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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title: 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

Copyright © 2000 by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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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331号

书  名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作  者　【德国】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译  者　周全

责任编辑　陈锐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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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译序 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

第一部 序幕

1 哑谜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4 一场国家大戏

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7 内战的“战火洗礼”

8 卡普政变

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10 群魔乱舞的1923年

11 平淡的施特雷泽曼时代

12 “体育病”

13 施特雷泽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14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15 准备就绪

第二部 革命

16 我的父亲——普鲁士清教徒

17 假革命（1933年2月）

18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

19 国会大厦纵火案

20 “第三帝国”的诞生（1933年3月）

21 生活正常如昔

22 真革命

23 柏林高等法院的沉沦（1933年3月31日）

24 查莉——两段奇特的插曲

25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与弗朗克·兰道之流亡

第三部 告别

26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27 与狼共嗥（1933年4月）

28 旧世界的解体

29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30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与“科佩尼克大屠杀”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32 异族统治是否胜过纳粹统治？

33 不真实的夏天

34 泰蒂重返柏林

35 你怕我，我怕你——“第三帝国”的精髓

36 抵达于特博格候补文官营区

37 于特博格的“世界观教育”

38 “我”而今安在？

39 被“同志化”的德国人

40 两个狂欢晚会

后记

增订版说明

大事年表

注释

译序

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

本书德文版原名为《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3年回忆录》（以下简称《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作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为20世纪德国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政论家与历史专论作家。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撰写于1939年，过了六十一年以后才首度与世人见面，被书评界誉为“2000年度德国出版的最有价值书籍”。德国《时代报》还于2002年秋，将本书列入学生必读的五十本书籍之一，同时被列入的还有歌德的《浮士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卡夫卡的《审判》及《短篇小说集》、马丁·路德翻译的《马太福音》、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特奥多尔·施托姆的《白马骑士》等世界文学名著。本书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之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书目》已将本书与《安妮日记》相提并论，称之为“书中瑰宝”。美国《评论月刊》指出：“这部大师之作……娓娓道出希特勒帝国难解的重重谜团，几乎令现代探讨同一主题的长篇大论均瞠乎其后。”德国最著名的希特勒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亦撰文表示：“这本小书足可取代一整个书架的报道文学作品。”

哈夫纳1907年12月27日生于柏林市，1999年1月2日逝于柏林市，享年九十一岁。其生平充满传奇性，20世纪德国史几乎等同他个人的历史。柏林市的市长埃贝尔哈特·迪普根就曾发表悼词表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生，体现出许多德国人在本世纪的命运。”

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德国电视二台的历史节目负责人古多·克诺普教授亦撰文表达舆论界对他的高度评价：“他的写作能力，在德语地区几乎无人可出其右：其语言强而有力、扣人心弦、优美雅致并富于独创性。哈夫纳是名副其实的全民作家，他在大战结束以后，通过书籍、专栏及随笔，独自向德国读者传播历史知识与历史意识。这是旁人所无法企及的。有人因此对他心生不满，其功成名就更招来了妒忌者。……哈夫纳天赋异禀，有办法将论点极度尖锐化，以石破天惊的方式，把众人习以为常的事物改弦更张呈现出来，借此发人深省。”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为哈夫纳早年的作品，但已多方面显露其日后的语言特质。全书始于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结束于1933年底，即哈夫纳在“候补文官营区”通过“世界观教育”之际。众所周知，1933年就是“第三帝国”元年。

作者将二十年来的德国历史与个人遭遇合而为一，称之为“亲身体验历史”。而1914年至1933年间，正是德国开始出现“大地震”的时代：哈夫纳入学不久，战争便结束了他的童年。他以“小沙文主义者”及“待在家中的战士”等方式，兴高采烈地期待“最后胜利”的到来。结果，德意志帝国在他小学毕业前后战败并闹出革命，变成了“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德国必须割让七分之一的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每年支付巨额赔款。当时街头出现的“义勇军”，被哈夫纳视为日后纳粹“冲锋队”的前身。

他上初中时几度发生内乱、政变和内战，德国濒临解体。他就读高中以后，德国币值于1923年不断狂跌，马克兑美元汇率以4.2兆比1收场！也就在那一年，德国传统的价值观沦丧殆尽，凡事皆见怪不怪。各方妖魔鬼怪亦纷纷出笼，其中一人表现出“有如癫痫症发作一般的动作”。那个人便是希特勒，但希特勒正式登场的时刻尚未到来。德国经济于同年底恢复稳定，进入“黄金的二十年代”，各路“救世主”被迫重返冬眠状态。

哈夫纳本人则已蜕变为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

哈夫纳进入大学研读法律前夕，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去世，由兴登堡元帅接任——此人日后将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不过，当时的实际执政者为施特雷泽曼，以外长（副总理）的身份为德国带来安定。柏林成为国际色彩十足的文化之都，哈夫纳也自懂事以来首度经历和平的日子。但是，一般德国人并不晓得应如何享受“无聊的”自由生活，只想再度进行集体冒险行动。

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猝逝以后，已无任何政党可获得过半数支持。兴登堡乃架空国会的内阁同意权，径自任免总理。他任命布吕宁接任总理时，全球正面临经济大恐慌，德国失业人口暴增至600多万，妖魔鬼怪再度跃跃欲试。布吕宁乃以“手术获得成功，病患已经死亡”，或“阵地固守下来，人员全部损失”的模式，以反民主的措施维护魏玛共和国，结果值得捍卫的事物所剩无几。

哈夫纳大学生涯的末期，乱局蓦然重返。纳粹在1930年国会大选中，从一个令人发噱的小党跃升为第二大党，从此希特勒的阴影不断笼罩德国。布吕宁下台之后，相继由投机取巧的巴本和性好权谋的施莱歇组成短命内阁。同时，纳粹于1932年两次国会大选中成为最大党。德国于是在哈夫纳大学毕业前后变天，1933年1月底由希特勒上台组阁。

纳粹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哈夫纳就在化装舞会上结识了一位犹太少女（他日后的妻子）。结果，那场舞会被白面金发的“黑衫队鲨鱼面孔”强力驱散。两天以后，国会大厦遭人纵火（可能为自导自演），兴登堡立即在纳粹催促下签署《护民卫国行政命令》，限制德国人的言论、集会及新闻自由，德国自此处于戒严状态。接着，新国会通过临时修宪案（《授权法》），将立法权拱手交给政府。此后，希特勒即以“合法”方式肆意集权，几个月之内已将各级政府及组织全面纳粹化。

纳粹随后在同年4月1日展开抵制犹太人的行动。哈夫纳对犹太女友的爱意却变得愈发坚定，因为“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去抵制她”。可是，当他与女友前往野外踏青时，却有一班又一班郊游的学童兴高采烈地对着二人喊道：“犹大去死！”

哈夫纳毕业以后在柏林高等法院实习期间，纳粹“冲锋队”袭击该院，将所有犹太裔法官及律师撵了出去，法院被迫关闭一个星期之久。接着，有“黑衫队员”取代犹太人出任高院法官，要求其他法官不得拘泥于法条，从此希特勒的旨意取代了法律，德国司法体系乃沉沦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当时德国从左到右的政党均丧失道德勇气，以致束手就范或自动解散，德国变成了法定的“一党国家”。作者的朋友或已投靠纳粹而与之形同陌路，或已流亡海外。最后只剩下哈夫纳昵称为“查莉”的犹太女友，陪伴他度过苦难期。

哈夫纳是“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从未参加任何政党及政治活动，除了女朋友是犹太人之外，全无“污点”可言。尤其纳粹企图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新法学”，他身为新生代法学家，正是新政权极力拉拢的对象。可是，哈夫纳既无意舍弃犹太女友，更不愿于此环境下出任公职。在他眼中，纳粹就是自己所珍惜之一切事物的敌人，于是不断抗拒诱惑，并逐渐走上抵抗之路。然而，能供他选择的抵抗方式极为有限，只能“过着不泛政治化的生活”和“不与狼共嗥”。哈夫纳一度在盛怒之下打算移居巴黎，但其父坚持他必须先通过国家考试及获得博士学位，为学业画下完美句点。哈夫纳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可是为了取得参加考试的资格，被迫连续数周接受纳粹的集体洗脑教育。

以上即为全书大致的故事背景。虽然哈夫纳撰写至此即已收笔，不过其原意是一直撰写至1939年。我们不妨将有关本书的后续发展简单过目一下。

哈夫纳一通过国家文官考试，便于1934年初前往巴黎。他在那里停留半年并完成博士论文，接着返回德国成为自由作家。哈夫纳前往巴黎之前，已开始为一些德国报纸撰稿，通过隐喻来表达对“第三帝国”的不满。他投稿的主要对象，就是具有二百年光辉历史的《福斯日报》。可是在他回国之前，《福斯日报》早就承受不住纳粹政府的一再打压（一年之内即有2000多位记者遭勒令退职），已经被迫停刊。这位日后的政论大师失去了自由创作的空间，只得在《珊瑚报》撰写轻松小品，然后为流行服饰杂志《淑女》负责编辑工作。

祸不单行的是，纳粹政府在1935年9月颁布《纽伦堡法案》，禁止“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以“捍卫德国的血统与荣誉”。哈夫纳与犹太女友埃丽卡·希尔施无法缔结良缘——那是非法行为！而埃丽卡的身份证件还被大大地盖上字母J，标明她是犹太人（Jude）。

埃丽卡在1938年初移民英国。哈夫纳随即于同年8月作出最后决定，选择了犹太女友和流亡生涯，与埃丽卡先后在剑桥及伦敦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纳粹时代的德国流亡者多半为犹太人或曾经参加“不正确政党”的人士。哈夫纳与之不同，在纳粹时代并未直接遭受迫害，纯粹遵照自己的良心来做事。“只问是非，不看立场”即为哈夫纳此后一生的写照。无怪乎哈夫纳去世以后，德国《明星周刊》誉之为“德国的道德良知”。

哈夫纳在英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发挥的天地，可以畅所欲言。他不想牵累留在德国的亲人，于是不使用本名——莱蒙德·普雷策。他结合了作曲宗师塞巴斯蒂安·巴赫姓名的前一半，以及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的标题名称，作为自己的笔名，同时借此展现自己对“另一个德国”的怀恋之情。此后，他即以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之名卓然于世。

哈夫纳抵达英伦三岛之后开始撰写《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他才写了一半，纳粹德国就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国乃对德宣战。于是，哈夫纳把这本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著作永远搁置下来，改弦更张以政治作为探讨重点，写出一本名为《论德国之双重性格》的小册子。英国在1940年与德国交战，哈夫纳是敌国公民，于是两度遭到拘留，险些被船运至加拿大集中监禁——依照当时德国潜艇活跃的程度，哈夫纳不无永远消失之虞！幸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论德国之双重性格》被丘吉尔规定为内阁人手一本的读物，哈夫纳不但从此躲过牢狱之灾，进而在英国新闻界打响名号，并于1948年正式成为英国公民。如此一来，哈夫纳当初写下《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本回忆录，似乎就意味着自己与德国的永远告别。

可是在1954年的时候，西柏林出现了一位英国《观察家报》驻德特派员。他很快就成为广播、电视访谈节目的常客。德国大众起初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位记者的德语听不出外国口音？后来人们才逐渐晓得，原来他从前是德国人。那位“英国记者”当然就是哈夫纳。

到了1961年，哈夫纳重新投效德国新闻界，先后为《世界报》和《明星周刊》撰写专栏，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著述历史专论。过去他向英国人介绍德国，此后的职志改为向德国人解释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位特立独行、无法被归类为“右派”或“左派”的媒体工作者。他写出的政论，经常在德国政坛投下一颗炸弹；而他撰写的历史书籍，例如《解读希特勒》或《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皆为经典名著。其中《解读希特勒》一书，更是国际上评价最高、销路最广的希特勒专论，曾经连续四十三周在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让不少专业历史学家觉得很不是滋味。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更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作品，集奇人、奇事、奇书于一身。德国《明镜周刊》即曾表示：“我们仿佛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柏林的空气，当时哈夫纳已经预见了希特勒上台后即将成形的灾难。”德国中部广播电视台表示：“这本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以难得一见的方式，精确而深刻地描绘出纳粹主义崛起的时代氛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是：“哈夫纳通过卓越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以生动逼真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德国普通平民的心理状态……其深刻的见解说明了希特勒如何得以大权在握。”美国《密尔沃基新闻卫报》称赞道：“哈夫纳就像是但丁的‘地狱’向导，以详尽细节描绘出德国逐渐落入纳粹手中的经过……全书风格清新、立论直接，而且充满奇妙的个人色彩，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美国《华尔街日报》誉之为“第一流的杰出回忆录”。德国《世界报》则称之为最伟大的“流亡文学”作品之一。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在21世纪开始不久即已成为世纪经典名著。不过，这种空前的盛况起先则相当出人意料。哈夫纳生前从未提及此书，其子奥利弗·普雷策于整理遗物时才意外发现早已泛黄的打字稿。尤其哈夫纳自1987年以后即因年老体衰而无法继续创作，逐渐自一般人的记忆中淡出。更何况全书撰写于六十一年前，完成了一半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束之高阁，甚至部分文稿已经散失。无怪乎德意志出版社印刷3万册以后，即认为此数量应可绰绰有余。

结果，这本来自一甲子以前、中道而止的遗作，在2000年夏末付梓以后立即造成轰动，不但连续数月在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更成为圣诞节的热门礼物。一年内仅仅在德国就售出了32万册。中译本所采用的最新增订版于2002年年中面世时，《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已经加印了十几次！德国更出现迄今未衰的“哈夫纳热”，其20世纪30和40年代为德、英报刊撰写的论述也纷纷被集结成册出版发行。

国际上的反应也颇为类似。本书英文版出版人魏登费尔德勋爵曾在“伦敦犹太文化中心”发表演说表示：“《挑战希特勒》（Defying Hitler）是一本最出色和最富于想象力的书籍，是我们所出版过的最重要书籍之一。”（《挑战希特勒》为本书英文版书名。）连远在天涯海角的新西兰“旺阿努伊”图书馆也传来佳评：“哈夫纳撰写伟大历史论述，并将读者身临其境地带入当时日常生活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值得一再咀嚼玩味，并将书中所述牢记在心。这是每个人都必须一读的著作——不论是否曾经阅读过有关纳粹德国的书籍。”

2001年下半年，情况一度有所改变，德国报刊突然出现攻讦《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的文字。哈夫纳一生充满争议，为右派眼中的“左派”和左派眼中的“右派”，几十年来得罪了不少人。其身后所获得的热烈赞扬，更令那些人由妒生恨，想利用他无法还手的机会，一举将之彻底击垮。率先发难者是一位退休的艺术史教授于尔根·保罗。他在8月10日公开表示，《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只可能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理由是书中出现一些此前没有的用语，例如“最后胜利”（Endsie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用语，而柏林地铁站在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电动手扶梯”……他的说法很快即遭驳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已在谈论“最后胜利”，柏林地铁站于1927年即已使用电动手扶梯。

但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教授亨宁·克勒六天后向保罗发出声援，发泄郁结已久的闷气。他表示：许多事情是哈夫纳当时根本不可能晓得的，所以文稿伪造于20世纪60年代或更晚，然后放置于身后可被人“意外发现”之处，借以展现自己的“过人才智”并“制造卖点”。“专家”言之凿凿如此表示之后，德国新闻界对本书的评价暂时变得比较保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哈夫纳之子于是写下出书的来龙去脉，将之收入2001年增订版（“后记”的部分）。同时，他主动将原稿交付德国联邦刑事局鉴定。联邦刑事局依据纸张的同构型（特殊英国规格：19.8cm×25.2cm）、纸张的水印及年代（1936年开始出现）、所使用的打字机（分别为德国1929年及1928年的机型）……在两个月后提出鉴定结果：“原稿完成的时间绝不晚于1939年。”

新闻界还发现，许多哈夫纳“当时不可能出现的观点”，在1940年出版的《论德国之双重性格》早已白纸黑字表达出来。整场闹剧自此落幕，哈夫纳的声誉更是如日中天。接着，在2002年3月又发现两份遗稿，于是《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出现了最终的版本——最新增订版。

攻讦哈夫纳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哈夫纳打破了一个历史神话。

希特勒虽然是被探讨得最为频繁的20世纪的历史人物，可是“希特勒现象”始终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某些新闻界和史学界人士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希特勒及纳粹时代“淡化处理”，并把大多数德国人呈现为纯粹的受害者。许多经历了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更可在后生晚辈质问的时候堂而皇之地表示：“当时的许多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哈夫纳却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里面，从20世纪30年代一个平凡德国人的角度，点出了即将成形的灾难。这只能表示，当时凡是还没有闭上双眼或者视若无睹的人，都不可能看不见纳粹的暴行和集中营，以及即将出现的战争与大浩劫。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作出了预言，因为那些都是我们今天已经晓得的事情。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哈夫纳入木三分地描绘出他那一代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成长过程、心理状态和社会变迁。同时，他以最生活化、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纳粹的“世界观”如何一步步渗入每个德国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最后演成千古悲剧。纳粹在本书撰写时仍为“现在进行式”，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阅毕不觉惊呼：“难怪会变成那个样子。”美国的亚马逊网络书店的书评即表达出各国读者的普遍反应：“想知道希特勒为什么有办法上台吗？答案就在这里！”本书也连带使人们对21世纪的时局进行省思。除了德国以外，许多欧美国家的读者均表示：“同样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国重新发生。”德国《明星周刊》甚至在2000年非常直白地表示：“哈夫纳的作品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下一次考验的时候，果真会有把握做出较佳的表现吗？”

哈夫纳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的序幕中指出，书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意”（哑谜）。哈夫纳战后的作为，似乎就为这个道德寓意作出了最佳的解说：纳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当时德国人的集体软弱和集体精神错乱——他本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事发当时立即提出异议，日后将不再有置喙的余地；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也曾采取“置身事外”“事不关己”的做法，最后只得期待外国用武力来拯救德国。当他流亡英国撰写本书的时候，还想“打自己一记耳光”。因此，哈夫纳在德国新闻界重新起步以后，采取了类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法，对当政者的不当措施立即严词批判。他思虑周密、直言不讳，成为令任何政治人物头痛的对手。

例如，在1968年一年之内发生的两起著名事件，就充分展现了哈夫纳敢做敢当的行事风格。当时，西德政府准备查禁极右派的“国家民主党”，他立刻提出反对意见：“党禁意味着议会民主因为畏惧死亡而进行的自杀！”（虽然他反对该党）西德政府稍后也对左派学生的“议会外反对运动”进行铁腕镇压，他这个六十一岁的老头子于是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时人对他的评语是：“哈夫纳从不向威权低头屈服。他经常以绊脚石的姿态出现，有时更完全弃自己的前程于不顾。”他去世的第二天，《柏林晨间邮报》更发表了一篇名为《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的专论：“随着哈夫纳的去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但失去了最严厉的批判者，同时也失去了最聪明的捍卫者！”

周全

2005年2月于台北

第一部 序幕

1　哑谜

即将在此讲述的故事，具有一种“决斗”的性质。

那是介于两个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决斗：一方是强而有力且肆无忌惮的国家，另一方则是一个既渺小又名不见经传的平民。这场决斗未曾在习称的“政治角力场”上进行，而且那位平民既未投身政治，更绝非“谋反者”或“国家公敌”之流的人物。他始终居于绝对的守势，除了捍卫其敝帚自珍的己身人格、生命和荣誉之外，别无所求。可是，他必须朝夕与之为伍的国家却用尽极端粗暴，甚至有些笨拙的手段，不断对这一切进行攻击。

那个国家运用恐怖的威胁，勒令该平民舍弃自己的男女朋友、抛开自己的想法来采纳官方的论点，并要求他以自己不习惯的方法来行礼，按照自己不喜欢的模式来吃喝，把闲暇时间用于令自己深恶痛绝的活动，献身于自己所抗拒的冒险行为，更进而逼迫他否定过去与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须不断为上述事项公开表达狂热的兴奋与感谢之意。

这一切都是那位平民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他虽然身为受害者，却没有做好太多反击的准备。他绝非天生的英雄或殉道者，而只是一个具有许多弱点的普通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危险时代的产物。但他不愿如此忍气吞声下去，于是走上了决斗之路——心中既无激情，甚至带着几分无奈，却默默有着绝不退让的决心。

他的实力当然遥遥落于对手之后，但在行动上可以比较灵活。人们将会看见，他如何采取迂回运动，时而闪避，时而蓦然重返；以及他如何稳住身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拨开重击。人们将会承认，对一个不具特别英雄色彩或殉道者风格的平凡人而言，他的表现可谓非常顽强。可是人们也将看见，最后他无论如何还是必须终止战斗。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换个说法来表示，那就是，他必须把战斗转移到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国家是“德国”，而那位平民正是在下。我们之间的争斗可能会像其他竞赛游戏一样，让别人看得津津有味。（我希望它真的有趣！）但我并非纯粹为了消遣娱乐才讲述这些故事，因为在我心中还另外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我个人与“第三帝国”之间的决斗绝非特例。一介平民为了捍卫自我及维护个人荣誉，而与一个强大且充满敌意的国家进行决斗之故事，六年来已经在德国上演了千万次。它们每一次都于绝对的隔离之下进行，缺乏外界的配合及参与。不少天生即具有英雄风格或殉道者色彩的“决斗者”表现得比我更为突出，直到他们进了集中营、上了断头台，甚至有资格将来被人立碑纪念为止。但其中也有人很快就归顺，今天早就成为只能暗中发发牢骚的“冲锋队预备队员”，或纳粹组织的小头头。

我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案例而已。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今天尚待在德国的人们到底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机会。

人们将会发现，德国人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倘若外界愿意的话，他们原本不必变得如此穷途末路。而且我相信，外界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希望他们不再这么毫无指望。如果外界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话，纵使无法阻止这场战争——现在为时已晚——但至少也可以借此缩短几年打仗的光阴。这是因为，凡出于善意而努力捍卫个人的和平与自由之德国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同时捍卫其他的事物，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基于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有必要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正发生于不为人知的德国国内之事件。

在这本书里面我只作叙述，不会讲出大道理来。但本书内含一个道德寓意，那就好像埃尔加[1]的《谜语变奏曲》贯穿全曲之“另一个旋律主题”一样——哑谜。

我并不介意有人读完本书以后，完全忘却我讲述的冒险经历和交互事件。但是，人们若能记得那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意，我将于愿已足。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早在那个极权国家既需索无度，又威胁恫吓地向我扑来，并教会我什么叫作“亲身体验历史”以前，我就已经遭遇了许许多多所谓的“历史事件”。所有仍然在世的这一代欧洲人都可以讲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会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这么做。

这一切历史事件，免不了都在我本人和我所有同胞的身上留下痕迹。如果人们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所有发生于1933年以前的事件，与继之而来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之前所有的事件或与我们擦身而过，或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变得忙碌和激动。有些人因之丧命，有些人则落入贫困，但它们从未让我们陷入良知上的最后抉择。况且，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一块未受波及的净土。人们只是获得经验、建立自己的信念而已，并没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身陷“第三帝国”这部机器之内的人——不论是乐意还是抗拒——却无法做出同样的表示。

历史上发生的林林总总，激烈程度显然大相径庭。在真正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在匹夫的私人生活之中，一个“历史事件”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它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以致玉石俱焚。这在一般历史论述之中是看不出来的。

比方说，“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将俾斯麦免职”，这无疑是德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但几乎任何德国人的传记均不会提及此事，除非他是那一小群当事者之一。每个人的生活皆与以往并无二致，没有任何家庭因为这个事件而离散，没有任何友谊因之而破裂，也没有任何人抛弃自己的故乡，依此可以类推，甚至没有任何约会或歌剧的演出曾因之而取消。失恋的人依旧失恋，热恋的人依旧热恋，穷人依旧贫困，富人依旧有钱……

现在再让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日期：“兴登堡[2]于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6600万人的生命之中从此出现一场大地震！

如同前面所述，基于“科学实用主义”的历史著作无法说出历史事件在强度上的差别。想获得更进一步认识的人，就必须阅读传记。但应该阅读的并非政治人物的传记，而是那些比较罕见，由默默无闻的寻常百姓所撰写之传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些“历史事件”只是从私人生活，也就是真实生活的头顶上面掠过。那就好似湖上的浮云一般，湖面水波不兴，仅有匆匆一瞥的倒影。其他的历史事件则宛如狂风暴雨，在湖面掀起阵阵波涛，令人难以看清其原貌。此外还有第三种历史事件，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就仿佛把湖水放干了一般。

我相信，如果不把这些不同的层次放在心上，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可惜人们几乎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就请大家让我放轻松一下，在进入本题之前，先依据我个人的观点来描述德国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也就是把德国历史视为我个人故事的一部分。这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并且能够使后面的文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借此而变得比较熟识。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宛如一声擂鼓开启了我有意识的生命。它对我所造成的冲击，与大多数欧洲人并无二致。它爆发于放暑假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这整场战争最令人恼火之处，就是它摧毁了我的假期。

但与目前正在慢吞吞成形之中的战争比较起来[3]，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就显得非常慈悲了！

1914年8月1日[4]，我们才刚刚决定不必把事情当真，继续留下来享受夏日的田野时光。当时我们正置身于“后波美拉尼亚”[5]的一座庄园，在森林中远离了尘世的喧嚣。那是我这个稚龄学童在世上最熟稔和最心爱的地方。每年8月中旬离开这座森林返回城市，都是该年度令我最难过、最无法承受的事件。唯有过了新年庆典以后，大家争相抢夺挂在圣诞树上的礼物，然后把树焚毁的伤心情景才可与之相提并论。那年8月1日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个星期的光阴，那看起来就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样。

当然，几天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报纸上面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头条新闻。家父阅读报纸的时间较以往延长了许多。他的脸色显得非常凝重，接着会在阅毕之后痛骂那些奥地利人。有一天，报上甚至出现了“战争！”这个大标题。我不断听见崭新的字眼，但无法了解它们的含义，所以必须不时请人帮忙说文解字一番：“最后通牒”“总动员”“同盟国”“协约国”。

有一位少校军官也待在同一座庄园里面。当我和他的两个小女儿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突然接获“军令”——又冒出了一个新词——赶紧手忙脚乱离开了。客栈主人的几个儿子之中也有一人被征召入伍。当他乘着马车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每个人都跟在后面走了一程，口中高声喊着：“早日凯旋！”还有一人怒吼道：“要好好教训塞尔维亚人！”我听了以后，心中想起父亲每次阅报之后习惯说出的话语，于是接着喊道：“也要好好教训奥地利人！”可是，我很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突然大笑起来。

更让我深受震撼的事情，就是听说庄园内最漂亮的两匹马儿——“汉斯”和“卷毛狗”——也必须离开了，那是因为它们隶属于“骑兵预备队”的缘故。需要解释的字眼还真多！我非常喜欢每一匹马儿，可是最漂亮的两匹却突然都要不见了，这不禁让我的心中感觉一阵阵刺痛。

但最令人气愤的，就是“动身”这个字眼已经一再被人提起：“或许明天我们就得动身了。”这句话听在我的耳中简直像是：“或许明天我们就得翘辫子了。”明天，而不是听起来仿佛无垠无涯的两个星期！

那时当然还没有收音机，报纸也总要迟上二十四个小时才会送抵我们的森林。此外，报纸的内容也远不如今日来得丰富，而且那个时代的外交家更懂得保密……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在1914年8月1日当天，还认为战争绝对不会爆发而决定继续留下来。

1914年8月1日令我永志不忘。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内心深处总会浮现出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已经弛缓下来的紧张气氛，以及“一切又已恢复正常”的念头。这真是一种罕见的“亲身体验历史”的方式。

那是一个星期六，四下充满了祥和之气，乡间最美好的周末也不过如此。此时工作已经结束，空气中回荡着返家牛群的铃声，整座庄园都井然有序、安宁静谧。长工和女仆正在屋内装扮自己，准备参加不知在何处举行的晚间舞会。楼下的大厅里面，墙头挂着鹿角，桌上已经摆出锡制器皿及亮晶晶的陶制碗盘。我却在那边发现，家父和庄园主人正端坐在靠背椅上，于深思熟虑之下全盘讨论时局。

我当然不大听得懂他们谈话的内容，而且我早就把它忘光了。不过我还一直记得的，就是他们的语气——家父较清扬的声调和庄园主人深沉的男低音——是那么和缓，那么令人感到慰藉。二人徐徐吐出的芬芳雪茄烟雾，就像细细的柱子一般在他们面前缭绕而上，能够让人产生信赖感。尤其他们讨论的时间越久，一切就很清楚地显得愈发有利，也越来越令人安心。现在事情已经清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根本就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不必再穷紧张，可以和往年一样一直在此待到假期结束了。

我听到这里就走了出去，心情轻松愉快，于满意之中带着感激，以欢欣鼓舞的态度俯视夕阳西下时的森林——如今它又是我的了。那天原本云层密布，但接近傍晚的时候天色已逐渐放晴。现在金黄色的太阳正游弋于蔚蓝的天空，预告第二天将万里无云。我非常确定，现在又剩下来的十四天假期一定也会是同样的晴空万里！

当我第二天早上被叫醒的时候，收拾行李的工作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一时还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前一天曾经有人试着向我解释何谓“动员”，但这个字眼仍然对我不具任何意义。可是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不可能再向我作出任何说明。我们必须在中午携带所有的家当起程——如果错过那班列车，便很难确定是否还找得到可以搭乘的火车了。

我们能干的女仆说道：“今天已经走到了零点五。”直到今天我仍旧不完全明白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其含义应该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每个人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趁着空当儿偷溜出去，在森林中来回奔跑，直到有人于临行前的最后一刻找到了我。那时我正坐在一个树墩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号啕大哭，完全听不进人家好言相劝的那句话：“现在打仗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我不知怎地被塞进了马车，然后坐在两匹褐色马儿的后面快速奔驰。那已经不再是“汉斯”和“卷毛狗”，因为它们已经走了。我们的背后尘土飞扬，遮蔽了一切。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童年时代的森林。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真实的方式经历战争的一小部分，心中充满了有东西被人夺走和破坏之后，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伤痛。可是，我们才走到半路上，情况即已有所改变。一切都显得更加刺激，更具有冒险性，甚至变得像是在过节一般。以往火车行驶的时间是七个小时，这回却变成了十二个钟头。火车时走时停，每当有满载军人的列车从旁驶过，大家都挤到窗边挥手欢呼。

我们和往常旅行时不同，没有自己专用的小隔间。这回必须站立于走道，要不然就坐在我们的行李箱上面，在人群当中被推来挤去。人们彼此喋喋不休，就仿佛他们并非陌生人而是多年的老友一般。他们谈论得最频繁的话题就是“间谍”。在那次的旅途当中，我学会了一切有关“间谍”这个刺激行业的事物，而那也是我前所未闻的。火车驶经任何桥梁均会放慢速度，我的心中既害怕又充满期待，说不定真的就有间谍在桥下放置了炸弹！

我们抵达柏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的记录！我们的公寓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家具上面仍然罩着布套，床铺也尚未整理就绪。有人就在家父还弥漫着烟草味的书房，把一张沙发弄成了我的卧榻。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带来许多令人愉悦的事情！

随后几天，我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之内，便学到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不久以前，我这个七岁男童几乎还不晓得什么叫作“战争”，当然就更不可能知道“最后通牒”、“总动员”和“骑兵预备队”的含义。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对它们早已一清二楚。而且，我不但完全明白何谓战争，它是什么模样，发生在什么地点，甚至连战争爆发的原因都难不倒我。我晓得，这场战争必须归咎于法国的复仇狂，英国在贸易上的嫉妒心，以及俄国的野蛮。这些用语我很快都可以朗朗上口了。有一天，我干脆自行开始阅读报纸，并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的内容竟然如此浅显易懂。

我还请人帮忙在欧洲地图上指来指去，并一眼即可确定，法国和英国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只不过当我看见俄国那个庞然大物时，心中却隐然浮现畏惧之意。不过很快就有人安慰我说，俄国的各种统计数字固然看起来吓人，但它们早已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和腐败，以及成天狂饮的伏特加酒所扯平了。

正如同前面所述，我仿佛早就已经晓得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学来了各军事将领的姓名、各国军队的战力、战舰的武装和吨位、最重要的要塞所在地和战线的走向。我还很快就发现，那时正进行着一场游戏，而且它比我之前所见过的任何事物，更能够把生活塑造得既紧张又刺激。而我对这场游戏的兴奋与乐趣，一直到战败的苦果来临之际皆未尝稍歇。

我必须在此为自己的家人说几句公道话。那些把我的头脑搞得如此乱七八糟之人，并非与我关系最紧密的亲友。家父于战争爆发之际已经痛苦万分。开战以后，他对全国上下在最初几周内表现出来的欢欣鼓舞，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随即出现的病态仇恨心理，更让他深恶痛绝——虽然他免不了仍是希望德国打赢那场仗的忠实爱国者。家父是他那一代人里面的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内心深处曾经怀有一个信念，此即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这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晓得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于是他和许多人一样，耻于对之作出任何正面的表示。我曾多次听见他说出尖锐的怀疑论点，同时那已经不再只是针对奥地利人而已。这与我新近培养出来的战争狂热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家父和其他的家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以致让我在短短数日之内，就变成了一个盲从的沙文主义者和一个“待在家中的战士”。

过错来自当时的氛围，来自周遭不可言状、处处感受得到的各式激情。万众一心所形成的涡流和怒潮，为身陷其中者带来一种前所未见的情绪化反应，就连七岁的小孩也无法幸免。那些意图置身事外的人，则几乎窒息于凄凉与孤寂所形成的真空之中。我从自己当时幼稚的乐趣（而且心中毫无怀疑和挣扎的迹象），首度感觉到我的民族具有一种效果惊人的罕见天赋，能够让群众同时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这种天赋或许正用于弥补其在追求个人幸福这方面低下的能力。我根本就不晓得，想把这种犹如庆典般的全民疯狂状态置之度外，其实是办得到的事情。而且我还没有领悟出来，一个显然可以让众人感到高兴，宛如节庆一般令人飘飘然的事件，竟然可以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对当时柏林市的一个七岁学童而言，战争并非真实的事物——其不真实的程度就跟游戏没有两样。那时还没有空袭警报和空投的炸弹，唯有在远方才会出现身上包扎五颜六色绷带的伤员。当然，家家户户都有亲友在前线作战，而且不时会传回阵亡通报。可是，小孩子很快就习惯于看不见那些人的踪影，至于他们有朝一日是否会永远消失，那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了。

现实生活中的艰苦状况以及各种令人不快的景象，那也都算不上什么。食物非常糟糕，这不是大问题。后来食物变得很少了，皮鞋装上了嘎嘎作响的木制鞋跟，旧西装翻新了再穿，我们需要在学校搜集肉骨头和樱桃核，而且很奇怪的是，大家还经常生病。但是我必须承认，那一切均未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表示我“像小英雄似的承受了一切”，反而是因为我对那些事物根本就没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我很少想到食物，那就好像足球迷在冠军决赛时心中没有食物一样。我对战情报道的兴趣远比对菜单来得大。

把当时的情况拿来与足球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其实有些牵强。事实上，当时我这个小孩子是一个战争迷，着迷的程度就跟足球迷差不多。但假如我把自己说成是仇恨宣传下的牺牲品，那就未免把当时的我讲得太差劲了。不过，那种说法在1915年至1918年间曾经被当初在开战头几个月之内兴奋得心力耗竭的人士过分渲染。

我个人对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的恨意，正如同“朴茨茅斯队”的球迷“仇视”“沃尔夫汉普顿队”的程度一样轻微。我当然希望他们打败仗和受到屈辱，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我方获胜时不可或缺的对手而已。

唯有战争游戏本身的魅力才是真正有意义之处：它里面包含了一些秘密的游戏规则。而俘虏的人数、占领的土地、攻克的要塞、击沉的军舰等之重要性，就跟足球比赛射进门的球数，或拳击比赛时的“点数”大致相同。我不厌其烦地在心中制作积分表。我是战情快报的狂热阅读者，并把它们依据一个秘密的非理性规则加以“换算”。比方说：十个俄国战俘的价值等于一个被逮到的法国兵或英国兵；五十架飞机的价值相当于一艘装甲巡洋舰。假如战情报道列出了阵亡人数，那么我一定也会把死者拿来“换算”一番。虽然我无法想象，我的换算在实际状况下看起来会是什么模样。

那是一场晦暗不清、神秘万分的游戏。它具有无穷的邪恶魅力，足以抹除一切，使真实生活变得虚幻，更能够像玩轮盘赌或吸鸦片烟一般产生麻醉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和同伴整天玩着这种游戏，整整玩了四年。没有人处罚我们，也没有人过来打扰。那场游戏本身，而非我们课余之暇在街头或操场上进行的无伤大雅之“战争游戏”，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了危险的戳记。

4　一场国家大戏

或许有人认为我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详细描述一个小孩子对世界大战很明显的不当反应。假如这只是个案的话，那么的确就没有如此大费周章的必要。只可惜，这并非单独的特例。德国一整个世代的人，便是在自己的童年或少年时期，以类似的态度经历了那场战争。而这一整个世代，也正是今天准备把它重新上演一次的人。

这些经历的后劲及余毒，未尝因为当事者是儿童或青少年而和缓下来。群众的心理反应其实与小孩子并无太大差异。我们很难想象得到，那些被灌输给群众，煽惑他们采取行动的概念可以是多么幼稚。而若想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先将其层次降低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在这一代儿童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既幼稚又疯狂的想法，这么四年下来以后早已根深蒂固。再过二十年，它很可能就成为认真得具有致命性的“世界观”，而介入政治高层之决策。

战争是一场刺激万分、振奋人心的国家大戏，其所带来的消遣娱乐及情绪反应，无论就深度还是趣味性而言，都要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游戏更加引人入胜。而在1914年至1918年间，它正是这代德国学童每天的经验。这在日后演变成一种憧憬，而纳粹主义的吸引力、简单性，以及对幻想及行动狂热所产生的要求，也就来自这种憧憬。这种憧憬同时造成了纳粹主义的不宽容特性，以及它对国内政治立场不同者的残暴对待。其中的道理便是，凡不想跟着玩这场游戏的人根本不被当成“对手”看待，而是被视为不合群的扫兴者。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即演变成对邻国的好战态度。这是因为，那些国家已不再被视为邻居，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当成敌国看待。若不这么做的话，那场大戏根本就玩不起来。

许多事物都为后来的纳粹主义提供了助力，并协助其成形。但纳粹主义的根源并非来自“前线的经历”，而是出于德国学童的战争经验。整体而言，曾经上过战场的那一代人里面并没有太多真正的纳粹分子，今天他们反而是“爱发牢骚”和“爱挑剔”人士的主力。这是不难理解之事，因为曾经实地经历过战争的人，多半对它会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此难免会有例外出现：第一种例外是“永远的斗士”，也就是那些从战争的恐怖之中找到了自我的生活方式，而且能够乐此不疲的人。第二种例外则是“永远的失败者”，也就是那些以欢欣鼓舞之态度，亲身经历了战争恐怖毁灭的人。他们还想把它继续下去，以便向那让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进行报复。

戈林[6]很可能就是第一种人，而希特勒则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人。至于真正称得上是纳粹主义那一代的人，就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以一场“伟大游戏”的方式经历了世界大战，却全然没有受到战争现实的波及。

“全然没有受到波及？”也许有人会责难道，“那么他们至少总挨过饿吧？”此说固然正确无误，但是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饥饿可并没有怎么搅乱那场大戏，或许反而更有利其进行。食足饭饱的人，是比较不容易被梦想和幻觉所吸引的。无论如何，幻想并不会仅仅因为饥饿而破灭。换句话说，它只会慢慢被消化掉；而所留存下来的东西，甚至会演变成对营养不良的更大抵抗力。这或许就是那一代人比较能够令人同情的一面。

我们很早即已习惯用最少量的饮食来过日子。而大多数目前仍然在世的德国人，都曾经有过三次低于平均营养摄取标准的饮食：第一次是在打仗的时候，第二次是在高通货膨胀的时期，第三次就是现在——其口号是“要大炮，不要黄油”。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谓已接受过良好训练，所以不会过于苛求。

我非常怀疑一个论点，即德国人当初是因为饥饿而结束了大战。在1918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连续挨饿了三年。而1917年的饥饿程度甚至较191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个人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停战，不能归因于他们正在挨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场仗就军事观点而言早已打输了，而且根本已经不可救药。无论如何，德国人不大可能会因为饥饿而终结纳粹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眼中，“挨饿”简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最起码也并非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以自己天生的饮食欲为羞之民族。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纳粹不给百姓东西吃这个事实，甚至还间接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

纳粹公然诋毁那些开口“谩骂”的人，表示他们如此做的动机实乃出于自己得不到黄油和咖啡。今天的德国固然早已怨声载道，但人们的谩骂大多基于其他远较高尚的理由，而非因为饮食不良。假如他们仅仅因为饮食不良而开骂的话，只可能会羞愧欲绝。所以，与纳粹报刊所作报道完全相反的事实就是，德国人难得对食物的短缺发出抱怨。然而，每当纳粹报刊宣传真相的反面时，都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只要德国人不想被说成是因为卑下的进食欲而心生不满，那么他们就完全不敢再开口了。

如同前面所说，我认为，这就是当代德国人比较能够令人同情的一面。

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在为时四年的战争期间，我已经逐渐淡忘了什么叫作“和平”，对战前生活的回忆也不断褪色。我早就无法想象，没有战情快报的日子将是个什么模样。这样的生活恐怕会连一点刺激也没有。因为它还能带来什么呢？我们上学，学会怎样写字和算术，然后还要学习拉丁文和历史。我们跟朋友嬉戏，与父母一同外出散步，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内涵？

能够使生命充满紧张和刺激，让日子变得多姿多彩的，就是那些个别的军事行动：每逢有大规模攻势顺利推展，敌军被俘人员多达五位数，攻占了要塞并虏获“不可胜数之军用物资”的时候，那就好似过节一般。于是，有取之不尽的题材可供运用于幻想，生活之中也充满了亢奋，那就跟后来谈恋爱时的情况颇为类似。

可是，如果碰上了无聊的保卫战、“西线无战事”，或“已依预定计划实施战略转进”的时候，人生便弥漫着一片灰暗。同伴之间的战争游戏已经味同嚼蜡，学校的功课也变得加倍无趣。

每天我都步行前往距我们住处只有几个街角的派出所。那边有块黑板张贴出战情快报，比报纸刊出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小时。那是一张有时长一点，有时短一点的狭长白色纸条，上面印满了飞舞的花体大写字母——它们显然都出自同一架已经严重耗损的复制设备。我必须稍稍踮起脚尖、头部向后仰起，才有办法把它们完全看清楚。我每天都很有耐心地这么做，心中满怀着热忱。

前面曾经提到过，我对和平已经缺乏正确的概念，却对“最后胜利”仍持有自己的看法——“最后胜利”便是战情快报所列出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利，有朝一日合并计算以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总账。当时，它在我身上产生的意义，大致可以拿来与“最后审判”及“死者复生”之于虔诚的基督徒，或“弥赛亚降临”之于虔诚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它将是所有胜利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升华，以致让俘虏的人数、所征服的土地及缴获的物资完全相形失色。随之而来的发展就令人难以再想象下去了。我既渴望又胆战心惊地期待“最后胜利”的来临。它迟早总会出现，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唯一令人存疑的，就是其后的生活还能够产生什么意义？

纵使在1918年7月至10月那段期间，我依旧盼望“最后胜利”的出现。尽管我不会笨到看不出来，战情快报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我的期待早就完全违反了理性。可是不管怎么说，俄国不是已经被击败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拥有乌克兰，而那里可以提供获胜所需的任何物资吗？“我们”不是依然深处法国境内吗？

虽然我无法假装看不见，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随着星移斗转而对战争产生了与我不同的看法。可是，我的看法其实原本就是大家共同的观点，而且正因为它曾经是公论，后来才会变成我个人的看法！但最令人火冒三丈的，就是每个人似乎都在这个节骨眼对战争失去了兴趣。然而，现在正是人人都应该多加把劲的关头，好让战情快报从令人意兴阑珊的“挺进之尝试已告落空”或“已按预定计划后撤至防御阵地”，再度扭转成让人心大振的“向前突破之纵深长达三十公里”，“已粉碎敌之防线”，或“俘虏敌军三万人”！

我在商店门口排队购买人造蜂蜜或脱脂牛奶的时候（家母和我们的女仆已经无法再独立应付，所以有时我也必须帮忙排队），老是听见妇女们不断发出怒骂声和乱讲一些没有常识的丑恶字眼。通常我不会听完以后就把它当作耳边风：我会一无所惧，提高自己依然尖锐的童稚嗓音，针对“坚持到底”的必要性发表意见。那些妇女大多先大笑几声，然后愣在那里，有时更会失去自信而变得哑口无言。我就在胜利之中浑然忘我，手中摇晃着四分之一公升的牛奶离开那个辩论场……可是，战情快报并未因此而变得比较好看。

从10月开始，革命的脚步已日益迫近。它成形的过程与大战非常类似，先是到处突然充斥着新字眼与新概念，然后几乎和那场战争同样来临得出人意料。不过，二者之间的相似处也就到此为止。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它至少是一个完整的事件，而且曾经进展得相当顺利，在当时看来，它甚至还称得上是成功的。可是那场革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它对后来德国整体历史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意义。战争爆发以后固然出现了可怕的不幸事故，可是每个人的记忆之中都曾经有过欢欣鼓舞的日子，生命也一度变得意气风发。相形之下，1918年的革命虽然最终带来了和平与自由，实际上却几乎让全体德国人都只留下了一片灰暗的回忆。

大战爆发于阳光普照的绚丽夏日，革命却发生在湿冷的11月浓雾之中，光是这个差别即足以成为革命的致命伤。此说听起来固然可笑，不过却是事实。那些共和党人后来也会作此感想，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让别人把自己和11月9日联想到一起，更从未公开庆祝过这个日子。那些纳粹党人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用11月18日来掩饰8月14日[7]。

11月18日：虽然战争结束了，妇女重获自己的丈夫，男人重获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个日期却非常讽刺地并未造成举国欢腾。伴随它而来的反而是恼怒、战败、恐惧、没头没脑的射击事件和混乱，甚至连天气都糟透了。

我个人则对革命本身并无太多认知。各家报纸突然在星期六宣布：德皇已经退位[8]。这不禁令我深感讶异，因为那则报道非常简短，报纸上面居然只有大标题而已。可是，我在战争全期所见过的任何报道都比它要来得长。其实，当我们阅读报纸的时候，德皇根本还没有退位。只不过，他很快便补上了这个动作，此段插曲也就不再具有太多实质的意义。

比“皇上退位”这个大标题还要来得耸动的事件，就是《每日广讯报》忽然在星期天更名为《红旗报》——某些革命派的印刷厂工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该报的内容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过了几天以后它再度被正名为《每日广讯报》。这小小的一步不可不谓是整个1918年革命期间比较让人产生好感的部分。

接踵而来的是星期天首度传出了枪声。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可从来就没有听过有人开枪，可是现在当战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却开始在柏林放枪。我们站在家中后侧的一个房间里面，一打开窗户就听得见声音不大但清晰可辨的机关枪哒哒的射击声。我心中开始变得惴惴不安，这时有人向我们解释重机枪与轻机枪发出的声响有何区别。我们开始揣测，到底是怎么样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枪声来自皇宫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首都卫戍部队正在进行反击？是不是革命很快就会被敉平呢？

我对此满怀着希望，而且从本书迄今所叙述的一切即不难看出，我全心全意反对革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然而，第二天我就已经失望了——原来那是一场不同革命派系之间的失控射击事件，原因就只是其中的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有权占据皇家马厩罢了。抵抗的迹象完全付诸阙如，显然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

那么现在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至少会像过节一样闹哄哄，什么事情都乱七八糟，而且到处都在偷鸡摸狗，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却并不是这个样子。学校里面最令人畏惧的老师——他是一个易怒成性，眼睛骨碌碌转来转去的暴君——反而在那个星期一公开宣布：“这里”，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面，可没有发生任何革命，这里还是照样维持正常的秩序。为了强调此点，他还将一些在下课之后把“革命游戏”玩过头的同学按到凳子上，用教鞭好好抽打一番来杀鸡儆猴。我们这些目睹过“行刑”过程的人，心头都浮现一片乌云，觉得那是大事不妙的前兆。如果连小孩子都在革命爆发两天以后，就因为玩“革命游戏”而在学校惨遭毒打，那么革命好像真的是有些不对劲。这样的革命绝不会有前途，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那时，停战的时刻尚未到来，但无论是我还是别人的心中都十分清楚，革命实际上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且显然不会有“最后胜利”出现。本来大家只需要再多加把劲就成了，可是不知何故却没有人这么做。这种没有“最后胜利”的终战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对此可完全没有概念。我必须先要看见报道以后才有办法想象出来。

战事进行于遥远法国的不知名角落，发生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只有战情快报才会从那边传回来，那就仿佛彼岸带给我们的讯息一般。正因为如此，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也就不具有确切的真实感。我周遭可以用感官来认知的环境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每个事件纯粹发生于伟大战争游戏的梦幻世界之中，四年以来，我就生活在其中……但不可讳言的是，相较于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对我产生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11月9日及10日两天仍然有战情快报出现，它们的语气也和往常一样：“敌军企图突破之行动已遭击退”，“我军于奋勇还击后返回预先备妥之阵地……”。到了11月11日，当我和往常一样按时抵达的时候，派出所的黑板上面已经没有了战情快报。它只是黑漆漆地空出一大块，我在惊恐之余心中想着：如果我连续几年下来每天汲取精神食粮和幻想素材的地方，永远只剩下一块空空如也的黑板的话，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这时我继续向前步行，寻找不可能不出现的战况报道。既然战争已成过去（这是每个人都不难想象出来的事情），那么它至少总该有个结束的时刻吧？这就好像比赛终场时有裁判鸣哨收兵一样，至少也值得说明一下。再过几条街还有另一个派出所，说不定那边就会有快报出现。

那里同样没有张贴出任何文字，看来警方也已被革命感染，而且旧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我还是不死心，于是冒着11月的蒙蒙细雨沿着大街小巷继续走下去，一心只想找到任何有关的讯息。结果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不知怎地，我在一家贩卖报纸的小店铺橱窗前面发现了一小群人。我小心翼翼地挤了进去，终于读到其他人正在默默阅读，而且让他们觉得大不以为然的东西。那里张贴出一份号外，上面的大标题写着：“停战协议业已签署”，其下还列出了各个条件。那是一份长长的清单，读着读着，我不觉目瞪口呆起来。

我该拿什么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呢？那是一个十一岁男童，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完全破灭以后的感受。事后回想起来，在正常的现实生活里面，很难找得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某些犹如梦境般的灾难事件也唯有在梦幻世界之中才可能发生。假设有个人多年以来向银行账户存入了大笔金钱，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向银行索取收支明细表，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巨额存款，反而还积欠了一身的债，那么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会类似我当时的感受。然而，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梦境之中。

号外上面列出那些条件的时候，已经见不着最后几份陆军战情快报当中的委婉表达方式。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对战败者迎面而来的冷酷语言。其冷酷无情的程度，就好像军方报道向来只描述敌军的败绩一般。“我们”居然也会有战败的时候，尤其这竟然不是偶发事件，反而是一场接着一场大胜之后的最终结果。这已经完全超出我所能理解的范围。

我把那些停战条件读了一遍又一遍，把头向后仰得高高的，就和四年以来阅读战情快报时的姿势没有两样。最后我离开人群走了出去，完全不晓得自己正迈向何方。我寻觅报道而来到的处所，已经够让我觉得陌生了。现在我走到了更加不熟悉的地方，那里的街道没有一条是我曾经见过的。这时又飘下了11月的雨水。

正如同那些陌生的街道，整个世界也让我觉得陌生和毛骨悚然起来。显然那场大戏除了我晓得的引人入胜之规则以外，还另外有我未曾注意到的秘密规则。这里面毫无疑问一定存在着很不对劲的地方。如果世事发生得如此阴险诡谲，如果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最后会导致战败，而真正的游戏规则却无法事先公布，非要等到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以后才会被披露出来，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和信赖心呢？我仿佛看见了万丈深渊，我的内心对生命出现了恐惧。

我无法相信，德国的战败为任何人带来的沉重震撼，能够超过那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当时他正踽踽独行于既陌生又潮湿的街道上，不知自己正步向何方。他更没有注意到，11月的斜风细雨已经让他全身上下都逐渐湿透了。

我尤其无法相信，那个名叫希特勒的一等兵心中之痛楚会比我还要来得严重。他大约在同一个小时里面，于帕瑟瓦克野战医院听见德国战败的消息[9]。不过，他的反应比我要激烈许多——他在书中写道：“我的眼前又变成一片漆黑，只得以手摸索，踉踉跄跄走回寝室。然后我扑倒于自己的卧铺之上，把刺痛不已的头部埋藏在毯子和枕头底下。”接着，他就下定决心要当政治人物。

很奇怪的是，他的反应比我还要来得稚气和顽固，而且不光是表面上如此而已。如果比较一下希特勒和我经历相同的痛楚之后所出现的内心反应——前者表现出的是愤怒、硬拗和决心从政，后者则怀疑游戏规则的有效性。经过这番比较之后，我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我这个十一岁少年表现得比那个二十九岁男子可要成熟多了。

无论如何，从那一刻开始即已无可置疑，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希特勒政权抱持友好的态度。

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我暂时无缘与希特勒的帝国产生任何瓜葛，所面对的仍然是1918年的革命，以及一个德意志共和国。

革命对我本人及我的同辈所产生之影响，刚好与世界大战相反：战争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现实人生（即日常生活），只是让它继续无聊下去，却为我们的幻想提供了极为丰富且用之不竭的素材。革命则为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事物。那些新事物虽然既多姿多彩又刺激万分——我马上就会加以叙述——但它们未给幻想留下任何发挥的余地。

革命与战争不同，它并非一个简单明了的实体，所以无法让人很快整理出头绪来。与之有关的各种危机、罢工、射击事件、政变及游行队伍，每每都显得矛盾多端和杂乱无章，从来就没有人真正明白它们究竟所为何来。它们不会令人心振奋，甚至根本无法让人理解。

1918年的革命并非出于预谋，同时也缺乏行动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它是军事崩溃时形成的副产品，几乎完全没有领导。而人民——正是人民——感觉自己受到军方及政治领袖欺骗，于是把他们吓跑。这真的只能叫作“吓跑”而非“赶走”。因为，当具有威胁性的吓人姿态出现之后，从德皇以降的各方神圣立即自行逃逸得无影无踪。这大致与随后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情形颇为类似：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也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德国从右派直到左派的政治人物显然都没有学会“失败的艺术”。

权力就躺在街头，但接掌权力的人士里面，真正的革命者少之又少。事后回顾起来，即使那些革命者也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不晓得该如何把事情贯彻到底。革命爆发半年以后，他们几乎全都变成了丧家之犬。这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不佳而已，实际上多少也必须怪罪他们自己才具不足。

那些新当权派多半是一些处境尴尬的冬烘先生。他们多年下来早已养成担任忠诚反对党的习惯，而突如其来落入手中的权力反而变成极大的负担。他们只是诚惶诚恐，耐心等待好时机出现，以便尽快把权力脱手。除此之外，他们当中还有为数甚多的破坏者。那些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来阻挠，也就是说，要背叛革命。例如那位令人憎恶的诺斯克[10]，后来即成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现在一出大戏即将上演：真正的革命派发动了许多次组织不良且外行的政变。那些破坏者则按照预定计划推动反革命，而一些所谓的“义勇军”后来伪装成政府部队，在短短数月之内即以血腥手段镇压了革命。

在这一整出戏码里面，即使不吹毛求疵也找不出足以令人鼓舞之处。我们这些有产家庭的年幼子弟，刚刚才被硬生生从长达四年的爱国战争幻梦之中扯了出来，当然更只可能“反对”赤色革命：反对李卜克内西[11]、罗莎·卢森堡[12]及其“斯巴达克斯同盟”[13]。我们只是隐约晓得，他们想“夺走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家长因为有钱，很可能会遭其杀害。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想引进“俄国的那一套”。我们不论自己愿不愿意，只得“支持”埃伯特[14]、诺斯克及“义勇军”。只可惜，我们心中对这些人物同样无法产生热情。他们演出的大戏摆明就是要让人倒尽胃口，其所沾染的背叛气息是如此浓烈，就连一个十岁小孩的鼻孔都钻得进去。

我想在此再度强调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儿童对政治的反应绝对是值得注意的——“连每个小孩子都晓得的事情”，这通常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第五元素”，也就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怎么样都让人感觉不对劲的，就是那些好勇斗狠的“义勇军”。虽然我们或许并不反对他们把兴登堡或德皇重新请回来，但他们竟一再强调自己乃是为“政府”，也就是为埃伯特和诺斯克而战；而那两个人显然是自己志业的背叛者，并且长得就是那副德行。

除此之外，虽然事情发生得近在我们身边，却比过去出现于遥远法国的事物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从前的军方快报至少每天都会把战况列举出来，现在我们有时天天听见枪声，可是往往无从得知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时电力供应中断了，有时电车不开了。可是事态一直混沌不清，究竟那些人是为了表示支持“斯巴达克斯”党人还是支持政府，才会把汽油烧了，让大家只能步行？有人把传单塞进我们手中，要不然就是看见海报上面的斗大标题：“清算的时刻即将来临！”

我们必须把那些充满谩骂、攻讦对象不明的长篇大论从头到尾读过一遍，才有办法弄清楚，被指责的人究竟是那些“叛徒”“工人的谋杀者”，还是“丧尽天良的蛊惑百姓者”——此即分别为埃伯特、沙伊德曼[15]，或李卜克内西、艾希霍恩[16]之流的人物。

游行的队伍日日可见。当时的示威者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吼出口号以后，众人即齐声高呼“万岁！”或“打倒！”。站在远处的人只听得见成千上万张嘴巴一起喊出的“万岁！”或“打倒！”，却无法辨认“独唱者”所讲出的关键词眼。结果，局外人依然听得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为何来。

事情就这么断断续续进行了大半年之久，早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逐渐退潮。其实，革命的命运早在12月24日即已大致底定，只不过当时我们还不晓得而已。那天，工人和水手在皇宫前方爆发的街头混战中获胜以后，便纷纷作鸟兽散返家欢度圣诞佳节。

他们虽然在假日结束以后重新摆出战阵，可是此时政府已经调集了充足的“义勇军”人马。柏林连续十四天没有了报纸，有的只是或近或远的枪声——还有谣言。政府获胜之后，报纸也跟着重新出刊，过了一天又传出一则消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已经死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的[17]。据我所知，这就是“于逃逸时遭到击毙”一词的滥觞。从此以后，它便成为莱茵河以东地区对付政敌的惯用行为模式[18]。当时人们对之仍未习以为常，以致还有不少人真正相信其字面上的含义。好一个文明的时代！

革命形势虽已急转直下，但一切可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反之，最激烈的街头战斗要等到3月才在柏林展开（在慕尼黑则为4月）。换句话说，那时实际上已经到了为革命安排葬礼的阶段。

柏林的战斗是因为“人民海军师”——也就是原来的革命部队——被诺斯克在简单仪式中正式宣布解散之后而爆发的。他们可不想被解散，于是采取了抗争行动。柏林东北城区的工人也群起响应，那些受到“蛊惑”的群众于是连续鏖战了八天八夜。可是，他们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府竟然会率领敌方人马前来迎击，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毫无指望且激烈万分的困兽之斗。

战斗的结局早已不言自明，而胜利者更于事后进行可怕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19年初——左派的革命斗争一直徒劳无功，而未来的“纳粹革命”却已经巍然挺立，只不过还差个希特勒而已。埃伯特和诺斯克所借以自保的那些“义勇军”，就其成员的本质，尤其就其观点、举止及战斗方式而言，根本就是日后纳粹“冲锋队”的翻版。他们早已发明了“于逃逸时遭到击毙”这个做法，如今更在“拷问”这门科学上日益精进。同时，他们已经培养出一种大手笔的作风，那就是懒得多问，便不分青红皂白把比较不重要的敌人在墙前一字排开枪毙。这已经是1934年6月30日的前奏曲[19]，只不过他们的实务还缺乏理论根据，尚有待希特勒来加以补足。

7　内战的“战火洗礼”

几经思考以后我只能表示，就连“希特勒青年团”的雏形在当时都已经出现了。例如，我们曾经在自己的班级组成了一个名叫“老普鲁士赛跑同盟”的俱乐部，其座右铭是：“反对‘斯巴达克斯’，要体育和政治！”此处所谓的“政治”，指的就是不时在上学途中，把一些自称支持革命的倒霉鬼痛殴一顿。

除此之外的主要活动则为体育：我们利用校园或公共设施举办赛跑活动，同时心中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这样子便可以证明自己反对“斯巴达克斯”。我们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爱国活动，因为我们是“为祖国而跑”。这与日后的“希特勒青年团”又能够有多少差别呢？所不同的仍然只是缺少了后来添加进来的希特勒个人倾向，例如反犹太主义。

犹太裔的同学跑起步来，就跟我们其他人同样“反斯巴达克斯”、同样地爱国。有一位犹太人甚至还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我敢对天发誓，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勾当。

1919年3月巷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场地全部变成了战场，“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于是不得不暂时中断活动。我们所在的市区刚好是街头战斗的中心地带。我们的中学成为政府军的前进指挥总部，隔壁的国民小学（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则变成了“红军”的据点。两栋建筑物之间的争夺战就持续进行了许多天之久。我们的校长因为待在宿舍里面，结果被乱枪射死。等到我们重新看见那间屋子的时候，发现它的正面已被子弹打得到处都是坑坑洞洞。我们又可以上学以后，我的课桌下面好几个星期都还有一大摊始终清除不掉的血迹。[20]

我们多出了额外的假期，便这样一周接着一周继续放假下去。我们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获得了“战火的洗礼”：我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从家中溜到各个战斗现场，以便“看见一点东西”。能够看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就连街头战斗都已经呈现出“现代战场的空旷性”。但是，我们能够听见的东西却相当多：机关枪、野战炮和狙击手的射击声，很快就让我们习以为常，有时连掷弹筒和重炮也夹进来凑热闹，那可就更加刺激万分了。

钻进被封锁的街道，已经变成一种运动：我们偷偷溜进房舍、庭院和地窖，然后突然出现在封锁部队的后方，遥遥站在“止步！凡继续前进者格杀勿论”那块牌子的背后。我们可没有被枪毙，因为根本就没人想要理我们。

那些路障通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正常的街头生活往往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与战斗行动搅和在一起。我还记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星期日（这也是那年刚出现的少数温暖星期日之一），一群又一群的漫步者正沿着一条大街徜徉。四下洋溢着和平的气息，连枪声都已不复可闻。可是就在一瞬之间，所有的路人皆往街道左右两侧闪开，躲进了屋内。

原来，有几辆装甲车轰轰隆隆疾驰而来。人们只听得见户外恐怖的近距离爆炸声，机关枪也蓦然从沉睡中惊醒，仿佛地狱般的情景就如此进行了五分钟之久。然后，装甲车又轰轰隆隆驶离，机关枪的射击声也随之沉寂下来。我们几个小孩子首先鼓起勇气，从门廊钻了出去，只见到处是一片奇特的景象。整条马路已经空无一人，取而代之的是每栋房子前面大堆小堆的碎玻璃——玻璃窗可承受不了近距离射击时所产生的震动。其他吓破胆的行人眼见已经没有风吹草动，也就一个个从门廊里面冒了出来。几分钟以后，大街上又充满了春日外出漫游的人群，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诡异，而且从未有人对细节作过解释。比方说吧，我始终搞不清楚那次的射击事件究竟是冲着什么来的。报纸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陈述。我们反而从报上获悉另外一个消息：就在那个星期日，当我们还在春日蔚蓝的晴空之下漫步时，几公里以外的利希滕贝格却有人把几百名（或上千名？统计数字的出入很大）被俘虏的工人驱赶到一起，然后用一阵扫射加以“扳倒”。那个消息让我们深感惊吓，这比起几年前发生于遥远法国的事件要来得更接近、更真实多了。

那个事件从此不了了之，再加上我们当中没有人认得任何死者，而报纸在随后几天所报道的都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我们心中的恐惧也就被淡忘。大家继续生活下去，时光也不断向后推移，进入了炎炎夏日。学校不知在什么时候恢复了上课，“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也重新开始继续进行其极为有益的爱国活动。

8　卡普政变

那个共和国借助一种相当罕见的方式来自保。基于一个事实，我们只能说它“罕见”，因为至迟从1919年初开始，它就只能靠敌人来保卫自己。当时，所有的革命军事组织均告溃败，其领袖已经死亡，其成员已严重折损，只剩下“义勇军”还持有武器。那些“义勇军”实际上早就是非常优秀的“纳粹党人”，只不过这个名称尚未出现而已。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积弱不振的主子推翻，并在当时就建立“第三帝国”呢？想这么做可一点也不困难。

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辜负了那么多人的期望？而且，那许多人并不只局限于我们这些“老普鲁士赛跑同盟”的成员而已。

这很可能出于一个非理性的因素。同样的非理性因素后来也曾在纳粹执政之初令许多人大失所望——他们曾误以为“国防军”[21]有朝一日会挺身而出，终结希特勒对其理想及目标所带来的可怕耻辱——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德国军人缺乏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

坚持信念的勇气，此即勇于自己作出决定、自己敢做敢当的态度。这在德国本来就是相当罕见的情操，像俾斯麦即曾于其一句名言中对此作出描述[22]。而当一个德国人穿上军装以后，这种情操就更加荡然无存了。德国的士兵和军官在战场上都勇不可当，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纵使政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平民同胞开枪，他们几乎也永远会服从这样的命令。但如果要他们起而反抗当局，那么他们就胆怯得跟兔子一样。反抗的念头才刚刚冒出来，他们就会像着魔似的，眼前立刻浮现一个枪决行刑队的恐怖景象。仅此一端即足以使他们思之而却步。他们当然并不怕死，可是他们害怕这样一种特定的死亡方式，而且“怕得要死”。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军方永远不可能抗命或发动政变——无论谁来当政皆是如此。

虽然曾经出现过唯一的一次例外，不过那个反证实际上却证明了我的论点。那就是1920年3月，由一群反对共和的政治门外汉所发动的“卡普政变”[23]。虽然政变者已经争取到共和国一部分军方领导人的全心认同，而且剩余的军头也已心猿意马站到他们那一边；虽然行政当局立即显露出自己的软弱，完全不敢独立采取抵抗行动；虽然有诸如鲁登道夫[24]之辈具有军事号召力的人物与之沆瀣一气，最后却只有一小支部队，也就是所谓的“埃尔哈特旅”参与了实际行动。结果，其他的“义勇军”单位还是全部“效忠于政府”，最后这场右派的政变尝试更因为左派的抗拒行动而告落幕。

这一幕闹剧仅需用几句话就可以交代过去：当“埃尔哈特旅”在一个星期六早上行军通过“勃兰登堡城门”之际，政府当局立刻呼吁工人进行总罢工，然后急忙潜逃至安全处所。政变的领导人卡普，则在黑白红三色旗之下[25]宣布成立“国民共和国”。工人于是发动总罢工，军队也继续“效忠于政府”，新政权诸事不遂，以致卡普政府于五日后即黯然下台。

旧政府重新登场以后，立即要求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但工人们现在开始索取自己的报酬：至少某些已经丑态毕露的部长必须走人，尤其是那位恶名昭彰的诺斯克。结果，政府又把那些“忠心耿耿”的部队调回来镇压工人，工人们于是再度浴血抗争。抗争最激烈的地区在德国西部，而那里所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

许多年以后，有一位躬逢其盛的前“义勇军”人士向我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当他提到那几百名或死于战斗，或“于逃逸时遭到击毙”的牺牲者时，语气中隐然蕴涵着某种宽厚的同情之意。“那些人是青年工人的精英”，这是他在沉思和感伤之余，多次加以重复的话语。这显然就是那些事件在他脑海中遗留下来牢不可破的印象。

他在赞叹之余继续说道：“那些小伙子当中的某些人实在是非常勇猛。这跟1919年的慕尼黑完全是两码子事：那边的家伙只不过是一群贼鬼、犹太人和游手好闲者，我对他们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但1920年我在鲁尔地区所面对的，却是真正的青年工人精英，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下场着实令我感伤。可惜他们是如此冥顽不灵，所以我们除了把他们枪毙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我们本来想放他们一马，在侦讯时刻意问道：‘看来你们只不过是受到了误导而已，对不对？’谁知他们却怒吼道：‘不对！’然后高声喊出打倒‘工人的谋杀者’和‘人民的叛徒’等口号。这么一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救得了他们了。我们必须把他们悉数枪决，而且每次都是一大批人同时执行。我们的指挥官在当晚向大家表示，他的心情从来就没有如此沉痛过。是啊！1920年在鲁尔地区战死的那些人，就是青年工人当中的精英。”

当那些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对它们仍一无所知。它们发生于遥远的鲁尔地区，柏林的事态则并没有如此扣人心弦，不但未曾流血，甚至还进行得相当文明。与1919年的诸多狂野射击事件比较起来，1920年3月反而沉寂得令人不寒而栗。正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且生活中的一切均陷入了停顿，那才是最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之处。这真是一场怪异的革命！我可以把它概述如下：

在一个星期六，事件爆发了。当天中午，面包店里面的人群已经彼此交头接耳谈道：“现在皇上就要回来了。”当天下午，学校也停课了。当时，我们经常在下午上课，那是因为燃煤供应不足使得一半的学校被迫关闭，以致每两所学校必须共享一座校舍，分批在上午或下午上课。那天停课的时候风和日丽，我们便在校园内玩“红派和国民派”的游戏。只可惜没有人想当“红派”，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愉快，不过偶尔有点不敢相信那个事件会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我们完全不晓得任何有关的细节。

有关的细节一直无从获悉，因为傍晚以后报纸已停止出刊。电力供应随即亦告中断，第二天清晨更首度停水。邮局已经停止递送邮件，各种交通工具不再行驶，所有的商店皆关门大吉。一言以蔽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那一区的某些街角还存有几口古时候遗留下来的水井，它们与自来水厂没有任何瓜葛，于是水井的辉煌时代蓦然重返：几百个人就在其前大排长龙，手中持着水壶和水桶等待取水，还有几个年轻的彪形大汉在井边操作唧筒。拿到水的人就提着装得满满的水桶，一边在街头缓步而行，一边小心翼翼保持平衡，免得把那个珍贵的液体泼洒出去。

除此之外便如前面所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事情发生得比“什么都没有发生”还要来得少。以往纵使在最寻常不过的日子里面，多少总还会有事情发生，可是这回真的是一切都完全陷入停顿，没有射击事件，没有游行队伍，没有群众聚会，也没有街头讨论。那名副其实只能叫作“没事”。

到了星期一，学校继续停课。校园内仍然充斥着沾沾自喜的满足感。只不过，因为一切都进展得那么奇特，所以满足感之中也夹杂着轻微的焦虑。我们的体育老师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所有的老师都有“国家主义色彩”，只是没有任何人比得上那位体育老师），虽然他曾经一再信心满满地宣称：“我们可以立刻觉察出来，有一只黑手在暗中操盘。”事实上，我们却无法觉察出任何事情；而体育老师会作此表示的原因，也正在于他想借此来掩饰自己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窘境。

我们离开校园，朝着“菩提树下大街”走去。我们的心中隐然觉得，碰上重大爱国事件时就必须前往“菩提树下大街”。更何况，我们希望能够在那边看见或亲身经历一些事情。可是，那边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见或亲身经历一下。只有几名闷得发慌的军人，站在毫无必要搭建起来的机枪掩体后面。根本就没有人过来攻击他们，一切都具有一种星期日、沉睡及宁静兼而有之的独特风味。这就是总罢工的结果。

接着而来的那几天，更只能用“无聊”两个字来形容。井边排队取水的动作，起初还可以因为新鲜感而产生某种吸引力，但很快也就变得令人厌烦。其情况就和厕所无法使用、完全没有新消息及邮件、很难买到食物、晚上漆黑一片、永远过不完的星期日等如出一辙。此外，更缺乏足以让国家意识亢奋的事件来平衡一下。街上没有军人列队行进，也没有人公开宣读“致我国民书”，根本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即使当时已经有了收音机，事态依旧如此！只有唯一的一次在墙壁上面出现了涂写的大字：“外国将不采取干预行动”。所以，看来连外国都已经不知去向了！

接着，有一天突然传出消息：卡普已经下台。虽然那则消息还是来得没头没脑，但从隔日开始，街头又出现此起彼落的枪声，这就足以让人晓得旧政府又回来报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自来水再度呼噜呼噜流了出来。然后，学校恢复上课，每个人似乎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最后，居然连报纸也重新出刊了。

一般而言，“卡普政变”结束以后，政治已经让我们这些青少年觉得索然乏味。无论是什么党派的人士现在都同样丢尽了颜面，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事物早就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老普鲁士赛跑同盟”已经自行解散。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转而朝向其他方面寻找乐趣，比方说有人集邮，有人弹钢琴，也有人玩戏剧。只有极少数人还沉迷于政治，而且我首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继续搞政治的人多半是一些愚蠢、粗暴和惹人讨厌的家伙。现在他们就加入一些“正确”的社团，其中包括了“德意志国家青年联合会”或“俾斯麦同盟”（当时还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很快就有人在校园内炫耀用来打人的铜制指环、橡胶棍，甚至祭出了钢制的“杀人棒”。他们吹嘘自己在夜晚进行的张贴海报或撕毁敌方海报的危险行动。他们开始使用特别的行话，借以表明自己的不同身份，并开始对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展现不友善的态度。

“卡普政变”结束没有多久的某天，当我们上一堂很无趣的课程时，我看见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在笔记簿上画出奇怪的符号，而且画来画去都是同样的东西：先是简单几笔线条，然后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流畅方式形成对称的小格子状装饰图案。我忍不住也跟着画了起来。

“这是什么？”我压低声音问他——即使再无聊，我们到底还是正在上课。

“反犹太标志。”他像发电报似的轻声简短作答，“埃尔哈特部队的钢盔上面就有这个记号，人人都应该晓得，它的意思是：‘犹太人滚出去’！”然后，他又继续随兴胡乱涂鸦。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卐字徽标志。它是“卡普政变”遗留下来的唯一事物。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它会出现得更为频繁。

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要等到过了两年以后，政治才一下子又变得有趣起来。这不得不归功于一个人物的出现：瓦尔特·拉特瑙[26]。

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德意志共和时代，从来就没有其他政治人物能够如此激发出群众及年轻人的幻想。施特雷泽曼[27]及布吕宁[28]二人任职的时间虽然比较长，而且曾经借助自己的施政，对两段短暂的历史插曲产生过若干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从未具备如此的个人魅力。顶多只有希特勒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拉特瑙相提并论，不过，我们也必须对此作出限制。这是因为，长久下来以后，希特勒身上已经出现了太多的蓄意宣传，以致今天几已无法在真正的个人魅力和骗人把戏之间作出区分来。

拉特瑙时代还没有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他从未有目的地把自己变成万众瞩目的焦点。就公共领域之内出现“伟人”时的神秘过程而言，他是我所见过最强而有力的例证：他能够蓦然四下穿墙越壁与群众进行接触。人们能够普遍感受到他的存在，迫不及待想倾听他的声音，而本来让人意兴阑珊的事物可以突然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人们觉得“非他不可”，因而旗帜鲜明地采取狂热立场。各种传言乃应运而生，个人崇拜也于焉形成，于是出现了爱慕，也出现了恨意。这一切都是不自主的反应，而且出现得不可避免，甚至几乎进行于无意识之中。那就好像磁石对一堆铁屑所产生的作用，是同样的非理性，同样地令人无法摆脱，同样地难以解释。

拉特瑙先是出任重建部长，而后担任外交部长。接着，人们在倏忽之间发现，国家终于又有了政策。当他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人们也首度感觉到，终于有人能够出面代表德国。他与卢舍尔[29]签订《实物交付协定》，并与齐采林[30]签订《德苏友好条约》。虽然此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出“实物交付”的具体含义，而对俄条约之中又充满了只有少数人才看得懂的外交辞令，人们却在食品店和书报摊针对二者进行激烈辩论。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则彼此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人认为那些条约是“天才的杰作”，可是也有人将之斥为“犹太人背叛民族的行径”。

不过，能够引人注意的不光是政治而已。报纸上面刊出的相片看得见拉特瑙的脸孔，也看得见其他政治人物的脸孔。可是，其他人很快就会被遗忘，唯独他的长相让人一直萦绕于心。人们所看见的是他充满机智与忧伤的深色眼睛。大家阅读他的演讲词，从其言外之意感受到一种明确的语调，其中同时包含了控诉、要求与承诺——那是一种先知的语调。许多人把他的著作拿来参考（我也这么做了），然后再度深深感受到一种动人的要求，那是强制与说服、要求与招徕兼而有之的倾诉。这同时也就是其高度魅力之所在。那些书籍既以理服人，同时又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既使人梦幻破灭，同时又振奋人心；既令人产生怀疑，同时又令人信心坚定。最强而有力的语言就从书中含蓄、轻柔的语调之中传达了出来。

奇怪的是，关于拉特瑙的大部头传记却迟迟未曾出现，这绝非其所应受的待遇。他毫无疑问可名列本世纪最伟大的五六位人物之林。他是贵族出身的革命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经济规划者，是身为犹太人的德意志爱国者，是身为德意志爱国者的自由主义世界公民。身为自由主义派的世界公民，他同时又是“新千年至福说”的信奉者及法律的忠实仆人——他唯有在这一点才真正称得上是犹太人。他拥有高深的学问，所以有资格谈论教育。他极为宽裕，所以有资格谈论财富。他是一位国际人，所以才能够卓然于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假若他不是1922年时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话，大可成为1800年时的德国哲学家、1850年时的国际金融巨子、一位伟大的犹太教士或修道的隐士。各种互不兼容的特质以一种既危险又有些令人畏惧的方式，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而且这唯有在他那个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这个由许多不同的文化、思潮在他身上交织而成的综合体，并未演成一种思想潮流或行为模式，而是构成了一个具体的人物。

一位群众领袖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来。而很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正为：就是如此。我在这里提到的“群众”，指的并非“无产阶级”，而是一个无以名之的群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的高低如何，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都会是它的成员。

群众只会对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产生特别强烈的反应。合乎常轨的人如果够能干的话，或许能够广得民心。可是，唯有异乎寻常的人物才有可能被绝对地爱慕或绝对地仇视，被奉为神明或斥为恶魔。这样的人物远非群众所能企及，他只会比群众高尚许多或卑劣许多。这是我从自己的德国经验之中所获得的认知。

拉特瑙与希特勒便分别位于此现象的两个顶端，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前者所凭借的是令人仰之弥高的文化素养，后者所凭借的则是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二人分别来自一个凡人难以到达的领域，也就仿佛是来自“彼岸”一般。前者来自深邃的精神领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欧亚两大洲于一身。后者则来自一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所组合而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蹿升。这两号人物就从自己的“彼岸”散发出真正的魔力，他们的政策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我们很难想象，假使拉特瑙享有足够时间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他将会把德国和欧洲带往何方？如同众人所晓得的，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因为他上任半年以后即遇刺身亡。

前面曾经提到过，拉特瑙已经激起了真正的爱慕与真正的恨意。其中的恨意非常狂野和非理性，那是一种已经无以言喻的原始仇恨。继他之后也唯有希特勒曾经如此被别人深恶痛绝过。但可以理解的是，仇视拉特瑙的人和仇视希特勒的人，正与他们所仇视的对象一样，彼此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那头猪必须被宰掉”，这是仇视拉特瑙的人早就讲过的话。可是，当某一天的日报简明扼要刊出了“拉特瑙部长已遭谋害”之标题，而且未作更进一步报道的时候，人们还是深受震撼，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好像已经塌陷一般。而当人们后来读到，暗杀行动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发生得简直就像是理所当然一般，那种惊吓的感觉就变得愈发强烈。

拉特瑙每天早上都在固定的时刻离开位于格鲁内瓦尔德的寓所，驱车前往“威廉大街”上班。某天早晨，另一辆汽车在幽静的“别墅街”窥伺，一等到这位部长的座车抵达此地便尾随在后，然后趁机超前。车上的三名年轻乘客利用超车的机会，同时以左轮手枪在近距离内朝着他的头部和胸部射击。接着，他们立刻加大马力全速驶离（今天甚至还在事发地点为那几个人竖立了一块纪念碑）。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件事原来就和“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柏林格鲁内瓦尔德，而非远在南美洲的加拉加斯或蒙得维的亚。只要去现场实地参观一下即可看得出来，该处与其他的郊区街道并无不同。大家很快就晓得，那些刺客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中学生。而我们同班的同学里面不是才刚刚有人说过：“……必须被宰掉”吗？

在憎恶、愤怒和哀痛之余，那个肆无忌惮的行为却又轻易得让人不禁感觉好笑。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事情居然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而真正恐怖的事情就是，用这种简单得可怕的方式即可创造历史。显然，未来并不属于像拉特瑙那样的人物——必须努力充实自我，使自己具备非凡特质；反而属于像张三、李四那样的货色，只需要学会开车和放枪就够了。

这种感受在那个时候却被强烈的忧伤与愤怒所交织而成的情绪掩盖。1919年1000名工人在利希滕贝格被枪杀的事件，甚至还远不如这单独一个人的遇刺来得令群情激愤，而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资本家。他辞世之后的那几天，其个人魅力依然未曾褪色。我连续多日经历了此后即未曾见过的情况——一个真正的革命怒潮。数十万人自动自发参加拉特瑙的葬礼，等到出殡仪式结束以后，人群并没有散去，反而在街上游行了好几个小时。漫长的游行队伍看不见尽头，里面的群众都默不作声，脸上露出怒容及想要讨回公道的表情。

这很快就可以让人感觉到，假如有人鼓动他们去扑灭那些当时还被称作“反动分子”，而实际上已经是纳粹党徒的家伙，群众一定毫不犹豫马上采取行动，而且会执行得既快速又彻底。

可是，不但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反而还呼吁他们要维护纪律和秩序。政府开了好几个星期的会，所讨论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该法规只对侮辱部长者定出为期甚短的徒刑，结果反而沦为笑柄。几个月以后，该内阁即黯然下台，把位子让给了一个法治政府。

短暂的拉特瑙时代所留下的余波，再度证实了1918年和1919年时的教训：凡是左派人士所进行的事情，都没有一样会获得成功。

10　群魔乱舞的1923年

接着，1923年来临了。今日的德国人，很可能就在这光怪陆离的一年内养成了某些特质，以致让其余的世人觉得莫名其妙和不寒而栗。其实，在正常的“德国民族性”里面，原本并不包含这些特质，此即充满着无限激情与恶意的愤世嫉俗狂想，为实现不可能的目的而对“不可能事物”产生之虚无快感，以及一种为了保持活力而出现的活力。

当时，一整个世代的德国人皆被摘除了一个心灵上的器官。那个器官使人得以脚踏实地、保持平衡及稳重。同时，它会视状况的不同而以良知、理性、得自生活经验的智慧、忠于原则、讲道德、虔信上帝等诸多形式表现出来。缺乏这个心灵上的器官以后，一整个世代的人便在那时学会了——或者自以为学会了——无须具备令人保持稳定的力量即可待人接物。此前的几个年头已经是很好的虚无主义先修班，而1923年更成为虚无主义的最高学府。

世上没有其他民族曾经遭遇过类似德国“1923年经验”的情况。每个民族固然都亲历了世界大战，其中大多数也曾面对革命、社会危机、罢工、财产的重新分配以及货币贬值等。可是，没有任何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在1923年这一年之内，以五花八门、荒诞不经的夸张方式，把它们全部都经历了一遍。也没有任何民族曾经像参加大型嘉年华会一般，眼前只见群魔乱舞。这种既血腥又诡谲的狂欢喧闹看似漫无止境，其间除了货币之外，一切的价值观亦随之而贬值。1923年使德国濒临绝境，这不仅对纳粹有利，同时也为各种千奇百怪的冒险者带来了大好机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就心理因素或政治条件而言，纳粹主义很早即已根深蒂固。可是，今日纳粹的精神错乱色彩，却来自当时冷血的疯狂状态，以及肆无忌惮妄图实现“不可能事物”的盲目决心。此外更加上了“只有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才合法”，或者“天下没有‘不可能’这个词”之类的态度。对那些未尝承受过心灵伤害的民族而言，这样的经验显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等到当前的战争结束以后，若无才智过人者出面重建和平，很可能整个欧洲将会经历更夸张的“1923年状况”。每当我思及此点，心中便浮现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1923年才一开始，爱国情操便再度激昂起来，其情况简直像是又回到了1914年。普安卡雷[31]派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德国政府于是呼吁百姓进行消极抵抗。德国国民也深深感受到国家所面临的耻辱及危机——这很可能比1914年要来得更加真切与严重。郁积已久的倦怠与失望于是爆发出来，百姓乃“奋身而起”，在群情激愤之下准备采取行动。可是，他们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是准备作出牺牲来，还是准备抗争？这一切都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没有人真正指望他们作出具体行动。所以“鲁尔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战争。没有人被征召入伍，自然也就不会有战情报道出现。既然找不到具体目标，战争的气氛很快就冷却下来。各地的群众光是整天在那边吟咏《威廉·泰尔》里面的“吕特利誓约”[32]，以示团结之意。

可是这种姿态逐渐变得既可笑又可耻，因为它的内容空洞，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罢了。一离开鲁尔地区就什么事情都完全没有发生。鲁尔河畔则在外界的资助下进行罢工。不但工人领到了钱，就连雇主也一样。可是很快就显现出来，他们领到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这究竟是为了酬庸他们的爱国心，还是为了补偿他们所损失的收益呢？“鲁尔战争”起初还在“吕特利誓约”的伴随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可惜不过几个月以后，便已经渗出了贪污和腐败的味道。结果很快就不再有人对此感觉冲动，也不再有人关心鲁尔地区，更何况，他们自己家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来得更加疯狂的事件。

就在那一年，报纸的读者又可以玩起一种刺激万分的数字游戏来。这正仿佛上次大战的时候，俘虏的人数及缴获物资的数量包办了头版标题一般；只不过，这回的数字与战事无关。尽管1923年开始得如此火药味十足，那些数字所牵扯的却是原本平淡无奇的证券交易所每日例行公事——官方公告的美元汇率。现在美元走势的波动已经成为晴雨表，人们以恐惧与激动兼而有之的心情，从中望见了马克的崩盘。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据此观察出更多的现象：美元汇率攀升得越高，我们也就以越狂野的速度，奔驰前往一个“子虚乌有邦”。

马克贬值，这原本并非什么新鲜事。1920年的时候，我花了半马克偷偷买来第一支香烟。到了1922年底，香烟的价格已经逐渐调涨到战前的10倍至100倍之间，而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则大约在1比500。当时，马克只不过是逐步贬值而已，工资、薪水及物价也大致能够同步调升。那些巨额的数字计算起来固然略显麻烦，但除此之外尚无任何异乎寻常之处。许多人还在谈论着“物价上扬”这个问题，却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远甚于此的恶劣情况。

现在，马克的币值变得疯狂起来[33]。“鲁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已经冲至1比2万。停顿一阵子以后，它又向上攀升至4万。在此暂时打住，然后继续起步，先是经历了间歇性的起伏，旋即突破10万大关。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得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时擦拭自己的双眼，就仿佛在观察一个奇特的大自然现象一般。美元成为每日的话题。接着，我们在四下环顾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事件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凡持有定期存款、抵押担保或其他投资理财形式的人，皆发现自己的钱财已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久以后，积存的小笔零用钱与巨额财富之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一切均已化为乌有。许多人尝试改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投资，却只能发现结果并无不同。他们很快就完全明白，已经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使得他们损失了所有的财富。他们的思绪也随之转移到更为迫切的问题上面。

由于商人紧盯着美元的走势，食物的价格也开始急速飞涨。一磅马铃薯在前一天可能开价5万马克，今天却要花上10万马克才买得到；上一个星期五带回家的6.5万马克薪水，到了星期二可能还不够拿来买一包香烟。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岛屿，那就是股票。这是唯一多少还能够保值的投资理财方式。虽然并非所有股票的行情都如此看好，但它们起码大致还跟得上通货膨胀的脚步。于是，人们就去买股票。每个小公务员、每个公司职员、每个轮班工作的工人皆持有股票。每当需要支付日常开销的时候，他们便卖掉几张。到了领薪水的日子，人潮就拥进银行，股票行情于是如火箭般一飞冲天。各金融机构均大发利市，名不见经传的新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蓬勃发展。全国上下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关注股市行情。有时一些股票跌停，成千上万人便呼天抢地随之一同坠入深渊。每家商店、每间工厂、每所学校，皆有人在交头接耳传授股市秘笈。

年迈的人和不食人间烟火者的境遇最为堪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被迫上街乞讨，要不然干脆自寻短见。年轻人和脑筋动得快的人则如鱼得水，在一夜之间即可乐享自由、富裕和独立的生活。在那种情况下，反应太慢和相信以往经验的人，所得到的惩罚就是饥饿或死亡；凡能掌握时代脉动见机行事者，却可赚取巨额财富。年方二十一岁的银行总经理纷纷出炉，高中应届毕业生则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朋友那边汲取股市信息。他们打着王尔德式的领结，举办香槟酒派对，来消遣自己不知所措的父亲。

当许多人受尽苦难，陷入绝境与赤贫之际，同时却也充斥着年轻人的狂热、男盗女娼的风气，以及宛如狂欢节一般的氛围。当下的有钱人突然变成了青年，而非老一辈的人士。甚至连钞票的本质也出现了变化，因为它的保值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而已。此前此后皆未尝出现过类似这种有钱就花的现象，而且花钱的方式也跟上一代人迥然不同。

现在冒出了数不胜数的酒吧和夜总会，还有一对对在娱乐场所街头溜达的年轻男女，仿佛置身于描绘上流社会的电影场景之中。到处都有人兴致勃勃大谈恋爱，所以连爱情也沾染了通货膨胀的色彩。众人都迫不及待想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发现了爱情的“新写实主义”，于是衍生出一种无拘无束、既闹哄哄又喜滋滋的逍遥自在作风。其典型的做法，就是恋爱关系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而且不拐弯抹角。在那些日子里头学会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省略了浪漫情调，拥抱着没有繁文缛节的方式。

与我同龄的人却并不属于这一代。当时我们还只有十五六岁，就差了那么两三年。等到后来有资格谈恋爱的时候，却仅能靠着身边20马克左右的零用钱来勉强凑合一下，难免暗中嫉妒那些曾经有过大好机会的年轻先进们。我们自己只能像是把目光穿透钥匙孔一般，有过匆匆一瞥，刚好有足够时间让鼻孔里面永远留下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们只不过曾经被带去参加一些疯狂的派对，很早熟地经历了令人疲惫的自由放任，以及喝了太多鸡尾酒以后的轻微宿醉。我们从较年长的青年人那边听到了许多故事。其面部表情更以奇特的方式描绘出放纵的夜晚，以及浓妆艳抹的少女令人心波荡漾的热吻。

这些欢乐情景的背面，就是乞丐人数的激增。盗贼和小偷现在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所以，报纸刊登有关自杀的消息，以及警方在街头广告柱张贴的盗窃公告，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还看见一位老妇——或许应该称之为年迈的贵妇人——以奇特的姿势坐在公园板凳上，她的身边围绕着一小群人。“死了。”路人甲如此说道。路人乙还补上一句：“饿死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觉讶异，因为我们在家中有时也必须挨饿。

家父不巧正属于那些无法了解或不愿意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士之一，这就仿佛当初他拒绝去了解那场战争一般。他的挡箭牌是“普鲁士官员绝不投机”这句座右铭，硬是不肯买股票。当时，我觉得他的脑筋已经死板到了冥顽不灵的地步，这似乎与其个人特质格格不入，因为他是我所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不过，今天我比较能够体谅他的立场。事后回想起来，我或多或少可以领悟他为何会对那种“不像话的事情”深恶痛绝，因而对之一味加以排斥。我也可以理解，他在“凡是不该存在的事情就不该出现”这句老话背后所表达出来拒绝妥协的态度。只可惜，这种高道德标准的实际后果，往往会变质成为一场闹剧。倘若家母没有以她自己的方法来迁就现实的话，这场闹剧很可能就会以悲剧收场。

于是，一位普鲁士高级官员家中出现了如下的固定生活模式：在每月的最后一天或第一天，家父领到他的月薪，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费，因为银行存款和存折早已一文不值。至于薪俸的实际价值则很难估算出来，而且其购买力随时都在波动。比方说，有时候1亿马克可以是一笔巨款，可是过了没有多久以后，5亿马克却只够拿来当作零用钱而已。无论如何，家父只要一领到钱，马上就设法购买地铁月票。这样他至少在一个月以内，每天上下班还有车子可坐——尽管他搭乘这种交通工具其实并不顺路，必须绕来绕去浪费许多时间。

他下一步的工作是开支票付清房租和学杂费，接着，全家人在当天下午共赴理发店。剩下来的钱就悉数交给家母，我们全家（包括女仆在内，但只有他本人除外）随即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包一辆出租车直奔大卖场。抵达以后便按照计划大肆采购，一位高级官员的月薪在一小时之内即已全数花费在不易腐败的食物上面。大块的奶酪、整只的火腿、几十公斤的马铃薯等东西立刻都载上出租车。如果车子上面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女仆就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共同去弄一辆手推车过来。大约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赶在上学之前带着一个月的存粮回到家中，接着，整个月就一文不名。

有位好心的面包师傅愿意让我们赊账，不时送些面包过来。除此之外，我们就只能靠马铃薯、熏肉、罐头食品和汤精块来填饱肚子。有时还会突然冒出一些必须支付的开销！在整整一个月里面，我们就跟最穷的穷光蛋一样贫困，连单程车票和报纸都买不起。我实在无法想象，假如有人生了病或出了任何意外，日子又该如何继续过下去？

对家父家母而言，那想必是一个既恶劣又艰难的时代。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只是相当奇怪而已，倒没有带来太多不便之处。正因为家父上下班都得大绕远路，他待在家中的时间极短，我每天有许多小时完全无人看管，可以享受绝对的自由。虽然我自己已经不再拥有零用钱，但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们可有钱得很。纵使我前往参加他们的疯狂庆祝会，这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于是培养出一种态度，把自己家中的贫困和朋友们的富裕同样都不看在眼里。我不会因为前者而自怨自艾，也不会因为后者而心生妒意，只是觉得二者都奇特得不同凡响罢了。事实上，无论现实世界是多么紧张刺激，那时的我只有一小部分生活在当下。我所沉浸的书中世界可以来得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它已经将我多半征服了。

我阅读《布登勃洛克家族》[34]及《托尼欧·克洛格尔》[35]、《尼尔斯·吕那》[36]和《布里格手记》[37]，还有魏尔伦[38]的诗集、里尔克[39]、格奥尔格[40]及霍夫曼斯塔尔[41]等人早年的作品，以及福楼拜的《11月》、王尔德的《葛雷的画像》与海因里希·曼[42]的《横笛与短剑》。

我把自己幻化成类似书中英雄那般，对世事深感疲惫、追寻“世纪末”颓废美感的人物。那时的我，是一个不修边幅、看起来略带野性的十六岁青少年，衣物已因个子长高而显得太短，头发也已经太长，早就该去理一下了。当我漫步于因为通货膨胀而像是发了高烧，又像是得了麻风病的柏林街头时，就摆出托马斯·曼笔下之城市贵族，或王尔德笔下翩翩贵公子的姿态。纵使当天清晨我刚刚和女佣一起，把一盒又一盒的奶酪及一袋又一袋的马铃薯堆上手推车，我的那种英雄感觉却一点也未尝因此而受到损伤。

难道这些感觉都来得没头没脑吗？难道它们都是被那些课外读物强行注入的吗？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固然容易在秋冬之交觉得人生乏味，会因为一切都显得无聊而出现忧郁的倾向。可是，我和同辈的人不也曾尝尽足够的苦难，在疲惫之余有资格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生命，故可自命不凡与愤世嫉俗，因而对托马斯·布登勃洛克以及托尼欧·克洛格尔等书中主角产生认同感？

我们已亲身经历过一场战争大戏和战败时的震惊，接着是革命时期打破一切幻想的政治学习过程。现在每天又必须眼睁睁望着所有的生活准则化为齑粉，以及年长者的智慧与人生经验一同走向破产。我们也曾接触过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潮。起初我们有一阵子是和平主义者，然后是民族主义者，接着又拥抱马克思主义。

拉特瑙的下场则给我们上了一课，那就是，再了不起的伟人也难逃一死。“鲁尔战争”更明显地向我们指出，高尚的意图与龌龊的实务可以同样轻易地为人所遗忘。难道还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兴奋起来吗？可是，“兴奋”不巧正是年轻人生命中的调味料。现在残留下来的只有超脱于时空之外的美好事物（例如格奥尔格与霍夫曼斯塔尔二人的灿烂诗篇）、怀疑论者的傲慢，以及等待梦寐以求的爱情出现。

那时还没有任何女孩子能够激起我的爱慕之意，反倒是一位男同学理念与我完全相同，而且他喜爱的书籍也跟我一样。我们之间发展出一种近乎病态、不食人间烟火、既腼腆又热络的交情。男生之间也唯有在女朋友真正出现以前才会维持这样的交情，而且这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当时，我们经常在下课以后漫步街头，随兴找个地方探察美元的汇率，然后花费最少的心思，以三言两语来盱衡时局，接着就开始谈论书籍的内容。我们当初已经有言在先，每出去逛一次就要把一本新书彻底讨论完毕。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就这样既羞怯又迫不及待地彼此探触对方的心灵世界。那时，我们的四周已经开始沸沸扬扬，几乎可以感觉得到整个社会已经四分五裂，而且德国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但对我们二人而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背景资料罢了，供人用来探讨天才的本质，以及天才的本质是否可与道德上的瑕疵及堕落的行为并行不悖。

可是，这种背景资料未免太吓人了：它事先完全令人无法想象，发生以后又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到了8月，美元汇率已冲至1比100万以上。我们屏息观察它的变动，仿佛看见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约莫两个星期之后，事情已经开始变得好笑起来。汇率的走势似乎在百万大关积聚了新的能量，美元升值的速度也加快了十倍以上，立刻又突破1亿，然后是10亿。在9月间，100万马克已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43]，“10亿”开始变成计价的单位。10月底的时候这又变成了“1兆”。此时令人惊惧的事情发生了：中央银行停止印制钞票。银行柜台前面居然还有人拿出面值1000万和1亿的钞票，他们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已遥遥落于美元升值和物价上扬的脚步之后。钞票在此刻已经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商业更连续数日完全陷入停顿。贫民区的百姓没有了任何法定货币，干脆进行自力救济，动手劫掠商店内的咖啡、茶叶等来自前殖民地的货物。一时之间，革命的气氛又甚嚣尘上。

8月中旬的时候，政府已因街头骚动而下台。“鲁尔战争”随即正式遭到放弃，而且根本就没有人再回头想起这件事来。还没有多久以前，外国强占鲁尔地区的行动曾促使我们立下誓言，表示我们是一个有如兄弟般紧密团结的民族！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却是政府的垮台，甚至德国的解体。这些可怕的政治事件，与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的谜团遥相呼应。从来就没有出现像当时那般谣言满天飞的局面：莱茵地区在搞分裂，巴伐利亚在闹独立，德皇已经复辟，法军正在开拔过来……那些多少年来早已陷入冬眠期的政治“联盟”，不论其来自右派还是左派，突然又都生龙活虎起来。他们在柏林周围的森林里面进行射击训练，有关“地下国防军”的流言也四下传播，人们甚至听见了许多关于“行动之日”的消息。

那时已经很难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作出区分。独立的“莱茵共和国”存在了数日之久。萨克森则被一个共产党政府统治了好几个星期，以致共和国政府派出“国防军”前往弹压。有一天早晨，报纸甚至误传：库斯特林的驻军已经开始“向柏林进军”。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把叛徒私审私决”。警方张贴于街头广告柱的盗窃公告，现在变成了寻人启事及谋杀通报。消失得杳无踪迹的人少说也有好几十个，他们几乎全部与那些“联盟”有着某种关系。要等到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的骨骸才在柏林附近的森林或郊外被一一挖掘出来。那些“联盟”习以为常的做法，就是把不可靠或有嫌疑的同伙毫不留情地清除掉，然后找个地方埋了。

当有关的传言进入人们的耳中时，已经不怎么像在“正常”的文明时期那般受到质疑。那时甚至逐渐出现了类似《圣经启示录》的世界末日氛围。于是，有上百名“救世主”在柏林四处走动。他们头上顶着长发，身穿粗呢罩衫，号称自己是被上帝派来拯救世人，并为此重责大任过着受苦受难的生活。其中最著名者是一个名叫霍伊瑟尔的人，他在街头张贴宣传海报并举办群众集会，而且追随者众多。

依据各家报纸的消息，慕尼黑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家伙作风与之类似。不过，希特勒的演说与前者不同，他以激情的方式发表卑劣言论，语气中充满威胁恫吓及赤裸裸的血腥暴力，其夸张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希特勒正意图借助杀尽所有犹太人来建立“千年帝国”的同时，在图林根却有一位兰贝蒂先生极力鼓吹，要通过人人一起跳民族舞蹈、歌唱和在空中跳跃的方式来达到同一目的。每个“救世主”皆独具一格，可是再也没有任何事件与人物能够让我们感觉惊讶，因为“惊奇”早已成为不复可寻的记忆。

11月的时候，慕尼黑的“霍伊瑟尔”——此即希特勒——曾经连续两天上了报纸的头版标题。他突发奇想，想在一间啤酒馆的地窖发动革命。实际的情况是，当革命队伍才刚从地窖走出来，即已被警方开枪强力驱散，那场革命也就寿终正寝。但是在整整一天里面，人们真的以为那就是期待已久的“革命”。例如，我们的希腊文老师一听见那个消息，便发挥他那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直觉，很高兴地向我们作出预告：大家将在几年之内再度成为军人。现在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冒进行动的失败，而是它居然可以发生。那些“救世主”们显然有过真正的机会。一方面，不可能的事情已经不复存在，更何况，马克兑美元的汇率已经突破1兆，他们只差一小步就不会再错过自己的天国了。

这时却发生了有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某天突然四下流传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那就是，近期之内即将再度出现“币值稳定”的钞票。没有多久以后，这果然成为了事实。那是一些外观丑陋的灰绿色纸币，上面印着“地产抵押马克”。首次持着它们去购物的人，心中都忐忑不安，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些钞票居然都被接受，而且购买者果真获得了想要的东西——原本标价几兆马克的货物。他们不但今天买到了，隔了一天还是买得到，甚至第三天和第四天依旧如此……实在是不可思议！

美元的币值不再上升，股票的行情亦然。当人们把股票兑换成“地产抵押马克”的时候，它们就跟其他的事物一样，已经变得不值钱了。所以，没有人留存下来任何东西，不过工资及薪水也突然改用“地产抵押马克”发放。又过了一阵子以后，奇迹仍然不断发生，连闪闪发光的硬币都再度现身。大家可以放下心来把它们摆在口袋里头，而它们的购买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上个星期五领到的钱，在这个星期四照样能够买到东西。时人为之惊异不已。

施特雷泽曼于数周之前出任总理，政局便在一瞬间平稳下来。没有人再表示国家即将分崩离析。那些“联盟”心不甘情不愿地重返冬眠，其成员也纷纷变节。我们几乎不再听说有人失踪，各路“救世主”也从城市中消失了。政治的内涵似乎只局限于各党派针对单一话题进行的争论：到底是谁发明了“地产抵押马克”？民族主义者坚称，那是黑尔费里希想出来的——他是一位保守派人士，曾在德皇时代担任过部长。左派却对此极力否认，宣称那是一位可靠的民主人士及坚定的共和国拥护者所发明的，他名叫沙赫特博士[44]。

那就像是远古时代“大洪水”之后的第二天，虽然一切均告损失，但水势也已开始消退。年长者尚未重返倚老卖老的地步，可是那些年轻人多少都已经一头栽了下来。年方二十一岁的银行总经理必须再度到处寻觅打零工的机会，而应届毕业生能够得到20马克零用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货币稳定下的受害者”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不过，为数更多的人却终于畏畏缩缩从藏身之处探出头来，想知道现在是否终于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了。

四下洋溢着一股“宿醉”般的情绪，可是也出现了某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整个柏林市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圣诞市场，每样东西都只需要花10芬尼。人人都购买会发出嘎嘎声响的手摇物、杏仁制成的动物形状糕饼或其他孩子气十足的玩意儿。这只不过是为了证明，终于又可以用10芬尼买到东西。或许这也是为了忘却过去的一年、过去的十年，让自己再度过着孩童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所有的售货摊前面都张贴出海报，上面写着“重新引进和平时期价格”。这倒真的是第一次看起来有和平的样子。

11　平淡的施特雷泽曼时代

以上便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终于经历到真正的和平时期，此即1924至1929年之间的六年光阴。当时，施特雷泽曼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主导了德国政局，这后来被称作“施特雷泽曼时代”。

政治或许可以拿来与女性相比拟，那就是话讲得越少的便越好。假使这个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施特雷泽曼的施政即为个中翘楚。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政治议题出现，唯独他上台的最初两三年间才稍有例外。那时所讨论的是应当如何清除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破坏、“道威斯计划”[45]、《洛迦诺公约》、是否加入“国际联盟”等，但那也只不过是纯粹的讨论而已。政治突然变得不再是让人气得打破盘子的东西。

大约从1926年开始就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各家报纸必须远赴国外才找得着大标题。我们这里完全没有新鲜事，一切都上了轨道并进展得四平八稳。虽然有时政府会改组，有时是右派政党上台，有时则是左派当政，但他们都无法让人感受到明显的差异，而且外交部长的名字始终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这就意味着和平，表示不会有危机发生，而且凡事皆推行如常。

值此金钱开始流入国内、钞票的币值稳定、商业也蒸蒸日上之际，年长的一辈又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从储藏室搬了出来，把它擦拭得亮光闪闪，到处拿去炫耀，就仿佛它从未失效一般。过去的十年宛如一场噩梦，已经逐渐从记忆中淡忘。天国又变得非常遥远，使得那些“救世主”或革命家完全乏人问津。在公共领域内，众人需要正派的公务员，民间所需要的则是能干的商人。四下都是真正的自由、宁静、秩序以及宽大为怀的作风。大家的工资很高，吃得也很好，只不过公共事务显得有些无聊而已。每个人都重新获得了私人生活，而且均有机会依照自己的口味来塑造生活，遵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过日子。

可是，这时又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相信自己在这里点出了一个没有任何报纸曾经提到过的重要政治事件：整体说来，上述的机会并没有被接受，因为人们并不想拥有它。这充分显示出，一整个世代的德国人都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份礼物——自由的私人生活。

将近两代的德国青少年早已养成习惯，要从公共领域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全部内涵，并从中汲取免费材料来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爱意和仇恨、欢欣与忧伤。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令人耸动和紧张的新鲜事，纵使这同时意味着贫困、饥饿、死亡、混乱与危难也无所谓。现在，材料的供应来源却突然枯竭了，生活变得既贫乏又受到剥夺，他们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心中觉得倦怠不堪和失望至极。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会该如何自力更生，该如何把渺小的私人生活塑造得伟大、美丽和有价值，以及该如何享受这种生活并乐在其中。所以，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公共事务失去刺激性以及个人重获自由，这些都不但不是礼物，反而还夺走了生活的内涵。他们觉得无聊透顶，便冒出一些愚蠢的念头，并开始变得性情乖戾。结果，他们巴不得情况马上逆转回去，再度出现骚动或冲突事件，以便彻底终结太平时光，重新展开集体的冒险行动。

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更精确的说明，因为在我看来，它正好可以解释为何现在我们会处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不过，并非所有年轻一代的德国人都出现上述反应。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虽然略显笨手笨脚且起步晚了一点，但到底还是学会了该如何过日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成功戒除了战争及革命游戏的毒瘾，并已开始培养出独立的人格。事实上，当时有一个仍然无法辨识、完全未受人注意的巨大裂痕正在形成之中，今天它就把德意志民族切割成“纳粹”与“非纳粹”两个区块。

前文曾经顺带提到过，德国百姓在塑造个人生活与追寻个人幸福这些方面的才能，原本就不大比得上其他民族。后来，我在英国和法国进行观察时，禁不住觉得讶异，并隐然对之心生嫉妒之意。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多种不会褪色的欢乐，以及能够终身乐在其中的休闲活动：像是法国人明智而出色的饮食、男性在言辞上的针锋相对，以及类似异教徒但又有教养的爱情艺术观；或像是英国人的花园、与动物间的亲密关系，以及许许多多略带孩子气但又正经八百的游戏和嗜好。

一般的德国人则缺乏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定阶层才是例外。其为数虽然不算太少，但终究只是全民的一小部分。他们可以在书籍和音乐之中找到相似的生活内涵与喜悦，衍生出自己的想法及“世界观”。他们可以一边啜饮葡萄酒，一边与人交流思想，进行饶有深意的对话。他们跟一小群朋友维系诚挚而略带感性的情谊，并且过着其乐融融的紧密家庭生活。以上都是这个阶层固有的生活资产与情趣。可惜这一切在1914年至1924年那十年之间一度陷入混乱而毁坏殆尽，以致年轻的一代于成长时期缺乏既定的习俗和章法可供遵循。

德国知识阶层以外人士的生活，则不论是在过去或现在都存有巨大的危机，那就是空虚和无聊。某些特定的边陲地区或许会出现例外，例如巴伐利亚和莱茵地区，在那边还看得见一些南国风情、浪漫与幽默。可是，在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广袤地带，在各个没有色彩的城市，在那些以过于勤奋、彻底与尽忠职守的方式来经营的公司及团体组织的背后，却前后如一地存在着脑筋迟钝的状态。其伴随现象是庸人自扰和渴望获得“解脱”；而用来解脱的工具则是酒精、迷信，顶多还有另外一种廉价的方式——大规模群众集会之中淹没一切的如痴如狂的激情。

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德国只有少数人（他们并不等于贵族或有产阶级）对生活略有所知，稍稍晓得该如何塑造自己的生活——附带提一下，这个事实使得德国原则上并不太适合实行民主的政治形式。而1914年至1924年间所发生的事件，更把这个基本事实激化到了极具威胁的地步。老一辈人士对自己的理念和看法已经不再那么有把握，因而变得羞怯，迫不及待想退居幕后，满怀期待看着年轻人并把他们捧上天，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奇迹来。然而，年轻的一代所晓得的东西，却只是公开场合的喧闹、耸动人心的事件、无政府状态，以及不负责任的数字游戏之危险吸引力。他们正在等待适当时机来临，以便把别人曾经示范给他们看过的那些事物，用更加声势浩大的方式来自导自演一遍。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觉得，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太“无聊”、太“庸俗”和太“老掉牙”了。同时，群众也早已习惯于失序所带来的各种骚动，而且更因为自己前一阵子的伟大迷信而变得懦弱和踉踉跄跄。

所以，在宁静的表象之下，一切都已经为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准备。

不过在当下的时刻，凡目光可及的公共领域皆呈现出黄金般的太平景象，处处风平浪静、井然有序、亲切友好和充满善意。甚至连即将来临的灾祸之前兆，看起来也跟当时的友善景象非常相称。

12　“体育病”

那些前兆当中，有一项不但完全受到误解，而且还被公开提倡和表扬。此即那几年之内席卷了德国年轻人的运动狂热。

1924、1925和1926年那几年间，德国突然快速发展成体育超级大国。在此之前，德国从来就不曾是体育之邦，而且在运动方面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那般具有创意及发明精神。至于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嬉戏中全神贯注于一个拥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的虚幻世界，从而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这对德国人的心灵世界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可是，就在那几年里面，不论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还是运动会的观众，其人数都一下子暴增了十倍以上。拳击选手和跑百米的健将变成了民族英雄，二十岁的青年人满脑子都是赛跑选手的成绩、姓名以及报纸上面刊出的数字。那些数字就仿佛象形文字一般，标明了特定人物的速度及灵敏度。

这是我在德国最后一次亲身卷入的大规模群众疯狂现象。整整两年之内，我的精神状态几乎陷于停顿，只知道不辞辛劳地练习中距离跑步和长跑。假如魔鬼愿意帮助我在两分钟之内跑完八百米，只要一次就够了，我也会毫不考虑地把灵魂卖给他。我参加各式各样的体育庆典，我认识每一位赛跑选手，也晓得他们能够跑出来的最佳成绩为何。德国国家纪录和世界纪录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即使在梦中也能够将它们倒背如流。现在体育报道所扮演的角色，与十年前的战情快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过去的俘虏人数和缴获物资的总量，现在变成了各项纪录和赛跑成绩。“胡本于10.6秒之内跑完100米”，这句话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感觉，与当初的“俘获俄军两万人”完全没有两样。而“帕尔策于英国冠军赛获胜并打破世界纪录”，甚至就像是上次战争期间无法实现的目标，例如“我军攻下巴黎”或“英国乞和”。

我每天不分昼夜都巴不得自己能够与帕尔策或胡本并驾齐驱。我绝不错过任何比赛，而且每周进行三次密集训练。我戒了烟，睡前就做自由体操。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是所有的人——心中都存有和我一样的想法，这让我充满了幸福感。我可以跟任何同年龄的人一见面就滔滔不绝谈上好几个小时，不论他们是多么陌生、未受过教育或令人反感。我们谈论的话题当然就是运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是同样的数字，心中的念头不言而喻也完全相同。其情况简直就与战时一样“美好”。现在所上演的是同一出大戏。我们不必通过任何形式的沟通即可相互了解。如今数字变成了精神食粮，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因为紧张而颤抖：帕尔策是否有办法击败努尔米[46]？科尔尼希能否在10.3秒之内跑完100米？是否终于有德国选手在48秒内跑完400米？我们一边接受训练，一边进行自己的小型赛跑活动，心中挂念的却是国际田径场上的“德国大师们”。这就仿佛大战期间，我们手持玩具枪及木剑，在儿童游乐场和街头进行自己的小规模战争，心中想的却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多么逍遥自在，多么令人感到刺激的生活！

最可笑的发展却是，这种显然已经蔓延开来，并让年轻人集体变得愚蠢的风气，反而受到从右至左各派政治人物的极力褒扬，以致我们这一代人得以再度耽于从前的恶习，沉迷于冷冰冰而脱离现实的数字游戏毒瘾。但这回我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场游戏，还受到职司教育我们的人士一致鼓励。

那些向来既愚昧又笨拙的“国家主义者”，居然以为我们发挥健全的本能，为现在已经被迫取消的兵役制度找到了极佳的替代品。仿佛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出发点是为了“强健体魄”！那些“左派人士”则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到头来反而显得几乎比那些“国家主义者”还要来得愚蠢（一向如此）。他们觉得那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从今以后可以用赛跑和自由体操的方式，在充满和平气息的绿油油草地上“宣泄”好战的天性。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世界和平，却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此即那些“德国大师们”毫无例外都别上了黑白红三色的小饰带，虽然当时的国旗是黑红黄三色旗。他们可没有想到，现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伟大而刺激的竞赛，实为过去魅力十足的战争游戏之延伸。好战的天性并未“宣泄出去”，反而正在蓄势待发之中。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其中的关联性和我们的故态复萌。

似乎只有一个人对此不祥之兆有所警觉，那就是施特雷泽曼本人。他发现这种风气释放出来的动能，会把人们引导至一个错误而危险的方向。他不时发表一些令人错愕的言论，来抨击这种新出现的所谓“二头肌贵族政治”，但反而增加了自己不受欢迎的程度。施特雷泽曼想必已经预料到其中所隐藏的危机：盲目的狂热势力固然已经受到他的钳制，一时之间无法再介入政治。可是，它们并没有就此沉寂下去，只是在那边等待罅隙出现以便一次爆发出来。而即将“登上舞台”的那一代人，正拒绝学习如何诚实地过着人性化的生活，同时“自由”只会被他们使用于各式各样的集体胡闹行为。

那场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体育病”只维持了大概三年的光景，我个人甚至更早就从中解脱出来。这种风气本身的致命伤，就是它和战争不同，不会有“最后胜利”出现，也就是缺乏可作为目标的终点。不论情势如何演变，一切都还是换汤不换药：同样的人名、同样的数字、同样的轰动事件。它可以没完没了地不断如此发展下去，却无法让人们的幻想一直跟着它走。虽然德国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排名高居第二，反而马上就出现了失望和冷却的现象。关于运动会的报道很快就从报纸头版消失，又重新回归到体育版。运动场也变得越来越门可罗雀。现在无法再理所当然地认定，每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脑海中一定塞满了每位跑百米选手的最新成绩。甚至连有人无法把世界纪录背诵出来的现象，现在也已经再度出现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借着体育来搞政治的“联盟”和党派，终于在半死不活了好几年以后，又逐渐重新生龙活虎起来。

13　施特雷泽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施特雷泽曼时代绝非什么“伟大的时代”，甚至当它还正常运作的时候就已经不太成功。平静的表面底下暗藏着汹涌波涛，更有许多魔鬼般的邪恶势力在幕后若隐若现。它们虽然一时之间受到禁锢而默不作声，却并未遭到连根铲除，而且从来就没有人采取足以扫荡群魔的大规模行动。那依旧是一个缺乏同情心、没有崇高理想、无人对自己的志趣具有充分信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复辟时代。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自由派的和平观点重新成为主流价值，然而它们只有浓厚的“填补空当”之过渡色彩，是“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之下的权宜之计。这显然并非可供后世拿来与当下晦暗生活作对比的“伟大的过去”。

不过……

塔列朗[47]说过：凡未尝经历1789年以前时光之人，即无从得知生活的甜蜜。老一辈的德国人也有类似的讲法，时间上的分水岭则换成了1914年。“施特雷泽曼时代”多少也具有相似的指标性意义。这听起来固然有些奇怪，但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来说，那个时代纵使缺失再多，到底还是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最美好时光。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果真有过“甜蜜生活”的话，那么也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唯有在那个时代，生命的基调居然不是“小调”而是“大调”，纵使其调性有些含混不清。“施特雷泽曼时代”也是唯一让我们还能够活得下去的时代。虽然正如同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生活，甚至还失败得一塌糊涂。可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其他人而言，这个时代却能够提供最佳的养分。

我们很难用言语来描绘那些胎死腹中的发展，此即进行到了“也许”和“几乎”这个阶段以后便陷于停顿的事物。不过我还是认为，当时德国在日益迫近的灾难和惨无人道的邪恶之夹缝中，似乎有很稀罕的珍贵事物正呼之欲出。

即将登台亮相的一代人固然大多已经不可救药，其余的少数人却可能比过去百年内的任何一代都还要来得更有指望。1914至1923年这十年间的灾难，固然冲垮了一切的传统与立足点，但也带走了所有霉味十足和腐朽不堪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固然因为顿失所依而变得愤世嫉俗，可是重新学会该如何过日子的人，一下子就把自我提升到“高级班”的程度，得以超脱于那些心灵上受到钳制的年轻人所赖以自处的幻想和愚行之外。我们虽然也遭遇了狂风暴雨的侵袭，却并未就此受到禁锢。我们的生活变得贫乏，传统的价值观也被一扫而空，不过我们同时也摆脱了流传下来的偏见，于淬砺之中坚强起来。我们避免了变得过于刚强的危险，但也不会因此而弱不禁风。我们摆脱了犬儒主义，也无须害怕自己会变成像帕西法尔[48]那样的梦想家。

1925至1930年间，最优秀的德国年轻人正默默致力于非常美好、可为将来造成深远影响的事物。那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其中不存在怀疑与失望；那也是第二波的自由主义运动，它比19世纪的政治自由主义还要来得宽广、深入和成熟，甚至能够为新的高尚行为、新的英雄史诗和新的生活美学奠定基础。只可惜，这一切距离成为事实和形成一股真正的力量还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人们才刚起了念头，才刚开始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就有一只四足怪兽过来把它踩得稀烂。

但是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国处处感受得到清新的气息，传统的谎言显然也已消逝无踪。各个阶层之间的畛域变得既宽松又容易穿透。这很可能就是大家一起陷入贫困以后的正面收获。许多大学生兼差当工人，而许多年轻工人也抽空在大学进修。阶级的傲慢与白领阶级的意识已经变得完全不合时宜。两性之间的交往则是前所未见的开放与自由，这或许又是长时间狂野之后所形成的良性副作用。老一辈人士在年轻时只有遥不可及的黄花大闺女可供倾慕，或只有欢场女子可供转移注意力，但是我们甚至不会自觉优越而对他们产生轻蔑的心理，心中所有的只是讶异之中的同情。

最后连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涌现出新的可能性，其中含有更多的包容以及对彼此的更大兴趣，同时也乐于见到世界因为民族多元化而变得特别多姿多彩。当时的柏林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都市，不过“我们”即使在那个时候仍不时赫然发现，在幽暗的角落正有一些阴森森的纳粹分子，目露凶光谈论着“东方来的垃圾”，或对“美国化”嗤之以鼻。可是“我们”（这是德国青年当中很难下定义的一个群体，但只要一见面即可辨识出来）不但对异乡人非常友善，而且对之满怀热情：正因为世上不光是只有德国人，生活才可以变得更为有趣、美好和丰富！我们欢迎任何来德国做客的人，无论此乃出于自愿（例如美国人和中国人），抑或被迫离乡背井（例如俄国难民）。当时大行其道的是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开阔心胸，以及殷殷善意之中夹杂的好奇。此外，这种作风也被刻意拿来炫耀，用于展现自己如何学会了了解及喜爱截然陌生的事物。当时便在欧洲与远东之间交织出友谊与爱意。

对我个人而言，最可贵与最值得珍惜的回忆，来自一个乡土与国际兼容并蓄的朋友圈子，也就是浓缩于柏林的寰宇。那是大学里面的一个小型网球俱乐部，其中我们德国人的数目与外籍成员相差无几。说来奇怪的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难得在此现身，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士却几乎无所不包：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波罗的海人和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匈牙利人和巴尔干人，甚至连一位多愁善感的土耳其人也不缺席。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如此自由自在、年轻而开通的氛围——唯一的例外，就是我短期客居巴黎时所见到的“拉丁区”。

每当我追忆起这段夏夜情景时，便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愁绪袭上心头。那时，我们打完网球以后，往往就在俱乐部的室内继续消磨时光，一直待到深夜。我们穿着网球裤坐在藤椅上，一边啜饮葡萄美酒，一边滔滔不绝进行热烈的讨论，但不会像此前和此后那样，把话题一直绕着尖锐的政治问题打转。有时我们中断讨论，起身打上几局乒乓球或转开留声机翩然起舞。那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却又充满了年轻人的执着精神；其中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开阔的心胸以及对世界的友好及信任。每当我思及于此，不禁用手托起额头陷入沉思。我不晓得今天还有什么事情会更加令人感觉迷惘：德国竟然在不到十年以前一度出现过上述的情景。而更恰当的讲法却是，一切竟然就在不到十年的光阴之内化为乌有。

也就是这同一个朋友圈子，使我获得了最深刻而持久的恋爱经验。我相信这也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因为它具有超脱于个人色彩之外的层面。曾经有人说过：“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过一次真爱。”这种说法在19世纪更是甚嚣尘上，但在我眼中这只不过是浪漫的谎言罢了。我尤其认为，若有人硬要在无法加以比较的各次恋爱事件之间弄出一个排行榜来，并表示“某某女性曾经是我爱得最深的人”，那么这更只会是毫无意义的做法。

不过，有一件事情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也就是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爱情的经验和所选择的恋爱对象比其他任何时期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及性格。人们在这个爱慕少艾的阶段，所爱的其实并非某位特定的女性，而是对世界的整体观点，也就是自己对生命的构想。我们还可以换个讲法表示如下：为人所爱的其实是一种理想，一个变得有生命、有血有肉的理想。这是二十岁年轻人的特权——纵使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他当时所爱的女性，日后即会幻化成为其人生的理想。

今天我必须遍寻不同的抽象用语，才有办法描述什么是我在世上最喜爱的、什么是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以及什么是我绝不肯让别人破坏的事物。那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是至死不渝的追求对象，例如自由、智能、勇气、优雅、风趣与音乐。我不晓得自己如此表示以后，是否有办法让别人懂得我的意思。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只需要针对以上各点说出一个名字——甚至那只是一个昵称“泰蒂”——我便可以确定，至少我们那个圈子之内的每个人都会了解我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爱恋着那个名字的所有人，一位娇小的奥地利女孩。她有着色如蜂蜜的满头金发，脸上长着雀斑，身躯灵活得有如火焰一般。

为了她的缘故，我们学会了嫉妒，也忘记了什么叫作嫉妒。我们经历了喜剧，也经历了小小的悲剧。我们的心中为她谱出了赞歌和狂热的诗篇，而且我们体会到，若用勇气和机智来过活，生命就可以变得美丽；如果能够听出其中的诙谐和音乐的话，生活还可以过得优雅而自由。在我们的圈子内有一位仙女。这位当年被称作“泰蒂”的女子，现在想必已经年长许多，而且出落得越发接近尘世。我们当中则没有人还会停留在那时心中感觉的最高潮。

不过，她曾经待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心中有过那种感觉，这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又比任何“历史事件”都还要来得强烈和深远。

泰蒂很早就从我们的圈子里面消失了，这是仙女们习惯做的事情。她在1930年便离开我们前往巴黎，而且打定主意要一去不返。她或许称得上是第一位女性政治流亡者。她的感触比我们敏锐许多，早在希特勒还没有上台以前，便发觉德国境内的愚蠢和邪恶势力已经茁壮到了具有威胁性的地步。起初她固定每年夏天都回来拜访一下，可是每次都发现气氛变得越来越凝滞和令人无法呼吸。她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33年，然后戛然而止。

在1933年以前，“我们”也早就察觉出那种现象。这个不确定的“我们”没有名称，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组织，也没有权力，而且在德国只居于少数。从前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运动狂热期玩数字游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自己说的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话。可是现在早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感觉。我们晓得，现在无法与许多同年龄的人进行任何对话，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我们发现，自己的身边正形成一种“褐色德语”[49]——“献身投入”“担保者”“狂热”“民族成员”“本土”“异类”“劣等人种”——那是一种可憎的语言风格，在每一个字眼的背后都隐含着漫天的粗暴和愚昧。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暗语，用简略的言词即可表达对别人的看法，其方式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聪明”。这并非用于表示他们的智力是否特别发达，而是用来表明他们是否懂得什么叫作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属于“我们”这一类的人。我们晓得，愚蠢的人在德国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只要施特雷泽曼还活着，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产生某种安全感，因为那些人已经被钳制住了。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他们身边活动，就像在一个现代化的无笼动物园里面一样，可以在猛兽之间自由行走，因为我们相信那些壕沟和灌木丛都经过仔细规划。而那些猛兽应该也有着如下的相对应感觉：其心中对看不见的秩序深深充满了怨恨，虽然它们也可以自由行走，但活动范围毕竟还是受到了限制。用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来表示，那就是“体制”，它使得猛兽的确待在自己的框框里面。

在那几年当中，他们甚至完全没有对施特雷泽曼采取任何刺杀行动，虽然那可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既无贴身侍卫，也不会躲在重重屏障后面。我们经常看见他在“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他长得毫不起眼，个子矮胖，头上戴着一顶德比式的帽子。“对面那个人不就是施特雷泽曼吗？”有人突然问道。没错，那就是他。有时他站在“巴黎广场”的一个花坛前侧，以拐杖挑起一朵花来，用他向外凸出的眼球仔细端详。或许他正在思索这株植物的学名为何。

奇怪的是，现在每当希特勒现身的时候，他只是坐在快速通过的轿车里面，周围另有十到十二辆坐着全副武装黑衫队员的汽车——或许确实有采取此种行动的必要。像拉特瑙在1922年就因为拒绝武装护卫陪同，很快即遭到谋害。但施特雷泽曼却可以在那个时代，没有武装、无人陪伴，独自一人在柏林市的巴黎广场赏花。或许他是一位魔术师，一个体形宽阔、毫不起眼、其貌不扬和不受欢迎的男子，而且有着水牛颈和凸起的泡泡眼。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不受欢迎和不惹人注意，反而没有人想过来杀他？

我们遥遥对他目迎目送，望着他如何漫步沉思，缓缓从“菩提树下大街”转入“威廉大街”。不少人没有认出他来，完全未注意到他的存在；有些人则向他打招呼，他也客客气气地回礼，所采用的不是握手的方式，而是很文明地逐一举帽致意。我们不免彼此问道，他的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不论答案如何，我们心中都默默浮现出信赖感，并在尊敬之余对这位毫不起眼的先生心存感激。不过，这差不多也就是全部的感觉，因为他不是那种能够燃起别人激情的政治人物。

他的去世却为我们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全身上下突然汗毛直竖。他已经病了很久，只不过外人不晓得病情到底有多么严重而已。后来大家才回想起来，四个星期以前在“菩提树下大街”最后一次望见他的时候，施特雷泽曼脸色苍白，而且较平时更为臃肿。可是纵使如此，他依旧不引人注目，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其外观上的不同。最后甚至连他死亡的方式也同样不起眼：某天晚上，他于整日辛劳之后正准备跟每位最普通的公民一样，在就寝之前先把牙齿刷干净。这时，他突然一头栽了下去，水杯也从其手中滑落……各家报纸第二天的大标题便是：“施特雷泽曼……”。

我们读到这则消息以后均不寒而栗。现在该由谁来出面驯服那些怪兽呢？它们正蠢蠢欲动，并发起了一个疯狂得令人难以置信、首度以此种形式出现的“公民投票”[50]：凡继续在“战争罪责谎言”的基础之上，对外签署条约的部长都必须被判处徒刑以作为处分。这个把愚人拿来作为要求对象的行动出现以后，街头又出现宣传标语、示威活动、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队伍。此时又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和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只要施特雷泽曼还活着，大家就不会真正相信此点。可是现在人们在一刹那之间便认清了这个事实。

1929年10月，明媚的夏天之后出现了严峻的秋日。不但有着凄风苦雨的恶劣天气，四下更弥漫着一股与天气无关的阴郁气氛。广告柱上面又写出了丑恶的字眼；街头首度出现了身着褐色制服的凶神恶煞，他们就在没有人听过的既刺耳又粗俗的进行曲之伴随下呼啸而过。官方机构处境狼狈不堪，国会之内吵闹得震天响，看似漫无止境的政治危机塞满了报纸的版面。这些晦暗的情景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闻起来带有1919年或1920年的味道。那时不也是由赫尔曼·米勒这位可怜虫担任总理[51]？当施特雷泽曼还在世的时候，总理是谁并不重要。他的辞世现在也就意味着末日的开端。

14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布吕宁在1930年初出任总理。自从我们有记忆以来，德国首度出现了严峻的统治者。1914年至1923年间所有的内阁都很软弱。接着上台的施特雷泽曼虽然施政熟练并采取有力措施，可是他的手段柔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布吕宁却一直让许多人感觉痛苦。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而且他或多或少以自己的“不合时宜”为傲。他的外观坚挺瘦削，无框眼镜的后面眯着两只眼睛，以冷冰冰的目光向外张望。一切客套、圆滑的作风皆与其天性格格不入。他的成就——他毫无疑问确实有过若干成就——皆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此即“手术获得成功，病患已经死亡”，否则就是“阵地固守下来，人员全部损失”。

为了支付战败赔款，他宁愿采取荒腔走板的做法，以致德国经济濒临崩溃，银行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至600万。为了让国家预算保持平衡，他就像一位严厉的一家之主，冷酷无情地施展铁腕，要求大家“勒紧裤带”。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大约每隔半年，就会出现一道“紧急行政命令”来削减俸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支出，最后连私人的薪资及利息也不断降低。这些措施环环相扣，而布吕宁咬紧牙关容忍一切痛苦后果。某些后来被希特勒拿来整人的有效措施，也是由布吕宁率先引进的，例如使人无法出国的“外汇管制措施”，或者使人难以移民出去的“移居国外捐”。甚至连限制新闻自由和架空国会等实务，亦均由布吕宁首开其端。说来矛盾的是，他进行这一切的目的，追根究底就是为了捍卫魏玛共和国。可是旷日持久以后，连共和派人士的心中也开始纳闷起来：经过这几番折腾下来，到底还剩下了什么东西需要他们来捍卫呢？

据我所知，布吕宁政府是一种新的施政方式之滥觞，它不但是习作，更成为后来受到许多欧洲国家仿效的一种模式：为了抗拒独裁，于是假借民主之名进行半独裁统治。若有人愿意花工夫来仔细研究布吕宁主政的时代，便不难发现，这种施政方式其实已经具有其所欲打击对象的各种要素，而几乎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先修班。结果就是，己方的支持者变得气馁，己方的阵地被挖空墙角，人们已习惯于不自由的状态。如此一来，便在理念上对敌方的宣传攻势毫无招架之力，而将主动权完全拱手让人。最后，当事情激化成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时，己方只会一败涂地。

布吕宁没有自己的真正班底，他只不过是受到“容忍”而已，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下的产物。他就像是一位体罚学生时，口中喊着“我心里比你们更痛”的小学老师。相形之下，这当然胜过残酷成性的刑讯大师。人们心甘情愿地忍受布吕宁，因为似乎只有他可以阻挡希特勒。布吕宁本人当然对此也心知肚明，他晓得自己的政治生命维系于对抗希特勒——也就是此人依然存在之事实——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可把希特勒毁掉。他固然必须打击希特勒，但同时也必须将之保留下来。他绝不能让希特勒夺得权力，但也不可使之失去危险性。想在其间保持平衡绝非易事！于是，布吕宁绷着扑克脸、咬紧牙关，把这个“平衡运动”持续进行了两年之久。纯就此点而言，这已经是一个非凡的成就。然而，他迟早总会面临失去平衡的一天。然后呢？整个布吕宁时代的背后即存在着一个问题：“然后呢？”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眼前的昏暗唯有在残酷的未来景象之对比下，才得以显现出比较温和的面貌。

布吕宁本人能够为国家带来的，则不外乎贫穷、沮丧、受到限制的自由，以及一项保证：不会有更好的情况出现。此外，充其量还有针对禁欲主义所做的呼吁。不过，他的本性过于沉闷无趣，所以就连这项呼吁也无法产生任何感人之处。他没有为国家提供任何理念和有力的要求，只是投下了一个孤立无援的阴影。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闲散已久的各方神圣，又开始闹哄哄地重新四处招兵买马。

1930年9月14日举行了国会大选，纳粹党在一夕之间，从一个令人发噱的小党跃升为第二大党[52]，其国会席次也从12席暴增至107席。从那一天开始，布吕宁时代的核心人物已非布吕宁，而是希特勒。现在的问题已由“布吕宁还会留下来吗？”演变成了“希特勒会上台吗？”纠缠不清的激烈政治讨论，现在也不再围绕着“是否支持布吕宁”这个主题打转，而变成了支持或反对希特勒。至于城郊重新出现的射击事件，那些开枪的人已非布吕宁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而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正在彼此厮杀。

当时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过去、本质及言论，一时之间依然对那个唯他马首是瞻的运动构成了障碍。1930年前后，他在大多数人眼中仍为一个具有阴暗过去的尴尬角色：1923年时慕尼黑的救世主以及“啤酒馆政变”那场闹剧的策动者。除此之外，其个人背景对一般德国人而言（并不局限于“聪明人”而已），非常令人起反感：与拉皮条者一样的发型、一钱不值的举止、维也纳郊区的德语方言口音，再加上滔滔不绝的冗长言论、有如癫痫症发作一般的动作、狂野的手势、攫取的姿态、时而闪烁时而呆滞的目光。尤其他在谈话中更处处显露出自己对威胁恫吓和残酷暴行的喜好，以及对处决人犯的血腥狂想。

那些1930年在“体育宫”对他欢呼喝彩的人群，如果真的单独在街上与他面对面不期而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恐怕会避之唯恐不及。可是现在却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当这一切可憎、污秽、令人作呕的事物发挥到了极致以后，反而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魅力。假使那个家伙当初发表他第一篇演说的时候，就被警卫人员一把抓住领子带走，弃置于一个没有人能够再看见他的地方（这本来就是他的最佳归宿），那是绝对不会有人感觉奇怪的。可惜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而该人反而一再变本加厉，变得更为疯狂、更加丑恶。等到他一天比一天出名，变得令人难以视而不见的时候，效果便完全改观：此时那个怪物产生了吸引力。这同时就是希特勒这个案例的神秘之处，他能够让对手异乎寻常地变得精神恍惚、受到麻醉，而且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现象。这就好像受到传说中“蛇怪的目光”控制一般，不再有能力看出该人即为阴曹地府的具体象征。

希特勒曾经被传唤至德国的最高法院应讯，当时他咆哮公堂，表示有朝一日将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夺取权力，然后人头将满地滚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白发苍苍的庭长未曾动念令人将之收押禁见。希特勒参选总统，与兴登堡进行选战时曾经公开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会是这场选战的赢家。其对手已八十五岁高龄，而他自己只有四十三岁，所以可以耐心等待下去——再度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当他第二次公开作出同样表示的时候，公众已经笑得有些勉强，只像是被人搔了痒一般。不久之前曾有六名纳粹“冲锋队员”在某个夜晚闯入一名“想法不同者”的家中，将他从床上拖下来活活踩死。他们为此被法庭判处死刑。希特勒于是发了一封电报为他们打气，对其行动表示赞扬之意——又一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对，这回终于有事情发生了：那六个杀人犯全部获得特赦。

我们从观察中可以发现，下列事项产生了奇特的交互作用，以致事态愈演愈烈：首先是狂妄无耻的作为，使得那个煽动仇恨的魔鬼门徒逐渐成长为魔鬼。那些负责将之制服的人却头脑过于迟钝，等到他们终于醒悟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的时候，该人早已用更疯狂的言论和更加魑魅魍魉般的行动，让过去的言行远远瞠乎其后。而他对群众产生的催眠作用，使得人们日益缺乏抵抗的能力，于是令人恶心的事物产生了魅力，邪恶的事物令人变得狂热。

除此之外，希特勒几乎对每个人都作出一切的承诺，这当然又为他带来了一大群结构松散的簇拥者及选民，其中的成员则为无判断能力者、失望者及陷入贫困者。但这还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地方。除了煽动群众的言词和党章中条列出来的各点之外，他还清楚地以显然非常诚实的方式，对以下两点作出承诺：恢复1914至1918年间的伟大战争游戏，以及1923年在无政府状态下所进行的狂欢式掠夺行为。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他日后的外交方针及经济政策。他无须逐字逐句对此作出承诺，甚至可以放心说出表面上看起来与之相抵触的言语（例如他后来的“和平演说”），而大家都听得懂其弦外之音。这才为他带来了真正的门徒，也就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这些动作诉诸两个曾在年轻一代身上留下烙痕的重大事件，于是有如电光石火一般，传播到每个私下缅怀这些事件的人身上。能够置身其外的只有那些已经把这些事件一笔勾销的人，而且那些人的心中已经浮现出不祥之兆。那些人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其他的政党和旗帜可供追随，更没有政纲和战斗口号。我们还能跟谁走呢？除了那些被视为已经胜券在握的纳粹之外，只剩下一些比较文明、来自资产社会的保守反动人士。他们聚集在“钢盔团”[53]的周围，含糊不清地倾心于“前线的经历”和“本土”。他们虽然不具有纳粹那般的暴民作风，但心中同样愤恨不平，而且也对人生充满了浓厚的敌意。除此之外还有未战先败、早已灰头土脸的社会民主党人士。

顺便值得一提的，还有宛如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一般充满谜团的国防军，以及普鲁士警察。前者的领导人是一位长袖善舞、坐办公桌出身的将军[54]。后者则被说成训练精良、忠实可靠的共和国执法机关；可是人们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免不了会给这个说法打上一个大问号。

以上便是涉及这场游戏的各方势力。游戏的本身则拖泥带水，而且混沌不清，既没有高潮，也没有戏剧化的场面，更看不见决定性的发展。就许多方面而言，当时德国的情况让人联想起今日欧洲的氛围：人们就像瘫痪了一般坐待无法逃避的现实降临，却又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期盼会有奇迹出现。在今日欧洲这指的是迫在眉睫的战事，在当时的德国则是即将到来的希特勒夺权和“长刀之夜”[55]。那些纳粹党徒先前已经对此大放厥词，连局势演变的细节都和他们所预见的十分神似：骇人的事件正逐步逼近，有能力抵抗者却精神涣散。他们毫无指望地谨守游戏规则，可是其对手每天都在犯规，进行单方面的战争。事态便飘浮于“宁静与秩序”和“内战”之间。街上并没有放置障碍物，可是每天都出现既无意义又稚气十足的斗殴或射击事件，以及对敌党聚会的酒馆进行突袭，几乎不断有人死亡。

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有了“绥靖政策”的代言人：一些有势力的团体倡言要将希特勒“变得无害”，其方法就是让他“负起责任”。到处都不断出现激烈而漫无结果的政治讨论，无论是在咖啡厅、酒馆、商店、学校和家中皆如此。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又出现了一个数字游戏：大大小小的选举不断举行，以致每个人的脑海之中都是得票数和国会席次。

与纳粹有关的数字一直向上攀升，而许多正面的事物皆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即对生命的喜悦、仁厚之风、无伤大雅的行为、设身处地的体谅、善意与友好、慷慨大方和幽默感。连值得一读的书籍都极为罕见，这也不外是因为几乎已经没有人对好书感兴趣。德国的气氛很快就变得令人窒息。

到了1932年的时候，气氛愈发令人窒息，然后布吕宁倒台了。事情发生得没有来由，而且出现于一夕之间。接着是由巴本和施莱歇共同演出的一段奇形怪状的插曲[56]：一个实际上由一群寂寂无名的贵族所组成的政府，就像轻骑兵那样在政坛上横冲直撞了六个月之久。当时，共和国已经奄奄一息，宪法已名存实亡，国会一再被解散和重新改选，报社遭到查封，普鲁士政府被撤换，全国的高级行政官员大调动……而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切都在几乎可称得上是“愉快”的气氛下进行得如火如荼。

1939年的时候，欧洲各地均充满了德国1932年夏天的味道：人们距离万丈深渊只有一步之遥，令人担忧的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纳粹党人的服装终于被解禁之后，他们又穿着制服挤满了大街小巷。他们投掷炸弹并开始拟定黑名单，1932年8月已经有人和希特勒进行洽商，征询他是否有意出任副总理。到了11月，巴本和施莱歇二人已经分道扬镳，由希特勒担任阁揆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这时阻挡在希特勒与权力之间的，只有一小撮还在试手气的贵族政治骑士。一切有效的障碍物皆已被清除：宪法早就形同虚文、法律保障已不存在、没有了共和国……甚至连支持共和的普鲁士警察也已踪影全无。

时至今日，“国际联盟”已经沉沦，集体安全机制早已不复可寻，条约的价值与谈判的意义亦皆荡然无存，而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均告沦陷[57]。可是，无论是1932年还是1939年，在最危险和最绝望的最后一刻，却又弥漫着病态的自我安慰式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赌徒般的乐观主义，一厢情愿地以为凡事都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自动拨乱反正。当年，希特勒的财务不是已经捉襟见肘了吗？今天，希特勒的国库不是已经空空如也了吗？当年，不是连希特勒的友人终于都决定要对他进行反抗了吗？今天，情况不也完全没有两样吗？沉闷昏暗的政治局势再度生气勃勃地动了起来——这不也就是1939年时的情况吗？

那时就跟今天一样，人们的心中已经开始想着：最糟糕的情况总算已成过去。

15　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旅途已告结束。我们现在正置身于战场上，决斗可以正式展开了。

第二部 革命

16　我的父亲——普鲁士清教徒

1933年初，我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时的我，衣食无缺、教养良好、彬彬有礼且作风正派。我的棱角虽然多少已被磨圆，而且我已经度过了莽撞的大学时代，但实际上仍缺乏人生历练。大致说来，我是德国中产阶级教育的标准产物，就像一张没有写上几个字的白纸。我固然持续生活在相当有趣且戏剧化的时代背景下，不过我迄今的私人生活却乏善可陈。唯一比较深刻，而且已经留下若干疤痕、经验与人格特质的个人遭遇，就是我对爱情所作的既热烈又痛苦的尝试。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皆曾有过同样的经验。不过，当时它们对我产生的吸引力却远远超过了其他事物，甚至成为“生命”的实质。

除此之外，我跟出身自同一德国社会阶层的年轻人一样，也是家中的乖儿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是零用钱却基于原则问题，被那位德高望重、逐渐年迈、既有趣又令人不悦，但暗地里深受敬爱的父亲抠得很紧。纵使我往往对家父不敢苟同，但那时他无疑是我生命中的核心人物。每当我必须采取重大行动或面临抉择的时候，免不了都会先征询他的意见。而若想叙述当时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得更精确一点，那就是我被设计成什么样的人），便不能不先对家父作一些描述。

就个人观点而言，家父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若从行事风格及生活方式观之，他则是一位普鲁士清教徒。

清教主义之中有一个特别的普鲁士变种形式。在1933年以前，它曾为主宰德国的首要精神力量之一，甚至在今日的表象背后仍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它与英国古典的清教主义具有同构型，不过也有着相异的特征。其先知是康德而非卡尔文；其标杆人物为腓特烈大帝而非克伦威尔。与英国清教主义相同之处则为，普鲁士清教主义也强调严谨、尊严、节欲、责任与忠诚。它同时还强调献身，因而具有忘我的作风；它要求看轻尘世间的事物，以致具有阴郁的倾向。普鲁士和英国的清教徒，都基于同样的原则而不给儿子太多零用钱。他们看见年轻人进行爱情实验时都禁不住皱起眉头来。

不过，普鲁士清教主义具有世俗化的色彩，其所服侍及献身的对象并非耶和华，而是普鲁士国王。其褒扬及奖励的方式并非个人的财富，而是官方之荣衔。最重要的一点却可能是：普鲁士清教主义拥有一扇后门，可通向自由而不受羁绊的“私底下”生活。

例如大家都晓得，腓特烈大帝这位深沉的禁欲主义者——以及普鲁士清教主义的偶像——“私底下”是长笛演奏者、横槊赋诗者、自由思想者及伏尔泰的朋友。几乎其所有的门徒，那也就是两个世纪以来的普鲁士高级官员和军方人士，在正经八百的脸孔后面，“私底下”都具有类似的特质。普鲁士清教主义喜好具有“坚韧的外壳，柔软的心肠”之人物。普鲁士清教主义发明了那种奇特的德国式表达方法：“就个人立场而言，我的意思是……不过身为公务员，我的说法则为……”

这也使得许多外国人迄今始终无法认清一个事实：普鲁士（以及受普鲁士影响的德国）整体看来总像是一架没有人性、既残酷又贪婪的机器。可是，若把它拆开来看，也就是实地拜访，并与普鲁士人和德国人个别“私底下”进行接触的话，却往往会出现不一样的印象。他们会让人产生好感，显得相当人性化、不具伤害性，而且乐于助人。德国这个国家具有双重性格，正是因为几乎每个单独的德国人都过着双重生活的缘故。

家父“私底下”是一位狂热的文学鉴赏家及爱好者，其收藏的书籍多达数万册，而且直到去世之前，藏书的数目都在不断增加。他不光是“拥有”那些书籍而已，还真正阅读过。欧洲19世纪的文学巨擘，诸如狄更斯与萨克雷、巴尔扎克和雨果、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拉贝和凯勒等人，对他来说都不仅仅是姓名而已（以上只列出了他最心爱的几位作家）。他们都是可以长时间在沉默之中进行对话的朋友。每当他遇见有人可以发出声音，和他一起把这种对话继续下去的时候，他更是兴奋得无以复加。

不过文学到底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嗜好。一个人可以“私底下”放心当收藏家，或是不受干扰地莳花弄草，甚至还可以身兼绘画及音乐鉴赏家。然而，他不可能每天都只是“私底下”跟活人打交道。我们不难想象，一个长年“私底下”沉浸于欧洲文学界和思想界的精华与糟粕之间的人物，有朝一日终将无法再成为目光局限一隅、严格、迂腐和尽忠职守的普鲁士官员。可是家父却不会如此，他有办法继续出任普鲁士的公职。他虽不与普鲁士清教主义的外在形式脱节，却又能培养自己心中怀疑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这使得他的官员脸孔越来越成为纯粹的面具。

使二者得以并行不悖的工具，就是一种非常微妙、从未大声说出的秘密反讽。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可以使公务员这种极具争议性的职业，能够变得高尚和站得住脚的工具。其中的诀窍就是，心中必须常存一念：无论是高高在上者，还是任其摆布的弱者，二者都只不过是人而已，并且都是同一部戏之中的角色。官员的角色固然需要以严厉与冷漠的姿态来扮演，可是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谨慎、善意与关怀。使用最冷冰冰的官式德文来撰写规章时，若遇见了棘手问题，往往比写抒情诗还需要投入更多细腻的感情，比破解小说情节当中的悬疑还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触感。

在那些年里，家父很喜欢与我一同外出散步，并试着仔细向我透露这个官僚主义的高级秘密。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我有朝一日也能够出任公职。然而，他自己只停留在阅读和讨论阶段的嗜好，却在我的身上继续发酵，演变成了写作的倾向。当他发现此事之后，免不了感觉错愕，而且不特别鼓励我这么做。当然，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阻拦措施，不但没有禁止，反而还表示：我可以在闲暇之余撰写长短篇小说和各种文章，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如果它们能够被印出来让我填饱肚子的话，那就再理想不过了。可是现在，我必须在大学“学会一些正经的东西”，然后通过学位考试。

家父一方面在内心深处秉持清教徒的怀疑态度，对于我所可能面临的生活方式大不以为然：整天待在咖啡馆，漫无章法地在纸上涂鸦。但他同时也基于自由主义者的智慧，反对把国家行政托付给那些俗不可耐的家伙。因为他们不仅耽于权力，而且喜欢繁文缛节，以致让国家威权真正最有价值的一面，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场与法令规章。更何况在他看来，那些人早已盘踞了各级政府机关。于是他竭尽全力，想把我塑造成与他同类型的人物：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他或许认为，如此一来就可以为我，也为德国作出最佳的贡献。

于是，我完成了法律学业，并成为通过国家初级文官考试的“候补文官”。德国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未来的法官及行政官员于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时候——立即接受训练以娴习公家事务。“候补文官”大致相当于“见习生”。他们在不同的法院或政府机关工作，看起来与法官或公务员没有两样，但不负实际责任，也无权作出任何决定（而且没有薪水）。但无论如何，许多法官签署的判决书实乃出自“候补文官”之手。他们在开庭时固然无权作出判决，却有资格进行口头报告，到头来往往确实可以影响判决结果。在我曾经接受训练的两个不同法庭，法官甚至乐得清闲，干脆放手让我主持开庭……

对一直待在家中当乖孩子的年轻人而言，这种突然到手的公权力无疑是一种深刻的体验，而且无论就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而言，它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至少对我来说，我学到了两样东西，而且它们都与一种特定的“姿态”有关。其中之一，是由冷静、沉稳以及“充满善意的枯燥乏味”所共同构成的态度——这可能只有在衙门里面才学得到。另一个收获则是以“官方逻辑”——也就是用法理上的抽象概念——来思考的能力。随后的政局发展使我没有什么机会把二者实际运用于既定的范畴内。不过，它们——尤其是第二点——却在几年以后名副其实拯救了拙荆与本人的性命。家父当初安排我去学习那些事务的时候，当然还不可能预料到这一点。

现在事后回顾起来，一想到当初自己对即将来到的冒险行动作出何种准备以后，我只能自怨自艾露出苦涩的微笑。因为除了曾经接受过的那些训练之外，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连拳击和柔道都不会，当然就更不可能具备诸如走私、偷渡、使用暗语等特殊技能了。其实，它们在后来那些年头都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但即使在精神方面，我对眼前的巨变同样没有做好准备。不是曾经有人这么说过吗？“参谋本部已在承平时期让军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完全针对上一次的战争。”我不晓得此说的正确性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实事求是的家庭总是把自家的子女教育得非常适合刚结束的时代。

就我而言，我拥有的知识与技能，足够供我在1914年以前的中产阶级时代扮演良好角色。除此之外，对当代历史的某些亲身体验也使我有能力预先感受到，它们在今日的状况下恐怕对我不会有太多用处。不过，这也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顶多能够用鼻子嗅出即将来临的危难，于是产生警觉，可是我的观念世界却无力将之反映出来。不光是我个人如此，与我同龄者大多也不例外，而老一辈的人士当然更是如此（直到今天，仅仅通过报纸和一周新闻影片剪辑来认识纳粹主义的外国人，大多都还处于这种状态）。我们的思维模式完全在一个特定文明的框框里面打转。其中的各项准则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正因为它们太理所当然了，所以几乎已为人所遗忘。

当我们就特定的命题与反命题进行争辩时，例如自由与约束、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不会妨碍到基督教人道主义文明之中约定俗成、毋庸置疑的部分。甚至连当初加入纳粹党的人士也并非全部都了然于心，自己究竟因此而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是为了民族主义、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反对犹太人、为了1914年至1918年才会这么做。其中大多数人固然暗中盼望集体冒险行动或1923年的状况重新来临，但这一切当然至少都应该维持一个“有文化民族”的“人道”形式。

若有人询问他们是否支持政府成立常设的刑讯机构，是否支持由国家策划的大规模屠杀行动，他们大多数人很可能只会惊讶万分地盯着发问者（以上所列仅为较显眼的事项而已，而且绝非其最终、最恐怖的结果）。甚至一直到了今天，还会有纳粹党人对类似的问题做出吃惊的反应。

当时，我还没有选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甚至难以决定自己最基本的政治倾向究竟是“右”还是“左”。1932年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良心上的问题，我变得手足无措，犹豫了一下子以后才回答道：“应该比较偏右吧……”在日常事务方面，我只是依据实际状况在心中选边来站，有时根本就不采取立场。当时，虽然有许多政党存在，可是它们都不能对我产生特别的吸引力。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我未曾参加任何政党这个事实，至少避免让我变成了纳粹。

但真正对我产生保护作用的东西，那就是我的“鼻子”。我具有相当发达的精神上的嗅觉。换句话说，这种感觉可以根据美学上的价值（或者没有价值！），来判断别人在道德上及政治上的态度或观点。只可惜，大多数德国人完全缺乏这种能力。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有办法使用大量的抽象概念和演绎法来进行愚蠢的辩证，借此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可是，这往往只需要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确定它是否发臭。那个时期，我已经养成了习惯，用鼻子（即感觉）来决定自己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坚定信念。

我的鼻子对纳粹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使我根本就懒得表示，在它伪称的目标和意图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值得讨论的，或至少是“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因为那整个东西再怎么闻就是不对劲，我马上可以确定纳粹是敌人——不仅是我个人的敌人，也是我所珍惜的一切事物之敌人。关于此点，我的直觉一直是正确的。不过在有一点上面，我犯下了绝对的错误：我没有看出他们可以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当时，我还倾向于完全不把那些人放在心上（这也是纳粹那些经验不足的对手所普遍存有的态度）。那种态度在当时帮了纳粹很大的忙，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难得有事情能够像“我们”——我自己和立场与我相近的人——面对纳粹革命来到德国时所出现的反应一样可笑。我们感觉事不关己，于镇定自若之下保持平静，就好像在剧院的包厢作壁上观一般。可是那场革命的目的，却是要让我们在世上站不住脚。而更滑稽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又过了几年以后，整个欧洲的眼前虽然已经有过我们的先例，他们却也抱持同样的“看好戏”的态度，一动也不动地扮演着观众的角色。可是，纳粹早已开始在欧洲各地煽风点火。

17　假革命（1933年2月）

刚开始的时候，那场革命看起来的确架势十足，颇为类似我们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之模样：一个属于报纸和公共领域的事件。

纳粹党人将1月30日标榜为他们的革命纪念日，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事情。1933年1月30日所带来的并非革命，而是一场政府改组。希特勒出任的是总理，而非纳粹政权的“元首”，除了他之外，内阁里面只有两名纳粹党人[58]，而且希特勒是向《魏玛共和国宪法》宣誓效忠。在一般人眼中，当天的胜利者可不是纳粹党，而是那些把纳粹“羁绊起来”，并盘踞了政府关键职位的右派资产社会人士。就宪法的角度观之，这比前几年所发生过的事件都还要来得正常与不具革命性。从表面上看来，那天也不具备革命的任何特征——除非有人硬要把当天晚上威廉大街的火炬游行，以及柏林城郊一场不痛不痒的射击事件作此解释的话。

对于我们这些另类的人来说，1月30日的经历实际上只局限于报纸上面读得到的报道，以及它们给人带来的观感。

当天早上，报纸的头版标题写着：“总统召见希特勒”。人们多少会感觉无助，于紧张之中带着怨气：前一年8月和11月的时候，总统也曾召见希特勒，分别打算让他出任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不过，他每次都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每当谈判失败以后，官方都郑重对外宣布：“……毋庸再议。”可是每次的“毋庸再议”都只能维持三个月。在当时的德国，希特勒的对手已经有着一种同样病态的癖好，孜孜不倦地把他想要的东西，用一次比一次廉价的方式拱手让给他，简直就像是强迫他接受一般（这与世人今日的做法并无二致）。每次都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放弃“绥靖政策”，可是一待时候到了，却又冒出新一轮的姑息措施——这又和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都是希特勒自己的不识抬举。他的不识抬举是否必然会耗尽其对手的耐心呢？可惜的是，当时和现在的情况都明白显示出来，他的对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耐心的……

那天中午的大标题是：“希特勒再度要求太多”。人们的心情已经开始趋于平静，禁不住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依据希特勒的天性，他索取的东西本来就不可能少于“太多”。看来大家又逃过了一劫，而希特勒本人似乎就是让人免于遭受希特勒荼毒的不二法门。

下午五点，晚报出刊了，上面写着：已经成立“民族集中内阁”——由希特勒担任总理。

我不确定一般人普遍对此产生的第一反应为何，但我的初步反应足足持续了一分钟之久：一道凉彻脊髓的寒意。当然，事情其实早就已经“注定”，这是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的事实。然而一等到这个事实白纸黑字出现在眼前以后，却又虚幻得令人难以置信：由希特勒担任总理！我似乎闻到了希特勒那个家伙身上散发出来的血腥与污秽的臭味。而且，我感觉好像有一只既具有威胁性又令人恶心的凶残野兽正在逐步逼近——兽蹄肮脏而锐利的爪子，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

然后，我试图摆脱这一切，强露出微笑，努力静下心来思考，并找到不少确实可让人感到安心的理由。当天晚上，我也和家父讨论了这个新政府的前途。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是，该政府固然有机会制造出许多祸害，但不大可能长期执政下去。整体而言，那只是一个由希特勒担任马前卒的黑色反动政府。除了希特勒这个附加物以外，它与接替布吕宁的最后两任内阁并无太大实质上的不同。即使加上了纳粹之后，那些人也无法在国会取得过半数席次。国会固然可以一再被解散，可是这个政府摆明已受大多数百姓唾弃，特别是结构紧密的工人阶层。等到那些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士丢尽最后的颜面之后，工人很可能就会转而投效共产党。当然，政府可以设法查禁共产党，但这只会使之变得更具危险性。现在政府很可能将延续迄今的做法，在社会及文化方面采取反动措施，甚至为了讨好希特勒而变本加厉把反犹太主义也加进去。可是，这样的做法并不会把自己的对手争取过来。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们或许将采取高姿态，甚至不无扩充军备的可能。如此一来，除了国内60％不支持政府的人口之外，外国也会自动加入反对的阵营。而最近三年以来突然投票给纳粹的选民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大多只不过是缺乏判断能力的人、宣传下的牺牲品和游移不定的群众，只要一开始变得失望以后就会纷纷作鸟兽散。如此看来，这个政府并无值得令人担忧之处。唯一让人难以捉摸的地方，就是将来该由谁来递补它的位子，以及这个政府是否将促成内战爆发——那些共产党人很可能会在遭到查禁之前，不愿束手就擒而抢先一步采取攻击行动。

第二天的情况显示，就事论事的报刊所作之预测与我们的意见大致吻合。说也奇怪的是，虽然大家现在都晓得后来事情演变成何种地步，可是当时的报道即使今天读起来都仍然显得无懈可击。那么为什么事情到了最后还是出现大逆转呢？其中的原因或许正是，当初我们都过于确信不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发展。以致大家都沾沾自喜，根本就没有想到，万一出现了最恶劣的状况，又该采取何种手段来加以制止。

即使在2月这整整一个月里面，凡事都还只是停留在报纸上面的新闻报道之阶段。也就是说，这个氛围使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时之间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此即有朝一日将不再有报纸出现。可是在那个氛围的背后，其实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先是国会被解散，接着在兴登堡公然违宪的情况下，普鲁士邦议会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高级政府官员已被肆意大幅更换，选战之中也冒出了赤裸裸的暴力恐怖行为。

人们不得不承认，纳粹党徒现在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他们不断派出打手部队去其他党派的选前集会闹场，而且几乎每天都枪杀一至两名政敌。有一天，他们甚至把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位于柏林郊区的住宅彻底焚毁。新上任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那是一名纳粹，一个名叫赫尔曼·戈林的退伍上尉）甚至颁布了一道疯狂的命令，要求警方在冲突出现时，不分青红皂白偏袒纳粹党人，并可以无预警向另一方开枪。没有多久以后，甚至出现了由纳粹冲锋队组成的“辅助警察”。

不过，正如同前面所说，一切都还只是报纸上面的报道而已。人们的所见所闻，与几年前司空见惯的情况并无明显差异。街上出现的是同样的褐色制服、行军队伍、万岁口号，凡事皆进行如常。当时，在我担任见习生的柏林高等法院——普鲁士的最高法院——司法实务也未曾因为普鲁士内政部部长颁布的疯狂命令而出现任何改变。此外，依据报纸上面的说法，宪法固可弃如敝屣，但是《民法典》之内的任何条文皆维持有效，并且与往常一样受到细心呵护。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尽管总理天天公然用丑恶的字眼辱骂犹太人，可是在我们的判决委员会里面照样有一位犹太裔法官。他还是一如既往，明镜高悬本着良心来判案。他所作的判决依然受到承认，被整部国家机器视为执行时的依据——尽管同一部国家机器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把他斥为“寄生虫”、“劣等人种”或“瘟疫”。到底是什么人在那边出洋相？这种充满反讽的情况究竟对谁较为不利？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倾向于把司法体系继续运作以及生活脚步未遭打乱等事实，都看成是反纳粹行动的胜利：不论纳粹表现得多么喧嚣与狂野，顶多也只能搅乱政治的表层而已。表层下面的海洋深处——百姓真正的生活——则是他们所无法触及的。

完全无法触及海洋深处？当时表层的涡流不是多少已经向下波及我们这边了吗？它令人再度因为紧张而颤抖，让私人在针对政局进行的讨论之中突然充满了难消的愤意，更使得一切都无时无刻不绕着政治打转。政治岂不已经对私人生活产生了奇特的作用，以致任何不含政治意味的生活方式现在都可以被理解成政治示威行动？

不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仍然继续坚持过着正常而不泛政治化的生活。既然无论在任何地点都无法展开反纳粹的抗争，那么我就退而求其次，至少不让自己丝毫受到他们干扰。或许正出于同样的抗拒心理，我决定就在这个节骨眼去参加一场大型嘉年华舞会，虽然我对嘉年华舞会其实并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我们倒是想看看，纳粹是否也有办法对狂欢节采取干预行动！

18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就像柏林的许多事物一样，稍微带有人工化的不自然与做作色彩。它既不若天主教核心地区那般具有怪诞而被神圣化的仪式，也不像慕尼黑的狂欢节那样随兴而发和引人入胜。其主要特征就是柏林味十足：“热闹”与“组织”兼具。我们可以说，柏林的嘉年华舞会就是一场五彩缤纷、组织卓越的大规模爱情摸彩活动，里面有大奖也有空签。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仿佛抽奖一般来认识女孩子、与她接吻，并在一夕之间完成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准备阶段。

活动的结尾就是两个人在破晓时分共乘出租车离开，并相互交换电话号码。然后通常都会马上晓得，是否能够由此衍生出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抑或只是留下有如宿醉般的苦楚。整个活动的过程——这是它名副其实的“热闹”之处——都发生在一个五颜六色、装饰狂野的环境里面，其间夹杂着伴舞乐队喧天的演奏声，以及一大堆诸如彩色纸带和灯笼之类狂欢节必备的物品。人们借酒装疯，买得起多少就喝多少。几千人彼此挤来挤去，就好像待在一个沙丁鱼罐头里面。每个人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大家都不会忸怩作态。

不知为何，我去参加的舞会取名为“篷舟”。它是由一家艺术学校举办的，与柏林所有的嘉年华舞会同样盛大、吵闹、缤纷和拥挤。那天是2月25日，一个星期六。我抵达的时间相当晚，舞会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四下塞满了花花绿绿的丝衫、光溜溜的香肩和少女的美腿。人群摩肩接踵，根本寸步难行。衣帽间没有空位，餐饮台也人满为患。这种挤得满满的状况就属于“热闹”的一环。

其实，我并不怎么提得起劲来，早在抵达之际便已觉意兴阑珊。当天下午，我听见一个令人不安的谣言：选战进行得不如人意，以致纳粹准备发动政变，大肆采取逮捕行动并进行恐怖统治。几周之内恐怕就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大家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这不免令人忧心忡忡，但它到底只不过是报纸上面的预测而已。事情的真相不就在这里吗？那是耳边传来的谈话声、欢笑声、伴舞的乐声，还有四下少女们的嫣然微笑。

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只是心猿意马地站在阶梯上到处张望，看着周遭波动起伏的人潮和热情洋溢的笑脸。那么多人心中恶意全无，一心只想觅得一位讨人喜欢的女友或男友，纵使这段友谊只能维持一夜或一夏也无所谓。他们想获得的是生命中点点滴滴的甜蜜、小小的冒险经历和值得玩味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头却突然涌上一种既奇特又令人晕眩的感觉：我仿佛与这几千名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共同被禁闭在一艘大船里面。船身正在剧烈摇晃摆动，而我们却在最偏僻、有如鼠穴般的船舱内纵情欢舞。可是，顶层的驾驶室已经有人决定引水灌满船上的那个部位，让其中的一切全都溺毙，管他是人还是老鼠。

此时，后方伸出一只手挽住我的手臂，并传来了悦耳而熟悉的声音。我连忙转身探望。我的身体转向何方了呢？你们可以说我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我的眼前站着一位来自以往幸福的网球时代之友人，一个名叫莉萨的女孩子。她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已经快记不得她了。现在她蓦然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样子就和从前一样友善，可以为人带来慰藉和喜悦。她把我和心中的悲观念头阻隔开来，以她娇小而挺直的身躯，为我挡开了上帝、世界和纳粹，让我重新想起自己在嘉年华舞会应尽的义务。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即已不再落单，我的“彩券”已经中了奖：那是一位装扮得像是土耳其少年的黑发女子，其长相颇为秀丽优雅，还有着妩媚动人的褐色大眼睛。乍看之下，她多少会让人联想起那位名叫伊丽莎白·贝格纳[59]的女演员。那是她向往的目标，也是当时每一位柏林少女向往的目标，而且她们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偶像来。

莉萨眨眨眼为我打气以后，又消失于熙攘杂沓的人群之中，那位“贝格纳女孩”便成为我当天晚上的女朋友。而且，她不但当晚是我的女朋友，即使在继之而来的整个悲惨时代也不例外。这并非一段全然幸福美满的友谊，然而，我在那一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晓得此点的！她轻盈得宛如羽毛一般，与之携手共舞是令人愉悦的经历。她用高高的嗓音轻声说出早熟的话语，也以略带酸涩矜持的柏林式魅力，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此时她看起来较实际年龄成熟的双眸，更散发出闪耀的光芒。她的确够迷人了，我对“抽中的大奖”相当满意。

我们共舞了一阵子以后，就走去小酌一番，接着一同漫步进入一个只有隐约乐声传来的小房间。我们在那边找个地方坐了下来，互猜对方姓甚名谁，最后决定还是互相取名字算了。她把我叫作“彼得”，我则称她为“查莉”。这听起来倒像是维基·鲍姆[60]小说中情侣的名字，而且我们也找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名字。当我们取这些名字的时候，正准备成为一对既摩登又规矩的情侣。我们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些情侣正彼此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们倒没有对我们造成干扰。室内另外出现的一位老演员却不然，他孤零零独自一人站着，于忧郁中带着祝福在那边发号施令。他把我们称作“小朋友们”，还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叫来一杯鸡尾酒。那时的情景就好似在家中一般。待着待着，我们已经准备走出去继续跳舞了，而且我曾答应过莉萨，当天还会再和她见一面。可是，事情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

不知怎地，我们当中突然冒出警察已在屋内的消息。时而有人醺醺然四下走动企图引人注目，还各尽所能以戏谑性的口吻大呼小叫，成功制造了若干骚动。其中一人甚至喊道：“赶快站起来，警察已经走进房间里面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高明的玩笑，可是谣言很快就显得越来越逼真。有些女孩子变得紧张兮兮，禁不住跳了起来，连忙快步离开，背后紧跟着她们的白马王子。

这时有一个从头到脚都穿戴成黑色，而且头发和眼睛也乌溜溜的年轻男子突然起身，就像群众集会上的演说者一般，用尖酸而粗鲁的语气在房间内放声表示：我们大家最好全部都赶快离开此地，免得必须在“亚历山大广场”过夜（警察总署和看守所便位于亚历山大广场）。那个人的举止虚实参半，好像他本人就是警察一般。我又仔细瞧了一眼，回忆起来他曾经独自一人在此坐了很久，然后又很平和地与一个少女拥吻。可是，该少女现在已经不知去向。除此之外，我现在才发现他的便帽上面有一个徽章，其图案是一束棍棒中间捆着一把斧头[61]。而他的黑色服装，天哪！那竟然就是法西斯的制服！——多么奇怪的装束！多么诡异的举止！那位老演员从位子上缓缓站了起来，默不作声、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一切都突然显得有如梦境一般。

从外面大厅照进来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那边不断此起彼落传来尖锐刺耳的呼哨声。每个人的脸色一下子都显得惨淡不堪，那看起来就像是舞台灯光所制造出来的效果。“警察真的来了吗？”我忍不住问了黑衣男子一声。“没错，我的孩子！”他提高了嗓门回答我。“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黑衣男子吼道，“说不定你自己早已晓得了答案，那就是有人不想看见这样的场面。”他一边说着，一边很粗鲁地挥手啪的一声，往站在附近一位少女光溜溜的腿上打去。我摸不透他这么做究竟是想替警察帮腔，还是纯粹没有教养的行为，于是耸了耸肩膀开口说道：“查莉，我们打算自己出去看看苗头，对不对？”她点了点头，乖乖跟着我一同走了出去。

果然，到处都出现了有如惊弓之鸟般的举动，四下的人们纷乱杂沓、心神不宁，而且略显狼狈。或许真的出了事——譬如发生了不幸的意外，或是有人在争斗？说不定这里还闹出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射击事件？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穿过了许多房间和厅堂，居然真的看见了警察，看见了他们的警帽和蓝色的制服。他们就像中流砥柱一般，屹立于汹涌激荡的缤纷服装之间。从他们那边应该可以得到完整的讯息。于是，我略显疑惑、面露微笑、带着信赖感走向其中一人，仿佛在街角向警察问路一般说道：“我们真的必须回家了吗？”

“我并不反对你们回家。”他回答道。我几乎倒退了一步，因为他缓慢、冰冷而狡猾的语调之中充满了威胁性。接着，我果真倒退了一步：那张脸孔！那不是我们看惯了的忠厚老实的保安警察面貌。那张脸看起来仿佛只是由牙齿构成的。至少那个人曾经名副其实对着我龇牙咧嘴，而且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把两排牙齿都露了出来。这种模样难得出现在人脸上面：他的牙齿又小又尖，与一条凶狠掠食的大鱼难分轩轾。他的金发和苍白脸孔盖在警帽下面，看起来就像一条鱼，像一条鲨鱼。他死板的眼睛像水一般无色、头发无色、皮肤无色、嘴唇也无色，然后鼻子在牙齿上方像鱼跃似的向前突出。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长相确实充满了“北方人种”的味道。但那已经不再是一张人脸，反而比较像是鳄鱼的面孔。我禁不住不寒而栗——我看见了一张“黑衫队”的脸孔。

19　国会大厦纵火案

两天以后，国会大厦失火了。

我难得与现代历史事件擦身而过，可是却完全“错过”了国会大厦纵火案。那场大火燃起的时候，我正在柏林郊外拜访一位和我一起当见习生的朋友，并与他讨论政治。那位先生今天已经出任相当高的军职。就其心态而言，他是“绝对的非政治化”，只不过对自己的职业具有高度热忱，同时又恪尽职守，因而献身于征服外国的技术性工作。

当时他是和我一样的见习生。他是一位好伙伴，只不过性格略显枯燥，而且自己也深深以此为苦。身为家中的独子和父母最大的希望，他未免过度受到呵护，以致无法从那个充满爱意的监狱破茧而出。他生命中的最大遗憾，就是无缘经历真正的爱情故事。他并非纳粹，而且绝对不是纳粹，即将来临的国会大选因而使他手足无措。他的“国家意识”很强，不过他要的是“法治国家”，这便成为其挥之不去的矛盾。迄今他都把选票投给“德意志民族党”[62]，可是现在他觉得这么做一点意义也没有。说不定他根本就不会过去投票。

他身心疲惫地接待我们这些访客。“你必须正视一个事实，”有一个人对他说道，“现在摆明在推行国族政策，你怎么还可以在那边举棋不定呢？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不要这么做。即使最后必须为此而删掉几个法律条文，那又有何妨！”另一个人对此持有疑虑，其理由是社会民主党至少曾经作出贡献，“把工人阶级又拉回到国家里面来”，而当前的政府只会使这个艰辛的工作前功尽弃。我则对那些“轻率”言论大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看来，投票反对纳粹完全攸关个人品位的好坏，不论政治立场如何，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这时那位亲纳粹的仁兄作出了善意回应：“好吧，那么至少也该把票投给那些‘黑白红派’[63]。”

就在我们一边讨论那些愚蠢的话题，一边啜饮摩泽尔美酒的同时，国会大厦失火了。那个倒霉的凡·德·吕伯[64]刚好带着官方用得着的证件，置身于正在燃烧的房舍之内。希特勒就像瓦格纳音乐剧中的诸神之王沃坦一样，在熊熊烈火映照之下，站在国会大厦前面大放厥词：“如果那些共产党人真的干了这个勾当——本人对此可一点也不怀疑——那么他们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当时我们没有打开收音机，所以对此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的时候，我们睡眼惺忪搭乘末班公交车回家。这时许多突击小组已经分头出动，将其牺牲品一个个从床上拖了出来。这一大批人便成为新设立的集中营之首批囚徒，其中包括了左派议员、左翼文人，以及纳粹不喜欢的医生、官员和律师。

第二天清晨，我才从报纸上面晓得国会大厦起火了。但一直要等到当天中午，我才读到有关大规模逮捕的消息。差不多也就在同一个时候，兴登堡颁布行政命令，取消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以及通信和电话的秘密。警方则有权径行搜索民宅，采取没收及拘捕等行动。

下午的时候，已经有长相憨厚的工人拿着梯子四处走动，把广告柱和广告牌上面的选战海报仔细用白纸贴上一层——各左派政党已被禁止继续进行选举造势活动。仍然获准出刊的报纸则几乎口径一致，以一种既谄媚又爱国意味十足的欢呼语调，对一切作为表示赞同之意：“我们已获得拯救！”“吾人有幸，德国已重获自由！”“全体德国人将满怀谢意，共同欢庆周末的民族奋起庆典[65]！”“让吾人燃起火炬、高举旗帜！”以上便是报纸的说辞。街道看起来仍然一如往昔，戏院照常放映电影，法院依旧进行判决。革命？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人们坐在家中，神情略显慌张，心中稍带恐惧，想摸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不过，这在一时之间绝非易事！

这么说来，原来是那些共产党人放火把国会大厦烧了。这是相当可能的事情，甚至是非常可信的。只不过很奇怪的地方是，为什么他们偏偏选中了国会大厦？它只不过是一栋里面空荡荡的建筑物而已。把它烧了，这对谁来说都不痛不痒。或许按照报纸上面的讲法，那的确是革命之前作为信号的“烽火”，而政府的“果断行动”阻止了革命爆发。可是，更奇怪的事情却是，那些纳粹党人竟然会为了国会大厦而大动肝火！直到起火当天以前，他们均将之讥讽为“废话屋”，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是最神圣的场所受到了亵渎一般，只因为有人在里面放了火。凡事都可以看情况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解释，这就是政治，可不是吗，邻居先生？幸好我们对政治一窍不通。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危机已经解除，我们又可以放心蒙头睡大觉了。晚安。

现在言归正传：国会大厦纵火案最有趣的一点可能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那是共产党放的火，甚至连持怀疑态度者都认为此事不无可能。当然，共产党人自己也难辞其咎。他们在近几年内早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政党，并始终不断作出威胁，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就绪”。同时基本上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会不加抵抗便束手看着自己被查禁、被屠戮。

在整个2月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稍稍“向左看”，算准了德国共产党会采取反制行动。可是却没有人期待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大家已经对他们失去了任何期望。比方说，泽韦林和杰辛斯基[66]在1932年7月20日的时候，虽然自己在法理上完全站得住脚，而且有八万名装备齐全的警察大军为其后盾，可是当国防军派出一个连的部队进行“武力恫吓”时，他们却“退避三舍”[67]。但德国共产党可不一样，其党员态度坚决、相貌很凶，彼此之间挥拳打招呼，手中还持有武器。无论如何，他们不时会在酒馆射击事件中与人交火，对自己的力量及组织深具信心。此外，俄国人也一定会从旁指点，教导他们怎么干“那档子事”。纳粹已经摆出务必除之而后快的姿态，而德国共产党也势必会拼死抵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大家心中不免一直纳闷，为什么共产党的反击行动迟迟未曾出现？

德国人花了很长时间以后才终于确定，当时的德国共产党虽然表面强硬，但其本质却是软弱的。那时，纳粹党还大肆散播神话，表示他们已将共产党政变事先消弭于无形，而共产党自己做出的动作，也让人轻易就可以相信纳粹的说法。可是又有谁能够预料得到，德国共产党在挥起的拳头后面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呢？

即使在今天的德国，仍然有人相信当时德国共产党会造成威胁的说法。无论如何，德国共产党的弱点已经传播开来，所以在那时，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怕他们了。甚至连纳粹都不再将他们重新拿来作为话题，顶多只是在面对一些尊贵的外国人士时才会旧话重提——反正不管纳粹讲什么话，他们都会相信。

绝大多数德国人在1933年2月时相信，的确就是德国共产党在国会大厦纵火，这在我看来是无须深责之事。他们必须被责备的地方，就是在纳粹时代首度表现出可怕的集体软弱性格，以致事情发生之后就不再追究下去。国会大厦有一些东西被烧掉了，这就足以让百姓被剥夺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及公民尊严！而一般人便像绵羊似的乖乖就范，好像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既然德国共产党把国会大厦烧了，那么政府理所当然有权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行动”！第二天早上，我和几位法院见习生一起讨论相关的事件。每个人都对一个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那就是到底谁在国会大厦放了火，同时不止一个人对官方的说法不表苟同。然而却没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从此我们的电话交谈可以被窃听、信件可以被拆阅检查、书桌可以被外力强行打开，仿佛那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对个人的侮辱，”我忍不住开口说道，“只不过因为有人宣称某个共产党员放火把国会大厦烧了，所以我就无法再阅读自己想看的报纸。你们难道没有同样的奇怪感觉吗？”有一个人快快乐乐，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不会啊。怎么了？难道你直到现在都还在阅读《前进报》[68]跟《红旗报》吗？”

我在那个多事的星期二[69]晚上打了三通电话。首先，我打电话给我的新女朋友查莉，想和她敲定下一次约会的时间。或许是因为我的确已经爱上她的缘故，但更主要还是出于抗拒的心理。我不想让别人来干扰我的生活，而且这种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坚决！更何况查莉是犹太人。

接着，我打电话给一家柔道学校，向他们索取招生简章及询问上课的条件。我的心中出现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人人在当下的时刻都必须学会柔道。可是不久以后我就注意到，柔道能够帮得上忙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人人更应该学会的，就是一种心智上的柔道。

最后，我打电话给莉萨那位老朋友。我这么做并不是想和她约会，而是想为参加舞会那天没有再和她见面表示歉意。同时我也想晓得，她是如何平安离开的——现在这个问题比过去的任何时刻都要来得有意义。

莉萨听起来似乎正在话筒的另一端啜泣。她开口问我，既然我来自司法界，或许晓得昨晚被逮捕者目前的境遇如何？她突然默不作声，接着又以坚强的语调问道，那些人是否至少还活着？显然，她还没有适应废止通话秘密以后的生活。

她的男朋友也是被捕者之一。那不是来自嘉年华舞会的男朋友，而是她深深爱恋的对象。他是柏林市一位著名的左派医生，曾在自己的那个市区——居民主要为工人阶层——举办声名远播的大规模义诊活动。他还公开撰文表示，值此社会危难之际，堕胎行为应免于刑责。他的名字出现在纳粹第一份黑名单上面。

在随后几个星期之内，我又和莉萨通了几次电话。然而，想对她提供协助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越来越找不出可以拿来安慰她的话语。

20　“第三帝国”的诞生（1933年3月）

什么叫作革命？

政治学家的讲法是：“以不合乎宪法规范之手段更动宪法。”若此寥寥数语之定义可被采纳的话，那么1933年3月的纳粹“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其原因是，一切都进行得完全“合法”，所使用的手段也合乎宪法的规范。起先是总统颁布了“紧急行政命令”，最后是国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将立法权无限制转交到中央政府手中[70]。这些都符合宪法中有关更动宪法的规定。

当然，此等行为摆明都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可是，我们若把事件的真相过目一遍，仍有充分理由来怀疑，那年3月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是否为名副其实的革命。从常识的角度来看，革命的要件之一，就是群众用武力击败既有的秩序及其代表者，例如警察、军队等。这不一定是振奋人心或光芒万丈的起义，它也可以伴随着骚动不安、暴力行动、乱民肆虐、劫掠屠戮及纵火焚烧等现象。至于那些自诩为“革命者”的人士，人们必定期待他们进行攻击，而且表现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气概。街头临时搭起的路障或许已经是过时的东西，可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似乎无论如何都应该具备自发、起事、突袭和暴动等形式。

1933年3月完全看不见以上的特点。所发生的事件固然由各种奇形怪状的组件混杂而成，可是敌对各方偏偏都欠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胆大、英勇和高贵的行为。那年3月总共带来四样东西，最后制造出坚不可摧的纳粹政权。它们分别是：恐怖措施、庆典和慷慨激昂的宣言、变节行为、集体崩溃——也就是千百万人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的现象。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诞生得更加血腥，可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会诞生得如此令人倒尽胃口。

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恐怖形式计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群众沉醉于胜利之中，演变成有如脱缰野马般的嗜血滥杀行动；另一种则是国家机器胜券在握以后，进行冷酷无情、经过精心策划的残暴统治，借此产生吓阻作用及展示自己的威权。此二种形式的恐怖，通常分别位于革命和镇压这两极。前者是革命式的恐怖，使用的借口乃一时的激情与愤怒所演变成的失控行动；后者则为镇压式的恐怖，将之前革命时期的暴行用作报复的借口。

纳粹则为自己保留了特权，将二者结合成一种特殊的形式，以致上述借口在此皆不适用。1933年的施暴者是真正嗜血成性的狂徒，那就是“冲锋队”（“黑衫队”尚未扮演日后才出现的重要角色）。但“冲锋队”此刻的身份是“辅助警察”，他们行动时并未出现骚动或突发状况。尤其是他们不但未曾面对任何危险，反而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得以维持严格的纪律来听命行事。表面上看来，那是革命式的恐怖行动：狂野而胡须未刮的暴民于夜间闯入民宅，肆意将无抵抗能力者拖入地窖严刑拷打。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那却是镇压式的暴行：政府于精心策划之后，以冷酷无情的方式下达指令并实地操盘，背后并有军警为暴行撑腰。这一切均未发生于冒险犯难获得战斗胜利以后，激愤仍未消退的状态下——这种局面从未出现过。这也并非针对敌手之前的残暴行为所进行之报复，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向他们施暴。

事情的真相，就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概念，有如梦魇般遭到彻底扭曲：强盗和杀人犯摇身一变，以警察的姿态出现，手中握有完整的公权力。他们的牺牲品则形同遭受谴责的罪犯，未审即事先被判处死刑。例如有一个案例，就因为事情闹得太大而喧腾一时：一位住在柏林科佩尼克区的社民党工会干部，某天晚上发现“冲锋队”巡逻小组企图闯入其住宅进行“逮捕”。他和儿子们奋力抵抗，并在明显的正当自卫下射杀了两名“冲锋队员”。于是，“冲锋队”当夜纠集更多人马，过来将父子等人一同制伏，然后把他们吊死在他们自己家的一个棚子里面。第二天，更多纪律严明的“冲锋队”巡逻队伍奉命前来科佩尼克。他们冲入当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住宅，将之就地格杀。死者的确实人数从未对外公布。

此类恐怖行动的有利之处就是，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人们均可耸耸肩膀觉得遗憾，表示此乃“任何革命皆无法避免的附带不幸现象”（这也就是革命式恐怖所使用的借口）。换个角度来看，人们也可以用严整的纪律来大做文章，表示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平静和有秩序，所以警方只不过是采取了某些必要的行动，借此使得德国远离了革命暴乱——此处使用的则是镇压式恐怖的借口。这两种借口可以视公众身份之不同而交替使用。

这种对外宣传的方式，使得纳粹令人起反感的程度，较此前此后欧洲历史上的任何暴政皆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即使是残酷的行为有时也可以具有伟大的气息——如果人们在激情之下公开展现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且当事人不采取偷天换日手段的话。在法国大革命、俄罗斯和西班牙内战时出现的便是这种情形。纳粹党徒则不然，他们从头到尾所表现出来的，不外乎一派谋杀者躲躲闪闪、惨白丑恶和欲盖弥彰的嘴脸。他们在系统地拷打及杀害手无寸铁者之际，却天天刻意摆出高贵的姿态和柔软的语调，声称任何人皆毫发无伤，而且从来就没有任何革命能够进行得如此人性化和不流血。可是，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开始了不过几个星期以后，官方即已通过法律，有权对任何讲述那些骇人听闻事件的人士进行严厉惩罚，即使讲述的地点是在自己家中也不例外。

这种做法的目的，当然绝非真正为了隐瞒那些可怕的事件。否则如此一来，他们将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让人人因为恐惧、惊吓而乖乖就范。反之，恐怖所收到的效果或许更因为一重又一重的谜团，以及无人敢撄虎须来点破秘密而进一步得到提升。假使有人敢在演讲台或报纸上面，公开谈论发生于“冲锋队”的地窖和集中营里面的事情，即足以在德国招致不顾一切的反击。而人们私下传播的令人发指的故事——“邻居先生，你可千万要小心了！你知道某甲出了什么事吗？”——就更容易让每个人都变得没有骨气了。

更何况在同一个时候，又有一连串的群众集会、盛大仪式和国家庆典，让众人忙得晕头转向，完全转移了注意力。早在国会改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举办庆祝胜利的大规模集会，此即3月4日的“民族奋起之日”：德国全境到处都是群众游行、烟火、鼓号声、管乐队及旗海，成千上万个扩音器传出了希特勒信誓旦旦的声音。该出现的东西无不齐备，只不过当时根本还无法确定，第二天即将举行的选举是否会给纳粹浇上一头冷水。

大选果然出现了如此的结果：那场德国最后一回举行的选举，只给纳粹带来了四成四的选票（其上一次的得票率为三成七），也就是说，过半数的选民投票反对该党。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当时恐怖行动已经势如野火，而左派政党在选举前具有决定性的最后几周已被禁止发声，那么我们必须表示，德国人到底还是作出了中规中矩的集体表现。

可是，这个选举结果一点也不让纳粹觉得扫兴。他们反而把失败当成胜利来大肆庆祝，恐怖行动更是变本加厉，而群众集会的次数又增加了十倍以上。选举结果揭晓之后，窗前的纳粹旗帜足足继续悬挂了十四天之久。一个星期以后，兴登堡变更了共和国的国旗——万字旗和黑白红三色旗共同成为“临时国旗”。同时，每天都是游行队伍、群众集会、民族解放感恩庆典、从早到晚响个不停的军乐、向英雄致敬的仪式、授旗典礼。最后的高潮就是“波茨坦之日”[71]那场夸张的闹剧：兴登堡那个老叛徒站在腓特烈大帝坟前，希特勒不知第几十次立誓忠于某样东西。接着钟声齐鸣，国会议员于庄严肃穆之下走入教堂，阅兵仪式、指向地面的宝剑、手中摇晃小旗的儿童、火炬游行……

这些绵延不绝的庆祝活动皆内容空洞，缺乏实质意义。可是，这种做法同样并非出于无意，其目的正在于让百姓养成习惯，即使在毫无理由值得让人庆祝的情况下，也要跟着欢呼和起立致敬。其实，光凭一个理由即足以让人表现出欢欣鼓舞的态度：每个白天和每个晚上，都有一些胆敢公然表态不愿跟着这么做的人，被人拿铁棒和螺旋钻活活整死——嘘，切勿张扬出去！于是，我们跟着欢呼、与狼共嗥，口中高喊“万岁”“万岁”！而且大家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口味。1933年3月的天气好得没有话讲。于是大家在春日和煦阳光的照耀下，前往旗海飘扬的广场参加盛典，将自己融入兴高采烈的群众当中，与之共同倾听崇高的字眼：祖国与自由、民族奋起和各种神圣的誓言。这不是非常美好吗？（无论如何，这总胜过被隔离囚禁于“冲锋队”的营房内，任凭人家用水管把自己的肠子灌满。）

于是，人们开始跟他们一起行动。这起初还出于畏惧，可是一旦同流合污以后，就不再有人愿意回想起“畏惧”这档子事——到底那不是很光彩，而且会让人看不起。结果，人们连心中的观点也随之而改变了。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获胜的最基本心理因素。

但还需要加上其他因素来配合，才使得纳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那就是，所有政党领袖和组织领导人皆做出了怯懦的背叛行为——虽然有56％的德国人为了表示信赖他们，曾在1933年3月5日投票反对纳粹。

这个既可怕又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却未曾在世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太多印象。纳粹本身可不想特别强调此点，以免让自己的“胜利”变得稀松平常。而那些背叛者当然更无意揭露事情的真相。尽管如此，这种背叛行为却可以把一个起初无法解释的事实说清楚：为何一个并非纯粹由懦夫组成的伟大民族，竟然不加抵抗就让自己蒙羞！

背叛发生得既普遍又彻底，而且从左到右的党派均无例外。就共产党而言，所谓“准备就绪”、准备进行内战的说法完全夸大不实。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的准备，只不过是让其高级干部能够及时亡命国外。这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

社民党的领导人则早在1932年7月20日，也就是泽韦林和杰辛斯基“向暴力低头”那一天，即已开始背叛数百万盲目效忠于他们的小老百姓。社会民主党进行1933年的选战时，更采用了令人震惊的低声下气方式。他们光是跟在纳粹抛出的议题后面打转，并且动不动就强调自己“也是民族主义者”。在3月4日，也就是选举的前一天，其“强人”——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72]——更坐着轿车穿越瑞士边界，因为他早就未雨绸缪在提契诺地区买了一栋房子。到了5月，即该党解散之前一个月，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沦落到集体在国会向希特勒政府投诚的地步。他们甚至跟着唱出了《霍斯特·韦塞尔之歌》！[73]（国会的书面记录写道：“无论在大厅内或议事台上，皆爆出久久不歇的热烈喝彩声。总理本人也转身面向社会民主党议员，对着他们鼓掌。”）

中央党这个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共同组成的大党，在近几年内甚至已日益争取到新教资产阶级人士的支持。然而，他们在3月的时候便已经撑不下去了。该党在国会投下赞成票，让希特勒政府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得以“合法”进行独裁统治。此行动之领导者即为前总理布吕宁。外国大多已经忘却这个事实，还把他当作未来可取代希特勒的人选之一。但是大家不妨相信我的说法：在德国没有人忘得了他的所作所为。一个人竟然可以在1933年3月23日这个攸关生死的日子[74]，基于策略性的理由而投下赞成票，把别人托付给他的政党带往希特勒那一方。这样的家伙是永远不会在德国得到原谅的。

最后还剩下德意志民族主义党派，即右翼保守圈子内的人士[75]。对他们而言，“荣誉”和“英雄气概”简直就等于党章。可是其领袖们从1933年开始上演的，却是一幕幕既不荣誉又无英雄气概的搞笑剧！1933年1月30日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已经成功“拦阻”纳粹，并“使之变得无害”[76]。可是，等到这场美梦落空之后，人们期待他们至少能够“踩刹车”，以“避免最恶劣的情况发生”。结果却不然，他们反而参与一切恐怖行动，不但追捕犹太人，也追捕基督徒，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政党被查禁、自己的支持者被逮捕。社会主义阵营那些背弃同志、临阵脱逃的干部，光凭其长相即足以令人觉得前途堪忧。可是，这些贵族出身的军官们（例如冯·巴本先生），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同僚被枪杀，却只管自己做好官，口中不断喊着“希特勒万岁”。我们又该怎么批评他们呢？

不但各政党如此，即使那些联盟也不例外。比方说，当时的“共产党前线参战士兵同盟”和“黑红金国旗同盟”均为军事化的组织，拥有若干武器和数百万成员。他们当初成立的目的，分明就是准备在必要时反制纳粹“冲锋队”。然而，人们在那段时间完全觉察不到“国旗同盟”的存在。他们甚至杳无音讯，便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仿佛从来就没有成立过一样。德国全境出现过的抵抗行动，顶多只是单独个人进行的困兽之斗，例如那位科佩尼克的工会干部。而“国旗同盟”的干部眼见“冲锋队”过来“接收”其散布各地的服务处时，完全无人挺身做出任何抗拒动作。“钢盔团”（“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武装卫队）则干脆让自己先是被“同步化”，然后逐步被解散掉。他们虽然发发牢骚，却不愿进行抵抗。

到处都没有出现自卫反应、男子气概与坚定立场。看得见的只有慌乱、逃窜与投奔敌营。1933年3月的时候，本来还有数百万人不惜一战。可是，他们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失去了领导人、没有了武器，而且还遭到背叛。正因为其他党派都不想战斗，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得投效“钢盔团”和“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二者的人数暴增了好几个星期，然后它们也被解散了，而且同样是不战而降。

1933年3月“革命”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对方领导者的斗志涣散。这使得纳粹的胜利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这同时也使人怀疑此胜利的价值，以及它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当纳粹把万字符号压印到德国群众当中的时候，并没有遭遇阻力，也就是说它压印的对象并非有形状的固体，而是缺乏固定形状的软面团。只要适当的时机一到，那个“面团”会同样不加抵抗，轻易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形状。当然，1933年3月以后还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还值不值得把那个“面团”重新塑造一个形状出来。这是因为德国当时所显露的本质上之道德弱点实在过于可怕，所以有朝一日历史不可能不对之追究责任。

发生于其他民族的任何革命，不论它造成了多少流血牺牲，也不论它一时之间如何使人疲弱，到头来总是能够极度强化敌对双方的斗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将意味着民族力量的急剧提升。我们只需要看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和保皇派，或是今日西班牙内战的佛朗哥派与共和派，便可大量发现英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伟人特质。虽然其中也伴随着骚乱与残酷的暴行，但不论其结局如何，双方争斗时所施展出来的英勇行为，已在百姓的潜意识里面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泉源。今天的德国人却在“力量泉源”应当涌现的地方，仅仅对耻辱、怯懦和软弱留下了回忆。这总有一天必将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德意志民族及其国家形式的解体。

第三帝国就诞生于对手的背叛、无助感、软弱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恶心感之中。在3月5日的时候，纳粹仍然居于少数。但假如过了三个星期以后再度举行大选的话，他们很可能果真会变成多数党。这不光是因为恐怖已经奏效的缘故，也并非仅仅因为那些庆典已经麻醉了人心（德国人很乐意让自己在爱国庆典中陷入麻醉的状态）。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就是，人们对己方领导人怯懦的背叛行为感到愤懑及鄙视，一时之间已超越了对真正敌人的愤意及仇恨。几十万原本反对纳粹的人，便突然在1933年3月纷纷加入纳粹党。

纳粹并不信任这些人，同时也不怎么瞧得起他们，因而轻蔑地称之为“三月阵亡者”[77]。现在也首度有数十万名工人离开社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纷纷投效纳粹的“工厂小组”或“冲锋队”。他们出此下策的理由颇不一致，而且往往是许多不同理由搅和在一起以后的结果。可是，不管再怎么找来找去，都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个既有力又站得住脚的正当理由。他们不但没有见得了人的理由，而且整个过程在每一个单独的案例之中，都清清楚楚呈现出神经崩溃的一切特征。

若继续深究下去，我们便可发现一个再简单不过，而且几乎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理由——畏惧。与其被围殴，那么倒不如跟着他们一起去揍别人。于是出现了一种没头没脑的飘飘然感觉，接着是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痴感觉，有如磁铁一般进一步对群众产生了吸引力。

除此之外，许多人都对那些当初背弃他们的家伙充满厌恶感和报复心。更何况，德国式的思维过程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纳粹的对手所作的预测全部都没有实现。他们曾经声称，纳粹绝不可能获胜。可是现在纳粹已经赢了，这就表示前者无理，而纳粹是有理的一方。”同时某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另有一个观感，以为只需要现在加入纳粹党，就可以改变其面貌，将该党引导至另外一个方向。当然，趋炎附势和见风使舵的心理，免不了也在里头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在那些比较感性、随波逐流、思想比较单纯的人群当中，还普遍出现了一种较原始的神秘主义想法。那就仿佛一个被击败的部落抛弃自己乏善可陈的部落神祇，转而信奉敌对部落的神明，将之作为自己的保护神。长久以来为人所信奉的圣马克思并无帮助，圣希特勒显然要来得更为有力。于是，我们把祭坛上的圣马克思像捣毁，把圣希特勒的神像供奉上去。让我们重新学习祈祷的方法，将“一切都是资本家的错”更改为“一切都是犹太人的错”。或许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救赎。

由此可见，这一切演变过程均非违反自然的现象。它们完全位于正常心理作用的范畴之内，而且几乎可以把所有看似难以解释的事项都说清楚。唯一剩下来有待澄清的事情就是，为何当时没有出现“有种”的举动。人们常常说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有种”，这就意味着外来的压迫和撕裂所无法摇撼的中心思想与高贵韧性，也就是在疾风板荡之际维系不坠的自豪、自尊、自信及自重。

这些都是德国人所欠缺的。整体看来，他们是一个不可靠、柔软懦弱和没有中心思想的民族。1933年3月已经对此作出了明证。当那些“有种”的民族面临挑战时，其成员即有志一同奋身而起。可是，当德国面临挑战的时候，其国民却不约而同因泄气而衰颓，因退却而投降——简而言之，这就是神经崩溃。

这千百万人一起神经崩溃以后，便出现了一个团结一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民族。今天它就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梦魇。

21　生活正常如昔

以上就是事情发展的经过。现在事后回顾起来，凡事都清楚得无以复加，仿佛已经烙印下来一般。然而，当我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无从得知其脉络。其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虽然我感觉得到那一切都令人窒息和恶心，可是却怎么样也无法掌握其本质，并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每当我试着把事态弄清楚的时候，所面对的只是没完没了的空泛讨论，它们反而像帷幔一般遮住了视线。人们只是不断挖空心思，想把时局硬生生套入一个早已不合时宜、无法切中时弊的政治观念体系。

如果今天有人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回忆起当初讨论内容的一鳞半爪，免不了会惊讶它们竟然是如此荒诞不经！那时，我们在精神上完全进退失据，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以历史和资产社会作为导向，从来就没有学过与上述那些事件有关联的东西！无怪乎当时人们作出的解释是那么无谓、所提出的辩解是那么愚蠢、所做的尝试更是肤浅得不可救药——虽然已清清楚楚嗅到了恐怖与讨厌的气息，自己的理智却匆匆削足适履来适应一切！甚至连我们套用的各种“主义”也都完全脱离了现实。当我回想过去情景的时候，禁不住会出现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也阻碍了人们产生正确的认知。大家都继续过着正常的日子——虽然它已经变得像海市蜃楼那般虚幻不实，而且每天都在周遭各种事件的烘托之下沦为笑柄！我仍然和往常一样前往高等法院，在那边装出法律多少还有效力的样子，依旧进行判决的工作。我们判决委员会的那位犹太法官也尚未受到干扰，身穿长袍坐在审判席上。不过话要说回来，他的法官同僚已经宛如对待重症病患一般，以体贴入微的态度来与之周旋。

我照常打电话给我的女朋友查莉，约她一起去电影院，或两人坐在小酒馆啜饮“吉安地葡萄酒”，否则就找个地方跳舞。我仍然与知交见面、和友人们进行讨论，家庭的生日庆祝亦未尝中辍。不过，此时的情景已经有所改变。在2月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自我安慰，认为尽管发生了许多事情，但生活的本质仍然未遭破坏，这说不定正意味着纳粹的小动作已经遭到挫败。可是现在已经无法再否认，我们的生活只是机械化地继续进行下去，不但内容空洞而且了无生气。每分每秒都可能显示，正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敌对势力已经获得了胜利。

说来也奇怪，尽管事态已经发展到此地步，这种机械化自动继续进行下去的日常生活，使得各地均未出现强有力反制暴行的动作。我曾经在前面叙述过，各党派领导人之背叛行为及怯懦表现，如何阻止了反对团体内部的武装力量被用来抵抗纳粹。不过，这个事实依旧无法解释清楚，为何各地同样没有形成零星的个人挺身抗拒行动？那即使并非为了推翻整个体制，至少也是针对身边特定的恶行和劣迹而发（我在此不会忽略另一个事实，即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对我自己所做的指责）。

对此造成阻碍的，正是继续照常运转下去的日常生活机制。倘若今天的人依旧是自给自足并着眼于大局的个体——例如像古代雅典人的样子——那么各式各样的革命，乃至于整部历史的进程都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然而，时人已经被自己的职业套牢，困处于每日的工作计划之中而无法自拔，更对成千上万个令人摸不透的因素产生了依赖性。他们就像是附属于一架失控机械装置的部件，纷纷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运行，如果出了轨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唯有每日的例行公事才可带来安全感与生命的延续，因为常轨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丛林。每一个20世纪的欧洲人皆对此惶恐不安，因此在采取任何“出轨”行动之前，都会考虑再三，不敢轻举妄动做出勇敢、不寻常或自动自发的表现。正因为如此，类似德国纳粹政权这种文明的灾难才有可能出现。

虽然我在1933年3月曾因为激愤而暴跳如雷。虽然我曾提出狂野的建议让家人深感震惊，例如脱离公职、移居国外，或皈依犹太教以示抗议。但是这些念头每次一说出来以后都不了了之。家父则依据其丰富的人生经验——来自1870年至1933年之间的生活，因而已无法涵盖当前的变局——劝我打消念头。他设法让一切都显得不那么戏剧化，并以温和语调奚落我的慷慨激昂。我听了他的话。因为无论如何，我已经习惯他的威信，况且我对自己还不怎么有把握。此外，冷静的怀疑主义在我身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于是把激情压抑下去。直到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才终于体会出来，在当时的局面下，我那种年轻人的直觉反而比家父的人生智慧还要正确，而且有些事情是无法用冷静的怀疑主义来应付的。只不过那时我还过于羞怯，无法更进一步把感觉提升为积极的行动。

在当时看来，说不定我对事情的见解果真并不正确，那是不无可能的事情。说不定我们真有必要继续耐心等待下去，让一切都自动从沉醉中清醒过来。而我唯有待在衙门里面的时候，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条文的庇荫之下才会感觉安稳。反正它们依然存在；高等法院也依然存在，纵使它的工作一时之间显得毫无意义，但其本质仍未改变。或许它总有一天能够站稳脚步，证明自己才是持久的强者。

于是，我就在这种不确定的观望态度下，把愤怒与不安埋藏在心里，继续处理每日的例行公事。有时就在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时候，滔滔不绝发发牢骚。那是多么无谓和可笑，可是我就像千百万人一样，如此不痛不痒地继续过日子，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得离我越来越近。

它们果然来到了我的身旁。

22　真革命

3月底的时候，纳粹觉得自己羽翼已丰，于是展开了真革命的序幕。其所欲铲除对象已非国家的宪法，而是人与人之间所赖以共同生存于世上的基础。那场革命至今仍方兴未艾，倘若无人出面拦阻的话，不知将伊于胡底。

纳粹所采取的第一个试探性动作，就是1933年4月1日的抵制犹太人行动。早在前一个星期日，当希特勒与戈培尔[78]在上萨尔茨贝格[79]共享茶点时，即已对此作出决议。到了星期一，报纸上面出现了讽刺意味十足的罕见标题：“政府宣布将采取大规模群众行动”。报道的内容则为：自4月1日星期六开始，各犹太商店均将遭受抵制。“冲锋队”将派员于其入口处站岗，阻止任何人等进入。犹太裔医师及律师亦将共同遭受抵制。“冲锋队”巡逻小组将负责监控其诊所或事务所，以确保抵制行动圆满贯彻到底[80]。

从纳粹自己对抵制行动所做的解释，即可明确看出该党这一个月下来已经大有斩获。一个月以前，他们为了终结宪法与公民自由，曾经大肆散播有关“共产党预谋发动政变”的神话。不过，那至少还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旨在取信于人的故事；他们甚至认为有必要派人把国会大厦烧了，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出可信的证据。官方为抵制犹太人而提出的理由却已完全相反，成为对那些被迫假装相信其说辞者的公然侮辱和嘲讽。依据其捏造出来的理由，抵制犹太人的目的乃是为了自卫，同时对犹太人在国外诋毁“新德国”的狡诈宣传作出反击。原来如此！

他们在继之而来的几天内制定出其他的补充措施（某些措施稍后又暂缓执行），一言以蔽之：所有“雅利安人”开设的商店必须解雇犹太员工。接着，全部犹太商店也被迫采取同样的做法。犹太商店虽然在遭受抵制期间被迫关闭，但其“雅利安”雇员的薪资仍须照常支付。犹太商店的老板更必须完全退居幕后，另行聘请“雅利安人”担任经营者……

接着，又以犹太人为靶子，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导行动”。有各式各样的传单、海报和群众集会用于教导德国人：假若他们还把犹太人当作人类来看待的话，那就犯下了严重错误。因为犹太人其实是“劣等人种”，也就是一种同时具有魔鬼特质的禽兽。尽管纳粹暂时还没有讲明由此所获致的结论为何，可是已经有战斗口号和宣传标语作出了具体要求：“犹大，去死！”被指派来主持抵制行动的家伙名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81]，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是第一次听见那个名字。

这一切所作所为，竟然激发出四个星期以来已经不再有人指望德国人会做出的动作：普遍出现的震惊反应。那是一种轻声细语道出的质疑，虽然经过自我收敛，在全国各地却仍清晰可闻。纳粹很机灵地看出苗头不对，晓得这一步在目前的形势下未免走得太过头了，于是在4月1日以后又撤销某些规定。可是在撤销之前，他们仍不忘先让恐惧发挥出最大的效果。至于他们究竟把自己真正的意图放弃了多少，今天大家都已经明白得一清二楚。

除了震惊反应之外，最奇特和最令人泄气的发展就是，这个首度大咧咧针对谋杀发表出来的新观点，在整个德国掀起一股空谈和讨论的浪潮。所谈论的对象并非反犹太主义，而是“犹太人问题”。从此以后，纳粹运用同样的伎俩，在国际上针对许多其他的“问题”获得丰硕成果：他们可以向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的人群发出死亡威胁。结果，不是纳粹自己，而是对方的生存权突然成为普遍讨论的对象——也就是说，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每个人都在一瞬之间，感觉有必要或有权利针对犹太人来抒发己见。某些人为了替犹太人辩护，因而在“规规矩矩”的犹太人和其他类型的犹太人之间作出精细的区分——可是犹太人到底做了什么，才需要别人来为他们提出辩护呢？

于是，他们列举出犹太人在科学界、文艺界和医药界的成就。然而，唱反调者却对此大做文章，表示科学、文艺和医药等领域正因为犹太人而“充斥外来影响”。如此一来，很快就出现一个普受欢迎的观点，认为如果让犹太人从事高尚职业以及在知识界担任要职的话，这若非犯罪行为，至少也是不智之举。于是，人们横眉竖目指责那些帮犹太人讲话的人，点出该族群“令人发指地”分别在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等行当中占了多么高的百分比。

时人特别喜欢用百分比针对“犹太人问题”作出评断。例如有人探究，犹太人在共产党员当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太高，以及他们在大战阵亡军人之中所占的比例是否过低。像我就真的见过那么一位仁兄，他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并获有博士头衔，却以认真至极的态度设法向我证明：大战时阵亡了1.2万名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犹太人当中所占的比例低于“雅利安人”的阵亡率。于是，他据此得出一项结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确实多少可以站得住脚”。

今天应该已经不再有人怀疑，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其实与犹太人的贡献或错误截然无关。纳粹党人已经逐渐不再隐瞒自己的真正意图，那就是要挑动德国人在世界各地追捕犹太人，并竭尽所能加以灭绝。其中值得玩味之处，并非为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那些理由全部都是令人不屑一辩的无稽之谈——而是该意图本身。它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每个物种皆有与生俱来的团结本能，使自己得以在生存奋斗中存活下来。纳粹的意图却是要把这种本能连根拔除，同时让人类原本仅发泄在动物身上的猛兽天性，转而被用来对付自己同类当中的对象。于是，他们把一整个民族变得像是一群恶犬，而且还要“放狗咬人”。

等到国民变得随时准备对同类进行谋杀，甚至将此视为自己的责任之后，更换“被咬的对象”就只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了。今天的事态已经相当清楚，除了“犹太人”之外，“捷克人”、“波兰人”和任何其他的民族也都可以成为对象。此处的关键就是，一整个民族——德意志民族——都被有系统地注射了一种病菌。而凡是受到那种病菌感染的人，与自己的同类打交道时就会表现得有如豺狼一般。换句话说，经过数千年文明发展才被压抑下去的残酷暴虐天性，现在又释放了出来，而且还刻意遭到培植。

在稍后的章节里面我还会提到，纵使大多数德国人已经积弱不振且颜面尽失，其体内对此病菌仍具有抵抗力。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依然可以凭直觉看出，这里头玩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把戏。假若实情不再如此的话，而且万一纳粹的这种尝试获得了成功——此正为其中心思想之所在——恐将导致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使得人类这个物种陷入严重生存危机。如果真的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唯一的解救之道恐怕就是采取可怕的断然措施，将感染此“豺狼杆菌”者一概加以扑灭。

从以上的概略说明便不难看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并非只涉及犹太人的生存问题而已。同时，纳粹党纲之中没有任何条款比其更为恶毒。人们也可以由此衡量出来，有一种至今仍不时在德国被提出来的观点是多么可笑。按照其说法，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只是小事一桩，顶多也不过是纳粹运动的美中不足之处而已。人们只需要依据自己喜不喜欢犹太人的程度，对此概括承受或表示惋惜即可。可是，“与伟大的民族问题比较起来，那完全是无足挂齿的事情”。

纳粹的反犹太主义，使得时人倒退至人类肇始之初所面临的原始危机。相形之下，那些“伟大的民族问题”才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们仅仅是欧洲在过渡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之一，但这个过渡时期或许还会持续几十年。

话要说回来，在1933年3月的时候，还没有人有办法把这一切都看得如此清楚。不过，我可以在此为自己美言几句：那时我已经嗅出事情很不对劲，而且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截至当时为止所发生的事情，只能用“令人作呕”几个字来形容。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圣经启示录》世界末日景象的雏形，我冷不防从心灵中难得使用到的角落发觉问题实在严重，可是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把那些问题具体讲出来。

同时我也感觉得到，一切都正在冲着我直扑而来——那种感觉带来了恐惧，可是其中也包含了几乎令人窃喜的紧张刺激。我是纳粹眼中的“雅利安人”，至于我的身上实际具有多少个不同种族的成分，这是我和任何人都同样无法确定的事情。无论如何，依据族谱的记载，我们家族自从近两三百年以来就没有过犹太人的血统[82]。虽然如此，我生来就对德国犹太人的世界特别具有好感，而且凌驾于我自己所属的一般德国北方人之上。我跟犹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不但十分悠久，而且一直非常密切。像我结识最久、交情最深的一位朋友就是犹太人。甚至连我新近认识的小女朋友查莉也是犹太人。虽然我对她还没有拿定主意，可是无可否认的是：我的确爱她。那时我对她的爱意变得愈发强烈，正因为她遭遇危难，我以自己对她的爱意为傲，而且我晓得，没有人有办法强迫我对她采取抵制行动。

当报纸首度刊出即将抵制犹太人的消息以后，我就在同一天晚上打电话给她。在继之而来的一个星期里面，我几乎天天与她见面。现在我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在日常生活中，查莉当然不再是当初嘉年华舞会上的“土耳其少女”，而是来自一个忧心忡忡的犹太小资产家庭的正派少女，她们的家庭还包括了数不胜数的亲人。她是那么娇小、温柔与友善，可是悲惨的命运正笼罩在她的头上。在那个星期里面，我无法不爱她。

我还记得那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抵制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之际，我和她在一起时所发生的奇特情景。那天，我们一同坐车前往柏林市郊的格鲁内瓦尔德，天气好得没话说，3月里面从来就没出现过那么温暖的春日。万里晴空明亮得令人难以描绘，只有小朵的云彩从中飘过。我们就待在散发出清香的松树之间，有如电影里面的情侣一般，坐在一个长满青苔的小丘上亲吻。整个世界弥漫着一片祥和，而且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我们总共在那边待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班级的小学生从我们面前走过，看来他们全校正在举行踏青活动。那是一群又一群活泼可爱的学生，带队的老师是典型的师表模样，多半戴着夹鼻眼镜或留着小胡子，很仔细地呵护自己的羊群。每当有一个班级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学生们就转过身来，以童稚的嗓音兴高采烈地齐声向我们喊出：“犹大，去死！”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在讲我们，因为我长得一点也不像犹太人。查莉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也不怎么让人看得出来。说不定那只是一种友善的打招呼方式罢了。我不晓得实情如何，但也难讲他们是否果真把我们当作具体对象，于是提出了上述的要求。

我就坐在“春日的小丘”上面，手臂挽着一位娇小温柔的女生，与她接吻并抚摸她的头发。同时，不断有一群又一群的小学生一边快快乐乐地郊游，一边要求我们“去死”。我们可没有做出这样的动作，而他们也不为所扰地继续向前行进，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还没有“去死”。

多么不真实的景象！

23　柏林高等法院的沉沦（1933年3月31日）

时间已经到了1933年3月31日，可是仍看不出隔天即将出现严重的状况。人们把报纸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一遍，想找出事趋和缓的蛛丝马迹，巴不得时局至少能够转圜到不那么离谱的地步。然而一切都只不过是白费功夫而已，局势不但显得更加尖锐化，而且报上有模有样地刊出了行动方针，点出了执行的细节以及个人应当采取的动作。

除此之外，凡事都跟过去相差无几。街头仍旧充满了汲汲营营的匆忙步调，一点也不像是有特殊事件正在蓄势待发的样子。犹太商店也照常开门营业，因为当天还没有不准百姓入内购物——禁令要从第二天上午八时起才会开始生效。

我依旧前往高等法院。它和往常一样灰暗冷漠，完全不受干扰地巍巍耸立于路旁的草坪和树丛之后。律师依例穿着飘动的丝质黑色长袍，就像一只又一只蝙蝠似的快步通过辽阔的长廊和大厅。他们的手臂夹着公文包，聚精会神露出严肃的面部表情。犹太律师也如期出庭辩护，仿佛那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

我带着卷宗夹进入图书馆，找了一张长长的阅览桌把资料摊开来，也表现得仿佛那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罢了。当天我不必出庭，但是必须根据那些资料撰写一份鉴定书，其来龙去脉颇不单纯，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我费尽力气把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案例论集搬到桌上，然后坐在它们后面埋头苦干，一面翻阅法院的判例，一面仔细做笔记。巨大的阅览室与昔日相同，于宁静中传来纸张隐约的沙沙声，表示有许多人正潜心用精神来干活。当众人持笔在纸上龙飞凤舞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无形的刨子和锉刀来精雕细琢一个法律案件，进行归纳比较，逐字推敲一份文件的用语，并试图查明相关法律条文可适用至何种程度。接着，纸上又仿佛医师动手术时划下的一刀，出现了一连串潦草的字迹。这时或有一个问题获得了澄清，或是在判断某要素时发现了眉目。那当然仍非最后的判决，而是诸如“原告……之举措似极为不妥，如今应对……详加探究”之类的句子。

这是一些非常谨慎、精确和沉默的工作。人人在大厅内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处理自己的事务。连那些身兼杂役和法警的巡查人员，也在图书馆内放轻脚步，尽量让人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大厅内阒然无声，可是在此宁静之中却又弥漫着活动繁忙的极度紧张气氛，宛如一场无声的协奏曲演奏会。我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因为它十分紧凑且大有裨益。比如某天，我恐怕很难在家中的书桌前面做出任何名堂来，可是在图书馆内却简单得很，而且我可以全神贯注。这里就像是一座要塞，不对，这里就像是一个蒸馏器，外面的空气根本无法进入。更何况这里没有革命。

突然传来一声令人侧目的噪音，那是什么？是有人猛然把门撞开，还是口齿不清的尖锐呼叫声——有人在发号施令？在场者都在一瞬间吃惊地将头扬起，面露紧张神情想听出苗头来。大厅内依然安静无比，可是其本质出现了改变，那已经不再是工作中的宁静，而成为畏惧与惊慌所带来的死寂。

室外的走道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正有一票人马堂而皇之地从楼梯跑步上来。接着，远远听得见响个不停的喧闹声、呼叫声及推门声。有几个人忍不住起身过去把门打开，探头向外张望几下之后又走了回来。也有些人步向巡佐，依旧压低了声音与他们交谈——在阅览大厅内只准轻声谈话。室外的噪音则越来越响亮。有个人发出声音打破了宁静，说道：“冲锋队。”随即另外一人以中度音量表示：“他们正准备把犹太人撵出去。”还有两三个人听了立刻大笑起来。这阵笑声比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还要来得令人震惊：它立刻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原来连阅览大厅里面也都坐着纳粹党徒。

原本只是若有若无的骚动不安，逐渐变得越来越令人无法充耳不闻。人们纷纷打断工作站了起来，或彼此交头接耳进行讨论，或漫无目标四下来回走动。有一位显然是犹太人的读者不发一语合上书本，非常仔细地把它们逐一放回书架，收拾完毕自己的卷宗以后便走了出去。很快就有一个看来像是巡查长的法警站在门口，他以审慎的语气对着室内大声喊道：“冲锋队已经冲入司法大楼，犹太裔的先生们今天最好暂时避避风头，赶紧离开此地。”

我们同时听见外面有人耀武扬威地喊道：“犹太人滚出去！”室内有个声音响应道：“早就滚了。”这时再度传来刚才那两三个人喜滋滋的呵呵笑声。我瞄了一眼，这下才赫然发现他们竟是和我一样的法院见习生。

此情此景令我在惊愕之余，猛然回忆起四周以前被人暴力驱散的嘉年华舞会——当时驱散的情形和现在并没有两样。许多人收拾卷宗夹匆匆离席，这又让我联想起“我并不反对你们回家”那句话。他们果真还能够顺利回家吗？今天的局面看起来已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其他人则把自己的东西留在桌上，干脆走出去看热闹。巡查人员则表现得比以往更加让人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留下来的读者当中，有一两个人甚至大摇大摆点燃香烟——就在高等法院的图书馆里面！巡查人员完全不敢开口，所以这也是革命的一环。

后来那些“观光客们”对他们在司法大楼内的所见所闻作出了描述。没有关于暴力的报道，哦，完全没有。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平顺，只不过大多数的开庭工作显然都临时取消了。那些法官脱下了自己的长袍，低声下气地穿着便衣离开司法大楼。当他们走下阶梯时，两侧列队站立着“冲锋队员”。只有在律师休息室里面，动作才变得比较激烈。例如有一位犹太律师在那边“装腔作势”，结果被痛殴了一顿。后来我才晓得那位律师是什么人：他不但曾经在大战时负伤五次并瞎了一只眼睛，而且还因功晋升为上尉。他很可能仍然保留了军官的本能，在士兵哗变时立即加以喝止，结果便惨遭厄运。

那些闯将也来到了我们这边。他们猛力把门推开以后，立即涌入一群褐衣人。其中一个样子像是领队的家伙，直挺挺地以洪亮的声音吆喝道：“‘非雅利安人’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场所！”我注意到，当他使用了“非雅利安人”这个特定用语之后，接着又说出了非常不具体的“这个场所”一词。这时，显然是跟刚才同样的一个人又回应道：“早就滚了。”

我们的巡查人员只是站在那边，摆出只是要伸手把帽子扶正的动作。我的心跳不禁加快起来，现在该做什么？要怎么做才不会有失自己的尊严呢？我决定不予理睬，让自己完全不受干扰！于是又朝着我的卷宗低下头来，机械化地阅读自己写下的句子：“被告之陈述虽不正确，然亦无足深究……”反正不要理会他们就对了！

一个身穿褐色制服的家伙朝着我走来，站在我的面前劈头就问：“你是雅利安人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他用检视的目光望了望我的鼻子以后就走开了。这时我的脸部涌上一股热血——我慢了半拍才领悟到，自己已经蒙受奇耻大辱并打了败仗，因为我说了“是的”！我固然是“雅利安人”无误，所以我并没有撒谎。只不过我让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竟然对着一个无权向我问话的人，很屈辱地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表明自己是“雅利安人”（虽然我把这个名称视同草芥）。但最可耻的事情就是，我用那个答案换来现在可以继续不受打扰坐在卷宗后面！尤有甚者，当我面对第一次考验时就失败得一塌糊涂！我真想打自己一记耳光。

当我离开高等法院的时候，它仍然和往常一样灰暗冷漠，完全未受干扰地巍巍耸立于路旁公园的树丛之后。没有人看得出来，这个机构不久之前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许也还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刚刚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那个耻辱很难洗刷。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沿着波茨坦大街行走。马路上也看不出任何异状。一切都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不可知的事物正弥漫于空气之中，一步步向我们继续逼近……

24　查莉——两段奇特的插曲

当天晚上我还另有两段奇特的插曲。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小女朋友查莉之生死存亡让我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变得紧张兮兮。虽然我的畏惧来得没头没脑，可是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事情的缘由其实非常可笑，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错过了会面时间的关系。我们约好在她上班的商店门口碰面。她白天就在那边负责打字，每个月可以有100马克的收入。如同前面所述，她是一个小女生而非土耳其男孩，来自一个忧心忡忡、工作勤奋的小资产家庭。当我在晚上七点抵达那边的时候，商店早已大门紧锁、人影全无，并在门口放下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卷帘。那是一家犹太人开设的商店，门前一个人也没有。或许“冲锋队”今天也已经来过此地了？

于是，我搭乘地铁前往她的住处。我沿着一栋巨大出租公寓的阶梯拾级而上，然后在她家门口按下电铃。接着又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可是屋内依然没有动静。我只得走回楼下，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店里——没有人答话。我又打电话到她家，同样没有人答话。我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得站在地铁站的入口继续等候，至少那是她每天从店里回家时的必经之处。许多人从那边拥进拥出，没有人前去打扰，也没有人阻止他们，情况也跟从前每一天没有两样。可是人群里面就是没有查莉。我不时离开再打一通电话，但那只不过是白费功夫而已。

当我等待的时候，两膝一直发软，心中充满了无助感。她从家中被“带走了”吗？还是从店里头被“抓去关了”？说不定她已经待在“亚历山大广场”，甚至正在前往当时的第一座集中营——奥拉宁堡——的途中？一切皆未可知，可是一切都不无可能。抵制犹太人的行动或许仅是装模作样而已；然而它也可能真正意味着“犹大，去死”，于是成为奉命进行的有纪律大规模谋害及格杀犹太人之借口。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他们经过仔细盘算之后所欲收到的效果。他们想在1933年3月31日晚上，让一位犹太少女陷入极度恐惧，这种推测固然看似穿凿附会，但也不能说其中全无道理存在。

幸好那天晚上我只是多心而已。过了约莫一个小时以后，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随手又打了一通电话。查莉家中话筒的那一端居然传来她的声音。她表示店里面的员工眼看即将失业，于是找了个地方一起坐下来讨论现在该如何是好，谈了一个小时以后仍然一筹莫展。不过“冲锋队”今天并没有过来骚扰。接着她充满歉意地说道：“实在对不起，时间拖得长了一点。讨论的时候我可是一直如坐针毡呢……”那么她的双亲呢？——他们到医院去了，因为有一位阿姨刚好就在今天生产，以最狂妄嚣张的方式违抗了“犹大，去死”之要求！可是犹太诊所和医师即将遭受抵制……所以那位阿姨明天又该怎么办呢？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此种疑虑在五年以后果然成为事实，病患及产妇硬是从病床上被赶了出去。这种可能性当时已在“隐然成形”之中，人们的心中已经感受得到阴影，却又无法痛下决心说出个所以然来。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人一时之间完全失去了想象力。

我总算暂时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觉得自己惶惶不可终日的表现未免有些可笑。五分钟以后，查莉就走了过来。她装扮得非常标致，头上斜戴着羽毛帽，一副大都会少女晚上赴约时的标准打扮。这时我们又面对一个新的难题：现在已经九点多了，连去电影院都已经太晚，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但是我们早就约好要一起出门，总不能连目的地都没有吧？最后我终于想起来，有一个活动要到晚上九点半才开始。于是我们坐上出租车赶赴“地下墓穴”[83]。

一切都显得有些疯狂。刚才慌乱时已经有此感觉，现在眼看事情已经平息下来了，那种印象反而更显强烈：不久以前，我还害怕得要死，现在更在风平浪静之余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我们两个当中至少有一人会在第二天面临生存危机。可是，无论就外在形势还是主观意识而言，我们都不觉得此时去“卡巴莱”幽默讽刺剧场有何不妥。

至少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年有一个独特现象，那就是表面上一般人的生活几乎都没有出现变化：电影院、剧场和咖啡屋人满为患，一对对爱侣在花园或舞池翩翩起舞，漫步者神情自若踯躅于街头，年轻人欢天喜地伸长了身子躺在沙滩上……纳粹便在进行宣传的时候，把这些现象拿来大做文章：“请过来实地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正常、宁静而快乐的国度。请亲眼看看，即使犹太人也可以在我们这边过着安稳的日子。”可是，人们无法看见正在暗中成形的精神错乱、恐惧与紧张，以及“不管明天”的生活态度，还有死亡之舞的气息。比方说，那天地铁站张贴出来的刮胡刀广告海报，在“剃得干净——心情来劲”的大标题下面，有一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脸上正绽放出胜利的微笑。大家怎么样也想象不到，海报上面的同一个人已经在四年以前[84]，因为“叛乱罪”——至少目前的称呼如此——而被押赴普勒岑湖监狱的天井。他的头部就在那边被从身体上剃了下来[85]。

我们自己当然多少也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对象。虽然刚刚才经历了对死亡的恐惧及束手就擒的感觉，可是我们除了竭尽所能加以忽视，并不受打扰继续欢乐下去之外，完全想不出更好的对策。我相信，一百年前的年轻情侣或许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纵使那只是一个以危险和失落感作为调剂的伟大爱情之夜。我们却找不到更好的做法，只得驱车前往“卡巴莱”，反正没有人阻止我们过去。而且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更何况，这么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尽量不去想起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事情。

这看起来似乎非常冷静无畏，但它或许也是麻木不仁的表征，显示出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老是跟不上实际状况的发展程度。如果大家不反对我把这个概括性的说法继续推演下去的话，那么我认为德国现代史上最恐怖的现象之一就是：施暴的一方没有凶手，受难的一方则无烈士。此即一切都发生于半麻醉的状态下，而客观存在的恐怖事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肤浅而可悲的心理。于是将谋杀的行为比拟成不良少年滋事，将自己所受的屈辱及道德的沦丧视为不痛不痒的小插曲。即便有人壮烈成仁，基本上那也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

我们的怠惰行为却在那一天获得了最佳的报偿。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来到“地下墓穴”，这里就发生了当晚的第二段奇特插曲。现在我们置身于整个德国唯一还在进行抵抗的公共场所；该处的抵抗方式非常勇敢、幽默，而且十分优雅。我在当天上午已经亲身经历过，具有数百年悠久传统的普鲁士最高法院如何慑于纳粹的淫威，很不光彩地沦落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同一天晚上我却看见，一小群缺乏任何伟大传统的柏林“卡巴莱”演员采取杰出行动，以优雅的方式为众人找回荣誉。高等法院倒了下去，“地下墓穴”却屹立不摇。

率领这一小群演员走向胜利的人，名字叫作维尔纳·芬克[86]——在当时杀机四伏的恶劣环境下，只要有谁能够坚持立场、威武不屈，那就已经是一种胜利。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位身材矮小的“卡巴莱”主持人将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那将是难得一见的荣誉席。

他长得并不像是英雄的样子，虽然最后他几乎成了英雄，但那并非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他并非革命派的演员，也不是话中带刺的讥讽者，更绝非手中拿着投石器的大卫王。他生性友善而亲切，讲出来的笑话十分轻柔，既像翩翩起舞，又似腾云驾雾。其主要的工具就是双关语和文字游戏，而且已然成为个中翘楚。他开发出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这被别人称作“隐藏的观点”。他表演的时间越久，就越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观点，可是又不会隐瞒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

他就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和善”与“亲切”的庇护所，而此二种特质正是纳粹所欲铲除的对象。其“隐藏的观点”便置身于这种和善亲切的背后，那意味着威武不能屈的真正勇气。他敢于公开说出纳粹的真相——在德国的正中央！他的剧目里面出现了集中营、家庭搜查、普遍的畏惧和普遍的谎言。他对此所作的嘲弄，娓娓道出了人们不敢大声表达的痛苦和郁闷，于是产生一种极不寻常的宽慰力量。

1933年3月31日很可能就是他最伟大的晚间演出。屋内坐满了人，观众眼中已经清楚望见了第二天即将出现的万丈深渊。芬克却让他们发出笑声，而且我从未见过有任何群众能够笑得如此开怀畅快。那是一种感人肺腑的笑声，是摆脱了麻醉与绝望以后，于重生之下所发出的顽强笑声。正是大家所面对的危难才激发出这种笑声。“冲锋队”迟迟还没有来到这里，把所有的人通通抓起来，这看起来不正像是一个奇迹吗？或许当天晚上，我们还有办法在这个绿洲继续欢笑。我们就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方式，超脱于危险和恐惧之外。

25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与弗朗克·兰道之流亡

互道晚安的时候，我开口说道：“查莉，如果你发现他们打算冲进你们公寓的话，那就赶快到我家来。”我心中同时冒出一个奇怪的感觉，不知该如何向家父家母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把那个念头压抑下去以后，我继续表示：“希望你在我们家还能够安全无虞。”她很感动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谢天谢地，第二天她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因为她绝对不可能找到我。

4月1日早上十时整，我突然接获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若有余力，请速至。弗朗克。”我赶紧与父母告别，其情况简直像是正准备披挂出征一样。接着，我坐上区间火车往东方行驶，出城前往我的朋友弗朗克·兰道那边。基本上，我很高兴能够被叫出去为别人效劳，不必躲在角落里面坐视当天的各种事件与我擦身而过。

弗朗克·兰道是我最要好和交情最深厚的朋友。我们刚上中学时就已经彼此熟识，曾经在“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一块儿跑步，而后共同参加“正确的”体育俱乐部。最后我们进了同一所大学，现在更一起在法院当见习生。我们不但共同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小孩子嗜好和幻想，还相互朗读了自己啼声初试的文学习作。这个爱好现在进而演变成更认真的写作，而且我们觉得自己“实际上”更像是文学家而非法院见习生。有些年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习惯毫不保留地相互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不过，与其说这意味着二人之间全无隐私，倒不如说是自己在跟自己研商大计。我们结识的十七年间，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争吵，那就仿佛一个人不会跟自己决裂一般。至于我们有异于对方之处——其中也包括了血统上的不同，但那是最无关紧要之处——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津津有味地仔细分析过，完全不会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

他是我们二人当中的耀眼明星，天生气宇不凡，身材高大、宽阔而结实。他年少时看起来就像是阿波罗。后来他的鼻梁变大、额头长高，脸上出现了一些皱纹，又令人不自觉联想起年轻的犹太国王扫罗。其生涯虽然与我极为相近，却比较意气风发，具有更大的深度及广度，爱情对他造成的冲击也远较我激烈。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比我要来得多姿多彩，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不时陷入郁结于心、难以释怀的愁绪。这也是我所没有过的遭遇。

那时他正处于低潮，而且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长得可怕——已经将近一年了。这回出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外来因素：他的女友汉妮曾在一年前对他有过不忠的行为。虽然那出于偶然和无意之间，实际上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却把他整得天下大乱。揆诸20世纪盛行的爱情观，其表现未免显得有些可笑。可是他早已发展出一种老式的热情，非但不合时宜，有时看起来简直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故事，来自《少年维特的烦恼》、卢梭笔下的《新爱洛伊斯》、海涅的《歌集》和肖邦的华尔兹。那种感情天地与轻率的出轨行为是格格不入的。结果，起初是弗朗克的内心世界完全崩溃，而后当汉妮发现自己闯了大祸，也跟着变得如此。继之而来的发展就非常令人泄气：二人分道扬镳，随即复合了一半却又不怎么成功。他也试着与其他的女性交往，却只留下了更多的愤懑和伤痕。虽然他还是修补了与汉妮之间的友谊，但这越来越只像是对过去的讽刺，二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又冷却下来，于藕断丝连之后出现了无法避免的结果。

大家都晓得类似的故事，它们往往成为小说当中的情节，而且是伟大幸福感所带来的悲剧性下场。好在不久以前出现了另外一位少女。她名叫爱伦，是一位冰雪聪明的小女人和智慧颇高的大学女生，具有相当令人愉悦的气质，以及源自富裕家庭的冷静自若和条理分明的作风。我们可以拿她来打个比方：当一场惨烈的革命带来混乱和苦难以后，便需要一个文雅的复原期来重建秩序，而她就是后者的具体化身。弗朗克曾在不久以前介绍我与她认识，过了没多久他又半开玩笑问我，假如他们二人订婚的话我会作何感想？订婚以后他就参加国家中级文官考试、结婚，然后可以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爱伦是否就是他所需要的好太太呢？我听了忍不住放声大笑，觉得那个决定未免来得太快了。弗朗克也跟着笑了出来，我们的话题就此打住。

现在我坐车前往他家。他和父亲共住一处，后者身为医师，所以也是遭到抵制的对象。我非常好奇，现在一切看起来将是什么模样？

局势看似相当狂乱，可是狂乱之中反而显得风平浪静。东边那几条马路有许多犹太人经营的商店，它们仍然照常开门，可是敞开的大门前面都有“冲锋队员”叉开双腿站着看守。商店橱窗被涂写了不堪入目的字眼，而店主大多已经藏匿无踪。另有一些好事者在门外游荡，心中交织着忐忑不安和幸灾乐祸的态度。那整个行动显得手足无措和停滞不前，似乎所有的人都等着好戏上演，一时却又不晓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但无论如何，那都不像是将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模样。我可以畅行无阻继续朝着兰道家前进，显然“他们”并没有闯入民宅。这使我对女友查莉的处境感觉安心了不少。

弗朗克不在家，由其体形饱满、生性乐天的年迈父亲代为迎接。从前我上门的时候，他经常会与我交谈，以一种宽宏的气度询问我文学创作的情形，并不时对莫泊桑表示赞扬——那是他最推崇的文学家。他还会搬出各式酒类硬要我逐一品尝，借此来鉴定我的品位如何。当天，他却以受到侮辱的姿态来接待我。他未遭干扰，他并不害怕，但是他受到了侮辱。当时，许多犹太人都还具有这种态度，简而言之，在我看来那是他们的非凡表现。可是到了现在[87]，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失去了那么做的力量。他们多年下来已经承受了太多可怕的打击。类似的情况也浓缩于几分钟以内，发生在集中营的囚徒身上。他们正遭受桎梏、被打得稀巴烂：第一次的打击只会触及骨气，而在内心深处激发出猛烈的抗拒反应。可是，等到出现第十次或第二十次打击的时候，一切都只是打在肉体上面而已，所造成的只不过是一声声啜泣与哀鸣。这六年以来，德国的犹太人社群大致就集体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兰道老先生还没有被打得稀巴烂，他只是受到了侮辱。而令我略感震惊的，就是他在接待我的时候，把我看成自己的侮辱者所派来的使者。他见了我劈头就问：“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有些不知所措地表示，那一切当然都让我感觉恶心。纵使如此，他还是仿佛针对我个人而责难道：“你难道真的相信，我捏造出骇人听闻的消息，然后把它们寄到国外？你们当中难道真有人相信这档子事？”我更在惊讶之中发现，他简直像是出庭辩护似的开口继续说道：“我们犹太人可不会笨到在当下这个节骨眼，做出写信到国外散播谣言的蠢事来。难道我们没有在报纸上面读过，通信自由早就被取消了？说也奇怪，我们居然还获准继续读报纸！不管怎么样，你们当中难道真还有人相信那个愚蠢的骗局，以为我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消息？如果没有人相信的话，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没有任何明理的人会相信这档子事。”我回答道，“可是这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目前的情况就是，你们已经落入敌人的手中。其实我们全部都落入了他们手中。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他愤恨不平地盯着烟灰缸，只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一半。接着他又说道：“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谎言，那个该死而令人恶心的谎言。如果他们真的想要，那么干脆就把我们通通杀掉算了，反正我的年纪已经够老了。可是他们何必还要讲出那种肮脏的谎言来呢？请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显然，他心中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认为我好歹都是和纳粹一伙的人，所以会晓得他们的秘密。

这时兰道太太走了过来。她强忍住心头的忧伤，面露微笑对我打招呼之后，便开口帮我打圆场：“你正在向弗朗克的朋友问些什么啊！他晓得的内情就和我们一样少，更何况他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她刻意礼貌地使用了“国家社会主义者”[88]这个冗长的字眼。）她的丈夫却不断继续摇头，看起来就像是要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内容全部都摇掉一般。“总该有人过来向我说清楚讲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撒谎。”他仍然毫不松口地说道：“为什么他们在大权在握、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还要继续撒谎？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打断了兰道先生的话：“我想你现在应该再过去看看那个小家伙了，他呻吟得好厉害！”“我的天哪，”我接着问道，“令郎难道生病了吗？”弗朗克还有一个弟弟，现在被谈到的人应该就是他。

兰道太太回答说：“看来如此。他自从昨天被大学赶出去以后，就一直非常激动，今天更不断呕吐，而且一直喊肚子痛。这看起来有点像是盲肠炎，虽然……”她苦笑了一下，继续表示：“虽然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因为激动而罹患盲肠炎。”

“这个时代发生了一大堆从来就没有人听过的事情。”老先生站起来的时候仍不忘气冲冲地补上这么一句。当他迈出沉重步伐朝着房门走去的时候，又转过头来问我：“你是个很好的法学家，对不对？你能否告诉我，今天犬子非但不抵制我，反而还让我来为他检查身体，这可会让他涉及刑责的问题？”

兰道太太趁他不在的时候表示：“你可千万别见怪，他老是没有办法摆脱那些念头。弗朗克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你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令尊的工作一切都好吗？……”

弗朗克回来了。他加快脚步走入房间，表情显得非常平静，可是在沉稳之中不经意流露出神经绷紧、全神贯注的表情。他平静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站在作战地图前面的指挥官，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像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已陷入牢不可破的偏执想法而难以自拔。

“真好，你来了。”他对我说道，“对不起，我不得不迟到一下。待会儿，我还会请你帮忙做许多事。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什么时候走？要去哪里？”我以同样平静而略带焦虑的态度问道。

“去苏黎世，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一大早就走。家父并不希望我这么做，可是我还是会坐车离开。你晓得昨天高等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自己就在那边。”我回答了以后才猛然想起，天哪，弗朗克昨天甚至还参加了开庭审判的工作！

“那么你当然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认为留在这里还会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决定离开。此外，我已经订婚了。”

“跟爱伦吗？”

“没错，而且她将跟我一起走。今天我还必须和她的父母见面。如果你能够跟我一起过去的话，我和爱伦都会非常感激。无论如何，今天你恐怕必须帮忙做很多事情。”

“那么汉妮怎么办呢？”

“今天晚上我也必须好好跟她谈一谈。”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平静的态度夹杂着些许的激动，声音中突然出现了前所未闻的语气。

“这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可还真不少。”我接着说道。

“是啊，做每件事的时候你多少都得帮我一点忙。”

“那当然不成问题，我非常乐意效犬马之劳。”

这时传来了叫我们过去吃午饭的声音。

兰道太太煞费苦心想在餐桌上营造出正常的谈话气氛，可是她的丈夫却一再发表言论来煞风景，让大家又变得沉默不语。

“弗朗克有没有告诉你他打算离开这里？”弗朗克的父亲不待我出声，又继续问道：“你对此有何意见？”

“我觉得这是相当明智的做法。”我开口表示，“他的确应该趁着还有办法的时候赶紧离开，否则他在这边还能够做什么呢？”

“留下来。”老先生又说道，“在这个节骨眼，他更应该留下来，而非眼睁睁让人家把自己赶走！他已经通过了国家考试，所以有权担任法官。我们倒想看看，他们还敢不敢……”

弗朗克很不耐烦地开口打断父亲的谈话：“啊，老爸……”

“我担心，”我接着说道，“自从高等法院昨天被‘冲锋队’暴力驱散以后，法治已经成为历史。”（这时我眼前重新浮现出昨天的一点一滴，不觉立刻面红耳赤起来。）

“恐怕以后不会再有任何值得我们捍卫的事物。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形同囚犯，唯一剩下来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脱逃。我自己也巴不得能够离开这里。”

这是我心中真正的想法，只不过我还不想明天一大早就走……

“你也想离开？”兰道先生又问道，“你怎么可能会想这么做？”显然，他心中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免不了就会成为纳粹的同路人。看来他最近已经有了太多这样的体验，所以无法再相信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我再也不喜欢这里了。”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不够充分，而且显得有些傲慢，不过我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心中的想法。

老先生便不再责难，陷入沉思之中。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打破沉默：“看来我必须在一天之内把两个儿子都送走了。”

“一点也不错。”兰道太太高声说道。

“那个小家伙必须马上开刀，”他随即表示，“那是最典型的急性盲肠炎。可是现在我双手不稳，无法给他动手术。不过今天还会有别人愿意操刀吗？难道我必须到处打电话求人家：亲爱的同事先生（或‘不再是同事’先生），您是否可以看在上帝的分上为犬子动动手术——不过他是犹太人？”

“某某医师一定会答应这么做。”兰道太太很确切地表示。她说出一个人名，不过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人了。

“如果是从前的话，他绝对会答应的。”老先生大笑几声以后对着我说道，“我们曾经在野战医院合力帮别人锯腿，为时长达两年之久。可是谁又晓得今天变成什么情况了呢？”

“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兰道太太连忙开口道，“他绝对会答应的。”她那天的表现实在是可圈可点。

用罢午餐之后，我们一同过去探视那位年轻的病患。他微笑的脸上露出窘态，就像是自己做出了蠢事一般，并不时强忍住呻吟和喊痛的声音。他向哥哥问道：“那么你真的要离开了？”“是的。”小弟弟又说道：“可惜现在我不能一起走。你出发以前还会过来跟我说再见吗？”

我们走出那个房间的时候，弗朗克显得有些激动。我忍不住开口表示：“实在是太可怕了。”他接着说道：“是啊，的确非常可怕。我根本就不晓得那个小家伙现在该怎么办。他完全不会有办法承受眼前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因为他对这一切根本缺乏正确的认知。你晓得他昨天向我表达了什么愿望吗？他想救希特勒一命，然后对他说：‘我是犹太人。现在请让我们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把问题从头到尾好好谈一遍’……”

我们一同走入他自己的房间。那里摆着几口已经打开的箱子，衣服挂得到处都是。当时是两点钟左右。弗朗克说道：“我必须在六点与爱伦在万湖火车站碰面，所以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得从这里出发。不过在离开以前还有许多事要做。”

“打包吗？”我问道。

“也包括在内。”他回答说，“不过，最主要还是料理其他的事情，这也就是请你过来的原因。我有一大堆物品亟待处置，其中有从前的信函、相片、日记、诗作、回忆等，还有其他许多讲不完的东西。我可不想把它们都留在这里，但也无法带走，而我更不想把它们全部销毁。你能够把它们搬到你家去吗？”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把它们全部检查一遍。一切都乱七八糟，而且有些东西的确可以扔掉。我们就赶快一起来浏览吧。”

他打开了一个大抽屉，里面放着一大堆纸张、相簿、日记——那就是他过去的生命，而且其中有许多部分与我完全重合。弗朗克深深吸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我们必须一口气把事情办妥，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我们开始整理那些纸张，把一封又一封的旧信函摊开，让照片一张接一张从手中滑过。我们眼前涌现出一幕幕往日情景，浓浓愁绪不觉袭上心头。我们的年少时光就宛如放置在抽屉里面的植物标本，其香味正因为增添了已逝、过往及“一去不返”的气息，而变得更加浓郁和令人陶醉！相片上出现了我们身穿运动服，与当时的同伴站在一起的模样，以及我们偕同女孩子泛舟时的情景——“我的天哪！你还记得吗？”其中也有站在沙滩上的留影，我们脸上长满了雀斑，照片上面仍然照耀着往昔外出郊游时的阳光。此外还有来自快乐时代的网球照片。那些与我们挽着手臂而立的朋友，还有那些奋不顾身跳起来接球，至今仍腾空停留在相片上的少女，他们而今都在何方？弗朗克打开了几个信封，里面露出似曾相识而令人激动的字迹，使我们忍不住多望了几眼，回忆起自己的往事。其中还出现了我自己的笔迹，许多年以前我写出来的字就是那个样子……

每个人都曾经在彻底清理旧物的时候，深深陷入往日情怀而难以自拔。类似这样的大扫除，通常专门留待夏日阴雨绵绵的星期天来进行。而每个人也都有过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感觉，会禁不住难耐的诱惑，迫不及待想把一切都重新阅读一遍，让已逝的生活又蓦然重返……那种犹如吸鸦片一般令人逐渐昏沉沉软绵绵的感觉，也是每个人都晓得的事情。如此清理下来以后，白天的时间已经不敷使用，往往还得继续挑灯夜战。整理之际所耗费的时间越长，人们也就可以在那个如梦似幻的世界停留得越久。

我们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光阴，必须以飞快的速度急忙浏览，其情况有如匆匆遁入了一部快动作放映的电影。我们更必须严加挑选、彻底销毁，只把最重要的物品装入一口大箱子。它们只会在那边积聚灰尘，静待有朝一日什么人心血来潮，含笑将之过目一遍。

可是，这要等到何时才会在何地发生呢？其余的物品则必须毫不留情被宣判送入垃圾桶。那等于我们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所进行的速审速决！可是又该如何加以衡量？如何制定出标准来？如何确认某样东西确有保留下来的价值？结果，这个奇特的工作使我们变得更加默默无语，而时针已经移动得越来越快。我们必须采取快速的行动，快速宰杀或快速装棺！

我们总共被打断了两次。第一次是兰道太太过来告诉我们，救护车已经在楼下等候。弗朗克的弟弟现在马上就要被送去医院开刀，她和丈夫会跟着一起过去。如果弗朗克想跟他道别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了。弗朗克回应道：“好的，我马上就来。”多么奇特的惜别：两兄弟当中的一个现在正要被送上手术台，另外一个则准备流亡海外！

“对不起，我得离开一下。”弗朗克说完以后，就跟着他的母亲一起走了出去。他在外面停留了五分钟的时间。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再度被迫中断。那时屋内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二人和女仆。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接着女仆敲门通知我们，表示门外站着两个“冲锋队员”。

那两名男子肥胖臃肿，身上穿着褐色衬衫、束紧裤脚的褐色长裤和军用长筒靴。他们可不是“黑衫队”的鲨鱼，看起来反倒像是平日搬着一桶啤酒上门的工人，会在收到小费以后粗声粗气表示谢意，并在帽檐举起两根手指致意。他们显然还不大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与新任务，只得直挺挺站着来掩饰窘态。

他们两个就像合唱似的，一起高声喊出：“希特勒万岁！”

沉寂了一会儿以后，他们当中看起来阶层较高的人开口问道：“你是兰道医师吗？”

“不，”弗朗克回答道，“我是他的儿子。”

“那你呢？”

“我是兰道先生的朋友。”我回答说。

“你的父亲在什么地方？”

弗朗克很稳重地作出简短答复：“他跟我弟弟一起上医院去了。”

“他去那边做什么？”

“我的弟弟必须动手术。”

那个“冲锋队员”很满意地顺口用柏林土话说道：“那就对了，现在让我们去看看诊疗室。”

“请便。”弗朗克一说完就把门打开。那两个人便乒乒乓乓从我们二人中间穿过，一直走入那空空如也、雪白整洁的诊疗室。他们在那边只能用严厉眼神仔细打量闪闪发光的器械。

“今天有人来过吗？”领头的人问道。

弗朗克回答说：“没有。”

“那就对了。”带队者又这么说了一次，看来这就是他的口头禅。“再带我们看看其他的房间。”他随即率领同伴在屋内到处探头探脑，以怀疑和检视的目光四下张望，其表情简直就跟法院执行扣押的人员没有两样，仿佛正在寻找可以查扣的对象。最后他终于问道：“今天确实没有别人来过？”弗朗克作出否定的答复以后，他第三次说出“那就对了”。我们一起走到大门口以后，那两个人犹豫了一阵子，似乎觉得现在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可是又不晓得该做什么才好。正值双方无言以对之际，二人突然又像合唱似的高声喊出：“希特勒万岁！”随即一溜烟似的闪出门外，沿着阶梯走了出去。他们才刚刚离开，我们就把大门关上，默不作声回到房间继续埋头苦干。

时间过得飞快，到了最后，我们只得以越来越简略的方式来处理对象。一包又一包的信函未经检视就被丢入字纸篓。或许这是因为我们比一个小时以前更加清楚地警觉到，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已被全盘破坏，早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所以不论我们再怎么摧毁其残余物也都无甚大碍。

时间已经到了五点钟。我们把箱子捆起来，并环顾了一下摧毁工作的成果。“今天晚上我还得找时间把剩下来的东西整理完毕。”弗朗克说完以后就打电话去医院询问，我则向查莉通话问好。然后弗朗克走去告诉女仆，现在他就要出门了。

“令尊和令堂晓得你已经订婚了吗？”

“还不晓得，否则他们铁定会消受不了。现在一切都只能看着办了。”

街头的书报摊悬挂着当天刚发行的《攻击报》[89]，上面印着醒目的大标题：“冲锋的号角已然响起”。

我们坐上了电车，从东边驶入城内，然后穿越整个市区在西边下车。在车上终于首度有了好好交谈的机会，可是我们讲出来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有太多人走进走出或坐在我们周围，让人很难判定他们是否来自敌营。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仔细思考彼此之间的约定、该转达的事项和应交办的任务，以致不时中断谈话。至于他个人的计划，那还非常不清楚。他只打算先在瑞士攻读博士学位，靠着每月290马克的生活费过活（当时居然还允许每人每月可向国外汇出200马克！）。同时，他在瑞士有一位颇负盛名的叔伯级长辈，或许还可以帮得上忙……“反正趁早离开最要紧。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担心那些人很快就会不再放我们出去。”

当天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过随即又被冻结，要等到五年以后才终于成为事实[90]。我们抵达万湖的时候，爱伦已经站在车站等候。她不发一语，把一份报纸交给我们过目，它的上面印着一份官方公告：“前往国外者须持有出境证”。我相信政府引进这种措施的理由，依然不脱“避免有人在国外进行毁谤及散播不实消息”那一套说辞。这早就清楚得无以复加了。

“太可怕了，看来我们已经跌入了陷阱。”弗朗克忍不住说道。而爱伦那样端庄稳重、家教良好的小妇人，竟也猛然举起拳头朝着天空挥去。这种动作其实唯有在舞台或博物馆的画作上面才看得见，就柏林市郊一位穿着体面的淑女而言，那只能说是颇不寻常的景象。

“或许它还不会立刻生效。”我开口表示。

“无论实情如何，”弗朗克说道，“现在我们都必须加快动作，说不定还会福星高照，否则那就实在太糟糕了。”

我们不发一语，沿着别墅区前面的街道走下去，途经大大小小的花园。这里非常平静，看不出白天发生过的事情，连商店橱窗也未遭涂抹。爱伦与弗朗克手挽着手一同步行，我则抬着那个里面藏有他留下来物品的箱子。这时天色已经放暗，还飘下细细雨丝。我的脑海出现了一片微醺，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使得所有的事件都显得不那么严重。可那正是岌岌可危之处——我们已经在倏忽之间，深深陷入一个“不可能”的状况。那已经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所以即使所有的犹太人明天就因为某种借口而遭受惩罚，以致锒铛入狱或被迫自尽，也不会有人觉得讶异。如果有谁对那些“冲锋队员”作出指示，要他们按部就班把犹太人悉数诛除，他们也会心花怒放地说出“那就对了”。街道看起来仍将维持原样，反正“那就对了”，而且凡事都会照常进行。城郊各栋豪宅依旧矗立于怡人的庭院后方，春风仍然会夹着不冷不热的细雨迎面拂来……

我在恐惧之中蓦然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目的地。这时我才很尴尬地意识到，自己在那里不折不扣是个陌生人，根本就没有过来的理由。不过，我倒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屋内人满为患，外人根本就不会引起注意。从外面看起来，那栋房子静谧尊贵，完全没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可是等到走进去以后，里面却是一派难民营的模样。置身其中的人虽然努力把它伪装成一个共享下午茶的场所，但这只是徒劳无功而已。在宽阔美丽的客厅里面，大约有二十位年轻的客人或坐或立。看来他们都是这家人的好朋友，平日没事就过来走动，今天则齐聚一堂，想在这个从前喝茶听音乐的地方寻得助力与安慰。可是，他们在这边所能找到的，却只是别人的紧张与忧虑。在良好的教养与殷勤的礼数背后，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中之恐慌。大家把倒好的茶水传递下去，并在茶杯中放糖，有人说“谢谢”，也有人说“不客气”。众人发出的声音，也不会比一般茶会交头接耳的谈话声来得响亮。可是，这回的交头接耳方式十分诡异，即使突然冒出了尖叫声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我见过在座的一位客人，他和我一样也是法院见习生，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请爱伦帮忙翻译一份文件。他曾经在布鲁塞尔替一位律师工作过一阵子，现在他草拟了一封信准备寄过去。“信就在这里。”他说完便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张纸片，而这张纸现在或许就攸关他的性命。“好的，给我吧。”爱伦接着便用铅笔在纸上涂写起来，可是很快就有别人请她离开一下来商量事情。她回来以后继续潦草书写，写了还没有几个字，又被母亲叫到一旁。等她再度走回来的时候已经思绪大乱，自言自语问道：“‘法院见习生’……，‘法院见习生’法文到底该怎么讲？……”她突然冒出一句话：“请不要生气，不过我实在没有办法——今天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没有关系，请千万不必在意。”那个倒霉的人虽然彬彬有礼地回答，可是他的脸已经拉得很长。

爱伦的父亲长得圆嘟嘟而慈眉善目。他摆出东道主的制式化微笑，想借着插科打诨来改善气氛，只可惜收效不彰。爱伦的母亲则待在一个角落，与弗朗克和其他直接受到波及的人士讨论关于出境证的报道。我于是走去那边加入他们的谈话。其中有个人表示：“如果能够晓得规定从哪一天开始生效就好了！”另一人问道：“难道报纸上面没有写出来吗？”

“没有啊，上面什么都没写。报纸就在这里，你就自己拿去看看吧！”爱伦的母亲说完以后，不知从何处把那份报纸变了出来——它显然已经被翻阅得破烂不堪。我开口建议：“应该有人打电话去警察总署问一问。”有人接着表示：“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可以报出假名啊。”我继续表示：“对了，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我非常愿意打这通电话。”

“你真的愿意这么做？”爱伦的母亲提高了音量问道。这时，每个人都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仿佛我作出了什么伟大的贡献一样。“不过，拜托千万不要使用我们的电话机。”她连说带喊地恳求我。我可以逐渐感觉得到，她的自我克制即将崩溃，而且她在强露出来的微笑背后，已经处于发出尖叫的边缘。“如果你真的想帮我们这个大忙的话，楼下街角就有一部公用电话。等一下，你有10芬尼的铜板吗……？”

这时，爱伦的父亲也走过来把弗朗克叫到一边：“爱伦已经告诉我，你有话想对我说，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谈一下……”他们两个人于是消失了，我就迈出大门去寻找公用电话亭。

我也受到众人的情绪感染，在话筒的一端报出了假名。我的通话在警察总署里面被一再转接，等了又等以后终于有了解状况的人出面答话，表示规定要从下周二才开始生效[91]。我说完“非常感谢”以后，便心满意足地挂上电话。

重新走进来的时候，当初我离开的那个房间几乎已经人影全无，只剩下一位老迈不堪的先生兀自坐着。或许刚才他也坐在那里，只不过因为默不作声而没有引起注意罢了。他可能是位老祖父，长得就跟林布兰画中的老犹太人没有两样。他留着稀疏而尖尖的山羊胡，脸上布满了一重又一重皱纹，神色自若地坐在靠背椅上抽烟斗，不过看得出来他正在思索一些问题。其他人一定已经走到那栋大房子的其他角落去了。我正想开口询问，那位老先生却抢先一步讲起话来，并用他那虽然细小却深邃清澈的双眸仔细打量我。

“你不是犹太人，对不对？”他开口问道。我向他作出解释，表示自己只不过是陪着一位犹太朋友来到此地。他继续以极具权威性的口气说道：“你能够不背弃朋友，这是一件好事！”我有些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回应了几句。但最让我感觉疑惑的，就是他随后说出来的话：“你这么做其实很聪明，你知道吗？”

他似乎正在享受我的手足无措，还不厌其烦地吸着烟斗，接着用苍老沙哑但依然强劲有力的声音宣示：“犹太人会有办法撑过去的。你怀不怀疑这一点？其实你不必担心，他们终究会撑过去的。从前也曾经有过许多人想要灭绝犹太民族，可是犹太人照样活了下来。这回他们也将继续生存下去，此次的遭遇只会给他们留下更多的回忆。对了，你晓得尼布甲尼撒[92]吗？”

“《圣经》里面的尼布甲尼撒？”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就是他！”老祖父一边说着，一边用清澈的小眼睛仔细盯着我瞧，目光之中迸发出嘲讽的火花：“他想要消灭犹太人，而且他是比你们的希特勒更伟大的人物，他的王国也比德国要大上许多。那时，犹太人还是一个稚嫩的民族，比今天还要来得年轻与脆弱，没有任何东西可为奥援。而尼布甲尼撒国王却是个大人物，不但非常聪明，而且极为残暴。”

他不疾不徐地把话说了出来，仿佛在布道一般，并在享受自己的言论之余，不时停顿下来深深大口吸着烟斗。我则一语不发在旁洗耳恭听。

“可是他，尼布甲尼撒国王，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老祖父继续说道，“纵使他是那么伟大、那么聪明和那么残暴，可是这一切都帮不上忙。现在他几乎已经完全为人所遗忘，所以当我提起那个名字的时候，你几乎笑了出来。现在只有犹太人还记得他，犹太人仍然存在而且还活得好好的。如今又冒出了一位希特勒先生，再度动念要把犹太人消灭掉。不过，这位希特勒先生，照样是不会有办法做到的。你相不相信我的说法？”

我则语带保留地回答：“我只能盼望您所讲的话都是对的。”

“我还要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他接着表示，“那是一场小小的恶作剧，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上主的恶作剧——凡是想追杀犹太民族的人，到头来总不会有好下场。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明白其中的理由吗？我并不明白，然而事实正是如此。”

当我还在脑海中来回寻找例证与反证时，老祖父又开口道：“就拿尼布甲尼撒来说吧。他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伟人，是万王之王和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年迈以后却陷入精神错乱，就跟一头牛一样用四肢在草地上爬行吃草，像牛一样用牙齿来嚼草。”这时，他突然停下来吸了一口烟，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那是一种发乎内心的欢笑，连带使他的眼神闪耀出友善的光芒，照亮了他心头既有趣又带来宽慰的想法。他继续说道：“或许希特勒先生有朝一日也会用四肢在草地上爬行，像一头牛似的吃草。你还年轻，说不定能够等到那一天的来临。我自己可就没有办法了。”他一想到眼前出现的未来景象，便不觉莞尔而无法自已。一股欢畅而尽在不言中的笑意，使他全身上下都摇晃不已，结果不小心被烟呛到而咳嗽起来。

这时，家中的女主人从门外探头进来，绷紧了神经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连忙告诉她那个好消息，只见她略显热情过度地向我道谢不已。“现在你得赶紧跟我们共饮一杯葡萄酒来祝福那对新人。”她说完就拉着我离开，还问了一声：“你应该早就一切都已经晓得了吧？”

我在走出去以前先弯腰向老先生鞠躬致意。他仍然乐不可支地坐在那里，点了点头放我离开。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果然站着那群手足无措的人，在未被事先告知的情况下成为订婚仪式的来宾。他们面有忧色，手中持着玻璃杯啜饮葡萄酒。弗朗克和爱伦则站在人群当中，与他们逐一握手，脸上看不出快乐或忧伤的表情。这只能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订婚典礼。我得到的消息——大家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自由逃离国境——来得简直就像是订婚礼物。有些人听了以后马上变得坐立不安，已经开始讨论有关避居国外的事宜。

半个小时以后，我和弗朗克又一同坐上了区间列车。此时天色早已变黑，而且还下起雨来。我们的车厢小隔间内没有别人在场，今天总算首度出现可以好好讲讲话的机会了。然而，我们两个都默默不语。

他忽然开口打破了宁静：“你觉得这一切到底怎么样？今天你根本就还没有表示过意见。我这样做对吗？”

“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认为你明天就走是正确的做法。其实，我很想跟着你一起离开，但是我没有办法。”

他就像受到了指责一般，接着说道：“你晓得吗？我必须赶紧跟所有的事情都做个了断。我总不能这边事情做了一半，那边事情还没做，留下一个烂摊子就一走了之吧？所以我和爱伦订了婚，由她跟我一起走。汉妮则永远出局，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点了点头，问道：“那么你自己满意吗？”

“我不晓得。”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笑着表示：“说不定一切都只不过是瞎胡闹而已。我不晓得，因为事情发生得实在是太快了。”

我问他：“那么你现在还要跟汉妮见面吗？”

“是的。”他刚把话讲完，就用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臂，以充满感性的语调问道：“你能帮我一个大忙吗？如果可能的话，请在这两三天之内打电话给汉妮来安慰她一下，并且……”这时，他突然以整天都没有出现过的殷殷柔情继续说道：“并且想办法帮她解决护照的问题。她还没有护照，而且更糟糕的是，她连国籍也没有。她的出生地原属匈牙利，但是今天已经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她的父亲早在1920年即已过世；没有人晓得他是否自己结束了生命，以及为什么会想自杀。现在无论是匈牙利还是捷克都不愿意发护照给她。那真是一个恐怖的三不管故事。”

“那当然。”我回答说，“我会看看有没有办法为她效劳。至于安慰嘛，那只能听天由命了。”

“是啊，”他面露苦笑地说道，“那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接着，我们都不再出声，静静让火车载着我们穿越黑夜和雨水。他突然不自觉地开口说道：“假如汉妮有一本护照的话，今天的情形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抵达“动物园站”以后，我们就在那边下了车。马路上首度稍微看得出革命的味道。

可是，那也只不过是一些反常的状况而已——“动物园”周围街道两旁灯火通明的娱乐区了无生趣，那是前所未见的现象。

我们二人站在一个电话亭前面。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约好和汉妮通电话的时间早就过了。“现在还要跟汉妮见一面，”他心事重重地表示，“然后是我的父亲，最后还要继续收拾行李……非常感谢你今天过来帮忙。”

“一路顺风，”我接着说道，“好好撑过今天晚上。到了明天你就已经顺利离开，可以把一切都抛诸脑后了。”一直要等到这个时刻，我才首度真正感觉今天就是惜别的日子。

现在其实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时间已经太晚。电话亭终于空了出来，我们便紧紧握着手互道珍重。

第三部 告别

26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因人成事，显然不甚有趣且无足轻重的青年人，在1933年发生于德国的个人历史。但在继续讲下去以前，似乎有必要先和某些读者稍稍沟通一下意见。他们一定认为，我这个因人成事、的确微不足道的升斗小民，已经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这种意见或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可言。

是我搞错了吗？还是我真的已经在这里听见，某些好心好意陪伴我这么久的读者正逐渐失去耐心，已经开始随手翻阅本书了？

此种不耐烦的翻阅动作，大致可用言语表达如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933年时的柏林，有个年轻人因为女朋友约会迟到而担忧其安危；他在‘冲锋队员’面前表现得精神涣散；他游走于几个犹太家庭之间；他还不顾一切——这即将出现于后面几页——离开自己的同伴、抛弃自己的人生规划、告别自己保守而不成熟的观点。这一切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看来柏林在1933年确实上演了一些历史意义十足的事件。可是，假如我们真要探讨它们的话，想读到的至少也是希特勒与布隆贝格[93]、施莱歇、罗姆[94]等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暗盘交易？究竟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布劳恩为何亡命海外？奥伯弗伦[95]何故自杀？我们可不想听一个不知名小伙子的个人遭遇，更何况，他未必就比我们更清楚那些重大事件。他虽然比较接近现场，却从未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所以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目击者。”

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我必须鼓足余勇才有办法公开承认，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站得住脚，而且我并未以个人的故事来浪费那些高标准读者的时间。指责当中的正确之处则为：我没有深入探讨那些事件，我确实并非特别称职的目击者，而且没有人会比我更看轻自己的重要性。不过，我依然相信——请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自我标榜——我这个不足挂齿的小老百姓的琐碎的个人故事，正好道出了德国与欧洲历史上从未有人谈论过的大事。这对后世而言，会比我讲述到底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或希特勒和罗姆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要来得重要和有意义。

什么是历史？它发生的地点何在？

我们阅读各种正常历史撰述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它们只不过勾勒出事件的轮廓而非其本质。人们因而产生误解，以为历史仅仅上演于几十个“主导民族命运”的人物之间，而那些人作出的决定与行动，日后即被称作“历史”。于是，我们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之历史，被视为一场介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罗斯福、张伯伦、达拉第以及其他一二十人之间的棋局。他们的姓名几乎人人皆可朗朗上口。反过来说，我们这些不知名的其他人物，便显得顶多只是历史的对象或棋局中的卒子而已，可以任人摆布、放着不管，或被牺牲宰杀。我们的生命——假如我们果真有生命的话——似乎存在于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所置身的棋盘完全无关，仿佛我们不晓得棋盘上的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若从上述角度观之，以下说法未免显得荒诞无稽，不过那却是最简单的事实：真正称得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决定，便发生在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之间，来自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的内心。

这种由群众同时作出的决定，往往连当事人自己都对之浑然不觉，可是它们足以让最强势的独裁者、部长和将领完全不知所措。这些决定性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从不以群众集会或大规模示威游行的面貌出现，尤其当群众纠集一处时，反而无助其发挥威力。它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永远只是千百万单独个体的私人经历。

我在此所说的并非某种笼罩于一团迷雾之中的历史现象，而是无人可否认的再真实不过的事物。比方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在1918年战败，让联军打赢了世界大战？是福煦[96]与海格[97]统率大军的艺术有所精进，而鲁登道夫则退步了吗？实情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德国兵”——也就是1000万个不知名人物当中的绝大多数——突然变得与以往不同，不再愿意于攻击时投入自己的生命，或战至最后一人来固守阵地。

这个决定性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德国兵并没有私下集会密谋叛变，一切都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出现于其胸中。他们大多并不晓得该如何表达这种非常复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心理演变过程，顶多也只能借助大声喊出“三字经”来加以概括。如果有人对他们当中长于言词者进行研究，只会发现一连串最偶然、最个人化（同时一定也较不有趣、较不重要）的想法、感觉及经历。这通过与家中的书信往来、他们和班长之间的个人关系、对伙食的意见等形式表达了出来。与这些表达方式有着密切关系的，就是他们对战争前景和战争意义的观感，以及（因为几乎每个德国人多少都具有哲学家气质）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及价值之看法。这个决定世界大战结果的心理演变过程，并非本人拟在此分析的对象。不过，对那些准备复制相同状况的人而言，这个演变过程应该会让他们兴致盎然。

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有趣、更重要且更加复杂的相似演变过程：群众如何同时大规模出现相同的心灵活动、反应及变化，因而使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可能，并在今天构成其无形的背景。

在“第三帝国”肇始之初存在着一个难解的谜团，而且在我看来，它比“到底是谁在国会大厦放火”这个问题还要来得有趣。那个谜团就是：德国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在1933年3月5日那天，大多数德国人仍投票反对希特勒。可是这大多数人而今安在？难道他们死光了吗？从地球上消失了吗？还是要等到这么晚才变成了纳粹？否则为何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值得称道的反应？

几乎我的每一位读者，从前都应该认识过几个德国人。我相信他们大多认为，自己的德国友人均相当正常、友善和文明，与别国人士并无不同之处。他们固然难免拥有若干自己的民族特质，但这也是其他民族共通的现象。可是，当人们听见今天从德国发出来的言论（并察觉到德国正准备采取的行动），禁不住都会想起在德国的熟人，并且目瞪口呆地问道：他们到底怎么了？他们果真是那个疯人院的一分子吗？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什么事情？莫非他们果真同意那些东西？那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该对他们抱持何种看法？

这些难以解释事项的背后，的确存在着奇特的心路历程和个人经验。它们来得十分波谲云诡，可以揭露许多事实，但其对历史发展所将产生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那些心路历程及个人经验就是本人在此的课题。但若不追根究底来到它们发生的地方（即单独德国人的私人生活、感觉及想法），便无法掌握其原委。尤其自从政治领域被纳粹肃清以后，这些地方便愈发成为角力的场所。而且那个四下征伐、贪得无厌的政权，更早已开始向昔日的私人领域进击，打算在那边也把自己的对手——也就是不愿顺从的人——驱赶出来并加以征服。

今天就是使用放大镜把政治角力场彻底搜寻一遍，也看不见任何风吹草动。德国内部所进行的战斗，就发生在最私人化的领域之内。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便可以观察出这种政治斗争的迹象，例如：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爱的是怎么样的人，他闲暇时从事何种活动，他跟什么人交谈，他看起来笑容可掬还是愁容满面，他阅读什么，他的墙上挂着怎么样的图画……世界大战未来各次战役的胜负，即事先决定于这个角力场上。这种说法听起来固然光怪陆离，实情却正是如此。

本人因此相信，通过那些看似个人色彩十足、缺乏重要性可言的故事，我不但道出了真正的历史，或许更进而点出未来的历史。基于这个原因，我庆幸所描述的对象就是我这个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人物：倘若我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反而会因此失去代表性。职是之故，我盼望那些惜时如金、不读闲书的高要求读者，能够把这本记叙个人事略的拙作，视为能够提供真正有用信息的书籍之一。

至于那些比较不挑剔、强调开卷有益的读者，他们已经无条件给了我那么多的时间，来阅读这段怪异人生在怪异环境之下演出的故事。我想在此为上面偏离主题的表现向他们表示歉意。同时也让我感觉不好意思的，就是我情不自禁思绪大发又牵扯出许多题外话。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新出现的想法似乎正可用来进一步阐述我的故事。说来说去，最好的道歉方法莫过于赶快继续讲下去！

27　与狼共嗥（1933年4月）

纳粹革命暂时在4月1日达到了最高潮。随后几个星期之内的趋势，就是各种事件再度纯为报纸上面的新闻而已。恐怖固然继续肆虐、各式集会游行也层出不穷，但其节奏已不若3月间那般强烈。现在集中营已成法定机构[98]，人们经过诱导以后对之习以为常，并且晓得该看紧自己的舌头。

“同步化”的工作——此即在一切官方单位、地方行政机关、大型商店、各种协会及联盟的高层安插纳粹党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只不过现在变得条理分明，几乎采用了一种正经八百的方式。其所遵循的是法律条文和行政命令，已不再是狂野而令人捉摸不定的“个人单独行动”。革命从此官样十足，建立于“既成事实”之上。如此一来，德国人唯一还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来迁就现状。

现在又可以上犹太商店购物了。虽然大家继续受到劝阻，而且不断有海报把不听话的家伙斥为“民族叛徒”，可是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去犹太人那边买东西。商店门口已不再有“冲锋队员”把关。犹太裔的官员、医生、律师和记者虽然已遭免职，但现在是依法行事，所援引的是某某法条。更何况，曾在前线作战，或在帝国时代即已出任公职的较年长犹太人获享例外待遇[99]。大家还能够提出更多的要求吗？

各级法院被冻结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终于获准继续开庭宣判。纵使法官已经不再是终身职，但这个新措施也规定得有模有样，同样完全照章行事。法官一方面固然随时可能流落街头，其职权却也被无限扩充：他们现在变成了“人民法官”，那也就是“法官陛下”的意思。他们无须再兢兢业业拘泥于法律条文，甚至根本就不必这么做。明白了吗？

重返高等法院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如今我待在同一个大厅、坐在同一张凳子上，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门口重新站着相同的法警，和往常一样维护公堂的尊严与秩序。甚至连法官大多都还是原班人马。我们判决委员会的那位犹太法官则已不见踪影，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不过，那位老先生早在帝国时代即已出庭宣判，所以并未遭到免职。他被下放到某个地方法院，调入主管地名登录或簿记的部门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年轻地方法院法官。他脸色红润、体型高大，很不搭调地坐在白发苍苍的高等法院法官中间。高院法官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将军，而地院法官则只相当于尉官而已。因此大家交头接耳说道，那位年轻法官私底下是“黑衫队”高干。他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总是伸手高呼“希特勒万岁”。庭长和其他老先生回礼时，则犹豫不决地挥动手臂，说出含糊不清的字眼。从前这些温文儒雅的老绅士习惯在早餐休息时间，安安稳稳地坐在议事厅，轻声议论日常事务或司法界的人事变动。现在这已成为过去。他们在开庭前后只是默默不语，很尴尬地啃着自己的面包。

审判程序往往也进行得十分诡异。判决委员会那位神采飞扬的新成员，以充满自信的口气，卖弄着令人摸不着头绪的法学知识。当他在庭上发言的时候，我们这些正在准备国家文官考试、对教科书内容记得一清二楚的见习生，一个个都听得面面相觑。最后庭长终于忍不住以礼貌性的口吻问道：“同事先生，您或许没有把《民法典》第816条也列入考虑吧？”那位法官大人听了以后，表现得就像是刚被考倒的学生一样，连忙把手边的《民法典》拿来翻阅。接着他略露窘态，但依然趾高气扬，完全不当一回事地承认：“哦，原来如此。那么事情刚好颠倒了过来。”旧司法体系就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短暂的胜利。

可是某些时候，那位新手不但死不认错，反而还放大音量、滔滔不绝表示旧法理应该退居二线。他甚至开导那些年迈的法官同僚：大家应当读出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而非仅是拘泥于表面上的意思。他随即引述希特勒的言论，更摆出舞台上的少年英雄风采，坚持必须按照其站不住脚的论点来作出判决。此时，那些年迈的高院法官的脸上露出的表情，让人看得心酸不已。他们只是以一种说不出来的忧伤眼神低头望着卷宗，同时不知所措地用手指拨弄回形针或吸墨纸。

若是从前的话，出言如此狂妄的候补文官绝对通不过他们的考试。如今呓语和谬论变成了至理名言，背后更有国家机器为之撑腰。他们只得乖乖顺从，否则若被打成政治立场不可靠，免不了会遭到撤职。这将意味着面包不保、集中营……于是，他们只得唯唯诺诺地表示：“同事先生，我们的意见当然与您完全一致。正如同您所晓得的……”然后，他们只能设法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恳求对方多少还是要把《民法典》列入考虑。

那就是1933年4月时的柏林高等法院。一百五十年前，同一座法院的法官宁可被腓特烈大帝下狱，也不愿屈从君主的敕命，来更改自己认为正确的判决。直到今天，每个普鲁士学童都还晓得来自那个时代的一则逸事。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但它至少标志出这座法院的令誉：依据传说，腓特烈大帝兴建“无忧宫”的时候，打算拆除附近的一座磨坊风车，于是向磨坊主人开价购买。但磨坊主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风车，于是一口加以回绝。国王乃作出威胁，表示不惜强制征收。磨坊主人回答道：“陛下，您当然可以这么做——假如‘柏林王室最高法院’不存在的话！”那座磨坊风车今天依然矗立于“无忧宫”的旁边[100]。

到了1933年，别说是腓特烈大帝了，甚至连希特勒都不必亲自施压，即足以让柏林高等法院的审理工作被“同步化”。这时只需要由几个少不更事的地院法官来出面；他们只需要精力充沛就好，再加上一些半吊子的法学知识即已绰绰有余。

我不必再浪费太多时间，见证这个具有悠久光辉传统的伟大机构如何走向末路。我的见习期已接近尾声。我待在“第三帝国”柏林高等法院的时间，只剩下了短短几个月。那是告别之前令人感伤的几个月，而此处的“告别”具有多重的含义：我感觉自己仿佛待在一个临终者的床边。这栋大楼里面早就不再有值得我追寻的东西，而且曾经主宰此处的伟大精神，早就日复一日消逝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只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而且我一思及此就会不寒而栗。我向来对法学没有太大的兴趣，并不热衷于法律界的公职——虽然那是家父为我订出的生涯规划。尽管如此，这个地方依然是我所认同的对象。现在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整个司法界在耻辱之中堕落沉沦下去。我对它不能说完全没有归属感，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积极参与，甚至我或多或少曾以身为其中的一员为荣。如今它已在我的眼前灰飞烟灭、腐烂发臭。我却无力振衰起敝，只能耸耸肩膀很沮丧地确定：此地绝非我可以大展宏图之处。

不过从表面上看来，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些候补文官的地位，很明显每天都在不断上升之中。“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合会”写信给我们（也写给我本人），用谄媚示好的言词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正肩负着建立德国新法律的重责大任。他们还写道：“请加入我们的行列，让我们拳拳服膺元首的意旨，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马上把那封信函丢入字纸篓，只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了。

从法院见习生那边可以感觉出来，他们的自我意识正日益高涨。现在是他们而非那些高院法官，在开庭后的休息时间高谈阔论司法界的高层人事变动。人们仿佛听见一根又一根无形的“元帅令牌”，正在看不见的行囊之中沙沙作响。即使那些原本不赞同纳粹的人，也发现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临。

“同事先生，现在的局面有如秋风扫落叶。”他们如此说道，并隐约带着胜利的快感，述说某人才刚刚通过国家文官考试，就已经在法务部获得任命。反之，某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庭长，已经二话不说被撤职查办——“你晓得吗？他从前跟‘国旗同盟’[101]过从甚密。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要不然他们就表示，某某庭长已经被降调到偏远地区的地方法院去了。

这又让人闻到1923年时的“辉煌气息”：年轻小伙子骤然大权在握，于一夜之间变成了银行总经理及轿车的拥有者。年长者和那些冥顽不灵、一味信赖人生经验的人，最后只能在停尸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话要说回来，现在和1923年时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的“入场费”稍微高了一点。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必须多加留意，免得一不小心非但法务部去不成，反而被送进了集中营。大家站在高等法院的走道交谈，于意气风发和稳操胜算之余，却又流露出惊惶和不信任的语气。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听起来反倒像是背得滚瓜烂熟的标准答案。不时有人话才说了一半就突然打住，四下张望是否有人把他话中的意思听错了。

这时的年轻人变得野心勃勃，可是每个人又都好像有一团东西卡在喉咙。有一天，我不晓得讲出了什么异端邪说，马上就有另一位见习生把我从人群中拉开，以诚挚的目光私下向我表示：“同事先生，我想对您提出警告！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您好。”

接着，他打量我的眼睛继续问道：“您是共和派，对不对？”这时他把手搭到我的臂膀上，心平气和地安慰我：“别害怕，我在心里面也是共和主义者。我很高兴您的立场与我相同。可您还是小心为妙，千万别轻忽那些法西斯主义者！”（他竟然只称之为“法西斯主义者”。）“在今天的情况下，发表怀疑论点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您这么做只不过是自掘坟墓而已。可不要以为，现在还有办法采取任何抵制法西斯的行动，更别说是公开展现反抗态度了！请相信我的讲法！我很可能比您更了解法西斯党人。我们这些共和派现在只能与狼共嗥。”

这就是共和派的安身立命之道。

28　旧世界的解体

那时我必须告别的对象，并非只局限于柏林高等法院而已。“告别”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字眼，它来得非常彻底、激进，并且毫无例外。我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已经解体，仿佛理所当然似的，一天又一天消逝得不知去向。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确定，那个世界又多消失了一块、又向下沉沦了一些。大家四下寻觅复寻觅，最后却只能确定那个世界已经踪迹全无。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奇特的演变过程。那就好像一个人踩在脚底下的土壤，正不断被冲刷流失。但更佳的比喻或许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正很有规律地不断被抽走。

公共领域内堂而皇之发生于众人眼前的事件，看起来反倒伤害较小：各政党已经自行解散，要不然就遭到查禁。起先是左派，接着又轮到右派——幸好我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以往声名大噪、著作流传甚广、言词被拿来讨论的人物，现在也都不见了。他们或已流亡海外，或已被送入集中营管束。大家不时听说，某某名流“于面临逮捕之际自裁”，要不然就是“于逃逸时遭到击毙”。到了夏天，各家报纸列出了三四十位著名科学家或文艺界人士；他们被斥为“民族叛徒”，被注销国籍，并遭到鄙夷。

更加让人感觉不安的，却是一些无伤大雅人物的销声匿迹。那些人本来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某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大家每天都听见他的声音，早就把他当成老朋友看待，可是现在他已经消失于集中营内。如果有谁还敢再提起他的名字，那就是自找苦头。一些长年陪伴大家的电影明星和舞台剧演员，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像妩媚可爱的卡罗拉·内尔[102]便突然被注销国籍，变成了“民族败类”。再以汉斯·奥托[103]那位容光焕发的年轻演员为例，其事业自上一年的冬天开始如日中天，成为每个社交晚会谈论的对象。大家都期待他成为德国引领企盼已久的舞台剧超级巨星。有一天，他却横尸在一座“黑衫队”营房的操场上。依据官方的说法，他被逮捕以后，“趁人不备之际”从四楼窗口跳了下去。一位最知名的专栏漫画家，曾以戏而不谑的幽默，每周为整个柏林市带来欢乐，现在他也自杀了。闻名遐迩的“卡巴莱”演员，亦相继步其后尘。还有更多人不知去向。没有人晓得他们究竟是死了、被拘禁了，还是早已亡命海外。反正他们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发生于5月的象征性焚烧禁书行动[104]，那只不过是报纸上面出现的新闻而已。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却是书店和图书馆内的许多书籍也失去了踪影。当代的德国文学撰著，姑且不论其好坏如何，已经全部下架。去年冬天新出版的作品，如果在4月以前还没有弄到的话，现在就再也读不着了。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还有少数几位作家受到容忍，他们的书籍就像尚未被击倒的保龄球瓶，兀立于空荡荡的书架上。除此之外只剩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以及有如雨后春笋一般，突然大量冒出来的“种族文学”和“本土文学”作品。后二者的水平极其窳劣，读了只会让人引以为羞。

真正的爱书人在德国本来已属少数，现在他们的处境更加堪怜，只能眼睁睁望着自己的世界在一夕之间遭到剥夺。尤其人们很快就体会到，每一本被迫下架的书籍都可能给持有者带来麻烦。于是，他们除了沮丧之外，现在又心生畏惧，连忙把海因里希·曼和福伊希特万格[105]等人的作品塞进书柜第二排。如果有谁还敢讨论约瑟夫·罗特[106]或瓦塞尔曼[107]等人新近的作品，也只能交头接耳悄悄讲话，仿佛正在图谋不轨。

许多报纸和杂志也从书报摊消失了，可是剩余的报刊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却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它们原有的风格已经难以辨认。阅读报刊就像是跟熟人打交道，大家早已习惯于它们针对特定状况所作的反应，也晓得它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现在它们写出来的东西，却跟以往的意见格格不入，不但完全否定自我，而且早已面目全非。这让读者只能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疯人院。诸如《柏林日报》或《福斯日报》[108]之类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立论公允的报纸，已于一瞬间变成了纳粹宣传喉舌。其一贯以深思熟虑、博学多闻的笔调表达出来的内容，现在与《攻击报》或《人民观察家报》[109]咆哮谩骂出来的东西没有两样。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有办法从两报的文艺版读出弦外之音。当我们正为此而窃喜的时候，报纸的正刊却不断以严正口吻出面灭火消音。

固然许多编辑小组已遭撤换，可是这往往并非真正的理由。比方说，有一本名叫《真相》的杂志，立论向来与其标题同样严谨。1933年之前的几个年头，它几乎是人手一本的刊物。有一群才智过人的激进青年为该杂志撰稿。他们于世界末日和千禧年观点的氛围下，仍保有某种优雅的气质。那些人自视甚高，具有丰富的学养和内涵，自然不会是任何政党的党员，更不可能成为纳粹。他们的编辑群甚至在2月还公开宣称，纳粹运动将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而已。他们的总编辑因为做得太过火，已经被炒了鱿鱼，几乎连性命都难保（不过现在他终于获准写言情小说）。其他的编辑人员继续留了下来，而且仿佛理所当然似的，在倏忽之间都变成了纳粹。他们维持原有的优雅文体和千禧年观点，却表现得好像自己始终就是纳粹一般，而且党性比纳粹本身还要来得坚强。

这份杂志现在让人读得目瞪口呆：同样的版面编排方式，同样言之凿凿的伟大论调，同样的作者；可是他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它变成了一份既老到又血统纯正的纳粹刊物。这是信念上的转变？是玩世不恭？还是说那些名叫弗里德、埃施曼、维尔辛等的先生们，在内心深处本来就是很好的纳粹党员？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未必对此完全清楚。反正我们很快就停止了猜测，而且在倒尽胃口之后，又多出一份可以挥手告别的刊物。

话要说回来，诸如此类的告别还算不上是最令人伤感的事情，因为那只是跟一些难以描述、不完全与私人有关的现象和事物说再见。尽管如此，它们曾经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且我们绝不可看轻与之告别所造成的影响：这足以使生命之中弥漫着一片灰暗。现在笼罩着整个国家的空气——也就是充斥于公共领域内的气氛——已经失去了芬芳及生趣，变得乌烟瘴气和毒性十足，让人浑身上下都很不自在。不过在某种程度内，我们还可以设法把来自公共领域的空气阻隔在外。我们可以把窗户关紧，躲在自家的四壁之间过着“私底下”的生活。我们可以想办法不去过问世事，还在屋内摆出鲜花，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把耳朵和鼻子都堵起来。

这种做法颇具诱惑力，所以许多人都试着这么做，我也不例外。可是，我所作的尝试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窗户已经再也无法关上，而且即使在最“私底下”的生活之中，也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告别。

29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无论如何，“置身事外”的做法，就是当时在诱惑之下所形成的普遍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自从1933年以来，德国已经重复出现了千百万个精神病理学案例，而“置身事外”的现象即为此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一环。就正常人的眼光观之，大多数德国人今天若非罹患了精神疾病，至少也处于严重的歇斯底里状态。如果人们想了解为何会演变成这种局面，就必须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不赞同纳粹的人——也就是居于多数的德国人——于1933年夏天所面临的奇特状况，以及其令人诧异的反常矛盾心理。

不赞同纳粹的德国人在1933年所处的境地，可说是任何人所能够碰上的最艰难遭遇。人们已经找不到出路，受到完全的钳制，各种出人意料的冲击，更带来了极度的震撼。纳粹已将吾人紧紧抓在手中，可以恣意妄为。所有的阵地均告陷落，任何集体抗拒行动都变得毫无可能，个人的抵抗更只不过形同自杀而已。即使在私人生活中的避难所，我们也不断受到穷追猛打。各个生活领域均已崩解，出现了漫无止境的溃散逃窜。同时，每天都有人向我们提出要求：并非劝我们投降，而是要我们变节。只要与魔鬼缔结一个小小的盟约，我们就不再是囚徒及被追赶的对象，反而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胜利者与加害者。

这是最简单粗浅的诱惑，许多人就此陷入其壳中。随后的发展却往往显现出来，他们未免过于低估了自己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且根本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纳粹。这成千上万的人今天就在德国来回奔波，成为良心不安的纳粹。他们佩戴着党徽，正如同当初身披君王紫袍的麦克白[110]，陷入两难而无法自拔，必须一再接受良心的谴责。他们四下张望，寻觅脱身的机会而不可得，结果只能喝喝闷酒、服用安眠药，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他们已经不再清楚，究竟应该盼望纳粹时代——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时代！——赶快结束，还是担心那个时代终将成为过去。不管怎么样，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悔不当初。可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些人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梦魇，再加上其道德观点及精神状态均已错乱，没有人晓得他们在倒下去以前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真正被写出来。

除了这个最粗浅的诱惑之外，1933年还出现了许多种其他的诱惑形式。其中的任何一种皆足以使身陷其中的人变得疯狂，或者罹患精神疾病。这是因为魔鬼拥有许多不同的网：网格粗的拿来捕捞大而化之者，网格小的则用来对付心思细密的人。

谁要是拒绝当纳粹，就必须准备面对凄苦的前景：他将山穷水尽，只能坐以待毙；他必须每天忍气吞声，承受各式各样的奇耻大辱；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令人发指的事物不断上演；他将流离失所，受尽漫无边际的折磨。可是，这种恐怖的状况居然也能够产生诱惑力——在自我安慰与自我麻醉的外衣之下，已经暗藏了魔鬼的各式圈套。

较年长的人比较容易落入第一种圈套，那就是逃避到幻想世界。他们喜欢自命不凡，把自己幻想成高人一等。凡是落入这个圈套的人，眼中只见纳粹于掌权之初所呈现的半吊子和不专业作风。他们每天借此向自己和别人提出证明，表示一切都不可能照着这个样子长久进行下去。他们摆出一副比别人更有概念、等着看好戏的姿态。他们对纳粹妖魔般的行为视而不见，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儿戏和瞎胡闹的部分。他们自我欺骗，刻意表现得趾高气扬、袖手旁观，借此来掩饰自己的全然束手无策。每当他们有新的闹剧或《泰晤士报》上面的报道可供引述时，便觉得信心十足，更加沾沾自喜。

这一种人起初心平气和、志得意满，接着就极力自我陶醉，月复一月地预言纳粹政权不可避免的覆亡。可是，等到那个政府显然已经站稳脚跟，而且开始获得成功以后，这才发现情况的确不妙——他们可没有对此作好准备。这群人正是纳粹在随后几年内运用巧妙的心理策略，以各种自我吹嘘的统计数字来主攻猛打的对象。1935年至1938年间许许多多的归顺者，主要也就来自他们那边。自从被视为不可能的成就一再出现以后，他们再也无法摆出洋洋得意的姿态，只得承认失败而集体投降。此后他们即力不从心，无法再认清纳粹的那些成就实为最恐怖之处。像我在1938年便听过如此的对话：“他[111]就是有办法解决别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可是，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像你这种人反正只会吹毛求疵。”

其中某些人至今仍然高举战旗，并没有因为各种失败挫折而放弃希望，月复一月，或至少也是年复一年，预言该政权必将出现的崩溃。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表现出某种大义凛然的气概，可是这种态度也有一点稀奇古怪。最奇特的地方就是，有朝一日或许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在此之前必须先经历不少令人沮丧的残酷现实。我可以想象出来，他们会在纳粹垮台以后到处告诉别人，自己打从一开始就不断预言此事。可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他们只会是一场悲剧里面的堂吉诃德角色。“理直气壮”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的一种相当不光彩，只会帮助敌人争取到得之有愧的荣耀。我们只需要看看路易十八[112]便不难明了此点。

第二个危险是变得愤世嫉俗，像受虐狂一般陷入了仇恨、忧伤和无止境的悲观主义。这几乎称得上是德国人失败以后的自然反应。而每个德国人处于逆境时——无论是在个人或国家的生活领域之内——都逃不出这个诱惑的折磨：完全放弃一切，以一种意气消沉的无所谓态度，把自己和世界拱手交给魔鬼。同时，他们更以执迷不悟的乖戾态度来进行道德上的自杀：

我开始对阳光感觉厌烦。

啊，寰宇即将全面崩坍！

这看起来颇具悲剧英雄色彩：他们拒绝一切的安慰，可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拒绝态度的本身却隐含着毒性最强、危险最深和最令人堕落的安慰剂。

人们于是对自暴自弃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快感，演变成瓦格纳式对死亡与毁灭的热爱。这正是那些缺乏勇气面对自己失败的人，广泛出现的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我安慰形式。

我可以在此作一个大胆的预测：这也将是德国人在纳粹战败之后的基本态度，就像一个倔强的小孩在自己的洋娃娃被夺走之后，好像整个世界已经毁灭一样而号啕大哭（德国人在1918年以后的态度大致也就如此）。在1933年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德国人遭到击败，但他们心中的这种念头并未充分展现于所谓的“公众”态度。因为按照官方的讲法，并没有任何人被击败。表面上只有欢呼、兴盛、“解放”、“拯救”、万岁和令人痴狂的团结一致，以致苦难毫无置喙的余地。尽管如此，我在1933年以后已亲眼看见许多个案，可以充分展现出这种典型德国失败者的态度。我相信其总人数应高达数百万之多。

我们很难以概括的方式，说出这种潜藏于内心的态度，对外在的现实造成了何种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其结局就是自杀。不过，有更多人选择迁就现实来苟全性命，也就是说，他们扭曲了自己的脸孔。只可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正是今天在德国还看得见的“反对势力”之代表性人物。无怪乎这种“反对势力”从来就没有目标、方法与计划，自然不可能会有前途。这些“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每天出现的恐怖事件，逐渐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们沉迷于对各种恶形恶状的描绘，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苦中作乐的方法。与他们交谈的时候，便很难不绕着这些话题打转。假如那些恐怖现象不复存在的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反而会怅然若失。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种悲观下的绝望甚至可以让人乐此不疲。

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意味着“过日子是很危险的事情”，会让人肝火上升，甚至会让人进了疗养院，到头来有些人就真的精神分裂。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一条小径，又殊途同归将人导入纳粹的怀抱：既然凡事都已经无关紧要、一切均已沦丧殆尽、万物皆已妖魔化，何不干脆奉行最可悲和最猖狂的犬儒主义，让自己与魔鬼同行？何不一面在心中自我解嘲，一面跟着干出同样的勾当？这也是不时可见的现象。

我也不能不谈一谈第三种诱惑的形式。这就是我自己采取的方式，而且我同样并非唯一这么做的人。其出发点正来自对上一点的认知：绝不可让自己被仇恨与苦难所腐化，而且务必要保持品行端正、心平气和、和蔼可亲及“不拘形式”。可是，令人激愤与受折磨的事件日复一日迎面袭来，该怎么做才有办法避开仇恨与苦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淡然置之、把目光移开、把耳朵捂住，并设法避世绝俗。但这只会使人柔弱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最后也产生一种类似精神疾病的症状：完全与现实脱节。

为了简单起见，就以我自己为例来作说明。但我们绝不可忘记，在我这个单一案例的后面必须加上六至七个零。

我不是容易记恨的人；而且我一向认为，如果过分涉入与不听规劝者的论战及争吵，只会造成对丑恶行为的仇恨，结果反而摧毁了自己心中难以重建的有价值事物。于是，我表示拒绝的姿态就是退避，而非攻击。

在我看来，当人们恨透了一个对手的时候，同时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某种敬意。可是，纳粹显然并不配得到这种敬意。我避免与纳粹分子密切往来，因为光是他们的样子即足以令人心生恨意。他们虽然一味纠缠，硬是要逼人跟他们狼狈为奸，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他们对我作出的最大侮辱。真正的奇耻大辱来自始料未及之处——他们每天借着让自己令人无法视而不见，强迫我对他们产生仇恨与厌恶，以致从我这边获得原本不配享有的待遇！

当人们立场够坚定的时候，是无法被强迫作出任何表现来的。仇恨心与厌恶感不也包括在内吗？纵使外在的生活已被斫丧殆尽，甚至完全遭到破坏，本来不也可以安之若素，以视若无睹的方式来轻忽一切吗？

我刚好在那个时候，读到司汤达[113]一个既危险诱人又具有双重意义的说法。他借此提纲挈领地表达出自己对时局的观感，认为1814年以后展开的复辟时代让人“一头跌进污秽”（这正是我对1933年初以来各种发展趋势的观感）。司汤达写道：现在唯一值得努力一试的做法，就是要“让自我维持神圣与纯净”。

神圣与纯净！这也就是说，除了不让自己成为共犯之外，也要避免痛苦所带来的伤害，以及仇恨所造成的性格扭曲。简而言之，必须躲开外来的影响，以免出现任何反应。纵使自己并不喜欢，也要规避一切的接触，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掉头就走，不惜退居弹丸之地。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要让毒性十足的空气无法侵袭过来。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一样东西，使之不受损害并维护其自古以来即神学意味十足的美名——不可磨灭的心灵。

我直到今天都还认为这个出发点有其正确之处，而且不会加以否认。但是，当初我自以为可行的做法——视而不见并躲入象牙塔——却完全行不通。我感谢上帝让这个尝试立刻彻底失败，因为我所认得的其他人往往并没有马上受到挫折，以致误以为有时为了挽救心灵上的宁静，就必须牺牲这种宁静。最后，他们必须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这种置身事外的方法与前两种不同，于随后几年内在德国公开表现了出来，其表达形式即为汗牛充栋的田园文艺作品。不过，就连文艺界人士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个现象。德国在1934年至1938年间出版了大量儿时回忆、以家庭为背景的小说、风景图册、大自然抒情作品，以及许多柔情万种的小玩意儿。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除了刻板的纳粹宣传文学之外，德国能够获准发行的书籍几乎完全来自那些范畴。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这个趋势就已经不断退潮。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不管再怎么挖空心思，也越来越无法营造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氛围。不过，在此之前的状况只能令人摇头叹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和雏菊花、稚子放长假时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情景、烤苹果和圣诞树。这种文学充满了赤子之心和缺乏时代背景的色彩，仿佛有约在先一般，在游行队伍、集中营、军火工厂和“冲锋队”募捐铁罐的环绕之下纷纷出炉。如果有谁曾经像本书作者一样，于偶然之下必须大量阅读此类书籍的话，便会逐渐发现，它们在乖巧、平静和温柔的叙述背后，正在字里行间不断发出呐喊：“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于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记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恳求！”

我认识那些作家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每一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已经令他们无法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方说，他们的亲朋好友已经有人被逮捕，要不然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童年时代的回忆已无法再提供保护伞。不少人因之而崩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将来我会找时间叙述其中的一些故事。

以上就是德国人在1933年夏天所面对的矛盾。那看起来就仿佛是，必须从几种让心灵死亡的不同方式之中作出选择。我们可以说，于正常环境下过惯日子的人，在这里会感觉自己若非进了疯人院，就是待在一所精神病研究所里面。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无力回天。此外，那个时候还算是比较无害的阶段，接着还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30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与“科佩尼克大屠杀”

我想躲在私人领域里面，在一个有遮蔽的小角落安身立命之尝试，很快便一败涂地。其中的原因是：这种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狂风暴雨从四面八方侵袭我“私底下”的生活，马上把它吹得四分五裂。比方说，一个可称得上是我“朋友圈子”的小团体，就在1933年秋天消失得不知去向。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学习小组”，其成员包括连我在内的六个知识青年。大家都是即将参加文官考试的法院见习生，而且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起初我们是因为共同准备考试而聚在一起，后来大家关系越来越亲密，进而变成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虽然我们的政治立场迥异，这并不足以成为彼此憎恶的理由。我们相互之间都颇有好感，没有出现泾渭分明的局面。各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于是在那个小圈子内并行不悖——这正是1932年时，德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典型作风。

我们当中最“左”的人名叫黑瑟尔，他来自医学世家，对德国共产党抱持同情的态度。最“右”的则是霍尔兹，他是军官之子，充满了军事色彩与民族主义思想。二人却不时采取联合立场来抗衡我们其他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都参加过“青年运动”，具有“联盟”[114]思想的缘故。

这两个人同样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个人主义，所追求的都是“团体生活”与“团队精神”，爵士音乐、时装杂志以及“选侯大道”[115]皆为其眼中钉。简而言之，他们厌恶钱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灯红酒绿生活，而且心中对恐怖行动均略有好感——只不过前者主要是以“人道主义”，而后者是用“民族主义”作为掩饰。相似的观点可以塑造出差不多的面部表情，无怪乎二人皆略显僵硬，经常抿着嘴唇摆出缺乏幽默感的模样。二人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敬意，而绅士风度似乎又是我们全体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外一组相知甚深的对手，就是布罗克与本人。我们两个时而结盟，时而又针锋相对，而且双方的政治立场比黑瑟尔及霍尔兹更难加以定义。布罗克充满了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观点；我却相当保守，具有突出的个人主义风格。我们于是分别从“右派”和“左派”两个互不兼容的阵营汲取自己的论点。尽管如此，某些事物却能够将我们二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本质而言，我们都是唯美主义者，皆崇拜非政治性的神祇。

布罗克的神祇就是“冒险”，例如1914年至1918年间或者1923年时的集体冒险行动。若能将二者合而为一，那就再理想也不过了。我的神祇，则是歌德与莫扎特的神明；但非常抱歉的是，我一时之间不晓得该怎么称呼它。大致说来，我们在各方面皆势同水火。可是这种敌对关系，有时反而能够产生相互吸引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坐在一起好好喝上几杯。就此而言，黑瑟尔完全不喝酒，并基于原则反对一切含酒精的饮料。霍尔兹喝起酒来则极度自制，已经到了不堪的地步。

此外还有两个天生的调停者。他们分别是希尔施和冯·哈根。前者是一位犹太教授的儿子，后者的父亲则是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冯·哈根是我们几个成员当中唯一参加政党活动的人。他加入了“德意志民主党”和“国旗同盟”，这反而使他可以到处排难解纷，采纳各种不同的观点。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但处事圆融且彬彬有礼。只要有他在场的时候，歧见就不会演变成争端。

希尔施在旁为之提供助力，其特点就是温和的怀疑主义，以及对反犹太主义所进行的试验。他本身虽然是犹太人，却对反犹太主义者颇有好感，不断给他们发挥的机会。我还记得有一次与他单独进行对话时的情形：他很认真地站在反犹太主义那一方，而我为了取得平衡，却发表出反条顿主义的意见。

我们之间就这么绅士精神十足。希尔施与冯·哈根并竭尽全力，让黑瑟尔及霍尔兹偶尔露出宽容的微笑。二人也迫使布罗克和我不时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公开表态。同时，他们又避免霍尔兹与我，或黑瑟尔与布罗克相互攻讦对方眼中最神圣的事物（唯有在这两个组合当中，才可能出现如此的冲突）。

那是一个由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所组成的可爱团体。当别人在1932年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正围绕圆桌而坐，一面吞云吐雾，一面热烈辩论。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个紧密团体的成员过了几年以后，竟然会散居不同的国际阵营，随时准备向对方开火。

简而言之，如今希尔施、黑瑟尔和我都流亡海外。布罗克和霍尔兹已经变成了纳粹高干。冯·哈根则在柏林担任律师，不过他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合会”和“国家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人协会”的会员，而且很可能也已成为纳粹党员（可惜的是，会员都必须入党）。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忠实扮演自己的调停者角色。

从3月初开始，我们之间的气氛逐渐陷入僵局，此后便无法再像从前那般心平气和地针对纳粹进行理性的讨论。在那个戏剧化的4月1日之前不久，有一天，当我们在希尔施家中碰面的时候，就出现了令人难堪的紧张场面。

布罗克毫不隐瞒地表现出来，他正兴致勃勃地观察即将来临的抵制犹太人行动。同时，他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幸灾乐祸地确定，他的犹太朋友“免不了都会忐忑不安”。他更以同样的语气表示，就目前看来，那个行动固然组织得非常差劲，不过这种群众试验仍然是相当有趣的事情，而且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指出耐人寻味的方向。

布罗克就变成了这副德行，而且不论跟他讲什么话，他都只是露出放肆的微笑。霍尔兹则慢条斯理地表示，不分青红皂白的突发行动固然会造成令人遗憾的单独事件，但我们绝不可忘记，犹太人曾经干过某些勾当。我们的东道主希尔施反倒设法置身事外，仍然抿着嘴唇、默不作声继续支持反犹太主义。冯·哈根却很有技巧地指出，换个角度来看，犹太人到底也曾做过好事。

这种针对犹太人的“精彩”谈话内容，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继续进行下去。希尔施只是坐在那边不发一语，还不时把香烟拿出来递给大家。黑瑟尔试着就学术观点来抨击纳粹的“人种学”。霍尔兹却用同样学术性的论点来加以捍卫。其说法十分迂腐，而且寸步不让。

“好吧，黑瑟尔，”霍尔兹缓缓吸了一口烟，吞下去以后又吐出来，目光越过缭绕的云雾说道，“在你假定出来的人性化国度里面，这一切问题可能都不会存在。但是你也必须承认，目前我们正在建构一个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当中的唯一课题，就是民族的同构性……”

我听得越来越不是味道，忍不住开口表示：“在我看来，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似乎与建立‘民族国家’完全无关。那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私底下的态度，对不对？况且，现在并没有真正需要我们作决定的事情。霍尔兹先生，你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你怎么有办法一方面在这里做客，同时却又发表出那种言论来？”

这时希尔施打断了我的话，强调他邀请我们过来的时候，可从来就没有限定大家的观点必须如何。

现在我也对希尔施动了肝火，继续说道：“这固然很好，但我所批评的并不是你，而是霍尔兹先生的态度。我只不过很想知道，当某某人一方面接受别人的善意邀请，同时却又打算把主人的整个族群都杀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谁说要杀人了！”霍尔兹怒吼道。

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向我提出抗议，只有布罗克除外。他认为这里头并没有无法消除的矛盾，同时开口说道：“我想你也应该晓得，在打仗的时候，军官们前一天还在某些房子里面做客，第二天早晨却得把它们全部都炸掉。”

霍尔兹还信誓旦旦向我表示，既然犹太商店将受到有纪律的抵制，那就不可称之为“杀人”。

“这怎么不是杀人呢？”现在换我怒气冲冲吼了回去，“如果某人遭受有系统的迫害而破产，并被剥夺了一切谋生的机会，最后他岂不就会饿死吗？在我看来，如果有谁存心让别人饿死，那就是杀人的行为。难道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吗？”

“够了，够了！”霍尔兹说道，“在德国可没有人饿死。即使那些犹太店主果真破产的话，他们还会有慈善救济可以领取。”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把那些话完全当真，一点也没有玩世不恭的意思。我们因而闹得不欢而散。

在4月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小组解散之前不久，布罗克与霍尔兹都加入了纳粹党。话要说回来，他们并非见风转舵的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二人的观点向来与纳粹有不谋而合之处，只不过那还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党员罢了。无论如何，纳粹的胜利产生了最后的招徕作用。

从此就很难再把“学习小组”维系下去了。冯·哈根和希尔施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它多延续了五六个星期。5月底的时候，我们又举办了一次聚会。“学习小组”也就在那次聚会中正式解散。

“科佩尼克大屠杀”[116]刚一结束，布罗克与霍尔兹就宛如刚离开作案现场的杀人犯，过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虽然没有亲自参与那场大屠杀，可是在他们党内的新朋友之间，那个事件显然是眼前的中心话题。那些人于是在高谈阔论之际，让自己多少也沦为集体罪行的共犯。当布罗克与霍尔兹与我们一起抽烟、喝咖啡的时候，就为文明而悠闲的气氛带来一股血淋淋的愁云惨雾。

他们迫不及待讲述那个事件，把来龙去脉描绘得一清二楚。我们这才晓得事情的全貌，不像在报纸上面只能看见一些暗示。

布罗克表示：“昨天科佩尼克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精彩了，对不对？”他的报道从头到尾就充斥着这种语气。他巨细靡遗地说出，那一票人如何先把妇女和小孩驱赶到隔壁房间，然后拔出手枪把那些男的打死，要不然就是一阵乱棒朝其头上打去，或者用“冲锋队”的匕首将之刺杀。很奇怪的是，遇害者大多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思，只是穿着睡衣，给人一种可悲的感觉。他们的尸体随即被投入河中，直到今天还不断漂流到附近的河岸。他讲着讲着，脸上不断恣意露出微笑。那也就是他新近养成的制式化僵硬动作。他并没有为那个暴行作出辩护，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主要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很耸动的事件来看待。

我们每个人都听得不断摇头，觉得那实在太骇人听闻了。可是我们的表情，反而让他看得沾沾自喜。

我终于开口说道：“这些事情似乎并不会让你觉得加入贵党有任何不妥之处。”

他露出有如墨索里尼那般桀骜不驯的眼神，立刻反驳道：“不会啊，一点也不会！难道你真的同情那些家伙吗？这根本就完全没有必要。前天先开枪的那个人当然晓得，这么做反而会要了自己的命。更何况，假如我们不把他吊死的话，那就没有天理可言了。但不管怎么样，他至少还会让人产生敬意。至于其他人呢，去他的！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都是社会民主党员或‘钢铁阵线’[117]的成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他们应该挺身自卫，至少要死也要死得像模像样才对。然而，那些家伙只是一群胆小鬼，我对他们可一点也不同情。”

“我并不晓得是否该对他们深表同情，”我缓缓地响应道，“但是我对那些全副武装、到处残杀无抵抗能力者的家伙，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觉。”

布罗克继续执拗地表示：“那些人可不是无抵抗能力者。他们只不过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者令人作呕的伎俩，等到事态严重的时候，就装出一副没有抵抗能力的样子罢了。”

这时霍尔兹插嘴进来：“按照我对整个事件的看法，那只是革命过程中令人遗憾的单一脱轨行为。我私底下固然觉得，应对此事负责的那位‘旗队长’[118]少不了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但是我也认为，大家绝不可忽略一个事实：最先开枪的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因此‘冲锋队’在某种程度上，有权采取这种过度的，哎……有力的报复措施。”

说也奇怪，我或多或少还可以忍受布罗克，可是霍尔兹近来却一直让我火冒三丈。我实在按捺不住，必须要给他点脸色看看。

“您把那些行动合理化的新理论，让我听了觉得非常有趣。”我开口表示，“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您好像也曾经在大学修习过法律？”

他以有如钢铁般冷冰冰的目光看着我，然后拐弯抹角响应了我的挑战。他不疾不徐地说道：“没错，我学过法律，而且我还记得曾经听过有关国家紧急防卫的说法。或许您刚好没去上那堂课吧？”

“‘国家紧急防卫’？这倒很新鲜！”我回应道，“只因为有几百个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公民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您就觉得国家受到攻击，所以有了抵抗权？”

“那可不然。”他回答说，“您怎么老是忘记，起先是一个社民党的家伙开枪打死两位‘冲锋队员’！”

“他们打算硬行闯入那个人的家中。”

“不对，他们只不过是执行公务，想过去登门拜访一下罢了。”

“这就足以构成国家随意对国民进行‘紧急防卫’的理由？例如针对你我二人？”

“那不可能是冲着我来的，”他说道，“但您说不定就是其中的对象之一。”

这回他用真正冷峻的眼神看着我，此时我的膝盖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

他继续表示：“您只是在那边鸡蛋里挑骨头，对当前‘德意志民族成形过程’出现的伟大事件始终避而不谈。（即使在今天，我耳边还不断响起他所谓的“民族成形过程”！）只要出现了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您就死咬着不放，并且在法律上大钻牛角尖，想借此来吹毛求疵。我只怕您还不怎么清楚，像您这种人今天已经对国家构成了潜在危险。国家有权，也有责任来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至少也要在你们当中有人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公开进行反制行动。”

他就这么有条不紊地说着，好像在对《民法典》作出诠释一般，还一直冷酷无情地盯着我的眼睛。

“您既然想对我发出威胁，何不干脆把话讲明？”我问他，“您是不是打算去‘盖世太保’[119]那边告发我，说我是国家公敌？”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冯·哈根和希尔施发出笑声来打圆场，设法让一切都变得好像只是在说笑而已。可是，霍尔兹却继续开口让他们的努力落空。我这才注意到他已经相当气急败坏，这不禁让我心中出现了一丝满足的感觉。

他轻声但意有所指地说道：“我必须承认，最近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尽自己的义务来那么做。”

我说了一声“噢”以后，必须先把心头浮现的各种感觉稍稍整理一下。其中交织了些许畏惧，并讶异他怎么会那么偏执。而且，我除了对那种“责任心”产生反感以外，也对自己把他弄得图穷匕见而有些得意。但是，我同时更有了一个冷冰冰的新认知：现在的人生居然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固然令人心生不安，但我也想快速估量一下，假若他不是虚张声势的话，到底会想说出什么关于我的事情。

于是我开口表示：“如果您几经考虑之后的结果，就是向我说出您打算做这件事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您的意图似乎并没有当真的必要。”

他很平静地回应道：“您可别这么讲。”现在摆明已经底牌出尽，如果我们再针锋相对下去的话，势必会暴力相向。好在我们都只是坐在那边，一面吸烟一面你来我往。而其他人也不时介入，时而安抚，时而指责双方。

说也奇怪，接着我们又坐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于愤愤不平之下继续讨论政治。尽管如此，我们的“学习小组”还是一去不返。此后的聚会都彼此心照不宣自动取消了。

希尔施在9月与我告别，因为他即将移居巴黎。布罗克与霍尔兹当时则已经消失于我的视线之外。后来我才不时听说有关他们宏图大展的消息。黑瑟尔要等到第二年才永远离开，搬到美国去了。可是，我们那个圈子早已消失得不知去向。

顺便提一下，自从那天的事件以后，我纳闷了好几天，不知道霍尔兹是不是真的会去“盖世太保”那边打小报告。过了一阵子以后，我才终于确定他显然并没有这么做。就此点而言，他还算得上是相当正派！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不问世事的做法，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不论退隐至何处，都躲不开自己原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政治事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分野，已被纳粹革命连根铲除，此后即无法再将那场革命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它不但发生于政治领域之内，也出现于每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当中。其作用能力就像毒气，可穿透任何墙壁。而若想彻底摆脱这种毒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溜之大吉。这意味着移民国外：告别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语言和所接受的教育，尤其必须切断与祖国的联系。

1933年夏天，我也开始在这方面作好告别的准备。我早已习惯了大大小小的别离，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朋友，还看见原本跟我和睦交往的人，现在或已形同谋杀者，或已与我为敌，不惜把我交给“盖世太保”宰割。我可以感觉出来，构成日常生活氛围的元素已散佚无踪。普鲁士司法界声名卓著的机构，早就在我眼前向下沉沦。书本中的世界与自由讨论的天地，现在已成过眼烟云。以往的观点、意见和思想架构有如槁木死灰，变得完全不合时宜。我几个月以前还合情合理的生涯规划及灿烂前景，它们而今安在？

一切都变得险象环生，连我对人生最基本的观感也出现了变化。各方面的告别带来痛苦之后，又产生令人晕头转向的麻醉作用。我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就仿佛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面悬浮晃荡——轻飘飘、慢吞吞，而且不再有法律的保障。新出现的各种损失与告别几乎不再造成痛苦，反而带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或者让人心生一念：“好吧，即使少了它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觉得自己虽然变得更加贫乏，但也少了许多牵挂。尽管如此，这种告别——心中对自己国家的告别——实在令人难以消受，而且痛苦万分。它来得断断续续、时进时退。有时我根本难以想象，自己终究会鼓起勇气拂袖而去。

我在此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这种情形同样并非我个人的偶发事件，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遭遇。

3月和4月的时候，我的眼前已经持续上演“一头跌进污秽”的情景——其中伴随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民族主义”的胜利呐喊——这早就令我憎恶不已，有时愤怒得表示打算移民出去，不想再跟“这个国家”有任何瓜葛。我宁可在芝加哥开一间卖香烟的小铺子，也不愿意在德国担任国务秘书……当时，那还只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并不能够完全当真。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在这个六合萧条、寒风凛冽的月份，我已经认真考虑，是否的确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了。

现在的我已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上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体育俱乐部民族主义”，早就令我深感恶心。可是今天，它却对纳粹党徒产生精神上的推动力，使他们养成既贪婪又幼稚的乐趣。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彩色斑块，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胜利”，为他们带来了获胜者的快感。别人低声下气所承受的屈辱，使他们乐在其中；别人心头出现的恐惧，成为其津津有味的享受对象。他们以“纽伦堡名歌手”的方式，极力自卖自夸其民族特质。他们更仿佛自慰一般，大肆宣扬“德意志”之心、“德意志”之情、“德意志”之忠诚，还鼓吹人人当“德意志”好汉，而且“要德意志本土化”。这一切早就令我大起反感、深深作呕，不愿为之作出任何牺牲与奉献。

但这种立场并未阻止我继续成为相当不错的德国人。我对自己身为“好德国人”一事心知肚明——这往往也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越轨举动为我带来的耻辱感。我与任何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并无二致，如果自己的同胞，甚至整个国家做出了有损形象的行为，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反之，倘若别国的民族主义者以言论或行为来侮辱德国之际，我会感同身受。可是，当别人出乎意料地赞誉我的国家、谈及德国历史上美好的一面、称道德国人某些优良民族特质的时候，我又引以为荣。

一言以蔽之，我是自己民族的成员，这就好像我是自己家庭的一分子。不过，我比旁人更有办法承受外人所作的任何批评，而且我并非一直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和睦相处。更何况，我并不打算为之投入我全部的生命，不愿意高喊：“我的家庭超越一切[120]。”但我毕竟仍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不会否认此点。想要放弃这种归属感、完全弃之于不顾，并学会把自己的祖国当成敌国看待，这绝非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并不“爱”德国，那就好像我并不怎么“爱”我自己一样。如果真有让我喜爱的国家，那就是法国。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纳粹存在，我对其他国家的好感，仍可能胜过我对自己国家的爱意。然而，自己的祖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这并非我所喜爱的任何外国能够取代的，因为它正是我自己的国家。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喜爱其他国家的资格，就会失去一切攸关国与国友好互动的先决条件——民族交流、异国间的情谊、彼此了解与学习、相互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国度。

失去国家的人只会成为“无祖国者”，变得没有影子，完全丧失了出身的背景，最后顶多只是受到容忍而已。但在另一方面，若有人心甘情愿或在逼不得已之下，没有把移民国外的念头付诸行动，他就会在自己的家乡颠沛流离，成为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可是，假如一个人出于自愿，而把心中对祖国的疏离感贯彻到底，终于避居国外的话，这样的行动就需要采取类似《圣经》的激进做法：“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121]许多人的情况和我一样，只差一步就要移民出去了，却始终无法痛下决心来这么做。从此以后，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充满着无力感，只能在恐惧之中，眼睁睁看着人家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累累罪行，却无法公开为自己洗脱罪责。他们陷入了治丝益棼的困境，面对一重又一重难解的矛盾：到底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祖国作出牺牲，也就是牺牲掉自己的理性判断、道德规范、人性尊严及良知良能呢？

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别人口口声声所说的“德国令人难以置信之崛起”，值得他们为此奉献心力吗？只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使他们不惜斫丧自己的心灵，而且有办法让全世界都见怪不怪，这也不会为国家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同样没有注意到，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其眼中的爱国主义）不但会使他们牺牲自己，甚至连整个祖国都会沦为牺牲品。

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终于让“告别”变得几乎无法避免——德国已经不再是德国。而摧毁德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自己。旷日持久下来，“是否为了忠于自我，所以才必须离脱自己的国家”这个问题，变得显然只是矛盾的表象而已。表象背后的真正矛盾，却已经为各种五花八门的口号和陈词滥调所遮掩。那个矛盾就是：所要的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我与志同道合者眼中的德国，不仅仅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彩色斑块而已。“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由某些特质所共同组成的架构，其中包括了人道主义、全方位的开阔心胸、探索问题时的苦思冥想及深入彻底、对世界和对自己永不满意的态度，并且有勇气不断改弦更张进行尝试。它同时具有自我批判、热爱真理、就事论事、精益求精、追根究底等精神，于多样化的面貌之下略显笨拙沉闷，不过对即兴自由创作兴致勃勃。其行动迟缓而严肃，却又能够像玩游戏般富于创造精神，不断为自己塑造出新的形式，然后又觉得此路不通而另起炉灶。它除此之外的特质，还包括对于择善固执和特立独行作风的尊重、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多愁善感、具音乐才能。尤其重要的是，它享有很大的自由挥洒空间——缺乏既定的路线与方向，甚至说得上是漫无节制，但它也没有既定的窠臼，而且从不听天由命。

我们私底下引以为荣之处，就是自己的国家在精神层面具有无穷的可塑性。无论如何，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它与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产生归属感。但那个德国现在已经遭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摧毁与践踏，从此一去不返。如今早就摆明到底谁才是它的死对头，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第三帝国”。想要继续对它效忠、继续归属于它的人，必须鼓足勇气才有办法作出这个认知，并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民族主义——此即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崇拜——无论何时何地都绝对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疾病，足以扭曲和丑化一个民族的面貌。其情况就类似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对个人特质所产生的作用，能够颠倒是非、使一个人丑态毕露。不过，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这种疾病恰好在德国具有最强烈的毒性和毁灭性。那是因为，“德国的”内在本质就是包容、开放和多元，并且就某种程度而言，还蕴涵了无私忘我的特性。

在其他受到民族主义侵袭的国家，那种精神疾病只不过是个小弱点，其原有的民族本质仍可并行不悖。然而，当德国染上这种恶疾之后，民族主义却将其民族性的最基本价值连根拔起。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德国人在承平的时代，毫无疑问可以是一个既杰出又感触灵敏，而且非常人性化的民族。可是现在，当它罹患民族主义精神病以后，却演变出人性全无、兽性大发的丑恶面目。这不是其他民族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德国人，而且唯有德国人，才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失去一切使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以致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丧失了自我。

就其他民族而言，这种疾病只会侵袭外在的行为；对德国人来说，它却腐蚀了心灵。一个法国人纵使再强调民族主义，他往往仍有办法继续当一个标准（而且令人喜欢）的法国人。陷入民族主义的德国人，却不但已经不再是德国人，而且简直就失去了人样。其所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德意志”，甚至“大德意志”或“泛德意志”的国度。这正意味着德国的毁灭。

当然，我们绝不可因此而认为，德国和德国文化在1932年的时候仍然非常繁盛华美，直到纳粹一举将之捣毁为止。病态民族主义在德国进行的自我毁灭，其实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这似乎有加以描述的必要。而其间最大的矛盾就是，自我毁灭的行动每一次都出现于击败外敌，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之后。

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国”正在快速兴起之中，接着，1813年至1815年间的“自由战争”[122]首度带来了严重的倒退。1864年至1870年间的战争[123]，为它带来了第二次的大挫败。尼采宛如先知一般首先洞察出来，当时德意志文化已经在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战斗中成为失败的一方。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德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找到适当政治形体的机会。在俾斯麦建立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之内，它等于被套上了束缚行动的紧身衣，从此不再拥有足以代表它的政治力量（只有天主教的团体才是例外）。

“那个德国”遭到右派民族主义者的痛恨，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对之漠不关心。它却继续默默耕耘，坚忍不拔地存活下去，直到1933年来临为止。然而，它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它存在于成千上万的家庭和私人团体之内，以及某些编辑室、剧院、音乐厅和出版社之中，甚至从教堂直到内阁等公众的生活领域，仍可不时发现其踪影。要等到纳粹党徒那些激进而能干的组织者出现以后，才“引蛇出洞”，把它从四面八方“用烟熏了出来”。

因此，首先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是德国，而非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打出“德国”的名号，借此来占领和践踏德国，这是其终于逐渐被看穿的种种伎俩之一，但这也是其毁灭性工作当中的一环。

凡是感觉自己隶属于“那个德国”（而非盘踞某个特定地理位置的国家体制）的人，除了告别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告别令人惊慌失措，因为它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国家。可是，德国民族特性原有的包容及多方面的开放，使得德国人可以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承受这种损失。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大家渐渐感觉出来，任何外国都可以比希特勒的“帝国”更像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时人们的心中甚至存有一线希望，于是忍不住问道：说不定到了“外面”以后，反而可以在某些方面把德国部分重建起来？

32　异族统治是否胜过纳粹统治？

当时，德国人对移民国外存有若干虚无缥缈的希望。尽管那些希望并没有太多事实根据，可是在“第三帝国”里面，显然除此之外已经别无指望，而人生又需要靠希望来支撑下去，于是大家就把“外面”视为希望的寄托。

其中的希望之一，就是“外国”本身。若是在几个月以前，那个“希望”恐怕会普遍让人闻之而心惊肉跳。甚至一直到了今天，仍有许多人并不十分清楚，那到底是“希望”还是“恐惧”——德国人眼中的“外国”，指的就是法国与英国。

法、英两国还有办法对眼前发生于德国的事件继续袖手旁观下去吗？两国左派的人道主义者目睹近邻正在建立野蛮暴政，难道不会惊骇万分？其右派的民族主义者对迅速滋长中的战争意图，也不会忧心忡忡吗？更何况，这种战争意图自始即未遭掩饰，同时纳粹几乎一上台就开始公然扩充军备。

两国不论是由左派或右派来执政，岂不都会在近期内失去耐心，于是动用当时仍遥遥领先的武力，在一星期之内扑灭那个妖魔鬼怪？他们的政治人物只要眼睛还没有瞎掉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其他的可能性。而且，即使再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两国将对此地的发展坐视不顾：我们这边摆明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向他们大开杀戒，同时却又抛出几篇“和平演说”来加以安抚——可是，连每个德国学童都晓得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为何。

在另一方面，目前流亡法、英两国的德国政界精英，应该已在当地受到明智政治人物的照顾及奖掖。他们或可从上一个共和时代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成为有效治理未来德意志共和国的中坚力量。然后，过去的一切只会像是一场噩梦，而所采取的行动就宛如一阵扫平群魔的狂风骤雨，或仿佛采取果断行动切除毒瘤一般。接着，人人会变得聪明一点，摆脱一些过去的包袱，以着手从事1919年时未能展开的事业。

以上便是我们所希望的。只可惜，我们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愿景，实际上却找不到什么支撑点。除了希望以外，我的心中更渐渐出现一个日益强烈的感觉：既然现在一切都反复无常，所以倒不如先管好眼前的事情还比较要紧。那些希望与这个感觉结合在一起以后，使我在针对移民国外作出妥善规划以前，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非走不可。可是要去哪里呢？当然是去巴黎！在那里能待多久就待多久，每个月请家里寄200马克过来，然后静观其变。反正天无绝人之路。难道在那边还怕找不到事情做吗？

这个计划非常天真幼稚，它同时也显示出我个人的生活背景：我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到目前为止都还一直是家中的乖子弟，现在应该是“出去见见世面”的时候了。这种“见世面”的方式固然意味着流亡海外、进行一场充满各种未知数的冒险，但它并不会使我觉得惴惴不安。一种麻醉性十足的绝望态度（“反正不可能比这里的情况更糟糕”），以罕见的方式与年轻人喜爱冒险的精神合而为一，使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作出了决定。况且，我和同辈的德国人都有过独特的亲身历史体验，以致深深觉得凡事皆不确定，都很难加以捉摸。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小心翼翼者所须承担的风险，其实与暴虎冯河的人并没有两样。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缺乏后者的莽撞作风而已。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我迄今的各种所见所闻都只能证明这种说法。

柏林高等法院见习期满以后，有一天，我开口向家父表示：现在我打算“出远门”了。我已经看不出留在这里还会有什么意义，尤其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根本不想，也不可能在德国担任法官或行政官员。我想要出去，到巴黎待一阵子。希望他能够乐见其成，而且假如可能的话，每个月并资助我200马克。

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家父竟然没有作出强烈反应。在3月的时候，他还会面露微笑，对这类低声下气的请求一概嗤之以鼻。然而现在的他已经老态龙钟，而且在夜里难以成眠：我家附近一座“黑衫队”营房传来的喧天鼓号声，让他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但更加使他辗转反侧的，却是心头的种种思绪。

如今，他所珍惜及为之而活的一切事物均已沦丧殆尽。他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样，轻而易举就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就我来讲，即使最惊心动魄的告别也无异于新生活的开端。可是对他而言，告别就形同永别。他一心一意只是想着：“我这一辈子都白活了。”

他曾经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协力完成某些举足轻重的立法工作。那是绞尽脑汁之后所得出的智慧结晶，结合了数十年的实务经验，以及长年下来有如进行艺术创作般的不断推敲琢磨。可是现在，别人大笔一挥就将之悉数废除，仿佛那根本无关紧要。而更过分的是，建立及修改那些条文的法理基础已被冲刷一空。几个世代以来，由包括家父在内的人士所共同建立及维护的法治国家传统，于转眼之间已成明日黄花。

这不仅是父亲度过了严谨自制、从不松懈且功成名就的生涯之后，于人生将尽之际所须承受的败绩。这更只能说是一场灾难。假使获胜者是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他还会有办法以理性的态度来接受。可是那些家伙是野蛮人，根本就不被他当成对手看待。我不时看见家父坐在书桌前面久久不起身。桌上并没有纸张，他光是用空虚绝望的目光凝视远方，仿佛眼前只有一大片残破的土地。

他开口问我：“你到了外面以后打算做什么？”其语气中仍蕴含着一贯的怀疑态度，并以老成持重的法学家目光，想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是他的声音疲惫万分，使我一听就觉得那个问题只是在虚应故事。无论我作出怎么样的答复，他应该都不会提出异议。我信口说了几句话，并运用我想得到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漫无章法。

他露出哀伤与谅解兼具的淡淡微笑，继续问道：“这么说来，你其实并没有办法看出光明的前景，对不对？”

“是的。”我回答说，“不过，难道我还能够有别的指望吗？”

“我担心你只是在做白日梦而已。外边的人未必真的就希望我们过去。不论对任何国家而言，移民进来的人其实都是一种负担。而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成为别国的累赘，心里面是绝对不会舒坦的。如果你是以交流者的身份前往某个国家，那是一回事，因为你可以为他们作出若干贡献。可是，如果你是以丧家之犬的身份过去，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只不过在寻找避难所。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东西可以贡献出去吗？”我问道，“假如德国的知识分子，管他是文学家也好科学家也罢，果真倾巢而出移居海外，那些国家岂不都会为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额手称庆吗？”

他举起一只手臂，然后又很吃力地把它放下，接着继续表示：“那是倒店大贱卖！流亡者只会失去自己的身价，你只需要看看那些俄国人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他们逃往国外以前，本来也都是自己国家的精英。可是今天，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巴黎，如果有人愿意请他们来当跑堂或司机的话，那些从前的军事将领、政府官员和作家们都会雀跃不已。”

我搭腔表示：“说不定他们现在宁愿在巴黎当侍者，也不愿意待在莫斯科当人民委员。”

“也许吧，”家父回答说，“但或许并非如此。在你真正那么做以前，这种话讲起来都很容易，可惜事后的发展往往大不相同。其实，只要你还有东西可以吃，饥寒交迫与受苦受难的糟糕程度就会减轻一半。”

“难道我应该为了担心自己会饥寒交迫和受苦受难，干脆就留在这里当纳粹吗？”我又问了。

“那当然不可以。”他严正地表示，“你不能这么做，你绝对不可以这么做！”

“那么你难道认为，我即使不加入纳粹党，也会有办法出任地方法院的法官吗？”

父亲表示：“地方法院的法官？那恐怕不可能。至少一时之间是行不通的事情。可是谁又有办法预料将来会出现怎么样的发展？总而言之，你何不去当律师，同时开始借着写作来维生呢？”

这个主意倒不错。我曾经在一家知名报纸的不同版面发表过一些短文[124]。有一天，那家报社写信给我，邀请我主动与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从前的民主派大报，当时一度为年轻人提供了独特的挥洒空间——这些年轻人不是纳粹，但也没有过“左派”的不良记录。他们必须是雅利安人，而且最好像一张没有经过污染的白纸。

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过去实地拜访。我很惊喜地发现，那边的编辑小组完全与纳粹无关，而且他们的想法及观点更与我如出一辙。坐在编辑室与他们交换信息、针砭时局，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在那边口述文章，然后看着自己的文稿被拿到收发人员的桌上，然后送入排字间，这种感觉实在让人浑身舒畅。有时，我们甚至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谋反者的巢穴之中，要等到报纸第二天居然顺利出刊了，大家才又松一口气。我们在字里行间玩尽各种文字游戏，使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份党性坚强的纳粹刊物，可是文章里面的微言大义早就让编辑小组笑得人仰马翻。

我向父亲表示：“我说不定就可以通过报社，获得在国外工作的机会。”

“这听起来像样多了。”父亲满意地表示，“你已经跟编辑们谈此事了吗？”

我只能告诉他，我还没有这么做。

父亲接着表示：“我觉得今天倒不如先把事情搁置下来，让我们两个人再一起好好考虑几天。还有，你千万不要以为妈妈和我会很希望看见你离开，更何况，你打算要投向不可知的未来。对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够通过国家中级文官考试，这是原则问题。”

他对这一点非常坚持。几天以后，他更提出了一份亲手为我拟定的计划：“现在你必须依照原定的计划，乖乖参加文官考试，绝不可在接受二十年的教育以后，就在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刻一走了之，把一切都搁下不管。你大约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准备考试。等到通过考试以后，如果你还是没有打消出去的念头，那么你只需要再花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时，不管你是在巴黎还是在国内，都可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你不妨出国度假半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即使是去巴黎也无所谓。你就待在那里写论文，同时顺便看看是否找得到机会。假如你发现有办法在那边落地生根，这固然很好。但即使你待不下去，这里仍然会有退路等着你。这总共需要花上一年左右的光阴，今天谁又能够晓得，一年以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以后，计划还是如此定案下来。我虽然觉得参加文官考试多此一举，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亏欠父亲的地方。但我唯一的顾虑就是，我继续停留于此地的五个月里面，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那将是西方国家对希特勒进行的先发制人之战，而我很可能会被迫参军，为错误的一方作战。

“为错误的一方作战？”父亲问道，“难道你觉得法国是正确的一方？”

我非常坚定地表示：“是的，这一回我相信事实的确如此。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只有外国才有办法拯救德国。”

“天哪！”父亲咬牙切齿地说着，“让外国来拯救我们？恐怕连你自己都未必真正相信这种讲法。更何况，没有人能够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获得拯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想要获得自由的话，就应该自食其力来找出解决的办法。”

“可是，我们现在等于已经被五花大绑起来，你难道还找得到任何解决的办法吗？”

“我找不到。”

“这么说来，唯一的办法还是……”

“你的‘这么说来’不合逻辑。”父亲回答道，“此路虽然不通，但这并不表示就一定会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不应该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德国在1918年以后也曾经有过幻想，结果却出现了纳粹。假如今天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再度耽于幻想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将是受到异族统治。”

“异族统治说不定会比纳粹统治要好很多。”

“我可不晓得。”父亲不以为然地说道，“未来的灾难看起来总是轻于眼前的祸害，可是它不见得就会比较好。我可不想主动招手把异族请过来统治我们。”

“那么你岂不是既找不到目标，又看不见任何希望？”

“差不多就是这样，”父亲说道，“至少目前的确如此。”

这时他又露出了空虚呆滞的绝望眼神，好像望见了一大片被彻底摧毁的土地。

家父从前的同事经常会过来探望。他已经在几年以前退休，但老同事之间仍然维系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家父很喜欢跟他们继续来往，不时听听公务上出现了何种后续发展，并询问某某中级候补文官或新进的行政官员是否更上了一层楼。他并没有跟过去的工作脱节，还可以私下为别人提出意见和建议。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那些客人仍然继续上门，只不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变得相当单调乏味，而且愁思茫茫。譬如当家父问起某某官员现在怎么样了的时候，他才一讲出那些人的名字，访客就简明扼要地说出“第四条”或“第六条”。

那些都是新近公布的一项法规里面的条文，它名为《专业公务人员制度重建法》[125]。其中的条文规定，较低阶的官员可任意被调职或勒令提前退休。退休以后也许领得到资遣费，有时甚至连一毛钱也拿不到。每项不同的条文都点出了不同的命运。像“第四条”会让人顿足捶胸[126]，而“第六条”则让人失去身份地位[127]。这些条文的编号，当时就成为全国各地公职人员的主要话题。

有一天，父亲从前服务单位的负责人也登门拜访。他的年纪比家父小很多，而且二人曾经在办公室里面不时因为意见不同而起冲突。那位负责人曾经是社会民主党员，而父亲的政治立场比较“偏右”。他们之间的争端不止一次一发不可收拾，即使那个年纪较轻的人职位较高也无济于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相互敬重，私下的关系从未完全决裂。

那位负责人这回却让人看得心酸。他的年纪应该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可是看起来却与我年届七十的父亲同样老迈，而且头发已经全白。家父后来告诉我，那个人谈话的时候已经不知所云，向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也得不到答复。他只是心不在焉地低头向下张望，有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太可怕了，同事先生，那真是太可怕了！”他过来是为了要向家父道别。他正准备离开柏林，以便“到乡下找个地方来苟延残喘”——他刚从集中营里面出来。

顺便提一下，他是“第四条”。

刚才已经提过，家父早已退休。他已经不再握有公职，即便他想要的话，也无法在公务上对纳粹造成任何伤害。如此看来，他应该可以置身火线之外了吧？可是有一天，他也接获一份官方寄来的函件，里面还附上一份长长的问卷。函件的内容是：“兹遵照《专业公务人员制度重建法》第x条之规定，要求阁下依据事实对附上之问题作出详尽陈述……同法第y条并明文规定，凡未加答复或所述有违实情者，将导致退休金之丧失……”

那里面提出来的问题可还真不少。家父必须回答，他曾经参加过哪些政党、社团及组织，而且要列举自己曾经对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他需要作出种种解释，在某些地方更须表示歉意。问卷的最后是一份事先印好的书面声明，他必须在上面签字，表示自己将“毫无保留地效忠于‘民族奋起政府’”。一言以蔽之，他为国服务长达四十五年以后，现在还要卑躬屈膝才有办法保住自己的退休金。

家父的目光凝视着那份问卷，久久不发一语。

第二天，我看见他坐在书桌旁边，问卷就放在面前，然而他只是把呆滞的眼神投向远方。

我问他：“你打算填写这份问卷吗？”

父亲瞧了问卷一眼，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他沉默了很久以后，才反问道：“难道你认为我不该填写吗？”

现在换我默不作声。

父亲接着说道：“如果不填的话，我不晓得你和你的母亲又该如何活下去。”

“我实在不晓得。”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一遍：“我根本就不晓得。”这时，他强露出微笑，继续表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又怎么会有办法去巴黎并撰写博士论文呢？”

这让我听得心情沉重，默默不语。父亲干脆用手把问卷推到一旁，可是他并没有将其束之高阁。

未加填写的问卷就在桌上躺了好几天。当我有一天下午走进父亲的房间时，却看见他坐在书桌前面，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填写问卷。过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就亲自出门，趁着自己改变主意以前赶紧把回函投入邮筒。从此他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讲话的语气也不比过去激动，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让他心力交瘁。

对那些不习惯于压抑自己的动作和语言的人来说，如果压力实在太大，迟早会有某个身体器官把心灵的痛苦承接过来，而导致疾病发生。有些人会心脏病发作，而家父则是胃部出了毛病，让他痛得难以消受，而且会痉挛呕吐。此后，他几乎就未曾再坐回书桌前面。

他往往接连两三天吃不下任何东西，要不然就是吃下去以后马上又吐了出来。他的身体开始进行饥饿罢工，两年以后，他就在极端痛苦的状况下离开了人世。

33　不真实的夏天

1933年夏天持续得越久，一切就显得愈发不真实，而且越来越轻飘飘，变成了光怪陆离的梦境。我好像体温升高了几度一般，懵懵懂懂过着头晕目眩、心力俱疲的生活，而且完全不再有责任感。

那时我已经报了名，正准备参加国家中级文官考试。这是德国法律系学生的最高结业考试，通过之后即可取得担任法官、中级行政官员、律师等的资格。报名的时候，我早就打定主意不靠这个资格来过活。所以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是否能够通过这场考试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了。通常考试是一个会让人感觉紧张刺激的事件，不是吗？甚至有人因此创造出“考试热”这个名词。可是，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的“考试热”已被一个来自他方的更高热度所麻痹。

我正坐在一间“法律档案室”里面。那是一座位于办公大楼顶层的图书馆，其结构非常有趣，各工作室的墙壁都是用玻璃制成的。我就在夏日的熏风与晴天之伴随下，优哉游哉地写着笔试作业，简直跟写信没有两样。反正现在再也无法把那些功课和试题当真，因为它们是用一个已不存在的世界作为先决条件——除了民法以外，甚至连《魏玛宪法》都还是考试科目。为了查阅相关的法律条文，我不时翻开那些不久以前还被持续引述，但现在已经老掉牙的案例论述集。可是，我不但没有挑出回答问题所需的句子，反而在继续阅读中做起白日梦来。

这时，楼下传来聒噪刺耳的军乐声。当我们俯身越过窗户向下张望的时候，只见身着褐色制服的漫长队伍，正浩浩荡荡游行于街头，并有许多万字旗把队伍分割成不同的单位。那些旗帜所经之处，两侧人行道上的百姓纷纷伸手敬礼（我们曾经听说过，胆敢不举手的人会被痛殴一顿）。这回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们正朝着“卢斯特花园”[128]的方向行进。罗伯特·莱[129]在日内瓦与“国际劳工事务局”闹得不欢而散，愤而提前返国。柏林的“冲锋队”于是组成一条高歌叫嚣的长龙，前往“卢斯特花园”集会声援。

其实，每天都会出现游行队伍和高亢歌声，因此人人都必须多加小心。凡是不想伸手向那些旗子敬礼的人，就得赶紧躲进屋子里面。我们仿佛生活在战争状态下，不过那场战争非常滑稽——它的各种胜利都是用歌声和行军队伍换来的。“冲锋队”、“黑衫队”、“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劳动阵线”[130]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组织的成员不断在街头列队行进，高声合唱《君可见东方的朝霞？》或《勃兰登堡边区的原野》等歌曲。他们抵达目的地以后便肃立聆听演说，接着数千人异口同声高呼“万岁”，以这种方式又多打垮了一个敌人。对某种类型的德国人而言，此情此景无异于天堂，同时其心头又充满了1914年8月时的激情。我还看见一些手持购物袋的老太太停下脚步、眼中泪光闪闪，目送歌声嘹亮的褐衣队伍从旁行军通过，并彼此交头接耳说道：“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朝气便不难看出，现在各方面终于又欣欣向荣了，不是吗？”

有时，他们也获得了较具体的胜利。比方说，某一天早晨，位于柏林——威尔马斯多夫的“艺术家聚落”被强大警力包围攻占——当地曾经住过许多左翼文人，现在还有不少人待在那里。“胜利！虏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并有几十面敌营的旗帜落入我军手中。此外另有成千上万本反政府的书籍（含马克思、海因里希·曼等人之著作）被装上卡车载走，俘虏的人数也极为可观。”这的确就是各家报纸描绘那些事件的方式，读起来简直像是在叙述坦能堡[131]战役一样。

在另一天中午十二点整，他们又采取“果决”行动，把全国各地的火车和汽车都拦下来检查[132]。胜利！所搜获的物品从珠宝、外币直到“反政府文宣资料”无所不包！这同样值得在“卢斯特花园”举办“自发性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来大肆庆祝一番。

6月底的时候，各报又口径一致刊出斗大的头版标题：“敌机飞临柏林上空”。没有人相信那种说法，就连纳粹自己也不例外。可是每个人都已经见怪不怪，反正那就是当时的行事风格。随即又出现大型群众集会，振臂高呼：“德国需要自由的领空”，依例上演同一套戏码：游行、旗帜、《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万岁。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文化部长撤换了宗教界的领导阶层，并任命一位姓米勒的亲纳粹军方牧师出任“帝国主教”。接着在“体育宫”举行“群众宣示大会”，盛大庆祝新出现的“德意志本土基督教义”之胜利。德国的救世主当然就是希特勒：旗帜、《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希特勒万岁”！这回在庆典结束时——显然是为了向已被埋葬的教会致哀，或出于某种用来粉饰太平的巧妙理由——在场者齐声高唱巴赫的《上主是坚固的堡垒》。

然后便举行“教会选举”。纳粹党有效动员了名为“基督徒”的投票部队，于是第二天的报纸又可宣布胜利：“德意志本土基督教会”[133]已于选举中获得大胜！当我傍晚坐车穿越市区的时候，所有教堂的塔顶都飘扬着万字旗。

当时在教会的圈子之外，还嗅不出纳粹即将为此而遭遇的激烈反抗。我以一种奇特的感觉，首度参加地方教会选举，郑重其事投了“虔信教派”[134]一票。我并不怎么觉得自己是虔诚的教徒。多少年来，我始终对教会抱持“尊重而不渴慕”的态度。无论如何，我的立场非常坚定：即使不渴慕教会，仍必须加以尊重，更何况，“德意志本土基督教会”亵渎神明、有如化装舞会一般的作为，只会令我恶心不已。虽然我事先已不指望教会的反抗行动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我的想法还是：为了忠于原则，现在必须向一败涂地、惨遭践踏的基督教会“承认”自己的信仰。当时，一位和蔼可亲、态度保守的老先生啜饮红葡萄酒时所发的牢骚，更让我心有戚戚焉：“真是天晓得，现在大家居然被搞到这种地步，必须挺身捍卫自己原本没有的信仰！”

不过，也就在同一个夏天，此种情绪已逐渐消退，紧张的气氛也弛缓下来。甚至连恶心感也在一团麻醉性迷雾的浸润下，变得不再那么强烈。必须继续在德国留下来的人，大多已习惯于所面临的各种危难。就我自己而言，我的心思早已不在此地。只要再过几个月我就走了。只要再过几个月，我就会前往巴黎，而且根本不打算再回来。待在这里的日子即将告一段落，对我早就不痛不痒。

我在这边的生活反正也不剩下多少东西。我的朋友差不多都走光了，要不然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我经常收到贴着外国邮票的明信片。弗朗克·兰道也不时寄信过来，但信中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悲观。起初他还信心坚定、满怀希望，接着字数变少，文义模棱两可。8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接获兰道寄来的厚厚一叠东西。那是一封长达十二页或十四页的信函。他只是在里面自说自话，不但充满了疲惫与气馁的语调，而且已经不知所措。各方面都已经山穷水尽：他与爱伦之间的关系已经走不下去，看来二人只能分手。在瑞士也见不着任何前景，等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只会一筹莫展。他忘不了汉妮，也忘不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他留在德国的一切，他已经与过去脱节，但现在的生活让他味同嚼蜡，而且找不到实质的意义。“我这么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想听取你的建议，因为我晓得，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

不久以后，爱伦突然回来了。看来二人之间的关系已告结束，她已经放弃了希望。她写了一封信给我，而我曾经去万湖拜访她两三次。我以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坐在4月1日那天待过的屋外花园，向她解释一切，并加以安慰和提供建议。她的境遇堪怜，她觉得无所适从，而且完全失去了平衡：她仍然深爱着弗朗克，但已不再相信有办法与他生活在一起。当初，他们在仓皇之下匆匆采取行动，现在似乎一切皆成过去，而且难以弥补。假如能够有时间让事情慢慢自动发展下去，那可该有多好！然而最可怕的事情是，现在动不动就必须立刻作决定。我们彷徨于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之前，必须在颠沛造次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人生的道路于是不断岔开，通向不可知的未来。

爱伦的家人现在正准备移民美国，她是否该跟着一起过去呢？如果这么做的话，那就表示与弗朗克永别。或者她应该重返苏黎世？可是，这又意味着必须与弗朗克终老一生，但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在夏天已经闹得很僵。不过，她依然爱着弗朗克，只能反复问我：“你和他是好朋友。请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请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4月初的时候，我也跟汉妮见了面。她已经连续好几天拉下窗帘，躺在黑漆漆的房间里面，连饭也不吃，只是整天独自流泪。于是，我陪伴她来回奔波于不同的领事馆之间，写信给不同的捷克官方单位，并前往警察机关进行询问。可惜一切都徒劳无功，她的国籍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汉妮因而卡在德国动弹不得。

我过着奇奇怪怪的日子，好像正在为已经破产的另一段人生收拾残局。同时，我还必须为一个与我无关的考试撰写作业，而那个考试看起来多少也属于另一段人生——我前一世的生命。有时我也为报社写一些短文，并仿佛遵令行事一般，尽己所能在里面加入尖酸的幽默反讽。过了几天以后，我便以惊讶的心情，看着文章刊登在那家令人略感精神错乱的报纸上面。几个月以前，它还是名闻国际的报社，可是现在已被迫成为纳粹的传声筒。当初，我曾以自己身为其中之一员为傲！可是现在，它也跟我不再有太多关联，早就失去了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说也奇怪，与我关系密切的人现在只剩下了查莉那个女孩子——那段源自嘉年华舞会的爱情。只有她还留在我的身旁。在那个不真实的夏天，只有她还具有真实性。这个爱情故事有些折磨人，略显先天不足，而且不甚美满，可是它到底多多少少还是让人甜在心头的爱情故事。

她是一位善良单纯的娇小柏林少女。若是在幸福的年代，我们可以发展出一段简单平凡的小小甜蜜爱情故事。当前的灾祸却将我们更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向对方付出更多心血。也就是说，那其实是为了补偿一切：为了弥补一个失去的世界，也为了忘却每天都带来折磨、令人窒息的苦难。可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是不够的。我几乎无法向她描述自己所面对的困境，因为降临到她身上的不幸更加真实明确、紧迫万分，而且更具有说服力。

她是犹太人，正不断受到迫害，她必须每天为自己，也为父母及众多家庭成员的生命担忧不已。他们已经历尽千险万难，所以她必须全心全意为之付出。而她的家庭成员多得出奇，让我始终无法完全弄清楚究竟谁是谁。她和许多年轻犹太人一样，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视为所有犹太人的共同遭遇，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于是，她出现了强烈的不自觉反应，在一夜之间成为锡安主义者，也就是犹太民族主义者。那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趋势。我虽然十分体谅，但多少也对此忧伤不已。这其中暗藏着纳粹的蓄意操弄，也存在着犹太人于气馁之下对敌人伎俩的屈服。可是，假如我跟查莉讨论这个问题，只会剥夺她最后的一点安慰。

有一次，我小心翼翼表达出自己的怀疑观点以后，只见她睁大眼睛，以哀伤的目光问我：“彼得，除此之外我又能怎么样呢？”她开始学希伯来文，而且心中念念不忘巴勒斯坦。可是，她还不在那边。她继续去店里面上班——现在她又可以那么做了，可是谁又晓得这还能维持多久呢？她维系家中的生计，以令人感佩的方式照顾自己的父亲和亲戚，一面工作，一面受尽折磨。她的体态日渐消瘦，经常以泪洗面，但也不时接受我的安慰，在某些傍晚破涕微笑，向我撒娇和耍一下大小姐脾气。可是，这也无济于事。她在8月的时候病得非常严重，必须开刀切除盲肠。我就以奇特的方式，于一年之内再度看见有人显然是因为心理因素而罹患盲肠炎。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竭尽全力来维系这个小小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看电影，共饮葡萄酒，设法营造出有趣的气氛，让自己陷入爱河。我们于夜深人静时互道晚安，然后我从她位于另一端的市区，搭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我筋疲力竭、脑中空无一物，坐在了无生气的地铁站候车，那里似乎唯独电动手扶梯还有生命。

周日的时候，我们经常出城在树林漫步，要不然就躺在水边或林间的空地。柏林市的郊外非常清静幽雅，具有一种未遭破坏的原始之美。只要离开了熙来攘往的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郊区车站附近，走到似乎从未有人来过的地方。那里孤寂得十分曼妙，哀愁得令人神往。我们四下探访，沿着浓绿松树之间的防火道缓缓漫步，否则就顶着蓝意慑人的晴空，在林中草地踏青。至少天空还美丽万分，未遭尘世间的纷扰波及。我们身旁高耸浓密的空间亦然，其间并遍布着芳草、青苔、蚂蚁及嗡嗡作响的各种昆虫。这一切看似亘古长存，可为人带来极大的慰藉。只不过，我们二人与之格格不入。假如少了我们的话，这个画面只会更加优美，我们不过是在这里煞风景而已。

那年夏天的天气好得出奇，阳光不断普照大地。上帝于是以作弄人的方式，使1933年成为极佳的德国葡萄酒年份，让品酒专家对之赞不绝口。

34　泰蒂重返柏林

泰蒂突然从巴黎寄来一封信。她在信中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时间就是下个星期。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心脏不禁猛烈抽动起来。她还表示要把母亲也接去巴黎，同时想过来实地观察这里的一切。她固然有些害怕，但也为许多事情感到高兴，而且她希望能够经常与我见面。

当我把信塞进胸前口袋的时候，心中浮现一种感觉，仿佛已经结束了像蚂蚁一般到处乱爬的可怕日子，重新生龙活虎起来。我这才蓦然惊觉，前一阵子始终浑浑噩噩，与行尸走肉没有两样。现在我吹着口哨在屋内来回走动，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吸个不停，不晓得自己究竟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但依我目前所处的状况，想一下子就欢欣鼓舞起来，那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报纸刊出了一个大标题：“候补文官团体生活营已正式成立”[135]——凡已报名参加国家中级文官考试之见习生，须于缴交笔试作业后前往报到。彼等将于营区内接受军事化训练，体验健康的团体生活，并接受正确的世界观教育，为自己所须肩负的重责大任预作准备，以便成为德意志人民法官。首批学员即将于近日内接获召集令。

接着就是歌功颂德、万岁连篇的社论：“每一位德国青年法学家均将衷心感激普鲁士法务部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暴跳如雷。那整个事件或许看起来稀松平常，可是我们这些意志薄弱的小老百姓所作出的反应，在强烈的程度上却往往与诱因本身不成比例。我就好像囚犯一般，以双拳捶打墙壁。还不断大吼大叫，怒骂上帝、世界、父亲、我自己、“第三帝国”、报纸以及所有的一切。当时，我正准备缴交最后一份笔试作业，这表示我极可能就是首批征召的对象之一。我双眼布满血丝，模样及动作无异于精神病患。等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以后，我便垂头丧气提笔写了一封简函给泰蒂，请她尽早赶过来，这样我们至少仍可以有一两天见面的时间。

随后一两天之内，我还是像斗败的公鸡一样，乖乖交出了自己的最后一篇笔试作业。

结果居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不得不归功于普鲁士行政机构的繁文缛节。我的笔试作业大概先在某些单位摆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通过审核以后，我的姓名才被登录到某个名单上面。接着，那份名单又被汇整至另外一份名册，直到受训学员名录造册完毕为止。然后就是印刷召集令和发函邮递。其中每个工作程序都多给了我几天宝贵的时间。

几天以后依然不见动静，我终于搞清楚普鲁士衙门的官样文章，心里变得笃定多了。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我有希望在两周、三周，甚至四周的时间内维持自由之身。自由的时刻当然随时都可能结束，但未必就一定如此。于是，我每天盯着信箱瞧来瞧去：起初是心惊肉跳倒抽一口冷气，随即逐渐变得神色自若和越来越信心十足。最后离关键日期不远的时候，我已经笃定，以近乎放肆的方式确认还是没有官方的函件寄来。召集令原本每天都可能在信箱内出现，可是在它寄达以前，泰蒂已经先出现了。

她来了，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不但好像从未离开一般，还把巴黎也一起带了过来：巴黎的香烟、巴黎的杂志、巴黎的新消息，还有一种令人无法察觉但宛如香水般令人难以抗拒的气息——巴黎的空气。那是可以好好呼吸的空气，教我贪婪地吸个不停。

那年夏天，制服在德国成为令人作呕但不得不认真看待的流行时尚。巴黎却以此为灵感，为女性创造出“制服风”的时髦款式；于是，泰蒂身着一件蓝色的枪骑兵短夹克，上面还有垫肩和亮晶晶的纽扣。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在她过来的那个世界，女性纯粹为了好玩而穿着这种服装，连一点恶意也没有！

她的故事多得说不完。她刚刚花了六个星期时间游遍法国各地。同行者是在巴黎的来自各国的留学生，里面有瑞典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捷克人和西班牙人。他们身穿本国服饰，跳着民族舞蹈并高唱自己的民谣，在各地皆受到盛大欢迎，喝彩声与要求返场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在里昂的时候，埃里奥[136]甚至亲自致辞，几乎令他们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然后市政府设宴款待，结果他们的肚子闹了两天革命……

我只是默默坐着倾听她讲述各种经历，还迫不及待地询问更多讯息。天下竟然还会有这等事，而且发生在离此不到一日之遥的地方！泰蒂就坐在我的身旁，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一切都那么真实，纵使我们周遭的环境已是如此虚幻。

这回我没有东西可以向她介绍了。以往她过来的时候，就连柏林都还存在着若干值得一看的事物，可以拿出来“炫耀”。例如一部传颂一时的有趣电影、一些好的音乐会、一场卡巴莱或者一家“气氛十足”的小剧院。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东西。当泰蒂想出去散心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愈发明显。她顺口问起某家小酒馆或某某卡巴莱剧场，可是它们早已被迫歇业。她想知道某些演员的近况，那些人却已经不知去向。她当然曾经在报纸上面读过许多相关报道，可是现在实地体验以后，却发现凡事都和她的想象迥然不同——或许没有那么耸动，却更难理解，更加令人无法消受。

万字旗与褐色制服无所不在，而且想躲都躲不开。它们就像占领军一样，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面、在咖啡屋、在马路上还是在“蒂尔加滕”，处处都看得见它们的踪影。不分昼夜响个不停的鼓号声和进行曲，这倒很新鲜。泰蒂起初还仔细地听着，忍不住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当然还不晓得我们早就见怪不怪，假如哪一天听不见那些东西了，反而才让人心生疑窦。

街头的广告柱上面，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在电影海报和餐馆广告旁边张贴出鲜红色的告示——被处决者名单。我早就懒得去理会那些东西，可是每当泰蒂不经意读到那些公告，都会惊惧得无法自已。有一天，我们共同外出散步的时候，我突然一把将她拉进一栋房子的门廊里面。她大吃一惊，心有余悸地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面‘冲锋队’的旗子正打算过来。”我仿佛说出了世上最寻常也不过的事情。

“那又怎么样？”

“难道你想对它行礼？”

“不想。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大家在街上看见了旗子，就必须向它行礼。”

“你的‘必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要向它行礼不可？”

可怜的泰蒂，她的确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没有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鬼脸。

“我是外国人，”泰蒂说道，“他们总不能强迫我敬礼吧？”她的错觉再度让我露出苦涩的微笑——她是奥地利人。

正因为她是奥地利人，我那一整天都为她担忧不已。就在不久以前，奥地利驻德新闻参事某天晚上被从床上拖出来逮捕，然后惨遭递解回国——“我们”对奥地利非常恼火，因为他们不打算跟我们合并。陶尔斐斯[137]旋即在维也纳进行报复，也将几个纳粹赶出国境。我已经想不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过我还记得各报刊曾一致发出怒吼，共同声讨奥地利政府的挑衅行为，表示“我们不会对此坐视不管”。依据纳粹的一贯作风，其反击行动岂不就是要把所有的奥地利人都驱逐出境？幸好这一次的情况对我们比较有利，希特勒并没有这么做，也不打算进一步反制。泰蒂总算可以继续留下来了。

“以后我绝对再也不回来了。”泰蒂如此表示。我则告诉她，自己也打算在不久以后前往巴黎。说着说着，我们开始拟定一个空中楼阁般的计划，打算在巴黎共同经营一家小型剧院，让学生或流亡的演员登台表演。我还兴致勃勃地问她：“德国移民在那边表现得怎么样？”她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那些可怜人现在的情况当然并不怎么样。”

过了几天之后，突然出现一个晴天霹雳。泰蒂告诉我——其实是她让我自己猜出来的——回去以后马上就要结婚了。我灵机一动问道：“是跟安德鲁斯先生吗？”（她在谈话中难得提起此人）她点了点头。我开口表示：“很好。”那时，我们正一起坐在“德皇威廉纪念教堂”对面的“罗曼咖啡屋”门口（它原为柏林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人士出入之处，现在已经了无生意）。听到那个坏消息以后，我感觉教堂塔顶的雄伟罗马式并列石柱突然向我袭来，将我团团围住，仿佛把我关进了城堡里面的地牢。

“我可怜的老朋友。”泰蒂用法语问道，“这会很糟糕吗？”

我摇了摇头。

接着，她说出了一些话语，使我的脑海同时泛出一阵阵甜蜜与痛苦的思绪。我们从未讨论过关于结婚的事情，而且每当快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恋爱故事即告中断。我一直无法确定，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是否与其他的男性友人没有两样。同时，我也从未向泰蒂透露，她对我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那听起来未免过于热情洋溢，所以我一直说不出口。如此一来，我们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候，一切仍然充满了半开玩笑的味道。

“看来我们再也没有结婚的可能了。”她说完以后继续问道，“现在你想在这里和我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曾经考虑要嫁给我？”

她听了我这个愚蠢的问题，微笑着说道：“噢，倒真的那么想过。”接着，她摆出充满善意的姿势，“别难过，反正我还在这里。”

这将是另一场告别，而且是完全的别离，此前的各种告别都无法如此拨动我的心弦。好在眼前一帆风顺，我们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惜别，更何况各种杂事都已经自动安排就绪，使我可以自由发挥。现在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而且又没有任何需要立即履行的义务，于是得以不受干扰地从早到晚和泰蒂在一起，完全归属于她。反之，她也好像特地为我过来一样，纵使那只是为了道别。在当下的时刻，一切似乎都刻意退居二线，让我得以尽情享受那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第三帝国”这回非常宽宏大量，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手伸到我这边来，打算把我拉走的召集令也迟迟不曾寄到。再加上我的双亲出远门去了，而可怜的查莉又病恹恹躺在医院里面，简直像是存心给我一个既吓人又让我觉得消受不起的恩惠。我实在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晓得！

那三个星期短得就跟一天没有两样，很快就过去了。这段时间可一点也不宁静，我们在整整三周里面几乎没有时间扮演情侣的角色，也难得有机会来倾诉衷情，因为泰蒂还必须安排母亲移居法国的相关事宜。她的母亲是一位体型娇小的老妇人，整天只是不发一语坐在屋内的家具旁边，对外面奇形怪状的世界已经完全无法理解。

于是，我们奔波于不同的官方机构和货运公司之间，还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外汇兑换处痴痴等候。我们需要每天拟定计划，把当日的事项安排妥当。接近大功告成的时候，泰蒂和我还必须监督搬家的工作，指挥工人如何打包。告别过去、重新出发，这是我早已耳熟能详的情况。但是这三周的告别与再出发却将令人永难忘怀，因为它们涵盖了多年以来既羞涩又热烈的伟大恋情，以及其所带来的五味杂陈的感觉。我们在那几个星期里面，就像是一对如胶似漆、刚订婚不久的年轻伴侣。二人相互知心与关怀的程度，又仿佛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夫老妻。那时，凡事都不乏味，即使当我们一起枯坐于外汇兑换处，或共同编造说辞来敷衍官员的时候，一切依然显得甜甜蜜蜜。

最后我们突然发现，把那么多钱弄到国外是不行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泰蒂表示，“我不得不把钱走私出去，免得他们把我们的钱偷走。”

“万一他们查到了怎么办？”

她容光焕发，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们根本不可能查到，这绝对难不倒我，更何况，我晓得如何自行装订书籍。”

于是，我们花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坐在泰蒂久未使用的闺房里面，技巧十足地积极装订“书籍”，并大量使用厚纸板、糨糊和美术纸，把一沓沓100马克大钞藏在里面。有一次，我们做了一半突然抬起头来，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惊慌的脸孔。泰蒂说道：“好一副标准的罪犯嘴脸。”她说完以后，我们倒真的把工作搁置了好几分钟。还有一次，当我们正装订得如火如荼之际，门铃突然响了起来。与当初在兰道家的情形一样，门外站着两名“冲锋队员”。这回他们只不过手上摇晃着铿锵作响的铁罐，想为某个活动募款。我很粗鲁地说了一声“抱歉”，就让他们尝到吃闭门羹的滋味。有泰蒂待在我的背后，我感觉一种说不出来、会让人目空一切的安全感。

可是，当夜阑人静之际，有时我会蓦然惊醒，整个世界一下子便显得和刑场一样灰暗。在那些时刻，而且唯独在那些时刻，我才明白凡事迟早都会结束。安德鲁斯先生正在巴黎等候泰蒂。等我抵达巴黎的时候，泰蒂已经是安德鲁斯太太了，而安德鲁斯先生人很好，所以泰蒂不可能对他不忠。他们或许还会有自己的小孩……

一想到这里，我就哀痛欲绝，不能自已。我的眼前浮现出安德鲁斯的身影，那是我两年以前偶尔与他见面时的模样。当时的情况非常奇特，泰蒂违逆家人的意愿在巴黎留了下来。她无家可归、阮囊羞涩，却有着许多朋友。他们围绕在她身边争风吃醋，都想博得青睐，可是皆枉费心机（我也不比那些人好多少）。后来，在泰蒂狭小杂乱的旅舍房间，出现了一位沉默寡言的安德鲁斯先生。他把双腿架在壁炉上，跟着泰蒂上语言课。那不但完全多余，而且他根本就学不会。可是，他却想出了既聪明又收效宏大的好点子，不费吹灰之力即脱颖而出，随后却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那位仁兄可真有耐心，而现在他要跟泰蒂结婚了。他是英国人。世上既美好又有价值的事物，似乎总是被英国人拿走——印度、埃及、直布罗陀、塞浦路斯、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传说中的黄金国度。现在连泰蒂也将落入其手中！像我这样的可怜德国人却只配得到纳粹。

当我在夜间醒来的时候，这些令人意气消沉的念头便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打转。可是到了白天，一切都已经消失于无形，而且我很幸福。现在时至初秋，金色的阳光日日映照大地。召集令始终没有寄来，我们两个人便继续一起奔走于财政机关、警察局和领事馆之间。运气好的时候，我们更可在午后前往“蒂尔加滕”漫步。说不定泰蒂和我还可以觅得一叶扁舟，整天就坐在上面：

我们既不想前瞻也不愿后望，

宛如置身于海上的小舟，

让自己随波摇荡。[138]

35　你怕我，我怕你——“第三帝国”的精髓

四个星期以后，我穿上长筒马靴和制服、扎着万字臂章，每天有好几个钟头跟随一个人人装束相同的队伍，在于特博格[139]周围地区四处行军。我们一边齐步前进，一边高声合唱《君可见东方的朝霞？》、《勃兰登堡边区的原野》以及其他的军歌。

我们还有一面旗子，那免不了就是万字旗，有时它更在队伍前面领头。当我们行军穿越村庄的时候，左右两侧的居民立即伸手向旗子敬礼，要不然就一溜烟似的赶紧闪进屋内。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听说，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就会被我们——也就是“我”——打得鼻青脸肿。

其实，假如我不是走在旗子后面的话，也会因为不想敬礼而连忙钻进屋子里面，而且队伍当中不少人的想法与我相同。现在我们却都跟着旗子行进，理所当然成为令路人心生畏惧的打手部队。他们每个人若不行礼就只好逃跑，因为他们怕我们，因为他们怕我。

今天回忆起那些情景的时候，我仍然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从这些小地方即可见微知著，看出整个“第三帝国”的精髓所在。

36　抵达于特博格候补文官营区

于特博格是位于“勃兰登堡边区”[140]南部的军队驻防地。在一个秋意盎然的美丽早晨，我们抵达了当地的火车站。50至100名年轻人就从全德各地汇集于此。每个人手臂搭着大衣、手持行李箱，脸上或多或少露出紧张的神情。没有人真正晓得，此地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大家只是默默想着：我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原本只不过想参加国家中级文官考试，结果却心不甘情不愿，被差遣到这个看来不甚友善的乡下车站月台。

至于我们即将接受的“世界观教育”，某些人或许已在心存抗拒和嘲讽的情况下，预先对之作好了准备。可是，他们大概怎么样也无法事先想象出来，情况会变得如此滑稽透顶，令人慌乱得手足所措。大家茫茫然拿着小箱子站在这个穷乡僻壤，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前往一个名叫“新营区”的地点。可是，谁都不晓得它的确切位置，而且不完全明白去那边的目的何在。

显然，没有人打算过来接应我们，大家只得包一辆汽车来载运行李。司机好心指点我们应如何前往目的地：只要沿着马路再走几公里就到了。有几位同行者建议不妨多打几通电话，再叫一些车子过来载人。可是其他人却断然加以否决：假如我们像大少爷那般神气活现乘着轿车出现，营区人员是绝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的！我们当中有几人身穿“冲锋队”制服，其中一个显然颇具领袖气质的家伙于是发号施令：“队伍排成三行，齐步走！”每个人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得乖乖遵从。经过一番混乱推挤以后，我们终于列队沿着马路行进。情况便在刹那间展现德国风味十足的面貌——我们成为一批行军前往新兵训练中心的役男。

那些“冲锋队员”——他们大约有六至八人——穿着制服在前领军，其他人则无精打采跟在后面试着齐步行进：好一个象征意义十足的画面。走在前头的人开始唱起歌来。起初是“冲锋队”的歌曲，接着是军歌，最后还唱出了民谣。只可惜，绝大多数人都不晓得歌词，顶多也只记得住第一段而已。唱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我们便默不作声沿着马路前进，左右两侧都是秋日斜阳映照下的光秃秃的田野。我在行军时百感交集，觉得通往巴黎的道路可真是绕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大圈子。

抵达营区之后并没有人过来理我们。大家只得维持“稍息”姿势，忐忑不安站立枯候，同时望着那些已经来此受训的候补文官，如何拿着大扫帚在营房之间的空地来回清扫（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晓得，那是每周六理所当然该进行的“营区大扫除”）。

那些人一面打扫，一面以纳粹特有的激昂亢奋方式唱着诡异的歌曲。我挖空心思想听懂歌词的内容，逐渐辨认出那是讥笑“三月阵亡者”的打油诗——“三月阵亡者”指的就是那些在纳粹党获胜以后见风转舵也变成纳粹的人。起初我满怀希望，沉浸于毫无道理可言的幻想之中。几分钟以后，我就发现自己未免幼稚得可笑，原来讥讽竟然来自我想象不到的阵营。他们唱道：

就在1933年，

战斗已告结束……

就在1933年，

高尚绅士前往

工作服裁缝那边

购买最美丽服装，

如混球般借此炫耀……

这显然是“冲锋队”的核心成员，也就是那些所谓的“老战士”自己编出的歌曲。而令人哑然失笑的地方就是，当时雄赳赳气昂昂唱出这首歌的人，本身大多即为“三月阵亡者”，甚至较之更加不堪，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辨识其身份。他们每个人穿着同样的灰色制服、扎着同样的万字臂章、歌声同样的激昂嘹亮。我禁不住以不确定的目光打量身旁的人，他们仍然穿着便服，还没有开口唱歌。他们大概正在用同样的方式观察我，心中暗暗想着：“那个家伙也是纳粹吗？管他是什么东西，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总共连续等候了三四个小时，其间不时被一些小插曲打断。偶尔会有人把靴子、饭盒、万字臂章拿给我们，还舀给每人一份马铃薯汤。每被打断一次以后，大家又必须等上约莫半个小时。这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好像待在一架笨重的机器里面，它要每隔半小时才会叽里嘎啦转动一次。最后我们终于被带到医生那边，接受既简略又羞辱人的军中集体健康检查：舌头伸出去、裤子脱下来，然后回答诸如“你得过花柳病吗？”之类的问题。医生时而把耳朵凑到胸前、时而持手电筒往两腿中间一照，接着又拿一把小锤子敲敲膝盖，体检就此大功告成。

接着便分配寝室。那是容纳得下四五十个人的大房间。里面除了双层床以外，还有一些小柜子和两张狭长的饭桌，旁边摆着板凳。一切看起来都是军营的模样，但说来荒谬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打算当兵，只不过想参加国家文官考试而已。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为了要当兵，即使现在也没有人那么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立即列队聆听精神讲话。

我们的室长把大家集合起来听训。他是一个“冲锋队员”，但并非普通的“冲锋队员”，而是“冲锋队中队长”。他的领口挂着三颗小星星，而我在那天才晓得，这表明他是“冲锋队中队长”，层级相当于上尉。但在另一方面，他和我们一样也是候补文官。其长相倒不见得会让人起反感，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棕发青年，有着一双灵活的眼睛，完全没有打手的样子。他的面部表情却让我觉得碍眼，虽然那未必看了讨厌，可是始终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重新勾起不愉快的回忆。我突然想了起来：那正是布罗克自从皈依纳粹主义以后，一直挂在脸上的飞扬跋扈的表情。

室长先是命令我们“立正”，然后让我们“稍息”。但严格说来，他并非真正在命令我们，只是以一种讲道理的方式发出了弦外之音，仿佛他想说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合演一出戏，而我扮演的就是发号施令者的角色，所以请不要拆我的台，请听我的话。”我们则很有默契地都帮了他那个忙。接着，他宣布了三件事：“首先，有件事情大家似乎都还不清楚，所以必须特别强调，在这个营区里面，彼此之间只有一种称呼——那就是‘你’[141]——用来表达同志之间的情谊。其次，本寝室必须成为全营区的模范寝室。第三，我希望有‘香港脚’的人每天早晚各洗脚一次。这是同志情谊的最起码要求。”

讲完以后，他告诉我们今明两天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那时是星期六下午），说道：“大家虽然还不能离营度周末，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营区内自由活动。解散。”

那天经历了各种令人困惑的诡异状况以后，现在我们又接获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在随后的一天半之内借着无所事事来打发时间。

大家开始犹豫不决地认识新朋友。犹豫不决，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对方的底细，更不清楚人家究竟是不是纳粹，于是不得不特别小心。有几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试图向那些穿“冲锋队”制服的家伙靠拢。可是后者却摆出高姿态，不怎么把穿便服的学员看在眼里。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贵族”。而我则设法寻觅长得不像纳粹的人。可是，人真的可以貌相吗？所以我觉得浑身不自在，一直拿不定主意。

忽然有一个人主动和我攀谈起来。我匆匆打量了一下，觉得他有一张非常正常、坦率的面庞。不过话要说回来，有时在“冲锋队”的帽子底下也看得见这样的脸孔。

“我好像在哪边和您见过面——哎，和你见过面。”他接着问道，“有这种可能吗？”

“我不晓得。”我回答说，“我对脸孔的记性很差。您是——哎，你是柏林人吗？”

“是的。”他说完便很文明地轻轻躬了一下身子自我介绍，“我是布尔卡特。”

我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二人就共同回想是否果真在什么地方碰过头。交谈了十分钟以后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只能确定彼此根本就不可能邂逅过——尴尬中的沉寂。两个人都只能干咳一下清清喉咙。

我开口打破僵局：“不管怎么样，我们至少现在已经见面了。”

“没错。”他回答道。

话题又接不下去了。

于是我信口问道：“这附近说不定有个食堂？”

“我们一起过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何不可？”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尽量规避“您”或“你”的称呼。

“大家总得想办法找点事情来做。”我说完以后，又试探性地问了一下，“这里的情况有点奇怪，不是吗？”

他从侧面瞄了我一眼，以更加戒慎恐惧的口吻回答道：“我还没有得出明确的印象。但整体看来，这里相当军事化，对不对？”

我们找到了食堂，便坐下来一起喝咖啡，还不时掏出香烟请对方抽一根。不过我们只是泛泛而谈，继续规避“您”或“你”的称呼，而且绝不掀开自己的底牌。这样的对话方式实在非常吃力。

“您会下国际象棋吗？”他终于问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对不起，我是说你会下国际象棋吗？”

“会一点，我们要不要对弈一局？”

“我已经好久没下棋了。”他回答说，“不过这里好像有棋盘，我们不妨试试看。”

我们从柜台借来棋盘以后就开始下棋。我必须努力回忆各种关于起手棋的理论，因为我也好久没有下棋，已经生疏了许多年。现在我眼前的棋子和棋局的铺陈方式，蓦然唤回一个消逝已久的年代——当时我非常热衷于下棋，那是1926年和1927年之交，我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同时被唤醒的，还有那个时代的氛围：青年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激进主义、自由任性、热烈的公开讨论、玩世不恭和狂放骄纵……

一时之间，我仿佛把自己看成一个坐在这里的陌生人。年龄虚长了七岁以后，我又下起棋来，而且是局促不安地跟另一个陌生人对弈，同时我必须用“你”来称呼他。我被征召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诡异地点，却不知究竟所为何来。当我集中心思，移动一个卒子准备让国王入堡的时候，心头却袭来这个环境带给我的一阵阵羞辱感。墙头挂着一张巨大的希特勒相片，他正噘着嘴巴，怒气冲冲向下盯着我瞧个不停。

摆在墙角的收音机一直聒噪不休，依照惯例不断传出军乐声。室内另有几个人七零八落坐在不同的桌子旁边吸烟、喝咖啡。其他人大概还在营区内四处走动吧？这里的窗子大大敞开，秋日午后的阳光斜斜洒落进来。

此时收音机突然没有了声音。换句话说，那些庸俗不堪的进行曲就好像抬起了一条腿，卡在空中动弹不得一般。屋内一片死寂，每个人都还在等待那只悬空的脚掌重新落回地面。可是收音机却传出了播音员油腔滑调的声音：“请注意，请注意！无线电广播服务中心即将作出特别报道。”

我们都把目光从棋盘移开，可是避免与对方四目相接。那天是1933年10月13日（星期六）[142]，报道的内容为：德国已经退出裁军会议及“国际联盟”。播音员使用了戈培尔硬性规定的讲话方式，那种油滑的腔调，听起来就像是戏剧系学生正在舞台上扮演阴谋家的角色。

随即又出现了其他的特别报道，例如国会已遭解散。那个摇尾乞怜的国会曾经拱手让希特勒集大权于一身，为什么还要把它解散掉呢？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只会出现一个政党，那就是纳粹党。纵使我早已习惯各种千奇百怪的现象，这个动作仍然令我深感讶异。

很快就要举行的将是一场没有选择的选举。这可真是胆大妄为！我向坐在对面的仁兄脸上匆匆望了一眼。他并没有露出可让人看出端倪的面部表情。

各地的邦议会也和国会一样遭到解散，而且此后将不再举行地方选举。与前一则报道相形之下，这个消息就显得逊色多了，似乎让人觉得索然乏味。可是就国家法而言，这意味着诸如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等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方政权，自此已被终结。播音员还宣布，希特勒将于当晚对德国百姓发表演说。老天爷！这岂不表示我们晚上还得集合起来恭听圣训？收音机最后传出的话语是：“特别报道结束以后，无线电广播服务中心将继续播放进行曲。”接着又是一阵阵敲锣打鼓……

这下子没有人突然跳起来高喊万岁或热烈欢呼，但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布尔卡特只是俯首望着棋盘，仿佛世上没有比我们这局棋更有意思的东西。其他各桌的人同样摆出扑克脸，光是默不作声在那边吞云吐雾——虽然此时大家的确应该好好讨论一番！

许多相互矛盾的感觉令我心乱如麻。我一方面高兴这回纳粹终于做出了显然过于冒进的行动，同时却也为自己被关在这里进退两难而陷入愤怒中感到绝望。我感觉伤心，因为有一件事严格说来并非无理取闹，可是纳粹恰恰将因之而一败涂地：“国际地位平等”及“具有自卫能力”，这不也是当初共和派人士所极力争取的目标，算得上是无可厚非的要求吗？此外，他们企图借助让人无法说“不”的方式，来进行一场公民投票，这种奸猾的作风让我在无助之下怒火中烧。而当他们宣布要进行“选举”的时候，却只允许单一政党参选，这更只能令我瞠目结舌，怎么样也找不到贴切用语来形容他们厚颜无耻的挑衅行为。

以上的一切都让人迫不及待想发抒己见、进行讨论。可是，我却只是不痛不痒地开口问道：“一下子就发生了一大堆事情，不是吗？”

“是啊。”布尔卡特低头对着棋盘顺口说道，“这不是那些纳粹能够同时应付得了的。”

哈！被我逮着了！我终于揭穿了他的真面目！凡是说“那些纳粹”的人，自己就不可能是纳粹。现在我可以放胆跟他讲话了。

我开门见山地表示：“我认为这一次他们会失败得很难看。”然而，他只是扬起头来，以不解的眼神望着我。那时他已经注意到，刚才自己不小心说溜了嘴。

“那很难讲。”他开口表示，“我想您的‘主教’即将不保。”（他甚至已经忘记说“你”了。）

“您真的那么想吗？”说完以后，我又把注意力转回棋盘上面；我已经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了。

我们终于把那局棋下完。中间除了偶尔说出“将军”或“我要吃你的‘皇后’了”之外，两个人再也没有开口讲话。

到了晚上，我们全体在同一间食堂集合。当我们恭听收音机内传来的希特勒演说时，他正从那张巨大相片上面噘起嘴唇，怒气冲冲向下盯着我们。“冲锋队员”现在成为会场的主导者，他们选择适当的时机，时而大笑、时而点头，表现得几乎跟那些国会议员同样称职。我们或坐或立团团簇拥在一起，那个狭窄的空间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恐怖感觉。

我们前后左右被人紧紧夹住，而且不晓得旁人心中作何感想。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更只能任由收音机内传出的声音随意摆布我们。某些人显然非常兴奋，其他人则看不出到底立场如何。反正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讲话：收音机里面那个看不见影子的家伙。

等到他终于把话讲完以后，又出现更糟糕的情况：收音机奏出了《德国超越一切》[143]，每个人都向前伸出右手。有几个人或许与我相同，也迟疑了一下，因为那是多么丑恶可憎和自贬身价的动作。可是，我们还想不想通过国家文官考试呢？突然，我首度出现了一种感觉，而它强烈的程度就跟嘴巴里面的味道没有差别：“这没什么大不了。反正那根本不是我，所以一点也不要紧。”就在那种感觉的伴随下，我也把手臂举了起来，还把它直直伸在空中，为时长达大约三分钟之久！《德意志之歌》[144]跟《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加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那么长。大多数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歌声嘹亮、响彻云霄。我只是微微动着嘴唇，装出唱歌的模样，仿佛在教堂里面与众人合唱赞美诗。

我们人人面向收音机站立，手臂斜举在空中。收音机虽然没长眼睛，却有办法像玩傀儡戏的人一般，操纵每一个木偶的手臂。于是大家都在唱歌或假装唱歌，相互发挥了“盖世太保”的功能。

37　于特博格的“世界观教育”

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之后，立即明目张胆扩充军备（仅仅在口头上继续加以否认），但列强并未对此作出反应。而我更于随后数日首度实地体验到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交织着怯懦的自我麻醉与深切的失望之意。那也将是未来几年内不断重复出现的经历，令我和周遭的人产生厌世感。

我们的“世界观教育”也在那几天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它进行得非常间接，而且可谓经过精心策划。本来我们以为那就是听演讲、作报告以及假借“讨论”之名所进行的侦讯。可是这一切均未出现。

我们在星期一领到了正式的制服——灰色套头装（外观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军制服）、军帽和军用腰带。我们虽然一副军人打扮，还套上长筒靴迈着厚重步伐在营区内走动，起初却除了继续写考试作业以外，不必做其他事情。于是，我们成为带笔从戎、身穿灰色野战服的考生。

这个阶段过去以后，我们即进入正式的“役期”。表面上看来，这与服兵役非常相似。尤其我们的带队官——“冲锋队中队长”等——讲话时更动不动就使用标准的教育班长口吻。不过，我们并没有学习如何操作武器，只是每天稍稍进行操练，并学习如何列队行进、唱歌及敬礼。以“敬礼”为例，某天我们就花了一整个上午，以下面的方式来练习：

我们每三个人排成一列，而且始终是三人并排站立，一听到口令就齐步走出去。“排长”（那是我们带队官的正式头衔）则从左前方几步路以外的地方逆向行来，监督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姿势。然后，他突然像炸弹爆炸似的大声吼道：“希特勒万岁！”那三个迈着整齐步伐的学员于是立即把左手大拇指贴到腰带上面，其余四指打直，并将右手臂和右手掌用力向前甩出去——右手指尖必须与瞳孔保持同样高度。他们同时将头部猛然向左转，于默数一、二、三以后，也宛如炸弹爆炸一般齐声喊出：“希特勒万岁，排长同志！”

如果动作不确实，“排长”就不耐烦地喊道：“走回去，赶快，赶快！”他们只得退回去重新来过一遍。等到合格以后，便轮到下一批的三个人。大家轮流操作好几遍，重复练习了两三个小时之久。

要不然就是行军，连续走上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钟头。没有特定的目的地，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光是在营区外面迈步前进。我们一面行军，一面唱歌。那些歌曲可以归纳成三大类，是我们每天下午练习的对象，然后第二天早上行军的时候就把它们高声唱出来。

第一类是“冲锋队”的歌曲。其文学素养大致相当于商店学徒无事可做时，信手涂鸦寄给地方小报副刊发表的短文。它们主要是用来威胁恫吓犹太人，不过有时候也可以像是这个样子：

金黄色的夕阳

于西沉时散发末道光芒。

第二类是上次世界大战时的军中歌谣。它们多半为柔和而多愁善感的穷极无聊之作，并且几乎每一首后来都出现了俚俗不堪的改编歌词。不过，它们的性质类似街头艺人吟唱的叙事曲，多少能够产生某种吸引力。

最后还有荒诞不经的“中世纪雇佣兵歌谣”。比方说，其中有一首激励我们：我们是“盖尔的黑色杂牌军”[145]，正准备把教堂屋顶“烧得火红”（弗洛里安·盖尔[146]乃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的主要民兵领袖之一）。此类歌曲最受大家欢迎，唱起来特别慷慨激昂，比其他歌曲要带劲多了。我十分确定，当我们这些德国候补文官及未来的法官，行军于信奉基督教的于特博格地区之乡间道路时，至少有一半人果真把自己当成了“盖尔的黑色杂牌军”，正准备把教堂屋顶“烧得火红”。他们既像是尽情嬉闹的野孩子，又好像扛着狼牙棒出征的古代日耳曼蛮族，以破锣般的沙哑嗓音放声唱道：

我们想向天父提出控诉，

嘿呀呵呵！

我们打算把牧师打死，

嘿呀呵呵！

正准备

齐动手

把教堂屋顶烧得火红！

我也跟着唱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跟着唱了。

这就是我们“世界观教育”的本质，因为我们配合了纳粹正在跟我们玩的把戏。如此一来，纵使我们并没有真的当纳粹，也自然而然成为可供纳粹运用的工具。可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跟着玩那场游戏呢？

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原因在此产生了交互作用，其中有些原因可以为我们减轻责任，有些却成为确凿的罪证。但最具体的表面理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通过国家考试，更何况，那个游戏现在突然成为考试项目之一。他们曾私下暗示我们，营地的“结业成绩单”将对国家考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法律科目的成绩不佳，亦可借助雄壮威武的行军和响彻云霄的歌声弥补回来。这自然成为相当重要的诱因，激发出不少人的干劲。

不过，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却是，我们完全受到突袭，对他们准备跟我们玩的把戏毫无概念，不晓得应如何采取对策。难道要我们集体叛变，然后离开营区逃跑回家吗？可是，这种行动必须事先约定妥当，然而在营区硬生生假装出来的“同志情谊”背后，只存在着我们相互之间的极度不信任感。况且，我们都过于好奇，想知道他们到底打算拿我们怎么样。

除此之外，就在我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德国人特殊的表现欲也突然发挥了作用——那是一种想让自己显得非常能干的表现欲。当我们接获一项任务以后，纵使它毫无意义、不讲道理，而且令人脸上无光，表现欲也会督促我们使出全力，以最专业、最彻底的方式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举例来说：现在我们该擦柜子了？要行军？必须唱歌？它们固然都很愚蠢，不过我们硬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擦柜子的功夫令专业清洁工相形见绌；我们行军时就跟老兵没有两样；我们嘹亮的歌声更足以撼动大树。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干”就好的作风，实乃德国式的坏毛病，然而德国人却将之视为美德。无论如何，这正是最深厚的德国特质之一，我们即使想改也改不过来。我们是全世界最差劲的怠工者。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做出第一流的结果，就连良知良能和自尊心的呼唤也无法将我们拦阻下来。“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的态度——管它是规规矩矩有意义的工作，还是铤而走险或犯罪的行为——便成为把我们麻醉得飘飘欲仙的毒品。它麻痹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追问自己手头的工作是否有意义、是否真的重要。所以当窃贼闯了空门之后，德国警察一看见被有条不紊偷得精光的犯罪现场，只会以赞叹的口气表示：“做得可真漂亮！”

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弱点——不论我们是否已经变成了纳粹。于是，他们利用巧妙的心理策略，在这里抓住了我们的小辫子。

不过真正的突破，却是过了一两个星期，等到营区带队官人事大搬风以后才真正出现。迄今指挥我们的那些“冲锋队中队长”有一天突然都不见了——他们被调派至其他“营区”接受进一步的“深造教育”。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国防军中尉及十二名士官。

那位中尉军官颇具个人魅力。某天早晨，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集合，正准备出外行军的时候，他突然现身问道：“今天天气这么好，而且活动又这么有趣，您们[147]何必把脸拉得那么长呢？”他的语气非常亲切，连资产社会使用的“您们”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冲锋队”和以往营区管理人员的意见，而那些士官的说法甚至比他还要露骨。

一位姓施密特的士官（他是我们的新排长）当天下午宣布：“这里从现在开始只做正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很快都分到步枪，学会了枪支的七大部件以后就开始射击。大家都变成了入伍新兵，这对我们而言不啻为一大解脱，甚至可说是一种进步。至少大家总算摸清楚这边的状况，而且晓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默默承受不断的羞辱，整天重复做着毫无意义、看不出道理何在的事情。那种苦日子终于过去了，我们心中有着说不出来的欢喜！

其实，我们已经接受了相当良好的“世界观教育”。

据悉，希特勒曾经表示：“本来巴不得与我们一决雌雄的人，现在都乖乖待在国防军服役。”与希特勒其他的言论比较起来，这个陈述包含了更多事实。的确，“国防军”几乎已经成为收容整个非纳粹德国的庞大机构：它专门为一般德国大众而设，供其继续发挥难以遏制的表现欲、苦干实干的精神，以及理智上和道德上的怯懦表现。

在这个领域内，大家无须一直向前伸手行礼，甚至不必冒太大风险，即可放胆用粗鲁的言辞来批评希特勒和纳粹。在这里，大家可以用效率最高和最彻底的方法来做事。在这里，一切都“圆满成功”，工作都“做得很漂亮”。而再美妙也不过的就是，在这里只需要“默默尽自己的义务”就够了，再也不必动脑筋思考，也无须扛起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有朝一日必须开枪的话，也无须询问到底要向谁开枪或为谁开枪。如果有谁需要更多麻醉剂的话，还可以连续多年借助一个虚幻的念头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国防军会挺身而出，把整个骗局都终结掉。”

可惜，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一个事实，此即“国防军”恰好就是把他们的力量导引过来为希特勒服务的疏洪道。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当时我在于特博格的经历，只不过像是取得了其中的一小块切片，把它放在显微镜底下而已。但正因为那仿佛是在显微镜底下，所以我得以把它拉近放大观察，揭露其精神上的各种细节。

我们变成了意气风发的新兵。几个星期以后，大家几乎已经忘记了一个其实荒谬透顶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学习射击，以便通过国家中级文官考试！

军事化生活有其独特的法则。我们一旦身陷其中便失去自由发问的权利，不再探究自己如何、为何会落入这种局面，以及来此的目的何在。人人只是忙于擦枪和擦靴子、学会如何正确瞄准和寻找掩护、注意让队形保持密集并齐步行进。更何况，每个人都已经体力不济，无法再作任何思考。除此之外，他们找来的士官都非常和蔼可亲，完全没有传统军曹的粗鲁作风。这么一来，我们都因为免掉了纳粹党义课程而高兴得心花怒放，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不过，他们还是挑了一天（而且是星期六下午），试探性地举办演讲会，让一个负责中级党务的受训学员担任主讲人。结果却出现了一场骚动。演说进行的时候，众人以脚跺地表达不满。主讲人更在当天晚上几乎惨遭毒打。我们做出了与国会截然不同的表现，堂而皇之地进行严词批判。当然，大家倒还不至于批评纳粹的“世界观”，所攻讦的只是竟然有人敢让我们听那种“水平”的东西。我们变成了军人以后，居然会鼓起勇气来发牢骚！可是在最初几天，当我们还只是候补文官的时候，每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那么做的。

于是，我们自以为躲过了“世界观教育”，却没有料到自己其实正深陷其中。有一天，又举办了一场演讲会，那才是登峰造极之作。这回再也不提纳粹主义、不骂犹太人、不诋毁“魏玛体系”、不吹捧元首的天纵英明、不攻讦“可耻的《凡尔赛和约》”。尽管完全没有那些话题，反而收到了更宏大的宣传效果——那位担任我们最高指挥官的中尉，发表了一篇关于“马恩河会战”[148]的演说。

即使是职业宣传家，也无法做出更能诱人入壳的表现。不过，他很可能只是凭着直觉挑选了这个讲题，而且真心相信自己所欲传达的讯息。

德国人对“马恩河会战”之见解，与世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别国人士仍然争论不休，加列尼[149]、霞飞[150]、福煦[151]三人当中，究竟谁才是获胜的主要功臣。德国人却不认为有这个问题存在，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协约国在那里打了胜仗。深深烙印在所有德国人脑海中的印象，就是一场德国已经胜券在握的会战，却因为一连串不幸的沟通失误，而在获胜的前一刻鸣金收兵。若无沟通上的不良，那么不但是这场会战，就连整场战争都已经打赢了。正是那些沟通上的失误，才造成了此后出现的毁灭战和阵地战。纵使如此，德国本来照样可以打赢那场战争——假如没有……的话。这里又出现了更多神话。

这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画面深深折磨着德国人，让他们产生了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觉。

他们并不怎么在乎战争罪责的问题，这也是有异于别国的地方。他们私底下甚至不反对发动另一场战争，但表面上还是说尽好话来全盘否认。令他们始终愤恨不平的，就是输掉了那场战争。甚至连大战末期真正出现的军事崩溃，他们也找得出各种借口来搪塞。他们时而使用有人“在德军背后捅了一刀”的迷思[152]，时而又使用另外一个神话：德国乃因为相信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而自动放下武器，结果却受到厚颜无耻的欺骗。无论如何，战败所带来的耻辱与愤懑却怎么样都比不上马恩河会战。因为依据德国的历史神话，光荣的最后胜利当时其实已经到手，只可惜错失于紧要关头的一连串误会、局势的混沌不清以及组织上可笑的小小失误。这才是令他们完全无法忍受的。

几乎在每个德国人的脑海当中，依然存有1914年9月5日和6日时的德军位置图。几乎每个人都曾在知其不可为的情况下，想把战线再往前挪移一点：假如第二军团改变运动方向，假使预备部队再向前移动一点，那么整场仗就已经打赢了！可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他们直到今天依然讨论得没完没了，到底谁才应该为那个毫无道理可言的撤退命令负起最大责任，是毛奇[153]、亨奇[154]中校，还是比洛[155]上将……？如此探讨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就闪现另外一个念头：这些错误必须纠正过来……整个阵势必须重新摆过一遍，而且这一回我们会做得非常正确……

他们渴望补救那个丢脸的技术失误并采取复仇行动，其程度连“可耻的《凡尔赛和约》”亦难以望其项背——那场会战“其实”已经打赢了，却因为一时的不慎而白白从手中溜走[156]。

那位中尉军官便按照德国的历史神话，让整个会战在我们眼前重新上演一遍：第一军团采取了一个著名的转弯动作，在巴黎前方突然朝东南侧向行进；加列尼于是从巴黎出兵攻击其暴露的右翼；第一军团旋即急行军折返西北方，以化解侧翼承受的威胁；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之间因而出现了那个影响深远的著名缺口。倘若第二军团此时投入预备队来填补的话……只可惜，那位体弱多病的最高指挥官[157]深处后方，完全不清楚前线的状况，而那位神经衰弱的亨奇中校又陷入危机……最后局势完全被扭曲，造成了令人无法接受的错误后果。

那场演讲便在对战果无法接受、愤恨难消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之间马上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军事上的讨论：“假如比洛……、假如亨奇……、假如克鲁克[158]如何如何……，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早已采取钳形攻势将福煦团团包围起来……”

战役结束十九年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打算把马恩河会战的结局矫正回来。大家也就在几乎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谈到了下一场战争的前景，以及如何把这场仗打得更好。

有人说道：“现在只等整军经武的工作大功告成！”

另一人表示：“但是他们不可能坐视我们准备就绪，而不采取任何行动。”

此时有人提出异议：“他们是绝不敢干预的。因为他们晓得，虽然我方现在军队人数很少，但已经有了足够的飞行员。我们在被摆平以前，会先找一个晚上飞去巴黎，把它炸得稀烂！”我们还在那边痴人说梦话，以为自己躲掉了“世界观教育”，而且没有变成纳粹！

38　“我”而今安在？

而我呢？我开始注意到，在故事里面已经有好一阵子没使用“我”这个字了。我叙述的时候交互使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复数，却苦无机会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这并非出于偶然。营区耍弄我们的把戏之一（此或许即为整个戏码的关键所在），就是要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连跑龙套的资格也没有，完全任人摆布、唯命是从。这表示个人根本就不算数。在此情况下，每个人的自我打从一开始便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不管大家“私底下”或“实际上”是何许人、有何种想法，那都无关宏旨，都被一脚踢开，也就是说被冷冻起来。可是，当我们终于有时间重新想起“我”的时候——例如夜间在寝室此起彼落的鼾声中惊醒时——才蓦然发现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机械化的配合动作是多么虚幻不实。唯有在那些时刻，人们才会有如替自己辩解一般，为自我找到最后的庇护所。比方说：好吧，反正只剩下四个、六个或八个星期。我只需要不动声色苦撑下去，一等到通过考试便前往巴黎，接着就可以把一切都忘得精光，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眼前的时刻，凡事只不过意味着冒险犯难和人生历练。有些东西当然是我绝对不能做的：不主动说出将来会引以为羞的话，只打靶而不开枪伤人，不让自己被套牢，不出卖自我……再来还能剩下多少事情可做呢？其他的一切早已拱手让人或抛弃得踪迹难寻。我已经穿上了扎着万字臂章的制服，我立正站着，而且我还擦枪。不过，这些都不能当作一回事，因为在那么做以前，可没有人征询过我的意见。真正那么做的人并不是我；那只是一场游戏，我只不过在里面扮演小角色而已。

可是天晓得，说不定有朝一日会开庭审判，而且那个法庭不接受这种借口，只是铁面无私记下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开庭时，法庭不会直视我的内心，反而只是盯着我的万字臂章仔细端详。面对这种审判时，证据对我是非常不利的。老天！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该如何回答法官的质疑？他会向我问道：“你套上了万字臂章。你表示根本就不想要这个臂章？好吧，那么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

难道非要我在抵达营区的第一天，当他们把臂章发给我的时候，马上公开表态：“不行，我绝不佩戴这种东西。”然后把它踩在脚底下？可是，这只会显得既疯狂又可笑，同时也将意味着：我会被送入集中营，没办法前往巴黎。我将再也无法通过考试，以致违背了当初对父亲作出的承诺。甚至我就此一命呜呼，不但死得轻如鸿毛，而且是为了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而亡，连观众也没有。那未免太离谱了！

这里每个人都扎着万字臂章。同时我十分清楚，纵使许多人“私底下”的想法与我完全相同，可是假如我做出那个戏剧化的动作，他们只会耸耸肩膀而已。所以最好的做法还是：我也把臂章套上去，这样我可以保持自由之身，而且将来还能够乐享真正的自由。更何况，学会射击未必就是坏事，说不定有朝一日我甚至可以把它实地运用于有益的行动。

然而，我的心头又冒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你已经套上了万字臂章！

同伴们继续打鼾、不时转动身子并发出其他声响，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醒着。这里的空气非常污浊，实在应该把窗子打开。我瞧了一眼，发现月亮依然高挂在窗头，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然而，想重新入睡可没那么容易，形单影只在这里保持清醒，更让人觉得别扭。我把身体转向另一侧，可是睡在旁边的人发出难闻的气味，我又把身体扭了回来。

我的脑海闪现更多念头，那些都是入夜后的消极思想。不久以前才有人表示，要“把巴黎炸得稀烂”，这不正像是一把直直插入你心中的刀子吗？为什么你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呢？难道要我表示：巴黎若被炸烂就实在太可惜了！或许我真的会讲出这句话。我会吗？我再也不那么确定了。其实，当初我可以四平八稳应声说道：“是该这么做，不过好像有一点可惜。”那种粉饰太平的讲法未免过于怯懦和矫饰，不开口也罢。然而我到底该说什么呢？还是要我当面纠正人家：“你的言论太冷酷无情，太没有人性了。你根本就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这无法收到任何效果，完全是对牛弹琴。他们甚至不会生气，只是听得一头雾水。他们或许会大笑三声，要不然光是耸耸肩膀。到底该说什么话才无懈可击呢？最有效的做法，当然就是要击破让人变得麻木不仁的装甲，来拯救自己的心灵。果真是这样吗？

我努力想找出答案来，可是想来想去都不得要领。看来沉默才是上策。

我又回忆起另外一个人——他其实是相当讨人喜欢的同伴——针对法院审理国会大厦纵火案所发表的意见（他讲话的时候心平气和，甚至带着某种善意）。他说道：“我不相信那些被告就是真正的犯案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足以陷人入罪，所以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不必感到难过。多死几个人或少死几个人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听见这种意见以后，其实应该一事不做、二话不说，立刻拿起一把斧头朝着讲那种话的人劈头砍下去。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只有这么做才对。可是真要我自己拿斧头去砍吗？而且讲那句话的人，平时相当彬彬有礼。有一天晚上，当我觉得身体不对劲的时候，是他主动从床上爬起来，搀扶我去上厕所，并给我套上一件浴袍。我总不能拿着斧头朝他头上砍去吧……？而且谁又晓得他“私底下”的“真正”想法如何。或许那仅仅是口误而已……况且，当他发表那种意见的时候，我只是默不作声听他讲话，我们两个之间难道会有很大差别吗？那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我又试着转了一下身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索：假如我真的砍了下去？是啊，那么决定性的差别就冒出来了……可是，当我们骤然面临真正应该作出抉择的时刻，又有谁能够找出解决办法呢？万一战争突然在此刻爆发，我们直接从这里开赴战场，必须为希特勒开枪杀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把枪丢掉，然后投奔敌营吗？或者你会开枪把邻兵干掉，可是他前一天才刚帮助你擦枪？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我叹了一口气，强迫自己不再继续想下去。现在我注意到，我的整个自我都掉进了这个陷阱。我实在不应该来这个营地的。如今我已落入“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之陷阱。

39　被“同志化”的德国人

白天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可供思考，也缺乏机会来扮演“我”的角色。“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在日间是一种幸福，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同志情谊”所带来的幸福感正在此类“营区”之内欣欣向荣。这种幸福就是：大家共同在操场进行晨间跑步，一起脱得精光站在浴室冲热水，不时相互分享家中寄来的包裹，当某人出了状况以后就有难同当，在五花八门的小事上互伸援手和情义相挺，在一切日常事务上彼此绝对信赖，像小孩子一般嬉戏打闹，每个人都不再具有外在的区别。依赖性和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于是形成一条安全而缓缓流动的巨大川流，人们就在里面漂浮，任其将自己撑托起来……

有谁能够否认那是一种幸福？有谁能够否认，人类生来即对此充满向往，可是在正常、和平与文明的生活当中，那通常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至少我不会对此加以否认。然而我十分清楚，并极力强调的一个事实却是：这种幸福感与“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可以成为泯灭人性的可怕工具，而且在纳粹手中果真变得如此。纳粹把它用作诱人上钩的钓饵，将心中对此存有憧憬的德国人，浸泡在这种“同志情谊的酒精”里面，直到他们罹患“震颤性谵妄”[159]为止。纳粹在每个地方都把德国人变成了“同志们”，让他们从小就染上这种毒瘾。“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国防军”、成千上万个营区和联合会，便从德国人心中移除了某些要素，而那是“同志情谊”的幸福所无法弥补回来的。

“同志般的团体生活”是属于战争的东西。它和酒精一样，可为必须生活在非人性条件下的人带来很大的慰藉与帮助，原本令人难以承受的事物因之而变得能够被接受。它产生麻醉作用，故可协助人克服死亡、伤痛及苦难。它使人沉迷其中，遗忘了文明的基本价值。它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这来自恐怖的环境与惨重的牺牲所带来的强制性。

一旦它失去了上述因素以后，当人们为了乐在其中及获得麻醉——亦即纯粹为了追寻“同志情谊”——而过着“同志般的团体生活”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毒瘾。它只能带来一时的幸福，却无法造成任何改变。它比酒精和鸦片更能让人堕落颓废。它使人再也无法独立过着负责任的文明生活。它甚至变成了“去文明化”的工具。纳粹在各地煽起“同志情谊”的热情，借此来诱惑德国人，使这个民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绝不应忽视，“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可以是多么可怕的一级毒品。我只想再强调一次：毒品能够让人感觉幸福，所以肉体和心灵都可能对它产生依赖性，而且毒品也可以带来某种疗效以致让人上瘾。这就是其之所以为毒品的原因。

“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为了凌驾一切之上，于是彻底移除了个人的自我责任心。这不单单在社会生活方面如此，更糟糕的是在宗教规范的领域内亦然。而一个人只要过着“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就不必再担忧自己的生存，也免除了生活中的艰苦奋斗。他在营房里面拥有卧榻，他有饭可吃、有制服可穿。他从早到晚每小时该做的事情都被规定得一清二楚，所以不必再为任何小事烦心。他不再受到“自力更生”这个严厉法则的羁绊，反而可以乐享“人人为我”的优厚待遇。

天下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集体生活较个人化的平民生活来得严苛。其实，前者的法则反而松垮垮、软绵绵，只适用于实际参战的士兵（也就是那些随时性命不保的人）。也唯有面对死亡时的哀痛逾恒，才可能使人以此种极端的方式放弃对人生应尽的责任。我们晓得，纵使是最勇猛的战士，也会因为长期沉浸在“同志情谊”之中，日后往往无法重新适应艰苦的平民生活。

更不幸的是，“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会让人不再信赖自己，失去在上帝之前和面对自己良心时所应具备的责任感。他做着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他别无选择，也没有时间来思考（除非他不巧刚好在晚上独自清醒过来）。“同志们”就是他的良心，他只要跟着做出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即可豁免一切罪责：

众友人乃共举陶杯

哀叹世间的悲惨道路

及其苦痛之法则

随即将男童往下抛掷。

彼等摩肩接踵紧紧攒聚

一同站立于悬崖之侧

紧闭双眼合力将之向下投入山谷

无人之罪责可甚于旁人

而后并将团团泥土

以及扁平石板

掷下。

这摘自德国左翼文人布莱希特的剧作[160]，他以正面及赞许的态度描绘了那一幕。

像我们这样的见习生，至少均接受过高等教育，皆为知识分子及未来的法官，不可能都是缺乏信念、个性全无的软骨头。可是，我们抵达于特博格不过几个星期以后，竟然全部变成了既劣等又没有思想能力的草莽群众。类似前面所引述有关巴黎的言论，或关于帝国大厦纵火案被起诉者的看法，每天都不断出现，而且皆未遭受驳斥。这也就充分反映出大家的精神水平。这一切都是“同志般的团体生活”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同志般的团体生活”正意味着，集体的智力水平被锁定在最低阶的程度，而且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讨论。一浸泡在“同志般的团体生活”这个“化学溶剂”以后，“讨论”立刻就会染上“唱衰”和“找麻烦”的色彩——那可是滔天大罪。

在“同志般的团体生活”里面，思想缺乏立足之地，所存在的只有群众的原始妄想，而且那是想躲也躲不掉的。如果有谁打算摆脱它，就等于自绝于“同志情谊”。在我们的营区里面，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也出现了这种主宰一切、令人无从回避的现象。它虽然并非纳粹官方的意图，却与其构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也就是大战期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战后在“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以及在施特雷泽曼时代的体育俱乐部之中，弥漫于我们心中的观点。只不过，纳粹世界观的某些特质当时还没有真正向下扎根而已。

比方说，“我们”其实还不是毒性十足的反犹太主义者，但“我们”也无意坚守自己的立场。反正那些都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不值得任何人为此费神。“我们”是集体的动物，而且一旦加上了心智上的怯懦与团体生活的虚伪以后，只要看见会扰乱集体满足感的事物，便会出于本能一概加以忽视……那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第三帝国”。

“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以引人注目的积极方式，将所有攸关个人与文明的事物腐蚀一空。个人生活当中最为重要，而且没办法动不动就融入“同志情谊”的事项，那就是爱情。“同志情谊”却也有武器来对此进行反击——黄色笑话。

每晚最后一次巡查寝室以后，大家便行礼如仪，躺在床上聆听此类笑话。这可以说是每个男性团体共通的现象。或有论者以为，这是为了弥补无法满足的性欲而出现的疏浚管道。然而，这种讲法非常容易产生误解：那些笑话的目的并不在于产生刺激、制造出淫秽的效果。完全相反的是，其目的正在于让人对爱情倒尽胃口，把它当作不痛不痒、可以任人取笑的事情。那些口出黄腔，并以粗鄙言词来形容女性身体部位的人，正好借此否认自己曾经陷入温柔的恋情，曾经风度翩翩讨人喜欢，并曾以甜言蜜语来描绘同样的人体部位……现在他们就以粗俗的方式，践踏了那种甜蜜的文明生活。

文明社会的礼仪规范也就在同样的模式之下，理所当然轻易沦为“同志情谊”的牺牲品。人们羞涩而僵硬地弯腰行礼，或者在社交场所观摩有教养行为方式的时代已成过去。而今在营区里面，“狗屎”是表达不同意见时的正常讲法，“你们这些混球”是友善的打招呼用语，“拍火腿”[161]则为颇受欢迎的游戏。

抵达此地以后，就连必须长大成人的压力也遭到排除。现在的新压力反而是务必要跟着别人一起变成小孩子。于是，晚上有人用“水弹”攻击隔壁寝室，那就是把盛满水的杯子投到被攻击者的床上。接着便出现一场热闹万分、鬼哭神嚎的混战，不跟着这么玩的人便是坏同志！巡夜人员走过来察看的时候，大家就发出怪声，在刹那间一哄而散纷纷跳回床上，然后躺在那边故意发出鼾声，假装已经熟睡。而那些被偷袭者必须依据“同志情谊”的基本法则，在管理人员面前表现得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宁愿宣称是自己把床弄湿的。到了第二天晚上，别人就得提防他们采取报复性的突袭行动……

于是，这又触及了“同志般的团体生活”血腥而昏暗的另外一面。如果有谁胆敢做出违背“同志情谊”的举动，尤其假若他摆出纨绔子弟的姿态、喜欢炫耀卖弄，或展现“同志情谊”所允许范围之外的个人特质，便难逃夜间在私设的刑堂接受体罚之命运。犯行轻微者就被押解到抽水唧筒底下淋成落汤鸡。可是，万一有人被认定在分配牛油的时候——当时牛油还相当充足——图利自己的话，就会招致私刑法庭的恐怖报复行动。他们会趁着被告不在场的时候，私下商议应当采取的惩罚方式。等到夜间巡查已经结束，行刑工作即将展开之际，寝室内便弥漫着一股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连那些行礼如仪讲出来的黄色笑话也无法再引起笑声。

此时突然轰隆一声，响起了那位自我任命的私刑法官的声音：“麦耶尔，我们有话要对你说！”可是，他们说了还没有几句话，那个倒霉鬼就被从床头拖了下来，按倒在一张桌子上面。私刑法官接着又用雷鸣一般洪亮的声音说道：“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狠狠揍麦耶尔一下，而且任何人皆不得规避。”接着，我就从室外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殴打的声音。

我终究还是成功逃遁，不必加入那种行动。我曾经插科打诨表示，自己看到血就会昏倒，所以他们干脆大发慈悲，允许我在门外把风。被打的人则只得乖乖认命。假如他胆敢出面告发的话，只会背叛那个就像一团迷雾笼罩着我们，而且并非吾人意志所能掌控的“同志情谊法则”。如此一来，他就会面临真正的生命危险。整个事件就此不了了之，过了几天以后，那个惨遭修理的家伙又仿佛若无其事，重新与众人打交道，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曾经遭到打击。所以，就连荣誉感与自尊心，也承受不了“同志般的团体生活”这个腐蚀剂的侵袭……

由此即可看出，多方面为人所颂扬、看起来既无害又美好的男性团体生活，其实可以有如妖魔一般充满了深不可测的危险性。

当纳粹把“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强加到全民头上时，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德国人因为生来就比较缺乏塑造个人生活、追寻个人幸福的才能，于是欢欣鼓舞加以接受。他们是如此心甘情愿，以致舍弃了柔嫩而香气四溢，但高高在上看似危险的自由之果实。他们宁可采撷身旁垂手可得、枝繁叶茂且浑圆多汁的毒果，结果换来了不由分说针对每一个人，而且会让人变得卑鄙可耻的“同志般的团体生活”。

有人说，德国人正在遭受奴役。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们的情况其实有所不同，甚至尤有下之，而且找不到现成的贴切用语来形容——他们已经被“同志化”。那是一种极端危险的状态，会让人着魔而活在一个有如酒醉般的梦幻世界。人们在里面觉得幸福至极，同时却以骇人的方式丧失了自我价值。他们洋洋自得，同时却丑陋得无以复加；他们趾高气扬，同时却变成了极端卑贱的下等人。人们自以为在山巅漫游，事实上却爬行于泥淖之中。当那个魔咒继续有效的时候，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可加以破除的解药。

40　两个狂欢晚会

这种情况固然危险万分，但是它与任何建立于欺骗、麻醉和符咒之上的状态一样，都具有相同的致命伤。一旦外在的条件消失以后，它也就立刻烟消云散了。

即使是战时出现的真正同志情谊，也不断显露一个现象：那些在战壕之中义无反顾、不惜为伙伴牺牲性命，而且不止一次共享最后一支香烟的人，一等到解甲归田以后，只会于重聚之际彼此显得陌生、羞赧和尴尬。令他们觉得虚幻和迷惑的，却并不是回归平民生活之后的相逢。于特博格急就章制造出来的纳粹“同志情谊”更因为只着眼于营区内的生活，后来甚至在介于两场“同志情谊之夜”的一个星期以内，就如同鬼魅般飞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中之一是我们在于特博格的惜别晚会。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同志情谊”的狂欢节，人人酒酣耳热，狂饮不已。假如当初我们没有被迫以“你”相称的话，那时一定也会每个人都自动这么做，而且如兄弟般纵情畅饮。当晚不时有人上台演讲。而营区的负责人，一个“冲锋队旗队长”，也忘记了当初自己的人马被调走，以及国防军官兵过来接手所造成的不快，终于在演说中揭穿我们“世界观教育”的内情。

他表示：其实根本无须举办任何声势浩大的演说，也不必作出任何教导和解释。只需要把我们这些德国年轻人放入一个正确的环境，让我们离开虚伪的资产社会氛围和腐朽的案牍尘埃，很快就会自动显现出来，我们其实都是真正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它深深触及了所有德国人的本质。我们当中还没有是出于理智而变成纳粹的人，现在也终于完全领悟自己的天性为何。其他的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了……

令人觉得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仔细分析那篇演说，便不难发现它还颇有几分道理。别人确实只需要给我们特定的生活条件，即可制造出一种化学反应。它足以分解我们的自我认同，并产生催化作用，使我们变成对任何操弄行为均兴奋莫名的物质。当天晚上，这个化学反应达到了最高潮，肝胆相照的表现也臻于极致。人人相互标榜，人人举杯对饮。那位中尉军官称许我们的军人本色，我们则极力赞扬他的战略天才。我们的士官则以其特有的坦率而古怪的幽默语调，举杯说道：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居然可以把法学家和博士们训练成如此优秀的军人。胜利万岁！

有些人还在醉得东倒西歪、早已失去批判能力的听众面前，高声朗诵自己撰写的幽默短诗，博得了满堂喝彩。最后在庆祝会结束之际，大家又齐声唱出《我们是盖尔的黑色杂牌军》。唱到“嘿呀呵呵”的时候，众人更是狂性大发，顺手把椅子和啤酒杯砸得稀烂。我们表现得就像是踌躇满志的食人族正在欢庆胜利。

接着，我们又用“水弹”向隔壁寝室展开攻势，进行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战役。有几个人突然出了一个鬼点子，想把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拖去抽水唧筒旁边。那倒并非因为该人犯下了任何过错，而是他们打算象征性地把活人祭献给“同志情谊之神”。那个倒霉鬼可不想吃这种苦头，于是立刻有二三人自告奋勇愿意顶替，不过那位醺醺然的“祭司”对此很不满意。接着，又有几人出面向那个倒霉鬼好言相劝，建议他为了“同志情谊”的缘故，也为了避免破坏当晚的气氛，最好还是牺牲一下。

在情绪亢奋、浓浓酒意和疯狂状态之下，当时的情况有一点令人毛骨悚然，却也显得兴高采烈。“好吧，”那个人在迫不得已之下表示，“我愿意这么做，但是你们只准把我的头按在唧筒下面，我可不想再把睡衣弄湿。”众人答应了。可是一走到唧筒旁边以后，他就被整成了落汤鸡。他怒吼道：“你们这些混球！”所换来的却只是一阵阵有如狂潮般的笑声。最后他毫无选择，只得任人摆布。好一个唤醒人类原始野蛮本能的庆祝会！

第二天，我们便乘车返回柏林，接着在一周之内参加了考试。现在的日子突然变得大不相同。我们重新穿上平民服装，恢复用刀叉和盘子来吃饭，使用的是抽水马桶，用餐时讲的是“多谢”而非“狗屎”，看见年迈的主考官便弓起身子行礼。我们还用知识分子的标准德文回答他们考出来的问题，并针对诸如“债权抵押”或“夫妻财产共有制”之类生疏已久的课题作出说明。有些人不及格，其他人则顺利通过考试。这两种人之间突然形成了一道鸿沟。

大家再度与以往的熟人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又可以说“您好”，而非“希特勒万岁”。现在可以跟别人交谈了，而且进行的是真正的对话。大家发现“我”还存在，于是重新跟自己攀交情。每当有人问起营区生活怎么样的时候，我只能忸忸怩怩地回答：“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然后三言两语简单带过，表示我们学会了射击，以及一些非常怪异的歌曲。

我又一心想着巴黎，而且把它当成真实的事物，不像在营区的时候，它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可是，当我有一天前往位于“选侯大道”的一家酒馆时，我梦寐以求的那座城市又暂时消失不见了。大家曾在惜别时约定，一周以后要到那间酒馆碰面。虽然我略有心理障碍，而且已经出现很不好的预感，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过去了。“同志情谊”的魔力到底尚未完全消退。

那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晚上，虽然于特博格的狂欢节还只不过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现在除了落第者愤不出席之外，大家再度齐聚一堂，可是那又仿佛一生中的首次相逢。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以后，每个人的样子都迥然不同，有些人甚至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我还注意到，其中某些脸孔显得非常文雅，能够让人产生好感；有些则完全是一派下等人的模样。在营区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差异可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交谈得很不热络，大家都不想讨论跟考试有关的事情。（通过了考试以后，还会有谁想再去谈它！）但很奇怪的是，大家也不怎么希望回忆起营区的经历。有少数人曾经兴致勃勃开口重提往事，却一直无法引起共鸣。此类话题于是在众人意兴阑珊之下无疾而终。那看起来反而类似初抵于特博格火车站时的情景！更让人觉得别扭的是，我们仍然以“你”相称。假如大家开口说的是“您”或者“同事先生”的话，交谈起来可能反而会比较容易。

大家只是彼此询问未来的生涯规划，举杯敬酒的时候也显得不怎么真心诚意。酒馆里面有一个大声演奏的乐队，鼓乐齐鸣填补了我们谈话当中的空当。那些“冲锋队员”很快就组成了自己的小圈子，讨论“冲锋队”内部较高层级的事务。他们怒骂自己的党以及其官僚作风十足的文书往来，并不时举杯为某位姓艾尔伯斯特的“冲锋队师队长”[162]浮一大白。其他人没有配合他们的动作，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觉得有那么做的必要。

与会者很快就分散成许多个小团体。我则与一个小伙子坐在一起；当初在于特博格的时候，有时我会在星期日跟他在营地外面尽情讨论音乐。那天我们更赫然发现，离开营地以后的那个星期日，我们都不约而同前往欣赏富特万格勒[163]的音乐会。当我们正在热烈评论那场音乐会的时候，有一个在旁边听我们讲话的人突然喊道：“啊，大家赶快来听听这两个纸上谈兵的家伙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是抬起头来，以不解的目光瞧了他一眼，然后不受打扰地继续讨论下去。

即使分成小组以后，当晚的聚会还是变得越来越无趣，十二点左右就已经有人开始偷偷望着手表。整个团体随即正式四分五裂：隔壁桌一群身份可疑的少女引起了我们这边的注意，有几个人就跟她们打情骂俏起来，甚至一个个坐了过去，要不然就从那边拉几个人坐到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忍不住大声说道：“现在实在是无聊透顶。”接着提议干脆解散算了。一大群人马上附和其意见，我也跟着走了出去。

走到路边以后，有个人建议大家不妨上另外一家酒馆，可是竟然没有任何人搭腔。这时，我看见有一辆公共汽车驶来，连忙说道：“那是我的车子！”向众人说罢“再见”以后，我就伸手拦下公交车，快步跳了进去。

那群人依然站在原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巴士快速载着我离开。此时全身上下袭来一阵寒意，我感到非常羞耻，但也觉得终于重获了自由。

后记

读者们想必已经注意到，本书的结尾部分并未履行一开始所作的承诺。书中收笔部分引用荷尔德林的文字，描绘出尚未发生的灾难及一时的欢乐。可是如此表达出来的氛围，却很难解释成“最后他如何还是必须终止战斗……必须把战斗转移到另外一个层次”。这本书显然并没有写完。因此有必要在此解释一下，它当初为什么会被搁置下来，以及为何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却又突然浮上台面，而且还被付梓公之于世。现在本人设法尽己所知，在后记的部分对这些疑问作出答复。

家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去世之后，我在遗物中发现了这份手稿。起初我并不清楚它的来由以及完成的时间。先父于晚年对自己的作品持保留态度，并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初抵英伦那几年所撰写的文字。他生前从未向我透露任何有关本手稿的讯息。他固然经常谈论自己青年时代草拟的小说，也提及1941年前后开始为《观察家报》撰述的文字，可是当他谈起此前发表的书籍时，却会略露窘态。

如此一来，起先我只能凭借手稿内容来推断其完成的年份。本书出版之后，各界人士纷纷向我提供相关信息，它们殊途同归，均证实本人当初所作的推断：手稿完成于1939年。其中最主要的参考数据之一，就是尤塔·克鲁格女士的硕士论文。此外还有先父母致先妣的前夫哈拉尔德·兰德里先生之信函。[164]二者皆非常有助于重建这份文稿的来龙去脉。

先父于1938年夏末移居英国，比先母埃丽卡晚了几个月过来。二人相继逃离德国，这很可能就是书中所谓的“终止战斗”。先父母在英国并非完全没有可施与援手的朋友，可是他们依然穷困潦倒。当先父还在德国的时候，曾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他初抵此地之际却默默无闻。其语言能力仅勉强够用而已，他的法语反而说得比英语好很多。他甚至为自己买来一架徕卡相机[165]，打算通过可独立于文字之外的图片来补拙。只可惜，他实在拙于摄影——其天赋在于写作及演说。此外，起初他只能借着与乌尔施泰因出版社旗下某家杂志社签订的一纸假合同，获得短期居留许可，必须一再办理延长居留的手续。想延长居留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就更不可能获得工作许可了。

弗雷德里克·瓦尔堡这位出版商，曾于其回忆录《作家皆生而平等》[166]的第二册作出报道如下：“1939年初，哈夫纳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将他正在构思的一本书之纲要寄给了我……那是一本政治性的自传，我还记得那是我所见过最杰出的构想。”

瓦尔堡提到的显然就是本书的文字。至于当初的构想为何，以及先父是否曾交给他一些样张过目，今天都再也无法查证。不过，我相信本书的撰写工作至少当时即已开始。无论如何，瓦尔堡收到纲要之后，每周即固定支付先父两英镑润笔费。瓦尔堡出版社虽然出版了诸如托马斯·曼等知名作家的撰著，可是当时的财务状况并不稳定，而且两英镑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并非大笔金额。可是，这已经勉强足以让人糊口，为先父母减轻了不少生活上的压力。先父甚至在大战结束很久以后，还写了封信向瓦尔堡致谢：“无论是此前或此后，我都从来没有过这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瓦尔堡也在居留许可方面提供了助力。先父曾在1939年6月13日致书兰德里表示：“今天我从极端的恐惧和沮丧之中解脱出来。不但乌瑟尔[167]再度提出申诉，而且瓦尔堡也写了一封‘极为有力的推荐函’，称许我的文学素养和高尚品格，这终于软化了内务部的态度，同意给我为期一年的居留许可。其先决条件是，我只能为塞克尔和瓦尔堡两位先生进行撰写工作。”

先父于是在1939年的年初至夏季之间撰写了这份手稿，而且不知何时还出现了英文版。这个翻译版本也一直留存至今。译文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唯一可确定的就是译者绝非英国人。此外，英译本在“序幕”的结尾部分，中断得比德文手稿还要来得早。

1939年8月20日，先父写信向兰德里表示：“我正在工作，只可惜文思并不十分顺畅，所以进展过于缓慢。前天我才把第三章交了出去。”

从下面引用的另一封信函即可看出，他在此所谓的“章”，显然就是本书中的各部：“序幕”、“革命”及“告别”。

瓦尔堡还表示，先父曾在1939年秋向他建议变更写作计划，使书中的内容较为简洁、更合乎英国人的观点，而且能够着眼于已经开始的战争。这本书暂时以德文命名为《提纲挈领话德国》。瓦尔堡写道：

那本书（《哈夫纳回忆录》）始终没有杀青。哈夫纳才写好一半，战争即告爆发。他认为现在应该减少对个人的描述，以更直接的方式把政治层面表达出来。

1939年秋末，他寄了几章《提纲挈领话德国》的文字给我过目……我建议将书名更改为《论德国之双重性格》。

家父在1939年10月6日写给兰德里的信中，把这件事描述得更加清楚。信中的内容是：

现在我不但继续进行自己的那本书[168]（只写好四章共270页），还已经着手撰写另外一本小书。其页数不会超过200页，标题是《提纲挈领话德国》。全书计有八章，分别为：（一）希特勒；（二）纳粹领导阶层；（三）纳粹党人；（四）效忠的百姓；（五）不效忠的百姓；（六）反对派；（七）政治难民；（八）各种可能性。

这种编排方式把德国的众生相一网打尽，举凡高高在上者或卑微低下之人、杂七杂八的思想，以及各种传统、倾向、观感等均无所不包。其最主要的着眼点，就是为英国的对德宣传工作人员写出一本纲要手册，但它当然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大致说来，我写得相当心平气和，也没有针对自己心中的念头大做文章，以致把德国描绘成一个谋杀者的巢穴。你觉得这个主意还过得去吗？

《哈夫纳回忆录》现存之手稿，纵使把残缺不全的章节一并计算进来，总共也只有234页。全文仅包括了三大段落，第四个段落则完全不知所终，而且第三个段落的结尾部分看来也已经散佚。

无论如何，先父于1940年1月已将《论德国之双重性格》的全部手稿交给瓦尔堡。该书出版以后，先父在英国的写作生涯从此出现了突破。

据我所知，先父在大战期间并未继续撰写《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他难道还有这样做下去的必要吗？这个主题已经不再有趣，而且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英国人，以英国人的观点来撰述。不过，他在1946年返回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而且又写下几页文字，这表明他并没有忘记本书。但很奇怪的是，这几页文字同时使用了两种语言。说不定当他亲眼看见故国的残破山河以后，又萌生回顾自己以往生活的念头。这个想法虽然并未促成后续的动作，但我还是在下面列出那几页文字的德文版，我们或许能够据以推断，假如继续写下去的话，本书将会出现何种面貌。

他在第一页列出了目录纲要：

我的矛盾生活

狮穴之舞

30年代私人生活编年记

事先的报道

一　崩溃即探险

二　光荣的失败

三　障碍下的顺从

四　违背意愿的事业

五　危机

六　移居英国

后记

随后五页列出了以上五大段落的细目。不过现在只剩下了德文，而且最后三个段落只有标题而已，某些标题还与纲要有所不同：

一　告别与突围

我的父亲

弗朗克·兰道

泰蒂

1933年2月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

假革命

革命

3月31日，星期五

4月1日，星期六

柏林高等法院，1933年4月

1933年背景资料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

我的父亲（之二）

查莉

泰蒂（之二）

于特博格（之一）：抵达

于特博格（之二）：世界观教育

于特博格（之三）：“我”而今安在？

于特博格（之四）：同志般的团体生活

于特博格（之五）：两个狂欢晚会

谈话与拜访

1933年12月的自画像

二　光荣的败仗

插曲：泰蒂（之三）

伏瓦约饭店

杜尔侬咖啡屋

“泰”

“泰”的故事

时光如何飞逝

4月10日

4月11日

4月12日

圣路易岛

插曲：弗朗克·兰道（之二）

顺从与幸福

下层社会

告别

1934年6月的柏林

以左手过活

男性天体运动者

戴博瓦饭店

插曲：泰蒂（之四）

论幸福

巴黎，1934年10月9日

三　障碍下的顺从

四　违背意愿的事业

五　慢动作脱逃

以上的构想显然相当不同。例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希特勒夺权之间的背景历史，对今天的读者而言非常重要，可是这在那个草拟的版本中却付之阙如。纵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据此臆测《哈夫纳回忆录》将如何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泰蒂”（之二）以前，各标题与现存的手稿大致相符；接着，位于于特博格的候补文官营区将被详细描绘出来；再来就是先父于1934年初首度前往巴黎的经过；先父在这第一次的移民尝试之后又返回柏林。

可惜此章的内容已经不复可考，因为先父除了曾向我们兄妹讲述少许奇闻逸事之外，从来没有提过当时的经历。该构想的最后部分，就是先父母如何逃赴英伦。我们对这一段历史虽然所知较多，可是仍然不够清楚。

先父昙花一现动了那个念头以后，便没有再重拾手稿。它就与其他战前的作品一起摆在书桌抽屉里面，其中包括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乌尔施泰因出版社撰写的许多小品文章。

先父曾经把手稿中的两个小段落抽出来单独发表。它们分别是第十章（关于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第二十五章（关于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的行动）。

前者发表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而且原文已经散佚。至于后者，他在1983年把它交给《明星周刊》，于事件发生五十周年之际刊出，借以描述当初的经过。因此我进一步推断，前者应该发表于1973年。先父把这两章抽出来的时候，显然并未将手稿的完整性列入考虑。他把那几页交出去以后，就没有把它们要回来。他的态度大概与中世纪农民看待古罗马遗迹的方式没有两样：那整个东西虽然毫无用处，但里面还是找得到既好看又可以重新利用的废物。

以上即为父亲辞世以后，我发现这份手稿时的情形。现在我就继续说明手稿成书的经过及其后续发展。

先父在世的最后几年已经体弱多病，无法继续写作。我只要有时间就过去探望，与他讨论科学与政治，家中的杂事免不了也成为我们闲聊的对象。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谈及他一生的经历。今天我才发现，有许多问题早就应该好好向他请教才对。只不过，他不喜欢自吹自擂，所以除非有人提出具体的问题，否则他不会主动说出有关自己的信息。当时，我对许多事项还缺乏认识，以致无法提出该问的问题。尽管先父谦冲为怀，他仍然相信自己写下了若干值得保存的东西，有时更与我讨论可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关于自己早年的撰著，他提到了藏在书桌夹层里面的一本小说。

父亲于1999年1月去世以后，舍妹即接洽德国“联邦档案处”，并以兄妹二人的名义与之达成协议，由该处代为保管先父的遗稿。我于是开始整理先父工作室内的各种文件，将之匆匆浏览一遍以分辨其重要性，并千方百计寻找那本放在“夹层”里面的小说。然而，先父的书桌根本就没有夹层。

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把自己拥有的两张书桌之一送给犬子鲍里斯，另外一张则留下来供自己工作使用。他送给犬子的那一张固然有夹层，里面却空空如也。另外一张书桌则根本就没有夹层。我只能假定，那本小说和其他的文稿夹在一起，可是始终遍寻不着。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在一个五斗橱的抽屉下面意外发现，小说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克丽斯塔·罗措尔的许多作品放在一起。

我翻寻那本小说的时候，却先找到了《哈夫纳回忆录》的英文翻译。它摆在一个上面写着“自传”的活页夹里面，我对其蹩脚的英文略感失望，于是把活页夹丢到一边。接着，我很快又发现了本书的德文手稿，它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除此之外，我还忙于阅读所找到的其他数据，比方一份长达二十页，关于先祖父生平事迹的未完成打字稿。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要把本书的手稿拿来出版，只打算（舍妹尤其如此）避免有人未得许可即擅自将之发表。因此我们与“联邦档案处”达成协议，我们选定的某些遗稿必须分开处理——那两份自传稿当然也包括在内——同时，档案处必须将全文拷贝一份交给继承人留存。

当我们开始把公寓腾清的时候，柏林有一位名叫乌韦·绍库普的新闻记者兼出版商也过来帮忙。因为他是先父的崇拜者，我也一直把他当成朋友看待，再加上为了向之表示谢意，于是我把遗稿拿给他过目，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哈夫纳回忆录》。他率先建议出书，并立刻豁达大度地表示：“不要找我出，你们该去跟大出版社洽谈。”

可是，遗稿还没有达到可以付梓的程度，它缺少了两章的文字，有那么大的缺口存在，是没有办法出书的。乌韦·绍库普很快找到了第二十五章的蛛丝马迹。他出版的哈夫纳选集《介于两次大战之间》里面有那篇收录于《明星周刊》的文字，它的标题正是“告别”。从那篇文字的前言部分可以清楚看出，这就是第二十五章的简明版。于是，我开始准备写信给《明星周刊》。

1999年5月，我们自“联邦档案处”获得了文字的拷贝。同时，我也请求《明星周刊》赐知第二十五章原稿的下落。所获得的答复却是，原稿并没有保存下来。关于1923年的那一章文字则始终下落不明。我因而决定，在那年夏天依据英译本来重建这些缺少的文字。当初它采取了直译的方式，所以把它译回德文并非特别困难的工作。

不过，目前我至少已经在重建的文字内，找到一个用字有异于原文之处。例如我把英文“Saviour”（拯救者）一字，译成了德文的“Erlöser”。可是我在稍后的章节发现，家父说的是“慕尼黑的救世主”（Münchner Heiland）。因此，第十章所使用的字眼应该也是“Heiland”（救世主）。

重建的文字在1999年秋天翻译完毕，舍妹与我于是决定出版本书。翌年年初，我接获“德意志出版社”米夏埃尔·内尔先生的来函。他在信中表示有意印行先父的遗作。舍妹于是着手准备一个展示会，我则推荐了这本书，并在回函中写道：“这份手稿并没有展现出他成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以后的简洁文体。其风格反而相当情绪化，而且比较像是‘文学’作品……不过却生动描绘出其所生活的时代。”

米夏埃尔·内尔对我的提议非常兴奋，并解决了出书前的最后一个难题：手稿的每一章都没有另起一页，因此出现那两个缺口以后，前后衔接的句子也跟着一同消失。这在第十章倒不成问题，我可以把承上启下的部分也一起根据英译本重建出来。然而，英译本在第十五章已经中断，无法对第二十五章提供助力。“革命”这个大段落则随着第二十五章而告结束，因此第二十六章开始于新的一页。可是，第二十四章的结尾部分却在一个句子的中间被切断。内尔先生注意到，如果删除那个句子的开头部分，整章仍然可以出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尾。于是，我们就移除了第二十四章最后出现的半个句子：“当我早上还在高等法院的时候，曾经……”本书的第一版就在仓促之间问世，以致付梓时不慎遗漏了手稿中的一页文字。现在这也在增订版中补足，此即本书第十九页[169]。

本书能够获得如此可观的成功，这是我做梦也无法想象的事情。新闻界及大众的热烈反应，起初更令我瞠目结舌，尤其这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于1933年年中便戛然而止[170]，更何况后来还出现了许多较此更为恶劣的状况。可是事后回顾起来，热烈的反应并不难理解：本书以目击者报道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当初怎么会演变成那种局面？”这是后生晚辈不断向战前出生的那一代人提出的问题。他们所获得的答案往往却是：“我们自己也不晓得。”

可是，本书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反驳了以上的答复：凡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就会做出那种事来，因为他存心对一切都视而不见。本书也让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处的心灵状态变得一目了然，使旁人理解纳粹之所以能够蹿升的原因，同时又不给人可供脱罪的借口。其中包括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并不愿接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败绩、受到压抑的革命、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各种冒险行为、不受人喜爱的魏玛共和国，再加上民主党派政治人物的怯懦。这一切都以既直接又令人信服的方式详加着墨，使人无法不看出一个结论：发展到了最后只可能导出那种恶果。

我固然觉得，如果先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能够把本书撰写完毕的话，那可该有多好。可是若换个角度来看，假如他果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33年之间的背景故事略而不提，那也将意味着一个极大的损失。

奥利弗·普雷策[171]

伦敦，2001年

增订版说明

2002年3月，舍妹莎拉·哈夫纳与本人自“联邦档案处”获悉，该处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于尔根·施密特先生，自2000年开始负责整理先父的遗稿，他发现了两份属于《哈夫纳回忆录》的文件。

新发现的第一份文件为打字誊写稿，此即本书当初残缺不全的第二十五章。现在可借助这个版本来重建该章衔接第二十四章的部分，并以之来还原当初被《明星杂志》删节的文字。

第二份文件则为三十八页手写稿，可将书中的故事延伸至1933年12月，并以额外的六章篇幅描绘位于于特博格的候补文官营地。增加了这些页数以后，全文得以恢复至“后记”中引用的一封先父的函件（1939年10月6日）所描述的全貌。虽然它们均为初稿而已，现仍不加修改即将之刊出。

有了这两份文稿以后，除第十章必须重新译回德文之外，全书已经完全吻合手稿于1939年秋被搁置下来时的状况。

奥利弗·普雷策

2002年4月

大事年表

1871年　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德境王侯推举为共主。

1890年　德皇威廉二世解除帝国首相俾斯麦的职务。

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德大公及夫人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塞尔维亚政府间接涉入此暗杀事件。

7月6日　德意志帝国宣布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对奥匈帝国开出“空白支票”）。

7月23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限该国于四十八小时内给出答复。

7月25日　塞尔维亚同意奥匈帝国开出的大多数条件，但同时下令全军动员。

7月25日　奥匈帝国不满塞尔维亚之答复，乃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奥军亦局部动员。

7月25日　俄罗斯帝国宣布支持塞尔维亚，英国及德国调停无效。

7月28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意志帝国试图软化奥地利之态度。

7月30日　俄军总动员。奥匈帝国亦于次日总动员。（动员实同宣战）

7月31日　德国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于十二小时内停止动员。

8月1日　俄国对德国之最后通牒不加理睬，德国乃全军总动员，并向俄宣战。

8月3日　德国向俄国之盟邦法国宣战。德军开入比利时以借道进攻法国。

8月4日　英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之中立。此举形同对德宣战。

8月6日　塞尔维亚向德国宣战。奥匈帝国则向俄罗斯帝国宣战。

8月11日　法国向奥匈帝国宣战，翌日英国亦向奥匈帝国宣战，大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8月30日　兴登堡在坦能堡战役大败俄军，化解东线战场危机。

9月6日　“马恩河会战”结束，德国失去速战速决的获胜机会。

1916年8月　兴登堡元帅成为德国陆军最高指挥官。

1917年4月6日　美国向德国宣战。

4月　德国社民党左翼人士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继续进行战争。

11月6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1918年3月3日　德俄签订和约，俄国正式退出大战，乌克兰成为德国之附庸国。

8月8日　英军在亚眠展开大规模坦克攻势，德军全面后撤。

8月14日　德国军方于御前作战会议中确认，德国已无获胜可能。

9月29日　德国军方要求平民政府进行停战谈判。

10月　巴登亲王出任德意志帝国总理。

10月29日　威廉港的德国舰队士兵因拒绝出战而叛变。

11月4日　基尔的海军水手叛变。革命行动蔓延全德，各地均出现“工人士兵苏维埃”。

11月7日　慕尼黑爆发革命，成立“巴伐利亚人民共和国”。

11月8日　德意志帝国开始与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

11月9日　柏林爆发革命：帝国总理巴登亲王自行宣布德皇退位，社民党党鞭塞德曼于当日下午在帝国国会大厦的阳台向群众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帝国首相巴登亲王将政权交给社民党党魁埃伯特。

11月10日　德皇威廉二世出奔荷兰。德国由“人民委员”组成临时政府。

11月11日　停战协议生效，德军必须交出潜艇及一切重装备。

11月12日　奥匈帝国解体后，新成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宣布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加以否决。

11月18日　德国外交部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呼吁，请求终止对德海上封锁，以解决饥荒危机。

12月23日　“人民海军师”的水手因领不到薪水而占领柏林皇宫，并挟持政府官员为人质。

12月24日　占领皇宫的水手与正规军进行“圣诞节战斗”，结果水手获胜。政府从此改用“义勇军”对抗革命武力。

12月30日　“斯巴达克斯同盟”部分改组成“德国共产党”。

1919年1月4日　柏林警察总监艾希霍恩因图利“斯巴达克斯同盟”而遭撤职。

1月5日　数千名柏林工人上街游行支持艾希霍恩，结果演成“一月暴动”。

“德意志劳工党”成立，为纳粹党之前身。

1月6日　“斯巴达克斯同盟”与极左派人士合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掌政权。

1月8日　“人民委员”诺斯克率领政府军向“斯巴达克斯同盟”展开反击。

1月12日　“一月暴动”（“斯巴达克斯起义”）被敉平。

1月15日　“义勇军”拘捕罗莎·卢森堡及李卜克内西，二人随后皆遭杀害。

1月18日　协约国与德国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

1月19日　德国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胜。

2月6日　因柏林政情不稳，“国民议会”的制宪委员会开始在魏玛举行会议。

2月11日　“国民议会”选举埃伯特出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

3月3日　柏林左派工人喊出“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之口号，并于发动总罢工后展开暴动。

3月13日　柏林“三月骚动”被敉平，死者共1200人。

4月7日　慕尼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建立红军。

5月2日　忠于政府的“义勇军”于激烈战斗后攻占慕尼黑。

5月7日　德国代表团接获《凡尔赛和约》之草约，其严酷条文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弹。

6月16日　协约国提出最后通牒，限德国于五日内接受《凡尔赛和约》。

6月28日　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须割地赔款，且军队之总人数不得超过10万人。

7月12日　协约国结束对德海上封锁。自1915年以来，德国计有75万人因“饥饿封锁”而死亡。

7月31日　德国“国民议会”通过《魏玛宪法》（德国第一部议会民主宪法）。《魏玛宪法》中关于德奥合并的条文在战胜国之坚持下被迫删除。

10月21日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更名为奥地利共和国。

11月18日兴登堡向德国“国民议会”之调查委员会作出不实陈述：德国军方失利的原因是有政治人物“在背后捅了一刀”。

1920年1月10日　《凡尔赛和约》开始生效。

2月29日　国防部长诺斯克在战胜国的指示下解散某些“义勇军”单位，德军军阶最高的现役将领吕特维茨出面抗拒。

3月4日　“德意志劳工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简称“国社党”或“纳粹党”，其党纲包括废止《凡尔赛和约》及注销犹太人之德国国籍。

3月13日　吕特维茨与“埃尔哈特海军旅”发动政变，并任命卡普出任总理（“卡普政变”）。德国工会发动总罢工加以抵制。

3月15日　鲁尔区的左派工人组成“鲁尔红军”以抗拒“卡普政变”。

3月16日　德国全国计有1200万名工人参加总罢工。

3月17日　“卡普政变”结束。工会要求诺斯克下台，以此作为结束总罢工之条件。

“鲁尔红军”击败“义勇军”并占领多特蒙德市。

3月22日　诺斯克辞去国防部长职务，转任汉诺威州州长。

4月2日　“国防军”开入鲁尔区镇压“鲁尔红军”。

11月30日　普鲁士依据新宪法成为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自由邦，由奥托·布劳恩担任总理。

12月16日　《人民观察家报》成为纳粹党报。

1921年1月29日　协约国在巴黎敲定德国赔款金额（2260亿金马克，分四十二年支付）。

2月1日　德国政府表示无力支付协约国定出的赔款金额。

4月27日　巴黎赔款委员会将德国赔款总额降低为1320亿金马克，分六十六年支付。

5月5日　协约国限德国于六日内接受赔款金额，否则将占领鲁尔地区以为报复。

5月11日　德国国会表决通过赔款金额。

5月30日　拉特瑙出任重建部部长。

7月29日　希特勒成为纳粹党主席。

8月3日　纳粹党成立准军事化组织，11月4日将之定名为“冲锋队”（即“褐衫队”）。

1922年1月18日　法国前总统普安卡雷出任总理及外长。

1月31日　拉特瑙出任德国外交部长。

6月24日　拉特瑙被两名极右派的年轻人暗杀（暗杀者两周后遭警方击毙）。

7月18日　德国国会通过《共和国保护法》，政府得以禁止反共和国的组织。

9月2日　《德意志之歌》成为德国国歌（“德国超越一切”）。

1923年1月11日　法国及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区。

1月13日　德国政府呼吁百姓对外国占领军进行消极抵抗。3月31日法军在埃森枪杀13名示威工人。

7月30日　马克兑美元汇率突破100万大关。

8月13日　施特雷泽曼出任总理，组成大联合政府。

9月17日　马克兑美元汇率超过两亿比一。

9月26日　施特雷泽曼内阁在通货膨胀之强大压力下，宣布放弃对法国占领军的消极抵抗。

10月21日　莱茵区分离主义者宣布成立独立的“莱茵共和国”，三周后即因百姓反对而告终。

10月22日　“国防军”开入萨克森以镇压当地的共产党政府。

11月5日　“国防军”开入图林根以镇压当地的共产党政府。

11月8日　希特勒于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并企图“向柏林进军”。

11月9日　巴伐利亚警方以武力驱散暴动者。纳粹党遭到查禁，希特勒则于两天后被逮捕。

11月15日　施特雷泽曼进行货币改革，解决了德国通货膨胀的问题。

11月16日　德国开始使用“地产抵押马克”（1“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兆马克；4.2“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美元）。

11月23日　施特雷泽曼内阁下台，施特雷泽曼从此转任外长。

1924年2月22日　社会民主党成立“黑红金国旗同盟”以捍卫魏玛共和国。

4月1日　希特勒被判刑五年，于狱中口述《我的奋斗》。

4月9日　战胜国公布“道威斯计划”以重新规划德国的赔款时间表。

7月18日　德国共产党成立“红色前线参战士兵同盟”作为自己的战斗组织。

12月20日　希特勒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重组纳粹党，并企图以“合法方式”夺取政权。

1925年2月28日　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埃伯特病逝。

3月29日　德国首度举行直接民选的总统选举，七位候选人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

4月26日　兴登堡以七十八岁高龄参加第二轮总统大选，并获得当选。

7月18日　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第一册。

11月9日　纳粹成立“黑衫队”。

1926年12月6日　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第二册。

12月10日　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与法国外长白里安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29年6月7日　“扬格计划”在巴黎签署（德国每年赔款20亿马克，支付至1988年）。

10月3日　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中风去世。

10月25日　纽约股市崩盘（“黑色星期五”），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德国国内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失业人口亦不断激增（最后超过600万人）。

1930年3月29日　兴登堡任命布吕宁为总理，从此出现架空国会内阁同意权的“总统内阁制”。

9月14日　纳粹党及德国共产党于大选中选票大增，德国国内政治光谱开始两极化。

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

1931年10月10日　兴登堡总统与布吕宁总理共同接见希特勒，商讨与之合作的可能性，但不得要领。

10月11日　纳粹党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及“钢盔团”共组“哈尔茨堡同盟”。

1932年2月25日　希特勒取得德国国籍，以便参加德国总统选举（希特勒是奥地利人）。

4月10日　希特勒竞选总统，仅获得36.8％的选票而遭兴登堡击败。

5月30日　布吕宁内阁下台，兴登堡任命巴本为总理。

6月28日　巴本总理撤销对纳粹“冲锋队”及“黑衫队”之禁令。

7月17日　国会选战期间，汉堡郊外隶属普鲁士的阿尔托纳爆发德国共产党、纳粹党及警方之间的枪战，史称“阿尔托纳血腥周日”。

7月20日　兴登堡总统在保守人士鼓动下，以“阿尔托纳血腥周日”为由，解散普鲁士由社民党执政的政府，并任命巴本总理为中央政府驻普鲁士全权代表。

经此“鞭打普鲁士”行动后，德境已无足以抗拒纳粹党的势力。

7月31日　纳粹党于国会选举中获得37.4％的选票，成为最大党。

8月13日　兴登堡召见希特勒，欲将之任命为副总理，但希特勒加以拒绝。

11月6日　德国再度举行国会大选，纳粹党仍为最大党，但得票率已减少4.3％（33.1％）。

11月17日　巴本内阁下台。

11月21日　兴登堡召见希特勒，表示愿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希特勒须先获得国会支持。

11月24日　希特勒提出一份由二十位德国经济界名人共同签署的声明，表示支持希特勒组成独立于国会之外的内阁。兴登堡对此加以拒绝。

12月3日　兴登堡任命施莱歇为总理。

1933年1月28日　施莱歇于出任总理五十七天后黯然下台。

1月30日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出任副总理。当晚约有1.5万名“冲锋队”、“黑衫队”及“钢盔团”成员在柏林市勃兰登堡城门持火炬游行庆祝。

2月1日　兴登堡应希特勒之要求解散国会。

2月2日　戈林被指派为普鲁士内政部长，并禁止一切由德国共产党举办的游行。

2月10日　“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与“钢盔团”合组“黑白红战斗阵线”以进行选战。

2月11日　“黑白红战斗阵线”表态支持希特勒内阁。

2月22日　戈林在普鲁士成立“辅助警察”（由“冲锋队”、“黑衫队”组成），并鼓励他们“积极开枪”。

2月25日　本书作者参加嘉年华舞会，与犹太少女“查莉”成为男女朋友。

2月27日　国会大厦失火，纳粹政府以此为借口，在国内全面展开镇压行动、阻碍其他政党活动、限制新闻自由并整肃公职人员。

2月28日　兴登堡签署《紧急行政命令》（《护民卫国行政命令》），限制言论、新闻及集会的自由，并扩充警方权限，为纳粹独裁政权排除路上之障碍。

3月5日　举行魏玛共和国末次选举。纳粹党虽以执政党的身份营造一切有利条件，并限制对手参选，仍仅获得43.9％的选票。

3月8日　纳粹政府依据《紧急行政命令》，注销德国共产党议员在新国会的全部席次（德国共产党于选举中获得12.3％的选票）。

3月13日　纳粹政府成立“宣传暨国民启蒙部”，由戈培尔担任部长。

3月20日　纳粹在达豪及萨克森豪森成立集中营来囚禁政敌。

3月21日　新国会揭幕，兴登堡总统参加由纳粹一手筹划的“波茨坦之日”庆祝活动，进一步助长了希特勒的气焰（“老德国”与“新德国”之结合）。

3月23日　德国国会唱名表决通过临时修宪案（《授权法》），将立法权拱手交给政府。

3月31日　纳粹政府立法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步化”，终结了地方分权的联邦体制。

4月1日　纳粹发动“百姓”抵制犹太人的商店、犹太裔教授、教师、律师及医师。

“冲锋队”并以暴力对付不遵从抵制行动者。

4月7日　纳粹政府颁布《专业公务人员制度重建法》，规定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1935年9月以前允许例外存在）。

4月11日　戈林被希特勒任命为普鲁士总理。

4月25日　纳粹立法规定，犹太裔大学生之人数比例不得超过1.5％。

4月26日　戈林在普鲁士成立“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以进行恐怖统治。

4月27日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刊出一份名为“奥伯弗伦备忘录”的文件，指称国会大厦纵火案实乃自导自演，导致德国极右派阵营内部失和。

5月2日　纳粹政府明令禁止工会的存在，并以武力逮捕工会领袖。

5月3日　纳粹政府捣毁工会以后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借以掌握全国劳动人口。

5月7日　“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党鞭奥伯弗伦“自杀”于基尔市。

5月10日　纳粹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举行大规模焚烧禁书的活动。随后几天内，全国图书馆均遭“清洗”，移除“违反德意志精神”的书籍。

6月21日　“科佩尼克血腥周”开始（持续至6月26日）。数百名社民党及共产党人士被押赴柏林科佩尼克的“冲锋队”分部，遭受拷打或杀害。其中21人被缝入麻袋掷入河中，其他遇害者大多下落不明。

6月22日　“社会民主党”遭到查禁，财产全部充公，其党员不得出任公职。

6月26日　纳粹的友党“德意志国家民族党”被迫解散。

7月3日　纳粹政府成立广播局以控管全国的广播节目及收音机买卖。

7月4日　“德意志民族党”宣布解散。

7月5日　“中央党”宣布解散。纳粹成为全德唯一合法政党。

7月7日　“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各级议会的席次均遭注销。

7月8日　纳粹政府成立“工作营”，普鲁士即将参加国家考试的法律系学生皆须前往受训，以接受“世界观教育”。

7月11日　内政部长弗里克宣布“德意志革命”已大功告成。

7月12日　内政部宣布，各级学校之历史课程须教授“人种学”及“元首原则”。

内政部宣布，电影制片人须证明自己为“雅利安人”。

7月13日　纳粹政府任命“帝国主教”，基督教会亦纳粹化。

7月14日　纳粹政府立法禁止成立政党。

7月23日　亲纳粹的“德意志本土基督教会”于“教会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

7月25日　警方、“冲锋队”与“黑衫队”于中午全员出动，对全国火车及汽车进行拦检。

8月4日　纽伦堡率先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共游泳池。

8月10日　“包豪斯建筑学院”被纳粹勒令关闭。

8月22日　德国工业协会宣布，各工作场所须行“希特勒式敬礼”。

9月1日　纳粹在纽伦堡举行党大会，制造出震撼人心的宣传效果。

9月21日　莱比锡法院开始审理国会大厦纵火案。

9月22日　纳粹立法规定，犹太人不得从事新闻、文艺及自由职业。

10月4日　纳粹政府立法将全德新闻界“同步化”。

10月14日　宣传部长戈培尔宣布，德国拟退出国际联盟，并不再参加国际裁军谈判。

纳粹政府解散国会（仅召开过三次会议），并宣布将于11月12日重新选举，同日亦将就退出国际联盟进行公民投票。

全德地方议会均遭解散，此后州长由中央直接任命。

10月19日　德国政府正式向日内瓦行文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10月26日　《福斯日报》刊出88位德国作家共同签字的效忠希特勒誓词。

11月12日　德国国会进行“改选”：选票仅列出单一候选人清单，选民的选择只有“是”或“否”。纳粹所获得的“支持率”为92.1％。

德国公民投票通过退出国际联盟（95.1％）。

12月1日　纳粹党被立法规定为全德唯一合法政党（“一党国家”）。

12月23日　国会大厦纵火案宣判，涉嫌纵火的凡·德·吕伯被判处死刑。

1934年6月30日　希特勒下令扑杀“冲锋队”领导层（即“长刀之夜”）。“黑衫队”从此成为纳粹党内的最大势力。

8月2日　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成为德国国家元首。德国“国防军”于同日向“元首及帝国总理”个人宣誓效忠。

1939年9月3日　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

1940年5月10日　德、英、法三国开始交战。

5月　哈夫纳《论德国的双重性格》在英国出版，成为英国内阁人手一本的书籍。

（本表由译者制作）

注释

[1] 埃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1857—1934），英国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曾于1899年发表《谜语变奏曲》（“Enigma-Variationen”），以若隐若现的主题进行变奏。——译注（本书正文中如无特殊注明，皆为译注）

[2]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名将，战后于1925年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并于1932年总统大选中，击败希特勒获得连任。兴登堡自1930年起实行不受国会约束的“总统内阁制”，经多次更换总理之后，最后在1933年1月底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导致纳粹独裁政权上台。兴登堡殁于1934年8月，希特勒继之成为德国元首，演变成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3] 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法两国随即在9月3日对德宣战，但双方迟至1940年5月10日才开始交手！

[4] 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8月1日向俄罗斯帝国宣战，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从此逐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5] “后波美拉尼亚”为德国的省份，介于奥德河与西普鲁士之间，北临波罗的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斯大林划归波兰（今日波兰的海岸线大半位于此地）。西德在1970年正式宣布放弃对后波美拉尼亚之领土要求。

[6]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的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及希特勒的副手。德国战败后，戈林于“纽伦堡大审”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不久服毒自尽。

[7] 1918年8月14日，德军最高指挥部向德皇提出报告，表示作战行动已“毫无指望”。此后德国军方即积极推动停战，却让平民出面议和来承担一切后果。德意志帝国在11月8日开始与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11月9日德国于革命爆发后成为共和国，11日停战协议生效。18日德国已面临饥荒，德国外交部不得不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呼吁，请求终止对德国的海上封锁。

[8] 德皇退位的星期六指的是1918年11月9日。左派革命党已在两天前推翻巴伐利亚国王，德境各邦的王侯相继被迫下台。帝国总理巴登亲王于政局陷入混乱之际，径自宣布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并主动将总理职位转让予“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埃伯特原欲维持帝制，但社民党党鞭沙伊德曼已于“帝国国会大厦”向窗外的群众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左派激进人士稍后也宣布成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德皇为避免内战乃自行退位，并从前线出奔荷兰，德国自此废除帝制。

[9] 希特勒于1918年10月15日因敌军的毒气攻击而身受重伤，并一度失明，乃被送入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克野战医院，一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痊愈出院。

[10]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制篮工人出身的报纸编辑，社会民主党内右翼的帝国国会议员（1906—1918），曾于1918年12月基尔总督任内，扑灭当地海军水手暴动（此即当初“十一月革命”之导火线）。诺斯克1919年初出任国防部长前后，更在全德各地与“义勇军”合作镇压革命。翌年因“卡普政变”而被迫下台。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时，诺斯克曾经表示：“现在该有人出面当‘嗜血的疯狗’，如果没有人想当的话，那么就由我来出面好了。”这是他与“义勇军”通力合作，并成为极具争议性人物的原因。

[11]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律师出身的社民党左翼帝国国会议员（1912—1917），国会议员之中唯一投票反对大战者，1916年因组织反战游行而入狱。李卜克内西后为“斯巴达克斯同盟”主要创始人之一，于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宣布成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于同年12月31日将“斯巴达克斯同盟”改组为“德国共产党”。李卜克内西于1919年组织“一月暴动”，为“义勇军”所杀。

[12]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来自俄属波兰，因从事工运被迫流亡瑞士，1898年借“假结婚”取得德国国籍。卢森堡定居柏林之后加入社民党，成为其左翼核心人物，极力反对该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主张借由群众自发行动及大罢工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1915至1918年间因反战而多次入狱。罗莎·卢森堡亦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及“德国共产党”共同创始人之一，1919年因组织“一月暴动”，与李卜克内西同遭“义勇军”拘捕杀害。卢森堡虽为左派激进人士，但反对列宁式由“党内精英”主导之革命，并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批判“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高压实务（“若只有政府的拥护者及党员才配享有自由，那就不叫作自由”）。其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为：“自由，永远只是意见不同者之自由。”

[13] “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于1917年，为德国社民党极左派人士——；“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主导下建立的组织，其名称源自古罗马最大规模奴隶抗暴行动的领导人斯巴达克斯（？——前71）。“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宗旨与列宁不同，主张“民主的共产主义”，并于1918年12月底改组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于1919年1月5日结合柏林市的工人，发动所谓的“斯巴达克斯起义”，结果被“义勇军”击溃，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均遭杀害。

[14]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皮匠出身的社民党帝国国会议员，1916年成为社民党党魁。1918年时，埃伯特试图阻止“十一月革命”扩大，帝国总理巴登亲王乃令埃伯特接任总理。埃伯特与军方领导人格勒纳将军结盟，借打击革命以重建秩序。埃伯特担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期间（1919—1925），德国政局虽已大致恢复稳定，但军队及官僚体系并未“共和国化”，德国于其执政末期重新陷入重重危机，以致埃伯特以五十四岁之年抑郁而终。

[15] 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印刷工人出身的社民党人，曾担任帝国国会议员（1903—1918）及社民党党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伊德曼与埃伯特均隶属社民党的温和多数派。革命爆发后，沙伊德曼为抢先左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步，自行于11月9日在帝国国会大厦公开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沙伊德曼后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因无法接受《凡尔赛和约》之条件而下台。

[16] 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1925），社民党极左派之成员，“十一月革命”时担任柏林市警察总监。他曾以武力协助工人及水手于同年“圣诞节战斗”中获胜，以致遭临时政府撤职查办。其下台导致数十万柏林工人于1919年1月5日展开总罢工，并进行大规模街头示威。左派激进人士乃趁机武装暴动（“斯巴达克斯起义”），意图推翻政府。柏林市内的激烈战斗因而再起。

[17] 武装暴动遭血腥镇压后，罗莎·卢森堡及李卜克内西旋即于1919年1月15日被“义勇军”拘捕。二人被带至“义勇军”位于柏林一间旅舍内的总部接受刑讯，而后李卜克内西在近距离内遭三发子弹击毙，卢森堡则遭警卫杀害。二人之尸首均被投入市内的运河。当时，德国右派报纸对二人死讯所作报道之标题为：“李卜克内西于逃逸时遭到击毙！罗莎·卢森堡则为群众所杀。”

[1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莱茵河西岸地区被联军占领了十余年，不受德国政府管辖。

[19] 1934年时，主要由“义勇军”蜕变而成的纳粹“冲锋队”已呈尾大不掉之势（450万人）。当时纳粹党内出现左右路线之争，希特勒宣布纳粹革命已经结束，“冲锋队”的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却主张全面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并把“冲锋队”建设成纳粹的“革命军”。希特勒为安抚军方，乃以罗姆“意图发动政变”为名，下令“党卫队”及“盖世太保”于该年6月30日夜间扑杀“冲锋队”高层及其他主要政敌。此次遇害者约有200人，史称“罗姆政变”，俗称“长刀之夜”。

[20] “希特勒青年团”简称HJ，成立于1926年。1936年底，纳粹政权更立法规定“希特勒青年团”为国家青年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郊游、文娱、体育、半军事化训练等活动，向全国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灌输纳粹主义。

[2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防军”的德文名称历经多次改变。其在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早期的名称为“Reichswehr”（1919—1935）。希特勒亲自接掌军权后将之更名为“Wehrmacht”（1935—1945）。其后东德的军队称作“国家人民军”（Nationale Volksarmee），西德及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军队则称作“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

[22] 俾斯麦那句名言的大意为：一个普鲁士小兵纵使独自一人，也会尽忠职守在战壕内奋战至死。那是因为他晓得虽然长官不在，天上还另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的表现。

[23] 《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生效，其第160条规定，德军兵力不得超过10万人，而且“义勇军”必须解散。国防部长诺斯克随即开始遣散“义勇军”单位，造成某些军方将领不满，演变成3月13日爆发的“卡普政变”。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为当时刚好待在柏林的东普鲁士极右派高级农业官员，被政变部队拥立为总理，3月17日即因众叛亲离和工人总罢工而黯然下台。

[24]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将领，曾担任兴登堡的军团参谋长，在坦能堡一役大败俄军，自1916年起配合兴登堡统领德军最高指挥部。德国战败以后，鲁登道夫与德国极右派政党密切往来，并曾参与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

[25] 黑白红三色旗为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国旗。纳粹“第三帝国”的国旗，理论上也是黑白红三色。魏玛共和国及当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则为黑红金（黑红黄）三色旗。

[26]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物理学博士，犹太裔德国工业家、政治家及作家，极力鼓吹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拉特瑙曾为德国最大财团之一的通用电力公司总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组德国军事工业。拉特瑙在1921年担任重建部部长，1922年2月出任外交部长，力图与战胜国就赔款达成协议，可惜于同年6月24日被极右派人士暗杀。拉特瑙遇刺后，德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大规模示威行动，柏林示威人数甚至多达40万人。

[27]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经济学博士，曾以二十九岁之龄当选德意志帝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支持德国海外殖民政策。施特雷泽曼于1917年成为德国“国家自由党”的领袖，并于翌年11月创立自由主义右派的“德意志民族党”。1920至1929年间担任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并于1923年8月出任总理，11月中引进货币改革，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施特雷泽曼此后转任外长，致力于与法国和解、打破德国外交困境，并与法国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共同获得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三年后逝世于柏林。

[28]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经济学博士，德国“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1924—1933）。1930年，布吕宁以少数党党鞭的身份出任总理，以解决通货膨胀为首要施政目标。但布吕宁的紧缩货币政策无法获得国会通过，必须仰赖兴登堡总统的特别行政命令，国会的地位则遭架空，此即所谓的“总统内阁制”。布吕宁于1932年5月底下台，1934年起先后流亡荷兰及美国。布吕宁赴美后曾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1937—1951）。

[29] 路易·卢舍尔（Louis Loucheur，1872—1931），曾担任法国工业重建部长、财政部长及劳工部长等职务，对塑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影响重大。

[30] 格奥尔基·齐采林（Georgi Tschitscherin，1872—1936），1918至1930年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曾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使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参与签署《拉帕洛条约》。

[31] 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律师及议员出身的法国右派政客，曾任教育部长、财长、总理及外长，并于1913至1920年间担任总统。他于战后再度出任总理及外长，要求德国无条件履行《凡尔赛和约》所开列之条件。1923年1月时，普安卡雷以德国赔款进度落后为由，与比利时共同出兵占领鲁尔地区。此举除造成德国消极抵抗及通货膨胀之外，并使法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普安卡雷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并作出让步。

[32] 依据瑞士民间传说，1291年时，乌里（Uri）、施维茨（Schwyz）及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三地之代表于“吕特利”（Rutli）的山间草原立誓共组同盟。此举被视为“瑞士联邦”之诞生，并成为许多历史传说的主轴。其最著者即为德国文豪席勒之巨作《威廉·泰尔》，讲述这位传奇人物如何自奥地利暴政下解救了自己的乡梓。

[33] 1920年年中，1美元约合40马克。到了1923年，马克币值已跌落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1月初，7525马克；1月中，2.3万马克；5月，4.767万马克；6月，10.9996万马克；7月底，已破百万马克大关；8月，462万马克；9月上半月，突破1亿马克；10月底，252.6亿马克；11月，2193.6亿马克；12月，4.2兆马克。经过同年底货币改革后，1美元仅可换得4.2马克（少了十二个零），又恢复至1914年时的水平。

[34] 《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为托马斯·曼最受喜爱的长篇小说。该书以类似自传体的方式，描述“布登勃洛克大宅”及吕贝克商人一家四代于19世纪中叶由盛而衰的故事，被视为当代文学经典之作。托马斯·曼本人即因该书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35] 《托尼欧·克洛格尔》（Tonio Kröger）亦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描述一个出身于显贵家庭但父亲早逝的年轻人自十四岁以后的成长经过，以及其四处漂泊时的心路历程。书中的主角托尼欧·克洛格尔生性多愁善感、喜爱赋诗，与托马斯·曼有诸多相似之处。

[36] 《尼尔斯·吕那》为丹麦作家雅各布森（Jens Peter Jakobsen，1847—1885）所撰写的现代主义小说，刻画出一个生性忧郁、挣扎于渴望和命运之间，而且不具任何英雄色彩的平凡人物。

[37] 《布里格手记》（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为奥地利名作家里尔克的巨著，叙述一位多愁善感的巴黎诗人心中之焦虑及其成熟的过程。该书虽为小说，但同时也被列入哲学、心理学及诗集的范畴。

[38] 保罗·马里·魏尔伦（Paul Marie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著有《戏装游乐图》（Fêtes galantes）、《无题浪漫曲》（Romances sans paroles）、《智慧集》（Sagesse）等。

[39] 赖纳·马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作家及抒情诗人，除《布里格手记》外，并著有《时光之书》（Das Stundenbuch）、《诗歌集》（Gedichte）等作品。

[40] 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其诗作深受法国印象派诗人影响，不使用标点及大写字母，所欲表达的是印象而非简单明白的含义。格奥尔格并于晚年提倡一种截然不同于纳粹观点的新日耳曼文化。

[41]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新浪漫主义诗人及剧作家，曾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写出《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lier）的歌剧剧本，并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42] 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名作家及托马斯·曼之长兄，卒于美国。

[43] 以德国政府宣布放弃消极抵抗的1923年9月26日为例，当天一条面包的价格为1000万马克，一公斤牛肉为7600万马克。当时马克兑美元的汇率还“只不过”大概在2亿比1而已。

[44] 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论点都没有错。卡尔·黑尔费里希博士（Dr.Karl Helfferich，1872—1924）与亚尔马·沙赫特博士（Dr.Hjalmar Schacht，1877—1970）二人均为经济学家，前者提出了“地产抵押马克”的构想，后者则将之具体化。旧马克对“地产抵押马克”的兑换率为1兆比1！沙赫特后于1923年出任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并于纳粹统治初期担任经济部长（1934—1937）。

[45] 德国进行货币改革以后，战胜国在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1865—1951）之主导下，制订出“道威斯计划”以规范德国赔款事宜。此后，赔款金额以德国的实际经济能力为衡量标准，而非漫天要价。原则上德国每年须偿付10亿马克，五年后再增加为每年25亿马克（未明定偿付的总期限）。德国的经济压力自此减轻，但须以国家铁路局作为抵押，而且中央银行须由外国掌控。“道威斯计划”后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为“扬格计划”所取代。道威斯因“道威斯计划”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

[46] 帕沃·努尔米（Paavo Nurmi，1897—1973），20世纪20年代誉满全球的芬兰田径健将，曾在1500米至20000米等长跑项目中握有二十二项世界纪录，有“飞行的芬兰人”之称。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努尔米曾于一日之内荣获五枚金牌！

[47]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教士出身的法国外交家，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以后，曾于1799年至1807年间担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并于拿破仑战败后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与战胜国的代表平起平坐。

[48] 帕西法尔（Parsifal），英国古代阿瑟王传奇中的骑士，曾四处寻觅耶稣在最后晚餐中使用过的圣杯。

[49] 德国传统的制服颜色为灰色或蓝色，派驻殖民地的单位则穿着浅褐色制服。德国1918年战败以后，殖民地悉数损失，大量的褐色制服无用武之地。纳粹党乃将之廉价购入作为自己街头运动穿着的制服，褐色因而成为代表纳粹的颜色。日后的纳粹恐怖统治即被称作“褐色恐怖”。

[50] 战胜国于1929年6月实行“扬格计划”，重新规范德国赔款时间表（每年支付20亿马克，支付至1988年）。德国的铁路及中央银行从此不再受外国管辖，得以恢复经济主权。虽然其条件较前为佳，但极右派势力仍结合纳粹党发动“反对扬格计划公民投票”，并拟立法拒绝赔款及《凡尔赛和约》，将签署“扬格计划”的官员以“叛国罪”论处。公民投票虽未过关（支持率仅13.8％），但纳粹从此声名大噪，在1930年9月的国会大选中跃升为第二大党。

[51] 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1876—1931），社会民主党党员，曾自1919年6月起担任外长，然后于1920年3月底出任总理，但两个多月以后即败选下台，从此改任国会议员。米勒在1928年6月至1930年3月重新担任总理（经济大萧条时期），下台一年后即去世。

[52] 纳粹党于德国历次国会选举中得票率如下：1928年5月20日为2.6％；1930年9月14日为18.3％；1932年7月31日为37.3％（最大党）；1932年11月6日为33.1％（最大党）；1933年3月5日为43.9％（最大党）。其中，1933年的国会大选举办于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党虽然肆意威吓对手、操控选举，仍无法获得过半数选票，“第三帝国”此后即未曾举行过真正的选举。

[53] “钢盔团”成立于1918年圣诞节，为许多德国参战士兵于战后组成的联盟，具强烈民族主义及保皇色彩。“钢盔团”在1930年有成员50万人，乃魏玛共和国最大的准军事化组织。“钢盔团”于1931年10月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及纳粹党共组反魏玛共和国的“哈尔茨堡联盟”。希特勒上台后，“钢盔团”被逐步并入纳粹的“冲锋队”。

[54] 那位“坐办公桌出身的将军”即本章稍后出现的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施莱歇性喜耍弄权谋，其军旅生涯几乎完全跟在高官身旁打转。革命后他一直任职于魏玛共和国国防部，20世纪20年代末期已可影响兴登堡总统而决定部长及总理之去留。布吕宁及其前后任总理皆因施莱歇而下台。最后施莱歇自己当了不到两个月的总理——魏玛共和国末任总理。

[55] “长刀之夜”指的是1934年6月30日晚上，希特勒下令扑杀“冲锋队”高层及其他主要政敌之行动，施莱歇与其妻亦遭杀害。

[56] 施莱歇在1932年6月促成布吕宁内阁下台，以及巴本出任总理。11月中，时任国防部长的施莱歇又促成巴本内阁下台。因为希特勒拒绝出面组阁，兴登堡乃于12月初任命施莱歇出任总理。但巴本进行报复，又说服兴登堡将施莱歇免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后，巴本又担任了一年半的副总理。

[57] 哈夫纳撰写本书的时候，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情况大致如下：西班牙：1939年初，连续进行了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率领政变部队击溃左派政府，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奥地利：德军已于1938年3月12日开入维也纳。希特勒“荣归故里”后，隆重宣布“我的祖国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并于4月10日以公民投票加以确认。奥地利此后改称“东方边区”，德国纳粹化的悲剧在奥地利又重新上演一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底的“慕尼黑会议”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将居民为德裔的苏台德区割让与德国。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两天后，德军在3月16日开入布拉格，将“残余捷克”变成纳粹德国的“保护领地”。

[58] 希特勒上台之初，内阁里面仅有两名纳粹阁员：内政部部长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以及不管部部长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

[59] 伊丽莎白·贝格纳（Elisabeth Bergner，1897—1986），奥地利女演员，20世纪20年代先后于慕尼黑及柏林演出舞台剧及电影获得极大成功。贝格纳于1932年移居英国，并活跃于英美影剧圈。

[60] 维基·鲍姆（Vicky Baum，1888—1960），先后活跃于德国及美国的奥地利女作家。好莱坞根据其小说拍摄的电影《大饭店》（Grand Hotel），在1932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女主角是葛丽泰·嘉宝）。

[61] 一束棍棒中间捆着一把斧头的标志亦称“法西斯”，原为古罗马高级地方行政官吏的图腾，以实物制成。棍棒用于象征惩罚权，斧头则代表生杀大权。这后来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拿来作为自己的标志。

[62] “德意志民族党”为温和右派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施特雷泽曼生前即担任其党魁。魏玛共和国末期政治光谱的两极化，使得“德意志民族党”失去生存空间。该党在1933年3月5日的大选中仅获得1.1％的选票，三个月后即告解散。

[63] 为了参加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极右派的“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与“钢盔团”共组“黑白红战斗阵线”以进行选战。“黑白红派”为纳粹之盟友，其8％的得票率协助纳粹政权获得过半数选票（51.9％）。

[64] 马里纳斯·凡·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1909—1934），荷兰伤残工人及独来独往的共产党员，1933年2月27日晚上九点半被捕于国会大厦失火现场。吕伯在审讯时表示纵火乃其一人所为，因而被判处死刑，次年1月被处决于莱比锡。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受益者为纳粹政权，但事件的真相迄今仍无定论。1999年吕伯九十冥诞时，德国政府在国会大厦为其立牌纪念。

[65] 那个“民族奋起”的星期六指的是1933年3月4日，即国会大选的前一天。

[66] 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1875—1952），社会民主党人，钳工出身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1920—1926，1930—1932）。阿尔贝特·杰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1879—1947），社会民主党人，金属压印工人出身的普鲁士警察总长（1925—1926，1930—1932）。二人与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眼睁睁望着中央政府对普鲁士邦发动政变而不加抗拒。

[67] 普鲁士（位于德国中部及北部，面积占德国三分之二）自1920年起即由温和左派的社民党执政，成为右派中央政府之眼中钉，被视为“赤色堡垒”。1932年7月20日，兴登堡与极右派保守势力强行解散普鲁士政府，并以巴本总理兼任中央驻普鲁士全权代表。此由上而下的政变史称“鞭打普鲁士”，公然违反了《魏玛宪法》所规定的联邦制。普鲁士的八万警察大军从此落入中央政府手中，来自德国南部的纳粹运动向北方夺权之最大障碍于是被排除。

[68] 《前进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党报；《红旗报》则为德国共产党的党报。

[69] “那个多事的星期二”指的是1933年2月28日，即兴登堡总统签署“护民卫国行政命令”，限制百姓言论自由及集会结社自由的当天。德国从此进入戒严状态，一直持续到十二年后纳粹政权败亡为止。

[70]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进行唱名表决，以444票通过希特勒总理提出的临时修宪案（即所谓的“授权法”），唯有社会民主党的94位议员投下反对票（德国共产党的81席已遭注销）。国会自废武功以后，政府从此可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颁布法律。此“临时修宪”后来延长了三次，一直延续至纳粹败亡。

[71] “波茨坦之日”即1933年3月21日，“新国会”开幕的日子。因国会大厦已焚毁，纳粹乃刻意在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波茨坦，召开上台后的首届国会，借此象征“老德国”与“新德国”之融合。此外，六十二年以前，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纳粹称之为“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亦于同日召开。“波茨坦之日”因而也象征“第三帝国”已跳过魏玛共和，直接成为“第二帝国”之合法继承人。当天，兴登堡穿上帝国时代的元帅服，街头飘扬着纳粹的万字旗与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希特勒却一反常态身着燕尾服出现，借以制造出和平的假象。

[72]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1955），石版印刷工人出身的社民党普鲁士国会议员，于1920至1932年间担任普鲁士总理。1932年7月20日“鞭打普鲁士”以后，布劳恩的权力即遭架空。1933年2月6日布劳恩正式被兴登堡免职，一个月后即流亡瑞士以至于终。

[73] 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1907—1930），被德国共产党击毙的“冲锋队”中队长。由韦塞尔填词的一首战歌于1930年成为纳粹党歌。1933年纳粹夺权后，一唱完国歌（“德国……超越世上的一切！”）马上接着唱出《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使之俨然具有“准国歌”性质。其歌词大意为：“旗帜高举，队伍严整又紧密。SA行进，步伐沉稳厚重……各方街道，为褐色团队开放……大街小巷将飘扬希特勒的旗帜，奴役的时代即将成过去！”（SA即“冲锋队”）

[74] 1933年3月23日即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的当天。

[75] 此右翼保守派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乃1918年革命后代表帝国时代统治阶层的政党，持反对魏玛共和的立场。该党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快速向右转，先与纳粹在1929年共同发动“反扬格计划公民投票”，而后在1931年与纳粹建立同盟关系（“哈尔茨堡联盟”）。希特勒上台后推行“一党国家”政策，“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于1933年6月被迫解散。

[76] 保守反动派人士当初怂恿兴登堡让希特勒组阁时，心中打着一个如意算盘：希特勒政府将会像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其他内阁一样，在极短时间内就灰头土脸地下台！

[77] “三月阵亡者”原指“1848年革命”爆发时（在法国为2月，在德境则为3月）柏林街头战斗中遇难的百姓。纳粹党于1933年3月大选之后，政权已根基稳固，当月即出现申请入党人数暴增的现象，迫使该党一度暂停吸收新党员。纳粹党自己也鄙视那些抢着入党的人，将之戏称为“三月阵亡者”。

[78] 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德国文学博士（其指导教授为犹太人）出身的纳粹宣传专家。1933年出任“宣传暨国民启蒙部”部长，职司全国纳粹化的工作。1945年苏军兵临柏林城下时，戈培尔一家八口于5月1日服毒自尽。

[79] “前一个星期日”指的是1933年3月26日。上萨尔茨贝格位于巴伐利亚东南部德奥边界，是希特勒的山巅别墅所在地。

[80] 1933年4月1日，纳粹在“德国人！保卫自己！勿向犹太人购物！”的口号下，于全国各地展开抵制犹太商店、医师及律师的行动。在某些城市，不顾“冲锋队”及“党卫队”的威胁恫吓而进入犹太商店购物者，甚至脸部被盖上“叛徒”之戳记。国际上愤而对纳粹抵制犹太人之行动提出严正抗议，甚至威胁以抵制德国货作为反制。当天傍晚，纳粹即逼不得已而“暂停”行动。但犹太人仍继续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其情况自1935年起愈演愈烈。

[81]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小学教师出身的纳粹高干，纽伦堡地区（法兰克尼亚）省党部头目及《冲锋报》的发行人。《冲锋报》自1923年开始传播反犹太主义，以文字及漫画极尽污蔑犹太人之能事。纳粹抵制犹太人时，施特赖歇尔亦出掌“抵抗犹太人之‘煽动宣传及教唆抵制’中央委员会”，以主导抵制行动。最后他于纽伦堡大审中被判处死刑。

[82] 若从纳粹的角度来看，作者的“雅利安血统”可谓相当纯正。依据纳粹政府1933年4月7日公布的法案，任何德国人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中有一方为犹太人，即为“非雅利安人”。纳粹党员甚至必须证明自己的祖先直到1800年都没有犹太血统。

[83] “地下墓穴”为柏林市一家著名的“卡巴莱”幽默讽刺剧场（当时德国的“卡巴莱”大多位于建筑物的地下室），于1935年被纳粹政府勒令歇业。

[84] 指1935年。

[85] 纳粹时代通常使用断头台来处决非军职的“叛乱犯”。

[86] 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1902—1978），德国作家、演员及著名的幽默讽刺剧演出者，1929至1935年间为“地下墓穴”之负责人。“地下墓穴”遭查封后，芬克曾被关入集中营一年，1937年转至另一家“卡巴莱”继续演出，但该处两年后亦遭查禁。芬克为避免再度下狱，只得“自愿”入伍参战。芬克于战后仍活跃于“卡巴莱”及电影界，曾获颁德国“卡巴莱演员奖”。

[87] 此处的“现在”，指的是作者撰写本书时的1939年。

[88] “国家社会主义者”即纳粹党人。纳粹（Nazi）是“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德语发音的前二个音节，用为俗称或带贬义的简称。当时的德语也依据同样原则，称“社会主义者”为“社粹”（Sozi）。

[89] 《攻击报》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传声筒，由其本人创办于1927年7月4日。

[90] 德国犹太人真正的苦日子开始于1938年。继1935年9月的《纽伦堡法案》明文禁止犹太人出任公职及与“雅利安人”通婚之后，纳粹政府更于1938年采取一连串完全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措施：犹太裔医师及律师之执照被注销、犹太人不得参与经济及艺文活动、不得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含电梯）、不得进入大学就读、不得驾驶汽车、不得使用公园座椅……

[91] 1933年4月1日是星期六。

[92]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kadnezarⅡ，前605—前562年在位）为新巴比伦王国最著名的君主，曾于公元前597年占领耶路撒冷，十年后更摧毁该城，并将残余的犹太人悉数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巴比伦于尼布甲尼撒驾崩二十三年之后即告灭亡。

[93] 维尔纳·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德国将领，希特勒上台后应兴登堡之请，任命此人为国防部长（1933—1938）。1934年，布隆贝格于兴登堡尸骨未寒之际，下令全军向“元首”个人宣誓效忠，使德军成为希特勒的扈从。布隆贝格因“功”于1936年晋升元帅，两年后即因丑闻（与退职风尘女结婚）被迫退休，1946年殁于纽伦堡美军医院。

[94] 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1887—1934），退役陆军上尉及纳粹“冲锋队”领导人，乃希特勒唯一可称兄道弟的朋友。1925年时，以武力或“合法方式”夺取政权的路线之争使二人失和，罗姆愤而退党。罗姆于1931年初复职以后，将“冲锋队”建设成强大的街头打手部队。纳粹政权成立一年半以后，罗姆与“冲锋队”高层一起被希特勒枪毙。

[95] 恩斯特·奥伯弗伦博士（Dr.Ernst Oberfohren），“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党鞭。该党自1931年与纳粹结盟，并于纳粹上台后的国会选举中赢得8％选票，协助纳粹勉强获得过半席次，成为希特勒的最后一块垫脚石。奥伯弗伦为1933年3月“授权法”的共同提案人，使国会自废武功。同年4月27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刊出一份名为《奥伯弗伦备忘录》的文件，指称国会大厦纵火案实乃自导自演。此文件虽与奥伯弗伦无关，但纳粹仍以此为由，大肆攻讦奥伯弗伦“反国家社会主义”。最后他于5月7日“自杀”于基尔，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则于6月底被迫解散。

[96] 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将领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协约国联军总指挥官，1918年晋升元帅。福煦强调弹性及攻击精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名将之一。

[97] 道格拉斯·海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1861—1928），英国将领，自1915年12月开始担任欧陆英军指挥官。海格其实并不适任此职务，曾多次造成英军惨重伤亡。

[98] 最初的几座集中营，如达豪及萨克森豪森等，成立于1933年3月下旬。

[99] 纳粹政府在1933年4月7日立法规定，“非雅利安人”不得出任公职。但在兴登堡的坚持下，其中也列出例外条款：凡1914年8月1日之前即已出任公职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德国及其盟邦作战者、父亲或儿子为国捐躯者暂不受此限。1935年9月以后，此例外条款亦遭废除。

[100] 依据该逸闻，磨坊主人曾至“柏林王室最高法院”（柏林高等法院之前身）控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大帝），结果国王败诉。

[101] “国旗同盟”全名“黑红金国旗同盟”，成立于1924年，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及工会等中间势力共同组成。其目的在于对抗极右派和极左派政党，以维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政体。纳粹上台后将之捣毁，其成员遭到追捕。

[102] 卡罗拉·内尔（Carola Neher，1900—1942），德国舞台剧的传奇人物，戏剧大师贝尔托德·布莱希特曾多次为之量身打造角色。她在希特勒上台后举家移居莫斯科。斯大林“大整肃”期间，卡罗拉与丈夫双双入狱。其夫于1937年遭到枪决，其子为官方夺走，卡罗拉则被打成“托洛茨基的间谍”，判处劳改十年，1942年6月病殁于哈萨克斯坦的苏联劳改营。

[103] 汉斯·奥托（Hans Otto，1900—1933），著名舞台剧演员及反纳粹运动的成员。1933年11月遭党卫队杀害。

[104]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大肆焚烧“违反德意志精神”的书籍。

[105]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德国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经常以犹太人为写作主题。纳粹上台以后，福伊希特万格先后流亡法国和美国，1958年卒于洛杉矶。

[106]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犹太裔奥地利记者及作家，1920年移居柏林，1933年流亡法国，六年后于穷困潦倒之下病逝于巴黎。罗特的作品洋溢着对奥匈帝国之怀思，于其身后重获世人重视。

[107] 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犹太裔德国小说家，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广受欢迎。纳粹上台后其作品遭查禁，瓦塞尔曼则于1934年病逝于奥地利。

[108] 《福斯日报》乃普鲁士最知名的自由派报纸，发刊于1721年，包括莱辛在内的许多知名作家均曾为其编辑。《福斯日报》于纳粹上台后深受打击，一年之内遭勒令退职的记者多达2000人（含1300位犹太人）！最后该报因许多编辑人员被禁止工作，而在1934年3月底停刊。

[109] 《人民观察家报》为纳粹的党报（1920—1945）。

[110] 麦克白为弑君自立的苏格兰国王（1040—1057），以及莎士比亚一出同名悲剧的主角。麦克白及其妻均野心勃勃，但同时也因为自己所造成的杀戮及破坏而厌弃自我，生活于幻觉与疯狂之中。

[111] 即指希特勒。

[112] 路易十八为路易十六之弟及法国国王（1814—1815，1815—1824）。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必须以公爵之尊逃亡国外，虽然在1795年已自称“路易十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革命及拿破仑获得成功。1814年拿破仑下台后，他终于正式即位，过了几个月又因拿破仑重返巴黎而流亡国外。拿破仑惨遭滑铁卢后，路易十八再度登基，成为开明君主，但于1820年又走回专制。路易十八驾崩六年以后，法国即爆发1830年的“七月革命”。

[113] “司汤达”原名马里——亨利·贝勒（Marie-Henri Beyle，1783—1842），法国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在作品中反映出一个动荡的时代及其本人强烈的个人主义。“司汤达”年轻时曾在拿破仑麾下担任龙骑兵军官，战后成为外交官并同时进行写作。其成名作为《红与黑》（1830）及《巴马修道院》（1839）。

[114] 此处的“青年运动”及“联盟思想”，指的是20世纪初期的“青年联盟”。这一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组织于1933年遭纳粹政权查禁。

[115] “选侯大道”为柏林西部的主要街道之一，全长3.5公里，以各式商店和娱乐场所著称。

[116] 作者似乎记忆有误，“科佩尼克大屠杀”发生在6月下旬：数百名反纳粹人士或遭杀害，或在家中遭到绑架，被带至柏林市科佩尼克区的“冲锋队”分部严刑拷打，以收杀鸡儆猴之效。罹难者之中有21人被缝入麻袋投进河中淹死！此暴行从1933年6月21日进行至26日，史称“科佩尼克血腥周”。

[117] “钢铁阵线”成立于1931年12月，由“黑红金国旗同盟”与德国总工会共同组成。以反对三大敌人——纳粹党、德国共产党、保守反动的“贵族宫廷派”——为宗旨，其目的在于捍卫共和及民主。可惜该阵线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并未做出英勇的表现。

[118] “旗队长”乃“冲锋队”与“党卫队”独树一帜的职位之一，层级相当于上校。

[119] “盖世太保”（Gestapo）乃纳粹“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之简称，成立于1933年4月下旬。

[120] 在魏玛共和国及纳粹时代，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歌词的开头及结尾均为：“德国，德国，超越一切，超越世上的一切！”

[121]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见基督教版《圣经》“马太福音”18：9。（天主教版《圣经》为“玛窦福音”18：9：“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刨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

[122] “自由战争”亦称“解放战争”，乃德境反抗拿破仑异族统治的战争。德意志民族主义基本上即从此时开始成形。

[123] 1864年至1870年间的三场战争，使德国走上统一之路：1864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联手击败丹麦，夺回北方失土；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将之逐出德境；1870年至1871年，普鲁士联合德境各邦击败法国，旋即以“小德意志”的方式建立德意志帝国。

[124] 那家报社就是《福斯日报》。《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在德国造成“哈夫纳热”以后，作者20世纪30年代发表于《福斯日报》的短文已于2004年集结成册发行。

[125] 《专业公务人员制度重建法》颁布于1933年4月7日，计有十八项条款。其目的在于将德国行政体系“同步化”（纳粹化），并剥夺犹太人及异议人士出任公职的权利。此法规更首度列出“雅利安人条款”（即“第三条”），明文规定各级公职人员须为“雅利安人”。

[126] “第四条”使纳粹政府得以任意解雇政治立场不同的公职人员。

[127] “第六条”使纳粹政府得以假“精简人事”之名，勒令公职人员提前退休。

[128] “卢斯特花园”位于柏林市中心皇宫前侧，原为普鲁士的练兵场，于19世纪初改建成供人游憩的大型花园广场。

[129] 罗伯特·莱（Robert Ley，1890—1945），化学博士，纳粹“德意志劳动阵线”之负责人，并曾担任纳粹组织部长。莱于战后遭美军逮捕，1945年10月自缢于纽伦堡狱中。

[130] 纳粹政府1933年5月2日查禁各独立工会以后，于翌日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取而代之。“德意志劳动阵线”为纳粹德国最庞大的群众组织，1938年时共有成员2300万人。

[131] 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颇有斩获，东普鲁士几乎不保。时年六十七岁的兴登堡临危受命，于1914年8月底在坦能堡击溃两个俄国军团，化解了东线战场危机，并成为当时的德国民族英雄。

[132] 拦检全国汽车和火车的时间是1933年7月25日中午十二点至十二点四十分。

[133] “德意志本土基督教会”成立于1927年，旨在将基督教义与纳粹“世界观”熔于一炉（即同时信奉上帝与希特勒）。1932年出现一个更激进的主流派别，坚决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及国际主义。此教会具有先天致命伤，因而注定失败——耶稣基督本人即为犹太人。

[134] “虔信教派”乃德国基督教会（路德派）为抗拒“德意志本土基督教会”而组成的团体，逐渐成为德国反纳粹人士汇集之处。许多“虔信教派”的领导人后来或被送入集中营，或遭纳粹杀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虔信教派”成为重建德国基督教会的核心团体。

[135] 候补文官团体生活营在1933年7月8日成立于普鲁士的于特博格。

[136] 爱德华·埃里奥（é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人物及作家，曾三度短暂出任法国总理，担任里昂市长前后长达五十年（1905—1942，1945—1957）。

[137] 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亲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奥地利农经专家，1932年出任总理，极力抗拒当时奥地利国内要求与德国合并的呼声。陶尔斐斯行事专断，除解散国会、禁止各政党外，并废除言论、集会及组党的自由，使奥地利一度爆发内战。最后奥地利纳粹发动政变，于1934年7月下旬将之射杀于总理府。

[138] 本书初版时在此戛然而止，即“后记”中所说的：“书中收笔部分引用荷尔德林的文字，描绘出尚未发生的灾难及一时的欢乐。”以下第三十五至四十章为增订版新收录的文字。

[139] 于特博格乃军事色彩最浓厚的普鲁士城镇之一，并为候补文官团体生活营所在地。1890至1945年之间，德军的炮兵学校亦位于此地。

[140] “勃兰登堡边区”即柏林周围的广大地区，乃普鲁士的核心所在，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之边陲地带。

[141] 讲德语的时候，只有跟小孩子或很熟的人才说“你”（du），否则一概以“您”（sie）相称，以免失礼。20世纪中叶以前对此尤其讲究。

[142] 此处记载有误，当天的日期应为1933年10月14日（星期六），而非10月13日。

[143] 《德国超越一切》即当时的德国国歌歌词：“德国，德国超越一切，超越世上的一切。时时保护及捍卫之，兄弟般心手并用。从马斯河到默美尔，从埃施到贝尔特——德国，德国超越一切，超越世上的一切。”（马斯、默美尔、埃施和贝尔特乃四条河流，《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分别位于法国、立陶宛、意大利及丹麦境内）。一唱完《德国超越一切》，接着立刻唱纳粹党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144] 《德意志之歌》乃德意志帝国解体之后的德国国歌，旋律摘自海登的《皇帝四重奏》（亦曾为奥匈帝国国歌——《天佑吾皇弗朗兹》）。其歌词共分三段（完成于1841年），第一段即《德国超越一切》，魏玛共和及纳粹时代只唱这一段。今天的德国国歌则只准唱第三段歌词：“统一与法治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

[145] “盖尔的黑色杂牌军”听起来与“秃鹰的黑色杂牌军”无异！

[146] 弗洛里安·盖尔（Florian Geyer，1490—1525）原为支持马丁·路德的南德帝国骑士，于“农民战争”爆发后统率民兵作战，意图摆脱贵族及教会统治，建立由农民及城市居民当家做主的帝国，最后被击毙于1525年。农民战争（1524/1525）乃德境中、南部农民为争取旧有权益、改善经济地位而进行的集体武装行动。因协调不佳、训练不良以致被贵族各个击破，遭杀害的农民约有10万人。马丁·路德认为农民“曲解福音”而极力反对农民战争，乃成为民兵不满的对象（“我们打算把牧师打死”）。

[147] 德语第二人称复数有“你们”和“您们”两种形式。“你们”只适用于小孩和熟人。

[148] “第一次马恩河会战”发生于1914年9月上旬，当时德军距巴黎仅四十公里。唯德军因一连串的沟通不良而陷入混乱，最后自行撤退。德国快速获胜的希望从此幻灭。德方对此战役的失利始终耿耿于怀，法方则将之称作“马恩河奇迹”。英国兵学大师利德尔·哈特曾表示：“马恩河会战乃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战役，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和传说。”巴黎卫戍司令加列尼以及当时转进至前线附近的英国海格将军甚至表示：“根本就没有马恩河会战！”

[149] 约瑟夫·西蒙·加列尼（Joseph Simon Gallieni，1849—1916），巴黎卫戍司令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杰出的法军将领之一，曾催促霞飞允许他攻击德国第一军团暴露于巴黎前方的侧翼，间接促成德军全线后撤八十公里。加列尼被誉为“巴黎的拯救者”，1921年追赠元帅。

[150] 约瑟夫·雅克·齐塞尔·霞飞（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1852—193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年的法军参谋总长，为人刚愎自用、专断独行，让法国濒临战败边缘。加列尼的催促，使之意外成为“马恩河会战的胜利者”及民族英雄。唯霞飞因表现不佳，1916年即遭撤换，但两年后仍晋升元帅。

[151] 马恩河会战时，福煦为法国第九军团司令。德法双方均有许多关于马恩河的神话，法方关于福煦的神话是“他把德军逐入沼泽区，对马恩河的胜利功不可没”。事实上，当时他已被德军第三军团击退。

[152] 兴登堡曾于1919年11月，向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调查委员会作出不实陈述：德军之失利乃因政治人物“在背后捅了一刀”（革命）的缘故。此种推卸责任的说辞曾盛极一时，并被纳粹用为攻击其他政党及犹太人的利器。

[153] 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1848—1916），亦称“小毛奇”，德军参谋总长（1906—1914），名将毛奇元帅（1800—1891）之侄，但二人只有姓名相同而已。老毛奇的作风是拟订妥善计划之后，放手让指挥官分进合击。小毛奇却反复无常，让指挥官各自为政，以致德军于马恩河进退失据、陷入混乱。小毛奇才具不足，会战结束五日后即遭撤职。霞飞曾讥之为“被找来开火车的马车夫”。

[154] 理查德·亨奇（Richard Hentsch，1869—1918），时为德军参谋本部派往前线的代表，擅自下令进攻巴黎的德军后撤。亨奇曾被德国军方讥为“马恩河奇迹的显圣者”。

[155] 卡尔·冯·比洛（Karl von Bülow，184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德国第二军团司令，乃马恩河会战时德军右翼三个军团之主帅，负责进攻巴黎。比洛过于患得患失，并在亨奇的影响下径自率领第二军团撤退，牵动马恩河的德军全面后撤八十公里。比洛于1915年晋升元帅并退役。

[156] 马恩河会战实为一场糊涂仗，始于英法联军的一路败退。当时英军已无心恋战，并对法军至为不满。法军则准备后撤至塞纳——马恩省河西岸，法国政府更已出奔国境西南的波尔多。德军的情况因攸关本章的叙述，现略加说明如下：第一军团负责自西北包抄巴黎后方，第二军团居中主攻巴黎，第三军团在南接应。德方因军令译码错误，以致第一军团在巴黎东方即转向东南，前往增援比洛，将右翼暴露于巴黎正前方。加列尼见机不可失，于是挥兵攻击其侧翼。该军团乃急行军回头迎击，一、二军团之间因而出现四十公里的缺口。此时参谋本部从后方派来亨奇中校，亨奇先至第二军团散播悲观思想，然后前往第一军团。此时第一军团已将加列尼击退，第三军团也将福煦击败，但德军通讯一度中断，相互不知友军动向。刚好英军意外撤退至缺口附近，比洛误以为侧翼不保而仓皇后撤。亨奇亦擅自以参谋本部之名，于同日（1914年9月9日）下令第一军团撤退。巴黎因而解围。利德尔·哈特评论道：“德军是在未受干扰，甚至在敌军全然无知的情形下悄然撤走。”（毛奇曾于两个军团自行撤退以后向德皇报告：“我们已经打输了整场战争。”）

[157] 即指毛奇。

[158] 亚历山大·冯·克鲁克（Alexander von Kluck，1846—1934），德军上将，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率领第一军团快速挺进，渡过马恩河攻抵巴黎近郊。但克鲁克过于冒进，与第二军团司令比洛的慢郎中作风完全相反。右军与中军配合不良，以致影响了马恩河战役的结局。克鲁克最后于1915年因伤退役。

[159] “震颤性谵妄”乃酗酒者酒精中毒或戒酒之后所出现的注意力和意识上的改变，其症状包括焦躁不安、定向障碍、记忆损害、幻觉及被迫害妄想等。“谵妄”一词在20世纪初期亦泛指一切形式的疯狂病症。

[160] 贝尔托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左派剧作大师，1933年开始流亡海外，1948年自好莱坞返回东柏林。此处所引用文字摘自其1930年的学生歌剧《唯唯诺诺的人》，内容改写自日本能剧《谷行》（一个与老师及同学远游求药的男童因病而被从悬崖投入山谷摔死）。

[161] “拍火腿”是德国小男童玩的游戏：一个人蒙眼弯腰任人在其臀部打一下，然后由他来猜是谁动的手。此处所指应为营地学员所动用的私刑。

[162] “冲锋队师队长”，相当于中将。

[163] 威廉·富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德国著名指挥家及卡拉扬在柏林爱乐乐团的前任。

[164] 乔治·维辛—布兰德斯先生曾为本人提供来自兰德里先生遗物的信函，谨在此向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165] 那架徕卡相机起初被拿去典当，而后于1939年以31英镑的价格售出。

[166] Fredric Warburg，“All Authors are Equal，Hutchinson”，London，1973.

[167] 家母的一位姐妹。

[168] 所指即为《哈夫纳回忆录》。

[169] 即中译本第三章，从“我必须在此为自己的家人说几句公道话”开始的两段文字。——译注

[170] 当时还没有发现第三十五至第四十章。——译注

[171] 本书作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原名莱蒙德·普雷策。其子奥利弗·普雷策现为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数学教授。——译注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译序 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

第一部 序幕

1 哑谜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4 一场国家大戏

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7 内战的“战火洗礼”

8 卡普政变

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10 群魔乱舞的1923年

11 平淡的施特雷泽曼时代

12 “体育病”

13 施特雷泽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14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15 准备就绪

第二部 革命

16 我的父亲——普鲁士清教徒

17 假革命（1933年2月）

18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

19 国会大厦纵火案

20 “第三帝国”的诞生（1933年3月）

21 生活正常如昔

22 真革命

23 柏林高等法院的沉沦（1933年3月31日）

24 查莉——两段奇特的插曲

25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与弗朗克·兰道之流亡

第三部 告别

26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27 与狼共嗥（1933年4月）

28 旧世界的解体

29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30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与“科佩尼克大屠杀”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32 异族统治是否胜过纳粹统治？

33 不真实的夏天

34 泰蒂重返柏林

35 你怕我，我怕你——“第三帝国”的精髓

36 抵达于特博格候补文官营区

37 于特博格的“世界观教育”

38 “我”而今安在？

39 被“同志化”的德国人

40 两个狂欢晚会

后记

增订版说明

大事年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