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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2. 自序

3. 闲话人生

1. 爷们

2. 品味生活

3. 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

4. 食不知味

5. 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6. 雅量与矫情

7. 挑战命运！

4. 谈情说爱

1. “谈”恋爱

2. 再“谈”恋爱

3. 女婿给岳母家最贵重的聘礼是什么？

4. 何苦单身

5. 面对自身

6. 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

7. 这人生，这爱情

5. 教育杂谈

1. 怎样使自己学习“上瘾”？

2. 辨才：教育的起点

3. 彪悍的人生更需要理由！

4. 必修还是选修？

5. 能不能不折腾博士生？

6. 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7. 经典重读

8. 一切皆有可能！

6. 五味杂陈

1. 人情世态与“屌丝”姿态

2. 专家的短板与公众的期待

3. 城市，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4. 当官与恋爱

5. 故乡无此好湖山

6. 思想的平面化与知识的碎片化

7. 我爱我家

8. “唐装”与“麦当劳”

9. 与伟大灵魂亲切交流

10. 抖音：视频中的“绝句”

11. 入驻“今日头条”

12. 来百家号“安家”

13. 寄语《摇篮》

14. “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寄语

7. 回念前尘

1. 人间最美师生情（一）

2. 人间最美师生情（二）

3. 学问的“气味”

4. 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

5. 真人

6. 人情味

7. 在台湾南部农家做客

8. 台南市走笔

9. 黄果树瀑布：生命的启迪

8. 文化漫谈

1. 梁启超、胡适杂谈

2. 那朝气，那才情

3. 闻一多文章杂谈

4. 现当代散文杂谈（一）

5. 现当代散文杂谈（二）

6. 余光中先生走好

7. 闲话罗素

8. 译事漫谈

9. 书画赏析

10. 品画（一）

11. 品画（二）

9. 同道切磋

1. “出家”与“回家”

2. 在兼善与独善之外

3. 在“言”与“意”之间

4. 文学研究与人文关怀

5.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

10. 序言后记

1. 《“竟陵八友”考辨》序

2. 《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序

3. 《唐代“三包”考辨》序

4. 《少年风华》序

5. 《道体·心体·审美——魏晋玄佛及其对魏晋审美风尚的影响》序

6. 青少年为什么要读古诗？

7. 洒脱

8. 蚌病成珠

9. 韩伟书序

10.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自序

11. 医治“现代病”的良方

12. 名士风流与语言艺术

13. 何为中华文化的“元典”

14. 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11. 翻译小品

1. 时间、地点与书

2. 谈对作家的偏爱

3. 谈书信

4. 搬书

5. 谈重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听懂了没有 / 戴建业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321-7298-6

Ⅰ. ①你⋯ Ⅱ. ①戴⋯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2843号

出版人：陈徵

责任编辑：陈蕾

特约编辑：张莉莉

封面设计：陆震

书名：你听懂了没有

作者：戴建业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mm×960mm 1/16

印张：25.5

字数：326千字

印次：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978-7-5321-7298-6 / I·5808

定价：68.00元

“何曾料到”与“未曾做到”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

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

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

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

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

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

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

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

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

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语言准确而又优美。

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

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

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

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

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上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上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上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上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

戴建业

2019年4月1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自序

这本随笔集的题材真是“五花八门”，从师缘书缘到爱情婚姻，从品味生活到人物剪影，从社会关怀到旅游见闻……我想用优美机智的语言，和朋友们聊聊自己求学、交友、谋生、婚姻、旅游中的酸甜苦辣，但愿我自己聊得尽兴，也希望朋友们读得开心。用我讲课的口头禅来说：“你听懂了没有？”

写论文要“不苟言笑”，读论文也得“正襟危坐”，就个人兴趣而言，我更喜欢读随笔，也喜欢写随笔，偶尔还翻译一点随笔，因为写随笔可以任心而谈，读随笔容易会心而笑，随笔不只像诗歌那样有情，而且还比诗歌更为有趣。

读文学经典的偶触之思，谈学术著作的一得之见，我总想在有识之外，还能尽可能聊得有味。书中的社会人生、爱情婚姻、生活场景和自然风景，我也都是把它们当作特殊的“文本”来解读，力图从独特的人文视角，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并用轻松俏皮的文字，尽可能言人之所未尝言。我不太欣赏沉闷的文章，希望每篇文章化沉重为轻松，出严肃以诙谐。法国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帝国》（Empire of Signs），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日本文化，作者将日本的建筑、包装、筷子、鞠躬、文具等等，统统视为别具一格的文化符号，并用别具一格的精粹散文加以表现，薄薄一册小书，寥寥二十多篇小品，有哲学的深邃，有诗歌的凝练，有散文的优美，从运思到体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另外，我也特别喜欢英国小品，培根《随笔集》中老辣透辟的诛心之论，兰姆《伊利亚随笔》中不动声色的冷幽默，昆西《一个英国吸食鸦片者的自述》中纡徐委婉的文笔，伍尔夫《普通读者》中优雅从容的韵致……无一不让人心醉。为了深得英国小品的神髓，我从读中文译文进而去啃英文原文，自己还试译了不少英国小品。每次写散文随笔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东施效颦的冲动，可惜效颦的结果常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然，其中不少文章为读者喜欢，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我这才有勇气将它们结集出版。如《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在儿子儿媳婚礼上的致辞》，仅仅“今日头条”的微头条中，一天的阅读量都有一千多万人，还有无数人转发和点赞。作家李弯弯还专门发了《戴建业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值得每一对夫妻一起学习》的赏析文章。在“谈情说爱”这一组文章中，还有《“谈”恋爱》《再“谈”恋爱》《何苦单身》《面对自身——谈“性”》等，我反复强调爱情是人生的高峰体验，人们应该尽情地享受“男欢女爱”，就是福柯《性经验史》中所说的“快感的享用”。在“男欢女爱”中个体生命亢奋激扬，只有每个人生命都高度激扬，我们的社会才蓬勃向上。集中还有些文章不那么丢人，如《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人情世态与“屌丝”姿态》《故乡无此好湖山》等，这些文章写起来无比畅快，古人有言“人间乐事莫过于作文”，谁说不是呢？

集中收录了一组为朋友们写的书评，有的写于十几年前，如《在兼善与独善之外——评周光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有的则是草于几个月之前，如《“出家”与“回家”——评张三夕教授的〈在路上〉》，有的是应朋友之托，有的是自己一时起兴。不管是写于什么时候，不管出于什么缘由，都是自己觉得这些著作值得评论，我才会去给它们写书评。每次给朋友写书评前，我都要细读这些作品，无论赞美还是批评都发自内心——赞美不是无原则的恭维，批评也自有其根据和标准。遗憾的是，同门刘明华兄的《唐代文学与文化论集》，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论文自选集，但因论域涉及文学与文化两个方面，该著的书评至今仍未完成。我给同行朋友们写书评，一是因为对其人十分熟悉，读其书也就特别可亲，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身边的朋友，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读其书是从“熟知”到“真知”的捷径，这样更便于自己“取长补短”。通常给朋友写书评容易只说“好话”，而我写起评书来可是“六亲不认”，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都只求自己是否心安，并不管对方是否满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实只是作家的自负，作者自己点头的文章，说不定读者反而摇头。卖瓜的谁不说自己的瓜甜？可瓜到底甜不甜，还得买家说了才算。

“自序”不能写成了“自夸”，打住！

戴建业

2019年5月19日晚

剑桥名邸枫雅居

闲话人生

爷们

美国犹裔心理学家弗洛姆有一部名著《逃避自由》，大意是说，人们对自由的态度近似“叶公好龙”，说起来大家都向往自由，骨子里人们却逃避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自我选择，而自我选择就得自我担当——要想享受自由的快乐，就得承担自由的责任。

同样，那些天天把“热爱生活”挂在嘴边的人，他们可能又更希望能逃避生活，因为官场过于阴险，商场极其狡诈，学界已成江湖，日子实在艰难。

陶渊明临死前的绝笔《自祭文》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与今天说的“活得累”或“亚历山大”是一个调子，看来古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轻松。古今都有人因不堪其苦而逃离，有的弃官归隐，有的远离商场，也有的淡出江湖……

逃避外在的险恶易，摆脱内心的痛苦难。

用叔本华的话来说，生命过程就是欲望、骚动、痛苦、满足，满足之后马上又有了更大的欲望，更强烈的骚动，更深沉的痛苦，更加难以满足的贪婪……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是生命，它是生存意志自身的内在本性。可见活着就意味着欲望和痛苦，生命力越旺盛的人其痛苦也越深。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敢“与狼共舞”，他们在与痛苦的搏杀中越战越勇敢，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越来越刚强，这样的人生就是人们所仰慕的“彪悍人生”，这样的人就是人们所敬重的“爷们”。

“爷们”的本质是笑饮生命的苦酒，笑对人生的成败，生命因其“彪悍”而深广，人生因为“爷们”而坦荡。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最为“爷们”者非李白莫属。李白是唐代诗坛上横刀立马的英雄，他单枪匹马在心灵的王国中纵横驰骋。这位精力弥满、才情奔涌的天才，不乐于也不屑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才是他的创作方式。清人说“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文字就是他笔下的千军万马，强烈的激情就是他驱动的滚滚洪流。李白诗中常常一些宏大的意象，冲撞着另一些同样宏大的意象；一种猛烈的激情，冲击着另一种同样猛烈的激情；一种强烈的意念，排斥着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意念；他像匹脱缰的烈马从情感的一极，突然跳跃到情感的另一极。他时而淹没在愤怒的大海，时而又被逼上绝望的悬崖，时而又登上风光旖旎的峰顶，只有生命力极其旺盛的诗人，才会在心灵深处形成这种凶猛的海啸。我们来看看他如何面对人生的《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会儿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苦闷和迷惘，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阻碍与绝望，一会儿又是“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追求与希冀，刚露出一线前途光明的希望，马上又堕入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怒吼和彷徨，最后又从迷茫彷徨中挣扎奋起，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高唱入云收场。这种相互对抗的意绪，这种紧张骚动的激情，使诗情诗境酷似大海的惊涛拍岸，给人以头晕目眩的震撼。

李白极度亢奋的生命激扬，不可一世的傲兀狂放，出人意表的想象夸张，深刻地表现了我们民族处在鼎盛时期伟大的民族活力。再看看李白身边那些朋友兄弟，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开阔境界，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远大追求，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目空一切的气概，还有那“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张狂荒唐，更有那“可怜锦瑟与琵琶，玉壶清酒就娼家”的轻狂放荡，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爷们”，更深切地感受恢宏、雄强与浪漫的时代精神。李白及身边那伙兄弟全是高声大气的“爷们”，找不到一个今天这种嗲声嗲气的“娘炮”。这帮“爷们”逢山开道，遇水筑桥，迎敌冲锋，携友醉倒……他们孕育于民族血气方刚的盛年，闯荡于“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春天。

到一个时代激情消尽而民气消沉的时候，“平安是福”就开始走俏，“知足常乐”就开始吃香，“难得糊涂”就开始时髦。

为什么大家热衷于这些玩意儿呢？

人们的生命力已经萎缩孱弱，没有半点“万里可横行”的豪情，没有丝毫“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一遇坎坷就胆战心惊，一见波澜就哆嗦退缩，于是就希望生活像一潭死水，波澜不惊才是人生的福惠。既不能纵横商场，又不敢承担风险，一生与成功、富贵、风光绝缘，于是便琢磨如何苟且偷生。“知足常乐”的意思是说，连吃狗屎也喷喷香，连住狗窝也睡得甜，连捡破烂也很有趣。我最讨厌全民热捧的人生格言——“难得糊涂”，它的潜台词是要告诫人们：遇事别分是非，见人别说真话，逢上只赔笑脸，受辱绝无怨言，总之，活得像猪那样平静，活得像狗那样开心，无知无欲、无是无非、无爱无恨……

唉，我还能说什么呢？

2018年9月26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品味生活

一

阅读文学作品，要是只了解作品的“意思”，却没有品尝出作品的“意味”，那不管你背了多少诗文，仍然只是个文学的门外汉。有些读中文系的学生，其实对文学并无浓厚的兴趣，迫于课程的考试压力，又不得不死记硬背一些古代诗歌，可他们背书的时候完全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虽然应付了老师的考试，自己对这些诗歌却一无所得——既没有尝到一点“诗味”，又没有真正深入“诗境”。如果你要他们分析某首诗歌，他们马上就能罗列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马马虎虎背出教科书上给出的所谓的“诗意”：这首诗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那首诗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另首诗抒写了对祖国的热爱，如此等等。你再要叫他们谈谈某诗歌的艺术特点，他们的回答不是浪漫主义就是现实主义，那更是让你哭笑不得。一说到哪首诗的“诗味”，他们就会一脸茫然。要想细腻地感受诗文的美感，你就得细细咀嚼和回味诗语、诗艺、诗风和诗境，一直到你能分辨不同诗歌艺术的精粗、风格的异同、格调的雅俗、境界的高下，这才算是尝出了一点诗的“味道”。

不想再和大家兜圈子了，况且我的这个包袱也甩不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本文的开头和我国很多电影、电视剧同样低能，看了开头就能猜出结尾——我要说的无非是读文字写成的书必须咀嚼品味，“读”生活写成的这本大书更得要咀嚼回味；没有尝出文学的味道大不了只是个“半文盲”，没有尝出生活的味道可就是个“生活盲”了，而“生活盲”比“半文盲”更可怕，它表明你这一生算是“白活”了。朋友们注意，这里所说的“白活一生”，与人们感叹的“虚度此生”，用语相近而语意实远，二者说的其实是两码事情：“虚度此生”是指没有在一生中干出惊天动地的名山事业，“白活一生”说的是活了一生，却没有尝到半点人生的滋味，这样即使一百岁的老寿星，在我看来也只能算几岁的小孩——他的心理年龄可能还停留在非常幼稚的阶段。

二

不喜欢喝酒的人，所有美酒入口后都是一个味道，只觉得咽喉烧得难受，哪分得出什么酱香型、清香型和浓香型？不会喝茶的人，觉得所有茶都是苦的，哪能分清什么龙井、君山、铁罗汉和冻顶乌龙？同样，犯了“生活盲”的人，对人生的滋味十分麻木，即使有点感觉也非常粗糙，哪怕经历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也不能真正品咂出酸甜苦辣的味道。

多年前，看过英国H. 尼克松爵士的一篇回忆文章“Then and Now”，该文认为，只听广播上如何说，只看报纸上如何写，你对自己的时代只会有一些空泛的认知，在何时、何地（what time, what place），你对何事、何物（what matter, what thing），有何思、何感（what think, what feel），这些才是时代的切身感受，这些感受才让自己的时代有血有肉。

可惜，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埋怨的那样，“我们总是在途中奔忙，像天生就有翅膀的生灵，像精神蜂蜜的采集者，我们的心所关切的事只有一桩，那就是把某种东西‘搬回家’。至于生活本身，即所谓的‘经历’，我们之中有谁足够认真地对待过它？”“文革”中大家不是畏畏缩缩地被别人斗，就是风风火火地去斗别人，现在大家又都在紧紧张张地挣钱升官，或匆匆忙忙地买房买车，在这样浮躁的社会里，谁还能深刻地体验自己的时代，谁还能细心地品味自己的生活，谁还能慢慢咀嚼自己的“经历”？这种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没有任何感受，好像他们不是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从本质上讲这类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时代在他们的大脑中是一片空白。

从个人的自然、爱情、婚姻、失败、成功、欢乐、悲哀，到时代、社会、风尚，都要用心去体会、感悟与回味，要像品香茗似的慢咂细咽，才能尝到它的清香与滋味，要是大碗大碗一气咕噜地驴饮，茶喝光了还没有尝出一点味道。

三

感受自然美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快乐的重要源泉，可许多人不能体验这一快乐，有的是没时间，有的是没心境，有的是没素养，有的可能兼而有之。不少朋友虽然到过风景名胜地旅游，可惜名胜风景与他们一生无缘。他们跟着旅游公司到风景名胜地，每人沿着一成不变的线路，听着千篇一律的解说，拍了大体一致的照片，留下彼此相似的印象，这哪叫欣赏风景，只能算跑马圈地。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许多人感叹名胜地不可不去，但切不可再去。为什么花钱买来了败兴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欣赏到美，完全是跑到那儿去挨宰受罪。旅游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尽量能简省就想法简省，旅游点也是为了赚钱，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接待更多的人，所以每个游客都像流水线上的零件，规定了时间，规定了线路，规定了景点，他们只在景点的流水线上转了一圈。

那么，不跟团旅游是不是就能细腻感受自然美呢？未必。我就职的华中师范大学就在桂子山上，每到中秋时节满山丹桂清香扑鼻，可很少有教授和学生赏桂闻香。老师匆匆忙忙上课，又匆匆忙忙回家，他们时时刻刻放不下的是项目、论文、填表，连上课都成了他们的副业，哪还有心思去欣赏丹桂？而学生好像对桂花也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或沉迷于游戏，或痴情于手机，或缠绵于爱情，却少有人沉醉于桂花。老师、学生都“眼中有桂心中无桂”。这满山桂花之于师生，恰似满桌佳肴之于厌食者，满宫后妃之于宦官，激不起他们半点兴趣和欲望。

即使有钱有闲有心，也不见得就能欣赏自然美景。虽然李白说过“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要是没有“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感受能力，我们就不能感受“清风朗月”的美，“清风朗月”也就不属于我们，恰如附庸风雅的富翁各种善本藏书，富翁不能与这些珍贵藏书在精神上相遇，书永远只是富翁书房的装饰品，不可能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可能提升他们的审美品位——藏书外在于这些俗不可耐的富翁。

感受自然和欣赏艺术是品味生活的重要方面，但我们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自然和艺术才会向我们“芝麻开门”。就像欣赏京剧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一样，领略自然美同样得有较高的素养。只有向内发现自我的人，才能向外发现自然，往通俗处说，一是要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二是要有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三是要有丰富的情感体验。

天天身在桂子山中，年年总闻桂子花香，却从没有人写出李清照《鹧鸪天》那样绝妙的桂花词来：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这倒不能全怪文字表达能力低下，致使心中全有而笔下全无，要怪就怪自己麻木粗俗，是我们本就没有对桂花独特细微的体验，我们是一伙“自然盲”，入于桂花丛中却无动于衷，看不出桂花何以为美。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受到自己内在世界的制约，自己内在的世界十分贫乏，眼中的外在世界必定十分枯燥。我们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如何能领略外面世界的精彩？假如我们心灵深处生机勃发，身外的一切便无不诗意盎然，看看杜甫《水槛遣心》中当年的成都郊外：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杜甫眼中的成都郊外真美不胜收，有“无村眺望赊”的敞豁，有“澄江平少岸”的平旷，有“幽树晚多花”的宁静优美，更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生意盎然，要是我们身临其境，看到的肯定只有荒凉、落后、死寂。宋代有位诗人中秋那天心情糟透了，他见到的中秋明月也是满脸愁容：“月亮似寡妇，苍苍无颜色。”

“你的对象就是你本质力量的确证，你的对象就是你本身”，谁说不是呢？

四

不懂得欣赏自然美也就罢了，很多人甚至还“食不知味”。《中庸》中孔子就曾感叹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同样我们许多人虽然还活着，可未必就能品味生活，告别人世时还有人没尝出“生活”的滋味。正像有些人吃饭囫囵吞枣一样，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得糊里糊涂。

人们所说的“饱经沧桑”，就是指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可是我们今天的父母特别不想让孩子吃苦，为孩子代劳，为孩子攒钱，为孩子相亲，还要为孩子照看孙儿孙女，更可悲可笑的是因为怕女儿受罪，有些母亲恨不得为女儿代孕。谁都知道偏食的害处，它会造成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可多数人却没有意识到把孩子装在生活的蜜罐中，不仅让后代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甜蜜，反而会使他们对生活产生厌倦情绪，使他们的精神贫乏倦怠，使他们意志薄弱而气量狭小。

希望孩子一生幸福，一生平安，但愿这只是父母们的一厢情愿。“一生幸福”并不可喜，“一生平安”更不可能。假如一生既“平安”又“幸福”，那真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因为，“一生幸福”的人感受不到幸福，“一生平安”的人也不会觉得“平安”，他们会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自然对这一切也就完全“无感”。

我们50后的人对生活的体验，与80后、90后、00后大不一样。我出生不久就遇上了所谓“自然灾害”，上学不久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学一毕业就遇上了“上山下乡”，结婚生子时又遇上了“计划生育”，真是一步错便步步错。我十六七岁那年，下放到我们村的一位武汉知青给我送了个苹果，由于我家乡不产苹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苹果，当然也是第一次吃到苹果。当时我觉得苹果是人间的至味。在吃苹果的前后，我还知道了天下有种好吃的东西叫芒果，那时毛主席给工人送了一个金黄的芒果，被人抬着在神州大地上到处巡游展览，好让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伟大领袖对工人的温暖。谁料到几十年之后，我儿子小时候苹果和芒果都不爱吃，他嫌苹果没啥味，说芒果有怪味。这使我感到困惑而又愤怒，为了让他吃苹果和芒果，我没少劝，更没少吵，可越劝越吵他越是逆反。根子在他妈妈从小就逼着他吃这吃那，他小时候吃水果是“完成任务”，水果下肚还没有尝到果味，久而久之对果味就“无感”了。

光是对果味“无感”也就罢了，要是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全然“无感”可就糟了。一个对人生百态都无感的人，怎么可能热爱生活？从未尝到人世间生活的滋味，怎么可能不厌世？

五

当然，对人生酸甜苦辣全“无感”的毕竟不多，那些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听惯了“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的年轻人，对甜蜜和顺境虽然无感，对痛苦与挫折却格外敏感。稍有痛苦或偶遇挫折便六神无主，他们没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也没有挑战命运的强悍，对失败的痛苦通常是回避、麻木和遗忘，因而他们并没有真正尝出失败和痛苦的“滋味”。撕开自己滴血的伤口，坦露自己内心的创痛，承认自己暂时的失败，只有生命的强者才会这般壮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说：“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而我们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尽力不让孩子去尝任何痛苦，更希望孩子一辈子不受苦，这使我们的后代处在顺境时不会尝到痛苦，处在逆境时又不敢去承受痛苦。没有“尝遍所有痛苦”，又如何能感受各种幸福？害怕跌入失败的深渊，又如何能登上成功的绝顶？

不妨以中唐诗人孟郊为例。孟郊不受许多人待见，可他一生像坐过山车，因而体验过人生的大悲与大喜。由于唐代诗人孟郊经常在诗中写到挫折、失败、穷困、丧子，从古至今，喜欢读孟郊诗的读者不多，喜欢孟郊其人的朋友更少，连豁达的苏轼对孟郊也不以为然，他在《读孟郊诗》中说：“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孟郊在科场上连年失利，在官场上又久沉下僚，在晚年更有丧子之痛，他经历了自己时代的所有苦难，他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为了经受折磨，就是为了承受苦难，但孟郊是一位敢于面对人生苦难的强者，是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勇士。科场失利时他控诉社会不公，一贫如洗时他以诗歌哀号，老来丧子后他以泪洗面，但他从没有被贫穷击倒，从不与社会同流合污，更没有向命运低头就范——

久困举场使他面目枯槁，《下第东南行》一诗说：

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轻。时闻丧侣猿，一叫千愁并。

头次落第他痛苦得五内俱伤：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鹤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

——《落第》

《再下第》一诗更写得心如刀绞：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考进士在唐代不仅仅是空名，而是书生实实在在的人生出路。没有考上进士，古人就叫没有“功名”，没有“功名”，不只是没有“名”，可能还没法“活”。从他的《长安羁旅行》来看，古代势利眼也许和现在同样多，孟郊两次落第后可没少受人们的白眼：

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登科后》的狂喜：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许多人觉得熬到五十岁才考上进士，不值得这么得意忘形，“议者以此诗验郊非远器”。“远器”就是恢宏的器度，通常指形容承担大事或成就大业的人物。孟郊偏偏讨厌“装”和“作”，不稀罕人家把他看成“远器”，更不想假“装”超然淡定。科场落第就沮丧落魄，一举登科就“春风得意”，既品尝过失败的苦汁，也痛饮过成功的喜酒，既遭受过世人的白眼，也得到过知音的称赞，这就是他真实的人生，这就是他真切的体验，这就是真实的孟郊！

只要尝遍了人生的百味，哪怕再苦再累再倒霉，人生如此，值！

2018年9月22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

邻居家一个正在读高二的男孩，今年期末考试门门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这小子性格开朗外向，看看暑假前后几天他那模样，走路简直像跳舞，开口就像唱歌，眼睛、眉毛、鼻子、头发无一不露出笑意，你要是不明白什么叫“喜上眉梢”，此刻他那张脸就是这个成语最生动的写照。

放假头一天他就要求爸爸妈妈犒劳一下——让他和同学们一起到黄山玩几天。没有想到他爸爸听到这种“非分之请”，刚才那张笑脸马上就变成了苦相：“你明年就要高考，离高考的日子还不到十一个月，现在正是你人生的关键时期，才考好了这一次，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再说，现在考得好有什么用？是骡子是马要到高考场上见分晓——吃完就到书房用功，别他妈胡思乱想。”妈妈也在一旁帮丈夫说话：“爸爸是为了你好，你这学期和上学期各考好了一次，妈妈都给你记着啦，等你明年考上了名牌大学，我们就几次成功一起庆祝，让大家喜上加喜！”钱都在爸妈口袋里，儿子眼看是去不成黄山了，他一脸春意随之也换成了满脸秋霜：“妈，‘喜’既不能相加，又不能相乘，几次‘喜’加在一块还不是一次‘喜’，你还能弄成‘喜’的立方不成？舍不得花钱，就别忽悠人！”“爸妈什么时候舍不得在你身上花钱？是怕你玩野了，心收不回来，影响了明年高考成绩。妈妈从来就说话算数，今年这一次算妈妈欠你的，明年考出了好成绩妈加倍奉还。”

邻居父母与儿子的这则对话，大概不是特例而是通例，至少有很大的代表性，对话内容蕴含了我们长期信奉的生活准则——

1.即使有了乐事也不能马上行乐，“及时行乐”在二三十年以前，还被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荒淫腐化的生活态度”，比今天包二奶至少要可耻十倍以上（顺便说一下，今天包二奶还被许多人视为成功人士的标志），现在它仍然是个贬义词，说一个人“及时行乐”就和说一个人“破罐子破摔”一样，等于宣判这个人的人生态度非常消极颓废。

2.一个人要到功成名就的时候，才能大张旗鼓地庆祝胜利，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快乐，才能悠然自得地品味幸福。

这两点既有紧密的联系，各自又强调了不同的侧面：第一点是从消极方面进行禁止，提醒人们不应该如此如此，譬如，不能一有机会就去享受，过一种消极颓唐的生活；第二点是从积极方面进行鼓励，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如何，如应当尽量推迟自己逍遥快乐的时间等。

现在我觉得这两条“全无是处”，它禁止的正是必须倡导的，它鼓励的恰恰是应该否定的，也就是说，它禁止了好的东西，鼓励了坏的东西。这种生活准则万变不离其宗：怎么干能让你不快乐，它就要求你必须怎么干！

我很多痛苦经历都与这种病态的人生态度有关，假如要能追溯到这种生活信念的倡导者，我一定要到法院去起诉他，要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也正是由于信奉这种人生态度，我也让我的儿子没有享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幸好儿子宽宏大量，原谅了我的“残忍”，否则，只要他向法院告我从心理上和精神上虐待儿童，我至少要受几年牢狱之灾。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披一张狗皮易，披一张人皮难。”父亲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干成，只有这句话说得相当漂亮，它形象地揭示了人生残酷的真相。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好像这句话的版权当归父亲。做人的确比做狗难，狗不知道什么叫尊严，它饿了以后还可以吃屎，而人则不吃嗟来之食，有尊严才使人成其为人。正是要有尊严地活，人才比狗活得累，更比狗活得难。父亲不仅希望他的儿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干出点名堂，他一直相信苦干可以改变命运，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流了多少汗水便能换来多少收成，因此，他是“持之以恒”的铁杆执行者——当然，他是要求我和弟弟持之以恒，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贯彻到底。要有尊严地生活，要干出点什么名堂，这些积极的人生态度都没有什么错，以苦干改变命运，以汗水换来收成，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来说，好像也是人生的“硬道理”，可就是这些积极态度和硬道理，把我“花季雨季”的青少年岁月熬成了一锅黄连汤。父亲为人向来有点偏激，要有尊严，就要有成绩；要有成绩，就得持续苦干；要持续苦干，就不能随便休闲。于是，在父亲的词典中，“快乐”的意思就是“堕落”，“休闲”的本意就是“罪恶”，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推向极端就成了人生的灾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好要“将功补过”，读得好要“再接再厉”，总之，不管读得好不好，都没有好日子过，生活简直就是望不到尽头的苦海。说实话，当时医学要是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一定会偷偷摸摸地找医生把自己变成一条狗，我觉得人真的是比狗苦多了，而且也没有狗生活得有趣，农村的狗没有主人跟着，想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自己还能给自己做主。本来我那时就特别贪玩，而且又特别讨厌学习，学习成绩自然从来也没有让父亲满意，既然干得好干得坏生活都没有盼头，我就经常恶作剧地捣蛋和偷懒，所以我也就经常挨打挨骂。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对我的“好意”，也从来不认为“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名堂”有什么问题，但他的“好意”却结出了苦果，“没有问题”的生活目标最终在每一个生活环节中都成了“问题”。

父亲是我小时候最大的“阶级敌人”，要不是碍于情面，“文革”中他在台上挨斗的时候，我也可能冲上台去揍他一顿，可是当我也成为父亲以后，对他的大部分做法有了“理解之同情”。看来，要吸取父亲的教训很难，我像父亲一样也怕自己儿子将来一事无成，怕他将来不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也像父亲一样要求儿子“持之以恒”，同样也把休闲当成了懒惰，把行乐视为堕落。儿子的童年几乎是我童年的复制，只是他没有“批斗”过老师，而是不断被老师“批斗”，儿子上大学前就曾埋怨说他没有幸福的童年。他的童年真的非常单调，不说也罢。

我和父亲严格要求后代都是出于“好意”，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名堂”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好意”办成了坏事，“没有问题”的地方却成了“问题”？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先看看周边人们的教育和生活。现在流行一个非常混蛋的人生信条——“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害得千千万万的父母和准父母，让孩子刚刚受精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教育，还在妈妈胎中就受到折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学习外语，有条件的父母恨不得小宝贝一开口就会说七种语言。上幼儿园后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学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学绘画、唱歌，学英语、法语、日语、韩语，学打羽毛球、游泳，李娜打网球红了以后又要学打网球，韩流最盛的时候还得学跆拳道……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刻也不能让孩子清闲，一秒钟也不允许孩子喘息。孩子不能闲着，父母自己也不能闲着，孩子不能喘息，父母更不能喘息。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奉献精神”的父母，从当上父母那天起就铁了心告别幸福，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将来的尊严，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为了孩子将来的成就，为了孩子将来能第一个冲到人生目标的终点……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的父母全都把人生当成一场赛跑，当成一场冲刺，所有过程毫无意义，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第一个冲到终点。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目标可以牺牲一切人生的过程——为了实现生命目标的尊严，可以忽视生命过程的尊严；为了最后那一刻的幸福，宁可赔上一辈子的幸福！最后，这一生活信念的结果极其荒谬：为了尊严而失去了尊严，为了幸福而牺牲了幸福。

把人生当作一场赛跑，那么我们就会只看结果而不重过程，一生都在为达到终点而拼命，片刻喘息就怕自己掉队，稍一松懈就于心不安，整个人生就像上紧了的发条和绷紧了的弦。上小学不能轻松快乐，要考个好初中；上初中不能轻松快乐，要考个好高中；上高中也不能轻松快乐，要考个好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出国，出国后更要发奋读书，毕业进公司、研究所后又得拼命冲刺，要冲到同事的最前头……

很多人其实一生就是在为最后那一刻做准备，他们没有真正“生活”而只是在“准备”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幸福”而只是在“储蓄幸福”。你可能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事说：等我退休后再去旅游，退休后再去学照相，退休后再去……如果人生的一切快乐要等到退休以后才能享受，你说人生还值得活下去吗？退休之前为什么不能干这些呢？不行，如果退休之前就享受生活，你在赛跑队伍中肯定就要掉队，还有可能被挤出竞赛队伍，甚至可能不得不放弃竞赛，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标志着你的人生全盘皆输，所以大部分人一旦开始起跑，就要硬着头皮跑下去，哪怕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明这场人生竞赛所争的不是知识与智慧，而是地位与名利。世界上的财富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对精神财富的竞争只有赢家没有输家，因为知识和智慧可供人类共享——学姐背熟了李白诗歌，并不影响学妹也能背熟，即使产品开发的竞争，也不具有任何排他性，美国公司开发出了新产品，可能还激发日本公司开发出更新的产品。但权力和名利具有独占性，一个国家国王只有一个，在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度，争夺国王的游戏最残忍、最血腥，天下姓李就不姓朱，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小到一个中小学也是一样，“校长”的位置你先占了，我就只好给你拍马屁，连干瞪眼都可能被炒鱿鱼，所以台面上的较量和台面下的算计都异常激烈。名誉和金钱同样如此，任何一场比赛都极少有两个冠军，在财富总量固定的情况下，你捞的钱多就意味着我捞的钱少，所以只有对权力和名利的竞争才有输赢，所以孩子一生下来你就害怕他们输掉了比赛。

让你的儿女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开始为权、为名、为利冲刺，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已经把儿女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表面上看是为了他们的幸福，骨子里何尝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摧残儿女的身心让他们冲刺名校，好像是为了让他们出人头地，实际上何尝不是为了自己脸上有光？在父爱母爱“无私”的面纱下，掩盖着父母的功利与自私，让儿女一出生就争名争利，使他们成了自己名利赛跑中的“接力棒”。大多数名利场上的“掉队者”，却要儿女成为名利场上的赢家，自己连中专也没考上，却希望儿女考北大清华。一旦儿女没有给自己脸上争光，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就一方面自己垂头丧气，一方面埋怨儿女“不争气”。

把儿女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非常自私，把自己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则非常愚蠢。试想一下，自己一生的意义和价值，要是只在于争夺身外之物，如财富、荣华、权势等，你的人生马上就陷入荒谬可笑的境地：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得到，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可言，你的一生将被失败感所折磨；如果如愿得到这些东西，你的生命同样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你活着就是为了追逐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既然已经到手，还待在世上不成了多余的人吗？把人的一生当作一场争权夺利的赛跑，最后不是人生的倒霉鬼，就是人世的行尸走肉。

在这场争权夺利赛跑中的掉队者、落伍者、退出者，都成了人生的倒霉鬼。有的是由于实力不济，有的是由于时运不佳，有的是由于大彻大悟，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及时行乐”的大合唱。列子也许要算“及时行乐”的领唱者，《列子·杨朱篇》中提出“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由于难以猎取名利便鄙弃名利，由于赛跑掉队便退出竞赛，由于对人生绝望便挥霍人生，汉乐府《西门行二首》之一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表现：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作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代代都有“及时行乐”合唱团，《名士传》载：“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任诞》说晋朝张翰同样放纵任性，公开宣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可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毕竟极少，“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是诗人的兴到之语，你千万别把它当真。连蚂蚁也知道为冬天贮备食粮，更何况我们懂得“未雨绸缪”的人呢？谁还敢忘了老祖宗孔夫子的古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明天就没有米下锅，今天还能不急不忙悠然自得，那你不是上帝就是魔鬼。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恰恰是对“明朝”的考虑决定着今朝的行为。

在这点上还真的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了无趣味的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提出过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人类的时间与宇宙的时间恰好相反，宇宙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绵延，人类时间则是“未来”—“现在”—“过去”的逆向行程，人总是着眼于“未来”，立足于“现在”，再参考“过去”。

这么说来在我们一生中，从来都是“倒着走”的，是“未来”在指挥“现在”，“现在”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服从于“未来”：几岁的小孩为了将来有“远大前程”，被迫中止与同伴快乐的游戏，而去背诵那些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就开始节衣缩食，攒钱为自己买“养老保险”；一个学者为了自己几千年后的“永垂不朽”，舍弃了现在人生所有的世俗幸福；一个创业者为了将来的富有，宁愿承受眼前非人的折磨；一个政客为了日后爬上受人仰慕的高位，宁可现在干尽下贱卑鄙的勾当，为了以后别人给自己下跪，宁可现在自己给别人下跪……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用现在的痛苦，换取未来的幸福，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为了……而……”这个连词中度过的。大家就像寓言中那个赛跑的兔子，为了达到自己理想的终点，一生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一生都在冲、冲、冲，一直冲到人生的终点——火葬场。

我们一生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志向，我们的行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目的。学生立志拿诺贝尔奖，士兵立志当将军，商人立志发大财，这些人生志向都很宏大，人生的目标也很积极，可一旦走向极端，这些志向和目的就成了人生的桎梏。人生的志向和目标，本来是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人在追求它们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满足和快乐，可一旦我们完全忽视生命过程的满足和快乐，只把最后目标看成生命中的“唯一者”，我们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奴隶，我们的生命就成了为名、为权、为利的一场赛跑，生命随之也成了争名、争权、争利的工具，原本是人生快乐源泉的东西，很快就成了我们痛苦的祸根。

但要我们完全放弃人生的志向，既不可能更不可取——人们的志向有远大与渺小之分，有高尚与卑微之别，但几乎没有谁毫无志向；假如真的已经没有任何志向，他必定情无所寄，力无所施，他人生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消遣人生，如何打发一生的漫长时光，人生就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他就会感受到人生的苍白、乏味、无聊，那样的人生真是生不如死，更别说什么幸福和快乐了。快乐就像接吻，只有偷来的才香。的确，幸福只是勤劳的副产品，快乐更是汗水的结晶。只有在大闷热天里走进清凉世界，你才会觉得爽快无比；只有在辛勤劳动之余去旅游休假，你才会体验到轻松快乐。要是到处都很清凉，你就会体验不到清凉的爽快；要是天天都在外地旅游，你在旅游中就绝不会感受到轻松快乐，旅游反而会成为你烦人的包袱。

有了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可能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苦役和奴隶；没有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必然又烦闷和无聊。

人生难道只是两堆草料之间的驴子？

如何化解人生这种两难的宿命？

我自己是一个人生的惑者，困惑之余便偶发奇想：我们何不抛弃人生是一场赛跑的荒谬观念，把人生当作一次漫长的旅游？

把人生看成一场争权夺利的赛跑，你会害怕输在起跑线上，更会害怕输在赛跑的终点，你一路冲刺更会高度紧张，跑在赛跑队伍后面固然要拼命追赶，跑在队伍前面也害怕被别人赶超，这必然导致人生的禁欲主义，人生“中途”的任何休整都必须禁止，“中途”的任何庆祝都是“及时行乐”，为了最后取胜就得赔上一生的快乐、幸福乃至生命。这样的人生真是生不如死，难怪庄子把死亡看成人生的“至乐”，难怪列子认为人的一生能开口而笑者不过几时而已。

如果换一种眼光，把一生当作一次漫长的旅游，我们的人生就将呈现出大不相同的景观，我们对生命也将有全新的体验。旅游中大家虽然有一个目的地，但到达目的地既非旅游的唯一目的，更非重要的目的，因为旅游真正的目的就是寻找快乐，就是放松心情，就是感受新奇。只要能获得这些体验，人们并不太在乎是否到达了原定的旅游点，有时原定的旅游目的地你可能觉得“不过如此”，而往返途中领略到的景象倒让你终生难忘。

人生要是像旅游一样，大家就会更加关注生命的过程，谁还那么在意生命的结果呢？

在人生的旅游途中，我们不用担心被人赶超，只要条件允许随时都可以“及时行乐”——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世说新语·任诞》）。独自酣畅却不诣权门，只求人生适意而无半点俗念，这也许就是“魏晋风度”。人生既然是一次漫游，就不妨“左顾右盼”，随时留恋沿途的“美丽风景”——当年王子敬的人生何等从容：“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人生游程中既然不在乎最后的结果，自然也用不着那么功利——“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兴起即使雪夜也驾船前往，兴尽就是到了门前也不入而归，没有任何功利算计和得失考虑，兴之所至才是行为的真正原因，往返都是因为任情适性，王子猷的人生才富有诗意，用现在已经滥俗了的话说，这才叫“诗意地栖居”。

这里我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及时行乐”做点辩护。说“冒天下之大不韪”有点过甚其词，“及时行乐”很像臭豆腐，嘴上谁都在咒骂它，心里谁又都很喜欢它。世人都只知道中国人喜欢存钱，其实中国人最喜欢存的东西是“快乐”。我们不主张马上消费金钱，更不提倡马上“消费”快乐。有了钱总是存起来等到办大事时再使用，有了喜事也总是等大功告成时再庆祝，好像快乐也和金钱一样，存起来不仅可以保本，还可以利滚利似的，要把所有的喜事加起来“喜上加喜”。我们不消费金钱和不消费快乐，不是我们天生不喜欢花钱，天生就讨厌快乐，深层原因是对自己没有底气，对未来缺乏自信，以及对人生的错误观念。有了乐事就应该好好乐一乐，不要老是等着“上面”或师长来奖励自己，自己犒劳自己既能体验到奋斗的乐趣，又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再说，人生的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乐子，小孩的快乐大人无法体验，青春初恋与黄昏恋“味道”不同，中年的快乐更不能等老来才去消受。

以爱情为例，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无法体验青年人爱情的欢乐。有些人在花季雨季时压抑了爱情的萌动，到青年时期又拼命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直到三十多岁还没有谈过恋爱，有些女孩甚至错过了一生的幸福。一生既没有爱过别人，又没有被别人爱过，这是一种残缺不幸的人生，任何事业也不能弥补爱情的残缺。“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青年的恋情能让你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能让你品味人生的美酒，也能让你激起奋斗的激情与冲动。可我们的父母总劝后代“以事业为重”，好像爱情是事业的天然仇敌，一旦有了爱情，必定丢了事业——要么吃鱼，要么吃熊掌，上帝不可能让你享受了美好的爱情，又让你有成功的事业。假如上帝真有这样的安排，那对中国真是莫大的福音。现在我国两性比例严重失调，十几年后约有四千多万男性青年要当光棍，估计几十年后诺贝尔奖全由这些光棍包揽，就像我们今天包揽全部乒乓球奖牌一样。只可惜，现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已婚人士，华人获奖者中好像也没有一个单身，人家杨振宁八十二岁时还娶了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妻子。

那些会玩的人极有可能也是会干的人，事业与快乐并非“势不两立”，而且还可能“白头偕老”。只把最后的结果看成人生唯一目的，把人生看成一场激烈赛跑，恰恰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目的，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为了获奖才去搞科学研究？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海姆教授，2000年就曾获得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评选的“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他来说，科学就是诙谐，研究就是游戏。他常常“从一个研究课题跳到另一个研究课题”，明知这样做有极大的难度，而且会影响原先的研究，但他认为“值得这样做。比起一辈子研究同一领域，寻找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更有意思”。他不断改变研究课题，是因为这样做“更有意思”，这样做更好玩，最后结果从来不是他的第一选项，获诺贝尔奖更不是他的人生目标。科研只是海姆教授人生的旅游，改换课题就是寻找新的景点。据说，现在旅游也时兴“过境游”，“见缝插针”的过境游，能给游人带来意外的惊喜，意外的喜悦可能弥补对目的地的失望。

把人生视为一场赛跑，人生过程便毫无价值，最终结果才是唯一考虑，于是，达不到目的必然极其痛苦，达到了目的又会十分失望；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时时都有应接不暇的美景，处处都有新的刺激，不仅可以从容到达自己预定的胜地，还能悠闲地饱尝生命旅程中的快乐。

是“把人生视为一场赛跑”，还是“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不过是换一个角度看待人生，妙境只在自己意念的一转换间，人生的陷阱转眼就成为人生的福地。

2011年8月22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食不知味

权和钱是两种怪物，大家一方面咬牙切齿地诅咒它，一方面又削尖脑袋追逐它；一方面深切地厌恶它，一方面又卑微地跪拜它。在社会价值的天平上，人的幸福和人的性命，都没有权力和金钱值钱，因此，人们为了得到它，愿意搭上自己的幸福，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

难怪，很多人一生除了权与钱之外，对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浓厚的兴趣，对其他目标都没有强烈的激情；除了所有动物都具备的那点性本能外，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别的冲动。环顾四周，有权无权的都在为权力奔波钻营，穷人富人都在为金钱忙碌操心。别说政坛上的倒霉鬼和商场上的穷光蛋，就是那些炙手可热的高官和披金挂银的大款，也常常为此而失去了人生起码的欢乐，因此没有能力去享受人生的基本乐趣。

《礼记·礼运》载孔子的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说过“食色，性也”的话。看来孔孟这两位老人家是把食与色当成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我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孟子还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这个我觉得说得有点绝对，至少我个人不敢苟同。就地域而言，喜欢甜味的江浙人与喜欢麻辣的四川人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社会地位来说，高官、大款和农民工也“说不到一起”。农民工劳累一天之后，在马路边随便找家大排档，随便挑一两样便宜菜，就能有滋有味地美餐一顿，而显贵和富豪天天都是“座上客来，尊中酒满”，顿顿都是美味珍馐，但他们却闻不到酒香，尝不出菜味。高官和大款们每次用餐，不是他们陪别人，就是别人陪他们。名义上虽然是“吃饭”，可吃饭的目的是为了陪人，吃饭反而变成了陪衬。高官们吃饭喝酒主要是搏感情拉关系，大款们吃饭喝酒主要是签合同、谈生意。官场上早有“感情深，酒满斟”“感情好，喝醉倒”等流行语，商场同样有“大单生意酒席上谈”的说法。我有个比较精明的学生，现任一个小城市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他说自己最大的“工作任务”就是陪人喝酒，有时一餐要赶好几个饭局，他半是无奈半是调侃地说，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这个胃献给党”。

对于高官和大款而言，他们“办公”就是吃饭，反过来说，他们吃饭也就是“办公”。你想想看，吃饭一旦变成了“办公”，吃饭就从享受变成了负担，从人生乐趣变成了人生痛苦。白居易一千多年前对此就感触很深，他在《自感》一诗中说：

宴游寝食渐无味，杯酒管弦徒绕身。宾客欢娱童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

对宴游寝食完全腻味，对杯酒管弦极度厌倦，人生的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折磨，难怪他喟叹“始知官职为他人”了，所以他在五十岁那年就《自问》道：

黑花满眼丝满头，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

宋朝名相王安石主持朝政时，据说也完全品味不出酒香和食味。有一次，他们全家到友人家做客，贵客临门自然菜肴丰盛，可王安石只吃自己面前的两道菜，离他远点的菜几乎没有动过筷子，那时又没有现在这种桌面可以自转的电动餐桌，没多久他面前的两样菜就吃得精光。细心的女主人以为王安石最喜欢这两样菜，暗暗记下这两道菜名，第二次请他做客时将这两样菜做成双份。王安石夫人得知个中缘由后，笑得快要合不拢嘴：“你们有所不知，我家相公多年为国操劳，长期以来寝食无味，吃饭不过是为了果腹，什么菜到他口里都一个味道，不信，你今天将另外两道菜放在他面前，他照样还是只吃自己面前的两道菜。”女主人按王夫人说的那样摆菜，果不其然！

不过，王安石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我对他一直心存敬意与钦佩，包括他的政敌也称道他“视富贵如浮云”。他一生敢作为也有担当，是政坛上少见的那种硬汉，相信他食不知味或许真的是由于为国过度操劳，不似当今的衮衮诸公一生就忙于贪权、贪钱、贪色，还要绞尽脑汁偷偷摸摸地携款外逃。他们的一生提心吊胆像是做贼，这种极端病态的人生，根本无法享受正常的人生乐趣，更别提享受口腹之乐了。

在权力可以寻租的社会环境里，商人要想一夜暴富，企业家要想成为大款，就得先把自己口袋里的钞票暗暗掏给极少数人，然后才会有更多人把他们口袋里的钞票纷纷掏给你，也就是说，你先要给别人送钱，以后别人才会给你送钱。经过这许多复杂的利益交换后，换来了人们艳羡的权与钱，却失去了人生最基本的乐趣——变得食不甘味。一个弱智用膝盖想一想也能明白，这是一种绝对的赔本买卖。

贪官、显宦、富豪、大款，权力与金钱毒化了他们的人生，但这些人毕竟只占社会中的极少数，大家在讨伐他们的时候不妨反躬自问：自己对权与钱的态度比他们又好得了多少呢？至少我本人在他们面前，没有多少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是程度稍有不同而已。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慨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分功利的人生态度，不仅在毒化着贪官大款，也在毒化着我们每一个人，它使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没有办法品尝出生活的滋味。

老祖宗孔子在《中庸》中就感叹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朋友，你食“能知味”吗？你吃饭还香吗？

2011年8月1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昨天我谈到病态人生之一——食不知味，但吃喝只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要是连这种口腹之乐都不能品尝，更复杂、更精微、更高尚的精神生活，可能就更难以感受和品味了。

爱情肯定是人生最甜美、最幸福的情感体验，从《诗经》中“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的热烈纯真，到李白《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青梅竹马，再到杜甫《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的夫妻恩爱，从李商隐《无题》“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肝肠寸断的相思，到杜牧《惜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缠绵悱恻的分别，再到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痴情果决，我国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文学作品歌颂爱情的圣洁伟大，赞美爱情的甜蜜幸福。

外国的爱情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许多千古流传的爱情绝唱，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细腻深刻的体验。有一位不太出名的爱尔兰诗人妥默斯·麦克东那，曾有一首不太出名的爱情诗《爱情残忍爱情甜》，是一颗久被埋没的爱情诗中的珍珠——

爱情残忍爱情甜——

残忍又甘甜，

情人断肠到相见，

断肠到相见——

断肠到相见，相别肠又断——

残忍的甜密，最甜蜜的肠断！

爱情盲目爱情尖，

盲目而又尖。

心中勇敢言辞腼腆——

勇敢又腼腆——

勇敢又腼腆，回头又勇敢——

勇敢是甜蜜，腼腆是肠断。

以上译文来自郭沫若《英诗译稿》，个别地方我做了重译。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种译文能曲传原文的神韵，下面是该诗的英语原文：

LOVE IS CRUEL, LOVE IS SWEET

Love is cruel, love is sweet —

Cruel sweet,

Lovers sigh till lovers meet,

Sigh and meet —

Sigh and meet, and sigh again —

Cruel sweet! O sweetest pain!

Love is blind — but love is sly,

Blind and sly.

Thoughts are bold, but words are shy —

Bold and shy —

Bold and shy, and bold again —

Sweet is boldness, —shyness pain.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写出了纯真爱情的千般滋味：既甜蜜又痛苦，既盲目又机巧，既勇敢又羞涩，既肝肠寸断又思念绵绵……没有深深感受过爱和被爱的人，断然写不出这种爱情的甜酸苦辣。如今，恋爱中的青年男女，由于过多的现实考虑和利害算计，牵手婚姻殿堂之前，甚至还要进行双方的财产公证。你看看这种恋爱场面有多滑稽：一边在忙着准备马上结婚，一边又盘算着将来如何离婚。这样，新人们一方面没有痴爱对方的激情，一方面也感受不到对方的痴情，恋爱中没有了心灵的颤动、生命的激扬、付出的幸福，没有了温柔与羞涩、盲目与勇敢，没有了男女双方爱的醋意与柔情，彼此不过是走完了习俗规定的各种“恋爱程序”，压根儿就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

如果说，对那些不能品尝饮食滋味的人，大家可能深表同情，对那些没有品味过爱情滋味的人，大家也许十分难过，那么，对那些拿爱情做交易的人，大家肯定极度厌恶和鄙视。

可悲的是，愿用青春换金钱的人偏偏不少。近几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差不多年年举办“财富相亲会”，差不多次次“相亲会”男女进场的门槛都很高——男方要顶级富豪，女方须超级漂亮。所谓“相亲”主要是招“小三”和觅“二奶”。过去二奶、小三都怕见阳光，当别人的二奶，做人家的小三，都是羞于启齿的丑事，父母要是知道了一定埋怨家门不幸。听说现在小三公开在网络上炫富，二奶乐于在人前晒幸福，还有二奶现身说法列举当二奶的六大理由。

据说当二奶和小三还要签合同，详细规定“每周性生活的次数”“懂得逢场作戏的技巧”“与本人合法妻子和谐相处的本事”等。网上批评这些女孩是出卖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批评实在是抬举了她们，这些女孩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格和尊严，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肉体。说白了，二奶、小三与坐台“小姐”本质上完全一样，区别只在于二奶、小三是把自己卖给一个男人，坐台“小姐”是把自己卖给许多男人。但二奶和小三都觉得自己卖出了高价钱，所以她们比“小姐”更加神气，她们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个时候，谁要是还唱《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不是居心不良借古讽今，就是自己精神出了毛病。她们连自行车都不想坐，怎么会“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呢？连普通公寓也不想住，“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不是痴人说梦？

二奶、小三对人们过去信奉的爱情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爱情，只有男女之间的肉体交易。过去的爱情是两性灵与肉的结合，现在的男女都没有灵魂了，所以“爱情”就成了两性肉体的苟合——一个是将钱买青春，一个是将青春卖钱，而且双方都必须按合同进行交易。面对人们有关“堕落”的指责，一个二奶在网上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做了辩护：“难道还要我捧着金饭碗，到处讨饭吃？傻逼！”

真的，她们在“情场”上实现了“自我价值”——将自己的青春美貌，卖了个辣价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对爱情痴情执着的诗句，突然变成了黑色幽默；“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些爱情的忠贞表白，现在应该改成“曾经大款难为婿，除却金钱不是人”。

前不久，看到一幅猫狗亲热的照片，猫狗这些动物好像是在嘲讽我们人类的爱情，当时我就在照片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感想：“你不得不承认：猫猫狗狗比我们人类的爱情，要高尚得多，要纯洁得多，它们发情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对方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根本没有计较过对方有多大住房有多少存款。只要能和自己心爱的‘它’在一起接吻亲热，它们在宝马里可以幸福地笑，在自行车上也可以幸福地笑。今天，过分的功利让我们连动物的本能也丧失殆尽。”

当然，这说的是气话，我想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听《夫妻双双把家还》，深厚的夫妻恩爱才能带给我们安宁和幸福，才能保证两性生活的甜蜜与纯真，所以我每次听到这支歌就感到非常温暖——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2011年8月1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雅量与矫情

在中国要做到“人情练达”，比获得瑞典的诺贝尔奖还难。譬如，仅仅是何时何地才能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以及如何把高兴神色表现得恰到好处，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一辈子就“演”不像。哭不能是由于悲伤，笑也不能是因为喜悦；该哭而不哭，那就是哭不得其道；不该笑却大笑，那就是笑不得其时。即使有了值得高兴的事，也不能马上就把高兴写在脸上，要是“喜形于色”人家就说你为人轻浮，要是面露笑颜人家就会骂你“满罐不荡半罐荡”。

我恰恰就是喜欢“荡”的那种“半罐子”。

小时我一遇到点喜事就手舞足蹈，一小有成绩就得意忘形。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时在学校里好像还能够读点书，一次在学校大会上我受到校长表扬。对于我这种顽皮的学生，能够得到校长的表扬，比今天女孩子被刘德华拥抱过还要疯狂。一放学我就屁颠屁颠地“飘”回家，还没有进门就激动得大叫，想让对我失望至极的父母高兴高兴，当然也想再得一次父母的表扬。没承想父亲一见我那个样子，就狠狠地“赏”了我一巴掌，打得我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从大叫马上变成了大哭。父亲还骂我是“半罐子”，是“轻骨头”，并骂我成不了“大器”。我挨父亲的打是家常便饭，但只有这次挨打觉得最委屈、最伤心，有时挨打是由于做事偷懒，有时挨打是由于在家里偷钱，有时挨打是由于耍赖调皮，这些打多少还算“事出有因”，可这次挨打竟然是由于“受表扬后心情特别高兴”！

对父亲这次无理的打骂，我至今都没有办法原谅他，也至今看不出他对在何处。小孩受表扬后兴冲冲地回家报喜，为什么就成了“轻骨头”？高兴了就大叫大笑、又蹦又跳，这大概是小孩的天性，如果有喜事还要像个闷头鳖，那肯定违反人之常情，干了一件得意的事就舒心地大叫大笑的孩子，为什么日后就成不了“大器”？当然，我倒是应验了父亲的判断，的确没有成什么“大器”，没有在事业上混出什么名堂，没有在仕途上弄个一官半职，甚至在家里也只是个“副家长”，但这与我干件快意的事就十分快意毫无关系。

率真外向容易冲动而成就大业者，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比比皆是。李白接到皇帝诏书时已人到中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瞧他那忘乎所以的样子！《列宁在1918》中列宁讲演的神气，远非“手舞足蹈”所能形容！当做出了人类重大的发明时，很多科学家都激动得全身颤抖；当写出了杰出的乐曲、伟大的诗歌和小说时，不少音乐家和作家都泪流满面。按我们传统的做人标准，这些人都是“器小易盈”，都失之轻浮而不沉稳！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做人准则——

有了喜事，定要满脸苦相，不然便是轻狂；取得成绩，务必低眉落眼，否则便无器量！

按这种准则做人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虚伪矫情，要么压抑郁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最有雅量的典型：

谢公与诸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世说新语·雅量》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统兵百万南下入侵，晋前方“诸将败退相继”。敌军很快次于淮肥，东晋朝廷急忙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国家存亡全系于谢安一人。面对虎视眈眈的压境强敌，谢安却召集亲朋好友观看自己与侄儿谢玄下棋，谢安的棋艺本来劣于谢玄，但此时谢玄由于忧虑国事却败在叔叔手下，谢安当即以谢玄为前锋迎战苻坚。前方鏖战方酣之际，总指挥谢安仍在京城下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即面向棋局接着下棋）”，这几句写谢安的沉着镇定可谓力透纸背。在军情如火的当儿还有心思与人下棋，已显出他的从容不迫，淮上大军前锋送来了军情报告，他看后竟然“默然无言”，又慢慢接着与对手下棋，旁边观棋看客按捺不住“问淮上利害”，他又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似乎这是不足挂齿的小战，即使大胜也不值一提。你看看他“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敌寇方盛时他全无惧色，强敌溃败后又了无喜容，处处都不失其镇定自若的大家风度，难怪时人和后人无不仰慕其“雅人高量”了。

淝水之战不仅决定着东晋国家的安危，甚至也决定着汉民族的命运，当然更直接决定着他个人和家庭的成败兴衰，谢安何曾不知道它的重要意义呢？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把他的政治生命推向了顶峰。《晋书·谢安传》交代这局围棋“既罢，还内，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他在人前装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等回到内室时激动得把屐齿折断了还不知道，可见他是狂喜到了何种程度，这才是他真实的本能反应。他在人前“不异于常”的“意色举止”，全部是矫情的结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他在公众面前作秀。他的“高致”，他的“雅量”，原来只是在人们面前精彩的表演！不过，他“演”得非常逼真，“秀”得也很可爱，不像今天有人在农民家里表演得那么肉麻，那么让人讨厌。

历史上另一个被人称道的人物是刘备，史书上说他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而且他的“亲民”戏也演到了家，所以刘皇叔千百年来备受尊崇；而他的死对头曹操则真性未泯，常在僚属和妻妾面前坦露真情，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不掩饰自己的猜忌狡诈，所以阿瞒受尽了人们的唾骂。无论是文才还是武略，无论是为人品性还是历史贡献，刘备都无法与曹操相比，但是刘备擅长伪饰，曹操不善于矫情，致使人们总是给刘备唱“红歌”，不断给曹操泼脏水。这种做人的价值取向，弄得满街都是皮笑肉不笑的伪君子，养成一批又一批矫情善变的小人。

另外，要求人们不能“喜形于色”，严重压抑了人的本能，扭曲了人的个性。如果既没有攀登过欢乐的绝顶，又没有跌入过痛苦的深渊，我们就不可能走进存在的深度；如果有喜事不敢露齿，遇悲哀不能皱眉，我们就不可能有豪迈奔放的个性；面面都要圆通，处处都得矫饰，我们就不可能有热血沸腾的激情；没有对生命的深度体验，没有豪迈奔放的个性，没有热血沸腾的激情，我们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生命充分激扬，我们又怎么会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高兴了，何不开怀大笑？悲伤了，何不号啕大哭？何必矫情，何必伪饰，装什么“高致”，要什么“雅量”？即使成不了什么“大器”，至少还可以做一个“真人”！

2011年8月14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挑战命运！

——李娜澳网夺冠杂感

李娜澳网夺冠的一刹那，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李娜的美丽，感受到了网球的魅力，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潜力，体验到了生命的壮丽！

今夜，属于李娜！

美联社称李娜是澳网最老的女冠军。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三十二岁尚属青年，对于一个女性网球运动员来说，三十二岁无疑要算老将。正是这位年近三十二岁的网坛老将，在这次澳网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一个接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力挫群雄之后捧起达芙妮杯。赛场上要数她一个人年龄最“老”，赛场上也要数她一个人笑到了最后，你看她捧起冠军奖杯时笑得多么灿烂、多么香甜。

这是李娜第三次打进澳网决赛，前两次都功亏一篑，饮恨而归。尤其是去年那次决赛失败叫人刻骨铭心。她在半决赛时横扫名将莎拉波娃，决赛第一盘她同样顺风顺水，打得卫冕冠军阿扎伦卡心慌意乱，我们每一个观众都看得血脉偾张，每一个人都觉得已经胜利在望。哪知命运女神有意和她捣蛋，到第二盘时她突然摔倒，接着又第二次摔倒，解说员说她肌肉拉伤。身体的意外受伤，影响了她的手感，更挫伤了她的士气，球迷们又眼睁睁地看着她与冠军失之交臂，有人唉声叹气，有人感叹唏嘘，有人伤心饮泣。想想李娜那时已经三十一岁，估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以为李娜从此永远与澳网冠军无缘。我一直觉得人生的成败取决于偶然、机遇、碰巧，毕业三十周年我写的那篇随感就叫《碰巧》，李娜第二次摔倒时更让我相信“天命”。

弱者“认命”，强者“抗命”！

第二次澳网决赛打得如此晦气，但李娜本人却毫不泄气，她在稍后的颁奖仪式上发誓说：“我知道我不年轻了，但还是要说，我期盼着明年再来。”今年，她不仅来了，而且赢了！这次她出色地演绎了中国“事不过三”的成语，创造了网球的历史，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第一个年龄最大的女性澳网冠军，第一个亚洲澳网冠军。她让人想起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大帝在小亚细亚吉拉城大获全胜后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连她决赛时的对手斯洛伐克姑娘齐布尔科也输得心服口服：“我真的很喜欢她，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她的幽默感，她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一个伟大的冠军。李娜此役总是可以接回我的一发，我全场比赛都处于被动，这不是我的比赛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她是更优秀的一方的原因。”她不只是在球技上打败了对手，也在精神上征服了对手。

就像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WT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斯黛西·阿拉斯特所说的那样，李娜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国家英雄”。李娜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球员，李娜本身就是不朽的传奇，李娜本人就是一首完美的诗篇，她用不着任何人的赞美。

命运从没有眷顾过李娜，她三十二年的人生跌宕起伏，时而被推到成功的绝顶，时而被抛进失败的深渊。十几年前她出走国家队，甚至决心告别网球，与自己的恋人姜山回到家乡武汉，准备像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那样，一起挣糊口的活命钱，一起吃一辈子热干面。去年法网提前爆冷出局后，她还与媒体和球迷闹出了“三叩九拜”事件，低潮时更萌生退役的打算。

但李娜没有退役。就像她从来不在上司面前低三下四一样，李娜也从来不向命运“三叩九拜”。她生来就是为了向社会的体制挑战，她生来就是为了与个人的命运抗争！在新教练卡洛斯的调教下，她又鼓起了重夺澳网冠军的勇气，又充满了对胜利的强烈渴望。

通常，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们普通人容易丧失自信，变得意志消沉，李娜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却更加坚忍、更加强大、更加自信。

通常，年龄越长便暮气越多，我们往往人还没老心就老了，李娜在网坛上的运动年龄已经老了，但她心理上却变得越来越“少”。

通常，在大赛或大考之前，我们往往极度心虚和紧张，李娜过去也是一样不能扛住压力，以致决赛的时候发挥失常。这次整个比赛她真像是脱胎换骨，她说自己“在巡回赛多年征战，我越来越有经验，而且学会始终不要放弃”。你看她决赛前接受采访是那样轻松，决赛第一局即使与对手比分上十分胶着，她在精神上也从没有半点焦灼。

老子早就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你要想战胜别人，首先就得战胜自己。作为一名网坛老将，李娜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怯懦，战胜了自己身上的暮气，战胜了自己心中的魔鬼，只有这时，她才真正走进生命的深度，真正成为人生的强者，真正变为网坛上的王者。

李娜不仅以她的球艺、力量、强悍征服了全世界，她还以自己的幽默、机智、才情逗笑了全世界！听听李娜刚才的澳网颁奖感言，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幽默。与李娜的自嘲式幽默比起来，我们近些年春晚的所谓幽默小品，那只能算无聊的贫嘴。她的幽默来于她对自己才智的自信，她的从容来于她精神上内在的强大。

李娜澳网三进决赛，并最终夺得冠军，既成就了她人生的辉煌，更留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

如果你不能战胜别人，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战胜自己；如果你自己从不放弃，命运就绝不会把你抛弃。

2014年1月26日深夜

武昌

谈情说爱

“谈”恋爱

对于青年学生在学校谈恋爱，社会、学校、家庭一般都不太鼓励，不加干涉和限制就算是难得的开明。社会要求他们胸怀大志，学校要求他们学好专业，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很多父母都告诫儿女“以学业为重”。二三十年前我念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的情侣分配工作时都要受到变相的惩罚，不是将恋人们棒打鸳鸯散，就是将他们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学校变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鼓励肯定是不愿，限制又完全不能，只要不出事大家都装着没有“看到”。父母倒是想管可管不着，想“看”又“看”不到。

如今大学里的恋爱有点像荒地上的野草，没有人浇灌栽培也没有人肆意践踏，完全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大家可能以为恋爱就像野草，春来草自绿，何必费人工。其实，“被人爱”虽有天然魅力的成分，但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经由“求爱”才能得到，一见钟情的恋人毕竟很少，而追求不仅需要努力还少不了技巧；“爱别人”并非出自人的天性，如何表达爱意更有个学习的过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被人所爱”既没有得到父母和他人的赞赏，“爱别人”又没有得到人们的激励，以至于很多年轻人既没有“被人爱”的魅力，又没有“爱别人”的动力，因而，既没有被别人爱过，也不知道去爱别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社会的长官和长辈似乎比不上孔夫子开明。在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中，我最喜欢孔夫子——“喜欢”当然是指情感上的和趣味上的，孔夫子为人从来就不装腔作势，从来不像后来道学家那样装出一副“崇高”的模样，比如他老人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这句话既坦诚又近情。令德出自修养，美色得自天然；令德让我们敬重，美色让我们激动。孔夫子比我们更懂得人性。让人激动不已，让人魂不守舍，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呢？什么“胸怀大志”，什么“以学业为重”，在这样的“好事”面前再“重”也重不起来。男女恋情出于人们本能的内驱力，任何人都禁不住、堵不绝，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禁和堵，在大学里只知道恋爱而忘记读书的现象十分少见，甜美的爱情反而是驱使人们去拼搏的强大动力，比那一句干巴巴的“胸怀大志”更能激励人。

我觉得青年人在大学里应该疯狂地读书，痴情地恋爱。就像春天里的绿树和青草，吸取阳光，吸取雨露，这个年龄的青年人也应该通过学习丰富的知识，提升自己的品位，通过与异性的交往丰富自己的情感，通过与同性的交往而成熟起来。被人所爱固然高兴，能爱别人同样幸福。没有被别人爱过，其人生遗憾和残缺；不知道爱别人，其人生则自私而冷漠。被别人爱需要自己有魅力——或人格的，或外貌的，或智力的；爱别人需要自己具备多方面的素质——有境界，有胸怀，有爱心。不管是被别人所爱还是去爱别人，都需要无私地付出，不懂得付出的人，就不会被人爱也不会爱别人。

情侣们月下携手，雨中漫步，是人类社会最美丽的风景，要是没有这道风景线，高耸入云的高楼，宽阔笔直的马路，堆积如山的财富，不仅马上都黯然失色，而且人类的一切活动也都失去了动力，甚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归于消亡——没有恋情，哪来人类？谁说谈恋爱的青年没有“胸怀大志”呢？

杜甫曾在《秋兴八首》中描写唐代长安的少男少女说：“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可见唐代青年春天里也谈恋爱，而且谈得昏天黑地，天黑了还不想回家。年轻时要是不来一场昏天黑地的恋爱，那将是我们终生的遗憾。

朋友们，春天来了，谈恋爱去！

2011年3月7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再“谈”恋爱

几个月前，曾写过一篇《“谈”恋爱》的短文，所以将这篇文章名为《再“谈”恋爱》。今天夜里再谈“恋爱”实属偶然，是由于刚才看到《成都商报》的一条官方微博——

@成都商报：总有一种执着让我们泪流满面：五十年前，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了。爱情却遭到女方家庭反对。女孩含泪离去，对男孩说：你等我，我会给你写信的。男孩常往收发室跑，生怕错过女孩的信。可这一等，就是一辈子。男孩终生未婚，退休后仍在收发室义务派送信件。他，叫杨忠渭，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退休教授。

看着微博所附照片上白发银髯的杨忠渭老人，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杨先生这种爱情不值得提倡，这不是执着而是心理不健全，我一点也没有泪流满面。很多评论都是一边倒的颂扬，可是作为一个男性，我们有谁愿意当杨忠渭呢？如果我的小孩是类似的男人，我会告诉他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如果类似的男人是我家的准女婿，我会告诉女儿这样的男人没有出息。爱一个女孩，在没有收到她任何音信的情况下，等她两三年可以，等她五年就须考虑考虑，等她六年就有毛病，搭上一辈子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当然，要是知道她的音信，并知道她还爱着我，即使不结婚也愿意守候她一辈子，那就是个值得称道的“情种”或“情圣”。我希望自己和所有人过正常、健康的生活，拼命学习和工作，开心地享受人生和爱情。杨忠渭老人连柏拉图式的爱情都算不上，因为他与原来恋爱女友早已不是两地相思，更没有两相厮守，还要每天跑收发室去等对方来信，一直等到胡须比雪还要白，这不是爱情而是无奈，不是执着而是偏执。对于一个开朗健康的人来说，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所爱的人也不能是人生的唯一，假如把爱情看成人生的全部，这个人最后一定没有爱情——爱情之花既需要事业来浇灌，也需要友情来衬托；假如把所爱的人当成人生的唯一，这种爱会成为被爱者的沉重负担——爱一旦成为负担，爱情之花马上就会枯萎。

爱情中的单相思在短期内是一种心灵的颤动，一种痛苦的甜蜜，一种美好的憧憬，但真正的爱情需要彼此的唱和，需要灵魂的碰撞——既要痴情地去爱别人，也要感受到别人痴情的爱。黑格尔说伟大的爱情就是两个生命融为一体，在爱中失去“你”和“我”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的“你”和“我”。杨忠渭老人一辈子天天跑收发室，我们对着大山喊的时候还能听到回声，而他等了五十多年还听不到任何音信，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心灵的甘泉都将完全枯竭，最后跑收发室不是因为有爱，而是因为一无所有的空虚，因为天长日久的无奈。

我不愿意过这种感受不到爱的“爱情”生活，以《总有一种执着，让我们泪流满面》为题，我觉得《成都商报》有点煽情。有一位名为“对岸的古槐”的网友表示了不同意见：“可我，分明被这份执着感动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越发珍稀么？精神的东西，没法用秤衡量。”还有一位叫“摩珂迦叶阿诺陀”的博友气急败坏地骂我说：“人家都能当你爹了！还给你做女婿？积点口德吧！给点安慰就这么难？在你眼里有善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精神力量”，更没有什么“善的东西”。相反这恰恰是生命力萎靡的表现，于人于己都无善可言。

十几年前，我校有一位女研究生爱上了师兄，由于不能得到她认为人生“唯一”的“爱情”，她偷偷喝下了大量安眠药，幸好被室友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位女研究生至今仍然单身，而她所爱的师兄早就做了父亲。这位女生读书很有灵气，性格却颇多缺陷，她守候的并不是爱情——人家根本就没爱过她，这不是由于误会——把人家的友情当作爱情，就是因为自欺——她无意或有意地用假象安慰自己。

我前天在一条微博中曾说过：“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权力才能掠夺爱，房子才能赢得爱，金钱才能买到爱，男女双方，既没有爱别人的激情，也没有值得别人爱的魅力，所以彼此从来没有勇气爱别人，也从来没有被别人爱过；大家既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只有算计，只有买卖，没有激情，没有冲动，这就是今天的爱情，这也是今天的和谐。”今天的爱情的确太多功利，但不能因此就讴歌杨忠渭老人的人生选择。功利的爱情没有爱，杨忠渭的生活同样没有爱。当爱情的电池已经不能发电，而且已经无法充电的时候，我们男同胞就应该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抖擞精神”，女同胞更应该像宋词中说的那样“把芳容整顿”，再去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或“真命天子”，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白天鹅”或“白马王子”，人的一生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激情。

赞美杨忠渭式“爱情”的朋友，谁愿意拥有他那样的“爱情”呢？

2011年8月27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女婿给岳母家最贵重的聘礼是什么？

——戏仿“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电视栏目《新老娘舅》的嘉宾主持柏万青声称：“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贞操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由于“贞操”的要求一直就是对女性而言的，从来没有要求男性对另一半讲贞操。请问柏万青女士：你要求男性拿什么最贵重的聘礼给岳母家？

如果两性之间没有平等，任何有关两性的道德都是歧视和偏见，“贞操”就是这种歧视和偏见的典型体现。凭什么要女性对男性讲贞操，而男性却可以无拘无束任情放纵？爱情本来就包含着占有欲和排他性，爱情的双方在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面前都应该平等。“贞操”应改为“忠贞”，“忠贞”是对夫妻和情侣双方的一种情感契约和道德要求。

没有处女膜的女孩同样可能是一位贞洁的女性，当她觉得自己深爱的这个人原来是个混蛋，或者发现与自己的情趣和志向完全不同，哪怕和他有过性生活也要分开，这反而证明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是一个有主见的当代女性，这也不影响她在未来的爱情生活中保持贞操，不影响她与未来的爱人长相厮守。当然，一个比较传统的女孩要是自己也很看重生理的“贞操”，愿意将自己的第一次献给将来和自己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傻小子”，而且这样做感到幸福和骄傲，我同样为这样的女孩鼓掌。但这样的守“贞”不是把它作为送给婆家的“陪嫁”，而是守着自己心中的那一份神圣，守着自己的心境安宁与道德戒律。男性和女性对爱情是否“忠贞”，与他们此前是否有过性生活毫无关系，只有同时与几个异性厮混才是缺德。我们说一个女性“水性杨花”，说一个男性“拈花惹草”，是指他们在情场上逢场作戏，只知发泄兽性而不知什么是爱情，这种人不值得别人爱也不会爱别人。爱情的终点有性爱，但有性爱不一定就有爱情。总之，拥有处女膜既不能证明现在爱情的忠贞，也不能保证未来爱情的幸福。

我反对对女性单方面苛求“贞操”，这并不是在鼓励两性之间放纵。虽然孟老夫子早就说过“食色，性也”，成熟健康的青年男女之间有性要求和性冲动，就像要求饮食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食”和“色”不完全一样，“美食”可以一人独享，“美色”则涉及男女双方，要对自己和对方负责，尤其是男性应该对女性负责。从美国女权主义的结果来看，性放纵受害最深、最多的往往是女性，这是女性生理条件决定的。女性的自爱应表现在精神和生理两个方面，涉足爱河的过程中要保证自己在精神和生理上不受伤害，要充分估计自己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有些年轻女性婚前与恋人生理接触时既不懂生理上的保护，而且比较传统的女孩还容易产生罪恶感和焦虑感。

从柏万青女士呼吁“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来看，缺乏独立思考的个体很容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道德规范的容器，将外在的他律变成自己主观的自律。柏女士把“贞操”这一对女性的歧视性要求，作为理所当然甚至天经地义的戒律，她从来没有问一问：单方面要求女性“贞操”是否公平？

不仅柏万青女士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常常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容器，成为传统陈腐道德的受害者，我们每个人内心有很多束缚自己的禁忌，有很多捆绑自己精神的绳索，有很多禁锢自己心灵的教条，我们很少问一问自己：国家、单位、他人凭什么要求我必须这样做？要求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我这样做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还是以柏万青女士为例，在声称“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之前，她作为一个女性不妨问一问自己：我们女性为什么要把“贞操”当作“陪嫁”送给婆家？有处女膜这份“陪嫁”的女性是否可以在爱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没有处女膜的女孩难道人格和感情上就是个穷光蛋？难道未婚女性一享受过性生活就要低人一等？我们男性也可以就这件事情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女孩的处女膜？把处女膜看得那么重要的男性是不是自私而且自卑？一个女孩在认识我之前为什么不能享受性爱？当我们要求面前的女性是个处女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个“童子”？凭什么要求一个女性在和自己谈恋爱之前就为自己守“贞操”？

一个从不反省的人肯定愚蠢，一个从不反思的民族肯定落后。大众如果都不习惯反省和反思，如果遇事没有一点怀疑的理性态度，全社会就容易偏执、狂热和盲从。“文化大革命”中全社会的盲目崇拜和疯狂，就是我们长期愚昧教育带来的恶果。

当大多数人都疯狂的时候，少数清醒者就肯定要被当作疯子。

2011年4月1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何苦单身

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感受大自然的美，觉得既不是自己的过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欣赏自然美又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没有细心地品味爱情婚姻，甚至从没有尝过什么是婚姻爱情的滋味呢？这可是大家公认的“终身大事”呀，对吧？说来沮丧，许多朋友恰恰把这一“终身大事”视为自己的人生儿戏。他们不是闪电似的结婚又闪电似的离婚，就是糊里糊涂地凑合着过一生，一直到死也没有“读懂”自己的枕边人。

没有“读懂”自己的枕边人，就没有真正品尝出爱情婚姻的滋味，这比吃完了饭还说不出饭菜味道更为滑稽。对于爱情与婚姻，某些方面我相当传统，某些方面又比较现代。“个人问题”上，我向往“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爱情，但在现代社会这种爱情即使有，也得到深山老林里去找，在大都市中基本上是“爱情神话”。另外，在同学、同事、同行中能遇上意中人也很幸运，有相同或相通的兴趣、职业、才能、关切，在相互欣赏、相互切磋、相互批评、相互弥补中，两人携手从人生的旭日东升迈向夕阳西下，老来臻于人生的至境和事业的高峰，如宋代的赵明诚与李清照，现代的钱锺书与杨绛、程千帆与沈祖棻等，当然这类“神仙眷侣”可遇而不可求。此外，或者一见钟情，或者经人介绍，或者通过网恋，只要彼此关爱、扶持、体贴，我认为都算是理想的爱情和婚姻。

至于有些夫妻曾经海誓山盟，后来却半路分手，只要牵手是出于真爱，最后分手又事出有因，而且没有给双方和后代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只能说是留下遗憾，绝不能说是婚姻悲剧。春天里那些鲜艳的花朵，并不是朵朵都能结出硕果，但它们装扮了盎然春色，谁还会说“纷纷开且落”的百花可悲呢？

当代还有不少爱情并不指向婚姻，男女只想两情相悦的厮守。我和太太领结婚证时要交十元“工本费”，听说现在领结婚证是全免费。要是领结婚证的人像过去一样多，能给发证的人带来财源滚滚，他们会舍得放弃这个发财良机吗？只因领结婚证的人越来越少，靠收结婚证“工本费”已经赚钱不多或无钱可赚，当局才会免费来送顺水人情，可见只同居不结婚的爱情越来越时髦，越来越被人接受甚至欢迎。同居者包括不少都市中的热恋青年，也包括许多黄昏恋中的老人。我一好友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与男友已经爱情长跑多年，他们在上海还买了房子，可他们的千金现在仍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将来好像也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这可急坏了好友的夫人，但乐坏了他们的女儿和女儿的男友。我想，只要他们能饱尝爱情的甜蜜，他们的父母虽然免不了催促、埋怨，我这个叔叔倒是愿意送上祝福。一边是麻木或冷漠的夫妻，一边是长期同居、热恋的情侣，你愿意选择哪一种生活？

生命不过就是一个过程，幸福不过就是一种自我体验，而爱情便是人生的高峰体验。两性灵与肉的结合，给双方带来片刻的销魂，爱情使尘世的男女瞬间进入了天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我追寻爱情，因为爱情给我带来销魂，这种激情是如此强烈，使我经常宁愿牺牲生命中的一切，换取这几小时的销魂。……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天堂神秘的缩影。”离婚可能是某一次爱情的终点，可能是另一次爱情的开端，但它绝不是爱情的终结。一生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又从来没有被别人爱过，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没有爱情的人生就像一口废井，生命之源完全枯竭，那里没有涟漪，没有冲动，没有激情……

我一向鼓励自己的研究生要谈恋爱，青年时期不来一场昏天黑地的爱情，此生多少就有点缺憾。许多“人生导师”常告诫年轻人说，等自己成熟一点后再谈恋爱，人生会少走许多弯路。我认为这些说法纯属胡说八道。自己怎样才算“成熟”？又如何才能“成熟”？正因为他们不成熟才要尽早恋爱，恋爱是专治不成熟的灵丹，热恋中的恋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宽容、忍让、理解和奉献。“专家”所说的“成熟”就是“老练世故”，就是工于盘算、计较。老练的确不会走弯路，盘算的确不会让自己吃亏，但一旦有了老练和盘算，爱情立马就跑得无踪无影，老练世故是爱情天然的敌人。爱情的准确定义应当是：相互的牵肠挂肚，彼此的无私奉献，双方的魂不守舍，此时此刻，“弯路”恰是正道，失去便是获取。只有那些血气方刚的纯真青年，才会不顾一切爱得惊天动地：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韦庄《思帝乡·春日游》

一个老练的人哪能像这样豁出命来？一个世故的人哪能如此决绝？一个计较的人怎会以身相殉？“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这哪像是男女花前月下的恋爱？分明是勇士决战之前的破釜沉舟，是完成人生重大使命的义无反顾！在那些爱情专家眼中，这无疑是不计后果的轻率，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鲁莽，是年轻人一时幼稚的盲目冲动。爱情专家们对老练世故无一不精，唯独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倒是没有盲目鲁莽，同时他们也没有一往情深。

爱情包含灵魂之爱与肉体之爱，灵肉浑然一体才能叫作爱情。有情而无性是神，有性而无情是兽，灵肉相融才是人。可是，名人和专家总喜欢贬斥性而高扬情，柏拉图就鼓吹精神恋爱，前苏联心理学家也鼓吹无性欲爱情，这统统是病态或变态的爱情观。我们来听听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爱情高论：“爱情要达到完美境界，就必须联系到全部意识，联系到全部见解和旨趣的高贵性。”他的爱情不仅要“联系到全部意识”，还要“联系到全部见解和旨趣的高贵性”，我的天，爱情要真的弄得这么深奥复杂，我宁可去读艰深晦涩的黑格尔著作，也绝不愿意去马路上谈情说爱。

性欲是爱情的必要条件，没有性欲就没有爱情，灵魂之爱使性爱得以升华，但剥离了性爱就不能叫作爱情，无性爱情就像无性婚姻一样属于病态。古今一直在将性污名化、丑恶化，今天的性道德甚至比古代还要虚伪。古代士人公开谈论性，公开书写性，如秦观的“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黄景仁的“玉钩初放钗初堕，第一销魂是此声”，都是向世人公开自己的一夜情，并把一夜情写得如此优雅美丽。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会真诗》中更大胆地描写自己与崔莺莺的性爱过程：“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阅读这一类性爱诗歌，你对英国作家劳伦斯对性的论述会有更深的认同：“其实，性和美是一回事，就像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憎恨美。”

哪怕没有心灵的契合，仅仅是性爱也不肮脏，只要不违背社会的人伦道德，只要属于成年男女的你情我愿。你看元稹在性爱中全身心地投入，“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双方一时的忘情、颤抖、呻吟，驱走了孤独，涤尽了烦恼，释放了压力……别把自己装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享受男欢女爱是对人性的尊重。

当然，这里我绝不鼓励一夜情，相反，我特别看重爱人之间的奉献和责任，女性在性爱中要学会自我保护，男性更要学会呵护女性，我只是反对男女恋爱中的禁欲主义。“杨家有女初长成”的父母，性爱成了家中第一大禁忌。著名演员濮存昕曾对友人说，他正在美国读书的女儿年满二十五岁，女儿离家时他特地在她行李箱中放了一盒安全套。濮存昕是一位有责任心的慈父，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要求自己早已成人的女儿守身如玉，这会使女儿在恋爱中退缩胆怯，还会使女儿成为待字闺中的剩女。这里想郑重劝告家有千金的父母，你家的宝贝有权享受性爱的快乐！今天的男孩如果还要求女孩是处女，那他就不配享有现代的爱情，他应跑到非洲的原始部落中去恋爱！我一直讨厌古代的“贞节”观，因为它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儒家的“贞节”观片面要求女性贞节，贞节却从来都不是针对男人。男人可以在外面吃喝嫖赌，却强行要求妻子对他守节，天下竟然有这种荒唐的贞节观！古代竟然还有那么多贞节牌坊！

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八十多岁的名人可以再婚，二十七八的小伙却不能做爱。由于独特的户籍制度，许多青年农民工形同“鳏夫”，只身在几千里的外乡打工，而妻子留守家中又酷似“寡妇”。年轻男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对那些在工地上以命换钱的农民工来说，享受性爱是一种奢侈，“品味生活”更是一种讽刺。当然，许许多多的中老年的性生活更为可悲，越是健康便越有创造的活力，越有创造的活力也就越有性的渴求。可这些中老年人的儿女，对自己父母的性生活完全无知，甚至这些中老年本人，对自己的性需求也“欲说还休”，由于传统文化的束缚，有些人还“一说便羞”，于是，大多数人的性需求都只好压抑，真是有泪只得往肚里流。

另外，今天大都市里有很多剩男剩女，我自己的少数优秀硕士生、博士生也至今仍然独身。有些不负责任的写手瞎编一些烂文，胡说那些单身女孩如何自由如何独立。就我所熟悉的单身知识女性而言，单身并非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她们不得不接受的无奈——有的是择偶标准略有偏差，有的是婚恋观有待校正，有的是个人事业心太强，有的是单位里男性太少，有的是早年所遇非人。她们都是早年东挑西选，没想到最后把自己给“剩”了下来。我觉得她们应该随时调整自己的择偶标准，“宁缺毋滥”是极端荒谬的婚恋观。陕北有一首民歌唱道：“好皇帝，坏皇帝，总得有个皇帝；好婆娘，坏婆娘，总得有个婆娘，没有婆娘的日子栖栖惶惶。”歌词用来针对女孩也同样贴切。我们投胎落地原本就是单身，上帝既然在尘世造就了男人女人，干吗不遵从上帝的旨意结为夫妇？干吗不去品味多彩多姿的人生？还没有结婚怎么断定必然会“滥”？再说婚姻万一真的很“滥”，自己大不了又从头再来，有了头婚难道还怕二婚？说到这里，我想给单身大龄女性献上一首“拟民歌”：“好男人，坏男人，不过是‘量’的区别；有男人，没男人，那才是‘质’的不同。”正处在花枝招展的年华，却过起了枯寂的尼姑生涯，何苦呢？

今天国人只是在乎别人是否羡慕自己的生活，却不在乎如何去品味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一切努力只是要“做给别人看”，而他们争来的一切与他们自己毫不相干。男人成为大官或大款，女人嫁给大官或大款，那才是人们眼中的人生赢家。女孩想嫁给大官或大款，甚至愿意嫁给比古董更加年老，也比古董更加值钱的富翁，认为人生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她们觉得自己这是赚了，在我看来她们却是赔了，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金钱，嫁给七老八十的富翁，她们不是少奋斗了几十年，而是少活了几十年——一嫁给富老头，就成了人家的奶奶，不仅没有享到男欢女爱的幸福，而且也没有“生儿育女”的欢乐。她们的“幸福”就是有人供养，她们的乐趣就是在人前招摇。真正的爱情超越年龄，热恋的男女没有老少之分，但为了钱而嫁给老翁不算爱情，它本质上就是一次色相交易，她们和妓女的唯一区别只在于：妓女是把自己卖给许多男人，她们则是把自己卖给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老男人。

擅长写格言的法国著名作家拉罗什富科说：“真正的爱情世上只有一种，而模仿出来的爱情却有千种万种。”名人大多数不是真疯就是假疯，所以名人老是喜欢说一些疯话，山寨的爱情固然有千种万种，“真正的爱情”也绝非一种。朋友们，只要是真心相爱，你们想怎么爱就怎么爱，只有爱得死去活来，人生才得大自在。

2018年9月26日夜

剑桥铭邸枫雅居

面对自身

——谈“性”

这是一篇仓促的命题作文，起因是香港《文汇报》的一位编辑，前天约我谈谈有关性观念的问题。

我过去虽然喜欢读爱情诗词，也在课堂讲这一类文学作品，但很少系统地关注青楼文学。这倒不是我假装正经，任何一个健康的成人，谁不曾因爱情而神魂颠倒？但以往研究青楼文学的学术著作很少有理论深度，加之这种话题在课堂上谈多了会“擦枪走火”，不是给人浅薄低俗的印象，就是予人诲淫诲盗的把柄，所以在课堂上，我只敢碰那些“健康”的爱情文学，避开所谓轻佻的艳情作品，总之，是在“保险”的范围之内“谈情说爱”。七八年前读到福柯的《性经验史》，这本书真让人眼界大开，原来诗人可以把性描写得十分美，理论家也能把性论述得非常深。可惜，要把性分析得如此深透，我既没有福柯那样的思辨才能，在当下中国也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性也许是人类一种最强大的内驱力，它可能鞭策一个人拼搏向上，它也可能驱使一个人强奸杀人。以往一说到强奸，人们就会想到男性淫棍，昨日从网上得知，3月，美国和俄罗斯法院先后判几位女性强奸罪。今天又从网上看到，化名“小关”的农民工二代，长得又帅气又强壮，从小随父母在城里长大，回农村根本不会种田，在城里又没有办法就业，迫于生计只好去当“鸭”。据美国性学专家一项调查结果，超过二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在一生中都有一次或多次婚外情。可见，性对女性也有极强的驱动力，只是社会和文化长期压抑了她们这种本能，压抑一旦放松或解除，她们对性事同样有强烈的渴望，嫖娼并非男人所独有，女性同样也愿意掏钱买春，不然，从古至今谁养活了那些吃软饭的男人？

躲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男女可以从灵到肉都“一丝不挂”，但一回到现实世界中，女孩可能还要去修复处女膜。这暴露了社会在性事上的不平等，也揭示了我们在性道德上的虚伪。我们常以“男盗女娼”骂世风败坏，可在现实生活中，只许“男盗”，不许“女娼”，所以男子要求女方是“处女”，但很少女孩要求男方是“童男”。去年3月，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电视栏目《新老娘舅》的嘉宾主持柏万青声称：“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贞操”只是单方面对女性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要求男性讲“贞操”，因此它不是性道德而是性歧视。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一直都是男权社会，强调男女平等还是晚近的事情。男性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力，“贞操”就由性歧视变成了性道德，久而久之，不仅男人认为它“天经地义”，连女性也觉得它“理所当然”，即使在电视上如此前卫的柏万青女士，也把“贞操”看作女性出嫁“最贵重的陪嫁”，不难想象男人顽固的处女情结。性虚伪和性歧视一样随处可见。有钱有权的人二奶成群，暗地里是贪官荡子，公开场合都装正人君子。广州、上海等开放城市搞性产品展销，都取名为“性文化艺术节”，一定要把“性”与“文化”和“艺术”扯在一起，否则光秃秃的“性”就不能提上台面。这反映我们一种病态的性观念——从骨子里我们还是觉得性很邪恶，性很丑陋，必须要“文化”来掩饰，必须用“艺术”来遮羞。

在灵与肉这对范畴中，人们总是高扬“灵”而贬斥“肉”，“灵”与“肉”的内在张力，在宋代理学家那里上升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命题。“人欲”中，要数“食欲”和“性欲”最强烈，也要数“食欲”与“性欲”最重要，更要数对“食欲”和“性欲”贬损得最厉害，嘲讽食欲旺的人“好吃”，咒骂性欲强的人“好色”。人们常把好吃好色的人骂为猪，《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受尽了奚落，因为他贪吃和贪色两样都占全了。虽然我们贬损所有“人欲”，但对“性欲”的诅咒最为严厉，对“性欲”的道德最为虚伪，对“性欲”最容易失去平常心。尽管“好吃”也是个同义词，但饿了可以喊要吃饭，渴了可以喊要喝水，性饥渴却没人敢喊“要做爱”，因为在人们心目中，食物与人的生存相关，而性欲则与淫荡相连。闹着喊“想吃饭”被视为身体健康，公开扬言“想做爱”肯定被当作耍流氓。

一方面把性欲看得十分丑陋，一方面又对性事有旺盛的渴求，这导致我们在性事上的病态，要么是极度的性压抑，要么是极度的性放纵，而且压抑与放纵常常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最严重的压抑过后，便是最恣肆的放纵，就像饥肠辘辘的饿鬼最容易暴饮暴食一样。压抑也好，放纵也罢，本质上都是由于觉得性很邪恶、很丑陋。可以偷偷摸摸“做”爱，但羞于大大方方“谈”性，因为觉得此事“一说便俗”，可谁都对它又未能“免俗”。这样，人们心中对性事都有浓厚的兴趣，可大家嘴上对性事又都遮遮掩掩，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对性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史载，他们兄弟俩有一次到朋友家赴宴，宴会上有语娇声颤的陪酒女郎助兴，弟弟程颐见此马上攒眉拂袖而去，兄长程颢则怡然自得、尽兴而归。第二天程颐为此责怪兄长，兄长的辩解很有意思：“昨天，我座中有妓，但心中无妓；你书斋无妓，却心中有妓。”其实，弟弟一脸正经固然大不近情，哥哥的借口同样也十分可笑。他们兄弟二人对歌妓的态度虽大不相同，但心灵深处都觉得妓女卑贱，都认为性事丑陋。

性很长时间都与丑、贱、鄙、俗联在一起，直到现在，很多人对性仍然只是偷窥而不敢正视，只是亵渎而不能欣赏，只是轻薄而不知尊重，只是审丑而不会审美。

对性理论上的拒绝和贬斥，是人类精神结构分裂的结果。性本能内在于我们的人性，对性的拒绝就是拒绝我们自身，对性的贬斥就是理性对我们感性的羞辱，对性的禁欲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放逐。从这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本质上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解放，也是人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自身的接受和肯定。当然，性压抑的矫枉过正就是性放纵，这是长期性压抑的钟摆效应，性解放将消除人类长期以来灵与肉的紧张，并最终实现灵与欲的和解与和谐。

被马克思誉为人类“健康的童年”的古希腊，对性的态度同样也十分健康，从普通百姓到伟大哲人，都十分自然地谈论性和探讨性。东汉以前我们先人对性的心态也很阳光，《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载有大量“房中术”一类书籍，如何提高性质量，如何增加性快感，我们古人做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而且写了许多相关的科学著作，研制了像今天伟哥一类的壮阳草药。这些书籍还入藏秘阁，近似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六朝人还能以正面眼光看待性，梁陈宫体诗用绮靡浓艳的语言和圆转柔美的声调，描写女性的容貌、举止、情态，与女性相关的物象、环境、氛围，并没有表现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只是将女性身体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如她们的轮廓、身材、香肌、美目、隆鼻、秀发、蛾眉、纤指等，诗人带着欣赏的眼光进行穷形尽相的描摹，进入诗中的意象无疑是古人眼中最性感的部分，如：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

——萧纲《美女篇》

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

——庾肩吾《咏美人》

诗中有对形体美的激赏，更有对异性的性吸引，笔致虽然轻盈，诗意绝不轻薄，语言尽管香艳，格调并不艳俗。南朝民歌中对性的表现更为直露：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子夜四时歌》之三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子夜四时歌》之四

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

——《子夜四时歌》之六

南朝民歌绝大部分是情歌，主要表现都邑中士女的恋情，这种恋情又很少是礼教所认可的夫妻恩爱，更多是少男少女初涉爱河的激动，可能还有为道德所不容的艳情，它们把男女性爱写得缠绵、热烈而又放纵。“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的调情撒娇，“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的娇艳香体，“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的性爱表白，挑逗却不失纯真，坦荡但不涉淫亵。

唐朝人对性也很少禁忌，即便诗圣杜甫也写艳情诗，李白诗更都“不离醇酒妇人”，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艳遇，如《陌上赠美人》：“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风流才子元稹更以优美的笔调描写性爱：“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晚唐杜牧还公开宣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宋代那位风流浪子柳永更把市井小民的男欢女爱写得十分逼真：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解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菊花新》

可见，古人在性观念上比我们更健康，在性实践上比我们更坦诚。宋明理学高扬严峻的道德主义以后，逐渐将性与“下流”画上了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性行为越来越被妖魔化，只要欣赏色和享受性，一律都被斥为荒淫邪恶和腐化堕落，稍涉爱情和艳情的文艺作品，全部都被打成“黄色读物”，在家里看三级片也属于“流氓行为”。

一方面强加给性否定意义和反面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又离不开性，这使大家永远摆脱不了罪恶感，做爱不是享受而是罪过，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人，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如果只知道对性进行审丑，人们就无法肯定自己，也不可能欣赏异性，男权社会尤其容易导致作贱女人；如果认为性下流污秽，我们就只有偷情而没有爱情。

只有赋予性以肯定的意义，才会有高尚的性道德；只有赋予性以正面的价值，才会有健康的性行为；只有给性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才会有宽容的性意识。

接受性就是接受我们自己，肯定性就是肯定我们自身，健康的性行为是灵与肉的交融，是人类快感的高峰体验，是人类力与美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形体艺术”，也是人类自身美的极致——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2012年4月8日

台湾屏东教育大学

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

——在儿子儿媳婚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

这里有双方家庭的亲人亲戚，有我多年的同学同事，有武汉各大学的同行朋友，有和我一起共同成长的弟子，还有香港卫生署前负责人关锡耀先生及其夫人，有复旦大学我多年的好友李又顺编审，万分感激你们在万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与儿媳的婚礼，来分享我们两家的荣耀！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尤其要感谢亲家——国家重型轰炸机优秀飞行员、空军某部负责人朱德银先生和谢忠凤教授，感谢他们养育了美丽聪慧的女儿！感谢李又顺先生热心牵线搭桥，成就了这份美好的姻缘！

今天，我们家娶进了贤淑秀美的儿媳，并将见到“落叶成荫子满枝”的人生美景，我和太太感到无比幸福。俗话说，不是那个家的人，就不会进那家的门。不仅儿子与安奇一见钟情，我太太见到她也满心欢喜，他们的叔叔婶婶也对她十分中意，安奇是我们全家的掌上明珠。

这里我要特地叮嘱新郎新娘，爱情不只是短暂的两性吸引，更是相互长期的包容，双方天长地久的关爱。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又从来没有被人爱过，无疑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双方既要学会奉献，也要懂得感恩。人们可以量身定制自己的鞋子和衣服，但无法量身定制自己的太太或丈夫。夫妻来自不同的家庭，双方都有不同的个性，差异可能造成相互冲突，也可能变为相互补充，关键要看能否接受这种差异，能否欣赏不同的个性。是爱情让你们迈入婚姻的圣殿，但是婚姻并不仅仅只有爱情，它更多地意味着承诺和责任。父母今后只是你们生活的配角，你们要共同面对生活的艰辛，共同分享拼搏的快乐，共同用汗水去浇灌自己生命的年轮。

我还要特地提醒新郎，“好男人沿途都有好风景”纯属一派胡言，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有些异性远处看优雅迷人，走近相处可能难以容忍，因此，在婚姻上绝不能相信“在野党”，要切记“妻子还是自己的好”！对于我们两家长辈来说，你们小两口的恩爱，便是我们两家的“晴天”。

谢谢大家！

2018年6月23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这人生，这爱情

上星期写了一篇较长的杂文《行己有耻与社会自净——小议日本首相菅直人辞职》，没想到被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并发表在日本雅虎上，到目前为止日本读者在此文后写了四百三十余条评论，由于不懂日文，不知道日本佬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此事让我十分不安，我觉得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批评官员，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是我们的古训。看来以后发表社会和时政评论要慎之又慎，以免让别人钻了空子，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划归“带路党”。

下面的“生活点滴”全是谈爱情、人生、风花、雪月。人家的太太就怕丈夫还谈爱情，但内人正好相反，大概是我的模样完全可以让她放心，她就特别喜欢我用笔来谈情说爱，反感我用笔来发牢骚和贬时弊。自己觉得早过了恋爱的年龄，而且也不再想迎来“人生第二春”，没有激情的时候谈爱情岂不滑稽？后来才发现，此时谈爱情更能让我旁观者清，更能揭示出爱情奥秘。

如果写段子可以卖钱，我每小时至少可以写几个段子，而且保证个个精彩无比，不出半年就可以成为大款，到那时老婆大人就可能怕我天天谈情说爱了。

下面都是我近段时期各条微博的连缀。

（一）

爱情新解：

1.生姜是老的辣，爱情是嫩的佳。不信，你问问潘石屹。

2.一日夫妻百日恩——越是新婚越缠绵，百日夫妻一日恩——时间越长越厌倦。不信，你问问王石。

@克里斯托夫–金：

房地产四大亨：潘石屹、王石、冯仑、任志强，不说都知道，不是说离婚再婚不应该，而是说后院频频起火的人，谈婚恋，可听，谈仁义，别听。

（二）

1.女人做妻子只让一个男人头疼，做情人后让两个男人头疼。

2.女人的看家本领是先撒娇再撒谎，男人的看家本领是先撒谎再耍赖。

3.女人走投无路就去找男人，男人走投无路就去见鬼魂。

@经典外传：

真理：

1.女人禁不住老，男人禁不住穷；

2.女人走投无路会结婚，男人走投无路女人会和他离婚；

3.女人做情人让男人心疼，做妻子让男人头疼；

4.女人看家本领是撒娇，男人看家本领是撒谎；

5.男人爱上女人后会作诗，女人爱上男人后会做梦。

哈哈，转转吧！

（三）

中国人从小就不仅懂得了“低头”，而且婴儿时就学会了磕头，可惜一直到死就不懂得要抬头，一辈子更是没有昂过头！岂止“稍微低一下头”，我们低了一辈子头，可我们的人生道路什么时候精彩过？见鬼！

@夏骏：

懂得低头：

有人问苏格拉底：“天与地之间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说：“三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人都五尺高，天地之间只有三尺，那不是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更精彩。

（四）

中国的女孩结婚多看重人家的车子、房子和票子，很少人看重即将要嫁的那个傻小子。

（五）

中年和老年未必就比青年睿智高明，中老年人的老练可能与世故有关，冷静可能与麻木相联，平允也许是由于四平八稳，客观也许是因为完全磨灭了个性。青少年哪怕是偏激，哪怕是稚嫩，哪怕是肤浅，也显得单纯可爱。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有“老丑”一词，可什么时候听人说过“少丑”的呢？

@庄羽：

我不觉得年老可以成为一个受尊敬的理由，有些时候因为经历过太多生活磨砺，反而越年老越会不自觉流露出龌龊，让人生厌。

（六）

我们的父辈都是从老婆叫到老太婆的，如今的乡下还到处是银婚、金婚、钻石婚，但他们觉得这个婚那个婚太平常了，所以没有谁去张罗庆祝，不是他们没有钱庆祝，而是觉得没有庆祝的必要——讨个老婆本来就是要从老婆叫到老太婆，只是今天城里和官场二奶、小三太多了，弄得老太婆成了稀有怪物。

@时尚经典语录：

叫声老婆很容易，叫声太太也不难，但是叫声老太婆，却是一生的承诺！

（七）

“优雅”和“脏话”是一对天然的恩爱夫妻，“脏话”与“下流”反而总是扯不到一起，这叫相反相成、阴阳互补。你看如今的世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恰恰是一些肮脏的衣冠禽兽；那些看起来优雅端庄的公众人物，恰恰骨子里最为丑陋粗俗；那些表面流里流气、满嘴脏话的家伙，很可能心地善良纯朴。你信不？

@围脖经典语录：

有时候我只想，优雅地，骂个脏话……

（八）

厅堂里要像母亲那样温暖慈祥，床上又不能像欲女那样放纵淫荡，万种风情绝不在其他男人面前展露，仪态万方却笑眯眯地下厨房——这是恋母情结的呓语，是嫖客的梦幻，是穷光蛋的妄想，是阳痿者的一厢情愿。

@书香数缘：

极品女人：男人真会做梦哈。

@智言趣语：

极品女人的八大特征：

1.有阴柔之美；

2.有慈母情怀；

3.风情万种却不轻浮；

4.仪态万方却不傲慢；

5.善解人意，懂得男人，呵护与疼爱自己所钟情的人和孩子；

6.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7.衣着整洁、清爽，充满对美的追求与热爱；

8.脚踏实地，又有浪漫情怀。

（九）

时装给人的美感是飞流直泻——明快，旗袍给人的美感是半掩琵琶——含蓄；穿时装大可尽情坦露——刺激，穿旗袍不妨欲说还休——隽永；时装之花样百出——新潮，旗袍之依恋传统——怀旧；时装之可贵——其艳在形，旗袍之可贵——其美在韵。

@书香数缘：

穿旗袍的女人，优雅的韵致让人着迷。不是没有诱惑，亦可以妖冶。却与时装之不同。旗袍重自身骨子里的气质，优雅亦好，妖冶亦好，所有的诱惑，都在精神里；时装重装不重人，凸显玉颈、丰乳、大腿神马的，多外在性感。看朱毅勇油画《窗外的阳光》，想：当代女孩至少该有一套旗袍，再养一种传统的气场。

（十）

人生的悲剧：当不知道选择什么样“另一半”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当知道选择什么样“另一半”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另一半”。

（十一）

恋爱与自爱：我们往往不是由于深爱别人，才去恋爱；而是由于需要恋爱，才去爱别人。

（十二）

强者最幸福的时刻是爱人，弱者最幸福的时刻是被人爱。

（十三）

荣誉：使男人变得勇敢，使女人变得贞洁。

（十四）

年轻时和情人一起，在这儿划船、做爱、接吻；中年时和太太一起，在这儿旅行、望月、游泳；老年时和老伴一起，在这儿携手、漫步、相依相亲……

@一块去旅行：

兰卡威：清澈碧绿的海水和绵长平缓的沙滩构成了天堂般的海滨度假地，葱郁繁茂的森林与神秘而壮观的岩洞是独具魅力的探险地。

（十五）

丰满、风骚、性感，贤惠、温柔、体贴，兼顾了男性灵与肉的双重需求，这是中国男人几千年来的意淫，可最好得问一问女同胞们是否愿意？丰满不一定贤惠，风骚也未必温柔，性感更难以体贴，男同胞们既想吃熊掌又想吃鱼，难啦！

@彭曙光V：

嗯，童鞋们，您们想要吗？

@龙行天下A龙哥：

“老公，你在外面工作，辛苦啦。我已经煮好饭，煲好汤，调好水温给你洗澡，你慢慢享用啦。”其实，每个男人都希望有这样的老婆，你说是吗？

（十六）

这条段子在很多地方恰恰颠倒了黑白：

1.在这个时代，混得好的是婊子，混得不好才当嫂子。

2.不是小三有威力，而是自己没魅力。

3.你的态度越扯淡，你的人生就越操蛋。

4.你想玩生活，生活就玩你。

5.疲惫与空虚是一对双胞胎，二者总是结伴而行。

@围脖第一女流氓：

1.女人混得好是嫂子，混得不好是婊子。

2.小三的威力一般人貌似抵挡不住。

3.距离产生的不是美而是第三者。

4.女人是招商银行，男人是建设银行。

5.用扯淡的态度面对操蛋的人生。

6.你不会玩生活，生活就玩你。

7.把别人想得太复杂是因为你也不简单。

8.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

（十七）

人生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作为，都既是投资也是投机——成功了就是投资，失败了就是投机。投资和投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可能精明的理性分析仍免不了失败，这就是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可能一次凭感觉的选择却幸福一生，这就是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全无理性是生活的傻子，全用理性是生活的骗子。

@阚治东：

证券分析之父格雷厄姆幽默地说：“投资是一次成功的投机，而投机是一次不成功的投资。”格雷厄姆严谨地说：“投资是基于详尽的分析、本金有安全、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就是投机。”

（十八）

这是一则人生的甘苦之言，人生是一篇跌宕起伏的长文，不可能只有高峰没有低谷，只有绚烂没有平淡，只有欢笑没有哭泣，只有幸福没有痛苦。如果真的只有前者而无后者，那他可能就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如果只有后者而无前者，那他可能就是下岗工人或农民工的穷二代。只有前者的人生会非常无聊，只有后者的人生将极其不幸。

@仙侣幻雪：

人生不是一篇文摘，只收藏精彩，不接受平淡。人生是一篇连载，内容包罗万象。你一定会见到和听到很多，感受会更多。人生也不是一次彩排，能够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过去了就不会再回头。我们真的要懂得珍惜，哪怕一个瞬间，一个片段，不要错过。

（十九）

庄子说酒醉的人神全德全，这则笑话中的老兄可充满了机心，其实上床时就是在装醉，“一脚把老婆踹到床下”后又是“继续装睡”，但两次都“装”得很像，让被踹的老婆感动得热泪盈眶，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小子就等着享福吧，以后天天早晨都有“热气腾腾的牛奶”和“感动的眼泪”。男同胞，学着点！

@幽默大笑话：

半夜喝醉回来，趁老婆熟睡的时候，憋足了全身力气一脚将其踹到床下……接着极其愤怒地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老子是有老婆孩子的人！”然后倒头继续装睡。第二天早上，老婆忍着伤痛不仅没责备昨晚醉酒，还端来热气腾腾的牛奶，其中一半都是感动的眼泪……

（二十）

我喜欢汪曾祺先生“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名言，并认为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父子境界，“父子”只是血缘纽带，“兄弟”才有情感交流；父子之间只有敬，兄弟之间才有亲。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父子”往往容易变成“敌我”，兄弟才能成为“铁哥们儿”。

@全球热门伤不起：

爸爸：“下次再考低了，就别叫我爸！”第二天儿子回来了：“对不起，哥！”

（二十一）

中国人的父子关系大多是利益关系：父亲给儿子供票子，儿子给父亲挣面子。如果儿子学习不好，事业无成，父亲就认为投资失败，父子马上就成仇敌。

（二十二）

一个人如果没有脊梁骨，叫他下跪可能还舒服一些，站起来会很难受；一个从来没有站起来的人，跪拜的生活更习惯一些，站起来反而不自然。我们这一辈子何曾站起来过？只是下跪的对象不同而已，不是对长官下跪，就是对洋人下跪；我们哪有什么尊严？一个花姑娘不在国内做贪官的二奶，就是嫁到外国做老头子的续弦。

@云南宋家宏：

有人强奸了他的母亲，过了些日子，看到强奸犯是个大佬，于是他说：以德报怨吧，我就叫他爸爸好了。这就是方正县的立碑事件！但我也不赞成以个人方式去砸碑的行为，应该用舆论的方式迫使立碑者自己去撤除，并跪地谢罪。

（二十三）

将每幅画翻来覆去地看过多遍，从这些人的外貌上能看到岁月留痕，但我没有半点沧桑之感，反而越看越感到温暖：女孩从年轻时的苗条妩媚到老来的慈祥和蔼，她既体验过情人的痴情又享受到了儿孙的孝敬；男孩从年轻时的英俊到老来的智慧，他既体验过青年的梦想又富于老年的成熟。尝遍人生百味，岂不快哉！

@董剑平_中欧：

看人生变化。

（二十四）

花开红霞满天，花谢落英缤纷，男人的人生应像这样辉煌耀眼，女性的人生应像这样光彩照人——积极进取者面对这幅美景的情感体验；花开如此刺眼，花谢如此招人，男人千万不能这样哗众取宠，女性千万不能这样艳俗媚人——恬静淡泊者面对这幅美景的情感反映。

@---神爱喜善---：

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地点，遇见你，都是一生中最美的祝福！ ——德国波恩

（二十五）

这叫有样学样，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姑娘。男同胞见识了吧，如果你养的是儿子，赶快叫他从小学会给女孩拿“可乐”，否则，你儿子这一辈子就别想“乐”了！女孩都在“富养”，男孩都在“穷养”。这是中国未来的壮丽图景：个个女孩都是武则天，个个男孩都是太监——女人要不像女人，男人就不是男人。

@全球热门收集：

晚上，我和女儿在客厅看电视，老公在书房上网，我有点渴了，却不想动，就说：老公，拿瓶可乐给我。老公从书房出来给我拿了一瓶，又跑回书房。这时，五岁的女儿也喊道：“爸爸，我也要喝。”老公不耐烦地说：“自己拿！”女儿愣了一下，又喊道：“老公，我也要喝。”

（二十六）

你不得不承认：猫狗的爱情比我们人类的爱情，高尚多了，纯洁多了，它们发情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对方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没有计较过对方有没有住房、有没有存款。只要能和心爱的它在一起接吻亲热，它们在宝马里可以幸福地笑，在自行车上也可以幸福地笑。今天，过分的功利既让我们失去了纯真的爱情，也让我们丧失了动物的本能。

@可爱宠物中心：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要爱着你！！！

（二十七）

中国人大部分情况下都在强颜欢笑，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你想不想活下去的“生活题”。生活中还真找不到多少可以让人欢笑的东西，但你又必须天天面带微笑，所以我们大家不是“欢笑”而是“可笑”。

@琪_天大_晟：

强颜欢笑，要不要？

（二十八）

我们这个时代的歌星酷似这两只鹦鹉，歌星唱歌不过就是鹦鹉学舌，而鹦鹉在人前学舌也就是歌星登台唱歌，二者都是毫无灵魂的重复模仿，都是在当别人的传声筒。但鹦鹉学舌可以给人类带来乐趣，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人像鹦鹉那样重复别人的语言，表明此人心智的退化，让人情何以堪！

@史上第一最最搞：

鹦鹉大唱黄土高坡：

油菜花鹦鹉，鸟界的歌星非你莫属了。

（二十九）

归属感就是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一伙”，安全感就是你觉得“他们与自己是一伙”，前者可能是你“没自我”，后者可能是你“有幻觉”。

@收录唯美图片：

“归属感”是你强烈地想和他在一起，“安全感”是你觉得他强烈地想和你在一起。

（三十）

这个深挚动人的爱情故事，给阴暗冷酷的人世增添了许多光亮和温暖。这对两小无猜的情侣，从小“放学了，我们一起回家吧”，相依相伴共同走完人生的全部历程，在和世界告别的时候，又邀约要手牵手地“我们一起回家吧”。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东西呢？因为有爱，生活才很精彩；因为有爱，生命才有诗意。

@YouMall张超：

一老奶奶离开人世的那个黄昏，老伴在病房里陪伴着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老奶奶去世前说：“放学了。”一直假装平静的老伴听完这句话后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葬礼结束后有人问老爷爷这三个字的含义，老爷爷告诉我说这是从前他和老伴还在上小学时老奶奶常说的一句话：“放学了，我们一起回家吧。”

（三十一）

把兔子都调教成这样听话、这样卖乖、这样取巧、这样驯服，很好笑；把国人都调教得这样听话、这样卖乖、这样取巧、这样驯服，很可笑。

@全球时尚：

一个主人把兔子调教成这样，还有什么他做不了的？！

2011年9月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教育杂谈

怎样使自己学习“上瘾”？

看到这个标题，你千万不要期望值太高，以为我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可供大家借鉴。说实话，要是真的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我早就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何苦还在这里与你们空谈“兴趣”呢？恰恰是由于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才有“兴趣”来和大家谈论“兴趣”。

当然，你也千万不要听我这么一说就立马走开，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卑之无甚高论。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说明你离“人情练达”还有十万八千里。兴趣广泛的人绝对谈不好“兴趣”，因为兴趣太多必然把“兴趣”看得太贱，就像身边的女人多了就不在乎自己的原配夫人，刘备不是说过老婆是男人身上的衣服，可以随便脱随便穿吗？一辈子只有一个黄脸婆的男人，谁还有底气说这种缺德话？口袋里钱太多了反而觉得钱是个累赘，说“无钱一身轻”这种鬼话的都是那些亿万富翁，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还轻松得起来吗？口袋空空如也才会视钱如父，身边没有女人才觉得自己的黄脸婆美过好莱坞明星，正因为我兴趣单一才觉得兴趣可贵，所以我才能把“兴趣”谈得津津有味，兴趣广泛的人谈论“兴趣”肯定让你兴趣索然，你信不信？

说到这儿，我先交代一下自己谈兴趣的思路。我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自己虽然写不出好文章，但知道什么样的文章好：一是要能说出一点只有你自己已经想到或已经见到，而别人尚未想到尚未看到的东西，用酸溜溜的话来说就是“立意要新”，现在大部分文章说的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如“白天出太阳，夜晚有月亮”，又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类，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百分之百的废话。二是要把你想到的、见到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有些人一辈子都说不清楚，你和他讲了大半天，还不知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观点，要是找上这样的老婆或老公，那肯定是你前生罪孽深重，所以这辈子活该得到报应。三是要使自己写的文章有人愿意看，自己说的话有人愿意听，我在这一点上受尽了折磨，教室里听有些老师讲课，书斋中读有些人的文章，能昏昏欲睡就算是八辈子福气；大会上听有些领导做报告，我真希望自己赶快折十年阳寿。

为了具备这三个条件，本文打算先谈兴趣对于求知的重要性，再谈培养兴趣的方法，最后，我还将尽可能把话说得使大家觉得有点“兴趣”，要是谈论“兴趣”却让你们觉得了无“兴趣”，那“兴趣”就成了黑色幽默。

我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也许由于他自己一生成就太小，所以对两个儿子希望奇高；他一生什么都没有干成，所以希望我和弟弟什么都能干。他给我取名“戴建业”，给弟弟取名“戴建勋”。弟弟一直觉得这个名字让自己活得太累，他老人家尸骨未寒，弟弟就赶忙换了另一个名字；我没有弟弟那么较真，反正父亲已不在人世，没有建功立业也没有谁来找我麻烦，父亲在世时这个名字不敢换，老人家过世后又觉得没有必要换，所以我的大名还一直叫“戴建业”。由于先父殷切盼望我能建功立业，天天逼着我写字、读书、做数学题，我还不知道1＋1=2的时候，他就强迫我背乘法口诀表，仅是背这个乘法口诀表我不知挨了多少顿毒打。一直到小学毕业，我还痛恨做算术题，年满十一岁还不会算简单的乘法，总是分不清楚3×7和3＋7有什么差别。练毛笔字挨的打就更多了，虽然从小练字没少花时间，但直到现在，我写的字比我这个人还难看——至于我本人到底有多难看，我太太心里最有数，她总是肯定我人品好，不管走到哪里她对我都很放心。作文就不用说了，现在年过半百还只能写出这么烂的文章。

小学阶段是走读，天天在父亲的魔掌之中，我觉得天底下最痛苦、最无聊的事，莫过于读书、写字、做数学题，父亲要求越严我就越想逃学，一离开了父亲的视线，我就绝不翻一页书、不写一个字、不做一道题。不论教我数学，还是教我作文，抑或教我写字，父亲的教育方法都只有一种——用拳头，只偶尔才会改用一下巴掌。我一生还没有见过魔鬼，但我知道先父就是魔鬼投胎转世。当时父亲要是让我在吃狗屎与读书之间二选其一，我一定会兴高采烈地选择去吃狗屎！

如此讨厌读书，还能读好书吗？“棍棒底下出人才”，这是十八层地狱里魔鬼最邪恶的教学经验！

读中学后我就开始住校，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我父亲被批斗得越来越厉害，“读书无用论”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连父亲这么顽固的人也“深刻地”认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课，回到家父亲也不再过问我是否读书，老师更不敢随便管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不管教他们，就算是便宜了他们！从此，不用读书，不必写字，不须做题，天上的神仙也不会有我那么快乐！可是，人是一种非常怪的动物，“无事可做”的日子一长，慢慢又觉得特别无聊。有一次母亲要我去生产队领取分给我家的小麦，会计当时忙得不可开交，便临时叫我帮他记账，在给我家算工分时，我突然领悟了3×7与3＋7的本质区别，当时我兴奋得有点颤抖，上帝，我终于明白了3×7为什么不同于3＋7的道理！这也许就是豁然开朗！于是，我找到小学算术课本和初中数学课本，“停课闹革命”以后，白天我到生产队下地干农活，晚上一个人躲在家里学数学，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中学的数学老师叫阮超珍，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也就是我现在供职的这所大学的校友，她看到我喜欢琢磨x+y=z这些玩意儿，送了我一本《初等几何》和一本《初等代数》。1973年，我读高二的时候，谢天谢地，邓小平复出工作，“教育战线修正主义路线回潮”，中学开始上一些文化课，我就读的那个山村中学里，竟然还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名列前茅，其中一位老兄叫漆家福，现在是北京中国石油大学的教授、博导，另一个哥们叫鲁里程，现在是成都铁路局的高级工程师。我一直记得自己证明几何题，常常连续写几页稿纸，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成就感，但懂得什么叫“过瘾”。由于觉得“过瘾”，不在乎别人对我“走白专道路”的恶意批评，听不进“少做数学题”的善意劝告，偷偷摸摸地看数学书，持之以恒地坚持做数学题。现在才知道，干某事十分“有瘾”，对某事十分着迷，就是对这种事情具有强烈的兴趣。

自己觉得非常“过瘾”，甚至已经极度痴迷，还需要别人来逼迫吗？还用得着棍棒来毒打吗？

我在高中的时候，慢慢也觉得写作文很“过瘾”，导致自己写作“上瘾”的原因十分滑稽。我喜欢年级一个女孩，一看到她心就怦怦地跳，当时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仙女能比得上她的美貌，没有一个仙女能比得上她的身材，要命的是，她不喜欢数学，但作文写得像她人一样漂亮。她常看那时很流行的一种名叫《朝霞》的文艺刊物，我想尽了歪办法和她套近乎，她的《朝霞》我每期必借，借后每期必读，还像她那样模仿着写小说、诗歌、散文。每天在书桌底下，我不知偷看了多少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青春之歌》《苦菜花》这类“黄色小说”。这样两三年下来，我的写作能力进步神速。那个“同桌的你”慢慢对我也“有点意思”，我看她总是眼睛放光，她看我好像也开始眼睛发亮。“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我发誓要让自己配得上仙女的“水盼兰情”。有一次学校办“墙报”，自己东拼西凑“写”——其实是“抄”——了三首小诗，我突发“神经”将它们一起寄给了武汉一家地方报纸，没想到这家报纸的编辑比我还“神经”，竟然将这三首诗歌发表了出来，我激动得几夜没有合上眼。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的天，我一夜成名！从高三以后，到1977年高考之前，我没日没夜读书写作，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年多时间里，我连续发表了一个独幕剧、多篇散文、两个短篇小说和二十多首诗歌。歪打正着，我真的喜欢上了文学写作。正是同班那个美丽“仙女”，正是武汉那个“糊涂”编辑，让我坚信自己“很有才华”，让我选择了今天这样的生活道路。

从个人的“成功经验”，我深切地体会到，你要是觉得干某事非常“过瘾”，就是上天入地你也要想法去干这件事情，你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干好。这种情况可以用理论语言将它表述为：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

你如果干此事觉得不仅“毫不过瘾”，而且比上刀山入火海还要难受，那就说明你对此事毫无兴趣，这时不应勉强自己去干它。否则，不仅棍棒起不了什么作用，旁边就是放上铡刀也照样干不好。

兴趣既然是驱使一个人去干好某事的强大力量，那么，怎样培养自己的强烈兴趣？怎样让自己学习“上瘾”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话要说”。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儿子在国外学的是数学；我天天读那些发黄的中国古书，儿子天天看西方那些蝌蚪洋文。我是如何在儿子身上培养出与自己专业完全相反的兴趣的呢？要是不把这些妙方写出来，与天下父母和学子共享，那我就未免太自私了，那无疑也是我们民族乃至人类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虽然在中学的数学成绩很好，但我觉得自己现在的中文水平更高，读中学时我文理就绝不偏科，至今我仍然觉得文理都很重要，数学可以让人思维缜密，文学可以使你想象丰富。现在很多父母在儿女教育和专业选择上重理轻文，实在是既功利又可笑。“学非文不宣，文非学无本”——我一直认同清代学者焦循的这句名言。不管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你要想真正学有所成，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一个学者必备的能力。所以我对儿子的语文成绩非常在乎，我对自己的语文教育能力更是信心满满。

于是，好戏就开场了。

为了不让后代“输在起跑线上”，还在妈妈肚子里没有长好大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时候，我和太太就没有让这个宝贝闲着。从儿子还没有来人间报到开始，他就接受了只有我们人类这种“无羽毛的两足动物”才能想得出来的奇怪教育方法——胎教。我太太在这方面没少动脑筋，我也让她怀孕时就开始教小孩背唐诗，儿子在她肚子里就已经被胎教整得骨瘦如柴，出生时那么长的婴儿只有三点一公斤。至于他在娘胎里背会了多少唐诗，要么上帝知道，要么魔鬼知道，人类永远不会知道。不过，从儿子一岁之前不会说话这一点判断，太太胎教的成效似乎不佳。等他两岁以后我就开始教他认字，太太教他英语单词。由于我性子太急，儿子还不到四岁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要他背熟《康熙字典》。上幼儿园后至上小学前，我每天教他背唐诗宋词，教学方法和我父亲当年教我时一模一样，稍有不同的是父亲常用拳头，我则多用巴掌，最后弄得儿子一听到唐诗宋词就起条件反射——想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教他写作文，仍然还是用魔鬼式训练法，最后弄得他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小学、中学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东西，我对他失望至极，他对我讨厌至极。

记得他在中学历次写游记都是这样开头：“天还没有亮，妈妈就起来给我做早餐，吃完早餐，我就出发了。”每篇游记都是这样结尾：“这个地方玩够了，我们就坐车回家了。”这种游记作文看多了，太太就暗暗摇头叹气，有一次她委婉地对儿子说：“儿子，不必每次游记的开头都写‘出发了’，结尾都写‘回家了’，可以考虑换一种写法。”儿子看着妈妈两眼茫然：“妈妈，我要是不写回家，那回到哪里去呢？”太太无语，我连摇头的心情也没有了。

有一次他的作文让语文老师十分震怒：“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会写作文的儿子？”儿子老实地告诉语文老师说：“我父亲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老师火气更大了：“戴伟，你连撒谎也不会，大学教授的儿子会写出这么烂的文章吗？明天叫你爸爸来见我。”我当然不敢怠慢和违抗儿子的先生，第二天便匆匆忙忙赶到儿子学校拜见他的语文老师：“陈老师，您好！儿子给您添麻烦了！”陈老师：“你是戴伟的爸爸？”“是，是，是。”“你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惭愧！惭愧！”“你还真是应当惭愧！一个教文学的大学教授，居然把儿子的语文水平教成这个样子！对自己的孩子要严格要求！你对儿子的教育也太不放在心上啦，自己的事业诚然重要，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每天花点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无限委屈地说：“陈老师，我儿子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太把儿子放在心上了，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太多了，对他要求太严了。”这次轮到陈老师无语了：“是这样？……”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老祖宗这个成语真是道尽了人间的悲喜。我在家天天批评儿子作文的时候，小学那个白发苍苍教他数学的张老师，天天表扬儿子的数学成绩。小学三年级时，儿子碰巧在学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他不仅在学校大会上得了表扬，张老师还自己另买奖品来我家道贺。这时我才看到儿子脸上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于是，随着越来越喜欢数学，他也就越来越讨厌语文。毕竟时代不同了，我小时候看到父亲像老鼠见了猫，儿子却常常和我对着干。有天夜晚我对他说：“喜欢学数学是好事，但轻视语文就不对了。”他不屑一顾地对我说：“爸爸，只有那些白痴才去学语文。”儿子从小学到高中对数学都有点发狂，在中学阶段全国最高级别的数学竞赛中，一次得了二等奖，两次得了三等奖。高中三年级就开始自学北京大学张筑生教授的三卷本《数学分析新讲》。

现在你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我培养儿子数学兴趣的奇妙方法。

我、弟弟、我儿子的学习兴趣和成长道路，具有进行教育学深度分析的理论价值。在培养兴趣上我个人感性的体会是：

你要想让你自己，你的学生，你的后代，喜欢学习某门学科，真正爱上某门专业，千万不能把这门学科和专业看得过于神圣，否则，学起来就会十分紧张，更无法完全放松。太紧张和不放松是兴趣的天然死敌。培养兴趣有点像谈恋爱，你越是爱自己的对象，越是要在战略上藐视她（他），如果你把她（他）当成皇后或皇帝，连一句话也怕说错，连一个玩笑也不敢开，连碰也不敢碰她（他）一下，天天两眼仰视对方，你还能谈得下去吗？即使能谈下去，你会感到幸福吗？

你越是想要自己或儿女把某门学科学好，就越是不能对自己和儿女要求太高，你要求越高就越发自卑，要求越高就越发烦躁，又自卑又烦躁还会有快感吗？没有快感还会有兴趣吗？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对我要求越高，我的学习成绩就越是不好，中学以后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我的学习成绩反而奇好无比。“文化大革命”时我弟弟才三岁，父亲从小学到中学都不要求他读书，弟弟的学习就好上加好，从古老东方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一直读到西方的学术圣殿哈佛大学。再打个比方吧，如果你硬性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挣五百元钱，即使挣到了四百九十九元，你也会感到很郁闷；如果你只希望自己每天挣一百元，最后每天挣到了四百元，你一定会喜出望外。由于自信心越来越强，最后真的每天挣到了五百元、六百元、七百元……

你越是想把某门学科某个专业学好，就越是不能把这门学科或专业看得过于重要，否则你学习起来就会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只要你一战战兢兢，兴趣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事实上，没有哪门学科，没有哪个专业，是重要得离不开的东西。数学固然重要，但很多大科学家数学成绩并不好；会写文章固然重要，可这个世界上会写文章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不然的话，我早就失业饿死了。

好了，我要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好吧，我再来对主题进行一次升华和提炼：你要想学好某门学科或某个专业，你就必须对此有强烈的兴趣；你要想对它们有强烈的兴趣，你就必须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它们；你要想有一种游戏的生活态度，你就不能把学习对象看得太重要、太神圣。当然，要想有一种游戏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最为关键的就是干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太强的功名心，都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要将青少年打游戏机的精神用于学习与生活：这场游戏打好了，很高兴；打得不好，也很高兴。人生和学习就像打游戏一样，全部的意义和快乐，就在于游戏的过程，而不在于游戏的结果。这样，你才觉得人生“有味”，你才觉得学习“好玩”。

嗨，朋友，稍等一等再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险些忘了：你要是希望儿女成龙成凤，你就不能要求你的儿女成龙成凤！

2011年7月2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辨才：教育的起点

姚明退役是这两天媒体的头条新闻，是人们茶前饭后的热门话题。我不太喜欢看姚明打球，因为我性子太急，看他移动时总觉得有点笨手笨脚，但对他取得的成就仍然十分激赏。作为一个中国人，既为他感到骄傲，也对他深表感激：要不是出了个姚明，山姆大叔还以为中国人都是从《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里长出来的；要不是出了个姚明，山姆大叔还以为中国人只会证明勾股定理。篮球这种体育活动就是为姚明准备的，姚明也是为了打篮球而出生的，这才叫各得其所。试想一下，如果父母从小叫他去学国际象棋，他不仅身高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优势反而成了他的劣势——两米多高的人要弯腰到与一米多高的人平齐，而且一弯腰就是几个小时，一局棋还未走完，人可能就昏过去了。

从姚明我又想到了李娜，这是一对时下最火的男女明星。李娜那强壮的胸肌与臂肌，那粗壮的胳膊与大腿，那突出饱满的臀部与力量强大的腰部，那奔跑的速度和罕见的爆发力，以及那良好的身体协调性，是上帝特地为中国造出来打网球的，上帝要多仁慈有多仁慈，他不想让欧美人自大自满，还以为亚洲人在网球场上永远也进不了前四名。不过，要是按她父亲先前为她选择的羽毛球项目来培养，李娜肯定会辜负上帝的期望，错用了上帝赋予她的才华，肯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据李娜网球的启蒙教练夏溪瑶回忆说：“李娜开始选择的是羽毛球运动，但她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见到她在训练场上打球的风格和勇猛的作风，就认为她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网球运动人才。”林书慧不只是小孩的体育教练，也是个天才的教育家，是李娜的再生父母，是她为李娜指明了发展方向，是她把李娜引到适合于她的人生道路上来。羽坛离开了李娜，中国还有许多羽毛球高手；网坛要是离开了李娜，中国离红土地冠军可能还要等待好多年。

姚明和李娜这两个时代的幸运儿，多亏是出生在体育世家，多亏是生长在大都市，他们才能成功上演人生的喜剧。我国很多农村和小城镇的孩子则没有他们这么幸运，这些小孩就像陆游笔下生长于“驿外断桥边”的梅花，只能无奈地“寂寞开无主”，不管如何清香，不管如何高洁，照样无人发现，无人赏识。有些孩子本来禀有独特才华，可是他们的父母和老师都不能识宝，最后，天才被当作了蠢材。我家乡那个山村里，有一位叫尹贵民的老兄，他特别喜欢也特别擅长讲“笑话”，每次他讲笑话总是让我笑得肚子疼。他的举手投足无不滑稽，他的语言又极富幽默感。在我印象中，他的喜剧天才绝对超过赵本山、周立波之辈。赵本山的小品虽然很有幽默感，但都是别人事先帮他写好了台词，然后他再出色演绎脚本；周立波在台上表演时，更是时时离不开脚本，他的海派清口其实就是在朗诵和表演事先写好的台词。赵、周二人都算不上脱口秀，而我的这位老乡每次都是脱口而出，舌灿莲花，而且他的幽默都是冷幽默，听众当场笑得前仰后合，过后又能回味无穷。你要是听过他讲“笑话”，再听赵本山的小品，再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你肯定想哭；不，你要是听过他讲“笑话”，你肯定不想再见到赵本山、周立波之辈了。可是，他身体比较瘦弱，砍柴、挑担、犁田样样不行，他讲的“笑话”引得村民大笑，他的笨手笨脚又使村民冷笑。大伙笑他“只会耍嘴皮”，可怜的乡亲从来就没有觉得“会耍嘴皮”是一种才华，而且还是一种难得的才华。当时即使让大家笑破了肚皮，也不能收人家一分钱。他在农村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找不到半个老婆——他终生光棍。前天听说他已经告别了人世，他留给世人的是笑声，世人回馈给他的是眼泪。

像这样的悲剧，在神州大地上可能天天都在上演，这个被埋没的喜剧天才绝对不会是个孤例。

从这三个人的悲喜命运，我发现教育的起点就是辨才——辨识不同人才的特点，识别不同人才的价值。我们常说“因材施教”，可是，不能辨才识才就不可能“因材”，这就像大家常说的“因势利导”一样，要是不能认清形势怎么可能利用形势呢？“辨别人才”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没有辨才识才这道功夫，后面的教育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培养人才变成了摧残人才——如果让姚明去学国际象棋，他肯定要跳楼；如果让李娜去学跳芭蕾舞，她也许会上吊；要是让我这种嗓子比老公鸭哭声还难听的人去学声乐，我宁可在墙上撞死。

中央电视台有个收视率很高的栏目——《鉴宝》，教人们如何鉴别那些发了霉、上了锈的老古董。中国人现在想钱想疯了，这个节目也看疯了。大家知道，鉴别古董需要专业知识，否则，你就可能错将赝品当正品，误把贱货当珍奇。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宝贝就是人才，鉴别古董不易，识别人才更难。可是，许多人都不敢涉足古董收藏，但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个识才的伯乐，为此，父亲节那天，我写了一篇博文《不能让父亲“无证上岗”》。人们总是以为只要一生下小孩，自己天生就能做父亲母亲，其实，社会上不合格的教师固然不少，但每个家庭里不合格的父母更多。很多父母一生都不“认识”自己的孩子，遇上这样的父母真是不幸。

白居易曾在《放言五首》之三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可见辨才是多么困难，所以古人常常叹息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天才与知音往往是千载一遇。天才遍地都是，知音古今所稀。那么，辨才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辨识人才首先需要专业素养，我们必须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的知识，这样才能清楚地认识孩子生理上的长处和短处，了解孩子心理上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才能发挥其特长，弥补其不足，肯定其优点，纠正其缺点。

辨识人才还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知识面。世上有千行百业，人才更是千奇百怪，古人就曾慨叹“才难然乎，性各异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社会上有哪些专业，了解哪些专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还要了解什么样的才华具有广阔的前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对其他专业知之甚少，那么遇上与自己才能不一样的人，他不仅不能认识到这种才能有什么用处，甚至根本就认识不到这是“才能”。在识别人才这个问题上，“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如果知识面非常狭窄，同样也不能识别人才，因为他不知道从事什么样的创造性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才华。“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要做发现人才和辨识人才的伯乐，需要的不是“专”而是“博”，也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包括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识别人才的教育家，不一定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最好是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杂家”，既知识杂博，又世事洞明，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会“看出”：什么人有什么才，什么才有什么用。

辨识人才还要有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眼力。俗话说，“三岁知老”，要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孩子尚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从孩子一个搞笑的动作，一个独特的眼神，一句俏皮的言谈，就能判断这个孩子的长处，从这些细枝末节中，捕捉到这个孩子所有而别的孩子所无的东西。有的孩子才华外露，聪颖早慧，有的孩子为人木讷，可能大器晚成。那些才华外露的孩子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赏识，到处看到的是笑脸，到处听到的是恭维，而那些木讷的孩子，很可能被歧视和埋没。其实，很多孩子讷于口而敏于思，拙于行而巧于心，木讷笨拙其表，而聪慧敏捷其心，这就特别需要父母和老师，能够由表而识里，由粗而辨精。敏捷的孩子性格上多外向，木讷的孩子性格往往比较内向，前者的才华容易被人承认，后者的才华则很难被人发现。社会上对内向和木讷的孩子有很多偏见，有些人把内向当成一种性格缺陷，认为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吃不开”，把为人木讷当成思维迟钝。事实上，外向和内向性格都能取得巨大成功，美国很多总统小时候就性格内向；如今机智幽默的李娜，几年前还是个又倔又犟的刺丫头。敏捷和木讷更是各有所长，敏捷者可以七步成诗，木讷者可以成就大业。因为敏捷的人耐不住性子，守不住寂寞；木讷者能够深思熟虑，思入微茫，见人之所不能见，言人之所未尝言，最后写出流传千古的伟大杰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为人都木讷内向。爱因斯坦到八九岁时才会说话，小学、初中都被视为弱智，高中毕业典礼结束后，他父亲向学校教导主任咨询小爱因斯坦将来选择什么专业时，这位教导主任轻蔑地说：“你儿子选择什么专业都一样，因为他什么专业都学不好。”多亏爱因斯坦有好父亲好母亲，他们用自己的爱心、信心和细心，敏锐地发现这个看起来木头木脑的儿子是个天才，精心地呵护着这个饱受社会歧视的天才，并最终让这个奇特的天才成为大才。

辨识人才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丰富的审美趣味。聪明的孩子往往行为怪异，举止叛逆，如果对这样的孩子不能宽容和接纳，天天咒骂他、讨厌他，就可能把“好苗”当成了“坏坯”，把天才当成了蠢材。如果父母或教师趣味过于单一，对很多“另类”孩子的气质、言谈、举止没有办法欣赏，就可能将美当成丑，将好视为恶。

社会上许多家长由于不善于辨识自己儿女的才华，今天看到郎朗弹钢琴成功了，就叫小孩去学弹琴，明天看到李娜打网球受人羡慕，马上又叫小孩学打网球。在教育孩子上，一直就是跟风走，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孩子也被整得痛苦不堪。先要细心地发现自己小孩的所长和所短，然后再选择他的发展方向。

我们的政府一直只是口头上重视教育，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投入太少，不重视基础教育，不重视高等教育，尤其不重视学前教育。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中小学，不是在发现人才，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摧残人才，在毁灭天才。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磨平他们的个性，让他们统一步调、统一口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最后千人一面，千口一腔，就像我们的城市和街道，东南西北都没有什么差别。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和尚的一句口头禅：罪过！

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人皆为可上可下之才。”只要我们有辨才识才的眼光，每一个小孩都是天才，每一个小孩都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成器的儿女，只有已不成器的父母；每所学校里，没有不可教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天下的父母，学校的教师，我们一起来学会辨才、识才和护才吧！因为民族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就在我们眼里，就在我们手中。

2011年7月22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彪悍的人生更需要理由！

——辽宁两届高考状元刘丁宁复读择校随感

刘丁宁去年作为辽宁省文科状元考进名校香港大学，并且获得了七十二万元全额奖学金。据《QS世界大学排名》，从2010年到2013年，香港大学连续三年被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大学排名在第二十二至二十三位之间，这个排名机构是世界三大最权威排名机构之一。状元、名校、全奖，不仅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考生，即使任何一个官二代富二代考生，只要有这三项中任何一项都会喜出望外，而刘丁宁竟然将所有好事都收入囊中，这让无数“学渣”们除了钦佩还是钦佩。

没想到她到香港大学入学一个多月就退学，又回到了母校本溪市高中复读。这一爆炸性新闻让许多人从“惊喜”变为“惊异”，从“羡慕”变为“惋惜”。放弃这么好的大学，选择前途未卜的复读，这种做法真让内地大多数家长和考生觉得匪夷所思。据本溪市高中校长李玉成介绍，刘丁宁放弃香港大学的理由是：“她选择回到本溪高中复读，主观上是她想追寻更纯粹的国学，觉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更适合自己对学业的追求。”她退学和复读的这个理由，估计会让不少读书人困惑不解。

谁曾料到，刘丁宁几个月之后又让所有人惊奇：今年她又成了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不顾外人疑惑与非议，顶住了复读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用自己的考试成绩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一次考中状元就是个奇迹，两次夺魁简直就是神灵附体！难怪各大网站都在感叹：“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学渣’们，一起颤抖吧！”看到刘丁宁相关报道后，很多正在高考泥途中跋涉的高二学生纷纷五体投地：“女神，我跪了！”我也立即发了一条微博表达自己五味杂陈的心情：“放弃那么好的港大，放弃那么高的奖学金，再重新复读一年，再浪费一年生命，为的是‘追求更纯粹的国学’，还认准了只有北大中文系才能学到这种‘纯粹的国学’——姑娘，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的确，刘丁宁真不知叫我说什么好！我一遍遍追问自己：对她的追求和选择是赞叹和欣赏，还是困惑和叹息？可能都是，又都不是。

去年7月《新快报》一篇名为《当状元毕业十多年后，他们在干什么》的报道说：“从今年已经确认的情况来看，金融、经济、管理仍然是状元们的主要专业去向。据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至201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头名选择就读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人数最多。”状元们大学毕业后大多数都留学海外，最后绝大多数都流失海外。可见，多数状元选择专业不是冲着钱（金融、经济）就是冲着官（管理），相比之下，刘丁宁立志学国学实在是超尘脱俗，“追求纯粹的国学”更是不食人间烟火。她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兴趣，更有自己的坚守，小小年纪就愿做传统文化的“麦田守望者”，这使她像滚滚浊流中的一泓清泉，谁见了都会由衷欣赏和赞叹。

更让我欣赏和赞叹的是她情绪的平静、内心的强大和发挥的稳定。复读生都要承受普通考生双重的压力，高考状元复读更要承受多重压力，像我这种承受力不强的人可能要崩溃，何况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我对刘丁宁的定力无比惊叹。一次考中状元也许是运气，复读又考中状元可是实力——包括她的学习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可是，对报纸上所说的她“追求纯粹的国学”，“她认定只有北大中文系才有最纯粹的国学”，我在赞叹之余又充满狐疑和困惑。首先，什么是“国学”，学术界一直还在争论，对它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至今仍莫衷一是。我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国学”一词，可那时的国学就是太学，即朝廷兴办的最高学府，后来也指书院讲学藏书之所，而今天我们大家所说的“国学”，大致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学术，它涵盖了古代经、史、子、集。清以前没有人将传统学术称为“国学”，“国学”是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它是西学东渐以后的产物——因“西”而有“东”，对“他”而称“我”。没有西学这一强势文化的参照，肯定就没有“国学”这一名词。其次，什么是“纯粹的国学”更是人言言殊，我本人对“纯粹的国学”也是一头雾水。古代学术向有汉学宋学之争，经学内部又有今文古文之别，仅仅就古代学术而论，到底哪种才算“纯粹的国学”？自从“五四”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中还有多少学人在治“纯粹的国学”？去年一位老学者还在为“三礼已成绝学”痛心疾首。最后，在香港大学读书就是“浪费几年时间”，只有上北大中文系才能学到“纯粹的国学”，我不知道刘丁宁姑娘这种想法是来源于师长的告诫，还是经由她搜集资料后的个人判断，抑或是她自己在香港大学念书后的负面感受。有些网友也认为大陆是学“国学”最好的地方，北大更是学国学的圣殿。在这一点上本人孤陋寡闻，虽然北大中文系有不少优秀学者，但我不清楚他们系里谁在教“纯粹的国学”。

今天《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北大港大各有千秋都值得尊敬》，文中把刘丁宁“从港大退学及重考北大”，说成是“她完美实现了对个人规划的调整，展示了在学生阶段对人生选择的驾驭能力”。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说法过于夸张，更看不出刘丁宁退学复读有什么“完美”。此文容易对正在冲刺高考的学生形成误导，让更多人放弃已经录取的名校而去复读，重新复制刘丁宁“对个人规划”的“完美”“调整”。前年报载一名被一本大学录取的考生复读，他发誓要圆自己的“清华梦”，后来没有听到这名同学的下文，八成是他仍然“梦断清华”。

刘丁宁同学始终没有吐露退学港大的隐衷，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也许是她不太适应那儿的学习环境，也许是她不太习惯南方的湿热气候，也许主要原因是她有很深的北大情结。在刘丁宁去年7月26日参加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节目时，就已经流露出了想离开香港大学的想法。她在节目中充满激情地说：“五院（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同学们，等我来，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深情的告白，更是坚定的誓言。她尚未入学，就准备退学，学习环境和南方气候的种种猜想不攻自破。我们来听听她高中母校校长李玉成的介绍：“刘丁宁曾展示过自己的背包，里面有一沓的北大明信片。有在北大读书的亲属送的，还有自己曾去北大时买的，她还特意邮寄给自己。可想而知，北大对她来说，是多么神往的一个地方。这回，她用实力告诉大家：北大的明信片可以随时买了。”我能理解刘丁宁的北大情结。由于内地考生过去很长时间大学选择的单一，加之官方和社会长期的舆论导向，对于内地的考生来说，尤其是对于农村乡镇的考生来说，北大和清华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名牌大学，也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圣地，上北大清华不是上学而是朝圣。接到了北大和清华的录取通知，不少地方至今还要敲锣打鼓上门报喜，各地高中还要为被北大清华录取的考生张贴大红喜报。考上北大清华就像古代中进士那样光宗耀祖。由于过深的北大情结，她可能没有诚心学习如何适应港大全新的学习环境，也可能没有认真考察到底哪里最适合学习“国学”，更没有去深入思考什么是“纯粹的国学”。

刘丁宁选择退学和复读是她的自由，现在她更是“求仁而得仁”，实现了自己最大的心愿。不过在我看来，她复读的理由有点盲目，退学的选择更有点草率。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只有北大中文系才有纯粹的国学”暂且不论，以复读的方式重考北大中文系是一着险棋。假使“万一”考试失手呢？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谁能担保她就能进北大中文系呢？当然，事后的结果证明她“彪悍的人生”没有“万一”，但对于普通考生而言，复读可是充满了“万一”和“危机”。

在香港大学是不是一定就学不好“国学”呢？刘丁宁同学好像没有拿出复读的劲头去尝试。内地名校和香港大学都有好老师，但就师资的整体水平而言，香港大学的师资力量无疑有较大的优势，更不用说它那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它那可以自由探究的学术风气，它那与国际接轨的课程设置。就内地各名牌综合大学来看，北大、清华、复旦、南大、浙大、武大、中大等学校，很难说有多大差别。内地各大学的公共课用的都是全国统一教材，讲授大体统一的内容，任何上课教师都不敢甩开教材“离经叛道”。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课，也是用教育部颁定的教材，现在还开始用中宣部的“马工程教材”。差别主要表现在各任课老师的课堂发挥，有的老师讲得生动，有的老师讲得死板，如此而已。内地各大学与香港大学的差别，则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办学理念和不同的培养目标。刘丁宁同学即将如愿上她心仪已久的北大中文系，以她复读表现出来的过人毅力和定力，但愿她四年下来能真正学到“纯粹的国学”。

《环球时报》那篇名为《北大港大各有千秋都值得尊敬》的文章，声色俱厉地对那些批评内地高等教育的人说：“这些人真正要打的恐怕不仅仅是这些大学，而是同这些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主流的一切。”这未免就有点上纲上线了，内地大学的同行们在一起谈起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常免不了“唉声叹气”，可没有几个人想到要去否定“国家主流的一切”。作者单仁平先生这样危言耸听，不知道是他在存心吓自己，还是他在有意吓别人。这里避开香港大学和内地大学的优劣这个危险话题，我个人既不想对北大表示“尊敬”，也不想对港大表示“尊敬”，世上大概只有《环球时报》的笔杆子才会去“尊敬”一所大学。可单仁平先生称“刘丁宁放弃港大七十二万元奖学金的优厚条件，重选北大”这一举动，“代表了高考领域的辉煌，她对无数考生来说，是个正面形象”。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在误人子弟，它可能在考生中造成可怕的后果。

对于《环球时报》这篇妙文，北大张颐武和《中国青年报》社曹林反应大不相同。微博“@张颐武”大声叫好：“说得很客观，这选择不证明哪个学校更好，但证明她对自己的设计是成功的。她当然有选择的权利，而且她证明了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选择，这就值得赞赏。骂她非常无趣，她证明学得好的也愿意选择内地的高校，而且这几年的状元选内地高校的越来越多了，说明有些瞎起哄对真有本事的没用。”微博“@中青报曹林”却是批评否定：“环球评论胡言乱语，丝毫不讲逻辑。前半段说了，这考生弃港大而选北大，完全是个人选择和个性原因，后面论证却以这种个人选择为论据，反击对内地教育体制的反省与批评。一个考生放弃港大而选北大，内地教育体制就没问题了吗？评论员TM逻辑在哪里。我学生如果把评论写成这样，必须负分。”张、曹二人谁说得更加在理读者自有公断，我倒是认为不能把刘丁宁复读重选北大这一行为政治化，将它作为内地高等教育“值得尊敬”的佐证，更不能把刘丁宁退学复读树为“正面形象”，这会坑害无数内地的考生。

诚实告诉内地的青年学子，香港大学是世界顶尖名校，在那里可以受到比内地大学更好的教育，能够被这些大学录取的考生要懂得珍惜，千万别错失了这一人生的良机，要作出最大努力来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这比那些把退学复读树为“正面形象”肯定要更负责任一些，对学生本人和后来的考生更有指导意义。

复读是一种有害身心的举动，更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行为，除非别无选择的条件下，考生还是不要做出这种愚蠢选择。刘丁宁只能作为一个极罕见的特例，每年每省的高考状元只有一个，连中两次状元的更只有刘丁宁一人。古代一千多年的科举也没有谁连中两次进士，更没有谁发疯到中进士后还考进士。第一次考试失手选择复读是无奈，第一次考得很好还要选择复读是轻率。

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各个同一级别的大学之间可以转学。假如北大和港大之间学生可以转学，刘丁宁同学不必浪费一年青春，更不必用复读来进行人生的赌博。我觉得国家应该考虑在“985”和“211”等同一级别大学之间，让各个大学的学生能够自由转学，各个学校相互承认学生已修的学分。这样，每个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每所大学办学会更加精心，否则，大学就会变成空城甚至死城。

刘丁宁同学连中状元，完成了她在中学阶段的“彪悍人生”，祝愿她以后给大家更多诧异和惊喜！不过，至今我还为她放弃港大感到惋惜，以复读的方式来圆自己的北大梦更让人后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一步都将决定自己人生的高度，每一步都将影响自己未来成就的大小。可能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也可能一步顺便一帆风顺。“彪悍的人生”更需要理由，若是没有清醒的理由，这样的人生越是彪悍，人生的结局就可能越是悲惨。我从没有认为刘丁宁的选择有什么“完美”，更没有觉得她的选择需要“复制”，而且她的选择也不可能被他人“复制”；“学渣”们不能把她作为自己仿效的“正面形象”，既无须在她面前“颤抖”，更不必在她跟前“下跪”。

2014年6月26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必修还是选修？

——高等教育杂谈之一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语文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这门一直被人冷落的课程，一时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叹气摇头，《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请我就此谈点意见。

大学语文和当今中国许多其他教育问题一样，真是说来话长，而且无从说起。对于各大学当局来说，大学语文成了名副其实的鸡肋，弃之不忍，食之无味；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大学语文的确是可有可无，有它不为多，没它不为少。它是给中文专业以外其他专业开设的公共课，无论是开设这门课的校方当局，还是各专业的大学老师，抑或上这门课的大学生，好像谁都没有把这门课当回事。东方网载，“在不少高校教师眼中，大学语文课不过是‘小儿科’，教学甚至不必使用教材，老师在课堂上尽情发挥，学生在台下记好笔记即可”。据中国人民大学管教学的负责人讲，大学语文是人大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连续多年的学生评价都是倒数第二。

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不受欢迎，自然有教师、教材等方面的原因，但不能排除它不受学生重视这一因素。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大学语文让人乏味，大学英语可能更让人反胃。读中国古典诗词或外国戏剧小说，总不至于比记英语单词更烦人吧？但学生谁敢对英语说“不”？校方谁敢将英语改为选修？连中山大学中文系金钦俊教授也认为，“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并非绝对必要”，“英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工具，不能放松”。这也许是官方、教师、学生、家长的共同心态。十年前我到新加坡讲课才知道，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小国，华人早已将自己的母语变成了英语，华语在那里是“不成功者”的语言。如今，国内哪所大学不在喊国际化？哪个同胞不希望“走向世界”？尽管绝大多数大学只有书记、校长、处长才能做“国际漫游”，绝大多数大学教师和毕业生只能“走向神州”。昨天中国新闻网载《中国精英阶层新思路：生个美国娃全家移民》，其实中国底层虽然没有“生个美国娃”的能力，但他们并非没有“全家移民”的梦想。从社会精英到普通百姓的这种价值取向，导致国人对母语自轻自贱的态度。事实上，学生学英语并没有什么兴趣，之所以还在坚持学习，一是怀着“走向世界”的“崇高目的”，一是要想拿文凭就得过英语四级的官方压力，另外，还有要想免试攻读研究生就必须过英语六级的这道门槛。

官民重视英语和轻视汉语都是出于功利，部分人可能有随大流的从众心理，部分人是由于必须通过考试的压力。学英语也好，学汉语也罢，学习目的一经扭曲，学习方法也会变形，学习效果自然很差。

我们很少问一问：从幼儿园到大学学了一二十年英语，到底多少人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使用到它？又有多少人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会使用它？到底多少人学英语后“走向了世界”？我们更很少问一问：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智力有什么影响？母语不好又会有哪些害处？

俗话说“船小好调头”，新加坡华人统治者发现洋人的英语，在世界上比老祖宗的华语更加有用，马上关掉以华语教学的南洋理工大学（重开后的南洋理工大学以英语教学），将新加坡的工作语言变为英语，让英语成为所有新加坡人的母语，这等于说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重新认祖归宗。现在新加坡年轻华人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工作和交流都以英语为主，他们思考、交流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很多人说华语比我说英语还难听。英语现在几乎成了世界语，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息都通过英语传播，所以，新加坡统治者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新加坡华人不喜欢学汉语没有什么不好，不懂得祖宗文化也没有什么遗憾，不知道孔子、老子、《易经》、《尚书》，他们国家的经济不是照样繁荣昌盛？新加坡人不是照样生活得十分快乐幸福？

可在我们大陆的年轻人从呱呱坠地到上学读书，汉语“天然”地就成了我们的母语，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破四旧，也没有想到要把祖宗的“旧汉语”破掉，那时候大学除外语系以外，其他专业反而都砍掉了英语课。汉语既然是我们的母语，白天说话，夜晚做梦，大会上慷慨陈词，恋爱时绵绵絮语，直至与对手辩论吵架，与情人打情骂俏，用的都是不招人待见的汉语，更不用说我们的思维和感受都离不开汉语了。除非像新加坡华人那样牙牙学语就说英语，只要汉语成了我们的母语，它就会影响到生活、智力和情感的每一个层面。

2011年《西安晚报》一篇报道说，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教授张海霞，拿着理工科大学生的文稿越看越生气，这些作业没有几篇是语言通顺的，诸如“硬件方便的更换更是方便至极”，“实现友好化的语音控制”……一篇比一篇惨不忍睹。张教授感叹“这语文都怎么学的？！”“于是，张海霞在网络论坛上疾呼：‘救救语文教育，救救我们的中华文化。’”我倒没有张海霞教授那么目光远大，还想着要“救救我们的中华文化”，我现在想到的是我们语文这么差，怎样才能“救救我们自己”？

北京大学理工科学生写不通作业，普通大学理工科学生的语文水平更可想而知，又岂止是理工科学生如此？文科大学生的语文水平又能强到哪里去？甚至中文系不少大学生也写不通句子。纸上的句子写不通顺，交谈中自然就会说话不清，连话也说不清楚的人，难道能够清晰地思维？

英国哲学家洛克将语言的功能分为“民事的”和“哲学的”：“对于语言的民事用途，我指的是由文字而进行的思想和观念的交流，像可以用来进行公共谈话，进行一般事务的交往和为了社会生活的便利……对于语言的哲学用途，我指的是用它们来传递事物的准确的概念，表述一般的命题，表达毋庸置疑的真理。”洛克说的就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

先来谈谈汉语在我们交际中的作用。虽然年轻人交谈时偶尔也来一句“OK”，再见时偶尔用到“Bye Bye”，但大家主要还是用汉语进行交流。人们以为自己天生就会交流，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谁不会说话？十分遗憾，恰恰有很多大学生不会说话，他们和人交流不是词不达意，就是表述含混不清；不是语言乏味，就是谈吐粗俗——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要想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有了快感你就喊”，要想能够委婉生动地表情达意，除了学好语文之外别无他法。

再来看看汉语对我们思维的影响。杜威有本教育学名著《我们怎样思维》，其中有这样几章论及语言与思维：《理解：观念和意义》《理解：概念和定义》《语言和思维训练》。西方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成果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思维，同时思维又必须经由语言来表达——语言不仅是我们思维的工具，而且还是我们思维的载体。怎样做到既思维严密又表达准确呢？最有效的途径不外乎逻辑训练和语文学习，其中尤以语文学习最为基础。思维和表达最基本的单位当然是词汇，词汇有些十分具体，有些则极为抽象，比如，梨树—树—木本植物—植物—生物，这些词一个比一个抽象。要准确掌握这些词的内涵和外延，还要了解这些词意义的演变和歧义，这样我们就不会混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准确理解是严密思维的前提。做到思维缜密还得掌握大量词汇，教育学家和语言学家将我们记住了的词汇，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被动词汇就是那些读到或听到时自己能认识和听懂，但思维和写作时不会主动用到它的词汇，这些词汇其实是些半死的词汇；主动词汇就是那些不经过刺激也能从大脑中蹦出来的词汇，这些词汇才是自己思考和表达的“生力军”。被动词汇只能与我们“混个脸熟”，但用起来并“不听我们指挥”。可见，词汇贫乏我们无法思考，只有被动词汇我们也难以思考深入。

关于汉语词汇的问题常常被人忽视。在学英语过程中用力最苦、耗时最多的就是记单词，因为单词太少就不能读懂和听懂。尽管一遍遍地查词典，一遍遍地死记硬背，有些单词还是“很不听话”，前面记了后面又忘了。由于掌握英语单词来之不易，难怪有些人以自己记得很多英语单词自豪和自傲。可是，有谁曾像记英语单词那样下死功夫记汉语词汇呢？不认识英语单词我们知道随时查词典，不认识汉字我们通常都是靠猜、靠蒙，好像学习汉语不必着意于识字，以为认识词汇的多少不影响自己的汉语水平，用心识字的人可能还会引来嘲笑。可我们古人读书都是从识字开始，做学问也是从识字奠定根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清代大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也强调识字的重要性：“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当然，不能像有些人死记英语单词那样识字，要在具体的篇章语境中认识字，在不断写作中学会用字，在思考中把死字变为活字，把那些被动词汇变为主动词汇。

除了交际和思维功能外，大学语文还能培养学生细腻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尤其是熟悉各种文体基本特点和文体风格。大学期间学习大学语文不像中学学语文那样为了备考，主要应引导学生品味优美文风，模仿典范文体，特别是掌握学术论文的特质与规范。

弄清了大学语文的功能，就容易给大学语文定位。我觉得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应该主要限定在语言、文体、文风三个方面。语言这一层面着重于语言表述达到准确生动，运用语言进行思维达到严谨缜密，以及对汉语语言美感具有敏锐感受；文体侧重于各种文体的特点与风格，特别是论说文体的规范和写作要点；文风侧重于各种语言风格的品味和欣赏，各种文体风格的细腻辨析，甚至从数学论文中也能感受它那简洁单纯的美学特征。

一门两个学分的大学语文课，显然不能承受“救救我们的中华文化”的重任，也不可能靠它来“复兴我们的母语”，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衰微和我们母语的冷落，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如果真的值得复兴的话，也需要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一个穷教师怎么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既然命中注定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大学语文虽然不能让“我们的母语”复兴，但它可能让大学生由欣赏自己的母语，进而热爱自己的母语，并最终学会自如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大学语文在定位时要谨守自己的本分——语言的审美与使用、文体的规范与模仿。让大学语文越俎代庖什么都干，它将什么也不可能干好；对它寄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希望，它只会给人们带来深深的失望。

没有必要将大学语文与大学英语拿来比较，更没有必要由此而自怨自艾。对于那些既有才华又有雄心的青年来说，掌握英语绝对十分必要。哪怕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学者要是只能阅读汉语，那将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不过，假如说今天大学语文教学很糟，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更糟。一个青年从小学到大学学了一二十年英语，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既不能说，也不能听，又不能读，更不能写，学生时代花时间最多的是英语，毕业以后最没有用的也是英语。我认为最为迫切的是改进英语的教学方法，英语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教，更不能像现在这样考，同时也没有必要让所有层次、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学英语，都考四级。研究型大学的学生英语应当必修，二本三本四本和专科大学生，大部分专业可以作为选修，有些学校和某些专业的学生甚至可以免修。有些学生学了多年英语，最后英语成了无所用之的屠龙之技，这是个人生命和教学资源的双重浪费。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大学和专业，英语的四六级考试应当尽快取消，这种考试除了浇灭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热情外，它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极少数人可以获取大量钱财。如果说大学语文与大学英语有什么瓜葛的话，我觉得一个中国大学生，你越是会欣赏和使用母语，你就越能学好英语，因为你能发现这两种语言的相通与相异，你对这两种语言的特点就会有更细致的分辨，对这两种语言的美感也会有更细腻的体认。我还要提醒青年大学生的是：如果你是用母语来感受和思考的话，没有学好自己的母语将使你的感觉比较迟钝，使你的思维难以严谨，使你的思想没有深度。一个连母语也不会说、不会写的人，要是能够“走向世界”，那才是世界奇迹！

最后我想谈大学语文教学方法的改进。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老师正在忍辱负重，他们在校方、同事、学生的忽视乃至轻视中艰难前行。但我还是要说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和教学的确需要改革。目前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与高中的语文教材十分雷同，所以人们调侃它是“高中四年级语文”，很多教师的教学方法也与高中语文老师没有两样，还是背景介绍、中心思想、艺术特点那老一套。不同专业的大学语文必须有不同的范文，有不同的特点，比如经济学专业的大学语文，可以选讲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选取部分章节侧重讲它的写作特点与优点，讲它的行文、论证、结构，让该专业的学生可以借鉴和模仿。哲学系的学生可以给他们讲叔本华和罗素的文章。这几个人既是本专业的大家，也都是写文章的高手。

把大学语文重新定位以后，它兼备工具性、实用性和审美性，除中文专业外的所有大学生都应作为必修课，让大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感受母语魅力，提高思维能力，掌握专业学术论文的规范与技巧。这一方面要求教大学语文的教师具备宽广的知识结构、敏锐的审美能力、高度的教学技巧；另一方面又要求校方重视，要求学生充分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慢慢培养自己对母语的浓厚兴趣，树立学好母语的毅力、信心和恒心。

但愿以后不再讨论大学语文是必修还是选修，而是探讨如何把大学语文教好和修好。

2011年11月18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能不能不折腾博士生？

——高等教育杂谈之二

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幽默地说过：“做博士是拿论文骗过先生，当教授是拿讲义骗过学生。”如今做博士和当教授，除了要骗过先生和学生外，还得骗过各个所在学校的领导。比如当教授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部专著，主持多少个项目，只要论文发表在规定级别的刊物，专著在权威出版社出版，项目是省部级以上，你的教授就算是当成了，至于论文的质量如何，专著是否有创见，项目能否完成，谁都不会关心和追究。做博士的要求虽然没有当教授那么高，但在读期间至少要在CSSCI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否则哪怕你学位论文写得再好也不能进行答辩，至于你的论文水平如何，是通过什么关系或掏了多少钱发表的，鬼也不会来过问这类“琐事”。说“骗”领导的确有失夸张，领导又不比我们这些书呆子傻，何尝不知道教师和博士在糊弄他们，不过他们是心甘情愿受骗罢了。领导只关心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和“级别”，数量够多和级别够高，他们治下的学校就在大学排名中有个好名次，这样好糊弄更高一级的领导，好骗过不明底细的社会大众。

领导为自己治下学校论文数量绞尽脑汁，再怎么逼教师写论文都有个限度，逼得太狠了可能会引起反弹，现在稍稍像样一点的大学，研究生越来越多，而且要求他们写论文和发论文是“天经地义”，于是就有博士生发表多少篇的要求。原来还要求硕士生也发表多少篇才能毕业，现在也没有说不要硕士生发表，但基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博士生发论文多少篇是死规定。每年5月是研究生最忙的时候，尤其是博士生最烦的时候，不仅要写出一二十万字的学位论文，还要托人或交钱在指定级别刊物上至少发两篇论文。写论文要费神，发论文要费钱。费神是应该的——做博士就是要深入思考和勤于动笔；费钱就有点冤枉——他们不是从自己牙缝里省钱，就是向自己父母伸手要钱，更何况用钱发的这些论文大部分是些垃圾。

领导心里亮着哩，他们深知博士发表的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博士生可以让学校的论文数量一下就上个台阶，学校的学术排名也一下子高一个档次，学校面子好看，领导们脸上有光。只是苦了那些穷博士，学校的论文数量多了，他们口袋里的钱就少了。

我觉得让博士花不明不白的冤枉钱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搞坏了学风——一是使学生心浮气躁，二是教会了他们弄虚作假，三是使他们失去了对学术的虔诚，四是消磨了他们对学术的兴趣。前辈学者强调写好文章后不要急于发表，要多次打磨后再公之于世。如今子时完成初稿，卯时就要拿出去发表，谁还有十年磨一剑的那个耐心？尤其是那些理工科的博士生，在读期间如果实验数据弄不出来，又必须发表两篇以上的文章，能想出来的办法只有二条：要么瞎编假数据凑成论文，要么干脆去抄袭了事。有些学生在论文上弄虚作假可能是逼良为娼。大概世界上只有中国发明了反抄袭软件，每年研究生答辩前就在这个软件上查一下“复制比”，可现在的情况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据说，研究生早发明了对付这个软件的高招，有了导弹怎么可能没有反导弹呢？看来，学校领导下决心要与学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现在社会上从政界到学界，不都是在你骗我、我骗你吗？博士生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级别”而不是“质量”。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将刊物分成不同级别，只要在“高级别”上发的论文就是“高级别”的，在低级别上发的论文自然就级别低，至于论文水平怎样，对学术贡献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像这样搞科研还能对学术保持虔诚敬畏之心吗？像这样搞科研还能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吗？如果青年学子都对学术失去虔诚，没有兴趣，没有激情，中国的学术还有未来吗？

谁能想想办法不折腾博士生？谁能想想办法不折腾中国的学术？

2011年5月19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高等教育杂谈之三

我们的教育真是问题成堆。不上学大不了是个不识字的文盲，进校门后就可能成为弄虚作假的高手；不上大学对学术可能还有一丝敬意，进大学后才知道学术“是个什么东西”。

走过场和搞形式是我们教育中的常态，这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它对人和社会的侵蚀极其严重，它使人从小就把什么都“看穿了”：社会无真事，人间无真情；它使社会处处是毒胶囊、地沟油、皮鞋奶、苏丹红……

在所有“走过场”式的教育中，我感到最难堪的是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在很多场合我谈过自己对此的意见，我认为大多数专业本科生应取消毕业论文答辩。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它们的孩子从小学起就学会了围绕一个问题搜集资料，学习写调查报告，一进大学各门学科课程都经常要交paper，但有些硕士也不必提交学位论文，更不必进行论文答辩。我们中国大学教育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课程从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老师都没有要求学生交paper，但从地方院校到部属院校本科生都要写毕业论文，都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种层次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基本都是规定要在5月完成。这些年国家教育“跨越式的发展”，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人数连续翻番，有些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很多，本科生毕业论文往往又容易集中于某些方向。这样，有些方向的教师工作量就特别大，一个教师如果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都认真指导，他不是精神崩溃就是身体崩溃，因此，教师如果不敷衍就指导不了那么多学生。

学生如果不敷衍就很难写出“真”论文。很多本科生最后一年主要是找工作（硕士生情况也差不多），到处赶会场，到处投简历，到处找关系，有些人不仅无心写论文，甚至也无心读书。这一切所有人都能理解，二十多岁的人首要任务是找个饭碗养活自己，吃饭肯定比读书迫切重要得多。大多数人平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甚至许多硕士研究生也不知道如何写论文。本科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具备写学术论文的主客观条件，校方硬逼着他们要提交学术论文，这事实上就是在逼良为娼，他们不是糊弄就是抄袭——老实的学生糊弄，精明的学生抄袭。由于有反抄袭软件，精明的学生抄袭手法也越来越精明，他们学会了“师其意而不师其词”，让反抄袭软件检测不出任何抄袭的痕迹，死机器永远“玩”不赢活人！这并不排除有极少数学生写论文很认真，但精神免疫力超强的人毕竟是一种例外。对学生论文要进行抄袭检测，全世界无疑只有“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才如此“先进”。

答辩如果不敷衍就很难完成任务。本科生答辩通常都在各个教研室进行，而教研室又是各类研究生上课的教室，很多答辩就放在晚上举行，答辩之夜教研室挤满了学生。每个参加答辩的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陈述自己的论文，每个老师也没有时间细心阅读学生论文，更没有时间对答辩学生进行提问和质疑，当然学生更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答辩，而校方通常在“答辩记录”一栏规定要回答两三个问题，这明明是强迫学生和老师心照不宣地共同作假。每次答辩我都觉得是在羞辱学术，是在羞辱自己仅存的一点良知，也是在给学生充分展示作假的技巧。

前年我就听说有一所大学，同一专业同一天同一场答辩会，完成了十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这是世界效率，也是世界幽默。本科生答辩一个夜晚就可能完成一二十人，这无疑更是空前绝后的宇宙幽默。

4月2日，深陷论文抄袭旋涡的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在国会会议上宣布辞职。辞职前两天他的母校宣布取消其博士学位。大多数同胞看了新华社这则新闻都会震惊，帕尔总统先生几百页的博士论文仅仅抄了几页，这几页不仅让他丢了博士学位，还让他丢了总统宝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的尊严，可以看出匈牙利社会的诚信。如果用匈牙利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这里很多论文都经不起审查，无数人将丢掉官帽，丢掉职称，丢掉学位。

但是，人家学术是玩“真”的，我们学术是“逗你玩”。

本科生论文答辩在给我们学生生动地演示：学术论文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你逗我玩，我逗你玩。

可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2012年5月1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就《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一文的声明

《逗你玩：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是五一这天连写的两篇杂文之一，没想到拙文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和部分海外中文网站都进行转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两天进行跟踪报道，《光明日报》也连续两天进行讨论，新浪微博还就此举行网上投票，各平面媒体也都进行了大幅报道，各地记者不断打电话采访。拙文由于行文仓促，很多问题没有谈深谈透，有些表述不太清晰准确。为了避免误解，现就此文中的某些观点作如下声明：

第一，我不仅不反对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且主张平时教学中更应加强论文写作的学术训练。很多同行指导毕业论文认真敬业，少数学生也感觉他们在论文写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二，尽管有不少老师答辩会上严肃认真，我仍然主张取消本科生论文答辩。

从目前各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大学负责人和专业人士都坦承，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走过场现象非常普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直率地说，近几年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我们单位学生和老师”都在“疲于应付”，并建议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就我所了解的国内大学本科生答辩情况而言，1994年以前，绝大多数大学没有举行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现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数量是1994年前的很多倍，5月，各种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答辩非常多，很多大学本科生数量又非常庞大，仅研究生答辩就已经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本科生论文答辩不流于形式，流于形式的答辩对学生和学校肯定都造成极大伤害。

第三，我赞同少数大学正在进行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的改革。

2012年5月6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经典重读

一

《经典重读》是一篇编辑给我的命题作文。由于工作的关系自己天天在做“经典重读”的差事，原以为写这样的文章对我是轻车熟路，所以满口承应了下来，没想到操笔为文时才发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经典重读”是个很大的题目，远不是编辑规定的字数所能谈清楚的；其次，在这个年头还有谁愿意去“重读经典”？前者涉及写这篇文章的难度，作这种“大题小做”的文章往往吃力不讨好；后者事关写这篇文章的意义，在进入“读图时代”的今天谁还去翻阅发黄的“经典”，谁还去听“重读经典”的唠叨？

西方有位人文学者半是调侃半是无奈地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重视而又人人不读的名著。”据说英国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年轻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中国学者还没有闲心做这种调查，我国年轻人中不知道屈原、杜甫为何方神圣的大概也不在少数。前不久我们给古代文学“推免生”面试时，发现中文系基地班这些自称喜欢古典文学的尖子生，竟然除上课的教材外，基本上没有原原本本地通读过一本古典文学名著！有的学完了明清小说甚至没有读过《红楼梦》！中文系的大学生尚且如此，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和一般的社会青年对古典名著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多数人将“古典”或“经典”与黄袍马褂之类的衣物和孔乙己之类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将他们一并视为“落后”或“迂腐”的象征。

其实，不能用“进化”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古典”或“经典”。“古典”和“经典”的内涵与外延完全重叠，在英语中“古典”和“经典”是同一个词——“classic”，它的原意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名著，后来泛指古代经过历史检验和时间淘汰的不朽杰作，当代无所谓“古典”或“经典”。“经典”的写作时代虽远离我们，但它们在艺术上并不“落后”于我们。就时代而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六朝的骈文和明清的小说，它们都成了今天不可企及的艺术典范；就作家而言，我们今天有哪个诗人能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比肩？就作品而言，今天谁能写出《离骚》这样宏伟悲壮的诗篇？谁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曾在《澄明之境·后记》中说：从经典作品中“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它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对生命体验的深度”。经典代表了民族乃至人类在精神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它们不会像流行时装和应景小曲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它们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民族。

大家都明白如果天天吃“麦当劳”之类的快餐食品，我们的身体很快就将变得虚胖，肌肤就可能逐渐变得松弛，同样假如只是享受流行音乐和网络小说之类的文化快餐，我们的心灵就将变得贫乏，精神就将变得荒芜，趣味就将变得低俗。只有登上泰山极顶，才能见到日出的壮丽景象；只有攀登过民族乃至人类精神高峰的人，才可能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

二

阅读经典不能抱着过分实用的功利态度。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使在校学生无法从容地品味经典，他们匆忙地记下老师或教辅上关于古典名篇的一、二、三个特点，以便考试时给出“准确”答案来考取状元。报载美国中学生书包中装的是世界文学或学术名著，我国中学生书包里装的都是教材、参考资料和各类试题集，前年我看到这一则消息时心情沉重而又悲凉。随着研究生的大量扩招，随着本科生找工作越来越困难，大学教育也在向应试化的方向发展。中文系的学生只满足于阅读教材、作品选集和死背教师讲稿，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通读整本经典文学名著，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写在纸上的考试成绩而不是藏在内心的文学修养。

由于带着狭隘的功利态度读书，我们就只知道将书中的文字变成甲乙丙丁的知识，这样即使去读古典文学名著也读不出什么味道来，读经典名著成了名副其实的苦差事。完全不带功利目的读书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要是读经典名著一无“用处”，谁还有心去读经典呢？用庄子的话来说，读经典名著的“用处”是“无用之用”。只要我们不像古人那样老想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不像今人那样总希望“书中自有好单位，书中自有高工资”，经典名著就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我们就可能把书中的文字化为滋润心田的清泉。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读到会意时“欣然忘食”，说明书对他已经不是死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精神食粮。陆游老来还记得自己小时读书的快乐：“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陶渊明的读书方法要在今天恐怕考不取大学和研究生，而今天考取了大学和研究生的青年，有几个体验过读书读到“欣然忘食”的境界？已经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又有几人曾有“青灯有味似儿时”的回忆？

阅读文学经典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可能马上给你带来考试高分，也不可能马上让你的工资连跳几级，但它可能使你的目光更为深远，使你的感情日益丰富，使你的举止更加高雅，使你的谈吐更为脱俗，当然也会使你笔下的语言更为优美，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只要你不在文学经典中寻求世俗的“好处”或“用处”，文学经典就会让你终生受用无穷。

三

我们之所以强调“经典”必须“重读”，这是由文学经典和我们读者自身两方面的特性决定的。

从文学经典这方面说，它深广的意蕴和精微的艺术绝非浏览一两次就能领悟，这是一座永远也不可能穷尽的艺术宝藏，我们勘采的次数越多就探得越深。

从我们读者自身来说，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每个读者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和经历的变化，随着眼界的扩展和修养的提高，在阅读文学经典时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因此，不仅不同时代的读者会在经典中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就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阶段也会对同一经典有不同的审美感受。

宋代黄庭坚在《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一文中谈自己读陶渊明诗歌的体会时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每观此诗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初读经典名著也许一无所得，换一种环境或换一种心境重读经典，我们可能如入金山满载而归，掩卷之后仍然口角生香、回味无穷。那些一次性的文化快餐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重读”，恰如一次性的餐巾纸不必再洗后重用一样，而那些文学经典则须反复细嚼慢咽才能体会出其中滋味。培根将书分为三类：“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而这些须“咀嚼消化”的“少数”书就是经典。

英国人常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因为我们在书中所“发现”的意义和阅读后留下的“印象”，是经典“视界”与读者“视界”相互融合的结果。即使面对同一个作者和同一部经典，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而不同的期待视野在阅读时就必然生成不同的“意义”，留下不同的“印象”。阅读一部相同的经典，浅者则见其浅，深者则得其深，鲁迅先生曾说不同的读者读《红楼梦》会读出大相径庭的结果来：“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这就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要想在经典中见其大、得其深，我们就得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存在，同时也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阅读经典就是与我们伟大的先知进行情感交流，假如我们自己鄙俗、猥琐，我们哪有与这些先知对话的资格？浅薄之徒和庸俗之辈不会去阅读，更不会去重读经典，经典对他们永远是一种冰冷和异己的存在，只有那些既品行高尚又修养很深的读者，伟大的先知才会与他倾心交谈，经典才可能向他敞开心扉，他才会在经典中找到温暖和安慰，感受到审美的快乐并提升写作的技巧。

另外，不管阅读哪种体裁的文学经典，我们一定要对这种体裁的特点有基本的了解。不抽烟的人觉得什么烟都是一个味，不饮茶的人觉得什么茶都是苦的，对文学体裁完全外行的人当然也品不出经典的味道。同时，我们也应反复大量阅读文学经典，读得越多，读得越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就越敏感，越细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就说过：“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长期饮茶就会成为品茶的行家，坚持不懈地阅读经典和写作实践，我们也一定会成为优秀作家或著名学者。

2011年7月24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一切皆有可能！

——在华中师范大学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同学们、老师们：

感谢学校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全校老师，向来自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全体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也非常感谢新生对我们桂子山人的信任，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你们选择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增长自己的才智，升华自己的人格，放飞自己的梦想！桂子飘香日，英才入校来。秀美的桂子山由于你们的到来，更加美丽，更加迷人，更加充满活力！

同学们，今天我致辞的题目是：《一切皆有可能！》。

大家知道，人一生有几个重要的节点，而大学则是这几个重要节点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大学在我们的人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十几年寒窗苦读的总结，它又是我们今后人生的真正起点与开端——生理上同学们从青少年开始转入成年，学习上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大学学习生涯，将会奠定你们的专业基础，拓展你们的胸襟气度，开阔你们的人生视野，确立你们的人生志向，它将深刻影响你们将来的事业成就、审美趣味、生活格调……

明朝有位学者曾经说过：“人皆为可上可下之才。”即使有生而知之的天才，这个世界上天才也是绝对少数，我们普通人的才华都大体相近，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潜能，也有极大的可塑性——我们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栋梁，也可以把自己作贱成朽木。你是怎样想，你是怎样做，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梦想”。大学期间，通过课堂内的学习，课堂外的交流，我们不仅要认识社会，认识他人，更要认识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喜欢干什么，自己擅长干什么，社会需要你干什么。在个人兴趣、个人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并由此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个人生目标就是你们的梦想，就是你们人生地平线上的太阳。司马光告诉青年人说：“夫射者必志于的，志于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于的而中者也。”

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满怀希望，有了梦想我们心中才会洒满阳光。

但仅有梦想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相应的拼劲、毅力、恒心，如果没有付出持续的努力，没有流下拼搏的汗水，没有流下痛苦的眼泪，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辛，任何梦想都将成为昙花一现的空想，人生的美梦将成为折磨我们的噩梦。同学们，你们的青春真让人羡慕，千万不要荒废了比金子还宝贵的大学时光。要有理想，也要有理性，要有高度的自制力，我们要学会利用现代的网络，但我们要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间。

要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学习，而要精力集中又得培养自己强烈的学习兴趣。古代有很多“字癫”“画魔”“诗痴”“棋怪”，这里所谓“癫”“魔”“痴”“怪”，其实是指他们对某一专业着迷的程度。书中不一定有颜如玉，但书中肯定乐趣无穷。人的精力总要发泄出来，不用来专心读书，就要用来闲聊网游。你要是觉得学习比网游更“好玩”，你还会去无聊地网游吗？你要是尝到了思维的乐趣，你还会去打游戏机吗？怎样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呢？朱熹对弟子的一则教诲让我终生受用：“小立课程，大作工夫。工夫要趱，期限要宽。严立功程，宽着意思。久之，自当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朱子语类》卷八）每一天的学习计划不可订得太高，而每一天下的功夫又要很大，这能使自己每天都超额完成学习任务，也能使你读书有从容品味的时间，这样时间一长你就尝到了读书的味道。读书就像吃饭一样，细咀慢嚼才能品出味道，品出了味道就越吃越想吃。

要是想一口吃出个胖子，你读书就容易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就不能细细品尝。任何一种理论书籍不细细品尝，不反复咀嚼，你就会感到这些书籍抽象、枯燥、乏味，你就会觉得烦躁、苦闷、无聊。急躁和懒惰是学习最大的天敌：急躁把我们逐出学习的天堂，懒惰让我们不能进入知识的圣殿。

要实现梦想，学习就不能仅限于书本，我们还要学习怎样做人，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学会走出挫折的阴影。人生有高潮和低谷，有得意和失意，有成功和失败，有热恋和失恋，要尽可能记住自己的得意之作，回味自己成功的喜悦，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不断给自己补充“正能量”。估计只有上帝才不犯错误，我们一生必然要干很多蠢事，犯错误是普通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所以意大利有条谚语说：“别告诉我什么人生经验，让我自己去犯错误。”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误。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一帆风顺”既不可能，也不可喜。对社会、他人和自己都要多看光明面，如果总是盯着阴暗面，你自己眼前就会一片黑暗；如果经常让自己转向光明，你内心就永远阳光灿烂。

我们还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很多同学是家中的独生子，平时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关爱你，到大学后务必补上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学会真心地关爱别人。常言说，同大学易，同寝室难。关系越近越容易发生摩擦，与室友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气质个性，不同的爱好追求，可能使我们彼此排斥，使我们相互生厌。更要命的是争吵使我们结怨，嫉妒使我们成仇。友爱、宽容、忠厚才能化解矛盾，同学们要包容人们的差异，接受并欣赏不同的个性，忠厚、友善地处世待人。学会发现和赞赏别人的优点，你自己才能不断进步；学会给同学送去温暖，你自己才能感受同学的温情。这样，寝室就不是冷漠的冰窟，而成为同学们温馨的大家庭。嫉妒是交友最大的杀手，也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要真诚地为同学的成功祝福，并谦虚地分享同学成功的经验。同学们务必记住：你只有真心关爱别人，你自己才真正可爱！同学们，你将来的同学中是多一个杨振宁好，多一个习近平好，还是多一个小混混好呢？百年修得同船渡，你一走出校门就会意识到，大学同学是你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你一生最难得的缘分，更是你工作中最可靠的人脉。你们一定早就听过“爱在华师”的美谈，我们要在“华师”奉献自己的友爱，也定能在“华师”感受师生的深情。

同学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是由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组建而成，华中大学是一所英美办的教会大学，中华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中原大学创建人是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革命家。我们学校本身就代表了中西合璧和兼容并包，我们传统的校训是“忠诚博雅，朴实刚毅”，它现在已经成了“华师”人的精神，只要我们有开放的胸怀又有包容的气度，只要我们既“忠诚博雅”，又“朴实刚毅”，我们就没有达不到的目的，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我相信我们学校的领导一定会给同学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作为老师代表我在此向大家做出庄严的承诺，我们每一个教师一定会用自己无私的关爱，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最大的耐心，努力和同学们一起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学校藏书两百五十万册，电子图书一百多万册，我们既有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也有一流的中青年学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校友中，有的在自然科学领域荣获美国总统奖，有的在人文社科领域成为著名的学者、作家。学校南边是烟波浩渺的南湖，北边是芬芳四溢的桂子山，你们将要在大学读书期间，沐四年南湖雨露，染一身桂子清香。希望大家通过这三四年的刻苦攻读，快乐生活，诚实交往，不仅取得优异的成绩，打下坚实的根基，建立真挚的友谊，而且收获甜蜜的爱情。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文化与经济转型，祖国正在日新月异，让我们和自己的祖国一起成长，我们每一个人的圆梦之日，就是“中国梦”的实现之时！同学们，你们的未来取决于你们自己如何设计，你们的前程取决于你们自己如何拼搏，在这个急遽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皆有可能！

谢谢大家！

2013年9月8日深夜初草

2013年9月9日上午演讲

五味杂陈

人情世态与“屌丝”姿态

吊诡：“屌丝”话题

“屌丝”是这两年最为火爆的网络热门词，前几天“@冯小刚”连发两条微博说，“屌丝”“就是JB毛，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称自己是草根是自嘲；称自己是屌丝那是自贱。分属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脑残群体”。这两条微博一下子捅了马蜂窝，无异于给这个本来十分火爆的“屌丝”火上浇油。另一政协委员也跟着起哄，要求政府净化网络上的“屌丝”语言。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手机》很“好笑”，而他有关“屌丝”的微博评论则很“可笑”。用“屌丝”的话来说，冯导在自己的时代似乎已经“out”了。至于那位要求净化网络“屌丝”语言的委员，不用说，简直就是生活在类猿人时代的“菜鸟”。

“称自己是屌丝那是自贱”的说法失之简单片面，要求网络上过滤“屌丝”语言更愚昧颟顸。网络上基本是“屌丝”语言的天下，哪家网站要是过滤掉这些语言，也像官媒那样打官腔、写八股，这家网站肯定是想自阉或者自杀。要是把网络也弄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御宅族一定会像躲瘟神一样逃走。

如果不是凤凰网编辑热情约稿，我本人很少关注“屌丝”语言，更没有想过要使用这种语言。长期专业训练使自己更熟悉书面语，使用“屌丝”语言难以得心应手。另外，自己的年龄与“屌丝”们也有代沟，不愿意用“屌丝”语言来装嫩。不过，这些并不影响我对“屌丝”语言的好感。大家知道，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屌丝”，就必然会冒出大量“屌丝”语言，它们不会因哪个人的喜爱而产生，也不会因哪个人的讨厌而消失。再说，“屌丝”语言也会给汉语注入新的活力，它让汉语语汇更加丰富，风格更加新潮，功能更有表现力。

只要不心存偏见，你就会发现“屌丝”语言比假装正经的官话更真实可爱。当“屌丝”作为一种身份的时候，“屌丝”语言表现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世态；当“屌丝”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时候，“屌丝”语言表现了某一阶层独特的“姿态”；当“屌丝”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时候，“屌丝”语言表现了某一历史阶段特殊的社会心态。

世态：阶层固化

近二三十年来，社会阶层不仅急速分化，而且分化的阶层急速固化。阶层分化非常自然——从理论上说人人应当生而平等，但实际上人人生而不平等：每一个人的能力有高低，机遇有好坏；阶层固化则十分可怕——它让上层永远独占社会资源，它堵塞了下层向上的通道，它让笨蛋窃踞高位，它让精英屈居下僚。“屌丝”便是阶层分化和固化的产物，“屌丝”语言便是这种固化世态的生动展现。“屌丝”通常是指那些天生的倒霉鬼和生活的失败者，或者是上帝与他们捣蛋，不是生在农村，就是长得矮胖，或者是运气与他们作怪，不是考场失手，就是商场赔钱，要不就是情场失意，如永远不能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工，永远租房的无房族，总是看别人脸色的小跟班，难以找到工作的“三本生”，只能仰望“女神”的单身汉……

“高富帅”是“屌丝”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屌丝”们对这种人可能有些许的羡慕，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讥讽与不屑。“高富帅”常指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高”也好，“富”也好，“帅”也好，都不是由于才气，不是由于努力，而是由于天生，由于世袭，由于运气。“高富帅”既是社会阶层固化的结果，同时他们又加深了社会阶层的固化，难怪“屌丝”们说到“高富帅”时，恣意调侃中又不免恨恨然。与“高富帅”相对的是“矮矬穷”，特指那些囊中羞涩、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男人。女人看他们不入眼，机会与他们不沾边，金钱更与他们有“深仇大恨”，人间所有倒霉事他们全都碰上了。

与“高富帅”相配的是“白富美”，与“白富美”相对的则是“女屌丝”。不用说，“白富美”同样来于天生和世袭，这更使“女屌丝”们不服气。“女屌丝”说到“白富美”时，语气比“男屌丝”说到“高富帅”时还要尖酸刻薄。常言道，龙找凤，鱼找虾，乌龟找王八。“男屌丝”们特别恼火的是，“白富美”最后都成了“高富帅”的新娘。“屌丝”们的雷人语录中就有这么一条：“年少无知的我，爱上了年少轻狂的你，我们的相爱不会有好消息！”

在当今之世再也没有昔日的唐伯虎，再也没有中国的于连，“屌丝”们在官场商场上一败涂地，在情场上也别想搞什么“屌丝逆袭”。“女屌丝”就是情场上的那些“恐龙桑”“欧巴”和“姐贵”，“男屌丝”当然就是那些情场上的“青蛙”“犬科”“狼族”“包子”和“兄贵”。无论“男屌丝”还是“女屌丝”，在正统人士的眼里全是社会的“废柴”。这一组“屌丝”语言形象地表现了阶层固化的人情世态。

姿态：卑微“跪舔”

美国亚历山德拉·贾菲编过一本《姿态：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书中有一篇文章说某一阶层的语言风格，其实就是那一阶层所展露出的某种“姿态”，而这种“姿态”又是那一阶层行为模式的表现。可惜这本新颖的社会语言学著作没有译成中文，但愿有更多语言学家来研究“屌丝”现象和“屌丝”语言。这里我们从“屌丝”语言中，一起来看看屌丝们的社会“姿态”。

屌丝不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那样与传统决裂，在“性解放”中张扬个性，显得那么桀骜、狂放、怪异和粗犷。美国嬉皮士们有自己的理论代言人——马尔库塞，有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摇滚乐，还拥有自己的文学家和诗人——金斯堡等。嬉皮士们只“嬉皮”其脸而严肃其心，他们疯狂的行为举止指向明确的社会目标：冲决一切违背人性的戒律，砸碎一切束缚生命的禁忌，破坏一切阻碍进步的社会等级。黑色幽默小说怪诞奇异，摇滚乐更是放肆癫狂，在这些文学艺术中不难感受到嬉皮士们生命的旺盛、意志的坚强和摆平一切的勇气。

中国屌丝们的社会“姿态”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跪舔”。

“跪舔”是屌丝们典型的姿态造型。去年一位女大V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屌丝心态就是将个人能力不足导致的问题视为外界对个人本身的迫害。”屌丝们面对如此贬损却没有愤怒，大家反而高呼：“给女神跪舔！给女神下跪！”“屌丝”这次被冯小刚导演骂为“JB毛”，网友“@拼搏98435264”只说：“啊！我受伤了……”“@Misssssssss艺楠楠楠”说：“我承认我他妈的就是个屌丝。”另一网友“@吉尔菲艾斯alantam”说：“冯小刚无敌了……”还有的“屌丝”笑嘻嘻地说：“膜拜冯导！”尽管“@jason1funk”承认“四百万屌丝的心都被他伤了”，可屌丝们还是选择逆来顺受。“跪舔”“下跪”“膜拜”这类行为语言，当然有轻视、反讽与不屑的意蕴，但也有一种“我认了”的服输。

去年6月《新周刊》做了一个《屌丝传：从精神胜利到自我矮化》的专题，其中谭山山《屌丝进化论：从躲避崇高到自甘下流》一文，将“屌丝”的精神渊源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认为“犬儒主义代表人物第欧根尼是屌丝的鼻祖”。其实，犬儒主义在第欧根尼时期主要是愤世嫉俗，发展到后期才表现出玩世不恭。第欧根尼具有强烈的道德热情，主张像狗一样过简单纯朴的生活，将自己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只在自己的内心寻找幸福。

我觉得“屌丝”精神上的远祖是我国的庄子。《庄子·大宗师》中写到子舆得了拘挛病，五脏血管向外，肩膀高过头顶，面颊弯到肚脐，子舆不仅没有半点埋怨，反而兴高采烈地感恩道：“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用白话来说就是：老天多么伟大呵，把我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还说自己对目前的处境一点也不厌恶：“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我有什么好嫌恶的呢？老天要是把我左臂变成鸡，我就用它来为人们报晓；要是把我右臂变成弹，我就用它去打斑鸠来烧烤美味；要是把我的屁股变成车轮，把我的心灵化为骏马，我就乘着它到处转悠，还免去了另外找马的麻烦！你把我弄成驼背就是驼背，你把我弄成鸡就做一只鸡，你把我弄成狗就当一条狗。今天的“屌丝”活像庄子笔下的子舆投胎转世。他们称自己是“屌丝”，“屌”是对男性生殖器的粗俗称呼，称自己是一个“屌丝”显然是自轻自贱。冯小刚说“屌丝就是JB毛”不过道出了实情，“屌丝”听了并不感到难堪，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气恼。偶尔能听到像“@谁是这个国家主人”这样的咒骂：“缝小肛。”有时也能听到像“@gracias-t9 ”这样粗俗的埋怨：“你懂个卵。”或像 “@侬封我心”这样的反唇相讥：“笑了，是您老了跟不上时代步子。”在冯小刚这两条微博后面倒是经常看到“@拗起气来的鲸都跳脚”这样的“抛砖”：“我太爱你啦！”“屌丝”们像《大宗师》中的庄子一样，你说我是个“JB毛”，那好吧，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JB毛”，怎么样？

表面上看，“屌丝”就是今天的庄子，而庄子就是古代的“屌丝”，二者在异己的命运面前都听天由命。庄子在《大宗师》中解释自己的行为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他认为人之有死与生，就像天之有昼与夜，这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命运只能接受而不可抗拒。

不过，庄子与“屌丝”只是形似而非神似：庄子听命于天却不听命于人，他接受天的任何安排，但从不听从人的无理摆布。他一生视权势利禄、功名富贵如“腐鼠”，一生执着地追求令人神往的“逍遥游”，为此，宁可做一只自由自在曳尾泥途的乌龟，也不愿意受楚王的卿相之聘。如今的“屌丝”在精神上没有“天”这一维度，他们不得不服从制度的人为安排，不得不接受社会施加于自己的不公待遇。我们从“屌丝”的行为、爱好、习惯和语言中，看不到对更好社会的期盼，更看不到提升自己精神的渴求，甚至看不到对改变现状的幻想。他们嘲讽“高富帅”，穷损“白富美”，不是说他们这样有什么不好，相反是说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得到。网友“@Abel爱摄影”这一跟帖很有代表性：“恨爹不成刚，恨爸不双江。”“屌丝”们在内心深处认可了赢家通吃的价值观，只恨自己和家人没有成为社会的“赢家”，所以他们对现实有埋怨而无抗争，有不满而无意改变——他们将现实中的“已然”，当作了价值上的“当然”。向往“逍遥游”的庄子，其灵魂非常高贵，“恨爹不成刚，恨爸不双江”的“屌丝”，精神上多少有点卑微。

从纵向上的精神谱系看，庄子与“屌丝”一代不如一代；从横向的社会比较上观察，“屌丝”与“嬉皮士”也不可同日而语。“嬉皮士”的形象狂放而刚烈，他们具有推倒一切成规的勇气，也有改变社会秩序的毅力，“嬉皮士”的鲁莽灭裂当年就让人情绪激昂，他们身后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更让人无限神往——谁听到摇滚乐不亢奋？谁想到性解放不激动？谁看到黑色幽默不会心地微笑？这是由于美国社会那种体制，让年轻人相信一切都可以改变，大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几年前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的口号还是“改变”。所以“嬉皮士”们富于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具有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反观我们这里的社会图景，“屌丝”们只能在互联网的玻璃屋中发发牢骚。上学时遇上学费高涨，毕业时遇上“萝卜招聘”，走上社会时遇上房价惊人，结婚时遇上高傲的“女神”或冷漠的“男神”……

屌丝们“跪舔”的“姿态”，我们对它有一种“理解的同情”，但它不值得人们仿效和尊敬。

心态：自恋自嘲

我们聊了“屌丝”语言所反映的“世态”，也看到了“屌丝”语言所展露的“姿态”，那么，“屌丝”们普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社会“世态”和群体“姿态”，决定了“屌丝”们的个人“心态”。

在一个各阶层完全固化的社会环境中，所谓“个人奋斗”会成为大家的笑料。在魏晋门阀制度时期，世家大族的后代无须努力就能“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出身下层的“屌丝”再怎么拼命也爬不出泥淖。左思就曾在《咏史》诗中喟然长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诗中的“世胄”就是世家子弟，也就是今天大家痛恨的“官二代”。今天的社会无疑比魏晋那个时候好多了，但阶层的固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子弟有灵气不如爹妈有势力，本人有“才”不如爹妈有“财”。这种处境当然影响“屌丝”们的心境。

我们先来听听“屌丝”们的一段经典对话：

“你看到了什么？”

“无尽的黑暗！”

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来说，可怕的不是穷也不是累，是见不到阳光和看不到希望。见不到阳光内心就一片灰暗，看不到希望哪来奋斗的动力？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屌丝”们喜欢在博文后面“抢沙发”，抢不到“沙发”就占一把“椅子”，占不到“椅子”就找一条“板凳”，连“板凳”也找不到就坐“地板”。也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屌丝”喜欢半夜三更在网上“种菜”“偷菜”。这一切无非是以无聊之事来打发有涯之生，用没有意义的生活来消磨没有“奔头”的生命。除了去“抢沙发”和去“种菜”，他们还能去干什么呢？

他们不敢幻想成为社会中的“高富帅”或“白富美”，也没有信心成为职场上的“白骨精”。“屌丝”在网上“灌水”很容易“high”起来，一到干正儿八经的事情就拖沓慵懒，一想到正襟危坐深夜读书就哈欠连天。据说“屌丝”们又特别“伤不起”，因而他们热衷于在网上“泡妞”，却害怕回到现实中去恋爱。于是，很多人最后从“萝莉”熬成了“御姐”，从“幼齿”变成了“御宅”，从“力争上游”变成了“自甘下流”。

“屌丝”们“自甘下流”的人生心态，使他们既自恋又自虐，既自嘲又自贱。我们在“屌丝”语言中不时发现，“屌丝”往往在自贱的同时，也恶作剧地作践自己的同类。如把有性生活的女性蔑称为“黑木耳”，将本分守节的女性戏称为“粉木耳”。这真叫女性左右都不是人——前卫了会遭人唾骂，保守了又会被人嘲笑。他们把职场上的骨干称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把生活中的失意者称为“蛋白质”—— “笨蛋”＋“白痴”＋“神经质”。他们对一切都加以无厘头式的亵渎和恶搞：唐诗中意境优美的“停车坐爱枫林晚”，在他们口中成了不堪入目的“停车做爱”；永恒庄严的“真理”，在他们口中成了称王称霸的“王道”；可恶的“人身攻击”，被他们改成了好笑的“人参公鸡”……整个世界在“屌丝”那里全成了哈哈镜中的图像。

当然我们大家都能从“屌丝”语言中，感受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屌丝”们自嘲的背后该有多少无奈，他们“high”得起劲时却藏着无穷心酸，他们在嬉笑怒骂中眼含着热泪，他们在现实社会无路可走时才去拼命网游。他们主观上从来不想去改变什么，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什么也不能改变。

网友们常常说“又屌丝了”，“前天我很屌丝”。可见，“屌丝”现在有很多引申义，它已经从一种身份引申为一种处境，又从一种处境引申为一种心态。

“屌丝”们心态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

还是来听听“屌丝”雷人语录中的夫子自道吧：“实乃人间惨剧，竟无语凝噎。”

既然如此，尚何言哉！

2013年3月4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专家的短板与公众的期待

题目中的“短板”不是指“短板理论”或“短板效应”，而是指现代社会中专家天生的局限。“期待”自然是指公众对专家的期待视野。

这篇随笔是对最近一件轰动新闻的随感——本月21日，邹恒甫先生对北大的两条微博爆料，搅动了文化教育界的死水微澜：

@邹恒甫：我重复一遍：从清华西门望北大都是吃喝玩乐的七星级高档场所。请问书记朱善璐学兄，北大是搞最高教育研究还是搞最高吃喝玩乐？！校长周其凤学兄，你是怎样在管北大？为保证北大学术环境，我建议梦桃源直隶大膳鲂所有星级酒店等都被清理出北大。什么样的后门关系让这些吃喝场所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

把教授骂为“叫兽”，这些年差不多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对北大的嘲讽谩骂更是家常便饭，但几乎没有哪一篇文章或哪条微博，像邹恒甫先生的这条微博那样引起社会热议。这两条微博一出立即有数万人转发，从官方的“人民网”到各大门户网站，从大学教授到市井民工，它是这一个多星期来大家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有人由此对大学堕落痛心疾首，有人借此发泄对大学教育的牢骚怨恨，有人可能只是跟着起哄看热闹，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说明邹恒甫先生绝对是公众关注或仰望的人物。很少有人对北大表示同情，不少评论都拍手称快，社会大众都说邹恒甫骂得“非常解恨”。这十天来北大几乎在炭火上烤炙，今天看到了北大正式起诉邹恒甫的新闻。

为什么一条微博就把北大推到了风口浪尖呢？这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邹恒甫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一是由于邹先生爆料针对性很强。最近西方对世界经济学家进行排名，邹恒甫先生不仅在全世界排名第九十六位，而且在所有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而且这个排名是西方学术界弄出来的，而且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且现在又是世界银行专家，这些“而且”头衔中随便哪一个都可以让他牛一辈子，何况这些头衔都戴在他一个人头上，所以如今的邹恒甫真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程度。要是一个无名小卒骂骂北大，大家肯定只是当作笑话听听，绝对没有人来理会他说的真假，北大更不会到法院和他对簿公堂。

公众虽然讥讽国内的“专家”为“砖家”，但对“真专家”尤其是对世界认可的专家，大家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和莫名的崇拜。人们相信像邹恒甫这样的世界知名专家不会信口开河，没有真凭实据他不会指名道姓地爆料，他敢爆料肯定是戳到了北大的痛处。我看了邹恒甫这十几天的微博，看了他前前后后的演讲材料，更细读了上面那两条爆料微博。我觉得他把北大送到炭火上烤，也把自己送到了炭火上烤；他让北大颜面扫地，也可能让自己无地自容。北大如果真的和他较真，我觉得邹先生就很难轻松脱身。他微博中的爆料也许是实情，但在法庭上难以指证，除非他掌握了这方面的录像或录音，除非他有内线愿意出面作证。比如他微博中说，“国外很多来中国讲课访问的，也把饭后去歌厅舞厅娱乐桑拿洗脚按摩当作必需节目”，这种情况倒不是他个人捏造，但落实到具体单位就必须拿出证据。至于“北大是搞最高教育研究还是搞最高吃喝玩乐”“什么样的后门关系让这些吃喝场所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一个无名小子随便骂骂，出出气解解恨也就罢了，邹恒甫这样的名流来骂大街，就让名校北大非常难堪，北大自然也就会让邹恒甫同样丢丑。

邹先生的学术才华无可怀疑，他的学术成就也有目共睹，他的学术地位更难撼动，但有才华的人容易狂傲，有成就的人容易放肆，有地位的人容易轻率，就像他同时罩着许多学术光环一样，他也同时带有这些为人的毛病。他上面那两条微博不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家发言，而是作为一个与北大有许多恩怨的人爆料。他在爆料的时候已经脱离了他专业的言说领域，也脱离了他专业的言说心态。

在自己非专业的领域里，一个专家发言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能不及一个普通百姓，但它的影响又超过常人，这正是专家最大的“短板”，也正是专家最大的危险。

即使在自己本专业领域里，专家也往往由于固执而失之偏激，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发言，在公众眼中也可能显得幼稚可笑。28号《新京报》讯，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送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状告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二百三十九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这些语言专家们认为此举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性和权威性。譬如“NBA”应改为“美职篮”，还有“iPhone”“GDP”“CPI”等应该译为中文。这些语言学专家由于太热爱汉语了，他们容不得汉语中夹杂一些洋文字母，就像溺爱小孩而娇惯小孩一样，太爱汉语而出现对汉语的偏执。中华民族正处在千古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的文化、语言、心理、习俗，与世界各国都处于不断交流和交融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洋节，无意之中就喜欢溜几句洋文，热恋中的男女情不自禁就当众接吻，张口就“OK”，闭口就“Bye Bye”。我们人不可能是清朝时的汉人，话更不可能说民国时的汉语。我这个弄古代文学的人能理解专家们的焦虑，大众可能觉得这些告状的专家是不可理喻的怪人。

我想到了鲁迅。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先生的回答让时人大跌眼镜：“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鲁迅先生这段话都偏激得可怕，他的朋友和论敌大多指责他误人子弟。鲁迅先生自己看的中国书肯定比外国书多，他学术研究的领域更是古代文学、绘画、碑帖，先生上面这段话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只是他对传统失望和对现实焦虑的宣泄。他同时给挚友许寿裳儿子开的书单全是“中国书”，而且全是中国的古书。

不管怎样深刻的思想家，既有敏锐的洞见，必有可怕的偏见；不管哪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在专业领域才华超群，在非专业领域可能极其无能。客观全面容易流于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深刻犀利又容易固执偏激，甚至走火入魔。

现代社会很难再出现以前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越是在某个领域极有成就的专家，其知识结构可能越是狭窄单一，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发言值得重视，在非自己专业领域发言可能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有人断言公共知识分子即将消失，更有人写出《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完全成了“公痴”。

这一方面告诫专家必须谨言慎行，在非自己专业领域尽量闭嘴，一是以免给别人误导，二是以免被别人嘲笑；另一方面也告诫公众要弄清专家的专业领域，在他的非专业领域，专家不妨姑妄言之，公众尽可姑妄听之。因为博客和微博这些自媒体出现以后，要让一个专家在专业之外完全闭嘴几乎毫无可能，专家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生活在专业之中，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爱情，必定会有自己的感想和体验，他这些感想和体验固然不必盲从，同时也大可不必嘲讽，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仅供参考”的“一家之言”。哪怕专家是个书呆子，他也能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他的所思所想可以让大家十分“开心”。如果对专家在非专业领域的发言大加嘲讽，就会浇灭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我们甚至再也听不到他在专业领域里对公众发言。

自媒体显露了专家的“才能”，也暴露了专家的“低能”。它能让专家变得比较清醒，也能让公众变得比较自信：常人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专家不过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常人。这样，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就能达成深度理解，社会就可能走向和谐理性。

2012年8月31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城市，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红楼梦》中有首《西江月》把贾宝玉穷损了一通：“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说的是贾公子“面子”很中看，“里子”却极糟糕，也就是成语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有面子和里子，城市也是一样。面子的美丑一眼就能看到，而里子的好坏则需细心去体认。有些城市到处高楼林立，到处流光溢彩，“面子”的确让人动心，可出行处处拥堵，生活处处不便，设施处处配套不全，加之房价奇高而收入很低，小孩入托、上学要找“关系”，这些城市虽然“看上去很美”，但生活起来却很难。在那儿生活与在那儿观光，其感受肯定大不一样。这样的城市马路虽然非常宽阔，但宽阔的马路上不能通畅行车，建筑虽然非常宏伟，但这些宏伟建筑毫不实用，这样的城市对人没有任何亲切感和温馨感，人在其中觉得十分孤独、渺小、烦躁、无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中国最摩登、最繁华，可这几座城市中的精英向外国移民也最积极、最踊跃。我的两个朋友都从中国的特大城市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并都生活在人家的中小城市。我弟媳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他们一家在美国费城工作和生活，弟媳对上海老家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之情。

今年夏天，我国各大城市都害内涝，“到北京去看海”“到武汉去看洋”，成了新的旅游景观，大多数城市一遇雨就成了汪洋泽国，开始说是“百年一遇”，后来变成“一年一遇”，如今成了“一雨一遇”。可以肯定，我国各城市的内涝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不把城市下水道修得又宽又好，却热衷于将城市地面的楼房修得又美又高？由于城市下水道平时人们看不见，修得再好也不能改变城市外观，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摩天楼才会成为城市的名片，能成为城市名片的建筑才能成为市长的政绩工程，能成为政绩工程的项目市长才感兴趣。修建城市下水道费时、费力、费钱，修得再好别人又看不见，不管是上级参观，还是外地人来旅游，谁会有闲心去看人家城市的下水道呢？修下水道就像是衣锦夜行，又像是把海参埋在白菜下面，我们那些聪明绝顶的市长，谁还有兴趣去大修下水道呢？

本月2日《楚天都市报》载，在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武汉市领导提出要在“三年内使城市面貌脱胎换骨，比肩北京、广州，达到国内一流”。为达此目的，“市委市政府将实施‘洁面冲凉’‘减肥瘦身’‘穿衣戴帽’”，看来励精图治的武汉市领导又要下大手笔，要让城市“大变貌”，必定要对它进行“大整容”。

一听说市领导要“使城市面貌脱胎换骨”我就发怵，一看到要给城市“洁面冲凉”“减肥瘦身”“穿衣戴帽”我就发晕。要在三年内把武汉整成北京和广州，这种整容不只是“伤筋动骨”，而是“脱胎换骨”。我的天，武汉肯定又要遭大殃、受活罪！即使在三年之内把武汉整成了现在的北京和广州，现在的北京和广州让人喜欢吗？

去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的英语比中文更美：“Better city, Better life.”。尽管这次世博会办得很成功，但世博会主题并没有改变中国市长们的施政理念，他们还是热衷于城市的“宏大叙事”，热衷于城市的“面子工程”，热衷于“使城市脱胎换骨”，热衷于“贪大求洋”，因此，不仅武汉成了个大工地，全中国也成了个大工地，到处都大兴土木，到处都热火朝天。这些好大喜功的市长哪里知道，我们的城市就像我们的市民一样，早已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它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脱胎换骨”，而是尽可能保留它们的“历史风貌”，尽可能让它们“休养生息”。

但愿我国的市长们不忘城建为民的初心，在装扮城市“面子”的同时，也注重城市的“里子”，让我们城市看上去宏伟亮丽，也让交通和下水道“血脉流畅”。

城市的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2011年7月1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当官与恋爱

恋爱充满柔情蜜意，当官则需算计阴谋，把二者放在一起初看真有点不伦不类，少男少女看了可能觉得有辱斯文。

可这些年来，我越看越觉得当官近似恋爱：

刚刚坠入爱河的初恋情人，把爱情看得异常珍贵，情人的一个热吻，一次拥抱，一次牵手，回家可能就几天几夜激动得合不上眼，一次次回味接吻、拥抱、牵手的场面，等谈了几次恋爱以后，慢慢就变成了情场老手，逐渐在心里就把爱情视同儿戏，随之在情场上也就逢场作戏。

刚刚走上仕途的新手，不管处理什么事情都谨慎小心，官场上的任何小事都是自己的大事，即使想干坏事也没有那个胆量，等乌纱帽戴的时间一长就变得油头滑脑，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再大的事要是自己捞不到好处都是小事，官僚习气越多便越是老油条，干好事总提不起兴趣、打不起精神，干坏事却津津有味、狗胆包天。

这种现象是怎样形成的？

怎样才能永远珍惜“情人当初的那个吻”？

怎样才能让“公仆们”一直敬畏官箴？

抱歉，我只是个社会的看客，不是这个社会的医生。

2011年2月7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故乡无此好湖山

——“部分青年重返北上广”随想

昨天刚写完杂文《这样的广州，你爱吗？》，今天就从新浪网上看到题为《部分年轻人离开北上广后不适应家乡生活又返回》的新闻，很多青年用脚给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北上广，我爱你！”读完新闻，摇头苦笑。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房价、物价涨得邪乎，对于那些来自乡村小镇、无爹可拼的青年来说，在这些城市的确“居大不易”，近两年许多北漂南漂族，先后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作别了自己长期漂泊的地方。可是，一回到家乡二三线城市，这才发现自己在这儿却像个外乡人：“这是我的家乡吗？”这才发现这儿并不像媒体宣传和自己想象的那般单纯轻松，相反很多地方比一线大都市更沉重、更复杂：“小地方，要靠爹。”这才发现这儿的生活习惯和游戏规则，自己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于是，他们顾不得“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面子，纷纷打起行囊重新与北上广“复婚”——回到那个叫自己又喜欢又讨厌的地方，回到那个让自己既充满希望又非常失望的城市。

为什么这些青年要与北上广“离婚”又“复婚”呢？他们十几岁就来到大都市求学，人生理想、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已经完全文明化和城市化了，已经不属于生他养他的乡村小镇，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与故乡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故乡已经是他们精神上的“异乡”。他们深刻地认同北上广的现代文明与生活方式，但北上广又不接纳他们——他们没有这些城市的“户口”，很难成为这些城市的市民，所以，他们或者在社会身份上，或者在文化精神上，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孤儿”——是所在都市的“漂人”，是自己家乡的“游子”。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没有归宿感，经常会有一种“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彷徨尴尬，一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孤独苦闷。对于北上广这样的现代都市来说，他们很想留下，但生存艰难；决定离开，又依依不舍。

尽管自己没有南北漂过，但我能够理解北上广这些“漂族”的处境和心境。1977年考上大学，我才第一次见到大城市。大学四年每年往返学校和家乡两次，城乡的对比使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归宿。毕业后要是又回到家乡的小山村，我肯定会精神崩溃，觉得回到故乡就像个外乡人：在故乡找不回儿时的清梦，找不到谈得来的朋友，找不到自己想看的书籍。袅袅炊烟和青青翠竹的美景，勾不起我的诗兴；“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的温情，也不能使我动心。每次从故乡返校就像“回家”，每次从学校回到家乡却像“做客”。要是我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要是我也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一定也是北漂或南漂族中的一员。

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我国东西南北，城市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虽然同属一个中国，虽然同处一个世纪，但不同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完全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化、后现代。有些地方的人乘上了高速列车，有些地方的人可能还没有自行车；有些地方的人在用互联网，有些地方的人还不能识字；学府精英在探讨“解构”，中小城镇的人还没有听说过“结构”……

眼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市，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层次，因而，它们虽然在空间上是“共时”的，在时间上却是“历时”的。一个知识青年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可能同时就是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他们“在不同空间之中迁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不同时代之间穿梭”。

于是，选择不同的城市，就是选择不同的人文环境，就是选择不同的文明层次，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格调。

可能是我的家乡太落后，我一直鼓励青年人一定要到大都市里去闯荡，一定要背起行囊去看看“外乡的风景”。我总是对自己的博士、硕士说，在一个小县城即使干成第一名，也不过是个土秀才，到大都市里混出来了，才能真正弄出点“响动”。有一次在一个大学讲演时，我动情地告诫青年朋友说：外面的天地真大——“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外面的世界更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我不太赞同郑板桥“难得糊涂”的鬼话——许多人一直是糊里糊涂地了此一生，最后一生也就一塌糊涂，什么时候我们清醒过呢？我也不认同“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就是因为太“知足”了，我们身上才有这么多暮气，这么多惰性；我更不喜欢“平安是福”的呓语——如果你不敢冒险，哪个地方都有风险，出门还可能被汽车压死哩。我小时那些喜欢稳定生活的伙伴，很早就在家乡娶妻生子。老实说，有些人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所以也就无所谓“失恋”；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奋斗过，所以也就无所谓“失败”；他们一生从来没有梦想过，所以也就无所谓“幻灭”。刚刚步入而立之年，他们虽然看上去血气方刚，但在心理上已经完完全全“老”了；到五十岁左右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虽然还健健康康地活着，但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彻底“死”了——这样的生活值得向往吗？这样的人生有意思吗？

我对北漂族、南漂族向来非常欣赏，他们之所以还在东南西北地“漂”，或是还心有不甘，或是还心存美梦，或是还相信自己的才华，或是还想挑战命运，总之，他们对自己还不满足，鲁迅好像在哪篇文章中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祝他们的才华能够施展，祝他们的美梦得以成真。

北漂南漂族怀着他们自己的梦想，背负着他们家庭的希望，可是，他们干得太累、活得太难，他们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他们有时“一放下妈妈打来的电话就想哭”，他们有时夜深人静踯躅街头却不知“何处是家乡”。恳请政府尽快结束落后的户籍制度，让北漂者就是北京人，上漂者就是上海人，广漂者成为广州人，深漂者就是深圳人……让他们在奋斗颠簸的人生旅途中，处处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让他们在自己漂泊的地方，在自己流汗流泪的都市里，能深切地感受到人际的温暖，能够找到他们自己人生的归宿。

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影子，北漂南漂族们的梦想，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我们祝愿，并且相信，南北每一个“漂人”都能圆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南北的“漂族”朋友们，当你们在北上广身心疲惫的时候，当你们想打退堂鼓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吟诵苏轼的诗句吧，让这位一生颠沛流离的伟大诗人与我们同在——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2011年7月2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思想的平面化与知识的碎片化

——微博之忧

去年刚刚玩微博不久，就碰到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我差不多整夜都通过微博关注事态进程，那些最新也可能是最真的消息都得自微博。当时我觉得微博不仅改变了新闻的发布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甚至预想微博可能改变我们的交往方式、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很快便写了一篇《从一家独唱到众声喧哗——微博之赞》，对这种新文体表达了由衷的喜爱和热情的赞美。那篇随笔简直就是对微博的一首“抒情诗”。

现在，我已度过了与微博的“蜜月期”。

有些美人猝然相遇你可能对她一见钟情，相处时间一长便难以容忍，同样，我刚玩微博时兴奋不已，没承想，不到一年便对它意兴阑珊，有点想彻底关掉微博掉头而去了。这是因为对它认识越深，便发现它的缺点越多，甚至觉得它有点功不掩过。

我之所以至今还在上微博，是觉得它有极强的平民色彩和草根特点——准入门槛低，写作难度小，发布很容易。它使很多潜在的读者成为潜在的作者，它使许多社会看客成为社会演员，它使很多像我这样无官无职的平民，不再只是一味地洗耳恭听，还可以随意地评头品足。在微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以为是的“高见”，也可以看到你认为荒谬绝伦的怪论。一个仅识“之”“无”的半文盲，可以对一个学富五车的名流嗤之以鼻；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可以对一个超级明星使劲吐槽。今天高兴了就成为你的粉丝，明天老娘不高兴就“取消关注”，关注与被关注的互动，不是由于一个人的权力而是由于一个人的魅力。尽管有些人因社会地位或出镜机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很多平民也可以成为“微博达人”，甚至可能通过自己在微博上的“倾情演出”引来无数喝彩，通过自己的机智才华博得无数掌声。总之，在微博这个平台上，比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大家有了更多的平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主动性。

对于普通个体，微博还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人，可能因意见相同而结成松散的联盟，可能因情趣相投而成为“知己”，前者在这次“方韩之争”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后者则在无数的微博群中有所体现。微博能让我们更广泛地结识新友，还能让我们更紧密地联络故人。我在微博上的确“结识”了不少朋友，如果不上微博绝大部分“博友”肯定终生都是路人。

对于商人，微博可能提供了营销商机，轻轻在键盘上敲几条微博，商品信息很快就可能传给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对于网站，微博可能聚集许多人气，不仅迅速提升网站的知名度，更可能将知名度转化为印钞机；对于政府，微博可以了解民情，可以宣传政策和政绩，还可以尽情作秀……

尽管微博有种种优点使你留恋，但它有更多的缺点让你生厌。

以一个读书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微博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假如长期逛微博的话，可能造成他思想的平面化，知识的碎片化，感觉的迟钝化。

造成思想平面化，是因为一百四十个字符的微博，只能“端出”观点，只能宣泄情绪，只能插科打诨，只能滑稽调笑，根本没有办法阐述任何一个严肃的观点，更别说对一个论点进行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所以，在微博上见到最多的是“立场”和“表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见到一些“思想火花”——如果说微博上还有什么“思想”的话。我个人认为微博上见不到“思想”，充其量只能见到一些孤零零的结论。由于微博没有办法呈现一个人的“思想过程”，我们无法检验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否自洽，所以也就无从判断它的对错。审视一个主张是否合理，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论证过程是否逻辑严谨，看一个观点是否成熟有效，我们还要看它的论据是否充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曾说过，思想的运动过程比思想结论更加重要，也更有价值。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只是“偶触之思”，他不再诉诸论据证明，不再进行逻辑论证，他的思想就只停留于浅表层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深入思考”。微博上表达的非逻辑性，使它不能给我们提供深刻思想，这倒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危险的是养成人们思想的浅表化和平面化，养成人们“一句话管总”的坏习惯，只负责言论上的“表态”，而不计较思想上的明晰和严谨。我们不妨看一条名人微博——

@易中天：所以，方舟子值得尊敬，不宜效法。韩寒应该呵护，不必同情。出来混，是要还的，何况他这回的表现还那么差。这个烂摊子，当然得他自己收拾。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有人代笔，那就更得他自己埋单。包括他过去的张狂、草率、漫不经心和花拳绣腿，其实都已付出代价。

如果“值得尊敬”的人“不宜效法”，难道要去效法那些让人作呕的坏蛋？如果连“同情”都大可“不必”，“应该呵护”又从何说起呢？你看了这条微博后知道易中天在说什么吗？易先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是一种只有外星人才会明白的玄妙“逻辑”，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运用自如的世故圆滑。天下的“公知”要是都像易中天先生这样说话，十三亿中国人都要去上“猜谜学习班”。在这样的微博中玩久了，思想的平面化倒在其次，可怕的是思维的严重退化。

导致思想平面化的原因，除微博文体“表达的非逻辑性”之外，还在于微博的“一过性”和“流动性”。随着每条微博在不断移动，接触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你根本不可能专注于一个对象进行思考，微博本身这种特性导致思考难以深入。在微博上斗的是机智和敏捷，看哪个出言更迅速，看哪个说话更俏皮，人们不会在意你的思维是不是严密，也不太在乎你的说理是不是充分。微博上的争论有点像平时斗嘴，大家只图嘴巴一时痛快，语带机锋就会招来观众，说到极端就不愁没有掌声，因而，偏激常常被误认为“犀利”，尖刻更往往被当作“深刻”。这会养成微博上“斗嘴者”的劣质思维，也会造成围观者对思想评价的价值混乱——发微博的人没有“优质思维”，围观者不知道什么是“优质思维”。

微博上知识的碎片化显而易见。微博传递的海量信息中，内容上是五花八门，形式上是零零碎碎，你刚才看到的是天上日食，转眼就可能看到日本地震，过一秒钟可能又是明星丑闻。这里时政评论、经济要闻、文化视点、感情八卦、海外奇谈、鬼魂迷信、小道消息、流言蜚语轮番轰炸……你如果在微博上逛的时间长了，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无所不知。然而，这种情况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熟知并非真知”。微博上获得的知识只能作为夸夸其谈的材料，只能当作炫耀“博学”的资本。且不说微博上的信息无法确定其真假，即使这些信息全部为真，它们提供给我们的也是支离破碎的知识。首先，对任何一个信息都难以进行全面的了解，你只能在这方面略知一二，七嘴八舌中更可能前后矛盾，你不知道到底要信哪一种说法。其次，微博的知识极不系统，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越多，你的头脑就会越混乱。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些知识只能浅尝辄止，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你难以对这些知识进行分类整理。最后，微博的信息流动极快，这条新闻给你带来的兴奋还没有过去，那条消息就可能让人沮丧得想要跳楼，同时接受反差极大的各种信息，你无法对它们进行冷静的处理。从微博上下来，吹起牛皮来别人觉得你无所不知，到真正要用知识的时候你就一无所知。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不能扩展你的知识结构，反而会将你的知识完全“解构”；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不能开拓你的胸襟，只在你的胸中填满垃圾废料。要想成为一个有真知有学问的人，尤其是要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你的知识就必须系统化和条理化。古人说求学的要诀是“入门须正”，读书的要诀是循阶而上、渐入渐深，不知门径终生是外行，信手翻书难以成学。正因为这样，清代一位学者说要学有所成，既要善记也要善忘——就是说要学会过滤掉许多无用的知识，使那些对自己有价值的知识变得很有条理。

为什么微博容易造成感觉的迟钝化呢？刚上微博时你一定对花样翻新的信息感到十分新奇，对有些海外奇谈感到非常震惊，但这样的刺激太多太频繁，你慢慢就从新奇变为乏味，从震惊变为麻木，对任何一种传过来的信息和知识，你都会认为它们“似曾相识燕归来”。天天接触爆炸性的信息和稀奇古怪的知识，久而久之对什么都不敏感，好像有一种“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淡定”，有一种“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漠然。要是对什么新鲜事都不觉得新鲜，对任何变化都没有“感觉”，这种迟钝和麻木比没有知识还要可怕。知识贫乏尚可弥补，感觉迟钝便无药可医。

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眼光来看，年轻人沉湎于微博或成了微博控，和网络成瘾一样有百害而无一利：它虚掷了你黄金般的青春，它养成了你为人的任性，它让你和世界更加隔膜。

据相关单位报告数据表明，现在微博成瘾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每天泡在微博上六七个小时，先由微博爱好者变成“微博达人”，再由“微博达人”变成“微博病人”，要是不马上戒掉微博，最后就将由“微博病人”变成“微博废人”。在微博上看到大量稀奇古怪的信息，有刺激性和娱乐性，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情投意合”的“知音”，发两句议论偶尔还能引起共鸣。现实生活中被冷落的人们，在微博世界里可能被热捧，微博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有效”途径，这容易使他在喜爱微博—依赖微博—沉迷微博的路上越滑越深，一回到真实世界就烦躁不安，一打开书本就魂飞天外，一干正事就注意力分散。

在目前尚未施行网络实名制的情况下，许多没有经过认证的博友，人家不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因而，有些人便在微博上随心所欲，他们“发言”完全不负责任。几个月前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匿名博友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不学无术的白痴”，我点开他的微博看了一下，在几年之内他只发了十几条微博，每条只寥寥几个字或十几个字，也没有找到他开的博客；而张鸣教授这六七年来，差不多每隔两天就写一篇杂文，他的专业领域估计这位博友一窍不通，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底气骂人家五十多岁的教授是“白痴”。这一二十天我连续写了十篇“方韩之争随感”系列文章，可能有些微博朋友觉得我触犯了他们的偶像，开始一段时间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很多粉丝纷纷取消了对我的关注，骂我是“白痴”，是“混蛋”，是“淫棍”，更恶毒的是诅咒我“一出门就被车压死”“一吃饭就被毒死”。大概有十几个同样是化名的网友盯着我骂，我在博客上一发表文章就说我的“文章极臭”，我一发微博就骂我“胡说八道”。这些随便骂人的化名网友都没有开博客。博客和微博有很大的区别：博客上要学会以理服人，你的任何一个论点都必须进行充分论证，微博上只是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晒一晒自己的感情；博客上你必须注意自己言论的影响，化名微博上你不必顾忌自己的形象，所以在博客上要“穿皮鞋”，在微博中可以“趿拖鞋”，在博客中你要“穿西装”，在微博上你可以“穿三角裤”，甚至可以赤身裸体。这样“隐姓埋名”的时间一长，你可能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一个不能高度自律的人，开始是在虚拟世界里张狂，后来便是在真实世界里任性。出口成“脏”固然十分得意，最后受到伤害的不是被咒骂的对象，而是破口大骂的本人——除了骂人之外，你还会点什么呢？

沉迷于微博好像让你与世界很近，其实你与世界一直隔着厚厚的玻璃。微博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原样复制，你在微博中骂人可以不负责任，在现实生活中骂人就可能挨拳头；你在微博上走极端可能有人喝彩，在社会上走极端必定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你可能像那个童话中的孩子，只想待在虚拟世界里享受温暖的春天，不想再回到日常世界面对生活的风雨。

我要是只逛微博而不写文章，就会感到非常空虚，我发的很多微博往往是草拟的文章提纲，所以特地标上1、2、3等数字序号。就自己的感觉而言，逛微博后常生悔意，阅读经典则沉静快乐，写文化随笔颇具情趣，写社会评论富于激情，摆弄学术则最为充实。

我们不可能永远躲在虚拟世界里，就像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天上宫阙中一样，现实世界的确非常残酷，但现实世界的确非常真实。在这里，成功了可以开怀大笑，失败了也不妨抱头痛哭；在这里，干得出色你能听到噼噼啪啪的掌声，有了成绩你可以得到现实的回报。虚拟世界里的捧场是不能充饥的画饼，微博上的恭维又岂能当真？

朋友，不能只在微博上找感觉，回到现实世界来拼搏吧！

2012年3月7日

台湾

原刊《文艺新观察》2013年第2期

我爱我家

——快乐的暑假生活小结

写了一个多月博客和微博，差不多天天要抽空上网看新闻、看微博，天天写博客文、发微博，近五十天里我写了约四十篇随笔杂文，约十三万字，写了约八百条微博，约十一万字，另外整理了五篇英文译稿。博文其实就是随笔杂文，写博文和微博易于动情，异常快乐，我对大学同窗廖珂和现在同事三夕兄都说过：“写博文就像做爱一样有快感。”最兴奋的时候一天可以写上万字，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写了三篇杂文。要开学了，又要写那些尽可能冷静理性的论文，又要在课堂上尽可能客观理性地阐述文学发展史，又要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书斋生活。今天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开始收“放心”，由于写了近五十天的社会评论，我又重温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重温了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思想的对错我无从评说，但他的才华连瞎子也看得一清二楚。这一百年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写得出这样的东西。

近五十天在博客上所写的文章，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儿女情长，远到美国、非洲，近到眼前学校，由于性格的原因，我这几十篇杂文和几百条微博，内容大多数是社会评论，或批判卡扎菲的独裁，或批评社会的腐朽，或指责权力的滥用，情或有偏激，语或涉尖刻，使我感到很意外的是，除删了我的几篇博文以外，我很多激烈的表述都没有被删掉，这也许就是我和大家所追求的“言论自由”吧。

国家三十多年来在各个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我是这三十年进步的见证人，也是这三十年发展的受益者。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前夕，导师曹慕樊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你说话如此口无遮拦，要是时光倒退二十多年，你一定会被打成右派。”如今我不仅没有成为右派，而且还被我所供职的大学评为“全校标兵”第一名，被全校研究生评为“我心目中最好导师”第一名，这并不是我取得了什么成绩，而是社会比过去更加宽容，就像一个学校能接纳和欢迎调皮捣蛋的学生一样，它能接纳和欢迎我这种带刺的刺猬。

我批评她的种种弊端，是希望国家好上加好；我指责她压抑社会的某些声音，是希望她更加开放自由。作为一个读书人和教书匠，我希望能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我希望人人都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人人都能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博友王亮看到我的微博后说：“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戴老师何必还感叹这天生的权利！”我能理解王亮的心情，他可能没有经过我们生活过的岁月，很难感受到社会的进步，我在回复“@王亮Alex”时说：“言论自由的确是天赋人权，但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现在还能表达部分个人真实的思想情感，而且表达了这些思想情感以后，国家并没有把我们打成‘反动派’，要承认这是国家的进步。我们常说小孩是表扬大的，对国家也不能全看到它的缺点，社会进步只能通过点滴改良。”是的，我们不能幻想夜晚睡觉之前弊端丛生，到第二天起床时百病痊愈，在我们这样的大国，任何“突飞猛进”都不现实，任何“暴力变革”更将误入歧途，所以我在回复“@王亮Alex”的第二条微博时说：“近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暴力都不可能一夕改变中国，进步必须从每一个人开始，必须从你、我、他做起。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创造历史，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变自己的国家，所以在看到社会腐败不公的同时，要看到社会一点一点的进步，这样我们自己才不容易走向偏激。”

说实话，我特别容易激动，也特别容易偏激，我在告诫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能偏激！另一个名为“穆勒斯古”的博友看了我的微博后说：“言论尺度的大小和言论自由的有无是两个概念。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言论尺度的大小只是别人的施舍品而已。抢了你的饭碗再喂你几口饭吃吃，吃几口还是别人说了算。”过去在表达上“挨饿”，现在基本可以“管饱”，我们应当承认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逛了一个月微博我也有非常大的隐忧，我觉得许多人对社会改革失去了耐心，所以前天我连发几条微博说：“从利比亚事件可以看到，国家不能丧失改革的最佳时机，社会改革在我国具有迫切性，但愿我们能明白这一点。”

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人们向往的国家，我希望如此，我也相信如此。

我对国家有很多批评，我对社会有许多埋怨，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俗话：“打是真心骂是爱。”今天，我想借一个电视剧名来表达一个书生的家国情怀——“我爱我家”。

2012年9月3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唐装”与“麦当劳”

“唐装”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传统服饰，“麦当劳”则是大洋彼岸典型的现代西式快餐。这里我无意于谈论衣食住行，只是姑且将前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而把后者视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代表。去年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会上，中西方首脑身着唐装吃西餐的一幕，是那样新颖别致，又是那样和谐自然。由此引出了我要谈论的话题——在全球化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民族，谁也不愿意被排斥在国际化潮流之外，谁都希望参加全球经济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分到全球经济这块“大蛋糕”，就像只有参加竞赛才能获得金牌一样。现在的问题是，要参与循环和竞赛，你就得遵守循环和竞赛的游戏规则，不然就会被判“出局”，而遵守游戏规则就必须按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必须改变原先的规范，就必须使自己的物质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还必须使自己的文化产品迎合人家的审美趣味。这样，许多人便以为传统文化是全球化的障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包袱和累赘，应该将它当作啃过的鸡肋扔掉。这种认识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并最终影响民族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在全球化话语中，如果主动放弃民族的话语权，我们就无法与别人展开平等的对话，双方的“对话”就变成了一方的“独白”。这样做无异于实行民族精神的自阉，它不仅使自己的文化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和尊重，不仅使民族的活力受到压抑和窒息，还会导致民族的文化危机和认同危机。我们用自己的嘴说人家的“话”，用自己的脑袋想人家的“问题”，我们自身也成了人家文化的“容器”，最后必然陷入不知道“我们是谁”这种精神错乱的地步。

其次，要创造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个性的新文化，传统文化是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创造性智慧和创造性想象的结晶，它包括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如建筑、科学、工艺、文学和艺术，又如制度、观念、信仰和行为方式。这些“产品”中，有些仍然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们虽是“过去”创造的“遗产”，但并不是“过去了”的历史“遗迹”，有些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有些则很难融入现代文明。有些“传统”是可“传”之“统”，有些“传统”将成为失“传”之“统”。在创造民族新文化的今天，即使后一种“传统”也仍然具有正面或反面的参考价值。抛开了一切传统文化遗产，那就只剩下对西方强势话语的鹦鹉学舌了，其结果必然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印”，而不是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

最后，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并不一定要与传统文化决裂，因为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并不必然要泯灭民族个性，相反，还要强化自己的民族个性，要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这样才能在这场“游戏”中取胜。当年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的佳绩，不正是由于姑娘们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进攻方式？在乒乓球这种“游戏”中我们之所以常是赢家，不正是由于我们创造了东方特有的“快攻打法”？这倒应验了“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句老话。

在全球化的话语中，我们应有一种大胸襟、大创意，既继承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接纳西方的现代文明，穿上风雅的“唐装”去吃“麦当劳”，比穿上呆板的西装去吃“麦当劳”，看上去要有情趣得多。

2010年5月19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与伟大灵魂亲切交流

——“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杂感

“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中《红楼梦》高居首榜，虽在人意料之外，但实在情理之中。西方人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说好，但人人不读的书。”清人不也觉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吗？许多经典其思想情感现代人十分隔膜，其艺术形式现代人又难以欣赏，“死活读不下去”有什么奇怪呢？

不仅《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人们也同样感到“死活读不下去”，王蒙单挑《红楼梦》说事，认为“《红楼梦》读不下去是读书人的耻辱”，这种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和夸张。几年前一则英国新闻报道说，现在很多英国人不喜欢莎士比亚，没有谁因此就认为这是英国人的羞耻。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的审美趣味。强调青年人多读经典当然很好，强迫人们读自己不喜欢的经典必定很糟。

就像不能强迫别人必须与某人结婚一样，我们也不能硬性规定人们必须读某部经典，每个人阅历不同，兴趣各异，水平参差，大家自然不可能喜欢同一种经典，也不是随便什么经典都能读得下去。对某部经典的好恶，可能因人而异——你读起来甘之如饴，他读起来味同嚼蜡；也可能因时而异——今天你“死活读不下去”，几年后或许你“死活都想读”。即使一个学文学或教文学的人，不喜欢《红楼梦》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莎士比亚全世界都一片颂扬，托尔斯泰偏偏就把他贬得一钱不值，好像没有谁说这是托尔斯泰的羞耻。

既不能要人们欣赏任何一部经典，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欣赏经典。欣赏经典得具备基本的专业修养，如读《红楼梦》要了解小说的叙事手法、塑造人物技巧、语言艺术等，由于该书中有许多优美的诗词，还得了解一点古典诗词的常识。“粗人”品不出经典的味道，“外行”看不到经典的奥妙。我自己对京剧一窍不通，一看京剧就头脑发晕，所以京剧我真的“死活看不下去”。

对某部经典“死活读不下去”情有可原，这也许是因为你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与它格格不入，对所有经典都“死活读不下去”就有点说不过去，这要么是你自己的艺术修养太差，要么是你的价值判断不对，因而不具备与经典对话的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天天蝇营狗苟，为名为利与人明争暗斗，我们的心灵只会一天天变得猥琐、龌龊、卑微。经常阅读一点与自己性之所近的经典十分必要，阅读经典就是与伟大灵魂亲切交流，细读经典能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博大、崇高、优美……它能让我们爬上人类精神的高峰，让我们能在精神上“一览众山小”。

附注：

死活读不下去图书排行榜

第一名：《红楼梦》

第二名：《百年孤独》

第三名：《三国演义》

第四名：《追忆似水年华》

第五名：《瓦尔登湖》

第六名：《水浒传》

第七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第八名：《西游记》

第九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十名：《尤利西斯》

原刊《金融博览》2014年第3期

抖音：视频中的“绝句”

——在清华大学 “知识的普惠”大会上的致辞

我知道世界上有种东西叫“抖音”，仅仅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

去年10月某一天，我们学科的青年教师石超博士兴奋地对我说：“戴老师，您在抖音上‘火得一塌糊涂’，点击量比挂在抖音上的其他名家高出几百倍！”我在自己的电脑和手机上却怎么也看不到，这才请他帮忙为我在手机上下载相关软件。事后得知，是“超星名师讲坛”编辑部，在我八九年前上课的视频课程中，截取一个短视频挂在抖音上，一天观看者就高达两千多万次，点赞就多达一百多万人。

正是抖音上的这几个短视频，将我的“麻城普通话”传遍了大江南北，完全改变了许多人对古典诗词的刻板印象，重新燃起了他们学习古代诗歌的热情，同时也发现了抖音寓教于乐的巨大潜能，当然更彻底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

过去，我讲课仅仅在自己供职的大学受到欢迎，抖音向我表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很多人都喜欢“戴建业口音”。过去我一直为自己的方音苦恼，内人也常拿我的方音作为笑料，连她现在也改口说我方音“比较好听”，我对自己的口音也开始“自信”起来——那么多人喜欢听，怎么会不好听？“戴建业口音”连续一两个月进入热搜榜前列。一个多月前我陪内人去南京和上海等地看病，一到秦淮河就有人要求与我合影，我一个人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后面一个小伙子就模仿我的口音说“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就是今天这个会场上，会场内外我都能感觉到大家的友好，还有清华周边一些大学的研究生，特地跑到清华大学来听我演讲。其实我对社会的贡献很小，而人们对我的热情奇高，这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际的温暖，更让我感受到了抖音巨大的传播能力。

这两个多月来，先是抖音带给我阵阵惊喜和困扰，接下来是我对抖音日复一日的冷静反思：什么是抖音的本质特征？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的老师，一个现代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如何利用抖音？

抖音就是一分钟左右的短视频，最长不超过二分钟，最短只有十几秒。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叙事，可以抒情，可以议论，可以搞笑，可以仅呈画面，也可以兼有声音……由于时间的限制，叙事不能冗长，必须直达高潮；抒情不可滥情，要尽可能“余味曲包”；议论也不可滔滔不绝，要尽可能点到为止。总之，不管是叙事，还是抒情，抑或是议论，虽然作者都不能“淋漓尽致”，但必须让观众感到回味无穷。

如果说连续剧是视频艺术中的“长篇叙事诗”，如果说电影是视频艺术中的“七言古诗”，那么抖音其实就是视频艺术中的“绝句”。

它必须删去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声音和画面力求简洁精粹。以议论为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是抖音中议论的起码要求。抖音中的语言应当易懂好听，说出的道理又应让人们悠然会心。抖音的议论或如禅师棒喝，机锋峻峭；或如相声包袱，出人意表。每一个成功的抖音就是一个优秀的小品，一个幽默的段子，不是使人突然爆笑，就是使人点头微笑，它既要求作者对社会人生有独特深刻的体验，也要求作者有出色的表演或表达才能。在抖音上，必须化沉重为轻松，变严肃为幽默，出深刻以诙谐，要做到这些就得具备相应的才华、机智与幽默。

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我原先对抖音这类现代传播手段十分隔膜，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排斥，现在我对它的看法已完全转变。如果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文学，那么每一代也有每一代的传播媒介，而各时代的传播媒介，又制约了各时代的文学。现在我深深地意识到必须放弃对抖音的“傲慢与偏见”，要学会制作它，至少要学会利用，并冷静地了解它的长处与短处，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服务。

就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可以利用抖音直观的形象画面，我们来重建作品的现场感，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激活古典诗词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激发青年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

同时，我们也要避免抖音造成的知识碎片化后果，目前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引导人们进一步诵读全诗或全书，培养人们阅读原著的习惯，抖音只是让他们尝鼎一脔，诱发他们更深入学习的好奇与冲动。

二是将单个的抖音系列化，我曾试图将一次演讲制成几十个或几百个抖音，每天更新一到两个抖音，观众就像看电视剧那样每天追剧。每个抖音可以相对独立，连缀起来又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把散点连成一线，最终还可以把线变成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抖音短视频的不足。这种做法是受了七言绝句组诗的启发，如中唐王建的《宫词一百首》，分开来看每首诗都是绝句，连起来看它们描绘宫女们生活的全貌。

由于我自己不会制作抖音，虽然所有视频都来自我的演讲，但我的抖音号是朋友们帮忙管理运行，所以抖音的更新时续时断。加之最近内人身患重病，我自己又准备录制新的视频课程，抖音中断已有好些时日了，等缓过气来后会马上更新，我对抖音已经是“日久生情”。

朋友们，抖音这类短视频是一种新生事物，它的艺术潜力还等待我们去发掘。就像绝句在唐代大放异彩一样，我相信今后会产生许多抖音精品，在座的各位可能就是抖音中的李白，抖音中的王昌龄。

谢谢大家！

2019年1月8日上午草就

2019年1月8日下午演讲

2019年1月8日夜晚改定

清华大学近春园

入驻“今日头条”

几天前，“超星名师讲坛”的编辑们，将新东方俞敏洪、北京大学钱理群等先生的讲座视频传到了抖音上，我也忝列这几位名家之中。哪知我在抖音上的视频一夜爆火，我的视频一天点阅量至两千多万，点赞达一百一十多万，评论有一万五千多条，是其他几位名师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过去，我一直对自己的普通话很自卑，我这种带有严重麻城方音的普通话，大学时是我那几个室友兄弟永不厌倦的笑料。如今才算真正弄明白，原来我的普通话讲得十分地道，原来兄弟们嫉妒我的普通话讲得太好！“戴建业口音”这几天一直进入热搜榜前列，不少人将“戴建业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难怪苏格拉底劝别人要“认识自我”，老子要告诫人们“自知者明”了！唉，我怎么早不知道自己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哩！

这两天接连有网络平台与我联系，有的要帮我录制视频，有的要在他们那里开专栏。由于抖音隶属于“今日头条”，朋友们劝我先入驻“今日头条”。既是对这一网络平台的感谢，也是对这一平台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今日头条”意外地推送了我的长篇论文《买椟还珠——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与反思》。看来，我与“今日头条”有缘。

几年前，我在三四年时间里连续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还曾荣获网易十大博客（文化教育类），也是爱思想网的热门专栏作家。近四五年来，一是怕惹麻烦，二是内人生病，我基本不写惹是生非的东西了，两天以前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抖音。

本来我很喜欢读中外随笔，过去还笔译一点英文随笔小品，写社会评论更是激情满怀，抖音的意外走红，网络的热情邀约，又激起了我写随笔杂文的兴趣和热情。今后，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不管时间多么紧张，为了自己未了的心愿，为了喜欢读我文章的朋友，我会排除干扰坚持写下去，正如我在“今日头条”专栏的自我介绍中所说的那样，“用随笔、视频等形式，以优美机智的语言，谈文化，侃教育，品人生”。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嘴，我想真诚地与读者和网友们倾心交谈，“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相信大家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我，帮助我，批评我！

朋友们，明天见！不，朋友们，天天见！

2018年9月3日

来百家号“安家”

古代的读书人常以渊博自傲，竟敢口出狂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在如今这个知识膨胀的时代，谁还有说这种疯话的底气？

在知识的海洋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望洋兴叹：不知的东西太多了，何止“一事”！

一事不知，何须羞耻！

是啊，我们对于自己的无知，除了极端的无知外，不必因此而脸红，但必须尽力去弥补——

不知怎样打领带吗？赶快“百度”；电脑为什么突然死机？赶快“百度”；不知道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赶快“百度”！不知道爱沙尼亚在什么地方？赶快“百度”！不知道如何写情书吗？赶快“百度”……

“百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又是最大的中文网站；“百度”是一个中文常用“名词”，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常用“动词”。

对于快速获取日常知识，百度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方便，使我们形成了对它的高度依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困扰。中国人对百度爱恨交加，但是谁也离不开它。爱它也好，恨它也罢，百度已经成为我们“抓取”知识的“抓手”，就像瘸子离不开拐杖一样，我们已经离不开“百度”。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从百度中获取知识，也应该给百度中添加知识。

恰好有百度的朋友向我发出盛情邀请，于是我决定入驻百度，高高兴兴地来到百度“安家”。

在入驻“今日头条”时，我曾做过这样的自我介绍：“用随笔、视频等形式，以优美机智的语言，谈文化，侃教育，品人生。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嘴，我想真诚地与读者和网友们倾心交谈，‘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这个介绍也同样是我来百度“安家”的感言。

由于百度的特殊性质，我在百度中发表的文章和视频会侧重知识的含量，尽可能谈一些与古代诗词、散文、历史、文献相关的知识，也会谈一些古代与现代教育的差异，做一点中西教育优劣的比较，当然还会谈一点自己旅游的见闻，和大家侃一侃自己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想，聊一些古今中外的奇闻逸事，更可能更新自己在各地的演讲辞与演讲视频。

谈自己的所闻所见，侃自己的所思所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当下的，不管是遥远的还是眼前的，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教育的，不管是见到的还是想到的……我一定尽力聊得有情、有识、有趣。

欢迎朋友们来到“百家号”“戴建业”家中做客，看我的文章，听我的演讲，和我一起聊天……

2019年1月16日夜

剑桥铭邸枫雅居

寄语《摇篮》

我们学校的文艺刊物《摇篮》，从二十世纪的1981年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一个《摇篮》一摇就摇了三十年，这真是个值得好好庆贺的日子。新任《摇篮》文学社社长田伊琳，昨天给我写了封让我激动了一晚的信，她在信中“歌颂”我说：“您的真诚，您的洒脱，您敏锐的洞察力和您直指人心的言语……使您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麻辣老师’。”“歌颂”完了以后接着就给我提要求：“给《摇篮》写一千字左右的寄语。”

听别人唱颂歌当然很高兴，听说要写寄语可就有点发怵。三十岁，要是个大姑娘早该结婚了，要是小伙子早已谈过好几个女朋友——总之，它要是个“人”我就知道该怎样恭维它，什么“前程似锦”，什么“早生贵子”，恭维辞前人早就准备好了，可这个年满三十岁的《摇篮》偏偏是个刊物，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对它开口。

但听了赞歌，就得写寄语。

任何人在婴儿时期都离不开摇篮，任何立志创作的青年同样也有自己的“文学摇篮”。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刊物，可能是影响自己一生的“恩人”。

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文学摇篮”。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学一次“批林批孔”的墙报上，贴出了我自己半是抄袭半是拼凑的两首“诗歌”，一位同学不知道此诗基本是抄来的，称赞这两首诗“写”得如何如何好。我一听到恭维就头脑发昏，当天就把这两首诗寄给了一家报社，没有想到那家报社的编辑比我头脑还昏，竟然把这两首诗给发表了。我在自己那个乡村中学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叫我“诗人”，时间一长我自己也俨然像个“诗人”，学校很多墙报和宣传稿都由我执笔，上大学前我还发表了几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独幕剧。我尝到了写诗作文的“好处”，这才爱上了写诗作文，其实原来我最喜欢的是数学，成绩最好的科目也是数学。但那时我觉得写诗最有前途，1977年高考时文理科考数学是同样的试卷，我数学考得还好一些，但我第一志愿就填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我的班主任是华中师范大学校友。来华中师范大学后发现写诗并没有那么“光荣”，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写诗的才能，虽然在校报和外面的小报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但对写诗作文的兴致骤减。上大学两个月以后，我要求转到数学系，可那时转系比现在移民还难。转系不成，又向我当时的班主任、语言学家刘兴策教授要求“退学”，幸好刘老师不像我那样发昏，他拒绝了我的退学要求，并鼓励我好好学习，还表扬我“学得不错”。这样我才坚持下来学习中文，才坚持学习英语，最后坚持学习搞文学研究和教学。

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喜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我首次发表的那两首歪诗，影响了我的学习兴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首次发表我“诗歌”的那张报纸，事实上就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摇篮”。可见，小时候的“摇篮”比成人的“床”重要得多。

今天的教育环境与三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青年朋友的人生也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盲目，他们现在学习文学创作，学习文学研究，是一种个人兴趣，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将来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成就肯定比我们更高，将来他们的人生肯定比我们更加美好。

我希望，也相信，从我们学校的《摇篮》中，将走出更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学者，走出更多杰出的大学教授、中学老师……

2011年10月1日

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寄语

作为一名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我深知目前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都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经济压力和生存压力，有些人还面临着家庭问题和情感问题的困扰。所有这些压力和困扰，容易让一个人龟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之中，只知道念叨个人的前途、职业、收入和幸福，只知道关心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只会对“实用”或“有用”的东西动心，而很少牵挂民族的福祉，很少关注人类的未来，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很少有不带功利的兴趣。我们博士生和硕士生中的许多才智之士，最后可能变成鼠目寸光的小男人和小女子，变得狭隘、自私、俗气、功利甚至世故。虽然这一切不是青年研究生的错，主要责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但是如果我们的后代没有恢宏的气度，没有开阔的胸怀，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没有对专业的献身精神，没有对人类苦难的怜悯，那将不仅仅是研究生个人在人格、修为、专业上的缺陷，也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

研究生朋友们，我衷心希望你们不要只盯着自己脚下的三分土地，一定要经常仰望头上辽阔的星空。

研究生朋友们，你们评选我为“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我深为感激和荣幸，你们愿意知道“导师心目中的好研究生”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吧：一个好研究生应该具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具有深厚的同情心，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具有敏捷的思维能力，具有对专业的浓厚兴趣，具有对工作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冲动，当然，作为一个青年人，还应该豁达、乐观、机智、幽默……

回念前尘

人间最美师生情（一）

——在台湾当客座教授的教学体验

今年2月初，我应邀来到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做客座教授。屏东是台湾的最南端，据说台湾南部“深绿”的同胞居多，来之前我顾虑重重：一是台湾南部的学生是否接纳我这个大陆教授？二是这些学生是否能听懂我的“国语”？

来到台湾南部后，才知道媒体上所说的“深绿”“浅绿”“深蓝”“浅蓝”，就像大陆三十多年前将人分为“地主”“富农”“贫农”“资本家”一样，是对人的一种硬性的立场划分和人为的政治扭曲。所谓蓝绿不过是台湾南部同胞的政党倾向，选举时这里可能有蓝绿之分，生活中这里绝无蓝绿之别，更何况民众的蓝绿倾向也不是一成不变。屏东、高雄、台南各地同胞，无论蓝绿大多纯朴善良，尤其是这几个月我教学和生活的屏东，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同胞的亲切友善，来到台湾我真正领略到了“宾至如归”的幸福温暖。

当然，最让人感到幸福温暖的，还要数我的那些台湾学生，是他们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是他们让我对教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在华中师范大学，我也算是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平时，在课堂上经常听到学生的掌声，言谈中经常听到学生的赞美，我把这些全当作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和恭维，听到的掌声和恭维多了，反而有点迟钝麻木，无意之中将“非分所得”当成“理所当然”。来到台湾当客座教授的这两个多月，纯真而又细心的台湾学生，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对学生的付出是何等少，而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又何其多。我从前只习惯于学生对我的感激，而自己从没有想到要对学生感恩。

由于我向来对学生十分严厉，上我的古代文学课不仅作业很多，课前我还要求学生当堂背诵诗文，我2月的第一次课就给台湾同学很大压力，部分同学退选了我这门课。我向中文系蒋昀融秘书询问少数学生退选的原因，才知道现在的台湾学生不太习惯背诵，尤其不习惯当堂背诵，也不习惯当堂回答和讨论问题。不过，大部分同学还是坚持了下来，我和我的台湾学生语言上没有任何障碍，他们平时交流都是用国语，而且国语都比我讲得地道。第二次上课时一位非常活泼的男同学颜寀寰，在课堂上公开对我和同学们说：“戴老师讲课给了我全新的感受，与过去我在课堂上听到的大不一样，我不喜欢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有一次下课后，一位胆小的女生悄悄对我说：“老师，您的课太精彩了！”随着上课次数越来越多，课堂上也越来越活跃，学生越来越喜欢听我讲课，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些学生，总之，台上台下师生越来越“心心相印”。

我在大陆和台湾都是一样上课，但两地学生却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我也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那些大陆学生通常都比较“豪放”，课堂上听得过瘾了就“啪啪”给你送来一阵掌声，一下课背起书包就转身走人，可能是课堂太大，听讲的学生太多，很少有学生临走时和我说“再见”。我的这些台湾学生可大不一样，他们比大陆的同龄人细心得多，礼貌得多，尤其是女学生比大陆女学生温柔得多，体贴得多，每次上课同学们听得高兴了，都报以会心的微笑，下课时全班同学更要一起道一声“谢谢老师”。我问了一下台湾的同事们才知道，每次课后都给我道一声“谢谢”，是台湾学生给我的殊荣，台湾的同行们很少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这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同学们下课后总要绕到讲台前，和我说一声“谢谢”“再见”“今天很开心”。其实，台下听讲的学生们开心，台上讲课的我更开心。同学们的热情、体贴、温暖，让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让我每天都沉浸在幸福、温馨之中。

我原定4月中旬返回大陆，刚好遇上屏东教育大学放十天春假，春假一结束我也要回大陆了，这个星期我便结束了台湾所有课程，最后一次是课堂闭卷考试。很多提前交卷的学生坐在桌前久久不忍离去，他们要等到考试结束后与我道别，虽然我与台湾这些同学只相处了两个多月时间，但大家都难分难舍。

昨天中午，徐冠蓉和谢镇宇同学，给我送来了同学们精心制作的两大张日期卡，这日期卡也是“惜别卡”。日期卡从我给他们上课那天开始，一直到我离开台湾那天为止，每一天下面都贴上了班上同学给我的一封来信。2月第一天贴的是庄宛蓉同学的来信：“建业老师：很高兴能认识您，上您的课真是一大难得的享受，每次上课都非常期待，每次上课都非常开心。”3月1日是一位男生的来信：“建业老师：您的专业精神与精辟理解，令我深感敬佩。我会永远记住人生中有您这位老师，实在是太难得了！虽然上课的时间不长，但收获真的很多，能上到您的课，太幸运了！希望有机会还能再见到您，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受业：严毅升。”4月1日是颜寀寰的来信：“建业师：上您课的这些日子，我真的写了很多，也学了许多。在我一生之中，老师这门课可以说是最让我成长的一门课。虽然这些日子真的辛苦了一点（对台湾学生来说），但我相信大家并不后悔。其实，大陆对台湾来说，或许只是不愿面对的真相。是老师带我们认识了大陆，若有机会，我会去武汉看看。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老师，英雄来日见！”能通过这两个月的古代文学课，让我的台湾学生认识到自己传统文化的伟大，领略自己民族文学的优美，经由热爱古代文学进而热爱自己的民族，让我的台湾学生因喜欢我讲课而喜欢大陆，而喜欢武汉，这是我来台湾意料之外的收获。最后一封信是徐冠蓉同学写的：“戴建业老师：第一天见到老师，就觉得老师十分可爱，博学多闻。后来的日子，老师每一次上课都非常认真，让我这几个月受益良多……草木的丰茂，来自雨水的浇灌；心情的转变，来自四季的递嬗；我的进步，来自老师的教诲。如果有机会，我会到武汉，一定给老师发E-mail，当然也会常看老师的博客。”

大陆与台湾本就同根同源，所以我与台湾学生之间心有灵犀。来自台湾北部新竹市的谢羚在信中说：“亲爱的戴老师：初次见到您时，深有如沐春风之感。您认真、细心、扎实的教学，让我收获满满，好欣赏您！”来自南部高雄的学生郭姿廷也说：“Dear建业老师：真的很荣幸能修到您的课，也很开心认识老师，老师超可爱！”来自台中市的赖盈如信中说：“老师：上您的课获益良多，期末考试考得不好，真的很抱歉，对不起您！”来自台东到我课堂旁听的刘家秀也在信中说“收获满满”。让我特别好奇的是一封颜祯仪同学的来信：“亲爱的戴建业老师：虽然我没有修您的课，但我在您的课堂上吃过便当，在您课堂上的便当特别好吃。听同学们说，您上课不同于以前，感觉您好特别！”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在我课堂上的便当也特别好吃！无论东西南北中的学生，我们在一起都非常容易沟通和理解，交流起来容易引起深深的共鸣。

我和这些台湾学生前世有缘，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结下终生师生情谊，我眼中的“娇娇女”王文君给我写信说：“亲爱的戴老师：时间好快就溜走了，虽然很紧凑的上课时间，却让我学到好多好多。您爽朗的笑容与对诗词的精辟见解，都让我仔细收藏在心中。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虽然您没有女儿，但感觉大家都像您的孩子一样，您疼我们就如自己的孩子，您是一位好棒好棒的老师！下次换我们去大陆找您喔！谢谢您这段时间的教导！PS：我不是娇娇女啦！！”另一位女生林子棋在信中说：“老师的幽默与细心，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课文，让我真的很感动！像一位慈祥的父亲，谆谆教导我们，无论是课业，还是人生品德。”我应邀到学生庄惠菡家作客，她爸爸是种莲雾的高手，在她家吃到风味独特的晚餐，吃到了香甜可口的莲雾。惠菡在信的最后又郑重邀请：“Dear建业老师：有机会再来我家玩，再来吃‘莲雾’喽！”还有那位总是一脸笑容的洪兰芳，很有点冷幽默的黄杰，认真细心的朱怡璇，刻苦善良的邱诗涵，很仔细又很害羞的曾世莹，十分内秀但不善言谈的王宣惠，很有感悟能力却拖拖拉拉的吴家睿，聪明正直但不很认真的谢镇宇，另外还有可爱的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曹健祺，都给我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来信。还有一位来自大陆山东师范大学的交换生杜群智，一连给我写了两封短信，说：“能在台湾听到您的课，是我一生的幸运。”大陆的学生好像没有这种习惯，杜群智可能完全被台湾的同学“同化”了。看着同学们这么有创意的留别纪念，读着同学们一封封情真意切的来信，我喉咙一阵阵哽咽，眼睛也慢慢湿润……

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现在应改为“一日为师，终生为友”。这次屏东教育大学安排我给本科生上必修课，只给研究生做学术讲座。讲座没有考试，也没有学分，听过我讲座的研究生出奇的友善，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叫不出来，但他们不管在哪里遇上我都要热情打招呼，有的学生还虚心地向我请教学位论文写作。

当然，由于和上课的本科生有个别接触，我们相互了解要深得多，我们之间的感情自然也深得多，擅长文字表达的刘欣盈在信中悄悄对我说：“给亲爱的戴老师：假如一个人都有个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那影响我的老师就非建业老师莫属了。感谢老师不嫌弃我的无知，感谢老师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那些日子的笑语，那些课堂上的回忆，将永存心中。谢谢老师给了我成长的机会，期待下次再相见！”

这里我要对台湾的学生们说：这些日子你们给我的温暖，给我的肯定，给我的荣誉，是我一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作为一个教师拼命工作的强大动力。你们答对问题时的开心笑容，答错问题时的尴尬沮丧，你们在课间休息时的调皮打闹，在考试时的蹙眉沉思，你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珍藏在我的心中，在台湾的日日夜夜由于有了你们，将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我曾多次到过新加坡、越南上课，给台湾北部中原大学学生上课，也曾在澳门大学讲演，但时间都很短暂，而且多是给研究生开课，师生之间很少互动交流。只有这次在台湾开课的时间长，而且每周上课的次数集中，与同学们交流互动频繁，我能随口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谁，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每个学生纯真的笑脸。正是这一张张笑脸让我深切体验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再好的夫妻也难免磕碰，再甜蜜的爱情也可能散发铜臭，生意场上的伙伴只有永远的利益，政坛上的朋友更只是互相利用，父子母女的挚爱主要是由于血缘，只有师生之情不沾不滞一尘不染，师生之间有理智的欣赏，也有心灵的交融。

往往是因高度的责任感，老师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由于对学生无私的关爱，老师在课内课外乐意倾心传授，这里没有半点功利与贪心，老师在付出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只有这时老师才有人生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学生则对老师的爱心充满感激，对老师的人格充满敬意，对老师的才智更充满钦佩，在与老师的交流中不仅拓展了自己的才智，也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师生共同将爱心、奉献、无私、赞美这些人类的高尚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和台湾学生之间只有相互的奉献和感恩，只有相互的学习与成长，在世上所有的感情之中，我们可以无愧地说：“这是人间最美师生情！”

2012年3月31日

台湾

原刊《海峡瞭望》2014年第2期

人间最美师生情（二）

——写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届毕业生

我们文学院2008级即将毕业的本科生贺慎同学，几个小时之前在我网易博客上留言说：“我们的师生情也最美！”这是贺慎同学读了我《人间最美师生情》博文后真切的情感反应：

现在我想告诉戴老师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老师并不像您所写的那样大大咧咧，不懂得尊重自己的老师。记得2010年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时，我们互相转告，呼吁同学们去投票，那段时间我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您的票数，所以老师所说的“这件事激动过后，很快就过去了”，对于我们——您的铁杆粉丝来说实在难以接受。我们学生当中也写过很多有关您的文章，至少我在博雅论坛上看到过的就不下十篇吧，对您都是称赞有加，我们并不是不懂感恩，只是您没有看到而已。至于上课时，听得过瘾时我们“啪啪啪”地鼓掌，我并不觉得比台湾学生报以微笑失礼，只是两岸学生风格不同罢了，我反而觉得从心底发出来的掌声是对您最大的肯定，并且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也经常对您报以微笑，也许只是您没有看到罢了。至于您说的下课后学生都是背起书包走人，不会对您说声谢谢，我实在不敢苟同，当初我们听完您的课后，留恋在您风趣的讲课当中，我不止一次看到有学生围着您问这问那，如果时间允许还会和您一起走出教室，目送您离开，当然我们不习惯于下课后对老师说谢谢，但并不是不尊重老师。仍然回到文章的开头，我现在十分嫉妒台湾的学生，您只给他们上了两个月的课，学生就给您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一直这样尊重、爱戴您，上了您这么久的课，却无法得到台湾学生哪怕一半的待遇，实在有点心凉。最后，请允许我说一声：我们之间的师生情也是最美的。

贺慎同学还在我另一篇杂文《人情味》后评论说：

老师你在台湾待了几个月就到处呼吁台湾师生情怎样美好，你在华中师范大学待了快一辈子了，难道就没有一个学生值得你写么？你和“华师”学生的感情就不是最美师生情么？你忘了最支持你的人永远是“华师”的学生么？建议老师也写写“华师”的师生情！

看了贺慎同学这留言和评论后，我很惶恐——对那些有情有义的学生，我为什么常常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很惭愧——我到底给自己的学生多少帮助和启迪，长期以来安然享受学生们给我的掌声和鲜花？又很困惑——为什么对大陆学生多年来的掌声“习以为常”，而对台湾学生的感激十分敏感？贺慎同学的留言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

是的，我最应该“写写‘华师’的师生情”！

其实，我并不具备当一个好老师的素质：我的语音不清脆洪亮，我的语速太快、太没有节奏，我的普通话更是太不标准。1985年回到母校工作后，我一走上讲台就给中南各省县长学习班上课，课程名称好像叫“文学修养”。上午我唾沫四飞地连讲了两节，县长们都安安静静地“洗耳恭听”。到第二次上课时教室里来了许多学校和系里领导、教研室老师，开始我还以为自己上次课一炮打响，这次我更是神采飞扬地连讲了两节。课后领导、老师与学生代表座谈，我才知道自己不仅不是“一炮打响”，还很有可能是“一蹶不振”。县长们听了两节课后就给校方写信，要求换下我这个愣头愣脑的青年老师，原因是“他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就经常取笑我的方言，有一位仁兄还挖苦我说：“建业讲汉语像读英文，建业读英文像说汉语。”领导没有让我“下课”，只是要求我尽快学会普通话。随着我不会讲课的臭名越传越远，我对能否上好课越来越没有信心。虽然连续两年恶补普通话，1985级、1986级的本科生还是有人抱怨“听不懂”。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选错了行。

1988级的同学们才第一次给我上课鼓掌，那一次鼓掌让我兴奋了好几个夜晚，回味了好长时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能“听到”当时的掌声。我对1988级同学印象也特别深刻，如果那时开了博客的话，像我这样容易激动的人一定会写一篇博文。从此以后，我在课堂上越来越从容自信，同学们给我的掌声也越来越多，我自己对掌声也越来越“习惯”，越“习惯”自然也就越麻木，我把同学们对我鼓掌这份“额外奖励”，当成了我自己的“应得报酬”——好像自己讲课真的很精彩，同学们鼓掌是“理所当然”。其实，至今我照样读不准四声，照样分不清卷平舌翘舌，照样说话语速很快，只是同学们都友善宽容地原谅了我这些毛病，甚至还说喜欢听这种“戴氏普通话”。

我的学生懂得感恩，我自己却不知道感激！平时教育学生要学会感恩，我自己却只知道忘恩！真荒唐！

这说明我骨子里还有“师道尊严”，认为老师是授者，学生只是受者，无形中把老师当作施舍者的角色，觉得被施舍的学生理应感恩。

事实上，走上大学讲台的二十多年来，学生给予我的远远超过我给予他们的，我在即将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自序结尾说：“感谢我教过的历届学生，他们的掌声给了我自信和快乐，他们的质疑更促使我反省与思考。”

学生的掌声给了我人生的高峰体验，学生的质疑促使我学会深入思考，学生青春的笑脸驱走了我身上的暮气——应当感恩的是我而不是学生。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二十多年，在台湾屏东教育大学讲学只有两个多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生给予我的掌声无疑更多，而且不仅仅是掌声，不知是从哪届同学开始收集和编辑所谓“戴建业语录”，并将这些“语录”挂在网上。可以说这是学生给我的很高的荣誉和奖赏，听别人说网上有“戴建业语录”后，我只是把这当作笑谈一笑了之，只是意识到学生们十分可爱，但没有意识到应感激同学们的美意。前年我校研究生首次网上投票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时，我正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持研究生答辩，答辩结束后又畅游漓江，回到学校时才听说我“中了状元”，七千多研究生中我得到四五千张票，我感到非常意外——竟然还有那么多理科研究生投了我的票，也非常兴奋——学生的肯定是对我工作的最高奖赏。但是，我并没有反问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个荣誉，没有想到如何回报学生们对我的关爱。

为什么自己对那些台湾学生的赞扬十分在意呢？难道我对学生也内外有别？也许自己在台湾只是“客座”，时时意识到自己“客座”的身份，对台湾同学们和同行们的赞扬格外敏感上心，这酷似我们在别人家里受到盛情款待，临别时总要连连道谢。在别的学校受到学生的高度赞美有点出乎意料，在自己单位受到学生恭维似乎在情理之中，好像外校学生赞美自己是他们“分外开恩”，而校内学生赞美老师是他们的“应尽义务”。这使我想起自己早年的“家务事”。

三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劳动过程中与一位武汉知青产生了感情，那位武汉知青也对我有意，她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了毛线，亲手为我织了一件毛衣，这是我这个农村孩子第一次穿毛衣。其实根本用不着“穿”这件毛衣，“看”着它我就非常温暖。后来阴差阳错“同桌的你”成了他人的新娘，我也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我太太十多年前亲手给我织了好几件款式更好的毛线衣，但我完全没有第一次穿时的那种感动，也完全没有第一次的那种感恩。这绝不是我更喜欢过去的女友，而是无意识中觉得太太为自己织毛衣是“理所当然”，这样，自然就没有感受太太织毛衣时，一针一线“织”进多少对丈夫的深情，久而久之，对太太传递的爱意就变得十分麻木迟钝。

太太没有义务必须爱自己的丈夫，除非丈夫值得她爱；学生没有义务赞美自己的老师，除非老师的工作真值得他们赞美。即使值得爱值得赞美，被爱者和被赞美者仍然要学会回报，学会感恩，不知道回报和感恩的人，必然会从麻木变得自私，又从自私变得冷酷。

我给本科生上课比给研究生上课还要认真，这可能是本科生课堂太大，上课时间又没有弹性。另外，我认为研究生应该学会自己读书，不能老是依赖老师讲课，古人也轻视“耳学”而重视“眼学”。但本科生还没有完全入门，给本科生上课就是给他们引路，因此我长期留心专业的学术进展，尽可能在教案中吸纳最新的成果，自己对作家作品有新体会也马上写进教案。在讲台下下的功夫越笨拙，在讲台上的表现就越潇洒，不管讲得多么熟的课程，上课前我一定要认真准备，从来不敢苟且马虎。但是，不管我自己如何“敬业”，不管我的课多么“精彩”，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分内工作，国家早已给我付出相应的报酬，我的学生没有任何义务要给我另外鼓掌，更何况我工作还不够敬业，更何况我的课根本谈不上精彩！

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选择做教师，最幸福的事就是遇上那么多纯真可爱的学生，最难堪的事就是与学生重逢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记得几年前去外省开会，一个学生老远乘公交车来看我，她说一听到我来了就很激动，多年来一回想我上课的情景就很温暖，她还说我曾经表扬过她，可是我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真的无地自容，真想钻进地洞里去。说心里话，我特别想记住自己每个学生的名字。我研究生刚毕业时当了一年班主任，这个班三四十名同学我至今还能叫出很多人的名字，甚至还能想起他们的笑容。但我们现在的教学模式让老师无法记住他们的学生，一是学生人数太多，二是接触的时间太短，三是教师的负担太重，四是莫名其妙的杂事太多。

更可怕的是，现在学校这种管理模式，并不鼓励师生之间的交流，大学只看重教师的论著论文，并不太在意他们的教学态度，更不关注他们是否与学生交流。于是，一个教师就只专注于应如何写书，很少思考应如何教书。我觉得学校应该兼顾教学与科研，将本科生分成小班，让教授分别在各个班做班主任，这样便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时间一长师生就会成为忘年交，这会让学生受到各方面的熏陶，也会让教授永葆生命的活力。我觉得大学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地方，只有这种地方才会接纳个性鲜明的学者，只有这种地方才能包容离经叛道的言论，也只有这种地方才会有新潮的思想观念。学生在这种地方，可以从老师的著作中获取新知，更可以和老师面对面交流，磨砺思想的锋芒。

师生接触的时间越长，师生之间的感情自然就越深，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自己的应届博士毕业生赵目珍，跟着我从硕士读到博士，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和我在一起。他现在不仅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他学有所成，更希望他未来生活幸福。可见，师生之间有接触才会有感情。

台湾很少有大陆这种“航空母舰式”的大学，台湾社会少子化问题非常严重，各专业一个年级的人数不多，我的课堂上只有二三十名学生，每周七节课分成三次上完，一周时间师生就混熟了。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全校最大的系，现在每年招本科生几百名，一个课堂上一百多名学生，课前点一次名也要花上十分钟时间，我一直觉得这不是在上课，而像是在做学术演讲，师生之间不能充分互动。我感到很苦闷的是自己教了二十多届学生，但对这些学生最多只是面熟，能叫出名字的少得可怜。这并不是大学普及的必然代价，是我们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学校和教师价值取向中的失误。

是学生给学校带来了生机，是学生给老师带来了活力，是学生使学校充满了春意。现在我们学校应该深刻反省：学校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学习条件？我本人更应该扪心自问：自己长期以来是在“育人”还是在“误人”？

我觉得愧对自己的学生。贺慎同学，谢谢你！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师生情”是人间最美好、最纯朴的情愫。因前几天同学聚会感冒，今天我还在发着低烧，看着贺慎同学在我博客上的留言，翻阅历届同学毕业时的纪念册，我的眼圈一阵阵发潮。历届同学的微笑、温情、鼓励、赞美，让我感到温暖，让我变得自信，更让我工作充满激情。今生今世我会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它。

中文系2008级同学即将离开母校，我最应该向同学们感恩道谢。亲爱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我教过的历届同学，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工作，让自己配得上你们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

同学们，再见！

2012年6月1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学问的“气味”

——忆石声淮老师

石声淮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十五年了，先生当年课堂上的风采，先生过去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中文系一九七七级的同学聚会时，同学们总要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与怀念：有人模拟他的神态，有人模仿他的口音，更多的人则是惊叹他的学问。

说起先生的学问，大家首先就要说到他那超凡的记忆力。石老师给我们上秦汉文学时，讲《史记》从来不带教材和讲稿。课堂上讲名篇能脱口而出，你也许说是他课前特别预习过，课后不管你问哪一篇哪一节，他照样都能对你娓娓道来，这就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中华书局点校排印本《史记》有十大册，只是对《史记》细读几遍，断然不会熟悉到他那种程度，我想先生早年对《史记》无疑下过苦功。我们常人背诵几首短诗、几阕小词，过几天就记得不全，过几年就全不记得。石老师对整部《史记》许多篇章竟然能闭目成诵，要么是先生背过《史记》很多遍，要么是上帝让先生能过目不忘。

俗话说“不贤识小”，我做学生时听课向来不太认真，一个学期结束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石老师课堂上很多“正儿八经”的内容现在都记不起来，先生课堂中无心穿插的言笑，偶尔谈及的字词，顺便说到的典故，随意画出的那些图画，现在倒还记得一清二楚。先生“扯野棉花”更能见出他的渊博，也更能见出他的性情，如阐述女孩揩汗小手绢的变迁，不同时代男性发式的变化，又如解释“斤斤计较”中“斤斤”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大道”才算是“康庄大道”等等。先生课内课外的那些“闲话”，不仅能引起我的好奇，也能激起我求知的兴趣，还能拉近我们与先生情感上的距离。听他讲“斤斤计较”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一知半解”；听他讲“康庄大道”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似懂非懂”。从小我们就常说“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可我一直以为“康庄大道”就是宽阔的大道。记得有一次先生引《尔雅·释宫》说：一条路通一处谓之“道”，通二处谓之“歧”，通三处谓之“旁剧”，通四处谓之“衢”，通五处谓之“康”，通六处谓之“庄”，所谓“康庄大道”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

通常情况下，我不太相信“天才”一类的论调，但石先生的记忆力的确不可思议。他的泰山大人钱基博先生是我校的名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旋即病逝，后生小子无缘一睹钱老的风采。他的内兄钱锺书先生，记忆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可钱锺书先生门墙高峻，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得之耳闻。我大学听石先生讲秦汉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先生身边工作，有幸得以追随先生杖履。石老师在教研室里活动时，即使讲笑话也常常“言必有据”，即使闲谈也习惯性地“引经据典”，引用典故从高堂典册到稗官野史、风俗掌故，在课堂传授之外，在纵意谈笑之中，处处都能“见到”先生学问的渊博。我们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石老师生前的时候还是“四世同堂”，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都是石老师的“徒子徒孙”。大家学有疑难第一时间就想到去问石老师，只要是中国经史子集中的疑难，先生有时能直接说出原文，有时告诉查找的出处，很少有把他“问倒”的时候，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序》中所说的那样：“小叩辄获大鸣，实归不负虚往。”石声淮先生兄弟四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名家。兄长石声汉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并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学院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和农业教育家。晚年致力于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工作，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十四部巨著，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石老师的三弟石声河先生，是我校前身华中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弟石声泰先生在美国获工学博士后留美工作，解放初回到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是上海冶金研究所著名专家。众兄弟中有一人聪明只算特例，兄弟四人个个都聪明绝顶就只能归结于遗传——石先生及其兄弟的成就，快要让我相信天才论了。

听石老师首届研究生佘斯大教授、周禾教授说，石先生先秦典籍烂熟于胸，儒家的十三经都能成诵。他在本科中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招研究生也限于先秦两汉，可他的学问涵括经史子集。他是我国现代治《周易》的专家，不带教材可与研究生讲一年《周易》；他是苏轼专家，与学生一起合注东坡词；他又是元结专家，“文化大革命”前就注成《元次山集笺注》，可惜交给出版社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部笺注到现在仍找不到原稿。以先生的渊博，治任何一家一派都会成为那家那派的专家，只是先生这样的学者不会囿于哪家哪派，他是文史领域的大家和名家。其实，石先生的学问也不限于中国，不限于古代，他精通德文和英文，到了晚年还能与英美同行进行交流，听说六七十岁时还坚持阅读外文文献，这一点酷似他的内兄钱锺书先生。石声淮老师就其知识容量的广博而言，有点像一座可以移动的图书馆，就其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来说，他在现代学者中十分罕见。现在一想起石声淮老师，我就很容易联想到庄子《秋水》中的名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谁要是当过石老师的学生，谁要是与石老师有过亲身接触，石老师学问的广博一定会让他望洋兴叹。

石老师的广博也不仅限于文史书本，他擅长绘画是我亲眼所见，在黑板上寥寥几笔他就能将人物画得惟妙惟肖。著名小说家唐浩明先生是他的首届研究生，唐浩明兄眼中的石老师“虽然致力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却有诗人艺术家气质，‘有音乐和绘画的天赋’。对先生当年随手画在黑板上的古代服饰与器物印象深刻。在中国古代的众多诗人中，石先生尤喜李商隐”。在给唐浩明这位湖南老乡上课时，石老师曾用长沙话按照古韵声情并茂地吟诵过李商隐的《无题》，唐浩明一直到今天还深情地说，“《无题》浓丽而凄美的诗句，让我的审美情趣从此不能离开中国古典，能够抵御时尚潮流的干扰。”

石老师虽然身高一米八以上，但以石老师晚年的模样揣测，他学生时代可能还算不上“英俊青年”。大家都知道师母钱锺霞女士是钱基博先生的掌上明珠，是国宝钱锺书先生的小妹。钱师母优雅多才而又温婉贤淑，石老师可能主要是凭自己的学问、才华赢得钱师母的芳心，成为钱基博先生的快婿。我同学中武汉大学语言学教授万献初兄，前年在《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并记石声淮先生一二事》博文中说：“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做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锺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的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声淮，把两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两人结为夫妻。钱锺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石老师另一得意门生傅道彬兄，在这篇博客后面跟帖表达过“抗议”：“石声淮先生身高一米八二，在老一辈学者中堪称巨人，怎么成了‘个子不高’，可见作者有误。‘其貌不扬’，也不准确，至少我看到的晚年石声淮先生是儒雅的、有风度的。”万献初兄记载的这则轶闻显然是以讹传讹，说钱老先生为千金择得佳婿不假，说师母是违背心愿、遵从父命则不可当真。这可能有违历史的真实，对我们石老师也不公平。石老师年轻时估计说不上风流倜傥，但绝不能说他“其貌不扬”。他说话语调平和徐缓，举止从容安详，闲谈时很有点冷幽默，在教研室常常弄得大家忍俊不禁。这样既有才又有趣的幽默男性，石老师与钱师母肯定“琴瑟好合”。石老师渊博的学问一半得自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一半可能要多谢师母为他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记得师母逝世半年后，石老师有一天到教研室对大家说：“我现在会下面条了。”一位老师笑着问他：“石老师，要怎样下面条呢？”“要等水烧开后再放进面条。”我们听后都笑得肚子疼。可见，师母在世的时候没有让石老师下过厨房。我们学校还流传着石老师的另一则趣闻：“有一次师母到北京看望兄长钱锺书，临行前交代他到什么地方买日用品。不巧，她走后不久卫生纸用完了，石老师走到附近师母交代过的百货店，一进门就看到店里有面包卖，他扭头就走了，石先生以为卫生纸这种东西，不可能与面包在同一个商店出售。后来还是委托邻居才买到卫生纸。”估计师母在世的时候，完全不让石老师料理家务。

石老师生前满腹才情学问，身后却没有著作等身，这与其说是天大的遗憾，还不如说是千古谜团。石老师平时咳唾成珠，为什么不把这些珍珠串起来留给后世呢？通常人们都将此说成是他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但这显然疏忽了孔子所谓“述”与“作”的区别。前年在澳门大学与傅道彬兄谈及此事，傅兄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石老师不需要写一个字，仅仅钱基博先生选他为女婿这一件事，就足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学问。当时我深以为然，事后仍觉不妥。像石老师这样既饱于学问又富于才情的学者，即使无须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也往往会有一种表达新见的冲动。他宁可将自己对知识的发现和对人生的感悟，藏在胸中带进天国，可能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他走进学术界后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学者的言论空间越来越逼仄，天天见到因言获罪和因书招辱的恐怖场面，特别是岳父钱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石老师不仅自己不敢著述，还把钱先生未付梓的著述也付之一炬，这样，他自然就从治学的严谨变成了处世的拘谨；二是石老师对学问、人生和著述可能有自己独特的体认。钱锺书先生讽刺今人读一本书便写两本书，现在可能有人不读杜集就能写出“杜甫接受史”，不懂ABCD就能写出中西比较文学的鸿文。与这种才俊相比，石声淮老师读进的书与写出的书真不成比例。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石老师遗憾，这也许正是他“求仁而得仁”。在我所见到的老一辈学者中，只有石老师谨守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遗训。石老师求学以为己，其旨在因心以会道，今人求学以为人，其意多在借学以逐利，写书以邀名。到底何者为得？又何者为失呢？

我读大学时受业于石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又亲承謦欬，但我一直不敢写对先生的纪念文章，也很少向别人说起自己是石先生的学生，我觉得自己的学问才华都不配。要不是《华中学术》主编张三夕兄昨天向我约稿，我可能一直将对石老师的思念藏在心底。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对他儿子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有幸当过石声淮老师的学生，又有幸很长时间在石老师指导下工作，所以有幸“闻”到过学问的“气味”。

2013年1月16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原刊《华中学术》2013年第5辑

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

——从邓天玉《邢福义为学路》说起

邢福义先生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发表了四百八十多篇学术论文，仅在《中国语文》上就发表了二十八篇，出版了二十一部独著的学术著作。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六次评奖中，他个人撰写的四部专著接连四次获得一等奖，不仅在全国语言学界无出其右，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也绝无仅有，它是学界众口相传的学术佳话，也是我们学生后辈难以复制的“学术神话”。季羡林先生生前主编的“二十世纪杰出语言学家丛书”中收录了邢先生的代表作，2002年香港理工大学还为他举行了“杰出学人成就表扬典礼”，在表彰辞中称颂“邢福义教授是闻名中外的杰出汉语语言学家”。

时代对邢先生这一代学人并无偏爱，他前半生受到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后半生又遇上全社会的人心浮躁。他同学、同行中的许多才俊与世沉浮，最后大多数都“泯然众人”，是什么精神品格让邢先生能坚毅自守？是何种治学态度让邢先生能独拔时流？

邓天玉博士的专著《邢福义为学路》（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正好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该著是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凡四章约三十三万字，前三章分别论述邢先生语法学、传授学和国学的思想理论，最后一章考索邢先生的“为学步履”。作者不仅总结了自己导师的治学成就，还探究了自己导师的治学路数，更追溯了自己导师的治学历程。这个论文选题具有双重的学术意义——既能阐明先生的治学之道，又能昭示学生的求学之方。

邓天玉开始执意要选这个题目做学位论文时，也许没有这么明确的学术意识，她的初衷不过是想从导师那儿取到“真经”。好不容易拜到仰慕已久的名师，她说要不把邢老师的治学方法学到手，自己这次博士就算白读了。她这点“个人私心”倒符合“学术公理”，《诗经》有言：“伐柯伐柯，其则不远。”通过研究自己导师的“为学路”，有了更多与导师接触和求教的机会，从前写在纸上的那些治学方法，现在老师将它们生动地展示在自己眼前。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告诉儿子拜师求学的方法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比起自己在暗中“纸上得来”，老师当面的“现身说法”，无疑更为真切形象，更容易加深自己的理解，也更有助于激发自己的思考。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曾说过一则与司马越意思相近的名言：“读书并不一定能使人善于思考，但通过与善于思考的人交流，通常能使人变得好学深思。”（Men are not always made thoughtful by books; but they are generally made thoughtful by association with men who think.）可是，人们习惯于贵远贱近，总是向往地平线那边的“风景”，却遗忘了自己身边的“名胜”。很多连黄鹤楼也没有登过的武汉人，说起意大利比萨斜塔便眉飞色舞。难怪韩非子曾感叹说，眼睛能视千里之外，却看不见自己眉睫之前。有些研究生常常好高骛远，连走路尚未学会，就想参加千米长跑。既然自己的导师“其则不远”，做研究生的又何必舍近求远？

做学问与练书法的方法极其相近。练书法先要找一本好帖反复临摹，直到完全掌握了帖字的笔法构架，一下笔就能酷肖其笔意和神韵，打下这个坚实基础后再临他帖，并由形似而臻于神似，最后慢慢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做学问也是一样，先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反复精读专业经典，然后再精读与泛览结合拓展知识面，在阅读、思考和写笔记中培养自己对本专业的直觉和敏感，跟着老师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学会如何有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甚至跟着老师学习他的述学语言。学会自己导师的治学路数后，再根据专业方向和个人兴趣转益多师。经由研究自己导师，来掌握他治学的“看家本领”，看来邓天玉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入门很正。

当然，不是所有导师都有自己的治学路数，也不是每个导师都“值得”模仿，更不是每个导师都“可以”模仿。不妨以诗坛上的李白与杜甫为例，宋人说“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李广用兵如神却不着痕迹，孙吴著有兵书让人有法可依。学者也是如此，从学术个性上讲，有些学者以才华取胜，有些学者以功力见长，有些学者则才情与功力兼备；从学术实绩来看，有些学者一生“但开风气”，有些学者能解决学术难题，有些学者取得了令人仰慕的学术成就，有些学者则创建了可重复操作的学术范式。凭才华和直觉做学问的老师，让人佩服却难以仿效，有些漂亮的论文论著，可能连他本人也不知是如何“弄出来”的，这种“无法之法”他人更不可捉摸。那些功力深湛又兼具才情的学者，往往能取得过人的成就，又善于总结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或者能归纳出一套可供操作的学术范式，这一类学者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邢福义先生就属于后一类学者——他做出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他留下的治学方法让人受益。一生能出一两本专著，能写几篇有见地的文章，就可能成为小有成就的学者甚至学术名家，只有提出了许多理论命题，归纳出了许多学术规律，解决了不少学术难题，这才可能成为学术大家。邢先生一生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在本专业领域留下了一大串“邢氏理论”：“小句中枢说”“句管控”“两个三角”“三个充分”“动词核心，名词赋格”“主观视点”“语表趋简，语义兼容”“词性判定法”等等。这些理论有些已成为学界定论，有些引起学界持续的热烈争论。已成定论的观点固然是大家共享的精神财富，引起争论的观点同样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此之多的“邢氏理论”，表明邢先生具有极大的学术原创性。那么，什么是形成“邢氏理论”的内在机制？什么是驱动邢先生进行学术创造的深层动因？

我们又得回到邓天玉的专著《邢福义为学路》中来寻找答案。

单凭才气也可能把文章写得非常巧妙，但要想把学问做深、做大、做出气象，在才气之外还必须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必须有正确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治学方法。由于邢先生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又是写文章的高手，他的治学方法都凝练为生动警策的名言，全然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说教。他许多浅显活泼的“邢氏警句”，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治学义理。这里从《邢福义为学路》中拈出几则治学名言与大家分享——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这八个字包含了理想与行动、目标与干劲的内在张力。“抬头是山”的“山”，既可解释成相对模糊的事业理想，也可指实为比较具体的学术目标。上句“抬头是山”强调任何一个立志向学的人，都应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确立自己远大的学术目标。眼中无山的人怎么可能去奋力爬山？胸无大志的人怎么可能刻苦努力？要是年轻时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怀，杜甫怎么可能成就他后来“集大成诗人”的伟业？司马光也认为及早确立人生目标至关重要：“夫射者必志于的，志于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于的而中者也。”“抬头”无“山”便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人生便无着力点。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心无旁骛则事半功倍。下句“路在脚下”强调必须从零起步，坚定地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目标迈进。求学者多如牛毛，学成者却少如麟角。很多学生虽然能抬头见“山”，但学术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他们既没有登山的决心，也没有探险的勇气，有的未曾起步，有的半途而返，能在险峰绝顶上领略学术“无限风光”的人毕竟是少数。2013年9月全校新生开学典礼上我做了题为《一切皆有可能！》的演讲，邓天玉在该著中摘引了我演讲辞中的一段话：“同学们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满怀希望，有了梦想我们心中才会洒满阳光。但仅有梦想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相应的拼劲、毅力、恒心，如果没有付出持续的努力，没有流下拼搏的汗水，没有流下痛苦的眼泪，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辛，任何梦想都将成为昙花一现的空想，人生的美梦将成为折磨我们的噩梦。”邢老师只用八个字就阐明了理想与行动的关系，它早已成了语言学系的系训，成了许多学子求学的座右铭。

“猪往前拱，鸡往后扒。”

这八字不知是中国乡村的常用俗语，还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现象的观察，邢老师将它用于治学真让人受用无穷。此八字诀的内涵可分几个层次来阐述：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再来学会如何扬长避短。“知道”自己的嘴长，猪吃食便用嘴朝前拱；“知道”自己的爪利，鸡觅食便用爪往后扒——猪和鸡都“懂得”用其所长，所以它们都能各得其所。古代学者早就明白人的能力“鲜能备善”，有人长于考证，有人长于思辨，有人善于归纳，有人善于演绎，有人直觉敏锐，有人记忆力惊人，只有极少数智者才能淹有众长。清人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书》中说：“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见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进乎道矣。”大多数学者都是才智普通的人，大多数大学问都出自才智普通的学者之手。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章氏告诉我们要用其所长就必须识其所长，经由“博览”“习试”和“旁通”等方法来不断试错，是一个学者认识自我的不二法门。其次，此八字诀强调学者既要自信自立，又不能自满自夸。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的今天，只要能将自己某一长处发挥到极致，你就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长于文献考辨的学者不用在长于思辨的人面前自卑，猪朝前拱能填饱肚皮，鸡往后扒也不会饿死，战场上长枪短剑都能置敌于死地。章学诚在《又答沈枫墀论学书》中形象地说：“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卖布匹的商店里没有米粮，卖陶器的商店里没有金珠，店主不必因此而抱愧。另一方面又不能以己之长轻人之短，鸡不得嘲笑“猪朝前拱”的样子丑陋，猪也不能挖苦“鸡往后扒”的方法笨拙。最后，此八字诀强调向别人学习时不能丧失自我，做学问更不能在时代大潮中趋时跟风，任何环境中都要能坚守自己，因此，他不断告诫学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看一个学者是否能独自成家，一是要看他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二是要看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学术问题。有些人一生都是在用别人的语言，用别人的方法，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我把这类人称为“学术打工者”。还有些人一生都是在为长官意志做辩护，这类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学者”。

“年年岁岁春夏秋冬。”

这平实的八个字是邢先生成就学术大业的得力处。治学数十年来，邢先生没有休息日，没有寒暑假，《楚天金报》记者称他是“365天从不休息的勇士”。做学问没有聪明当然不行，但是单凭聪明更不能行。有些学者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不断改变专业方向，不断玩弄新的花样，邢先生轻蔑地把这些家伙称为东窜西跳的“流寇”。他说做学问先要打下厚实的基础，再沉潜下去咬住问题不放，“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都必须严格执行自己写下的研究计划”。他从来不到外面吃饭应酬，更不到娱乐场所消费享受，把分分秒秒都用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别人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生活，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为了学术研究。就我所知，华中师范大学老一代学者中有两位先生最守作息规律，一位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一位是健在的语言学泰斗邢福义先生。张先生每天凌晨都“闻鸡而起”，他在《八十自叙》中说：“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邢先生不仅每天早晨准时起床，一日三餐也要准时开饭，每天晚餐后必准时散步。据说康德当年每天傍晚散步极其准时，以至于邻居以他散步到窗下的时间来校对自家钟表。邢先生作息之规律庶几近之。《荀子·修身》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过人的毅力，过人的付出，才有邢先生今天过人的成就。

“文章九字诀”：“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

邢先生以这九字诀律人，更以这九字诀律己。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九字诀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时下许多人写论文端起架子来故作高深，不时镶嵌一些花哨新名词卖弄学问，像是存心要让别人“看不懂”，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以艰深文浅陋”。邢先生的学术论文明晰、清通、谨严、精审，不少文章是述学的典范之作。初读邢先生文章很可能顺着意思轻轻滑过，意识不到自己读到了上好的文章，掩卷之后才能品咂出无穷妙处。他有些论文看起来好像一挥而就，事实上是经过了作者的百炼千锤，如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那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从写作初稿到反复推敲花了十二年才最后定稿，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有时逼良为娼，很多人“文章初成不留夜”，匆匆写出，匆匆发表，匆匆过时，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些文章连作者自己也不会相信，又怎么要别人“信得过”呢？连“信得过”都是个疑问，“用得上”就更是无从谈起。顾炎武一生不徒作“无用之文”，邢先生要求文章“用得上”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邢先生很多治学理念都发人深省，如，“大器早成”挑战“大器晚成”的成说，“边积边发”一反“厚积薄发”的旧规；又如，“师法别人，更要师法自己”之独辟蹊径，“治学之道，学风先导”之推陈出新。《邢福义为学路》一书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它可以说是邢先生治学箴言的“百宝箱”，随便翻开哪一章都保你能满载而归。

邓天玉把自己第一本专著名为《邢福义为学路》，书名恰如全书行文那样平易朴实。邓天玉在大学阶段曾是我的学生，转眼之间她又从我的老师邢福义先生门下博士毕业。翻过她送来的这本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既让我从自己老师那儿学到了要如何当“先生”，也让我从自己学生这里学到了要如何当“学生”。邢福义先生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应当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我们才不会辜负邢先生的期望——成为学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呢？在治学这条艰难崎岖的道路上，求学者先应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的老师走，以期得到老师治学的真传；再踏踏实实地“沿着”自己的老师走，把老师开创的学术道路向前拓展；最后坚定不移地“接着”自己的老师走，让老师的学术成就成为自己学术征程的起点，让老师的治学方法不断得到完善，让老师的治学精神世代相传……

原刊2014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

真人

——忆黄曼君老师

一晃眼，黄曼君老师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可在弟子们的生活中和心目中，他一直还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餐桌上，在闲谈中，在课堂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同事们谈论得最多的人肯定要数黄曼君老师，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赞美他的才气，称颂他的激情，演绎他的“故事”，讲者津津有味，听者乐而忘归。这是因为黄老师治学有才，为人有趣。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或者有才而无趣，或者有趣而无才，或者既无才又无趣，读他们的文章昏昏欲睡，和他们相处索然寡味，与他们共事更要提心吊胆。像黄曼君老师这样才趣俱佳而又清澈如水的学者，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可谓“稀世珍宝”。

记得黄老师刚逝世时，文学院院长胡亚敏教授给我打电话，让我代表文学院给黄老师灵堂写一副挽联，既要概括黄老师一生学术的主要成就，也要勾勒出黄老师为人个性的主要特点。我仓促之中写下了这样一副长联：

才气纵横论鲁郭评沙丁交友时贤阐释经典文章雄隽妙天下

性情浪漫吟新诗唱妙曲栽培桃李沾溉蕙兰春风化雨泽杏坛

我一直觉得未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副挽联没有把黄老师写“活”，没能让人一读就会想到黄老师的音容笑貌，没能写出黄老师为人的真率，没能写出黄老师作为学者的“趣味”。

昨天，我校学报主编、黄老师的入室弟子王泽龙兄对我说：“在黄老师逝世周年时编一本纪念文集，黄老师生前很赏识你，你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他还说如果我愿意写一篇纪念文章，可以推迟几天给出版社交稿。由于这几天研究生的课太多，当时我没有应承他的盛情约稿。今天下午从教室回到家中，一直觉得于心未安——我真的应该写点东西，表达自己对黄老师的思念与感激。

黄老师治学的领域，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对他的才气、学术、文章不敢置一词，这里只是根据我和黄老师相处的经历，谈谈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真”与“趣”。

二十多年前，我校刚刚成立的文学院要建一个文学研究所，学校任命黄曼君老师出任第一任所长，并请他推荐一位副所长。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黄老师推荐的副所长人选竟然是我。记得在一个星期五政治学习结束后，黄老师把我叫到外面说：“小戴，院里要我出任第一届文学研究所所长，我觉得你有点灵气，向院里推荐你当副所长，做我的副手。”当时我三十多岁，在文学院里窝囊得要命，大家都知道我“不能上课”，个别领导甚至还和我谈话，动员我离开教学岗位，理由是“学生都听不懂我讲的普通话”。这个时候称我“有点灵气”真像是在挖苦，推荐我当副所长更像是在开玩笑，但率真的黄老师怎么会挖苦我呢？他的语气更不像开玩笑的样子。黄老师此时不仅不要我离开文学院，还要我做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人们不难想象到我那时的惊讶和激动。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我那时在文学院都是小字辈，做副所长既“不能”更“不敢”。我十分感激地对他说：“黄老师，您选我做您的副手，让我非常感谢，我今后一定好好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但当副所长我绝对不行，文学院所有人都比我更能胜任这个工作。”黄老师笑了笑说：“你先想想，明天再谈。”

我和黄老师那时都住在华中师范大学东区，第二天他又把我叫到楼下谈了近半个小时，我还是没有答应他。这次谈得不太愉快，他可能觉得我不知领情，而我主要是对自己的行政能力很自卑，担心会让黄老师失望。过了两天我们在路上偶然相遇，他又给我做思想工作：“小戴，你不要有太多包袱，做副所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有时请外地学者做学术讲演，由我一个人来主持，你张罗一下会场就行了，你完全可以不到台上去讲话。一个学期这种事情也没有几次，你出任副所长后，一个学期还有三十课时的工作量。好几个人都争着干，你怎么不想干呢？”

黄老师无疑是做思想工作的一流高手！他绝不说那些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套话，不说那些为学校做贡献的假话，也不说那些锻炼自己的行政能力的鬼话，而是先动之以情，后晓之以理：当副所长没有什么事可干，还可以白拿二三十个课时的补贴。天下哪里还找得到这种好事呢？天下哪里还找得到像黄老师这样劝人的呢？

黄老师把话说得很真，我这个学生也答应得很爽！二十多年前“做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当时，我最渴望的是钱，其次才是学问。于是，我“光荣地”出任了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平生我只当过两次官——“家长”和“所长”，而且两者都是“副”的，在家里别人说我怕老婆，所以只能算是“副家长”，而副所长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过的“大官”。

当了副所长后，才知道黄老师说的句句是真话——基本无事可干，还有报酬可拿。黄老师对我下达的任务是：我负责每年拨下来的二三千元钱的账本，由他负责这笔拨款的使用。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到的数学，足以对付这种“会计工作”，每笔钱的使用都记得一清二楚，黄老师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

和黄老师相处时间一长，对他为人率真的感受就更深。有一次，一位“权威杂志”的编辑来武汉开会，当时一般人家里还没有电话，个人更没有使用手机，黄老师要我去请他到我们学校讲学。我说此公不是什么“学术名流”，没想到黄老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帮我发表过文章，此人不是名流，但也不能随便得罪。”老师在学生面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对这位师长反而充满了敬意：他从来不立崖岸，从来不扮“高雅”！

和黄老师相处的时间越长，我和他相处得越愉快。随着他老人家迈入老年，黄老师变得越来越天真，越来越有童心。大家可以拍拍他的肩膀，也可以和他讲讲荤段子。多年前，黄老师有一次激动地对我说：“小戴，东区某某理发店有一个姑娘，人特别清纯，洗发特别轻柔。”当时我尽管囊中羞涩，但花两元钱让清纯姑娘轻柔地洗发，我觉得这种消费很值，可惜到那里去找了两三次，没有看到一个黄老师说的那种清纯可爱的姑娘，对黄老师的审美能力还因此产生了怀疑。后来我才知道黄老师已经患上了白内障，他看任何东西都像雾里看花，他眼中的姑娘自然就没有一个不“清纯可爱”。

想想看，这个世界上除了像黄曼君这样的老师以外，还有谁愿意与学生分享“清纯”姑娘“轻柔”洗发的乐趣呢？

人类并不是越文明就越真诚，相反越文明就越不真诚。今天我们大家所谓的“修养”水平，不过就是把自己真情掩饰起来的技巧。现在难得见到赤身裸体的粗野，可也难得见到剖肝露胆的赤诚；难得听到高声大气的粗鲁，可也难得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前不久，我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还愤愤然地感叹：“中国现在什么都假，只有伪君子和山寨品很真；中国现在什么都真，只有真人和真货很假。”黄曼君老师算是难得一见的例外，他是这个“大伪斯兴”的人世少见的“真人”。

黄老师虽然未能绝尘免俗，但他也从不假装超然脱俗。古人说“大俗便能大雅”，正因为黄老师敢以本色示人，我们才觉得他有趣，才觉得他可爱，才觉得他可亲，才觉得他可敬……

2012年7月24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原刊《黄曼君的学术与人生》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人情味

——台湾纪行之一

从台湾回来一个多星期了，朋友和学生一见面就问我对台湾的印象。讲学六七十天，我对台湾最美好的印象就是浓浓的人情味，台南更是民风淳朴，使我这个外乡人感到无比温暖，台湾同胞让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宾至如归”。

台湾学生给我的温暖和感动，我写在《人间最美师生情》中，稍事空闲我还要写这些可爱的学生，今天谈谈我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

我住在“屏东教育大学”专家楼里，住所对面就有一家“原家牛肉面馆”。这家的牛肉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料，牛肉面分大、中、小碗，价钱分别是九十、八十、七十台币，合人民币约二十、十八、十六元一碗。面里不仅牛肉很多，味道也特别可口。有一次我在这家面馆吃了一大碗牛肉面，回到宿舍才发现忘了付款。我匆匆忙忙回去补付面钱，店主非常和善地连声道谢，我连忙对他说“应当我谢谢您”。临走时我笑着埋怨他说：“您明明看着我走时没有埋单，怎么不和我讲一声呢？”老板爽快地笑笑说：“不就是一碗面呗，我知道您是忘了。”估计他是看我的头发花白，不愿意让我没有面子和尊严。我在大陆生活了五十多年，这样的店主我还从未遇到过。

我常去的另一家餐馆是“台大自助餐厅”。餐厅每餐有很多牛肉、海鱼、猪蹄，还有二三十道素菜。这家餐厅是自己先选菜，然后店主再根据顾客选菜的多少算钱。用餐次数多了就与店主和服务员面熟，他们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我用餐时他们喜欢和我交谈，饭后有时给我送点水果和糕点。有一次晚餐后，一位女服务员送我一块红豆饼，她说是刚从饼店买的，拿回去明天家人早餐用，还特地告诉我“马‘总统’也爱吃这种红豆饼”。在我这个见惯了政客流氓的人看来，马英九“总统”到这个地方大吃红豆饼，也许是真的爱吃，也许是选举的需要，也许是亲民的作秀，可她深信马“总统”真喜欢这种味道——她对人总是朝“好处”想。她的眼神流露着幸福，她的言谈浸透了善良，她的笑容更是天真爽朗。老板娘也送我一个像大陆粽子那样的东西，糯米和肉一起粘成长圆柱形，味道非常好——糍、糯、软、香。老板娘送东西给我这个顾客吃，大陆朋友可能会从“坏处”想——说她是放长线钓大鱼，希望我下次再来光顾。女服务员送东西给我吃，你就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来不来吃饭她都是拿同样多的工资，我来的次数越多，她的劳动量反而越大。

由于多年胃溃疡，我早戒了烟和酒，但对茶有特殊嗜好，特别喜欢台湾的乌龙茶。在大陆时也偶尔有台湾同行给我送点那里的茶叶，这次有机会在台湾讲学，我自然要把台湾好茶品个够。晚餐后我常一个人溜达到街上的各个茶庄，去得最多的是林森路上的永隆茶庄，茶庄主陈老板祖辈是福建客家人，在台湾生根落地已经二百多年了。他听说我从大陆来，每次到他茶庄，他和太太都要给我泡上好茶。陈太太特别热情好客，有时还要拿出点心和水果，次次都是宾主尽欢，我回到宿舍很长时间还口齿留香。另一家永吉茶庄也去得较多，茶庄主人张先生自己是制茶高手，茶庄主要由他太太经营。在这家茶庄品茶和闲谈中，我从张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有关台湾茶的知识。在这些茶庄品茶多了，我内心觉得欠人家的人情。一次我对陈老板说要买点茶叶，他说回大陆再买也不迟，在台湾时就到他们茶庄品茶。其实他们不在乎我一个人买不买茶叶，我看他们对其他顾客也同样热情。生意人当然要赚钱，我在这种氛围里掏钱也很乐意，不仅买到了好茶叶，也交到了好朋友。我在台北一家茶庄里也品了一次茶，主人给我冲泡的是炭焙茶，一入口我就说出了茶的味道，茶庄主人知道我比较内行，又要给我再泡没有炭焙的青茶（台湾同胞叫绿茶），可惜我没有时间坐下来细细品味。十几年没有写过诗了，在台湾我一口气写了六首《品茶诗》，其中有一首说：“人间方蚁斗，得失尽鸡虫。乌龙闲饮后，世事入松风。”在台湾这些茶庄里品茶，既能让你闻到茶的醇香，又能让你感受到情的淳厚。

我刚到台湾第三天，骑自行车时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位中年男性，我连忙下车向这位先生赔礼，没有想到他连连说“不会，不会”。台湾同胞听到别人道谢时，通常都说“不会不会”，大意相当于大陆说“不用谢”。虽然没有把他撞伤，但把他身上弄得很脏，我赔礼的确是表达真诚的歉意，他越是和善友好越是让我过意不去。

高雄、屏东有的商店门前放了一些雨伞，并特地交代下雨时任何人都可以取用。台湾宝岛上的“活雷锋”最多，不信，你到台湾任何地方走走，随便找个人问一下道路，只要连续问几次路，你一定觉得台湾人人是“雷锋”，台湾处处有“雷锋”。我和另一位大陆教授在台北逛街，准备去中正纪念堂看看，向一位迎面走来的四十多岁女士问道，她先是告诉我要买什么票，在什么站下车，说完后她还是不放心，又把我们带到地铁站帮忙买好票再离开。像这样的事你在台湾随时都可以遇到，台湾同胞好像没有把这些当作“好人好事”来宣传。

在台湾两个多月，听到最多的就是“谢谢”，看到最多的就是笑脸。在武汉大街上听到最多的是吵架，在人们脸上看到最多的是戾气。

台湾没有多少名山大川，没有多少宽阔的街道，没有多少高楼大厦，老实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吸引我。台湾的美，不是它的风景，而是它的人情；不能只用眼睛来欣赏，而必须用心灵去感受。

2012年4月23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在台湾南部农家做客

——台湾纪行之二

我在台湾的学生庄蕙菡来自台南，她的父母都是台湾屏东的农民，听说我想走访一下台湾农民家庭，便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做客。我和另两位学生赖盈如、刘家秀乘火车到蕙菡家所在的屏东潮州镇，蕙菡和我的另一学生王文君开车到镇火车站接我们。

火车窗外的屏东平原，举目所见不是葱郁的槟榔林，就是翠绿的水稻田，要不就是墨绿的芭乐树和莲雾树，总之，一睁眼全是养眼的绿、绿、绿……

庄蕙菡父亲庄瑞驰先生和我同龄，他和太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夫妇养育一儿一女，女儿庄蕙菡在上大学，儿子正在念高中一年级。庄先生一家人都吃素，庄先生和庄太太身体很好，他们的儿女也非常健康可爱。

他们主要以种植水果和蔬菜为主，水果栽种面积最大的是莲雾、芭乐，蔬菜品种则随季节而变换。庄先生种得最好的是莲雾，据蕙菡说她爸爸潜心研究莲雾十多年了。这年头不管是人还是物，中看的不中用，中用的不中看，而他家年年的莲雾好看又好吃，难怪总是台湾水果市场上的抢手货。他家销售水果的方式是委托代销和自己直销。所谓直销就是自己既当果农也当果贩——他们夫妻俩将莲雾用自家卡车运到高雄去卖。今年莲雾收成很好，他们一家因丰收而争分夺秒，也因丰收而喜上眉梢。我上他家时他们正在分拣莲雾，将不同成色的莲雾分开包装，上乘的莲雾和次等的莲雾，售价相差两三倍。比较次的莲雾每斤二三十台币，成色好的每斤七八十台币。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这次根本没有到他家，是到了他们在果林的简易住房，在莲雾收获季节他们一家都在这里住，但水、电，还有冰箱、电视等现代家庭日用品，样样齐全。

这里农民多是住二三层楼的独体房，也有少数农民住一层楼的平房。蕙菡说现在台湾农民一般都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谈不上富有，但大体上还算殷实，住平房不一定是建不起楼房。蕙菡家有一辆小车、一辆卡车，看样子日子过得还比较滋润。他们只要辛勤务农，就能过上这样的小康生活。

庄瑞驰先生和他的太太，为人纯朴憨厚，待人热情实在，我和庄先生谈得十分投机，庄太太还表扬我的“国语讲得好懂”。晚餐在他家吃素菜炒米粉，我一连吃了四小碗，用我们大陆那一句广告词来说：“味道好极了！”

庄先生因农务太忙没有离开过台湾，估计他的信息主要来于农民兄弟间的口耳相传，来于台湾南部的地下电台。庄先生非常单纯善良，单纯便容易轻信别人的说辞，善良就总是把人“往好处想”。

庄先生夫妇和善可亲，他们一对儿女聪明可爱。

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愿他们的莲雾越来越甜，祝他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2012年3月10日

台湾屏东

台南市走笔

——台湾纪行之三

今天是台湾“二二八”四天长假的第三天，校方把大陆和日本专家送到台南市旅游。

台南市原名赤崁，坐落在台湾西南海岸嘉南平原上，明清两代都是台湾的首府，政治、经济和文化独冠全台，台南人仍然得意地称自己的城市为“府城”。至今这儿的文物古迹为台湾之最，特别是寺庙、道观、教堂很密，台南市“三步一庙”“五步一神”，台南人这种夸张说法中，流露了他们对自己城市的骄傲与自豪。

这次在台南市的跑马观花，它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个人的气质个性、文化修养、灵气才情，在他的言谈举止和轻颦浅笑之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一个城市的建筑格局、文物古迹、文化机构、大学书店、市民风貌，也不自觉地向人们“讲述”它的历史，无形地向人们坦露它的文化，无声地对人们显露了它的品位和格调。

号称“全台首学”的孔庙，闻名遐迩的成功大学，给台南市的确增色不少。旅游行程中原来没有成功大学，是应我的要求才临时补上的。恰好陪同我们的校长助理许博士是成功大学的校友，所以我们第一站就是游成功大学。成功大学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两所现代学府之一，另一所是台北的台湾大学，现在成功大学在台湾的学术排名也是在二三名之间，最近被西班牙学术机构排为亚洲大学第三名。我们这次是游成功大学的老校区——光复校区。

光复校区古朴、雅致、沉静，各个建筑的样式和色调非常和谐，榕园那棵古老的榕树凸显了成功大学的自在与从容，小巧的成功湖让成功大学充满了灵性与智慧。一个人在榕树下面翻翻闲书，与好友在小湖旁边说说闲话，那肯定既很风雅也很有趣。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在校园的书斋中，不管是读经还是读史，不管是读线装书还是读英文书，听到的是鸟语，闻到的是花香，见到的便是婆娑的树影，对于一个穷书生来说，到什么地方能找到比这更惬意、更快乐的事呢？成功大学著名学者陈怡良教授，一直和我有比较密切的学术联系，前中文系主任江建俊教授还赠送我一套“中华民国”纪念邮册。对他们有这样的工作环境和学术环境，我真的是羡慕得有点嫉妒。

台南市除成功大学这所台湾的顶尖名校外，还有台南大学、台南艺术大学、交通大学（台南校区）、台湾首府大学、长荣大学、真理大学（麻豆校区）、康宁大学、兴国管理学院、南台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远东科技大学、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南荣技术学院、台南护专、敏惠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等几十所现代学府。这座只有六十多万人的中小城市，拥有如此多的大学和学院，加上它大街小巷林立的书肆，遍布东西南北的庙宇教堂，使这个历史名城弥漫着浓厚的文化宗教气息。

到达台南孔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分了，虽然没有时间慢慢游览，更没有工夫细细品味，但一进孔庙的大门就能感受到它的肃穆庄严。大门上方有“全台首学”的横匾，大门左侧立有下马碑，碑上用满汉文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十二个字。古代文武百官懂得必须在学问和知识面前低头，不像今天的政客在孔子面前也敢撒野。我这次不仅感受了一下孔庙的氛围，还抢拍了孔庙和旁边小学的很多照片，台南人民如此细心保护孔庙，不只是出于对自己先贤的敬仰，也是由于他们对知识、学问的敬畏。1949年后，当大陆一次次批判孔子的时候，台湾年年照常举办祭孔大典，海峡两岸这些新闻照片，要是有人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如今的中国大陆，除了曲阜孔庙得以保存外，其他地方很难找到台南市这样完整宏伟的孔庙。台湾除台南市有规模宏大的孔庙外，还有保存完好的台北市孔庙、嘉义市孔庙、彰化市孔庙，以及兴建于1974年的高雄市孔庙。即使是日本殖民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也未曾中断，台湾同胞保存文化血脉反而更加用心。当1974年大陆大肆捣毁孔庙的时候，台湾高雄新修孔庙；当大陆又提倡传统文化的时候，台湾海峡这边却有不少人在提倡“孕育台湾意识”，少数政客在别有用心地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血脉联系。

在台南市孔庙，我想看的很多，我想说的更多，留待他日慢慢看慢慢说吧，今天我“看”得太匆忙，“说”得也不可能深入。

台南市的小吃花样多，味道好，每种小吃都有自己久远的历史，每种小吃后面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每种小吃都见证了台南市当年经济的繁荣，每种小吃也在倾诉着台南市往日生活的精致。据说过去作为台湾首府时，台南市民的生活富裕悠闲，有了富裕与悠闲就必然要求生活精致，吃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还要求吃得有品位，吃得有情调，吃得有文化，这就琢磨出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担仔面、虾卷、蚵卷、红烧马鲛鱼羹、鳝鱼意面、棺材板、米糕、虱目鱼料理、咸粥、牛肉汤、虾仁肉圆……中午时分，我到一个叫“羊肉烩饭”的小吃餐馆，只花了七十五台币，相当于十五元人民币，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在我所生活的武汉市十五元钱绝对买不到这样的羊肉烩饭。就味道而言，台南的“羊肉烩饭”，郑州的“羊肉烩面”差可比肩，从价格上看，郑州的“羊肉烩面”要贵不少。随便走进台南哪家小吃店，用不着掏多少腰包，就能大饱一次口腹。

在台南市街上闲逛，你会觉得自己是在追溯历史，又好像是在奔向未来，这座城市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新潮的现代感，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水乳交融。成功大学的建筑专业很有名，台南市的现代建筑很别致新颖，少数建筑还具有后现代风格。街道和学校到处都是现代雕塑，成功大学光复校区门口的“思想者”雕塑就很抽象。台南市青年男女穿着都很时尚，青年小伙喜欢扮酷，花样姑娘更是仪态万千，他们在非常古老的城市里，过着非常现代的生活，拥有非常超前的思想。

台南市，我无疑还会“想”你，肯定还要再来“看”你……

2012年3月3日

台湾屏东

2014年第3期《海峡瞭望》转载

黄果树瀑布：生命的启迪

——贵州游杂记

黄果树瀑布是贵州第一风景名胜，几次有幸到贵州开会讲学，却没有一次游黄果树瀑布的冲动。这倒不是我看厌了瀑布，而是不少名胜让人十分沮丧，某些“名胜”酷似某些“明星”，电视上看看还十分动人，近距离接触就大煞风景。前年到江南一水乡旅游，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还让人反胃，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赔了一笔冤枉钱，流了一身臭汗，最后只看到几沟臭水。据说，黄果树瀑布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之一，还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正是由于自己太喜欢瀑布了，我才不敢去看黄果树瀑布，怕看后同样也叫人大失所望，我想一直保持对它的美好印象，一直保留对它的无限神往。

今年，我又参加了“爽爽的贵阳文化周”活动，这次的文化周由贵阳市政协和贵阳国学大讲堂联合举办。国学大讲堂创办人是贵州省作协前主席李宽定先生，李先生有才、有学、有情、有趣，大会结束后的游览考察路线是他一手安排的，一路上还有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杜正军先生陪同。黄果树瀑布是我们去威宁草海和石门坎途中游览的第一站，这次我当然只好随大流了。

到达黄果树瀑布时已经十一点多，我们在风景点附近的餐厅吃过午饭，游瀑布时已十二点半了。以过去在国内旅游的经验，名胜越是有名就越难副实，一路上我都有点忐忑不安，怕闻名遐迩的黄果树瀑布徒有虚名，让自己心目中的美梦一个个地破灭。进景点大门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导游小姐说今年贵州雨水很多，黄果树瀑布上游白水河水势很大，黄果树瀑布也就特别壮观。果然，没走几步就能听到瀑布的轰鸣，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自己与瀑布的远近，离瀑布越远声音就越沉闷，这声音好像不是来自地表而是来于地心，越走近瀑布声音就越洪亮，好像这飞泻的瀑布一定要震得地动山摇，在瀑布旁边你会觉得大地似乎在颤抖。当“遥看瀑布挂前川”的一刹那，耳边传来“砯崖转石万壑雷”的巨响，眼前突然挂起上百米高的白练，瀑布飞珠溅玉，四周水雾蒸腾，这种震天动地的磅礴气势，这幅青山白练的壮丽画卷，再迟钝麻木的人也会怦然心动。李白当年在《望庐山瀑布》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要是看到“中华第一瀑”黄果树瀑布，这位才气纵横的诗仙不知该如何着笔。没有博大的胸怀和恣肆的笔力，无法写出黄果树瀑布壮伟的气势，中唐诗人徐凝那句“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格局还嫌太小，笔力更是太弱，难怪苏轼刻薄地说“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了。

且不说徐凝的《庐山瀑布》，即使李白的名诗《望庐山瀑布》，不妨狂妄地说，我觉得也只是写出了瀑布之“形”，而没有写出瀑布之“神”；只写出了瀑布外在形象的雄奇壮美，没有写出瀑布内在品格的刚毅高贵。看了黄果树瀑布后，我想起了早年胡诌的一首《瀑布礼赞》：

从不悲观失望，更不止步倒退，

尽管过去的道路几经曲折；

为了奔向理想的目标，纵身跳悬崖——

虽然粉身碎骨，却是壮怀激烈！

黄果树瀑布给我们大家一种生命的启迪：活，要活得辉煌；死，要死得壮烈！这也就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所讴歌的那种人生境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黄果树瀑布飞泻犀牛潭后，河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泓水，但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瀑布，很少人去欣赏瀑布下的水潭。黄果树瀑布景点中那些摩肩接踵的游客，花几千元钱，跑数千里路，当然不是来看这条并不宽阔的白水河，不是来欣赏这个并不大的犀牛潭，为的就是一睹黄果树瀑布的雄奇，感受黄果树瀑布的壮丽。黄果树瀑布使人惊心动魄，既是由于其形的壮美，更是由于其神的壮烈，它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被久久压抑的英雄主义激情。

现代生活消磨了人的英雄豪气，办公室埋头于文案让我们变得精神萎靡，官场职场的勾心斗角让我们只工于算计，日常的柴米油盐又让我们变得猥琐小气，大家整天只念叨位子、房子、票子，很少回味一下自己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很少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

大多数人都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信条，崇尚生命的生理长度而忽视了生命的精神高度。“赖活”中包含了贫穷、卑微、屈辱，对千千万万下层子弟来说，谁没有尝过“赖活”的辛酸？在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中，我们许多人往往是从贫穷到富有，从卑微到高贵，从屈辱到尊严，也许只有富二代和官二代才能例外。如果将它作为以屈求伸的人生手段，“赖活”当然值得下层子弟推崇，不能忍受贫穷和委屈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好死不如赖活”这一信条中，“赖活”成了人生的终极目的，哪怕活得再卑微，哪怕活得再屈辱，哪怕活得再窝囊，只要活着就是人生的胜利！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竟然就是为了活着，而且是“赖活”，真可悲！

大家常常误以“平庸”为“平淡”，还自欺欺人地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其实，“平庸”就是浑浑噩噩、碌碌无为，没有志向也没有追求，没有才华也没有事业，平庸的人所说的“赖活”就是“苟活”——不管多么屈辱也要赖在人世苟且偷生。“平淡”则是“繁华落尽”后的从容，是“山花烂漫”后的潇洒，是“功成身退”后的淡定。

我们——尤其是我自己——这一生何曾“平淡”过！我们从没有想到要将自己的一生“写成”一首可圈可点的宏伟诗歌，最后这一生便沦落为一篇又臭又长的平庸散文：生前没有为世界增添任何东西，死后也不可能给世界留下任何空白。因此，活着不值得别人为我们鼓掌，死了也不值得别人为我们悲伤。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走，只给人世添一些废气，给后代留几堆垃圾。

造化在人间造就黄果树瀑布，或许就是要警醒人们生命的价值何在，并昭示人们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要想人生活得精彩，就必须像黄果树瀑布那样能够豁出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粉身碎骨；要想成就自己生命的辉煌，就得像黄果树瀑布那样果决刚毅，不能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要想实现自我的价值，就必须像黄果树瀑布那样锲而不舍，像它那样冲破重重阻力，绝不能一曝十寒或半途而废。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之三中说，让人生平庸的罪魁祸首是“懒惰”和“怯懦”。懒惰就必然贪图安逸，干任何事情都难以坚持到底，“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懒人只是羡慕别人口袋里的金子，但不愿意付出“千淘万漉”的辛苦；怯懦就不可能有任何断腕的壮举，不可能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胆小如鼠的人从来没有攀上过任何“险峰”，自然也就领略不到人生的美好风景。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随波逐流的臭水沟，也可能成为壮丽无比的黄果树瀑布，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黄果树瀑布那种百折不挠的毅力，有没有黄果树瀑布那种纵身悬崖的勇敢，有没有黄果树瀑布那种不惜粉身碎骨的牺牲精神。

黄果树瀑布，它既给我们以审美的愉悦，也给我们以生命的启迪；它无须我们的感激，更不希求我们的赞美！

草于2012年8月25日

改于2014年3月16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文化漫谈

梁启超、胡适杂谈

这两天又在我的微博上发了几则有关梁启超、胡适先生的随感，都是一些随意闲扯和纵笔杂谈。梁任公那几则杂谈是与博友的对话，一位青年朋友要求我谈谈梁启超与胡适文章的优劣，我凭印象谈了两点个人意见。其实，我一直认为文章很难像桌子、沙发一样量出个长短，在才华比较接近的作者之间，可以看出差异，但很难分出高低。读者对文章各有喜恶，但读者喜恶并不决定文章好坏。

1.梁启超的文章在清末风靡一时，任公青年时期有敏捷的才思，有澎湃的激情，有广博的知识，有雄辩的气势，还有对未来世界的天真憧憬，所以他的文章岂止“笔端常带感情”，简直就像如瓶泄水，那时不知有多少任公粉丝，有多少任公文章的崇拜者。

2.入民国后，梁先生的学术和思想在胡适这些“海归”学者眼中已显“老气”，加之任公长处在于敏捷而不在于沉潜，著作多而经典少，尽管他对胡适等后进不惜齿牙，已经名满天下的胡适好像还不太领情。其实就学术文章而言，梁、胡知识结构不同，学术个性有别，述学语言亦异，两者既无可比性也不能强分优劣。

3.文章“动人”在于其情与气——激情使人情绪亢奋，气势使人热血奔涌，文章“留人”在于其思与识——深刻的思想让人反复揣摩，精辟的见解给人无穷的启迪。奔腾的气势易起也易息，深沉的思想难明也难忘。任公文章的长处在于激情气势而不在于思想见识，所以人们常言任公的文章能“动人”但不能“留人”。

4.中学、大学读书期间，书本上所看到的和课堂上所听到的，无一不把胡适说成既无真学问又特别反动的坏蛋，我对他的印象自然非常糟糕。大学二年级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内部读物”《胡适书信选》，让我对他的认识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是一位理性睿智、宽容大度的大学者，我这才明白自己一直被愚弄被欺骗。

5.陈西滢致信给自己的老师胡适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胡适马上回信说：鲁迅此书比盐氏的要好很多，绝不可能抄袭盐谷温，而鲁迅的小说也是第一流的。我们不能用鲁迅骂我们的方式骂鲁迅。看了这封信后胡适在我面前的形象异常高大。鲁迅那时把胡适骂得狗血淋头，胡适何等宽厚大度。

6.据余英时先生讲，钱穆先生与胡适论学虽多有不合，但对胡适有些述学文章评价很高，并把它与章太炎先生的代表学术论文视为述学文章的典范。我过去对胡适的新诗《尝试集》感觉不好，也就没有细读他的哲学史和考证文章。近几年才体会到胡氏考证文章的严谨、畅达、平实，识得胡氏学问文章的大家气象。

7.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自由度令人嫉妒，其人格令人景仰，其才华更令人敬佩。就说胡适吧，他那“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深邃见识，他那“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博大胸怀，使他成为引领风潮的学界领袖，甚至也赢得了论敌的尊敬。哲学史开创新局，红学开宗立法派，佛学、文学、史学无一不是一流……

8.胡适先生笔下无论是论学文章还是议政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立论既多新意，阐述又很严谨，语言更平易流畅，他很少发偏激之论，很少有雕琢之言，格局通达而又大气。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他的议论不容易煽起青年人的情绪，也不对那些激进分子的胃口，金玉良言被当作耳边风，上好文章被视为牛马粪。

2012年5月11日

那朝气，那才情

——读徐志摩散文随感

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徐志摩的诗，有些作品如《再别康桥》《赠日本女郎》《车眺》《月下雷峰影片》《渺小》等我都能成诵，因爱其诗进而爱其文，他的散文名篇同样读得很熟。徐志摩散文意挚、情浓、辞丽、韵逸，我识字起读的都是那种假、大、空的“文学”作品，刚一接触这种类型的文章就被它迷住了。

徐志摩散文最为打动人的是他那朝气，那才情。

他在一篇名为《想飞》的散文中说，人类原来像天使一样也会飞，但久而久之“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

的确，我们许多人一过了小孩子的年龄，就没有了童趣，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梦，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冲动，没有了“翅膀”，不能飞，也不想飞。徐志摩是少数到成年还没有折断翅膀的幸运儿，他不只是在意念中“想飞”，而且是“飞”着走完自己一生的。他至死仍然像个一分钟也静不下来的小孩子，我们来听听他的《自剖》：“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他的生命是何等富于生气，他的感觉是何等灵敏，“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是何等的醇厚”（《自剖》），任何颜色都能使他的视觉激动，任何香味都能使他的嗅觉兴奋。自然界“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都能让他呼吸加速，让他手舞足蹈。

他在散文中以丰富的想象来抒写浓郁的情怀，以夸饰的语言来写明丽的山水，就像一位化了浓妆的美女光彩照人，那丰肌逸韵，那明眸皓齿，一入眼就让人魂不守舍。我曾经将他的《泰山日出》与姚鼐的《登泰山记》对读，一丰腴富艳，一简练雅洁，虽然今古有别，虽然风格各异，但二者在艺术上难分伯仲。

只要静下心来读一下徐志摩，你对什么叫“风流才子”就会有一点亲身感受。且不说“轻轻的我走了”的温文尔雅，也不说“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浪漫多情，你只看他散文中那对自然的痴情，对爱情的缠绵，对生活的憧憬，还有那瑰丽的语言和奇特的想象，真是有情有趣有才有韵。眼下没有真才子，也没有真风流。

当然，徐志摩散文由于辞藻过分浓丽香艳，读多了就觉得他写得太甜太腻，随着年龄不断见长对他散文的兴趣日益淡然。

如果将他的诗与他的文对读，就会发现它们的作者虽同出一人而韵味却大不一样，如诗歌《再别康桥》与其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描写同一对象，但诗清澈如水一片天然，而文则着意装点难掩人工。

年轻时读徐志摩给陆小曼的情书，对它的丽句柔情印象很深，后来再读就兴味大减，现在看来，这类作品不应公之于众。情书本来是说给当事人听的悄悄话，这些话说得越疯癫、越傻气、越痴情，在情人听来就越着迷、越感动，假如这些缠绵的情话让一个冷静客观的第三者听到了，就会觉得它们甜腻轻佻得令人肉麻。

2011年2月25日

闻一多文章杂谈

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我读过多次，有时是作为学术论文来读，有时则是作为文学散文来读——作为论文来读能见出闻先生新颖的见解，作为散文来读能感受到闻先生鲜明的个性。闻先生渊博的学识，精微的体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才思，强烈的激情，俏皮的文笔，都融进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它是一本学术经典，也是一本文学经典，它是一本薄薄的“大书”。下面是我读它的随笔杂记。

1.闻一多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散文家，他散文的成就至少可以媲美他的诗歌。由于过分强调新诗格律，过分看重句式整齐，他的诗歌多了点拘谨，少了点灵动。他的散文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点，在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出闻先生情感的浓烈，感觉的敏锐，体验的深度，还有文字的俏皮。

2.《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学术名著，同时也是他的散文代表作。看闻先生的相片觉得他有点古板，读他的《死水》觉得他有点严肃，但读《唐诗杂论》中的文章，你一定会觉得闻先生特别机智、幽默。闻先生的想象力特别丰富，比如《杜甫》一文说：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会，是中国的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

3.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常发惊人之论，如称《春江花江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如称唐初只有“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这些议论都偏激到了极端的程度，但读来叫人眼明乃至震撼。因为这些文字都带着闻先生生命的体验，烙下了闻先生生命的印记，它比那些四平八稳的陈词滥调要好上万倍。

4.《唐诗杂论》除《少陵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考辨文章外，其余七篇都是绝佳的学术随笔，有体验的深度，也有理论的深度。如《宫体诗的自赎》从《春江花月夜》分析诗中的宇宙意识，分析《长安古意》“生龙活虎般的节奏”，分析骆宾王诗歌“缠绵往复的旋律”，无论分析视角还是方法都耳目一新。

5.在我国学术史上，很难见到像《唐诗杂论》这样富于个性和灵气的文字，如《孟浩然》一文说：隐居对于“旁人只是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别人只为外在目的而隐居，孟浩然则是“为隐居而隐居”。这些议论由于很“浪漫”，所以不可信，又正由于很“浪漫”，所以很可爱。

6.“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矛盾是常态，愈矛盾愈常态”“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当代学者中，还有谁能说出像闻一多这样俏皮的话来？

7.在今天的学术文章中，再也找不到比闻一多先生《贾岛》更漂亮、更深刻的文字了。他说贾岛一生时运不济，“为责任作诗以自课，为情绪作诗以自遣”，他对时代“不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知贾岛者，闻一多也。

8.《英译李太白诗》是一篇论翻译的杰作，此文只有学贯中西的闻一多写得好，他既精通英文翻译，又擅长诗歌创作，所以谈论李白诗的英译也就头头是道。他说多翻译一些李白的乐府歌行，对李白最为公道，对译者最为合算；五律七绝虽是李白的长处，却是翻译者的难关。不是深知个中甘苦，断然道不出个中三昧。

9.今天很难见到像闻一多先生这样既有鲜明个性又有独特见识的学者。在无数次违心表态和被迫说谎后，在沉重的生活压力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读书人的棱角全都磨平了，开始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见解，最后变成了根本没有自己的真见解。“矮子看戏何曾见，跟着别人说短长”，是我们这代学者真实的写照，可悲！

现当代散文杂谈（一）

春节有闲在家读闲书，随手乱翻现当代作家的散文，翻着翻着自然就有很多杂感。这两天“老夫聊发少年狂”，每天将自己的阅读感想发在微博上，下面是近三天微博上随感的辑录。由于微博上每条不得超过一百四十个字，每则随感也就以一百四十个字为限。

可惜自己腹中既俭，不能像周作人那样涉笔成趣；识解又浅，不能像鲁迅那样益人神智；灵根更钝，难得像钱锺书那样体悟入微。好在发微博可以任情快意，不须琢磨章法，不必修饰语言，所以每则杂感多少还有一点自然风致。当然，“自然的”不一定就是“好看的”，否则，那些未经整容的姑娘岂不都成了天仙？

一、周氏兄弟

1.周氏兄弟的文章妙不可及，周树人文章的老辣、深刻、峻峭易于感知，周作人文章的涩味、苦味、淡味则难以领略。我上大学时近鲁迅而远知堂，今天大学生更难感悟周作人文章的神髓，要和今天青年人讲清楚什么是文章的涩味和苦味非常之难，更何况很多大学老师也不知道什么是“涩”。斯文扫地，风雅无存！

2.周作人常有“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生活的幻想”，认为“于日用必需品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并感叹当时的生活“极端地干燥粗鄙”。他当时还有“焚香静坐的安闲”和“丰腴生活的幻想”，现在连这种“安闲”与“幻想”也没有了，大家只知道暴发户式的炫耀、显摆与俗气。

3.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说：他不大喜欢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货，“美其名曰国货”，其实是外国货“粗恶的模仿品”。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很多国货仍然还是外国货“粗恶的模仿品”，充斥整个市场的都是“山寨”品。更可怕的是，不仅物质产品是“山寨”，连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的“copy”，我们民族全无创造力。

4.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中说，在一个多雨的冬天，“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愉快的事情”。不知今天的青年人还能不能感受这种闲情逸致？愿不愿去品味这种雅士的风情？我们的心境越来越浮躁，精神越来越荒芜，感觉越来越粗糙，因而去周作人也越来越远。

5.（附梁遇春）现代散文作家中梁遇春算是才高命薄的代表，留下一本《春醪集》，一本《泪与笑》，几本英国散文翻译，二十多岁就撒手人寰，令人惋惜与嘘唏。梁遇春的文章深得英国随笔的神髓，又有中国小品的情韵，论事略无忌讳，抒怀滔滔不绝，构思翻空出奇，读来叫你欲罢不能。

二、林语堂

1.“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先生的夫子自道，也得是他一生学问、文章的定评。林先生早年在美国教会学校读书，父亲又是虔诚的教士，年轻时他的西学修养比国学修养更深厚，英文比中文写得还要流畅，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和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都是英语文学中的散文佳作。

2.林语堂先生虽然西学修养深厚，但挚爱中国传统文化，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和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二书写于美国，出版于美国，可能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缘故吧，他把中国文化说得奇妙无比，把中国人性格说得幽默可爱，把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吹得神乎其神，让高鼻子美国佬恨不得马上去做黄皮肤的中国人。

3.林语堂先生的英语散文写得比中文更为精彩，代表作《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不仅我们今天读来妙不可言，而且出版不久就打动了西方读者。1937年一位美国作家发表书评说，读罢林语堂先生大著，真想到唐人街上去向华人磕几个响头。

4.林语堂先生为人随和而有原则，理性但很重感情，敏锐又从不走极端，崇尚自由却毫不放纵，是中西文化“调和”出来的人中“精品”。要是能听他讲课或听他聊天，肯定如沐春风，收获多多。他倡导幽默，其文并不以幽默见长，妙处在娓娓而谈，亲切有味，全不像1949年后的许多作家用假嗓子说假话。

5.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先生倡导“性灵”“幽默”，但倡导幽默本身就不太幽默，也许什么都可以倡导，但幽默是个特有的例外，幽默一经倡导就成了滑稽。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可以通过打拼来赚取，学问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境界可以通过修养来升华，甚至脸蛋可以通过整容来改变，唯独幽默一经努力就走向了反面。

三、当代散文家

1.钱锺书的散文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机智、俏皮和渊博，能看出作者在恣意地挥洒才情，在得意地卖弄学问。钱先生的才气的确令人羡慕，学问的确叫人惊叹，但他的卖弄有时使人反感。

2.钱锺书先生对周作人颇有微词，可将钱锺书与周作人的文章比较一下就高下立见：就学问而言，钱周二人都很博学，但钱的博学写在他的脸上，周的博学则藏在腹中；就才华而言，他们二人都属天才之列，但钱在文章中喜欢手舞足蹈地逞才扬己，周则收敛锋芒，含才不露，刊尽繁华独呈素淡。

3.何其芳先生早年的散文集《画梦录》，问世后即获得《大公报》的文学奖，以此奠定了作者在文坛上的声誉与地位。集中的文章作者刻意求新出奇，虽然抒情思入微茫，描写穷极变态，但无篇不雕，有句必琢，最后成了剪纸为花全无天然意趣，极尽浓丽却毫无生命气息，语言精巧但失之纤细。

4.当代不少作家既无学问，又缺才华，更没有人格，他们笔下不管是哪种体裁的东西都没有品位，甚至连语言的功力都很糟糕，有些作品让人无法卒读。他们除了宣传政策外不知还能写什么艺术品，其中有些人获奖完全是因为歌颂了主旋律，有些人也因此浪得虚名，这些人还活得很风光、很滋润，唉！

5.当年我按老师的指点，把所谓“当代三大散文家”——刘白羽、秦牧、杨朔的主要作品都翻过一遍。等我读了一些真正的文学作品之后，才知道这些人的东西不仅不值得一翻，而且容易败坏读者的口味。

6.记得大学一年级时教当代文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宣称：中国有“三大散文家”——刘白羽、秦牧、杨朔。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我们这些1977级的大学生大多非常天真，许多人还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这种话，对老师说的三大散文家更是崇拜得要死——我就是其中的崇拜者之一。

7.在当代作家中，还找不出一个人像徐志摩那样风流潇洒，像梁遇春那样玲珑多态，像林语堂那样学贯中西，更别说像鲁迅那样冷峻深刻的了。

现当代散文杂谈（二）

开学前两天在家中重温鲁迅，多年后再读他的《朝花夕拾》和《野草》，觉得别有风味，不时又想起“文革”时读鲁迅作品的情景。那时读鲁迅是为了写“大字报”，自觉不自觉地爱模仿鲁迅的笔调和语言。其实当时根本读不懂鲁迅，只是错将他的深刻当作尖刻，误将他的冷峻当作仇恨，从他的机智中学到了强词夺理，从他的批评中学到了骂人——学虎不成反类犬。

“文革”中连《唐诗三百首》也被列为黄色书籍，《红楼梦》《今古奇观》之类的更是禁书，马恩列斯毛的书倒是随处可以弄到，但当时马克思的著作根本就读不懂，而且也不知道它是好东西。老实说，除了“红宝书”外没有读过其他马列的经典著作。记得当时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看得进去，就像饥饿的人随便吃什么都有味一样。浩然“文革”前和“文革”中写的所有作品我都读过，那时还特别喜欢姚文元的文章，尤其是他那本红极一时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写“大字报”、办“墙报”时还仿照他的笔法。由于无书可读，有时无聊得发慌，初中时我就养成了喜欢做数学题的爱好，证几何、解代数都津津有味，今天在大学里教文学纯属偶然——人的一生都充满了偶然性，甚至一生全由偶然性组成。

下面是这两天闲时读闲书的一些“闲话”，先一则一则地发在我在新浪的微博上，现在辑录在一起美其名曰“随感”。

1.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情深、意挚、韵长、趣浓，篇篇都是上乘佳作，堪称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藤野先生》写对日本老师的感激与怀念，字字都含着深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尽管有对老式教育的调侃，但洋溢着童真，充满了诗意；《父亲的病》《范爱农》弥漫着悲凉之雾，读后心里像压着铅石一样沉重。

2.每次读鲁迅的《朝花夕拾》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趣盎然，不仅《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趣味横生，就是写得十分凝重的《范爱农》《父亲的病》也情韵悠长。鲁迅先生的文字对我具有无穷的魔力，纯净白话中间插古语，雅洁而又优美。

3.《野草》是鲁迅先生唯一的散文诗集，其中《过客》是一曲独幕诗剧，其他都是散文诗。《秋夜》《雪》《风筝》近于古典的诗境、温情与画意，《死火》《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则是典型的现代诗，近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表现冷漠、死亡、荒谬和孤独。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客”的形象与“立论”的两难。

4.《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纲要》是鲁迅两本用文言文写成的学术著作，前者是小说史中的学术经典。二书是我常翻阅的案头读物，因为它们既是学术著作也是散文精品，深解妙悟固然益人神智，警言隽语也让人眼明：如“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等语至今流传人口。

5.鲁迅先生由于少年时代破落家庭的生活经历，见惯了世态炎凉，感受了人情冷暖，出国后又受够了外人的欺凌，所以常以冷峻的眼光看人论事。读古书见出“吃人”二字，对人常从麒麟皮下看出马脚，揭露人性的“恶”和传统的“毒”一针见血，杂文多有诛心之论和偏激之言，有深刻的洞见，也有可笑的偏见。

余光中先生走好

余光中先生今天告别了多灾多难的人世，带走了海峡对岸的“乡愁”，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十分悲伤。十几年前两次与余先生一起开会，虚心向先生请益，小叩辄闻大鸣，倾心与先生交谈，闲话也不无深意。正古人所谓“即之也温，仰之弥高”。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论余光中诗歌与诗学的嬗变》，后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曾获余光中先生“深得我心”的谬赞。先生言犹在耳，先生人却归天！感谢《尔雅国学报》公众微信号推送旧作，特借微信群转发拙作敬表哀衷。

余先生的诗歌早已传遍神州，几乎“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乡愁》”。余先生的散文同样让人击节称叹，《我的四个假想敌》轻松诙谐中见深厚慈祥。不论叙事、抒情还是议论，余先生文章都富于韵味与诗意——他骨子里终归是个诗人。

余先生的诗文已获该得的盛誉，余先生的译作仍无应有的身价，其实先生身后在翻译史上的地位绝不会比文学史上的地位低。先生翻译的四部王尔德喜剧无一不是精品，他自述这些翻译是与王尔德“摔跤”——作者入圣，译者称神。如名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大陆都将其名直译为《认真的重要性》，这一标题看起来不像喜剧而是论文，余光中先生则意译为《不可儿戏》。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将两译稍作比较，就是文盲也立马能分出高低。

余先生的诗品同声叫好，余先生的人品则多有异词。他一生可訾者有二：一是思想立场上比较右倾，一是强烈排斥台湾“乡土文学”。

因为身在反共宣传狂热的台湾，到晚年才能回大陆看到海峡这边的进步，所以过去的政治立场保守，这一点无须为尊者讳。

至于反台湾“乡土文学”则出于爱国热忱，我曾在同行微信后留言说——

余光中先生爱国也出自肺腑，对台湾所谓“乡土文学”极为反感，对台湾左派十分蔑视。这些举措肯定会有偏见和误伤，也难免羼杂些个人的是非意气。但现在台湾民进党都是当年的左派，现在台湾独派多为当年乡土派的后裔却是不争的事实。“乡土文学”反对中国大陆文化与文学的横向移植，余风所及连中小学教材也尽量不选大陆的作品，今日台湾中小学教材中现当代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乡土文学”，完全可以说已是“乡土文学”的天下，基本割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脐带——这一切都证明了余光中先生当年的敏锐、卓识与远见。台湾中小学课本，台湾的文化生态，或为我亲眼所见，或为我亲身所感。台湾独派骂余光中“情在理中”，大陆学人跟着骂余光中则实出意外。

已经成为“历史”的余光中先生，大概再也听不到人世的赞美、恭维、批评、诋毁，即使在阴曹地府能听到这些毁誉，大概也能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吧？

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余先生走好！

2017年12月14日晚

剑桥铭邸枫雅居

闲话罗素

过去我喜欢罗素主要由于喜欢读他的英文，发现他的许多英文著作经由中文翻译，就失去了原来的那种韵味和美感，觉得只读罗素著作的中文翻译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后来才发现更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充分吸取他留下的智慧，他书中的思想比表现这些思想的语言更为动人，他的思想不仅具有深度而且具有美感。

1.对于思想家，人们只关注他们“说了什么”，很少关注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说的东西深刻得要命，但说的方式笨得可怕；一种人不仅说的东西发人深省，而且说的方式非常精彩。康德和黑格尔属前一种人，他们的著作深刻但沉闷，罗素和叔本华属后一种人，他们的著作深刻而优美。

2.除了数学和逻辑学著作外，罗素有关哲学、教育学、社会学、传记等方面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我最先接触到罗素的著作是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译本，入迷后再来读该书英文原著，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英文的魅力，真想不到哲学居然可以写得如此俏皮、流畅，更想不到我竟然能读懂英文哲学著作！

3.罗素从来不煽情、不滥情，文字没有半点华丽浮夸，写得明晰但不枯燥，严谨却不阴沉，其机智诙谐处固然让人解颐，其深刻独到处更给人启迪，如：“Delight without well-wishing may be cruel; well-wishing without delight easily tends to become cold and a little superior.”。 说得多深刻，多漂亮！

4.罗素是二十世纪一位勇敢、刚强、坦诚、理性、智慧的思想界领袖，他说有三大强烈的激情左右了他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怜悯。从世俗的道德来看，一个结婚四次且有多个情侣的人肯定是一位“花心萝卜”，但他寻求的是人间的两性真情真爱，后来与之分手的妻子和情人仍对他表示怀念和崇敬。

5.罗素一生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一生不断探索“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度”，为此专门写了巨著《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还写了《几何学基础》《数学原理》《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系列著作，论域涉及数学、数理逻辑、哲学、物理等学科。这位知识界巨人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既媲美前哲又嘉惠来者。

6.罗素一生提倡理性的怀疑精神，为此他写了《怀疑论集》《宗教与科学》《我为什么不信基督》等专著。他不信仰基督教，也不信仰任何其他宗教，是因为他认为所有宗教都来自人类的恐惧，所有宗教在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他也反对盲从政治和知识上的权威，宁可遭到官方的监禁、友人的误解和大众的指责。

7.《意义与真理的探究》是罗素知识论的早期代表作，它从词、词性、句子、句法到逻辑命题，从事实、经验、认知、知识、意义、真理到形而上学，教会我们应该如何提问。他在知识论上追问的许多东西，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是作为常识、定论接受下来的，从来没有追问过它们的来源、可靠性与确定性。

译事漫谈

我的英语勉强能阅读一些专业文献，读研究生期间常磕磕碰碰地读一点英文随笔、小说和理论著作，工作以后闲来试笔翻译并发表了一点英文随笔和理论文章。后来读翻译的理论著作，假如译自英文，我尽可能地找来原文对读，慢慢地，我稍能体会译事的艰难辛苦，也能品尝译文的好坏优劣。刘勰说认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远没有“操千曲”能力和“观千剑”的功夫，下面对前人译笔的闲谈不过是信口雌黄，好在评论到的译者都已作古，评论的对错都不会惹什么麻烦。我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读到高兴处开开心，不高兴时皱皱眉，如此便好，如此便罢。

1.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无一不迷人，可他翻译的小说、理论无一不难啃。他译的小说《毁灭》和理论《苦闷的象征》，译文疙疙瘩瘩别别扭扭。先生日文好，中文更妙，看来是他那“硬译”主张害了他，“硬译”造成他的译文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读他的译文觉得译者存心要和读者过不去似的，真叫人难受。

2.梁实秋先生是一位生命力旺盛的学者和作家，一生出版了多卷文学评论集，独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卷，出版了近二十本散文集，他的理论成就、翻译成就和创作成就都令人惊叹。因不认同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他曾为此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并受到鲁迅的挖苦和讥讽，谁是谁非从事翻译的学者心里早有定论。

3.梁实秋先生以一己之力译出《莎士比亚全集》，单是毅力就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大陆几乎没有学者愿意犯傻下这么大的苦功夫了，即使有人愿意犯傻下苦功夫，也没有独译莎翁全集的水平。不过，我读过梁氏部分莎翁戏剧的译文，感觉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文差一大截，卞之琳、梁实秋的译文都不能与朱译比肩。

4.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不管是悲剧、喜剧还是历史剧，每一部译文都堪称绝唱，是最高水平的翻译，也是最高水平的再创作。当年上大学时我就节衣缩食买了朱译《莎士比亚全集》，朱译语言之华美、节奏之铿锵、气势之旺盛，读来真是一唱三叹。梁先生适合于翻译essay，译莎翁则需要强悍恣肆的笔力。

5.傅雷先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翻译家之一，但我最先接触他的著作是《傅雷家书》，那时少不更事，老实说我对家书中的“傅雷”印象不好，觉得他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现在我给远在国外的儿子写信，也和他一样婆婆妈妈，看来理解一个人需要阅历和年龄。傅氏的译文除了小说，我读得最熟的是丹纳的《艺术哲学》。

6.傅译的《艺术哲学》可以使人百读不厌，译文不仅准确表达了丹纳的哲学思想，还传达出了原作对艺术风格的精细口味，传达出了原文的神韵，原文的文采，这种细腻与传神绝非一般译者所能想象。如今，林语堂走了，朱生豪走了，梁实秋走了，傅雷也走了，一代翻译大师全走了，“广陵散”也绝了！

7.我常常想，要是没有朱光潜先生，黑格尔的《美学》恐怕不可能有全译本了，即使有也没有像现在朱译得这样漂亮。我喜欢理论是从读傅译的《艺术哲学》和朱译的《拉奥孔》《美学》开始的，后来又读了朱译的维科《新科学》。朱的译文本本都妙不可言，没有他那种理论功底和外文功底，能有他那种准确明净的译笔吗？

8.一二十年前我自己也偶尔翻译一点英文随笔和理论文章，少数随笔译文发表后还被多家外国散文选集选载，因而对翻译的酸甜苦辣略知一二，读到好的译文格外上心，读到劣质译文也格外痛心。理论著作的译者中，何兆武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译文是信、达、雅的典范，何译卢梭《社会契约论》就是译作中的佳品。

书画赏析

在微博上偶尔能见到博主传来的书画与摄影。下面这些书画赏析绝非“艺高人胆大”的产物，而是“无知者无畏”的结晶。书法——我的字写得酷似自己的尊容，摄影——我只停留在用傻瓜相机的水平，绘画——我的拿手好戏是将人画成鬼把鬼画成人。不过，不会写、不会画、不会拍并不一定就不会欣赏品评，如今，“专家”都成了“砖家”，“外行”恰恰就是“行家”。铁道部部长何曾学过铁道专业？人家谈起铁道来还不是头头是道？卫生部部长哪懂什么卫生？人家讲起卫生你还敢不听？我这种书法、绘画、摄影的外行来品书论画，说不定能给你意外的惊喜。信不？

1.罗聘《花卉图》：扬州八怪中的少年英俊罗聘，早年曾见过他的代表作《鬼趣图》，以阴间厉鬼的怪形，写世间小人的丑态，可以想见他对黑暗社会的憎恶。《花卉图》虽然不是罗氏的代表杰作，但工笔略带夸张，写意更为创辟，从嶙峋奇峭的山石和丰茸明丽的茶花，不难感受到画家对自然的沉醉和对生活的热爱。

2.郎世宁《十骏犬·啖星狼》：郎世宁这位意大利出生的宫廷画师，兼融西洋画与中国画二者之长，所以他的画风既有西洋画的透视与色泽，又有中国画的笔墨与神韵。《十骏犬》为其代表作《百骏图》之一，其最大特点是熔精工与写意于一炉，让人百看不厌。我家原有他的人物花鸟画印稿，现在不知散落何处，可惜！

3.日本苔藓： 苔藓不仅具有清幽古朴的美感，而且具有凝定悠深的历史感，这种美感和历史感来于对自然的精心呵护和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国是个“古国”不假，但现在并不“文明”。当局既不重视文化积淀，全社会也没有幽静淡泊的氛围，大众自然也缺乏精致细腻的审美品位，将所有青苔剥落，将所有古屋刷新。唉，说来寒心。

4.李白《上阳台帖》：李白此帖大类其诗：笔墨的时收时放，骨架的时紧时松，让人想象到其诗的时开时阖，陡起陡落；字帖落笔的天纵豪宕，更让人想见其诗的豪迈奔放。其诗、其字不仅像“山高水长”那样阔大，更有“长水”奔涌的气势和“高山”雄强的力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盛唐气象的博大与沉雄。

5.赵孟頫《前后赤壁赋》帖：孟书柔美而不柔弱，飘逸而不轻浮，圆润而不乏力度，风姿绰约而又风骨内敛，深得二王的风神气韵，为行书中的精品。深夜书斋反复观摩把玩，可让人躁释虑消心宁境静。

品画（一）

在微博上偶见“@老树画画”的画作，散淡拙朴颇类丰子恺先生。读后感慨良多，接连奉和数首，拙诗配美画恰似佛头着粪，罪过！

（一）人生一场大梦，神州几多凄凉？了悟云聚云散，此心无喜无伤。

@老树画画：

人世梦一场，去即来时路。云飞十万里，此心驻何处？

（二）蜗角虚名累己，蝇头微利害人。迷障谁能勘破？世间唯有渊明。

@老树画画：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告诉你件事，名利算个球？

（三）初雪飘飘难化，霜风飒飒易晴。满山遍野红叶，何苦梦里寻春？

@老树画画：

初雪半尺未化，阴雨两日不晴。坐拥一丛青绿，且向梦中独行。

（四）昙花一现惊艳，人生片刻销魂。世事漫随流水，瞬息即成永恒。

@老树画画：

昙花偶尔一现，惊艳刹那之间。自性尚未可知，何物可值留恋？

（五）招三四个朋友，煮上一壶清茶，买它半斤糕点，聊一下午闲话。

@老树画画：

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得一边与梅花。她说明年才能到，秋风闲坐且吃茶。

（六）钩心斗角争夺，呼风唤雨弄权。鸡虫得失未了，人生哪得清闲？

@老树画画：

今日事忙完，终于有点儿闲。静心想一想，还活多少年。

（七）春花绚丽夺目，秋日树叶枯黄。人世悲欢离合，先生何必凄凉？

@老树画画：

春时花开绚烂，引得蜂舞蝶忙。秋来处之闲静，总有一份凄凉。

（八）东篱葱韭扁豆，呼来三朋四友。胡侃男女时事，浮生此外何求？

@老树画画：

山中野猪胖，篱上扁豆肥。整合炖一锅，叫上谁谁谁。

品画（二）

读“@老树画画”先生朴拙的诗画，大有“又得浮生半日闲”的轻松。沉醉之余，时常技痒。可惜，和作比起“@老树画画”的原作，难免“珠玉在侧自惭形秽”——

（一）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凉风秋有月。一年四季蹙愁眉，枉费人间好时节。

@老树画画：

春来折取桃花，夏看一池荷花。秋深潜入山里，等待漫天雪花。

（二）枝头着花蕾，只待春天开。人花实同理，不去哪有来？

@老树画画：

你说一枝花，为啥使劲开？终究要离去，何故还要来？

（三）人无再少日，花可明年开。光阴瞬息过，青春招不来。

@老树画画：

你说一枝花，为啥使劲开？终究要离去，何故还要来？

（四）远行人未归，情人望村头。花开纷烂漫，有盼哪有愁？

@老树画画：

何人去未归？何人等村头？你看一树花，开得让人愁。

（五）早知生也有涯，无才无学堪夸。只想建个茅舍，门前一树桃花。

@老树画画：

一世有限生涯，不可张扬自夸。默默做些事情，时常梦见桃花。

（六）神州已成废园，美景属于从前。只见豺狼出没，何处觅得神仙？

@老树画画：

梦中去废园，策马到门前。有人花间语，疑似小狐仙。

（七）霜风染红枫叶，炭火慢煨牛腩。兄弟围炉胡侃，何必羡慕神仙？

@老树画画：

看着秋风扫落叶，吃着萝卜炖牛腩。再来半斤土烧酒，真不愿意做神仙。

同道切磋

“出家”与“回家”

——评张三夕教授的《在路上》

三夕兄的随笔集《在路上》送给我快一年了。拿到书的当晚我便匆匆翻了一遍，当时就准备写一篇书评。后因内人患病和其他琐事，使我的书评和他的书名一样——至今仍“在路上”。

我在网上写大量的随笔杂文，主要还是来于他的启发和影响。记得七八年前一次聚餐闲谈时，他说自己在新浪上开了一个博客，我这才知道在博客上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文章，那时不像现在这样要经过审查才能发布。回家就点开了他的博客，他博客中的文章，内容上“千汇万状”，体裁上“五花八门”。读着读着我有点目迷五色，接着自己也开始技痒，开了博客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几年里，我一口气写了四百多篇随笔杂文，写杂文随笔成了我精神生活最大的兴奋点。在《在路上》的后记中，三夕兄自谦他的点击量比起我是“小巫见大巫”，可文章的好坏并不以读者的多寡来定，否则一则花边新闻便可获诺贝尔奖，再说，我开博客写杂文随笔，是三夕兄“导夫先路”。

如果说某人的学术专著，就像他身着西装革履，那么此人的杂文随笔，就像他趿拖鞋穿睡衣；如果说某人的学术专著，就像他在讲坛上抑扬顿挫的演讲，那么此人的杂文随笔，就像他在茶室里随意闲聊。因而，学术论文、论著即使不打官腔，也要压抑自己的个性情感，由于价值中立和感情淡化，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要求，而杂文随笔恰恰需要独特的气质、鲜明的个性和迷人的趣味，没有个性、气质和趣味，杂文随笔自身便索然无味。写论文、论著固然离不开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需要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要了解张三夕教授的学术成就，当然必须读他的《批判史学的批判》《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学术著作，但要想认识张三夕其人，最好去读他这本随笔集《在路上》。

《在路上》不仅表现了张三夕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不仅表现了他的情感好恶、审美趣味，而且烙下了他的人生印记，更带有他的生命体温。

我将这篇书评标题名为《“出家”与“回家”》，是因为《在路上》中有一篇《出家》，可他一生又从未真的“出家”，他虽然的确有过短暂的“分家”或“离家”，不久又重新“成家”和“回家”。“出家”不过是他偶尔的精神向往，“回家”才是他身心的真正归宿。当然，在“出家”与“回家”之间难免困惑纠缠，但他的气质、个性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生命抉择和人生结局。这倒让人想起苏东坡的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宁肯在“人间”和朋友们一起嚼老面馒头，也不愿到“琼楼玉宇”去陪玉皇大帝饮奶酪。作为我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博士，三夕兄饱读儒、道、释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极深，但佛门的空寂不合于他的心性，老庄的自然与逍遥也只是使他动心，他的人生追求和气质个性更近于儒门。《在路上》中的三夕兄属于“我辈中人”，他既很少有缥缈奇幻的遐想，也少有对人生后现代式的荒谬体验，书中多的是对人际的关怀——思人、怀旧、弄孙，更多的是“生活的艺术”——如何识人，如何交友，如何理解女性，如何安身立命……该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理性、温暖、亲切、近情。

要谈他的“回家”，自然要从他的“出家”开始。

在《出家》一文中作者忘不了“咬文嚼字”，转述了一位清代文字学者对“家”字本义的考证：“家”原来是“猪住的地方”，从字形上看宝盖头即房屋，而“豕”就是猪，由此我们可以把“家”引申为“关牲口的地方”。可见，人在“家”中，恰如猪在圈中，鸟在笼中，鱼在池中。人住在家中其实形同兽关在笼中，许多清规、习俗、人伦、道德，形同一条条锁链使人不得越雷池一步，稍有不慎就会背上不孝、不忠、不慈和不负责任的骂名。三夕兄觉得“家对人的专制无异于国家”，小孩一时冲动离家出走这种负气行为，其意义就“在于证实了一个真理：人原本是没有家的，人天性中就有一种‘出家’的本能”。文中还数落了人在“家”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声讨了“家”对人的种种异化—— “夫妻间不管如何没有感情，视若路人，如何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如何怀疑猜忌，争吵不休，甚至连同床的快乐也成了例行公事或根本没有，但家的形式仍旧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个人可以死去，可以行尸走肉，家不能散。”成“家”似乎不是为了自己更加幸福，而是必须为“家”赔上自己的幸福——丫鬟变成了小姐，手段反转为目的。家居对人成了一种精神折磨，家庭就成了家人的坟墓。巴金的《家》成了囚禁人的城堡，砸碎“家”的锁链便在他《家》的中心主题。三夕兄还以当代作家谌容的《懒得离婚》为例，阐明“家”使个人原来旺盛的生命力萎缩，使至亲的亲人变得冷漠，使最亲近的人变得疏远，使原本相互吸引的异性变得厌倦。“家”泯灭的所有激情、幻想和冲动，家人都在不死不活中苟且偷安，最后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甚至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谌容《懒得离婚》中主人公有这样一段表白：“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说家庭不理想……嗐，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可见，“家”浇熄人们所有的生活热情，打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离不离都一样”表明已经“心死”，囚禁得太久的人不想获得释放，觉得监狱的内外都完全一样。成人在“家”待久了便“习惯成自然”，只有小孩还有离家出走的勇气。不过，小孩的勇气来自他一时冲动，受父母打骂后愤怒离家，过几小时或几天又乖乖回家。三夕兄认为“小孩离家出走的意义在于证实了一个真理：人原本是没有家的，人天性中就有一种‘出家’的本能或可能性。这正是宗教能够吸引无数善男信女的基础所在。”

“出家”是否是宗教——尤其是佛教——信徒的根本原因暂且不论，但和尚和尼姑必须出家却是事实。佛教徒出家自然是看破了红尘，而寺庙至少能在形式上隔断红尘，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信徒出家既打破了家的桎梏，似乎也解脱了尘世的烦恼，而且为出家找到了一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另外，寺庙还有稳定的生活保障，解除了生存的后顾之忧。这样，小孩离家出走被视为青春叛逆，信徒出家则被当作人生正途，难怪东汉以后汉人出家者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大家更热衷于“春风得意马蹄疾”，看不出古殿青灯的蒲团生涯有多少乐趣。那些在家念佛的“居士”，既要享受妻儿的天伦之乐，又想挣脱人世的残酷争斗，希望同时吃到鱼和熊掌，甚至比芸芸众生更加多欲，他们“说是出家却在家，向往袈裟着乌纱”。至于三夕兄说到出家另一种方式——独身，在我看来算不上是“出家”的变通方式，一直独身者无“家”可出，离婚而未再婚则属于弃家，“出家”的前提是已经有“家”，而“独身”是原本无家，离婚则只算是曾经有家。

书中另一篇《异乡的召唤》，写的是作者为“南下潮”所裹胁移居海南的心路历程，真实地表现了三夕兄那颗不安分的灵魂。他对此毫不隐讳地说：“异乡——南方的召唤何在？异乡——南方，对于火车站前或火车厢内的‘盲流’来说，意味着‘能挣钱的地方’。异乡的召唤，首先是钱的召唤。”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不是要逃避这个社会，而是要更深地介入这个社会——思想上成为引领时代的先锋，经济上成为自己时代的富翁，生活中成为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该文其实说的是离开“家乡”，与“出家”是两码事。抛妻弃子的“出家”可能是寻求精神自由，而背井离乡则要么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要么是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只要能获得足够的财富，异乡就是自己人生的福地。当然，“离乡”与“出家”也可能有某种重合或关联：或者是由于“净身出户”，只好“背井离乡”；或者是为了摆脱家庭，于是选择离开家乡。前者是被逼的无奈之举，后者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三夕兄到底是哪种原因不得而知，这涉及他的个人隐私不便缕述。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反正他听从了“异乡的召唤，终于不远万里来到了海南”。可是，当“确确实实在异乡的路上”时，他“心里总有某种漂泊不定的感觉”，身在异乡他又不断追问：“这世界有没有属于我的异乡？”“椰林、阳光、沙滩、海水”，海南的旖旎风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他灵魂的归宿，海南不过是他人生的“客栈”。你看他刚到海南，就准备离开海南：“我不知道在海南会待多久，何时会离开海南。朦胧中、潜意识里似乎有一种异乡的声音在召唤着我。”

然后，三夕兄最终并没有听从“异乡的召唤”，几年以后又背起行囊“回家”——回到武汉，回到华中师范大学。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在武汉很快又重建了个人的小家。

你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结构，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空间。

喜欢长期漂泊异乡的人，是那些精神上的流浪汉。

与其把哲学家分为狐狸和刺猬，还不如把他们分为“流浪汉”与“安居客”。哲学中的“流浪汉”，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改变论域，不断地冲向新问题，他们的运思从来不“安分守己”；而哲学中的“安居客”恰恰相反，他们年轻时就建起了思想大厦，后来一生就为这座大厦装饰粉刷，将这座大厦打扮得越来越精致，他的思想一辈子就“住”在这座大厦中，从来不“左顾右盼”，更不会“见异思迁”。前者就是罗素，后者则为康德。思想上，罗素一生游走于数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而康德一生就守住他的思辨哲学。生活中，罗素一生都在忙着离婚结婚，而康德一生就选择不婚。

三夕兄的精神在安分与不安分之间，所以他离婚又结婚，所以他离家又回家，但总体上看属于安分者，再婚后就心满意足，回家后便不再离家。在理性与感性的钟摆中，他精神的天平倾向于理性。他更喜欢稳定、和谐，所以他需要幸福安宁的家，离不开体贴本分的女人。在三夕兄那儿听不到流浪异乡的神奇体验，但你能发现他在“家”中的生活智慧。

书中有一篇谈《酒》的文章，另外又有一篇《酗酒者戒》。尼采的名著《悲剧的诞生》，将希腊悲剧的诞生，归结为日神与酒神的冲突，“酒神”便是非理性的代表。刘伶有一篇妙文《酒德颂》，拿来与三夕兄的两篇文章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刘伶纵酒完全是感性的狂欢，而三夕饮酒“逾多不滥”——他的理性始终能管住感性。他即使放纵的时候，也谨守儒家“乐而不淫”的古训，好酒而绝不酗酒。

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态度，大致是“好酒而绝不酗酒”的延伸——“好色而绝不贪色”。至少我还没有发现他贪色的蛛丝马迹。当然，不贪色也许不是因为严守男女的“边界”，而是由于现实的诸多制约——或者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闲，或者是没有胆，或者是既无钱又无闲更无胆，谁知道呢？

《女人的逻辑》是一篇奇文，竟然对最不讲逻辑的女人，展开冷静的逻辑分析！此文由三个部分组成：“请对女人的新衣服说好话”“恨屋及乌”“不要结果的争吵”，与这三部分相对应的逻辑表达式是：A+B+A1=1、A+B+A1=-1、A+B+A1=0。即使数学大师和逻辑学大师罗素，也从来没有对女人进行过如此严谨的逻辑分析。不，不，不，他从来没有对女人进行过逻辑分析。在漂亮的女人面前，大多数男人是心灵的战栗，而不会展开逻辑的分析。拿着X光透视女人的男人，需要多么强大的理性，我的天！

《善解人意》主要是谈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仍然可见三夕兄在两性关系上，喜欢用智而不易动情。在他看来，“夫妻间、情侣间的大多数摩擦、争吵、冲突，都来自一方或双方不能‘善解’对方之‘意’”。于是，他试图以“‘善解’为理解对方设立一个尺度。‘善解’，不是一味地妥协，一味地退让，一味地迁就，而是善于妥协，善于退让，善于迁就。当一种矛盾还没有激化时，‘善解’往往能提前化解矛盾，使冲突不至于爆发”。接着他指出了“善解人意”两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一是“‘人意’的丰富性”，二是“‘善解’的交互性”。再分析“妨碍‘善解人意’的行为方式”，最后阐述“善解人意”的目的和“好处”。“善解人意”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了，简直就是一篇有关“善解人意”的博士论文提纲。一个如此理性的男人，一般会扎紧男女之间的“篱笆”。

如果说《善解人意》是守住两性的边界，那么《我想守住什么》就是守住“人”的底线。该文一开头就说：“人生在世，有两重境界最难达到：一是创造，二是守住。”创造需要才气，容易被人赞美，守住则需要定力，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创造属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范畴，关涉到人与外在对象，如科学的突破、难题的解答、深奥的理论、艺术的杰作、优美的诗歌、美妙的音乐，或者能给人带来生活的方便，或者能给人带来精神的快乐。而“守住”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只发生于自己的心灵世界之中，是自己灵与肉的搏斗，这一切人们都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人们会给善于创造的人鼓掌，但没有谁愿意给坚持“守住”的人献花。三夕兄所说的“守住”，“是指守住支撑个人心灵世界的信念或信仰”，“守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最终是守住人的真实性存在状态”。人类很难摆脱自己的动物本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与禽兽之间只隔一层纸。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动物，高尚与卑鄙、无私与自私、清廉与腐败、真诚与虚伪……时时刻刻都发生交战，道德信念的堤防一旦失守，人就将无所不为或为所欲为。

《庄子》中有一则故事说，子夏有一天去拜访曾子，他们曾一起在孔子门下读书，当年同窗时关系很亲密。曾子一见到子夏就说：“几年不见，老兄看起来发福多了。”子夏回答说：“我占用了自己，所以长胖了。”曾子大惑不解地问道：“老兄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明白。”子夏解释说：“以前读到那些写圣贤高风亮节的文字，我就心生敬仰。出门看到别人享受荣华富贵又很羡慕，既想做一个品行高洁的君子，又想贪图眼前的荣华利禄。这两种念头在心里相持不下，二者长期不分胜负，所以人越来越消瘦。现在圣贤的道德战胜了利欲的贪求，崇高镇住了卑劣，看到别人夜夜笙歌也不眼红，心里永远都非常平静，日子清贫也充实快乐，这样下来怎么会不胖呢？”这层道理陶渊明《咏贫士》一诗提纯得更加凝练：“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三夕兄说“守住人的真实性存在状态”，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此在的本真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守住”本质上就是陶渊明的“守拙”和“养真”：“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归田园居》），“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拙”的反面就是“巧”，为什么要“守拙”呢？一个人被世俗污染后很快就机巧百端，一旦机巧百端就失去了生命的真性。古人有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想不成为灵魂深处那些贪婪、放荡、堕落等阴暗欲念的俘虏，我们就得“守住”自己生命的真性和崇高的信念。卢梭觉得“守住”比“创造”更难：“最可怕的敌人在我们身上，无论何人只要能善于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做斗争，并战胜它们，他在光荣道路上的成就，在哲人们看来，是比征服宇宙还大的。”三夕兄也将“守住”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之一，是卢梭这段名言的现代回响。要是能够看到三夕这篇文章，我相信卢梭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人生要有几个借钱不打借条的朋友》一文，是说人的一生要有莫逆之交，彼此之间绝对信任，完全可以生死相托。借钱立下字据，欠债必须还钱，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真正知己借钱“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立下字据”反而显得生分，因为世上还有比金钱更贵重，比借条更可靠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兄弟情”。记得鲁迅曾对瞿秋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文是谈知己情谊，也是谈人生智慧。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位智者，三夕兄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节拍，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的快乐，自然也绕不开现实生活的烦恼。他饱尝过“乘公交的痛苦”，所以羡慕布达佩斯的交通秩序，也品味过“足球狂欢的盛宴”，难忘李娜带给他的“一个难忘的夜晚”，还欣赏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兴奋之余写下《201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感言》，他更明白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速度，并断言人类已由“适者生存”变为“快者生存”。

三夕兄的朋友遍天下，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经常去飞机场、火车站接送朋友，马良怀兄曾戏言“三夕的小车一直‘在路上’”。他喜欢与同道交友，别人更喜欢与他相交，因为三夕本人很有趣，他的朋友也同样有趣。遗憾的是，三夕之文的趣味，稍逊于三夕其人。可能是长期的学术训练，他笔下流出来的还是学术语言，还不习惯随笔的调子语气，哪怕是谈论爱情也是“一本正经”，这使他的随笔不那么“随便”。

除了非洲以外，三夕兄的足迹踏遍了全球，书名《在路上》既大有深意，也符合他的人生步履。在此，我想将苏轼当年《送钱穆父》一词转送给三夕兄，算是即将来临的2019年的新年礼物，也算是我这篇拙文的结尾：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2018年12月11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在兼善与独善之外

——评周光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

前不久在书肆上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知识分子》，它将西方近现代一二十名知识界的泰斗都不温不火地调侃了一番，如数落罗素把自己的每次稿费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还不时翻开它来自我陶醉，而且他自己连咖啡也不会煮。出身贵族的罗素先是由于不必，后竟至于不会煮咖啡，也许不是作者的无中生有，不过只让人看到罗素不会煮咖啡的“低能”，并不能使人理解他何以写出了《数学原理》那样的划时代巨著，只奚落知识界领袖们的“污点”，也不能使人理解西方近几百年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突飞猛进。周光庆先生的《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不仅笔端不像《知识分子》一书那样刻薄，而且从大处着墨为读者展现了一条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人格风采的“长廊”：儒者“杀身成仁”的价值献身，外现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关怀和人格完善；道家鄙薄“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因而要求解脱一切社会束缚而“任其性命之情”，注重精神的超越与心灵的自由；还有稷下先生那坦荡傲兀的风骨，魏晋士人那玄远而又潇洒的襟怀，苏轼那“惊起却回头”的“缥缈孤鸿影”，宋明理学家那崇高而又活泼的“圣人气象”，以及清末关于人文理想的重构，当代读书人对自身人格的反思、焦虑和对新理想人格的追寻……读此著真如王子敬山阴道上行，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过去有不少论著评点某一个人人格的崇高与卑劣，像此著这样系统地阐述中国读书人人格特点及其变化的专著仍然比较少见。

当然，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全书的最后一章《关于重建读书人理想人格的思考》。该章所说的读书人应“不以‘教化’为职责，而且以‘批判’为己任”，可谓触到了我国读书人的痛处。中国古代士人当然不能与现代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画上等号，原因之一就是古代读书人都缺乏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这倒不是说我国的读书人都缺乏社会关怀，相反，他们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多的是“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多的是“欲回天地”的济世热肠，只可惜他们把社会关怀等同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介入，又把政治介入等同于“食君爵禄报君恩”。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历代王朝都是家天下，国家也就是皇家，如汉朝又称汉家，唐朝又称李唐王朝，因而在士人眼里爱国与忠君是一回事。《论语》说“学而优则仕”，还认为士人“不仕无义”，《孟子》更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就像农夫必须下田耕种一样，士人也必须出来为皇家效力，也就是说，出仕是士人的天职。从小“学成文武艺”，长大“货与帝王家”，连桀骜不驯的李白也说“我欲攀龙见明主”。几乎每个士人都企望君主圣明和君臣遇合，自己也好做官得志兼善天下，而事实上“朝朝染翰侍君王”的人毕竟极少，大多数读书人总不免时乖命蹇沉沦当代。不管是时代的幸运儿，还是社会的倒霉鬼，他们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谁也没有想到要进行自觉的社会批判。读书人一旦出仕为官，便由想象中的帝王师友，变为事实上的皇家臣属，其精神和心理都成了皇家意志的容器。一方面他们必须维护和宣传国家（也即皇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社会上扮演着“教化”者的角色；一方面又必须进行现实的政治操作，使国家（即皇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尽一个官吏应尽的职责。臣子只对皇家负责，无须对社会负责，自然意识不到有社会批判的义务，社会批判也就无从谈起了。那些沉沦不偶的倒霉鬼，既放弃了自己在政坛上出人头地的希望，也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关怀，甚至连孔子也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国家就是皇家，国家的大事也就是皇家的私事；既然皇家未诏其出仕，自己也就不必为国事操心，一如没有出嫁的姑娘，就不必操持未来夫家的家务，所以古代把未出嫁的闺女叫处女，把未出仕的读书人叫处士。由于将国事视为国王的家事，因而孔子说士人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不管政治多么腐败，任凭社会如何黑暗，都无妨辞官的隐士和未仕的处士们流连风月，啸傲林泉，他们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只觉得“无官一身轻”自在轻松。如果国君昏庸时士人都遁迹山林，如果政治险恶时士人都出言恭逊（即孔子所谓“言逊”），那政治如何清明？民族如何强盛？如果“邦无道”时士人都“隐”起来任其生灵涂炭，那读书人的社会良心何在？在古代中国难得见到自觉的社会批判，充耳的是怀才不遇的哀吟。奇怪的是读书人总自我感觉良好，动不动就自比管乐，口口声声要学究天人，一旦未被皇家征诏“出山”，就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处士和隐士们怀才不遇的自伤，酷似老大不嫁的处女顾影自怜。对个人仕途穷达的过分敏感，使他们对社会批判变得比较迟钝。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批无意于安邦治国却热心于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以在野读书人的身份对社会发言，二十世纪下半叶则物换星移，这类述学又议政的读书人几近绝迹，因而“不以‘教化’为职责，而以‘批判’为己任”的呼吁，反映了一代读书人痛定思痛的共识。

作者在这一章中还提出读书人应“不以‘俗谛’为转移，而以文化为‘托命’”。说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大多数读书人会脸红，作者虽举出了王国维、陈寅恪和顾准为其楷模，但近半个世纪我国读书人中这方面的楷模找不出几个，否则上面三位先生就不会那样令人肃然起敬了。先秦时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对各自的学说思想及其价值都十分自信，甚至执着到了近乎固执的程度，汉以后的读书人就不像他们那样死心眼儿了，许多儒生既懂得了如何识“时务”，也学会了怎样“与时变化”，如那位官运亨通的公孙弘便善于“取学阿世”。想来汉武帝穷兵黩武时肯定有不少文人论证这一政策如何英明，朱元璋登基后大杀功臣和文士时，无疑也有许多文人站出来阐述这样做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当年那些密奏大多没有留下来。不过，三十多年前那场浩劫中，那么多文人称颂它“史无前例”的谀辞闹曲还言犹在耳。一代儒宗跳出来狠批孔子，著名学者站起来揭发恩师，文坛领袖糟蹋过去的一切文化创造……一时很多读书人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另外，我国读书人总在为社会道德沦丧而痛心疾首，却很少因自己缺乏文化创造力而紧张焦虑，也就是说，只不满于国人的道德水平，但满足于自己的学术贡献。我们占了这个星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大概至今尚未取得与人口相称的文化成就，现代学术成果中最先出自中国原创的东西少之又少，数来数去就是古代的四大发明，在老外面前说多了恐怕连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

总之，我国读书人在“兼善”与“独善”之外，似乎还应干点什么别的东西，比如自觉的社会批判，潜心于学术发明，执着于文化价值等等，这样，我们的生命空间可能更加广阔，我们的人格兴许更为健全。眼下很多人谈论诺贝尔奖、菲尔茨奖，时常还有人盼望出现学术大师，尽管言谈之间有点愤愤然，尽管情绪免不了还有点浮躁，但明白自己没有原创力，总比动不动胡吹什么“学究天人”要清醒许多，这终究是件好事。

这些议论都是在读《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时触发的，其中那些沉闷、肤浅的部分是我的感想，稍有亮色的部分多半来自该书。任何人读书都会有许多盲点，写书评更有可能会买椟还珠，读者若想得其精粹，还是去读周光庆教授的原著，书中比我叨唠的要精彩有趣得多。

《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在“言”与“意”之间

——评阮忠《庄子创作论》

庄子的思想与文章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惜历来庄子研究者大多从哲学角度阐释庄子的思想——“意”，而相对忽视了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他的语言形式——“言”，这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叫庄子自己主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呢？然而，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那么，庄子的“言”与“意”就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无“意”之“言”，也没有无“言”之“意”。阮忠兄的《庄子创作论》从文学的视角打通了庄子的“言”与“意”，为我们弥补了学术史上这一长期的遗憾。

庄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既恣肆深闳，又奇诡参差，更高迈玄远，这已是学术界的定论，可是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文风呢？由于文学史家只满足于描述传“意”之“言”而不涉及所传之“意”，大家对此也就只停留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该著指出，庄子对“天下沉浊”社会现实的体认，使他认定“不可与庄语”，“即不能够说严肃认真的话，他以此为写作的指导思想”；加之他所居的蒙城隶于楚近于齐，楚地原始的宗教崇拜，齐地对神仙传统的兴趣，成了庄子创作中的文化依托，因而《庄子》中多的是荒唐谲怪的人物，多的是奇幻丰富的想象。既然“不可与庄语”，于是就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卮言”来寄其“意”，这样就形成了庄文的“奇诡”。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既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超世一面，又有“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顺世一面，这“使他的散文在浪漫精神之外，现实精神是那样葱茏”。逍遥游式的超绝追求，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宽广胸怀，自然就形成了庄文“无端崖”的阔大境界，形成了庄文恣肆深闳和高迈玄远的文风。

在此基础上，该著进而细绎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的文字形式。庄文如行云流水那样不可捉摸，阮忠兄对其篇章章法、寓言章法、造句之法、用字之法的阐释，显示了他独到的艺术感悟力和对庄子之“言”的精微把握，读来大有战争中破译敌人密码的快感。如“造句之法”一节中，分别论述了庄文中的散句、对句、平行句和递进句，勾勒了庄子之“言”多彩多姿的艺术特色，如散句的潇洒，对句的整饬，平行句的气势，递进句的连贯，由此我们得以从理论上明了庄文何以既飘忽奇诡又恣肆深闳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格调篇》和《章法篇》是从“意”走向“言”，那么，《人物篇》和《言意篇》就是从“言”走向“意”。《庄子》是一本哲学著作，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其目的，书中的形象只是其哲理的代言者或象征物，他笔下的历史人物、现实人物和虚构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变形，《人物篇》再现了这些“徘徊在虚实之间的人物画廊”。《言意篇》共解剖了庄子的七个寓言，在方法上是从其“微言”探其 “深意”，如由“轮扁斫轮”辨析“言”与“意”的关系，由“濠梁之辨”肯定庄子对本真的追求，由“庄周梦蝶”深究其生命哲学……或驳前人旧说，或申一己新见，文心既十分敏锐，思辨也同样缜密。

由于该著打通了庄子的“言”与“意”，所以论述其哲学思想不流于浮泛，论述其语言艺术又不失之单薄，全书显得沉甸丰厚。当然，该著也有些地方让人摇头惋惜，如“历史进程中的庄子”一章，主要交代庄子思想史上的走红与背时，很少注意他在文学史上的潮起或潮落，作者好像忘记了他写的是《庄子创作论》。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文学研究与人文关怀

——评谭邦和《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在文学创作中，既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也有主张文学服务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家，同样，在文学研究领域，既有就文学论文学的专家，也有于文学批评中寄寓人文关怀的学者——谭邦和兄就属于后一种学人。在“漫游”逝去的古典文学星空之际，他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通过文学研究，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更深刻地反思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当下“人生”。

这一文学研究的目的决定了他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研究文学。”书名《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对全书的内容来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阐述自己选择这一研究视角的原因时说：“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社会、历史和人生；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古典文学的潜在蕴涵和现代意义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掘；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容易变得深刻、深邃和深沉；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古典文学与当代生活的许多话题。”可见，他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正是为了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他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正是为了拓展今天的社会文化空间。作者认为，“文化学术的终极关怀，应该以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愈臻善境为最高追求”。

文学研究的这种志向和抱负，以及决定于这种志向和抱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首先使作者具有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正如邓绍基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邦和做学问，写论文，长于宏观思考，多从文化入手，即使他的专门论述‘大宏观’问题的论文并不很多，但他在对一些具体学术命题论述时，多有宏观思考作映衬。”

书中《论元代散文的文化境遇——兼释元代散文的跌落》《论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论明末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廖燕散文》《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三国演义〉的复杂文化蕴涵刍议》《潘金莲畸形人格心理的文化阐释》等论文，无论是综观一代还是论述一人，无论是分析作品还是解读形象，作者都将其研究对象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审视。

由于研究者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所以常能见他人之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言。廖燕这位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家，既为前朝正史所不载，也为今天“文学史”所不提，邦和是当代较早注意其重要存在价值而进行专门研究的学人，他在初稿于1986年、出版于1997年的《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就以多个条目对廖燕“燃烧着思想火焰的激扬文字和独立特行的写作个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十年以后又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对他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把廖燕散文放在“明末清初启蒙文化思潮”这一坐标中，就不难看出他那奇警动人的议论和奇气贯注的独特魅力。散文贵在有新颖精辟的见识，廖燕对传统的人生模式、伦理道德和科举制度，有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反叛。他的散文“总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与庸谈俗见相抵触，与正统观念、官方意志也多有违背”，常能揭示“专制政体的文化机密”，因而其文既被同代智者所称叹、赞赏，就是现在读来仍然益人神智。散文也贵在有奇特的个性，廖燕“应该不乏科场一搏的实力”，但当他发现他所作的千百篇八股制义，只能堆起来做个“曲江廖某不遇文冢”的时候，他便毅然退出科场。这一选择意味着他拒绝了进身之阶，拒绝了功名利禄，廖燕散文就是这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和狂狷不羁个性的结晶。廖燕散文中的见识与李贽、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完全一致，而他年龄又在李赞、黄宗羲之后，“在吴敬梓、曹雪芹等人之前，承启之间，其思想，其散文，其人，都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文学纵横的历史参照系上，作者勾勒了廖燕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其结论既精到又可信。

《论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也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论文，过去研究竟陵诗派的论文，对其诗论大多就事论事，只能入乎其中而不能出乎其外，所以不管是说好说坏，论是论非，不是流于隔靴搔痒，就是失之“简单武断”。竟陵派诗论何以要重视“幽情单绪”的诗人情感，何以要提倡“孤行独寄’的创作方法？该文“从前后七子、公安三袁以及元明其他论家与竟陵诗论的纵横比较中”，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广阔的“现实土壤”和深远的“历史渊源”中立论，其文章自然就显得丰满而有深度。这里还要提到《诸葛亮悲剧形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作者将诸葛亮置于“中国历史全时空思维视野，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智性文化受畸形德性文化摧残、压迫之普遍而经久难改的沉痛历史”，认为“诸葛亮的悲剧是封建专制时代道德异化智慧的深刻悲剧”，并由此“思考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性格的一个深层缺陷”。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谭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又一次感受到他文学研究中的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当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对诸葛亮悲剧形象所做的分析，他说“诸葛亮出山是德性文化战胜智性文化的结果，是失智的选择”，在刘备一手“导演”的三顾茅庐中，“刘备与孔明这一番‘道德’与智慧的反复较量，终以刘备如愿以偿、大喜过望而告结束，孔明感其‘德’而终失其智，决定效死愚忠”。在我看来，三顾茅庐后孔明出山不是“感其‘德’”，而是感其“诚”，不管刘备如何谦恭地顾过茅庐多少次，对于此时尚未称臣的诸葛亮来说并无“德”可言，刘备顾孔明只是为了自己得天下，因而孔明出山说不上是“道德战胜了智慧”，他走出茅庐当另有深层的动因。我们不能将历史道德化，把成败说成是个人德性的结果，也不能将历史智慧化，把历史成败说成是个人智慧高低的产物。假如刘备事事依从孔明，使孔明的“智性”发挥到极致，难道西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能一统天下？孔明就能避免人生的悲剧？假如孔明不那么“道德”，刘备死后取刘禅而代之，难道偏于一隅的孔明就能成为神州的新主？不过，不完全认可作者的观念无妨我激赏他论事的眼光和文章的力度。

在文学研究中寄寓自己的人文关怀这种学术目的，一方面像上文所说的那样使作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又不断驱使他拓展自己的学术论域。邦和不是那种死守一经作茧自缚的学人，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延伸自己的学术空间，邓绍基先生在该书《序》中肯定邦和“治学方面较广，方法上多从文化角度解释文学，既涉及学术史专题，更有对元明清小说、戏剧和诗文的研究，对媛诗也有研究兴趣，还论及了当代的历史小说”。他能驾驭如此宽阔的学术论域，从个人努力上说是“邦和勤奋用功”，从学术动因上说还得归因于他对人文的关怀。《论李贽对专制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与李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两文，就所论及的对象而言真的是处于“文学与文化之间”，从文章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涉及人文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不同侧面。李贽思想之可贵就在于他“从不同角度上拓展了明代封建专制制度控制下的文化空间”：“第一，为市井细民乃至商贾、女性争夺生存空间；第二，为进步学术乃至异端言论争夺思维空间；第三，为性灵文学和市民文艺争夺审美空间。”这使人想起社会学界时下所探讨的“公共空间”问题，如果一种文化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扼杀公民所有不同的公共空间，那么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就会严重失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缺乏兼收并蓄的气度，那么国民的精神生活就会贫乏、僵化和枯竭。《明代自宫潮的社会文化心理阐释》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学术文章。一个民族竟然掀起了全社会的“自行阉割”风潮，看起来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作者摘引的《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中一段各色人等曲意逢迎、巴结宦官那一场面，暴露了各阶层形形色色阴暗的社会心理，因而也揭示了全社会“自宫潮”的隐衷：令人胆寒的生理自残，正是由于极端专制制度使民族心理产生“畸变”的结果。假如不是丧失了灵魂、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谁愿意主动去进行生殖阉割呢？生殖的自阉不正是首先由于精神的自阉吗？透过这些行文严谨的学术论文，人们自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历史、文化及时代强烈的责任感。

我和谭邦和一样不认同“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假如一个电脑专家说自己是“为电脑而电脑”，大家肯定会说他精神出了毛病，其实，人文学者称“为学术而学术”就像电脑专家称“为电脑而电脑”一样可笑。过去“学术为政治服务”造成的学术灾难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使得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学术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正如电脑本身不成其为自然科学的目的一样，所有科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人或人类，人或人类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各自的职业往低处说当然有为稻粱谋的生存考虑，往高处说无疑是对民族乃至人类的深情关注，对于那些有成就的学者而言，后者会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提升他们的学术品格。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了一本加拿大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大师乔治·沃雷的论文集《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George Whalle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ties），沃氏的学术观点正好是我们观点的有力佐证。谭邦和的学术成就也许还不能和沃氏相比，但他的学术路数则与沃氏暗合，相信邦和会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断向更高远的学术境界跋涉攀登。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

——评陈文新主编《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但凡参加了工作的人都有其个人档案，档案中记载了他的成绩与劣迹，一翻开档案就能了解他为人的好坏和能力的大小。可惜，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中，从来找不到一份“中国学术档案”。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学术档案大系》，为学界填补了这一空白，也为学人弥补了一大遗憾。

该丛书体例上非常新颖，这套丛书的宗旨是“鸟瞰学术版图，聚焦名家经典，梳理百年史事，指点求索路径”，这要求编者将学术史论与文献梳理结合起来，将工具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通过文献整理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丛书几乎囊括了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其中每一种都由四个板块组成：百年学术史概述、名著名文评介、学术论著提要、学术史大事记。由于每种学术档案的编者大多是该领域的学术专家甚至名家，所以“概述”既能高屋建瓴，“评介”又能切中肯綮，“提要”也能要言不烦，“事记”更能细大不捐。如《国学档案》《六朝小说学术档案》《中国散文史学术档案》前面的概述都堪称“大手笔”，它们从纵横两个层面勾勒了各学科学术百年来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各学科百年来的学术转型，论析了百年来学术的成就与不足。选定名著需要学术眼光，评介名著更见学术功力。“评介”近似于古代文献学中的叙录解题，要写好一篇名著评介，一方面要“深明道术精微”，另一方面要审定“群言得失”（章学诚《校雠通义》），绝不能像写诗词赏析那样，可以轻松地驰骋想象，可以任性地随意发挥。要评定名著的学术得失，论定它们的学术地位，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还要有一定深度的见识。如果说“名著名文评介”中的评介近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么“学术论著提要”则近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前者详尽深入，后者提要钩玄。“学术史大事记”又近于史书中的编年，它可以弥补“评介”和“提要”中的遗漏，还可以补充名著、论著的背景，交代它们产生的原委。这种四大板块的设定和划分，的确体现了主编的巧意与匠心，“名著名文评介”是点，“学术论著提要”是面，“学术史大事记”是线，点、线、面三者有机结合，使每本学术档案都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百年专科学术史。

既然称为“学术档案大系”，那就应在满足其学术性之外，还得满足其工具性和实用性的要求，也就是说，这套丛书的每个编者不能只顾着自己登山，还要时时给后来人“指路”。近百年是中国文化学术转型时期，这一转型不仅仅是学术形态从传统变为现代，儒家经典也从价值之源变为知识之源，很少人再以十三经来安身立命，所以经学著作也从为经典辩护，变为对经典进行分析批判。一册《经学档案》在手，学者可以神驰于上下百年倒在其次，学生可以从流以溯源却受用无穷。这套档案大系最大的特点，正是经由“考镜学术源流”，来指点学术门径。

当然，我们肯定该丛书“为用益弘”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它留下的“些许遗憾”。如《经学档案》和《国学档案》，一是论著提要部分收书不太全——该有的却没有；二是这部分收书略嫌滥——该删却未删；三是名著和论著的划分有点随意——少数没有名的却弄成了“名著”，有名的反而打入普通“论著”。

几年前陈文新兄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让很多人赞叹，这套档案大系又让人耳目一新，想不到，他本人既是学术的优秀“前锋”，同时还是学术上的出色“教练”。

原载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序言后记

《“竟陵八友”考辨》序

去年柏俊才的专著《梁武帝萧衍考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该著是他博士论文中一章的扩展，付梓前他就向我索序，我委婉地拒绝了他。在我的心目中，写序的多是那些年登耄耋之年的硕学名流，而我自己虽然头发白得一塌糊涂，可实际年龄也许还够不上老，至于学术名流，我自己更是靠不上边。写序于我要耗费不少心思和精力，于他的专著又不能增色半分，真是劳己而又不能助人，何苦呢？

今年他的博士论文《“竟陵八友”考辨》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前，俊才又索序于我，这次我是想推也推不掉了——该文库要求入选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必须写一篇序言。再说，这篇从开始选题到纲目设定，我都全程参与过的博士论文，今天能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我与俊才一样由衷地高兴，要是再拒绝为此书写序，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记得五年前柏俊才带着他那篇《吴融年谱》长文来考我的博士，读罢文章我当即就决定录取他。可惜他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更要命的是英语成绩没有达到我校规定的最低分数线，我向校方打了两次报告，向负责人费了多次口舌，好不容易才将他破格录取。几年后他写出来的这本沉甸甸的博士论文，向世人证明了他的学术实力，也说明我当时的努力没有白费，当校外的评审专家和全体答辩委员（我们学校的博士论文评审都是匿名盲审，至今不知他论文评审专家的名字），一致都对论文好评如潮时，我多少还有几分得意——暗暗庆幸自己有识人之明。

俊才踏实、认真、聪颖，熟读六朝史部与集部，特别难得的是他读书有间，能于无疑处生疑，所以常能见他人之所不曾见，言他人之所未尝言。这篇论文八章五十二篇考证文章，无论是“竟陵八友”的生平事迹考，还是他们各自的交游考，抑或是其诗文系年，无一不是新意迭出。如《谢朓任随郡王文学的时间考》首次确定其任职时间；《谢朓“忝役湘州”试考》以确凿事实解开谢朓生平中一段难解之谜；《王融家风考》经由考证琅琊王氏家风进而诠释王融的人生悲剧；《王融生平仕履考》首次最为详尽地勾勒了王融的生平履历；《沈约“起家奉朝请”的时间新考》从刘宋“起家奉朝请”的建置、具体的分封时间和人员切入，力排众议，确定沈约“起家奉朝请”的时间；《沈约永泰元年赴天台桐柏山辨误》对学界所谓沈约永泰元年赴天台桐柏山一事做了合情合理的辨正；《梁武帝萧衍登祚前行踪考》辨析史书所载之误；《梁武帝佞佛事迹考》首次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位“菩萨皇帝”的真实面目；《任昉籍贯考》重新考定任昉的籍贯；《萧琛生卒年考辨》考定萧琛之生卒年；《萧琛生平仕履考》更首次较为全面地勾勒了萧琛的一生；《范云生平仕履考》《范云交游考》《陆倕生平仕履考》和《陆倕交游考》四文都是填补空白之作。一篇博士论文如果能在上面许多问题中提出或解决一两个问题就很不容易了，而俊才这篇论文能同时考辨乃至解决这么多学术难题，足见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分量。

由于俊才是我的博士生，此文又是我指导的博士论文，要是我对文章的好话说多了，难免偏爱和自吹之嫌，要是我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好，自己又觉得有点违心和不忍，还是让校外那位我们还不知道姓甚名谁的评审专家来评说吧：

“该文选材立论，皆重证据；史论结合，体悟精细；思路新颖，论述缜密，对‘竟陵八友’的文学成就做了深刻的揭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已达到申报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

答辩委员会也建议这篇博士论文参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至于后来我们学校是否送评了，最后评奖结果又是如何，这就不是我这个教书匠所知道的了。我们国家的学术评奖，太阳底下和月亮底下的人，谁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呢？好在俊才的这篇论文即将付梓，它的好坏优劣世人自有公断。

当然，这篇论文还有诸多遗憾：由于材料本身及阅读范围所限，文中有些观点仍属推断和猜测，一时还找不到坚实的证据；由于时间仓促和篇幅过长，论述文字还有待删削凝练。前者的不足会让人将信将疑，后者的不足可能让人读不终卷。

俊才目前正在刘跃进先生门下做博士后，既处首善之区，又侍名师之侧，更兼本人刻苦勤奋，还愁他写不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吗？

乐为序。

《“竟陵八友”考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序

中国古代极少“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文大多出自曾经、已经或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之手：他们不是在庙堂上积极“立功”之余舒心地舞文弄墨，就是在贬所衙门点卯之后专心地创作“立言”，要不便是为了日后博取功名而用心地吟诗作赋，所以中国古代很多文学作品不是庙堂文学，便是贬谪文学，或者是广义的“行卷文学”。庙堂文学少不了装点应酬，往往失之浮泛甚至肤浅；“行卷文学”是为了官人和时人叫好，自然免不了要投其所好；倒是贬谪文学常能抒写真情实感，古人将贬所出文学精品的现象归结为“江山之助”。其实，“江山之助”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人生遭遇的剧变。原本就极有才华的士大夫，正当春风得意时突然遭到意外的沉重打击，正当一帆风顺时忽然跌入政治的险恶旋涡，因而对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加之创作经验和社会知识的积累，赋闲之后又没有多少人事的牵绊和干扰，于是，他们在贬所爆发出耀眼的天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写出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如柳宗元之于永州，又如苏轼之于黄州。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蚌病成珠”吧。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韩愈也许把话说绝对了一点，人生的得失“未必有能辨之者”。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孰得孰失”通常见仁见智。将相的高官厚禄与文学的万世流芳，好像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得于彼便失于此，失于此便得于彼。即使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再让柳宗元来取舍也同样颇费踌躇：到底是愿意身居将相高位春风得意，还是乐意“寂寂寥寥”一生枯槁？是愿意重返长安政治中心与他人钩心斗角，还是乐意身处遐荒永州专心致志于名山事业？从现存的作品来判断，柳宗元无疑要取前者而舍后者。他把永州的山称为“囚山”（《囚山赋》），把永州的水称为“愚溪”（《愚溪诗序》），对永州山水的态度就像囚徒憎恶囚牢一样，难怪他做梦也是梦见归去（《梦归赋》）。不过，不管柳宗元本人对永州的感受如何，永州百姓总用他们宽厚的胸怀给他以温暖，永州山水用它们的美丽给他以抚慰。永州十年最终成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十年，他在这里写下了峻洁的“永州八记”，写下了深邃的《封建论》，写下了缜密的《非国语》，写下了凄婉的《捕蛇者说》，写下了孤峭的《江雪》……永州不仅不是桎梏他的“囚山”，反倒是成就柳宗元的福地，永州也因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永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内在于他的心灵历程，要是没有永州十年，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就将重估；要是没有永州十年，唐代文学中的散文史就将重写。

可惜，柳宗元的永州十年至今没有被系统研究，翟满桂教授这部专著《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恰好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它既考辨了柳宗元在永州的事迹，也论述了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单是选题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专著凡十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柳宗元永州重要事迹考辨》，分别考索了永州的人文地理、柳宗元至永州的路线及称谓、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柳宗元在永州的家眷及亲属、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柳宗元在永州的行踪。由于作者是永州人，又一直在永州工作，所以考论部分，既有历史文献的梳理，也有地形地貌的实地考察。上编提供了许多新的历史资料，厘清了过去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下编《柳宗元永州诗文考论》，按文体分别论述了柳宗元在永州创作的诗歌、骚赋、论说文、游记和书启。上编侧重于考，下编侧重于论，考为下文的论做了坚实的铺垫，论建立在上文文献考辨的基础之上，因而考不是为文献而文献，论不是凌虚蹈空的无根之谈，它们表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当然，这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基本保留了当年博士论文的框架，看来仍有进一步打磨的余地，个别结论或失之武断，少数文献还难以服人。这与其说是该著留下的学术遗憾，还不如说是作者为自己下一步研究预留的阐释空间。

我有幸参与了这部专著的写作过程。记得七八年前翟满桂报考我的博士生，第一次我没有录取她，不是因为她考试成绩不好，而是我觉得她已经是很有成就的教授，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教她；再说她与我是同龄人，我只比她大几个月，觉得以后相处有些尴尬，第二次为她的精诚所动才同意让她来华中师范大学共同学习。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顾虑纯属多余，我们之间相处得特别愉快，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朋友，我在她身上学到的东西肯定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要多，尤其是她那坚韧不拔的毅力。我比她约早十年就接到了外国的博士录取通知，可我四十出头便借口年龄偏大而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她五十开外还精神抖擞地攻读博士，因此每次她来上课对我都是一种有力的鞭策。我很少为朋友和学生的学术著作写序，翟满桂索序我却没有半句推脱，一是要对她学术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二是想记下我们相互学习的这段珍贵友情。

可以预料，后来的柳宗元研究者不能也不会跳过这部专著，这是对一部专著学术价值的无声肯定，也是对一个学者辛勤汗水的最好回报。

是为序。

2014年8月21日

武昌

《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

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唐代“三包”考辨》序

唐代诗坛虽被历代学者反复耕耘，但聚光灯常照在那些大诗人和名诗人身上，有些诗人至今仍被冷落在“灯火阑珊处”，有些史实仍沉没在历史的深渊中，似乎“世间原未有斯人”。这也许显示了历史的公证，谁给民族和人类的贡献越多、越大，谁的英名就传得越久越远；同时这也许显示了人类的精明，不传诵那些名人名作，难道还要去死记三流乃至末流的诗人、诗篇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用有限的时间来欣赏名人名作无疑是最经济的选择，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只把眼光盯着几棵孤零零的参天大树，而无视周围广袤的森林，我们就无法了解那个时代的创作生态，无法认识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自然也就无法知道参天大树的生长环境，更无法深刻理解和鉴赏大树本身。因为任何诗人都不会是“冰山上的来客”，他们都属于各自时代整体的一部分，在李白和杜甫身旁围绕着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他们有着相近的人生理想，相近的情趣爱好，相近的审美体验，还有着相近的语言习惯，相近的诗歌笔法，只有熟悉了这个诗人群体，我们才会对李白和杜甫有“同情之理解”，才深深懂得李杜“原来如此”。

在群星灿烂的唐诗星空上，该著所考论的“三包”父子——包融与其二子包何、包佶，自然算不上光彩夺目的明星，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无名之辈。包融早在神龙中便“扬名于上京”，初盛唐之际与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并称“吴中四士”。包何、包佶兄弟同样诗名早著，史称“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可惜，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与今天对他们的重视和研究毫不相称。作者在该书的绪论中说，“从生平考辨来看，除包佶生平经由蒋寅、张强等学者的考证梳理而略为清晰之外，包融、包何的生平尚未得到全面细致的梳理考证。自著作整理而言，除包融诗歌被收入王启兴、张虹所撰《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外，包何、包佶的诗文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眼前这部《唐代“三包”考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学术遗憾。该著首次对包融和包何的生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考证，探讨了“三包”家世源流，绘制了“丹阳包氏家族世系表”，总结出丹阳包氏家学、家风的特点，并对“三包”交游状况做了详细分类考证，还首次对“三包”诗文进行了全面搜辑、考辨、编年、校对和注释，并编成《“三包”诗文编年校注》。

该著是作者硕士论文的修订本，我有幸参与了全文的选题、写作和修改过程，一个硕士生能拿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大出我的意料。由于是自己指导的学位论文，我对它说好说坏都不太合适，评价高了有点像王婆卖瓜，评价低了又属违心之言，好在该著的学术价值自有学界公论。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刘卓第一部专著的确“出手不凡”。通过这本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作者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考辨、阐释、辑佚、辨伪、编年、校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十八般武艺”他都操练了一遍。该著表现了作者良好的学术敏感、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文献功底及细腻的审美感受。记得当年我跟着曹慕樊师读硕士时，曹师让我给晚唐诗人唐彦谦编年谱，给他的诗歌编年校注，我弄出来的东西真羞于见人，看看刘卓这部即将付梓的几十万字专著，我实实在在地感到“后生可畏”。

刘卓的古诗和新诗都写得像模像样，尽管我不相信朱熹所谓“作文害道”，但认可顾炎武的“作诗费时”，几次告诫他切莫过多写诗，可他总也禁不住技痒。他的师兄赵目珍就是前车之鉴，赵目珍不仅富于学术才华，而且学术研究又完全上路，博士论文获得校外盲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一致好评，我们学科和文学院老师都看好他的学术前程。哪知博士毕业去深圳后他便放弃了古代文学研究，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新诗人和新诗评论家，大写那些我读得云里雾里的新诗，唉！

刘卓聪明而又勤奋，假如聪明人肯下笨功夫，还怕做不出好的学术成绩吗？更何况他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开端，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里我想套用韩愈的话说：刘卓勉乎哉！

乐为序。

2017年2月27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唐代“三包”考辨》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

《少年风华》序

前天王泽龙兄在电话中说，有一本出自中学生之手的诗文书画作品集，因其中的诗词多是古体，想请我为该作品集写一篇序。

老实说，从电视中看到的不少“祖国的花朵”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太好。许多尚未成人的中小学生，甚至牙牙学语的幼儿园儿童，差不多都是操作千篇一律的社论腔调，开口便是胸怀祖国，闭口就是志向远大，活像一个模子中铸成的标准产品。对大自然没有一丝独特的体验，对社会人生没有一点“出格”的感想，电视上和生活中这些“标准”而又“优秀”的少年儿童，既可悲，又可叹。也许很多人知道，小孩生理上的早熟遗患无穷，可很少人明白，小孩心理上的早熟问题更大。是谁用“精神激素”催熟了我们的孩子？是谁过早地扼杀了我们孩子的想象？是谁泯灭了我们孩子的个性？

亲眼目睹和亲身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让我对中学生诗文书画集提不起兴趣，更不想给它写什么序言，但又不好意思拂挚友的情面，我只好硬着头皮翻阅送来的作品集，可当我翻完了这本《周子钦诗文书画作品集》打印稿后，我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周子钦同学的多才多艺让人惊叹不已。这位年仅十七岁的中学生，申请了“真空夹紧螺栓”“转炉碳温氧测量仪”“高压风工业制冷器”等四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些发明专利已全部在武汉钢铁集团投入使用，并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价值和经济效益；书法、绘画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金奖、银奖、一等奖，多次参演国家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节目，并荣获“中华英才少年”称号，还获得乒乓球国家二级证书。且不说四项国家发明专利，单是他所获得的任何一个奖项，即使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都非常之难。我学习打乒乓球已经好几年了，至今与任何一个球友比赛都是稳拿第二名，对我而言，拿乒乓球的国家等级证书比上九天揽月还难。周子钦同学获全国“中华英才少年”称号当之无愧。

作品集中的诗文真切地表现了这位小伙子精神生活的丰富：有的感时，如《谢池春》《感时》；有的议政，如《由武汉市“禁改限”所想到的……》；有的表现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如《国殇》《续国殇》；有的抒发对同胞苦难的同情，如《血痂——5·12寄汶川地震》《感五月二十三风雨大作》《如果——寄震后二十五天》；有的抒写同学的纯真友情，如《忆少年》《遥寄友人》；有的表现对大自然的细腻感受，如《秋景》（其一、其二、其三）《秋至》《念菊》；有的表现对人生与生命的感悟和困惑，如《生命》《抒怀》。从这些各种题材和各种体裁的诗词可以看出，周子钦同学真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绝不是那种天天只想着高分数的考试机器，不是那种感情苍白、精神贫乏的书呆子。

作品集中的文学体裁也多种多样，有古体诗，有现代诗，有词，有抒情散文，有记叙散文，有杂文和小品，还有不少对联。我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很早就把学生分成文、理科，导致青少年视野非常狭隘，恰如《淮南子》中所说的那样，“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不仅学理科的中学生不懂古体诗词，就是学文科和学理科的大学生又有多少人懂得古体诗词呢？周子钦同学同时还是我们省重点中学理科实验班的班长，既要积极准备高考，又要组织和参加很多学校活动。在时间如此之紧、学习任务如此之重的当儿，他居然干出了那么多发明专利，荣获了那么多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赛奖，更让人惊奇的是他还有时间、有心思去写古体诗歌，还能填词，还能作画，还能练习书法，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让他避免了我们教育体制的弊病？作品集中另有四首“藏头诗”，今天的青年大学生有几人知道什么叫“藏头诗”？更别说让他们自己去写“藏头诗”了。诗文书画集中有些文章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慨相当深沉，有些诗歌的意境比较优美，有些对联堪称“巧对”，集中的书法也颇见功力，至于那些绘画，则完全超出了我的鉴赏能力之外。

当然，周子钦同学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诗词格律，这些作品虽然格调清新，但其中古体诗词的平仄和用韵基本上都不太合律，少数文章的学生腔稍浓，少数语言欧化的痕迹偏重，少数诗词的语调略显老成，总之，一眼就可看出它们还相当幼稚。可正是作品中的这些缺点，这些幼稚，崭露出周子钦同学的真性情，显露出周子钦同学成长的年轮。

我至今没有见过周子钦同学，只是从他的诗文书画集中“认识”这位少年才子的。子钦同学兴趣如此之广，精力如此之旺，才艺如此之多，他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真不可限量。翻阅他的诗文书画集，深感后生可畏，也深觉后生可喜。

乐为序。

2009年8月

剑桥铭邸枫雅居

《少年风华》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道体·心体·审美——魏晋玄佛及其对魏晋审美风尚的影响》序

国良博士论文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和作者一样打从心眼里高兴。

与国良第一次相识是在七年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好像是大会休息的间隙国良来我房间相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静寡言。因自己年长他八岁，我自始至终视他为同行和朋友。后来他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这才有了我们在一起相互学习的机缘，这才有了我为之作序的这篇博士论文。

读博士之前，国良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先后发表了很有见地的几十篇学术论文。他讷于言谈而敏于运思，疏于交际而勤于苦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仍坚持每年发表八九篇学术论文。他的这篇五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是他多年学术积累的成果总结，这部专著中的许多章节，早已分别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期刊上。

两年前，我否定了国良第一次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原因是选题的论域过宽。老实说，他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开始我也颇多保留和顾虑：一是它的选题仍然太宽，魏晋玄佛的“道体”“心体”“审美”，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写成一篇甚至几篇博士论文，我担心论域太宽容易流于空泛；二是这一选题早已被前人和时人反复耕耘过多遍，差不多已是“题无剩义”，如果没有新的阐释框架，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发现，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标新立异、独出新解，我担心最后选题虽大而新意无多，给人以“大山临盆”的滑稽和失望。

国良提交的论文初稿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更让我明白自己的担心和顾虑实属多余。他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论证了魏晋玄佛“道体论”宇宙本体的本质规定，辩驳了前人魏晋玄佛“道体”只是人格本体或心理本体，而非宇宙本体的论断；探究了魏晋玄佛“心体论”的基本特征，并对魏晋各流派关于心体至善的具体内涵做了必要的分梳与剖析。如魏晋玄佛各家的“至善”虽都指智的直觉，但魏晋玄学的直觉之智乃是一种道德之智，东晋佛学的直觉之智乃是一种事理之智；玄学之中竹林玄学的道德之智没有等级之分，郭象玄学的道德之智则有严格的等级之别。

作者还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分析了魏晋“道体论”“心体论”对魏晋“审美论”的深刻影响，并论析了魏晋“审美论”的基本特征，如对魏晋玄佛心有至乐、心体至善、崇尚直觉的心体论与魏晋士人的情感审美、山水审美、音乐审美的内在关系，并对魏晋以本末论和自然论为主要内容的道体论与魏晋士人的山水审美、形式审美、“言意之辩”的内在关系，都一一做了相当深入的论述。

这篇论文不仅议论常能言人之所未曾言，几乎每一章都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且这些新解都建立在比较充分的材料论据和相当严谨的逻辑论证之上，上中下三编并非平面的罗列，编与编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论证过程层层深入，因而上中下三编浑然一体。

由于这篇博士论文成文比较仓促，答辩后又很快付梓成书，有些观点还不太成熟，有些文字仍嫌冗沓，少数论证尚不周全。好在国良具备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又有良好的学术敏感和思辨能力，这些缺陷假以时日都能避免或改正。深信他会以此书为起点，在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是所愿，是为序。

2008年奥运会前夕

剑桥铭邸枫雅居

《道体·心体·审美——魏晋玄佛及其对魏晋审美风尚的影响》

中华书局2009年版

青少年为什么要读古诗？

——《古诗精读》序

这套分为上下两册的古典诗词选本，是江汉学堂中国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特地为中小学生编写的。编者请我为该选本写序，我没有片刻的犹豫、迟疑，一是选诗既贴近今天中小学生的“口味”，注释也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接受水平；二是我想借这一难得的机会，与青少年朋友及其家长聊聊为什么要读古诗。

在如此快速的生活节奏中奔波，在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挣扎，谁都可能变得浮躁功利，难怪干任何事情人们都先得问“有什么好处”，而且还要“好处”能“立竿见影”。今天，不可能像唐人那样凭诗赋中举求官，甚至也不可能像民国徐志摩那样因诗才圈来粉丝无数，大家口头上虽然常说，生活不只是票子和房子，还得有诗和远方，可是眼前的票子和房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哪还有心思去关心诗和远方呢？连成人也无心或无暇读诗，要青少年去学那些老掉牙的古诗，岂不是让他们白白浪费青春？

看来，要想让小孩坐下来读古诗，除非你能把诗歌讲得非常有趣；要想让父母送自己的小孩来读诗，除非你让他们明白读古诗十分有益。

英国那位老奸巨猾的培根，劝人们读书的诀窍就是“诱之以利”：“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名言可惜过于胶柱鼓瑟，它们看上去言之凿凿，其实大多似是而非——读史难道只能使人明智而不能使人庄重？读诗只能使人灵秀而不能使人明智？培根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不如我们老祖宗孔子说得精彩：“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孔子将“兴于诗”作为成才和成人的起点，孔子多次告诫儿子和学生要认真学诗：“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小孩为何要好好学诗呢？可以用诗启发想象，可以用诗感发意志，可以借诗观察社会，可以借诗领略自然，可以用诗乐群交友，可以用诗抒写哀怨，近可以用来侍奉父母，远可以用来服务国家，还可以借诗来识记各种鸟兽草木的名字。总之，读诗不仅仅能使小孩越来越“灵秀”，它还能让小孩的想象越来越丰富，让小孩的观察越来越细致，让小孩的情感越来越细腻，让小孩的谈吐越来越文雅，让小孩的体验越来越深刻，让小孩的精神越来越和谐，让小孩的人格越来越健全……

先看看诗“可以兴”吧。“兴”原是《诗经》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诗开头先说一件别的事物或景物，以引起自己所要歌咏的东西。“可以兴”的“兴”是做动词用，汉人说“兴”是“引譬连类”——由此物联想起彼物，是指学诗可以培养读者的想象力；宋人说“兴”是“感发志意”——激起人们的情感意志，是指诗能激发人们的生命活力。

人的智力主要涉及想象、直觉、逻辑、记忆、语言等层面，其中想象是才华的主要标识，没有想象就没有发明创造。遗憾的是，今天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不是引发小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而是在残酷地窒息青少年的想象力。各种无聊且无用的培训，不断重复同一类型的习题，小孩所有时间和空间全被大人填满，他们失去了任何学习的乐趣，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还哪有去天马行空想象的心境和精力？刺激想象力最好的方法，是先让小孩有宽松的成长环境，有快乐的学习心情，再去精读古代优美的诗词，这样，他们对“远方”才会有美好的憧憬，他们的思绪才会浮想联翩，他们的精神才会超越尘世进入美好的诗境，“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如果说，想象、直觉、逻辑等智力的因素是创造的前提，那么生命的激情和冲动则是一切创造的原动力。没有了生命的激情和冲动，所有才智都将休眠乃至休克，任何创造活动都无从谈起。要想点燃生命的火花，要想刺激生命的冲动，古代那些壮美的诗词是最好的“兴奋剂”。朗诵一下王之焕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个傻瓜也会领略到那种极目千里的眼界，那种无比开阔的胸襟，还有那“更上一层楼”追求冲劲。读一读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再自卑的人也会乐观进取，再胆怯的人也会变得奔放豪迈；读读岑参的“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高适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谁都能明白什么叫雄强，谁都会豪情万丈、血脉偾张。从前家教都强调要诵读盛唐诗，古人认为这样的诗篇能帮小孩拓胸养气。当然，正如人们向往黄河泰山，同时也喜爱小桥流水一样，我们赞美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赞美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同时也痴迷“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心于“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即便是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李清照的“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也能使学生珍惜易逝的青春，热爱自己宝贵的生命。

诗歌还能使小孩深刻地认识社会，深入地观察自然，这就是孔子所谓“诗可以观”。古人只把“观”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其实，“观”还应包括观察自然，通过“观”来提升小孩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如同样是描写下雨，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成都春天夜雨描写得绘声绘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细腻入微，而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又把人们带入杭州夏日的骤雨中，好像我们也身临其境。“润物细无声”的夜雨可爱，“卷地风来忽吹散”的骤雨刺激，它们无形中培养了小孩对自然的亲近和美感。读罢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黄庭坚的“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小孩谁不想“到此一游”呢？

孔子还说“诗可以群”，这里的“群”字同样做动词用，相当于现在“合群”的意思。孔子告诫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曾子要求“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可见，学诗可以帮助小孩提高交际能力，让他们在与同伴的相互讨论中，学会相互体谅，相互友爱，有效地消除小孩的孤独，使他们在爱同伴中也感受到同伴的温暖，从小便养成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协调能力。看看《左传》和《国语》就不难发现，从春秋开始，我国贵族之间的谈话常常引诗，士大夫引《诗经》诗句无不脱口而出。那时如果不熟读《诗经》，绅士根本就无法开口说话。文明初启之际，我们先人就把读诗、用诗作为有教养的标识，这和今天以语言的粗俗来张扬个性大不相同。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书面语言极尽典雅，日常语言极为灵动。如今我们把汉语糟蹋得不成样子，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不是疯狂的叫嚣，便是下流的谩骂，“他妈的”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偶尔听到有人出言高雅，大家反而觉得他是在“装”。苏轼曾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举手就暴露了你的出身，一张口就亮明了你的修养。

单音节加上象形文的汉语，天然就是写诗的好材料。用不同的语言表现相同的诗意，就呈现出不同的诗味，如雪莱《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那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经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盛唐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也是我们盛传千古的佳句，当时宰相张说就把它写成对联挂在宰相政事堂，晚唐诗人郑谷还对这两句赞不绝口：“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我们不妨将它们稍作比较。这两句的诗意大体相近——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困境中看到了前景，但两者的诗味可就差远了。雪莱直接把意思赤裸裸地“说”出来，无论是英语原文，还是中文译文，全都没有任何意象，因而这两句诗也就没有半点意境，形式上也是散文句式，要是谁用中文这样写诗，那我国的读者谁还会把它当诗？再看看王湾的名句，在这一联对偶工整的诗句之中，“海日”“残夜”“江春”“旧年”四个意象并列，诗人酷似高明的魔术师，只用两个平常的动词“生”和“入”，便使两句诗活色生香，真是“着一字而境界全出”。诗境阔大而又宽远，诗情乐观而又欢快，诗语别致而又自然。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需将雪莱和王湾两个名句并读，它们便高下立见。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为人类创作了无数诗歌的艺术瑰宝，为世界贡献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诗词，历经漫长无情岁月的淘汰洗练，它们都是“吹尽狂沙始到金”后的精品。这两本《古诗精读》，上册以诗歌题材分类，下册以诗史时代分类，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基本涵盖了各个时代、各种体裁的代表作，也包括了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要学习背诵的篇章，包括了以后中考、高考的作品。编者试图将青少年的兴趣，与学校课堂教学内容，及今后各层次考试结合起来，以达到一举数得的目的。

古人不管学什么技艺，都强调“入门要正”。南宋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论学诗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经典诗词是各类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品，它们能养成小孩细腻、敏锐的语感，纯正高雅的审美品位，更能提高他们表达和写作的能力。假如小孩认真品读和背诵了《古诗精读》中的诗词，定能感受古典诗词的美妙，欣赏古典诗词的技巧，那些天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你们还用得着担心自己的孩子谈吐不够文雅，还用得着担心他们下笔不能生花？

好了，就聊到这里。

2017年8月15日夜

剑桥铭邸枫雅居

洒脱

——阮延俊《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序

本书的作者曾是我的博士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越南留学生，即将出版的《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本。

我带过的研究生中，有的已经是跨世纪人才，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导，有的已经是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但没有一个能像阮延俊这样多才多艺，没有一个能像阮延俊这样善于交游，没有一个能像阮延俊这样活得轻松洒脱，自然也没有一个能像阮延俊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独辟蹊径。

七八年前，他考入我校跟随林岩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三年以后又转入我门下读博。他的硕士论文是写苏轼，在林岩教授细心指导下，论文获得我们教研室一致好评，毕业时被评为我校优秀留学生。读博期间他又想继续做苏轼，开始我对这一选题比较犹豫。主要考虑到研究苏轼难度太大，博士论文比硕士论文要求更高。写苏轼虽然是个案研究，但苏轼一人留下的文章和诗词，比历史上有些短命朝代一代还多。苏轼思想上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诗文艺术上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要阐释他的思想信仰及精神渊源，把握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点，谈何容易！何况苏轼一直为我国读者所喜爱，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和思想研究中的显学，一般大众对苏轼相当熟悉，学者对他的研究更是十分深入，对苏轼的每一个层面都反复耕耘，想再谈出点新意需要深厚的功力。国内的博士生写学位论文通常都选一些二三流甚至末流作家，对苏轼这样的大家尚且“敬而远之”，何况阮延俊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他能否在三四年内通读苏轼？能否读懂苏轼？能否写出几十万字的论文？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怀疑。

和他一起相互学习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对儒家、道家、禅宗都有一定了解，尤其对禅宗有较深的体悟，这可能与他在越南时出家为僧的经历有关。通过几次讨论后，他给我交来一份提纲，看了提纲我对他写苏轼就心中有底。

延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可以说达到了迷狂的程度。他不管干什么事都十分投入，读苏轼可谓“废寝忘食”，写苏轼更是通宵达旦。二年级下学期就写成了前两章，到三年级上学期他突然中断了论文写作，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学中国古琴。我一听他放下论文去学古琴，在电话中便对他大发雷霆，并指责他干事“虎头蛇尾”。他在电话那头笑嘻嘻地说：“等我学会了古琴后，保证回校完成学业。”对这位博士生中的异类，对这位越南留学生，他的生活态度，我完全无法理解，对他的人生选择，当然也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抱一张古琴来见我，称自己现在不仅会弹中国古琴，而且会制作中国古琴，并说将来一定要把古琴琴艺带到越南，要让越南大地上响彻这种优雅的琴声。原以为这是他为了逃避我的批评，随便找的一个托词，我对他只是一笑了之，根本没有把他弹琴、制琴当一回事，警告他要尽快写出论文。

延俊向来是文章快手，一经动笔便一气呵成，几个月后就给我交出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初稿。我对这份初稿大体上还算满意，修改几次后提交盲审和答辩。答辩会上他不仅回答明晰流畅，还为答辩委员演奏了一曲《高山流水》，答辩和演奏都赢得了满堂喝彩。

该著从儒、释、道思想宗教的视角，论述苏轼执着而又旷达的生命境界，坦荡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并揭示建构这一生命境界和人生态度的文化底蕴。全书五章围绕该中心论旨层层展开，首先阐述苏轼思想嬗变的内外因缘，分析儒、释、道对苏轼心灵的陶冶，接下来论述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超越，再探讨苏轼对生的安顿和对死的超越，最后解析苏轼的梦幻意识和对人际的关怀。这篇博士论文是从域外视角，写出了一个外国青年眼中的苏轼，国人忽视之处常是他着墨的重点，国人以为寻常之处常是他兴趣之所在。由于他能见人之所不曾见，所以文章时有出人意表的新颖之论。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第一部专著，论证偶尔不够周全，语言时或不太规范，但这些小疵无损于全书的学术价值。时间相去上千年，地域相隔上万里，阮延俊能与伟大的苏轼心心相印，并能成为苏轼的千年知音，东坡地下有知当掀髯而笑。

获得博士学位后阮延俊没有从事本行，没有回国教中国古代文学，而是选择留在中国弹琴和制琴。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悟性极高，没有花太大力气就能阅读中国古代诗文，稍加点拨就能识中国古代乐谱。对他的演奏技艺我无从评价，但他几次个人古琴演奏会都好评如潮，他还特地请我欣赏过一场演奏会，连我这个音乐盲也听得如醉如痴。现在很多电视台请他演奏，各地隆重庆祝会请他登台，文士艺人雅集请他助兴，他成了个分身乏术的大忙人。攻读博士时中国古代文学是他的专业，中国古琴是他的业余兴趣，如今古琴反倒成了他的专业，而古代文学却成了他的“副业”。可能是怕我这位导师或有失落感，他说中国古代文学还是他的看家本领，古琴有助于自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古代文学能加深自己对古代音乐的体悟。但不可否认，古琴不仅是他的个人兴趣，也是他的谋生手段。

他制作古琴的娴熟技艺真让人惊叹。他花一年多时间就学会了弹奏古琴，还学会了如何制作古琴。学习弹奏古琴尚有人指点，学习制作古琴只能凭自己琢磨，他的制琴技艺要不是无师自通，就肯定是来自天授。从审材到挑弦，从制作到调音，无一不靠自己细心揣摸体会。起初，他弹琴、制琴是自娱自乐，不久以后便以琴会友，后来才以弹琴、制琴谋生。他的古琴演奏广受听众欢迎，他斫制的古琴更是供不应求，不少古琴演奏家只有弹他制作的古琴才得心应手，用其他琴行出售的古琴就很不习惯。去年他在武汉成立了一家演奏和斫制古琴的“南天坊”，招聘了中国工人为他打工。他是中国的文学博士、古琴演奏家、古琴制作师。

我只到越南讲课一个星期，对那里的教育情况不太了解，但阮延俊反衬出我国自身教育的缺陷。从家庭到学校，我们的教育过于功利，儿童从小就懂得“无利不起早”，急功近利扼杀了小孩所有学习兴趣。为利而学是理性的强制，为兴趣而学才会有内在动力，孔夫子早就说过“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的人生观更过于俗气，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金钱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钱和权影响到考生的专业选择，左右了男女伴侣的挑选，有权丑八怪也可以二奶成群，有钱驼背老头也可以娶到明星。追求如此琐屑庸俗，人生自然沉闷乏味，有利时再讨厌的东西也两眼放光，无利时对所有事物都一脸漠然。无论是课内的学习，还是课外的补习；无论是写作文、做数学，还是弹琴、绘画、练字、打球，无一不是为了眼前或将来“有利”，从小都只盯着学了以后的“好处”，怎么可能对学习对象十分痴迷？

阮延俊中止一年博士学业去学习古琴，并不是他事先就预判古琴可以挣大钱，是因为他太喜欢听古琴这种优美琴声，每一听到古琴就遏止不住内心的冲动。学习制作古琴也没有想到将来卖钱，是由于他这个穷光蛋买不起昂贵的古琴，这才不得不自己动手。他学习弹琴和制琴从没有考虑过将来的“利益”，完全是着眼于个人的“兴趣”，后来才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功利则无往而不利，无目的才能完全合目的——阮延俊的生活态度实践了康德的审美人生，并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

他在读研期间踏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他的朋友遍及南北各地，这让那些只知枯坐窗前寻行数墨的中国书呆子无地自容。这小子的出家生涯不得而知，估计多半属于“醉中往往爱逃禅”一类僧人。他在中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下巴美髯飘飘，口中呑云吐雾，完全是一副名士派头。他的朋友涵盖三教九流，他们的交往全出于趣味相投。他有一扬州铁哥们，一天下午乘动车来武汉，彻夜清谈后清晨又乘动车回去，大有王子猷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雅韵。

假如不能摆脱功利的生活态度，无权无钱固然活得很累，有权有钱又何尝活得不累？我的学生中没有人活得像阮延俊这般洒脱，没有人能像阮延俊这样豁达。没有对利益的超越，没有对功名的淡然，就没有真正的洒脱，也不可能有高远的情致。

几年前他恭维我说：遇到我这样的老师他三生有幸。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碰到了他这样的学生是我前生修来的福气。他的生活像一首优美的诗歌，而我的生活则是一篇又臭又长的散文。孔夫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从阮延俊身上，我们还能依稀见到旷远的境界、超然的心态、洒脱的风范。每一看到他我就会想起东坡那首适性任情的词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014年3月3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

蚌病成珠

——老芨《往事那片云》序

在我省的作家中，也许只有老芨算是“大器晚成”——五十多岁才发表作品，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也许要数老芨最多才多艺——既长于小说、散文，也精于诗词、书法。他的长篇小说《雷池》，长篇系列散文《活殇》，还有诗集《爱的轮回》和《堵河等我归去》等，不少作品出版后都好评如潮。如今老芨先生在古稀之年又将出版散文随笔自选集《往事那片云》，能成为这部自选集付梓前的最早读者，对我来说既十分偶然也非常幸运。

“九死一生”远不足以形容老芨一生的磨难与坎坷，用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他五十岁以前几乎一直处在人生的“边缘状态”，他一直都是“向死而在”。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何尝不能倒过来说成“未知死，焉知生”呢？生与死是人生一个铜板的两面，彼此构成了人生“阐释的循环”：不知生固然不能知死，不知死又如何知生？只有向死而在，人生才得以澄明；也只有向死而在，人生才能走进存在的深度。

有一次老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你问我喜欢哪些人生格言？日本电影《砂器》中的一个老者诠释人生意义的话，让我感受至深，记忆犹新：生下来，活下去。生下来不容易，活下去更艰难。谁都不愿意选择苦难，可是苦难偏偏选择了我，我的出路只能是与命运抗争。”“生下来，活下去”这句话，比王绩《自撰墓志铭》中那句“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还要沉痛，“生下来不容易，活下去更艰难”，与陶渊明《自祭文》中“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异曲同工。只有一生与命运抗争、与苦难为伴、与死神较劲的人，才能体验到“生下来，活下去”这句话的艰难与分量。

老芨的父亲年轻时既有天赋也有抱负，很早就进了黄埔军校，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出色和成绩优异，又被保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学深造。人生往往十分吊诡的是，“无用”有时能成为“大用”，“有才”有时却偏偏成为“大害”。生逢朝代鼎革的乱世，他父亲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不仅没有给他带来远大前程，反而让自己因此丢掉了性命，更让儿子因他而饱受摧残。老芨五岁以后就没有见过父亲，没过多久母亲又被饿死，临死前母亲还将他的两个妹妹送人。失去双亲后有几年时间他靠乡间乞讨度日，他流浪到外婆家待了一年，又因外婆家太穷不得不离开，后来他又被堂叔收养。老芨说：“叔叔家比外婆家更穷，我每晚睡在一只破柜上，垫的是他的裤子，盖的是他的袄子。穷得连一条裤头也没有。”小学毕业因门门成绩优秀，上初中时享受特等助学金，初中毕业时虽然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他被排斥在高中大门之外。后来他先后干过建筑、木工、砍树、烧炭、放排等活，还当过锻工、钳工、翻砂工、模型工。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并希望能够穿过黑暗见到光明，没有想到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不久，他就被关进了黑屋，要不是有正直的人出来作证，他险些遭人政治陷害而判处极刑。“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已是一个无业游民。因生活无着，他抛妻别子只身流浪到昆仑山下的戈壁滩上，谁知他在戈壁滩上喘息未定，又被当作“盲流”抓了起来，放出来那天正好是他三十九岁的生日。“望着戈壁滩上连绵起伏的风蚀坟，一丛一丛的骆驼刺，还有那没有绿叶的芨芨草，我心绪难平。这里常年不下雨，没有水分，缺乏营养，更没有人呵护，可是芨芨草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活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他的生命也像芨芨草一样顽强，不知是芨芨草像老芨，还是老芨像芨芨草，芨芨草引起了他深深的共鸣，他甚至将这种草视为自己生命的象征，“老芨”后来成了他所有作品的笔名。

好像是法国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父母还没有和自己商量就把我给生下来了，不管我喜不喜欢这一对男女，他们命定就成了我的父母。因此，人一生下来就被“偶然”所摆布，被“荒谬”所玩弄，被“命运”所主宰。不过，“命好”和“命坏”虽然都由不得自己选择，如何对待“好命”和“坏命”却完全可以自己做主。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不能改变风的方向，但能调整帆的朝向。对待命运积极或消极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命运肯定或否定的人生价值——好命最终可能结出恶果，苦命最后也许成为佳音，此中关键就在于你敢不敢“与命运抗争”。

像老芨这样大半辈子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与自己的命运搏斗既要能“韧”也要能“忍”，在无数苦难和无尽凌辱面前，没有韧性便易断，没有忍劲则易亡。老芨年长我十四五岁，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非常不幸，读了老芨《往事那片云》后，才明白什么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厄运”，我怀疑自己有没有韧性和忍劲来承受他那样的苦难。且不说小时候的饥饿乞讨，单是不惑之年还一无所有，还在戈壁滩上四处流浪，很多男人就可能被这种失败感击垮，甚至走向人生的末路——自杀。当他在新疆被当作“盲流”关起来的时候，谁能想到十几年后老芨会成为一名多产作家？熬过这一人生苦难，战胜自己的人生厄运，不仅要有韧性和忍劲，更要有生命力的强悍，否则就可能在厄运面前“认命”。一旦“认命”就失去了振作的勇气，也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和激情。既然相信“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那一定会觉得任何振作都是枉然，任何奋斗都是徒劳，任何挣扎都非常可笑。老芨命苦却从不认命，身在暗夜却向往黎明，他的随笔平坦处有波澜，简易里藏奇崛，随和中呈傲兀，从他的文字很容易看出他的为人——既是人生的“忍者”，也是生命的“强者”。

只有生活中的“忍者”和“强者”，才可能成为人生真正的“智者”。人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但苦难也可能是人生的沉重累赘：饱受苦难可能使人奋进，也可能使人颓唐；屡遭凌辱可能使人坚强反抗，也可能使人更加卑微屈从；见惯了黑暗腐败可能使人渴望光明正义，也可能使人变得更加阴暗邪恶——既然别人都又黑又坏，我为什么不能更黑更坏？强者总能欺凌我这个弱者，我为什么不可以欺凌更弱者？我受了一辈子侮辱、磨难，有机会为什么不能补偿、放纵？古代有些诗人一生潦倒穷困，他们的诗歌也仅仅是表现颓废苦闷，人世的穷愁把他们扭曲成社会的“诗囚”。苏轼在《读孟郊诗二首》之一中说：“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因诗歌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苏轼对孟郊的评价当然有失公平，但他说的这种现象却是普遍存在，很多文学作品只能给人带来晦暗和绝望。老芨说由于“苦难偏偏选择了我”，所以“我的大部分作品都与苦难分不开”。但是，我读老芨的作品不仅没有“听此寒虫号”的痛苦，反而从他的苦难中看到了社会底层的善良，从他的屈辱中体验到了亲情、友情、师生情的温暖，从他的生死交战中看到了人性的高贵与坚强——

《“甜”的记忆》一文写自己童年时代的“甜蜜”回忆。他小时候的命运“比小猪差多了。死并不可怕，因为饥饿比死更难受，更漫长”，他在大雪天饿得已经无法睁开双眼，“抬眼皮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而我已经没有这种能量了”。没有想到正当他饿得快要咽气时，一个喂猪的农妇把她主人家吃剩的玉米糊扔到了他的手上。“良久，我慢慢地慢慢地伸出舌头，用舌尖轻轻地轻轻地，把那个像坟茔又像金字塔似的玉米糊尖尖舔了一下，仅仅是一下呵，我的天！好甜啦！”他说这种关于甜的记忆，“一直到现在还照样鲜亮，照样具有权威性，任何办法都不可能消除我对它永久的怀念”。正是在苦涩的人生中能永久保留着甜蜜的记忆，老芨才有勇气熬到“苦尽甘来”。《“盐”的记忆》更让人感动。在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天，在大家都一命如丝的危急时刻，“一点点儿盐可是救命的东西”，那一点点儿盐到底先给谁吃，成了审视一个人崇高与卑劣的试金石。从这“一点点儿盐”中，老芨体认到了母爱的博大，他在文章结尾情不自禁地说：“可怜的母亲呵，儿子因为有您这样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才会感到骄傲，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才会更加堂堂正正、认认真真地活着！其实，生命并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珍贵、更神圣的东西，那就是——仁爱和孝道！”

《往事那片云》第四辑是一辑专栏文章精选，其中一组“襄江夜话”分别谈“幸福”、谈“诚信”、谈“友情”、谈“爱情”、谈“婚姻”、谈“家庭”、谈“超脱”，这是一生坎坷的古稀老人对人生的回味和咀嚼，篇篇都情趣俱佳而又词意兼美。一生历尽辛酸的人来谈幸福，饱经世态炎凉的人来谈友情，一直在失意潦倒中徘徊的人来谈超脱，的确能见人之所未曾见，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从文风到文境无一不让人耳目一新。《先生韩》记他的启蒙老师韩世杰先生，把韩先生学识的渊博、为人的正直、个性的怪僻、心地的善良和处世的孤傲写得活灵活现，表达了他对老师由衷的感激和真挚的怀念。

我想特别谈谈《往事那片云》中的散文《阿兰》，这篇文章收入湖北郧县中小学自主开发教材，写的是农村姑娘与城里小伙的爱情故事，文字别致清新，爱情纯朴甜美。文章一起笔就说“村庄很小，只是一个院落”。我想如今大概只有这样的小村庄，才会出现老芨笔下那种纯情姑娘。“那年的正月初四，雪下得很大很大，把整个村庄和通向村庄的路都掩埋了。那条弯弯的小河也消瘦成了一条细细的黑线；这样细细的黑线是缠绵的，将阿兰的村庄绕成了那个男孩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此刻，阿兰正站在远离村庄的山口，翘望着远方被大雪掩埋的那条小路。她穿着一身白色的绒衣，像有意要和这白色的世界融为一体；她头上戴着一顶用红毛线织成的风雪帽，这顶风雪帽像一把燃烧的火炬，将寒冷的冬天映得一片灿烂。”人们很难想到如此清丽缠绵的文字出自一个老人之手。“阿兰专拣像玛瑙一样的红色石子，她说，这像男孩晶莹火红的心；男孩专拣釉黑发亮的石子，他说，这像阿兰美丽明亮的眸子。”读到这里人们还以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童话。可是，文章结尾处突然笔锋一转：“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早有孩子把阿兰喊妈，也早有孩子把当初的那个男孩喊爹。不过，他俩在各自新婚时所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正当我们要为阿兰与小伙爱情结局感叹唏嘘时，作者又意外地转折腾挪：“少年弟子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我想：阿兰和那个城里的男孩虽然老了，但他们共同编织的故事却没有老，并且依旧年轻。——有桂花树作证。”老芨很擅长经营文章结构，在平缓处陡转形成波澜，使此文柔婉而不庸弱，峭拔又富于情韵。当然更让人叫绝的是他对人生和爱情的新奇体验：人生难免有许多遗憾，爱情却永远常新。爱情的美丽不在于它那大团圆的结局，而在于它那纯洁销魂的过程。“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正是有很多遗憾很多偶然，爱情才显得那样动人美丽、那样值得珍惜。一个青年作家也许能将爱情写得像老芨一样美，但很难把爱情写得像老芨一样深。

还有那篇《病房散记：当生命进入“声嘶”之秋》，写他面对疾病和死亡时的从容淡定。要一个人看轻名利已经很难，要让他看轻生死就更难。古人说“俗网易脱，死关难避”，能够超脱富贵利禄的人，未必能够超脱个人的生死。老芨在切除肿瘤时还轻松谈笑，手术后一个朋友发来短信问候：“现在伤口还疼不疼？瘤子到底有多大？”你听听老芨回复的短信是怎么说的：“术后也不怎么疼，可能令你很失望，瘤子不大，切成片还凑不够一盘下酒菜。”达到了老芨这种人生境界才算是真正的潇洒。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这份从容潇洒不是得之于书本学习，这是苦难的人生赋予他的觉解与智慧，这是长期“向死而在”给他的回报。

最后我想和老芨谈一点自己大惑不解的地方：他在这本随笔集中几次引用余秋雨的话，我认为余秋雨那些话不应该拿出来见人。余秋雨先生的人品我不能妄下断语，但他的文品实在不敢恭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对余先生文章的感受，这里引出来与老芨商讨：“前些年，余秋雨被热炒的时候，我翻过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至今还没有读过比他更矫揉造作的文字。余先生文章中的夸张，就像女孩经过整容后的眼睛大得极不自然；文中每一个比喻的年龄都至少有八百岁，全都老掉了牙；文中那些时髦的新词，就像一个土气的家伙穿时装、赶新潮，又俗气、又好笑。我特别怕他在文章中故作高深状，时不时发出‘千年一叹’。幸好余秋雨像时装一样早已过时，否则，不知要败坏多少人的阅读趣味。”我建议老芨将所有有关余秋雨的引言全部删掉，这些引文在老芨的优美文字中像一个个丑陋的补丁。不知老芨以为然否？

我和老芨一直缘悭一面，但他在博客上断断续续读过我一些杂文，我们之间可以说神交已久，他与我的老同学杨爱华又是知交。我很少给别人的著作写序，即使我的博士生出书也是能推则推，但老芨向我索序哪敢敷衍推脱，一是与他本人及老同学的友情，一是他的作品给了我审美上的无穷快感，一是我从他的人生中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他年过古稀仍然“闻鸡起舞”，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却满身暮气。再到十堰我一定要和他饮酒三杯，向他讨教如何永葆自己旺盛的创造力。

《文心雕龙·才略》论及冯衍时说：“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读着老芨这本即将付梓的《往事那片云》，我想起了陈衍《宋诗精华录》中对陆游《沈园》的诗评：“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就其人生所达到的境界而论，就其一生创作上的成就来看，我觉得老芨配得上他所遭受的苦难，他更对得起不断给他施加苦难的浊世。

刘勰“蚌病成珠”这句话，移来论老芨也许更合适些。

是为序。

2012年9月1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往事那片云》

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韩伟书序

韩伟是我三十年前的学生，他的教学论文将要结集出版，托我帮他联系一家出版社，并郑重请我为之作序。平时有人出书请我写序，我常常是能推则推，为韩伟作序是我答应得最爽快的一次，而且也是我动笔最迅速的一次——他的书稿还没有给我，我的书序便开始动笔了。在高中繁忙的教学之余能写出几百篇论文，他的才华固然让人称道，他的勤奋更叫我吃惊，看着眼前成熟自信的韩伟，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韩伟大学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读书很有灵气但不下力气，很有潜力却不够努力。虽然他毕业时的总成绩在班里属中上等，但我给他写的毕业鉴定中肯定没有“刻苦认真”这一类好评。我当他班主任期间，韩伟把很多精力用于球场和情场，不仅在球场上常能看到他奔跑的身影，而且他同时还要忙于与同班美女蒋芝芸遮遮掩掩的爱情。后来听说，这小子读书时拖拖拉拉，谈恋爱倒是雷厉风行。那时大学里对恋爱还没有“解禁”，要么是他俩很善于对老师保密，要么是他俩人缘好没人向我“告密”，离校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俩的“秘密”。估计韩伟是在结婚以后才真正“玩醒”，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从前的“懒学生”，走出校门后会变得如此勤奋，毕业二十多年来他写出了七百多篇文章，从他课堂里走出了许许多多名牌大学生，他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人。韩伟属于那种既会讲也会写的多面手，现在是恩施州名牌高中里的名牌老师，同时也是我们湖北省的语文名师。他太太蒋芝芸当年是我班里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现在是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已是一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学者。他们的儿子也很有出息，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拿到了美国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目前正在美国的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看来，只要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念书时学习和爱情既可相互促进，工作以后事业和家庭也并不矛盾——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呢？

韩伟的语文教学论文，最近我在网上断断续续地读过多篇，无论课文名篇的文本细读，还是对课文的字词解读，抑或语文教学的心得体会，议论既有新意，文笔也简洁活泼。作为韩伟大学时的班主任，我既为他论文集的出版感到高兴，也为他们小两口的成就感到骄傲，更为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感到欣慰。

是为序。

2016年4月18日

湖北民族学院

附注：

刚才整理电脑文档，发现了前年为韩伟书稿所作的序文，此时此刻，韩伟离开人世已近一年！读着眼前的序文，想起他念书时的身影，黯然神伤！韩伟的语文教学论文集不知何时面世，将拙序收入我的随笔集中，一以表达对韩伟的思念，一以纪念我们的师生情缘。

2018年12月14日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自序

由于文学院要出一套“教授文库”，我将先后发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读书》《图书情报知识》《中国韵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和我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文章汇拢在一起，那些已经收入专著中的文章基本不选，那些文化随笔、社会评论和翻译文章一概不选，只选那些至今看上去还不太丢人的“学术论文”，其中最长的一篇达四万多字，最短的文章也有八九千字。感谢我所在的文学院和我校出版社，让这些专著以外的单篇文章有了“大团圆”的机会。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本选集中二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文献考辨和文学阐释。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我读书、教书和写书，基本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打转。

一

我曾在《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编后记中说：“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方向虽是唐宋文学，导师曹慕樊先生在入学伊始最先给我们开的课却是文献学（又称目录学或校雠学），当时是用他自编的油印教材，即后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纲要》。从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讲到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提要》，从版本、校勘讲到辨伪与辑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听之昏昏。那时既觉得它毫无用处，又对它毫无兴趣，尽管先生讲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无多。后来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文献学，这种学术渊源决定了他对文献学的重视；也是后来才懂得，文献学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先生一开始就给我们讲文献学，是要将我们领进学术的大门，而且是要让我们‘入门须正’，可惜我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自己从事教学工作以后，才更深地体会到文献学的重要性，研究古代文学如果没有扎实的文献根基，阐释可能就会“凌空蹈虚”，议论可能就是“自言自语”。不过，我写文献学论文是自己招博士生以后的事情，当时准备要给博士生开文献学课程。原先我打算像曹老师那样写成概论性的教案，阅读了大量文献学典籍后，我发现我国古典文献学著作，其实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学术史，也就是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无论是国家馆藏目录或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或专科目录，其实又都是一种独特的知识论著作，它们都在图书分类中凸显了知识分类和学术分类，这就是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因此，我试图将古代的文献学与古人的学术路数结合起来，并从古代典籍的分类来探讨古代知识系统的建构。这些文章发表后，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意外获得学界专家和朋友们的好评。《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寄给北京的《读书》后，很快就收到杂志主编的录用通知，主编在电邮中对拙文赞赏有加，这篇文章也许是《读书》发表的最长文章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素未谋面的葛云波先生，读到拙文后特地给我来信说：“今见先生妙文，发微梁、钱、张之殊途，张皇舜徽先生之学术地位，鼓吹传统治学方法，皆中肯之言，发人深省。先生高识，吾辈服膺，故略草数言以致敬意。”我校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兄，还因此文主持过一次张舜徽先生学术个性的讨论会。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孙文宪老师，也因此文在他们文艺理论教研室开过小组讨论会，孙老师不同意我文中的观点，我到场进行了交流和答辩。正是这些热情的鼓励，正是这些善意的批评，给了我客串文献学的勇气，我陆陆续续地写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二十略》《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面的文章，并与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的教授共同申请到了教育部一个重点课题，除共同完成课题的专著外，我自己也将写一本文献学专著。本选集中已经发表的部分论文，是我学习文献学的一得之见，未发表的版本考证文章这次没有收入选集。

二

我读研究生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赶上了中国学术界的“方法热”。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铺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新流派还没有混到眼熟，另一个新流派就挤到前排；一种新方法还没有学会，另一种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学者们在这些新学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论文几乎就是新概念的堆砌和轰炸。我和很多青年学者一样早先也是新方法的“赶潮人”，很快便发现一味“穷力追新”容易让人心浮气躁。思想敏锐却失之空泛，观点新颖但疏于论证，是那时大多数论著论、文的共同特点。我读本科时去旁听过刘纲纪先生讲美学，很快又读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现在的研究生很难想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泽厚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很难想象青年学子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套用梁武帝的话来说，几乎是“三日不读李泽厚便觉口臭”。由于李泽厚称自己的学术是从康德入手的，我又糊里糊涂地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来读，读不懂便找我校老校长韦卓民先生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学习，老实说我至今对康德的理解仍未达到“一知半解”的水平。接下来便读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美学》，这时候我明白必须向哲学专业的朋友请教。行家告诉我说，要想读懂黑格尔《美学》，先得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要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最好的钥匙便是他的《小逻辑》。起初读《小逻辑》像读天书，朋友又推荐我读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前者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综论，后者是对《小逻辑》一节一节的注释和阐释，这两本书真帮了我的大忙。读完了这几本后再读黑格尔的《美学》就明白多了。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清通畅达，很多段落译得雅洁可诵，这使我尝到了读理论书的甜头，而且我很快发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与黑格尔的《美学》一脉相承，如李氏评宋元小品画与黑格尔评荷兰小品画在思路上毫无二致。那时候对理论有极高的兴趣，收入选集中的《论庄子“逍遥游”的心灵历程及其归宿》一文，就有较浓的理论思辨色彩，我在文章中试图阐述“逍遥游”的本质特征，并辩驳将“逍遥游”比附成审美的流行观点。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才让我明白什么叫“论证”。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在职攻读张三夕兄博士期间，因要参加小组讨论，曾找我借阅过这本著作，她发现这本书被我画得密密麻麻，到处批写得星星点点。不仅原著我反复读过了好几遍，而且我翻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参考资料。相比于海德格尔对“此在”擘肌分理的严谨论析，很多著名思想家的论著、论文只能算一些“思想火花”。我被这位德国哲人的推理能力所折服，尽其所能学习海氏的论证技巧，尽其所能师其意而不师其词，但我学到的可能连皮毛都算不上，如《存在与时间》论述此在的沉沦与澄明，我的拙著也以《澄明之境》名其书，足见仅猎得其词句而未得其精髓，拙著中各章的论证仍然十分粗糙。

读大学时喜欢背诵贾谊《过秦论》和韩愈《原毁》一类文章，读研究生时看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才幡然醒悟，《过秦论》这种文章不过是以辞赋作论文，徒有排比波澜和雄词壮彩，“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章太炎《论式》）。晚周以后最善持论的作家首推王弼、嵇康，而嵇文尤能“体物研几，衡铢剖粒”（钱锺书《管锥编》）。《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便是自己学习魏晋文的一点心得体会。

我最感兴趣的是六朝文学，最喜欢读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因此，选集中分析六朝诗人诗作的论文比例较大。研究老子的专著，阐释庄子的论文，都是我为了研究六朝文学做准备工作时的副产品。我一直想通过古典诗歌的论析，探究我国诗人情感体验的方式和生命境界的特征。十几年前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后记中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作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这一看法我至今还没有多大变化。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等我完成了一个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语言批评”后，我还会回来阐述中国古代诗人的情感体验与生命境界。

选集中还收录了两三篇研究现当代学者和诗人的文章。研究闻一多是由于当时我们教研室承担了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我分写这位现代学者和诗人，我想写出闻先生的学术个性。写余光中先生是因为当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更因为我对余先生的诗歌和翻译都很喜欢，我自己过去也写点新诗和旧体诗，也弄点英国小品文和小说翻译，写诗固然需要天才灵气，译诗同样非常艰难。可能是我对余先生有较深的体认与理解，听说余先生对拙文评价很好。有一篇论述“诸子还原系列”学术理路的文章，是杨义先生邀请我赴京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写于二十世纪末，当时正值“世纪反思”热的时候，我那时想对二十世纪后半期大陆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进行一次梳理，反思这些批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是非得失。记得当时列出的范畴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阶级性”等，我想一个个梳理，写成一本小册子。论“人民性”这篇文章投了几个杂志，所有编辑都给我泼冷水，说现在反思这种东西有点敏感，冷水把我的热情也浇凉了。我一直认为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到现在还有许多学者习惯性地套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范畴，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这种简单贴标签的“学术研究”贻害无穷。李白何曾知道什么“浪漫主义”，又何曾用“浪漫主义手法”写诗？为什么要给杜甫诗歌戴上“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拿西方的理论准绳来套中国古代诗人，其结果必然是削足以适履，杀头以便冠。如果追溯一下那些舶来范畴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提法何等可笑！假如当时能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假如能得到刊物和学界的鼓励，我肯定写出了反思理论范畴的系列论文。

最后两篇论文分析文化认同、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一篇发表于十几年以前，一篇为澳门大学2009年“‘冲突对话与文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论文（后发表于《华中人文论丛》2010年第2期）。可能是看到我这个教古代文学的人批判传统文化，《否定与新生——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论略》曾招致指责，《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大会宣读后，引起与会者和听众的热烈反响。这两篇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论点：仅从传统文化中“开”不出现代文明，文化上的抱残守缺绝无出路，躺在祖辈留下的老屋中吃喝屙睡更无前途，我们应有大格局和大胸襟来汲取和容纳各种异质文化，让中西文化实现多元互补，在祖辈留下的地基上重建民族新的文化价值大厦，用人类的文化精华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回首这几十年的求学历程，自己不过是受风气影响和兴趣驱使读了点中外书籍，在比较熟悉的几个点上写了些论学文章，既无可夸耀，也无须遮掩。

三

虽然喜欢伏案读书，喜欢在电脑上敲字，也喜欢在课堂上授课，但敲出来的这些论著、论文，到底有多大的社会意义我一直深表怀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大家都在忙着为自己的肚子操劳，哪有工夫为自己的灵魂操心？今天神州大地上那些翻云覆雨的强人，谁还想去弄明白“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有心思去体验存在的澄明？有多少人在翻阅我们这些乏味的学术论文？有多少人愿意掏钱购买这些枯燥的学术著作？即使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乾嘉学者，他们那些艰深的皇皇大著今天到底又有多少读者？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看《皇清经解》及其续编？我现在能够体认古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能够理解鲁迅先生教儿子“别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

如果上帝允许我这一生从头再来，我一定会去选择一个实用专业，为社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读高中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后来却阴差阳错选择了文学。我觉得一个男人选哪个专业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和选哪个女孩做自己的太太一样，都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茫茫人海中为什么要与这个女孩共度一生？三百六十行中为什么要选这个行当作为终生职业？当我们还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时，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当知道应找什么样的女孩时，又不太可能再去结婚了——有勇气去追求“人生第二春”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从慢慢适应到逐渐习惯。同样，中国人向来认为“三十不学艺”，开辟“事业第二战场”的勇士终归不多。

这倒不是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相反，我觉得自己从事的专业对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只是在我们这里此类专业问津者既少，从事者的境况也不太妙。从识字的时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在唱赞歌，所读到的论文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辩护。我们学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之后，他又到我们文学院给老师大讲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明朝张溥感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谎，一定会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个学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是一种集体性的沉沦——如果这些读书人还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今天的教授和专家成了人们轻蔑嘲讽的对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沉痛地说：“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教书先生们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我不知道这是大家在自甘堕落，还是环境在逼良为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大学这种不断折腾的管理方式很难让人静下心来，去细细地品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去从容地写自己深思熟虑的文章。学者要不断地报课题，不断地发文章，不断地出专著，不断地争奖项，不断地招研究生……学校要不断地报硕士点，不断地报博士点，不断地报一级学科，不断地报重点一级学科，还要组建什么团队，要搭建什么平台，要建什么中心，要争什么基地，不能让“一个人单打独斗”，要让“大家抱成一团”……如果没有课题，没有项目，没有经费，没有奖项，你就没有职称，没有钞票，没有地位，甚至没有老婆……二十多年前在读专业书籍和写专业文章之外，我还喜欢读点英国小品，遇上特别喜欢的文章就把它们译成中文。我译的小品文在《散文》等杂志发表后，有的还被几家出版社收在《世界散文精选》中，被上海《中外书摘》转载，有时候还写点旧体诗和新诗。现在多年没有翻译英国小品和写诗了，没有阅读小品的悠闲与恬淡，没有写诗的冲动和心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诗意”。

今年暑假实在憋得慌，我在家连续写了两三个月社会评论和文化随笔，平均每天写一篇几千字的杂文，最敏捷的一天写了一万多字，从早上的六点多写到晚上两点多，有两次我写着写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阐述自己的真实思想，真有一种“兴酣笔落摇五岳”的快意，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有些文章被日本、美国翻译转载，《行己有耻与社会自净——小议日本首相菅直人辞职》，先是被译为日文后发布在日本雅虎头版，接着又出现了一个中日文对照的译本刊于日本报纸，仅雅虎上日本人对拙文的评论就有十几万字之多。我的很多杂文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可见，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虽然多了点凌厉峻急，少了点安详温润，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这些杂文值得一读，至少比那些言不及义的文章好得多，如《瞧，这世道！》（之一至之十七）《怎样使自己学习“上瘾”？》《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权力脸上的脂粉》《谈微博》《再谈微博》《何必给苦涩的现实裹一层糖衣？》《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故乡无此好湖山》《假如有人欺骗了我》《奇妙的文化逻辑》等一百多篇文章，有些被国内外报纸杂志转载和连载。和那些清高的学者不同，我很看重这些文章。港澳和武汉几所大学的朋友，都说读了我的文章后十分痛快，感谢一些朋友的善意提醒，感谢另一些朋友的激励肯定。港澳热心的兄长最近在帮我张罗，正准备将这些文章在港澳结集出版。

四

在自己读书、教书的几十年里，我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教诲和帮助。我忘不了导师曹慕樊先生，他老人家年过七十还在啃抽象晦涩的现象学著作，还说“一是想把西方的现代修辞学引进唐宋诗词研究中来，一是想把西方现象学引进研究中来”（《杜诗杂说续编·自序》，三联书店）。先生的学问并不囿于集部，于儒、释、道都有极深的造诣，建国后几十年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所有著述都是在他七八十岁高龄时完成的。他在《庄子新义·自序》中说：“茶余客散，平人所谓无聊。借此一书，亦复可以送老。”（《庄子新义·自序》，重庆出版社）谁读了这样的文字能不心酸？记得毕业时他送我一套四部备要本《后汉书》《三国志》，在书的扉页上附言说：“陈寿、范晔书，皆文史高文典册，建业熟读勤求之，涵泳数年，必有所得无疑。”并反复告诫我说：“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读毕，才能开口说话。”这些书我至今大多没有好好通读，但早已张口胡说，游谈无根，真是愧对先师。

忘不了我所在教研室师长对我的指导，尤其感谢丁成泉、李广柏老师对我的关心，感谢教研室兄长和青年同事对我工作的热情支持。

感谢邢福义老师长期对我的指点与鼓励。感念已经逝世的黄曼君、孙子威老师，他们曾在校内外为我“逢人说项”，我研究生刚毕业时黄老师向校外刊物推荐我的论文，孙老师为我翻译的理论文章到处联系杂志。

校外有些朋友看了我的社会评论后，以为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事实与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虽然有时给学校领导提意见，但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打击报复。去年元月全校教师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教师代表当着几百名代表和全校领导的面，激烈直率地批评了学校领导的工作，这大概是我校近六十多年破天荒的第一次，我的发言多次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事后就有人断言我的日子不会好过。没想到，同年5月经过网上投票，我被全校研究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第一名，同年7月学校同仁和领导还把我这样的落后分子评为全校教师标兵。在此，我想给学校领导说句“好话”：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性痼疾，比起兄弟院校我们学校即便说不上更好，但也不至于比他们更糟。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在自己供职的学校和文学院感到温暖，这里有我多年的真挚朋友，忘不了他们给我和家人的无私帮助。

在学术上还得向有些师友谨致谢忱。记得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刚刚毕业我就给北京《文艺研究》寄去了一篇文章，没有想到方宁兄给我回信说这篇文章写得有分量，但文章涉及的内容不宜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信上的钢笔字工整漂亮，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位老先生，虽然没有发表拙文，但给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励，并建议我改投他刊。如今，这样的编辑比清官还难找。拙著《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出版不久，方宁兄主动向我约稿，为拙著发表了几千字的书评。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文章尚且很难，发表书评就更不容易，有些名家想在上面发书评都被拒绝。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欠方宁兄的人情，今天要在这里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先生，这不只是在他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长文，赵先生的为人为文学术界有口皆碑，他每次寄赠大作都使我获益良多。感谢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常务副主编周黎明教授和编辑李明杰博士，我和周教授只有一面之交，但每次与她电话或电邮交流，都能让我感受到她的热情与敬业，近几年我的文献学文章大多在她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每年一篇，有时每年两篇，每篇文章都是两万多字。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长期执全国同类专业牛耳，许多专业人士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也很不容易，谢谢她给予我许多宝贵的版面。尤其要感谢范军兄，他过去编辑和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十几年里，我每年在该学报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很长时间我的文章主要都是在他那里发表，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他都给我许多真诚的帮助。

感谢本书责编陈良军先生，他认真细致的编校使拙著避免了许多错误。

感谢我教过的历届学生，他们的掌声给了我自信和快乐，他们的质疑更促使我反省与思考。

感谢我的太太，感谢我的弟弟，感谢我的儿子！

感谢生活！

好了，就这些。

2011年12月8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医治“现代病”的良方

——《国学经典读本》序

近些年“国学热”在不断升温，全国各地自发地办起了不少青少年“读经班”，国内不少著名学府开办了“国学班”，有的甚至还成立了“国学院”，国务院学位办也正在征求全国相关专业学者的意见，准备把“国学”设为一级学科，将“国学”纳入国家的学科建制。

晚清政府中止科举考试以来，四书五经就不再是学生必须诵读的经典，儒家礼义就不再是人们必须谨守的行为准则。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狠批封资修”，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一直是许多读书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孔子被说成是我们专制落后的罪魁祸首，传统文化似乎是我们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国外感受到的窝藏和在国内见到的乱象都被算在儒家的账上。

一个世纪的轮回，孔夫子为什么从千夫所指到再次被众人推崇呢？国学为什么从被唾弃到再次被人珍惜？我想个中缘由主要有如下四点：

首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儒家文化圈经济的成功，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崛起，使人们看到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经济繁荣的障碍，而且还是推动社会经济繁荣的文化动因，它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强大的活力。

其次，今天人们只是一味追逐金钱，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物欲，造成人与自然的紧张，人与人的隔膜，人与社会的疏离，结果是得到了金钱却失去了幸福，满足了物欲但体验不到快乐，大家这才发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睦的传统文化，正是医治“现代病”的良方。

再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化浪潮，严重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如今没有什么规范能检束人们的身心，也没有什么准则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在一部分人眼里，见利忘义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大家连饮水、吃饭都没有安全感。喝奶怕添加了三聚氰胺，吃饭怕用的是地沟油，面包和馒头中怕有漂白剂，吃猪肉怕有激素和瘦肉精。此时不只是我们意识到儒家仁爱、礼义、气节、操守、诚信这些传统的道德价值多么重要，就是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如此。鉴于日本青少年行为失范的现状，最近日本文部省要求小学生增加读《论语》的时间。联合国前年也将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国与国交往的准则。

最后，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这个民族就难有很强的凝聚力，这个民族中的个体就可能出现民族认同危机。一个国家要是没有富于特色的主导文化，这个国家就不会有文化软实力。

“国学”就是指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它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先人智慧的结晶，它是我们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我们这些后人有义务更有必要去学习它、继承它、光大它。

我之所以承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约，出面主编这套四本《国学经典读本》，主要是我觉得它对传播和普及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丛书在编排上颇费匠心，一是从小学低年级到高中，内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兼顾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如为小学低年级编写的第一本从“讲礼貌”“重友爱”谈起，第二本接着讲“守诚信”“奉节俭”“近自然”，这些内容对于小孩来说具体易懂；到高中的五个单元分别讲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些相对复杂抽象的内容比较适合高中生理解。二是既能抓住要点又生动活泼。每一讲都有四个板块：“经典要义”是经典名言摘要，突出该讲的讨论的主旨；“古风楚韵”选录古代一些幽默风趣的故事，阐述“经典要义”的思想，并穿插一两首歌咏楚国的名诗名句；“经典释义”主要选录古代启蒙教材中被人传诵的章节；“知行合一”则是通过与学生互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与游戏时，不知不觉地将国学的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行动，从他们的举手投足和言谈举止，就能让人感觉到他们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丛书中选录和编写的许多故事，谁读后都会捧腹大笑；“知行合一”这个板块设计的不少活动和游戏，谁参与其中都会兴味盎然。

但愿青少年朋友经过“国学启蒙”后，有礼貌但毫不拘谨，讲原则又不失其灵活，文质彬彬而又生龙活虎，仁爱博学而又富于创造力。

是为序。

《国学经典读本》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名士风流与语言艺术

——《世说新语选注》前言

明末著名小品文家王思任说：“今古风流，惟有晋代。至读其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皙，虽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世说新语序》）傅雷先生在一封给儿子傅聪的信中也谈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魏晋的文采风流叫人神往不已，而《世说新语》堪称这一代风神最生动的写真。

东汉末年，统治者自己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悦耳动听的王道，因而，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瓦解，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集中体现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再也没有人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了，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以记述魏晋文人、名士清谈轶事为其主要内容的《世说新语》，生动地表现了这些士人对个体存在的肯定、珍惜、依恋和喟叹，展现了他们玄远的精神、脱俗的谈吐、飘逸的风采和超妙的智慧。

书中所记的士人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才华，爱才甚至于远胜过敬德。曹操欣然领受“乱世英雄”之称，全不计较“治世奸贼”之诮。桓温与殷浩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又互不买账，有一次桓问殷说：“卿何如我？”殷断然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才名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

许询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更相覆疏，王复屈……

——《世说新语·文学》

这一代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真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连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人们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的情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士人们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种任性称情的生活：“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绝不为名利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企慕的人生境界：“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因为有这种淡于名利的生活态度，他们才能活得那样洒脱、那样轻松。

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荀粲就公开声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世说新语》随处都可见到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叹：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容止》

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向外发现自然。品藻人物与流连山水相辅相成，有时二者直接融为一体，仙境似的山水与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辉：“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言语》）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世说新语·言语》

只有优美高洁的心灵才可应接明丽澄净的山水，对自然的写实表现为对精神的写意，大自然中的林泉高致直接展现为社会中士人的潇洒出尘。

《世说新语》表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不是通过理论的概括，也不是通过整体的描述，而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来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通过众多的形象来凸显一代名士的风神。作者只是“实录”主人公的三言两语，便使所写的人物神情毕肖：“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帝的矜持虚伪，顾悦的乖巧逢迎，经这一问一答就跃然纸上。作者从不站出来发表议论，常用“皮里春秋”的手法来月旦人物，表面上对各方都无所臧否，骨子里对每人都有所褒贬。如《管宁割席》《庾公不卖凶马》《谢安与诸人泛海》等，作者于不偏不倚的叙述中，不露声色地表达了抑扬臧否的态度，笔调含蓄隽永。

由于书中所记多为名士清谈，所以它的语言受清谈影响很深。魏晋清谈逐渐由义理的探寻转向审美的品味。首先，它要求以简约的语言曲传玄远幽深的旨意，这样才能使名士们“披襟解带”称叹不已；其次，清谈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和俗语，但谈出来的话语又须清雅脱俗，这使得名士们要讲究声调的抑扬和修辞的技巧，义理上的“拔新领异”必须出之以语言的“才藻新奇”；最后，清谈是一种或明或暗的才智较量，名士们为了在论辩中驳倒对手，不得不苦心磨炼自己的机锋，以敏捷的才思和机巧的语言取胜，因而，《世说新语》的语言既简约典雅又机智俏皮。王思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品评：“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因而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世说新语序》）

全书所写的内容为魏晋的名士风流，所用的笔调含蓄隽永，所用的语言简约清丽，这使《世说新语》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使它成为历代骚人雅士案头或床头的宠物。

我们真要感谢本书的编者刘义庆，要不是他组织文人搜集、整理、加工、创作了魏晋士人的这些片玉碎金零缣寸楮，我们就可能无缘一睹名士们迷人的风采了。他是刘宋王朝的宗室，时代上紧接东晋，前朝上流社会的精神生活不仅记在纸上，也流传于人们的口头，当时还健在的遗老宿臣也许还曾躬与其事，所以他搜集和加工起来，既方便又可信。他本为宋武帝刘裕二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奉敕过继给武帝少弟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为嗣，袭封临川王，历任尚书仆射、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等职。《南史》称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言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他还招聚当世的才学之士，一时如鲍照、袁淑、陆展、何长瑜等著名作家集其门下，《世说新语》可能成于众人之手。全书依内容的不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类。南朝梁刘孝标为原书随文施注，“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由于生活中常常囊中羞涩，捞钱成了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目的，柴米油盐耗尽人们的大部分精力，如今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浅薄，只一味地渴望那种俗气的幸福，只去寻求那种粗野的刺激，多亏了刘义庆留下了一本《世说新语》，让我们能见识见识什么叫超然脱俗，什么叫高洁优雅，什么叫潇洒飘逸……

《世说新语选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何为中华文化的“元典”

——《并蒂三莲——儒道释经典选编》前言

书名“并蒂三莲”是指儒、道、释三种传统文化。称它们为“三莲”当然是取其形象，说它们是“并蒂”却稍有不妥——儒、道、释“三莲”并非“并蒂”地生于同一花枝，儒、道产生于华夏本土，释则来自异域印度。不过，严格说来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没有哪一个形象化的书名能准确无误地将全书的内容囊括无遗，何况释传入华夏后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演变，它在自己的故土逐渐衰落式微，而在“新家”却焕发出新的生机，并逐渐中国化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因而，如果说儒、道是华夏的嫡生，释则可谓华夏的继子。如此说来，以“并蒂三莲”称儒、道、释又未尝不妥。儒、道尤其是儒是华夏民族性格的主要塑造者，儒道互补而以儒为主干是华夏文化的基本历史特征。释在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与儒、道鼎足而立，形成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它们影响了华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审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甚至也改变了儒、道的本来面目。对于儒、道、释“三莲”，我们“花”分三“朵”，各表一枝。

一

儒家原本是先秦以孔子为宗师的一个重要思想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儒家的渊源、特征有简明扼要的阐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把维护和恢复“周礼”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周礼”就是在周朝完善和确立的一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释“礼”这一基础之上的，他甚至要求人们的一举一动以“礼”为准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过，他学说的核心是“仁”而非“礼”。“礼”是因袭前朝的典制，“仁”属他个人的创造性阐释，即将社会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变为个体内在的主动欲求。仁的本质是“爱人”，施之于个体人伦则为孝悌，施之于社会秩序则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施之于政治则为仁政王道。孔子十分重视个体的身心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

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为八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进一步从心性角度释“仁”，并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的政治理想，肯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提出养浩然之气和收放心的个人修养。孟子的修养论和仁义说，较之孔子又进了一步，他提出了一个由人而天、由心知性的“天人合一”模式。荀子和孟子一样“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也和孟子一样“以修身为本”，但孟子注重从心性方面激发个体的伦理自觉，荀子则强调“礼”这一外在规范在修身中的约束作用。孟子高扬个体道德的崇高，对礼学的继承和发扬主要在“内圣”；荀子则主要表现在“外王”，他突出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力量。和孔、孟不同，荀子在讲“礼”时，是将其与“法”并提的，即不仅“隆礼”，而且“重法”。直至魏晋南北朝仍然还是“荀孟”并称，韩愈梳理“道统”以后孟子的地位才高于荀子，并被钦定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人性化的伦理亲情为其主要特色的孔孟儒学，演化为以神学化的天人观念为其显著标志、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从此儒家学说逐渐成为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正统思想，并成为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即使它受到士人们的反叛和冲击，但它仍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唐以后，儒学又重新定于一尊，它与佛、道既相互排斥、争论，又相互吸收、融合，最后在宋代凝聚成新的思想结晶——理学。理学将理欲论上升到哲理本体论的高度，并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千多年的社会生活。儒家思想虽然伴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不断发展演变，但原儒所确立的基本品格一以贯之：强调个体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强调知其不可而行之的进取精神，强调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通过自己的道德、功业或学术来成就壮丽的人生。

二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展开的思想学派。它最初被称为“道德家”，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老子》又称为《道德经》。老子所创立的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用“道”来说明宇宙的生成、变化和本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自身的本性则是纯任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的特性决定了老子政治观的特点，反对统治者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反对对百姓的残酷盘剥和无谓骚扰，主张以清静无为的方式治国安民；道的特性决定了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他认为社会上的贪婪、争夺起于智巧日萌，应该“弃圣绝智”以回到“结绳而用之”的时代；道的自然无为也决定了老子“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的伦理准则，决定了老子“大巧若拙”和平淡自然的美学思想。

儒家是社会文明的热情歌颂者和积极维护者，孔子对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赞赏不已：“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他认为文明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道家则更多地注意到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残暴、腐败、罪恶、虚伪，更多地注意到文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更多地注意到文明给人类所造成的灾难，因而道家是文明的激烈否定者和批判者。道家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庄子进一步对仁义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庄子认为仁义非但不是人的内在欲求，反而外在于人并桎梏着人的本性：人们“大（太）息而言仁孝”，“皆自勉以役其德”（《庄子·天运》），“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庄子特别关注生命本性在世俗中扭曲的问题，因而提出了个体“无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与儒家孔孟强调积极入世以承担社会责任不同，他主张超世以追求心灵的自由。如果说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那么道家的理想人格则是隐士。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生周游列国恓恓惶惶，而庄子则拒绝人主的征聘，并认为热衷于权势者是天杀之民：“亲权者……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天运》）这样，道家使士人远离皇权、鄙弃利禄、淡于声名，追求精神的超越、心境的澄明，进而与宇宙万物同一。

如果没有道家文化的渗入，国人只讲品节的刚正，只求现世的功名，只知道立言不朽，人生就会显得逼仄、单调和干枯，道家文化使人们在世俗功业之外去追求对世俗的超越，使人们的心灵更为丰富、洒脱和悠然。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作为心灵的支撑，国人又将从一味的洒脱而走向轻浮，从一味的悠然而滑向颓废。儒成为民族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道则是人们安息精神的妙理，儒道互补使国人既刚健不息又远慕高举。

三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从东汉初传入华夏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获得独立的发展，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形成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佛学是通过严密的逻辑（即因明）来阐述解脱现世苦难，超脱生死轮回的宗教教义。佛教的基本理论内容，包括四谛说、十二因缘说、无常说与无我说等等。佛教基本教义的核心，是宣扬人生充满痛苦，只有信仰佛教，视世界万有和自我为“空”，才能摆脱痛苦的道路，而要解脱痛苦，必须熄灭一切欲望，达到“涅槃”的境界。

佛教理论中，“苦”字是关键，它认为人生就是痛苦，且“苦海无边”。佛家的“四谛说”，就是描述痛苦的现象，说明痛苦的原因和结果，指出解脱痛苦的途径和方法。“四谛”即四种所谓神圣“真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的意思是讲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生命、生存就是苦。佛教所谓苦，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即逼迫恼忧的意思。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广宇悠宙，无非集苦之场。由于众生不能自我主宰，为无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因此没有安乐性，只有痛苦性。在佛家看来，人的出生是痛苦（生苦），年老是痛苦（老苦），死亡是痛苦（死苦），和不相爱的人聚合是痛苦（怨憎会苦），和相爱的人分离是痛苦（爱别离苦），欲望得不到满足是痛苦（求不得苦）。总之，一切身心皆苦，人生在世，无处不苦。

这些痛苦是怎么形成的呢？“集谛”便是回答这个问题。“集”是集合的意思。探求苦的原因、根源就是集谛的内容。佛教认为，产生痛苦的原因，在于“无明”，即心智迷惑。“灭谛”是讲佛教最高理想的无痛苦状态。“灭”是指人生苦难的灭寂、解脱。灭谛就是讲灭尽贪欲，灭除痛苦，不再生起的道理。要脱离人生的苦海，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而“道谛”，正是讲实现佛教理想境界应该遵循的手段和方法。“道”指道路、途径、方法。道谛就是引向灭除痛苦，证得涅槃的正道。具体方法有所谓“戒、定、慧”三学。戒即约束身心，定指磨炼受苦的耐力，慧即通达事理，不自作聪明。“四谛”“三学”无非是讲人生的痛苦及脱离苦海的途径，泯灭七情六欲是其终极旨归，超尘绝俗则是其最高理想。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成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心理结构，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派别。印度佛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佛典的译介而产生的。这里我们选注的两种佛经——《金刚经》和《心经》，正是汉译浩如烟海的佛典中的两枝奇葩。关于这两部佛经的基本内容，我们将在经文前略作评介。

四

儒、道、释“三莲”“各表一枝”略述如上。综而论之，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三朵“莲花”虽在华夏大地上竞相绽放、常开不败，对建构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正如再好的灵丹妙药也有副作用，再成功的手术也会留下伤疤一样，儒、道、释既蕴藏着丰富的精神资源，也不可避免地夹杂有某些落后乃至腐朽的糟粕。我们相信读者健全的精神机能有天然的免疫和解毒能力。人们自然能吸收营养而排除废料，用不着我们不痛不痒地对经典“一分为二”，唠唠叨叨。

以《并蒂三莲》冠其书名，其意不言自明，是试图将儒、道、释三种文化中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经典集于一册。本书所选六种典籍，《论语》《孟子》是儒家的“圣经”，《老子》《庄子》乃道家的宝鉴，这四种可谓是中华文化的“元典”。而《金刚经》《心经》在佛经中的地位、影响，对中国佛教的作用同样既大且深。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收藏和阅读，对六种经典我们择其善本，略加注解与疏通。注释部分主要作了文字与文句的解释。有关文物典章、风俗礼仪的内容限于篇幅，不能详注。儒、道的四部经典，在注释时我们参阅了杨伯峻、陈鼓应两位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的译注本，特致谢忱。全书《论语》《孟子》《金刚经》《心经》部分由范军负责，黄晓玫协助；《老子》《庄子》部分由戴建业、黄哲负责，张建中、张银华参与了编写。最后全书由范军、戴建业统稿。前言由戴建业执笔。

编完此书，漫步郊野，恰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但愿这本古朴典雅的册子有如池塘的田田荷叶、朵朵莲花，带给您几缕清新、几丝凉爽。

1996年7月

武昌桂子山

《并蒂三莲——儒道释经典选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编后记

我并非张舜徽先生的弟子，由我来主编研究张先生的学术论文集，的确有点偶然；可我酷爱张先生的文章，我今天来编研究张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冥冥之中好像又有点必然——

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方向虽是唐宋文学，导师曹慕樊先生在入学伊始最先给我们开的课却是文献学（又称目录学或校雠学），当时是用他自编的油印教材，即后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纲要》。从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讲到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提要》，从版本、校勘讲到辨伪与辑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听之昏昏。那时既觉得它毫无用处，又对它毫无兴趣，尽管先生讲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无多。后来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文献学，这种学术渊源决定了他对文献学的重视；也是后来才懂得，文献学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先生一开始就给我们讲文献学，是要将我们领进学术的大门，而且是要让我们“入门须正”，可惜我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另一老师谭优学先生以长于考辨享誉学界，他特别推崇张舜徽先生。记得谭老师一见面就问我哪里上的大学，听说我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后，他马上兴奋地说：“是张舜徽先生那所大学吧？”念大学时虽然心不在焉地听过张先生一次讲演，但我从没有到历史系去旁听他的课，更不知道他是驰名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后，我深感自己眼界狭隘，这才主动去学习文献学，慢慢地品尝到了文献学的无穷乐趣，粗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真有一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敞豁感。曹老师当年的油印讲义早已不知去向，我重新学习文献学是从读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开始的，后陆续读了他的《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四库提要叙讲疏》及他编的《文献学论著辑要》，并根据张先生文献学著作中所提供的线索，先后读了张先生姑父和老师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读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张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通释》、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经由阅读张先生的文献学论著，我初步打下了文献学的基础，也逐渐喜欢上了张先生的述学文章，特别是他那些用文言文写成的著作。张先生的文言文雅洁清通，亹亹可诵，读来让人流连忘返，不忍释手。

前些年，因要给古代文学博士生开文献学课，我才着手写了一系列的文献学论文。我试图通过文献学课让学生粗知传统的学术路数，明了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这些文献学论文大多写得有点冗长，其中几篇内容较专且长达两万字以上的文章发表在相关专业杂志上，稍短的一篇万来字的文章《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在《读书》2006年第1期发表后，意外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朋友和同行来电话或电邮表示肯定，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素未谋面的编辑也来信谬加赞赏，拙文被海内外多家网站转载，还被一家网站评为优秀刊物上的优秀论文；我们文学院博导孙文宪先生还就此文组织文艺学和部分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展开了一次讨论，在讨论会上我就同学们的相关质询进行了答辩；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兄也因此文组织过一次关于张先生学术个性与特色的讨论会，还特邀了历史文献所两任所长周国林先生、刘韶军先生参加。我深知这并非由于拙文是什么值得大家称道的佳作，而是学术界不苛求我这个文献学的业余爱好者，对此我有自知之明。谁都明白，客串演员特别容易博得观众的掌声，只要他们演得“像那么回事”，人们就会“喜出望外”，就会“开怀一笑”，就会“好评如潮”。显然这不是由于他们演技有多高或演得有多好，而是由于观众对客串演员的期望值很低，从来不把他们与专业演员进行比较的缘故。由于自己是因工作需要才“客串”文献学，开始我对拙文也拿不定把握，一脱稿我就将它分别传给了几个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批评意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兄，在正式发表前他便将文章挂到他们社里的网站上，朋友们的称许使我对拙文多了点自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来陆续出版了四辑二十册《张舜徽集》，并荣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一是为了配合这套文集的出版，一是明年是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范军兄早在一年前就邀我编一本张舜徽先生学术著作研究论文集。他知道我很喜欢张先生的著作，事实上也是张先生的著作把我领进文献学的大门，我自然很乐意接受范军兄的这项委托，还特地向他推荐了张三夕教授，并愿意与三夕兄共同主编这本论文集。三夕兄是张先生开门弟子，又是文献学专家，比我更熟悉张先生的学术特点，因而也比我更适合主编这本论文集。后因他要到韩国讲学，主编的任务不得不由我一人承担。

由于张舜徽先生博涉四部，论域遍及经、史、子、集，我邀请了多所大学研究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别对张先生的各主要学术论著进行阐释。除了像《说文解字约注》这样难读的大部头外，张先生的许多论著往往一书多评。论断的标准不同，论述的视角各异，对同一论著的评价自然各不相袭。恰恰是这种见仁见智的评论，证明张舜徽先生的学术著作具有巨大的学术容量，因而也就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由于这本论文集是阐释张先生的各部论著，在编排时将论述同一论著的论文编在一起，编排以经、史、子、集为序，阐释同一论著的作者则先校外后校内，同一学校的作者则先院外后院内，同为文学院的作者则以齿序为先后。论文集前冠以张三夕兄的《张舜徽先生学述》，综论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该文刊于张先生生前，并经由张先生过目和首肯。

本论文集的作者大多为各大学的教授、博导，部分是副教授、博士后，其中有张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有我的师长和学长，有我的同学和朋友，有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同事。论文集中的论文多为万字以上的长文，有些文章甚至长达两万多或三万多字，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从作者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中不难感受到他们对张舜徽先生的景仰之情。我由衷感谢所有作者的鼎力相助。编这本论文集的过程中，我既学到了很多东西，又交到了很多朋友，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岂不快哉！”

我原来邀请了我校历史文献所所长董恩林兄，想请他和王玉德、周国林、刘韶军、姚伟钧等先生赐稿，他们都是文献学领域的专家。恩林兄说他们所里也打算编一本纪念论文集，为了避免两本论文集所收论文重复，最好不要邀他们所里的研究人员。尽管他说得非常在理，但我仍觉遗憾多多。

衷心感谢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先生为本论文集作序。桂子山上治文史哲的学生晚辈们对于熊老，既敬佩其学，又敬重其人。记得几年前他让我和周光庆先生以及历史文化学院多名中青年教师聚在一起给他的一篇长文提意见，大家没有半点客套和敷衍，先生的胸襟、气度和谦和，让每一个提意见的人都非常感动。此前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学术名家如此真诚地请那么多学生晚辈给自己提意见的动人场面。熊老在几次大会上对拙文称赞有加，先生对我的错爱是对我有力的鞭策，让我十分惭愧，也让我不敢懈怠。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总编辑段维、副社长董中锋和我的同学程继松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尤其要感谢范军兄，没有他的建议、策划和鼓励，就没有这本论文集的面世。感谢周光庆先生、张三夕兄在编这本论文集过程中给予我的良好建议。感谢我所在学科的青年教师王炜博士、安敏博士，她们负责对所有论文进行文字审订和体例统一，两人为本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感谢责编的细心编辑和校对，使本论文集少了许多错误。

谨以这本论文集聊表对张舜徽先生道德文章的敬意，也以这本论文集纪念张舜徽先生的百年诞辰！

2010年11月29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翻译小品

时间、地点与书

[英] 托马斯·伯克

真正的嗜书者不管读哪一本心爱的书，对时间和地点总很讲究，唯有这样，才能在书中探骊得珠。但也有那么一种书虫，随时随地便对随便哪种书都看得下去。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老兄，竟在地铁里看起斯摩莱特来。这种人并不真的爱读书，他们不能品味自己手中的读物，只是囫囵吞枣而已，自然也领略不到其中的韵味和风致，因为这种妙境只有在相宜的阅读环境中才会出现。所谓相宜的阅读环境，不过是比照所读书的神韵而言，斯摩莱特与地铁彼此就未免太不相契了。

譬如，在乡间栽有雪松的草坪上，就不大容易从人称的“露天读物”中萃取精华，它们只宜在城市的楼房里阅读。就我本人而言，像如下的诗句：

呵，它传到我耳中

恰如迷人的索斯

在紫罗兰的堤上絮语

送来又带去馥馥的香气

它们在肯林顿的卧室里读来妙不可言，但在萨里的乡间小路上回味时味道就差远了。

我不会在山顶读理查·杰弗里斯。书断不可与绿叶、蓝天、红日共处，否则，眼前的现实将会扼杀读书时产生的幻想。对柯罗相宜的阅读处所是空空如也的房中，而坐在树枝上翻他的作品简直是罪过。

同样，在僻静的农舍读城市文学会情趣盎然；游记属于火炉旁的伴侣，不要在班机上浏览它。在田头地角受宠的作者，写不出精神历险与探幽的大部头。粗汉最爱的作家是纳·古尔德之流，而文人青睐细腻的诗人和闲适的小品文作者。

某些见地不同的人可能会说，“床边读物”只是一种任性的分类，并无事实上的依据。我觉得这种看法有问题。显然，有的书只宜于在床边翻，有的书则须在图书馆里啃；有些书应在火炉旁浏览，有些书适于在茶桌上品尝；有些书让人凌晨朗诵，有些书供人下午解乏，有些书可作夜晚消遣。我的一位朋友还创办了一本杂志，名为《H与C》，是专为沐浴时翻阅的。

读那些死里逃生和离奇感人的故事，床上实在是个绝妙的处所，在那儿你与世隔绝，甚至也与你自家住宅套间隔离开来。电话铃响了，就让它响去；邮递员敲门，就让他敲好了。既已脱衣上床，离地板三尺，自然高出于营营攘攘的尘世之上，你像神仙般仰卧白云，心境冲淡超逸，一尘不染，静观人间凡夫俗子困扰与纷争的故事。床上还是读《金银岛》和《诱拐》的所在，浓雾迷天的伦敦之夜，在公共汽车上读沙克尔顿的《南极》会一无所得，你完全被自身的危险处境所占据，因而对这种探险的书失去了敏感，还是让它在床上来陪伴你吧。不过，千万别把斯威夫特带到床上来，他在床上会像刺一样蜇人。马·比尔博姆和安·弗朗斯也太精了点儿，做不得床头的好伙伴。

冬日晚饭后围坐火炉旁，捧一本离奇的流浪汉小说，此刻就别提有多惬意了，如《匹克威克》《兰登》《吉尔布拉斯》《唐·吉诃德》都行。要么选一位闲话专栏作家来聊聊也不坏，像亲切随便的《霍埃利亚尼书简》的作者豪厄就是合适的人选，格拉蒙特、佩皮斯、鲍斯韦尔、伊夫林、格洛劳等作家也同样说得过去。

精微深致之作宜于白天阅读。阳光明媚的早晨或午后，正好把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和皮科克找到窗前谈心，而《修路工》和《垂钓全书》，以及大部分斯蒂文森的作品也可在此时慢嚼细咽。梅内尔夫人的小品当在下午消受，《拉文格罗》和《圣经在西班牙》则可用于消闲的夜晚。我曾试过深夜翻阅《模仿基督》，随之又不得不把它搁到一边，换一本帕特森的《道路》；至于烈日炎炎的盛夏，我非丢开赫·梅尔维尔不可，转而去亲近《感伤的旅行》。

有些人在海边漫步处和沙堆上打开书，这种场面是我亲眼所见，至于他们读的是哪类书，是否真的读进去了，则不得而知。不过，单是如此尝试已足使我惊诧。我在户外的强光下，甚至连报纸上的章节也弄不懂，小说中密密麻麻的拼写符号就活像字妖。只有极少数优雅的诗人，如洛弗莱斯、赫里克、坎品、丹尼尔、德拉蒙德、德雷顿、考利，允许我们或是在夕阳西下的凉亭上，或是于河边树荫覆盖的孤舟中，分享他们心灵世界的美妙。但是，没有印刷品在晃眼的阳光下，会给人带来精神的快慰。

除了床上以外，阅读描写神话英雄一类的东西，最佳的地方就要数教堂顶上放置风琴的阁楼了。在中学念书的最后一年，我是学校教堂的风琴手。每当布道、演讲、祈祷之际，我总是安静地藏在那儿绿呢窗帘的后面，房中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四周是着色的玻璃窗，透过一个窗户上的小孔，眺望远处的青山马路，聆听路上的马嘶。此时此地正合我的心意——这正是捧读哈里森·安斯沃思作品的好时光。

附注：

译自Today English Essays，作者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1886—1945），英国作家。该译文最先发表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2期《散文》，后被多家出版社选入《世界散文选》《外国散文精选》，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选入1996年第2期《中外书摘》。

谈对作家的偏爱

[英] 阿伦·蒙克豪斯

一个姑娘前不久告诉我，在所有作家中，她认为丁·墨里最棒。我称与这位作家有一面之缘，因而也赢得了她的某种信任。我的一位平生知己，则把贝因哈特列为所有作家之首（我并不觉得这过于离谱）。有如此偏爱的热情是件好事，它使爱者和被爱者都变得高尚起来。世上也许有人把你视为人伦俊杰，并非由于你是她的丈夫，或情人，或上司，而是纯粹出于对你言行的倾倒和激赏，这种推许非常令人鼓舞振奋。可是，我们许多人经常夸耀自己为人如何宽容妥洽，鉴赏如何平正得体，品评如何无专断偏私。一个明辨的批评家，得知自己的观点并无新意，与另一个深刻的批评家所见雷同时，可能感到沮丧。如果你为人足够谦虚诚恳，偶因某事与人争辩，你可能忽然发现：你远不是过去自许的那样随处明达，相反，对于旧观念的忠诚已近于僵硬冥顽；或者，竟已陷于怪僻乖张，一度天真地想象为自己个性标志的东西，如今必须当作毒瘤除掉。

不过，要在保守与激进之间，不偏不倚地走钢丝可不容易。对于老顽固来说，装帧精美的古典作品，自有一种凛不可犯的权威，这已成为他扔不掉、摆不脱的东西。华丽厚实的卷轴，成叠地摆在维多利亚式的书桌上，其内容也获得了某种尊严。名字频繁见诸报端的文坛新秀，时人可能将他与已被神化的经典作家并称，对此，那些信而好古的老头总免不了摇头叹气。另外，他也许发现自己正在读的是德拉·梅尔的诗作，而且爱他胜过爱阿诺德。[1]为了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他又读一遍《吉普赛学者》，可他心里清楚，这两位诗人都是人，绝非一个为天上的神仙，一个只是地上的俗子。我一位过世不久的朋友，最喜欢的诗人也是阿诺德，我想他断不至于和人争论说，阿诺德比华兹华斯和济慈更为伟大，只不过前者更合他的胃口罢了。这没有什么不对，让我们各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吧，大家都不是什么精确的批评机器，假装成这样的东西倒会坏事。诗人们不会十全十美，我们也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偏好、自己的个性。我相信，某处可能有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伙，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胡德。

当然，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弄得狭窄僵化也很危险，这对你所仰慕的作家会有欠公允。休利特先生最近出了本随笔，他在前言中抱怨说，一个作家开始的成功，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后来读者惯于把这位作家凝固在先前的印象上。这样，“十之六七的读者，希望我的每本新作，都或多或少是《森林情侣》的回响”。读者对他诗风的变化心灰意冷，他对读者的要求也无可奈何。《犁之歌》允称巨著，但休利特却以其他诗篇走红。哈代的情形也差不多，不管批评家如何苦口婆心地说，他后来的诗剧《列王》和诗歌更有价值（我不认同此说），他却还是以一个小说家的形象活在人们的心中。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各人都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吧，只别把他们僵化为化石就行。

话又说回来，坚持旧说也不可一概抹杀。远在情智半开的年龄，我写过一篇吉本的评论文章，许多年后重读它时，似乎自己的看法仍无二致。假如你写了点什么东西，并把它变成了铅字，它就成了你在日新月异的人世的一个标记。你向一个批评家问一下他对某书的意见，他会重复一下所写的评论标题；过几年再去问他，如果他能回想起来，他又会勾勒出那篇评论的模糊轮廓。我们多少有点固执，不可能那样灵活开放，然而，这比随波逐流、与时俯仰要好得多。不能简单地把它斥为死板，它是对自己早年热情的忠诚。我不大喜欢这种人：昨天把罗斯金捧为圣人，今日则把他打入地狱。如此世故地对待一个作家，我看不出对在何处。你年轻时崇拜的女神，未必就是个丑恶的妖怪。

我想，大多数批评家持论还是慎重的，害怕自己给自己出洋相。他们乐意发现和揄扬天才，可伪天才却是危险之徒。他的自吹自擂，常被当作他的实际才气。夸夸其谈和自命不凡之辈，凭那么点微才小慧便可招摇过市。批评既想大胆又想小心，如果我们不理睬这种四平八稳的批评，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所爱和所以爱来，我想也许更近真一些。不过，在染指文学批评这门学问之前，我们自己也可能早已八面玲珑了。人们总想让自己的赏鉴周全圆通，假如这真的成为事实，那实在是一种灾难。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有自己偏爱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你私心仰慕的人物——必须是你自己本质的确证。

附注：

译自Today English Essays，该译文原载于1992年10月24日《作家报》。

[1]德拉·梅尔（1873—1956），英国诗人。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名诗《吉普赛学者》的作者。

谈书信

[英] W. R. 英格

最后一卷新版《拜伦书信集》，篇幅不厚，前面附有圣茨伯里教授关于书信历史与艺术的序言，它的出版会重新引起许多读者对书信的注意。书信本是文学中讨人喜欢的一支，显然它有自己走红的日子。据说是现代邮政扼杀了地道的书信艺术。然而，对那些无疑不属于文学的书信来说，一两个便士的邮费既不能提高它们的质量，也不至于严重地减少它们的数量。

打字机和电话才是通信的大敌。我们生活中离不开通信，说起来我也和几个朋友断断续续有书信往来，其中包括三位神学家。他们写信时步趋斯坦利教长，那龙飞凤舞的字迹，连默里先生的排字工人也奈何不得。幸好，这些神学家也操起了打字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打印字只是手写体冰冷而令人反感的替代品。

拜伦曾说他的字迹像他的脾气一样糟糕，我相信这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他的书信早有人辨认过。但就一般而言，优秀书信家的笔迹定当清晰易读。

比电话和明信片更坏的，要数推脱自己的工作太忙。其实，我们的工作并不比我们的祖辈繁重，可我们要是一日不穷忙乎就于心不安，只有那些工联主义者，才怕过于匆忙的指责。出外旅游我们比祖辈快多了，而我们从东到西的奔波，反而相应地虚掷了更多光阴。发明了节省时间的工具，却减少了我们的闲暇时间。

这些变化肯定会煽起写短信的风尚，我手头就有几封绝妙的范文。沃尔顿舰长的一封急件说：“西班牙舰队被攻克、摧毁，如图所示。”如果情况属实，这封信倒是简洁可读。西班牙人曾对此予以否认，我倾向于西班牙人的说法。据说一位王室大公传书爱尔兰主教：“科克左右：请委斯坦顾普以牧师之职。约克顿首。”对这封信的回复是：“约克钧鉴：斯坦顾普已委任。科克谨奉。”又传：大主教坦普尔收到来自官方的两封公函，内附大主教两种明显相互矛盾的言论，要求他予以澄清，他回信说：“先生明鉴：两说均对。”

我听说——但对此不大相信——大战期间，外交部被迫雇用了两名临时秘书，他们受的训练是商业而非外交。一位高贵的外国大使收到下面的公函时，惊诧不已：“亲爱的先生：大札已转交，内容知悉。我方老板正杂务缠身。”

最后一封堪称短信的杰作。一位父亲告诫在校念书的儿子说，自己忙得没有工夫看冗长的信件，要求这个年轻人写信务必简练。回信可说是文字省净的典范：“S. O. S. L. S. D. R. S. V. P.”。信中字母是“告急，镑、先令、便士，答复”的缩写。

长信自然并没有绝迹，但就我的所见来看，它只限于那类叫人惊异的怪人，没来由地冒昧给名人写信，用几张纸的书信体散文，详细陈述自己关于神学、政治的高见，没有指望他们的受害者——收信人，会去阅读并回复他们。真正妙趣横生的书信，能令人早餐食欲大开，愁闷全释，这样的东西的确快要绝迹于当今之世了。

圣茨伯里教授将古罗马人尊为优秀书信的开创者。古罗马人确有资格独享这一殊荣，遗憾的是，他没有让我们看两封西塞罗的范文。西塞罗的书信内容丰富而笔致灵动，而塞维尼夫人书信的妙处，却在无话可说时仍能妙语解颐，就像一个法国厨师，没有原料也能做一餐美味可口的宴席。普林尼（小）则是另一种有趣的通信人，一个十分可敬的绅士，他也希望我们作如是观。

不过，十八世纪是书信写作的黄金时代，英法两国都是如此。法国人认为塞维尼夫人无可企及，这种看法也许不错，但就书信的内容和文风而论，我们英国有些作家似乎更有吸引力。蒲柏惊人地机敏，但他的居心不正和吐辞不诚，又远非笔墨所能形容，如在情书中附上这样的要求：“当该信由于其俏皮而被付印时，注意下面画线的文字用另一种字体。”对这样的男性，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正如莫利勋爵所说的那样，斯威夫特这位残酷可怕的天才，一度迷上了两位命运多舛的夫人，而他爱情的态度多少有点病态和怯懦，我们现在还可看到一大摞他给她们的情书。《致斯特拉》尽管才华横溢，但我不敢苟同圣茨伯里的看法，认为他是“世上最伟大的情人”，他并没有把勃发的生命热情奉献给爱情。

诗人柯珀不失为优秀的书信作家。当不在宗教阴影的笼罩下时，他亲切而又细腻，对公共事务的评论，眼光也异常独到敏锐。沃波尔的书信我不感兴趣。他为人自私放纵，靠年金丰厚的闲职自肥。他与人通信为的是显露自己的聪明才智，至于收信人倒不怎么放在心上。

依我看，格雷的书信尤为可爱。他兼诗人、学者、隐士于一身，给通信人送去温情才华，描绘旅行见闻更别具风致——要知道，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读他的书信就像在和他愉快地谈心，优美的书信就应达到这种境界。因而，不难明白，最好的书信作家往往是些女性。十八世纪蒙塔古夫人的书信十分迷人，十九世纪的两位女性——卡莱尔夫人和布朗宁夫人，都嫁给文坛的天才，而其书信比丈夫更见精彩。卡莱尔夫人虽心有怨恨，但这并未使她的书信减价半分。

雪莱、济慈和拜伦都属于写书信的高手，三人中我最醉心于雪莱。拜伦最后一卷书信集，是这位有严重心理缺陷绅士的自画像。对信中的情人，他送去温柔甜蜜的亲吻，也送去颐指气使的吩咐，而且他喜欢吩咐更胜过喜欢亲吻。那位《鲁拜集》译者菲茨杰拉尔德，算得上书信作家的王子。少数才智之士乐于闲适淡泊，实在是文坛的福音。他们的作品精雕细琢，务求艺术上尽善尽美。如果愿意，他们有的是时间写信，这些信札也必将成为文学中的珍珠。

现代传记充塞着多余的书信，致使篇幅成倍膨胀。出版情书却属于违法行为，像一个年轻旅行家对卢塞恩的第一印象，这种高雅的审美情趣，自然也没有人想去了解。一位传记作家曾向我吐露，传记中所有动人的信件都给剔除了。

我不敢肯定，但仍然希望：优美的书信艺术之花，会在我们手中再度烂漫绽放。

附注：

译自Today English Essays，作者W. R. 英格（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英国作家。英格先生这篇谈书信艺术的随笔，本身也是一篇艺术精品。作者以简洁优雅的文笔，从容纡徐的调子，给我们阐述了西方书信艺术的起源、特点和优秀的书信作家。书信在我国古代同样也是十分繁荣的文学体裁，有的书信不仅用语像诗一样工致精巧，意境也像诗一样清幽可人，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顾章书》《与施从事书》等，读来令人心醉；有的书信就像与朋友面对面吐露衷肠，读来无比温馨亲切；有的书信是那些饱经风霜的智者在给我们传授经验，给后人或学生谈人生、谈读书，读来真是如沐春风；有的书信宏伟庄重，有的书信细腻委婉，有的书信机智俏皮……可惜现在的通信方式，特别是当代人的心境、文学修养和艺术品位，让我们无法写出优美的书信，80后、90后的青年甚至只发“短信”而不写“书信”了。我比英格先生更为悲观：“优美的书信艺术之花”，肯定不会在我们手中再度绽放。

搬书

[英] J. C. 斯夸尔

我想不起是哪位喜欢沉思冥想的散文家，曾写过一篇有关搬书的小品。要是这篇小品还在手头就好了，我准能从它那儿找到一点同情和安慰。前不久，我将藏书从这一房间搬到另一间，那时我真想一死了之，用阿斯奎斯先生那句俏皮的话来说，“与其苟延时日，宁愿及早归天”。夜夜我都耗在搬书上，书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一趟又一趟地下楼上楼，像火车沿着铁轨运行那样机械单调：上楼，两手空空；下楼，像老朽似的伛偻蠕动，又高又歪又鼓胀的一摞书，摇摇晃晃地楔入我双手和下巴尖之间。这活儿一旦开始了就无法停下来。在搬书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憎恶书籍，恰如修金字塔的奴隶讨厌砖石一样。对书的强烈憎恶浸透骨髓，埋在沉闷的故纸堆中，束缚于死人的多愁善感里，真叫人羞煞！那些离开这些废品藏书走向外面世界的粗犷强人，岂不是更自由自在，更无拘无束？岂不更加美好，更加勇敢吗？文明！哼！

但这种情绪——我很幸福地说——在我只如流星一闪，只似昙花一现，它兴于乏味的体力劳动，止于这种劳动的结束。然而，搬运只是搬书中麻烦最小的部分。掸灰——即约翰逊博士所谓“殴打书籍”——也可掸可不掸，你可以简单地对自己说，“这些书六个月前折腾过一次”（其实你自己清楚，那是十二个月以前的事情），因而心安理得地把这事搁置起来，一直到别的事情办停当再说，可整理书房的烦琐想躲也躲不开。

当然，要是你连书架也一起搬就再好不过，这样你可以先把书拿下来，按次序一排排放在地板上，然后再依次放回原书架。倘若情况不是那样，你又想让书籍从内容上分门别类，书籍又依大小高矮排列整齐，那等着你的就不会有好日子了。我的情况比这更糟。被赶出来的原先房间低矮见方，被逼进去的房间高而又拐角，已有的靠墙旧书架没有一个适用于新房，我不得不打更多的新书架，形状和摆法也全然不同。保持原样是毫无可能的了，重新摆放书架弄得我满头大汗。如果有人不想把他的书归类，那就可简单地把大开本放在大书架，小开本放在小书架，然后走到就近的墙角，悠闲地吸几口可意的香烟。而想要知道每本书的摆放处所，尤其是喜欢每本书安置得所，对于这种事事较真的人，就别想享受这份悠闲了。哪怕不讲什么条理的人，在按书籍大小强行分类中，也得顾及按书籍内容分类。就我而言，想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愿望十分强烈，没有比这种摆法更便于查阅的了，正是这样使摆书变得更加烦难。如果清楚《贝奥武甫》就摆在适于它的书架左端，尤利亚·沃德——密歇根甜蜜的歌手——的书就摆在右端，找书就会省去许多时间。

当新书房不宜于过去书架排列，当因沉闷的大部头太多不得不插进纯文学的书架，当外国诗的大开本压在关于贸易、伦理学和古生物学的小册子下，当恰好想要找到某一本书，偏偏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时，你就可能被逼到绝望的边缘——此时此刻我正落到了这份田地。地板上散乱地盖着锯屑、白涂料、钉子、擦过的火柴杆及世上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著作，我呆若木鸡地坐在地板中央。幸好，用罗斯金的话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干这种苦差事了”。

附注：

译自Today English Essays，作者J. C. 斯夸尔（Sir John Collings Squire，1884—1958），英国现代派诗人、记者。

谈重返

[英] 杰拉尔德·古尔德

“总有一天我将重返牛津——”

我认为这是一行诗句——一行新诗的诗句。由于它似乎不合任何格律的要求，也不能指望能像其他诗那样叶韵，又好像只表达了一种十分简单而平凡的情思，批评家——假如他自己不是牛津人——会对它轻蔑地皱眉，宣称它根本就不能叫诗。只有我认为它是诗，至少对我是如此。

“总有一天我将重返牛津——”

只要有一个人称它为诗就行！

当然，我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牛津”一词。你的“牛津”也许是剑桥，也许是巴黎，也许是伦敦，也许是罗马，也许是绍森德，也许是斯让思。任何一个你曾在那儿感到幸福的地方，一个你在那儿还很年轻的地方，一个与你相处的人也很年轻的地方（后一点最要紧），任何一个十分友善的地方，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任何一个你再也无法重返的地方，就是你灵魂中的“牛津”。

人们常用这样的问题戏弄自己：是否愿意再原汁原味地重活一生？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想象力不可能原样地重复任何东西。不信你画一幅自己过去的肖像——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自己，你马上就会发现眼前这幅画中的你，正是此时此地的你自己，只不过穿上了昔日衣服罢了。然而，人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偏要苦苦强求自己难以实现的东西，甚至强求自己难以想象的东西。

本文开头那句诗的作者是H.沃尔夫先生。他的诗作中不乏奇思妙想：称他亲见往昔的自己，想象往昔自己如此这般模样：

当我昔日的容光已经消逝

门房嘲笑我的衣着和举止

他想象时光倒流的“重返”旅程：阿克顿、伊灵、雷丁、狄德科特，最后一站是拉德利……还说自己魂游故地时“心如小鹿”，离开时连坐的什么车子也记不起来：

我将默默地租车离开

车儿在路上颠簸，像一只受伤的螃蟹

对车夫说了声“去沃德汉”

然后又非常平静地坐了下来

可我全身急得快要着火

好像烈焰舔着干柴

他又以开头的诗句结尾——“总有一天我将重返牛津”。

这首诗的优美哀婉，全在于他不能重返“牛津”。无论如何不会像他诗中抒写的那样。当一个人真的亲回原来的“牛津”，他就会成为楼梯上的一个幽灵，眼见满街都是些陌生、怪异、快活的家伙，身着不堪入目的衣服。这让我想起另一个牛津诗人贝洛克先生的诗句——

我不会独自扬帆远航

我不想故地重游

在不起眼的石砌船坞

泊下已丧亲人的小舟

人们不可能重返过去，但无妨去回想它。沃尔夫先生的另一首《丹麦》，把我的追忆拉向更遥远的地方——

呵，丹麦的小枞树

打从你身旁走过

我就猜想以后圣诞节

何种星星偎在你的胸怀

玻璃球挂在你哪根枝条

树枝上的蜡烛火光闪烁

何处来的小孩正在放歌

听呵！

你的童年可能就像沃尔夫和我的一样，与安徒生的枞树结了不解之缘。读过安徒生这篇童话以后，大家可能早就明白它的含义。小枞树生长的过程中，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使它小时候的环境温馨甜蜜，可它并不觉得幸福，“它多么盼望能像那些身高的同伴”，它喊叫着说：“呵，要是能不断长高变老该多好！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什么也不值得关心。”

它那些身高的同伴被砍倒后，都被运到遥远的外地，枞树也盼望着能够这样。

“为你的青春而庆幸吧，”阳光劝它说：“你应为拥有属于自己的年轻生命而高兴才是。”

风儿轻吻着小枞树，露珠为小枞树流泪，可小枞树仍无动于衷。

更多同伴被砍倒、运走，那些在城里用来建房的同伴，据麻雀说，“被打扮得光彩照人”。最后轮到不知足的枞树自己了。经受许多痛苦悲伤之后（不知怎的，这一点不曾料到），枞树发现自己身上装饰着纸剪的彩球、镀金的苹果、核桃和几百支红、蓝、白色蜡烛。

大家应该记得它每况愈下的结局：它如何被拖到堆杂物的黑房里，向老鼠述说自己的青年时光；它如何反省说，“那时候真的很幸福呵”；它最后如何被劈碎当作木柴烧掉。“现在枞树的生命已成过去，一切都已成过去，故事自然也就过去了——所有故事必定都要过去。”

如今再来重温这篇童话，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世上最美的童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是世上唯一的童话。它的深刻寓意就在于：虽然一个人不能重返过去，无法重获昔日的青春，但应该永葆“重返”的童心。

附注：

译自Today English Essays，作者杰拉尔德·古尔德（Gerald Gould，1885—1936），英国作家，以小品文、诗歌和评论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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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 | 张莉莉

书籍设计 | 陆震

产品总监 | 贺彦军

技术编辑 | 顾逸飞

出品人 | 路金波

Table of Contents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自序

闲话人生

爷们

品味生活

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

食不知味

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雅量与矫情

挑战命运！

谈情说爱

“谈”恋爱

再“谈”恋爱

女婿给岳母家最贵重的聘礼是什么？

何苦单身

面对自身

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

这人生，这爱情

教育杂谈

怎样使自己学习“上瘾”？

辨才：教育的起点

彪悍的人生更需要理由！

必修还是选修？

能不能不折腾博士生？

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经典重读

一切皆有可能！

五味杂陈

人情世态与“屌丝”姿态

专家的短板与公众的期待

城市，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当官与恋爱

故乡无此好湖山

思想的平面化与知识的碎片化

我爱我家

“唐装”与“麦当劳”

与伟大灵魂亲切交流

抖音：视频中的“绝句”

入驻“今日头条”

来百家号“安家”

寄语《摇篮》

“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寄语

回念前尘

人间最美师生情（一）

人间最美师生情（二）

学问的“气味”

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

真人

人情味

在台湾南部农家做客

台南市走笔

黄果树瀑布：生命的启迪

文化漫谈

梁启超、胡适杂谈

那朝气，那才情

闻一多文章杂谈

现当代散文杂谈（一）

现当代散文杂谈（二）

余光中先生走好

闲话罗素

译事漫谈

书画赏析

品画（一）

品画（二）

同道切磋

“出家”与“回家”

在兼善与独善之外

在“言”与“意”之间

文学研究与人文关怀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

序言后记

《“竟陵八友”考辨》序

《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序

《唐代“三包”考辨》序

《少年风华》序

《道体·心体·审美——魏晋玄佛及其对魏晋审美风尚的影响》序

青少年为什么要读古诗？

洒脱

蚌病成珠

韩伟书序

《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自序

医治“现代病”的良方

名士风流与语言艺术

何为中华文化的“元典”

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翻译小品

时间、地点与书

谈对作家的偏爱

谈书信

搬书

谈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