备作最后挣扎。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解放南京。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杭州、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时代结束，开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纪元。

（李宗一）

【注释】

[1] 金圆券：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取代此前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而急剧贬值的法币。但流通不到一年，已形同废纸，发行初票面面额一百元，最后竟出现一百万元一张的大票。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