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耳曼尼亚 : 古今德意志 / (英)西蒙•温德尔著 ; 吴斯雅译.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书名原文: German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ISBN 978-7-5520-2466-1

Ⅰ. ①日… Ⅱ. ①西… ②吴… Ⅲ. ①德国－历史 Ⅳ. ①K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792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8-745

German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Copyright: © 2010 by Simon Winder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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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日耳曼尼亚 : 古今德意志

German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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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英] 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

译　　者：吴斯雅

总 策 划：纸间悦动 刘科

策 划 人：唐云松 熊文霞

责任编辑：熊艳

特约编辑：程彤 朱莹琳

封面设计：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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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热线021-5306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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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鑫艺佳利（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9.75

字　　数：443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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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20-2466-1/K•472

定　　价：1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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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费利克斯

“如果我们远远离开温暖故乡，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

——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一个无用之人的生涯》

“请注意！历史的脚步！”

——马丁•路德出生地艾斯莱本一处高低不平的石阶上的镌刻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尾 声

参考文献

致 谢

前 言

“被花之锁链所束缚”

笔者曾经耗费数年时间，对德国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这本书便是完完全全的个人深思熟虑的心血结晶。《日耳曼尼亚》这本书的核心，便由我数十次探访德国与奥地利的心得所构成。本书尝试讲述关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始末，从他们想象中那神秘莫测又英雄辈出的广袤森林的起源，直到希特勒上台引发的一系列历史变革，将我所有曾经目睹、阅读、引起我兴趣的事物统统表达出来，以飨读者。当然，人们旅行的原因有很多，令我深深迷恋并为之痴狂的事物，或许会让他人感到索然无味。对某些人而言，旅行让他们有机会对反宗教改革的历史遗迹顶礼膜拜；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有机会和某位来自多特蒙德的变性人大打出手、吵闹不休，这中间无疑出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这两者之间或许会有那么一点儿交集——可能是在某个称不上热闹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因此，在本书所呈现的广阔世界中，或许笔者的文字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厌烦或敬而远之——我只希望这个人群的数量不要太过庞大。无论如何，《日耳曼尼亚》只是一本消遣读物——虽然我内心隐隐期待书中表达出的某些隐含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人深省。

今天的德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盲区”。这片土地上讲英语的观光者，如士兵、历史学家及施工人员等，往往出于职业原因到访此地。在法兰克福机场的一大消遣娱乐便是观察那些面带困惑之色的英国新晋毕业生，他们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身穿特制的黑色制服等待航班。他们能够在德国的银行里谋求一份工作，仅仅是因为从优胜劣汰的角度看，他们的背景惊人地千篇一律——在大学里恰好学习了德语，职业选择是基于语言的便利，而非如下要求： 计算水准、取悦客户或做出明智决策。

与德国有关的话题常遭回避，原因无他——在20世纪的某一段时间里德国人犯下的暴行。但这种回避的态度是否会导致欧洲文化残缺不全？事实上是否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希特勒对德国实力的评估甚嚣尘上？自然，本书也对第三帝国带来的灾难做出了深刻分析，但通过依时间顺序记叙从古老的黑森林开始，到1933年希特勒夺取权力的这段历史，笔者想避免对这名纳粹元首做过度阐释，而是试图深入挖掘欧洲大陆的某些历史走向，在很多方面欧洲大陆都与英国极为相似，它的历史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论是引人入胜之处，还是令人钦佩的辉煌之处，相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丝毫不会逊色。假如没有德国，整个欧洲的历史文化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德国始终勤奋前进，在承认第三帝国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重建欧洲文化，重现早年荣光。

本书依时间顺序写作，虽然对于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历史的叙述方式几经转变，有些时候难免令人感到费解，而且在描写后来的日耳曼人在这些历史时期的发展经历时，也用了几乎相等的篇幅去描述他们沉迷于这些历史时期的原因。在写作过程中，笔者致力于不在书中罗列枯燥乏味的历史大事年表。书中大事记的写法并非枯燥乏味的简单铺陈，我会时常小憩一会儿，讨论音乐、童话、美酒，等等。但这种趣味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些家庭将出行和冒险当作乐趣享受，有些则抱着不那么积极的生活态度。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像所有孩童一样——假设我的家庭与别人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设定了一个基准，通过它去衡量其他家庭是否比自己的家庭更加喧闹、势利或阴沉。长大成年之后，站在相对成熟的角度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的家庭（包括我本人在内）生活实在称不上有多么精彩纷呈。无论发生什么事，日子总是那样一成不变地过着。我们置身于一个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被家庭琐事包围，当我与父母和姐妹们居住在西肯特郡，过着田园生活时，却又好像待在被施了魔法的城堡里，生活只剩下懒散麻木。我母亲不喜欢一切形式的体育锻炼，因此我们也没有机会骑上自行车出去兜风，尽管拥有一个大花园，我却坚定地认为出去玩耍确实不是什么好选择，外面既没有舒适的座椅，也没有阅读用的台灯。偶尔我的父亲会去修剪一下长满苔藓的草坪，我也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去帮忙。曾经有一个夏天我们极力鼓舞自己走出家门去野餐，但我和几个姐妹被外面飞舞的黄蜂吓得打了退堂鼓，在某种情绪的酝酿之下谈话的方向开始偏离重心，并且内容变得尖刻，最终大家不欢而散。我讨厌一切形式的体育运动——当然根源是我自身能力不足——这种想法最终占了上风。当我们在学校里一如往常般忙碌时，周末和假期好似要召唤人陷入舒适的懒惰泥沼。若要理解我与日耳曼文化充满戏剧性、精彩纷呈的初次邂逅，那么了解这些人生背景是十分必要的，这次邂逅堪称冥冥中的全新支点，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回首往事，我想父亲对于这样一种足不出户的闭塞生活或许会感到十分挫败。他热衷于自己做手工，也曾经在学校练习跑步和剑术。他人生中的一大惊喜便是被皇家海军预备役征召。开始服役后不久，他认识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始终都对这件事颇有微词，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整整两周时间，我父亲会彻底消失，对其他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全心全意为爱国精神所鼓舞，而她则不得不独力应付艰苦的生活，照顾一大群无精打采的孩子。而我却对父亲一年一度的远行充满热爱。他会登上核潜艇、扫雷舰和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还会乘坐幻影歼击轰炸机。事实上，整件事不过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冷战从未真正打响，最终为政府带来的只有高额的账单——极为丰盛的高热量早餐，崭新漂亮晃花人眼的制服，无节制的酒水和射击娱乐。我父亲与那些神气活现好像詹姆斯·邦德一样的指挥官并肩作战，头戴精美的尖顶帽，身穿袖口花纹繁复的夹克衫，上面闪烁的金线好像让战争变得有了意义。他有时会给我寄信，式样简洁神秘的明信片，配上合适的照片，诸如喷气机、导弹等，这也让我在寄宿学校里累积了一定的名气，虽然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

因此，就像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这样的经历或许能够为家庭带来积极向上的氛围，在日复一日充满倦怠的无聊生活中，父亲为我带来了为时两周的秘密突击冒险，而我也乐在其中。我们每年的家庭假日总是非常开心的活动，几乎总是在法国度过，偶尔也会前往苏格兰或威尔士（当然，这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地点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在法国，我们总是选择在海边度过假期，住在小出租屋里，虽然海上旅程简直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充满了痛苦的呕吐，但那些前往布列塔尼或诺曼底的旅行依然美好得如田园诗歌一般——灿烂阳光，儿童美食，充满乐趣的观光，略嫌枯燥的小型博物馆，当然还有时不时能吃到的美味冰激凌。

然而在我14岁的那一年，一切都改变了。我那时没有胆量当面质问父亲，为什么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原因心知肚明，但这件事昭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错误，即我完全忽略了身边人力物力的不足，这让我大惑不解。无论如何，父亲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坐游船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去度假，然后在去往斯特拉斯堡的运河上花上一周的时间，一到那里他就会叫出租车来接应我们的车，最后到达目的地——位于阿尔萨斯乡间的一幢度假屋。

这一决定引起了激烈的反对。选在与海岸线相距遥远的地带，这令人大惑不解——假期，顾名思义，还有什么比海滨更完美的呢？而阿尔萨斯和洛林自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我自己现在也已经为人父母，非常理解孩子此时可能的做法——大哭一场，寻求支援。卧倒在一片又一片海滩上，身为一大群无聊成年人中的一员，我经常会产生幻想，独自一人跑到乍得或者是密苏里度过假期——在梦想的岛屿上快意人生，享受完全无拘无束的完美环境。但此时此刻我们都一筹莫展，不知道父亲到底在想些什么。

自然，整件事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时我正处于冷淡、阴沉、变化无常的人生阶段——童年的懒散怠惰在青春期继续根深蒂固地发展。每件事情都是那么令人厌烦、焦躁，又不够迷人，不能带来智力上的乐趣。的确，我的父母很有可能是经过再三考虑，才欢欣鼓舞地提出这样一个假日计划，却不曾想对我那小小的自尊心造成了莫大的打击。坐在一艘窄小的船上，沿着散发臭气的运河航行，一路打着嗝儿，沿路都是毫无特色、凹凸崎岖的法国东部景象，这几乎是那时的我所无法承受的天大玩笑。

可以预料，整个旅途完全变成了一场灾难。我父亲昂首阔步地走过桥面，好像要模仿约瑟夫·康拉德小说《台风》中头发花白的麦克维尔船长，然而他的样子又像个新兵，或者康拉德小说里其他类似的人物，冷静的胸怀中激荡着命运交响曲，思考着要是能够藏起些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或者迎来暗流汹涌，酝酿一次巨大的危机，那就再好不过了。他能自己摆平这一切，不过，唉，他的船员运气可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绝不是他想象中的一群身手敏捷的印度水手，全部人员不过只有我和我的姐妹们罢了。而当时的我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当清晨来临，水面的浓雾蒸腾起来时，我被严重的偏头痛击倒了，只能躺在甲板一侧，眼前有无数色彩缤纷的线条如虫般扭动飞舞，无精打采地读着一本安妮塔·布鲁克纳早期的小说，同时忍受着一阵阵的头痛发作。我的姐妹们比我稍微能派上一点儿用场，但她们也因为自己图案华丽的假日休闲裤沾到泥土而纠结不已。每当我们到达一道闸口，所有人都会四处奔逃躲避，抓住船舱的支柱，肮脏河水散发的恶臭令人作呕，在沾湿的绳索拍打船舱时发出尖叫。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只死老鼠的尸体漂进了水闸之中，尸体因为内部气体而像枕头一样膨胀，并在我们的船不受控制地撞上混凝土的岸墙时爆裂开来。我们总是放错绳子或者转向错误的方向，父亲一度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康拉德式的生活考验，不允许失败！）。随着绳索系住船闸一侧，水位迅速下降，船险些直直悬吊在水闸上方——或许很快绳子就会经受不住突然增加的重量而瞬间断裂，我们都会重重摔到船闸底部，粉身碎骨，所剩唯有几页湿透的安妮塔·布鲁克纳的小说《开始新生活》。

长久以来，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唯一真正的受害者便是我的母亲。在无数次假日之旅中，有着一种古怪的共同之处：出门在外时所接触到的任何烹饪和清洁设备总要比在家里使用的糟糕得多。因此本应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娱乐时光也变成了各种抱怨，电热炉容量太小，或是没有配备洗衣机。每年夏天，整个世界好似处处人头攒动，房屋里、游船上和大篷车上，他们诅咒抱怨瓦斯火焰太小、水壶太破旧，毫无半分与他人共处时所不可或缺的包容精神。因此，假期事与愿违地破坏了家庭生活的核心，只剩下糟糕的食物——罐装汤、意大利面和火腿片。我们运气不佳的游船之旅自然也是如此。我母亲本是一位充满活力、手段高超的大厨，但在这里她却彻彻底底被束缚住了手脚。就好像某种令人烦躁、无心参与的纸牌游戏一样，每一餐都似乎成了极其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循环。母亲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感到十分愤怒——她想要的可不是坐着一艘小船嘎吱嘎吱地穿行在枯燥乏味的乡村风景之间——肮脏，恶臭，窄小，引人嫌恶，简直像是“好船棒棒糖号”[1]在淡水河上的兄弟。

自然，运河时常会抄近路穿过一片破败的农田，间或夹杂着常年无人的污浊土地，这种环境为我们的游船之旅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数不清的、嗡嗡飞舞的昆虫大军。这些昆虫不论大小，无孔不入——就好像最灵活敏捷的钥匙，从船上大小不一的裂缝中钻进来。之后的每个夜晚都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当我们正在大声咀嚼每日千篇一律的意大利面配火腿片时，一群飞虫突然充满了整个房间，数目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空气中充斥着无用的驱虫烟雾的恶臭，以及我的姐妹们歇斯底里的尖叫。对于任何一位经过的阿尔萨斯劳工而言，一天的辛苦劳作后，这幅情境都足够令人捧腹：游船在停泊处摇摆不断，四处点亮灯光吸引着昆虫，散发着意大利菜的奇特气息，并传出混合着嗡鸣声、尖叫声和牢骚声的交响曲。

不管怎样，在我们一路向东行进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我已经融入了这片日耳曼人的土地，虽然过程十分缓慢，如今，我已经在这里居住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曾经，这片潮湿肮脏、枯燥乏味的角落，却让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为之争斗了数个世纪之久；一片几乎无法作为战场，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土地，却印刻上了从路易十四到巴顿将军等无数历史伟人的脚步。在旅途中的糟糕时刻，我被愚昧无知蒙蔽了眼睛，当时我们在河道中转弯，期盼着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斯特拉斯堡，无意中发现了一条隧道，上面支撑着肮脏的木板显然已经十分老旧，写有巨大的标语——“运河关闭”，而且显然很有些年头了。我们实在无法弄明白这严重的沟通失误源自何处，但也只能返回最近的闸口，然后彻底抛弃了这艘倒霉的游船。我父亲十分尴尬地通过运河水闸管理员找到一辆出租车；然而从这里到我们家汽车停放的距离却短得不可思议。最终，我们终于开上了自己的车——舒适、自由、迅速。那条游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或许我们是最后一批糊里糊涂蒙在鼓里乘坐它的倒霉蛋。我们在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下定决心再也不要搞什么假日出行，然后来到了我们位于阿尔萨斯乡间的小房子。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待在阿尔萨斯的这段日子为我带来某种启示，这种想法本身无可厚非，不过实话实说，也仅仅比完全的一头雾水好一点儿而已。我们并非来此寻找什么世界历史的断层，而只是来到法国乡间小屋度过通常意义上的假期而已，与绝大多数普通的英国家庭并没有什么分别。第一天早上，我们脚步轻快地走下楼梯，像往常那样寻找牛角面包做早餐，却只找到一种外皮很硬的面包卷可以充饥。此外，我们这座房子看上去也十分滑稽。如果英国的小镇让我习以为常、不以为意，法国的小镇带给我不同的异国风情，那么这座小房子实在不具备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特点——一言以蔽之，实在是别扭得离谱。整个小村庄的名字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沃克斯克琴（Wolkskirchen）。第一个早晨一切安置妥当之后，父亲就去与这座度假屋的主人——一位身穿厚重晨间便袍，脸上毛发浓密的老妇人商讨相关事宜。之后，稀奇古怪的事情就更多了。这位老太太讲的法语简直让人不知所云，在她经营的小店里，她和其他人用来交流的显然是另外一种语言。她给了我父亲一玻璃瓶杜松子酒（这时候才不过早上8点），这似乎也离谱得有点儿过了头——尤其是当他一鼓作气喝了三杯，却还能一如往常地继续开车。接下来的一整天稀奇古怪的事情一直不断发生。

正如所有重要事件一样，只有在之后回顾的时候，整件事的意义才逐渐变得清晰——我只记得那时候把手中安妮塔的小说扔到一边，然后内心一瞬间变得十分警醒。当时我正在马其诺防线的遗址上来回游荡，眼中映出这条令人悲叹惋惜的隧道、空空如也的炮位，以及长年废弃荒芜的地下餐厅，墙壁上绘有非常精致的米老鼠图案，这自然是感到无聊的法国士兵在20世纪30年代的杰作，这景象或许能够吊起所有对那段历史抱有好奇心的人的胃口：这成千上万吨的混凝土无疑表现出了阿尔萨斯这片土地上虽然时隐时现，却永恒不朽的法国精神。在距离最近的德国小镇巴登‒巴登度过的一个下午显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我父母之前从未到过德国，显然对这整件事感到有些不安——身边没有我的姐妹和我做伴，在到处彼此叫喊着“傻瓜！”（Dummkopf！）和“注意！”（Achtung！）的街道上四处穿行，同时耳边还有人用电影《大逃亡》中的音乐旋律不断吹着口哨，此情此景实在难以令人联想起任何战后的痛苦与宁静。

最终，我们开始了在斯特拉斯堡的观光，当然，这次我们明智地选择了开车游览。然而这趟旅程真正让我们大吃一惊。旅途中的很多事物的确使我感到十分新奇。或许我正处在一个敏感脆弱的年纪，然而斯特拉斯堡的辉煌壮丽，以及它彰显的某种我不了解的文化，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奇异的明晰感。就像一位脸上长满粉刺，来自肯特郡的歌德般的诗人，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在游览壮丽非凡的大教堂博物馆时，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美感在内心萌发。这里有一座著名的双人雕塑，从大教堂的正面望去，一位笑容满面的少女正从一位衣着精美、得胜归来的男人手中接过一个苹果。如果你绕到男子雕像的背后，就会发现他的斗篷上装饰的图案其实是蟾蜍和其他各种让人呕吐的动物。我记得自己当时长久地凝视这座雕像，几天之后再度回到斯特拉斯堡时依然感到无比兴奋，因为我能够再一次观赏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世纪晚期关于亚当与夏娃堕落前后题材的绘画作品。在表现堕落之后的作品中，他们经常被描绘为令人厌恶、饱受折磨、半死不活的躯体。

大教堂本身的氛围则又完全不同——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但又蕴含着某种古怪之处。对我而言，最无与伦比的精品无疑是教堂中的天文钟——制造于19世纪，体积庞大，工艺精湛，倚墙而立，特别是每当正午时分，钟的上端就会有一个骷髅人像敲鼓报时，一只公鸡开始啼鸣，这是为了让人记住《圣经》中彼得否认耶稣身份的故事，之后是各种各样混杂的异教和基督教神明（朱诺驾驶着战车，还有各位使徒分列两侧），伴随着骷髅的敲鼓节奏随着机械转动一周。在这些光怪陆离的事物当中，我的艺术观感正式诞生了：潜伏在斗篷之下的邪恶事物，瘟疫横生的恐怖剧目，落满灰尘的机械玩具。

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过去许久，然而30年来，我却不能说自己有了多么大的进步。一直以来，我的美学观念依然不着边际，稀奇古怪，即使反复尝试，也无法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

如今的我比曾经懂得更多，回顾往事发现，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就是一直以来我期待发现的事物——一座混合了德法两国风格的建筑，本身就是阿尔萨斯这片土地悲剧性命运的最佳体现——无法清楚地限定归属于哪一个民族国家。我对这片地区的兴趣与日俱增，不知不觉阅读的相关书籍也日渐增多。因此，那段伴随着老鼠横行的运河水闸与缺少美味牛角面包早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成年人的人生，每日沉浸在书海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编纂大量关于德国历史的书籍（我真正的工作），同历史学家们滔滔不绝地对谈，这种毫无章法却充满狂热的专注之情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尽管如此，我却面临着一个十分不幸的缺陷。按理说，一个人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对自己的语言学习水平应该有了一个平静清醒的认识。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低下的语言学习能力，就好比接受自己在分辨树种或记住电话号码上有障碍。然而许多年以来，我始终不停地对不同种类的语言发起猛攻，就好像对障碍重重、壁垒横生的要塞大门发起猛攻：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那时候的我真是极其缺乏自知之明）、德语，以及古希腊语——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一份语种目录。保守估计，无疑我已经在青少年时代的拉丁语课程上耗费了超过1000个小时之久——可谓是为这种语言打下了无比牢固的基础，并且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强大记忆力——就好像吸饱了水的海绵一般。长大成人之后，我又好像染上了某种受虐倾向，毅然决然买回一本《拉丁语自学教程》，让我灰心丧气的是，这本书告诉我在曾经8年拉丁语课程中学到的内容不过占据了区区25页——而整本书厚达300页。随后，我又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种绝望无助的情绪——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注定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语言我都曾在学校的课堂上学习过。我依稀记得，在11岁那年的一堂法语课上，我曾经被老师狠狠惩罚过，因为我在大半节课上一直神游天外，一心想着把口水喷到自己的钢笔帽里。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都是考试科目，但关于它们的记忆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

俄语、阿拉伯语和德语则又不同，因为这几门语言都是我发自内心主动钻研学习的。尝试自学俄语是个愚蠢的决定——让人感到丢脸，但好在并没有持续太久。相比之下我学习阿拉伯语的态度更加严肃。我曾在中东地区待过一段时间，负责销售书籍，并且全身心地迷恋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露天集市、广袤沙地，这些都让我着迷，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字母的形状和它们充满艺术气息的用法。考虑到我在学习语言之路上遇到的重重阻碍，我并不十分确定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那时候我正住在纽约，或许是错误地发现了什么根本不着边际的好机会，我在纽约大学报名参加了夜间课程，然后就是那些在卷曲、循环和句点[2] 中度过的美好时光。学习小组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黎巴嫩裔美国人，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正因为他们逐渐失去的家族文化根基而苦恼不已。看着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四处碰壁，这感觉确实有些奇怪——他们的语言同阿拉伯语存在某种语系关联，本可以为他们学习阿拉伯语提供很大便利，事实却表明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在学习这种艰深可怕的语言时，与我相比，他们并没有什么优势，更何况我的脑海里还塞满了各种异域图景：水烟袋、长靠椅，还有清真寺的尖塔。总而言之，在对那些优美字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精心钻研之后，一个恼人的结论终于呼之欲出——事实证明，阿拉伯语仅仅是字母表便比法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意识再一次开始神游天外——我甚至又玩起了童年的无聊游戏，用口水填满钢笔帽。诚然，又一种语言的学习彻底宣告失败，我唯一的（暂时性）消遣只剩下向朋友们展示他们名字的阿拉伯语写法，以作娱乐。

整件事情的结局也确实谈不上愉快。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徘徊在巴黎北部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即所有法国国王的安息之所，希望能够再深入了解一些关于中世纪君主的历史知识。我从1550年前后开始算起（按照次序，几乎每一任君主的名字都叫路易，当然除了少部分令人记忆深刻的、生动的例外）——但这些为数众多的被称作路易或查理的历史人物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是一团乱麻。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人类的脑容量是有限的。我总是假设自己能够将无限的知识细节储存到大脑里——无数场战役、省会城市和各种朝代。当我源源不断地把那些墨洛温王朝和卡佩王朝国王的名字填进脑中时，我的大脑好像变成了一堆彻头彻尾混乱的垃圾，或是家用组装的浴室盥洗架，因为放了太多东西而猝不及防地倒向一侧，而那些阿拉伯文字母则掉到了另一侧。片刻之后，所有东西好像又都脱离了掌控，关于墨洛温王朝的无意义知识也一片混乱了。

因此，一直到我浑浑噩噩地进入中年，关于语言的学习依然是一片空白，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比点啤酒或者询问火车月台号码的能力强上那么一丁点儿。我能在脑海中搜寻到所有曾经体会过的感觉：坚定、乏味、满足、焦躁、呆板、热烈、顺从、痛苦、易怒，以及失望。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表情、习惯和肢体动作都能够通过我调动大脑中的视觉功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与学习语言过程中的一败涂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是在那时，我开始接触德语。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在最迷惘茫然的时刻，我也深知自己在语言学习上确实天分匮乏。如果说是学习特林吉特语或者苗语等语言，那么不得要领也确实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或许通过发奋努力，我可以掌握一种欧洲大陆的主流语言，而不是仅仅禁锢在英语广阔而又过于常见的领域之中。自青少年时代的斯特拉斯堡之旅以来，我对德国历史和文学的热情便有增无减。托马斯·伯恩哈德、约瑟夫·罗特[3] 和君特·格拉斯都是我的英雄，此时也是时候开始以严肃态度对待他们的作品，体会他们笔下词语的深意了。

因此，我的最后一场关于语言学习的伟大冒险正式拉开了帷幕。如今回想起来，从理智的角度讲，这就好比一位头发花白，一意孤行的中世纪德意志领主，在他孤独的城堡中长久地冥想沉思，终于决定最后一次踏上征伐之路，尽管在曾经的四方征战中，他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最灵敏的猎犬、最神骏的战马，以及最心爱的子嗣，却依然怀着孤注一掷，决心为荣誉死战到底的心情在广阔平原上纵情奔驰，发誓一直战斗到死，最终留名青史。

我再一次马不停蹄地赶往纽约大学，这一次所有事情都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感，乃至浑身上下都十分放松：一本新的练习册，一门新的语言，笔尖削得恰到好处的铅笔。然而很快，我又碰上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对课堂上的所有问题，我都好像一知半解，未能理解透彻。我能够最洪亮动听地读出每一个单词，花上数个小时一遍遍朗读，让它们在我的舌尖滚过，最终练成的口音也一如我想象般流畅优美。然而，这些单词小人一遍遍地敲门，按响门铃，只可惜这位语言先生一如往常地——不在家。一段时间过去后，唯一的大惊喜便是教室的门突然发出一阵响动，然后罗兰·吉夫特（Roland Gift）——著名的流行灵歌乐队组合“青年食人族”（Fine Young Cannibals）主唱——突然从一边的门进了教室，又马不停蹄地从另一边的门冲了出去，只是为了躲避粉丝：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一点，为了躲避他自己假想出来的粉丝。不管怎样，快乐时光总能令人回味无穷，“真的是罗兰·吉夫特！”一边这样想着，那些关于语句结构的问题也就在脑海里退居二线，得过且过地蒙混过去了。

接下来是成效甚微的几个月，我和其他四名学生，以及一名拉脱维亚舞蹈演员一起学习，不过，这位舞蹈演员只是想试着学习语言课程，以便增加她的自由职业舞蹈表演的收入，应付房屋租金的开销。这些课程一如既往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但在每天早间的地铁上，或者晚间照顾孩子的婴儿床边，我依然在勤奋不辍地练习，阅读海涅的诗歌，逐渐彻底为德语之美深深痴迷，即使我的大脑那时已经几乎完全罢工，一团乱麻，再也无法吸收什么内容了。如今我也实在不清楚那时候为什么选择海涅——或许只是因为一次书店里的无心之选，书籍版本也是尚未面世多久的全新版。我的脑海里充斥着摩尔人王子、常春藤覆盖的城堡、深海中的幽灵和盛放的玫瑰。我依然在每天的列车上沉浸于德语的世界，虽然连最简单不过的德语习语对我而言都是个大难题，不过我凭借着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心，已经能够清晰地朗读出“我的长矛和盾牌已经失窃不见，我的爱为我戴上鲜花织就的枷锁”。当我开始自己在德国四处漫游的旅途时，我选择跟从海涅曾经走过的道路。一直以来，他总是在那些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事物之前驻足——但我也笃定，以海涅作为精神导师这件事情实属偶然，我对德国的整体观念也可能因其他更加心怀恶意、夸张或古板的人物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海涅或许正漫步在我身侧，但我们从未有机会彼此交谈。

雷根斯堡是一座位于多瑙河上游的德国小城，掩映在东巴伐利亚州的一角，由此可去往奥地利。这座城市以一种近乎诙谐的方式保留着中世纪时期的风貌，四处坐落着哥特式大教堂、华丽炫耀的商人住宅、名字有趣却又意味不明的狭窄街巷，以及最显眼的宏伟大桥。凭借着这座横亘多瑙河的坚固石桥，凭借着这岛屿地势建造起来的小镇，数个世纪以来不断抵御外敌，或以此地作为要塞向来来往往之人索取通关费用，雷根斯堡日渐富裕，掌控了北欧和威尼斯之间的贸易交通要道。狡猾的头脑和好运气，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带给他们的城镇一种充满喜悦而不失狂热的氛围。

石桥巨大的桥墩伫立在奔涌的河水中央，搅乱了多瑙河的波涛，一边是安详宁静的水波起伏，另一边就可能是危险的汹涌涡流。这样壮阔的景象引人入胜，而河边残存的中世纪瞭望塔和盐运仓库，以及一家店面狭小，古色古香，安放着烟雾缭绕的烤架和热气蒸腾的水槽的德式香肠餐厅又为这景象增添了更多趣味。我曾经在这家餐厅附近被一对神情快活的来自罗特维尔的夫妇搭话攀谈，几分钟之后，高谈阔论的两人才反应过来，彼此肘击对方，略显尴尬地询问：“那么，您是为什么到这里来啊？”他们对于雷根斯堡的二人世界之旅感到十分愉快，但显然不明白一个来自英语国家的人能够在此地寻找到什么乐趣——这样认为倒也不无道理，尤其是我来到这里数天，一个英国老乡也没有碰上，见到的几位来自美国的旅客还是曾经在德国驻扎的退役老兵。就好像雷根斯堡的华美大教堂、售卖杏仁蛋白软糖调制的土豆菜肴的风情小店、罗马时代的古旧墙壁、拿破仑司令部旧址、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古老集会堂以及引人注目的中世纪拷问室遗迹，都不足以勾起外国游客的兴趣一般。告别这对夫妇后，我伫立在桥边码头之上，心满意足地凝望着河流中形成的巨大漩涡，思索着多瑙河的发源之地，以及它最终将流向何处，手中则举着硬皮面包夹德式腊肠。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突然萌生了如此这般的念头：要为这个失落的国家写一本书，讲述那些曾经的故事。

现代的德国与奥地利两国的领土只是历史上德意志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一直以来就那些难以界定的边境问题充满争议，往往还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虽然本书也包含一小部分作者率性而为的特例，但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依然将内容限制在现代德国的边境之内，事实上即使在边境内部，有些城镇或风景依然存在争议，在今日的德国依然算得上热点话题。在历史上，如今称作德国和奥地利的地区一直纠缠不清，大体而言，我至今都难以精确地区分它们。或许，本应有一本书包含从苏黎世到仅存的伏尔加德意志人的丰富内容，我也十分乐于动笔撰写，但一定会花费比起读者手中捧着的这本书多上两倍的时间，并且内容必定更加混乱不堪。

很难在德语名字中寻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名，因为在不同的时期内，其特定的名称大都以某种形式融合了英语的痕迹。至于城市名称，如慕尼黑、维也纳和科隆，则在这个问题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同时稍有一种自命不凡之感。若论及个人，如果没有一种通用的英语用法，我一般都是直接使用德语表达。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查理曼（Charlemagne）及查理五世（Charles V）听上去都十分熟悉，但是大家也都能够记住他们的德语名字。这里的皇帝（Emperor）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1804年以后的奥地利皇帝；恺撒（Kaiser）则指的是1871年以后的德意志皇帝。这些都是十分随意的决定，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遵循这些惯例，它们具有极其突出的优势，尤其在书籍出版时更是如此：恺撒威廉（Kaiser Wihelm），一个百年来氤氲不散的具备历史晦暗阴沉感的名字，远比皇帝威廉（Emperor William）恰当得多，后者听上去就好像一本乏味无趣的儿童故事书中的人物。

除了特定名词之外，书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德语单词，这也是为了如实反映笔者自身的语言水平。因此，读者用不着对无法翻译成英语的复杂德语概念做出普遍分析，例如“自我厌恶、情绪崩溃的人走到啤酒馆卫生间后的感觉”，诸如此类。只有两个例外：市政厅酒馆（Ratskeller）和无法避免的——宫殿（Schloss）。一家Ratskeller对于不懂德语的外国观光客而言听上去十分诱人，但它事实上是一种位于市政厅地下室的小餐馆，一般都装饰着鹿角形吊灯，提供不利于心血管健康的食品。一座Schloss可能是一座峭壁之上略为破旧的塔楼，或者一座美丽的乡村城堡，布满了寓意深刻的花彩装饰；它可以是一座巨大却丑陋的仿凡尔赛宫风格建筑，也可以是一幢简单的乡间别墅。像“宫殿”（palace）或“城堡”（castle）这样的词汇无法包含像Schloss这样广泛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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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船棒棒糖号》（Good Ship Lollipop）是美国著名女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演唱的一首代表歌曲。歌典中的“好船棒棒糖号”是一架开往糖果乐团的飞机。—— 译者注

[2]指阿拉伯文字母。—— 译者注

[3]约瑟夫·罗特（1894—1939），奥地利籍犹太作家，政治记者。其作品有强烈反纳粹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倾向，代表作有小说《拉尼茨基进行曲》。—— 译者注

——Chapter One——

第一章

来自黑森林之地»

罗马时期的日耳曼»

远离故土的短吻鳄»

我要放一点儿绿酱汁»

中世纪停车场

来自黑森林之地

若是要追溯日耳曼民族的远古起源，那就再没有比欣赏歌剧《西格弗里德》第二幕序幕时更合适的时刻了。这些洒脱自由，不受控制的音乐篇章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片人迹罕至、令人窒息的阴暗黑森林、某种巨大的威胁（具体而言，是一条沉睡的巨龙），以及一种漫长的等待感——在若干年漫长的时光中，无论是矮人还是神明，都在桌子上叩击着手指，等待着伟大（或许有些荒唐）的篇章最终开启。

诚然，非日耳曼人与这样的乐曲有着间接的关系，这难免令人内心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兴奋，又安慰。瓦格纳作品拥有无数优秀的非德裔热衷者和阐释者，但没有人像德国人这样，为戏剧的诞生及其意义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在这部歌剧的序幕中，所有的表现元素都与德国文化密切相关。英国的森林一般都很容易迅速驱车穿过，因此容易被人忽略——在这里徒步进入森林也算不上什么锻炼身体的最佳方式，差不多每隔3米，就会出现一处运动场或者售卖烤土豆的小货摊。在德国情况则并非如此，很有可能你已经登上山顶，却依然只能俯瞰到树木葱茏，虽然这些树木都被照料养护得非常仔细，一片片绵延的树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这仅仅是古代森林的冰山一角。巨龙、矮人和神灵似乎也确有其事，这些奇妙玄幻的生物潜藏在那群山和森林之间，经过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民俗学者和作曲家的不断渲染神化，成为众多节日庆典和儿童读物的核心意象。

比起英国人，德国人更乐于追溯古老的过去，而英国人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似乎总是相对有限。在史前时期两个国家曾大部分同处一个冰盖之下，当冰盖开始融化，就代表新时期的开始（德国南部大体并无冰层覆盖，因此这片地区直到更新世时依然与众不同），但随后我们便开始分道扬镳。不可否认，大部分关于英格兰起源的民间故事都令人感到些许尴尬。作为古罗马人的殖民地之一，不列颠尼亚行省自然被算作偏远之地，也落下了相当多的笑柄。一直以来，史学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论断，认为罗马人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古怪的贵族派头，还有古典教育的基因，然而有关行省的生存信息极度匮乏，这体现出罗马作为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漠视。即便探寻古代过往魅力的风潮在19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所体现出的优越情结也没有因为曾经的种种不幸而受到多少影响。一旦罗马人离开，不列颠便成为一片全面自由的土地，迎来一拨接一拨到此寻欢作乐的北日耳曼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将这里作为权力扩张的跳板，并最终引发了令英格兰感到耻辱的诺曼征服。在一系列的混战中，亚瑟王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名字在历史的波涛中载沉载浮——前者是法国诗人虚构的，而后者则像后来的无数掠夺者一样，难以搞清楚现代英格兰是否还与他有任何一丝真正意义上的联系。

英格兰为大众认可的，同时也令人感到些许窘迫的本质在于，作为那些手舞利斧的异族人汇集之地，除了曲折呆板的《大宪章》前奏，再快进到史学家麦考莱热衷的历史进步观，它的早期历史通常几乎无法在后世的记述中产生什么鼓舞人心的效果。德国则不同，它曾经的历史为后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论德国历史在歌剧中如何得到美学上的上佳呈现，如果过于注重历史，而不关注德国对于自身古老历史的理解与传承，那么认为这种做法会带来危害便鲜有过硬凭据可言。

纵观整个德国，一部分人沉浸在追捧瓦格纳的狂热之中，另一部分人则因他而受到启发，艺术家和作家们试图完全去除中欧世界一切无史料记载的影响，寻找关于他们真正起源之地的线索。唯一真正存在的文献，或许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这部《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个独立抄本曾经在黑森林地区的一处修道院被发现，于1455年被送往罗马，随后它的内在含义逐渐为人所熟知。这本书（比塔西佗的另一部著作《阿格里可拉传》要翔实有趣得多，尤其是书中关于不列颠尼亚的记述曾经被逐字逐句地诠释。数代以来，人们致力于摘录每一条含糊的资料，起初，这一工作由意大利的人文学者主导，他们醉心于编织森林里古代日耳曼人的神话传说。这本著作的存在足以令人惊诧——它似乎内容广博，非常翔实精确地体现了罗马帝国关于日耳曼人的种种认知，大约成书于公元100年，尽管经历了火灾和恶劣气候的侵蚀，以及众多图书管理者及抄写员的不经意毁坏，仍然在将近1300年的时光中得以完善保存，而塔西佗的其余著作大多已消逝于历史之中。

罗马帝国沿莱茵河及多瑙河修建了稳固的边防，然而众所周知，日耳曼人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滞不前。一代又一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将这部《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日耳曼国家的建国之本，亦即塔西佗本人所描述的“纯血”日耳曼民族国家。塔西佗将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他们腐朽、堕落、身着罗马长袍的邻居身上的缺陷做了对比。日耳曼人性格粗犷，易怒，极度重视荣誉，个性单纯，个个骁勇善战——虽然这些战场好手头脑过于简单，盲目地与罗马军团前锋短兵相接，损失惨重。书中对于日耳曼民族的描写十分微妙，给人的印象也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度偏颇，因此日耳曼人给人留下了令人敬畏的强大形象，虽然他们拼死作战，倒在了罗马帝国的城墙脚下，但仍然能够令人相信，要征服这些强大的蛮族战士实在是难于登天。书中作者的语气令人不由联想起英国的人类学家在描述非洲原住民时的口吻——直至近代，这种口吻依然如故，称他们的固定活动仅仅局限于作战、享乐、繁衍后代，剩下的只是迟钝麻木。

《日耳曼尼亚志》的不足之处在于该书的很多章节包含大量虚构内容，虽然该书是第一部详细记述古代日耳曼社会的著作，其中虚构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日耳曼尼亚”意味着不论在地缘上，抑或种族上都清晰地界定出的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自这份文献面世以来，数个世纪已经过去，人们试图努力弄清这部分神秘历史的真相，却一次次被那扑朔迷离的谜团所愚弄。诚然，日耳曼民族的诸多美德，即使包括那令人感到恐惧不安的“纯血”理论，也不过是被塔西佗本人用作论据，反衬出无比堕落、荒淫腐败的罗马帝国的众生百态，并非意在对公元100年的远古住民做出什么严肃评价，更何况这些人始终存在于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之中，并且与自己的国家处于敌对关系了。我们无法明言，塔西佗的文字究竟是来源于精确的文献（他本人可从未踏足哪怕稍稍接近日耳曼民族生活区域的地方），抑或这只是他本人耍的一点儿小聪明，好让自己的著作市场更加广阔：日耳曼人真的对他们的妻子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吗？或者这只是塔西佗在讽刺他身边的朋友呢？

《日耳曼尼亚志》带给人十分鲜明的观感，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居民和罗马帝国居民是如此迥异，事实自然也是如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人民安居乐业，交通畅达，税制健全，帝国上下的人民被紧密控制在中央集权之下：一旦跨过莱茵河，便是一片风云变幻、四面蛮荒的土地，这里的人以劫掠为生，族群散落各处，基本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他们队列松散，居住于林中空地，四面八方都是一望无际、人烟稀少的广袤森林。罗马帝国的居民对这片蛮荒的森林心怀厌恶，这也是他们的帝国征战史上最惨痛的败仗之一——条顿堡森林之战的发生地。这一战导致两万名罗马军团士兵在日耳曼首领阿米尼乌斯（“日耳曼人”海尔曼）所率大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这位伟大的勇士留着浓密髭须、眉头紧锁、神态庄严的形象出现在19世纪众多雕像及绘画作品中。

罗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憎恨也在当代导演雷德利·斯科特[1] 的著名影片《角斗士》中再次得到了鲜明印证。这部电影以后塔西佗时代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反日耳曼战役为开端。电影开场描绘了军团列队行进的场景，镜头在一片诡谲阴森、迷雾重重的森林的上空掠过，仿佛在晦暗迷蒙的烟雾过滤器内部穿行，紧接着字幕“日耳曼尼亚”逐渐浮现，我们明白，在这一刻观众便随着电影镜头，跨进了两千年来罗马帝国的重重暗影之中。这并非我们今时今日在德国能够看到的那种森林——鸟鸣啁啾，小径葱茏，登山健身的老年背包客随处可见——而是享受丰饶物产，比邻蓝天碧海的罗马帝国人民，或如今的加州[2]人民所能够想象出的最阴暗的噩梦。这部电影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有趣结果，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兴趣，尽管他们的历史年代久远，并且声名狼藉。在电影中，他们强横暴躁，骁勇善战，却自视甚高，在对他们充满厌恶之情的罗马军团眼中，他们在战略上简直毫无建树，呼喊的也是令人不明所以的可怕咒语。通过带领观众沉浸在电影所营造的现实氛围中，《角斗士》让人领略到罗素·克洛所饰演的罗马将领的风采，当然，演员讲的是通俗的英语，而非古拉丁语，同时，日耳曼人则被刻画成可悲的败者形象，在罗马军团的进攻下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而且战术安排愚蠢至极，甚至不懂得在后方部署正确的防御措施。

然而，这些古代日耳曼人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真的能够找寻到哪怕任何蛛丝马迹，将今日法兰克福发达的铁路系统与那些毛发浓密蓬乱的蛮族联系起来吗？《日耳曼尼亚志》杜撰出的故事告诉我们，事实的确如此——哪怕是这部书的标题本身，也印证了这一点。塔西佗认为，“日耳曼尼亚”一词仅仅意味着一群不属于罗马帝国的异族人，划分为数个部落，彼此经常发生龃龉，一味好战或耽于享乐。但古怪的是，如今现代德国人的观念却与塔西佗的视角大相径庭——他们可不会认为所谓的“种族自豪感”就意味着野蛮落后、彼此分裂或是耽于享乐、酩酊大醉。相反，今日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体现为上下团结一致，以脚下这片日耳曼民族的疆域为荣。他们同样将德意志的土地看作一片洋溢着个人自由精神的莽莽深林，虽然这种个体的自由与他们在田园诗集中歌颂的如此不同——在这些诗句中，人们总是对统率他们的部落头领万分拥戴，言听计从。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日耳曼尼亚志》成书的年代起，直到真正的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国家形成的几千年间，有如此多的人曾在今日被称作德意志的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徘徊游荡，因而塔西佗所描绘的那些部落并不能确切地被称为日耳曼人。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便是爱好劫掠但机敏狡猾的汪达尔人。有不甚确切的证据表明，他们起初是从西里西亚地区 （今日的波兰西南部）迁移而来，一路到达西班牙，然后入侵北非，进入罗马帝国控制的疆域，其烧杀抢掠的暴行在若干民族的语言中都留下了痕迹。同样的例子还有勃艮第人，这个部落的最终领地界于今日的法、德之间，从而形成了今日最为典型的欧洲大陆地理断层线之一。勃艮第人在中欧地区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有说法称他们可能最早起源于远离今日瑞典的一个岛屿。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口，在瓜分其他部落或与之融合的过程中究竟对他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即便根据当今最为翔实的研究成果，在所有这片被称作“德意志”的土地上，那些原住民以及他们部落的具体名称仍然无法完全考证。其中一部分人所讲的语言必然属于某种古日耳曼语，但这片地区也毗邻众多其他部落的领地，不乏众多新的野蛮探索者，他们披荆斩棘，在密不透风的森林中奋力前行，这些人包括从中亚前来的匈人，瑞典来的哥特人，成群结队的阿瓦尔人，从东面进入中欧的捷克人和索布人，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种族代代更迭，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结构，带来不同的宗教，并几乎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农耕社会，直到被下一批新到达的征服者所破坏，驱赶向西部更远的疆域。

按照惯例，从与古罗马人的接触到约公元900年与匈牙利马扎尔人彼此相安，再无战争，这种绵延上千年的人口流动迁徙终于终结。但在日耳曼民族的漫长历史中，最为奇特的事实之一便是：不同种族之间从未有过十分明确的分隔边界，各民族的群体无论大小，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在与毗邻民族的争斗中占得上风，掌控对方，逐渐产生了众多关于究竟是哪一方在哪一片土地上统治了另一方的迥异的历史传说。人们越是致力于探寻这些古代部落的发展轨迹，就越会陷入重重历史迷雾之中，历史的真相是充满如此多的疑团，又如此残酷血腥。对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撒克逊人[3]与文德人[4]，抑或波兰人和普鲁士人之间的纷争完全是关乎国家力量或特权的争端，而非源自那些晦涩、古老的历史遗留问题。所有人都对这些历史传说深感兴趣——那些沉溺于蜂蜜美酒之甘醇的历史先人，他们身着精雕细琢的头盔护甲，在宴会桌上将拳头砸得砰砰作响，同时口中反复赌咒发誓，呼喝不停。在台奥多尔·冯塔纳[5]1878年的著作《暴风雨后》中有着令人惊诧的一幕，这部小说描绘了德国勃兰登堡市不为人知的晦暗一角，两位老友——一位牧师和一位地方法官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长久以来两位老友的生活都十分惬意，这天晚上他们为了某次考古发掘中面世的一个小小的青铜二轮战车模型争论不休。这个模型究竟是浩如烟海的日耳曼艺术品的冰山一角——上面装饰着奥丁[6]的乌鸦，抑或是典型的说文德语的斯拉夫文化的典范——一位头戴水獭皮帽的斯拉夫王公贵族的小小玩物？彼时，日耳曼部落人民仍旧“倚树而居，身着兽皮”，运用最粗糙的燧石来求得火种。两位老友争论不休，甚至用上了绞尽脑汁思考得出的语言学或者冶金学证据，牧师据理力争，甚至不客气地评价说老友本人的姓名霍亨–韦茨听上去也带着极其浓重的斯拉夫语印记。看到一位心怀德意志沙文主义的伟大小说家对这个话题加以戏谑，确实令人感到十分有趣。然而，这段文字也可谓将从古至今围绕古日耳曼民族的诸多争论熔为一炉。事实上，“日耳曼”这个词可以说拥有众多杂乱无序的内涵，同时也是寻求“纯血”理论最后的庇护之所。随着众多原始部落渐次诞生、分离、融合及灭亡，已经无法考证出究竟哪些人讲的德语是来自他们与生俱来的传承，哪些人仅仅是因为这种语言便于习得、运用，便将它收为己用，以及这种所谓正统的“德语”是否源自法兰克语或丹麦语，抑或短短一代之前还属于斯拉夫民族。

本应属于地方历史或个人守旧爱好的内容在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政策之后，会产生非常可怕的效果。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是纳粹权势人物戈培尔[7] 对于日耳曼异教传统的狂热喜好，他妄图在德国重现这种历史氛围，因此下令建造了名为“自然剧场”的一类建筑，主体是庞大的露天舞台，点缀着巨大夸张的橡木雕塑、崎岖的山石，以及其他一些搭配混乱的内部装饰，人们按照古老的北方日耳曼习俗聚集起来，欣赏由纯正日耳曼元素构成的盛会。诚然，这种方式会为一小部分人带来满足感，然而也正由于这些建筑，我们不难想象一下这番景象：一众将选票投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坐在一起忍受着寒冷的阴雨天气，目睹身着戏服的演员慷慨激昂地表演那些无外乎源自新北欧主义的庸俗烂剧。当然，“自然剧场”绝无可能获得什么成功，因此也未曾得到大规模兴建，只是零星存世；如今不是年久失修，被人遗忘，便是被人拿来举办摇滚音乐会。然而，更加灾难性的是随后纳粹党卫军所推崇的“新异教主义”，这种信仰极度推崇所谓的血统纯正论，信仰者痴迷地研究如尼文字、诅咒，崇尚火焰和神庙。如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得以在历史中幸存下来的话，我们如今将再无机会对此进行抨击——这种将日耳曼民族核心精神和古代历史文化肆意融合捏造的行为是十分可鄙的。

罗马时期的日耳曼人

“古日耳曼”的神话传说本身便已迷雾重重、令人费解，但这些传说若是与其他同样复杂艰深的历史遗产彼此交织，其难以理解的程度足以更深一层：日耳曼世界的绝对“核心”——正如西莱茵兰地区之于奥地利一般——与罗马帝国充分地融为一体，这片核心地带正坐落于电影《角斗士》中大篇幅深入描绘的战线后方。诸如科布伦茨、沃尔姆斯及奥格斯堡（奥古斯都的城镇）等德国城市起初都在公元1世纪由奥古斯都或提比略[8] 下令建造作为堡垒之用，弗拉维王朝诸帝则建造了雷根斯堡、巴登‒巴登、海德堡、科隆、维也纳及其他众多城市。这些德国城市让人很难联想起那些毛发浓密的原始部族以及幽深茂密的原始森林——道路、桥梁通向四面八方，街头四处售卖大罐的橄榄油，市政中心随处可见——它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同时也对无数的德国市镇产生了深远影响，让这些地方看上去充满蒙蔽性，或者说，看上去非常不“日耳曼”。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遗产让日耳曼人有机会直接接触拉丁文化，这一点又与塔西佗书中的泛泛描绘大相径庭，尽管这种接触渠道相比曾经引导他们森林中的先祖的那些道路，并没有高明多少。

那些今天坐落于雷根斯堡和特里尔[9] 等地的零星罗马式建筑，很难让人把这里最初的、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中的原住民同今时今日偶然居住于此的人们联系到一起。尽管这些蕴含罗马风格的建筑可能并非正统，但对众多日耳曼人而言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迄今为止出现过的“伪造品”也已经几乎与真品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对古罗马往日荣光的渴慕与怀恋贯穿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尤以查理曼时期（742—814）为最。这位皇帝正是以“西罗马帝国皇帝”自居，以此显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复兴古典研究[10]，仿建晚期罗马及拜占庭帝国的建筑风格，甚至他本人也是在罗马城内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

查理曼最强大、具有代表性的先辈之一——君士坦丁大帝曾在公元4世纪早期即位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的权势正是从罗马帝国城镇特里尔开始发展壮大，他本人的最大乐趣便是在特里尔的竞技场观赏将手下反叛的法兰克部落头领喂给猛兽的“好把戏”。纯粹出于无知，我曾经一度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是这样的一副形象：斜靠在皇宫大厅榻上，周围香薰缭绕，宦官四处走动，身上饰满金粉，华丽的锣和竖琴奏响悦耳的音乐，一切都沉浸在令人憋闷窒息的热浪和日光中。这种由于拜占庭帝国末期历史形象带来的重重误解与年轻的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大相径庭，在他当政的时期，特里尔城是一座阴云密布，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军事要塞，此时的欧洲四分五裂，战乱不休，并且正在重新探寻基督教的真正意义。特里尔在之前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但仍然出人意料地保留了一些罗马帝国的历史遗产，例如规模巨大但冰冷压抑、死气沉沉的黑色大门遗迹，以及君士坦丁的宫殿大厅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令人得以借机探寻罗马帝国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座宫殿大厅几经改建，历经无数次意外事故和炮火的洗礼变得残缺，以至于很难看清它本来的面貌。这些石墙已经在此伫立达1600余年之久，也因此很难勾起人们除了惊叹敬畏之外的其他情绪。同时，特里尔也堪称德意志基督教的心脏地带，因此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这座城市备受瞩目，特里尔地区的大主教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位选帝侯[11]之一。

日耳曼民族的生活中无疑有着鲜明的罗马帝国痕迹，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最初由罗马作家所引发，又由无数代日耳曼学者精挑细选的争议问题，如同就美德问题对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进行比较的论辩、一场预先策划的宣传战。古罗马的宫殿和雕塑是灵感的源泉，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四处可见，由那些后世的统治者修建而成，这些建筑或许曾历经意大利文艺复兴，但它们似乎也拥有一种本土正统性，即对于南部和西部的日耳曼民族来说，在情感上这些建筑更像是一笔直接继承的却又艰深难懂的文化遗产。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荒谬可笑和被迫妥协，但它似乎打定主意要从古代的传统中寻求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帝国内部，拉丁语依然作为大部分商业交流和公共声明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作为表面上唯一可行的沟通途径——用以团结帝国疆域内的众多民族，无论是弗拉芒人和波兰人，还是丹麦人和匈牙利人。除此之外，语言上不分彼此也是帝国内部虚幻统一的象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他的法定继承人，所谓“罗马人的国王”）的统治谱系被认为能够一直追溯到查理曼，而查理曼本人对于消遣享乐无比擅长，这一点也被视作与正统的罗马世界一脉相承。

这种对蕴含古罗马精神的建筑非比寻常的迷恋逐渐放大为一种对任何罗马式事物无穷无尽的狂热和兴趣。在德国城市美因茨的一处建筑当中，保存有数目众多的黑色陶罐，这或许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鲁莽玩笑，莱茵河上的罗马商人故意将货船上的货物大批倾入河中，以此自娱自乐，打发无聊时光，却为后世的考古学家带来了无尽的谜团。自然，这种兴趣纯属个人喜好，正如有的人同样认为那些数量庞大的硬币、葬礼石碑、破旧雕像和盔甲是足以令人惊叹的珍贵文物。偶尔人们也能在其中发现些许杰作——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1941年在科隆发现的一条由马赛克镶嵌而成的道路，人们在一处防空洞顶部的建筑施工时发现了这处古迹。然而，大部分属于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聚集区都位于偏远的边缘地带（虽然比起地处偏远，终年浓雾笼罩的不列颠行省，这片地区的艺术成就可谓已经相当发达）。当然，也有部分地区例外，特里尔城便是如此。这座城市有众多守备军队驻防，以抵御跨越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游牧部落，保护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富庶的心脏地带。

随着罗马人撤离，许多城市多多少少都变得荒芜，非法占地者来来去去。宏伟壮丽的建筑逐渐土崩瓦解，或是石材四处散落，遭遇洗劫，或是地基被人占据，用来种植蔬菜水果。[12] 偶尔有一位游牧部族的首领带领他的族人占据某处遗迹，并对这片地区加以保护，但显然很难寻找到确切证据证明这些建筑遗迹曾经被长期利用，公元500年之后便再无任何新造建筑的痕迹。

罗马时代的历史背景对日耳曼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复杂而矛盾的影响，这一点在诸多伟大的日耳曼古典学者、建筑师、诗人和音乐家的作品中都有迹可循。这些影响中也有一方面源自意大利本身的文化影响力，而非全部来自日耳曼罗马时代的遗赠——虽然某些莱茵兰地区的城镇以及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统治者们总是竭尽全力粉饰自身对罗马帝国的传承关系。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为代表的诸多日耳曼人认为自己在骨子里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这一观念在与罗马帝国的尚武精神对照时变得更加强烈——然而，无数日耳曼军队在军事上的无能让这一点变得很难令人信服，毕竟罗马帝国的军队长久以来所向披靡。希特勒至少从大不列颠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受到了同样的精神鼓舞，他图谋像英国人对待印度居民那样对待斯拉夫人，虽然他最终采取的是英国人对待原住民的方式——残忍地屠杀。但他的军团确实有着罗马帝国的遗风，也像曾经的罗马帝国那样开始了堪称疯狂的移民计划，沿乌拉尔山规划出了众多散布各处的殖民地，这样的发展轨迹正与曾经的科隆不谋而合。自然，关于罗马的幻想并非日耳曼人独有，部分西方统治者——从路易十四到墨索里尼——也曾经深受影响。这种对罗马风格的拙劣模仿渗入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从杰斐逊纪念碑到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纪念柱。罗马遗产是如此丰富广博，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以德意志为例，神圣罗马帝国结构粗放、民族众多，直至1806年帝国解体之前，历代皇帝始终宣称自己是古罗马的正统继承者，这样的历史背景经常成为戏剧性事件的根源，而帝国本身也支离破碎、风雨飘摇。然而，这也暗示了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顶层由说德语的决策者把持，德意志才得以肩负更深远的历史使命，进而掌控整个欧洲——西至比利时，南至意大利，北达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诸多领域，与生俱来都应被纳入日耳曼民族的统辖范围。自然，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属于那些曾经粗鲁好战、深居密林的野蛮民族，从地域上来讲也堪称远离罗马帝国光辉泽被的偏远之地，这一切看似十分不合常理，却恰恰又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疑团，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对此加以思索。

1945年，西方的同盟国曾经有意押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高级俘虏穿过特里尔城的废墟。这个最古老的德国城镇，曾名为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也是西罗马帝国皇帝曾经的行宫所在地，如今已彻底成为断壁残垣。条条街道布满碎砖乱石，在世人眼中，那些古老辉煌的历史遗迹已经彻底毁坏，无法修复。偶尔，人们能够获得完美的审美体验，驱车穿越特里尔城无疑是一个颇受熏陶的过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曾经妄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罗马帝国，将古日耳曼异教的黑暗幻想和源自那片古老森林的血统纯正理论糅合在一起，帝国的首都柏林在当时也被重新命名为日耳曼尼亚。长久以来将特里尔和整个西欧地区在意识形态上连接在一起的基督教精神也在当时被彻底铲除。或许，那些聪明一世的纳粹分子在穿越特里尔城的旅途中，会为此感到那么一丝丝的得意与窃喜。

远离故土的短吻鳄

自古以来，多亏有罗马人这些堪称世界最优秀的评论家，数量众多的日耳曼民族在现存于世的古罗马文献中才得以展现出许多截然不同的侧面——毫无军事头脑，孤僻自我，充满美学趣味，按民主准则行事。罗马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心脏地带，浩如烟海的拉丁文学皆源于此，这也意味着其衍生出的历史遗产必然庞杂纷繁，难以一概而论，众多日耳曼统治者或著作者尽管付出了诸般努力，依然无功而返。那些未被罗马文化渗透的德意志地区同样也创造出了杰出的文化。在今天的英格兰，没有人（除了著名文豪吉卜林和极少数其他几位文艺界人士）会过多关注古老的不列颠人曾经如何抵抗罗马人的入侵，或者后罗马时代的麦西亚人或肯特人如何建立王国[13]。甚至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古老的北欧入侵者是如何在林迪斯法恩岛对当地的修道院僧侣展开血腥屠杀，就连克努特大帝对限制王权缺乏兴趣这一历史教训也鲜为人知。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塔西佗文献中关于古日耳曼人的大略描写，抑或黑暗时代[14] 中日耳曼部落之间的混乱斗殴，依然能够在现代德国社会寻找到蛛丝马迹。那片黑森林是日耳曼民族真正的摇篮，也是真理的发源地，从歌德、格林兄弟到海德格尔[15]，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日耳曼人造就了这样的奇迹。

即使远离已消逝于历史长河的位于德国小镇柯尼希斯温特的莱茵兰遗迹，古代德意志人的异教信仰所带来的力量依然能够为人感知，尽管当地旅馆多半破旧，旅行团也无精打采，但这种力量依然存在。布伦希尔德[16] 据说便沉睡于东边的群山之中，因而这个地方时常有以探寻瓦格纳歌剧文化为主题的远行。最为引人入胜的是一座位于半山腰的厅堂，于1913年为纪念瓦格纳的百年诞辰而建。这座建筑有着鼓状的外形，内部装潢十分华丽，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浓郁的古日耳曼传统：一座专属于部落首领的宏伟大厅，风格仿效史诗《贝奥武夫》[17] 中的相关描述。然而，事实上这座建筑从头到脚充满着再明显不过的“一战”前夕的新艺术装饰风格，以及一种呆板僵硬的前纳粹式的格调，然而这座建筑一直以来备受推崇。大厅内部陈列着腐朽不堪、式样古旧的20世纪早期风格的皮质长椅，你可以选择坐在大厅里瞻仰一座瓦格纳的半身像。四周的墙面上挂满了象征主义绘画作品，主题均来自《尼伯龙根的指环》（其中某些篇幅相较之下确实更为鼓舞人心），周围则以粗制的木梁作为边框。

显然，因为诸多观光客来此游览，这座大厅的所有者曾经对其进行了反复的装潢加工，但显然这些“加工”不过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零碎添头。大厅内部安装了扬声器，反复播放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交响乐片段。在大厅外部设有货摊，贩卖装在装饰怪异的“蜂巢”中的蜂蜜，其中一个蜂巢的入口处以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面部油漆雕像为造型，成群结队的蜜蜂从这位“总统”的嘴里飞进飞出。这里还有一座巨大的龙形雕塑，推测应该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英雄西格弗里德所杀死的巨龙法夫纳[18]，观光者在此通过一条蜿蜒曲折，充满令人提心吊胆氛围的地下长廊。然而不幸的是，那条龙看上去死气沉沉，似乎你能够通过这座雕像看到那些建造者悲伤沉重的心情，然后意识到这样的“建筑特色”只会让每一个游览者都感到烦恼或百无聊赖。随后，遗址的所属人或许是出于一种孤注一掷的热心，又建了一家小型爬行类动物园作为对龙文化主题的深入发掘。在这里，你可以在那些馆藏陈列品之间徜徉，从最简陋的纪念品到对汉丁、巩特尔等瓦格纳笔下最为经典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的介绍，同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从加蓬蝰蛇、缅甸蟒蛇到水蟒等各种蛇类——这也确实令人惊奇不已，因为这家动物园已有很长的历史，所有的蛇类都已经被做成巨大的标本——最终，我在这里发现了令我颇感兴趣的事物。在一处位于室外的水池中，一条路易斯安那短吻鳄漂浮其中，几乎完全静止。这条鳄鱼确实堪称庞然大物，但茫然呆滞，一动不动。它的大部分身体都浸在水下，因此背部甲胄上的无数凹凸不平都变成了附近“布什”蜂巢中蜜蜂的天然饮水池。鳄鱼时不时会往更深处下沉，这时成群的蜜蜂就会突然一哄而散，飞向空中徘徊打转，等待着鳄鱼背上的“饮水池”再次浮现。因此，《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关于日耳曼民族的最古老、最神秘历史的歌剧，那段曾经隐藏在遗失已久的罗马文本中的历史，一种世纪末颓废艺术式的尝试，建造出一座古代部落首领的厅堂，却被形状奇特的蜂巢和光怪陆离的龙形雕塑所环绕，正如这条短吻鳄，有着最古老的物种起源，却来自现代北美洲的河口，被迫在这莱茵河畔的水泥贮水池中度过余生。我们确实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千奇百怪的世界。

我要放一点儿绿酱汁

如果要推举出一条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一致同意的真理，那一定是对德国食物的厌恶。虽然我们自己也总是把糖、盐和脂肪这些东西随便混合，然后就放进微波炉加热，或者津津有味地大嚼咖喱味的墨西哥玉米片（这种小食品在当今的英国真可谓泛滥成灾），我们依然会对那些堪称味觉灾难的德国食物敬而远之，最后再开上几句关于五花八门的德国香肠的玩笑。

不得不提，大部分德国人都是在一片十有八九对“烹饪”二字毫无概念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例如德国的波美拉尼亚或勃兰登堡等地，这些地方的枯燥无聊倒是与美国的达科他州有异曲同工之妙——少有人烟，土地因常年的风蚀作用变得坑洼不平，其间点缀着错落分布的小屋，这种相邻紧密的房屋通常会被形容为“拥挤”。事实上，在这片地方，人们的生活策略中并不包括“拥挤”二字。这些地区的人们普遍生活在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因此娱乐活动委实可以用枯燥无聊来形容。丈夫们一边耳畔回响着主妇们用圆锯切割冬储卷心菜的声响，一边抓紧时间打开DVD机，观看他最感兴趣的关于马匹交配的农业节目。这种种景象曾经让19世纪的普鲁士城市规划师感到困惑和苦恼不已，他们曾经梦想让更多勤劳能干的甜菜种植农业人口移居到这片地方，然而现如今其中大部分人显然更乐于跑到美国寻欢作乐。这些景象与那些丰饶多产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施瓦本[19] 绵延的苍翠绿地或是著名的金色草甸，这里位于图林根山脉[20] 之间，游览此处的观光者会感到仿佛进入了孩子们图画故事书上的美好农场——农田整齐，果林茂密（当然，这些地方也采取了一些表面措施，遮蔽了因为当地采矿业发达而产生的大量矿渣，以及遗留下来的破旧酒厂）。然而，几乎所有地方都与英格兰有着相似的景色——惨淡苍白的阳光和猛烈袭人的北风。

虽然德国到处充斥着腌制食品和烈性酒，确实很难孕育出高深的烹饪美学，但德国广阔土地上复杂奇特的地形也绝非那些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绝佳的地中海国家可比。德意志人是欧洲大陆受自然条件限制最多的主要语言群体（如果不考虑远离大陆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话），北部的冬天漫长而酷寒，中部地区相对而言气候温和，而南部山区气候灾害频发。正是受这些苛刻无比的气候条件的限制，德国式烹饪逐渐演化出了无数种香肠、芜菁[21] 和土豆菜肴。在这些有限的选择范围内，饮食上的地域差异同样明显，同时也明显受到邻国的影响。因此，德国北部的人们对于长期风干腌制的鱼类有着狂热的喜爱，这种饮食习俗显然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饮食的影响，反之，南部的居民则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面食文化的影响。到了西部地区的摩泽尔河附近，种类繁多的色拉新鲜诱人，令人印象深刻，而在东部边界地区，你能够找到菜炖牛肉“古雅什”[22]（虽然烹饪方法上有了很多本土化改变，也缺少种类丰富的香料）以及无所不在的色尔扬可汤——一种乌克兰式浓汤，虽然味道同样比不上本土地区的香浓多变。这种对于丰富香料的反感情绪在北欧国家的饮食文化中由来已久。每年，德国都要进口大量的肉桂和辣椒粉——以制作成千上万道甜品和开胃菜肴——但令人十分讶异的是，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神奇粉末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菜肴的味道也没有产生什么惊人的巨变。辣味薯片（经典咸味薯片在德国的替代品）作为传播极其广泛的一种零食，其“匈牙利风味”经常让来到德国的众多游客叫苦不迭，因为很多小型火车站的商店里通常只提供这一种口味的薯片。这些薯片不仅味道实在令人难以恭维，还缺乏辣椒本应有的辛辣味，简直称得上是对匈牙利美食的滑稽讽刺。

也许你早已料到德国受到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压力——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在美食方面自信不足、配料缺乏，而邻国却自然条件较佳，那里阳光充足，物产丰饶；相反，在德国没有甜瓜，也不出产罗勒和橄榄。这就意味着德式烹饪的精华只能体现于整个德国的中部腹地——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十分笃定的逻辑证明。中部地区大约包括从法兰克福到雷根斯堡的所有土地，诚然，经典德国菜肴的精髓在这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风味浓郁的香肠和炖汤。这里也是高品质淡水鱼烹饪文化的发源地，此类菜肴深受当地人喜爱。然而，自从在纽伦堡（该地区对传统德国饮食文化可谓狂热推崇）遭遇了人生中第二糟糕的肉类菜肴以来，我再一次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回忆。那是一道由一条蓝色大鲤鱼烹制而成的主菜，烹制得过熟，以至于鱼的头部和尾端过度弯曲，形成一个环状，周围杂乱地堆满烂熟的土豆和欧芹。诚然，这道菜是一个噩梦。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文章，其中提到新泽西东部的河流遭遇了可怕的金属和化学污染，如果你在这样的河水中洗手，便会导致手部皮肤迅速脱落，就好像突然脱下的一层手套。盘子里这条鱼的死亡方式大概也是大同小异，它所呈现出的诡异蓝色毫无疑问便是证据。很显然，我切割这条鱼的方式也犯下了某种错误，当我切开鱼肉的时候，竟然从中散发出一股洪水退去后被水侵蚀浸泡过的墓穴的气味。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然后就发誓从此不再尝试任何德国的本土淡水鱼菜肴，就算我可能会因此错过美味也不会改变这个念头。

上面我用一种百无聊赖的口吻提到 “第二糟糕”的菜肴，因为接下来我就要介绍一道菜，其可怕程度还要更胜一筹。我曾经同几个朋友一起光顾法兰克福的一家传统餐厅，事实上这家餐厅也确实是“德国精神”的完美体现，苹果酒的味道让人难以下咽，客人们都在贪婪地大嚼涂抹猪油的大块黑面包。这家餐厅的菜单短得令人不安，上面的选择只有热火腿切片，配上臭名昭著的法兰克福“绿酱汁”（历史相当悠久，成分是用醋腌渍的碎药草），以及我早已厌倦的德式小香肠和一种名为“屠宰场拼盘”的菜肴。本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宿命论精神，我向侍者点了屠宰场拼盘。这种拼盘的中心是堆得高高的德国腌白菜，盘子两侧是两个密闭的小罐子，用金属制成的外科小夹钳密封——一个罐子盛满肝脏、脂肪和水的混合物，另一个罐子则盛满猪血制品和粉状的不明物质。如果将叉子插入其中一个小罐子，其中饱胀的液体便会喷溅出来，洒落到盘子中央堆放的腌白菜上。此时此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鬼，但无论如何也确实不敢吃下哪怕一口。既然在饭桌上闲着无事，我便拿出手机拍下了这“屠宰场拼盘”，同时拿起一位朋友未曾动过的“绿酱汁”，均匀地浇在这道菜上，让它令人毛骨悚然的造型更具惊悚效果。菜单上并没有甜品这个选项，餐厅的侍者看起来也并没有任何增加这个选项的意愿。当我们指出隔壁桌的顾客正在大吃配树莓的香草冰激凌时，侍者回答说，用来搭配树莓的实际上是大碗的重脂肪——当然他也可能只是欺骗了我们而已。

此时此刻，我意识到用这个例子作为典型来描述德国的食物确实有失偏颇。但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不得不说，相比那些近海的欧洲群岛上十分落后的饮食文化而言——德国的烹饪确实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里绝大部分的菜肴搭配无非猪肉和土豆两种，但这两种主要食材也已经能够带来非常多的种类变化。不论是切块、捣烂、炖煮还是油炸，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半工业化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那种心灵手巧自然也融入了烹饪土豆（以及类似的块茎蔬菜和卷心菜）的手法之中，并且这里还有数不尽的炖汤、杂烩和烧烤，虽然令人诧异的是，所有这些种类的菜肴上都无一例外地撒满香葱和欧芹。

德国人烹饪鸭肉和鹅肉的能力也必须要通过尝试才能够得到证实。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作《西线无战事》（这部小说中对于食物的描写几乎占据了和战争场面同等的篇幅）中有这样一幕经典场景——两名士兵偷到一只鹅，在一座小棚屋中将它烹熟，他俩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烹饪设备：但雷马克在此采用的活泼笔调和两名士兵最终享用食物的狂喜深深感染了读者，没人会认为这只作为食物的鹅死得毫无价值。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的是，我大概有着比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更频繁地在地窖餐厅[23] 就餐的经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脖子短粗、目光呆滞、自鸣得意、身穿传统服饰的乡巴佬，从头到尾不停地用餐巾擦拭着后脖颈渗出的汗水，呼吸粗重，一边埋头在一个装满厚片培根、德国泡菜和平底锅煎土豆的巨大盘子里大吃大嚼，一边开怀畅饮大杯的黑啤酒或雷司令葡萄酒。

令人悲伤的是，我体会到的这种对德国食物的怀旧式热情似乎并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苟同。的确，我可能还没有感受到这些食物带来的真正影响。在多次前往德国的旅行中，我曾经尝试了大碗的“农家风味”土豆汤和“猎人风味”炖菜，这些食物尚且让人乐于接受——但如果我不幸选择了类似班贝格[24] 等城市作为落脚地，甚至在此定居，这里的食物会很快让我感到厌倦，并最终演变为无法忍受。即使身处最为优雅美好的环境中——吕贝克[25] 的地窖餐厅环境可谓全德国的翘楚，餐厅拥有环境宜人的木质隔间，周围的墙上悬挂着种类繁多的厨具——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了这家餐厅的食物经常让顾客大摇其头的事实。在这里你不难见到那些身形肥胖、面色红润的食客，酷似《007：铁金刚大战金手指》中的杰特·弗罗比[26]，胡须上沾满啤酒泡沫和猪肉碎渣，但他们或许称不上这一带餐厅的经典形象。

有时候，我也会选择那些抚慰人心的传统食物进行尝试——我记得在英戈尔施塔特[27] 时吃过的一顿朴素晚餐——当时我孤身一人，身边只有一位古怪乖僻，眼神浑浊的老年人，显然是非常传统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头戴一顶装饰有羽毛的帽子。晚饭结束后，我沿着英戈尔施塔特结冰的街道往回走，路旁传来的阵阵欢笑声、家具陈列的翻倒声、合唱团的歌声，以及因为滑稽剧而爆出的喧闹声让我大为惊奇，仿佛这座冰天雪地的小镇的所有居民都身处泰国、印度、希腊、中国和意大利的热闹街头餐馆纵情享乐，饮酒狂欢。对至少一代人而言，大部分最活跃、最有智慧和远见的德国人已经将他们的传统饮食视为本国文化遗产中边缘化且岌岌可危的一部分，正像如今德国人度假的主要方式已经从哈茨山的徒步远行转变成香气氤氲的泰式按摩房里的醉生梦死。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德国饮食”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带有抽象意味的名词，意在与绿咖喱、咖喱肉或意大利面团等异域食物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德国人都对这些外国美食着迷不已，大概只有我本人，以及那位头戴羽毛帽子的老人（经过我的仔细观察，他很可能患有轻微中风）仍然会对德式的“农场风味”情有独钟了。

唯一在德国依然十分盛行的传统食物（虽然追捧者大约都是五旬开外的中老年人）是下午茶蛋糕。用来配餐的甜点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敷衍了事，虽然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能与“农场风味”搭配的形容词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梦幻般”（如“梦幻般的巧克力夹心杏仁蛋白软糖冰激凌牛轧”）。当人们看到这些主语之前列出的冗长形容词时，会对这种生硬冷酷的辞藻堆砌感到不快。但这也是因为在很多其他场合人们都能够摄入大量的糖分。在德国和奥地利都有着数不清的蛋糕店，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店铺很多都是1945年以来流离失所的来自东欧国家的难民[28] 经营的。或许因为蛋糕店是一种很容易转移的产业——将一家蛋糕咖啡厅从波兰的布雷斯劳搬到德国的戈斯拉尔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在店里再装饰上几张前纳粹时代怀旧风格的照片。我曾经非常热衷于光顾这种小店，但在沃利兹的一次不愉快经历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碰巧品尝到高品质甜食的概率实在是惨不忍睹：经常在吃到一次完美的萨赫蛋糕之后，紧接着就是五六次味觉灾难，口中浓稠的奶油仿佛让人联想起用来填补墙洞的绝缘泡沫塑料。然而或许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评价，就像是多年深受药物滥用之苦的患者急切呼吁加强医疗管控。

中世纪停车场

施派尔是一座宁静祥和的德国小城，坐落于莱茵河中游，在许多方面都展现出一种慢节奏的迟钝感。当这里的居民去药房咨询或大步跨进酒馆，抑或是在周而复始的日常杂务中忙碌不休时，所有人会突然仿佛忘记了一切烦恼，蜂拥进入城市广场。这里耸立着一类建筑，它们的外观类似来自《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参与星际战争的空间巡洋舰。这些建筑正是施派尔壮观的大教堂——虽然其中一部分已遭毁坏，一部分正在修缮，但这些坚挺高耸的石壁历经千年风雨屹立不倒，就像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和希腊的雅典卫城一样，成为失落文明的幸存者。

整个德国四处遍布着这样的历史遗迹，虽然饱经风雨，陈旧破败，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反衬下却好像一种符号，或是古怪的标志，时时刻刻唤起人们对于日耳曼民族昔日辉煌的记忆。断定中世纪对现代英国的国家发展没有影响完全是不公平的——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遗迹（杜伦大教堂[29]、伦敦塔等）充满戏剧性，对现代国家的国民及区域意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没有人在意这些杰作多半是由殖民占领势力所修建——英国人自己对历史娓娓道来之时大多也完全忘记了这种复杂性。除去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典型如罗宾汉和梅德·玛丽安[30]，英国在中世纪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并没有遗留下多少影响——它本身便是一个关于殖民地征服的故事。罗宾汉是为了英格兰能归于外来者（后来著名的“狮心王”理查[31]）统治而战斗，这位“外来者”性情勇敢、待人亲切，其乖僻古怪、狡诈多疑的弟弟约翰完全不可与其同日而语。整个故事都充满了一种滑稽的气息，甚至使得最为荒诞不经的历史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都变成了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轶事（如“黑太子”[32]、阿金库尔战役[33] 及嘉德勋章[34]）之一，令读者能够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投入到下一幕伟大场景之中。

这些故事和德意志民族的故事可谓大相径庭。19世纪德意志人对中世纪的迷恋的根源与英格兰人如出一辙，不仅仅是对沃尔特·司各特爵士[35]的《艾凡赫》《昆廷·达沃德》及其他同类巨著投入深刻热情，还大范围推进识字运动，并且对国家从古至今的整个历史进程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具体说来，日耳曼民族的灵感来源之一便是歌德关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著名文章，歌德在1772年造访该教堂，并将哥特式风格定义为典型的日耳曼民族风格，这一点令许多人感到不解。对德意志民族而言，中世纪时期的历史充满了挫折——在此期间，德意志民族虽然在文学成就和民族团结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统一的名号之下，帝国逐渐分裂成无数弱小的邦国，而法国的迅速发展、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实力和意大利的文化实力也令帝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显得颜面无光。从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角度分析，这段历史时期同现代德国的国家发展并没有多少关联，英国也如此，但出于德国自身的特殊原因，关于中世纪历史的争论自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并且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现代历史学的诸多实践——尤其是把历史当作可以研究和分析的对象这一特别的历史观念——起源于德国，所以研究中世纪历史被视作对过去加以利用的一种尝试。

1824年，当海因里希·海涅兴奋地徜徉在哈茨山下的小镇戈斯拉尔的美景中时，他十分惊讶地发现由皇帝海因里希三世（1017—1056）[36] 和他的继任者们修建的帝国大教堂因为资金缺乏早在4年前就被变卖。同时帝国的宝座也早已以极其低廉，几乎等于回收废旧金属的价格出售（幸好出于那一丁点儿不可思议的好运，宝座才得以幸免，如今重新回归戈斯拉尔保存）。大教堂所在的区域现今只剩下一座低矮的门廊，以及一大片陈旧的停车场，在这样大的一片空地徘徊不去，自然也显得有些古怪。这座大教堂历经七百余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如果它再多支撑二十几年，也就能够幸存下来，重新得到人们的珍视和爱护，那些对中世纪历史充满莫名热爱的浪漫主义者必定会尽心修缮它，就像他们尽心竭力地对现存的历史遗物过度保护一样。

对德意志人而言，拿破仑时代社会动荡，德意志各邦在反法战争中蒙受羞辱、不堪一击，扮演了随波逐流的失败者的角色，这两个方面正好构成一个奇怪的悖论。大多数作家、政治家、记者与艺术家而言会深刻地感受到，如果德意志要获得与法国、英国乃至俄国一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先设法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要让国家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就必须设法先结束众多小国家彼此分裂的状态，虽然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种状态似乎难以避免，但无疑会影响国家的强盛。然而，德意志一直以来都对这种分裂的状态习以为常，国家地图在他们看来毋宁说更像一幅零碎的拼图——因此，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便成为现代人需要仿效的典范，即9—12世纪的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第一帝国”此时高度自信，显示出了民族精神和军事优势。这些王朝的历代君主留下了最具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历史遗迹——大教堂、城堡、宫殿——这些建筑遍布全国，仿佛在控诉后来那些无能的继任者。英国的那些中世纪狂热爱好者则分成不同派别，最大的负面影响便是浪漫派的托利党[37] 分子应运而生，他们谋求更分明的社会等级（高呼“富人住城堡，穷人守大门”），最好的结果无非是诞生了一些复古服饰爱好者，一部分德国人认为，他们需要的是更为严肃分明的政治架构。

这种令人迷惑不已的19世纪热情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似乎，这种对于中世纪历史传统的狂热源于一种保守的、充满本土特色的视角，更类似于古文物研究者的激情，这种思潮带有民族主义特色，也不乏积极进取，但依然缺乏完全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热情引发了规模巨大、影响极其深远的思想运动，对今日的德国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有1945年后对于中世纪建筑的积极研究与完美复兴，也有纳粹党卫军不切实际的邪恶幻想。

19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四处坐落着古老的、未完工的大教堂，未完工的原因既包括技术（建筑师的设计过于疯狂，野心勃勃，以至于难以实施）和财政方面的因素（一座城镇可能因为建筑的巨大花费或外敌的突然入侵而财政崩溃），也包括宗教方面的因素（宗教改革让这种风格华丽的建筑不再受欢迎）。科隆市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大教堂本身，而是数百年来那些巨大的、缓慢腐烂的起重机不断地填补着塔楼未完成的部分。这座建筑内部依然混乱，中殿只完成了一半，四处搭建着临时工棚和办公室，这一切仿佛是对所有爱国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无声讽刺和挑战。最终，整座建筑的修缮花费超过10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普鲁士政府的一笔巨额资金支援）——事实上，教堂旁边的铁轨修建完成之后很久，泥瓦匠们依然忙碌不休，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雕刻教堂外壁上的滴水嘴[38]。本应成为巴别塔式史诗杰作和日耳曼式浮华空洞象征符号的大教堂，随着1880年的正式完工逐渐演变出另一种意味，一种逐渐膨胀的德国式的狂妄自大。

一些德国的主要城镇，如乌尔姆[39] 和雷根斯堡同样拥有宏伟非凡的尖顶教堂。今天的德国希望迅速抹去这些令人诧异的历史矛盾，虽然这种行动的范围有大有小。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19世纪人对整洁美观的痴迷，一种对保持一切事务井然有序的期冀。但这种思潮同样重视与中世纪精神的关联与融合——因此对中世纪精神的追溯也意味着对完整统一的期盼和对独裁政体的诉求。

我曾经头脑发热地徒步登上乌尔姆大教堂的尖塔顶端，这是世界第一高的教堂塔顶，从底部到顶部共768级台阶。我随身携带着一本关于歌德的书，希望能对19世纪的狂热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当你步履蹒跚地侧身经过越来越狭窄逼仄的台阶时，四周漆黑冰冷的砖石几乎令人窒息，你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到建造这种庞大建筑物的疯狂感并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在这种身心俱疲的垂直攀登过程中，唯一的休息之处是一间阴暗古旧的小房间，陈列着世界各地伟大建筑的照片。其中一些建筑列席其中仅仅是因为其知名度和神圣地位，但另一些位于此只是因为其尖塔的高度——唯一的作用便是衬托出乌尔姆教堂尖塔更胜一筹。这座教堂最初的设计仅仅来自建筑师的疯狂设想——对任何城市集会而言，乌尔姆大教堂的规模显然都过于庞大——并且过于庞大的规模显然对建筑工程本身没有任何帮助。无论塔楼内部富于多少概念上的典型性，它都带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过度自信所催生的工业狂热氛围，那是一种在修建抽水站和高架桥的过程中产生的自信。教堂的尖塔本身也因为这种历史性的傲慢自大经历了诸多风雨——隆美尔的葬礼在市政厅举行后不久，乌尔姆这座小城便在“二战”中被摧毁，这座建筑在尖塔围拢成的狭小空间内高耸向天，清晰可见。轰炸让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尖塔成为一片废墟之上唯一幸存的几座建筑之一。19世纪全新的、统一的德国让在宗教改革时期废止的古建筑修缮重新兴起，无疑证明了历史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左右人们的行事准则。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将乌尔姆教堂宏伟壮观、高耸入云的尖塔，而非曾经由纳粹主义带来的大灾难以及对这座城市本身的破坏视为全新的、团结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象征，这种诱惑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在本书随后的几个章节中，事实将会证明，我们必须全力抗拒这种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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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英国导演、制作人。—— 译者注

[2]好莱坞所在地。—— 译者注

[3]日耳曼人的一支，最早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石勒苏益格地区。—— 译者注

[4]斯拉夫部落集团之统称。—— 译者注

[5]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德国作家，憎恨贵族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暴发户，同情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者，歌颂来自贫民阶层的人物的善良行为。—— 译者注

[6]北欧神话中的主神，阿萨神族的神王。—— 译者注

[7]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德国政治家、演说家。—— 译者注

[8]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 译者注

[9]特里尔，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位于莱茵‒普法尔茨州西南部，摩泽尔河岸，靠近卢森堡边境。—— 译者注

[10]公元8世纪晚期至9世纪，欧洲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除了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查理曼本人虽懂得拉丁语，可是几乎不会阅读，从未学过书写。为了改变蛮族的这种状况，他广纳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优秀的学者来到帝国的宫廷学校。学者们使用拉丁文写作，用拉丁语交谈，而拉丁语是当时唯一可用来表达复杂思想的西方语言。学者们将破损的古代手稿反复抄录，供学习之用。—— 编者注

[11]指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的皇帝”权利的诸侯。选帝侯在每次选举皇帝时都要求成功的候选人接受一些“特殊条款”，条款中规定候选人承诺保护各邦国的全部特权和豁免权。选举的原则是：皇帝的权力不能累积增多，也不能代代相传，选帝侯们乐于选举给他们承诺最多的那个候选人，皇帝的高位成为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共同玩弄的政治足球。因此，此制度严重削弱了皇权，加剧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 译者注

[12]与拜占庭世界相比，此时的西方贸易停顿，城市空无人居，货币停止流通。罗马人的大路陷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人们经常把它们当作采石场，掘取现成石块供建造自己的粗糙房屋之用。约从公元500年起，欧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 编者注

[13]指5世纪到9世纪的七大王国，即居住在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部落的非正式联盟。—— 译者注

[14]即中世纪（约公元476—1453年），一般指欧洲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15世纪末到17世纪）之前的这段时期。—— 译者注

[15]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译者注

[16]北欧神话中的持盾女战士，主神奥丁的女儿，同时也是一名女武神。—— 译者注

[17]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 译者注

[18]北欧神话中的一名侏儒，后化身为龙，被西格弗里德用再铸后的神剑杀死。—— 译者注

[19]德国西南部历史地区。其中心在斯图加特市，主要城市有斯图加特、图宾根、康斯坦茨、奥格斯堡等。—— 译者注

[20]图林根绿色植被覆盖良好，加之位于德国中部，被称作“德国的绿色心脏”。—— 译者注

[21]芜菁，又称大头菜，块根熟食，可用于制做酸菜。—— 译者注

[22]著名匈牙利国菜。“古雅什”（Goulash）是匈牙利语中土豆烧牛肉的发音。—— 译者注

[23]这种餐厅位于古老的市政厅地下，历史悠久。—— 译者注

[24]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 译者注

[25]吕贝克市位于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是著名旅游城市。—— 译者注

[26]德国演员，面色红润，身形高大肥胖。—— 译者注

[27]巴伐利亚州城市，奥迪汽车公司总部和厂区也位于此地，人称 “奥迪之城”。—— 译者注

[2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先世代生活在东部土地的德意志人被苏联驱逐和强行“迁出”，造成战后近1500万德意志人大逃亡，其中死亡者达200万人以上。—— 编者注

[29]英国最大、最杰出的诺曼式建筑遗产，1986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译者注

[30]梅德·玛丽安是罗宾汉故事中罗宾汉的心上人。—— 译者注

[31]有法国血统，继任英王之位后称“理查一世”。因其用手伸入狮子口中，掏出了狮子的心脏，获得“狮心”（Lionheart）的称号。他一生中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戎马弓刀之上，他参与过包含十字军东征在内的许多战争，而他的军事表现也使他成为中世纪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译者注

[32]又称“黑太子”爱德华，爱德华三世长子，百年战争第一阶段中英军最著名的指挥官。—— 译者注

[33]发生于1415年的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后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法国失去了3位公爵、5位伯爵、4069名骑兵及其随从，而英军死亡人数仅为300人。—— 译者注

[34]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起源于中世纪，是今天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骑士勋章，也是英国荣誉制度中最高的一级。—— 译者注

[35]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和诗人。—— 译者注

[36]法兰克尼亚王朝（又称萨利安王朝）最强大的君主。—— 译者注

[37]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托利”（Tory）一词源于爱尔兰语，意思是歹徒。托利党代表贵族地主和上层英国国教教徒的利益。—— 译者注

[38]即滴水嘴兽，建筑输水管道喷口末端的一种雕饰。—— 译者注

[39]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座城市，位于多瑙河畔。—— 译者注

——Chapter Two——

第二章

古代宫殿»

查理曼»

虔诚者、秃顶或胖子»

弹丸小镇»

传播文字»

追寻一线阳光»

向东方进发

古代宫殿

事实上，从真正的中世纪时期遗留至今的建筑只不过是一些凭借单纯的好运或自身的坚固侥幸逃过风雨摧残的幸运儿。那些旧时代的华美象牙，通常被用于制作表现《圣经》中相关场景的工艺品，得以保存至今，并不仅仅因为自身的贵重而被人珍视爱护，还因为象牙坚固耐久并且无法被挪作他用。相较之下，黄金装饰品便很难留存，数个世纪以来政局动荡，审美品位随时代不断变化，黄金由于可塑性强，总是被反复熔炼锻造，或是被重新制作成金币、金锭。即使再贵重的衣物，也会逐渐腐烂，挂毯会随岁月褪色，画作会逐渐磨损，我们的精神与心灵世界随着数百年的更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大到令我们一时难以适应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除去这个无法挽回的问题，中世纪时期的大部分表面精髓随着这些外在美的毁灭而逐渐消逝于历史之中。

然而，那些规模庞大的石质艺术品得以完全逃脱历史风雨的摧残，石材的坚固耐久让这些教堂和城堡坚不可摧，虽然历经重建、轰炸和后世糟糕审美雕琢的多重摧残，仍然屹立不倒。作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心脏地带，宫殿毫无疑问是我们接触和了解中世纪这段历史的上佳之选。虽然中世纪历史遗址在德国存世稀少，因为它们通常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散发出一种特定的道德光辉，甚至笼罩着神圣的光环，后来的人们虽然保留下了这些旧址，但却拆旧建新，只留下地基、地窖及其他一些建筑残迹，令历史学家大伤脑筋。任何运气足够好且富有的统治者都会通过重建其先辈废弃的宫殿来表达他对未来的虚幻期望。然而，一次次的大兴土木常常让这些建筑在反复的修缮重建中逐渐丧失本来面目。例如瓦尔特堡[1]——图林根州领主曾经的堡垒，瓦格纳笔下的唐怀瑟[2]曾在此流连，马丁·路德曾在此避难，将《圣经》译为德文，并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很多12世纪的古老罗马式宫殿都得以幸存，但19世纪以来，因为人们对古老时代的狂热喜爱，那些真正源自中世纪的古旧内部构造反倒被后人仿中世纪风格的，歌颂圣徒日常生活的金碧辉煌的壁画所覆盖。现代人的这种举动无疑带有媚俗的成分，这样简单粗暴的“改建”着实令人无法苟同。而那些未经后世改建的古建筑则优雅简朴，有着立方形的简单空间，中间是一根立柱，这些房间曾经属于那些封建领主的护卫人员，这里的气氛纯洁、静谧，弥漫着一股冰冷石材散发出的气息。自然，当那些浑身肮脏、气味刺鼻、粗鲁野蛮的雇佣兵部队最终占据了这些房间，这种美好纯净的气息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1817年，众多学生在瓦尔特堡集会，纪念在拿破仑战争中战死的同胞，同时呼吁德意志尽快完成统一[3]，自此瓦尔特堡成为当代遗存的中世纪建筑典范。当时反抗拿破仑统治的志愿军（“自由军团”）团队旗帜由黑、红、金三色组成——这样的旗帜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德国国旗，但这场抗争的意义究竟为何，大部分参与其中的学生对此缺乏一个准确清晰的历史认识。凭借这场历史运动，瓦尔特堡摇身一变，从一座地方性的历史古迹一跃成为德国统一的象征之地，既意味着中世纪伟大历史的消逝，也标志着路德宗光辉传统的诞生。这些集会的学生追求国家统一，但他们采用的方式既谈不上现代，也谈不上民主，含有反犹主义倾向[4]，以武力统一的方式将德国带入新的光辉时代。最终，统一运动因为一场焚书仪式[5] 达到高潮。学生团体反对保守派思想，谴责德意志皇室——因循守旧，不能带领德意志向现代迈进，反对启蒙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所秉持的种种思想充满混乱，而这种混乱本身十分危险。这些思想真的能够让学生团体完全按照民主准则行事吗？抑或仅仅是对国家迟迟未能统一的现状感到烦躁，发泄不满？

另一个中世纪古朴纯净风格的典型是小城镇戈斯拉尔。皇帝海因里希三世曾经在此地建造他的宫殿。宫殿毗邻当地盛产银矿的山脉，海因里希三世暗中大规模开采银矿，并铸造大量银币，因此这些财富源源不断地、不慌不忙地流入皇帝的腰包。现存的宫殿正好毗邻上文提到的“停车场”大教堂。坦诚地说，这座建筑如果经过19世纪风格的装点，周围竖立起巨大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6] 青铜雕像，无疑就会变成乏味的平庸之作了。这位12世纪的伟大统治者是城堡的最后一任主人，再之后，德皇威廉一世[7]也曾经使用这座建筑。在被中世纪的统治者废弃之后，宫殿历经数个世纪得以幸存，曾经相继作为市议会厅、监狱和储藏室使用。虽然曾经遭到火灾破坏，常年被大众忽视，但（与那座悲伤的大教堂不同）它最终因为中世纪精神的复兴而受益。随着1871年德意志帝国正式统一，此后历代德国皇帝都自视为法兰克尼亚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这种宣言令他们骄傲自豪，同时摒弃了他们显而易见的普鲁士血统，让德意志在一种新时代的法兰克尼亚王朝遗风之下得到全面统一，成为新生的德国。曾经绵延数个世纪的分裂混乱此时此刻仿佛成了一座巧夺天工的历史桥梁，跨越600年的时光，让威廉一世这位面色古板阴沉、铁血无情的军事家与他的先祖——魅力超凡、英姿勃发的腓特烈一世联系在一起。

这种堪称疯狂的自我认同感由威廉一世和他的儿子腓特烈皇太子[8] 将其发扬光大，以至于宫殿的大会堂内四处覆盖着讲述日耳曼民族历史故事的精美壁画，从整个民族的神秘起源到近代的历史发展，但跳过了所有那些令人尴尬不快的分裂岁月。这座大厅同样未能在灾难性的审美潮流面前幸免，一名来自德累斯顿的画师曾经在此花费20余年完成这些巨大的壁画作品，但他本人着实缺乏天赋，作品也了无生气，然而对于那些希望追溯这段历史的人而言，这样的作品已经算是意义丰富、品质上佳的杰作了。众多壁画中最为突出的一幅无疑是威廉一世的巨大画像，皇帝的身边是皇储腓特烈三世和襁褓中的长孙——未来的威廉二世[9]。画师出于一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将威廉二世本人带有残疾的瘦弱臂膀巧妙地隐藏起来，而他们的背后则散发出闪耀的光芒，以腓特烈大帝为代表的无数历史伟人的影像环绕在周围的天空中，面带赞许的喜悦笑容，两侧则是面色欢欣鼓舞的众位欧洲政治人物，包括宰相俾斯麦、普鲁士军事家及皇室家族的其他成员。画面上也零星点缀着某些寓言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更像是某种虚幻故事的体现。绘画和雕塑作品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刻板运用无非是为了体现公平、团结和多样化等现代精神，然而在任何一座德国小镇上用最随意的心态简单地漫游一番，这种现代精神的刻板体现也仍然让人感到厌倦。

这些绘画作品的初次面世无疑是对最初的一批观众，也就是对皇室抱有好感的观众们的品行测试。这幅作品无疑展现出一种俯视所有人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因此即便是一两句简单的讽刺玩笑也足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观众们无法抑制的低声窃笑。如今，这些画作似乎更像一个尖锐的讽刺——从古至今，无论是社会的混乱，还是颂扬家族美德的画作，或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无法延续哪怕20年之久。等到这幅壁画正式完工的时候，威廉和腓特烈都已经去世，现在轮到那个襁褓中的孩子被迫登上皇位，在无奈之下做出许多无可奈何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会最终让整个王朝走向毁灭。在每一次王朝衰落、历史更替的时刻，这种徒劳的无力感都会达到顶峰——未竟的事业、突如其来的死亡，不可避免的命运捉弄构成了充满艰辛与波折的历史，戈斯拉尔宫殿中的壁画给人带来不快与不和谐感，仅仅因为它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诚然，虽然威廉一世最终被希特勒轻松取代，但这幅壁画也并非只给人带来负面影响——同样，希特勒也是一个经常以伟大救世主形象出现在绘画中的人物，希特勒自己显然也十分满足于这种形象，他要求画像上的俾斯麦和腓特烈大帝必须对他露出微笑，同时将自己策划的入侵苏联的举动命名为“巴巴罗萨计划”。

查理曼

中世纪时期，日耳曼民族壮大发展的起源地位于亚琛——比利时边境上的一座小城镇，曾于1944年大部分毁于战火，但依然拥有堪称整个欧洲最为魅力非凡、神秘迷人的建筑物之一——亚琛大教堂。这座规模巨大，外表古旧的建筑结构呈八边形，内部绘满金色壁画，向四周围投下幽灵般诡谲的暗影，巨大的枝状烛台陈列各处，这些便是初到此地的游览者从四面八方最先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生出一种以整个人生来探寻这1200年前伟大秘密的冲动。教堂给人的整体感觉很难与典型的北方风格建筑联系在一起，并且如果添加上一些烟雾缭绕、阳光明媚的效果，这种对比还会更加鲜明。查理曼（742—814）最初下令建造亚琛大教堂作为他个人的礼拜堂，用来为他长期不引人注目的宫殿增添光彩。此时此刻，他已是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者，掌控着现代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看上去，这位伟大的统治者令他的个人成就达到了新的巅峰，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然而这个称号不过是一个古怪的骗局，充满迷惑性和欺骗性，直到1945年，日耳曼民族最有野心和力量的统治者们依然为了这个虚幻的称谓心动不已。考虑到真正的罗马帝国已在数个世纪前彻底灭亡，除去仅剩的城池废墟，以及少数几座雕像、几卷文本，我们对真正的罗马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查理曼若想重现罗马帝国荣光，唯一能够遵循的范例便是以君士坦丁堡作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因此，他的宫廷礼拜堂很可能是由来自意大利的工匠建造而成的，并且建造者始终秉承着拜占庭帝国的传统艺术理念。因此，这座开启日耳曼民族身份认同的建筑，事实上体现了意大利或是希腊式的艺术风格。

这座建筑仿佛散发着金色的朦胧光晕，这种光晕始终笼罩着我，当我在这里欣赏蒙特威尔第歌剧《晚祷》的演出时，这种体会几乎让我处于迷乱的边缘。在这部美妙但过于繁复的歌剧中，有些段落着实乏味，难以引起听众的兴趣，因而我便开始陷入沉思——除去教堂主厅独具一格的八角形外观，以及查理曼简洁古朴却充满疏离和神圣气息的皇座——整座大教堂究竟有多少部分来自后世的重建与装点？这座最初的礼拜堂逐渐演变成德意志国王的加冕之地，查理曼的陵墓也成为庄严、神秘的皇权象征。公元1000年，奥托三世[10] 下令开启陵墓，他发现查理曼遗体的鼻子已经腐朽脱落，但他的指甲不知为何依然继续生长，甚至穿透了他手套的末端。除此之外，其他部分一切如常。这片地方的神秘力量吸引人们运送大量圣物汇聚于此，如耶稣基督的缠腰布，大教堂（最初的小礼拜堂如今是它的一部分）也成为天主教朝圣之路的中枢之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们，他们风尘仆仆、气势迫人地大举向这座教堂进发，来庆祝重要的宗教节日。古老的加洛林王朝的核心精神很快就被人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狂热朝拜者们捐资兴建的华丽的礼拜堂和琳琅满目的雕塑，路途最遥远的朝拜者甚至要从匈牙利不远万里赶来，他们群情激昂，全心奉献，投入的程度是现代社会的朝拜者完全无法比拟的。

若是查理曼本人得知后世对他如此狂热朝拜与歌颂，或许会宁愿就此彻底消失。其中主要原因便是教堂中规模巨大的“耶路撒冷”枝状大烛台，悬挂在八角形大厅的正上方。这座大烛台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所赠，用以纪念他的伟大先辈。这种古怪突兀的陈设无疑展现了一种嗜好：当时只有三座大烛台存世，并且其他两座分别从希尔德斯海姆和科堡收集而来。我敢断定，这就好比现代社会中某人拥有一个游泳池，但泳池却修建成古怪可笑的吉他形状——丝毫体现不出文化修养，唯一能让人感受到的便是彻彻底底的炫耀欲望。这些烛台可谓是“庞大”和“华丽”的极致。事实上，亚琛大教堂的这些烛台实在过于沉重，甚至导致穹顶正上方查理曼时期的壁画逐渐破裂、脱落，放到现在看上去几乎有一种滑稽的效果。因此，这种华丽奢靡的装饰物虽然将整座建筑物烘托出一种神圣、迷幻的氛围（不过分吹毛求疵的话，这座教堂总体而言的确宏伟壮观），但着实与查理曼本人的初衷背道而驰。教堂里四处绘制着华美壁画，然而大体上都属于无关痛痒的19世纪仿制品（诚然，同样属于德国式的狂热完美主义冲动下的产物），教堂内部构造使人油然生出一种敬畏感，但这种感受多半来自那些12世纪金属艺术品带来的自傲与炫耀心态，并不属于一位公元8世纪的英明统治者。

后世对这座大教堂内部氛围的不断粉饰渲染足以令我们将一句箴言铭记于心：统治者理所当然地占据人类历史的中心。然而，查理曼作为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奠基人，自然比大多数留名青史的人具有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们同样能够理解，查理曼本人并不自认为和德国有着多少关系——他和他的子孙后代都出生于今天的比利时一带，并将今天的法国地区视为国家的权力中心，而今天的德国并不在他当时的首要考虑范围之内。事实上，虽然查理曼掌控着大片属于德意志的领土，但与其说他统治着德意志，毋宁说他更像一个残酷的征伐者，给今日德国中部的大片领土带来了连绵的征战，战火造成的破坏和毁灭难以估量。一如既往，历史学家们——他们通常会采取十分理性而温和的视角——普遍希望真实的查理曼沉湎于聚敛财富，搜寻历史遗迹，或是传播文化艺术。然而，历史的真相无疑是最佳的论证，查理曼的最大爱好显然是四处征伐，大肆屠戮撒克逊人。或许他只将历史遗迹和学习拉丁文的爱好视为闲时的小小消遣，正如那些残暴嗜血的现代大毒枭，他们同时也可能爱好收集水晶动物雕塑，作为娱乐。然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查理曼最初的陵墓。他的陵寝是一具古罗马风格的石棺，上面雕刻着罗马神话中冥界王后普洛塞庇娜[11] 被劫掠并遭强暴的场景——对于查理曼而言，这幅画面无疑意味着古怪的异教传统，最终他选择将它雕刻在自己的陵寝之上，很可能只是因为画面本身华丽精美，整体雕刻水平高超。之后，曾有一位查理曼的后裔子孙对此略感尴尬，便将画面略做加工，让其显得更加保守传统，也更符合基督教传统。

所有戈斯拉尔宫殿壁画艺术品中，最让人感到反感和不快的是描绘一个著名历史场景的部分：查理曼大败撒克逊人的军队，让敌人溃不成军，然后他率军前往撒克逊异教神庙，将他们的圣物——神树雕塑彻底毁坏。在画面中，皇帝微皱眉头，面色庄严克制，被破坏的圣像散落一地，显现出一种奇特的夏威夷风格（整个画面气氛古怪，更像是一家夏威夷风情小酒吧里发生的一场斗殴）；撒克逊人则表情动作呆滞，仿佛被禁锢在他们精雕细琢但又过度华丽的带翼头盔中，他们大多须发浓密，蓄着蓬松的大胡子。动用武力迫使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可谓德国历史长河中一个颇为关键的时刻，标志着基督教的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为接下来700余年的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主旨。19世纪晚期的观光者们或许将这幅画作视为一个寓言故事，昭示了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与天主教少数族群如索布人[12]、波兰人等之间的斗争，迫使他们遵循在普鲁士处于主流地位的新教价值观。这些群体与那些“夏威夷风情”的撒克逊人大同小异，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但同样不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在公元8世纪末，任何有关德意志统一的话题，或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谈论“德意志”这一实体的话题，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当时的人所讲的语言并不像现代德语可以被理解，少数人使用的书面语还是晦涩难懂的拉丁文和希腊文。

在西方，罗马帝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是十分隐秘的，其中相对最为明显的便是教会的层级结构，但从撒克逊人的领土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换言之，即现代德国的大部分领土），那里空无一物，只有幽暗的森林和四散居住的原始部落，罗马人认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性情古怪，反复无常，对他们并无好感。查理曼及其后的历代统治者逐渐开辟了大片疆土，但他们治下的领土虽然享有“帝国”之名，唯一的经济增长来源却只有四处劫掠的战利品。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一位英明的帝王不仅要消灭其余的敌对部落，也要将劫掠来的黄金珍宝带回自己的宫殿，让得力的臣子部下们共同分享。而有些皇帝最终沦落为失败者，无法维持长久统治，多半是因为他们过于年老昏聩，或年轻稚嫩，或统治不力，无法完成这项关键的使命。

让我们将目光拉回戈斯拉尔的壁画上。让人感到十分不快的是，很明显，从古至今这种传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德皇威廉一世——是否曾经做出十分荒谬的决定，以威廉大帝的身份，敦促他的孙子威廉二世盲目模仿查理曼和腓特烈——不仅是在发起战争方面，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招募了大批追随者，并对一系列独立国家发起战争，以此为自己和身边的亲信大肆牟利（例如，曾经偕同宰相俾斯麦一起，盗窃汉诺威国王[13] 的金库，以做行贿资金之用）。显然，在这方面德意志皇帝使用的手段要比查理曼复杂和高明得多，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德意志的统治者依然热衷于开拓疆土，也依然遵循着他们中世纪先祖的传统。不值一提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14]（为了延续奥托大帝[15]的“第一帝国”与俾斯麦建立的短暂的“第二帝国”）始终对掠夺和领土扩张有着狂热的兴趣，俨然体现出了对中世纪传统的绝对遵循。党卫军中的“查理曼师”（事实上由法国志愿军组成）在第三帝国灭亡的最后时刻誓死保卫希特勒藏身的掩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现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狂热精神。

虔诚者、秃子或胖子

因此，查理曼所建立的帝国完全无法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德国画等号，但这个巨大帝国的分裂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在加洛林王朝历代统治者在位期间，除了他们那些可笑的绰号（虔诚者、秃子、胖子，等等），大多数帝王不为人知。渐渐地，类似现代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开始逐渐形成，这些国家之间有着边境地区作为间隔，几片地区的名称也在不断变化，如洛泰尔尼亚、洛林或勃艮第。这些地区的边境混乱不清，边界线也时常发生变动，地区冲突频发，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动荡起伏。

王朝不断更迭，而我们对历史究竟如何发展只有非常模糊浅显的了解。现代遗留下来的文献相当稀少，并且时常彼此矛盾、混乱不堪，或带有记录者的个人偏见。在法兰克福的选帝侯大厅内，有大量19世纪时期的画作，能够看出是仓促拼凑而成的，上面的人物包含从查理曼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时所有的德意志帝王。自然，15世纪之前的所有帝王画像都是完全凭借着想象捏造出来的，但这些画作能够存世至今就已经非常幸运的了。其中一位皇帝蓄着与众不同的金色分叉胡须，另一位则戴着形状滑稽可笑的宽檐软帽，种种有趣的细节不可尽数，令人兴致盎然。我实在无法对这些画作吹毛求疵——只庆幸自己不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必像历史学家那样对亨利一世[16] 的统治时期做事无巨细的研究，同时忽略他的外表，不去关注那些华丽的衣扣和黄绿色的斗篷，不去幻想那些欢宴大厅、美貌舞女和带翼的头盔，而必须将这些美妙的联想从脑海中彻底驱除出去，转而钻研那些古板滞后的修道院编纂者记录的乏味历史，以及混乱无趣的正统文献。

越是深入研究查理曼和他后代的历史，我就越清楚地发现他们本质上与德国确实不存在深入的关系。即便是查理曼的孙子路德维希，也就是历史上的“日耳曼人路易”，占据了父亲遗留下的庞大帝国东部的广阔领土，其中便包括现代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也依然无法改变他们与现代德国几乎并无关联的事实。原因在于公元9世纪，大批入侵者袭击了这广袤的帝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对众多防御薄弱的中世纪城镇而言不啻灭顶之灾，同时这样的外来侵略无疑也对原本的欧洲世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完全打乱了众多国家既定的历史命运。这些入侵者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融入欧洲——他们完全打乱了原本的秩序，建立起全新的国家和朝代。在不列颠群岛上，维京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最可怕的梦魇，他们毁坏修道院，烧杀抢掠，乘船出海四处抢劫，并且速战速决，很快便逃之夭夭，各国行动迟缓的陆上大军只能望洋兴叹。然而维京人在现今众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他们建立了都柏林，重建了约克郡，掌控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冰岛、格陵兰，甚至北美的一小部分地区（最北段的边缘地带）。英格兰，或者说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先后几次被划归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管辖范围之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66年——甚至“征服者”威廉[17] 本人也是一名来自其他维京人部落的子孙后裔，他的祖先们曾经开拓了诺曼底，并将该地区作为独立管辖的封地。维京人因此成为英国及其他众多国家历史上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最终他们却被视为力量弱小，无力抗争的群体，民族主义者也抨击他们冒犯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

维京人一直以来都在北海沿岸活动，不断烧杀抢掠，因此沿着他们一路所到之地，人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究竟只是古代的野蛮海盗，还是要胜过那些他们先前所劫掠而后又与之通婚的社群？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欧洲的西班牙穆斯林群体“撒拉逊人”，他们大举入侵地中海西北部地区，并最终在此定居。“撒拉逊人”行踪不定，习俗迥异，所涉及的历史十分错综复杂，让人绞尽脑汁仍旧叫苦不迭。相比之下，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反而要简单分明许多：虽然“撒拉逊人”在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岛等地区发展出了相当复杂先进的文明，却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当地原本安逸享乐的环境。

法国北部是遭受维京人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里几乎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荒凉破败，饱受摧残，所有辉煌文明的结晶都被维京大军的野蛮铁蹄破坏。对于这样的景象，像“胖子”查理[18] 这样的统治者是很难不感到同情与惋惜的。作为查理曼的曾孙，“胖子”查理只能强作镇定，忍受着内心的煎熬，将东拼西凑的孱弱军队派去抵抗敌人强大的入侵力量，然后一次次吞下彻底落败的苦果。事实上，他所面临的事实可能是历史的诸多潜规则之一——朝代更迭，变化无常，世界大部分时候都处于混乱之中，当联姻、归附和赔款求和都失去作用之后，国家总不可避免地落入一个昏庸的统治者之手，有时这一过程会长达数十年之久。如果德国历史被完全改写为充满徒劳的政治联姻、反复无常的信仰转变、混乱的统治、可耻的战败、言而无信、怯懦胆小，那恐怕还会有趣得多。当然，如果历史的走向真的按照这样的路线被改写，所涉及的无数史实都需要彻底改写，自然，那些沉湎于查理曼、奥托大帝或腓特烈大帝传奇人生的历史学家们必然需要全部另起炉灶——但毫无疑问，这些滑稽可笑的历史故事作为谈资，必然十分引人入胜。

德国的领土只有一小部分曾经被维京人占据，但这其中却另有原因：很明显，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普遍贫穷落后，仅仅分布着一些异教徒民族的渔村，维京人已经无数次光顾过此地，这些小渔村已经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了。任何“曾经”发展为先进城市的地方，例如汉堡（公元845年时几乎完全毁于一旦），都会被维京人纳入狩猎范围。然而对日耳曼民族而言，更大的威胁来自马扎尔人[19]，这些规模庞大的骑兵队伍自广袤的匈牙利平原而来，于公元907年彻底击溃巴伐利亚大军，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便迅速占据了巴伐利亚、施瓦本和图林根，并四处突袭，远达下萨克森和科隆，同时随心所欲地绕路到达塞纳河和罗纳河，入侵北意大利，于公元936年抵达罗马城。

这些入侵者同样来自欧洲，但自从现代历史学这门学科建立以来，他们都未曾在英国、法国及德国规模庞大的历史文献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的步伐似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戛然而止——受穆斯林民族统治的西班牙却成为古典文明的灯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了美洲，诺曼底地区（以及日后衍生发展而来的英格兰和西西里）成为中世纪的发展中心，然而稳固发展、占据关键地位的基督教匈牙利王国却止步不前。因此这些入侵者所带来的劫掠之灾事实上也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对那些当时饱受蹂躏的其他民族而言，这不过是外来敌人的又一次洗劫，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便常常会有疑问浮现在脑海之中。为抵御外敌的不断进犯，德意志帝国在奥托大帝和海因里希的领导下在几个世纪中逐渐崛起——统治阶级的王公贵族和其他权贵们十分害怕敌人来犯，因此暂时放下争端，团结一致，举全国之力保卫家园。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一个嗜血好战、四处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形成了。

弹丸小镇

德国最初成为欧洲大陆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始于10—12世纪，即奥托王朝、法兰克尼亚王朝及霍亨斯陶芬王朝[20]。萨克森统治者“捕鸟者”亨利，即奥托王朝的开拓人，重新开启了向东方及北方扩张的长期政策，击败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逐渐将他们同化，划入自己的领土。这种政策导致德意志问题始终不被列入计划，同时皇帝也仍旧因为卷入意大利事务而饱受困扰。几乎所有皇帝大部分时间都在属于自己的德意志领土上度过，但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镇，始终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同时同意大利的紧密关系也让这些统治者能够继续沉浸在他们身为古罗马继承人的美梦之中（虽然这只是徒增笑谈而已）。中世纪的皇帝们经常四处漫游，行踪不定——在这个时代，伦敦和巴黎已经初步具备世界大都市、行政中心的风采，但德意志却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之媲美。亚琛更多时候被视作查理曼在中年之后对自己多年杀伐、东征西讨的犒赏，但他的历代继承人都没有机会在一座固定的城市长期生活的好运。长期驻扎在某一个城市，并将其作为首都来发展是十分不现实的，因为皇帝们需要不断地四处奔走，检阅他们的军队，确保那些诡计多端，反复无常的盟友们依然保持忠诚，也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以便寻找足够的饮食供给随行的臣下和随从，包括护卫、教士，以及那些向国王乞求恩惠的流浪者。当然，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率领军队四处远征，深入那些异族居住的蛮荒领域。

德意志始终未能建立像伦敦一样的首府城市也从本质上体现出了德意志内部彼此分裂的现实，这也涉及其本身的权力分割问题——这样的问题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注定无法解决。同时，这也使得现代人在研究历史时增加了很多趣味——那些古老的政治文献记录分散在各处，从这些文献中诞生出了宏伟建筑和美妙艺术，我们必须从四面八方不断搜寻、追溯它们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从中发现令人惊喜的奥秘。

其中一个奇怪的例子当属哈茨山区小镇奎德林堡[21]。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曾经与世隔绝一千年之久，直到公元1200年新城区开始修建，奎德林堡仍然死气沉沉，丝毫没有繁荣兴旺的迹象。这座城镇是“捕鸟者”亨利在公元936年逝世之后的埋葬地，亨利授命该地人员守卫和保护他的陵墓，因此奎德林堡人一直自认为有着伟大的神圣传统。自始至终，奎德林堡都是一个独立邦国，起初由贵族女子组成的修道院组织治理，一直以来都有着皇帝庆祝圣枝主日[22]，纪念伟大祖先的传统。海因里希四处征伐，击溃了波希米亚人、马扎尔人、丹麦人，以及不愿臣服的其他国内日耳曼势力，创建了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这个庞大的帝国内部结构松散、混乱，甚至令后世的记述者感到困扰万分。诚然，我们很难知晓这些历史人物究竟是目标明确却异想天开的空想家，还是浴血杀戮、一心争夺战利品的狂热分子。奎德林堡在帝国诞生之初便作为范围明确的行政区域，历经种种风雨，最终在拿破仑大军的进攻之下四分五裂，然后逐渐被普鲁士纳入管辖范围（虽然对于普鲁士而言，这座小城不过是弹丸之地罢了）。奎德林堡同许多其他的小城镇一样，作为德意志帝国蒙昧主义的集中体现，却始终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令人诧异不已。

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并且仍然记得为了翻过小山，继续我的漫长旅途，去拜访曾经的微型州施托尔贝格。我置身于公交车站漫长队伍之中，无奈地等待着班车的到来，同时逐渐意识到我被困在了“小德意志”属国的泥沼里：这里是一个国家政治地域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仿佛和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国大梦没有丝毫关联。因此我放弃了行程，离开了那座车站，决定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普鲁士、萨克森或德国其他的主要地区，否则很可能徒费心机，无法挖掘到任何有价值的内容。

话虽如此，位于奎德林堡的大修道院依然是一座十分精美的小型城堡，这座城堡位于山上，旁边是一座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片“弹丸之地”独具一格的展品：一架古代投石弩车、一个由独角鲸的角制作的号角、历代女修道院院长的画像、一座便于拆卸的小型监禁所，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刑具——这并不十分令人感到惊奇。整个州的财政要划拨很大一部分资金供修道院运转所需，这些贵族修女们则长居此地，为海因里希的灵魂虔诚祈祷。起初，我在这座修道院里四处徘徊，被这里的美所触动和震慑，在这里完全见不到那些繁杂冗余的华丽装饰，一切都以简洁素雅为美。直到不久之前，这座小教堂依然保持着古朴素净的风范，与这个国家众多的建筑瑰宝别无二致，直到1945年一名美军中尉将其占为己有。但随后他的家人对此感到羞愧，又将其全部奉还。但即使如此，这里高雅素净的氛围中依然透露着一丝古怪——“捕鸟者”亨利的墓碑是后世修建的，整体风格十分简洁，过于现代，与整体环境格格不入。诚然，即使是奎德林堡这样一座宁静安详，完全与世无争的城市，我也无法指望它完全不受所谓的“现代中世纪精神”影响。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我随身携带的旅游指南中如下重要信息被删去了（或许是出于某种敏感原因故意删去）：“20世纪30年代，奎德林堡修道院曾经被改作世俗用途，会众皆已散去，这里成了纳粹党卫军集会的圣殿。”

“捕鸟者”亨利是一名彻彻底底的领土扩张狂热分子，并且屠杀了大量的斯拉夫人，后世他成为纳粹德国非基督徒的主保圣人。这座修道院如此整洁完好——因为如今我们见到的已经是重建后的建筑——原有的中世纪哥特式唱诗班席被拆除，因为“风格过于法国化”（这种时候，罗马式风格反而莫名其妙地成为德国的“正统”），每一扇主窗口都挂着带有纳粹十字的鹰形徽章，写有如尼祭文的旗帜挂满城堡内的墙壁。纳粹的乌合之众们在这里举行他们的狂热集会，纳粹的旗帜挂满了过道旁的每一扇窗，希姆莱带领着大批要员涌入这座小城镇，在这座建筑中举办了“捕鸟者”亨利再次下葬的仪式，他的遗骨被纳粹十字旗帜包裹，头戴金属桂冠。此时，安静的修道院变成了祭祀的神庙，纳粹党卫军的守卫在这里耀武扬威，直到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将这种历史创伤完全抚平。“二战”胜利后，美军接管了这片地区，奎德林堡最初被划归民主德国，逐渐恢复了某种程度的和平与宁静，而这种生活也正是此地居民长久以来所习惯的，这种寂静安宁几乎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修道院旁边的博物馆展出的除了纳粹鹰徽石雕碎片外，还包括当地显要人物的精美照片，包括一名牧师、一名医生及一名律师（众多恐怖电影的常见人物设置）。后世的研究者们曾经重新打开陵墓，以确认过纳粹是否真的曾将亨利重新下葬，然而经研究证明，那具尸骨是赝品，不属于亨利本人。

有人认为，早期的中世纪统治者只不过是被神化的形象，受人顶礼膜拜，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至少在英格兰是完全行不通的。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并没有这种对君主的狂热崇拜，他们或多或少只对阿尔弗雷德大帝[23] 以及他的蛋糕传说[24] 表示礼貌的感谢。然而，英、德两国所处的历史环境迥然不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城镇能够追溯到关于其初建的历史文献——除非恰好有受过教育并且对此感兴趣的人（大部分都是诺曼人）将其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不列颠地区的人口流动年代久远而复杂，先后有不列颠人、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在此定居，时间跨度久远，几乎无法追溯。然而，德国的城镇却经常能够查询到十分精确的建成时间——甚至在边远的施瓦本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都是如此，因为历代皇帝大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和他们的异族敌人作战，安排臣民迁居到这些地区，并划定了主教辖区。经过长期发展，这些地区人口大量增长，历史上也曾有过雄心勃勃的计划，甚至有人计划将一部分黑森林彻底砍伐，并将沼泽和荒野改造为农田。

“捕鸟者”亨利被纳粹视作圣人，不仅因为他是历史伟人，尽到了君主的责任，奉行扩张精神，还因为他是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中的主要人物，而这部歌剧是希特勒的最爱：作品中华丽激昂的表演足以使他陷入自我的极度激动狂热之中，乃至全身肌肉痉挛不止。当“捕鸟者”亨利拔出他的宝剑砍向一棵树，也就是标志着一场比武选拔赛的开始，抑或是高歌一曲，呼吁全体德意志人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时（“再也没有人能够凌驾于德意志帝国之上！”），希特勒都会激动万分。这部惊世骇俗的歌剧虽然因为激昂的美妙音乐而不失为一部杰作，但瓦格纳本人必定完全无法预料，他的作品竟然会以这样一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方式上演，我们依然无法在脑海中抹去这样一幕（除非我们竭尽全力忘记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将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欣赏音乐本身上）：每一次歌剧序幕的第一小节开始响起时，希特勒脸上都会浮现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传播文字

“捕鸟者”亨利为他的帝国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为整个国家在漫长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诚然，时常有昏庸无能或三心二意的君主（他们也时常耽于意大利的事务）忘记祖先的伟业，停下扩张的脚步，但毫无疑问，每一任皇帝的首要任务都再明确不过——高举宗教的旗帜，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击溃那些蛮族日耳曼或斯拉夫部落，让他们归顺臣服——这种扩张的过程并不存在什么边界上的限制，因此德意志在11、12世纪的领土演变大体上与美国并没有多少不同。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德意志开始衍生出一类特定的神职人员，他们一般被称为“好战主教”，这类人多半面孔通红，精力旺盛，有着绝对的掠夺野心，恨不得张开血盆大口瞬间将周围的土地统统据为己有。虽然身为神职人员，但这些“好战主教”挥舞起手中的权杖，更像是舞动着带有锁链的狼牙棒，对他们的异教徒敌人绝不留情，非使其粉身碎骨不可，对掠夺杀戮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头戴法冠，主持晚祷。这些采邑主教[25] 以私人名义大规模攫取土地，因此在德意志全境形成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交错纵横的私人领地。他们的奢华陵墓分散在宏伟华丽的教堂各处，似乎透过这些历史悠久的墓地，依然能够穿越久远的时光，凝视他们那庄严肃穆的神圣形象。这种政教合一的身份通常导致问题陷入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严格来说，他们如果恪守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便无法拥有自己的合法继承人，这样一来，他们所占据的庞大领地便无人继承，最终难免落入教皇、皇帝或拥有大权的临近公国公爵之手。因此，这些采邑主教的人生之路多半大同小异——他们通常都来自财力十分雄厚的贵族世家，只需要偶尔扮演一番简朴庄严的圣职者形象，取悦罗马教廷，便能够高枕无忧。终其一生，他们足以攫取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财富，在艺术赞助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的结局通常多半是战死沙场。当拿破仑最终横扫欧洲，将贵族主教驱赶殆尽时，这些特殊人物的辉煌历史也走到了尽头，完全沦为世人的笑柄。但漫长的数个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形象并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是在战场上和斯拉夫部落短兵相接、你死我活，还是在伟大基督的指引下击溃异教徒，徒留一片神庙废墟，“好战主教”的形象始终未曾有多大改变，他们能言善辩，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甲胄，身后还追随着大批虔诚的随从。

中世纪早期，贵族主教通常都会在自己的领土内大兴土木，尽管屡经战火和劫掠，抑或漫长时光的洗礼，面临偶然的破坏，其中一部分建筑依然得以幸存至今。在北部的萨克森小城镇希尔德斯海姆，当地的主教大教堂最初由主教贝恩瓦德出资兴建，至今依然宏伟壮丽——两扇大门一扇雕刻着亚当夏娃生活的图景，另一扇雕刻着耶稣像。据记载，其建造时间大约为公元1010年。身为贵族，宗教界的权势人物自然有机会受到最优秀的启蒙教育的熏陶，但却出于一种古怪的原因，热爱用沉重不堪的青铜艺术品来表达纪念之意，所使用的青铜甚至超过了两吨。诚然，我并不是在批评这一点——这只是一种前人秉承创造精神的艺术尝试，这些人在漫长的上千年时光中始终以耶稣基督的宗教为生活重心，关注着亚当与夏娃的蒙福和堕落，也因此，这扇雕刻精美的大门毫无疑问是真正神圣的圣物。同样，埃尔福特地区的大教堂也弥漫着相似的古怪氛围，这座教堂中伫立着一座奇特的青铜人像雕塑，大约与贝尔瓦德大教堂青铜门兴建于同一时期，它两臂伸开，各握住一支蜡烛——这座雕塑确实与“杰作”二字相去甚远，但当我伫立于此，面对这座雕像，凝视良久，不禁陷入沉思：手握代表光明的象征，这座雕像究竟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月？漫长的时光中，雕像在此历经风雨，给人一种跨越漫长时光的神秘感。

相比之下，在世界范围内，欧洲的皇帝们所占据的土地相对小得多。与当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相比，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不过是小小一片弹丸之地。与伊斯兰世界所占据的广阔疆土相比，基督教国家的整体范围几乎只有一个行省那样渺小，单单巴格达这样一座伊斯兰教大都市，便是亚琛或科隆这样的欧洲中世纪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直到约公元1050年，中世纪德意志所包含的领土也不过只是现代德国西部的一部分，并且自荷兰至更广阔的欧洲大陆东部地区，还有无数异教徒敌人环伺四周、虎视眈眈。众多德国城市中，不来梅的宗教传播工作可谓典范，众多不顾一切、舍生忘死的传教士勇于深入异教徒占据的土地，尽管敌人数目众多并且野蛮好斗，传教士们依然努力拯救他们的灵魂。宗教界为此展开了大规模探险，于10世纪到达石勒苏益格和梅克伦堡[26]，11世纪中期到达了冰岛、奥克尼群岛和日德兰半岛。虽然中途时有曲折，但总体而言，这些传教活动都获得了丰硕成果。皈依基督教的地区必须放弃原有的信仰和习惯，非常需要新的神职人员来引导，也需要严厉的惩罚手段进行监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长久以来的异教传统始终难以彻底消弭，虽然根植于德意志的基督教土壤之上，这样的传统在很多地方依然挥之不去，并时常成为部分地区的主流。在这个时代，基督教还远远未能奠定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而德意志的疆域范围又错综复杂，从阿尔卑斯山顶到今日的奥地利地区，并且不断扩张深入至北欧维京人国度。在基督教深入扩张的过程中，修道院普遍占据着先锋地位，城堡和教堂不断拔地而起，控制着越来越广阔的地域，形成了十分密集的网络。随着帝国军队四处征战，领土逐渐扩张，传教也逐渐深入到这些地区，传教士们将基督教的节日、装饰和福音仪式等文化传播到各处，并将基督教中关于原罪诱惑和升天获救的教义植根于异教的土壤中，战败的异教民众便十分容易地被纳入信奉基督的范畴之中。通过政府赠地、官方文件等正式程序，这些饱受战火重创的地区便再无力反抗。起初政府尚且将这些地区用作边塞防御，很快，它们便正式演变为公国或直辖领地。皇帝如何制衡公爵的权力，确保皇权不受威胁，这一大问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君主制度被彻底废除之时，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皇帝本人时常需要亲临边境，不论是扩张还是防御，都需要他上场指挥作战，这意味着皇帝很难在某个固定的地区长期驻扎，或巩固自身的权力、树立威信，对采邑主教或手握大权的公爵实施有效镇压或管理。这导致了公爵的权力过分膨胀，最终引发威胁王权的暴动。到了17世纪，当皇权最终在维也纳得到稳固加强，一切为时已晚，长期以来产生的复杂宗教问题经过日积月累，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我们同样无法清楚地知道，这样无休无止的扩张究竟是不是最为正确的历史抉择。

这些公爵、侯爵们每年夏季都要进行大规模的领土开拓和巡视管理。在奥托大帝和亨利执政期间，领地规模逐渐扩大，现代德国的领域范围逐渐成形——其中包括大片的公爵领地和被划归主教辖区的教会土地。这些地区大体上以原本占据它们的异族部落名称来命名——而后经过一系列语言学上的演化、变迁和漫长的历史转变，这些词汇已经与它们最初的发音相去甚远，这样的词汇包括“巴伐利亚人——Bavarians”“撒克逊人——Saxons”“弗里斯兰人——Frisians”[27]以及“施瓦本人——Swabians”，等等。这些国家、地区和岛屿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历史之中，但最初占据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可追溯的蛛丝马迹。

虽然此时的西欧依然只占据世界的很小一个角落，但在这个时代，欧洲称霸一方的君主们已经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宏伟建筑，欧洲的居民们也开始切身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正处于腾飞的边缘。如今，这些伟大的建筑有许多已经消逝于历史之中，或被其他建筑物所遮蔽、掩盖，例如上文提到过的那些宫殿，以及奥托大帝位于马格德堡[28]的大教堂，等等。存世至今的建筑中，最为伟大的当属莱茵河畔的三座大教堂——美因茨[29]、沃尔姆斯[30]和施派尔[31] 大教堂。漫步在美因茨大教堂四周，他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去了解它的更多奥秘：无论是教堂旁边规模宏大的剧院——三座大教堂之外的另一杰作，还是教堂周边精美华丽的选帝侯陵墓宏伟的景象。在美因茨大教堂，最令人过目难忘的无疑是建筑内部极为复杂的几何学结构，朦胧晦暗的皮拉内西[32]式彩绘，以及教堂门口静静守卫的两头巨大石狮，充满令人敬仰的庄严魅力。这些建筑无一例外都是神圣罗马帝国历代皇帝无上权力和威望的最佳体现——无论是建造教堂的成千上万吨巨石，还是无数被征用建造教堂的平民，都十分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其中，施派尔大教堂是法兰克尼亚王朝历代皇帝所属的皇家教堂，众多皇室成员也都埋葬于此。毋庸赘言，那些历史已经无从追溯，但教堂的地宫（地宫本身便堪称建筑学上的奇迹，这里是一片冰冷石柱组成的晦暗森林，900年来从未有一丝阳光照进）经过千年时光，至今仍然让每一位参观者感到无以复加的震撼，康拉德二世、亨利二世和亨利三世的陵墓石碑都在此占据一席之地。陵墓的实际位置起初因年代久远而不可考，但在1900年，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些陵墓遗迹，并将它们重新安置在现有的位置。十分戏剧化的是，这些重建后的陵墓大都脱离中世纪传统，采用了颇具现代风格的极简主义外观。这样的“重建”正体现了当今德国占据主流的一种古文物研究思潮，不得不令人感到担忧。在某种堪比《科学怪人》的场景中，建筑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在一群身着严肃黑衣的研究人员的指导下，遵循着条条框框的科学标准，然而他们最想要做的不过是趁着空当打开古代陵墓的墓穴，向里面投去充满求知欲的匆匆一瞥。亨利二世以及其他众位皇室成员的遗体自然已历经千年而腐朽，只剩下一堆破烂不堪的残骸，间或点缀着黄金和象牙饰品的碎片。发掘人员将这些文物分别归类收纳，运送到博物馆展出，之后研究者们将这些皇帝遗骸重新下葬，长久以来德国上下对中世纪历史文化的热情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无论如何，我距离这些宏伟的建筑杰作已经只有一步之遥，想要走马观花、一走了之，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赶快登上火车，开始更进一步的参观游览。然而以我的粗浅拙见，我在三座大教堂之间来回逡巡，犹豫不决，最终才决定了哪一座是我心中的最佳杰作（到头来，要欺骗自己的大脑还是很困难的）。尽管三大教堂后来都经历了重建，尤其是施派尔大教堂曾遭到路易十四军队的大肆破坏，教堂西楼穹窿被毁，但它们仍然堪称人类文明史上超凡卓著的新时代杰作。像所有的同类建筑一样，有一部分人认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建造这样的建筑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了无数平民的生命，帝国的辉煌才得以铭刻于历史之中。建造教堂的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杀戮和劫掠，以及强迫战败灭亡的部落进献的大量贡赋。历经沧海桑田和世事变迁，这些冰冷的巨石仍然在21世纪新时代的世界里屹立不倒，让人偶尔窥得1000年前欧洲大陆风云变幻、弱肉强食的历史。同样，凝望着这样的建筑，足以令人感受到皇权的傲慢和历史的残酷，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教氛围，这样的氛围长久以来深深根植于欧洲大陆的土地之上，至今不曾淡去。到了冬日的寒夜，夜色深沉，施派尔大教堂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教堂中殿依稀回荡着怪异的回声，模糊的耳语和蜡烛火焰偶然传来毕剥声，此情此景正是凝目眺望、沉思冥想的绝佳时机。

然而，假如仅将教堂视为皇权的体现，无疑有失偏颇。遍布全国的修道院和教区教堂不仅是宗教社会的中心场所，更能够体现某个地区整体性的社会节律。例如，位于巴伐利亚省中部的城镇弗赖辛，至今依然能够让人窥得错综复杂的中世纪世界的蛛丝马迹。弗赖辛作为巴伐利亚地区的宗教枢纽，诞生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弗赖辛主教奥托（1114—1158）。他身为当时著名的西多会修道士，倡导一种充满情趣、灵活多变的生活方式。奥托曾在巴黎学习哲学，进一步发展规范了德意志基督教教规守则（同时致力于扶植当地的葡萄酒酿造产业），将宗教影响力扩大至今日的维也纳地区，与皇帝康拉德三世共同发起灾难性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且记载了从亨利四世至奥托的保护人“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加冕时的漫长历史，从而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翔实史料。在漫长而错综复杂的帝国辉煌历史逐渐日薄西山之际，奥托凭借个人的努力为帝国上下带来了一股正统严肃的风气，虽然这些努力的本质不过是攫取领土和权力扩张罢了。

弗赖辛修道院的地窖与施派尔大教堂颇具相似之处，同样是古老灿烂的法兰克尼亚王朝的文化象征，地窖的廊柱充满神秘气息，雕刻的图案十分奇特：身披铠甲的武士正被凶恶的怪物袭击、吞噬。修道院内部的主要部分却充满奇特诡异的氛围，到处是过度粉饰的奢靡气息，典型的洛可可风格装饰是为了迎接该地的750周年庆典而设置的。虽然这种肆意破坏文物原有形制，彻底改变建筑风格的行为简直与古代汪达尔人的大肆破坏“不分伯仲”，但也体现出了18世纪的人们对所谓的中世纪历史本质上并无多少了解，无非是将之当作古老、怪异和灰暗的代名词罢了。

在1月的一场暴风雪之后，我在弗赖辛四处徘徊，发现自己无意中来到一条通往世界最古老的啤酒厂（建于公元1040年）的山间小道上——显然，这座啤酒厂出产的啤酒本身也未曾在历史中留下多少痕迹（我曾在埃尔福特的一家旅馆留宿，旅馆人员对本地出产的啤酒也曾夸赞不已，然而事实证明这也不过是无用的吹嘘罢了）。漫步在寂静的山间，远处教堂的尖顶隐约可见，茫茫雪景间错落点缀着嶙峋疏朗的树木，时时有朦胧的烟雾环绕四周，我不禁深深感叹，为何山间那些最普通不过的可爱鸟儿，如红腹灰雀，能够在这样的严寒之中自由穿梭于枞树林间，完全不畏惧严冬肃杀，而如我这样的人类，若是长时间处于这样的冰天雪地里，恐怕不到一天便要呜呼哀哉了。几乎是在刹那之间，我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仿佛漫步于勃鲁盖尔[33] 的名画《雪中猎人》[34] 中的茫茫雪原，只不过画中猎人们追寻猎物踪迹的黝黑身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这样一位疲于奔命、气喘吁吁的出版人。片刻之后，我走上了啤酒厂前的车辆运输坡道，追溯缅怀中世纪历史的短暂一刻也就宣告结束了。

追寻一线阳光

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中，德意志虽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这段征战的历史也堪称一波三折。11世纪末，对国家强盛的极度自信和宗教传播的热情都达到了巅峰，西欧文化有所发展，野心勃勃，意图向近东地区发起冲击，将圣地耶路撒冷纳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掌控之中。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与其说是劫掠殖民的行动，不如说是宗教狂热更为妥当——距离欧洲大陆的更近处尚且有着广阔的土地可以占据，然而这些土地显然被完全忽略了。对大多数十字军战士而言，耶稣基督最终安身的这片土地炎热干燥，尘土飞扬，着实令人提不起多大的兴趣。总体而言，十字军东征是由法国（诺曼）人发起并引领，英格兰人、弗拉芒人以及德意志人为主要参与者的一次军事行动。德意志在欧洲大陆所处的位置与圣城耶路撒冷相距十分遥远，军队难以迅速到达，其他参战方能够通过便捷的水路直达战场，而德意志人只能采用费时费力的陆路运输，耗费数月穿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将人员和物资运送至前线，中途难免四处颠簸导致物力损耗，同时还要提防敌军伏击、突发事故和人力匮乏，可谓困难重重。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德意志军队对莱茵兰城镇地区的犹太人展开大屠杀，因此声名狼藉。大批十字军士兵行军经过莱茵兰，由此揭开了12世纪血腥历史的序幕。在中世纪德意志，犹太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未像蛮族异教徒那样被彻底消灭，而是拥有自身重要的历史地位，《圣经》中已经做出了明确而翔实的记述——然而，他们的存在被掩盖在来势汹汹、宗教热情高涨的基督教大军东进之路中，面临重重困难，民族命运时刻都在遭受暴力与专制主义的挑战与拷问。德意志基督徒与德意志犹太教徒之间错综复杂却又充满尖锐矛盾的关系导致莱茵兰地区的一系列城市争端不断，包括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和施派尔在内，暴民对当地的犹太居民展开了血腥屠杀，到达海外的十字军部队也被同样的民族情绪煽动，怀着一种古怪的庄严使命感，对众多伊斯兰国家展开大规模进攻。对德意志本身而言，中世纪始终是一个宗教争端占据主流的时期，因此其对于犹太民族的态度长期充满了敌视和仇恨——人们认为犹太民族污秽不洁，这种仇恨的典型表现便是维滕贝格圣马丁教堂墙壁上所雕刻的“犹太人的母猪”的低俗图案，描绘了一群犹太人吮吸母猪乳汁，并且食用它的排泄物。这种邪恶的象征被维滕贝格教堂偶然保留下来，并且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见到——雷根斯堡教堂同样存有这种雕塑，法兰克福市政府也在城市的主桥上保留着类似图案（巨匠歌德曾经对此有过满怀厌恶之情的描述）。

令人感到怪异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暴力，宗教纷争压倒一切的社会中，对犹太人的暴力却并未持续太久。或许所谓的“犹太人聚居区”其历史能够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并且其一直在莱茵河沿岸的古罗马帝国堡垒间繁衍生息，在中世纪的欧洲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又或许，整个德意志分散的国家结构令大规模的集中进攻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也可能是因为犹太人族群受到来自某些权力机关的保护（自然，他们也为此支付了大笔金钱）。无论如何，德意志犹太族群社区虽然始终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并且备受压迫，受到一系列屈辱条款的制约，但依然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残酷迫害。

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进程中，德意志虽然是重要的参与方之一，但始终运气不佳，乃至厄运缠身。凭借着极度狂热的宗教激情，军事上的出奇制胜，以及上天赐予的好运（所有涉及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文献都对这三种因素各自所占的比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总体上获得了成功。历经多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十字军从穆斯林军队手中夺取了圣城安条克和耶路撒冷。同时，历史上还存在另一种有争议的说法，即这次胜利对欧洲而言事实上是一场灾难（对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假设十字军东征截止到第一次便偃旗息鼓，日后绵延数代、旷日持久的动乱便可以完全避免。此后的十字军东征逐渐演变成了一出错上加错的闹剧，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投机精神，充满狂热的执念，一败涂地。伊斯兰世界刚刚适应了来自北欧游牧部落的冲击，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将入侵者赶回海岸线地区，并且成功挫败了所有敌人开疆拓土的计划。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军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徘徊逡巡，不幸误入沼泽地带。行军途中，他只得坐在一架四人小轿上，座椅中部还需要开一个特殊的孔洞，能让这位患有严重痢疾的国王及时“方便”。更加悲剧的是，在整个十字军东征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都是如此。皇帝康拉德三世发起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然而这第二次远征完全演变为一场灾难，十字军全力试图攻占大马士革，但发现整座城池固若金汤，最终攻城行动完全落空。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起初谋划联合“狮心王”理查和腓力二世的力量共同御敌，拉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序幕，即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英格兰国王兼诺曼底公爵以及法国国王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订立强力盟约，进军圣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惨败雪耻。公元1188年，在美因茨大教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集会上，老迈的腓特烈对天发誓，向诸位追随者保证夺回圣地。不幸的是，腓特烈的大军在前进时遭遇灭顶之灾，腓特烈在骑马渡过土耳其境内的一条河流时因行军极度疲劳，心脏病发作，坠马落水而死，在他死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迅速瓦解，四分五裂。在关于他的传说中提到，腓特烈一世并未溺水身亡，而是沉睡在某处的山洞之中，他将在德意志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醒来，拯救国家——然而，这一传说来源于16世纪一份印刷错误的文稿，其中的排字印刷有着诸多谬误。这个故事事实上最初并非与腓特烈一世，而是他的后人腓特烈二世有关，腓特烈二世也是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欧洲伟大君主，充满激情，通晓数国语言，人称“世界奇迹”。等到历史学家们发现这一误解时，事态早已无法挽回，无数雕刻、绘画和壁画——包括戈斯拉尔宫殿中的一幅华美壁画，描绘了腓特烈因德意志实现统一而苏醒，为之喜悦欣慰的辉煌时刻——都留下了错误的人物形象。

远征的大军在通往圣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所有人都盲目相信第三次远征的难度将大大降低——远征大军最先到达了埃及境内，尽管这里在耶稣生前不过是暂时歇脚的地方，十字军依然将之视为远征的第一站。最终，十字军在1291年失去了最后一个陆地要塞，最后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当蒙古人在1258年攻入今日的伊拉克境内时，十字军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并派出一支间谍部队面见蒙古大汗，希望能够组建一支基督教–蒙古部族联军，共同对抗伊斯兰军队。诚然，历史最终证明这也不过是渺茫易碎的妄想罢了。

在进入下一个章节之前，我不得不提到一位与上文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格莱亨伯爵。这位本身无可指摘的图林根十字军战士将他华丽精美的石板墓碑设立在埃尔福特大教堂之中，两侧分别安葬着他的母亲与妻子。出于某些无法详细记载或公之于众的推测，这位伯爵即恩斯特三世事实上犯下了重婚罪。这段历史最终演变为口耳相传的故事：他在圣地耶路撒冷被撒拉逊人奴役，随即被一位美貌的土耳其少女所救，最终与她成婚并将她迎回自己的图林根城堡。在最终费尽心力与苦等自己多年的原配伯爵夫人达成和解后，格莱亨伯爵最终得到教皇的赦免，并获得教皇的特许，同时与两位女士成婚。

这个故事自然有许多十分明显的漏洞与不足之处，但显然，这段故事的弦外之音（或者进一步讲，明确主题），包括故事中的“三人世界”、宗教背景、战火纷飞，以及妻妾成群的香艳秘闻，无疑在历史上留下了颇具价值且浓重的一笔。一部以这段故事为题材的音乐剧此前曾在图林根州巡回演出，但这部剧作并未充分利用那些更加翔实、耸人听闻的历史题材。埃尔福特是一座风光十分秀丽的城镇，但并未发生太多的风云变故。在当地宏伟壮观的教堂前，有一片气势恢宏的开阔广场（在一场火灾事故中，此处的大批房屋被烧毁，之后空地被建成广场），皇帝拿破仑曾经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此会晤。除去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这座城镇自始至终沉浸在一片安详宁静之中。这样的历史同样为那些19世纪晚期的艺术家带来了麻烦，他们应邀为俾斯麦时代的新哥特式市政大厅阶梯绘制壁画，在创作过程中时常苦于无法寻找到足够的历史题材。艺术家通过将捏造的虚实结合风格的绘画作为表现主题，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该市政大厅阶梯壁画中包括一系列歌剧《唐怀瑟》中的情节，事实上这些情节都是近代发生的。此外也包含《浮士德》中的一部分精彩曲折的虚构情节，比如埃尔福特的一群学生看到他们的导师用魔法召唤出了神话中的巨人波吕斐摩斯[35]，并为此深深震惊。然而，整个市政大厅的中心壁画依然是幸运的格莱亨伯爵，他正狂喜地跪在圣坛之下，全神贯注地祈祷，同时在冥想中呼唤上帝，乞求上帝保佑他安全归乡。显然，绘制壁画的艺术家爱德华·肯普弗认为这样一个画面太过单调，因此他又大笔一挥，大胆地将两位妻子分别画在跪地祈祷的伯爵一侧，两人彼此注视，目光互不相让。居住在埃尔福特实在堪称一件乐事，这座市政大厅永远有着引人入胜的有趣之处，即使在附近停车要缴纳罚款也依然令人流连忘返，在这里总能发现关于这位虔诚伯爵精彩家庭生活的蛛丝马迹，不失为一大乐趣。

向东方进发

尽管从整体上而言，十字军东征堪称一场历史闹剧，但这场远征本身以及它所秉承的思想却很快同德意志的观念嫁接在一起，席卷了德意志与异教徒领土的广阔边界地带，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这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西班牙王国产生了累累硕果。德意志的十字军战士依然继续向圣地进发，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事修会组织，名为条顿骑士团[36]，但后者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对德意志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历史上始终存在巨大争议，因为骑士团的活动地区多半位于中欧境内，而非近东地区。

“条顿骑士团”这一名称本身便能够赋予人们十分丰富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不难想象一群中世纪的骑士团团长聚在一起，他们都蓄着浓密的红胡须，身披铠甲全副武装，对手下骑士团中的新手大肆取笑，同时痛饮镶宝石酒杯中的葡萄酒，发出粗俗下流的咒骂，直到实在无法忍受的随行神父打断他们。条顿骑士团逐渐声名鹊起，其实力扩张渐渐难以控制——诚然，这也和12世纪的历史现实密不可分——他们在作战装备上印的十字图案，代表着深深植根于德意志战斗精神中的普鲁士精神。这段历史甚至能够让人从这些十字军战士的身上，依稀窥见后世威廉时代和纳粹德国士兵的身影。骑士团的铁血传说十分著名，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爱森斯坦以反抗德国为主题的中世纪史诗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这部电影中，伴随着音乐巨匠普罗科菲耶夫为电影所作的恢宏悲壮的配乐，条顿骑士团成员个个凶神恶煞，配以骇人的服饰和化妆造型，并残忍地将数名俄国婴儿投入火中。

我并非有意借此论证一番，来尽力挽回骑士团的名誉；为上文做此铺垫只是为了向各位读者阐明，条顿骑士团诸如此类的种种残酷恶行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普遍行为准则密切相关。他们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踪迹——波罗的海沿岸砖石砌成的坚固堡垒，那些十字纹章盾牌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可怖气氛，以及从马尔堡[37] 到里加遍布四处的骑士团教堂，都令人感到畏惧不已。世人对骑士团的恐惧感一部分来源于名字本身，似乎“条顿”这个称谓便是恶魔的代名词，然而事实上“条顿骑士团”只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这个枯燥官方称谓的一种浪漫化阐释罢了。数个世纪以来，条顿骑士团征战四方，强化了德意志的统治力量，虽然帝国上下数次面临分裂，骑士团实质上对他们占据的领土具备实际统治权，并逐渐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最终，他们完成了对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征服——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彻底消灭了这些地区仅存的、不愿结盟的部族，这些部族将德意志同当时国力强盛、疆域广阔的波兰和信仰异教的立陶宛分隔开来，在这些部族被剿灭后，德意志与欧洲建立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紧密联系。

当前，条顿骑士团所要面对的全部挑战都集中于黑森州的城镇马尔堡一地——这里有着极其秀丽的山川风光，上城区甚至弥漫着好莱坞知名音乐剧《学生王子》的华丽风格。1231年，在为人简朴慈悲、自我要求甚高的年轻寡妇匈牙利的伊丽莎白[38] 逝世后，骑士团曾经接受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命令，在马尔堡建立教堂以纪念她。伊丽莎白救济贫民和病人的无私举动在她的时代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她年仅24岁即因过度劳累患病去世的经历更是打动人心。这种虔敬庄严的祭祀仪式逐渐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狂热，腓特烈二世为伊丽莎白遗骨打造了一顶黄金王冠，这也成为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盛事。伊丽莎白逝世后，信徒们对她的墓葬顶礼膜拜，朝圣者络绎不绝，骑士团成员们为她建立了一座十分华丽的早期哥特式教堂，在这座教堂周围，一座小城镇逐渐发展成形。引人注目的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虽然朝圣被下令禁止，但马尔堡的统治阶级仍然决定保留这座朝圣教堂的原貌，不对其加以整改和拆除。正是由于这种凸显人道主义精神的挽救措施，我们得以目睹这座建筑杰作的原貌，精美绚烂的雕像和圣坛也都得以保存至今，此外，保存伊丽莎白遗骨的金棺也十分完好。骑士团曾经的集会总部至今依然坐落在教堂四周，大部分建筑已经归属当地大学，那些今时今日显得格格不入的塔楼依然历历在目，充斥着阴森古怪的气息。马尔堡众多令人惊奇的地方之一便是遍地鳞次栉比的骑士团团长墓葬地，建筑风格为统一的德意志风格，结构复杂精细、庄严肃穆、令人敬畏。此外，这里也是历代黑森伯爵的安息之处。即便这座墓室常年散发着一股类似医院消毒水的气味，墓中安息的人都已作古数个世纪，但是这里冰冷的一排排石质雕像依然堪称中世纪艺术风格的杰出代表。更加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一战”期间的著名将领保罗·冯·兴登堡[39] 的墓碑也位于此处，这位典型的铁血普鲁士人、功勋卓著的德国总统，晚年却因观念陈旧和思想昏聩而在逝世前将权力移交给希特勒，铸成大错。

1914年在坦能堡战役中击败入侵的俄国军队后，兴登堡成为受人赞誉的国家英雄，原因在于这次战役与公元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与波兰–立陶宛联军作战时遭遇的惨痛失败形成鲜明对比，条顿骑士团经此一战后，彻底结束了继续向东扩张的脚步。为纪念1914年坦能堡战役的伟大胜利，一座巨大的纪念碑拔地而起，兴登堡及妻子被安葬于此，并由之后上台的纳粹当局精心布置策划，以瓦格纳的音乐作为纪念，纪念碑采用典型的纳粹“伪”中世纪风格。这座纪念碑也是为了旗帜鲜明地纪念公元1410年同样发生在坦能堡的失败战役。条顿骑士团与第三帝国所代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因为同样充满疯狂热情与鲜血牺牲，而被其他时代的人视为充满戏剧化与悲剧色彩。随着苏联军队于1944年进军坦能堡，纳粹党卫军为避免纪念碑被“玷污”，彻底摧毁了它，附近安葬的兴登堡夫妇遗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掘出，在匆忙中向西迁移，重新下葬。事实上，在那段战争接近尾声的动荡岁月中，无数安葬已久的遗体因同样的原因而重见天日，移至他处，其中甚至包括霍亨索伦家族的诸位王室权贵，在战乱年月之中，这些曾经缔造传奇的历史伟人也难逃被后人粗暴对待的命运。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和兴登堡的遗骨都在马尔堡历经波折。战后，经过与美国代理官员的长期协调，签订保护协议，普鲁士历代国王的遗骨得以在1989年尘埃落定之后回归故土，但兴登堡夫妇的棺木却被安置在伊丽莎白教堂正门背后的祈祷阁中，似乎永远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安宁——兴登堡曾经为之征战的地方如今已经划为波兰领土，他的国民不会再踏足此地，也不会再有人来纪念坦能堡战役的伟大胜利。因此，条顿骑士团曾经挥师向东，开疆拓土为德意志帝国创造的荣光已经沉睡在一片冰冷、阴暗的墓室之中，周围则安葬着为骑士团征战的众位团长，这里距离他们真正的家园只有数百千米的距离，这些骑士曾经的辉煌也最终化为幻景，消逝于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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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尔特堡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爱森纳赫市（Eisenach）城西的小山上，为罗曼式建筑，由当时较开明的魏玛公爵管理。—— 译者注

[2]《唐怀瑟》是根据德国中世纪传说写成的三幕歌剧，是瓦格纳所有歌剧中最受世人喜爱的作品之一。—— 译者注

[3]1815—1818年，德意志大学生以民族统一为旗帜，掀起全德大学生运动，首先在耶拿和基森兴起，并于1812年在耶拿成立了第一个大学生协会。多数大学生协会会员都曾志愿当兵参加过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作为主要目标。—— 编者注

[4]当时在大学生协会会员中弥漫着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色彩，宣扬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 编者注

[5]1817年10月18日，德意志15所大学约500名大学生协会会员，以纪念宗教改革300周年和莱比锡大会战4周年为名，在瓦尔特堡开会，号召反对一切危害祖国的内外敌人。当晚，学生们模仿路德公开烧毁教皇的教谕和法规，把保守的、“非德意志的”和反民族主义的书籍等统统付之一炬。见丁建弘所著《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编者注

[6]腓特烈一世（约1122年—1190年6月10日），神圣帝国皇帝（1155年加冕）。意大利人送给他“红胡子”这个绰号，说他的胡子是意大利人的血染红的。—— 译者注

[7]威廉一世（1797年3月22日—1888年3月9日），普鲁士国王（1861年1月2日—1888年3月9日在位），1871年1月18日就任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 译者注

[8]即腓特烈三世（1831年10月18日—1888年6月15日），由于只在位99天，也被称为“百日皇帝”。—— 译者注

[9]威廉二世（1859年1月27日—1941年6月3日），末代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家族首领，1941年威廉在荷兰多伦病逝，葬于多伦庄园。—— 译者注

[10]奥托三世（980年7月—1002年1月23日），东法兰克国王（983—100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96—1002）。—— 译者注

[11]抢掠普洛塞庇娜的故事源自希腊神话，冥王哈迪斯绑架珀耳塞福涅到冥界与其结婚，普洛塞庇娜在希腊神话中对应的人物就是珀耳塞福涅。—— 译者注

[12]一个分布范围极小的西斯拉夫人群体，主要分布在德国的萨克森与勃兰登堡两州境内。—— 译者注

[13]即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Ernst August Ⅲ，1887年11月17日—1953年1月30日），汉诺威王位继承人，不伦瑞克公爵。—— 译者注

[14]即纳粹德国。—— 译者注

[15]即奥托一世，德意志境内萨克森王朝的第二代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译者注

[16]外号“捕鸟者”，东法兰克国王（919—936年在位），萨克森王朝创立者。—— 译者注

[17]即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1027—1087），欧洲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译者注

[18]“日耳曼人路易”之子（约839—888年），加洛林王朝东法兰克国王、西法兰克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短暂地重新统一了查理曼统治过的全部疆土，并于881年由教皇约翰八世加冕为“罗马人民的皇帝”。但他的统治非常虚弱，帝国的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徒有其表。—— 译者注

[19]马扎尔人是匈牙利主体民族。—— 译者注

[20]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王朝。最初霍亨斯陶芬家族为现时德国南部施瓦本的统治家族并世袭伯爵之位。1138年取得德意志王位。1268年该家族终结。—— 译者注

[21]德国中部城市。位于哈茨山北麓、博德河畔。—— 译者注

[22]圣枝主日也称棕枝主日、基督苦难主日（因耶稣在本周被出卖、审判，最后被处十字架死刑），是圣周开始的标志。—— 译者注

[23]阿尔弗雷德大帝（849年－899年10月26日），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威塞克斯王朝的国王，被后人尊称为“英国国父”。—— 译者注

[24]蛋糕传说是关于阿尔弗雷德的著名传说。一次他战败并匿名藏身在萨默赛特郡沼泽中，一个放牛人收留了他。放牛人的妻子请他照看炉上烘烤的糕饼。他收拾着弓箭，心中思索着如何赶走丹麦敌军，完全忘记了糕饼这回事，最终把饼烤煳了。主人的妻子发现后非常生气，狠狠地责骂他一顿，压根儿没想到他竟是国王。—— 译者注

[25]又称亲王主教，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中世纪时以教会诸侯的身份治理一个或多个公国，同时拥有政教二重权力的主教。采邑主教制度在中世纪德意志尤为盛行。—— 译者注

[26]德国东北部的旧州。该城原系斯拉夫人名城维利格勒（斯拉夫语，意思是“伟大的城市”）。斯克林公爵占领后，改用德语名称梅克伦堡。—— 译者注

[27]古代位于现今荷兰及德国境内靠近北海南部地区的一族人。—— 译者注

[28]德国城市，位于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府。—— 译者注

[29]又称美因茨圣玛尔定大教堂，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首府美因茨，是天主教美因茨教区的主教座堂，主保圣人是都尔的玛尔定。—— 译者注

[30]沃尔姆斯大教堂是德国最重要的罗马式教堂之一。—— 译者注

[31]天主教施派尔教区的主教座堂。在法国的克鲁尼（Cluny）修道院损毁之后，施派尔大教堂成为目前世界上留存最大的罗马式教堂建筑。—— 译者注

[32]皮拉内西（1720—1778），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师。—— 译者注

[33]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 译者注

[34]又名《冬猎》，为勃鲁盖尔于1565年创作的杰作。—— 译者注

[35]波吕斐摩斯 （Polyphemus）意为“著名的”，希腊神话中吃人的独眼巨人。—— 译者注

[36]又译德意志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一起并称为三大骑士团。—— 译者注

[37]马尔堡（Marburg）全称“兰河畔马尔堡”，公元1211年建市，位于德国中西部。—— 译者注

[38]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1207—1231），匈牙利公主，尊崇圣徒弗朗西斯科，把弗朗西斯科倡导的“六慈悲”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马尔堡成立济贫院，收容贫民和病人，为他们服务终生。—— 译者注

[39]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年），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1925年起任德国总统，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 译者注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围墙小镇»

其余的优越情结»

政治体制简述»

日耳曼部落»

饥荒与瘟疫»

钻石闪耀之地

围墙小镇

在现代德国的风貌之中，依然能够寻觅到无数中世纪时期的蛛丝马迹，然而，这种“中世纪”风景多半经由现代风格修补拼凑而成，或是采用精巧别致的重构手法。欣赏这些优美风景，如斯陶费兰德或摩泽尔河谷的最佳途径是乘坐完全不同于中世纪运输工具的舒适火车，从车窗眺望两侧错落有致的农田、鳞次栉比的堡垒式房屋、众多教区教堂，以及坐落其间的小规模城堡，这些美丽景色飞一般地掠过车窗，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使人恍然间沉浸于“中世纪”风格之中。在德国，这一过程通常有着纷繁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作为支撑——因为一片地区发展壮大之后，通常都会追求社会各个方面的圆满，因此会致力于保护悠久历史，让古代遗留下来的城墙保持原貌，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过度改变城市特色，甚至去破坏那些拥有漫长历史的角楼，或者是填埋战争时代开凿的沟渠。这些因为军事和宗教原因保留下来的遗迹足以引起人们对曾经历史的追溯，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巴登–符腾堡州的科赫尔河，这里风景如画、美不胜收，东南部坐落着小镇施韦比施哈尔[1]，科赫尔河从这里穿城镇而过。徜徉在小镇颇具特色、具有典型中世纪施瓦本地区风格的景色中，一座景色秀丽的小山突然映入眼帘，山顶坐落着一座中世纪要塞，并且奇迹般保存完好，那便是康堡修道院[2]，外形类似一个巨大的朝向山顶的真空吸盘，高墙掩映下是一座十分典型的塔楼式教堂，旁边坐落的则是中世纪时期的市政大厅。康堡修道院原为身有残疾、热爱冥想的公爵布克哈德二世于公元11世纪为贵族阶级修建。这座建筑十分完美地体现了中世纪山顶建筑得以保存完好的一切关键因素——这类因素在其他地方如班贝格、布拉格和萨尔茨堡等地也多有体现（达勒姆、阿西尼或其他众多中世纪古城镇同样如此）。大体上，中世纪古城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建在山顶，另一类临水而建（也有一部分古城镇是二者兼而有之，如迈森和布拉格便是典型的二者结合）。在游览过程中，我为康堡修道院的风光深深着迷，反复逡巡，流连忘返，在登上火车之后，依然不免竭尽全力伸长脖子远远眺望，想要再次一睹这美景。一直以来，这样的疑问始终存在：大多数人对中世纪的历史奥秘知之甚少，因此，康堡修道院的主体建筑——一座结构复杂，造型低矮而宽阔的八边形罗马式厅堂，始终未曾留下任何关于其建筑用途的痕迹，人们尚且无法追溯这座建筑的历史——它究竟是一座特殊的小礼拜堂、一个圣物室，抑或是一座图书馆？平心而论，这座建筑杰作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和思考，但显然未能诞生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结论，康堡修道院至今依然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

到19世纪中期为止，这座小镇的城墙历经多次大规模扩建和加固。不同的小镇之间彼此有城墙间隔，为内城提供保护，同时也设下了一道无形的间隔，界定了一个人究竟是否“属于”某座城。这些城墙自身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因而时常需要大批军队保卫，以确保城内安全。在中世纪，大部分城镇人口十分稀少，其中多数平民为生计奔忙，忙于为马匹钉掌、腌制蔬菜或是制作衣物，因此中世纪城镇的武装力量极其稀缺，这成了一大难题，能召集的雇佣兵或城镇武装力量也仅仅由铁匠或从事其他工作的平民拼凑而成，再无其他。中世纪时期（事实上包括直到17世纪之前的所有时期），在城镇中居住的人口要为他们自身生死存亡的命运负责。数代之内，可能没有任何危险情况发生，而一旦战争突然爆发，这些城镇便难以维持生计，再也没有余裕去修筑坚固耐久的防御措施，那些无法生产出先进武器装备的平民也会因此遭受灭顶之灾。

如今，大部分城墙已经被拆除，无论是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而更加坚固的壮观宏伟的维也纳城墙，还是相对普通的一般围墙，如特里尔或明斯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将城墙改建为林荫道。有些城市，如米尔豪森，尽管城内大多损毁，但外墙却保持得十分完好，如果在角楼之间漫步，还能够望见碉堡上的城垛。在战事危急的时刻，人们会修筑其他工事以加固这些城墙，如壕沟、铁刺、水渠及外围堡垒。若是面临敌军的激烈攻势，战场之内位于城墙外的所有房屋和树木都要被彻底摧毁，碎石和木材则用来加固内墙。然而，所有上述防卫措施自身也存在严重问题：如何临场调度配置如此大规模的人力及物力，尤其是当大批周边乡村地区战争流民涌入，导致城镇人口激增时，保证食物储备供应，将会成为极度严峻的考验。在援军赶来，击溃外敌之前，城内的所有人又能够坚持多久呢？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最近一次发生在三十年战争[3] 时期，城市管理者们也因此无数次十万火急地召开秘密会议。举例来说，与敌国的皇帝或好战的一方诸侯谈论服从与效忠的问题是难以奏效的。如果市政官员当前最为急迫的任务是保护他们自身以及治下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那么仅仅全体向敌人屈膝投降，谈好条件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或者说，假如一年过去，皇帝来此兴师问罪，勒令抓捕全体市政官员，判决他们犯下了叛国投敌罪并对其施以酷刑，在城墙下示众，这样的后果有没有可能出现呢？若是紧闭城门，抵御外敌围攻，会不会导致城中的所有人都弹尽粮绝，因饥饿而互相残杀，或者假若敌人的攻势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那么最终扭转战局是否仍旧称得上英雄之举？16世纪中叶，宗教问题日积月累，最终爆发。当一个时代时常发生血腥屠杀，生灵涂炭，继续选择为信仰而战是否仍是最佳的抉择？抑或是一场以宗教为名义的大战已山雨欲来，正在酝酿之中？不论站在米尔豪森城墙的一座塔楼之上，或是登上康堡修道院的城垛，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地方总让人感受到小城弥漫在孤寂凄清的氛围之中，即便我此时此刻正悠然漫步，享受着手中的清凉饮料，心中因此而生的愁闷与怅惘依然无处排解。

一座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精力通常都消耗在建造主要建筑以及教堂和城墙的相关修缮维护工作上。其中教堂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防御因素——在与意图不轨的敌军骑兵对峙时，要在战斗中占得先机，关键在于高塔上的瞭望人员目力所及范围必须尽量广宽，教堂的响亮钟声也能够及时传递战报，以便相关人员寻找对策，有的教堂钟声作为战争警报甚至能传达24千米之遥。在今天的德国，以维滕贝格为代表，众多历史悠久的古老城镇至今依然保留着中世纪时期的作战平台，建在极高的塔楼之上，不知瞭望塔上的哨兵是否会因为常年与世隔绝的瞭望工作而烦躁不已。

城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城内的人民，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为了将外敌拒之门外。中世纪时期，人们必须严格遵守每晚的宵禁令，所有城门都将按时锁闭——只有小部分特权人物能够随心所欲地居住于城墙之内，因此守卫城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外来的威胁。然而，对哨兵而言，守卫工作带来的无非是无尽的艰辛考验——尤其是对那些单独一人执行守卫任务的哨兵来讲，这样的工作不仅意味着生命危险，还意味着必须在关键时刻及时释放信号，唤醒他的朋友。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第一幕开场情节十分透彻地展现了城墙守卫工作的单调枯燥与危机四伏[4]，但《哈姆雷特》剧中的卫兵尚属幸运，能够有机会目睹神秘事物，为单调的守卫工作增添一些有限的乐趣，而在意大利著名作家迪诺·布扎蒂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鞑靼人的沙漠》中，主人公城堡守卫乔瓦尼·德罗戈的守望贯穿全书，哨兵的任务枯燥无聊，他所驻扎的城堡也鲜有人烟，他成为城堡唯一的守卫，最终，在他已步入风烛残年时，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扬起了漫天的滚滚烟尘，预示着入侵者终将来临。

其余的优越情结

《鞑靼人的沙漠》中这烟尘滚滚的景象在公元1241年的德意志成为现实，蒙古骑兵的铁蹄踏上了德意志的边境。毫无疑问，欧洲在来自广阔草原的敌人面前显得无比渺小，此时的基督教世界完全成了生死存亡的一个整体。相对亚洲而言，欧洲城市的规模要小得多，与美洲的广阔地带更是无法相比。欧洲国家偏安于欧亚大陆一隅，在边远的近东地带建立的防御设施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而西班牙实质上始终控制在穆斯林政权手中，地中海也同样有伊斯兰国家的海盗船四处横行，在强敌来临之际，基督教世界没有任何一片地区能够幸免于难。

然而，德意志文化中根植着极度的自信，写满了辉煌。例如，13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始终有着相当的完整性，并一直流传至今。马格德堡宏伟壮观、造型朴拙的大教堂至今依然是基督教血液向东渗透和文化艺术上绝对自信的象征之一。最初建成的教堂在公元1209年因为偶然事故被彻底烧毁，然后当地便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规模重建工作。之后落成的教堂是历经多年建造完成的复原品，三十年战争中马格德堡化为一片废墟，大教堂却奇迹般得以幸免。拿破仑占领期间，大教堂曾被他手下的军队用作马厩，随后在1945年再次遭到毁坏。然而，尽管遭遇了一系列兴衰变迁，又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岁月的磨砺，这座大教堂成为久远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幸存者和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的心脏所在，肩负着至关重要的军事和宗教使命。大教堂高耸的石壁记录了基督教向东发展扩张的历史：让异教徒皈依上帝，若有不愿屈服的异教蛮族，便将之彻底铲除。无论如何，这座建筑都堪称中世纪宗教版五角大楼。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庞然大物对那些渺小、蒙昧的异族移民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心灵冲击——教堂的宏伟程度简直远远超过了人力所能及的范围。

马格德堡这座小城因为大教堂的存在而带上了浓郁的中世纪宗教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两处遭到破坏的修道院遗迹，余下的建筑大多充满了浓郁的斯大林式混凝土风格[5]。两德统一之后不久，我初次来到德国，多方寻觅，经过一条阴暗潮湿又空旷无人的窄巷，初次造访了马格德堡大教堂。那时候，刚刚统一的德国百废待兴，街巷内空无一物，而如今，这条小巷已经被一家小店占据，门口立着一个头戴伊丽莎白二世式样的熊皮帽、身着制服的卫兵人偶，守卫着一家名为“午后飨宴：英式佳肴特选”的小店。然而，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人士对此难免感到一丝难言的异样：这家小店的存在本意自然是为了庆祝和揽客，但一位古怪的“英国卫兵”立在门口难免使人感到尴尬无语。

假如马格德堡代表了13世纪严峻又充满危机的一面，那么班贝格，也就是今日的巴伐利亚州，则代表着中世纪德意志文明发展蓬勃兴旺的一面。从古至今，这座城市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变迁，今日的面貌已经与过去相去甚远，然而，班贝格依然保留着最初的布局，市中的每座山顶上都修建着教堂等宗教建筑，修道院医护中心、中心大教堂、主教宫殿及红顶的民居鳞次栉比，几乎占据着城区的每一个角落。班贝格的中心大教堂很显然是对莱茵河地区的三座帝国大教堂的致敬之作，教堂内部有着风格颇为独特的唱诗席，四个拐角处建有同样的塔楼。站在险峻高耸的教堂之下，人会不由自主地心怀感动崇敬之心，甚至想要将面颊贴在冰冷的石墙之上。班贝格教堂中的另一杰作是班贝格骑士塑像[6]，也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欧洲大陆建立的第一座等身大小的骑马塑像。班贝格骑士始建于约公元1230年，雕像的真实身份至今依然是一个谜。我对这座雕像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没有人能够确切说出“他”的真实身份：考虑到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雕像必定是某位历史名人，无数的历史事件显然为之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在意义，乃至使之成为人类虚荣炫耀的象征。更不必说这位骑士曾经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也曾成为纳粹政权的最爱，象征着日耳曼民族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的不竭源泉。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班贝格骑士曾经遭遇过无数曲折，历经兴衰沉浮，但这座巨大的、肃穆庄严的雕像依然同教堂中其他众多伟大的雕塑作品（题材包括描绘魔鬼将罪人引向地狱的、精心雕刻的陵墓石碑，以及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人物雕像）一起，占据着这座德国中世纪文化名城的中心地带。城中宁静流淌的小河上架着桥梁，市政厅的墙壁上绘有古代英雄人物的彩绘，简陋的小酒吧随处可见（显然，这里有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镇更大的人均啤酒消耗量），修道院花园风光宜人。

在拜访班贝格的旅途中，我曾经在脑海中模糊地设想过，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全家移居班贝格，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虽然缺乏适宜的在当地谋生的手段，更没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会讲德语。或许我可以考虑盘下当地的“山羊头”酒吧，摇身一变成为新老板，模仿当地酒吧老板的样子蓄上一副浓密的络腮胡，并反反复复地擦拭每一张吧台，紧皱双眉，假装心事重重，同时因为语言不通，对客人的点单要求一头雾水，只好尽量忽略愤怒顾客的嘲弄与咒骂。酒吧内的空气一定是弥漫着炖煮德式泡菜的浓郁气息，或许还会夹杂着我妻子的无情取笑和孩子们因为吃不惯当地油炸猪肚而爆发出的哭诉抱怨。这样的景象俨然便是保罗·索鲁[7]《蚊子海岸》[8] 中不幸的美国一家人的翻版，虽然同样疯狂而不可理喻，但我们所面临的麻烦大约还要再加上欧洲大陆寒冷多雨的恼人天气。

若是我们追溯历史的话，会发现德意志的移民扩张政策在13世纪可谓进行得如火如荼。大批军队人员、宗教人士和外来移民逐渐扩散迁移至今日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州、波美拉尼亚及奥地利。大规模的移民扩张亦是对这些地区早期的、相对独立的征服。这些领土的主要统治者事实上几乎无法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并且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勃兰登堡藩候、绰号“大熊”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以及萨克森的“狮子”亨利等，这些诸侯或多或少都拥有独霸一方的大权。在皇帝决定移居意大利，远离德意志本土或继续十字军东征大业时，这些诸侯或多或少能够提供有力帮助，但若是皇帝昏庸或皇权旁落——即使是中央集权稍有削弱——野心勃勃的四方诸侯也会蠢蠢欲动，以冀争权夺利。

当条顿骑士团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开疆拓土，建立包括但泽（波兰语称格但斯克）、里加和瑞维尔（今称塔林）等城市，将日后的东普鲁士地区纳入麾下时，13世纪也成为日耳曼民族巩固统一的重要历史时期。数量众多的外族部落疆域——索布、卢萨蒂亚、波美拉尼亚等地或彻底灭亡，或逐渐日耳曼化。然而，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更加有组织的强大敌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民族一半通过自身的演化发展，一半为了抵御来自日耳曼民族的威胁，逐渐形成了日后的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能够抵御来自德意志王国的进犯，其中最为精明的策略当属主动皈依基督教。日后，尚有小部分德意志人群体应某些特定统治者之邀，继续向中欧地区迁移，从事中小规模的自由商业贸易（日后更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羽翼庇护）。但大体而言，今日社会德语区的主体疆域已经初见雏形——并且始终未曾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变动，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纳粹德国引发的世界灾难导致这些古老移居者的子孙后裔几乎全部遭遇横祸，或惨遭杀戮，或流离失所。

蒙古人在公元13世纪40年代的大举入侵对这种东迁的整体格局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上，这种威胁甚至关系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生死存亡。总体而言，蒙古人有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十字军的使者秘密前去会见蒙古大军，希望能够与他们结成联军，共同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但使者十分惊诧地发现蒙古人的字典里完全不存在“联合”这个词汇，他们唯一信奉的便是“服从与奴役”。在这个层面上，这些行事古怪、四海为家的马背民族确实无法对地域固定、组织严密的城镇居民和军队力量造成过大威胁，但早在这些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大陆之前，他们就已对古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假如文明也有着可以衡量的固定标准，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有着比欧洲伟大且复杂得多的光辉历史。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了中亚的众多强大国家，随后又征服了罗斯国（相关的历史细节在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安德烈·鲁布廖夫》中有着十分详细的刻画）——蒙古帝国的子孙后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未曾停下征伐的脚步，先后洗劫了印度、伊朗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留下了被夷为平地的市镇尸骨遍地。在蒙古士兵于欧亚大陆四处欢歌狂宴之时，欧亚大陆的无数贵族势力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之下溃不成军，最终化作齑粉。

此时的欧洲是否已经真正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呢？考虑到这场危机的真正本质——欧洲事实上危机四伏，时刻处于灾难爆发的边缘，但仍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种冷酷的现实——这其实体现出了欧洲大陆自身的一种古怪的优越感。毕竟，当时的罗斯国数个世纪以来长期处于蒙古的控制之下，早已走上了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虽然漫长曲折的难解争辩延续至今，俄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不幸与曲折依然被归结为自身的“亚洲文化”遗产。公元1241年，当不计其数的蒙古军队大举入侵波兰和匈牙利时，欧洲的全部政治和文化历史根基险些以同样的方式毁于一旦。一支波兰、西里西亚和条顿联军在利格尼茨战役中与速不台率领的金帐汗国军队狭路相逢，被蒙古骑兵彻底击溃，此战过后，少数幸存者一路败退，从此一蹶不振。匈牙利王国动员全国上下的全部人力物力，全力抵抗两支蒙古大军的南部兵力，但同样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此时欧洲上下都弥漫着关于蒙古人如何残酷对待敌人的可怕传言，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在速不台的大军面前，欧洲大陆可以说毫无招架之力，面对敌军的巧妙战术——蒙古冲锋部队由擅长骑射、机动灵活的蒙古弓箭手组成——欧洲的重装甲骑兵甚至还未来得及准备好武器，便已经被斩落马下，一命呜呼。在将匈牙利也收为囊中之物后，蒙古大军又继续向奥地利行军，到达了维也纳新城[9]，并一路前进，进入巴伐利亚，或向北意大利进军。然而，此时此刻，命运的转折突然来临——蒙古大汗窝阔台突然在哈拉和林去世，正在欧洲大陆行军的一众蒙古将领只能停止前进，回师蒙古以选举新任大汗。匈牙利此后数年一直处于蒙古人的监管之下，但入侵的军队从此再未踏足该地，其中真正的原因后世再无从得知。其中一种比较新颖且相对可信的推测是对蒙古帝国而言，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不仅地处边远，而且实在无法引起太多的兴趣——甚至匈牙利的广袤草原也仅仅符合蒙古帝国发展对畜牧的需求，并且当广阔的北亚地区已经成为囊中之物，匈牙利的这一点可取之处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此外，退一步讲，就算蒙古大军想要尽兴烧杀劫掠一番，那么即使是巴格达这样的城市也要比维也纳新城更加广阔富饶。蒙古铁骑前进到何处对欧洲历史而言命运攸关，在大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欧洲遍布各地的坚固城墙或许可以延缓他们前进的脚步，所幸，在城墙发挥作用之前蒙古军队便已经退去，欧洲大陆可谓逃过一劫。

政治体制简述

日耳曼帝国规模庞大，地区冲突矛盾复杂，看似很难建立一种稳定、统一的政治体制。即使是历代统治者中最有远见和才干的人，也难免为了镇压各方诸侯而疲于奔命。甚至当维也纳正式建立都城时，这座城市也不过是仅属于哈布斯堡皇室家族自身的一座权力堡垒而已。帝国领域之内，不同的城市各自担负着完全不同的职能，其中韦茨拉尔[10]、法兰克福和雷根斯堡的地位最为重要，而施瓦比施哈尔等其他城市则担负着铸造货币的职责。如果按照现代地图的标准，中世纪德意志领域是十分混乱的，众多重要城市都属于“非日耳曼”地区，包括布鲁塞尔、第戎[11] 和米兰。这其中蕴含的构想（以及以皇帝而非国王作为国家首脑的概念）一直以来都充满某种尴尬的意味，并且德意志帝国上下始终错误地认为查理曼及其子孙后裔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西罗马帝国真正的继承人。

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帝国的领土本应包含法国、英格兰、南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某些历史时期，帝国的确凭借某些个人继承关系吸纳或掠夺了这些领土），因为这样一来神圣罗马帝国便能够复制最初的古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与其声称的继承自罗马帝国的正统性不谋而合。这一切用现代眼光来看可谓疯狂，因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已经年月久远，虽然查理曼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占据了旧日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但其中依然存在着深深的鸿沟。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极为看重这种与罗马帝国的虚构关系，教廷的教皇也借助凌驾于其他主教之上的至高教权，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教廷的正统继承者，设计攫取权力，并因此衍生出了一系列荒诞的历史骗局，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君士坦丁的赠礼”[12]。公元11世纪法兰克尼亚王朝的历代皇帝和教皇的激烈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和内战，这种矛盾存在其内部原因。宗教和世俗的统治者同样是精神力量的后继者，然而部分世俗领袖，如英格兰和法国的国王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级，属于凭借自身实力跻身权力巅峰的蛮族统治者。这些国王获取了数额巨大的财富和日益强大的实力（并且事实上已经各自为政，彼此敌对，或是对帝国本身的压迫怀有反抗意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自然对此颇为不满，并视之为一时得意的投机分子，不愿正式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样，帝国的皇帝一般出身于社会最上层的权贵世家，若论社会阶级，皇帝的尊贵身份绝非他治下权力最大的国民所能比拟。随着普鲁士和萨克森的统治者们权力日益膨胀，帝国的皇帝显然无法再坐视不理，让自己一味沉浸在荒谬可笑的幻想——成为恺撒大帝一样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宰——之中。

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日益扩张，然而大体上来讲，这种现状不如说是统治者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就德意志本身而言，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控制在实力强大的各地诸侯手中，这些诸侯连同他们领土内的封臣，其势力范围已经同实际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无异。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状况，他们也可能对皇帝表现出十足的恭敬顺服，给予积极的军事援助。之后，宗教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这种顺服仍然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之上。然而在15世纪末的英格兰分封贵族阶层中，这种政治自由却成了空谈。德意志的殖民扩张政策本质上也意味着面积广阔的重要领土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之下。从科隆、美因茨到马格德堡和弗赖辛，“好战主教”们占据了众多城镇，拥有个人名义下的税收和军队。此外，也有部分城镇获得了特权，处于皇帝本人的直接领导之下。这些城镇的支持是皇帝的重要权力来源之一，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占据周边城镇的贵族阶级制约。享受这种地位的城市名为帝国自由城市[13]，这对城市本身而言是一种无上的殊荣。这一制度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半共和制的政治体制。这些城市包括诸多重镇，如吕贝克、法兰克福、纽伦堡和乌尔姆，还包括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如埃斯林根和米尔豪森。乌尔姆大教堂墙壁上雕刻的巨大帝国雄鹰图案便是这种地方高度自治的象征——也被视为整座城市的护身符，抵抗着环伺四周，企图蚕食吞并这座富庶都市的贪婪统治者。在城墙之后，这些半自治城市得以保持安定繁荣，逐步发展壮大。在自由城市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皇帝常年以奥地利作为根据地，始终兢兢业业地与土耳其人作战，并没有多少余裕来干扰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通常情况下，一位公爵所属的领地会因为继嗣争议而发生分裂，继承人间因继承要求发生矛盾冲突，此时便需要帝国内部的政治机构出面调解仲裁，这些成百上千的政治机构一旦遇到“自由帝国骑士”个人名下的城堡的归属问题，便会纷纷介入其中，借机分一杯羹。这种状况就好比是神圣罗马帝国配备的一个“只读光盘驱动器”，在拿破仑彻底废除这种制度之前，对于任何一个来自伦敦或巴黎等统一国家城市的人而言，若要在电脑屏幕上展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极其复杂而混乱的彩色城市地图，必然会如坠云里雾里。诸如施瓦本（拥有众多颇具实力的自由帝国骑士的自治区）等地区便被分割成了无数面积极为狭小的区域，每片区域都有着各自的复杂历史。如果穿越德意志全境的话，会发现四处布满了无数界标，若是乘船在莱茵河上前进，则时常需要支付数不清的通行费用给各家掌管河道的贵族势力或者城镇管理机构，而这些人不过是恰好掌管了某一小段河道的通行权而已。在我偶然经过面积狭小的侯爵领地安斯巴赫时（在游览安斯巴赫博物馆的过程中——这家博物馆人迹稀少，展品也枯燥乏味），曾经对此地的复杂地图感到头痛不已，即使是这样狭小的一个独立国，也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在临近的邦国拥有土地，或者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独特习俗。符腾堡公爵拥有领土的过程看起来则更像是一个残酷的玩笑——虽然表面看来，在西南部拥有众多土地实则不如说是一场空欢喜，因为大部分土地不是荒无人烟或毫无价值，就是掌握在当地权贵的手中，这些贵族自然会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阻挠公爵阶层想要夺回土地的计划，避免公爵们在地域上或财政上独揽大权。有些公爵尽了最大努力想要保住自己在法国东部继承的部分飞地——这些飞地绝大多数贫困落后，随处可见的除了圈养的牲畜就是破旧的教堂，但这些地区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对这些财政上捉襟见肘，权力上处处受限，饱受屈辱与掣肘的公爵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于至高无上、发号施令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言，这些矛盾显然不是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而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帝国大事。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14] 颁布了《金玺诏书》[15]，这份诏书成为之后帝国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准则。诏书规定皇帝只能从七位法定候选人中选出，七位选帝侯都拥有广阔的重要领土。七位候选人包括：三位教会候选人——德意志大主教（辖地美因茨）、高卢和勃艮第大主教（辖地特里尔）以及意大利大主教（奇特的是，意大利大主教的辖地为德意志的科隆）；四位世俗候选人——波希米亚（捷克）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勃兰登堡藩候和萨克森公爵。这七位选举人所构成的阵容也经常因为不同的历史原因而发生变更或增减。选举帝国新任皇帝的仪式在帝国自由城市之一——法兰克福举行。举行仪式的场所遗迹在1944年毁于战火，在大规模重建后，该处古迹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很可惜的是，重建过后的建筑过于华丽精美，无论是墙壁还是屋顶，都完美无瑕，失去了某种应有的古朴陈旧气息，使人很难真正感受到来自古老中世纪的氛围。七位选帝侯分别由自己的领地出发，齐聚在法兰克福的一间特定的小型礼拜堂中，然后进行选举。一段时间之后，再经各人提出异议，争论一番，确定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成为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新皇帝会在中央广场的露台上现身，面向罗马广场密集的人群，之后摆下宴席，大肆庆祝。在法兰克福，选举新帝的仪式无疑是人民生活的重中之重，也是全市上下值得自豪的大事。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这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依然存在，也使得法兰克福成为19世纪德意志邦联议会所在地，同时也继续跻身“自由城市”之列。

日耳曼部落

当我们研究中世纪的历史时，通常都会花上大部分的时间研究其中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公元10—13世纪。虽然大部分的历史事件依然掩埋在重重迷雾之中，其中也不乏彻底消亡或被后世误解的部分，但在探究历史，逐渐拨云见日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无穷无尽的魅力——城市逐渐发展，国境逐渐成形，社会组织结构虽然仅仅是雏形，但也开始逐步明晰。研究的难点之一在于，我们很难得知在这段时期之初，人们对于那些即将逐渐演化成现代国家形态的地域采取何种称谓。自然，以现代的命名法可以找到相当巧妙的表述，将之模糊地称为“部落”，就好比现代非洲的那些部落组织一样。如果考虑到德国的历史现实，这些部落的消失不过是一群历史学家们故作博学的文字游戏罢了。我们可以假设，部落虽然历史悠久，却难免愚昧落后，令人感到尴尬，“部落”（tribe）这个词实在难以与今日的德国产生联系，并且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给人一种化外之地的蛮荒感。正因为语言上的刻意模糊以及信仰上的吸纳改变，大部分部落文化已经彻底消失了，而索布人、文德人、古普鲁士人及其他部落居民之所以依旧保持着部落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拒绝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侵袭，免于被斯拉夫人同化的命运。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至今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对纳粹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有一种解释认为，纳粹政权对中世纪历史文化如此痴迷狂热，原因之一便是中世纪的历史让整个欧洲都进入人们的视野：德意志代表“文明开化”，波兰代表“野蛮部落”，被文明领域拒之门外（事实上，数个世纪以来，波兰都是占据着广阔领土的强国之一）。

诚然，人们都希望呈现在自己眼前的历史清晰明了，然而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为“部落”一词下定义，关于它的争论始终无法彻底尘埃落定。大部分人首先忠于自己的家族，而后忠于所属的教区或行会。同理，平民也必须对统治他们的公爵表示效忠——不仅要上缴金钱和货物作为赋税，还要花费时间履行公民义务。在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他们应尽的义务。若是某年作物歉收，平民便无力以实物支付赋税，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复杂的谈判商讨。若是敌军突然来袭，人们便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然而这种情况下一般平民通常难以做到正确应对，因为缺乏定期的、严格的武器自卫训练，并且这种懈怠、缺乏危机意识的状况通常会持续数代之久。一次十字军东征也会给人民带来众多新的负担——除了大规模的、正式开始的十字军东征，还有数不清的小规模征兵，这些数据（包括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及其他）只在19世纪历史学家的文献描述中有所记载。前后数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恰如一部系列电影，第一部博得满堂彩，之后的续集就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席卷整个社会的东征热情知之甚少，但可以想象，这种狂热是如何被教会奉为圭臬，使得朝圣成为全社会的重中之重，所有人都为异国土地上流传的故事而深深着迷。各地现存的十字军陵墓和圣墓教堂[16]中幸存的部分雕塑依然体现了这些传统，德国小城韦尼格罗德即是如此。

十字军东征需要的是各方的服从与协调。正如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个人层面、部落种族层面和普遍层面的不同身份也能够彼此协调与妥协。对于一名十字军战士而言，个人追求的是灵魂救赎，对于他所属的家族和族群而言，他既希望能够为同胞带去荣光，也希望为家庭带去富足的生活。例如一位巴伐利亚公爵治下的士兵，他需要履行义务，离家作战，将耶稣成长的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胜利夺回，这也是他身为基督徒的使命之一。在这位士兵的脑海中，他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所属部族——但显然，他的归属感中并不包括“德意志民族”这个整体概念。

部落文化在德意志民族思维中可谓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对于中世纪的众多日耳曼人而言，在思想上“成为”德意志人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一名中世纪的巴伐利亚人或施蒂里亚人能够在很多方面表示忠诚，例如对待家族或所属部落，但对于特定的“德意志”概念无法形成有效认知。在英格兰同样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但在面对这样的混乱时，英格兰的解决途径却更胜一筹——虽然直到15世纪，这样的问题才最终全部解决。英格兰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国土面积狭小的问题，因此这样正式的忠诚协作关系缺乏现实意义。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过后，这种关系更是少之又少，唯一可能的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后维多利亚时代郡县制度的诞生，比如一个人出生成长于肯特郡，他便要在肯特郡奉献自己的一生。其他的一些郡，如约克郡或康沃尔郡，都拥有十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在某些地区，尤其是那些与威尔士或苏格兰接壤的地区，人们通常要肩负解决边境争端的责任。然而，即便是在权力的巅峰时期，英国的割据领主们也会专注于整肃军队，组织操练，同时担负起作为社会领袖的责任，对国家的权力中心伦敦表示忠诚，即便国家上层通常会暗中图谋瓦解地方势力。渐渐地，“某某地公爵”这个称呼本身变得越来越像某种象征，显示他们收取的赋税来自何处，并非表示法律规定一名公爵必须终生居住于该固定区域。最终，只有国王所在的宫廷才真正具有政治意义，也就是英国唯一的权力中心——伦敦。

德国的历史则与英国有着天壤之别。19世纪，一种与英国类似的国家体制基本成形，然而这次尝试面临着管理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并且内部矛盾重重，可谓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例如，罗伊斯家族的长系亲王和幼系亲王最晚自12世纪起，便是图林根州众多山谷地带的统治者，这片谷地曾是德意志移民阻击外来异教侵略者的咽喉要地。这个家族的每一位男性成员都会被命名为亨利，以表达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17] 的无上敬意。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已经足够令人匪夷所思，但更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每位男性成员的命名还包括排序的数字，而非简单的“某某执政亲王”，因此还曾经出现“亨利六十七世”（Henry LⅩⅦ）这样可笑的称呼。每隔一个世纪，旧的排序就会被推翻，重新开始计算新一轮排序数字。罗伊斯家族治下的小国在1871年成功地成为在俾斯麦领导下名义上完成统一的现代德国的一部分，继续由“亨利二十二世”和“亨利十四世”分别管理着他们狭小的领土，然而这样的幻想最终在1918年革命之后彻底破碎。至1918年，这种荒诞可笑的统治方式已经延续了800余年之久。罗伊斯家族领地内的居民究竟在何时彻底摆脱了这种“属民”身份，并摆脱部族观念，逐渐演变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德国人”，这一切依然是一个谜。

从更严肃的层面上来讲，像“撒克逊”和“巴伐利亚”这样的身份认同本质上依旧是带有地方和部落性质的词语——自然，这些词语并不意味着狭隘的地区性，但也与统一的“国家性”相去甚远。旧时代的平民必须要对统治他们的公爵、侯爵或骑士宣誓效忠，法律与义务也多半带有地区性质，而皇帝不过是站在遥远神坛上的模糊身影。在这里必须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政治环境也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外界发生的事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地区人民的心态，决定他们是否保持忠贞不贰，也决定了这种忠贞是人民自发的选择，抑或只是被迫接受的。右翼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看作一种相对和谐的社会等级序列，而左翼历史学家则将其视为对底层人民的压迫，因此这种结构常常成为斗争的根源——这种观念在民主德国普遍流行。这两种观念都存在疑点，因为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现代人的身份——很显然这两种观念中的社会都与我们如今所生活的社会存在天壤之别。不过，中世纪的世界虽然复杂（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并不复杂，这一点取决于各人自身的主观判断），大体上却并无迥异之处，社会时有混乱发生，领导者各有优劣，时运也有好有坏，但所有的事情都存在着一定规则，人们也会在绝大多数时候遵守规则，只在少数情况下有人破坏规则，与现代社会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历史上大部分的城镇都耗费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长期努力来保证和平，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但时常发生的灾难（严重的火灾、大规模征兵以及随之而来的伤亡，等等）让这一过程举步维艰。于我而言，我自然更加愿意居住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这里贸易繁忙，河上架着四通八达的桥梁。总体而言，中世纪居民所需要的生态足迹[18] 非常狭小，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精致的服装，坚固的墙壁、楼宇和教堂。或者，至少也要在这里花上两三天体验生活，除了中世纪市民十分普遍的文盲状态或地方主义让我感到厌倦，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甚或你可以在这里多待上几天，除非被当地人驱逐出境，或者不幸被当成女巫送上火刑架。

饥荒与瘟疫

中世纪中期（这段时期即所谓的“中世纪盛期”[19]，也就好比一幅图表或者过山车波浪线上的那个顶点）社会弥漫的“乐观主义”在14世纪逐渐进入了低谷。十字军东征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挫折，帝国皇帝也不再如曾经一般大权在握。然而，帝国上下几百个割据自立的小规模国家仍然能够勉强维持运作，人口继续增长，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司法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然而，公元1280年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了。其中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在于，长期漫步在德意志的教堂中，眼中映出的那些名流伟人的墓碑，似乎无比高贵肃穆、亘古不变，很少有人不慨叹命运的不公。雕塑以及更后期的绘画作品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如何歌颂甚或是吹嘘夸耀它们庄重典雅、贴近生活、风格突出抑或令人赞叹，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然而，这样的现状同样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令人忧心不已的事实。诚然，通常情况下纪念碑这样的建筑多半建造于富庶强盛的时代， 若是某个时代人们很少建造这类建筑，我们便能够得出该时代社会衰退的结论——意味着当地的居民已经对记录光辉历史失去了热情。在12世纪，当时的人们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某些群体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无数人失去生命，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当地的居民可以无忧无虑，安然度日——然而在某些时候，这样的好运通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例如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波兰和苏联西部，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

14世纪上半叶堪称一段噩梦时期，死亡率相对上升（同时总人口数量在下降），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欧及东欧人口死亡率持平。在某些地区，三十年战争也带来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对于这段时期，现代的研究者们做出了相关记录，表明这三个历史阶段（14世纪30年代，17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可以称作中欧历史上最惨痛的时代。

14世纪的社会危机起源于一场严重的饥荒。当时的天气十分恶劣，阴雨连绵不绝。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都面临完全绝收的境地。因为天气极度潮湿，因此没有办法用盐来保存风干的肉类。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低下，很难将大批食物运送到受灾地区，很多情况下救灾物资完全是空谈。人们被迫用储存起来播种用的谷物充饥，因此下一年的耕种也成了泡影。据推测，童话故事《糖果屋》就源自这个可怕的灾难时期。德意志此时正处于欧洲大陆上这场风暴的中心地带。饥荒时有发生，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到来了，不计其数的人口丧生。在这样噩梦一般的打击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德意志马上又要面对1349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这种传染病至今依然披着神秘面纱，它在欧洲横行肆虐，夺走了数百万条生命。虽然死亡数字是由后世统计出的大概范围，并不是十分精确，但仍可以从中看出那些富庶繁荣的地区，如不来梅和汉堡失去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无数的村庄变得空无一人，整片地区都因瘟疫席卷而人口锐减。大饥荒与黑死病同时肆虐，使当时德意志的总人口减少了大约40%。这可能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难以想象的事件。一部分历史学家提出，欧洲由宗教蓬勃发展而带来的灿烂文明，那种闪耀智慧光芒的辉煌历史，那些宏伟壮丽的大教堂，以及那种视野广阔、开放包容的世界，都随着这场14世纪的大灾难而一去不复返。众多伟大建筑，包括班贝格大教堂在内光辉不再，似乎像马丘比丘一样，逐渐化身为一种消逝文明的美丽遗骸，虽然后世的欧洲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的传承，但伤痕永远不会彻底褪去。虽然可能稍显极端，但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代的我们作为“欧洲人”，究竟与那个时代的人有多少共同之处——或许会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历史研究途径。自然，我们都渴望国家能够统一、延续，这样人民也会安居乐业，但或许这种“延续性”所体现出来的方式并不会让我们喜闻乐见。

因为当时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稀少（一些幸存下来的修道士作为编年史作者留下了部分语焉不详的记录——然而修道院多半已毁于一旦，尤其是因为当时宗教场所作为照料瘟疫病人的中心地带，受到的疾病侵袭格外严重），人们也多半长期在疾病与死亡中苦苦挣扎，生命尚且饱受威胁，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够有余裕去关注文学艺术的发展了。因此，留给我们追溯历史的资料过于稀少。最具艺术性与创造性的文献当属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20]于1930年出版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小说中的部分场景的灵感来自黑塞曾经就读的学校，即位于施瓦本的毛尔布龙修道院学校，这也是德国唯一一所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综合修道院，至今依然是著名的教育中心。黑塞的小说结构精巧、语言灵动，具有深刻的艺术魅力，同时延续了一贯以来历史小说界的巧妙设计：不为严格的场景设定或背景阐述所束缚，仅仅将小说中的物质和精神氛围作为一种预先设定好的环境。因此，小说中描述的黑死病时期的社会现实显然经过了复杂的艺术加工，本质上纯属虚构。此外，瑞典导演伯格曼描绘黑死病肆虐时期社会的电影《第七封印》也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社会现实，电影接近尾声时，全片所营造出的不安与混乱情绪达到了顶点却又戛然而止，连同主人公的命运一起，让我们无从探究。然而，这部电影背后的真正关注点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的瑞典，当时的社会阴云密布，正如黑塞真正想要通过作品表达的深刻思想——处于战后凋敝期的满目疮痍、死气沉沉的德国，一个人作为单独的个体究竟如何追寻灵魂的归属和人格的完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样的作品难免绝对——要想了解黑死病肆虐时期的欧洲历史，我还是得读点儿由历史学者撰写的像样的史学著作，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受限于原始资料较少，对于黑死病的描述较为谨慎，在他们笔下，这场大瘟疫下的欧洲并不完全是阴暗恐怖、毫无希望的。在文学家黑塞的笔下，黑死病则更容易增添一些文学冲突色彩，让这场灾难变得更鲜活而骇人。

钻石闪耀之地

在德国人的生活中，采矿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来源之一，这一点有些令人费解。例如，英国的采矿业除了康沃尔郡的锡矿开采，都与19世纪的工业奇迹密不可分：这种规模巨大的产业奇迹由成千上万的流水线工人共同完成，构成了英国财富积累的坚实基础。这样伟大的起源故事，整个国家的真实历史，直到30年前才逐渐在舞台上销声匿迹，而早期的采矿业也逐渐不为人所知。同样，德国也将煤炭产业与冶铁业完美结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工业发展神话，但在德国人心中，还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地下世界的旺盛好奇心与特殊情结，自然，最显著的原因在于地下开采的过程中蕴藏的无数“惊喜”（既有银矿、宝石矿，也有长石、始祖鸟化石，说不定还会发现地下的小精灵）和长久以来的传统衍生出各种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在这样的奇思妙想中，采矿并不是一种可怕、危险、令人筋疲力尽的辛苦工作，而是在幻想之地的一次冒险，蕴藏着无尽的财富、秘密的神符与诅咒。总体而言，德国的采矿业更是历史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采矿业的领域都是远离大众、不为人知的世界：工作节奏、制服规定、采矿技能，乃至工友之间的合作友谊，这一切不仅仅等同于那些身着橙色工装制服，头戴硬壳安全帽，乘坐升降机下到地底的身影。1824年，诗人海涅曾经在哈茨山脉的克劳斯塔尔矿井体验了矿工的生活，然而，他却被那种急速下坠、黑暗沉闷和充满未知的环境吓倒，地下的世界十分复杂，只有那些对地质结构、黑暗环境、有毒气体和脆弱的安全绳了若指掌的熟练矿工才能玩转。在19世纪早期的德意志文学中，这可谓是最为超现实主义的奇妙场景之一。海涅被邀请到一间会议厅，坎伯兰公爵，即维多利亚女王那不讨喜的叔叔、未来的汉诺威国王，曾经在此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宴会。他的宴会椅全部用矿石堆积制成，公爵端坐其上，周围被灯光和鲜花围绕，还有弹着齐特琴演唱小夜曲的矿工为他表演庆祝。如今，这把椅子已经被废弃，安置在不见天日的某个地方。不知这把椅子是否还在原处，只是年深日久落满了灰尘。

一旦某地开始开采矿藏，在适当的条件下，当地城镇便可以就地取材，借助丰富资源从此迈向富庶繁荣之路，例如萨克森地区的弗莱贝格，至今依然是德国一处十分重要的矿石产地，产出源源不绝。与戈斯拉尔不同，弗莱贝格的拉默尔斯贝格矿出产大量的银矿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兰克尼亚王朝的发展与繁荣。然而最终，1000余年之后，当地的采矿活动于1988年逐渐停滞，被类似英国的产业开发方式替代，例如建立供游客游览的景点及矿业博物馆，配备一部分原有的采矿业工人作为工作人员。

在中世纪的采矿行业中，最为典型的日常场景来自库滕贝格，即今日捷克共和国的库特纳霍拉，这里是古老的修道院群落所在地。当地的天空被矿业开发带来的浓厚阴霾所笼罩，整个中欧最为别致的建筑群在浓雾的掩映下逐渐进入视野，当你漫步走向这座古老的小城时，仿佛置身于翡翠之城西雅图，只不过这里多了一层浓厚的烟雾。当地圣芭芭拉教堂的尖塔仿佛女巫高高的尖帽，在浓雾掩映中仿佛不在地面上，而是飘浮在高空之中。这座教堂始建于14世纪，由德国银矿工人建造而成，被整个行业视为幸运的象征。这座小城镇本身具有十分典型的三十年战争后的哈布斯堡风格，包括内部十分华美复杂的巴洛克装饰，同样建有耶稣会信徒的教育设施。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的习俗是用教堂尖塔的倾斜方向来断定矿石埋藏的方位，大角度倾斜便代表某一方向埋有矿藏，因此那个方向通常会在地下发现密集的矿洞。

文献《库滕贝格赞美诗》由“光照者”马太于15世纪末期重新编纂修饰，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个场景展现了矿业开采的整个过程——矿井共分三层，最底部的一层拥挤闷热，令人窒息，无数矿工蒙住头脸，上下攀登；中间的一层是由马拉动的绞盘，同时也是矿工们洗澡清洁的地方，开采出的矿石也会在这一层装袋运输；矿井最上层——这幅景象大概令人感到十分讽刺，也饱受当时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诟病——无数衣着光鲜的人来来去去，满意地搓着双手，一边欣赏音乐，一边观看矿石被分类拣选。

圣芭芭拉教堂内部绘制着十分精美的壁画，描绘了矿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些壁画曾遭严重损坏，后世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心修复。这些平凡朴实的矿工形象不会给人任何高高在上的感觉，也不会让人觉得膨胀自大。这些图画仅仅表现了矿工们的本来面目，在地下矿井奔忙，身着统一的制服，这些人创造出了只属于自己的传说，也有着自己的教堂和圣人对他们施以庇护。这些壁画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感到似乎离那些矿工的经历十分遥远，但又显然让某些关于中世纪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采矿是一种经年累月不停歇的劳作，需要专门的复杂技术，这一点于我们当今而言也大同小异——科技总是与它的使用者一同进步发展。这些银矿矿工勤劳能干，在自己的领域内如鱼得水，但在工作中也面临诸多限制和困难，在这些方面都与今日的我们需要面对的没有太多不同。中世纪的矿工仿佛远离尘世，独自身处一颗与世隔绝的小行星，自始至终都十分勤勉，吃苦耐劳，专业程度和他们（受圣芭芭拉大教堂庇护）制造攻城器械和炸药的同胞们没有区别。但在中世纪社会运输和通信水平低下的环境中，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工人聚居区，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奏，建立属于本阶级的一套价值体系，做到完全自给自足，这一切也会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镇留下十分深刻的痕迹。这些矿井中大部分都有着神秘且不为人知的起源（最初是谁开掘了存在矿藏的正确位置？），在一代代德意志人的努力之下，它们焕发出了巨大的生产潜能。

如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地下的世界沉闷无趣却又无处不在，从霍夫曼的《法伦矿区》到黑贝尔的《意外重逢》（也是文学巨匠卡夫卡至爱之作），以及卡夫卡本人的《地洞》都是如此。在格林兄弟笔下的童话世界，同样有着来自地底的形象，如穴居的小侏儒，但格林兄弟塑造的最为著名的故事形象——七个小矮人，却并非来自地下的居民，对他们而言，（盛产闪耀钻石的）矿山不过是波恩东面数千米之外的一个陌生地方罢了。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文艺作品中，瓦格纳的《尼布尔海姆》[21] 毫无疑问将拔得头筹——这部歌剧的音乐可谓雄浑激昂，惊世骇俗，足以载入人类史册。主神奥丁和火神洛基进入地下世界，穿过一道“硫黄裂缝”，到达矮人国国王阿尔贝里希的统治范围，在这里，尼伯龙根矮人遭受诅咒，必须不分昼夜辛苦劳作，挖掘黄金。遭受酷刑的矿工的惨叫声、铁砧敲打发出的叮当声，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被恐惧的阴影所笼罩。

到了19世纪末期，德国的矿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当时德国采取了与英国相同的采矿方式，千百万吨的煤矿和铁矿源源不绝地被运往各地。然而，这种开采方式也让一些本质问题逐渐凸显，大规模开采工业原料让一些民族主义支持者感到困惑，他们因人类的肆意破坏而感到羞愧。事实上，随着米特尔堡–多拉[22] 的出现，这种地下世界的德国浪漫主义进入尾声。这座地下工厂位于哈茨山脉，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尼布尔海姆”黑暗世界，由阿尔伯特·斯佩尔和沃纳·冯·布劳恩建造。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辛苦工作，组装V2火箭。这是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作家托马斯·品钦曾在小说《万有引力之虹》中描绘过这段场景。 参观多拉集中营可能是我游历德国乃至全世界的过程中最为惨痛的一段回忆。漆黑冰冷的地下隧道内依然堆积着上千吨废弃的火箭残骸以及倾倒的起重机架，有的地方则溢满了怪异的无色液体，并且大部分区域已经用砖石围堵，与世隔绝——这一切构成了一座地下城市，每一条漫长廊道中的一砖一瓦背后都是奴隶般的辛苦劳动，在这座集中营中，约有两万人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与其他的纳粹据点不同，多拉集中营因为自身环境幽闭昏暗显得更为恐怖骇人——而我们距离这座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幕幕仅有60余年之久。V2火箭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逐渐演变为阿波罗运载火箭和航天飞机，但哈茨山南部这座地下工厂依然埋藏着深深的邪恶与罪孽。多拉的缔造者——斯佩尔和布劳恩都在战后分别撰写了为自己申辩的畅销回忆录，并且作为人类登月之父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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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当地人称，“哈尔”（德语 Hall）在古日耳曼语里有“将物品加热干燥”的意思，因当地的科赫尔河含盐成分较高，该市曾因产盐而闻名。—— 译者注

[2]位于巴登–符腾堡州施韦比施哈尔的本笃会修道院。—— 译者注

[3]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 译者注

[4]具体情节是丹麦国王去世，其弟继承王位，并与王后结婚，王子哈姆雷特沉浸在丧父之痛中，并对叔叔和母亲的婚姻表示极度愤怒与不耻。此时，他被自己的朋友，城墙上的守卫伯纳多与弗朗西斯科告知其父的鬼魂在午夜出现，当晚便去见了鬼魂，鬼魂揭露了现任国王杀兄篡位的罪行，哈姆雷特大为震惊，当即表示要为父报仇。—— 译者注

[5]1945年至1990年，许多战前的城市建筑物被毁坏，仅有少量位于大教堂附近的建筑还保持着战前的状态。在两德统一之前，马格德堡属于苏联控制下的民主德国，因此建筑多留有斯大林时代的烙印。—— 译者注

[6]班贝格骑士塑像在1230—1235年间建成，史学界至今对雕像的神秘身份众说纷纭，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学说认为他就是腓特烈大帝，他曾大力资助大教堂的重建工作。—— 译者注

[7]保罗·索鲁（1941— ），美国当代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1975年出版的经典游记《繁荣的铁路商店》。—— 译者注

[8]该片讲述了性格固执的发明家阿里·福克斯带着家人到美国中部的一处丛林想要创造乌托邦新世界的故事。然而他的观念和现实不断地冲突，他和他的家人只能勇敢接受挑战，期待安然渡过难关。—— 译者注

[9]一译“新维也纳”，奥地利下奥地利州城市。—— 译者注

[10]位于德国黑森州，兰–迪尔区的首都。—— 译者注

[11]法国东部城市，勃艮第大区首府。—— 译者注

[12]中世纪天主教会伪造的文件。成于8世纪和9世纪间，后编入《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内称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国西部政权“赠予”教皇。教皇利用这个伪件，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君士坦丁的赠礼的出现成为罗马教廷和世俗君主争权的依据。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等揭穿了这个骗局。—— 译者注

[13]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特别城市。这些城市不属于任何一个帝国贵族管辖，而直辖于皇帝本人，是现代行政区划概念的起源。直属于皇帝的地位给予它们众多特权，这些城市也有权利和义务直接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对皇帝负有一定的义务，比如向皇帝纳税，如果皇帝下令，自由城市必须派兵作战。—— 译者注

[14]1346—1378年任德意志国王，1355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在位期间，致力于扩大皇室的权力，为此他同各邦诸侯和平相处，请七大选帝侯与他共同执政，共同负责。—— 编者注

[15]13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的一项帝国立法，因诏书用金印戳盖，故名。《金玺诏书》不仅承认德意志选帝侯有选举皇帝的权利，而且承认他们拥有绝对的君主权力，选帝侯在自己的领地拥有司法权、行政权、铸币权等实权。《金玺诏书》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德意志陷入小邦分裂的状态。—— 译者注

[16]东正教称之为“复活教堂”，耶路撒冷老城内的一所基督教教堂。许多基督徒认为教堂的基址即是《新约》中描述的耶稣基督被钉死的地方，即各各他的所在之处。—— 译者注

[17]亨利六世（1165—1197），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父亲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 译者注

[18]能够持续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 译者注

[19]中世纪盛期（又称中世纪中期，High Middle Ages）是中世纪发展的高峰期，一般认为跨度为11—13世纪，承接中世纪前期和后期。—— 译者注

[20]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代表作《荒原狼》。—— 译者注

[21]《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音乐。—— 译者注

[22]纳粹集中营，1945年4月12日被盟军解放。—— 译者注

——Chapter Four——

第四章

无潮之海»

勃艮第诅咒»

美满家庭»

民族服饰广泛传播»

帝国行政圈»

哈布斯堡王朝

无潮之海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 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猫与鼠》中描绘了这样的景象：夏天里，一群青少年聚在一起闲谈，之后到一艘半沉没的波兰沉船附近游泳玩耍，此时正值波罗的海海岸的战争拉开序幕。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场景，男孩们轮流在甲板上手淫，格拉斯用奇诡怪诞的笔触描绘了一系列污秽的景象：四处漫流的精液、甲板上的铁锈和海鸥的排泄物交织在一起，在甲板上留下印迹。多年前，我曾经读过《猫与鼠》，这本小说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德国境内的波罗的海沿岸是一片充满魔幻色彩的琥珀色土地，这里也是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3] 与薇拉·纳博科夫夫妇曾经漫步的地方，是汉萨同盟[4] 诞生的地方，是托马斯·曼[5] 笔下的男学生们身背海豹皮书包，在乡村城垛上赛马的地方。然而，每当到波罗的海岸游历一番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盘旋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猫与鼠》中那诡异的场景，因此对这个念头也就一次次作罢了。

这种厌恶之情说来实在奇怪，不仅仅因为小说中情境产生的联想，也因为在孩提时代，我曾多年——因为某种原因，错综复杂，但着实不足挂齿——在家中卧室的墙壁上悬挂一幅制造粗陋的16世纪波罗的海地区地图的复制品。这幅地图无疑是同类制图中的精品——制作十分精良，外观颇具装饰性，令人赏心悦目，但说到涉及实际价值的参考性，这幅地图便不值一提了。尽管地图上也详细地标出了罗经读数[6]，并且标出了看似精确的地理范围。这幅地图的设计者未能注意到波罗的海地区最为突出的地理特点——波罗的海整个地区的形状像一名双膝跪地祈祷的十字军战士。这幅地图诞生在充满奇妙传说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斥着雪橇、怪兽、神殿、异教、骑士与野牛厮杀，狼群猎捕驯鹿，以及用来纪念国王与主教的华丽盾牌。地图上甚至有一幅小插图，绘制出了一部分格陵兰岛——图上还绘制了岛上的两名居民，他们手执长矛，却身着类似中国风格的服装，在周围的水域中还绘制了一艘沉船的破碎残骸。地图的左侧相当大的一片区域则是挪威海，绘制者还用十分精致的艺术手法绘制出了横行海中的大群海怪，这样精致的图案也是我珍藏这幅地图多年的真正原因，绝非我对波罗的海本身怀有多大的热情。这些海怪外表怪异，身披铠甲，长着像猪一样的长鼻子，蛙一样的脚蹼，参差不齐的牙齿，互相争斗厮杀不休，疯狂撕咬啃噬着水中的船体，与另一种地图上的怪物——巨型龙虾——殊死搏斗；海怪还生着公牛、狮子或马的脸孔，狂暴地撕咬肆虐，在这些怪物的生动图景对比之下，无边无际的寂静大洋于我而言都显得略微乏味无趣了。

中世纪末期，波罗的海地区首屈一指的城市是吕贝克，它也是大规模贸易和防卫团体——汉萨同盟的中心城市。来自这座城市的船只以及其他合作的船队共同穿过波罗的海、挪威海和北海。我心中对贸易城市历史的热爱与对波罗的海的厌恶各不相让，让我左右为难。最终，我依然怀揣着紧张的心情在吕贝克度过了几天的假期。对我本人而言，这片海域印证了一切最坏的想象——无精打采的暗沉海水，几乎掀不起任何波澜。诚然，这片海滩与孩子们理想中的乐园也相去甚远——很难找到合适的地点堆砌沙堡，同样也没有能够威胁沙堡的海浪。事实上，在这里完全找不到一般海滩的美妙韵律与节奏的哪怕一丁点儿痕迹。对我而言，康沃尔湾的一处海滩才能够称得上完美无缺，虽然那里风高浪急，只在低潮期才对游人开放，每一道波浪都是对躺在帆布椅上身披毛巾享受日光的游客的巨大挑战。面对波浪，人们只能狼狈地到悬崖边的小路上暂避，望着露出地面的岩层逐渐向岛屿方向移动，水汽蒸腾的海蚀洞被海水填满，孩子们努力制作的复杂地道和沙堡也被海浪冲刷殆尽。虽然波罗的海时常刮起浑浊的风暴，相较之下依然充满了百无聊赖的枯燥气氛，简直到了令人感到反常，甚至觉得像是有意为之的地步：波罗的海周边居民的孩子们从来不到海边的宽阔湿沙地散步游玩，也不在海浪袭来的时候追跑嬉戏，至多也只是将顺流漂浮到海岸边的废料和遗弃货物作为玩具戏耍一番。诚然，这种形容只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比喻，但也像所有一般意义上的比喻词（呆板、死气沉沉、缺乏活力等）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曾经兴致勃勃地想象，芬兰艺术大师西贝柳斯是如何从水的流动中寻求到灵感的。换句话说，能为作曲大师带来灵感的只是故乡的湖水，而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番美景了。

往来吕贝克港口的船只是如此巨大，让无知的我深深为之震惊——来往于瑞典和芬兰的短程运输船只装载着无数集装箱，运载的产品种类繁多，无所不包，足以满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消费者的全部需求。这种区域协作仿佛“汉萨同盟”延续至今，令我感到兴味盎然——数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无数兴衰荣辱已随风而逝，连天炮火不断，贸易竞争如火如荼，世界商业格局变化万端，而吕贝克依然将波罗的海的贸易龙头地位牢牢掌握在手中。

如果研读中世纪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汉萨同盟本质上是一个保护性质的同盟，最终发展为具备一定规模的现代化组织。最终，汉萨同盟自成一派，这里的人们既非王公贵族，也非庶民走卒。他们一心专注贸易，唯一能牵动他们内心的也只有度量衡上的数字、讨价还价的过程、时新的各类商品、先进的制造手艺，以及至关重要的利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些醉心征伐的好战主教无法理解的。诸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但泽这样的城市，以及包括塔林和里加等地在内的汉萨殖民地，需要在商贸重镇和军事重镇的角色间不断转换，因此在德意志人的生活中制造了某种紧张氛围。每座城市都好比一个微型共和国，由少数几个豪富家族统领。诚然，这样的共和体制也仅仅是暂时性的举措：鉴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制度，最终所有城市都有义务对皇帝负责，若非如此，这些城市很快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被环伺四周虎视眈眈的诸侯视为盘中餐，遭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然而，帝国本身的松散政治结构决定了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城市必须首先肩负起自己的主要职能，而非像英格兰或法国的城市那样多种角色交织在一起。因此，政治城市、商业城市或宗教城市具有自身迥异的风格与氛围。像吕贝克，以其整体风格，相较于中世纪末期的皇室城镇如美因茨，或宗教城镇如迈森，几乎不值一提，虽然这三座城市都是贸易中心且市场地位极其重要。

汉萨同盟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很有可能在宗教改革时被过分夸大了，因为这些德意志城市最终都成了清教徒的地盘。然而在许多方面，新教的一些表面规则仅仅反映了早期汉萨同盟的运作方式。早期路德宗的画像也专注于描绘那些身着朴素黑色服装的严肃教徒。这样的过程就好比在波罗的海沿岸用乐高积木逐渐堆积起堡垒要塞一般：这样密切的商贸合作更像是一种“后汉萨时代”的完美效仿。如果要为之寻找恰当比喻的话，这就好比一个地方本身缺乏足够的石材，难以建造高楼大厦，却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烧制砖块上，并在某一时刻将这些砖块像乐高积木那样堆积起来。大体而言，吕贝克恰好像是处在这样一个“乐高乐园”之中。

商人们天性冷酷无情，善于掠夺，表面上十分合作，私下却又在诸如伦敦等地行使着自己的治外法权，正如英国后来在香港所做的一般。汉萨同盟的商业贸易品主要集是木材、沥青和琥珀等，以及多种多样的散装货物。当国王和诸侯们领着成群猎狗，身边围绕着莺莺燕燕四处寻欢作乐时，汉萨同盟虔诚恭敬却又狡诈伪善的商人们已经创造出了现代商业模式的雏形，城市之间的供应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波罗的海充足的物资供应也为日后英国建立皇家海军打下了基础。在中世纪，交通滞后，人们的活动范围十分狭小，因此汉萨同盟商人经商的范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十分广阔，他们的商业触觉十分敏锐，足迹遍及从诺夫哥罗德到赫尔，从北极圈到北欧各个河流流域的广阔地区。波罗的海地区的所有城市都有着能烘托城市之类的烟雨迷蒙的天气——里加、吕贝克和不来梅笼罩在迷蒙细雨中，层层叠叠的小城屋顶显得更为赏心悦目，城市中四处装点的绿色铜饰也格外迷人，这里的商业交易保持着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随着阳光从乌云背后透出，这样的烟雨迷蒙似乎也少了几丝美好韵味，而仿佛变得过于直白暴露了——正如今日的游客眼中所见只剩下旅客包车和各式路标，那些旧时代的绿色尖顶和砖石建筑仿佛已经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了。

汉萨同盟最终在16世纪时分崩离析，大西洋国家的远洋航运经济模式迅速抢占了市场，意大利也率先发展了新式的银行业模式，对汉萨同盟不啻雪上加霜，但这些城市还是在历经挫折之后勉强幸存了下来。不来梅和汉堡在德意志内部依然作为独立的省份而存在，它们也是帝国自由城市最后的余晖。吕贝克也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地位，直到1937年这种历史地位才正式画上句号。其他的自由城市则在接连不断的王族和宗教战争中逐渐被蚕食殆尽，任人鱼肉。但泽则直到1918年后依然保持着独立城邦国家的地位，居民也都大多使用德语，这也是民族主义斗争的另一个导火索，最终带来灭顶之灾，人民被驱逐，城市化为焦土，但泽这个名字从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波兰城市格但斯克。其他的汉萨同盟城市——同时也是条顿骑士团的驻扎地——包括塔林、里加等，在1918年之后流失了一部分德国居民（其中有一部分人最终在邪恶和敌意的驱使下成为纳粹党的有力羽翼），而剩下的德国居民也在1945年后四散各地，定居他处。德国的城市依然以“汉萨”自称，带有雕花装饰的城市徽章也随处可见，昭示着这些城市依然以曾经的历史为傲。

1945年，吕贝克再一次展现了这种地理与贸易上的联结带来的作用。城镇废墟中的瑞典公使馆（为保障当地瑞典水手和商人的相关权益而建）成了希姆莱的临时据点，在万分恐慌中，他企图在此以掮客身份安排一笔交易，促成瑞典的中介机构和西方同盟国的合作关系，以形成一个类似联合国–纳粹党卫军的组织，抵御苏军的大规模进攻。自然，这样的邪恶企图并未得逞。

勃艮第诅咒

或许，德国是世界上制作精确地图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比起单纯的技术领先，德国之所以拥有这种世界领先的杰出制图技术，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德国边境线的复杂程度超越人们的想象，而边界内部还有无数细分的区域边界。曾经国王、将领和测量师都热衷于请人绘制手执地图的画像，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但在德国，边境线过于复杂多变促成了一种新传统的诞生，并且在德皇威廉二世十分经典的战时肖像中得到了最为精准的体现。画面上的威廉二世正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7] 一起专注地研究地图，日后的希特勒与他的副手们也有类似的典型照片留存下来——事实上，希特勒坚持通过地图来判断世界局势，这就好比一种早期的电脑游戏，只消手指在纸面上轻轻一点，或比画出几个姿势，成千上万条生命便会瞬间灰飞烟灭。

另一方面，地图也十分容易产生弊病——民族主义、政治野心，以及战争失败，都被简化为地图上的些许线条。诚然，这一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德国的真实状况，但对于德国自身抑或是各个邻国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德国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以下地缘困境：首先，德国东西边境时常变动；其次，德国北部被波罗的海和北海环绕，还不时受到来自丹麦王国的骚扰，广阔的海域和来自邻国的骚扰阻隔了北部；再次，德国地势北低南高，南部山脉纵横，阻隔了其向南扩张之路。更不用说德国东部山脉较小，东邻平原的特点便于德国历代统治者越过边境向东扩张，尽管如此，捷克的语言和文化最终得以保留。

西部边境问题则更为错综复杂，因此如果采用逐条陈述分析的方式，则难免过于烦琐，让人如坠云雾之中。但毫无疑问，边境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堪称欧洲历史发展的主动力之一——如此至关重要、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个人认为，用一个章节整体详细叙述洛泰尔与勃艮第的历史方为上策，好过在之后的章节中反复回溯前文的内容。

当查理曼于公元814年逝世时，不论后世无数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如何在各自的阵营唇枪舌剑，今日法国和德国的雏形仍未诞生。事实上，查理曼继承了今日的法国北部（纽斯特里亚）及东南部（勃艮第与普罗旺斯），还有今日德国的西北部与中部（奥斯特拉西亚）。接下来，他的版图不断扩大，包括法国南部（阿基坦、加斯科涅和塞蒂马尼亚）、德国南部（阿勒曼尼亚和巴伐利亚）、德国北部（弗里西亚及萨克森），还包括伦巴第王国（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势力范围达到更远的东部地区。鉴于查理曼及他的后代均来自今日的比利时境内，而法国和德国双方都骄傲自豪地宣称这位历史伟人的家传血脉来自他们的国土境内，事实上加洛林王朝的历代帝王就曾经因为血统的归属问题而倍感苦恼。公元843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中，查理曼的孙辈将帝国一分为三，其中的两个部分分别是今日欧洲大陆德语区与法语区的雏形。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洛泰尔一世[8] 的遗产（日后的洛泰尔尼亚或称洛林——意即“归属洛泰尔之领土”）。

在接下来的1200百余年中，洛泰尔尼亚的历史几经沉浮，这片地区曾经遭遇动荡，面对挫折，几度衰落又重新崛起，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发展出了一片天地。洛泰尔尼亚的繁荣抑或衰败都与西部或东部的政治体制是否和平发展息息相关。假如法国国王意图扩张领土，洛泰尔尼亚便会逐渐被瓜分，但若是法国国力处于衰退期，国王无心朝政（诚然，整个中世纪时期的大部分阶段都是如此），洛泰尔尼亚便会逐渐强盛。因为法国始终意图将殖民版图向东进一步扩张，侵吞洛泰尔尼亚的领土，德意志也就因此期望继续东扩，向波兰和捷克殖民，而波兰又希望向东入侵，殖民鲁塞尼亚人和立陶宛人的土地——这样彼此侵吞的过程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发条，足以解释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发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时会将大部分注意力投注到洛泰尔尼亚，但一般情况下都会陷入更东部地区的战争之中自顾不暇；有时，未成年便即位的皇帝力量孱弱，无力四处征伐；而有时他们长居意大利，对洛泰尔尼亚不闻不问，导致整片地区陷入混乱，濒临崩溃。

这片地区常年分布着众多政权稳定抑或不稳定的半独立组织，这些组织是否能够保持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即使是最为强势铁腕的统治者，例如奥托一世（他或许是在法德之间划下最为清晰明确边界的历史第一人），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去对付狡诈的洛林公爵（以及生性苛酷残忍的美因茨大主教，他曾经凭借一己之力谋划了至少两次针对奥托一世的暗杀行动）。因为法国和德意志双方都经历了侵略扩张的历史时期，而作为权力中心，皇室的孱弱无力又经常导致四方诸侯建立起半独立的小邦国（例如诺曼底、佛兰德斯及巴伐利亚），因此，洛林核心区域（或勃艮第）只不过是众多令皇室头痛的割据势力之一罢了，与其他的众多割据势力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如果它最终成为欧洲分裂的导火索，也不过是在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上再添一条裂纹罢了，直到14世纪，情况都是如此。这片领域包括了今日的荷兰、比利时、瑞士等独立国家的土地，着实令人感到震惊——也有些地区最终未能形成独立国家，只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无论从何种角度讲，众多国家中唯有卢森堡的幸存足以让人大吃一惊。然而，其中真正的问题依然归结于德（长期处于分裂，无法实现国家统一）、法（情况大同小异，领土分裂）相争导致两败俱伤，而没有人乐于见到这一局面的出现。

或许，最为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当属1363年法国国王约翰二世[9] 做出的决定，他离开当时属于自己公爵领的勃艮第，将其所有权传给了自己的小儿子。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段历史催生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并且与原本的洛泰尔尼亚地区在地理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个国家横跨帝国的正式边界——包括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类似现代卢森堡的粗略版本，现代的勃艮第地区则被一分为二，西部是勃艮第公国，东部是勃艮第省，卢森堡和勃艮第之间则是洛林公爵的领地。这些土地彼此关系复杂，很多时候都令人感到如坠云里雾里，但有些时候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1945年一切尘埃落定，阿尔萨斯–洛林省及其他一些比利时东部的小片地区才正式确定归属权——分别归属法国及比利时所有。

这些复杂的来龙去脉令我焦头烂额——即便条分缕析，用整整一本书来解释依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勃艮第自然有其优势，在15世纪以来的肖像画中，以及如博讷和第戎，布鲁日和布鲁塞尔等城市的氛围中，都能够寻找到勃艮第存在的清晰痕迹。勃艮第作为英法百年战争[10] 后期英国重要的同盟（以及火刑处死圣女贞德的帮凶之一），在“好人”腓力三世的领导下，其权力和声望达到了顶峰，创建了独特的勃艮第毛皮/天鹅绒/盔甲式美学，这种美学风格在勃艮第的画家，如扬·范·艾克[11] 和罗希尔·范德魏登[12] 笔下多有所见。自然，勃艮第也像其他所有地区一样，充满扩张的欲望，并且狂暴好战，但假如这片地区始终保持稳定与独立，之后的历史必然会以一种我们无从知晓的方式被完全改写。这种稳定和平的局面随着腓力的逝世而被打破，在他的儿子“大胆的查理”[13] 统治期间，混乱的局面持续了10年之久。顺带一提，在这些统治者中，例如“好人”（good）或“大胆”（bold）这样的后缀不过是后世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一个标签而已，多半由寂寂无闻的记述者所定论，这些人多半怀有私心，抑或溜须拍马，抑或贬损批评，而且通常年代久远，具体事实无从考证，而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却对这些字眼紧抓不放，这充其量不过是为他们枯燥的研究增添了几分色彩罢了。在查理纵情声色的快意人生中，他得到的各种绰号绝非仅有“大胆”而已，但无论如何，查理烧杀抢掠、四处征伐的一生最终画上了休止符，他的部队在南锡[14] 被围困，自己也被复仇心切的洛林和瑞士联军杀死。随着查理战死沙场，他年仅十几岁的女儿一跃成为继承人——自然，任何娶她为妻的人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法国国王费尽心机收回了勃艮第的一些小片土地，然而这些土地本身在历史上便属于法国（公国）领土，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派出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迅速完成了政治联姻，哈布斯堡王朝一跃成为欧洲大陆最有权势的皇室家族，马克西米利安所拥有的领土（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鸿沟）自北海一直延伸到匈牙利平原的边缘地带。

后世的历史文献对这种形势并未详述。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令人垂涎（今天同样如此），同时又难以建立强大的防御措施。在某些发展繁荣时期，这些土地极为富庶——今日的比利时和荷兰南部等地尤其如此；富饶的土地意味着滚滚财源，哈布斯堡家族从而拥有了掌控整个欧洲的勃勃野心，然而事与愿违，历代统治者大多无力掌控全局，四处征战、平定叛乱耗费了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哈布斯堡家族一直以来对这些土地的统治是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职能的，统治广阔疆域的沉重负担意味着必须割裂他们的继承权，尤其是需要放弃整个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权。这种权力分割也意味着在16世纪末期，在大约50年的时间中，具有与勃艮第相似重要性的通路——“西班牙之路”[15] 被西班牙人重新收入囊中。这条路上分布着众多谷地和桥梁，可以为军队提供给养，保证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到地区的顺利行军，但在荷兰同样也埋伏着新教徒，若是他们发生叛乱，足以给军队迎头痛击。大部分卡斯蒂利亚火枪手自然都不会青睐这里多变的地势。

勃艮第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关键在于这片地区的本质。法国国王一直以来都漠视边境地区，将之视为国力衰弱时令局势雪上加霜的罪魁——这片地区紧邻莱茵河，甚至部分边界已经越过河对岸，虽然官方层面属于法国领地，但贪婪狡诈的贵族和各路入侵者已经将之侵占殆尽。随着法国历代国王长期与各路割据诸侯争斗不休，各有胜负，勃艮第始终被视为权力斗争的重要诱饵，因此该地区的边界始终因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无法确定，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划定了较为确定的边界，也通常无法持久。法德双方共同为诸多位于巴黎和法国“自然”边界莱茵河之间的城镇命名（美因茨/麦因斯、亚琛/亚查培勒、特里尔/特里耶和科布伦茨/科布朗斯等，前者为德语称谓，后者为法语称谓），这也反映出两国的民族矛盾，这种矛盾在该地区的地图上自然体现得最为明显。两国矛盾逐渐激化，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由于他四处劫掠征战，两国矛盾首次达到白热化。到了拿破仑统治时期，矛盾终于到达了顶峰，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这些争议地区正式划入法国的版图。德意志境内众多割据小国的势力在这一阶段也大半被清理干净，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清晰，但随之又开始向另一个极端蔓延发展，因此法国对勃艮第的占领自然也就令人无法容忍了。

随着拿破仑的权势日薄西山，一直以来混乱不堪、饱受争议的领土问题终于在长期的努力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在英国军队的保护下，比利时于1830年正式确立了自己的国家主权。与荷兰王室联系紧密的卢森堡则在1867年迎来稳定与和平，过程虽然千钧一发，几乎激起大规模战争，但令所有人惊奇不已的是，卢森堡最终有惊无险地避过了战火，获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余下的“勃艮第”问题则继续维持着摩擦不断的混乱状态，法德之间的仇恨一直延续到1956年才画上句号。例如，摩泽尔–萨尔兰州[16] 地区因为常年的领土争议，时有矛盾摩擦，这片土地也几易其主，萨尔兰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在1814年几乎只差一步便会落入法国之手，但很快就因为拿破仑的失败退位而被德意志再次夺回，随后划归奥地利管辖，又由奥地利赠送给普鲁士，普鲁士在1870年由此地入侵法国。由于萨尔兰州物产丰富，盛产木材和煤炭，长久以来一直是邻国垂涎的对象，法国始终期望能够将该地区牢牢掌控在手中，直到1956年通过官方全民公决将萨尔兰州最终（我们也都期望争端再也不要重演）划归德国所有。勃艮第大区的其他领域，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延伸至与中立国瑞士毗邻之前由于历史复杂、争议众多，甚至形成了一种伪中世纪历史研究流派，基于地图争议引发了形形色色的愚蠢斗争，只因为追求某些虚无的抽象观念，无数人便遭到杀戮或驱逐。法国虽然自始至终都在采用投机取巧的方式暗中蚕食这片地区，但重要城市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实质上已经处于法国控制之下达数百年之久。铁血首相俾斯麦谋划在普法战争中最大限度地占据优势，最终带领普鲁士获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决定吞并摩泽尔河谷的大片土地及阿尔萨斯，将阿尔萨斯–洛林彻底纳入德意志帝国，并且驱逐了几十万法国难民，将他们赶出家乡。对于那些一直以来操德语方言的居民而言，领导者由巴黎换成了柏林，并非十分糟糕。但是，这样的转变对于巴黎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对法国政府而言，丢失阿尔萨斯–洛林的耻辱和愤怒十分强烈，一发不可收拾，整个政府都将德国视作永远的死敌，势不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采取的第一次行动便是派出不计其数的军队，以近乎自杀式袭击的决心开进阿尔萨斯–洛林，为了收复这片失地，法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因此，在“大胆的查理”逝世超过500年后，洛泰尔–勃艮第问题依然在欧洲的历史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法国在1918年终于重新夺回了这片领土，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阿尔萨斯–洛林再次落入敌手。自由法国[17] 曾经使用两横一竖的洛林十字架作为他们的象征，在1941年春天，粉碎纳粹力量尚且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元帅在茫茫无际的利比亚沙漠中立下誓言，绝不放下武器，直到梅茨和斯特拉斯堡两座城市脱离敌人的魔掌，彻底解放为止。最终，勒克莱尔的誓言在1944年冬天得以实现——战争的胜利靠的是众志成城的毅力与勇气，七十余年来国家之间的彼此伤害和压迫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命运如此曲折离奇，漫长时光中那些寸土必争的决心和对历史深刻的反思便是明证。

我曾经在法兰克福参观一个建筑展，展品中包括一部分纳粹时期的建设规划项目，他们曾经策划，一旦胜利占据整个欧洲，便立刻开始对欧洲进行彻底的重建。在他们的幻想中，斯特拉斯堡毫无疑问成了中心——纳粹的建筑师为此设计了一张巨大而疯狂的地图，上面绘制着凯旋门和呈轴状的大路供军队通过，而原有的旧城区则要被彻底摧毁，帝国将为之狂欢，为这座帝国真正的西部边陲而欢呼雀跃。这样的企图自然是荒谬的幻想，但事实上类似的想法已经流传了数个世纪，最终在1945年险些成为现实。然而，击败整个欧洲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段历史也最终成为尘封的久远记忆。

美满家庭

中欧历史大体上可以被简化为四个家族的历史：东北部——霍亨索伦家族，西部——韦廷家族[18]，东南部——哈布斯堡家族和南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19]。这四大王朝世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他们光辉与曲折并存的伟大历史从中世纪盛期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千年时光，无数家族成员的责任与命运、家族的领地纠缠在一起，绵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一代又一代的王族成员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寻求自我，无论是家族联姻，战争胜利或失败，改革或税收，无论命运对他们是仁慈还是残酷。自然，有许多德国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问题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认为他们整日为国家的琐事（自然，琐事也并非完全枯燥无趣）而忙碌不休。但坦白地讲，国家领地的统治者要么属于这些贵族世家自身的成员（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那些采邑主教，身为王族成员统领宗教事务），要么便是屈服于贵族权威之人，对这些王侯卑躬屈膝，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只有在电脑游戏（诚然，或许只有那些绞尽脑汁榨取玩家金钱的游戏才是如此）的世界中，例如名称类似《王族领主》的战争游戏里，那些王族世家代代相传的复杂历史才能够被彻底详尽地列举出来。规模庞大的贵族世家随时可能分崩离析，而一次美满的联姻又能够为国家带来广阔的新领地，一个政治或宗教界的决策又会让局势瞬间变得复杂难测，就好似蛇梯棋一般，短短一瞬之间，有可能全盘皆输，也有可能锦上添花。然而，真正能让家族蓬勃发展、繁荣兴旺的核心因素是家族中的女主人必须身体健康，有较强的生育能力。一个家族应是拥有正式男性继承人，另有其他几位兄弟辅佐他建立事业，家族中的姐妹们则被培养为王族联姻的有力工具，帮助家族锦上添花。只有这样，家族才能继续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下去，不至于式微。若是家族遭遇变故，抑或某位重要成员陷入了同性恋爱，或者不幸精神失常，家族的根基便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主干被破坏，出现巨大的洞穴一样（这些贵族世家曾经人丁兴旺，甚至直到17世纪，参天的大树还依然枝繁叶茂）。但无论如何，如果子嗣繁盛，总体而言家族的命运就定然是安全的。因此，数个世纪以来，若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例的话，有的时期家族人口众多，便会出现数不清的大公、公爵和适龄的贵族小姐，前者要么被派去从军，要么便进入教会成为神职人员，而后者则终生虔信天主教，出嫁后也将虔诚带入丈夫的家庭，有一些不幸的贵族女性甚至要历经数次改嫁。若是家族人丁凋零，成员不断去世，整个王朝便会处在风雨飘摇的衰亡边缘，外界更有无数虎视眈眈的诸侯，伺机让本已凋零的家族雪上加霜，或是对这个或那个王位垂涎三尺，妄图分得一杯羹。

事实上，王朝的历史便是一部极其腐朽陈旧、充满老生常谈的历史。若是单纯地通过国家统治者，或是他们的婚姻和子女来阐释历史，这样的方式未免太过于肤浅和片面，不过是顶着卖弄学问的名头，真正在意的无非是历史人物的逸闻野史罢了，这样挖掘历史的方式着实令人感到羞愧。或许，历史之所以令人感到枯燥无趣，正是因为看似新鲜有趣的逸闻野史的总伴随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挖掘王室生活背后最为真实的、千变万化的故事：在那个世界中，一国的统治者一手遮天，然而，表面一呼百应的风光背后却是处处掣肘、举步维艰，背后家族的影响才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王室的兄弟姐妹繁育子女，成为父亲、母亲、姑妈、姨母或叔伯，他们的辈分、阅历、智能都会影响宫廷生活，左右着战争、联姻、建筑与宗教方面的决策。这样的现实在王朝历史中根深蒂固，无法轻易改变。作为读者，我们能够理解某些历史人物，如查理五世，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他的人格、他的目标、他的虔诚，以及他的人生乐趣——然而，我们真的能够深入了解那些复杂的亲属关系，属地内的所有王侯贵胄的情况及其与其他贵族世家和社会名流变化无常的关系，以及多年来不断变化的家族影响力吗？这些内容未免过于庞杂了。漫长的时光中发生了太多故事。若论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便涉及多达几千页的文献记载，而这对于他漫长的统治时期而言，这仅仅是沧海一粟罢了。如果将查理五世与他的祖父——为人极其世故、城府颇深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20] 相比较的话，则显然需要更多的笔墨才能够描绘出真实历史画卷的冰山一角。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书写出这样的鸿篇巨制，即使这样的书籍诞生了，也没有人有余裕去印刷或者阅读它们，因此，一般的普通读者也只能从某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着眼，包括他的配偶以及或繁盛、或凋零的家族后代，包括那些伫立于历史阴影中的王族贵胄、兄弟、叔伯或母亲，有时，这些人通过那些未能流传于历史中的随意会谈，能够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更不必提那些位高权重，说一不二的贵族、教士、导师，通过不时拜访王族成员，他们足以对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谋划都是在暗中进行的，皇位上端坐的皇帝或茫然无知，或忙于游猎，对于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神秘推手，他也根本无从知晓。

当然，即使为了最大限度简化历史，将研究主要集中在皇室贵族身上，德意志的历史本身也称得上卷帙浩繁、充满趣味、令人沉醉。原因在于韦廷家族、霍亨索伦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四方之间发生了无数错综复杂的逸事，四家不断联姻，血统彼此交织，无从寻根溯源；家族之间既有争斗，又有联合，家族命运此消彼长，有人战死沙场，有人陷入疯癫，有人碌碌无为。那些仅仅关注英法之间单调枯燥历史的人无法体会到这种复杂性带来的无穷趣味。英国的王室历史也同样充满了意外和疯狂，但这一点儿意外性难以满足真正历史爱好者的强烈好奇心：将近1000年的历史上仅有四位（或许是五位）国王死于谋杀，继承权问题也十分明确而单一， 350余年中，国家内部几乎没有产生真正严重的冲突。如此简单明确的历史如何与复杂曲折、引人入胜的撒克逊贵胄韦廷王族的历史相提并论？

德意志的皇室历史与英国则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大约从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之后，英国国王逐渐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议会真正掌握了实权[21]，军队和商人的合作日益密切。在德国，历史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历朝历代成百上千位统治者中，有些人拥有的领土十分狭小，因而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或有些时候能够建立十分辉煌伟大的朝代。若不是有这些伟大统治者的存在，整个欧洲的历史与文化甚至会失去本来的意义。另一些统治者则拥有广阔土地，手下军队不计其数，顷刻之间便能够决定百万人的生死。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家族人员众多，除去家族成员，尚且有无数臣子，其中关系复杂难解，足以令大部分人一头雾水，但是极端强烈的对比有时未免让人难以理解这种情况：随意在德国的历史文献中摘录任意一个月内的记载，关于不同统治者的内容永远随处可见：一名名誉扫地的战士，年少时期在一场战争中遭遇惨痛失败，40年后依然坚持引领风雨飘摇的国家继续前进；一位高尚虔诚的大主教，全心沉溺于为自己修建宏伟壮观的纪念碑；一个满面病容的男孩，摄政亲贵本以为他所剩之日无多，自己即将攫取王冠，事实却并非如此；一名疯疯癫癫的守财奴，终日沉迷于炼金术不可自拔，数年来留下整整一屋子未拆封的信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德国历史的特点恰恰使整个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历史韵味——直到这种氛围逐渐被拿破仑和俾斯麦两位历史伟人所改变。每逢历史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这样的转变都会发生——当这些性情各异的统治者们遇到下一个新的挑战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是否会坚定不移？在特定情境下，坚定不移是否永远可取？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针对的是谁？一名君主是否因为过于年老力衰或年轻稚嫩，无法抓住唾手可得的良机？统治者的个性是否太过疯狂？是否曾在圣地耶路撒冷犯下愚行，或者因为迎击土耳其人而无法及时班师？所谓的忠诚究竟应该来自附近城堡或邻近山谷的盟友，还是远在维也纳的帝国皇帝？或者说来自宗教上的亲密盟友——维尔茨堡大主教？这些担忧意味着在德意志历史上，从中世纪早期帝国初步建立，一直到柏林墙倒塌（或许真正的时间范围要更大），每一次大规模社会动乱实质上都是社会内部的不稳定结构带来的反应。德意志自始至终都缺乏一座对国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如伦敦或巴黎），这种状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导致社会混乱，另一方面为人们的伟大创造力留出空间，而复杂的历史又恰恰充满了趣味，供人消遣。

或许，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一话题有些过分关注了。举例而言，施瓦本地区一直以来都有着规模庞大且错综复杂的贵族世系，几乎每一座小山、每一片土地都属于某位贵族王侯的私人领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庞杂的历史若是被人记载下来，定然卷帙浩繁，令人联想起文豪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为之奋斗终生、藏书不计其数的图书馆。漫长的历史中，成百上千位统治者在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位统治者的个人行为都不可预测，但都能给予历史无数种发展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时刻或许都会改变历史命运。或许在某个地方，一位蓄着浓密灰色胡须的国王正在弥留之际，身边围绕着悲伤哭泣的家人和仆从；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位贵族感到厌烦无聊，正在开枪射击舞厅墙壁的石膏装饰来发泄怒气；某位权贵正在阴谋教唆他的马童；一位上过战场的王侯正在大肆宣扬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时的奇闻秘史：如何凝视前方做好战斗准备，日后又是如何改信加尔文教派，期望自己能分得一处更宽敞的宫殿，诸如此类。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充斥着我的脑海，几乎让那些城堡中的每一座都变得充满了危险——因为如此之多的故事令人眼花缭乱，足以令我的大脑因为信息过载而爆炸。那位年轻的女公爵因为她与自己的告解神父发生了世所不容的不伦关系而被幽禁在古堡塔楼，最终导致斯特雷利茨–诺蒂比茨地区的继承权旁落，一位利沃尼亚的远房亲戚坐收渔利，而这位亲戚在返回家中宣布自己获得公爵爵位的途中，却又遭遇横祸，在罗滕堡[22] 附近的一家小酒馆中因瘟疫发作而身亡。因此，爵位只能再次转给性格古怪的贵族遗孀的外甥女，这位小姐常年生活在班贝格郊外的一所修道院中，不问世事。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此不再赘述。

民族服饰广泛传播

中世纪末期的德意志相对中世纪早期而言，历史更加庞杂。诚然，从物质方面来讲，大部分所谓的“历史”看上去更像一种幻想——所有的建筑物都需要重建，所有的城镇都曾遭遇瘟疫肆虐，但有时这样的景象却恰恰代表了一种15世纪某些地区盛行的社会氛围。我们很难不注意到那些早期的幸存建筑——大教堂、修道院，以及宫殿的残骸——这样的“遗迹”与类似恐龙骨架或外太空残骸之类的“遗迹”截然不同。这些建筑可能会遭到滥用，风格或许会彻底改变，或者被破坏、被历史掩盖，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也已经彻底被时间冲刷殆尽；到了现代，这些建筑看上去或诡异，或孤寂，或神秘莫测，这些特质似乎再次引起了某部分人的兴趣。虽然战争、饥荒和火灾不断肆虐，15世纪的世界俨然已经拥有了城市自豪感和荣誉感，人们充满自信与创意，在自己的城市发挥建筑才能——究竟什么样的建筑能够与中世纪城市的市集广场相匹配——一种理想的城镇生活模式就此诞生。一系列灾难洗劫之后，后世的人们依然视这样的生活为理想，并致力于重建工作，试图恢复城市的荣光。

施韦比施哈尔市——德文为Schwäbisch Hall，本身只用了Hall（哈尔）这个词来命名，20世纪30年代，又从民俗学角度添加了Schwäbisch一词（源自施瓦本人）。这座小城堪称这种幻想生活的典型代表。施韦比施哈尔是一座著名的中世纪重镇，发展繁荣，闻名欧洲，也是皇家铸币厂所在地和盐业中心，同时始终保持着自身作为帝国自由城市的重要地位，直到拿破仑下令将其并入符腾堡。曾经的小镇哈尔坐落在一条小河边的陡峭高地上，遍布高大的木质结构房屋。这样一片祥和的美景很难不让人沉醉其中，更不必提那优美的廊桥，苍鹭在小城河岸掠过，在水面捕捉鱼虾。小城四周建有防御用的城墙，整体色彩自然而鲜明，风格优雅古朴的小教堂坐落其中。虽然面积狭小，但哈尔依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豪之处——这里是德国唯一一位无臂肖像画家的故乡。这位画家虽然缺失双臂，却毅力惊人，像普通画家一样接受客户委托，用双脚夹起画笔作画维生。除去上文众多的迷人之处，哈尔还有着曲折的命运，曾经被大火彻底化为焦土，也曾因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大军的进攻而经济崩溃，同样也有着常年凋敝、民不聊生的时光。这座城镇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与挫折之后，才迎来了如今美好祥和的生活。另一方面，哈尔也像诸多风光秀美、修缮完好的德国小城镇一样，有着另一面的历史——城镇的近郊依然可以看到战时集中营的旧址，以及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23]的制造工厂。时至今日，小镇仍然以旖旎的风光著称于世，但同样也建有大量抵押放款公司的总部，每日有大量的现金汇入此地，又从此地流出，这些抵押放款公司多半建在小城河流的下游，以避开大众的视野。

于我而言，这些小城镇有着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它们遍布各处，并且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中世纪末期德意志城镇生活繁荣生动又复杂多彩的画卷。尽管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从英国到土耳其，从非洲到俄国的贸易干线都在途经德国城镇区域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与破坏，但那些小旅店、集贸市场和贸易专用设备却未曾遭到严重破坏。骡子拉的运输车依然穿过隘口，跨过河谷，走过森林，一路畅行。每一座高墙围拢的小城都是商人的乐土，在这里他们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也可以自由交易货物，马车夫、搬运工和商人都能够各取所需。在极其动荡的年代，一部分城镇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但其他的一些城镇只是认为它们在特殊时代的外观代表了一种“小镇风光”的典范，于是排除万难，使城墙、大门、市场、市政厅和教堂等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有时，一场小规模的动乱或许会带来新的变化，新式的、时髦的仿古建筑拔地而起，在18世纪尤其如此，但未能形成较大的规模。马尔堡、弗莱贝格、哈尔、希尔德斯海姆、格明德、魏克尔斯海姆及戈斯拉尔等都是如此，这份名单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无穷无尽。

这些城镇真正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寻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些小镇无疑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然而这里的景色却好似以15世纪的图景为摹本，再由城镇中的居民一点点雕琢、绘制、涂色而制成——北欧地区突然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活跃起来，艺术家们通过改变自己的技艺和作品风格，创作出新的伟大作品来表达他们真正的艺术诉求——让那些或在市场徘徊，或在教堂祷告的人民的形象定格为艺术杰作。在所有的艺术领域中，雕塑最先取得了成功——以《耶稣受难记》作为题材的巨型雕塑作品大放异彩（这也是德国艺术的突出特点之一）。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中世纪的雕塑家们对公元1世纪耶稣与他的朋友们在圣地炎热干燥的沙漠中发生的故事并无多大兴趣。德国雕塑艺术迅猛发展，随后同一主题的宗教绘画也在约公元1500年后逐渐兴起，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在许多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内，几乎每一座小型的教区教堂都在公元1505年前后采用了全新风格的祭坛装饰画，整个行业堪称一座巨大的血汗工厂，所有在这家工厂中工作的人都堪称皮肤色彩专家、或正义或邪恶的艺术借鉴大师，或者各各他历史专家。这些展现耶稣受难的艺术作品创作于其观赏者和创作者所处的社会中，与那些以宗教为主题的当代艺术，诸如绘画、节庆、戏剧等大同小异——它们只是碰巧为现代人所喜爱罢了。谢天谢地，在耶稣受难的千钧一发之际，那些受命押送耶稣的士兵曾经讥讽他，嘲弄他，抢夺他的衣物，并且在他的坟墓前打盹。感谢那些耶稣受难故事中记载的生动细节，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了一支中世纪末期的大军，他们手执各种各样的武器，头戴魔幻小说中常见的中古头盔，身着紧身皮衣，外罩锁子甲及有镶嵌纹饰的胸甲，手中不是高举长剑，便是端着弓弩或火绳枪。这种混杂式的不标准作战装扮——金属、皮革和诸多零碎装饰物，以及这些士兵严肃而紧张的面色，一起构成了战争的图景，几乎每一座城镇的墙壁上都能够寻找到他们的踪迹，这些图案和坚固的城门、宵禁制度、报警钟、城门上的雉堞一起构成了中世纪的城邦防卫系统。同样，我们也要谢天谢地，那些嘲讽唾弃耶稣的人中同样不乏名流权贵，例如商人、法官等。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也好似琥珀中的昆虫一般，永远定格于历史之中，和那些华丽耀眼的帽子、做工细致的披肩、精雕细琢的皮带和挂扣，以及颜色鲜艳古怪的紧身裤一起，成为后世艺术作品的完美素材。

这些城镇风景在众多绘画大师的笔下都有典型体现，从范·艾克到丢勒[24]——这个世界四处充满着魅力非凡的高耸的炮塔和尖顶，石造或木造的桥梁，以及商人的豪华大宅。在纳博科夫居于柏林时所著的《黑暗中的笑声》中，一位百万富翁欧比纳斯期望制作一部电影动画大片，让中世纪艺术大师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箴言》“活动起来”，让整个城镇的景色和数不清的居民一起变得生动，摆脱静止画面的拘束——画中的渔夫放开手中紧攥的鳗鱼尾巴，农户则继续在屋顶劳作，在准备好的糕饼上烙下十字弓的图案（关于画作的名称《箴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佛兰德斯箴言？我并没有确切的研究）。当然，“让画作动起来”实在疯狂，而且毫无意义，然而事实上，这个念头始终徘徊在施韦比施哈尔或马尔堡小径幽深、静谧安宁的上城区：这里的世界丰富多彩、生动鲜活，并且留下了十分清晰的文献记载，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是那样触手可及。

若是作为天马行空的幻想游戏，这样的景象是十分有趣的，但若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有趣”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如今，许多现代德国人一看到类似包头巾这样的特定时代服装，便会兴高采烈——施韦比施哈尔尤其对此“责无旁贷”。整个国家的人们都能通过欢庆各种各样的节日，身着特定的全套服饰，模仿不同时代的人们，演奏已经失传的乐器，模仿古代的手工技艺制作食盐，或者劝说人们尝试那些被人遗忘已久的中世纪食物。然而，这样的活动所带来的趣味似乎没有想象中那般令人沉醉，这类复古民俗活动所需的设备常常并不齐全，施韦比施哈尔也并未让全城的所有居民都必须仿照公元1500年那样的中世纪风格打扮。在整个活动期间，城镇居民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路面上到处都设置了路障，安保警察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这样封闭性的“游戏”实在令人无法尽兴。然而，说到底这样的游戏不过是吸引游客的噱头罢了——因此，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哈尔这座小城的精髓业已消失，消失在身着汤米·希尔费格[25] 休闲服、手举数码摄像机的混乱人群中，更不必提那些身着工作服四处穿梭、售卖卖相惊悚的馅饼的工作人员和佩戴长手套、举着猎鹰的表演者。这里的一切和那川流不息的人群都显得不合时宜、滑稽可笑，这一切都是2010年的现代产物，显然与“中世纪”一词毫不沾边。

然而，就算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自暴自弃的造作“历史”也的确称不上有多大的坏处，并且有时反而能够切中要害。长期以来，这座小城深受近代纳粹主义的侵扰与危害，对当地人民而言，这种复古的民俗活动可谓不二之选，它代表了那个尚未受到现代社会邪恶玷污的时期。在施韦比施哈尔的城镇博物馆，藏有一幅古怪的画作，绘制了1871年的一个夜晚，城中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宽阔明净的16世纪风格的市政广场上，欢庆崭新的德意志帝国的诞生，而这座小城镇也成了新帝国的一分子。这幅画作几乎漆黑一片，但在画面的背景正中有一道电光，照亮了旗帜、路灯和焰火。画面所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晰明了——在这座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小镇上，市镇广场曾历经无数兴衰沉浮，如今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当然，这座博物馆也藏有同一片广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留影，那是纳粹主义盛行的时代，广场上四处飘扬着巨大的纳粹十字旗，数不清的旗帜像海浪般波涛汹涌，窗户上和栏杆上也四处悬挂着旗帜，旅馆和教堂也都装饰了层层叠叠的花彩装饰物。20世纪40年代，施韦比施哈尔的人民曾经在整个欧洲做出了耸人听闻的事情，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至今依然生活在此地——去怀念一段更加鲜活明快、充满希望的过去，显然是上上之策。

帝国行政圈

这些地域狭小、生机勃勃，却又无力自保的小城镇堪称某条人类文明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这样的链条从北意大利一直延伸到荷兰沿岸，无论是无形的思想还是有形的货物，都通过这种链条来来去去，或用手推车，或用背筐，或乘驳船，或只用人力驮运，周而复始。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世界，戒备森严，武器先进，人人保持高度警惕，但除去偶尔爆发的灾难，人们在这个世界四处游历时，大体都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中世纪的社会中，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活动范围都很狭小，货物经由数次交换，价值逐渐升高。但不管怎样，最赚钱的方式依然是克服困难，勇敢冒险，靠自己的双手运输货物，避免和那些奸诈的中间商打交道。这样长短途兼具的交通运输方式创造了不同的机遇，从安特卫普或纽伦堡的商业大亨到无数从事小本买卖的商贩，无数人得以借机发家致富。此时的世界令人有种身处丢勒画作中的恍惚之感——既有淹水的草甸、陡峭的墙壁、兼做瞭望塔的教堂塔楼、蜿蜒曲折的街道，也有铺着平板的屋顶。这样的景象在很多地方都随处可见——从班贝格的一隅、奎德林堡，到明斯特或法兰克福。

15世纪，德意志帝国逐渐陷入混乱之中，因为帝国皇帝（尤其是西吉斯蒙德[26] 和之后长期在位进行统治的腓特烈三世）已经无暇顾及整个帝国的运转，他们已经放弃对大部分领土的管辖，终日蜗居在自己的直辖领地内，不问世事。这样的状态导致了15世纪末一个重要概念的诞生——“帝国行政圈”——由一系列公国及较小的联盟组成，这些区域通过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在皇帝面前代表自身成员的利益。这种行政体系最初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创立，而具体条款则在多年之后才最终确定下来，但这样的体系最终导致了帝国内部的行政权力划分不明，帝国法庭组织结构公信度不高（时常以韦茨拉尔或维也纳这样的小地方作为权力中心，不同辖区彼此间常常发生司法制度冲突），整个系统的运作通常需要通过协商会议来决定，官方的计税基数也与神圣罗马帝国官方所沿用的大同小异。

在今日的雷根斯堡，也就是当年的帝国议会大楼所在地，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行政制度遗留的某些影响。多年以来议会的驻地不断更迭，不是沃尔姆斯就是纽伦堡等地，任何举办会议相对便利的地方都留下了帝国议会的痕迹。直到17世纪末期，议会举办地才转移到雷根斯堡，但事实上这种行政体系一直延续到拿破仑占领时期才被迫终结，因此在这样的城镇中漫步徘徊十分有趣——小镇颇具中世纪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传统虽然古老，但其中流传的协商精神和互相尊重的传统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帝国议会的房屋为木质，面积虽小，但风格优美独特。然而，在和谐景象的背后通常是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木屋的地窖通常用来作为拷问室，里面配有拷问台，刑具齐备，灯光昏暗鬼魅——这些拷问室由某些不知名的反天主教捐赠者所建，角落的高台上设有一个小型十字架——然而我从中看到的只有一种苦行僧式的伪善。即使考虑到其背后有雄厚的财力支持（以及令人惊讶的现实——雷根斯堡本身其实是一个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地区），幸存的帝国议会大厅也依然保持着令今人惊叹的神圣与庄严。伫立原地，凝视这座建筑，很容易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畅想那个曾经的帝国，又会有多少令人不齿的阴谋浮现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上空？毕竟，帝国的全盛时期维持了大约三百年之久，社会结构趋近成熟，在此之前的数个世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巨变之中。这样的现实可能会令民族主义者感到愤恨，这是由于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史，长期缺乏一个固定的集权中心，但我们不必过分倚重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这样的观念难免带有一种官僚主义的深刻烙印（或许我们能够在卡夫卡的名作《审判》和《城堡》中寻找到这种思想最为深刻的体现，这两部杰作都有着对社会症结入木三分的描绘，其思想深度远远不只涉及20世纪）。诚然，在韦茨拉尔，数个世纪以来无数法律案件堆积如山，亟待解决，而新的听证会候补名单则越来越长，当事人的案件甚至终生无法得到解决。与此同时，透过所有的现状来看，这一切也都面临着巨大的外界压力：不仅仅有来自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压力，还有常年不断的战争、结盟与反戈——一直到拿破仑占领时期，这些问题始终存在。

“帝国行政圈”事实上限制了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国的主权，例如萨克森和受教会掌控的科隆，权力都受到了很大的掣肘，但该制度同样保护了无数小公国及零散地区、半独立的修道院和城堡的安全，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些地方恰恰是德国境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改革之后，不同宗教派别逐渐分裂，而德国最终在长时间的激烈斗争之后适应了这样的状态，处处体现出“多样化”国家的特性。例如，最为重要的帝国行政圈之一——尼德兰行政圈（包括南北两部分），这片地区的民族主义根基最终促成了荷兰和比利时两个现代国家的诞生。或许正是帝国行政圈这种结构减缓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展的进程，这一点与英国和法国截然不同——直到18世纪末，仍然没有人萌生关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想法。数个世纪以来，无数代德意志人民旁观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一次次四处征战，想要完成彻底统一帝国的霸业，却一次次事与愿违，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那些无忧无虑的巴特梅尔根特海姆居民依然在条顿骑士团庇护的土地上生活，欧廷根–欧廷根县的人民也依然无忧无虑。德意志内部的混乱历史或许会让那些来自伦敦或巴黎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大为光火，但鉴于之后历史的走向，这片地区俨然已经找回了昔日的魅力与荣光。

哈布斯堡王朝

我清楚地记得，在16岁生日的那个周末，我很偶然地在学校交到了一位德国朋友。我们互换了各自在生日当天的日记。在我的日记中，我曾经十分仓促草率地描述了自己庆祝生日的场景，写到我是如何在家里与父母和姐妹一起庆祝，我们先是从中餐馆叫来了外卖大吃一顿，家人送给我的礼物是歌手组合西蒙与加芬克尔[27] 的精选专辑，当时我几乎欣喜若狂（我记得自己激动地大喊“这简直太酷了！”）。似乎是为了回敬我，德国朋友在交还的日记本中则记述了他如何得到一辆摩托车，甚至还和他母亲的一位朋友发生了一夜情！当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但也谈不上为我带来多么大的心理挫折，自然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个人对德国历史的迷恋。

我同样记得在上文提及的阿尔萨斯之旅以及这趟旅途为我带来的影响，但同样，这种影响谈不上有多么强烈。最终我想到，或许德国之旅本身不过是我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罢了。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搬到了纽约居住，虽然这里的生活颇有乐趣，但这并非因为我全心全意热爱着纽约的环境，相反，我的兴趣转向了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向——学习德语，或者说“尝试”学习德语，努力钻研德文作品，同时强迫自己使用德文写作也是我生活乐趣的一部分。此时，我人生的《圣经》是克劳迪奥·马格里斯[28] 的杰作《多瑙河》[29]，从阿尔卑斯山脉的沃土到保加利亚三角洲，他的文字引领人们在多瑙河畔徜徉。多年以来，我热衷于阅读奥匈帝国历史相关的内容：让我尤其感到遗憾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种种灾难中，多民族的国家格局也因此毁于一旦。许多知名作家笔下对此都有所表现，如斯蒂芬·茨威格[30]、格雷戈尔·冯·雷佐利[31]、约瑟夫·罗特、阿图尔·施尼茨勒[32]、罗伯特·穆齐尔[33] 和弗朗茨·卡夫卡，等等。其中，让我受触动最深的作品当属雷佐利的《去年的雪》，这本书的书名虽然让人感到心情沉重（《去年的雪》作为英文版书名，不同于德文原版书名《雪中的花朵》，后者令人感到些许凄凉），却依然堪称一部伟大杰作。雷佐利在书中记述了北布科维纳首府切尔诺维茨（位于今日乌克兰的最西部）生活中的一系列小插曲。这片地区可以说是哈布斯堡王朝统领下的多民族国家的翻版，由众多民族构成，如日耳曼人、犹太人、加利西亚人、波兰人、罗姆人、乌克兰人及罗马尼亚人，等等。雷佐利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这片地区的美丽图景，当时这片地区刚刚归属罗马尼亚管辖（城市也被重新命名），该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面临新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民族或被屠杀殆尽，或遭遇流亡的命运，在一系列历史巨变之后，留存下来的民族只剩下乌克兰人。在全书的末尾，雷佐利在已经重建的现代化城镇中徘徊（如今已经更名为切尔诺夫策），旧日的城市已经改头换面，几乎不留半点曾经的痕迹，叫人难以辨认。

现在，恐怕读者要认为我在拐弯抹角地表达喜好，认为事实上我在研究日耳曼历史方面，对于奥地利的兴趣，或者更具体一点，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趣要比对德意志大得多。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域自然要比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广阔得多，然而我对于王朝内部的历史并没有太多浓厚的兴趣。相反，在王族领土分崩离析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乱——而我对于这种混乱感到十分无趣——因为这片土地上逐渐萌生的民族主义思潮导致广阔的帝国内部彼此分裂、各自为政，这种分裂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正是此时此刻才进入了我的视野。由于我时常反复研读德意志从古至今的大部分历史，得以了解到真正的故事是自维也纳而起，随后蔓延至德意志的大半部分——直到现在，这一事实依然有据可循。

因此对我而言，无论如何，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尚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这段历史总体而言并不能让人感到多么愉快，尤其是在他们漫长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中，甚至好战的帝国皇帝们如利奥波德一世（这位皇帝在他漫长的50年统治生涯中也曾经东征西讨）也无法引起多么巨大的历史波澜，这样的事件很快便会被新的挑战所掩盖，而宗教狂热更是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

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早期历史中，他们表现出了对历史机遇的灵敏嗅觉。此时此刻，家族的圣地是蒂罗尔首府因斯布鲁克。因斯布鲁克本是一座机械运转的城市，虽然面积广阔，却显得较为古板无趣，并且同所有山地城市一样，常年静寂沉闷，常年遭受冰雪、大风和盐碱侵蚀，虽然并不严重，但也对城市的风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枯燥无聊，然而这其中却有两件轰动天下的大事，能够驱散所有阴云。

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公元1519年逝世，他漫长的一生堪称波澜壮阔的传奇，他四处征战，生儿育女，纵情享乐，同时尽心安排子女的婚事。他的统治时期可以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多国角逐游戏，就像今天的扑克牌一样，凭借出人意料的好运气和高超技巧，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几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他身体健康，得享高寿，甚至有余裕为自己的诸位孙辈规划好人生道路，也得以目睹整个欧洲大陆上新一轮的风云变幻，这变幻也可以说是一出极为复杂的肥皂剧。令人感到悲伤的是，马克西米利安最终逝世之时，未能来得及目睹在他的后代身上发生的所有精彩故事——他的儿子“美男子”即日后的腓力一世迎娶了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女王储——“疯女”胡安娜，他们的联姻又带来了锦上添花的结果，六个子女中两人成为皇帝，四人成为王后。通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策划的联姻，哈布斯堡家族顺利取得对西班牙、新大陆、低地国家、弗朗什–孔泰、匈牙利、波希米亚、奥地利大部、意大利一部分以及德意志外围大片领土的统治权。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唯一的失败当属1499年的多尔纳赫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大败，瑞士自此彻底获得独立地位，脱离帝国掌控。

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大获全胜更大的喜事了，虽然胜利不仅仅带来荣光，有时反而会令人误入歧途。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博学多才，事事亲力亲为，并且热爱游历，对扩展到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抱有极大兴趣，因此花费许多时间与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打交道，接受他们的奉承讨好，同时考虑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伟大的艺术形象，例如将他描绘为埃涅阿斯[34] 或挪亚的后裔，因此他令著名画家丢勒为他绘制了画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沉迷于在因斯布鲁克为自己设计豪华的陵墓。他对自己的一生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充分的的认识，因此希望建造一座规模巨大、壮丽恢宏的纪念碑，以使自己的事迹流芳百世。他向众多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征询意见，希望将纪念碑安置在后来的宫廷教堂中心（教堂本身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继承者所建），顶部建有一座他本人的跪姿塑像。教堂陵寝本身已经足够华美壮丽，然而更为惊人的艺术杰作是四周28座巨大的青铜站立雕像，这些雕像涵盖了马克西米利安家族的祖先和后代。这一工程动工之时，部分雕像的人物原型尚且在世，包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本人，他也参与了监督工作，并且提出了部分意见。这些雕像大约2米高，任何照相技术都无法百分之百完全重现这些艺术杰作的真正质地和体积（虽然统一为青铜制造，但这些雕像的衣物、皮肤和盔甲的质地各不相同，栩栩如生）带来的独到质感，它们是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精品。然而，皇帝的大部分构想都未来得及实现——尤其是因为某些原因，他本人并未葬在这精美的墓穴之中，而是另葬他处。其中一些雕像可谓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日耳曼艺术结晶：亚瑟王和狄奥多里克大帝的雕像是在纽伦堡制作完工的，建造者是著名的雕塑家老彼得·维舍，并有依据表明设计者正是丢勒本人。众位名家共同打造出了至臻的作品，很难再从这完美杰作上挑出哪怕一丁点儿瑕疵了。或许，这些雕像的存在本身便是对19世纪那些粗制滥造的后世仿品最尖刻的嘲讽，后世的日耳曼民族已经无法再次寻求到那种融合哥特–文艺复兴艺术魅力的美妙风格了。而剩余的其他雕像也完美地展现出了当时的时代风格，人物的衣物和发型都颇具当时的特色。在这些雕塑中，有一尊是某位葡萄牙老国王的雕像，因为他本人的外貌未曾留下任何图画作为记录，因此后世的设计师和雕塑家不得不将他的雕像设计为身披全套铠甲，将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倒像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机器人，令人感到有一丝悚然。除了庄严肃穆的一面，这些雕像也不乏滑稽可笑之处——鲁道夫一世[35] 的雕像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被四面八方来的游人反复触摸，本来暗淡的铜绿色经长久的摩擦，现出明亮光泽，雕像身着的文艺复兴时期男士长裤裤裆处的褶皱光辉闪闪，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众雕像中还有一座造型精美，身着华服的波兰公主塑像，她便是马佐夫舍家族的西姆伯吉斯公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祖母），这位公主向来身强体壮，甚至能够承受粗重活计——将马蹄铁扳直，或者从墙上拔出钉子。

其他位于因斯布鲁克的著名文化遗产包括阿姆布拉斯宫[36]，这座宫殿属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曾孙斐迪南二世大公[37]，他也是蒂罗尔和上奥地利的统治者（若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讲，上奥地利或许称为“近奥地利”更加妥当，这片地区地势复杂，属于黑森林的周边地带）。斐迪南二世本人的一生可谓又一部传奇：与土耳其人英勇作战，统治波希米亚，非法秘密结婚——迎娶一位拥有绝世美貌的银行家之女，对盔甲、武器、绘画和古玩具有非同寻常的收藏热情，这些藏品至今大部分依然收藏在他为存放藏品而专门修建的宫殿之中。在收藏这方面，斐迪南二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他的侄子皇帝鲁道夫二世，在斐迪南二世于1595年逝世之后，他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被转移到了鲁道夫二世位于布拉格的宫殿之中（不幸的是，三十年战争中，这批收藏品被瑞典军队洗劫一空）。从这些方面，我们不难总结出，斐迪南二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颇具修养又永不餍足的行动主义者。他所收藏的武器与盔甲随处可见，其中不乏历史上著名的精品，包括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的盔甲。1526年的摩哈赤战役中，拉约什二世在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时战死沙场，与他同时战死的还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匈牙利王室贵族成员。诚然，其他大部分藏品未能拥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但这套属于斐迪南二世可敬的舅父拉约什二世的盔甲，依然讲述着16世纪奥地利王族的历史——家族、暴乱、好运与遗产。

在与土耳其作战的过程中，斐迪南二世人生的辉煌时刻当属在摩哈赤战役之后的30年中对匈牙利王国西部最后一片基督教净土的奋勇保卫。他的整个人生也时时刻刻处于土耳其大军压境的阴影之下（在斐迪南二世的宫殿墙壁上悬挂着诸多与敌军作战的战利品，包括奥斯曼军队的箭袋、长弓、盾牌，等等）。每到开战时，战场上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不论是惨痛的失败、英勇的背水一战，还是可怕的意外，斐迪南二世和他的敌人每天都在这样的生活中循环往复，仿佛没有尽头。正当他下令在阿姆布拉斯宫中修建规模巨大的“西班牙大厅”时，胜利的消息传来，同盟军在勒班陀海战[38] 中取得了胜利，最终基督教势力将奥斯曼帝国海军力量彻底击溃。斐迪南二世在阿姆布拉斯宫热烈庆祝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并绘制了这场战争所有主要指挥官的巨幅画像。这些画像传递给我们的某种氛围，人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与其说画作在描绘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对个人能力和现实利益的热烈歌颂。

除了哈布斯堡王族成员的肖像（其中一部分堪称精品，另一部分不过尔尔），阿姆布拉斯宫同样因为斐迪南强迫症一般地追求标新立异而闻名：奇特的收藏品比比皆是，包括加那利群岛住民的画像，画面上的人物都披着浓密蓬松的头发（画面上的小女孩颇有委拉斯贵兹[39] 的名家之风，但面部造型古怪，活像一只猿猴），还有一套宫廷式的、尺码巨大的全副盔甲，以及一位匈牙利贵族的画像，这位贵族曾经被一支长矛穿透头颅，却奇迹般地死里逃生（长矛从后脑颅骨穿入，从眼睛中穿出——这幅画面可谓是恐怖至极，令人不忍直视，简直像是奥托·迪克斯[40] 早出生了350年一般）。其他藏品还包括一幅表现婚庆仪式的画作，一名侏儒正从一张巨大的馅饼中跳出，用滑稽戏码来庆贺巴伐利亚公爵威廉五世与洛林的勒娜特的婚礼，这样的场景也是当时社会古板无聊的“幽默感”的最佳体现——模仿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国宫廷生活，当时流行的娱乐方式是由侏儒演员藏身于大型糕点之中为客人取乐，那些可怜的矮人只得一刻不停地擦去两肩上沾染的糕饼粉末。除此之外，另有许多五花八门的藏品：众多不同材质的十字架，有的由珊瑚和贝壳制成，有的则脱胎于一棵巨型古树根；不同的凹面镜；印度匕首；约公元1580年间的北非阿拉伯式长袍，样式新颖，制作精良，竟仿佛是1970年才刚刚完工的产品；还有摆出滑稽可笑造型的椴木制骨架模型，可谓琳琅满目。大部分藏品都完全不能用“美丽”来形容，但这种猎奇感却大大弥补了外观形象的不足。正因为斐迪南和鲁道夫两人既拥有无边的财富，又具备强烈的好奇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成为科学革命[41] 的奠基人之一。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些不过是生活中无伤大雅的一点儿小小兴趣，但正是这些兴趣引发了天文学、炼金术、医药学的变革。至今，阿姆布拉斯宫的藏品依然能够引领我们回到那个危机四伏、充满机遇又蒸蒸日上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在那个变革的时代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再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多时候那些故事让人昏昏欲睡，但在因斯布鲁克，光辉始终不灭，让这个家族的历史得以延续辉煌，强大无情，不可一世，让无数人仇恨或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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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特·格拉斯（1927—201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注

[2]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德意志早期浪漫主义风景画家。—— 译者注

[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翻译家、诗人、批评家，被誉为“当代小说之王”，代表作为小说《洛丽塔》。—— 译者注

[4]13世纪末至14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形成的商业同盟，政治色彩较弱。它的原则是：“让我们努力经商吧；在桅杆上挂一面旗不费什么气力，再想降下来不免要付出巨大代价，连同我们的荣誉。”汉萨同盟正式成立于1358年，极盛时期的同盟包括德意志北部及波罗的海沿岸80个以上的城市。汉萨同盟的中心城市是吕贝克。波罗的海、北海沿岸和附近地区的入盟城市享有商业特权和经商的便利条件。在整个14世纪，汉萨同盟凭借严密的组织体系，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从丹麦王国的手中夺得了波罗的海的支配权，垄断了北欧贸易。14世纪末15世纪初，汉萨同盟逐渐衰落。—— 编者注

[5]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被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被看作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译者注

[6]又称罗经点，是指罗盘上的32个基本方位，一般自0°（正北方）按顺序排列出来。—— 译者注

[7]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德国陆军将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鲁登道夫被调往东线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从此成为兴登堡的得力副手。—— 译者注

[8]法兰克帝国皇帝，公元 840—855年在位。—— 译者注

[9]法国瓦卢瓦王朝第二位国王。—— 译者注

[10]公元1337—1453年，英法两国发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战争的起因非常复杂，主要包括王位继承问题、英法领土争端以及对佛兰德斯地区的争夺。——译者注

[11]扬·范·艾克（1390—1441），佛兰德斯画家。他是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15世纪北欧后哥特式绘画的创始人。—— 译者注

[12]罗希尔·范德魏登（1399/1400—1464），文艺复兴时期佛兰德斯画家，“佛兰德斯文艺复兴艺术三杰”之一。—— 译者注

[13]又称“勇士”查理（1433—1477），瓦卢瓦王朝的勃艮第公爵（自1467年）。法王路易十一最强大的敌人。由于路易十一的外交手腕，查理最终陷于孤立。1477年查理与路易十一支持的瑞士军队作战时，因为雇佣兵的出卖而阵亡。—— 译者注

[14]南锡，法国东北部城市，市区位于洛林高原腹地。—— 译者注

[15]“西班牙之路”是1567—1620年间一条十分重要的行军路线和贸易通路，从北意大利一直延伸到低地国家。该通路途经的地区大多保持中立，因此也是欧洲大陆最为重要的行军路线。—— 译者注

[16]萨尔兰州（德语：Saarland），原名萨尔（德语：Saar），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邦，首府萨尔布吕肯。—— 译者注

[17]“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对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组织。—— 译者注

[18]德国的一个王朝世家，其家族成员曾出任萨克森选帝侯、国王，波兰国王，英国国王等。1485年韦廷王朝分裂为两系：恩斯特系和阿尔布雷希特系。—— 译者注

[19]1180—1918年间统治巴伐利亚的德国著名贵族世家。起家于巴伐利亚，1255年巴伐利亚的公爵领被慕尼黑公爵和海德堡伯爵一分为二。家族内不同分支间经长期争斗，最后于1806年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一；1918年随路易三世被废黜而宣告结束。—— 译者注

[20]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1493—1519年在位），也被称作“马克西米利安大帝”。—— 译者注

[21]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英国议会迎立荷兰执政威廉及其妻子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登上英国王位。1689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初步确立。《权利法案》规定英国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司法权，国王依法享有行政权。1721年内阁大臣罗伯特·沃波尔主持内阁会议，责任制内阁在英国逐步确立起来，国王的行政权自此逐步向内阁转移。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后，英国国王并非立即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国王行政权力的转移是在渐进中进行的，有一个历史过程。—— 编者注

[22]罗滕堡位于纽伦堡西部，是德国巴伐利亚最出名的小镇。—— 译者注

[23]梅塞施密特股份公司（Messerschmitt AG）是一家著名的德国飞机制造商。—— 译者注

[24]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生于纽伦堡，德意志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 译者注

[25]美国著名休闲服装品牌。—— 译者注

[26]西吉斯蒙德（1368—1437），卢森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年在位。—— 译者注

[27]美国男声二重唱组合，跻身于20世纪60年代最受欢迎的歌手之列。—— 译者注

[28]克劳迪奥·马格里斯（1939年4月10日— ），当代意大利著名作家，其代表作小说《多瑙河》于2016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译者注

[29]该书通过引领读者欣赏迷人的风光，领略历史的变迁，与顶级文化大师们对话。—— 译者注

[30]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反战工作，1934年遭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和巴西；1942年在巴西自杀，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及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译者注

[31]雷佐利（1914—1998），罗马尼亚作家、戏剧演员。—— 译者注

[32]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代表作有小说《古斯特少尉》。—— 译者注

[33]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译者注

[34]特洛伊英雄，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维纳斯）的儿子。—— 译者注

[35]鲁道夫一世（1218—1291），哈布斯堡王朝的奠基人，1273年登基为德意志国王。—— 译者注

[36]位于奥地利蒂罗尔州。现存建筑是哈布斯堡家族大公爵斐迪南的晚年府邸。—— 译者注

[37]斐迪南二世（1529—1595），哈布斯堡王朝蒂罗尔及大奥地利执政（1564—1595）。1557年，他暗中与一位下级贵族银行家的女儿菲利宾成婚，但这段婚姻只能于1559年在他父亲提出的保密条件下得到承认，二人所生子女除非哈布斯堡王朝绝嗣，否则没有继承权，此乃贵庶通婚的后果。—— 译者注

[38]在勒班陀战役（1517年10月7日）中，由西班牙帝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萨伏伊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及圣约翰骑士团组成的同盟军舰队击溃了奥斯曼海军，令奥斯曼帝国从此失去地中海霸权。—— 译者注

[39]委拉斯贵兹（1599—1660），17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黄金一代的画家，对后世画家影响甚大。—— 译者注

[40]奥托·迪克斯（1891—1969），德国画家、版画家。他的肖像画多以扭曲荒诞的手法抨击社会的丑恶现象。—— 译者注

[41]16—18世纪，欧洲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开始出现革命性变革，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批判在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宇宙观，他们开始重新定义地球和更为广阔的宇宙，将对自然界的新观念建立于直接观测和数学推理上，科学观察和数学推算改变了自然科学，这个过程被称之为“科学革命”。—— 编者注

——Chapter Five——

第五章

尖顶、角楼和高塔»

诞生之地与安息之所»

魔鬼的风笛»

世界的统治者»

新耶路撒冷»

不愉快的酒商

尖顶、角楼和高塔

在德国，帝国自由城市的历史堪称一部英雄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漫长时光中，这些城市设法脱离了割据诸侯的掌控，或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给贵族。从这一点而言，帝国自由城市多半拥有令人妒羡的好运与居于时代前列的创造力，地位与半独立的国家相当。由于只需对皇帝负责，并且皇帝通常身在远方且分身乏术，这些城市在神圣罗马帝国广阔却混乱的领土之上始终独善其身，在商业领域与那些受制于教会或世俗权力的邻近城市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这些城市与众不同的风景时时刻刻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因为它们所具有的那种恍若来自画中的美丽风光与风土人情带给人舒适惬意之感——城市广场、市政厅、时髦商店，以及流水淙淙的喷泉，无不令人流连忘返——然而除此之外，自由城市的吸引力同样源自相对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平等公道的贸易环境。诚然，自由城市也同样具有历史局限性，积弊根深蒂固，气氛沉闷，长久以来的社会等级制度令人窒息，但它们积极向上的一面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具有无上的宝贵价值，这些积极的因素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让高墙内的城市变得繁荣。

这些城市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很难称之为“城市”，只是恰巧因为坐落在某个位置，刚刚好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势，相比临近城市而言更胜一筹。其他一部分则规模极小——在地图上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点，如雷根斯堡，看似只是沧海一粟，几乎一文不值，实际上在大约公元1140年时，雷根斯堡就建立了多瑙河上数千米之内的唯一一座桥梁，这座石桥成为联通经济贸易发展的生命线，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两岸群聚着大量商人的多层住宅，造型十分奇特，这也是由修建桥梁、贸易沟通带来的连锁效应。乌尔姆和斯特拉斯堡同样属于具有河流区位优势的小规模城市，分别掌控着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的一部分土地。乌尔姆市政府在多瑙河上建造的防御工事可以有效地保卫河岸的渔村，无论后世以何种方式进行重建，这些防御工事都将一如既往地体现着这座城市高度的自治化地位。

其他自由城市则有着相对广阔而地缘复杂的领土——以纽伦堡和汉堡为例，中心是核心地带，周围的领土呈片状分布（其中不乏十分重要的关键地带），环绕在核心地带周围。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城市的“独立性”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无论一座城市的军备多么充裕，拥有多少座炮塔，多少武器设备，也只能作为整个地区的贸易中心，并且同样需要与周围的邻近地区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在城市内部，也有各种特例——修道院与大教堂能够在城镇内部拥有大片土地，皇帝本人及帝国官员也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最为著名的当属帝国选举只能在法兰克福举行，而帝国议会位于雷根斯堡）。有时，自由城市内部也会酝酿着险象环生的变革。例如中世纪末期的纽伦堡，与霍亨索伦家族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原因是霍亨索伦家族占据了城镇中心一座古老的帝国要塞。纽伦堡的市民与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竞相修建防御工事来抵御对方的攻击，并且修建了技术先进且牢固的平台、城墙及城垛，以随时随地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及时做出反击。最后，霍亨索伦家族在15世纪时被打败了，大部分家族城堡都被拆毁，但在纽伦堡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风格独特（当然也十分精美）的石雕作品保留下来，至今依然可以在城市中的很多地方寻找到它们的踪迹。

科隆曾是科隆大主教区领域内的中心城市，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最为重要的选帝侯之一科隆大主教的领地，同时科隆大主教也是中世纪时期欧洲北部基督教世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然而在1288年，大主教在风起云涌的复杂领土争端之中站到了错误的一方（与其他人结成同盟，共同抵抗洛恩伯爵），在战争中途不幸被俘，随后被永远驱逐出了科隆。从那时起，科隆正式成为帝国自由城市，摆脱了宗教势力的约束，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科隆大主教被迫别居波恩，对此局势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帝国自由城市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些城市虽然在政治上无法彻底独立，但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民的权益，给他们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市民们又将这种感受用丰富多彩的途径表达出来，不仅为自己的城市修筑壮观的城墙，还为城市建筑提供大笔资助，与其他城市竞争，这种氛围让整个帝国的文化艺术都因此而蒸蒸日上。自然，诸侯、国王和主教们的巨额捐赠同样功不可没，但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华美绚烂的金质艺术品，美丽的喷泉以及迷人的尖顶、角楼和高塔构成的森林，才是真正让一座城市名留青史的关键所在，当这些帝国自由城市的光辉闪耀整个欧洲大陆之时，如今的首都柏林还只不过是一点星星之火罢了。

在众多帝国自由城市中，纽伦堡可以称得上是悲剧色彩最为强烈的一个典型。当然，纽伦堡至今仍然有着法律与审判之城的声名，并且这一名号会随着历史的延续永远流传下去。回想起我初次造访纽伦堡的时候，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种无以言表的震撼心情，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城镇美景令我陶醉——这座城市如此生动鲜活，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举足轻重，与意大利重镇锡耶纳不相上下，但如今我们看到的纽伦堡风光也曾经在20世纪的一系列历史变革中受到深刻影响。对德国人而言，纽伦堡的城市景观代表了中世纪古老传统的精髓，堪称最为完美的德意志城镇典范（也正因这一点，纽伦堡一度备受纳粹青睐）。你若是能够深入了解这里，有幸亲眼看到这生动景象——色彩缤纷的茶巾、廉价印刷品、啤酒杯和餐垫，到处充满着生活气息，你就会明白，纽伦堡的美绝不是凭某位英国或美国游客拍摄的一张旅游宣传照就可以完全概括的。此外，这座城市也是巨匠丢勒的故乡，并且是在制图、雕刻、冶金、武器制造等多个领域都颇有造诣的艺术与工艺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纽伦堡或许是全世界最具趣味和吸引力的中心之一。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大规模的中世纪城墙、堡垒、尖顶、曲折的小街以及巨大的公共喷泉，等等（诚然，其中大部分已经后世修复）。参观丢勒的故居并无多少有趣之处，甚至还有一丝乏味（如今这座“故居”看起来倒更像是丢勒家里的厨房，当然，也有可能只是我的臆想），真正吸引我目光的是坐落在城镇周边（这里大部分地区都在战争中遭遇了狂轰滥炸）的商人住宅。这些住宅装点着优雅的雕塑、华美的装饰、巨大的橡木桌和其他数不清的工艺品。在纽伦堡琳琅满目的艺术杰作之中，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当属现存于世的第一架地球仪，被称为“地球苹果”（Earth Apple），由著名的德意志航海家马丁·贝海姆于公元1492年打造。虽然年代久远，维护也不甚精心，“地球苹果”依然精确地展现出一幅前哥伦布时代的地球图景：大西洋中四处散布着中世纪时期的虚构小岛（事实上都是当时的谬误，这些小岛恰恰处于美洲大陆的位置），如圣布朗亚和安迪利亚，一代又一代的水手立志去搜寻它们的踪迹，却只能无数次失望而归，将耗费心力绘制的海图弃置一旁；这个时期的测绘技术尚且十分落后，桑给巴尔岛和马达加斯加岛大小几近相等[1]，（最重要的是）齐潘戈（即Japan的音译，后来的日本）在亚速尔群岛[2]西部，与之相距不远。贝海姆应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征召，参与他赞助的航海计划——去往日本和中国。博物馆中甚至存有一封公元1493年夏天的信件，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名义将贝海姆和其他航海人士推荐给葡萄牙国王，支持他们发起这次远征。然而，另一位航海家哥伦布却已经提前四个月返回了西班牙，虽然他也同样对中国的位置估计错误，未能达成目的，但这次远征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扭转了“地球苹果”和它带来的整个世界观。令人惊叹的是，小小一个地球仪汇集了当时纽伦堡盛行的多种先进技术（金属加工、制图、绘画和信息收集），同时体现了探索的野心（在地球仪上甚至着重装饰了南极大陆，并且很显然，这架地球仪体现了整座城市与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密切关系）。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一切最终都事与愿违（当时中世纪已经进入尾声，新的大航海时代即将开启，大西洋贸易路线占据主流，纽伦堡的辉煌逐渐谢幕，重归寂静）。

在纽伦堡的圣塞巴都教堂内部，陈列着工艺繁复的青铜圣物匣（这座教堂本身便是整个中欧地区最为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之一），大小约等于一辆小客车，装饰极尽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雕刻分为数个部分，除众位圣人的造型外，还包括鲜花、飞龙和少年的图案，所有这些雕刻的下方是巨大的青铜蜗牛图案（蜗牛行动迟缓，象征着人们朝圣、面见上帝的漫漫长路）。这件圣物匣的设计建造者正是彼得·维舍，画像上的建筑师身着工装，面带亲切的笑容。在纽伦堡的宗教改革进程中，大部分宗教圣物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未曾遭遇破坏，也逃过了被熔化重铸的命运。

然而，任何来自其他地方的艺术杰作都无法影响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的风采。这座博物馆是一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始建于19世纪。展品包罗万象，汇集了日耳曼民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品从双簧管到圣像，再到高脚酒杯和蒂罗尔面具）。它包罗万象，甚至给人一种冗杂之感，乃至掩盖了某些藏品本来的美丽面貌。如今，回忆起这座博物馆，我脑海里最先闪现的是一种喜悦之情：当我在藏品中发现一组由俾斯麦捐赠的仿制中世纪彩绘玻璃窗时，着实感到惊喜不已。此外，在展厅的一隅正有一尊俾斯麦本人身着铠甲、全副武装的塑像。这两件藏品都代表了纽伦堡古老而光辉的艺术传统，而另一方面，它们也恰恰象征着一种狂热情绪——这种情绪在19世纪弥漫了整个德意志，在这种几近病态的复古狂热之中，人们力图追寻中世纪时期的一切传统。

每一个帝国自由城市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并因为在某一领域的突出贡献而闻名——法兰克福和奥格斯堡的银行业（代表人物为著名的富格尔家族），施瓦比施哈尔的盐业和货币铸造业，汉堡的船舶业和渔业，等等。经粗略统计，自由城市共有75个，一部分繁荣兴旺，另一部分则昙花一现。其中有的城市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不禁让人疑惑它们为何能够跻身于自由城市之列（其中的博普芬根[3]便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座市镇甚至极少被人提及）。曾经，纽伦堡处于极为有利的地段，是神圣罗马帝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但随着贸易格局逐渐向广阔的海洋扩张，同时贸易重心向美洲和亚洲大陆转移，这些内陆贸易中心逐渐失去了它们的重要地位，不复往日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此时此刻，三十年战争尚未发生。事实上，纽伦堡之所以具有独特历史魅力，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其已不复昔日荣光，一切旧时代的迷人之处都已经沦为新时代的笑柄，曾经的经济中心地位也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但这一切恰恰酝酿出一种沉重的历史感，仿佛某种晦暗的阴影，这种时代的阴影一直延续至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巴伐利亚州。

这种在时代洪流之中挣扎的尴尬现状，使曾经的帝国自由城市逐渐失去独立地位，与周边地区逐渐融合。巴塞尔、伯尔尼和苏黎世三座城市彼此联合，共同成为瑞士的核心地带，从此自成一派，独立发展，不再与其他区域内的城市处于同一轨道。更多自由城市则在16世纪中叶前后落入法国手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凡尔登（Verdun为后来的法语名称，最初该市的德语名为Wirten）、梅斯和图尔。1670—1680年，莱茵兰地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屠杀，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下达了十分荒谬的法令，意图暴力夺取诸多城市，包括康布雷、科尔马和斯特拉斯堡。

在诸多帝国自由城市中，不来梅具有诸多不同之处。在自由城市的历史中，它可谓姗姗来迟，1646年才正式诞生于曾受瑞典统治的德意志西北部领土，其独立的历史充满曲折，历尽艰辛才最终获得了半独立的自由城市地位。直至今日，不来梅大教堂的建筑群落之中依然保存着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几具瑞典骑兵的木乃伊，随后木乃伊的数目逐渐增多，其中还包括一位英国女探险家，她有着橙色的指甲和迷人的巧克力肤色，通常人们称她为“斯坦霍普女士”。最终，真正的大屠杀在1803年来临了。此时此刻，神圣罗马帝国气数将尽，只剩徒劳的苟延残喘，拿破仑此时正征战四方，他将这些城市的管辖权转给他信任的德意志盟军，德意志至此终于获得了对这些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治权。这时的不来梅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被并入法国版图，名字也改成了法语化的Brème，成为法国威悉河口省的省会城市。之后，随着法军败退，这一切又重新回到正轨，然而曾受拿破仑统治的岁月依然在德意志的诸多城市留下了痕迹，即使这种痕迹已经与德国社会逐渐融合。随着这种趋势，帝国自由城市也逐渐融入其他地区，例如奥格斯堡融入巴伐利亚，乌尔姆融入巴登–符腾堡，多特蒙德融入普鲁士，等等。但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不来梅、汉堡、法兰克福和吕贝克则期望能够在德意志邦联的统治下回归自身的独立地位。法兰克福因支持邦联，站在奥地利一方，抵御普鲁士军，最终战败而被普鲁士占领。在普鲁士军队正式占领法兰克福后，最后一位市长卡尔·费尔纳自杀身亡。曾经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都成了过去（这种历史感带来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被战争时代的轰炸和战后的修复所掩盖了），这座城市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战利品之一——法兰克福悠久而别具一格的城市传统在普鲁士王国的铁蹄下不堪一击。吕贝克则始终坚持独立地位，直到市议会做出重大决定，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势力拒之门外。纳粹正式上台执政后，这一决定给整座城市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37年，吕贝克被划归普鲁士政府统治，以补偿普鲁士曾经被汉堡夺取的土地，而后者的领土在当时已经经过了重组。随后，吕贝克被疯狂的纳粹党徒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后，由于它处于两德的分界线之上，因而在其所属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始终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由美国占领的不来梅和由英国占领的汉堡等城市虽然处于一片混乱，百废待兴，但仍然得以将半自治的传统继续保留下去，此时这种传统已经在战火侵袭中濒临毁灭。不来梅甚至得以保留一片独立领土（不来梅港）作为历史最后的美丽印记，铭刻着德意志帝国曾经的伟大时代——虽然混乱重重、充满动荡，却蓬勃富饶、充满希望。

诞生之地与安息之所

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诞生在图林根州的矿业重镇艾斯莱本。这座城镇十分富庶，风景秀美，也不乏众多后世伪造的“文化遗产”点缀其中。路德的家庭只在他出生的房子里居住了短短几个月，随后便离开了城镇，这座房屋也在17世纪时不幸遭遇火灾，化为乌有。随后，当地又对他的故居进行了十分精心的重建，并题上名字，作为马丁·路德故居供后人参观，但这座重建后的“故居”与原建筑已经大不相同。由于这段历史一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路德一家也仅仅是在此地停留了十分短暂的一段时间，人们至今无法说清这位历史名人究竟出生在故居中的哪一个房间。为了掩盖这座“故居”和路德本人并无太多联系——事实上是毫不相干——房子的现任主人在其中陈列了大量的纪念品来纪念这位伟大人物的生平，展品包罗万象，从一些简短的信件、一本15世纪的《圣经》，到数量众多的奖章，虽然这些奖章事实上也与马丁·路德毫不相干。后来，这些展品被转移到一间装潢精美的展厅内，展厅墙壁上按照惯例装饰着众多选帝侯和王朝贵族的画像。这种混乱无序的展览形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对这些展品很感兴趣。在19世纪末期，一位普鲁士官员对这种混乱的现状大为惊骇，认为这样的局面难以与马丁·路德的地位相匹配，故居也显得不够“别出心裁”，因此下令拆毁故居周围的众多建筑物。

另一方面，教皇本人大约会对如此费尽心力维护这样一处边缘化的虚构“圣地”的做法报以一丝略带同情的微笑。诚然，这座故居的现状已经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现有的路德故居管理方终于在2010年下定决心孤注一掷，改变这种被人漠视的现状。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走进房间，会发现其中陈列着一张婴儿床，以及一些式样相当新颖的家具。隐藏式的扬声器则循环播放着颇具15世纪末期时代特色的一系列音效——哒哒的马蹄声、马车轮声和狗吠声。随后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马丁·路德诞生了！），他的妈妈轻柔地唱起了摇篮曲。

当我在艾斯莱本旅行时，不知是不是运气欠佳，正好遇上了当地一年一度的马丁·路德诞辰纪念日。市镇广场中伫立着马丁·路德像，人物身材看上去十分矮小结实。广场上，人们聚集在一起，身着中世纪的粗麻布服装，痛饮蜂蜜酒，同时高声唱着那个时代的歌曲，但歌词俚俗，歌唱技巧也着实不敢恭维。舞台上的扬声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若是马丁·路德本人正在此地的话，这样的轰响足以把这位彼时尚在摇篮之中的改革家震得睡意全无。有时，似乎德国所有年轻学生都瞬间与20世纪70年代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4] 产生了强烈共鸣，似乎将全部精力都瞬间释放出来，摇身变为铁匠、杂技演员和酒鬼，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愚蠢狂欢之中尽情发泄，在每一个城镇四处游荡，寻找一切五花八门的庆祝纪念活动（大多数属于十分边缘化的小型活动，经常能够找到贩卖蜡烛、蜂蜜、水果和白兰地的摊位），近乎疯狂地寻欢作乐。“红军旅”自然已经消逝在历史之中，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后世的整整一代人似乎大多开始跟从先辈的脚步，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或许，这一切有着更严密的解释：在如今日益严密的政府保护机制之下，恐怖行动也与旧时代完全不同，无论恐怖分子还是民主德国密探，都已经能够堂而皇之地自由出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好像被施了什么永生永世的诅咒一般，只能以吟游歌手或街头公告员的身份行动了。那位负责扮成马丁·路德的先生面色严肃、神情恹恹，显然已经满心不耐烦。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正在旅馆小酒吧痛饮解乏。

诚然，马丁·路德本人与艾斯莱本这座城市的联系可谓聊胜于无。尽管如此，路德仍然宣称艾斯莱本为自己唯一的诞生之地，在生命将尽的晚年，他重新返回这里，并对一起土地争议做出裁决，在当地宏伟壮丽的教堂中开展了人生中的最后几次布道，并最终安息在此处。这就好比来到艾斯莱本的游客购买了一张折扣“联票”，因为马丁·路德的“诞生地”和“安息地”两间房屋相距不超过1000米。考虑到与马丁·路德相关的古迹在德国可谓遍及全境，其中有一些古迹引人入胜，另一些则枯燥无味，艾斯莱本的路德诞生与安息之地绝对具有足够的独特性与吸引力。当然，到路德逝世的时代，他已经拥有了足够高的知名度，因此“安息之所”虽然同样陈设着后世伪造的家具与陈设，但房屋本身并未经过任何破坏与改建，虽然可能仍然略显枯燥乏味，但至少在真实性上不容置疑。

随后，艾斯莱本被邻近的曼斯费尔德县吸纳，成为该县的一部分。曼斯费尔德是欧洲的工业枢纽之一，该地盛产铜矿和银矿，产量十分惊人，在地下阴暗污秽的矿井中，诞生的是无尽的财富。马丁·路德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小矿主，拥有一处铜矿，因此后世始终对他的家族历史有着无穷无尽的猜测——这样不同寻常的资本主义背景在马丁·路德的人生轨迹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虽然这样的猜测事实上无关痛痒。在当时，印刷业是否已经发展成熟，这也是马丁·路德成就大业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这个问题一样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之心，但与马丁·路德的资本主义背景大同小异，历史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缺少了印刷术，马丁·路德还能够在宗教改革之路上顺利前行吗？扬·胡斯[5]，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却最终失败并以身殉道。可以想见，在15世纪早期，大规模印刷还是天方夜谭，胡斯的思想并未为大众所知晓。然而，历史中有无数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也无法确切地讲出这两位改革家究竟有何不同之处，或者在路德的一生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让他得以彻底改变欧洲宗教长久以来的根基。

问题在于不能将路德所从事工作的本质，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或者受他的思想所影响的人们，例如茨温利[6]、梅兰希通[7] 和加尔文[8] 的改革性质视作中立，他们都是激进的新教改革家。对世世代代的新教徒而言，马丁·路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赋予新教一派先进性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吸引了无数天才的演讲家，将宗教改革的思想传至后世，直至今日依然如此。1871年之后，德意志正式统一。尽管诸如巴登等地区拥有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智慧思辨的传统，首相俾斯麦却始终坚定地认为，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思想落后，缺乏爱国激情。俾斯麦的类似观点险些再次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人对此著作的部分观点难以苟同）曾经将某些具体的优秀品质与新教教义等同起来，但他错误地将一直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也纳入了这个范围，认为比利时有能力肩负重工业、科学研究、金融规划和殖民发展的重担。事实上，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依然保持着天主教或东正教的传统——都对新教怀有复杂的感情，用事不关己的娱乐眼光看待新教的发展，同时也为新教徒的骄傲自负感到恼火不已。

虽然路德的奋力奔走为新教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根基，但有些“历史”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彻底摆脱的：德意志长久以来发展迟滞、腐败严重的状态突然迎来了改变，那些身穿黑衣，形容肃穆的新教徒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诚然，天主教会自身要对这种充满讽刺与批判性的现状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例如，德意志哈雷地区的教堂最初由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下令修建，这位大人物不仅是美因茨选帝侯，还兼任马格德堡大主教，同时也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亲兄弟。这座教堂本身是为了纪念宗教战争中天主教对新教的胜利而建（但这座教堂不久之后便改为新教教堂）。如今，教堂经过整修，祭坛用两幅巨大的精美画作装点，这两幅画出自名画家克拉纳赫[9] 所在的美术派系，十分生动地表现了阿尔布雷希特与众位圣徒彼此亲切交谈的景象，每一位圣徒都以他们最典型的象征物为标记：如圣克里斯托弗[10] 背负着幼儿耶稣，圣凯瑟琳[11] 与破碎的尖刺轮等。考虑到画面上的人物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女性，一部分是耶稣的挚友，另一部分则是为传播耶稣意志而牺牲的殉道者，作画之人也同样遵循了克拉纳赫本人的一贯风格，将女性形体世俗化，体现出反禁欲精神和对人类本性的向往。无论如何，阿尔布雷希特本人在长期目睹天主教的奢靡传统之后，最终不堪重负，抛弃了虚荣与浮华——他选择改宗新教，推动宗教改革的发展。事实上，阿尔布雷希特虽然立场一度模棱两可，但他确实是一位具有智慧的历史人物。

魔鬼的风笛

几个世纪以来，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皇权力在整个中欧大陆上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双方都认可将教皇视为永恒存在的绝对教权的象征，教皇的权威始终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直到一位维滕贝格来的修道士对这种绝对权力发出了挑战。天主教徒随即展开反戈一击，极力主张恢复古代传统，确定教皇的天赋神权，抵抗这些“受魔鬼引诱的异教徒”——这种观念衍生出许多反对新教的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天主教早期的一种宣传画作，画面上是撒旦吹奏着风笛，而风笛的造型正是马丁·路德的面孔。对新教徒而言，这样的压迫与挫折恰恰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决定与天主教内部堕落腐败的传统誓死抗争。堕落与腐败正像一只巨大的怪物，盘踞在罗马教廷虚伪的腐朽废墟之上，并由无数麻木不仁的修道士负责守卫。事实上，教皇长久以来始终在与种种挑战他至高权力的反对派进行角力——除异教势力之外，还有敌对教皇和各种层出不穷的改革运动。在宗教改革正式开始前的约150年中，欧洲大陆的局面可谓波诡云谲，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不同的教派纷争不休，狂热的激情席卷各处，真真假假的“巫术”纷纷诞生，人们对游行的热情持续高涨。波希米亚因为与各派别异教徒的斗争而分崩离析，这样的斗争也体现出长久以来对教皇权威提出挑战的传统。不久之后，教皇想必又要对新一批反叛者的造访头痛不已——或者不如说，教皇必定要像曾经的无数次那样，鼓起勇气面对新的敌手。因此，不如说来自新教的威胁恰好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反教皇权威运动，这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堪称史无前例。随着新教思想逐渐根深蒂固，天主教的暴力运动也甚嚣尘上。

按照历史公认的说法，宗教改革最初诞生于1517年的维滕贝格——如今，这里是一座宁静安详的小镇，但在当时，新诞生的维滕贝格大学是新派自由思想的中心（至少相对于传统宗教思想束缚而言是这样），这样的地方在当时的社会中自然十分容易惹祸上身。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是，经后世论证，维滕贝格最为著名的象征之一（除去教堂墙壁上恶名昭彰的“犹太人母猪”的歧视性雕刻）便是一座小教堂——诸圣堂。这座小教堂原本风格朴素庄重，但在19世纪同样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建与装饰。马丁·路德本人曾经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这座小教堂的大门上。诸圣堂高大恢宏的塔楼与马丁·路德用哥特字母写就的著名圣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一起，让维滕贝格这座本不起眼的建筑名垂青史。大量信奉路德教的游客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小城镇，这也是今日的维滕贝格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那扇著名的教堂大门事实上是后世仿制的替代品（原本的大门已经在七年战争[12] 中被彻底破坏）。然而，虽然如今的教堂和大门已经完全看不出最初的模样，但想到这样一座小小的城镇竟然拥有了让整个欧洲大陆分崩离析的力量，依然能够令人心潮澎湃。在路德位于镇上的居所里，他和他的妻子曾经在装饰着木质镶板的房间内接待无数的来访者，如今这间房间也被保存下来，每时每刻都有或虔诚或好奇的脚步踏入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其中一块木板上，彼得大帝[13] 的签名仍然清晰可见）。

最终，日益高涨的宗教改革运动无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社会事件：毫无疑问，政治冲突，尤其是历代权贵与皇帝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丝毫不足为奇，但从此刻开始，这些原本单一的权力争端开始染上了一种全新的宗教色彩。路德首先掀起了对教皇本人的挑战与批评，而他的论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因此，许多德意志王室贵族开始对他表示支持，不论是为了单纯的宗教信仰，还是借宗教之名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避免。马丁·路德受到了诸侯的保护，其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当属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三世，马丁·路德在他位于爱森纳赫郊外的宫殿堡垒居住期间，灵感源源不断[14]，创作出大量的宗教宣传作品并结集成册，此外还将《圣经》翻译为德文（这一举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奠定了德文作为一种官方书面语言，而非仅仅是农民阶级使用的乡土语言的地位）。

很快，新教发展出很多种派别，路德本人也无法完全控制局面，其中一些派别的发展完全不受约束，与当时社会长期存在的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想相互影响，彼此结合，各种私人化的宗教运动如火如荼。所有这些衍生出的社会运动都被一部分人认为与路德的思想有关。这些社会运动的中心地带位于图林根州的城镇米尔豪森，这里是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这座城镇也是著名的建筑师、布鲁克林大桥的设计者约翰·罗布林的故乡——虽然罗布林本人在早年便离家前往新大陆创业发展。

为了响应路德宗教改革的号召，在整个德意志，农民阶级和部分神职人员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被强烈的宗教热情所震撼、所打动，前赴后继地站出来大胆发声，对特权阶级发起攻击。类似的阶级斗争曾经也时常发生，但现在宗教改革赋予了斗争特定的意义，为斗争带来了全新的强大动力。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运动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大陆上最为伟大的社会运动。渐渐地，难以想象的暴力运动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地区。米尔豪森成为战争领导者之一——托马斯·闵采尔[15] 的根据地。闵采尔的思想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的改革运动[16] 最终未能成功——但数个世纪之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始关注闵采尔的思想，认为他虽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狂热分子，却堪称一位超前的共产主义者。这样的思想倾向也使得闵采尔的思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受欢迎——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能够赋予德国最纯正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牌德国人。诚然，闵采尔的思想得以在后世的共产主义土地上流传，对他而言可谓是意外之幸，但最终这种思潮及闵采尔诞辰日的纪念活动，随着民主德国逐渐衰微而在1988年宣告结束，米尔豪森也褪去了时代所赋予的政治色彩，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仅仅作为闵采尔思想发源的圣地。曾经的历史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但奇妙的是，闵采尔的痕迹依然无处不在——这也很恰当地解释了宗教改革在极短时间之内（距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仅仅过去了8年）便全面爆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闵采尔当时已经被诸如布拉格等主流城市驱逐出境，只能长期居于米尔豪森。德意志农民战争持续的时间则相对漫长，因为当时帝国军队正远在意大利，同查理五世一起抵御法国的入侵。最终，帝国军队在决定性的帕维亚战役中大获全胜，全歼法军，然后胜利回师，翻越阿尔卑斯山，正式将矛头转向国内矛盾，全力对付闵采尔和他的大批支持者。在弗兰肯豪森战役[17] 中，农民军遭遇血腥屠杀，闵采尔本人则被俘虏，最终被处以极刑。民主德国画家维尔纳·图布克曾经受民主德国政府委托，以这场农民战争的画面为素材，创作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画之一——《弗兰肯豪森战役》。该画作于20世纪80年代，描绘了战争中残忍血腥的屠杀场景。虽然整幅作品采取了一种模仿16世纪风格的绘画手法，但给人的整体感觉却与奇幻作家泰瑞·普莱契的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画作的标题《德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难免使人感到枯燥无趣，或许与民主德国政府一贯以来的作风颇为契合。斗争的结果注定以悲剧收场，这些秉承最初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革命者掀起的火焰被彻底扑灭了。闵采尔被帝国军俘虏，施以酷刑折磨，最终在米尔豪森被处死。被斩首之后，他的尸体被公开示众，以警示城中其余幸存的民众。

虽然教皇经常因为遭到公开挑战而烦恼不已，但与马丁·路德在革命之路上遭遇的挫折相比，这些都微不足道。起初，宗教改革还能以一种较为保守、循规蹈矩的方式逐步发展，然而，很快便扩大为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其中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耶稣再临的时刻很快便要到来。路德本人则十分痛恨农民战争，也无法接受自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暴力运动的领导者，或许历史的趋势终究不可避免，路德宗教义将在基督信仰庞杂纷乱的众多派别之中占据独特的一席之地。

世界的统治者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本身便足以让混乱的现状陷入更为错综复杂的境地。这位非凡人物或许如今已经成为掩埋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模糊符号，但在16世纪的欧洲，他的地位堪比日后的拿破仑，甚至希特勒——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决定与行动对整个欧洲的发展趋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范围和程度令人惊叹：一直到拿破仑在欧洲崛起，从未有人成就过如此辉煌的霸业，甚至腓特烈大帝相较之下也要黯然失色、退居一隅了。

查理五世生于根特，是血统纯正的勃艮第人。在迈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中，查理五世的人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令人叹为观止。由于王室的一系列动荡与变故，查理最初于1506年继承了勃艮第领土；随后，他成为西班牙国王，同时又将南意大利和美洲收入囊中；在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后，查理再次扩大了领地的面积，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全部产业。最终，通过巨额贿赂，查理在1519年成功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9年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动，查理五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权力，在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得到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他笃信自己是经弥赛亚祝福、君权神授的救世主。此时此刻，查理五世几乎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

查理五世本人热爱思考，受过良好的皇室教育，同时十分勇敢坚定，即使是空闲时间，他也能做出非常“明智”的安排——例如，与一位雷根斯堡旅店老板的女儿秘密发展恋情，随后这名女子生下一名男婴，即日后的奥地利的唐·胡安——西班牙帝国将军、勒班陀海战大胜的缔造者。这段秘密恋情因诸多原因无法公之于众，今日的雷根斯堡也没有树立雕像或石碑进行纪念。查理五世因为伟大的历史功绩而被世人歌颂，虽然历代肖像画的风格随不同历史时期而改变（这样的改变也或多或少让后世感到迷惑）。同时，这位君王所受的完美教育和远大的志向都让他行事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甚至与现代思想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他的前任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同样有着勃艮第背景，并和英王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一样有着15世纪君主的时髦优雅，但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很难了解其真实面貌。丢勒曾为马克西米安一世绘制颇为华丽精美的画像，虽然画像一完成皇帝便因病逝世。画像中的马克西米利安身披华丽皮草长袍，画面几乎隐匿在阴影之中，让这位帝国皇帝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巫师。而查理给人的印象则完全不同——这种印象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画像，由画坛巨匠提香绘制而成，画作采用最为时兴的新式画法，充满新潮风格。在整个统治时期，查理五世始终四处奔波——纵观德意志全境，几乎每一处风景优美的城镇旅店都在某个时刻留下了这位皇帝的足迹。查理五世不知疲倦，激情四射，乐于奔走，他拥有的巨额财富也让他能够在治下一望无际的土地上任意驰骋，这片土地是如此广袤，仅仅在直布罗陀海峡到特兰西瓦尼亚[18] 之间的区域由几处狭小的沟壑隔开。一切人或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查理五世奋勇作战的对象——通过数次继承与征服，他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区域规划方式，从而暗中及时将尼德兰地区收入囊中，避免了该地区对自己的继承人可能造成的障碍；同时，他也曾对土耳其人和法国人开战。

首先，查理五世在公元1521年召开的沃尔姆斯议会会议上听取了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证：不过最终皇帝下令将这些改革意见驳回。真实的会议过程已经掩埋在历史之中，但我们依然能够想象，查理五世原本完全可以借助他无上的权力与威望，作为中间人介入这场斗争，对教皇的权力进行一定改革（教皇本人自然是完全不愿意放弃无上的权柄），同时路德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的作用。但查理五世依然选择了对这场革命进行镇压。在帝国军的保护下，路德在会议上现身，然后逃往萨克森选帝侯的城堡寻求庇护。

查理五世决定彻底根除新教，这一决定导致了欧洲的分裂（虽然在当时，欧洲的分裂几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无从知晓），也预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最终失败。长久以来，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土地上始终存在着一种怪异的现实——从没有任何人设法将整个欧洲团结统一，就像中国的皇帝或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所做的那样。或许，在所谓“欧洲”的文化范围内，我们不得不用怀疑论的观点去看待这个问题：任何试图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种统一政体的人都遇到了巨大的挫折——统一的进程总会被某种不知名的反作用力打断，最终宣告失败。查理五世自然同样心怀伟大的使命感，首先统一欧洲，随后向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发起挑战，将其彻底击溃——王储（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和英格兰的玛丽一世的婚姻本应将英格兰也纳入哈布斯堡的统治范围之内，然而这一计划最终宣告失败，因为玛丽未能顺利诞育子女，随后她本人也因病去世。统一的计划未能达成，尽管国家层面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似乎冥冥之中存在某种超越王朝和时代的力量，让任何效仿中国皇帝建立一个疆域广阔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意愿都化为泡影。对查理而言，最大的噩梦来自法国的威胁，但帝国军队也已经数次击溃了法军的攻势（最大的胜利来自关键的帕维亚战役，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大获全胜，俘虏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随即法国占据的米兰地区落入查理之手。但日后两国又经历了数次战争，而西班牙最终在连年征战中元气大伤，查理本人也为此蒙羞。

自此，宗教改革进入了最为黑暗，同时也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在查理五世经历的每一场战役中，宗教都可谓是最有力的武器。神圣罗马帝国上下的贵族与骑士都因查理的行动而感到恐惧与敬畏——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无疑是继查理曼之后最为强大的统治者，但我们无法清楚地知晓每一个参与这场战争的人的动机（虽然人们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充满激情的、愤世嫉俗的统治者）。与罗马教廷方面的裂痕依然是将查理五世逼入绝境的最主要因素。同样，在一个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与宗教紧密联结、不可分割的社会中，马丁·路德的大力呼吁对大部分人而言既充满真挚的热情，也具备势不可当的力量。改革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从路德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始，到1521年沃尔姆斯议会正式宣布路德改革为非法，掀起血腥屠杀为止，仅仅过了4年时间。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到处都有人改信路德宗。令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的是，个性冷酷暴躁的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竟然也在其中。这位公爵行事向来反复无常，残酷野蛮，并且是一个屠杀无辜的无情刽子手，最终被忍无可忍的民众推翻。乌尔里希最终转而支持宗教改革，尽管这样的选择对他而言大大有损贵族公爵的身份，并且这样冒险的举动并非基于成熟的思考与规划， 但乌尔里希最终依然在自己的公国境内寿终正寝，爵位由他的儿子顺利继承。符腾堡公国在德意志全境的众多小国之中堪称独树一帜：这片土地上的历任公爵与国王大多都是个性独特、争议颇多之人，公国以斯图加特为核心，其他地方坐落的众多城堡与宫殿共同构成了中世纪历史的一方独特背景。符腾堡虽然只是一个面积中小的国家，却具有颇为强烈的戏剧色彩，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不仅与命运奋勇抗争，同时也因为诸多统治者的失策而屡遭命运摆布。但无论这个国家将来的命运如何发展，符腾堡依然是一片自由之地，宗教改革在此得到了很大发展——位于斯图加特的老王宫或许是世界最早的皇家路德宗礼拜堂，由乌尔里希公爵之子兴建，虽然宫殿面积并不大，但建筑风格庄重肃穆，充满魅力。这场浩浩荡荡的历史运动让欧洲的分裂态势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我曾经在此与三四位年长的教区居民一同做礼拜，并且深刻感受到那种宗教运动留下的历史痕迹。乌尔里希行事反复无常，他支持宗教改革的真正动机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他的支持，以及其余几位历史知名人物，如“智者”腓特烈的态度，已经在本质上将欧洲割裂开来，而这种割裂的状态亦将持续下去。

查理五世不仅要面对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敌人，还要处理众多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务——尤其是作为西班牙国王，却始终无法流利掌握自己治下王国的语言[19]，同时在广袤美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混乱的利益关系也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所牵扯的精力几乎与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等同。从美洲大陆掠取而来的战利品源源不断，这也是那个殖民时代的典型时代见证之一。巨匠丢勒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远行，便是在1520年自纽伦堡来到尼德兰地区，出席查理五世在亚琛举行的帝国加冕仪式。正是此时此刻，丢勒在布鲁塞尔目睹了从美洲大陆的阿兹特克运送来的大批黄金珍宝（同时，他也看到了渔民们从北极圈地区捕获来的一头海象，这些景象也成为他重要的绘画素材）。虽然妄自揣度古人的思想并无意义，我们依然可以大胆地猜测一番，查理五世究竟在哪一件事情上耗费了最多的精力呢？是路德掀起的异端邪说，还是源源不断流入的真金白银？这些财富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都因此而彻底改变。

无论如何，历史最终证明了查理五世对宗教改革的处理方式是一个致命的失误。改革的浪潮一发不可收拾，借助一群志同道合的牧师的帮助，路德的著作广泛传播，知名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宣传作品又让这样的革命势头进一步锦上添花。宗教改革的精神鼓舞了无数人，人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挑战教廷权威的斗争之中。整个国家的斗争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强大的防卫联盟，对天主教的猛攻严阵以待，毫不松懈。严酷的宗教迫害已经持续多年，低地国家一直处于恐怖统治的高压之下，任何人若胆敢提及路德的姓名，更不用说阅读他的作品，会马上招致严苛的惩罚。然而，查理五世始终没有直接统御他的全部领土。神圣罗马帝国的运作方式始终带有一种希思·罗宾逊式的风格，这种混乱无序、各自为政的帝国政治结构也让他的所有命令都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难以统一实施。1546年路德逝世，不久后，当时最为重要的新教防卫同盟——施马尔卡尔登同盟[20]逐渐膨胀，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力量。新教力量曾经利用查理五世分心之机，武力夺取了一部分现存的天主教领土，但同盟的好运最终走到了尽头。查理暂时摆脱了其他后顾之忧，在米尔贝格战役中将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之侄——约翰·腓特烈一世率领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军击败。

随着维滕贝格（最终的路德宗圣地，同时也是克拉纳赫家族的所在地）被围困，战争以新教一方的惨败而告终，新教政治势力被彻底瓦解。在战后的奥格斯堡议会会议上，双方在查理的西班牙大军包围之下订立了新的和约。然而，查理五世依然无法改变帝国内部统治混乱的状态。他可以在自己的直接属地范围内，如尼德兰和西班牙，动用王权为所欲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不论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例如各地的天主教总主教），各地割据一方的选帝侯以及他们的盟友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半独立地位。除非武力入侵每一个小国，并将所有的贵族世家屠杀殆尽，否则查理绝对无法实现他的统一梦想，即便在他最辉煌的时期，如巨匠提香所绘制的画像《在米尔贝格的查理五世》，查理是那样强大而威武：全身披挂铠甲，骑着战马，俨然是天主教世界的伟大英雄（事实上这幅画作与事实严重不符，查理五世当时身患痛风，被人用担架抬上了前线）。路德宗的统治者们则继续维持着独立的状态——随后于1555年通过与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签订《奥格斯堡和约》落实了新教的合法地位。

在米尔贝格战役之后，查理一度期望能够在德意志境内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式政体。无奈的是，这一决定注定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德意志境内的诸多大小国家绝无可能放弃自身地位，选择向皇帝妥协。随后，16世纪历史上最为惊人和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1555年10月，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面对所有国家要员，他宣布自己即将正式退位，放弃全部现有的个人头衔，之后在西班牙的一所修道院中度过余生——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濒临绝望，并且因为常年与法国的战争和来自新教力量的不断施压而身心俱疲。最终，这位伟大的皇帝选择了妥协，淡出朝政。查理五世的退位举动为他的个人魅力增添了有力的一笔，超越了他在全欧洲的众多继承者。然而，最终的妥协与退让并未挽回他统治的颓势——在他身后，因为继承问题带来的混乱与纷争持续了250年之久。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奥格斯堡和约》体现出一种长期暴力与混乱之后精疲力竭的妥协感。该和约事实上承认了帝国范围内每一个小国统治者的合法性，无论国家大小均有独立自治权，并且能够自由选择皈依天主教或新教——但达成这一切条件需要以放弃所有过激行动为代价，任何激进的宗教活动被彻底禁止。自然，这也仅仅意味着以加尔文宗为首的其他教派由公开革命转为秘密行动，或者转而依附于较为友好的地区，如瑞士或尼德兰（从此时开始，尼德兰正式成为独立地区——奉行激进的新教思想，被周边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地区所包围，东部是历经劫难、一片凋敝的明斯特）。

查理五世决定将哈布斯堡帝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以马德里为核心，另一部分则以维也纳为中心，这就意味着西部的马德里分支与地中海及美洲新大陆联结在一起，压制了尼德兰地区的政治争议，同时在与法国敌对势力的冲突中掌握了主动权。维也纳分支则继续与土耳其人作战，并且在懒于朝政却颇具艺术头脑的鲁道夫二世的长期统治下，逐渐终止了常年作战的混乱状态，炼金术、占星学都得到很大发展，或许我们能从这一时期最为辉煌的艺术作品之一即画家乔里斯·赫夫纳格尔和格奥尔格·博斯凯的彩绘笔迹中，窥见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容。他们所创作的彩绘艺术册通常供皇帝消磨时光时随意翻阅，大多会采用镜像书写法，用十分精细的笔触描绘各种动植物，包括毛虫、伞菌等，其中最为怪异的排版设计是一张全黑的书页，字体为白色，上面画有一只树懒，正优哉地咀嚼着一根嫩枝。

随着中世纪历史逐渐进入尾声，世界的发展重心逐渐转移到别处，而鲁道夫二世的不作为（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未曾答复的信件）最终导致了众多德意志邦国未能顺利解决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派争端，反而让问题雪上加霜。

新耶路撒冷

如果德意志农民战争未能让宗教改革最为激进的一面打动大多数人，引领他们逐渐转变信仰，或者动摇路德的决心，让他逐渐转向更为温和稳健的立场，那么1534年发生的轰动性事件便会在德意志东北部产生类似的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小镇明斯特是一片令人很难轻而易举做出评价的地区。这片地区常年萦绕着惨淡晦暗的阴影，诚然，这种氛围部分来自战争的破坏，但这一点始终不是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明斯特一直是“二战”时期公开抵制纳粹的宗教界高层之一枢机主教冯·盖伦的根据地，也因为这一点而受到尊崇，在宗教界占据独特地位。这座小镇完全是现代化城镇的反面——德国的现代城镇已经逐渐被消费主义控制。1534年，明斯特成为基督徒心中天启即将降临之地，这种观念同时酝酿出了希望与恐惧。新教极端宗派之一再洗礼派[21] 决定将自己的教会与任何国家权力机关彻底分离，该教派的教徒从欧洲四面八方赶来，开始在明斯特聚集，并占领了整座城镇，让明斯特变成了一个宗教信徒的独立王国，在此等待不久即将降临的世 界末日，以及上帝的最终审判。再洗礼派的领导者约翰·莱顿就好比《圣经》中的以色列国王，而明斯特的人民此时此刻也摇身一变成了以色列人。莱顿处死了大量政敌，并主张财产公有化，平均分配财产，以及一夫多妻制——他的部分主张也是为了吸引大量年轻人加入麾下。很快，支持者人数上升到了14.4万（概数，具体数字未知）。然而，“以色列”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们注定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并且难以逃脱残酷的惩罚[22]。这个建立在血腥与动荡之上的政治实体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始终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与联邦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实验剧场颇具类似之处。再洗礼派自始至终在与日益强大的敌人战斗，为生存而抗争。然而，即使任其自由发展，明斯特也很难建立任何稳定的政权，事态最终唯有向最糟糕的方向发展。最终，再洗礼派政权推选出了数位政府核心人员，随后一心等待上帝的审判之剑降临。然而，上帝的审判并未来临，取而代之的是采邑主教弗朗茨·冯·瓦尔德克率领的大军。这位主教是一位十分典型的好战分子（在他最著名的一幅画像中，他一手握宝剑，一手执主教权杖，体现他战士和宗教贵族的双重地位）。作为虔诚的新教徒，弗朗茨并非没有悲悯之心，但对于共产主义者，他显然绝不打算善罢甘休。弗朗茨率领麾下的大军对明斯特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彻底摧毁了这个“新耶路撒冷”。

数代以来，明斯特的这段历史已经成为社会失序之后的可怕噩梦。再洗礼派的革命运动被完全剿灭，在其过程中诞生了极度狂热扭曲的宗教团体，如巴滕伯格派（Batenburgers，以明斯特公社领导者巴滕伯格命名，切勿与发音相似的德国巴滕伯格蛋糕混淆。后者拼写为Battenberg，是一种粉红色和黄色方格相间的海绵蛋糕）。他们在低地国家的边缘地带游荡，屠杀那些无信仰者，使用秘密标志作为派别象征，偶尔也会延续明斯特公社的某些传统。他们的恶行日益疯狂，众多分裂小派别横行无忌，如恶名昭彰的“埃姆利夏伊姆之子”等，基本上在16世纪80年代被全部剿灭，但仍有少部分力量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也推动了路德宗内部的紧密团结，因为畏惧事态进一步恶化，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顺服和团结，路德宗统治者的力量得以增强。

然而，在明斯特公社的浪潮之中，也诞生了另外一个宗教派别，即门诺派。这一派别虽然脱胎于再洗礼派的某些思想，却堪称另一个信仰极端的宗教团体。该派主张清静无为，也就是遵循寂静主义——拒绝一切形式的国家机构统治，作为一种私人的宗教团体而存在，以求达到与上帝直接沟通的境界。从某种立场来讲，门诺派的一系列主张与明斯特公社中提出的诸多思想一样具有创新性和重要意义，也将在后世发挥重要的历史价值。面对众多贵族宗教势力残酷无情的步步紧逼，门诺派选择了将力量分散到世界各地——乌克兰、曼尼托巴、宾夕法尼亚（该地区分裂出的门诺派别被称为阿米什人）、巴拉圭、艾奥瓦等地——传播教义。他们遵循特别的生活方式，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政府都抱批判和反感态度。可以说，门诺派的幸存是德意志宗教改革以来最为伟大的故事之一，尽管多年来他们的命运一波三折，有时面临生死关头的威胁，有时又能够迎来不可思议的好运，并且外界始终以异样或漠视的目光看待他们，但门诺派成员始终遵循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安宁祥和，与世无争。

除门诺派外，慈爱教也是新教派别之一——成员遵循一致的行为准则，教徒彼此之间紧密联系，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西北部。由于宗教迫害始终如影随形，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在暗中进行了改革，得以避免任人宰割或教派被毁灭的命运。慈爱教的成员范围十分广泛，从名画家小勃鲁盖尔到伦敦塔内的狮子饲养员。

可以想见，被俘虏的明斯特公社成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屡遭酷刑与虐待。约翰·莱顿（被迫与他幸存的15个妻子分离——原本曾经有16个，但他下令将其中一个妻子斩首）和其他两名公社高层一起，被押送到城镇中心的一片平台示众。在行刑的过程中，全体明斯特居民被强制要求观看。约翰先是被烧红的特制的巨大铁钳撕扯下全身的皮肤，随后被斩首，尸体被切成四段。最终，尸骨被放进几个巨大的铁笼，悬挂在兰伯特教堂旁边。多年来约翰下场凄惨的尸首始终高悬在那里，有时还会随风摆动——无疑，对明斯特的所有人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警示，昭示着叛乱和异端的下场。

到了现代，仍有许多人怀着猎奇之心到访明斯特，希望亲眼看一看这些铁笼，令人吃惊的是，它们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没有移动过哪怕一点儿位置。当你在小镇中徘徊漫步，同时优哉游哉地大嚼椒盐脆饼时，这些可怕的铁笼猝不及防地映入了你的眼帘。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这些历史的印记依然纹丝未动（又或许已经经历了几次修复），成为亘古不变的纪念碑，铭刻着那个时代的残酷与血腥。无论当政者还是反叛者，无一不是手上沾满了淋漓的鲜血，这样的景象和念头数年来始终令我心绪难平。我曾反复构思这可怕的景象，但当我真正来到明斯特，目睹这一幕时，那种复杂而异样的情绪，仍令我久久难忘。游览过程令人大饱眼福，唯一的失望之处是这座教堂并不出售旅行明信片。事实证明，在很多时候，我都深深感到自身德语水平十分有限，经过反复翻阅字典，我才能勇敢地向那位面容严峻、不苟言笑的收银台女服务员磕磕绊绊地用德语问出：“请问这里有没有约翰受刑相关专题的明信片，或者能不能请您在抽屉里仔细寻找一下？我会付足费用的。”在提问之前，我已经绞尽脑汁，找到了“铁笼”在德语中的较为合理的表达方式，让这个问题听起来简明易懂，并且合乎情理，避免闹出什么语言不通的笑话。此时，我回忆起了曾经在德绍浪费的时光——容克斯[23] 航空博物馆的网页几乎一片空白，我却徒劳地希望在上面搜索到哪怕一点点有用的信息。这家博物馆远离德绍市区，需要坐一段时间电车才能够到达。博物馆以20世纪30年代由容克斯设计制造的大型民航客机为主要特色（该机型十分著名，但并无多少有趣之处。机身为金属质流线型，安装有3台发动机）。与其耗费一个漫长的宝贵下午，去参观那些枯燥无聊的展品（与英戈尔施塔特的奥迪博物馆大同小异），我更愿意全神贯注地投入词典的海洋中，专注研究如何在电话里用我糟糕的德语准确表达自己的疑问：“打扰一下，请问在你们的展馆中究竟有没有陈列Ju-88‘斯图卡’[24] 式俯冲轰炸机？”起初电话那头语调冰冷、口气正式的回复让我一头雾水，最终，耗费了难以想象的精力，我才能勉强理解对方在说些什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不愉快的酒商

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城市布局中，都存在着一种十分古怪的现象，许多人或许未曾注意到这一点——游客若是从西北角开始游览，城市景象大多显得一片昏暗、乏味呆板，甚至阴郁可怕；但如果从东南方开始旅程的话，便会瞬间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城市的格调也相较西北部优美明快得多。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城市中，这种对比最为鲜明。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及希腊这样的地中海国家，西北与东南同样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氛围——西北部通常多风，弥漫着一种令人无精打采、心情沉闷的倦怠感，这些地区通常处于边界地带，或者因为多山的地势而人烟稀少，稀疏地分布着少数几户农家（加利西亚、萨伏依、加来海峡省、伊庇鲁斯都是如此）。逐渐向东南方前行，城市的氛围开始产生变化，阳光愈加明媚，令人心情愉悦，到处都是葡萄酒、甜瓜、橄榄，丰富多彩的户外生活让人沉醉。这种纵向的区域差异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不同的生活方式孕育出迥异的人生体验（假如将国家视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民族主义精神便是全身上下密布的神经系统，将每一个角落紧密联结在一起），同时也在人们心中种下希望：通过不同类型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不同地区的居民对自己生活的地区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加来海峡省（位于法国西北）的所有居民为了寻求更舒适的生活，便要一股脑地移居到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沿岸，或是说萨伏依聚居的牧羊人应该集体跨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最南端享受生活。事实上，在大部分国家的城市中心地带，如马德里、巴黎、罗马和雅典，都深刻地体现出某种地缘上的融合与妥协——地域上接近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带，特产及美食也大多来自南部，为了平衡地区差异，相对北部而言，南部大多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

鉴于本书是一部关于德国的著作，作者不会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笔墨，因为德国有着与前文提到的诸多国家截然不同的地域与社会结构。曾经，大批居民向南部迁移，希望远离德国西北部的糟糕气候和冷醋鱼等乏味的食物。但当他们来到南方，发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阳光普照的温暖沃土，而是贫瘠的土地、阴沉的天气，以及高耸险峻的阿尔卑斯山脉。当然，我们也很难界定在德国这片土地上，这样的迁移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后文中，我将更加详细地描述根植于德国文化中的一种渴望情绪——对阳光普照、拥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意大利的向往。这也意味着在历史上的大部分阶段，意大利作为德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具有远远超过德国的巨大吸引力（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另外一个主要对手英国完全缺乏竞争力，在此不予考虑），其中酒类制造业的对比尤为鲜明。

对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而言，酒文化都是国家文明中不可或缺、令人向往的领域之一——美酒的作用是如此关键，地位也是如此重要，影响遍及无数城市，融入不同的文化，也改变着不同人的生活方式。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尽管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但都在欧洲酒类酿造业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自身消耗量巨大，同时也扮演着传播者的角色，将美酒运往那些氛围沉闷、气候压抑的地区，送去快乐。一直以来，德国都以自身的葡萄酒产业为傲，但事实上德国的葡萄酒生产规模很小（仅仅为西班牙的十分之一），并且还要长期与寒冷恶劣的气候做斗争，在宝贵的短暂夏天争分夺秒。然而，虽然面对诸多恶劣条件，德国依然拥有自己的优质葡萄产区。坐火车从科布伦茨到特里尔，摩泽尔河谷沿岸的土地是绝佳的葡萄产地，哪怕最狭小的一寸土地或狭长的斜坡上也长满了葡萄藤蔓。对于不饮酒的人而言，这种极端的单一栽培方式确实令人觉得乏味无聊——在酒业进入这片地区之前，摩泽尔河谷本身便有着最优美的自然风光——与驱车穿过一片油棕榈或橡胶种植园大同小异。但对于像我一样的爱酒之人，这里就像是种满葡萄的吴哥窟。

我曾有一位朋友，不知是否一时头脑发热，打算从事从未经手过的葡萄酒业，成为专门供应商，在伦敦经销德国产的葡萄酒。我从未深究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深层原因——或许只是因为闲散想要做点儿事情消磨时光，或者出于一种不怕失败的疯狂精神。我曾经到他位于伦敦东北部的商店里去拜访他，当时距离奥地利爆出葡萄酒防冻剂丑闻[25]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当时英国的市场上正充斥着大量价格低廉的奥地利或智利葡萄酒。一排排的漂亮酒瓶在墙壁的酒架上列队，瓶子上印着美丽的哥特字母，并且大量使用变音符号，配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式标签，足以让除了最为挑剔的葡萄酒品鉴专家外的所有人望而却步。除此之外，商店的墙上还用钉子固定着引人注目的全德国葡萄酒产区分布图，虽然产区面积不大，却标注得极为详细缜密。窗户上则装饰着塑料制成的白葡萄束和小酒桶。一切看上去十全十美，却门可罗雀，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店里无人光顾也有诸般好处，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锁好店门（或者根本无须锁门，就那样由它去），然后随便找个地方好好享受一顿完美午餐。朋友带我来到一家附近的小咖啡厅，这家店原本为来到附近的出租车司机而设，为了照顾他们的工作性质，全天都提供正式的早餐。我们用刀叉奋力开工，消灭了一大块充满弹性的黑布丁，配着堆满盘子的咸肉和青豆，以及两小瓶半满的昂贵德国甜葡萄酒。朋友无奈地解释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大部分英国人而言，饮用葡萄酒也就等同于饮用“霍克”（德国莱茵/摩苏尔产白葡萄酒）或“克拉雷”（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随着20世纪的飞速发展，“霍克”葡萄酒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这种葡萄酒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再也未曾出现在市场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做出的评价，“德国白葡萄酒尝起来似乎也自带一种德国制造的钢盔气息”。这一切导致了整个国家酒业市场廉价品时代的到来，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是著名的“蓝仙姑”以及同系列的全部产品，尽管面临很大压力，但这一品牌多年来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受到喜爱。

朋友坚持认为虽然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爱上葡萄酒，然而，德国葡萄酒产业目前却低迷依旧，这与我们的国民性格中幼稚的一面密不可分。一直以来，我们都盲目热衷于追求新鲜事物，若是他们能够关注制造葡萄酒的专门技术，哪怕是对莱茵高地区雷司令葡萄酒的一点儿热情，都足以让他的生意大有起色。然而，残酷的事实证明他的计划完全落空了。事实上，情势已经日益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我便与这位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我始终记挂着他，不知如今现实是否已经给他好好上了一课。

为了让葡萄藤获得最佳的生长环境，阳光能够间歇照射的谷地陡坡被建成培育葡萄的区域。诸如维尔茨堡等城镇都有大面积的葡萄园，维尔茨堡的葡萄种植区甚至一直延伸到火车站所在的依山斜坡上和城市的堡垒四周。规模不大的前帝国自由城市埃斯林根同样是主要的葡萄种植区。该地距离斯图加特仅有一步之遥，这里的葡萄藤从山顶垛口一直延伸到公路旁，再没有什么比在这些郁郁葱葱的藤蔓之间漫步更惬意的事情了。在德国，大部分葡萄酒产地都处于边缘地区，因此这一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那些勤劳肯干、颇具英勇开拓精神的制造商。相比那些土地丰饶、阳光充足的地区的同行，他们定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样的现实可以视为某种后罗马时代国家传承而来的古典民族精神，与文化上的期待、追求相结合的发展成果。话虽如此，德国的葡萄酒业奇迹本身也蕴含着独特的奇妙之处。我本人乐于品尝葡萄酒的美味，但称不上痴迷于此的发烧友。某一天晚上，我在维尔茨堡偶然尝到了一杯绝佳的葡萄酒，那样的口感实在堪称终生难忘——瞬间便驱散了游览这座美丽城镇，攀爬山路带来的一整天的疲惫与烦闷——芬芳馥郁的香气和柔和醇厚的口感让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然而，若是与我在施派尔的一间古老的修道院地窖中的小餐馆尝到的一种白葡萄酒相比，这杯酒则又不值一提了。将这种窖藏的白葡萄酒倒入玻璃长颈瓶中，在冰块中冷藏数个小时之后才能饮用。喝下第一口之时，会让人感到仿佛沉浸在某种魔法之中，若是用一个不确切的比喻来讲的话，这杯酒更像是格林童话里的某种魔法药剂，让人神魂颠倒。

最后一个重要的葡萄产区坐落在萨克森州的迈森市，位于东北方边远地带，因此这里的每一株葡萄藤都需要极为精心的呵护，不容有任何差错，每位葡萄庄园主都会万分虔诚地期待着果实一天天长大，变得圆润丰厚，鲜艳欲滴。我曾经在迈森的一家宾馆暂住，房间的窗外便有两株葡萄藤，因为放任生长而藤蔓散乱，羸弱不堪。在这座城镇，葡萄种植业蔚然成风，但是迈森的自然环境与完美的地中海气候相去甚远，因此，想要发展大规模葡萄酒业几乎是天方夜谭。在我光顾当地一家名为文岑茨–里希特（Vincenz Richter）的小餐馆时，这里的酒吧里陈列着令人陶醉的美酒，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恍惚之感，仿佛身处某个月球基地或者撒哈拉沙漠中的堡垒——类似人类遭遇大难前最后的庇护所。在这里，人们饮下最后一杯芬芳佳酿，再向前走去，便是普鲁士和波兰铅灰色的沉闷天空，葡萄酒再无容身之处，取而代之的是高浓度的各类烈酒。我在文岑茨–里希特度过了十分愉快的闲暇时光，一边对盘子里的煎饺和肉汁大快朵颐，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四周的陈设——印有兴登堡总统图案的烟灰缸、生锈的钢剑和农具，不时小口嘬饮盛在细长钢瓶中的文岑茨–里希特特制美酒。我甚至打算购买一些作为特产带回家中，但这种酒产量稀少，不对外销售，店里的人因此委婉客气地拒绝了我的要求，并赠送了我一个巨大的桃红葡萄酒陈列瓶作为补偿。显然，这个瓶子被长期用作酒店的装饰，即便迈森的阳光并不十分强烈，其本来的色彩也已经大半磨损，暗淡无光。当我写下这一章的时候，这个礼物依然被我安放在家中，作为一种独特的护身符——我十分确定自己不会真的把它用作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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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上桑给巴尔岛面积2654平方千米，而马达加斯加岛面积达62.7万平方千米。—— 译者注

[2]位于北大西洋东中部的火山群岛，为葡萄牙共和国领土。群岛绵延640多千米，由9个火山岛组成。—— 译者注

[3]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市镇，面积极为狭小。—— 译者注

[4]1970年至1998年间活跃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的一个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译者注

[5]扬·胡斯（1369—1415），中世纪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哲学家，是14世纪后期宣传反对捷克教会黑暗和罪恶统治的领袖。他主张改革奢华的宗教仪式，取消享有特权的教士，认为教会占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胡斯的言行引起罗马教皇和捷克天主教会的极度仇恨。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决定“审判”胡斯，但并不给予胡斯申辩的权利，不容他发言就横加逮捕。1415年7月6日在康斯坦茨广场上，胡斯以“异端”罪名被处以火刑。—— 编者注

[6]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从宽泛的角度上讲，茨温利的思想和马丁·路德具有一致性。但他认为路德的改革不彻底，还保留有中世纪天主教传统残余。—— 译者注

[7]菲利普·梅兰希通（1497—1560），德国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 译者注

[8]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 译者注

[9]克拉纳赫（1472—1553 ），德意志画家，出生在法拉克的库罗那哈，他是与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并驾齐驱的第三位大师。—— 译者注

[10]原名欧菲鲁斯，是天主教及东正教会所礼敬的圣人，也是旅行者或游子的主保圣人。—— 译者注

[11]又称亚历山大的加大肋纳，公元4世纪早期著名学者、基督教圣人、殉道者。她本是异教徒，在十几岁时皈依了基督教。她拜访了罗马皇帝马克森提马斯，并试图劝说他相信迫害基督徒是个道德错误，还成功令皇后和皇帝派来与她辩论的异教哲学家皈依了基督教。皇帝无法辩嬴她，便将她关进监狱。她被判死刑，以尖刺轮行刑。根据传说，当她碰到轮子时，轮子就裂开了，所以最后她被斩首。—— 译者注

[12]1756—1763年间欧洲主要强国之间因相互对抗而爆发的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历时七年，故称“七年战争”。1755年，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发生冲突，双方分别争取盟国，遂形成两个集团。奥地利加入法国方面，想借此夺回西里西亚。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愤而加入英国方面，不仅想狠狠“教训”奥地利，还想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大国。英国在海上同法国作战，欧洲大陆由普鲁士用兵，英国予以财政资助。七年战争后，普鲁士牢固确立了大国的地位。—— 编者注

[13]彼得一世（1672—1725），后世尊其为“彼得大帝”，罗曼诺夫皇朝第四代沙皇（1682—1725）、俄罗斯帝国皇帝（1721—1725）。罗曼诺夫皇朝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对俄国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改革，其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使俄国成为强国的主要措施，后世公认他是俄国最杰出的皇帝。—— 译者注

[14]1521年，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下令传路德到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进行公开辩护或者撤回其异端理论。在帝国议会上，形成了两大阵营。皇帝和教会选帝侯坚定地站在罗马教廷方面，而萨克森选帝侯和普法尔茨选帝侯等世俗诸侯支持路德。在路德离开沃尔姆斯后，萨克森选帝侯无视查理五世的命令，把路德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选定瓦尔特堡作为他的居留地。路德于是隐姓埋名住在这里。—— 编者注

[15]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德意志平民宗教改革家、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博学多闻，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获博士学位。1517年闵采尔开始追随路德，成为他的信徒，但后来闵采尔变得更为激进，不满意路德的保守态度，于1520年与路德分道扬镳。其后写作《布拉格通告》，表达了对教会及世俗封建领主的憎恨，政治与宗教主张较为激进。—— 编者注

[16]在闵采尔的宣传鼓动下，德意志在1524—1525年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约有2/3的农民投入了战争。—— 编者注

[17]1525年发生于施瓦茨堡伯国境内，标志着德意志农民战争的结束。帝国军采取了炮击加步骑兵联合作战的方式，疏于防范且装备简陋的农民军很快溃退，最终遭遇血腥屠杀。据不完全估计，死亡人数在3000至1万之间。闵采尔在战役中被俘，遭到严刑拷打，最终被处死。—— 译者注

[18]旧地区名，指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中世纪时特兰西瓦尼亚曾是一个公国。特兰西瓦尼亚原受匈牙利王国占领，在土耳其攻占布达佩斯后，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抗拒土耳其文化入侵，在一战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成为罗马尼亚一部分。—— 译者注

[19]作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一世与西班牙女王胡安娜之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之孙，查理在低地国家被抚养长大。他的具体国籍很难说明。从父系来看，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但他不是纯粹的德意志血统。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也是他的帝国的核心，但他在西班牙却经常感到自己是个外来者。他的母语是法语，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低地国家”（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贵族们通用的语言，然而法国正是他一生的敌人。—— 译者注

[20]1531年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帝国城市在施马尔卡尔登缔结的同盟，旨在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天主教诸侯，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宗教改革期间夺得的教会地产。—— 译者注

[21]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中一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的总称。因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受洗才为有效，故名。—— 译者注

[22]明斯特的再洗礼派起义是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余波。再洗礼派对主教和邻近封建主雇佣军的抵抗长达16个月之久，到1535年7月才战败，连最后一个人都被雇佣军杀死。—— 编者注

[23]德国著名飞机设计师、热动力学专家和航空工业企业家。—— 译者注

[24]Ju-8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空军使用的双活塞式引擎中型军用机，从1939年开始服役到1945年。这种机型通称斯图卡（Stuka），为俯冲轰炸机的德文单词“Sturzkampfflugzeug”的简略写法。—— 译者注

[25]1985年，多家奥地利酒厂被发现在其葡萄酒中加入了一种常用作防冻剂的有毒物质—— 二甘醇（diethylene glycol）。这些酒厂都是大批量生产的酒厂，其产品主要销往德国，它们企图在酒运往德国之前在其中加入二甘醇来提高甜度。后来，一名生产商在其纳税申报表上填报了非同寻常的大剂量二甘醇，同时经德国实验室测试，丑闻终于曝光，奥地利葡萄酒出口量一夜之间暴跌。随后奥地利开始“清洗”葡萄酒行业，专注于提高技术和缩减批量化生产的葡萄酒，并实行更严格的法律。—— 译者注

——Chapter Six——

第六章

金色的信仰之城»

柠檬花绽放之地»

黑色盔甲 »

瑞典骑兵之王»

来自小行星的突然造访

金色的信仰之城

16世纪末期，德意志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似乎遇到了障碍。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之后，中欧地区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漫长的和平时期，这种和平氛围一直持续到1618年。这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也侧面证明了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混乱已经成了常态，国家与地区间不是正在彼此作战，就是在备战。有些地区的战争源于统治者的煽动与鼓舞，有些则是为他人掀起的争端承担代价。有些国家以山脉或海洋作为天然屏障，得以在数个世纪中远离战火，但德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未能迎来和平，战火此起彼伏，不断在这片土地燃烧。令人意外的是，《奥格斯堡和约》后的和平时期也未能为国家带来任何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和平对德意志无利反而有害，也未给德意志带来实质性和平，没有人有余力让国家繁荣发展，因为全国上下都处于万分激烈的宗教纷争之中（许多纷争发生在新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无论是文化发展还是国民创造力都处于滞后阶段，经济发展缓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一场彻底的战争才能够终结这一切混乱与纷争，让德意志重回正轨。

上述氛围很大程度上来自下萨克森州的城市吕讷堡。16世纪，吕讷堡虽然深居内陆，远离水路，但仍然是汉萨同盟的重镇。作为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工业区之一，吕讷堡是十分重要的盐业基地，产量惊人，城市地下布满密密麻麻的矿坑，直至2000年，这里的矿业发展才最终成为历史。在北方的商业贸易中，食盐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方的居民需要大量食盐腌制食物，便于过冬储存，但整个地区的盐业始终被少数大生产商操控。吕讷堡与汉萨同盟中心城市吕贝克联系密切，在当地能够清楚地看到大量吕贝克风格的建筑——造型古怪的阶梯式砖房。这里充斥着十分浓郁的商业气氛，与城中的仓库、运河、古老的吊车及造型简朴庄严的教堂一起，共同构成了吕讷堡独特的风土人情。16世纪末期，航运的发展为食盐运输提供了便利，其他地方的食盐纷纷涌入，冲击市场，吕讷堡作为盐业重镇开始衰落，商人们也开始将兴趣转向其他更加有利可图的领域（例如与美洲和亚洲开展贸易），世界的中心开始逐渐转移。德意志内陆地区的市民逐渐感受到了这种可怕的压迫感——沿海地区贸易便利，逐渐变得富裕发达，而内陆地区则开始迅速衰落。无论西班牙与尼德兰的斗争如何激烈，双方（沿海地区面积广阔，注重向外界扩张）的经济发展似乎都未受到剧烈影响，两个地区都因为海运发达而日益富庶繁荣。尼德兰甚至掌控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贸易，与此同时，汉萨同盟正在分崩离析。有时，一座历史悠久、风光优美的小镇，却面临着经济衰退凋敝的境况，这样的现实在德意志可谓稀松平常。吕讷堡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吕讷堡恰恰因为失去了核心重镇的地位，尽管地处交通要道，却依然幸运地躲过了盟军的轰炸。其后，吕讷堡重新在历史长河中浮现，源于纳粹二号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藏身于吕讷堡一处破败的掩体中，最后被通缉他的英国军方发现，服毒自杀，吕讷堡因此成为希姆莱的葬身之地。

吕讷堡因为被忽视而逃过一劫，因此万幸之下保留了一部分建筑古迹。其中最惊人的建筑杰作之一便是城中的市政大厅。虽然历经劫难、经济衰落、战火连绵，新的建筑也纷纷拔地而起，遮掩了旧时的光芒，但市政厅的大部分内部构造依然保留着16世纪末期的古朴风貌。可惜，后世的重建大大改变了市政厅内部风格，华丽精美的大规模装饰让朴拙素净的氛围荡然无存。我曾经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找到一幢足以与这里的市政大厅相媲美的建筑。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刻，都似乎充斥着那个古老世界的美丽传说；每一个房间都享有盛誉，让我们得以一窥那古老世界的奥秘——在那里，每一枚徽章都被人铭记，每一种美德都被人传颂，每一位君主都是正义的化身。在一间大厅的天花板上，绘有成百上千幅规范而精美的人像画，包括从古至今的无数伟大君主，黑色的墙面上悬挂着数量众多的古老家族盾牌，堪称一幅当地统治者的辉煌家谱。所有展览中最沉闷无聊的部分当属破旧、凌乱的古老档案馆，年复一年，古旧的书桌和墙壁都堆满了陈旧的档案资料（1601年、1602年、1603年……依此类推）。诚然，古老的资料保存得如此完好，足以令人惊叹，但我心中突然感受到了那种令人振奋的激情与信心，这种信心存在于商业贸易中，存在于王室之内，也存在于社会的每一处。凭借这种信心与不竭的激情，即使这里所有承载历史的档案资料瞬间付之一炬，这里的人们也依然会满怀信心，重新振作。当然，在某些时候，这一切也让人不免感到一丝尴尬与迷惑。为什么吕讷堡完全失去了改变这种现状的渴望？例如，让接下来两个世纪中的天主教建筑完全取代已有500年漫长历史的巴伐利亚教堂装饰；让整个厅堂都失去原有的面貌，取而代之的只有一飞冲天的白色大理石天使像、麦芽糖色的华丽支柱、天花板拱顶上绘满的不合时宜的阳光与蓝天。

这里的大议事厅内壁布满了雕刻精美的木质镶板，以及造型优雅的古老长椅，让人简直无法相信这些美丽的遗产跨越了450年的风雨变迁，不论外界的流行风格如何千变万化，连绵的战火如何摧残，抑或醉醺醺的守夜人手中摔落的油灯火焰如何烧灼，大厅中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未曾改变一分一毫。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厚重历史感，似乎那些贵族统治者的身影正浮现在眼前，权贵们挤挤挨挨地站在房间里，面色端严肃穆，身着暗色衣袍，上面装饰着颇具时代特色的白色轮状皱领，蓄着各色浓密胡须，一举一动恍若就在眼前，似乎刚刚正在讨论新教阵营内部的分裂，人们对摩鹿加群岛香料和秘鲁白银日益高涨的热情，或是当地质朴实用的产品日益滞销。

在这里，所有房间的大部分装饰风格都源自一位孜孜不倦的画家丹尼尔·弗里兹的作品。弗里兹靠四处包揽活计为业，承接了这里大部分的装饰工作，他在德意志北部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绘画主题涉及地图、宗教作品、盾徽和寓言画，随着顾客需求的不断增加，弗里兹的作品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弗里兹其人在许多方面都例证了德意志的文化艺术危机。长期以来，他的生意始终兴隆，赚取的高额佣金不计其数，然而作品的质量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或许至少我们可以想见，曾有那么几位吕贝克人对他精心绘制的正义寓言题材画作加以取笑。画面上的每位人物分别代表一种或善或恶的德行，“智慧”正在帮助统治者做出明确的判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愤怒”（手执燃烧的剑）、“谎言”（魔鬼正隐藏在他的背后）、“怀疑”（双目失明，双手残缺）、“诽谤”（舌头是锋利的箭头）以及“不公”（以毒蛇为头发）。相较之下，老生常谈的“智慧”和“胜利”反而显得枯燥乏味，无法引起观者的兴趣。

然而，正是弗里兹的宣传型画作和直白幼稚的情感表达，让这间大议事厅展现出了震撼人心的效果。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在不经意间保留了一种稚拙朴实的核心精神，这正是16世纪末期新教思想的典型体现。墙壁上的众多作品多诞生于16世纪70年代，展现出一个具备末世论精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宗教斗争意味着一切，意味着“不成功，便成仁”，失败的敌人则会堕入地狱，永生永世遭受酷刑折磨。在一幅颇具疯狂意味的《基督再临》画作中，弗里兹让画面上的一切事物都归于虚无，仿佛一名过度热情的女仆，将房间中的一切都一扫而空。画面的主体是众多失败者乱作一团：不同的人物形象代表了死神、土耳其敌人、教皇、东正教徒和魔鬼撒旦。这些邪恶的人物形象在另一幅画作的辉煌光芒前纷纷退缩了：画面上是一座巨大的橙黄色多角塔状建筑放射出神圣的金色光芒。这座建筑便是上帝统御的金色信仰之城，弗里兹用稚拙又恣意的笔触装点出耀眼的华丽色彩。然而，对大多数稍有理智的参观者而言，若是用来装点某间房屋，大约《基督再临》中散落满地的骸骨和肥胖滑稽的教皇更胜一筹。

房间的正中心是弗里兹最为深刻的一幅作品：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位于正中，立于两侧的是身披貂皮长袍，神色庄严肃穆的众位选帝侯（事实上，画面上的选帝侯人数众多，我们无法得知确切数字）。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于1576年逝世，统治时间十分短暂，因此这幅作品必定经过了短暂的准备阶段。同时，这幅画作也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一种悲剧意味。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统治时期，宗教和平几乎唾手可得。他对路德宗抱持理解与同情的态度，同时怀疑教皇权威的合理性。他远不像其他多数哈布斯堡皇室成员，推崇耶稣会虔诚、苦修的作风，这也让他们被冠以思维僵化与狂热偏执等形容词。与帝国内部众多重要的统治者相似，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也曾经半真半假地考虑改变信仰，考虑到他直接统治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境内新教发展势头并不猛烈，最终出于对政治前途的考虑，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维持天主教信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至少根据后世的文献记载，马克西米利安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迫使教皇同意神职人员自由结婚。然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与奥斯曼帝国常年作战，无暇他顾，同时又遭遇了来自众多奥地利和西班牙亲贵的重重压力，最终他的努力收效甚微，只能被迫与天主教力量达成妥协。在他统治期间，中欧地区本有机会完成新教的统一，但最终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退让让他的新教追随者十分失望。他的子女在西班牙接受了教育，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天主教氛围更为虔诚，四处是身着黑衣、神情冷酷肃穆的教徒来来去去。正在这时，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突然在雷根斯堡逝世，当时他正在入侵波兰的途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强烈希望结束教会分裂的状态，企图令对方妥协，皈依己方信仰，完成教会统一。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期间，这一问题逐渐明晰，双方都意识到统一是遥不可及的幻想。新教已经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依然处于天主教的统治范围内，双方都坚定地认为若是传教士的四处游说无法奏效，战争最终将不可避免。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氛围在弗里兹的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瘟疫横行，饿殍遍地，世界末日最终来临。画中的景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诸多情状——经济衰退的大势已不可逆转，然而人们一心沉浸于狂热偏执的宗教激情之中，曾经的光辉已经暗淡，不复存在。

柠檬花绽放之地

现在，我站在料理台前，准备精心制作一道意大利炖饭，一面沉浸于搅碎的罗勒散发出的浓郁香气之中，一面耳中回荡着维瓦尔第恢宏华美的《荣耀经》曲调。这样完美的优哉生活令我不禁怀疑，长期以来我对德国文化与生活的热爱是否真的是一个理智的抉择。若是我在航空公司的预订网页上输入“罗马”而不是“柏林”，然后点击“确认”键，恐怕这本书便会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故事了。或许我的健康状况会比现在更好，能够晒出健康性感的小麦肤色，耳中整天充满地中海阳光普照下的欢声笑语，那些在德国遇到的挫折也许根本不会发生。我的一位友人能讲流利的德语和意大利语，他曾经向我吐露，在分别使用这两种语言时，他感到自己的整个性格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前者让他一丝不苟、严肃理性、言语辛辣，疏离的冷漠中带着十足的礼貌；后者则令他变得善于表达，语言富有感染力，生活充满混乱的乐趣，同时也更受他人欢迎。不论真相究竟如何，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德国四处游览的过程中，心中依然无法割舍对南方地区的渴望与热爱——美味的橄榄和柠檬自然远胜过乏味的根茎蔬菜，灿烂的阳光也能令晦暗低沉的乌云无处容身。这也是许多德国人面临的共同难题，虽然他们心中也有着担忧与焦虑，但依然无法割舍对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国家的渴望。绵延的山脉形成天然的屏障，将德国与南部的阳光、热情隔离开来。

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都面临着重重困境。例如，中世纪时期两位最为强大的统治者——奥托大帝与腓特烈二世——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意大利而非德意志境内，腓特烈二世更是在西西里岛度过大半时光，而对于自己的故地德意志则兴味索然。许多皇帝都曾经在意大利度过了大半统治期——一个原因在于自查理曼开始，皇帝作为统治者亟须加强与教皇的联系，保持统治的正统性与神秘性，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体现帝国历代皇帝复兴罗马帝国的信念。自然，意大利作为帝国传承的核心地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非德意志能够比拟。这种“意大利情结”在后世引起了诸多诟病——其中民族主义者自然首当其冲。例如，如果“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是真正的日耳曼精神继承者，同时也具备亚瑟王的英雄气概，为何这位皇帝的大半人生都耗费在对意大利王国的征服上？（事实上，最终腓特烈一世正是被意大利军击败，其远征以失败告终。）有一款有趣的电脑游戏正是以该段历史作为蓝本，游戏玩家以腓特烈一世的身份与伦巴第同盟作战，游戏中有众多城堡、海军、投石机等。进行战斗的同时，耳边还会突然响起“狮心王”理查略带口音的流利德语，伴随着其他一些杂乱的声响，诸如剑刃铿锵的碰撞声、战争中濒死的哭喊声：“很抱歉，‘红胡子’，但我现在无法和你站在同一边了。”游戏的结局是事先设定好的，因此玩家指挥的德国军队每一次都会被维罗纳军队击败，最终我在无奈与沮丧之下放弃了这个游戏。在德意志民族的危急关头，“我”原本沉睡在群山间的陵墓之中，随后被唤醒，引领军队作战。然而，我既不具备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又缺乏领导战争的军事才能。最终，事实也证明了我确实是一个蹩脚的统治者。

德意志与意大利两国千丝万缕的联系绵延数个朝代，但宗教改革的兴起使两国的文化与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变革，而这种变革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6世纪末期，德意志南部与北部日益分裂，北部由新教掌控，南部则是天主教的领地。这也意味着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诞生，德意志北部与尼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联系逐渐紧密，而南部则受到意大利的深刻影响。这种彼此分裂的状态日益发展。在当时的社会中，大部分严肃、高级的文化活动几乎被教会与诸侯垄断，礼拜的形式、宫殿的风格、婚礼的规程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满足不同教派的告解需求。这种现状也使德意志的新教区面临某种意义上的灾难：与宗教相关的一切文化艺术形式都要经历最大限度的简化，信奉加尔文宗的瑞士和普法尔茨甚至下令销毁一切宗教圣像。北部与中部城镇以克拉纳赫家族为核心，一直以来以发达的宗教圣像制造工艺为傲，如今规模庞大的圣像制造产业突然遭遇毁灭性打击，一蹶不振：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断绝，源源不绝的艺术灵感也逐渐枯竭。这种艺术上的全面衰落令后世的民族主义者大感尴尬，他们试图通过改写17世纪苍白无趣的历史，将伦勃朗[1] 列入德意志美术大师之列——诚然，这个办法称得上孤注一掷，但也从侧面论证了低地国家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长期以来占据独特地位，虽然这些国家曾经以某种方式被纳入日耳曼民族的范围之中，但事实证明，真相恰恰相反。德意志的天主教区也曾做过类似的努力，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建立了瓦尔哈拉神殿，以祭奠众多德意志民族英雄，其中就包括一座艺术大师鲁本斯的半身雕像。

南部的德意志及奥地利文化艺术似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也曾有过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落的状态，但因为与意大利宗教传统的紧密联系，相对北部依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自然，德国的文化从未完全脱离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甚至那些代表了日耳曼民族最典型精神核心的艺术大师——丢勒、荷尔拜因家族、阿尔特多弗尔及克拉纳赫家族，等等——都在各种层面上深受意大利艺术的启发。然而，到了16世纪晚期，德意志艺术领域逐渐发生了令人无法忽视的变革——曾经令我青睐不已的笔触凌厉、用色晦暗深沉的风格，如今却逐渐为一种色彩明快艳丽、笔触灵活圆滑的意大利式画风所取代，事实上，众多来自意大利的音乐家和画师正大批涌入天主教德意志的土地，其中最为知名的或许当属朱塞佩·阿尔钦博托，他笔下的人物风格怪诞，面部结构的线条由堆积的水果、蔬菜图案组成，这种绘画方式逐渐成为鲁道夫二世的布拉格宫廷内流行的速写技法。

这种充满魅力的艺术风格在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的慕尼黑宫殿古迹陈列馆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宫殿大厅为文艺复兴式风格，建筑整体形状恰似一个巨大的、稍稍压扁的瑞士卷蛋糕。同样，这座建筑也经历过大规模改建（事实上，整体建筑大半已毁于“二战”期间的大规模空袭，现在我们看到的建筑已经是完全重建过后的现代作品），但仍然不难看出，曾经的德意志天主教徒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紧密联系，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艺术赞助，欧洲大陆的杰出艺术思想纷纷汇集于此，流传后世。当人们怀着探究之心踏上这里的大理石地面，很难不被展馆中陈列的众多罗马式半身像深深震撼，为这些艺术精品所折服，被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所鼓舞，同时心中也会升腾起一丝疑惑与不解——这里毫无疑问是最为正宗的天主教地区，但展品中为何同样包括来自众多异教文化的艺术品？阿尔布雷希特五世本人自然怀着强烈的宗教热情，但与此同时，他也珍藏着数量巨大的古代钱币和埃及珍宝。他于1579年去世，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债务。

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是德意志唯一能够吸收的灵感来源，因为欧洲大部分的新教区域对几乎一切形式的艺术创造抱有敌对与反感态度，或者长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或（以英格兰为例）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无法将自身发展出的独特艺术风格传播至邻近的德意志。甚至巨匠莎士比亚的大作在德意志也遭遇了滑铁卢，直到19世纪早期施莱格尔[2] 的译作开始传播。最后一位伟大的正统德意志画坛巨匠亚当·埃尔斯海默曾于16世纪80年代在路德宗城市法兰克福长大，但在20多岁时便先后搬到威尼斯和罗马居住（为了追寻艺术的顺理成章之选），在虔诚皈依天主教10年后逝世。埃尔斯海默的大部分艺术天赋都是在与意大利同行合作之后逐渐显露的，在他充满魅力的画作中或多或少透露出来自德意志风格的色调与笔触（他曾经在慕尼黑受到了阿尔特多弗尔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在雷根斯堡也同样存在）。但来自意大利艺术的强烈吸引力对一位画家而言是无法抗拒的，因此要使其真正的人生阅历与民族主义诉求相吻合是十分困难的。即便我们假设鲁本斯身上具有那么一点儿来自德意志的血统，但他也同样长期居于罗马，并且是埃尔斯海默的至交。然而，随之而来的国家运动让整个17世纪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两位伟大的“法国”画家——洛兰[3] 与普桑避居罗马，并分别在此度过了50年和40年的漫长时光。

埃尔斯海默传世的作品并不太多，分散在世界各地，包括柏林、维也纳、慕尼黑、不伦瑞克及其他地区。一直以来，我希望一睹这位大师的杰作（其中一幅刚刚被不伦瑞克的一位收藏家购得，这位藏家刚刚幸运地中了足彩头奖）。在他的诸多杰作中，我个人最青睐《腓利门和巴乌希斯接待朱庇特和墨丘利》[4]。这幅画作表现的是自古罗马奥维德时代以来艺术界从未涉及的一个题材：天神乔装成人类的模样到人间出巡，希望寻找到那些善良虔诚的人，并从毁灭世界、荡涤罪恶的洪水中拯救他们。朱庇特和墨丘利最终只找到了一对善良的老夫妇——腓利门和巴乌希斯，夫妇二人用最大的热情接待了两位神灵。画作的尺寸虽然不大，却充满温暖而生动的氛围，画面上的朱庇特和墨丘利虽然施法变作人类，但依然充满某种难以言喻的神圣感，老夫妇二人则忙碌着为客人准备晚餐。我曾经多次欣赏这幅画作（其中有一次我惊喜地发现它出现在伦敦的某个画展之中，由于当时正值2002年德累斯顿遭遇洪水侵袭，当地众多美术馆的作品都被转移至他处），每当想到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最终因为贫病交加，年仅32岁便在罗马英年早逝，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悲伤与痛惜。随着16世纪在经济衰退的窘境中迈向尾声，不同的宗教观念开始萌芽，并准备为捍卫自身而奋斗。由天主教会所统治的德意志东南部与意大利联系紧密，在众多方面都占据优势地位，南部还拥有诸多重要的莱茵地区天主教选区，如特里尔、美因茨和科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科隆教区，自1583年以来便由巴伐利亚公爵世系统治。对于新教势力而言，他们依然坚信自身才是基督教世界的未来，这一点不言自明，因此并未因天主教的复兴而大惊失色。

当然，一直以来意大利对于德意志人的巨大吸引力也或多或少引起了人们的困惑与思考。真正的日耳曼艺术究竟是有着自身独特的根源（对丢勒、纽伦堡，或北方大地阴云密布的天空的热爱），抑或只是伟大南方文化的附庸？时尚的浪潮（法王路易十四引领的时尚潮突然间便闯入了德意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突如其来的趋势也在德意志引起了质疑与反思）着实让后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头痛不已。他们强烈谴责所有的意大利人——为哈布斯堡皇室奏乐的音乐家、建造宫殿与教堂的建筑师、设计多彩服饰的服装师，以及绘制画像和天花板彩绘的画家，这些人为诸如慕尼黑、萨尔茨堡和维也纳等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全新的风气。事实上，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文化嫁接，并结出了数不尽的丰硕果实，其中成形于18世纪的两个范例足以对这段漫长的历史加以概括。

1706年，24岁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在哈雷和汉堡声名鹊起，并来到意大利深造，他发现这里拥有着一个世纪以来最为美妙的音乐——意大利当时的流行音乐康塔塔[5]，并深深为之陶醉。这种声乐形式以优美动听的意大利语演唱，既充满神秘感，又鲜活生动，让意大利的土地因音乐的浸润而变得更加令人着迷，其中最为杰出的乐曲当属《阿波罗与黛芙妮》。康塔塔的乐曲仿佛构建出了一个和谐美妙的世界，令人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世纪之前埃尔斯海默笔下勾勒出的迷人风景。亨德尔拥有再纯正不过的德意志血统，但他的人格之中凝聚着一种意大利式的浓烈隽永的情感，这种情感体现在他所创作的康塔塔乐曲如《艾米塔与菲利德》之中。这首乐曲曾经在罗马城外的一处私人花园中演奏，听众是来自阿卡迪亚学院[6] 的成员。后世关于亨德尔的归属流传着诸多争论：他究竟更像一名德意志人还是一名意大利人？诸如此类的争论纷扰不休，令人如坠云里雾里，实在毫无价值可言。更何况，亨德尔本人很早就加入了英国国籍，因此不容争论的是，他的官方身份是一位英国音乐家。

半个世纪之后，另一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巴蒂斯塔·提挨波罗[7]，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威尼斯画家之一。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也是该领域最后一位伟大人物，曾受采邑主教之邀来到维尔茨堡，为其设计天顶画，纪念维尔茨堡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整个世界的重要地位（之前曾有一位主教为腓特烈一世和勃艮第的埃莉诺主持婚礼）。即使没有提挨波罗的杰出画作，维尔茨堡宫也堪称举世无双的建筑杰作——足以与凡尔赛宫相媲美，处处体现着一种自傲与炫耀之心，诚然，采邑主教身份再尊贵不过，而主教本人自然要将这一点昭告天下。提挨波罗精心绘制了“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婚礼的盛大场景（画面上的威尼斯人都穿着华丽精致的丝绸服饰，丝毫没有展现出寒冷与晦暗），以及其他任何能够让人们联想到中世纪北方的场景。画面上同样绘制了矮人与狗的图案，这些形象也是提挨波罗作品中的常客。除去婚礼场景以及歌颂赞美主教的内容外，画面上还有一些堪称五花八门的混杂内容，在宏伟华丽的楼梯上和天花板上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景象——分列两侧的图案堪称天马行空，又令人迷醉，虽然这些画面与它们所要赞颂的人毫无干系：来自美洲的短吻鳄猎人、努比亚公主及亚洲巫师。这幅作品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趣的天顶画。维尔茨堡在“二战”中遭遇了严重轰炸，如今的城镇徒留曾经的一抹痕迹，作为一座规模很小的都城而存在。虽然战争时期曾有一名美国士兵破坏了宫殿屋顶的部分帆布材料，壁画本身却幸运地没有遭到破坏，至今依然铭刻着曾经的辉煌——德意志与意大利两个国家的文化相互融合、彼此交织，虽然这一点曾被苛刻的爱国主义者所诟病，事实上，正是这样的融合与交织造就了维尔茨堡之美。

黑色盔甲

在德意志众多地方博物馆中某些人迹罕至的角落中，常常能够发现一位17世纪佛兰德斯画家的作品，这位画家名为塞巴斯蒂安·梵克斯[8]。在漫长的旅途中，即使是最令人焦头烂额、心烦意乱的时刻，许多更加出类拔萃的画作在我的脑海中都未曾留下痕迹，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梵克斯的作品却始终挥之不去。然而，梵克斯的作品着实算不上什么打动人心的力作。他的绘画主题大多为战争场面，全副武装的士兵正投入战斗，他们有时使用伏击战术，有时则身穿黑色铠甲，铠甲仿佛充满邪恶的魔力而刀枪不入，将另一伙同样身披盔甲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梵克斯最常描绘的是一方击败另一方，刚刚取得战争胜利的一刻：战败一方有的人早已战死沙场，有时甚至丢盔弃甲；但更多的人则处于生死边缘，画面着重表达了他们奋力挣扎求生的恐惧，以及各自面对来势汹汹的追击者时的绝望之态。这幅景象被胜者一方尽收眼底，他们坚信，敌人已成手下败将，即使偶有部分侥幸逃脱，也会被己方的友军诛杀殆尽。因此胜者多半神色悠闲，或彼此交谈，或卸下盔甲，稍事休息。这些画作背后反映出来的本质令人深感不安——画面中常年征战的人对这样的画面早已习以为常，而观者通常要仔细端详每一幅作品，努力搜寻败方为数不多的、正全力求胜的幸存者。然而在有些画作之中，梵克斯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画面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绝望的屠杀场景，战败的一方全部命丧当场，无一幸免。这样的压抑场面更进一步增添了整个画面的不安感，因此梵克斯确实难以跻身一流大师之列：相比与他同时代的小彼得·勃鲁盖尔，梵克斯的画面更多时候充满了冷酷与阴郁的氛围。梵克斯画作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即使是获胜的一方，观者也很难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人们无法从他的画中感受到胜利与征服带来的激情与喜悦。例如委拉斯贵兹笔下描绘西班牙军队得胜景象的《布雷达的投降》，画面上既没有体现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热情与讴歌，也未曾体现对荷兰争取独立自由的不满与愤恨，而观者依然能够从画面的整体氛围中感受到一丝胜利的喜悦。与委拉斯贵兹不同的是，梵克斯笔下残酷的战争场景虽然并不具备多少特殊意义，只是一场残酷的短兵相接，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画家灵魂中的阴郁与颓丧。这种负面情绪在他的一幅小型作品中有着最为深刻的体现：画面上是一群骑士（头戴软帽，身穿华丽的软皮甲）与另一队身披黑色铠甲的骑兵狭路相逢，这群神秘的黑甲骑士在敌方的火枪进攻之下毫发无损，并且俨然正准备将对手杀得片甲不留。

怪异的是，那些梵克斯笔下的公爵与诸侯并未对这位画家的风格表达不满，而是展现出了欣赏的态度。诚然，这样的结果也能够反映出一部分现状。我曾经在英戈尔施塔特城堡的冷藏室四处逡巡，偶然发现了同样的黑色盔甲。一排排铠甲静默无声地立在那里，正像无数朴实无华、停滞不动的机器人。这些铠甲的历史能够追溯到三十年战争时期，它们也是历史进入21世纪之前所展出的最后的专用防弹服：笨拙厚重、造价昂贵，并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我在城堡中的无数房间来回穿梭，这些房间里摆满了这种可怕的铠甲，以及长矛、战戟、轮锁和火绳枪等武器。梵克斯笔下17世纪早期的世界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此时此刻又显得无比真实——这也是当时大部分中欧地区的真实历史。

三十年战争对于英国人而言可谓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虚幻名词，源于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做出的明智抉择，因此，英国得以在这场战争中置身事外。但这一决定也让他背叛了自己唯一存活于世的女儿，而后者的丈夫是这场战争早期的重要主人公之一。这场战争长达30年之久，不止一代人卷入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鉴于无数人的命运被这段历史所左右，詹姆士一世的决定也具有其合理之处。不论动机为何，战争始终代表着残酷与无情，除去本身的血腥与恐怖之处，战争也时常会脱离正轨，令情势一发不可收拾，让交战各方的努力在一瞬间付诸东流——无论是虔诚的信仰者、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还是无助的优柔寡断者，所有人都将被战争的浪潮彻底吞没，绝无全身而退的可能。这场战争消灭了德意志各邦国约60%的人口。三十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口比例，甚至与20世纪欧洲经历的最可怕的人为灾难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切战争中的复杂统计数据都只能令人徒增悲伤：没有任何一方真正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无数生命消逝在战火之中。荷兰人（在三十年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荷兰的参战时间大约持续了8年）从西班牙的手下获得了独立，同时也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数代人为这场惨烈的战争流血牺牲，并且以失去尼德兰南部地区（即比利时）为代价。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成为新的欧洲大陆霸主，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威胁，他国统治者无不谈之变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分裂与混乱，法国借三十年战争之机完成了彻底的蜕变，全新的法兰西以傲视群雄的姿态屹立于欧洲大陆。然而，即便法国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地位，新的军事政策的缔造者——枢机主教黎塞留，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便去世了。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历史影响可谓是无穷无尽的，但若是想耗费笔墨对这场战争的每一个细节详细阐述，本书的整体结构自然会变得混乱不堪。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场战争真正的本质依然源自宗教纷争。一部分人企图将这场战争定义为经济引发的混乱，或关于阶级或权力的纷争，但事实再清楚不过，战争初期的各方力量依然以宗教势力为主，专注于祈祷或传教。或许这种初期形势在后期发生了变化，但到那时，战争已经带来了无穷的混乱，并且无法挽回。这场战争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将众多立于顶端的一方霸主卷入了无穷无尽的旋涡之中。在16世纪中期的欧洲，哈布斯堡家族几乎一家独大，掌控着治下广阔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而他们的统治方式恰恰类似于同一时期中国的大明王朝。然而，这种威胁已经被一种奇特的现状所取代，无论欧洲大陆的均势和合作关系如何变化，战争都已经滑向了无法挽回的境地，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凭一己之力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即便下达强制性命令，也早已无济于事。年复一年，无情的战火吞噬着越来越广阔的土地，毁灭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广阔的农村地区也变得空空如也，荒无人烟，这样的现状甚至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我来自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最终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选择了一所十分保守的传统新教学校（因为当地的英国天主教徒着实凤毛麟角）。最后，我接受了多年正统的新教教育，并且始终将三十年战争视为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新教是如何面临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随后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所拯救的。我曾经对天主教的敌对力量不屑一顾，并认为对方不过是一群轻信的奥地利农民，被惯于煽风点火的耶稣会恶意鼓动，因此才掀起抗议。当我真正踏上德国天主教区的土地时，这样天真可笑的念头才真正不攻自破。这里有诸如约翰·蒂利[9] 这样的伟大指挥官，这位意志坚定、性格古怪的天主教军事家手上可谓沾满了无数新教徒的鲜血。蒂利伯爵似乎十分享受后世对他的顶礼膜拜。在游览过程中，我时常能够看到人们为他立的雕像，以及以他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在慕尼黑的音乐厅广场，我曾试图找到那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位置——希特勒曾经伫立于此，面对着那张著名的人群欢庆“一战”爆发的照片。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不远处蒂利伯爵的一尊巨大雕像，这位以血腥战争抵御新教徒的巴伐利亚救世主面色沉郁、神情严峻。

如今，史学界普遍将1618年作为三十年战争正式爆发的一年。在之前漫长的和平时期中，新教与天主教双方都对现状感到沮丧与挫败，他们为之奋斗的最高信仰居然无法动摇与颠覆对方，这样的妥协退让意味着无可避免的失败——这样的失败究竟是否存在解决之道？诚然，在地图上可以清楚明晰地标注出新教与天主教的范畴，但显然，地图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双方的地盘始终遭受着异教徒的侵扰，有时这种侵扰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甚至哈布斯堡位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心脏地带也有新教徒四处来去。有的时候，这样的传教活动只在边远的乡下暗中进行，而有时，这种活动会延伸到富庶的城市，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路德宗范围内的诸多城市如法兰克福，始终将自身的独立地位和直接受皇帝本人领导作为核心信条（即使在位的是行事古怪、昏庸无能的鲁道夫二世），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同样也会对天主教教义抱有崇敬之心。然而更加糟糕的是，新教阵营分裂出数个派别，包括教义严苛、反对偶像崇拜的加尔文宗，该教派几乎销毁和破坏了势力范围之内的全部宗教圣像，甚至连普法尔茨、苏格兰、尼德兰北部和瑞士大部分地区都难以幸免。对很多路德宗信徒而言，加尔文宗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威胁，这样的宗教派别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与其让他们与水火不容的加尔文宗信徒共存，他们宁愿在战争中倒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徒。

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我拍到了一张动人的照片：照片上，我的妻子正伫立在一扇窗前，露齿一笑。拍照的地点位于布拉格城堡之中，这里也是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地方。1618年的那一天，群情激愤的波希米亚新教徒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派来的使臣扔出了这扇窗户。波希米亚人利用软弱的皇帝鲁道夫二世和马蒂亚斯对他们做出的妥协，选举出自己的国王腓特烈五世——普法尔茨的加尔文宗统治者（他娶了詹姆士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自然，这样疯狂的举动招致了天主教一派的疯狂报复。首先发难的是蒂罗尔等地区。斐迪南大公除去收集各类光怪陆离的名画外，在16世纪晚期便开始大规模驱逐新教徒。在权力的角逐中，斐迪南只能眼睁睁地旁观自己人望甚高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登上皇帝的宝座，随后是他的侄子鲁道夫二世，然而鲁道夫二世偏偏昏庸无能，不理政事，只愿屈居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斐迪南大公的兄弟卡尔大公曾经在奥地利东南部的施蒂里亚颁布过类似的政策，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养马场，培育优秀的利比扎马，直至今日，利比扎马中的白色舞马依然是维也纳不可或缺的重要旅游资源，为世界各地游客带来欢乐；另一方面，他也曾经大批驱逐新教徒，起初是拆毁他们的教堂，随后开始大规模焚烧新教书籍文本，最终将众多新教徒开棺戮尸。然而，甚至是卡尔也最终与新教徒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当卡尔的儿子斐迪南二世[10] 最终于1619年登上皇帝宝座时，一个纪律更加严明，以耶稣会为中心的天主教社会正式成形了。

斐迪南二世心中仅存的信念如今已经昭然若揭，剿灭新教徒也成为他登上皇位之后的不二目标，但波希米亚人做出的激烈反抗同样闻所未闻。无疑，“抛出窗外事件”是一种蓄意分裂帝国的公开挑衅，在哈布斯堡王朝常年积弱之后，新教徒开始了反抗。斐迪南二世几乎是刚刚将军队召集完毕，便迫不及待地派兵进攻波希米亚，这次作战行动的头号人物依然是经验老到的蒂利伯爵。这位伯爵大半生中的唯一目标便是孜孜不倦地与荷兰人或土耳其人作战，这一次他也依然奉命出任天主教联军的指挥官。这次开战的结果对波希米亚人而言是致命的，新教军队不仅在规模上无法与天主教联军相比[11]，而且兵力分散。

如今，若是在布拉格游览一番，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19—20世纪捷克民族主义伟大成就的痕迹。然而，令人备感诧异的是，这里的众多建筑物——鳞次栉比的教堂和场馆，以及一切凝聚布拉格独特魅力的事物——大都铭记着捷克作为一个国家的衰落与失败。在决定性的白山战役中，波希米亚的势力被彻底挫败——大批波希米亚王室贵族被当场处决，他们的财产则被尽数充公，任何新教的蛛丝马迹都被挖地三尺，那些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也在此时被借机铲除。一个已经消失3个世纪之久的半独立新教中欧国家原本即将诞生，但现在情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奥地利的殖民地，布拉格也成了德意志的一座城市。战争带来的破坏让整个欧洲的形势雪上加霜——原本富庶繁荣、井然有序并且充满活力的中欧地区在战火之中一蹶不振，成为反宗教改革极端思想的试验场。逐渐这里的土地上到处建起了耶稣会的学院以及圣母马利亚的神殿。捷克境内甚至还建起了洛雷托圣母教堂，以圣母马利亚传说中曾经停驻过的小木屋命名。在面对1251年圣地异教徒的入侵之时，这座位于克罗地亚的小教堂最终紧急迁移至意大利洛雷托并得以幸存。在这座教堂中同样陈列着提挨波罗的作品，然而这幅作品却怎么看都显得有一丝滑稽可笑——显而易见，在宗教艺术的广阔领域中，洛雷托所占据的地位不值一提——倒不如说，这幅画面更像是童话故事《绿野仙踪》中主人公多萝西的神奇房子。无论如何，白山之战为欧洲大陆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后续影响。那些一心建造洛雷托圣母神殿的天主教徒成了波希米亚新的主宰者，我们也只得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灵感，直到斯美塔那[12] 等捷克艺术巨匠诞生为止。对一座小木屋顶礼膜拜，受这样的教派统治自然是新教徒所无法容忍的，在众多幸存的新教国家中，新教徒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抗。

瑞典骑兵之王

随着德意志各地自豪感日益膨胀，扩散到每一座城镇，众多博物馆也纷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凝聚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结晶。诚然，有些地区的博物馆未免过于乏味，游人不仅稀少，脸上神情也多为百无聊赖，在展厅内一成不变的枯燥展品间来来去去，这些展品通常标志着当地的地域发展。然而，无论是纺纱和服装、古旧帽子，还是陈旧的木雕（1848年时已经损坏），都实在无法引发游客的兴致。他们漫步在一座又一座房间里，尝试着不引起其他同样百无聊赖的游客注意（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展馆中的游客实在是稀少得可怜），当游客们来到一间摆满无数砝码与天平的展厅中时，恐怕大多数人心中会无奈不已——整件事情看上去就好似一个残酷的玩笑——人们被宗教激情鼓舞，竟妄图忽略人类存在的根本。这些博物馆虽然本质上代表了德国历史发展的政治本质，但外表好像在故意忽略这种本质，而致力于强调某种非政治性，因此，在这里你会发现博物馆建设者对于早期人类文明的热情，例如古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世复原的小木屋、以草编货物或燧石为主的贸易交换，以及火堆周围准备简单食物的野人家族人像仿制品；有时，展品还包括制作精良的猛犸象及其他古生物仿制品。但总体而言，游客大多时候都会感到困惑，现代人发掘到的大部分古代遗物不外乎遗骨化石，为何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能够信誓旦旦地就此推断出早期人类的体表毛发长度？此外，另一个古怪的现象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管理人员外表大同小异，让人不禁联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联邦德国大学讲师？

然而，虽然这些博物馆多半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我们依然能从中寻找到一部分有价值的宝藏。20世纪相关的博物馆展览在趣味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与进步，展品大多丰富多样，充满趣味，时常能够引人深思，启迪智慧，只有很少一部分布置草率、乏味无趣。曾有一次，我本以为自己不幸来到了一座整个城市里最乏味无聊的博物馆，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惊喜地发现了这座展馆的奥秘所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过时玩具展厅”内堆满了杂乱无章的展品（洋娃娃、积木，不一而足——倒不如说这种展览事实上毫无存在的必要，更不必说要耗费人力物力在展厅内保持恒温和保证展柜玻璃的清洁），然而其中一个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棋盘游戏“轰炸英格兰”引起了我的注意。游戏盒子仅处于半开状态，但依然能够窥见其中绘制详尽精美的不列颠群岛——爱尔兰也并没有与不列颠群岛混淆，而是保持着正确的中立状态，每一座城镇都用小方格做出了详尽标注——总体而言，“轰炸英格兰”类似某种骰子游戏，只不过游戏过程较为复杂，投骰目标也更为遥远，如格拉斯哥或贝尔法斯特。“轰炸”的游戏方式听上去有一点儿可怕，令人心存不安，但相应地也更为紧张刺激——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棋盘游戏发烧友，我甚至花了一点儿时间在心中反复思量，如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话，偷袭英格兰这样的游戏究竟会不会让我心安理得？与其陈列在终年封闭的博物馆展柜里不见天日，这样有趣的游戏自然还是投入实际使用，为人带来乐趣要好得多。设计任何一件物品，其本质都是发挥某种实际作用，而不只是徒劳地摆在那里让人观赏。并且开玩笑地讲，作为一位战胜国的公民代表，归根结底我也拥有着一些权利。在任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般驰骋之后，我最终仍然因为怯懦而退缩了，并且十分沮丧地发现这个有趣的棋盘游戏已经因为年代久远丢失了一些关键的部分。

诚然，上文轻松调侃的部分不过是一个开端，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严肃的历史论述，继续三十年战争的话题。位于巴伐利亚北部的英戈尔施塔特在许多方面都堪称德国城镇的典型：城镇规模大小适宜，并且具有自发的日耳曼城市自豪感。作为奥迪公司的诞生之地，英戈尔施塔特自然得到了来自公司上级管理层的大量资金投入（除此之外，这里还聚集着大批训练有素的零售商，他们运用自身的经验与销售手段贩卖皮毛大衣、高级内衣，以及长途旅游全包产品，因此英戈尔施塔特当地的经济发展始终十分健康顺畅）。除此之外，这里同样有着精美的教堂、庄严的城墙、颇具风情的酒吧和一座宏大的城堡博物馆——巴伐利亚军队博物馆。对我而言，这样的博物馆无异于最完美的精神食粮——哪里还有比跟随欧洲大陆最坚定的背叛者，以及最混乱的作战组织之一迂回曲折的脚步进行历史探索更加有趣呢？那是在一个大雪茫茫的寒冷天气里，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间，在经过庭院中万分艰难的长途跋涉之后，我才发现，虽然距离博物馆的开馆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我依然是当天大雪中的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游客，雪地上仅仅留下了我的脚印——在这个2月天里，我成为整个欧洲唯一一位来此寻求巴伐利亚军队历史秘闻的到访者。

相比之下，城镇的另一侧则坐落着城市博物馆的另一种典型——枯燥无聊、令人困倦——展品众多，但极其无趣，时至今日甚至没有任何展品能够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然而，若论起展厅的内部陈设和装饰，倒确实称得上可圈可点，不难看出馆长匠心独运——何况，若是展品本身已经足够吸引人，任何外在的陈设与装饰自然也就会成为多此一举了。展厅中的展品包括集市上售卖的雕刻、战争时期的炮弹，以及制药设备，自然与“独树一帜”“引人瞩目”沾不上半点儿关系。

17世纪20年代对于新教徒而言称得上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在白山战役中全面惨败之后，天主教势力继续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他们前进的脚步。而新教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内部四分五裂，无法形成统一之势——萨克森州作为路德宗邦国，最先倒向了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势力一方，随后转向中立。萨克森当时的统治者约翰·格奥尔格一世昏庸贪婪，嗜酒如命，只得在战争中任人摆布。[13] 英格兰则在此时继续保持中立。新教内部的混乱状态和低下的指挥水准令己方的溃败一发不可收拾，彻底失去了主动地位。17世纪20年代，三十年战争日益白热化，战火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在这场大混战中没有赢家，任何一方都已名誉扫地、生灵涂炭，只得被迫吞下咎由自取的苦果。最初，大部分坚定的新教斗士或站在新教一方的支持者都保持着一定意义上的中立态度，然而这些人或死于非命，或遭到驱逐，从萨伏依到特兰西瓦尼亚，都再也无法寻觅到新教徒的踪迹。普法尔茨选帝侯的领地已经彻底易主，落入西班牙和巴伐利亚两方手中。萨克森州的哈尔伯施塔特主教为人喜怒无常，性格激进，却具有十足的好胜心，一直以来都是立场坚定的新教核心人物，同时也是不伦瑞克–吕讷堡的贵族诸侯。最初，他在欧洲北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由于好大喜功，开始命人为自己绘制歌功颂德的巨幅画像，最终这位主教也未能逃过厄运，在战争中一命呜呼。新教军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曼斯费德尔伯爵在经历了一系列无可挽回的失败之后，最终心灰意懒，放弃指挥权，避居达尔马提亚，最终在此去世。丹麦国王试图拯救新教的败局（在英格兰和法国的怂恿之下），却迅速被皇帝任命的新任指挥官瓦伦斯坦击败。瓦伦斯坦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起初皈依新教，后更改信仰，成为波希米亚天主教徒，也因此抓住天赐良机，在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授意下夺得了捷克境内原属新教势力范围的大片土地。

不幸的开端预示着随后的局势已经注定。敌军此时的补给已经完全依赖于掠夺，由于贪得无厌的抢劫与破坏，无论结盟还是敌对的地区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市大多化为废墟。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加入战争，德意志的土地上军队前仆后继，左冲右突，参战人数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最终，大部分城市和村庄都被迫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位置优越、防御工事坚固的城市得以幸免于难，汉堡便是其中之一。瓦伦斯坦派出军队在这些地区进行扫荡，要想维系他手下大军的正常运转与补给，没有什么比肆无忌惮的掠夺更加完美了。通过四处散播恐惧与仇恨，瓦伦斯坦的军队令人闻风丧胆。然而，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方事实上都要采取这种策略，才能够让战事继续下去。最终，军队在本质上已经蜕变成一味屠杀、麻木不仁的刽子手，当时的著名小说家格里美豪森在他1688年出版的成名作《痴儿历险记》中也曾生动地描写了相关场面。此时，三十年战争虽已过去了数十年，然而作者自10岁开始命运便饱受战火的摧折，并留下了终身的阴影。虽然小说中的某些部分属于虚构，但大体上依然以触目惊心的笔触详细记录了军队烧杀抢掠，屠杀、折磨无辜村民，逼问钱财藏匿地点的景象（自然，无论如何，这些可怜人难逃一死）。各方的军队彼此伏击，然而所有人都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为何掀起战火，战火又为何平息。战争是常态，无法避免，所有人卷入其中，在无穷战火中度过余生。

1629年，丹麦人被逐出战局，新教一方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帝国军队率先宣布，新教一方曾经在七年战争中占据的所有领土（主要包括先前的宗教势力范围）正式归还天主教名下，这也标志着至今新教尚存的全部领土（包括最重要的核心地带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日后必须在天主教势力的容许下艰难共存。这样的战果自然令天主教一方欣喜若狂，维也纳陷入了喜悦与满足的情绪之中，大量民众纷纷聚集，庆贺己方的胜利——大半个帝国已经化为战争的废墟，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这些都是属于天主教的废墟了。最大的悲剧是，马格德堡也同样遭遇了灭顶之灾——这座伟大的新教堡垒，在蒂利伯爵大军的铁蹄之下化为齑粉。城中大约有2万居民和卫兵死于屠杀，满目疮痍，所有幸存者总数只有大约400人。这种暴行在新教徒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慨与仇恨，他们将这些景象镌刻在或廉价普通或华贵精致的木雕上，以记载这段历史（然而，在制作这些艺术品的过程中，新教徒们也同样遇到了问题——究竟如何用简单粗暴的风格，以及非黑即白的形式，去刻画天主教敌人那恢宏华丽的建筑，以及空中突然浮现的圣人呢）。

此时此刻，对新教一派而言，整个欧洲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大事之一发生了。数年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早已率大军到达了德意志最北部的海岸[14]。他手下的军队虽然人员精简，却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古斯塔夫出于扩张的渴望和真心援助新教同盟伙伴的意愿，决定介入德意志内部的宗教争端。瑞典军队的介入让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每当我看到家中印有古斯塔夫二世头像的啤酒杯垫，都不禁心潮起伏，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起初，天主教帝国军队并不将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放在眼里，而将他视为又一个前来自投罗网的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然而，轻敌的帝国军队很快大难临头，即便没有古斯塔夫二世的介入，形势也已经发生了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荷兰军队最终抵抗住了西班牙帝国大军的猛攻，并最终成为新教联盟的坚定一员。荷兰国力富强，士气高涨，同时怀着不顾一切的复仇热情；法国也最终解决了他们的内部问题，一心想要终结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以便重新崛起。

最终，依然是瑞典军队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古斯塔夫二世在战争中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于1631年秋的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大败蒂利伯爵率领的帝国军主力。在第二年的莱希河战役（此役中蒂利伯爵负重伤）和吕岑战役（瓦伦斯坦的败局最终决定）中，瑞典军队势如破竹，将大半天主教势力彻底击垮，天主教一方损失极为惨重，乃至在未来长达16年的战争中再未恢复元气。然而古斯塔夫二世本人在吕岑会战中阵亡，因此他对欧洲的积极影响未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仅有14个月左右，但足矣。新教联盟自始至终都不具备彻底击败皇帝的实力，但中欧再度被天主教力量彻底收服的观念已经不攻自破，事实上，宗教因素在战争中所占的比例日趋下降，基督教各派别因为宗教而拼得你死我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英戈尔施塔特博物馆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发展。在莱希河战役结束后的余波中，帝国军队退避三舍，在英戈尔施塔特的高墙之后闭门不出，蒂利伯爵也正是在此不治身亡。随后，瑞典军队包围了整座城镇，但最终并未成功，古斯塔夫二世放弃了围攻战，继续率军突进，不幸在萨克森州吕岑地区战死沙场。但在他战死前，胯下战马就已被敌人炮击身亡，因此可以说古斯塔夫完全丧失了撤退的机会。千钧一发之际绝处逢生常常是历史书籍中的陈词滥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换位思考，相较于人而言，若是通常都遭遇厄运的马儿最终幸免于难，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在随后的吕岑战役中，“战马背上的骑手”被敌军的炮火击中。或许这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躲过一劫的马儿也会发出欣喜的嘶鸣。无论如何，在帝国军英勇抵御了古斯塔夫的攻势之后，瑞典大军撤退，英戈尔施塔特城门大开，城中的人们夺取了国王死去战马的尸体，将马皮缝补完好。如今，将近400年的风雨过后，这匹马的标本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依然伫立于此，未曾动摇。自然，漫长的历史带给它无数摧折——毕竟，这是一匹敌国国王曾经驾驭过的战马，英戈尔施塔特的人们自然不会花费心思动用什么精致材料；整件标本外表布满了补丁、针脚痕迹，以及斑斑驳驳的黑色斑点，就好像有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一次次失手将饮料泼洒在上面一样。这件标本已历经无数风雨，但它终归只是一匹马，被敌方用作炫耀的战利品在此示众，昭示着天主教势力不可侵犯。同时，它也注定是宴会的焦点、17世纪的不祥象征。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动物，古斯塔夫二世的战马与著名将领托马斯·杰克逊[15] 的“小栗马”，以及歌德在卡塞尔完成的大象骨架素描并无多少分别，只不过在年代上比后两者久远得多。这匹战马的野性纯粹来自战场，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刻的历史意义。

来自小行星的突然造访

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血腥与残酷成为永恒不变的旋律。战争持续复杂化，联军之间因为对某个或某些城镇的控制权而意见不一，内讧与阴谋无处不在。在阅读这段历史时，再没有人能够从中获得满足与乐趣，有的只是对残酷与野蛮的忍耐与厌恶。瑞典作为战争中期扭转局势的英雄，如今却堕落成可怕的刽子手，在整个中欧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瘟疫与饥荒四处传播。若是能对现代社会中公正和平、保持中立态度的瑞典国民有一丝安慰的话，这些三十年战争中凶神恶煞的“瑞典军队”事实上大部分都由苏格兰雇佣兵和其他军队中俘获的囚犯组成。没有人有足够雄厚的财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粮饷和补给，因此他们唯一的出路便是抢劫财物作为补给。他们很多时候都要面临在乡村地区长时间行军的境况，只能靠掠夺来获取充饥的食物，更不必说这样的乡下根本无法满足大军行进的日常补给需求，并且很多城镇已经空空如也。

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施瓦本的小镇讷德林根，这里也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留着完整古城墙环绕的中世纪城市之一。除去作为重要的中世纪古战场遗迹，讷德林根留名青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远在1500万年前，如今的德意志还是一片香气氤氲、绿草如茵的亚热带地区，到处是始祖象和古代巨龟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响。突然，一颗直径约800米的小行星坠落在今天的讷德林根境内（具体范围较难界定，也有可能在未来讷德林根发展出的区域内），猛烈的撞击制造出了一个约16千米宽的火山口，这次浩劫的巨大破坏力大约是后世广岛原子弹的25万倍。在这样的大灾难中，始祖象的种群无一幸存，它们的身影彻底消失了。十分奇怪的是，整个火山口的形状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并且在每个方向上都延伸出了一定的区域。人们在这个火山口形成的圆环边缘种植树木，令它显得更为清晰醒目。行星的冲击也改变了当地的地质结构，这里的土壤逐渐发育出了无数钻石矿，成为讷德林根当地地质学研究的伟大发现。除钻石之外，这里的土地中还逐渐诞生了一种十分少见的石英石，后世将之称为冲击凝灰角砾岩，讷德林根当地华丽恢宏的大教堂也正是以这种石材建造而成的。早先，我曾经十分幼稚地猜测，建造这些大教堂的石材有没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外太空，但现实甚至比我天马行空的想象还要曲折离奇。小镇的城市构造呈现完美的圆环形，巨大的教堂尖塔正好位于圆心，同时小镇又正好处于巨大的陨石坑范围内。当我按照顺时针方向，沿古城墙的弧度漫步在小镇之中时，小镇的报时钟声响起，悠然回荡在各处，我突然萌生出一种古怪的感动情绪，似乎我也已经成为这个无比宏大、无限古老、无法预知的世界的一分子。

大约讷德林根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着和我同样的感触。毕竟，这里是一片拥有无比古老而神奇的过去的土地，那些厚重的古城墙、高耸的尖塔、古老的建筑，仿佛将每一位讷德林根人禁锢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如今，这里（与附近的罗腾堡颇具相似之处）时时刻刻接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小酒吧林立，处处都是别具匠心的微观风景，一切都按部就班，充满安宁祥和的惬意氛围。另一方面，虽然蜂拥而至的游客时时扰人安宁，讷德林根的市民也不得不展现出一种公式化的亲切态度，虽然他们对此感到厌倦，却也无可奈何——这里的人们让我想起了巴伐利亚当地的气压计，内部安装有类似报时钟的小人像，无论当天是晴是雨，小人像总会十分准时地站出来为大家汇报气压状况。然而，讷德林根如今固然和平安宁，那些历史上的战争却也同样无比真实。1634年，讷德林根险些成为下一个马格德堡——作为孤立的新教根据地，在帝国与西班牙联军的威胁之下苟延残喘。自从马格德堡在战火中毁于一旦，战争便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例如，当维尔茨堡要塞内的天主教战士已经臣服投降之后，新教徒依然对他们展开了血腥屠杀，城内所有天主教徒无一幸免。讷德林根则拼尽一切力量殊死抵抗，一支瑞典与德意志的联军赶来对他们进行支援。战争的结果令人扼腕，新教联军全面溃败，讷德林根也被攻陷，遭到彻底毁坏。

虽然对于新教一方而言，讷德林根之战的惨败可谓打击沉重，但如今噩梦又一次卷土重来，尽管讷德林根已经一蹶不振，灾难依然未曾画上句号，残酷的战争持续了大约14年之久。帝国军队认为敌人已成穷兵败寇，胜利的号角似乎已经吹响，却不料己方的好运已经到了尽头。若是斐迪南二世致力于平衡各方力量，尽力维持和平（虽然和平的目标难比登天，但也并非全无可能），战争或许早已结束，但他和他的儿子兼继任者斐迪南三世（曾在讷德林根亲自参战）选择继续穷兵黩武，最终众叛亲离（关键在于最重要的盟友法国选择了背叛）。在连绵不绝的战火中，最佳的制胜时机闪现在一刹那间，随后便不复存在，而这场大戏中的主人公们甚至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发展，参战军队的整体规模不断缩小。任何一方都再无力赢得全面胜利，新教徒（如今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持）的全力抵抗延缓了帝国军队的攻势，但无法彻底动摇哈布斯堡皇室的根基。意在结束冲突的各方谈判持续了数年之久，战争最终迎来了惨烈的结局。瑞典新教军队的主力最终攻破了波希米亚的防线，并试图全面解放布拉格，这里也是一切冲突的开端。瑞典军队奋勇前进，却最终失败，未能成功横穿著名的卡尔大桥，如今这座桥的入口处林立着十分有趣的石雕人像，外表覆盖金属涂料，好像一群逗人发笑的杂技演员。瑞典人无法攻破老城的防御体系，最终选择了撤退（沿路洗劫了诸多城堡，这也解释了为何鲁道夫二世规模惊人的收藏品最终在斯德哥尔摩重见天日，其中还包括众多阿尔钦博托的艺术大作）。瑞典军队难以顺利进军，原因在于波希米亚人此时已经将他们视作仇敌：布拉格居民已经不再归属于新教一方——他们遭到耶稣会的严密监视，时常要到洛雷托圣母教堂进行朝拜。自白山战役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28年之久，就像惊悚电影《天外魔花》[16] 中的剧情一样，这里的人们早已改变信仰，成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

等到三十年战争步入尾声时，这场战争早已失去了原本为捍卫宗教信仰而战的初衷，新教与天主教依然是整个欧洲政治与宗教生活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但这样的现状已经再无可能掀起另一场公开的战争。如今战争因为王朝更替或经济因素而起，而1618年那场因宗教而起的战争固然意义深远，却已经成为历史。最初参战的各国王侯贵族或战场名将早已尽数作古，他们的继任者大多更加谨慎，愤世嫉俗，再无狂热纯粹的宗教激情。

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部分条款的房间位于明斯特，如今这处古迹依然保存完好——房间装饰恢宏，气氛庄严神圣，四面悬挂着权贵显要的肖像，处处陈设合理，装点适度，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感受到这里浓厚的历史氛围。唯一令人困惑之处便是书桌上陈列的一只人手标本，我猜这或许是明斯特历史上的某位犯人受到的刑罚。欧洲各国的公使在这里齐聚一堂，和约的成果也显而易见：北尼德兰和瑞士获得全面胜利，正式获得国际承认，迈入主权独立国家的行列。瑞典则获得了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众多德意志港口的控制权——虽然港口数目众多，但其中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唯有不来梅港，而不来梅港却决心抵御瑞典的强权统治。然而，瑞典的势力逐渐制约着德意志的发展，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排挤出了新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现存的众多德意志邦国承认皇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脑地位，同时保留贯彻自身外交政策的权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保证了权力均势，在各方压力下寻求制衡，直到150年之后拿破仑正式崛起才打破这种均势。皇帝本人则正式放弃了彻底统一德意志的计划，如今的德意志无法像西班牙、法国或英格兰那样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或许他也从未打算真正实施这一计划。

对大多数德意志邦国而言，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一部分遭受战火蹂躏的地区再也未能恢复元气，直到19世纪的人口大爆炸和国家工业化开始，这些地区才重新恢复繁荣景象。许多伟大的城市就此归于沉寂。在纽伦堡城市博物馆中藏有一幅以一场欢宴为主题的画作，欢庆1649年瑞典占领军的最终撤离（在收到神圣罗马帝国巨额赔款之后[17]），画面上的人群身着17世纪的黑白服装，在国家危难之际，每个人都试图摆出充满勇气、欢欣鼓舞的神色。在诸如纽伦堡等其他城市，大部分居民自始至终都处在战争的深渊之中，从未享受过和平。瑞典大军离去了，身后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废墟——德意志文艺复兴时期最为伟大的城市之一彻底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徒留博物馆中几件残破的历史遗物。这些仅存的古迹已经能够让后世的人们感激涕零，而城市本身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直到奇迹般深藏于纽伦堡血脉之中的日耳曼精神引起后世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狂热追寻。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陈旧创伤很快便被新的创伤所掩盖了。这场战争依然是德国历史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恐惧与人们面对灾祸的无能为力很快在拿破仑战争中重演——拿破仑战争具备更加深远的典型意义，对现代德意志自身的民族观念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对一代代的德国历史学家而言，关于三十年战争本质的争议在俾斯麦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时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伟大的古斯塔夫二世则开辟了一种荣誉至上的日耳曼式挑战——至少在表面上——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但很快被天主教哈布斯堡皇室的腐朽权贵所挫败。这种呐喊及新教一方对这场战争的理解是相对理智的，而后世普鲁士与奥地利间的矛盾则更加尖锐，双方就德意志的所有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同时一种极端的观点——只有新教徒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也就此萌芽。俾斯麦之前的一代代德意志统治者始终十分重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的宝贵和平，这一和约是深刻的历史教训的产物，提醒他们如何统治国家，以及如何避免混乱与暴力导致的失控。17世纪30年代曾有一幅十分著名的印刷宣传画，画面体现出了令人震惊的现代精神：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身着时髦服饰，面对关于三十年战争的一个寓言做出绝望沮丧的手势——一条巨大的恶龙正蹲踞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之上，身披金属鳞片，口中喷出熊熊烈火。直到1648年，这条战争的恶龙已经吞噬了大半个德意志，余下的土地也不足以填满它无尽的贪欲。战争结束了，各方都已经饱尝痛苦，精疲力竭，灾难带来的破坏也需要德意志上下耗费数代人的时间去逐渐修复。在战争后期，整体形势已经更加清晰明了，战争本身因宗教争端而起，尽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深远的负面影响，但问题最终基本解决。然而，某些更为危险的因素在战争中彻底爆发了。对莱茵河流域的众多地区而言，接下来两个世纪的噩梦即将来临——一个贪婪无度又强大无比的法兰西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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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茵（1606—1669），欧洲巴洛克艺术的代表画家之一，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绘画的主要人物，被称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译者注

[2]卡尔·施莱格尔（1772—1829），德意志作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 译者注

[3]克劳德·洛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国人，他出生于法国东北部洛兰公国，日后该公国获得独立；少年时代成长于哈布斯堡黑森林中的城镇弗莱堡，在青少年时代末期即迁往意大利，并长期旅居此地。—— 原注

[4]天神朱庇特和墨丘利布衣出巡到人间，腓利门和巴乌希斯虽家徒四壁却慷慨款待了他们，而乡里富绅却把两位神明拒于门外。随后朱庇特发大水淹没了村庄，这对穷夫妻幸免于难，房屋变作神殿，二人成为祭司。为满足他们共生死的愿望，在他们死后神将他们分别化作栎树和菩提树，树枝永远缠绕相守。画面中房屋低矮，光线昏暗，老夫妇正准备宰杀他们唯一的鹅款待陌生的客人，前景中间依稀可见被神明暗中放生的鹅，简陋寒舍一目了然。—— 译者注

[5]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和合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多个乐章，大多以管弦乐伴奏。—— 译者注

[6]一所意大利文学学院，1690年始建于罗马。—— 译者注

[7]巴蒂斯塔·提埃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他的存世作品很多，分别藏于慕尼黑、迪森教堂、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等处。—— 译者注

[8]塞巴斯蒂安·梵克斯：1573年出生于佛兰德斯，巴洛克风格画家与蚀刻画家，以刻画战争场面、风俗题材以及取材于寓言故事的作品闻名于世。—— 译者注

[9]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联盟军的统帅，被称为“马格德堡屠夫”。—— 译者注

[10]斐迪南二世（1578—1637），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施蒂里亚支系的代表人物。他所确立的奥地利不可分割原则对奥地利君主国的完整做出了重大贡献。—— 译者注

[11]许多新教徒在如今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作壁上观，有人像詹姆士一世一样恐惧万分、一味退缩，有人则像普法尔茨的加尔文宗诸侯一样对战争极度反感嫌恶，还有人态度较为谨慎，但同样对战争充满忧虑。—— 原注

[12]贝德里赫·斯美塔那（1824—1884），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 译者注

[13]我并无意再次脱离主题，在后文中我还会详细讲述这个颇具趣味的主题，即萨克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究竟处于何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这也从反面驳斥了另一个误区—— 从古至今，所有的德意志人都生来具备征服的渴望或作战的才能。—— 原注

[14]16世纪末瑞典已完成宗教改革，国力日益强盛，被喻为“北方新升的流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雇佣军，瑞典实行征兵制，雇佣军由自由民组成，经古斯塔夫二世的严格训练和整顿后，变得勇猛善战。1630年7月，1.2万人组成的瑞典军队从北德奥得河口登陆，迅速向德意志中部推进。1632年春，瑞典军队进入南德，攻下纽伦堡，进逼慕尼黑。—— 编者注

[15]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1824—1863），美国内战期间著名的南军将领。绰号“石墙”杰克逊。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以战绩做比较，托马斯·杰克逊是美国内战中唯一的英雄。小栗马是“石墙”杰克逊将军受伤致死时骑的战马，作为将军的亲密战友，它被埋葬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内“石墙”杰克逊著名的雕像附近。—— 译者注

[16]该片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洛杉矶郊区某小镇遭到外星人入侵，本地人被一一替换了大脑，以至于变成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有理性的行尸走肉。—— 译者注

[17]《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瑞典以帝国采邑的名义从皇帝那里得到威悉河口地区，从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另外，还获得500万杜卡登（当时德意志的一种金币）的巨额赔款。—— 编者注

——Chapter Seven——

第七章

沙漏与食鸟蛛»

“音乐伴随死者往生”»

敷粉假发的时代»

雕花弯刀»

“烧毁普法尔茨伯爵领！”»

天主教力量孤注一掷

沙漏与食鸟蛛

17世纪的政治运动充斥着阴暗与颓废的心理状态，这种内在精神也体现在诸多现存的艺术品与文学著作之中。德国艺术作品中常出现各种悲观消极的意象，如尸体、明灭不定的蜡烛、死亡之舞，等等，这些意象是人类愚蠢与蒙昧的象征，但绝非源自某一场特定的灾难。然而，在17世纪中叶，这样的艺术特征弥漫了整个欧洲大陆，并渗入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英格兰，尽管作家彼此间风格各异，那种略显病态但令人向往的神秘主义在众多作家，如伯顿、沃恩、霍布斯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他们笔下的世界蕴含着挥之不去的淡淡忧郁气息。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大多笔触冷酷，令人心情抑郁，却又奇妙地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阅读乐趣。对现代人而言，端坐在舒适的座椅上，一边捧杯小酌，一面沉浸于文字，再打开高级音响系统，配以深沉低回的中世纪提琴音乐，着实乐趣无穷。

沉浸在忧郁与愁思之中恰恰体现了当时风行欧洲的“珍奇屋”[1] 文化，至今在德国的众多城堡之中还能够找到这种收藏文化的历史痕迹。无论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永久保存下来的文物收藏，抑或是对文物抱有兴趣的现代爱好者精心复原的遗址，这种“珍奇屋”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我十分乐于在这些房间里花上整整数天时间，沉浸在珍贵文物的海洋中不能自拔。所有的陈列品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那样的平常，但随着时尚因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物品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后世博物馆橱窗中的珍宝。展馆中的藏品很多都因展现了德国古老文化的多样性而受到保护，也有一部分在伦敦或巴黎几个世纪前的劫难中险些被永远束之高阁，或付之一炬。

全世界的统治者大多热爱高价收集奇珍异物，以彰显自身的崇高威望，然而这些收藏大多毫无用处，却因为具备异国情调而受到青睐。至于“珍奇屋”的起源，已经无从得知。这种收藏方式的目的之一是使来自五湖四海的藏品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化，让那些散落在各地宫殿角落中的古物重见天日。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承认这是一种科学的收藏方法——所有藏品只是简单地陈列在参观者眼前，观者多半囫囵吞枣，一头雾水。展览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传达主人的良好声望与人文精神。自然，对于那些来自遥远地区的藏品而言，长期的运输与风雨颠簸令它们多半处于干枯脆弱的状态，虽然不会因腐败而气味难闻，但显然也与“柔软美好”这样的词语毫不沾边。这些展品让人联想到一个古怪、灰暗的外部世界——包括鸵鸟蛋、鹦鹉螺壳、独角鲸的长角、珊瑚碎片、蛇类的骨架和皮肤，等等。若是经由威尼斯或安特卫普（包括日后的阿姆斯特丹）进入欧洲，这些物品通常只占商业贸易的很小一部分，经过数次辗转才能够到达欧洲大陆内部。思考这些问题充满了探索的趣味。例如，究竟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够清楚地知道，所谓“独角兽”的角制品实际上来自海洋中的独角鲸？长期以来，除了海岸边的挪威人和设得兰群岛岛民，没有人能知晓确切的答案。或者说，根本不会有人去向他们询问这些问题的答案。当这些起初被人珍视的“宝物”（很偶然的机会，这些大海的赠礼出现在北大西洋的海岸上）失去了它曾经的神秘色彩，或者人们心照不宣地不再对此报以十足的关注与好奇，不知空气中会不会浮现出某种尴尬的沉默？对这些外来物品的热情与对传统医药、魔法和炼金术的关注一脉相承。面对科学研究日益高涨带来的冲击与否定，这些传统观念陷入了持久的斗争。

在德国哥达的宫殿中至今依然保留有一个规模惊人的“珍奇屋”，内部安装着规模巨大的木质陈列箱，展品五花八门，从头骨标本、风干的青蛙、诡异的符咒、糖果瓶到鳄鱼蛋，不一而足。在欧洲众多小国的宫廷中，围绕个人珍奇收藏品的话题永不过时，为了一块更大的火珊瑚碎片，乃至一个形状古怪的水果，王侯贵族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竞争。在重大的社交场合，若是一位贵族引以为豪的收藏遭到另一位公爵的打击与耻笑，双方的关系通常会瞬间变得火花四溅，争端一触即发。这类“珍奇屋”中首屈一指的当属16世纪晚期位于布拉格的鲁道夫二世的个人收藏。如今他的展品多已零落四散，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

自然，若是仅仅关注这些展品“粗糙”的一面，着实只会让人落伍罢了。若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块珊瑚碎片，它便只能作为一种声望的普遍象征，绝对无法成为夸耀吹嘘的资本。因此单纯的收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便是对藏品进行精心的修饰。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过度装饰的潮流盛行，这些热带生物本身无可指摘，却因为过于华丽烦冗的矫饰，变得荒谬无比，令人发笑。它们曾经自由自在地沐浴着红海海面上灿烂的日光，享受着自由生活，如今却成为干燥皱缩的标本，在各路行商的手中辗转，随后落入某位品位古怪的工匠手中，最终成为四面透风的图林根城堡中的一件展品。除去这些自然的造物，“珍奇屋”的收藏也包括造型拙劣的杯子、诡异的宴会装饰和用于饭后欣赏或宗教冥想的古怪艺术品。这些由黄金、椰壳、白银及海螺壳制成的艺术品在所有藏品中独树一帜，与那些风干的青蛙尸体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前者黯然失色。那些加工艺术品的工匠面临的问题通常大同小异：他们要将那些古老、简朴的配件彻底除去，加以繁杂的“修饰”。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一只鸵鸟蛋，顶部配以一只保持平衡的银质模型船，这样的工艺固然精致，但令人觉得乏味无趣。整个时代的猎奇需求引起了贸易市场的一场竞赛，威尼斯的供应商大量涌入，市场上随处可见成袋的热带碎石，随后是贵金属和宝石碎片，当时时兴用这些材料来布置餐桌，几乎形成了一股狂热无比的风气。与此类似的是，高超的微雕技术迅速成为当时社会竞相追捧的潮流，例如在一颗胡桃（佛兰德斯的著名特产）内部雕刻出一幅三维立体的耶稣受刑图，周围挤满了守卫的士兵和哀悼的人群，或是滥用无比珍贵的象牙材料，雕刻出层层叠叠的球体。这种层叠式雕刻技术也体现了当时对精湛技艺的追捧，这些技艺虽然毫无实用性，却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

或许，我已经在这些琐碎之处耗费了过多的笔墨——虽然假装对这些物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若能够拥有一只鹦鹉螺壳制成的酒杯，我也必然会欢欣雀跃不已。“珍奇屋”中的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但恰恰是博物馆造成了这其中的悲剧意味。例如，一副乌木制成的东普鲁士双陆棋，以神话故事的图案作为装饰，每一颗筹码都由琥珀制成，雕刻着希腊英雄的头像。这样的展品自然堪称艺术杰作，但它只能终日沉睡在博物馆的橱窗之中，不能发挥它作为游戏用具的真正作用，又有何趣味可言呢？我只能期望那些颓靡堕落、无所事事的官员或管理人员能够偶尔将这些游戏用具移出橱窗，让它们真正发挥作为玩具的作用，以消磨无聊的漫长时光；或者偶然之间，一只精致的鹦鹉螺酒杯不慎摔落在展馆的镶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打破无边的寂静——若它们只能在玻璃后面度过无穷的漫长时光，日渐褪去华彩，着实会令人扼腕不已。最终，旷日持久的艺术品竞赛在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面前黯然失色。他从治下的大规模瓷器工厂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同时在波兰境内大规模敛财，将积累的巨资投入艺术品行业，决心孤注一掷。当同时代的统治者们纷纷励精图治，改革军队之时，奥古斯特二世却将大部分税收用于包养情妇，建造宫殿，以及收集装饰品，而其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又在伟大的巴登州金匠约翰·梅尔西奥·丁灵尔的协助下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位艺术大师擅长制作令人惊叹的大型艺术品，有时甚至令人感到瞠目结舌、困惑不已。例如，用一整块经打磨的巨大玉髓雕刻而成的酒杯，布满用彩色珐琅和金属制成的水滴图案，整个杯体在牡鹿角制成的支架上保持平衡，或者雕刻出古怪丑陋的矮人像，上面以异型珍珠作为配饰。丁林格的艺术创作还包括一件极尽华丽却充满疯狂的珠宝制品——《大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的生日庆典》。这件作品以仿制的莫卧儿王朝皇宫为主体，其中包括几十个微型人像，用珍贵宝石和贵重金属制成，制造材料涵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稀有材料，耗费的物力不计其数。[2] 这件极尽疯狂的作品最终为这种疯狂的传统画上了句号。今天，《大莫卧儿帝国的生日庆典》藏于德累斯顿绿穹珍宝馆，足以令每一位观者思绪万千。丁林格极尽疯狂的奢靡幻想看似与那些朴实无华的展品——例如小型陈列盒中一枚巨大的淡黄色鲸齿——有着天壤之别，但实质上它们大同小异，不过是爱好猎奇的传统的体现罢了。

除去略显病态的靡费传统之外，欧洲大陆日益发展的先进科学知识与全球视野也为“珍奇屋”传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同样不乏趣味横生的历史轶事，但德意志在这场热潮中并不算是主要角色。17世纪以来，欧洲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最初，他们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几乎一无所知，但如今，大航海时代和出版业的发展已经扭转了这种局面。曾经，一块小小的火珊瑚碎片便能够让一大群王公贵族瞠目结舌、赞叹不已，但这样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曾经无比遥远，充满神秘色彩的信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科学知识。粗糙简陋的“珍奇屋”也顺应潮流，逐渐演变为相对复杂的科学展示窗，用于系统化地展示自然世界。或许，我们可以用画家亚当·埃尔斯海默的一件艺术作品作为这种科学趋势萌芽的象征：这是一幅描绘猞猁的小型画作，由于受时代的局限，细节上谬误颇多，笔法却不失精致。这幅作品是埃尔斯海默1603年应邀为意大利罗马猞猁之眼学院绘制而成的。这个令人惊叹的组织是世界首家具备系统科学研究基础的机构，致力于寻找和搜集自然界的全部物种（该院收藏有上百件描绘自然界万物的画作和图纸，堪称一所“文献博物馆”），作为初步了解世界的途径。猞猁之眼学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意大利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科学巨匠伽利略），但这里也包含着十分有趣的德意志元素：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雕刻家马托伊斯·格罗伊特[3]，发挥专长，将伽利略新发现的太阳黑子雕刻成图案，而他制作的另一幅雕刻作品甚至来自当时新发明的显微镜，人们第一次通过这种独特的科学仪器观测到了一只蜜蜂的构造；康斯坦茨的约翰·施雷克则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常年在中国游历，致力于四处传教，最终在中国逝世，他还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并建议明朝的末代皇帝进行历法改革；此外还有班贝格的约翰·法贝尔，他耗费数年时间主持绘制了一部规模宏大但谬误颇多的纲要性图册，对墨西哥的本土动物做了系统介绍。

猞猁之眼学院在这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世界科学浪潮中打响了第一枪。他们的研究对象可谓无所不包，从结构简单的菌类到数量惊人的风干、浸泡标本，再到活体物种。这些研究材料大多来自西班牙和荷兰航海家自新大陆带回的丰富贸易品。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格罗伊特在制图、设计地球仪等诸多繁忙事务之余，依然能够跟随众多杰出的日耳曼先辈——贝海姆（世界上第一架地球仪的制造者）、伊兹拉（罗马朝圣地图的绘制者）、瓦尔德泽米勒［“亚美利加”（America）一词的发明者］以及墨卡托（划时代的世界平面图的设计者）——的脚步，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这些来自一个与海洋接触极其有限的国家的人们，却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着实令人称奇。

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持续发酵。广义而言，各国的混乱状态逐步平息——二者共同作用，令人们接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浩瀚的世界；同时，传统的世界观也遭到了来自外部世界全新信息的猛烈冲击——上述变化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德意志，获取信息的渠道极为有限，信息仅能通过荷兰人在德意志北部构建的信息网络，或通过哈布斯堡王朝逐步传递到德意志的北部和东南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二手信息。以猞猁之眼学院为例，德意志的科学家们绝大部分并未局限于他们的出生地，而是为追寻真理四处游历。以墨卡托为例，虽然生于佛兰德斯，但他曾由于被人怀疑信仰异教而逃离西班牙的统治范围，在克利夫公国（今德国杜伊斯堡）的庇护下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杰出成就；开普勒也曾因拒绝皈依天主教而被未来的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下令驱逐出格拉茨。

尽管三十年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无尽的噩梦，但17世纪的德意志依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与进步。学者们通过四处游历或日益精确的书籍、地图和版画，对外部世界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如此与众不同又如此丰富多彩，到处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实用技术与创新观念，这些对欧洲大陆的传统认知体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你拥有空闲时光，处境安全，自身又具备聪明的头脑，那么17世纪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催人奋进的时代，无论在科学理论抑或实践方面，这个时代都令人激动不已。胡椒、凤梨和马铃薯开始摆上欧洲人的餐桌（其中马铃薯更是在德意志成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食物）。曾经，贝类不过是旧时代“珍奇屋”中的稀罕藏品，收纳在陈列柜中供人观赏，人们对它们的名称、产地一无所知。如今，波希米亚科学家文策斯劳斯·霍拉在17世纪40年代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及命名。在每一个科学领域，对研究对象的规范描述及定义都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成为主流。虽然受限于时代，欧洲人还是在短时间内接触到了浩如烟海的知识，发现了全新的物种，也听到了无数神奇的故事，然而，一个世纪的时光是那样的漫长，又是那样的短暂。自然，这些全新的物种、广泛的知识构建出了科学革命的基础，但这样的历史趋势也预示着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危险气息，它暗示着一个掠夺成性、贪婪无度的欧洲即将诞生，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灾祸。一片珊瑚碎片随着商人的驼队来到欧洲大陆，跨过阿尔卑斯山，又经过数次辗转，成为贵族们欣赏与喜爱的玩物，而最初的喜爱之情最终发展成了波及全球的残酷掠夺。然而，即便不考虑这一点，我个人也十分乐于了解17世纪的历史。在那个时代，虽然人们生活范围狭小、思想蒙昧，却勇于探索、积极求知。17世纪是充满碰撞与矛盾的时代，世界依然充斥着关于头骨、铜镜和肥皂泡沫的迷信寓言，人们对古代世界充斥痴迷，但这样的热情多半也只属于专业领域内的古文物研究者。一小部分学者聚集在某间烛光昏暗的小房间里，聚精会神地研究分析一只成熟的柠檬，仔细思索它的成分和用途（或许，研究过程中还伴随着神圣肃穆的中世纪六弦琴声）。诚然，这些人面临的问题远远不只是科学研究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在科技尚且不够发达的时代，研究过程也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也许，这些学者中的某一位很快便在城镇中的其他地方不幸染病，并很快死于马鼻疽或其他在生物研究过程中可能染上的古怪疾病。

通常而言，一个人必将经历某种错综复杂、缓慢且模糊的思想发展过程，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中，一位女性学者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的科学研究体现出了丰富知识与出众智慧带来的丰硕成果。这位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和绘画专家在法兰克福和纽伦堡度过了多年时光，专注于研究各种毛虫和蝴蝶。起初，梅里安先是移居到尼德兰的一个虔敬派居住区，随后又搬到阿姆斯特丹。1699年，梅里安刚刚年过五旬，在一番犹豫之后，踏上了前往位于南美洲北部海岸的新荷兰殖民地苏里南的道路。一位成就非凡、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及艺术家来到了一片新大陆的热带丛林，二者的结合诞生出了非凡的辉煌成果——最为伟大的自然历史科学著作之一《苏里南昆虫变化图谱》。坦白来讲，如何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奇事物与同时代业已衰微的欧洲传统植物花卉绘画技法密切结合，确实可谓是一种巨大的挑战。然而，图谱中那些鲜明生动的画作着实令人赞叹不已，即使只是不经意间匆匆一瞥，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现代世界中的奥秘，甚至感受到梅里安作品中那种不竭的创作热情。通过那些流传后世的画作，不论是一只巨大的水蝽正在吞食青蛙，还是一条斑纹呈眼镜状的凯门鳄正同一条虚构的珊瑚蛇搏斗——后者呈现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性风格——观赏者都能够窥见这位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在一幅风格古怪的图鉴中，一只粉色节肢的巨大狼蛛捕获了一只蜂鸟，正在大快朵颐。这幅画作正是已知最早的“食鸟蛛”一词的来源。此后，人们又逐渐发现了多种外貌更加骇人、体表多毛，且具有强烈致幻毒性的南美蜘蛛。除梅里安的画作外，人们未曾找到任何关于它们捕食鸟类的直接证据。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这些图画逐渐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电视纪录片。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精心绘制的最为重要的昆虫图鉴，首次将这些自然界的生物视作真实存在的生命，而非死气沉沉的标本，它们连同水果、花卉图鉴一起，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珍奇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彻底的革命，人们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中，那些因循守旧的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公爵究竟怎样打动他们的宾客呢？请想象，一位公爵缓步走下狭窄阴暗的地道阶梯，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向客人展示满屋腐朽古旧的木乃伊藏品，但其中一位受过科学教育的聪明朋友能够拿出一整套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的彩色印刷生物图鉴，包括《木薯根系及野生天蛾》《天蛾毛虫、蝶蛹及花园树蚺》，等等。图案光怪陆离，色彩缤纷，足以让每一位在场的欣赏者都目眩神迷，欣喜若狂，这又会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呢？

“音乐伴随死者往生”

在有些宁静祥和的小城镇中，人们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原样，新时代的冲击并未带来任何改变。下萨克森州的沃尔芬比特尔[4] 就在此列。当你抵达这座城镇，走下火车，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成群结队的白嘴鸦在枝头悠然踱步，清澈的小溪中鱼儿不时翻腾跳跃，一家名为“王储”的小餐厅四壁覆盖着青翠的常春藤。直至此时，沃尔芬比特尔的一切都那么令人心旷神怡。这里宏伟的城堡、粉色墙壁的兵工厂，以及著名的古籍图书馆——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更不必提古朴优美的市镇教堂，一切都令人神往。更为完美的是，这里同样拥有名称引人注目的租赁商店——“赫尔佐克·奥古斯特公爵”DVD影碟出租店。如今，小镇的一切都是那样尽善尽美，这源于历史上不伦瑞克公爵曾在1742年放弃了对该地的直接统治，小镇得以自由发展至今。莱布尼茨和莱辛[5] 都曾经居住于此（莱辛还曾经在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任职），著有《特耳西科瑞之舞》的作曲家普雷托里亚斯也于1612年在这里完成了一系列音乐作品，或柔美优雅，或活泼狡黠。然而，普雷托里亚斯之所以在众多重要音乐家中独具一格，享有崇高声望和不竭财富，并非仅仅因为他高超的艺术水准，更因为他成功地阻止了针对他的首领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海因里希·尤利乌斯的一次暗杀行动。这位公爵颇具才智，但放浪形骸，爱好痛饮享乐，曾下令将大批女巫处以火刑，树敌众多——在《特耳西科瑞之舞》问世后不久，尤利乌斯便因酗酒过度而去世。

在这里十分有必要提及提到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公爵，原因只有一个：这位公爵及其继任者十分典型地展现出了德意志统治者人格上的多样性。在德意志历代统治者中，兴趣广泛者不在少数。这些权势人物的兴趣引发了无数妙趣横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大多数城堡都会由于主人多样化的兴趣爱好而产生各自不同的氛围。此外，装饰风格杂乱、资金匮乏、艺术家水平参差不齐、火灾破坏，以及混乱复杂的遗赠制度都会如实反映在城堡的每一个角落，如同一幕幕贵族社会的肥皂剧。大多数城堡的标准占地面积没有一定之规：即使某位王侯贵胄用一整座塔楼来关押他精神失常的各路亲眷，并派重兵看守，而在另一座塔楼里则是他数目众多、吵闹不休的私生子女、被监禁的女仆，以及精通敲诈勒索的马夫，城堡里也仍然有足够宽敞的地方满足主人的各种需求。年轻叛逆的兄弟们总有一天会被赶走，城堡里的整体装饰总有一天会过时，一代代的权贵们爱好各异，潮流自然也就会随时变化。上一任对羽管键琴和假发粉情有独钟，下一任则可能爱好武力，热衷于把整座城堡改建成兵营。贵族阶级的仆人若是不擅长随机应变，就会被视作一文不值。有时宫殿里可能四处都有孩子在奔跑；有时所有人时刻需要准备迎接一场械斗（这种潮流的创始人特指不伦瑞克公爵，这位大人癖好古怪，整天期待着有刺客来谋杀自己，或是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有时，某位公爵的整个执政时期可能会在两位前任公爵遗孀的阴影之下度过，她们强硬的姿态和老式的漆黑丧服成了当时宫廷的显著特色，时间甚至可达数十年之久。一代又一代的贵族世家来了又去，很多时候，他们被迫逃离城堡都是因为这片大陆又一次暴发了可怕的瘟疫——一个朝代的宴会厅或许摆满了整只烤鹿和精致的果冻，令人垂涎三尺，旁边还有御用乐队伴奏，下一个朝代则可能天差地别，大厅中徒留一位面色憔悴、不戴假发的老人，食物寒酸，烛光昏黄，令人叹息。

沃尔芬比特尔便是这样一个地方，经历了无数历史的变化无常。海因里希·尤利乌斯逝世了，无人为他哀悼，他的儿子即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则继承了他的爵位，而他的名声甚至还不如自己的父亲。乌尔里希嗜酒如命，生活极度放浪，一度因为过度昏庸而被自己强势的母亲废黜。随后，面临三十年战争的复杂情势，他采取了最为愚蠢的解决方式。在乌尔里希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同时，整个公国却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被侵入的天主教、新教双方军队彻底摧毁，一批又一批军队在沃尔芬比特尔境内肆虐，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战利品和食物而争得你死我活。然而，帮手却在这时到来了：随着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本人在1634年的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并且未能留下子嗣，皇帝通过复杂的谈判，选择了一位远房亲戚小奥古斯特承袭公爵之位。小奥古斯特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统治者，他名字当中的“小”（the Younger）是为了将他和已故的长兄区别开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随着小奥古斯特继承爵位，他的眼神开始变得阴郁冷漠，也开始蓄起浓密的胡须，好似一位圣诞老人。他也一直保持着“小”的名号，直到他在80余岁高龄时去世。小奥古斯特也彻底改变了宫廷中混乱奢靡的风气，却耗费30余年的时间满足自己收藏珍贵手稿的癖好，并且对棋类游戏和密码学保持着很高的热情。他的藏书已经被移至一所外表刻板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内，并且得到了异常精心的照料：这里没有英国牛津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和德国哈雷的弗兰克斯彻·施蒂夫通博物馆（藏书大多是枯燥无比的18世纪早期德语–波斯语语法书！）那种藏书癖式的氛围，这样的收藏大约只能满足一种古怪的趣味。然而，奥古斯特的收藏、他本人在书脊上的手迹，以及他所用的占星学地球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这位学者公爵也充分利用了他的无数财富（在他的统治时期，奥古斯特获得了广泛的爱戴——或许他本应将更多的资产用作对国民的援助，但这一点也无伤大雅），在文化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声望在全德意志地区广泛传播，相比那些面红耳赤、作风粗野，整日耽于打猎享乐的公爵而言，奥古斯特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几乎与小奥古斯特公爵同时代的罗伊斯王朝统治者海因里希二世·波斯图穆斯（另一个有资格在名字前面加上“小”字的人：出生之前，他的父亲便已去世）统治着东图林根境内面积狭小却有着丰富历史的格拉领地。海因里希二世性情和善，在外表上与奥古斯特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严肃沉郁，有着浓密的白色胡须。在统治期内，他奉行谨慎克制的政策，为自己建造了规模巨大的城堡，以便站在最高处俯瞰全城，而他的脚下便是奔腾汹涌的埃尔斯特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位公爵耗费了大部分时光用来为自己选择恰当的墓葬铭文，以便雕刻在下葬的铜棺之上（“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随着三十年战争的战火日益蔓延，欧洲大陆充满危机，在拥有如此特权的前提下，能够贯彻自我信念，坚定不移，这样的精神值得后世永远称颂。海因里希公爵逝世后，生于另一罗伊斯王朝领地城镇的巴赫之前最伟大的德意志作曲家，也是公爵多年的私交好友海因里希·许茨接受委托，将公爵的碑文谱曲，最终完成了一部葬礼组曲（这首曲子的正式名称为Musikalische Exequien，译作《音乐伴随死者往生》），这部组曲也是德意志最为伟大的音乐赞美诗之一。令人悲伤的是，在逝世之前，海因里希公爵从音乐中听到的故事与真正的现实相差甚远——诚然，许茨的乐曲是完美的艺术精品，但海因里希公爵的设想是为自己的葬礼（城堡里四处布置着肃穆的黑天鹅绒，手中举着象征死亡的艺术作品）营造一个严肃、悲伤，萦绕着沉重与孤寂的伤感氛围。事实上，听到音乐家将自己赞助人的葬礼乐曲谱写得如此蓬勃激昂、令人振奋，这位公爵恐怕很难感到开心。

如今，海因里希的城堡处处萦绕着哀伤的气氛：在1945年苏军与纳粹的激战中，这里曾被夷为平地，未曾得到重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曾经在遗址上建起了一家餐厅——虽然餐厅生意兴隆，气氛和谐，但食物着实令人难以想象地糟糕。一座波斯图穆斯时代以前的小型塔楼得以幸存——虽然与那些华美壮丽的城堡比起来，这座小塔楼就像是孩子们的攀爬架，在曾经极尽精致、巧夺天工的雕刻面前，它也同样不值一提。我们能够明确的是，那些德意志小公国的统治者们相比普鲁士和萨克森统治者而言有着很大优势，因为他们的地位无关紧要，因此反而能够更加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罗伊斯–格拉公国便很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它的全部国土都掩映在连绵的群山之中，几乎与世隔绝。

敷粉假发的时代

1666年小奥古斯特逝世后，沃尔芬比特尔的和平稳定不复存在，两位共同治国的兄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端（长兄承袭公爵爵位，但疏于政务），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又使得整个局势雪上加霜。整个国家遭遇了一系列混乱与曲折，最终导致了外敌入侵、国家蒙羞。这一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安东·乌尔里希，在他的兄长过世后凭借自身实力继承公爵之位，但继位之时已是老年。尽管在整个统治时期中的大半都面临内忧外患，权力也岌岌可危，但安东·乌尔里希却表现出了精力充沛、励精图治的执政风格，从这一点来说，他可谓是更加合适的奥古斯特的继承人。他在任时继续扩张前人留下的图书馆，同时任命莱布尼茨管理，并任用加纳籍学者安东尼·威廉·阿莫，修建了一处华丽的画廊，用来陈列众多画作。

作为一位再典型不过的17世纪末期的王公贵族，安东·乌尔里希追求时髦，热衷于华丽服饰，头戴夸张假发。这样的形象也遭到了猛烈的嘲讽，在后世的画像与雕塑中，这位公爵通常摆出一种傲慢专横的姿态，背景是昏暗清冷的房间。他也时常对着一颗阴森的颅骨陷入沉思。事实上，这样的现状也反映出不同的两代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路易十四在凡尔赛新落成的王宫，这座宫殿引领了一场艺术风格划时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引起了一系列灾难。一刹那间，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令同时代的所有建筑都显得守旧过时，黯然失色。而这又在众多小公国的统治者之间掀起了一场疯狂而荒唐的竞赛，例如科隆选帝侯，或者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伯爵领主。他们的脑海中纷纷浮现出五花八门的念头，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大兴土木，这些花样百出的建筑物不仅完全不具备实用价值，而且耗费物力，很多时候无法完工。当地的建筑承包商为此焦头烂额，为顾客的要求头疼不已，这边刚刚提出再加一桶粉饰墙壁的涂料，那边就要求增加一组石质宁芙像[6] 作为装饰。诸如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等公国因国小民弱，财力不足，无法直接参与竞争，因此这些公国的公爵多乐于模仿凡尔赛宫的服饰潮流，并下令所有王公贵族一起效仿，于是，在德意志的宫廷中到处充满了华丽夺目的假发、花式繁多的鞋扣，以及色彩纷繁的丝绸。

安东·乌尔里希公爵若听到当时最为惊人的意外事件，恐怕会大惊失色，脸上层层叠叠的白粉都会因为肌肉抽搐而崩裂开来。随着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突然驾崩，死后无嗣，而继承王位的妻妹安妮女王也很快去世（她历经数次流产，并且生育多名子女，但都幼年夭折，未能留下继承人），英国王位面临无人继承的空悬境地。随后，英国宫廷另辟蹊径，按照与德意志相同的宗族继承法——《 嗣位法》，在安妮逝世后，寻找血缘最近的合适新教徒继承人继承王位。因此继位的重任落到了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睿智和善的女儿——汉诺威王朝[7] 的索菲亚及她的后嗣身上，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本人正是詹姆士一世的女儿。在经历三十年战争的巨大耻辱之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度过了很长的流放时光，并且在此期间生育了众多子女。因此，在她本人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好运最终降临在了她的后代身上。

相反，此时的安东·乌尔里希却陷入了麻烦。随着索菲亚和安妮相继逝世，索菲亚的儿子乔治成为权力更迭中真正的赢家。乔治是韦尔夫家族[8] 另一支系的领导者——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同时也靠着巨额贿赂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当时的欧洲王室权力继承与更替十分错综复杂，在此我不做过多论述，以免令读者感到困惑与厌烦。总而言之，下萨克森州两片连年混乱且地处偏僻的地区突然之间产生了云泥之别，其中一支借助在汉诺威与伦敦的权力联盟掌控了面积广阔的土地，而另一支则继续在混乱的泥沼中不可自拔。安东·乌尔里希唯一的好运便是早早撒手人寰，没有目睹仅仅数月之后随着乔治加冕典礼而爆发的一系列灾难。

我在这一章中之所以介绍小奥古斯特和安东·乌尔里希两位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令我产生了历史共鸣，同时也因为他们在德意志的历史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点自然是那些整日沉迷炫耀“珍奇屋”的无知王侯所无法比拟的。他们让德意志缓慢渐进地迈入了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众多绘画和雕塑的艺术精品依然散布在各个城镇与乡间，未曾进入外来者或非收藏者的眼界。整个德意志蕴含着一种巨大的（以及优秀的）智力与文化潜能，甚至在沃尔芬比特尔这样鲜有人知的偏远角落，这种潜能依然十分惊人。安东·乌尔里希收藏的众多绘画杰作被移到了不伦瑞克并保存至今，收藏地日后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最为古老的博物馆之一。这些藏品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们依然保持原有的悬挂状态，而位于核心位置的则是属于乌尔里希公爵自己的画作。虽然他对天主教保持了极高的宗教热情，但这种热情似乎很难与他的绘画爱好联系起来。这位公爵爱好绘制赤裸的女性尸体，迪多、克里奥帕特拉和普洛克里斯都在此列。此外，众多女神像，包括喀耳刻、维纳斯、黛安娜、波提乏之妻和夏娃等也在墙壁上争奇斗艳。即使是圣人耶稣的高尚品质与完美德行，也要在画面上被他感化皈依的风尘女子赤裸的美丽胴体前黯然失色。所有这些华丽画作的正中矗立着这位离经叛道者的半身雕像，面容阴鸷，有着尖削的鹰钩鼻。

与同一时期的众多收藏大同小异，这些艺术作品在同一时期大规模涌入的荷兰艺术品面前受到了十分强烈的冲击（这些艺术品大约是经由价格低廉的马车运输，通过沃尔芬比特尔进入德国境内的），这样的现状也引发了对德国式收藏真正意义所在的思考。这些新式的作品采用了更加新颖的手法，因此也更能吸引观者的目光。公平而言，公爵的收藏规模相较黑森–卡塞尔公爵而言，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卡塞尔公爵治下的土地上，成群面色严肃、身着防火石棉服装的工匠手举火焰喷射器，在管理人员严格而明确的指令下，制造着不同风格主题的工艺品。

雕花弯刀

在德国帕绍市内的山地，坐落着一座小型教堂——圣母马利亚朝圣教堂。由于教堂坐落在半山腰，需要走上大约320步才能到达教堂的大门前。诚然，这一段路程也是朝圣路上重要的一部分。在德国南部游览的过程中，我花费了难以想象的时间去攀爬各种“赎罪”的阶梯，但这座教堂的阶梯真可谓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人们的汽车在路上四处停靠；其中有些人显然正在祈祷；而另一部分停车的人只是单纯占据路面，或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困在此地，有的已经数天之久。在经过那些虔诚祷告、念念有词的人时，我实在难以保持应有的安静礼仪，忍不住因为攀爬而发出粗重如牛的喘气声——此时此刻，这样的一幅景象恰好构成了一个再完美不过的范例：英国人在自身文化中极为重视“隐私”和“距离”，在欧洲大陆这片视手势和肢体动作为重要沟通途径的土地上感到无所适从。然而，自山顶俯瞰，美景尽收眼底，这一切疲累与尴尬仿佛都有了珍贵的意义，也驱散了所有的担忧与焦虑，之前的极度疲累甚至让我一度以为自己急需呼叫一架医用直升机。脚下的因河碧波奔流，日夜不息，发源于瑞士的阿尔卑斯群山中，在帕绍逐渐与河道较窄、水色深蓝——或者更确切地说，蓝绿——的多瑙河汇合。多瑙河发源自德国施瓦本的一片沃野之中，也是整个欧洲最受瞩目的风景名胜之一。在帕绍地区，多瑙河与因河汇合，两河中间形成一片狭长的V型土地，这也是两条河流的第一次交汇。

圣母马利亚朝圣教堂本身也是一处引人入胜的旅游景点，这里收藏着一系列以祈祷许愿为主题的宗教画作，圣母马利亚将信众从洪水、闪电、烈火、强盗和飞驰而来的马车等各种灾难中拯救出来。然而，教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一块小型牌匾，由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所立，为欧洲大陆从土耳其人的威胁之下解放而感谢上苍。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中，帕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暂时的主要根据地，随后联军大破土耳其军，利奥波德一世打算纪念这场战役的伟大胜利，表达感激之情（“仁慈的马利亚”或“圣母保佑”是哈布斯堡帝国重要的战斗口号）。利奥波德在位期间正值帝国危机四伏，敌人虎视眈眈，因此他常年南征北战，奋勇杀敌，虽然帝国的大部分边界都处于敌人环伺之下，但他最终还是达成了伟大的目标，将奥斯曼帝国的脚步阻挡在欧洲大陆之外。

事实上，哈布斯堡的天主教军事力量在对抗奥斯曼帝国而非打击新教徒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但在英国人对德意志的印象中，帝国核心力量的这一特点几乎未能留下痕迹。占据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按照严格不变的年历表进行弥撒、行军、移宫等重要活动，一架极为复杂精美的占星轮常年转动不息。在剩下的短暂时间里，王侯贵族们借机讨论国家大事，而这个国家的边界岌岌可危，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仅有一线之隔。

数个世纪以来，波兰和奥地利是欧洲大陆最早开始建立防御系统的两个国家。诚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据的地位一直以来都复杂莫测。如果欧洲的广阔领土（其中也包括希腊，欧洲文明名义上的摇篮）处于伊斯坦布尔长期稳定的统治之下，为什么甚至包括法国与意大利的欧洲地区的人们反而要比奥斯曼帝国的人们更加称得上“正统”呢？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的敌意与威胁源自绝对的优势。自14世纪以来，他们的国家便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加强盛。当英格兰忙于连年征战，意图吞并法国西部地区时，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就从亚得里亚海顺时针前进至摩洛哥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在1526年决定性的第一次摩哈赤战役[9] 之后，包括衣衫褴褛却顽强作战的非正规军在内，奥斯曼军队的数量是天主教敌军的两倍之多，而大炮火力则是对方的三倍。在大约同时代的帕维亚战役中，帝国军队出兵拯救被法军围困的帕维亚城（考虑到不久之后即将来袭的奥斯曼大军，这场战役或许是一场不幸的战争，耗费了帝国军队太多的兵力），这场战争中双方的兵力都不到奥斯曼帝国在摩哈赤之战中派出的兵力的一半。尽管在漫长的战争中，基督教势力偶尔会取得十分辉煌的胜利，例如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但一直到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依然是笼罩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空的最大威胁。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工作是奋战到底，避免丧失更多领土。每年，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者都会大举进犯匈牙利及维也纳东部，并掠走成千上万的奴隶。曾经的边界依然遍布着教堂的尖塔，塔顶悬挂“土耳其挂钟”，以警醒土耳其军的随时进犯。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如果维也纳陷落，奥斯曼帝国大军便能从多瑙河一直前进到萨尔茨堡，随后便是帕绍，最终，他们将敲响战鼓，手执雕花弯刀，一举攻占巴伐利亚。无疑，这种威胁几百年来从未散去，因此直至今日，奥地利的某些地带依然能够看到密集的城堡和军械库。而另一个典型的现象便是在广阔的军事前哨地区——自斯洛文尼亚向东，聚集了大批移民，他们居住在此地，信仰自由，并且彻底摆脱了农奴身份。这里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德意志的军队，他们接受格拉茨的统治，唯一职责是抵挡住波斯尼亚和匈牙利境内的奥斯曼大军的进犯。前哨地区由哈布斯堡的王室土地提供财政支援，因此主要归于奥地利统治——但对于很多德意志士兵，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在土耳其边境投入的力量是他们获得胜利和奖赏的重要来源。皇帝则身先士卒，面对着错综复杂、异常紧张的边界关系，只能依靠并不牢固的同盟伙伴。他们真心期望帝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力量，成功牵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

在土耳其战争中，边远的施蒂里亚公国首都格拉茨的巨大兵工厂里曾遗留下一部分外来的幸存者。在这些战火波及的地区，人们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修缮和重建工作，但这些昏暗压抑、令人窒息的建筑物仿佛在警醒世人，必须时刻严阵以待，阻击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在层层分布的无数个房间中，堆满了无数批量生产的武器装备——其中有护胸甲、火药筒、步枪、标枪头盔和手枪，等等，所有的武器都具备十分完美的实用性。这里的战争武器储存量，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在这片帝国真正意义上的边界地带，奥地利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全力以赴，抵御外敌——在一场空前严重的蝗灾中，瘟疫和土耳其敌军的入侵让施蒂里亚的人口大规模锐减。在土耳其的大型市场上，到处都在低价贱卖基督徒奴隶。格拉茨的守备也逐渐松懈，由一座戒备森严的前线要塞逐渐转变为普通的军事指挥部。兵工厂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这些武器依然保存完好，未遭毁坏，在奥地利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同寻常又充满血腥的一笔。

当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统治在17世纪50年代逐渐趋于稳定时，巨大的挑战再一次来临了。土耳其人重燃信心，随着局势的发展，虽然他们的军队规模依然是欧洲军队的数倍，但奥斯曼大军的军心最终开始逐渐动摇了。他们发现自己面临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压力，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俄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大军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683年关键性的维也纳之围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绝望的背水一战，他们试图将边界向西推进，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哈布斯堡帝国的实力。两个月后，奥斯曼帝国军主力以及协同作战的克里米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匈牙利藩属国军队最终被波兰、立陶宛、奥地利、施瓦本、萨克森、弗兰肯及巴伐利亚联军彻底击溃。然而，这场围城战却是历史上众多未曾留下翔实清晰记录的事件之一——这场战役之后，维也纳周边建起了规模巨大的防御工事，如今已遭毁坏，当时的战场如今也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整洁的大街和房屋。当时的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地下暗中进行的，双方都挖掘出了密密麻麻的幽深隧道，彼此进行着激烈的地下攻防，土耳其的坑道工兵试图暗中接近维也纳城的围墙，并将之炸毁，而帝国军的坑道兵则装备着炸弹、枪支和战刀，在地道里与他们的敌人短兵相接，直接对抗。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路易十四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心之机，对德意志西部发动了袭击——一方面，这是一种趁火打劫的卑劣行为；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欧洲强国地位。诚然，在欧洲大陆理论上联合统一的基督教联盟之内，也有些地方对维也纳可能面临彻底陷落这一事实保持事不关己的态度。

维也纳之围的整场战役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全德国很难找到一座不曾收藏这场战争相关题材的艺术品，或计划陈列帝国“神圣同盟”相关纪念品的城堡或博物馆。维也纳当地的小山——卡伦山作为重要的标志，铭记着波兰和帝国军队在此胜利会面，随后顺利突入多瑙河谷，击溃土耳其军的往事。如今，这里依然有着宏伟壮美的自然风光，周围开设了一家特色餐厅，还有一座波兰朝圣教堂和一处令人震撼的19世纪铭文石碑，上面刻着这场战争中众位国王、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的名字，战前会师的那一天，他们曾经在这里交换头盔，以壮士气。

令人吃惊的是，波兰在这场胜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国家曾经数次协助奥地利，自己却未能从中获取多少好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不仅是奥地利，连大多数国家都忘记了波兰曾经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所谓的欧洲或基督教“文化”的局限所在。波兰数百年来都是天主教阵营的坚定一员，国力强盛，立场坚定，却常年被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视为掠夺对象，与这些国家刚刚掠取的原奥斯曼帝国东南部领土并无区别。

令人略感怪异的是，地处偏远莱茵地区的卡尔斯鲁厄市恰恰是最能够直观感受这场与土耳其人生死决战的地方（在这一时期，哈布斯堡最终接管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大片土地）。这座城市在诸多方面着实缺乏特色。城市布局形状与当时女性所使用的摇扇颇为相似，街道呈均匀辐射状分布，中心则是巴登–杜尔拉赫边区伯爵府邸的宫殿塔楼——然而，这种过于绝对主义的城市规划形式除了凸显宫殿的中心地位外，只会让在小城四处走动的人感到烦恼不已，好像陷进了某种安排混乱的网状结构之中，徒留一头雾水。与此同时，卡尔斯鲁厄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19世纪末，著名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曾经在此解决了如何制造氮气的重要问题，从而发明出人造化肥，这项伟大的发明至少影响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群，让一切同时代的杰出成就都黯然失色。

然而，若是我们站在更加严肃的正统历史角度看问题，那么，卡尔斯鲁厄的地域自豪感事实上源自“土耳其战利品”这一称谓。这里有着规模惊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武器收藏，属于巴登–巴登的路德维希·威廉边区伯爵私人战利品的一部分，这位伯爵还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土耳其人路易”（此外，路德维希极其喜好美食美酒，对本地产的葡萄酒、巧克力酒和杜松子酒等烈酒有着强烈癖好）。维也纳之战后，在1691年决定性的斯兰卡曼（今属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战役中，路易统率的德意志–塞尔维亚联军击败了兵力远超己方的土耳其大军，敌军伤亡约为两万人，这场战争也彻底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剩余势力（虽然他们防御力量尚存，不至于落到国家覆灭的地步，但国力遭到重创，国土面积大大缩小至约等同于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

在当地的博物馆中有着大规模的“战利品”展览，也有一部分藏品并不对外公开展示，我在这里度过了十分完美的游览时光（展品五花八门，包括锯鳐的锯齿、鳄鱼头盖骨、琥珀珠宝盒、蜡和玻璃制作的特洛伊城陷落模型，等等）。展品既有古代的珍宝，也不乏现代的作品，例如其中一座夸张的现代雕塑主题是一位土耳其裔德国出租车司机，将他的出租车夹在胳膊下面搬运，仿佛一位农夫腋下夹着一只小山羊，不费吹灰之力。这里的展品还包括双刃战斧、战争横幅、复合弓、半球形铜鼓、整箱武器装备、锁子甲、皮革箭袋、行军帐篷、西帕希[10] 盔甲、波斯燧发枪，以及一个颇具异域风情的外来词“雕花弯刀”，这是一种设计制作极尽精美繁复的奥斯曼帝国弯刀，有时土耳其战士会在胸前将两把弯刀交叉佩戴，形成十字形。倘若此时此地我们之中隐藏着一位东方学者，这些琳琅满目的东方文物陈列柜定然能让他欣喜若狂。

展品中还包括一幅1879年的画作——风格刻板、用色俚俗，是十分典型的学院派德意志帝国风格——“土耳其人路易”正跨在高头大马上，轻蔑地俯视着脚下的大敌奥斯曼帝国宰相穆斯塔法·科普鲁卢的尸体。整幅画面中西方强大的力量（披挂齐整、军容肃穆，所有参战者同仇敌忾），和奥斯曼一方不堪一击鹦鹉四处飞散，头巾散落四处，恐慌的黑人奴隶四处奔逃，美女受到惊吓而花容失色，那些精美的雕花弯刀也仿佛黯然失色，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我对画中所表现出的虚构与无知难以苟同，但仍然花了很长时间伫立于此，长时间地注视着这幅堪称讽刺戏剧的作品。诚然，它如此完美地契合了“土耳其战利品”的主题，令人实在难以吹毛求疵。

我曾经参加一场有关帝国历史的演讲，演讲者提出了一种看法，十分明确缜密地表达了个人观点，却让我越发如坠云雾中：在帝国边境，无数士兵、农民和商人都已经十分熟悉彼此，但与高高在上的帝国统治者相距甚远，首都城市于他们而言也不过只是一个名词。地图上简简单单的一条边境线事实上掩盖了如此错综复杂的事实。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已经比邻而居数个世纪——前哨地区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军队对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部队、布拉迪斯拉发（德语名为普雷斯堡）的匈牙利王室部队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深知其他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匈牙利领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地区时常互通公使，或者通过希腊中间商展开贸易活动，双方都对对方的社会状况了若指掌。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公使，最大压力之一便是奥斯曼帝国反复无常的政策。若在两国交好的历史时期，公使可能会得到大批黄金珠宝的赏赐；若是在战争时期，则可能遭遇厄运，沦为奥斯曼帝国船队的奴隶，或是陷入其他不见天日的地狱式生活，终生无法解脱。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曾经的辉煌传说之下，并且坚定地认为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掌控的东南欧地区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那里有着更多的残忍杀戮，更加神秘莫测的气息，生存环境也无法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但事实恰好相反，这里并非人们所以为的化外之地，而是高度发达、充满智慧的文明乐土，那些伟大的城邦，诸如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以及繁荣的商业中心——萨洛尼卡和士麦那，更不必提文明的中心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直至今日依然能够追寻到曾经辉煌的遗韵，即便与维也纳相比也绝不会黯然失色。若论文明发展，在某种状况下或许真的很难有人能够说清在维也纳之围中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一方是包罗万象的神秘世界，这里有华丽丝绸、美味冰饮、成群的美女姬妾，齐特琴声悠扬动听，清澈喷泉淙淙流淌，在郁金香节的盛会里，人们会将蜡烛捆绑在龟背上，令万点灯火四散各处；另一方则是阴云密布、气氛诡谲的“正统天主教”世界，举例来讲，维也纳城内的犹太人在周日的早上要遵守严格禁令，闭门不出，因为在《圣经》中他们是谋杀耶稣的罪魁祸首。我心中暗暗对前者存有一丝幻想——那些柔软的便鞋、浓郁的咖啡，骆驼拉着的火炮，以及在地上轰隆隆滚过的车轮。如今，奥地利引导一部分欧盟国家对土耳其的加入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也完全不足为奇——毕竟，“土耳其人路易”和他开创的伟业直到今日还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血脉之中。

“烧毁普法尔茨伯爵领！”

这些国家间的政治动向日益复杂难解，最终陷入彻底无法理清头绪的境地。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三十年战争的尾声，欧洲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厄运，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时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战争中身心俱疲的幸存者决心重建家园，让地区贸易重回正轨，避免更大的人员伤亡时，这位野心勃勃的国王逐渐在欧洲崭露头角，一心大力加强财政和军事实力，在股肱之臣黎塞留和马扎然奠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张。在这方面，路易十四的野心给德意志西部，以及众多其他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十分深重的灾难。

在文化方面，这段特殊的历史根植于不同的国家、阶级、地域之中，并且不会存在丝毫虚假与伪造。在英国，路易十四算不上一个受欢迎的历史人物，因此长久以来关于他的正面赞扬可谓少之又少。在路易十四执政末期的溃败过程中，英格兰扮演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角色，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文化：究竟是什么使得路易十四成为潮流、建筑、音乐和设计的引领者与裁决者？这一历史议题在英国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路易十四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遗产，很久以来大部分人都将他视为欧洲的残忍霸主，或者对他所成就的伟大事业感到震撼与惊叹。当我想到多年来自己究竟在凡尔赛宫耗费了多少时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座冰冷、残酷的建筑——就不免心绪难平。尽管时光已经流逝数百年，路易十四依然有着一种强大的引导力量，让每一个人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奇特世界，甚至在他逝世300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如此。然而，他那过度华丽乃至荒谬的宫殿，甚至还包括所有人围观皇帝陛下方便这种可笑的闹剧，以及对他华丽的芭蕾舞步（“太阳王”人如其名，总是衣着奢靡，仿佛刺眼的阳光）大加赞赏，更不必提那些大张旗鼓的宫廷盛会——演员穿着戏服，代表全欧洲的各条河流（莱茵河、多瑙河等），都在塞纳河面前卑躬屈膝……这一切的一切，真的不会让人忍俊不禁、大笑不止吗？

路易十四5岁时便登上王位，一直到77岁高龄的生日前夕去世。自他正式当政的那天起，欧洲的噩梦便悄然来临了，不论从军事方面或文化方面而言都是如此。从德意志的角度来讲，路易十四在军事上大大挫败了他们，而这一切来源于这位法国国王开疆拓土的激情。和许多缺乏吸引力的人一样，路易十四也热爱钻研地图，寻找开拓的契机。借助某种捏造的借口，他坚称将开辟法国的“真正领域”——而这片领域中包括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的广阔土地。因为路易十四独断专行的疯狂念头，法国在战争中耗费了不计其数的人力——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准确统计，在法国无穷无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为了争夺那些地处偏远、发展落后的土地，究竟有多少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法国为之穷兵黩武的土地上，唯一存在一定价值的便是北部的一部分疆域，即今比利时边境地区，后世人们在此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矿资源。法国著名作家左拉[11] 的小说《萌芽》中的矿工生活是否取材于这段时期的历史，我们无从判断。事实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路易十四穷尽毕生的努力却并未取得与之相匹配的伟大成果（除了摇摇欲坠，最终宣告流产的路易斯安那扩张计划）；而同时期，英格兰已经奠定了未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础，奥地利也已经占领了整个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大体而言，路易十四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他扩张范围之内的地理边界并非自然形成，因此难以维持长久；另一方面在于他本人在欧洲引发了大范围反感情绪，因此不久便遭到了来自欧洲各国同盟的强力反击。

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在17世纪80年代最终到来了。路易十四率军突入神圣罗马帝国边境，携带非法律师伪造的“合法文件”，宣称自己对众多帝国城镇拥有合法统治权，包括早先独立的宁静古城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在三十年战争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立场，然而现在，这座祥和的城镇却在路易的贪婪与疯狂面前不堪一击——这也是法德之间绵延几个世纪的世仇的开端，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两国间的仇恨与敌对才彻底画上句号。路易十四本人将这种野蛮的政府归因于追逐“荣耀”，然而这种“荣耀”只能展现在幼稚可笑的盛装舞会和花哨的天花板寓言画中。17世纪80年代末期，为了迫使神圣罗马帝国接受这种强盗式的边境分割行径，也为了扶植他本人的继承人坐上选帝侯科隆总主教之位，路易十四的大军渡过莱茵河，所到之处城镇全部化为焦土。美因茨、科布伦茨、沃尔姆斯和施派尔作为文明的中心难逃厄运（当时法军的口号是“烧毁普法尔茨伯爵领！”），纷纷遭到蓄意破坏。即使这些城市最终并未落入法国手中，它们依然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对边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防御作用。这些城市的居民被迫四处逃散，几乎每一座珍贵的建筑物都被烧毁。其中施派尔大教堂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直到1850年才得以完全修复（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再次遭到破坏）。自然，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期间，这些城镇再次遭到严重毁坏，因此我们很难界定当时破坏的严重程度。被法国军队破坏的最著名建筑当属海德堡城堡的别致外墙结构，一代代的旅游者和艺术家都对其倍加青睐，但这座城堡如今部分已成废墟，铭刻着战争与暴力所遗留的创伤。

诚然，将法国指责为所有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是有失偏颇的——路易十四手下有无数心怀鬼胎的地方统治者，这些人纷纷借助怂恿国王的时机从中攫取利益——但这些战争的目标又是如此空洞与抽象，足以引发我们对“战争”这个名词本身的质疑。对许多人而言，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的无数战争都有着十分明确的既定目标——虽然时常引发数不尽的悲剧，但至少战争的动机无可辩驳，有着明确的意义。在长期的思考中，我曾经无数次感觉到，在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混乱中以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过程中，想要寻找到战争的明确动机实在是难比登天——一切都毫无头绪，而那些头顶华丽假发的流氓恶棍才是罪魁祸首。路易十四的行动为一系列残酷的斗争拉开了帷幕，在这一时期，每一个不同国家对“力量均势”都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们始终将领土问题看作个人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事实上，唯一能够挽救整个时代的思想萌芽已经出现——那些微乎其微、通常不为人察觉的火花随着18世纪时逐步前进，王室对土地的所有权逐渐土崩瓦解，而全新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已经抬头——国民的归属感源自国家本身，而非源自统治者个人。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以历史事件作为标志来梳理脉络的研究方法，当时最为著名的事件当属18世纪晚期的王朝动乱。时任帝国皇帝的约瑟夫二世试图以手中统辖的边远地区比利时作为交换，获取巴伐利亚的统治权，通过分裂巴伐利亚选帝侯的势力，分散其权力至布鲁塞尔，同时将巴伐利亚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这一计划引起了比利时和巴伐利亚双方的强烈愤怒。我们现在能够确认，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民族主义的星星之火便已经开始在欧洲大陆各地燃烧。然而，皇帝得到的全部补偿不过是因河岸边一小片接近荒芜的农田。在后世，奥地利也因成为希特勒的诞生地而蒙上污名。

让我们将主题转回路易十四身上。如同前文提到的，另一场灾难是对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凝望着今日凡尔赛宫寡淡肃穆的外观，很难想象这座建筑曾经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以及如何引领了假发、华服、烦琐仪式和宫廷游猎等风靡整片欧洲大陆的潮流。假发的诞生曾经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时期产生了诸多负面印象。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12] 时期的统治者们多半以真正的发型示人，无论发型美丑，都不会做过多修饰；随后，这种传统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百五十余年的假发时代，这种奇特的审美癖好反而使得那些早期统治者显得更加具有现代气质，与他们外表华丽奇异的继任者可谓截然不同。自然，无论假发质量如何，仅仅凭借这样一种外在的装饰无法判定一个人的内在，再加上阿谀谄媚的宫廷画师们大都在画像中对王公贵族过度美化。在这种后人看来荒唐可笑的头饰传播发展过程中，路易十四可谓厥功至伟，即便是那些最为精明理智的统治者也很难摆脱这一潮流的诱惑，即便是睿智英明的威廉三世，同样也要让自己的头顶淹没在蓬松卷曲的棕色假发中。鉴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人数众多的统治者缺乏人格上的了解，不妨将他们统统归结为狡猾的犬儒主义者。他们奉行的统治阶级审美观令大多数人无法理解，那些能够辨别这些画作中所具备的不同意识形态的观众，早就已经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而现代的我们在观赏这些作品时总不免带有审视与厌倦的眼光，很少有人去真正注意那些雪白精致的丝绸华服，以及画中众神，诸如玛尔斯与阿波罗的神圣图景。

那个时代留给现在的诸多遗产之一便是模仿凡尔赛宫而建的规模巨大的建筑遗迹。兴建这些建筑的资金究竟是来自统治者自身的丰厚家产还是对农民阶级变本加厉的压榨，真相已经无从考证。无论如何，随着17世纪末18世纪初德意志众多地区的经济逐渐恢复（即使其中某些地区的复苏源自一部分个人的杰出能力，而非整体性的地域发展），人们开始修建大批凡尔赛宫的复制品，虽然毫无意义，却依然乐此不疲。凡尔赛宫式的建筑逐渐遍布西欧，并且对整个欧洲的建筑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状况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有所改变。一直以来占据德国主流的优雅恬淡、角楼林立的城堡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宏大的长方形建筑，顶部常装饰有武器造型的雕刻。卡塞尔、路德维希堡[13]、布吕尔等地的宫殿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明显的法国文化风靡欧洲的痕迹，一种对遥远国家中的独裁文化迫不及待的模仿，这样的历史印记有时难免令人感到沮丧与警惕。

天主教力量孤注一掷

上文中，笔者曾经提到自己生于天主教家庭，但日后就读于新教学校，因此最终也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新教徒。但或许，这只是一种为了美化自身形象而诞生的个人观点。此时，我正坐在一座路德宗教堂大厅粉刷雪白的墙壁之下，耳边回荡着巴赫的乐曲，然而——此时的我就好像一个曾经的酒鬼，一头扎进一大盘子美味酒心巧克力的海洋中——我的脑海中似乎有一股奇特的强大力量，驱使着我登上飞机，来到德国南部，匆匆忙忙地预订一家旅店，深入当地纵横的街巷，来到最近处的巴洛克式朝圣教堂，虽然这栋建筑并没令我萌生多少喜爱之情。可以说，整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中，我最热爱的画作无疑是伦勃朗画风简洁素雅的自画像，而当我看到鲁本斯充满狂热的巨型画作《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布道》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英国。画面上的圣人仿佛具备某种巫师的能力，能够眨眼之间让盲者重见光明，也能够徒手让一座中国庙宇浮在空中——其中陈列的佛像都因为颠倒而破碎一地，信众们正为此惊慌失措——旁边则是一群神圣的天使在助阵。本着一种深刻的自省精神，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这种幼稚可笑的“特技”始终有着一种热爱之情，而逐步复兴的天主教壮大发展的过程中恰恰充满了这种炫耀的“特技”。

这种反宗教改革信仰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极度自信。许多年代久远、地位重要的教堂，如康堡修道院、弗赖辛大教堂自17世纪一直到18世纪早期，始终因为过度华丽的装饰——雪白的粉饰、闪光的大理石和金箔树叶装饰等——被排斥在主流之外。这些“天才”的装饰灵感来自阿萨姆兄弟[14]——当时欧洲最为知名的宗教剧场建筑师之手。兄弟二人将教堂的内部设计成到处充斥着特殊效果的殿堂：闪耀的光束，飞翔的小天使，英勇主教的巨大塑像，云朵悬浮半空，殉道者在此蒙福，即使一根普通的立柱也是精细华丽的拐杖糖形状。诚然，当所有的工程竣工之时——例如兄弟二人为自己建造的慕尼黑阿萨姆教堂——完成效果可以说华丽炫目，令人赞叹。然而，这样的建筑奇迹离不开恒久不竭的勇气，以及经年累月的精心维护。我曾经走进位于雷根斯堡的圣埃梅拉姆修道院，却突然感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里过度华丽的装潢令我感到不适，仿佛身处事故现场，急需紧急协助。（“这位殉道的圣徒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了，但这位小天使显然还有救！以上帝的名义，这里有没有人能来点金色颜料？”）于我而言，这或许是一场随意的谈话， 但阿萨姆兄弟的宗教建筑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朝圣和敬拜的范畴，圣埃梅拉姆修道院的一切都意味着一场化学武器工厂爆炸，令人在这炫目的风格之前完全措手不及。

这座教堂的总体格调因为其内部的诸多陈列品显得更加诡异。厅堂内部墙壁安装着众多玻璃橱窗，展示着成排的圣徒遗骨，但这些干枯的骨架却摆出诡异又可笑的倚靠姿势，仿佛在模仿著名女星丽塔·海华斯的妩媚姿态。这些骨骼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几近腐朽，只能勉强靠破败的棕色长外套互相连接，头骨的眼眶内还镶嵌着莱茵石制成的眼球。这类颇具动画《史酷比》中灵异奇特风格的建筑多半因审美浪潮的变革而逐渐被抛弃，有时依靠激烈的暴力改革，有时则依靠天主教会发起的复兴运动，这类运动通常对过度华丽浮夸的风格不屑一顾，但至今仍有少部分风格精致华丽的建筑物留存。更糟糕的是，如果你为这种反宗教改革式的守旧传统感到惊诧或反感（许多人对此并无多大兴趣），弗赖辛的大教堂博物馆必定不在你的兴趣之列。奇怪的是，我是这里唯一的参观者——甚至连那位年长的景点售票员也很快无影无踪了——那种大厅内部阴森可畏的气氛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沿着外观平常的楼梯逐级而下，我感到自己似乎被某种古老而复杂的场景包围了：四处绘制着婴儿耶稣的图案，还有数量巨大的蜡质耶稣婴儿像。这里的灯光如此朦胧昏暗，很难不让人猜测，那位消失的售票工作人员是否恶作剧关掉了电源总开关。或许第二天早上人们会发现我已经横尸当场，就像众多科幻电影中的著名场景之一——病理学家突然摇身一变成了警察，并且言之凿凿地说道：“这位死者并非死于心脏病发作，警官先生。他是死于惊吓过度。”直到那时，他们才会注意到，在我身体上遗留下的无数小手掌印记。

即使如此，对这样的建筑风格妄加取笑也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能断言，那个世界——小天使在石膏制成的云朵上歌唱，圣徒的尸体摆出古怪而扭曲的姿态——便一定意味着荒谬与虚无。这是一种蕴含着高度自我批判、自信与活力的信仰，权力分别掌控在哈布斯堡和维特尔斯巴赫这样的权贵世家以及教皇的手中，这些上层阶级也拥有无限的资源，其价值体系的核心便是与土耳其敌人战斗，根除异教信仰。一方面，这样的信仰带来了浮夸奢靡的教堂建筑；另一方面，它也催生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众多音乐杰作。若论集巴洛克风之大成的地区，首推萨尔茨堡主教辖区。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渗透着天主教辉煌的必胜信念。17世纪70年代，波希米亚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海因里希·伊格纳兹·冯·比贝尔创作出了他最伟大的作品《玫瑰经奏鸣曲》，这也是萨尔茨堡总主教以及他周围的交际圈人士在宗教冥想时演奏的不二之选。曲调神秘优雅，具备特定的宗教色彩。这种风格特异，曲调悠扬渺远的乐曲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玫瑰经奏鸣曲》的地位时至今日依然不可撼动，这首曲子中里程碑式的《帕萨卡利亚舞曲》同约翰·巴瑞的007电影《女王密使》主题音乐有着极为相似的基础低音）。比贝尔在音乐领域自然称得上一位狂热的天才，但他同样也曾经谱写过十分糟糕的“滑稽音乐”，曲调听起来就仿佛酩酊大醉的火枪手在到处放枪，或者战场上嘈杂凌乱的背景音，或许这种音乐是比贝尔为迎合听众中某些军事爱好者而创作出来的。怀着与比贝尔同样的激情，另一位知名作曲家海顿[15] 也创作出了伟大的弥撒曲，如《圣尼古莱弥撒》，创作时间晚于比贝尔一个世纪左右。这首曲子也完全具备符合时代特征的强烈宗教色彩，给人以身临圣境的感觉。

最终，天主教会为了自身的发展目标，对这个世界进行了十分彻底的秩序重建。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这位内心激情洋溢、外表冷静阴郁的改革者，曾意图保护天主教修道院，并在适当范围内做出改革，但最终在现实面前颓然认输，并于1790年退位，饮恨去世。尽管约瑟夫二世本人十分虔诚，最终也因为无休无止的天主教特权而忍无可忍——哪怕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城镇都可能因为宗教特殊化获得免税等优惠政策及众多特权，帝国管理人员则对此无可奈何。无数天主教修道院凭借特权地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和物资补给，这就导致了大批贵族游手好闲、肆意享乐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今日的牛津和剑桥等历史悠久的知名大学中依然能够感知到当时遗留下来的痕迹。在同一条大街上，一所大学可能因为资金问题而濒临破产，而另一所大学却因为特权而享受奢侈的贵族生活，对佳肴美食大快朵颐，尽情啜饮滴金酒庄[16] 的美酒，同时纵情声色，在艳舞欢歌中放纵自我。约瑟夫二世致力于根除帝国领域之内暗中勾结的天主教特权阶层，下令关闭了超过500家修道院，帕绍主教刚刚逝世，约瑟夫二世便下令削减他个人名下的土地，并且禁止销售圣诞马槽[17] 等奢侈宗教圣物。然而，约瑟夫的改革最终未能完成，他本人也在宗教人士的憎恨和斥责中逝世，身后只留下未竟的改革事业。德意志南部（及莱茵兰）的土地上，到处都能看到天主教宗教改革浪潮遗留下来的痕迹。较为简陋的修道院建筑如今大都成为政府大楼或酒吧。然而，这些建筑的总体数量依然十分惊人，其中的大部分仍旧居住着大批修道士，在约瑟夫和拿破仑的改革浪潮平息之后，宗教人士们仿佛一夜之间便恢复了活力。其中的某些教堂有着十分奇特的外观，但也同样曾经为人们忽视；有的则历经风雨，挨过了炸弹和烈火的洗礼，经历过重新设计和重建，如今依然屹立此地。世事变迁无常，给这些建筑留下了数不尽的伤痕，但它们依然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氛围，有些事物反而更加深刻明晰：个人迷信、多神论、廉价的灯光效果，以及顺应时代发展的强大能力，能够在最糟糕的环境中顽强幸存，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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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15—18世纪之间欧洲贵族用于陈列稀奇物件和珍贵文物的屋子，也是现代博物馆的前身。—— 译者注

[2]珍宝制作和完工之时，正值瑞典大军入侵，萨克森防御薄弱，瑞典军队长驱直入，而奥古斯特二世那不计其数的财富也已经耗费大半，因此，直到多年之后，奥古斯特二世也未曾支付这件珍宝的工钱。—— 译者注

[3]马特乌斯·格罗伊特（1564—1638），德国蚀刻师、雕刻家。在制图学领域颇有造诣，擅长绘制平面图和地图。—— 译者注

[4]沃尔芬比特尔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克河河畔。—— 译者注

[5]莱辛（1729—1781），德国戏剧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启蒙运动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 译者注

[6]宁芙（Nymph）是希腊神话中次要的女神，有时也被翻译成精灵和仙女。—— 译者注

[7]1692—1866年间统治德意志汉诺威地区和1714—1901年间统治英国的王朝。—— 译者注

[8]德国传统贵族世家。家族成员曾先后成为施瓦本、勃艮第、意大利、巴伐利亚、萨克森、不伦瑞克–吕讷堡（汉诺威）的统治王朝。—— 译者注

[9]第一次摩哈赤战役发生于1526年8月29日，双方为匈牙利兼波希米亚国王拉约什二世率领的匈牙利军队及由苏莱曼一世率领的土耳其军队。摩哈赤的失败是匈牙利日趋没落的历史转折点，并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个创伤。—— 译者注

[10]或称为斯巴克，其名来自波斯语的sepah，意为军队。—— 译者注

[11]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 译者注

[12]1642—1651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王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 译者注

[13]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市镇，也是路德维希堡县的首府和最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路德维希堡宫是德国最大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筑之一。—— 译者注

[14]阿萨姆兄弟指哥哥科斯马斯·达米安，弟弟埃吉德·基林，他们都是著名的雕刻家、建筑师及画家。—— 译者注

[15]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乐派奠基人，交响乐之父。—— 译者注

[16]又称吕萨吕斯酒堡（Château d’Yquem），是波尔多1855年官方列级酒庄评级中唯一一个超一级甜白酒庄。—— 译者注

[17]除圣诞树外，圣诞马槽也是基督教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纪念物之一。因为耶稣降生于马房的马槽之中，因此“圣诞马槽”在信徒眼中十分神圣。—— 译者注

——Chapter Eight——

第八章

居鲁士大帝的后裔»

与鸵鸟一起饮用巧克力»

竞争激烈的陵墓建造»

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

“强力王”与“肥胖王”

居鲁士大帝的后裔

徜徉在巴伐利亚南部的土地上，静静地沉浸在皇帝约瑟夫二世充满传奇性质的个人传记中，偶然出现的一个句子令我大为震动。这句话提到了拿破仑时代之前的德意志最为激进的反犹主义者、俾斯麦式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1]。特赖奇克十分厌恶那些小国吹嘘自己拥有至高荣耀，实则毫无根据可言，其中特别提到了位于魏克尔斯海姆，外表过分浮夸、矫揉造作的霍恩洛厄诸侯宫殿遗迹。霍恩洛厄诸侯国在巴登–符腾堡州占地最小，但这样的弹丸之地却有着与之完全不匹配的奢华建筑。当然，阅读这段内容的时候，我正身处当地轰隆作响的慢速火车上，心情因激动而兴奋雀跃，急不可耐地盯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这些初次目睹的美丽景致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霍恩洛厄亲王的领土极为狭小，在地图上被周围几片面积巨大的相邻地区重重包围，包括美因茨的一部分领土，以及条顿骑士团的中心区等。从本质上讲，霍恩洛厄–魏克尔斯海姆是一片位于法兰克尼亚地区的山谷地带，静静流淌的陶伯河水从这里穿行而过。18世纪上半叶，亲王卡尔·路德维希曾经遭遇悲剧，他的独子在一场落马事故中意外身亡。然而，这场家族悲剧恰恰在现代意义上促成了历史的发展，卡尔·路德维希一支就此绝嗣（家族领土被霍恩洛厄世系吞并，并引发了一系列领土动乱，但因为国小兵弱，并未在欧洲大陆造成大规模影响）。卡尔·路德维希家族在魏克尔斯海姆的一系列变故使得他的家族在本已地处偏远的领地内进一步边缘化，这个微型小公国的首都也同样进行了迁移。事实上，他的王国过于微小，在整个国家历史上着实不值一提。一位家族祖先曾经灵感突现，于1600年左右在魏克尔斯海姆宫殿内建造了华丽的“狩猎大厅”，为家族成员的狩猎活动举办大规模的庆典。大厅内遍布的天花板壁画描绘了猎杀各种野兽的图景，从野猪到猞猁再到鸵鸟，墙壁上也装饰着等比例大小的石膏动物雕像，棕熊、驼鹿、野鹿栩栩如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还包括一只大象雕塑，这头大象有着庞大如山的躯体，以及与真象别无二致的象牙。这位家族祖先的儿子曾经作为新教一方的领导者参加三十年战争，但地位无足轻重。家族城堡也已经在连年的战乱中遭到严重毁坏。卡尔·路德维希在1709年继承了家族的爵位。

路德维希执政之后，彻底改变了宫殿的整体建筑风格，他对凡尔赛宫建筑风格情有独钟，并对其进行一系列模仿及升级，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别致风格。这样的转变也正是令特赖奇克反感之处——然而，这种风格也同样是德意志历史上充满趣味的一页。卡尔·路德维希等身大小的金质骑马雕像已经不知所踪，但其他大部分历史文物都完美地保持了原状——伫立在宫廷花园尽头的金色雕塑，两侧分列着想象中的历史伟人的雕像：戴头巾的居鲁士大帝，手执权杖的宁录[2]，身披铠甲的恺撒，以及有着浓密华丽头发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仅凭这些伟人的雕像还难以称其为疯狂的话，这里风景秀丽的橘园之中还坐落着古典世界的众神，纷纷用赞许称颂的目光注视着当中的卡尔·路德维希亲王——宙斯手举闪电，玛尔斯高擎宝剑，不一而足。众多塑像之中还包括颜色暗淡、体态丰满的和平之神（显然，这个神话形象纯属虚构）——以及一位女性塑像，我无法确定她的真实身份（狄多？）。这位女士骑在一头大象背上，大象形体神态栩栩如生，与狩猎大厅之中的巨象雕塑别无二致。错落林立的英雄雕像掩映在成片的麦地、果园和葡萄园中，景色如诗如画。除去这些正统史诗人物的塑像外，这里同样陈列着以雅克·卡洛[3] 的即兴喜剧作品为蓝本的一系列雕像，多半奇形怪状、模样滑稽，以喜剧的矮人演员形象为主，这些雕像摆出不同的姿态，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矮人雕塑也是19世纪著名的图林根发明——花园侏儒（Garden gnome）[4] 的前身，日后，这些小矮人逐渐风靡世界。整个魏克尔斯海姆弥散着一种愉悦而充满激情的氛围，或许这样的地方才是所有人的理想家园。坐在城镇中的小型广场（事实上也是全城唯一的广场）上，耳边喷泉叮咚作响，孔雀四处游荡，在小镇银行前的台阶上逡巡觅食，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美好，恍然间仿佛置身于童话幻境之中。

坦率地讲，特赖奇克对魏克尔斯海姆大加抨击，原因多半在于这里与他本人热爱的故土普鲁士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魏克尔斯海姆的美妙风景强烈地反衬出普鲁士的乏味无趣。普鲁士作为20世纪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其价值体系一直饱受诟病，曾经的核心地区也已经被波兰和俄国瓜分，人民或四散各处，或死于战火，就连“普鲁士”这个曾经的王国之名也在1947年化为历史的尘埃。然而，在特赖奇克（以及大部分19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中，虽然卡尔·路德维希始终以伟大的历史军事人物作为自己的膜拜对象，但唯有真正的掠夺者——腓特烈大帝在1740年发动的对西里西亚的入侵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他向天主教会统治下腐朽、衰弱的奥地利发动挑战，意图彻底摆脱其对德意志的控制。历史的天平最终倒向了普鲁士一方，在1866年的决定性战役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德意志将领土之内所有干涉内政的奥地利势力彻底清除，奠定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的基础。这条道路看似充满光明的胜利坦途，但事实上，军国主义思想的华丽借口很快引起反感，却令日后的战争狂人希特勒着迷不已，他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将自己视为腓特烈大帝思想的后继者。在希特勒秘密的地下掩体中，挂有一幅腓特烈大帝肖像。在希特勒每一次疯狂、邪恶或荒谬的行动中，总能够看到这幅画像的影子。然而，这一切与普鲁士王国真正的本质相去甚远——这片土地上孕育着积极进取的思想，却时常受到内外敌人的夹击，有时也会被边缘化，排除在欧洲政治体系的核心之外。

我们或许将这个话题扯得太远了。几年前，我曾经来到波茨坦，参观新普鲁士博物馆，当时这座博物馆刚刚开放不久，并不为大众所熟知。馆内风格俨然是一种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模仿，虽然水平委实难以称为高明——在普鲁士的土地上，乡村小马车来来去去，民间手工艺和绣花连衣裙标志着当地的独特风情。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关于普鲁士压花工艺和修道院草药医学的展览，如果轻摇某些对应的把手，空气中还会逐渐弥漫起迷迭香的馥郁或薰衣草的甜香。可以说，这样的展览起到了十分奇特的作用——即便它们展现出了普鲁士复杂历史中迷人而亲切的一面，然而，让这个王国真正崛起的始终是军国主义。凭借这种颇具侵略性的精神，普鲁士最终完成了蜕变。

话虽如此，即便众多德国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若要论及普鲁士的历史，魏克尔斯海姆始终是无法脱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普鲁士实质性的一部分，与整个王国合为一体，密不可分，同时也有着令人钦佩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哈雷地区的虔敬派教徒，秉承从一而终的宗教与教育使命。当地的弗兰克基金会成果斐然，同样也有着内容丰富的藏品，包括——笔者在此略有偏题，望读者见谅——一间展品琳琅满目的阁楼（里面陈列着贵族假发）、怪物主题的绘画、巨型太阳系模型、浸泡的壁虎标本、贝壳制成的小狗、蜡质头像、风干海牛标本、想象中的约柜雕刻制品、鸦片烟管、来自世界各地的鞋子，等等，不可胜数。天花板的房椽上还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鳄鱼标本，内部已经装满填料。若是悬挂的绳子不够牢固，这体形巨大、外表坚硬粗糙的巨兽不慎掉落到地板上，必然会激起一阵散发着腐朽气味的烟尘，久久无法散去。

诚然，过于激进的思想催生出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这种思想同样源自国家的积弱现状。在普鲁士的历史上，曾经多次面临国家灭亡的危急关头——普鲁士选帝侯是七位选帝侯当中实力最为弱小的一位；柏林在当时尚且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城市，当时的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维也纳城市轴心才是真正的德意志权力中心；此外还有汉堡和德累斯顿两座重镇起到辅助作用。在德意志发展的漫长历史上，大部分人的生活都难以与这片地处东北、气候恶劣的偏远平原联系在一起。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心脏地带）也曾饱受战火摧残，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曾经无视勃兰登堡边界，肆意烧杀抢掠，给这里留下了深重的战争伤痕。

然而，对整整一代人而言，普鲁士因历史伟人腓特烈大帝而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腓特烈大帝的伟业建立在之前数代英明君主奠定的基石之上（现在，我正站在他们的画像之前。这些肖像排成一排，陈列在小型展柜中。这样的安排对我而言再有用不过，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着相同的名字，“腓特烈”或者“威廉”，若不是画像带来的直观感受，实在很难分得一清二楚），他巧妙地利用了一场意外——皇帝查理六世未能留下男性继承人。查理六世在大部分统治时期碌碌无为，唯一的成果便是通过漫长的和谈令帝国内部各方势力签署《国事诏书》，以将皇位顺利传给自己的女儿（在早期中世纪历史中，这是根本无从考虑的禁令）。自然，事情的发展也正如预期，父母的意愿只有在父母本人在世之时才能够发挥效力。当年轻、虔诚的玛丽亚·特蕾莎在父亲去世后意图继承皇位之时，她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刚刚登上普鲁士王位的腓特烈大帝从自己穷兵黩武、热衷扩张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继承了巨额财富和大批精锐军队，因此决定立刻出兵，一劳永逸地改变普鲁士的被动地位——入侵西里西亚。当今的西里西亚是波兰的一片重要工业区，但在1740年，这里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领地，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奥地利的重要税收来源。夺取西里西亚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国力，同时截断了该地区与邻近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联系，严重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

接下来，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欧洲众多国家卷入混乱，例如英国和不伦瑞克。腓特烈大帝凭借非凡的军事实力，挫败了一系列意图彻底瓦解普鲁士的遭遇战（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当时俄国、法国、哈布斯堡王朝、瑞典和萨克森联合起来反对普鲁士）。凭借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上天垂青的好运，腓特烈大帝最终夺取了西里西亚，普鲁士终于跨入欧洲强国之列。然而，腓特烈逝世后，普鲁士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重归之前国小兵弱的窘境（腓特烈大帝之后的诸位君主显然都缺乏治国才能，他们的画像也悬挂在墙壁上的橱窗内——但显然，直到1918年，腓特烈大帝之后的历代君主在才智方面未有一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拿破仑的猛烈攻势令普鲁士四分五裂，大部分军队被彻底剿灭，国土大半被占领，他甚至考虑彻底消除普鲁士这一政治实体（最终由于沙皇的私下介入，普鲁士勉强幸免于难）。拿破仑远征俄国遭遇大败后，普鲁士才逐渐恢复元气，并且在拿破仑彻底失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最为著名的莱比锡及滑铁卢之战中）。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普鲁士一方的预料，他们并未因此而受益——击败拿破仑的是俄国、英国和奥地利联军，而普鲁士只不过是为其他各方提供了地域上的便利，甚至不得不仰人鼻息，在战争中借助其他国家的行动达成目的。

时值19世纪初期，滑铁卢之战后，普鲁士始终未能取得更大规模的军事成就，直到1864年普丹战争中由福特·迪布尔指挥的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事实上，普鲁士的奥地利盟军在此时发挥了重要协调作用，而普鲁士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如果你想要综合考虑这一历史时期普鲁士的综合实力，除去腓特烈大帝在欧洲大陆掀起的长达20年的激烈战争，普鲁士在大多数时期依然处于国力较弱的被动地位，地域相对狭小且地处偏远。瑞典长期以来将普鲁士当作自己在欧洲大陆的战略筹码，而普鲁士本身的国力还远远不能同法国、英国，甚至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其他敌对国家相提并论。

1757年，当中国的乾隆皇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收复了新疆全部地区之时，英国也在同一时刻大举进军孟加拉和加拿大，俄国则把触角伸到了包括西伯利亚东部、阿拉斯加及未来的美利坚大陆上面积等同于西里西亚的地区。此时此刻，在德意志北部的平原上，普鲁士骑兵正在策马飞驰，战马飞奔卷起的狂风和沙尘扑面而来，风声传入腓特烈大帝的耳中，这一切都让腓特烈大帝——这位性情古怪的长笛演奏家[5] 的军事扩张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了。毕竟，腓特烈的好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时期，与他长期敌对的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突然逝世，而她的继任者恰好又是多病虚弱的短命沙皇彼得三世，他是普鲁士的狂热支持者。若是伊丽莎白女皇当时在世，普鲁士定然无法逃过彻底灭亡的命运。然而，这种惊人的好运逐渐被后世遗忘，人们铭记的只是那些辉煌的胜利，这样的选择性遗忘给后世的人们带来一种普鲁士无比强大、战无不胜的错觉。

1945年，纳粹势力从女皇伊丽莎白的逝世中得到了灵感。希特勒做了一个十分古怪的类比，他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伊丽莎白女皇做对比，幻想罗斯福遭遇灭顶之灾，或死于非命，如此一来，世界性的反纳粹联盟便无法形成。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们从腓特烈大帝的扩张历史中汲取了如此之多的“养分”—— 他凭借一己之力编织的伟大帝国的幻梦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以及他们身边围绕的阿谀奉承之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或许，腓特烈的征战历史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便是穷兵黩武的严重后果——在环伺的强大邻国面前，普鲁士全无招架之力。凭借个人突出的军事才能，他获得了无以计数的战略胜利，但依然无法与实力雄厚、防御稳固的邻国相提并论。

腓特烈大帝的无忧宫[6] 以及波茨坦花园如今成为他遗留给世界的最知名遗产——相比之下，他统治时期内的政治、思想等其他方面遗留下来的印记大多都被20世纪的浪潮冲刷殆尽了。宫殿的整体外观优美雅致，给人心旷神怡的美学享受，在这一点上，腓特烈大帝的宫殿与霍恩洛厄亲王的宫廷橘园颇具审美思想上的相似之处。宫殿中四处装饰着波浪状纹饰，大量使用玻璃，灵感汲取自古代神话的艺术装饰品，然而因为后世洛可可风格的兴盛，宫殿中又增添了许多华丽的繁复配饰，稍显冗余。波茨坦花园的景色是如此美妙，即使花上几周徜徉其中，也丝毫不会感到厌倦（这里还有一处特别的景致——中国茶屋，或称中国楼，衍生自中国式“镜屋”，现存于魏克尔斯海姆）。在我上一次参观这里的时候，距腓特烈大帝的遗骨最终被移葬无忧宫仅仅过去了数十年，在历经无数波折与动荡之后，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葬在无忧宫隔壁的墓穴之中，与他生前爱犬的坟墓比邻而居。当时，正有一群德国游客在此处观光，他们正在参观新建成的陵墓石碑，其中还有几位较为年长的游客被腓特烈大帝的英勇事迹所感动，热泪盈眶。很难想象，如此混乱与复杂的历史情感能够在今天激起这样的共鸣。

腓特烈大帝的军事行动与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并无关联，这其中发生了太多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19世纪60年代帝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腓特烈大帝而言，定然会令他感到全然陌生与困惑。或许，他曾经被歌颂为战神玛尔斯、亚历山大大帝或其他历史伟人的子孙，在这方面，腓特烈大帝的才能当然远非魏克尔斯海姆的卡尔·路德维希能够企及；然而相比之后的历代庸碌无能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反而与这位魏克尔斯海姆亲王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具有迷人的魅力，同时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价值观之外。

与鸵鸟一起饮用巧克力

后期的哈布斯堡家族历代统治者多为庸常之辈。似乎这个伟大王朝多年以来所做的努力——全力以赴抗击土耳其人入侵——都已经随着维也纳之围化作泡影，而利奥波德一世的历代继承者也再无征战四方的精力与野心。之后的历任皇帝，要么无精打采，要么昏庸无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再未恢复昔日荣光。在这其中，尚有两位皇帝或许具备成为明君的潜能——利奥波德之子约瑟夫一世，以及他的曾孙利奥波德二世：两人都精力充沛、目光长远，并且为人风趣。然而诡异的是，二者也同样具有悲剧色彩，在位不过几年便英年早逝。有理论推测二者的早逝源于梵蒂冈教廷的阴谋（当时通常采用将毒药粉隐藏在指环内部的方式谋害君主），通过铲除帝国英明的决策者来保持教廷的霸权。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个人能力与个性是统治帝国必不可少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若是君主昏庸无能或衰弱无力，国家内部决策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国家发展，因为这些国家政治独立性较强，在发展过程中对君主的依赖性较低。事实上，这也反映出18世纪的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欧洲国家的大部分君主普遍昏聩无能，因此造成了范围广泛的社会混乱、民生凋敝。18世纪末的大规模革命自然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及社会根源，但革命爆发的部分原因也在于人们对统治者个人的不作为导致国运衰退、经济凋敝的强烈不满。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历来对君主的统治才能和治国手腕有着严格的要求和决不妥协的气魄，皇帝周围始终环伺着虎视眈眈的分裂势力，包括日耳曼民族国家抑或非日耳曼民族国家（皇帝本人可能同时担任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后者的领土范围极其广阔，包括从喀尔巴阡山到斯拉沃尼亚的广阔地区。在18世纪后期，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获得了极高的历史评价，被后世广泛敬仰，她便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她同时也是弗朗茨一世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女皇虽然与18世纪欧洲同时代的两位权势女性（两任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相提并论，但她的个性与她们完全不同：她极其虔诚，衣着保守，作风朴素。她对画风古板守旧的宫廷肖像画颇为喜爱（众多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统治者都对此颇为热衷，然而这类画像古板的服装风格和程式化的笔触令他们的形象大同小异，完全掩盖了个人风格），然而这却进一步强化了她保守朴素的形象。虽然她缺乏俄国统治者的张扬气势，但毫无疑问，她同样具备统治者的英雄气概和人格魅力。玛丽亚·特蕾莎上台执政后，为奥地利带来了全新的政治氛围，为帝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然而她面临的挑战也是异常可怕的：另一位王族成员，查理七世之子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对她的地位虎视眈眈，曾经对玛丽亚的父亲查理六世发誓保护她登基的四方诸侯纷纷背叛了誓言。然而这位女皇虽以女性之身身居高位，却拒绝妥协，并将手下的各位将领和王侯贵族团结在一起，挫败了一场又一场针对她的阴谋与进攻，最终一切反对她的敌人都被迫承认失败，接受了她的统治地位。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故事堪称一曲出人意表、激动人心的史诗，其中巴伐利亚王国的耻辱故事最值得一书。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得到法国盟友的援助，倾全部财力，以伤亡上万巴伐利亚居民为代价，大举进攻帝国领土，并在诸侯推举之下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七世，但他的军队在与玛丽亚·特蕾莎的大军交战时几无还手之力，对方迅速占领了慕尼黑。 短短3年之后，查理七世便在四面楚歌中去世。

如此奇妙的命运逆转、激烈万分的权力碰撞和振奋人心的战争为18世纪的历史带来了丰富的色彩。然而归根结底，缺乏合理的意识形态和战争动机的幼稚行为最终让这些曲折的历史缺乏某种严肃理性的意义。在当时的欧洲，对土地的所有权才是一切统治者追寻的终极目标，君主个人的荣光才是历史的主旋律，然而这样的思想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即使是玛丽亚·特蕾莎这样的统治者，我们也不难看出她所处的环境险象环生：头戴华丽假发，身披精美斗篷的掠食者们虎视眈眈，拒绝承认她作为统治者的正统地位。而她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将维也纳打造成了一座享誉欧洲的伟大城市，整个帝国也成为西方文明的心脏，这样的成果是十分完美的，也是令人惊叹的。

在整个统治时期内，玛丽亚·特蕾莎始终掌握着帝国大权，丝毫未曾放松。随着当时风靡的洛可可风格逐渐衰败，野心勃勃、自封为帝的查理七世也在世人的鄙夷和唾骂中死去，显然新生的帝国急需一位男性统治者掌控局面。此时此刻，玛丽亚·特蕾莎女皇令人敬仰的丈夫扭转了局面。弗朗茨·斯蒂芬即位前曾是洛林公爵，但在一系列复杂万分的帝国继承权更替之后（其中的漫长和枯燥令人难以想象），因当时最后一任昏庸无能的美第奇统治者去世并无嗣，弗朗茨继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这样的权力更迭意外地结束了洛林公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新的波兰统治者上任，他去世后，洛林成为法国属地。

这一时期的历史极其复杂，无数统治者在权力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因此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其中每一个人的人格与思想——只能从那些自画像中，以及宽阔华丽、几乎要将整个人淹没的斗篷与帽子上，依稀窥见他们在军事上和宗教上的统治才能。然而，漫步整座维也纳城，弗朗茨·斯蒂芬的画像在宫殿墙壁上随处可见，这位皇帝同样头戴假发，身着缀满奖章的华服，但依然难以掩盖那种亲切和蔼、讨人喜爱的气质。若是仔细端详，会发现他的眼中闪烁着与众不同的光芒，嘴唇则体现出一种放纵不羁的气质。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弗朗茨都是一位令人乐于亲近的统治者。

奥地利最终在普法芬霍芬战役中彻底击败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之后（其中匈牙利的非正规部队将整个慕尼黑洗劫一空），多方势力一致认为弗朗茨·斯蒂芬理应成为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性别令这一切显得尤为正当），而玛丽亚·特蕾莎则作为执政女王统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同时因为与弗朗茨的夫妻关系，她也应同时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后。这样的结果令各方都感到满意，女王得以继续执掌治国大权，同时（在发生混乱或心胸狭窄者提出质疑时）大大扩张了他们的影响力和统治的合理性。

玛丽亚·特蕾莎和弗朗茨·斯蒂芬夫妇二人之所以为人称道，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彼此间有着真挚的爱情。对王室历史感兴趣的人不难发现，政治婚姻中充斥着难以计数的悲剧，或者冷淡相对，或者彼此交恶，其中更不乏血腥残酷的谋杀与屠戮。成百上千的贵族女性为王室婚姻付出了惨痛代价，而她们受到惩罚的原因不过是钟爱一只宠物狗，或者只是青睐一套华丽的茶具。政治婚姻很少能够产生圆满的结局，大多数宫殿最终都会被残酷与冷漠的阴云所掩盖。与此相反，玛丽亚·特蕾莎和弗朗茨生活美满，两人生育了数目惊人的16名子女（其中所有的女孩都以玛丽亚命名）——当奥军败于普鲁士人之前，女王尚未忙于在阵前检阅军队，而她的丈夫不忙于四处风流或收集矿石之时——他们始终待在一起，形影不离。

在当时社会充满战乱与动荡的背景之下，位于维也纳的动物园却出人意料地幸存了下来。动物园位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美泉宫[7] 隔壁，最初因为弗朗茨对各个科学领域的探索热情而建造，此处设有洛可可风格的凉亭供皇帝夫妇享用早餐。他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美味的热巧克力饮料，周围环绕着鹦鹉、斑马和鸵鸟（洛可可时代颇具典型风格的代表动物）等五花八门的动物。时至今日，甚至凉亭周围动物栖居的房间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布局，这些河马和长颈鹿也可谓是最幸运的动物，它们自始至终都徜徉在这片古老的美丽世界中。

弗朗茨的逝世对整个维也纳和他身边的人们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玛丽亚·特蕾莎悲伤于丈夫的去世，命人绘制了众多弗朗茨的画像，以为追悼，同时致力于维护他数量庞大、包罗万象的收藏品，从矿石到古董，再到各种珍禽异兽。弗朗茨引以为豪的全部藏品如今都收藏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前来参观，他的自画像周围陈列着众多化石，展品陈列柜错落有致，馆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就好像这位放纵不羁的国王尚在人世一般。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拥有一项历史悠久的家族传统——热衷于为自己设计修建陵墓，玛丽亚·特蕾莎（在丈夫去世后继续统治帝国的15年中，这位女王始终身穿黑衣，哀悼亡夫）自然也不例外，她十分精心地为自己设计了墓室。哈布斯堡皇室成员大多安葬于维也纳嘉布遣会教堂地下墓穴，这座墓穴本身也是精心修建的艺术品，令后世的参观者流连忘返。玛丽亚·特蕾莎的棺椁与她父母亲的棺椁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前者——治国才能平庸的查理六世（话虽如此，我们也要对这位国王心存感激，他下令建造了查理教堂和国事大厅，两者都成为维也纳建筑艺术中的代表性杰作）以及后者——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的伊丽莎白·克里斯汀，对陵墓建造极度热衷，几近疯狂。夫妇二人的棺椁极其精美，装饰着头戴花环的骷髅，以及金属质地的女性头像，头像以密密匝匝的金属纱网覆盖，以表示服丧礼节。为了能够点缀尽可能多的装饰图案，她设计的棺椁体积巨大，远远超过了她父母的棺椁，同时将棺椁设计为双人床的造型，喻示着她和弗朗茨最终会在时间的尽头醒来，共同欢庆彼此的重生，夫妇二人亲密相对，似乎正要起身，共同到美泉宫的凉亭中享受一顿完美的早餐。这样的设计自然显得有些幼稚，但毫无疑问依然十分打动人心——对于一段波澜起伏的统治时期而言，这也是无可挑剔的完美结局。

竞争激烈的陵墓建造

在游览美因茨的过程中，我始终感到十分愉悦，心旷神怡。许多年来，参观法兰克福书展[8]的旅途总能因为沿美因河乘坐快轨的行程变得轻松宜人。从最初作为古罗马的军事据点时起，美因茨曾遭遇多次破坏，不难想象，这座城市的人民已经将听天由命的思想深深融入血液之中，无奈地旁观着自己的家园一次次化为焦土，汪达尔人、匈人、瑞典人、法国人、黑森人抑或帝国军，都曾在这里的土地上肆虐，美因茨的厄运似乎无穷无尽。莱茵河与美因河交汇处的土地毗邻法国国土（一度曾遭遇法国的严重威胁，几乎被法国视为囊中之物），这里曾经密布着垛口、壕沟和塔楼，然而一切都只是徒劳。因为处于靠近河流的关键位置，这里很容易成为敌军袭击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到严重轰炸，战后得以重建，但重建后的城市充满阴沉氛围，建筑造型十分朴素实用，不复当年风采。正如那些相似的中等规模城镇，以汉诺威为例，多半已经对这样的战后重建工作习以为常，并不会对此怨天尤人。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恰恰为当地的传统零售业从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通过限制商店开放时间，阻止部分外来大型超级市场进入，保护当地商业人士的利益，这意味着诸如美因茨和汉诺威这样的城市依然具备旺盛的大宗商品购买力。至少对我而言，这些古旧的购物大楼里人声鼎沸的景象让人恍然回到了那个古老的美因茨——虽然如今这里的市民多半是来此购买日用品，如日常穿着的木鞋，或用于烹饪的猪脚，而非那些不常见的货物，如毛皮内衣等，或者定制特定服务，如飞往泰国的全包旅行。

美因茨以印刷术的发祥地而闻名——这里矗立着一座精美的谷登堡[9] 雕像，以纪念他在印刷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当地的纪念博物馆却十分枯燥无趣，虽然比起当地的另一座古罗马文物博物馆已经算是略胜一筹了。美因茨具备重要历史地位的另一主要原因便是它是七大选帝侯国之一——美因茨教会选区的首都。像许多其他诸侯国的领土一样，美因茨同样由众多混乱复杂的区域构成，同时将大量周边的土地归于名下，甚至包括地处偏远的图林根城镇埃尔福特（这里至今仍然竖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小型纪念碑，以铭记最后一位选帝侯，碑上刻有选帝侯头戴假发的雕像。时至今日，这片场地已经成为埃尔福特当地滑板爱好者的聚集地）。

美因茨选帝侯国面积虽然不大，但始终具备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的统治者美因茨大主教是天主教德意志范围内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事实上，除去教廷核心罗马之外，美因茨是唯一一座能被称作“圣座”的城市。同时，美因茨大主教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席大臣，担负着众多关键机构的管理职责，其中最为重要的职责便是在法兰克福举行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仪式。除此之外，他还是莱茵河选帝侯行政圈内的最高领导者，同时拥有上莱茵行政圈内的至高领导权。这样的防御性地区联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时常在强大的外敌入侵之时缺乏招架之力，但能够有效整合众多分散地区的军事力量，如黑森–卡塞尔、科隆、科布伦茨和法兰克福等，甚至包括无足轻重的普鲁姆大修道院领地，在外敌入侵之时，这片狭小土地能够贡献出的唯一战利品只有一双号称耶稣基督曾经穿过的凉鞋。

正如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其他重要教会领地一样，科隆和特里尔作为选帝侯领地，同样在帝国内部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比之下，美因茨则显得与众不同。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这其中并不涉及统治者的个人情感问题。按照规定，每一任教会选帝侯作为宗教领导者，理应终生禁欲，保持独身（事实上也必须如此，然而，这方面的一时失足屡见不鲜），每当上一任统治者逝世，便要举行新的选举。换言之，这样的权力更替并非世袭制度（虽然经常有其他世袭王朝的权力干涉其中），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特殊的权力更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进步性（虽然这其中也涉及数额巨大的贿选）。因为教廷上下普遍奉行宗教禁欲，从而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氛围，既虔诚万分，又贪婪无度。欲望的无边沟壑带来空虚，需要用极度华丽的建筑和醉生梦死的痛饮来弥补。在法国入侵导致这一制度最终灭亡之前，教会选帝侯国普遍被视为中世纪时代的耻辱，尤其是众多世俗统治者都对其虎视眈眈，梦想瓜分其领土（黑森–达姆施塔特最终侥幸交了好运，顺利吞并美因茨）。环伺四方的诸侯之所以能够相互牵制，无法贸然行动，原因在于教会选帝侯国领土不论大小，都在哈布斯堡王室中占据重要地位，位于国家运转的核心地带。宗教改革的一大古怪之处便在于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位领军人物最终大都皈依了新教。自然，最大的例外便是哈布斯堡家族本身，以及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17世纪末期又加上了德累斯顿的艾伯丁–韦廷家族，他们抛弃了新教信仰，重新回归天主教，以此来谋得波兰国王的位置。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教会选帝侯国领土脱离了与诸如普鲁士等地的联系，以及哈布斯堡家族掌控下的独立天主教等级制度的轨道。

对现状的放任导致了大批帝国骑士的诞生。骑士治下的领地通常面积极为狭小，他们多半出身于加洛林王朝末代世系，这些人的贵族身份虽然滑稽卑微，但依然具有合法性，因此帝国骑士能够掌控天主教会内部的人事任免。这些骑士（通常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财政问题）一般居住在城镇内，只在夏季才会回到他们位于本国的城堡。其中有很多人居住在美因茨，这里曾一度因为位于边界地区的大量骑士住宅而闻名。骑士们通常子女众多，这些孩子在教会中担任各种职务，有些时候才智过人，有些时候则怠惰无能，抑或奢靡腐败。骑士的后代四散各处，分布范围极其广泛，他们身上或好或坏的方面体现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这些人在帝国内部的重要性意味着——尽管事实上新教势力占据了大面积的领土——帝国在整体意义上依然被天主教势力所掌控，天主教徒在管理国家的重要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帝国皇帝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俾斯麦和希特勒对天主教十分反感，他们认为天主教并非日耳曼“正统”，充满不忠与背叛，完全不能信任——这两人都曾经饱受历史抨击——两人的批评也不符合史实。采邑主教的统治意味着莱茵兰地区的天主教势力将变得越发牢固，新教即使发展壮大也无法将其彻底根除。

美因茨大教堂内部的氛围恐怕会令大部分科幻片创作者青睐不已，仿佛英勇的主人公正在大胆探索一艘长期废弃的宇宙飞船——宽阔而辉煌，虽然有些阴冷，却萦绕着一种神圣而悲壮的感情，令人心潮起伏。教堂两侧墙壁分列着自13世纪至18世纪的40余位采邑主教的雕像，对于现代参观者而言，这些大理石像的距离是那样遥远缥缈，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雕像风格各异，堪称一座涵盖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雕塑艺术博物馆。教堂中安放的陵墓风格包罗万象，从用巨石雕刻的神情严峻的好战主教，到文艺复兴时期风格优雅柔美的纹章，随后是17世纪的朴素风格，人物雕像都佩戴有颇具特色的轮状皱领。接下来的一切则完全变了模样，好似一场热烈的狂欢：真人大小的白色大理石骨架，时光老人的雕塑，缀有翅膀的头骨，哭泣的丘比特，布满奢侈华美褶皱的衣物，所有陵墓的摆设方位都经过精心设计，以借助最佳的太阳照射角度让这些精美的艺术品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曾同一位朋友来此参观，朋友对这里昏暗又炫目的氛围感到十分不适，当我们参观到约于1680年制作的一组雕塑时，他甚至有些头晕眼花，憋闷不已；而我却始终兴致高涨、精神抖擞，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设计似乎对我全无影响——到了18世纪早期，选帝侯陵墓的装饰已经蜕变为一种全然失控而混乱的艺术风格，似乎有一种预知未来般的现代艺术感涵盖其中，堪比费里尼《罗马》中的景象：梵蒂冈教廷举办了十分前卫的宗教艺术时尚秀，神职人员身着霓虹色的华丽衣袍，教士们滑着旱冰来来去去，圣物匣中圣人的骸骨摆出滑稽的姿态，让人想起曾经风靡美国的歌手组合安德鲁斯姐妹那倚靠在吉普车边的妩媚倩影。

正如墓葬逐渐发展为华丽繁复、令人目眩的风格，整个18世纪的社会风气也同样向着奢侈享乐的方向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享乐之风到达了顶点，他们可以穿着无数华丽的礼服套装，参加数不尽的复杂典礼仪式，在社交场合中来来去去，无论在宗教还是政治场合，他们都会装备齐全。18世纪是各国彼此进行军事较量的时代，大规模战争时常发生，而国家决策通常由柏林或维也纳等权力中心做出，然而，由于地处偏远，这些地方的军事实力通常名不副实，徒有其表，但或许这样的现实也并非全无好处。例如，中世纪时期一个规模较小的贵族世家冯·萧伯恩家族，其领地位于法兰克尼亚公国内，面积极其狭小，由于多位家族成员在权力阶层身居要职，因此开始大肆扩张，领土逐渐延伸至面积巨大的主教辖区和大主教辖区之内。凭借热忱的宗教虔诚感和无尽的占有欲，萧伯恩家族步步为营，最终在传统天主教会内部掌控了巨大的权力。迟至1918年，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收了超过20万公顷的萧伯恩家族的土地。直至今日，尚有一位婴幼儿时期跟随父母逃出捷克的萧伯恩家族成员在维也纳担任枢机大主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延续了家族的光荣传统。

在萧伯恩家族的漫长历史中，至少有三位家族成员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洛塔尔·弗朗茨和他的侄子菲利普·弗朗茨、弗里德里希·卡尔（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便是这些贵族世家之间的间接联系）。一直以来，大部分普通的18世纪统治者会耗尽心力为子女安排婚事，征召士兵，或者热衷于四处征战。教会的宗教领袖则大兴土木，修建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收集艺术珍品，或者在音乐领域进行投资或赞助（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一位名为希罗尼穆斯·冯·科洛雷多的萨尔茨堡大主教，他是莫扎特最早的赞助人之一）。通过权力运作，洛塔尔·弗朗茨同时担任了美因茨选帝侯和班贝格主教。他十分热衷于建造宫殿和花园，例如其中的“挚爱”花园，设计极尽繁复，遍布喷泉、金字塔和楼阁，供人在此眺望美因河和莱茵河。然而，这座华丽的园林于1793年被入侵的法国军队烧毁，化作一片焦土。[10] 洛塔尔·弗朗茨遗留下来的建筑中，最为杰出的便是位于班贝格的新主教宫。这座建筑毗邻大教堂，是一件十分完美的巴洛克式艺术杰作。他的侄子则成功地超越了叔叔的伟业，兴建了更为宏伟华丽的维尔茨堡宫，叔侄二人曾在此地轮流担任主教。相比维尔茨堡宫，班贝格的宫殿似乎略显沉闷呆板，但也无伤大雅。毕竟，维尔茨堡宫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奇观中占据一席之地。

班贝格新主教宫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的帝国大厅。这种特别的建筑模式在德国的土地上随处可见，其目的在于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厅通常造型宏伟，气势庄严，随时准备恭候皇帝本人大驾光临。自然，无论我多么愿意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流连，班贝格的历史地位依然相对边缘化，事实上，在帝国大厅落成之后的数个世纪里，从未有哪怕一位皇帝能够有空闲光临此地，不过，也不必为此感到惋惜。蒂罗尔画家梅尔希奥·施泰德尔曾经在这间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大厅中耗费数年时间，创作了规模宏大的幻想主义天花板壁画，描绘帝国的种种景象，画面两边则是德意志历代皇帝的肖像。如果你在大厅中的地板上选择一个恰当的位置抬头观看，就会看到成百上千的人物、变幻流动的云朵，以及众多花哨的寓言故事图案，所有的画面仿佛都盘旋在半空中。然而，这美丽的幻想主义画面并没有达到令人产生幻觉的地步——画作的色彩和笔触都较为稚拙，远未达到科尔托纳[11] 或提挨波罗等名家那为观者制造出奇妙幻觉的艺术水准。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一场视觉灾难，令人头晕目眩，甚至忍不住感到反胃——站在大厅中特定的某一点，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这些盘旋的图案仿佛要将人吸入其中。在特定环境中，你会在极短时间内密集地接触到数量巨大的艺术作品，这是一种足以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灾难性体验。据我猜测，在这幅巨作最初揭开帷幕展露真容时，空气中必定会产生一阵尴尬的沉默——随后便是违心的赞美与奉承。

在一张“一战”时期拍摄的可怕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帝国大厅曾经作为战地医院使用（在这场由巴伐利亚王室家族引发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巴伐利亚王族曾在19世纪早期的领土混战中趁乱占领了班贝格全境）。除了作为前线城市的堡垒时常经受战火的洗礼之外，这里也蕴含着一种奇异而惊人的心理压迫感，观者注视着这样一处怪异的场景——经过改头换面的中世纪神父的创意——会感到如芒在背。

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12]

每一座城镇都注定要接受后世参观者想象的洗礼。对我而言，位于英戈尔施塔特的兴登堡公园充满某种奇特的可怕氛围，空旷的公园似乎充斥着某种可怕的暗影，仿佛被皑皑白雪所冰封，冷寂而凄凉。在马格德堡郊外，我曾经在一对热爱花卉的老夫妇的客房中度过了为期几天的夏日假期，那里的一切都是如此鲜艳、明媚，令人心旷神怡。甚至那些古板沉闷、乏味无趣的斯大林式苏联城镇，也会因为接待我的房主家中娇艳的三色堇和豌豆花而染上令人愉悦的一抹亮色。这种因为个人情绪和观感而为城市打上标签的行为（这里狂风大作、天色阴沉，而那里则阳光明媚、生机盎然）堪称我在德国全境游览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只在某些时候，我才会远离小镇风光，返回大城市的怀抱，但这样的想象已经在我心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某种标准，用来界定某个地方是否生机勃勃，是否适宜游览。然而，这一标准也会随着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彻底改写，例如恰当的旅行方式和适宜的旅行时间。

克滕是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的一个小城镇，曾是安哈尔特–克滕小公国的核心城市。一个冬天的周日清晨，我在阴沉天色的笼罩下到达了这座城镇。和其他同类的城市一样，克滕也曾有过曲折的历史，时而辉煌，时而沉沦——这里是19世纪鸟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瑙曼的出生地，瑙曼博物馆也坐落于此。这座博物馆是欧洲鸟类爱好者的圣殿，藏品包括大量颜色鲜艳的水彩画作品，拥挤的玻璃展柜中则是琳琅满目的鸟类标本。即使那些对鸟类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在这里也会被某些展品所吸引——由动物标本制作师精心仿制的玻璃鸟类眼睛模型，不同模型中间用细线彼此连接，大小则涵盖了几乎所有鸟类的标准，从体形最小的鸣禽到巨大的雕鸮，应有尽有。这些模型是如此精细完美，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标准，它们至少能够在20世纪的最佳艺术品中占据一席之地。克滕也是医学家萨姆埃尔·哈内曼的故乡，他曾经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发明了顺势疗法，同时也在医药学方面颇有建树。如今，克滕正被一种愁云惨雾的氛围所笼罩，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失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除此之外，民主德国统治下的克滕也缺少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人们开始忽视宗教仪式，这也意味着在周日的早晨人们可以在家里睡大觉，而不是从床上爬起来去做礼拜。徘徊在克滕的街道上，一种空虚感包围了我，似乎这座城市的元气已经因为无数的灾难与挫折磨耗殆尽，沉闷乏味的氛围弥散各处，这样的静寂与阴沉令我浮想联翩，脑海中浮现出某些惊悚电影的镜头，似乎下一个转角便会有双眼血红的僵尸小孩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将我大卸八块。

这里唯一称得上生机勃勃的景象便是远处露天广场传来的手风琴声，虽然这缥缈的乐声同样颇具几分诡异色彩，但至少能够令人感到几分趣味。穿过空无一人、混乱破旧的街道，最终我来到了城镇的中心广场。这里坐落着一座外观颇为有趣的教堂——建筑形态细长高耸，外表颜色暗沉，高高的尖塔，顶端是帽子形状的屋顶。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这座教堂都好像一座炼金术士所使用的巨大火炉。露天广场的音乐从教堂边搭建的一座破旧舞台上传来，舞台上有一个青年女孩组成的剧团正在表演，她们身着饰有闪亮金属片的钢青色鼓乐队制服，和着一组普鲁士及奥地利军团的行军进行曲完成踢腿动作，而一名身材高大魁梧，胡子颇为凌乱的司仪正站在麦克风前，不时向台下抛去媚眼，并且发出傻笑，看上去与《匹诺曹》中的木偶师颇为相似。观看这场表演的观众包括一群四散各处、无所事事的醉汉，以及几位看上去显然心神不宁，同时又全心全意为自己女儿欢呼喝彩的母亲。这一景象恰似一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艺术电影，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传递着反资本主义的尖锐气息。

从中心广场离开后，我终于寻找到了克滕之行的真正目的——这座公爵城堡虽然饱经风雨，破旧不堪，充斥着凄凉的气息，却仍然让我感到满足。城堡前的护城河漂浮着密密层层的枯叶，似乎连河中游弋的几只鸭子的叫声都染上了一层压抑的色彩。克滕的统治者、加尔文宗信徒利奥波德亲王曾经在1717年做出明智决策，邀请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来到克滕居住，并担任教堂的乐长一职，因此，这里曾经聚集了众多来自业已解散的普鲁士宫廷管弦乐队的顶级音乐家。巴赫曾经在魏玛地区度过了一段颇为不快的时光，他对宗教工作全无兴趣（在这里他还曾经遭到关押拘禁），也不愿为一个因为自身宗教信仰而反感厌恶教堂音乐的人工作，因此6年后他决心来到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中。事实上，利奥波德亲王的功劳值得后世为之称颂，巴赫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一系列伟大的乐曲，包括《G弦上的咏叹调》，《勃兰登堡协奏曲》，众多小提琴、大提琴独奏曲，《平均律钢琴曲集》，以及曲调狂热、充满欢乐的《谐谑曲》，等等。可以说，巴赫是整个德国世俗音乐界的奠基人，他为之鞠躬尽瘁，奉献一生。我个人则最为热爱他所谱写的键盘音乐《d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如果用钢琴演奏，这首曲子充满柔和优雅的韵味，符合艺术爱好者的高雅品位，但若是用羽管键琴演奏，乐曲的风格便会完全不同，仿佛来自充满魔幻意味的另一个世界。通常，我们只需要单纯地欣赏音乐的美妙，而不必去关注作曲家的生平故事，但在这美妙无比的乐曲声中，我的脑海里完全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无比生动的影像：幻想曲在空气中流淌，一位作曲家正在庭院中徘徊，爬上高高的螺旋梯，身影消失在昏暗、庄严的礼拜堂大门之后。

在规模不大却布置精美的巴赫博物馆闲逛漫步无疑是一种享受——脚上穿着馆内统一分发的大号灰色毛毡拖鞋，双脚踏在曾经属于东方集团[13] 领地内的颇具历史意义的镶木地板上——这里也是苏联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之一——我虽然对参观充满兴趣，但也决定缄口不言，保持沉默。即使巴赫是在一座路边的小酒吧里写出了伟大的《幻想曲》，我也毫不在乎。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存在也证明了德国式政治结构的成功之处——一个地域狭小的加尔文宗公国（安哈尔特–克滕），能够暗中吸纳其他相邻中小公国的杰出作曲家和顶级管弦乐队为己所用，从而彻底改变亲王自己及一切喜爱古典音乐的人们的生活。亲王去世时年仅三十余岁，巴赫返回克滕为他的葬礼奏乐，当时演奏的乐曲便是日后享誉世界的《马太受难曲》的一部分。或许，我的想法实在不切实际，引人嗤笑，但若是能够日日在克滕城堡内逡巡，带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满怀热忱，心存感激，我绝不会对此有半点怨言。然而此时此刻，我的注意力已开始逐渐转移，午餐时间就快要来到，《拉德茨基进行曲》的特别版本开始从音乐合成器中流淌出来，从中央广场传至四面八方。

“强力王”与“肥胖王”

此时，按照德国历史的传统，我们应该开始对普鲁士王国进行一番讨论，而大多数人会开始语无伦次，眼中也闪动着畏惧的光芒。然而，出于另辟蹊径的心态，我打算将萨克森州作为这一章节的开端。萨克森州始终是我最为青睐的地区之一。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我初次造访了这片土地，在德累斯顿东南部一家学生公寓里寻找到了一间住房，这座公寓前厅是渍满煤灰的店堂和公寓楼，外面有报刊亭和老旧的有轨电车，周围的大多数建筑都坐落在易北河的一条美丽支流的岸上。即使是在当时严苛的社会生活条件之下，我也依然感受到了这片景色的美好和人们对城市生活的热切向往。紧挨河岸边的是一家小酒吧，外墙已经十分古旧，数个世纪以来始终屹立不倒，墙面上留下了易北河洪水一次次冲刷的痕迹。如今，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迈森度过的愉快时光，这里的生活令当时的我眼花缭乱。

德意志地区在中欧历史上举足轻重，曾经留下了伟大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我在此地感受到的幸福部分源自这种深刻的历史感。然而有些时候，我的内心深处依然会隐隐泛起某种孤独感。我无法确知这种感情究竟从何而来，但即使在民主德国解体的时代背景下（当地火车上依然标有德国国营铁路的标志，自希特勒时代以来一直沿用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充满着温情——不管别人如何定论，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满意——这种真真切切的历史感让人忍不住去想象这里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切。

萨克森的根本魅力，正在于它自身带有的不抱希望的消极感。和普鲁士一样，这里是最为正统的日耳曼民族精神所在地，虽然如今已经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但依然作为某种政治实体而存在。萨克森的历史带有某种边缘化的气息，然而这片土地上却孕育出了舒曼、瓦格纳和尼采这样的巨匠，值得自豪。尽管在要求独立的过程中充满了混乱和挫折，但随着最后一个昏庸无能的国王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选择退位，萨克森最终获得了独立地位。至少在萨克森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全面地体会到一个不一样的德国——任性、随意、自我放纵，虽然想努力为每个人带来希望，但收效甚微。

正如其他氛围更加严肃的德意志邦国一样，对萨克森的历史了解得越深刻，就越会被这里独特的风情吸引，越能理解它的内在气质，正如理解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萨克森的历史丰富多彩，足以与英格兰或西班牙的历史相媲美，其中的细节难以穷尽，只能诉诸一部巨著。对整个德国的在读小学生而言，萨克森的历史故事可以概括为“抢夺王子”，与英国伦敦的“塔中王子”[14] 颇有相似之处，不过故事的氛围相对而言要平淡乐观得多。1455年，残酷的军事指挥官孔茨·冯·考丰根以及他手下的同盟军入侵阿尔滕堡的宫殿，挟持了两名韦廷家族的幼年继承人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他们同时也是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二世之子。两位继承人的父亲腓特烈二世提出与考丰根谈判，开出条件交换自己的两个儿子。他来到动荡频繁、危机四伏的萨克森—波希米亚边境地区，声称希望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补偿孔茨的损失，但这件事的发展完全与预期背道而驰——两位小王子成功获救，而孔茨则被处以极刑，身首异处。9年后，选帝侯腓特烈逝世，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共同执政，统治萨克森直到1485年，在这段时期内将早年西部领土争端中失去的土地重新纳入统治范围。

1485年，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决定诞生了。兄弟二人决定将领土一分为二，分而治之，兄长恩斯特成为萨克森选帝侯，以日后知名的符腾堡地区作为自己的权力中心，而弟弟阿尔布雷希特则成为迈森边疆侯爵，统治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然而仅仅一年后，恩斯特便因为一场事故在科尔迪茨意外去世，这场权力分裂也就显得多此一举——话虽如此，这样的王朝权力分流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韦廷家族的后代开始逐渐分为两个支系——恩斯特–韦廷系和艾伯丁–韦廷系，同一个家族最终分裂为两派，分道扬镳。由于恩斯特系在宗教战争期间支持路德教派（众所周知，恩斯特选帝侯曾将路德本人藏匿于位于爱森纳赫的城堡——著名的瓦尔特堡之中），手下军队又在米尔贝格战役中被帝国军击败（当时的符腾堡城中到处是前来支援的西班牙军队），皇帝最终将选帝侯权改封于阿尔布雷希特系。事实上，历史地看，恩斯特系的家族成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 假若少了恩斯特选帝侯对路德的鼎力支持与庇护，天主教必定会对他大加迫害，乃至斩草除根，众多追随者也必定无法幸免，历史上的纯洁派[15] 和胡斯派信徒便是最典型的前车之鉴。

选帝侯国的权力将分散的领土逐渐统一为一个实质性的国家，必然也拥有相应的崇高地位。相比之下，恩斯特系失去了选帝侯头衔和领地，只能屈居图林根偏僻的群山和谷地之中，经过一代代的继承，领土逐渐分裂，最终形成了无数结构混乱、规模狭小的小国家，（在英语和法语中）这些小国名称都以Saxe-（萨克森–）作为前缀。这些小国地域狭窄，固然在经济方面无关紧要，但有时却会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产生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萨克森–魏玛及萨克森–科堡公国（对众多王室家族而言），除此之外还包括面积极为狭小，甚至在地图上都极难辨别的萨克森–希尔德布尔格豪森，这些小国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痕迹[16]。

可以想象，尽管兄弟二人分享了承袭自父辈的尊贵的继承权，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之间的感情还是产生了龃龉，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时至今日，这样的感情依然有迹可循。位于迈森的胡贝尔图斯堡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华美装饰而闻名，足以在世界城堡建筑杰作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与城堡格格不入的是周围伫立的众位韦廷家族祖先的雕像，充满扭曲滑稽与矫揉造作的氛围。这些雕像各自拥有家族称号，如“被压迫的”“严酷的”“好战的”和“堕落的”，等等。所有雕像均神情严峻，眉头紧皱。此外，这里还陈列着一份极为详尽的家族谱系，详细描述了所有韦廷家族成员后来的人生命运。这张表格的复杂程度令人咂舌，当初的设计者想必为此几近崩溃。

阿尔布雷希特系最终拥有了选帝侯头衔，然而多年以来，他们的地位始终未曾稳定，危机四伏。失去了选帝侯之位的恩斯特系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热衷于采取一切手段阴谋破坏同宗亲属的统治，以期重新夺回世袭头衔。不得不说，长期以来的历代选帝侯大都不令人满意—— 他们残酷无情，酗酒成性，或者优柔寡断。正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令新教一派对萨克森恨之入骨。最终，选帝侯头衔的更替完全凭借皇帝本人的好恶，因此即使萨克森一直以来处于新教的掌控之下，也同样自身难保，几乎无法同其他的新教地区形成有效的同盟。这一问题——选帝侯国处境尴尬，虽然不至于无足轻重到无力自保，但也未曾强大到引起外敌的觊觎与侵略——时常令选帝侯万分头痛、烦恼不已（当他们试图励精图治，不再沉溺于酗酒享乐，或诞育了过多的子女时）。三十年战争后，领土逐步恢复，德累斯顿在1685年的一场大火之后开始重建，修复后的面貌一直保持至今，城市的风光掩映在一片塔楼与穹顶的景致之中。

萨克森很快便恢复了安宁祥和的氛围——这一点也与柏林和维也纳有很大的不同。在迈森，我同样度过了十分快乐的时光，并且幻想着自己能够用彩色铅笔将这一切美景在画纸上描绘出来。随意坐在易北河边，用随意的笔触画下美丽的胡贝尔图斯堡，着实令人惬意。虽然我这个门外汉花大价钱购买了昂贵的铅笔和纸张，但拙劣的技巧依然无法表现这座城堡万分之一的美。相比于欣赏这里其他业余艺术家或爱好者的作品，我更愿意独自坐在一个角落，凝望着这里美妙的乡间风景一点点从手中的笔端诞生，直到我发现四周来往的行人正彼此用眼神和肢体语言表达着他们的疑惑，或许我这拙劣笔迹实在可笑，他们将我当成了某家精神院日常出来放风的病人。带着满腔羞愧，我只好停下了自己天马行空的创作。

若论萨克森最辉煌的艺术创造，非瓷器莫属。迈森瓷器最早在1704年由一位数学家和一位炼金术士在“强力王”奥古斯特的授意下创建，欧洲人从此有了自己的瓷器生产来源，而不必完全依靠从千里迢迢之外的中国进口。迈森的瓷器工厂至今依然屹立：产品五花八门——笑容滑稽的牧羊女，弹奏钢琴的狐狸，玻璃容器内一只酩酊大醉的肥鹅，一位同样大醉的萨克森官员骑在鹅背上招摇过市——这些造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意识到，走进这座工厂参观是一个错误——但我还未曾意识到，三百余年来这些产品源源不断从迈森流向各地。其他统治者也着意模仿奥古斯特的创造，不久，德意志开始出现大批瓷器工厂，然而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亏损。许多年来，如果有犹太人希望在勃兰登堡城内结婚，他们就要被迫购买一大批华丽却无用的柏林产瓷器，作为对王室允许其结婚的报偿。

萨克森州上下涌动着某种对瓷器的热衷之风，甚至德累斯顿城内的建筑也或多或少染上了某种脆弱易碎的气息。这里的农业和矿产蓬勃发展，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北部的勃兰登堡则阴云密布、暗淡无光，与德累斯顿的繁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萨克森州的主要城市都已发展出高度文明，却依然缺乏发展为一方重镇的内在力量。萨克森的统治者们缺乏明智的治理决策。约翰·格奥尔格三世奠定了军事胜利的伟大基础，但他于1690年死于一场瘟疫。约翰·格奥尔格三世生前曾下令重建德累斯顿。但随后一系列悲剧便轮番上演了。他的儿子约翰·格奥尔格四世统治期十分短暂，而且昏庸无度，与他的年轻情妇整日厮混（有证据表明这名情妇很可能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企图谋杀原配妻子，但被弟弟腓特烈·奥古斯特阻止，腓特烈·奥古斯特当时手无寸铁，用手阻挡兄长砍向妻子的剑，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约翰·格奥尔格和他的情妇不久便双双死于天花，而腓特烈·奥古斯特出人意料地登上了王位。这位年轻人依稀为王国带来了一丝辉煌的曙光：他年轻、富有，同时充满活力，或许会成为明君。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在17、18世纪试图通过攫取北欧的领土，实现家族势力的扩张，成为一方霸主；而哈布斯堡家族也同样大力扩张，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

随着腓特烈·奥古斯特被选为波兰国王，成为“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17]（通过巨额贿赂，以及突然转变信仰，皈依天主教），韦廷家族的崛起时机终于来临了。他耗费大量心血，将德累斯顿建造为一座伟大的艺术城市，并引领宫廷生活的潮流（包括保存至今的众多精美雕塑艺术品，还有一座巨大的石质波兰王冠雕塑，这些艺术杰作都位于如今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然而，这一切却逐渐给王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奥古斯特二世令波兰卷入了战火，他的钱财也在大量购买琥珀和象牙等奢侈品的过程中消耗殆尽，同时，他还是超过300名私生子女的父亲，时常在社交场合展现自己的“强力”威名，徒手掰断马蹄铁。他的奢靡无度让整个萨克森陷入了巨额债务的泥沼。1700年左右，普鲁士和萨克森拥有规模几乎等同的军队——而到了1740年左右，当普鲁士决意燃起战火，让萨克森的骄傲自负化为乌有之时，前者的军队已经扩大了3倍之巨。“强力王”奥古斯特之子——“肥胖王”奥古斯特三世在漫长的统治期中庸碌无为，萨克森–波兰联盟的势力迅速衰落。韦廷家族未能成功使波兰王位实现世袭，最终被野心勃勃，军力强盛的普、奥、俄三方联军彻底击溃，失去了霸主地位——事实上，韦廷家族成员的昏庸无能在很大程度上给波兰带来了最终的灾难性后果。奥古斯特三世虽然身居国王之位，却常年耽于享乐，几乎不愿待在波兰境内。最终，波兰在18世纪末被普、奥、俄三国瓜分，正式宣告灭亡。历代萨克森国王在波兰的作为遭到了波兰人民的仇恨与痛骂，这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奥古斯特三世的孙子日后又一次重蹈家族覆辙，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试图耍手段，但徒劳无功，最终于1815年被迫将超过一半的领土割让给普鲁士，其中包括路德宗的诞生之地维滕贝格，而在韦廷家族不顾一切攫取权力，夺得波兰王位的过程中，他们曾经彻底背叛自己的信仰，转投天主教一方。

“肥胖王”奥古斯特三世或许是一位令人同情的选帝侯和国王，但他颇热衷于艺术，曾经慷慨资助伟大的威尼斯画家贝纳多·贝洛托，贝洛托在萨克森州留下了众多伟大的画作，题材包括建筑、风景及人物。这些作品中的一大部分描绘了宫殿和城堡的景象，所有画作都呈现出一种胶卷般的黑色与暗棕色调。他最为伟大的作品当属在1765年完成的无心之作《拆毁耶稣受难教堂》。画面中，旧市集已经成了一片遍布碎砖乱石的废墟，工人来来去去，仅剩一堵破损严重的教堂外墙依然伫立，作为新教堂即将在废墟中拔地而起之前旧时代最后的纪念碑。然而，这幅画面却令人联想起1945年怪异恐怖战后景象。这幅200年前的画作，诡异地预示了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化为废墟的结局（事实上，重建的新教堂也在日后彻底毁于战火）。在整个18世纪中，历任萨克森选帝侯在政治上的幼稚头脑最终给波兰带来了灭顶之灾，同时大规模地削弱己方势力，令萨克森在德意志诸邦国中逐步衰败，地位日益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很容易为腓特烈大帝掠夺成性的铁血手腕而感到惴惴不安，并认为这段历史最终给日后的德国带来了灾难，但不久之后，萨克森王国的统治政策也逐渐变得古怪不已，令人捉摸不透。毕竟，德国20世纪的命运并不像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相信的那样：追寻腓特烈大帝的脚步，成就伟大霸业。事实上，德国继承了“肥胖王”奥古斯特三世及其继任者的治国策略，并最终一败涂地，遭到占领与分割，并且两次错误地估计了周边国家的力量，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许，萨克森的历史是一个范例，让我们得以探寻现代德国民族性中的焦虑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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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1834—1896），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普鲁士学派成员之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民族思想的主要代表，60年代中期后其思想经历了巨大转变，逐步成为第二帝国最有力的辩护人，主张反犹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极力鼓吹德意志帝国向海外扩张势力范围。曾与俾斯麦有过密切的合作。代表作为《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译者注

[2]《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一个人物的外号，是挪亚的曾孙，总是跟耶和华作对。犹太教文献的记载对宁录的角色有很大的分歧，有文献指出他怂恿族人兴建巴别塔，但另外的文献则记载他其实远离修建巴别塔的人。宁录之名来自希伯来语，有“叛逆、反叛”之意。—— 译者注

[3]雅克·卡洛（1592—1635），生于南锡，法国铜版画家。—— 译者注

[4]作为德国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花园侏儒最早出现在19世纪。图林根地区一位名叫菲利普的陶瓷匠以圣诞老人、《白雪公主》里的矮人和希腊神话里开采银矿的矿工为原型，创造出一个红土小人塑像，用于辟邪求吉，这种小矮人逐渐衍生为德国文化中守护花园的土地神。—— 译者注

[5]腓特烈大帝多才多艺，少年时即长于吹笛，能够独立谱写笛曲的曲谱并演奏长笛协奏曲。—— 译者注

[6]18世纪德意志王宫和园林，位于波茨坦市北郊，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模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 译者注

[7]坐落在维也纳西南部的巴洛克艺术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的皇宫。—— 译者注

[8]德国举办的国际性图书展览，1949年由德国书业协会创办，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三至第二个星期一在法兰克福举行，为期6天。—— 译者注

[9]约翰·谷登堡（1398—1468），德意志发明家，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催生了一次媒体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译者注

[10]无可否认的是，同年普鲁士军队的火炮也彻底破坏了一座大教堂的塔楼，而在 1857年，一处弹药库爆炸，作为德意志邦联的重要堡垒，美因茨的一部分城镇不幸被彻底夷为平地—— 历史上，美因茨经历了反复的破坏与重建。—— 原注

[11]彼得罗·达·科尔托纳（1596—1669），17世纪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和画家。—— 译者注

[12]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体裁，又称“遁走曲”，意为追逐、遁走。赋格的结构与写法比较规范，主要特点是相互模仿的声部在不同的音高和时间相继进入，按照对位法组织在一起。赋格作为一种固定的创作形式，在18世纪的巴赫时代达到顶峰。—— 编者注

[13]“冷战”前期，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即华约组织。—— 译者注

[14]伦敦塔内的著名历史传闻。英王爱德华四世1483年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 爱德华五世和年幼的约克公爵被送到伦敦塔里等待继承王位。最后他们却在塔内神秘失踪，他们的叔父理查三世则成了英格兰国王。直到200年后的1674年，工人在整修塔内阶梯时从砖石中发现两具小孩的遗骸，几乎可以确定正是当年失踪的两位小王子。英国史学界至今对“塔中王子”的下落仍存有争议，尚无确切定论说明理查是元凶。—— 译者注

[15]该教派四处周游宣讲，并实践严格的苦修。1230年纯洁派开始改革教会，习俗逐渐被天主教会同化。1250年左右，这个宗派已失去了它的特色，只有少许残余在法国南部和西西里一带，最终销声匿迹。—— 译者注

[16]1810年，萨克森–希尔德布尔格豪森公国的一位公主嫁给了巴伐利亚王储，两人的婚礼庆典也是日后极负盛名的慕尼黑啤酒节的起源。如今，这一盛大节日每年能够吸引600万人前来庆祝。—— 原注

[17]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因其体格健壮，魁梧高大，力大无比，又被称为“强力王”。在政治上，奥古斯特非常憧憬路易十四，希望能在萨克森建立路易十四那样的辉煌成就。为能成功当选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放弃了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曾在欧洲新教势力中引起轩然大波。但对于奥古斯特二世而言，宗教的选择只是一种策略，利益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仍然保持了萨克森州的新教现状，萨克森依然是德意志新教力量最重要的阵地。—— 编者注

——Chapter Nine——

第九章

小索菲·策布斯特»

园林与罪恶»

追随歌德的脚步»

玻璃金字塔中的知更鸟蛋»

海牛的突然造访»

德国的牺牲品»

物有所值的鸡肉

小索菲·策布斯特

直到与拿破仑的战争开始——甚至在战役打响之后——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主旋律依然以王室贵族为中心。任何个人所能体会和感受到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精神都无法与各地王朝统治者，如萨克森选帝侯的个人计划与意愿相抗衡。对统治阶级而言，双方以领土作为筹码完成交易，通过联姻与征服完成土地兼并，抑或因兄弟亲属斗争导致领地分裂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比某些冗长而无聊的卡牌游戏，每一代人通过继承法获取上一辈人的领土，虽然其中的时间间隔长短不一。每位公爵、选帝侯或国王手中的牌或好或坏，其中的因素千变万化——地形、财富、运气及个人的才智水准。有时，这场游戏会迎来极为漫长而枯燥的一步——整整数十年仿佛无穷无尽的等待，西班牙的卡洛斯二世终于去世，死后无嗣，从而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皇帝查理六世的统治生涯大半都在四处和谈中度过，几乎最大限度地放弃了自己身为皇帝的尊严，恳求四方诸侯破除帝国的一贯传统，接受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继位。当时的德意志四面八方都在大兴土木，然而由于诸侯往往在继承全部广阔遗产后自己也时日无多，这些建筑项目大多半途而废。反之，诸如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虽然本质上凭借强大的军力开疆拓土，但也凭借天赐好运和政治联姻极大地扩充了自身的实力。

事实上，德意志诸邦国作为联姻对象始终在欧洲大陆颇受欢迎，这一点也令后世多有不解。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强大的联姻同盟虽有价值，但通常也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其中最为著名的历史事件当属路易十六与玛丽亚·特蕾莎之女玛丽·安托瓦内特[1]的政治婚姻）。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那些领土面积狭小的国家也可能拥有数量惊人的财富，供王公贵族们任意挥霍，购买金银珠宝，抑或扩张土地作为狩猎场所。而有些统治者则可以建造规模宏伟的城堡，容纳数量众多的私生子女，而不必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

汉诺威王朝成为英国的统治者之后，始终采取极为明智的继承政策，历代继承人都遵循祖制（其中只有两个例外），令家族长久稳固的统治得以延续，不受外在因素干扰。但这也引发了某些问题——某些小国家的公主自然是合适的联姻人选，但她们多半有着一位强横专制的母亲，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按照顺序，自乔治一世起，汉诺威王朝已经在诸邦国选择了众多王室联姻对象，包括一位不伦瑞克–策勒家族女公爵，一位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边疆伯爵夫人，一位萨克森–哥达公主，一位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女公爵，一位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女公爵（不幸的卡罗琳，与丈夫关系不和，被拘禁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连丈夫的国王加冕礼也未能出席），一位萨克森–迈宁根公主，一位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子，一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索恩德堡–格吕克斯堡公主，以及一位特克家族的公主。汉诺威王朝的历代联姻对象无一例外都出自德意志诸邦国，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王室家族在德意志的重大影响力，这种影响持续了几百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彻底瓦解。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出于对联姻对象的严格限制——新娘必须身为正统新教徒，并且出身权贵阶层，因而众多地中海盟国虽然政治氛围更加轻松愉悦，却不符合王室的联姻条件。德意志内部拥有无数大小不一的邦国，各方面状况千变万化，意味着王室的选择范围极为广泛，直到1918年“一战”后德意志迎来革命，王室联姻成为历史，所有王室公主均销声匿迹，王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历史演变也间接导致了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惊人抉择——迎娶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离异平民女性，而他的弟弟乔治六世则显然更为明智，与一位苏格兰贵族的小女儿成婚。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也同样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索恩德堡–格吕克斯堡王室家族，他们的婚姻堪称典范，也让人回忆起欧洲王族曾经的繁盛时光。

笔者在这一章节花大篇幅介绍这些内容，是因为典故轶事不但充满趣味，而且能引起读者的好奇与兴趣（无论是那些名号，还是背后的曲折故事），也因为那些狭小的领土上可能蕴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和威望，最不起眼的开端或许会迎来最辉煌灿烂的结局。一位出身下级贵族、默默无闻的德意志公主和一位地位不高、力量有限、蓄着八字须的王族诸侯，看似无足轻重的一场联姻或许会产生令人瞠目的巨大变革。这其中最令世人惊叹的便是德意志公主索菲·奥古斯塔·弗雷德里卡，她出身于领土狭小、无权无势的安哈尔特–策布斯特公国，这个公国面积微小，被迫在艰难时局中求生。索菲公主的父亲是一位普鲁士陆军元帅，作为政治联姻的一枚棋子，索菲的命运只能任人摆布。当时普鲁士计划与俄国联姻，18世纪40年代，她被迫离开故土，来到俄国，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沉浮之后，索菲公主与俄国彼得大公成婚，开始学习俄语，改宗东正教，最终成功将无能的彼得谋杀，自己登上沙皇之位，成为举世闻名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将奥斯曼土耳其的野心彻底摧毁，瑞典和波兰也纷纷败在沙皇俄国的手下，随后她大举扩张领土，从拉脱维亚到克里米亚的广阔土地彻底成为她的囊中之物。事实上，虽然未曾统治德意志境内的领土，叶卡捷琳娜大帝仍可谓出身德意志诸邦国的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统治者，无人可与她的功绩并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古怪，但也可谓顺理成章），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大理石半身像也位列路德维希一世的德意志先贤祠中，是其中少数几座女性人物雕像之一。在俄国崛起的历史上，叶卡捷琳娜大帝毫无疑问是头号功臣，她使俄国国力大增，摇身一变成为欧陆强国，对于未来两个世纪的德意志而言，俄国的崛起可谓喜忧参半的双刃剑。

叶卡捷琳娜大帝一生中曾经令宫廷画师为其绘制了数不清的画像，然而这些画作多半古板守旧，难以捕捉人物之精髓，直到1934年的电影《放荡的女皇》问世，详尽地重现了这位女皇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虽然该影片在众多历史细节上有失偏颇。或许，伟大的德裔好莱坞女星玛琳·黛德丽与奥地利裔美国导演约瑟夫·冯·斯坦伯格完美合作，通过将漫长历史压缩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展现了日耳曼民族对俄国暴政的反对与抗争，好莱坞则让这种狂热的情绪变为现实，将俄国历史精简概括为无数光怪陆离的诡秘景象：恐怖的钢铁处女[2]，大规模的血腥斩首，被火刑处死的赤裸少女，用活人制作的钟锤，等等。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成熟女演员，黛德丽在扮演少女时期性格天真的索菲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然而，一旦她完全进入状态，进入由假发、皮草和俄式残酷风格编织而成的世界，便彻底化身为历史人物，在冯·斯坦伯格塑造出的表现主义电影世界（充斥着巨大而破碎的雕像，大小异乎寻常的房门等）中游刃有余。电影最终的画面是玛琳·黛德丽在身着雪白军装、阵容整齐的哥萨克大军阵前露齿而笑，身边旗帜飞扬，猎猎作响，军队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直冲云霄。这样的画面融合了德意志的伟大精神和沙皇俄国的残酷，仿佛一种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古怪幻想。这部电影如此生动，又如此残忍，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真实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面貌。在《放荡的女皇》中，玛琳·黛德丽身着有巨大轮状皱领的宫廷华服，对她面前的精锐军士大送秋波的细节事实上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但她又并未表现得喜爱寻欢作乐，使得这部电影显得有些拘谨和学究气。

安哈尔特–策布斯特的索菲公主的命运如此曲折离奇，令人啼笑皆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边远之地的德意志公主们能够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因此看似荒唐的梦想也并非全无实现的可能。然而，在剩余的那些偏远荒僻的土地上，究竟还有多少炮塔角楼孤独地耸立在悲伤与叹息之中，为了维护那些珠宝镶嵌的华服，用以征服土耳其的大军，以及波罗的海岸恢宏宫殿中奢侈荒淫的生活？（我知道，我知道——然而究竟还有谁能够对这些或真或假的奇闻异事心驰神往呢？）贵族之间谋划已久的联姻计划奠定了18世纪的历史基调——决定了谁来统治人民，士兵将为谁的军队而战，以及谁来收缴农民上交的钱粮税款。整个国家都可能因为统治阶级疯狂的扩张野心而在一夜之间彻底覆灭——巴伐利亚王国为提升政治地位，向最高层次的统治阶级攀升而四处鏖战，在频繁的战乱中，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彻底崩溃；汉诺威则在其中大发横财；萨克森竭力挣扎求生，最终玉石俱焚。在以冷门历史为题材的电脑游戏《诸侯领主》中，曾经列出有史以来投身政治联姻的德意志王侯公主的总人数，以及特定历史年份中统治者们能够利用的绝佳历史时机（获取波兰王位，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以及突袭入侵他国等）。

园林与罪恶

我曾经在德国各地的园林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园林风光给我留下了十分充实而美好的记忆——不论在任何时候，这些突然映入眼帘的美景都能够让我眼前一亮，心头涌起一阵喜悦与舒畅。徜徉在这些仿佛具有美妙魔力的园林之中，放任自己的思绪奔驰不息，陷入宁静的沉思，思索诸如人类文明本质之类深奥的问题，着实是美事一桩。我在这些园林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见闻，一天中或一年中的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愉悦与欢喜，这种肆意徜徉在美妙风光中的愉悦体验是那样真实生动，时时萦绕在我的回忆之中——或许与音乐赋予的沉醉异曲同工。至今，当我屏气凝神，细细回味，那些魏玛公园中的桥梁和小路依然清晰如昨，如同镌刻在我的心灵世界中：李斯特故居外曲折的小路，苏联公墓，镌刻着安哈尔特–德绍公爵友谊铭文的巨石，歌德的夏日故居（故居房屋本身略显单调无趣，但当地印发的明信片颇具趣味，印有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照片，照片中托马斯·曼已人到中年，神情严肃，身着长大衣和整齐领结，伫立在歌德故居门外），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脊线上错落分布着华丽的乡间别墅，其中包括最早的包豪斯学派[3] 建筑——最初的包豪斯学院便起源于此，原址坐落于园林的另一端。无可否认，魏玛公园集合了人类文明精华的瑰宝，集中体现了德意志艺术之美的实质。这种美绝不会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并且于无数细节之处隐藏着精妙的匠心，令人流连忘返。

正如德国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一样，这些伟大的园林艺术也同样体现出某种德国政治复杂曲折的本质，可谓德国政治历史的衍生品。每一位德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不论其统领的国土庞大或狭小，都会通过下令兴建园林来彰显地位，炫耀功绩。这些园林并非仅供观赏，同样有着实际用途——供贵族们打猎、为宫殿饲养动植物、休闲消遣、进行武力训练、锻炼马匹，以及庆祝大小节日，等等。在欧洲历史上，城堡通常是一座城镇的中心，周围则以重重园林围绕，共同构成不可或缺的皇家建筑要素，广场和林荫道等地则通常被来往商贾或其他城镇平民占据，唯有园林将王侯贵族的世界隔离开来。有些统治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自己的园林，而另一些则生活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世界之中。从许多角度来讲，这些园林之美源于无数廉价劳工的辛勤劳动，淙淙流淌的喷泉和青翠欲滴的轮廓为18世纪的时代特色画上了美丽的注脚，可以说，它们是18世纪的金字塔、神殿或庙塔——同样，它们也是无上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能够调动千军万马，统领四方人民，即使园林中风光怡人，少了血腥与肃杀的气息，那些缀满缤纷雏菊的青翠林地依然是王权的象征，令人敬畏。

作为英国人，很难不注意到德国园林中处处蕴含的英式元素。英式风格的园林与擅长运用几何图形、多用碎石铺地的法式园林形成鲜明对比，从方方面面渗透进德国的园林历史之中，这也反映出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思潮（同时也为了与法国势力相抗衡）。因此，德意志统治者们时常征用领地内的大部分平民作为劳工，一年四季劳工都要在辛苦工作中度过，建造出高低起伏的小山谷、形状多样的湖泊、树木掩映的山坡及精美华丽的茶亭，这也是领主们要求属地人民为之效忠的途径之一。除去对独裁者俾斯麦的切齿痛恨，罗伊斯–格拉公国的历代君主从未表现出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趋势。然而，沿着格拉公国境内的小河一直前行，会看到一座经典英式风格的美丽园林，其面积覆盖了图林根东部的整片山麓丘陵地带，与捷克边境仅一步之遥，园林中遍植葱郁垂柳，花圃规划极为精巧，成群水鸟在其间优哉漫游，吞食水中的昆虫。19世纪，德意志和英国都有大批曾经的王室园林对公众开放，在1918年大批王室成员遭到驱逐流放之后，这些私人园林最终基本上被收为国有。它们不仅是城镇中日常的消闲去处，为城市带来清新空气与美好氛围，同时也作为历史的遗存，铭刻着封建时代的过去。

这种英式风格绝不仅仅是唯一的发展结果。或许，整个欧洲最令人感到心情复杂的园林——位于卡塞尔地区的王室花园——蕴含着黑森–卡塞尔历代伯爵领主绝对的专制统治传统。园林面积甚广，从卡塞尔城外的山坡顶端一直延伸到城镇的尽头。在城外的山顶，竖立着一尊形态巨大却风格乏味的意式赫拉克勒斯雕塑，沿着山路一直前行，会看到一串瀑布从山坡飞流而下，最终汇入一条水路，将整座城镇一分为二。在这片处于黑森领主绝对统治下的土地上也同样有着设计巧夺天工的花园，位于山麓瀑布的另一面。然而，这些建筑虽然意图与金字塔媲美争辉，却蕴含着一段残酷的历史，背后是无数人辛勤的劳作，最终却只是一场徒劳（黑森公爵曾经通过将治下的人民强征为雇佣兵，作为与其他国家的交易筹码换取财富修建园林），很快便被后来的一位公爵彻底颠覆。他将园林融入了更多英式元素，风格上更接近自由主义，但前人留下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无法彻底改变。今日的卡塞尔充斥着某种沉重的历史风格，仿佛德·奇里诃[4] 笔下光怪陆离的画面：尽管城镇大部分地区都在战乱时期遭遇狂轰滥炸，日后又历经重建，但那种沉重的氛围并未因此消逝，那个阴云密布、匍匐于王侯公爵脚下的世界似乎从未彻底远去。

其他较有代表性的德国园林还包括柏林和波茨坦的众多普鲁士风格花园，在建筑形式上同样受英国影响甚深。当我计划撰写人生的第一部作品时，曾经在波茨坦花园的广阔高草地上徘徊，这里的氛围类似某种主题公园，景点大多赏心悦目，颇具特色，着实是打发闲暇时光的好去处（如无忧宫、中国茶亭等），同时也蕴含着具有强烈普鲁士特色的威权主义（如新宫），普鲁士血液中天差地别的分裂精神——精致优雅与铁血无情，在这片绵延起伏的美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个人品位的变化通常会导致整座园林的风格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今的园林设计布局通常遵循简洁路线，通常属于变化不多的且受到监管的公共设施，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人们休闲小憩的去处。纵观整个德国，两种不同模式的园林——以法国凡尔赛宫为蓝本，或以英国布伦海姆宫为蓝本——正在全力争夺胜负：这是一场两位建筑艺术大师即勒诺特[5] 和能人布朗[6] 之间的殊死搏斗。不论遵循哪一种风格，需要花费的代价都是极其惊人的：不计其数的工人，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造价昂贵的雕塑（以成品高度或宽度计费）和装饰物等，并且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改造自然的决心。纵观现代社会，我们恐怕只有在修建机场和建造购物中心时才会有如此魄力。最终，英国的艺术风格取得了胜利，不仅因为英格兰的贵族阶级建筑设计较为生动活泼，富有趣味，深得众多少年君主与贵族王子的喜爱，还因为英式建筑风格相对较为持久耐用——秉承绝对主义精神的建筑风格也有其弱点，即需要频繁地翻修和打理，重新铺设碎石，大部分雕塑也需要用木板围住，以抵御冬日的严酷寒风。除此之外，复杂多变的喷泉等水利系统也意味着需要精心的维护与修缮，而这显然需要充裕的财政资金作为支持。

这种融合了精巧建筑细节和自然天成之美的园林风格在德国沃利茨园林内相互融合，达到巅峰，沃利茨园也成为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典范。这片园林是一片葱茏丰饶的乐土，位于易北河河岸，由魏玛公爵的朋友安哈尔特–德绍公爵下令兴建，后世对这位公爵的历史评价是：“一位伟大的园艺专家，作为统治者却默默无闻。”园林虽美，我却被下榻的一家古怪旅馆吓了一跳。在旅馆的餐厅内，一张餐桌被8只与人等高的巨大玩具兔子占据，这些兔子正在“享用”使用塑料制成的食物，旁边颇为古旧的电唱机中正播放着一系列所谓的管弦乐“流行金曲”，如《老像树上的黄丝带》等。一面的曲子即将播放完毕，一名侍者正将唱机指针拨回唱片开头部分，而店老板正目光炯炯地环视着餐厅里发生的一切。这样古怪的氛围让我禁不住产生了某些诡异又可笑的想象，或许这人迹罕至的小餐厅正是一个杀人案现场？之前客人的尸体是否正藏在巨大的兔子玩具制服之中，一滴鲜血正顺着那毛茸茸的脚爪滴落，掉到盘子里堆积的塑料冰激淋之上，正像某种诡异的酱汁？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让我毛骨悚然，园林中生动鲜活的美景似乎已经完全消逝在脑海之中，徒留一种模糊的印象挥之不去——那样的美让我终生难忘。

追随歌德的脚步

在德国某些历史上未曾经过合理规划管理的地区，人们逐渐开始大规模修建宫殿与城堡，然而，千篇一律的建筑模式同样容易令人感到厌倦与烦躁——数不尽的宴会大厅，彰显美德与仁慈的塑像，绿树成荫的人行道，装潢华丽的礼品商店，以及设有巨大显著路标的园林洗手间依次映入眼帘。在一个下午的稍晚些时候，我到达了巴伐利亚城镇安斯巴赫，心中满怀一种略带负罪意味的欣慰感——由于时间原因，我刚刚错过了最后一波配备导游的游览项目，可以随心所欲自由游玩，而不必被迫去参观沉闷乏味的镜厅、各位贵妇人的华丽寝室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建筑日益丧失了它们的实际用途，直到有一天彻底丧失了曾经的历史地位，那些辉煌也逐渐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安斯巴赫之所以令我难忘，并非因为那些外形古板守旧、大门紧闭的宫殿城堡，而是因为这里的一位热情守门人，他为我打开了教堂地下一扇紧闭的灰暗大门，向我展示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边疆伯爵的安息之地。这是一座被凄清与孤寂笼罩的地下墓室，一部分注满了水，另一部分则是安放各处的众多陵墓，排列混乱，风格古朴而庄重。整个地方的氛围令我想起了常年无人光顾、业已废弃的车辆检修店。墓室内气温很低，十分潮湿，长年的孤独与寂静带给人某种强烈的代入感，令人意识到德意志王国曾经的伟大与辉煌都已经归于虚无，化作历史的尘埃。安斯巴赫公国在获取独立地位时，土地狭小，分散各处，有些地区只是空无一物的广阔田野，一直延伸到纽伦堡的西部和西南部。这里的居民曾经承受了巨大的耻辱——最后一任边疆伯爵曾经于1791年将整个公国双手奉送给普鲁士王国，换得了一笔巨额财富，随后与情妇成婚，共同逃往英国纽伯里（这样的行为也严重损害了整个安斯巴赫的尊严与名誉，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变本加厉，用安斯巴赫作为筹码与巴伐利亚王国做交易，作为对贝尔格公国的报答）。或许这段历史并不会太让人感到震惊，因为这里的历代诸侯陵墓大都破旧荒凉，安斯巴赫公国奋力争取独立的光荣历史以一种屈辱异常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宗教改革的核心重镇，同时也是凶残的安斯巴赫恶狼的起源之地，这只凶残的野兽在17世纪末大肆攻击安斯巴赫居民，多人死于狼口，最终恶狼被捕获杀死——尸体则被套上假发和大衣——在城镇街道游行示众，人们将它当成邪恶的狼人悬吊在广场之上。事实上，在这段历史中，现实并未给人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后人已无法确知真相，或许末代伯爵背负骂名变卖领土只是为了偿还巨额债务。无论如何，18世纪90年代，无数地区都遭受了与安斯巴赫公国相同的命运。

另一个默默无闻的德意志公国——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公国位于图林根州深处的腹地之中，18世纪末期，同样坎坷曲折的命运降临到这个国力衰弱，只能任人摆布的小国之上。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堪称一位极擅奢侈享乐的国君，手下的狩猎侍从阵容齐整、制服华丽；他也同样迷恋风月场所，拥有无数情人；此外，奥古斯特大公也下令兴建了大量风光秀丽的园林（上文已有相关介绍）。由于热爱军旅生活，他坚持要求拥有直属于自己的轻骑兵部队（统一身着特别设计的严整军服），但苦于财力不足，无法负担全部军队的开支。他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陆军部队，直到国家债务迫使他裁军，最终只剩下38名骑兵、136名步兵。这位态度和蔼，热情洋溢的大公常年赞助歌德的文学创作，显然，在这个地域狭小的公国中定然有着某种独特的氛围，让这位文学巨匠能够尽情沉浸其中，肆意挥洒自己的绝世才华。

歌德在魏玛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充满乐趣的时光，但这段时期中也同样有着挫折与辛酸。经过认真钻研与深思熟虑，歌德希望能够为魏玛公国带来新的社会秩序和繁荣的经济[7]，却遇到了众多困难与挫折。歌德坚定拥护和推行新政策，这与雇用他的奥古斯特大公的观念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奥古斯特大公为人奔放随性，时常任性而为，异想天开。例如，他坚持要引进野猪这种动物，以便为他的狩猎活动带来更多的刺激与乐趣。此外，奥古斯特大公也坚持要时时刻刻与自己的一大群爱犬形影不离，即使这些猎犬肆意号叫狂吠，四处破坏，甚至打乱一场严肃高雅的音乐会，大公也从不舍得对它们进行任何惩罚。奥古斯特大公对于猎犬的喜爱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时至今日，魏玛猎犬依然是世界知名的优秀猎犬品种，广受赞誉。

在魏玛公国西部，是世界闻名的风景宜人的图林根森林，这片森林位于伊尔默瑙镇之外，歌德曾经多次在此处勘探地形，试图开发当地的铜矿，以进一步扩大公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尽最大努力减轻饲喂大批魏玛猎犬造成的财政负担。在这一时期，歌德的生活可谓喜忧参半，既有沮丧与挫败，又有满足与欢欣。他常常沿着这片风光秀丽宜人的丘陵地带悠闲漫步，或者在这里的一块巨石上休憩思索。时至今日，这块巨石依旧伫立于此，供后世的人们瞻仰。行至此处，人们可以与曾经的歌德欣赏同一片美景，参观他曾经逗留过的基克尔哈恩山上的狩猎小屋（现为复制品），歌德正是在这间小屋的墙壁上，涂写下了他的著名传世佳作——短诗《浪游者夜歌·其二》。此刻，格林兄弟笔下众多美妙的童话故事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沿着歌德曾经漫步的小径前进，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一座神秘的烧炭工人小屋或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和蔼老人就将出现在你的眼前，若要与他交谈，务必保持彬彬有礼的态度。歌德笔下的世界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神秘与奇妙的迷人氛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背包客前来观光。说不准，有哪位运气奇佳的旅行者就会目睹传说中的小地精，他们三三两两地出现在林间，为每一位行至此地的人带来最快乐的奇遇。

当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位充满智慧与理性的文学大师在山间自如漫步时，脑海中所思考的世界究竟是何种景象（或许，当时最令这位伟人烦恼不堪的，莫过于伊尔默瑙当地铜矿工人无情的嘲笑声），但这样自由的漫步徜徉无疑催生了某种特别的精神世界（图林根州的整体氛围也正是如此）。这样的“小国”生活对歌德以及其他众多知名历史人物而言，都是格外值得珍藏的美好岁月，也赋予了魏玛公国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从席勒[8]，到赫尔德、李斯特、瓦格纳、尼采，再到包豪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在这里升起，点缀着人类文明的夜空。当拿破仑战争爆发，魏玛大公率领手下人数稀少的军队开赴前线（大公本人与歌德都曾亲临美因茨围城战战场），作为普鲁士大军中的一支分遣队，但不久整支军队即土崩瓦解，甚至完全没有引起交战各方的注意，只能听凭命运任意摆布。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按照计划唯盟军马首是瞻，因而保住了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公国的独立或半独立地位，直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宣告结束，生性残忍无情、引起民怨沸腾的末代大公随所有的王公贵族一起遭到驱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国民大会在魏玛开幕，颁布了新的国民宪法，这也暗中给军国主义未来在柏林崛起埋下了灾祸的种子——结果是十分不公平的，20世纪中的“魏玛”自此成为失败与灾难的代名词。

玻璃金字塔中的知更鸟蛋

法兰克尼亚公国的城市班贝格是一座令我的想象力无限驰骋的城市。这座城市历经战火，但幸运的是基本未遭任何毁坏。班贝格的地势十分独特，整座城市建立在绵延起伏的七座小山丘之上，周围到处坐落着雅致优美的古朴建筑，空气中萦绕着安详美好的氛围。此外，班贝格还是“熏制啤酒”的诞生地。这座城市理应受到推崇与尊敬。

话已至此，不得不提到班贝格的一处著名景观——风光秀丽的米歇尔山，班贝格的七座山峰之一，在山顶上坐落着众多修道院建筑，足以勾起人们对那个古老中世纪世界的无尽幻想。如今，这里已经改头换面，成为一座老年人之家，也因此将中世纪时期遗留下来的医疗机构功能维持至今。于我本人而言，在班贝格居住本已是美事一桩，若能在这堪称地球上最为美丽宜人的老年人之家度过我步入暮年之后的漫长时光，那便毫无疑问是人生圆满，别无遗憾了。如今，我的心中已经升腾起了隐隐的急切与期待。在山坡之上俯瞰班贝格城区，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座城市著名的屋顶风光，尖顶与红砖构成一片赏心悦目的盛景，然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修道院周围修建的花园。这里种植着《圣经》中提到的每一种植物：芦荟、黄杨、薄荷、牛膝草、苦艾和葫芦，种类繁多、琳琅满目。这里以《圣经》为主题的花园甚至比不来梅市同样以《圣经》为灵感的植物园更胜一筹。两处花园虽然主题相似，都以《圣经》故事为蓝本，但大多数鲜花和树木却未必生长得有多么旺盛自由——这里常年烟雨蒙蒙的气候与《圣经》诞生地巴勒斯坦炎热干燥的环境可谓天差地别。在修道院内部，屋顶大都由数量巨大的精美嵌板组合而成，每块嵌板表面都雕琢着一幅极尽精美的药用植物图案，因此在修道院寂静的漫长时光中，修道士们能够有无尽的闲暇时光来辨别这些植物，一遍一遍地熟悉它们的用途和对应可医的病症。除去教堂内部众多华丽的陵墓，耳堂内的小型礼拜室则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伫立着一座体积巨大的耶稣圣心[9] 雕塑，供信徒在此点起蜡烛，顶礼膜拜。修道院中的修道士们则齐声唱起圣歌，这画面好似传统老电影中的某种特效镜头，在当代的人们看来则缺乏现实感。小礼拜室内的天花板也极尽精美，相比大教堂主堂更加华丽，天花板以天蓝色和白色的灰泥装饰，图案为洛可可风格的死亡之舞[10] 景象，另外尺寸较小的画作上则绘制着一位骄傲的画家，刚刚在画架上完成自己的作品，死神扮成的鉴赏家有着骷髅的面貌，正披着宽大的斗篷，在画家背后露出嘲弄的笑容。另一种图案则是死神变为身披宽大外袍的骷髅，正手举画笔在天花板上绘画。死亡之舞中嘲笑骷髅的形象在整个德国颇为常见，但这座修道院中的画面在生动精致的程度上可谓首屈一指——既具备邪恶的形象，又充满诡异的气氛。这些精美的画作令我流连忘返，仿佛我自己的灵魂也已经挣脱衰老腐朽的肉体，飞向空中。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若有读者困惑烦扰之处，笔者大多都会在文中加入括号注解，以完善书中内容（事实上，本书中已经介绍了太多复杂冷僻的内容，或许除非将整本书的词句一一标注括号解释，否则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尽善尽美）。本章节中，笔者花大篇幅介绍班贝格的真正原因在于为下文的重要内容做铺垫——在班贝格城中，或许坐落着全世界最精美的房屋。或许，在无限广阔的世界里，有着无数更加宏伟、更加独特、更加富丽堂皇的房间，但无可否认的是，若是在众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杰作中做出唯一的抉择，班贝格采邑主教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会是我的不二之选。在最近的一次建筑修复过程中，似乎意识到整个采邑主教阶级都会伴随这个名词本身一起，被法国大革命狂暴的浪潮淹没，弗朗茨·路德维希·冯·埃特哈尔主教（同时兼任维尔茨堡采邑主教）意在为所属教区的教徒做出贡献，因此决定引领人民接受教育。凭借着高度的热情与积极的实干精神，埃特哈尔主教决定建一座博物馆，以法兰克尼亚地区丰富的动植物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教导他的教区人民领略自然文化之美。在埃特哈尔主教于1795年逝世后（在业已独立的班贝格彻底分崩离析之前，只有一任继承人继承了他的事业），建造工作继续进行，1810年最初的小型博物馆彻底落成，并将最初的建筑形制保存至今。我并不清楚这座博物馆是如何历经重重战火而最终幸存的——或许这其中有着某种特定的历史惯性（诚然，这种因素在德国历史的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只是未曾引人注意）。除去某一个地方本身蕴含的美之外，这种惯性也代表一种足以影响历史趋势的永恒之美。

这座博物馆着实与我一贯欣赏的建筑风格南辕北辙。我能够容忍大多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古板呆滞、饱受蛀虫困扰的展品，也能坐在恢宏壮丽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最高层，一动不动地待上几个小时，仅仅为了专注俯瞰陈列着巨大梁龙骨架的大厅中独特的景象；我曾在图书馆中花费整整一天，反复翻阅那些古老的雕刻拓本，欣赏那些五花八门的动物、植物和原住民。亚历山大·冯·洪堡[11] 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上帝，从许多方面来讲，班贝格主教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都是我命中注定的理想殿堂。此外，它也是德国众多出类拔萃的观光景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事实上这座建筑已经逐渐荒疏，带给前来观光的游客一种奇特的时空旅行之感，令人怀疑这座建筑是否能够恢复它曾经的教化功能。

博物馆内的房间以彩漆上色，包括全部的展示橱窗，都统一设计成白色与金色交汇的风格，唯独正中央采邑主教的肖像装饰风格与众不同。这些展柜本身便展现了属于特定新古典主义时代的设计风格，多采用金字塔形或球形建筑结构，以及天花板较高的小型画廊。到处陈列着填充的动物标本、人体骨骼模型，以及灌木鸟类的卵。与其他同类博物馆大同小异，班贝格自然历史博物馆也致力于按照某种秩序为展品做出分类归纳——大体上，这也意味着班贝格博物馆是一座实用性质的博物馆，以介绍法兰克尼亚地区的野生动植物为主旨，并配以相应说明和实例。然而，这种形式刻板的展览方式很容易被某些充满趣味、引人注目的展品喧宾夺主——一只大猩猩标本，一座装饰有蜂鸟图案的小型方尖碑，一副形状奇特的鲸鱼下颌骨架，等等。这里的房间内部并未安装相应的音响设备：大部分历史古迹内部都会播放一些古典乐曲作为背景音乐，如巴赫或莫扎特的曲子，但在这座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展品和精致华丽的建筑并未用美妙的音乐加以点缀，一切都沉浸在寂静的氛围中，仿佛放任参观者的思维世界纵情驰骋，沉浸在启蒙运动唯心主义思想的洗礼之中。其中一个座玻璃展柜中陈列出了法兰克尼亚地区所有可食用水果的蜡质标本（意外地体现出了当时未经改良的食用水果在体积上与当代无法相比）。这些古怪的杰作目的在于摒弃那些陈旧的民间俗称，对当地的动植物，例如李子、梨等进行专业化、科学化的分门别类及统一命名，对物种的外观进行界定。其中某些水果模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轻薄的蜡质外皮上出现了孔洞，虽然对美观程度有所影响，却恰恰让水果本身更为逼真生动，几可乱真。

有些时候，一部分班贝格居民会对这座博物馆产生兴趣与热情，前来参观的人包含各界人士，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平头百姓——其中包括7月20日密谋案[12] 的领导者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以及著名航空专家威利·梅塞施密特。然而，正值博物馆正式落成，拿破仑战争中的德意志四分五裂，在战火中苟延残喘之时，一位个性古怪的班贝格居民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普鲁士艺术大师恩斯特·西奥多·阿玛迪斯·霍夫曼。时至今日，我已无法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读到霍夫曼作品时的心情。然而自从青春期开始，他的作品便始终伴随着我逐渐成长。到达霍夫曼故居的时候刚好是一个雨天，站在古旧的老房子外，我意识到它已经闭门谢客许久（令我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名作家故居都令人感到枯燥乏味，无甚新意）。在这连绵不绝的雨中，我与霍夫曼体验到了同样的痛苦与哀愁——他人生中的大半时光都在挣扎着拒绝向社会现实妥协，理智与情感的大雨浸透了他心灵世界的每一寸土地。霍夫曼涉猎极广，具有多重社会身份——讽刺画家、剧院经理、散文家、作曲家、公务员、短篇小说家及剧作家。随着在不同岗位之间反复奔波，厄运与悲剧始终与他如影随形（在他担任普鲁士国家公职人员的过程中，普鲁士占领了波兰的大片领土）。无论霍夫曼的脚步到达哪里，柏林或是华沙，他始终无法摆脱与当时的几乎所有德意志人同样的命运——在拿破仑大军进击的阴云之下艰难求生，始终处于遭受屈辱与肆意践踏的悲惨局面之中。这样的社会现状也影响了一代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给日后极端思想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但在班贝格，霍夫曼遭到了难以想象的大肆诽谤与中伤，他竭尽全力想要将剧院正常运转下去，最终一切都成为徒劳。此外，他还疯狂地爱上了一名年轻的音乐学徒。最终，霍夫曼寻找到了人生真正的追求——开始写作生涯。此时的他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却奇迹般保持着无比旺盛的创作激情，他笔下的故事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霍夫曼的世界观，以及那些在孩子们眼前盘旋的睡魔、发条玩偶、饰有笑脸的门环、玻璃面具及魔法巨蛇，这一切光怪陆离的图景构成了整个多彩的德意志世界。他让那些曲折的小巷和摇晃的房屋有了生命，看上去令人战栗——自始至终，霍夫曼都在想象力构建的城市中自由徜徉。令人震惊的是，他用巧妙绝伦的艺术手法将笔下的故事相互融合在一起。事实上，很多时候霍夫曼笔下的巧妙手法都令人匪夷所思——自然，他也曾经犯下一些致命错误，例如曾经写下枯燥乏味的威尼斯幻想曲《班布瑞拉公主》。或许，作为艺术巨匠，霍夫曼真正打动人心之处在于他无法被分类和定性，也从不向实用主义低头，而是专注于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开疆拓土——他并不为任何人引领方向，只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的作品形式多样，生动具体，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和电影，但这些改编而来的作品从未能抓住他文字中的精髓，那种让每一个段落都充满不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很多人在提到这位古怪的作家时，都会不自觉地将他与诸如卡夫卡和格拉斯等其他文学大师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证明，霍夫曼只是独一无二的他自己。始终神秘，始终诡异，用自己的笔浸染周围世界的一切，眼睛始终眺向窗外，注视着街上一闪而过的行人，仿佛有某种诡秘的恶意在沿着楼梯逐渐攀升。

因此，当拿破仑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欧洲大陆的格局之时，当无数精锐部队四分五裂，无数英勇的士兵战死沙场，随着普鲁士逐渐滑向灭亡的深渊时，当成百上千的德意志骑士、伯爵、主教与公爵逃离故土、疲于奔命时，在一座小镇上，一间色调雪白与金黄相间的小神殿里，他作为启蒙运动的推动者，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不久之后，新的历史即将继续前进，另一位在笔下的世界里塑造出“法伦矿区”的文学家即将登场。

海牛的突然造访

假如霍夫曼展现出了普鲁士王国最为黑暗扭曲的一面，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则致力于体现普鲁士充满理性又不乏浪漫的一面。霍夫曼与洪堡都非戎马出身，他们只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无畏奋进，尽管时局险恶，战火纷飞，依然不为所动。洪堡曾在美洲新大陆度过了5年时光，随后于1804年回到欧洲，不久拿破仑即宣布法兰西帝国成立，洪堡随即发现，他曾经最熟悉的一切已经随着众多德意志邦国的彻底瓦解而灰飞烟灭了。

不论从哪方面看，洪堡都算是涉猎极为广泛、几无缺点的全才。他是有史以来最值得钦佩赞颂的科学界巨匠之一，不但大大拓宽了后世人类的自然科学领域知识，并因此在科学技术应用和国际探险旅游领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他利用了德意志现有的地球科学基础，虽然这一领域充满趣味，值得探索，但德意志在这方面有着诸多欠缺，研究领域十分狭窄，考虑到德意志的内陆地理区位，这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与他关系最为紧密的先辈是乔治·威廉·斯特勒，生于纽伦堡的自然科学家，在18世纪30至40年代曾为丹麦籍俄国探险家维他斯·白令工作，绘制北太平洋海图，并进行科学考察。他的科研成果浩如烟海，为当时的欧洲人描绘出不计其数的新物种，例如海獭和北方海狮。笔者曾与妻子一家在美国的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在英格兰与美洲大陆之间一次次往返，都不免感受到自己仿佛与斯特拉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碰面。当我坐在花园中享受闲暇时光，眼前总会不时闪现那些特别的身影——体形较大、性格暴烈、叫声吵闹，但又身披美丽卓绝的蓝色羽毛的松鸦，这种艳丽的鸟儿以斯特拉的名字命名[13]。另外，他还发现了斯特拉海牛（这一物种至今仍以此命名），这种动物体形巨大，却十分脆弱，难以抵御外敌。在人类的大量猎杀之下，一部分海牛种群侥幸存活，继续在西伯利亚的某些海湾地区繁衍生息。但这一全新物种被发现后，整个种群在大约30年之内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此外，斯特拉的发现还留下了神秘的自然之谜——“海猿”，一种怪异的海洋生物，斯特拉声称这种动物曾在北太平洋出没，在海上勘探的过程中还曾在他的船只附近嬉戏。然而，关于这种万分神秘的生物，人类迄今依然未能寻找到任何现实世界中的线索。

另外两位本时期的著名自然科学家是约翰·福尔斯特和格奥尔格·福尔斯特父子[14]，作为苏格兰移民的后代，父子二人在17世纪迁居至波兰统治下的普鲁士。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福尔斯特父子作为随行科学家参与了著名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第二次太平洋航行（1772—1775），因此成为最早一批接近南极洲边缘地带的欧洲人（令人失望的是，最终这一发现被证明是一场误会，他们发现的地区是澳洲的一部分），小福尔斯特的《世界环航》至今在德国学术界依然备受推崇。诚然，年轻的福尔斯特走过的人生足以令人充满歆羡与嫉妒——当时他只有二十来岁，却已经走遍了地球上众多新奇而美丽的角落，从寒冷大洋上的冰山，到阳光小岛上的棕榈林，热带地区文明的瑰丽仙境令人陶醉其中，这些地方距故乡的北德平原有着成千上万千米之遥，那些一年到头永不停歇的狂风和一望无际的甘蓝菜田似乎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格奥尔格·福尔斯特曾在卡塞尔和维尔纽斯做讲师，随后到美因茨大学做了一名高级图书馆管理员。在这里，他经历了18世纪90年代早期席卷德意志的社会浪潮，拥护革命的胜利成果——美因茨共和国的诞生。当普鲁士军队大举进攻时，美因茨共和国短暂的历史随即宣告结束，福尔斯特也被迫逃往巴黎，最终在巴黎病逝，时年仅39岁。福尔斯特的思想对当时年轻的洪堡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本人也被洪堡视为英雄与榜样。之后，洪堡开始了自己在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动身前往南美洲——这是一次漫长的远征，他将为此付出自己的大半人生，随后写下了一部科学史诗，共有21卷，涉及对美洲热带地区自然研究的方方面面，并有大量个人第一手材料，彻底改变了当时既有的美洲热带地区科研格局。 在洪堡的《自述》中，时常能够发现令读者不禁拍案叫绝的内容。任何新事物都能够激发他的兴趣，从委内瑞拉国民选举权的相关细节条款，到河床地区的自然特性，再到山区植物的种群多样性。他对众多物种都有杰出的研究成果，包括水虎鱼、美洲虎和凯门鳄，等等。童年时代，我曾经对这些奇妙的科学著作满怀热情，以至手不释卷（这种童年的热情从未减退）。他也记述了自己曾经捕捉电鳗的精彩故事：跟随当地手执鱼叉的印第安牛仔一起，将几匹马和骡子驱赶到河道的转弯处，电鳗会在这些地区展开进攻，放出电流袭击入侵者，随后河面上就会漂浮起众多被电流击杀的动物的尸体。此时，刚刚电量耗尽的电鳗便会丧失大部分攻击力，被人拖拽上岸。显然，洪堡既对电鳗展开了科学研究，也曾试图将它们烹饪成美味的菜肴：“电鳗的肉味道不坏，但它们的身体上具有大量用于发电的结缔组织，十分黏滑，令人感到有些恶心。”但谁还能对此要求更多呢？

洪堡的一生丰富多彩，充满了传奇与惊喜。他的研究涉及诸多门类，如生物学、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及人类学（他向全社会推广普及了人类学名词“阿兹特克人”）等，他的科学思想传遍整个欧洲。早年，他分别在巴黎和柏林两地长期居住。60岁后，洪堡在俄国各地游历，最远曾到达叶尼塞河流域，这也是他在科学领域的引路人乔治·威廉·斯特拉曾经踏足过的地方。洪堡获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让他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为伟大的科学巨匠之一（他只比拿破仑晚一个月出生），同样也以更为广泛深刻的方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德国的牺牲品

位于哥达地区的公爵宫殿内收藏有拿破仑本人曾戴过的一顶帽子，该地也一直以这项独特的藏品为豪。大部分人都是在照片上见到这顶帽子的真容，帽子陈设在玻璃展柜之内，距今已有200余年之久。凝视着这些陈旧发霉的展品，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15] 小说《晕眩》中的场景：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谷的崇山峻岭之中，小说叙述者的一位姑妈在家中阁楼收藏有一套拿破仑时代哈布斯堡王朝蒂罗尔士兵的制服，陈列在一具裁缝专用人体模型之上。这套制服已经在阁楼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时光，当小说中的叙述者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它时，他试图用手触摸衣料，感受它的历史，然而不幸突然发生了——古旧的制服分崩离析，成为四分五裂的碎片，从他的指缝间坠落到地上。显然，这顶拿破仑的帽子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博物馆中的管理人员用温度控制器严格监控着博物馆中的藏品的环境温度，杀虫剂的使用也杜绝了藏品遭到虫蛀的可能。唯一永恒存在的敌人，便是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年不断流逝的漫长时间。

或许，在这顶历史伟人的帽子漫长的展览过程中，它始终经历着无数参观者兴奋、恐惧，抑或五味杂陈的目光的洗礼。历史上，拿破仑的大军曾经长驱直入，一直穿越整个哥达公国。考虑到整个德意志曾经在他的铁骑之下战栗，国土四分五裂，徒留任人宰割的屈辱与恐惧，以及他身上诸多典型的法国特质，大部分德意志人都对这位可怕的军事天才抱着正面的欣赏态度，但作为军事将领和彻头彻尾的实干家，拿破仑一生中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当属腓特烈大帝。对德意志而言，拿破仑战争可谓一段天意弄人的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何其相似：战败，屈辱，无能为力，随后民族精神逐渐恢复，建立新的同盟，不可一世的法国最终却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遭遇毁灭性打击，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不同之处在于，对德国而言，妥协与耻辱的程度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土地被敌军占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俄国与拿破仑作战，最终战死沙场），整个世界也未曾吸取1792年的教训：不伦瑞克公爵手下的一支普鲁士军队因过度自信而盲目冒进，直扑法军前线，意图以一己之力结束革命战争。历史证明，1815年的德意志别无选择，但也即将迎来全新的转折。

德意志诸邦国于1803年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重组，这也是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前的最后一次政治行动，通常被看作当时大部分德意志军队溃败、拿破仑势不可当的胜利局面造成的历史创伤，当时拿破仑大军已经将大部分莱茵地区收入囊中。然而，随着更早前波兰王国遭到瓜分，灾难的种子就已悄无声息地发芽。如今看来，局势早已滑向疯狂与不可控制的深渊。虽然可能出乎意料，但事实上自18世纪早期以来，俄国彼得大帝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也因此俄国成为足以左右欧洲政局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与英国势均力敌（俄国与英国都曾与欧洲大陆的众多国家征战不休，并且出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等因素，普通的作战方式对它们很难产生影响）。波兰作为一片安宁祥和、发展繁荣的缓冲区，本应满足欧洲各方势力的均势需求，但事与愿违，出于某些目光短浅、有害无益的考虑，普、奥、俄三国将波兰彻底瓜分，波兰王国宣告灭亡。除去数个世纪以来波兰作为一个古老、繁荣的国家的所有权利彻底丧失，这种赤裸裸的国际强盗行径也意味着德意志与俄国如今成为领土接壤的邻国——这一结果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重新定义了国际秩序，直到1945年苏联军队的坦克进入柏林。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普鲁士得到了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和格但斯克，奥地利得到了利沃夫，俄国则得到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领土；第二次瓜分波兰于1793年开始，普鲁士得到了波兹南，俄国占领明斯克和剩余的乌克兰大部；第三次则发生在1795年，波兰的反抗浪潮很快被联手扑灭，奥地利占领了卢布林和克拉科夫，俄国得到立陶宛，普鲁士则迅速夺得了波兰剩余的全部西部地区，华沙也遭到彻底吞并。

三次瓜分行动体现出列强侵略的凶残野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在未来产生的影响。整个德意志都曾遭受无尽的折磨——谁露出了血盆大口，谁又成了谁的盘中餐，一切都处在未知的恐惧之中。此时此刻，掌控整个欧洲格局的重任落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身上，但他对这种充斥着“泛德意志精神”的职责感到十分厌烦，在得到一部分波兰领土作为自身的既得利益之后，约瑟夫二世转向其他领域，期望为帝国内部带来全新的变革与发展。古怪的是，最终保护了数百个小公国领土与利益的恰恰是腓特烈大帝，在吞并西里西亚和波兰西部领土之后，他计划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死敌奥地利，而收买笼络这些小国的力量正是他最为关键的一步棋。每当约瑟夫二世颁布相应的改革政策，整合邦国领土或解散众多机构臃肿冗余的修道院时，腓特烈大帝都会按照计划表现出震惊或失望的态度，并声称自己具有合格帝王的全部美德，甚至在约瑟夫二世试图和平交换巴伐利亚的过程中加以阻挠。然而在整个帝国内部，假如某个像巴伐利亚这样具有古老历史和重要地位的邦国秩序被皇帝搅乱，该邦国内部的宗教势力，诸如奎德林堡女修道院或夸特–伊斯尼伯爵等都会遭到灭顶之灾。约瑟夫二世为帝国鞠躬尽瘁，在1790年因病逝世之前，他整个统治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与宗教势力展开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大量关闭宗教机构，直到接下来的10年中，拿破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欧洲的格局开始发生剧变。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法巧妙掌控帝国内部诸多弱小国家的政治力量，获得它们的支持，就会给帝国埋下无限的隐患。

如今，呈现在拿破仑的大军面前的是一个古老、腐朽、日薄西山的帝国，无数小公国的君主大多贪婪而无能，其中许多人势单力薄，势力范围甚至只有一两座修道院而已。如何抵抗拿破仑突进的大军——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唯一或许可行的政策是对路易十六提供帮助，大革命之后的许多年中，一种错误的观点曾经流传甚广——法国的强权给欧洲的众多地区带来了痛苦与灾难，但如今法国的力量已经得到遏制，它已无力回天——这样的思想最终也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分普鲁士军队中的高级军官，此时拿破仑的帽子已经在哥达公国的宫殿博物馆中安放了数年之久。这些军方高层痛恨拿破仑作为外敌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对他空前绝后的军事才能欣羡敬佩不已。在人生的巅峰时期，拿破仑春风得意，身边围绕着大批颇具才干、激情洋溢的年轻官员，而最终到穷途末路之时，这些景象早已不复存在，走向灭亡的拿破仑身边只剩下疲惫不堪的残兵败将，而他本人也饱受失败婚姻与严重疾病（痔疮）的折磨。然而，不论当时的情势究竟如何危急，胜利的可能性多么微小，拿破仑依然能在与集结的奥地利军队的交锋中取得胜利。正如众多英国海军指挥官在19世纪余下的时光中幻想能够再次迎来如特拉法尔加海战[16] 一样的辉煌胜利，他们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普鲁士的众多军事将领如老毛奇[17] 曾希望能够仿效拿破仑的战略获得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在一个世纪中，虽然存在如管理不善、作风残酷等诸多问题，普鲁士军队依然在1866年大败奥地利军，随后又于1870年击溃法军，获得辉煌胜利。直至1914年，毛奇的众多继任者（其中包括他的侄子小毛奇[18]）通过这些胜利以另一种方式将从拿破仑身上继承的军事智慧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但这些人——至少在西方的军事领域中——终究无法与拿破仑曾经的辉煌相提并论。

拿破仑战争时代，各方势力关系不断发生剧变，富庶的德意志小公国黑森–达姆施塔特便是这种混乱现状的最典型体现。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画像中，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十世佩戴着当时流行的短假发，身披绶带，衣着华丽——在拿破仑大军突入德意志之后，路德维希十世审时度势，做出了相当明智的抉择——与拿破仑结盟，因而升格成为黑森大公，称路德维希一世。这一时期之后的画像中，曾经的短假发、绶带、华丽外衣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拿破仑画像极为相似的风格，恢复了原有的普通发型，衣着则是颜色较暗、样式普通的军装制服。在拿破仑大举入侵瓜分德意志诸国的过程中，路德维希获得了莱茵河两岸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大片土地。在拿破仑战败之后，他同样采取了十分现实的策略，转而加入反法同盟，因此避免了与萨克森王国一样的衰败命运，但也相应失去了之前轻松赢得的德意志西北部大面积领土。尽管如此，路德维希依然拥有包括美因茨在内的广阔土地，也保留了黑森和莱茵河畔大公国的名号。

在一片达姆施塔特公国的绝美园林中，伫立着一座巨大的拿破仑战争纪念碑，铭刻着公国人民在拿破仑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纪念碑展现了一位身材魁梧、全身赤裸的维京战士，头戴角盔，盾牌遮住私处，脚下是一座略带教堂风格的塔，塔身镌刻着黑森公国人民在不同时期统治者领导下参与的无数战役的名称。关于这些战役的大部分记载都未曾提及黑森公国的存在，作为战火纷飞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家，难以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里的人民也曾先后遭到西班牙、俄国、德意志和法国军队的任意屠杀。这座纪念碑始建于19世纪40年代，因而也有着与其他早期民族主义风格建筑相似的特点与魅力，与19世纪后期遍布德国的新奥尔梅克式建筑的荒诞风格形成有趣的对比。我很难不去想象那些参战的黑森老兵在雕像落成典礼上困惑而复杂的心情——起初，他们为反击法国势力而战，随后却转向拿破仑帝国一方，最终又再一次回到最初的立场，加入反法同盟一方。对于众多国土狭小的国家而言，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威胁和机遇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复杂得超出想象。分散在德意志各地的大量法国人产生的影响与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人产生的影响有点儿类似——传播新的思潮，破除现有的阶级体系，让整个德意志社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曾经古老而辉煌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新世界彻底褪去荣光，化为腐朽、过时的历史尘埃。上百个小国永远地销声匿迹，而那些幸存者，诸如黑森–达姆施塔特、巴登或符腾堡公国则能够通过宪法维持现有的君主制传统，但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因为那些形形色色的妥协案发生了变化，周围的邻国将与自己的国家融为一体。

若是拿破仑未曾在1812年做出进攻俄国的决定，并且最终吞下失败的苦果（这一过程中有成千上万的德意志人在战火中死于非命，这也给1941年的大战埋下隐患），将没有人能够预测德意志未来会如何发展。事实上，整个中欧及西欧地区已经成为庞大的侵略军满足补给需求的后援力量——当拿破仑的大军一败涂地时，这片地区转而遭到俄国的入侵。奥地利在与拿破仑作战的过程中始终秉承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后世却很少有人对这段历史加以关注。奥地利利用自身拥有相较法国更为广阔的腹地的优势，极大地给敌人的入侵增加了难度，奥军只在深入德意志腹地时，才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仍然能够利用自身优势顺利撤退，并重整旗鼓。最终，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成为作战先锋，成为自黑暗时代以来首批顺利进攻巴黎的外国军队。普鲁士借助俄国沙皇的帮助得以摆脱困境，当时的俄国沙皇为并不称职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提供了协助与庇护，使普鲁士免于被法国彻底瓜分吞并的命运。因此，20世纪，德国极端势力崛起最终挑起战争，其本质原因并不在于反法同盟在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将拿破仑彻底击溃，而是出于某种强烈的危机感，曾经几乎被灭亡的悲惨境地成了普鲁士王国永恒的阴影——作为前德意志邦国，普鲁士同样有着与业已消亡的科隆选帝侯国类似的复杂历史，足以吸引无数好奇心。

拿破仑的诸多创造，例如威斯特伐利亚王国（首都为卡塞尔）或将莱茵兰与北德意志合并而成的法国行省，大多仅仅持续了几年便宣告瓦解，但这些混乱而曲折的历史在后世数代人的心中留下了阴影，也使他们产生了对再一次经受战败耻辱与战火蹂躏的恐惧。一位法国人仅凭一己之力便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对历史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影响，将不同国家任意拆分或合并，并按自己的意愿给它们重新命名，将这些国家随意赐予自己的亲朋实施统治，或者将这些国家当作自己补充军力的来源：这一切都像是一个无力挣脱的噩梦，又像是三十年战争遗留下的可怕回响，催生出一种对强大力量的渴求，以及对法国合乎情理的切齿痛恨，这一切对德意志而言，都给不久之后欧洲再次笼罩战争阴云埋下了隐患。

随着整场战争不可避免地走向败局，拿破仑的伟大事业最终土崩瓦解，徒留一声叹息。然而在那段历史中依然闪耀着令人振奋的光芒。位于班贝格的同时期著名指挥官贝尔蒂埃元帅的纪念碑便堪称拿破仑时代最终悲哀结局的历史见证。贝尔蒂埃在法国军队中度过了漫长的35年戎马生涯，见证了法国军队的荣光——在美洲与英军作战，保护法国王室成员，捉拿出逃的教皇，远征埃及，并且参与了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19]。他曾经在奥斯特里茨、耶拿、弗里德兰等地区以及西班牙和俄国境内作战。但在拿破仑从流放中返回，企图令法兰西帝国东山再起时，他却在反法同盟一波接一波的进攻中彻底败下阵来（随着普鲁士军队一路挺进，占据诺曼底，战局事实上已经无可挽回），精力充沛，作战经验丰富的贝尔蒂埃发现他已经在班贝格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当时他正身处班贝格主教防卫森严的宫殿之中。如今，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已经走投无路，并且无力回到拿破仑身边对他加以支援。在滑铁卢之战发生前的两周，贝尔蒂埃神秘地从宫殿三楼的窗户坠亡。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场神秘的死亡事件究竟是出于偶然抑或蓄意谋杀，但当时发现这位元帅遗体的地方如今依然留有标记，虽然带有历史的悲剧色彩，却并不令人反感。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切身体会那个历史时期中人们的心情，或许不难想象当时的欧洲大陆如何笼罩着沉重的阴云——无论作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整个德国的几乎全部地区都曾遭到前所未有的厄运，从地图上被抹去，或者遭到肆意分裂），一场错综复杂的古怪冒险曾经将整整一代人卷入其中，如今这场混乱终于落下帷幕，徒留一个独特而脆弱的新世界面对接下来的命运。

物有所值的鸡肉

某天晚上，我正在汉诺威的一家集贸市场漫无目的地游逛，那种曾经令我愉悦万分的感受突然间再次造访了我的心灵：周遭的景象是那样亲切、生动，仿佛勃鲁盖尔一幅全新的伟大画作。这里有着与画中相同的乡村风情，当天真轻信的居民碰上骗术低级的商人，这样的情境就不奇怪了：每个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兜售他们的塑料娃娃、椰子汁，抑或奇怪的墙面装饰——通过商人巧妙的宣传烘托技巧，这些东西才看似与“商品”沾上了那么一点儿边，而不仅仅是零碎的小玩意儿。我花了很长时间观看一个男人在一座平台上来来回回地逡巡，他的头上戴着扩音器，口中一刻不停的卖力宣传已经让台下围观的众多男女老少入了迷。此时，他的手中正端着盛满鸡肉片的金属托盘，看样子这场与餐饮业相关的宣传活动已经进行了好一会儿了。这位仁兄眉飞色舞，手势千变万化，并且还有着堪称专家级别的夸张滑稽口音，这一切甚至让我——一位异乡来客，对于当地人的语言几乎一窍不通——也不禁动了心，想要挤上前去，挥舞着手中的纸币，来上一大袋子硬邦邦的鸡腿肉。

这种融在德国人血液中的推销技能也在拿破仑战争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德国作家约翰·彼得·黑贝尔于1811年首次出版的短篇著作《小宝盒》，曾以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故事、道德寓言及轶事描绘出一个聚集着三教九流的多彩世界（黑贝尔在人生的大半时光都居住在卡尔斯鲁厄，一面教书，一面进行诗歌创作）：这里到处是无赖恶棍和游手好闲者、机智的服务生、狡猾的骑兵、被迫吃亏的小旅店主，以及体格强壮的刽子手。大部分故事都充满了与乡村集市大同小异的古怪气氛，五花八门的骗术和诡计在这里轮番上演，城镇的警卫人员却对此无可奈何，愚钝且轻信的市民纷纷落入小商贩的圈套之中无法自拔。假药在市场上到处流传，多余的硬币被偷偷藏匿起来，神色可疑的陌生人四处游荡，走进了市镇酒馆，这里的一切都活灵活现，仿佛刚刚从勃鲁盖尔的乡村主题画作中浮现出来一般。这里也是黑贝尔笔下的小小世界，而此时此刻，在这个现代世界中，呈现在我眼前的汉诺威集贸市场正与之大同小异。

这些德国市场与欧洲南部国家阳光充足、气氛活跃的集市氛围截然不同。或许德国的集市相较之下受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深，集市也更加缺乏规则性和固定性：一段时期内的恶劣天气便极有可能对集市造成严重影响，让一整天的客流荡然无存。当地农产品的生产范围也因此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达姆施塔特秋日周六的集市便经常受到狂风天气的影响，售卖的商品很可能仅有南瓜和蜂蜜等，并且当地人对产品的需求量并不大，很容易造成市场饱和。但这种季节性恰恰令德国的集市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英国或美国的市场有着很大不同。10月中，集市的摊点沿莱茵河分布，售卖当地品质不高的苹果酒或白芦笋，这些芦笋曾经在5月时节大批占据当地餐厅的菜单。多年以来，这些景象有时让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座极为复杂的占星时钟所掌控，钟面上布满了古怪的象征符号，提醒人们按照节令安排生活，例如何时是食用鹅肉的好时节，何时又是店主们取出那些鬼怪和女巫的模型，装饰门窗的节气。这种时令性极强的节奏感令人颇觉有趣，但同时也有些扰人，仿佛年复一年完全相同的日子没有尽头。

大规模的年度集市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季节性的规律感。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德国的大型集市始终蓬勃发展、繁荣兴旺——从纽伦堡、埃斯林根和维也纳等地虚有其表的圣诞集市到科隆、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贸易集市，不一而足。这些集市为德国带来了一种颇具现实感的形象：这里可谓不同地区商品的交易沙龙——数个世纪以来，莱比锡的集市始终是不同国家商品交换的渠道，德国、意大利、丹麦和法国的产品在这里完成交易，换回波兰和俄国的货物。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张极为错综复杂的网络，将港口的驳船、来往的骡子和货车与城镇集市、个人商店和小商小贩紧密连接在一起，无论多么五花八门的商品——皮草和马匹，气压计和模型宝剑，抑或钉子和八音盒，最终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用武之地。面积巨大的莱比锡集市场地在20世纪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在民主德国统治期间由共产主义政权继续经营，这一重要的贸易展销会得以保留，时至今日继续以产品的丰富多样而闻名。这里曾经举办过的展会不计其数，或许会让负责场地监管和清理的工作人员困惑不已：获奖鸡类展销会、眼科健康产品大会、新型污水处理设备展览会、花园用家具销售会、冷冻食品市集、世界浸信会大会……堪称包罗万象。

在众多德国集贸展销会中，给我本人留下最为直观且长久印象的当属每年10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世界图书博览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齐聚一堂，进行版权交易。当然，这里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和汉诺威集市那位叫卖鸡肉的商人别无二致。展览的规模和范围大小取决于参展的出版商能否从书籍贸易中发现乐趣与商机。来自众多国家的超过25万人在这个图书世界里尽情徜徉，试图从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发现商机，竭力寻找下一部荣登国际畅销榜首位的书籍。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比在一家又一家货摊之间四处闲逛更有趣的事情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黑贝尔《小宝盒》中蕴含的精神如今依然盛行不衰，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不断寻找有趣的宝藏。恶棍和骗子如今已不再是旧时的落魄模样，而是披上了国际贸易的华丽外衣，但他们的本质依然未曾改变——用灵敏的嗅觉寻找那些放松警惕或天真单纯的对象，然后张开血盆大口。这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只为同一种商品而联系在一起——装饰着缤纷花朵的儿童图画书，介绍婴儿润肤油产品的月历，印有半裸健美消防员的性感画册，摆满可爱动物图册、切·格瓦拉画像或日本漫画的鳞次栉比的书摊，成套的托马斯·曼作品评论集，古旧的摩托车图册，充斥着性感模特的杂志，廉价的童谣故事集，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一家又一家货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杂乱书籍，然而除非有某位来自他国，掉以轻心的商人掉进销售者的圈套，否则我实在看不出有谁会对这些奇怪的货色感兴趣。到书展即将结束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交易已经达成，那些毫无意义的古怪书籍——犬类毛发编织图鉴或昆虫菜肴烹饪教程将会被翻译为西班牙文或韩文，然后毫无意义地流向另一片地方。而在这一切的幕后则是另一番景象：出版人员谨慎地决定书籍的最终印数，随后将这些商品运送到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在一种轻信与质疑构成的狂热情绪中，世界各地的出版商继续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将种类繁多的印刷品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他们采用的贸易展销形式和古老的中世纪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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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路易十六王后。爱好奢侈享乐，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她被人称为“赤字夫人”。路易十六被处决9个月后，她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之后被押上断头台处以死刑。—— 译者注

[2]中世纪欧洲酷刑刑具，也有人认为它是虚构产物。主体是木质的，内部的钉子是铁质的。将犯人绑在其中，再把两面合拢，其中的长钉就会贯穿受刑人的身体。—— 译者注

[3]魏玛 “公立包豪斯学校”的简称，后改称“设计学院”。两德统一后位于魏玛的设计学院更名为魏玛包豪斯大学。它的成立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包豪斯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 译者注

[4]乔治欧·德·奇里诃（1888—1978），意大利画家。作品风格怪异，自称是采用了“形而上”的绘画手法和造型方法。—— 译者注

[5]安德烈·勒诺特（1613—1700），法国园林专家，路易十四的首席园林师。—— 译者注

[6]兰斯洛特·布朗（1716—1783），绰号“能人布朗”，英国著名园林专家，被誉为“18世纪英国最后的伟大艺术家”。—— 译者注

[7]歌德曾应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他想在这个著名的“开明之邦”通过具体政务和科学研究寻求出路。—— 编者注

[8]埃贡·席勒（1890—1918），奥地利绘画巨子，维也纳分离派重要代表，20世纪初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 译者注

[9]耶稣圣心（Sacred heart）是著名的基督教信仰敬礼，以耶稣的心露于外，绕以茨冠，并有伤痕，上有火焰，表示耶稣对世人之大爱。—— 译者注

[10]中世纪舞蹈表演，由人扮演的死神引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走向坟墓，意在说明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 译者注

[11]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意志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译者注

[12]即“七月密谋”，是一次企图通过刺杀阿道夫·希特勒发动政变的行动。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和京特·冯·克鲁格元帅都被指控牵涉其中，最后两人被迫自杀。—— 译者注

[13]暗冠蓝鸦（Steller’s jay）以乔治·威廉·斯特拉命名，他于1741年在阿拉斯加海岸探险途中发现了这种鸟类。—— 译者注

[14]约翰·莱茵霍尔德·福尔斯特（1729—1798），德意志加尔文宗牧师，博物学家。格奥尔格·亚当·福尔斯特（1754—1794），德意志自然历史学家、探险家。他的《世界环航》为南太平洋及波利尼西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译者注

[15]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1944—2001），当今最有影响的德国作家之一。主要作品包括《道法自然—— 自然要素之诗》《奥斯特里茨》《晕眩》等。—— 译者注

[16]特拉法尔加海战是英国海军史上的一次最大胜利，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被俘，21艘战舰被俘。—— 译者注

[17]赫尔穆特·冯·毛奇（1800—1891），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 译者注

[18]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1916），俗称小毛奇。与统一战争中的英雄伯父同名。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被解除职务。—— 译者注

[19]美国于1803年以大约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向法国购买超过529911680英亩土地的交易案。法国所得购地款使拿破仑庞大的军费更加充裕，并加强了他征服欧洲的企图。—— 译者注

——Chapter Ten——

第十章

军队进行曲»

卡尔和阿尔布雷希特»

塔楼上的女孩»

英勇的橡子»

胜利纪念柱

军队进行曲

从1815年拿破仑战败至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的历史时期，通常会令无论左翼或右翼的作家都投下大同小异的轻视目光——左翼观点普遍认为当时社会漠视政治的迟滞氛围令人难以苟同，右翼则认为德意志上下弥漫着颓败的气氛，失去了追逐英雄主义的热情，而转向追求安于现状的地方狭隘心态。德意志帝国出现了遵循“毕德麦雅风格”[1] 的一代，然而，这种社会浪潮更像是一场上流社会的可笑闹剧。那些年轻激进，秉承英雄主义的学生手执刀剑，头戴特制帽子，宣称要投身于建立统一德国的伟大事业中[2]，他们被视为失落的时代预言家——但这微弱的声音很快便淹没在华丽的茶具、镶褶边的台布和淙淙流淌的钢琴曲构成的时代氛围之中。当然，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逐渐淡化了这种轻蔑，但其中依然有着某些令人厌倦的历史遗存，一些过去的旧物件始终提醒着我们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中的存在（细长的精美餐桌、女士的华丽扇子、浅色主调的美丽碗碟），然而，我们需要竭力与某些民族主义者的观念——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谬误、可耻的逃避，违背了德意志民族天定的伟大命运——划清界限。在伦敦、巴黎、莱比锡和慕尼黑，新生的思想正在萌芽，中产阶级的公民社会逐渐诞生，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即将引领人们迈向新的时代，与现代的我们轻松愉快地围坐在一起欣赏电视节目的时光已经相距不远。然而，在未来的美好生活到来之前，必定是充满迂回与挫折的崎岖之路。

在这一历史时期，整个中欧地区纷纷致力于在拿破仑遗留下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模式。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引起了各国性的政治动荡和区域性骚乱——不计其数的无辜平民死于非命。战火平息后，一段休养生息的平静岁月终于到来，也符合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的诉求。正如“二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欧洲人那样，他们想要的唯有平静的生活，无所事事，悠闲快活地与家人安然度日，或沉浸在自由购物带来的快乐中，因此新上任的统治者们能够利用这种社会主流趋势，掌控处于战后倦怠期的人民。事实上，在这段历史时期，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被视为欧洲大陆文明与发展必不可少的驱动力。随后，历史学家会将战争和革命视为病态的社会扭曲后造成的灾难，是脱离社会规范造成的恶果，而非将周期性的历史反思视为下一场残酷战争到来之前的沉闷插曲。

维也纳毫无疑问是这样一个世界的中心。哈布斯堡王朝虽然因几次耻辱的战败其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动摇，并被拿破仑视为最大的宿敌，但最终仍然在1815年又一次迎来了历史的机遇，他们的广阔领土得到了完全的认可与支持，整个家族在日耳曼语系国家中的特殊地位也被正式确认（尽管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家族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力也无可匹敌。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了，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舒伯特的歌剧与奏鸣曲拉开了帷幕，又在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中落幕，无论如何，这样的时代总不会太坏。令人惊奇的是，《拉德茨基进行曲》成为我们家庭中的意外发现——当我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尚处于幼儿期时，只有这首曲子才能让哭闹不休的他安静下来。与其说是“趣事”，倒不如说是一件“奇闻”。在许多方面，这个时代可以被概括为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四手联弹演奏：乐队成员只需在休息室中演奏，身着并不符合军人实际作风的华丽制服，用不着面对真正战火的可怕威胁。在这个时代，即使身穿真正的军队制服，也不必真正踏上血腥的战场。

奥地利对于未来的自信主要源自在意大利建立的全新秩序。因拿破仑战争而四分五裂的哈布斯堡王室加紧了对意大利领土的掌控，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势力范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张，其中的最大原因在于其控制了旧时领土威尼斯——这座城市位于意大利大陆的东北角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包括历史悠久的拉古萨共和国，该共和国曾试图重获独立地位，但以失败告终）。然而，历史证明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灾难。与英国在“一战”后获得中东殖民地类似，成真的美梦旋即化为棘手的问题，消耗着帝国的资源。奥地利军方和政府管理人员都对威尼斯颇有好感，军队中的上层职位也逐渐被意大利人占据——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长久以来日耳曼民族对地中海美好生活的渴求——阳光、美酒，享受不尽的舒适。哈布斯堡王朝始终占据着亚得里亚海北岸的一小片土地（称滨海奥地利），以的里雅斯特为中心。这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长期以来对亚得里亚海地区的控制迫使奥地利在地中海地区的权力格局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众多鼓舞人心的军事计划——建立大规模防御工事，设计统一的新式制服，增强海军力量等——对奥地利在德意志国家内部占据关键地位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几乎与普鲁士所采取的暗中破坏行动不相上下。奥地利国内则十分希望能够在战争中击败意大利人（事实上，当陆军元帅拉德茨基在库斯托扎战役中取得胜利时，演奏的庆祝乐曲正是为他而作的《拉德茨基进行曲》），然而奥地利的胜利果实最终依然落空，意大利一方获得了更多有力盟友，尤其是法国的帮助，奥地利被迫撤出驻扎在意大利的全部力量。

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地区扮演的角色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将威尼斯地区视为意大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当奥地利于1866年被普鲁士击败，所有势力被驱逐出该地区时，尽管只有极少数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站出来公开发声，这片海岸地区（今日的克罗地亚）仍然保持着极度不安的民族主义热情。这一地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将给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奥地利在克罗地亚海岸地区的主导权也在帝国主义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影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正式诞生。这片土地于1908年最终合为一体，这说明了帝国内部追逐领土控制权的渴望依然十分强大。事实上，波黑的诞生恰恰除去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最终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就中欧历史的多个层面而言，这种意外造成的后果产生了广泛影响，曾经决定欧洲错综复杂历史进程的决策与魄力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衰弱无力——这是一片地域狭小、人口稠密、饱受战争之苦的土地，无法与幅员辽阔、高度统一的中华帝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相比。不幸的是，欧洲大陆的迷人之处也恰恰源于漫长历史中数不尽的暴力、战争与鲜血，这也是欧洲社会发展的衍生品。正是因为欧洲并不存在所谓的“超级大国”，因而难以抵制或挫败野心家欲望的膨胀，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拿破仑的命运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但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哈布斯堡王朝（自然，像他们的诸多祖先一样，家族的光环终会逐渐暗淡）的历史也在1815年迎来了令人振奋的转折点，但好景不长，很快，短暂的光辉便被乌云笼罩，厄运再一次来临。

拿破仑战败后，新的政治哲学面临的棘手问题依旧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如果拿破仑重新划定欧洲版图确实有意义的话，那便是（虽然颇具讽刺意味）印证了只有能人才有资格统治国家的现实，而在1815年，欧洲的大部分皇帝、国王和公爵自然期望将这种思潮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以保卫自身利益。政权合法性——由严格的王族继承制度选出的君主进行统治——成为全新的（同样也是古老的）统治秩序。历史上，欧洲的统治模式种类繁多，从共和政体到宪政国家，再到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1815年，这种多样性似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大部分帝国自由城市与当地的商人寡头政治一起彻底销声匿迹，并且再未恢复。教会统治的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的遵循严格的贵族政治，有的秉承平等主义，但绝大多数地区一心一意地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并不关心世俗的政权。其中较为独特的例子是帝国奎德林堡女隐修院，该隐修院的独立地位曾经受到严重威胁，权力被严格限制，最终在拿破仑的进军之下彻底覆灭。如今，曾经属于修道院的领土大部分被普鲁士完全吞并。还有些教会统治区则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全新伟业，例如古老的帝国埃森修道院，如今也已归普鲁士统治，并诞生了军火世家克虏伯家族。

因此，“毕德麦雅”时期最为古怪的社会现实在于统治阶级与大众的认知相互矛盾。统治阶级以古老的继承传统声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但人民大众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声明”不过是可笑的一纸空文。例如，符腾堡公爵长年因为统治不力而遭人诟病，卷入错综复杂的法律条文纷争，由于自己领土内其他富裕飞地的人民产生的混乱问题而焦头烂额。拿破仑战争对这些公爵而言意味着漫长的耻辱折磨。最终，他终于取得了这些飞地的完全统治权——包括海尔布隆、埃斯林根、格明德、拉芬斯堡和哈尔，但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对拿破仑进行支援——灾难就这样到来了：大约1.6万多符腾堡军队进军莫斯科，最终返回故土的只有几百人。因为拿破仑的加封，符腾堡公爵升格为符腾堡国王，但他的国家人口凋敝、经济崩溃，他的一系列行为已经彻底背叛了他的人民。幸运的是，这位弗雷德里希一世国王在维也纳会议不久后便去世了，新秩序的建立迎来了契机。然而从本质上讲，在这样希望渺茫的现实背景下，“合法性”的含义着实难以界定。

拿破仑战争前，德意志包含数百个小国，在此之后，新组成的德意志邦联仅有39个国家，就算是这样，邦联依然允许大量“合法”统治者纷纷涌现，继续在新的邦联中保持独立地位。不幸的是，这些统治者中的大多数都是暴戾或庸碌之辈，唯有依靠最消极的知识分子或死板顽固的当地政客的建议来治理领地。例如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堪称一个失败统治者的典型。作为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弟弟，奥古斯特在维多利亚女王继承英国王位后获得了汉诺威王位，这意味着连接英国与汉诺威之间的男性后嗣血脉关系彻底断绝。恩斯特·奥古斯特是一名十分传统的极端保守主义反动统治者。讽刺的是，当他离开伦敦（他曾在此被加封为坎伯兰公爵，但也曾遭到传闻攻击，传闻称他可能犯下了谋杀与乱伦的罪行）时，英国的各界媒体都在欢呼庆祝。作为奥兰治联盟在爱尔兰的创立者之一，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强烈反对天主教及任何形式的改革，严禁汉诺威人民拥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利，甚至极其卑鄙地下令将格林兄弟驱逐出境。恩斯特·奥古斯特的一系列政策与行动都十分典型地印证了所谓“合法性”会带来的问题与弊端。

同样令人不齿的还有不伦瑞克公爵卡尔二世，尽管他的祖父与父亲（“黑公爵”）都曾与拿破仑英勇作战，最终为国捐躯，但先辈的美德却未在后代身上延续。卡尔二世的统治最终彻底失去了民心，他本人于1830年被一群暴民驱逐，宫殿也被烧成灰烬。连续两任庸碌的统治者造成的恶果令普鲁士王国的天赐好运戛然而止（事实上，因前后连续五任统治者皆为昏庸之辈，王国的命运最终无可挽回，在1918年彻底灭亡）。在维也纳，碌碌无为、行事卑劣的弗朗茨一世竭力维持着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在阿谀谄媚的宫廷画师笔下，这位皇帝依然神勇威武，不可一世）。而斐迪南一世则更是一名智力存在严重缺陷的癫痫患者，甚至无法治理国家，再次证明了“合法性”不过是空洞虚假的说辞。虽然身患疾病，但斐迪南大体上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在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主动退位，在布拉格城堡中数位医生的陪伴下度过了漫长的余生。

这种绝望无助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更多杰出人物的涌现而得到了缓解，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巴登大公利奥波德一世、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后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却又因风流成性的作风而影响到了自身的统治。由于王室普遍存在近亲婚配的传统，这种病态又延伸到几乎每一个角落，因此巴登和巴伐利亚的王室家族成员大多为近亲繁育带来的遗传性精神疾病所困扰，即使他们并未堕落到汉诺威君主那样残暴及野蛮的境地。

卡尔和阿尔布雷希特

19世纪的德意志有两位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出生日期相差不到18个月，他们均处于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他们有着诸多相同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科学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他们都在伦敦紧张地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然而，他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两人都在波恩大学接受了教育，也都信仰路德宗。他们从未谋面，但对于英式苛刻和神经质，可能都惯以灰色幽默进行嘲讽。

卡尔·马克思故居现位于特里尔，经历了历史的无数沉浮兴衰，如今这座优美的建筑经历了大规模的重建。在历史上，这座伟人曾经的居所曾蒙上耻辱的阴云——“二战”时期，这里曾作为第三帝国领导下的纳粹军队指挥部，并且在各处都装饰上了纳粹的邪恶十字符号。战后，联邦德国曾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但卡尔·马克思的故居依然成为成千上万的西方左翼人士的精神圣地，甚至有许多人专程从东欧国家赶来，却因历史原因而无法到达此地。自然，这股历史热潮早已随着时光逐渐退去，那段智利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意大利斯大林主义者在故居狭窄的楼梯上互相谩骂攻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马克思故居开放自由参观后，东方集团国家不再受到限制（马克思故居的经营维护人员为此头痛不已），以至于附近交通拥塞，甚至旅游大巴自由出入在这里也变成了了不起的特权。在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中，来自中国的旅行团队毫无疑问占据了主流，那些络绎不绝、热情高涨的旅游团队几乎占据了特里尔城所有酒店旅馆可用的住房及设施。一度让我相当好奇的是，在他们一睹马克思故居的真容之后，是否依然会这样热情高涨：要到达故居所在地，首先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路程。这座上层资产阶级的古旧房屋原属于马克思之父，一位普鲁士律师，故居旁边建有一间咖啡厅，此外别无他物。在中国人普遍繁忙的快节奏生活中，旅行本应是惬意的消遣，我却着实难以发觉到此旅行的愉快之处，即便是游览故居附近的葡萄园，抑或不远处罗马帝国的黑门[3]，都难以令人提起兴趣。

由于我本人能力实在有限，难以理解那些复杂的抽象概念，进入哲学深奥的世界着实让我吃了一番苦头。哲学——日耳曼精神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也是我无论如何难以攀登的高峰。为避免自取其辱，我决定彻底略过这整个领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阅读那些题材较为简明的作品，例如叔本华和尼采的讽刺著作，但无法在马克思深奥的经济与政治思想世界中继续前进，这样高深的世界并非笔者这样粗浅幼稚的唯物主义者所能理解。然而，除去哲学研究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辩论家和评论员，马克思始终以辛辣犀利、令人叫绝的笔调点评在北伦敦流亡期间目睹的诸多欧洲大陆社会事件。 当时的社会将拿破仑三世塑造为一名富有创造力、深谋远虑的进步领导者，致力于提升法国的国力（他也确实在各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虽然我个人认为事实未必如此——马克思对此大加嘲讽，并且事实最终证明了他的判断。马克思的名望取决于他伟大思想体系的宝贵价值，在20世纪全世界不断发生的或大或小的社会革命中，我们无法确知他著作中体现的革命思想在其中起到了如何巨大的作用。或许，这些剧变本身无论如何都会爆发（沙皇俄国也在1917年彻底灭亡）， 但马克思创造的意识形态体系为建立全新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是19世纪的欧洲人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狭隘和愚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其中尚有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重大正确决定——安排列宁登上“密闭列车”，保护他的安全，护送他取道瑞士，到达瑞典（最终返回圣彼得堡）。德国方面希望借此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形势，最终，归国的列宁掀起革命风暴，将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格局重新改写，也从历史角度彻底证明了思想的力量究竟能够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如何巨大的作用。列宁始终坚信自己继承并实践了（自然，其中也加入了他自己的个人阐释）伦敦海格特公墓中那位叼着香烟的伟大先哲的思想，将之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本质、其蓬勃发展的雄心和开阔眼界为政府管理国家的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让那些衣着华丽、唾沫横飞、滥用苛政折磨人民的专制主义者瞬间失去了历史地位，变成了一群可笑的跳梁小丑。马克思的父亲是一名犹太教徒，后来皈依了路德宗，而宗教——虽然大多数人都期望保持信仰从一而终——从未在马克思本人的生活中产生多少影响。但总体而言，马克思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犹太主义思想在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某种投射，并且这种投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必然性让今日的马克思故居景致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种对比强烈的趣味——故居周围开设了礼品店和成片的商铺，售卖真空吸尘器部件或童鞋。这样的景象十分有趣，但并没有那么引人发笑。

马克思的同龄人，生于图林根的阿尔布雷希特（之后随着身份的改变而改名为阿尔伯特）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大公恩斯特一世的次子。按照传统，小国王室的贵族少女通常会成为供英国王室成员挑选的联姻对象，但因为当时的继承人维多利亚公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继承大位，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被送往英国，与他的表姐维多利亚相识，约会，最终成婚，成为女王的配偶（王夫），名字也改为我们熟知的“阿尔伯特”。这一时期盛行的乏味无趣的宫廷肖像画，以及必须端坐不动拍摄相片的仪态令这位亲王的外貌看上去更像一尊浮华的蜡像。然而，在某些放松警惕的随意时刻，照片会记录下这位亲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意志坚定，充满智慧，思想成熟，充满日耳曼式的骄傲与坚韧，是一位行动派。在他的一生中，英国各方人士对这位“外来者”并无多少好感，尽管在他因伤寒于1861年逝世后，人们为他举行的祭奠仪式和追思活动多少掩盖了这一点。历史上，联姻嫁入英国王室的德意志公主们并不插手政务，完全置身事外，或者因为丑闻闹剧成为王室的耻辱，例如乔治四世发妻，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家族的卡洛琳（这位王后覆盖着红色天鹅绒的小型棺木至今仍置于不伦瑞克大教堂地下墓穴内的黑暗之中）。另一方面，阿尔伯特的行动派风格和德式口音也给他在英国政界带来了很大阻碍——他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下令改革军队，与他的外国亲属通信，或下令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呢？此外，阿尔伯特对自然科学和建造博物馆充满热情，这令我对他好感倍增。他在举办万国博览会（对于每一位参观者而言，这样举世无双的展会都堪称天堂！）和建立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激起了英国民众的热情。然而，从这些伟大的创造中依然能够看出德式贸易博览会及古老的中世纪“珍奇屋”的痕迹，而我对这些辉煌的文明成果充满热情与好奇，从未餍足。博物馆整体区域的建造经费最初来自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盈余，虽然在阿尔伯特亲王本人逝世后，博物馆才逐渐发展成熟，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凿无疑地说，若非阿尔伯特亲王的努力，这座伟大的建筑便不过是天方夜谭罢了。此外，阿尔伯特亲王的才智和眼界在赏识人才方面也有所体现。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之后，他曾经建议赐予达尔文骑士身份（然而，这一提议被王室驳回，未能通过）。

阿尔伯特亲王的众多爱好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为死气沉沉的英国王室带来了知识改革的风潮。然而从其他角度来讲，归根结底，他作为传统派老式国家元首的身份不会改变。他将自己青春年少的女儿维多利亚长公主嫁给了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从而给德意志王朝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埋下了种子。维多利亚和腓特烈等待了漫长的数十年后，腓特烈之父传奇大帝威廉一世终于逝世，腓特烈继位后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实行自由主义治国政策，但腓特烈最终因喉癌逝世，此时距他继位成为腓特烈三世仅仅过去了99天。他的统治仅维持了3个月——因为疾病无法开口讲话，整日处于沮丧与绝望之中，只能通过纸笔与外人交流。他的死为自己和维多利亚公主之子、继任者皇帝威廉二世扫平了道路。总体而言，除去一位性格古怪暴戾、喜怒无常的继承人，腓特烈三世和维多利亚公主唯一的遗产便只剩下一座位于波茨坦王室陵墓内的精美大理石纪念碑。阿尔伯特的政治联姻计划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事实上，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德皇威廉二世缺乏统治国家的活力与才能，一度受到他自视甚高、精力充沛、私生活极度混乱的舅父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影响。

阿尔伯特在英语国家中拥有非常高的名望，源于他将圣诞树这一节日传统装饰传播到德意志以外的地方。英国王室在18世纪时即已开始在宫殿中摆设圣诞树，最初是为了满足乔治三世的王后——来自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德意志女公爵的心愿，但这种风俗恰恰是“毕德麦雅”风格在英国的典型体现，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在家中共同庆祝圣诞节时，将圣诞树作为十分重要的装饰，这一风俗也逐渐开始在英国富裕家庭中流行。这种风俗对我个人而言堪称喜忧参半的矛盾。在节日里我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出门购买圣诞树，但那位时常与我照面的圣诞树交易商仿佛有一种古怪的能力，每一次都能够准确无比地驱车前来，为我卸下一颗看似完美，内里却隐藏了太多瑕疵和病害的松树。到了圣诞节的早晨，整条街上每家每户都会因为苍翠美丽、生机勃勃的圣诞树而焕然一新，而我家的门前却永远都有气无力地立着一棵仿佛经历过橙剂[4] 洗礼的松树，看上去着实令人丧气。即使全家人用各种五彩缤纷的华丽装饰将这棵树装点妥当，也无济于事。先用混凝纸浆做成粗糙球型装饰物，再用皱纹纸制成卡片，随后加以棉绒覆盖，涂抹上鲜艳的广告颜料，便成了圣诞装饰品。这些小物件都是孩子们不久前在幼儿园完成的手工，再配上其他一些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旅行中收集到的古怪纪念品，例如一个西雅图渡船模型或一只玩具麋鹿，如今这些小玩具多半已经破损，麋鹿经常会缺少四肢或者鹿角，但它们依然在我们的圣诞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来回摇摆，看上去颇有凄凉之感。当这些装饰步骤完工之后——我们还会为圣诞树挂上一些鲜艳而俗气的金属箔，树上缠绕的彩灯也时常出现故障——最终，圣诞树的整体效果显得凌乱而灰暗，因为加了太多装饰物而成为奇怪的锥体，好像被圣诞节出没的怪物吞没了一般。因此，即便是在我们简陋的家中，这样的一场圣诞树闹剧也变得颇有象征意义了，就像阿尔伯特亲王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挽救普鲁士王室的未来，但事实上，历史的结局早已注定。

1848年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卡尔·马克思和阿尔伯特亲王的人生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前者以自己的努力令独裁专制统治彻底成为历史，并且写下了震古烁今的《共产党宣言》；后者则计划在巴尔莫勒尔购买土地，建设新的苏格兰式王室行宫，为日益壮大的王室家族寻找新住所。

1848年革命波及范围极其广泛，从爱尔兰到瑞典，尽管各国爆发革命的历史根源不同，并且随时间推移革命逐渐落入窠臼。这一系列革命的失败原因在于革命派普遍自视甚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落得被左翼与右翼双双抛弃的局面。这些暴动者的不自量力自然遭到了当时社会的讥讽，当时的代表人物、年轻的歌剧作曲家瓦格纳（他的作品大多衍生于宫廷文化和王室生活）也在德累斯顿为革命而奋勇战斗，最终同样宣告失败。萨克森政府发布了一张滑稽的“通缉令”海报，意图通缉瓦格纳。然而通缉令上的瓦格纳素描像实在蹩脚，若是瓦格纳混入人群中，凭借这张海报搜捕他本人完全是痴人说梦。然而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瓦格纳要面临的风险依然非常巨大，虽然几乎没有人能够确凿地回答，这样的 “风险”究竟意味着什么。1815年后，奥地利帝国内部以帝国首相梅特涅为首的政权残酷镇压了一系列形势高涨的革命运动，除此之外，革命的前景暗淡不明，没有人能够确切提出下一步决策。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中产阶级固有的胆怯与妥协性，并且缺少阐释政治诉求的代表人物，但中产阶级却对工人阶级怀有深深的焦虑和担忧，并意图将之排斥在外。

1848年革命中，各方都或多或少感到自我意识遭受了十分严重的冲击。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大多都是在重演历史的脚本。在这一时期大量廉价的印刷品上，那些老生常谈的事件与论调反复出现，仿佛成为永恒的印记一般。在德意志，一切都在重蹈法国的覆辙——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德意志带来了全新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但事实上在1848年2月，法国人再一次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他们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从而敲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君主统治的警钟。大多数君主惶惶不可终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悲惨下场日日生动浮现在他们的眼前，令人不寒而栗，而众多中产阶级叛乱分子也对前途倍感焦虑，他们惧怕无产阶级的暴动会掀起席卷一切的飓风，让他们尸骨无存。因此，他们需要进一步扩大阶级之间的障碍，使无产阶级真正感受到恐惧与威胁。工人阶级一直以来始终面对着来自中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背叛行为。无尽的激情与反复的踌躇让184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蒙上了一种反复无常的梦幻色彩——随着反抗的力量裹足不前，并未显现出真正强大的力量，而中产阶级也未能认清自己面对统治阶级的小小让步会轻易妥协，因而反抗统治者的力量也难以继续高涨。最终，这种内部的不稳定性导致保王派和军国主义者抓住喘息之机，重夺战争高地。众多令人憎恨的顽固派，如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等，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下令大规模屠杀反叛者，并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势力。

试图在法兰克福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议会的决定令当时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向着戏剧化的方向发展，导致德意志和整个欧洲陷入分裂的局面，直到1945年战后新秩序建立，情势才最终有所改善：若是统一的德国正式建立，取代了那些四分五裂的说德语的小国，那么“德国”这一名词究竟该如何定义呢？身处布拉格的大批德意志暴动者坚持认为波希米亚应当是德国的一部分，即使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十分正统的斯拉夫人。而维也纳境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张将奥地利全境也一并包括在内，但同时遭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革命派的反感与抗议：哈布斯堡王室虽然起源于施瓦本，有着正宗的日耳曼血统，但他们统治的帝国却由众多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日耳曼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些民族地位平等，都是帝国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愚蠢行为最终只会将帝国彻底毁灭（事实也确实如此）。议会会议举办地点——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在“二战”时期被夷为平地，战后得到重建，但曾经厚重的历史感已经荡然无存。诚然，旧时代中充满理想主义和民主思想萌芽的氛围也并非完全值得赞同与仿效——反犹主义思潮盛行，鼓吹对丹麦和荷兰宣战的激进演讲，勒令少数族群统一进行彻底的“德国化”成为当时会议的主流。议会试图说服普鲁士国王成为统一的德国的国王，但遭到了国王本人的蔑视与反对，何况从本质上来讲，整个议会本身的“合法性”也值得怀疑。腓特烈·威廉四世[5] 严词拒绝了“面包师和屠夫”提供给他的“该死的王冠”，这一结果也完全在意料之中。一旦统治阶级意识到革命阶级代表内部软弱与混乱的本质，他们便会重新露出残酷无情的本来面目。威廉首先派出帝国军队摧垮革命势力，随即利用民族主义者高涨的激情，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将其收为己用。最后一次充满悲剧意味的革命暴动发生于1849年7月，巴登的丘陵地带为一支小规模革命军队所占据，但很快被普鲁士和巴登军队联合绞杀——大约十分之一的革命军战俘被枪杀，其余人则在流放中度过余生。

对于德意志的民主主义者而言，1848年革命始终是一段充满沉重与悲情的严肃历史——法兰克福议会高举德意志统一旗帜，最终取而代之的却是魏玛共和国与联邦德国的历史伤痕。圣保罗教堂是1945年战后法兰克福的首批重建建筑之一。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本应有机会为国家带来民主、统一、和平的转机，但这样宝贵的时机却断送于统治阶级的自私与顽固。最终，统治阶级也在1918年迎来了不可避免的末日，他们被迫离开德国，屈从于更加可怕的力量。这一切正像是一场最终幻灭的错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法国为例，虽历经数次王朝更替，但从未错过任何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机，此时此刻的德意志也是如此——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认为，在革命的风暴遭到镇压，逐渐平息之后，德意志迎来了一段较为和平的发展时期，即使是铁血首相俾斯麦策动的一系列短期战争，也未曾将国家再次拖入大规模战乱的泥沼。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且令人感到喜忧参半——大部分德国人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左倾”，抑或“右倾”。

在漫长人生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卡尔·马克思都在努力通过自己的思想观点阐释德意志未来的政治走向，尤其分析了鲁尔工业区如何出人意料地崛起，将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帝国都引向更为强盛繁荣的未来。阿尔伯特亲王英年早逝，未能亲眼看见未来10年中德意志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必定会为自己的兄长恩斯特二世的巧妙策略感到喜悦与欣慰。恩斯特二世施展巧计，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得以成为俾斯麦领导下全新的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从而避免被普鲁士彻底吞并的命运。恩斯特去世后无嗣，爵位由阿尔伯特亲王的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即爱丁堡公爵继承——这位王子热爱四处出访，一生中有许多时间都在澳大利亚、印度和非洲度过，并且热衷于拉小提琴和收集玻璃器具。他娶了一位俄国公主，同时拒绝了希腊王位——在人生的最后9年时光中，阿尔弗雷德一直在常年乌云密布的科堡领地内度过。相比之下，阿尔伯特亲王想必会为另一件事头痛不已——阿尔弗雷德之子自杀，爵位由其孙查理·爱德华继承。继承人突然去世，王位自然落到当时还是伊顿公学学生的查理·爱德华身上，他只得仓促地继承了爵位。在一系列混乱的历史事件中，已更名为卡尔的查理·爱德华做出了自认最为合理的决定，在“一战”中站到他的移居国一边，因此被剥夺了在英国的所有爵位。1918年德国革命中，卡尔·爱德华于11月18日被工人士兵国会废黜，其后成为希特勒的坚定支持者，身着纳粹制服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乔治五世的葬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了可耻的记录，至少对纳粹的安乐死计划心知肚明。

这一切令家族的未来蒙羞的耻辱，一系列历史波折造就的可怕灾难，大体上都与1848年革命的失败并无直接关系。1848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预感到危险的来临，迁往怀特岛[6] 居住，以躲避未来可能发生的伦敦暴乱，但暴乱最终没有波及伦敦。阿尔伯特亲王的英国家族继续在和平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英国的环境始终生机勃勃、繁荣兴盛，卡尔·马克思也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塔楼上的女孩

我正站在雷根斯堡一家土耳其烤肉店的外面，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头痛击中了，大脑仿佛不再听我使唤，同时耳中还伴随着一阵类似电流闪过的可怕嘶嘶声。最后，我才意识到出现这阵可怕的响动并不是因为我的大脑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路边的一个霓虹灯广告牌发生了严重故障。然而，此时的我已经瞬间被一阵孤独感与恐慌感包围。作为外来的陌生游客，我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甚至对这个小镇的名字也一无所知，更可怕的是我的手机始终处于死机的状态。一直以来让我乐在其中的隔绝感转瞬间变成了危险而愚蠢的把戏——但过了不久，我仍然凭借努力克服了难关。

独自旅行是每个人一生中都应经历的独特体验。自然，这种所谓的“孤独感”并非真正的与世隔绝，因为旅程中的乐趣来自有限的旅行时间和令人愉悦、无拘无束的自我时光，在个人的心灵世界中享受孤独之美。在平时的工作场合，我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关不上的话匣子，在出版社办公室里的一片混乱中面红耳赤地评判着书籍的优劣。回到家中，嘈杂的声音同样令我无处可逃——好像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四处闲逛，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借助堪比联合国会议的漫长讨论来决定。然而突然间，我便从这种烦躁的境地中脱离出来，到达了安宁祥和的维也纳，伫立在一座高耸的废弃炮塔投下的阴影中，孑然一身，无所牵挂。独自旅行的最大优点在于享受孤独的过程，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消解厌倦感。在曾经的旅途中，我时常因为同行的旅伴而满心焦虑烦躁——他们总是容易对周围的事物感到厌倦，或者想要到其他地方用餐，因为我们选择了某一条街而不是另外一条而暗自不满，或者对我本人感兴趣的事物嗤之以鼻。独自旅行令这一切烦恼烟消云散：如果一座博物馆着实无聊，也不必费尽心机假装对它颇感兴趣，只需潇洒转身离开。这样的旅途让我无限愉悦——漫无目的地在一座小镇来回闲逛，花上几个小时长途跋涉，只为了寻找那些令人兴奋的奇遇，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它们说不定马上就会在下一个转角出现——我对此充满信心，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总是会有些新鲜玩意儿（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对于每一条街道、每一家酒吧、每一家民俗博物馆而言，若是将这些美妙旅程变为一场与他人喋喋不休的沟通交流，其中的感受就全然不同了。

孤独的好处之一便是能够更加让人静心与大自然沟通，发现那些平日无心顾及的奇妙动物。若是独自一人旅行，大可时常驻足细心观察，不发出一丝声响，这自然是很容易做到的。在游览吕贝克的过程中，我曾经在一棵花朵盛开的野苹果树下避雨，抬头仰望树冠，一大群蓝冠山雀赫然映入眼帘，它们正在我的头顶上啁啾鸣叫，愉快地翻腾；或者花上一段漫长的时间观察一只鼩鼱，这只小动物当时正在奋力沿着一处斜坡攀爬。在我看来，这里不过是莱茵兰的一处平缓丘陵，然而在这只鼩鼱眼中，这座小山坡显然正是到处藏有美味幼虫的安纳布尔纳山。我也曾经在希尔德斯海姆一条阳光明媚的街道上长途跋涉，身边伴随着一只惧怕阳光的蝙蝠。这个小家伙在灿烂的阳光下无所适从，急速地从空中掠过，扎向一辆汽车的底部，随后仿佛再次受惊一般在我的头顶盘旋飞掠，让我产生了自己变成一位巫师的错觉。

或许我在介绍无关的自然景色上花费了太多笔墨，但这些美好时刻着实让我回味不已，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对孤独的向往。这种愉悦的自我体验或许意味着我要在本书中草草记录下太多杂乱的文字：占星术和建筑装潢、对熊的恐惧感、德国文化中“冰”的含义、未建成的雕像、魔法和炼金术、国土佣仆[7] 的狂热信仰、野兽标本剥制术、丑陋的巴伐利亚鹿角飞兔装饰[8]、战争时期的维也纳小说、阿尔滕堡和当地的扑克牌工厂、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弗尔的绘画，一切五花八门的事物都能够在我的笔下占据一席之地，但其中也不乏少部分真正带给我美好灵感的素材。

假设我此时身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丰富的社交文化占据主流的意大利等国家，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乐趣或许不会如此丰富而生动。在德国文化中，享受孤独带来的戏剧性美感是十分重要的特色之一。或许，孤独本身正是最伟大的馈赠。在某些时候，只有阅读那些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作家的作品才能够真正令我陶醉——这些书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堪称享受孤独之人的最爱。任何人都会在某些时候渴望自己处在宁静的自我世界之中，好像被关在没有门窗、没有楼梯的高塔中的乐佩公主[9]——一心沉浸在书籍中的伟大思想带来的心灵战栗之中。在德国，四处耸立着爬满常青藤的塔楼，对孤独的渴求（开普勒独自一人仰望布拉格上空的行星，浮士德在孤寂中与魔鬼订立协议）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十分清晰的体现。在游览吕贝克的途中，我曾经过一座塔楼，塔楼建在一处城市守卫塔之上，虽然外表粗糙，但在我看来也不失为一处幽居独处、思考人生的圣地。

然而，德国盛行的孤独思想在英国文学中却未曾占据重要地位——独立学者在堡垒中刻苦钻研，工匠在不同的城镇间来回奔波，未婚少女居住在美丽的城堡中，四处流浪的强盗正考虑大干一笔。这一切都来源于由上百个不同小国和城市构成的独特政治结构。整个德国由无数奔流不息的人构成——他们奔波于无数的宽阔马路、煤渣跑道、隘口山路（如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10] 笔下的小说《水晶》[11] 中的描述），以及几乎没有标记的小道：劳工、商人、乞丐、游医、军队，无数人在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从最繁华美丽的都市，到最危险偏僻的荒野，处处都有人迹。格林兄弟的童话大多取材于相对繁华且安全的黑森地区，但有时也会营造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例如令主人公被隔绝于人世，为魔法力量所害，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中迷失方向。但总而言之，我对德国文化中爱好孤独的一面颇为欣赏，那些寂寞凄清的树林也同样值得热爱。若是在一片英国森林中前行，则不会产生那种天地间孤独一人的迷失感，一切都带有简洁、明快的氛围，脑海中也会不知不觉间回味起英式下午茶的安逸闲适——或许不论随意向哪个方向投出一块石头，都会不巧砸中一家售卖咖啡和胡桃蛋糕的店铺或货摊。而在德国的森林中穿行，不论森林是否经过整修，路边是否设立了路标，都会带给人一种进入无限广阔的世界的感受。“一位国王曾经到一片广阔的森林中狩猎，他一门心思追赶一头野鹿，其他侍从都无法赶上他的脚步。天色将晚，国王停下了脚步，四处寻找野鹿的踪迹，却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迷失在森林之中。”（摘自格林童话《六只天鹅》）作为一则童话的开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句子更加恰当呢？又如德国作家穆特·福开最知名的作品《涡堤孩》[12]（1811年）：“黑山谷深深掩映在群山之间。如今人们如何称呼这片神秘地带，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曾经的日子里，那些乡民以高大松树投下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阴影为它命名。甚至石缝间淙淙流淌的山间溪流看上去都是一片黑暗……”读者只需静待主人公出场——一位孑然一身前来森林冒险的骑士策马飞驰，冲入幽暗的风景之中。

相关主题的诗歌通常有意营造朦胧、渺远的氛围，并且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是日耳曼歌曲长盛不衰的主题。作曲家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是有关该主题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我在世界上消失了，在那世上我曾虚度太多时光。”这些伟大的作品涵盖了如此丰富、包罗万象的精神世界，注定了世人只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纯粹地欣赏它们。无论是歌德、默里克[13]、吕克特抑或海涅，这些伟大人物都无法回避这一永恒的主题——孤独。在森林中，在群山中，在苍翠欲滴的花园中，或者仅仅在脑海之中，在投入凡俗世界的喧嚣之前，片刻的孤独总是不可或缺的。诚然，这种思潮与政治追求并无关联，一些作家将之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消极人生态度，可谓一种德国式的妥协，是对无望的悲剧未来的逃避情绪。然而，“孤独”思想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带有强烈反政治意味的个人立场，以及对民族狂热情绪和大规模运动的抵抗。舒伯特的相关主题歌曲也可以视为某种抵抗纳粹主义终获失败的征兆。

现在，笔者必须要转换话题了。我当然能够用数不尽的篇幅来描述诸如那些遥远的城堡、年长的女士或顽皮的小鬼等旅途中的众多奇遇，他们中有人和蔼可亲，有人则冷若冰霜；或者描述那些属于孤寂森林的经典乐曲——其中的最佳杰作当属舒曼数量庞大的森林主题音乐《森林情景》（1848年）中的《恶名昭彰之地》一曲，短短3分钟的乐曲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变化——时而愉悦优美，时而险恶重重，时而心神不宁，时而沉痛哀婉。尽管灵感无穷无尽，但笔者现在必须要开始新的话题了，以免本书陷入无限冗长的泥潭。

在此不得不提到的例外当属作家约瑟夫·冯·艾兴多尔夫于1826年出版的小说《一个无用之人的生涯》。艾兴多尔夫虽然出身普鲁士贵族，却为人温和，热爱艺术，对那些狂热、苛酷的军国主义贵族高官全无好感。与洪堡和霍夫曼不同，艾兴多尔夫本人曾亲自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参军作战。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他贡献了数量繁多的文学作品，其中，他的诗歌吸引了包括门德尔松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内的众多知名作曲家为之谱曲——事实上，或许，标志着“孤独”艺术传统走向终结的作品当属艾兴多尔夫的《日落时》（1848年谱曲），该诗也是他的作品《最后四首歌》中的终篇。

《一个无用之人的生涯》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叙述方式也十分奇特。读者仿佛随着叙述人混乱冗杂的表达方式经历了一场精彩万分的冒险。小说中充斥着马车、宫殿、美丽却神秘的女人、流氓地痞、花园和森林——可谓是集浪漫主义意象之大成的杰作。“所以我就走进了那栋房子，即兴演奏了一段小提琴曲，我父亲给了我一些铜板，以作为旅途路费之用。随后我便离开了，沿着长街漫步闲逛，渐渐走出了村庄……”书中描写宫殿的情景令整个拿破仑战争之前的世界跃然纸上，无比生动——四处都能够看到小国宫廷的美景（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后，默里克也在他的小说《莫扎特的布拉格之旅》中描绘了相似的情境，阳光和煦，充满淡淡乡愁，作家的心境跃然纸上），虽然地界狭小，却充满了独特之美和浪漫的桃色事件。随后，故事发生了转折，艾兴多尔夫将他笔下英勇的主人公送到了意大利，这种情节设定也在一定意义上投射出德国文化中对那片地中海阳光沃土的美好希冀，“只消稍稍抬头，美味的葡萄干便会自己掉进你的口中”。作品笔调明快，致力于构建一个极尽绚烂多彩的梦境，这个梦境包罗万象，令人目不暇接——披着华美羽毛的鸣禽，隐隐散发危险气息的神秘陌生人，以及废弃城市街道上突如其来的追逐。每一个段落似乎都包含着令人愉悦的源泉。作者艾兴多尔夫也用极尽自由跳脱的叙述方法，表达出心中对于归返自然、流浪漫游的浪漫渴望。

我曾经沿着多瑙河岸边悠然漫步，或者在哈茨山中奋力登攀，但从未像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屡经奇遇：不是突然被人拉上一辆四轮马车，就是偶然造访一间烧炭工人的神秘小屋，抑或被迫决定是否要对路旁突然出现的一位地精表示好意。不过这也无妨。置身于这样的自然美景中，很容易便感到自己恍若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旅人，正在继续漫长的流浪旅程；抑或成为一位骑士，刚刚接手了一项充满艰险的使命，正要开始冒险。只消在这些林木间走上一段路，不论身旁的树木是否繁盛茂密，也不论其中是否有可怕的怪兽出没，都会感受到某种类似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西格弗里德 “序曲”的氛围，仿佛那雄浑沉郁的音乐已经在耳边低语。之后，只消在科隆城外乘上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充满魅力的阿尔滕贝格修道院林谷，在检票进门的一刻，我会忍不住哼上几小节《西格弗里德的莱茵之旅》中的旋律（事实上，从此地乘坐电车前往波恩的通勤族大多都将这种哼唱当作每日例行公事的消遣，这也让整段旅程变得热闹不已）。这样浓厚的音乐、艺术（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4]！）和文学氛围萦绕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边，挥之不去——尽管有时不再年轻鲜活，有时则缺乏英雄气概——如此生动热烈，以至于让人无法再笃定这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了。

英勇的橡子

虽然命中注定有着对于孤独的渴求——但德国人深埋于血脉之中的对于团体活动的热情足以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城镇中的旅游景点因挤满旅行团而水泄不通；大教堂中到处是小型歌唱俱乐部和教区自发组织的短途大巴旅游队伍；若是到山区独自旅行，四处可见独身徒步旅行者，大批装备精良的徒步德国游客人头攒动，就像非洲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群角马。市政厅的地下餐厅无疑是群体社交的上佳场所，很容易便能在任何一张桌子边找到一个位置，周围人会善意地挪开，彼此报以微笑，这种开放性的亲密氛围足以令一名习惯保持疏离与礼节的英国人因为惊恐而无所适从。餐桌边围坐的小团体中亲切友好地传递着并非特别讨喜的必需品——这些人都穿着专业考究的旅行者装束，五彩缤纷的小纪念章在他们的手杖头上闪闪发光。这种时候，身处其中的我时常会隐隐感到紧张不安——生怕他们上一秒钟还在高声谈笑，交流着长途旅行计划中发生的奇闻逸事，下一秒钟就突然陷入狂热情绪，好像电影《发条橙》[15] 中的情节一样。

这种公共社交行为的奇特表现之一便是对于乘船漂流运动充满了无限热情。莱茵河或多瑙河上的小型玻璃顶篷游船队伍常年往来不息，途经那些平淡无奇的峭壁，或者令人好奇的废弃城堡（大量的荒废城堡意味着巨额的维护费用，间接导致国家货币贬值）。自然，这种短途旅行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欣赏这些索然无味的景致，这些回忆也只是其中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罢了。旅程真正的目标是成群结队地围坐在桌边，对桌上小山一样的香肠和蛋糕大快朵颐，痛饮最大杯的拉格啤酒，或者点上香烟，极尽痛快地吞云吐雾。众多复杂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我也曾经许多次因船上的微妙化学平衡而头痛不已：旅客手中烟头顶端的火焰明明灭灭，船舱内甲烷密布，闪出耀眼的火光，似乎空气中过于浓郁的肠胃消化香肠、拉格啤酒和蛋糕等大杂烩而产生的“副产品”将要达到危险的边缘。冲入鼻腔的混杂气体令我不禁开始陷入幻想：暮色时分，沿河岸零星点缀着游览的船只。突然之间，鲜红的火光冲天而起，游船一瞬间被爆炸的巨响与火焰吞噬，而事故的起因正是一个不幸的致命疏忽——独行的吸烟旅客打火动作过于迟缓，最终点燃了船舱内浑浊的气体。

在反反复复更改旅行计划的过程中，我最终将落脚点定在了雷根斯堡的瓦尔哈拉神殿。这座建筑是德国19世纪早期希腊文化复兴思潮的典型代表之一，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亲王曾经决定，一旦自己继承王位，将在多瑙河畔的山丘之上修建一座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完美复制品，以瓦尔哈拉为名祭奠各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其中陈列着数量巨大的半身雕像，由德国历史上众多伟大的日耳曼建筑大师设计制造，这些建筑大师也由路德维希亲王本人及众位至交好友亲自甄选。

从多瑙河上封闭的游船窗户向外望去，这座建筑的外观显现出某种微妙的氛围——周围林木环绕，苍翠欲滴，与雅典卫城炎热干燥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尽管如此，瓦尔哈拉神殿本身也已经足够令人陶醉——帕特农神庙如今仅存一片辉煌的废墟，传递着历史的沉重与悲伤，瓦尔哈拉神殿则保存完好，毫无瑕疵。此时，游船在附近停泊，我和其他一些游客依次下船准备参观，而其他人则留在船舱中继续对玻璃柜中的果馅卷大快朵颐。前往瓦尔哈拉的路途颇为艰难——路边挤满了大群游客，这些人一面满足地打着饱嗝，一面纷纷将闲置衣物展开铺在来往的小径边，收集从周围随处可见的古老橡树上掉落的无数橡子。这幅景象颇为滑稽，然而一旦进入神殿内部，集中注意力，亲身感受到地板下供暖系统带来的舒适感（诚然，在这一点上，原版帕特农神庙绝对无法与之相比），一切滑稽的记忆也就烟消云散了。

神殿内部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范围属于启蒙时代的风云人物，剩余三分之一则属于日耳曼历史中的传说英雄。光束从这座新希腊式房屋窗户中倾泻而下，投射在神情庄严的女像柱[16]、华美的大理石壁板，以及路德维希国王的雕像之上。在这充满神圣与肃穆的氛围中，我不得不首先强迫自己静下心神，随后才开始在宫殿内部四处逡巡。一排又一排白色大理石半身像，好似某种仿古风格的科幻小说情境：无数自愿接受人体低温冷冻的天才人物，静静沉睡在冷冻舱中，等待未来人们的唤醒信号，让他们的大脑重新复苏。当路德维希最初拟定杰出人物雕塑的名单时，他既选择出了那些充满血腥的黑暗中世纪的历史人物，如多迪拉[17] 和亨吉斯特[18]，也包括他所崇拜的军事将领，以及众多历史上的国君（“捕鸟者”亨利、奥托大帝、查理曼和腓特烈大帝等）。按照路德维希的观点，“日耳曼”这一名词的含义等同于“使用日耳曼语系语言”，甚至在广义上包括“使用近似日耳曼语系语言”，因此瑞士、丹麦甚至比利时的英雄人物也都能够在神殿内占据一席之地（佛兰德斯人、绘画巨匠鲁本斯也位列其中）。自神殿落成之日起，其中陈列的半身像不断增加，每一尊雕像都被精心珍藏，与诺贝尔奖章别无二致。这些雕像只是伪造品，自从神殿首次开放之日，无数参观者的抱怨便不绝于耳，大多数人认为这座神殿的历史人物雕像存在重大遗漏——没有舒曼，没有戴姆勒，没有海涅（最终海涅像于2009年进入神殿），也没有曼氏兄弟[19]，等等。除此之外，人物雕像的安排也充满了引人发笑的随意感——科学家和作曲家与俾斯麦和中世纪历史怪人混在一处，难以分辨。众多历史人物雕像中，女性人物极其稀少。然而，其中一位著名女性的光辉足以与整个展厅中所有的日耳曼男性历史人物相比：叶卡捷琳娜大帝。虽然有着德意志公主的出身，她的伟业和荣耀却完全属于另一个国家——俄国。现代部分则内容更为冗杂，大多数雕像风格较为稚拙，多为19世纪早期的浮夸风格。诚然，现代部分的人物雕像也有着相同的问题，无法做到包罗万象、毫无纰漏。这样的现状着实令人扼腕，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叫人感到振奋和愉悦——这样的一座博物馆与卡片游戏《顶级王牌》异曲同工，虽然这些石头雕像要比轻飘飘的纸牌笨重多了。

近几十年来，一些新人物的雕像分批次进入神殿大厅，以平衡大部分雕像人物只限于历代国王和将领的状况，其中包括一尊爱因斯坦的半身像，虽然工艺粗糙，难以辨认。2003年，神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展品调整，增加了国民英雄苏菲·绍尔的雕像，这位伟大的慕尼黑女学生在1943年因为反抗希特勒暴政而被纳粹斩首。作为反抗组织“白玫瑰”的一员，她怀着极大的勇气在街上四处散发革命宣传单，也因而成为少数“二战”时期颇具代表性的德国民族英雄之一。若是单纯论艺术，这座半身像可以说粗糙低劣至极（女学生苏菲·绍尔看上去更像是“小眼泪”玩具娃娃），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她的存在与这里的其他雕像，如康德和格奈瑟瑙[20]、范戴克和施特劳斯并无差别，似乎充分印证了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与精神上的伟大与崇高。在苏菲·绍尔最后的公开发言中（“在如此阳光明媚的晴天，我不得不离去了。但如果能够唤醒千百万人起来无畏战斗，那我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她和她的战友们对自己投身的事业有着清醒的认知，明白自己正在唯一的正确道路上前进，鼓舞人民起来行动拯救国家于危难。在这延续两个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时空胶囊[21] 中，苏菲·绍尔的半身像让每个人体会到了真正的英雄精神，赋予人民力量与勇气，去抵抗“希特勒时代”的邪恶力量。

当我脚步蹒跚、跌跌撞撞地返回山下时，雪崩一般的古老橡子在脚边四处滚落，这些橡子或许也记载了古老的英勇事迹。此时此刻，我感受到内心传来一种奇特的触动感，似乎已经体会到了路德维希国王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另有一处19世纪时期的德国遗迹，尚未以同样的方式打破藩篱。

在路德维希于19世纪30年代建造的瓦尔哈拉神殿北部大约190千米处，存在着另外一处历史遗迹。与前者不同的是，这里依然保持着对展品资格的严格限制，这也印证了德国在接下来的60年中将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如果本书中的大部分重点都在于哀叹德国众多的美丽风景、热情的人民和新奇事物鲜为人知，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庆幸莱比锡城外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并未位于其列。任何遭了霉运的人若是碰巧在谷歌图片搜索中键入了Völkerschlachtdenkmal（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碑）这个德语单词，都会发现他们的屏幕瞬间被欧洲最大、最沉重也是最破旧肮脏的纪念碑占据得满满当当。这座建筑宛如一头历经沧桑的庞大怪兽，最初是为了纪念1813年莱比锡战役一百周年而建——这场战役也是欧洲同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参战军队数量超过50万，同时莱比锡会战也是拿破仑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转折点。1913年，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正式举行，诸多军界高官和王室贵族出席了典礼仪式。莱比锡是一座音乐与商业之都，令人感到古怪的是，这里只有一条电车游览路线，始发站正是舒曼曾经最热衷光顾的温暖小餐馆。这样一座规模巨大、严肃死板的阿兹特克风格纪念碑着实显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厚重的历史感也逐渐变得稀薄。

这座纪念碑数百年来历经风雨，历史地看，它也是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纪念景点之一——成为辉煌的莱比锡会战的注脚，展现出德意志民族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注释着和平时期历代德国皇帝最后的努力，希特勒曾经在此处发表演说，民主德国军队的步伐也曾经在这里的土地上踏过。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德国建筑师布鲁诺·施米茨——我个人将他划入世界上最糟糕的建筑师之列。毫无疑问，这位建筑师将他可怜的才能大多耗费在如何破坏美丽的景致之上（例如基夫霍伊泽山区一带，这里也是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交界处），用工业化的虚伪神话去掩盖原本蕴藏的自然生动之美。

园林中的美丽风光与纪念碑粗粝、灰暗的巨大花岗岩外表形成某种诡异古怪的对比，隐隐令人感到烦扰不安。依照这座纪念碑奇异的美洲文明风格，它本应出现在一片原始丛林的腹地深处，掩映在四处蔓生的攀缘植物茂密的枝叶间，周围蝙蝠飞舞，蛇虫游荡，有毒的鲜艳花朵各处盛开。然而现在，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只有这类似纽约中央公园的僻静一角。颇为古怪的是，来参观纪念碑的人永远络绎不绝——与其说这是一座精确设计的纪念建筑，不如说是粗略堆积的大块巨石。甚至当我朝着纪念碑走去时，心中便会隐隐泛起不安的涟漪，或与某种抗拒感做斗争：整体而言，这座建筑以体积庞大的寓言题材雕刻构成，然而从上至下却透出一种滑稽的荒唐感。走进纪念碑内部观看，那些巨大的石质雕像令人感到一种压迫式的恐慌——高达5.5米的中世纪风格“亡灵守卫”雕像，身披铠甲，仿佛某些乏味的惊险影片中即将被复活的古代战士。这些雕塑带来的唯一趣味便在于一种历经沧桑的衰落与疏离感。在纪念碑的外墙上，可以看到作为修缮之用的部分脚手架和挡板，以及持续不断下落的细小水流。1945年后，民主德国共产党经研究决定，这座纪念碑虽然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历史，但同样应该作为文物遗迹得到保留与修缮，原因在于莱比锡会战中苏联军队曾和一小部分德意志军队并肩作战。统一后的德国当局则秉承了他们一贯以来对待事物的过分严肃的态度，坚持认为他们肩负着造福子孙后代的责任，因此对纪念碑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造与修缮，但并未改造碑体的古怪外观。虽然投入了上百万欧元的巨资建设相关项目，但最终的成品着实难以与“美感”二字挂钩。一位当地的牧师曾经建议拨出一小部分款项兴建一家咖啡厅，以便在顶层俯瞰当地的景色。或许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喝着咖啡的幸运顾客们能够有机会目睹这样的景象：纪念碑的某一部分因为年久失修而分崩离析，整座建筑物因为腐朽而彻底塌陷——这座宏伟的巨大建筑已不再仅仅是一件造价高昂的粗劣之作，而早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历史象征，印证着战争的残酷与荒谬。然而，这一提议很快遭到否决。或许，大批工匠如今正在精心雕琢巨大雕像的胡须或胸肌，抑或为“亡灵守卫”的宝剑做进一步的调节修整，让它们看上去显得更加“气派”。

以莱比锡会战纪念碑为代表，在“一战”前的德国随处可见这种风格阴森古怪的纪念碑和建筑——从阴暗的柏林大教堂到维也纳新堡。唯一能令人感到安慰的是，这些建筑多半是象征失败的遗迹——建造它们的文明大多已经彻底湮灭，归于尘土。维也纳新堡始终与英雄广场相对，该广场始终处于不断修缮之中，唯一著名之处便是希特勒曾在此处宣布德奥合并，也就意味着奥地利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终结了。至于柏林大教堂——曾为德皇威廉二世所轻视，他还下令拆毁原建筑，改换风格进行重建。事实上，这座满足统治者秘密喜好的建筑造型呆板，但造价十分昂贵，最终很快成为王朝衰落悲剧的代名词。霍亨索伦王朝的家族墓室中安放着将近100具普鲁士王室成员的雕花石棺，仿佛一个充满逼仄和诡秘气氛的地下停车场。一排排石棺排列紧密，外部装饰几乎完全相同，好像停车场中按顺序整齐停放的汽车。经过500余年漫长的王朝权力发展，众位王朝成员死后安葬于此，逐渐形成庞大的规模：仅有一位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未成年人）曾被拘押于此，威廉二世本人也并未在此安葬，因其逝世于流放荷兰的途中。事实上，墓室中的氛围充斥着再明显不过的荒谬感——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拥有最为传统保守的王朝观念，却期望借用现代的建筑材质和设计规模来表现他们的思想与追求。除此之外，汉堡与汉诺威的市政厅大楼显然也犯下了类似的可怕错误——建筑规模极其宏大，外形粗糙，似乎只是为了占据城镇的中心位置而修建（更不必说战后还曾经历大规模重建），后人只能怀着复杂的心情前来瞻仰。然而，这些古怪的建筑品位与历经“二战”之后的世界并无直接关联——在欧洲，绝大部分规模巨大、风格乏味守旧的建筑都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短暂时间内落成：罗马和布鲁塞尔的艺术之美因那些古怪的建筑而折损，即便是英国的白金汉宫也显得笨拙而沉闷（白金汉宫虽然并不像大多数欧洲建筑那样气氛阴郁、令人不安，却是欧洲最为乏味平庸的著名建筑之一）。当这些建筑真正浮现在眼前，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我的心中升起：就好像远古时代巨大的三角龙蹒跚着穿过平原时，小型哺乳动物因惊恐不安而四处逃散。而那些能够凭一己之力结束这个可怕时代的建筑大师们正隐匿在德国与奥匈帝国——魏玛和维也纳的某个角落。

胜利纪念柱

鉴于德国历史上王朝统治混乱分裂的现状，如今德国各地都遗留有众多历史遗迹和纪念碑，用来铭刻个人与家族的伟大荣光。这些纪念碑大多以石材或青铜作为原材料，这些坚固的材料让来自外界的破坏与磨损可能性降到最低，而其中一部分纪念碑也确实历经了漫长的时光而留存至今。位于不伦瑞克的雄狮雕像自1166年起历经风雨，虽然历经三次重新浇铸，现今仍然保持完好，这座雕像也是自罗马帝国建立以来北欧地区的第一座独立雕像。班贝格骑士和马格德堡骑士雕像也是历经风雨而保存完好的古代雕塑之一。不伦瑞克雄狮的含义至今依然是一个谜：显然，雄狮令人联想起“狮心王”理查，以及韦尔夫家族的强大力量，但该雕像的具体建造缘由依然不为人知。两座马背骑士石雕同样经历了反复的修缮与重建，它们也是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北部地区最早竖立的骑马人像雕塑之一。这些雕塑艺术品无疑都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展现出意式雕塑在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留下的深刻影响。虽然有不少关于雕塑的猜测并无证据，例如这两位骑士的真实身份，或者具体的建造原因：或许出于某些偶然性的缘故、自然灾难或社会的忽视，雕像的真实人物原型已不可考。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必定曾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曾耗费了大量时间去参观这些纪念碑，走进地下墓室仔细观察，抑或绞尽脑汁试图理解那些深奥的铭文。其中我最中意的要数托马斯·布朗爵士行文华丽流畅，氛围厚重阴沉的著作《瓮葬》，该书也是17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布朗在书中对人类历史上建造的所有纪念碑进行了批判，以丰富而辛辣的语言斥之为徒劳无用的累赘。在书中，他一一描述那些破旧腐朽、被人遗忘的纪念柱、雕花牌匾和战争纪念碑，一切类似的事物都能够成为布朗讽刺的对象。“金字塔、拱门、方尖碑，不过是炫耀虚荣的出格行为，以及古代世界中极力展现慷慨与宽宏的方式”，或者“对被人遗忘的厌恶蒙蔽了她的双眼，在人们的记忆中，永恒不灭是应当受到报偿的美德。谁又会对金字塔的修建者表示同情与怜悯呢？”自然，也有许多纪念碑已经遭到损毁，无法恢复，这也在最深刻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人类的渺小与脆弱。或许，那些教堂中的石碑才是最完美的典范，虽然大部分碑文已磨损破败不堪，徒留残破的头骨或沙漏装饰。或许，相比业已消逝于历史之中的贵族陵墓，历经岁月磨损消逝的铭文更加具有某种虚空派[22] 的艺术美感。

纪念碑的主要用途有二：其一，也是最为主要的用途，是对建造者的一生进行翔实记录。建造纪念碑所使用的材料多选用质地最为坚固耐用的材料，以便流传后世，但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虚张声势而已。无论纪念碑的主人是历经战火的幸存者，还是逝世统治者的子孙后裔，真正的唯一用途并非福泽未来，而只是铭刻现在罢了。在这种意义上，后世的我们不过是一群盲目的闯入者而已，品味着历史带来的讽刺意味，却不得要领。拿破仑战败后，这些纪念碑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诞生，成为众多新生王国的精神支柱。随着这些王国纷纷取得独立地位，又随着历史的变革逐渐平静下来，它们也不再是凝聚王朝荣光的象征。然而，历史遗迹的真正价值始终依靠那些真正经历兴衰沉浮之人的悲伤与喜乐来维系。位于汉诺威的巨型滑铁卢纪念柱或不伦瑞克的黑金双色纪念碑分别铭刻着两位公爵在抗击拿破仑入侵过程中战死沙场的英雄事迹。以民族主义者的传统观念来看，这两座石碑有着非同一般的沉重历史意义，英雄人物以生命和鲜血作为代价，铸成国家新生的基石，同时也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在战火中失去了朋友或亲人。在英国的两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我们也能够追寻到同样的痕迹：在我的童年时代，那些纪念碑曾经铭刻着“一战”中无数老兵的荣光，同样，“二战”纪念碑也让新的历史继续传承。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人会逝去，遗留下无尽的虚无与怅惘。幸而这些纪念碑将流传千古，令未来的人们永远铭记。

或许，位于柏林的胜利纪念柱在现世幸存的古老纪念碑中可以称作某种意义上的异类，战后，纪念碑基座内部曾清理出众多苏联炮弹的碎片。多年以来，这座外表肃穆而呆板的纪念柱始终是凝聚希望与恐惧的焦点。起初，胜利纪念柱是为庆祝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的胜利而兴建，普鲁士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大败丹麦军。这次战役也是普鲁士军队自1815年来的首次大规模作战，因此建造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用来欢庆胜利也是理所应当的。在其修建过程中，普鲁士又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但为了争夺关键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更为了抢夺在德意志的主导权），随着1866年奥地利战败，纪念柱又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然而这一定论也同样为时过早，纪念柱还未建造完成，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再次获胜，最终德意志完成统一。这也就意味着其中的历史意义不再仅仅是一场对丹麦的小规模警示行动，而演变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因此，这座笨重且晦暗的建筑顶端再次安放了一尊巨大的青铜雕像，以宣告普鲁士的荣耀。纳粹党曾经将胜利纪念柱搬离原位，并在其上增添了一部分装饰，并在通往纪念柱的道路地下修建了隧道。法国军队于1945年“二战”胜利后占领柏林时造成的混乱曾经对纪念柱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周围也变成一片狼藉。法军为欢庆胜利，将柱身基座的一部分浮雕彻底毁坏，以掩盖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遭遇的失败耻辱。胜利纪念柱已经作为一处普通文物闲置了太久，曾经的沙文主义历史背景早已荡然无存。或许，如今这座纪念碑的意义仅限于纪念那些基座上铭刻的历代伟大人物——俾斯麦、威廉一世、罗恩元帅及奥匈帝国末代皇储。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仿佛在探讨曾经创下的光辉伟业。纪念碑内部举办的展览将胜利纪念柱与同时代的其他宏伟建筑杰作，如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和英国伦敦塔桥相提并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胜利纪念柱相较之下要显得阴森沉闷得多——并非因为这座纪念柱弘扬的是可怕的战争观念，而是因为它在数年来德国引发的众多历史灾难中所发生的变化。如今，它依然耸立于此，仿佛一个冷酷而衰败的标志，铭刻着人类曾经的愚蠢、奢靡与幻想——诚然，这一切与建筑师和赞助人的动机背道而驰。此外，胜利纪念柱也是柏林曾经遭受破坏与颠覆的证明。如今这里作为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平权游行的举办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现代德国的精神，让这座纪念柱曾经留下的历史阴云以一种美丽而和谐的方式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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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德麦雅风格狭义是指一种家具风格，广义上则代表1815—1848年德意志过渡历史时期的文化。《大英百科全书》将Biedermeier 译作“比得迈”。Biedermeier原为巴伐利亚讽刺诗人埃西·路德笔下的一个人物，路德塑造了一个正直而不迂腐，热衷于音乐、诗歌等艺术，沉湎于小家庭的舒适，不过问政治的小鞋铺主人的形象。这一形象迅速在德意志和奥地利家喻户晓，堪称一代人的典型，反映了在梅特涅统治下的一种略微压抑和沉重的中产阶级氛围，市民阶级对政治冷漠，沉醉于个人生活和艺术的闲情逸中。毕德麦雅时期的文学风格多样，田园诗、历史文学盛行，出现了歌德、荷尔德林、霍夫曼、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作家。—— 编者注

[2]指1815—1818年以民族统一为旗帜的全德大学生运动。—— 编者注

[3]“黑门”是罗马城的北大门，几个世纪的风化、烟灰和尘埃使大门变得漆黑，“黑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译者注

[4]一种高效落叶剂，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为橙色，故名“橙剂”。—— 译者注

[5]腓特烈·威廉四世（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三世之子。1848年在三月革命的压力下被迫召开立宪会议（但随后予以解散），并颁布保守的《钦定宪法》。1858年因患精神病，由其弟威廉亲王（1861年即位后称威廉一世）摄政。—— 译者注

[6]英国南部岛屿。靠近英吉利海峡北岸，与大不列颠岛隔着索伦特海峡。—— 译者注

[7]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长枪佣兵与步兵主力，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素有万用佣兵之称。历史上第一支国土佣仆兵团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建立。—— 译者注

[8]巴伐利亚传说中的一种生物。身体类似松鼠或野兔，通常有野鸡一般的翅膀、鹿的角和尖利的牙齿。—— 译者注

[9]迪士尼影业第50部经典动画长片《魔发奇缘》的女主角，角色原型是格林兄弟童话《长发姑娘》中的长发公主。—— 译者注

[10]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1805—1868），奥地利小说家，曾出版短篇小说集《彩石集》。晚年完成《晚来的夏日》和《维提科》两部长篇小说。—— 译者注

[11]短篇小说，收录于《彩石集》，故事中一对小兄妹圣诞夜被困在山里的大雪中，但两人毫不气馁，互相安慰，互相勉励，终于脱险。—— 译者注

[12]“涡堤孩”得名于徐志摩译作《涡堤孩》。该作品主题为湖边水妖与骑士之间的一段忠贞不渝、同生共死的爱情故事。生来没有灵魂的水妖涡堤孩，通过与凡人成婚，生育子女，获得了自己的灵魂。作品中穿插了自然哲学思想，是后期浪漫主义文学杰作。—— 译者注

[13]爱德华·弗里德里希·默里克：德国诗人、小说家。他的《诗集》中大部分诗赞美大自然，有些是用民歌风格写的抒情诗和叙事谣曲，还有一些是幽默的田园诗和牧歌。许多著名作曲家竞相为他的诗歌谱曲。—— 译者注

[14]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德意志早期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作品常带冷寂虚幻的情味和神秘的宗教气息。主要作品有《山上的十字架》《雪中的修道院废墟》《两人观月》《冰河中航船失事》等。—— 译者注

[15]1972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犯罪片，改编自安东尼·伯吉斯同名小说，讲述了邪恶少年阿历克斯入狱后为提前重获自由自愿接受特殊的人格治疗，却在“痊愈”后遭到迫害的故事。问题少年受到社会制裁，被剥夺自由意志，经过思考与改造，他重新融入社会，却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只发条橙。—— 译者注

[16]在建筑中，以披衣的女性形象代替柱子支撑屋顶。—— 译者注

[17]东哥特国王。公元541年继位，以打败拜占庭、统治意大利为己任。—— 译者注

[18]亨吉斯特（？—488）：传说中的英格兰国王，相传他与弟弟霍萨同为第一批迁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领袖。—— 译者注

[19]指德国著名作家、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亨利希·曼及其弟小说家托马斯·曼，文学史上习惯将他们合称为“曼氏兄弟”。—— 译者注

[20]奥古斯特·冯·格奈瑟瑙（1760—1831），普鲁士军事改革家，陆军元帅，欧洲历史上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辅佐布吕歇尔打败了拿破仑，缔造了强大的德意志总参谋部。—— 译者注

[21]将记载重要事件的文物、资料和实物装入密封器皿中，深埋地下经较长时间，譬如50年或100年再取出。—— 译者注

[22]一种象征艺术的静物绘画。这种绘画试图表达在绝对的死亡面前，一切浮华的人生享乐都是虚无的。—— 译者注

——Chapter Eleven——

第十一章

民族主义的辉煌与悲怆»

特殊主义分崩离析»

墨西哥的意外发现

民族主义的辉煌与悲怆

当然，同所有人一样，我也时时受到民族主义的洗礼。我所能做的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西贝柳斯节奏舒缓、感情丰富的《芬兰颂》，并且全身心地沉浸于音乐带来的灵魂洗礼中无法自拔，眼前仿佛浮现出了芬兰的迷人风光。采摘野草莓的短暂时节已经来临，凉爽宜人的夏风拂过众多宁静清澈的湖泊，熏制的驯鹿肉芳香四溢，在舌尖流连不去。《芬兰颂》是一曲国家上下齐心合力奋斗抗敌的雄浑史诗，我从未踏足芬兰的土地，但仅仅这音乐已使我陶醉。

民族主义无疑是19世纪最为复杂微妙的历史主题之一。随着众多国家日益衰落，人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索民族与国家的未来。民族主义令人困惑之处主要在于这一新思潮最先在欧洲的众多国家应运而生，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后却在20世纪逐渐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便在权力阶层的严密监视之下，民族思想的火光依然未曾彻底熄灭。在17世纪一部刻画三十年战争情景的德意志小说《痴儿西木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人公西木已经彻底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想——无论是巴登人、瑞典人抑或法国人，都会为平等社会、同志情谊和公平正义而自豪，并对于那些心胸狭隘、吝啬贪婪或品行不端的同胞投以蔑视和鄙夷。虽然当时王朝统治阶级掌控国家领土，普通大众短时间内无法接触到国家与民族观念，但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精神火焰最终是无法扑灭、无法抵御的。假设一支不伦瑞克军队与一支巴伐利亚军队狭路相逢，他们并非凭借宗教、社会、语言或道德标准去衡量或批判敌人，而是仅仅作为一群普通的、受压迫的人而战，对历史沉重的过去发出呐喊。

对普鲁士及其分散于德意志各地的同盟而言，讨论民族主义十分有用（对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是如此），因为民族主义思想是德意志实现统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哈布斯堡帝国中操德语的地区依然不包括在内）。以民族主义运动为名义的混乱、敌意和由之发展而来的血腥谋杀令民族主义成为当时德国内部的严肃议题，当时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依然被大多数人视为不自量力的可笑行为。纵观整个19世纪，发展最为成功的欧洲国家非英国莫属，其发展的精神核心便在于对“多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义。无论是在英国本土还是在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内，英国人始终将与其他群体的合作与共赢视为必然，同时也对这种合作思想给予高度评价。19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早已是民族主义国家，但庞大的帝国内部民族成分复杂，族群众多，一定程度上重塑并定义着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法国则在历经数个世纪的斗争之后逐渐向语言统一的方向发展，但依然对莱茵兰地区的部分土地怀有贪婪的渴望，这一点自然与他们长期标榜的“法国精神”背道而驰。哈布斯堡帝国与英国相比有着更加复杂的多民族、多国家背景。俄国则始终处于复杂而不可调和的民族纷争之中。意大利自从罗马帝国分裂以来便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未曾统一。数个世纪以来，德意志历经无数次分裂，时而繁荣兴盛，时而颓败衰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分裂的德意志所诞生的无数伟大成就便是无足轻重的。最能够充分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国家自然非普鲁士莫属，一直以来，这个王国统治着数百万波兰人，自身也曾分裂为无数个自成一派的小国家。

随着由激进主义分子掀起的民族主义汹涌大潮在欧洲大陆逐渐式微，曾经冻结民族主义热情的“冷战”时期也已成为历史，一个统一的德国正在逐渐突破知识阶层与政治家构成的藩篱，以更为有力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黑红黄三色旗帜曾为与拿破仑作战的德意志右翼武装团体自由军团所使用，并且受到学生团体兄弟会的欢迎。1817年在爱森纳赫瓦尔特堡举行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纪念日大会，通常被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正式萌芽的标志。但这些学生被狂暴的革命情绪所左右，最终结局也令人扼腕。他们的观念在当时通常遭人忽视，抑或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所不容。革命的努力得不到信任与支持——甚至很少有人去反对或抨击他们，大部分人选择了无言的漠视——这样的状况最终令这些革命派的思想转向了右翼。

德国民族主义的特异之处（缺陷）在于发展缓慢且发展得不完善。语言学上定义的德意志民族这一实体真正发挥作用始于1938—1945年奥地利被迫与德国合并时期，这一实体始终存在着众多混乱与不确定性，皇帝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依然有着众多保持自治独立的国王与公爵。极端一点儿讲，自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算起，至1939年3月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其余领土，德国民族主义才算是真正地一以贯之，语言民族主义再一次成为引起混乱、令人厌恶的“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当时，随着德国对波兰发动战争，部分德语地区，如但泽和波兹南以“回归”的名义落入德国之手，随后德国对波兰正式发动大规模入侵，也因此再次令“以语言定义国家”的现状成为彻头彻尾的笑话。或许，对欧洲绝大部分德语地区而言，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来，正常的生活节奏便是在混乱的政策中随波逐流，而这些地区的人民也已经习以为常——唯一的例外便是自1938年德奥合并至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被吞并的短短367天。行文至此，笔者又一次险些忘记瑞士。19世纪的民族主义梦想家始终将瑞士作为嘲讽的笑柄：采用联邦制，使用多种语言，四面八方的入侵者都对其兴趣寥寥。

推动部分德意志地区实现统一，是有着特定历史原因的。一部分新生的国家如巴登等在拿破仑战败后逐渐兴旺繁荣，获得了较为平和稳定的发展环境，也因此在政治结构上和瑞士较为相近。而其他一些国家，诸如巴伐利亚王国，其强盛很有可能只是虚幻的表象——巴伐利亚曾经占尽天时地利，得到了天赐的财富，尽管王国的统治者们将财富肆意挥霍滥用，但巴伐利亚的繁荣依然傲视群雄。相比某些21世纪初期的欧洲国家，如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巴伐利亚完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19世纪早期一些幸存的地域狭小的国家与地区，如罗伊斯亲王治下的领土，或（笔者最感兴趣的）绍姆堡–利佩公国等，国力弱小，易受侵害，但也会有十分反常的情况出现，如列支敦士登、安道尔或摩纳哥，国土狭小但富强繁荣——这种现象令人费解，但也并非完全不可实现。

拿破仑战败后，普鲁士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方。作为一个在灭亡边缘摇摇欲坠的弱小国家，以及一度被法国占领的可悲附庸国，依靠拿破仑在俄国的彻底溃败，以及天赐的好运彻底扭转了局面。由于柏林距离巴黎足够遥远，因此也避免了被敌人突袭的厄运。一部分普鲁士官员曾决定撕毁与法国的同盟协议，并且王国君主手中的军队虽然作战英勇，却也同时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境地，所幸最终普鲁士的决策取得了成功，虽然最终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涉及其中的军事力量已远远超出普鲁士王国所能掌控的范围。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普鲁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其发挥的实际作用依然无法与俄国、奥地利或英国相提并论。

战后，普鲁士在战利品分割的过程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因此虽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依然能够在整个19世纪中扮演重要角色。所有人都认为在拿破仑彻底落败之后，法国只是暂时退出欧洲的权力中心，短期内失去招架之力，但19世纪的未来依然会笼罩在法国的扩张政策阴云之下，正如之前近两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一样（有趣的是，1919年之后的德国也曾经产生了相似的假设。最终，历史未曾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无论如何，这种假设的结果依然是正确的）。因此，英国得以解决奥地利掌控下的荷兰和比利时问题，荷兰最终成为法国以北的一个独立国家，并得以借助英国的力量抵御法国未来可能的入侵行动。为在法国东部形成力量均势，曾经仅占据德国西部一小部分地区的普鲁士得到了面积广大的富饶领土，从而更进一步强化了自身“欧洲警察”的角色。

由此产生的遗留问题是维也纳会议所未曾预知的，但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巴黎对于各地旅游者的吸引力持续上升，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国面临着新的复杂地缘政治问题，已经再无力成为全欧洲压倒性的巨大威胁。随后，强盛的北方新兴国家——尼德兰联合王国遭遇暴动而分裂，比利时脱离出来后作为一个面积狭小、充满危机的国家吸引了四方列强的目光，也因而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更进一步讲，虽然或多或少出于偶然，普鲁士王国获得了鲁尔河谷地带（曾经分裂为数个小国家，如位于科隆的维斯特–雷克林豪森，以及林堡–斯蒂拉姆–斯蒂拉姆伯爵领）。其中一部分领土曾由拿破仑于普法同盟时期移交给普鲁士统治，剩余部分则经维也纳会议得出处置方案。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资源稀缺、受军国主义掌控，并且凑巧距波兰一步之遥的小国恰好意外获得了煤炭与钢铁之地——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带。

此时此刻，一场充满古怪意味的巧合诞生了，正当普鲁士充分接纳它的新领土之时，著名作家玛丽·雪莱恰好正在撰写她的著作《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从不同的遗体上取得器官和组织，拼合成一个怪物。这恰恰与此时的普鲁士面临的局势颇为类似，彼此割裂的众多土地被强行拼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国家”。该著作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玛丽·雪莱的英戈尔施塔特之旅，她前往参观了当地的医科学院机构，看到了借助当时的尖端技术保存的医用人体解剖标本，标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线标注脉络，以展示血管与神经的方位与走向——自然，收藏品还包括用药剂储存在瓶子中的可怕人体组织。至今，这些藏品依然在原地保存完好。来参观游览的人们通常会体会到一种阴森可怖和刺激猎奇交织的复杂情绪（展馆中的另一组令人惊叹的展品是众多人类患病眼球模型标本，用不同的性状变化——褪色、膨胀、液体渗漏、荫翳等展现各种类型的疾病）。显然，笔者再一次犯下了跑题的错误——从表面判断，很难看出普鲁士涉及众多不同文化领域的领土扩张计划有何隐患，其他国家也有着类似计划，以奥地利为首，其广阔领土范围便从奥斯坦德[1] 一直延伸到杜布罗夫尼克。古老的普鲁士王国多年来占据着众多面积狭小却颇具价值的西部领土，包括富饶繁荣的马克伯国[2]等。显然，普鲁士统治者并不想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普鲁士不如说是各部分彼此和谐共存的“精神分裂”式联盟。同时，普鲁士王国内部普遍存在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认知，即对普鲁士王国在德意志内部占据的压倒性优势报抱轻视或焦虑的态度。腓特烈·威廉三世及其子腓特烈·威廉四世或许是软弱可欺的悲剧国王，但他们的软弱却在普鲁士的历史上留下了烙印，直到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57年突然中风瘫痪，再无法料理国事。这两位国王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统一德意志”的高度怀疑，他们认为普鲁士的所作所为会导致他们珍视的国家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此外，腓特烈·威廉三世和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对哈布斯堡帝国抱有尊崇与恭敬的态度。若是他们能够预知后来的继任者策动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会大惊失色、难以自持。

不幸的是，民族主义并不因为统治君主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蓬勃发展，却最终在冲毁一切的汹涌工业化浪潮之中得以幸存。运河、铁路和河流推动了经济发展，其中又以铁路为甚，滚滚前行的车轮严重冲击了众多小公国自成一派、苛捐杂税遍布的现状。改革的浪潮令地方主义成为笑柄，令免关税的自由经济贸易区成为可能。大部分德意志邦国都在1852年左右加入了免关税贸易区，这种经济特区也随之成为有力的政治武器。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令君主们获取了更多可挥霍的资本——用于建造新的宫殿和个人奢侈享乐，抑或建造为自身歌功颂德的雕像或纪念碑，也对整个时代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终归为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变化——金融家和商人阶级开始逐渐觉醒，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然而，正如这一时期的其他国家依然对法国心怀恐惧，法国即使仍然在过去的失败泥沼中挣扎，对莱茵兰地区的图谋自始至终也未曾打消。新生的德意志邦联致力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军事协作，本应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抵御外敌的入侵。但随着大部分莱茵兰重要领土落入众多小国，如巴登和黑森大公国之手，普鲁士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唯一能够在危急时刻提供军事保护的势力。原奥地利统治范围内的领土，如比利时和黑森林飞地被重新分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续影响，与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的新职责交织在一起，令莱茵地区成为法国的宿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利益的“前线”地带。无数丰富的资源涌入德意志邦联的要塞地区，如卢森堡大公国、美因茨和拉施塔特，但假若法国再次入侵，普鲁士便是唯一能够对这些地区提供军事支援的势力。

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大部分时期，各国都笼罩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阴云。自1814年《根特条约》签订后，英国和美国都确信两国之间即将发生第二次战争，并且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对此进行规划和准备。英国与法国都耗费巨资对海军力量进行大规模发展与革新，以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第二次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将对方的海上势力一举歼灭——然而这种积极的渴望未能带来任何成效。同样，在漫长的历史中，德意志曾长期在法国入侵的阴影之下艰难生存。1840年，法国政府一意孤行地宣布莱茵河划归法国，并将其变为东部天然边界，这一决策在德意志掀起了轩然大波。法国的霸权在德意志上下激起了无比强烈的愤慨与反抗情绪。未来20世纪中数百万德国军队传唱不衰的军歌《保卫莱茵河》（“河水奔流在国土上，是英雄的热血在沸腾”）便是这一时期遗留的鲜明历史印迹。或许正是法国的步步紧逼促进了德意志最终团结一心，完成国家统一，但随着这些决议的发布，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地区也陷入了对紧张局势的恐惧与不安之中。最终，普法战争于1870年爆发，英国刻意保持了中立，虽然推测法国最终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期望普鲁士的反击能够大大削弱法国的军事实力，若双方两败俱伤，英方将渔翁得利。一直以来，英国始终维持观望态度，并企图将德意志作为维持均势的工具，认为通过这一策略能够成功制约并打压法国的实力。但随着普鲁士军队进军诺曼底（文学巨匠莫泊桑以这一阶段的历史为素材写出了众多优秀的短篇小说），英国自认为完美的设想彻底化作泡影。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依然令人惊讶——甚至令大部分德国人也讶异不已，随后发生的一切引发了广泛的敌对和怀疑情绪。

特殊主义分崩离析

在德国西北部一片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中，坐落着前德意志公国绍姆堡–利佩。可笑的是，这片土地规模如此狭小，人口尚不足5万，甚至难以称作一个“国家”。然而，凭借巧妙的计策和天赐的好运，绍姆堡–利佩公国得以幸存至1918年德国革命时期，该公国的统治家族始终居住在风光秀丽的微型小镇比克堡的家族宅邸中，直至今日。与其他德意志王族世家，如极度富有的雷根斯堡贵族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家族（以邮递事业起家，笔者曾参观该家族的博物馆，馆中藏有数量惊人的古旧马车和雪橇）相似，绍姆堡–利佩历代亲王也同样随着历史的推移失去了身为诸侯贵族的权力与光辉。令人庆幸的是，在1918年革命的浪潮中，所有贵族都已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仅剩画像中那些目光炯炯，蓄有浓密胡须，身着制服的人物提醒着人们那段昔日的荣光。现代的绍姆堡–利佩家族成员依然居住于他们美丽宜人的城堡领地之内——护城河中野鸭成群游弋，19世纪晚期的大舞厅略嫌浮夸，私人艺术沙龙摆满神话人物雕像——在宫殿内部可以看到众多家族成员的照片，或与约旦国王侯赛因谈笑风生，或严肃端坐，周围环绕着成群可爱的拉布拉多猎犬。然而，所有这些历史的痕迹都充满了呆板乏味之感，这样的氛围在欧洲众多其他顶级权力家族中同样屡见不鲜。当地的小店出售绍姆堡–利佩特产巧克力、宫殿舞厅中播放的音乐CD，以及一种以比克堡宫殿雪景为主题的圣诞水晶球装饰。至今，这件小装饰依然点缀在我的电脑桌一角（谁又敢想象，这件装饰品竟然是由亲王本人亲自制作的呢？）。

比克堡车站之外（城镇规模太过狭小，若是游览过程中有片刻走神疏忽，或许就已经错过了当地的宫殿）是一座制作粗陋、缺乏美感的普法战争胜利纪念雕塑。在这场战争中，绍姆堡–利佩亲王失去了五位国民。在此，我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德意志民族庆祝战争胜利的方式让我深深着迷，这些琳琅满目的纪念碑甚至值得写一部书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因此所有关于这一领域的描述背后都是笔者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克制自己不受控制的头脑风暴，专注于章节相关内容的阐释，摒弃那些与之无关的灵感素材。比克堡的纪念碑（老实说，这座微型小镇本身便值得用另一部著作来大书特书）可谓相当有趣——在最微小的可能范围内，这座纪念碑展现了德意志统一进程中十分奇特的一面。比克堡纪念碑并非一座简单的城镇战争纪念碑，而是表现出了德意志帝国内一个小公国为国家前途命运所做出的牺牲。当时的统治者阿道夫一世在19世纪60年代运用十分巧妙的政治策略，避免了被领土面积千百倍于自身的普鲁士王国吞并的命运。阿道夫一世精准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时机，站到了普鲁士一方成为其军事盟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繁荣强大的邻国汉诺威王国由于其末代统治者乔治五世的盲目与专制一步步陷入危机，最终彻底灭亡，整个王国化为历史的尘埃。

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迎来了剧变的时代，既有令人振奋的发展，也不乏岌岌可危的绝境。普鲁士获得了巨大的统治优势，其实力凌驾于众多尚存的德意志北部邦国之上，并图谋继续吞并德意志南部的诸多王国，并借机削弱这些王国背后的庇护者——奥地利与法国的力量。为人冷酷且好战的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奥托·冯·俾斯麦决定通过铁与血的战争达成德意志统一的伟大目标，这一政策也给20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埋下了最初的悲剧性隐患。但在当时，他的政策却少有争议。不同国家寻找盟友，并纷纷投入战争，最终演化为彼此之间不共戴天的残酷血战。因土地掠夺而爆发的争端随处可见。其中，墨西哥战争（美国方面采用的说法）或称美国入侵战争（墨西哥方面采用的说法）是19世纪40年代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著名历史事件。美国以武力作为威胁，开辟了全新的广阔领土，如加利福尼亚及得克萨斯，按照一直以来秉承的新教式“公正”态度，美国从墨西哥夺取了大片土地。英国始终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展开世界范围的残酷屠杀与掠夺，表面上则同时维持着英国式的体面与礼仪。此外，英国、法国与撒丁王国组成的联合部队于19世纪50年代入侵俄国南部和堪察加半岛，并显露出了与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发动战争时大同小异的险恶目的。

从合乎情理的角度来讲，虽然战争必定会充满未知的险恶，但它却是19世纪欧洲人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当时的精英阶层多半由军事精英构成，而当时的英国正由一位大部分统治时期中都身着丧服的女性统治：如今，她的众多男性子嗣都投身军事领域，那些勋章、马刺、肩带和军刀便是最佳的佐证。战争固然不能轻率对待（或许非洲和亚洲的战争不在此列），但却为一切擅长抓住时机的人提供了机遇，而大部分由国家增加税收获得的资源都投入到了强化军备的过程之中。19世纪铺天盖地的发明热潮意味着战争的代价将变得日益高昂，而在短短10年之内，大批新式武器的诞生令任何先进的武器装备都随时面临着落后与过时的危险。一些国家很快在这样的竞赛中败下阵来。哈布斯堡王朝则保持了旺盛的活力，杰出的创造才能（在随后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令其在欧洲始终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工业发展上的弱点日益显著，以及计税基数方面的缺陷（税收基础不足，这尤其应归咎于那些自私自利，反对启蒙主义的保守贵族阶级的阻挠），哈布斯堡王朝的优势地位很快瓦解，失去了与法国或普鲁士竞争的资格。

这些隐藏的优势与缺陷——一支军队的作战动员究竟能够迅速到什么地步，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士气是否依然高涨——意味着19世纪中叶的每一场战争都会带来一场惊人的变革。在这一历史时期，除打猎外，军事演习也成为欧洲统治者们的全新爱好，演习自然要耗费数量巨大的金钱，而在各国爆发的所有大规模冲突中，参战各方显然都展现出了不相上下的自信与决心：自然，战争的胜利只能属于一方，而现实总会将另一方的自信与骄傲无情地碾压殆尽。战争带来了无限的挫折与困境。其中，利萨海战[3] 可谓具有独特标志性意义的一场战争。1866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和意大利海军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未曾有过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传统）。在这场颇为混乱的战斗中，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奥地利军队为旗下的战舰配备撞角作为作战工具，采取撞击战术大力冲撞敌方军舰（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战术，曾经盛行于木桨帆船时代的地中海地区）。这场战争之后的许多年，船只都配备了撞角（代价十分高昂，训练方式也多有失误）——但该战术在后世的岁月中再未上演。在1866年规模更大的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击败了意大利军队，却被普鲁士彻底击溃，这场战争最终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屈辱中落幕。然而，利萨海战依然有着其独特的意义，因为这场战争确保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统治权继续掌控在哈布斯堡王室手中，而非像曾属于哈布斯堡的其他威尼斯地区领土一样，在普鲁士的干涉下重回意大利手中。一位船长在战争中偶然采用撞击战术侥幸取得了胜利，由此产生的影响却改变了整个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历史进程。

普鲁士参与的三场主要战争——与丹麦的普丹战争、与奥地利及众多德意志弱小盟国的普奥战争，以及与法国和另一批弱小德意志公国的普法战争——令世人将普鲁士视为军事才华的代名词。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此时的普鲁士尚且立足未稳。丹麦的败局似乎早已注定，但大部分军事观察家都认为奥地利以及之后的法国能够击败普鲁士，并且事实上，若是奥地利与法国在战争中再多一点儿运气、才智与合理的规划，战争的结局还未可知。普鲁士强大无比的战争机器神话——借助罗恩和毛奇的伟大指挥才能——是在相当弱小的根基之上艰苦发展起来的。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的防御性战争早已成为过去时，在如今的时代里似乎显得格外微不足道。没有人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力量足以令哈布斯堡王朝屈膝——他的唯一目标只是阻止对方夺回西里西亚。凭借普鲁士当时的军事力量，大举进攻维也纳尚属天方夜谭，更不必说巴黎和圣彼得堡了。普鲁士军队在与拿破仑作战过程中的表现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在与法国和之后的法国盟友俄国作战的过程中都曾经遭遇耻辱的失败。战争结束之际，普鲁士迎来了大范围的变革，虽然在联合作战中表现英勇，也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然而纵观整场战争的发展，普鲁士依然处于相对次要的战略地位。事实上，这种怪异的现状在现代德国的军事发展经历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众多战略决策者极度缺乏军事指挥才能，但在19世纪60年代短暂而光辉的7年之外，德国也同样赢得了众多胜利。如果一场战争的关键在于创造一种更加有利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以促进战胜方的国家发展，德国的军事政治计划核心便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作战规划始终无法达成目的，并且最终将引发更为严重的负面结果。

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被后世称为“内阁战争”，因为该时期的一系列战争大多相当短暂，并且取得了确定的成果：与丹麦的战争持续了9个月，与奥地利的战争持续了不到两个月，而与法国的战争则持续了10个月。其中的首场战斗是由普鲁士与奥地利协同作战，阻止丹麦吞并整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这片地区的统治权始终混乱不明，丹麦与德国平分统治权的现状令两国新生的民族主义势力无法接受。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则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德意志的发展历史上占据极其关键的地位——这两场战争将德意志剩余的所有独立小国都裹挟其中。究竟选择成为普鲁士的盟友还是敌人，每一个小国都被迫面临抉择，而从巴伐利亚国王到绍姆堡–利佩亲王在内的所有统治者都需要立即做出关乎存亡的重大决策。从军事力量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小国都不具备战争所必备的丰富资源（尤其是考虑到战争的爆发速度），因而完全无法左右战争的局势，并且普鲁士拥有的丰富资源足以令它们很快缴械投降。以巴登和巴伐利亚为首的德意志南部天主教地区则对普鲁士极为反感，对与普鲁士合并表现出强烈愤慨与抗议的态度。除精英阶层之外，这些地区的普通人民也普遍对普鲁士抱有敌意，举个例子，腓特烈大帝曾经评价说：“巴伐利亚是一座被野兽占据的天堂。”然而，普鲁士统一，以及更广阔范围内的德意志统一，终究是不可抵挡的历史趋势。

四面八方的特殊主义势力最终在普鲁士大军的进攻下分崩离析（普鲁士也得到了一些同盟小公国的协助，如不伦瑞克和奥尔登堡，这些小国也因此得以保证自身的发展前途）。独立城市法兰克福则拒绝支持普鲁士；最终，法兰克福被普鲁士大军占领，并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当时的市长选择了自杀身亡）。汉诺威王国站到了奥地利一方，并很快遭到灭顶之灾（乔治五世的巨额私人财产绝大部分被俾斯麦个人据为己有，俾斯麦多年来利用这笔资金开展了他的“爬行动物基金会”秘密计划，行贿收买大批新闻界人士）。此时，列支敦士登突然宣布独立并选择中立立场，借此躲过了一劫。面对众多小公国背后的强权支持者奥地利的最终惨败，德意志上下的各方势力都在马不停蹄地紧急调整自身的战略决策。在1866年意义重大的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奥地利和盟友萨克森被普鲁士彻底击溃，1870年的色当战役则令法国遭遇了空前惨痛的失败，普鲁士的巧妙战术不仅令军队士气大振，大破法军，还在整体的策略与智谋上取得了全面的压倒性胜利。法国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未曾遭受太大损失，但总体而言已经彻底回天乏术。

在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的过程中，战争以极其简明且迅捷的方式宣告结束，普鲁士自身也对此感到相当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结果同样带来了负面影响。闪电式作战的理念——以极为迅捷简单的作战方式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迅速在全欧洲的军事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与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灾难性影响相比，或许更类似拿破仑战争的模式将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才能也必将受到追捧。历代德国将领都会在毛奇将军及其作战团队的光辉威名之下自惭形秽——但在法国战败后40余年间，他们始终未能有机会参加大规模的战争。保罗·冯·兴登堡年轻时曾参加克尼格雷茨战役，在1914年又一次以将近70岁的高龄结束退休生活，复出与俄国军队作战。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4] 则在大半人生中致力于策划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却在“一战”爆发前夕以80岁高龄逝世，他对德国的军事思想体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带来的负面作用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灾难。

这些“内阁战争”因为偶然因素在短暂时间内结束，其引发的灾难性暗示却影响深远，当时的人们坚信未来的战争也会同样速战速决。此时，德国还远未被军国主义的好战精神所掌控，而只是沉迷于轻易获胜的喜悦之中。一种对胜利的狂热崇拜应运而生，短时间内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志愿者队伍、退伍老兵协会、射击俱乐部等，社会各界都对军队现役人员提供种种特别优待，这一切的缘由不过是一场仅仅持续几周的双方实力悬殊的战斗，而德国也未能从中吸收多少真正实用的系统性作战经验。大部分相关社会团体还举办了大规模的庆祝酒宴，大腹便便的预备役军人也成为社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令人倍感讽刺。而俾斯麦本人则从未真正与任何人作战，德皇威廉二世甚至只是一名候补军官，却总以全副武装的造型出现——披挂胸甲，剑柄配以精美装饰，甚至头上也戴有笨重可笑的头盔，以标榜自己英武不凡的军人形象。或许，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能够以另一种全新的微观角度进行阐释：正是这些狂热庆祝的人们构成了历史的脉络，这些人可能是兴致勃勃的为皇帝设计华丽配饰的工人，抑或仅仅是经营鸵鸟羽毛装饰的商人。

这一时期同样有着伤亡惨重的战争，但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代，人们完全陷入了爱国主义热潮的狂欢之中，无论多少人因为战争带来的死亡而饱尝伤痛，在社会舆论看来无非是为了达成国家伟大统一而必须付出的“血的代价”。我曾抱着一种泛德意志主义的态度寻觅第二帝国时期较为特殊的纪念碑，并在米尔豪森的一座教堂的黑暗角落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木板。这块木板已经破败不堪，维持着倚墙而立的姿态，上面用白色的哥特字体列出了曾经在普奥战争中牺牲的全体米尔豪森人的姓名。对于这样一座堪称弹丸之地的小镇，这样庞大的伤亡数目着实令人感到触目惊心。这座纪念碑是我竭尽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座以普奥战争为主题的纪念碑，而绝大部分城镇的纪念碑都以普法战争——另一场短暂的战争冲突——为题材，牺牲名单逐渐累积，这座城镇50人，那座城镇100人……在普法战争的某些战役中，普鲁士虽然业已取得胜利，却仍然在当地展开血腥屠杀。现代战争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大量现代化武器（其性能每年都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改进与完善）的应用避免了战争中出现单方压倒性局面，这样的变革也产生了全新的影响。克尼格雷茨和色当战役胜利者的后人们，以及那些19世纪80年代沉溺于军事俱乐部，日日饮酒作乐，假意舞刀弄棒的年轻人们业已发现了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在普鲁士凭借全新的强大军队取得19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之后，一场漫长的战争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以及惨痛的大规模伤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显然并不属于军方高层和民间团体领袖曾经考虑的范畴。

无论如何，普法战争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负面信号，对普鲁士和随后诞生的德意志（战争末期，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已见雏形）军事领导人而言，对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别进行考虑而非将之混为一谈是极其困难的。色当战役中，普鲁士以完美的战略战术击溃法国，取得胜利。普鲁士一方本应趁热打铁，在大获全胜之后与法国签署条约，从而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鲁士军队对巴黎展开了漫无目的的围攻，并遭到了法国游击部队日益猛烈的反抗。这场战争最终令整个法国变成了遍地暴动的灾区，阿尔萨斯–洛林作为战略协议的附属条件被法国割让给德国，这样的决定或许是出于战略目的考虑（希特勒也曾经吞并大半个欧洲，但未能为他的战略地位带来根本性的提升），但同样也可以称为“历史的诅咒”：众多民族主义中古史学家认为该地本属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只不过是遭到了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三位法国国王的掠夺，最终理应“重归故地”。奥地利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虽然战败，但并未遭受太大的损失，并且不久之后便成为德国的主要同盟。而同样的结果在法国是绝无可能出现的，普法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将双方拖入泥潭达80年之久。无论奉行侵略政策的军国主义分子在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中带来了怎样的灾难，也始终无法同夺取阿尔萨斯–洛林的原罪相提并论。

战争的结果促成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帝。关于这场仪式的奇特之处，后世多有评说。虽然在凡尔赛宫加冕的部分原因在于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当时大部分德国亲贵长期滞留于法国，但也因为在当时的德国确实不具备举行这样一场典礼的理想场所。在场的每个人都因为兴奋激动而面色通红，高举他们的宝剑向皇帝宣誓效忠。无论是巴登、萨克森还是巴伐利亚，德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这一刻以柏林——普鲁士精神的秘密圣殿为中心汇聚为一个整体。

虽然德意志皇帝兼任普鲁士国王，统治阶层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事实是帝国内部始终心照不宣——在皇室层面上，新生的帝国依然是一个实质上的联邦制国家，“帝国”无非是托词罢了——如果你身为一位皇室成员，并且有幸安全躲过19世纪60年代的混乱时期，领土仍然保持完整，那么对你而言，现状不会有任何改变。德国各地的大使继续来来往往，仿佛巴伐利亚和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仍然是完全独立的王国。如今的莱比锡火车总站周围开设有两百余家商店，也是世界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原因在于该车站同时是帝国火车站和萨克森火车站的终点站，多方协调之下，最终被迫采用了十分荒诞的外部设计构造——两边分别开设两条主要通道，供皇帝和国王分别使用。绝大部分德国皇帝（事实上，只有硕果仅存的三位）都未曾真正举行加冕仪式——这样的一场典礼不过是虚有其表，并且着实令人困惑不已。因此，即使在完成所谓“统一”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德国也依然顽固地保持着一直以来的反启蒙主义政策和联邦制度，这也令今日的德国各地依然充满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魅力。只有在纳粹当政的12年中，其政策掌控下的德国曾经接近真正“统一”的国家结构的边缘——虽然在纳粹党的命令下重新采用中世纪的古老称谓“大区”（Gau），与英文中的“郡”类似——作为新的国家行政单位，但这种暂时性的变化并未带来任何深远影响，古老的地方惯例也未曾遭到破坏。

此时此刻，我们要再次重温一下绍姆堡–利佩公国的历史。这片弹丸之地如今是下萨克森州一个毫不起眼的狭小角落。由于统治者阿道夫一世的精明计谋，绍姆堡–利佩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国家统一的历史浪潮，阿道夫一世本人也青云直上，得以与皇帝威廉一世并肩而立，或者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谈笑风生。然而，当地的普法战争阵亡者纪念碑，包括位于其上的胜利女神小雕像却做工粗劣，破旧不堪，很可能是从某处废弃的皇家花园中得来的廉价回收装饰。然而，这座石碑承载了超乎想象的沉重历史。一旦被卷入德意志帝国的滚滚车轮之下，即便是最为狭小、偏远的自由乐土，也会担负起无比沉重的历史责任。

墨西哥的意外发现

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宽阔地域称得上是给笔者留下最为糟糕印象的旅游区之一——与伦敦的科文特花园或巴黎的蓬皮杜广场类似——这些地方时常能够引起人们关于“人性”真正本质的思考。一场场充满混乱、五花八门的“茶话会”时时在这里上演——神情困顿的旅游团队，三五成群游荡的社会边缘人，还有打扮成莫扎特的表演者漫无目的、无精打采地来来去去，所有人仿佛都被一种漠然和倦怠的氛围所笼罩，无法自拔。笔者并非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此进行批判——事实上，我刚刚不慎让手中的一整个巧克力冰激淋和自己的鞋子进行了“亲密接触”。看起来，意大利游客是当地旅游大军的主力，或许由于曾经错综复杂的历史纠缠，后世习惯将奥地利和意大利放在彼此敌对的立场，而那些意大利游客也不负众望，正在用令人眼花缭乱的肢体动作和频繁的摇头咂舌来表达不满——曾经的旧日敌国中心环境凌乱肮脏，人们的生活也沉闷乏味，令人厌倦。

我曾经试图安慰自己——科文特花园糟糕的街头表演者早已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坚定，但事实是如此荒谬可笑，给了我迎头痛击——在圣斯蒂芬大教堂门外不远处，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的男人正在大跳地板霹雳舞，并倒立用头部做出高难度舞蹈动作，时而假装做出对观众放屁的粗俗动作，口中哼唱普契尼歌剧的片段。随后，我又偶然遇见他烂醉如泥地四处游荡，并与一位全身涂有银白油彩的街头表演者——或许是假扮作莫扎特雕像的行为艺术——争吵不休。这番混乱庞杂的景象甚至不值得驻足欣赏——这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批身材高大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他们身着用羽毛、皮革和贝壳制成的夸张服饰，前来抗议奥地利博物馆长期以来对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遗物“蒙特苏马头饰”的占有。“蒙特苏马头饰”究竟是否真正属于阿兹特克君主蒙特苏马尚无历史定论，但这件文物毫无疑问是一件无比古老、精美的墨西哥艺术杰作，自大公斐迪南二世居于阿姆布拉斯宫时期便属于哈布斯堡王朝所有，斐迪南二世坚持认为这件文物是一个“摩尔人”[5] 头饰。为什么旧时代的统治者总会在人种学领域犯下如此谬误？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曾收藏有一套日本盔甲，但他误以为这套盔甲属于“大莫卧儿帝国”[6]。来自世界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彼此的误解和无知恰恰构成了一部曲折精彩的世界史。不管怎样，这些墨西哥人先是跳起了舞蹈，然后突然开始激烈斥责周围茫然不解的人群，情绪高涨，声调亢奋，甚至让旁边表演杂耍的吞火魔术师和皇帝约瑟夫二世歌唱雕像的扮演者都感到羞愧不已。

哈布斯堡王朝对墨西哥事务的介入由来已久，王朝的奥地利支系成员虽然大多数都曾在西班牙诞生成长，但在早期普遍对新大陆地区缺乏浓厚兴趣，将当地的财富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麻烦留给他们的西班牙亲戚，自己则对此不闻不问。这种现状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改善，当时拿破仑三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设想——扶持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皇帝。随着人们对拿破仑三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这位皇帝可怕的一面也日益暴露——作为一名君主，他彻头彻尾的幼稚头脑与狂热思想极大地搅乱了欧洲19世纪中叶的秩序，造成的破坏规模与俾斯麦不相上下。的确，或许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充满动荡与混乱，却无法起到任何历史推动作用，因此俾斯麦式人物的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

无论如何，这场“墨西哥冒险”可谓典型的拿破仑三世风格：当时，美国正处于南北分裂的背景下，这是根源所在。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乐见新大陆地区陷入混乱，并且冷静理智地保持了中立，但拿破仑三世却从中看到了机遇，并意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帝国，遂与当时的南方政权美利坚联盟国达成协议，后者为法军提供了一片全新的广阔战场。拿破仑三世草率派遣数千名应征士兵上场作战，导致其在墨西哥全军覆没，这段历史固然让后人惊愕不已，但我们也能够借此了解到拿破仑三世的幼稚与愚蠢——他对局势的判断全面失误。对于刚刚结束战乱，重获统一并日益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而言，一个法国扶持的墨西哥君主政体无疑成了最大的眼中钉、肉中刺。普鲁士日益强大的威胁意味着拿破仑三世必须撤回大部分军队，但不久后法军便在19世纪60年代末与普鲁士的交战中一败涂地，马克西米利安陷入了彻底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战败并被处死。

马克西米利安可以算作当时王室成员中的特例——作为哈布斯堡王朝成员，他颇具智慧和才干（事实上，当时广泛流传着关于他身世的谣言，即马克西米利安真正的生父是拿破仑一世之子——短命的赖希施塔得公爵，即拿破仑二世，这或许能够从某种角度解释马克西米利安在哈布斯堡家族中的特立独行），曾经大力建设的里雅斯特军港，并统治意大利的一部分地区，同时促进哈布斯堡海军力量的发展。此外，马克西米利安也在亚得里亚海岸地区设计建造了一座宫殿，但他未能有机会见证宫殿落成。当时，马克西米利安尚未年满三十，刚刚结束一场在巴西的愉快旅行。他对继承皇位的提议动了心，期望能够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虽然他对拿破仑三世的动机已经有所认识——自己不过是皇帝用来粉饰其强盗行为的一枚棋子。他在墨西哥的统治持续了3年，由于墨西哥国内骚乱迭起，马克西米利安从未真正举行加冕仪式。无论如何，这短暂的3年君主生涯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时期留下的唯一印记是位于今日墨西哥城内的改革大道，由一位由他亲自指定的奥地利工程师主持修建——鲜为人知的是，为了纪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妻子卡洛塔皇后，墨西哥当地也修建了皇后大道。著名画家马奈也曾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被处决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创作出一系列作品（虽然马奈本人并非刻意以画作纪念这位皇帝，而是无意为之）。举世无双的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中收藏有一套普鲁士风格的金属盔甲，这套盔甲曾属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贴身侍卫。随着盔甲上的尖刺被墨西哥的鹰–蛇–仙人掌标志代替，整套盔甲外部也被重新加工，镀以华丽的黄金涂层。这些华丽浮夸的历史遗物（包括一顶帝国风格的墨西哥宽檐帽）或许已经清楚地预示了未来的命运——当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多半时间沉溺于设计华而不实的奢侈品，而非认真思考如何去统治一个面积广阔、成分混杂、历史悠久的国家的时候，最终的结局便已注定。更何况，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一位法国军队庇护下的奥地利皇帝和他的比利时妻子全无好感，更不必说予以支持了。

这场令人遗憾的历史悲剧本来完全可以避免，但它依旧真实地发生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失去了一位聪慧可靠的兄弟，而他们的母亲——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索菲太后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悲伤之中，终生未能走出阴影。更加悲剧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的遗孀卡洛塔皇后因为极度的悲伤刺激而精神失常。当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刚刚从克尼格雷茨战役中普鲁士大军带给他的耻辱，以及丢失意大利统治权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但马克西米利安的死似乎开启了弗朗茨后半生的漫长悲剧，自此他始终霉运缠身，并且由于沉闷、顽固的个性逐渐失去了所有同辈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支持。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风雨飘摇的帝国始终在缓慢地走向衰落。周围的家族近亲逐渐凋零，有的选择开枪自杀，有的成为古怪的异装癖，有的遭人行刺身亡，有的则死于伤寒。与此同时，枯燥而单调的统治生涯似乎没有尽头，周围勤勉的幕僚们日复一日地在美泉宫和霍夫堡宫重复着官僚主义的无趣程序，以及一成不变的枯燥狩猎，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

或许，弗朗茨·约瑟夫的单调乏味正是对周围混乱世界和棘手矛盾的沉默反击。马克西米利安在新大陆的开拓对古老的皇室而言充满了新鲜感，但弗朗茨·约瑟夫在统治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处理极为复杂而棘手的多民族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始终未曾得到妥善处理，给帝国统治带来了长久的负面影响。如果他能够花上更多时间去着手解决瓦拉几亚人日益高涨的达契亚–罗马尼亚浪漫主义思潮，局势本不至于沦落到无法挽回的境地。匈牙利一直以来的愚民政策和狭隘的地方主义思维自始至终给哈布斯堡王朝带来很大困扰，自从维也纳之围结束后，匈牙利便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和奴役，回归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范围。匈牙利的回归对弗朗茨·约瑟夫有着一定帮助，因为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等多国人民都对匈牙利抱有反感和仇恨态度，因此这些国家绝无可能与匈牙利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他的统治。如今的帝国内部，君主本身是唯一仅剩的纽带，而君主又需要各种各样的王冠来巩固自己的多重统治地位。同罗马尼亚一样，弗朗茨·约瑟夫和他风雨飘摇的王朝逐渐对德意志民族主义产生了怀疑，并使讲德语的波希米亚人和奥地利人暴露在被怀疑的境地中。

关于弗朗茨·约瑟夫漫长的统治时期，后世始终存在争论，部分人认为正是他长久的统治使帝国能够避免分裂的命运，正如在一堵支离破碎、濒临倒塌的灰泥墙上贴上坚固的墙纸，通过外部的维系使之免于坍塌。我们无法确定，假设政权更迭以一种更加常态化的方式进行，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得以在1900年或更早时候便继承皇位，未来的局势是否会有所改善。这一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将永远不得而知，但与此类似的是，德皇威廉一世的漫长统治及他本人晚年的昏聩对普鲁士而言是灾难性的（威廉一世之子腓特烈三世刚刚继位，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解除俾斯麦的职务，铁血宰相的半独裁统治宣告结束）。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时见证了整个中欧地区从早期建造铁路到发明空中轰炸机的历史沿革，却并未在历史上发挥多少实际作用。他的统治也同样经历了众多城市，如布拉格和普雷斯堡（斯洛伐克语名为布拉迪斯拉发）的飞速变革，这些城市很快为新兴的非德语区工人阶级所占据。所谓的“识字”不再意味着使用德文书写（同理，在匈牙利是使用拉丁文），而是表示当地的民族语言文字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与应用，众多历史名人，例如斯美塔那，甚至长久以来接受德语教育的德沃夏克[7]，都凭借勤奋与意志力很快熟练掌握了捷克语。这也是19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戏剧性历史事件之一——即使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发展历程也是难以预见、极端偶然的。从后来一批又一批民族主义者所引发的社会动乱来看，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确实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之时。一个曾经延续长久辉煌的帝国最终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彻底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奥匈帝国的辉煌过去确实会令人产生浓浓的怀旧与怅惘之情。回想起曾经读过的约瑟夫·罗特和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这些作家的文字令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将思绪从那个横刀纵马的时代拉回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沧桑而忧郁的氛围，并且早已因为那些悲伤的文字而泪流满面，泪水汇聚成小滴，掉落进面前的咖啡杯中。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初次到访维也纳时，这座尚且处于困境中的城市带给我某种浓重的时空错乱感——一座充满沧桑和苦楚的城市，刚让人有一种长久以来的“铁幕”已经消失的感觉。到了2009年，这里已经再次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恢复了曾经的繁华景象——来自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斯拉夫的三教九流在这里四处游荡，而如今的欧盟某种意义上正像是过去古老的庞大帝国在现代社会的化身——不再有王侯与贵族，也不再有仇恨与战争。最终，所有复杂曲折的历史尘埃落定，未来终于迎来了光明——哈布斯堡帝国成为遥远的过去时，而不会再有人为此感到遗憾与悲伤。徘徊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之外，我仍然会去想象一个滑稽荒诞的景象：身着（经弗朗茨·约瑟夫陛下批准的）华丽制服的帝国军队士兵长驱直入，扣响手中的霰弹枪扳机，将那些嘈杂吵嚷和低俗无聊的事物都清理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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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于西佛兰德省，北海沿岸中部，比利时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也是著名旅游城市、海滨疗养地。—— 译者注

[2]神圣罗马帝国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内的一个伯国。领地范围包括鲁尔河两岸，以及鲁尔河的支流地区，马克伯爵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最有势力的一位贵族。—— 译者注

[3]利萨海战是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的盟友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利萨岛附近海域进行的海战。这场首次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之间的战斗举世瞩目，标志着海上战斗已经从风帆时代过渡到了蒸汽铁甲时代。—— 译者注

[4]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1833 —1913），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经多年酝酿制订了德国东西两线作战的完整战争计划（史称“施里芬计划”）。他是毛奇军事思想的继承者。—— 译者注

[5]摩尔人多指在中世纪时期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 译者注

[6]莫卧儿帝国（1526—1857），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专制王朝。—— 译者注

[7]安东·德沃夏克（1841—1904），19世纪世界重要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第9“自新大陆”交响曲》《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 译者注

——Chapter Twelve——

第十二章

羔羊与瓢虫»

拼图之国»

狩猎好手»

鲁里坦尼亚、西尔达维亚以及他们的朋友»

缺席

羔羊与瓢虫

德意志统一虽然前景尚不明朗，但仍然为社会带来了众多可喜的变革——德国产品迎来了爆炸性的创新与发展——曾经只能在各地自产自销的生活用品和佳肴美酒如今得以通过新生的高效交通运输系统传遍全国，建立起品牌和品质的专属网络。时至今日，这样的网络仍然与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关于德国商品的广泛传播，笔者在此要举出最不喜欢的一种食物——杏仁蛋白软糖。这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食材，只有制作某些特定的食品，例如英式圣诞蛋糕时才会使用。话虽如此，这种食物仍然长期以来都令我感到难以接受——它们的外观和质地甚至让我联想起了家猫的粪便。当然，以上是笔者不可理喻的个人偏见，但仍然无法掩盖这种甜品的粗劣本质——人们浪费难以计数的时间和金钱，用大量的糖制作出一种令人敬谢不敏的“美食”。然而，除去这些味道难以形容的牛轧糖、爱丁堡岩石糖，以及给笔者留下深刻阴影的糖衣果仁，吕贝克特产杏仁蛋白软糖才是真正的灾难，而当地著名的尼德雷格咖啡馆[1] 正是酝酿灾祸的圣殿。尼德雷格咖啡馆实为一部分城市中问题重重的本地产业的最佳写照，但随着19世纪的社会发展，四通八达的铁路和日益发达的媒体宣传业为这些地方产业提供了便利，让这些原本偏居一隅的商品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一直以来，笔者对托马斯·曼的作品并不抱多少好感，而在阅读一封他在家人从吕贝克搬到慕尼黑居住之后写的信时，这种负面情绪难以克制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封信中，托马斯·曼用兴奋的口吻描述了一盒来自尼德雷格咖啡馆的杏仁蛋白软糖，称这件礼物“为我的圣诞节日增添光彩”。

尼德雷格咖啡馆，一种粗劣食物的重要发源地——或许三分之一的人会感到滑稽可笑，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则会从中感受到一种“艺术气息”。店里陈列着众多巨大的建筑模型——勃兰登堡门、埃菲尔铁塔和英国的议会大厦，所有的一切都用数量巨大的杏仁蛋白软糖制造而成，将窗边的陈设区挤得满满当当。屋内则是一排又一排相对较小的蛋白软糖模型，包括水果、农场家畜、龙虾等，五花八门。对一位甜度耐受力相当高的食客，这些蛋白软糖也未免过于夸张了——仅仅随意尝试了一小块蛋白软糖制作的逼真马铃薯，我就感到自己的味觉感官神经系统濒临失灵。因此，笔者只能一边心情愉悦地把玩着手边制作精巧的蛋白软糖花椰菜，或整整一篮蛋白软糖小鱼，一边感受内心古怪的战栗和躁动——显然，身体内部的器官十分敏锐地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危险。

最终，在经历了吕贝克的“糖果店冒险”之后，我仍然一边咒骂着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一边掏钱买下了一只杏仁蛋白软糖制作的小羊羔，这只羊羔的脸上挂着相当愚蠢的傻笑，出于戏谑心里，我决定将它带回家作为礼物。下图是一张以作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的“照片式”记叙方式拍摄的图片，这只小羊正用崇拜赞美的目光注视一枚德皇威廉二世的火柴盒肖像：

在过去的数月里，孩子们轮流将这个小礼物藏到房子里的不同地方（卫生间、冰箱里、麦片袋里，等等）。此外，它也曾在汽车仪表板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它的外观稍稍有些融化。从这一点看，作为活生生的“进化论”实例，这只小小羔羊着实具有某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一只生来由蛋白软糖制作成的，带有愚蠢呆滞笑容的小羊，究竟如何利用时机一次又一次逃过化于口中的危险呢？

无论如何，杏仁蛋白软糖只不过是德国新兴商品市场中众多不受欢迎的产品之一。诚然，这样的产品数不胜数，例如著名的斯卡特纸牌游戏，诞生于19世纪早期的阿尔滕堡，纸牌产业更令这座风光宜人的小镇繁荣至今。图林根州先后诞生了胡桃夹子娃娃和花园地精塑像的热潮，令当地的玩具产业蓬勃发展。此外，还有几乎无法下口的纽伦堡姜饼（事实上，我第一次在当地尝试这种食品的回忆着实不太愉快）。然而，各地商品的广泛传播却并未增进地区之间的统一性。例如，时至今日，德国的葡萄酒产区和非葡萄酒产区之间依然有着十分明显的分界线。这样的特定地域随处可见。同样，以沃尔姆斯为中心的椒盐卷饼产区，或者范围包括萨克森到黑森州的正宗德式香肠产区也有着类似的清晰边界。这种根深蒂固、无法动摇的地方主义正是德国最具特色的迷人风情之一——杏仁蛋白软糖和姜饼或许再普通不过，但这些普通的食物体现了一种根植于血液中的坚持——“本地”啤酒、“本地”葡萄酒及“本地”蛋糕，诸如此类。这种发展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产品，其中一部分产品逐渐发展壮大，风靡全国，但也有一部分从未走出属于自己的狭小天地。例如，不来梅当地出产一种外形奇特的黑白双色蛋糕，或许是希望通过这种特色食品复制纽伦堡姜饼的市场神话，但最终事与愿违：如今，唯一出售这种蛋糕的地方只剩下纽伦堡大教堂东面的少数几家面包店。

种类繁多的高度数酒精饮料也是19世纪主要的工业生产神话之一——原本规模尚小的本地产业几乎是一夜间遍及全国。很快，烈性蒸馏酒成为同钢琴或枪械一样最具代表性的德国大宗产品。对于这类烈性酒类饮料，我始终抱有胆怯却向往的复杂情绪，一次愉快的痛饮曾让我彻底烂醉，甚至来不及细细回味美酒带来的或炽烈或醇厚的复杂感受。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曾经在不来梅当地一家舒适的酒吧中度过了数个漫漫长夜，酒吧老板的无数美酒佳酿令他犹豫不决，难以抉择。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当属一种少有人知的烈酒“普鲁士利口酒”。笔者在当地品尝这种酒时，曾惊异于它的奇特滋味，并心血来潮地打算将本书名称也改为《普鲁士利口酒》，幸好被旁人劝止。这种酒尝起来口感炽烈，仿佛能够瞬间荡涤身心的一切污浊与腐朽。这样浓烈复杂的滋味堪称我个人的独特体验，若是将之与他人分享，别人很有可能会婉言谢绝。

多年前我曾从当时仍由苏联统治的拉脱维亚带回了一瓶当地特产的里加黑药酒，这种药酒由一名德国化学家在18世纪偶然发明，对于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的乐天派苏格兰人，平时是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和君度酒的忠实拥趸）而言堪称一份“被诅咒的礼物”。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倒出一小杯黑药酒（这种浓黑而厚重的液体看上去与重质原油别无二致），然后讨论是否需要将它与其他饮品混合饮用，事实上，我们甚至不确定这瓶酒是否已经过期变质——这异乎寻常的黏稠度从里到外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如今，我家的厨房里四处堆放着短暂开封之后便束之高阁的科恩酒、莳萝利口酒、阿夸维特酒，等等。显而易见的是，假如我再一次摩拳擦掌，准备做一些全新的尝试——这一次是某种从李子汁液中蒸馏而得的奇特酒精饮料——我的家人必然不会接受。关于“无害的高度数酒精饮料”，我的最后一次尝试是一种来自巴伐利亚的水果白兰地（盛放在一种独特的石质瓶子中），当我打开瓶盖的一瞬间，空气中弥漫起一股难以形容的诡异气味，简直像一只四处乱爬的受惊瓢虫在四处释放它分泌的液体，意图吓走周围的天敌。

这些酒精饮料共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有着十分固定的地域范围，分别归属于某些特定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可能会从某一片地区蔓延到整个国家，但并不会继续向其他国家扩散。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的历史本身——很难想象德国的任何一个邻国会选择一款名为“俾斯麦亲王”的酒来纪念某个特殊时刻。除此之外，考虑到只有德国人会对某些完全由谷物或少数的几种水果酿造的酒类情有独钟，德国也很少选择向世界的其他地区推广相关产品。在德国众多利口酒品牌中，最令其引以为豪的当属野格牌（英文意为“资深猎人”）利口酒，这是一种由多种草药和根茎植物配制的高度酒，主要产地为沃尔芬比特尔，这里也有一家商品种类十分丰富的综合商店，在这里你可以买到野格牌的运动衣、野营器材、浴衣及其他周边产品。野格这一品牌诞生的历史并不长，自1934年才开始正式销售。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新的饮品问世，然而有些原本普通的事物会因偶然与纳粹历史发生关联而增添一种特异或古怪的色彩——平凡的事物同样会因为特殊的时机而变得不再平凡。

野格酒是机场商店中出售的唯一一种德国烈酒，经常与其他一些品质低劣的酒精饮品（如覆盆子口味的百加得朗姆酒或狂野非洲奶油利口酒——一种盛放在劣质豹纹图案酒瓶中的百利甜酒） 摆放在一起销售，但除去诸如“俾斯麦亲王”等经典选择，甚至德国人在国外也很少会去选择这些自己国家所生产的酒精饮料。像往常一样，有时我会忍不住怀疑，是否当德国人在世界各地愉快地享受搭配鱼露或红咖喱的美味佳肴时，我却在这里对付一盘德式香肠。如今他们或许正沉浸在智利西拉干红或意大利蓝带啤酒美妙悠长的回味中，而我却在这里艰难地咽下一小口普鲁士利口酒。

拼图之国

我在旅途中尚未发现任何山脉地区的有趣之处。出于各种原因，这些崇山峻岭从未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攀登英格兰境内的最高峰斯科费尔峰的过程中，曾经选择了一条迂回的遥远道路，途中充满艰辛挑战，当时我的身体极度疲劳，肺部也仿佛随时会燃烧，整个人都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最终，当我攀登到山顶，一瞬间，战胜自我的激动心情便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大群不服管束的顽皮儿童四处追逐奔跑，其中一些甚至还只是刚学会走路的幼儿；成群结队的长者四处游荡；超市购物手推车被人随意丢弃；身患疾病或身体衰弱的人们将山顶挤得水泄不通（“顶峰”这个名词在这里似乎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这样的现实不免再次提醒了我——或许更明智的生活方式便是选择与家人待在一起消磨时光，或者在舒适的酒店或旅馆里消磨时光，手边放上一本书和几杯美酒——文明大部分时候都诞生在图书馆或酒吧里，而不是在乱石嶙峋的山间和乏味无聊的风景中。

这种感觉在乘蒸汽火车向布罗肯山[2] 进发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烈。布罗肯山是一座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地区的山峰，山体由地下花岗岩露出地面而形成。耳边不时传来山风呼啸，空气中则传来烧煤和引擎燃料的气味，路两边是三五成群的路人在嬉戏玩耍，这幅景象起初尚且令人心旷神怡，但随着我们一步步接近山顶，似曾相识的空虚无聊感很快包围了我。诚然，我对山地风景并无多少好感：这些贫瘠、沉闷的荒僻山地在美丽的风景中显得格外突兀，如此枯燥乏味的地区自然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一点在布罗肯山区更为突出：这座花岗岩山峰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丑陋肿块，表面覆盖着肮脏的冰层，但从山顶向下俯瞰，就会看到景色秀丽的小镇与农场，河水从布罗肯山脉一侧奔流而下，将农场与城镇的景色交错分割，令人心旷神怡。长久以来，人们将布罗肯山与巫术魔法和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这也只是居住在周围平原地带的人们日常消磨时光的酒吧谈资。布罗肯山顶有一处地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很多游客选择居住在这里的酒店，并且对山顶上的一处历史遗留建筑颇感兴趣——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电气设施，其中的最高点是20世纪30年代兴建的电视发射塔。德国人惯于将一切路标设计为高深莫测的象形图，因此我只能够依稀辨认出一处以红色边框围绕的奇特图案是在对人们发出警告：不要过于靠近发射塔底部。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附着在塔顶的形状奇特的巨大冰块会从高空断裂脱落，如果不幸被掉落的冰块砸中，轻则受到重伤，重则意外身亡。我在周围结了冰的小路上四处游荡，努力躲避四周被狂风吹起的冰块，这些形状不规则的冰块很有可能在瞬间成为致命的可怕武器。此外，旅馆中的“奇遇”也令我惊愕不已——一群狐狸在旅店的储藏箱中繁衍生息，好不快活。这一切令我在内心暗暗决定——将所有山区地带从我的旅游行程表中永久删除。

不幸的是，若是在德国旅行的话，想要避开山区地带几乎是天方夜谭，虽然整个德国的大部分规划都在尽力避开山脉地区（事实上，哈茨山脉除布罗肯山外的其他区域，以及风光秀丽的图林根山等山麓丘陵地带并不包括在内），山脉依然是巴伐利亚南部和蒂罗尔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年以来，我从未踏足这些地区附近的土地。当许多人建议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参观现存的希特勒私人官邸时，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显然，这个建议完全证实了我的推测，这片山区的景色毫无疑问会是一场审美灾难（出于希特勒的糟糕品位）。此外，为满足纳粹娱乐消遣而修筑的建筑显然不会是绝大多数人的假期上佳之选。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某个夏天，热情的亲戚送给我妹妹一套巨大的睿思玩具拼图。拼图以常见的阿尔卑斯山区景色作为题材：一座有着洋葱形穹顶的城堡，周围环绕着茂密整齐的绿树，更远处则是崎岖的白色雪山以及一角碧蓝的天空。这些或远或近的景色大多投射在拼图下半部分的宁静池水中。这款令人发指的烧脑游戏一直在蚕食我妹妹的大脑。漫长的夏天就这样在游戏中度过了——日复一日，这些多达几千片的复杂拼图堆放在家里的桌子上，而我妹妹时常为了其中的一块而绞尽脑汁，甚至濒临发疯。望着她的样子，我脑海中仿佛浮现出安徒生童话中受诅咒的邪恶王后，只能穿着烧红的铁鞋疯狂地舞蹈，一直到死为止。这个因拼图而起的童年小插曲无益于改善我对阿尔卑斯山的感受。实际上，如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或更加清新明快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等音乐作品于我而言，就像音乐版的“睿思拼图”，并且或多或少有着过誉之嫌。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怎么就没有达成某些协议，派遣军队到睿思拼图的诞生地拉芬斯堡（阿尔卑斯山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镇），把生产拼图的工厂彻底捣毁呢？

最终，别无选择的我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脚步，鼓起勇气面对心中的阴影，走进了这巍峨的群山之中。若是想要撰写一本关于德意志历史文化的书籍，那么又怎么能对新天鹅堡和因斯布鲁克避之不谈呢？前往山区的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浓雾中穿行，仿佛阿尔卑斯山已经消失在这片朦胧之中，让我想起了在英国奇尔特恩丘陵的火车旅行。阿尔高地区风光秀丽，原野上聚集着成群结队的可爱奶牛，这些家伙脖子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铃铛，还有着温和友善的眼神——但不久之后，这里过于单调的风景便令人略感乏味了——与摩泽尔河谷的葡萄园大同小异，只不过阿尔高山区铺天盖地的奶牛蹄子代替了漫山遍野的葡萄架，而整片山区的核心地带则坐落着一座规模巨大的雀巢工厂，奶牛满足的饱嗝声时时传入我的耳膜。然而，正如笔者像挚爱葡萄酒一样挚爱着美味的牛奶巧克力，对于这样一处青山绿水中的巨大工业化机器怪物，我最终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视而不见。

新天鹅堡得以闻名于世，除去作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对瓦格纳的最高致敬之作，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修筑这座城堡的奢靡花费曾让巴伐利亚当地国库濒临崩溃。路德维希二世最终被迫退位，而后神秘死去，究竟是他在耻辱与绝望中选择投湖还是被人谋害已不得而知，一起沉湖身亡的还有他的医生。自那时以来，没有任何人在天鹅堡中居住过，这座建筑也从未真正完工，在路德维希逝世仅数周后，新天鹅堡便开始面向公众开放参观。新天鹅堡也是迪斯尼标志城堡设计灵感的来源，有趣的是，如今这座城堡的主人又反过来模仿迪斯尼采用的技术与创意——定时门票和琳琅满目的花哨小装饰物。路德维希与瓦格纳的关系显然十分密切，而建筑杰作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落成则完全归功于路德维希，或者不如说是巴伐利亚的雄厚财力。然而，笔者并未为了写作本书而对路德维希二世对瓦格纳的感情做出深入研究。在新天鹅堡内外徘徊漫步，会发现这位深受瓦格纳艺术影响的国王所表现出的依然是媚俗中透出古怪的审美品位——在新天鹅堡的世界里，到处是浮夸的宫廷壁画，上面绘制着痴笑的少女和笨拙的英雄人物，作画者的水平不过尔尔，更不必说拥有什么艺术天赋了。每一个房间都以一部不同的歌剧作为主题，观者唯一的乐趣便是在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辨认出房间的主题究竟来自哪一部杰作。这片巨大、沉闷、令人窒息的森林风景究竟来自《西格弗里德》，还是《帕西法尔》[3]？那位头戴包头巾、神情黯然的少女究竟是谁（类似的歌剧人物众多，难以猜测）？虽然笔者并不是瓦格纳的狂热拥趸，但同样对他的歌剧倾心不已。话虽如此，如下问题仍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瓦格纳本人真的会喜欢这些壁画吗？如果这位作曲家本人得知他的伟大音乐世界——如此独一无二、震古烁今的想象力构成的奇妙世界，几乎能够完全攫取人的全部感官，令人陷入窒息——通过路德维希二世平庸俚俗的视角化为现实，心里不知会是何种滋味。出于我个人内心一种隐秘的焦虑感，我反而担忧瓦格纳会对这些作品加以赞赏——最早的《罗恩格林》歌剧画面草图着实显得呆板而拙劣。或许，现代社会中先进的电影特效已经令旧时代的舞台技术彻底过时，但在我心目中，瓦格纳用音乐在人们脑海中构建出的美妙幻想世界是无论多么先进的舞台技术都永远难以比拟的。除非历史的真相如我所想，音乐大师的内心究竟做何感想，我已经不想过多探寻。

无论如何，路德维希二世通过新天鹅堡对瓦格纳表达的敬意确实可谓是一场彻底的弄巧成拙。即使是周边琳琅满目、极度拥挤的路德维希纪念品商店（鼠标垫、茶巾、数量巨大的自传作品、冰箱贴、烟灰缸，所有商品无一例外沾染上了路德维希二世古怪的审美风格），也多半与瓦格纳本人并无关联。这种幼稚的狂热崇拜至今仍长盛不衰，一辆又一辆长途旅游车上络绎不绝的游客便是最有力的明证。他们究竟到阿尔高来做些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路德维希二世悲伤的历史如此兴趣盎然？我猜，或许路德维希疯狂追求浪漫的风气从未真正传播到英国一带。瓦格纳本人仿佛自始至终置身事外，徒留新天鹅堡这座过度浮华奢靡的精神圣殿——始终未曾修建完成的正殿中，千千万万片数不清的马赛克彩砖向我们无声诉说着那个业已消逝的王朝的故事——那些永远来不及修建的塔楼以及那间粗糙的木雕大厅，路德维希二世正是在这间大厅中收到了自己最终遭到废黜的消息，彼时他正沉浸在书籍的世界中。

在路德维希二世的悲剧人生中，唯一称得上成功的历史事件便是签署文件终结巴伐利亚王国的独立地位，并随后拒绝了前往凡尔赛宫对新皇帝威廉一世欢呼致敬。而他为人的另一有趣之处在于对当时许多德国人已经视为过时守旧的中世纪精神的狂热崇拜。他曾经下令在林德霍夫宫（另一处老生常谈的宫廷城堡，并不在我的旅游名单之中）内修建歌剧选段《瓦尔基里》中的“洪定茅舍”[4]，希望能够在此地重现古老日耳曼民族的宣誓盛会。当然，这样的想法不过是一意孤行的可笑愚行罢了。

路德维希二世逝世后，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继续艰难前行。沉浸在悲伤中的弟弟奥托一世继位，但他生性软弱，任人摆布，始终由摄政王柳特波德处理政务。柳特波德外表神似一位慈祥的圣诞老人，在位期间始终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尤其是在俾斯麦发动的反天主教动乱中十分明智地与普鲁士保持了一定距离。随后不久，路德维希三世，一位同样外形酷似圣诞老人的老者继承了王位，并在1918年封建制度彻底崩溃之前结束了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自12世纪以来的漫长统治历程。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曾历经兴衰沉浮，家族成员中有人言而无信，也有人懦弱无能。然而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唯有那些阿尔卑斯山区的华丽幻梦，铭记着这个古老家族曾经的荣光。

狩猎好手

笔者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长大，当拥有大把闲暇时光的时候，全家人偶尔会一起到乡间散步，有时是毫无目的地四处漫游，有时则目标明确，例如一起寻找山野乡间五花八门的野花。我父亲有个十分有趣的习惯，时常能为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远足活动增添一抹亮色——他时常突然停下脚步，用手势示意其他人全部保持安静，然后静静倾听灌木丛中传来的悦耳沙沙声。然后，我们纷纷屏住呼吸，凝神倾听接下来的声响。当然，在英格兰——很难有什么真正刺激的“惊喜”等待着我们，很多时候这种响动不过来自一只正在觅食的画眉鸟。但仅仅过了片刻（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我父亲的手势便指向了真正的“惊喜”——一只受惊的毒蜥正在一棵矮小的山楂树上迅速逃窜。

长大成人之后，我曾经因这种长久以来的远足途中的可怕“奇遇”而心有余悸。在德国，我曾在各地的森林和山间长途跋涉，心中却并未真的感到多少不安与恐惧。遍布哈茨山区的巨大标志提醒游客此处有猞猁和野猪出没，我却因这种略带刺激的冒险氛围而激动不已，时常一人独自加快步伐，甚至不需要借助登山杖——如果真的遇到这些凶猛野兽，手杖毫无疑问是有力的自卫武器。实际上，我已经徒劳无益地寻觅了许久，但传说中的野猪却踪迹全无。走在山区林地之间，脚下踩着没过脚踝的厚厚一层山毛榉坚果（这也是野猪最爱的食物），整片林地仿佛变成了一张巨大的早餐桌，上面撒满了美味的“麦片”。我屏气凝神注视着树丛之间的无数缝隙，寻觅着野猪的哪怕一丝踪影。如果我真的因为一只野猪的袭击不幸遇难的话，这也一定是某种“为了理想而献身”的壮举。甚至在我被这头暴怒的凶猛野兽开膛破肚的那一刻，我能做的也只有讽刺地大笑三声——好奇心过剩，主动与这只獠牙锋利的山林之王狭路相逢，结果当然只能任其宰割。

德国中部地带的黑森林面积极为广阔，即使用充满艺术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这片森林，其中数不清的树木最终仍然要在视野的尽头汇成一片朦胧的暗色阴影。与英国的森林不同，这里的黑森林让人联想起古代欧洲大陆上繁衍生息的巨大动物群落，但到了中世纪时期，任何体形大于獾类或野鹿的动物最终都彻底灭绝了。一直到17世纪，狼和熊都是占据森林地带的两股主要势力。在达姆施塔特的地方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座充满悲伤的小型石质纪念碑，铭刻着人们如何猎杀黑森和西格玛林根地区最后一只野狼的故事。博物馆内还收藏有一个最后的上多瑙河地带野狼的实物填充模型，虽然修复手段十分粗糙，导致这只野狼的皮毛看上去更像一只品质低劣的流水线加工的泰迪熊玩具。在更远的东部和东南部山区，直到19世纪，狼依然是当地的一大灾害，尤其是在大规模战争过后，食人伤人事件时有发生。1718年的奥土战争结束后，战场周边（今日塞尔维亚的大部地区）因战乱而人口锐减，当时的文献记载了大量军事护卫人员护送仅剩的少量幸存者穿过该地区的过程。任何长期战争都会令狼群的数量迅速增长，相应地，战后人们也通常会开展剿灭狼群的大规模行动。德国中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人烟稀少的森林地带为狼群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完美环境。它们即便因为遭到人类大规模猎杀而销声匿迹，也会因为天赐良机而在短时间内迅速重新崛起。对大部分德国人而言，最迟至17世纪，狼的存在便成为一个遥远的民间传说——然而，关于狼的故事却仍然在德国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与19世纪的传说和故事彼此融合，留下了独特的鲜明历史印记。直至今日，当人们进入图林根州的密林之中，仍然会为那些阴沉昏暗的林间空地、令人窒息的寂静氛围和小心标注的徒步小路而暗暗兴奋、紧张不已。

位于东普鲁士地区的罗明登森林（如今，该地区已成为波兰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即原德国柯尼斯堡的分界线）曾经是德国国内接触古老自然生物群落生态的不二之选。这片森林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条顿骑士团和立陶宛人争斗冲突的根源——一片迷雾重重的荒僻森林和沼泽地带本身毫无价值，但这里却是一片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足以让来犯的敌人迷路，发疯，乃至因为缺少食物而成为饿殍。这片广阔的森林地带一直向南延伸，并成为多种奇妙的野生动物的乐土，比如欧洲野马、欧洲野牛和犎牛等大型动物，以及狼、猞猁和野猪等，而后者在体形巨大的食草动物面前，也只能一退再退。

当东普鲁士最终在17世纪成为德意志的一部分时，欧洲野马的不幸命运已经注定：这种远古野马在该地区的最后发现记录是在1627年（世界上存在的最后一匹欧洲野马在1918年死于乌克兰的一家动物园，园方曾将它与其他国内驯养的马类进行人工交配繁育，但最终失败）。而同样历史悠久的远古物种欧洲野牛，一种体形极其庞大的食草动物则仅有几副骨骼标本存世，在普鲁士消失的时间甚至比欧洲野马更早，最后的野外发现记录是在17世纪早期的波兰境内。最后一头普鲁士犎牛则在1755年被发现。

关于这些巨大野生动物的故事在罗明登森林地区始终延续着，19世纪的插画家们最为热爱的题材之一便是巨大的欧洲野牛与狼群殊死搏斗。德皇威廉二世对罗明登森林的风光十分着迷，于是下令在此修建了一座奢侈的山林别墅，并且耗费大量时间在这里狩猎麋鹿和其他大型有角动物。自然，这是一场单方面的无意义猎杀竞赛。像往常一样，由于威廉二世的古怪性格，他所到之处似乎也都相应地沾染上了一种狂热中透着压抑的氛围——混杂着枪油、随身酒壶、羽毛帽和男人间无比漫长的插科打诨，罗明登森林似乎也蒙上了一层沉闷无趣的阴影。然而，威廉二世眼中的罗明登森林却截然不同，他将这片森林视为一片充满黑暗神秘气息的王族领地，条顿骑士团曾经的故土，以及《西格弗里德》歌剧的具象化场景——或许，森林那一边遥远的岩洞之中也有一条巨龙在沉睡。

出于德国历史中长久以来对中世纪的崇拜，一系列发明——电话、电力系统、内燃机及科学征税方法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自然是不被古代世界的狂热拥趸所接受的。事实上，或许威廉二世为人古怪的原因之一便在于他在统治期内历经的鲜明历史节点，诸如马匹肖像研究、古怪的服装以及对君主的恭敬礼节，都被“一战”期间发展至顶峰的新发明一扫而空，因为这些发明，在过去的10年中，一切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反之，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大多数人都以马匹的繁育饲养作为老生常谈的日常话题（东普鲁士地区正是以马匹培育为特色），而到了1918年，一切未来似乎都凝聚在斯图加特发明生产的汽车与摩托车等先进科技工具之中。希特勒本人对传统产业（如马匹繁育）毫无兴趣，他始终成长在一个以汽油为核心动力的新科技时代中。在他的第三帝国伟大构想中，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有新工具与先进科技。然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事规划中恰恰急需大批牲畜以驮运物资。自然，没有人会为战争狂人希特勒建造一座马背雕像为他歌功颂德——事实上，20世纪的大部分军事相关题材的青铜雕塑都以指挥专车为造型，雕塑的车辆通常还配有司机，虽然无论是车或司机都完全无法动起来。

然而，德国皇帝却仍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手中举着高性能步枪，身边围绕着谄媚的廷臣，在罗明登森林泽地中缓慢地骑马前行。当他气定神闲地开枪猎杀一头又一头牡鹿时，威廉二世不会想到，一个历史十分悠久、几乎自“王权”概念诞生之时便存在的王朝正在自己手中走向终结。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德意志王侯贵族，人们总认为他们花在狩猎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统治国家，这也让“王室”究竟意味着什么变成了永远难以解答的难题。许多18世纪的德意志中层贵族都对诸如路易十四等强权君主创下的伟业倾慕崇拜不已，自己却整日沉迷于狩猎，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建造精巧的狩猎别墅，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捕杀无法计数的野兽之上。我们可以想象，皇帝手中举着性能优良的猎枪，毫无顾忌地对无辜的动物大开杀戒，这样腐朽奢靡的娱乐方式着实令人感到荒谬不已。通常，王室成员及各位权贵客人热爱的游戏是围拢在一处围栏之外，之后一群野鹿被赶进围栏，所有人同时搭弓射箭，展开一场杀戮游戏。业已消失的古怪消遣方式还包括萨克森王室中流传的奇怪运动——“抛狐狸”：该游戏流传于德累斯顿的宫廷之中，在几百位心情愉快的观众面前，数十只狐狸被束带包裹，反复上下抛接，直到狐狸筋疲力尽，彻底咽气为止。

自然，罗明登森林的历史也注定在悲剧中落下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认为这片边界地带容易受到来犯的俄国军队攻击，因此在此驻扎了大批军队。战事日益艰苦，驻守在波兰森林中百无聊赖且饥肠辘辘的德国军队决定效仿古老的普鲁士传统——用军用榴弹炮射杀大批幸存的犎牛——在现代的先进火炮和伐木技术夹击之下，这些疲于奔命的食草动物注定只能接受自己灾难性的悲剧命运。

以赫尔曼·戈林[5] 为首的纳粹对普鲁士王国流传下来的狩猎传统最为热衷，戈林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第三帝国的第一狩猎好手。在威廉二世流亡荷兰的痛苦岁月中（威廉在荷兰的大部分时间依旧在狩猎中度过，绝大部分私人庄园中的动物都成了他的猎物），这位皇帝拒绝向戈林出售自己的狩猎别墅，后者不得不为自己重新修建了一座别墅。更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吕讷堡的东普鲁士地方博物馆（吕讷堡距离东普鲁士地区仅有966千米，许多东普鲁士难民曾经在1945年被迫逃离家园之后定居于此）藏有数量巨大的鹿角装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二战”末期戈林的众位座上宾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巨大的“猛犸”鹿角，这头庞然大物被猎杀于1942年）。戈林同样痴迷于众多业已消失的古代巨型动物（他也拥有风格类似威廉二世的古怪狩猎服装），并开始在慕尼黑着手参与赫克兄弟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疯狂计划，试图进行“逆向还原工程”，通过科学选择育种复活灭绝已久的欧洲野马和野牛。然而，这项实验最终只培育出了一些外表古怪的普通马和体形巨大的公牛。显然，从遗传学角度来讲，这些疯狂实验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在皇帝的狩猎别墅附近是一座小型皇家礼拜堂，用于敬拜狩猎之神圣胡贝图斯——自然，这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威廉二世式思维。这里曾经陈列着一尊青铜牡鹿雕像，但在历经无数战乱之后，这尊铜像辗转来到斯摩棱斯克的一家儿童游乐场，并成为内部的陈设装饰物。或许，对于一件古怪的德国历史遗产而言，这样的结局多了一抹多彩的亮色。被流放的威廉二世最终在1941年的夏天逝世，3年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失败，罗明登森林（这里还遗留有一座由威廉二世的曾曾曾曾叔祖父、普鲁士国王兼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主持兴建的狩猎别墅）便从德意志的版图中被彻底抹去了——这场由纳粹政权挑起的战争引发了无数邪恶与怪异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多年来又在这片森林中广为流传。

鲁里坦尼亚、西尔达维亚以及他们的朋友

在整个德国，至少有数十座城镇的风光能够令人瞬间联想起“鲁里坦尼亚王国”[6] 这个词汇。“鲁里坦尼亚”是作家安东尼·霍普笔下创造的词，这位性格活泼风趣、智慧过人的英国执业律师同时也十分热爱创作，他擅长描写虚构环境中的幻想故事。长久以来，关于虚构世界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乌托邦、利立浦特小人国[7] 等；甚至加利福尼亚最初也是一个虚构国家的名称[8]），但在安东尼·霍普1894年出版的小说《曾达的囚徒》中，作家运用幻想主义的笔调，为一个虚构时空中的小国家带来了全新的艺术魅力。这部小说让霍普功成名就，同时也让人得以一窥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当时的社会中，刚刚有很大一部分小国家出于政治原因永远在历史上消失。自然，霍普从未在书中指明鲁里坦尼亚王国的确切位置，而这个虚构国家中发生的政治动乱也与真实世界中德意志诸邦国的混乱局面相差甚远。从很多方面来看，霍普并未从现实中的德国现状吸收太多灵感（虽然小说中的社会背景是德国无疑），而更多是戏仿了某些新生的东南欧国家——作品中的诸多细节与其说是单纯影射德国，倒不如说更多是在影射塞尔维亚或希腊。

《曾达的囚徒》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同题材的舞台剧、电影纷纷应运而生，并且涌现出大批类似题材的模仿之作。这些作品题材大同小异——类似的故事架构，风格荒诞的城堡，有趣但陈旧的风俗，工于心计的阴险皇太后，这些故事脱离了历史事实的背景，充满天马行空的幻想。绝大多数人对这样题材的作品想必都不会太过陌生——漫画大师埃尔热著作《丁丁历险记》中的系列故事《卡尔库鲁斯案件》和《奥托卡王的权杖》（“甚至到了这个时候，那些恶棍仍然想偷走你的权杖！”）同样是对鲁里坦尼亚王国的一种杰出模仿，而《丁丁历险记》系列故事中虚构的西尔达维亚王国则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当地人咔咔作响的有跟皮鞋，侍从武官的柠檬黄制服，佩戴单片眼镜、身着宽大衬衫的革命分子密谋夺取数量巨大的铀矿（在同系列故事《奔向月球》中有所体现）。故事中邪恶的邻国博尔多利亚共和国（同样特征鲜明：居民普遍身着卡其布服饰，留着长短不齐的发型，国内建有众多巨大塑像，秘密警察无处不在，阴云密布下社会氛围灰暗）曾经多次妄图颠覆西尔达维亚国家政权，然而，西尔达维亚王国唯一能够依赖的力量也就只有主人公丁丁这位有着乱翘发型，具体年龄不明的比利时记者了。

托马斯·曼的《殿下》对他本人而言，堪称一部“非典型”作品，笔调轻松活泼，同样也以经典的鲁里坦尼亚理想王国为题材，全书的经典之处在于他对故事中虚构的大公国宫殿“格里姆堡”巨细无遗的描述，塑造出的华丽精致感甚至令读者忍不住屏神静气，沉浸其中，这座虚构宫殿与现实中“优雅正统之美”的代表性建筑霍拉布伦夏宫有着相似之处。此外，托马斯·曼笔下的宫廷顾问的华丽服饰、地域风俗、专用房间及其他诸多创意，都以一种恭敬中暗含讽刺的笔调构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幻想世界”。堪与此相提并论的是作家威廉·艾尔·约翰[9] 的小说《比格斯参战》，主角飞行员比格斯帮助虚构国家马尔托维亚英勇的人民抵抗外敌（洛维兹纳国作恶多端的邪恶种族）的入侵。鲁里坦尼亚理想王国题材的文学作品涵盖面极广，甚至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在自己唯一公开出版的小说《萨伏罗拉》中描绘了一个虚构王国“罗拉尼亚”。在此，笔者要用最为有趣的一部作品作为本段内容的结尾，即英国作家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的维多利亚式小说《权贵幻觉》（1970），这部小说中同样有着虚构的“斯特拉肯茨大公国”（“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命令我，你这个下流胚，”我说，“我可是个英国的军官老爷。”）。此外，同类作品还包括匈牙利作家安托尔·塞尔布笔调风趣亲切的《欧利韦尔七世》（1942），小说中靠出口沙丁鱼和葡萄酒作为经济来源的小国阿尔图里亚充满了各种有趣的文化细节（“……他的头发如此垂直顺滑，这对一个阿尔图里亚人而言太不寻常了。”），而与该国毗邻的诺兰蒂亚王国则气氛压抑、阴郁，天空总是乌云密布，诺兰蒂亚的人民也普遍视财如命。

鲁里坦尼亚王国的神秘和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无数衍生情节多半来自当时社会中德国权贵阶级众多“鲁里坦尼亚”式的风俗或习气，这些类似风俗习气随处可见，其范围甚至覆盖了大部分19世纪欧洲君主制国家。以一个袖珍小邦国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为例，这个小国占据了多瑙河上游地区的一小片河岸地区。该公国的统治者因自己在霍亨索伦家族中的次要支系地位而感到屈辱，同时对另一支家族成员统领整个普鲁士王国眼红不已，因此抓住时机夺取了罗马尼亚王位，成为罗马尼亚王族世系。黑森家族的一位王子曾经试图在保加利亚建立一个王朝，却遭到失败，而韦廷家族地域狭小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却占得了在葡萄牙、保加利亚和比利时的王室统治地位，并且家族成员阿尔布雷希特亲王最终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事实上，单就血统而言，韦廷家族的地位要远远胜于他们长久以来的普鲁士对手霍亨索伦家族。从古至今，他们的后人甚至成了远达诸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的统治者——更不必提他们的保加利亚支系曾经显赫一时。然而保加利亚国内发生政变，末代国王西美昂二世在屈辱之中退位，在苏联政权驱逐下被迫流亡，但这位传奇国王最终再一次以同样的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之名义通过议会投票选举，成为保加利亚总理。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有着希腊血统，他的次子奥托于1832年在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希腊登基称帝，成为奥托一世，因此建立了一个典型的鲁里坦尼亚式王国。然而，他的漫长统治却给希腊带来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并且建立了一种德意志统一之前的半帝国主义独裁统治。这名巴伐利亚的王室成员妄图在希腊建立一种高压的集权统治模式，最终遭遇惨痛失败。最终，奥托一世和他的妻子（奥尔登堡大公之女，个性争强好胜）遭到驱逐，被一位丹麦王室的年轻成员取而代之（有时，历史着实是一团让人找不到头绪的乱麻）。被废黜的国王夫妇在古老而荒僻的班贝格主教宫中度过了漫长灰暗的流亡时光，这片地区的一系列宫殿套房堪称鲁里坦尼亚理想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在那里，他们花上很多时间共同练习希腊语，并且坚持穿着希腊风格的传统古旧服饰，徒劳地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返希腊，复辟他们的王朝。对于前国王夫妇而言，人生确实是一场起伏跌宕的冒险：远离笃信天主教的内陆国家巴伐利亚王国，前往波涛环绕的希腊岛屿，在这个国家灼人的骄阳之下度过了30年与外人隔绝的生活，随后又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归故土，在冷风阵阵的巴伐利亚王宫中度过余生。

班贝格主教宫中陈列着一座奥托一世的希腊风格白色大理石半身像，雕刻工艺十分精致华丽。诚然，这座雕塑带有十分深刻的讽刺意味，作为一位王室成员，奥托一世重蹈了过去无数王室贵族的覆辙——完全不懂得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与条件。对每一位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勇敢坚定、艺术品位高雅的王族而言，王位也意味着漫长的无趣与空虚：他们似乎慢慢变成了神情专横、气场阴暗、千篇一律的固定形象——眼神阴鸷沉寂，从宫廷画像和照片中扫视着每一个人，或者在残酷的政治风云中挣扎沉浮。在《曾达的囚徒》中，鲁里坦尼亚王国的鲁道夫五世和他的英国二重身[10]（众多著名演员在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都曾扮演过这一形象，包括斯图尔特·格林杰、罗纳德·科尔曼和克里斯托弗·普卢默）比起现实世界中的王侯贵族而言显然要幸运得多。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只能永远困在时间的枷锁之中，永远衣着华丽，永远身着剪裁得体的贴身制服，永远准备着俘获某位贵族小姐的芳心。或许，所谓的“统治”终究会令人失望——英俊青年会变得大腹便便，继嗣问题带来重重矛盾，因权力而起的兄弟阋墙，可耻的桃色丑闻，无政府主义者的密谋暗杀，资产阶级煽动的无数叛乱，一切都令人喘不过气来。或许，冗长无聊的续集会继续展开，书中的鲁道夫五世会遭遇与真实世界中的奥托一世同样的命运，在班贝格田野间的漫步中度过漫长的余生，对着他幻想中的民众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曾达的囚徒》之所以成为杰作，在于作者对不同年代不同历史阶段的事实做出巨细无遗的生动描绘，并摒弃了一直以来盛行于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色彩和辉煌完美的结局：在他的笔下，只有一位无精打采、焦头烂额的罗宾汉和一个喋喋不休、坑蒙拐骗的汉尼拔。

缺席

在下萨克森州的不伦瑞克市内坐落着一座小型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紧邻当地破旧的圣吉尔斯教堂后方的修道院。馆中展品涉及数个世纪以来德国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由9世纪的不伦瑞克新教博物馆改建而成的，原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大约已经损毁、被盗或遗失。博物馆最重要的第三帝国时期展品包括从邻近的霍恩堡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彩绘木画板及家具配件。这一部分主要展品（包括约柜、灯具和阅读台）大多来自一个废弃不用的犹太教会堂，该会堂于1925年被拆除，随后展品被送往不伦瑞克。

本书以德国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主题，但德国犹太人如今大多却已在历史中销声匿迹。霍恩堡的古老犹太教会堂被偶然保留下来，但这座建筑如今却变得灰暗、孤寂，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令人心情沉重、倍感悲伤的沃尔姆斯犹太人墓地至今仍保存完好，位于柏林潘科区的公墓则更加肃穆庄严，然而（布拉格则不属于这些城市之列，纳粹势力曾在布拉格建立一座邪恶的种族灭绝博物馆）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生活仍然未曾在历史中留下太多痕迹。战后建立的一系列纪念碑和象征性的重建工程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再次印证了这个民族在历史中一直以来的缺席。在德国的另一端，曾经的奥匈帝国边境小镇艾森施塔特仍然保存着一座犹太教小会堂。当纳粹接管奥地利时，当局曾经下令驱逐当地历史悠久的犹太人群体（在城镇中的主要道路上设立“去犹太化”的横幅），但在1938年11月开始的大批拆除犹太教会堂的行动中，这座会堂已经被收为政府财产，因此得以幸存至今。令人感到些许庆幸的是，艾森施塔特犹太会堂曾经由隶属苏联的犹太军队征用，直至1955年军队撤离奥地利。犹太会堂隔壁是犹太教节日风俗展览，犹太普林节相关展品包括一张巨幅照片，记录了1946年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在难民营庆祝新生的景象，照片上的幸存者大多仍然穿着陈旧的犹太战俘营制服，其中一人则穿着纳粹制服，装扮成希特勒的模样。化装庆祝会的景象、图片拍摄的方式，以及照片中人物的表情让这张照片成为无可辩驳的杰作——投射出一种刺痛人心的忧虑，对敌人的轻蔑与无法抑制的痛苦，这一切构建出某种纯粹的黑色幽默。

这些破碎的历史片段，以及犹太人在纳粹主义蹂躏下的残酷命运，很难不让人将德国早期的历史视作某种“灾难的前奏”或“愚者的天堂”。假如本书真的涉及一个严肃议题的话，那便毫无疑问是为了将某种长久以来的努力延续下去——去抵抗、去防范诸如此类的历史灾难再度发生。鉴于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讨论涉及纳粹历史的问题时通常采用较为草率的态度，我想这恰恰反映了真正的事实。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起源于少部分想法偏激者的蓄意曲解。在一系列毁灭性的军事行动与经济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德国大部分思想观念正常的领导阶层人士（虽然这些领导阶层本身也经受着长久以来的反犹主义洗礼）遭到杀戮或名誉扫地，随即越来越多的偏激分子偶然获得了权力。恶意排斥犹太种族是纳粹党的重要立足点之一，但纳粹党所获得的大部分民众支持来自希特勒信誓旦旦的承诺：“让德意志重获辉煌”。大多数人也并未将反对犹太人作为主要目的。当时社会中弥漫着绝望和困惑的情绪，绝大部分德国人被迫接受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的事实，德国社会中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始崛起，他们也开始对犹太人群体采取某种措施，但此时的社会发展趋势距离最终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还很远。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德国人亲自参与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或者选择对此袖手旁观，这样的现实令人毛骨悚然——一个完整的人类群体究竟是怎样被彻底带入歧途的？然而，这样的冷漠却无法被视为某种特定、独有且无法避免的“德意志”情绪，虽然对已脱离苦海的民族来说，这样想能让他们心里好受一些。

笔者在此（本书中介绍19世纪历史的关键章节）提到这段历史的原因在于我将以1933年作为节点让“二战”前的历史告一段落。出于十分显而易见的原因，不论以何种方式撰写德国的历史，关于这场战争的话题都是难以回避的。然而，19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群体同样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遭受着其他民族长久以来的压迫和歧视——大体而言仍然可以称得上一段十分精彩的历史。因此，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将之视为灾难与毁灭的前奏，必然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德国曾经遭到扭曲与压迫，领土四分五裂，被迫吞下失败的苦果，整整一代人因为战乱而伤亡惨重，经济也面临全面崩溃，因而导致一切道德、政治与社会架构全面崩坏，逐渐有一些可怕的势力开始从中萌芽。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仿佛遭受诅咒一般完全陷入胶着的话，或许这些可怕的灾难将永远不会发生。19世纪的世界貌似独立与自由发展的世界，一切现实与思想都未曾蒙上一层丑陋的讽刺色彩，然而，历史证明了这一切不过是赤裸裸的谎言。

关于这一点，一个最为直接且鲜明的事例便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及德意志众多城市的“玫瑰，玫瑰”（Hep, Hep）反犹太暴动。这些恐怖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从未彻底公之于众——当时的大部分人尚且处于困惑迷茫之中，并且直到19世纪末，类似事件再未发生。在这场种族运动中，普鲁士王国未曾有任何城市受到影响，而暴民引发的仇恨与怒火就像起初的突然爆发一样，又极其突然地彻底销声匿迹。1819年夏天，暴动首先在维尔茨堡爆发，很快向南蔓延到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随后又在莱茵河地区广泛传播，自由主义城市如卡尔斯鲁厄和科隆也未能幸免。暴动规模持续扩大，一直向北延伸到汉堡，导致大量犹太人被迫逃出国境，前往丹麦避难。犹太人的商店和房屋被焚烧，许多犹太人被残酷屠杀，更多的人遭到痛打，大部分犹太人逐渐因为恐慌而远离故土。很快，军队出动恢复了社会秩序，大部分地区的权力机构都因为暴乱而大为震动，或者遭到激烈反抗。暴乱展现出了德意志社会中犹太人群体所处的尴尬位置。暴乱的口号、可怕的歌曲“玫瑰！玫瑰！杀光所有犹太佬！”随着暴民越来越多而传遍大街小巷。hep这个词汇除去本意“玫瑰”之外，基本可以确定来自拉丁文Hierosolyma est perdita（Jerusalem is lost，“耶路撒冷沦陷”）的首字母缩略，显然与700年前十字军战士在莱茵兰展开大屠杀时喊出的口号如出一辙。如果说历史上有什么人类兴趣能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那么大概就是这种行为了——强烈崇尚暴力，有着右翼极端主义倾向，狂热追寻所谓的“中世纪精神”，而同时期的学生群体则在瓦尔特堡起誓，以兄弟的名义团结起来，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这场暴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德意志犹太人复杂微妙地位产生的激烈回响。拿破仑令他们获得了解放，但他的战败意味着大部分德意志国家重新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困扰，在很多地方（例如法兰克福），严重的种族歧视重新萌芽，甚至比起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拿破仑与解放运动之间的关联意味着许多曾经的统治者长期以来对这些不公与歧视视而不见，启蒙时代的大批开明君主所摒弃的种族歧视问题故态复萌。德意志诸邦国始终以基督教传统自我界定（传统意义上来讲确实如此，但同样也与法国的无神论派革命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宗教战争压制非基督教的少数民族群体。统治才能平庸但十分虔诚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曾经拒绝提升一名犹太士兵的军衔，并非因为对他的勇敢和忠诚表示怀疑，而是坚持认为这位士兵应当首先皈依基督教。事实上，腓特烈·威廉三世始终是一名十分坚定的基督教捍卫者，他曾经镇压了柏林犹太人关于宗教仪式的数次改革运动，但也借助皇权强制成为这些犹太教徒的保护人，意图破除一切他眼中犹太教的蒙昧与落后思想，因为这些“蒙昧与落后”可能会导致犹太人不愿转变信仰皈依基督教。腓特烈·威廉三世乍看之下做出了一个十分疯狂愚蠢的决定，但也许是长久以来的统一思想作祟。

错综复杂的历史动机以及混乱的社会现状令德意志人与犹太人间的关系日益陷入僵局，直至1933年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在1871年终获解放之前，犹太人始终在维持独立族群身份和克服重重障碍，以及融入主流社会之间摇摆不定。尽管数世纪以来反犹主义思想始终存在，事实上大部分德裔犹太人在19世纪早期都处于十分贫困的社会下层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个中例外，早早逃离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严酷环境，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但这无法掩盖绝大部分犹太人都只能从事低贱工作的现实，德国利用法律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19世纪以来，犹太民族不断摆脱这些种族主义的束缚与压迫，这也是整个世纪中最为伟大的民族发展故事之一，然而这样的现实却也始终无法走出孤立主义的阴影。不考虑宗教信仰因素，对绝大部分德国人来说，19世纪是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时代，机会主义的浪潮不断涌起，创造出无尽的繁荣，曾经因战火而破败、凋零、落后的土地上诞生出难以想象的奇迹。数个世纪以来规模未曾增长的城镇如今蓬勃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同时，教育水平也在大大提升。某些行业如银行业、医药业、科学、军事和法律成为社会的主要关注点——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中，从事社会领先行业的人们早已同一个世纪前蒙昧无知、思维守旧的前人不可同日而语。一部分犹太人进入这些领域并功成名就，在全德意志范围的人才阶层中占据一席之地，最终凭借自身实力逐渐在每一个领域都获得了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他们在商业领域则更是独占鳌头。

随着19世纪社会的逐步发展，要将犹太人视为完全独立、自成一派的社会群体日渐困难。传统主义者并不希望融入主流——然而现实却令他们感到十分惊愕，世纪末曾经登上密封火车穿越德国境内到达汉堡和不来梅的东欧犹太人如今做出了新的选择——移民到遥远的美国。对大部分犹太人而言，兼具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双重身份算不上什么问题，特别是当来自政府的忏悔思想已经广泛传播，而这在其他欧洲国家亦是如此。毕竟，犹太人自始至终未曾改变血统与信仰，而那些突如其来的敌意与仇恨并非发源于他们自身，而是出于统治阶级的焦虑与担忧，他们感到自身的统治始终处于婴儿耶稣监视与评判的目光之下。当统治者（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俾斯麦）对这样的现状感到厌倦并且不耐烦之时，他们便会想办法改变这种饱受精神压力的现状。只有当民族主义本身成为一种宗教信仰，但有关种族的着实糟糕的想法被置于有关语言的糟糕想法之上并被注入民族主义之中的时候，“犹太人并不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信仰路德宗”才会成为需要考虑的严肃问题。

在普法战争期间，德国历史上犹太民族的社会地位达到巅峰，许多犹太族裔军官在战争中表现突出，梅斯地区的战场附近也举办了庆祝犹太赎罪日[11] 的纪念活动。众多犹太人军队聚集在巨大的经龛四周，不远处则是大批德意志基督教战士在负责守卫，以保证宗教仪式能够正常进行，而这在现实中规模要小上许多的仪式曾在德裔犹太家庭中司空见惯。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战士（获得铁十字勋章的犹太籍官兵共有373人）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为国牺牲，这场战争本身以及整个德意志统一的进程似乎证明了作为一个犹太民族成员，与加入德意志民族大家庭并成为其中一分子并不冲突。

尽管如此，德国社会内部依然存在着广泛的反犹主义（反闪米特主义）思想。该术语本身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发明，首次出现于其在1879年发表的宣传作品《德意志社会如何战胜犹太教》中。威廉·马尔最初在马格德堡宣传自己的思想，随后开始漫无目的地造访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奥地利、瑞士、法兰克福、汉堡和哥斯达黎加（很奇怪，这个遥远的美洲小国也包括在内）。同时，他多次改变政治立场，有时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有时自称共产主义者，也有时自称民族主义者。他曾是1848年的国民议会代表之一，此外，他也完全继承了曾经在瓦尔特堡发动暴乱的学生群体的精神，虽然这种继承方式着实令人反感。他的思想主张及反犹主义联盟并未产生过大的影响，晚年他宣称已彻底放弃反犹主义思想（很明显是一个谎言），但他的思想已经在社会的土壤中埋下了恶毒的种子，终有一日会被他人利用和继承。

尽管民间和官方都存在反犹主义的排挤与迫害，但德国犹太人仍然凭借自身的顽强努力，在德国社会中逐渐站稳了脚跟，足以无视和抵御这些恶意的力量。事实上，19世纪末期的普鲁士已经完全显露出社会复杂性和多元性，足以诞生出最激进好战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最擅长唇枪舌剑的传统批评家，因此德裔犹太人群体也逐渐适应了从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到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模式。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群体以自己的力量共同推动着德国社会的发展。诚然，这个世界如此广阔，又是如此复杂，因此一种新的势力——犹太复国主义也逐渐应运而生。犹太复国主义是由奥地利犹太裔西奥多·赫茨尔所掀起的惊世骇俗的历史思潮，根据他的观念，犹太人理应拥有自己的家园。赫茨尔的观念源自传统的德意志特殊主义，起初展现了十分蓬勃的发展势头，依照传统（德国皇帝是犹太人一直以来的保护者，虽然其坚定性值得怀疑），皇帝同意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保护国。

威廉二世对协助犹太人建国一事颇为热衷，但这样的主张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复杂动机。他本人对于国内的犹太裔共产主义者、讽刺作家和知识分子绝无好感，这些人长久以来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认为他是阴险邪恶、滑稽可笑的皇帝。威廉二世一心期望他们尽快远离自己的国家。皇帝对复国运动的介入最终宣告失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遭到了德国各界的嘲笑与轻蔑，但很快在长久以来遭到严重迫害的东欧犹太人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赫茨尔于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市政俱乐部举行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在事实上建立了以色列国的前身，同时在会上还确定了犹太人的国歌。复国思想传播与发展的速度显而易见，赫茨尔的激进派继任者东普鲁士犹太人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在1911年成为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总书记。作为一名东普鲁士犹太人，布鲁门菲尔德原本注定要在未来的历史灾难中遭到苏联人流放或被纳粹党处死，但与之相反，直到1963年，他才在以色列去世——以色列，这个同时见证了德意志民族最具想象力、创造力的一面，以及最为邪恶、背负历史枷锁的一面的国家。

一些犹太人家庭转而皈依基督教，或将犹太宗教仪式大幅简化。此时此刻，坚持强调包括卡尔·马克思、古斯塔夫·马勒、弗里茨·哈伯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2] 在内的众多历史名人的犹太人身份便显得有些怪异了——虽然这些血统和传承方式各异的人都是犹太民族的一员——他们是被聚焦的一群人，他们的经历能解释他们自己为何遭到厌恶和唾弃。随着时代的发展，强行将一个人的成功与他的犹太人身份建立哪怕最为细微的逻辑联系已经日益困难了， 而这种思维也很容易落入反犹主义的窠臼。无可争议的是，到20世纪早期，或多或少具备犹太血统背景的人们已经在各个方面为世界做出了十分辉煌的贡献，他们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医学、音乐和科学，不论是在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之内，犹太民族都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生机和创造精神的民族。这样的现状可以说是德意志这个国家和犹太民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我而言，有时更加重要的事实却是——来自各种各样背景却同样使用德语的人们通过自身的革命性影响，为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几乎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一战”期间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给德意志文化带来了巨大破坏，但其中的杰出思想仍然长盛不衰，然而，“大萧条”随即到来，一名狂热的幻想主义分子登上了欧洲的舞台，这名幻想家对这样的伟大文化充满仇恨与厌恶，希望用所有非军事化的方式毁灭这一切先进的现代主义思想，并最终凭借一己之力将德国拖入歧途。

坐在冷风阵阵、飘满灰尘的不伦瑞克博物馆中，望着霍恩堡犹太教会堂遗留下的古老残骸，忧伤和感怀的海浪在胸中久久无法平息。我本人对犹太教并不了解——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而那些能够向我阐释这一切的人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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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德雷格咖啡馆出售吕贝克著名的杏仁蛋白软糖。这种软糖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当作药物，其工艺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大多数原料都是从阿拉伯国家运来的。—— 译者注

[2]德国哈茨山脉最高点，顶部通铁路。太阳西斜，山影投射到下方云霭之上，人们称此种现象为“布罗肯现象”，其原理是阳光透过云雾反射，并经由云雾中的水滴发生衍射与干涉，最后形成一圈彩虹光环。人们还曾经把这种光学现象称为“布罗肯的妖怪”。歌德的《浮士德》中曾描述过这座山峰。—— 译者注

[3]三幕歌剧，由瓦格纳编剧并谱曲。欣赏过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的人对《帕西法尔》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在《罗恩格林》“第三幕”中，当骑士罗恩格林说出身世时，表明自己是保护圣杯的骑士之一，这圣杯就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装过基督鲜血的杯子，它被保存在格拉尔的教堂中，而在这个段落中曾提及帕西法尔的名字。—— 译者注

[4]林德霍夫宫的花园内，建有瓦格纳戏剧的舞台布景，“洪定茅舍”围绕一根高大的白蜡树树干而建，节日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西格蒙德为躲避追踪逃至此地，同西格琳德相遇，与她生下了西格弗里德。—— 译者注

[5]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政军领袖。1933年，戈林创立秘密警察机关—— “盖世太保”。“二战”结束后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处以绞刑，行刑前一天晚上服毒自杀身亡。—— 译者注

[6]“鲁里坦尼亚”王国是一处位于中欧地区的虚构王国，最初诞生于作家安东尼·霍普的三本小说—— 《曾达的囚徒》《奥斯拉王子之心》及《亨泽尔的鲁伯特》。—— 译者注

[7]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著作《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 译者注

[8]加利福尼亚来源于法文单词Califerne，是一部11世纪法国史诗中想象出的虚构之地，即西印度群岛中一座盛产黄金和美女的岛屿。—— 译者注

[9]威廉·艾尔·约翰（1893—1968），英国飞行员，创作了诸多冒险故事，通常以“W. E. 约翰上尉”为笔名写作。他笔下最著名的人物形象是杰出的飞行员、冒险家比格斯。—— 译者注

[10]原文Doppelganger，源自德国民间传说，在德语中的意思是“两人同行”，在这里是指隐藏在每个人心灵中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自我。从理论上讲，只有自己才能看见自己的二重身，不过对于人的肉眼来说通常无法捕捉。—— 译者注

[11]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在新年过后的第10天。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这一天还是个“禁食日”，他们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并到犹太会堂祈祷，以期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或可能犯下的罪孽。—— 译者注

[1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犹太人。—— 译者注

——Chapter Thirteen——

第十三章

海滨之外»

得克萨斯文德人»

洋泾浜德语»

托马斯和厄尼»

柏林的波次纳普»

军国主义的分类

海滨之外

对大多数外国人而言，德国这个国家似乎总与一种凄清、萧瑟的氛围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德国也的确有着类似波美拉尼亚或勃兰登堡这样的地方，与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或苏格兰的凯斯内斯郡一样枯燥无味，令人完全提不起兴趣。对我而言，威廉港[1] 或许会在“个人最差旅游地点”名单上拔得头筹。这片极度荒凉萧瑟、令人倦怠的土地实际上是德国历史进程开始误入歧途的转折点，也曾因此在战争中遭受极度严重的破坏。

威廉港起源于普鲁士王国建立海军力量的意图，一支强大的海军能够大大提升普鲁士在各国列强中的地位。19世纪50年代，鉴于日益强烈的统一德意志帝国的使命感，普鲁士统治者开始考虑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时，普鲁士面对重重障碍，但仅仅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这些障碍便被日益强大的普鲁士王国一一扫除。其中一大障碍便是严密的海上封锁，普鲁士在其中处于弱势：无论陆军实力如何强大，日益繁荣的海上贸易都遭到了法国的层层围追堵截，对众多河口地带造成了严重威胁。普鲁士的港口大多与丹麦相距不远，而丹麦对普鲁士的敌意（这种敌意将在两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变得更深刻）足以令其轻易封锁波罗的海，令普鲁士舰船无法通行。鉴于严峻的现实，在北海沿岸地区建立普鲁士港口海军基地便成为当务之急。威廉港港口建设计划严密按照地图规划进行，为德国带来相当大的优势。威廉港的所在地亚德湾是一处巨大的半圆形海湾陆地，位于北海之滨。只消花上片刻目睹这里海滨地区肆虐的狂风，便足以令大多数人打消在此居住的意愿，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顶风徒步穿过一片巨大的商业购物区，顺便看一个身着巴伐利亚特色服装的男人表演“阿拉伯酋长”时。最初，亚德湾归属于边远落后的小公国奥尔登堡。唯一真正的德国北海港口隶属于半独立邦国不来梅和汉堡管辖，自然，这些地区也并不完全依赖军事目的而发展。在一出颇具代表性的闹剧中，普鲁士计划通过艰苦的谈判向奥尔登堡租赁土地来建设港口，再修建一条专门的通路，横贯汉诺威王国广阔的国土，以为修筑港口提供补给，这导致自由主义者转而倾向于支持德意志统一。

奥尔登堡得到了一笔丰厚的购地款，但汉诺威王国却一口回绝了普鲁士修筑通路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整个港口的建设过程必须经海路由大量人力一步步完成，也就意味着从动工到完工要花费数年时间。同时，丹麦在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战败，普鲁士与奥地利共同瓜分了战后攫取的领土，因而得以将位置优越的港口基尔据为己有。汉诺威王国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继续选择站在奥地利一方，不久便被普鲁士彻底击败，遭到灭亡的命运。普鲁士顺利接管汉诺威地区，并最终得以修建通路，保证了修建海军港口所需的供应。但在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特意修建的港口并未起到太大作用，不来梅和汉堡则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新港口最终落成，命名为威廉国王港（着实是缺乏想象力的选择）。如今，若是在这里四处漫游一番，会看到港口管理人员遗留下来的一排排整洁的房屋、卫戍部队教堂和古老的雕像，或许这番景象会为一座新生的普鲁士城市带来由衷的骄傲自豪之感。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座城市的兴建倒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旦某个国家初步建立了海军的雏形，接下来必然要将其扩展为一支正式的海军部队，而一个国家的海军势力扩张和高昂的军费支出必然会令周围的强敌虎视眈眈。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在极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此时正值新港口落成之际，因此立刻界定威廉港的作用和为之制定相应政策是异常困难的。短短一年之内，普鲁士的三大强敌——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先后遭遇了惨败。自19世纪70年代起的海军技术变革令人应接不暇，正如同时期的国际关系变化万端：旧时代的舰船迅速被废弃，消耗了大量的国防预算资金。德国建立海上帝国的目标与计划逐渐被淡忘，而海军力量也无法得到合理的运用。时至今日，威廉港的卫戍部队教堂仍然堆满了在纳米比亚和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得来的纪念物。

威廉港成为孕育疯狂梦想的摇篮。随着时代发展，舰船规模逐渐增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的基尔运河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而威廉港则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发展繁荣。到了1900年，因为发展海上力量的狂热梦想，德国将英国视为最大的敌人——鉴于德国和英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利益互补关系，这种敌意可谓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因为作为一支远洋航行的海军，来自海上的最大威胁只能是当时的英国，而其他一些普通的敌人终究会在强大的普鲁士陆军面前败下阵来。

因此，在一片荒僻海岸白手起家的小规模港口逐渐成为一场海军军备竞赛的焦点，这也让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而长久以来英国在德国进行一系列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曾始终保持暗中支持的中立态度。接下来，故事的其余部分便只剩下望不到头的阵亡名册了。从本质上讲，德国海军自始至终是一个昂贵而愚蠢的错误。且不论德国远远没有足够的军费、钢铁储量或人力与英国——一个借助强大海军作为立国之本，在全球建立霸权的国家——相抗衡，抱有海上强国梦想的幻想家们，如帝国元帅冯·提尔皮茨的理论最终也只能彻底落空。

在20世纪早期，威廉港又面临着新的严重问题，一处河口沙洲严重堵塞了海港的入口，除一天中的满潮时间外，大型船只根本无法通行。这也意味着整支德国海军舰队要完全离开港口至少需要两天中的两次涨潮，英国海军完全能够以逸待劳，在另一半增援力量到达之前将第一批德国舰队彻底消灭。这样噩梦般的设想从未真正实现，但从本质上讲，德国舰队相较而言终究过于脆弱。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德国舰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让德国海军指挥官愤怒的是，虽然他们获得了暂时性的表面战术优势，但英国舰队的规模是他们难以想象的。与英国舰队的短兵相接导致德国一方的舰船陷入一片混乱，最终难以冲破英国海军的封锁，只能被困在本土。这也意味着德国海军已再无余力进行另一次扩张海上霸权的尝试。正如后世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 在海军远洋舰队上的大力投入是一种奢侈的虚荣，德国皇帝的自以为是最终引火烧身。随着1918年德国战败，一个疯狂的计划最终成形——全体海军接受了一项可怕的自杀性任务[2]，这也导致了部分海员的反叛。在后世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威廉港被愤怒的海员挤满，港口雕像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房屋似乎在抗议者组成的惊涛骇浪中挣扎沉浮。海员们的行动暗示了整个帝国行将土崩瓦解，最终海港创立者的孙子——威廉二世也在流亡荷兰的岁月中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曾经，威廉港的崛起标志着帝国的辉煌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普鲁士王朝的王室荣耀又随着这个港口的衰落而彻底成为历史。自然，历史的动荡必将带来巨大的余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威廉港的造船厂，这座造船厂曾经建造了纳粹超级战舰“提尔皮茨号”，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印证了德国在海军建设方面的经济和地理劣势。U型潜艇当然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任何一种武器都不可能没有弱点，在战争冲突开始的前两年里，德国的大部分海上力量就已经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规模舰队击沉或彻底封锁。威廉港界线分明的地域位置意味着在整个战争胶着时期内，这里都会成为任何经过此地的英国战略轰炸机投掷炸弹的不二之选。威廉港在战火中饱受轰炸洗礼，几乎化为废墟（四分之三的建筑被彻底摧毁），最终在战争结束时向一支隶属同盟国的波兰军队投降。更为耻辱的是，威廉港码头仅剩的一些设备也在盟军的命令下被德国战俘拆卸并运到苏联作为战败赔偿（在场的监督人是当时尚且年轻的约翰·哈维–琼斯，即著名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未来的总裁）。

如今，威廉港再一次恢复了昔日的庞大规模，尤其得益于德国在“冷战”时期的地理优势，但事实上这座港口的存在本身仍然是一个错误。在这座城镇四处游荡会令人心情变得十分复杂，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建立在历史性错误带来的战争废墟之上。毫无疑问，这片土地本应是一片被海风和盐分侵蚀的偏僻农田。威廉港的故事着实令人心情沉重——然而，随着20世纪历史的不断发展，这样的故事在越来越多的城镇中将会一次次重演。

得克萨斯文德人

威廉港的建立一部分源自帝国——首先是普鲁士帝国，随后是德意志帝国——的发展观念，统治阶级认为所有德语区都面临着19世纪世界性发展的挑战。德国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便是绝大部分德语区都普遍缺乏统一的国家观念：德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更多是源自地理原因，而非伦理原因，虽然这样的现状也并未带来太大的损害。一部分奥格斯堡的银行家曾经在16世纪试图迁徙到委内瑞拉（小威尼斯），但没有成功。这里也曾经在17世纪晚期短时间内作为西非海岸线上普鲁士贩奴船来往的要塞，却遭遇了惨痛的贸易亏损，不得不依靠在丹麦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租赁货仓，并且时刻遭到荷兰海上力量的严重威胁。黑奴贸易的道德噩梦最终在西班牙和英格兰先后终结。德国也终于在中欧地区找到了自己确切的战略定位，更多的异国商品通过伦敦或阿姆斯特丹中转，随后进入德国内陆地区。

然而，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相同的是，德国和它的前身曾经发展出内陆国家的众多构成模式，而帝国内部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也与爱尔兰人在英国的地位大同小异：遭到轻视、排斥，对主流文化感到困惑不安，但自身又在文化、知识和军事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少数族裔主要聚集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和瑞士），对其他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影响甚微。并非德国人未曾察觉外面的广阔世界——他们只是难以界定自身的定位，以利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自然主义者格奥尔格·福尔斯特曾经写出《环球旅行记》——一部德意志科学主义的旅行文学著作，但他在撰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只不过是作为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的客人，而库克船长在旅程中环绕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自然，他的功绩归属于自己的祖国大英帝国，而非福尔斯特最终选择定居德意志的黑森–卡塞尔小公国——这片沉闷乏味的土地，与异域的奇妙旅程中那些面包果树、女性原住民的丰满乳房和烤制的飞鱼形成再鲜明不过的对比，而这些精彩的回忆也会在他的脑海中萦绕终生。

最受世人欢迎的普鲁士人——亚历山大·冯·洪堡在19世纪初游遍南美和中美洲大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洪堡曾花了十分漫长的时间研究水虎鱼和电鳗，也曾经在北太平洋的冰冷海域中历尽艰辛。虽然我们为他的伟大冒险带来的数不尽的科学财富而崇敬感激不已，洪堡却始终未曾在政治领域产生任何影响。1817年巴伐利亚王室探险队在巴西的旅程则向世人展现了一种美丽惊人的生物——斯比克斯金刚鹦鹉，这种鹦鹉因其发现者、探险队的伟大领导者约翰·巴普蒂斯特·冯·斯比克斯而得名。而普鲁士王室探险队在1842年对埃及的探索之旅则以在埃及大金字塔中发现唯一的圣书体文字记录而告终，当时带队的考古学家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教授曾借此向普鲁士国王表达颂扬之情（“向普鲁士雄鹰致敬，十字架的保护者；向国王致敬，普鲁士的太阳和基石，令国家获得解放，伟大的腓特烈·威廉四世。”）。然而，有趣的是，这些探险旅程并未扩大巴伐利亚或普鲁士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奥地利曾经在扩张殖民地的问题上煞费苦心，然而未能获得多少实际成效，奥地利曾经于19世纪70年代派人勘探北冰洋部分地区（奥地利作家克里斯托弗·兰斯迈尔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冰雪与黑暗的恐怖》中对这次远征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演绎），在当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地图测绘，并将一片群岛命名为弗朗茨·约瑟夫群岛，该名称沿用至今，但岛屿当地气候较为恶劣，十分荒凉僻静，并且尚无人烟。然而，德国的扩张范围却始终仅限于试验性质的非政治性贸易区，且相对地处偏远——如汉堡于19世纪70年代发起的贸易港口扩张，将喀麦隆港口杜阿拉纳入管辖范围。

这种相对无害的贸易性殖民扩张多半是出于被殖民方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而非德国殖民统治者的“善意”。黑森–卡塞尔这样的小公国无论如何也无法拥有建立庞大帝国的实力，而汉堡和不来梅一直到1871年尚且保持着独立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两座自由城市得以拥有放眼全球的广阔视野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环境，并且与英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这样的现实自然也为激进民族主义者所不容。彼时是汉堡作为日益蓬勃发展的贸易中心与世界互通有无的时代，而同时期领先世界的德国制精密地图也标志着时代发展的轨迹——旧金山、加尔各答、开普敦、新奥尔良、桑给巴尔、新加坡与上海（诚然，上海的出现令人颇感诧异）。帝国内部交通与贸易的迅速发展令众多能力出众、素质优秀的德国人前往世界各地移民定居。对于移民地而言，他们或许是外来者，尽管如此，这些移民群体依然发挥了聪明才智，成为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这种移民潮具有小型区域的特性， 如南澳大利亚有普鲁士人群体，或牙买加中部有威斯特伐利亚人群体（时至今日，该地的德国移民群体依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饮食风俗——用烤猪排来庆祝节日及特殊场合，虽然250年漫长的异国时光的浸染已经让这道菜肴混合了当地的浓郁风味）。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移民热潮同样表现在大规模的历史性群众运动中。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朋友们利用金钱和土地作为诱惑，哄骗大批不明真相的黑森佣兵[3] 脱离英国军队，投靠美国。其中大约数千名黑森佣兵接受了条件，最终定居美国，并协助建设了匹兹堡和底特律两座城市。而在英国，众多特殊宗教团体离开本土，集体迁往北美大陆，希望能够脱离本土严酷的宗教管制，到宽松的环境中自由追求宗教的启示。这些宗教移民团体得以在新大陆发展壮大，直至今日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隐藏在宾夕法尼亚或曼尼托巴[4] 的各个角落，自始至终对所隶属的宗教派别保持着忠诚。另一方面，也有上百万普通德国民众涌入北美定居——相比讲英语的大多数群体而言，讲德语的少数族群虽然缺乏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十分富有，并且在自身所属的领域中成就斐然。这些移民大多数定居在曼哈顿的约克城、辛辛那提的德国镇，等等。有时，这些移民群体也会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根植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德国索姆–布劳恩费尔斯的卡尔亲王人称“得克萨斯的卡尔”，1845年，得克萨斯结束独立共和国的地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随后卡尔亲王在得克萨斯州东部建立了新布劳恩费尔斯，这座城镇至今仍然是一处充满德国乡土气息的工业区。

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仍有成千上万的德裔美国人在家中或朋友之间使用德语，而在广泛的社交场合则回归英语。诚然，长久以来维持与原国家，如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的记忆纽带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德裔移民对新家乡美国保持无条件的忠诚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这种情感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严重破坏，因而某种广泛认知开始逐渐传播——德国人不再为大众所接受，德语报纸等媒体也遭遇封杀。很快，第二场灾难——禁酒令也随之而来。举办啤酒节和葡萄酒节等活动的社会团体被解散，众多大型酿酒厂也被迫关停。关闭的酒厂名单在不断增加：米勒、蓝带、喜力滋、百威英博……这些发展繁荣兴旺的酒业品牌起初销声匿迹，但随着禁酒令将近结束，又逐渐开始复苏，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与美国社会融合，失去了原有的德国风味。德国移民群体也因此与英国移民群体一样成为不参加纽约年度游行的社会群体之一。当我耗费大量时间同朋友讨论举办“英国骄傲游行”时的花车装饰时，20世纪的德国移民群体或许从未考虑举办类似的活动，相较之下，他们缺乏其他国家移民群体的那种积极的自发性去宣扬自己在当地的重要地位。

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得克萨斯文化馆的事例足以引发沉痛思考。博物馆内部的展品陈设完全未能展现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借此表现得克萨斯移民群体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完全是天方夜谭。少数民族文德人是一个讲索布语的斯拉夫人群体，居住于萨克森州境内的施普雷河上游的索布人聚居区——卢萨蒂亚褐煤矿区内。19世纪中期，该地区一半处于普鲁士管辖之下，另一半则属于萨克森势力范围，在德意志民族主义热潮兴起的时期，索布人遭遇了语言和宗教上的残酷压迫，在德意志完成统一大约20年前，索布人面临着和曾经的威尔士语与布列塔尼语使用者同样的窘境。在一名魅力超凡的牧师杨·基里安的带领下，他们决定拯救自己的文化，因此在大约19世纪50年代大批迁往得克萨斯。当移民群体首先到达利物浦时，霍乱已经夺去了其中大约600人的生命。在加尔维斯顿[5]，更多人染上了黄热病，但其余的幸存者最终在新布劳恩费尔斯附近建立了一座内陆小镇，为其命名为瑟尔宾（Serbin），定居下来保护他们独特的文化。自然，这样的抗争行为并未取得太大的成效，索布人占据的区域逐渐遭到外来的英国和西班牙语群体的巨大冲击。最后一家索布文报纸于1921年正式关闭（该报纸使用的哥特手写体在1917年也遭遇了同样的耻辱境地，因为这种字体长期以来一直用于书写德文字母）。

最终，文德人在战后新建成的墨西哥湾地区新兴都市建立了自己的定居地，这里是与路易斯安那交界的金三角地带——笔者曾经造访过该地区，彼时当地的状况令人担忧，飓风肆虐的海岸堆积着大群可怕的僧帽水母，以及大团大团肮脏的柏油，海水发出硫黄的恶臭气味。除此之外，这里的蟑螂也令人避之唯恐不及：体形巨大肥厚，外表油光发亮，即使面对人类也显然毫无惧色。仍然选择生活在卢萨蒂亚稀树森林地带的文德人群体一直以来备受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敌视与压迫，这种现状从第二帝国至第三帝国，再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未有过任何改变，即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村庄也遭到摧毁，为新开辟的露天矿区让路。居住在1945年战后新划定的波兰边界内的所有文德人都遭到驱逐，被迫到刚刚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然而，与杨·基里安引领的大规模集会不同，他们毕竟渡过了动乱，成为最终的幸存者，当务之急是在数代人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政权统治下找到自己的定位——最终，饱受生存威胁的文德人团结一致，在得克萨斯州开辟了新的家园。

得克萨斯文德人从未发展出高度统一的先进文化，但与无数其他的德国人别无二致——他们也同样历尽千辛万苦，通过英国人的港口，然后或从不来梅搭乘北德轮船公司的航船，或从汉堡搭乘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巨轮，一直驶向美洲大陆，在这里开始全新的生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移民间接挽救了大部分文德人的命运，等到希特勒上台，重新在德国内部挑起——间隔数百年的——中世纪德意志向东部扩张殖民的狂风暴雨时，大部分文德人得以在安全的美洲大陆逃过一劫。当时选择前往美洲大陆的决定事实上从一场道德灾难中拯救了文德人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而那些仍然滞留故土的同胞显然便没有如此好运了。

洋泾浜德语

在19世纪80年代列强彼此争夺小规模殖民地的历史上，德国的崛起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不幸时代。如果法兰西称得上是一个由英国弃之不顾的小片土地拼凑而成的帝国，那么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国土的组成部分很多是法国也不愿吞并的贫瘠荒野。这些令人颇感古怪的状况可谓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同时也意味着修建威廉港对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而言确实是一个好高骛远的荒诞念头——一个国家下定决心要将大片贫瘠、偏远的土地纳入囊中，只为了完成仅限于地图上的所谓“扩张”。

在位于英戈尔施塔特的巴伐利亚军事博物馆中藏有众多颇具历史意义的珍宝，但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珍宝中有一件展品与众不同——一台颇为滑稽的锡质时钟，上面用粗糙的手法绘制着棕榈树和海滩图案。这座时钟上的图案令人不禁陷入沉思：德意志帝国上空常年阴云密布，阳光在这里似乎成了一种奢侈。这样的现实似乎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某种阴谋论：正是这座钟表的制造商秘密贿赂俾斯麦费尽心机拼凑出了如今的德意志帝国，而这些人正是整个历史进程中唯一的受益者。鉴于德国对夺取例如西萨摩亚这样遥远偏僻的土地的狂热，对阳光的渴望或许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令萨摩亚原住民迷惑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在一瞬间便成了德皇威廉的属民。

统治萨摩亚所需的兵力投射[6] 以及统御南太平洋地区所必备的关键人才对德国海军提出了基本要求，而此时德国面临的局势已是骑虎难下，唯一的选择便是面对现实的挑战。从雅浦岛到波美拉尼亚，俾斯麦规划中的德国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战略地带都是颇负盛名的咖啡产地，以及椰棕地毡的主要产区。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而言，处于德国统治之下与处于其他任何国家统治之下并无太大的分别，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命运通常是死于欧洲人从欧洲大陆携带而来的某些致命病菌。事实上，只消稍做思考，就会发现那些殖民地管理人员的所作所为通常无可指摘：或许他们计划着将明斯特或伍珀塔尔等地的行政管理制度作为管理殖民地的范本，或许已经与一位当地姑娘恋爱结婚，却突然间发现自己身患重病，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特鲁克岛或布鲁普布鲁普岛上，仅剩的只有堆成小山的无用药品、一箱箱的罐装香肠，以及一套因设计匆忙而粗糙低劣、难以清洁的白色制服。

唯一的例外，也是普鲁士王国在环太平洋地区唯一真正的关键要塞，是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特许港口城市青岛。如今，这里依然是一片变化万端、令人颇感困惑的地区。许多年来，我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一张上色粗糙的明信片，上面绘有规模宏大的总督宅邸、路德宗教堂，以及在中国当地生产的推介巴伐利亚啤酒的啤酒厂。尽管距离德国殖民时代已经过了许久，当地的啤酒厂仍然在生产质量优良的青岛啤酒。这座城市本可成为德国的香港，但最终不过与其他德国创建的“面子工程”别无二致，原因在于德国从本质上便缺乏建立全球霸权的力量。然而在1900年，情势似乎发生了变化：邪恶的殖民势力以国际考察为借口，协助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并迫使清政府接受本国的统治规则。这次所谓的“远征”由英国、日本、美国、俄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联军组成。其中，奥匈帝国的冯·特拉普海军少校因为后世的电影《音乐之声》而闻名。这场战争也促使德国皇帝发表了一场残酷无情的演说，关于德国军队在中国的表现——我们应当“像匈奴一样”（他们也确实遵守了命令，与其他国家军队没有区别）——这个再鲜明不过的事例体现出德国式世界观中暗藏的危险因素。这些残酷无情的占领和洗劫行为引发了德国上下的疯狂庆祝，游行和纪念活动遍及全国，四处都可以看到来自异国的明信片：我曾经目睹一张明信片上画着这样的图案——德国装甲部队在中国的长城上合影——欧洲的扩张主义在这一刻达到了狂热的高潮。

然而，这样残酷的情形——强大的欧洲各国联军用机枪对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的中国农民军队展开血腥屠杀——并未持续太久。通过混乱和低效的外交政策，到1914年，德国的一切太平洋同盟都已经宣告瓦解。英国和各国同盟军十分轻易地撤出了这些军事战略前哨，此后再未返回。事实上，德国整体战略思想布局中最为疯狂却愚蠢的一点在于帝国战略布局松散无序，这也导致了德国的海上力量几乎时刻处于英国军事基地的围追堵截之中。甚至英国的一点点暗藏的敌意就足以令德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例如，将整个印度和澳大利亚纳入封锁包围圈之内）失去战略平衡。各方政治力量的忽视造成了西太平洋地区的灾难性状况，原属于德国的大部分岛屿轻易便落到了日本手中——这是日本危险战略扩张的开始，也是俾斯麦统治时期内的政治失误给后世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之一。

相较之下，德国在非洲的战略布局则要稳健全面得多，这也是欧洲为了寻求经济与技术上的发展与创新，必须进行的残酷扩张——在非洲对其他民族加以种族压迫，并在非洲建立了时间较短的霸权地位。然而，德国在非洲的地位尚且与真正意义上的列强霸权相去甚远，德国皇帝对英国贪婪无度地吞并布尔共和国的愤怒如此一看也就容易理解得多了。相较之下，德国的帝国殖民开拓者则损失惨重——一部分人在当地死于疟疾，另一部分人因非洲混乱无序的殖民扩张事业而焦头烂额，并且由于当地人更倾向于彼此之间的货物贸易，德国殖民者在当地的投资也同样损失惨重。在整个19世纪，德国在海岸地区开展小规模贸易，而大多数贸易控制权依然牢牢掌控在英国手中。对德国而言，在加勒比海地区缺乏糖业产区足以成为一大耻辱，这也迫使德国不得不以低价购入的方式进行朗姆酒贸易，而这种酒事实上与普鲁士人用马铃薯酿造的烈性干酒大同小异。一批特定的地区性贸易公司占据了每一个非洲港口，例如不来梅与多哥，汉堡与喀麦隆，莱茵兰与纳米比亚等，但大同小异的是，这些公司的贸易范围大体上仅止于相对封闭的狭长海岸地带。俾斯麦并未经过缜密周详的思考就决定吞并这些地区：他只是意识到这些地区还未曾落入德国的主要殖民竞争对手手中，而自己必须要先下手为强占据优势，为祖国扩大海外霸权地位——然而，这样狂热而草率的决定无疑给千百万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如果在中国血腥屠杀平民意味着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已经开始走入歧途，1904年在贫穷落后的德属西南非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让整个事态进一步滑向无法挽回的境地。德国将军洛萨·冯·特罗塔出生于普鲁士治下的马格德堡，年轻时加入普鲁士军队服役，他的人生经历在当时的德国军官阶层内部堪称典型——先后参与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随后遭遇了来自上层的棘手问题：俾斯麦本人最终对战争失去了兴趣。这也令德国军事发展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军人失去建功立业的机会，并且在20世纪的历史中遭遇了数次严重挫折。事实上，虽然后世的人们对此无法给出精确的结论——1871—1914年德国军队遭遇的漫长停滞期真的是灾难发生的根源所在吗？或许，由三场辉煌胜利带来的军事神话已经成为德意志民族沉重的枷锁，随后43年的漫长停滞期也着实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无论如何，冯·特罗塔将军仍然选择整顿军队，前往非洲履行自己的使命。 首先，他血腥镇压了东非地区（坦噶尼喀）针对德国殖民统治爆发的抗议，随后加入了在中国的劫掠“大业”。在西南非洲，冯·特罗塔对赫雷罗族和那马部族展开了彻头彻尾的肆意屠杀，将当地的反抗力量一一剿灭，其残忍程度甚至连占据德兰士瓦的英国殖民者也难以望其项背。德国军队强行将数千名非洲原住民驱赶至环境恶劣的沙漠地带，最终数千人无一幸免。毫无疑义，这样的行为是一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暴行。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当殖民地发生的一切传到德国后，曾激起柏林人民的愤怒，但这样的情绪并未对现实产生太大的影响。赫雷罗族和那马部族大屠杀最终成为一段历史记忆，折射出日耳曼民族血液中深藏的暴戾因子，也同样反映出了欧洲人在非洲大陆上每一个角落的所作所为。在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地方，科技发展与道德约束上的全面失控似乎令欧洲人陷入癫狂：无论在德兰士瓦、刚果、摩洛哥抑或苏丹，一种完全疯狂而可鄙的宗教和爱国“激情”形成了残酷肆虐的龙卷风，整个非洲在这样的暴虐侵袭之下瑟瑟发抖。这样的暴行，这种任意掠夺侵占他国土地的“行为准则”，在入侵者遇到当地人民抗争的那一刻似乎都变成了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这样的现实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一股由电报、炮艇和机关枪形成的歇斯底里的热潮在这片土地上肆虐，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成为欧洲最为黑暗的一页，欧洲大陆似乎陷入了一种病态，这种灾难性的发展趋势最终也注定将欧洲自身卷入其中。

德意志帝国发展史上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尚不止于此，其中有两个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非洲西部海岸地带的殖民官员而言，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漫长奴役和贸易历史意味着在多哥和喀麦隆的德国殖民区内，人们大多仍然使用一种洋泾浜式的英语[7]，这样的现实令他们感到愤怒不已。凭借一种完全德国式的荒谬、讽刺和艰苦的创造，德国殖民者在广大的海滨殖民地区创建了一种合成式的洋泾浜德语，并在这些地区大力推广。这种“殖民地德语”由一名慕尼黑律师创造，大约包括1000个单词，用以抵御英国殖民者在当地人群中根植的广泛影响。自然，洋泾浜语言的唯一价值便是实用性，因而所有在任的德国殖民地管理官员都进行了相关的简化语言培训，随后管理人员再将这种语言教给当地的贸易商及不识字的渔民。这样的语言传播行动曾一度如火如荼，也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各国的大力干涉。“殖民地德语”在非洲广泛传播之前，盟军便占领了德国在非洲西部和西南部的全部殖民地，德国从此再未踏足这些地域。充满魄力的英国女探险家玛丽·金斯利于1895年成为首位成功攀登喀麦隆火山的欧洲人，并在她的《西非之行》中记录下了一些浅色头发的德国人在雨林中看似徒劳地吃力跋涉的景象。德国在这些地区短暂的殖民历史很快便宣告结束，而这段历史本身不如说是对那些狂热而不顾一切的“统治欲望”的愚蠢实践，只消区区一代人的工夫，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后来者们对这些土地的兴趣便彻底消失了。

另一个古怪之处在于1890年德国与英国的殖民地岛屿交换计划。当时德国几乎已经对桑给巴尔岛宣示主权，该片地区的沿岸地带也已成为德属东非洲的组成部分。但同时英国也认为己方对桑给巴尔有着实际控制权，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在马斯喀特掌控着这片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事实上，英国对这片岛屿颇为重视，曾派驻大量兵力保护该地（及当地重要作物重要作物肉豆蔻），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拿破仑战争时期从丹麦手中掠夺而来的战利品——位于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作为交换条件让与德国。事实上，黑尔戈兰岛的战略地位十分复杂，虽然作为海军基地，该岛的地理区位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但由于处在咽喉要道，“一战”期间足以给德国造成巨大的军事威胁。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在1890年便准确预知未来20世纪的事态发展（尤其是不幸的黑尔戈兰岛原住民，不论处于英国抑或德国的统治之下，都无法改变小岛在“二战”结束时饱受战火侵袭的悲剧命运）。令人匪夷所思的决策带来无法预知的后果，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这样的复杂历史无穷无尽，过度思考甚至会令人发狂。

托马斯和厄尼

长久以来，我都十分热衷于寻找较为便宜的寄宿屋，这样的房间虽然廉价，但有时也会充满乐趣。很多时候，我在德国的郊区地带反复逡巡，或者在19世纪遗留下来的环形住宅区四处奔走，对许多城镇而言，旧时代的房屋在经历了数个世纪死气沉沉的寂寞萧瑟之后，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全新面貌。这些房屋多半是为当地的富人阶层所修建，规模巨大，但外观设计普遍较为古板，或许只有同时代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住宅才能与之匹敌：房屋的住客大多是律师、银行家，以及大规模工厂的管理人员。诚然，这些房屋称得上五花八门，但这种“五花八门”仅仅体现在房屋细节装饰上：民俗风情的设计格调，工业时代青年风格[8] 的装饰，体积巨大的廊柱以及随处可见的彩色玻璃。甚至只是走过这些房屋，我便恍然间感到自己化身为一位20世纪初的德国银行家，身着紧绷的华丽燕尾服，手拿精美的亚麻手帕，不断擦拭剃得油光发亮的脑后不断沁出的汗珠，一面为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叛徒的所作所为愤怒不已，一面想着我的妻子在一次小小的电惊厥治疗之后情况能不能好一些？我的女儿为什么把头发剪得那么短而且开始吸烟？以至于自己身上华丽的燕尾服仿佛要瞬间炸开。

这些旧时代的房屋或多或少环绕着一种悲伤的氛围，它们本应是一种短暂繁荣时期的历史产物，但随后又因时代的复杂性产生了混乱糅合的含义——扭曲的政治观念，无法解读的电报信息，无穷无尽的对公共生活的索求，最终将私人生活的空间彻底挤占，直至虚无。即便德国人热爱栽培的小型仙人掌科植物也无法完全拯救这种沉闷乏味的气氛——在郊区地带，几乎每家每户的窗前都被这种生机勃勃的植物占据，好像一片如诗如画的童话城镇，又好像是微缩版本的巨人柱国家公园。相比之下，民主德国历史悠久的郊区地带则弥漫着一种历史的沉重与孤独感，或许在那些最狭小的城镇，如爱森纳赫、艾斯莱本或迈森，德国漫长历史上遭遇的深重灾难得以展现出最为清晰的一面。自20世纪初以来，当地建筑成为反映历史噩梦的一面镜子，直至柏林墙最终彻底倒塌。每隔一段时间，民主德国的郊区便会出现一批废弃不用的房屋——工业时代青年风格的装饰也很快失去人们的追捧——最后的结局只有成为令人弃之如敝屣的垃圾。

这些房屋所处时代的变革在街头的商店中同样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一大部分幸存的建筑同样来自疯狂的城市繁荣浪潮，甚至那些最为古色古香、设计精巧的古老药材铺也成为19世纪90年代历史主义浪潮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全面战争，直至民主德国共产主义时期等社会经济封锁的岁月中，且不论寻找其他替代品，即使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也显得无比艰难——想尽一切有用的办法从轰炸之下逃生已经成了唯一的准则。

如今看来，大战之前的德国似乎早已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沉痛氛围所笼罩，建筑物依然寂静无声地伫立在那里，对其中居民的恐惧与悲伤充耳不闻。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气度，以卡普里维[9] 和比洛[10] 为首，他们在德皇威廉手下任职共13年，因而赋予德国一种侵略性和自负的国家形象，但并未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

当时的社会氛围在托马斯·曼的早期小说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对于这位作家，我始终怀有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我首次接触到他的著名小说《魔山》时，正处于一场十分奇妙但丝毫称不上理智的旅途中——戈壁沙漠的东南部边缘地带一望无际，双峰骆驼的队伍缓缓前行，烩羊肉的气息萦绕鼻端，四面八方坐落着牧民的蒙古包，为我引路的汉族导游也十分亲切友好，虽然不知为什么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水平却令人不敢恭维。这一切奇遇冲淡了托马斯·曼充满魅力的语言所带来的哲学思辨。然而，与托马斯·曼最为艰辛曲折的邂逅当属我曾经每日往返英格兰中南部的火车通勤旅途。当时，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他的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1]，一部以《圣经·创世记》故事为蓝本创作的伟大四部曲作品。当火车到达沿途站点沃金镇[12] 时，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和终于解脱的欢欣同时攫住了我，我毫不犹豫地从车上一跃而下，遵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冲动，将这部困扰我多时的厚厚小说扔进了月台垃圾桶（它在垃圾桶里发出了令人满足的咣当声），然后脚步轻快地回到了车厢里。

除去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之外，托马斯·曼的某些作品确实令我不能自拔（但不论如何，对《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实在敬谢不敏），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3] 和《殿下》，以及一系列以战前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这些小说以不同的途径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欢愉与焦虑，考虑到接下来的30年中即将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小说的整个氛围未免带给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在痛苦中蕴含希望，又因这希望的美好而令人沉醉。这些作品与那些阅兵场上头戴尖顶流苏头盔，脸膛通红的德国军人仿佛来自两个世界，也因此为我们完美呈现了千变万化的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另一面。

然而确凿无疑的是，这些脸膛通红的德国军人在“一战”前夕的历史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军人阶级普遍为俾斯麦引领的英雄主义风格所鼓舞，沉迷于用各种夸张冗杂的装饰物来装点自己，令该时期的德军指挥官造型风格与众不同，自成一派。一种男女之间迥异的两性风格对比逐渐产生——女人们通常身形瘦削、神情憔悴，紧身胸衣一丝不苟，苍白得近乎可怕，似乎永远处于一种需要疗养的病态中；而男人们则日日在乌烟瘴气的军队聚会中纵情痛饮啤酒，对野味大快朵颐，脸上蓄着精心修剪的髭须和浓密的络腮胡，头上戴着有繁复鸵鸟毛装饰的帽子，身着中世纪风格的制服。设想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在某些氛围狂热的特殊场合，而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滔滔不绝、声嘶力竭地发表无休无止的冗长演说：德意志如何重获辉煌，唯一的伟大使命，令人厌恶的犹太人、波兰人，等等。这些外貌上的古怪特征是如此的鲜明而不容忽视（提尔皮茨的浓密胡须、小毛奇的便便大腹），堪称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符号。自然，希特勒刻意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上述这些历史人物的反面——留着一撇稀疏的小胡子，穿着朴素的雨衣，并且还是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对于那些蓄着和德皇大同小异的精致髭须的权贵而言，希特勒特立独行的激进主义不言自明。

然而，即使这些人能够在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给德国带来了灾难，他们仍然只能代表历史中单调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可能会为一个国家带来无限的生机与荣光。如今，德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因世界的浪潮而蠢蠢欲动，但很快又因随之而来的灾难而颓败不已，这样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其中，德国小城达姆施塔特始终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在多年前一次法兰克福图书展结束之后，我第一次顺路造访了这座邻近的城市，当地的威娜美容博物馆也令我颇感兴趣。然而，参观博物馆的计划最终未能成行——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已经足够令我心醉神迷。达姆施塔特是古老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的首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则是黑森–卡塞尔公国盘踞南方的敌人（黑森家族于1567年因黑森的腓力一世子女分家而形成4个支系）。双方长久以来积怨甚深，虽然也有短暂的彼此合作或互不干涉，但多半时间仍然处于不共戴天的激烈对抗状态。最终，黑森–达姆施塔特获得了胜利：黑森–卡塞尔公国虽然凭借自身实力勉强抵挡住了拿破仑战争的巨大冲击（在此期间，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出了法兰克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黑森–卡塞尔公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却因为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一方而被普鲁士吞并，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黑森–达姆施塔特则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治斡旋手段，避免了被彻底吞并的命运，作为一个政治同盟并入日后的魏玛共和国。

然而，在盟军的炮火中，卡塞尔和达姆施塔特最终患难与共——在短短几分钟的一阵可怕空袭中，超过1.6万人丧生，整座老城化为一片焦土。自然，在战争时期，显然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具有轰炸豁免权，达姆施塔特也概莫能外，但至少在1914年之前未曾遭遇灾祸的时刻，这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人联想起托马斯·曼笔下《殿下》中的荒诞幻梦。黑森末代大公，个性乖戾、沉迷死亡的同性恋者恩斯特·路德维希（常被称为“厄尼”）正是那个时代里皇室成员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类人的存在也令后世的人们对皇室永远抱有无尽的兴趣。笔者在此无法耗费过多篇幅描述这位大公的古怪行径，然而，这位权势人物自始至终相信是自己的过失导致了母亲的死亡，并且对一位兄弟和一位姐妹的死负有主要责任（事实上，他的兄弟死于一场偶然的可怕事故，而姐妹则死于白喉）。大公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孙女为妻，这位可怜的、被称为“达茜的”贵妇人终生都在拼命博取自己丈夫的注意力，尽管他终日沉浸于繁忙事务和伤春悲秋。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达茜最终与厄尼大公离婚后不久死于伤寒（为了纪念这位小公主，达姆施塔特公园中至今仍安放着一座小型浮雕，刻有她扮演白雪公主，被一群小矮人围绕的形象）。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国内历史事件令人沮丧不已，然而按照一如既往的历史规律，个人的生命必将消亡，而身后留存下来的建筑杰作终将名垂青史——在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能够留存下来的自然大部分都是历经重建的建筑。恩斯特·路德维希对后世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对青年风格艺术的巨大热情，以及主持建立达姆施塔特艺术家聚居区——这也是福泽后世的一个伟大创举，令达姆施塔特成为“一战”前现代设计艺术的乐土，与包豪斯建筑学派在1918年战后时代占据的重要地位不相上下。自然，这种重要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意味着全方位的特立独行。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绝对激情通过媒体的疯狂宣传锦上添花，而他们的高昂佣金（很多时候对赞助人而言，支持这样的创作热情会带来财政方面的巨大麻烦）与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状也格格不入，这些全新的设计风暴——风格活泼的时钟、字体、雕塑、碗橱和挂毯对当时的社会而言过于前卫，短时间内令人难以接受。这些设计及其创造者们的命运也被迫与纳粹势力的崛起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后者的美学在许多方面汲取了他们的设计思维与养分。其中的一部分知名设计师，如英年早逝的约瑟夫·马里亚·奥尔里奇，在后人看来反而要幸运得多，因早逝而未曾与纳粹势力有所牵连。奥尔里奇建立了第一所维也纳分离派艺术风格的建筑，随后又在达姆施塔特设计了一系列风格明快跳脱的现代建筑，其中包括著名的婚礼塔[14]，以及由伟大的字体艺术家和平面设计师腓特烈·威廉·克吕肯斯参与设计的极尽奇妙精巧的日晷。彼得·贝伦斯则在达姆施塔特建造了一所房屋，并开始从艺术转向建筑（多么伟大的前进的一步！），他主持设计了柏林AEG（德国通用电器）涡轮大厅，并创建了企业形象设计和商标形象的观念，同时培养了勒柯布西耶[15]、格罗皮乌斯[16] 和密斯·凡德罗[17] 三位伟大的建筑大师作为接班人。在纳粹势力发展至顶峰前的1940年，彼得·贝伦斯与世长辞，避免了受纳粹压迫操控的悲剧命运。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现代设计艺术先驱的创造，以及“厄尼”大公对赞助艺术的蓬勃热情，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将会蒙受无法想象的巨大损失。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王室成员不过是一群异想天开的军队贵族，在徒劳与无望中等待着他们的末日到来，每天不过是千篇一律地吃喝玩乐，或者陪伴自己的子女狩猎游玩，以消磨无聊的时光。但“厄尼”大公却是如此与众不同——尽管他终日沉溺于伤春悲秋的情绪之中，在他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三个世纪前因斯布鲁克大公斐迪南二世的影子。

事实上，关于这一主题，每一次的深入思考都足以令我越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一时期的德国在政治力量上虽然趋近边缘化，在各领域所获得的成就却似乎永远无穷无尽。诚然，德国的政治和历史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但它的文化艺术成就得到了完美的保留。在本段内容告一段落之前，尚有数位不得不提及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历史成就令人赞佩——阿尔弗雷德·巴林，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汉堡–阿美利加”的犹太裔百万富翁，在1914年前将大约550万德国移民运往美洲大陆，也因此彻底改变了这些移民子孙后代的命运——或许这是一个无法深入思考的微妙问题：谁又能预料到我们今日偶然做出的抉择究竟会衍生出幸运还是不幸的后果呢？杰出的女画家保拉·莫德索恩–贝克尔，一生中的大半时光都居住在不来梅东北方的小镇沃普斯韦德，却凭借超凡的表现力绘制出了一系列颇具价值的自画像、风景画、少女人像及描绘田园生活的作品。不幸的是，这位女画家年仅31岁便因诞育第一个孩子时引起的并发症香消玉殒。她的一系列自画像——赤裸的、身怀六甲的、神态骄傲或忧虑的，这些作品堪称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自画像之一，但对后世如我们一般的看客而言，或许仍然是她坎坷的短暂人生本身更能打动人心。此外，还有出身于乌尔姆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或者讲德语的犹太裔摩拉维亚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他受哈布斯堡皇室雇佣，于1911年逝世，幸运地避过了后世带给犹太人的一切痛苦与灾祸、哈布斯堡王室的彻底覆灭，以及德裔摩拉维亚居民被驱逐、被迫害的残酷现实。事实上，在马勒逝世之后，他身边的一切几乎在历史的风暴肆虐中消失殆尽，我们只能十分勉强地追寻这位伟大作曲家生活过的蛛丝马迹，就如同一场黑死病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居民彻底割裂开来一样。假若本书中的这一章节集中体现了1914年大战爆发前的美好与活力，马勒与施特劳斯1905年演出的杰作《莎乐美》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华彩的乐章。在斯特拉斯堡一家钢琴店楼上的房间里，在已经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的土地上，仍然能够诞生充满魅力的奇迹。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是笔者最为喜爱的德国画家奥古斯特·马克，即使花上一整个章节进行详尽介绍，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全部喜爱之情。如果我不得不选择唯一的一幅画作作为自己的最爱，那么这个选择毫无疑问会是马克的《小沃尔特的玩具》，这幅作品现藏于法兰克福的施泰德艺术馆；画面上是一系列十分简洁的色块，描绘出一处桌子的角落、一块简洁的桌垫，以及一些零散的杂物——一组俄罗斯套娃、两个玩具球，插着鲜花的罐子，旁边的玩具兔子以及一只小型啮齿类宠物。纵观整个浩瀚的世界艺术领域，更加伟大、杰出、辉煌灿烂的杰作自然如恒河沙数，但笔者始终固执地将相比之下毫不起眼的《小沃尔特的玩具》作为自己的最爱，因为这幅画作表现出来的改革性创新精神——将豚鼠这种普通的小动物作为正式肖像画中的描绘对象，并创建出属于自己的风格。马克将他的短暂一生都奉献在激情洋溢的创作之中——不论是商店、集市、公园，还是鹦鹉、美丽的帽子，他笔下的一切都呈现出最为鲜艳活泼的色彩。在参加“一战”短短几个星期后，奥古斯特·马克便在凡尔登战役中战死沙场，而这也只是此后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开始。

柏林的波次纳普

夏洛滕堡宫位于柏林城区之外的一片乡村地带，虽然周围布满了现代化的街道、房屋和工厂，但浸淫于现代化环境之中多年并未改变这座宫殿的优美田园氛围。和大多数德国宫廷园林一样，夏洛滕堡宫的园林也采用了英式风格，并体现出了比英国大多数本土园林更为优美的艺术风格，小型建筑和雕塑掩映其间，高大树木间的丛生灌木林郁郁葱葱，散发出独特的清新气息，众多外来物种（至少在英国人眼中毫无疑问是外来物种）在这里自由繁衍生息，包括体形巨大的冠鸦，几乎完全被驯服的红松鼠（有着蓬松纠结的毛发和机警兴奋的眼睛），它们称得上是柏林这座城市真正的“不速之客”。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夏洛滕堡宫都是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杰作。这座建筑始建于17世纪末期，一直都代表着普鲁士文化传统中活泼明快、令人向往的一面。宫中的王室陵墓安放着数位普鲁士君主的石棺，但并未采用过于出格或华丽的装饰，风格较为朴素。建筑大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于19世纪早期在此处设计建造了一系列宫殿，而他本人的整个艺术生涯（申克尔于1841年逝世）可谓一部普鲁士艺术演化史，申克尔也与众多历史名人如克莱斯特[18]、洪堡和霍夫曼一起，体现出普鲁士文化中具有折中主义倾向的迷人一面。申克尔的一部分建筑作品在战争时期的轰炸中遭遇毁坏，但其绝大部分存世作品依然富于艺术魅力，令人赞叹不已。或许，那些未曾完成的伟大规划才是更加令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的杰作（与同时代的另一位稍年长的英国建筑大师约翰·索恩爵士类似），例如他为新独立的希腊国王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奥托一世所设计的巨大皇家宫殿，其规模无比宏大，甚至希腊当地的帕特农神庙都不得不沦为一个华丽的配角。除去本身的建筑事业，申克尔在绘画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的《海边绝壁上的哥特教堂》（现藏于柏林旧国家画廊）堪称展现德意志民族对中世纪传统疯狂迷恋的“百科全书”——勇敢的骑士、华丽的巨大横幅、宏伟的城堡，以及空中横贯的一道彩虹、古老的德意志森林、令人叹为观止的光影效果。这幅画作绘于1815年，其中展现的中世纪神奇世界与后世狂热追逐中世纪传统的纳粹头目希姆莱规划出的图景有着天壤之别，但正如浪漫主义先驱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在画作中表现的那样，我们依然能够从这幅作品中看到一种焦虑的情绪隐隐即将爆发，这种情绪与后世疯狂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潮一脉相承。

申克尔在夏洛滕堡的一系列作品奠定了整座宫殿的基调——尤其是专为腓特烈·威廉三世修建的意大利风格凉亭，在德意混合风格的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那种长久以来的阴郁感完全无迹可寻，两种风格彼此完美融合，不存在任何被取代、被掩盖的踪迹。在这座宫殿中四处游览时，游客会惊喜地发现一幅大卫的英雄主义画作，绘制着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场景，而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元帅面对拿破仑的快速行军攻势则毫无招架之力。然而，这些景象带来的乐趣很快便因一座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房间宣告终结：这个房间完全以数量巨大的精致银器作为装饰，这些银器最初是1905年威廉王储夫妇结婚时的贺礼。这片景象银光闪烁，可谓令人眼花缭乱，但那种令人感到压抑窒息的沉闷氛围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造型沉闷、华而不实的银餐具陈列各处，令人联想起文学巨匠狄更斯笔下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令人不齿的波次纳普先生，他家中那些极度奢华沉重的银质餐桌装饰，尺寸大得不合常规的银餐勺，他对自己祖国优越地位的过度骄傲自负，以及对待穷苦人民的残酷态度。

或许通过一副简单的刀叉来传递这样的历史意义有些过于沉重和小题大做了，但这间华丽房屋中的氛围仍然传递出一种无可掩盖的粗劣感，这一时期整个德国社会传达出的某种自我观感也令人心中隐隐泛起焦虑与不安。除此之外，展现该时期时代趋向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柏林大教堂，这座教堂奉威廉二世之命修建，完美体现出霍亨索伦家族对待宗教的狂热精神。作为众多家族成员的安息之所，在教堂一层陈列室内至今仍能看到众多家族成员的铅质棺椁分散各处。随着柏林大教堂所讴歌赞颂的皇室家族在整座教堂落成后区区10年间便被彻底逐出历史舞台，这座可怕的历史主义采石场也仅仅剩下鲜明的讽刺与虚无。然而，这段历史不过是大教堂复杂曲折历史中的冰山一角。战争时期，柏林大教堂遭到密集轰炸，大半建筑毁于炮火，战后的共产主义政权为表彰同盟国的伟大“战绩”，又将剩余的建筑残骸几乎全部炸毁，在漫长的重建工作结束后，大教堂得以重见天日。

不得不说，威廉二世统治下的柏林与申克尔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或夏洛滕堡宫复杂精致的巴洛克风展现出的艺术之美相差甚远。此时，普鲁士掌控之下的德国弥漫着一种完全沉闷无趣的气息，并且这种沉闷气息也对同时代的摄影技术造成了强烈影响。皇帝本人或许对发明创造颇具热情——例如齐柏林飞艇[19]、无畏舰及电影技术——但正如俄国末代皇室罗曼诺夫家族及哈布斯堡家族一样，他和他的宫廷随从们始终沉浸于一种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旧式审美怪圈之中，周围蓬勃发展的新世界似乎与他们并无干系，他们与德国逐渐蓬勃发展的消费主义、社会民主浪潮及艺术与科学风尚也是脱节的。普鲁士的统治者们和他们的军队面对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浪潮几无招架之力，但他们的狂热和刻板精神依然体现在无数个角落——一丝不苟的制服、夸张造作的建筑、完全华而不实的餐具、冗长烦琐的礼仪、激情四射的演说、无法克制的骄傲自负，以及毫不令人意外的沙文主义。

军国主义的分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极为错综复杂，足以令任何一位作者焦头烂额。然而，对英国曾经参战的一代人，以及战后深受一系列恶果影响的所有人而言，这场战争完全源自德国军国主义的极端膨胀。不得不提的是，这种邪恶的思想在1914年发展到顶峰，军国主义的传播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伤亡。一幅当时的美国海报对此有过十分形象的描绘：将德国描绘为一只头戴钢盔的巨型大猩猩，站在一片被破坏殆尽的战争焦土之上，一只手中抓着一位少女的尸体，另一只手则高举棍棒，上面写着“文化”[20] 字样。自从我在少年时代的一本历史书中看到了这幅图画，它便始终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在这场战争中，皇帝本人只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政治角色，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但他却在无数讽刺漫画中展现出凶神恶煞的形象：因无数的残酷牺牲而陷入狂喜，妄图吞下整个世界。

随着时代衍生出的仇恨逐渐淡化，这种视角显得更加古怪而扭曲。确凿无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世界经济秩序几乎被完全摧毁，无数类别不同的爱国主义狂热情绪逐渐孵化，因而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最终战争狂人希特勒在这样的历史催化之下浮出水面。笔者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曾经试图在即将进入这个可怕的历史阶段时，即1933年之前彻底逃离，我坚信那些伟大的德国历史人物也大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德国进入了一个真正可怕的黑暗时代，但在1914年，整个德国离这可怕的黑暗还很远。

如今，德国军国主义的虚假本质已经昭然若揭，但对其抱有误解的人依然不可胜数。军国主义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与所有人开战——自从这一理念在1871年的德国诞生之始，德国并未立即掀起大规模的外部战争，而仅仅是推行了小规模的殖民地战争，初步实施自身的残酷铁血政策，也因此获得了在世界殖民格局中与英国和法国平等竞争的环境。与此相反的是，当时的俄国正在进行两场大规模的正式战争，其中一场战争是1876—1877年的俄土战争，同时还有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多方势力介入其中，另一场则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些战争冲突波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所有卷入的国家都被战争榨到山穷水尽：即便是战胜国也难以支持巨大的战争消耗，伤亡数字触目惊心，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在短短几分钟内，一整支俄国舰队便在日军的炮火下化作齑粉，这样可怕的后果令全世界的海军上将都陷入了恐惧与不安之中。此时，黑山共和国也摆出了同俄国共进退的团结姿态，对日本宣战。虽然黑山的宣战并未带来多少实际作用，但这样的表态至少传递出了带有警告意味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长久以来都未曾受到重视——俄国与巴尔干半岛的众多小国之间有着令人颇感意外的神秘联系。在同一时期，俄国借助军事力量在中亚开辟了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面积超过1295万平方千米，并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开始普及工业化，法国的投资则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支军队位于俄国统治阶级的中心，同时也是国库开支的主要消耗因素。

论证俄国的发展历程并非为了对战争爆发的因素做一个华丽的概括，而是为了将德国确定无疑的军国主义放在某个背景下进行阐释。与俄国相比，德国同样对军人的地位十分尊崇，在军队上的投资十分慷慨，并给予军队最好的物质条件，但却不知该如何正确运用军事力量。英国也与德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海军是其主要的作战力量，规模也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为了掌控全世界大部分的黄金和钻石产地，英国曾经挑起与由布尔人统治的奥兰治自由邦及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共有约7.5万人死亡。在布尔军队主力被击溃后，数量巨大的布尔平民被投入集中营，以要挟当地游击队伍放弃战争。德国也曾经在布尔人统治的国家进行巨额投资，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一位英国使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英国加以干涉，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对德宣战，摧毁全部的德国舰艇，并封锁汉堡和不来梅港口，令德国自食其果。这也是英国在1914年采取行动前有分寸的预演。而在英国简简单单的一句威胁，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主张：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等人应建立起强大的德国海军，以阻止英国的威胁成为现实（事实上，除去耗费巨大，德国海军并未达成目标）。

在这一时期，英国处于国家力量蓬勃上升的阶段，诞生了一大批颇具代表性的投机人物，例如塞西尔·罗兹[21]、帝国贵族米尔纳子爵[22]（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位勋爵本与英国并无太大干系，而是出身于德国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家族）等，然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却远非灾难二字能够概括，这样的蝴蝶效应令世界各地的政客逐渐原形毕露，这些崇尚暴力、虚伪做作的所谓“英国绅士”也一时之间风光无两。德皇威廉等人对这样的政策表示愤慨和反感，然而他们的权力却受到严重限制，完全无能为力，他们或许会乐意由自己来下达这种命令，但英国由此大肆扩张却是他们绝对不愿见到的。

在此，对于法国在摩洛哥或亚洲东南部的侵略，以及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入侵，或英国对苏丹的报复性进攻（马赫迪起义[23] 后被抓获的囚犯被即刻处死，而马赫迪本人的陵墓也被严重炸毁）和对西藏的侵略等一系列野蛮暴行，笔者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我已经在上文中对殖民主义扩张给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带来的深重灾难做过描述。这些历史事实足以发人深思——再明显不过的是，欧洲各国十分乐于动用武力或其他力量肆意践踏他国的前途命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情形令人震惊。

由此而论，德国自然有着对军事力量的狂热激情，但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大部分法国青年都曾有过参军入伍记录，而英国的海军规模已经进一步扩大，俄国在被日本击败后的重整军备计划令世界各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唯一的例外是奥地利，因为四分五裂的国内政治和薄弱的工业基础，无力继续维持强国地位，1914年之前的衰落境地令奥地利被迫退出政治角逐的舞台，而这样的历史现实在众多作家，如约瑟夫·罗特的相关作品中也有所体现。然而，历史总会按照既定的轨迹向前发展：一旦奥地利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令其中途罢手便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划归德国统治的奥地利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寻回了曾经古老帝国的强大荣光。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崇尚武力、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世界，曾经参战的老兵所著的回忆录会受到人们追捧，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时也会提到战争的荣光与牺牲。热衷战争的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种狂热加以警惕，反而为之加上某种道德标杆，英国便是其中的最佳范例。当战争真正在1914年打响时，所有人都大梦方醒，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也意识到战争绝非一场儿戏。然而，所有人都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缺乏足够清醒的认知，将军事上的冲突视为对一个国家强大实力的最终考验，而没有意识到军事冲突可能将欧洲彻底摧毁。

或许这是一个充满耻辱的故事，但真正清醒的全面剖析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19岁那一年，我曾与几位朋友在英格兰湖区徒步旅行度假。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好像摇身一变成了《五伙伴历险记》[24] 中的主人公。我们的足迹遍布湖区内的众多山峰，随后又闲逛到山下的一家报刊亭购买快餐填饱肚子。在那里，我们得知阿根廷已经派兵进攻福克兰群岛[25] 的消息。福克兰群岛对当时的我而言几乎是个完全陌生的名词，但——笔者在此未曾添加任何夸张的成分——年轻气盛的我几乎立即想要志愿参战。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莫名的狂热情绪从何而来，坦率地讲，当时的我仿佛是年轻版的米尔纳子爵，气势汹汹地想要全力开战。在多年的校园时光中，我们日日起居的校舍以“威灵顿”和“丘吉尔”命名，在课下，《突击队员》的漫画是我的最爱，更不必说那些历史书上我曾经读到的精彩故事。一瞬间，这一切仿佛全部涌上心头，我被一种滑稽荒唐的“民族主义”冲昏了头脑。在我此时此刻的脑海中，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已经化为一片战争废墟——令未来的世界都铭记这深刻无比的教训，没有人再敢轻视大英帝国的荣光，这片亚南极地区的小小角落也将永远成为帝国的囊中之物。

如今，很难说我对于界定战争的国际公法抱有怎样复杂的心态——在这场最终爆发的战争中， 各方都为自身的最大利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就个人而言，我每次阅读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内容时，思绪依然会不受控制地回到多年前的英格兰湖区，回想起那个一门心思寻找新兵招募站、想要为国效力的自己。如今，那种热血激情已经彻底远去，曾经我为之向往的新兵生活似乎也成为远在天边的幻想。帝国主义的欧洲各国互相竞争、彼此倾轧，如今这样紧张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却依然留下了某种淡薄却不可磨灭的痕迹，当时正当盛年的我为这种精神所蛊惑，被民族主义的狂热所掌控。在19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普遍产生的狂热情绪被当时的报纸媒体利用并大加宣传，欧洲的领导者们逐渐无法掌控这种趋势。政客阶层对这种社会潮流必然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对这样的思想巧妙地加以操纵，公共领域逐渐被狂热的爱国氛围所笼罩，这样的氛围浮躁无序、变幻无常，却毫无疑问拥有强大的内部力量。当时的德国普遍陷入一种对战争歇斯底里般的热情讴歌，对19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伟大胜利不吝赞美之词，然而，这样的趋势仅仅是20世纪最初10年中即将来临的大战可怕的前奏。彼时，德国的政治体系分为两个阵营，一方由一位皇帝和一系列等级制度鲜明的军界权贵构成，另一方则是一群终日矛盾重重但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平民政治家。这样的政治结构在德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内，德国各界相安无事，只有威廉二世或小毛奇等人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现有的政治制度暗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急需释放。

在海因里希·霍夫曼著名的慕尼黑音乐厅广场照片中，大战一触即发之时的暗流汹涌昭然若揭（对于所有主要参战国而言，这样的照片或许不胜枚举）。当时，这片宽阔的公共广场也已经沾染上了因战争阴云席卷而产生的晦暗颓败的气息。广场一侧坐落着巴伐利亚选帝侯的宫殿，曾有无数战争在这里草率地宣告打响，这里也曾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替。广场另一面坐落着铁阿提纳教堂，它始建于17世纪末期，是为了庆祝期待已久的选帝侯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的诞生而修建的——这位继承人不负众望，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表现英勇，同时也对艺术颇为热爱，是一位慷慨大方的赞助人，却在布伦海姆战役中惨败于马尔堡公爵，随后又在拉米伊战争中再次败北，一蹶不振。为庆祝马克西米利安诞生而修建的铁阿提纳教堂最终也成为他的安息之所，此外有数位家族成员同样葬在此地。在音乐厅广场的南面依墙建有统帅堂，是路德维希一世于1841年下令修建的众多纪念性建筑之一。事实上，统帅堂中仅包括了巴伐利亚历史上仅有的两位主要陆军元帅的塑像：蒂利伯爵（事实上，蒂利伯爵出身西属尼德兰，即今日的比利时境内），当时人们送他绰号“穿盔甲的修道士”，他在三十年战争中重创新教势力；另一位则是卡尔·菲利普·冯·弗雷德元帅（同样并非出身于巴伐利亚，而是来自巴登–符腾堡的海德堡），他曾在拿破仑战争中数次改变立场——最初与法军作战，随后成为法国的盟友，再之后又一次选择对抗法军（但最终在哈瑙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

在统帅堂的中心，坐落着另一座纪念碑——一组精美的人物群像，以纪念普法战争的胜利。在霍夫曼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上，人群被一种呼之欲出的狂热所笼罩，几乎每个人都凝视着这组雕像，挥舞着的手臂和帽子就像高耸的树林。人们为数代以来诸多最伟大的胜利时刻欢呼雀跃，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在一代人时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战争令法国元气大伤，德意志第二帝国随之宣告成立：自然，这是一个非凡的辉煌时刻。这张照片足以流传后世，不仅因为它传递出的那种席卷全欧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具有非比寻常的时代特征，还因为战后霍夫曼与当时煽动慕尼黑暴乱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有过一次著名的谈话，后者表示，那一天他正身处音乐厅广场之上。在仔细端详了照片中出现的每一张面孔之后，霍夫曼果然发现了希特勒的身影——他确实正在那里，留着细长的髭须，头戴一顶草帽，脸上是全然陷入狂喜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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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北海亚德湾沿岸的一个中型城市，下萨克森州的中心城市之一。威廉港从德国北海沿岸旅游业中受益匪浅，该地沿海浅滩是下萨克森国家浅滩公园的一部分。—— 译者注

[2]根据停战协定，德国公海舰队的舰船需驶入英国斯卡帕湾，交由英国扣押，后者却在1919年6月21日德国海军中将路德维希·冯·罗伊特暗中计划的彩虹行动中集体自沉，防止被战胜国瓜分。协约国极为不满，以德国违反协定为由，将其登记在案的几近全部船舶没收，拆走码头设备，各大造船厂机具相继被运走，并在往后的条约中严格限制德国海军的规模。—— 译者注

[3]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动用的军队包括来自黑森–卡塞尔和德意志其他五个邦的雇佣兵，这些佣兵中有1万人后来留在美国定居。—— 译者注

[4]加拿大中南部的一个省。—— 译者注

[5]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加尔维斯顿岛东北端港口城市。—— 译者注

[6]又称力量投射，是一个用在军事和政治学上的术语，指一个国家可以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表现出武力和其他一些威胁。这种能力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成分。—— 译者注

[7]混合语言，西人称为“皮钦语”（Pidgin English），华人则称为“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当地母语为主，夹杂许多英语单词，属于不同语言人群进行交流的混合语言。—— 译者注

[8]1895—1910年间流行于欧洲的建筑艺术形式。其基本意义在于反对普鲁士建国时期的学院派精神。最初的提倡者为德国人叶克曼，他模仿草木、花卉、藤蔓之形状，凭主观印象，抽象地描绘自然飘逸的细长线条，构成平面图形，广泛应用于德国建筑、美术、手工艺及室内装潢。—— 译者注

[9]列奥·冯·卡普里维（1831—1899），德国军事家及政治家，接替奥托·冯·俾斯麦，成为第二任德国首相。—— 译者注

[10]伯恩哈特·冯·比洛（1849—1929），德国政治家，1900—1909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他未能抑制德国军事集团的形成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部分原因。—— 译者注

[11]托马斯·曼的小说四部曲之一，作品再现了《圣经》故事《创世记》（27—50章节），并将作品的历史背景设定为埃及的阿马尔那时代。托马斯·曼将这部作品称作他众多作品中最为伟大的一部。—— 译者注

[12]英格兰萨里郡西部的一座城镇和民政教区。—— 译者注

[13]描写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1835—1877年间的兴衰史，揭示了资本主义时期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译者注

[14]坐落在城东的玛蒂尔德高地上。建于1905—1908年，高48米，塔顶造型好像朝上伸展的五指，象征着黑森大公为爱情发誓的手，构思巧妙，属青春艺术风格的杰出建筑。—— 译者注

[15]勒柯布西耶（1887—1965），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和作家。—— 译者注

[16]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德国现代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 译者注

[17]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师，也是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坚持“少就是多”的建筑设计哲学，在处理手法上主张流动空间的新概念。—— 译者注

[18]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意志剧作家，富有创造力的现实主义诗人。—— 译者注

[19]齐柏林飞艇（Zeppelin）是一种或一系列硬式飞艇的总称，由著名的德国飞船设计家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在20世纪初期以大卫·舒瓦兹设计的飞艇为蓝本，进一步发展而来。—— 译者注

[20]原文为Kultur，通常用于讽刺，尤指以独裁主义和一本正经为特征的德国文化。—— 译者注

[21]英国政治家、商人，罗得西亚（Rhodesia）的殖民者，罗得西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译者注

[22]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子爵（1854—1925），能干而固执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在南非任职时，因其顽固的态度引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 译者注

[23]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埃统治的斗争，是非洲近代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篇章，马赫迪也被苏丹人民尊为“独立之父”。—— 译者注

[24]著名儿童系列冒险故事，描述了英伦市区的三兄妹假期来到海滨叔叔家，认识了堂妹和她的大狗蒂米，于是结成五伙伴，开始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冒险。—— 译者注

[25]我国对此地的称谓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因作者为英国人，考虑到语境，此处不做修改。——编者注

——Chapter Fourteen——

第十四章

失败»

英德分裂»

灾难»

战败与变革»

铭记逝者»

皇室余波

失败

长大成人之后，弗朗茨·斐迪南又耗费了漫长的25年时光，等待着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寿终正寝。正如德意志皇储腓特烈·威廉一般（或者英国王储查尔斯也可以归入此列，只是相较之下戏剧性不可同日而语），他也坠入了皇室的古怪诅咒之中——在位君主因养尊处优而格外长寿，继承人则要在一日日的无望中等待。弗朗茨·斐迪南曾经对局势做出十分精心的详细规划，计划建立大奥地利合众国，取代哈布斯堡帝国现有的混乱状态，采取联邦制来平息民族主义的火焰。由于前任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掌控着权力，对朝政影响力惊人（他本人自1848年开始的漫长统治期几乎无甚作为），弗朗茨·斐迪南不得不安排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国事访问以消磨时光，他首先选择了萨拉热窝作为自己的目的地，这座城市是奥匈帝国的新殖民地——前奥斯曼帝国领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核心城市。事实证明，历史总是不受控制地向着最悲剧的方向发展（塞尔维亚的暗杀者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弗朗茨·斐迪南数年来的苦心经营未曾为国家带来任何改变，而是最终加速了他的死亡。

斐迪南遇刺身亡立即激起了欧洲各国其他大部分君主的强烈愤慨——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斐迪南相识甚久，十分了解他的为人，并且或多或少同样对年老昏聩、庸碌无为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心怀不满。无疑，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欧洲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自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和美国总统麦金利十余年前遭遇暗杀身亡以来，斐迪南的死激起了人们最为强烈的愤怒情绪，并且也带来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从德国一方的角度来看，这次谋杀让整个德国社会陷入疯狂的热潮，并丧失了一切冷静缜密的军事规划。目前形势最大的风险在于，假如奥地利不顾一切地对塞尔维亚展开军事报复行动，将迫使俄国与后者结成同盟。随后，法国也会遵守承诺，站到俄国一方。面对如此僵局，德国也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令其在欧洲的主要盟友奥地利陷入灾难，因此只能被迫面对不可避免的灾难，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开启战前动员。

如今的德意志帝国面临着随时可能引发灾难的严峻现状——相比周围的主要邻国，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始终不尽如人意。无论建立多少大型冶炼厂，拥有多少无畏舰、化工厂或是宏伟的巨大俾斯麦雕像，德国的地方主义始终像顽固的诅咒一般挥之不去。最终几乎摧毁整个欧洲文明的并非德国压倒一切的强大实力，而恰恰是它处于边缘的非关键地位。法国、俄国和英国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重视发展海军，对于海面上的风吹草动，这些国家都有着最高的敏感度：俄国和英国业已解决了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分歧，而法国和英国也对在非洲的力量均势达成一定协议，但德国在这些地区的纷争中始终处于局外人的被动地位，无法掌控主要的话语权。在多年的疏远与敌对之后，英国终于决定屈服于现实，与美国重新恢复关系——这或许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决定之一——并降低位于加拿大的海军基地的防卫等级，以便调动更多的舰艇和人员，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一系列战略决策为英美之间建立紧密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也因此杜绝了德国从中作梗的可能。自从德国占据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来，法国始终拒绝与德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因此十分乐于与强大的同盟俄国建立紧密关系，并坚信法俄同盟必将成为德国在任何战争中的最大噩梦。法国在俄国境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投资，令俄国拥有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及时抵御德国进攻的稳固基础（然而，曾经的俄国和德国也保持着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与曾经传说中的战争怪物可谓相去甚远，它所面临的除了一支长久以来疏于实战的军队，还有四周虎视眈眈的强敌，只有奥地利、意大利或土耳其（德国另一个主要投资国）能够与之结为同盟。毫无疑问，德国一直以来在外交领域的强硬姿态和无谓态度令1914之前的欧洲氛围越发紧张，但这些策略无疑强化了德国各个主要敌对国家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在其中唯一获得的利益是法国割让出的一小块刚果盆地殖民区，即新喀麦隆——其作为政治实体的历史甚至比革命时期的南普鲁士更加短暂。

所有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都致力于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军事扩张，并且纷纷制订了十分周密的战略计划，意图一举将敌国彻底击溃。当西欧的战事于1871年大体结束时，各国因为加速工业化进程而耗费的资源已经不计其数。然而，最终的胜败究竟会如何发展，依然是任何人都无法解答的难题——任何人，或许除去某些奥地利人，事到如今仍然徒劳地坚持宣战，尽管他们事实上早已一败涂地。

德国设定的战略计划令他们能够复制1870年的辉煌，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对法国作战的胜利，但作战的范围已经今非昔比——因此战略目标也相应转变为击败俄国军队。然而，德国未能对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应对措施做出及时预测。一直以来，德国都是在英国声明保持中立的基础上开展军事行动。他们意识到英国并非因协议的约束而必须为法国提供帮助，英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持的中立立场也为德国带来了诸多便利。除此之外，德国与英国王室血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足以成为两国间共同利益的稳定基础。这些设想在英国也引起了一部分的共鸣，但英德双方都未能充分认识到提尔皮茨引领的海军军备竞赛究竟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危害，以及在这样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德国的敌意将会令英国和法国建立曾经难以想象的密切同盟关系。在这一时期，各国普遍对战争采取了不顾一切的鲁莽态度，德国则急不可耐地想要在法国和俄国同盟进一步壮大、占据欧洲列强力量格局的核心地带之前将之各个击破，但英国的行动过于迟缓，未能及时表明战略目的，同样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公平而言，英国介入德国的战略规划是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未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德国当时正深陷中欧地区的事务难以自拔，而英国在战争中的首次敌对行动便是摧毁连接德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电缆线路，以及彻底摧毁对方的全球无线电通信设备，最终将全球的大部分通信系统都完全掌控在己方手中。德国曾经十分正式地考虑通过扩张自身的海军实力与殖民地统治范围与英国正面对抗，但对于这样的虚张声势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最终德国也确实深受其害——却始终没有清晰的相关应对决策。相比针对法俄同盟的周密战略计划而言，针对英国介入的军事行动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德国期待能够用速战速决的策略解决英国的威胁，却忽略了英国海军持久的战斗力究竟能够给德国带来多么巨大的挫折。

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位于英戈尔施塔特，是世界知名的巴伐利亚军事博物馆下设的一处分馆，其中的展品琳琅满目，引人入胜。这座博物馆内陈列的一幅当时的精美地图十分生动地再现了1914年秋天的景象，但地图的主题并非德国发起的施里芬计划（德国部署重兵，希望借此打击法军，但最终失败），而是德国成功抵御法俄联军同时发动进攻的景象。随着各方正式宣战，法国迅速向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派驻大量兵力，而俄国则进军东普鲁士——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最为担忧的局面。俄国军队的调动和行进都十分迅速，德国一方所策划的率先击破法国，随后对付俄国的战略在数天之内即告破产。法俄联军占据了一小部分德国领土，但事实证明占领这些地区对整个战局无关痛痒（虽然联军的入侵在东普鲁士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当地居民纷纷收拾家当驾车逃亡，造成当地道路拥挤，这也是1944年更大规模灾难的前奏）。法国计划利用几天时间占据阿尔萨斯地区的城镇米卢斯，以便让胜利的消息传回巴黎，鼓舞全国士气，但这一计划很快夭折。法国的进军彻底遭遇失败（这次军事行动被简单命名为“十七号计划”，显然缺乏鼓舞人心、提升自信的力量），这种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这场战争的大部分幸存者（假若法国战胜，这些人或许会继续行军，继续在德国不为人知的偏远地带进行探索）最终回到法国重整旗鼓，随后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在东线发生的一系列激烈遭遇战则被称作坦能堡会战，德军在早期的紧张部署之后，成功地一举击溃了俄国的两个集团军，自此俄国再未能从东面正式对德发起进攻。这场著名的战役令两位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最终在战争后期成为军事独裁者，并且在不同时期给希特勒的权力扩张之路扫除了障碍，虽然有时是出于自愿，而有时并不情愿。

在坦能堡会战中，德军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某种古老的中世纪战斗精神，尽管这座小城镇在战争中并未占据关键地位，却因这场规模宏大的战役获得了独特的历史意义——15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曾经在此与波兰–立陶宛联军作战，当时波立联军大获全胜。以某种略显疯狂的逻辑来看，坦能堡会战的结局或许是德国对久远年代里曾经犯下的错误加以弥补——这一次，德国条顿骑士最终彻底征服了斯拉夫骑兵。坦能堡战役在德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人坚信自己已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英雄时代——在克尼格雷茨以及色当战役中全歼敌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或许能够重现，任何人都应该为未来的英雄主义战争尽一分力量。几周后发生的马恩河战役战况惨痛，但许多德国人都因坦能堡会战的大胜而喜悦不已，未能彻底吸取马恩河战役的教训。事实上，马恩河战役的结果已经从根本上杜绝了所谓“英雄主义战争”的一切可能性，也令入侵法国的计划彻底宣告流产。无论如何，坦能堡这座城市都会延续下去——这里铭刻着东普鲁士人终于从俄国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喜悦，同时也是“二战”时期纳粹在东线的一处关键要塞——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纳粹势力的影子——从希特勒上台执政后下令设计的一种赏心悦目但令人不安的纳粹“坦能堡”字体，到柏林的坦能堡大街。在这里，知名作家纳博科夫产生了源源不竭的灵感，创造出他笔下小说《天赋》中的自传式主人公——同样是一名旅居德国的俄国流亡者。

最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况逐渐白热化，俄国饱受蹂躏，遭遇了一系列屈辱的战败，在被共产主义政权接管之前，俄国便已经因德军的猛攻而四分五裂。因为形势陡然逆转，俄国不再是1914年之前那个德国军方需要严肃正视的超级大国。尽管正处于江河日下的颓势，俄国仍然在暗中策划摧毁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虽然最终遭遇失败，在东线却始终保持着战略优势。德国在短时间内掌控了十分广大的殖民地，如1917年占领乌克兰等，这样的局面令德国幻想一场彻底的胜利，但同时也令后世的纳粹领导者们执迷不悟，沉浸于曾经的伟大胜利中不可自拔，并盲目地坚信德国能够在1941年重现“一战”时的荣光。

英德分裂

英国与德国之间关系的疏远令大多数人感到惊讶，两国间的决裂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中一段漫长黑暗时期的开端。1914年战争最终爆发时，没有任何涉及其中的人能够站在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这样的推测毫无作用：尽管如此，假如英国在1914年时选择了中立立场，或许德国将采取相对较为传统的作战方式，战争或许经历漫长的几年时光才能够宣告结束，也因此令欧洲短期内免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可怕灾难。毕竟，普法战争并未带来太过严重的负面影响，欧洲的绝大部分平民也只是一如既往地继续他们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组建家庭，一切如常——此外，相比1939年被德国掌控的欧洲，一个被1914年的德国掌控的欧洲显然要可取得多了。

英国的决策者们曾经耗费几代人的时间策划一场与法国的战争，德意志也正是出于对法国的恐惧而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若是从较为浅显的历史角度看，法国的真相大抵如此——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陷入战争的狂热，随后将四面八方的任何国家都列为进攻对象。长久以来，英国致力于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并将法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在之前的数次战争中，英国大多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结盟（若是普奥双方当时未处于敌对状态，最理想的状况自然是同时与两者结盟）。19世纪，国际关系一直是这样错综复杂，充满了不计后果的缠斗。旧时代的同盟也曾经取得过辉煌胜利——英国和奥地利在1704年的布伦海姆战役中击溃法军，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将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彻底置于死地。滑铁卢战役之后，欧洲新秩序的确立大体上由英国和奥地利的谈判代表负责。令人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历经漫长的同盟协作关系，如今的英国和奥地利所处的世界环境已完全今非昔比。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内容，英国一方面曾经协助普鲁士在西欧建立霸权，另一方面也在德国统一战争的过程中表面中立，暗中却支持普鲁士。在政治制度方面，作为传统君主制国家，英国与普鲁士双方都对法国的共和政体表现出反感与厌恶——虚假的“国王”与“皇帝”，动荡的社会，源源不断的革命浪潮，以及对世袭君主制长久以来的轻蔑态度，尤其蔑视（近亲通婚频繁的）英国与德国王室。

然而，两者之间关系疏远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诚然，双方都未曾设想将对方作为敌对力量，也就不存在相应的应对战略。英国的主要海军基地位于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这些军港已经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变革，主要用于应对法国的威胁，而用于应对德国进攻的新建北海港口则属于临时的次要港口，并未经过精心筹划，因此防御脆弱，极易受到攻击。甚至英国一直以来恪守承诺维护的比利时中立立场也对法国未来可能引发的战争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这是一项持续超过两个世纪的传统政策，源自比利时被奥地利统治时期的历史遗存。然而，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是，比利时会遭遇来自东部的入侵，现在，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在英国与德国交战的过程中，双方都拼尽全力意图毁灭对方，而这种努力也确实获得了成效。英国社会各界因为德国对比利时的残酷“强暴”行为而惊骇不已，德国也确实在比利时境内犯下了邪恶的暴行：一部分比利时修道院的修女被捆绑在教堂大钟的钟锤之上，而当大钟被敲响时，她们会因为强烈的噪声和震颤死于脑震荡。毫无疑问，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犯下罪行，但英国或许对这样的暴行并不陌生——他们在中国和南非的所作所为与之别无二致。德国社会各界（以及领导层）认为他们是在确保英国始终维持中立的前提下参战的，而他们如今遭遇了虚伪的“投机者”的可耻“背叛”，便以比利时的中立为借口，企图通过击溃比利时这个英国盟友，弱化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这种所谓的自信心事实上不过是鲁莽荒谬的幼稚念头——假若要使这个策略奏效，必须保证英国不会与法国结成同盟，并且德国的战略规划足够有效；因此，德国唯一可行的策略便是寄希望于英国保持中立。但英国此时此刻正散发出混乱与踌躇的信号，英国的陆军规模也远远不足以应付以年为单位的漫长大陆战争。

这样的困境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优势也在1914年暗流涌动的全球形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俄国某些头脑清醒、洞察先机的战略家曾经暗示俄国应该立即撤出战局，因为俄国在与拿破仑作战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令英国进一步坐收渔利。这样的状况在七年战争中也曾发生，在普鲁士奋力作战的同时，英国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大肆攫取土地。虽然此前美国脱离英国独立，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却建立起了空前强大的帝国主义霸权。然而，英国的“所有权”在某些新兴列强面前仍然不够强大和稳固。整个19世纪时期，英国始终陷于复杂的谈判与威胁中，以确保自身的完整性。1900年，随着英国占领南非的其他地区，人们普遍感到好奇：大英帝国（以及世界的大部分区域）究竟会如何发展？英国究竟是否会在极盛之后转向衰落？大部分英国领导者都因为南非战争的结果而惊骇不已：国际舆论对英国入侵的轻蔑与反感态度、战争的消耗之巨大，以及战况之惨烈；本应不堪一击的对手突然展开强有力的反击，以及整场战争带来的可怕伤亡数字。这样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未来的战争大体如此？英国由此产生的焦虑情绪促使他们与俄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在未来以最少的流血牺牲控制住非洲和亚洲的整体局势。然而事与愿违，三国同盟的局面最终反而将三个国家拖入了欧洲大陆更加残酷无情的血腥战争中。

德国对于英国日益膨胀的全球霸权深感不安与愤恨，这种仇视情绪日益强烈。德国一方希望英国能够彻底一蹶不振，被永远排除出世界强权之外。这样的思想在今日的世界仍然屡见不鲜，例如法国的反美主义思潮，在秉承这种思想的人士心目中，法国遭遇的诸多挫折都无法与美国脱离干系。而在德国，反英主义情绪正在日益扩散。甚至皇帝本人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对于他母亲出身于英国家族，以及众多家族成员（公认）自视甚高的骄傲态度感到自卑与反感。自然，威廉二世能够动用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任意对英国采取措施，抑或将德国引领向完全不同的某个方向，但他也同样反映出德国民族主义群体某种日趋激烈，同时又复杂多变的思想。

未曾向其他国家派出一兵一卒，德国便成功占领了1914年前的整个欧洲——德国工厂生产的产品销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惊人的景象似乎令人重拾旧日自由港口汉堡的荣光。作为汉堡加入德意志帝国的谈判条件之一，汉堡的统治者们坚持为之保持一处独立的自由港口，汉堡也得以继续维持其作为欧洲主要大型商贸集散中心的关键战略地位：作为免税天堂，各地的货物可以在此存储，也可根据价格和需求的浮动自由投放市场。这片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为此专门打造的特别地带——与大陆隔离开来，拥有自己的运河、桥梁和警备力量（显然，德国再一次印证了无法彻底达成统一的现实——飞地、特区，以及其他奇怪事物等）——然而德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状况。港口处于退潮期的泥滩散发出刺鼻的难闻气味，规模巨大的仓库（其中有一些货仓至今仍在使用，大部分用于储藏波斯地毯）就像一片有着狭窄廊道和钢质防火门的杂乱迷宫。仓库博物馆中展出种类繁多的商品原料——大袋装的咖啡、板条箱中的茶叶、加工成片的生橡胶，等等，然而这些枯燥无味的展品并未引发我的兴趣。展品中甚至还包括一张图表，记录了一艘德国商船在此地装载货物前往远东的过程（货物包括机械设备、栅栏板材和加工品等），以及返程时装载的货物种类（铝土矿、干椰肉和橡胶球等）。度量工具、滑轮、梯子、起重机、装卸钩、手推车和打包货物的麻布——这些工具才是真正构成德国未来的坚实基石，而不是军用列车和攻城大炮。船运业的载货清单和仓库足以反映出整个世界的大部分发展历程。古老的汉堡自由港口浓缩了人类经济发展的百态，到1900年，整个德国依然以汉堡作为轴心蓬勃发展。不计其数的热带地区货物在这里卸下，又进入千百万家专业化的加工厂，加工出的成品再次销往世界各地——完成这整个规模庞大的流程需要无数中间人及无数再平凡不过的商品交易流程，德国殖民帝国本身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微乎其微。

不幸的是，这一切的背后蕴含的是与英国激烈竞争的强大动力。德国曾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在工业领域成功赶超英国，但随着全球市场的急剧扩张，这种赶超趋势几乎难以构成威胁。然而，在英国与德国的一部分领域，某种意识形态正在深入发展——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英国与德国必然无法和谐共存。这种竞争意识的最典型体现自然是两国间的海军竞赛，德国打造了规模巨大的新型战列舰，这也令英国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军事领域的最大挑战。英国政府则倾尽全力，将四分之一的政府年度收入用于强化海军军备，保证竞赛的胜利。然而，这样疯狂的竞赛也很快令双方都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偏执之中。如果有人在1890年做一次民意调查的话，双方对于英德战争的前景预测都是极为荒谬可笑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样的设想即将成为现实。

战争的爆发令英国人措手不及，他们很快将德国视为野蛮妄为的可怕对手。两国间关系的迅速逆转也给大多数王室成员带来了挑战，他们需要重新处理自己与德国亲戚间的关系，毕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时至今日依然与德国亲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乔治五世头戴德式尖顶头盔的照片被弃置，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也迅速更名为温莎家族。当德皇威廉听闻这一消息，他做出了人生中少见的智慧决定——将德国传统的莎士比亚剧集演出改为讽刺剧《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风流妇人》。而皇帝的忠实下属，聪明能干的皇室冒险家巴登堡亲王路易斯（闻名世界的巴登堡蛋糕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种蛋糕有着奇特的粉黄相间的外表）曾在皇家海军历练多年，并在1912年出任第一海军军务大臣，但最终也选择放弃德国国籍，并将姓氏改为蒙巴顿。然而，英德间剑拔弩张的气氛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挣扎——他14岁时便来到了英国，也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为妻，但一切瞬间完全改变了：德国血统突然令他变成了不被人接受的异类。

战争在1914年爆发或许源于各国的轻率态度和混乱战略，然而，一旦战争打响，一切仿佛突然间变得冠冕堂皇和牢不可破。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德国开始推行严格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尽管其军队服役人数远远少于法国），同时在各地实施各种暴行（尽管与俄军相比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唯物主义的金钱至上政策也成为社会主流（然而相比德国及其同盟，协约国有着强大得多的经济力量）。众多曾经备受推崇的德国哲学家此时仿佛变成了拒绝思考的预言者；各地的人们狂热地饮酒作乐，大快朵颐，虽然这里的葡萄酒品质与法国葡萄酒无法媲美；阅兵场上长筒靴整齐敲击地面的声响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似乎穿上制服、走上战场成了每一位国民的伟大义务，再也没有人为之感到沮丧。一切知识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似乎都彻底与世隔绝——这样的社会趋势令德国似乎完全变成了一片死寂盲区。纳粹的发展历程证明这样的隔离态度已经渗透进了德国的方方面面：自1914年以来，英国社会普遍对德国采取反感和孤立的态度，如今德国似乎以某种形式的以牙还牙，令孤立政策一步步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注定一败涂地。对西欧而言，“汉堡模式的未来”因为战乱而一再延迟，直到1914年之前消费主义蓬勃发展的世界在1945年战后逐步重现，此时汉堡这座城市本身也早已被夷为平地。然而，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最为猛烈之时，每一方也都竭尽全力想要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至少在西部和意大利前线获得胜利，依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德国背后的邪恶力量将会以怎样摧枯拉朽的方式释放出来。

“一战”时期，德国自视为欧洲正统历史的核心，而敌对势力不过是一群低俗庸碌的唯物主义分子（英国）、处境尴尬的复仇主义者（法国），以及酗酒成性的野蛮人（俄国）。这样的观念在德国的文艺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多以瓦格纳歌剧或中世纪神话作为载体——德国士兵通常被塑造成颇具中世纪精神的游侠骑士，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深刻的人则为了保家卫国被迫拿起武器走上战场。直到1914年，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都会反对别人将他们称作唯物主义者，但对于两个主要盟友法国与俄国被描述为复仇主义者和野蛮人，则十分乐于表示赞同，同时，英国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德国已经占据了欧洲文化的中心地位。1914年，在英国的大学内部突然兴起了一场思想运动，即彻底“抹杀”德国式的思考方式，除去那些非常遥远的、几乎已无人知晓的历史外，拒绝承认德国在欧洲文化中的任何重要性。显然，此时此刻任何对德国表现出兴趣的行为都会被打上可疑的标签。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对德国式“文化”（Kultur）嗤之以鼻，将古老辉煌的史诗和骑士文化与戮婴、侵犯修女的野蛮暴虐文化做对比。这样彻底的蔑视自然激起了德国上下的强烈愤慨，以及对英国行为的反击：迅速制作出一张内容疯狂的招贴海报（这张海报现存于英戈尔施塔特博物馆），将德国和英国的文学学生、研究生人数以及新书出版量做出详细对比（并加以适当的巧妙装饰图案，如密涅瓦的猫头鹰[1]），以此突出德国在文学和创新领域的成就令英国难以望其项背——这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1914年掀起战争的热情之火逐渐消退后，战争带来的破坏程度令所有人瞠目结舌。出于某些特定原因——事实证明这些原因不过是荒谬的错误，焦头烂额的军方和政客们做出的决定给整个欧洲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深远影响：战争中采取的全民动员策略至今依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灾难

每时每刻，可怕的战争灾难都在欧洲的土地上肆虐。只有那些自命不凡的最高指挥部统帅们依然沉浸在荒谬的幻想中，认为战争形势会很快柳暗花明，然而，所有人面前的现实都一样残酷无情：一次重大的胜利总会带来更频繁、更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很快便令胜利的战果付诸流水。科技，尤其是火炮研发技术迅猛发展，战争变成了完全失控的杀戮比赛，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随处可见。无论多么疯狂的攻势，在炮火的猛烈袭击之下都会很快败下阵来。

各国领导层都为这场战争制订了详尽的计划，但仅仅几周之内，参战各方便偏离了原定方向——甚至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德国在现代历史上扮演的邪恶角色已经引发了无尽的激烈矛盾。在法国赢得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之后，德国再未能策划新的制胜战略：虽然法国已经在大体上处于败局，但英国或许背后还有美国丰富的战略物资供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战争的持久性。这场战争带来的惨痛伤亡足以令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震惊。德国的统治者们本应在此时控制战争形势，寻求恢复和平，避免进一步扩大损失。他们已经占据了法国的大片领土，可作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最终，他们选择继续战争，将每个人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大众看来，这场战争已经注定令各方都无法全身而退，德国拒绝谈判妥协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唯一可能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德国虽然采取了极为优秀的防御策略，但却未能在某些重要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例如最终注定德国败局的凡尔登战役，由于德国指挥官阶层的集体战略失误，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伤亡，这样耻辱的失利也令普鲁士王国曾经伟大的光辉作战传统蒙羞。就像三十年战争中的皇帝斐迪南二世一样，德军总参谋部寄希望于在新一轮战争中挽回局面，却因为浮躁冒进而影响了整体战局，暴露了矛盾，反而拖延了战争的节奏。

如果笔者在此进一步描绘“一战”时期的方方面面，本书就要再一次面临内容分配失衡的危险了。令人惊诧的是，战前德国规划的整体“世界战略”（这也是促使英法结成同盟，共同抵御德国的关键原因）在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德意志帝国的努力似乎没有产生任何价值。对英国而言，罪恶快感的来源之一便是战局的迅速扭转，以及德国的彻底崩溃。英国的盟友日本接管了中国的德占殖民区，以及众多太平洋岛屿；德国在亚洲犯下的全部邪恶罪行最终又被一种更深层次的邪恶罪行所取代。唯一的例外便是德属东非洲的一场漂亮的游击战，但这场战役除了给非洲人民带来噩梦般的流血牺牲没有更大的意义。

“一战”中的德国海军表现出来的弱势令人瞠目。为了装备海军力量，德国投入了不计其数的钢铁、人力资源和先进设备，但在“一战”的整个过程中，这支装备精良的大军几乎未能发挥任何有效作用。英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封锁了德国的海上力量，发动庞大的帝国舰队把守两处关键的咽喉要道——英吉利海峡与通往北海的北部通路；德国以牙还牙，利用U型潜艇反制住了英国的海军舰艇。然而，不论U型潜艇造成了多大的威胁，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它的弱点也确实过于明显。英国的庞大舰队遍布世界各大洋，但到1914年年底时，大部分接近德国水面舰艇部队的舰船都已被摧毁，然而U型潜艇却无法对英国广泛的全球贸易造成任何伤害。事实证明，英国的海上封锁远比德国有效，到开战后的第三年冬天，中欧地区几近弹尽粮绝，反之英国则仅仅需要稍加节省便能够保证补给。北海海域的军事封锁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横贯亚得里亚海出海口，连接意大利与科孚岛，将奥匈帝国的海军完全阻隔在封锁线之内，也因此在根本上阻碍了奥匈帝国海军力量在“一战”中的任何可能行动：U型潜艇或许可以躲过封锁线的拦截，但海面上哈布斯堡王朝体积巨大的舰队则插翅难飞，完全处于无计可施的被动状态。自然，这只是整场战争中一个不起眼的次要环节，但完全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中欧国家所面临的窘境：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为之争斗不休、你死我活的土地注定只是广阔世界中小小一片内陆地带。作为阜姆港（今日的里耶卡）的统治者，匈牙利人曾经耗费巨资建造了自己的无畏舰——“圣斯蒂芬号”，但这艘战舰很快便被一艘意大利鱼雷艇击沉。这场战争的失败令匈牙利在1918年战争结束后沦为一个衰落的内陆国家，唯一的成果是匈牙利的海军指挥官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成功攫取了匈牙利的统治权，并实权统治该国达25年之久。本质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而被称作“世界战争”，毕竟它们几乎未能走出狭小的中欧地区，而是因为牵制它们的协约国力量几乎遍及世界。

这样的局限性数次给德国带来厄运。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本应是英国取得压倒性胜利。英国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凭借强大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难逢敌手，但在这场战役中采用的战术却相比德国棋差一招，好在最终德国的海面舰队撤退到港口地带。事实上，英国最终取胜只是因为德国的海面舰队选择退让，保存实力，并且最终被英国封锁在北海之内。1914年之前，德国海军已经对国际秩序与各方关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并且疏远了德国与英国间的关系。如今，这支舰队又开始扮演全新的角色。整支德国舰队都停泊在威廉港和基尔港内，似乎在寂静无声地等待着最终的破灭结局。帝国统治阶级在这支舰队上耗费了无比惊人的资源与人力，但一场兵变最终改变了一切。被英国拘禁在奥克尼群岛附近海域后，德军指挥官于1919年6月命令包括“皇储号”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内的大约50艘舰艇沉船自毁——或许这是德意志帝国最后的徒劳抗争。面临几个世纪以来的无数失败教训，德国依然致力于发展海上力量，努力迈入海军强国的行列。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假若德国将耗费在建造庞大舰队上的金属资源用于制造数量巨大的火炮等地面武器（建造庞然大物“皇储号”耗费的钢材不计其数，这些物资能够制造多少武器呢？），或许马恩河战役将会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战败与变革

漫长的4年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迎来了终局。4年中的每一场战争都令每个人感到无限的恐惧与深深的疲惫。德国最终吞下了失败的苦果，但事实上，这一结局在1914年的秋天便已注定。无论是规模还是激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在早期的战争中，交战大体上来讲是一种获取政治利益的筹码与手段。而除了获取某种定义不明的中欧“霸权”，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目标始终不曾明确。而对英国和法国而言，他们唯一的明确目的便是彻底击溃德国，解放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德皇威廉在战争早期便选择了明哲保身的观望态度，直至战争结束时也未涉足其中。德国逐渐发展出了规模巨大的军事官僚机构，这些机构将获取胜利作为唯一目标，招募大量年轻新兵进行系统训练，并强化军队的武器装备，充实各个前线的军备力量。由于最初的战争形势以及战壕无法移动的局限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传统欧洲战争显现出明显差异。在传统的欧洲大陆战争中，战争一旦因为某种导火索而爆发，从欧洲大陆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军队便会一路长驱直入，进入德国境内。从这个角度讲，团结统一也就意味着成功——在法国和俄国入侵失败之后，德国便已经从本质上确保了战争过程中国家的安全地位。在战争逐步白热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德国人能够借以判断战况的线索不过是日益紧缺的食物供应，以及如雪片般飞来的可怕电报，这些电报能够到达最为偏远落后的城镇，带来不断更新的伤亡数字。战争结束时，德国的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和受伤人员在内）大约在650万左右，这个数字意味着大约每10天德国的伤亡人数便相当于整场普法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奥匈帝国的总伤亡人数大约为500万。战争结束时，帝国最终走向了四分五裂的命运。有人认为1914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完全腐朽的政治实体，但这样的说法缺乏足够的现实依据——在弗朗茨·约瑟夫逝世时（1916年，这位老皇帝终于撒手人寰，但对于帝国而言，已经太迟了），帝国已经历了十分彻底的重组，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的帝国会分裂为数量众多的混乱小国。平心而论，在一个作战传统历史极为悠久的帝国中， 150万实际死亡人数基本上覆盖了真正效忠帝国的精锐部队，而这些损失是完全无法替代的。随着军事力量遭遇毁灭性打击，帝国再无力维持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因此帝国内的各个领地纷纷选择分裂出去，独立存在——但内部的殖民传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捷克的波希米亚人吸收了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及鲁塞尼亚人等民族 ，塞尔维亚人也吸收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中世纪末期的德语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奥地利国家，德国民族主义者最初的狂热梦想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新成立的奥地利最终定都维也纳。战前的文化生活开始逐步恢复，然而甚至在纳粹势力上台前，社会各界的停滞状态便已十分明显。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经在“一战”的战场上英勇作战，并且跟随奥匈帝国军队活跃于俄国和意大利前线，数次获得勋章。在意大利前线作战时，维特根斯坦距离当时年轻的埃尔温·隆美尔和弗里德里希·保卢斯[2] 仅一步之遥，这两人都在日后的战争中迈向人生巅峰。他还与知名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擦肩而过，后者以军旅生涯为题材的一系列散文（收录于散文集《生前遗稿》）或许是关于这场战争的最伟大著作之一。维特根斯坦几乎未曾耽搁，便起程前往英国；勋伯格[3] 和罗特移居柏林；阿道夫·路斯[4] 的一生中则始终充满了悲伤与孤独；克里木特[5] 和埃贡·席勒则因病在战后逝世。奥地利一方试图努力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国家，但迫于国内的政治动荡而始终无法实现。德国国内的激进派民族主义分子则强烈呼吁将奥地利与其他主要德语国家合并——而这恰恰是哈布斯堡王室数个世纪以来极力避免，并为之长久抗争的局面。

随着西线和意大利战线战事的结束，革命的浪潮吞没了整个中欧地区，英国相对而言未曾受到严重影响。然而，革命浪潮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并导致了接下来20年内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连锁反应。

除去1914年战争初期一小部分很快被德军剿灭的法国和俄国部队、零散的间谍情报人员及战俘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中，未曾有任何盟军部队正式踏上德国的土地。1918年11月签订的停战协议事实上承认了战局的艰难与灾难的不可挽回——毫无疑问，德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军队也因此四分五裂，但在曾经的战争中，类似这样的入侵行动并不意味着一方完全的失败（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尤其如此）。这段历史深刻地影响了1939—1940年的大部分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指挥官，当时这些指挥官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亲历“一战”，他们发觉用小规模军队快速突袭的方法已经无法成功入侵德国。从短期看来，“停战协议”这个模棱两可的名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已经变成了“停火”，而非“投降”的代名词），这样的概念也逐渐渗透到德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鲁登道夫将军在“一战”后退出了核心权力集团，并认为德国在战败后需要进行社会改革，最终他旅居瑞典，以阅读小说消磨时光，不再过问政事。战后，德国国内几乎是立即开始了搜寻叛徒的工作。显然，德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一败涂地，并大多远离了政治核心，德皇威廉也在恐慌中被流放到荷兰（或许，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必需的；令人好奇的是，若是皇帝选择破釜沉舟，战斗到最后一刻，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当时，他仍然拥有十分丰富的战略资源，柏林的革命派也已被镇压）。所有其他的德国皇室成员或被迫逃亡，或与当权者达成协议，获得特许到乡村地区隐居——在1914年，这个强大的皇室似乎还固若金汤，然而几乎是在一瞬之间，整个皇朝便彻底崩溃，成为历史了。

到了1919年，曾经处于重重封锁之中，几乎彻底与世隔绝的德国似乎再一次打开了大门，然而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大多数人正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由于流感肆虐、生产停滞，一大半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火和疾病，或者在战争中严重受伤。可以说，此时的德国无疑已陷入山穷水尽的溃败境地。然而，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却开始在全社会传播开来，被流放中的皇帝威廉尤其鼓吹这种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不过是德国“遭到暗算”：德军并未被击败，而是被共产主义分子、投机倒把的奸商和碌碌无为的社会寄生虫背叛了，并且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纯正的”德国人（在这一点上，究竟是谁背叛了谁倒着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是犹太人。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这个曾经长期受到歧视和压迫，为德意志帝国奉献了无数最为伟大、杰出的伟人的民族便被打上了“非德国”的烙印。

当时，大部分主要城市都爆发了战争与混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柏林和慕尼黑。在慕尼黑各地爆发的战争令人震惊。这座古老的城市曾以等级鲜明、秩序井然的天主教传统和遵纪守法的正统民风为傲，但如今，那些繁华的店铺和市民广场都在暴乱与纷争中瑟瑟发抖。由于封锁政策，当时的慕尼黑已经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洗劫，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死于非命，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前的一周内，混乱的巷战随处可见，路德维希三世面对乱局选择主动下台，随后逃亡国外。席卷慕尼黑的动乱浪潮令布尔什维克主义（被许多人认为是未来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甚至许多并不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逐渐崛起，却带来了更为剧烈的骚乱。1914年前，活跃在中欧地区的暴动群体未能引起太多注意，唯一令人感到有趣的便是保守党一派因为叛乱频发而陷入恐慌，人人自危。如今的社会现状与过去的唯一不同在于，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惊人社会浪潮。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充满混乱与动荡，并且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有效成果，只取得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成功”，例如，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无辜牺牲者。约瑟夫·罗特的讽刺小说《沉默的先知》（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虚构了1914年之前的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并以狂热的加利西亚共产主义者柴金为主人公。在偏远的哈布斯堡边境小镇中，柴金试图煽动人们进行暴力革命，并对当地的市政厅守卫人员大加攻击，讽刺其为“资本主义的奴仆”，并试图联合“无产阶级大众”，然而滑稽的是，最终响应他号召的只有区区120名毛刷厂工人。罗特以极具冲击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些景象，“没有什么比遭到逮捕更能让他感到快乐的了。但显然，没有人认为他称得上一个危险人物”。直到1918年冬天失败彻底来临之前，最重大的革命行动事实上是由德国官方的权力阶层自身掀起的，他们决定允许列宁离开瑞士，在彼得格勒开始他的伟大事业。同一届德国内阁——或许这群人自认是充满“智慧”的“丰饶之角”[6]——在当时提出的另一个计划是鼓动墨西哥去进攻美国，并将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地作为行动的报酬。这封荒诞可笑的电报被英国情报系统顺利拦截，随后转交美国，激起了美国的愤怒，美国决定不再保持完全中立。

然而，如今德国各地爆发的革命已经成为真正猛烈的社会浪潮，慕尼黑则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带，在数个月的暴乱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春正式建立。这个苏维埃政权维持了不到一个月的短暂时间，其权力范围也仅限于一片十分狭小的区域内（该政权宣布对瑞士宣战，然而未能实施），很快便被政府组织的反革命军队暴力镇压。大约1000名苏维埃共和国的支持者在行动中被杀，另有几百人被俘后遭到枪决。悲剧的是，很大一部分犹太人都选择了站在苏维埃共和国一边（在当年1月宣告失败的柏林斯巴达克同盟运动中，犹太人群体也表示了强烈支持），这也给那些处心积虑的人提供了口实，他们向饱受战争创伤的德国大众散播关于犹太人支持革命运动的证据，并宣称他们正是德意志帝国战败和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罪魁祸首。当然，事情的真相再清楚不过：就算有再多犹太人参与到这些社会运动中，他们仍然不过是一小部分，其余绝大多数革命分子依然是非犹太人。不过，这些事实被选择性地巧妙忽略了。

如今的慕尼黑已经完全恢复了那种自命不凡的骄傲气度，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座饱经战火荼毒的城市——然而当时的人们没有料到，直到这座城市彻底化为焦土，1945年美军在此驻扎，这样的残酷荼毒才能够彻底远去。历经重建的慕尼黑如今风景优美，令人心情舒畅，到处有年轻的学生走在路上，人们也重新恢复了优裕的生活——现在的慕尼黑与托马斯·曼1914年前的作品中的城市看上去别无二致（甚至连那些销售粗劣画作的店铺也一模一样），当然，这是处于21世纪的全新版本。然而，与柏林完全不同的是，慕尼黑所酝酿出的狂热情绪足以摧毁整个欧洲——一种极端的、沉溺暴力的社会氛围，彻底脱离了曾经古老的巴伐利亚王国安居乐业、不拘成败的机会主义传统。然而，慕尼黑尚未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以使自身仅作为一座德国境内的区域城市而继续存在。

持续不断的暴力运动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和奥地利（另一个前哈布斯堡王朝主要构成国家）社会处于漫长的动荡与骚乱之中，或许“内战”是这类暴力运动的最佳写照，而与西班牙最终爆发的内战不同，德国社会中的右翼势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其他革命势力试图模仿苏联建立政权，但很快失败，仅仅几周时间，“治安武装力量”便将左翼势力一一铲除。尽管做出了一切努力，魏玛共和国政权依然难以令人们克服那种发自肺腑的恐惧感以及需要军事力量保护的迫切感，从而使让那些曾经出现在慕尼黑的可怕事件不再重演。许多德国人依然认为他们生存在那个奉公守法、礼貌守序和阶级分明的战前社会中，但事实上这一切已经成为镜花水月。

英国曾经罔顾国际法则在1914年展开封锁，因为这显然是一种摧毁德国并有效运用大英帝国强大海军力量的策略。作为一种纯粹的军事计谋，这样的封锁状态进一步加大了德国继续战争的困难。正如战争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最初十分明智的计谋也开始逐渐失去控制，彻底改头换面。到了1918年，曾经的自由贸易领军国家亲手摧毁了自由贸易。1914年以前，德国曾经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今只剩下无数家摇摇欲坠的工厂马不停蹄地生产合成食品和战壕武器（德国“自由军团”靠这些库存坚持作战数年之久）。如今，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除去穷困潦倒的战争废墟（曾经的哈布斯堡帝国），就是像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样对德国而言并无助益的敌国，这些国家如今已经开始依靠美国作为战略物资的供应商。世界贸易的另一个新变化是苏联开始了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模式——另一个对许多国家至关重要的巨大市场如今永久地关闭了。

这场灾难直到1989年才尘埃落定，东欧集团也最终彻底崩溃——从那时以来，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贸易都在传统贸易大国抢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过程中进行，与1914年的世界几无二致。然而，在1919年，这样的局面刚刚萌发，协约国中的许多国家都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他们认为德国这个无比强大的贸易竞争对手已经彻底出局，至少表面看来已经永无出头之日。《凡尔赛条约》十分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状况。该条约连同其他众多措施对德国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并且要求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这也正是法国对于1871年战败后德国制定的苛刻和约条件的凶猛报复。德国犯下了“战争罪恶”，因此条约中的一切条件都显得理所当然——胜利者的可怕“正义”自然掩盖了协约国一方自1914年以来的所有责任，并且将一切战乱与灾难都归结于德国的罪孽，这种压倒性的削弱政策引起了德国各方的强烈愤怒与不满，整个社会中仿佛酝酿着一种暗流涌动的不安定因素。

巨额战争赔款与1921—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被迫将全部出口收益的四分之一赔偿给协约国委员会，以及试图恢复遭受重重经济封锁与严重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给战后的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双重压力，《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的两年更像是一部骇人又生动的巨型惊悚电影——战火中巨大的伤亡、致死流感以及革命者引发的暴乱与战争轮番肆虐，令大部分德国人产生了一种自己的国家已彻底分崩离析，甚至不能继续称之为国家的错觉。德国只有少数一些地方博物馆拥有以当时通货膨胀下社会状态为主题的展览。正如地质学领域用以划分白垩纪与第三纪地层之间的铱黏土层[7]，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恶性影响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要深远。如果说战败的结局展现出德国领导层的庸碌无能，如果说失败的革命浪潮暂时动摇了长久以来的社会格局，恶性通货膨胀则彻底摧毁了无数家庭与个人赖以生存的根基——养老金停止发放，存款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德国社会中一贯的节俭传统及国家银行的权威也在瞬间荡然无存。在当时的一张著名照片中，饥寒交迫的人们围着火炉取暖，而他们用来代替木柴生火的廉价材料正是当时已经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还有人用纸币充当廉价墙纸，这段惨痛的历史留下的创伤甚至时至今日依然留有蛛丝马迹。真实的历史也反衬出后世记载的片面性，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直到整个30年代，一系列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后世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忆至今依然在许多人的心中挥之不去。

协约国疯狂索求巨额赔款，因此法国和比利时在1923年1月派出军队占领了鲁尔区，他们并未等待德国经济逐步复苏，而是将各种商品和物资掠夺一空，用火车运回国内。德国在1918年曾成功抵御了这种占领行为，但如今，这样无可挽回的颓势被德国视为一种彻底的屈辱，并令德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激化，令德国人再度回想起曾被法国掠夺、压迫、奴役的噩梦。这种焦虑情绪也因法国强制统治煤矿产区萨尔州而起——历经无数历史波折，1957年，萨尔州终于重回德国管辖之下。除此之外，法国还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与德国其他地区完全分隔开来（这个计划当然没有成功）。毕竟，对许多人而言，德国完全不必屈服于法国威慑之下的时代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了。

当德国的币值最终在1923年逐渐恢复正常时，整个社会已经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许多普通民众的生活在疯狂的通货膨胀下完全崩溃，但其他国家和群体却在繁荣之中飞速发展，并且正如1918—1919年社会革命期间一样，发家致富的人群中，犹太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左翼或右翼极端主义者群体自不必说，甚至在普通大众的谈话中或报纸上的卡通漫画中，犹太人也会被假想为各种各样的形象——木偶师、外星人、阴谋家等，德国所遭受的一切屈辱与不公似乎瞬间找到了发泄的出口。尽管已经策划了大量的社会运动，德国左翼的力量依然远远不够强大。在1933年的德国和1934年的奥地利，共产主义力量很快遭到镇压。因此，右翼的反犹主义者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而纳粹党则吸收了左翼思想中大部分关于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荒诞幻想。

铭记逝者

几乎在所有战后新建成的德国城镇都能够十分容易地寻找到当地设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至于德国各地的“二战”纪念碑，出于十分明显的原因，除去表达沉痛与忏悔的情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主题。1918年后的耻辱情绪更多是出于战败的现实，而非一种战败国所从未经历过的道德沮丧。一部分奥地利的战争纪念碑（如位于布尔根兰州鲁斯特镇的战争纪念碑）出于某种令人费解的原因模仿了英式纪念碑的格调，以一座战士雕像为主体，辅以阵亡者名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阵亡人数不断上升，名单也随之逐渐变长，似乎这一串串冰冷无情的数字便能够代表战争的本质。在德国，我唯一能找到的类似纪念碑是位于达姆施塔特的一座咆哮雄狮雕像，一支折断的长矛穿透它的前胸（长矛的前端安有尖刺）。然而，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令这座伟大的纪念碑黯然失色——在碑体上雕刻有1939—1945年的战场景象——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残酷战争灾难，在战争早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不胜枚举；到了战争后期，则发展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1945年后，德国社会中弥漫着难以想象的悲伤与愧悔，这些情绪也通过很多种途径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私人纪念碑、回忆录、市政厅收藏的人员名单、做忏悔的教堂礼拜，等等——但笔者却未曾寻找到任何大规模的公共纪念碑。

在1918年战后的苦涩社会气氛中，几乎每一座城镇都寻找到了合理的纪念方式，对那些惊人的死亡数字加以追念和缅怀。不计其数的纪念碑之中，有些令人瞩目，有些平凡朴素，有些则堪称划时代的杰作。纪念碑的材质包括石头、木材、玻璃或金属，不一而足。起初，这些纪念碑寄托了深深的哀痛与忧思，但很快便拥有了强烈的政治含义，在1939年后更大的灾难降临时，它们又逐渐为人所忽略了。德国并未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推出关于国家纪念碑的参观指南，而是以纪念碑的种类繁多独占鳌头。关于普法战争的纪念碑则更是几乎无所不包（绝大部分由青铜制成，以众多复杂的寓言人物雕塑为特色，普遍包括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人像浮雕），但在不同的国家陷入危难或彻底失败的时刻，纪念碑传达出的氛围自然也完全不同。有些雕塑的主题极其古老，多为骑在马背上的骑士人像；有些则体现出极端的历史主义趋势，例如位于吕贝克的一处雕塑，造型为新亚述时期[8] 的碗状器皿。其他一部分纪念建筑则着力遵循曾经光辉的市政建筑装饰传统——例如位于施派尔的一处喷泉，虽然景色美妙，却与“纪念”的主题相去甚远。很多年来，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纪念建筑是位于沃尔姆斯的纪念花园和雕塑——主体是三座头戴头盔，身穿厚大衣的石质人物雕塑。最为触动人心的是，从雕像的石质头盔帽檐下部已经开始蔓生出一种黑色的苔藓，逐渐将人物的眼部完全覆盖。作为一名编辑，我曾经参与出版了恩斯特·荣格[9]《钢铁风暴》的新译本，并曾经极力试图寻找关于这组雕塑的合适照片作为书籍护封的图案，即使雕塑传达出的悲伤与肃穆气息几乎与书籍内容完全背道而驰。在最近一次沃尔姆斯之旅中，我十分沮丧地发现那座雕像已被清理一新，少了那片厚厚的暗色青苔，雕像也少了一丝独特的沉重感与历史韵味。

某些时候，偶然的决定便会对纪念碑的耐久性造成重大影响。沃尔芬比特尔主教堂内部的庞大阵亡者名单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奥格斯堡教堂之外的一处纪念碑已经被风雨严重侵蚀，许多名字早已模糊不清。然而，这样的纪念碑也仍然具有内在的力量，源于纪念碑内部镶嵌的一张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三世于1914年造访此地的照片。当时路德维希三世在此为新的军团举行命名仪式，大量军队在教堂前集结，接受国王检阅，但很快那些士兵便纷纷变成了大理石碑上一个个褪色的名字。正如其他所有类似的纪念碑一样，每一位来到此地的看客仿佛都成了扰人安宁的闯入者。然而，这些纪念碑也并非永远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历史意蕴。大部分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纪念碑都在地方内战尘埃落定之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建或改造。新的历史事件总是不断发生，尤其是1921夏天开始的恶性通货膨胀，当年命名仪式现场的氛围注定已经一去不复返。在这层意义上，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本质与个人的命运和经历可能有天壤之别，个人的命运通常与关键性的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或许一个人会为自己的命运沉思、挣扎或重新下定义，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无数的可能性。魏玛共和国的政客们始终希望人们能够迅速将过去的阴影抛之脑后，继续前进——然而事与愿违。数百万人的死亡，肆虐的可怕流感，大片国土的丧失，以及摧毁一切未来希望的通货膨胀都令人彻底陷入绝望。每一年，整座城镇的居民都会聚集到纪念碑附近，对国家、故乡和家庭的灾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日后的历史中，这些纪念碑曾被纳粹赋予新的含义，但很快又被后世的历史所掩盖，被人逐渐遗忘。

在我个人看来，最伟大的德国纪念碑当属我在1991年首次造访德国时的一个意外发现。当时的旅途细节我已多半遗忘，只记得先在汉堡度过了一段时光，随后又到饱经沧桑的民主德国城镇马格德堡进行了为期几天的短期旅行。当时的德国刚刚重获统一，但这种“统一”显然仍是表面文章——整座城市空空荡荡，斯大林广场周围排列着数家商店，然而货物除了肉罐头之外别无他物。马格德堡是历史阴影最为深重的城镇之一，但这座城市仍然给了当时的我很多惊喜——历史的厚重氛围挥之不去，但重获统一的德国政府对人民做出了承诺（时至今日这些承诺基本上彻底得到了实现），宣告德国的黑暗年代已经彻底结束，未来将充满光明。新的德国当局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努力，意图重振城市经济，但当时的城市中仍然弥漫着某种阴沉的气息。外观极其灰暗破旧的古老威廉明尼邮局，以及门前早已腐朽的奥托大帝和他众多友人的系列雕塑都得到了修缮，并用明黄色的卡通贴纸作为装饰，号召德国人民支援当地的邮政服务。

历经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后，当地毁坏严重、几经修复的大教堂最终得以幸存。虽然历经多年激烈争议，始终隐匿在黑暗之中的恩斯特·巴拉赫[10] 马格德堡战争纪念碑也得以重见天日。巴拉赫是众多成就杰出的魏玛时期艺术家之一，与1914年前达姆施塔特地区的艺术家颇具相似之处，他为德国艺术领域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然而，这位艺术家的梦想终未实现，他的艺术发展遭到了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压迫，而这一切终于带来了悲剧的结果。巴拉赫也曾为1914年的社会热潮所感染，但最终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战争纪念雕塑从未着意美化任何一场战争，而是用一组纪念碑式的木质人像表现出战争中人物的情绪。雕塑由依靠着十字架的几位战士构成，他们的面部表情或悲哀，或恐惧，或显露出了无生气的垂死状态。到了夜晚，大教堂中一片昏暗，雕像前跳跃的微弱烛光令这件雕塑展现出某种震撼的艺术效果，似乎是对这场可怕战争的无声控诉，其蕴含的深刻情感与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11] 的小说《向一切告别》（1929年出版，同年，巴拉赫的纪念碑刚好正式落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德国危机重重，极端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中，这座纪念碑引起了大众的愤慨，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执政后随即遭到拆除。在经过漫长的不见天日的时光之后，这座雕塑在民主德国再次出现并得到修复，在1989年时成为人们呼吁国家统一的情感寄托。像绝大部分德国著名纪念碑一样，它开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风格——同时其传达出的感情也极其深沉、厚重，几乎令人难以承受。

皇室余波

在又一处小型火车站下车之后，背起坚固耐用的猪皮背包（里面除了大量的书籍之外，不过是旅行所需的换洗衣物而已），我几乎是遵循自己习惯成自然的某种本能，没有丝毫犹豫便踏上了寻访德国乡间小镇的道路。连接火车站的主要街道与城镇广场的距离出乎意料地遥远——或许，曾经居住在这座小镇上的权贵们希望尽量远离火车带来的巨大噪声与恐怖力量。随后，我很快凭借一座尖顶（或塔楼）寻找到了城镇教堂的踪迹，毗邻当地的主要（或者事实上是唯一的）广场，城镇中的城堡古迹则在几条街区之外。当我心情愉悦地吹起口哨，任背上的背包来回摇摆时（或者几天前当我拉着一个小型旅行箱沿街行走，却为这件完全多余的行李而感到有些疲惫时），一种完全无忧无虑的轻松惬意充满了我的心田。然而，正是这些看似祥和安宁、人畜无害的小镇，在曾经的普鲁士军官们的指挥下，对德国历史上最为野蛮残暴的历史潮流表现出了平静的接纳态度。假如萨克森州堪称政治实力不足带来的历史教训，那么这座小镇可谓因为无足轻重而避开了世人的目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低估。这些地方就像美味的油炸薯片一样，总能带给人无穷无尽的乐趣与享受。事实上，若非出于篇幅和架构考虑，本书中本应涵盖更多德国边边角角的有趣细节，在无数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中蕴含着无限的乐趣或难以想象的奇妙之处，每一处都值得人们全心探索。

例如，德国小城比克堡便是一处让我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这里本是无足轻重的小公国绍姆堡–利佩的都城，风光十分秀丽。这里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历史事件，也因此并未为后世留下多少探索与争议的热情。然而，这样的一座小镇仍然有着自己的奇特之处——当地城堡内部矫饰主义风格的小礼拜堂外表用油彩绘制着花朵、水果和丘比特像，以及一些夸张华丽、极具想象力的纹章。礼拜堂的圣坛则由体积巨大的黄金天使托起，其中安葬着绍姆堡–利佩众多王侯贵族成员的心脏。在这样的地方游览必须时时刻刻绷紧神经，即便有着再多枯燥无味的房间与陈设，在下一个角落总会有令人惊喜的无限可能，令先前的乏味无聊一扫而空——一个填充妥当的野狼标本、一架小型加农炮、一枚形状奇特的动物獠牙或者当地制造的经典寓言书籍碎片，等等。比克堡地区以为贵族绘制肖像而闻名，从而推动了肖像绘制风格的飞速发展，自17世纪至20世纪早期，形态庞大的暗色假发也逐渐为较短的白色假发、较为真实自然的发型所替代，高领服饰也逐渐被充满男子气概的胡须和军用制服所取代，最终又逐渐发展为单片眼镜、短胡须和晚礼服——堪称一部时代发展史。比克堡的另一个历史特色是一组家具座椅，椅垫上绣有精致花纹，由伯爵或公爵的新娘亲手缝制而成——这段历史令我不由得联想起了蓝胡子公爵[12]——那些曾经在惴惴不安中飞针走线的手指如今也随着古老时代中的一切化作了尘土。

笔者在此提到这些地方的原因在于如今它们都几乎已经成为每一座小城镇的中心，更确切地说，城镇经济发展的中心。居住在诸如比克堡、西格玛林根或阿尔滕堡的人们都能够为家人提供优裕的生活条件。大体而言，19世纪的社会变革给当地带来了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许多旧时代的权贵阶级都随着1871年德意志帝国正式建立而成为历史的尘埃。假如他们能够在王朝的兴衰更替和战乱与死亡中幸存下来，许多小国的统治会一直持续到1918年才结束。在各地的建筑群落中四处游览，很容易注意到身边的许多建筑物风格相对较新，乃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在不断地扩建和修缮。1871年新成立的帝国与各地幸存的统治阶级达成协议，他们必须居住于固定范围内，权力受到王权限制，并世世代代逐渐远离权力斗争的风暴中心。在一些年代久远的相片中，曾经的阿尔滕堡宫大厅规模巨大、华丽夺目，呈现出某种新古典主义风格，却显得有几分枯燥乏味，无法引起人的兴趣。在1900年一场可怕的火灾之后，这座宫殿得以重建，风格改为工业化时代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同时饰以冗杂繁复的木雕、精美的壁炉和神情生动的雕塑。假如萨克森–阿尔滕堡大公在遭到废黜之前能够更频繁地使用这间大厅，那么如今这里或许已经充满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残破与沧桑，折射出更为强烈的现实感。此外，在西格玛林根一处同样是火灾后重建的宫殿中，设有一间男士们专用的游戏室，天花板被极具革命创新精神地漆成了黑色，其中含有丰富的石墨，可以吸收男士们吸烟产生的浓重烟雾，整间房屋的氛围令人脑中浮现出一群心宽体胖、蓄着络腮胡的爱德华七世时代[13] 的贵族绅士，他们温和有礼，自顾自地沉浸在屋内的沉闷气氛中。整个游览过程中最为精彩有趣的部分当属皇室成员或王侯贵族所使用的浴室，其中的盥洗室风格集中体现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之间的风格。

关于这类游览中的奇妙际遇实在不胜枚举（例如济塔皇后[14] 的沐浴设施），为了避免再度离题，笔者将要把话题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泉宫。在皇帝威廉二世和卡尔一世退位的动荡时期，美泉宫曾经遭受严重破坏。失去了合法的正统君主，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古老王朝在一瞬间便分崩离析。大部分主要统治阶级自认为他们仍然保留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权，但事实并非如此。与权力虚有其表的皇帝别无二致，他们不过是将整个中欧拖入灾难深渊的衰败统治制度中脆弱的一环罢了。其中一些人逃往国外，拒绝接受任何改变，另一些人通过一系列冗杂迂腐的典礼仪式选择退位，还有人期望通过谈判和平退位，回归安宁的个人生活。在停战协议签订前后，中欧的政治动荡虽然反映出了某些革命的发展趋势，却意外地并未取得很大成效。继续维持这些贵族阶级的存在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价值，那些华丽的浴室设备，令人眼花缭乱的纹章以及近亲通婚的腐朽传统好像在一瞬间便彻底瓦解。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诞生了某些奇特的“国家”，例如罗伊斯人民共和国——在末代罗伊斯诸侯退位后由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建立的弹丸小国，但该国历史很快便宣告终结，并于1920年并入魏玛共和国。

1918年后，一部分贵族家庭做出了顺应潮流的转变，并逐步寻找到了在社会中的全新角色——黑森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计划接受芬兰王位，但几个月后最终拒绝接任；他的儿子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则在第三帝国中扮演了可怕的邪恶角色。另有一部分贵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回归了不问世事的富裕生活。还有的则随着所属的贵族世家继续衰落，直至彻底凋零。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家族在他们位于上多瑙河地区的华丽宫殿内眼睁睁地看着同族的另一半新教分支成员成为普鲁士国王。1848年革命后，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所辖土地的管辖权，家族领地被普鲁士王国彻底吞并。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家族城堡、作为霍亨索伦王族的荣耀，以及家族成员引以为傲的高超纸牌技巧（在那间带有颇具创意的石墨屋顶的房间里，或许他们可以寻觅到曾经的乐趣）。家族成员卡尔·安东亲王设法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葡萄牙国王，而另一个女儿则成为比利时王妃；此外，还有一位家族成员在普奥战争中战死沙场，另一位则被推上西班牙王位，后一举动最终引发了普法战争。对于西格玛里根地区的邮差们而言，19世纪40至70年代简直是一段噩梦般的历史时期——他们几乎无法偷得半日清闲。在一场颠覆性的王朝政变中，一名家族的旁系后裔卡尔突然成为罗马尼亚大公，随即便正式继位为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然而，罗马尼亚在“一战”中最终选择加入协约国一方，一系列离奇的历史变故导致罗马尼亚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发现他们必须要与普鲁士的霍亨索伦亲族作战。尽管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罗马尼亚仍然获得了战争所带来的一部分利益，在皇帝威廉遭到流放后，罗马尼亚接管了大片曾经的哈布斯堡和俄国领土，而黑海地区的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家族势力也借机发展到鼎盛。卡尔国王在西格玛林根的诞生被铭刻在一块石碑上，至今依然位于城堡的院落之中。1939年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石碑迎来了百年纪念，在未来的残酷战争中，历经风雨的王朝也最终走向了覆灭。

西格玛林根也因“二战”时期纳粹将其作为维希政府的最后据点而闻名。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势力进入法国，维希政府的残存势力为求自保，便由法国迁往西格玛林根。残存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则被彻底逐出权力中心，寄居在临近的另一支贵族施陶芬贝格家族的城堡中。然而，随着家族成员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于1944年7月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家族财产被尽数充公。维希政府数月以来的统治十分典型地展现了邪恶政权带来的恐怖以及在历史潮流之下挣扎的徒劳，官员们焦躁地在男士专属游戏室里来回踱步，或者伫立在沉重的波希米亚玻璃枝形吊灯之下，假装自己是整个法兰西的统治者，或者彼此咆哮，互相抱怨对方的错误造成了一切灾难。贝当身边的医务助理人员，同时也是法国小说家、通敌叛国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5]，以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曲折经历为蓝本，写出了一部杰出的小说《从城堡到城堡》（虽然他的作品因其个人思想无法为社会普遍接纳）。

正如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煞有介事地严肃讨论四川的水坝建设项目，似乎依然沉浸在统治中国大陆的幻想之中，维希政府也勉强地做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如同它仍然掌握着整个法国的命运一般。然而，维希政府成员此时已经沦落到如丧家之犬的境地，只能在德国各地的城堡之间四处流亡：这所房间是黄色会客厅，以淡黄色的精致家具闻名；那一处是“贵妇屋”，曾有一位贵妇人在这里与她的密友们分享美味的巧克力；还有一所房间是绅士们的游戏室，也就是那间有着黑色石墨天花板的独特房屋，维希政府的流亡者们在这里无望地逡巡往返，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同盟国军队的到来，接受自己被放逐或被枪决的命运。

事实上，随着时光不断流逝，这些充满历史的房间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功能，曾经的无数故事也逐渐离我们远去。如今，它们只是引人注目的观光景点，以及那场历史灾难的无声见证：沾满苍蝇粪便的肮脏玻璃、手工针脚粗糙的靠垫、身披饰带的贵族画像、无法工作的破旧抽水马桶、生锈的古旧床架、可笑的无用武器，以及被虫蛀蚀的鹿头标本，这一切伴随着导游的呼喊“隔壁的下一个房间是黄色会客厅……”——这一切也仿佛逐渐隐匿在那些河流与庭园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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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涅瓦即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整个白天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痕迹。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 译者注

[2]弗里德里希·保卢斯（1890—1957），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兼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德军元帅。草拟巴巴罗萨计划的军事家之一。—— 译者注

[3]阿诺尔德·勋伯格（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4]阿道夫·路斯（1870—1933），奥地利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欧洲建筑领域中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 译者注

[5]古斯塔夫·克里木特（1862—1918），生于维也纳，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也是所谓维也纳文化圈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6]丰饶之角又名丰饶羊角，起源于罗马神话，形象为装满鲜花和果物的羊角（或羊角状物），用以庆祝丰收和富饶；同时也象征着和平、仁慈与幸运。西方传统节日感恩节的常见象征物之一，亦普遍见于西方雕塑和古典建筑外饰中。—— 译者注

[7]在白垩纪与第三纪的地层之间有一层富含铱的黏土层，名为K—T界线。K代表德文Kreide或希腊文Kreta，二者都是白垩的意思。由于国际地层委员会不再承认第三纪是正式的地质年代名称，便以古近纪与新近纪取而代之。因此，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又可称为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大约出现在6500万年前，这一时期内包括恐龙和其他动物种群都遭受了大规模灭绝。—— 译者注

[8]即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00年后亚述第三次复兴后建立的帝国（前934—前609）。其时亚述帝国达到全盛，成功地称霸近东、小亚细亚、高加索地区、北非及东地中海地区。—— 译者注

[9]恩斯特·荣格（1895—1998），德国小说家。1982年“歌德奖”获得者。他的《钢铁风暴》堪称纳粹主义文学谱系中最杰出和影响最大的作品。—— 译者注

[10]恩斯特·巴拉赫（1870—1938），德国表现主义雕刻家、戏剧家。其雕刻作品形象魁伟、动作简单有力、表情丰富，被称为现代哥特式风格。但作品大都被纳粹损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成就才被重新承认。另著有名剧《死亡日》和《弃儿》。—— 译者注

[11]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因发表战争回忆录《向一切告别》而成名，书中讲述了他在“一战”中的经历，谴责战争的残酷，对英国病态的社会和文化表示不满。—— 译者注

[12]法国诗人夏尔·佩罗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同名主角，他连续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们。该故事曾经收录在《格林童话》的最初版本里，但在第二版之后被删除。后人用其指代花花公子、乱娶妻妾或是虐待妻子的男人。—— 译者注

[13]即爱德华时代，指1901—1910年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同样被认为是英国的黄金时代。爱德华七世是潮流精英的领袖，热爱旅游，建立了一套受欧洲大陆艺术和潮流影响的时尚。—— 译者注

[14]济塔·玛丽亚·艾格妮丝（1892—1989），波旁–帕尔马公主，后来嫁给卡尔一世成为末代奥地利皇后兼匈牙利王后。—— 译者注

[15]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法国小说家和医生。他的小说总是在描述罪恶、混乱和绝望。他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在1937年以及“二战”时期发表过激进的反犹宣言。代表作有《长夜行》和《缓期死亡》。维希政府倒台后数年他被迫流亡他国，1951年被大赦，回到法国。—— 译者注

——Chapter Fifteen——

第十五章

暗淡湖光»

暴动与背带»

“5，4，3，2，1……”»

科学之死»

最终的阵痛»

结局

暗淡湖光

欧洲人不得不在充满盐分、景色无趣的波罗的海岸边度过假期，笔者着实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当我看到众多德国家庭聚集在芦苇密布、蚊虫成群的新锡德尔湖[1] 岸上时，这种遗憾与同情不禁更加深了一层。这个十分独特的湖泊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湖水极浅（导致有些时候湖泊甚至会部分消失），当游客乘坐简陋的小船穿过水面时，湖水缓缓翻腾，反射出阳光，然而水面浑浊，看上去令人联想起锅中翻涌的鸡汤。在一片典型的内陆地区中，这样的一片水面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周围的诸多城镇都在芦苇丛中开辟出道路，用芦苇和淤泥建起度假观景平台，令度假者能够领略这片湖区（虽然相当有限）的风光。似乎突然之间，连波罗的海也足以与怀基基海滩[2] 相媲美。

新锡德尔湖的南端归属匈牙利管辖，虽然这里的确不是一个游泳的好地方，若从其他视角来看，这片湖上风光倒也算得上风光宜人。湖区曾经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入侵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于1526年大肆屠杀匈牙利王侯贵族之后，该地区曾归属哈布斯堡王朝），这里也曾经见证了1918年帝国四分五裂后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如今，这里是中欧德语区的最东端，形成了欧洲的主要语言边界。对于那些未曾过多接触中欧文化的人而言，笔者很难彻底言明这片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数年以来究竟令我感受到了多少困顿与迷茫，需要何种程度的努力才能够保持清晰的思绪，以及在遍及德国各个角落的旅途中究竟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我迫切地想要走访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雷佐利笔下的布科维纳[3]、汉德克[4] 笔下的喀斯特地区以及巴托克[5] 夜曲中谱写的美丽乡间。一旦深入中欧德语区的东南端，想要继续身处纯正单一的语言环境之中便显得有些不明智，甚至略显疯狂了。如今，我正身处奥地利小村庄鲁斯特的一处餐厅，一边享用南瓜汤，一边欣赏着这里无数的小飞虫在我的衣服上欢聚一堂，耳边则回荡着湖区无数鹳鸟奇特的嘎嘎声，这些动物正将他们的长喙伸出巢穴。这一切几乎令我感受到了匈牙利独特的吸引力——这只是匈牙利的一座小村庄费尔特拉科什！我曾经故意将护照留在维也纳，避免自己抵制不住诱惑前往这里的小村庄，这里的风光足以令我内心深处对那片新锡德尔湖更为抗拒。

匈牙利王国的居民们逐渐接受了匈牙利贵族的统治，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依然使用德语进行交流。从最北方的普雷斯堡到西北部的肖普朗[6] 和数不尽的小城镇，这里有众多地名以德语中的burg为后缀，也间接见证了1918年战后时期新成立的奥地利布尔根兰州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整个中欧边境地带的人们都面临着十分痛苦的抉择。这些地区普遍偏远滞后，农业以种植业为主，或者被划归奥匈帝国境内，或者像位于较为无关紧要的边界地区的苏台德[7] 一样，突然间成为多方势力竞争激烈的是非之地。而新锡德尔湖附近德语与其他语言的分界区则充满了戏剧性——在湖左岸的小镇艾森斯塔特居住着许多拥有古老历史的匈牙利贵族世家，以及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克罗地亚人等各族裔居民（在曾经的和平繁荣时期，著名的音乐巨匠海顿和李斯特也曾在此居住）。然而，一旦沿丘陵地带而下，到达湖岸的对面，眼前的风景除了少数几处简单的居民区，便只剩下一望无际的草原牧场，种满了葡萄藤和向日葵，毫无疑问——你已经进入了匈牙利境内。大体说来，中世纪德意志和匈牙利移居者曾经在此遭遇，他们挤压了原有的斯拉夫移民的生存空间，后者逐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北迁居（成为现代的捷克人），另一部分则向南移动（成为现在的克罗地亚人）。

哈布斯堡帝国在停战协议签订后解体了，关于这片地区的统治权引发了一系列激烈争斗和剧变，大量平民陷入赤贫。当时，协约国军队设法在国力衰弱的新奥地利和同样士气低落、饱经创伤的匈牙利之间做出裁定。最终，捷克斯洛伐克设计通过与协约国军队的同盟关系占据了北方城市普雷斯堡，并将城市名称改为布拉迪斯拉发。而厄登堡（Ödenburg）的人民则通过气氛紧张激烈的公民投票决定该市归属于匈牙利，并将城市更名为匈牙利语的肖普朗（Sopron）。这一时期各地的政局充满了激烈的动荡与变革，这从当时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招贴海报和宣传手册中可见一斑。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关系长期处于十分紧张与尴尬的境地，然而它们也曾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强敌，在400年以来的欧洲文化圈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刚刚在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中共同做出了巨大牺牲。帝国的崩溃在短短几周内便让曾经的一切化为虚无。奥地利的宣传机构让厄登堡/肖普朗的选民们在一个“自由、独立、繁荣”的奥地利和一个“野蛮、战争、饥饿”的匈牙利之间做出选择。在当时出版的另一份政治宣传手册中，匈牙利被描绘为一具身着吉卜赛服饰的可怕骷髅，正在通过蛊惑人心的小提琴曲欺骗无知的厄登堡人民为匈牙利的“邪恶政权”投票。两国间一度剑拔弩张，此时距离舒伯特优雅舒缓的《匈牙利旋律》诞生尚有漫长的距离。成千上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样悲伤的场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不断重演，尤其对德国人而言，许多人将第一次体会到被迫离开家乡逃亡的痛苦与悲伤。随着“冷战”拉开了帷幕，布拉迪斯拉发和肖普朗的居民将会无奈地意识到，他们的祖辈与父辈做出的决定令他们被迫站到了“铁幕”的一侧，苦难与贫困的阴影挥之不去，而当时处于布尔根兰州另一半领土的人民则在1955年苏联军队撤出之后恢复了优裕的生活，开着豪华的汽车到处兜风，甚至偶然还能够享受到购买战后少见的大型家用电器的权利。

在 1914年大战之前的世界里，语言虽然是重要的沟通工具，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划分人群的标准。如今，一系列新的单一民族国家逐渐诞生，社会中普遍要求语言上的“同一性”。语言上的民族主义精神曾经催生了美妙的歌剧，也曾导致一部分道路更改名称，但如今，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已经彻底改变，一切被视为“种族范围”之外的外来者都面临着可怕的灾祸，这是当时社会的诸多灾难之一。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这个国家存在的唯一政治正当性在于统一的语言——但事实上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里，语言上的混乱状态依然随处可见。甚至相对温和的捷克人也被卷入语言民族主义的旋涡，对那些自己国土之内的德意志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加以攻击和申斥。这种病态的社会氛围最终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极端的暴力行为。这场灾难的本质与纳粹主义别无二致，但已经在新国家定居的民族主义者并未能让他们的国家恢复稳定与正统。

奥匈帝国的官员们迫于混乱的时局，不得不同时学习使用数种语言，至少也必须掌握“洋泾浜”式外语，然而这样的举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罗马尼亚国内迫使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使用罗马尼亚语，捷克国内展开了针对德语群体的攻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某些依赖其他地区生存的区域或省份突然间变成了独立的国家，而四周围则环绕着虎视眈眈的敌人，饱受战火摧残的脆弱经济体系也因突如其来的历史剧变而彻底崩溃。一直以来的传统举措（派遣大批移民前往美国）完全失去了作用，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已经开始衰败（1918年战争结束时，仅维也纳便失去了30万人口），而美国也在此时关闭了移民通道。

在当时，每一个小国家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某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不得不说，这样的思想既令人厌恶，也十分危险。毫无疑问，德语使用者则处于风口浪尖——他们自身的语言沙文主义突然变成了耻辱的标志，在中欧地区从但泽到后来的南斯拉夫之间的广阔地带中，众多德语居民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遭受其他语言群体的管制和压迫，而该地区的其他语言群体同时也遭受着源自本国民族主义文化的轻视。令混乱局势雪上加霜的是那些不被任何一个民族群体接纳的群体——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德国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定期在新划定的边界地带举行复杂的仪式，表达自己对这些族裔的轻蔑和排斥。而那些居住在布拉迪斯拉发、波兹南、里加和肖普朗的德国居民如今终于体会到了1871年阿尔萨斯–洛林划归德国之后当地法国人民的心情。

即便那段历史早已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依然令人感到深深的沮丧与绝望。在传统观点看来，德国一直以来依附于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然而论及战争带来的影响，反而是哈布斯堡帝国被德国疯狂且不切实际的战争计划波及，乃至引火烧身。哈布斯堡帝国所期望的唯一目标只是报复塞尔维亚对帝国皇位继承人的谋杀，以及暗中颠覆波斯尼亚，然而其在1914年为此展开的一系列战略行动很快导致了俄国的介入，最终哈布斯堡一方自食其果，此后签订的条约虽然导致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领土变更，但未曾带来过大的损失。然而，德国企图击败大半个世界（其中甚至包括本国舰队完全无法到达的广阔地区）的疯狂举动彻底将哈布斯堡帝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哈布斯堡帝国在战争中几次击败意大利军队，但也已遭遇多次重大的惨痛失败，包括普热梅希尔之围[8]（共约15万人死亡或被俘）及布鲁西洛夫攻势[9]（150万人战死、受伤或被俘）。然而，这一切对一场混乱无序的战争而言完全无法产生任何影响。

大体而言，帝国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崩溃境地，但1914年的某些迹象表明，似乎一切还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维也纳表面上依然拥有繁荣未来，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它与“守旧过时”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当时的维也纳甚至创造出了自己的“奢侈现代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克里木特、弗洛伊德、贝尔格[10]、霍夫曼、路斯等众多艺术家，他们为未来数十年的欧洲艺术风格奠定了基调。然而，一场残酷的战争令这一切辉煌不复存在，与其说这让人感到悲伤，不如说愤怒更为确切。在贝尔格最后的音乐杰作——作于1914年春夏的《三首管弦乐小品》——中，令人悚然的沉重军队进行曲曲调似乎巧妙地预示了接下来的战争与动荡。 然而，当时没有任何人拥有预见未来的洞察力。或许在这一点上，克里木特相较之下便显得不够具有前瞻性。 在他该时期的画作中，未来依旧是无忧无虑的——华丽张扬的笔触，半裸的性感女性。战后，中欧国家大部分伟大的艺术创作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仅仅在音乐领域，诸如巴尔托克、席曼诺夫斯基[11]、雅纳切克[12] 和勋伯格等人大多在战前或战争时期便开始了音乐创作生涯，他们各自国家的一系列令民族主义者陷入狂热的政治动荡和剧变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场偶然的意外。假若没有帝国的崩溃（以及俄国内战和之后的一系列灾难），或许他们会因心情轻松愉快而更加多产——当然，日后巴尔托克也就不必因此流亡美国纽约，因为不合口味的早餐麦片而苦恼，勋伯格也不会被迫移居洛杉矶，靠浇灌花园来打发时间了。

暴动与背带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现代历史中最符合“陈词滥调”定义的城市之一。曾经普鲁士王国铁血、刻板、充满军国主义精神的核心地带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一片灯红酒绿的奢靡乐土。格罗兹[13]、迪克斯[14] 和贝克曼[15] 的画作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中暗涌的激烈矛盾，在他们的笔下，动作机械僵硬的投机商、肥胖臃肿的妓女、肢体残缺的乞讨者都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而这一切正是当时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体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对我自己而言，那些画中的诡秘景象——身着旧式背带裤，头戴老旧自由军团头盔，脸上涂抹着奇怪红晕的人躺倒在喧闹建筑物的角落里，这一切着实很容易令人陷入低落情绪之中。在一张20世纪2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照片中，一个贫困的家庭曾经在1913年对社会充满希望，但这美好的希望很快宣告破灭，家族成员不断死于非命，或死于战争，或死于饥饿，或因失业贫困潦倒而死。20年代的柏林是一座鬼魅横生的城市，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死气沉沉，曾经的帝国和军队的荣光已经尽数化为齑粉。令当时的外国人感兴趣的狂欢气氛不过是浮于表面的虚饰，城市的内里只剩下无尽的空虚。

在后世的眼光中，20年代的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因为接下来的历史将要走向无尽的恐怖与黑暗。20至30年代的十年时间仿佛充满了自我欺骗却令人着迷的美妙泡沫，而非暴风雨来临前最终的平静。毫无疑问，这段时期的一部分文化成就是极其迷人的，但在这些文化结晶诞生的同时，柏林的道德准则呈现出彻底的真空状态，此外它们也并不能代表当时德国社会中其余人的观点，一部分人就认为当时的柏林表现出的“活力”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集体放纵和堕落，从而更深层次地印证了当时掌权的魏玛共和国的非法性。导演弗里茨·朗[16] 一系列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马布斯博士的遗嘱》《M是凶手》和幻想主义的侦探片《间谍》）在柏林十分卖座，在他的影片中魏玛共和国被描绘为崇拜暴力犯罪、滥用药物和滥交盛行的黑暗世界——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悲观和国民自豪感逐渐丧失，这些罪恶行为在乡村和小城镇地区开始盛行，而纳粹思想也在国家的各个角落日益根深蒂固。同样，这一时期的主要艺术家们多在作品中强调人性的邪恶、淫乱和扭曲等层面，令许多受纳粹主义蛊惑的德国人感到惊骇不已。纳粹举办的“堕落艺术[17] 展览”以及大肆破坏表现主义绘画和雕塑的恶行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渲染紧张氛围、怀有偏见、热衷暴力，是德国先锋派的典型特征，他们与纳粹麾下的街头匪帮是一路人。在当时的德国政界，具有思想的真正民主改革派政治家能够生存和行动的空间极其狭小，甚至在德国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这段短暂时期内，任何建立“正常的”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

魏玛共和国执政期内最令人不安的历史事件之一，便是1923年11月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在慕尼黑中部企图掀起暴乱未遂后所采取的路线。这场暴动本身可谓是一个愚蠢的笑话，在整个国家几乎未曾掀起太大波澜，而希特勒在暴乱中叫嚣“巴伐利亚和柏林政府已被推翻”的声明甚至未能传到当时他身处的啤酒馆之外，当时他手中唯一的筹码是几位遭到扣押的巴伐利亚政府人质。希特勒受到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鼓舞，该行动致使意大利当时的政府倒台，因此希特勒企图通过同样的办法在德国夺权。考虑到当时的希特勒还是手中无权的边缘人物，并且活动范围只限于地方性的城镇，鲁登道夫（当认为形势已经相对安全的时候，他结束了每日阅读的平静生活，从瑞典返回德国）同样在这场暴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当时德国充满动荡与疯狂的环境中，一名素食主义下士[18] 与一名短短五年前还位高权重的德国独裁者展开了一场密谋，足可见当时的历史之混乱与诡异，而这种混乱又因为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而雪上加霜。

鲁登道夫意识到这场暴乱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多少关注，因此策划了一场类似的“进军慕尼黑”行动。大约2000名鱼龙混杂的纳粹分子组成的队伍穿过城镇的中心地带——当你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狭窄的街道右边排列着美丽的宫殿，左边则是装潢精致的巧克力商店，便会觉得这样的情形格外令人无法忍受。在通往慕尼黑音乐厅和统帅堂的街道前，警察拉起了一条警戒线，阻隔了游行队伍前进的去路。双方激烈交火，当时手执武器保护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也被击毙。考虑到希特勒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滔天罪恶，这段由高墙阻隔的昏暗道路可谓是世界上最不幸事件的发生地之一。只差几厘米，一名无名巴伐利亚警察手中的枪便会击中希特勒，也就意味着全世界范围内一切难以想象的暴力与灾难都不会发生了。

这场暴动的余波则难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鲁登道夫凭借着孤注一掷的鲁莽继续行军，直到被警察逮捕，但希特勒却侥幸逃离了现场。从那时起，鲁登道夫便对希特勒的“懦夫”行为十分轻视。在遭受审判后，鲁登道夫被判无罪释放，并从此逐渐远离了纳粹的权力圈。即便在当时的混乱时局中，希特勒的违法行为也多如牛毛，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他本应被监禁至20世纪50年代，但其邪恶思想已经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逐步渗透，也因此令他提前获释。一场十分草率的判决过后，他获得了很短的刑期，这也是由于当时审判团中的右翼人士热衷于反共产主义、反犹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围绕这场审判的社会宣传给了希特勒一个平台，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平台，这场滑稽的失败也成为欧洲真正灾难的开始。

不论是当时柏林的轻歌曼舞，还是慕尼黑的暴动密谋，都是1918年后社会崩溃的特殊产物。在英国和美国，大部分的战争幸存者都能够回归家园，作为战争老兵安静度日，只是偶尔聚到酒馆里喝上几杯。还有少部分人再也未能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他们在规模巨大的专门医院里度过了余生，或者悲哀地发现自己与战后的世界格格不入，只能终日沉沦。然而，毕竟大部分人都因战争结束而万分庆幸，不愿再回忆起那些可怕的日子，唯有他们身上遗留下来的旧时代军人作风偶尔会引起年青一代的嘲笑。这些国家曾经遭受了战争的苦难，但他们毕竟是胜利的一方。每个国家都有着自身关于战争的独特反思，或许其中最为悲剧性的结局是很多意大利人认为“一战”的伤亡（意大利的死亡率事实上要高于英国）代表着耻辱，所有对抗都是徒劳。这也导致了“一战”后意大利政府的垮台以及墨索里尼的上台——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对欧洲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希特勒还要严重得多，作为统治者，他对和平的破坏甚至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拿破仑三世不相上下。

相比之下，德国对于战败的反应更多的是狂热的怀疑情绪。在停战协议签订后，新政府允许军队从前线行军穿过柏林的决定——似乎更像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马上要遵照战后条约从历史中被永久抹去的一群人——造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混乱认知，这种认知甚至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才彻底消失。当然，在德国也有着种类繁多的参战老兵协会组织，但在慕尼黑，逐渐有一些小规模的群体聚集到了希特勒周围，他们对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始终耿耿于怀。有时候，偶然传来的经济形势好转的消息似乎令这些组织销声匿迹，希特勒被处死或逮捕的消息也不时传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希特勒销声匿迹的时期，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大多是作风野蛮的南美国家军政领袖——这些福音派[19] 信徒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合伙人）。

除去这些饱受战败耻辱折磨的社会群体，德国同样有着一部分人主张回归平静与沉痛反思，虽然后世的历史证明，这样的思想趋势完全未能起到任何作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候鸟运动”，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以远足、唱歌或点燃篝火或野外露营的方式回归自然。虽然这项运动起源于“一战”之前，却产生了十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乃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几乎任何一条徒步旅行路线上都遍布着旅行者的踪迹，一队队的旅者一边以特制的登山杖探路，一边愉快地吹起口哨。

这场“候鸟运动”既是对战争的某种直接反思，也是一种大众浪漫主义精神的深层表达，借助发展日益先进的交通及通信设备而逐渐壮大。曾经将成千上万的士兵送上东西线战场的火车如今满载着兴高采烈的背包客奔向各地。然而，“候鸟运动”很快被纳粹禁止。其中的一部分成员顺应潮流，转向了符合第三帝国价值标准的某些户外运动，其他人则选择躲避风头自保。如同历史中反复上演的戏码一样，面对他人的挑衅时，德意志人强烈倾向于表现得软弱无能，这种消极的反应被证明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先锋派的生活方式也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即便能够利用的社会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德国音乐始终生机勃勃，从未依靠当时无能的柏林政府来发展壮大，也因此对政府的倒台与权力更替毫无知觉。1921年，一位名为埃贡·冯·弗斯滕伯格的王子在德国西南角创建了多瑙埃兴根音乐节，首次公演以魏玛时期的优秀音乐作品为主，音乐家保罗·欣德米特[20] 的《室内乐作品一号》以发出疯狂敲击声的木琴、汽笛和装满沙粒的马口铁罐头作为伴奏——在某种意义上带给听众一种狂热的幸福感。充满喧哗与激情的狂欢一直到大萧条时期才彻底终止。然而，纳粹的统治历史终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马克斯王子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恢复了这种音乐领域的狂欢，斯特拉文斯基[21]、布莱兹[22] 等知名音乐家则在他的逝世纪念仪式上用音乐表达了追思之情。我们需要铭记的是，这些文化艺术领域的伟大成就并非战争间歇期的单纯插曲，而是充满睿智光辉、展现自我价值的瑰宝。

“5、4、3、2、1……”

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文化呈现爆炸式发展，各个领域中的创新思想层出不穷，但相较于1914年战前时期，本阶段的文化发展范围要狭窄得多。包豪斯建筑学派在现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了更深层的发展，优秀的设计杰作层出不穷，沿着小城德绍学院教授住宅两侧枝叶茂盛的林荫路前行时，仍然会不时为这里的建筑之美深深折服。这里令人联想起瓦格纳宏大、奇幻的歌剧世界，只不过一切都由坚固而光亮的不锈钢构成，并且也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包豪斯建筑学派在世界各地都开设了建筑学院，但魏玛时期的德国始终是该流派建筑艺术集大成之地，其中又以继承自战前的达姆施塔特的建筑风格为最。这些建筑是一整个时代的烙印，从建筑图纸到设计工厂，再到其中忙碌的艺术家们层出不穷的建筑创意，一切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奥斯卡·施莱默[23] 正是当时最为典型的艺术家代表——作为画家和雕塑家，他的作品展现了鲜明的包豪斯风格。他还曾与欣德米特跨界合作，创作出了芭蕾舞剧《三人芭蕾》，其中的芭蕾舞演员们统一身着设计风格极其鲜明的鲜艳“半机械式”服装，将自己扮成机械化移动的雕塑（如今在位于斯图加特的新国家画廊依然可以欣赏到该作品）。施莱默的设计世界中充满试验性质的创新理念，将包豪斯（也是他执教的地方）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实践和价值理念糅合在一起，令这些不同的艺术创意彼此汲取能量，创造出全新的独特风格。

舞剧中僵硬机械的“机器人”舞者体现了这段历史中对自动机械美学的热衷与沉迷的时代特色。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在他的科幻剧本《罗素姆万能机器人》[24] 中首次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机器人”（robot）一词，该时期的德国艺术创作中充满了各种异想天开的机械化形象，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活跃创新氛围。纳博科夫在柏林所著的精彩小说《王，后，杰克》以机器人橱窗模特的发明为中心展开故事，诸如施莱默或保罗·克莱等艺术家致力于将各种人物描绘为玩偶或机器人，当时的两部著名德国电影《泥人哥连》和《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轰动，此外还包括经典影片《大都会》中邪恶的科学家罗唐制造的以女主人公玛丽亚为原型的诡异机器人形象。

该时期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趋势大体上可以视为世界对战乱与灾难的一种反射，战后的世界始终处于动乱与不安的旋涡之中，其中又以导演弗里茨·朗的电影作品最为典型。然而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德国电影辉煌的萌芽很快便遭到扼杀——德国优秀有声电影作品辈出的时代甚至比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历史更加短暂。然而，即便在纳粹党上台执政之前，众多伟大的电影导演或已远离本土前往好莱坞谋求发展，或过早逝世，未能延续辉煌。朗的所有电影作品，包括有声与无声电影在内，大体上保持了十分优秀的水准，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佳作当属1929年的《月亮上的女人》，也是导演本人的最后一部无声默片。电影严格遵循了科幻电影所必需的严谨，以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火箭之父赫尔曼·奥伯特的科学理念为基础设定了相关情节。奥伯特的理论是火箭科学领域的伟大突破，即登月火箭需要由一系列可废弃的外壳作为支撑，以及火箭飞行会导致其中的宇航员处于失重状态。电影完全吸纳了这些科学理论，也因此使影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备了一种怪诞的现代感（虽然吸纳了这些科学思想，但电影依然具有某些局限性——月亮上有着与地球相同的大气层，乘载火箭的人物穿的是旅行用的粗花呢套装和舒适的便鞋）。朗在电影中的模型火箭制造上耗费了大量精力，也从奥伯特所属的宇航协会得到了帮助与建议，当时该宇航协会已经在柏林城外进行了一系列化学投掷物的爆炸试验。

《月亮上的女人》的一部分市场营销预算用于发展某些更加野心勃勃的电影计划。虽然电影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社会上的很多观众却受到了这部电影的鼓舞与启发，其中就包括当时十分年轻的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出身于今日波兰境内的维尔西茨（奇特的是，非德裔的德国人在火箭研究领域的成就极其惊人，但这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日后开始与奥伯特进行合作研究。《月亮上的女人》折射出冯·布劳恩在整个20世纪的科研生涯，虽然他的某些研究在道德领域令人感到恐惧，但总体而言仍然展现了典型的时代特征。或许，电影中最能表现这一时代特征的镜头当属火箭发射前“5，4，3，2，1……”的倒数口令，导演朗在无意中发明了这一发射口令，这个商业电影中的情节却成了冯·布劳恩研制的V–2火箭发射，以及双子座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火箭发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观看《月亮上的女人》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为复杂的体验之一——一部比朗的《大都会》更能体现代社会特征的电影：从惨无人道的诺德豪森集中营中的奴隶工厂建造的V–2火箭，到真正的登月计划为人类带来的划时代奇迹，堪称完美的时代缩影。在这部情节略显沉闷的电影中，在冯·布劳恩的科研生涯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数不尽的文化杰作中，隐隐埋藏着一系列极为复杂、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永远值得人们去思考和探索。

科学之死

无论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拥有多少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战败后社会中不可否认的停滞与挫败感仍然占据了主流——19世纪末期社会中的诸般景象似乎已经彻底远去了。最为鲜明与痛切的典型事例之一便是当时德国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背景下的思想内核。回顾曾经的历史，1914年前的社会中大部分的现代科学创造都是个人智慧与规模巨大的实验室共同协作的成果。在当时席卷社会的发明热潮中，德国发明出一系列化学制品、机械工具和一部分电子设备，而笔者最感兴趣的个人事例（除去那些人尽皆知的科学名人，如发明摩托车和汽车的戴姆勒及本茨、发明氮肥的哈伯、发明柴油机的狄塞耳，当然还有划时代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当属生物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海克尔一生著作颇丰，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大力支持并继续发展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推动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在科学领域他的地位大约与英国的托马斯·赫胥黎[25] 相当。海克尔也与当今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26] 一样怀有旗帜鲜明的无神论反宗教态度（事实上，道金斯在德国被称为“新时代的海克尔”），并普及了一系列不为人所知的种族学理论。海克尔也是一名颇具才华的显微镜生物学研究专家，他热情洋溢的演讲与一系列畅销科学书籍吸引了无数业余科学爱好者与专业的显微镜科学研究者。他也被称为19世纪末最为伟大的德国科学家之一——正如17世纪末期的女科学家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所处的环境一样，当时的社会科研主流相较两个世纪之前并未有多大改变，科学家的绘画和图纸大多被当作普通的绘画作品，与诸如风景画等其他类别大同小异。海克尔关于原生动物、海绵和水母的精致绘画也从当时盛行的青年艺术风格中汲取了众多灵感——这让他在艺术领域同样获得了正统地位。令人颇感有趣的是，德意志帝国社会贯彻始终的严谨军事化氛围逐渐被一种灵活、生动的装饰性风格所取代，而其中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一部分正来自加纳利群岛海域中那些漂浮的神奇生物。

科学发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作为整个复杂机械系统的一环，成为推动国家与整个世界前进的巨大力量。当时，耶拿等地的实验主义者如火如荼地开展研究，对科学充满热情的学生不计其数，业余爱好者兴致高涨，工业领域提供的资金也源源不断。化学和透镜制造领域的实际意义在于推动其他相关科研生产领域的前进，越来越多复杂的产品得以问世，并被销往世界各地。德国涌现出一大批极具实用性的先进产品并造福于世界，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几乎不相上下。这种彼此联系、共同发展的和谐格局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不复存在，并且几乎未曾在后世留下多少痕迹。只有通过严肃反思历史，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有多么严重。

这一时期中令人惊叹的一大历史遗存便是位于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中的丰富馆藏，也是供后人研究“一战”前社会发展史的伟大宝库。与热爱科学的读者一样，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珍奇屋”着实令我无法自拔，而维也纳博物馆毫无疑问正是世界博物馆的巅峰之一——这座博物馆在自然史领域的重要地位足以与高炉林立的埃森在鲁尔工业区的地位相提并论。除去馆内大厅门口巨大笨重的海象标本，以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凶猛的各种鳄鱼（普通鳄鱼、恒河鳄、凯门鳄等）标本外，在馆内展厅也陈列着诸多令人惊叹的珍贵展品。馆内以维多利亚末期的华丽装饰风格为主，其中包含着诸多自然史领域的恶作剧，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装饰恐龙展厅墙壁顶端的女像柱，雕像有力的臂膀中托举着栩栩如生的翼手龙和蛇颈龙造型标本。

然而，博物馆中最为重头的展品要数琳琅满目的矿石标本：一个个排列整齐的展柜中陈列着人类能从地下开采到的几乎所有奇特矿石。这样令人难忘的展览背后是无数矿工、研究人员和工业科学家兢兢业业的劳动，他们以最为平凡朴实的方式，展示了造就伟大德意志科学的深厚传统。博物馆墙壁上是一系列绘画作品，展现了奥匈帝国在地质领域的一系列珍贵遗产——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地貌、塔特拉山脉、加利西亚地区的盐矿，以及1866年坠落在匈牙利境内的陨石，这些丰富多彩的地理区域为矿物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这些精美的画作令人不得不再次为1918年的那场灾难而痛心疾首——曾经令全欧洲工业繁荣发展的大动脉，以及随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无数伟大成果，就此一蹶不振。各种工业原材料因富含资源的小国纷纷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而得不到有效的运输。这些画作中展现出的中欧地带丰富资源曾经促进了奥匈帝国工业规模的迅速壮大，如今也因为战争带来的一系列灾难而无人问津了。最为严重的是，德国汽车工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取得了一定发展，如今却彻底陷入了崩溃状态——供应商不复存在，曾经的各国市场或站到了敌对面，或已彻底破产。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所展现出的科技–工业–商业的完美产业链彻底消失了。德国试图通过纳粹引领下的暴政恢复这种繁荣局面，借助德国科技领域所剩无几的工业机械和油气资源令经济腾飞，最终却一败涂地，并且引发了道德危机。在各种复杂历史条件作祟之下，1914年前曾令整个欧洲经济全面腾飞的单一市场直到1989年才基本恢复曾经的繁荣局面。

在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之下，科学领域并未陷入完全的停滞，来自各方的推动力量源源不绝，一系列国际会议仍然对恢复经济繁荣局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爱因斯坦曾经号召社会各界保卫魏玛共和国，尽管他本人多年以来长居瑞士，但国内的种种凋敝景象，以及反犹主义的日益高涨和改革措施的失败最终令他不堪重负，并在1932年移居美国。尽管社会中不乏激烈抗议之声，并且众多犹太裔科学家在专业领域成果斐然，纳粹势力依旧将反犹主义作为核心思想之一。众多犹太裔科学家以及他们自由度更高的同事曾经为德国科学界带来了无数杰出成就，面对长期的艰难困苦与经济动荡仍不动摇，但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开。大多数科学家选择移居英国或美国，为世界科学史带来了重大的变革——为这些国家的科学领域注入了全新的力量。

最后的阵痛

经济大萧条很快令一直以来支持德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美国贷款化为泡沫，也让大部分德国公民对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丝希冀彻底破灭。这场战争灾难的可怕余波不仅令德国拖垮了整个欧洲的经济，也令其自身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场经济大危机让1925年上任的德国总理兴登堡措手不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会以军事领域的战绩作为衡量标准选举国家领导人，以防不测——法国人民选出了戴高乐，英国有威灵顿，美国有杰克逊、泰勒、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然而，兴登堡的军事生涯却截然不同，他与鲁登道夫两人在“一战”时期将国家推向了彻头彻尾的灾难中——作为掌权者，两人在战争后期的错误决策令最终的败局全无挽回余地，谋求和平的希望也全部化为泡影。当鲁登道夫在巴伐利亚一步步提拔希特勒时，兴登堡则为希特勒最终掀起暴动奠定了环境基础。当时德国国内对兴登堡的褒扬与崇敬侧面反映出社会对战争结局的普遍错误认知，这种危险的思想在共和国内部日益扩散，人们更加坚信德国并未真正在战争中彻底失败。兴登堡对待工作十分严谨，并且对希特勒充满怀疑和嫌恶，因此试图继续维持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政府——然而此时他已经年老力衰，疾病缠身，因此在1932年的议会重新选举过程中，作为唯一能够遏制希特勒权力膨胀的人，兴登堡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1933年年初希特勒真正攫取国家大权之时，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灾难接踵而至——战争、《凡尔赛条约》、严重的通货膨胀、大萧条——导致无数德国家庭长久以来紧绷的神经彻底崩溃，被迫放弃了对生活的所有信心与希望。1914年的德国曾经一切正常，当时的社会中同样弥漫着种族主义的思潮，虚张声势的军事炫耀以及对公共建筑的糟糕审美，这一切都令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深受其害。在之前的数十年中，欧洲大陆上曾经到处充满神秘主义、宿命论或狂热的社会趋势。当时流行的古怪思想之一便是将英国视为1918年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时众多德国作家都十分厌恶唯我论、中世纪精神、傲慢态度，并反对民主政治的拉斐尔前派[27] 和他们的追随者。对人类正常生活的忽视、暴力、伪善，以及在布尔战争中表现出的贪婪与邪恶，这一切在诸多英国作家如亨利·纽波特、吉卜林、丘吉尔、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在很多方面，英国和德国可谓是一对疯狂的孪生兄弟——欧洲最重要的两个新教国家，在诸多思想领域有着共通之处，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彼此共生，有着极为相似的民族优越感。他们对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蔑感，都有某种天生狂热的帝国使命感（或许相较之下，奥地利人的帝国使命感更加根深蒂固，但论强烈程度却稍逊一筹），对军事扩张也都有着令人恐惧的极度迷恋——无论是英国皇家海军还是德国陆军，都是这种情绪中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局给两个国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并非意味着德语国家的人民走上了“特殊”的道路。即使自1914年开始的战乱几乎毁灭了大半个欧洲，并且令德国精疲力竭，仍然有一部分德国人不畏惧历史的潮流，勇敢地抵抗暴力，希望打破一直以来可怕的历史僵局。德国作家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28] 的名著《西线无战事》便是最为典型的反战作品，也是对恩斯特·荣格《钢铁风暴》的最佳回应。野蛮的暴行逐渐在德国社会中趋于常态化，这也令大部分德国平民感到恐惧与畏缩。然而，一旦战争结束，战士们回归故乡，无论是载誉而归还是狼狈溃败，战后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似乎总能令德国的军国主义故态复萌——然而，大部分老兵协会组织不过是几乎与酒吧无异的俱乐部，即便德国遭到英国“暗算”的思想得到广泛支持，也无法催生出过多的罪恶萌芽。

这一时期的特殊人物之一是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是一名诡计多端的君主主义者、前任德国将军、希特勒上台前的最后一任德国总理，并且曾经是当时动荡政府中的一名实权派人物，上台后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内阁。大体而言，施莱谢尔是一名典型的中欧或南美模式下的传统军政领袖，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甚密。表面上，他身边的盟友多为传统派的军国主义人士，行事风格或多或少与纳粹势力有共同之处，但事实上施莱谢尔始终致力于与左翼力量合作，并且认为德国若要恢复正常发展，或许需要恢复霍亨索伦家族的势力。然而，施莱谢尔的政治生涯却有着致命的缺陷——追随者人数不足，他本人也缺乏足够的个人魅力，这就意味着兴登堡犯下了最致命的错误——施莱谢尔很快遭到解雇，经过一系列政治博弈，国家大权最终落到了希特勒手中，而传统派的右翼势力则天真地认为他们的力量足以控制希特勒的膨胀，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这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施莱谢尔领导下的德国（如果他在之前顺利掌握国家政权的话）或许仍然热衷于侵略扩张，或许会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或许会对各个邻国产生威胁——但绝不会出现“巴巴罗萨计划”、奴隶劳工、毒气室或纳粹党在1932年两次大选之间上台后做出的全部邪恶决策。当时纳粹党已经失去了多达200万的选民，假若不存在当时一系列特殊社会环境的催化作用，纳粹势力本不会有任何可乘之机。1934年，施莱谢尔连同其他多位希特勒的主要政敌一同遭到暗杀。

有人指出，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悲剧的原因在于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能及时团结协作，成功遏制纳粹党的迅速扩张，但考虑到当时魏玛共和国的衰落状况，这样的“失败”与其说是灾难的根源，不如说是一种疲惫无力时的被迫妥协。摄影家约翰·哈特菲尔德[29] 在作品中对此做了清晰的呈现。这位成就非凡的共产主义艺术家本名赫尔穆特·黑尔茨费尔德（Helmut Herzfeld），“一战”时期改名为英语化的约翰·哈特菲尔德，强烈抗议德国国内高涨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反英情绪，这样的抗议方式虽然十分怪诞，却令人肃然起敬。即便是在当时狂热爱国主义巨大旋涡的裹挟之下，德国社会中也仍然有着一群坚定的人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他为当时的《工人画报》（AIZ）拍摄的蒙太奇照片最初在柏林发表，在纳粹掌权之后则转移至布拉格。这些照片堪称当时最具时代痛楚且意味深长的反希特勒、反纳粹摄影杰作：戈林被刻画成疯狂的屠夫，一棵枝杈呈纳粹卐形状的圣诞树，以及肚子里塞满金币的希特勒。

哈特菲尔德的大部分摄影作品都堪称伟大的艺术杰作，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在观念体系上犯下了十分严重的错误。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纵观他在各个时期内为《工人画报》拍摄的所有作品，不难看出他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社会民主党与纳粹相比不遑多让，希特勒不过是大资本家的傀儡，希特勒（被哈特菲尔德形容为鬼面天蛾）不过是魏玛共和国前任首脑艾伯特[30]（毛虫）和兴登堡（沉睡的蛹）的直接继承者，工人阶级的愤怒一旦爆发，很容易便能让希特勒的政府垮台。1933年年初，哈特菲尔德以十分诙谐辛辣的摄影作品为《工人画报》的50万读者庆祝新年，照片中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西奥多·莱巴特和阿道夫·希特勒在同一处山坡狼狈摔倒，令人发笑。此时，距离希特勒正式掌权，莱巴特被捕，《工人画报》被迫关闭，以及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双双遭遇灭顶之灾仅剩数周时间。哈特菲尔德殷切期望莱巴特和希特勒都能够罪有应得，然而他的美好幻想虽然在德国社会中掀起了一阵热潮，最终却仍以失败收场。

1919年在德国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富裕阶级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恐惧表明了德国共产主义在本质上的脆弱性，面对全国范围内高涨的反对情绪，革命的萌芽显得不堪一击。在通过各种非法的邪恶手段攫取权力之后，希特勒开始一步步着手清除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结束了魏玛共和国内部的混乱状态，逐渐排挤未曾在选举中投票支持他的人。《工人画报》的读者群体一部分遭到逮捕，一部分被迫逃亡，或在绝望中目睹纳粹势力步步扩张——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之后，纳粹的阴影最终烟消云散，而苏联的管制随之而来——1945年之后，人们骤然发现他们的思想遭到管制与监视，但那又是另一个几乎未被正式承认的国家的故事了。

结局

现在，笔者不得不就此搁笔，以此作为全书的收尾了。这本书终将结束，就如同德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终将化为历史的尘埃。曾经在1933年年初攫取德国政权的纳粹党无疑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反面，并且也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纳博科夫于1931年春所著的小说《黑暗中的笑声》无意中成为1931年前旧时代的德国最后出版的小说之一，正如那些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电影同样被赋予了完全超乎创作者本人意图的深刻含义。《黑暗中的笑声》是一个残忍的爱情故事，但在小说的背景铺陈中，读者可以窥见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的德国的社会面貌——电话、冰箱、有声电影、摩托车、霓虹灯和歌舞厅。故事中四处充满引人入胜的细节，令人不由得想要窥探人物背后柏林这座城市的美好一面。当他们参观柏林体育馆时，主人公看到的是热闹的冰球比赛，而非邪恶的纳粹军队。他们仍然生活在战后充满挫折与痛苦的社会中，但这个社会的多元化色彩同样令人神往。当时的德国处在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管理之下，布吕宁是一名工作勤勉的天主教徒，并且对纳粹怀有蔑视与厌恶的态度，但正如与他同时代的赫伯特·胡佛（其结局更加具有灾难性）一般，布吕宁的统治因为大萧条的到来而最终崩溃。当时的柏林体育馆时常有不同政治群体举行大规模集会，《黑暗中的笑声》中的世界似乎已经远去，如今这里成为戈培尔狂热宣传的政治舞台之一，战争时期，这座曾经辉煌的体育馆更是成了人间地狱——场馆里陈列着一排排因空袭身亡的平民的遗体。事实上，出于当时社会中一种灾难性的错误认知，《黑暗中的笑声》中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政治威胁反而是愤怒的共产主义组织成员引发的暴乱。

纳博科夫在柏林居住至1937年，随后便被迫开始流亡，而这段人生旅途也使他成为运用非母语写作的杰出文学巨匠之一。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第一拨异见人士便开始被迫流亡。布莱希特[31] 前往斯堪的纳维亚，贝克曼逃往阿姆斯特丹，格罗皮乌斯选择了伦敦，托马斯·曼前往瑞士，莫霍利–纳吉[32] 和罗特选择了巴黎，瓦尔特[33] 逃亡维也纳，哈特菲尔德则前往布拉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快在美国或英国开始了新生活，另一部分则居无定所，在纳粹的压力下流亡各国，还有人在历史的悲剧中一蹶不振，彻底销声匿迹。其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包括——斯蒂芬·茨威格夫妇，虽然茨威格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最终依然因为战争与流亡带来的无尽痛苦而于1941年选择在巴西自杀身亡；瓦尔特·本雅明[34] 在西班牙边境自杀；库尔特·施威特斯，抽象拼贴画艺术创始人和达达主义的有力推动者，被迫与妻子分离，远离令他成为“一战”与“二战”之间德国最具代表性艺术家之一的整个世界，最终于1948年在无尽的孤独寂寞中逝世于英格兰湖区。

或许，以上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们所取得的名望和艺术作品的本质令他们在人生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但鉴于本书阐释的是笔者的个人观点，而我对这些杰出人物所创造的艺术倾心不已，并且完全无法想象少了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世界将会多么黯然失色，因此只能借由本书的尾声表达自己内心的惆怅。德国现代历史错综复杂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既充满创造力，又极尽讽刺，有时令人欢欣鼓舞，有时又充满诡异——但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似乎在几周内彻底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狂热救世主精神的幼稚思想。纳粹政权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带来了邪恶与暴力，这样的历史趋势在后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这股邪恶的力量一旦在社会中扎根，便后患无穷。所有德国人（以及大部分欧洲人）逐渐分为几个群体——犯罪者、旁观者和受害者，这样的残酷历史也足以令所有后人陷入沉痛反思。那些发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野蛮暴行已经过去了数个世纪，相较之下，宗教屠杀与可怕的瘟疫远远无法与新时代发生的罪恶事件相提并论，如今正是我们停止戏谑、严肃反思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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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瑙河中游平原西部湖泊，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湖岸芦苇丛生，珍禽和候鸟群栖，为国际禁猎地。—— 译者注

[2]怀基基海滩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火奴鲁鲁（又称为檀香山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滩，以其宜人的天气和景色优美且适宜冲浪的海滩吸引了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 译者注

[3]东欧的一个历史地区，位于东喀尔巴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由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统治。—— 译者注

[4]彼得·汉德克（1942— ），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2009年获卡夫卡文学奖，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主要作品有《卡斯帕》《骂观众》等。—— 译者注

[5]贝拉·巴托克（1881—1945），生于匈牙利的纳吉圣米克洛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匈牙利现代音乐的领袖人物，作品包括《献给孩子们》《匈牙利地区的罗马尼亚舞曲》《十五首匈牙利农民歌曲》等。—— 译者注

[6]匈牙利西北端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属奥地利，1921年归匈牙利。—— 译者注

[7]特指“一战”至“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邻近德国的讲德语的居民居住的地区。“一战”后奥匈帝国战败，被一分为三：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归属捷克斯洛伐克，当地350万讲德语的居民从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一下降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苏台德地区问题由此而起。1945年，德国战败，被纳粹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重归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苏台德地区归属捷克共和国。—— 译者注

[8]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时最长的围攻战，面对俄军攻势，奥匈帝国最终溃败。—— 译者注

[9]即勃鲁西洛夫突破，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的最大的军事胜利，以主持位于俄国西南方战线的主帅布鲁西洛夫（亦为此战指挥官）命名。—— 译者注

[10]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奥地利作家家、勋伯格的学生，与勋伯格、韦伯恩开创了“新维也纳派”，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11]卡罗尔·马谢伊·席曼诺夫斯基（1882—1937），波兰作曲家，20世纪初波兰继肖邦之后最伟大的作曲家，有“波兰现代音乐之父”的誉称。—— 译者注

[12]莱奥什·雅纳切克（1854—1928），捷克作曲家，音乐风格热情洋溢而不失生动活泼，为同时期音乐家所望尘莫及。—— 译者注

[13]乔治·格罗兹（1893—1959），德国油画家和版画家。其艺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他用简约的线条和夸张的形象对独裁、腐败、战争等问题做了直接的揭露和无情的嘲讽，画风冷酷、尖锐，具有挑衅性。—— 译者注

[14]奥托·迪克斯（1891—1969），德国画家。早期风格多样，从印象派到立体派，最后因无政府主义者的叛逆表现而转向达达派。后又转向现代主题中更为写实的处理手法。—— 译者注

[15]马克斯·贝克曼（1884—1950），德国画家，属于德国表现主义新客观派。他把客观现实的事物和主观的想象结合起来，采用象征性表现形式。笔下人物多半是畸形和病态的，流露出作者内心的情感。—— 译者注

[16]弗里茨·朗（1890—1976），德国知名编剧，导演。机器人首次出现于电影银幕就是他在1927年上映的作品《大都会》。战后持续编导许多作品，并从事电影宣传工作。—— 译者注

[17]堕落艺术又译作颓废艺术，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纳粹德国在官方宣传中创造的美学概念，是当时被定为具有厌世主义倾向的艺术的总称。—— 译者注

[18]希特勒是十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曾经参与“一战”，职阶是下士。—— 译者注

[19]福音派不是一个宗教派别，它是16世纪宗教改革者用以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名词，是马丁·路德追随者的自称。——编者注

[20]保罗·欣德米特（1895—1963），德国作曲家，后加入美国籍。1933年，欣德米特着手创作《画家马蒂斯》，1934年3月由富特文格勒指挥首演后，引发希特勒的不满，对其音乐展开政治声讨。—— 译者注

[21]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美籍俄裔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 译者注

[22]布莱兹（1925— ）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先后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等，现代音乐先锋派最有名的代表之一。—— 译者注

[23]包豪斯学派代表人物，20世纪德国怪才之一。他的作品响应了当时将艺术与实用技术门类相互打通的号召。施莱默1932年创作的《包豪斯阶梯》（Bauhaustreppe）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译者注

[24]三幕剧，发表于1920年。哲学家罗素姆研制出一种机器人，被资本家大批制造来充当劳动力。但是如果世界上充满了干活的机器人，人类就会停止生育，面临末日。因此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了一对会恋爱和能生育的机器人，以此象征人类将免遭灭亡。—— 译者注

[25]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教育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创造了概念“不可知论”来形容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 译者注

[26]理查德·道金斯（1941— ），英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科普作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当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和进化论拥护者之一。现任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主席，并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士。主要著作有《自私的基因》等。—— 译者注

[27]拉斐尔前派是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美术改革运动。作品基本以写实的传统风格为主，画风审慎而细致，用色较清新； 反对学院派的陈规，有的作品呈现忧郁的情调。拉斐尔前派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如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维也纳分离派、新艺术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甚至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些当代绘画作品亦受其影响。—— 译者注

[28]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1898 —1970），德国小说家，因《西线无战事》一书而知名。这部小说也堪称描写“一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33年雷马克的书被纳粹党查禁。1939年他流亡美国，1947年加入美国籍。—— 译者注

[29]约翰·哈特菲尔德（1891—1968），德国摄影家，擅长摄影蒙太奇的大师，也是摄影蒙太奇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用于反纳粹的宣传标语牌和杂志插图，特别是对于希特勒的讽刺竭尽所能，使纳粹分子胆战心惊，因此遭到疯狂迫害，作品被烧毁，国籍被取消，他也被迫逃亡捷克。—— 译者注

[30]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他接受《凡尔赛条约》和道威斯计划，奉行和平发展道路，使德国经济到1923年有了较大的恢复。但同年法国宣布德国未能履行《凡尔赛条约》，单独出兵占领鲁尔区，艾伯特支持全民总罢工，却引发通货膨胀，国家面临严重危机，也为希特勒上台创造了机会。—— 译者注

[31]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现代戏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剧场改革者、剧作家及导演，被视为当代“教育剧场”的启蒙人物。—— 译者注

[32]莫霍利·纳吉（1895—1946），曾任德国包豪斯艺术学院教授、20世纪最杰出的前卫艺术家之一。—— 译者注

[33]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著名德裔美籍指挥家、钢琴家。1933年后因受纳粹迫害而逃亡奥地利，最终定居美国。擅长指挥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的作品；曾任巴伐利亚州立管弦乐团音乐总监、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以及纽约爱乐乐团艺术指导。—— 译者注

[34]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2），德国犹太学者。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单向街》等作品。有人称之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 译者注

尾 声

在山间

理论上讲，能够用作全书结尾的美丽城市在德国可谓不胜枚举。古老的哈茨山区城市哈尔伯施塔特便是其中之一。在战争最终平息的日子里，这个美丽的小城市曾经留下了美国驻军的足迹。战争几近结束，盟军在城市中到处散发宣传材料，并督促当地市政厅挂起白旗表明正式投降。哈尔伯施塔特的纳粹统治者做出了战争时期德国众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决策之一——拒绝了投降的要求。盟国军队派出一架飞机前来检查投降情况，当发现这座城镇并未按照约定挂出白旗时，便以猛烈的炮火对哈尔伯施塔特进行了轰炸，整座城镇在几分钟之内被夷为平地。城市中残存的部分被苏联接管，随后成为民主德国的一部分。如今，这座城市像其他民主德国城市，如哈雷、克滕和勃兰登堡一样，再也未能恢复曾经的繁荣面貌。城镇中的居民历尽劫难，大部分人只想尽早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战后，古老的城市历经重建，但无论财政实力或城市风貌都已大不如前。当地的一处教堂曾经主持举办过一场管风琴音乐会，演奏约翰·凯奇的先锋派乐曲《越慢越好》[1]，按照这首曲子的演奏速度，演出要到2640年9月才能够彻底结束，因此听众可能在买票数年之后，才能够听到下一个琴键演奏出的不同音符。需要指明的是，演奏过程中每一个音符始终在以单一的方式不断持续，而非在漫长的数个世纪中雇用不同的管风琴演奏者完成整首乐曲。虽然凯奇的创意本身足够惊世骇俗，但从本质上讲，不如说这支古怪的曲子更像是哈尔伯施塔特这座城市本身的主题曲。

在城镇的南部坐落着一系列名为斯佩格尔斯伯格的山脉。这里有着最为典型的德国林地美丽风光，也是当地野生动物的乐土，然而，这片山脉也同样铭记着德意志曾经的悲伤历史。苍翠的森林中曾经遍布着罪恶的污点。而一切的起点始于18世纪的普鲁士诗人路德维希·格莱姆曾写下的《掷弹兵的普鲁士战歌》，这首诗歌曾经鼓舞了腓特烈大帝手下的军队，也开创了持续两个世纪的德意志歌曲和抒情诗的伟大潮流。然而，这些歌曲也曾经激发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狂热事件：这些歌曲和诗句有的抒情优美，有的夸大其词，还有的令人反感。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令这些作品都失去了原本的单纯含义，而蒙上了黑暗的阴影。最终，一切罪恶分崩离析，被泥土、落叶和苔藓覆盖掩埋，彻底失去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格莱姆曾经为沃利茨的绝美园林景色所陶醉，而如今，这里只剩下历经战乱的凋敝景象，很难不令人为之扼腕。

然而，格莱姆在斯佩格尔斯伯格山区所留下的历史影响远远无法与俾斯麦相提并论。这位历史伟人逝世后，成百上千的俾斯麦雕像逐渐遍布德国各地，但大多已为世人所遗忘，也很少引起注意。它们看上去与中世纪的城堡与灯塔别无二致，而这些雕塑的主要建筑者布鲁诺·施米茨的艺术水平着实令人难以苟同。此外，他的主要建筑作品还包括科布伦茨的威廉一世纪念碑——看上去更像一座丑陋又古怪的巴比伦金字塔。在德国，某些古老的塔楼已经遭到毁坏或彻底倒塌，但大部分都幸存至今。位于德绍的一座塔楼历经重建，其上镌刻的俾斯麦头像和名字已被除去，由著名诗人席勒取而代之。哈尔伯施塔特当地的塔楼则有着十分浮夸的造型，在某些特殊场合，人们会在塔顶点燃一束巨大的火焰，数千米之外依然清晰可见，当地也会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主题包括如尼文字、侏儒、瓦格纳歌剧、异教风俗等。这种特别的火焰风俗在多年前便已销声匿迹，如今的古老塔楼别无他用，墙壁上遗留下来的只有参观者随意留下的凌乱涂鸦。作为早已消失的古老地方风俗的象征，12世纪上半叶流行于哈尔伯施塔特的某些特殊仪式曾经是当地居民欢庆的盛典，相比之下，如今耸立于此的俾斯麦塑像便显得枯燥无味了。

在这里幽深昏暗的森林中缓步游荡，会发现其中暗藏着一片规模巨大的苏联公墓。这些公墓遍布原民主德国境内，苏联解体之后，经过磋商，德国政府承诺保护和定期修缮公墓。墓碑按照统一风格修建（除去位于维也纳和柏林等地的大型纪念碑之外），鳞次栉比的小型墓石顶端镌刻着一颗红星。其中一些墓地位于重要历史地区，如艾斯莱本等地，多为重要的苏联军人阵亡纪念地。其他一些地区则多半蕴含着独特的象征意义，如位于魏玛的公爵公园，因战争时期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而为人铭记。

相比之下，哈尔伯施塔特公墓的氛围则令人感到格外沉痛，原因在于这里地处隐蔽，几乎无人知晓。由于美军在战争过程中几乎完全忽略了这座小镇，很多苏联士兵在战争最后岁月的肃清工作中惨遭屠杀，另一部分则死于残余纳粹狂热分子的私下行动。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苏联军队首次在德国境内展开了烧杀抢掠的残酷行动，如今他们的行为遭到了德国的疯狂报复。诚然，这些行动又一次加深了整个欧洲在战争中遭受灾难的严重程度。此后，欧洲长期处于缓慢的恢复中。如今，一切历史尘埃落定，民主德国本身也成了德国所受惩罚的一部分——大片领土在漫长的数十年中遭到隔绝和监管——德国曾经想令大半个欧洲都遭受惩罚，最终惩罚却变本加厉地加诸德国自身。

孟德尔塑像

另一座本应作为全书精彩结局的小镇是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施瓦本格明德。这座位于斯陶费兰德地区的城镇风光秀丽，令人陶醉，多年来曾是在此驻扎的美军的导弹基地，也是画家埃马纽埃尔·洛伊茨的出生地，他曾以《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2] 而闻名。

在小镇四周的群山中，坐落着一座风格特异的建筑，这里也是当地一位隐士避世独居的地方。在他于17世纪去世后，当地人在他所居住的洞窟旁边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毗邻悬崖的一侧。这里的风景颇为沉闷无趣，唯一生机勃勃的便是当地活跃的各种动物——野猫、甲壳虫，以及好斗的红尾鸲。然而，这里的小礼拜堂却展现出一种颇具高迪神韵的艺术风格。直通礼拜堂的道路两侧陈列着一系列真人大小的苦路十四处[3] 雕塑，似乎给人一种现代社会中传统宗教的违和感。格明德处处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安详静谧，在那些连绵不绝的山麓上或许还有其他的洞窟，其中也许睡满了离群索居的人。与哈尔伯施塔特不同，格明德的建筑物几乎未曾被战火波及，在经过当地多年的大力发展之后，这座城市拥有了与联邦德国其他地区不相上下的繁荣景象。

在逐渐向城镇中心进发的过程中，我始终在努力寻找令人惊叹的伟大纪念碑，而事实上格明德也并未令人失望：一座巨大的孟德尔青铜雕塑。我对孟德尔的了解极浅，仅限于知道他曾在摩拉维亚地区担任神父，以及作为现代遗传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至于他的雕塑为何伫立于此，笔者着实不明就里，毕竟，这里距离曾经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东北边境十分遥远。诚然，这座雕塑的建立者是曾经的摩拉维亚德意志人，这一群体大约有300万人，在战争末期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分源于对德国的报复心态，一部分是为了确保“苏台德问题”不会重现。与绝大部分未遭战火毁坏的城镇一样，格明德成了大量难民的避难所，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布尔诺（德语名称为布伦）。孟德尔于1884年去世（音乐家雅纳切克在他的葬礼上演奏了管风琴乐曲），他的科学理论最终构成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成为对纳粹邪恶人种学最有力的回击。

孟德尔曾经生活的世界似乎距离曾经导致他的雕塑在施瓦本落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十分遥远。曾经来自布尔诺的难民如今大多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摩拉维亚德意志人的遭遇也仿佛已经远去，然而这个地方仍然孕育出了许多伟大人物——弗洛伊德诞生于此，马勒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片地方在全世界占据着独特的重要位置。铁幕封锁住了被驱逐者的脚步（被迫流亡的人来自从爱沙尼亚到南斯拉夫的广大地区），也彻底切断了这里与中欧世界的联系。无论如何，残酷的驱逐在所有流亡者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创伤与屈辱，也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死亡——流亡途中的死亡人数大约为50万人或更多。希特勒所提出的边境政策令众多德国少数族裔陷入危机，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祖国。然而，该政策最终因各国的驱逐政策而终止，但同样让各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反对驱逐政策无疑是以卵击石——纳粹的种族政策在当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与支持。然而，欧洲所要面临的灾祸还不止于此，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开始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而这些思想最终导致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德国企图成为欧洲殖民统治者的努力宣告失败时，这种挫败感又引发了新的动荡，与针对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或刚果裔比利时人的驱逐别无二致。一系列动荡过后，欧洲最终建立了众多使用单一语言的小国，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状况，但至少各方的纷争能够暂时平息。

令我自己也感到费解的是，孟德尔的雕塑似乎格外令我心神不宁——这里到处遍布着其他流放者的雕塑，但都未曾带给我这种感觉。这位科学家完全是历史的无辜受害者，而他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则诞生于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余晖之中，并且很快便被无数曲折的历史事件所掩盖。现代中欧与曾经的犹太教–天主教–新教/德国—斯拉夫文化分明的、凝聚着1914年战前荣光的世界之间，究竟是否藏着无比巨大、难以跨越的鸿沟？正如当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大饥荒和黑死病之前的欧洲文明与后世截然不同，那么现代的我们是否同样仅仅是曾经走向自我毁灭的伟大文明微不足道的历史遗存呢？

铜管乐带来死亡

作为纵情欢乐的宴饮之地，位于慕尼黑的宫廷酿酒屋无疑是最能够体现德意志精神的所在之一，不论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融入这种独特的文化系统，在这座酿酒屋中都会彻底无处遁形。对那些梦想着阳光明媚的风情餐厅或在雅座酒吧小口啜饮淡啤酒的外国游人而言，宫廷酿酒屋极度嘈杂混乱的环境完全称得上人间炼狱。数百位以男性为主的酒客身处穿着华丽民族服饰的侍者、性感的酒吧女招待及铜管乐队的喧哗中，忘乎所以，脸膛绯红，甚至变得歇斯底里。到了深夜，这里仍然源源不绝地传出震耳欲聋的高声谈笑、酒杯底撞击桌子和托盘的嘈杂声响，以及醉醺醺的老主顾们不慎摔下椅子时酒馆众人的惊呼与欢笑。

总而言之，慕尼黑大概确实与我秉性不合。在德国，很多城市都曾经遭到纳粹的蹂躏，而慕尼黑显然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座城市。假如第三帝国没有被彻底毁灭，或许慕尼黑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现代伯利恒，与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另外两处纳粹精神圣地——纽伦堡和贝希特斯加登一起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如今，这里大巴车旅游团队络绎不绝，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探寻这座希特勒曾经盘踞的寂静小城——纳粹党的全国总部“褐宫”，以及1923年啤酒馆暴动者掀起的“血色旗帜”运动的发源地——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4]，用于安放死难者遗体的“荣誉圣殿”，等等，希特勒的足迹遍及慕尼黑的每个角落。宫廷酿酒屋在这些历史遗迹中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1920年，希特勒在这里密谋制定了纳粹党的基本宗旨，并且始终将这间啤酒屋作为自己的据点之一，常与追随者在此暗中策划行动（当然，在宫廷啤酒屋的旅游介绍网页上刻意隐去了这些内容）。

诚然，曾经处于纳粹掌控之下的慕尼黑大半已在战火中被毁灭——“褐宫”被盟军的炸弹夷为平地，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在1939年针对希特勒的失败刺杀行动中被炸毁，“荣誉圣殿”则被美国军方管理层下令破坏（如今，这里的建筑残骸已经被苍翠的野草覆盖）。宫廷酿酒屋也曾遭遇战火，但并未像其他建筑一样遭遇灭顶之灾，而是得到了完善的重建与修缮，或许那些了解历史的人会将它当作催生希特勒这样一名战争狂人的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内心思绪翻滚不休，但我仍然选择在宫廷啤酒屋度过一整个晚上，而正像往常一样，无意中的选择总能给我带来惊喜。随着酒馆中的火热氛围愈加热烈，外籍客商们排成一行行跳起了康茄舞，伴随着铜管乐队热情高涨的乐曲声，尽情地欢歌笑语，甚至连酒馆中的洗手间也是一片东倒西歪的混乱景象，我正打算就此离开，惊喜却顷刻间发生了。一位日本商人（或许是旅客）向乐队成员支付了小费，询问他是否可以点上一支乐曲。这样的情形自然也并不稀奇——几分钟之前，一位眼神狂热、脸膛绯红的澳大利亚顾客刚刚打算让酒馆乐队演奏一首澳大利亚民谣《丛林流浪》。但这位日本客人显然是一位天才——他打算让乐队演奏肖斯塔科维奇[5] 的《二号华尔兹》。这首乐曲也因为斯坦利·库布里克[6] 最后的电影作品《大开眼戒》而知名，该电影由德国小说家阿图尔·施尼茨勒[7] 的中篇小说《梦幻的故事》改编而成。在异国的酒馆中听到这首不可思议的美妙乐曲令我不禁心潮起伏。施尼茨勒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之一，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我曾经借用库布里克电影的名义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再版。然而，这些再版著作却未能获得巨大成功——或许是源于人们对众多施尼茨勒小说改编电影作品的不佳观感。然而最终，我意识到了整个啤酒馆旅途的精彩之处。在纳粹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传统的巴伐利亚乐队演奏着一支由苏联指挥家、作曲家所作的美式爵士乐曲，而这支乐曲又因一部出自奥地利犹太裔小说家原著、由美国犹太裔导演改编执导的电影而闻名，而电影中的两位明星主演则分别是山达基教徒汤姆·克鲁斯[8] 和美丽的澳大利亚人妮可·基德曼。在某种程度上，美妙的乐曲令人忘记了这片地区曾经沉重的过去，但不难想象的是，在1914年战前的世界里，若是响起这样一支乐曲，会引起宫廷啤酒屋常客们多么强烈的愤怒。我突然意识到了德国人是怎样努力地用辛勤的工作、灿烂的文化与思想抚平旧时的伤痕。如今，我们已身处21世纪早期，坐在热闹依旧的啤酒屋中，仍然不难感受到这样的历史氛围——甚至包括演奏着歇斯底里乐曲的铜管乐队，以及那位醉醺醺的日本“大音乐家”——作为纳粹思想摇篮的慕尼黑已经远去，新的文化与艺术中心逐渐诞生。然而，这支乐队现在正在演奏《罗梦湖的美丽湖岸》[9]，悲伤的旋律实在令人心碎。看来，是时候寻找其他的地方喝一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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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奇1992年去世前所谱的一首长约20分钟的钢琴曲。一批德国音乐专家和管风琴技师决定按字面意思来“贯彻”凯奇的构想—— 用639年完成演奏，因为准备演奏此曲的风琴的琴龄在2000年刚好是639岁。自2001年起到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这首“慢到极点”的曲子已经演奏了3年。最初一年半里，曲子全部是休止符，听众只能听到管风琴风箱里注满风的声音，直到2003年2月，才第一次出现了3个音符。—— 译者注

[2]《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描绘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1776年12月25日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场景。这次针对黑森雇佣兵的突袭行动是特伦顿战役的第一步。2004年，该作品成为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一部分。—— 译者注

[3]苦路（英文VIA CRUCIS）是指天主教的一种重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为“拜苦路”，主要于四旬期举办。在天主教堂内（或它处）悬挂或摆设着十四处苦路像，描绘耶稣身背十字架，走向加尔瓦略山途中所经历的十四处事迹。有些堂区会加上第十五处——耶稣复活。—— 译者注

[4]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位于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就在此地发生。1933年以后，每年11月8日，希特勒都在此发表纪念啤酒馆政变的演说。1939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此遭遇暗杀，因为比原计划早离开数分钟而侥幸逃生。—— 译者注

[5]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知名作曲家。创作涉及各种音乐体裁，特别是15部交响曲使他享有20世纪交响乐大师的盛誉。—— 译者注

[6]斯坦利·库布里克（1928—1999），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1968年凭借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奠定了影坛地位。1971年担任科幻片《发条橙》的导演、编剧，影片获纽约影评协会年度最佳影片奖。1996年执导个人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戒》。1997年获得第5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译者注

[7]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人物。第一个把意识流手法引入到德语文学中的奥地利作家。—— 译者注

[8]山达基教（Scientology）又称科学神教和科学教派等，新兴宗教之一，是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罗恩·贺伯特于1952年创立的信仰系统。山达基教的性质在国际社会上有较大争议。—— 译者注

[9]著名的苏格兰传统民谣，歌词、旋律忧伤凄美。1745年，苏格兰人民追随詹姆士党王位宣称者、富有魅力的英俊王子查理反抗英国政府的统治，但最终英国军队在克落登战役中彻底打败了苏格兰起义者。罗梦湖地区的苏格兰部族也追随王子作战，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和家园，这首悲伤的民谣便取材于此。—— 译者注

参考文献

本章节旨在介绍笔者完成本书过程中参考的全部书籍资料。全部书籍来源包括一部分小说和故事集，其中有一些笔者曾在文中提及，另一部分则融于全书行文之中。然而，书中所涉及的大量宣传册、迷你旅游指南和其他论文则未一一包括在内。其中一部分文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约翰·艾略特·加德纳[1]关于音乐家许茨的论著等）。

优秀的网站资源也是笔者的参考来源之一——德国的每一座城镇和宫殿都配有介绍网站，其中一些只是空洞地泛泛而谈，缺乏参考价值，另一部分则十分具有参考价值。本书中所提到的全部照片都来自相应的网站。或许其中最有价值的网站当属马克·哈特莱的www.sites-of-memory.de，但其他专业性网站也同样提供了很大帮助，如www.bismarcktuerme.de或www.almanachdegotha.org。网站www.wikipedia.org则协助我方便浏览各个贵族家庭的谱系，这些网站还配备了有趣的人物肖像插图，依靠现代先进技术对古老陈旧的家族谱系图绘制方法做出了一系列改变，在文献查阅过程中，另一伟大发现是托马斯·霍克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系列电子地图《德国，1789》，这对了解那些狭小地域的历史与文化助益良多（www.hoeckmann.de）。不论是细致搜索那些符腾堡公爵的领地分布细节（这些复杂地理条件的限制确实几乎令人陷入疯狂），或是探寻几乎不为人知的埃尔旺根公国的历史资料，都能够令人感到方便快捷，如鱼得水（当然，为之浪费的时间也是难以计数）。

最重要的文献来源还包括戈登·麦克拉伦的多版本《德国旅游大众指南》（最新版为2004年伦敦出版的第六版），内容极为丰富，在旅游指南领域因出众的文字水准而独具一格。我与麦克拉伦本人未曾接触，但对他充满敬意，每一次再版的大量细节变动都体现了他的专注与心血（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第六版中删去了班贝格的相关介绍）。很多时候，他的热情显得有些过度完美主义——即便一座小镇的参观景点仅有一处喷泉，似乎也值得花上两到三天来游览，但这本书仍然充满智慧，包罗万象，并且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假如缺少它的帮助，本书便无法顺利完成。

笔者在此仅列出了手中所有出版物的出版地点和日期。本着真实性与一致性的学术精神，所有德文书籍也包含其中，仅仅是因为书中的精美图片为笔者提供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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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艾略特·加德纳，英国指挥家和合唱指挥家，杰出的指挥作品包括巴赫、柏辽兹、亨德尔的作品和莫扎特的歌剧，以及革命与浪漫乐团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译者注

致 谢

笔者曾经耗费大量时间编辑历史书籍，因此多年以来一直拥有众多与历史学家沟通交流的宝贵机会，鉴于他们需要与出版人员保持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他们耐心回应笔者的诸多问题与困惑，并且纠正我的一系列历史误区，在此我对他们深表感谢。这些专业历史研究者对本书的内容本不必担负任何责任，但我仍然十分感激他们的耐心解答，无论如何，他们在对话中的观点精彩绝伦，对我产生了极大帮助，他们分别是：蒂姆·布兰宁、理查德·J.伊万斯、尼尔·弗格森、理查德·奥弗里、马克·罗斯曼、亚当·图兹、亚历克斯·沃森和彼得·威尔逊。其中，笔者要特别对亚当·图兹加以感谢，笔者曾经对他的革命性著作《工资的毁灭》中的某些概念产生误解，感谢他的耐心更正。阿洛伊斯·麦德斯帕奇则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未曾出版的研究内容，约翰·罗默和贝丝·罗默对我解决埃及境内普鲁士人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对于曾经阅读过本书初稿，以及慷慨给出建议的诸位朋友，笔者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保罗·巴格利、尼古拉斯·布莱克、马尔科姆·布尔、萨拉·查尔方特、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乔纳森·加拉西、伊恩·科修、安德鲁·基德、巴里·朗福德、塞西莉亚·米凯、亚当·菲利普、诺曼·斯通、卡罗尔·托金森及安德鲁·怀利。我要特别感谢爱丽丝·道森、海伦·弗拉瑟、斯蒂芬·麦格拉斯和斯图尔特·普罗菲特。佩妮·埃德加和大卫·埃德加、吉姆·琼斯和桑迪·琼斯、史蒂夫·普瓦里耶和尼克·普瓦里耶、克里斯托弗·温德尔和莉兹·温德尔也同样作为亲近的亲人和朋友对我提供了巨大帮助和关怀——我为书中一切令读者发笑的家庭轶事向每一位家庭成员道歉。在德国，我也曾得到无数热情友好的小旅店主及销售人员的帮助。巴纳比、费利克斯和玛莎是我的孩子，他们不断长大，也曾在我游览莱茵河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为我指引人生方向。他们的热忱和珍贵的人生观令我受益匪浅，让我能够完成这本书。克里斯汀·琼斯则自始至终对我表示了全心全意的支持：所有人都有权将这本完全无干的书籍抛到一边置之不理，只有她耗费了漫长的数年时间聆听我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乌克马克县的殖民进程，或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宫廷价值体系的更替。面临这样堪称噩梦的枯燥工作，她从未表现出烦躁与不耐烦，从未在我的长篇大论中迷失自我，更从未对我放弃希望。或许，我应该用德国人中肯、简洁、掷地有声的方式来总结她的巨大功劳——然而正如往常一样，这样的感受我实在不知如何表达。

记于旺兹沃斯镇斯奎姆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