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总序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前言

第一篇　导演世界的暗手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

我们面对的那支瑞士卫队

荒唐的文学“世界奖”

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

萨冈与棺材里射出的箭

第二篇　恶搞中国的暗手

向西看的那个槛

话语的流向

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受害者”流水线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多遥远

恶搞中国——法国传媒与愚民策略

自由传媒夜话

“官方”与“公共”

第三篇　被偷窃的自我意识

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

愧对祖宗

野蛮人的眼睛

文明靠什么接力

尊严来自你把它放在第几位

西游的喧哗和怪诞

现代童话——奢侈品的传奇故事

由界到梦

第四篇　帝国的神殿——电影

电影的国际战线

“杰作”流水线

金棕榈、戈达尔与作家电影

电影的血统

法国电影界的“恐怖分子”

《满月》与院线“暗手”

叶子和森林

杰作由谁说了算

奶妈与独立电影人

总序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

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

六十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独立。

独立，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多么宝贵的站立姿势。

六十年的和平，没有挨揍受欺了，来之不易。众多知识“精英”福不知福，以为和平本来自然。六十年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物质经济实力的国家……

然而细观当下，中国依然在文化上丢魂失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时髦话语说，中国没有自己文化的“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

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某些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

百年中国，何以丢魂？

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终于魂飞魄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

中国文化“精英”自绝于自己文化，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二十多年前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还有电视片《河殇》，可谓登峰造极。西方即“现代”，西方即未来。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并无文化自卑。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无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是，西历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北美澳洲）的同时，还伴随一种“文化灭绝”政策。

这种文化灭绝，对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编撰历史，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

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世界史，是西方人虚构伪饰、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充满血腥的西方暴发史，被美化成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进步论”，也即人们熟知的社会进化论。西历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之时，即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之始。

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历史，照耀着文明、理性的光辉，其余人类，包括中国，皆处于蒙昧、野蛮、停滞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

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天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是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的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中国物质既水平低，文化必“落后”，历史也“专制”。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

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用了社会进化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中国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的整体落后。

百年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诱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没有站起来。

对这部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批判。五十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停滞不动”，实质上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与历史》）。

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1)，也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以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西历500~1800年期间，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

西方文明不是象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而是受到了东方文明的滋养。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也非当地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濡。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定理，渊源于古伊拉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1987年出版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2)，更是明确指出：雅典文化不是当地原生，而不过是古埃及文化的辉映和传承。古埃及对于雅典的影响，就像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

学者何新最近撰文，《没有“古希腊哲学”，只有古中东哲学》，指出今天被认作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几乎都属于今日土耳其的亚洲。所以，希腊也不过是西方最靠近东方、吸收东方文明的一个窗口。

航海技术本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重要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地中海。达·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更有英国前海军领航员孟席斯（G. Menzies），考证出郑和不仅到达东非海岸，还绕过好望角，在西历1421年到达美洲。(3)

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印度的钢铁产量长期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仍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霍布森）西历1600年以后，随着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中国发明的马颈轭挽具、铁制铧犁、风车、条播机等传回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

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阿拉伯科技知识。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学者沙蒂尔（ibn al-Shatir）在之前150年也已提出。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借取自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两百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后发优势实现科技领先，尤其靠了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暴发起家。

西历1500年前后，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地处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古罗马文化在意大利，早已覆灭于入侵的“蛮族”（今日西欧诸国的真正祖先）。(4)基督教对古希腊古罗马“异教文化”也长期采取严厉的毁灭政策。

因此，所谓的西欧“文艺复兴”，实际上可谓一个文化认祖事件——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其风马牛，好比唐朝李姓皇帝因有胡人血统，硬要攀认一千余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而把老子到李姓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中世纪”。

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开始，正是因为意大利最靠近东方，是野蛮欧洲窥望东方的一个窗口。当时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于是借古希腊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不“以人为本”。

在这所谓的“中世纪”，西方教会严酷，邦国林立，强盗横行，瘟疫蔓延，民不聊生。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可谓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邦主国王，常常是一些强盗头目。（直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些真正的奴隶。绝望之下，宗教盛兴。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

西历1450年前后，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东方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灭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史。

把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都叫做“中世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硬攀别人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如果没有开头，也就无所谓“中世纪”。因此在相当意义上，西方的文明历史，仅仅开始于西历1450年前后向东方文明的学习，迄今不过500多年，开始于中国明朝中叶。但西方拿了别人的东西，西方人写历史全然不承认。

而中国文化，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极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大体上没有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美国这样的新生国家当初不仅有黑奴还有白奴），正说明中华文明的“人道”。

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天人合一，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就已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奇葩，，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喻。一部《孟子》，已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政治关系说透讲绝。

管子的“轻重”之术，旨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中央集权政制（郡县制），本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世袭，平民也能进入社会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为西方学界所公认。

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

西历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提出“理性”的概念，批判宗教不宽容和君主专制，发生重大影响。法国哲人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另一法国哲人魁奈，人称“欧洲孔夫子”，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laissez- faire），后来该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

在西历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历1780年之后，西方文人逐渐生起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进步论的另一重要人物黑格尔，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东方专制主义”。

整个西历19世纪，西方一片欧洲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只有西方“进步”、“文明”，其余世界，伊斯兰、中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是蒙昧野蛮。中国被描绘成停滞、封闭、专制，中国人也是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

可悲的是，近代某些中国知识精英，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

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影响控制中国，深谋远虑在中国大办教育，并用庚子赔款的一半来培养中国留学生，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知识精英。这些精英把美国看作人类正义、道德的化身，全然不知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搞种族灭绝，蚕食墨西哥，侵占菲律宾，甲午战争美国帮助日本打败中国，抗战初四年美国也向日本出口钢铁和航空汽油，援助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在南海挑事……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N. Chomski）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于世界和中国的主流媒体。

二战以后，西方（美国）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中心主义老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重复西方主流媒体颠覆苏联、中国的文化战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百般造谣抹黑。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主要凭自身力量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立国战争，长期实施媒体静音，不许纪念和赞扬，唯恐得罪了美国。

这些知识“精英”，亲美国之所亲，仇美国之所仇，一如既往地文化自卑，文化自虐，只会几十年如一日叨叨西方“民主”中国“专制”的陈词滥调，无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巨大的文化历史差异。这些宣称要对中国百姓启蒙的知识“精英”，自以为“独立思想”，其实是被美国颠覆中国的文化战舆论所洗脑，陷于一种真正的新蒙昧主义。

中国文化并不落后，更不“劣根”“专制”。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仁、义、为民，可以对等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人权、自由、民主，双方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为民”和“公天下”的中国式大一统中央集权，是中国政制的根本铁则，善莫大焉。简单将其等同于“专制”、“极权”，并无理论和事实的根据。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中国人再也不应该无知地轻贱自己文化，膜拜西方文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真正反省百年中国的文化自卑，反省百年中国在文化精神上丧魂落魄，那将是我们的失责和罪过。

整个我们对西方“正史”、对中国自己历史的知识体系，应当推倒重来。

新中国已过了60年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面对新蒙昧主义笼罩的中国知识界，本丛书试图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智慧，同时揭示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真相。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只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中国被西方教化日久，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重续自己的文化根脉，一定充满困难曲折。但归故乡之路，必定亲切，充满了惊喜……

河清　庚寅仲夏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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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2)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3)　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研群译，京华出版社，2005年。

(4)　古罗马人把边界外的日耳曼人称为野蛮人，“蛮族”。西欧原先居民主要是凯尔特人。后来迁徙来了哥特人、汪达尔人等日耳曼“蛮族”。英国和德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属于日耳曼人，法国祖先法兰克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西班牙葡萄牙的祖先较杂，有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民族。所以说，今日西欧诸国的真正祖先都是“蛮族”。

前言

我曾在一篇旧文中写过：“我们被多少假正义卷裹，让善变成做作和模仿。模仿得最像的民族最先毁灭。”当时便已窥到某些居心叵测的外国反华势力亡我中华的那道滑坡正在如火如荼地搭建，而且多数人都带着“追逐理想”的兴奋。滑坡的特点是难以逆转的下坠力量和奔到上面的人的“自由落体运动”。看到这场没有硝烟的征服战之隐秘细节的我，无异于当年听到卢沟桥枪声奋起抗争的华夏子孙，所有自我中心的私愿、所有奸细般的潇洒都潮水似地退去，剩下的就是精卫填海、力挽狂澜、近乎绝望的救国之心。这时候才明白在充满血迹的历史上为什么总有人站出来甘作赴汤蹈火的“傻瓜”。

在这某些人将颓废变成时髦的年代，面对外国文化侵略，抵御外侮注定只能落到少数人的肩上，而且已经事先打上了历史忘恩负义的记号。所以做这个集子是不得已。一个不得已看到真相的人，不得已说了出来，不得已落进时代的旋涡，不得已被分边划派，不得已而清理战场。如果说战士是在战场上造就的，那么我就是一个被迫拿起武器的人。

关于解剖学

经过国内整个八九十年代思想熏染的人，尤其是没有中华文明旧学根底作免疫、反倒被几十年的左翼浪漫思想解除了自我意识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不堕入新神话陷阱的。

这本书就尝试做一点解剖学工作，这个工作自有留洋史以来，几乎无人做。我在《野蛮人的眼睛》一文中，分析了无人做的几个原因。被打翻在地、抢夺一空成了精神奴隶和物质仆人以后，再看对方眼神就不对了，无论是反抗时期的无视还是臣服时期的仰视。再加上人善，好人哪怕被人平白无辜打一拳也会自省自己究竟有什么不对，而且在不受攻击的前提下，一般不会主动挖人家根底。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主观的不可能。

除了主观不可能，客观也没有条件，两个文明可谓南辕北辙，从起点就分开了，双方从各自本性出发一个以为人性本善，一个认定人性本恶；一个乐观，一个悲观；一个自然决定论，一个意志决定论。不要说一眼看不透对方，就是对方自我暴露，这头带着中式想象，也摸不到点子上。何况西人从来是说一套做一套，别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因为说了却难以做到，他们是特意让你相信说的一套然后下面另搞一套。

这个伪装的外壳一百多年来行骗至深，几乎把中国人全盘兜在了他们意在让我们盘旋的空间，至今未走出。以致双方交手近两个世纪，他们的精英对我们了如指掌、深入骨髓，却成功地让其百姓对我们始终处于无知状态，由此让我们相信他们不了解我们，这样做什么恶事都可以用无知和误解搪塞，总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宽容；同时我们的精英孜孜不倦上百年自以为遍食精髓，其实从未离开对方伪装的外壳，连他们的真实历史都不知道，遑论对他们的根底进行解剖！而这怪圈历经三波留洋潮——两岸三地三代留洋精英——犹未脱出，反而因为对方的手段越来越隐秘、伪装外壳越做越精制，这头足以免疫的自身文明越丢越彻底，头脑的事先清洗越来越提前，而反向坠落，一代比一代没有自信，一代比一代目光短浅，一代比一代失去自我。

一个多世纪没有看清征服者的真实面目甚至真实意图，也是亘古少有。更因为精英自身被伪装的外壳迷醉，放任百姓乱吃他食，从19世纪的鸦片泛滥，到21世纪的奢侈品泛滥，很多人迷失自我，民间连潜意识层面皆受侵害，如不警惕文化精神层面上的被侵蚀，亡国就会发生。

回头细数，还真就是这么回事，20世纪初第二波留洋潮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和主力军，1949年前后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多有留洋经历。但他们与台湾六七十年代、大陆八九十年代的出洋文人最大的不同，是只移根未断脉，也许他们旧学根底厚，几瓶洋墨水改变不了内里，也许他们身上还残存着最后一点文明自信，看对方还没有后来人的跪地仰视，有一明证，他们那代留洋生中几乎没有女生嫁洋人，倒是有男生娶洋女。一个失去自我意识的民族最外在的表现就是女人外嫁，所谓秋江水寒鸭先知。

总结他们那代留洋文人，有以下特点：他们对洋人洋文化基本处于浮浅认知，一般均停留在中式思维能一眼看到的西式浪漫。细读他们的作品会发现：一他们虽然也在对方的诱导下否定自身文明，但也许尊严尚存，不拉洋人优点直接对衬中国人的缺点，没有后来人浸透骨髓的自卑自贱；二他们虽然也模仿洋风洋味，但其实并不以洋文明为思维中心，尚存自我意识；三可能由于并不寄望于洋，他们既无破解对方的意识，似乎也毫无欲望，对真正了解西方相当淡漠。何况他们那代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西方——那个19世纪以来作了星球主子的西方——只是刻意打造的一个外壳，这个特意给人看的外壳从历史到政治体制、从人文到人性都与真实相去甚远。

这也是中国人的普遍特点，“我活我的，你究竟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是一种常态，西方人就是据此指责中国人“麻木”的，中国精英深受这个指控的影响，把这块破布接过来套在自己人身上，然后为之愤慨。我个人觉得用“麻木”二字并不准确，因为你完全可以祭出“麻木”的反面“宽厚”作另一种解释。所以我以为与其指为“麻木”，不如说是“中国式自私”，这样贬损和污辱性会少一点。“中国式自私”是其始终未中断的漫长历史和被周边游牧民族反复征服和移民造就的，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缺失，在某些情境下可称为“劣根性”，在另一些情境下也可称为品质。自我意识缺失使其如一盘散沙，然而散沙在逆境中甚至夹缝里也能生存，而且这一弱点也赋予华夏民族对异文明最宽容的品质。

“中国式自私”与后来中国小资们普遍模仿的西渐来的“普世式自私”大不相同，对比这两种自私，前者的确更趋向于淡漠和缺乏自我意识，而不像后者是完全起动于自我意识的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排斥。前者是被动的，并非自我意识的主动进攻；后者却是主动的，根底是容不得他人。前者造就了中国人易于被表层异化，但骨子里磐石一般；后者却一但被征服将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式自私”在自己人之间是令人切齿的，因为这种自私缺乏自我意识，失天就不分内外，也就没法以自我意识自觉拉起一道一致对外的纽带，将自私外化（对自己人好对外人坏），而时常是反过来，讨好外人，踩踏自己人。

如果以一条船的乘客来形容几代留洋人，第一、第二代人就是看到船的破洞，想修补它，但自始至终并无弃船而走的打算。这是他们与后面第三、第四代乘客的根本区别，所以心理解构一个民族，须上百年时间，每一代被涂抹一部分记忆，从拆掉第一块砖到大厦崩塌，像电影慢镜头似的，致使尾再也看不见头，自然也就看不到整个分崩离析过程，还为每一个转折摇旗呐喊。

能平视西方的那代人尚且既无心亦无力完成解剖工作，后面仰视并弃船而逃的人挟洋自重帮着拆自家房子，不要说解剖对方，连自己魂都丢了，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何况要做解剖手术，先得了解人家的身体构造、病史，然而若对方极擅隐藏、表里不一，外来人即便有心也不知从何下手。所以总结近现代的西学说穿了就是一个模仿皮毛的过程，既为模仿，就是模仿者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皆为仿效。仿效的行为往往是取了被模仿者的形式，而把发自天性的、本我的行为藏在模仿来的外壳里面，是这藏在里面的东西阻止模仿者看清自己离精髓很远，不过是换了个对照物继续着本我。离精髓越远的模仿，越是本我的膨胀，以致完全不懂模仿的对象。这是中国一百多年西学的实际图景。越是满口洋话的人，本我越是与西人南辕北辙。经多年观察，不幸地看到：本我越是难以移变的人，越是为外壳的模仿而疯狂。事实上，心有灵犀的人之间是不需要彼此模仿的。看到这一层的人才恍悟近代以来由西人推荐而我们竭力模仿的，非但绕开了真方子，而且把原本的医术也砸了。“家园”被破，却并没有被驯化出猎犬品质的鱼和鸟们，一朝被抛进空空的世界，自然是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狼群”、“国际人”、“看不见的手”及他们的“猎犬”

从1840年前后，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大事，那些看起来不属于对外战争的事件，诸如起义、内战、改朝换代、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都已不再是中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征服世界的大棋盘上直接策动或间接挑动的解构行动。有一些历史大事件从一国孤立地看，确有自身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但若将这些历史事件与在另一国甚至另外数国发生的事件对照，会发现轨迹、形式、内含乃至时间点的接近甚至重合。比如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与戊戌变法、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80年代中国的开放与苏联的改革、八九民运与苏联解体。再如中法对比，揭去一些表面名词，历史脉络也有得比，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拿破仑称帝与袁世凯登基、第三帝国与蒋家王朝、戴高乐与毛泽东，戴之后再也没有独立的法国了，一如毛之后。

发现这一点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从这一天起才真正懂得自己的属性，找到不知不觉丢失的自我意识：我是谁？我站在哪一边。我们这代人生来就走在华夏文明迷失自我的滑坡上，迷失自我说白了是被征服。“征服”这两个字在这本文集中经常出现，像密码的掩护词惯穿于几乎每篇文章的思维底蕴。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确有“密码”，所谓“掩护词”就是看得到的部分，“征服”有看得到的部分，而谁要征服、怎么征服、终极目的是看不到的，这就是吃透全书的“密码”。只有看到密码的人，才能越过向西看的那个槛。这个民族近代以来被从左到右地忽悠，却从未越过这个槛，根底里并不知谁要及谁在左右自己的命运，近代中国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不幸？为什么中华文明几近毁灭？

我每说“征服”，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头雾水就是不以为然，他们说：征服如果是让我们更“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好？他们中有些人把中华文明大同世界的理想与西方文明的征服战车做了亲，正在享受没有新娘的蜜月期呢。另一些人反问：谁要征服我们啊？“西方”这个概念太模糊了，当今霸主美国可能还有点意思，英、法、德甚至加、澳之类要征服中国？你说过去他们要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事实，今天要征服中国，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你倒说说，小小的法国为何要征服我们？的确，没有密码这一切均难以自圆其说，高卢人即便是颇具“猎犬品质”，但自己有国有地、丰山美水的，跟中国人斗所为何图？要中国人也信仰基督？何况他们不是早就检讨了殖民征服的历史吗？再说“小老鼠”要征服“大象”，不要说有被“大象”踩死的危险，即便爬到“大象”身上，除了分一点赃，又能把“大象”怎样呢？以传统国与国的概念去理解“征服”确实让人百思难解。

早在波旁王朝时代，清朝皇帝便与法王开始了礼尚往来，不是邻居的两个王朝隔着千山万水从未结仇，要去吞掉对方干什么？我认识一位不出名的作家瓦尔特，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身上不带一丝法国人普遍具有的对中国的无知加蔑视，可谓难得一见的君子，这个国度什么都不多就是伪君子多。我起初以为他是传统右派，不对中国进行道德攻击的也就是传统戴派和真正的左翼里还剩下几个，不曾想某日他悄悄告知自己是“保王派”，这支力量几百年来被打压致无，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香火。选择失败阵营的瓦尔特尽管博学多才，一辈子只能为前总统戴高乐的文化部长、知名作家佩雷菲特代笔，死时默默无闻（2011年死于癌症）。我后来意识到瓦尔特对中华文明的谦谦君子风度，得自他从未被几百年来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新宗教”浸染，对近两百年来苦苦抵抗的中国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与瓦尔特的交往，让我几乎肯定路易十六的脑袋若不被砍掉，法国不会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两个打手之一。

“打手”二字是构成“密码”的一部分，所谓“西方征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打手们的活计，这些东征西剿的西方诸国，不过是因其上佳的“猎犬品质”而作了打手，真正操纵打手的“集团”是隐姓埋名的，他们藏匿和游移于这几个“打手国”中，靠打手名下的商行谋取利益，靠建立在打手国旗下的殖民帝国以及后来看不见的殖民帝国统治世界。

之所以用“密码”这个词，就是因为这个控制世界的“神经中枢”是不现身的，历史出现明暗线并非鲜事，但如此经年累月、明暗循着各自轨道互不对换，却是史所未有。比如他们的1945年比我们的1949年可要翻天覆地，而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被打败的阵营消声匿迹之彻底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60多年前定下的历史版本一条线都不能挪动。1945这个历史分水岭不是表面上的财富再分配或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成为统治者，也不是一场国与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如我们在亚洲战场所感到的，在欧美这是一场大规模“宗教战争”的结束。1949在我们只是乱世中的改朝换代，也是对屈辱历史最大力度的反弹，表面的意识形态之争是外来嫁接的，所以30年后意识形态淡化，历史的另一面复出，不构成历史断代；1945在他们却是近代以来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之战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断代。也就是说我们在1945年以后看得见的各种西方政治力量，都是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别，真正的“异教”不是肉体覆亡就是精神死灭了。

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思想全方位的，是能量之大取代了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新宗教”。东欧靠社会主义阵营抵抗到80年代，西欧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坚守到70年代，代价是国家被经济封锁、舆论围攻搞得众叛亲离。但所有的历史都被巧妙地以“民主与专制”掩盖起来，没有几个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传媒敢于向其他方向哪怕是看一眼。我们今天看得到的欧美历史和现实，都是被掩盖的河床之上的水花。只看到水花的我们，自然只能得出水花的结论，认为西、葡、希政治专制、民族劣根性。一如我们在深挖中国近代失败根源时被诱导的方向。所有抵抗阵营的下场都是按同一个剧本设计的。那几个反“新宗教”的强人自然是上了“独裁者”的恶名单，要千古一跪了，哪有我们对蒋家的宽怀大度。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为什么耳朵里充斥了有关“独裁者”的鼓噪，为什么连基本是非标准都可挪动唯独不能越这条政治正确底线，为什么“政治强人”成了所有剧本（现实政治的和艺术舞台的）的终极敌人，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对别国历史也要统一解释权，因为对于弱势的一方，没有强人是组织不起反抗的。真是亘古未有之强权，连对手反抗的名义都给你事先解构了。

这是一群隐身于历史舞台之后却始终导演着剧情的人，主要行动武器是金钱、舆论和战争。他们用金钱绑架了打手国，再用收买和洗脑双重术组织了一帮“传教士”（知识精英），同时通过操控政权实际掌握了打手国的军队。军队是在“传教士”发动的舆论战扳不倒对手的情况下才启用的，而战争动员则是“传教士”的拿手好戏，而且长年累月从不间断地进行。有了这一文一武二将，打手国没有不听话的，几乎是指哪打哪。

随着清醒者队伍的扩大，人们开始找到一些名字加诸这些“隐身人”，如“金融寡头”、“国际人”、“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共济会”、“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等。我发现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存在，却并非读到了什么秘籍或受高人指点，那样我就能具体给他们一个名称了，而是在西方客居多年，一点点体察到的。先是发现了一些不合逻辑、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却从无人探究的事，进而发觉凡是不合逻辑、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从无人探就的历史或领域，都是“集团”操纵过或直接控制的。比如整个欧洲为什么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的国王几乎都丢了王位，而改信新教的国王们却个个逍遥无事，后者难道个个得民心，前者却人人荒淫无度？这么解释傻瓜才相信呢。为什么傻瓜才信的事在这里却无人再敢从“民主与专制”之外的角度探就？然后就是目睹了公然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作弊的手，这是神话之壁现出裂缝的开始。所以在我不存在什么“阴谋论”，而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被隐藏的真相。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至今我也只是抽到了线头。但就是这根线头也足以推翻我曾经信以为真的神话。

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资格

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 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是：不好，你为什么待在那儿。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未有一刻我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是赞成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

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它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十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十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时，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十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筋疲力尽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得那么合算，但回头已晚。斩脉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吉光片羽。

因此那些因我人在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现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作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她、忘记她，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比不做这种事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二十至三十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关于善与恶

应该承认，我从西游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得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手上当的，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秘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即源于后者。

自我开始有悖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就“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三十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墙，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行事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也不少，但它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它没有预谋。

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划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齿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认为个体只有人渣、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反对说他们有预谋（的确难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谩骂，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之其中一战，就颇难信其有。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妒嫉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一举二金存在偶然性，西人的毁誉也就具有偶然性。

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缘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生发的。中国人绝想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吉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就会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非但如此，还悄悄篡变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图腾。要不是19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倭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

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悠久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都全盘抹掉。

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东亚病夫”）以及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违背奥运精神），究其根源跟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素质、体制之类）”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能就碍了霸权的事，所以要肢解去势；善则可欺，两百年来没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未逃出围猎场。作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被放血。前一百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五十年没有枪声传来，三十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

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地看，的确具有偶然性，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污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超出中国正常人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

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记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

本书精选了近年撰写的32篇旧文，部分文章未加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事件。

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打破迷信，击碎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火彩，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中，有几人瞥见热火潮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

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地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玻璃球更可悲的事了。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至少应知如何被亡。

作者

2013年8月30日 于法国

第一篇 　导演世界的暗手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

我们面对的那支瑞士卫队

荒唐的文学“世界奖”

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

萨冈与棺材里射出的箭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

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地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这一群体及其拖带的神话，不光颠覆了西方文明，也倾覆了整个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推移信徒不断扩大的这个群体，不光是一架庞大的文明推土机，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蛮的蒙古铁蹄还具有毁灭作用的军团。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凌驾一切的道德依据之本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术打击的文明，能否承继下去？它的结局是去掉这颗已被移植的脑袋？还是改造不愿跟着走的身体？是最终消逝还是实现原配重接？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

一颗被暴力斩断并另行嫁接的脑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时常让人惨不忍睹。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贴；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独立” 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的速度不够快的身体。

“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紧裤带好好干，大有“匪帮”的习性。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从未见哪个国王能诗会画，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传诵皇帝的诗赋，成了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欧洲人从没有这份福气。

第三头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传承至今，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入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去甚远，既不为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所以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不复存在，但其精髓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像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会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像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

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辜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了触角，有使用不完的自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

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18、19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是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从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概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欧洲被杀头的国王因果都大同小异。征服集团为引一国入瓮，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构传统文明的框架，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进步思想，最终被这群“文明绑架者”利用来颠倒人类文明本真价值观，以“假正义”取代正义，摧毁世上伟大文明，建立“伪善帝国”统治世界。两百年已有足够的时间看清“独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带了亡国灭种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这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的出现，各国斗士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过勇士。无声无息的才是真斗士，名声大噪、甚至领了XX奖的，不过卒子而已。但此法几百年来始终有效，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漫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

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与平民百姓间只有教士阶层，那么在此传统基础上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旧教士的新教士？传统的变迁时常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二战后，真斗士在欧洲被斩尽杀绝，肉体没有消灭的，声音也被封掉。民主社会表面没有审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迹？非也。有一法国哲学家说，民主的审查是无处不有，人人互审和自审。别看宽衣解带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压锅”的气阀，就像欧洲古典绘画，光着身子，《圣经》的框框却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一句话都可戴罪，说天天“文革”也不过分，日日处在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70年代以后，“独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台面的，“演员”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来反去，不但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反而名利双收，这“独立”的好处真多！

有一个很玄妙的现象，西方人从不探究，国人也就从来意识不到，因为无论是报道西方还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热人家已经炒好的饭。但这个现象其实很扎眼，任何清醒者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权力机构，从政府到企业，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体也时不时地揭露一番，唯独有几大权力无人深探：跨国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财团）、传媒业、电影业、非政府组织，凡是敢深究这些权力的人均被边缘化。而这几大权力对西方社会的操纵和影响之深远和持久胜过其他权力。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民主社会谁是真正的主人，谁只是穿着皇帝外衣的仆人。而这些巨大权力享有特权的合法性即来自“独立”。真正的主人从不现真身，他们最贴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为的“民选政府”，而是“独立知识分子”，没有这样一批人，就无法超越各国主权，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国界“军团”。“传媒只要摆脱政权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话之盛行，取代了“传媒是否陈述真实”这一更实质的评判标准。再说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标准谁定？西方这种靠封锁别人的信息、欺诈性控制信息源头、操纵信息解释权、甚至不惜说谎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别人的强欺弱逻辑，代表的是“独立”还是“强权”？

别的地方我不熟知，不敢妄言，但在法国这么多年，就是在“独立知识分子”群里看不见任何“英雄”，“猎犬群”才是符合实际的名称。懂得打猎的人都明白，“猎犬群”就是为主子追杀猎物的，放出去吠声震天，将猎物断颈裂喉送到主子手里。

西方各国都有一批专以“揭露”为业，却能飞黄腾达的人。作“揭手”自古就让人佩服，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逻辑颠倒，成了一本万利的好营生，天下哪有如此掉馅饼的事呢？最效力强权的，却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看得见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更高权力的地方，方可实现。

上百年来，尤以二战后看得更清楚，“独立幼稚园”里人头济济地养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几个心知肚明的领头羊，和绝大多数赶时髦的信徒。“独立”这张假皮之无坚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领，它为那些被断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块荣耀“生命场”，如此精心豢养，能不让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着的“毛”磨拳擦掌叛国忘祖？！

伪善帝国终于在大量培植“独立幼稚园”成功之后，横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着“独立幼稚园”的思想统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从此“罪”是“得罪”了全人类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遥远的角落。

（2010年10月）

“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改变历史观不但涂抹了记忆，而且让人再也看不见真实。所以改变你的历史观，就能篡改你的历史，进而不费一兵一卒夺走你的国与民。）

不洞悉基督教文明政教合一的本质，很难看到这一层。即使研究书本了解政教合一历史，若不摸透西人深藏的本性，也难以参悟“合一”是怎样的一种结合，它是怎样改头换面、瞒天过海在几百年的革命风暴中潜行至今。这道西方各类“自由”的底线为绝大多数信仰者所不知，如同秘方的底方，是深锁保险柜的。

我们知道“历史基因”不易改造，但名词的变换往往让人忘记这一点。教民与教士、教会与王权的关系，与中国古代百姓和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和皇权的关系截然不同。然而近代以来，我们恰恰是以中国式的关系模式去理解、想象、模仿西方向我们推销的民主、自由、独立之理想，这就使得我们的努力充满悲剧。这份错爱在中国这一边几乎无人意识到，而那一边则乐得给你一个假药方，只把“说的一套”呈现，“做的一套”却潜心收藏。人家悉心掩藏的“做的一套”，如果中国人自己有类似的做法，那么三下五除二也就发现了，可那“做的一套”——西人的真正传统，恰与我们的传统背道而驰，两种文明不光进化程度不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也鲜少相通之处。西方是从贵族分封制直接跃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若挪到中国就是从春秋战国一步跨入19世纪，这一飞跃并非自然演变或者西方文明得天独厚，而是跨国金融资本介入的结果。西方的“民主”体制也不是文明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跨国金融财团渗入后，为掌控一国政权通过大规模洗脑或顺势或强行嵌入的，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为此不知多少人头落地，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决斗之惨烈及战后的严酷清洗和深入骨髓的洗脑，才翻过历史的一页。但历史的这条脉络被胜利者刻意掩藏了。近两百年的战乱欺辱使中国人没有底气、甚至没有时间和条件透析对方历史的虚实，而只能病急乱投医。病人(其实应为被重伤动了元气的人)碰到只想你卧床不起却让你相信是救命恩人的医生，颇能概括中国一个多世纪西学的实际遭遇。这是中国知识群体百多年来悲剧之所在，是他们心理创伤久治不愈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并且他们中很多人至今依然是身处你死我活的战国却满怀汉唐的想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百姓的关系是一种教育基础上的管理关系，教育是通过书本、私塾、科举维系的，虽有洗脑驯服的意图，但关系松散，控制力弱；而古代欧洲介于王权贵族与百姓间的唯一知识群体是教会，这是用知识而不是靠血缘进入统治阶层的唯一途径，教士与教民的关系是一种以驯化为本的管理关系，与中国书、学、考的教学体制比，它更像是以诱惑、恐吓为主要驯服工具的传教体制。欧洲是到了近代才发展出中国自古就有的教学体制，并且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助发展出普及教育，但并未因此而抛弃原有的传教体制，换掉的只是教义。

为什么说那只是一种驯化而非教育关系？首先教育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循环关系，尽管也有上灌下之嫌，但被灌输者有咀嚼的余地，上下是互动的；驯化则是单向的自上而下，欧洲古代教民(其实就是全体百姓，因为不信教是要被烧死的)无权识字念书，严禁他们自己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怕他们独自理解，解释权只能在教士手里。统一行动莫如统一头脑啊！这一手很绝，统治阶级不但垄断知识炉灶，还垄断炉灶的热力。纸和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看来不是偶然的，西方历史和传统的这一关键细节在近现代的庞大宣传战中被有意抹去了，不光外人知之甚少，连他们自己也忘了本文明这至关重要的特征，尽管分毫不差地继承了精髓。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想象打败我们的西方一定自古就比我们高明，以为我们看到的19世纪最后25年发展起来的普及教育源自他们的传统，其实就似看到一个人先发了财(很大一部分是抢了我们发的)，他用得来的钱把住房装得很漂亮、让自己穿得很体面，然后我们就把他那漂亮、体面当成了他的天赋美德。

而严把解释权是理解西方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钥匙，是西式“民主”稳如泰山的秘诀，也是其他无此传统的文明照搬必败的原因，更是西人诸多优点如守序循规、一致对外的真正源头。

其次教育形成的是教与学的关系，双方有相对的自主空间；而驯化则是听与服从的关系，不存在自主性。前者维系的并非绝对真理，这就给思想的客观、真实、宽容、自由辟出些许空间；后者是信仰的纽带，中间只有终极真理，客观、真实、宽容、自由便被挤压至无。这就是为什么宽容、自由的理想没有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因为人们不会孜孜以求本来就有的东西；而它们成为西方人的不懈追求，是因为在那个文明中没有，没有的东西才会变成理想被追逐。当然近代以后随着文明的碰撞，理想在多数情况下已蜕变成模仿，失去原本的意义。

由此可见整个近现代史他们用一个伪造的面目对我们进行了反向的灌输，把他们追求的东西说成天生就有的东西，而把我们因为有而不追求解释为天生就无。改变历史观不但涂抹了记忆，而且让人再也看不见真实。所以改变你的历史观，就能篡改你的历史，进而不费一兵一卒夺走你的国与民。一个民族被篡改历史自古都是被奴役后才落到头上的不幸，然而这种不幸却悄然落在表面没有奴役者的中国人头上。这是中华在近代以前从未遭遇过的毁灭性精神入侵，是看不见占领军的被占领，恐怕也是我们漫长的文明史上一次最大的劫掠，甚至已敲响了文明的丧钟。

对皇帝的忠诚不等于对整个体制的绝对维护，也不是一种利益互绑的关系，士大夫阶层并没有与皇权建立由统治者共同利益构建的攻守同盟(秘密社团形态的不成文契约)，而是皇权与社稷之间的仲裁者，他们为皇帝管理国家，国才是他们心之所系。后世用西方历史观解释他们既然生杀大权都在皇帝手里便完全没有独立性，是忽略了正是由于他们与皇权的上下关系，双方才不存在利益捆绑。攻守同盟意味着要共同对付什么人，士大夫既与君权是从属关系，他们反而要挟社稷以自重，甚至为社稷而站到皇权的对立面。反之，教会与王权的关系则是一体二头，教会的最高统帅并非一国国君，而是有着跨国统治权的教皇。二头的互相制衡止于上层权力分配，对下层则共同进退。这种一体二头的关系，一直被中国读书人误读为一种独立性，殊不知此“独立性”非彼“独立性”也，严格说应为一种自治性。欧洲古代由于思想严密控制，近代以前就没有产生真正对立于权力的知识群体，这使得贫民造反缺乏统治阶层内部力量策应，孤立无援，成不了气候，最多小范围地做些劫富济贫的匪事，翻不了天。欧洲在没有外族入侵(武装的或没有硝烟的)的情况下，鲜少王朝更迭，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猛兽之间互不吞噬、联手对付群羊的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保持思想高度统一的统治术。这一传统绵延至今，近现代所谓“进步理念”只是让统治阶层修改了一些名词、去除了一眼可见的粗暴方法而已。猛兽之间互不吞噬乃西人自由的底片。换句话说，没有“自由”猛兽之间也就无法结盟了。深到这一层看，这种统治模式(至少在我所处的法国)其实至今并未脱出王权、教会、贵族三头一体串通一气的封建制，近代革命只撤换了三头的成员。那个跨国界组织踏破铁鞋在这里拧掉了上层建筑的脑袋篡主瞒下，看来亦非偶然。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文明向西看，至今已将近两百年，但始终没有看到或者说刚刚开始瞥见西方历史被有意隐去的核心部分，即新三头一体。新三头——金权(跨国金融寡头与本国财阀的结合体)、舆论权(知识体系)、政权(立法、司法、行政)——替换了老三头，但权力关系模式没有变。这一权力转移主要靠潜移默化的篡变，即便在抵抗顽强终至砍掉国王脑袋的国度，也不是一朝废君换新朝的公开方式，而是历经逾百年的暗中夺权，是用金钱控制舆论、以舆论移变思想、再透过控制思想(通过对潜意识的操纵统一意识形态)以夺取政权的兵不血刃之战。这场暗战是以漫长的接力分阶段进行的，旷日持久，一步步达到目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功告成。这个新的权力金字塔还是以“教”统一思想，与旧三头一样也有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即另一种表面看不见的“政教合一”，只是传统基督教已不占统治地位，站统治地位的新教义是如今风靡于世的“普世思想”，蛋糕的上层是进步下层是解构，终极目的不是进步而是解构。这是新权力的道义基础，也是夺权战的武器，更是言论自由不可触及的底线。

不可触碰的是统领三头之意识形态，政权不过是其中可敲打的一头，三头分而不散的黏合剂就是统一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的那些台面上的左派右派，都是在统一意识形态底线之上的，破底线的不是灭于襁褓就是封得根本看不见，一如古代异教必诛，到了思想底线前，宽容依旧是不存在的，只不过不再有看得见的火刑架。知识群体作为金权雇佣来维护“真神”(统一意识形态)的实权派，就像古代捍卫“教义”的教士，地位自然不在政客之下。所以我们在这些看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只要丢掉陈见，就能清晰地看到，三头(金权、舆论权、政权)一体(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只有一头——政权——是可触碰的(可批可换)，也就是说这件家具的四只脚中，只有一只脚可以拆卸，其余三只脚不是隐身在后，就是已披着仲裁者的外衣，或者作为道义高高在上，有这么稳固的三只脚，几年折腾一下第四只脚，家具当然稳稳地扒着地。何况第四只脚所代表的各种权力，也只有一个脚指头(总统)可替换，其他权力是终身制或变相的终身制。在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财长永远来自同一个私人银行家集团，最高法官是终身制，情报特务系统也是终身制，中情局局长胡佛一干40多年，经历八届不同党派的总统，对这些所谓最高领导人实行监听监控，其效忠的不是总统也是显而易见的。

剖开看毫无共通之处的中西统治模式，一个面暗实明，一个面明实暗，二者本无所谓对错，而是不同本性的人聚在一起形成的相处之道，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喜欢要个第四只脚的脚指头折腾折腾的人也没什么罪过，只是别自欺欺人，先得接受另三只脚的牢牢束缚。比较一只脚的统治和四只脚的统治，从稳定性来看，前者不如后者；从被统治者钻空子或翻盘的便利看，后者远逊于前者；从对上层和下层谁合算看，后者显然对上层有利。拿到一张选票(一次性购物券)的民众就这么被历史遣散了，真是妙不可言。如果真能搞出暗地里精诚团结的四只脚，扔一个脚指头给百姓玩玩平衡，岂不皆大欢喜？只怕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以及由之打下的牢固社会基础，人人争抢解释权，脚与脚要打得肝脑涂地。

近代以后教会与王权的关系模式换了名词，又全盘挪入西方现代社会，从两党轮流执政从不翻脸到政权与上层知识分子惺惺相惜，及至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与对手，都是此一传统的延续。而中国人既无此传统，也就看不见底牌，看到的只是浪漫，把两党的客气轮换当成西方文明甚至人种的优越，而忽略产生风度的基础是两党为同一意识形态联盟的两副面孔，并非势不两立的对头；把政权与笔杆子斗而不散简单视为上面宽容下面自由，甚至以中国古代明君与书生们的琴瑟和谐来理想化这种关系，而完全不懂“政教合一”才是人家宽容与自由的基础。上层内部的分权与分到权力的各种力量之间抱团是互为条件的，说穿了是分权与攻守同盟缺一不可，根本没有理想插足的余地。何况到了现代，两党也好，政权与笔杆子也好，都已沦落为一个更大权力的卒子。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宠物的文章《人与宠物》，用人与鱼鸟的关系和人与狗的关系来暗喻中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迥然不同的关系模式，不知谁解其中味。

当然不能将整个知识群体都比对成以往的教士阶层，但这个群体的领军——传媒业——及大部分为之提供思想基础的研究、教育、出版、文艺领域，彻头彻尾地继承了教会的衣钵，其角色继承之惊人的相似性，让人对社会变革的实际结果产生莫大的怀疑。他们与政权也是一体二头，互相制衡，教士后面是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教皇，而新教士身后是权倾天下的金权。注意:这个“金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孤立的有钱人，而是近代以来图谋以资本统治世界的一个跨国集团。同时新老教会都拥有道义权(统一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新老宗教的教义掌握在他们手里，前者拥有宇宙的解释权，后者握有世界的解释权，前者有权指认围绕上帝的天堂和地狱，后者有权裁定关乎金权的民主与专制，前者有教士作上帝的代表，后者以“独立”知识分子为金权代言。

单从这一角度看，这个群体的确是独立的，在金权、舆论权、政权三足鼎立的社会，具体执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相对金权是从属关系，相对政权就要独立得多，金权关停媒体、撤换主编、封掉作者，天经地义，牙齿打掉肚里吞；政权如此行事却要遭骂，哪怕对国有媒体。这是因为从三足的权力排序看，舆论权排在金权之后，但在政权之前，权大的怎么会服权小的呢？此三权才是西方社会的真正三权分立，这只鼎的三足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分权，分而不散的前提是统一意识形态同进共退，三足久立不倒取决于如何导演三者之间不伤筋动骨的对立制衡。

我举一个普遍而具体的例子，让因为自己看不见或难以想象便满腹狐疑的读者从中体会教民与教士的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并由此一窥三头统治的深层社会基础。在法国，病人就像古代不可自读《圣经》的教民，不要说自己保管病历，就是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医生对你的书面诊断，属于医生对病人的权力，这个权力只能医生之间分享，不可与病人分享。这么做是用制度保证医生控制病人，防止病人反控医生。所以我后来明白玩得下去的“民主”，权力恰恰是不能越界分享的，这是给一张选票的前提。如果你转院换医生，若经他同意推荐，他会把病历直接交给下一个大夫，不能由你转交；如果你自作主张走人，病历是医院和医生的“私产”！而且下一个医生没拿到同行转来的病历便知你不忠诚前者，出于他们之间的连横，他会不客气地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尝尝“叛离”的下场。本人在一个医疗中心看了几年病，换了好几位医生，病历在他们之间传递，上面写了什么，我一字不知。几年后我终于不耐，要求看病历，我的病历就在离我半米的医生桌上，可他不给我看，要我向中心的负责人正式打一个书面报告。要是在中国，谁接受这般“强权”呢？你诊断我病情的记录，我却不能看，你是我的主子还是我的看护？

这恰恰是西方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奥妙之处:看护的外表掩盖着主子的内核，因为解释权是绝不分享的。没有这个预设程序，“民主”多半是天下大乱。相比之下，中国病人的自由不知有多大，病历他自己想留想换想瞒随意，换十个医生可用十本病历分别对付，由此他对医生的水平和诊断摸了个透，医生们却全然不知他在干什么。通过这个例子看出，前者是医生握有主动权，体制设置了种种规则保证主动权始终在医生手里，为的是在发生任何问题时永远不让病人的理由压倒医生的理由！医生之间也同舟共济自觉维护这一权力；后者则是病人握有主动权，体制根本没有想到设定规则以确保医生的主动权，医生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的意识。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病人才是医患关系的主动方，医生是被选择的被动方，由于医生们没有专门设计一套保证“上治下”的规则(医疗界出现贪污失职的无德现象只是谋利不是护权)，病人也就乘虚而入夺了主动权。谋利与护权不分使得中国社会掌握权力的一方处处被动，而且时常以谋利的方式护权。

最早接受西人诱导跟着惊叫“中国人奴性”的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被打趴下后接受征服者的指控和挑唆是一种无奈和无知；但为被征服者设计这样一桩原罪的西方，却不是出于无知，而是看准了病根却往死里下方子；至今继续安睡误导乡还在大呼小叫“中国人奴性”的国人，已不可原谅，因为再也不能算在无奈和无知头上，而是愚蠢至极。与西方百姓相比，中国民众对历史的解释权和作用力之大，相信了近现代所有宣传的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

举这个与传媒无关的例子，是因为此例典型地折射出西方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实质，以及自由的虚与实。同时也让读者看清这个社会是立体式的，每个层圈之间有着严密的“防水层”阻隔(层圈内攻守抱团)，互不渗漏，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本文说的“教民与教士”的关系就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换上新名词延续到现代信息社会。此外我们看到在层圈之外，也就是“界”之外，公正、真实甚至道义就不存在了。由此看西方在国际上搞双重标准，可不是一两个不讲理政府的事，而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古就将解释权上交的社会，判断是非不讲良心亦无公理，而是自觉靠拢强权掌握的解释权。

也正是这种有“防水层”隔绝的层圈结构，延续了政教合一的传统，成就了西式“民主”和“自由”，使得多党纷争、言论自由被自觉锁定在统治集团内部，而不致引发革命、导致分裂，对外则绝不与外人谋。然而不知内幕的他文明看到的不是隐匿的层圈和政教合一的底质，而是争权夺利、口无遮拦的表层图景，说白了是自己做自己的白日梦，与那个投射物相去甚远。那些社会层圈之间有如漏勺的文明，更是一模仿必乱，学人家外墙门窗异色缤纷的装饰，却不知真正支撑房子的梁柱榫卯相扣，牢不可破。

这才是西方人从来不向外人传授的真方子。看到这一实质才能摸清这架机器隐而不露的基本行事规则:诱惑与恐吓。在古代，教士告诉教民:有一个至高无上、唯一正确的上帝，你必须服从他的意志，否则就要下地狱。短短一句话，诱、吓尽在其中。

而西方现代传媒至今并没有改变此种工作方式，变的只是教义。新教义不再张口闭口上帝而是一嘴“民主”，我在此见人敢说不信上帝不见人敢说不信“民主”，这年头神不是都能反吗？怎么一种政治体制就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呢？我纳闷面对这两个字“自由儿们”不是顶礼膜拜就是腿肚发软，再往深探恍然大悟，敢动此“大神”的人二战作为最后一批反抗者被斩尽杀绝，肉体的或精神的，谁还再敢做死都没处叫冤的事呢？人家这里还真有神上之神一根汗毛动不得，谁敢太岁头上动土，那就不是二十年后平反昭雪，而是永世不得翻身。为了让民众坚定信仰，底方还是诱惑和恐吓，差别只是释放了很多扰乱视线的烟幕弹。

诱惑的工程浩大，在此无法一一赘述，总之是上层建筑天罗地网；恐吓还是天堂地狱那一套，只不过现代版地狱是被抹得一团黑的地球邻居。正是这一庞大的信仰体系，让笔者发现传媒与受众之间实为“教士与教民”的关系，在信息传递的外表下传导的是一种信仰。而在这一信仰底线上，真实、客观、自由、宽容皆可抛，非此没法理解老百姓被蒙骗得滴溜转，却逆来顺受。

我在以往的文章里写过“防火墙体系”，该体系是个精密工程，绝非我们以为的透明、自由，而是由极端独裁(家族世袭制、终身制)和隐秘的组织结构、以思想被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志愿军组成的“新教会”。我们在百多年里只见火炮战船，没看到这才是最精锐的军团！我们东学西学，唯独没研究机器的机心！

“防火墙体系”才是西方“言论自由”的底线，是克敌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秘器。既为“防火墙”，目的就不在沟通而在绝缘，这与古代不让百姓自己读《圣经》是一脉相承的，做起来也是轻车熟路。永握对世界的解释权，是有一大堆精工细活的。注意:他们向百姓呈现的不是世界究竟如何，而是世界如何被我们解释。中华传统是不接受这种强权逻辑的，永远都不会放弃追求“世界究竟如何”；而西人中的绝大多数接受起来浑然无觉，因为是传统的延续。永握解释权就得阻止受众自己看世界，换句话说是让他们视而不见，对外误导对内蒙蔽，还能不让人一把捉住作弊的手，技巧是已炉火纯青了，其中就原始信息做手脚，源头截流或放水，秘密结网搜罗走卒，联手接力或封堵，组织形式外表松散内部权力高度集中，业内操作守口如瓶，是惯用手段，为的是变信息传播为舆论操纵，更通过记者、新闻主持人明星化，使舆论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变信息传递为传教。面对这样一个具有“黑社会”组织形态、不宣而战的征服军团，不动脑筋、不设防地与他们玩“自由”、“独立”、“透明”、“开放”的游戏，无异于引狼入室。

我没有在美英长期生活，所以不敢说知识分子与教士角色的互换在那里也与我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因为这种秘而不宣的关系你想研究都没有书本参考，只能靠长期对传媒现状、社会关系及历史积淀进行深入的观察方能总结。但我可以从西方各国传媒都控制在几个利益攸关的跨国集团手中以及从业者国籍不同但不是嫡系(同一族群)便是庶系(新宗教信仰者)这两大共同特点，得出他们大同小异。

“新教会”内的人是不愿打破西方现代文明之最大神话的，教会怎么会破自己的神呢？偶然出个异类下场很惨，他们对“异教”是绝不留情的，针锋相对也是在“同教”内方可容忍。与他们向我们吹嘘的正相反，思想自由绝非他们所长，而是他们相比中国人更缺乏的。但神话及其滋生的难以抵御的武器，还真在几百年中把真实消灭了。

（2012年5月）

“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这个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我在这个国家客居越久，一开始光鲜的东西，渐渐就露出了它们的底色。需时漫长也是因为人家统治阶层内部并不存在不共戴天的阵营，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事，是抱团守着的，没有留信史的传统，外来者只能凭自己一双眼睛。比如民选，五年看热闹，五年看门道，第三个五年看透彻。这种几年上演一次的大戏由金权作节目制作人，由传媒执导，再由制作人和导演联手挑选合适的政客担任演员，还得有外无强敌、内无分裂的布景舞台，可谓奢侈浪费、劳民伤财。再如对西媒，结交过程与前无异，也是先甜后苦，像中了糖衣炮弹，最后是庆幸这架谎言制造机还没有整个挪到中国。看来西人那些玩艺都有糖丸毒药的性质，没被毒死缓过劲来的人，大难不死多少磨出点火眼金睛。

这三十载我们最大的弯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而把两个最简单的常识忘掉了：一，被打劫一空的受害者与几百年来从明抢到暗劫累积了万千家财的强盗比谁过得好，进而得出人家过得滋润是因为普世美德，是不是做了连一加一都算错的傻事？二，富国是不是一定必具“普世美德”？德国人比英、法人老实能干，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这两个“打手”整得穷困潦倒，跪地求饶后才被允许发财；石油国家富得流油，听话的就继续富，不听话的就被打穷，富与穷哪一个挨得上“普世美德”？由此看来，人要是中了邪，就连常识都丢了。

找回了常识，很多看似漂亮的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可回看这里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能忍。读过笔者前文《“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的人，想必已能解读为什么他们上百年被浸在不真实中默不作声，被骗却根本不知被骗是仰仗哪路神仙。说实话，要摸清能把无用之物当高档货卖掉的高人还真不容易，那近乎完美的设计，不知迷惑了多少信徒，以致识破欲揭都后怕啊！

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

有人会问既然“独立”是虚，这里的“虚”还不光是行政、财政控制权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是否“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长年看不出真相？我在《“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一文中解剖了这个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打下的“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的深厚社会基础，在这个普遍“免疫”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行内攻守同盟，与权力的关系及运作方式秘而不宣，颇似黑社会。偶然出个异类，铁板一块对付单枪匹马，封得你无声无息。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最近法国某大电台记者在（twitter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大意如下：敬告所有的女同仁：做爱有道，就能当上第一夫人。此文一上网，作者当天即被任职媒体解雇。充满浪漫想象的中国读者一定狐疑不解，为什么这句看似并不太尖锐的话而且一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二没有指名道姓却让其作者在24小时内丢了饭碗？一般的分析是此话对新任总统指桑骂槐，尤其侮辱了总统的同居女友（女记者）。但真正的解雇原因并不在得罪总统，而是触犯了行规，不光揭了同行的短，而且动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与权力的秘事。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反叛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整个行业会联手封杀，下场很惨。

二是骗人技巧，有一整套研究透人的习性弱点设计的烟幕弹，声东击西，漫天火彩。而这些技巧在长期的接力中潜移默化地变成正确观念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培训着一代一代的从业人员。我花了十多年才破解“独立”媒体的实质，也是因为烟幕弹放得实在太漂亮了，让人难以摆脱“信徒”的角色，脱不出这个角色，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们从一上来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看一个话语是否有相对的独立，如果我们以独立性来判断公正性的话，单从话语的公有和私有角度判断，是误入歧途，判断标准应该只有一个：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常识，只有常识操纵者没法随意偷换概念。

当眼睛逐渐穿透迷雾，听不到的声音才一点点浮上来，让人看到一些惊人的数字：法国达索家族不光掌管着一国军工业，还拥有70余家传媒，其权力和疆域不仅在法国境内，还延伸到比利时和捷克。大军火商曾拥有捷克最大的报纸，后来把它转卖给了德国商人，一国的舆论心脏、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就在几个国际财阀的手上买来卖去；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最反华的报纸）的业主可不是什么左翼斗士，而是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分支；《世界报》则掌控在拥有圆明园两个被劫兽首的奢侈品大老板贝尔热手里，此君还通过赞助方式控制了一些博物馆；拉加德尔家族控制了法国出版（包括教科书）和私人电视，其业务触角伸至40个国家；而掌握LVMH奢侈品集团（从箱包、化妆品到名酒及至中国白酒）的阿尔诺家族，则是法国两家最重要经济报纸的业主（各电视和电台经济评论员的摇篮），还不算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时尚刊物（这些时尚刊物早已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为集团推销产品洗脑）。即便官办电视和广播，他们也通过广告、节目制作私有化和“卒子”渗透，掌控在手。以法国一国看，不超过五个家族攥住了上层建筑的舆论心脏，且他们之间同族抱团、利益互绑，行动一致。

最近由“窃听门”事件而略有暴露的默多克传媒帝国之权力和疆域，虽只是冰山一角，但毕竟揭开了魔术匣子。两百年来主导世界的几大国最值得炫耀的招牌——“丰富多彩、各有其主、独立自由”的传媒业，居然同属一个“帝国”和它的世袭皇帝！这就比一国政权控制更“专”且“制”了：它是跨国的，权力更大；幕后还不是按规章办事的官僚机构，而是绝不透明的家族！如此大的公共权力因资本是私人的，不但是终身制而且是世袭制！

但到了这一步你只是从被悉心掩藏的真相里看到一些数据，曾经的信徒还留有顽固的尾巴。真正捉住作弊的手要到我看明白了他们的套路，再声东击西，时间久了也能让有心人摸到规律。媒体幕后的真实主人为“独立”外壳可谓精思巧构，作弊有三大套路：一是蓄意说谎。媒体偶尔出几个说假话的，或者失误错报，甚至禁言（不越红线），不在此一作弊套路内。蓄意说谎是针对某类议题和对象以接力的方式长年累月、线路不变、万家齐声的造谣惑众、无中生有、涂抹真实、制造假像。做这种事轻车熟路且无良心自责，是源于传统，攻打“异教”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话语在他们从来不以真实为底线，而是以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底线，因而目的并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攻击的武器，永远都是武器！这不得不引起你的疑异，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受制于传统权力的话语的宣传角色，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打手。这些“独立”媒体究竟为了谁作打手？步调一致地弄虚做假，有时还明显有背本国利益，图什么？再探下去，发觉他们的行事逻辑有不变的规律，就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国际势力唱合。这种唱合从19世纪在欧美以报纸、书刊的形式遍地开花，与跨国利益集团征服世界的脚步密切配合，构成征服之鼎——战争、资本之外的另一足，并随着冷战结束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形成巨大回音壁。

形成回音壁是现代传媒的天性，如果不人为控制，发出第一声，叫得最响的永远是赢家，这就是为什么深知传媒本性的西方要严密操控话语的流向，只传递源头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信息！信息传递=制造舆论，大至国际关系小至气候天灾，在西方不存在客观传递，没有一则新闻炒作的背后不藏着策划和目的。比如近些年气候天灾成了国际新闻的优选话题，给人天灾日益频繁的印象，表面看有灾才报，怎么可能操纵呢？其实现实在接力炒作和对事件的解释面前是无足轻重的，后者在西方百分百来自策划，而不是一种追逐声源的模仿和惯性。以往除了大灾，旱涝风灾都是区域新闻，出不了国界，但若在源头上放出将其纳入“国际媒体”的接力渠道，在这个回音壁上转一圈，就可以制造天灾大大增多的印象，为人们接受“气候变暖”理论铺设思想轨道。而这个理论是为“碳政治”刻意打造的，“碳政治”的目的是为工业后进国追赶的步伐套上道德绳索以谋利。说到底还是为永握解释权设的套！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对非传递性信息）可鸡鸣狗盗各行其事，为得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只有非传递性信息的出现存在偶然性，如区域性社会新闻，或突然曝出的重大政治丑闻；必传递性信息则无一例外皆有幕后策划，如国际新闻。事实上目前世界的所谓“国际新闻”，就是西媒的“必传递性信息”。中国不管财力多大，作不出“国际新闻”，一是控制不了信息源（反而无意识地被纳入对方信息源的接力渠道），二是对方的有意封堵，三是自身没有自觉意识的作战“军团”。不在“必传递性信息”谋划范围内的不接力甚至联手封堵，才能保证控制“国际新闻”的信息源，让“必传递性信息”占据垄断渠道，手法颇似黑社会秘密垄断渠道以“杀人越货”。比如对中国，负面新闻是“必传递性信息”，正面的则联手封堵；对印度则正好反过来。一正一反经长年接力，可以完全涂抹现实，篡改历史。正是这一暗手（操作隐秘、微妙、持久）导演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这个人工舞台上的角色和面目，而且真的达到了潜意识操纵的高超水平。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自古弃国者都是夹着尾巴作人的，这个道德天平如果被翻倒，亡国的最后冲刺已经开始。

关键是控制信息源和解释权，而看似自发实为有组织的接力（或其反向一致封堵）是制造所谓“国际舆论”的核心技术，是褫夺话语权秘不示人的手段。这不光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商品广告机器，用制造并接力新闻的方法为“集团”掌握的各种商业利益作隐形广告（从梦露、杰克逊、茱莉到美国篮球、世界足球、网球明星，从瑞士表到苹果机，从美国赌城到法国奢侈品，从谷歌到脸书），或帮其摧毁竞争对手，而且建立了一个史所未有的“国际道德法庭”，一刻不停地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文化战，有心人都可在“必传递性信息”中找到战线在哪里。比如某段时间（有时跨度很长），你会在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里发现与剧情无关的同类细节，诸如拉斯维加斯赌博、巴黎风光，与此同时一些总能绕到这两个主题的“新闻”也隔三忿五、看似偶然地被抛出来，这类接力是为“集团”赚钱的，接力的有效性来自对非“我”话语自觉有意的围堵。还有各种不同的接力，如英国王室与美国总统皆属“必传递性信息”，也有的在电影和新闻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持续不变地出现，诸如同性恋、英语歌星、好印度人坏俄罗斯人、好记者坏政府，以及恒久不变的“独裁者”等，这类接力是为“集团”暗地操纵人的心理，进而控制人的潜意识服务的，利用人模仿的天性和思维惯性的弱点，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将其舆论引入设定好的渠道。而茫然无知的模仿者追着赶着去传声，就连“不战而降”都算不上，而是“投敌送命”！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实际掌握的权力只剩下发工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让我彻底看破“独立”骗局的，是后两个作弊套路，这也是曾几何时最诱惑信徒的焰火。为了让“独立”外表变成某种似乎难以辩驳的现实，设计者从一开始就释放了两颗烟幕弹，一颗是独立于政权。此雾障妙不可言，巧妙地将政权与体制分开，分开是为了一个隐身在后，一个放出作靶子，民选政府和掌控体制的各司其职。为了这第一颗烟幕弹，有一系列运作技巧，其中政客戏子化是操作核心，常识告诉我们：越假越要表演。具体有迫其客串正反角、掀私生活裙角和揭劣行等。媒体监督权力本是好事，但长期观察会发现，组织好的“透明”与自发的“透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有高度组织纪律，业内核心人物心里都有一本细账，而普通从业人员则紧紧跟随，从不问个为什么。比如可以对总统讽刺挖苦历数祖宗八代，但对其秘密社团成员身份却万马齐喑。这些关键的沉默藏在丰富多采的花絮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注意。还有敲打的只是政客，而传媒及背后的金权却从不做自我暴露，打着“独立”的旗号，便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福布斯》杂志就是专门用来释放烟幕弹的，它的全球富人排行榜只是资本食肉链暴露在外的次级链环，为得是掩护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何况敲打政客揭谁不揭谁也不是以正义为标准，而时常有弃卒保车或挟持的目的；二揭的总是一些只触及政府不触动体制的事，或在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抛掉卒子，好象这些政客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临时舞台的客串角色。以法国为例，真能撼动体制的劣行，永远都调查不下去，左右两党在这种时候攻守同盟，终了多半是暗杀封嘴不了了之。

具体技巧如在对欧盟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的报道中，媒体合力挑选有用的“偶然事件”并刻意统一词语将民众对紧缩政策的怒火往各国政府身上引，再默契协调地将全欧的怒火集中往德国甚至默克尔个人身上引。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地一致怎么协调？读过《教士》一文的人知道，由于历史积垫，他们有“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之传统，所以看起来上百家媒体，定调的却只有一两家，对“必传递性信息”一旦定了调，全体跟随。因为“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与靠拢强权是有本质差别的，后者仅仅是趋炎附势（口服心不服），前者则是思想的统一！

除了“揭”，外围还有很多配套手法，不愧为漫天烟花。比如为了让民众相信媒体“独立”于国家和政权，当国家机器为了社稷民生镇压犯罪者，媒体一般总是选择同情或理解罪犯的立场（但限于刑事犯，对政治犯的同情只发生在国外）。为此大肆炒作偶然出现的冤案，反死刑反到死刑犯比他的受害者值得同情，强调罪犯的人权强调到姑息犯罪，长年观察发觉这是设计好的套路，因为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例却是循着一条话语线路的。人为制造舆论的结果，是左右了立法和执法，整个社会没有了正义。同理，支持少数尤其极少数群体的诉求，制造与国家对立的各种庞杂力量，也是制造烟幕的技巧之一。循着这条线路，现代社会被人为雕塑的面目一道道失去“进步”的光环。这是一群无祖国却欲夺人之国的人，为决心或无知无觉抛弃祖国的人设计的套路，因为他们是游猎世界的“国际人”，搞乱搞垮一个国家，只要中饱私囊，移到另一个国家就是了。在他们设计出“独立理念”和与之配套的操作技巧之前，历史上没有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民族敢这么操纵舆论，因为这无一例外将是亡国之路。

这颗独立于政权的烟幕弹制造得天衣无缝，因为目的并非掩盖与政权的关系，而是掩盖与真实主人的关系，不明白这一点很多事都看不透。比如揭露美军的劣行（时不时敲打美国政府）是经常燃放的烟幕弹，因为这是最高效烟幕弹，放一次可以暗地里做一堆见不得人的事。很多人是据此坚信西方媒体的“公正”与“独立性”的，并跟着模仿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以为这才够得上作“良知”。人们被这颗完美的烟幕弹蒙上了眼睛，从而看不见一些最简单的事实：这个“公正”、“独立”的媒体的确不怕美国政府，甚至藐视为其卖命的美国军方，但对真正的主子却不敢有一丝怠慢，他们对暗杀伊朗科学家的行为集体禁声。在塔利班被击毙者身上解手与暗杀科学家，性质和严重性截然不同，一个是属于士兵个人品质的流氓行为，一个是某个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个人的流氓行为存在偶然性，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则属于黑社会运作。如果以揭露前一行为的光明磊落来报道后一行为，按正常逻辑应该形成什么阵势，可恰恰是无逻辑可循，整个童话故事的马脚即在此。

第二颗烟幕弹是站在弱者一边。媒体在政权与百姓间偏向后者本是合乎逻辑的，但细看会发现设计的行为与自发的行为之根本差别。在这里，同情穷人并非站在百姓一边，而是挑选了一些特定角色以混淆视听，具体操作之诡异让人惊叹。比如民众若与政府、民间或国有实业资本发生冲突，媒体会不分青红皂白站在小民一边，明知打击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或本国实业资本家是帮助国际强权和垄断资本，有损民众的长远利益；若冲突方是跨国垄断集团（发生的机率本来就小，因为很多事都是事先设好替罪羊的），他们的立场就没那么鲜明了。例如对发动自西班牙的欧洲“愤怒者”运动和对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报道策略完全不同。前者是报而不鼓动（已经大大有别于对“阿拉伯之春”和对中俄的“茉莉花运动”、“选弊运动”的煸动性报道）；后者则是封锁、低调处理和故意误报。对大西洋两岸同样带有政治色彩而非只是经济诉求的青年运动之区别对待，表面看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两个运动很多口号是类似的，仔细看才能找到微妙的不同。两个运动在一个关键点上侧重不同：前者的侧重点在反政府的紧缩政策；后者不反政府而直指华尔街金融集团。我们看到放烟幕弹首先需要控制源头的人极其敏锐灵活，有高度的使命感，能及时准确地抓到每一个运动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人的微妙不同，重放轻收，利用差异两害相权取其轻，而绝不会留下一刀切的指令；其次就是“军团”的高度组织纪律性，能跟着掌控闸门的手一丝不差地起舞。

除了上述的捡轻避重，还有夸大弱势群体中边缘体的权益，化整为零，表面强调实为分散注意力。为此有一些固定的同情对象，如拒绝社会法规以偷抢为业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团伙作案的罗姆人），艾滋病人（在西方艾滋病人并不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而主要由吸毒者和同性恋构成）、无家可归者（吵吵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御寒之所，而有意忽略真正的祸首是房地产业被利益集团垄断），等等，最后一个“烟幕角色”就是动物。本文并不质疑保护濒危的野生动物，但泛泛地崇尚动物的的确确是一颗事先设计好的烟幕弹。

关键技巧就是话题不离“边缘”，日久天长地吵吵，对人的心理操纵神不知鬼不觉。比如累月经年盯着流浪汉，镜头却尽量少对准有工作而贫困的广大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操作也循着这条线路，垂泪非洲饥民，讴歌原始部落，关怀少数族群，已经是烟幕弹的固定节目，一为西方掌控的国际慈善机构敛钱（“集团”最大的情报收集网），二掩盖自己以不公手段欺压竞争对手，三掩护真正的少数族群专制。在这部传媒精心导演的大戏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一个新剧本，新剧中黑人、印第安人一直扮演被同情角色，尽管在社会现实中民间并不太买账。但这是事先设定好的角色，选定他们是因为他们最无可能动摇世界统治者的地位，还能掩饰强权的意图。天真的我们在好莱坞电影的主题或细节接力中，在西媒那些“必传递性信息”中（从体育比赛到社会新闻），一直将此视为西方知识分子道德和良心的表现（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真心，但他们被执行使命的少数人操纵），却不知这是事先写好的剧本，是为人为导演的剧情服务的。新剧本要比19世纪的公开戏情节复杂，旨在不让人看出真正的悲剧和真实的故事，两百年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及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组织有方略的解体和歧视。这颗烟幕弹在西方国家内部掩盖了政权被少数族群独裁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拉起了一条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虚幻的“正义”战线。在同情弱者上走极端，既让大众看不见真正的不公在哪里，又为自己的“独立”、“公正”外衣增光添彩。

由于传媒长年释放定向烟雾弹，为西方打造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外壳，以此外壳攻打别国，并通过此一心理操纵，左右世人对现实和历史的判断。更由于烟雾弹的方向是被严格控制的，久而久之，上至上层建筑，下至平民百姓，形成了约定俗成、紧箍咒似的政治正确红线。这条政治正确红线剥去不同的诉求，内核是一个东西：为“帝国”征服世界作清道夫。更由于看似自发实为操控的接力传递，引来世界各地大批模仿者和传声筒，形成看起来不可控实则可从源头把控的巨大回音壁。从此任何试图阻断这个回间壁的行为均会遭致来自内部的反叛，完全丧失道德依据，被自动扣上“逆流而动”的大帽，这个有着庞大引力的“百幕大三角”已经旋转到没有一支力量可以置身度外，逃出沉没的命运。真佩服这帮“隐身人”的魔术技巧，抛出那么多五彩缤纷的绣球，把政治变成了幻术，把百姓全变成了痴迷的观众！

看清西方传媒的教会角色，以及它延续下来的传统基督教廷与王权之“政教合一”模式，便明白它的真实使命绝非信息传递或陈述历史，而是传教、反异教和圈养信徒。这是翻转西方现代文明的神话、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的钥匙。近代以来，这个由看不见的手暗中导航、由传媒军团（隐藏在西方数国内）接力或封堵而人工搭建的“世界舆论”回音壁，左右了近现代史，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引爆源，是战争的隐形发动者，是人类古典文明消失的推土机，是史无前例的思想一统的推进器。全世界都被这架庞大而无形的机器包围、纠缠、绑架、勒索，反抗者无一例外都已被和将被摧毁。机器之可怕即在于它是以“信仰”的方式先渗入被攻击方的大脑，令对手无还手之力；它有别于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思想渗透和覆盖，它是单向的因而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征服者，它躲在一个个被绑架者的身后，靠出假牌欺骗对手；它与所有侵土夺财的攻击者戴然不同，它是有预谋和长远计划的，有坚定不移但不示人的目的：统治世界。

（2012年7月）

我们面对的那支瑞士卫队

（总是以多数人的“自由”为出发点，终点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此一谋权术与古往今来所有谋权术最大的差别，是多数人被陶醉得看不见最终结果。）

做这篇文章要从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美、英的具体情况我不确知，法国常驻或临时特派中国的记者，会中文的很少。估计英美并无例外。我这样推断，是因为这些西方记者国籍时常是幌子，他们行动起来之一致，甚至不惜损害本国利益，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超国界组织。

为什么会中文的不在中国做记者，而在中国做记者的不学中文？注意:这里的“记者”不是指那些业余撰稿人，这些人多半会中文，而是西方主流媒体派来的“核心人物”。解释这个问题须绕几个弯。首先必须搬掉中国人接受的新闻工作理念:传递信息，寻找真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从业人员尽管做不到百分百实现他们的理念，但这个理念是诚实而普世的，不分内外、不设双重标准。比如不会出现对A国说实话，对B国则说谎。中国人永远不明白对他们“真实”没有衡定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利益水平线浮动的。没有良心底线，使这种事他们做得了，中国人则难以践行。在这种本质歧异面前，如果大家同样玩“新闻自由”，则西方设满表面看不见的防线；中国人是不设防的，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形同自我缴械。而中国恰恰是西方主流媒体眼中的B国。“B国”命运也不是起自1949年，这就剔除了“幻想家”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的可能。既然是B国，“核心人物”被派往中国，就不是去看真实的，也不是简单传递信息，而是为他们的实际使命提供“空间可信度”。此话怎讲？就是他们在中国的报道方式和选择内容，去不去中国其实是无所谓的，在中国发出不过是提高可信度，说到底只是为了本国公民“信以为真”，被中国人捉到“说谎”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实际不光对中国，对不同国度早就定好了不同调子，这个调子是不变的，事情不过是用来证明预设基调的。比如空难，如果发生在美、英、德、法这些国家，则众口一词归之偶然；若出事的是剩下的世界，则不用等调查结果，一并往人为出错上拉。真理在他们永远都有内外之别！涉及中国的新闻前面永远有一个舆论导向，把住舆论导向的舵，才是他们的任务所在。为此懂不懂中文实在是无关紧要的。

完成这一特殊使命需要的不是“中国通”，而是绝对忠诚，这种忠诚是要跨越良心底线的，比如伤害一个没有伤害过自己的人，把坏蛋说成好人，把好人贬成坏蛋，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要眼都不眨。为了组成这支队伍，以我熟悉的法国为例，不从一个特殊“种姓阶层”里挑选，很难确保如此忠诚。而忠诚度是一切得以运转的根本，它使得媒体在攻打一个目标时，像一个人一样，而看起来媒介与媒介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同时他们自觉组成一道墙，要屏蔽一个目标时，也像一个人一样，比如我至今摸不清封锁“上海电影节”或“世博会”的“指令”从何处下达，反正执行者们无一例外绝对“效忠”；也是靠忠诚，得以建立“新闻自由”的神话。要是让中国人保持如此忠诚度，“不自由”的呼声早就响彻云霄。而他们没有怨言，或至少不让界外人听到怨言。这就使得这支“新闻军团”有点像梵蒂冈以血统世代绵延的瑞士卫队。

一如瑞士卫队只有一个使命:保卫教皇，这个特殊的“种姓阶层”也只有一个使命:保卫他们的真实主子跨国利益集团(这个保卫战甚至超越他们所在国的国家利益)。其他什么知情权、新闻自由之类，不过是为真实使命提供方便和打掩护的，首要用处就是事先缴了被攻击方的械。注意这里利用两个非常道德的概念，迷惑了绝大多数人，这是个精妙的移花接木过程，令人叫绝！公式如下:要保证知情权，必须新闻自由，以此达成无人异议的共识后，再用秘密操纵的“新闻自由”偷偷地拿掉知情权。这个空子之所以钻得天衣无缝，就是利用多数人被口号和手段迷惑，不去看结果。更少有人从结果往前推，提出反证。因为口号和手段设计得这么漂亮和道德，倒过来推本身好像都是失德的。这才叫心灵控制！就是真实都没有存在理由！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以两个所谓“自由”与“不自由”的主流媒体影响下的民众知情度为证，结果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所谓“知情权”因为“新闻不自由”而不得保证的中国民众，比“知情权”因为“新闻自由”而得到保证的西方民众，了解的真实多，受骗的程度小！

要完成这个绕了几道弯的任务，除了这支“瑞士卫队”，我遍观世界，看不出谁能做到。别的民族都是要一个强人振臂一挥，人才会往一个方向使劲，这个特殊“种姓阶层”不需要。其实仔细想想，西方很多机制从民选到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这个绝妙公式的影子。总是以多数人的“自由”为出发点，终点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此一谋权术与古往今来所有谋权术最大的差别，是多数人被陶醉得看不见最终结果。

既然只是个“瑞士卫队”，在B国能否做好新闻工作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对主子的忠诚。要知道“道德”的忠诚是容易做到的，“背德”的忠诚则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做不到的，需要黑社会般的胆量和无道德底质。这是培训“黑社会杀手”一般的严密甄选机制，人必须经过彻底的“格式化”，在将“正义与良心”剔除之后，整架机器靠的是新植入的“道德”运转，注意这里的“道德”已脱离人类正义的本能，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替换人类数千年编织共同生活空间所形成的“道德”，是一次妙不可言的偷梁换柱，神不知鬼不觉就以“假正义”抽换掉了“正义”。这样驯化过的人，可以在一个地方为一两个人的生命大唱赞歌、抛洒热泪，哪怕他们是杀人犯；在另一个地方面对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丧失，可以无动于衷，甚至再去补一刀。一条命值钱不值钱，要看你浮在他们利益水平线的哪个刻度上！这班头脑里充填了“假正义”的“杀手”，远比用“正义”教育出来的人坚定不移。

同样既然只是个“卫队”，传播、交流、挖掘真实这些新闻工作的本质，与他们的实际使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会中文在我们的逻辑中是他们做好本质工作的必要前提，而他们的任务恰恰是要破坏这一本质工作，会中文、与中国人无间隔接触，倒可能动摇他们接受过的驯化。在法国真正的“中国通”往往对中国就失去了敌意。这就解释了在中国做记者会中文的时常是下手，主角们多不会中文，这一荒谬的逻辑。而用被意识形态捆绑的“新闻自由”将本质工作的概念偷换掉，让“卫士们”内心波澜不惊。只有表面不自由的人才能感觉到不自由，而根本不自由的人是感觉不到的。心灵的诱骗有多深，人心的囚笼就有多牢固，难有别种奇迹。在茫茫人海中发掘可以把黑的硬说成白的人，要比找到会中文的人难得多。由此，为了确保甄选结果，保持血统的纯正就是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步骤，也一如“瑞士卫队”。我指出他们构成一个“种姓阶层”即源于此。

保卫梵蒂冈的瑞士卫队，已有数百年历史，至今仍保持只在瑞士苏黎世周围德语区一块狭窄区域挑选卫士的传统，而且不公开招募，只能内部举荐。法国媒体保持人员“无须控制”的忠诚和守纪，在挑人上与瑞士卫队的做法异曲同工。传媒的“核心人物”属于一个非常狭小的“种姓阶层”，有着天然的血缘和利益互绑，这使得把持这些媒介的关键人物，在必要时如同一个人。因为要让传媒变成一件足以“杀人”的利器，必须让它们行动一致，而行动一致必须看上去是“自发”的，如果这些关键人物吐出“我是听命的”，利器的作用就没有了。所以为保持他们的忠诚，杜绝他们说出“听从指令”的秘密，除了“种姓”的第一道筛选，权力和金钱集中在核心人员手里是第二道步骤。坐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得到一切，而能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法国大报或电台的大小头目，更不要说电视台了，所享受的荣华富贵，是中国同行难以想象的。忠诚度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英的“幸运儿”肯定也无例外。再就是圈子封闭，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所以兼职现象严重，一如影坛，“家天下”天经地义。法国最大的电视台可以三十年如一日由一对男女情人控制新闻，不但只能他们出镜成为明星主持人，而且法国民众可以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对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怎么想，全由他们定。两个人！三十年！这种“专制”中国人能够想象吗？我曾将他们每晚在黄金时段主持的“新闻联播”与我一向认为搞得不灵的中央电视台晚19点的“新闻联播”作比较，看结果不看过程，发觉在客观、公正、信息量等方面，后者胜过前者！后者只是老实，不会做各种“自由”的表演。在这里，传媒贵族与政客就像一个舞台上的演员，导演则躲在看不见的地方，由他们在镜头前做着精彩的朝野对立的表演，私底下却是在一个俱乐部聚餐，甚至在一张床上睡觉。说到这里，我大概要被一堆人揪掉头皮了。

以这些传媒后面大财团的背景，以及他们在一些关键利益上的行动一致，有一个指挥中枢甚至跨国指挥中枢是可以设想的，但妙就妙在指挥这些人，无须发文件，他们也绝不会说出谁在调遣他们。第三道防堵是一旦背叛，绝无后路。如果你热爱这门职业，你就从此跟它永别吧，连带着巨额收入，没有一家再会收留你。看上去一二十家媒体，幕后老板却没有几个，且都是连手的。像中国那样在张报不干了，到李报去，在这儿是绝无可能的。在任何一个行业(单位)有背叛行为，会遭到整个行业的排斥。

解释完为什么是一支“瑞士卫队”，就可以回到正题:对中国，这支“卫队”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如今要亡中国，已经无须把军舰开到大沽或定海了。这支全球“舆论军团”就像黑社会的杀手，是千年帝国的突击队，抵得上一百艘航空母舰、五十颗原子弹，打着“自由”的道德大旗，它已经让各国城墙不攻自破，任何抵抗在道德上都成了事先失败者。在此万能盾牌下，他们可以指哪打哪，指鹿为马，甚至篡改历史。妙就妙在他们还可以让自身历史被篡改的人坚信篡改者有理！这支大军可以在全世界进行比任何军事占领都完美的征服战，并实施难以驱除的永久占领。跨国利益集团用这支一手搭建的“舆论军团”，操纵西方各国的政治选举，把真能动摇他们统治的政治家消灭。在全球范围内，手法也一样，吹捧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将暴虐的民族极端分子涂抹成受害者，把真正的反抗者定为“暴君”，再把说谎成性的卑劣小人说成“英雄”，总之联合各路坏蛋，搅得天下大乱，以此法对付好人，未见不成功的。

世界话语权的建立，得自隐藏在这支“军团”后面的跨国利益集团对西方舆论的全面操控。每天散布于世的新闻，源头就是几家被周密控制的通讯社，这种绝对垄断和极少数人专权，比公开控制可怕得多，因为涂脂抹粉的“极权”骗过了绝大多数人。让什么事件成为新闻，或让真实新闻不存在，甚或伪造新闻，让人成为“英雄”或“坏蛋”，让狗腿子发财、反抗者破产，把庸才捧为天才，让一个民族成为“贱民”或“高贵种族”，把一个国家捧上天或泼上污泥，甚至篡改正在发生的历史，无一不是精密设计。能如此随心所欲左右真实历史，靠的就是这支“舆论军团”的协调一致！在这份精美“菜单”上每日挑选新闻菜肴的中国人，意识不到每一道菜都不仅仅是“新闻”，只要你传递、重复，就是进入了致命武器的射杀范围。

武器的具体使用手法，与黑社会也的确没有太大差异，就是制造事端，不断骚扰，让你不得安生，直到屈服；再就是泼污水，妖魔化对方，把真正的利益冲突掩藏起来，而在道德上审判，近代以来，用此法打掉了所有敢与之争利的或敢抗争的对手，未有失手的。外部“骚扰”一般都是挑起种族冲突或政治歧见，再将“不民主、不人权”帽子扣在密谋攻击的对手头上。这样攻击的对象没有还手之力，如果你愤而封堵西媒，则你反对“新闻自由”。你看看这个怪圈设计得逃都逃不出。真是邪恶！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一体多头的“怪物”并不止传媒，分设在西方各国的“国际”电影节，使用的“蜜攻术”也是一样的，用艺术包裹政治炮弹，如果你反对，则又是反“艺术自由”。内部“骚扰”也并不手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戴高乐更别说了，一举一动都是“专制”。一个个国家或政要被绑架、勒索，不合作，轻者唱衰你，重者造谣诽谤。全球媒体惯性地跟着“学舌”，但只有几个幕后策划者知道每一条“新闻”的出台是为了什么！布朗的“账单丑闻”背后一定另有隐情，否则这一历届政府的不合理“常态”，怎么布莱尔时代就没“发现”，要等到金融危机之后才被吵得人人皆知？总之不合作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死得身败名裂！真实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对真与假的操纵权。为这句话做注脚最好的例子，是新疆“7·5屠杀”与1938年11月9日发生在德国的“水晶之夜”，从起因、动机到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结果更为残忍，而在西媒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定性和处理。

面对这样一支“军团”，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那真是太天真了。这支国际“军团”之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没有硝烟，同时它一面暗暗进攻，一面释放“你不要民族主义啊”、“要开放”、“要宽容”、“要酷”等一堆冠冕堂皇的麻醉药，令多数人意识不到人家已兵临城下。“军团”的攻击能力来自安插的每一个关键人物都深知使命。美英打个喷嚏，法国必有原版回声。偶然出现异声，发声人事后必遭暗算。“军团”之“令人信服”还在于周围有一群被豢养者提供必要的回声，他们中有作家、电影人、出版商、“专家”(实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非政府”组织成员、教授、工会头目、政客等，要在茫茫人海中分辨他们，有一绝招，即各类“国际”大奖或传媒声名的宠儿。两股力量组成了一支嫡系“里应外合大军”，多系同一族群，内部毫无民主，而是秘密社团的控制方式，但掩藏极深，表面披挂各国国旗，穿着从左到右各种思潮的外衣，且联手封杀任何揭秘人；延伸到剩下的世界，还有一批庶系军团，庶系“里应外合部队”的特点是无法直接安插同一族群只能由土著被洗脑者组成，这班人虽非直系但效率也不差，拿着鸡毛当令箭，理直气壮地做着过去“内奸”胆战心惊做的事。

至于西方各国利益不一为什么传媒连成一线？原因之一是我上面说的关键人物手持各国护照，实则听命于一个跨国利益集团。再就是白种人两百多年来就有联手对付其他种族的传统，八国联军意识从没有消失。今天感叹印度之“得宠”的人，有没有跟当年八国联军中有他们的身影联系到一起？一切都在换一种形式继续着。这个超国界组织躲在法、英、美、德、澳等国后面，但你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你只能从他们时常做着里应外合的事，出卖所在国利益，依稀勾勒出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像水银一样无形，但散落一地的银珠，一旦平面出现些许倾斜，立刻聚成一个板块。

（2009年8月）

荒唐的文学“世界奖”

(得诺贝尔文学奖、被奉为20世纪的伏尔泰是“看不见的手”培养颠覆历史的偶像之惯用步骤。所以每听国人感叹中国文学离诺贝尔奖还有多少年的距离之类的傻话，啼笑皆非之余既觉得国人完全被蒙在鼓里、天真得滴乳汁，又觉得傻也能傻得歪打正着，距离的确还没有缩短到足以让“看不见的手”称心地挑人。“距离的缩短”与文学水平十万分扯不上，而与一国进入“狼群”猎食场的程度直接挂钩。)

自从发现各类“国际大奖”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我对光鲜的颁奖仪式早已无动于衷。如果说凡有几分“独立”寄望的文人，对任何带着“官方”印戳的东西，都会抱十二分的疑心，并且假设这样的“独立”文人的确存在于世间某处的话，那么他寻遍世界想找到的“非官方”荣誉，可悲地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只要有一个机构庄严宣布你中了奖，不管这个机构有着私营的一切表象，或是干脆不掩饰地自报官办，荣誉就必然是“官方”的。当年让-保罗·萨特以“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不要诺贝尔文学奖，说老实话，听起来很爽，但当时心里多少有个小鼓：他是不是有点故作清高？那会儿可不明白这“官方”与诺贝尔奖有什么关联。

西边的世事表面一片潇洒，一切都在下面捣鬼，一分一厘都是不放手的。后来随着对法国各文学大奖的公正性之幻灭，对国际电影奖包藏的意识形态子弹之厌倦，我渐渐明白萨特拒绝的理由，他点出的“官方”二字的深义，他的不同寻常的勇气。勇气时常是在面对荣誉时才真正显现出来的。

萨特拒奖让财大气粗的瑞典学院一气之下20年不再给法国文学奖，足见萨特此举之超凡脱俗，以及诺奖评委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严肃。没有一处地方天上会掉几块馅饼，给你100万美元，就凭你的文学才华？你能想象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来评判谁才是瑞典文学的最高水平？谁能给我们这个资格和权力？何况这个“国际”机构不过是以瑞典打掩护。如果单为文学给你这个奖，那就等于是免费的好处，与西人打交道切记没有免费的好处！这么多钱会不烫手？所以每有“独立”影人或“独立”文人在“家里”拳打脚踢一番，一甩门到别“家”去领来“独立”和“非官方”大奖，我便忍俊不禁，想到孙悟空一飞十万八千里，在一石边留下便迹，以示逃离的快乐，却连如来的一根手指头的地盘都没飞出去。这真有点像现在这个被“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世界。世界被强权操纵是不得已的事，但若弱者连获悉和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也被偷走，那真是末日帝国才有的景象了。

19世纪以后，中国文人不明就里地被两对名词篡变了思想：“官方与独立”、“民主与专制”。被两对名词割断绵延两千年的思想脉络，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这两个被有意设计出来的对立名词，由于操纵者事先设定了贬意和褒意，再用细节洗脑的方法嵌入大脑，在人类历史上的爆破威力远胜于原子弹，彻底颠覆了那些没有宗教支撑的文明的载体和框架。对立名词的设立，可谓处心积虑，事先宣布了国家在道义上的失败，使得那些自古以国而非以宗教为柜架的文明，被秘密结帮窜伙的利益集团一一解构。然而“独立”就像赌牌时为诱对手出错牌、下错注而抛出的诱饵，这是我们在最深的梦里都没想到的。

法国《解放报》没有在头版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而是放在报纸第30页的文化版，头版是金融危机，可见并不想炒成国家大事。诺贝尔奖做了一系列自砸牌子的举动，尽管都可以隔岸观火地视为恶搞第三世界，但在别处放火，不见得不会燎到自己。比如该报评论中的这句几近讽刺的话：“最后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法国作家是高行健，在2000年，可此君用中文写作。”只这一句话便折射出一个奖背弃文学另设标准让各方都尴尬。

所以当诺奖选了勒·克莱齐奥这样一位“政治绝对正确”的作者，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新蒙昧主义乌云般笼罩西方上空，当世界主子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挑一个用闲余感情为东方“野蛮人”唱一唱挽歌的西方作家，是向剩下的世界放一只诱人的小白鸽。

西方总是在它略显劣势时（金融海啸），对界外的众生打出友善的白旗，由进攻转为单纯洗脑，而标榜“世界主义”、乐做原始文化守护人的勒·克莱齐奥，代表的“小资人道主义”，就成为正处在板块大动荡的世界高扬的旗帜。这是一面特意竖起、普世推荐的旗帜，是为那群脱离本文明的根脉、浮藻般的“普世小资”提供温床和养分的。你看，没有一笔不出自精心算计，也没有一事不是意识形态先行。

2006年把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时的进攻态势，这一次显然收敛了，那颗炸弹在土耳其民间引起的憎恶，固然炒爆了诺奖的“国际性”，但也搅起了外交风云。明眼人谁都清楚一个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为什么突然倍受青睐，那几年在西方得了势的亚美尼亚移民，正利用攥在手中的经济、舆论与政治大权，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夙怨最终定性，遭到土国强烈反对。帕慕克在此关头选择了西方立场，一表态立马得奖。一个文学奖总是让分裂与仇恨加剧，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的“施舍”总是以煽风点火的方式，大门只向“背叛者”敞开，将文学的马车硬驾到西方全球征服战略的版图上，而且即便在西方内部意识形态表态也高于文学本身，的确发人深省。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斯·恩达尔今年的一个表态应让中国幻想家们猛醒，他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永远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西方利益永远是诺贝尔奖的中心，就是这么直白。这个“利益”也并非西方强国的文化事业，而是征服他文明，控制欲强到要深入对方的灵魂，要把他文明历史的解释权也抓到手里，为此“艺术”不过是“温和帝国主义”手里杀人不见血的棍棒，用来篡改他人的历史观、审美观。19世纪以来就划好的国际版图，一根线都是不能挪动的，有它的核心地带（上等国），有它的外围（附庸国），有外围的外围（旧殖民地），还有永远的界外。别忘了就是非洲、拉美的“幸运儿”，也未脱出西方殖民文化圈。

一个文学“世界奖”本身就是荒唐的，是将纷繁世界挤压进一个思想囚笼的门票，堪称文化暴政。我总在想剩下的世界那几个“幸运儿”，尤其是那些先领到“背叛者”证书然后才被排进候选者队列的人，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后，占到的便宜会变成什么？如果千年帝国没有建立起来，百世流芳的梦想就会随之破灭，那么今天的这满把荣誉，简直就是轮盘大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

循勒·克莱齐奥的创作轨迹，发现没有一步是越了雷池的。1963年的那部成名作《审叛笔录》，正好踩在西方社会内部反叛传统、反抗资本主义的鼓点上。到了70年代，那股起自内部的反叛风，被成功“嫁接”到环保、人权的枝杈上，至此资产阶级精英专政的大树化险为夷。

这是一个绝妙的移花接木过程，只需要几桩第三世界被无限放大的“人道灾难”，对内批判的眼睛就被转移出去了，让“愤青”们去改造世界比让他们质疑体制聪明多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勒·克莱齐奥转到了“浪迹天下”的写作。他之为更多读者接受，也是从“外部写作”开始的，师从的就是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当然还有诗人兰波，但学兰波不容易，兰波恨“野蛮人”，也不处在需要装善的年代，不光心里装满恨，还要有刀一样的眼睛，先割自己。勒·克莱齐奥显然没有这么“心狠手辣”，我在他的文笔里总是看到女人的影子。

实际上“外部写作”自19世纪西方殖民征服时代就是时髦的营生，那是西方人寻遍世界只为了证明自己优越的年代。20世纪后半叶殖民战争结束后，“外部写作”换掉了赤裸裸的征服者面目，捡回了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左翼人文主义的老唱词：野人是可爱的。但也并非不划界，只有完全摒弃现代文明的才是可爱的，那些想学西方分一杯现代化的羹、甚至胆大包天想追赶的，则被恨得咬牙切齿。

西方人很难处在一个中庸位置，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别一个极端，我称之“无事生非”，从一百年大摧大毁的文明改造，一跃而到“越原始越美好”，跨度之大，令人晕眩。后来全世界出了一群小资，蜜蜂般涌到穷乡僻壤，为原始部落、宗教迷信唱赞歌，一脸神圣。勒·克莱齐奥一步不差地也做了环保主义信徒，并成了印第安及太平洋土著文化的捍卫者。诺奖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是一个“直接参与行动的环保主义作家”。

我丝毫不怀疑作家偏爱原始文明的真诚，只是质疑“原始的必是美好的”这类倒行逆施的逻辑。西方文明几百年的征服，造成最大损失的是中华文明，怎么没见几个西方人掉泪？在北美、欧洲和北非等大陆都有落脚点的他，有没有想到这份飞来飞去的自由，得自污染环境的飞机！人类每一平方公里的视野，都来自现代交通的进步。

我从他们对奋起追赶的文明之憎恨，体味到西方“小资人道”之虚伪，对哺育世上无数生灵的宏大文明，他们唯恐改造得不彻底，生怕那样的文明真的复兴会遮盖他们的光彩。我后来听到“原始文明守护人”之类的头衔就不自在，你何不多建几个动物园去溜达！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如果不是自认上帝，有什么资格裁定哪里可以进步，哪里必须保持原始，哪里最好一草一木都别动。

勒·克莱齐奥1978年在《陌生人》中写道：“我愿为世界的美，为语言的纯洁，为站在动物与儿童一边而写作……”在他向往的世界里，云云众生是多余的，因为不够纯净。我对只接受动物与儿童世界的人宣示的“善”是打一百个问号的，善是不能跟时髦作伙伴的。

战后试图洗白西方自己的那套“人道主义”词语，将勒克莱齐奥从里到外洗得一点异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的作家，或披挂一层逸事故弄出一身腥味的文人，让我最不知说什么好，他们身上其实只有两个字是让人忘不掉的：幸运。

我昨夜失眠，一口气把勒·克莱齐奥2004年出版的《非洲人》读完，开页第二段头句话便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梦想我母亲是个黑人。”对于身材颀长、金发碧眼、有着标准雅利安人脸庞的他，一生只凭着这身皮囊，走到哪里都是主子，却浪漫地幻想做奴隶的后代，若不深究的确让人掉泪。你当然可以解释为这是“艺术的胸襟”或“思想的良心”，而且我也没有权力怀疑他的真挚，但我知道有些痛苦是只有透过自己的皮肤才能感觉到的。比如某日你随便进了巴黎一家小店，至那一天以前你一直以为买卖方之间只有一道墙：金钱，你挑了两只土豆，忽然就有一双手伸过来夺下土豆，说：“不卖！”不卖是不卖给你，并没有别种解释。而你与他素不相识，之间只隔了这么一张皮。所以梦想做有色人和只能做有色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荒谬。有些仁慈剑一般直刺卑贱者的灵魂。所以我一直以为行吟诗人的慷慨必以在人生战场的彻底失败做筹码，非此权当是无病呻吟。

这里面包含着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在“野蛮人”身上寻善的贪婪，也不排除抓住奴隶的一无所有清洗灵魂的打算，更有把异文明永远挂在墙上的审美意图。诺奖评委们说他是“超越统治者文明的人道探索者”，我却认为西方人不管怀揣多么美好的愿望，都剪不断欧洲中心主义的脐带，那是一切精神的养料。

勒·克莱齐奥更像是在寻找失去的天堂，在他的《淘金者》第一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此时此刻所有我感觉到的，所有我看见的，都好像是永恒不变的，我不知道这一切很快就要消失。”向“外”寻找，时常是向“过去”寻找时的一条岔路，那么“过去”对勒·克莱齐奥来说，究竟是人类一路前行一路丢失的东西，还是刻在他童年旧梦里的帝国殖民地幻影，还真不好判断。就像诺奖忽然不再选斗士，而是挑了一位温和人物，一位时不时愿意将灵魂放出西方精神牢笼的作者，究竟是傲慢与偏见的退潮，还是两场战斗间的喘息，也无从下断语。

勒·克莱齐奥1940年4月13日生于法国尼斯，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时常也自称是印度洋岛国莫里斯人，让人错以为他沾过一点土人的血液，至少是为其并无半点探险色彩的教书的一生布下传奇。其实他父母是表兄妹，祖先从法国西海岸布列塔尼移居英国殖民地莫里斯岛，是岛上的上等白人，父亲家族后来破产去了英国，而母亲这一支来到法国。这样纷乱的背景却有着相近的血脉，有点像他海阔天空的写作却循着最正确的路线。

我很难对文学幸运儿做出公正的评价，还是留给时间吧。他的文字优雅从容，一如他的美男风度，他喜欢铺陈广阔的空间，记录人在空气中的感觉，有时精确，有时琐碎，多数时间他是在稀释，丰产之必然，而缺少刀一样刻骨铭心的东西，似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力量。

读勒·克莱齐奥让我再次感到文字的苍白无力，它们自作多情地将世界分装到很多精致的盒子里，再像猎手一样为盒子囚笼去世间捕捉灵魂，这时才发现已经永远捕不进来，人类文明早已越过了文字的绳索。

（2008年10月）

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

（我自以为已经绕开了这类“明信片陷阱”，客居多年才敢动笔写游走文字。但新近读童大涣先生《“文化中国”用什么做代表》一文中有关先贤祠的议论，我的忏悔再也不能掩藏。不管童先生的先贤祠概念是通过何种途径形成的，我都必须在此坦陈：我笔下的先贤祠未越过陷阱。未越过陷阱意味着只看到事物的一面，尤其是它愿意呈现的一面。）

最近常忏悔：我误人子弟不浅。误人子弟并不是只有一个祸首，而是一代一代传递，像一根长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环上的每个人都有他误人子弟的剂量。这根链条有时百年接力，难以折断，尤其当控制源头的人是人类历史最狡猾的一群，用绫罗锦缎将真实卷裹，破链就难于上青天。偶尔蹦出个眼尖的，但无人转信其言，因为链条越延续受众越信其真。

我曾在此刊连载的那批游走文字，有一部分验证了我为链条一环的命运。意识到这点时，我忽然不敢再随意写游走文字，因为浮游在这个文明表面的那层东西，是百分之百的真事隐假语存，一百多年来中国文人没有不上当的。成功篡变高卢文明的这些人早发现这一点，他们在本国愚昧百姓的技法已炉火纯青，其中一法“培养鼹鼠法”更是放之四海而皆灵。此法的海外版运作方式之一便是：挑一些对西方一知半解、但在本国活动能量大且有些影响的作家、学者，给他们一笔可以在法国走马观花两三个月的经费，由于这些人在国内都颇有圈子和势力，一定不会白来，少则报上连登数月“亲历记”，多则出一本专著。由他们制造的法兰西明信片，比在法国再建几个执行颠覆使命的媒体都有效。法国政府每年只需拨一点点钱，就可完成清洗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头脑的使命。而完成使命成效最佳的地区就是中国。原因是无论在非洲、阿拉伯，还是印度、南美，上百年的殖民史，使这些地区的知识精英普遍精通原宗主国的语言，也谙熟其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甚至学会了西方思维方式，所以上述这一招，只在中国用起来事半功倍。这批中奖“幸运儿”往往有如下特点：没留过学或时间很短，也没有移民经历，外语水平有限，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人家宣传的层面，但并不自知，把喝到的误人子弟链条上的那些迷幻药，全部当真。比如某君初到巴黎看到流浪汉唱歌，赞美不已，将一天24小时有23小时在酒精中毒状态下的颠狂表现，视为连要饭的都自由浪漫。可见人用头脑里已有的概念去覆盖现实是多么方便。

我自以为已经绕开了这类“明信片陷阱”，客居多年才敢动笔写游走文字。但新近读童大涣先生《“文化中国”用什么做代表》一文中有关先贤祠的议论，我的忏悔再也不能掩藏。不管童先生的先贤祠概念是通过何种途径形成的，我都必须在此坦陈：我笔下的先贤祠未越过陷阱。未越过陷阱意味着只看到事物的一面，尤其是它愿意呈现的一面。

但要看到先贤祠的另一面是很难的，这对法国大多数人也已封死的另一面，一个中国人哪怕旅居若干年，并且无语言障碍，也不是理所当然能看到的。因为两百多年来，所有被允许裸露在外的文字和历史脉络，都意在掩藏另一面的文字和脉络；所有控制一个文明思想的机构都已落入有意掩藏另一面的人手里；所有想抖出另一面的清醒者都被并仍在继续被埋葬；道德高地全数被不想让人看到另一面的人占领，所有的反抗都已经无名。

童文中有这样一段：“先贤祠厚重的文化含量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是对为人类进步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先人的纪念。它有厚重的文化载体，而且它既不是一个仪式，也不论先贤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文化理念，恰恰是‘多元文化’熔于一炉的具象表现……”

我读了这段，后悔自己没有将忏悔早点写出来，我曾以我的天真继续滋养中国文人的天真，这种天真就是真相信了一种无界的道义，并将这种信仰投影到现实。我得承认先贤祠神话的搭建我是有一份的，我究竟往上添了几块砖，不可量化，但我肯定不能逃避责任。

我在写完《镜子》一书后，动手写另一本东西，这一次有更充足的时间走进法国历史，尤其19世纪。了解法国近现代史的真相几乎不可能，是因为有一条秘而不宣的封锁线，异文明的人，哪怕是学者专家之类，都不可能做无米之炊，他必定是在他能接触到的文字与思想之上，再思考和传播。而正是这一人类文化传递的漏洞，被那群文明史最邪独之徒用来误导、改写他人历史、制造意识形态神话。秘密封锁线的存在，就是让绝大多数人只在封锁线以上接受、思索、承传历史。那么经过封锁线搭建人的筛选和设计，历史最终汇到一条轨道上，并且永不偏航。封锁线的主子深知必须在异议苗头萌芽时，将挑头的眼尖之人封埋。由于封锁线上有一群忠诚卫士，同属一个族群、利益互绑，他们的任务就是尽早发现并连手封杀任何挑战封锁线的人，必要时亲自扮演假挑战者，以构造舆论自由的假象。

看到这里，你大概已明白我那篇《先贤祠》是在封锁线之上的文字，故事本身并无不真实之处，但对此祠的视线没有越出人家让你看的那一面。记得写完以后，某次与M喝咖啡，提到能进先贤祠的名人，他苦涩地一笑：“能进去的人都是在政治正确的红线上的，无一例外，都是为法兰西今天的主子立下汗马功劳的。”

我说：“伏尔泰和卢梭可是一左一右两个对头，红线怎么画？”

他狡黠地注视我：“他们都是摧毁高卢文明的专家，只不过在方法上吵架罢了。”

“这么说，能进去的人都是新征服者的吹鼓手？”

“没错，所以晚年看透这一切的戴高乐不要进去。进去的人都是维新派，实际上是为新征服者铺路的人，这才是真实的入门卷，与才华、与建树、与品行并无直接关系。”

顺着M这番提醒，我再去挖掘，发现封锁线正对应M说的红线，有线上的历史、人物和线下的巨大墓坑。能进这座宫殿的人，都是线上的人物。而反复炒作线上人物，夸大他们之间的歧异，是为了障人耳目，营造万流归海的虚景。而多少人已被这座华丽建筑封埋！哪怕承认“它有厚重的文化载体”，也是有界的、偏面的，而非和解的、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至于所谓超越“宗教信仰文化理念”、“多元文化熔于一炉”，就更属于自娱神话的范畴。先贤祠其实是沉埋另类历史和英才的纪念碑！

（2008年7月）

萨冈与棺材里射出的箭

（在堡垒战之前，洗脑早已开始，主要是洗小资的脑，大众要洗倒不容易。萨冈就是被塑造出来的名牌“洗涤灵”。在征服战争已经不能明目张胆使用枪炮以后，权力易手之前的攻尖战，实际是一场先麻痹知识精英的谋划。）

死后三年就成了传记电影的主角，不是一部赚钱机器的永动机，难有此神运。作为一出自导自演的戏剧的主角，萨冈带着余温的命运，被围着这锅粥的人不遗余力的搅拌、淘洗、挖掘剩余价值。

萨冈一生的风光绝非赌博中彩一般偶然。新片上映，女作家一生的花絮，再度成为上流社会茶余饭后的嚼料。无非是飙车、吸毒、双性恋、赌博、受贿、偷税、破产那几味人生胡椒面，好像文学才华=毁灭性生活=极端自私自利=表演才能=脱衣服=没有祖国=没有责任=没有未来。看了电影你就明白，萨冈本人从人家把她爆捧出来就已心中有数，要她做的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萨冈不光作为摇钱树不能丢掉，而且她是目前控制法国上层建筑的那伙人为传播“普世圣经”特意制造的一个偶像。二战后，这群人开始了抢占思想文化制高点进而彻底征服法兰西的决战。而能否打破这个有天主教传统的民族的道德底线，就是谁胜谁负的关键。笔者在上文写到的“68·5风暴”，是激战中的上甘岭，一场生死博斗的转折点，那一年之后阵地易手。但在堡垒战之前，洗脑早已开始，主要是洗小资的脑，大众要洗倒不容易。萨冈就是被塑造出来的名牌“洗涤灵”。

在征服战争已经不能明目张胆使用枪炮以后，权力易手之前的攻坚战，实际是一场先麻痹知识精英的谋划。而以“放纵、轻狂、不负责任”为性格特征的萨冈，就被当成典范抬出来，其所获声名远远超过其文学才华，绝非天赐。不把极端个人主义奉为新的审美标准，麻痹战难以成功。让知识精英变成一群精神空虚、没有传统文化依托、只有自身享乐作为人生目标的人，再控制一个民族的生杀大权就易如反掌，甚至摧毁一个古老文明也已经指日可待。高卢文明由此落水，以戴高乐为最后强人的国家城墙，终于未能抵御强盗的总攻。

最近已故作家雅克·布雷内的日记第四卷《圣父街》出版，这卷厚达七百多页的日记也可叫另一书名：《分十讲教你如何收买文学奖评委》。加上他已经出版的日记第五卷《文学奖厨房》，算是棺材里射出的一箭。圣父街是法国四大出版社之一Grasset所在地，作家生前在此有一份工资，他的工作之一是筛选邮寄来稿，另一工作就是按Grasset要求在他合作的报纸期刊上写书评，同时他还兼任诸如勒诺多等文学奖的评委。他的这份工资不是只给他参与阅稿的报酬，也是在后两项工作中听从指令的报赏。

法国文学奖受操纵已不是秘密，但始终停留在“口说无凭”阶段，内幕人因多涉自身利益，且被钱封了嘴，尚未有人白纸黑字写下证据。布雷内这位钻入上层沙龙和出版圈内的作家，在几十年中每晚将白天所见所闻滴水不漏地记在日记里：文学奖的暗箱操控及入选法兰西院士的底牌。比如布雷内解释Grasset是怎么与一些人“订下合同”以在报界得到书评，并在评委中拿到选票。“订合同”就是给一份固定收入并出版其作品，表面看与作家和出版社签订合同并无出入，内中汁水外人看不透也抓不着把柄。这样收买的人终身效劳，三缄其口。想到国内在作家协会领工资的人，张口闭口大骂给钱的主儿，与这里死后才敢放一言之天壤之别，便觉得与国际接轨，正事儿全没接上。

除了出版社作弊，作家们为了得奖，也要将稿酬的一部分贡献出来收买评委。布雷内写道：“在这里（指出版界），只漂浮着吝啬、苦涩、利益冲突、贪污贿赂、卑劣狭促和职位利钱。”又说：“如果XX没拿到勒诺多奖，Grasset大概就不会出版我的书，也不会按月支付我款项，说不定连供我在圣父街使用的小办公室都会收走……”又：“安全（指生活保障）高于尊严。”“生活保障”就是白天开跑车，晚上进沙龙。1977年，他出版了小说《返校》，他在日记中承认：是他自己写了书评，署别名在《新法兰西杂志》发表。布雷内对自己风华年代的总结是：“在出版界工作，让你忘掉了一点文学。”

此为文学界“杰作”流水线之一窥。所以国内每有马悦然说什么书好，又或某个西方记者捧什么为杰作，你要打一百个问号。没有真实，只有边界，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出发点。

随着以萨冈为典型的一代“娱乐明星”（从演员、记者、作家到哲学家、政客的一批传媒宠儿）的冉冉上升，促成法兰西文明曾经强大的道德力量土崩瓦解，麻痹一个民族神经的战役功成圆满。

萨冈的一生完成了角色塑造，塑造之夸张，以致文字生涯变成了次要角色。她在一个颠狂时代奉献了她的疯狂，其中有多少是出自本性？多少是迫于压力的崩溃？多少是揣摩到剧本的表演？历史颠狂时代的特点，是将一切压缩成欲望，然后再将欲望压缩进市场。消费社会不可搅合的东西都搅合得天衣无缝，价值虚构到如此程度，有那么多小丑在舞台上狂舞，有几人没有视觉障碍？

（2008年8月）

第二篇 　恶搞中国的暗手

向西看的那个槛

话语的流向

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受害者”流水线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多遥远

恶搞中国——法国传媒与愚民策略

自由传媒夜话

“官方”与“公共”

向西看的那个槛

（当中国人沉浸在“同一个世界”的梦想中，办奥运、办世博向世界献礼，发动自1840年的那场文明的战争，从地上转入地下，并未停息。同时他们继续让中国人相信，这一切都缘自误解。）

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我初来这里，涉及中国有一个常入耳的词：“神秘”，这也是涉及中华文明最友善的词，再好的词绝难听到，除了学术界个别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文明，这个文明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文明，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些重大发明来自中国。这一手我是在若干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是只做不说，暗中操作的。乍到的外来客听到东道主赐予“神秘”二字，相当得意，带着中国人特有的由好心堆砌的浪漫，我把这个词朝正面的方向送出去多远，你是可以想象的。直要等到贴进这个文明的心脏，我才学会听这个词的弦外之音。

“神秘”是18世纪中国尚处在传说阶段出现的一个词，何以300年后还留在西人嘴边？我三星期前去医生那里开药，这是个行医之外很关心时事的人，亲口告诉我自己是《世界报》和《解放报》30年的订户。这可是两个为全国舆论击鼓定音的喉舌，“言论自由”的国度，合唱的声音之齐令人咋舌。我们闲扯几句，医生扯起了“神秘”。《解放报》、《世界报》妖魔化中国三十年如一日，他带着这样一颗脑袋跟我接触，早有现成的一套谱来套我，估计我本人与他读过的东西整个对不上，也不接他奉送的“受害者”桂冠，为逃离没有答案的尴尬，只有“神秘”作桥了。

三百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来自何处？两个月前我在大王宫参观“道教文化展”时，对从吉美博物馆送来的中国古代文物已见怪不怪，有这么多东西被他们抢来当自己的宝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馆就得关掉一多半。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你能想象中国人把波旁王朝的藏书和档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吗？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抢过来，多少还有古董市场和人之贪婪的借口，搬这么多古书过来干什么？既然中华文明“野蛮而落后”，大有铲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遗余力地诱导中国人改革换新，搬这么多“垃圾”过来，除了占地落灰，图的是什么？

我最早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对上层精英，中国早就没有“神秘”。他们深解我们远胜过我们了解他们，而且有至少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中国人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皮毛，尤其是他们特意推荐的皮毛，而他们是挖掘我们的本性。他们把世界当猎场，打猎的人对猎物不会有一丝浪漫，而是摸透它的习性和弱点，尤其是弱点。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那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泄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所以我渐渐明白，“神秘”是一个刻意保留的挡箭牌，是精英为模糊视听、搅浑水服务的，潜台词是：那个遥远的中国是不可理喻也不可解释的。只这样一个注解，就把中华文明降格到原始文明的位置，根本没资格与西方文明坐一条板凳。只有深解西方人的心理底质以及用词的精挑细选，才能悟到“神秘”这个词可不是礼物，而是暗刀子。而且是一把双刃剑，蒙蔽的并不只是西方百姓，同时也让中国人永远看不清他们的“自觉和有意”。记得最近看到一则中国电视台的新闻，总结刚结束的2010年北京国际书展。有一主办负责人说，西方人今年对中国出版物关注胜于从前，但热议多，成交少，只占中国人进口西方出版物的十分之一。然后他感叹并自责道：还是我们对外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他们不懂中文，而我们为他们译成外文的水平不高。你看，一百多年就没有走出圈套，从来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总是从自身找毛病来解释缘由。因为中国人伺候得不周到？这个让狩猎者垂涎了几百年的猎物，真的还有某个角落是“神秘”的吗？

有人可能会质问这么暗搞图什么？的确若看不透西人擅于精密设计的脑子，便难以想象这么一环套一环地布局终极目的是什么。那是一板一眼都设好了逻辑线路的，原始文明属于观赏范畴，不具备对话的可能——所有手脚是绕到这个原点的。

起自西方的对原始文明的“高抬贵手”，是声东击西的绝妙设计，即展现“开放的胸怀”，又剿杀了真正的文明对手，可见“开放”是要将对手堵在门外的。要知道，他们对原始文明可不是从一开始就取观赏态度的，在战船达到其他大陆的几百年间，全部消灭一直是目标。20世纪随着东方阵营的联手，发觉树敌太多，反倒帮了真正的对手，于是征服的棋路迅速调整，而且弯转得极大，一反常态变得用沾湿的眼睛欣赏了。那是用不切实际的喧染和赞美，捧虚灭实。这么一导向还真是硕果累累，全球大都市的小资们无不模仿着赞叹非洲艺术、印第安文明或喇嘛文化。前面灭，后面赞，前后两种无理性可通的作法，目的却始终如一：要在西方文明周围清掉真正的竞争者和对话者。用转移视线法轻易就办到了。但害人多少也会殃及鱼池，长年讴歌原始文化，西方文明自身正以惊人的速度退化，大众艺术原始化已成定势。

对原始文明的炒作发动于60年代，炒得之玄乎，人人都恨不得脱了裤子进原始森林才幸福。从美术的“返璞归真”，到泛滥的黑人舞蹈音乐，最后至高潮在巴黎建起原始艺术的勃朗利堤岸博物馆，几十年洗脑还真达到了目的。由于并非采取攻打的方式，而是用逆向赞颂，极易接受和消化。何况欣赏原始艺术凭直觉美感就行，不像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欣赏者必经学徒阶段，掌握其复杂的文化语言，方解其妙。上百年来我们就在帮助西方文明培养中国学徒，同时将自身文明的学徒阶段缩减和去除。

我对原始文明并无好恶，只是接连碰到一些不可解释的事，一桩桩连在一起想，就拼凑出并不明示的图案。首先发现在巴黎各种博物馆能看到的临时展（很多博物馆主要靠临展吸引本土观众）中，展示西方之外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比例，远不如一些处在原始状态的文明，也就是说办十次印第安、非洲或尼泊尔之类的原始艺术展，未必会办一次中华文明展。像上述的道教文化展，是多少年难遇的事，何况从引言到介绍看下来也让你产生这不过是个原始宗教而已。核心的核心就是对事物的解释权，这是他们从不放手的。长年颠倒行事，必定误导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西方文明是一个孤岛，它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文明。19世纪这样的观念是明打明说的，今天转到了地下。

下面举一些最近的实例：

半年前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举办南美印第安文明展，媒体大肆炒作，每天人满为患，我去了几次才排上队。走进展室，便看到了那夹在真实间、可以卸掉人的全部警觉、比通篇谎言有效得多的细节：在一面墙上，画了一张人类各大文明时间表，在这个常识表上，唯独中华文明被抹去了。制表人无知？偶然的疏忽？

两周前，我到位于玛德兰的巴黎美术馆看印第安古代金器展，也是前胸贴后背挤满人。反观两个月前的道教文化展，媒体避谈，冷冷清清。无独有偶，馆内同样有一张人类文明时间表，竟也这么巧，表上独独没有中华文明。这样的常识错误偶然发生一次，是可理解的，连续不断地“发生”，读者自己判断吧。

几年前中法文化年期间，像三星堆这样辉煌的古文明展，被排斥于巴黎各大博物馆门外，只在市政府免费展出，这就把三星堆降格于市府宣传廊的水平。

你若去巴黎瓷器博物馆，细看如何布展，会有痛心的发现。馆内为瓷器制作比中国晚了一千年的欧洲国家，都单独、集中地设了展柜，如果细读解说词，18世纪才发现高林土制瓷秘密的法国人有意向公众掩盖了制瓷技术得自哪里。自恋乃人之常情，但它同时也为日本、伊斯兰瓷器单辟了展台，唯独没为瓷器的发明者、最先进的制造者中国集中单设展台，而是把中国瓷器藏品分散到别的展台里作陪衬，楼上楼下，零打碎敲，只有研究者会从制作工艺和年代的对照看到历史事实，一个普通参观者转一遍下来，是看不出中国在世界瓷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这手法让人想到文人或工匠中有一些高明的偷窃者，总是绝口不提甚至抵毁影响他们最大的人，而故意东引西赞那些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人。

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为自己拍了一部广告短片，时常在电影院片子放映前插播，为表现欧洲对多元文化的开放胸襟，画面从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人，及至日本、朝鲜人，也是那么巧，偏偏没有中国人。

吉美博物馆是亚洲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单看得见的部分，不算库存，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文物来自中国，如果再算上中华文明影响的区域，则至少有五分之三的文物。敦煌文化被劫走的部分，也在这个馆。可以说这个馆奠定名声的基础是它的中国收藏。这里暂且不说此馆借布展长年支持藏独的那些暗手，只看它的广告宣传里做了一件什么事。广告每周重复登在《Pariscope》上，该杂志是巴黎每周文娱节目表，有影响甚广的文化导向作用，是注重文化生活的巴黎人必备的手册。来看看吉美在上面怎么打广告：“它（吉美）为公众提供了从东南亚艺术、印度艺术到日本、朝鲜及中亚艺术的全景图。它收藏的超过45000件亚洲文物，来自柬埔寨、越南、缅甸、尼泊尔、西藏……”又是“巧合”，文字里恰恰缺了主角！这段译文，字字直译，连省略号都非译者所加。

在这本和另一本巴黎唯一两份每周文娱节目手册上，“中国文化中心”的各类展览时间表也不在其内，而从丹麦到日本文化中心的节目都收入在内。这一举动让法国普通人没法绕开“封锁”接触到中华文明。而这个“中心”做了什么有损法国利益的事吗？没有！也绝对不敢！这简直就是一个“送礼”机构，花巨款在巴黎中心最富区买下豪宅，雇了法国人，把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免费拿来给他们看，还有酒菜招待！

当中国人沉浸在“同一个世界”的梦想中，办奥运、办世博向世界献礼，发动自1840年的那场文明的战争，从地上转入地下，并未停息。同时他们继续让中国人相信，这一切都缘自误解。

（2010年9月）

话语的流向

（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而是每一个“节点”都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和隐秘；这也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构建自身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缺一不可；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从天而降”的馅饼无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里；话语是现代战争的标准武器，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样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谋划。）

有人可能追问：绕一大圈否定了中国又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占据文明制高点。占了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抢占文明制高点而不能平起平坐、对话交流呢？这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话语权的搭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的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只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同时也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没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技巧，光靠嘴大建起来也不服人。而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谁手。

由于流向决定了话语权实际在谁的手里，抢占制高点就是重中之重，是决定流向的关键。而能否占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试想如果上层精英不守住闸门，让民众长年接触比欧洲古代文明发达得多的中华文明，老老实实告诉他们世界史的真实景象，维持了两百年的文明制高点不就摇摇欲坠了吗？当年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又怎么能轻易让你复活呢？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长年维持这种自信，我们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这样想非常本真，在没有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而是毁誉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持的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为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话语权并不是靠一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的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挡，反被欣然接受。

抢占文明制高点为占领道德高地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两个“山头”一占，就控制了话语的流向。短短几句话里，用了制高点、占领、高地等战场用语，是因为话语早已被用作武器，话语的流向是一场精准谋划的战争。引一位法国汉学家的话说：中国在这场图谋已久的战争中至今处在不设防状态。世界转来转去在重复同样的悲剧。

掌控话语流向，明说明做的封堵往往事倍功半。当对手以话语作武器攻击自己时，最愚蠢的做法就是事先非但没有设法解构话语的权威，反而参与该权威的构建，等到被击中要害，才不得已采用“闭眼术”招驾。控制话语的流向是一门技术，主要在掌控“节点”，重要的“节点”像闸门一样，是绝不放手的。控制“节点”比公开下令禁止触碰某条红线要聪明得多，首先让绝大多数人看不见操纵闸门的手，其次事先防范流向的逆转或分岔。总之如果没有把住“节点”，对手就可能占据制高点，话语的流向就会转到有利对手的方向，让自己落到不得不硬封的地步，那么即使封住，道德制高点也占不住了。

所谓“节点”，就是“话语平台”，控制“节点”，就是构建自己的“话语平台”，同时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在这里，解构对手与自建是双管齐下，操纵舆论的力量不在于往自己脸上抹金，而在于往对手头上扣屎盆子！新闻（尤其是国际新闻）是为制造舆论而生而灭，国际间，“独立”的、“自由流通”的信息根本不存在，话语的流向绝非信息的“交流”，而自始至终都被视作一场战争！

对“节点”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舆论在此分对内对外两个营盘，同一批操作者，但内与外分得极清，对外的全控与某些国家的堡垒式自卫差别只在一个暗搞一个明做。就说体育，掌控“节点”的基本作法是不播放任何中国人有优势的体育比赛，连该运动本身都因长年信息封锁而从公众记忆中抹去，就好比美国人篮球世界顶尖，中国人就连看场篮球赛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如果中国人再敢于取得绝对优势，在这里就等于宣布此运动的“死刑”。其次是不传播任何中国自己组办的赛事；最后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封中国人参赛的事实。比如环法自行车比赛是法国媒体暑期大炒的项目，除非不看报，不开电视，不听广播，否则逃不掉。然而就是这部每日家常“连续剧”的内容也是“过滤”过的。组委会邀请了中国自行车选手，但这种事不让法国民众知道。为什么？因为请中国选手参赛不似挑选大陆电影人，电影节请人艺术不是目的政治才是由头，不管大陆艺人自我感觉脸上多么风光，在法国这头就是为负面话语配料、送料的；而大陆自行车手参赛则难变成这个性质，除非个个违禁服药，既然属于正面话语的范畴，就必须阻止其流入。邀中国人来，是为了中国媒体替法国旅游做宣传，也就是只让话语流出去。所以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报纸提供哪怕一张中国人参赛的画面，媒介从业人员的自觉一律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自觉的权力意识、以及不与外人谋的内忠。直到赛后数月法国媒体报道西班牙冠军有服用兴奋剂嫌疑，顺带提到有一位中国自行车选手也被怀疑，中国人参赛才透过一则负面新闻泄露出来。

如此经营针对中国人的负面话语，经年累月，视利益需要时收时放，但大方向难变。法国民众对世界其实是两眼一抹黑，但从来不让他们觉察，“新闻自由”是操纵的自由，而不是知情的自由。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百分之三十，但张艺谋的电影让他们眼里的中国男女永远停在了“大红灯笼”模式）；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至今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这么做固然有心胸狭窄的解释，但关键还是出于控制话语流向的焦虑。如果在一个“节点”放任正面话语流入，表面看只是丢失了某方面的话语优势，无碍大局，但自己历来用“话语平台”明攻暗打，所以认定别人必行此道，为防范便秘密搭建了一堵“防火墙”，开任何口子都不敢掉以轻心，每一个口子，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对方“话语平台”，一个“节点”没有控制好，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体育还只是小“节点”，跟买一件物美价廉的中国造衬衫一样，难以撼动意识形态的话语流向。文化领域的看守就严密得多了，因为这是“话语战争”的主攻战场，一般采取全封或只放负面话语两个步骤，这样做既保证“话语平台”永远在自己手里，又让受众没有失去看世界的自由的感觉。比如中国电影在这里的“专家”嘴里，除了被挑来的几个电影人，其余均不存在。这一小把“幸运儿”若以媒体曝光排名次，也是参与反华大合唱的排前，才华不重要。中国人租下巴黎电影院自办电影周，那两本文娱节目表，居然连续两年把放映地点“写错”！可见之所以成天与竞争对手打“言论自由”牌，就在于自己早已握有将百姓视野圈进狭小区域的决胜牌。

对上海电影节也是滴水不漏封锁的，因为是掌握价值判断权的关键“节点”。一个民族做什么、往哪里走，就取决于它的价值判断。为此无论法国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荣誉，传媒万马齐喑，无一例外，名人也自觉遵从，在上海让中国人以为他们荣幸得很，回到本土则唯恐国人知道，与中国艺人拿外誉当上帝光环截然不同。最近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前总统希拉克要到中国推销其回忆录，但这条新闻在法国是全封的。以希拉克与传媒的深刻联系会找不到几家媒体报道？为什么当事人与传媒在“防火墙体系”中配合默契目标一致？没有人会为这样的封锁抱怨失去自由，更不会把去外国电影节当成要争的福利。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言论自由或艺术自由的问题，而事关价值判断权归于谁手，从价值判断权还可以引申到艺术定价权，在这里精英阶层人人有这种权力意识。

价值判断权直系文明的生存，单从经济上讲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权，简单说话语的流向不光决定一件衬衫、一瓶面霜、一块手表或一只手袋的定价权，也决定一部文艺作品乃至一个人的定价权。“中国造”质量同等价值却十倍或百倍之低，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中国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的厉害，这只无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数年时间，用信息（甚至假信息）接力的方式，将某国产品变得一钱不值，等其陷入破产绝境以低价一举收入囊中。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劫”！所以各国的“城墙”是阻挡“话语战争”、令看不见的手没法扩大“打劫”范围的最大障碍。各种“自由”、“独立”、“开放”的糖心丸也是为此抛出的。那些内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舆论的心脏控于他手都无知无觉。

电影和传媒是控制话语流向最周密的领域，因为是当今世界最便于使用、且不易暴露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有一群足以让中国人汗颜的忠诚卫士，其所用战术，没有明打明的教材，全是暗手，只能靠长年观察。我在《杰作流水线》、《电影的血统》、《电影的国际战线》等文中，对如何捧虚灭实地摧毁他国电影工业有较细的讲述，下面谈谈如何用电影为话语流向构筑道德高地，还是举实例：

遍布法国的大小电影节除了开发地区旅游资源，首要任务就是为构筑道德高地架设“话语平台”，源源不断地输送攻击对象的负面话语，从选片到颁奖都与美国（实际是以美国作外壳的世界统治集团）的国际战略密切配合，长期观察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界线：战线挪到哪里，制片人、选片人跟到哪里。比如为阻止中国人在非洲占西方的财路，制片人就找到一位乍得人（其实根本生活在法国）拍了一部悲剧电影，表现一对非洲父子因为中国老板裁员而陷入绝境。随后戛纳选片人“偏偏”在诺大的非洲就看中这部“代表非洲”参赛。在亚洲，从印度、越南到印尼，及至日、韩，选来的都有“温馨”画面，唯有中国必是“黑暗”。连中国周边国家如蒙古、吉尔吉斯坦等入选、得奖的电影都必有反华细节，非如此进不来。一部与艺术毫不搭介的纪录片《上访》，可以几年来转遍法国各地电影节，到处得奖，还在电影资料馆变成免费查询档案，那个“丑陋”的中国让法国人精神上得到多大的安慰，又为他们操纵话语的流向做出多大贡献，从“送料者”得到与才华多么不符的荣誉就可判断了。该片是由法国国家电视台和国家视听研究所出钱制作的，也就是用的是法国纳税人的钱。法国为什么要送中国这份礼呢？如果真喜欢中国穷人，对偷渡来想讨口饭吃的中国穷人手下留情岂不更合逻辑？真同情全世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为什么不怜悯本国遭受同样命运的人，不资助本国电影人拍此类电影，法国没有被司法和社会公正遗忘的角落？其次，“上访”这种帮助弱者的机制，聪明的西方才不设呢！你有本事就请律师打官司，没本事就认倒霉；法律如山，你打不赢，不服也得服。如果每一个人心中自有公正标准，还叫什么法制社会？法国为什么自己做这一套，却到中国去鼓噪另一套？再说怎么没见法国送印度、越南或印尼同样的“礼”？那里没有冤屈者？没有底层肮脏的角落？我无法评判《上访》拍摄者的意图和行为，更无法揣摩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只是那条国际“毁誉流水线”的打工仔，但我可以告诉国人，在法国人眼里这类人就是为猎犬送料的，没有别的价值。

单讲阻截中国的话语，有人又会百寻道理，下面就说说日本。如果说对中国是全封，对日本则是有封有放，对科技、工业是放，这意味着承认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这个“话语平台”背后是巨大财富，除了西方盟国间，轻易是不让别国分享的，因为决定了工业产品的定价权。日本产品能以高出中国产品十倍百倍的价格销售，绝非质量功能有如此差距，而是分享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话语平台”。产品档次的提升，质量固然重要，但并不起绝对作用，关键在于西方是否让你挤进“话语平台”。这才是当今世界最残酷的现实！话语是诱导消费者多花钱还是少花钱的闸门，是操控消费者价值判断的“节点”，此闸门的开启与关闭，造成的现实结果是：中国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一只法国品牌的皮包（还不算排队、验护照、限购这些“不客气”的招待），而法国人要求中国人以最低价格（百倍之低！）向他们出售同样质量的物品。两国民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南辕北辙的价值判断？一件寻常物品的价值为什么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话语已成为现代战争劫财篡权的武器。即使对日本这样的盟友，在关键“节点”上也是要封的。

关键“节点”就是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实际就是世界向哪里走、往哪里看的“灵魂点”。如东京电影节几十年被封（足见电影是话语战争的战略要地！），法国人不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电影节，法国电影人如果参赛或得奖，只字不报。不能在民众心里树立西方之外还有别的精神统治中心！驯养猎犬的要诀即杜绝其吃他食的可能。日本从国际战略结盟的角度被纳入“西方”，但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又被排除于核心之外，没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得到与其西方同行一样的对待，几位受宠的导演都是西方捧出来为捣毁本国电影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可见艺术自由不过是拆掉别人的城墙，自己捧出的明星也并不仅仅身负艺术使命。由此日本人设的任何国际奖都在被忽略之列，而民众经长年驯化，均接受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际奖”一钱不值！根本不给你这个“话语平台”，让你来决定话语的流向，给你影响价值判断的可能！对好莱坞、威尼斯、柏林……就不是这样行事的，因为那是完全控制在“集团”手里的。

从上述实例看，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而是每一个“节点”都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和隐秘；这也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构建自身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缺一不可；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从天而降”的馅饼无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里；话语是现代战争的标准武器，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样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谋划。

（2010年10月）

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何以中国人眼睛亮一点，就是对西方的仇视？此种荒谬逻辑为什么总像“卫士”似的冲出来遮挡已经毫无忧患意识的国人之眼，好像我们介绍一头肉食动物时，说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视老虎？把中国人任何一点自尊都上纲上线扣上“排外”的罪名，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国的虚实，其余目的均未达到，乾隆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但马特使个人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中方对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员送使团走时依依不舍、泪洒衣襟。但英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记得爱默生在他的《英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过，英国人脑袋拧死在目的上，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所以马特使丝毫没有被中国人对他的笼络打动，他在半年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诸如茶树之类的技术“专利”，这一切都在对他们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员眼皮底下进行。回到英国，马特使也未有一刻顾念朝夕相处的中国人对他的情谊，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桥，反而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华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战争。

我固然不希望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样的海盗本性，但因为五岁学童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忘了美国军舰在中国大门口耀武扬威，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那位泪水涟涟的陪同官？如果说，清末的中国对世界处于一种“不知彼，不知己”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以为我们至多处于“不知彼而知己”罢了。因此“知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为“知彼”提供一个窗口。

最近在翻阅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时，读到一本右翼执政党党员Chenva Tieu的小书：《有关中国玩艺儿的教材》。文中对那句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发抖”的解释颇为精辟。Tieu认为，将这句话归于“拿破仑语录”颇能说明西方文明的某种潜意识：“如果他（指拿破仑）拥有中国那么多人力的话，他无疑将发动对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象中的中国，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中国，一个拥有哥仑布或拿破仑的中国，就将不是中国了！因为这样一个西方化并拥有那些征服者、充满了跨越边界和与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国，根本就是欧洲各国轮番想象或塑造出来的，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试图尝试这一切。”Tieu准确地将两个文明的本质差异用寥寥几笔构勒出来：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由于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为中心，就应该为野蛮入侵承担责任。说中国因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逻辑。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别：他相信并接受了中国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岭，是近代以来被放在征服棋盘上的文明难以弥合的巨大伤口，它注定了看见与看不见“那个槛”。不接受原罪与梦想“天朝大国”，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见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笔下出现（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会讲国语的华裔），因为我们往往以中式良心与西方人将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们的本能来揣摩中国人一样。不可否认，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战争与灾难，将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再说怎么会道歉，如果中国人都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在统治阶层的刻意隐瞒下，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法国曾在19世纪野蛮入侵中国，中法之间发生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一系列以法国为施害者、中国为受害者的打劫条约。法国《世界报》东主之一、奢侈品集团老板彼埃尔·贝尔热就是在这种普遍无愧的氛围中，将圆明园两个兽首拿出来拍卖，还将这一抢来的赃物与“中国的人权”挂钩。强盗总有打劫的理由！

但正如雨果在他那封谴责火烧圆明园的信中所说，政府可以是强盗，人民永远不是。我从来没有将百姓与操纵他们的统治者混为一谈。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为“西方文明讳”，将西方视中国为征服对象的事实抹去。《向西看的那个槛》被法国一家网站翻译成法语刊登，有意思的是，译者为事先圈定读者的思维而有意偏译，而偏导的方向恰恰与潘文的思路如出一辙：自大、排外、仇视西方。打人的与被打的思想统一到如此程度，中国不亡，不知何方神助！打人者如此反应颇合逻辑，被打的人低头认罪他都心有余悸，若抬起头直视他，而且竟敢破解打人的秘密，那还不罪加三等。网民的诠释虽各有不同，但却同意“文章所举事例是无可争议的”。有的网友还表示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细节的篡变，真假掺合，关键是长期接力，大众在这种舆论操纵的技巧中无知无觉。所以在文明另一极的中国人上百年没发现，不足为奇，在征服者设定的思想轨道上做惯性思维，没有几代人是脱不出的。技能型智慧与思想的独到并无必然联系。

所以以几个美国例子——女儿的历史课、学习太极拳、挂上五星红旗等来证明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是用对叶子的了解来证明研究森林的人无理。以美国国土之大，华人之众，在某地某时，看不到我说的现象，毋庸置疑。太极拳早已成为一项国际体育运动，各国都有人练，法国也不例外，就像中国学小提琴的人成千上万一样。班上挂五星红旗只是美国人给予接纳的人的一点公平，甚至是礼貌的一部分。这面小旗也毫不阻碍美军炸掉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介绍“南京大屠杀”确有公正的一面，但也不乏推助华裔归化的考量，何况针对的是中美二战的共同敌人日本，这同样遮避不了美日今天的军事同盟，以及针对中国大张旗鼓的联合军事演习！

我佩服西方统治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极擅长让被洗脑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这是一门高等艺术，让人察觉的，就不叫洗脑而叫灌输了。潘先生举了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的例子来反证。如果一个体育项目，西方人占绝对优势，且由正拓展中国市场的国际奢侈品集团赞助经营，偶尔有个冠军让中国人得了，而西方主流媒体不报道，那就不叫洗脑了。但只要看看世乒、世羽冠军是否同样命运，比较报道李娜夺冠的新闻与对中国奥运新闻的恶意操作，就可看到什么叫舆论操纵。更何况，在关于李娜的报道中有一些微妙“细节”，比如法国媒体在不封夺冠事实的同时，大多掺进了附加主题，说李娜是与政府对抗的人（《解放报》报道标题“李娜，一个朴实的反抗者”），她的成功与其母国无关，她根本移民德国。这些“细节”才是“洗脑”的内容，也是西方精英的高明之处。由此一个中学女孩在美国学中国历史，极有可能辨不出这类“细节”。再说快成年的女儿要到美国的课堂上才第一次感觉中国不错，岂不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至于以法国之眼涵盖西方，是因为此“西方”不是泛指欧洲、北美及大洋洲的白种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七国集团，而是英、法、美三国，此三国乃世界幕后统治集团直接控制的国家，法国经常怀有二心，但近年似已死心踏地。自17世纪英国打掉西班牙，英法成为列强瓜分世界的主谋，一战英法联合战败德、俄，二战美英联手制服德、日，法国摇身一变挤进战胜国行列，征服统领权移交美国。数百年来，西方主要就是这三个国家在全球发动军事和文化征服，而在道义上始终未被打败。若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解释，此三国包括德、日这些走卒，不过是跨国统治集团推到前台的打手国，它们不光是投效者，也是合作者，积极参与征服和导演世界。

臆想“这个民族简直太傻、太劣质了”，是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套在我头上。感叹中国人善而天真与认定其“劣质”之间的鸿沟，任何不带预设眼光的人都能分辨。善不意味着傻，天真更不意味着劣质。作者的这种直线思维正暴露了他内心早已充斥“中国人劣质”这一思想底蕴，以致动不动便与之勾连。很多移居的中国人因为深植这一思想底蕴，不但看不见西方高悬祖国头顶的大刀，而且对一点点施舍甚至对方手软一些都感激涕零。于我而言，看见中国人的善也是到了西方有了比较后的领悟，绝非“天朝大国”的先天意识，更不可等同于“目中无人”。当我们津津乐道于西方奢侈品、甚至将其请入国家博物馆时，人家并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魅力”，而是竭尽全力在一切领域、用尽一切手段（从新闻、电影到广告、出版等有形无形的方式）诋毁中国产品。当奥运开幕式李宁点燃火炬时，法国人是这样解说的：中国人推出“李宁牌”与法国的XX牌争夺市场！封杀中国高铁、嫦娥号……非关新闻价值而是利益驱动，是刻意避免为中国制造做免费广告！在以征服为目的的西方上层精英看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偶然，一切都在算计之中！

何以中国人眼睛亮一点，就是对西方的仇视？此种荒谬逻辑为什么总像“卫士”似地冲出来遮挡已经毫无忧患意识的国人之眼，好象我们介绍一头肉食动物时，说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视老虎？把中国人任何一点自尊都上纲上线扣上“排外”的罪名，把“开放”做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其实有人愿意待在“明信片”视野里没什么不好，以“国际主义胸怀”去搭桥也多多益善，只不过若以为2008年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略抬贵手，是中方友谊搭桥而非抗争与实力迫对方调整战略方针，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够不上。

218年前，假如陪同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没被英国绅士的温文尔雅和自己两面讨好的心理蒙住双眼，一路细察来客的真实意图，也许中国人就不用等到1840年才发现天敌的到来。

（2011年7月）

“受害者”流水线

(西方文明数百年来对全球的征服，最完美的兵器并非飞机大炮，而是让被征服者相信自己的原罪。问题不在于原罪的清单，而在于开单者让你接受“生即罪”的技巧。这是个一环套一环的计策，让人接受自己的文明生来有罪，必须先让人坚信自己是本文明受害者。)

睁眼看世界，看到不能不怀疑已经导演至今的世界史剧，谁能想到这一天？怀疑是从发现话语的接力开始的，而发现话语接力之人为操纵及一以贯之，是看到细节的篡改。随后才窥到看不见的手的工程：话语的接力是靠细节的篡改完成的，是只有短暂一生的个体难以想象的滴水穿石过程，技巧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关键是假的份额以多大比率放进真事里，才能不引起人的警觉，同时达到篡变目的。而这轮流接力、目标一致的暗手，若不是亲眼目睹，我已经大半吞下了近现代史所有“神话”。

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若隐若现地附着于一股执着的力量，一桩桩孤立地看，很是无关紧要，但连缀起来，则让人不得不问为什么有锲而不舍的“失误”？我不久前极其偶然地走进阿尔贝·卡恩博物馆，该馆位于巴黎西边富人区，创馆人卡恩是个犹太银行家，20世纪初周游东方列国，主要使命是与日本贵族和银行家结盟，回来就在布洛涅森林边建了这个日本花园。花园的室内部分最近举办“日本影像”展，内容就是卡恩游日的摄影作品。

当我从一张张扩印的照片转到墙上一张日本历史纪年表时，表上有两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无独有偶，两个细节的篡改竟都与中国有关。第一个细节将日本文明的影响源平分给两个国家：中国与韩国，特意用了sinocoréen这个并列词。篡改历史其实并不需要百分百的颠倒黑白，模糊掉百分之三十才是最佳说谎比率。多于这个比率，则被戳穿的速度会成倍上升。关键不在一次模糊多少，而在长期接力。抹去中华文明在东亚历史上的核心作用，由日韩做，倒也不失逻辑，何以不搭界的法国一个小博物馆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二个细节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真假掺半，只提到日本占领满州，但不提满州是中国的。这是真掺假、虚兑实的典型技法：作为历史纪年表若不写中日战争，会被指责不实，因此并没有全盘抹去日本侵华战争，但挑选词语以模糊概念，再用后者实际抹去事实。在这里满州被做成一个没有所属国的模糊地理概念（暗示无主或有争议的领土），“占领满州”的道义缺失就被悄悄含糊了。法国民众绝大多数不会知道满州为何地何国，即使略知一二，看到专家都说法不明，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再说一般人对这种精细的手脚没有天然警觉，看过就算，而真正的洗脑不是靠强力灌输，正是靠这种细节的篡改和接力。

接下去就只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一般就是这样几个篡改步骤：先对不可全盘抹杀的部分在用词上做手脚，以达到模糊概念的目的，这叫将事实虚化；接着是刻意强化另一事实，用此事实抹掉彼事实。这种研究了人的弱点下的方子，万无一失，不解操纵技巧的看客，看了也不知道被耍。我好多年前在外省一些芝麻大的博物馆，也发现二战纪年表有同样的“失误”，而且“失误”的方向始终如一。这让我百思不解，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摆在前面、没有一个阴谋埋在心里，持之以恒地就历史真相作弊，甚至染指与法国历史无关的远东史，意义何在？什么人要用接力的方式、将他文明的历史拆砖卸瓦、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篡变和误导？

我在寻找李鸿章旅法的历史资料时，把1896年前后的法国报纸翻了个遍，发觉从19世纪至今，谈论中国的思路、语调、搜索证据和下结论的方法，一脉相承。比如《十字架报》谈及中国，1896年和2011年的稿子，只需把“基督箴言”换成“民主箴言”，别的可不改！一百多年中国几乎抛弃了承传几千年的文明，而他们谈论中国的思维底线不变，并且从历史到新闻、从电影到文化的诸方面，全都能找到上述这类细节的篡改和执着的接力。针对一个国家超过百年的舆论接力沿着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有一个渐渐被我发现的主动脉——“受害者”流水线，那么用偏见和误解解释，就难以服人了。

我发现涂改真相——历史的和现实的——是西方掌控话语的那部分精英惯用的手法。先是发现时事的呈现和解说并非以事实为脉络，而是以前定的舆论接力为主轴，真相被肢解、割裂、取舍、篡改，服务于这条早已设计好的舆论流水线。而这从文艺“杰作”的标准设定，到话语人物的挑选，乃至学术研究的课题，绕来绕去是连接到这条舆论中轴上的。公众舆论舞台上有一批撒谎从不脸红的“专家”，拒绝参与的正直人则被边缘化甚至封嘴。由于经年累月地说谎而名声地位不减分毫，让我意识到他们与中国的某些学术造假完全不同，后者是利欲熏心的个人行为，前者则是带有使命的集体行为。胜利者涂抹失败者的历史，举世皆有，作为欺压手段的一部分也并不稀奇。让我触目惊心的，不在于涂改本身，而在于手段隐秘、轮番接力以及操作者的自觉一律，涉及某些议题，可以说合伙作弊（例外的要么当即被剪除，要么事后被后面的手涂抹）。这让我斗胆提出一个问题，世界近现代史的“主人”（西方）如此不诚实，顺着他的手指看世界也看自己的中国人两百年来被误导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是长长的“接力”显露了操纵细节并非偶然而有深远目的。比如“受害者”流水线的接力。初来法国就发觉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受害者”，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因为围绕中国的所有信息都是精英为这个舆论轴线一丝不苟地筛选的，其余的皆被有意剔除。自古就从未获得过自我解释权的百姓（严禁自读《圣经》，解释权唯教士拥有），对精英们阻止他们吃他食习以为常，既不生疑亦不反叛，反而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一致对外。而面对这个头衔，接受的中国人大有人在，其中又分两类：觉得头衔很时髦；用头衔换取利益。前者是被强权的解释权诱惑，后者是为利益被强权本身吸引。很多人不得不在“受害”证明上签字，才能获得合法居留，为此有一批人权斗士为他们撰写耸人听闻的受害情节。这些下层人权分子多是好人，真心要为“搁浅者”找一块地盘，看不到自己只是“受害者”流水线上完成细节制造的卒子。为定居而说谎的人也不可怕，他们拿了绿卡，就把谎言抛到九霄云外，并不忘祖；倒是捡时髦的人可怕，而且从国外传染到国内，他们模仿着暗示自己，唯恐不能完美地扮演“受害者”角色。被强权的解释权诱惑要比被强权本身震慑移变力大得多，聪明的统治者都是牢握解释权，就像美食家有别于吃饱者。

凡涉及时髦和利益，可想象风气会以怎样的速度漫延，其中不乏一些真受过苦的，但多数不但不是受害者，还是得益者。就算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起步不久，加上汇率的悬殊，中国人有见人矮三分的不利地位，但从物质的差异到受害者，这一步还是迈得夸张了一点。这让我开始寻找中国人的“受害”感有多大部分是真实的，有多大部分是被灌进脑子里的，被灌进的这部分来自哪里？“受害者思维”并不始于三十年前，它早就被设定为中国人的思想轨道，有里里外外的操作手在这条半真半假的受害走廊里置幕布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穿在这根烤肉签上的，有一批红透半边天的作家不过是“受害者思维”的模仿者。这种从外到里的有意传导和无意接力，篡变了历史观，真的达到了潜意识操控，让受害者看不见真正的施害者而转为自戕。

文明必有缺陷，我们自身有多少弱点，我们的文明就有多少漏洞，在它的阴面，每个人都既是屠夫又是被害者。文明更不可能让人人幸福，它的延续和它的禁忌是一驾车的两只轮子，缺一不可，因此世上没有一种文明没有它的牺牲者和冤魂。文明的文字和影像制造者描黑述苦，古已有之，文人墨客比一般人敏感，看到事物的阴面，再正常不过。但因工业化比人家慢了几步、遭遇了蛮不讲理的大盗，军事上打了几场败仗，就相信真正的贻害者是祖宗创造的文明，如果不是征服者前所未有的精神贬损和诱导，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个文明在历史上多次遭遇灭顶之变，并未因此就抛弃文明的核心体系。

在文明的博弈场上，找到每一个文明的出发点，才能看清落在自己头上的究竟是什么。几百年来，大半个地球被打败的文明都成了奴隶民族，至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精神奴隶的疆域还有越来越扩大的倾向。

此文要探究的不是早已存在的影子帝国和它的精神奴隶，而是在无以数计的奴隶中，为什么有驯化的和驯化不了的，有至少看得出自己实际处境的和完全看不出的？是什么促成了人群的分野？很少有人看到致使这个天平上下摆动的原点，而看不见原点，就很难真正弄明白反抗者师出何名？驯服者为什么心甘情愿？

要找到原点，不反观征服者，是摸不到的。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征服者，有劫财的，有占地的，有篡位的。对创造了高等文明、只在历史短暂间隙沦为奴隶的民族，这样的征服者并不十分可怕，破坏是暂时的。但近两百年的这个征服者不属于这类，他不是简单的破坏者，而是吞噬者。他在武力之外，设计了一架精神吞噬机，其机芯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原点。

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字展开的，这是征服他文明的发动机，这两个字叫“原罪”。在古老文明的漫长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让被征服者相信自身文明本身就是一桩原罪，这一次才是真正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敌。这使得一个正在被征服的文明，就像以这个原点为法码的天平，接受原罪的人在一边，不接受原罪的人在另一边，两边对骂着，撕打着，有时你死我活，反正从此不共戴天。大半个地球被这原点砸入的楔子搅得不得安生，至今未有穷期。原罪概念的设计者就这么让被征服者自己搅进吞噬机的轮盘，只需时不时在吞噬减缓时，往撕杀后取得暂时平衡的原点两边再制造一次失衡，齿轮就重新自动旋转起来。

让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史上最讲平等和公平的文明的受害者，并不在事实如何，而在心灵诱导的技巧。这是怎样的一架价值颠覆机，居然让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嘎然而止！而中止的起跑线就是让这个文明的承接者集体接受“受害者”头衔！那么什么人要诱发中国人的“受害”感？让一个民族相信自己是本文明的受害者，究竟是操纵者正义感大发，还是另有所图？以我个人的旅西经历，有那么多别有用心的手撩拨着你，还有那些荣誉通道永不止息地诱惑着你，“受害者”这件外衣真是垂手可得，而且穿了大有便宜可赚。

夺人之国，必先陷人之心。一百多年来，外面接力里面模仿，“受害者思维”绵延不断、愈演愈烈地贯穿中国人的灵魂。在征服者高高在上的诱导下，这场半真半幻的自残游戏何时有谢幕的一天？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大学快毕业的男孩，从小到大一天苦没吃过，同等阶层的西方孩子也未必能得到这般呵护，但天之娇子却模仿了一堆“受害”感。他跟我说不考国内研究生，教育体制不好（其实他这种资质不高但肯学的孩子恰恰是这个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不在国内谋职，国家不好（竞争力不强的父母恰恰是靠了一口公家饭才让他从小到大衣食无忧）；让父母将白得的两套公房中的一套卖掉，用30万去澳大利亚留学，我说留学也无妨，为什么去澳大利亚，他说澳大利亚可以移民（作中国人不好）。他忘了他并不聪明的资质是靠他看不上的教育体制才有今天；他似乎也不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年轻人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他更看不到那30万可不是胼手胝足得来；他甚至不懂得一个人有祖国意味着什么。这件事让我看到一个可怕现象：心灵诱导到一定时候可以取代真实，“受害者思维”会像传染病一样流行。

心灵诱导是怎么操纵的？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操作，事例不胜枚举，整个上层建筑，从学术到电影，从出版到教学，从政客到非政府组织，从各类“国际奖”到新闻媒体，蜘蛛织网一般，怎么织在此只能略举一二：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西方政客出访中国或接待中方领导人，必须像完成作业似地交待“他们对中国人权问题表了态”——之深层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客敢说“我没做或不想做”，即使实际在中方面前“没做或不想做”，面对媒体也不得不撒谎？而媒体也心照不宣，共演双簧？法国原驻华记者2008年7月19日在某网站上写道（在正式报纸上是不写的）：“囚犯名单构成中国与西方外交关系中一个非常久远的传统。有一位法国外交官某天向我讲述了一幕滑稽场景：他受命在雅克·希拉克访华正式活动之余，将那份名单交给中国官方，这任务可是吃力不讨好、没人愿做的。他的中方同行拒绝接这份名单，他最后不得不硬塞到他手上……”这是记者留了情面的版本，真实情况更荒唐：这位法国外交官被逼着完成“作业”，最后是在外交部走廊上拉住一位中国下级官员，趁其不备把名单塞进对方口袋，转身就跑……随后他们便对媒体宣布总统对中国人权表示关注！从总统都不愿在正式活动时做这种事，可见他并不情愿，那他究竟被什么力量绑架？表面看政客与媒体往往是在互动中共同营造舆论，政客向媒体交“作业”，媒体又向舆论交“作业”，而舆论的操纵者正是此二者。这般自咬尾巴，人们当然要问谁才是舆论的幕后操纵者？维持这样的舆论再以此绑架所有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一般较深的分析，这不过是百多年来从不放手的动武之外的欺压手段，不断骚扰搞得你不得安生。若目的到此为止，为什么会出现上面那一幕？把记者和政客放进上述的“受害者”流水线，他们各自的角色和使命便一目了然。从政客和媒体不过是这条“受害者”流水线的接力者角度，上面的“为什么不得不做、每次必做、各国轮流做、撒谎都在所不惜”便迎刃而解。既然是一条目的超出某届政府或某家传媒利益的舆论流水线，卒子到位，保证传递，就超出行为自身的价值。

在这场接力中，卒子分布在各个接棒点，从政客、新闻记者到艺术家、学者直至对象国的叛逆者，各司其职，任务就是接棒，实际发生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不能让舆论的接力停下来。舆论的影响力和打击力量，来自它的不中断和无人能见的操纵线路！法国某驻华记者在2011年初至6月的半年中，一共发回47篇报道，其中只有一篇可以算作“立场中立”，就是唯一的那篇体育文章，但标题也颇有离间的味道：“李娜，一个朴实的反抗者”。

关于李娜夺冠的报道，法国媒体的确破了例（为了法网的赞助商、正开拓中国市场的奢侈品集团，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为了光大这一西方人占绝对优势的运动），但在不封堵她夺冠事实的同时，大多附加了报道主题，即李是个不喜欢自己国家的人，是反抗体制的，她移民国外，成就与其母国无关。7月6日这天，法国一24小时新闻台播出李娜拒绝中国政府给她的官衔。要知道这是在前一天揭幕的“中法语言年”的新闻被全封的背景下出台的，前者一字不报，后者被做成字幕新闻反复滚动。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中法语言年”只是做给中国来访高官和记者看的公关布景，这头根本不让民间知情，那头将“红火”的画面单方面传播，对国人来说有点诈骗的味道。

就说这篇唯一算得上“中立”的文章，也不偏不依遁着这一报道轴线，甚至将一场比赛的输赢与球员是否在西方获得“自由思想”直接挂钩！不知几周后李娜在温网大败，“自由思想”为什么又不灵验了！在如此“有色喷水龙头”下，我每每有文革在中国结束了、在这里却遥遥无期的感觉！其余46篇，除了3篇国际政治经营中国的国际“受害者”，如南海之争中的越南；剩下的23篇人权、5篇西藏直接经营“受害者”；15篇社会、政治与经济，间接经营“受害者”，因为无论是高铁还是刑事案件，最后都会引到两大预设主题：腐败和体制。

我是到了法国才发现，刑事案的受害人若在西方就是命遇偶然的倒霉者，到了中国就是体制甚至国家的必然受害者。Corruption（法语腐败）这个词他们是不用或极少用在自己或几个亲密盟国身上的，哪怕贪腐大同小异。这个词是专为剩下的世界设计的，遇到本国发生同类事，一律探讨个人因素，不能用这个词一以概之。词下面有太多潜台词，一旦使用，问题性质就从个人贪欲转移到整个政权的罪过，同时还包藏了19世纪可以公开说出、如今却只能隐含的歧视与恶意，只有掌控话语的精英深知对什么国必用、对什么国不用、怎么用。而深解中国人正义与公平本性的西方精英，早在19世纪就特送来了这个词，一说就是整体性的、制度性的、天生劣质的、不可救药的。我以前写过，连报道飞机失事也有轴线，若是本国或富裕盟国，一律归于偶然；涉及中国之类第三世界，则齐心一致地往人为过错上拉，由人为过失折射国家，无须事实。掌控世界话语的强权，坚持不懈地设计每个话语细节，处心积虑的培育弱势国的“受害情结”，那些早已认宗西方舆论的民族顺着这不易觉察的诱导而自贱到底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文明数百年来对全球的征服，最完美的兵器并非飞机大炮，而是让被征服者相信自己的原罪。问题不在于原罪的清单，而在于开单者让你接受“生即罪”的技巧。基督教文明当年的征服与扩张，运用的也是这一“头脑移变术”，让人相信自己出世就带着原罪。这是个一环套一环的计策，让人接受自己的文明生来有罪，必须先让人坚信自己是本文明受害者。

为此，诱导被攻击方的“受害者思维”，挖掘、培养“受害者”为预设思维提供佐证，就成了主要事业。有一个几乎从不更改的操作步骤：“受害者”持续不断的地方，就是要动大刀子的对象。而真遇自然灾害，“问斩国家”的受害者又变得那么不“值钱”！法国舆论对日本地震受害者的同情百倍于对汶川地震的受害者。测试他们与你为敌为友，看看是不是在你门里或门边专挖“受害者”，答案之准确超过战略专家的估算。有心人不妨统计一下，远的不计，就算这30年的文化领域：文学、电影、美术、新闻，凡西方人青睐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经营受害者。这是博取“国际声誉”的必由之路，像腐肉一样，越臭越吸引苍蝇。

具体的活主要由被挑选出的“原罪信徒”完成，越虔诚的信徒，越被赋以重任，这些人并不知自己在流水线上的卒子角色，只是穿上了时髦外衣，十二分得意，他们把自己卖了，永久的买主还没有找到，就已经把自己视为橱窗里的“上品”了。当秦桧再也不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人类文明史开启了它最大的悲剧！原罪信仰一启动，后浪推前浪，前一拨人刚清剿了祖先的原罪，后面人又接手清算完成前一使命的人的原罪，哪有终止的时日？

绝大多数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并不在人或物本身，而在他（它）们身上隐藏的权力。19世纪后，西方人一手坚船利炮、一手意识形态搭建了一座权力金字塔。而这一权力的褫夺，是一场对他文明的斩首，“受害者”流水线构筑了杀人不见血的问斩台。

人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也并不在事物本身，他们总是在尚没有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之前，先被影响力俘虏。当我终于看清中国人脱不掉的“贱民”身份下面埋着“原罪”二字，惊得汗毛倒竖。从那时起，我意识到灵魂控制之深不见底，以及清醒者螳臂当车的宿命。这其实已经非关尊严，而是文明在哪里断流的问题。被征服者接过真正的投降书的时日，史书上是不记载的，那上面甚至铺满歌舞升平的文字。你竖起耳朵，听到的只是历史间隙兴奋的喘息。

（2011年8月）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多遥远

（这些“画面阴谋家”从一百年前电影出现的那天起，就开始琢磨影像操纵和诈骗，精巧地操纵画面，足以将现实的力量打垮，足以抹去真实，篡改历史，虚构出另一种可以随他们摆布的世界秩序。）

客居法国的我，有时看一场体育转播，都有“锤子”砸下，好像生怕你忘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多遥远。有一个问题摆在那里：我们可以包容世界，世界（西方）能否容纳我们？我是从一些事例看到这个问题的可能结论的。不敢说是最后的结论，但至少让人心寒。但愿只是我的“误解”……

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期间，我几乎每天观看法国国家电视二台的直播。当然我也早有心理准备，如果一场比赛中国队占绝对优势，就别梦想在法国看到转播，像乒乓球、羽毛球世锦赛，不要说看转播，连体育新闻都不报，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这两项运动。所以本届游泳世锦赛，跳水部分是被切掉的，一般法国民众可能因此而以为罗马世锦赛只有游泳。如果只是因为法国在某些项目上弱，电视台不转播，我倒也能理解；问题是它还跟美、英、澳等国进一个“战壕”，中国人什么运动强，就封什么。

就算只有游泳吧，但即使在他们强势项目中，依然没有一点点大度。在所有游泳比赛中尽量不给中国运动员画面，不得不给时，比如上场介绍时避不开，不能明显地在一组参赛运动员中单单不让中国人露面，在这种时候你仔细看，一给中国人画面的时间最短；二只给中景或远景不给特写；三挑不好的角度。凡中国队取得金牌，不得不照惯例给一个特写时，在欧美运动员脸上可以停很久的镜头，对中国人则转瞬即逝，观者眼睛不盯着，马上就错过了。按惯例金牌得主不管哪国都有几个或长或短接受媒体采访的画面，自然法国人时间最长，尽管一块金牌未得，但这可以理解；美国人也很长，拍强权马屁嘛！其余画面长短按意识形态和种族分配，盟国或走卒根据富裕和战略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种族也有个排列：西方人（这种时候不分黑白）、黑人（非西方国家的）、阿拉伯人、东亚黄种人。想不到吧，黄种人是排在最后的，日、韩也未逃掉，只不过中国人又在日韩之后。这样排纯属偶然，还是精心算计？由于将一眼能看到的种族主义模糊掉了，不深解西方近现代史，是很难参透玄机的。我这样一个有心人都费时颇多才看出门道，未解西方那些藏而不露历史的人，怎么可能看穿这天方夜谭般的算计？我若转到中国电视台想弥补在法国电视台看不到的中国运动员身影，结果有时也是同样的，因为部分国内传媒唯西媒马首是瞻。所以我时常落入绝望中，这么聪明的统治者控制世界的那一天不会遥远。至于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放黑人一码，东亚黄种人又为什么被排在最后，以后有机会再谈。

我从头至尾细看了，日本人得金后也没有西方记者采访的画面，但至少还留给他几个本国媒体采访的镜头；中国人则连日、韩都不如，没有一秒钟的采访画面。没法像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样将整个运动会抹掉，就在画面上做手脚。这些“画面操纵手”对人的心理有透彻研究，反复炒作的消息和重复的画面，才能收进每个观者个人的心理影像史，通过巧妙诱导的个人视角，又能返回去操纵历史甚至改写历史。即刻的真实是无足轻重的，留下来的会轻而易举地取代它，变成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各大电视台的剪辑权是握在极少几个核心人员手里的。此大权绝不旁落，莫非把“新闻”当作武器，视“舆论”为战争乎？否则何必权力如此集中？如果承认传媒是能量堪与政权媲美的权力，如此集中的控制，是不是也是一种形式的“极权”？所以在这里，大财团只要暗暗控制总编、主持人和剪辑师等寥寥数人，根本不需要再出面干涉什么。

由此你若在比赛冲刺前有事离开几分钟，假如金牌又恰恰被中国人拿了，折回后就很难知道金牌花落谁家。凡中国人得金牌，盯着看才可能看到，一旦错过你就无法获悉了，因为他们连“新闻回顾”时都有意绕开，这叫“后消除法”。这种手法你若追究，他可以狡辩：我没有封锁新闻。但这样暗作手脚，且长此以往，绝无例外，就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新闻封锁，让你存而不在。赛后，我连问了好几个法国人，无一人知道中国拿过金牌，遑论得悉中国无论是金牌数还是奖牌总数都与美国一样。在这后一点上，法国媒体连暗搞都放弃了，直接撒了一个谎，说美国第一，德国第二，但为了谎不被识破，不公布具体奖牌榜。堂堂国家电视台！对金牌尚且如此，得银牌、铜牌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根本就不存在，银、铜牌得主只要是中国人，观众不仔细去查该赛排行榜，就不知道二、三名被什么人得了。

再就是主持人，如果法国队在争奖牌，他们会叫得惊天动地，一点不夸张，如果是美国人冲向终点，他们也会叫得声嘶力竭，世界霸主嘛！小资是最看强权眼色调配热度的。余下的，用什么音频、取多少热情则与上述分配画面长短一样，也是随西方利益圈的辐射一层层向外递减，不知他们脑袋里装了架什么机器，可以如此精确地调节感情。轮到中国人率先冲向终点时，音频则降到了最低点，时常到最后几秒是沉默，问题是哪怕不是与法国人对阵，按理应该有起码的中立了，不！照样好像被偷了金子似的，有时甚至大叫着希望诸如摩洛哥或非洲某个国家赢，以我“狭隘”的观感，不知是否因为那曾经是他们的殖民地？最后看到中国运动员胜得无可争议、遥遥领先，就酸酸地开始翻旧账了。比如女子4×100米花样接力中国女队以优势战胜美国队后，主持人就开始暗示，说多少年前中国女队也得过此项冠军，但是服用了兴奋剂。我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逆料其肚里水这么浅！

整个罗马世锦赛期间，我在法国的电视转播中，没有看到一个中国运动员领奖的画面，更不要说听到一声中国国歌，看到一次升旗了。柏林田径世锦赛时，最后一天直播，由于重头戏是女子马拉松，中国女孩奔跑的身影绕不过，但她冲向终点前我因事走开片刻，回来那镜头就看不到了，只听见全场掌声，镜头里却不见冠军身影，民众还是好人多，而且他们讲究集体风度，只要有一部分人鼓掌，余下的人必跟。大概这样一场大赛，如此有天赋的冠军，再不给一个画面太过分，镜头又转回冠军，但只有几秒，女孩与队友拥抱，接过五星红旗，正要展开，画面马上就被剪掉了，再也没有转回来。整个下午到晚上乃至第二天的田径赛总回顾，你可以想象，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

再说奖牌数。早在去年北京奥运，法国电视台一开始转播中每天挂奖牌榜，后来中国金牌越来越多，超过美国时，奖牌榜就被撤掉了。而且不是自己玩不过就不玩了，而是美国玩不过中国，法国体育迷们就连知情权都被剥夺了，他们不知道谁拿的金牌最多，甚至奖牌在全球的分布也无权知情，因为体育记者们受不了中国拿得多决定不玩奖牌竞争了。也是从中国奖牌大增那一天起，媒体开始朝与原来相反的方向引导舆论。起先以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肯定是赢家，他们对奖牌非常在乎，转播中天天清点一番牌落谁家，后来情势逆转，奖牌榜便不见了，舆论的调子也随之逆转。奥运直播每天有一段点评，由对中国极端恶意的电视明星加尔利耶主持，这个节目实际是给体育节目定政治调子，不让体育越“政治不正确”的红线。如开幕式很好看，加尔利耶就出来消毒，说那么漂亮是虚假的；如中国运动员表现出色，加尔利耶又出来敲打敲打被迷住的观众，说那都是不人道的“冠军工厂”炮制出来的，好像法美顶尖运动员不是靠吃苦练就的；中国金牌多了，加尔利耶就又出来做反向引导，说体育比赛重在参与，奖牌不重要，为此还有意为放弃比赛、令法国观众大失所望的游泳女将马努杜唱赞歌，说在“逃兵”的失败中看到了美，那三寸不烂之舌，硬可以讲歪理，把得金牌说成了一件坏事。如果一视同仁倒也罢了，全世界取消比赛和金牌，我也赞成。但自己人拿金牌是英雄，中国人得金牌，就连金牌都成了过错？！罗马世锦赛也一样，中国因金牌拿得多，反倒令他们三缄其口，甚至编出德国金牌第二的谎言。等到柏林田径赛，中国只得一枚金牌，嘴上的封条就撕掉了，主持人在中国女子马拉松取得金牌后，讥讽地说：“中国在奥运会拿那么多，这回才拿了一枚。”法国民众到这时方得知中国在奥运会拿了很多金牌，可惜是体育记者为了挖苦中国人才漏出来的。在这里搞的又是模糊细节、偷换概念的游戏，中国的奥运金牌并不是靠田径得来的，把两个不可比的事物进行比较，目的不是知会民众，而是抓住任何机会、甚至不惜变相骗人，误导法国民众。

看到这一切我还能总结出什么别的逻辑吗？只得一枚金牌时，法国人就有权知道确切数字了；拿了十枚，真实数字就消失了；等到金牌超过美国，则奖牌榜整个被抹去了，这时候人们听到了从未在西方听过的“理念”——比赛是为了“交流”！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提过比赛是为了友谊，但中国人是在打败对方怕精神上伤害对方才提出的；西方人是在打不过时，为了贬低对方的胜利，才祭出这面旗帜。两个文明之间的鸿沟只在这一个细节里，便已经惊心动魄！

你读了上文再回头看2008年奥运会前发生的那些“离奇”事，大概就不再需要解释了。先是奥运开幕前声势浩大的舆论战，一块破布只要能拿来抹黑中国都可以硬说成是锦缎，到处展示。巴黎火炬受阻已有很多报道，我在此省略。媒体怎么对待火炬剩下的传递，我说出来，中国人大概都难以相信。伦敦、巴黎、旧金山这筹划好的“百慕大三角”过去之后，法国媒体几乎成了一座“灾难守望塔”，没有别的任务，就是盼火炬再“出事”。那种不加掩饰的兴灾乐祸，简直就像小孩盼望鞭炮爆炸或水漫车翻一样可笑。最先寄望于阿根廷，然后又把希望挪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估计什么地方会闹，就把特派记者早早送去等着。直到火炬传入东南亚，知道没戏了，火炬便在法国媒体上消失了。藏独、阻挠火炬、呼吁抵制均未成功，接下来便打环境污染牌，注意这几乎是所有恶搞的最后撒手锏，因为最时髦、最道德、最受普遍认同。奥运开幕前那一个多月，特派北京的记者简直就像身负使命的“特工”，钻到北京甚至京郊最肮脏的角落（真要找巴黎难道没有吗？不往远去，市中心圣米歇尔地铁站楼梯上的尿迹和臭味难道还少吗？但中国记者觉得专挑人家这种事不地道！），或者找最穷的人，要不就是最激烈的异议人士，或挑最阴云密布的一天，连篇累牍报回空气怎么坏、城市怎么丑陋、百姓怎么穷、筹办怎么虚假……目的也很明确：一让法国公众对如此重要的体育盛会事先产生恶感，进而失去兴趣，这叫打“预防针”，他们有一整套拴牢百姓的谋略，法国国家足球队教练甚至在《世界报》上呼吁民众连电视转播都不要看；二是天罗地网地撒“消毒水”，避免开幕后任何正面的东西反渗过来；三不用公开号召，暗地恐吓百姓，让其望而却步，使 北京宾馆饭店赚不到钱，拖垮你，这叫正面进攻不成，从后面进攻。

开幕式绕不过，但准备了“消毒”工具。电视二台主持人比拉利安那晚的任务傻瓜都能看明白，简直就是“政治铺导员”，时不时地敲打观众别光顾了好看忘了那是什么国家。就好比假如奥运会在美国举办，开幕式两个多小时的直播中，中国主持人时刻不忘提醒观众：“别忘小布什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入侵或关塔那摩还关着囚犯”；又或“别看黑人运动员这么风光，美国监狱里可多半关的是黑人……”那晚的解说做得之过分，让不少想好好欣赏表演的观众实在受不了，往电视二台的网页上发信：住嘴吧，比拉利安！坐在主持人边上是一位华裔老先生，他的角色是解释表演的文化内涵，虽然插话机会不多，但他也忍不住为中国辩了几句。事后他私下对我们说，我与他（指这位主持人）结识多年，但有什么用，他在下面又踢又掐不让我说！

尽管做了一切“消毒”工作，但也许开幕式和闭幕式太好看，挡不住百姓喜爱，若再“开放”下去，便有“危险”，因此到了残奥会，干脆开、闭幕式都不转播，而其实转播权是一并购买的。很多法国残疾人都没有料到，开幕那天他们等在电视前，不少人以为自己弄错了时间。那天专业体育台都一片沉默，我拨过去看，在转播汽车赛。有个体育新闻台更绝，那天根本提都未提残奥会开幕。有聪明者绕到西班牙、英国台才看到开幕式。其后每天的比赛转播缩减到不足十分钟，如果没有法国残疾运动员在那边，恐怕整个运动会就不存在了。这次“新闻封锁”在民间引起不满，因为损害了残疾人的利益，对残疾运动员也不公，如果不是损害到自己人的利益，只对中国人不公，无论何种“封锁”民间其实是普遍接受的。但由于媒体对不满情绪如墙一般封得严严实实，政权也装聋作哑，再加上这个民族可能颇识“大体”，很快就没有下文了。政权与媒体在残奥转播问题上是不是串通好的？永远不会水落石出。人们只能从一个事实推测：转播的台是国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的总裁由“视听传媒最高委员会”任命，而该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命，这圈绕的！有一北非裔女残疾运动员夺了金牌，面对镜头说出媒体冷落，电视台马上封她，请来另一位坐轮椅的金牌得主，此人深解媒体要听什么，不光配合媒体数落主办国（中国人为各国残疾运动员做了多少好事，有点良心的都不该这么做！），还解释批评法国电视的女运动员说那种话是“得金后头脑发热”。法国游泳冠军贝尔纳也是这种“识时务”的人，知道要上电视必须配合，而经常上电视就意味着广告和财源，他从鸟巢返回次日，便在晚间新闻中表示，自己很想为藏独效力，但一时缺乏“勇气”。自这番“勇敢表态”后，他就成了传媒宠儿。

北京奥运千培万训挑出的美女颁奖员，在法国的转播中几乎看不到。每次颁奖，画面有时切割到失衡的程度，就是为了不让中国颁奖美女与得奖运动员在同一画面里出现，如果因为某种角度实在切不掉，就把镜头拉远，让人看不清她们，因为特写画面穿透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好看的形象。我花了好多年才证实法国电影界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凡大众电影里的华人形象，必是脸呆或丑、动作可笑的，我起先以为找不到面孔周正一点的，毕竟华人在这里人数不算太多，后来看到电影圈放进一越南裔美女（两个因素：对昔日殖民地，不管其政体如何，一般手下留情；越南非竞争对手），才证实对华人演员是故意找丑的，而且专找有几分“卑琐”相的。这些“画面阴谋家”从一百年前电影出现的那天起，就开始琢磨影像操纵和诈骗，精巧地操纵画面，足以将现实的力量打垮，足以抹去真实，篡改历史，虚构出另一种可以随他们摆布的世界秩序。

法国民众不知道北京奥运的象征物是什么样儿，“福娃”和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没有在法国媒体上出现一次，连体现奥运精神的这样一句话都容纳不了，雨果的故土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2009年9月）

恶搞中国——法国传媒与愚民策略

（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块绊脚石——最后一个未被肢解的古老“帝国”，始终未被彻底驯服，在掌权人不是西方利益代理人这样的起码前提下，近年居然想学西方分得好处，而且真能富强起来，这就犯下了渎神罪，不可原谅，连她的善都不可原谅。为此一道严密的“防火墙”建立起来，注意：是秘而不宣的，其使命则是双向的，对内封堵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无限夸大负面信息，对外误导中国知识分子，扶持和豢养他们中的叛逆者。）

7月8日下午，我坐在巴黎15区一家高蒙影院黑暗的红椅间，电影已经开始。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水一样从我心的岩壁间滑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股滚热的泪水顺着双颊流下来，止不住，与电影无关的眼泪！7·5无辜的冤魂往哪里去？然而眼泪无处流淌！你身边每时每刻都是谎言！设计完美的谎言！天理不容的谎言！说谎者英雄般在各大传媒露脸，不到西方不明白什么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在我脑海里徘徊已久的一篇文章，终于忍不住喷泻而出。主题围绕着“法国为什么这么反华”，本来这种檄文式主题我是不爱触及的，让国人知道真相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并没有把握。中华血液时常提醒我有些事还是不要去探底好。然而水罐毕竟有溢瓶的那一天，最后一滴水是7·5恐怖的集体屠杀。但我今天举的例子不是7月5日到7月9日的谎言，而是分析法国传媒对猪流感的报道。透过剖析一桩似乎与中国无关的新闻报道，向国人揭示西方传媒是怎么“杀人”不见血的，似乎更有说服力。

按说猪流感在世界的蔓延，与中国无关，中国这次防范疫病的工作做得远比法国好，在鸡蛋里挑骨头都找不到漏洞的背景下，法国传媒将中国拉进猪流感报道的用意和方法，就比任何其他情况下类似的手法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与利益冲突时的嘴热不同，常态下的恶搞代表了一种普遍状况，正是这一状况让我终于忍不住要向国人捅出真相。好在真相就像一颗酸果，每个人吃下去可以有不同的消化结果。

先来看看此次法国传媒对猪流感的报道中，中国元素在什么情况下被拉入，在什么情况下又被封杀，这精妙的一拉一堵，新闻是怎样从客观事件变成了制造舆论。

在猪流感疫情成为全球新闻热炒的第二天，曾有一家法国新闻台在最初的惶恐中透露中国已在机场设了体温测量器。发出此闻的记者，可能只想以这一新闻迂回责问政府为什么没有在法国机场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但很快这一政治不正确新闻就被拿掉，有些电视台继续用中国机场对入关人员进行体温测量的画面，但解说词已经把中国换成日本。这跟去年3·14后，将尼泊尔警察用大棒打示威者的镜头挪到中国身上，手法是一样的。普通民众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很难从画面细节中辨出真假，解说词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便相信什么。

接下来几天法国政府依然没有具体防疫措施，只安慰性地说法国是准备最好的国家，有大量储药和口罩，并在疑似病例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迟迟不公布有无确诊病人。而此时人们知道法国防疫部门需要至少三四天时间才能确诊一个病例。为什么这样慢？民众提出疑问。比如一小学有一九岁女童从墨西哥回来，返校当日就出现不适，疑似患病。但周三入院，防疫部门宣布要等到下周方可确诊。这就让同校的学生家长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没人确知这个病死亡率不高。而此时中国已推出快速检疫的方法，但这个消息被封堵得严严实实。切不可让法国民众知道中国也有比法国好的地方。直到2009年5月3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才宣布从下周起，检疫确诊时间将可从68小时缩减到12小时。

再来看与病源始发地墨西哥的关系，法国早在疫情爆发数天后，便要求欧盟中止与墨国的航班，并且为保护本国猪农和猪商的利益，绕开世卫组织自个儿将猪流感改叫为墨西哥流感。估计遭到墨国的抗议，两天后又改口。在此其间，中国对墨国的援救，法国民众自然也是无权知道的。至此均无可厚非。对我们来说，人家不提我们就是我们的万幸，这是我多年的总结。

中国从法国纷闹的猪流感新闻热炒中大约消失了一个星期。如果中国一直防范有效，也许会继续“消失”下去。不幸的是，香港确诊了一个病例。啊，至此一直“防范完美”的中国总算出现了一道可以撒盐的伤口。5月3日一早我打开电视，就看见字幕新闻反反复复地重复：“中国隔离41名墨西哥人。”接着就听见说墨国抗议中国隔离无辜的墨西哥人。中国隔离了整架飞机的人，其中多数是中国人，但整体情况被有意忽略，单挑出“中国隔离墨西哥人”，以致看新闻的法国人既不知中国为何采取隔离措施，也不知隔离的不单单是墨西哥人。前文不存在，后文却被反复播放，这种不诚实的手法，他狡辩起来会说我没有造谣，但对不知详情的法国民众来说，已起到不必直接造谣而实质造谣的目的。挑拨离间的报道并没有就此打住，接下去是报有些国家中止了与墨国的航班，但哪些国家一个不提，只点中国的名。报这条新闻主要是为了下面这段：墨西哥政府号召国民抵制与墨国中止航班的国家。这种手法我也熟悉，做这条新闻的目的并不在知会法国民众哪些国家中止了与墨国的航班，如果只为此，就应该说明哪些国家先后中止了航班，中止的理由，而不是有意忽略这些真正的信息，单拉出中国。用意也很明显，就是要围绕中国制造出一种舆论。看一个人前后行动的不一致，最能发现他的人品。法国早在一星期前第一个向欧盟提出中止与墨国的航班，未被欧盟接受只得作罢，这会儿摇身一变站到墨国立场，是不是游戏玩得也拙劣了点？

接下来就报香港如何封锁了发现病例的酒店，找到下榻该酒店的一位法国人联线，法国人通过电脑视频讲了他被隔离的经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是事实。但只报被封锁的酒店，却只字不提在香港确诊的猪流感病人是墨西哥人，且酒店里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只有对事实的“有意忽略”，才能在炒作结果时，蓄意制造舆论。此后一整天这位被“关”在香港旅馆里的法国人便在新闻滚动中不断出现，5月4日一早我打开电视，猪流感报道的第一个标题便是“香港关人”，那个住店法国人又出现了。其实全球发生这么大件事，可说的东西很多，反复炒作汪洋中的一滴水，用意何在？

这天中午的新闻就更有煽风点火的性质了，再次重复中国不让墨国航班入境，隔离外国人，也不许疫情严重的国家的商品入境。为这最后一句解说词配的画面，却是北京机场准备运往墨国的人道救援物质！做这种事好像永远没有末日审判！注意这里已经不是隔离墨西哥人，而是“外国人”，范围扩大了，但并没有细节，比如具体是哪国人，为什么？细节是被有意模糊的，为的是增强名词“外国人”的穿透力和击打范围，夸大没有直接说出口的潜台词：排外。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做出的每一个有点自我保护性质的反应，他们无一例外都巧妙地将之拉到这个名词上。隔离传染源这样的小事，他们都能拐弯抹角、使尽手腕拖到这个结论上，其他的事便可想而知。这是他们的落脚点，是一百多年来从未变过的、还会一直制造下去的“舆论”。制造到我们自己也已相信这是我们的一桩“原罪”。原罪的设计和心灵诱导，是让强盗可以有层出不穷的劫掠理由。

法国也有善良的人，这些人到过中国一般都会看到一个事实：中国人对外人太好。但持这种观点的人，都遭传媒封锁，因为他们越了“政治不正确”的红线。在这里，越“政治不正确”的红线已是不可原谅，如果越界为的是“敌”国，那就形同背叛，会遭遇传媒自觉一律地封杀。这也是我无底之忧郁的源泉，因为面对这一底质，任何道德起点都已不可能了。这里须注明的是：所有非同类国家都是明的或暗的敌国，而中国是非同类国家之首，它还剩下几个“唯一”：唯一在近现代没有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土地；唯一游离在西方文化圈之外而又有能力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文明；唯一保持宗教之外另一种价值观且未被彻底肢解的大陆。

名词的选择从来不是偶然的，淡化细节而反复炒作一些蓄意挑选的名词，是因为大脑在接收信息时，最先且最易接收的是名词，其后才是事实。比如对新疆7·5惨案的报道，从第一天就选好了用词：中国人与维吾尔人的冲突，注意：这里故意不用维族和汉族这样的名词，用意是很深的。政府间的微笑与外交辞令是随着利益需要而变的，从根上培养民众对中国的敌意则是百年不变的。

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并不靠劫掠维生，天下大乱对他没什么好处。这种心理还来自一神教千年不断的传统，信仰与暴力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此不在这里生活的人，或头脑事先已被漂亮名词塞满的人，想象不出甚至都没法相信法国传媒这些暗招。我上面举的有关猪流感的报道例子，是暗招中最温和、最不偏激、最貌似公允的，因为并不直接涉及西方利益，至多只是借刀杀人。在其他事情上，报道与真实相差多远，你就可以想象了。针对中国的报道，我总结出一个公式：没有新闻，只有舆论。一个国家的媒体几十年甚至百年如一日这般操作，“法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国”，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中国因为前述的那几个“唯一”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块绊脚石——最后一个未被肢解的古老“帝国”，始终未被彻底驯服，在掌权人不是西方利益代理人这样的起码前提下，近年居然想学西方分得好处，而且真能富强起来，这就犯下了渎神罪，不可原谅，连她的善都不可原谅。为此一道严密的“防火墙”建立起来，注意：是秘而不宣的，其使命则是双向的，对内封堵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无限夸大负面信息，对外误导中国知识分子，扶持和豢养他们中的叛逆者。为搭建这道“防火墙”，有成龙配套的“建设者”，其中恐怕只有最后一环——被精心挑选的中国叛逆者，其实他们真正的名称应为“负面中国的证明者”——不知道自己实际承担的使命。他们中真诚寻求正义的那部分人，相信并不知自己被如此利用，当然有一部分对实际使命心照不宣。而“墙”的其他各环节都对肩负的使命赤胆忠诚。

“搭建者”由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组成：媒体为平台，兼控制新闻源头、策划舆论导向、有选择地利用、广泛传播谣言、谎言等使命，且西方各国已自觉地连成一条线。比如对7·5惨案的舆论定向是“民族骚乱”而非“恐怖袭击”，这就为后续的造谣惑众、将热比亚捧成“正面”人物提供了前题。而中国传媒也跟着此一定向思维，真是让人欲哭无泪！下一个环节是各媒体派往中国的常驻记者、以人道为外壳的某些“非政府”组织和文化艺术经营者或掮客，由他们承担坏证据收集者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发掘、挑选甚至制造叛逆者。本来联络乃至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或与政权有口角的艺术家、文化人，并无可厚非，再说哪个国家没有异议者，真要搞，法国不比中国少。但以此为专业，封锁任何正面信息，非异议者不要，久而久之，便让我明白了他们肩负特殊使命。所以中国人也别费心思花线去请这些记者，而且你无论怎么开放、透明都没用，凡正面的一个字都不会报，你就是把心掏给他们，也“收买”不了这群“忠诚卫士”，其自觉性令人胆寒，文革时高压下中国人也未必这么自觉一律，而他们不需要上面说一个字。比如法国无人知道“上海电影节”的存在，这五个字就不能在法国传媒上出现，你请吕克·贝松，哪怕请到希拉克都没用。反观中国对“戛纳电影节”的热捧，以及对自家说几句实话不跟风的人的封杀，让人无言！法国民众也鲜知有“上海世博会”，为封锁世博会的消息，连法国设馆都一字不报；下一个关键环节是为前一环节提供理论依据的汉学家，能上主流媒体的汉学家无一不是反华的，而且为了言论一致、不让民众发现控制的痕迹，发言权只给极少数人，这叫卡住源头。造成的结果是汉学界异议者无声无息，而民众以为汉学专家看法一致；最后一环由“负面中国的证明者”组成，他们的存在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提供“审判”的“罪”证。如果能在挖掘、培养、热捧他们的流水线制造者身上发现任何一点悲天悯人，我就不忍说出以上这些话。

这道“防火墙”可谓建造完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纸质到视听传媒提供的中国负面“新闻”，到电影节和电影院入选和放映的揭露中国黑暗的电影，再到“专家们”众口一调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研究”，延伸至图书市场面朝一个方向地有选择出版，更不要说还有“国际”文学和电影奖非异议者及非异议作品不奖之紧密配合，连图书馆、书店都不疏漏，反华的书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公正一点的则藏在你找都找不到的地方！这道秘密封锁线，国内的人哪怕法国问题专家也无法知情，更难以想象，因为手段隐秘、只做不说，住在法国恐怕也只知其然难知其所以然。做的事不说，说的事不做，是西人捉弄界外人的一个秘诀。这就让明眼人遭遇来自内部的无限阻力，因为善人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我是在发现所有这一切全都朝着一个方向，如此“不约而同”、“鲜少例外”，各个领域努力的方向终了是连成一线的以后，才一点点看清隐匿其后的庞大机器——防火墙体系。

有人可能会问，那些对华友好的权势人物也会让“防火墙”存在吗？事实是他们没有动这道“防火墙”。我甚至可以说对华再友好的政治家都不会从根本上动这道墙。为什么？这首先与基督教文明不容异己的底质有关，异教永远是在界外的，是对立的。而且绝不容忍对立的存在，必摧而毁之而后快。后来基督换成了新一神，思维方式、行事方法则千年承传。亲华政客也难逃这一文化底蕴。其次，“防火墙”并非起自密特朗时期（1981—1995年），而是从19世纪就搭建下来，只不过“墙”在不同历史时期强弱不同。中国从两次“鸦片战争”后便构不成竞争对手，对贫弱的异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对永远也追不上来的更可以撒几滴眼泪，比如对几乎被灭绝的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美好感情一箩筐。后来戴高乐因反抗挟英美之威的利益集团，冲破冷战重围，承认中国，当时舆论控制权也不似近三十年完全落入利益集团手中。第三，政客普遍懦弱。由利益集团操纵的传媒有让他们当选或落选的能量，公开为中国辩护这一“政治不正确”的红线，他们也是不敢越的。况且民众已被“防火墙”供应的“食品”喂养得磨拳擦掌，这正好是将国内矛盾输出的好渠道，公开跳出来为中国说话，就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术，即愚民策略之一：“外面永远比我们这里差。”第四，他们完全左右不了传媒？非也。他们与利益集团之间也是互相利用，有协调空间，真要挺身而出，也不是百分百不可能。但中国不够强大，损伤中国不必付代价，相反明帮中国倒要烧着自己，何苦呢？基督教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只有末日审判，没有良心底线。这足以解释很多事。而且中国人不团结，没有内外底线，你今天帮她，明天传媒就能拉来几个“负面中国的证明者”反驳你，你又何苦呢？

我试着解释了很多中国人死活难懂的现象，不敢自诩是全面、公正的，至少是暴露了现实之一角。值得欣慰的是，自2008年“火炬事件”中国人发出一致的反抗之声，“防火墙”已出现松动迹象，因为那一声呐喊，让他们看到“墙”那边站起来的中国。

（2009年7月）

自由传媒夜话

(法国媒体有个不成文的政治正确主义，法新社、《世界报》和《解放报》这三家定调，所有人都自觉遵守，没有人敢越界，这叫“跟随主义”。当《世界报》定了内贾德“十恶不赦”的调子，全法国无一家媒体不跟随。)

法国媒体对中国就像个时刻提着打狗棍的人，打是一种习惯。虽然不必对中国人出示打的理由，但向自己他们倒有个交代，哪能平白无故打人。而且找理由，历来是为被打的人着想，这也是难以丢掉的传统。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中国在“不自由”的那一边。先不说把世界分成“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占了什么天理，以及“自由的”攻打“不自由的”是得了什么天授神权，只说自由不自由谁来界定，是以结果测量还是嘴大就行？

一位法国朋友的儿子近年在中国生活，最近回法住了一段，很快发觉不对味。他说：“在中国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知道，回来没多久我就完全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点不夸张，这是他的原话，若是没有两地的比较，他也不会有此发现。而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本地民众，则上百年来接受了一条死定律：“自由的”媒体说假话也是真的；“不自由的 ”媒体说真话也是假的。至于自由与不自由谁说了算，对有两千年信教传统的民族则是问都不必问的，既然上帝在他们一边，真理也就在他们一边。这条定律像永远不会松的螺丝一样拧在他们的头脑里，这就让统治者和传媒做什么都比较省心，只要将攻打的国度放进“不自由的”布袋里，一如两百年以前绑上“异教徒”的火刑架，则来自对方的辩解自动无效，对方的真实也自动成为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因为异教世界的一切都属于“异端邪说”。精英利用基督教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思维方式，精心设计了这道新的“分水岭”。有了“分水岭”，精英便可根据统治需要设各种思想“闸门”，由他们定义的“闸门”再以隐形宗教的形式，锁定在绝大多数人的脑袋里。我们那位旅华法侨继续道：“我发觉新闻24小时滚动，但信息量很小，国外新闻更少，还有一多半是变相说谎或直接说谎。不想让你知道的严密封锁，而要灌输给你的则铺天盖地，逃都逃不掉。”

我就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报界朋友，先介绍一下，此友因为结识过几个中国人，偏见的大山被挖掉了一多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去了趟西藏，回到法国跟我说西藏完全不是媒体说的那样。我说那你就把看到的写篇文章吧，他眨眼摇手像我让他去犯罪一样：“那怎么行！这么写是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回来，我问他：“你们是不是有个指挥中枢，十家电视台可以关掉九家，留一家就行，因为资讯节目尤其国际新闻都一模一样，何必破费。”

他说：“没有。怎么会有？当然要有也不是我这种普通记者能够知道的。”

我说：“在中国，主编与记者之间不光工资差距不大，分享的秘密也相差不多。”

“是吗？那怎么领导？”

“传达文件。”我说。

“传达到每一个人？”

“差不多。”

他笑得前仰后合：“这倒是个平等的办法。”

我说：“中国这样的国家，上千年就已经没有了种姓的筛选，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世界真正最平等的国家。最平等究竟是不是个好果子，我还真怀疑。只不过让我交出我已经得到的平等，我又是不干的。得到这么多平等，是不可能不付出一点自由代价的，哪有免费的午餐。在这里，这是人人接受的交易；但在中国，你若拿了他们想要的自由去交换他们已经到手的平等，那就不再是动嘴了，拿起枪就打仗啦。所以法国人刻在共和国所有公共墙壁上的那六个字：自由、平等、博爱，是最大的心灵骗术，简直就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自由换不来平等，没有平等，谈何博爱。一般来说以平等博得人民欢心的政权最容易收获的是忘恩负义。人性难有奇迹。像传媒这样一个能量足以倾国的权力，既没有资本大财团的行政控制，也没有家族或族群血缘与利益的天然控制，更没有金钱的金字塔型控制，遑论数百年洗脑的无形控制，要想让它做到最起码的胳膊肘不向外拐，因为真正的强权现在是在国境外面而不在里面，你说有什么办法？”

他接过话：“我们报纸是这样运作的，比如我去采访，回来写了篇文章，交上去，电话马上过来，编辑部主任问我为什么跟《世界报》写的不一样，我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他说那也不行……对于很多报刊来说，《世界报》、《解放报》和法新社的报道，有某种‘定调’的意味，哪怕我在现场写出报道，如果与《世界报》的说法不一，那就要修改。”

“噢！你居然能接受这个？”

“这在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早在记者学校就培养我们必须遵守各报的编辑路线。”

由于编辑路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路线，我便问：“这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吗？”

“这跟自由毫无冲突。每个人遵循任职媒介的编辑路线，正是自由的保证，因为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编辑路线。”

“那怎么针对中国不同的媒介有共同的编辑路线？而且其他事也多半异口同声。”

“的确，我们对内可以有不同的但不可越界的编辑路线，对外则不允许各唱各的调，当然这是不成文的规则。”

“如果你看到的真实与贵报的编辑路线正相反呢？”

“那也不能偏离编辑路线。”

“原来你说的自由就是在面对真相时依然能坚持路线！这么说我们‘文革’时是最自由的！我明白了，自由与不自由在于掌握为自由划线的权力。”

看到我圆瞪的眼睛，他补充道：“一切都在于你接受不接受规则，法律社会就是规则高于一切。”

我问：“谁管着你们？为什么要跟别的报一样？”

“看上去没人管我们，至少我们的头不会让我知道有没有人给他下指令。但法国媒体有个不成文的政治正确主义，法新社、《世界报》和《解放报》这三家定调，所有人都自觉遵守，没有人敢越界，这叫‘跟随主义’。当《世界报》定了内贾德‘十恶不赦’的调子，全法国无一家媒体不跟随。这是在这个行当做事必须接受的规则，就像法律，有谁去质疑法律自由不自由，法律就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转。政治正确就是我们这行的法律，不接受的人不可能在这行混饭吃，而 ‘跟随主义’是保证政治正确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在这行做下去的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质疑自己的自由。”

“就这样凭什么你们总夸耀自己自由？”

“就凭你们要人管，我们是自觉的。我们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你听话就自由，不听话就不自由。就像我们没有禁书，实际是没有人出版禁书，也就没什么可禁了，从出版商到书店乃至图书馆，每一个环节都自觉为政治正确把关。同样我们也没有被禁的电影，因为没有人投资会遭禁的电影。此外我们没有人敢拿外国人的钱，比如中国政府的钱，来拍异议电影，因为法律严格禁止任何外国人介入法国国内政治。我们也没有政治犯，抓起来就不是政治犯了。”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跑到伊朗去游行的女孩如果按法国法律也是犯了法的。”

他沉默。

“既然你们不让自己人做，为什么把拿法国政府的钱拍异议电影的中国人说成是‘伟大艺术家’？据我所知，他们有的实际直接从法国外交部领钱，比如‘南方基金’。你知道中国有个古训：‘己所不欲，匆施予人。’”

“我们有把任何人说成‘伟大艺术家’的自由，不是吗？你们不要这种自由是你们犯傻，别指望法国会因此而手软。 ”

“也许我们真该放弃古训，支持布列塔尼、科西嘉、马提尼克、塔希提、瓜德罗普、安的列斯群岛分离主义运动，谴责法国政府不但不保护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且消灭了少数民族语言；声援因为落后没有南方高卢人富有的北方什蒂人，如果他们杀高卢人，我们拍手叫好；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法访问时应带一份名单，上面是关在监狱里的独立分子、反抗政权的‘直接行动 ’组织的政治犯，以及每年数以百计不堪监狱虐囚而自杀的犯人；还应该资助因言论自由被电影界全面封杀的艺人拍电影，把他们请到上海电影节，给他们颁奖；此外既然法国人把中国不反体制的电影人都从‘艺术家’的名单上抹掉，为什么我们不如法炮制呢？你们不是最不喜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吗？”

“你们有做这种事的自由吗？”他反问我。

我还真被噎住，不说别的，做这种事心灵这把锁就难突破，而且我们有挑拨离间的胆量吗？只得掉转话头：“既然你们的自由也不过如此，为什么满世界去说别人不自由？”

“嘿嘿，”他窃笑，“你知道我们从1789年就开始信奉自由，自由已经变成了宗教，什么东西一旦变为教条，它的实际意义就被抽空了，而成了思想统一的武器。让不自由的人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是信仰的魅力。”

“我承认我们缺乏的就是信仰，我们不是个信教民族，何况我们遵信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先被你们的枪炮打趴下，然后又被你们鼓噪的从左到右各种主义摧毁，现在要图安宁大概只剩下信仰基督了。你们还有什么高级信仰趁早拿出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权、民主，设计出那么多主义，一波一波换个不停，真要把我们弄成神经病了！再这么传教下去，有一天搞得我们腻烦，什么都不信了，再信回孔孟之道，你们这两百年不是白费心机了？”

轮到他瞪眼睛了，我收住话头：“那么具体你们是怎么让自己有自由的自信并且认定别人不自由？”

“秘诀是在核心权力之外自由度大，比如可以批评总统，甚至掀其私生活的裙角，但私生活内容仅限风流韵事，你甚至可以揭到床笫细节，可你不得怀疑让他上台的体制。所有媒体人都知道游戏规则的界限在哪里，规则就是法律，我们这里不存在在行内吃香喝辣但拒绝规则的，拒绝的人没有资格待在里面。再就是我们有一堆可随意攻打的界外目标，我们的自由感很大一部分来自那里。比如把伊斯兰的上帝讽刺挖苦一番，把损害西方利益的某国元首骂成邪魔，此外除了美英等国，其他国家敢于将我国公民判决入狱，哪怕他真犯了罪也是对方司法的过错。这份自由没有人能剥夺，除非他们拔枪比我们快。这恰恰是你们最被限制的自由之一。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克制是心善不想挑起仇恨的表现，至少法国人一点都不会领这个情。你知道人的自由感是相对的，在根本问题上给他一点自由，并不一定就给了他自由的感觉。相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给他过度自由，比如让他看总统夫人的裸照或女总理的乳沟，容他对可欺压的国度发泄对全世界的蔑视，就像高压锅的气阀可以让蒸汽冲到很高，这样里面煮得稀烂，锅都不会崩。控制得越严密的机制，越是要有几个异常开放的出气口。”

“你不觉得这样让自己有自由的自豪感是恶的表现吗？”

“我们从不以善恶判断是非，而且善恶在我们没有衡定标准，善恶标准是随着敌我界线挪动的。所以你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多余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们视我们为敌，则无论我们多么想与人为善，无论我们实际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不自由’那一边的，辩都无须辩，我们的命过去是挨打现在是挨骂。曾几何时我们总算有了枪，把你们打我们的自由剥夺了；等有一天我们拔枪比你们快了，把你们骂我们的自由也剥夺了，你们还怎么活？”

他未置可否，只是眼睛里闪过几道光。

我上了一堂难忘的大课。

“官方”与“公共”

（扣屎盆子是贴金效用的几十倍，有点像谎言重复到60次以上自动变成真理。人群并不在乎真理，它只在乎跟着谁能抢占道德高地。）

我也是到了这里才一点点看清往自己脸上贴金与往他人头上扣屎盆子的关系。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两种不搭界的行为，虚荣好闹的人爱往自己脸上贴金，阴险卑鄙之徒则设计往他人头上扣屎盆子，一般两种人各行其事，很少两种事合于一人。以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你只做一种，则还有人性的借口，若同时二者皆行，则太邪。

如此邪事我在此却经常看到，有时真想永远闭上眼睛，因为看见了便想说，说了却难有人信。比如法国音像媒体至少一半是国家名下的，主要电视台只有电视一台、六台和有线电视台属私人，电视二台、三台、四台、五台、Arte（法德合办）和全国的地方台都是国家的，此外主流电台如“法广”囊括了从新闻到文化、音乐十数家大电台，也是国家的。国营的特点全世界都一样，就是资金纳税人出，负责人政府任命。不过我们在读这些“官办”、“私营”的词语时，心里必须有个谱，就是在英法德这些国家这两个对立名词只代表表面的资金来源，不管是“官办”还是“私营”，传媒主控人都来自同一个精英俱乐部，隶属政府之上的最高统治集团。纳税人掏腰包，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向凌驾于国之上的最高统治集团豢养的打手交保护费。

本人并不是“政权必坏主义”信徒，何况稍有点文化水准的节目只有在国家电视台能看到，倒是私人电视台被收视率卡住脖子，节目越搞越下流，让我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捏一把汗。再说谁不知道电视一台的大老板是总统的证婚人，公与私距权力的远近也是说不清的。

所以在法国有这么多官办媒体，我并没有诸如“事先失了贞操”之类的臆想。看问题要看实质，以头衔、名份取代实质，恰恰会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我尽量不带预设偏见，不因法广和电视二、三台的官办性质，就认定人家没一句实话。其实说谎水平一点不受私营和官营的影响，有时倒是官办因无法随便开人，挑人也不如私营严密，更无法管束每个人的忠诚，拉不起撒弥天大谎的网。因此业主是谁，并不决定居心的良恶和说谎的天赋，一切都只能看结果。如果有人叫你不要看结果，只看前设，你就要问个为什么？因为前设等于把你的目光事先截掉了，收走了你的自我判断力。

但我们眼睛不设界，并不等于人家就平等待人。人家有些内外有别的手法，剥开来细看还真是邪！同一性质的事，自己的贴金，别人的扣屎盆子，做起来不打磕碰，也从来不会只做一样，仿佛良知必有两杆秤。比如对自己的官办媒体特选了一个词：public（公共），对中国的官办媒介则另赐一词：officiel（官方）。这一名词的选择居心叵测！且不说词意下面的东西，就这两个词的表意，也是个莫大的花招。给自己贴上“公共”这个词，忽悠的技巧的确高明，等于在说：统治着法国大半话语权的上述媒介是“无主”的，主人是全国人民。本人不是幻想家，而且无论到天涯海角都作不成。哪块地方这样的权力也不可能落到空洞的“人民”手里，真落了，赶紧逃。但玩什么技巧是各国的统治术，外人没什么道德权利去指手画脚。只不过西人做任何事必是内外兼顾，没有“异教”，“本宗”便难以运行。所以贴金与扣屎盆子历来是密不可分的行动。相比“公共”，中国人“荣幸”获赠的词“官方”则是“有主”的，“主”是谁不言自明。此逻辑还可以推演下去：有“主”的才可能有“动机”，有“动机”便逃不了“坏动机”……可见搭建道德制高点，没有几分“邪”，光有善，是踩不倒他人拔高自己的。

只读到这儿，那个“邪”究竟邪到什么程度大半还没有浮出水面。法国人是对词语敏感的民族，而且褒贬分明，精英便由此下手，设名词的闸门。20世纪的西方是跨国利益集团一点点蚕食国有资产和国家权力的世纪，为做得名正言顺，挑动民间与官方对立，无祖国的大鳄们便坐山观虎斗，哪只柿子拿捏软了便扑上去。为解开民与国世代结成的联盟，大鳄们的马前卒“舆论军团”设计了一堆恐吓人的概念：“爱国=民族主义=战争”、“权威=专制=独裁=暴君”等等，直到把“官方”二字都变成了坏名词。他们反复叮咛法国人“总统是靠不住的”，听起来无人不觉得顺耳。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早已不是假设而是现实，总统当然靠不住，他手头连家国有银行都没有。所以officiel这个词，早在60年代就被划入了贬义词，至今没有翻案的可能。从这个词是否已变成贬义，大致可以测试某地流行性传染病“无祖国症”爆发的程度。

而中国人光学了法文，并不知那些暗暗的褒贬之界，照常使用法国人特赠我们的词，完全不知陷阱暗设。比如“法新社”是国有的，但它的所属性质从来隐而不露，人家喜欢瞒天过海也不关我们的事，只是法国人却从不忘给同样国有的“新华社”加上agence officielle的注脚，每引用“新华社”的消息，必做此等消毒。信一神教的民族头脑界限分明，上层把名词闸门一设，百姓就看不到真实了，一忽悠就是上百年。

这类例子数不胜数，说多了中国人就该攻打凡尔赛了，所以还是少说为妙，只再举一例：法国同化自己的少数民族历来心硬手狠，在法律上不承认少数民族语言，学校、政府部门禁止佩戴所属宗教的明显标识，80年代以前新生儿取名必须挑一位基督教圣贤的名字，比如若是华裔，无权取名淑芬、鸿飞，必须叫让娜、皮埃尔。对这一切强制同化的办法，他们也有好词，叫idenditénationale（国家认同）；中国若如此“聪明”，两百年前就没有少数民族了，心善的结果是总有某块地方因说另一种语言，要割地独立。但即便宽容到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现代化过程中自然的文化丢失它也挡不住，这就被法国人抓住扣上吓人的词：génocide culturel（文化大屠杀）。

看透如此暗手，你再能相信的东西实在有限，而且生平第一次明白什么才叫邪。扣屎盆子是贴金效用的几十倍，有点像谎言重复到60次以上自动变成真理。人群并不在乎真理，它只在乎跟着谁能抢占道德高地。

（2012年4月）

第三篇 　被偷窃的自我意识

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

愧对祖宗

野蛮人的眼睛

文明靠什么接力

尊严来自你把它放在第几位

西游的喧哗和怪诞

现代童话——奢侈品的传奇故事

由界到梦

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

（对看到正在进行的隐秘征服战所有细节的人，亡国已是或迟或早、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对拧掉了脑袋的身体来说，身首异处，是剧本唯一可能的收尾。）

脑袋里开始徘徊这个刺刀般的问题，是因为一年一年很多看似细小的事情，以违背起码逻辑的荒谬，日益挤迫着我体会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悲怆和无助。

我因为长年客居国外，作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遭到冷遇和排斥。在一个未被军事侵略和占领、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事情倒过来才解释得通。也正是笃信逻辑不可逆转，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意地以为落在别人身上的事，永远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中国是个不仰人鼻息的大国，是近代史上唯一没有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是已有核弹保卫自己不再受列强侵略的军事强国，是人类历史上创造并延续了独一无二文明的智慧民族，是在强盗当道的世界有力量和才智不作打手和附庸的国家。这几条捡出其中哪一条在今天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都是极不容易的，遑论一占五条。你看有这么多道保险，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锥心刺骨地咀嚼一个亡国者——至少是精神上的——才有的悲伤？在欧洲，一个国家被看不见的军团篡变至此，需百年以上，在中国三十年足矣，而且无须异族直接插入，这也是让人在最深的梦里都没能追到的事。

第一桩敲击我的事来自一篇小文，记得我在文中有一句话，遭到编辑的删节。此文写女作家萨冈一生绯闻多过才华，“无非是飙车、吸毒、双性恋、赌博、受贿、偷税、破产那几味人生胡椒面，好像文学才华=毁灭性生活=极端自私自利=表演才能=脱衣服=没有祖国=没有责任=没有未来。”收到报纸后，我发现引号内的这段话被看似不经意地拿掉了四个字：“没有祖国”。这让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么多字里，刺眼的字一打，可偏偏是“祖国”二字碍了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回头想想这绝非一个编辑偶然的删改，也已不是一桩翻天覆地的事之预兆，而是一个悲剧之既成事实。

后来的事就越来越分明了，有一个显著的得宠或冷落的分界线，落到哪一边，有对内对外双重标准，对外则得宠或冷落就看是否站在西方一边，对内则正相反，不站在本国一边才名利双收。所谓站在哪一边，就是从其视角看问题或写其“推荐”的东西。某家媒体若将此一原则定为编辑路线，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我倒也无异议，但若对内对外标准正相反，我大脑还跟不上如此错乱。

我并未不顾事实固执于立场，认识西方颇似面对一种工艺摆设：俄罗斯套娃。这种摆设若不一道道拧开，看上去是一个娃娃，拧开一道，才看到另一个娃娃，要想知道后面究竟有什么，就得不懈地拧下去，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个。这件摆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外面的娃娃油彩鲜亮，让人不易看到可以拧开的缺口。它有别于一般摆设的地方，也即在此：核心藏而不露，运作机制是立体式的，越到里面越隐秘。问题是当一个早已变成平面式社会的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这只娃娃，即被其独特的造型和色彩震住。他的平面式思维让他抱着最外面的娃娃，观察和研究它身上的油彩成分、画笔技术和对称线条，以为照葫芦画瓢就能模仿一件，若模仿不出，必是自身缺陷。这是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普通人、甚或研究西方的学人之常态，也是中国人严重心理疾患的症结所在。常态并非不正常状态，两个文明交往，本来应该是这样彼此理解或仿效的。但若文明的一方刻意设计了“说的一套”（外面最大的娃娃），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套推荐（强加）给你，却把“做的一套”（里面一个套一个的小娃娃）精心藏起来，那么原来正常的文明交往状态，就显得不正常了，因为对方伪造了一个面目，并用伪造的外壳作碰撞器。整个近现代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跟这个伪造的外壳碰撞，撞得一无是处、遍体鳞伤。

如果说中国历史分正史和野史，你不信正史可以去信野史，西方历史则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用中国人习惯的平面式挪移方法百分百只能在看得见的那部分打转。我善意的目光最初自然而然地停在最外面的大娃娃身上，在拧开摆设之前，无知无觉地做着大娃娃的“浪漫传递”。“无知无觉为大娃娃做浪漫传递”始终是知识界的基本活计，一百多年没熄火，鹦鹉学舌的背后，是一架史无前例的文明推土机。

烟花看尽才能低头看见满地的脏乱，不是我疑心重，而是大娃娃得意忘形的时候纸就包不住恶，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敢做假，其篡改真实之随心所欲惊醒了梦里人。杜撰历史之百分之百蓄意，若不是亲眼目睹，单单道听途说是绝难相信的。天平翻倒是一步步发现近代以来我们接受的（因为军事上被打败）由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史是个虚虚实实的版本！而中国人从那时起看自己的目光也构成这部精心策划之伪史的一部分。看见里面小娃娃的过程其实相当艰难，这件摆设是这样设计的，对大娃娃的欣赏无异于一剂阻止你看到小娃娃的免疫针，因为大娃娃是按信仰设计的，看似理念实则偶像，此一移花接木的成功，让人看不到自己“信徒”的实质。况且有关大娃娃的书汗牛充栋（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译介的书未脱出此范围），研究小娃娃者却屈指可数，因为没有好下场。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拧开了大娃娃的我，没有得到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荣誉，反而受到排斥和冷落，好像我不是得罪外人，而是惹了自己人。如果我的文章涉及国内时政，被针贬的一方对我有意见，我倒也能理解，然而我揭露的是视我为敌或缺乏友善的外国，缘何自己的同胞要像剜了肉似的？我事后回头看这个失宠的过程，发现它自身的逻辑很清晰：凡是有关大娃娃的文字，即在得宠一边；凡是有关小娃娃的文字，即遭冷遇。一冰一火，界线分明。好像我已经不得不跟一个“外籍军团”打交道，因为只有“占领军”会恼怒我不说新主子的好话；好像存在一个分享国家统治权、被高爵厚禄委以思想把门人的群体，他们不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世所罕见、史所未有地堂而皇之、充满使命感和荣誉感地接手了“占领军”的旌幡。在这场逼我站队的封杀战中，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些合作者，而是山河的一部分，而这场冷酷背弃，并不掺杂个人恩怨。眼见我的每一篇文章须经上述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筛选，好像境外强权御批他们作了审查官，我揪耳掐腮地问自己是不是已活在一个“在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或者至少“国”已不全，在“思想异军”占领的地盘，我们已有了亡命天涯的哀伤。

一个并未固执立场、生怕眼睛被遮避的人，却因为说了实话，就被生生打上印戳，甚至遭无情背叛，让一直以为天可崩地可陷但祖国永存的我，看到了国家在精神上走向名存实亡，感到了一个不得不向占领者脱帽敬礼的亡国者的哀愁。“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一个法国人嘴里听到的。在法国旅居日久，看到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培养高卢人面对美、英集团的卑贱感，比如戴高乐反抗美英的历史过去不到半个世纪，本国“精英”已抱紧后者大腿，还时不时祭出背叛的道德理由：戴高乐的“专制”；又如成天围着英王室转，对自己的王朝历史却讳莫如深。这种不合常理的事看多了，我作为外国人甚为不解，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朋友，他就说了上面这句让我惊心动魄的话。

我始终难忘朋友在发出“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时眼底的绝望和浮在上面的揶揄，那是一种矛盾的、似乎不应同时出现的表情，仿佛一个被按到水底的人，为了活下去及其微薄的理由，不得不以自己的命运作笑柄。你看到这双失国者的眼睛，才惊恐地感到所有这些荣华富贵只是交换的诱饵。这真是一场完美的征服战，城堡易主，不见硝烟，但见歌舞，四处翻腾着新信仰的豪情壮志和无以数计的模仿者。

愧对祖宗

（一边是用炮舰直接抢，另一边是掌控欧洲古董市场的商人，以考古、学术为名头潜入各国巧取豪夺，开始了一场世界文物的世纪大搬迁。这两支史无前例的扫荡队制造了动脉出血般的大截流，流向是从东向西、从南至北，吸血的心脏就是伦敦、巴黎，还有后来的美国。这一转手不光赚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还由此掌握了对他文明智慧定价的权力。）

巴黎的博物馆可分为两类，展品丰富的和不丰富的。这两类博物馆的货源也是经纬分明，阔的那些多从别人领土上掠来；不阔的则多半是自家出土。例外的也有，都是收藏近现代艺术品的，可见发家的历史不长。

我以前写过游览西郊圣·日尔曼·昂莱“考古博物馆”，发现这个目中无人的国家地下没什么宝贝，一国之考古馆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地市博物馆能挖出的东西。这一发现对我颇有震憾，这么自大的民族，却只要拳头硬，并不需要提供傲视他人的证据。地下无宝意味着中国人已是锦衣罗绸、精漆细瓷的时代，这块土地还是陶罐土布、茹毛饮血。记得那个夏去秋来的日子，我站在展品间，第一次感到愧对祖宗。

后来又看了位于市中心的“中世纪博物馆”，去了不只一次，比如前不久就去看过临时的“古剑展”，看见直到中世纪晚期（16世纪）欧洲这几家“打仗专业户”的剑都没有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冷兵器制作精细。而且小小的一个临展，本土的宝贝不够，还要从欧洲各国拿一些来，才凑足几间展室。那天在刀光剑影中穿行，想到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已达标准化生产水平的弩和剑，也感觉愧对祖宗。

即使这家没有东方宝物因而展品少而单调的博物馆，也并非都是自家出品，有不少是从南欧甚至土耳其弄来的，尤以西班牙贡献大，当今统治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集团，起家时拔掉的第一个大钉子就是海上霸主西班牙，从此西班牙文物也经历了血管被割开向外流的惨痛。细看展品搜罗的时间，跟中国文物被大放血竟是同一时代：19世纪！也正是那时候，一边是用炮舰直接抢，拿破仑远征埃及将三千降兵诛杀，奸淫妇女无数，然后说我们是为了艺术抢劫文物；另一边是掌控欧洲古董市场的商人，以考古、学术为名头潜入各国巧取豪夺，开始了一场世界文物的世纪大搬迁。这两支史无前例的扫荡队制造了动脉出血般的大截流，流向是从东向西、从南至北，吸血的心脏就是伦敦、巴黎，还有后来的美国。这一转手不光赚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还由此掌握了对他文明智慧定价的权力。

但历史在博物馆里还留有一定真相，细看这家“中世纪博物馆”，除了十分之一的展品，其余全是圣像、十字架、经书和宗教画壁毯，没有古玩字画，没有基督教之外的哲学文学，这意味着在千年的漫长岁月，没有一个衣食无忧、舞文弄墨只为文艺而生的阶层。我从楼下走到楼上，想象李白、杜甫、东坡、清照根本没有生路的那个狭隘荒芜的欧洲，直觉愧对祖宗。

剩下十分之一的非宗教展品是走到最后才看见的，乃中世纪后期贵族之家的日用品。无论是穿戴还是陈设，手工艺水平跟中国同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官宦人家的餐饮器皿，不要说与唐、宋比，就是跟汉朝也有距离。而且日常用品审美单调，门类也少，往好里说是简约，往坏里说是才思枯竭。那几把公爵夫人用的梳子，算是最精美的器物，但马王堆汉代贵妇享受的精致却比这提前了1500年。这让我想起一个月前去巴黎北郊尚蒂伊城堡“孔戴博物馆”参观秋季展，临展名曰：“猴子与龙：中国和日本在十八世纪的尚蒂伊”。

18世纪初，城堡主人孔戴王子波邦公爵路易-亨利（1692—1740年）喜欢亚洲货：漆器、丝绸、家具，尤其中国瓷器。那时候欧洲的崇华热方兴未艾，由传教士带回的远东产品以优越的制造工艺迷倒了整个上层社会。公爵更是迷到直接请人把卧室前厅装潢成“猴室”，从天顶壁画到墙纸，画满了孙猴子，完工的日子是1737年。但审美和文化符号可以复制，物品还得直接进口，公爵被贬谪到尚蒂伊后，为不致倾家荡产满足嗜好，便在城堡里办了作坊自己请工匠模仿，其实就是造山寨版的中国和日本瓷器。当时欧洲人还没掌握硬瓷制造技术，他们要到18世纪后半叶才发现高林土制瓷秘密，因此公爵的山寨版中国瓷器只是形似，内胎是陶土烧制的，外面涂了一层白釉，再请画师临摹中国图案，猛一看跟青花瓷一模一样。可惜表层白釉用久了会脱落，露出里面灰黄的内胎。不管怎么样，城堡里从此不必败家也使上了中国瓷器，从茶具到成套餐具，乍看与进口货也无二致。联想如今以用进口货甚至山寨版洋货为荣的中国人，能不觉得愧对祖宗？

说到日本瓷器，半年多前，我偶然路过凯旋门附近一座漂亮公馆，里面正在展日本瓷器。这是日本大公司自办的私人展馆，我进去看了，全展透过制瓷世家沈氏家族几代人生产的瓷器，讲述日本瓷器的来源和发展，当然瓷器的中国根脉在法语解说词里被抹得一干二净。沈氏祖先16世纪作为朝鲜制瓷匠被掳到日本，日本瓷器的发展，沈家是发端。从沈氏数代人的作品看，直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瓷器的审美还全盘使用中国文化符号，诸如八仙、嫦娥、大禹、济公、龙之类。转折点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初定型，带有明显中国历史内含的文化符号不见了。实际是通过西学，采得西洋审美，同时因为工业化走到中国前面对文化祖宗产生蔑视，几种心理变化一结合，取各家之长，揉捏出了一种更符合西方口味的所谓“日式审美”。看此次贯穿沈氏家族史的日瓷展，这条线路一清二楚。从19世纪90年代起，经过审美改造的日本瓷器，便取代了被列强打得一穷二白、从此一蹶不振的中国瓷，成为远东瓷艺的代表，走进欧洲世博会。想到这已经成功改写历史的偷梁换柱，禁不住泪洒衣襟，真是愧对祖宗啊！

近日去奥赛博物馆，参观英国19世纪唯美派的绘画和装潢艺术，愈发看清西欧艺术（除却一些早慧的意大利和北欧画派）从18世纪到19世纪有一个转折和飞越，起跑线就是先破了他人的界。两个因素促成了这次狂奔：连偷带拿的东方工艺和审美以及一路劫掠来的惊天财富。审美细节的挪入与征伐的脚步一前一后，从统治伊斯兰世界的奥托曼帝国之崩溃到中华帝国被打翻在地，随着打劫来的大量文物被带回欧洲，他文明的审美智慧和工艺技巧被盗用。为什么说“盗用”而非“交流”？因为抢了别人东西的人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智慧的主人，同时瞒天过海掩盖挪用过程。直到今天那些被偷盗的文明从深渊里重新站起来，他们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吐露一点挪用的事实。那场影响了欧洲整个艺术和工艺的他智慧挪用，可是一分版权都不付的。本来嘛，智慧如水流来荡去，灌溉的是人类之田，人为的隔墙太多并非人的福祉。只是偷窃者羽丰之后，却唯我独尊，声称一切均来自欧洲人独大的头脑，架设了专利的层峦叠嶂，一个字母、一条弧线都不许别人模仿，逼着过路人交纳高昂的买路钱。英国唯美派的作品是自家之长加偷窃和充填的巅峰之作，是不同文明的审美智慧冲撞出的一个高峰，个人以为也是欧洲艺术的山顶，20世纪以后便是一路下坡，只不过话语霸权让审美诈骗苟延残喘了一个世纪。这群欧洲历史上第一批能“为艺术而艺术”的天之娇子，是英国19世纪打劫天下一夜暴富，堆金砌银滋养的附属品，乃今日世界各大都市bobo们的鼻祖。那天望着夹在娇儿们豪言壮语间从中国皇宫劫掠的文物，再一次感到愧对祖宗。

几天前去香榭丽舍大街看电影，刚走出地铁，便被同胞拦截。两位女游客看上去脱贫的日子不会太久，艰苦生活已在皮肤和肢体上留下了金钱再也抹不去的印迹。我停下来，以为她们遇事求援，谁知二人求我代买那个以字母标志横行天下的皮包。我们相遇的地方，在通到星型广场的大街之头，那家店在一站之远的乔治五世大街路口，对只有一两天时间游览这个城市的中国游客，一路盘询过来并等在路口，要丢掉多少参观的时间。但我婉拒了，一来电影还有几分钟就要开演，二来本人在此地客居经年，从未动摇过不买这个除了标志并无美感的皮包之决心，因为如此营销，实在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

我转身离开时，望着二人荣辱不觉作着幸福“乞丐”的样子，深感愧对祖宗。

（2011年11月）

野蛮人的眼睛

（文章于2008年便已刊出。当时强烈地感到时代的惯性那辆疯狂的火车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奔驰，遂成此文。然而四年过后，时代的惯性依然像加足了煤的火车，大有不撞悬崖不回头之势。近日回国，看到一位母亲让中文只字不识的四岁女儿在我面前炫耀英文歌曲和单词，看到满街真真假假的LV包和扑天盖地的洋奢侈品广告，看到被中国教育体制从底层一步步提携上来的大学毕业生再由父母砸锅卖铁送往加拿大，看到由民脂民膏培养的体育冠军拿了金牌就移民澳洲，看到接近权力中心、每日与西方博弈的外交官将孩子送去欧美读高中、大学（小孩大学毕业出国深造国内不够领先的学科是好事，但若中学大学就送走，对自己的祖国和文明如此无信心，还作什么外交官？这个职位仅仅是一个饭碗吗？），我感到“新迷信”已然吞噬了中国人的灵魂，毁灭性地渗透到民间潜意识层面，致使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意识！这是自鸦片战争后从未达到的自戕水平。回头重读当年这篇试图砸断惯性锁链的文章，感叹它就像投向汪洋的一粒石子。此次重登添加了一些内容，虽然石子面对的是洪水，但也只能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阻挡惯性的洪流。）

从80年代读台湾西游者的文字，到90年代同样的阅读被大陆游者取代，二十多年的“洗头洗脑”让我产生过很多幻觉。随着自己在西方客居日久，我渐渐发现这两批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游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缺憾。两地中国人在几乎没有多少共同背景的情况下“西游”，产生的结果居然如此雷同，就好比两地的葡萄最后竟然酿出了同样味道的酒，有心人可以将此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研究的一个课题。

表面最容易的解释是，两地文人先后都处在“落后”文明仰视“先进”文明的历史阶段，故殊途同归。且不说以工业化早晚判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合理性，因为打了几场败仗，就把自己的整个文明贴上人家“赠送”的贬义词，以致现在“西方先进文明”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名词，进了教科书，连学者专家用起来都不加思索，是不是集体得了西方文化专制挤迫下“世纪癔病”？我有时打电话回国，亲戚友人不管自己实际生活得多么适意，也不管谈到多么细小的事，只要有一点不满，习惯思维和用语就是：“我们中国不行，要是在西方……”我震惊的还不是他们说这种话，谁叫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呢，而是那种脱口而出、不需要任何根据、万事归此一思的巨大惯性。小民思维定式至此，精英究竟做了什么？！文明本身能不能以“先进”“落后”划分？这种将人类文明分等，是西方19世纪征服世界时给出的“正当”理由，我们接手征服者的洗脑概念目的何在？若一定要划分文明，以什么标准划才公平合理？只以枪炮的杀伤性划，那么最没有文明积淀的美国就是最“先进”的了。只以攻击性划，那么最野蛮的就是最“先进”的了。自古以来，并不总是“先进”文明消灭“落后”文明，而往往是反向。所以近两百年来因为工业化落后了几步，我们便自定义“落后”文明，是混淆了工业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

流于外表的另一解释是，人有模仿的天性，尤其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不可抑制的追寻榜样的力量。所以台湾先行者的“西游记”，在不知不觉中锁定了大陆迟到者的视野、思维，由此紧接下来的这一代大陆写者，仔细想其实是一批模仿者，但“思想模仿”是在潜意识层面决定的，当事者自己未必承认有模仿的企图，不知者不为过。文化传递的惯性往往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将惯性的铁链打断也就需要至少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甚至需要一些灾难的打击才能使链环错位。

我则以为还有更深一层的解释。两地甚至数代写者的共同特点是：肯定性猎奇。这五个字含义多多，首先没有人否定性的、哪怕怀疑性地看人家，可以用“正面报道”一以贯之。无论是嫁了洋人的女人的散文小说，还是学者、作家们的社会、政治记实，青一色都是善意的。以我对西方男人习性的观察，要默默吞咽多少屈辱才能展出那浪漫的绸缎，但过程往往是被省去的。有些作者不管写内写外都“正面”看问题，这类乐观主义者倒也无可厚非，人群最需要的就是乐观主义者和小丑；有些作者却带有明显的分界线，凡涉内无不怀疑否定，涉外立马变成乐观主义者，清醒者与天真汉如此搭配在一个人身上，恐怕要现代精神医学才能给出答案。搭桥者心善的结果是让中国女人以为洋人个个是情圣，让中国民众以为西方处处人间圣土。“善意”这个词颇能点透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一本性差异，而且绝无可能相互改变：中国人走向对方的初始愿望是结交朋友；西方人发现他人的原始欲望是寻找敌人（请注意由敌人转为猎物这一必不可少的道德心理过渡）。谁行事更聪明？还真不好断言，反正找朋友固然不一定找到，寻敌则百分之百必定找着个敌人。在欲望零点上就选择了不同方向，终点会相距多远就可想而知了。一个是尽量发掘优点，一个是百般深挖缺点；一个是不抱原始怀疑，一个是没有一丝基本信任；一个是先肯定再为肯定搜索证据，一个是先否定后为否定提供证明；一个是仰视对方、含情脉脉，一个是俯视对手、虎视耽耽。

以善为始还决定了五个字的后面两字：猎奇，中国旅西文人不管起自何时、出自何地，基本未脱出此一围栏。因为主观上并不想去发现敌人，也不想去改造征服对方，总之没有要从人家身上巧取豪夺什么的基本欲望，也就无必要与人作对，何必去揭人阴私呢？这一心理底质决定了他们接收信息时的本能性选择。何况一百多年来凡是倾向于“揭”而非“颂”的文人，尽管在人数上已是凤毛麟角，多不见容于国人。国人不喜欢“小心眼”，尽管“小心眼”看出去的世界可能更准确一点。我近来收到信，有编辑奉劝我学一学冰心的“赤子之心”。我便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是我心不“赤”，还是世界太黑？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中国人心胸之宽，忘记他的牺牲者站到屠夫一边并不需要多少个转身。而这一性格特点西方人是早就摸透了，所以往中国人头上扔石头从来无所顾忌，因为被砸的人后来骂得最凶的是想保护他免砸的人，而不是扔石头的人。这大概就是清醒者无法拆开的生物链。

猎奇不光是浮光掠影、诗情画意，也有很强的两面讨好的倾向，帮助人家抖动文明锦被上的绸缎。“肯定性猎奇”本身并无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在世界的某些区域也是行得通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与那些不具进攻性的文明打交道，这是彼此尊重之道。但遇到进攻性的、随时在寻找和制造敌人的文明，此法就大有自我缴械、引狼入室的嫌疑。西方现代文明是其精英集团为征服世界精密设计的文化、经济、政治体系，我们虽已无法拒绝，但如果接受时不多长个心眼，被包裹在这个体系表面的道德口号迷惑，就会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不摸到这一层，很难理解他们狂热的推销，以及必置不驯服者于死地的决绝。试想中国人会不会拿着枪炮、远渡重洋去强迫人家接受孔孟之道？若没有统治世界的勃勃野心，做这种事何苦呢。

我最近重读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的《一个蛮人在亚洲》，比几年前读又悟出更多东西。米肖这本有关中国的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如果法国人的中国文字也有“méchant”（恶意）和“gentil”（善意）两个阵营的话，米肖的这本应被列为后者。与19世纪以来那些或以基督教的优越感、或以种族的优越感、或以工业化的优越感、或以新宗教“民主”的优越感撰写的充满蔑视的文字相比，这书就算礼物而非炸药了。所以我客居若干年，总结最厌的东西，就这三个字：优越感。这个文明最擅长经营的就是这玩艺，它像春药一样诱人，是搭建人肉阶梯的砖石。你在巴黎上层社会少数邀请中国人的晚会上，能观赏到一群浑身沾满模仿来的优越感的黄面孔，蜂团一般，蝇蝇嗡嗡，并不知道自己贴附的是什么。很多人意识不到一接手这东西，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成了土著打手。我十多年前刚踏足此地时，上的第一课就是发觉先几年而到的人已经“穿戴”这玩艺了。倒是中国社会下层偷渡来的人，游离在这条精神生物链之外，多少年沾不上。人肉阶梯的屈辱挤压，一层比一层卑贱，让人不顾一切去争抢优越感的泡沫。我自己也难免疫，人肉阶梯的驯化没几个逃得开，只要有一只手搭到上面的台阶，下面的脚就开始揣了。

但就在这样一本“善意”的薄书里，米肖也没有中国人抖动他人文明锦被上的绸缎那份大方。也许是千年驯化出的排斥异端的本能，他们从不为异文明慷慨搭桥，写发现文字只有一个目的，为本民族的利益探究对方的根底。中国人一直抱怨自己所不具备的“忧患意识”，“寻敌”是其中要素，想想是否学得会，还得再打一百年问号。抱怨自己的恶，也许有法改变；抱怨自己的善，多半奈何不得。即便米肖这样的“正人”，笔也是像刀一样地为中国人做着解剖，抓本性看弱点。

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读中国人的“西游记”多少有点像读“好人好事”，读西方人的“东游记”，则像读动物科普手册。也正是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搭桥”方式，“中了毒”的中国人往往身临其境后会大呼上当，但也因此脱掉有色镜看到真实；而同样“中了毒”的西方人到了现场却不会有上当感觉，他靠着植入大脑的“解剖学理论”，凡事必经主观套解，越套原来的框框越牢固。

我由此得出，西方的精英比中国的精英狡猾得多，肚子里的坏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为民众设围墙的水平看，后者的确是大大落后了，就像太善的父母圈不住小孩一样。但这种话，你嗓子说哑，国人也是不接受的，占尽好处的人视自己为受害者是常事。

鉴于中式“搭桥”的严重失衡，我以为也有必要做一些“动物解剖”类的工作，尽管至今未有人“心硬”下来尝试。但实在有必要一改百多年来“间接宣传员”的接力角色，作些踏实的“科普”工作，为国人提供点实用的“解剖学理论”。此举不是为了国人去攻击别人，去满世界制造敌人，而是在别人拳头砸下来时有一点提前量，不致脸被打肿了还问人家为的是哪般。

（2008年10月）

文明靠什么接力

(他们对上层建筑人才的挑选注重思想能力，中国则偏重技能。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中国同学历的人比较，前者自我意识强得多，自我意识的强弱与国家发达与否没有直接关联，而看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后者则技能过人，就是自我意识缺乏！自我意识缺失有诸多行为表现，最突出是意识不到自身的“属性”，像无皮的毛到处贴附，失去自身意识形态的文明也丢掉了本文明的审美，变成了一个人人拒绝看到的怪物，散落到个人身上就是普遍失缺自我意识，不知自己在何处，遑论世界在哪里。)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绕回来，看明白法国中学会考（Bac）为什么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在中国，数学和语文尤其外语高分者最风光；在这里，却是哲学头筹引人注目。哲学考什么？考如何思想。比如今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技能可以靠苦学获取，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科举也是看你学了四书五经（中华文明的哲学体系）后何思何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法国中学会考相当于中国的普通高考，通过可直接进大学。但要进名校——如国家行政学院（ENA，类似于中国的党校）、综合理工学院（Polythenique）、高等商学院（私立）、高等师范学院——都须另考试。国家行政学院培养国家掌门人（政客、高级公务员），圈子小，光凭脑瓜儿进不去。法国真能执政的左、右两大党的重要成员，不少是该校的同学——同志少年分到两面旗下，给百姓一张选票，左右不出圈子，皆大欢喜；综合理工学院才是平民子弟圆梦的学府，也是华裔后代最好的归宿；高商是私立的，第一道门槛是金钱，学费一般家庭出不起。这道槛设得聪明，很大程度上是为上层社会培养继续赚钱的后代。而最出名的学府、文明传承的中心是高等师范学院。与中国师范学校往往不能搜罗头等生正相反，进高师可是会考状元！高师不仅为全国大、中学输送教师（哲学教师多出此门），也是文人墨客的摇篮，法国思想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多从这扇门里出来。在作家影响式微的今天，哲学家风光犹在，常在公共舆论舞台指点江山，颇似意识形态督导。高师文部选拔人才，不看数学多少分（萨特的数学几乎考零蛋），也不看认识多少疑难字，而看哲学考试是否出类拔萃。

语文和数学放在哲学考试之后，是因为它们属于技能。思想和技能，孰重孰轻，见仁见智。现实是：他们对上层建筑人才的挑选注重思想能力，中国则偏重技能。我常在两地跑，有一些对比，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中国同学历的人比较，前者自我意识强得多，自我意识的强弱与国家发达与否没有直接关联，而看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后者则技能过人，就是自我意识缺乏！自我意识缺失有诸多行为表现，最突出是意识不到自身的“属性”，像无皮的毛到处贴附，殊不知这在西人眼里形同丧失尊严。科举制度终结后，随着旧学一代代淡化，新式教育培养的，绝大多数是技能型人才。自身文明的哲学根底已被掏空，拿什么教他们思想？靠泊来品硬稼接，何以生根？失去自身意识形态的文明也丢掉了本文明的审美，变成了一个人人拒绝看到的怪物，散落到个人身上就是普遍失缺自我意识，不知自己在何处，遑论世界在哪里，难怪上百年来在别人高举的镜子里，永远找不着自己，唯一的解脱就是贱视自己。技能型人才要看清思想型人才殊不易，所以与西方打交道过百年，看透的程度不进反退，还不如清末的思想家。

文明的核心是什么？是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哲学思想体系。发明各种工艺的民族多如牛毛，创造了独立思想体系的文明却屈指可数，大多数民族只是被别人的思想体系覆盖。中华民族是世上极少的创建了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的民族，但当全民都靠“申遗”（祖先的创造还需外国人承认）才能找回一点文明自信的时候，这个文明的头颅已被斩掉；当文明的证明取代了文明的头脑，当一些手工艺和民间文艺技巧（非物质遗产）给人提供最后的幻觉，这个文明的心脏已停跳，只不过身边还存有“证明”让人觉察不到；当一个文明只剩下一点技能接力残存的星火，若再搞宽松教育把技能也丢掉，我们还有什么？！

只见人家呈现的洒脱外表，不见人家拧得很紧的核心，模仿的东西就形同毒药。英、法等国都是把统治者和思想者网罗进一两家学堂，这块“自由田”边缘多么清晰，大门又守得多紧，模仿了皮毛的中国人远远想不到。培养教师首先是思想传承者、其次才是技能教育者，这一西方教育体系的运作内核，也让人猛醒：我们揣着假药方绕了多大一圈！

（2011年10月）

尊严来自你把它放在第几位

(我到一位有钱的中产阶级医生家里作客，大花园里有两只纯种狗，因为年轻在客人间兴奋地窜来窜去。我这双由中华文明熏陶的眼睛再尖，也至多看出两只狗与人亲近的方式不同，而医生一句话就点到实质：他说这两只狗中身材略小的那只是统治狗，高大的那只是被统治狗。于是在花园喝餐前酒的这段时间，我仔细在两只狗之间探求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

5月16日下午16点半前在戛纳德彪西厅台阶下经历的一段场景，促成了这篇文章。

这天下午首映入选“一种注目”的中国电影《海上传奇》，我赶到入口处准备进场时，入场的人群突然被拦住，身穿制服的门卫大声吆喝着让人靠边站，这是他们惯有的风格，一旦有更“大”的人物过来，眼前的人便成了“粪土”。我与他们过从多年，在他们眼里你最能看到人的那些几乎没什么凭据的等级，尤其是有一些人物被人为扩充的“价值”，在俗民身上引起的近乎生理的条件反射。

地中海的毒日打着被半途中止入场而焦虑不安的记者群，这些都是至少持有“粉卡”甚至“带黄点粉卡”的“二、三等级”记者，在“三等粉卡”记者中，集中了大多数外国记者，尤其是专为电影节不惜重金特派来的外国记者。中国的特派记者也聚在“第三等级”，他们在“粉卡”人群中有两个特色：一是年轻，全世界没有一国“开放”到派一群“天真浪漫”的青春记者来涉足这个水深流急的国际“政经”舞台；二是人多，全世界也没有一国“慷慨”到用重金从国内特派这么多记者。2008年巴黎火炬事件后，主办者胆颤心惊怕中国人自尊心起，不来人追捧了，让赞助商丢了对中国市场做宣传的机会，结果证明是瞎担心，一年后娄烨就在此上演了一场闹剧。一时间让稍有点良心的法国人都措手不及，发觉对中国人尊严底线的预估还是不足。就在今年影展开幕当天，《尼斯早报》发了一条消息，戛纳市博物馆（国家的）揭幕了一个西藏馆，你能想象上海博物馆单建一个科西嘉馆，如此暗搞一个在外交文件上承认其领土完整的国家吗？而这个馆的剪彩人政府某部长几天后就飞往上海为法国奢侈品牌在中国推销皮包助阵，在灯红酒绿中酒酣耳热地享受着新贵国人的拥簇。

这边被拦截的记者很快聚了一大堆，前胸后背地粘在一起，人人自危，生怕被人抢了先。这种时候“保持距离”、“绅士风度”化得一丝不剩，越是“发达”国家的人越蛮横，到了真要牺牲一点自身利益的当头，文明中深藏“海盗本质”的民族，踩豁起人来比谁都理直气壮。发现这一点并未等到来戛纳，早在巴黎地铁罢工时便领教了。

然而贾樟柯一行人丝毫感觉不到被他们中止入场的人之不耐和不满，这一次《海上传奇》在戛纳的政治天平上“炮弹”的成分不足，挤不上“主竞赛单元”，没有了走卢米尔宫“红台阶”的荣耀，剧组便以德彪西厅的台阶充数。组织者恐怕也没有想到，以为拦住记者，放剧组先行，几分钟就过去了，不想贾一行人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分钟的“走台阶”。

按常规参加“一种注目”单元首映的剧组无须穿礼服，正装就行，“一种注目”与“主竞赛单元”之主要区别，就在于没有后者的礼仪，不必穿晚礼服，没有台阶可走，媒体曝光大减，新人或拍了一部小作的老人，以及政治效力不足失宠的人便被安排在这个单元。“主竞赛单元”那一套人为导演的礼仪（比如拍手是礼节规范的，爱看不爱看都必须鼓掌，只有记者专场可以真心随愿），对很多电影人不可或缺，导演得到五到十分钟的鼓掌一直在国内被当成艺术成就由媒体广为传播。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不擅长将内心与举止分开，如果不喜欢他可不愿拍得手心发红，尤其不懂也不具备西人的风度意识以及在不损害利益时对礼节规范的自觉服从。你当然可以从好坏两个方面评价这种“被迫鼓掌”，从坏处看：这是一种绝对虚伪，内心与举止可以南辕北辙；从好处看：纪律与忠诚才是构成西人品行的基础，而绝非他们向我们推销的“自由与散漫”。但对某类为特殊目的引上“红台阶”的导演，这只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喜剧，王小帅和他的美女明星们肯定没想到，他们在卢米尔宫的红台阶上弄姿那么长时间，法国竟没有一张报纸或一个电视镜头给走台阶的他们一张画面，不作政治炮弹，中国人便没资格在媒体上露脸。让剧组走台阶主要是针对中国媒体的，让中国媒体大肆曝光范冰冰，本质是为欧莱雅开辟中国市场做宣传。但这种炒作弄不好就变成双刃剑，反溢到自己这边，所以防范信息回流成了传媒的自觉意识，因此才有全面封杀任何前往上海参加电影节的艺人之动作，不管此人在法国多么有名！这样看来，这是一场无一丝公平可言的信息战，而根本不是信息自由流通的世界，向对方出售“新闻自由开放”、“艺术无国界”的美好理念，让对方不分你我毫无设防观念，致使信息的流向只有一个方向，自己这边却是森严壁垒，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样的“骗术”还能维持多久？

法国传媒今年对王、贾的冷落与去年对娄烨的热衷，连掩饰和貌似公允都不屑一做，足见国人在他们眼里尊严的门槛有多低！中国人显然不习惯也不懂西式转肚肠游戏，更不解所有这些精致谋略都在测试你的尊严底线，贾剧组或不知情或被法方陪同人员捉弄，他们在下午四点多的阳光下，身穿晚礼服，女演员珠光宝气、敞胸露肩，在“假”红台阶上开始摆姿拍照，可惜摄影和呼叫的都只有中国人。

被阻截在台阶下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或俄语的记者，一开始还耐心等待，但脸上露出讥笑，大概从没见人把德彪西厅的台阶这么当回事；随着时间推延、烈日当头、人群越来越密，他们宽容惭失，有人开始冲着每走几个台阶便停下拍照的剧组大叫“再见！”并挥手，可台阶上的人远远地只看见哄闹的人群，哪里想到沸腾中的极度反感，还以为下面的记者在欢呼呢，越发停在那里挥手拍照。

我从头至尾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中国有一大网站登了贾樟柯剧组的照片，德彪西厅的台阶被裁剪到让人错以为剧组真走了“红台阶”。

这件事让我反复思考中国人为什么总在尊严这道槛前腿抬不高？甚至远不如一些弱小民族。近代以来多少文人墨客为此痛心疾首，甚至自生逆向种族主义，以鲁迅为典型代表。在戛纳这个舞台上看得很清楚，你找不到一个越南人，也找不到一个朝鲜人，甚至也没有一个韩国影人，更不会有一个印度人或日本人，有类似中国人的行为。伊朗好像有几个跳得很高的异议影人，但细究多是库尔德族或阿塞拜疆族。这么多年来法国人拼命地培养，但硬是没有一个韩国影人为进影展拍出一部反朝电影，也没有一个印度影人为一张“入场卷”奉送最丑陋的印度。

然而中国人真的没有尊严吗？我比较再三，发觉自骂故然解恨，但也是一种不知己知彼的表现。有时必须反观对手尤其是深解对手，才能看清自己症结何在。说中国人没有尊严是不准确的，只是一种含糊的自贬，也是透过那个强大而不友善的他文明之眼移植过来的感觉。鲁迅以一个“阿Q”便赚了一世的名声，足见自骂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里简直就像“泄药”，是“精神便秘者”不愿放手的救命稻草。造成中国人缺乏尊严这一普遍印象的，来自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即与他人打交道中国人的第一道防线不是尊严，他只在受伤时才祭出他的尊严。恐怕与这个民族自古主动攻击性不强有关。而这与西方文明恰恰是背道而驰，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当然标尺的刻度是由他们定的，以刺痛的方式测试对方的反应也决不会良心上过不去，更不可能去牵就对方的习俗，那些集体不敏感、没有民族国家传统且文明差异巨大的民族，往往在这杆标尺前尊严底线落得很低。

要知道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形同低等动物。在这个以自我为圆心向外逐层递减、只有纵向思维而无横向思维的文明眼里，统治与被统治是划定生物关系的基础。我到一位有钱的中产阶级医生家里作客，大花园里有两只纯种狗，因为年轻在客人间兴奋地窜来窜去。注意有钱人决不会养杂种狗，那是聪明无纪更不忠诚的动物。我这双由中华文明熏陶的眼睛再尖，也至多看出两只狗与人亲近的方式不同，而医生一句话就点到实质：他说这两只狗中身材略小的那只是统治狗，高大的那只是被统治狗。于是在花园喝餐前酒的这段时间，我仔细在两只狗之间探求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

观察下来，男主人眼里的统治与被统治，其实就是大的那只善，无条件接受小的那只，甚至以满足小的那只的欲望为乐。如果以人间用语划分，就是大狗与小狗打交道时，把对小狗的友善放在第一位，而没有把自己的尊严放在第一位。究其原因，是大狗不与小狗分你我，他只在小狗伤害它时才与小狗划出界线。与人的关系也一样，两只狗都想得到人的宠爱，但小狗抢占与人最近的位置，端立着接受人手的抚摸；而大狗则不把抢占位置放在第一，只为那只伸过来的手而忘我，一点点爱抚都能让它快乐而慷慨得伸肚摊爪仰卧在人脚下（这在驯兽师眼里是一个彻底臣服的姿势），连主、客都不分。换到人际间，本来如果伸过来的那只手是善意的，则大狗与小狗的不同表现只是个性差别，并无优劣；但如果伸过来的手不是善意的，而是在试探尊严底线，则大狗缺乏尊严便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的医生就是从这一点划出了统治的与被统治的。

记得有一位老记者，2008年来了不到半年便感叹说70年代初他在巴黎留学时，中国人比现在穷多了，但很受尊重，如今大把花钱在巴黎买奢侈品反倒尊严扫地。他的确并没有夸张他的感觉，造成40年尊严没有保住反倒丢了，富了都没捞回面子，追根究源，还是中国人自己把尊严放在第几位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教育国人把尊严放在第一位，不惜为此吃苦受罪，但这似乎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而是受伤状态下的反应。那30年的受伤状态和被迫祭起尊严，事后让中国人叫苦不迭，绝少有人将那些付出与尊严连在一起计算。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尽快抹去受伤事实，甚至把历史上为尊严而抵抗的同胞毫不足惜地抛弃，是逃避再把尊严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步骤，几乎成了一种潜意识行为。不知不觉地否定受伤历史，是潜意识里不愿再受尊严之累，因为尊严这玩艺可不是小儿游戏，祭起来是很烫手的，且须以愿意牺牲一点利益为后盾。

与人打交道把尊严放在最前面的人，尤其是据此设定如何对待对方的西人，在19世纪穿洋过海碰到了一个不设尊严为第一道门槛的民族，由此生出的误解和蔑视，进而招致随意挥舞的大棒，是可想而知的。在19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在一句话的轻辱都以决斗并消灭对手作结的文明眼里，“没有荣誉感”就是尊严底线落得不能再低了。这一民族定性，直到毛时代才改变，并随着强人的逝去，再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的确从历史长河看，不以尊严为盾的“大狗”不见得就是失败者，斤斤计较的“小狗”也不见得能永世得利，据此划分统治与被统治，也仅仅是看到事物的一面。但对历史的近距离目击者，看到不善的手撩拨着那只伸肚摊爪、匍匐在地的大狗，感到了历史尖锋时刻的刺痛。

（2010年7月）

西游的喧哗和怪诞

（那无界无魂的混杂和无知的麻木，以及由此组成的早已流失了尊严的外溢力量，无遮无挡，带着举世皆无的天真和自鸣得意，将那一把刚到手的金钱慷慨抛洒。我在这浮金泛滥的盛世，看到的是统治阶层的无主和放弃，以及文明不可挽回的遁逝速度。）

在“消费乌托邦”时代，享受与幻觉让人忘乎所以，以为大同世界只在一把银子弹落的地方。世上没有一国的统治者让百姓将这种“集体无意识”抛掷到如此遥远且深具偏见的地方，也没有一国的中产阶层这般需要西游和购置“国际名牌”以证明自己的“诞生”，更没有一个民族从贫困的土地上站起来却如同失败者一样没有了主心骨。

我某天去巴黎“春天百货”，在二楼珠宝手表柜台，目睹一幕，那无法用逻辑梳理的场景，以它的荒诞与不和协，刺人心目。应该说明一下，自中国游客大量涌进这座城市，一些老馆子、大商店已去大不易，不是逃避自己的同胞，而是发觉这些“名”店因新客源而调整了待客政策。比如一些重要景点“名”饭馆的菜一点点接近食堂水平，且量减少价提高，服务也失了以往的规范；一些珠宝商开始以假充真，本人最近三个月连续遭遇两次，都是正二八经的店。这里的商人并不老实，只是历来在真假问题上法律是毫不留情，做一次就让你倾家荡产，所以卖假得不偿失，但若让他们发现卖给某类人群不受惩罚，则做起来绝不会有良心羁绊；再就是一些老百货店，店内装潢越来越奢华，货品的档次却悄然降低，连起码的待客之道都因国人到来而为之改变，比如“春天百货”的厕所居然前所未有地收起了方便费！

话说回来，那天我上到“春天”二楼，这层楼面是这两年新布置的，聚集了奢侈品“名牌”大军，价高得离谱，本土客人已鲜少光顾，真有钱的不到这儿露富，中产阶级则被吓跑，举目望去，中国面孔居多。走过某大牌珠宝手表专卖柜台，里面的客人青一色同胞。在这间装饰风雅、布置了沙发、鲜花的店铺内，特制的灯光将金子和宝石的光彩夸张到令人眩目的地步，从前这些牌子也靠诱惑取人，但从未走得这么远，有钱而精致的人未必喜欢这般无遮无掩。我正要穿堂而过，眼睛被一场景摄住：店铺尽头一尘不染的白色沙发上，坐着一对中国老人，从穿戴举止看，绝对不是出入此等店铺的优闲阶层，而是从少到老胼手胝足谋生活的人。他们的儿子在旁边的柜台上买手表，两位与整个布景格格不入的老人，既不看儿子挑货，也不四顾满堂财宝，而是被店阔压人的阵势逼迫得手足无措，坐在聚光灯下一动不动，目光不知往哪里投递。老太太显然是连头发都舍不得去发廊剪的质朴女人，脸上也不施脂粉，更不要说高跟鞋和剪裁合身的服饰，老头侧像刚从土炕上下来，一生的勤俭劳作由时间深深地嵌进仪表，多少金钱都已抹不去了。而这对说不定48小时前还习惯为节电拒开洗衣机的老人，却被现代交通工具和金钱的鼓噪，一夜间投到这连侍者都浓妆艳抹、头油香精、高跟鞋、指甲油必备的世界，为这几百年劫遍全球而垒金堆银的资本殿堂，提供了一幅怎样的怪诞景象，他们那位正挥金如土买富贵“标志”的儿子是意识不到的。法国人为了将人分等划界，设置了奢侈品的门槛，没想到，这道为富人锦上添花、由穿衣戴帽到举手投足等一整套潜规则搭建的樊篱，被中国人三步两脚踹掉了隔墙，门里门外失了界限。

新兴国家的游客近年正逐渐取代老牌富国的游客，占领巴黎的商店、饭馆，但未见一国呈送上述场景，正面的解释是，大概没有一国穷人的翻身速度这么快，唯有中国人为这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送上了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的场面，钱当然不拒绝赚，但对这样不见界标的买客，却是从内心贱视到底的。的确，连穿着、化妆、发型这些资产阶级宫殿最浮表的“身份证”都未购得，却无知无觉地跨过所有隔离，没有任何缓冲，只有钱为通道，以惊人的速度和最短的距离，坐进这些常常只有几世膏梁的阶层才出入的地方，让阶级阵线暗设的法国人完全失去座标。

这让我想到旅游的目的，千山万水的跨越，究竟为了什么？

旅游在西方一直分为两种，也就是说有两类人以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出游，有两个词从一上来就把他们分开：文化旅游与消费旅游。如果说两种旅游有一共同目的：度假，那么把不必干活的时间在异地花钱打发掉，则不同人有不同的目的。

大多数有能力到异地旅行的法国人，并没有文化目的，而是想放松休息。这类人被我划在消费旅游群中，占中产阶级旅游者的大头，也是“民主”社会保证表面换人、政权实际永远在同一拨人手中的稳定投票源。这群人一般不出国旅游，因为经统治者成功驯化对异文明或蔑视或无兴趣，其中文化水平高的，出国的脚步多不迈出西欧，至多跑跑泰国之类提供“特殊服务”的国度。他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理由很简单：气候、旅游设施、费用。由于寻找阳光是出发点，气候就成了选择地点的决定因素。有条件的人不出本土或西欧，只有荷包紧涩的人，才迈出“富国俱乐部”。比如同一类旅游消费者被分在地中海两边，有钱的在地中海北岸晒太阳，钱少的在地中海南岸分享同一个海、同一个太阳。后者付一星二星的价格住四星五星宾馆外加机票钱，也比地中海这边便宜。这个消费旅游群体可不是为异文明远走他乡，他们下了飞机由大巴运到海边专为他们建的高档旅馆区，继续生活在白人中，与对岸唯一的差别是侍者的肤色和口音。说白了，是来沾便宜的，没便宜可赚，才不看你一眼。统治者稳坐泰山却看似洒脱的社会，往往是社会的基座部分被精英阶层成功圈养，让他们眼睛不往外看，肥水不往外流。

反之，文化旅游的人群较前者要缩小许多，去异域他乡的多在这群人中，他们同时也是可能的背叛因子，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潜在威胁的不稳定投票源，因为是从疏而不漏、费尽心机搭建的“防火墙”内漏网的人。他们选择地点的理由往往与对某个异文化的兴趣连在一起，只有对异文明的了解或兴趣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花钱远游异乡。看到这一层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社会精英阶层要使出浑身解数、调动整个上层建筑制造外部世界的负面舆论；同时你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对外面世界一派好心的中国社会，别的不多，就是叛逆者多。

西方游华者在国人眼里往往文化素质较高，也源于这个“无兴趣不来”的因素。我在国内旅行时，在偏僻地方的博物馆时常是跟这群人摩肩擦背。并非西人个个好学，而是非如是的不来。所以你很少见他们到旅游景点以拍照为主，把他们拉到商店主导性购物更是免谈。国人总是以己度人，以为他们远游是为了炫富，必出手大方，对我们的奢侈品情有独钟。大错特错也！这群人最在乎小钱，至多买点便宜货，根本不是为消费而来。

近年人们渐渐发现待在中国的西人也并非想象中那么文明，就是因为随着中国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来华西人中趋利者的比率正逐渐取代前一种人。并不是西方没有以选择旅游地证明身份的人，勒紧裤带挤进富人度假地风餐露宿、只为了假后炫耀自己去了哪里的人，并不在少数，只是这类消费旅游人群被牢牢圈住，每年假前主流媒体就全面启动，引导“大多数”看本国风光、购本国特产。没有一家电视台会免费为外国作旅游传声筒，连“界”外之国（西方阵营外）从体育到文化的正面新闻，都因有作旅游广告的嫌疑被封锁，界外国家即使自掏腰包做广告，电视台也会一手收钱一手用负面新闻把广告效用解掉。自助游之类节目只在一家面向知识分子的台时有播出，涉及的国家也有意识形态把关。足见民众向心与否，全在统治者的驯化技巧。

上述的旅游分界国人是没有的，崇洋和消费是远游的出发点。欣赏异文明并无过错，但其实这个层次也远未达到，万里迢迢跑来照张像，大把血汗钱只是将自己投影到一个画面上，世上少有此等不可理喻的逻辑。据法国对各国游客购买行为的最新调查统计（2011年5月3日公布），中国游客每次购物的平均花费是1300欧元（约合人民币13000元），居各国之首，而且这还只是一次交易的平均额，每人均有多次购物记录。

我常在铁塔附近散步，与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交臂而过，他们涌在中餐馆门前，饭后便钻进免税店，吃饭、购物和乘大巴的间歇，他们在这条法国阔人进出的叙弗朗大街，大呼小叫，把个资产阶级住宅区搅成了一团粥。不知旅行社把这些人从哪里诱出来，反正仪表举止与偷渡进来靠捡垃圾、摆摊维生的中国社会最底层几无差别，唯有手里拎着名牌奢侈品的包装袋把这个世界的逻辑打翻在地。

我也是见多眼利，但真是没见一国旅游者呈现此等奇妙组合，一如每年在戛纳中国人奉献的世所罕见的“青春烂漫大军”，那无界无魂的混杂和无知的麻木，以及由此组成的早已流失了尊严的外溢力量，无遮无挡，带着举世皆无的天真和自鸣得意，将那一把刚到手的金钱慷慨抛洒。我在这浮金泛滥的盛世，看到的是统治阶层的无主和放弃，以及文明不可挽回的遁逝速度。

（2011年5月）

现代童话——奢侈品的传奇故事

（我一点点发现“时尚”取代了“奢侈”，内中的操作极其精妙，类似高智商诈骗。凡诈骗必有一个移花接木的过程，秘密地将A偷换成B，是放之四海而皆灵的法则。自古买卖双方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力量悬殊，类似教父和信众，交易本身蜕变成一个“信仰”过程，买卖双方维持平衡的基本准则“货真价实”，被“概念诱惑”取代，由于“信仰”偷偷换掉了“交易”的实质，人非但不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反倒生出“梦想成真”的幻觉。购买者并不知道大把金钱中只有一小部分投给了那件“物”，绝大部分是支付了洗自己大脑的概念。）

我一点点发现“时尚”取代了“奢侈”，内中的操作极其精妙，类似高智商诈骗。凡诈骗必有一个移花接木的过程，秘密地将A偷换成B，是放之四海而皆灵的法则。这个膨胀物品价值的心理控制过程，是顺着人性设计的，因而有着“符合人性”的一切借口，自古买卖双方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力量悬殊，类似教父和信众，交易本身蜕变成一个“信仰”过程，买卖双方维持平衡的基本准则“货真价实”，被“概念诱惑”取代，由于“信仰”偷偷换掉了“交易”的实质，人非但不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反倒生出“梦想成真”的幻觉。购买者并不知道大把金钱中只有一小部分投给了那件“物”，绝大部分是支付了洗自己大脑的概念。此一操作可以用三个词串起来:奢侈品、时尚、现代童话。

奢侈品最早是从欧洲王室贵族那里绵延下来，至19世纪资本及其代表布尔乔亚阶层占据社会金字塔顶端后，宫廷用品开始了第一次羞涩的“民主化”进程。现代品牌由此诞生，这是概念炒作的伊始，实际是在制造者或生产地的传统招牌之上，又套了一个概念:品牌。但当时这种概念只是奢侈品“民主化”过程中上的一道保险，品牌本身并没有被演变成“时尚”，更没有挟西方话语权、用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传播学技巧，对全世界那些甚至消费不起的人，从审美、意志到欲念的入侵和占领。在此不是指普通商品的品牌，那些品牌只是制造商对产品的推销和质量的保证，并不超出牌子的原始职能，比如没有人会将AIGO或HP之类字母写在身上或拎在手里，并以此为荣。

那时真正为布尔乔亚上层享用的奢侈品，并不就品牌本身做大量广告，而是继续保持过往宫廷用品的传统，不向民间推广，说白了是不赚平民的钱。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件奢侈品是货真价实的，它的高价一来自真正的上等原料，二来自异乎寻常的精工细做。那时候一个品牌的专业性很强，比如做首饰的只做首饰，做皮货的只做皮货，做手表的只做手表，都有自己的工厂或作坊，这保证了品牌对其商品从选料到制作的直接管理，其实就是延续了宫廷御制的作坊性质。而不似今天品牌沦为空头标签，一个品牌后面只有一个营销班子，用大把金钱做广告将标签炒作成时尚。几十个品牌的手表，机芯可以出自同一车间；同一家工坊制作的首饰，出厂打上不同的标志；所有的香水都产自同一地点，但品牌几十上百，价位相去甚远，谁有能力(金钱)做最完美的洗脑，谁就可以定最高的价。

这一切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奢侈品功夫主要用在上等原料和精工细做上，而不是集中在标签的炒作，因为卖的不是“时尚”。那时出自奢侈品工坊的首饰，都选用民间罕见的宝石，用金充足，比如从不做空心金饰，全部是实心的，一根手链往往都用上百克黄金，你现在去找找，超过五十克的都少见，有些品牌为保持与大众品牌的差别，继续做实心金，但不得不在大小上做手脚，链子越做越细，还美其名曰“设计”。那时候可不会把一件小玩艺、一种式样用“名牌设计”的招牌，成千上万地复制，最广泛地推销，让小民真的买不起买一个假的也一定要拥有。传统上高档首饰是不减价的，从不参与其他商品的打折，因为其价值在价格中占了相当大比率，价格水分不大。由于式样往往独一无二，手工极其复杂，用料奢侈，民间工坊根本模仿不出来；而且所用珍珠、宝石稀有高值，一般购买了多有保值作用。而这些奢侈品的本质自20世纪90年代便消失殆尽，只保留了名头。

于今，随处可见的半宝石一落到奢侈品柜台，立刻咸鱼翻身，卖出天价，原料无值可保，消费者高价买的是“时尚设计”和“品牌效应”，一走出店门，价值就打水漂了。这也是后来伪造和赝品盛行，甚至形成一个破不了的巨大地下制造和销售网之主要原因，当一件商品的价格水分达到一定水平时，赝品才能有市场，实际上是一场大盗与小偷的斗争，司法和道德都难解决问题，因为人们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不对奢侈品实行反暴利法，伪造和赝品是杜绝不了的。

转折点是从老布尔乔亚阶层对社会消费之引领作用式微开始的，取代他们的是传媒和演艺界、体育和商界人物，而这些人的消费倾向比前者更直接影响平民阶层的审美取向。自此奢侈品空心战役打响了。首先，它放弃了从“宫廷制作”延续下来的传统，即不向大众做广告，不忽悠小民的钱，稀有、实材、精工、保值等品质；其次，它的主要消费对象不再是本国上层社会，而是大众，其中第三世界的旅游者和暴发户占了大头。当一群精明的商人发现有这么多空子可钻的时候，很难不被诈骗的念头诱惑：新顾客并不是世代享用奢侈品的阶层，而是被时髦吸引，往往都是一锤子买卖，朝三暮四；由于新贵暴富，选择奢侈品时个人享用的成分远远低于向人展示的需要；购物的出发点不是个人品位，而往往是模仿，这就为抽去奢侈品的实质，只留下广泛的概念炒作提供了可行性基础。单凭第一个空子过去遵守的诚信就可以拿掉了，何况新贵品位的培养尚有待时日，对他们洗脑易于反掌。难怪法国奢侈品行业一人物某日在电视上说:对这些人你只能卖东西给他们，而不能请他们来家里。这就是被中国人挽救和供养的西方奢侈品行业的真实想法！

于是各大奢侈品牌二十年来先后进行了此一重大转折。我过去在文章中曾谈到西方人有一与中国人根本对立的性格特点:中国人喜欢“锦上添花”；西人偏爱“落井下石”。这里请不要只读词面，以致赞成的人立马得出“国人好，西人坏”的简单结论；不赞成的人则想都不想便拒绝我的观点，甚至采取骂人的方法。这两种面对他人的行事底质，是由复杂的民族个性促成的，有自我意识的强弱，有心胸的宽窄，有乐观和悲观，有紧张型和松弛型人格，甚至可以推到文明的起源:海盗文明还是农耕文明的分岔上。中国人总是找自己的缺点，看别人的优点；西人则只看自己的优点，专挖别人的缺点。这也好理解，这个世界人人都在找自身平衡，只不过各人有各人的方式。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深入研究对方弱点，然后往创口撒盐。这是研究西方文明必须掌握的基本点，几乎可以解释他们的基本行事方式。当然是只做不说的，说的事则是只说不做的。无论是商品推销还是意识形态征服，都是摸准对方弱点下手。所以奢侈品营销战略的重大转折，就是顺着新消费者的弱点设计的。

那么抽掉实质内容的奢侈品靠什么维持其高价？可以用钱买的“现代童话”，除了“时尚”，不会有别的东西了。现代童话的最大特点是，只要能灌进人的大脑，并不需要多少客观审美标准，甚至买卖方自古依据的“物有所值”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抽换掉了。贩卖者用充填术和洗脑术，可以像揉面团似地控制人的审美，让丑变成美，让平庸变成高贵，只要打上“时尚”的印戳。想想都后怕，人的意志在这架巨型机器里，是异常薄弱的。这种时候你才触目惊心地看到羔羊般的人群，和为他们预设的栈道。每一步都是根据人性的弱点精心设计好的，迷宫一般把羊群引进屠宰场。构成奢侈品价值的必要元素，诸如稀有、保值等，早已名存实亡，而无一不是由人为控制虚构的，类似一个谎言。整个诱惑过程像梦一样，欲望循着那个虚构的价值，转了一圈，回到原点上，人做了一个梦，手上好像有一两件实物，有人告诉他那叫“时尚”。

这是个万能印戳，目的是几十倍上百倍地膨胀物品的价值，牟取暴利的手段是通过完善的洗脑机制完成的。它可以将两个毫无意义的字母或几道条纹，变成一种象征，让多少人愿意付出完全不合理的价格去拥有。而同样一群人面对不洗脑的商家，可以马上恢复自我价值观，锱铢必较。我时常听国人抱怨身边的商人不老实，有点钱的人甚至以此理由蔑视国货。我在法国某网站读到一洋网友的留言，他们在讨论中国人成了法国奢侈品的最大买家。此网友说，真不明白中国人的脑子是怎么构成的？他们跑到法国花巨额高价购买其实是中国制造的外国名牌商品。他发出如此感叹情有可原，因为跟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整个是拧的，诱惑西方人买中国货必须价廉质优，让中国人买洋货则是越贵越有市场，更绝的是很多洋货是中国制造，只不过贴了外国商标。

请读者在此不要误读笔者的意图，笔者完全无意将国货与洋货对立，也不否认国货有管理漏洞，只是想理清正在发生的事之逻辑。笔者不排斥洋货，但对国货和洋货一视同仁，选购标准都是价实质优。同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个现象，起动自西方的诋毁“中国造”运动，固然起到了长年压低中国商品价格的作用(也许目的即在此)，但并未动摇中国商品的市场，此一事实促我深刻思考，为什么？西媒这种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事先策划、众口一调、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誉，哪怕只取百分之一用到任何一国的商品头上，其市场必烟消云散，为什么却无法摧毁中国商品的市场？我将各种理由反复清理，得出结论:奇迹是没有的，对自己商品毫无话语权、几乎任人宰割的中国人只有一件秘密武器:货真价廉！此结论是在铺天盖地、堪称迫害的诋毁浪潮中，以清醒的观察得出的，也请读者不要以自己在国内的经历，就决绝地否定我说的是事实。

然而足以给上述现象加上“荒唐”二字的，并不是中国商品在西方毁而不倒，而是这场西人发动的妖魔化中国货的运动，未能动摇讲求实惠的西方消费者，反倒让中国精英(有能力不消费国货的人)抛弃了“中国造”。这真有点歪打正着，人家指月亮，他只看到手指。

完善的洗脑机制并不靠一般人看得见的广告形式完成，即在报刊和电视上买版面和时间，而主要得自对精英的收买。对精英的收买又分两部分：一购买名人做品牌代言人；二收买知识精英，也就是收买他们的话语，有的人意识到被收买，有的人甚至意识不到只因为鹦鹉学舌便被收买了。收买知识精英比购买名人更具欺骗性，因为是隐秘的。很多时尚杂志或电视节目，并不明打广告的旗帜，而是以谈审美论品位，秘而不宣地诱导。自奢侈品做出重大战略转移后，大量的金钱不再投入制作和原料上，而是制造了这些“喉舌”。

受众根本无从知道发自西方某大通讯社的新闻，隐藏着商品广告或捣毁竞争对手的舆论。时尚杂志和节目则更是完全放弃了在奢侈品与消费者间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尽管它们依然伪装成这个角色。其实近十年来对精英的收买又出现了第三条更具操纵性和欺骗性的路，它不再满足购买名人，而是直接参与制造名人。以西方“国际”电影节为例，赞助商可以直接控制电影节让其挑选有品牌代言人主演的电影，或控制制片人和导演，安排其品牌代言人担任影片主角，这比过去制片人与导演受制于电影节又进了一步。受众哪里想得到一部电影的入选，在挑选主要演员的时候就内定了，而这些演员担负着推销赞助商商品的使命。如果是商业电影如此运作，倒也无可厚非，它本来就是娱乐大众以赚钱为本的。问题是电影节标榜“艺术至上”，而且都不是平民艺术，而是阳春白雪，设这几个条件难道不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艺术电影主角的选择应该是角色需要，而不是电影节赞助商的需要，更不是品牌的需要！

如果人必定要在买卖中完成他的欲望，时尚便是春药，不断地刺激他去追寻快感。于是在人的欲望和目标物之间，除了不停变换秘方的春药，是魔鬼般空洞的，越空洞，春药越有市场。看来这个世界由好人统治未必幸福，让高明的骗子作主倒极有可能各得其所。

（2010年3 月）

由界到梦

（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作皇帝的错觉。我们今天面对的这场奢侈品大战，有悖古典时代富裕人群追求精致、从客观上推动本文明进步的逻辑，而是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昔日列强，为继续抢占文化和商业制高点，设计的又一围猎场。这一表面的商业平台，其实再度呈现了力量悬殊的双方极不公平的对弈，有点像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以铁炮火枪对付只有长矛大刀的农业国家。）

奢侈品最初并不是为平民制造梦想而生，而是由宫廷用品而来，是内敛而划界的。记得90年代初即便在横贯巴黎富人区的十号地铁上，也难见人穿戴有明显标识的奢侈品，直到世纪末，才在通往平民区的地铁里看到小民身上手里的那些“奢侈标识”，且以外来移民或旅游者居多。为什么说“奢侈标识”？因为没有奢侈，有的只是标识。

在这个不同阶层绝少血液混杂的国度，身份与使用物品、场合与穿戴，像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列车中转站，看似没有界限，但分分秒秒、每一班车都有自己的轨道，而不似杂货铺，贵重与廉贱拥堆在一起，只在标价和装璜上呼天抢地生怕没了尊贵。按不可越位的轨道运作的法国社会，奢侈品即便在资产阶级取代贵族之后，依然沿袭宫廷用品重在划界的传统，并没有最大限度搜罗消费者的使命。所以在移民入侵般占领下层职场、穷国质优价廉的商品大量涌入以前，整个社会基本保持了“不在其位，不谋其奢”的车循轨的本份，奢侈品只为已有的社会等级再设一道围墙，而不谋求现代童话普世的造梦功能。

要明白法国人面对奢侈品的态度，看清“界”是这个民族的思维底质乃第一要素，以此为鉴才能看清奢侈品与名牌的界线。名牌并不等于奢侈品，奢侈品也不一定是人人皆知的名牌，金字塔尖上三世膏梁的人是不用“名牌”的，而是到从不张扬的专业店订制一身的行头，要的是合体、质地和与众不同，并不加任何让人一眼可见的标识。比如某名牌T恤，在向中产阶级大打其标识之余，不声张地制作一些质地更佳、式样只有“入门者”辨识的无标识产品，不明就里的买者往往过而不见，因为他的购买动机早已被“标识”绑架。“名牌”实际上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应运而生，为这个庞大的、摆脱了生存困境的阶层提供消费品的界标，手袋上几个字母或衣服、手表上的图标所提供的“价值”印戳，只对这个阶层具有意义，因为提供了一份“身份证明”。

奢侈品与名牌界线的模糊源自中产阶级的扩张及自身的上、中、下再分野，是暴发户与中产阶级上层的消费倾向和巨大购买力诱使商人挪动奢侈品的边界、模糊其与名牌的界线，这在没有翻天覆地之革命的国度是日变月动的龟行过程，而被革命凝缩了历史的社会则一上来就接手了 “模糊”，甚至以名牌偷梁换柱地取代了奢侈品。

20世纪末西方经济增长停滞并陷入长期萧条，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的搅拌下重新洗牌，迅速淘洗出一群暴富的“世界公民”，至此一直被动地挪动边界的奢侈品业，开始主动地模糊奢侈品与名牌的界线。往日手艺传承数代的家族企业被国际财团一一收入囊中，有牌无厂、名多实缺是普遍的招数。这场偷桃换李的奢侈品空心战，打的其实是一场心理战，将过去花在奢侈品本质上的心力，大部分转移到广告宣传上。以法国为例，百分之百的时尚杂志由奢侈品集团自己办或被其收买，再通过这些看似“独立”的传媒将触角伸到全世界有能力消费“国际名牌”的各个角落。靠起用艺术顶尖人才和心理研究专家设计的广告，极尽诱惑之能事，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实际是以虚无飘渺的概念铺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由奢侈品到国际名牌的这场战略大转移，变划界为造梦，针对的目标并不是本国，而是国际新兴市场，尤其是社会心理有等级无界限的中国。这一本万利的买卖，类似于毒品交易，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而随着富裕人群的快速扩充，个体精神控制在中国迅速演变成一种集体精神控制，大有19世纪鸦片泛滥之势。同时精英阶层尚未意识到话语的流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看不见信息的传递最终是靠暗藏的细节篡变目标物，非但未能阻止反而为这种精神支配推波助澜。在集体中毒的状态下，一些与奢侈毫不沾边、只是西方中产阶级的日用品牌，包装一番，也能在中国市场牟取暴利。文化弱势群体是精神控制的最佳人群，将价值判断权拱手托出，时常眼都不眨，其大度淡定缘于一种集体无意识。

自中国人开始有了闲钱，巴黎的奢侈品行业也有了装修费用，而且纷纷选择暴发户式的审美。像香榭丽舍的威登专卖店，一扇门足有二层楼高，裹金包银，恨不得把铜钱直接挂在橱窗里，过去它只在弯进去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个很不惹眼的门脸，它的起死回生与国人钱包的膨胀正好同步。如此标识化的产品，拥有了就像有钱不自由反要穿统一的服装；又像有钱鼻尖就必须涂成红色，以区别于鼻尖颜色正常的人，此间有点品味的人多避之不及。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如果我的文字能有世纪穿透力，百年后，读到香榭丽舍大街这个门洞是21世纪初中国第一批自费西游者的朝圣地，后人会怎么想？初始信仰者如此虔诚，施教者会不会良心发现？非也。赚得脑满肠肥的商人故意制造缺货的紧张，限一本护照买两只包，为得是不扩大生产，维持暴利，而血液里流过匮乏记忆的中国人自然是这个鱼钩上的大鱼。中国人拿出匮乏时代养成的精明习惯，他们有得是耐心，站在巴黎街头向所有过路的同胞借护照，我本人就被堵截过几次。望着那些殷殷以待的眼睛，我仿佛回到从前借户口本买配给的年代，全世界大概还没有哪个种族的有钱人在巴黎让卖家这般捉弄，让你花冤枉钱还作乞丐。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作皇帝的错觉。

“精致”的确是盲犬鼻子前面那块永不消失的诱饵，也是古往今来文明的推进器。所以追求奢侈本无可厚非，是一个社会富足的标志。但我们今天面对的这场奢侈品大战，却有悖古典时代富裕人群追求精致、从客观上推动本文明进步的逻辑，而是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昔日列强，为继续抢占文化和商业制高点，设计的又一围猎场。这一表面的商业平台，其实再度呈现了力量悬殊的双方极不公平的对弈，有点像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以铁炮火枪对付只有长矛大刀的农业国家。代表世界统治集团的跨国奢侈品公司，利用文化强势群体的话语权，摸着人性的弱点，将“精致”做空成概念，以史无前例的洗脑机制，像传播宗教一样，在人群中大规模地人为制造出一种精神依赖，说得乐观一点类似于高智商诈骗，说得悲观一点形同现代社会的吗啡，任其泛滥，好似一个民族的血管被悄悄截流，长此以往，大有被抽骨吸髓的危险。

穷国在受到工业化富国百年封锁盘剥之后，咬着牙滴着血以巨大的人力牺牲和资源代价，好不容易实现工业化步入富裕之门，面对这又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进攻，却几乎毫无防备，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毒瘾”的悄然蔓延。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识”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

如此规模的新信仰征服战，对消费历来讲求“物归其位”的法国本土也有洪水过境的冲刷移变。这个自我意识极强的民族注重“精神同一”，行为的“集体模仿”并不显见，让土著白人省吃俭用买一件奢侈品或只是奢侈品标识送人抑或自己招遥过市，不太容易，自爱而小气的他们早就设计了比这划算而省心的行事规则。但自避孕丸出现后几十年的低生育，致使都市下层社会为移民渗透，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越是底层，越是披头盖脑的“名牌标识”，同一景象也凸显于外国游客聚集的场所。你时常能在巴黎北火车站、夏特莱地下商城瞥见贩毒青年肩头足底的“国际名牌”，或在十六区边缘通向帕西地铁站的斜坡上，看见黄昏薄暮中匆匆离开主人家的菲佣或黑佣身上，披戴着由图案或字母组成的举世皆认的“标识”。那些乌黯的脸上挂着世界边缘的无意识，盲犬一般追着蓄意向他们释放的造梦信号。

（2011年10月）

第四篇 　帝国的神殿——电影

电影的国际战线

“杰作”流水线

金棕榈、戈达尔与作家电影

电影的血统

法国电影界的“恐怖分子”

《满月》与院线“暗手”

叶子和森林

杰作由谁说了算

奶妈与独立电影人

电影的国际战线

（发现有一个隐藏的、暗中运作的电影国际战线，是在巴黎的电影厅度过十多年时光之后。谁能想到居然有一些“看不见的手”秘密地拉起这条战线，以“艺术”的名义或拉或打向各国射出暗箭。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自由度，而是诱导必捉到的俘虏。“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幻觉。）

“他们拿着十字架追杀异教徒直到天涯海角。”

我在巴黎奥德翁影院看了这部名为《沉默的战士》的北欧新片，记下了片头这句语录。永不动摇的信念和冷血的执着，是我对这些会追杀到历史尽头的信徒的总结。

4月15日第63届戛纳电影节入围电影的名单公布后，我看着一年年用新鲜名词重新包装后端出的“菜单”，想到一直以来在我眼里越来越清晰的“电影的国际战线”，这句话又跃进脑海。

“菜单”有没有新意

先来看看2010年的“配菜”，绕过前厅精美的艺术摆设，在一些关键国家的入围者挑选上，充满玄机。

久违的米哈尔科夫又回来了，美俄关系缓和释放的一只气球？戛纳的筵席下面时常都有政治底牌，这位俄罗斯导演是苏联崩溃前戛纳捧出的红人，后来因转而拥护普京被拒之门外十年之久。参与捣毁前苏的他其实是体制受益者，特权阶层的一员，作品一派前苏风格，写实而带一点夸张的诗情画意，细节多而节奏慢。没受过害并不妨碍他在受害电影中得利，1994年他批判斯大林的作品《眩日》与张艺谋的《活着》并列“评委大奖”，但1999年他送来不涉政治的古装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便没有了前一次的追捧。他从此绝迹“海滨大道”，直到今年送来《眩日》下集。

米哈尔科夫是因为新作的主题入选还是有更深的历史契机？旁观者尚需时日或等到事后方能一窥谋划者的意图。80年代中至90年代上半叶，戛纳捧红了一批“米式”导演，中国的“第五代”也在此列，所谓“米式”是取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原“东方阵营”内体制一手供养的叛逆者。93年陈凯歌得金棕榈，94年米与张艺谋并列评委大奖，95年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托尼卡捧金棕榈。大同小异的身世、大同小异的主题如此密集地入选得奖真是才华的偶然显现？如果是“偶然”，“米式”导演们后来的命运为什么也如此相像？他们全都逐渐或突然淡出，起因都是离开或偏离“受害电影”的轨道。他们的命运之“奇特”，是因为有违戛纳的常规，中过奖但“出身”地“上等”的其他导演几乎都拿到了“常客证”，来去随创作的节奏而动，有些人转拍通俗片甚至喜剧也照样来。

同样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伊朗导演Abbas Kiarostami与中国导演王小帅，最初的敲门砖也是一个模子。1997年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获金棕榈，我至今都在问，影展究竟是看重作者与政权的摩擦还是作者的才气？电影要是总被放在国际战略的天平上过秤，一边模仿着以博得一彩，一边不反就别来，那么戛纳究竟是甄选电影人还是培养打手？法国最大的电影网站介绍王导，白纸黑字写着他之引起西方好评就是因为与政权口角，一句都没有提他因才获重。在此不探就艺人的反骨，反，而没有更大的主儿，是让人佩服的，非此便只是一本万利的模仿甚至投机；须探究的是这种拿着放大镜在地球邻居家里见缝下蛆的行为，与电影和艺术还能不能绑在一起。

我记忆犹新的是《青红》在戛纳的记者招待会，与会西方记者的问题几乎都与政治有关，而王让他们大失所望，他坦承拍《青红》没与政权发生什么问题，当下我熟悉的一位法国杂志影评人便对我说：“王已经没意思，他在体制内了。”我在那一天意识到电影人的价值“出身”起了太大作用，某些国度的人作品没有艺术价值只是政治筹码。以政治赚艺术之名或以艺术抛政治之石都不地道。如果一个电影节对世界某些地方的电影人，只给一种敲门砖：与本国政权对立，以此对付一个国家连带她的艺人，是不公平的，不管以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再说自己国内为什么只挑体制内的电影人？不光是体制内的还是小圈子内的。“政治不正确”的叛逆艺人、在电影界被封嘴的同胞还少吗？为什么不给他们同样的敲门砖？

但即使像Kiarostami这样的戛纳子弟，2004年以后也被比之更激进的同胞取代，原因是在棋盘上他走得不够远。随着西伊关系的恶化，K氏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人就显得太温和了，于是一批生活在西方的伊朗人便被推到前台，2007年动漫片《Persepolis》获评委奖，此片除主创是伊朗裔的法国人，其实就是法国在背后出人出钱，严格说能不能代表伊朗参赛都是个问号。2009年意识形态狂潮达到顶峰，一部连入选资格都值得讨论的伊朗流亡人士的记录片被捧上“一种注目”单元的最高奖宝座，也是让本人对“艺术良心”幻灭的最后一滴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把手中的权力和好处变成武器去分裂、摧毁、征服别人？

2009年的“顶峰”显然锋芒太露，自露马脚，今年似有调整，利刃收起，放回几个“温和”人物。新战场还在开辟，乍得导演入选主竞赛单元，也非偶然，在苏丹与乍得的冲突中，西方借乍得整苏丹，在大张旗鼓炒作的“达尔富尔人道灾难”背后，是苏丹的石油和参与开采的中国人。我曾遇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此人参与了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叛逆人”计划，就像凑全一只万能工具箱，何时何地需要都能找到一件击打中国的趁手工具。所谓国际问题专家、艺术掮客（制片人、画商）、驻外记者、非政府组织骨干，名目各异，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发掘和培养叛逆者。这个团伙掌控了国际电影、美术、音乐、图书市场，在各国身上挑蚤子易如反掌，而且生造了现代艺术理念，审美权、定价权一手抓，蚤子投放市场也能赚钱。没有他们在背后运作，难以想象西方各大都市的同声共气。我问他这般折腾中国是为什么，他说一是使绊子不让这个国家追上来；二是将她始终维持在道德水平线的低端（为从贸易竞争到地缘博弈提供随意敲打的理由；培育攻击对象的卑贱感、扩大背离者的阵营）。我听了倒吸凉气，那只暗里操弄世界的手就是这么决定着上亿人的命运，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虚构着世界图景，利用从对手身上不同部位抓到的蚤子，塑造着竞争者“肮脏”的形象。平时他在他们掌握的传媒上拼命吹捧这群“弟子”，私底下却对“弟子”们充满蔑视，因为他们自己挚信的做人品质是无论如何忠于自己的族群。

长期这么经营，有些国度的电影如中国大陆的，一年年失去了普通电影爱好者，留下的是人数越来越少的反华狂徒。当年张艺谋、陈凯歌打下的市场，已不复存在，“第六代”之初留住的那点市场，也被糟踏掉了，甚至殃及偶尔能打入西欧市场的香港武打片（有好莱坞投资背景的），这都“拜赐”于戛纳挖到的越来越极端的“斗士”。经这些年的刻意筛选，定向操作，中国电影在这里已沦落成这样一个“品牌”，它既无娱乐性亦无艺术性，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原来喜欢猎奇的电影爱好者，也被“砸人的石头”吓跑了。

选片内幕如国家机密

有读者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国际利益关系全藏在电影艺术下面？我自己曾几何时也是笃信西人的“艺术良心”。问题就在于主事人极其聪明，美言巧妙，一般相信了他说的便看不见他做的。何况你永远也找不到“证据”，不需要任何内部文件的传达，秘密控制全在于人头的忠诚。与新闻主管十几年交往，选片内幕只字不露，忠啊！个人关系永远不会让他们忘掉自己从哪里来，代表的是什么。从常识的角度看，组织一场公平的世界电影艺术竞赛，有什么内幕可掩？除非是另有目的。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悟到，为什么一个电影节的主席和艺术总监的职位近乎终身制而且集权于一身，一如重要传媒的总裁；为什么选片内幕像国家机密一样被严格看守，这么喜欢刨根究底的法国媒体却密切配合从不质疑电影节的“官话”。你从这类细节慢慢就能悟到谁在真正掌控这个国家，谁不过是台前轮换的演员。以我们中式的想象和背叛之随意，主管影展的职位每年都可以重新任命，中国人可以把奥运节目策划过程拍成记录片给人看，便以为别人也这么透明，“过程”越“民主”，“方针”也就越多样，不同的人选不同的电影，百花齐放，可惜这种事只存在于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中。

脑袋里填满“自由花絮”的国人至今未参悟、可能永无参悟之日的，就是西人的“内忠”。这一美德作为西方强盛的真正秘方之一，是从来不向外传送的，送给中国人的方子，都是深解弱点后，以“落井下石”的方式特送的。发现了这一点，近现代所有“美言”都值得国人打一百个问号！

国人也渐渐发现戛纳选片一年年换汤不换药，人们看到现象，却很难明白为什么有此现象。仅仅为了电影艺术，戛纳的“持方不变”的确不是艺术总监弗雷莫的“解释”能够自圆其说的。他每一年的解释大略都是世界电影就这么一些人才，找不到更好的了。采访他多年，此一“解说”不变。尽管你就是变回小孩也难以相信世界电影就戛纳网罗的这一小把人，但一开始你并未怀疑这一解说的诚实性，并好心地为他们做解释：也许他们只看见自己看见的，只相信自己坚信的，其他的不存在。但你的善挡不住最后还是看到了底方：在电影艺术的外衣下有一与电影无关的棋局，不同的国度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开来看完全意识不到下面的棋盘，要连在一起看并长年观察，才从不变的棋路里发现精心设置的棋局。尽管电影人的才华有各种偶然因素，似乎也是控制不了的，但挑合适及合作者并通过资金、荣誉操控中选者的意向，同时联手将不合作、不合适者剔除，却极易人为主导电影的走向。法国是由政府直接拨款与私人基金合伙“资助”他国电影，比如“南方基金”就是外交部经营，“慷慨”的对象基本是各国反政权或分裂人士。美、英、德、日也做这种事，但由“私人”出面。若为了电影艺术，为什么要设此门槛？才华与机缘不应是唯一决定电影人命运的条件吗？若为了声援“弱者”、“斗士”，本国的“弱者”、“斗士”为何不理不睬？如果一视同仁，目的是看好电影，为什么美国商业大片的导演像Doug Liman是座上宾，中国的冯小刚却连提都不能提？ 我也是真佩服他们，凡对中国真正有利的人与事，早早远远地就嗅到了威胁，全球各个角落配合默契，去之而后快。

有人可能会说Liman今年入选的是一部反伊战电影，不也是政治吗？但此政治玩得漂亮，好莱坞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战争罪恶归结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谎言上，难道不是避实就虚，绕开战争真正的策划者及他们的目的？这种以“有限揭秘、诱误结合、认错掩罪、锁定视线”的宣传技巧，变罪恶为失误的大骗术，几乎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棋盘与棋子

用电影罩住一个事先已经部局的棋盘，按棋局的目标而非艺术的目的挑人，经年不变地从某地专挑某类“棋子”，以此秘密操纵人的观念从而左右世界大局，倒也罢了；若再昧着良心说这盘棋才是世界电影最高峰，这些棋子乃“杰作”，那么艺术史真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诈骗阶段。这盘棋终极目标并非“艺术”，对看见全景的眼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分开来看、孤立地看它似乎只谈艺术。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被挑中的人，尤其是受宠若惊“中奖”的人，你分析“运气”的可能成分，他不相信，更不会接受。何况有一些“幸运者”的确因为才华而中奖，比如王家卫，但即使这样的才子，他被挑中放到棋盘上也不是偶然的，否则早就露才的他为什么要等英国人撤出香港后才来了“运气”？作为前英殖民地的臣民，他在戛纳的确比大陆电影人有更多的创作自由，至少不必拍穷摄苦，但对他的爆捧似乎也不是免费的，诱导香港年轻电影人放弃前辈打下的电影工业、为西方电影节和第二市场拍电影是九七前夕就开始的图谋，王家卫的“国际声誉”怎么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偶然？与西人打交道，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是国人须牢记的金律。若能将此本性也化进自己的血液，则受欺和不平感都会消失。

那么“幸运”的韩国呢？韩国电影难道不是才华横溢吗？今年主竞赛单元有两部韩国片，数目上仅次于东道主法国，在次竞赛单元“一种注目”它还有另一部入围片，三片都已做了节后进入法国电影第二市场的广告。韩国的“幸运”还表现在从入选片题材的宽度上它几乎与东道主甚至美国平起平坐。“题材的宽度”是相对于入选人能触及的题材范围而言的，没有几个国度有“资格”以商业电影参赛，在这个权利上没有平等可言，基本是“出身”决定论，“出身”就是看你来自世界哪块地方。每个被挑选来的人与作品都有作为棋子在棋盘上的特定使命，有些人生来“贵族”待遇，有些人生来做工的命，做工还分干净活和脏活的区别。

韩国电影人的“命”为什么那么好呢？他们有天分，但这个世界有电影天赋的民族有的是，香港以弹丸之地拍出横扫亚洲的娱乐电影，难道不是天赋？再比如挪威，我在挪威使馆租借的一家拉丁区小影院第一次接触这个悄然无声的民族的电影，发觉有一些民族的确比别人更具电影天分。但与被捧得天花乱坠的罗马尼亚电影比，挪威电影在“棋局”中没有使命，它一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没有地缘政治的作用，三没进入国际电影大鳄控制的电影制作和市场的全球流水线。一般来说没有前两个作用，大鳄们便不会派人去挑人、投资，并将之引入国际电影节，进而纳入国际电影市场。投资有时还有另一目的，就是暗暗封住不能为我所用而有才的竞争者的路。没人能阻挡艺人们抱有幻想，认定宇宙中心是他们偶降的才华，那是他们含辛茹苦的动力；但多余的眼睛并不因此就看不到也许不该看到的东西：一切都旨在建立一个电影的世界金字塔，与黄金、白银、石油、矿石、农作物的全球市场一样，目的不是弘扬艺术，而是垄断国际电影市场，控制电影的定价权（评价权、审美权），以电影作舆论战争和文化征服的武器。当今世界还有比电影更强大的传“教”工具、以及更一本万利的产业吗？

回到韩国人的“好命”，韩国沾了三个条件中的前两项，第三项也就逃不掉了。尽管韩国电影本身并不成天搞意识形态，但韩国是地缘棋盘上的重要棋子：首先，捧韩国电影以削弱回到中国人手中的香港电影对亚洲的影响；其次扶韩以抑制香港大陆联手建立足以与好莱坞抗衡的电影工业；第三是为了布设前面谈到的那幅虚构的世界图景，此一图景由不同的精神指标构成，有前面说的“道德水平线”，当然还有“文化、艺术水平线”，有一系列“国际”机构操纵这些水平线，如由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或“奥斯卡”之类的提名人为虚构各国的电影水平，而放什么国家何等水平的电影进入“评审机构”却完全服从于地缘政治。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经常给国际二字打上引号，比如“国际”电影节，是因为西方几大电影节已相继落入同一伙人手里，只是打着各国的旗号而已。这是80年代以后国家从各个领域撤退的后果，所谓“独立”，实际上是独到极少数人手里了，十来个电影节，片源和挑人都趋于一致。被压在“道德水平线”低端的国家，“艺术水平线”也被有意维持在低端，这些国度的艺人及作品都是作为政治筹码选入的，事后根本不让你进入艺术影院和电影资料馆。

韩国就这么取代了原本占据第二市场东亚电影头把交椅的中国，这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操纵者的政治决策，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有当年联中抗苏的价值。坐上这把交椅十多年的中国既不知为何坐上去的，也不知为什么掉下来，唯见大把电影人前赴后继，追逐着盲犬鼻子前的诱饵。有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嗅到“艺术观”有时不过是别人抛过来的一块饵料。

这一切全是构建话语权的秘不宣人的谋划和步骤，没有一步是客观真实的，也没有一步是偶然自发的，然而藏得很深的手却能将虚构变成真实。善良的人事先也的确无法知道这一环套一环的诡计，只能记住那条金律：没有一个便宜是免费的，不是让你搞自己人，就是帮着整别人。有时我回想那些风光与耻辱挤在一个领奖台上的岁月，再联想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在中国人心里刻下的伤痕，中国的“米式”导演们哪一个没有为抢夺火炬的“狼犬”提供食粮呢？当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这么领进了“狼犬”饲养场。我自己不是也没有想到围剿中国的网张布得这么大这么疏而不漏、而且从19世纪到今天未收起过吗？

罗马尼亚电影的“神话”

再来看罗马尼亚电影的“神话”。罗马尼亚电影成了“国际”电影节的宠儿是不争的事实，年年有电影参赛，简直就是一架得奖机器，于是在舆论诱导下，人人惊呼“神奇”。然而细看那些入选片和中奖片，你会发现不出意外的连贯性，与其说是电影人的天分，不如说他们的灰暗写实和千篇一律“控诉前政权”的题材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扶韩是为了地缘政治，挺罗则重点在第一条：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防东欧再变，而且与罗国的历史和民族性密切相关。历史条件摆在那里，这是个前共产党国家；但这个民族也有它的特殊性。记得我与今年入选“一种注目”单元的罗马尼亚导演Cristi Puiu有过两次闲聊，那一年我与他一起作“一种注目”的评委。Puiu 2005年曾在此单元得大奖。这段对话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现转录于此：

我问：“你得奖的电影《拉扎列斯库之死》看的人多不多？”

他说：“在西欧的票房我不清楚（据笔者手头《电影工作室》杂志2006票房统计，该片在法国的观影人次约13000），在罗马尼亚约两万人看。”

看我对这个数字不置可否，他补充道：“两万人看，对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就算是高票房了。”

“罗马尼亚一年拍几部电影？”我接着问。

“二十来部。”

“全部？”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当年《多瑙河之波》、《爆炸》曾让我对这个国家电影的幻想膨胀到上世纪末，怎么竟落到“国际”电影节小加工厂的地步。

“总共就二十来部。你知道罗马尼亚现在有多少家电影院？”

我摇摇头。

“不到一百家。齐奥塞斯库时代有五百多家。”

“罗马尼亚老百姓不看电影了吗？”

“看，看好莱坞电影和南美电视连续剧。”

另一次谈话发生在同年的闭幕晚会上，就罗马尼亚电影我们谈得更深一点，谈后我得出结论：罗国是个没有自身文明的国度（Puiu语），一直像卫星一样围着欧洲的强国转，东摇西摆，精英的脑袋从来不是顶在自己的肩上而是拴在别国的腰带上。齐奥塞斯库曾想用强权扶起这个民族，结果是赶鸭子上架，自己掉了脑袋。这个民族自嘲内骂的本领与艺术天赋结合起来，正应了戛纳最喜欢的配方。

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一年，罗马尼亚电影囊括了“金棕榈”和“一种注目”单元的两项最高奖。以现代艺术和传媒颠倒黑白的力量，“神话”可以朝生夕灭，就像吹一只气球。

“道统”电影和配方

时髦的罗马尼亚电影让我想到近几十年已成“道统”的电影潮流，那人为铺设的轨道，暗暗地引领着“潮水”，却竭力诱人相信那是自然的流向。对看到全局的人，“潮流”时常只是风起云动的大规模模仿。巴黎电影院里“道统”电影是必上的主菜，越是“艺术”的，“道统”越是贯穿其中，小资们个个逃不出这等饲料。“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幻觉。不管什么“道统”，只要发现了，我都会厌倦，我可没有精神分裂症，能有区别地对待“道统”。但挡不住电影院里已经充斥模仿之作，有“杰作流水线”的推波助澜，一两双多余的眼睛怎能阻挡“历史车轮”。

我新近看的一部保加利亚电影《Eastern Plays》，是“道统”电影的一个标本，“标本”电影都是配方正宗被当作样板向全世界推销的。

影片白描了一个社会边缘人，索菲亚城的失败艺术家，此君以吸毒为人生出口，以蔑视和挑战周围世界为生命依托，带着那身百分之九十不可理喻的恶和百分之十同样不可理喻的善，他对自己的老父和女友冷酷无情，却对素不相识的几个外国人充满正义和同情。不用我细数下去，这是漫延于世的“普世文艺”最典型和常用的主角，如果故事发生的西方，他就是反社会的“英雄”；如果故事发生在东方，他就是反体制的“斗士”。问题不在于描述一个边缘人物，讲故事需要特例，而是众口一词、百分之百无例外地把社会学的一个异类、生物学的一个病例、艺术上可能只是个误会的人生案例，说成是控诉整个社会或体制。比如在所有力捧此片的法国各报影评中，都有这样的导读，大致就是此君和他的痛苦生活是保加利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突出代表，是后共产时代之前的那个社会酿下的恶果。喜欢给失败者尤其是天生失败者最堂皇的理由，是左翼的特性，哪怕现今很多人披着右翼的外衣。好人目光的准确度是被他的善大打折扣的。凭什么这样一个不孝之子、女人的天敌、意志因超敏感而薄弱的人之失败人生，是他周围的社会或这个社会的体制，甚至是这个社会之前的体制造成的？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百分比连上帝都难有绝对发言权，岂是一种意识形态大言一放就能定下来的？

这个吸毒、空虚、恶待亲人的边缘人被树为正面形象，并不是为了他的艺术细胞，而是为了衬托导演在他的对立面塑造的一个“新纳粹青年”——与玩世不恭的他走了相反的入世道路的弟弟。可见片子在叛逆外表下，内心紧锁“政治正确”，导演可能深解“道统”电影的配方，可能模仿而不自知，他绕来绕去想表现的，就是面对“新纳粹青年”，一身恶习、活着无聊的主人公终了是“可爱”的。这才是影片“神奇命运”的由来！它入选25个电影节，其中2009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接着六家法国地方电影节，并在10家电影节拿了14个奖，连“东京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都参与了“杰作流水线”的接力。读者从这一个例子便可感知“电影国际战线”已经开辟到哪里，“道统”电影泛滥到什么程度，以及被偷换了艺术观的人是怎样从品艺人蜕变成追随者。

能拍出此等水平电影的年轻人成千上万，问题是不带同样世界观的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挑中，挑中意味着你被送进“杰作制造场”，有“国际电影操纵手”给你投资，送入各大电影节，西方媒体连带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声筒，会接力棒似地鼓噪你的名字，让你一夜之间成为“电影大师”。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自由度，而是诱导必捉到的俘虏，这就使“舆论军团”接力棒似地运作，已没有国界。搭建者与维护者的自觉和自律，以及跟随者的那份无知无觉，让多余的眼睛早已没有历史的弯道可绕，一眼看到了尽头。

从跨国利益集团的角度，戛纳只是其中一个站点，接力的一环，时常是以法国人的轻狂演红脸，国际电影战线早已连网成线，有其蒙在鼓里或心知肚明的主办者、吹鼓手，有被驯化了的品尝者、模仿者。我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真的变成思想统一的帝国是末日还是新生？我只是看到“战线”的扩大和呼风唤雨，满手的绳绊还扎着花环。

（2010年5月）

“杰作”流水线

（我眼见这些由私人“组织”暗中控制的“国际”电影节，用这种选择文化代言人的方法，一步步将参与“游戏”的国家和地区的国产电影业颠覆。）

我一直在想这个历史之谜：为什么总是征服者的队列里有着难以计数的吹鼓手？又有几人为被征服者哭泣？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霸道的程度非中国人能想象，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已经相信了自己的原罪。相信自己的原罪是被驯化的第一步，相信的程度越深，驯化过程越简单。那只如来大手，有一手遮天的力量，它可以伸到异文明思想轨道上，圈定你的视野。到最后，你该看到什么，不该看到什么，你的文化的“高尚”标准，全由它说了算。

我两天前去拉丁区丑角影院看土耳其电影《风与时光》，在法国电影第二市场能看到的外国片，内容和文化背景各异，味道却大同小异，好像都是一只手调的味。看多了，哪个国度能来什么电影，都有定律。比如德国电影，只有两个“戏路”：控诉纳粹、揭露前东德体制。只要不脱这个框子，再有点艺术水准，几乎百分之百能得奖。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电影，则多少兼具揭露伊斯兰文明黑暗的使命，非此就别想露面。形式上则必是部作家电影，反正肯定是小众电影。这是为防止法国民众养成欣赏好莱坞之外的外国商业电影的“恶习”。何况现在小众电影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名字：独立电影。但“独立”二字在此是不能轻信的。能被放进法国电影第二市场本身，资金至少部分来自法国某个基金，几乎是勿慵置疑的。《风与时光》在法国各地电影节得了四五个奖，也不是人们想象的“艺术超越国界”的结果。我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破解“杰作”的炮制过程。

先说电影节。法国各地凡想搞旅游经济的，一般都不直截了当推销旅游，这是天主教民族的一个特点，从不赤裸裸地坦露金钱欲，必裹上绸缎。所以旅游宣传永远都有文化包装，而电影节是最时髦的。本来以什么形式作生意都是无所谓的，但法国人做什么事好走极端，玩两面手法常常玩得明眼人看不过去。比如明明是“世界上层社会”要最大限度地赚满腰包，偏偏满世界去搜来“世界下层社会”的苦难在放映厅里赚人的眼泪，以窥视他人贫穷丑陋为自己奠定生存理由。而这一切又以“艺术”之名，先封住所有异议者的嘴。何况下面的底牌与表面“文化多样”、“思想自由”、“言路开放”背道而驰。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节，看上去地域各异、自有风格，但各电影节的选片人，与当地主办者无关，这个“大权”是握在巴黎一小把“精英”手里的。这一小群人首先是意识形态剪刀手（自觉而狂热），也就是说法国人有权看什么无权看什么看得到什么根本看不到什么，实际是由极少的人决定的，而这比组建个“XX部”有效得多。

看到这里肯定有一大堆国人不相信，他们自然会问“谁管谁”，因为在中国上层建筑领域从来不是由“自觉意识”统领，而总是构成权力和被权力的关系模式，时常形成“命令和被命令”的景象，国人据此一般都自认不自由。在西方（至少在我熟悉的法国），通常情况下实际的“审与被审”由于送审者的自觉性而变成了一种“为了整体利益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审与被审”的双方抱团守秘的，事实上的“被审”者自然不会抱怨不自由。比如巴黎一家出版社要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草样出来后，出版社无需命令会自觉把草样送给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关的汉学家和驻中国的记者审查，因为针对中国有三类意识形态专家负责舆论把关，即传媒负责人、汉学家和驻华记者。这三类人也是无需任何行政命令地联手合作，构成一道互不拆台的“防火墙”，彼此间可能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甚至互不相识，其自觉性来自各方意识到有一共同的整体利益，有关中国的话语必经这道“防火墙”筛选。由此稿子令我们难以想象地一直送到万里之外的驻华记者手中，而这一手是瞒着作者的，跟你呼朋唤友的编辑绝不会告诉你。中国人能想象一个上海的出版社出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会自觉到将稿子送审驻美记者？两个单位没有任何行政联系，更无上下级关系，也无一个统一的部委下命令，送审的编辑和审阅的记者之间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自觉做这样一件实为分权的事？那头审阅的人也不会因花时费力要求出版社把自己列为编委或给钱才做，而是自愿隐姓埋名、不拿好处、一丝不苟地做。在这里两个各自为营的私人机构自觉做的事，在中国两个似乎由国家统一管辖的机构却绝不会做，也根本没有做的意识，甚至同一机构内不强迫都不会做。中国人只在强人统治下上层建筑才短暂出现过类似的自觉构建的“防火墙”，这恐怕才是与西方交手近两百年只在那一二十年战而不败的唯一解释。

此为一种深入灵魂的控制，我三天两头出入巴黎的艺术影院，心惊肉跳地发现，“精神食粮”源头的控制，培育了一群指哪儿打哪儿的狼犬，而非独立思想者。长年单一“食品”的喂养，使得这些自以为自由的人戴上了几乎永远脱不掉的有色眼镜，况且脱掉一副脱不掉下一副。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一部土耳其影片在各地电影节轮流展出，在一处得奖，便处处得奖。这种现象不光在法国本土，西欧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选片大权，也实际落入同一群人手中。所以在看似已然结束的那场人类意识形态大战中，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名字须重新定义，不是“自由”对“专制”的胜利，而是狡猾的专制对愚笨的专制的胜利。

再来谈对异文化面目的操控权。我那天走进丑角影院，在门口拿了一份“法国艺术与探索电影院联合会”为《风与时光》做的广告，彩印的四页纸，首页上便有一句话：“续《在另一边》之后，土耳其电影的又一杰作。”我来慢慢给你分析这句话控制人的大脑的力量所在。这句话有一个圈定人的思维的排他性圈套，即土耳其电影的“巅峰”前有《在另一边》，后有《风与时光》。这里包藏了西式思维最可怕的一面：凡非我圈定，便不存在。《在另一边》是入围戛纳并得奖的土耳其电影，实际应为土裔德国片。导演Fatih Akin是生长于德国的土耳其人，2004年以《Head On》一片被柏林电影节捧红。此人才华是有的，但脱不出西方政治正确的红线，反叛“落后的伊斯兰文明”是其作品的落脚点之一。在伊斯兰问题上，笔者无立场可言，只是陈述事实。只凭两部电影就被捧为土耳其电影的至尊，有没有问过土耳其人同意不同意？这种空降回去的“土皮欧心”的艺术代言人究竟有多大代表性？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箭双雕的买卖，首先是让欧洲人以为这就是土耳其电影，而且是最高峰；用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反馈到土耳其开放且天真的文化界，左右其艺术视野，最终将土国电影纳入“正轨”。正轨意味着：80年代以前还很繁荣的土国自产电影，90年代就让位于好莱坞电影了。在异文明中培养“子弟”，即文化代言人，是至今证明极其有效的篡变方法。像《风与时光》的导演Reha Erdem，和在戛纳频繁得奖的土国导演Ceylan，及前述的土裔德国人Akin，被西方媒体捧为土耳其电影的“新一代”，是土国电影的“新浪潮”。Erdem是巴黎第八大学电影系培养出来的，与Ceylan和Akin一样，由西欧Eurimages基金提供拍片资金，当然也由这些西欧“良师益友”推到各大国际电影节，捧红后进入欧洲电影市场，然后反馈到本国电影市场。这就是炮制“杰作”的流水线，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出里面一环套一环的控制。主权国家如果底气不足，不让其子民前往“俱乐部”，甚或阻止其作品反馈，则“不自由”的辫子永远揪在人家手里。可怜的第三世界，永远里外不是人！

我眼见这些由私人“组织”暗中控制的“国际”电影节，用这种选择文化代言人的方法，一步步将参与“游戏”的国家和地区的国产电影业颠覆。在此将国际二字打引号，是置疑这种以偏概全的操作之全球代表性。灯蛾扑火的有欧洲本土的“天真汉”，意大利、德国的国产电影工业80年代以后就分崩离析，接着是整个东欧。日本也未能幸免，针对日本的操作手法，与上述为土耳其电影工业设的圈套是同样的。60年代西方捧出日本电影“新浪潮”，表面看好像因为日本经济起飞而关注日本，其实另有图谋。我看了日本“新浪潮”代表人物的作品，发现“杰作”是随操作者说了算的，嘴大就行，时常缺少客观标准。全都是这样炒作的，他们看中的就是“新一代”、“新浪潮”，这类名词相当具有入侵性，因为就像精心挑选的广告词一样，非常易于接受。他们捧出的日本电影人，其实只是日本电影冰山之一角，但由此冰山本身就被掩没了。西方人就有这种指地为天的胆量，我到了法国才发现，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星，那些相当出色的日本商业电影，在法国人眼里不存在。不信你去调查，全法国找不到一个人知悉日本人曾狂热地爱过山口百惠。有时候看他们暗搞这个黄种盟友，只为肤色的这么点颜色差距，直为日本人扼腕，又怒其背叛。拉丁区的艺术电影院，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日本导演。问题不在于这种“独裁”本身，他们要圈定西方观众的视野不关我们的事；而在于这种狭隘视野通过西方无比强大的话语权，左右了日本人怎么看自己的电影，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怎么看日本电影！

进入这份名单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接一个，继日本之后，是台湾，台湾之后，就是香港。英据时代，香港电影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在戛纳却是没资格露面的。因为组织者既不想抬举香港繁荣的商业电影，又不想给盟友英国制造麻烦，否则按现今的逻辑，应培养出一打反殖民者艺术斗士。九七之后，香港却突然成了关注对象。但手法还是同样的，只挑几个可选对象，送进“杰作”炮制工场，以西方人眼里的“杰作”，压到其他。只要中国人不脱掉人家赠送的眼镜来看事物的价值，“杰作”流水线便继续拥有颠覆其他的力量。最令人不平的，是法国人眼里的台湾电影只有侯孝贤、蔡明亮，最多还能拉上个杨德昌，其余全都子虚乌有。只圈几个代言人还不算，代言人没被西方绻顾之前的历史也可一笔抹杀，像杜琪峰，成名戛纳之前在香港已有几十部电影的业绩，但到法国传媒的笔下，杜的历史从戛纳开始！

我举双手赞成戛纳成立世界艺术电影实验室，但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意识形态大战、为跨国公司打市场，腰带上拴着“征服”二字，却使我一年比一年清醒和幻灭。记得某次采访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追问为什么戛纳选片离不开政治，他回了一句话，我后来越想心里越震惊他的不加掩饰。他回答如下：“一切都是政治！”就像两百年以前的欧洲一切都是宗教一样，令人胆寒。

（2008年6月）

金棕榈、戈达尔与作家电影

（在确立了好莱坞以制片人为中心的牢固堡垒后，为了在各国夺权，通过直接控制艺术家而实际掌控别国的电影业，“看不见的手”在法国开辟了另一战场，设计出以导演为中心的“作家电影”审美体系，还是以抢占道德制高点的老办法，一举夺得审美大权，并通过对审美权的褫夺，在各国引发艺术战争，阻止好莱坞竞争对手的发展。）

“如果由我来评判，第63届电影节就没有金棕榈！”一位采访戛纳几十年的老影评人如是说。确实，一届被传媒如此放大的影展，作品平庸无奇至此，甚至包括金棕榈，让人深思。但与前几届亦并无本质差别。是内含不诚实、本质不公平的“高深”操纵手法和炒作技巧走到尽头的表现？如果本届影展还有一些信号发出，那便是给泰国导演阿皮乍蓬这部晦涩作品以金棕榈，似乎是想重申，戛纳仍然是“作家电影”的大本营。

与最后这个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节本身已经越来越远离此类“探索电影”，美国人从不拍这类电影，法国人也不拍了，法国人直接把自己的商业片放进主竞赛单元推销，好莱坞、宝莱坞更是没有商业利益根本不来跟你凑热闹，西欧各国的电影都有回归传统的趋势，只有某些地区（东欧、亚洲和南美一些国家）被刻意维持于拍“探索电影”。为什么说是“刻意”？因为戛纳的选片机制历来是主动而非被动，挑什么人、为其投资、引入电影节、进而给奖，每一个环节都非偶然，而是主动策划的结果。多年观察下来，亚洲和东欧长年只能入选两类电影，一类是走得比欧美远得多的“探索电影”，也即所谓“个人电影”；一类便是控诉前体制或现体制的“政治电影”。为南美设的门槛略宽一点，但超出这个框框的不多。看到这种选片策略被经年累月地有意维持着，让人不得不问个为什么？

事实上西欧自身正在置疑电影的探索之路，围绕戈达尔新作引发的激烈争议，过去的言禁被打破，都不是预示而是显示“作家电影”的神殿正在出现一道裂缝。把“坚守电影实验室”的任务放在那些从来没有电影工业或者电影工业正在艰难起步的国度身上，还有什么比误导更“高尚”的解释吗？

作家电影与好电影

无论从哪种定义看，阿皮乍蓬的影片《能召回前世的汶密叔叔》都是一部“极端”电影：题材涉及死亡、手法怪异难懂、“兜售”本文化中的原始以博采……而且有一点无论欣赏或厌恶者都同意：这是一部注定没有观众的电影！也将是在电影史上不会留下痕迹的影片！不过，也许这正是颁奖的潜台词：观众（即我们所有人）不是电影艺术水准的最终评判者，唯一的裁判是戛纳！评判权就如商品的定价权，具有影响整个行业走向的核心作用，是绝不能放手的！

“作家电影”的概念策划于法国“新浪潮”流派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年代，戈达尔是主谋还是主要演员则至今没有定论。当时一批影评人群起鞭挞既成的电影业，以“传统、保守、学院派”甚至“专制、不自由”等政治名词，一举抢占了道德平台。以新换旧的理论是：电影应该“作家化”，摄影机就是“笔”，电影不应追逐商业价值，而只能追求艺术价值。在此没有时间和版面深究“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分界线究竟应该设在哪里。1959年特吕弗一部《四百下》在戛纳被大捧，“作家电影”逐渐演变成戛纳的核心。戛纳也将由各国送选“好电影”的选片方式，改由自己到各国选片，说白了是挑人。挑的标准表面有一套，暗地有另一套。这是一石数鸟的设计，不废吹灰之力就将电影的最终评判权，从别国手里一把夺走，抓到自己手中！同时以艺术评判权为大棒，搭建了一个道德审判法庭。实际就是建立了一种只有自己有终极定价权的价值体系，并围绕此一价值体系构筑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几十年来这一话语系统在各国都市“圈养”了一批模仿者和食客，它之所以嵌入后很容易自生自转，是因为每个进入这个话语系统的人，对其欣赏对象进行了“再创造”，尤其是隔着中文和外文的中国评论者，用言之无物的语言另创了一个空洞无物的“他物”。

作家电影并无明确定义,最初只有一个粗浅概念，即以导演而不是制片人为中心，后来分出了一些共同点：如题材上必须是人性、社会、情欲、宗教、政治或历史的，而不能是科幻、喜剧或恐怖片（但如果由戛纳肯定的作者拍，也被接受）；表现内容必须是苦难、忧郁、死亡和失败，而不能快乐、幸福、活着和成功；艺术手法上必须有创意、独特、难解，而不能是传统、套路、易懂的……然而仔细分析被放在作家电影谱系上的本届入选片，却可以发现靠近“探索”这一极的作品已大大减少。如果说最后获奖的泰国片处在谱系的尽端，那么美、英、法、意、韩、日等国导演的作品则恰恰处于另一端。问题是，靠近哪一端才是好电影呢？

与大众商业片不同的是，越是难懂的作家电影越是堆集了往往只有导演本人握有钥匙的“符号”，现代派艺术其实都是围着“符号”打转。当观者突破这些“符号”构筑的谜面而触及其自身逻辑时，便会对影片产生共鸣。说穿了是事先必须拿到“钥匙”。这就解释了几乎所有评论“汶密叔叔”的文章都是在重复官方影片简介里那几句前世、性的象征、死亡、灵魂的“解说辞”。令人感觉只是随着导演的解释在理解电影而已。画面艺术却需要文字解释才能被领入门，“高”在哪里是值得商榷的。设置“迷宫”再提供“线路”的导演，不过是一种工作方式罢了，跟能不能拍出好电影没有直线关系。当选片和评奖标准从选“好电影”被换成选“作家电影”，再将“作家电影”概念拔高到评判一部电影优劣的唯一标准，进而由选片人、评奖人说了算，将平庸作品送上“作家电影”宝座的大门就打开了，同时也有了将不符合选片人需要的“好电影”排斥在外的合法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商业片《蒙庞歇公主》能入选，同样是历史题材的《孔子》则绝无可能入选甚至参展；同样反映二战的《钢琴家》可以得大奖，《南京，南京》连参展资格都没有；李沧东可以一次次入选，同样是电影奇才的周星驰、冯小刚永远不会有戛纳缘……

一双眼睛是看现实还是躲在虚构的感觉后面，往往可以判定一个人是深锁在上述的那个话语系统里自说自话，还是有能力站在系统之外。放映阿皮乍蓬电影的那天，笔者前后左右观察了一下，发现呼呼大睡的记者不是一小把。坐在身边的那位法国资深影评人，看了一半就离座走了。“金棕榈”宣布当晚，我问他，满以为半途而退的他能说两句实话，不想他的反应却是：“给他奖不算过分，这是一部好电影，导演很出色。”而且不再敢直说退场是看不下去，而改为“有事”。这绝不是个特例，而是那些被圈进话语系统的人之典型表现。有人告诉他们这块石头是宝石，被话语系统圈住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没看出“宝”之何在，他们往往会自省为什么没能一眼见“宝”，或者圆滑一点说宝石未能一眼显现，是因为作者前一块“宝石”更璀灿。

将电影的好坏标准搅浑的结果是，戛纳“主竞赛单元”的电影时常不如次竞赛单元“一种注目”，后者又不如更边缘的“导演双周”，而“导演双周”不及参展电影，参展片还不如各国每年自己在法国举办的影展。人对一种权威的幻灭往往是因为它不公正，戛纳“比赛规则”和“裁判”合二而一，结果怎么可能公平呢？再说谁告诉我们人家本意是想搞一场公平竞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为什么要制定不公平标准，而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不公平标准并让其主导我们的电影艺术？为什么我们要将自己的电影艺术评判权交给他人？我们在这个游戏中究竟得到了什么而乐此不疲？王小帅不涉政治，在法国媒体上就连一张剧组登红台阶的照片都没有，贾樟柯不露穷现丑，便被封杀到好像人都没来，这还不明确吗？

“戈达尔现象”与设局

与影展期间几乎无人谈论阿皮乍蓬形成对照的，是沸沸扬扬的戈达尔。如果说有一种“戈达尔现象”的话，那便是制造了一大堆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自己、模仿着模仿者欣赏的人。一个人的游戏搅出了这么多言而无意的文人，也算一个“历史现象”。

《社会主义电影》一片在戛纳放映的同时也在巴黎上映。《法国电影》专业周刊统计，上映当天巴黎共有763人、翌日520人观看。一位被誉为“作家电影”“大师”的“绝唱”，吸引力是1283人次的票房。当然票房不是判定电影水平的唯一标准，至多只能是标准之一；但将“作家电影”视为评判电影水平的标准，将入选电影节当作“高水平”的印戳，并用舆论诱导将之合二为一说成是“世界电影艺术的巅峰”，是不诚实的。

过去，批评戈达尔几乎不可能，法国一家报刊甚至写道：一个坦承自己不喜欢戈达尔的学生，连电影学院都不会要他！然而影片放映后，法国影评明显分裂成两大阵营：左翼舆论如《解放报》、《电影手册》、《世界报》等叫好，而右翼舆论则批评挖苦。法国电视24台影评人路易丝·杜庞毫无通融余地：“只有最恶劣的说谎者才会说他看懂了戈达尔新作。”事实上，“欣赏”戈达尔的评论，大多也不知其好在哪里。和评论《能召回前世的汶密叔叔》一样，他们多从电影节公布的官方手册找到几句导演自己的诠释，以及他在《Les inrockuptibles》上有关此片专访里的话，再加上对影片画面的几句言不及意的描述，东一句、西一句，便“杂烩”出一篇评论来。“杂烩”也是《社会主义电影》的制作方法，用到那些文章上颇为合适。反正用谁也不明白的话来评论谁也不明白的电影，流泄一堆虚无飘渺的文字，甚至把自己放进去作了“主角”。

在很多情况下，影评人才是戈达尔电影作品寓意的“创造者”。戈达尔谈到影片中出现哲学家阿兰·巴蒂乌在豪华游轮上面对一个空无一人的大厅进行演讲时明确说：“在我的电影里，从来没有任何意图……我并不想表达任何东西……”我佩服戈君的地方，就是他把那么多人玩于股掌之中，然后俯瞰围着他抛出的一块骨头在撰写“红烧狮子头”或“炖羊肉”的人们，窃笑。戈达尔在几十年电影生涯中，创造了一些特有的“符号”，特别是他从“新小说”文学流派中借用的一些设谜手法，让参透并接受其体系的人欣赏不已。但用符号取代传统电影的情节、故事，究竟是伟大的创造还是自欺欺人的破坏？

戈达尔最早在《电影》期刊、后来在《电影手册》担任影评人。“新浪潮”的干将都是从影评转行的，于是形成一个“近亲联姻”的怪圈：拍电影的是他们，评论电影的也是他们，自己将自己捧上“大师”宝座的还是他们。这群人有一高超本领，就是先设局，那些诱人的光环，事先圈定了很多人的视野，让人失去自我判断力还自以为得意，而且一旦被圈进去走出来的不多。这令人想起金融危机。将电影节设计成能量如此巨大的一局，是不是也就带了“伪诈”的成分，就像高盛投行设计出“打包金融产品”，再由自己人评分一样！而我们还要买或转卖多少“有毒产品”才能醒悟？

电影分出探索的一支，有人愿意为拍“个人电影”的人提供名声和市场，本是好事。但以“艺术”之名不是为人类利益而是为西方利益服务，不给每个电影人以公平的机会，以偏概全用一种价值观摧毁其他，甚至将一国电影引入歧途，则是策划者与参与者都必须重新省视的问题。

（2010年5月）

电影的血统

（当初写这篇文章时，只看到了预设陷阱的第一圈——有人在人为制造电影的对立，以抢夺审美权，而并未摸清由法国挑头以好莱坞为对立面的这场电影的血统之战，是由同一伙人策划的苦肉计，意在从正反两面控制世界电影。我们之所以长期没有看出这是出苦肉计，有两个原因：一，血统之战的这一边是拿法国国家补助的，这让我们错以为这是法国电影与美国电影、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之争，本人写电影的二十年里有十几年落入这个思维圈套。而吸食法国国库的这帮“国际人”为了掩盖夺权战的实质也一直把舆论往这条线上误导；二，血统之战的主要策源地戛纳电影节是法国国家资助的，多年来影展的公关也始终将人往这个方向引导，让人以为影展是法国国家举办的，进而误以为此乃法美文化利益之争，其实主导电影节的是一个国际私人机构，与法国政府只是互利的合作关系，与好莱坞的渊源更深，打着与好莱坞分庭抗礼的旗号，实则为好莱坞推销产品并帮其消灭竞争对手。他们用电影的“高贵血统”在除好莱坞之外的西方各国夺权（从院线、制片到控制演员的经纪人已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悉数垄断在手），在西方阵营之外用电影搞意识形态大战，摧毁或阻止对手的电影工业。电影是话语战争的第二大战场，电影的血统之战是“看不见的手”为永握解释权设计的审美权争夺战，夺取了审美权，就可以指鹿为马，为他人的智慧定价。我正是从发现导演电影的血统之战的手开始，打开了魔术匣子，所以这篇过渡阶段的文章，也有读一读的必要。）

人很难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一个问题等待评判时，围绕它已经绝少空白，它的周围早已有了一群守兵和暗探，他们的目的就是替代你的眼睛。最简单的替代办法就是在问题四周预置一道现成答案的围墙，但围墙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隐密和严密，隐密才能让人撞而不知，严密方可阻挡人穿墙而过。

我观察西人，几乎在血液里就根植了这一本领，这跟传统密不可分，文艺复兴前，只有贵族和教士有权识文断字，百姓看世界只能透过一本《圣经》，但绝对不允许人手一本自己读，阅读和解释权在神父手里。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没有发明扩大读书范围的造纸和印刷术！这一传统至今遗留在各种事物的行事法则里。近代以来被迫围着西方文明打转的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这道周密预置的现成答案的围墙误导。

当然还有看客自身的局限：问题呈递到面前的那一刻，就像餐馆送上的一道菜，食客一见之下，视觉先被盘中物充塞，盘中物就是原料。舌头不精细的人点的是原料，吃的也是原料，付完账爱吃不爱吃记住的还是原料。而其实这原料在各种香料和各位烹制人手里，已变成另一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判断起来就不像之前有现成预设的答案，只有摆脱了所有预设圈套的人，才能真正说出那是什么。

然而摆脱预设圈套谈何容易，不要说面对异文明，就是我们自身的文明也早已不知不觉地抄袭了他人布设的那道围墙，上百年来就是从这道围墙上领取现成答案。我印象很深的一课就是我在《恺撒奖》一文中提到的那天，距今已久。那时我在巴黎五大的电影专业课堂旁听，有一课讨论的是卡梅隆的《终极战士》第二集，那部带来电脑特技革命性突破的电影，也像今天他最新一部3D《阿凡达》一样，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当年的市场以及电影俗客和雅客斗争的战场，逃都逃不掉。雅客对天罗地网似的包围之反感是流在血管里的，所以那天在课堂上，好恶分明。其中一位学生慷慨激昂地用jetable（一次性使用、用过可扔的）这个词，为《终》2定了性。站在教案后面的老师没有反对，学生中记得只有一人不赞成。对艺人的劳动最轻蔑的评判恐怕莫过这个词了，因为这是“永恒”对立面终端不能走得再远的一个词。骂人最厉害的一着不是粗俗，而是文明地精选一个词！一时间jetable这个充满蔑视的词一点也没有拂逆我的耳朵，它就像一块掷向他人的石头，除了证明自己幸运或高明，并没有其他用途。这种时候人群会自动站到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快手（强手）一边，看起来完全是自发的。

我事后想想，那真是很蹊跷的一刻，为什么我轻易就被多数舆论绑架了？事实上我在巴黎一家影院观看《终》2时，是受了震撼的，它宣布了一个电影新时代的到来，所有既成的东西都将为之改变，包括观众看电影的眼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理不合理，历史车轮有时一夜间便越过了一个山口，倒转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我一时不加思索地站到了那间课堂赞成“jetable”的那一边，并且认定自己已经深思熟虑，有着百分之百的、产生于自身的判断权，好像我们这些雅人清客用一个词就真的把排山倒海的对方扔掉了。坚守的那一边总是让人同情并易于产生道德认同，而道德是否真的在坚守者手里，甚至在被动者或弱者手里，是值得商榷的。

允许用这样一个词为电影归档，其实是认定电影生来是有“血统”的，有卑贱的一类和高贵的另一类。既然用了“血统”这个词，就是说划分是与生俱来的。为任何事物设这样一道界，不知读者意识到没有，是沉重至极的。人类社会用了不知多少世纪“进步”的洗礼，才一点点拿掉由血统决定人的命运的权力。在此请读者不要将血统与品味混淆，血统是前定的，等于“出生”前一切就决定了；品味则是后天参与品尝的人决定的，是艺术品的精致被神经细腻的人追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追多远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要去鄙视追不上的或不愿意追的人。所以我谈血统却并不反对电影由不同的口味分档划界，我认为不公平的、并致使电影落入一个陷阱的是血统的前定，某一类题材，某一类拍摄形式，比如前文提到的“左翼使命电影”，生来“高贵”。所谓“左翼使命电影”实际上已成“普世使命电影”，在全世界漫衍，形成一种电影的“道统”，模仿者无数，有时去掉文化外壳，魂都一样。

有些人对同一位导演的某部作品五体投地，对另一部则咬牙切齿，如此悬殊不可能是尝客舌尖上那么一点点敏感决定的，一个大厨绝没本事对同一个舌头制造如此的对立。因为一个人的水平和才华其实没有这样的跨度，越是水准高的导演，作品之间的差距越是微不足道，而且越是控制能力均匀的导演，越敢碰各种题材。致使看客眼睛一个朝天一个向地，不是导演的水平，而是另外的东西。如果只是题材不同或风格变异，冲撞出的审美差异不可能天壤之别，一定是一种誓不两立的东西，悄悄地盘踞了大脑，而且这东西是远离作品本身的，是人为的分割。那么除了“血统”，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具有制造感觉对立的如此能量。

我意识到电影早已预设了“血统”，不是在那一天，而是相当长时间以后，足见人一旦被预设立场套住，很难再走出来，甚至永远也走不出。我自以为看到、听到和思考的是不容置疑的逻辑，得意扬扬地选择了“血统高贵”的一方，并不知目光早已被劫持。“信念”最初的裂隙产生自我看到的一个不解现象：电影雅客们津津有味地观看几十年前的旧商业片，却拒绝进影城看新上市的。而我一度曾以为他们的“细腻神经”只能看作家电影，受不了“喧闹”的，只有“使命电影”才能让这些理想主义者感到精神满足。当我发现他们迷醉于50年前梦露为钻石商做的隐形广告，却恨不得杀掉为手表商和汽车商做同样工作的新邦德，我看到了人之品味那些事先的构建和画地为牢的本性。但即便是品味的事先构建，又为什么如此隔绝？真爱电影，粗粮细面只要做得好，吃起来不是各有滋味吗？是什么让雅客们如此“觉悟”地自圈在一个堡垒里，连从东门串到西门，都要几十年时间的阻隔？有人可能会说时间起了作用，时间让遥远的变得美好，但时间真的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吗？我以为时间并未起多大作用，时间只不过冲淡了恐惧。显然看到这一层，品味已经解释不了了，能如此揪结人的意志，将人群分到誓不两立的阵营，是隐藏在品味下面更深层的设定。

电影“血统”观的出现，并不是电影诞生时粘在“胎儿”身上的。而是“人”到中年出现的，并且也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人为设定。50年代试图全面控制西方电影制造和市场的那群人，认识到要想实现彻底的垄断，必须控制源头，而电影不是普通商品，单纯控制它的制造和市场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审美标准。审美标准是巨大的权力，它可以让艺术家在完全服从的状态下感觉自由无比！在篡夺这个权力之前，电影制造者就像厨师，做出来的菜好吃与否的最终裁定权在食客手里。这个权力必须收回，尤其对某类承担使命的电影，控制这个权力才能虚构杰作。这跟控制国际绘画市场的人，为了拿回审美权，说白了就是定价权，颠覆古典绘画所用的手段异曲同工。只不过现代绘画的审美权被惊人的价格炒作永久固定在篡变者手里，有疑问者再也翻不了案；电影的“血统”观虽然篡夺了审美权，但占到的便宜却没法用一百万或一千万的价格固定的一面墙上或某人的保险柜里，而逃过看客的重新审判。

对审美标准的操纵有明有暗，明的公开打出标准，制定某类题材或某种方式是最好的，鼓励甚至命令大家都按这个标准做；暗的表面不设标准，而是用荣誉诱惑、“专家”话语、暗中筛选等一系列诱导平台，搭建一道隐藏着所有标准的围墙。两种方法，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谁更可怕。前者会激起抵抗，实际控制力有限；后者则瞒天过海，控制力巨大而持久。

每一次抢夺都必须制造一次大分裂，要让西欧大众转而消费好莱坞产品，先得改造电影人的审美。永远是声东击西，像魔术师一样给你看左手牌时，右手已经挂好了绞架的绳索。当然前题是绕开好莱坞，不能自毁大本营。从法国入手是最合适的，法国文化有影响力，那里也有他们的人马，而且当时法国电影还有相当一部分控制在国家手里。这就是后来在全世界如旋风般分营划寨、一路分裂、摧毁各国电影工业的“新浪潮”之诞生。而绝大多数人都以为那是一次自发的电影革命，所有秘密策划都是以看似自发的形式出现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个事件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可以肯定它就是被预谋着如此进行的。”电影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在西方是天经地义的，这源自自古宗教与艺术的一体，直到20世纪才分开，还仅仅是与旧宗教的分离。“新浪潮”这场看似自发的“革命”，实际上是对电影审美权力的一次有组织抢劫，被抢的人浑然不觉，艺术家从此被放在一条争抢“血统”的路上，同样看不见命运决定权已经更紧地攥在他人手里。

“新浪潮”之天才手笔是设计出了“作家电影”的血统神话，我在此并不置疑“作家电影”的存在理由和价值，而是此类电影生而为贵的合理性。随后，“新浪潮”又以“作家电影”之名为“反叛电影”设置了高贵血统的门槛。这一思想闸门的设计，改变了后来世界电影的版图。电影其实一直有品味的分家，那是自然生成的，而大多数眼睛看不见的，是“新浪潮”以后掩藏在品味分家下面的血统的分家。前者是和而不同，后者却是不共戴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群人面对同一位导演的前后作品，可以产生不可调和的评判和定论。

这场对电影审美权力的抢劫神不知鬼不觉，最初人为架设的“舆论共识”，已经随着思想分流的日久天长而形成了真的“舆论共识”。在“作家电影”高雅的框架下，审美权力的重心从质量向内容悄悄地滑过去，虽然从不明说，但实际就是造成了“题材”可以超越电影艺术一切既成审美标准，题材不像质量是有一些衡定标准的，题材可以偷带很多东西，越货杀人。比如近年有些“国际”电影节差不多等于直接授意中国大陆电影人：我们内部评定好电影的所有审美标准对你们都不作数，你们只要将镜头对准最穷、最卑劣或最反叛的角落和人群，在我们眼里就是“杰作”。于是为了一夜成为“国际电影名人”，什么肮脏不能找到呢？何况是以“正义”之名。在此不置疑肮脏存在与否，而是利用和挖掘它的人之目的。这简直就是以“搭卖”的方式，将“使命电影”搭配在“作家电影”中，以“高贵血统”的名义兜售。这偷梁换柱给某些“国际”电影节以艺术探索之名，为西方国际战略政治服务，提供了遮人耳目的平台。关键在于“搭卖”的数量和线索的模糊让人不易觉察，只有操纵者知道谁是艺人谁是卒子，巧妙构筑的“血统”让这两群人挤在同一座宫殿里，外人只看见宫殿大门上的金匾。佩服！

（2010年5月）

法国电影界的“恐怖分子”

（设计出“官方电影”这个绝对贬义词，是为“攻打”和“抢劫”各国电影提供借口和武器，由此对各国电影业实行切割，支持一派与另一派斗。我们看到，除好莱坞之外凡电影有几分兴旺的国度，都发生了一场传媒（影评）与电影工业的决斗，传媒以艺术的名义失去理智地狂倒本国电影工业。看起来各国各有“剧本”，实则故事情节类似，各国的影评人都在模仿同样的“厌恶”，从西欧如水圈般向外荡去，思路极其相似，好像他们都是好莱坞暗雇的打手。传媒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组成了一个全球回音壁，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声音并非四面八方传出，而是有隐而不露的近乎固定的声源。）

法国电影界圈内斗争从来不公开，业内可以斗得你死我活，但水下翻天覆地，水面风平浪静，不似中国电影人可以从内吵到外，不擅遮掩。这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各行都有严厉的行规，我称之行业“恐怖主义”，好听的叫法，则为“团结”或“合作主义”。实际就是不可与外人联手对付行内人，若越这条界，则形同自绝于业内，再无后路。另一方面是在这个国度，反叛者被容忍，但要看你反叛什么，反叛社会道德和风俗可以走得很远，因为这个国家现今的真正统治者，就是靠解开高卢文明的道德绳结得了权；而若反叛体制的根本，则并不存在宽容。如反叛体制者再敢与外人“勾结”，则名称就变了，叫“背叛者”，背叛者性质完全改变，下场非中国人能想象。

但本文要谈的影坛“恐怖分子”，是封杀法国电影自由创作几十年的另一种“恐怖”。这种恐怖也掩蔽得巧妙，时间短不易发现，对于一个看不到全局、更不了解内幕的异乡人，看法国影坛只能是顺着媒体引导的路子走，看见它让你看见的，忽略它不让你看见的。而上述的“恐怖”恰恰是媒体一手操作的，它当然既做又藏，就像在一座房子里“杀人”，动手杀的和封闭门窗的是一群人，那么“死”的人就只能是冤鬼了。

但法国影坛90年代末发生过一场“拼杀”，由于异常激烈，纸未能包住火。没有这场“大战”，进入21世纪法国通俗电影的起死回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出著名大众电影导演帕特里斯·勒孔特1999年10月的一封致行会“电影家协会”的信。这封信对法国传媒的批评措辞之激烈，将一个人的反抗，联成了电影人的反抗，一时间战火熊熊。中国人并不太熟悉勒孔特，因他不搞政治，也就成不了“国际”电影节的宠儿；从未紧跟统治者意识形态在背后捅中国人一刀，媒体也就不积极地把他向中国推销。对中国人好，媒体多少要给点颜色看。其实他1977年就以一部大众喜剧片《古铜色皮肤的人》而成为法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导演，不光大小众电影都能拍，还擅长绘画、写小说。这样一个人1999年的那封信引起影坛震动，究竟写了什么？信不长，主要内容如下：“一段时间以来，电影批评对法国电影的态度令我目瞪口呆……一些影评简直就像预先策划的谋杀，让我脊背发凉，好像它们的作者约好了一起来消灭法国商业、通俗、大众电影。”

此信在什么背景下出台？90年代末法国电影走到谷底，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市场为好莱坞电影占领，没有政府补贴，电影业几近死亡。经过“新浪潮”“新新浪潮”三十多年的“清洗”，电影界被一群批评人牢牢钳制住思想，他们用道德紧箍咒让一种精神恐怖弥漫影坛，其中扣政治大帽是撒手锏，“恐怖分子”由此而来。急欲从死胡同里挣出的一批导演，遭遇了电影批评界带有明显使命的人之致命狙击。他们纵容好莱坞商业电影，却对法国大众电影实行毁灭性打击，当然是以要艺术不要商品之名。

勒孔特说他们组成“掘墓者俱乐部”，还有人则指出《电影手册》、《世界报》、《解放报》构成沉没法国电影的“百慕大三角”。而这个志在埋葬法国电影的“百慕大三角”制造者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先掌控《世界报》电影版，后又到《电影手册》任主编的让-米歇尔·付东——2009年上海电影节的座上宾。我事后看到国内报刊对他的报道，惊得汗毛倒竖！

那么“掘墓者俱乐部”究竟用什么秘方“谋杀”法国电影？并且为他人掘墓还能满口正义？经典手法就是分裂术，以支持艺术电影、小众电影为名，行阻止法国电影蓬勃发展之实，这样对手有口难辩，实质是以分裂影坛、将法国电影维持在半死不活状态，便于一小撮人操控。一如对待中国人那样，将所有非西方电影节认可、扎根本土的中国电影人，归到一个统一的名词下，这个名词法文叫“cinéma officiel”，中文叫“官方电影”，如果说中文这个词还比较中性的话，法文却是个绝对贬义词，几乎可以简译为“坏蛋电影”。我一直在强调他们选择名词从来不是无辜的，用一个道德界线偷偷地抽掉现实，是常用手法。对付法国电影他们用的也是同样的分裂术，实际就是将各国既存电影业、尤其是那些敢于以政府财力抗拒他们控制的电影业用“cinéma officiel”这一道德贬义词，装进一个可随意攻打的布袋，只要装进这个布袋，名词便可取代现实，艺术评判也不复存在，总之就是“坏电影”，不可看，不可谈，不存在。被装进这个布袋的国度不在少数，只要在攻打范围内的都可放入，80年代以前的西班牙电影不管艺术水平多高，只能装进布袋，戛纳电影节居然可以让全世界相信西班牙电影只有阿尔莫多瓦！

由此，在付东笔下（2006年在法出版的《中国电影》），冯小刚不存在，在他向法国人介绍的中国电影史中就没有冯小刚！没有这么个引领中国电影十年票房的人！做得这么绝他自有道理，在法国有一不成文的规矩：谈论你的敌人，就是给予他合法性。所以影坛叫这群电影记者“恐怖分子”并不是一时激动，因为你若不按他们的心思拍电影，便被视为敌人。而且不喜欢某些电影人倒也罢了，怎么能在做“史”时，大笔一挥就把人家抹掉了？历史到底还有没有真相？西方历史始终没有信史，就在于其操纵者没有承受历史真实的胸襟，对正在发生的历史都敢作弊，对逝去的历史就更是随心所欲、无中生有了。在他们“圈地”内的，哪怕只拍过一部电影，还是纪录片，也不需要电影艺术水准，都成了大导演，当然先是“受害者”，必须经过这个光耀无比的名词，中国人被接纳的唯一身份；不在“圈地”内的，则可以拍过几十部电影都不存在。多么伟大的宽容！也在他的笔下，拍《活着》的张艺谋是英雄，拍《一个都不能少》的张艺谋，则是拍了一部“mélo racoleur”（直译：半骗半拉赚人眼泪的戏），法文racoler这个词，有三个意思：半骗半拉征募士兵；招收党徒；娼妓勾引和拉客。这样看电影才叫“创作自由”吗？再不想选择立场的人，只要你不像他们那样对艺术家分等划界，也被逼到了一个立场上，哪有退路！还是在他的笔下，张艺谋、陈凯歌随着拍片风格的改变，由他颁布的身份一落千丈，从作者变为导演，最后落为“fabricant”（制造商）。他御笔一挥，张、陈就被从艺术家队伍里扫除了。难怪2009年5月《法兰西晚报》作了一个戛纳回顾专刊，陈凯歌被从1993年的“金棕榈”大奖的照片上抹去了。同样在他笔下，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人有拍娱乐片的权利，大陆人好像不拍矿难、卖血或拐卖妇女，做电影人的资格都遭到质疑。最可怕的是付东以“中国电影专家”的名义写了这本“学术”著作，试想50年后法国电影学院的学生或电影批评人以他这本书为蓝本，把割掉一半翅膀的中国电影视为整体，历史不就这么被篡改了吗？

实际上人类史无前例的“官方电影”并非来自各国政府，而是世界强权搭建的庞大电影宣传机器，它有着私营经济的一切“自由”外表和所谓的“官方电影”不具备的秘密控制。设计出“官方电影”这个绝对贬义词，是为“攻打”和“抢劫”各国电影提供借口和武器，由此对各国电影业实行切割，支持一派与另一派斗。戴高乐时代他们就是这样一刀切，一边是既存电影业的坏电影，一边是反抗者的正义电影，在中国则可叫作“受害者”电影；一边是商业的、卑鄙的，一边是艺术的、高尚的；一边是代表旧传统、旧体制，一边是代表新潮、进步。这种切割法特别易于接受，只要划出新与旧的对抗，人便被挑逗得蠢蠢欲动，尤其在一个国家历史变革的时期。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一道表面看不见的“电影批评封锁线”建立起来，除上述领军的“百慕大三角”外，还有《电视广角》、《新观察家》、《Inrockuptibles》等，这些电影记者多出自同一族群，带有明显的剪除异己、抬举亲信的意图，并不在乎法国电影的死活，所行之事没有客观、公正，甚至没有真实。做得最绝的是电影还在剪辑、他们一眼都没看过，居然就写文把人家否定了。看上去一堆报纸、杂志，但仔细读他们写的东西，会有惊人发现：观点、立场、捧谁贬谁悄悄地埋葬谁，做起来像一个人！在这样的协调行动中，真正的电影批评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外壳，壳内是一架绞杀机，几乎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多年细察付东在戛纳电影节如何为参赛片打分，先是发现他打分没有逻辑，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样判断一部电影的好坏，任何客观标准都被剔除，100个人看过，99人说不好，他可以硬说是“杰作”，此为“嘴硬术”。还有“消除术”，为了让所有人接受他们定的“杰作”，将“杰作”周围一些好电影“消除”。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后排除法”，一时捧得不够高的“杰作”、除得不太净的好电影，事后继续“捧”和“除”，什么“X年最佳电影”，“百年百部最伟大作品”，“XX国最杰出影人”，名称一个比一个“权威”，里面也夹带一些好作品，但更多是他们有意放入的和有意排除的。这种作史都不诚实而要一手操纵，造成了很多电影人生前被埋没、死后难翻身。我过去也以为人家既然这么挑出来，自然有起码的公正和艺术良心，因为一般人不可能将全年的电影、甚至几十年的电影全部过目，只能相信“专家”的诚实和良心以及对历史的宽容。后来亲身经历他们用“后排除法”篡改正在发生的电影史，一点点发现他们在甑选名单时，诚实和良心居然根本不在甑选者资格之内，意识形态使命感才是最重要的，整架机器便在我面前轰然倒塌。

法国另一位影评人米歇尔·西芒也注意到，他说付东一边把电影人分成拍小众电影的“真正艺术家”和拍大众电影的“广告画商人”，一面为一些超大制作叫好，好像投资上亿的“大众片”就不再是“广告画”了，说白了他的炮火并不射向真正的“强权”。这就像《解放报》一边“宰杀”法国大众电影，一边为好莱坞商业片《Et》出专刊，为《星球大战》设专版。亦一如《世界报》一面爆捧第三世界那些完全没有技术水平支撑的边缘电影，鼓吹那样拍电影才是通向“杰作”之路，一边为法国本土具有一流现代放映设备的多功能影城唱赞歌。后来我找出付东打分其实很有他自己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取代艺术标准，有些行为则像好莱坞派到法国的“鼹鼠”。

付东为手里电影批评的无限权力，找到了一个他人不易反驳的权威地位，他说电影批评已经成为“为电影颁发文化质量证书的法庭”。以他们一惯反“cinéma officiel”（任何强大的足以与之对抗的电影力量）的立场，再设个“法庭”难道就合理吗？是不是非我所控的“法庭”便不合理，最后审判权只能在我手里？以电影文化质量的立法者和审判者自居，足见如此电影批评的“恐怖”气氛。

（2009年10月）

《满月》与院线“暗手”

（我初来乍到完全看不透这只如来大手的魔力，以为“名”片一定是好片，被淘汰的则属于平庸之作，相信“专家”之眼事先的挑选有起码的公正和艺术良心。后来才发现中国人太实诚，“专家”在法国影坛就是被安排在关键位置上的看守，说什么电影好或不好，甚至说什么缄默什么，都非出自自由意志的判断，而是符合身后集团的利益。而且这只手从美国一直伸到欧洲，不但可以左右电影的发行和票房，还左右电影人能否走进电影史！）

在每星期出品的十来部新片中，时常有一两部电影，上来和下去都悄无声息，媒体对这类电影万马齐喑，好像有一个指挥中枢，让所有的影评人和记者一起闭嘴。放映的电影厅则尽可能少，撤映也特别快，有些更是有意安排在一般人不看电影的时间，比如早11点前晚21点后。这类运气不佳的电影还有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结局，即再也进不了任何回顾展，就此被彻底遗忘。法国电影资料馆和艺术探索院线的任务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旧片中挑出作者和作品回放，这一决定艺术家“永生”还是“消失”的生杀大权，是一点民主都不讲的，只控制在极少的人手里，怎么操作绝不透明。这让我想起某部电影的一句台词：“我可以把你从历史上抹去。”这句话就应验了上述背运电影的命运。

我初来乍到完全看不透这只如来大手的魔力，以为“名”片一定是好片，被淘汰的则属于平庸之作，相信“专家”之眼事先的挑选有起码的公正和艺术良心。后来才发现中国人太实诚，“专家”在法国影坛就是被安排在关键位置上的看守，说什么电影好或不好，甚至说什么缄默什么，都非出自自由意志的判断，而是符合身后集团的利益。而且这只手从美国一直伸到欧洲，不但可以左右电影的发行和票房，还左右电影人能否走进电影史！垄断集团控制电影的制作发行，不足为奇，普世皆有；但大手操控电影史的棺材名册，连时间给人的最后一点公正都剥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

《满月》就是我最近在一周电影节目手册上发现的又一“倒霉蛋”，我从媒体的沉默及放映厅的安排嗅出异味，跑去一看，果然好片。学会逆流而上、沙里淘金的另类看片眼光，在我至少是还这些有才而命舛的电影人一份公正。这样的电影上映时不看，就再也看不到了，这里可没有“禁而不止”的可能，而是“不禁而止”。也绝不会有人把它推荐到什么电影节，更不会得任何奖。在中国二三十年后翻身重新评价或里面臭外面香是可望又可及的，在这里你就死心吧，这一埋即便不是永远，也将是旷日持久。

《满月》讲了什么？一群ENA（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旧同学周末在一乡村别墅聚会，这一天正好是满月。本来这种旧友齐聚乡村别墅从而在时空横截面尽展复杂人性（两性）关系的题材，是法国电影尤其是Bobo电影的最爱，为何这一部就越了政治正确的红线，落得如此下场？问题就出在ENA。这所学院是法国政治家的摇篮，统治这个国家的各部委高级行政长官及地方官几乎都毕业于此，他们之间早已结成一张坚不可破的网。如果说大资本是法国的实际主人，那么ENA毕业生们就是大管家。所以影片的主角们都来自最高统治阶层，他们在月圆之夜一个封闭空间里的疯狂举动，就超出了小资电影心理悲剧的范畴，而具有从根本上质疑体制的内含。由于影片拍得服人，仿佛每一个细节都得自真实，看过的人不能不心惊肉跳：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居然是一群男盗女娼。

《满月》注定要被电影史遗忘，从这些细节都已经决定了。在表面没有电影审查制度的法国，对付真正可能动摇体制的异议，是靠严密控制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在关键部门安插可靠人物、形成自我审查机制、从源头封杀来实现的。《满月》是已经闯过前面数道关卡的漏网之鱼，显然出自圈内叛逆者之手，到了这一步禁映往往适得其反，一般就采取我在第一段说的“忽略法”。由于圈内纪律严明，连电影院老板都服从整体利益，此法未有不凑效的，才华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是相对的。何况从不见人跳出来“揭露”，揭露是砸自家饭碗。

我惋惜《满月》这样的电影就此沉落，如果主角们不是ENA毕业生，我可以想象片子在媒体妙作下会受到巴黎小资们的追捧，送选国际电影节，得个大奖，进而被送上“杰作”留声机，唱上半个世纪，圆满故事都是这么制造的。

（2008年11月）

叶子和森林

（此文涉及帝国心脏供养的两只终极看家犬之一：电影，另一只是传媒。电影是在传媒之前引导舆论的先锋队，是为西方利益搭建的国际道德“法庭”，是最浪漫的传教士，是一百年来保证历史观不偏离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武器，是随意篡改现实和历史、对他文明进行文化掠夺、思想圈定甚至文明侵吞的第一兵器。这架庞大宣传机器在很多时候是靠不停歇地夹带私货执行使命的，最隐秘的手法就是长年累月接力与影片主题无关的细节画面，这些细节可以是主题之下的次要话题，可以是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可以是没有一句台词的过场演员，可以是无声的布景或道具，变它们为利器的是人人携手、传递百年的接力。）

长期以来国人对西方电影的介绍一直停留在“叶子”上，而很少看到“森林”，“片叶遮林”的写作习惯，也就一代代传染，以致每一代新写手都有他们自鸣得意的“叶子”。造成这种现象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森林”恰恰是对方不想让你看到的，西方媒体从不谈“林”，他们只在“叶”上大做文章，而中国媒体只在人家备好的“新闻原料”上再炒饭，真能自己抓住新闻源头的，凤毛麟角。当然在某一历史时期有地理跨度、文化隔阂等条件限制，有人家暗藏巧诱的预设围墙，有国人崇外加天真的自骗组合，但在开放和向外看这么多年后，“片叶遮林”之自欺欺人的麻醉方式应该结束。

致使中国人“见叶不见林”，是因为西人明说一套暗做一套，而且几乎可以套用到任何领域。很久以来我们都只介绍明说的那一套，一来不好与外人对抗，二来也是人家根本不让我们看到暗做的一套，给我们几片“叶子”我们便不再去寻找“森林”，而接受“叶子”最快最彻底的人，往往对自己人却目光苛刻。

暗做的那一套异乡人要想看到难上加难，所有的“叶子”都有阻挡你看到“森林”的使命，逐渐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怪圈：你越是被“叶子”迷住，越不可能看见“森林”。何况“贱民”的眼睛从一上来就被圈定了。我也是欣赏“叶子”、介绍“叶子”，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鼓吹“叶子”之后，才发现了“森林”。我先是发觉电影政治挂帅，有一道暗暗筑就的意识形态围墙从不拿掉，艺术是在这个围墙之内才能谈的。这一发现让我从天上一屁股砸到地下，我们这些人不就是厌恶政治挂帅才弃旧图新？怎么诱惑者自己藏了这么一手！

比如介绍中国电影，只有被他们挑中的几个电影人，其他人一概不存在。但从不明示这么做的理由，经多年观察才摸到，没别的理由，就是意识形态阵线分明。被介绍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根本无所谓，重要的是要把它说成什么样，为此精英步调一致，携手筑墙，法国百姓则被圈养惯了，意识不到也就不反感被如此蒙蔽，更不怀疑中国电影怎么就这么点东西。

再比如，我们报戛纳电影节这么起劲，上海电影节却被法国媒体封锁，就算谦虚地承认我们的电影节不如人家出名、重要，但媒体连任何去参加上海电影节的法国艺人都封杀，其自觉一律让人不得不怀疑“指令”从何处下达。你就算不必像中国人报戛纳那么热情而无界限，但为何阻止法国百姓知道他们的某位名人同胞参加了上海电影节？出于什么“国家利益”要封世界某处存在着另一个电影节的新闻？如果上海效仿某些西方电影节：暗中组织对法国的攻击和审判，只请法国电影界的异议人士而不请主流电影人；明说拍黑暗是艺术，暗里却是在搜集负面证明；表面在穷国扶植电影人，暗地里像克隆萝卜串似地培养反法斗士。若如此，一国出于主权尊严封堵，我是能理解的。可上海电影节哪里有计谋或胆量做其中任何一桩？！再说就算对时事要把关，怕中国的电影节抢了法国的生意和风光，怕上海电影节借助法国名人推销知名度或商品，怕法国民众像中国人一样被诱去上海旅行，怕在西方控制的电影国际战线之外出现异数、损害既成秩序，对电影史总该开放和宽容一点了吧。绝不！

不要说巴黎任何一家电影院不会回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电影，就连电影资料馆也把这段历史抹得一干二净，旧片回顾截止于1949年。那一年以后至第五代之间的几十年没有电影！？我们曾经也以意识形态理由否定他人，但我们后来接受了艺术高于意识形态甚至国家利益的“普世思想”，并没有一笔抹消他们冷战宣传电影的历史，尽管至今也没见他们歇手。

近日法国电影资料馆正在回顾韩国已故导演李晚熙的作品，我去看了他1969年的《Marines are gone》、1972年的《The midnight sun》、1971年的《Break up the chain》。说老实话，第一部黑白片就是韩版《英雄儿女》和《上甘岭》，且无论演员表演还是编故事的水平比中国人还略逊一筹，篡改历史的本事倒很大，战场上美国人和北朝部队踪影全无，只有“英武”的南韩军与“小丑”般的志愿军。在法国看一部如此丑化中国军队的电影，感触良多。作为电影史的一部分，我是坦然接受的，在那样惨烈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必不可少，赤裸裸的宣传也是举世皆行，贬损对手更是小儿把戏，除了映显导演及电影受众的水平，在艺术史长河中不过是博来一笑。倒是法国电影馆节目手册对李晚熙的赞誉，在我看了李作之后，让我更看清这些自命不凡的“高档”品艺客身上叮当作响的意识形态枷锁，如何套住自己，再去蒙法国观众的眼睛，让历史另一边的中国，连作为电影史的一部分都销声匿迹。

后两部70年代的作品，亦与中国70年代的电影没什么本质差别，除了女演员妆化得浓一点，坏女人裙子短一点。前一部歌颂了汉城警察的大公无私及警察家人的牺牲精神，后一部除了模仿美国西部片的一些噱头，完全是一部爱憎分明的抗日电影。到底曾是同种同文，两国艺人的人性观若出自传统，反映到艺术表达上大同小异。电影作为大众洗脑液，没有一国不逼着艺人向上，只不过90年代以后才流行起只有好莱坞可以阳光，他国艺人若想获得“国际名声”都只能黑暗。但即便回忆电影史，中国人也得不到平等对待，不要说《英雄儿女》、《上甘岭》、《烈火中永生》、《火红的年代》，就是《小兵张嘎》、《李双双》这样的喜剧娱乐片，《甲午海战》这样的历史片或《卢山恋》这样的纯情片，你能想象在法国电影资料馆回放吗？绝无可能！当我看到法国人对田壮壮、娄烨“关怀有加”，便感叹田、娄可能不知道其父母的电影在法国是不能放的，甚至连指名道姓都是“罪过”，作为1949年以后重要艺人的于兰、田方、娄际成，在如此“自由”的法国连作为电影史上的人物都没资格！不管我们对过去的电影如何评价，怎么看参与那个时代创作的艺人，作为电影史他们存在过，作为中国历史上卷入革命的一代人他们奉献了青春，他人有何权利任意涂抹我们的历史？！如果说电影艺人只是出资方的工具，压缩到这一基本雇佣模式，哪一个国度有我们想象的自由？对过去，不喜欢可以，大刀阔斧地批判也请便，只是无权制造“历史没有发生”的惊天大谎！有时想想历史真是荒诞不经，上层子弟拆父辈的建筑比谁都起劲，我这类没沾便宜的人何必为“历史的公正”打抱不平呢？

当你看到“叶子”可以非常个人主义，“森林”却是如此政治挂帅；当你看到即使在我们以为的完全市场化的明星制里，一个演员的受捧不受捧也有人为的政治因素，光演技或长相好、却不愿为主流政治服务的演员，被传媒捧成大明星的机率微乎其微，“叶子”的光彩伪诈的成分还不大吗？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明说明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是长年“见叶不见林”。政权绝不会出面给为主流意识形态效力、亲自跑去拜见达赖的朱丽叶·比诺什颁发“先进艺术工作者”奖，而是暗中操作，让她得利。试想今年戛纳最佳女演员奖若给了国际传媒公认的（除法国媒体）英、韩女演员，在颁奖晚会上谁来“主持”审判伊朗的“法庭”？阿佳妮每次复出几乎都伴有“政治宣言”，最近这次是批判伊斯兰妇女的面纱。五月在上海为法国某品牌作皮包广告的女星马里翁·科蒂亚尔，普受传媒热捧也不是仅凭演技和相貌，她是跟随主流意识形态参与颠覆缅甸政权的一名宣传员。这种靠“政治献身”换“知名度”，在西方电影界是约定俗成的“黄金跳板”，业内人心照不宣，蒙得都是局外人。此种“献身”甚至直接可换金钱，不但可接演一些大片酬电影，国际财团还往往把数以百万美元的广告赐予这类艺人。一个艺员持什么政治观点是个人自由，他人没有干涉的权利，但那些真对中国人好、从不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反华的艺人，用我们的老话说就是“政治表现不佳”，却遭传媒的隐形封锁，不光知名度受影响，广告收入也会大大缩水，如此以意识形态取人的暗手，可不像嘴上说的那么“自由”。何况作人要有起码的前后一致，既然为在中国周边布设隐形战略包围圈积极效劳，何必再去赚中国人的钱呢！

有些法国电影人到中国只是为推销电影产品，也并不是对中国情有独钟，但产品推销只要涉及上层建筑（文化电影之类），法国媒体便会“自觉”搭建一道阻止信息回流的封锁线，人为制造一种心理氛围：文化人跑去中国是不光彩的事；从那里得到的荣誉一钱不值。长年下来，这种心理氛围演变成精神恐惧，以致艺人们回国后自己也守口如瓶，从不见吕克·贝松在法国媒体上说出自己应邀上海电影节，更不必寄望朱丽叶·比诺什回报中国人对她的感情，她不再追着达赖就算是中国人的万幸了。由于对这类封锁民间与媒介内部从无异议，封锁的目的与缘由也就从不公开，笔者只能通过观察推断：去中国推销工业产品的人不被封反受捧，因为赚中国人的钱是好事；但若互通有无上升到精神层面，这边立刻万马齐喑，因为若实际报道，那么长久以来精英在法国国民心目中精心构筑的“中国只是个封闭加恐惧的专制堡垒”的谎言，将不攻自破。

电影这个行业在西方水之深，是只把电影当艺术的天真国人难以想象的。电影在这里是统治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人根本想不到的严密的控制系统，从制片到发行、从电影节选片人到电影批评，之间裙带关系及与权力核心的密切程度，超过旧时代的血缘贵族。这是帝国心脏供养的两只终极看家犬之一，另一只是传媒。电影是在传媒之前引导舆论的先锋队，是为西方利益搭建的国际道德“法庭”，是最浪漫的传教士，是一百年来保证历史观不偏离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武器，是随意篡改现实和历史、对他文明进行文化掠夺、思想圈定甚至文明侵吞的第一兵器。国际利益集团总是先用电影为下一个战略目标做舆论准备，甚至早十年二十年就暗暗布局，看似毫无联系、风格各异的电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以“不经意”的细节，接力棒似地以一种价值观抵毁他文明、篡改历史、制造神话、抹黑一个人、丑化一个民族、妖魔化一个国家。你要想明白80年代发生在西方乃至世界的社会变迁和动荡，去研究7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收获会比去翻故纸堆大得多。

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元素”也变了配方，但贬损的基本策略并未变，不过手法隐蔽和精妙一点，如必设如下固定模式：

模式之一，华裔面孔的人总是作能干而沉默的助手或炮灰的角色，多一点小聪明都必遭惩罚。这么做既在世界范围内圈定中国人的角色，同时也昭示自己人并警告中国人：你们能干，但很傻，别忘了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还有比这更同轨并行的电影与国家战略吗？长年累月接力这类似乎与影片主题无关的细节画面，是好莱坞电影的秘器，这架庞大宣传机器在很多时候是靠这么不停歇地夹带私货执行使命的。这些细节可以是主题之下的次要话题，可以是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可以是没有一句台词的过场演员，可以是无声的布景或道具，变它们为利器的是人人携手、传递百年的接力。70年代以后好莱坞就没有真正的反叛电影了，时不时会放出几部看似立场边缘的电影，但细看必埋伏一条终了往回钓的鱼线，这条线也有规律，绕来绕去最后肯定把你拖回这个结论：国家是不可靠的，但我们还有一个后盾：传媒。多么精妙的弃卒保车！眼尖者都知那是大机器设在“边疆”的卒子。连这条边界都守不住的作品，早就封杀在摇篮里了。而我国有“天才作家”说好莱坞电影都是人性闪光，单凭此言就把自己的天才大门堵死了。不过历史地看，给中国人“助手加炮灰”的角色还是提了级的，以前都是面孔呆滞的仆役或小丑的角色。

模式之二：涉及中国人永远有一道分裂线，分出好中国人与坏中国人——受害者中国人与迫害者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的先进中国人与固持保守主义的落后中国人（政治上有一种分法）、港台中国人与大陆中国人及最新对立模式：上海人与剩下的中国人（优越与卑贱的心理诱导）、拒绝工业化的纯朴中国人与搞工业化竞争的贪婪中国人（经济上又有另一种分法），好少数民族与坏汉人（扶弱抑强的地缘政治霸权手段，重在离间）。哪怕是儿童电影，也必分出“好小孩”中国人与“坏爸爸”中国人，善良的小龙与邪恶的大龙。西方这么多“自由”艺术家，却从不见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些创作紧箍咒，反倒是爱模仿的中国人深受误导、自我否定而不亦乐乎。

当我看清“叶子”与“森林”的关系，再写电影时少了很多浪漫和慷慨，一个疑问时不时会闯进脑海：我是不是又从“批发商”手里批了货帮忙“零售”而不自知呢？问题关键就在于“零售”并不只是传播异文化，而是时常在传递自杀的暗器！全世界已经布满了转卖“批发货”的“零售记者”，尤以中国人最痴，连自己的实际处境都看不到！我这时才明白西人为控制新闻源头在其媒介内部的金字塔式管理多么聪明和有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封锁别人的电影节。

要跳出那个预设话语系统阻力重重，因为国人看惯并坚信“叶子”的美丽，你碰“森林”难免自己也落入“政治化”的陷阱，在只看见“叶子”的人眼里落下不懂“艺术”的恶名。看来“见叶不见林”这一文化引介=误导误读的恶性循环，还要往复下去。

（2010年7月）

杰作由谁说了算

（90年代初，初涉戛纳小城时，做梦都想不到这个看似由法国国家组办、声势浩大的“国际”电影节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国际”私营组织，只不过选在法国举办而已，而且聪明地将法国政府、法国媒体和法国品牌的利益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从中取得操办的部分费用。这一发现需时20年，因为一直被电影节的公关有意误导，也绝想不到在我们以为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秘密内核。影片能进入影展的制片人都是“组织”内部或卵翼下的，为一些并不公开的“国际”基金在世界各地挑选“合适”的“艺术家”，除了为国际征服战略服务，就是为掌控在自己手里的“国际”电影市场服务。所有对外宣称的理念，诸如扶持“作家电影”、支持艺术电影对抗商业电影、帮助各国电影抗衡好莱坞、提携“普世文艺”反对“道统文艺”，都离真实目的相去甚远。真实目的是用迂回包围术为好莱坞作隐秘的清道夫，为世界统治集团的战略布局开拓思想疆域。不深解这些西方电影节更多的是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政治目的服务，是没法明白这一切的。这个“组织”在人为操纵电影，而非客观呈现世界电影的现状，更无善意让各国发展自己的电影文化。）

［文章在报纸刊登时，被迫将“普世文艺”一词改为“道统文艺”，在此复原。］

戛纳2012

当评委会主席意大利导演莫雷蒂将金棕榈奖颁给奥地利导演哈内克时，第65届戛纳电影节又完成了一次“同性繁殖”。这与去年第64届撇去一些人名、地域和故事的不同，不过是又一次重复。在这个小俱乐部里，国际、地域是虚的，有三大因素将这个“国际”电影节封闭在一个狭隘的时空，变成一个文化偏见型、利益垄断型电影节，只有“国际”之名而无“国际”之实。

这三大因素分别是：制片人利益、赞助商利益和西方国际战略的需要。三者都在不同程度和角度决定了电影节运作之“挑人”而非“选片”的实质。既然是挑人，同质血液必然导致近亲繁殖，“全世界的才能就这一把”的宣言重复得次数太多，效用会与日递减。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媒体在颁奖结束后一致感叹“平淡”，平淡就是不知疲倦的重复。他们也只敢说到这一层，再深的谁也不敢碰，毕竟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砸锅卖铁的事是不做的。

今年获奖及入选的影人，基本都是“已知价值的产品”，从金棕榈到评委特别奖、从罗马尼亚的克利斯蒂昂·蒙吉到意大利的马德罗·加罗纳，给已经得过奖的人一个新的、甚至同一个奖，不能说创意十足。从入选片及获奖的七部影片看，今年的三大趋势使得影展主轴与脉络变得更为清晰，即入选影片日趋“传统化”、电影投资“趋利化”、政治上“正确化”。与此同时，这三大趋势，据我们观察，却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当“传统化”适用于欧美日韩电影、特别是其电影作为一种产业迅速复兴并扩张时，戛纳对另一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当法美等国的电影投资越来越趋于赢利，法国向外投资合作却越来越寻找“边缘化电影人”；当“第一世界”的选片越来越向大众电影靠拢，使得电影宫成为欧美片商的广告廊，“第三世界”的选片却日益承担国际政治斗争或艺术探索的使命；当美、法、加、韩大拍虚构故事，南美、东欧、非洲、伊斯兰地区却清一色的社会写实；当死亡在欧美电影中是个人悲剧，到了其他某些国家就变成——甚至是必须变成——社会或体制的因素……这是电影节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确”，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没有读懂戛纳。

哪些利益决定了入选片

这么多年有一个秘密从来未被喜欢揭露他国内幕的法国记者披露，更没有一份官方文件明确公布，就是电影节并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法国国家组办，而是类似美联储让人相信是国家的其实是私人机构。电影节主席雅各布也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电影记者出身的公务官员，而是与法国最富有的豪门住在一起、工资至今是个秘密的私人总管。这大概就解释了一直以来困惑我们的问题：为什么组委会主席近乎终身制？为什么选片内幕看守得那么严密？大概有太多的商业和政治谋划在里面，可不是仅仅推销电影和旅游的文化节。那么这个蜚声世界的机构究竟是谁家的？没人有百分百的答案，没有一家法国媒体往里面探一探，大家像约好了一样。我们就这些问题问过一位报道影展二十多年的法国老影评人，他说机构最有可能属于国际私人基金，很复杂说不清。问他为什么没有记者去调查？答谁也不会去碰这个问题。公办或私营其实无所谓，除了中国大陆屡遭暗刀子让人怀疑这个机构的真实使命，人家怎么搞不关我们外国人的事。只是这众口一调的沉默以及表面上一直让人相信电影节乃法国文化部与地方政府合办的节目，又是为哪般？

从逐年暴露的迹象看，戛纳的核心是围绕选片运转的，但并非单纯为了电影艺术挑选好片，而是为该机构针对世界不同地区的使命挑人。1978年雅各布登上艺术总监宝座，是重大转折点，他上台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变各国送选为戛纳自选，实际是把从各国挑好片变成了挑合适的人。戛纳从这时起开始了由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向代表少数集团利益的“封闭俱乐部”转移。

几十年后转移大功告成，不但使电影节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利器，而且完成了利益垄断，及“目的地”呈现的必然结果：“近亲繁殖”。制片人利益分成两部分，法国媒体的重要部分（法国国家电视台、法国私营有线电视网和法德合资的Arte电视台等）和赞助商、地方政府。比如“主竞赛单元”和“一种注目”共18部影片由法国国家电视台制作，其中“主竞赛单元”占8部。Arte共投资25部入选片，其中5部在主竞赛单元，2部参展，9部——包括娄烨作品在内——选入“一种注目”单元。有线电视网是法国最大的私人电视网，是法国电影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每年电影投资金额高达2亿欧元，对电影有着重大影响力。它不仅直接投资拍摄电影，而且预购电影放在自己的电视网络上播出，预购的影片每年多达110至120部。预购资金现在一般情况下占一部电影投资额的20%，所以很多戛纳入选片实际上只要被该电视网预购，就等于其参与投资。而且该有线电视网已扩展到整个欧盟，并通过西班牙等原宗主国扩张至南美，对世界电影产业的影响非同寻常。而这个私营电视网与戛纳影展之密切关系也非比寻常。雅各布曾担任其“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后因明显与“戛纳电影节主席”一职有“利益冲突”而辞职。这是由重要股东构成的上市企业董事会任命的委员会。由此看来，法国媒体封锁除西方几大联手的电影节之外的任何电影节的信息，尤其是上海电影节，经济竞争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从韩国LG集团2007年与戛纳电影节建立合作关系，韩国电影在戛纳的影响就不断上升。今年进入“主竞赛单元”的两部韩国片质量平平，这等水平的电影也能入“主竞赛”，一般非法、美两国或一些“关系户”莫属，要不就是为国际战略博弈特别放入的。LG集团与戛纳的合作合同2012年到期，我们看到韩国电影在戛纳辉煌的五年，正好与LG集团赞助影展的五年在同一时段上。如果双方不再续约，韩国电影还会如这几年那样频频入选吗？

从欧莱雅与戛纳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共有35名明星签约成为 “欧莱雅女郎”，她们每年都有一部分来走台阶，为这个“节目”，欧莱雅还专门破金组织它占领市场的国家的新闻媒体前来报道。在电影艺术的掩护下，“电影明星”演化成“商品推销员”。似乎也是“巧合”，她们时常能在入选片里担任角色。

挑人与政治正确主义

那么有人要问不是年年宣布看阅了全世界近两千部电影进行筛选吗？如果以为入选片真是这么选的就天真了。阅片只是为挑人服务的，对不同地区、国家甑选的标准差异很大，因为最终目的并非艺术，而是为全球征服战略挑选完成不同任务的卒子。但各国艺人并不知道此一暗招，他们以为有一个一视同仁的艺术标准，影片不入选，一定是自家水平低。他们为此大量模仿入选和得奖作品，更有某些国家的电影学院将之收入教学内容。

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写过，能不能入选戛纳首先要看自己所在国或地区在西方国际战略棋盘上处于什么位置，每个位置上的棋子角色是设定好的，目的是为整盘棋服务，时常与艺术无关，与各国的电影水平更是八竿子扯不上。拍大同小异的商业片，在韩国能选入，在中国或俄罗斯就选不上；拍同类的探索电影，在台湾或泰国能入围，在中国大陆就没门。过了这一关的人才可能作“自由棋子”，这时候还有另一关，就是擅用土特产做西餐。所谓西餐，就是“普世文艺”的套路。

戛纳每年的选片，有一个比率几乎一陈不变，即有三分之一的电影是真金白银，标志着电影艺术的较高水平。这部分电影人有以下特点：国籍都恰恰在西方阵营内部，好象连上帝分配才华的手都是有计划的；这部分人还是戛纳制片、发行“俱乐部”的专职作者，投资他们具有“稳定价值”；他们的作品多浸透“普世文艺”的色彩。另外三分之一是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的，特点是从西方国际战略的前沿阵地直接挑来，哪里需要从哪里挑，需要什么类型挑什么样的，视战线的明暗或打艺术牌或连这层外衣都不要。这条战线飘忽不定，与国际风云变幻密切配合，但有几块阵地是较为恒定的，它们是俄罗斯、中国、伊斯兰地区。第三部分可称为“关系户”，是由族群利益或西方内部政治需要而夹塞进来，都是随时可效命的，且知道被挑中的理由和目的。这么三分天下聪明得很，各种目的都可达到，局外人还看不出破绽。每一年一块精美的蛋糕就这么做出来，上面的奶油是全部的精华，口味几乎是固定的，由同一群人轮流加工；中间是面粉构成的坚实基座，软硬可调；第三层才藏着匕首。

全盘尚且如此复杂，具体到某一国、某一人、某一片，标准之精细，收放看似无规律，实则疏而不漏。这需要选片人是个有使命感的班子，为这种意识绵延不断，选片班子没有我们中国人想象的“民主”，而是密封型和世袭制，接班人不是直接血源就是钦点的，一旦继位多为变相终身制（反复“当选”）。所以从1978年至今，一小把人决定着世界电影的口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在所谓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面目。选片的政治正确并不是一眼可见的一刀切，而是像地图上弯弯曲曲的边界。泛泛或局部观摩一些入选片的人，往往因为看不见统一标准，而否定存在着一条内部有着必然联系、但外部很难由局外人一眼看破甚至连接起来的政治正确红线。

这条政治正确红线之所以若隐若现，是因为定得极其细微，目的就是不让人抓住把柄。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甚至某一国或地区特定的人，都定了不同标准，这些标准又与西方国际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人们一直认为张艺谋当年送选《一个都不能少》遭拒，是因为张不如拍《活着》立场鲜明了。其实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反不反只是一条主线，是初级挑人时为初选标准设定的。像张这类过了初选关，已被挑中并捧出的人，入选片标准并没有这么死板，只要他不触碰政治正确底线，一般都可放行。那么张这部似乎符合戛纳在中国这类国家选片的诸多“艺术”标准，如反映底层、边缘、贫困，手法写实、白描而非想象、虚构，究竟是触了什么底线，致使张从金交椅上落下来并几乎注定了他与戛纳的分道扬镳？这条底线就是：你可以不揭批国家和其体制，正面表述也非处处不行，但底线是正面的人或事必须是个人的、孤立的，不能让人推演到国家和体制。《一个都不能少》恰恰是破了这个底线，因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是政府的行为。正面拍这个主题，就是肯定政府的行为，是没有与政治体制划清界限！好人好事本来就是戛纳推崇的“普世文艺”所摒弃的（除非发生在美国），述恶不言善是此艺术观的基本框架，若善还与国家的某个政策相连，尤其故事发生在西方视为对手的国度，就是触了不能再后退的底线。

底线虽然因国而异，其实还是有必然联系的。比如美国纪录片导演迈克·摩尔的失宠。他为什么从如日中天忽然销声匿迹？摩尔可是戛纳一手捧出的斗士，将纪录片推上“金棕榈”宝座的第一人，他的《华氏911》因将矛头直指小布什，而受到戛纳的竭力捧场。按摩尔的脾性和已获的名声，金融危机后尤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他应该到戛纳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为什么再也不露面了？原因就是他在最后一部送选戛纳的纪录片《SiCHO》中触了西方影人也同样不能碰的政治正确底线，让他的提携人嗅到了他的危险性。《SiCHO》批判美国医疗体制，这种电影好莱坞不会放行，但所谓独立影人是可拍的，控制了院线和D片市场的“如来之手”，根本不怕几只“孙猴子”。但也不是没有底线，就是骂自己国家的时候不能拉一个敌对国（至少不是盟友的国家）做反衬。具体说，《SiCHO》骂美国医疗体制，为反衬赞法国医疗体制，是被容忍的，但摩尔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犯了大忌：他说美国的医疗体制不如古巴。赞扬古巴的医疗体制就是通融古巴的政治体制，这种通融意味着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背叛。这就是为什么《SiCHO》2007年在戛纳放映后，遭到西方媒体尤其美国媒体的一致棒杀，并从此与戛纳无缘。

政治正确的红线比行政指令来得隐晦，就在于它看似没有固定边界，但这种舆论权内部的“专制”其实天网恢恢。《华氏911》讽刺挖苦小布什，与美国统治集团决定将布氏抛进泥潭以便翻过历史的一页，时间上正好不谋而合。如果摩尔不识相，骂完小布什再去骂奥巴马，那就政治不正确了，因为统治集团会尽量延长新总统与人民的“蜜月期”以保证“投资”效率，攻击“蜜月期”的总统则无论好莱坞还是它的搭挡戛纳均不会放行。

戛纳一分不差地将这条曲里拐弯的政治正确红线运用到挑人与选片中，经多年观察，鲜少例外。比如：南斯拉夫内战，从人道角度反映战争之残酷的电影，只有波斯尼亚导演被挑中，塞尔维亚导演是被拒之门外的，同类电影也不会由伊拉克或阿富汗影人送来；日本电影人可以送来纪念军国主义信徒三岛由纪夫的电影（今年表现日本极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壮举的片子入选“一种注目”），德、法则绝不能放出任何一位质疑二战官方史的影人；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资格送艺术探索电影的，那是只赠予战略盟友的“荣誉”：菲律宾、泰国、墨西哥、中国台湾地区或加入北约的某些国家……所以在这里呈现的所谓世界电影的面貌，没有一笔不是人为导演。

“普世文艺”的套路

穿过这条复杂多变的政治边界，人们总算可以进入“纯艺术”领地了，对尚看不懂潜意识操控的人，有些选片的确为艺术而艺术。但其实“纯艺术”也是有底线的，就是越过这条线的另一边被排斥。所以只要有被排斥的另一边，就可以推断是有底线的。那么戛纳所推崇的艺术其底线是什么？

以前人们讽刺“社会主义文艺”的“高、大、全”是一个僵化的框框，圈死了艺术。并不是“高、大、全”本身就一定不是艺术，否则中国古代那么多文学戏剧作品的英雄人物都该送进历史垃圾堆了，而是将这一标准做为底线，越过这条线的另一边便不允许存在。判断艺术是否公开或秘携政治使命，是否真是自由的，并不在它的表现方向是正面还是负面、是崇高还是堕落，而是它是否只要一边而摒弃另一边。我们前面说过选入戛纳的电影，哪怕具有“贵族”身份已成“自由棋子”的电影人，其作品也须带“普世文艺”色彩，换言之，越出“普世文艺”框框的另一边是被拒的。

“普世文艺”是酝酿自欧洲18世纪、萌芽于19世纪、20世纪后反客为主的一种艺术观，先从文学到美术，后由电影接力，并扩展到建筑、音乐、舞蹈。其大框架是反社会、反传统、反文明，主要表现为反国家、反政权、反体制（最后这一点在西方不允许，在别处则受到鼓励），真实目的是解构。具体艺术表现是颓废、堕落、丑恶、怯懦、叛逆、自我中心、无病呻吟、不对称被推到艺术巅峰，而奋发、崇高、善良、英勇、忠实、自我牺牲、坚强隐忍、对称被排斥到艺术边缘，一句话言恶不言善、追丑不追美。其实任何艺术观都不应只有一面，唯一面是尊而排斥另一面，必是人为带有目的的圈划。

戛纳就是经营“普世文艺”电影的大本营，经20年观片的经验，它只经营一面而排斥另一面。哪怕是被特别允许有正面英雄的美国电影，那英雄也一定是反国家机器的个人主义“超人”；哪怕偶然出个心地善良的人物，那人也一定是对抗社会法规、时常行为不羁甚至放浪的主儿；哪怕在百分之九十九颓废、绝望、愚蠢的人群中放出一个奋发的人物，其奋进的过程一定是不择手段（如获今年评委特别奖的英国片《天使的那一份》，贫困青年战胜命运被正面表述已属难得，但其手段却是偷窃。如果行为与道德俱佳，则片子不可能入选）；哪怕破例放出一桩忠贞爱情，那爱也必与自我意识对立，以恶来完成最终表述的（如今年金棕榈获奖片《爱》，恩爱一生的老夫妻，最后是以老头取代上帝之手用枕头杀死瘫痪并滑入老年痴呆的爱妻作结）。若行为英雄，则道德败坏是必要的衬垫，若道德规范，则行为堕落必不可少，行为英雄+道德楷模的人物是不能在“普世文艺”中出现的。

欲望的满足是“普世文艺”的主旋律，欲望哪怕是灾难性的也不能被只配作反角的道德占了主角的位置……这看似自由、宽容的艺术观，却也是不动声色地牢牢封死另一边的。从这点看，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这一具艺术观外形的意识形态已深入潜意识浸染全世界，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模仿者，以致后继者已难脱出浇铸模。

所有对外宣称的理念，诸如扶持“作家电影”、支持艺术电影对抗商业电影、帮助各国电影抗衡好莱坞、提携“普世文艺”反对“道统文艺”，都离真实目的相去甚远。真实目的是用迂回包围术为好莱坞作隐秘的清道夫，为世界统治集团的战略布局开拓思想疆域。不深解这些西方电影节更多的是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政治目的服务，是没法明白这一切的。

面对境外强权巧设诱布的“艺术”匕首，醒药只有一个：杰作由谁说了算？一个文明有两个权丢了如同丢命，一个是道义权，一个是审美权。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普世的道义和审美”由境外强权定义，便又成了一件对付弱者的道德兵器。

（2012年6月）

奶妈与独立电影人

（“独立电影”这个名词的确立，在西方内部是为了简化一个对立面：商业电影、大制片人、影城；在西方之外则是为了分裂竞争国或对手国之电影业。找到一个道德起跑线很高的名词，是有很多预设好处的，首先就是将对手放在一个永远的被告席上，而将自己放在永远正确的一面。）

独立电影这个名词，最早是从美国传到巴黎的，时间大约是90年代。一个名词从另一个大陆漂洋过海而来，一般有两个命运：继续作一个诠释外部事物的名词；或由名词变成一种事物。我是眼见它演变成具体人事的。这种演变有时比人们想像得要简单，只需在实际已有的事物上贴上新名词就行了。在巴黎就是这样运作的，人们后来一点点就改了口，将作家电影、小制片人、艺术电影院这些现成的东西，全放进了独立电影的箩筐。这个名词的确立，在西方内部是为了简化一个对立面：商业电影、大制片人、影城；在西方之外则是为了分裂竞争国或对手国之电影业。

找到一个道德起跑线很高的名词，是有很多预设好处的，首先就是将对手放在一个永远的被告席上，而将自己放在永远正确的一面。我以前在文章中谈过西方人设计概念的技巧，就是指的这种本事。你仔细一想就全明白了，道德起跑线高的名词全成了他们的专利。而中国人往往只在这些名词上就已经被灌得酩酊大醉。

再来说“独立”。美国影坛的情况我不详知，不敢妄加评论。法国我算是略知根底，就发觉名词这玩艺是很荒唐的，尤其是当你看到名词下面的东西。但人对名词的接受特别囫囵吞枣，就像对画面给予的信任度一样盲目。电影是个要大钱的玩艺，所以每每听到“独立”二字，就让我起疑心。没有“奶妈”的人才堪称独立，否则都可视为欺世盗名。法国的独立电影人可是有“大奶妈”的摇篮宝宝，多少年就在政府的怀抱里睡大觉。这也无可厚非，但据此抢占“独立”这块道德高地，将对手——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人置于被审判席上，我忍不住又要打抱不平。

我后来发现“独立电影”这个名词像传染病似的，传到了别的大陆。也有点欺世盗名性质，但与法兰西版又有不同。这一回“奶妈”不是政权了，而是站到了政权的对立面，但是不是就没有奶妈？非也，没有奶妈难有电影。我发觉这些国家的“独立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奶妈”——基金。基金这种东西有一个另外的名词，就是你永远不知道的后面的手。我从法国各类电影基金设立的时间表，找到与西方意识形态大战“不谋而合”的轨道。我看人没办法不看穿骨髓，法国人不会做一个子儿的赔本买卖。所以各国从“基金”那儿拿钱的“独立”电影人至少应知道自己伟大的艺术事业绑在哪驾战车上。我在此只是置疑“独立”二字，无意评说战车。

以为自己踩着这块跳板能成艺术“大师”，也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我研究了很多年，在黑暗的放映厅里看白了头发，看到了一条秘而不宣的分界线：电影奖有两类，同样的奖也有两个含义，得奖的人不明白，颁奖的人心知肚明。那就是一个是颁给他们真抬举的艺术家；一个是颁给他们要利用的“筹码”。所以同样一个“评委大奖”，领的时候金光一丝不差，界是在下面划的。这两类电影在巴黎艺术院线，受到界线分明的对待。我十几年来就在观察巴黎艺术电影院的节目设制，摸索规律。就是有另外一份名单，那是他们真正接纳的电影人，在这些电影爱好者宫殿都有常设席位，不断地有作品回顾展。但就连进这份名单，也不是才华就能搞定的，还有其他界限，像19世纪以来没有变过的国际版图，以西方为轴心，越接近轴心的国度获选的才子越多，越往外围荡，中奖的人越凤毛麟角。其甄选比率与各国电影水平并不成正比。我说出来要被人骂死，但不说如鲠在喉。被选进这份名单的中国人都不是来自大陆，他们一个是王家卫，香港人；一个侯孝贤，台湾人。这里的电影人或传媒从来不提他们也是中国人。记得侯孝贤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自己是中国人，法国翻译马上译成台湾人。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这里只说杨紫琼是马来西亚人。

大陆第五、六代导演中，除了贾樟柯有半条腿进了“贵族沙龙”，其余无一逃出“筹码”的命运。以贾的才华，若不是出生时地理位置没选好，进“贵族沙龙”应该是畅通无阻的。把他们划在外围的那条界非常隐避，带有明显的国籍歧视，否则没法解释这种一网打尽的排斥，除非是大陆电影里异口同声的“革命现实主义”导致了被一刀切？总之电影爱好者宫殿里没设他们的牌位。

而牌位才是真正的入场券，否则“金棕榈”都是虚的。最早出来的那批，当年西方为制造巨大的回声，轰得很厉害，名声多少落到了民间，后来的人就一概不给这样的运气了，完全被封在第二市场内。想想法国人真是玩阴谋的大家，戛纳的红台阶、卢米尔宫的起立鼓掌，导演得漂亮。私底下，你属于界内界外，人家心里早就划好了。

（2008年5月）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总序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前言

第一篇　导演世界的暗手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

我们面对的那支瑞士卫队

荒唐的文学“世界奖”

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

萨冈与棺材里射出的箭

第二篇　恶搞中国的暗手

向西看的那个槛

话语的流向

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受害者”流水线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多遥远

恶搞中国——法国传媒与愚民策略

自由传媒夜话

“官方”与“公共”

第三篇　被偷窃的自我意识

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

愧对祖宗

野蛮人的眼睛

文明靠什么接力

尊严来自你把它放在第几位

西游的喧哗和怪诞

现代童话——奢侈品的传奇故事

由界到梦

第四篇　帝国的神殿——电影

电影的国际战线

“杰作”流水线

金棕榈、戈达尔与作家电影

电影的血统

法国电影界的“恐怖分子”

《满月》与院线“暗手”

叶子和森林

杰作由谁说了算

奶妈与独立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