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前言

第一章 起源

一、农业革命

二、社会大分工

三、沸腾的商路

四、货币的诞生

五、东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一）东方的货币起源论

（二）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三）东西方货币起源论之比较

本章结论

第二章 觉醒

一、金属的时代

二、黄金与幸福

三、亚历山大时代

四、古罗马时代

五、拜占庭时代

本章结论

第三章 探索

一、最早的纸币

（一）繁荣的街市

（二）困境的烦恼

（三）闪光的灵犀

（四）历史的结局

二、铜银并用时代

三、禁银的时代

四、大航海序幕

五、白银的时代

六、纸币的来去

（一）纸质货币产生和兴起的过程

（二）世界主要纸币

（三）纸质货币是否会消失

（四）纸币被取消后中国将如何？

本章结论

第四章 称雄

一、金融的国度

（一）最早的证券交易所

（二）现代银行体系的前身

（三）空前的强盛

二、孤独的民族

三、金融撑霸主

四、短暂的繁荣

五、金融的力量

六、货币大讨论

本章结论

第五章 崛起

一、美元的诞生

二、美联储诞生

（一）百年的角逐

（二）降生到人间

（三）组成机构

三、百年变迁

（一）初期

（二）变迁

（三）议论

四、美元的崛起

本章结论

第六章 重构

一、欧洲的危机

（一）复杂的时局

（二）超级愤青

（三）快速的崛起

（四）背后的支撑

二、历史的机遇

（一）大萧条原因

（二）沉寂的国度

（三）空前的机遇

（四）全民总动员

三、寂静的森林

（一）沉寂的山庄

（二）两人的会议

（三）不同的理想

四、新纪元诞生

（一）协议的内容

（二）可靠的支撑

（三）英镑遗留物

五、霸权的时代

（一）突发的战争

（二）无解的难题

（三）毅然的抉择

（四）霸主的降临

本章结论

第七章 奋争

一、金卢布诞生

二、卢布的帝国

（一）冷战的开端

（二）卢布的扩张

三、遗恨的结局

四、呼唤与探索

（一）遥远的呼唤

（二）可贵的探索

五、不懈的奋斗

（一）劫后的奋起

（二）欧元的摇篮

（三）天赋的使命

六、降生到人间

本章结论

第八章 成败

一、货币国际化

（一）多元的定义

（二）国际化层次

（三）国际化条件

（四）国际化收益

（五）国际化成本

二、历史的经验

（一）美元国际化

（二）合作的成果

（三）有益的启示

三、历史的机遇

（一）优渥的资本

（二）最新的里程

（三）欣喜与远虑

四、世界的货币

（一）历史的呼唤

（二）时代的挑战

（三）不懈的抗争

（四）历史的终结

五、亚元成与败

（一）联盟利与弊

（二）现有的联盟

（三）亚元的诞生

六、不死的货币

（一）崛起的脊梁

（二）美元与黄金

（三）苏醒的金银

（四）王者归来

本章结论

结论什么是货币？

一

二

三

四

后记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古典文献

二、中文著作

三、翻译的外文著作

四、英文著作

五、中外文报刊文章

六、中文学位论文

七、网络文章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封面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前言

自有历史以来，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在货币出现之前是物物交换的表现形式）交换的过程。因此，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交易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变、交易数量的日益丰富、交易品种的不断增多、交易质量的不断提升，货币便逐步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而正是人类之间不断发生的这种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因而，货币是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活动的产物。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产物，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不便和缺陷。自从产生国家以后，就出现了由国家统一发行的货币。货币，是人类生存之必需及其经济活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并非归之于所谓圣人的创造。

货币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项。它和文字、语言、法律等人类的其他文明成果一样，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促使人类经济生活由原始、单一、封闭、萧肃，开始走向文明、丰富、开放、繁荣的起点。

货币诞生后，货币便成为商品价值的代表，它能够直接同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自此，货币进入了人类的生活之中，并且逐渐成了文明社会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货币实质上成了人类财富的象征和表现形式。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迂回曲折、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后，人类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真理——无论人类发展到何种社会阶段，货币始终应当是社会存在、稳定和发展的标志及定海神针。

一个不存在货币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当代文明社会之中。只是在不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货币所存在的形态和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探索、勇于承担的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曾创造了无数文明的奇迹。从贝币、刀币、圜钱、铜钱、铁钱、黄金、白银到纸币，人类创造的所有货币形态，在19世纪的中国近代以前，都曾出现并被认真地使用过。而纸币的发明和使用则更是体现出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但是，在发明和创新的过程中，尊重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古人遗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货币尤其如此。人类切不可因自私、贪婪的本性，而重蹈历史的覆辙。勤劳缔造辉煌，贪婪摧毁大厦！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货币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映人类本性和国家兴衰的最生动的教材。

荷兰和英国，原本都是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和岛国，但是，凭借着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凭借着领先于天下的金融创新的丰硕成果，都曾成为称霸一时的殖民强国。它们的崛起历程，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欲实现民族崛起的梦想，不仅仅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也需要建立一个屹立不倒的金融制度和体系，此乃大国崛起过程中很值得关注的因素。而且这个因素必须与先进的政治制度密切配合，因为体现民意、为民众全力支持的政治制度，是战胜困难、实现民族崛起的关键要素。

“二战”将欧洲拖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而给了美国崛起的机遇，美国牢牢把握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除了完成了美国彻底终结英镑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的历史使命之外，美国也完成了将美元与黄金捆绑在一起而实现美元天下的目的与梦想，同时，也完成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废除金本位的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1933年通过立法宣布美国公民不得私自拥有黄金）。自此以后，黄金已经无法独立地承担起货币本位的职能，它开始作为美元的附庸和傀儡，与美元一起共同承担起名义上的货币本位的职能，而这个本位的核心自然是美元。因为，在建立这个体系之时，人口和土地均占世界6%的美国，占有西方世界GDP总额的2/3，外贸出口的1/3，钢冶炼总量的61%，汽车生产总量的84%。美国官方的黄金储备超过2万吨，占当时全球黄金存量的59%。这2万吨黄金足以让美元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定盘星。既然美元已经与黄金挂钩，美国又掌控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资源，只要美国愿意，它随时可以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联系，从而让美元彻底代替黄金成为世界货币。这一天，终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近30年后的1971年到来了。美元自此独自登上了世界货币的宝座。这也是美国自“一战”结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至此，美国终于完成了废除黄金本位制和黄金货币的最后一个步骤（也就是第三个步骤）。实际上，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废除了美元与黄金35比1的兑换，关上了自己金库的大门，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各国储备货币的唯一资产，而当时用于质押的大批黄金也就都留在了美国，极少再流出境外。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把美国拥有的8100吨黄金，以及由美国实际控制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拥有的3000吨黄金都算上，美国能够自己控制的黄金总量在1万吨以上。这是个令人深思的数字。人们不禁会问：美国真的把黄金这个“野蛮的遗迹”踢出历史了吗？为什么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要在手里掌控这么多已经“毫无任何货币价值”可言的黄金呢？

虽然不能说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那一日起，美元霸权体系就已经诞生，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表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新纪元的开始。自此以后，美元便成了自货币诞生以来最强悍的货币，开启了美国和美元称霸世界的大门。世界格局和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随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WTO等国际贸易组织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的一些社会精英觉得越来越不好控制这些国际机构，甚至认为这些机构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于是，他们试图开启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取代现有的体系。于是，美国于2015年10月提出了一个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新的体系。TPP协议内容在投资、服务、劳动力、环保问题等方面涵盖的内容均超过了WTO。在TPP的自由贸易框架下，现有的关税都将被取消，但这并非WTO的内容。因此，TPP大有一举取代WTO的意思。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祭出的又一个神器，其性质应当与72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同样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只是这一次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构建或者重建，而是在于继续维护和延续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当时间刚刚过去了一年，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的2016年11月24日就宣布美国将退出TPP。美国的这一举动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一时难以理解。难道美国真的要寻求一个让中国能够参加的、由中美一起主导的一种新的贸易和规则体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特朗普退出TPP，从实质上说，是为了顺应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的民众的声音和要求。在很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看来，在美国倡导的这几十年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这个世界贸易全球化运动的受益者。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世界上其他新兴经济体趁着这股全球化的东风迅速崛起的事实，大部分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如果从长期的发展历程来看，世界全球化运动，最吃亏和受害的恰恰是美国，而那些新兴经济体则从中得到了无尽的好处。他们认为，正是美国所竭力倡导的全球化运动，给了那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的良机。他们利用所谓共赢的理念，获得了发达国家大量的技术和资金，其结果是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步伐，而相对地减缓和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前进脚步。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全球化运动，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会受到如此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现在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33%下降至24%左右，这下降的10%的份额全部划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腰包。而所谓的TPP正是继续全球化运动的结果和产物。这才是高举反对TPP大旗的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得以最终战胜希拉里的最主要的原因。高举反对TPP大旗的特朗普，最终赢得了以美国白人工人为中坚的这部分选民的强烈支持，是他们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而把号称要坚持继续全球化政策的希拉里推出了美国政治权力的中心。这次，特朗普如此迫不及待地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了这个决定，是他实践和履行在他竞选总统时的承诺的一个积极举动和选择。而这个举动又是一个最容易实现的承诺，因为，直到他上任时TPP还没有正式实施运行起来，而且美国国会也没有正式通过这个议案，如果美国要退出这个尚未开始实施的体系，遇到的阻力会最小，而且不用经过国会，仅仅依靠总统的职权就完全可以办得到。所以，TPP胎死腹中，早已板上钉钉。这也说明美国将不再是一个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提议者和倡导国，而且要从现有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中开始开倒车，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自那时开始，美国要集中精力处理美国自己的事情了，而不会花更大的精力为别人的事情着急上火了。这才是特朗普突然宣布退出TPP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原因。

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的苏维埃俄国以及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苏联，彻底改变了20世纪之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苏联曾经的强大，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站到了世界的前沿。那时的很多人把社会主义政体作为理想的国家政体。社会主义世界开始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殊死较量。但是，随着苏联国力的日益衰弱，特别是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似乎又在一夜之间跌到了谷底。而苏联的解体固然有着很多来自其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法定货币——卢布的兴衰史则可能是解读苏联盛衰的一部很好的教材。苏联因卢布的强势而崛起，也因卢布的衰落而衰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问题。

在欧洲建立货币联盟，并非欧洲人的突发奇想或者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其深厚的思想和现实基础的。只要把握住了时代的特征和机遇，充分发挥好广大民众和社会精英层的能量和力量，货币联盟乃至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早晚会实现。

货币产生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式经历了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演变过程，充当货币的材料从最初的各种实物发展到统一的金属，再发展到纸币，进而出现电子货币，直至数字货币。货币形态的变化，使得人类使用货币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从以物换物，到使用笨重的金属货币，到使用轻飘飘的纸币，一直到无需出示纸币仅需刷一下塑料卡片，甚至简单到仅需输入一组数据……总之，随着货币形态的不断演变，人类的交易行为也日益变得简单和快捷。而推动货币形式演变的真正动力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货币产生的需求。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作为前提，货币形态也不会发生如此丰富多彩的变化。

现代纸质货币（信用货币）是由金银货币演变而来。货币演变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其内在原因是由商品货币形式的相对性和间接性所决定的货币载体的可替代性。纸货币不以黄金为基础，与黄金没有任何联系，但作为本位货币，它能执行本位货币所能执行的一切职能。纸货币是社会公认的商品价值符号和代表，它不是一般等价物，也不是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传统货币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金银及其衍生形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70年间，黄金逐渐失去了它的货币职能，取代它的是没有金银背景的不兑现国家纸币。由于纸货币发行没有刚性限制，各国政府因此而获得了利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活动的空前自由度，这普遍引发了高通胀、高“泡沫”，以及那些昙花一现的经济虚假繁荣。对此，人们不得不反思它的利弊得失。

纸质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它结束了黄金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使纸币上升到本位货币的地位，使纸币成了自己的主人，从而使它能够活跃于整个商品世界。同时，它也结束了货币的“黄金”时代，第一次用没有价值的符号直接代表价值，从而使货币不再是真正的一般等价物。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人类最早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后来有了贝壳当货币，再后来是铜、黄金和白银，到现在是纸币。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相信，就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灭亡的周期一样，在不远的将来，纸质货币的消失完全有可能，并且还可能是一种趋势。而之后或许会有另一种更便捷的东西来代替纸币。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和正在使用的电子货币，以及未来的数字货币或者其他什么。这也许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对于现代社会来讲，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价值由货币的发行者掌握，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来控制我们手中的财富。简而言之，发行的货币多了，我们的纸币就贬值，同样价值的纸币能买的东西就少了，通货膨胀就来了；反之，发行的货币少了，货币就相对升值，同样价值的纸币能买的东西就多了。但是商人可能就要吃亏了，因为，他们赚的钱相对少了。如果货币的发行者把握不好货币发行的度，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加剧经济的波动，世界就会变得动荡而复杂。这是人类抛弃金属货币，选择信用货币的必然结果。

世界货币是一个敏感的全球性的政治话题。将来世界货币的形态和基本机制有多种可能性：一种是比较保守的设想——那是一个以现存的世界通用货币为基础，包括已经加入到SDR“一篮子”货币中的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在内，以各国黄金与白银的总量储备为本位的，一种新的世界单一货币。因为，它的发行量依然要以现在世界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的总发行量为基准，对它的发行和监督权则属于世界中央银行。世界单一货币的政治基础则是世界政府和世界议会，世界单一货币的使用对象是在地球上生活的全体人类，世界单一货币的形态可能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由包含了极高的防伪科技含量的特种材质制成的标示了各种面额的实物货币，以及各种表现形态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那时的人们既可以使用标明了一定面额的材质货币，也可以使用极其方便快捷的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面额货币的面值从1个单位起算，商品的价格也不再以角和分来标示。人们只要拿着世界央行和其他法定机构发行的各种世界货币，就可以自由地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支付、结算和划账。其间已经没有了汇率的烦恼，而且数字货币已经让你无须考虑身上是否带着现金或者银行卡里的钱够不够等问题。

另一种是比较激进的设想——那时的世界单一货币已经不存在类似于今天人们手里拿着的纸币的形态了，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成为了货币的基本形态。人们只要轻轻地刷一下手里拿着的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通用卡片，就可以完成支付、结算、划账和消费；也可能根本不需要刷卡之类的多余动作，只需在计价器上输入一串属于你自己独有的简短的数字，整个交易过程就结束了。那时的超市和商店已经没有了收银台，只需你在商品计价器上输入一串数字就完成了交易过程。

但是，即便如此，黄金与白银依然没有退出世界货币的舞台，它们依然是世界单一货币的定盘星——本位，只不过这个定盘星已经不是单身的黄金了，黄金有了它的配偶——白银以及其他资源。那时，黄金和白银以及其他资源将共同承担起世界单一货币本位货币的职能。除了工业和手工业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黄金与白银之外，世界各国储备的黄金与白银都将被集中储备于世界央行的金库之中。它们，才是世界单一货币天然的守护神。当世界单一货币出现通胀的危机时，世界央行立即用黄金和白银购买或者收回已经发放出去的世界单一货币，让人们减持所拥有的货币量；待危机过去后，再用货币回收黄金和白银，以始终保持恒定量的黄金和白银。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起源

一、农业革命

公元前9000年左右，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气候渐趋变暖。随着气候的变暖，地球上的人类由狩猎和采集时代过渡到定居农业时代。这一转折在历史上被称为“农业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期。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表征就是人类发明了更加锋利、更适宜农作的石镰、长柄锯齿镰、磨盘、杵等劳动工具，同时还制造出了用来盛物和盛水的陶器，这不仅使得浇水变得简单且方便，而且可以用来贮藏谷物、汲水、烧制食品。它的出现对改善人类的饮食方式和扩大食物的种类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给予此发明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制陶术的出现，在人类进步过程中，对于改善生活、便利家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时期时代的另一项重大技术成就是人类发明了纺线和织布技术。这项发明不仅解决了人类穿衣问题，而且对于捕捞经济也有重大意义，人类可以利用纺织技术编制更多更好的渔网。

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分别从采集经济和狩猎经济中分离出来。

人类在长期采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植物的性能和生长规律以及栽培方法，从而产生了原始农业。从世界范围看，农业发祥地主要有三个中心，即西亚北非、东亚南亚和中美洲。农业革命最早发生于西亚的两河流域。两河是指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托罗斯山脉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河间之地”。由于这里春季融雪，两河定期泛滥，形成大面积冲积平原，因而土地肥沃，适于种植业发展。这里后来出土了许多早期农业村落遗址，最早的是伊拉克境内的萨威·克米遗址，最早的时间为公元前9000年。该遗址出土的工具有磨制的石臼、石杵、石碾等。在距今约公元前8000年的巴勒斯坦约旦河畔纳图夫遗址中，出土的工具有磨制的石镰、骨锄和捣碎谷物用的石杵、石臼等。在距今约为7000—9000年的位于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麓的贾尓莫发现的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25栋房子组成的遗址的沉淀物中，发现了大量的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这些事实说明，萨威·克米、纳图夫和贾尓莫的居民，早在距今70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原始农业。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大麦和小麦。

东亚和南亚地区是水稻、粟和棉花的发祥地。在泰国和中国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的稻谷遗迹及磨光石器，如石锄、石铲等。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迹。此外，在中国西安半坡、河南裴李岗和河北磁山遗址中，都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的炭化谷粒，还发现了石磨、石镰、石刀、石锄、石铲等工具，说明谷子最早也起源于中国。地处南亚的印度则最早培植了棉花，印度是棉花的故乡。

中美洲是玉米、马铃薯、红薯等多种作物的故乡。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居住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就开始种植玉米、倭瓜、辣椒、马铃薯、红薯等。居住在秘鲁的印第安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开始种植豆子和瓜。

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磨制得更尖锐的捕获动物的工具的发明和出现，人类捕猎的动物增多，一时食用不完，就把它们喂养起来。人类首先驯养那些最温顺的动物，早在中石器时期，人类就驯养了狗和绵羊，到了新石器时期，借助驯养温顺动物的经验，人类又开始驯养猪、牛、马、驴、骆驼等大型动物，并把它们驯养成家畜，从而产生了原始畜牧业。在两河流域发现的公元前9000年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兽骨，发现了家养的绵羊的骨头，甚至发现了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发现该遗址中90%的兽骨是山羊的骨头。伊拉克北部卡里木、沙希尔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猪骨，这个遗址距今已有8500年，这是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养猪业的遗迹。中国浙江的河姆渡、陕西的半坡等遗址也都出土了猪、鸡、狗、羊、水牛的遗骸。这些出土的遗址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饲养家畜的情形已经非常普遍。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对自然产物的完全依赖，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可为人类提供粮食，还可为动物提供饲料；而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既可为人类提供肉类、乳类和皮毛，也可以为人类提供畜力，让饲养的家畜从事拉犁、运输。所以，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二者共同促进了人类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结构组成。

同时，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也激发和带动起了人类发明创造新的劳动工具、技能和劳动方法的潜能，进而出现了原始的数学、医学、天文学等，反过来，这些科技知识的出现与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古代的两河流域人编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书——《农人历书》。该书以一个老农民教育自己儿子的口气写成，这位老农民不厌其烦地对儿子讲述了如何务农，务农要注意的事情，比如，如何节省灌溉用水，不要让牲畜践踏田地，要驱赶食谷的飞鸟，要及时收割成熟的粮食作物等。人们已经懂得了兴修沟渠、堤坝，排涝蓄水。在古巴比伦，人们修建了巨大的水渠，建造了水库、堤坝和其他建筑物。当时的灌溉技术已经比较发达，属于国家的灌溉网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国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持和修缮灌溉网，以及建筑新的灌溉渠道和其他公共工程。各个地段的灌溉网都由当地的村社管理，村社在那时就已经构成古代农业社会的基础。

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时，就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并开始向金属时期过渡。在氏族社会后期，传说共工氏部落发明了筑堤防水的方法，随后，鲧和禹治理洪水，周族部落的首领契和东夷部落的大费分别以善于耕作和善于畜牧而闻名于世，伯益还发明了水井等农牧业设施。到了夏代，出现了“夏历”和《夏小正》一书。夏历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近6000件各类物品，其中包括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小玩具、装饰品等，其年代距今近7000年。出土的大量遗址和文物表明，距今6000年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进入了村居农业社会，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相对定居的生活。

农业革命使得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变为定居生活，由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逐渐形成了氏族制度，进而产生了社会分工和交换，为城市和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农业革命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产生。欲研究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史，必须从人类远古时代所发生的那场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革命开始。

二、社会大分工

以上所述的农业革命对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人类已经能够生产出除了供自己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外，还通过劳动和技术的进步创造出了更多的剩余食物和生产、生活产品。特别是随着金属器的采用，原始的锄耕农业逐渐被犁耕农业替代，从而使农业生产日益专门化。因此，在适于经营农业的地区，各部落便以经营农业为主，形成了农业部落；同时，在一些适于经营畜牧业的地区，各部落则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形成了畜牧部落。农业部落和畜牧部落生产的专门化，使得农业和畜牧业成为各自独立且又互相依赖的两大生产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最大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类所生产的产品首次超过了维持劳动力的需要，也就是有了剩余产品的同时，农业部落与畜牧部落之间开始了产品交换活动。尤其是畜牧部落，它们的产品相对农业部落较多，于是，他们就用剩余的肉类、乳品和皮毛等，与农业部落进行交换。他们相互交换的产品恰恰是他们自己缺乏或者难以得到的产品。比如，畜牧部落的人们用肉类、皮毛等产品，换取农业部落生产的谷物等。这种以物换物，是以自己所长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这种交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逐步步入了经常化。人类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开始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预示着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更为光明、成熟的世界。人类自此开始摆脱那种完全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完全处于被动境地的原始状态。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促成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自从新石器时期人类制造出用以盛物和盛水的陶器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启了手工业时代。陶器的制造可以看作原始手工业的肇始和鼻祖。但是，人类真正进入手工业时代，乃始于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公元前4000年代至3000年代，西南亚、埃及、中国以及南欧和中欧先后开始炼铜。人类最早制造的铜器是指环、手镯、项圈之类的装饰品，后来人们才知道用铜来制造工具、器皿和武器。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人类学会冶炼青铜。最早使用青铜的是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2000年代，埃及、中国及其他一些地区也开始使用青铜器。青铜是铜、锡合金，它易于锻造，比纯铜硬度大、熔点低。但是，在青铜时代，铜器和石器是并存的。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已经能够制造铜斧、铜凿，但仍然使用石刀和石斧之类的石器。直到现代一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仍在使用他们认为合手的石器，而不用外来的现代工具。可见石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慢慢消失的，而非一出现了青铜器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了人类的这种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对于人类的成长过程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冶铁术首先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代的西亚，然后是南亚次大陆、北非和东南欧等地。铁比铜更加坚硬、耐损和价廉，因此，铁器出现以后，迅速排挤了石器和青铜器。

除了上述的青铜器、铁器之外，人类的原始手工业也包括了制陶、制革、纺织、榨油、酿酒、造船等，并且越来越复杂和专门化，仅凭一个人的能力已经无法完成这么多的手工业产品。况且诸如造船、酿酒等比较复杂的工艺技术，已经不可能凭借一人之力能够完成，于是，产生了一个独立的行业——手工业，自此，手工业和农业分离，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行为较之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频繁和必要。这时，交换不仅在部落之间进行，而且也深入到部落内部。一个部落之内，也出现了从事不同劳动的群体。掌握有一定手工业技能的人，逐渐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而其他没有掌握手工业技术或者对于手工业不感兴趣的人们，则继续从事农耕业或者畜牧业。于是在部落内部也出现了手工业者用自己的手工制品换取粮食、衣服等生活资料，而从事农耕业或者畜牧业者则用粮食或者皮毛、肉类换取陶器、酒类和装饰品。而那时的手工业者与其他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完全是一种个人之间的交换，中间没有掮客和中介人。那是一种完全自愿的、自发的、出于自身生活和生产的切实需要的物物交换，其间不存在任何的利润和差价。但是，不是任何交换都是能够自发地在生产者之间面对面地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不同的生产者之间，为了各自的需求而付出比生产产品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比如，制作陶器的工匠生产出了陶罐、陶碗，可是他所在部落没有人需要陶器，可他家里又已经快没有粮食了，眼看着全家老小就要断粮，于是，陶工只好背着自己生产的陶罐、陶碗，离开居住的地方，到更远一点的地方看看能否交换到自己急需的粮食。他来到一个部落，那个部落虽然有剩余的粮食但现在并不需要陶罐、陶碗，他们需要麻布，陶工只得背着自己的陶罐、陶碗到别处碰碰运气。他又来到另一个部落，他们虽然需要陶罐、陶碗，但他们只有自己生产的麻布，而没有粮食。就在陶工十分沮丧之际，突然脑海中一亮，前一个部落的人不正好需要麻布吗？他立刻与需要陶罐、陶碗的部落交换了麻布，然后，背着这些麻布回到有剩余粮食但需要麻布的部落，最后，这位陶工终于换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我们在公元前3000年代的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雕刻在墙壁上的浮雕中所描绘的当时农耕生活的情景中可以看到物物交换的情景——一个人用瓦罐换鱼，另一个人用一束葱换一把扇子。

这种情形使人类逐渐认识到，在社会分工不断强化的日益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人要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仅凭个人之力是不容易办到的，这需要人与人之间共同协作和建立起更为广泛的交往和沟通。况且，在各个部落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超过本部落人需要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激发了一些手工业者欲用剩余产品来换取他们部落或者个人的需要，但自己的部落又无法或者不会生产，而其他部落能够生产的产品的欲望，这种各部落之间相互的产品交换行为揭开了商业的序幕。

但是，上述的这种物物交换的行为并不是商业行为。真正的商业不是由生产者与需要者直接见面交换产品，它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形成：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域不断扩大，产销不可能直接见面，需要有一些人从生产行业游离出来专门从事买进卖出，组织交换。这样的买进卖出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为，才是商业行为。商业的出现，创造了一个不从事产品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层——商人。商人的出现标志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

因此，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直接导致了商业的产生，也促使人类逐步走出了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随着社会分工协作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各个行业所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的数量和种类也较之从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和增加，此时，人类意识到，现在需要去发现或发明一种能够为产品交换行为提供更为方便和快捷的方法和媒介。

三、沸腾的商路

公元前5000年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就会制作陶器。他们制作的陶器是当时人们的主要日常用具，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具像酒杯、油缸、炉子、灯盏几乎全是陶制。制陶业是当时两河流域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除了陶器外，两河流域的居民很早就会制造玻璃，还会制造一些色彩斑斓的玻璃器件。两河流域居民还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他们曾制造过重达两吨的青铜铸像，还用青铜制造了斧、锯、刀、剑等工具和武器。但是，两河流域却缺乏铜矿资源，他们通过贸易或者战争的手段从别的国家和地区输入铜矿石。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基兹温达人，在4000年前就炼出了铁，最初的铁矿石的来源，可能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陨石。铁器的使用逐渐替代了青铜器，也使得石器退出了两河流域的历史舞台。

除了陶器之外，两河流域还以出产纺织品闻名，他们用纺织品换取自己缺乏的金属矿产和木材，他们的亚麻和羊毛纺织品远销西亚等地。

建立于公元前19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那时已经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受雇于私人家庭和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当时，古巴比伦的手工业有织布、制砖、皮革、珠宝等几十个门类。手工业的受雇者每日都得到应得的报酬。巴比伦的商业和贸易相当发达，国内贸易主要是城乡之间互相交换农牧产品，比如食品、油类、羊皮等。对外贸易主要输出谷物、油类、枣子、织物、皮革以及陶罐，换回金、银、铜、石头、木料、盐、奴隶、香料、染料以及各种奢侈品。大宗贸易由王室和神庙垄断，其商业代理人称为“达木卡”，“达木卡”的助手称“沙马鲁”。他们垄断国内外贸易，经营国家税收，并从事高利贷活动。当时的巴比伦、西帕尔、尼普尔、卡尔萨等城市都是两河流域重要的商业中心。

公元前16世纪的古埃及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埃及人把石头加工成工具、器皿、武器及艺术品，特别是用石块建造的金字塔和神庙，更加反映出了古埃及在建造巨大建筑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古埃及人已经知道铅、铜、金和铁，因此，他们的金属制品的手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已经发明了整套木材加工工具，能够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木船。古埃及人亚麻制品的经纬线的密度已达每平方厘米63×74根，并且使用一种卧式织机和两人操作的立式织机，可以织出幅度较宽的布。古埃及已经有了手工作坊和工场，每家工场雇佣工人的人数都在20人以上，且分工较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既有埃及的自由人，也有奴隶。

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加速了古埃及各州之间、南北埃及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埃及同各邻国之间的贸易，除了通过海上贸易之外，也由陆路的商队进行。输入的物品主要是金属、象牙、黄金制品、木材、纺织物等，输出的是小麦、麻布、优质陶器。古埃及当时的海外贸易可达东非一带，东可至阿拉伯海及波斯湾，北则遍及地中海沿岸各地，并且还有两条南北陆路通道，南通努比亚，北连巴勒斯坦。古埃及人常用单据订货和收货，他们发明了财产契约和书面合同。

中国的商业肇始于神农氏而成于黄帝时期，其依据就是《周易·系辞》：“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的“廛”是指储物仓库，“国”是指城邑。“列廛于国，日中为市”，就是城中设市，午时交易。可见，伏羲氏时代，中国已有城邑，并以之为邦国。人居住在内，以墙围之，谓之城；财物聚集在内，并进行交易，谓之市。从此，城与市结合，“城市”概念随之诞生。在城市中，人们将自己剩余物贮藏起来以待有需要者时拿出来予以交换，自己则从其他人处交换来自己所需物品，这样往来交易，互通有无，坐贾行商从此产生。

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大体相当，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距今约7000—5000年。在伏羲时代，原始畜牧业大发展，原始农业起步，农牧并举。其发明创造是当时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文明的曲折反应。伏羲是一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是一个文化符号，伏羲的传说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

到了距今4500多年的黄帝时期，百工已成，各司其职，社会分工开始体系化，于是，就有黄帝造车以利交通，隶首定数以利计算，仓颉造字以利交流，嫘祖养蚕以利纺织，胡曹制衣以利服饰，赤将造家具以利日用，共鼓、化狄造舟楫以利水运等大发明，这些发明都紧紧围绕着促进商业发展与繁荣这个基本目标。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黄帝时期到中国第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夏代建立这4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农耕社会进入了一个工商和农耕并举的新的社会，人类从谋求简单的生存进入渴望舒适生活的文明阶段。而引起这个巨大变化发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工商业的兴起，如果没有工商业的兴起，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从原始的农耕社会步入工商与农耕并举的文明社会，甚至于夏代的建立也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淮南子》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是说在尧的时代，社会分工渐成规模，而且各业之间经常进行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换，人们用自己擅长制作的商品交换自己不擅长制作的商品，以期各尽其才，各得其所。

尧的接班人舜原居东方，早年，曾亲自耕过田，打过渔，烧过窑。舜曾到东夷（今山东境内）诸部落去排解纠纷，经过他的排解，恢复了东夷诸部落间的团结，消除了各部落之间的侵衅、争诋，解决了生产的陶器质量粗劣、以次充好的问题，因而受到人们的拥戴。使得各个部落逐渐联合起来，他自己做了联合后的大部落的酋长，并且，建筑了都城。他还到处推销制作的陶器等手工产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后来，为了便于产品的交换索性把部落的中心（都城）迁到了负夏（今河南省东部濮阳附近）。

那时，部落首领往往代表部落外出进行交换活动，舜尤擅长交换活动。为了能够换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部落所需，舜把自己部落的多余产品运到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进行交换。舜在生产产品较多的地区收进产品，把这些产品带到稀缺这些物品的地区，去换取更多的产品，使自己的交换处在有利的地位。这些物品除了农渔产品和手工业制造的各种家庭日用器物以外，还有陶器等手工业品。舜本人就是个优秀的陶器工匠，他对制陶技术进行了改进，使陶器更加完好，然后把这些陶器从制造之处（今山东定陶西南）运往不生产陶器的顿丘等地，以换取更多的当地产品。那些产品数量较多的地区，甚至可以让人先把产品运走，以后再以其他产品偿还已经运走的产品。此乃后世的“赊销”“赊购”的雏形。也正是有了这种赊欠行为，才产生了“债”的概念。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河东解州出产食盐，舜以陶器、农渔产品等换取解州的食盐，在被推举为尧的继承人后，他把部落中心迁到今山西靠近盐池的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之地，并大力发展食盐生产。舜做五弦琴，曾弹琴歌南风之诗：“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辩乐解》）。其意为：南风清凉阵阵吹来，可以解除万民之愁苦；南风及时而来，池盐结晶即成，部落的财富增多就有了保证。

善于制陶、做什物的舜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他任命巧倕主管手工业，巧倕发明了规矩、准绳等木工工具，堪称木工之鼻祖。舜时还发明了漆器的制作，并将其投入了交换。

舜还对黄帝时期创制的度量衡作了整顿，他在继尧位之初就宣布“同律、度量衡”，即统一丈尺、斛斗、权衡。

舜为了治理水患，没有把天下的统治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具有治水天赋的禹，禹顶着其父鲧由于治水失败被舜流放到羽山的压力，在外奔波十三年，跋山涉水，逾险越阻，完成了划分九州，开通九道，围堰九泽，度量九山的艰巨工程，建成了通达九州的道路，使得南北东西的货物可以通过九州之间的大道顺利往来交易。根据《史记》记载，那时，济州的漆、蚕丝和锦绣，青州的盐、葛布和海产，徐州的雉、桐木和黑绸，扬州的竹、鸟羽和橘子，荆州的缎、珍珠和象牙，豫州的丝、麻布和磬石，梁州的银、兽皮和地毯，雍州的玉、珠宝和毛呢，通过九道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当时天下的中心——冀州。同时，禹制定了九州之间“以有余补不足”的经济政策，使各州之间丰歉互补，同舟共济。于是，便出现了四海为一、天下安宁、九族和睦、府库充足的“华夏盛世”。“华”者，华彩奕彰之意，“夏”者，广袤博大之意，“华夏”即华彩博大之意，从此，“华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通称。正是坐拥了如此宏大的伟业，禹才敢于打破“禅让”天下的传统，毅然将天下的统治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公天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夏朝。夏朝共传14世17王，历470余年（约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

夏代产品交换比以前有所发展，其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那时的交换主要在各氏族部落之间进行，受到贵族的操纵，并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商朝人的祖先王亥在夏朝时就曾亲自驾着牛车，载着帛，带着牛，到别的部落去进行贸易，不肯假手另外的中间人。可见，夏代掌握产品交换的人是控制部落事务、使用大批专门从事贩运交换活动的奴隶的部落首领及其管事，还没有出现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自由商人”，更没有形成专门的从事产品交换的行业——商业。中国出现商人和商业的时期较晚，大约在奴隶社会中期（商代之后）。此乃中国商业史的一个著名的特点。

早在夏代，就出现了长途贩运的行商。传说商王汤的十一代祖相土发明马车，七代祖王亥发明牛车。《诗经·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的就是商人的祖先就已经到很远的地方进行贸易活动了。王亥亲自远游贸易，到黄河边上和有易氏部落做买卖。后因为贸易纠纷被有易氏国君所杀，亥的儿子上甲微为父报仇，起兵攻打有易氏，获胜，商的势力由此大增。从此，商人继承王亥的传统，纷纷到周围的一些小国、部落做买卖。王亥与商朝的图腾崇拜也紧密相连。在甲骨卜辞中，共有甲骨8片、卜辞10条，在这些甲骨和卜辞中，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商部属以鸟为图腾，这一方面说明了早期商人以鸟为图腾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王亥在后代商人心目中的地位。

王亥是商先公（王）中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活动的区域在以南亳为中心的地区，即今河南商丘一带，此时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业也开始兴起，故王亥“宾于有易”，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商业之名源于商（族）人经营的行业，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可算作中国商人的始祖之一。

上文所引的《诗经》里所说的“海外”，有人认为指今东海、渤海之外，也有人认为此海指雷泽和巨野泽。但不管如何界定“海外”这个词所包含的范围，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早在夏代之时，商人经商的足迹就已经踏遍了当时夏人所繁衍生息和能够到达的“海内外”了。

夏代也已经出现了原始城市。随着产品交换的扩大，交换场所——市也应运而生。奴隶主们在他们所聚居的地方修建城郭沟池，城中出现了供奴隶主贵族们居住、享用的宫殿建筑。其目的仍然是“以御暴客”。此时，有城墙围绕、初具规模的原始城市（堡墉）已经出现，如夏邑、安邑、阳城、阳翟、斟寻、帚邱、斟灌等城邑。在夏代以前的黄河中下游也曾出现过诸如城子崖（今山东章丘）、后冈（今河南安阳小屯）、王城岗（今河南登封）、边线王（今山东寿光）、孟庄（今河南辉县）等小城，但它们的规模和功能还仅限于城堡，没有达到城市的规模。

沸腾、活跃的商行为，在丰富了人类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享乐的同时，也催生了作为衡量产品价值的单位——货币的产生。

四、货币的诞生

物物交换虽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首先，物物交换中对于物品的价值的计算过于复杂。交易中，一种商品可以和多种商品交换，比如，一只羊，可以换四十斤米或一块铁；而一张兽皮又合1/5只羊和一把斧头。这样的计算既麻烦又难以准确。其不方便性显而易见。这种不方便逐渐影响到产品交换的速度，更加影响到产品交换的质量。

其次，物物交换极易导致交易的失败。如果在现实中都是像羊和斧头之间这样简单的等价交换，那自然还算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并非经常出现，在现实中往往是按照参与交换各方的各自所需来进行互换。如同上文所提到的那位制作陶器的工匠想用陶器换取粮食的情况，往往会发生费了许多周折而依然无法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见，社会发展得越快越复杂，商品交换的过程就越来越复杂，物物交换的困难也就越多，甚至会导致交易的失败。

再次，物物交换容易发生纠纷，如果换不到满意的物品，或者双方对交换物品的价值有争议，不仅可能导致交易的失败，还可能因此而发生纠纷。

虽然物物交换并不方便，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人类使用物物交换这种交易方式的时间要比使用货币的时间长得多。在经历了长期的无数次的物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如果先把自己手中的商品换成一种比较容易被大多数的人接受的商品，再拿这种商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的交换就比较容易成功，也解决了物与物直接交换可能产生的矛盾。经过不断地筛选，人们逐渐从许多商品中遴选出一种或者几种交换频繁并得到大家接受的产品，于是，所有的商品都用这一种商品来表现价值。这种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渐渐地在一个地域内，人们选定了相对集中的一种商品能够直接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这样一来这种商品就成为了这个区域内的一般等价物，原来的物物交换变成了由一般等价物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贝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一般等价物与货币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一般等价物与后来人们所说的货币的本质上来看，二者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一般等价物一般不太稳定，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事实上，在复杂的社会经济中，要严格区分两者是困难的，因此，人类历史上这种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就是货币。

在人类历史上，商品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阶段，有多种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比如牲畜、兽皮、布帛、粮食、食盐、贝壳等。例如，在古埃及，在物物交换时代，镰刀可以交换谷物和纺织品等。但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和发展，被定为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是谷物，后来是铜块。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般等价物是多元的。从父系社会到夏、商时期，已经有许多商品曾经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比如贝壳、玉、刀、铲、弓、箭、皮、牛、马等，都曾经在不同的地区被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过。但是，由于一些物品计数不方便，有的在流通过程中容易损坏，有的笨重不便使用，逐渐被淘汰，只有贝壳始终被使用着，并到商代发展成为主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形式。这是因为：

首先，贝壳具有美丽的形态和滋润的光泽，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一度曾是美好的象征，被看作辟邪或者吉利的护符。

其次，贝壳产自海中，内陆的居民要经过交换才能得到。对于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原地区来说，产自海中的贝壳来之不易，具有一定的收藏和玩赏价值。

再次，贝壳可以一只一只地计数，具有天然单位的特性，同时又具有坚固耐久，便于携带的特性。

因此，世界上许多民族历史上都曾用贝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形态。但是，贝的种类很多，用得最多的是“货贝”。

在中国，距今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就已经发现有贝。《盐铁论·错币》说，“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肯定了夏代已以贝为货币。可见，贝就是夏代的货币形态。

实际上，中国早在舜的这一时期，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货币形态。货币形态的产生是产品大量交换的结果。随着交换的日益增多，物品贵贱的概念逐渐形成，交换价值的形式已经由原来的物物交换发展到一般等价物的阶段。当时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主要是海贝。在马家窑马厂期、齐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海贝以及仿制的骨贝、石贝、蚌贝等，这些海贝及其仿制品已经不是专门的装饰品了，而是作为货币使用了。海贝是生长于海洋沿岸的生物，由海贝串成的饰品，在古时候象征着财富与地位。海贝具有轻便、不易获得（只能在有海的地方得到）、较坚硬、不易破损、不可食用、体积小、有美感等特征，因而在古代，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印度、缅甸、孟加拉、泰国等国也都用海贝作为货币。天然海贝在中国的黄帝和尧、舜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被当作货币用于商品交换，是中国最早的古代货币。

除海贝外，珠玉也曾被用为货币。珠玉价值贵重，原为高级装饰品，个人消费数量有限，不可食用、不可御寒，体积小、携带方便，但没有更多的使用价值，在具有一定数量后，用作货币以交换其他所需的物品更适宜，这种货币称为“上币”“大币”，只能流通于上层人物中间，不宜在社会上广泛流通。因而，海贝便成为了比较适宜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而被广泛使用。

货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自此以后，人们不再需要以物换物的交换方式，代之以货币作为产品交换的媒介，只要根据其大小和成色，基本核定了每一只海贝的大概价值，就可以用海贝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不必像前面所述的那位制作陶器的工匠那样为了能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而艰苦奔波了。

到了夏代已经有了成形的货币。夏代的货币为玄贝。在夏代，通过与商族和南方各族的交换，贝的来源逐渐增多。夏人尚黑色，故贝一般选采（或染制成）黑色，称为玄贝。至于布币、刀币的出现则更是商朝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商代，货币形态更为确定。人们从商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贝，一般的墓中一至三枚，多的十几枚、数十枚，乃至数千枚不等。商王武丁的夫人之一妇好墓中，随葬的贝达6600多枚。商墓出土的贝币，有的背部钻有一个或两个细孔，有的钻有一大孔，有的则背部磨去。我以为，这种现象可能与贝币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有关。

在卜辞和商代的铜器铭文中有“取贝”“易贝”“赏贝”“囚贝”“亡贝”等记载。这里的“易贝”即“赐贝”，意为赏赐，是指上级因下级有功或者下级家中遇有丧事而由上级赏赐给下级的贝币。

贝除以个数计数外，还以“朋”为单位。卜辞中以个数计的有一百、六百，以朋计数的有二朋、五朋、七朋、八朋、十朋、三十朋、五十朋、七十朋等。一朋的贝数一般为10枚。

在中国商代，除了海贝外，还有各种石贝、骨贝、蚌贝、玉贝、铜贝等。其中铜贝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铸币。其他各种材质的贝，也是当时的货币形态，而不见得都是装饰品。甚至这些非海贝的其他材质的贝的单个价值有可能要高于海贝。因为，这些贝是经过加工制成的，有人称之为仿制贝，其价值应当高于纯自然的海贝。而铜贝极有可能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青铜应是秤量货币。

汉字造字的时期正是贝成为货币的时期，因此，汉字中带有价值、财富意义的字多从“贝”，如财、资、货、贷、贵、贱、赏、赐、赠、买（買）、卖（賣）、宝（寳）、价（價）、贸、费、贯、赈、贡、贺、贮、赊、赁、赢、赚、赔、赎、贫、贪、赌、贿、赂、贼、赃、贬……

中国最早的铸币——商代的铜贝

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国至少在夏代（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和商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时期，就已经有了固定的货币形态，而且，已经进入了由国家发行货币的时期。因而可以断定，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间，就已经出现了由国家发行的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也已经建立了起来。

从世界范围看，除了中国在公元前21—公元前17世纪的夏代确定了海贝作为货币之外，最早的有关货币制度的记载，始见于公元前18世纪初期到中期的古巴比伦王汉穆拉比建立的巴比伦王朝期间。汉穆拉比在位期间（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为了审理案件之需要，他下令废除了各邦原有的法律、法令，制定了一部全国统一的成文法典——《汉穆拉比法典》。该部法典是目前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于汉穆拉比即位第30年（公元前1762年）颁布的。全部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共49栏，3500行，8000余字。法典正文共282条。法典中规定了许多有关契约和人身侵害赔偿的条款和内容。例如，法典第196—199条规定，伤害阿维鲁（全权自由民或依附民，包括奴隶主贵族、神庙祭司、高官富豪、自耕农、佃农、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各行业的雇工）的眼睛或骨头，必须受到同样的惩罚；若伤害了和穆什根努（非全权的自由民或依附民，包括王室和神庙的经济代理人、从王室领取份地的士兵以及投靠王室分得田园房屋的佃耕者）的眼睛或骨头，只需赔偿一明那银子；伤害奴隶或骨头，则只需向奴隶的主人赔偿奴隶身价的一半。再例如，法典第215—217条和第221—223条规定，如果医生为自由民施行了手术治疗，治愈了其病，应获得银十舍客勒的报酬；如果医生为穆什钦努（王室土地的依附者或外来人）治病，应获得银五舍客勒的报酬；如果医生为自由民之奴隶治病，奴隶之主人应给医生银二舍客勒的报酬；如果医生为自由民接骨，或者为自由民治愈了肿胀之疾，医生应获得银五舍客勒的报酬；而如果病者为穆什钦努之子，医生则应获得银三舍客勒的报酬；如果病者为自由民之奴隶，则奴隶之主人应给医生银二舍客勒的报酬。这里的明那和舍客勒都是货币——银子的计量单位。既然法典明文规定了侵犯他人身体所应当赔偿的银子数额，那就说明，银子在那时就已经是巴比伦王国法定的货币，而明那和舍客勒就是巴比伦王国货币银子的计量单位，其性质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元。可见，至少在公元前18世纪，也就是3700年前，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法定货币，并且明确了货币的计量单位。只不过，那时对于货币银子的计量，是以银子的长度和重量来计算而已，其与当代相比仅仅是衡量的标准和方式不一样罢了。

古代埃及各王朝，先后曾用铜和白银作为货币。例如，据记载，公元前27世纪的古王朝时期，贵重物品交换要用一定的金环或铜环，这是埃及最早的用金属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记载。但那时，白银较少，白银的价格比金子还贵。但是，那时的这种交换仍然是属于物物交换的范畴。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远在距今4800年前，古代埃及就发明了货币，甚至出现了法定货币。而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是自公元前11世纪的埃及第21王朝开始，铜块和银块开始成为交换的媒介，直到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第26王朝（公元前672—公元前525年）白银才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国家开始铸造货币。

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中国和古代西亚地区是人类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而且，至少自公元前18世纪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始有了由国家发行的统一的货币。

古代西亚汉穆拉比时代的银币

五、东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一）东方的货币起源论

在中国古代不乏对于货币起源问题的论述。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以振救民说

早在距今2500年前的公元前6世纪的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西周的卿士单旗在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就说过：“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币”的本义指帛，也泛指玉、马、皮、圭、璧等。而在这里，单旗所说的“量资币”的“币”，已经有了货币之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发生天灾的时候，先王创造出货币来衡量商品的价值，用来拯救人民。《管子》中对于如何拯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管子·山权数》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鬻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鬻卖子者。”就是说，夏禹、商汤时发生水旱之灾，禹、汤就用铜来铸币，用这些铸币来赎回人民因灾荒而出卖的子女。这是对单旗所说的“以振救民”的具体化描述。然而，从历史上看，禹、汤时期还没有铸币，中国最早出现铸币的时间，当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22―公元前771年），当时已有一种铲形的原始铜铸币，后人称之为“原始布”。有关中国原始铸币的具体详情，留待下一章讨论。所以，《管子》中禹、汤时期就用铸币“以振救民”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货币起源于救荒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2.商品流通说

在中国古代，多数人认为，货币产生于商品流通。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他认为，货币是在商品流通中自发产生的，并非出于先王的创造。甚至认为，夏代就已经产生了铸币——在高辛氏之前。高辛氏即帝喾（约公元前2480—公元前2345年，姬姓，高辛氏，名俊，五帝之一），相传是尧的父亲。他把中国出现铸币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但这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得到公认。除了司马迁外，南宋的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说：“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他是从货币对商品流通的作用的角度来说明货币产生的原因。他的观点与司马迁的思想十分相似，都可归类于商品流通说。

3.物物交换困难说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北宋的李觏（1009—1059年，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和明代的丘濬（1420—1495年，字仲深、琼山，号深庵、玉峰，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李觏说：“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有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李觏把货币的起源归结为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缺乏价值尺度的困难。丘浚则认为：“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他否认了圣人造币之说，但认为货币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缺乏流通手段的困难而产生的。两人都认为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是货币诞生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缺乏流通手段等困难。

（二）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1.由于物物交换的不便，才出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货币理论进行专门论述的人。他认为，货币是出于人们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于物物交换的不便，才促使人们选择了一种商品作为交换媒介。他经过考察后认为，交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的内容和范围不断地增多和扩大。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便越来越不适应人类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于是货币就应运而生了。在运输和购买的过程中，人类希望有某种本身既属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交售余物，即购取所缺货物的中介货物。于是人们发现铁、银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这样每块能够表明其他货物价值的金属，就是货币。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货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因而，货币是价值的共同尺度，是交换的媒介。因而，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可以由法律规定，以致可以根据法律废除货币。认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人的习惯、协议或国家的立法所定出来的。因此，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可以由法律规定，以致可以根据法律废除货币。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的观点，是货币名目论和货币国定论的萌芽。

2.物物交换有着严重的缺陷，才最终发明了一种让交易过程变得高效的介质——货币

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1926—1995）认为，在货币产生之前，以物易物的贸易就已经出现。人们生产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物品，并将剩余物用以交换。每件产品都有以其他产品来表示其自身的交换价值。人人都可以通过换取更加需要的产品而获益。那时的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交换场所。

然而，物物交换有着严重的缺陷，它限制了交易规模和生产规模。这些限制包括：

首先，在物物交换开始之前，甲方首先要找到乙方，而同时，乙方也必须正好对甲方手中的产品有需求。例如，如果一个拥有鸡蛋的人想买一双鞋，那么他必须找到一个鞋匠，而且这个鞋匠同时也想买鸡蛋。如果鞋匠并不想买鸡蛋，那么拥有鸡蛋的人如何才能买到鞋呢？由此可见，在以物易物的制度框架下，需求的双重巧合是交易达成的关键要素。

其次，物品的不可分割性也是以物易物的另一难题。如果在黄油、鸡蛋、鱼之类的商品之间进行交换还好说，但如果是完全不属于同类或者用途完全迥异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呢？同时，对于房子等不可分割性商品的买卖如何解决就成为物物交易的另一难题。如果房子等大件物品因为这个原因在市场上卖不出去，那么人们就不会生产大量房子用以交换，那么，人们的生产规模就被限制住了。

再次，在物物交换的制度框架下，企业的业务核算如何进行？企业必须要清楚地计量每一笔交易的收入、利润或者损失。然而，损益计算在物物交易下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物物交换不适合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它只适用于原始村落经济。

面对物物交换带来的障碍和限制，人们在不断尝试着克服，充分运用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终于发明了一种让交易过程变得高效的东西——货币。

他总结说，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当市场的参与者选择了某种合适的商品作为交易媒介后，随着这种商品作为媒介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用于各种交易中，货币就诞生了。因此，货币不是，也不可能是通过国家命令或某种全体公民一致认可的社会契约而产生，它必产生于自由的市场过程。

3.马克思观点的辨析

在中国的教科书中，一般都认为，马克思认为货币的起源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结果。他说：“经济学家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去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简单的价值形式。这是一种商品的价值简单地或偶然地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

第二个阶段，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这是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实际上是许多个简单价值形式的总和或简单价值形式的扩大。

第三个阶段，一般价值形式。这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统一地表现在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某种商品上。

第四个阶段，货币形式。当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分离开来，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时，这种商品就成了货币商品，这种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形式。

马克思在此仅仅讲述了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产生的原因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在此，他也并未明确否认货币的起源是由于物物交换遇到了困难，才出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观点。他所讲述的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实质上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过程。在这里，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阶段的论述，他明确了货币的定义——与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分离开来的，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就是货币商品，而这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货币形式；货币产生的过程：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并没有明确讲明货币起源的问题。况且，他对于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产生的原因的论述，也是建立在承认物物交换的存在和物物交换存在困难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物物交换产生困难的原因和货币产生的过程。

（三）东西方货币起源论之比较

通过对东西方货币起源论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因为物物交换存在困难、不便和缺陷而导致货币诞生的说法，东西方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尽管在论述方法和深入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一般认识水平不相上下，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基本近似的。所以，东西方学者对于货币起源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产物，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是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缺乏流通手段等困难、不便和缺陷。

本章结论

自有历史以来，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在货币出现之前是物物交换的表现形式）换手的过程。因此，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交易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变、交易数量的日益丰富、交易品种的不断增多、交易质量的不断提升，货币便逐步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而正是人类之间不断发生的这种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因而，货币是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活动的产物。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产物，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缺乏流通手段等困难、不便和缺陷。自从产生国家以后，就出现了由国家统一发行的货币。货币，是人类生存之必需及其经济活动发展的必然之产物，并非归之于所谓圣人的创造。

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缺乏流通手段等困难、不便和缺陷。

货币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事项。它和文字、语言、法律等人类的其他文明成果一样，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决定人类经济生活由原始、单一、封闭、萧索，开始走向文明、丰富、开放、繁荣的起点。

货币诞生后，货币便成为商品价值的代表，它能够直接同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自此，货币进入了人类的生活之中，并且逐渐成为文明社会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货币实质上成了人类财富的象征和表现形式。

货币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走向一个更加辉煌的里程。

货币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永久的里程碑。

对货币现象的研究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迂回曲折、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后，人类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真理——无论人类发展到何种社会阶段，货币始终应当是社会存在、稳定和延续的标志及定海神针。

一个不存在货币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当代文明社会之中。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货币所存在的形态和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觉醒

一、金属的时代

金属材料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分割的元素，小到日常用品，大到国防科技，金属材料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金属货币在人类经济发展史和货币史上更是有着承前启后、无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金属货币产生的前提是人类掌握了一定的铸造和冶炼金属技能。

人类使用过的金属货币主要有铜、铁、金、银等几种。世界上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是铜铸币。中国最早的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的1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时间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在甘肃东乡的林家村，出土了1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保存完整，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就是铜币，而最早使用铜币的时代是西周时期（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 771年）。

作为秤量货币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大都是以铜块的形状出现。这些铜块都由青铜饼（初炼出来的铜都以铜饼的形状出现，金块也是如此）击碎而成，大小不一，没有统一的形状。其成分由铜、铅和微量的锡组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西的扶风、临潼两县先后出土三块紫铜圆饼，重4.65千克和5千克，直径20至31公分。

青铜饼的正面

青铜饼的反面

除了作为秤量货币的铜块外，西周已经出现了一种铲形的原始铜铸币，后人称之为“原始布”、布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已经被广泛地使用，按其形状不同，可划分为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以及仿戈形的小型铜铸币，等等。

布币是由西周时期的原始铲形币发展而来的，流通于周、郑、晋、卫等国。布币也称为钱，但其与西周时期以及之前以布作为货币的“布币”并不是一回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主要应当是以铜作为材料而铸造的金属货币。布币按照币首的形状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币两大类。空首布大小不等，大型的重40克以上，小型的不到20克，多数在30克以内。大多刻有文字，有纪数字的、有纪干支的，有纪地名的，等等。平首布以 为单位，共有三个等级：二 、一 和半 等。二 布在22—30克之间，一 布15克左右，半布在7—8克之间。100当为1400克至1500克之间。

刀币是齐、燕、赵国的铜铸币，由一种小刀发展而来。例如，其中的燕刀形状大小不一，大型的长135—150毫米，重17.6—19.5克；赵刀一般长约140毫米，重9—14克。

圜钱为圆形圆孔或圆形方孔，其直径为44—46.5毫米，重量为14.8— 18.5克。

蚁鼻钱俗称鬼脸钱，由贝币演变而来，亦称铜贝。此钱主要是楚国的货币，面凸背平，大小如贝，上或下有一穿孔。币面文字为阴文，有君、行、金等。

对黄金货币性的认识和黄金货币的普遍使用，在中国是战国之后的事情。关于黄金的货币性，中国古典文献都有所记载。比如，《管子·国蓄》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史记·平准书》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汉书·食货志》记载姜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其中有“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从这些记载可以认定，黄金，至少在中国西周时代，就已经作为了货币。但是，大量使用黄金，则是在进入战国以后。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孟子在周游列国时，就多次拒绝或者接受各国相赠的黄金。比如，当孟子到齐国时，齐王送他黄金100镒，他未收；而宋国国君送给他70镒、薛国国君送给他50镒，他却都收下了。当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区别对待各国国君对他的待遇，孟子回答说收受财物是要有原则的，接受薛国国君的赠金，是因为知道有人要谋害自己，需要用这些黄金来置办军备以防身。可见，那时的黄金已经可以用来购买物品。《管子·乘马》说：“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这里已经明确肯定黄金成了普遍的价值尺度。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

据中国学者统计，在记载了中国自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约240年历史的一部国别体史学名著《战国策》（又称《国策》）中，记载了53次（去掉重复的）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史实。

由此，有学者得出结论：春秋战国时的黄金已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贮藏手段在史料中虽未明确涉及，自然也是应有之义。

但是，中国先秦时期的黄金的价值却要低于白银，因为先秦时期的黄金产量要远高于白银，而且，黄金在自然界因不易同其他物质化合，虽然稀少，却比较容易开发。这就使得黄金早期的价值不仅比白银低，而且有条件成为除青铜以外的另一种重要的金属货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不论淘取河里的金或挖掘冲积层中的金，都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而银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比较高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银不那么稀少，但是它最初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

据马克思说，在古代亚洲，金银的价值比例是6∶1或8∶1。

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自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的2200多年，黄金作为货币的现象越来越罕见，而铜钱和铁钱则日益成为流通的金属货币，直至明代中叶废除“禁银”政策之后，白银才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主流货币，进而由于中国当时所占据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核心的地位，以白银为货币本位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在19世纪中叶英国确立了金本位之前，白银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贸易货币，并且主宰了国际贸易近400年。

而从世界范围看，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也和中国一样，主要是铜币和金银。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作为交换媒介的地区是古代埃及，具体时间为公元前2686—公元前2181年的古王国时期。当时，贵重物品的买卖都要由大臣率领船队到邻近的国家进行。而贵重物品的买卖需要用有一定质量的金环和银环，这是古代埃及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易行为。但在当时的交易中，使用银进行交易的较少，银的价格比金子贵。这种现象与中国先秦时期的情况基本一致。这与当时人类对黄金和白银开采工艺的水平有关，因为，当时黄金开采技术要比白银的开采技术简单一些，这就是黄金虽然稀少，但却比白银贵的原因。而到了公元前1085—公元前954年的古代埃及第21王朝时期，铜块和银块开始成为交换媒介，到公元前664—公元前525年的第26王朝时期，白银成了主要交换媒介。那时，国家开始铸造货币，一些富商和僧侣依靠从事高利贷活动而发财致富。

在西亚地区，公元前1894年创立的古巴比伦王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为货币。到了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侵犯他人身体就必须依法赔偿受害人一定数量的白银，可见，白银在那时就已经是巴比伦王国法定的货币，并且，已经有了货币银子的计量单位——明那和舍客勒。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定量的银块就成了一般交换的媒介——货币。

发源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两岸的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钱币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古希腊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钱币的文明地区之一。古希腊钱币最初的形态为合金钱币，青铜钱币出现较晚，且多为代用币。直到公元前6世纪时的吕底亚国王，富甲天下的克洛索斯（Kroesos）首先铸造了金、银币。克洛索斯的钱币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金、银币。而古希腊世界的第一枚铜币，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岛。

古希腊钱币为典型的打制钱币，它需要一对铜质阴阳模具，坯子放在两模具之间，铸造师用重锤冲压。当时的古希腊世界使用多种度量衡单位，这也影响到其钱币的币制单位。据统计，古希腊世界共有16种币制。其中出现最早的是米立都币制，而使用最广的是优卑亚—阿提卡币制。在古希腊钱币里，钱币的基本面值是以德拉克马和奥波尔计算的。德拉克马意为铁柄，奥波尔本意为铁棒。这反映在早期的希腊社会，金属货币便成了流通货币。二者的核算标准为：六奥波尔等于一德拉克马。在部分币制里，也有标准重量，名为斯塔德（Stater）。古希腊金币的重量多为斯塔德，而银币的重量多为斯塔德与四德拉克马。这与古希腊雇佣兵佣金紧密相关。雇佣军每月的军饷为一斯塔德金币，而每周的军饷为四德拉克马银币。

古希腊钱币的面纹，多镌以本邦所尊崇的动物图腾、神祇雕像或纹章图案。雅典城邦就将该邦的主神雅典娜做钱币的阳面图案，其阴面则是雅典娜的象征动物猫头鹰。亚历山大帝国采用的钱币图案是皇室传说的始祖赫拉克里斯。部分城邦则以建邦神话传说作为钱币的主要图案，例如，科林斯使用的是双翅飞马（Pagasis），据传说，双翅飞马即由科林斯国王之子拜列洛芬（Bellerophon）驯服。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银币

古希腊钱币的铭文内容也极为丰富。约公元前7世纪末期，古希腊钱币上就已出现了铭文。已知最早的钱币铭文，为以弗所的法尼斯牡鹿铭文和吕底亚王名铭文。到了古典时期（自雅典最后的一位僭主被推翻的公元前510年至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时的公元前323年），古希腊钱币的铭文多为发行钱币的城邦公民团体、城邦统治者、城市同盟，或是皇室之名。

古希腊钱币的铸造方法、图案设计、组合形式，深深地影响了之后各个时期的钱币铸造。古希腊钱币之后的罗马钱币、中世纪钱币，以及近当代的机制钱币，都渊源于古希腊钱币。古希腊钱币，还是西方收藏家宝库里的珍品。

位于亚平宁半岛的古罗马，其货币为金、银、青铜、紫铜硬币，其制作方法是浇铸和冲压两种。古罗马钱币的材料主要是金、银、青铜和纯度不高的紫铜。

古罗马钱币的基本单位是阿斯。阿斯本是计重单位，相当于12盎司，即1拉丁磅。一阿斯的钱原为重327.45克的大型铜质币。随着通货膨胀，到公元前就已减小到一半。后来逐渐变小变薄，直至成为“一分不值”的同义词。

古罗马银币的单位是第纳尔（Denarius），现今东欧和中东一些国家所用的货币单位就是从此词演化而来。1第纳尔=16阿斯。到公元214年，卡拉卡拉皇帝又铸安敦尼（Antoninanus），相当于2第纳尔，正面头像常戴芒状环形饰物。第纳尔和安敦尼银币随着贬值，成色越来越差，后期变成镀银铜币。后又用纯铜币代替，称为福立（Follis）。

古罗马金币的单位是奥里（Aureus）。1奥里等于25第纳尔。原重1/30磅。后逐渐减小到1/70磅。君士坦丁时金币单位更名为沙立迪（Solidus）。

以上三种钱币是最主要的古罗马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介货币。如赛斯特提（Sestertius）等于4阿斯，为青铜铸币；都庞地亚（Dupondius）等于2阿斯，为青铜币；西密（Semis）等于半阿斯，铜质；屈莱恩（Triens）

古罗马第纳尔（Denarius）银币

等于1/3阿斯，铜质；奎德仑（Quadrans）等于1/4阿斯，铜质；赛克斯坦（Sextans）等于1/6阿斯，铜质；恩赛奥（Uncia）等于1/12阿斯，重为1盎司，铜质。

罗马共和国时期（古罗马在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之间的政体）的铸币和冲压币正面常是罗马诸神，背面则是舰船、马匹、驰骋的武士等等，没有文字。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在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之间的政体）的钱币造型大致相同，正面是当代皇帝的头像，周围是一圈文字；背面图案多种多样，变化无常。

欧洲中世纪时期的货币基本上仍然沿用古罗马的金属货币体系。具体来说，金币包括苏勒德斯（solidus），足值黄金重4.48克，这种金币的名称非常多，如诺米斯玛（nomisma）、海披伦、珀佩、玛克斯、曼根等等；半西斯（semissis）重量和价值为苏勒德斯币的一半；1/3西斯（tremissis）又叫特雷斯（triens），为苏勒德斯币的1/3。

银币有斯力克（siliquae），24斯力克等于1苏勒德斯。

铜币以弗里斯（follis）取代阿斯，1弗里斯＝1/8斯力克＝1/4德涅尔。

到了7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或称梅罗文加王朝，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时间为481—751年，疆域相当于今天的大部分法国与德国西部。英文为Merovingian）和盎格鲁—萨克森王国（五世纪初到1066年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由盎格鲁（Anglos）和萨克森（Saxons）两个民族结合而成）开始确立以半斯力克银币为主的货币价值体系，名称采用罗马时代的第纳里斯，这是中世纪德涅尔（denier）—便士银币的前身，此后的5个多世纪里，它不仅仅是西欧的代表货币，也是唯一通用的货币。大概的换算关系为：1磅银＝20特里斯金币＝240第纳里斯。

10世纪，西欧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各地伯爵或通过恩赐或通过篡夺获得了铸币权，德涅尔币的成色出现了较大差异。1202年威尼斯开始发行一种更好的大额银币格罗索（grosso），纯度0.965，重2.18克，起初等于24个德涅尔。随后，意大利诸城邦和西欧各国如法炮制，纷纷开始铸造自己的大额银币，与德涅尔的比价也基本固定在1∶12左右。

法国的图尔格罗斯币（grostournois）比威尼斯的大额银币格罗索大得多，重4.22克，它的价值在一段时期内等于苏币（苏勒德斯），1290年腓力四世将图尔德涅尔贬值，比价重新规定为1图尔格罗斯＝138 1图尔德涅尔。法国于1296年、1303年又两度尝试发行相当于两个弗罗林的西特币，均告失败。直到1385年新的标准金币埃居（ecu）成功推行，此币一直使用到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埃居重4.079克，以后还曾不断改铸。英国1344年发行的贵族金币（noble）重8.972克，价值6先令8便士，相当于半马克金和1/3磅银。

可见，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欧洲所使用的依然是金、银硬币。直至15世纪之后，随着大航海的开展，大量的白银自美洲大陆开采出来，白银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其原因是，当时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的明朝开放了“禁银”政策，而且实质上实行了银本位制，世界由此进入了白银时代。而随着19世纪清朝经济的衰退和被推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英国又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世界又进入了黄金时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严重动摇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金融领袖的地位。特别是二战中的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市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具有同等的地位，从而使得金本位名存实亡。自此，美元与黄金等价。但是，随着美元危机的日益加重，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仅存的一点联系，而使得美元彻底取代了黄金。自此，以黄金、白银为主的金属货币终于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金本位制最终消亡，世界货币进入了“纯粹信用货币”的时代，纸币的发行也不再受到金银的约束。西方世界进入了被称为“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虚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与此同时，白银也遭受到与黄金同样的命运。作为白银主要使用国的中国，于1935年颁布了币制改革法案，自此，已经在中国存在了500年的白银货币本位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既然白银使用的大国——中国退出了白银本位制，那么，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仍然把白银认作货币。因而，可以说自1935年开始，世界就彻底地告别了白银时代。值得深思的是，虽然白银已不再是中国的货币，但是一直到20世纪中叶，在中国民间依然流通着白银货币，1914年和1915年由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银元，依然是普通中国人眼中最值钱的金属货币。

在当今的世界，金属不再是货币，那些金光闪闪的黄金，成了各国政府的储备金和民众家里的收藏品、工艺品和装饰品；而白银则成了新能源领域和人们的生活、消费品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稀有的金属材料。人们已经渐渐地把它们忘却在历史的风尘中。人们似乎已经不记得黄金与白银曾经在数千年间，不仅是财富的同义词，甚至是曾经令人类疯狂的金属货币和掠取对象。但是，人类又似乎并没有真正忘却它们，否则就不会把它们当作期货市场上的投机炒作的对象，也不会在21世纪的今天发生席卷整个世界疯狂的黄金抢购潮了。

金属货币已在历史中！

金属货币也还在现实中！

二、黄金与幸福

在公元前4000年的古代埃及时期，黄金都产自于埃及南部和东北部的努比亚（Nubia）。“nub”是古埃及人对于黄金的称谓。但是，当时黄金的数量有限，它们大多数集中在君主和宗教人士手中。黄金最初的用途也大多体现在仪式中，以宣扬和体现法老的权力、财富和非凡超群的能力与威望。其他的用途主要用于个人的装饰。因此，在古代埃及，使用黄金是王室的一种特权，除了法老，他人不得使用黄金。因此，用黄金珠宝装饰死去的国王，是显示其王权神圣的重要手段。被称为“世间第一位伟大女性”的古埃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公元前1470—公元前1458年在位），特别青睐黄金，她对黄金的需求量特别大。她不仅在建造巨大的综合性宫殿（卡纳克宫殿，Karnak complex）中大量使用黄金，而且还用黄金与白银粉末的混合物来装饰脸颊。她曾想在卡纳克宫殿中树立起两根高达100英尺的纯金梁柱，虽然后来经大臣劝说把金柱改为了花岗岩石柱，但是，仍将石柱的柱头以黄金裹饰。当工程完工后，她宣称，她建造这个石柱的目的是当后人见到这些建筑群时，会情不自禁地赞叹：“我们的先人是如何建造起如此庞大的金山的！”在这位女王多达80个的头衔中，最著名的就是金“何露斯”（Horus，古埃及的太阳神）。

古代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人。他们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就将黄金铸造为金块（而非金币）作为货币。在每一块金块上，刻有古埃及统一后的第一代国王法老美尼斯（Menes）的名字。古埃及人使用金块作为货币，是根据其重量进行交易的，而非依据金块上面是否刻有法老的名字。古埃及人还规定了白银与黄金的交换比率为10∶1，这是因为他们本土缺少白银的缘故。古埃及人规定的白银与黄金的比率，实质上，开启了黄金与白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帷幕，黄金与白银的关系，涵盖了货币史上几乎所有的进程。一部货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黄金与白银关系的历史。但是，那时的古代埃及的这些金块主要是用来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而非作为支付手段而使用。且那时的金块并非金属币，因此，一般不把古代埃及使用金块作为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开端。而从世界范围看，史学界一般认为，最早懂得铸造金属币，并且广泛使用金、银铸币的民族，是吕底亚人。

据公元前500年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公元前425年，有“历史之父”之称）记载，吕底亚王国首都萨第斯有着丰富的砂金矿藏。除此之外，吕底亚也盛产一种被称为“琥珀金”的金属，这种金属通常也称为白金（White Gold），其成分大约是2/3的黄金和1/3的白银。也许是由于吕底亚具有得天独厚的财富，因此，吕底亚人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先懂得铸造金币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吕底亚人还是著名的零售商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所有的货物贩卖到西方和东方。因为，萨第斯地处连接爱琴海和幼发拉底河乃至远东的交通要道上。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吕底亚人天生的商人禀赋。他们不仅贩运货物，而且还创造了金匠和货币兑换商这两个行业。萨第斯由此而成为富商云集、生活奢华的商业和贸易中心。

吕底亚人铸造出金币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即末代吕底亚王克洛索斯（Croesus，公元前560—公元前546年在位）之父阿律阿铁斯二世（Alyattes II，公元前600—公元前560年在位）的时代。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1951年，考古学家在古希腊时期小亚细亚西岸的贸易城市艾菲索斯（Ephesus）的大爱奥尼亚城发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Artemis）神殿遗址所掩埋的大量的吕底亚钱币。钱币的铸造时间大约为公元前7世纪。在遗址中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包括没有图案的邓璞金块、印饰图案的邓璞金块、许多印有狮子头像的铸币、大量的珠宝，以及金银雕像。经过查验，确认第一枚真正的铸币铸造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635年。而实行铸币制度的起始时间，大约在阿尔杜斯二世（Ardys II，也称Ardysus II，吕底亚王国第二十七位国王，公元前678—629年或644-625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末期，或者阿尔杜斯二世之子萨杜阿铁斯（Sadyattes，吕底亚王国第二十八位国王，公元前629—617年或约公元前625—600年在位）统治时期。

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所发行的铭文版琥珀金

由于在吕底亚王国遗址发现的铸币上经常出现一只狮子的头像，所以这种货币也被称为“狮币”。“狮币”都是由金银合金铸成的，其大概含54%的金、46%的银，重量约4.74克，直径约11毫米。这些铸币证明，吕底亚王国当时是在有意保证这些货币的成份、重量、大小的稳定，这就是国家保证其信用的体现。而打上狮头的印记，表明这些货币得到国家的支持，亦即告诉人们这是国家法定货币。此后，这种在货币上打印记的做法，被后来所有国家的铸币继承。

吕底亚的铸币在克洛索斯时期达到顶峰。在克洛索斯看来，贵金属本身就象征着政治和经济权力。其实早在克洛索斯的父亲阿律阿铁斯二世时期，黄金铸币就开始发行了。金币为吕底亚人带来了无尽的财物和富裕的生活。已经充分认识到金币对于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克洛索斯征收了所有流通在外的白金铸币，并将其熔化、分离，从而铸造出新的纯金或纯银的铸币。而当时把金、银从白金中分离出来，使用的是先进的耐火锅。

他们把贵金属放入这种锅中加热，并加入铅和盐，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

当时克洛索斯铸造的铸币，一面印有萨第斯城的城徽——雄师与公牛的上半身；另一面，则以凹版技术印制椭圆形与正方形的标记，以表示该铸币具有自己的面值。吕底亚还确定了铸币的基本币值单位——斯塔特（Stater）。在斯塔特之下，还细分为三分之一、六分之一、十二分之一等更小的面值。这些铸币因为在材质、大小、重量方面具有统一的规格，受到了民众的接受与欢迎。斯塔特的十二分之一，由24克拉的纯金铸成，促成了金衡制盎司的出现。后为英国的十二进位制的先令（Shiling）所继承。

在货币制度方面，克洛索斯实行货币金银复本位制，因为，银币主要用来支付境内民间小额交易，而金币则用来支付对外贸易。克洛索斯规定金、银的兑换比率为10∶1。

克洛索斯的铸币在整个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西岸的希腊流通。新的铸币不仅促进了吕底亚与东方、西方以及南部国家的贸易，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思想文化的交流。从历史的角度看，克洛索斯建立起了世界首个帝国币制。它的流通既反映了民众对于这种铸币的接受乃至欢迎，也反映出其流通的强制性。克洛索斯铸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背景的法定货币。他开创了国家利用经济和政治权力发行货币的先河。并且，他赋予了黄金与白银这些金属财富、金钱的地位，自此，金属货币的魅力和魔力开始展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更为绚烂多彩的黄金时代终于来临。

克洛索斯是个君主，而且是个极为专断的君主。他对财富的追求，曾经引起过当时世人的议论。希罗多德所记录下来的他与雅典七贤之一梭伦的谈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幸福与财富的不同看法。今天读来，可能会对我们对财富与幸福的关系的认识有所启发。

梭伦进行了改革，并为雅典人颁布了一部法典，雅典人承诺在10年之内遵从这部法典之后，梭伦便用这10年时间四处游历。当他来到吕底亚的首都萨第斯，克洛索斯立即向他展示装满黄金的宝库，并且问梭伦：“您所遇到的人中，谁是最幸福的？”他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拥有无数的财富，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梭伦却回答道：“是雅典的泰勒斯。”克洛索斯很惊讶，问：“为什么是泰勒斯呢？”梭伦说：“第一，泰勒斯有出色的孩子，又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而所有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第二，他一生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在和邻国人作战时，他率部英勇作战，战死沙场。雅典人为他举行了国葬，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克洛索斯又问：“除泰勒斯之外，谁最幸福？”梭伦回答说：“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是阿尔哥斯人。阿尔哥斯人为希拉女神举行盛大的祭典，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到神殿，但他们的牛还在田里，两个青年人害怕赶不上时间，就把轭驾到自己的肩头，亲自把母亲乘坐的车拉去。全体到神殿来朝拜的人都亲眼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情，称赞他们的母亲有幸生了这样一对好儿子。他们一同睡在神殿内，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克洛索斯咆哮道：“雅典的客人啊，那么你的意思是，我的财富无足轻重，甚至我还不能与平民相提并论吗？”

梭伦平静地回答说：

克洛索斯啊，你所问的事情是关于人间的一个问题。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他不喜欢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一个人活到70岁应该不算少了，在这70年中，共有26250天，然而这其中却没有哪两天的事情是完全相同的。如此看来，人间的事情真是无法预料啊。您是国王，极为富有。但只有在我听到您幸福地结束了一生时，才能够给您答案。毋庸置疑，纵然是豪富之人，也要能善始善终地享受他的财富，否则他是不能说他比那些仅能维持一日之需的普通人更幸福。其实许多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人总是有得有失。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死去的人才是幸福的。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有必要好好地注意一下它的结尾。因为神常常会让许多人瞥见幸福的影子，随后又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深渊。

梭伦的这番话让克洛索斯很不高兴。克洛索斯认为梭伦是一个忽视当前的幸福，要在每件事上看结尾的人，是个大傻瓜。于是，他派人把梭伦礼送走了。

在这段对话里面，反映了梭伦和克洛索斯两个人不同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于幸福的认识。梭伦认为，只有那些知足常乐和善良、勇敢的人，才配有幸福；而有财富的人，如果他不能善始善终地享受他的财富，也不是幸福的人。可见，在梭伦的眼里，财富并不代表着幸福，而幸福也和财富的多寡没有多大的关系。人事无法预料，只有看到幸福地结束了一生的时候，才能断定一个人是否幸福。

实际上，对于克洛索斯而言，与梭伦的这一场谈话，并非一点作用没有起到。

公元前546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Cyrus II of Persia，约公元前600年或公元前576年—前529年，居鲁士二世，又称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公元前550—公元前529年在位）摧毁了吕底亚王国，克洛索斯不仅失去了儿子，自己也作了居鲁士的俘虏。居鲁士架起了柴堆，打算把克洛索斯烧死。克洛索斯站在木堆上想起了梭伦对他讲的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三次叫出了梭伦的名字。居鲁士听到了，便命令人问克洛索斯他叫的是谁的名字。克洛索斯讲了梭伦和他之间的故事及梭伦所说的话。居鲁士也深受感染，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却正准备活活烧死过去也曾和他自己一样幸福的另外一个人，这是非常残忍的行径。他后悔自己的做法，下令赶快扑灭火焰，把克洛索斯从木堆上放下来。居鲁士请克罗索斯坐到自己身边。

克洛索斯看到波斯人正在劫掠吕底亚人的城市。他向居鲁士说：“国王啊，萨第斯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富。这些东西已不再属于我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都是您的财富啊！”居鲁士听到这话，问克洛索斯还有什么话说。克洛索斯说：“既然诸神让我变成了您的奴隶，我就应该把看到对您有利的事情告诉您。波斯人贫困，秉性粗暴，如果您放任他们劫夺，让他们拥有巨大财富的话，那些掠夺到最多财富的人可能会背叛您。如果您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就请您派卫队在所有城门设卡，要士兵们离开城市时，把身上的战利品留下，并告诉这些士兵，这样做是要用这些东西向宙斯缴纳什一税。您这样做，他们不但不会恨您，反而会认为您很公正，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拿出自己的战利品。”居鲁士听后，立刻命令他的卫队按照克洛索斯的建议行事。然后，他对克洛索斯说：“克洛索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你想要什么，我都尽量满足你。”

就这样，克洛索斯消失在了居鲁士的视野之中，他的帝国也就这样结束了。

克洛索斯凭借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智慧，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保住了他的帝国的首都和财富。这是一个大彻大悟且又极具智慧的人。

铸造了人类第一枚金银铸币的吕底亚王国很快就灭亡了。但是，吕底亚所创造的金银货币，却被之后的西亚各国纷纷效法，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币制。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欧洲和新大陆的国家，都追随吕底亚的步伐。人类的货币的旅程也自此进入了货币的黄金时代。

三、亚历山大时代

战胜了克洛索斯的居鲁士大帝及其继承人大流士（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波斯帝国君主，公元前558—公元前486年在位），立即采用了克洛索斯的金币制度，并在整个波斯帝国范围内广为推行。与克洛索斯不同的是，大流士将自己的肖像印制于金币之上，而非像克洛索斯那样仅把当地的标志印制在金币之上，并将金币命名为“大流克”（Darics）。金大流克铸币的币面印制着一位头顶王冠，手持弓、矛的伟大的国王。自此之后，凡是自命不凡、自命为“万王之王”的君主，均仿效大流士的这一做法——把自己的头像印制在铸币上。

大流士的铸币在波罗的海、非洲以及中亚地区流通，大流士的铸币及其肖像也随之流传开来。除了像克洛索斯一样用黄金铸造金币和用金币融通广袤地域内的贸易外，大流士又开启了以铸币形式而非以其他物什征税之先河。从而使得金币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定货币，并且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因为，只要政府允许其公民用哪种货币纳税，那么这种货币即为法定的货币。除此之外，波斯帝国的皇帝们还把黄金铸造成自己享受和显示其权威及尊贵身份的物品。公元前333年11月，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或Alexander the Great，即亚历山大三世，马其顿帝国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在位）在伊苏斯会战中击败了波斯的“万王之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 Codomannus，波斯帝国末代君主，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31年在位）。战后，亚历山大走进大流士三世的野战帐篷，观赏了大流士三世的黄金战车、黄金御座、黄金浴缸。而所有这些器物仅仅是大流士三世出行时必备的设备而已。这些精美至极的器物，令亚历山大大帝由衷地感概波斯皇帝生活的奢侈及帝国的富庶。

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对于黄金的作用和价值早已谙熟于胸。他的父亲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Felipe II，公元前382—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就开始大量采用黄金和白银铸造货币。

公元前359年，年仅23岁的菲利普加冕为马其顿的国王。当时的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王国中部族众多而人口稀少，相互之间战争频繁，人民食不果腹。菲利普上台后立志将马其顿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他修建农地灌溉和排水系统，将冲积平原改造为粮仓。他吸引希腊人与他们共同建造新的城镇，发展畜牧业，为军队提供数量充足的马匹，让士兵吃牛肉，以增强士兵的体魄和耐力。为了培养他的接班人，他从雅典邀请了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做他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在菲利普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国政策和措施中，最具有特色且令人赞叹就是制定了良好的货币制度。

菲利普将黄金铸币与白银铸币之间的价值比率定为1∶10，即黄金铸币10倍于白银铸币。在黄金铸币上，一面印制有一辆战车，另一面则刻有宙斯的头像，但这个头像却很像菲利普本人。菲利普毕生都致力于马其顿王国的强盛事业，并且以极其敏锐的直觉，把金融事业作为整个事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他不惜成本铸造出了超出当时马其顿商业贸易和国防开支实际所需要的铸币，他在为自己和他的继任者积累发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需要的财富。正是在菲利普的不懈努力之下，在他自己遇刺身亡之后，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不仅继续保持了菲利普时期马其顿造币业的繁荣，而且，还获取了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铸币。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的父亲以黄金作为基准货币标准的政策，保持金铸币的价值10倍于银铸币价值的比例关系，以维持这种简便易行的货币兑换关系。

亚历山大铸造的金币，一面刻有在天神等级中低于宙斯的、以有最为强健的体魄和力量而闻名于世的赫尔克里斯的头像，可是，与他父亲的铸币一样，铸币上的赫尔克里斯头像与亚历山大极为相像。

亚历山大铸造的另一种铸币，一面刻有胜利女神尼凯，另一面刻有乌云和雷电的主宰者、智慧女神雅典娜。

亚历山大并没有改变其父创立的黄金铸币的名称，依然称之为“菲利普铸币”，但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却将“菲利普铸币”改称为“亚历山大铸币”（Alexanders）。

亚历山大用他的金币雇佣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在士兵们举行集体婚礼的时候，亚历山大赠送给他们金币作为礼金；当他们回乡时，亚历山大仍然用金币向他们派发慰问金。他还付给了随他一同远征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优厚的报酬，发放的报酬也是金光闪闪的金币。

亚历山大在他远征的沿途，又用从东方的军事胜利中获得的大量黄金铸成的金币，赐予当地的民众。他希望他治下的民众都能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准和应有的幸福。

亚历山大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黄金打造胜利的伟大的君主。他已经对金融的力量深信不疑，并且，力图用他的实践来证实金融力量之伟大与无可战胜。

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 大帝铸造的金币

四、古罗马时代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亚历山大金币不仅是使用范围最广的金币，而且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金币之一。直到公元前197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奎恩科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在希腊东部的色萨利击败了马其顿王菲利普五世，宣布希腊所有城市为自由城市，结束了马其顿的统治为止，亚历山大的铸币在希腊、埃及、印度等大部分地区已经流行了150年之久。为了庆祝胜利，也是为了宣告马其顿时代的结束，弗拉米尼努斯将菲利普五世的贡金熔化，重新打造新币，并在其上刻印上他本人的肖像。自此，罗马金币开始代替亚历山大金币，成为新的帝国——罗马帝国的货币及象征。

罗马长久以来一直使用金币。但是，他们仅有少量的黄金储备。因此，早期的罗马人并没有把黄金作为支付手段，仅作为贮藏的对象，并且都贮藏于神殿之中。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在公元前390年的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意大利的敌人高卢人趁着夜色悄悄地逼近罗马城。而此时的罗马人正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丝毫不知。当敌人走近神殿附近的时候，突然生活在神殿附近的鹅群发出了“咯咯”的叫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罗马人。心存感激的罗马人便为这些发出警告声的鹅群建立了一座神殿，神殿的名字叫作莫内塔（Moneta）。之后，由“Moneta”一词衍化出“Money”（货币）和“Mint”（铸造）两个词。

罗马在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265年）之后，历经百年的三场恶斗（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公元前218—公元前201年、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年的三次布匿战争）终于打败了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劲敌迦太基，占领了阿非利加；公元前197年，击灭了马其顿，横扫希腊城邦诸国；公元前69年，征服小亚细亚，并吞叙利亚；公元前58—公元前50年，剿灭了高卢，攻入了英国，征服了西班牙；公元前0年，夺取了埃及。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这个时期（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50年）被称为罗马的大扩张时代。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使得军需物资的需求不断上升。由此，罗马人对黄金的需求也大大地增加了。仅罗马大扩张的主要力量——罗马军团，在百年扩张中就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罗马军团前高擎的金质鹰像，用纯金打造，在阳光下熠熠闪烁，被看作是罗马军团的信物和象征。罗马军团战士的每年薪俸曾经达到12块黄金，除了薪俸之外，一名罗马军团的战士还享有住房、食品、医疗等福利保障。因此，年薪不是罗马军团战士的唯一的待遇和福利。一些罗马帝国的总督还自己铸造金币为他们的军队发放俸禄。为了罗马城的稳定，政府还要向20万罗马公民提供免费的粮食，每年罗马必须从埃及输入15万吨谷物来满足这一需求。逢年过节罗马政府还要请这20万帝国公民看大戏。这样的娱乐费用和维稳费用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这样的娱乐福利和免费粮食供应，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而这些福利措施所需要的物品，都要从意大利以外的地区用铸币来采购输入。

为了应对似乎永无止尽的对于黄金的需求，在儒略·凯撒征服了高卢之后，古罗马从那里掠来了10万奴隶开采意大利境内的金矿。这一时期，罗马开始发行奥里斯金币，其含量为8克左右，其价值相当于25个银第纳尔。但由于奥里斯的价值太大，较少作为流通货币，更多地用于大额贸易和赏赐。

在早期罗马时代（从公元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经罗马王政时代，到公元前510年罗马建立共和国），罗马并没有造币，商品贸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只羊的价值等于1头牛。和中国等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取代牛羊等实物货币的是铜，铜以罗马磅为计量单位，又名阿斯（AS），1磅重约328克。最早的罗马货币便是青铜铸造的阿斯锭，它们一般重达5阿斯，约合1.6千克。后来为了适应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的需要，将每枚阿斯锭定为270—340克之间。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之前，阿斯一直都是罗马共和国最流行的货币。但是，随着战争时间无休止地延长，罗马共和国开始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而银本位取代了铜本位，自此，白银第纳尔（Denarlius）逐渐淘汰了铜阿斯币。发生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罗马军团击败了迦太基，原来属于迦太基的西班牙的大银矿也属于了罗马，罗马自此结束了缺乏银矿的历史。于是，挟带着消灭迦太基的胜利之威的罗马人，于公元前211年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白银第纳尔。第纳尔含银量为4.5克，其价值被规定为1白银第纳尔相当于10罗马磅的青铜阿斯币。从此，第纳尔成为了罗马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虽然罗马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第纳尔，可是，罗马对于黄金的需求量却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第一，罗马的货币流通量猛增。从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50年，在罗马大扩张的这100年间，罗马的货币流量猛增了10倍，其中大部分是银币第纳尔。

第二，罗马的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型。在罗马扩张的100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例如，来自埃及的小麦、亚麻，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地毯，高卢的谷物、肉类，西班牙的各种矿物，波罗的海的琥珀、皮毛，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奴隶，亚洲的香料、宝石，中国的丝绸，等等。这样巨大的商贸规模，使得罗马的经济模式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型社会，向以工商业为主的消费型经济模式转变。

第三，低廉的价格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基础。在奥古斯都（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an Thurinus），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元首政制的创始人，统治罗马长达40年）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4600多座城市，这个数量惊人的城市群，加上广袤的村镇，罗马帝国的总人口在8000万到1.2亿之间。仅罗马城的人口就达100万，另外，还要供养几十万的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维稳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当时，较大的罗马田庄每亩的小麦产量价值为10个第纳尔，帝国初期的1个第纳尔约合15元人民币，那么，罗马帝国粮食亩产价值仅为人民币150元。刻意压低的粮价从根本上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粮食生产。这就导致农民大规模破产，奴隶成为了罗马主要的农业生产力。这更使得粮食生产的价值和价格大大低于畜牧业和经济作物。大地主们也放弃了不赚钱的谷物和粮食生产，转而以生产葡萄酒、橄榄油和羊毛为主。罗马越来越像一个超大型的消费城市。罗马畸形的生产和消费，严重摧毁了罗马的经济基础。从而，越来越依仗于金属货币的发行与刺激。

第四，罗马的富人奢侈豪华的生活和消费所需。在罗马帝国时代，富人集团主要包括元老院的贵族、各省的总督、骑士阶层和豪商。而豪商主要包括拥有千顷良田的大地主、包税商和承包商。后二者经营着包税、高利贷、投资等业务，他们掌控着帝国巨大的资金流。在罗马城卡斯托尔神庙附近的公共广场中，每天挤满了豪商的代理人和投机者。他们买进、卖出包税商的债券，交易着各种货币和信用货物，竞购着帝国的地产、农庄、店铺、船只和货栈，以及来自各国被拍卖的奴隶和牲畜。

掌握着巨额财富的富人，为了炫富，用黄金装饰自己的身体，装扮他们的女人和房间。他们以黄金铸币积累数量的多寡，作为衡量财富的依据。

罗马富人们对奇珍异兽的需求也显示出畸形的心态。一位庄园主饲养了一大群鸡、鸭、鹅、孔雀、野猪等，他依靠出售这些家畜和动物，每年的盈利高达1250第纳尔，远超那些经营农庄的大地主的收入。一个养鸟的专业户饲养了5000只鸟，每只售价3第纳尔，仅养鸟盈利就高达15000第纳尔，其利润相当于经营200罗马亩（1罗马亩合3.78市亩）的农庄的两倍。一只孔雀售价50第纳尔，用于孵化的孔雀蛋一颗售价5第纳尔。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时期，金钱是获取权力的敲门砖。一个人在帝国事务中有多少话语权，取决于其拥有的黄金数量。反之，一个人在帝国事务中有多大的话语权，也就决定了他能够获取多少财富。

例如，与凯撒同为前三巨头的克拉苏，他所拥有的地产价值高达4亿第纳尔，相当于60亿元人民币。他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消防队，这支消防队只有预先收费，才执行消防灭火任务。一些业主就是因为没有预先支付费用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烈火吞噬。克拉苏于是便按照被损毁的房屋的残值买下，并将其修复，然后以可观的价格出售。克拉苏还通过放高利贷、经营银矿、农庄敛取财富。他还收买官员，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被罚没充公的不动产。他常说，一个无力用自己的财产维持一个军团的人，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而当时维持一个罗马军团一年的费用高达150万第纳尔，相当于2250万元人民币。

凯撒曾在西班牙主管财务，他在西班牙利用职权搜刮的黄金，足以让他在帝国的上层谋得一席之地。

正是在对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的背景之下，罗马帝国逐步走向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深渊。

在有史可考的记载中，历史上第一次主动采用使货币贬值而度过财政困难的君主是公元前8世纪由希腊城邦科林斯所建的叙拉古城邦的君主戴奥尼修斯（Dionysius，公元前405—公元前367年在位）。当时，戴奥尼修斯向其城邦的人民大肆举债，欠款很多，但又无法偿付所负债务。于是，这位老兄想出了一个“金融创新”的“高招”——下令收缴全城所有的铸币，若有违抗者将被处以死刑。他将这些收缴来的铸币重新熔化铸造成新的铸币，把原来1德拉克马（Drachma，古代希腊货币单位）重量的铸币，重新改铸为2德拉克马重量的新铸币。再利用权力把这种新的铸币强行推向城邦，这样一来，他就非常轻松地偿还了所欠的债务。戴奥尼修斯这一在当时来讲尚属于“金融创新”的举措，可以说深得货币的精髓，成为后来者纷纷效仿的典范。这一“金融创新”自然也被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乐此不疲地效仿，并且，加入了新的“创新”内容。他们使用的使货币贬值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在铸币过程中，不改变铸币的面值，只减少铸币中的贵金属含量，由此可以做到用旧币中原有的一定量的贵金属，铸造出更多的新铸币。也就是说，用原来旧币所含的一定量的贵金属，铸造出比旧铸币更多的新的铸币。这种做法会促使人民将旧币熔解，并将这些熔解后的贵金属送至铸币厂，以便换取比原先更多的铸币。而国家则从这过程中所导致的贵金属流入量的增加额中获益。货币贬值，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这种收益和税收就是所谓的铸币税。

自从公元1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几乎个个都是“金融创新”的典范：

首开货币贬值先河的是尼禄皇帝（Nero，54—68年在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奥古斯都时期的90%。

图拉真皇帝（Trajan，98—117年在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降到了85%。

马可·奥勒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继续将第纳尔的含银量贬低到75%。

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211—217年在位），又搞出一个更加大胆的“创新”——于215年开始发行新银币“安东尼币”，帝国的民众纷纷开始囤积老的第纳尔银币和银锭，而商家们则根据新币的含银量来重新上调商品的价格，物价立即开始加速飞涨。

加里恩努斯皇帝（Gallienus，260—268年在位），将银币第纳尔的含银量减少到了60%，到了240年，银币的贵金属含量仅为40%，但到了270年，银币的贵金属含量急速下跌到4%。

奥勒良皇帝（Aurelianus1，270—275年在位）又推出了“奥勒良币”，于是，便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超级通货膨胀，人们冲上街头疯狂地购物，其结果就是粮食短缺，商业瘫痪，人口锐减，仅小麦价格就已是30年前的200倍。

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us，284—305年在位）为了挽救货币体系，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继续施展他的“金融创新”的“才能”。他重新发行了新的高纯度的金币、银币和其他辅币，但是，投放市场的新币悄悄地在市场上被劣币瞬间吞没。万不得已的他又实施了更为“开放”的敕令：规定了数千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违反者死罪。但是，官方规定的价格，远远低于生产者的成本。物价改革走向失败。他又不得不实施了配给制，以保证军队和政府的供应，而任由普通民众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自生自灭。于是，292年，他不得不被迫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由四帝共治。坚持到了305年，心力交瘁的戴克里先皇帝，自动退位，前往一处靠近海边的迷人皇宫颐养天年。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306年—337年在位）继位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又过了184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那么，为什么罗马帝国要用货币贬值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走自取灭亡之路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军事扩张的停止。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50年这100年被称为罗马的大扩张时代。那时的罗马帝国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通过军事扩张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攫取黄金和白银，然后将它们铸造为货币，豢养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臃肿的帝国政权机构。货币的循环通过两条线路运行：一条线路是集中于首都罗马和军队的驻防地区，通过政府的行政和维稳开支以及军队饷银和物资的耗费，将货币注入帝国的经济循环之中；另一条线路是帝国的各行省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然后通过向人民收税，使货币再从各行省回流首都和军队。这一循环过程能够正常运行的前提，就是帝国需要保持那永不停止的对外扩张的步伐，只要这个步伐不停止下来，这个循环的过程就不会停止，这个循环就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就像一个依靠出口创汇而使经济规模不断增大的国家一样，只要出口的势头不减弱，这个经济体就会处于一种貌似繁荣的良性循环之中。但是，如果出口创汇的步伐一旦戛然而止，那么，这个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和经济规模，必将进入恶行循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继续实行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继续加大政府对国内外基础建设的投资，以无数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寻找经济的增长点，以求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无限又无序的投入究竟能够获得多少真金白银的回报，确实是一个未知数。其结果可能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搬空了国家的储备，掏空了人民仅有的一点积蓄。这种饮鸩止渴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无可避免地陷入持久的衰退乃至崩溃。

当年的罗马帝国，在停止了对外的军事扩张之后，货币的循环也随之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货币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因为，一旦停止了对外扩张，就没有了新的财富和货币来补充和充实为了维持超级庞大帝国的存在每天需要承担的行政、军备、冗员、浪费、贪污、奢靡等无法预计的开销，而这些无法得到补充的开销，却在日渐消磨着帝国原先掠夺和储存的财富。而罗马对外扩张的战争在共和时代就已经基本完成，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已经放弃了继续扩展他所统治的世界的范围的雄心。因为，他深知那些围绕在帝国四周的蛮族是无法征服的，只要对他们稍作让步，就能保持罗马的尊严和安全。而且，以当时各蛮族之力，已无法与傲视天下的罗马帝国相抗衡。罗马帝国已经扩张到了帝国国力的极限！于是，他将罗马帝国的疆域界定为：西到大西洋，北至多瑙河与莱茵河，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到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

即便停止了征战和扩张，奥古斯都也深感帝国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于是，奥古斯都不顾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坚持推行了税法改革。这次税法改革涉及开征商品关税、输入税、消费税和遗产税。在奥古斯都无法比拟的强大权威的高压之下，元老院才被迫默认了新法。但是，税法的改革，仍然没有彻底改变帝国日益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万般无奈的奥古斯都也被迫采用了戴奥尼修斯发明的老办法——贬值货币。他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共和时代的4.5克降到了3.9克。从而，开启了40年后帝国依靠贬值货币应对通货膨胀的危机的先河。

第二，农业不断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货币问题的根子究竟在哪里？在农业。罗马是一个农业国，虽然它拥有4000多个城市，但农业仍然是它的命脉。而自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开始的军事扩张，其结果却是出现了无数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增加了帝国需要供养的人群。因为，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的农业已经濒临破产。究其原因，乃是罗马政府放弃了本土意大利的粮食生产。因为，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各行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很适合粮食的生产，其粮食价格要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而意大利低廉的物价，又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按照当时意大利的粮食价格，中小农户根本难以为继，大量破产。这为权贵们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而在农业时代的贵族集团，始终把土地当作最佳的投资项目。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有了土地就可以役使奴隶和失地的农民为自己耕种粮食和经济作物。可是，意大利本土极其低廉的粮食价格，又使意大利的农业生产毫无利润可得，那些拥有千顷良田的权贵们便不再生产粮食，而种植那些回报率远比种植粮食高得多的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这样长此以往的结果只有一个——荒废了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的农业，逼得大量失去土地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当时的城市手工业还相当简陋，也没有后来那样精细的分工，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再加上那20万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救济粮的罗马男性公民，这样一来，意味着在城市中，涌动着数十万依靠政府提供“维稳粮”而维持生计的人群。这就更加重了罗马帝国的财政负担。而罗马帝国开展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也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然而，过渡超前的城市化运动，使得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和衰退。但是，城市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完全符合那些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正是在帝国的农业政策、城市化国策、维稳国策和权贵们贪婪的多重打击之下，使货币持续贬值成了维持罗马帝国财政不致于立刻崩盘的唯一出路。罗马帝国的国运也就此渐渐地走到了尽头。

第三，维持帝国庞大开支的拖累。农业的衰退和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也导致了帝国军队性质的变化。这些流入城市的无业流民，逐渐成为罗马军团的主力，帝国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贵们，纷纷通过招募这些无业流民，组成忠于自己的军队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在帝国时代，曾经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的组成成分，已经由共和时代的有产的农民，变成了那些仇视夺取他们农田的权贵阶层的无产流民。为了政治家和野心家们的需要，到了帝国后期，罗马军队已经由原来的不足20万人，扩充到令人瞠目的60万人。而且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每个士兵一年的军饷也由原来的225第纳尔飙升到750第纳尔，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至少需要4.5亿第纳尔，已是过去的20倍。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又哪里是长期处于严重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帝国所能够承受得起的呢？于是，这些对于现实极为不满，对权贵极端仇恨的帝国士兵们，就利用他们手中的武器，玩起了更换帝国皇帝的游戏。自从217年卡拉卡拉皇帝被谋杀后的40年间，被军队更换、杀掉的皇帝就多达57个，平均每年更换1.425个皇帝。那时罗马帝国皇帝这个职位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高风险职位。这种更换皇帝的高频率也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可见，长期维持庞大帝国军队的超重负担，使得帝国也不得不以持续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异常棘手的难题。然而，正是这种匪夷所思的货币政策，最终压垮了帝国的脊梁。

第四，社会失去创造的动力。随着支柱经济——农业的崩溃，随着政治局势的急遽动荡，随着大量涌入城市的无业流民因为仇恨而成为暴虐的军队，随着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对于整个帝国社会经济的摧残与破坏，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矛盾的空前尖锐，罗马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勃勃生气和创造力。人们整日生活在对通货膨胀和嗜杀成性军队的恐慌和恐惧之中。仅在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近70年的内战中，内战双方的军队大肆屠戮意大利和罗马城内的权贵家族，整个帝国境内一时间人头滚滚，血雨腥风。在这种氛围内，帝国内的人民何来创新的动力和兴趣。一个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国家，是无法激发出新的创造力的。失去了创造力，社会财富又从哪儿来？没有财富的支撑，又如何能够支撑这个社会。到此为止，要想继续延续这个社会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办法——继续贬值货币，继续制造更加恐慌的通货膨胀。于是，等待这样的社会的结果只有一个——整个帝国的最后崩溃。

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发酵，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最终走上了货币贬值这一饮鸩止渴的自取灭亡之路。

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在罗马货币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小面额的罗马银币第纳尔遭受到了接连贬值的厄运，可是，罗马金币的境遇要好得多。如果问道：为什么在银币第纳尔体系已经崩溃的情形下，罗马帝国依然又存续了180多年呢？究其原因就要归功于罗马人对于金币的执着和坚守。

在让银币第纳尔连续贬值的过程中，罗马人并没有削减金币的成色以及铸币的大小。在罗马，金币始终以一定数量的黄金铸就，罗马人拒绝如同他们的铜币和银币那样在金币中掺入合金成分。

继戴克里先皇帝之后继任罗马帝国皇帝的君士坦丁大帝，上任伊始立即着手通过颁行一种名为金“索里得”（Solidus）的金币，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拜占庭金币”（Bezant）。君士坦丁所发行的第一枚拜占庭金币重达4.55克，纯度为98%。毫无疑问，这种金币具有极高的价值，即使在金币开始发行后的100多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旧的拜占庭金币还是新铸造的拜占庭金币，都一直保持着它的不变的重量和纯度。拜占庭金币可能是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的金币。

就这样，拜占庭金币的光辉一直照耀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又继续照耀着后来的千年帝国——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395年—1453年）。

五、拜占庭时代

与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在拜占庭时代，黄金依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拜占庭历代皇帝有一个共同的心结——对黄金的无上崇拜。他们把拜占庭金币的完整性、纯度和声誉，看作帝国的荣誉和支柱。

首先，他们把黄金用于雄伟教堂和宫殿的建筑之上。查士丁尼（Justinian，拜占庭帝国第20任皇帝，527—565年在位）将30万磅黄金用于修建圣·索菲亚教堂，仅其用于穹顶装饰的黄金就达12吨。帝国内几乎所有的宫殿都以大量的黄金敷设装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西奥菲雷斯（Theophilus，拜占庭第41任皇帝，829—842年在位）用一株用黄金建造的大树遮蔽他那金质的御座，大树、御座上饰有金鸟、金狮、金兽。当有客人来时，这些金制的雄师会摆动它的尾巴，并发出低沉的怒吼声；金制的鸟儿会以清脆的啼鸣对客人表示欢迎。

其次，皇帝们集聚和贮藏了大量的金币与金条。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拜占庭帝国第13任皇帝，491—518年在位）皇帝拥有30万磅的黄金。巴齐尔·伯格罗克图努斯（Baisl Bulgaroctonus，拜占庭帝国第51任皇帝，976—1025年在位）皇帝拥有20万磅的黄金。齐奥拉杜（Theodora，拜占庭帝国第56任、58任皇帝，1042—1055年及1055—1065年在位）皇帝驾崩时拥有10万磅黄金。

再次，皇帝们用黄金贿买和平。公元6世纪60年代，在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的帮助下伦巴第人于568—569年入侵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人的入侵威胁到了拜占庭帝国的珍珠宝城——威尼斯、拉文纳这两座城市。为了解除伦巴第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拜占庭帝国第21任皇帝，565—578在位）用黄金贿赂了伦巴第的一些支派，使之与另外一些派系勾心斗角，然后，拜占庭帝国通过赠送黄金与法兰克人结盟。754年和756年，拜占庭贿赂法兰克人5万金索里得，以支持其对伦巴第的入侵。但是，在击败了伦巴第之后，法兰克人继续从拜占庭帝国每年收取1.2万索里得的贡金。这就造成了墨洛温王朝继续铸造金币，以使得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续使用金币。因为，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结盟，法兰克人在几百年间积聚了大量的黄金。

最后，用黄金为支撑开展广泛的贸易活动。由于居于欧亚大陆的连接处，拜占庭成了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拜占庭居中，西方的欧洲和南方的阿拉伯世界就像两只翅膀，支撑起拜占庭的商业天空。拜占庭向欧洲出口极为精致的纺织品和金匠制造的以黄金打造的艺术品和奢侈品。拜占庭拥有世界历史上堪称最杰出的金匠。最杰出的金匠的代表莫过于圣·埃卢瓦（St.Eloi，641—660年）。他是7世纪时高卢的一位僧侣和铸币厂的厂长。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制金技艺。此人在制金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拜占庭的黄金工匠所制造的珠宝、金饰品，在欧洲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们制造的金制饰品，为拜占庭挣得了无数的黄金，这些黄金足以平衡拜占庭帝国长期以来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逆差和帝国的开销。为了保证帝国黄金的储量不至因过度的开销而日益减少，帝国的皇帝们对诸如黄金以及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等出口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并且长期坚持有限度地进口帝国境内并不生产的食品和原材料。官员们甚至查验旅客的包裹，突击检查店铺，了解和监控金条和拜占庭金币的流动情况，以防止走私和伪造金币的行为。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对黄金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认识到，黄金不仅是货币，而且也是维护和促进帝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以及强化皇权和财富的重要手段和依靠。正是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深刻影响，阿拉伯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黄金的作用，以至于铸造出了沿用数百年之久的阿拉伯的第纳尔金币。

拜占庭金币，已不仅仅是一种货币，它更是一种象征，一种信仰。黄金是国家向它的国民恪守的一种信用，是促进国家之间交往的大使，是评估一个国家实力的依据，是国家展示其强盛的标志，是保卫国家和平安宁的利器，是维护世界稳定的平衡器。黄金的这些特质和作用，在古代如此，在当代仍是如此，只是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了而已。

闻名于世的拜占庭金币，在早期，其币面描绘的是皇帝、皇后和皇子们的画像。只有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拜占庭第31任皇帝，705—711年在位）发布敕令，在他铸造的金币上，展示的是耶稣身披光环的半身像。而令这位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开启了长达100年的反圣像崇拜的时代（Iconoclasm）。这一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教堂内四周墙壁上所装饰的带有金色晕轮的圣像。其结果是，皇帝们得到了从圣像上所铲下来的黄金。这些黄金不仅成为帝国金库里贮藏的黄金，还被铸成了金光闪闪的金币。但是，随着843年齐奥杜拉皇帝颁旨下令宣告反对圣像崇拜时代结束，圣像又回到了圣坛上，铸币上也刻上了带着头盔、手持十字架的皇帝的肖像。在铸币的背面也出现了耶稣的肖像。而约翰一世·提米斯（John I Tzimisces，拜占庭帝国第50任皇帝，969—976年在位）颁行的金币上，刻有生母玛利亚为其加冕的画面，在画面的上方还有一双上帝之手。

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霸权是永世不衰的。到了13世纪初的1204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十字军之手，拜占庭帝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迫使金币贬值，自此，拜占庭金币失去了原有的纯度和信用。50年后的13世纪50年代，意大利的新兴城市佛罗伦萨（Florence）、热那亚（Genoa）、威尼斯（Venice）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这些金币享有极高的声誉，以至于到了14世纪中叶，拜占庭的臣民也开始以威尼斯金币纳税。而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时，时任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拜占庭帝国第91任，即最后一位皇帝，1449—1453年在位）尚未来得及铸造自己的铸币就英勇地牺牲在与土军的巷战之中。自此，在历史上存在了1000年的拜占庭帝国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尽管如此，拜占庭帝国遗留给我们的拜占庭金币，却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拜占庭金币——国王与他的儿子

拜占庭帝国，从立国之日起，就以专注于黄金并以其金币闻名于世。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史，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积累的黄金，如果仅仅是拿来炫耀和贮藏，而不加以利用，那将也是一种灾难。发现黄金，冶炼黄金，利用黄金，才是人类得以延续、发展的源泉。而当帝国一无所有之时，便是帝国的覆亡之日。

本章结论

金属货币是人类使用的实物货币之后的又一种重要的货币形态。黄金原本非货币，货币也本非黄金。自古以来，特别是自从黄金被人类认可为财富的象征以来，就在人类的历史中扮演了极其复杂的角色。黄金对埃及人来说，象征着太阳和眼睛，而如果没有太阳和眼睛，人就无法生存。直到如今，黄金仍是财富、权力、名望的象征之一。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探索

一、最早的纸币

（一）繁荣的街市

由后周将军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的宋帝国的人口数量比唐帝国多出两千多万，而唐帝国的国土面积却是宋帝国的2.7倍。在宋政权的北部先后成立了辽、夏和金等随时随地在觊觎着宋帝国疆土，且其力量足与宋政权抗衡的政权。所以，自宋帝国建国以来，抗击和防范北方各政权的战争便成了宋政权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因而，不断调整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应对他们的政治、经济策略，也成为宋政权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宋太祖赵匡胤崇信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这种思想体现在政治上，表现为内紧外松，即加强集权内部统治，放松社会控制；在经济上则体现为放任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从而造就城市的繁荣，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市井文化不断丰富，社会思潮不断翻新，连儒学也在兼收并蓄儒、释、道等教义的基础上，以“理学”的新面孔寻求再生的机会。应当说，城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是宋帝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

宋帝国城市商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其首都汴京的繁荣程度略见一斑。

汴京在帝国初约有20万户以上，百万人口，到帝国末年至170万人左右。汴京城分为旧城和新城。旧城即里城、阙城，周回20里，新城即外城、罗城，周回48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元丰年间，汴京经营工商业、服务业的总户数约1.5万户。为了供应这般庞大的城市人口的消费，全国各地的商品涌向汴京。浙淮来的商船被挤得没有委泊之地；各地赶来的生猪由南熏门入京，每日至晚道上络绎不绝，每群达万数；每日有鲜鱼数千担进入西水门。

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是我们至今领略和研究北宋时汴京城商业和市井情况的最好的实物教材。

宋初以来，随着工商业的萌芽，出现了城市集镇，逐渐形成了市民阶层。由于经济的发展，促使迎合小生产者意趣的通俗文艺的蓬勃兴起。在绘面领域，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以市俗生活为中心内容的风俗画，佳作层出不穷，其中，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反映北宋都城汴京（亦称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社会生活风俗画，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水墨淡彩绢本。画卷以全景式的构图，精细的笔法，细致而真实地记录了宣和年间汴京繁华热闹的景象，展示了当时的经济面貌、城乡交流和民情风俗。

清明上河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首段是汴京郊外春光；中段是汴河场景；后段是城内街市。在后段的画面中，则集中显现出了汴京城商业的繁华境况：

画面中高大的城楼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商品，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等各行各业，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着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士农工商，无所不备。整幅画面把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由于商业发达，汴京城的商税额一年就达40万贯以上。从这一点也反映出汴京城商业的发达程度。

宋代的文人墨客继承了唐代文人喜欢四处游历的特性，他们首先游历的城市就是汴京城。他们来到汴京漫步街衢，恍若隔世。一位游历的文人写下了一本游记——《东京梦华录》。他在这本游记中对汴京城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东京梦华录》是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公元1101—1125年）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典籍。《东京梦华录》凡10卷，约三万言。

《东京梦华录》的的写作背景是：宋徽宗后期，社会经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在汴京表现得最为明显，汴京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汇入淮河，是汴京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汴京的大动脉。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汴京河段。

《东京梦华录》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当时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卷四中就有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猪行、货行、布行、邸店、堆垛场、酒楼、食店、茶坊、客店、瓠羹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杂物铺、药铺、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靴店等三十多“行”。

《东京梦华录》一书共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铺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半数以上。城中有“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潘楼”“欣乐楼”（即“任店”）“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班楼”“张八家园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会仙楼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七十二户”。其中如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假野狐、金丝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

据《东京梦华录》载，为满足市民夜生活延长的需要，商家也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他描述的夜市情景是：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貛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不瓜、鸡头穰沙糖、菉豆、甘草冰雪凉水，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除了汴京之外，宋朝的其他独具特色的城镇也大量涌现，例如，瓷器生产基地景德镇、茶叶生产基地雅安、海盐集散基地扬州、井盐生产基地自贡、丝绸生产基地苏州、纱线生产基地抚州、对外贸易基地广州和泉州等城市早已蜚声中外。各地区以特色产品形成竞争优势，使得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总之，中国宋代的商品经济无论在规模还是繁荣程度上，在当时的世界都是首屈一指。正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才造就了宋代货币制度的不断创新。

（二）困境的烦恼

中国宋代的铁钱

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成都地区，在于10世纪中后期归于宋帝国的版图之后，成为中国西部的商业中心，其繁荣程度仅次于当时富甲天下的中原和两浙地区。但是，当时四川却面临着日益窘迫的贸易瓶颈——货币的困境。

四川地区自古严重缺乏铜矿，没有铜矿自然缺乏铜钱。而四川地区自古盛产铁矿，比如，邛州的临邛（今四川邛崃）素以产盐、铁著名。当年，秦始皇把赵国的卓氏迁到蜀地，卓氏来到了临邛，发现这里盛产铁矿，而西汉政府又允许私人冶铁，于是，卓氏即开展冶铁和铸铁生产，没有多少年，他们的僮仆已达千人。卓氏不仅冶铁，而且铸钱。汉代在临邛设置盐、铁官，西魏、北周时为临邛郡治所，唐、宋时为邛州治所。于是，在盛产铁矿的四川，市场交易主要依靠携带极为不便的铁钱。当时所发行的铁钱，每枚重一钱，可是其购买力很低，一匹绸缎的市价为20000个铁钱，重达130斤，买几匹丝绸就得拉着马车运钱。当时的币制是：1枚铜钱兑换10枚铁钱，1贯铜钱大约5斤重，其购买力相当于65斤重的铁钱，二者重量比为1∶13，也即价值1贯铜钱的铁钱的重量达65斤。试想，背负着如此沉重的铁钱，如何能在街市上惬意地购买货品。因此，货币的困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被逼无奈的四川人，终于搞出了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融创新——用纸币代替笨重的铁钱进行商品交易。

（三）闪光的灵犀

关于纸币交子产生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以后。那一年政府铸行景德大铁钱，其每贯重25斤8两，其中以13斤为一千铁钱。于是，在如此不便利的铁钱的“压榨”下，聪明的四川人脑子里灵光一闪，私下里发明了当时称为“券”的交子作为铁钱的替代品。一开始，交子是由各个店铺自由发行，信用根本得不到保证。后来，成都地区的16家富商聚集在一起商量：为了免于背着沉重的铁钱在街上做买卖，我们不如把铁钱放在一起，手持一张可以填写交易数额的轻飘飘的纸质票据来进行商品交易。于是，这16家富商约定印制一种同等规格和材质、正反面都有印记的纸质收据，在每家盖上印章和做了只有这16家才能识别的密码后，作为彼此交易的凭证。这样一来，这16家富商大小客户们，就无需背负着沉重的铁钱来进行交易，只需在加入这个系统的各地分店存放沉重的铁钱，店伙计在验明数量之后，在这种纸票据上填写上铁钱的数额，商人们就可以拿着这张轻飘飘的铁钱收据，去各处做买卖了。自此，持有这种票据的人随时可以到交子店铺要求兑换成实物铁钱，只不过每贯收取30文（大致3%）的手续费。这样一来，交子就完全可以当货币使用了。因而，16大户自家的铁钱仓库，就成了成都地区的铁钱准备金，而且是一张交子对应一份铁钱100%的准备金仓库。

这种交子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交子的出现，将市场交易中的铁钱运输成本降低接近于零。由于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带来了四川地区经济贸易的空前繁荣。与市场的繁荣相对应的就是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需动用部分存款，并不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在市场发行。于是，就这样一步步地发展，交子终于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交子真正成为了货币。

交子在四川地区成功运行了20年后，官府也看到了交子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同时他们也发现，在交子运行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得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成都官府上表朝廷，指出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但由这些商人继续搞下去，会出问题。如果废止私交子，由官府发行官交子，甚为稳便。于是，朝廷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11月正式批准成立了“益州交子务”，自此正式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朝廷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这一年正好是宋政权建立64周年，宋仁宗登基的第一年。于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纸币诞生了。中国使用纸币的时间，要比美国（公元1692年）、英国（1694年）、法国（公元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百多年的时间。这也说明中国人并不缺乏“金融创新”的基因。

（四）历史的结局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子”，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

为了使交子顺利发行，官府下达了严格的发行、管理交子的法令：

1.官交子由“益州交子务”负责印钞，益州观察使负责监督，两者相互制衡，确保公正、公平和公开地发行官交子。

2.每一笔交子发行，从1贯到10贯，都要完整记录，由监查官核对后封挡备查。

3.有人持交子兑换现金，不论多少，见票付铁钱，每贯收手续费30文。回收的交子在发行账本上购销清账，然后将回收的交子立即销毁。

4.发行交子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金，以备随时有人兑换。

5.每两年发行一届新交子，以新换旧。

宋仁宗天圣元年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自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交子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1068年起），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届发行，每届三年（实足两年），届满兑换新交子。

为了适应商业蓬勃发展的要求，在宋代开始发行的便于携带的交子纸币，也受到了市井百姓的热忱欢迎。官府还允许百姓以交子来缴纳各种税赋。王安石变法期间推行的青苗钱、免役钱均可使用交子支付。交子还可用来向官府支付盐茶酒的专营费用，商人们的出关费、过桥费、商业税等税费，都可用交子缴纳。总之，交子成为四川各阶层人民乐于使用的流通货币。

交子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其根本原因是在发行交子的同时，官府维持了充足的准备金。交子一旦下跌，官府就可以铁钱回收；如果交子升值过高，官府立刻增发交子平抑价格。这与后来欧洲各国央行在金本位时代通过黄金买卖控制货币价值的做法及原理完全一样。当时，发行和管理交子的官府机构——“益州交子务”就起到了铁钱流通区的中央银行的作用。因此，从交子开始发行的1023年后的50多年中，官办交子的价值和流通都高度稳定。交子甚至出现了溢价，四川人用1贯零100个铁钱换取1贯交子。交子受到如此欢迎的真正原因，就是信心——人们对于交子信用的高度认可。这个信心正是隐藏于货币背后的货币最本质的东西，也是支撑一个货币体系的根基。如果离开了这个根基，不仅无法保证货币的币值和流通的稳定，而且最终会断送货币。信心的作用高于黄金，货币的信誉是货币的命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盛衰的过程。交子也不例外。

交子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起初是源于战争。

1040—1042年，西夏皇帝李元昊亲率主力大军对宋帝国连续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共围歼宋军主力4万余人。宋帝国紧急在西北战线上部署了20多万大军。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急需朝廷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大批的军需物资，而当粮草承包商们将粮草运到西北后，当地官府却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现金或盐钞来支付。于是，朝廷下令让成都的“益州交子务”加印了60万贯纸币，紧急调运到西北支付给商人们。然而，这批交子在换届（每两年届满需兑换新交子）发行时并未被收回。这是第一次交子的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超过了法定界限。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本该两年退出流通领域的交子和新增的交子并行流通于市场，这等于市场上的纸币流通量超发了1倍。其结果就是自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开始，1贯交子只能换到940文铁钱，贬值幅度为6%。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1081—1082年，宋帝国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结果遭遇了两次惨败，人员折损60余万，军费耗损不计其数。三年后，心力交瘁的宋神宗在悔恨中撒手人寰。但是，交子继续贬值的势头并未因宋神宗的离世而停止。到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交子贬值已经超过10%。而同是这一年，北宋两个生前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政治家——司马光和王安石同年逝世。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巧合，北宋政权的衰败也自此一发不可收拾。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北宋政权的衰败进入了快车道。

1105年，已经权倾朝野的蔡京力主继续扩大对西夏用兵的规模。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朝廷开始将交子推广到全国，令各地方依照新的样式印刷、发行新的纸币——钱引，以取代交子。“交子”，这个世界历史上第一种纸质货币，自此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之后，政府的所有开销全靠印纸票子——钱引解决。到1105年，钱引的发行量高达2656万贯，当年又增加了540万贯，到1107年，再度增加554万贯，并且，实行两届钱引同时发行，一起流通，纸币的流通总量比84年前（1023年）官办交子开始使用时的发行量高出了40倍。当钱引换届时，新钱引以1∶4收兑旧钱引。同时，官府还取消了纸币发行准备金制度。其结局是：1110年后，1贯纸币都不值100个钱。自此，1000年前，中国宋政权实施的纸币制度，实质上已经寿终正寝。纸币破产后17年（1127年），北宋覆亡于后起的北方政权——金国。

“交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不仅在金融史上，而且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从商业发展的意义上讲，纸币比金属货币更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交子失败了，但是，纸币和纸币制度并未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在继宋而起的元帝国和明帝国时代，纸币继续上演着激动人心的历史活剧。

二、铜银并用时代

在古代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和最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是，与此情况不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货币金属却严重短缺。这也就造就了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崇拜金钱和货币，而是脚踏实实地地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中国人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积累下来了货真价实的物质、精神财富，令曾经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垂涎三尺。如果你研究中国经济史，你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物质都曾经当过钱。其中既包括金、银、铜、铁，也包括海贝、珠玉、丝绢、粮食……中国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比西方足足早了600多年。纸币的发明，也恰恰说明了在中国古代，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贵金属资源奇缺这一对矛盾是多么得突出和明显。这与自古就以金银为主要货币的欧洲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金银产量严重不足。因而，在商品流通中发挥货币的主力军作用的只能是铜。而中国人只要一提起钱，就会自然然而地想到铜。从秦始皇统一货币，下令钱币以秦国的圆形方孔铜钱为标准币开始，中国历代都是用这种中间有方孔的圆形铜片作为货币。因此，“孔方兄”便成了钱币的代名词。

其实，铜作为货币金属，其本身并不够贵重，也不值钱。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地讲，1两白银大约可以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也就是说，1两白银至少可值1000文铜钱以上。如果以粮食价格计算，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人民币0.2元。

那么，中国古代的铜钱有多重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大秦帝国，只有两种货币可以通行，一是“上币”，就是黄金；二是“下币”，就是铜钱。铜钱还必须是大秦帝国中央统一铸造的，上写“半两”两个字，重量也正好是半两。这种秦朝的铜钱，后人就叫它“秦半两”。根据秦制，半两等于8克。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一枚铜钱，约重5克。可见，中国古代每枚铜钱的平均重量约为5—8克。

当然，在古代中国，并非只有铜钱这一种货币流通，白银一直作为次要货币存在着，特别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唐、宋以来，白银在商品贸易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北宋时期的金、银、绢、帛都具有货币性。白银更多地被用于支付和流通。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颁布了禁止伪造黄金和白银的法令，对于告发者赏钱10万。表明了北宋政府一开始就认识到金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北宋朝廷的国库——内藏库经常向政府机构出借财物，这些财物包括铜钱、绢帛、金、银、绵、珍珠等。据统计，国库出借的财物仅白银就借出过9次，数量达到181.09万两。而出借黄金仅有2次，且仅有0.47万两。可见，北宋时期黄金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北宋时期的金银的比价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在咸平年间（998—1003年）金银比价为1∶6.25，而到靖康元年（1126年）的年底，则高达1∶13.9。

由于金银比铜钱等更适于贮藏，北宋时期的民众经常把金银窖藏起来，以应对无法预知的灾难和动乱之需。以至于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还要加付“掘金”或称“掘屋钱”，作为在被卖的房子中可能掘到窖藏而对原房主的一种补偿。有人用数千贯钱买下洛阳的一座大宅，需要另付掘钱数千贯。房价与掘钱的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因为确实有人买宅后修建时掘得黄金数百两，其价值相当于买房费用加掘钱。可见，早在北宋时期中国人就盛行窖藏黄金、白银，这也就难怪在明代中期以后，当无数的白银经过西方商人之手涌入中国之后，就再没有流出中国。因而当李自成的大顺军打开北京明帝国的国库时，惊讶地发现在整天哭穷的明廷的仓库里却堆放着无数的黄金和白银。

如果翻一翻中国的一些古典名著就会发现，在这些书中所描绘的那一幅幅中国古代的社会风俗图画中，也有着诸多反映商品经济情况的内容，其中也经常提到货币银两。比如，《水浒传》中就经常提到“碎银子”“花银”“银子”“银两”。书中第十五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写道：

次日五更起来，安排早饭吃了，晁盖取出三十两花银，送与阮家三兄弟道：“权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吴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才受了银两。

第十九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写道：

宋江又问道：“你有结果使用么？”阎婆答道：“实不瞒押司说，棺材尚无，那讨使用？”宋江道：“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阎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爷娘，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说。”随即取出一锭银子，递与阎婆，自回下处去了。且说这婆子将了帖子，径来县东街陈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发送了当，兀自余剩下五六两银子，娘儿两个，把来盘缠，不在话下。

第二十二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拿了哨棒，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

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够么？”酒家看了道：“有余。还有些贴钱与你。”武松道：“不要你贴钱。只将酒来筛。”

《水浒传》虽然成书于明代，但是，其中所描绘的场景不可能是完全杜撰，必定反映了宋代和明代所共有的情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描写至少说明，在宋代时，中国民间就已经常用白银来做货币使用了。只是那时的银子都是凭重量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而不像铜钱那样用绳子穿起来，以“贯”为单位予以储存和使用。这是因为银子稀有而贵重的原因。白银的使用，也是中国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佐证。关于宋代商业的发达情况，可见前文“繁荣的街市”一节中的描述。这也就难怪在宋代会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了。金融的创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密不可分。

三、禁银的时代

历史仿佛经常在开着天大的玩笑！

终于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原大地，恢复了自己天下的汉人，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富足太平的生活了。何曾想到，领导他们赶走蒙古人皇帝的朱元璋（1328—1398年），在建立大明帝国之后，竟然一夜之间不仅放弃了汉族人千百年以来习惯使用的铜钱，而且还颁布了禁用金银的法令。因而，在中国出现了近百年的、历史上少有的“禁银”奇观。

从表面上看，朱元璋使用纸币的做法与他刚刚赶走的元帝国的做法差不多，但是，实际上朱元璋对元帝国的货币制度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他对金融和货币不仅无知，而且完全是个外行。

不错，在元代，纸币确实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甚至于元帝国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在蒙古高原和整个中亚都通行无阻。也就是说，没有期限、不限地域、永久通行。而且，在元代，基本上只有这一种合法货币通行，金、银和铜钱一律禁止使用。人们只要拿着元帝国发行的钞票，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但是，同样生活在元帝国后期的朱元璋有所不知，这些钞票的背后却隐藏着大众看不见的“准备金”制度，这些准备金就是金、银。而且，这种纸币是一种不兑换纸币，也就是说，民众不准拿着钞票（宝钞）向朝廷领换白银。这与现代货币制度完全相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的人们可以用纸币去银行兑换黄金、白银，或者拿着黄金、白银去银行兑换纸币。但是，193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理由是为了应对当时空前的经济危机。可见，元帝国的货币制度已经完全具有了现代性，其与今天的纸币制度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如果说还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元帝国那时还没有开设银行这个机构。但是，这并不是说元帝国的纸币处于无人管理、自由放任的境地。

发行于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的中统钞，发行之初准备和铜钱一起流通，并且用可向政府兑换金银的办法稳定其币值，因此，被认为是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为了确保中统钞的币值和流通，中统四年（1263年）成立了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为目的的纸币的管理机构——燕京平准库，次年，又在各地方设立了各路平准库，用来维护物价的稳定，以钞12000锭为钞本。成立平准库后，禁止民间私相买卖金银。中统钞发行后，先禁钱，后禁民间买卖金银，使得元朝的货币制度成为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之后，除了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和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后纸币、铜钱并用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单一纸币流通制度。这比宋、金时期的纸币流通更为彻底。中统钞发行初期，管理得很成功。维持了近20年币值的稳定。其保持稳定的具体办法就是：（1）发行纸钞以钱为准，每钞两贯合白银一两，十五贯合黄金一两；（2）只要一出现纸钞流通不畅的情况，便用白银收买市场上流通的纸钞；（3）为了防止民间出现对纸币不信任的情况，凡是用作纸钞准备金的金银，分文不动；（4）严格控制纸钞的发行数量，保证发行的每张纸钞的背后都有相应的保证金；（5）管理纸钞发行、流通的官员，每日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不能失职。

正是由于有了纸币准备金做后盾，元纸币非常值钱，民众视其价值重于金银，他们相信，这些印在纸上的钞票和金银一样贵重。事实上，元帝国发行的纸币一直与白银挂钩。据《元史·食货志·钞法》记载，中统元年（1260年）印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元宝钞”，每两贯宝钞相当于白银一两。这实际上意味着，早在元帝国时代，中国就实现了货币的“白银本位制”。元帝国的纸币制度，实际上是700多年前的一次真正的金融创新。这次创新使得中国人享受到了700年后的现代生活——手里拿着轻飘飘的纸币上街随意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朱元璋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既没有金属货币作准备金，而且仅仅依靠朝廷的权威来保证钞票的信用价值。它的印制材料是桑皮纸，其面值分别为100文至500文、一贯等几种，其中一贯的纸币高32公分、宽21公分，无论其面值和面积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钞票。

据说朱元璋发行纸币的缘由很特别。建立政权之初，他的确铸造了一批铜制的“大中通宝”作为流通货币，后来又由户部的铸币厂宝源局和各地的铸币厂宝泉局铸造了同样是铜制的“洪武通宝”。但是，后来朱元璋发现铸造铜币的成本太高，觉得用铜铸造货币供民众使用很不划算。在他的脑子里，可能“超前”地认为，货币就是一个符号，一个能够拿来换取货物的符号，它们和普通的商品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要有了朝廷的权威作为后盾，什么事情都做得来。于是，他决定仿效元代使用纸币的办法，诏令全国一律使用纯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禁用金银。不仅如此，为了维护宝钞的权威地位，朱元璋还在“大明通行宝钞”发行之后，除了禁止用金银作为货币外，还禁止用丝绢作为货币，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索性连铜钱也禁用了。大有要把“禁银”政策进行到底的气魄！

朱元璋这种鲁莽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他以为，只要有朝廷的权威就可以保证钞票的信用价值。他只看到了发行纸币有利于集中财富的一面，他不知道，如果纸币不与金属货币挂钩，早晚会引发经济混乱。而事实上，明帝国的纸币制度，从一开始就闹出了许多笑话。

明帝国的民众对朱元璋的这种搜刮民间财富的做法始终不感冒，甚至抵触。人们不仅不使用明帝国发行的钞票，还暗自使用银两，“大明通行宝钞”并未得到正常的流通。为了确保钞票的流通，朱元璋下令，凡有举报民间拒用钞票情况的，一经查实，政府赏给举报者白银250两。此令一下，立即在民间引起轰动。那些为了赏银而举报他人拒用钞票的人，被人们戏称为“二百五”。这就是民间所说“二百五”的由来。而政府赏赐举报者白银250两，实际上又变相地承认了白银货币的地位。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和法令，正是专制社会独有之现象。

朱元璋发行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也许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许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宝钞纸张的质量一直不好，民间因而约定俗成：新钞票比旧钞票值钱，但官方却把新旧钞等价。于是，便有人把半旧的钞票揉烂，再拿到官府去兑换新钞，通过这种倒钞来谋取暴利。而各地税务官员也在收税时故意只收新钞，然后用另外的旧钞上缴国库，新钞则留作自己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货币的投机套利行为。

经此反复折腾，发行宝钞后仅15年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原本值400文的宝钞就贬值到了250文。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宝钞的交易价就贬值为当初发行时的1/10，只值40文。这样的纸币简直就是废纸一张！于是，其结果是各地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律以金银定价，民众干脆用金银标价，直接用金银交易。自此，宝钞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通货膨胀。而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就是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因为，这些纸币根本就没有“信用”。

没有信用的货币，根本就不是货币！

中国历史上这次失败的币制改革，其实也证实了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国的民众看好的还是白银。这从前文所述的中国人自古就有藏银于窖的传统中略见一斑。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使用铜钱。但那是由于中国自古就患有“白银缺乏症”。这种缺乏症来自于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对金属货币的渴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的因素恰恰是决定商品经济发展规模的基本要素。历史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中国的消费能力相提并论，这是中国在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经济规模上，始终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没有机器代替人类进行劳动和生产、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和生存手段的长达数千上万年的时间里，人口、气候和地理、地质条件因素，对于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消耗是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有多少劳动人口，就可以创造出与之成正比的多少财富；而消耗多少财富，也是与之成正比的。因此，可以说，人口的多寡、气候的温暖湿润程度以及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和决定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既有利于人口的繁衍，更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和劳作。因此，中国古代生产水平之发达，商品经济之繁荣，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地处寒冷、缺乏阳光的寒冷地带的欧洲国家无可比拟的。而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白银产量总是不能满足其庞大的商业需求。中国的银矿多集中于南方，且产量、质量不高，这与银矿的探测技术和白银的开采技术也不无关系。至今，中国仍然没有掌握从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中提炼纯度上好的白银的技术，依然还要依赖于德国、日本的技术。再加之，宋代以来，在与辽、金、西夏、元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白银。而由于黄金比白银还要稀缺，而且，中国人习惯于把黄金使用在工艺品、装饰品、宗教寺院、皇家建筑等方面，所以，自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的公元前3世纪以来，黄金就渐渐远离了中国的市场交易。这样一来，在市场能够流通的金属货币就只有铜、铁和白银。所以，在古代中国经常出现“银荒”“钱荒”现象。因此，自宋代以来，就出现了为应对缺少贵金属的窘境，而先由民间自发，而后又由政府发行纸币来予以弥补商品交易之不足的现象。

久旱盼甘霖的中国，在苦苦地等待着、期盼着属于中国的白银时代的到来！

这个属于中国的时代，终于在15世纪的时候让中国人等来了！

而开启这个白银时代帷幕的并不是对中国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的西洋人，而恰恰是中国人自己。

四、大航海序幕

如果要论起是谁拉开了欧洲15世纪末开始的那一场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未来格局的大航海时代的帷幕，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成祖朱棣（1360－1424）。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遵照明成祖朱棣的旨意，郑和与王景弘率领士兵二万八千余人，乘坐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从南京龙江港起航，经江苏太仓刘家港编队集结出海，开始了第一次远航。这支由近百艘船只按照军事编制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船队，劈波斩浪，驶向大海，驶向中国东海福建长乐县太平港驻泊，等候东北季风到来。当年冬天，郑和率船队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出洋远航，经南中国海域，首先到达占城（今越南归仁），然后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旧港、阿鲁、苏门答刺、南巫里（以上四地均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从南巫里进入印度洋到达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然后到达小葛兰（今印度奎隆）、柯枝（今印度科钦）、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郑和在古里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皓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郑和在国外建立最早的一块碑。郑和船队于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行程最远的航海壮举。全程历时两年多。其后，又连续举行了六次这样规模的航行。第二次沿第一次同样的路径至古里。第三次从太仓刘家港启航，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又北上印度东海岸，抵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塞后返国。第四次又经东印度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第五次与前次航线相同，抵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南岸远航到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第六次除驶入波斯湾外，另有分队绕东非沿海诸港口航行。第七次进行了经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的最后一次航行。

就这样，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的28年时间里，以郑和为首的一支空前绝后的庞大的船队，七次远渡重洋（如果算上由王景弘率领的那最后一次下西洋航行，明帝国先后一共组织过八次下西洋航行），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但是，关于这次古今唯有的伟大的航海活动的目的何在？历来有不少的猜测。对此，《明史》的记载很简单：“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就是说，朱棣的意图一是追查在“靖难之变”中下落不明的侄子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外国炫耀明帝国的强大武力，以显示中国的强盛。这样的解释自然也符合中国历代皇帝都希望“万国来朝”的政治追求。但是，作为一代雄主的朱棣，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生死不明的建文帝而不惜如此劳师费银地连续组织七次超远距离的远航？据有学者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花费白银约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一次出航仅造修费用就需要40余万两白银。为了保证造宝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当时明帝国一共只有十三个行省。这些开销还不算远航船队的吃、喝、用度的花销，再加上沿途大方地赏赐给各国的物品，那就更加难以计数。据记载，仅赐给各国国王、王族的丝绸、瓷器等物品就不计其数，丝绸动辄数千匹。1405年仅赐给日本国王的铜钱就达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需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除了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但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的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供给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况且，郑和船队每次出海，在“云帆蔽日”的船队后面，并没有任何的民间海商船队跟随，明廷“片板不许下海”的法令，直接把民间的海外贸易与大海远远地分割开来。难怪在梁启超看来，这七次远航“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难道这就是朱棣组织这场耗时耗费巨大、被后人称之为毫无经济意义的武装海上大游行的真正所有的目的吗？朱棣不会不明白，郑和从外国带回来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和“朝贡”，和郑和七下西洋的花费实在是无法可比，何止是划不来，简直是得不偿失。况且，在组织这七次大航海的过程中，他还遭到了群臣的坚决反对。其结果也确实是不仅根本无法满足沿途经过国家对与中国开展贸易并从中获取贸易利润的追求和遐想，而且搬空了大明帝国的仓库，换回来的不过是几纸客气的“称藩”国书。也正因如此，有不少学者认为，郑和的远航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为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和“耀兵异域”，极有可能还隐藏着另一个目的——希冀通过这一次次的远航，为明帝国找到海外的黄金、白银，以缓解和解除明帝国当时所面临的银荒和钱荒。也就是说，朱棣亲自组织这次亘古未见的大航海，具有与后来的西方航海家们同样的目的。而且，“耀兵异域”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金银。只有让这些海外小国看到了大明帝国的威力，才能乖乖地交出金银，或者至少能为郑和提供获取黄金和白银的线索和地点。但是，每次航海的结果都令他大失所望。也许，朱棣和郑和都不知道，当时黄金的主要出产地是在西非内陆，而不是郑和所到达的东非海岸。郑和必须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后，才能抵达西非海岸。或者甘冒极大的风险，直接穿越非洲大陆，到非洲内陆去寻找黄金、白银。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时要在非洲得到黄金，只有经过黑人酋长的允许后，经阿拉伯人之手才能运出非洲大陆，到达亚欧各地。而要让郑和和他的船队弃船登陆，展开非洲大陆的冒险之旅，别说是郑和本人，就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也没有这个胆量和信心。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朱棣和郑和虽然没有达到获取金银的目的，他们却是15世纪以来的那次大航海时代的揭幕者。只是，令中国人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抓住了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个机遇，可惜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也没有把这次机遇延续下去。郑和在1433年结束了第七次航行后，跟随他乘风破浪的那些巨大无比的海船，也结束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匪夷所思地被封存进了港湾，而那些记录完整、弥足珍贵的航海资料，也被兵部付之一炬。但是，商业嗅觉灵敏的欧洲人，却继承了朱棣和郑和的衣钵，掀起了一场长达3个世纪的大航海浪潮。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明帝国开启的这次大航海运动，15世纪末由西方人开启的那场延续了长达3个世纪之久的、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航海时代可能还要推迟一个甚至几个世纪。是明帝国在15世纪初期开启的这场大航海运动，激发起了西方人以寻找财富、掠夺财富，最终征服世界为目标而开启那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航海时代的雄心壮志。

中国是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真正前驱者和揭幕人。

五、白银的时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白银、黄金贫乏的国度。因此，中国在明代以前主要以铜、铁为主要货币。在美洲白银被大量开采出来之前，明代的白银主要来源于与日本的贸易，然而，明代自立国之日起，就明令严禁民间将白银作为交易货币，他们像现代人一样拿着钞票——“大明通行宝钞”去购物，史称“禁银”。这种“禁银”一度造成中日关系恶化。从日本流入的白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这时，欧洲人来了，他们用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购买令他们垂涎三尺的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中国的务实、勤俭的风尚和气候等因素，却让中国人对于欧洲人带来的钟表、玻璃、毛织品等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人只收白银。中国人把白银当作应对危机和以备不时之需的珍稀货币，甚至不惜将它们埋于地下，传之后代。于是，从明后期持续了整整两个半世纪，美洲的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由此，中国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受益者。同时，由于阿拉伯的衰落和新的海上航线的开辟，西方人可以直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

在明代以前，阿拉伯人掌握着东西方贸易的特权，他们一直充当着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和媒体，所有东方的物品均需通过阿拉伯人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贩运到欧洲，欧洲商人只能吃阿拉伯人的残羹剩饭。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欧洲人也曾抗争过、奋斗过，他们不惜前后八次组织十字军东征，但均以失败告终，他们花费如此大的气力的目的就是试图缩短国际贸易通路，使自己能够直接和中国、印度做生意。后来，威尼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达成了新的默契：阿拉伯人在威尼斯的财产得到保护，他们专门与威尼斯人做生意。通过拉拢阿拉伯人，威尼斯才一跃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

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现在，美洲不断产出滚滚白银，全球进入一个白银时代，欧洲航海家已经掌握了环球航线和远洋航海技术，欧洲人和中国人直接做生意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1571年，西班牙海军占领菲律宾，并在马尼拉设立了殖民首府，从此，欧洲与中国之间有了做生意的中转站。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开放海禁，并且宣布白银为“合法货币”。实际上明朝的两大禁令——海禁与禁银，都是因为推行不下去而被迫废止的。禁银的废止早于海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没有完全中断与海外的贸易联系，尤其是亦商亦盗的海盗们的海商行为，大量的海外白银不断地流入中国，使得中国藏银于民。经济史上一般把取消禁银归功于被蒙古军队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英宗即位，下诏“弛用钱之禁”，于是铜钱得以恢复使用。公元1436年（正统元年），明英宗宣布，税粮折算成“金花银”，就是用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来征收税赋。同时诏令全国“弛用银之禁”，标志着废除了禁银令。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官俸已经用白银发放，中国从此正式确立了银本位制。

中国明代银币

中国此时确立银本位制，主要是受到了世界贸易的影响。大明帝国当时已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大明帝国确立了银本位制，也就意味着全世界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世界也进入了“全球一体化”时代，尽管当时的人类还没有这个概念。这个“全球化”的表现就是：欧洲人把自己的工业品运到美洲，从美洲把白银运到欧洲，再从欧洲运到中国，从中国买回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再运到欧洲。

欧洲人把1571年看作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全球贸易时代的开始。这一年即明隆庆五年，此时中国已经取消海禁4年，正式确认银本位40余年。这一年，由西班牙牵头，欧洲各国联军在海上大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意味着千年以来由中东转手贸易的时代结束了，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全球贸易时代开始了！同时，明政府宣布白银为合法货币，也直接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全面开展。这种东西方的直接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收入，中国从此走出了“银荒”时代，进入了白银时代，世界经济也为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据统计，在美洲大陆被发现后的16至18世纪，拉丁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白银产量的80%，而这些白银当中又有1/3—2/3流入了中国。公元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运到中国，而当时中国的银矿产量约为6000公斤。而在这期间欧洲的贵金属输入量则锐减，据欧洲学者统计，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的数量减少了92%，白银减少了61%。他们认为，这一减少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有关。

其实，自古罗马时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欧洲货币的归宿地。17世纪，中国又与西班牙进行贸易，成为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发达的制造业出口，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财富。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既包括糖、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更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等生活奢侈品。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得中国在明代中后期表现出非凡的开放性和学术活力。这种开放性根植于对自己强大的自信，其表现是对外来事物的宽容和包涵。在明代，对于来自欧洲的科学技术中国人是持欢迎态度并且有着浓厚兴趣的，如传教士们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等，在明朝士大夫中有着较广的知名度；各种科技书籍如《几何原本》《矿冶全书》（翻译名为《坤舆格致》）等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文化界传播开来，传教士们在南京所展示的《西世地图》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崇祯皇帝还下令徐光启、李天经等人与外国传教士合编《崇祯历书》来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和西式火器及水利知识等。

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明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明代后期属于中国自生、原创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同样焕发出耀眼的光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黄宗羲。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黄宗羲学识渊博，大凡天文、历算、音律、经史百家、释道、农工等无不深究。他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同时，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经济的开放必然带来思想、学术的开放，而思想、学术的开放，反过来会积极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反之，则会发生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一个永久的真理。

正是由于明帝国的强大和开放，世界各国都乐于跟明帝国进行贸易，于是，便有了更多的白银流入中国。据记载，从1567—1644年明后期的77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3亿两之多。这些白银流入中国后，就再也没有流出中国，这也同样应证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超强的融合（化）力，任何东西只要进入了中国，就会融化在中国的土壤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藏银于库，深埋地下，可能是阻滞流入中国的白银不再流出的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评价17世纪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从1500年前后走进了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白银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白银从被禁止流通的货币转变为合法流通的货币，白银开始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使中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度。自此，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银始终是中国的本位货币，而且一直影响着当今的中国社会。

六、纸币的来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那么，纸币在全世界的产生、发展的进程究竟如何呢？它是如何成为当代世界主流货币形态的呢？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一）纸质货币产生和兴起的过程

现代纸货币是由金银货币演变而来的。货币演变是一个社会经济过程，其内在原因是由商品货币形式的相对性和间接性所决定的货币载体的可替代性。

要弄明白纸质货币的起源，就必须从金本位制的崩溃讲起。

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货币是实物，牲畜、毛皮、贝壳、盐、铁，甚至人（奴隶）都曾充当过货币。但是，由于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并日益突破地域界限，以及实物货币具有价小体大、不便携带、不易分割等缺点，实物货币逐渐被金属货币（金、银、铜币）取代。

由于金银天然具有体小价大、便于携带、易于分割等适宜充当货币的属性，因此，长期占据了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地位。随着人们对于黄金和白银在世界分布情况的逐步了解，以及人们对它们属性的认识的逐步提高，以及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西方世界中，黄金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虽然金银充当货币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法定货币制度的建立却是19世纪以来近代的事情。在世界金融史上，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金本位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金本位制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式——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其中的金币本位制是典型的金本位制。其最早于1816年在英国实行，随后，在1871年以后的30年间，包括欧美和日本各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金币本位制。这种货币制度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金币是本位货币，具有法定含金量，可以自由铸造、自由熔毁；其二，金币可以自由流通、自由储藏，各种辅币（如铜币）和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金币或黄金；其三，黄金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上述特点使金币的通货币值和外汇汇率都相对稳定，金币本位制也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它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持金币本位制的必要条件——自由流通、自由兑换、自由出入国境逐渐被破坏。一战爆发后，在整个欧洲大陆不再有金币流通，各交战国纷纷发行虽有含金量却不能兑现的国家法定纸币，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金币本位制在世界范围内轰然崩塌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经济后起的国家，如美国、德国，跳跃式地赶上并超过一些经济早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由此造成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世界黄金储备的格局不得不重新洗牌，这更加加剧了各国黄金储备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一战”中，欧洲大陆各交战国由于支付巨额军费开支而流失了大量黄金，即使在黄金储备较多的国家，如英、法、德，也相继发生了黄金储备失衡的情况。为了避免国家经济因此而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各国纷纷阻止黄金自由出境，国内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同时，大量发行仅有名义含金量的不兑现国家纸币，以解燃眉之急。这样一来，金币本位制的三个基础（自由流通、自由兑换、自由出入国境）就被完全破坏了。

一战结束后，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黄金储备不平衡比战前更甚，一些国家被迫建立起了变相的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两种变相的金本位制实施的后果，是取消了国内金币流通，并且限制银行券兑换成黄金，更限制黄金出境。金块本位制只发行代表一定重量黄金的银行券，而银行券又只能在一定数量以上才能向发行银行兑换金块，英法两国先后于1925年、1928年实行了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个实行金币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一定数量的外汇或黄金作为平准基金，从而间接实行金本位制。

而更为糟糕的情况是，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随着1929年爆发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又被扫进了历史的风尘之中。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快诱发了世界性货币危机。由于对于黄金的挤兑和黄金外流，迫使相当一部分国家放弃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美国在1933年也放弃了维持了多年的金币本位制。到1936年，最后坚守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的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也都最终放弃了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至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了不以金银为基础的、不兑现国家纸币流通的纸币制度。金本位制自此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纸币制度下，不再有作为货币的金银流通。作为本位货币，纸币在国内流通领域已经与金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在国际汇兑关系中，黄金也最终失去了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基础的作用。于是，为了构建起新的国际货币秩序，1944年7月，有4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凭借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开始主导国际货币秩序。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

1.以黄金作为货币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2.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当时约定的黄金官价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按照黄金官价来确定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

自此，各国国内货币流通已经与黄金没有了直接联系，但是，却出现了一个美元等同于黄金的局面。

但是，由于美国自二战后的冷战中先后陷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欧洲诸国、日本战后恢复崛起，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逐渐恶化，美国黄金持续大量外流。1960年底，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低于其短期负债。到197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到2.5亿盎司，流失了近2/3。在此背景下，从1960年开始美元连续爆发危机，各国随即竞相抛出美元，抢购黄金，致使美元汇率不断下跌。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各国央行用美元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随后，美元被迫连续贬值。美元停兑黄金和美元贬值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以固定汇率为特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走向了它的尽头。

为了弥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的空缺，197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特别提款权”的汇率改为以“一篮子”16种货币为基础来计算，它不仅不再单独与美元挂钩，而且也不再与黄金挂钩。此后不久，1976年1月，IMF达成《牙买加协定》，该协定规定，从IMF的所有协定条款中删除过去有关黄金的一切规定。自此，黄金不再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也不再作为货币定价的标准。如此一来，在国际汇兑关系中也失去了与黄金的直接联系。至此，黄金已经完成了它作为货币的历史使命，它也不再充当一般等价物，不再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不再具有直接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能力。至此，金属货币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风尘之中，而现代纸币制度，即所谓“纸币本位制”，便可以通过国家直接实行没有金银背景的不兑现国家纸币流通的纸币制度建立起来。比如，中国人民币，一开始就是作为本位货币的不兑现国家纸币，它既不以黄金为基础，也没有法定含金量，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国家法定货币。从现在各国发行的纸货币的情况看，虽然，不同的国家所实行的现代纸币制度有所差异，但是，只要属于没有金银基础的不兑现国家纸币流通的纸币制度，它就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以作为本位货币的不兑现国家纸币。

这就是纸币产生和兴起的大致过程。

（二）世界主要纸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中国澳门地区澳门币、中国台湾地区台币、中国香港地区港币、阿尔巴尼亚列克、阿曼里亚尔、阿塞拜疆马纳特、埃及镑、埃塞俄比亚比尔、阿尔及利亚第纳尔、阿富汗尼、阿根廷比索、阿联酋迪拉姆、阿鲁巴盾、科特迪瓦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科威特第纳尔、克罗地亚库纳、肯尼亚先令、莱索托鲁梯、老挝基普、黎巴嫩镑、利比里亚元、斯威士兰里兰吉尼、苏丹镑、苏里南盾、所罗门群岛元、索马里先令、利比亚第纳尔、卢旺达法郎、罗马尼亚列伊、马达加斯加法郎、马尔代夫卢非亚、马尔他镑、马拉维克瓦查、马来西亚林吉特、马其顿德纳利、马绍尔群岛美元、毛里求斯卢比、毛里塔尼亚乌吉亚、美国元、蒙古图格里克、孟加拉塔卡、纳米比亚元、南非兰特、斯拉夫第纳尔、瑙鲁澳元、尼泊尔卢比、秘鲁索尔、摩尔多瓦列伊、摩洛哥迪拉姆、莫桑比克梅蒂卡尔、墨西哥比索、哥斯达黎加科朗、格林纳达东加勒比元、格鲁吉亚拉利斯、古巴比索、圭亚那元、哈萨克斯坦藤格、海地古德、韩国圆、洪都拉斯伦皮拉、基里巴斯澳元、吉布提法郎、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几内亚法郎、几内亚比绍比索、加拿大元、加纳塞地、柬埔寨利尔斯、捷克克朗、津巴布韦元、喀麦隆法郎、卡塔尔里亚尔、开曼群岛元、科摩罗法郎、塔吉克斯坦卢布、泰国铢、汤加潘加、特立尼和多巴哥元、突尼斯第纳尔、土耳其里拉、土库曼斯坦马纳特、瓦努阿图瓦图、危地马拉格查尔、委内瑞拉博利瓦、文莱元、乌干达先令、克兰赫夫米、乌拉圭比索、乌兹别克斯坦苏姆、西萨摩亚塔拉、新加坡元、新西兰元、匈牙利福林、叙利亚镑、牙买加元、亚美尼亚德拉姆、也门里亚尔、伊拉克第纳尔、伊朗里亚尔、以色列新谢克尔、印度卢比、印度尼西亚卢比（盾）、英国镑、约旦第纳尔、越南盾、赞比亚克瓦查、智利比索、中非法郎、尼加拉瓜科多、尼日尔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尼日利亚奈拉、挪威克朗、欧洲联盟欧元、日本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萨尔瓦多科郎、塞黑迪纳拉、塞拉利昂利昂、塞内加尔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塞舌尔卢比、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布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东加勒比元、斯里兰卡卢比、安道尔法国法郎、安哥拉宽扎、安提瓜和巴布达东加勒比元、澳大利亚元、巴巴多斯元、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那、巴哈马元、巴基斯坦卢比、巴拉圭瓜拉尼、巴林第纳尔、巴拿马美元、巴西里亚伊、白俄罗斯卢布、百慕大元、保加利亚列弗、贝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冰岛克朗、波兰兹罗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拉卡、玻利维亚玻利维亚诺、伯利兹元、博茨瓦纳普拉、不丹努尔特鲁姆、布隆迪法郎、朝鲜圆、丹麦克朗、多米尼加共和国比索、俄罗斯卢布、厄瓜多尔苏克雷、厄立特里亚纳克法、菲律宾比索、斐济元、佛得角埃斯库多、冈比亚达拉西、刚果法郎、哥伦比亚比索。

全世界现在总共有160多个币种。

除了以上常见的纸币外，还有各种材质的金属硬币。目前，世界上有7个国家和地区完全使用塑料材质的货币，比如澳大利亚、百慕大、文莱、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罗马尼亚和越南。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实验性地使用塑料货币。中国也发行过一枚面值100元的世纪龙钞的塑料货币，但其属于纪念币。

塑基（塑料）钞票主要用美国或澳大利亚厂家生产的基片，基片本身防水防潮，还具有防复印等防伪技术；在钞票防伪方面，塑基钞票还使用了包括透明视窗、浮雕压印等比纸钞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技术。塑基钞票的优点是：（1）保存期限是纸质钞票的数倍，解决了纸币易破损、易脱色等问题。（2）看上去票面精美，整洁度更高。其缺点是：（1）制作成本是传统纸质货币数倍；（2）其替代纸币产生的回收、销毁等成本也不小；（3）塑基钞票也不是没有假币。所以，在短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塑基钞票很难完全取代纸币。但是，无论怎么说，纸币还是要面对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日前，英国央行宣布将从2016年开始印制塑料钞票，以逐渐取代目前的纸质钞票。英国央行计划首先发行印有丘吉尔头像的5英镑塑料货币，随后发行10英镑塑料货币。塑料货币将比现在的纸币小一些，更方便使用者放在钱包中。据英国媒体报道，2003年到2011年间，在英国由于各种原因被毁的纸钞价值超过5亿英镑。英格兰银行认为，如果塑料钞票全面投入使用，每年至少可以节约1000万英镑的旧钞回收和销毁费用。

纸币还面对着来自电子货币的挑战，借记卡、在线支付、电子钱包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纸币的垄断地位。据美国某市场投资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除100美元纸币外，其他面值的美元纸币的发行量在逐年递减，已经达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个人电子支付体系中各种初具规模的公司也呈现风起云涌之势。据美国标枪战略研究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内个人支付业务总规模目前已达216亿美元。另有研究机构估计称，美国的个人支付业务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800亿至12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据传说，目前美国的各家银行基本达成了一致的结论，认为电子支付才是美国支付体系的未来。而且，目前，世界主流国家都在向“无现金”的交易轨道演进，纸质货币极有可能像电动打印机和有线电话一样逐步走向衰亡直至最终灭亡。

中国于2000年11月28日发行的材质为Guardian塑料基片的迎接新世纪纪念龙钞（千禧龙钞）

（三）纸质货币是否会消失

2014年5月，以色列宣布拟废止现金交易，而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交易都已经通过电子设备支付。这就产生了一个敏感的话题——纸质货币是否会消失？

对于这个话题，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持肯定的观点，认为电子货币能取代纸币。其理由是：第一，与传统货币相比，电子货币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电子货币取代传统的货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发展潮流。第二，信用卡和网上货币的发展将引起现代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从此，银行由实体的摩天大楼变为虚拟的，只要跟客户的电脑联网就行了。甚至断言，到2050年前后纸币就会被电子货币取代。到那时商业银行已经不存在了，全国只有一家中央银行，每家企业、每个个人只有一个账号，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到那时，企业赖账、要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对银行的贷款成本也会变得很少。总之，电子货币能大大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简化和方便人类的金融活动。因此，由电子货币取代纸币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个取代的过程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出现纸币与电子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但最终会出现纸币被电子货币完全取代的局面。

另一种持否定的观点，认为电子货币不能取代纸币。其理由是：第一，电子货币缺少货币价格标准，因而无法单独衡量和表现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无法具有价值保存手段而只有依附于现实货币价值尺度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第二，由于电子货币的流通和使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设施条件及软件的支持，因此，尚不能真正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第三，电子货币不能完全独立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由此可见，现阶段的电子货币只是以既有通货为基础的新的货币形态或是支付方式。第四，电子货币存在着极大的信誉风险。电子货币只能通过加密数字签名等手段加以防伪，物理防伪已无法使用。如果关键技术和数据被掌握，伪币大量涌现将给发行机构带来重大损失，会严重影响货币的发行机构的信誉。同时，如果电子货币持有人的信用卡号和密码等身份数据被盗用，会引发财产损失等责任纠纷，从而会影响对电子货币的接受程度，进而形成整个电子货币系统的信誉危机。

但是，无论赞同上述哪种观点，纸币的确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极大的安全隐患：

1.浪费资源巨大。纸币的使用寿命，相对于其他形式货币是最短的。一张纸币只要流通到三年就不再用了，一般一张纸币使用期为18—20个月。如果纸币长期不用，或者埋在地下或者长期存放，会发霉、腐烂。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要不断发行新纸币的原因。

2.由于纸币长期在人们手中使用和流转，纸币成了最容易传播细菌和病毒的媒介，纸币上面细菌极多，它们都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杀手。

3.大额钞票，不仅不易携带，而且是一种极大的安全隐患和危险。

4.纸币的有形性和要使用就必须随身携带的特点，使得纸币成了各类犯罪分子最容易得手的货币。但是，具有高科技保障的电子货币，如果不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和特殊的手法，一般犯罪分子无法轻易得到的。电子货币的安全性，要远远高出纸币。

电子货币却有独到的优势：

1.有相对安全的密码系统。尤其是随着芯片银行卡的出现，其安全性能会不断地提高。

2.相对于纸币现金，电子货币是最健康的东西。

3.电子货币的使用寿命要比现金长很多，更加耐用。

那些对电子货币的安全隐患问题存在的种种担心，会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得到解决。我们不能因噎而拒绝继续进食。毋庸置疑，电子货币取代纸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如同实物货币被金属货币取代，金属货币被信用货币取代一样。历史的车轮终究是要滚滚向前的。

（四）纸币被取消后中国将如何？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取消纸质货币后，中国的情况将会如何？

有人认为，中国的财富将被缩水百倍以上，重新陷入贫困。他们认为，货币必须能代表物品价值，具有安全、能流通、可交易、有信用的特征。人类文明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把纸质货币建立在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之上，而现在，欧、美、日等国银行已经打破壁垒，连成一体，使网络货币建立在纸质货币之上。他们可能会使用新的纸质货币将欧元、美元、日元统一起来，但此举他们只能从中获利百倍，而如果使用网络货币则会获利万倍。而且，它们这样做，会使中、俄等国家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从阴谋论的角度看，西方国家一步到位地发行网络货币的可能性更大。现在欧、美、日各国都在疯狂地印钞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蒸发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财富，另一方面可以扩大使用本国货币的交易量，以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这表面上降低了货币的信用，诱使你在较低的价位抛掉手中的货币，以换取黄金等贵金属作为交易保证，使早就成为普通商品的黄金重新成为货币，而发达国家此时则会抛空黄金，这样一来，你抛掉手中纸币换来的黄金就相当于一堆石头，这自然增加了同一政治集团国家内部的货币持有量，这种持有量可能会飙升到十倍、二十倍，乃至一百倍。此时，如果一旦突然宣布废除纸质货币，那么银行就要收回发行在市面上的货币，千千万万个银行网点会根据本银行持有的纸质货币兑换网络货币，再利用网络联通，他们将轻轻松松没有任何风险和难度地完成交接。那么，网络货币与纸质货币兑换的比率是多少呢？这个比率就要由欧美这些有预谋的国家说了算。只要按照他们定的这个比率一兑换，欧、美、日的信用自然会重新回复，而且可能比以前更好。美、欧、日各国由此增加百倍以上的财富，并且一夜之间赖掉以往产生的债务（比如美国国债），继而所谓的债务危机会在汇率的兑换中一扫而空。所以，现在的美、欧、日等国家是空前团结的，而且是极端强硬的。而中国，在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促使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后，一旦发达国家抛弃了纸质货币，人民币就会在顷刻间贬值到如废纸一样。那时，持有人民币的国家，不但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会被孤立和敌视，而中国要恢复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又要花费更大的财富从他们那里收回人民币，届时，中国财富的损失将会超过百倍以上！

也许，这样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和结局，在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之下，可能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出现得太突然。但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这些中国语言中具有特定含义的词语，应当再次受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相信这些国家能够发挥他们无比的智慧，有能力坚决杜绝和制止这样的情景发生。

本章结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探索、勇于承担的民族。在上万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这个民族也曾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从贝币、刀币、圜钱、铜钱、铁钱、黄金、白银到纸币，人类创造的所有货币形态，在19世纪的中国近代以前，都曾出现并被认真地使用过。而纸币的发明和使用则更是体现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但是，在发明和创新的过程中，尊重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古人遗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货币尤其如此。人类切不可因自私、贪婪的本性，而重蹈历史的覆辙。勤劳缔造辉煌，贪婪摧毁大厦！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货币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映人类本性和国家兴衰的最生动的教材。

现代纸货币（信用货币）是由金银货币演变而来。货币演变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其内在原因是由商品货币形式的相对性和间接性所决定的货币载体的可替代性。纸货币不以黄金为基础，与黄金没有任何联系，但作为本位货币，它执行本位货币所能执行的一切职能。纸货币是社会公认的商品价值的符号和代表，它不是一般等价物，也不是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传统货币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金银及其衍生形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70年间，黄金逐渐失去了它的货币职能，取代它的是没有金银背景的不兑现国家纸币。由于纸货币发行没有刚性限制，各国政府因此获得了利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活动的空前自由度，这普遍引发了高通胀、高“泡沫”，以及那些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对此，人们不得不反思它的利弊得失。

纸质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它结束了黄金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使纸币上升到本位货币的地位，使纸币成了它自己的主人，从而使它能够活跃于整个商品世界。同时，它也结束了货币的“黄金时代”，第一次用没有价值的符号直接代表价值，从而使得货币不再是真正的一般等价物，并由此在社会经济中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人类最早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后来有了贝壳当货币，再后来是铜、黄金和白银，到现在是纸币。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相信，就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灭亡的周期一样，在不远的将来，纸币货币的消失完全有可能，并且还可能是一种趋势。而之后或许会有另一种更便捷的东西来代替纸币。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和正在使用的电子货币，以及未来的数字货币或者其他货币。这也许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称雄

一、金融的国度

“世界的近代金融业起源于16世纪的荷兰”。这是世界金融学界的一个共识。支撑这个观点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荷兰是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发源地；二是荷兰是现代金融工具的诞生地。

早在17世纪初，荷兰人就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将银行、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为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给荷兰这个西欧小国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并使荷兰这个小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而荷兰所发明的这套现代金融体系，成就了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强大，也成就了伦敦和纽约两个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建立。

（一）最早的证券交易所

1603年，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Amsterdam Security Exchange）。10年后，远洋航船满载而归，凡是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历史上完成了许多股市操纵技术的创新，例如，期权、期货、保证金交易、卖空、卖空袭击、对敲、逼空股票等。

1.期权

期权又称选择权，是指买方向卖方支付期权费（指权利金）后拥有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未来某一特定日期以事先规定好的价格向卖方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特定标的物的权利，但不负有必须买进或卖出的义务。

2.期货

期货与现货相对。现货是实实在在可以交易的商品，期货不是商品，而是以某种大众产品如棉花、大豆、石油等及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为标的物品可交易合约。因此，这个标的物可以是某种商品，例如黄金、原油、农产品，也可以是金融工具。交收期货的日子可以是一周之后，一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

3.保证金交易

保证金交易，是指证券交易的当事人在买卖证券时，只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的保证金，或者只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的证券，而由证券公司提供融资或者融券进行交易。

保证金交易分为保证金买入交易和保证金卖出交易两种。保证金买入交易，是指价格看涨的某种股票由股票的买卖者买进，但他只支付一部分保证金，其余的由经纪人垫付，并收取垫款利息，同时掌握这些股票的抵押权。由经纪人把这些股票抵押到银行所取的利息，高于他向银行支付的利息的差额，就是经纪人的收益。当买卖者不能偿还这些垫款时，经纪人有权出售这些股票。

保证金卖出交易，是指看跌的某种股票，由股票的买卖者缴纳给经纪人一部分保证金，通过经纪人借入这种股票，并同时卖出。如果这种股票日后价格果然下跌，那么再按当时市价买入同额股票偿还给借出者，买卖者在交易过程中获取价差利益。

1603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Amsterdam Security Exchange）

4.卖空

卖空，是指只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并希冀在股票下跌时买回，从中赚取差价。这是很多普通股票交易员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常用方法。

5.卖空袭击

卖空袭击，是指内部人士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内部人士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来获利。

6.对敲

对敲，是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作股价。

7.逼空股票

逼空股票，是指个人或者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者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迫使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者商品的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二）现代银行体系的前身

汇兑又称“汇兑结算”，是指企业（汇款人）委托银行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根据汇兑规则，单位和个人的各种款项的结算，均可使用汇兑结算方式。这种方式便于汇款人向异地的收款人主动付款，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汇兑即委托银行作为付款人进行付款。经营汇兑业务的银行，即所谓汇兑银行。在16和17世纪时期，当时来阿姆斯特丹做生意的商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使用着不同的货币，因此，使用任何一种货币都无法在荷兰完成一个完整的商业交易行为。颇具金融创新头脑的荷兰人，通过设立汇兑银行，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不同货币的流通问题，而且还发明了支票和资金转账系统，从而缔造了现代银行的雏形和基本概念。

金融的创新，不仅为阿姆斯特丹形成良好的商业信用奠定了基础，而且，使得500年前的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荷兰人通过发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支股票、设立第一所股票交易市场和第一家现代汇兑银行，把现代金融理念和形态引入了人类的文明史中。同时，国外资金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空前活跃，也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第一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三）空前的强盛

1602年，在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为了融资，他们发行股票。当时认领股票的方式是：需要买股票的人来到公司的办公室，在公司提供的本子上记下自己所借出的钱数，公司则承诺对这些股票进行分红。这就是当时公司筹集资金的方法。通过人们的集资，公司聚集了650万的资金，他们成功地将这些社会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建立东印度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派遣商船前往东南亚，通过买卖交易的方法换回当时欧洲没有的货物，如瓷器、香料、纺织品等，这些物品在当时的欧洲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但是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单独提供大笔的巨资作为船队航海和贸易的费用，所以公司只能通过这种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集航行和贸易所需的资金。凡是买了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其所获得的利润，可以以黄金、货币或者货款的形式得到支付，也可以直接用香料支付。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船队能够贩运回来货物，这些货物必将一年比一年值钱，他们就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这就是人们踊跃地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原因。自此，在荷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和第一支股票。

正是在强大的社会融资的支撑之下，在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五年里，它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当时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但是，在前十年，东印度公司没有向股东们支付任何利息，十年后，公司才第一次给股东派发了红利。那么，这样的经营方式为什么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呢？这是因为，荷兰人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股票交易所。1609年，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可以随时通过交易所，将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当时，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中，活跃着一千多名股票经纪人。那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因此，荷兰的市民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也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在金融创新的支持下，到17世纪中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地位已经牢固建立。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一万多艘商船活跃地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在东亚，他们占据了中国的台湾，垄断了日本对外贸易；在东南亚，他们把印尼变成了殖民地；在非洲，他们从葡萄牙手中夺取好望角；在大洋洲，他们用荷兰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一个国家——新西兰；在南美洲，他们占领了巴西；在北美哈得逊河河口，建造了新阿姆斯特丹城，今天，这座城市的名字叫作纽约。

随后，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了，它大约比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早了100年，其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荷兰的经济。1609年以前，由于荷兰境内同时流通国内外无数种硬币，货币的混乱给荷兰贸易和经济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荷兰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体制。这就是阿姆斯特丹银行诞生的大前提。阿姆斯特丹银行与之前出现的银行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其不仅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银行货币，而且其银行账户的持有者可以随时处置自己在银行账户的结余。这就使得阿姆斯特丹银行提供的银行货币和票据具有高度的安全性与便利性。这就使得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商业和贸易首要的清算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始具有了国际性。所以，在整个17世纪，阿姆斯特丹银行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最重要的票据交换中心。这个角色一直保持到1710年。

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和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设立，使得荷兰的货币流通的速度明显加快，那时的阿姆斯特丹已经成为国际清算中心、国际贵金属贸易中心和欧洲股票交易中心。而货币资本流动性的加速，又使得荷兰的利率比其他欧洲国家要低得多，这有效地支持了荷兰贸易和经济的高速扩张，这是17世纪荷兰能够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荷兰成了名符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由于在当时人们的脑海里，还没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概念，所以荷兰盾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真正实现了这个理想的是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所发行的货币——英镑，英镑堪称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

荷兰的强盛与1500年前后相继成为称雄全球长达一个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到了16世纪下半叶，海洋时代的两大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走向衰落，至今雄风不在。而反观荷兰，它的世界霸权地位虽然在18世纪让位给了英国，但是，其商业和贸易并未完全衰落，实际上，直至今日，荷兰依然和400年前一样的富足和安逸，而且，荷兰这个商业帝国所开创的商业规则，仍然在影响着当今的世界。究其原因，就是荷兰人时刻把商业和贸易看作排在其他任何事情前面的事情。正如荷兰人至今仍常向孩子们重复的那句话：“荷兰之所以还是荷兰，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对此话最好的注脚，就是17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带有戏剧性的一幕。

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一个外交使团，远航至遥远的东方——中国。荷兰使团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值清廷入主中原刚刚八年。面对不远万里前来“朝圣”的红毛碧眼的西洋人，清帝和整个朝廷十分兴奋，他们以隆重的礼仪迎接了这些来自万里之外的“朝觐”者。当时的荷兰人遇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来到中国的外交使团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末的英国使团来华之时，几乎没有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愿意接受这种苛刻的天朝规矩。但是，荷兰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顺治皇帝接见了荷兰使团，并且高兴地赏赐给这个来自欧罗巴最富庶的国家的使团大量礼物。使团中一个名叫约翰·尼·霍夫的使团成员，事后写下了他们答应跪拜条件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那就是通商和赚钱。

随着郁金香泡沫的崩溃，以及后来在英荷战争中荷兰的溃败和殖民地的流逝以及英国本土的革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也让位给了追随荷兰而迅速崛起的英国的伦敦。而郁金香狂热也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泡沫。自此，接替荷兰登上历史舞台，且继续创造着金融奇迹的，便是日不落帝国——英国。

二、孤独的民族

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革命社会，但是，它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国家，它四周环海，海洋成为英国的天然疆界，大海既帮助英国人成功地抵御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又使得其因为是岛国而表现出来的孤立、封闭的特性。在中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英国一直居于“文明世界”边缘，即使是在14到15世纪（1337—1453）百年战争之后，英国人仍未改变这种“岛国心态”。正如18世纪初英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族住在一个岛屿上，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是它的邻居。”直到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之前，受欧洲大陆宗教革命的影响，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以及教派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伊丽莎白女王明智地选择了走建立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英国国教体系的道路，使得英国比起同时期的欧洲大陆显得平静而幽雅。而女王所奉行的“英格兰主义”，则是这一时期决定英国命运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女王是个纯正的英格兰人，她视英格兰为她的一切，以至于为了使英国免受外来的干涉或控制，避免英国卷入欧洲大陆的无休止的宗教和政治矛盾纠葛，而终身未嫁。这同样反映了英国人所具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民族风格。可以说，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孤傲、特立独行、自信又不甘于失败的民族性格。这一点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过程中有着突出的表现。那种“上帝一挥神手，敌人四处逃走”的自信、镇静、无畏的自豪感，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精神，也为以后大不列颠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重商主义的兴起则是英国走向发达的重要理论依据和起点。

重商主义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兴起的。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指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在同一合法政府的治理之下的，有共同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国人民组成的国家。它是用来定义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同时还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13世纪西欧的人口增长，经济也得到发展，社会对公共部门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民族国家初具雏形。但是14世纪中期以来的“黑死病”严重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发展，“黑死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商人们急需公共权力来保护他们的产权和利益，这在客观上促使民族国家得以迅速兴起并发展，15、16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是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到了17世纪，西班牙、英国、法国，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从此，以统一、有秩序、发展工商业、促进对外贸易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便成为世界各民族国家兴起的基本特征。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重商主义也大行其道，得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早期民族国家的推崇。

重商主义是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活动时，为增加其本身的权力、财富和繁荣而采取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总和。重商主义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他们奉行“财富即金银货币”思想，视货物出口为本国财富的源泉，主张在国际商战中一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作用，应当作为各国国际商战取胜的后盾。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超出输入，他们认为，国家的货物财富虽然随着出超而减少，但货币的数量增加了。早期的重商主义者采取的最突出的手段就是禁止本国金银出口，鼓励国外金银的输入。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种片面的由政府直接控制货币运动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政府用调节商品运动的方式来控制货币的运动，一种间接的经济调整手段来取代政府直接控制货币运动的方式。洛克认为：“富有并不在于有多少黄金和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或某个邻国多多少金银……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手段和强大的势力，但金银的份额在世界上只占很小的比例，那么它只能是穷国。”

民族国家促使了重商主义的形成，重商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英国的重商主义思想早在14世纪末叶就被提了出来，直到1485年“玫瑰战争”结束、英王亨利七世即位才成为一股思潮。这股思潮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实现并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因此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基于此种观念，他们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都归结为攫取金银。英国重商主义的高潮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而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英国的重商主义已开始处于衰落时期。这时，出现了与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为原则的重金主义为主旨的早期重商主义不同的晚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重视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扩张，因而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者“贸易差额论”。这种主义与早期重商主义所强调的“货币差额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所强调的不是金银货币的多寡，而是生产产品的多寡与好坏。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多寡并不能够说明你是否富强，关键要看，这个国家金银的份额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的大小。而这种比例的大小取决于你生产的工业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你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例增大了，说明你这个国家很富强。而这种以工业产品占世界份额的多寡作为评判一个国家贫富的标准的思想，也被称为“真正的重商主义”。于是，英国这时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已经是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源生产地的第一殖民大国，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正如英国经济史学家埃里克·洛尔所说：“在《国富论》发表以前的一百年里，全国规模的工业与商业管制逐步加强的真实意义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达成了他们的使命，它们取消了中世纪的限制，为建立统一的强盛的民族国家立下了功劳。这些因素反过来又成了推动贸易的强有力的工具，直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最先完成这个过程的国家里，比如说英国和法国，国家权力立即转向新的途径，它必须帮助工业取得经济优势。但是先前的重商主义思想并没消逝。直到今天，它们不时地披着不同的外衣再出现，甚至有时这种重新发现的古代真理被认为是出奇地符合现代情况而大受欢迎。”重商主义促进了欧洲的工业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当时手工生产的纺织品除了供当地的消费之外，还能出口到其他国家和殖民地。英国当时是工业产品生产国，殖民地提供原料、接受产品，通过这样双向的对外贸易，英国大发横财，从而完成了原始积累，直接促使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重商主义直接影响了英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对于商业重要性的认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用战争构筑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并且以商业和贸易为目标，构建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商业贸易圈。在这个贸易圈里，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提供工业品的生产，美洲殖民地提供烟草、鱼类及仓库，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热带农副产品，印度提供香料。经过对这个贸易圈的经营，英国人逐步认识到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外部市场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这些外部市场为英国的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刺激了生产，驱动了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的出现。这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因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工业革命的基础。

三、金融撑霸主

从17世纪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据着世界金融资本的首要地位。作为经济上称霸的大国，英国管理着世界金融体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止。

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农业、工业、贸易的飞速发展，信贷工具、国债制度、银行网络、伦敦证券交易所相继在英国应时而生，英国近代金融体系初具规模。这就是后世史家所称的“金融革命”。作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工厂”，英镑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伦敦率先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逐渐走向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发展缓慢，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丧失了它的世界金融霸主的垄断地位。

17世纪以后，深受新航路开辟及由此发生的“商业革命”的影响的英国，贸易迅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愈益增长。其时恰逢英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期，英国通过特许贸易、创建殖民地、关税倾斜甚至发动商战等政策，开拓了庞大的世界市场。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国债制度、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三者构成的近代金融体系。

在17世纪中后期，由于战争、宫廷开支等巨大耗费，英国政府遂将国债制度作为其缓解危机的主要手段。在此期间，英国建立了财政署与国有化的英格兰银行，致使国债发行数额、国债利率以及国债发行相关保障体系也日趋完善，使得国债制度日臻成熟。英国的国债制度不仅满足了英国政府的财政需求，也促进了英国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对外扩张，为英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从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追随者英国实行了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建立，更加确立了英国世界金融霸主地位。那时的英国，支配了世界金融体系，是名至实归的世界金融老大。该体系一直延续到1914年崩溃为止。该体系前后延续了100年的时间。该体系一方面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无形信用收益——商业佣金、海外汇款和来自投资等方面的收益，1914年，英国境外投资总值居各国之首，约占西方国家对外投资总值的41.8%，英国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英国通过英格兰银行管理着世界金融体系，维护着其金融霸权的地位。

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前，伦敦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且规模很小，除了少量的国库票据和海军票据交易，股份公司股票和债券交易也非常有限。但是，随着英国政府财政体系的逐步稳定与发展，英国政府借款的机会与债务的规模大大增加。英国的公债在1697年时仅为1450万英镑，以后每经历一次战争，例如，与西班牙、奥地利的战争以及七年战争，公债就持续增加，到1720年时，英国的国债就超过5千万英镑，政府债务持有人的数量也达到了4万人，而且，政府证券也被投放到相当大的二级市场之中，这就逐步形成了规模比较庞大的政府债券市场。

伦敦证券交易所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证券交易所，其前身为17世纪末伦敦交易节的露天市场，当时进行交易的主要是政府债券。1773年，露天市场迁入司威丁街市内，并更名为伦敦证券交易所，沿用至今。至1802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随后，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交易所。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了产业革命，并陆续波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到了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完成。欧美各国为了确立其产业资本的优势，竞相在伦敦证交所发行债券。同时，在英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创立股份公司的高潮。伦敦证券交易所通过与各地方交易所合并，不断扩大自身规模，自此，英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和债券交易都有了相当的规模。而到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证券市场中英国本国国债的比重逐步缩小，而外国证券增加，公司证券的比重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伦敦之外的地方性证券交易所也逐步发展起来。

伴随着证券交易所的发展，英国的金融机构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694年根据英王特许成立的英格兰银行，逐步成为英国的中央银行，它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对英国国家的货币政策负责。当初成立时的股本120万镑，向社会募集。成立之初即取得不超过资本总额的钞票发行权，其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垫款。1833年英格兰银行取得钞票无限法偿的资格。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条例》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使其朝着中央银行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872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对其他银行负起在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即“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从而确立了“银行的银行”地位。由此，英格兰银行转变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而英格兰银行所有的伸缩性的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活动等调节措施，使其成为近代中央银行理论和业务的样板。

自17世纪中期开始，英格兰开始使用银行券，于是便产生了接受硬币和黄金存款与发行银行券创造信用的“发行银行”。1844年的《银行牌照法案》规定：今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不再批准成立新的发行银行。这就初步确立了英格兰银行作为英国中央银行的地位。直到1921年，最后一家私人发行银行被劳艾德银行合并后失去了发行权，英国的银行券发行权至此才完全集中到了英格兰银行的手中。

17世纪的英格兰银行外景

根据《1826年银行法案》，英国允许在伦敦65英里外的地区成立私营股份制银行。这些股份制银行被允许接受存款、发行银行券并提供短期商业信贷。1826年到1844年的《银行法案》通过之前，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大量股份制银行成立，其中的72家发行银行券。1862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司法案》对原来的股份公司法律进行修正。但是，在经过屡次的并购浪潮后，英国银行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到1844年时，尚存有2千多家股份制银行，而到1913年，仅有43家是独立的机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终于形成了由“五大银行”控制英国银行体系的崭新局面。

英国的金融体系，在英国确立世界霸主地位的奋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争离不开钱。在英国历次的称霸战争中，金融不仅支持了战争，同时，战争也壮大了金融。而那些资助英国发动战争的金融家们也从战争中大发横财。1717年，英国国债为5400万英镑，到1782年，增至2.3亿英镑。这些国债直接或间接被私人所有的英格兰银行控制。到了18世纪末，英格兰银行从最初的政府工具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因此，英格兰银行的私人控股者也就成为凌驾于英国政府之上的太上皇。1806年，荷兰被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与资本家都逃往英国避难，英格兰银行成为欧洲唯一能够维持纸币信用的银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格兰银行不仅控制着英国金融，还给战争同盟国贷以巨款，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核心。金融家们借此赚得盆满钵满。拿破仑战败后，英国垄断金融资本逐渐形成，成为大英帝国霸权与殖民扩张的发动机和助产士。在奥格斯堡反法联盟的战争中，英国投入了1800万英镑，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又拿出了5000万英镑的军费来支持反法联盟。这两场战争都是英国独力出钱资助的欧洲战争。在这背后都离不开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

近代英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表明，金融力量的强大对大国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立高效、强大的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崛起的巨大引领和推动作用，是任何一个欲迅速崛起的国家之首要任务。

四、短暂的繁荣

1715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尚未结束，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法国波旁王朝国王，号称“太阳王”，1643—1715年在位）一命归西之后，奥尔良公爵被路易十五（le Bien-Aimé 15，“太阳王”路易十四曾孙，勃艮第公爵之子，法国波旁王朝国王，1715—1774年在位）指定为摄政王，总揽朝政大权。由于长期的战争和不良的金融制度，法国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超额的赋税，致使农村凋敝、工商业停滞，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国国债当时总额高达30亿里弗赫，每年的债务利息就有300万里弗赫。而国家年财政收入仅1.45亿里弗赫，政府年开支1.4亿里弗赫，剩下还债的钱只有500万里弗赫，即便不算利息，法国政府偿还债务本金也需要600年的时间。

为了挽救法国的封建统治，奥尔良摄政王公开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路易十五下令重铸货币，法国的硬币立即贬值了1/5。政府强迫人们拿硬币到造币厂去兑换金银含量只有原来4/5的新铸币。仅此一项，法国政府总共掠夺了法国人民7200万里弗赫的财富。民众怒火中烧，路易十五的政权摇摇欲坠。为了安抚大众，法国政府不得不下令减少税赋。但是，国家的财政状况依然每况愈下，经济陷入更加难以自拔的泥潭。

正当法国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法国政府的“救星”——约翰·劳凌空降世。

1671年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的一位富有的金匠家里出生了一个儿子——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年轻时代的约翰·劳在从事商业投机的同时迷恋上了赌博，并在一次为了女人而与邻居的决斗中因杀死了对手而被判处死刑，但他于1715年从英国越狱逃到荷兰，荷兰繁荣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令天生具有冒险精神的他十分着迷。他对那些自身并不拥有股票，却从事股票投机交易的所谓“风中成交”股票投机商钦佩、羡慕之至。1705年，约翰·劳出版了《论货币和贸易》（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一书，在书中，他表达了自己的信用货币思想。约翰·劳认为，增加货币，就能提高就业率与土地利用价值，有利于货币借贷，有利于发展国内外贸易和制造业，有利于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经济状况，也有利于增强国力与发动战争。但金银的供应量有限，并且价格频繁变动，因此，纸币比金银币更适于充当货币。当时的纸币是银行券或信用货币。他认为，人们要利用土地来生产所有的物品，而土地的供应量不会增加，因此土地价值比金银要稳定，所以，以土地等不动产为担保来发行纸币，不仅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还具有比金银币稳定得多的价值。因此，通过银行实行信贷扩张政策来创造信用、增加货币量，就可以创造财富，繁荣商业。

于是，他在思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足够的信誉，就能实行一种脱离黄金白银的新的货币体系——纸币。他的中心思想是，要求银行发行带有利息的票据，以取代金银货币的流通，即所谓的“点纸成金”。他认为，国家信用可以担保纸币发行，并可以使经济活动的范围迅速、无限地扩展。进而他认为，特权可能会创造更大的利润。但他很快就发现荷兰人过于保守，于是，他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准备在这里施展他的才华，实现他的梦想。恰在此时，一筹莫展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认识了这位金融“奇才”——约翰·劳先生。

1716年，约翰·劳来到法国，他对摄政王说，法国货币的屡屡贬值不是因为钱太多，而是因为钱太少。因此，要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只有银行发行纸币来弥补贵金属货币的不足。奥尔良摄政王最终听从了约翰·劳的建议，于是，在奥尔良摄政王的鼎力相助下，l716年5月5日，约翰·劳成立劳氏银行，路易十五特准这家银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

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年）

由于劳氏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商品、兑换金属货币，并且还可以用于交税，法国人开始信任起纸币。约翰·劳的纸币日益受到大众的欢迎，其价值甚至比等面额的金属货币还要高1%。由于纸币价值稳定，劳氏银行向法国工商业提供大量信贷，法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日渐走向繁荣。到了1717年，约翰·劳的纸币价格甚至超过了面值的15%，而此时法国国债的价格却下滑到原有价值的21.5%。

初次尝到甜头的法国政府，又支持约翰·劳买下了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与劳氏银行有紧密的联系。政府授予这家公司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以及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交易的专有特权，并规定公司股票可以用法国国债支付。两年后，法国政府又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的特权。1719年4月，价值500里弗赫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到了10月竟然高涨到每股1.8万里弗赫。接着，1719年，法国政府又授予劳氏银行法国烟草销售和铸造金银币的垄断权。劳氏银行被法国政府国有化为中央银行，改称法兰西皇家银行。尽管约翰·劳坚决反对，但在摄政王的强迫下，法兰西皇家银行一开始就发行了10亿里弗赫的纸币，在此之前，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从未超过6000万里弗赫。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展，密西西比公司在1719年增发了5万新股。约翰·劳承诺，每股的投资回报率将达到120%。于是，从贵族到平民开始疯狂地抢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购买新股的申请者居然有30多万人。为了清偿法国政府所欠的15亿里弗赫内外债，密西西比公司为此又增发了每股股价为500里弗赫的30万新股。当时的法国人既可以用银行发行的纸币购买股票，也可以用持有的债券购买股票。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用法国的债券，来换取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而且，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的红利是4%，比法国国债券的收益要高得多，于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的价格迅速飞涨了数十倍。约翰·劳在被授权组建法国国家银行后，他控制了法国的税收，并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约翰·劳的操纵下，法国经济连续三年快速增长。1717年，法国新成立了一家“西部公司”，经法国许可获得了北美路易斯安那的商业垄断权，期限为25年，公司资金限制为1亿里弗，用以鼓励法国公民以及外国人用国债前来购买股票，约翰·劳为首位公司董事会成员。该公司享有对法属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殖民的权利。从1718年开始，法国政府授予西部公司烟草买卖征税权、在塞内加尔的优先经营权。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西部公司的股价上升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成群的股民购买股票的热情近似疯狂，人人都希望通过投资股市一跃而成为百万富翁。

1720年，在法国爆发的著名的金融泡沫风暴中法国民众疯狂购买股票的情景

但是，约翰·劳控制的法兰西皇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太多了，而用于流通的铸币则严重匮乏，法国铸币总值不到13亿里弗赫，而流通纸币却高达26亿里弗赫。1720年初，约翰·劳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达30亿里弗赫，而银行的储备仅有7亿里弗赫。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兑换金银的狂潮，愤怒的人群拥挤在银行门口扔鸡蛋，砸玻璃。迫于无奈，约翰·劳规定铸币贬值5%，紧接着又将铸币贬值10%。同时，法兰西皇家银行规定，一次提款只能兑换10里弗赫的金币或100里弗赫的银币。但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银行要求兑换金属货币。1720年2月，政府下令：市场上禁止流通硬币，只能使用纸币，违者将被没收所有铸币资产并处以高额罚款；严禁任何人购买金银首饰、贵重器皿以及钻石珠宝，甚至鼓励人们踊跃告密，并承诺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但这些措施都无法阻止劳氏纸币的大幅贬值，法国人对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的信心完全动摇了，人们开始疯狂地抛售股票，纸币随之进一步贬值。1720年5月，约翰·劳发布了股票贬值令，同时降低纸币面值。民众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一泻千里，从1720年9月的每股2000里弗赫狂跌到1721年8月的500里弗赫，一个月后又跌到200里弗赫以下。

万般无奈的法国政府最终放弃了约翰·劳的银行与公司。1720年11月，纸币彻底变成废纸，法兰西皇家银行倒闭，法国的信用货币体系完全崩溃。1721年，法国债务又攀新高，达到31亿里弗赫，相当于当时的1.24亿英镑，法国再次陷入财政混乱的危险局面。

这次股灾导致了时至今日法国人仍对投资股票市场反映冷淡。法国一直到约翰·劳股灾发生后的40多年后才又建立起了新的公共银行。1776年，瑞士金融家伊萨克·潘乔德在巴黎建立了贴现银行发行纸币，到1796年，巴黎商人和贴现银行内部的一些人又成立了经常账户核算公司来发行纸币。但这两家银行都未能重建起稳定的货币信用体系。后来，这两家银行都被法兰西银行兼并。

约翰·劳给法国带来的那段短暂的繁荣，引起了同样因战争而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的兴趣，他们也打算把国债转换成公司的股票。他们选中了成立于1711年、持有皇家特许证的、以中美和南美的贸易为主要业务的南海公司，当时的南海公司基本垄断了英国对中美和南美的贸易。1720年，南海公司在接受了近3000万英镑国债后开始发行新股。仅短短几个月内，南海公司的股价从125英镑飙升到1000英镑。一时间，“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人们眼中的摇钱树。这一年，英国成立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此时，出于保护南海公司利益的需要，172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泡沫法案》，法案规定：凡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法律权利的，禁止任何人以公司的名义发行和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通过该法案的表面目的似乎是要为公司降温，立法者的真正本意却是希望通过这个法案，让投资者抛弃其他公司，都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但是，该法案一出台，带来的后果却是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倒闭，南海公司的股价也跌至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人一夜之间破产，其中包括伟大的科学家、皇家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他也购买了2万英镑的南海公司的股票，但股价的暴跌，也使他血本无归。这个法案的出台实际上给股民们发出了一个错误信号：政府要制止公司股票的交易活动了，于是，才造成了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股市泡沫的破灭和崩溃。此时，与南海公司一样，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也处于崩溃之中，法国投资人损失了5亿利佛尔的财产，约翰·劳仓皇出逃。人们这才似乎从噩梦中惊醒：公司不仅仅是个能够赚钱的工具，同时它也能够带来极大的灾难。股灾过后，人们痛定思痛，但是，并没有从中悟出公司的真谛，而是采取了最为简单的处理方法：禁止公司发行任何股票。于是，此后100多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一家新的股份有限公司。人们把公司看成了不祥的、可畏之物，甚至不愿意再提起它。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特许公司从此后也渐渐日薄西山。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后，公司才又获得了真正发展的黄金时期。

约翰·劳的根本错误是他没有认清楚货币和财富的关系。他错误地认定货币可以带来财富，而没有想到货币其实只是财富的结果和表征。他在代表作《论货币和贸易》里所提出的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这些东西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如想和他国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该国数量相等的货币等观点，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货币至上论者。他以为货币和财富是一回事，创造货币就等于在创造财富。真实的情况是：重要的不是创造货币，而是创造财富。任何国家只开动印钞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它只能带来无尽的灾难。

五、金融的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奇闻：一位名叫特丽莎·亨伯尔的女子号称其父留给她一个小匣子，匣子中装了价值1亿法郎的证券。法国民众盲目地相信了她的话，其实这个匣子从来没有被打开让别人看过。她和她的丈夫用这个匣子作为抵押，借到了大笔资金来做投资。最终，她拥有了巴黎最为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边的豪华酒店与一家报纸的控股权，她的丈夫也当选为议员。1902年，特丽莎死后，大家打开这个小匣子，发现里面只有一张旧报纸、一枚意大利硬币和一个裤子纽扣。

特丽莎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个根本不值钱的匣子借到钱，并不是因为她拥有现实存在的可做抵押的资产，而是大家都相信她有足够的能力还钱。这就是信用。就像信用货币能够为大众认可一样，大家都相信银行券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换成金银或其他有真实价值的财富。如果人们丧失了对信用的信心，无论是信用制度还是信用货币都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股票或纸币也将变成一堆堆的废纸。信用是金融体系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离开了信用作为支撑，金融体系将不复存在。

英国和法国在17和18世纪的竞争过程也同样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1689—1714年间，法国用于海军的拨款还不足其总支出的10%，英国则为35%。1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钱只及陆军经费的1/4，其与英国较量的结果是：法国及其同盟国大败。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订《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得了加拿大、密西西比河左岸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土地，在非洲夺得了塞内加尔，驱退了印度的法国势力。英国还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北美的佛罗里达。

是什么使得英国最终战胜了法国及其同盟国，不是别的，正是英国那已经建立起来且日臻完备的现代货币信用体系。当时英国为七年战争共花了1.6亿英镑，其中37%是在金融市场募集到的国债。当时英国的国债是法国的两倍，平均每个英国人所负担的债务更是超过法国人的5倍以上。但是，战争并未使英国削弱，英国的财政状况良好，工商业繁荣，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产业革命也在酝酿之中。但是，法国由于自约翰·劳的货币信用制度失败以来，经济非常萧条，法国人的收入水平要远低于英国人。英国的经济状况要远远地好于法国。

但是，17世纪时的英国，论综合国力比不上同时期的法国，其人口仅是法国的1/3，国土面积也远不如法国，却最终在18世纪战胜了法国。后来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分析认为，英国崛起的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很多人认为，英国依靠海盗起家，通过这种野蛮的行径，才使得英国发展起来。其实不然，英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才是英国得以崛起的关键因素。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谈不上繁荣的金融业，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人在13世纪已经发行城邦债券，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

17世纪的英国，国王时常插手国家的金融事务。例如1640年，当时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强行将商人放在皇家铸币厂的金银“借走”。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1672年曾经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国王的这些举动让英国公众充满了不安全感。这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英国公众不再相信国王的铸币厂，他们开始把现金存入银行；二是公众也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投资场所。这一切都呼唤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银行的出现。而17世纪英国政局的动荡，也让英国遭受到了信用危机。168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政变，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让具有新教背景的荷兰执政威廉担任英国国王，称威廉三世（William III，英国国王，1689—1702年在位）。威廉三世接受了《权利法案》，英国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限制，而这也促进了对英国人的私有财产的保护，英国政府也从压迫者变为了保护者。而威廉三世的荷兰背景，也让英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荷兰金融体系。

当时，英国在海外扩张的最大对手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为了对抗法国，英国王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事，英国选择了一条明智的途径——利用英格兰银行为政府筹措战争费用。筹措经费的首要目的就是为政府筹集军费，以对抗强大的太阳王——法王路易十四。建立英格兰银行的主要支持者是辉格党人（后来该党发展成为自由党）。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制度，国王所需要的军费便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实让当时积累了财富的有产者获得了稳定的回报。其最终结果是——英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了大概4倍，而同期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1/4；英国的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率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而前述的南海公司事件的背景，就是英国托利党（保守党前身）对抗英格兰银行垄断政府融资的手段之一，也被视为打击英格兰银行的支持者辉格党人的重要手段。当时英国上下陷入南美洲贸易狂热，因此南海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上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又鼓励了民众官员继续投资南海公司。最后因为泡沫，最终于1720年进行清理资产，其实际资本所剩无几。但是，此次泡沫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英格兰银行在这场危机中屹立不倒，并且，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当1797年，法国在拿破仑的率领下对英国咄咄逼近，甚至在英国流传着法国人要重现“诺曼征服”的传说，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暂缓银行券兑换货币业务之时，一天之内竟有1000多名商人愿意签署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银行限制法》也由原来的仅实施六星期而变为实施了近1/4个世纪，而且，在此期间英格兰银行一切运转正常。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结果——英国人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这岂不是金融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伦敦所进行的这一切金融创新和实验，并非完全依赖国家强制力，更大程度上是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在这里，除了爱国心和公民责任之外，英国民众的支持更缘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也就是说，支撑英国金融体系正常运转且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巨大作用的，并不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保证金，亦非金银，而是全英国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出来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入，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了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得他们一举打败了法国，使得拿破仑自此陷入了困境。

可见，金融与政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也验证了一个道理——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正是这种信用，让英国一步步打败对手，最终登上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

谁占领了金融高地，谁就占据了竞争的优势。

六、货币大讨论

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英国崛起过程中的关键时期。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国内曾经爆发了一场对于日后百年间现代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于货币的大讨论。17世纪末，英国爆发了一场因投机商对于货币的投机行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当时的投机商们将英镑足值金币熔化掉，运到指定的另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金银价格仅仅是英国金银价格的1/10，那么按照英国与该国金银比价与硬币的面值比价，将硬币让利卖给铸币厂或商人，便可得到银币；如果此时该国的银币价格比英国高，那么，该国的银币就能够兑换出高于英国银币价格的银币，这样再用其中的一部分银币去兑换英镑金币。只要重复上述方法，便可坐享外国与英国金银币之间的价格差价。在这场投机活动中，只要减去运输成本之后，仍然有利润可图。这就是货币的套利投机。这种情况与19世纪初中国出现的纹银套利活动极其相似。当时，中国的纹银是世界上成色最高的，在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印度加尔各答，人们喜欢把中国的纹银熔化掉铸造成银币，其价格比同样重量的外国银币高15%。但是，在中国的广东，纹银的价格并没有外国银币高，这就导致了一些投机商把中国纹银直接运到加尔各答，以套取大量利润，同时也可以用与中国纹银同样纯度的白银在欧洲制造银币，再将这些银币运抵广州出售，即可获得高额利润。这种白银的投机活动，导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是高纯度的纹银，而非一般的碎银，这种白银投机的数量是惊人的。1951年，西方学者格林伯格在《英国与开放中国贸易，1800—1842》一书中揭示：真正导致19世纪中国白银向英国回流的原因，是英国、英属印度和中国投机商人对白银的投机活动。这实际上已经严重地破坏和扰乱了中国的货币体制和金融市场。由于鸦片贸易与纹银的套利活动，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19世纪初，白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白银一两已经相当于铜钱1600文。此时，在中国知识界也开展了一场围绕鸦片贸易和货币的论战。

通过这样的金属币的套利活动，能使本国的足值货币被大量地熔化并通过合法或非法走私等渠道流向国外，这会导致本国市场出现货币短缺的问题。1696年的英国和19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发生的危机一样，都是由于货币套利投机活动所致。当时英、法正在展开大战，英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而上述的金属货币投机套利活动导致英国国内货币流通量快速下降，英国货币出现了危机——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币短缺。而当时的英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所以，当本位货币出现通货紧缩时，挤兑现象就发生了。其结果是，一方面市场贸易需要银币作为基础交换介质，另一方面，民众和商人都希望能够储备越来越值钱的银币。再加上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造成了民间的恐慌心理，大家认为英国已经负债累累，国库的金银储备已经被挥霍一空。这时发生的危机不是货币危机，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机。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强行对货币作出调整，很容易引发众怒，进而引发政治危机。

一开始，几尼金币能够折合20先令银币，但随着银币的贬值，几尼金币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了1694年3月，几尼金币能够兑换22先令，一年之后，涨到了25先令，不久又蹿升至30先令。这就诱发了人们将黄金送到铸币厂兑换几尼金币的风潮，从而进一步促使黄金的价格从80先令上涨至109先令。黄金价格的不断跃升使得铸造金币的成本越来越高。人们在几尼金币上的投机之风，最终发展到没有旧币被送进铸币厂，进而，导致铸币厂无币供应的情景。在此情形下，英国政府也深深地感觉到，铸币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旧币换新币的过程中，如何对在铸币面值上受到损失的人给予补偿。这项损失估计可能达到200万英镑，相当于和平时期英国政府一整年的总支出。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时任英国财政部秘书的威廉·朗兹，于1695年9月，发表了一篇名为《银币改造论》的论文。此篇文章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货币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得人们对货币的理解日臻成熟。威廉·朗兹建议，把所有银币的面值提高25%，将重量和成色与旧克朗（5先令）相同的新硬币命名为“节杖”或者“统一货币”，其价值规定为6先令3便士，即让货币正式贬值。旧先令的名字可以保留，但是新先令的实际含金量应该等于旧先令的80%，并且允许那些缺损的旧币继续按照面值与足值货币等价流通。他认为，英国当时正在同法国作战，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及帮助盟友荷兰，如果采纳他的建议，战争结束之后能够比较容易地控制通货紧缩。朗兹特别强调，铸币改革并不需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应当马上进行，因为，如果延迟改革的话，英国就可能被摧毁。

他提出了9条建议：

1.新规定的银币价值应当高于现在市场的价值（每盎司6先令5便士），以确保现有的银币不被熔铸成银块。

2.只有把银的价值增加25%，才会有人将银块拿来铸成硬币。

3.只有提高银币的面值，才能增加货币的总量，从而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4.只有规定有缺损的银币与未缺损的银币同时流通，且流通面值相等，银币才不会因缺损而贬值。

5.将6先令3便士克朗的硬币细分为更多的小额硬币。

6.赋予新币新的名字，但是镑、先令和便士的面额都应当保留。

7.提高硬币的面额，以吸引人们将硬币投入流通，就无需重铸硬币。

8.增加新硬币价值25%，就会减少硬币重铸的成本。

9.将银币贬值到足够的程度，以避免因银价继续上涨而使银币再次贬值。

威廉·朗兹的建议遭到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的反对。而蒙塔古受到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强烈支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阐述宪政民主的哲学家，洛克认为，天赋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和不可放弃的，是自然赋予人的权利。按照社会契约的理论，他认为，人只受自然法的管治；在社会中，政府是为公民所建，并为公民服务的。因而他主张，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银。他认为，1先令代表了白银的特定重量，并永远都代表这一重量。如果铸币持有者手中的旧币兑换不了1先令白银的新币，这对政府来说，无异于窃取私人财产。他认为，不论硬币的币值是多少，或者将其称之为克朗或者达科特，它都不可能买到比从前更多的牛奶、盐或面包，因而也就不可能引诱人们将白银送至铸币厂，因为，白银不可能安静地被放在铸币厂——为了保持贸易收支平衡就必须将所有的金银都再出口，同时，还要从库存中提取更多的白银以应付海外的贸易持续。

实质上，朗兹和洛克争论的焦点是：朗兹建议的方式是让重铸的银币变得更轻了，足值货币由于会按照事先规定的溢价进行交易，那么原来足值的货币就会很快地投入流通；而洛克建议的方式是遵循旧制，按照原有标准重铸货币以代替流通中的旧硬币。但是，在含银量下降并按照面值流通的情况下，朗兹建议的方式有利于债务人用少量白银清偿现有的债务。也即是说，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通货膨胀税）的方式以少量的白银，就可以清偿大量的战争贷款和政府赤字。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政府轻而易举地赖掉所有的欠账，合理地掠夺民众的财富。历史上，很多政府都是依靠这种方式来赖掉所欠的内债和外债的。

朗兹和洛克争论的结果是，代表政府利益的朗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洛克凭借着他超强的哲学头脑和雄辩的热情战胜了朗兹。结果，旧先令依然按照原始的面值来兑换新先令，其间的差价由国库来承担。既然最终由国库来承担，那么实际上，最终还是由广大的纳税人来支付政府所欠的债务了。因此，洛克的建议反而使国家的负担增大，损失很大。但是，随着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参加进来，而改变了这个结局。

牛顿当时的职务是皇家铸币厂的总监，尚未当上铸币厂的厂长。他提出的主张主要是：由议会制定法律，规定一克朗硬币的价值与一盎司白银价值相等；维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金银兑换率，以避免套利行为的持续发生。

英国科学家、皇家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 （Sir Isaac Newton，1642—1727年）

由于牛顿的加入，这场争论的结果似乎以朗兹的胜出而结束。

但是，胜出方所坚持的观点，从本质上说，符合了英国政府的利益——让变得更轻的、含银量更少的硬币，去取代原来足值的硬币，但硬币的价值却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为较过去的旧币更高。其结局就是——政府的赤字得到了极大的缓冲，而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和掠夺。英国的此次做法，与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公元前8世纪历史上第一次主动采用使货币贬值而度过财政困难的希腊城邦科林斯所建立的叙拉古城邦的君主戴奥尼修斯一样，为了偿付所欠债务，将通过暴力收缴来的铸币重新熔化铸造成新的铸币，把原来1德拉克马重量的铸币，重新改铸为2德拉克马重量的新铸币，再利用强权把这种新的铸币强行推向城邦，使他非常轻松地偿还了所欠的债务。看来，历史不仅会重复，而且还会以极其相似的面貌被复制。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赤裸裸的运用国家强权而貌似合法（往往通过国家立法）公开地掠夺公民的财富。

这一场争论，实际上也反映了金银本位制和复本位制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国际和国内金银比价和铸币比价的比率问题。这可能也是促使英国在100多年后实行金本位制的源头。

1699年，英国财政部将几尼金币的价格降至21先令6便士，其目的是希望能够以此制止投机者的套利行为。于是，黄金的进口量开始降低。但是，两年后的1701年，黄金的进口量却打破了历史纪录，达到了150英镑每盎司，而白银则又开始不断地流向亚洲（主要是中国）。这时候，刚刚当上皇家铸币厂厂长的牛顿，向议会的财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将几尼金币减值10—12便士，因为这样就会使英国金币中的白银含量与欧洲其他国家在贸易和兑换中的比率相一致。于是，1717年12月22日英国财政部发布公告，禁止任何人按照不同于21先令的价格收购几尼金币。也正是这个报告导致英国很快地建立了金本位制。因为，情况的发展并未向着牛顿预计的方向发展，黄金的价格并未如他所愿自动下跌，事实是，金价根本纹丝不动，稳健地保持在21先令的水平上，而银币的价格则开始超过其面值。但如果与白银的价格相比，黄金的价格是下降了，但这是由于银价上涨的原因，与黄金价格本身毫无关系。自此，在货币流通市场上，以黄金取代白银作为英镑标准的局面已成定局。因为，由于牛顿将黄金价格定在了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而且，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200多年后的1931年。现在很多学者将1816年作为英国实行金本位的正式年份，因为在1816年6月22日，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沙弗林金币用22开（11盎司或者91.67%的纯度）标准金铸造，重量为123.27447格令，含纯金113.0016格令。这个法案使得白银处于从属地位。可见，由于牛顿在英镑和黄金之间建立起了适当比例，这就为100年后英国金本位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本章结论

荷兰和英国，原本都是弹丸之地的小国和岛国，但是，凭借着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凭借着领先于天下的金融创新的丰硕成果，都曾成为在世界上称霸一时的强国。它们的崛起历程，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欲实现民族崛起的梦想，不仅仅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建立起一个屹立不倒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此乃大国崛起过程中很值得关注的因素。而且这个因素必须与先进的政治制度密切配合，只有体现了民意的、为民众所全力支持的政治制度，才是战胜困难、实现民族崛起的关键要素。这个政治制度的根本特质就是要反映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适应和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绝不可以逆潮流而动。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章 崛起

一、美元的诞生

美元的诞生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起步阶段——混乱时期。

当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之时，他们带来了英国的货币——英镑、先令和便士，并且也带来了以英国货币制来表示货币价值的习惯。但是，没过几年，他们所带来的英国货币就已经耗尽。而当时的北美大陆并没有铸币厂，英国还禁止出口硬币到海外。因此，寻找一种替代英国货币的新的货币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而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大洋之间的北美大陆，盛产贝壳，北美大陆的土著人又十分看重用紫色和白色的帘蛤壳与蛾螺壳串成的项链和腰带，并愿意以毛皮、兽皮和其他商品来交换这些物品。于是，这些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开始生产贝壳项链和腰带，用这些产品来与土著人及自己人之间交易。1637年，贝壳串珠被确定为法定货币。他们确定6个白色串珠或3个紫色串珠相当于1便士。但是，基于各地的自然产物和习惯不同，在当时的北美大陆，玉米、海狸、烟草、稻米都可以用于交易。只要当地生产什么，什么就可以成为当地的货币。因此，马塞诸塞以玉米为法定货币，康涅狄格以小麦为法定货币，弗吉尼亚则以烟草为法定货币。但是，这些农产品都有着明显的缺陷——体积过大、难以统一、容易损坏。因此，他们希望获得硬币。于是，北美大陆的各殖民地便通过走私农牧产品和海产品与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换取西班牙银币。那时最常见的是硬币叫比索，其含银量为423.7格令，该银币价值8个西班牙雷亚尔，或称之为西班牙元。除了硬币外，以公债形式发行的信用票据也是货币。但是，自1751年起，英国禁止在北美殖民地发行纸币。此事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第二个阶段为调整时期——宣布美元为法定货币。

无权发行自己的货币的北美大陆殖民地的人们，在万般无奈之下，计划发行一种“欠条”，以充当货币，这种“欠条”即所谓的“大陆币”。但除了“大陆币”之外，各殖民地还各自独立地发行起到货币作用的票据。因此而致使北美殖民地交易体系混乱不堪，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金银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在此情形之下，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决定结束这种混乱状况，发行统一的货币。1785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单位为美元”，美元实行十进制。1786年8月，国会再次立法规定，1美元的1%为1美分，1/10为1角，货币重量以格令计，金银比价为 1∶15.253。同年9月，美国国会下令建立铸币厂。由于缺乏经验，铸币厂仅生产出了少量面值为0.5美分、1美分和2美分的铜币。许多州也开始自己铸币。

第三个阶段为规范时期——宪法将货币发行权授予国会。

这局面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三年以后，随着1789年3月美国宪法的颁布，这种局面得到彻底的改观。美国宪法授予国会铸币权，并明确规定由国会负责规范货币的价值，同时禁止各州铸造货币，禁止各州发行类似于货币的“欠条”。

第四个阶段为诞生时期——通过了《铸币法案》。

1792年4月2日，美国通过了《铸币法案》。该法案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成立美国铸币局，并制定出了美国硬币流通制度。法案的全名为《美国硬币铸造和流通法案》（An act establishing a mint，and regulating the Coins of the United States）。法案确定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并创建了美国货币十进制系统。根据法案的规定，铸币局位于美国政府所在地。最初的五名铸币局官员为铸币局局长、分析师、主铸币师、雕刻师和司库。法案允许主铸币师和雕刻师可以由同一人担任。分析师、主铸币师和司库被要求向美国财政部交纳10000美金的保证金。1792年5月8日，总统乔治·华盛顿签署了《铜币铸造规定法》（An Act to Provide For aCopper Coinage）。该法导致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铜美分——1美分的诞生。

《铸币法案》制定了美元各种硬币的标准：

鹰金币（Eagles） 10美元

半鹰金币（Half Eagles） 5美元

1/4鹰金币（Quarter Eagles） 2.50美元

1美元硬币（Dollars） 1.0美元

50美分硬币（Half Dollars） 0.50美元

25美分硬币（Quarter Dollars） 0.25美元

10美分硬币（Dismes） 0.10美元

5美分硬币（Half Dismes） 0.05美元

1美分硬币（Cents） 0.01美元

1/2美分硬币（Half Cents） 0.005美元

其中，鹰金币、半鹰金币和四分之一鹰金币的成分为标准金；1美元硬币、50美分硬币、25美分硬币、10美分硬币、5美分硬币的成分为标准银； 1美分硬币、半美分硬币的成分为铜。

法案规定，金和银的比例价值为：15单位纯银等同于1单位纯金（金银比率1∶15）；标准金由11份纯金与1份银铜合金组成；标准银由1485份纯银和179份铜组成。任何人都可以将金条或银条送到铸币局铸成硬币，而不收取任何费用，也可以立刻将其兑换为等值的硬币。每一块单独用于铸造硬币的金子或银子，都遵循质量控制措施，司库流出三枚硬币。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一，在首席大法官、财政部长和审计员、国务卿和司法部长的监督下，硬币的成分被分析化验，如果硬币不符合标准，铸币局的官员就会被撤职。如果铸币局的官员和雇员犯有挪用和盗窃罪，一律处以死刑。

法案还规定了美元作为美国货币单位，联邦政府所有账目以美元、美角、美分记账保存。

该法案中的1美元中所含银的成分相当于同一时期英国1/5英镑中所含银的成分，或者是4个先令中所含银的成分。

美国铸币局（United States Mint）是铸造美国流通硬币的联邦机构。其主要铸造设施位于费城，分局位于丹佛、旧金山和纽约。该机构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铸币法案》成立，设于美国国务院之下。其主要功能是：制造硬币；制造和出售全国性纪念奖牌；设计、制造和销售特别硬币；制造和销售纪念硬币；保护硬币原料和控制其运输；为官方用途支付金或银；从各铸币厂收集然后向联邦储备银行分发硬币。

由于新铸造的美元与早已流通的西班牙元颇为相似，市场很快就接受了美元硬币。可是，西班牙元仍在市场上流通，很多西班牙硬币在美国市场一直流通到19世纪中期。美元符号“$”就源于比索（Peso），其中的竖线为字母“P”的竖线部分，“S”则表示复数。

美元诞生后，在加拿大流通了70多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才退出加拿大的流通领域。

但是，美元在诞生后的100年里，在国外少有流通，除了在加拿大流通的那段时期。即使在美国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元基本上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当美国商人需要获得授信以购买进口产品或需要授信给美国商品的外国买家时，只能去伦敦，或者巴黎或者柏林，但不会去纽约。如此一来，用于款项结算的货币就是英镑、法郎或者马克，而不是美元。

当时，如果纽约一个商家要从外国进口商品，他与外国交易商及相关银行、机构必须要做以下这些功课：

1.进口商去银行取得标明交易条款的信用证，运送商品并支付航运保险费用。

18世纪末的美元硬币

2.进口商拿到该银行开具的信用证的原件和第二副本，信用证的第一副本被银行发至担保汇票付款的伦敦银行。

3.进口商将信用证的原件发至交易国的交易商，授权他去伦敦银行提取所运送咖啡的货款。

4.交易商装运商品，并将伦敦银行的汇票及所附文件交给交易国的银行。

5.交易国银行贴现购买这张汇票。

6.贴现购买该汇票后，交易国银行将一套文件副本发至纽约银行，并将另一套文件副本连同汇票发至伦敦的代理行。

7.伦敦的代理行把该汇票交给承兑银行，并获得款项。

8.在支付汇票款项后，承兑银行会将票据连同汇票一起发至纽约银行。

9.进口商为了从纽约银行获得由伦敦银行寄来的提货单，将签署一个信托收据，承诺由银行代管这批商品，并按照申请承兑汇票的约定向银行支付一定数额的销售收入。

10.在汇票到期前（汇票到期期限一般为90天），进口商将资金交至纽约银行，再由纽约银行转寄给伦敦银行。

11.在汇票到期时，伦敦银行向汇票持有者支付款项。

至此，整个交易结束。

这样一个繁琐、复杂到无以伦比程度的贸易程序，不仅使得美国商人要向纽约银行支付获得信用证的费用，还要向伦敦银行支付托收手续费用，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伦敦银行只发放英镑贷款，美国商人还要面临英镑对美元汇率变化的风险，这使得他们需要在经营过程中支付额外的成本。再加上航运、保险、商业服务等方面费用的支付，美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毫无竞争力可言。美国依然完全依赖于伦敦的贸易金融体系，这就使美元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规定其境内的国民银行不得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甚至也不能在州外设立分支机构，有的州还禁止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当时没有用以稳定市场的中央银行。当时的美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当伦敦的银行需要现金时，它们可以向英格兰银行转售它们先前所购买的部分证券。到19世纪末，英格兰银行已经成为伦敦市场上最大的票据购买者，而美国则没有这样的机制。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也使得美元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缺席国际货币市场，缺乏完善的统一货币管理和平衡机制，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致命的短板。这个短板直到20世纪初期严重的金融危机持续爆发，才引起美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将其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提上议事日程。而实际上，围绕着美国中央银行的建立问题，自美国建国之日起，前后经历了百年的激烈的角逐历程。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详述。

可见，美元诞生于18世纪90年代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二、美联储诞生

（一）百年的角逐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年）

自美国建国以来的220年中，在美国决策层始终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对立来自于两个历史人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间的较量和角逐。而这两个人当时对立的焦点问题就是——美国是否需要构建私有的中央银行体制。所以，在整个19世纪的美国，围绕着是否设立私有的中央银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私有的中央银行经历了被立被废，再被立再被废的扑朔迷离的风雨历程。

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是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他认为，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处于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美国应当建立起一个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以履行发行货币的职责。他的思路是：中央银行由私人所有，总部设在费城，各地设立分支银行，这个银行体系负责政府的货币和税收事务，负责发行国家货币，向美国政府贷款并收取利息。该银行总资本为1000万美元，私人拥有80%的股份，美国政府拥有剩余的20%。银行的董事会由25人组成，其中20人由股东推举，5人由政府任命。这种人事安排反映了汉密尔顿希望新兴的美国要由社会精英阶层领导并由富人阶层获取更多的利益的思想。因为，“如果不把社会上有钱的个人的利益和财富集中起来，这个社会不可能成功。”同时，他认为，如果不是过多，国家负债应当是国家的福祉。而与汉密尔顿针锋相对的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他认为，如果由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负责发行公共货币，这将直接威胁到人民的自由；这种威胁比敌人的军队的危险还要严重得多；不能将永久的债务强加在人民的身上。于是，当汉密尔顿将他的方案提交议会讨论时，当时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明确表示，这个提案明显与宪法冲突。因为，宪法仅仅授权由国会发行货币，但并没有授权国会可以转让货币发行权给任何私人银行。汉密尔顿在华盛顿面前，则以美国当时濒临崩溃的财政状况为论据，指出，如果不立即成立中央银行以得到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而美国自己当时根本无法获得足以支撑美国财政的这笔巨额资金。迫于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华盛顿终于于1791年2月25日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其有效期为20年。这个中央银行就是美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最终，美国第一银行的外国资本占到70%，达到700万美元，英格兰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其主要的股东。该银行后来成为华尔街的第一家银行，并于1955年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合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果然不负汉密尔顿所望，中央银行成立后仅仅5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800多万美元。而这是杰斐逊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

杰斐逊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金钱贵族阶级，并且藐视政府。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手中夺回来，它应该属于它的正当的主人——人民。”

于是，在他于1801年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后，他就开始试图废除美国第一银行。1811年，第一银行的有效期届满，众议院以65对64票的一票之优势否决了第一银行授权延期的提案。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3月3日关门。银行关门后的几个月后，爆发了美英之间的1812年战争，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从4500万美元增加到12700万美元。麦迪逊总统在1815年12月5日提出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它也得到了20年的授权期限。与第一银行不同的是，这次股本提高到3500万美元，私人与政府之间占有股本的比例依然为4∶1，即私人占有80%，政府占有20%。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他也是杰斐逊主义的信徒，他决心废掉第二银行。于是，在他连任后的1836年，尽管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了第二银行经营权延期的提案，但是，杰克逊总统依然毫无疑问地否决了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他还下令将所有政府储蓄从第二银行账户上取走，转存进各州银行。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也寿终正寝。杰克逊同时也消灭了美国的国债，并且盈余3500万美元。1845年杰克逊去世，他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此后的1837年至1850年的13年间，从杰克逊手中接管白宫的马丁·冯·伯伦、接替马丁的威廉·亨利·哈里森、接替哈里森的原副总统约翰·泰勒均是杰斐逊主义的坚定的信守者，他们都拒绝了再次成立美国中央银行的提案。而率领北方联邦赢得了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则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美国政府自己发行货币——“绿币”（Greenback）。这种新货币完全没有金银等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这种绿币一共发行了4.5亿美元，有力地支撑了整个内战和战后的美国经济。以至于林肯总统开始考虑把这种无债货币长期发行下去，并实行法制化。遗憾的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当选获胜后的第41天，林肯总统遇刺身亡，他的宏大愿景也随着他的突然离世而破灭。而实际上，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体系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这也算是对林肯总统的一丝慰藉。

19世纪美国林肯绿币

但是，当林肯总统离世之后，1866年4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并将它们兑换成黄金，然后把绿币踢出美国的货币流通体系。1873年又通过了《硬币法案》，该法案把银币从美国的货币流通中又踢了出去，金币成为货币的主宰。这个法案代表的实际上是英国的利益，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把金币祭上美国货币的神坛，就等于把美国绑架上了英国的战车。而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首先就有赖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而金本位制乃是把英镑推上国际货币地位的第一功臣。关于此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述。

这里需要特别交代的一个事实是：林肯总统曾于1863年签署过一个法案——《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即美国货币。这个法案最重要的遗产是——由于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自此，就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券捆绑在了一起，这就是至今美元的发行与美国国债死锁在一起的渊源。据说林肯总统本来打算在1865年连任后即刻废除此法案，结果，他的这一志愿因为他的突然离世而未能实现。

对于林肯的死，历来就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当听到这个噩耗后，时任德国宰相的俾斯麦有句发人深省的话：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

事实是，随着1863年《国家银行法》的颁布，特别是1866年《紧缩法案》和1873年的《硬币法案》的出台，距离美国设立完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已经为时不远了。

（二）降生到人间

在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思考导致危机的原因。其中一种观点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由于缺乏中央银行，主要金融机构不得不依赖于华尔街主导人物、超级富豪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出手相救。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是否还会有摩根或摩根式的人物出手相救。于是，关于建立一个管理货币的常设机构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美国于1908年设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以寻求设立管理货币常设机构的方案。该委员会包括18名国会议员，委员会主席是已经在参议员的位子上坐了近30年的资深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此公来自罗得岛，从普罗维登斯市议会议员做起，担任过罗得岛州众议员、美国众议员，于1881年出任美国参议员，曾担任过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1907年的金融危机使他深感美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构建起强有力的货币框架体系。他聘请顾问、专家，并率领代表团去欧洲考察学习。通过欧洲之行，他认为，美国很有必要设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国家储备协会。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文本——“奥尔德里奇计划”。而执笔这份计划的是德国出身的银行家保罗·沃伯格。这位先生是欧洲金融界内资深的业内人士。他早年任职于德国汉堡的进口商西蒙·哈尔公司，之后又在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工作，最终加入了家族银行M·M·沃伯格公司。他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于国际金融机制和美国银行业的高层非常熟悉，特别是由于他于1895年与纽约的库恩-雷波公司的合伙创始人的女儿尼娜·罗布喜结连理，自此他在其岳父的公司中任职。保罗也主张设立美国中央银行，并且对奥尔德里奇本人也深度认可。为了支持奥尔德里奇的宏伟大业，他于1907年底，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需要一个欧洲式的中央银行来稳定其金融市场。1908年，他又到处发表演讲，并到美国国会作证，担任美国稳健银行业推广国家公民联盟的负责人，这个联盟是美国货币改革院的外部机构，此时其主要职责是在美国推广中央银行的概念和理论，以打消美国历史上对中央银行的排斥与不屑。

而正当此时，国际金融界掀起了一场对国际金融体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浪潮。

就在美国准备设立中央银行之时，国际金融业内，对货币、金钱的认识也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台阶就是——国际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更为复杂、更为隐秘、更有利于尽快地积累财富的法定货币体系。这套新体系依然来自于伦敦的银行家们。

已经具有了200年传统的英格兰银行，一直是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其具体做法是由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当时英国的金本位制是其货币制度的基石，在这个体制之下，由于黄金储备量对于货币发行的规模和数额有限制（货币发行总量不得超过黄金储备价值的4倍），因此，当时的银行家们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的货币贬值都将直接伤害到银行家们的收入。这种思路在本质上还是停留在原始的放贷吃息的这种平庸的意识之中，而这种货币制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太慢，银行家们无法毫无节制地放贷和放大货币的总量，以达到迅速地、在短时间内积累财富的目标。这是因为，作为货币制度基石的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的增量速度缓慢，这就给银行的放贷总量设置了一个天然的上限和约束。因此，设计出更新的一套能够使得银行放货的总量不再受到黄金储量的制约的货币制度，便成为国际银行家们最关注的问题。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经过了数百年的历练和摸索之后，国际银行家们终于创造出了一套崭新的货币制度，至此，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法定货币，是指不代表任何实质商品或者货物，发行者也没有将货币兑现为黄金、白银等实物的义务，仅仅依靠政府的法令和强制力就足以使某种东西或物体成为合法通行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源于拥有这些货币者相信这些货币将来能够维持其购买力。这种货币最大的特点是，其货币形态之本身根本无法像黄金、白银那样具有现实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这些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东西，成为了代替黄金、白银这些自身便带有内在价值的货币，这就是当今世界人们手里拿着的由各国央行发行的各种花花绿绿的纸币。纸币产生之后，法定货币的概念就可以直接定义为——法律规定的可以在一定的人群和范围内流通的纸币。比如，人民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通，兹罗提在波兰共和国境内流通。这些纸币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国家内流通，不是仰仗其自身具有的价值，而是完全依靠于政府的强制力，如果没有背后强大的国家政权体制赋予强力地支撑和坚决地支持，这种货币是根本不可能在世间流通的，它们只能是一张张的废纸，一文不值。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法定货币——纸币的本质。所以，才有了所谓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乃至信仰的理论和说法。而这种信用或者信仰实质上是一种国家的信用和信仰。

由于法定货币制度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于贷款和货币总量的刚性约束，对货币控制的手法更加隐秘。因而，这种货币制度立即得到了国际银行家们的竭力支持和追捧。因为他们明白，通过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不仅可以无限量地增加放贷，而且还可以通过银行掠取手里握有更多货币的普通储蓄者更多的财富，这比过去那种通过通货膨胀以强行的方式拍卖他人因通货膨胀而严重缩水的财富的方法，更加不被人察觉，且显得文明得多，因此不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因此，法定货币制度，实质上是更为隐蔽的一种通货膨胀，是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人群及政权敛取更多财富的更加有力的工具和手段。

为了达到以纸币偷换金银币的目的，使法定货币制度成为一项既稳定且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高深的理论体系的事业便成为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于是，在国际银行家的资助之下，一批为国际银行家雇用的数学家们，把货币和通货膨胀引入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来。于是，在学院里学习财经类的大学生的课本中，被强行加入了无数数学模型和公式。原本不算艰涩难懂的理论，一夜之间被无数生涩难懂的数学模型和公式淹没。同时，也活生生地将通货膨胀的元凶——无限制地增发纸币，巧妙地偷换成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自此，通货膨胀就成为与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及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的又一个强大的金融工具。从此，国际银行家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的戏剧性的转变。

这次，在美国设立中央银行即是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的结果。因为，那时的美国已经开始超越老牌欧洲金融劲旅——英国。美国将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而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国际金融的霸主。而美国成立中央银行就等于事先做好迎接这个属于美国的新的时代的准备。

这就是美国中央银行成立的国际大背景。

为了完成这次大业，美国中央银行的肇始者们曾经秘密地召开过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设立美国中央银行的相关事宜。这次会议的地址就选定在美国佐治亚海岸的哲基尔岛。这是美国超级富豪们经常莅临的一个冬季度假胜地。以美国金融大亨J.P.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当时地球上1/6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

1910年11月22日，一群神秘的大人物乘坐专列悄然地来到这个岛上。他们是：美国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库恩-雷波公司高级合伙人保罗·沃伯格、美国财政部长助理A.皮亚特·安德鲁、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银行家信托公司总裁本杰明·斯特朗、J.P.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查尔斯·诺顿。

这些超级大忙人和重量级人物来到这个小岛并不是来这里观光打猎的，他们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份《联邦储备法案》。他们为什么要躲到这个僻静的小岛来起草这个文件呢？因为，自从19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家的形象越来越差，如果大众知道即将成立的中央银行的法案是由一些他们最信不过的银行家们起草的，这个法案的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任何一个国会议员敢于举手赞同这个法案。

对于他们的到来，俱乐部对保密工作做了精密的安排：除了他们这几个人外，在此两周之内任何人不得使用这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所有服务人员全部从大陆调来，不能让一个曾经在此工作过或者熟悉这里情况的人参与进来；对所有抵会的客人一律只称呼名字，不得让这些服务人员知道他们的全名和身份；俱乐部周围50英里之内绝对不允许出现一名记者。一句话，保密工作是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讨论的过程中，保罗·沃伯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沃伯格所拥有的银行方面渊博的知识，使得他成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释者。尽管如此，与会者围绕沃伯格提出的方案还是开展了长达九天的激烈争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中央银行这个名称过于敏感，它曾经被认为与英国银行家的阴谋密切关联。而且，大家也知道，历来的美国总统大都对中央银行持否定态度，这也是百年来美国的中央银行一直建立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现在仍然使用中央银行这个名称，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也可能使得这个法案无法在议会被通过。因为，没有议员敢公然对将要成立的以“中央银行”命名的金融机构投赞成票。于是，聪明的沃伯格提出可以以“联邦储备系统”代替中央银行这个名称，而二者实质上并无任何差别。它不仅具有中央银行的所有职能，而且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是一家股份完全由私人拥有的纯粹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但是，在法案中则明确规定：由美国国会控制这个联邦储备系统，政府在董事会中也有代表，但是董事会的多数成员要由银行协会控制。虽然最终的说法是“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是，真正控制这个联邦储备系统的却是联邦咨询委员会。这个联邦储备系统的工作由联邦咨询委员会和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决定。而不为大众所知的是，这个联邦咨询委员会是由沃伯格精心打造的实质上控制联邦储备系统的秘密机构。在美联储百年的运作过程中，这个机构几乎不为众人所知。其性质和作用我们从联邦咨询委员会的组成成员的任命即可略见一斑——其成员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决定，而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均为私人银行。

此外，会议还设计了一套由12家联邦储备系统的地区银行构成整个系统的方案。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为了体现这个联邦储备系统不是一家独有，而是由12家地区银行共同组成，不存在所谓由一家独揽大权的问题；二来是为了隐藏这个系统的真正操纵者仍然是那些华尔街大佬的事实。同时，为了避开人们对华尔街与该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视线，他们将这个系统的总部设在了首都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的所在地纽约。并且，所有地区银行的董事都由总统任命。

这样的一个法案给人们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该联邦储备系统是模拟美国宪法按照分权和制衡的原则制定的——由总统任命主要成员，由国会予以审核，由独立人士任董事，由银行家做该系统的顾问。这完全是一个合乎宪法、尊重民意的国家金融机构。

为了确保法案被通过，法案的制定者们事先准备了两份方案。第一份是由共和党支持的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主持的方案，另一份则由民主党支持的方案。银行家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果不其然，最后的结局是后一份方案被认定为最终的《美联储法案》。其实这两份方案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充其量是措辞和遣句上的不同罢了。

由于奥尔德里奇的女儿艾比嫁给了美国首富、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在人们的眼里，奥尔德里奇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洛克菲勒的代言人。所以，以奥尔德里奇的名义主持的方案，自然会遭到人们的厌恶与反对。而当时已远离权力中心多年的民主党，一直扮演着强烈批评金融垄断的角色，再加上1912年当选上第28届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原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伍德罗·威尔逊也是一名著名的反对金融垄断的活跃人物，因而，由民主党支持的方案便有被认可的可能性。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口水战在美国国会上演了。

在国会里，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义正辞严地抨击民主党的方案对银行有敌意，不利于政府对货币的管理。他指出，一切背离金本位的法定货币都是对银行家的严重挑战。表面上看起来他是金本位的竭力支持者。民主党同样对奥尔德里奇的方案大加指责，他们声称，奥尔德里奇方案维护的是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华尔街银行家们的金融垄断地位。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成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掷地有声地指出，华尔街导致了1907年的恐慌，如果奥尔德里奇的中央银行方案得以通过，那么，必将会造成另一次恐慌。他说：“我们需要改革，但我们不需要华尔街主导的改革。”据说他不仅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奥尔德里奇执掌的国家货币委员会发布的十几页的研究报告，还亲自撰写了一份长达318页的货币改革研究报告。因此，在大众看来，他不仅是金融机构的主要批评者，而且是很有资格和极具代表性的反对华尔街金融垄断的人物。

民主党声称，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要打破金融垄断，建立起一套地区分立、总统任命、国会审核、银行家提供顾问意见的相互制约、三权分立的完善的中央银行系统。

坐落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第20街的美国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 System）总部大楼

于是，遭到华尔街的代言人们坚决反对的民主党的方案，赢得了总统和民众的好感。1913年6月26日，弗吉尼亚的众议员格拉斯在众议院正式提出了民主党支持的那份方案——格拉斯提案。在这份提案中，美联储代替了中央银行字眼。半年后圣诞节前两天的12月23日，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表决通过了《美联储法案》。参议院通过《美联储法案》后仅一个小时，威尔逊总统就正式签署了该法案。

自此，在美国反复折腾了一百多年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终于诞生了。

（三）组成机构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各联邦储备银行三部分组成。

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决策机构，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包括规定存款准备率、批准贴现率、对12家联邦银行、会员银行和持股公司进行管理与监督。委员会在货币金融政策上有权独立作出决定，直接向国会负责。联邦储备委员会由7人组成，全部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任期14年，每2年离任一人，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从7名委员中任命，任期4年。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执行机构。其主要专门负责公开市场业务的实施，从而指导货币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有7名来自联邦储备委员会，5名区域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其主席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担任。7位执行委员有永久投票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有永久投票权。剩下4票由各联邦储蓄银行轮流分配：波士顿、费城、里士满联储主席1票，轮流投；克利夫兰和芝加哥1票，轮流投；亚特兰大、圣路易斯、达拉斯1票，轮流投；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城、旧金山1票，轮流投。

各联邦储备银行是按照《美联储法案》，在全国划分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各会员银行是美国的私人银行，除国民银行必须是会员银行外，其余银行是否加入全凭自愿。加入联邦储备系统就由该系统为会员银行的私人存款提供担保，但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对这部分资金，联邦储备系统不付给利息。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总部分别位于波士顿、纽约、费城、克里夫兰德、里士满、亚特兰大、芝加哥、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城、达拉斯和旧金山，每个联邦储备银行各自负责一个大区。

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控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以解除通货膨胀之忧。

三、百年变迁

（一）初期

1907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美联储成立的契机。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法案》，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美国政府试图掌控美国的金融体系。而当时委员会的所有17名成员对金融均是外行，因此委员会主要依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充当智囊，这些金融家包括：由摩根财团控制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乔治·雷诺芝、摩根好友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推荐的经济学家派亚特·安德鲁，委员会顾问则是摩根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经过一番努力和较量，1914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式运行。根据该法案，美联储下辖散布全美各地的12家地区联储银行，它们为较小的银行提供交换支票、紧急救援等服务。美联储委员会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其自身并无权发行货币，但它可以一次授权某一个地区银行发行货币。联邦储备银行却被赋予了发行纸币（银行券）的垄断权，也可以以发行银行券的方式贷款给商业银行，而美国财政部则被剥夺了发行纸币的权力。并且，由于联储银行的金库中集中着全美联储系统会员银行的全部黄金，美联储可以用这些储备作调控，其会员银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步调一致地发放更多的信贷。这就使联储银行可以以集中起来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增发纸币。而联储银行则能通过调整会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例如，美联储只要将商业银行法定最低准备金率削减一半，商业银行就需要维持20%活期存款总额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因此可以以5∶1的比例进行信贷扩张。在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之后，最低准备金率曾被降低到10%，商业银行能以10∶1的比例扩张信贷，致使货币量较之以往增加了一倍。

在美联储成立的初期，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私人银行家们确实曾一度控制过美联储。在那时的美联储系统中，位于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尽管是联储银行的监督者，但权力却被架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体系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其既成事实是——谁控制了纽约联储银行谁就控制了美联储。早期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地位和权势相当于今天的美联储主席。第一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出身于摩根财团的本杰明·斯特朗。“一战”时，斯特朗将当时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成为美国财政部唯一的财务代理，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被集中到了纽约美联储银行手中。柯立芝总统、胡佛总统也均与摩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柯立芝总统是在摩根两个合伙人德怀特·莫罗和托马斯·柯克伦的帮助下登上美国政坛的。胡佛总统的政治顾问是继戴维森之后担任摩根财团掌舵人的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M.梅隆出身于长期与摩根财团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的梅隆家族。接替梅隆出任财政部长的奥格登·米尔斯也是摩根财团旗下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一位高管的儿子，胡佛时代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则是摩根私人律师伊莱休·鲁特的学生和合伙人。可见，如此密如织网的政权与金权的关系，使美联储成立之初，美国金融控制权的确掌握在以摩根财团为首的大金融家们的手中。

（二）变迁

在美联储成立的初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联储的实权确实掌控在大金融家们的手中。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随着社会经济系统的日益复杂，极少数家族要想长期稳定地控制像美国这样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体，却非易事，甚或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各个金融势力之间以及金融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稳定不变的，它们之间也会随时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况且，就美联储自身来说，它也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由私人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只有各个地区的银行由金融家担任行长，而董事会成员都是拿政府薪水的官员。因此，若谈到美联储的性质，其不过是政府与金融家构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而非永远一家独大。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洛克菲勒财团、华尔街新兴的犹太财团、击垮库恩—罗布公司的雷曼兄弟和高盛投行、爱尔兰裔天主教势力的代表肯尼迪家族、意大利裔创建美国银行的贾尼尼家族与修建胡佛大坝的贝泰工程公司等就结成了强大的反摩根同盟，将摩根财团拉下马来。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开始时，洛克菲勒财团趁势侵吞了摩根财团所有的大通国民银行。反摩根同盟推动了新政时期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案，这两个法案的出台使得美联储改换了面貌：联储委员会直接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负责公开市场操作，地区联储银行的总裁任免权由联储委员会掌握。自此之后，美联储控制权转移到美国政府的手里，包括纽约联储银行在内的地区分行也从此被赶出了核心圈子，摩根财团对美联储的控制权也随之丧失。

“二战”以后，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摩根等财团开始共同控制和支配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而此时，美联储也转换了身份和角色——发行纸币和调整法定最低存款准备金标准。

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存放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金库等处的黄金；另一部分是美国政府的国债。美联储负债主要由商业银行持有的活期存款即存款准备金和联储纸币即美联储发行的纸币构成。而存在美联储里的活期存款是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扩张的基石，只有在公众要求将银行账户里的现金兑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才去美联储取回他们的存款，然后美联储才需要开动印钞机发行联邦储备纸币——美元。

由于存在美联储的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是以联储纸币的方式兑现，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结果——无论美联储制造多少纸币都不会破产。比如，美联储指示在纽约公开市场上的代理公司购买1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在并没有任何储备金或者其他任何财产做抵押的情况下，只要凭空向纽约联储银行开出一张10亿美元的支票，再将支票转交给某个政府债券交易商来交换 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国债，接着交易商去他开户的商业银行把这张支票存进去，于是交易商在商业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就增加了10亿美元。商业银行拿到支票后可以到美联储纽约分行，把这张支票存到它自己的活期存款账户上，那么它的准备金就增加了10亿美元。于是，这家商业银行可以以这笔准备金为抵押发放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再被存到其他的银行里去。由此，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会远远超出10亿美元。如果美联储想要调控货币供应量，就可以通过采取购买或出售任何资产的方式达到目的——购买资产，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反之出售资产，货币供应量则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美联储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通常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的资产是美国国债。

美联储另一个货币政策工具就是调整法定最低存款准备金标准。如果先前银行存款准备金为存款总量的10%，美联储突然宣布最低准备金率降低5%，那么货币供应量就会翻番；如果最低准备金率提高20%，则货币供应量会减少一半。通过这些货币政策，现在的美联储几乎具有了完全按自己意志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权力和能力。

总之，美国经历了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现在美国的国际金融资产已经集中到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私人资本集团手中。现在的美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变成世界警察的同时，美国金融调控中心——美联储也逐渐变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即所谓央行的央行。

因此可以说，现在的美联储并非完全是由金融家操控的产物。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1977年美联储改革法》（Federal Reserve Reform Act of 1977）赋予了美联储另一重大责任——促进就业、生产力的最大化，并保持物价稳定。可能，少数金融家虽然仍然想通过控制美联储来达到控制美国经济乃至于控制全球经济的目的，但是，由于美联储的职能和机构设置也具有阻挡和遏制这种局面产生的功能，因此，有些诸如阴谋论的说法也不能作为最终的结论，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引起大家的警惕和警觉。

美联储采用的是联邦政府机构加非营利性机构的双重组织结构，即联邦储备委员会为联邦政府组成机构，而12家联邦储备银行虽然不属于联邦政府机构，但却是非营利性机构。如此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保证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可以充分听取来自私营部门的声音。但也正因为联邦储备银行是非营利性机构，才招致了许多猜测。

目前，美国吸纳储户存款的银行主要分为两类：全国性银行和州内银行。通过财政部的货币管理办公室注册成立的银行为全国性银行，比如美国花旗银行；通过州政府注册成立的银行为州内银行，比如德克萨斯州的德州资本银行。美国的银行很多，除了我们日常听说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大型全国性银行外，全美大小银行总共有6000多家，分别满足不同顾客群的需求。而根据法律规定，美国的全国性银行必须成为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主要是接受货币管理办公室的监管；州内银行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成为美联储的会员银行，如果愿意成为会员，就要接受美联储监管，如果不愿意成为美联储会员的银行，也要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成为美联储会员银行（美联储股东）的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当发生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可以对其提供紧急贷款，以避免其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

（三）议论

自从1913年的12月23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签署了《联邦储备法》至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走过了一百年的风雨历程。在美联储设立不到1年的时间里，欧洲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5年之后，从美国开始，全世界就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的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得美联储似乎成了金融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始作俑者，各种对美联储的种种猜测和议论也纷至沓来。似乎如果没有美联储的诞生，世界就不会爆发如此多的危机。但是，无论如何，现实的情况是，美联储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央行，其所颁布的每一项货币政策和金融决策，都会对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美联储成立100年之际，回顾美联储创立的过程和发展变迁的历史，或许可以令我们对现有的问题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美元的崛起

中央银行本身具有两大使命——提供货币和对金融（信贷）市场进行监管。其监管的目的在于避免出现利率暴涨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而20世纪初期中央银行的样板——英格兰银行所采取的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购买以英镑为货币结算单位的商业（贸易）承兑汇票来稳定利率。而当时的美国要像英国那样购买以美元为货币结算单位的商业承兑汇票，前提条件是要有可供购买的以美元计价的商业承兑汇票。而要满足这一前提的条件就是——美国的银行必须走向世界，而不能仅仅将其业务局限于国内。所以，《联邦储备法案》授权国民银行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允许它们购买商业承兑汇票。但是，要求开设国外分支的国民银行的资本必须在100万美元以上，其购买商业承兑汇票的资金不得超过其资金的50%。

而这次成全美国货币迅速崛起的最大机遇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整个一战期间，由于欧洲陷入了纷飞的战火之中，美国成了供应欧洲打仗的军火工厂和世界的粮仓。因而，美国的出口贸易急剧增长，美国跨国公司也趁着欧洲公司忙于欧洲大陆的战争之际，大力进军拉丁美洲和亚洲市场，他们纷纷在拉美和亚洲地区设立独立的运营机构和分支机构。四年下来，美国轻易地从原来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但此时的欧洲大陆，由于战争的影响，贸易金融资本日益匮乏，而战争则需要不断地扩大原有的进口贸易规模，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对于进口物资的需求。战争打的是物资，烧的是钱。于是，万般无奈的欧洲诸国银行不得不转而接受美国的背书票据。因而，欧洲银行所收到的也都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票据。由于当时的美元紧紧与黄金挂钩，依然坚持金本位的英国于战争最激烈的1916年宣布英镑与美元挂钩。但当战争结束时，出于对英镑信用日益削弱的担心，美国宣布结束与英镑的捆绑关系，致使英镑贬值了1/3。而此时美国的贸易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商也纷纷将美元视为一种较之英镑更具吸引力的货币单位。到1920年底，美国的银行已在国外开设了181家分支机构。于是，世界各地的进口商都开始通过美国银行的分支机构接受美元，而伦敦的汇票则在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渐趋衰弱。这是英国的金融势力由盛转衰的标志，也是美国开始独步国际金融市场的开端。

为了建立一个完善的美元承兑汇票市场，美联储要求联邦储备系统各地区的分支机构购买承兑汇票。因为这样既可以稳定和降低贴现率，又可以促进美元承兑汇票市场的发育。这就造成了在20世纪20年代，交易商的主要交易对象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这些交易商中，主要的是那些持有大量美元盈余的外国银行，甚至包括了外国的中央银行。而此时，美国也开始出现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业务的国际承兑汇票银行。一些银行也纷纷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业务。

随着商业承兑汇票市场的发展，美元的地位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提升。到19世纪20年代下半期，在美国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中，有超过一半是由美元计价的银行承兑汇票资助的。因为，在纽约做生意的进出口商所需要支付的费用，比在伦敦支付的费用少了一个百分点。于是，大量的商人开始涌向纽约。此时，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外国承兑汇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以英镑为货币单位的外国承兑汇票的一倍。到1924年，在各国银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英镑。到1925年，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通总量已经超过了英镑。美元开始正式取代了英镑的地位，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单位。这比当时一些人所预计的美元超过英镑的时间至少提前了20年。而产生这个后果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美联储的积极推动作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元，从此迅速崛起，并在20年后，成为世界的霸权货币。

在美元崛起的过程中，美联储应当功不可没。而美联储作出的最重要且最具决定意义的决定，就是鼓励美国的银行走出去，并且同时为这些走出去的美国银行提供坚定的支持及保障。

本章结论

美国，这个后起的世界大国，在其200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许多人间奇迹——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经济实力超过了老牌殖民帝国大英帝国；涌现出了众多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的著名人物；成为世界政治、军事、货币和金融的霸主……研究美国、学习美国，似乎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风尚。但是，不用说美国以外的人，就是美国人自己恐怕也无法真正地彻底地了解美国。雾里看花，似是而非，人云亦云，可能是我们对美国的最真切的感受。而且，任何一个想照搬美国模式的国家几乎都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也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完全模仿、照搬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找到一条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渴望发展的国家的必由之路。美国的历程，只能作为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镜子，作为时刻警醒自己的镜鉴。但是，在美国崛起的道路上，至少有一个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以货币的崛起作为发展和强大的工具和前提。现在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超前的和先进的金融体系及强大的货币体系作为依托和基础，美国是无法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那些巨型的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更重要的在于它拥有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尤其是美元的崛起，是美国崛起和强盛的基石和前提。货币的崛起，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欲崛起的国家必做的功课。当然，支撑货币崛起的脊梁，是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当然，历史的机遇也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即便是机遇来了，也不可能把握得住。中国明代前期虽然抓住了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个机遇，可惜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也没有把这次机遇延续下去。最终还是把这个历史机遇礼让给了他人。历史不会给予一个民族过多的机遇，牢牢地把握住瞬间即逝的历史机遇，不再让这一次次的历史机遇遗憾地擦肩而过，是人类一个永恒不变的深刻历史命题。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章 重构

一、欧洲的危机

（一）复杂的时局

一战之后的欧洲处于各种思潮和政治集团的对立和博弈中。

引发一战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战后不仅没有随着德国战败而消亡，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民众和政治精英的追捧。除了西欧的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包含了人民民主、三权分立和政党多元化的体现全体公民平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得到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认可。而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物质困难和害怕社会地位越来越降低的民众对于自身现状的危机感，使得独裁、专制、好斗、不妥协、缺乏宽容的思想和理论得以在中欧、东欧、南欧各地泛滥开来。而伴随着这些思想和理论发展起来的曾经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又重新在欧洲蔓延。正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使得多元的议会民主政体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奥地利均遭到失败。此时，在欧洲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对反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对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对反共产主义，既反资本主义又反共产主义反对反无政府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对反法西斯主义，既反法西斯主义又反共产主义反对反资本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对反法西斯主义……于是，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类思潮齐聚欧洲，欧洲大陆一时间泥沙俱下。这些思潮共同汇成了暴风雨的前奏，一场席卷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来到了门前。

（二）超级愤青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与德国边界的布劳瑙（Braunau）一家名为达夫勒（Dafner）的旅馆里。他是奥匈帝国一个海关职员阿洛伊斯·希特勒在第3次婚姻中所生的第4个孩子，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均幼年夭折，只留下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妹妹保拉·希特勒。希特勒幼年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成为信徒。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奥地利人。他的家乡瓦尔德维尔特尔迪，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这里丘陵起伏，森林密布，是典型的中欧乡村景象，没有引起过奥地利主流社会的任何关注。这里居民的性格大都保守执拗，但希特勒一家人却生来就有一种不安定的气质，他们总是不断地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因而他们和亲戚们的关系都比较疏远。他们似乎喜欢过一种罗曼蒂克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1895年，希特勒年满6岁，父亲把他送到一家公立的学堂念书，他在学校里始终是一名中等生。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他对于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都有着强烈的热爱，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境内的所有非日耳曼民族产生出了强烈的憎恨。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使他逐渐成为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参加了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借阅了大量的图书。他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的历史著作。19岁的希特勒前往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绘画学校，但由于绘画习作得分不及格而先后于1907年和1908年两度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他也没有被建筑师学校录取，因为他中学没有毕业，不符合该校招生的条件。但希特勒并未离开维也纳，他依靠卖画和当临时工、画风景明信片糊口。他为了逃避他所憎恨的奥匈帝国的征兵义务而逃到慕尼黑。在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动荡的生活，形成了他对犹太人、民主、自由主义以及整个西方传统的社会阶层和思想的仇视，他对权力的颂扬和对基督教的蔑视，形成了他那独有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对人的个性轻视的性格。那时的希特勒就已经成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狂热信徒。

1914年8月，一战爆发，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伊普雷斯战役、索姆河战役、阿拉斯战役、巴斯青达战役。1917年，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且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时，他的大腿被炮弹炸伤，1917年3月1日重返战场。1918年10月14日，希特勒因遭芥子气攻击短暂失明而住进了陆军医院。就在他在医院养伤之时，他听到了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的消息。他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因为，与普通德国人一样，他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不会战败，而是由于政府代表的卖国求荣和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而使得德国战败。对于希特勒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相信盟军会根据美国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德国或许还可以兼并奥匈帝国讲德语的地区，实现奥德合并，建立大德意志。然而残酷的现实彻底粉碎了德国民众的美梦，于是，承认《凡尔赛和约》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国际犹太人，成了德国人眼中出卖德国利益的“十一月罪人”。就这样，怀着对“十一月罪人”的刻骨仇恨，超级愤青希特勒退役了。在他奉命去刺探一个当时只有55个人的小政党——德国工人党的情报的过程中，他被该党内智者的言论和思想征服，他不仅应邀加入了这个党，而且还凭借着他超人的演讲才能赢得了党内领导人的刮目相看，在工人党主席的力荐之下，希特勒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从此，愤青希特勒便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了。他与党的主席一起起草了党的新25条党纲，党纲的基调是反犹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利用德国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潮流，将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便是纳粹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1921年6月29日，阿道夫·希特勒任党首，开始宣扬纳粹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犹主义。

在纳粹党党纲——《25点纲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包含了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把托拉斯企业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严惩卖国贼、高利贷者和投机商，成立国家银行等内容。

在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在被监禁期间写的《我的奋斗》上册中表明了希特勒要成为领袖的决心。1925年出狱后，他便开始了走向德国权力顶峰之路，因为，那时的希特勒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国际名人，他立刻被当时国际上所有的势力关注。其实，早在1920年，美国就派人与希特勒本人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他们开始看到这个有趣的年轻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特质。

1924年之后，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大量的外国资本涌进德国，德国经济很快出现了复苏的势头。而该计划的一个最大的后果，就是——结束了由法国及其由它控制的赔偿委员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从而，为美国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地从其他协约国收回战争债务开辟了道路并创造了条件。在德国得到的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的贷款中，其中美国提供的是22亿5千万美元，达到全部贷款额的44%。也就在这同一时期，美国从各协约国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再以偿还战争债务的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从美国出发再回到美国的循环。“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显示了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实际运作能力。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乃至世界事务的欲望和雄心。“道威斯计划”从经济上扶持了德国，它对战后德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给纳粹党走向德国权力顶峰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和麻烦。因为，当时安居乐业的德国人，已经对纳粹党所遵奉的激进和暴力的思想不感兴趣，甚至渐远渐离。所以，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仅赢得12个议会席位，得票率为2.6%。而以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联盟赢得了40.4%的选票。就在纳粹党眼看就要偃旗息鼓之际，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了纳粹党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德国受到沉重打击。1923—1928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工业生产上升的趋势是以美国提供的短期贷款为基础的。此时，这笔约200亿马克的贷款被美国收回，由此触发了德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经济危机。

在危机期间，1929—1932年，德国煤产量下降32.7%，生铁产量下降70.3%，钢产量下降64.9%，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发电量下降23.4%。工业生产总值下降约40%，生产资料生产减少53%，消费品生产下降25.3%，出口总额减少69.1%，进口总额减少70.8%，国库黄金储备锐减4/5。与此同时，劳动时间平均削减约47%，在建筑业中劳动时数减少约66%。各行业职工人数大大减少，其中钢铁、机械和电力工业的职工减少约64%，硬煤开采业职工减少约47%。

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1929年9月，失业人数为130万，一年后达到300万，1931年9月上升到435万，1932年2月失业人数达800万，而在这支失业大军中，只有82%的失业登记者能够领取到失业金。

据德国官方统计，在经济危机期间，1928—1931年工厂年倒闭总数由10595家上升到19254家，3年之内几乎增长一倍。而同时期内，工厂年合并总数由3147家上升到8628家，几乎增长2倍。1931年有6664家商店倒闭，3581家被迫合并。7年前痛苦的回忆又开始浮现在德国民众的眼前，而这次危机无论在程度和时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1923年的那次马克崩溃的危机（那次危机只持续了1年的时间）。

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机遇，其各级组织的积极分子通过非正规途径，在酒吧间、俱乐部和工作地点当面谈话，争取选票，吸收了很多党员。他们针对当时德国民众对共和制的失望，有针对性地对各界民众展开游说，把他们拉到纳粹运动中来，成为纳粹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公开指责是《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而政府的软弱无能则更陷人民于水火。于是，人民开始支持纳粹党。在1930年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18.3%的选票，首次超过德国共产党，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在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一举获得37.4%的选票，超过社会民主党而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

纳粹党党员人数在1928年为10万人，1932年就达到140万人。在1930—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议席从12席增至230席。此时，纳粹党下辖的组织有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党外事局、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劳工阵线、纳粹妇女联合会等。其党报党刊为《民族观察家》《进攻》《民族社会主义通讯》。纲领性的读物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党旗上有红底白圆心、中间是一个卍字的图案，其含义是：红色象征社会主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党徽上也有此图案。

而在此时，愈来愈多的德国垄断资本家也开始支持纳粹党。他们把纳粹党作为振兴德国的希望。1932年11月，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联名上书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要求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并最终于1933年1月30日将希特勒推上台，纳粹党成为德国的执政党。希特勒当权后，宣扬泛日耳曼主义，打击和取缔其他政党，确立纳粹党一党专政。到1933年底，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政体已经让位于一党制国家。德国自此迅速发展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曾以为能够约束希特勒的内阁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年迈的兴登堡总统也无力制止这种趋势。1934年8月1日，即兴登堡总统去世前一天颁布了一项法律，希特勒把总统和总理这两个职务合二为一，让军队、法官和官员们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希特勒在任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后，承诺“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奶与面包”。他鼓励妇女生育并留在家里。希特勒认为“德国女性的世界是丈夫、家人、孩子以及家园”。而到1938年，他的这些承诺就在德国实现了，从而使更多的德国人拥护希特勒。

（三）快速的崛起

1933年1月，在希特勒上任德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600万失业者，两年后的1935年，失业人数降到了400万，1937年不到100万，到1939年只有几万了，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从失业率的统计看，德国1933年的失业率为20%，1934年为20.5%，1935年为9.6%，1936年为5.7%，1937年为2.5%，1938年为0.95%。

在金融政策上，希特勒采取了紧缩银根、强化金融创新的举措。具体包括：首先，加强对外国资本的管控；第二，实行新货币政策；第三，健全银行监管；第四，加强外汇管制；第五，对进口进行管理；第六，由国家大量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兴建机场、建造住宅，改良农田等，以刺激需求；第七，紧缩货币，采取以借债为主的筹资方法，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第八，政府发行了总计约80亿帝国马克的由投资机构如保险公司、储蓄所安排的长期债务。这些金融创新措施，为发展军事工业和进行战争开辟了财源，做好了准备。但这也使国家在财政方面债台高筑，1932年德国的外债为200亿马克，1933年财政赤字为24亿马克，到了1938年财政赤字上升到105亿，外债则下降为90亿马克。结果是，德国以很低的通货膨胀率换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1937年底与1932年底比，德国国民收入增加了63%，由430亿马克上升到800亿马克，而货币流通量仅增加了48%，银行利率由6%降到了3%。

在纳粹党上台前的1932年，德国的农、林、渔业的总产值为87.13亿金马克，1933年增加到102.9亿，1934年为95.53亿，1935年为92.06亿，1936年为 105.98亿，1937年降为95.15亿，1938年达到102.59亿。粮食自给率由1932年的75%上升到1933—1934年的80%和1938—1939年的83%。1928年消耗的食品热量由德国自给自足的占68%，1932年占75%，1936年占81%。1937—1938年，德国的粮食有89%、牛奶制品有90%、肉类品有95%、鱼消费量有74%、蛋消费量有79%是本国生产的。1933年—1939年，德国的军工生产增加了7倍。以军用飞机生产为例，1934年的产量是840架，而1939年达到了4733架。到“二战”之前，德国大批的机场、国防公路和防御工事等工程都己投入运行。1933—1939年，德国的铁路营运里程由5.8185万公里增至6.194万公里，兴建了被称作“autobahn”的四车道高速公路系统，公路在德国中心地区蜿蜒了2000英里，司机可以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持续直线行驶好几个小时。到1938年，德国的钢产量达2330万吨，居欧洲第一位。到1939年，德国的铝产量为19.9万吨，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位。德国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颜料生产的2/3和颜料输出的90%。在30年代，德国控制了全世界钾输出额的70%。德国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收音机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都为军队在战争初期阶段取得节节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纳粹德国经过两个四年计划的发展，经济基本得到了复苏：1933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37亿帝国马克。以不变价格计算，1938年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264亿帝国马克。

（四）背后的支撑

在纳粹统治下的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经济，虽然不能算作腾飞，但是，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的确创造了一个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奇迹。究其原因，除了纳粹党采取了一系列比较适合德国当时的国情有效且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大力资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希特勒为了拯救德国所实行的“新政”中，最具特色且最值得当今人们深思的部分主要有：

1.建立中央银行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就重新修订《银行法》，逐步削弱帝国银行的独立性。1937年2月，《帝国银行新秩序法》颁布，规定帝国银行董事会们由元首直接领导，帝国银行的独立性被彻底剥夺。到1939年，帝国银行董事会也最终解散。同年，纳粹政府颁布的《帝国银行法》规定，停止黄金兑换纸币；由40%黄金和外汇构成的发行准备金可全部由就业汇票、支票、短期国库券、帝国财政债券和其他类似债券替代；中央银行对帝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最终由“领袖和帝国元首”决定。至此，纳粹政府已经争得了货币发行权，最终完成了中央银行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国有化，从而占领了金融高地，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金融系统，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金融基础。

2.发行“创造就业汇票”

1933年5月31日，德国政府宣布发行10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其目的是为了支付特殊的技术工程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是：

先成立一家注册资本为100万马克的“影子公司”（Metallurgische Forschungsgesellschaft，简称MEFO），这个公司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各种公司采购商品和服务，支付方式就是向生产者支付“创造就业汇票”，这是一种利息为4.5%、期限为3个月的短期汇票，期满后可以反复展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当企业主拿到“创造就业汇票”，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德国银行进行“贴现”，取得德国马克现金，然后雇用工人，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拿到“创造就业汇票”的银行可以自己持有这些汇票，也可以到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得到现金。这就意味着“创造就业汇票”和黄金、外汇、长期国债一同构成了德国货币供应的基础。这种汇票的一个重大优点就是，它把真正的购买力放到了德国新被雇用的工人手上，随着这些票据流通量的加大，闲置的资源利用率大幅上升，而失业率迅速下降。因为，该票据的发行，实质上为企业创造了一种方便和低成本的融资方式。

但是，初期的“创造就业汇票”并没有拿到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因为它那4.5%的利息吸引着银行选择持有这些票据，而不是进行再贴现。据统计，自1933年到1938年，随着“创造就业汇票”发行量的逐年上升，德国的失业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33年发行10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之时，失业人口为600万，1934年发行21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之时，失业人口为270万，而到1937年发行120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之时，失业人口为90万，到1939年失业人口则直线下降为区区20万。

造成这种情况的秘诀——通过“创造就业汇票”把钱放在了被新雇佣的工人的手里，而随着这些票据流通量的加大，工人就业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失业率自然会迅速下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激发了工人的劳动激情，而且还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造起来的那些里程达数千公里的公路，那些数十万栋新的住宅，那些在“二战”中驰骋疆场的钢铁战车，那些威震沙场的巨型火炮，那一架架翱翔蓝天的战斗机，那堆积如山的数十万吨黄油，都是德国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激昂的工作热情创造出来的真实产品。而激发德国工人如此冲天干劲儿的正是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实惠的金融创新——“创造就业汇票”机制。

金融的力量从来就不容小觑。

然而，隐藏在此金融创新背后的是一个在当时具有巨大叛逆性质的新的货币理论——国家货币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判断什么是货币的唯一标准既非黄金也非其他物质，而是要看这种货币能否作为被政府接受的支付手段。政府拥有货币的定义权，政府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种物质为法定货币，哪怕是一种石头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要政府规定哪一种东西可以用来缴纳政府的税收，这种东西就是货币。因此，货币完全没有稀缺性可言，也不必作为财富予以储藏，它仅仅是一个符号，不需要其自身存在任何价值。这种理论直接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货币缺乏论”，因为，只要货币被作为交易的符号使用，就不存在稀缺的问题，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指定为货币。正是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纳粹党的经济纲领才明确指出：德国当时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的生产资料并没有得到充分使用。要减少失业，就必须把闲置的生产资料利用起来，并通过大量的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住宅区等来复苏国内市场。而为了让这些计划得以实现，必须投放生产性贷款。这些贷款可通过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创造就业汇票”来得到。只要这些汇票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就可以立刻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盘活，从而创造出新的财富和就业。实践证明，这种新的货币理论，确实是拯救德国的灵丹妙药。这副看似离经叛道的药方，在短短6年之内，盘活了整个德国经济，并使德国从一个战败且沉沦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强国，并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国家货币理论使货币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信用，成为了货币发行的基础和本位，而非传统所说的黄金白银。根据该理论，货币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建立在国家本位基础之上的一种货币符号。

3.政府全面加强对生产的监管与投资

希特勒政府对与军备有关的企业，给予巨大的补贴和特权。所有重要部门的成立与企业的扩大，都需要得到国家的批准，大量中小企业破产或被强迫兼并到大企业。政府严格控制投资流向，使其集中于重工业和军备生产，消费工业备受忽视。政府调节的目的是集中所有的生产能力为战争服务。因而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希特勒摸准了德国民众中凝聚着的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始终对一战中的失败深感屈辱，时刻梦想着向法国人，向所有背叛德国的国家和民族复仇。希特勒正是利用了这一民意才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从而驱使人民为战争做好一切准备，便成了纳粹所有工作的重心。当然，这种民族意识确实也为德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经济危机，走上迅速崛起的道路提供了温床。

当然，除了实行了以上独具特色的政策之外，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也是德国得以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1933年11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本名为《西德尼·沃伯格》（Sidney Warburg）的小册子，这本书最早于1933年在荷兰出版，后来这本书被禁止向公众和研究人员出售。这本小册子揭露了美英两国的银行家资助和扶持希特勒掌权的秘史。据该书记载，1929年前后，华尔街通过“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杨格计划”（Yang Plan）帮助德国偿还战争赔款。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也就是说，这些贷款中的62%用在了战争赔偿上，而其余的520亿马克的巨额资金用在了纳粹德国的发展上。

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黄金给德国，一周之后，又将价值30万美元的黄金运往德国，仅在1932年的5月中旬，就有价值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

除了金钱方面的资助外，美国对德国在技术方面也给予慷慨的扶持。1934年，德国的石油生产能力为30万吨天然石油和80万吨合成汽油，剩余的部分完全依靠进口。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把氢化石油专利技术转让给德国后，到1944年，德国能生产550万吨合成汽油和100万吨天然石油。德国专家被派到美国底特律学习模块生产的专业技术和流水线作业。德国工程师还参观了美国的飞机制造厂，被允许观看了美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属于摩根银行、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或沃伯格的曼哈顿银行的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杜邦公司等，都与德国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德国企业欧宝（Opel）公司生产出了“闪电牌”卡车（Opel牌汽车的标志就是闪电），德军就是乘坐着这种卡车入侵波兰。福特汽车公司在德国的子公司生产的载重2吨和3吨的卡车占纳粹德国全部产量的一半。1938年7月，美国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被授予了纳粹德国对外国人授予的最高荣誉——德意志大十字雄鹰勋章。美国大通国民银行与德国帝国银行的关系十分密切。1940年5月，德国占领法国后，大通国民银行的巴黎分行与德国当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大通银行巴黎分行的经理卡洛斯·尼德曼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他关闭了犹太人在该行开立的账户，把里面的资产转入了纳粹控制的账户。而大通银行的总部对这些信息不但完全知悉，同时还对美国政府隐瞒了相关信息。摩根银行是BIS（国际清算银行）的创始银行之一，摩根银行也鼓励其在法国设立的子银行Morgen&Cie银行与占领巴黎的德国人合作。当法国当局要求Morgen&Cie银行在德军向巴黎推进时将其账户清空并毁掉库存现金时，Morgen&Cie银行没有听从这一指令，反而在法国政府的沙吉翁镇新开了一家营业机构，为纳粹客户服务。该银行甚至还将资金从德国的账户划到美国公司在欧洲设立的为纳粹德国生产军事装备的子公司，例如，通用汽车。

据一些资料透露，早在纳粹党还无缘问鼎德国权力核心的1929年，美国的一些社会精英就已经看好了希特勒这个潜力股。在1929年6月召开的一次由华尔街银行家们和美联储的领袖参加的会议上，他们就提出要选出一个能够把德国从目前的逆境中带出来的领袖人物来把持德国的政权。他们一致选定了希特勒，并且派出手持美国总统胡佛和洛克菲勒亲笔信的特使去慕尼黑私下密晤希特勒。在与希特勒的会晤中，这位特使先生开出了一个条件——只要希特勒上台后在欧洲开展进攻性外交政策，去对付法国，他们就会给予急需资金支持的希特勒以丰厚的回报。希特勒狮子大开口要1亿马克（约合2400万美元）。最后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敲定在了1000万美元。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这笔钱被汇到荷兰一家银行，然后分批寄到德国的10个城市。此后，华尔街曾多次付给希特勒大笔美元，就在“国会纵火案”的当天晚上，华尔街答应给希特勒700万美元的资助以完成希特勒的夺权行动。

正是在美国和国际银行家的慷慨资助之下，纳粹德国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从一个负债累累、经济濒于崩溃的国家，一跃而成为雄视世界、称霸欧洲的一流强国。在德国崛起和战争期间，西方的一些银行都给予了希特勒很多“无私”的资助。他们的目的要么是为了鼓励希特勒对付苏联，要么去为他们牵制甚至对付欧洲国家。这种绥靖乃至纵容政策，最终鼓励希特勒把战火燃遍了整个欧洲，以至于险些让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彻底改写世界历史的进程。

如果从1938年10月5日，希特勒的军队进入苏台德，占领了这个有激烈争议的捷克边境地区，希特勒本人在埃格尔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之日算起，到1945年5月8日24时，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战事宣告结束时止，由德国纳粹政府挑起的这场彻底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总共持续了6年7个月零3天。这场战争遗留给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美国趁势彻底崛起，一跃而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霸主。

二、历史的机遇

（一）大萧条原因

在人类发展史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就其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历来是各国经济学者、金融家和金融学者一个永恒的课题。而“引发银行破产倒闭和金融危机的元凶是谁”，则更是人们至今仍追问不息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如果仅从金融业的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是坚决废除金本位的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欧洲各国都已经严重负债，产生这一后果的原因被一些银行家和政客认为是因为受到了金本位制的制约。因为，在金本位制下，政府发行货币的总量必须与其储备的黄金总量成一定的比例，而如果一旦黄金资源缺乏，将严重制约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那样一来，现有的资金就无法支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大规模的战争恰恰是政府“团结”民众和聚敛民众财富的最佳时机。因为，只有在战争的背景之下，政府所颁布的任何看似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的法令才能够被民众顺从地接受。民众的爱国和期盼和平的要求和呼声，是政府得以支撑战争持续下去的前提和要件。而每次战争过后，最早出现在血流成河的街道上的必然是那些沿街勘察那些被战火毁损的房屋、高楼和其他动产的银行家和保险公司的猎头们。他们在计算那些被损毁的高楼、房屋的所剩价值，以及他们将要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赔款或者补偿款的数额。而那些没有投保的房屋或者家庭所剩下的财产，则极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在战后，只要将这些财产稍事修葺，他们就可以在新一轮的房产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那样——当大街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就应当去买资产。而那些曾在战争中向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的银行家们，在战后所获得的贷款利息和所得到的财富及利润，则更是那些在战后的血流成河的大街上购买资产的人们所得到的利润的百倍乃至千倍。于是，尽早废除制约了各国政府印刷更多纸币来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的金本位制，甚至把黄金永远踢出货币体系，不仅成为欧美各银行家的当务之急，甚至也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殷切希望。而美国此时也十分明白，要实现美国崛起的大梦，首先就是实现美元的崛起。而要实现美元的崛起，就必须废掉黄金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只要美元取代了黄金的世界货币的位置，美元才能真正登上世界中心货币的宝座。只有美元成为了唯一的世界中心货币，美国的崛起才有希望。否则，一切皆为空谈。于是，在获得了欧美两大强权的共识和共同努力之下，黄金这个被人类普遍认同为货币的最终形式的金属，即将面临悲惨的结局。

然而，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黄金与财富的等同性，已经成为民众心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手里的纸币兑换或者购买成金币或者黄金，以等待形势好转。如果真的发生了危机或者灾难，致使纸币严重贬值或者彻底废掉，人民就会用手中拥有的黄金去换取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到了那个时候，手里拥有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商人或者机构，是绝对不会回收那些已经毫无任何价值可言的纸币的，他们唯一回收的就是黄金、白银这些硬通货。他们希望民众用这些硬通货来从他们手里换取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而那些手中没有这些硬通货的民众，不仅无法及时得到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威胁。黄金白银在发生了危机或者灾难的年代，对普通民众来说，那就是救命稻草。这也就是中国的平常百姓家里平时总需要存储一定量的黄金白银的根本原因。可见，纸币自由兑换黄金是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上，任何形式的民主和自由才会具有实际意义。而当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剥夺黄金与纸币自由兑换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但是，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政府悍然剥夺人民手里的黄金，无异于引火自焚，势必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只有在极端的特殊情形下，人民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力。

果不其然，在大萧条发生4年之后，罗斯福就职后仅一个星期的1933年3月11日，就发布了一项以稳定经济为名的行政法令——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5日又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手里所有的黄金，政府以20.67美元兑换一盎司的价格收购黄金。除了稀有的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何藏有黄金的人，将获刑10年监禁并处25万美元的罚款。虽然罗斯福说这只是国家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但该法案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而在1934年1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金价被定位在35美元一盎司，但那时的美国人已经无权兑换黄金。人民刚刚依法上缴了黄金，紧接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积蓄又被剥夺了大半。这一次，美国利用经济大萧条的时机，完成了废除金本位制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二战中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以美元兑换体系取代黄金兑换体系。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1971年彻底隔断了美元与黄金仅剩的一点关系。至此，黄金彻底退出了货币体系。

由此可见，1929年爆发的那一次经济大萧条，实质上是废除金本位的第一步，也是废除金本位所必需的前提。如果没有那次大萧条，要想在一夜之间把美国民众手里的黄金全部拿到政府手中，以实现废除金本位计划中的第一个步骤，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和荒谬的，那将无异于玩火自焚，自取灭亡。

2.是巨大的股票泡沫的必然结果

那么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呢？如何让爆发危机的原因和目的不为民众所知，或者至少不会产生怀疑呢？这就需要创建一个巨大的工程，而完成这个工程的关键，就是如何利用现代的金融创新机制，去制造一场本不该发生的金融危机——股票泡沫的破灭。

股票产生于股份公司的建立，股票和股份公司的诞生，让货币进化到虚拟资产的时代。股票，成为人们实现财富梦想的现实阶梯和工具。但是，不幸的是，在股票降临到世间的400年间，股市泡沫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每一次都是在股价飙升到令人眩晕的高度后突然急速下跌，而且，这个过程被无数次地重复演绎着。这个过程被学者化分为5个阶段：

1.变革：经济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为某些公司创造了新的赢利机会。

2.极度愉悦或交易过度：有关预期利润增长的利好消息导致股价快速飙升。

3.躁狂症或泡沫：轻松的资本收益预期吸引了第一批投资者和想圈占财富的金融骗子。

4.悲痛：内幕交易看到过高的股价并不是依靠利润的支撑，于是开始抛售股票以赚取利润。

5.厌恶或怀疑：随着股价下跌，外部投资人纷纷抛售，导致泡沫瞬间破裂。

这个过程也在告诉人们：要制造一个金融危机首先要制造一个金融泡沫，这个泡沫有多大，危机的程度就会有多严重。泡沫的大小与危机的危害程度应当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爬得越高跌得越狠。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都在向往着能拥有汽车等一些耐用消费品，他们都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支付的。这就造成了科技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在1925—1929年间上涨了939%。在股票市场达到最高点时，它的价格收益比为7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尝到了甜头，到1929年发行了价值60亿美元的新股票，其中有1/6的股票是在爆发大萧条的前1个月——1929年9月发行的。一些被称作投资信托公司的金融机构瞬间激增，其职能在于核定股票市场上涨的资本额。到1929年2月，高盛交易公司的份额价值已经翻了一番，而到了6月份，高盛突然成立西纳德阿公司，这是一家使用杠杆的投资信托公司，高盛交易公司占有其中40%的份额。8月，西纳德阿公司也创建了一家公司，名叫蓝色山脊公司，其规模要大于西纳德阿公司，西纳德阿公司拥有其86%的份额。这种被称为“金字塔体系”的关联投资结构，控制了大量的为其扩张服务的信托基金。高盛公司凭着1000万美元的资本投入，控制了5亿美元的三只信托资金。许多小的投资商也都通过股票经纪人的贷款购买股票或保证金，这些资金主要是一些股份公司提供的，而非银行提供，他们依靠杠杆的作用来增加股市的投资，这样他们只需投入自己的一小部分资金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样的超级膨胀，使得一些公司所赚到的钱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总和。但是，很快这一切就告终了，股市于1929年10月轰然崩盘，每只曾飙升到326美元的高盛公司的信托份额，跌到低至1.75美元。另两只投资信托也同样崩溃了。高盛公司几乎输掉了一切。

这就是股市给人们带来的惊喜与悲哀！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大的泡沫是谁造成的呢？有没有幕后的操纵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呢？

关于此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疑问并做过论证。1970年，在美国出版过一本名为《金钱的政治》的书，书中透露，20世纪20年代，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杰明·斯特朗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蒙塔古·诺曼曾一起私下策划了1925—1928年间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使纽约的利率低于伦敦，而试图阻止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最终的结果是——稳定了欧洲的货币，牺牲了美元，致使期间有价值50亿美元的黄金流向了欧洲。正是这个货币宽松政策（斯特朗有意压低纽约利率以至于最终无法挽回）推动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但也引发了美国的投机狂潮。

1927年下半年，纽约美联储银行将利息从4%降到3.5%，此后，又向美联储成员银行发放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货币。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从美联储银行以较低的利息借到钱，再以较高的利息贷给证券商。此时的美国人民已经深陷于那一派沸腾的股票投资的狂潮之中。而到了1929年8月9日，美联储又突然将利息提高到6%，接着美联储纽约银行又将证券交易的利率由5%提高到20%。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股票投机商们争先恐后地逃离股市，在接下来的10月和11月中，股票市场的卖单堆积如山，人们深恐自己手中还握有没有卖出去的股票。顷刻间，整个美国至少有1600亿美元的财富化为灰尘。到1930年，美国原材料的价格跌落到1913年的水平，到1933年有8812家银行倒闭，一些美联储系统之外的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人们见识了一场无论在危害程度还是延续时间上均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衰退。

也正是这场经济大衰退的爆发实现了美国废除金本位的第一步。

3.华尔街的发展步伐远远快于美国经济发展本身

1921年以后，美国的居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上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21年只有594亿美元，而到1928年上升到872亿美元，7年间增加了47%，居民收入从522美元增加到716美元，增长超过1/3，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

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快速发展要归功于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工业对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的带动，就像19世纪中叶铁路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汽车工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1914年，美国仅有126万辆汽车，而到了1929年，仅在当年美国就生产了560万辆汽车。由于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也带动了燃油业、公路建设、汽车维修业、玻璃制造业、钢铁业、橡胶业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呼应的是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庭电器也在同一时代进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电的消费量在20世纪20年代的10年期间翻了一番。此外，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美国的餐饮、娱乐业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农民也随着汽车的普及走进了城市。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人消费空前增长的时代。而与经济发展同步繁荣起来的银行业，也借此天赐良机成为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到1921年，全美有29788家银行，当然其中占绝大多数是乡镇中的小银行，它们完全依赖吸收当地农民存款和为当地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生存。但是，一场金融危机，使得9800家银行倒闭，其中绝大多数就是那些分布在农村中的小银行。但是，在1922—1929年的六七年间，道琼斯指数每一个季度都比前一年同期增高。这个速度已经明显快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50%，而道琼斯指数却上涨了300%（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倍）。

在那时的美国，普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使用信用卡购买大件商品。而在20年代之前，使用信用卡是富人的专利。信用卡的普及大大增强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和购买量。不久，他们就尝试着用信用手段来购买债券和股票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支付10%的保证金后从经纪人那里借钱购买证券了。这种快速致富的捷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程序是：假如购买每股100美元的股票，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每股仅支付10美元；而当你的股票涨到每股120美元时你以此价格卖出股票，就能获得每股20美元的利润，此笔买卖的利润率是200%（每股投入10美元最终连本带利地每股拿回30美元）；如果你全额购买的话，利润率则只有20%（每股投入100美元而最终每股拿回120美元，其利润也只有20美元）。这种依靠大量举债的方式获取利润的方法，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杠杆化（加杠杆）。在这种金融模式下，只要公司的利润不断增加，超过当前债务的利息，每股股票的收益就会飞速增加，这类股票就会被投资者追捧；但是，如果此时经济开始下滑，这些高度杠杆化的公司最易破产。美国20世纪20年代这种追求高杠杆化的做法，直接助推了股市的繁荣，而当无数对股市不了解的投资者也冲进来疯狂地购买这些股票时，这个市场就是完全非理性的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于1927年5月21日完成人类首次飞跃大西洋的创举后，美国的航空类股票立刻暴涨，而当时很多航空公司还没有运送过一位乘客。航空类股票的暴涨，完全是在一个虚拟的经济增长幻影里的一个泡沫，实际上，人们对未来航空业的前景一无所知。

这种现象到了1928年开始进入逆转的轨道。此时，美国的经济体内部潜伏的危机开始显露出来，美国股市（华尔街）开始与美国的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作为实体经济映像的股市，也走进了那渐渐敞开的灾难的大门——距离美国股市崩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实体经济永远是股市的基础和依托。每当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减缓之时，就是审视和减缓证券市场增长的速度、规模和方向之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基本上应当处于同步增长。而当虚拟经济把实体经济远抛于身后之时，也就是大危机到来之日。

4.美联储处置不当

正当美国中央银行和股市需要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和关注那早已开始减速的美国经济与华尔街之间的关系时，美联储不是及时地大幅度地提高借款利率，以遏制这种疯狂的投资狂潮，相反，美联储却依然允许银行从美联储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银行再以高出美联储利率一倍以上的利率贷给投资者。这些经层层加息贷出的资金，再次被注入本已疯狂的投机中去，这种高杠杆化方式的运用，又引来无数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尔街。这种高回报的诱惑，把整个美国带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浪潮之中。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乃至三代人同时成为股民的奇观。

于是，有人便认为，美联储应为1929年的股灾转化为经济大萧条承担主要责任。而且把美联储的掌舵人斯特朗于1928年10月因患肺结核病突然离世，看作是美联储在此后应对危机中连出败招的根本原因。

本杰明·斯特朗，1872年出生，18岁时加入纽约一家银行，从此进入华尔街，1904年成为银行家信托的董事长，1907年他所执掌的银行家信托，加入了拯救其他金融机构的行动，自此他名声大噪。1913年出任实际上控制美联储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一职。在历经了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战、1921年美国农业衰退之后，斯特朗登上了美联储主席的宝座，他被认为是美联储最具眼光和魄力、稳健的掌舵人。就是他，在投机活动几乎要失控的1928年，果断地3次提高美联储会员银行向美联储借款支付的利率（贴现率），使之达到5%，同时，他开始缩减货币供应量。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此疯狂的投机狂潮，必定会使股市出现灾难性的崩溃。但是，在他离世后，美联储在爆发了股市崩盘的危急时刻，除了继续将贴现率保持在斯特朗留下的5%的水平上并发出了一些道义上的劝告之外，几乎无所作为，眼看着美国的股灾转化成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有的学者更是具体逐条指出了美联储在针对这场危机中所采取的不当措施。

当然，对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原因的探讨，至今仍未结束。很多人都从政治经济学的大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本书仅仅谈了一些主观的看法，如果还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那将是作者之大幸。

（二）沉寂的国度

1928年，柯立芝政府的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推出《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宣布所有战争为非法，其后共有62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凯洛格因此荣获192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此公约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可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局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甚嚣尘上，德国、意大利很快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随着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日组成轴心国，1936年夏，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弗郎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推翻了民主政府，使得美国国内的许多人也开始忧虑国际局势是否会朝着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但是，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美国人感到美国其实没有参战的必要。因此，厌战情绪和隔岸观火的态度在美国国内占据了上风。1934—1936年，美国参议院的奈伊委员会就军火工业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银行家和军火商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才会将美国拖入战争。于是，和平与保持中立，不愿意再次冒战争的危险成了普通美国人的共同心声。这种民意为孤立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当时的美国，有组织的孤立主义运动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而孤立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美国再度陷入欧洲战事。1935年，美国国会否决了罗斯福提出的关于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建议。从此美国连续三年通过中立法，禁止销售武器和贷款给任何交战国，禁止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美国商船也不许进入战区。美国这样做，自以为就可以把美国和欧洲分开。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反对孤立主义思潮，他认为，欧洲在希特勒的威胁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战争，别无他途。于是，在1933年德国退出国联，进军莱茵河区之后，美国和苏联正式建交，其目的是美国政府想以此平衡欧洲局势。但是，到了1937年夏，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声称世界上10%的人口正在威胁90%人口的和平、自由与安全，对侵略者实行隔离是必要的。但是，美国的反战情绪仍然十分强烈，对欧洲难民也无动于衷。那时的美国沉浸在一派自我的安慰之中，似乎美洲以外的世界与他们毫不相干。这就是当时孤立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结果。美国人几乎全都生活在自我里。与欧洲和亚洲纷飞的战火相比，美洲当时一片沉寂，美国人民也生活一个沉寂的国度里。

（三）空前的机遇

但是，作为美国政界的高层和金融界的大佬们来说，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并没有让他们和美国普通民众一样平静和沉寂。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种势力间貌似的平衡终于被打破。德国在欧洲所向披靡般的胜利，让美国政界高层和商界大佬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他们似乎又看到了一战曾经给予他们的机遇，欧洲和亚洲的战事，让他们看到了美国再次崛起的绝好机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将会把美国推送到的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等待这个机遇已经很多年了。而要摆脱美国当时大萧条的困境，也只有这场似乎早已被谋划好了的战争。担忧的是，美国当时的反战情绪和孤立主义运动会阻碍美国把握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美国很清楚，战争打的就是钱粮，德意日三国GDP的总和仅为美国GDP的68.7%。轴心国都是后起的国家，他们缺乏海外殖民地的支撑，仅英、法、中这几个大国的资源和国力，就足以让轴心国的国力倍感不足，而1941年夏苏联又加入对抗轴心国的阵营之中，仅这四国的国力就足以拖垮轴心国。而美国如果参战，轴心国必败无疑，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反抗法西斯联盟。但是，美国当时最看重和关注的依然是英国，因为，法国在战争一开始就土崩瓦解了，欧洲其他各国也大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沦为了德国的战利品，而只有英国还能隔着海峡与德国相互对峙着。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有海峡相隔，且英国的海军占有优势之外，大英帝国庞大的海外资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美国已经存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战后的美国必然是一家独大。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依然是要继续削弱大英帝国的实力。只要大英帝国的实力不受到根本性的削弱，美国要想一家独大，实为难事！在罗斯福的眼里，德国必定战败，而苏联也必定因为这场空前的战争而大大削弱，那时，只要英国同样被大大削弱，美国的称霸世界就一定会实现。

英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呢？1941年，英国的名义GDP为344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和苏联，排在世界第4位，但是，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仅剩10亿美元了，到了1941年初，英国的现金流已经濒临断裂。罗斯福虽然并不完全相信英国提供的这些数字，但是他也明白，就是再厚实的家底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是为什么当丘吉尔在听到苏联和美国参战的消息时，“像一个获得拯救的人那样感恩地睡了一觉”并且喜极而泣了！他认为这是大英帝国前所未有的好运气，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结果——让当时世界上无论在人口还是工业实力上都胜于德、意、日三国的美、苏两个国家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中来。作为英国的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十分明白，苏联和美国的先后参战将对这场世界战争意味着什么——距离战争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战争的最终结局也就此分明了！英国为了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它不仅丧失世界主导的地位，而且还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苏联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国趁势独霸天下。而这种结局是大英帝国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战争结束仅几个月后的1946年3月，作为已经退出政坛的丘吉尔仍然迫不及待地趁着在美国访问之际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了。这次“铁幕演说”被认为是东西方冷战的开端。而历史事实证明，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通过“冷战”拖垮苏联、削弱美国，以保住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一席之地。而美国在苦苦等待参战时机的最主要原因——只有履行了参战的义务，才有权利享有战后的成果。因为，英美两国当时都已经看到了这场博弈的过程和最终的结局。而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的突然去世，丘吉尔的目的可能还不会那么轻易地达到。坦率地说，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到1941年美国参战，直至罗斯福总统去世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政界的高层，始终没有忘却英国是美国走向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的劲敌和障碍，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动起了在战后与苏联结盟的念头。可是，历史却走向了反面——英国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时至今日，英国依然是美国在欧洲最大、最铁的伙伴；英国的国际地位虽然随着殖民地的大幅减少而不如百年之前，但仍然是世界五大国之一；英镑依然是世界上五大国际货币（其他四个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之一。

既然保持中立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备战便成为美国高层最重要的使命。面对国会孤立派的反对，罗斯福小心翼翼地避开矛盾，在法律的范围内逐步作出有利于战备的决定。1938年初，罗斯福要求增加国防军费，扩建现役军队，通过了美国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征兵法。1939年底，中立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该法案将强制性武器禁运改为以现购自运方式进行武器交易，即由武器购买者支付现金并自行负责将货物运走。因为当时英国依然控制着海上通道，这样的法案实际上为英法等国从美国获得军用物资开了绿灯。到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罗斯福立即要求追加10多亿军费，年产军用飞机5万架。当德国空军轰炸英国后，罗斯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1940年底，英国再度告急，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现购自运。美国国会很快通过了租借法案，以取代原有的现购自运，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对美国防务意义重大的国家以出售出租等方式提供军事援助。武器禁运的法律障碍终于被攻克。1941年5月，罗斯福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这年秋天，美德开始海上冲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英法决定和苏联一起共同反对纳粹德国。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发表《大西洋宪章》，声明两国反对侵略、反对领土扩张，支持民族自决等原则。

最终促使美国彻底放弃孤立主义立场的是日本。1941年夏，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作为惩罚，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废铁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罗斯福称之为奇耻大辱，是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他宣称：“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有预谋的侵略，美国人民都将凭借正义的力量最终获得绝对的胜利。”美国全国群情激昂，第二天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意向美国宣战，美国全面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有人指出其背后有美国的身影。其目的是欲借此消除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的影响，使美国早日参战。1941年11月26日，在美国交给日本的那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中，要求日本立即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停止支持除国民党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中国的政府（指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整篇通牒，没有对日本作出任何让步。日本政府在接到这份最后通牒后作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决定。也就是美日在1941年11月那场谈判的彻底破裂，才导致日本最终作出了历史上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偷袭珍珠港。而在此背后，也有苏联的影子——苏联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为美国政府起草了一份名为《消除对日紧张关系及确保战胜德国之方法》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就提出了前述的美国交给日本政府的那份最后通牒中的主要内容。而当时苏联和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盟国都急于确保这一场袭击能够真正发生。于是，才有了美国政府交给日本政府那份最后通牒和日本政府决定袭击珍珠港的两件具有因果关系的历史性事件。但是，无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参战，的确是美国崛起的历史机遇。美国充分地把握和利用了这个机遇，从而达到了它最终的目的——称霸世界！直至今日，美国仍然是世界事务的主要操纵者和掌控者，只是对具体的运作方式做了修正而已，其实质并无改变。而给予美国这个机遇的则是76年前那场莫名其妙的、并未一举摧毁美国海空军实力的偷袭事件。那场偷袭的结果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两艘仅有的航空母舰“侥幸”地幸免于难。应当说，是76年前的日本人帮了美国人的忙，是日本人帮助美国人实现了独步天下的宏伟大志。

（四）全民总动员

美国参战后，罗斯福于1941年12月12日签署了新的《选征兵役法》，规定所有18—64岁男子必须登记，20—44岁男子均应征入伍。在整个战争时期，美国军队的总人数达到1600万，占其总人口数的1/10。

二战期间联邦支出及军费开支（按照1940年币值计算，单位十亿美元）

在战时，美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缩减了民用产品的生产（例如汽车），甚至还缩减了一些与战争相关但没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如纺织品及服装）生产。政府的高级动员管理部门关心的是采购诸如坦克、飞机、舰船等军工产品，以及钢铁、铝等原材料。美国GPD在战争期间的增长速度极为惊人。

上表显示了GDP、联邦支出及军费开支的惊人增长。

为了监管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成立了一系列战备管理部门，包括紧急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及其主要分支机构、国防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生产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及战争资源分配委员会（the Supply Priorities Allocation Board）。

1942年1月，为了协调民用及军用生产需求，罗斯福总统成立了一个新的动员管理部门——战时生产局（the War Production Board，WPB），并将其直接置于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经理（Sears Roebuck）唐纳德·尼尔森的管理之下。

但是，到1942年底已经很明显地表明尼尔森及战时生产局已无法掌控不断发展的战时经济，因此，1943年5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战争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并在7月任命前任美国最高法院DF官、“总统助理”詹姆斯·贝尔纳为该部门负责人。虽然战时生产局并没有被撤销，但战时动员办公室很快成为华盛顿的主要动员协调部门。贝尔纳通过担当战时生产局内对立各派系间仲裁人角色、解决委员会与武装部队之间的分歧、处理战时人力委员会内众多问题等方式在各战争勤务管理部门间就协调战时生产达成协议。战争动员办公室掌控了民用劳动力市场并保证了向军队持续提供征召入伍的士兵。

美国经济在1941年至1945年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固定美元币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此时国家仍处于大萧条的影响下，增长到1944年的1350亿美元。与战争相关的生产从占GNP比重的2%增加到1943年时占GNP的40%。

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工业、造船业等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以航空业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在1941—1945年间，美国的飞机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比如，B-29“超级空中堡垒”之类的重型轰炸机的生产，是数以千计的工人、四座大型工厂、3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的产物。B-29项目依靠了美国陆航、多家大型私人承包商及工会组织前所未有的组织管理能力。总体而言，美国航空工业是战时经济中最大的单一工业部门，产值达到450亿美元（占1830亿美元战争物资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一），雇佣了惊人的200万人，生产了超过125000架飞机，其中，轰炸机49123架、战斗机63933架、运输机14710架，总计127766架。

除了航空业，从1940年到1944年期间，美国还生产了6500艘军舰，86330辆坦克，64546艘登陆艇，350万辆军用吉普车、卡车和运兵车，5300万吨级的运货船，1200万支步枪、卡宾枪、机枪和4700万吨炮弹。

在二战期间，通用公司也由和平时期向战时生产转换。这种转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确定生产规模。1941年美国参战后，通用汽车公司迎来了有史以来汽车业最繁忙的时期。在整个二战期间，它为美国生产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有一次，他们接到了一份订单，海军部门要求他们生产舰载飞机，但是，舰载飞机的生产才刚刚起步，存在着工程和制造方面的困难，需要相关的部门通力合作。于是，他们合并了属于不同分部的几家东海岸的工厂，建立了一个新的分部，由新的管理层统一领导。由于全体人员的努力，他们还是按时、按质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成立于1802年、有“战神鹰犬”之称的美国杜邦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大财。在1944年至1945年间，公司雇员的总人数超过了11万人，其中在政府工厂工作的雇员5万人，在杜邦公司工作的员工6万人。而真正让杜邦公司名声再起的是1942年底他们接受了一项联邦政府的重要合同——政府雇用杜邦公司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建造一座试验工厂，同时又在华盛顿州再建一座正式的大型工厂，主要任务是研制“曼哈顿工程”所急需的钚。

在联邦政府与杜邦公司签订的“曼哈顿工程”合同中，政府明确指出：首先，杜邦公司在此项过程中的利润是不能直接增长的，意即该工程不可能为杜邦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富；其次，有关此项工程中的所有专利权属于联邦政府。对于联邦政府的要求，杜邦公司没有任何异议，全然接受了合同。杜邦公司在“曼哈顿工程”中所看重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政府对他们的信赖与重视，通过这项工程，杜邦公司还可以获取极其宝贵的重要情报资料，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合同签订不久，杜邦公司指派公司的技术骨干、化学师、公司董事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负责此项工程。1942年12月2日，格林沃尔特来到芝加哥大学的特别小组实验室，与恩里克·费米博士等人开始着手具体试验。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准备从天然铀中提取铀235，进行原子核转换，然后获得钚239。1942年12月2日下午3点半核动力试验获得成功，从这一天开始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这样，设计、建造、生产核武器的工作就落在了杜邦公司肩上。为了实现“曼哈顿工程”，杜邦公司集中了6万多名技术员，从东部搬迁到西部的翰符德，经过两年多的奋斗，终于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在实施“曼哈顿工程”中，杜邦公司向政府报价将近4亿美元。杜邦公司通过此项工程，提高了自己技术人员的水平，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有关原子能方面的科技情报和技术。正因如此，虽然杜邦公司于1946年11月终止了与联邦政府原子能委员会的合同，可是，鉴于杜邦公司在原子能方面的技术力量与管理经验，原子能委员会又与杜邦公司于1950年签订了一份新合同，要求杜邦公司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为政府建造一座核染料工厂，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发展氢弹计划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不仅通用公司和杜邦公司，在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公司都全力地投入到战时的生产之中，为全世界提供军火和战争器材、设备。“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马上需要能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海军已经拥有一种性能良好的飞机，但“珍珠港事件”之前，这种飞机由人工制造，由技术熟练的机械师在小型车间里一次只能完成两三架的产量，而现在必须达到一次几千架的批量生产。从来没有生产过类似飞机的XYZ公司接受了这一任务，此前该公司的工厂从事灯罩、开关和组装汽车车身的生产，这次要生产这种新型飞机必须先拆除旧厂房，盖起新厂房，结果，从厂房拆除之日起，到第一架飞机离开流水线，只用了25天的时间，这条流水线每月可生产200架飞机。

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实质上已经成为了世界军火工厂。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得以从根本上摆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困扰和阴影。可以说，是二战拯救了美国，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如果没有二战，美国至少还要在痛苦中挣扎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停战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战前的977亿美元，增加到2119亿美元，增加了2倍多，稳居世界第一。4年中，工人的工资上升了40%多，两极分化状况有所缓和。虽然战时实行了必要的物价冻结和短缺生活物资的配给制，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大大提高了。美国在战争中的消耗超过了3200亿美元，其来源一是征税（主要是所得税），二是发行战时公债。

二战使美国最终彻底走出了大萧条。

根据既定方针，美国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打造美元的霸权，实现美国独步天下的雄心。

三、寂静的森林

（一）沉寂的山庄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华盛顿山饭店

白山国家森林公园，荫蔽于华盛顿山下，是个树木茂密的大型度假胜地。在低矮的山丘与百万英亩的白山国家森林之间，矗立着一座“Y”字形的度假酒店——华盛顿山饭店，具体位置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全镇没有主街，没有商店，除了华盛顿山饭店，仅有一座火车站。

这片土地是由英国贵族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于1772年，以其位于英格兰布雷顿镇附近的祖宅布雷顿宫命名的。到20世纪早期成为了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地区人们的避暑度假胜地。这座高五层的木质结构的饭店是1902年由煤矿和铁路大亨约瑟夫·斯蒂克内建造，内设400个房间，体现了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它是当时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建筑物。其内部设施包括：一个可以容纳700人的大厅，一个同样可以容纳700人的大餐厅，一个室内游泳池，几个商店，一个邮局，一个理发店，两个电影院，一条保龄球道，一台股价电报机，一个雅致的茶室。坐在饭店外的专供饮酒、休闲的长廊里，可以远眺华盛顿山的顶峰，一览周围树林和山峦的景色。这里曾经接待过洛克菲勒家族和众多明星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但是，大萧条和随之爆发的世界大战，使得这座饭店濒临破产，自1941年起，这里就人迹罕至，这座饭店也已经关闭了两年。可是，1944年7月1日，随着大批突如其来的国内外贵宾从停靠在火车站里的“通天塔号机车”里涌下列车的时刻开始，这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备受世界关注的“网红小镇”。

这些都是什么人？为何今日突来齐聚在这座原本已经完全沉寂的小镇？ 1个月前居住在小镇上的寥寥数人根本无法想象，1个月后的今天这里会聚集起如此之多的人气，而且在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了上百名世界各国的显要——政治家、金融家、学者，而且还涌来了70多家新闻媒体、数百名各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类社会贤达。而且，在1个月之前，这里就来了无数的工人、士兵和政府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拾这座已被废弃了两年之久的饭店。除了乘坐火车之外，乘坐军车来到这里的人也络绎不绝。由于到来的人太多，镇上仅有的这座饭店根本无法容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不得不被安排到了周边的宾馆下榻，有的宾馆距离小镇甚至有几英里的路程。

（二）两人的会议

这次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就是世界金融和经济史上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被人们称之为两个人的会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之间的较量。他们之间较量的结果，促成了日后控制世界货币体系达30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这次会议召开的大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开始考虑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以及这一格局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1944年上半年世界发生了这些重要事件：

1月4日，苏军第一次越过波苏边界；1月11日，罗斯福召开太平洋作战会议；1月18日，苏军解除了长达900天的列宁格勒之围；3月4日，美国飞机第一次轰炸柏林；6月3日，自由法国成立临时政府；6月5日，盟军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6月18日，中国军队在缅甸攻克孟拱。

那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战争的最终结局，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思考战后的重建和发展问题。而作为二战中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的英国和美国，则早已在战争的开始之时就考虑战后世界货币的格局问题。1941年9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应英国政府之邀，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拿出了一个关于全球中央银行的方案，并将此中央银行命名为清算同盟（Clearing Union）。按照该方案，任何国家都会收到一个以“班柯”（bancor）为记账单位的信贷额度。政府可以使用这些信贷购买进口产品。任何国家都不能无限期地处于国际收支逆差状态，因为，源于清算同盟的信贷是有限度的。同时，它们也不能长期处于国际顺差状态，因为，按照规定，各国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将所赚取到的“班柯”和外币上缴清算同盟。“班柯”就是实质上的超国家主权货币——世界货币。凯恩斯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解决英国战后面临的国际收支困难，并解除两次大战期间金本位体制对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束缚及施加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英国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国际货币思想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它与美国力图构建的美元国际货币体系背道而驰。与凯恩斯针锋相对的是，美国于1941年底由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后被指控为苏联特工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提出的“怀特计划”，该计划提议设立“国际稳定基金”，其目的是在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时为有关国家提供贷款以稳定汇率，从而恢复固定汇率、取消汇兑管制和歧视性安排。其意图是实现货币稳定，他将货币稳定和资本管制视作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将黄金和美元视作维护这一稳定的定海神针和基石。他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混乱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但其实质是为了美元的扩张和建立美国人梦寐以求的美元称霸。

1943年4月，“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分别对外公布，随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艰苦谈判，1944年4月，英美两国达成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此声明也构成了此次会议要讨论和通过的主要内容之一，该声明的核心条款被纳入了此次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之中。

这次会议的规划、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策划、组织这次会议的是美国财政部，具体操办人是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计划”的起草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就决定了在这次会议上扮演主角的将是两个计划的起草者——凯恩斯和怀特。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730名，代表了世界上的44个国家。中国派出了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首的33人代表团，其规模仅次于美国代表团。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大会由美国财政部长、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担任主席。7月1日下午3点摩根索宣布会议开幕，此时距离盟军诺曼底登陆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与会代表都感到距离战争的结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世界历史将很快翻开新的一页，世界的格局也将被重新构建和安排，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将跨入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参加的这个会议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一次决定战后数十年间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的历史性的国际会议。

会议首先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贺信。总统指出：

虽然争取自由的战争现在处于最紧张的时刻，而此时自由人民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和规划我们将要赢得的未来，这是非常合时宜的，你们将要讨论的计划仅是各国间为确保有序和谐世界而必须缔结协定的一方面，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将对世界各地的普罗众生产生影响。因为它事关人们相互交换大地富饶资源和本国工业及智慧产品所依赖之基础这一基本问题。商业是自由社会的生命线。我们必须确保输送血液的大动脉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毫无意义的经济竞争和人为制造的壁垒所阻塞。……只有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且稳健扩张，各国的生活水平才将得以提高，从而使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得以全面实现。

如果说罗斯福还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话，似乎指出了会议的重要意义和任务之所在，那么，摩根索的发言则直截了当地讲明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

我们的议程限定于货币和投资领域。但是，应将其视作《大西洋宪章》

20世纪40年代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1892—1948年)

和美国及联合国许多国家订立的《互助协定》第七条所涉及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在此取得什么成果，都必须得到以此为目标的其他行动的补充和加强。

这里所谓《互助协定》的第七条指的是1942年《租借法案》中的一则条款。这一条规定：“①通过适当的国际和国内措施，扩大生产、就业、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它们是所有民族的自由和福利的物质基础；②消除国际商业中所有形式的歧视性待遇；③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这一条显然使得战后的英国只能更加严厉地实施金融和贸易控制，而只要英国更加严厉地实施金融和贸易控制，那么，就等于终止了大英帝国英镑割据的局面，英镑再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导货币了。根据该法案，美国承诺在经济上支援英国反对纳粹的战争行动，但是，在将该部法案提交美国国会通过时，却在第七条中出现了美国虽然承诺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但是英国需要为这种援助付出代价——英国承诺取消国际贸易中所有的歧视性待遇，并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这一条实际上是让英国终止“帝国特惠”条款，而帝国特惠是英国确保对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贸易特惠市场准入的特权，如果英国被剥夺了这种出口特权，战后的英国将完全依靠美国的施舍来支撑其进口产品所需的费用。大英帝国所拥有的传统的贸易特权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将一去不复返，而且，美国将成为英国命运的主宰和支配者。这是英国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而这次关乎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会议所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标——终结已经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的余晖，升起一颗照耀世界的新的明星。

这就是这次会议的根本目标，也是英美两个大国数十年间博弈的最终的结局。

这种两个大国之间博弈直接体现出来的就是凯恩斯与怀特之间的较量。二人较量的核心议题就是——怀特方案废掉了凯恩斯的“班柯”，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怀特版的国际货币体系——由清算同盟出借各国政府存于该基金的国家货币。凯恩斯建议清算同盟为各国提供的信贷总额为260亿美元，而美国人担心清算同盟的金融资源会被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商品，迫使美国将商品拱手相让，因为凯恩斯所提出的总额为260亿美元的信贷数额，已经远超出了美国所能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这260亿美元如果按照现在的币值计算，约合160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和服务规模，别说当时的美国，就是当代的美国恐怕也难以承受。这已经超过了当今美国年GDP总额的8倍以上。因此，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怀特将凯恩斯建议的260亿美元减少到50亿美元。

在经过反复地较量和谈判以后，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更接近于怀特方案的决议——在新成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中规定：各国将在5年内取消在进出口交易中使用各自货币的限制；取消凯恩斯有关对长期处于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课税的规定，并废除了“班柯”；美国同意将稳定基金的总额从50亿美元提升到85亿美元。这与凯恩斯最初提出的260亿美元相差175亿美元，仅仅是凯恩斯方案的1/3。1944年7月，盟国其他成员国和中立国的代表在经过长达两周的紧张磋商之后，最终在度假小镇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饭店达成了一致意见。仅从结果来看，美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而英国对于美国的建议只能表示同意，别无选择。这是国家与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较量。尽管可能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所看见的那样。

（三）不同的理想

我们如果分析一下凯恩斯和怀特方案的主要分歧和不同之处，可能会对这次会议的主题乃至其历史性的影响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话题——新的国际货币机构的构建。凯恩斯希望他的“班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目的是通过黄金去货币化运动创造出一种超国家货币，从而降低全球对黄金和美元的依赖度，并将黄金这个“野蛮的遗迹”推出历史舞台；怀特则希望将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使美元成为黄金的同义词。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场

两个计划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例如，它们都旨在维护汇率的稳定；都希望减轻对外汇汇兑的限制和管制；都包括控制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措施；都希望得到各国的广泛参与与认同；都希望设立新的国际机构与各国政府紧密合作；都希望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等等。但是，二者在具体操作方式和侧重点上则又完全不同。例如，在减轻对外汇汇兑的限制和管制方面，凯恩斯计划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决定管制的方法和力度，而怀特计划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在基金成立一年之内取消这些限制。在都希望得到各国的广泛参与与认同方面，凯恩斯计划提出，各国要获得成员资格，必须遵循国际经济行为的某些一般原则和标准，而怀特计划则提出，不以一国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作为限制其获得成员资格的依据。这是特别针对苏联的规定，旨在为苏联参与基金消除障碍。在对于苏联的问题上，英国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英国认为苏联比美国更不受欢迎，英国始终把苏联列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将是欧洲乃至自由世界最大的敌人。而在美国，以罗斯福为首的一派则没有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敌人，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本人并非扩张主义者，苏联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国家，他希望把苏联拉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苏联也确实派了以斯特帕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个会议，罗斯福甚至动了要与苏联结盟的想法。但是，由于他的突然离世而成为了泡影。而他的副总统杜鲁门则是坚定的反苏派。怀特的这一苏联情结，一来是受到罗斯福的影响，二来可能与他的意识形态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后来指控怀特是苏联特工的证据之一。怀特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获得成功。他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对苏联的敌意是一种政治虚伪的表现，其源自美国从意识形态上就不能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在希望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方面，凯恩斯仅仅提议让成员国承诺不采取某些极为恶劣的壁垒或歧视性政策，而怀特则要求成员国作出具体承诺。在意图取消出口补贴方面，凯恩斯计划给国内生产者补贴保留了一席之地，前提是补贴项下的产品必须用于国内消费，且此类产品出口时可以对其征收反补贴税。怀特计划则明确规定，在没有获得基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提供出口补贴。

从上述分析可知，凯恩斯和怀特是为着各自的国家利益，怀揣着不同的信念和理想的两个各为其主的对手。尽管凯恩斯才华横溢，但是，从决定事物成败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方面看，怀特显然较之凯恩斯更为有利——英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会议是在美国境内召开，美国已经明显地昭示出自己将在战后主导世界的抱负和能力，并且已经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可，这从这次会议能够在战争期间得到44个国家的响应并派出了最强阵容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就可以略见一斑。在那个特殊的战争时期，这种会议的召集者恐怕除了美国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为，各国已经看到了美国所具有的综合实力与控制世界的能力，美国已经通过这场战争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放眼世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美国相抗衡。而最关键的因素，是怀特的国家持有世界最多的黄金以及唯一可靠的黄金代金券——美元。大家已经知道——美元才是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国所需要的东西。它已与黄金等同。美元即是黄金！这就是人们把美元称之为美金的来历。

这才是怀特最后胜出的最根本的原因。

四、新纪元诞生

（一）协议的内容

1944年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重建国际货币制度。根据这个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产生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根据会议协议条款产生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和世界银行。

这次会议的协议所确定的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大楼

1.美元与黄金挂钩。

规定1盎司黄金=35美元，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以黄金为价值基础，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按照官价（1盎司黄金=35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此即黄金美元本位制。

2.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把美元的含金量作为各国规定货币平价的标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可按各国货币含金量之比来确定，此即法定汇率。

3.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所谓可调整的固定汇率是指除了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与美元保持的汇率，间接与黄金建立联系，进而决定各成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如果汇率发生波动，不能超过平价的±1%。如果超过1%的波动幅度，除美国外，每一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均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买卖美元和本国货币，以维持各国货币同美元汇率的稳定。但在出现国际收支基本不平衡时，经IMF批准，可以进行汇率调整。

4.通过IMF调节国际收支。

如果会员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可向IMF申请取得贷款来进行调节。但贷款是有条件的，贷款的资金来源是会员国向IMF交纳的份额，贷款的数量也与各成员国交纳的份额的多少有联系。也就是说，交纳的份额越多得到的贷款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可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其他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亦即美元—黄金本位制。该体系使美元在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能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因而，美元从此成为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应当说，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实现了它的理想和美梦。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心。但是，仅有此中心还不是一个健全的、可靠的、稳定的体系，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便是这个中心的两个支撑点。这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时，有人提出应当立即解散这两个机构的主要原因，因为，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这两个机构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

（二）可靠的支撑

IMF是一个稳定各国汇率的机制。美国希望它发挥稳定各国汇率的核心作用，想借此机制以更合法、更规范的程序和方法来实现各国汇率的稳定。美国之所以特别关注战后汇率的稳定，是因为美国在二战中，全面开动了美国的这架经济机器，并且使它高速运转，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但是，当和平来到，已经不需要再去生产那么多产品的时候，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带来的另一个巨大问题是失业问题，美国已经认识到必须保持6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实现社会的基本就业，如果没有外来市场的需求来消化美国国内巨大的产能，美国将再次陷入高失业的噩梦之中，刚刚过去不久的大萧条极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因此，国际贸易额和国际贸易规模的迅速增长对美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国际贸易恢复和增长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而为了实现这个稳定的货币体系，各国货币就要与美元确定一个比值关系，美元既然已经承诺其与黄金的兑换比价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那么，各国货币就通过美元间接地与黄金构建起了一种锁定关系，而IMF则是确保这货币比价关系的枢纽和机制。当某个国家的货币与设定汇率偏差过大之时，该国就可以从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根据自己的额度透支一部分资金，以此资金来干预本国的货币，使其汇率回到或者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因为，只有保证各国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才能实现货币体系的稳定。而IMF就是保证各国汇率稳定的一种基金，一种有效的机制。

因此，IMF完全是为了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得以实现和运转的工具和支撑点。

世界银行原本是为了战后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重建资金而设立的一个金融机构，后来把其覆盖的范围扩充到了发展中国家。它的主人和IMF一样也是美国。在美国手里，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强迫其他国家归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棒——只要愿意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唯美国马首是瞻，就能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如果不愿意加入到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中来，世界银行不但不会资助它，反而阻止甚至禁止其他国家与它发生贸易关系，这无异于在经济上“流放”了这个国家。而遭到经济“流放”的国家就无法正常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体系中来，长此以往，这个国家不仅无法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生存，也更谈不上发展、崛起之类的事情了。

（三）英镑遗留物

虽然在美国的一手操控之下，于1944年建立起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英镑依然是美元的主要对手。在战争期间，英联邦国家、英帝国成员以及英镑区国家给予了英国无限的信贷额度。它们为英国及其军队提供了无数的资源和军备物资，并持有英镑纸币。不仅如此，英国及其盟友倾其美元储备，从美国购买各类战略物资。因而到战争结束时，各国央行所存储的英镑余额已经超过了美元余额的一倍以上。英镑依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还持有这些英镑储备，是因为英国采取了控制措施，阻止各国将其持有的英镑交换为商品或者其他货币。但是，如果说在一战前他们持有这些英镑储备还是一种明智之举的话，那么现在英国的净境外英镑负债已经达到15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近6倍于其所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此时若再持有英镑就会亏本。如果此时允许这些国家自由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英镑，不仅英镑的价值会直线下降，英镑将会迅速丧失国际主导货币的功能，因为，此时美元不仅已经存在，而且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具有价值的货币，美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GDP和毋庸置疑的强大国力，已经使美元的身价一跃千丈，储备美元更为安全和更有价值，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此时，如果英镑一旦被解除外汇冻结，为了各自的利益，各国将会立刻把手中储备的英镑兑换成美元，英镑会在瞬间遭遇雪崩般的灾难。恰在此时，美国于1946年向英国提出要求英国解除货币控制，并以此作为向英国提供重建贷款的前提条件。美国提出的诱饵是37.5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提供的12.5亿美元，总共达50亿美元。但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7年7月15日之前，解冻外国的英镑储备，也就是允许持有英镑储备的国家出售他们手里的英镑。而对于当时负债高达150亿美元，且国内正需要大笔资金进行重建、解决就业的英国来说，这50亿美元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于是，在这个诱惑之下，被称为英国经济大脑的凯恩斯极度自信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因为在凯恩斯的脑海里，英国与美国毕竟是同气连根的兄弟加盟国，美国何以会在兄弟危难之际而落井下石！美国如此慷慨地提供给英国雪中送炭般的援助，是美国基于与英国共同利益的考虑。他完全忘却了两年之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怀特那针锋相对的光景了。和凯恩斯的想法一样，英国议会也顺利地通过了凯恩斯的提议——答应美国的要求，以争取到50亿美元的贷款。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美国国会议员深受孤立主义的影响，虽然他们在1941年那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的刺激下暂时地放弃了他们恪守的孤立主义同意罗斯福提出的对日宣战的请求，从而使美国卷入了那场席卷世界的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美国的孤立主义和独立性依然是他们坚守的信念。因此，即使美国政府同意对英国让步，而美国国会则坚决地予以拒绝。美国乃至整个美洲都是美国人的美国及美洲，这种孤立主义的思想，至今仍然是美国精英层不可动摇的理念。

实际上，美国人向英国提出的要求是——在国会批准贷款一年内，其他国家所赚有的英镑可以自由用来交换任何商品。但是，1947年7月15日，就在可以将英镑兑换成美元的第一天，其他国家就纷纷将所持有的英镑兑换成了美元，并用这些刚刚兑换到手的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仅一个月后，英国的储备就损失了10亿美元，而当时英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尚不足25亿美元。因此，在5周之后，英国不得不重新收回了对英镑的控制权。至此，英国人才恍然大悟地看清楚了美国人的嘴脸，但此时为时已晚，英国所奢望的在战后建立起一个自由兑换英镑的货币体系或者使英镑重获国际主导地位的想法，自此化为了一个泡影。英镑至今也主要为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成员所持有。而美元的储备在当时立及增长了2倍多。各国毫不犹豫地把美元选定为自己的储备货币，而不是那早已辉煌不再的英镑或者其他货币。

英国人所期盼的英镑霸权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一飞冲天的美元霸权。美国利用他所发动的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取得了称霸世界的骄人战绩。而德国人用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也没有达到其称霸欧洲的目的。当然，现在的德国人似乎已经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们在吸收着美国的经验，尝试着也用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货币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欧元就是德国人称霸和控制欧洲的变相的工具和手段。

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人那种对于同气连根的兄弟都能如此痛下狠手的做法，也的确让人看到了金融帝国的威力和霸气。在利益面前，美国人是绝对不会做出让步的！这就是美国能够走到今天的成功秘诀！

五、霸权的时代

（一）突发的战争

1950年在朝鲜半岛爆发的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和相关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在朝鲜半岛上，韩国经济在战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韩国领导人在战后依然以统一为目标，不断计划着随时和朝鲜开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直至现在，双方敌对的气氛并没有因领导人的多次更换而改变。朝鲜和韩国的领导人曾经进行过多次会晤，但碍于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朝鲜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1945—1950年和平建设时期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瞬间消失殆尽。这次战争还直接将中国牵连进来，中国为此次战争付出了数十万将士的生命和无法计数的巨额资金和财富。

对于苏联而言，可能是这次战争最大的赢家：首先，斯大林成功地让中国出兵直接对抗美国等盟军；同时，苏联借此向中国和朝鲜出售了大量二战剩余的军事设备赚取了大量的资金；最后，战争削弱了美国实力，为苏联争取时间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治疗战争创伤，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战争的受益者除了苏联之外，还有日本和德国。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参战，但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和德国采购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对日本和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激励作用，有力地奠定了日本和德国战后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基础。

中国最大的受益就是，通过战争使苏联看到了中国的实力，苏联动起了把中国彻底拉入它的阵营，把中国打造成它在东方桥头堡和屏障的念头。于是，自1952年起，苏联开始大规模地援助中国，铺开了全面打造中国工业基础的摊子。借助苏联的援助，中国开启了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的道路。但是，由于这次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公开保护台湾，使中国大陆失去了攻占台湾的大好良机，同时，也间接地让日本经济迅速重新崛起，使日本免于二战的惩罚。

中国军队的参战，也使美国认识到台湾对牵制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将台湾重新纳入其防御体系之内。日后美台之间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基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派遣美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的军队进攻台澎金马。

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使美元逐步走向了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因为，在美国向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订购大量军用物资时，使用的都是美元，这个庞大的数目超过了当时这些战败国一年甚至几年的工业产值。这些美元深深地嵌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体之中，成为它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启动经济复苏这架机器的润滑剂和燃料。没有这些润滑剂和燃料，德日等国经济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次崛起。而美元也由此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崇。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尊称美元为美金。美金一时间似乎成了全世界法定货币和财富的象征。谁手里拥有美金，谁就是人们眼中的富人。一件物品如果以美金计价，在人们的眼里那就是质量最好和最富有价值的物品。各国也纷纷把美金作为自己的储备货币，把美金与黄金完全等同。直至今日，各国公布自己的财富储备，也往往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

（二）无解的难题

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黄金和白银一直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历史最长的货币。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现实中的买卖交易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转移储存在仓库里的黄金，只需将黄金的仓库存单在交易者之间加以转移就完全可以起到交易的作用。于是，黄金的仓库存单逐渐具备了货币的职能，黄金的书面凭证等纸制品逐渐代替了实物黄金在市场上流通起来。这种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制品就是早期的纸币。为了使人们相信这一张张本身毫无任何价值的纸等同于一定数量的黄全，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这一张张的纸制品加以确认，这就产生了法定货币，那一张张能够体现一定数量的黄金价值的纸制品，便成为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的产生就是黄金纸币化的过程。

1821年，英国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即以法律形式承认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货币。从此之后，公民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每张纸币的含金量兑换为金币，各国之间不同的金铸币按各自含金量又形成了固定的比率，这种比率体系的确立，也就允许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金本位的确立，再加上英国在当时世界经济贸易领域内的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使得英国的法定货币——英镑很快被确立为世界货币的霸主，世界货币自此也进人了英镑的时代。

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虽然成就了英镑的霸主地位，但是，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迅速崛起，美元开始挑战英镑的地位。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的增长幅度，导致黄金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的需要，这就极大地动摇了黄金铸币流通的根基。金本位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古典金本位制的崩溃，也加速了英镑的衰落。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因战争发了大财。到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总产量的42.2%，其总量甚至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世界经济格局因此而改变。1922年4月10日，在世界最大债权国美国和战胜国英国的共谋下，相关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创建了“金汇兑本位制”。其主要内容是：美元继续与黄金挂钩，还是1美元等于1/20盎司黄金；其他国家不能将自己的通货换成黄金，但可以换成英镑；英国承诺允许英镑换成黄金和美元。金汇兑本位制的确立，意味着美元和英镑一样成了各国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的国际货币。但此时，英国经济开始衰退，美国的经济实力己经远远地超过了英国。二战爆发后，英镑开始了长期逐步贬值的过程，为了保护各自的货币不至于因为英镑的贬值而贬值，各国纷纷将英镑兑换为黄金，使英镑的国际地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二战期间，国际货币秩序陷入混乱状态，尽快建立起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期，英美两国就开始构思和设计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它们分别于1943年初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在1944年7月召开的有44国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宣告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该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成员国货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美国政府准许各国政府随时向美国按照官价1盎司黄金= 35美元的标准兑换黄金；美国的职责是要提供足够的美元作为国际清偿手段。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元彻底打败了英镑，英镑自此沦落为美元的附属货币。美元也自此登上了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成就了美元，但也埋下了隐患。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是顺差，以保证美元对外价值的稳定；第二，美国的黄金储备必须充足；第三，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1盎司黄金=35美元。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为了维护美元的稳定，就需要美国国际收支始终保持顺差，其他贸易国则必然是逆差，而且，美国的国际储备资产无法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形成了所谓的“美元荒”；如果要满足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需要，就需要美国国际收支始终保持逆差，这样就会引起美元贬值，发生美元危机，形成“美元灾”。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其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

这个难题的另一个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当世界积累美元而非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时，美国就被放到了一个难以两全的尴尬位置上——外国人将多余的美元借回给美国，这增加了美国的短期负债，也意味着美国必须增加其黄金储备以维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但是，此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美国这么做，那么全球美元的短缺就会持续下去；如果美国不这么做，那么美国最终将以越来越多的美元提供担保。这就出现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在美国放出的美元要足够多，以满足全世界的交易需求，但同时，又要足够少，以确保这些美元能够兑现成固定数量的黄金。而要让这种局面稳定地、长期地持续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美国满足了世界流动性的需求，越来越多地释放出无限的美元，各国就会拿着剩余的美元来美国兑换黄金，美国必然走向崩溃；而如果美元不能满足世界流动性的需求，其他国家就会寻找新的货币代替已经不能满足流动性需求的美元，美元就会被推出霸主的地位；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著名的、无解的“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解释道，如果国际上不协调一致行动来改变这个体系，那么，它就会释放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源动力。美国必须通过紧缩通货、货币贬值或者实施贸易及汇兑限制来阻止其黄金储备流失殆尽。这将导致全球金融恐慌，并引发全世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因此，这个体系是一个使世界经济走向末日之灾的体系。如何阻止它的发生呢？特里芬提出了一个与当年凯恩斯针对“怀特方案”提出的“班柯”极其类似的方案——设立一个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他提出设立一些官僚机构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来预防该体系潜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其结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68年批准设立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该体系的设立，实质上是朝着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定货币迈出了第一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国际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也就是美元短缺的问题。对于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来说，与黄金挂钩的特别提款权是朝着废黜美元、恢复金本位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资产的理想迈进了一步；而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提出为美国采取措施停止黄金储备的流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三）毅然的抉择

到了1970年，美元的压力已经令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无法承受。德国马克虽然曾于1961年和1969年两次升值，但是，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还是在进一步地推高其汇率，而且资本流入已经达到了96亿美元。德国被迫于1971年5月10日允许马克的汇率自由浮动，汇率随之上升了7%。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幅度达到了10%。瑞士银行业暂停了美元的交易，以试图阻止货币恐慌继续发展下去。这一做法虽然暂时抑制了投机性资本继续流入德国和瑞士，可是它并未能阻止资本继续流出美国。1971年8月6日，美国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当前为了加强美元需要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报告提出当前应当进一步使美元走弱的结论。于是，美元再次被加速抛售。急了眼的法国赶紧派出一艘军舰将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里的黄金运回了法国国内。因为，截至8月份，美国欠外国的短期美元债务大约600亿美元，其中2/3的债务持有方是外国官方机构；按照每盎司35美元计算，美国黄金储备缩减到97亿美元。1971年8月9日，黄金价格达到每盎司43.94美元。美元的贬值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值。而此时华盛顿却还在就是否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1971年8月10日，美国重量级银行家、经济学家在泽西岛海岸的Mantoloking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探讨美元危机问题。当时美国财政收支出现了爆炸性的赤字，美国实际上已经无力保证美元兑黄金的固定汇率。原因只有一个——美联储创造出了远远超过美国黄金储备数量的美元。会上，就如何应对由于美元的超级超发而使美元与黄金间已经无法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来保持美元与黄金间的正常的比例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下午3点，美国财政部次长保罗·沃尔克来到了会上。会上的争论也随之达到了顶峰阶段。美联储的约翰·埃克斯特提出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应对目前的美元危机。此提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埃克斯特又提出提高黄金价格的建议，沃尔克表示赞同，可是，他认为议会很难通过这一提议。因为，美国的决策层永远不想让美国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此时，会议似乎陷入了僵局，没有人再提出任何新的建议。最后，沃尔克问埃克斯特究竟应该怎么办？埃克斯特回答道：既然不想提高利率，又不愿意让黄金涨价，现在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因为，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时候，如果继续以35美元1盎司出售国库的黄金已经毫无意义可言。此时，再多的黄金也无法满足日益贬值的美元兑换的需要。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关闭黄金窗口的提议。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了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新经济政策”——降低税收；90天内冻结工资和价格以及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关闭黄金窗口，美国将不再用黄金兑换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承诺必须遵守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终结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全世界第一次同时进入法币时代。货币发行自此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政府和公司及私人欠债也自此进入了无法偿还的阶段。但是，债务最终还是必须要偿还的，无论是由欠款人还是由借款人来偿还，最后的买单者必然是世界各国的纳税人。自此之后的情形是——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全世界都在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付出代价。美国通过它的这一举动也在告诉世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对世界金融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西欧、日本为恢复经济，需要大量的美元，但它们又无力通过商品和劳务输出来满足，从而出现了“美元荒”。于是，美国开始大量地发行美元。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军费开支迅速增加，加上欧洲、日本经济的复苏，美国国际收支逐渐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大量增发美元，结果导致美元多次贬值，产生了美元危机。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却在大幅减少。当欧洲各国终于要将贬值的美元盈余兑换成黄金时，尼克松政府却于1971年8月15日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美国把已有的黄金永远地封存在了美联储的金库之中。同时，也阻断了各国以黄金挤兑美元引发美元大幅贬值的通道，避免了美元重蹈英镑覆辙的可能。但是，国际货币秩序更加混乱。面对混乱不堪的国际货币局面，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召开了成员国大会，商议搭建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会议最终达成协议，签署了《牙买加协定》，建立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规定：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国际储备多元化；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牙买加货币体系的诞生，表面上看来，美元地位因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被削弱了，实际上，他国货币根本无法与美元抗衡，它们都是美国的附属货币，美元依旧是国际货币的核心；美元从此获得了自由，它摆脱了黄金“紧箍咒”的约束，为其今后以美元为武器对世界经济指手画脚提供了机遇、扫清了障碍。这样一来，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废除黄金的最后一个步骤。自此之后，黄金被彻底地踢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终成正果！

美国曾用“黄金挤兑”击垮了英镑，现在又避免了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击垮美元。达到此目的唯一办法就是废掉黄金！所以，牙买加体系实质上为美国的美元霸权战略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四）霸主的降临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始，摆脱黄金束缚的美元，使美国找到了一条其他国家不可能拥有的新的战略武器——美元。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如果美元崩溃，那就意味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因此，如果非美元货币一旦与美元对抗，将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不对称战争”。从此以后，美元稳坐世界货币霸主的宝座。美国开始实施霸权战略，它通过打败黄金、控制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垄断和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日本、拉美国家、俄罗斯、伊拉克、利比亚等凡是不把美国和美元放在眼里，或者敢于与美国或者美元叫板的国家实施个个击破，将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纳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美元霸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

1.世界贸易中使用美元计价结算的比重要远远超过其他货币，即使与美

国无关的国际贸易，也广泛地采用美元计价结算。

2.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作为本国储备货币的达65%以上，其中，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储备所占的比重更高。

3.在外汇交易中，用美元进行交易的比重达到90%以上。

4.美元已经成为了平衡和计量国际货币的锚和标准。

美国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包括：

1.获得铸币税收入，即通货膨胀税。

2.美国可以利用国际主义货币——美元较为容易地应对国际收支失衡。

3.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企业，在对外支付货币时，不用经受汇率变动的风险。

4.美国的金融机构赚的是全世界的钱，其盈利的空间极大。

5.当美国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之时，美国完全可以凭借其强大的金融霸主地位，将危机尽快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把危机对自己的损害降到最低。

总之，美元霸权的主要体现是，美国可以向全世界公开发行没有任何金银等硬通货和实物支撑、没有任何约束的美元，同时，利用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引导和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美国支配全球金融和贸易的制度，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支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当然，美元霸权仅仅是美国国家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美国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霸权，都是美国国家霸权的组成部分。如果仅仅凭借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霸权，美国是无法登上世界老大的宝座的。美国的霸权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成熟、发展程度最高的霸权。无论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白银霸权和大英帝国的英镑霸权，都没有达到美国霸权的高度和深度。中国明清时期虽然实现了白银霸权，可是，中国始终没有引领世界的雄心和信心，就如同大明帝国前期所开展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一样，仅仅是抓住了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个机遇，可惜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也没有把这次机遇延续下去。所以，当西方列强驾驶着战舰来到自己门口挑战时，至多是把他们赶离自己的门口而已，却根本没有想到——他能来到我的家门口，为什么我就不能去他的家门口，顺便拿回点我需要的东西。这是文化上的差异，无所谓对错和高低之分。

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是否会有终结的一天呢？当然会！任何霸权都是不会长久的。现在世界上不是已经出现了欧元等堪与美元比翼的货币了吗？但是，美国和美元的霸权是不会在短时期内终结或者被其他的霸权替代的，因为，就如同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一样，任何霸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霸权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霸权的终结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随着世界上其他经济实体实力的增长和发展，这些经济实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渐增加。这个过程可能很缓慢，但是，这些经济实体的实力只要增加一点，原来的霸主美国的实力就会相应地削弱一点。所以，在这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赛跑中，需要长久保持的是耐力和定力。有多大的耐力和多深的定力，就会有多大的回报。定力越深，回报就会越大。当你的耐力和定力足以和原来的霸主相抗衡的时候，属于你的霸权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本章结论

二战将欧洲拖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而给了美国崛起的机遇，美国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除了完成了美国彻底废掉英镑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之外，美国也完成了将美元与黄金捆绑在一起而实现美元天下的目的与美梦，同时，也完成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废除金本位的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1933年通过立法宣布美国公民不得私自拥有黄金）。自此以后，黄金已经无法独立地承担起货币本位的职能，它开始作为美元的附庸和傀儡，与美元一起共同承担起名义上的货币本位的职能，而这个本位的核心自然是美元。因为，在建立这个体系之时，人口和土地均占世界6%的美国，占有西方世界GDP总额的2/3，外贸出口的1/3，钢冶炼总量的61%，汽车生产总量的84%。美国官方的黄金储备超过2万吨，占当时全球黄金存量比重的59%。这2万吨黄金足以让美元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定盘星。既然美元已经与黄金挂钩，美国又掌控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资源，只要美国愿意，它随时可以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关系，从而让美元彻底代替黄金成为世界货币。这一天，终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近30年后的1971年到来了。美元自此独自登上了世界货币霸主的宝座。这也是美国自一战结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至此，美国终于完成了废除金本位制和黄金货币的最后一个步骤（也就是第三个步骤）。实际上，美国单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废除了美元与黄金35比1的兑换，关上了自己金库的大门，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各国货币储备的唯一资产，而当时用于质押的大批黄金也就都留在了美国，极少再流出境外。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把美国拥有的8000吨黄金，再加上由美国实际控制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拥有的3000吨黄金，美国能够自己控制的黄金总量在1万吨以上。这是个令人深思的数字。人们不禁会问：美国真的把黄金这个“野蛮的遗迹”踢出历史了吗？为什么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要在手里掌控这么多已经“毫无任何货币价值”可言的黄金呢？

虽然不能说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那一日起，美元霸权体系就已经诞生，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表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新纪元的开始。自此以后，美元便成了自人类发明出货币以来最强悍的货币，也开启了美国和美元称霸世界的大门。世界格局和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随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WTO等国际贸易组织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的一些社会精英觉得越来越不好控制这些国际机构，甚至认为这些机构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于是，他们试图开启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取代现有的体系。于是，美国于2015年10月提出了一个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新的体系。TPP协议内容在投资、服务、劳动力、环保问题等方面涵盖的内容均超过了WTO。在TPP的自由贸易框架下，现在所有的关税都将被取消，但这并非WTO的内容。因此，TPP大有一举取代WTO的意思。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祭出的又一个神器，其性质应当与72年前所祭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同样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只是这一次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构建或者重建，而是在于继续维护和延续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当时间刚刚过去了一年之后，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的2016年11月24日就宣布美国将退出TPP。美国的这一举动的确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一时也难以理解。难道美国真的要好心地寻求一个让中国能够参加的、由中美之间一起主导的一种新的贸易和规则体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特朗普退出TPP，从实质上说，是为了顺应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的民众的声音和要求。在很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看来，在美国倡导的这几十年的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这个世界贸易全球化运动的受益者。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世界上其他新兴经济体趁着这股全球化的东风迅速崛起的事实，使得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全球化运动，最吃亏和受害的恰恰是美国，而那些新兴经济体则从中捞到了无尽的好处。他们认为，正是美国所竭力倡导的所谓全球化运动，才给了那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的天赐良机。他们利用所谓共赢的理念，获得了发达国家大量的技术和资金的输入，其结果是推动和激发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步伐，而相对地减缓和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前进脚步。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全球化运动，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会受到如此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现在在世界全球经济规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份额已经由原来的33%下降为24%左右，这下降的10%的份额全部流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腰包。而所谓的TPP正是继续全球化运动的结果和产物。这才是高举反对TPP大旗的特朗普，在这次大选中得以最终战胜希拉里的最主要的原因。高举反对TPP大旗的特朗普，最终赢得了以美国白人工人为中坚的这部分选民的强烈支持。是他们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而把号称要坚持继续全球化政策的希拉里推出了美国权力的中心。这次，特朗普如此迫不及待地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了这个决定，是他实践和履行在他竞选时的承诺的一个积极的举动。而这个举动又是一个最容易实现的承诺，因为，直到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为止，TPP机制还没有正式实施运行起来，而且美国国会也还没有正式通过这个议案，如果美国此时退出这个尚未开始实施的体系，遇到的阻力会最小，不用经过国会，仅仅依靠总统的职权就完全可以办得到。所以，TPP胎死腹中，早已板上钉钉。这也说明美国将不再是一个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提议和倡导国，而要从现有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中开倒车，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自现在开始，美国要集中精力来办理和处理美国自己的事情了，而不去花更多的精力为别人的事情着急上火了。这才是这次特朗普突然宣布退出TPP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原因。

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TPP既不可能遏制中国，也不可能为美国带来利好，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是一个“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并不高明的招数。其主要是个政治象征性的东西，而无任何经济价值可言。因为美国可能会因为TPP而仅仅起到拉拢小的经济圈的作用，却放弃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圈和利益，这是一个丢了西瓜拣芝麻的愚蠢举动。这一举动，反而可能会给一直致力于获得全世界范围内更大的贸易机会的中国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新政府，已经开始放弃前面历任政府所奉行的——似乎只有遏制了中国才能够符合美国利益和维护美国的霸权的狭隘的理念。现在美国的首要任务不是遏制中国，而是要继续发展和壮大自己，要为自己补血和充电，来继续维持和保持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因为，美国十分明白，当美国失去世界霸主地位的那一天，将是美国灾难的开始。到了那时，世界上那些久遭美国打压、欺负的国家，会在一夜之间激发起冲天的复仇，因此，特朗普的上台和宣布美国退出TPP，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同样有利。美国要想继续它的霸主梦，也必须走这条路。当然，在这条路上，美国必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再次祭出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利器。

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霸主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美国也是一样！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七章 奋争

一、金卢布诞生

自17世纪到19世纪末，沙俄的货币——卢布，经历了从铜币到银币，从银币到纸币，再从纸币到金币的循环式的发展历程。货币这种频繁的更迭，也见证了沙俄时代近200年间的通货膨胀的历程。直到1897年沙俄金本位建立，才使卢布成为世界上坚挺的5大货币之一。即使遭受到灾难性的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这样强力的冲击，也未能撼动卢布的根基。但是，一战爆发以后，随着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沙俄也被迫放弃了金本位，沙俄顿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货币崩溃的境地。战争的无情消耗，加上国际债务（主要是英国的债务）日益增加，使得沙俄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印钞度日，沙俄的货币——卢布的流通量增加了15倍，物价也随之上涨了15倍。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新建立的苏俄政权拒绝偿还英国债务。十月革命后，同时宣布，苏俄政府继续使用沙俄卢布。但是，新生的苏俄政权在取得政权后立即又陷入了长达3年的反对外来干涉的内战之中，连续7年的战争（4年一战和3年内战）使得苏俄政权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沼。西方的14国联军和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联军，占领了苏俄大片素有粮仓之称的领土（乌克兰），致使苏俄政权急需的粮食和燃料等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被切断。苏俄政权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农村所有的粮食除留下口粮外，其余必须全部上缴苏维埃政权；城市居民的食品、日用品和消费品，一律由苏维埃政权按照其制定的配额供应；把所有的工商业全部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调配。那时全苏俄境内的所有工农业产品全部实施配额发放制。其结果——严重超发的货币，使苏维埃卢布彻底失去了信用，俄国的物价上涨了4.9万倍。苏俄卢布曾经到了每小时贬值5%的程度。苏维埃政权下令关闭国家银行，正常的金融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人们购买东西使用的不是货币而是由财政部发行的代用券。苏维埃卢布实际上已经崩溃。城市中的人们排长队领取到的只是些看似泥土和锯末混合做成的黑面包和发霉的土豆。在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乌拉尔等地方被病饿夺取生命的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就连尸体上的衣服都被扒了下来，穿在了尚未死去的人的身上。苏俄已是饥荒遍地、商品奇缺，商店空空如也，人民饥肠辘辘，衣着褴褛。整个苏俄社会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

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商人被允许从事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在交完税后出售余粮，中小企业被重新还给私营业主，外国人被鼓励在苏俄境内进行投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市场上马上丰富起来，原来空空如也、落满灰尘的货柜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这是贸易和商业的力量！

眼见新经济政策起到了显著的效果，而那已经失去人民信任的苏维埃卢布，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和承担起新经济政策的需要。于是，1922年新的苏联国家银行建立，搭起了苏联中央银行的架子。恰在此时，苏维埃政权突然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横财。这笔财富来自于沙皇政府遗存在喀山的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这笔财富是由沙皇军队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部队在溃败后交给苏维埃政府的。最后，苏维埃政府拿到了价值约5000万英镑的黄金。按照1英镑10两白银的价格核算，这笔巨款相当于5亿两白银。这笔黄金为苏维埃政府稳定货币奠定了基础。1921年发行新卢布，规定1新卢布兑1万旧卢布。1922年10月，第二次缩小纸币面额，规定1新卢布兑换1921年发行的100卢布。1922年10月国家银行又发行了切尔文银行券，每个切尔文含金量为 7.74234克，由25%的黄金和75%的商品保证，含金量与沙俄金卢布相同，用于外汇贸易结算。1924年2月发行新的1、3、5卢布纸币和铜、银辅币，同时规定新币1卢布兑换旧币5万卢布，1切尔文银行券兑换新币10卢布，由此确立切尔文银行券为苏联政府纸币并由中央银行发行，辅币由财政部发行的统一的货币制度。到1924年2月，切尔文在整个苏联的货币流通总量中，已经增加到83.6%。于是，苏联政府下令停止旧卢布的流通，财政部发行国债回收旧币。同年，苏联政府发行了新卢布，规定切尔文为记账单位，新卢布为流通货币，1切尔文等于10个新卢布，1个新卢布的含金量约为0.774234克。苏维埃政府让以前发行的旧卢布同时流通，政府定期公布切尔文与纸质卢布的比价。这种新卢布因为仍然以黄金为储备基础来发行，所以也称为金卢布。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影响，卢布汇率经常变动，很不稳定。从1936年4月1日起才把卢布汇率固定在法国法郎上，规定1卢布等于3法郎，对其他货币则据此推算。

金卢布的诞生，标志着苏联货币体系的确立，也彻底结束了自1917年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到1927年就恢复到了俄国一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随着1924年1月21日列宁的去世，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今后苏联应选择何种发展模式的争论，继而演变成为激烈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主张发展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军事工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而另一派遵循列宁的思想，在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兼顾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反对以牺牲农民利益来获得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但是他们的意见被彻底否定。并且，后者理论的支持者们遭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和清洗。最后，斯大林所倡导的不惜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高速工业化发展战略成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斯大林要在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事实是，仅三个五年计划下来，苏联就建立了飞机、汽车、钢铁、化学和国防工业的强大工业体系，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年产飞机就达4000架，二战期间更是达到年产3万架的惊人规模。苏联坦克生产工厂里刚刚离开生产线的坦克竟可以直接开上战场作战，苏联生产的T34坦克，一度成为坦克战中的明星，其强劲的动力和灵活度让德军的虎式和豹式坦克甘拜下风。不可否认的是，在军事生产能力方面，当时的苏联已经接近美国的实力。

1921年的1卢布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强有力的工业化的支撑，苏联根本无法抵挡纳粹德国强大的攻击。虽然说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现代战争首先依靠的就是先进的装备和优良的武器，如果没有先进和优良的装备和武器，是根本无法把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如果20世纪40年代苏联在德军的打击下垮台，苏联成为德国的占领区，以苏联丰厚的资源和优良的武器装备为后盾，整个二战的结局可能会被改写……

但是，就在苏联的重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深深地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苏联工业化既没有可靠的外国资本的支持，也没有来自国内的巨额储蓄的支撑，其依靠的是牺牲国内民众对于追求富足、幸福生活的权利与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高速的工业化向农民和城市公民索取劳动力和食物，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却导致轻工业和农业的相对落后与停滞，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与财富毕竟是有限的，发展重工业的本身就需要聚集大量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与财物作为坚强的后盾，再加之优先政策的蓄意导向，也就是一切都要为重工业让路，这其中既包括人力资源，当然更包括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中既包括天然的矿产资源，也包括农民生产的食物和农副产品。一个社会的有限资源是无法在同一时段内全面保证重工业和轻工业乃至农牧业全面发展的需要的，尤其是在苏联当时那极其脆弱的社会基础之上，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赶超那些已经发展了100多年的西方国家，又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之下，这在西方世界的精英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可是，苏联利用它那超强的集权制度，集中了社会和自然界的所有资源，在不惜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前提之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赶超的梦想，却也埋下了70年后政权骤然间分崩离析的种子。

斯大林坚信，必须像搞重工业那样把有限的农业资源高度地集中起来，才能支持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那样高度积累的需求，于是，苏联在一夜之间强制性地搞起了大批的农庄和国营农场，刹那间，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被快速地公有化。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散养式的农业模式的农民，对这突如其来的变革无法接受，他们采取了诸如杀掉牲畜、毁掉农具等各种方式抵抗这种变革。于是，从1928年到1933年的5年间，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46亿只锐减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下降到1660万匹。

自此之后，农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人类历史中的一桩奇事——在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竟然养不活自己的2亿多人口，其中包括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乌拉尔地区。苏联从一个在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甚至已经威胁到苏联政治的稳定。粮食问题到苏联后期，成为直接威胁苏联政权能否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日益落后、停滞乃至倒退，导致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苏联民众深恶痛绝的特供制，即向高官提供减价乃至免费的普通民众无法得到的特殊食物及消费品的供应制度。这一制度被民众发现后立即在苏联社会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反对苏共的浪潮。最终的结局就是苏联走向了解体，苏联扶持的东欧各共产党政权也在瞬间发生了剧烈的嬗变。

苏联在重工业方面的快速发展和崛起，除了前述的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德国直接的技术援助。

一战后，德国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不公平待遇，一洗战败之耻。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德苏一见钟情，他们私下里签订了《拉帕罗条约》，为已经在秘密谈判中的苏德间的秘密军事合作开辟了道路。因为，在这个条约中两国达成了彼此取消战争赔款、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和建立紧密贸易同盟的共同协定。其实，苏德双方早在1921年9月，就开始了秘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国对苏联的军事工业进行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作为回报，苏方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兵工厂和训练基地。随后，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公司负责德军向苏联的军事工业提供资金援助，第一笔援助资金为7500万马克。而且，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随后，德国的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分别兴建了现代飞机制造厂和重型火炮生产企业。一些德军的飞行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生产基地等军事学校、科研、生产机构也纷纷兴建在苏联境内。

在5年的合作期间，德国与苏联各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苏联从德国获得了宝贵的先进技术，德国为苏联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人才；德国实地测试了新的技术和发明，研制、生产出了《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研制和生产的重型装备和军用武器，逃过了英法对德国军事工业的检查。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时期，恰好是苏联国内展开苏联发展模式争论的关键时期，德苏间的这次友好合作，客观上帮助了坚持工业化优先的斯大林一派，为苏联模式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样本和依据。当1928年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这些从德国学到的技术经过不断地扩散和放大，成为推动苏联工业化列车滚滚向前的发动机和燃料。这一次苏德间的合作，实际上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大型工业项目的一次实验和样本。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如果没有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建设，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根本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苏联专家手把手教给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技术，在今天来说，其实质就是宝贵无比的带有知识产权性质的非物质财富。这些技术的引进，远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从日本等国家获得的那些资金援助和贷款的作用要大得多——知识产权的扩散要比资金的输送，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发展作用和功效要深远且重要得多。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仅仅从提供资金的角度去援助发展中国家而非侧重于知识产权的扩散的最主要的原因。再多的资金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而对于技术的掌握和知识的获取，所产生的功效则是长期甚至永久的，它会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仅有资金而无技术，一个国家是根本无法真正腾飞于世的。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卢布的帝国

（一）冷战的开端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苏联派出了代表团，对当时会议提出的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表示出了很高的兴趣和热情。苏联认为，只要和美国合作就会提高苏联国民经济恢复的速度，战后，苏联的对外贸易将大大增加。因此，苏联认同资本主义货币的稳定和其他国家经济的恢复。而且，IMF和世界银行的短期和长期信贷将有助于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则认为，战后能够威胁美国欲建立美元霸权的只有大英帝国，而非没有海外殖民地的苏联。当时苏联的工业还远不足以和美国抗衡，苏联停滞的农业更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市场。因此，美国应当对苏联进行必要的经济援助，将苏联纳入美国的世界体系之内，这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况且，美苏都是有着辽阔大陆的世界大国，都控制着巨大的资源，两国必然成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只要美苏联手，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和目标。

于是，在美、苏、英之间出现了一些列“怪诞”的现象——

——1943年6月，美国财政部提出在未来成立的IMF中，给予苏联7.63亿美元的份额，后来增加到了12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向罗斯福提议，给苏联战后6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偿还期为30年，利息为2.5%，而给英国的贷款仅为37.5亿美元；

——在怀特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甚至提出美国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偿还期为35年，利息为2%；

——在美军还与日军进行拼死搏杀的1945年的8月13日，美国就停止了向英军运送军需品；

——在日本投降的当天（1945年8月15日），美方单方面终止了《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并开始了债务清算；

——一直到战争早已结束的1945年10月底，美国还在向苏联提供美元援助。

但是，随着罗斯福的突然离世，以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则对罗斯福的这一远大的战略理想并不感冒。一直生活在伟大总统阴影里的这位副总统，在被扶正之后，不想让人们认为他仅仅是罗斯福巨大阴影里的一个跟班，他要做出一番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的伟业。他立即换掉了美国政府里罗斯福时代里跟随他的思想体系的所有官员。

美苏之间的这一切扑朔迷离的关系，让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十分看不顺眼。他认为，战后的苏联必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他对美国的一些人对英国怀有敌意，反而对苏联却更加友好的做法，十分不满。对美国军方排挤巴顿这样的反苏将领也愤愤不平。他曾提笔给美国国务院多次上书，痛陈自己对苏联的看法，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的扩张要予以防范和高度的重视。可是，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他的这些意见只能石沉大海。但是，随着杜鲁门时代的到来，他一夜成名，甚至被后人称为“冷战鼻祖”。而让他一炮走红的就是他于1946年2月从莫斯科发往华盛顿的那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一面痛陈以往美国对苏政策的不利，一面将他自己多年来对苏联的负面和消极看法予以进一步的升华和提炼，他坚定地认为，在未来的世界里，美苏将势不两立，苏联的对外扩张政策必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利益。这份电报恰似一场及时雨，赢得了华盛顿一片赞扬之声。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这份电报深然之，他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反苏的理论思想武器。并且，立即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反苏行动。首先，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开始在莫斯科放风，美国将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波兰与东欧问题扯在一起。迫使苏联在波兰政府中又增加了几个亲西方的官员。而后，又发生了美苏在关于土耳其、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执。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再没有等来美援。同时，苏联似乎也明白了，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把整个东欧和苏联的经济牢牢地控制在美国的手中。于是，在等来1946年3月5日的那场“铁幕演说”之后，苏联对美国彻底失望，苏联声明拒绝加入IMF和世界银行，自此，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分道扬镳。从而，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终于拉开了帷幕。苏联也借机建立起了自己的卢布帝国。

（二）卢布的扩张

1961年的100卢布

在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且没有美元援助的前提下，苏联依靠自身的力量，用了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复苏的任务。到195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与经济复苏相配套，在战后的30年里，苏联先后进行了三次货币制度改革。

1947年苏联进行了战后第一次币制改革，废除了切尔文银行券，保留辅币不动，发行新的卢布纸币，规定1新卢布兑换10旧卢布，用于回收二战时期过多发行的1924版卢布。

1950年进行了战后第二次货币改革，以汇率为中心，使东欧各国货币与卢布建立比价联系，并规定1卢布含金量为0.222168克，同时对美元汇率定为1美元等于4卢布。从1957年4月1日起，为吸引非贸易外汇，规定对西方自由外汇的非贸易往来，在正式汇率基础上附加150%的贴补，即对美元非贸易汇率为1美元等于10卢布。

1961年1月1日，苏联进行了战后第三次货币改革，发行新卢布，1卢布含金量为0.987412克，1新卢布兑换10旧卢布。卢布对内升值10倍，对外升值4.44倍，即对美元汇率相应改为1美元等于0.90卢布，同时取消非贸易附加价，统一了汇率，直至1971年美元贬值，卢布对美元汇率才相应调整。1973年2月美元再度贬值，西方国家货币先后实行浮动汇率，货币含金量已不能作为确定汇率的依据。从1977年11月起，苏联开始采用一篮子货币加权法计算卢布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

苏联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与美元的生死较量。

如果回顾一下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美苏冷战中卢布与美元的较量过程，我们会发现，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卢布一直占据着上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典型案例中：

其一，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大规模对华援助，使得中国大陆完全投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随着亲美的国民政府撤离中国大陆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与美元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愈加减弱且式微，直至最终丢掉了中国大陆。这一态势，形成了对美元帝国潜在的威胁，因为，一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使得美元在东亚失去了一个巨大的且潜力无限的市场；二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越来越不再依靠美国和美元的影响与资助。只要中国国内不发生大的动荡或者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美国和美元想插手太平洋西岸的事务就绝无可能，美元的影响力也不会波及到这里。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中苏决裂之前，太平洋东岸这块硕大的陆地，与美国和美元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影响甚至决定这块大陆命运的是苏联和卢布，而非美国和美元。

其二，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强势介入，连续攻下了美元一个又一个堡垒。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英法在埃及的势力和利益受到美国的严重削弱。但在美元还未来得及进入这个利益圈时，卢布就迅速地扑了进来，很快取代和补缺了英法原有的在埃及的势力和被削弱后被迫退出的空白，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苏联为埃及提供卢布援助，苏联对埃及提供了1.78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时限为12年，利息仅为2.5%，是西方各国商业贷款利息的一半。苏联在埃及建设的油田开始产油，为埃及兴建了石油精炼厂。苏联还进口了大量被西方拒之门外的埃及盛产的棉花，为埃及送来了埃及急需的粮食和燃油。而且，苏联进口埃及棉花的价格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在囤积了大量的棉花之后，苏联完全可以以抛售棉花的方法扰乱西方市场，打击美国建立的美元帝国，然后，苏联再以高价出售工业设备所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因高价收购棉花而失去的利润。与此同时，苏联还在为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巨型油田和核电厂以及现代化的港口。除了自己亲自动手，苏联还鼓动自己的东欧小兄弟一起加入与美元较量的大戏之中。捷克为埃及建造了非洲最大的军火生产体系和陶瓷生产企业；波兰和南斯拉夫带着卢布为约旦建设联通全国的公路、铁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中东地区，在卢布与美元的较量中，卢布以完胜的骄傲战绩战胜了美元。中东基本上成了苏联的后花园和能源基地。害得美国不得不在苏联解体之后，在打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并且在利用了一次恐怖袭击——9·11事件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美国重返中东的战略意图。

其三，在亚洲，除了中国之外，苏联通过对印度、朝鲜、东南亚和阿富汗的卢布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曾一度把美元的势力挤出了这个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亚洲7个以上的国家投入了6.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向中国投入的3亿美元。在中国、印度、朝鲜、东南亚、阿富汗，到处都能看到苏联工程师们的身影。在印度，苏联的工程师们进驻工地现场，满腔热情地帮助印度的同行们尽快掌握技术难点，他们经常与印度的工程师和工人一起干活，手把手地把技术教给印度人。所以，印度人对苏联人很友好且感激，而对那些只知道要求高工资、高待遇，却并不倾心教给他们真活儿的美国人并不感冒。最后的结局是：美国虽然在印度投入了超过苏联投入的一倍以上的美元，却被苏联成功的运作抵销了美元的影响力。至今美国也未能真正打入和控制印度。印度人最大的合作伙伴依然是俄国人。

其四，在中南美洲，自美国宣布“门罗宣言”之后，中南美洲就被美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冷战开始之后，苏联在加紧与美国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争夺之外，把手也伸向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除了公开扶持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前哨”之外，苏联把自己的势力逐步挤进了主要的几个南美洲国家。当1958年智利因美国开始对铜制品的进口恢复高关税而使其贸易面临巨大危机之时，苏联和东德及时出手，大量购买智利的铜制品，让智利人感激涕零；当阿根廷因迫切需要1500万桶石油而又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用接受原材料支付的手段，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阿根廷出售了石油；当乌拉圭的大批羊毛因美国高关税而面临破产之际，苏联主动提出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用英镑采购了乌拉圭1800万美元的羊毛，又给了乌拉圭125万桶石油解了乌拉圭的燃眉之急；当巴西的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时，苏联再度出手用石油换购巴西的咖啡、可可和棉花等原材料，使巴西一举摆脱了经济困境，尽管当时巴西尚未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这就是货币的力量。

在20世纪50年代，挥舞着技术援助和卢布这两个大棒，卢布帝国把美元帝国打得一败涂地。在那个时代，苏联是世界上的明星，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最时髦的词语。那时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诸国，以及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很多人向往的国度。那是一个沸腾的红色年代。

三、遗恨的结局

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依靠高度集权和高度集中体制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和卢布大厦，逐渐表现出了颓势。

首先依然是农业问题再次暴露出苏联的软肋——一个地理面积居世界之首，仅有2亿多人口的国家居然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粮食进口来维持社会的完整和稳定。而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俄国出口的粮食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近一半。而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其所进口的粮食，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额的近20%。而20世纪60年代，则是苏联粮食问题的起端，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分水岭。

苏联倾全国之力打造了一个工业化的奇迹，但是，在这个奇迹的光环里，却隐藏着一个永远也无法遮盖的“黑洞”——原本富庶的粮仓日益空虚，农业的衰落趋势已成定局。看不到希望的、已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农业人口中的最具文化和身强力壮者不顾一切地奔向城市，希望能够以此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农业人才日益匮乏，造成了即使国家向农业再砸钱，也无法改变农业的停滞、衰退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政府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已经占到苏联经济总投资的20%，但是即便如此，也未能丝毫改变农业的状况。到1984年，苏联进口的粮食达到4600万吨，是1970年的20倍、1982年的1.5倍。而在1960年，苏联尚可出口部分粮食。而粮食的大量进口，严重损耗了苏联有限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早在1963年，苏联就不得不出售327.2吨黄金来进口粮食，1965年，又不得不再次出售了335.3吨黄金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再往后几乎每年都要用大量的外汇和黄金来购买粮食。即便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城市里就出现了排队购买食品的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市民就连凭票供应的食品也难以买到。于是，在苏联就出现了一个千古奇观——一方面具备生产原子弹、氢弹、卫星、航天飞机、导弹、巨无霸型的战略运输机、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火炮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难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轻工产品。最糟糕的是——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困局，苏联不得不长期依靠出口其传统的自然资源——石油来换取美元、英镑等硬通货币，再以这些硬通货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这个自身无法弥补的软肋，立刻给了美国伺机下手整垮这个当时世界上它的唯一对手的天赐良机。

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卢布与美元的较量开始出现逆转。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石油。1960年苏联的西伯利亚发现了大油田，自此，滚滚的财富充盈了苏联的国库。尤其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开始严重贬值，加速了黄金和石油的价格飞涨，一时间，石油美元大大填补了苏联粮食赤字的巨额亏空。但是，随着美苏之间开展的新一轮的核武器和星球大战的竞赛与对峙，以及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沼，新一轮的卢布危机再次降临到苏联的头上。

这次危机的根源就是石油。1985年，苏联蒸蒸日上的石油开采量突然开始莫名其妙地下降。当时的苏联人对此现象既无任何思想准备又束手无策。而这次苏联石油危机，据美国说是源于“石油峰值”理论。借此理论，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苏联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的大局。

美国授意沙特阿拉伯向全世界宣布，它的石油开采规模将扩大两倍以上。此声一出，国际油价应声而暴跌，苏联石油出口创汇收入随即也跌入了深渊——苏联用石油换取粮食的既定方案瞬间化为泡影；没有外汇购买急需的粮食，粮食的缺乏加剧了人民对苏联政府的怨愤；苏联对东欧各小兄弟的石油援助也成为了画饼；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消耗，又继续加剧了财政收支的恶化；用以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军工产业也因为资金的落空而陷入了瘫痪；那些依靠财政输血的未完工的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又吞噬了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整个苏联社会顿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美国在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下跌之际，刻意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令苏联同时遭遇石油产量下降和国际石油价格暴跌的双重打击，人为地造成了苏联石油收入危机。因为，随着石油——卢布体系的崩盘，苏联自身深陷粮食危机——以往出售石油换回来的硬通货不得不全部拿出来购买粮食，而随着石油产量的下降和国际油价的暴跌，硬通货也日见箱底，苏联再也无法拿出足值的硬通货和卢布去救助那些小兄弟了。于是，经互会解体了，小兄弟们纷纷“改嫁”，另寻婆家。甚至于苏联内部的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纷纷独立。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在美元匕首准确的刺杀之下，刹那间轰然倒下。那曾经称霸一时的卢布再也昂不起它那高贵的头颅。

1989年10月28日，苏联宣布实行双重汇率。1990年11月1日卢布官方汇率近30年来第一次大幅度贬值，由1美元兑0.6卢布贬值到1美元兑1.80卢布。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卢布成为俄罗斯的本位货币单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有的发行了该国货币，有的仍采用卢布。1993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1961—1992年发行的卢布纸币停止流通，同时发行新版卢布。1994年11月25日，卢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3235卢布。1994年，俄罗斯开始发行新卢布。至此，带有极强的苏联时代气息和特征的苏联卢布（包括苏联成立之初发行的金卢布和之后发行的所有卢布纸币），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新的俄罗斯政权的建立，走完了它那长达70年（1924—1994年）的起伏跌宕的风雨路程，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1991年的100卢布

四、呼唤与探索

（一）遥远的呼唤

自从古希腊时期的两千多年来，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联盟的思想和尝试从未中断过。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波斯帝国，就曾以统一的亚历山大金币打造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统一的罗马帝国又把帝国统一的货币——银币第纳尔普及到帝国的全境。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最伟大的君主查理曼大帝，确立了一个新的货币本位制——里弗尔卡洛琳（Live carolinienne）。公元10世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阿瑟尔斯坦在其领地内颁布了一种统一的货币——moneyer。4—10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创建了统一的黄金货币——拜占庭金币，随之，该货币体系被从不列颠王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直至中国和印度的亚欧世界所采用。15世纪，波西米亚的国王乔治·庞帝比拉德曾经建议成立欧洲联盟，并由联盟发行统一的货币以供欧洲联盟军队使用。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主张建立一个法国主导下的欧洲统一货币。如果拿破仑最终没有失败，他的主张将会变成现实，那样一来，200年前统一的欧盟和统一的货币就可能在欧洲面世，而不是在今天。但是，如果从预言和思想的角度来看，较早地提出建立较为系统的欧盟和欧洲单一货币思想的恐怕要数19世纪法国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从今天来看，雨果的欧洲联合的思想并不是零星的和随意的，这是雨果在经过反复深思后得出的一个关于欧洲未来发展蓝图的伟大而深远的构想。

在雨果所规划的欧洲未来的蓝图中，实现欧洲统一的第一步是使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

在1839年和1840年，雨果把在莱茵河两岸旅行时所作的笔记，结集成游记《莱茵河》出版。《莱茵河》的序言长约7千字，而其得出的政治性的结论却长达7万字。他在结论部分提出——法国和德国以莱茵河为纽带，联合起来，以推进欧洲的整体联合。他说：

这整个旧大陆还剩下什么？欧洲还有谁仍然站立着？两个国家而已：法国和德国。

两国人民之间，唇齿相依，有无可否认的血缘。他们出自相同的起源；他们共同抗击罗马人；他们过去是兄弟，现在是兄弟，未来是兄弟。

他们形成的方式相同。他们不是岛民，他们不是征服者；他们是欧洲土地上真正的孩子。

简而要之。德国和法国的联合，这会是英国和俄国的牵制，会是欧洲的得救，世界的和平。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1802—1885年）

莱茵河是应该团结两国的河流；过去被人当成分割两国的河流。

现在的欧洲基本上是法国和德国，各国的组合在南在北应该依靠这个双重的核心。

法国和德国的结盟，便是欧洲的组成。德国携手法国，阻挡俄国；法国携手德国，阻挡英国。

法国和德国分割开来，便是欧洲的解体。德国敌视法国，俄国乘势而入；法国敌视德国，英国乘虚而来。

在雨果所规划的欧洲未来的蓝图中，实现欧洲统一的第二步是欧洲各国要依照美国的榜样，建立“欧罗巴合众国”。

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流亡前和流亡后，雨果抓住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宣讲他的“欧罗巴合众国”的理念。

1849年8月21日，雨果以主席的身份在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上致辞：

会有一天，你们法国，你们俄国，你们意大利，你们英国，你们德国，你们大陆上的每一个国家，你们会并不丧失自己不同的品质，并不丧失你们光荣的个性，而又严密地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体，你们会组成欧洲的兄弟姐妹……会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两大群体，美利坚合众国，欧罗巴合众国，面对着面，隔着大海，彼此伸出手来，交换各自的产品，贸易，工业，艺术，天才，开垦地球，殖民沙漠，在造物主的注视下改善万物，为了取得大家的幸福，共同把这两股无穷的力量联合起来，即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上帝的威力。

在这里，雨果第一次提出了“欧罗巴合众国”的名字。但是，与《莱茵河》里把俄国和英国排除在外不同，此时1849年所提出的“欧罗巴合众国”里，包含了俄国和英国。

1851年7月17日，雨果发表《在立法会议上谈修改宪法》的演说：

这一场革命在法国诞生了共和国……法国人民借坚不可摧的花岗岩，在君主制的旧大陆的正中，为这座未来的大厦打下第一块基石，这座大厦有朝一日会叫做欧罗巴合众国！

1852年8月1日，雨果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登船告别欧洲大陆，经英国去英吉利海峡群岛流亡。临行前，他发表了《离开比利时前发表的演说》：

你们在旗上看到：“各国人民间的兄弟情谊。欧罗巴合众国”……朋友们，迫害和痛苦，这就是今天；欧罗巴合众国，各国兄弟人民，这是明天。这个明天……对我们是必然来到的。

1854年2月24日，雨果在泽西岛上举行的纪念“二月革命”的“周年纪念宴会”上发言，并不认为“欧罗巴合众国”的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他说：“愿下一次大革命创建欧罗巴合众国。”

1855年2月24日，雨果又在“周年纪念宴会”上，滔滔不绝地畅谈他对“欧罗巴合众国”的理想，他设想道：

一个巨型的大会，欧罗巴合众国大会是文明的仲裁者，由大陆上的各国人民普选产生。

这次的长篇发言中，雨果谈到了欧洲的统一货币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欧元”的设想：

一种大陆的货币，建立在金属和信用的双重基础之上，以全欧洲的资本作为支持，以两亿人口的自由活动作为动力，这样单一的货币将可以替代并吸收今天的种种荒谬的币种……

他继续说道：

如果事情本来能这样进行，欧洲今天会是什么情况？一家人。各个民族国家是姐妹。人和人是兄弟。大家不会再是法国人，普鲁士人，西班牙人；

大家都是欧洲人。

在以后的时间里，雨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地提到欧洲联合的前景。1856年5月26日，雨果应意大利统一运动领袖马志尼之请，在《致意大利人》信中写道：

大陆国家联邦的国家都是姐妹，又都是女王，每人以大家的自由为荣耀，各个国家的情谊组成最高的统一共和国，欧罗巴合众共和国，这就是未来。

1869年9月4日，瑞士洛桑举行和平代表大会，雨果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雨果向各国代表致辞：

欧罗巴合众国的同胞们：请允许我对你们用这个名称，因为欧洲联邦共和国在权利上的建立，还有待于事实上的建立。

又说：

我们要让人民自由地生活，耕耘，买进，卖出，劳动，讲话，相爱，思索，要有学校造就公民，不要再有君王制造枪炮。我们要伟大的大陆共和国，我们要欧罗巴合众国……

1871年普法战争刚刚结束，雨果在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法国要夺回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他的欧罗巴合众国。他于1871年3月1日在法国波尔多的演讲中大声疾呼：

我是你的敌人吗？不！我是你的姐妹。我拿回一切，也给予你一切，就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像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共和国那样行动。我将拆毁我的一切堡垒，我也要拆毁你的。我们以德报怨，我们的报复充满兄弟友爱之情！让国界疆域见鬼去吧！莱茵河属于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同一个共和国，让我们成为欧洲合众国！

1876年8月29日在《支持塞尔维亚》一文中，他说：

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证明欧罗巴合众国的必要性。……欧洲共和国，大陆联邦，除此就没有别的政治现实了。

1877年3月25日，75岁高龄的雨果老人在支援里昂工人演讲会上讲话：

和平，这是未来使用的语言，是欧罗巴合众国发出的通告，是20世纪取的教名。

在雨果所规划的欧洲未来的蓝图中，欧洲联合成立“欧罗巴合众国”，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所设想的实现欧洲统一的第三步，是从欧洲联合到欧洲和美洲的联合。

1870年2月27日，雨果回应美国华盛顿诞辰纪念宴会对他这位“美国的朋友”的祝酒时说：

对！面对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应该有欧罗巴合众国；新旧大陆应该组成惟一的共和国；这样一天会到来的。

在雨果的理想里，还有更大和最高的抱负——建立“世界大同的共和国”。

1848年3月2日，雨果结束《在孚日广场栽种自由之树时的讲话》中说：

请和我一起高呼：“世界大同的共和国万岁！”

1849年8月21日，雨果作《巴黎和平代表大会开幕词》：

我们会看到文明在努力劳动，从中升起天下大同的万丈光芒。

雨果在告别欧洲大陆的演说中欢呼道：

世界大同共和国，便是普天下的祖国。……在德国人，在比利时人，在意大利人，在英国人，在法国人之上，还有点东西，这就是公民；在公民之上，还有点东西，这就是人。……各国人民啊！人民只有一个。世界大同共和国万岁！

雨果在诗集《惩罚集》的终篇《光明》里宣告了人类最后解放的美好理想：

啊！请看正在消逝的黑夜；

这个赢得了解放的世界，

把凯撒和卡佩遗忘干净；

在成年的各个民族上方，

和平张开了巨大的翅膀，

在蔚蓝的天宇又轻又静！

……

天顶上闪烁的小点很小。

看哪，小点在变大，在照耀，

越来越近，变得又红又亮。

啊！这世界大同的共和国，

今天，你还只是星星之火，

明天，你就是光辉的太阳！

这就是雨果心目中的“世界大同的共和国”的壮丽景象。

这也是一百多年前欧罗巴人对于大同世界的衷心的呼唤。

（二）可贵的探索

雨果在170年前的欧洲就已经喊出了“欧罗巴共和国”乃至“世界大同的共和国”。于此之后，在欧洲大陆就为此宏大目标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实验。而这些尝试和实验则几乎都是从货币的统一和联盟开始的，尽管这其中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失败。首先开始这种货币联盟尝试的是德意志民族。

在19世纪初期，德意志联邦包括了39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每个小王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当时的德国，除了普鲁士之外，其他国家都很小，这种分裂状态严重阻碍了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于是，当时的政治家们首先尝试着在德意志联邦内创建一个关税同盟（Zollverein），以便消除各种贸易壁垒。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1838年，德意志联邦各成员国同意采用两种货币标准——泰勒（Thaler）和荷兰盾（Gulden）。前者主要用于北部各国，后者主要用于南部各国。1848年，作为普鲁士中央银行的普鲁士银行（Preussische Bank）开始接管这些联邦国家的货币。它的职责是保证这些小的王国遵循联邦统一的货币政策，并保持货币联盟的稳定。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在政治上得以最终统一，自此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开始形成。而在1871年由25个邦国组成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中，包括了7个货币区，共有119种不同形式的金、银以及辅币在市场流通。纸币的数量则高达56种，都是由各州自己发行的钞票，银行券多达117种，分别由33家银行发行。但在几年之内，帝国统一的货币体系就取代了混乱无序的硬币和纸币体系。而在此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战败国法国支付给德国的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使得帝国很快从混乱的货币体系转向十进制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帝国马克。从1876年起，帝国马克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法定货币。

作为原来普鲁士联邦的中央银行，1875年，普鲁士银行转变成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继续成为新成立帝国的中央银行。该银行直至二战结束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取代。西德联邦银行成立于1948年3月，比新德国马克的问世早3个月。1957年，西德联邦银行更名为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但是，这两个不同名字实际为一个银行，其基本职责未变，依然执行它中央银行的职责，到了20世纪60年代，德意志联邦银行已经发展成为在整个西欧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中央银行。而到今天，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实质上就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翻版，把持欧洲央行的依然是日耳曼人。

由此可见，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货币的统一要先于政治上的统一。这也给后来试图建立欧洲联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样本，似乎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首先应当实现货币和经济上的统一。当下的欧盟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继德国之后，在欧洲大陆又出现过两次对货币联盟的尝试性试验。

第一次尝试是由法国牵头在西欧进行的拉丁货币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LMU）运动。

1866年8月，以法国为首的拉丁货币联盟正式成立。

19世纪初，欧洲各国的货币五花八门，为了统一各国间流通的货币，1806年，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写给他的兄弟、荷兰国王、未来拿破仑三世的父亲路易信中说：“哥哥，如果铸钱的时候，我建议您使用与法国一样的单位，您的钱币一面印您的像，另一面印您的军队的徽标。这样整个欧洲的货币就统一了，这样对贸易有很大的好处。”随着法国对欧洲的军事占领，法国货币体系被推行到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

1803年，拿破仑一世颁布了《铸币法》，在法国确立了金银复本位制，同时，大量铸造金币和银币。作为法国主要贸易和金融合作伙伴的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等国紧随法国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为流通中的硬币足额兑付黄金和白银。可是，滑铁卢一役，使得这个计划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1838年，北德意志的一些邦国采用了普鲁士的14塔勒本位制和21盾本位制。1853年，南德意志的邦国采用了奥地利提出的货币体系，其基础是500克的“磅”，一磅纯银等于45奥地利弗洛林或者52.5南德意志盾。此外瑞士联邦的法语各州和德语各州也纷纷放弃了加入法国货币区或德国货币区的提议，接受了统一的货币。

19世纪50年代初，黄金价格大幅度下跌，黄金对白银的相对价格变得悬殊，导致黄金和白银的流动不再稳定。于是，为了应对黄金和白银之间的价格差异，各个国家开始铸造各种金属含量相差很大的硬币。在这一背景之下，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四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其目的是在欧洲采取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铸币。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此协议标志着拉丁货币同盟的成立。根据协议，各国的基本货币保持原来的名称（除意大利外都称为法郎），以法国的货币体系为基础，主币的含金量都定为0.2903225克黄金或者4.5克白银，可以在各国间等值流通。主币为面值100、50、20、10、5法郎的金币，同时发行面值为5、2、1法郎和50、20生丁的银币。小于20生丁的辅币不能在各国间流通。

由法国首倡的拉丁货币同盟于1866年8月1日正式开始生效。

这些欧洲国家成立拉丁货币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统一的铸币标准，为更大的经济区的出现开辟道路，使得金币和银币可以在经济区域内实现自由流通。同时，法国政府谋求以拉丁货币同盟为核心，构建一个采用复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法国希望以此货币同盟为桥梁把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扩展到国外。

为了扩大拉丁货币同盟的影响力，雄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在1867年再度召开会议，讨论建立单一的全球货币体系问题。当时，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发行了5美元鹰徽金币（合25.85法郎），而英国发行了沙弗林金币（Sovereign，合30先令或1.5英镑，约等于25.20法郎）。两者的价值均接近于25法郎，因此，两国提出以法国发行25法郎金币的方式同拉丁货币同盟建立联系，但这一建议被担心货币重铸成本太大和失去主导地位的法国拒绝。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则明确拒绝考虑加入拉丁货币同盟。

拉丁货币同盟为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通、金融往来和商业、旅游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还圆满地解决了因法国严格规定金银兑换比例而导致的白银价值上升的问题。欧洲各国都想把自己的货币与这种稳定的货币挂钩，以稳定币值。1866年教皇国（梵蒂冈）加入拉丁货币同盟，西班牙和希腊于1868年加入。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圣马力诺和委内瑞拉于1889年加入。

然而，不幸的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了惨败，它的扩张野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向德国支付了50亿法郎赔款，德国利用这50亿法郎建立起了自己单独的金本位货币——马克。而金银比价在19世纪后半叶不断地跳动与震荡，导致拉丁货币同盟的基础——金银复本位制度逐渐崩溃。在法国，金银比价从1807年至1870年的1∶15变为1874年的1∶16.17。由于黄金大量流出，法国不得不于1876年实行金本位制度，废止5法郎银币的流通，并且取消自由铸造银币的法令。拉丁货币同盟成员国限制每人只能持有6法郎的银币。拉丁货币同盟在这时就已出现了危机。此后虽有许多国家加入该同盟，但是其货币制度已经不再基于法国的货币制度，而是建立在等值的黄金含量基础上。

1878年之后，由于受到实行金本位的英镑和马克的冲击，拉丁货币同盟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改为金本位制度。随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兑换体系，英国、美国、德国、拉丁货币同盟成员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成员国的货币都确定了自己的含金量，各个货币区之间的货币以固定的汇率互相兑换、自由流通。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丁货币同盟各成员国各自实施的支出政策的分歧更加突出，于是，货币贬值在所难免了。在那时，拉丁货币同盟已经在事实上消亡了。1927年法国终止金本位制，并于次年颁布新货币法，拉丁货币同盟正式消亡。

拉丁货币同盟出现在欧洲人感情上最团结的19世纪，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货币同盟中的各成员国从来没有成功地确立过一个共同的货币本位制，同时，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性规定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有义务按照面值、无上限地接受其他成员国的硬币，只能导致经常性的、非常不稳定的资本流动，而且，由于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相互间衔接得不够紧密，从而导致了——最严格地遵守规则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其他并没有严格遵守规则反而采取了扩张性支出政策的成员国的投机性资本的冲击。

但是无论如何，货币同盟还是为欧洲在一定的时期内带来了繁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也为未来的货币同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欧洲第二次尝试货币联盟是由瑞典和丹麦牵头组成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Scandinavian Monetary Union，SMU）。

1873年5月5日，北欧国家——瑞典和丹麦组成货币联盟，随后挪威于1875年加入该同盟。该同盟的成立是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政治运动的产物之一。

19世纪中叶，当时的瑞—挪国王提倡把丹麦、瑞典和挪威统一成一个王国。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世纪初，受到拿破仑战争所引发的动荡影响所造成的分裂——瑞典的东部地区在1809年变成俄罗斯芬兰大公国，而从1387年起就与丹麦联合的挪威，则是在1814年宣布独立，虽然它很快又被迫与瑞典成为共主邦联。斯堪的纳维亚政治运动开始于第一次什勒斯维希战争（1848—1850年），当时瑞—挪王国投入了相当大的军力，而结束于第二次什勒斯维希战争（1864年），原因是瑞典议会拒绝提供给国王更多军力。

斯堪的纳维亚政治运动的兴起是受斯堪的纳维亚主义（Scandinavism）的深刻影响。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是一项支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北欧国家）之间合作的政治运动。该运动宣扬北欧国家有着息息相关的历史与文化传承、共通的神话体系、相同的语言发源等依据，并称以之可形成统一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和语言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有两种有着明显差异的运动浪潮，分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和北欧主义运动。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与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几乎同期。但与后两者不同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建国方案没有达成。该运动以共同的语言、政治、文化背景为依据，将丹麦、挪威和瑞典视为统一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宣扬建立统一的国家。

该次运动最早由一些丹麦和瑞典的大学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斯科讷发起，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当时，瑞典和挪威已签订《基尔条约》，并成立了瑞典—挪威联合体。但这场运动受到政治原因的限制。到了1844年，奥斯卡一世即位瑞典和挪威国王后，瑞典—挪威联合体与丹麦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运动亦得到一些自由派报刊的支持。1848年，丹麦与普鲁士爆发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期间，瑞典派出远征军给予丹麦支持，但这支军队未真正接触战争。不过，由于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拒绝同丹麦结盟或派军到欧洲大陆进行援助，导致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斯堪的纳维亚的大一统最终失败了，欧洲因此少了一个可与英、法、德抗衡的大国。但是，却造就了延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

该同盟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联盟，而稳定的货币关系则是该同盟成立的先决条件。在创立这个同盟时的一个最大的有利条件是，这三个国家都已经采用了银本位制，而且相互接受对方的硬币和纸币。这可以大大地简化和缩短货币一体化的过程。

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达成的协议规定，瑞典克朗、丹麦克朗和挪威克朗相互兑换时，要采用固定汇率，锚定于一定数量的黄金。这种放弃银本位的做法，使得联盟避免了像拉丁货币联盟所坚持复本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在执行和遵循各方所达成的协议方面，3个国家间的中央银行都展开了有效的合作。使得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在成立之后的头30年间运行良好。然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政治的变更联盟开始出现问题。1905年，挪威要求完全脱离瑞典，实现政治独立，以结束瑞—挪联合体的现状。同时，由于丹麦的货币政策日益严格，导致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的其他两个成员国的资本大量流入丹麦。最终，一战的爆发又给了联盟致命一击。因为战争的需要和压力，致使三国都相继发布了只适用于本国的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到了1915年底，瑞典终止了与丹麦和挪威之间的伙伴协议，大量黄金开始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加速了联盟的解体。1924年，联盟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任何一个成员国的硬币在其他成员国都不再自动成为法定货币，6年后的1930年，三国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斯堪的纳维亚联盟正式解体。

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的解体，留下的非常重要的教训是——货币联盟要想获得稳定的发展，成员国之间必须要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一个货币联盟如果不能与政治联盟齐头并进，其货币联盟的稳定是不容易持续长久的。斯堪的纳维亚三国虽然在经济、文化以及货币上都实现了一体化，但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决策机构是独立的，它们可以各自制定出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只要这些政策与货币联盟的要求和协议不相符，甚至违背货币联盟的要求和协议，该联盟就极有可能在瞬间瓦解。所以，制定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协议，建立起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统一的机制，是货币联盟得以延续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正如曾任瑞士国家银行行长的马库斯·鲁泽尔所说：

如果各成员国之间建立了某种财政均衡制度，那么历史上那些解体了的货币联盟或许可以存活下来。然而，这种财政均衡制度要求各成员国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而只有在这样一个政治联盟的框架之内货币联盟才能实现。

德国能于19世纪70年代顺利地完成货币的统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在政治上统一的德意志大地上德国马克才得以横空出世。而其他两次发生在欧洲的货币联盟运动，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而最终走向失败。因此，一个跨国的货币联盟，要获得持续的稳定和发展，在建立货币联盟的同时，就必须尽快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否则，只要发生政治上的动荡或者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就可能导致货币联盟的动摇直至解体。因此，稳定的政治联盟是货币联盟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欧洲历史上历次货币联盟的实践给予后人的深刻教训。

五、不懈的奋斗

（一）劫后的奋起

1945年，就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在如何处置战后德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首的、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为核心的一派，主张在战后彻底将德国阉割到再无能力挑起任何战争和麻烦的境地。如果按照摩根索制订的“摩根索计划”，德国的工业基础将被彻底摧毁，德国经济将退回到100年前的农牧业时代。随着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的突然去世，杜鲁门被扶正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美国政府内一大批反对罗斯福总统欧洲战略的人团结到了杜鲁门的身边，联手颠覆了罗斯福的战略。自此，斯大林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幻想，拒绝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一场延续了半个世纪、影响了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冷战就此拉开了帷幕。而挑起美苏之间这场对抗的幕后推手，正是已经日薄西山的老牌殖民帝国——大英帝国。而直接挑起这场冷战的人就是当时已经退出政坛的英国伟大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他的“铁幕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序幕，而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则凭借起草了那篇著名的长达8000字的“冷战电报”而被称为“冷战鼻祖”。最终的结果是英国人达到了目的——他们将苏联树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而将英国再次推为了美国的盟友，英国在国际上和西方世界中的位置就此坐稳了——世界5大国之一、美国在欧洲最有力的盟友。

那么，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情形又如何呢？

1945年战后的德国柏林

在一般的教科书和著作中，都把二战后的德国描写成已经完全被废了的国家。1945年5月19日—6月8日，英格兰银行高官威廉·加文（William Gavin）造访了曾经是德国核心工业区的鲁尔区，他在给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中写道：

随处都是“伦敦码头”式的破败苍凉，随处可见被惨烈摧毁的小镇。行车3分钟、5分钟，甚至8分钟，也看不到任何居民的住所。我骑着摩托车在鲁尔区转悠了3个小时，除了小镇之间尚存有几个孤零零的“小岛”之外，所有一切都化为瓦砾。科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混乱不堪。最糟糕的可能是埃森。推土机沿着城市的主要道路总算开出一条道路。人行道和辅道两边，堆满了笨重的建筑物残骸；成堆的砖石碎片，被扭曲的电车轨道，被掀翻的电车、锅炉、浴缸和水箱；整块滑落下来的屋顶，以及摇摇欲坠、随时会散架的破碎墙壁。在这堆积如山的瓦砾之下，不知道掩埋着多少尸骨啊。

这是当时德国状况的真实写照。

德国民众的生活也因为战争和战败而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德国1946年的工业生产仅仅是战前1936年的33%。饥饿成了德国的主要问题。凭购货证在商店门口排长队才能买到的食品定量每日所能提供的热量平均为1000—1500卡路里。而正常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应少于2650卡路里。土豆和萝卜替代了经常紧缺的面包，肉和香肠成了稀有品，黄油、食油和人造黄油变成了定量配给的奢侈品。作家诺萨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绘了那时凄惨的日常情景：

从八点至三点我坚持工作，要到三点钟公共交通方才恢复。我差不多冻僵了，加之我只带了两片面包，所以连路都走不动。乘坐地铁犹如战斗一般。那时，我的妻子早晨给人上课，中午要赶一小时的路去大众食堂打饭，因为我们没有煤气、电和灶，离开了食堂不行。这样，我们大部分的票证也就用光了。……我自己经常裹着毯子坐到深夜一点，然后冻得哆哆嗦嗦钻进被窝睡觉。

那时的德国人要维持生计，必须挤在火车里或骑着自行车下乡，挨门挨户乞讨生活必需品，或者把仅有的那些贵重物品拿去交换。人们以货易货，用从国家或占领军仓库里抢来的产品进行易货贸易。想方设法搞燃料，去森林拣木柴，收集一切可设法换取食品的东西。香烟可以顶替货币。

这是德国民间战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从1945年到1946年，根据“摩根索计划”被拆除的德国工厂达1600余家，一些军事基地被美军炸毁，大量的工厂正在被拆除，设备被运走。德国工业正在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面临被彻底摧毁的灾难。

但是，到了1947年，情况有了彻底的转变。拆除德国工厂和设施的工作被叫停，盟国开始吸纳纳粹德国的统治精英进入德国新政府担任重要角色，对一些原为企业家或者专家型的战犯的惩罚大大弱化，克虏伯等实业界大佬被特赦，沙赫特等金融界的精英被释放，“马歇尔援助计划”开始在德国大力实施，美元源源不断地涌进似乎已经被废弃的德国。直到此时，人们似乎才发现，盟军在战争中对德国实施轰炸的主要目标并非德国工业设施和工厂，而是德国的交通运输线。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情报，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德国将工业设施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在各地工厂生产出设备之后，只要把这些设备运到一起进行组装，就可以把分散的设备组合成有效的装备。因此，盟军为了阻止德国对于这些分散设备的组装工作，就把轰炸的重点放在了交通线和交通枢纽上。据统计，德国的钢铁实际生产能力仅有6%遭到了破坏，煤矿减产仅2%，焦炭4%，机器制造15%，金属加工机床6.5%。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工业的75%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能力。而且，德国工业被拆除的部分不及其生产能力的1/10。此时，欧美的统治精英们意识到，只要把这些工业生产能力加以整合，货币稳定，再加以必要的资金援助，德国的工业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而在当时冷战已经拉开帷幕，德国已经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的情形之下，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恢复西德和西欧的工业生产能力，乃当务之急。于是，“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便应运而生。该计划的核心就是帮助德国复兴经济。同时，美国推出该计划的战略指向也很明确——通过资本、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将欧洲纳入美国的全球经济体系，从而有利于控制和开拓战后欧洲市场。事实上，通过二战，美国经济经历了自建国以来增长最快速的一段时期，庞大的工业产出能力在战争结束后急需新的商品市场，对外贸易仍然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美国需要一个经济力量活跃、稳定并具有长期支付能力的欧洲。

但是，如何拯救和稳定已经濒临崩盘的德国经济呢？欧美精英们认为，欧洲整合的关键问题是货币。而德国复兴的关键问题也是货币。当时德国的帝国马克已经形同废纸，一文不值，完全失去了货币的功能，以物易物成了德国民众获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交易方式。在战争中，受伤害较少的是农民，家中尚有余粮，于是，大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拿着家中的金银财宝、名画、家具、衣物来向农民换取面粉、鸡蛋、黄油、奶酪。一夜之间，农民突然用起了金贵的瓷器、精致的刀叉和高档的家具。在城市中，香烟、肥皂、刮胡刀、巧克力都成了硬通货，易携带、易分割、接受程度高的香烟，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美军士兵用从军用服务社低价买来的香烟，到市场上换取各类金银珠宝和莱卡相机。当时德国货币体系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德国需要尽快建立起新的货币体系，以拯救德国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新老马克的兑换率。经过调查和研究，美国金融家们决定将德国新老马克的比价定在1∶10。其根据是，在战争期间德国货币超发了5倍，市场上的商品总量缩水了50%，这样里外相加，货币相当于被超发了10倍，所以，美国人决定了新老马克的这一兑换率。由谁来发行新马克？当时曾经在纳粹德国期间起着中央银行作用的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再说，这个银行的政策决策深受当时德国纳粹政府的权力干预，因此，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美国人决定在德国建立一家不受政府支配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央银行。于是，经过紧张的筹备，1948年3月，战后第一家中央银行——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正式挂牌，3个月后，新的德国马克问世。这家新的中央银行是德国占领方各方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既有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德国的各种权力制衡规则，也有源自1875年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传统。新成立的中央银行之所以独立于政府，除了战胜国的安排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在它成立之时，西德政府还不存在。而在该中央银行成立之前，实际掌控德国金融决策的机构是美英占领军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盟军银行委员会（Allied Bank Commission）。即使1949年西德政府成立之后，西德联邦银行也仅拥有利率的决策权，而汇率的决定权则属于波恩政府和盟军占领当局。1948年4月，美国人在没有与德国人商量的情形下，宣布1美元兑换3.33帝国马克，而在战前此汇率是1∶2.5。

美国人制定了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三个法案来组织德国的这一次货币改革运动。通过货币法案，德意志马克（Deutsche Mark，DM）获得法定货币的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eichsmark，RM）；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地位；兑换法案则规定了新旧马克的兑换比例等细节问题。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布局，美国人相信，德国经济似乎就此可以走上正轨，踏上飞驰的快车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美国人想象得那样简单。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使得许多德国人的积蓄大大缩水，因为，这场币制改革是在没有德国人的参与下进行的，它把旧的存款和债权贬值为10∶1，答应立即换给三个西方占领区居民每人40马克，第二个月再换20马克。这就像1923年通货膨胀一样，使中产阶级损失了所有的存款，而拥有贵重物品和持有股票的人却捞到了好处。所以，币制改革并没有导致许多政治家所期望出现的财产再分配的情况，反而加剧了这种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改革使得民众又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从前买不到的商品了。已经被憋屈了多年的消费热又迸发了出来。但是，到1949年，德国再度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1950年，美国不得不再次启动对德国的援助行动。但真正促使德国走出困境的却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的巨额军用物资订单，盘活了这架德国工业机器，最终将德国经济推上了高速行驶的快车道。

到了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二次大战以前的水平。这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52—1958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6%，这一时期的失业率则从6.4%下降为1.7%。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联邦德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基本保持在5%。195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收入为233亿美元，到1970年就上升为1668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6倍多。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在195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工业大国，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值，在1970年甚至超过了美国。1950年，联邦德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有46亿美元，到1970年猛增到646亿美元，联邦德国的黄金外汇储备1950年仅有11亿马克，到1970年达到了124.4亿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有学者总结德国在战后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有以下六点：

第一，德国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好，虽然固定资产遭到战争的破坏，但企业布局、人员素质等方面仍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劳动力素质方面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二，“马歇尔计划”援德资金的合理使用，促使联邦德国能尽快完成经济模式转轨，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

第三，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第四，对外贸易稳定、持续增长，促进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增长。

第五，非军事化立国的战后政策，促使德国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从事经济建设，不必为战后东西方对抗局势背上沉重的军备竞赛的包袱。

第六，德国人务实、肯干、勤勉的民族精神，是德国经济得以迅速腾飞的主观要素。

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长河看，催生德国战后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德国是这个经济共同体运行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德国生产出工业产品一方面供应给需要这些产品的共同体内的成员，另一方面出售到世界各地换取欧洲需要的大量外汇和商品。这样一个巨大的良性循环，导致了欧洲共同体的运行基本处于良好状态。同时，美国也得到了欧洲这个巨大的市场。这也正是欧美精英们构建这个经济共同体想要达到的目标。

（二）欧元的摇篮

1949年之后，德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可是，发展工业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在德国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德国急需煤炭和钢铁，而没有充足的煤炭供给，钢铁业和其他产业也休想得到发展。德国的煤和钢主要来自于德国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萨尔区在1947年被法国人抢走，鲁尔区则由盟国共管，德国能够得到多少煤炭和钢铁份额，均由这个共管组织来决定。德国的经济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且主要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所以，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德法之间的矛盾再次紧张。这种紧张气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于法德矛盾的日益尖锐十分担忧。而法国人更是对德国经济的日益崛起提心吊胆。80年前普法战争和刚刚过去了5年的二战的灭顶之灾似乎又要再一次地降临到法国的头上。法国人只要一想起10年前惨败给德国的情景，就胆战心惊。法国人开始思考和调整自己针对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此时，一位被誉为“欧洲之父”的人物浮上了历史舞台。

此人名叫让·莫内（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1888—1979年），法国夏朗德省科涅克市人，出身于一个白兰地酒商家庭。莫内从小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在莫内16岁时，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莫内的商务活动主要是巩固和开发北美的酒业市场。在北美地区，国际间商业贸易手续极为简便，没有欧洲那一层又一层的关卡和繁杂高额的税收。莫内对此感受颇深，这就成为他后来积极主张废除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障碍，创办欧洲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原因。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内在他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引荐下，拜见了法国总理。莫内向这位总理建议，要尽快打败共同的敌人，英法两国应该加强联合，两国不但要在战略上，而且要在物资供应及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合作。法国政府接受了莫内的建议。因为他精通英语，法国国防部便任命莫内为国际物资供应委员会法国代表，常驻伦敦，代表法国进行组织和协调。莫内积极与英国人打交道，终于使英法两国在运输船只使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由此他认识到，各国之间为了某一共同利益，是可以做出一些让步的。这个认识成为莫内后来倡导欧洲联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内作为法国代表出席了凡尔赛会议，担任协约国经济最高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并积极参与了国际联盟的创立工作。他被选为国联副秘书长。1920—1922年，莫内在担任国联副秘书长期间，协助解决了《凡尔赛和约》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1935年，受国联的委派，莫内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财政顾问，提出了不少建议。

在被派往英国期间，莫内为他的老朋友亚瑟·索特（Arthur Salter）提出的“欧洲合众国”的思想深深吸引和折服。他结合自己当时从事的工作体会，在思想上坚定了他建立欧洲联合体的理想。

二战爆发后，莫内向丘吉尔建议，将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支军队，集两国之力对付德国。英国和戴高乐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法国总理贝当元帅的反对而作罢。后来，莫内被丘吉尔派往美国求助，他说服了罗斯福，使美国开始了全国的军事总动员。在战后，戴高乐也不得不倚重莫内去打通与美国的关系，法国十分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援助。战后初期，莫内也主张彻底阉割德国的工业。但是，随着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改变，善于应对的莫内开始筹划欧洲的整合计划，他的思想就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运程。他首先提出一个被冠以“舒曼计划”的草案，舒曼时任法国外长，此计划以他的名义推出，一来是因为作为法国的外交部长，必要之时，用他的口提出此方案更为妥当；二来莫内不想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使命是利用他这几十年间培养的人脉，做一个与各方周旋、起着大脑作用的角色，这比直接冲锋在前的角色要重要得多。任何事情要运作成功，最需要的不是冲锋陷阵者，而是在幕后的谋划者。莫内甘当此谋划者的角色。他也因而荣获了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和“欧洲之父”的美誉。莫内通过他几十年的磨砺和实践，深谙谋划和运作之道。

被誉为“欧洲之父”的 法国人让·莫内 （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1888—1979年）

“舒曼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欧洲建立起一个煤钢联盟，以消弭欧洲各国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进而为实现“欧洲合众国”开辟道路。莫内一开始找的是英国，可英国以贯有的思维认为这是一份有利于转化德法关系的计划，如果此计划实现，将削弱英国对欧洲大陆影响力。在英国碰了一鼻子灰后，莫内转身找到法德两国。

当时的法国面临着再次面对日渐强大的德国的巨大的威胁。法国很明白，以其自身之力，根本无法与德国抗衡，必须有一个既能永绝战争后患，又能控制德国这头黑熊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自己才能确保永离战争的威胁。莫内此时提出的“舒曼计划”恰好正中法国下怀——既以此消弭了战争的隐患，又得以拴住德国这头猛兽。于是，在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建立一个超主权的经济实体，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该实体之下，大家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管理，而且这一开放的实体面向所有欧洲国家开放，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进来。这就是所谓的“煤钢联盟”（European Coal and SteelCommunity，ECSC）。

该计划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一片好评。美国首先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一来，由于法德和好，拔掉了欧洲未来战争的导火线，也有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这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当时美国的生产能力如日中天，急切地希望更多地出口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而欧洲则是美国产品最主要的销售市场。美国当然不会料想到60年后欧盟和欧元将对美国和美元造成的冲击和麻烦。那时的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为这个天才般的计划而欢呼，而雀跃。人们似乎在瞬间看到欧洲无比美好的明天！此时，只有英国在隔着海峡冷冷地看着欧洲大陆发生的这一切！那时的英国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直至现在。

1951年4月18日，由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参加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巴黎签订。莫内当选为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的首任主席。莫内看到了欧洲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扎实的一步，他终生的梦想将要变成现实。

煤钢联盟实行三权分立体制：它的权力机构是最高理事会，它由1名主席和8名成员组成，他们均不代表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就职宣誓维护的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高理事会可以行使三种权力：一是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决定；二是提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三是作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它的议会是共同会议，其职责是监督最高理事会，它的议员由各国选举产生，同样，这些议员只代表人民，而不代表政府。它的司法机构是仲裁法院，负责仲裁各成员国间的法律纠纷。如果煤钢联盟与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将由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加以规范。这个煤钢联盟已经具有了国家的性质，是欧洲的国中之国。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欧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时期。特别是60年代，被称为欧洲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趋势。莫内又抓住了这一机遇。1955年，莫内创建了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并担任该组织主席长达20年之久。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民间性质的组织，其目的在于把西欧各国赞同欧洲联合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探讨欧洲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在西欧进一步宣传欧洲联合的思想，对各国政府在舆论上施加一定影响。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根据《罗马条约》的规定，1958年1月1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了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为欧盟最早的6个成员国就是此联盟的6个成员国，所以在欧洲人眼里，欧洲经济共同体便是欧盟的前身。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1981年1月，希腊加入；1986年1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共同体扩大为12个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在莫内的眼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不仅仅是个经济组织，而是最终实现西欧一体化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关税同盟，第二步是经济同盟，第三步是政治同盟。1975年，已经87岁高龄的莫内，告别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莫内离职不久，欧洲理事会通过决议，给予他高度评价：“莫内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欧洲事业。”并授予莫内“欧洲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在他去世9年、诞辰100周年的1988年，欧共体决定把这一年定为“莫内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发布行政令，将让·莫内的骨灰迁入位于巴黎拉丁区雄伟的“先贤祠”（Pantheon）中。从此，莫内与卢梭、孟德斯鸠、雨果等为法国和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永远地安息在一起，世代享受着欧洲人民的香火。

而煤钢联盟就是欧盟和欧元的摇篮和母体。没有煤钢联盟，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也不会有今天的欧元。因此，欧盟将5月9日“舒曼计划”的宣布日期定为每年的“欧洲日”。

（三）天赋的使命

欧洲的政治家们在战后几乎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要防止和避免在欧洲大地上再次发生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就必须结束德国和法国两强对欧洲的争夺。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9月宣称，要防止新的大战，某种形式的欧洲国家联盟是绝对必要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在整个危机期间，欧洲各国只能听从美国的指示。在美国迫使英国和法国放弃它们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后不久，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对当时的法国外长克里斯汀·皮诺说了这样的话：

法国和英国将永远不可能再成为与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的强大国家，德国也一样。要在世界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欧洲只有一个选择——团结为一个整体。

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欧各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要先在经济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这是通往政治联盟的第一步，也是最佳路径。

1950年，长期担任法国总统戴高乐顾问的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说：要实现欧洲统一大业，只能通过货币的统一，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在1955年6月召开的墨西哥会议上通过的《斯巴克报告》呼吁，为了推动欧洲统一大业，欧洲各国必须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并创建一个共同市场。

终于，1957年3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决定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此后不久，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on）宣告成立，其职责是负责执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日常事务。欧洲经济共同体除了致力于消除阻碍贸易的关税壁垒，促进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之外，他还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最终实现欧洲政治上的联盟。

在《罗马条约》通过后不久，欧洲货币委员会（European Monetary Committe）于1958年3月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其成员包括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1964年，出于同样的目的，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Central Bank Governors）

也宣告成立。196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计划，该计划涉及对农业进行价格补贴的政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货币剧烈波动危及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继续实施时，欧洲委员会来自法国的委员罗伯特·马若兰，建议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消除货币波动，1965年，他宣称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义务。

1969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强化欧洲各国经济和货币领域的协调工作。该备忘录以当时担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雷蒙德·巴雷的名字命名，称为“巴雷计划”。该计划在欧洲激起了欧共体各成员国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热情。因为，当时各国正在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政策烦恼。作为二战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锚的美元，却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极不稳定。为了免受美国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危害，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就要求西德马克升值。在经过与西德政府的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德国马克和荷兰盾升值了5%。于是，在欧洲建立统一的货币联盟的思想已经得到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1969年12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达成了一个协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来制定一个逐步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1970年10月，维尔纳计划正式面世。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时间表，提出要在10年内分三个阶段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在第一个阶段，限制汇率波动的强度、强化各成员国之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阶段，汇率波动和各成员国之间价格走势的差异将进一步缩小。在第三个阶段，汇率永久性地固定下来，并建立一个管辖权力遍及整个经济共同体的中央银行系统。但是，该计划将共同体分成了两派阵营——一派是德国和荷兰，另一派是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德国坚决不愿意放弃德国马克，德国人把德国马克看作是德国的旗帜和根基。德国人认为，除了德国马克，他们并没有太多其他东西。德国的基本立场是：要创建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必须创建一个政治联盟。他们坚持——货币联盟要求各成员国拥有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和预算政策、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一个共同的社会和工资政策，总而言之，全方位的共同政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是根本无法达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策协调的，而没有这样高度一致的政策协调，任何货币联盟也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德国的这一立场，曾经被人们解读为是一个用来阻止货币联盟建立的借口。同时，德国也十分强调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影响。德国人坚持认为，未来欧洲的中央银行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独立性。而法国人虽然也理解德国人对德国马克的感情和认知，但是，它与德国的一个最大的分歧在于：法国人认为，中央银行必须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法国特别关注维尔纳计划的第一阶段，他们强调逆差国和顺差国都有同样的责任保证彼此顺利衔接。这就意味着，作为顺差国的德国和荷兰不能对传统的赤字国的法国和意大利施加政策影响。这个矛盾至今仍是法德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面对法德之间的如此分歧，1971年5月，欧共体的决策机构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决定，让德国马克的汇率在货币市场浮动，其顶点最终出现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政府停止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的那一刻。1972年3月，欧共体各成员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收缩至2.25%。各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接受这种被称为“隧道中的蛇形浮动”（snake in the tunnel）的汇率体系。1973年1月1日，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也接受了这种“蛇形浮动”体系，成为欧共体的新成员。自此，欧共体的成员国数量增加到了9个。

“蛇形浮动”体系建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曾经偏离过这个隧道，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返了回来，有的国家的货币则经历了先贬值再升值的过程。因此，那时的欧洲并没有出现一个货币联盟。只有德国的浮动汇率政策取得了成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78年春天，法德两国一致认为，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促使货币体系重新恢复正常。于是，1979年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正式启动，其核心是一个汇率机制（Exchang Rate Mechanism，ERM）。根据此机制，任意两个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平价都将固定下来，汇率上下波动的范围被限定在平价的±2.25%之内。英国也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但是，英镑没有加入汇率机制。在欧洲货币体系内，还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该货币单位是一个计价尺度，它是一个人造的货币单位，其根据是欧洲货币体系内各货币的价值。每个加入该体系的货币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权重，要根据该国经济的总量在欧洲货币单位内所占的比重来确定。

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谈判过程中，法德之间的一个焦点矛盾是由谁去支持体系内较弱的那些货币。法国认为，应该让顺差国家去支持较弱的货币，德国当然不干。虽然，提出了所谓比利时式的妥协机制——采用某个离散性指标来划定各国的责任，但是，此机制从未实施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汇率机制曾经因法国持续增加的巨额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而陷入危机。1983年初，法国甚至准备脱离该汇率机制。如果不是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雅克·德洛尔对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法国政府其他领导人的劝服，可能那场悲剧就如期地发生了。如果这场悲剧如期发生，对欧共体和欧洲货币体系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应当不亚于2016年6月23日英国的脱欧公投。在法郎做最后一次贬值之后，欧洲货币体系终于得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于是，1987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总部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结果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求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同时，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根据这个目标来进行调整。该协议还规定了汇率面对市场压力时的干预措施。紧接着，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在丹麦的尼堡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述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1985年，德洛尔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主席，他着手修改原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87年7月1日，德洛尔推动达成的一项一揽子协议——《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正式生效。该法案规定，1992年之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必须实现服务和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1988年6月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委员会，以此来管理经济和货币体系的日常事务。理事会要求该专家委员会在下一次首脑会议之前提出具体建立。1989年4月，该专家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如何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经济与货币联盟研究会报告（简称德洛尔报告），该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应该把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视为《单一欧洲法案》的自然结果。德洛尔报告设定了一个时间表——分3个阶段、花费10年的时间建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其最终目标——确立固定汇率制度，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ESCB）来执行。

自此，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六、降生到人间

1989年夏天发生的东欧剧变和紧接着的苏联解体的政治事件，暂时打乱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原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东德）立刻就要投身到联邦德国（西德）的怀抱了。这一突然的事变，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暂时踩了刹车。踩动刹车的是德国人。他们要专注地投入到两德统一的大事之中。柏林墙倒塌之时，德国总理科尔正在波兰访问，闻讯后，科尔立即飞回柏林。11月10日，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波尔在BIS参加国际中央银行行长月度例会时告诉与会者，东德的经济状况总体不错，东德能够生产出产品出口到西方世界，国际储备有100亿美元，外债不到200亿美元。他预期两德经济上可以很快统一。1990年2月，科尔突然宣布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的兑换比例为1∶1，实质上是以西德马克替换东德马克。其目的是为了鼓励东德民众留在家乡，不要向西德移民。科尔的这一决定，招来了西德人和其他国家人的非议和反对。德国央行指责这个决定“荒诞不经”“极端脱离现实”“简直令人发指”；法国认为，德国将为此举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此举则让东德的人民心存感激，他们本来以为这个比率可能为5∶1。可是，德国统一之后，东德官方内部使用的两个马克的兑换率是4.8∶1。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欧洲一体化进程再次加快了速度。促使这一进程继续加快的是法国人。11月28日，科尔向德国议会递交了德国统一的十项计划。密特朗总统怒不可遏地要求德国立即签署成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条约。

他威胁说，如若不然，他将迫使德国完全陷入孤立。最终科尔还是做出了让步。

1990年10月，英国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的统一大业眼看即将完成。可是，当谈到英国要加入欧洲货币联盟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态度非常坚定——英国绝不！她公开表示，如果让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她就要向尊敬的大英帝国女王陛下去解释，为什么再过几年，她的头像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钞票上了。可是，这位铁娘子明白，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对英国是有很大益处的——可以利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声望来提升英镑的信誉；可以通过削减利率来刺激经济；可以借助汇率机制的灵活性来防止英镑大幅度贬值。为了应对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撒切尔首相决定降低英国公司和房主的借款成本——削减利率。这也告诉人们——即使英镑汇率走弱，经济依然不景气，英国也不会利用提高利率来捍卫英镑汇率。英镑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汇率平价为1英镑=2.95马克，这是德国和法国意见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使欧洲货币联盟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前后，1989年6月，西班牙加入汇率机制，1992年4月，葡萄牙也加入了进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理事会又举行了好几次首脑会议，还举行了两次政府间会议，就修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的可能性进行商讨。在此期间，各方还就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立的时间表和步骤、欧洲中央银行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磋商。1991年12月初，欧洲理事会开始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市举行一系列会议，并最终在1992年2月7日正式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启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0年7月1日开始，在欧洲实现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不断加强、日益趋同，并着手筹备第三阶段的工作。

第二阶段，从1994年1月1日开始，主要工作包括：建立欧洲货币研究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re，EMI），它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通过欧洲货币研究所强化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确立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一步筹备第三阶段的工作。

第三阶段，从1999年1月1日开始，目标是：建立不可撤销的固定汇率体制；引入单一货币（1995年2月单一货币名称已确定为欧元）；各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责向欧洲中央银行转移。

马约规定的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前提已经明确为：即便政治联盟建立不起来，只要对经济政策和预算政策施加明确的限制，也会在某种意义上生成事实上的政治联盟。至此，进入货币联盟已经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唯一可行之路了。

进入货币联盟的趋同标准是：

1.通货膨胀率不能高于3个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候选国家的平均水平的1.5%。

2.长期利率不得高于3个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中可观察到的平均水平的2%。

3.必须是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的成员国，而且进入欧盟前两年内未发生过货币贬值。

4.政府财政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得高于3%；赤字应每年都连续显著下降，并越来越接近于3%的标准；或者，对3%这一标准的偏离是例外情况，而且是暂时的，并且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上。

5.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得超过60%，或者接近60%。

此外，还有两项硬性规定：

1.各国中央银行或欧洲中央银行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为政府预算赤字融资。

2.无论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整体，还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得为某个成员国的财政承诺承担责任。

但是，自马约签订之后至1999年1月1日这个关键的日子的7年期间，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始终面临着危机。1992年6月，丹麦选民否决了马约；1992年9月，法国虽然以最微弱的优势通过了马约，但是，各国还是担心，马约所规定的一个国家在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前的两年内没有发生过货币贬值的标准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许多国家可能会在两年期限开始前抢先让本国货币贬值，以保证竞争优势。果然在1992年9月，首先，意大利里拉贬值，随后，英镑脱离汇率机制，而后，西班牙比塞塔贬值了5%。最后，意大利里拉退出了汇率机制。但是，情况到了1995年有所转变——1995年1月，奥地利克朗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1996年10月，芬兰马克加入进来，1996年11月，意大利里拉又重新回到了欧洲货币体系之内。

1993年1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德语：Europ ische Union，法语：Union européenne，英语：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EU）。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欧盟的成立，既奠定了欧洲货币联盟的政治基础，对于欧元的出台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欧元问世已成开弓之势，不可回头了。

但是，随着1999年1月1日日子的日益临近，出现了几个看似十分严峻的问题：

其一，在签订马约时，许多希望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国家都不符合条约所规定的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标准。

其二，货币联盟的成立时间是否需要推迟？

其三，由谁来主导未来的货币联盟？

第一个问题表现最突出的是比利时和意大利。1993年底，比利时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意大利占116%。为了符合马约的趋同标准，一些国家不惜采取制造假账的方法来获得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资格。他们采用了支出不入账、夸大预期收入、操纵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等方法。意大利、比利时、希腊、西班牙等国都有造假的嫌疑。即使是德国和法国也难脱干系。但是，出于政治和全局的考虑，欧洲委员会采取了尽量弱化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和表态。

第二个问题曾经在欧共体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法国、德国都出现过反对现有时间表的意见。德国甚至发生了四位学者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状，认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违背了德国宪法事件。在1997年2月由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参加的在BIS总部巴塞尔之塔举行的会谈上，中央银行行长们对联盟是否推迟成立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就连当时担任BIS行长，同时兼任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后来欧洲央行首任行长的维姆·德伊森贝赫，也对推迟成立联盟的建议大加赞赏。

第三个问题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焦点就是由谁来担任首任欧洲央行的行长。法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法兰西银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而德国在之前就否决了法国提出的另一位候选人——米歇尔·康德苏。就该问题在法德间争论了好几个月。1998年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各国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荷兰总理韦恩·科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首脑会议正式宣布由德国人推举的德伊森贝赫出任欧洲央行首任行长，副行长由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汀·诺亚担任。希拉克对此十分不满。在首脑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希拉克竟然公开声称德伊森贝赫本人坚持要提前离任。引起了在场的新闻记者的哄堂大笑。

在欧洲央行的选址问题上，起初，法德之间的意见也是相左的。早在1992年讨论欧洲央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的选址问题时，德国总理科尔拒绝了伦敦、爱丁堡和阿姆斯特丹等候选城市。他希望把欧洲货币局总部的地点设在法兰克福。因为他希望未来欧洲央行的驻地能显示对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延续。而法国则希望设在波恩，因为当时德国联邦政府部门正在迁往柏林，波恩有空间容纳欧洲货币局。最后经双方再三协商、妥协，把欧洲货币局（欧洲央行的前身）的驻地定在了法兰克福。法国人之所以作出让步，是因为法国人认为，如果要让德国人接受马克终结的现实，就必须同意德国人的意见，把欧洲货币局放到法兰克福，只有这样才能减缓德国人的不安。但是，法国也并非一无所获，在1996年12月欧洲各国首脑都柏林会议上，大大削弱了各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在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3%受到惩戒（罚款）的压力。会后，又经法国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由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部长组成的欧元工作小组，定期与欧洲央行讨论有关政策事宜。该小组的成立有助于法国对欧洲央行的决策施加一些影响。

尽管有这些问题，联盟的推进工作依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1993年10月，决定在法兰克福成立欧洲央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1996年12月，在都柏林的首脑会议上，修改了在1995年12月马德里会议上提出的《稳定公约》，将该公约更名为《稳定与增长公约》；1998年5月2日，在布鲁塞尔的首脑会议上，确定了欧洲央行行长的人选；1998年春天，欧盟发布报告，宣布已有11个国家达到了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1998年6月1日，欧洲货币局转身成了全世界除了美联储之外的第二重要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到此时，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

在欧洲货币局（EMI）成立之初，它的办公地点设在瑞士巴塞尔的BIS的总部巴塞尔之塔中。后来因为BIS无法容纳如此多的人，1994年11月，EMI由巴塞尔之塔搬到了位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凯撒大街的兰特广场的高达40层的BFG总行大厦中。该大厦建于1977年，在EMI搬进去之后，很快它就被重新冠名为——欧元之塔（欧元大厦）。大厦之前主要的承租方是德国商业银行，它为欧洲货币局腾出了足够的空间。1994年10月末，货币局开始运行。而最初的欧元之塔中的工作人员也是拉姆法鲁西从BIS带来的，直至6个月之后才招聘了150人，后来增加到300—400人，当欧元开始启动时的1999年有600个员工，到2008年增加到了1400人。在这座大厦里设有一个中央操作室，它是欧洲中央银行调节货币市场的核心部门。

1999年1月1日，欧洲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创始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后，希腊于2001年加入，2007年斯洛文尼亚加入，2008年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加入，2009年斯洛伐克加入，2011年爱沙尼亚加入，2014年拉脱维亚加入，2015年立陶宛加入。目前的欧元区共有19个成员国。

但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立之时的欧元不过是一种记账单位，直至2002年1月1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国家货币才被欧元取代。自这一天起，新的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启用，欧元成了欧元区的法定货币。自此，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又横空出世了一种在一定区域内被广泛使用的法定货币，它与200年前问世、后来成为世界货币霸主的美元，支撑起了这个世界最发达的两个区域的货币天空。美元的霸主地位也因此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两者之间的博弈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孰能最终胜出，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兼蓄并存，协调发展，取长补短，可能才应当是它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货币统一之后，欧洲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统一的欧洲财政部。而当统一的欧洲财政部出现之日，距今170年前法国大文豪雨果所热烈呼唤的欧洲合众国，是否就已经不远了呢？

本章结论

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的苏维埃俄国以及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苏联，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苏联曾经的强大，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站到了世界的前沿。那时的很多人把社会主义政体作为自己的理想政体。社会主义世界开始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殊死较量。但是，随着苏联国力的日益衰落，特别是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似乎又在一夜之间跌到了谷底。而苏联的解体固然有着很多的来自其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法定货币——卢布的兴衰史则可能是解读苏联盛衰的一部最好的教材。苏联因卢布的强势而崛起，也因卢布的衰落而衰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无论如何看待欧元的未来和结局，欧元依旧是目前美元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至今尚未完全走出困境的希腊危机也让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看到了欧盟目前存在的一个致命的问题——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和统一的财政管理与协调机构。同时，建立起整个欧洲的应急金融机制和政策，也是欧盟当前的当务之急。否则，欧元要想像美元那样对全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甚至想替代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那只能是一种梦想。

货币，永远遵循着一个大国至上的原则。领先的国际货币向来都是由领先的大国发行和管理的。所谓领先的大国，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危及这个国家的生存，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实体，同时还拥有居于世界第一位的超强的军事和战略能力。目前的世界上，只有美国满足这个要求和具有这个实力。欧元或者其他货币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元，就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实体之下，实现在经济、军事、战略上的超越式发展，否则绝无可能挑战美元现有的霸主地位。对于欧洲来说向着政治一体化的道路迈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乃其唯一的发展方向。而目前最切合实际的做法就是尽快成立一个欧洲统一的财政部，以便在欧洲全境颁行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危机应急机制。这是决定欧元能否继续前行的关键因素和前提。当然，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众国政府诞生之日，才是欧元真正能与美元相抗衡之时。目前，美国和美元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阻挠和遏制欧盟及欧元的发展进程。目前欧洲所发生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公投、对法国和德国等欧洲银行的巨额罚款等，这一系列行动，都与欧元直接相关。但是，要想在短时间内消灭欧盟和欧元也绝非易事。欧元的短期前景就是要与美元的比价达成1∶1的水平，这是美国和美元的最近目标。

可以想见，在欧元的成长及发展道路上，必定是荆棘丛生、危机重重。但是，只要把握住了时代的特征和机遇，充分发挥好广大民众和社会精英层的能量和力量，货币联盟乃至欧洲合众国的理想就能实现。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八章 成败

一、货币国际化

（一）多元的定义

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有着不同的版本。根据IMF的定义，货币国际化是指某国货币越过该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扩展，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逐步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从而由国家货币走向区域货币、再走向世界货币的过程。也有的学者指出，国际货币是货币国际化动态运动的结果，货币国际化的发展形态是形成国际货币。因此，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国际货币的形成过程。还有的学者则提出，货币国际化就是指一国的货币运动超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自由兑换、流通，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计价、结算、储备的工具，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何为国际货币？IMF将国际货币定义为——在国际往来的支付中，被广泛使用的以及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的货币。IMF的定义强调的是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广泛使用性。这种广泛包括了交易和使用地域的广泛，而且，这种货币必须是唯一的在世界范围内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被广泛使用的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有学者总结性地指出，国际货币是指在金融资产、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国际交易中，用于计价和结算的货币，而且被私人经济部门和货币当局持有作为国际流动性资产和储备资产。其职能是货币国内职能——支付手段、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在国外的扩展。他把国际货币分为部分国际化和完全国际化两种。前者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或者充当支付手段、或者充当记账单位或者充当价值贮藏手段；后者则是指该货币在国际交易中既是支付手段，又是记账单位，还是价值贮藏手段，三个职能必须同时具备和被使用，而不是仅仅表现出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职能。其基本特征包括——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官方储备中占据优势比例；在外国被广泛使用于日常交易；在国际贸易的计价中占有优势份额；在国家金融市场的货币选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此外，国际货币可能有多个，但国际中心货币只有一个，非中心国际货币基本围绕着中心货币的变化而调整。

由此可见，所谓国际货币，就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被普遍接受，发挥着国际交易媒介、支付手段、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手段的货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应当只有一种，那就是居于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国际货币。从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只有美元才能担当起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的角色。

因此，所谓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演进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国货币的使用范围和职能部分或全部地由本国范围扩大至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充满着矛盾、竞争、选择与淘汰——现有的国际货币会对后起的货币产生排斥、阻滞的行动，其他争取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货币会与新起的货币发生激烈的竞争，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会对新起的货币有一个选择和认可的过程，如果在通向国际货币的运作过程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危机或者其他风波，则会使新起的货币面临被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淘汰、驱逐的危险。

一国货币在通往国际货币的道路上，必然会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如何面对、化解这些风风雨雨，是一国货币在通往国际货币的道路上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要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更重要的是要预先设计出针对各种情况的应对措施和方案。绝不能用传统的想当然和投机的心态去思考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那是对本国货币和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二）国际化层次

一般将货币的等级划分为顶级货币、贵族货币、精英货币、平民货币、被渗透货币、准货币和伪货币七个由高到低的层级关系。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国际货币的层次等级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所要经历的阶段和目标。

货币国际化一般分为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

所谓周边化，就是指货币在本国以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被广泛使用。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预演。通过货币周边化，既可以看到货币被其他国家使用的可行性，又可以在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关键是要观察这些国家在使用货币中的态度、使用的范围、接受的程度、使用的效果、是否存在问题等，为将来在更大的范围推广时提供经验和成熟的做法。这是在走向货币国际化的路程中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走稳了，就为即将开始迈入的第二和第三步奠定了基础。否则，就需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教训，改革和修正已有的步骤和做法，以避免因盲目的乐观而遭致最终的失败。

所谓区域化，就是指货币在一个特定的国际区域内被广泛使用。从世界上已有的经验和做法来看，这种情形一般表现为三种形式——区内各国不发行货币，而由一个超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例如，目前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内使用的欧元；区内各国不发行货币，而采用其他国家的一种货币，例如，一些拉美国家在本国直接流通美元；一种货币在特定区域内的国际交易中逐渐地被更多的国家接受为国际货币，例如，日元在东亚一些国家使用，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货币国际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所谓国际化，就是指一种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这是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美元就是典型的国际化货币。从目前世界货币的现实情况看，只有美元达到了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日元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其部分职能——价值贮藏手段也曾经达到了全球化的要求，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退步而退回到区域化的国际货币的水准。而欧元则是将欧盟成员国内的一些货币，包括原本已经列入国际化货币范畴的货币，比如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直接融入了欧元之内，而那些被融入欧元体系内的货币，则无论其过去是否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皆于加入欧元区的那一天起便不再存在。这也是造成英镑、瑞士法郎等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至今不愿意加入欧元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所有要把自己打造成国际货币的货币，是否都要经过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呢？对于此问题，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元就是在二战后依靠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而一步登上了国际货币宝座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正如本书前几章所论述的那样，美元在走到今天国际货币地位的一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其间走过了无比复杂、漫长的路程——如果没有一战和二战，如果没有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的促成，如果没有美国精英阶层屡次精心的谋划和打造，如果没有美国曾经直接操纵的废掉英镑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和分三个步骤最终废除了黄金这个传统的国际货币的艰巨的努力，如果没有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磨砺，如果没有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美元怎能成为今天独步天下的国际货币？而欧元的今天，则更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路程。它是在经历了煤钢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等历次艰难的磨砺和洗礼之后，才走到了今天的。再说，欧洲各国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战争—合作—统一的无数次的磨合之后，在认识到合作、和平、统一对于欧洲的无比重要性之后，才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那是历史的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在经历了现实世界的残酷的磨砺之后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因此，我认为，那种认为不必经过周边化和区域化的过程，就可以直接步入国际化货币的行列的想法是幼稚和不可能的。在当今世界，要办成一件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必须经历无比艰巨的奋斗过程。

（三）国际化条件

货币国际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1.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这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所谓经济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具体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结构构成、经济规模、经济发展前景、国际贸易地位、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民众的消费能力、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等等。所谓综合国力，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资源等几个因素进行评价得到的综合值，也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其具体包括——政治力（政治决策、动员和组织能力、反应能力）、经济力（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构成和经济发展前景）、科技力（科技研究、应用和发展水平、科技人员的状况）、国防力（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文教力（文化的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受教育者的素质）、外交力（在国际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外交上的能力）、资源力（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地理位置、气候、资源）等七个方面，其中，经济力和科技力是决定性因素。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货币国际化更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美国如果不是通过一战和二战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美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国际货币的地位的。美国先后超越英国和最终战胜苏联，美元最终代替英镑、打败卢布成为世界唯一的国际中心货币，依靠的不仅是历史的机遇，更多是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结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作为坚强的后盾，美国绝无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美元也绝无可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当然，由于美国的强大和美元的霸主地位，也反过来维护和保证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与长久不衰。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20世纪90年代日元由全球性国际货币逐步退回到区域化的国际货币的根本原因，就是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因金融危机而衰退的表现和结果。

2.国际货币发行国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内要高度统一

这是实现货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自身内在因素的基本要求。无法想象，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铁血统一，是德国强盛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德国马克之后成为国际货币之一的前提。而美国北部在南北战争中的胜利，也奠定了美国崛起和美元称霸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一个南北分裂的美国，是无法实现美国和美元霸权的。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高度统一，乃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实现国际货币梦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因为，只有高度统一的国家，才能集全国之力完成货币国际化的重任，也只有高度统一的国家才有实力维护和保证它的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后，不至轻易地被其他货币挤出国际货币的地位。

3.国际货币发行国要使该国货币本身能够自由兑换，以使该国货币在国际间能够广泛地自由流通

一国货币在实现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政府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基本要求，或者说要完成以下四个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实施自由兑换，即政府不限制私人部门因商品和服务贸易等的交易需要而进行的本外币兑换，仅仅对私人部门的交易真实性进行必要的检验。

第二阶段，资本项目可兑换，即政府不限制私人部门因投资和金融交易的需要而进行的本外币兑换。

第三阶段，政府推动本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其他国家可接受的交易、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就像当前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元和欧元那样。

第四阶段，政府不限制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即所谓的充分的可兑换阶段。这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实现本国货币本身能够自由兑换，并使该国货币在国际间能够广泛自由流通的最高境界和最高阶段——该国货币在国际间能够广泛地自由流通和兑换。

4.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贸易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其自身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活动活跃的经济贸易大国。历史上的法国法郎、德国马克、英国英镑、美国美元等货币的国际地位都与其相应的历史时期从事国际贸易的活跃度密切相关。历史事实表明，一国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高低，是该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在全球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的国家，其货币更有机会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一个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国家的货币，根本无法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因为，这样的国家的货币不仅不可能为其他国家认可，而且，其影响力也永远无法达到足以起到国际货币职能的作用。世界贸易的实践表明，一国贸易逆差将导致本国货币流出本国，这更加有利于其货币的国际化。因为，伴随着贸易逆差而流出本国的货币，会迅速增加该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量，而流通量的增加，恰恰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如果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量很少甚至见不着，该货币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国际货币的。美国现在就是这样利用贸易逆差而增加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量来强化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的。

5.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具有良好的公信力和声誉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货币币值稳定和货币未来预期的信心是货币公信力的来源和前提条件。而货币币值的稳定是一国货币国际化和维护其国际地位的主要先决条件；对于货币未来预期的信心则又是一国货币国际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即使一国货币的币制稳定，但是，国际社会对该货币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该货币至少属于缺乏信誉的货币，而要把这种缺乏信誉的货币国际化，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良好的信誉和声誉的货币是无法实现国际化梦想的。而国际上对一国货币的声誉和信誉的看法，则直接来源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地位。一个缺乏良好信誉和声誉的国家，其货币也绝无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一席之地。就像一个惯于撒谎或者有不良记录的人，他极力推荐的事情和人，也绝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一样。

6.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完善且成熟

一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成熟程度是影响该国货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体现在金融市场的规模、流动性和发展程度等方面，成熟的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一种能够使货币发挥出最大的功能和潜力的市场，而维护这种市场顺利运转的则应当是稳定的、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因为，高质量和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会降低货币、债权、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增进货币的流动性，并刺激货币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时空内使用。成熟的金融市场对货币国际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而稳定性、开放性、即时性、广度性、灵活性则是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以上六点是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当具备的前提和条件。

（四）国际化收益

货币国际化会使本国获得一些基本的收益。

1.取得铸币税收入

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之差，现在通常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须支付利息的货币取得的收益。其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铸币税基本上等同于货币的发行额。在纸币制度下，当不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来自于随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当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也被称为通货膨胀税，即中央银行超过经济发展需要所增加的基础货币发行额。一般说来，这类可称之为狭义铸币税的收入，通常仅占一国GDP总量的0.2%。

当一国货币越出国界成为国际货币时，特别是在被其他国家使用或作为官方储备时，则会产生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储币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包括——发行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取得的全部受益，即海外发行收入及政府债券取得的廉价融资收入。因为，储备通常是以发行国的债券形式持有，此类债券的利息低于储备国的本国债券利息。因此，货币国际化最直接的利益是为发行国赚取国际铸币税——当货币流出本货币国，其为该货币国赚取国际铸币税，同时也免除了该货币国向其他货币国输送铸币税的义务。非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需要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收支，这会对本国的经济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负面影响；而国际货币发行国，则可以通过增加本国的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赤字，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美国所有纸币——美元有2/3是在境外流通，大约3/4的新增发美元被外国人持有。现在美国国债的20%被其他国家官方及私人持有，而美国国债给付的利息较低。这是美元始终占据着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主要原因和秘诀。美国就是世界上赚取铸币税最多且名正言顺的国家。

2.给本国居民带来跨境交易的便利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该国企业和个人可以使用该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的计价结算货币，从而避免了货币转换带来的汇率风险，有利于该国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发展。此外，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国的企业跨国经营。该货币国的企业在获取该货币国货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且该货币国的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使用本币也规避了汇率的风险。

3.提高和扩大本国的政治自主权和国家声望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是一种软实力，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社会具有较高声望。当发生国际突发事件时，如果需要依靠国际货币发行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于货币接受国而言是极其被动的。而且，如果国际发行国采取冻结货币持有国的财产，该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美国曾经就冻结过苏联、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美元存款。这种方式已经成为美国制裁和限制敌对国家的有力武器。一些国家之所以要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就是为了在货币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地提供给其他国家一定的国际流动性，这也是提高一国政治独立性和控制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当然有助于提高和扩大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4.有利于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当今，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美国的负债以美元计价，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却以外国货币计价，这样一旦美元贬值，美元负债并未发生变化，而其资产却因外国货币的升值而增加，这反而有利于美国改善国际收支。而且，本国货币只要具有了对外支付的能力，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就无须通过国内紧缩政策以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缓解收支问题，因而，只要使本国货币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其在国际收支上就会有更大的灵活度，以便于有效地抵抗和消弭由于国际收支发生逆差而给本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5.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货币回流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发展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满足持有本国货币的非居民投资需要，是解决货币回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货币国际化将进一步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产品的开发。

同时，一国货币的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实行跨国经营。一方面，该国金融机构可以直接从该国获取本币的资金，不需要借助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在进行资金清算、现钞调度等方面可以直接使用本国的货币，这就是使得该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吸纳本币资金的竞争力。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大国都要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货币打造成国际货币的根本原因。

（五）国际化成本

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行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仅享受权利而不付出义务的好事。货币国际化会使一国在获得一些基本收益的同时，也必定要承担风险和责任。

1.国际货币发行国难以回避所谓的“特里芬难题”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无法调节的矛盾——作为发行储备货币的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地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到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因此，只要“特里芬难题”存在一天，储备货币发行国就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资金的同时确保本币币值的稳定。这是一个所有货币国际化国家必须面临的一个难解之题。

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承担两个责任——保证美元按照官价兑换黄金与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及提供美元清偿力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在此情形下，如果要保持美元的信心，美国就必须持有足够的黄金，美国就必须保持贸易顺差，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则将面临清偿力不足的问题；反过来，美国要满足其他国家的清偿能力，保持国际社会有足够的美元用于国际支付，则需要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美元，并保持贸易逆差，而这又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因而，在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过程中，作为货币发行国只有扩大对外投资才能在保持贸易顺差、积累国民财富的同时，还能满足其他国家对于本币的必要的外汇需求。如果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对外投资又相对不足，则会引起其他国家对于货币发行国货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出现供需缺口，进而使货币发行国的本币面临持续升值的压力，最终对本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还会影响本国出口企业的计价方式——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比其贸易伙伴的要高，波动程度更大时，那么，它在国际贸易中通常采取较稳定的国际货币进行计价；而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制造业贸易时，一般都倾向于选择出口国的货币；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一般则倾向于使用发达国家的货币或者国际货币来进行定价。这种计价方式会影响本国出口企业的计价方式。

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货币供给的顺畅而有序，同时，其供给总量还应及时地根据国际需求的变化而进行增减调节。但是，这种调节必须超脱于任何一国本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因此，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完善的目标是——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发展，才能减轻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而导致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破坏和发生危机。从目前的情形看，这一问题不仅在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直至今天，这一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在危机发生后转嫁危机的成功表现，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例证。

2.国际货币发行国应付货币地位逆转风险的成本

货币国际化自然离不开其他国家对国际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国内局势的信心。可是，一旦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内形势出现问题，发生逆转，其他国家对该国货币的信心就会动摇，货币的持有国就会更倾向于持有其他国际货币，从而形成对该国货币的挤兑和抛售，产生货币的逆转风险。货币逆转所带来的成本具体包括——救助货币危机的成本和干预汇率的成本。在发生货币逆转的情况时，国际货币发行国往往都会对汇率的剧烈波动进行干预，那么，这就增加了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必须支付的成本，这会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带来损失。因此，承担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责任，以及应对国际货币发行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波动和危机带来的风险，乃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承担的成本。

3.国际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损

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可自主选择本国货币政策，来调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即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制下，运用货币政策来维持较为稳定的汇率，即汇率的稳定性；③维持资本的自由流动，确保货币完全可兑换，即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而这三个目标在逻辑上却是相互矛盾的。在实际操作中，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也就是说至少要牺牲其中的一个经济目标。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却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却不复存在。此“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根据“三元悖论”原则，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的组合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这一组合在现实中有效的前提是在假设一国外汇储备无上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在现实中，一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无上限，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巨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也是势单力薄的，一旦中央银行耗尽外汇储备仍无力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贬值预期，则其在外汇市场上将无法继续托市，固定汇率制也将彻底崩溃。因此，一国即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巨大的国际游资压力下，往往也很难保证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得以继续。

当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和范围超过了一定的边界，而此时资本的流动性又显著增强，那么，货币国际化可能会导致该货币需求的大幅波动。这种需求量的波动往往集中体现在利率的变化上，那么，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应的政策来调控利率的效果可能会由于国际货币的流动而受到干扰。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外国人一般偏好转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动，从而破坏货币发行国货币当局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而在浮动汇率制下，外国人偏好转移的特性则会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变动，这也会限制货币发行国货币当局的实行国内政策的能力。具体例证也表明——货币国际化国家的货币扩张，对于其所在的区域内各国的经济福利水平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这种货币扩张对货币发行国则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存在负面影响。因此，有人得出结论——随着货币国际化范围的扩大，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的外部影响也会随之增大。有人认为，美元的国际化弱化了美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运用货币贬值政策的能力。当美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美国利率下降导致资本流出，美国国内的紧缩局面得不到改善；而且，如果美国实施每天贬值政策，其他国家也会以同样的比例贬值其货币，从而抵消了美元贬值的效果，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

由此可见，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担当起国际货币的职能时，就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这是任何一个想让本国货币走货币国际化的道路，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二、历史的经验

（一）美元国际化

美元的国际化历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借着欧洲债权国的地位，逐步将美元塞进欧洲货币市场，使得美元逐步成为欧洲各国必须持有的货币，因为，欧洲各国都要用美元来偿还欠美国的战争债务。而美国又利用大萧条的机遇开启了废除黄金这个国际货币的第一个步骤。从而为美元将来登上国际货币的宝座开辟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并试图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战结束后，各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实力急剧增长，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47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当时世界黄金储备的59%。这为美元霸权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当时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但是，美国也面临着因公共支出减少而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就业问题。当时美国国内的就业状况是——如果美国想实现充分就业，美国政府就必须额外提供600万个工作岗位。就业问题不仅关系美国经济的稳定，而且可能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势，因此，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战后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扩大就业。但是，当时的美国国内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企业也缺乏扩大再投资的资金支持，要实现国内的充分就业，就必须尽快打开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这是当时美国唯一的出路。据估算，美国的年平均出口额只有达到100亿美元的水平，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而当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强国，不再惧怕开放和建立多边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对于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充满着自信，因为，在长达4年的二战中，美国已经让世界充分领略到了美国超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在世界上已经独步天下，无出其右者。

但是，在当时美国人的心底里，依然存有一个深深的阴影——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英国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认为，英国特惠制和英镑区是战后妨碍美国货币国际化和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在1933年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谈判中，就直接规定了阿根廷出口中的英镑收入除了用于偿还英国的债务外，余下的英镑应优先购买英国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支付英国持有的阿根廷国债的利息和红利。因而，美国提出将不允许保护关税、贸易限额，以及诸如竞争性货币贬值、多种汇价、双边清算协定、限制货币自由流通措施等各种形式的金融壁垒存在下去。但当时英国在货币金融领域里还有一定的实力，英镑仍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国际贸易40%左右是用英镑结算，特惠制与英镑区依旧存在，英国在世界上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1943年，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和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

“怀特计划”是从当时美国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出发，强调黄金的作用，并竭力主张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以便于美国对外进行贸易扩张和资本输出。它主张在战后设立一个国际稳定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发行一种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与之保持固定比价。基金组织的任务主要是稳定汇率，实际上这是为美国输出过剩资本、控制和掠夺其他国家服务的。“凯恩斯计划”则是从当时英国黄金储备缺乏的困境出发，尽力贬低黄金作用，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中央银行，称“国际清算联盟”，各国的债权、债务通过它的存款帐户转帐进行清算。两个方案反映了美、英两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争夺世界金融霸权的目的。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美、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国际货币计划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第二，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由于牢牢地把握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美国实现了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理想。其实，美元早在1944年以前就达到了很高的国际化水平，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对美元已有的国际地位进行法律上的追认，而美元对国际社会更深远的影响则是通过这之后以各种名义向全球进行的资本输出达到的，所以，以资本输出深化其国际化程度是美元国际化的一大特征。

但是，在美国崛起和美元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历程中，美国曾经打响了把英镑和黄金拉下国际货币霸主宝座的两大战役，结果是——美国利用一战和二战这两次历史机遇，把英镑拉下了国际货币霸主的宝座；利用1929年的大萧条、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终于在1971年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把黄金这个传统的国际货币赶下了国际货币的舞台。从此，美元代替了英镑和黄金成了国际中心货币，从而确立了美元国际货币霸主的地位。这一系列行为的成功，既是美国运筹帷幄、积极作为的胜利，更是历史给予美国千载难逢的机遇的结果。在当今世界如果还有国家想再走当年美国和美元的崛起之路，恐怕已经不可能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认为“美元体制”将难以持续，因而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但是，在掀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浪潮之前，至少有六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第一，现在是否有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取代美元体系？第二，美元衰落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第三，是否需要针对美元真实的状况进行一次世界规模的调研或者摸底？第四，现阶段是否存在美国的霸权衰落或者被更替的可能性？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或者调整的前提，必须是出现了世界霸权的更替。第五，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和地区是否能够迅速摆脱对于美元的依赖？第六，美元是否依然是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的重要支撑？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况是——金融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国际强势货币。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国际金融界谈论的话题。但当每次危机爆发后，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其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避风港。美元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超过美国本身的重创，已经表明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纵观美国和美元的发家史，它们不是像荷兰、英国、法国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掠夺殖民地的方式而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美国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其核心机制就是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为前提，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经济、金融上的严重依赖。发展到今天，美国可以凭借其高效、发达且开放的金融市场，不仅使其货币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而且，由于美元的绝对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而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使得美元成为美国操控国际金融和经济的有力大棒和工具，使得其他国家要想进入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社会就必须承担来自于美元的压力，而美国则利用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美元的垄断地位，以通货膨胀率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美国通过向世界市场提供国际货币——美元，形成了美元资金的良性回流，增加了世界各国在贸易和金融上对美国的依赖和依存度，它们要想自己不被踢出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就必须自发地维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元的国际竞争力和垄断权，否则，它们就别想被国际主流的贸易体系接纳，甚至面临遭到“经济流放”的惩罚。这就是迄今为止美国和美元依然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一句话——美国的金融霸权至今尚难动摇。只有在美元体系自身发生变化或者衰落的情形之下，美元才能真正地衰落或者消亡。

（二）合作的成果

欧元的问世是当今世界经济史首次出现区域集团整体放弃国家货币主权，通过统一货币结成货币结盟的尝试。欧元也成为了首个由跨主权国家创造的信用本位打造的国际货币。这种由一个区域内各国通过协调与合作的方式创立一种共同的国际货币的做法，是货币国际化的一种创新。在欧元国际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国采取了由计划地培养区域内货币，然后发展为国际货币的策略。

欧元国际化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罗马条约》生效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欧元项目启动阶段。

1957年3月25日，欧洲6国在意大利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通称《罗马条约》。自此，欧洲开启了以经济一体化为起点，通过实现货币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化的路程。1967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自此，建立货币联盟被提上议事日程。1971年3月22日，欧洲部长理事会通过了“维尔纳计划”，决定实施欧洲货币联盟，其主要内容是：（1）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节的中心汇率制”，对内规定成员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对外实行联合浮动；（2）建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3）创立欧洲货币单位（ECU）。

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欧元启动前——欧元的法律制度准备阶段。

在此期间内，对于欧元来说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欧盟的成立。欧盟的成立使得欧元的出台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欧盟先后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奠定了欧元的法律基础和框架。欧盟各成员国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趋同标准，采取了一系列达标政策措施。1994年在法兰克福设立了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1996年12月，欧洲15国首脑签署了欧洲单一货币最后期限公报，规定1999年1月1日是欧洲货币联盟的起始日期，并对经济与货币联盟发行统一货币的关键性问题作出两项重要决议——约束入盟国家财政纪律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协调入盟国家与不入盟国家货币关系的《新的货币汇率机制》。1998年5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货币局在对各成员国的达标情况进行评估后，推荐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11国为首轮加入单一货币——欧元创始国。

第三阶段，从1999年到2002年欧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欧元国际化的初始阶段。

在这一时期，欧元与成员国货币汇率固定，欧元作为转账货币流通，欧元区各国开始统一使用欧元计价和支付，各国证券交易所也实现了使用单一货币标价和交易。

第四阶段，2002年以后欧元正式取得国际化货币的地位——欧元的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

2002年1—3月，欧元取代了区域内原有的12种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合法货币。自此，欧洲12国货币成为只有收藏价值的货币，各成员国货币逐步退出市场，非欧元区国家持有的以原欧元区国家货币计价的外汇储备根据确定的转换比率转换成欧元，欧元以合法身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样，通过取代原12国货币，欧元终于成为完全的国际货币。

实际上，自1999年欧元启动后，欧元区就加大了欧元国际化的步伐。成员国具体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增加了国际贸易中欧元结算的比重

欧洲的跨国公司在欧元启动后立即以欧元结算，跨出欧洲的兼并和收购多以欧元结算；美国和亚洲向欧元区的出口，大部分贸易都以欧元结算；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也将欧元作为结算货币。

2.增强欧元国际投资货币的地位

在欧元酝酿阶段，欧洲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有价证券投资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欧元启动加快了这一趋势。欧洲金融界推出欧洲八大金融证券市场联合的举措。货币联盟极力保持欧元稳定和增长趋势，以使欧盟以外的跨国证券交易在预期内以欧元进行。

3.完善欧洲金融市场

欧元启动后，欧洲债券市场改进了交易体系和融资方式，提高了效率和透明度，股市和银行通过联合、兼并和收购实现了结构调整。他们一方面通过更新基础设施，在欧元区内建立起由先进电子技术装备的一体化的转帐支付体系，以此将各国的支付体系连成一个跨国界的支付平台。另一方面，进行股市合并，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弱点在于股市规模与美国相差较大。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为其股市合并创造了条件。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改变银行的经营方向，使银行从传统的结算信贷业务转为投资银行的经营范围，加快兼并收购；（2）形成了银行、保险公司和股市相互参股的综合经营的发展格局。

欧元的诞生，使货币国际区域化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几个经济实力相当，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联合起来，实行统一的货币——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新的模式。

欧元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实现了在欧洲地区的国际化，并很快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国际货币。欧元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到2010年，在已知分配的外汇储备资产中，欧元所占的比重达到了26.9%，成为仅次于美国（61.3%）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

同时，欧元成了国际金融交易中最重要的货币。据BIS统计，截至2010年9月底，以欧元计值的国际货币市场工具发行规模达到4364亿美元，占全部国际货币市场工具发行规模的47.9%，而同期以美元计值的国际货币市场工具为3536亿美元；以欧元计值的国际债券发行规模达到12.01万亿美元，占全部国际债券发行规模的47.2%，以美元计值的为10.17万亿美元。据BIS统计，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使用美元的比例达84.9%，欧元为39.1%。在全球场外外汇衍生品交易中，截至2010年4月底，使用欧元作为交易货币的规模达到20万亿美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比例达18.8%，仅次于美元（43万亿美元和42.7%）。

此外，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的货币与欧元建立了联系汇率制。欧元作为计价货币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在特别提款权一篮子4种货币货币的权重，1999年分别为美元39%、欧元32%、日元18%、英镑11%；2001年调整为美元45%、欧元29%、日元15%、英镑11%；2005年调整为美元44%、欧元34%、英镑11%、日元11%；2011年又调整为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日元9.4%。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正式加入了SDR货币篮子，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其中，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可见，虽然有人民币加入，欧元的权重较之2011年有所下降，可是，它依然稳居第二位，而与此同时，英镑和日元的权重也有所下降，只有美元似乎依然坚挺。可是，现在在欧元区与区外贸易的50%—60%使用欧元结算，在欧元区全部对外贸易中石油欧元计价和结算的比重已经超过50%，而且在准备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的邻国中的半数以上在国际贸易中已经使用欧元计价和结算。

到目前为止，官方使用欧元的国家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某些欧元区国家的海外领土，例如法属圭亚那、留尼汪、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马提尼克等地区也使用欧元。摩纳哥以前使用法国法郎、圣马力诺和梵蒂冈以前使用意大利里拉，而二者已被欧元替代。根据他们和欧盟之间的协议，他们也可以代表欧盟铸造欧元硬币。安道尔以前使用法国法郎和西班牙比塞塔，黑山、科索沃以前使用德国马克，以上货币被欧元取代后，这些国家改以欧元作为实际货币，但它们和欧盟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协议，没有参加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在2004年10月，安道尔开始与欧盟协商关于允许安道尔像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一样铸造欧元硬币的协议。2002年12月，朝鲜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对外流通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在大部分黑市和以前使用美元的商店，美元也被欧元取代。

总的来说，欧元已经是23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货币，28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货币的汇率与欧元挂钩。

2013年，欧元已经成为汇市上的绝对黑马，欧元对美元年内涨幅已经超过4%，是世界上涨幅最高的货币。

随着欧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日益巩固，欧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国际货币。

但是，如果从美元等货币国际化的进程来看，欧元的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如果从1971年3月22日欧洲部长理事会通过了“维尔纳计划”开始计算，这个过程经历了28年的时间；如果从1992年欧盟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算起到1999年欧元启用，这个历程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而美元的国际化历程至少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从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40年代）；而把美元打造成真正的独霸天下的国际中心货币，美国前后共用了60年的时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宣布黄金彻底退出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美国的债务挂钩）。这是欧元国际化过程中一个最值得研究的现象。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结论可能只有一个——通过区域性合作理念，以集体行动为支撑，打造一个以让渡货币主权、构建货币联盟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人类在尝试打造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的一个创举——把各国的货币主权拱手让渡给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和政府的独立的机构；而这个机构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负责，仅对它自身负责——这是否就是在地球上打造未来的统一的国际单一货币的一次实验与样本呢？

（三）有益的启示

综观各国和各地区货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和模式，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因各国和各地域的国情和地域情以及政策目标的不同，它们实现货币国际化的道路也各有不同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其国际化的过程依赖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国际化的模式特点可概括为：依托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唯一的国际计价单位和与黄金地位相同的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失去制度基础后，依赖先入为主的存量优势使得美元在世界信用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利用本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巩固和发展这种优势，使美元在继续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同时，毫无疑问地将美元晋级为国际中心货币。而欧元则是通过区域性合作理念，以集体行动为支撑，打造一个以使相关国家让渡货币主权，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采用趋同的财政政策，从而形成一个由区域共同体构建的、以货币联盟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美元的国际化路径主要依赖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而欧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则是货币主权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可见，欧元国际化模式是区域经济联合体推进本地区货币国际化可以借鉴的路径，而美元国际化对大多数单一的和独立的国家可能更具有一些借鉴意义。

2.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当采取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战略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需要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支撑。在美元国际化的初始阶段，美国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条件，特别是在金本位制的约束之下，美元并没有真正发展成为国际货币；而在二战之后，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并且彻底改变了美元国际化的流动模式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先把美元打入欧洲和亚洲，然后把美元与黄金捆绑在一起，再选择在适当时机把黄金与美元松绑并把黄金彻底踢出国际货币体系这一系列的运作之后，美元才代替英镑、黄金真正地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正是运用了这种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的运作过程，美元才逐步地登上了国际霸主货币的宝座。同样，在欧元国际化的过程中，从最初提出设想到最后付诸实践，其间也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欧元的成功运作，也充分证明了完成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过程，必须采取分阶段、稳步推进、逐渐深入的战略。日本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日元国际化战略，中国也抛出了金砖银行这一利器，这些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能在二者之间找到相互可以包容的契合点，能够摒弃前嫌、共同合作、并肩作战，未来的亚洲将不仅可以昂起它那高高的头颅，而且亚洲雄风也将吹遍整个世界。

3.一国的国际地位决定着该国货币国际化的主导权

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干成大事，它的国际地位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而国际地位的具体表现一是经济实力，二是政治和军事实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往往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接近或超过10%的时候，该国货币就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英国经济在1870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1%，那时正是英国经济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英镑国际地位的巅峰时期。美国经济在1950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达到27.3%，这一时期也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达到顶峰的时期。一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对于其货币国际化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更在技术、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方面在世界上占具着绝对的优势，同时，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到1913年，英国的殖民地面积扩展到历史最高水平的3286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达到3.9亿，而当时世界总人口为17亿，英国的殖民地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当时英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确保了英镑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与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而其他国家，如日本、瑞士、丹麦虽然都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瑞士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GDP就超过了美国，可是，由于这些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总体实力与美国比起来仍然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因此，在世界的政治经济领域就没有美国那样强大的话语权，他们也就很难在国际货币领域执掌主导权，占据主导地位。直至今日，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势的国际中心货币，而在整体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欧盟所发行的货币——欧元也成了其地位仅次于美元的世界上第二强势的国际货币。根据2016年的最新统计，2015年美国的GDP总量反超欧盟，达到17.94万亿美元，而欧盟则达到16.22万亿美元。即使刨去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对比，仅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决定了美元与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强弱。

三、历史的机遇

（一）优渥的资本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67万亿元，同比增长6.9%，1990年来首次低于7%。这一增速完成了2015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7%左右的GDP增速目标。以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2015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0.98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1.6倍。而分别为世界第三、第四和第五经济大国的日本、德国和英国2015年的GDP总量分别为4.1万亿、3.3万亿和2.8万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2016年2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全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930亿美元，全年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7130亿美元，全年对外直接投资剔除金融类是1180.2亿美元，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元，仅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就达到3.2万亿元。2015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和出口额仍连续3年居于世界第1位，网络零售额继续保持全球第1位，吸引外资连续2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稳居世界第2位，对外投资位居世界第3位。据中国央行7月7日公布，中国2016年6月的外汇储备增长130亿美元，达到3.21万亿美元。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除了美国之外的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强国。

这些优渥的资本，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二）最新的里程

继2015年6月首次发布《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7月24日，发布了《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新进展，介绍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相关改革情况，展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根据《报告》，2015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继续较快发展，人民币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接受程度不断提高。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2015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12.10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比重达28.7%。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5年12月，人民币是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完善，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使用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双边货币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回顾2015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中，有十大里程碑性的重大事件：

1.人民币加入SDR

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第五种加入SDR的货币。人民币在SDR比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位列第三，美元比重为41.73%，欧元30.93%，日元8.33%，英镑8.09%。

2.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再下一城

2015年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成功上线运行，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和结算服务。CIPS日间处理支付业务的时间为9:00～20:00，工作时间横跨大洋洲、亚洲、欧洲和非洲几个重要时区，首批直接参与机构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华夏银行、汇丰银行（中国）、花旗银行（中国）等19家境内中外资银行。此外，同步上线的间接参与者包括位于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38家境内银行和138家境外银行。

3.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完善，人民币汇率指数加大汇率灵活性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中国货币网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参考CFETS货币篮子，具体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挂牌的各人民币对外汇交易币种，样本货币权重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计算而得。

4.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利率管制已经基本取消

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标志着中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取消，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这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在整个金融改革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5.3个月、6个月国债滚动发行，完善短端国债收益率曲线

中国财政部于2015年10月9日和6月12日首次发行3个月和6个月贴现国债，3个月国债第四季度起每周滚动发行一次，6个月国债第二季度起每月滚动发行一次。2015年11月27日首次公布3个月、6个月国债收益率。至此，在公布1、3、5、7、10年等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基础上完善了短端国债收益率曲线。IMF正式将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债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纳入SDR利率篮子。

6.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熊猫债发行提速

2015年7月14日，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三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投资范围从现券交易、债券回购扩展到债券借贷、债券远期以及利率互换等衍生品种。与此同时，沉寂近10年之久的熊猫债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期。2015年熊猫债获批发行规模达到205亿元，实际发行规模为55亿元。发行主体已从国际开发机构扩展至国际性商业银行、境外非金融企业、外国地方政府以及外国中央政府。韩国政府12月15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30亿元三年期人民币债券，成为首笔主权“熊猫债”。

7.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延长，参与主体扩大

自2016年1月4日起，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将延长至北京时间23:30，以16∶30人民币兑美元即期询价成交价作为当日收盘价。同时进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体，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全部挂牌的交易品种。2015年11月2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信托基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已经作为首批境外央行类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正式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

8.中国正式按照SDDS标准公布数据，让世界了解中国

2015年10月6日，中国完成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简称SDDS）的全部程序，将按照SDDS标准公布相关统计数据。SDDS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制定的关于各国经济金融统计数据公布的国际标准，在数据公布频率和及时性上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根据要求，中国部分统计数据首次对外发布。

9.企业发行外债实行备案制，资本账户开放重要一步

2015年9月15日，国家发改委取消企业发行外债的额度审批，改革创新外债管理方式，实行备案登记制管理。通过企业发行外债的备案登记和信息报送，在宏观上实现对借用外债规模的监督管理。

10.首笔离岸人民币央票落地伦敦，中欧所首批人民币产品登场

2015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伦敦采用簿记建档方式，成功发行了 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这是中国央行首次在海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2015年11月18日，中欧国际交易所在德国金融之都法兰克福开业，标志着中德双方共同建设的欧洲离岸人民币证券市场正式开始运行。首批上线产品包括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和人民币债券。

（三）欣喜与远虑

对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重要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加入SDR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1.提升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

2.有利于增强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3.全球投资人对人民币资产配置将大幅上升。

4.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对外战略”的逐步实施，经济上稳增长、保就业、促转型都将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新的动力。

5.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因此变得更加开放，中国的资产价格将逐步跟国际接轨，资产泡沫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此外，2015年10月8日上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正式启动，为全球的人民币使用者建设了一条“支付高速通道”；再加上中国央行先后与美联储、俄央行签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些信号都说明了什么？——人民币有望在两年内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外的全球第三大货币！

作为全球第三大货币意味着——

1.人民币现金在境外的流通度增强。

2.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为此，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3.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较大比重。

4.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那么用人民币衡量的资产价值就会得到保障，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球储备资产。

目前，全球都处于货币宽松状态，尤其是GDP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芬兰、瑞士、意大利、西班牙，都是负利率。今年可能还有英国、加拿大、挪威、捷克等要加入“负利率”的行列。很明显，新一轮的全球性的货币战争已经爆发，这将扭曲全球资产价格。中国资产，特别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必然会吸引风险国家的青睐。特别是当人民币成为国际第三货币，国际资本可以直接用本国货币兑换人民币购买国内资产，可以避开美元的中间环节，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对冲美元风险的能力也会加强，人民币背后指向的中国资产也会成为各国资本的储备目标。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化改革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当前人民币市场化程度仍很不充分，国际化程度也有待加强。不断丰富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加强一篮子货币及资本流动渠道通畅乃中国未来汇改重点。

首先，丰富人民币的风险管理工具。在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以后，人民币的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是，现阶段人民币的风险管理工具数量少、种类有限，并且几乎集中在人民币兑美元上。未来人民币不再仅仅盯住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波动性和独立性会增强，如果没有对应的风险管理工具，未来汇率波动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会更加剧烈，反过来激励市场更加关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接下来要不断丰富人民币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出多币种、多期限的金融工具。

其次，完善一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重设定。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公布以来运行良好，在引导预期、稳定市场方面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一篮子货币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美元的权重太低，不能充分反映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也没有覆盖与中国政治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国家的币种，降低了人民币汇率指数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未来人民币汇率指数应考虑更广的货币篮子，将韩元、兰特、卢比等货币纳入，并综合贸易、市场规模和储备货币地位来确定权重，增强一篮子货币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最后，逐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汇率的均衡需要通过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进行确定，打通资本流动渠道可以活跃市场，更好地体现市场主体的供求，增强外汇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汇率不仅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计价单位，它代表了所有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价格。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较高，但资本管制还是比较严格、资本流动成本也高，很多资产配置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体现在汇率上使人民币承担了比较重的贬值压力。资本流动程度的提升能够更好地实现供求双方的匹配，推动汇率水平的均衡有效。

四、世界的货币

（一）历史的呼唤

2009年3月23日，中国央行网站发布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周小川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认为：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他提出：

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他还明确提出，应当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因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并且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想法和建议：

●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2015年7月30日至8月1日,来自20国集团、国际组织或区域共同体的智库专家在北京召开了“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第三届G20智库论坛”。此次盛会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100多位顶级智库学者与官方代表出席，开幕式现场听众达500多名。

在会上，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经济分析和全球事务部主任维塞尔·卡西姆利先生指出：当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金融和价格稳定应成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努力的目标。金融危机促使各国采取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而大多数新兴和前沿经济体倾向于用传统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采取的这两种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战争。协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消除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为此，建立世界单一货币是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他指出，建立世界单一货币是改善国际金融架构，规避并妥善应对金融危机的首要步骤，是规避金融波动问题的有效措施。不过，在现阶段，世界单一货币并不排斥各国货币的存在。因此，包括20国集团在内的各主要国家达成的协议足以催生新的货币。而且，世界单一货币或“唯一货币”应建立在一揽子货币基础上，从而将货币波动风险降到最低。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世界单一货币基础的一揽子货币的组成和权重应符合20国集团诸经济体的结构比例。他还建议，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公布的国内市场规模指数来计算20国集团各成员国所占的份额，由此，比较重要的货币对于世界单一货币的影响力也较大。

他还对世界单一货币的优势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他认为，世界单一货币至少具有以下益处：第一，有助于体现经济数量与总体经济现状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第二，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抑制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第三，有助于解决全球收支不平衡问题，减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单一货币堪称管控市场波动的有效工具，如果世界各国协调行动，必能促进基于生产率飞速增长的经济恢复。

其实，美国哈弗大学的理查德·库博（Richard Cooper）教授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在工业化国家建立货币联盟的建议，2003年，他还设计出了以后25年的推进时间表：

2009年：欧元区新成员斯洛伐克加入。

2009年：西非货币五国加纳、尼日尼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采用共同货币ECO。

2010年：海湾合作理事会（GCC）国家计划发起新的共同货币，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2011年：蒙代尔的论文《最优秀货币理论》在《美国经济周刊》发表50周年。

2012年：欧元区新成员爱沙尼亚加入。

2012年：东非五国布隆迪、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实施共同货币。

2012年：全球货币联盟筹建的国际会议召开。

2013年：欧元区新成员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加入。

2013年：欧元区新成员捷克、波兰加入。

2014年：欧元区新成员匈牙利加入。

2015年：欧元区新成员罗马尼亚加入。

2016年：南非14国货币联盟（SADC）成立，14国为：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017年：在世界范围内遴选全球货币名称（欧元在1995年确定名称，4年后实施）。

2018年：经济学家预测单一全球货币实施，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施。1988年经济学家预言30年后实施单一全球货币。

2020年：6月1日，世界中央银行成立，部分或全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模式。

2021年：1月1日，新的单一全球货币准备用于电子交易。

2021年：2001年成立的非洲联盟，设定了建立泛非货币联盟的目标。

2024年：1月1日，全世界的交易通过新的单一全球货币进行处理。5月1日，此后所有旧的货币将不再用于交易，可在成员国的指定银行兑换成新的单一全球货币。

这个建立工业化国家货币联盟的进程表的最终目标——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在进程表的制作者看来，2024年将实现单一全球货币的目标。

事实上，关于世界单一货币的讨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精英们极大的兴趣。例如，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加拿大前总理麦肯辛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部主任本·斯泰尔，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查尔斯·金德伯格、环球财务数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泰勒、VISA战略投资计划部主管莎拉·佩里、《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等，他们都明确地表明对未来的世界单一货币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就曾经明确地表示——“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货币”。查尔斯·金德伯格也说过：“据我判断，最好的货币体系，是拥有世界金融权威的单一世界货币。”2012年10月，80岁高龄的蒙代尔在中国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十周年庆典上做了题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影响以及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问题》的演讲。他从货币产生的背景与环境讲起，讲到美元的崛起、欧元的出现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在演讲的最后，他明确地指出：

在2011年的时候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有过联系，那么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建立协议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我相信这种趋势一定会发生，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是显而易见会发生的趋势。否则，我们会重复我们的危机，它的成本会过于高昂。相反地，我们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当然不管你怎么样称谓这样一款国际化全球的货币，但是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国际的货币系统。

2007年，本·斯泰尔在美国外交协会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国家主权货币的终结》一文。他指出：“为了安全地实现全球化，各国应当放弃货币国家主义，废除不必要的货币，因为它们是今天许多动荡的根源。”他认为，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相容。他指出：

过去几十年来，美元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全球货币，世界各国持有美元在各地市场进行交易，特别是石油。美元当今的特权并非上天赋予的，美元最初也是被另一种诚信的货币（黄金）所支持，别人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能用美元买到东西，能在未来获得等值的商品。这给了美国政府巨大的负担来保证这种诚信。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担负起这一重任。鲁莽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全球货币的地位。

他明确指出，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和世界单一货币才是解决美元衰落问题的出路。他认为：

现代科技使得通过私营黄金银行恢复黄金货币成为可能，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如此。

当然，对于构建世界单一货币体系问题，在世界上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当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发布后，在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应周小川时称：“没有必要进行新的货币体制改革”。美国人认为，周小川的关于构建世界单一货币体系的提议，剑指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对周小川提议发出赞同的声音。美国的世界单一货币协会(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发表声明，支持周小川的提议。

世界单一货币协会，是美国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03年，其宗旨是推进区域货币联盟，最终走向世界统一货币和统一中央银行。该协会主席庞帕斯(Morrison Bonpasse) 力挺周小川建立世界货币的提议。他强烈支持周小川行长的这一提议。他认为，该提议是积极而可操作的；周行长不仅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提议，而且很透彻地提出了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为改革铺了道路。他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在这一问题上的拒绝立场是错误的。他们协会连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正式致信奥巴马总统和盖特纳财长，呼吁他们收回此前的言论，重新考虑周小川行长的提议。

在美国，很多民主党的智囊团都拥护单一世界货币。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Jeffrey Garten）曾是克林顿时代的经济政策顾问，他就是全球监管者和单一世界货币的拥护者。

这些支持者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美国过度透支美元信用是不可持续的。这已经伤害到持有美元的投资者和普通居民。事实上，虽然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收税”，但是这对美国自身也是有害的。这种模式需要改变。因此，美国拥护世界货币联盟也有利自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最大，因为这些国家汇率风险最高，因此，发展中国家最期望改变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当前美元主导下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根源之一。如果能够以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

他们建议，建立一个全球性货币当局，可以称之为“全球中央银行”。由这个机构进行金融监管。现有的IMF、BIS可以加入新的机构中去。实现这个理想，有几条路径可供选择：

第一，直接过渡，就像欧元区做过的那样，设定一个“过渡时间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时使用“世界货币”、本国货币或本区域货币。过渡期结束后，再统一使用世界货币。这段过渡时期可以很长，也许比欧元区的过渡时间要长得多。

第二，先组建区域性货币联盟，并不需要一步到位。

第三，对于一些小国来说，绑定其他货币也是个可行的选择。就像萨尔瓦多“美元化”、摩洛哥“欧元化”一样，东南亚国家将来可以“人民币化”，以人民币作为国家通行货币。通过这种方式，小国可以比较顺畅地向“世界货币”过渡。

世界单一货币协会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有以下几点好处：

首先，能够节省汇率兑换成本。现在，每天兑换的货币中的4000亿美元在兑换中因为差价等原因损失了。这是一笔巨大的浪费。

其次，“经常项目账户”“外汇储备”等名词将成为历史。虽然贸易和财富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可能依然会存在，但是，国家不必再维持高额外汇储备。

第三，汇率浮动和外汇投机将会成为历史，而国家性或地区性货币危机的风险也降为零。

第四，再也没有所谓的“国家操纵汇率”一说。国际贸易将会显著上升，而这将带来更大的乘数效应。

第五，通货膨胀的风险将显著缩小。未来的“全球中央银行”就像现在的欧洲中央银行一样，制定并取得一个公认的、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一个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将比现有的通胀率更有利。

第六，随着汇率风险不再存在，资产价格将上升36万亿美元，这将带来9万亿美元的全球产出增长。

总之，单一世界货币从根本上保障了货币体系的稳定。这既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初的目标，也是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他们认为，欧洲就是成功的先例。在欧洲，法、德曾经都很在乎本国历史悠久的货币，而且两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对手。不过他们克服了困难，联手推动了欧元。当时的意大利人也很反对欧元，因为他们往往通过操纵里拉贬值来获利。现在美国可能也会和当年的意大利一样。不过，他们会很现实，会被世界货币的好处吸引。

提出、赞同和支持单一世界货币的人们还列举出了五花八门的未来世界单一货币的名称，综合起来，这些名称包括Akmetal、Alitinonfo、大角星美元、阿德、金、灵气、班柯、雄鹿、宇宙、信用、积分、戴伊、Dravya、地球、Eartha、Eartho、ECO、ECU、Ecumene、地理元、GEU、全球、Globar、环球、Harmoney、IKON、Intor、盟、单、Omnit、凤凰、SGC、索尔、Sosyc、SPEDRI、TWX、UMU、UNA、UND、UNI、单元、联宇、UNO、WCU……

当然，对于单一世界货币的设想，除了来自美国政界的反对之声外，也有来自商界的反对声音。GAM控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拉里-哈撒韦（Larry Hatheway）和GAM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单一世界货币事实上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为，在理想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独立于政治影响，但它仍受到全体人民的问责。它们的合法性来自成立它们的政治程序，植根于它应该服务的全体公民的意愿。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只可能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实现。在超国家层面，合法性仍大有问题，欧元区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唯有欧盟主权通过民主选择压倒组成欧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欧洲央行才具备成为欧元区唯一货币当局所需要的合法性。当让跨大西洋组织或者跨太平洋货币当局获得同样的政治合法性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全球货币当局了。国家间条约能够协调管理商业和其他领域的规则，但它们无法将主权让渡给像央行这样的权力机构或像纸币这样的强制性象征。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单一全球央行和货币必将惨败。

由此可见，世界单一货币问题，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二）时代的挑战

前文所述的那个世界单一货币推进时间表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建立世界单一货币体系，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美元正在发挥着国际中心货币的作用，美元的霸主地位虽然受到欧元等货币的挑战，但是，欲在一定的时间内撼动其强有力的霸主地位，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美元依然是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主力军。虽然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只是略微下降。在贸易报价和交易结算中，并无明显迹象表明各国已经放弃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中，美元依然保持着主导货币的地位。据BIS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仍占85%的份额，较2004年的88%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在国际债务证券中，有45%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欧佩克仍以美元为石油计价单位。结论就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美元仍是世界的唯一。其他货币都存在着各种缺陷。

英国和瑞士的领土面积太小，英镑和瑞士法郎充其量只能作为次要的储备和国际货币，两国都难以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其所需的规模庞大的债务工具。英国的经济规模不过为美国的1/6，瑞士只有美国的1/30。英镑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不足4%，瑞士法郎则不足1%。而日元已经失去了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在官方所持的汇率中，日元仅占35%的份额。

欧元是目前美元最大的竞争对手。欧元区的出口是美国的近两倍，使用欧元进行报价和交易结算已经成为欧元区周边经济体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出口商的越来越多的选择。欧元已经具备了国际货币的全部特征，并且正在朝着更为强大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前进。而欧洲的中央银行，也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中央银行的能力和威望。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欧洲央行向那些先前曾借过欧元的国家提供了应急贷款，并向其他中央银行提供欧元，兑换他们的货币。可见其他中央银行也已经认可了欧元的国际地位。欧元区也拥有了规模庞大的政府债券，其债券市场对所有外国投资者开放，已经取消了对资本流的控制。毫无疑问，在2008年危机时，欧元区就扮演了一个安全港的角色。这表明，作为一个被广泛用于跨境交易的国际货币，欧元已经成为追求安全至上的投资者的避险首选。

但是，欧元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其最根本的问题，欧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缺乏政府支持的货币，在欧洲至今还没有欧元区政府，只有参与国的国家政府。欧洲委员会仅仅是欧洲联盟而非欧元区的支持机构，欧盟内部至今还包括英国、瑞士、瑞典、丹麦、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尚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帮助面临金融问题的政府和执行旨在限制预算赤字的《稳定与增长公约》问题上，欧洲委员会的作用十分有限。缺少欧元区统一的政府，是阻碍欧元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元争雄或者并驾齐驱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当欧洲出现经济和金融问题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进行管理，需要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各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则不得而知。当一个政府遭遇到严重的预算问题，且必须依赖国际援助才能渡过难关时，需要征得作为一个集体的欧洲各国的同意之后，才能采取援助措施。可是，各国领导人就会因援助费用的分担问题产生分歧，待这些分歧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还需要各国议会的批准，如此一来，援救危机的最佳时机早已错失，遭受危机的国家也早已陷入了更加窘困的境地。在希腊危机中，由于希腊所拥有的庞大的享受国家福利的人群和长时期的过度超额消费，使其造成了超过国民收入13%的庞大赤字，这是一个已经积压了多年的问题。2010年初，投资者发现希腊的金融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他们要求希腊政府在3年内将预算赤字削减到相当于国民收入1/10的数额。迫于无奈的希腊政府于是试图削减预算赤字，但遭到了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极力反对，他们不想通过降低自己的薪水来承担缩减政府开支的责任。而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调整，政府则难以从市场上获得用于偿付债务和资助其他活动的资金。因而，整个国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只有欧洲各国同意为希腊提供贷款，才能解决希腊危机。而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希腊必须拿出一个可信的预算平衡计划。而此时欧元区的一个致命的弱项暴露无遗——将答应给希腊提供贷款的不是欧洲政府，而是欧洲各个独立的国家和政府，而这些国家的议会和选民是绝不愿意为了别的国家，而拿出自己的钱去为别人的消费买单，特别是一个像希腊这样因过度消费而陷入了困境的国家。为了迎合选民的意志，各国政府又不得不运用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来作出一次又一次的表演秀。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一面向选民表示，她决不参与对希腊的救助，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欧盟的整体利益又不得不私下里向希腊作出救助的承诺。为了及时得到欧盟的救助，希腊威胁道，如果它得不到欧盟的救助，它将向IMF求助，并且声称将退出欧元区，这令欧盟尴尬不已。此时的投资者看到了欧盟存在的问题和对希腊危机的态度，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抛售所持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南欧国家的债券，因为，他们对这些国家偿还债券的能力也开始持怀疑态度。于是，被逼无奈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磋商会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同意为希腊国债提供1万亿美元的资金担保，而欧洲央行也同意紧急购买希腊政府债券。最后，在欧洲各国和欧洲央行以及其他国家的诚挚地帮助之下，希腊灾难最终得以幸免。希腊危机也让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看到了欧盟目前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和统一的财政管理与协调机构。同时，建立起整个欧洲的应急金融机制和政策，也是欧盟当前的当务之急。否则，欧元要想像美元那样对全球具有无上的吸引力，甚至想替代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那只能是一种梦想。

据媒体报道，在2016年世界货币价值排行榜上，目前世界上排名前10位货币依次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澳元、加元、瑞士法郎、人民币、港币和瑞典克朗。

货币，永远遵循着大国至上的原则。领先的国际货币向来都是由领先的大国发行和管理的。所谓领先的大国，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危及这个国家的生存，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实体，同时还拥有居于世界第一位的超强的军事和战略能力。目前的世界上，只有美国满足这个要求和具有这个实力。欧元或者其他货币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元，就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实体之下，实现在经济、军事、战略上的超越式发展，否则绝无可能挑战美元现有的霸主地位。对于欧洲来说，向着政治一体化的道路迈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乃其唯一的发展方向。而目前最切合实际的做法就是尽快成立一个欧洲统一的财政部，以便在欧洲全境颁行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危机应急机制。

但是，作为国际货币霸主的美元，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自身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与困境。

其一，前文所述的所谓“特里芬难题”的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方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经济实力大为下降，而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会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有44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新型的国际货币制度。该体系的建立结束了国际货币金融顿域的混乱局面，弥补了国际收支清偿力的不足，并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体系自身便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必须依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并不断地输出美元来增加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这势必会危及美元信用从而动摇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反之，美国若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即稳定美元，则其他成员国国际储备增长又成问题，从而会发生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与经济的增长。美元实际上处于进退两难境地。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的本质含义是：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而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开始建立，该体系仍是以由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为其基本特征。尽管该体系实现了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已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清算及支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但从多元储备体系的现实情况看，美元仍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能够在国际储备中占一席之地的也只有美元、英镑、日元、欧元等极少数国家的货币。这种多元储备制，不论其币种和内部结构如何变化，但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要靠这些国家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其本质上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说，多元储备体系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因而也最终摆脱不了崩溃的命运。“特里芬难题”告诫人们：依靠主权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人“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这也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趋势进行研究与探寻。

其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所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使人们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尤其是当人们探讨历次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危机发生后美国转嫁危机的做法，越发让人们质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由一个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利及危险。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课题。

其三，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的现状，越来越让人们对美元不放心，人们对美元的信任度越来越差。而美元的“债务堰塞湖”问题则来源于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美元的发行既不受黄金的制约，也没有国际机构的监督。从1959年开始，美元的发行量就持续不断地超越美国GDP的增长速度。其实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美元的一次重大的国际违约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各主要国家联合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美国政府在未与任何国家协商的情况下，悍然单方面撕毁了国际公约，废除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相当于美国的一次严重的单方面违约和赖账行为。从此，美元的发行再无任何约束和限制，同时，在出口美元纸币换回大量世界商品的过程中，也创造出了大量的赤字和负债，为了弥补这些亏空，美国只能加大印制钞票的规模，这即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屡试皆爽的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而制造这赤字和债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日益大量超发的美元纸币。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美元这种长期过量的发行，不仅导致了美国国内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而且，由于美元处于国际中心货币的位置，世界上的贸易结算和各国储备的货币都以美元为主，日益过量增加的美元，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40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处于贸易逆差和财政逆差之中，而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仍然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的。究其原因，就是在美元脱离黄金之后，由于拥有作为世界上唯一处于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美元的美国，根本不需要去偿还这些债务，在债务压力增大的情形之下，只要开动印钞机大量地释放出美元，就能大幅度地减轻债务压力，而将通货膨胀的后果均摊给全世界。但是，即便拥有如此“优良”的制度保障，美元这种制度依然不会永久地维持下去。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长久地承受无法限制的日益增加的债务。早在2008年，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务的总规模就达到57万亿美元，并且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上涨，而美国每年可持续的GDP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速度在3%左右。自美元1970年脱离黄金以来，美国总债务平均每年增加6%，如果以此速度计算，到2020年美国总债务的规模将达到102万亿美元，而到2050年，美国的总债务将达到600多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民收入以可持续的每年3%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也就是40万亿美元左右，而高达600多万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以6%的平均利息成本计算，债务的利息支出就将高达近40万亿美元，几乎与其每年国民收入的总额相当。2050年之后，用不了两年，美国全部债务的利息支出总额就将超过美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总额。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到2050年之后的一两年之内，美国将在经济上破产。国家在经济上破产，其货币焉能苟存？所以，有学者预言2051年即是美元的大限之年。并且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看作美元解体的序幕。

当然，美元是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美国现有的和将来所必须面对的数百万亿美元的债务，使美国背负上日益沉重的枷锁。美国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在债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美元早晚会被世人彻底抛弃。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美国会坐视这种结果的发生吗？当然不会。现在美国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主动地让美元逐步地、有控制地、不为世人察觉地、一点一点地，在经过无数次地贬值之后，最终使美元的价值贬值到零。这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可以划定在2050年前后。那么，如何让这个计划实施呢？就像废除黄金的国际货币的地位那样——通过制造大危机或者大萧条，促成整个世界金融和经济格局的大变革。因为只有在发生空前的大危机的前提下，人民才会被迫地接受世界金融和经济格局的大变革。谁要在和平时期贸然迫使人民接受无法忍受的政治、经济格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待他的就只有灭亡。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险。

那么，造成美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多的原因有哪些呢？

1.收入和支出的矛盾

美国的收入无法在短时期内大幅增加，支出更无法大幅削减，现在的美国财政基本是赤字，只能依靠借债——发行美元来维持。而各国每年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是发行美元的基础。一般的规律是——世界上的国家用美元购买了多少国债，美联储就发行多少美元。因此，实际上，是那些每年用自己挣来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养活了美国和美元。世界上流通的美元实际上经历了从美国流出，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这样一个循环路程。美国的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和军费等，这些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的支出、军费支出等，每一笔和每一个领域的支出都是天文数字。而每一笔都属于必须支出的范畴——如果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美国政府将会立刻被选民抛弃，政治不允许；如果减少军费支出，美国何以维持驻军与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如果减少政府支出，在美国就会经常上演政府停摆的闹剧。所以，所有支出都很难削减。而要企图用加税的方法来增加收入，那必将得到大佬们的抛弃。刚刚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就是因为增加了大佬们的税负，而遭到美国精英层的抵制和鄙弃。总之，美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政府——哪个阶层都得罪不起的政府。因为，美国是一个用资本和金钱打造起来的社会，美国政府已经被困在了由资本和金钱打造的笼子里，美国的政治权力也同样被锁在了这个笼子里。被锁在这个笼子里的美国政府自身根本无法打破这个笼子。美国政府实际上是资本的奴仆。在这个笼子里的美国政府只能听命于资本的调遣。

2.中央银行体制的特殊结构

美国的财政体制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机构，而是一个体系化的系统。美联储体系中一部分属于政府机构，另一部分属于私有。笼统地说美联储是私营机构其实并不准确。但是，美国的央行与中国人脑中的中央银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美联储虽然不是完全的私人机构，但是，它完全不像中国中央银行那样是地地道道的政府机构，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政策制定和发行有完全的控制和监管权力。而美国政府要印发美元必须通过美联储，需要用钱、收钱也得通过美联储，但美国政府对美国中央银行没有像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那样有完全的控制权。

美联储系统自1913年启动时起，主要包括了联邦执行董事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以及遍布全国的几千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州内银行几个系统。

（1）联储委员会（或称联储执行董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ers）。其成员7人，由美国总统提名，并须经过国会确认。任期14年，每2年离任1人，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从7名委员中任命，任期4年。这个机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2）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其成员12人，包括上面的7名联储执行董事和纽约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余下的4个席位，由其他11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值。FOMC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这个机构设定长短期利率目标，并以此间接设定货币总供应量目标。FOMC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这个设计主要是为了避免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乱花钱、乱举债、滥发货币而造成通货膨胀影响货币政策。

（3）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这12个联邦储备银行是非政府的、非盈利机构。每个地区联储银行有若干成员银行。每个地区联储银行有9名董事，分别由地区内的金融界、企业界和公共事业界人士担任。地区联储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所持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收益。地区联储银行的利润每年必须上交美国财政部。

（4）联储会员银行，或称成员银行、股东银行。根据《联储法案》，美国全国性银行必须成为联储会员银行。州内银行可以选择成为联储会员银行。成员银行必须用自有资金购买联储银行股份，成为其股东。成员银行手中的联储银行股份不得转让和交易，也不参与分红。联储银行每年以6%的固定利息向成员银行派发利息。这一点也是导致美国国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3.债务利息所致

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都需要支付利息的，而且需要支付比普通银行存款更高的利息，这也导致美国的每年财政支出中都有一笔很大的国债利息支出。

此外，美国已经持续多年的经济衰退，也是造成美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经济衰退和多年的财政赤字政策使得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不断累积。自2011年4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的长期主权债券评级由“稳定”下调为“负面”以来，美国主权信用债券危机在美国本土越演越烈。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其已经突破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截至2011年8月初，美国政府不得不临时提高2.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2011年8月5日晚，标准普尔公司对外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标普下调美国国债评级引发世界各国的金融动荡，引起全球的关注，同时也为美国的债务问题敲响了警钟，催促美国政府正视并改善赤字与债务状况。

因此，面对美国和美元以及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对世界单一货币的主见。人类开始了一场对现行世界金融秩序的空前挑战。

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货币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所说的那样：

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三）不懈的抗争

当然，面对美国和美元的霸权，不是所有国家都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试图摆脱美元对于他们的束缚和打压。

2016年8月25日，15家日本银行签署协议决定采用新的金融科技来清算和结算国际金融交易。发生此事件的起因是一件美国对他国银行进行的惩罚事件。当前，大部分的国际金融交易必须通过美国银行系统的客户账户网络，这给美国操纵国际金融以巨大的权力和便利。2014年，因法国巴黎银行为美国的制裁对象——古巴和伊朗提供金融服务，而被美国处以90亿美元的罚款。90亿美元即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何况对于一家银行？这也开创了一个先例——一家外国银行因为违反美国的法律而被美国罚款。那么，法国银行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地接受美国的这笔罚款呢？这是因为，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霸主地位，如果一家银行一旦被美国的银行系统踢出美国的银行体系，就再也无法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来进行国际金融交易活动，也就无法与全球各大银行开展任何金融合作，这家银行与世界各大银行间的业务也将无法运作，等于被判处了金融流放的重刑——自此无法再与世界各大银行发生正常的金融业务往来。法国银行被罚事件，也充分地说明——只要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全球主要银行仍然希望保持运转，就必须以美元来清算和结算交易。这意味着全球各大银行必须能够登陆美国银行系统，以及持有美元。在眼看着法国巴黎银行被美国政府勒索罚款90亿美元之后，全球其他大型银行知道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巴黎银行。果然，2016年9月15日，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证实，美国司法部等监管机构正要求这家银行支付140亿美元赔偿金，以了结针对该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前违规金融活动的调查。如果这次罚款成为现实，这一数字将是美国对在美国之外的外国银行开出的史上最高的罚单。造成美国开出此罚单的原因是美国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不少金融机构在美国参与超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以支持证券的投机活动，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认定德国银行将自己持有的衍生品市值高估至少150亿美元，对其罚款5500万美元。2015年4月，德国银行因被指控其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而被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出25亿美元的罚单，2015年12月，美国政府起诉德国银行利用空壳公司逃税，追索1.9亿美元税款、罚金和利息。而早在2010年，德国银行就承认自1996年至2002年间曾协助美国富人逃税，并同意支付5.5亿美元罚金。2015年和2016年，德国银行的美国分公司接连两次没有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压力测试”；2016年6月，IMF认定德国银行存在着“重大系统性风险”。但是，美国司法部已经邀请银行方面提交“还价建议”，暗示具体罚款金额可以“继续谈”。德方指出，与其情况相似的其他银行所缴纳的和解金额要远低于此次美国开出的数额。

令人特别关注的是，这次美国选择对德意志银行处以重罚的时机，正值异常敏感的英国脱欧公投后首次欧盟峰会的前一天。而此次欧盟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重启“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该构想被称为“欧洲建军”计划，欧盟打算建立一支脱离北约、“自主行动”的“欧洲联军”，而德国正是这一计划的积极推动者。这一行动将彻底改变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欧洲防务的秩序安排。恰在此时德意志银行遭到了美国这一致命一击。而德意志银行此前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2007年时，德意志银行的股价曾高达150美元，可在罚单公布前降到了区区14美元。2016年第二季度，其收入和利润分别下跌了20%和67%，正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罚单公布后，德银股价立即暴跌9.35%，已经濒临破产边缘。当天，德国、苏格兰、瑞士的银行业股价大幅度暴跌，重挫高达3%以上。德意志银行股价的暴跌，引发的是欧洲银行业股票被集体抛售，整个欧洲银行体系将接受生死考验。

美国此时的这一行为对欧盟来说属于“落井下石”。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后首次欧盟峰会的敏感时刻，这对于整个欧盟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是美元霸权的又一次充分体现。

自进入2017年以来，美欧之间的较量也日臻激烈。2017年，是欧盟十分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团体在外来势力的煽动之下，提出脱欧的意向，并且组织起一定规模的反对欧盟的浪潮。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曾经屡次发表声明支持英国脱欧，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被逼向美国发起了反击，他向美国高呼：管好你自己的事吧。3月30日，容克在欧洲人民党(EPP)的一次会议上发言称：“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对英国脱欧感到很高兴，还煽动其它国家来效仿。如果他继续这样，我就去鼓动俄亥俄州和德克萨斯州脱离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前一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向欧盟递交了信函，通知该联盟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2017年6月19日，英国“脱欧”谈判正式启动。6月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欧盟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官米歇尔·巴尼耶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进行了首次谈判。巴尼耶表示，双方同意在10月前进行的磋商中主要聚焦三个议题：今后欧盟国家公民在英国和英国公民在欧盟国家的权利；英国要支付的巨额“分手费”；英国与爱尔兰的边界安排。

德克萨斯是美国第二大州，其能源、化工和农业都较为发达，并且一直具有自治倾向。该州原属于墨西哥，后因不满墨西哥政府禁止蓄奴而在1836年宣布独立，成立德克萨斯共和国，直到1845年才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一个州。

据英国《独立报》2016年6月27日报道，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已经对美国多地产生了影响，也让美国的分离主义者感到鼓舞。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脱美运动领袖受到英国公投影响，提出进行类似投票的要求，甚至打出了“德州脱美”的口号。美国其他州的分离主义者，如加州和佛蒙特州，也将英国脱欧视为一种号召。而几乎在英国公投结果发表的同时，德克萨斯民族主义运动主席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向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发起正式要求，要求进行类似投票。米勒表示，德州脱美势在必行，还称他的组织已获得25多万注册成员。米勒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人选择了自己掌控经济和政治，德州人应该把英国视为榜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德州人民是时候团结起来，为实现独立而奋斗。”从历史上看，德州自1836年脱离墨西哥之后，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长达十年之久。也就是说，德州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有历史根源的。米勒和他的支持者表示，世界上将出现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德州拥有2750万的人口，已经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年产值高达1.17万亿英镑。报道称，首都将定为德州首府奥斯丁(Austin)。德克萨斯将有以休斯顿为中心的高度发达的能源产业，以及世界顶级的体育赛场。德州的国旗已经确定，国徽也有了几种备选。由于德州三分之一人口讲西班牙语，德克萨斯国成立以后可能会宣称自己为双语国家，但支持德州脱美的保守白人很可能不会赞成这一决定。实际上，德州保守的极右势力一直认为，美国联邦政府过多地干预本州事务。因此，在德州，多年来脱美事件始终是暗流涌动。因为，在1845年12月29日，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得克萨斯州之时，它是美国惟一一个以独立的国家的身份加入美国的，在加入美国时，它就以法律的形式与美国约定，它是惟一一

个有权力自行退出美国联邦的州，其他的四十九个州在法律上均没有这个权力。

容克的讲话反映出了欧盟领导人对特朗普为英国脱欧火上浇油，乃至鼓动其他国家群起效仿的愤怒之情。

容克还表示：“英国退欧不是一切的终结，我们必须把这看成是一个新的起点。”图斯克则说，英国的决定会让欧盟“更为坚定”，并在“未来以及（与英国的）艰难谈判中保持团结”。欧盟内部的绝大多数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和欧洲有些失去了控制。但这个世界并未沉睡，如果欧洲各国联合行动，我们就会做得比各自单独行动好得多。”

美国针对欧盟的一切行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欧元，美国自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就对欧元恨之入骨。不论是1999年欧元诞生之时挑起科索沃战争，轰炸南联盟，还是企图怂恿欧盟去针对俄罗斯，直至挑动英国脱欧，对德国和法国银行进行罚款，等等，这一些列行动的根本目标，就在欧元，目的只有一个——打压乃至消灭欧元，永远保持美元一家独大。

当然，针对美元霸权，世界各国也并非逆来顺受，坐以待毙。全球各大银行之间开始制定一个针对美元和美国制裁的应急计划——区块链科技。这个计划相对于通过美国银行系统进行资金转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为各大银行提供了一种更为便捷、便宜的直接支付方式。据全球资讯公司的预测，通过美国的银行系统进行的国际金融交易清算和结算的成本每年要付出高达800亿美元的费用。于是，2016年8月26日，全球四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西班牙国际银行（也叫桑德斯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宣布——根据区块链科技开发新的金融结算协议，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他们宣布将联合开发一种“多功能结算货币”，目的就是为了终结美元的霸权地位。中国的银行目前还没有参与到这项新的金融结算协议之中来。与瑞波币(Ripple)、Monetas币等其他的科技创新手段类似，多功能结算货币具有结束在跨境支付和金融交易中依赖美国银行系统的可能。这种新的结算系统将会对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如果外国银行可以不通过美国银行系统直接进行交易支付，那么它们就不需要在美国保有上万亿的美元。因为，外国银行将可以直接用这套系统进行支付，而不需要再通过华尔街的银行系统。如果这一科技被采用，外国银行将会从美国银行系统中提出规模巨大的存款。美国银行将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这还将直接导致愿意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也将会大幅减少。这项科技将是一项改变行业格局的科技，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这一系统一旦被这些国际大银行最终成功使用，这一新科技可以在18个月内就可以实现商用。

区块链，是数字货币比特币背后的分布式记账技术。这种科技的最大的功效在于充分利用新技术以提高金融生产率。这便是区块链被金融界炒作的主要原因。它的使用有望在多个站点和地理区域提供独特的共享数据库，作为所有交易的公共账本。但是，由于其可扩展性和相关标准等问题尚未解决，在全世界大范围地推广可能仍是1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分布式账本意味着一种P2P系统，它消除了金融业务对中间人的需求。这将大大加快和提高国际间金融交易的速度和效率。

但是，区块链将需要能够与现有的技术衔接，才能做到可用和成本可承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进化，而非革命。同时，要让区块链技术得到发展，监管机构必须对这种新技术抱中性态度，但他们可以采取一些实际步骤鼓励区块链创新。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近期一份报告列出了银行业采用区块链技术存在着十个潜在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有半数需要政府当局的合作才能够克服。而且，区块链技术的普及有赖于法规的健全，而针对该项技术的大部分法规目前尚未出台。首先，监管者需要与数字化身份认证、智能合约、标记化、隐私和数据所有权等领域的创新者开展合作。其次，需要应对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在去中心化的系统中，该由谁负责？在网络分布于众多地区和企业的情况下，谁有管辖权？现有法规该如何修改，以适应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区块链也会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一旦它做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所有金融中介都将退出金融中介活动。

实质上，四国银行研制这种“秘密武器”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终结美元霸权。美联储为此也已经发出了警告——新的金融科技将给美国金融系统安全的稳定带来风险——区块链科技有可能瓦解美国政府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现在可以预见的是——当这一新的科技被广泛应用——区块链革命发生之日，就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之时。

2016年4月，中国和尼日利亚两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这是一个有利于促进双方贸易的协议，中国货币人民币的重要性在这个位于几内亚湾的非洲国家日益增加。此前，尼日利亚与中国的贸易一直使用美元结算，这不仅使双方要面临兑换和兑换率不稳定的风险，而且还会增加兑换成本。现在，尼日利亚央行已经存入大量的人民币，而中国工商银行也存入同等数值的尼日利亚货币奈拉，具体数额初步估计价值已达上百亿美元。从此之后，尼日利亚的企业家同中国做生意，就可以到尼日利亚的银行直接兑换人民币，用人民币直接支付给中国的贸易伙伴；反过来中国的生意伙伴也可以在中国的银行直接兑换奈拉作为贸易的结算货币。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戈德温认为这一新协定对双方有利无弊，他希望从此之后，尼日利亚成为西非国家同中国开展贸易的一个枢纽。

对于尼日利亚来说，奈拉与人民币直接兑换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迄今尼日利亚的经济仍全面依赖石油收入。随着油价的下跌，奈拉贬值，该国对石油愈加依赖。就在2016年8月上旬，尼日利亚央行决定奈拉与美元脱钩，尼日利亚政府希望在人民币可以与奈拉直接交换之后，能够在中期内让奈拉恢复稳定。

其实，尼日利亚并非第一位与中国货币实行货币直接兑换的非洲国家。2015年4月，南非就同中国达成了货币兑换协议。南非也是一个原料出口国，其钻石和黄金出口也使中国获益。与尼日利亚相比，南非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其经济发展范畴较广，它可以自己生产汽车，而且与中国基本上达到了贸易平衡。如果通过外汇交换降低贸易成本，两国便可直接获利。南非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成员，因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伙伴。目前的事实是——五个新型经济体的金砖国家，通过金砖国家银行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竞争。金砖国家宣布的南—南合作的实施，可以保证它们相互间的贸易不再通过美元进行结算。

除了尼日利亚和南非外，2015年，肯尼亚国家银行开设了首家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使投资商和贸易公司可以直接用肯尼亚先令兑换人民币，加纳银行也被允许销售人民币。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人民币的重要性在其他国家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将直接威胁到美元的世界霸主的地位。

新一轮的世界级的货币之战已经拉开了帷幕。

世界单一货币的降生可能已经并非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这场货币战争的结局必定是使参与各方两败俱伤，而要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台一种能够为各方所接受且能暂时化解各方恩怨的带有全球货币性质的新的货币体系——世界单一货币体系。

（四）历史的终结

未来世界单一货币的形态究竟为何？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

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3.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就是确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然后要求世界各国相应承担减排义务；如果达不到各自的减排指标，就必须从二氧化碳排放量市场上买入他国多余的排放指标。这是第一次用国际条约的形式赋予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潜在的金融价值。在未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可作为金融产品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转让，并可以将其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直至使其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组成部分。如果最终真地推出了所谓“黄金+碳排量=世界货币”的组合，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将是最大的赢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沦为最大的输家。因为，西方国家拥有3万吨以上的黄金储备，而中国仅有1000多吨，绝大多数中国的外汇储备都集中于美元资产。如果黄金重新被货币化，同时没有发生崩溃，美国将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凭借着其10000多吨黄金的实力，美国经济很轻易地就可以轻装上阵。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手中却只剩下美国的债务白条。这些国家的人民等于为美国又白干了数十年。据全球碳计划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总排放量占全球的29%，美国为15%，欧盟为10%。如果碳排放量也被货币化，加之中国已经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事实，中国未来30年的环境罚款单早晚也将放到中国人民的手中。那时的中国还要为西方世界白干数十年。届时，如果你站出来反对二氧化碳减排，甚至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额，你就会被指认为人类的公敌，而遭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鄙弃并成为群起而攻的靶子。到那时，你就不得不背上惩罚性的环境税的重负，而导致本国发生超级的通货膨胀，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顷刻间就会被大大削弱。而这正是创造出此金融核弹的一些国际精英团队和中国的敌对国家想看到的。这绝非危言耸听。这就是为什么1998年11月12日参加谈判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虽然象征性地签了字，但考虑到参议院当时的态度不可能通过该条约，克林顿政府没有将议定书提交国会审议的原因。美国是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2011年12月5日，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则干脆在德班气候大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表态，《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加拿大将不再续签第二承诺期。《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08年开始并于2012年底到期。《京都议定书》第二履约期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的预防性战略研究应当得到中国足够的重视。

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著文提出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明确提出，应当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因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并且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这扩大了投资者对SDR的需求，也是人民币发展成为储备货币的重要一步。2016年8月15日，世界银行获准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SDR计价债券，结算货币为人民币。此为有史以来首个以人民币结算的SDR债券发行计划。汇丰银行担任首期债券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及联席主承销商。8月31日，世界银行首期SDR计价债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发行规模为5亿SDR（约合人民币46.6亿元），期限为3年，结算货币为人民币。这支债券是首支以人民币结算的SDR债券。这支以人民币结算的SDR债券，取名叫木兰。以中国古代著名传说“花木兰代父出征”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花木兰为名的债券，意味着这支债券最终会凯旋。这也说明人民币通过SDR债券这个载体开启了一项新的国际化的征程。

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对于中国有什么好处呢？SDR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储备货币，其性质与黄金和美元差不多，可作为一国的外汇储备。中国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首先，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也就会随之降低；其次，大宗商品也就是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就可以用人民币计价了，汇率风险就小多了，以前美元升值总会担心进口商品成本升高，人民币加入SDR后就没那么担心了；再次，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中国的民众带上人民币就可以出国旅游，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当地直接用人民币兑换当地货币；再再次，在海外购物时可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最后，在国际贸易中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出口成本降低。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在国际上接受程度的提高，中国企业可以人民币资产作抵押，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最优融资，从而实现融资成本的最小化。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人民币将重回“7时代”，贬值可能是人民币大势所趋。自2016年5月以来，人民币就持续贬值，而且屡创新低。因而有部分经济学家称，人民币可能还要继续贬值，年内有望跌破7，最低或跌至7.2，贬值幅度将超过10%。

那么，SDR能否成为世界单一货币呢？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吁要建立新的世界储备货币体系。他解释说，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应该“联合在一起”，现行的美元制度却不是这样。周小川建议要将特别提款权（纸黄金）发展成“一种脱离单个国家的超主权储备货币，而且要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货币与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同样也呼吁要将新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进行延伸，使其包括几种R货币（英文名称以R开头的货币）——中国人民币（RMB）、印度卢比（rupee）、巴西雷亚尔（real）、南非兰特（rand）与俄罗斯卢布（rouble）以及黄金。黄金通过与美元的逆向发展，能够提高特别提款权（纸黄金）的稳定性。尤其是，如果美元与欧元面临的威胁出现恶化，那就急需因具有黄金含量与R货币而得到保障的大量的特别提款权。由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黄金有可能再次回归到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据一些专家表示，IMF至少需要5年多的时间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采用特别提款权制度。

这一呼吁其实也正好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想法和利益。基于不断扩张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如果授权IMF或其他类似的实体提供大规模的记账请求权，可以解决国际收支差额的保险问题。此外，与其积聚美元用于支付外国债务和购买外国商品，还不如使用特别提款权。因为，使用SDR既可以消除美元所享有的超级特权，并可提高世界金融市场的安全度，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国等持有大量储备的国家的困境——避免因美元的不断贬值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日益缩水。

但是，SDR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尚不足5%，且SDR的实用性相当有限。目前，SDR仅可用于结算对政府的债务和对IMF本身的债务，除此之外，它不能用于干预私人市场，因为，没有私人市场是用SDR报价和结算的。只有当大量贸易是用SDR报价和结算时，各国央行才会对它感兴趣。而只有当私人信贷使用SDR这一单位时，它才会对各国央行产生吸引力。而在对SDR产生兴趣之前，在使用SDR时，央行将不得不先把他们转换为美元和欧元，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而这对于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它要等待的时间可能太长了，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之嫌。而要想让SDR对各国央行具有吸引力，就需要建立可交易SDR的市场。必须建立起让各国政府和公司以可竞争成本发行SDR的市场。同时，银行必须接受SDR计价存款，并发放SDR计价贷款。此外，为交易者提供便利的外汇市场也至关重要，那时，如果以一国的货币去购买另一国货币的交易者，仅需要先将本国货币兑换为SDR就可以了，而非现在的美元。

如果建立起了一个以SDR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IMF就必须具备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权力，特别是增发SDR的能力与权力。IMF应当得到授权，让其有权力决定SDR的发行，也就是要让SDR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IMF必须被打造成一个全球的中央银行。但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对这个全球中央银行的行动负责的全球的政府机构，就不会有全球央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全球政府，就不会有全球央行，也就没有全球货币——世界单一货币。正如蒙代尔2003年所做的一个题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单一世界货币案例”的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世界政府的单一世界货币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否能够成立？如何成立？它的职能何在？可以考虑借鉴和利用现在的联合国组织，打造出一个世界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不对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政府负责，仅对全球的人民负责，由每个国家选举产生世界联合政府的人员组成，这些政府的组成人员仅对全球人民负责，并不受制于各国的政府，也不以各国人口的多寡和经济实力作为产生各国在世界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的依据。其基本职责是以保证全球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为宗旨，在财政、金融和经济政策上制定出适应于全球的统一的政策，特别是就全球的金融政策和世界单一货币政策及货币的发行作出对全球具有法律约束性和最终决定性的决议或者决定。同时，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世界议会和世界法院。世界议会可以以现行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形式打造，联合国大会就是世界议会，而安理会则是世界议会的常设机构。世界法院则可以以现在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基础进行打造。

当然，SDR是否最后能够演变为世界货币，IMF最终能否成为全球的央行，还要做艰巨的研究和努力。也有一个联合国委员会主张建立一种扩大版的类似于SDR的国际货币单位，并且，也不让IMF来发行这一货币单位，而是希望成立一个独立的“全球储备银行”（Global Reserve Bank），来行使全球央行的权力。他们认为，IMF的实权目前握在美国人手里，而且，他们也不赞成IMF所实行的政策。可能后一种想法更加符合未来的全球央行的性质和作用，而IMF则不能起到未来独立的全球央行的作用。因为，它是当年美国为了让美元登上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产物，如果直接把它打造成未来的全球央行，难免会遭到世界各国的质疑甚至反对。他们忌惮于IMF过去的主人对未来新的全球央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且，未来如果真地诞生了世界单一货币，它的名字恐怕也不会再叫SDR，应当是一个崭新的能够代表其新的职能和地位的名字。

在通向世界单一货币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未来世界单一货币的横空出世，必须是在其完全替代了美元、欧元这些曾经称雄于世的货币之后，而且，是在美元已经无法承载起美国这艘世界超级航空母舰的前提下的产物。到那时，美元的“债务堰塞湖”已经完全地高出了湖边的地面，并且已经冲垮了大坝，眼看就要一泻千里，在美国的主动要求和支持之下，世界单一货币的大业才能有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否则，就只能是善良的人们的一种幻想，至多是在美国的操纵下，诞生出一种畸形的世界货币，其性质和作用与当今的SDR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五、亚元成与败

（一）联盟利与弊

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地区已经存在着一定规模和范围的货币联盟，而有的地区则正在为该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的诞生做着不懈的努力。因为，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是世界单一的前奏和预演。只有经过各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的充分的实践，未来适用于全球的世界单一货币才能顺利地降临人间。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运动是未来世界单一货币运动的预演和实验。二者之间没有冲突和矛盾——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运动是世界单一货币运动的前奏，而世界单一货币运动则是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运动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标。

20世纪60年代初由蒙代尔最早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加入其中的经济条件——区内国家之间生产要素高度的流动。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曾就最优货币区所需的经济条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罗伯特·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性、彼得·凯南的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G·哈伯勒和G·M·弗莱明的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爱德华·托乐的经济政策的一体化，等等。

如果综合起来，有可能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和地区，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1）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得比较自由；（2）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较为接近；（3）经济政策较为协调。

加入货币联盟的收益主要包括：消除了成员国之间货币兑换和管理的成本；节约了外汇储备；促进了经济一体化和加强政治力量；等等。其成本主要包括：独立货币政策的丧失；财政政策上受到限制；区内不平衡加剧；等等。但是，这些成本可以依靠“结构调整基金”“地区发展基金”和各国的财政协调等措施加以控制和协调。一般来说，收益与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程度成正比，而成本与之成反比。如果以经济一体化为横轴，那么，收益的正比曲线与成本的反比曲线的交点则为二者的均衡点，这就是所应选择的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程度基本要求。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上升现象的日益显露，使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加入货币联盟付出的代价也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高昂，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与经济相似的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组成货币联盟后，可在实行稳定通货政策的同时，仍然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因而不会有太多的损失，从长期来看，还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特别是，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货币联盟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的制度。货币联盟虽然在防范货币危机中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总体而言积极的作用要明显大于消极的作用。

其积极的作用包括：

1.能促进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且有利于区内各国经济上的趋同和区内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例如，1957年3月欧洲六国签订《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罗马条约》中并没有要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内容，但是共同体成立后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货币一体化便成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于是，1991年12月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详细规定了如何实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并规定了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5项经济趋同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

2.能有效地防范货币危机

货币联盟一般会建立货币共同基金来平抑各国国际收支，而且，货币联盟的汇率联合干预机制也有利于反货币危机调节。当市场汇率超过差异界限时，有关双方的货币当局就可以进行干预；弱币国若感到力量不足时，也可以向货币联盟的汇率联合干预机制借入强势货币。如果形势严重，市场干预效果不明显，还可以考虑通过收缩国内货币供应、提高利率等措施来应对货币危机；而此时的强势货币国也可以采取适当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等措施。货币联盟下的货币共同基金机制汇率联合干预机制是防范联盟和联盟成员国货币危机的有力武器。

3.能有效地抗击游资对不同地区的冲击

世界范围内的各货币联盟，能把大多数的国家都包括进来，到那时，世界上的货币就只有几种，它们的利率、汇率变化信息就变得很透明，利差和汇差基本上不大，投机性的套利和套汇就很难进行。此外，由于存在几个货币联盟，世界上异质区域个数大大减少，机构投资者采取的区域性管理方式的多样性也随之减少，这也减少了游资对不同地区的冲击。使得世界的金融秩序更加安全和稳定。

4.为未来世界单一货币的诞生打下基础

世界单一货币的诞生必然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应是已经拥有了几个成功且成熟的区域性货币联盟。这些货币联盟旗下的区域货币，无论其发行体系和监管制度，也都已经日趋完善，如果以它们的成功和积累的经验来打造新的世界单一货币，不仅会使世界货币之路少走弯路，而且，会大大加快世界货币诞生的速度，也会缩短世界人民对于世界货币认同、接受的时间，因为，人民已经适应了使用统一的货币，仅有的差别无非是世界货币的适用范围比区域货币更大些而已。这要比让数十亿人民在一夜之间毫无准备地去适应和接受突如其来的世界货币要好得多。人类对于新生事物的适应能力是需要一段时间考验的，何况这是件关乎全体地球人民的生活和福祉的新生事物！所以，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出现和发展，是未来世界单一货币的前提和预演，应当引起所有致力于世界货币这一伟大事业的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努力。

其消极的作用包括：

1.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丧失了原有的独立的货币政策

国家主权原则是现行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国家主权中的财政和货币主权，则又是国家主权中的最核心的部分，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不会轻易地让渡出自己的财政和金融主权，那将意味着国家主权的缺失乃至丧失。所以，货币联盟成员国必须承受在心甘情愿地让渡出自己的财政和金融主权的同时，还要容忍自己的这份主权被另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自己无法控制的机构掌握。这是一个无比煎熬的过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而且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这对于致力于区域货币联盟和世界货币事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2.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丧失了解决其自身内部货币危机的权力

一个国家防范因国内经济危机而引起的货币危机主要依靠的是财政政策，但是，货币联盟对于各国政府的总债务有着严格的限制，联盟统一的财政政策也束缚住了各成员国应对危机的手脚。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超国家层次的财政协调或者某种财政联邦主义的转移支付制度。因此，这就要求货币联盟的应对危机和处置紧急状况的相关机制与能力必须健全和完善，否则，联盟不仅会随时出现严重的危机，而且会直接影响联盟的生存。

3.货币联盟内部的政治危机时刻威胁着联盟的生存

在让渡出自己国家的财政和金融主权之后，联盟的各成员国在一定的时期，必然要继续让渡出部分甚至全部的政治主权，这是一个较之让渡出财政和金融主权更为敏感和困难的问题。这对于联盟的各成员国来说，是货币联盟的一个消极的方面。而如果继续让各成员国执掌自己的政治主权，那么，这个联盟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尽头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的货币联盟，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联盟。因此，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政治联盟，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可以说，建立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否则，这种货币联盟不仅不可能长期稳定，而且，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因此，从成立货币联盟之日起，保持联盟内部的政治稳定，是联盟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这对于联盟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其消极影响力也不亚于各成员国。

（二）现有的联盟

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欧盟和欧元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货币联盟和联盟货币。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

1.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

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rab Monetary Fund，AMF），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平衡国际收支，促进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的区域性金融机构。该组织是根据1975年2月由在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全体会议和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中央银行行长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于1977年4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正式成立的。其成员国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2个成员国。总部原设在埃及开罗，1979年4月埃及因与以色列签订和约而被冻结会员国资格后，总部迁至阿布扎比。其宗旨是：（1）向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中国际收支有困难的国家提供援助；（2）给财政上有赤字的国家提供优惠贷款；（3）使所有成员国获得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4）为阿拉伯国家间货币兑换提供指导价格、协助消除各国间货币兑换的障碍；（5）为阿拉伯国家货币合作提供方案，推动阿拉伯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加快成员国的经济发展；（6）为成员国提供对外投资咨询和建议，确保各项投资的保值和增值；（7）推动阿拉伯金融市场发展；（8）研究使用结算货币—阿拉伯第纳尔和阿拉伯国家实行统一货币的可行性；（9）在成员国金融和经济面临问题时负责进行协调，确保全体成员国的利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10）扩大成员国间支付方式的多样化，促进成员国间贸易往来。

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各指派理事2名组成。下设执行理事会，负责日常业务工作。总裁为执行理事会主席，任期5年。总裁设立并领导贷款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便制定信贷和投资方针，向执行理事会提出信贷和投资的具体方案。

1983年4月，基金组织的核定资本由2.88亿阿拉伯记账第纳尔（1阿拉伯第纳尔等于3特别提款权）增至6亿，分为5260股，每股为5万阿拉伯第纳尔。资金主要用于向成员国发放中、短期贷款。成员国为平衡国际收支，有权提取数额为其实缴额75%的贷款。如出现国际收支危机，借款数额可提高到100%。任何成员国一年中获得的贷款总数为实交资本的1倍。贷款在3年内偿还，按统一的优惠利率3%—7%计息。

近年来，该基金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并与欧盟中央银行和美联储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其业务活动包括：

（1）向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会员国提供短期和中期贷款，并为其借款提供担保。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会员国可提取借用其缴纳资金的75%，或借用全部缴纳资金，但均需在3年内还清。此外，会员国还可以从基金组织获得其他贷款，但在1年内其额度不能超过其缴纳资金的2倍，而且，在任何时候，贷款余额也不能超过其缴纳资金的3倍。一般贷款须在5年内偿还，延期贷款在7年内偿还，贷款利息按特许的统一利率计算，期限越长，利率越高。

（2）协调会员国间的金融货币政策，就会员国的经济状况交换意见，磋商解决存在的问题。

（3）管理会员国存放的资金。

（4）对会员国的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如帮助制定银行法规、稳定货币计划和外汇改革方案，搜集和处理有关金融经济统计资料等。

该组织是目前世界上运转比较正常且具有货币联盟性质的国际基金组织。

2.西非货币联盟

西非货币联盟（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UMOA），最初建立于1962年5月12日，当时由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尼日尔、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等7个成员国组成。1963年11月，多哥加入了该联盟。

西非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原系法国的领地或殖民地，是法郎区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在独立前后的一段时期，使用的货币为“法属非洲法郎”。1962年11月1日，西非货币联盟成立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成员国共同的中央银行，总行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在各成员国设有代理机构，总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储备，发行共同的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F CFA—le Franc de la Communauté Financière Africaine，俗称“西非法郎”或“西非郎”）供各成员国使用。西非货币联盟现为1994年1月10日成立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西非货币联盟的根本宗旨是建立稳定的、有助于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其基本职能包括以下四项：

（1）创建统一货币，即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2）建立共同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即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CEAO—Banque Centrale desE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3）建立统一的监督机构，即银行委员会。

（4）建立、执行共同的银行政策。

其组织机构包括：

（1）首脑会议：最高权力机构，执行主席由成员国国家元首轮流担任。

（2）部长会议。

（3）联盟委员会：联盟常设领导机构，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不代表派出国，任期四年，不可中途罢免，可连选连任。首届委员会于1995年1月30日成立。

（4）联盟法院：1995年1月27日正式成立，为联盟的司法监督机构，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一名成员组成，任期六年。首任院长伊夫·耶乌埃西（Yves Yehouessi，贝宁人）。

根据联盟条约，联盟还设有审计院、议会委员会、商务仲裁所、专家办公室等常设机构。

联盟下设两个银行：（1）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行址设在达喀尔；（2）西非开发银行：行址设在多哥首都洛美。

此外，拉美储备基金也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拉丁美洲储备基金组织（Fondo Latinoamericano de Reservas，FLAR）于2016年7月25日发表声明称，同意向委内瑞拉央行发放一笔多达4.825亿美元的三年期贷款。7月30日，拉丁美洲储备基金组织发布公告，决定向厄瓜多尔提供约6.17亿美元贷款，贷款期3年，含1年宽限期，该笔贷款将用于帮助厄瓜多尔政府改善财政收支失衡。拉丁美洲储备基金2012年曾向厄瓜多尔提供过约5.14亿美元贷款。

这些区域间的货币联盟和货币的出台为世界单一货币未来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3年，正值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签订2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财长对新西兰奥克兰商会主席表示，澳大利亚正积极推动与新西兰使用共同货币进程。他表示，欧洲12国已经使用了欧元，我们两国使用共同货币也应在情理之中。他说，当前两国货币政策相近、官方利率水平相当、经济周期大体一致、经贸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两国使用共同货币建立统一货币联盟很有必要。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可见，为了抵抗金融风暴的侵袭，以维护各区域内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建立一定区域内的货币联盟是世界各地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三）亚元的诞生

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汇率风暴的侵袭，对亚洲的金融市场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人心有余悸。亚洲各国也逐渐认识到，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这就迫切需要汇率市场的稳定，以规避国际贸易的风险。在缺乏亚洲联合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依赖IMF来充当最后的救助人。但是，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大家对IMF的“救援”本质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及惨痛的记忆，在欧美主导下的IMF救援机制，与其说是在救火，不如说是在打劫亚洲的资产。

IMF对韩国、泰国和印尼的援助提出了苛刻的条件：（1）实施紧缩经济政策。要求接受贷款国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以达到收支平衡；将通货膨胀控制在5%以下；经常项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2）整顿及开放金融市场。取消限制外汇、资本进出利率政策；尽早将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清盘；开放银行及金融市场。（3）贸易自由化。废除贸易补贴；取消限制进口的保护措施；改善进口手续并加强透明度。（4）企业监管及架构。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透明度；政府不可干预银行管理及贷款决定；政府不可提供补贴及税务优惠去拯救企业；降低企业债务对股本比率。这些措施强迫受援国对内紧缩和对外开放，靠牺牲它们的权益来摆脱危机。而贸易、资本的自由化，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又为国际资本控制他国经济创造了条件。韩国人认为，美国意图通过IMF操纵韩国经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干脆直接指责美国，借IMF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美国甚至趁着经济援助之机讨取在亚洲区域的军事和战略利益。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于1998年1月初走马灯似的出访亚洲各国，他希望美军加强在亚洲区域内的角色和份量。

痛定思痛之后，亚洲各国纷纷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sian Monetary Fund，AMF）。当然，这一倡议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建立AMF的构想是由日本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时提出的。但立即遭到了美国的阻止，因为它与IMF在功能上重叠，美国担心其融资条件会比IMF更宽松，届时会抢走IMF更多的商机。同时，此举被美国视为日本在亚洲对美国金融主导权的挑战。

1997年9月14日深夜，时任日本财务长官的榊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接到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电话。对方称，“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愤怒的声音显示着美国明确反对AMF的态度。榊原回忆说，在他与萨默斯的长期交往中，后者只有那次那样发怒。除了美国之外，当时中国也对亚洲版的IMF持消极态度，故而不久后，日本的提议受挫。

美国为何反对建立AMF？有学者认为，亚洲向来是美国的主要经济伙伴，美元在亚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元不仅仅是许多国家的钉住货币，还是主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值货币，以及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亚洲区域内的具有机构性质的合作机制的存在。”此外，正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对冲基金攻击泰国货币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然后抽逃资金引发了金融危机，他们在亚洲市场获得了利益。美国主导的IMF也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竞争对手。因此，这个时候搞出一个基金跟美国对着干，自然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从亚洲内部来看，如果由日本来领头，日本显然没有与其他亚洲国家平等相处和合作的态度和做法。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10+3）在2000年就《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简称CMI）达成协议，在该地区范围内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成员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伸手援助，防范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悲剧重演。

2003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第7次“10＋3”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简称CMIM）的倡议，建议将《清迈倡议》下较为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受到了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2010年3月，CMIM开始生效。2014年，CMIM资金规模从1200亿美元翻倍至2400亿美元，与IMF贷款规划脱钩比例从20%提高到30%。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10+3”财长会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测机构，后来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简称AMRO）为名实现。

2011年4月成立的AMRO，是区域多边经济监测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写经济报告，致力于早期发现风险。同时，危机期间，AMRO为CMIM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并监督救助资金使用情况。AMRO总部的大厦设在新加坡市中心，巍然耸立且面向大海。两个区域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都在这个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中，中日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32%、32%和16%。剩余的20%由东盟出资。由于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方相信，日本人无疑能获AMRO主任（该机构负责人）一职，但中方不以为然。双方最终同意，第一届三年的任期中，第一年由中国前外汇局副局长魏本华出任，第二年以后由日本财务省官员根本洋一（Yoichi Nemoto）接任。

现在有更多声音在呼吁将CMIM和AMRO变成AMF。他们建议：各国为基金提供外汇储备；减少甚至去掉与IMF的挂钩；大幅加强AMRO监测能力；改造AMRO为拥有CMIM秘书处功能的国际机构；扩大CMIM成员至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

2016年2月22日，在泰国普吉岛召开的东盟和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决定，为增强亚洲抵御投机性货币攻击的能力，计划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50%至1200亿美元。不过，会议并未就何时筹措完成该外汇储备基金设定时间表。2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从短期来看，该基金的建立有助于捍卫“10+3”成员国经济和货币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这是亚洲摆脱对美欧市场的依赖、走向自主增长的经济模式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本次财长特别会议还表示，在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还没有开始运作前，作为过渡措施的各国双边货币互换掉期协议仍然有效，并会扩大数量和规模。事实上，亚洲各国正在这样做，纷纷扩大或缔结新的互换协议：2月21日，日本和印尼同意将现有的60亿美元的双边协议规模增加至120亿美元；中国与马来西亚2月也签订了8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掉期协议。就抵御投机性货币攻击来说，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比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投入少，稳定市场的性价比更高。不过，目前它们的作用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国际货币合作由低到高共分为5个层次，即国际融资合作、联合干预汇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联合汇率机制和统一货币。但是，这种双边货币互换和区域储备基金尚分别属于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在国际货币合作中仍处于低级阶段。

那么，未来将出现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究竟应当由是来主导呢？可以仿效欧盟的做法，由几个主要国家共同轮流主导。该组织的职责是监督亚洲地区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亚洲和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其总部设在中国。

2014年，由中国倡导，且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正式成立，在2015年3月，先后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卢森堡等传统欧洲经济和金融强国的加入，尤其是英国的表现，让美国倍感失望，屡次劝阻却收效甚微。2016年8月31日，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在北京宣布，加拿大将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拿大是加入亚投行的首个北美国家,也是继英德澳及韩国等加入该行后的又一个美国盟国。2016年9月30日是第一批申请加入的新成员的截止日期。除了现有的57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加拿大之外，还有二十四五个国家都在等待着加入亚投行，这些国家来自于东欧、北非、中非和拉美。可见，亚投行的成立已经赢得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认可。中国人民币又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了IMF主导的SDR的一揽子货币，人民币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ADB）也占有不少股份，因此，中国成为未来亚洲版的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者之一理所当然。

但是，该组织当然不是由中国一家独自当家。日本、韩国都应是其中重要的成员。中国和日本可以效仿法国与德国在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成功做法。法德两国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就是世仇，此后又经历了一战、二战的磨折，两国的关系在二战结束后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但是，历史的车轮滚动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主要是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和东西方冷战的开始），两国都遭遇到了各自的困境——德国缺乏工业崛起的动力（煤炭和钢铁）；法国对德国可能再次崛起产生恐惧的心理——两国明智地选择走到了一起——共同联手并主导建立了影响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程的“煤钢联盟”。在其后的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国由敌成友，现在共同支撑起欧盟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天空，成为欧洲的中流砥柱。如果它们能够摆脱掉美国的干扰，能够和俄罗斯再度联手，那么，整个欧洲乃至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半个地球都将牢牢地把握在德、法、俄三国的手中。反观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曾经是同气连根的近邻，日本在数百年间都是中国的学生，而自从19世纪末以来，同样也是因为常年的战争和对立，使得两国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境地。就在两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渐渐走近的关键时刻，却因为中国发生的一连串的政治事件而渐行渐远。而在进入21世纪后，当两国终于坐下来想谈一谈两国货币直接进行贸易结算问题的时候，钓鱼岛问题出现了；当两国关系似乎刚有了一丝转机之时，南海冲突和朝鲜半岛的烽烟又起。日本始终无法摆脱他人的摆布；中国也似乎解不开与日本死磕的结。于是，中日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握手的机会。

要建立起名符其实的AMF，中日间的公开（而非仅仅是私下）的合作与握手是关键因素，中日没有公开握手的一日，亚洲的任何联合和联盟根本无法实现。中日公开握手和解之日，才是“亚洲雄风震天吼”到来的一天。

在此，必须澄清的一个事实是：尽管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受到国际金融大佬们无情的核弹攻击，但是，日本的经济恢复能力也确实超强。尽管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盛极而衰，但直到现在，日本依然是一个极富有的发达国家。2015年，日本GDP总量达4.8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高达32480美元，仍居世界前列。海外净资产高达339.3万亿日元，约合3.01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一；个人金融资产为1700多万亿日元，约合15.1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从外汇储备看，到2006年为止，日本一直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以后被中国超越，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9月为1.23万亿美元。日本还拥有可供半年消费的石油储备，以及大量的镍、铬、钨、钴、钼、钒、锰、铟、铂及稀土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实际上这是一种物化的外汇储备，而且更具战略意义。

从2015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日本的失业率最高为3.6%，最低为3.1%，2016年3月份为3.3%。而在这个期间，美国的失业率在4.9%到5.7%之间波动；欧洲的失业率在10.2%到11.2%之间波动。其中，2015年10月和12月创下的3.1%的失业率，是日本过去20年以来的新低。日本失业率之低，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据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对34个成员国的失业率排行，只有韩国失业率略低于日本，其他33个国家的就业状况都不如日本。失业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依次是希腊、南非、西班牙、葡萄牙、斯洛伐克。近年来，日本很多昔日的明星企业确实在不断地衰微，但最终往往有人来为这些企业买单，比如，最近富士康收购夏普，美的收购东芝白色家电业务等。这些“年老色衰”的日本企业之所以还有人要，原因是它们仍然具有品牌价值，仍然持有大量有价值的专利。可见，日本经济尚具有足够的底气。

正是因为日本经济仍然具有活力，在2016年上半年美元走弱的时候，大量国际投资者通过购买日元来避险，这大力推动了日元大幅升值。日元俨然成为除了美元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从趋势看，日元对美元的升值，极有可能突破1美元兑换100日元大关。

据日本媒体报道，厚生劳动省2016年4月28日公布的3月份“有效求人倍率”为1.30倍，意味着每对应100个求职者就有130个就职岗位，较2月份上升0.02个百分点。在东京，“有效求人倍率”为1.95倍。也就是说，每100个求职者面前摆着195个工作机会！

如今，日本的年化经济增长率达1.2%，远远超过除2014年以外历年的潜在增长率。失业率仅2.8%，为22年来的低点，而这一数字仍低估了当下日本就业市场有多么紧张。东京所有的商店和餐厅似乎都挂着“招人”的标志，很多店取消了24小时营业以节省劳动力。日本最大的物流公司大和运输株式会社(Yamato Transport)27年来首次上调价格，刻意把运输量降至其物流网可以承受的水平。老板们想的不再是削减成本，而是如何招人和留住员工。

这哪里还有一点经济困难的景象！

看来日本已经进入了经济复苏，甚至走向繁荣的时期。

我们千万不要被日本蓄意制造的假象迷惑！日本历来遵循对外“哭穷”的战略，这首先是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始终对外比较低调，日本认为，“哭穷”会带来很多好处，在不张扬、低调的前提下，可以更好地保护和隐藏自己，使得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地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这种低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不会引来太多的麻烦。

因此，在创立亚元的过程中，日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失去了日本的支持和参与，亚元是搞不起来的。日本依然是亚洲一个极其富有的发达国家。它不仅早已拥有制造大型航空母舰和大飞机的能力，而且，其技术也应与美国不相上下。只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的日本，始终必须生活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之下。只要哪一天美国不高兴了，就足以让日本付出惨痛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掀起的那场金融风暴，就是美国给予日本的一次惨痛的教训。日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地向美国说“不”，更不可以公开地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AMF的建立首先必须建立起一个亚洲的汇率机制，主要目的就是将各国汇率稳定在一个机制的框架之内，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储备基金。此步现在已经达到。第二步就是要成立亚洲货币体系，此前提是建立亚洲共同体，让亚洲各国在关税、补贴、农业、资本与人员流动方面达成共识，然后统一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将其作为亚洲区域内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其由“一篮子”亚洲货币所组成。ACU就是未来亚元诞生的基础和前提。第三步就是固定各国货币与ACU之间的汇率，当条件和环境允许时，将ACU作为亚元的货币基准，部分条件成熟的国家，可率先实现本国货币与亚元的兑换。至此，AMF转身成为亚洲中央银行。这个时间表现在虽然无法精确地描绘出来，但是，亚元出现在亚洲地平线的时间不会太远，当在2025年前后。

未来亚洲货币的名称最好不以现在亚洲各国的货币名称一样或相似，以“亚元”为宜。这样的名字既体现了货币地域性，又体现出亚洲的团结与合作。

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六、不死的货币

（一）崛起的脊梁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有一件上天慷慨赐予人类的始终伴随着人类走到今天的物质——黄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黄金早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历程，黄金也经历了它那波澜壮阔的“人生”。

1.皇室的宠物

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已经有了上万年的历史。早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发现了黄金，黄金可能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金属。那时的人们用磨制的石器，将采集来的自然黄金加工成各种形状的贡品和器物。在加工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认识到黄金与众不同的特性——色泽瑰丽、稀有、可塑性强、成分稳定和极好的宜于长期保存性，于是，黄金立刻成为倍受人类喜爱的珍稀物品。因此，它是最早被人类用作装饰材料的贵重金属。中国古代对黄金的认识始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当时工匠将珍贵金属制成饰品，提供给贵族享用。虽然当时制造工艺极为简单，但黄金饰品那瑰丽、鲜亮的品性，得到了人们一致的青睐。公元前23世纪时的西亚苏美尔的拉伽什的统治者帕铁喜古地亚，为了建造宁介尔苏神庙，从麦路哈山区运来了大量的金砂、铜和各种树木建造和装饰神庙。

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开采和使用黄金的是埃及人。早在距今6000—4000年前埃及人就开采出了大约750吨黄金，这些黄金几乎都成为埃及法老的财产，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又被用来装饰皇室坟墓，其余的黄金则被用来装饰神庙和皇室宫殿。黄金在古埃及文字中的意思是“可以触摸的太阳”，拉丁文的意思是“闪耀的黄昏”。在埃及头几个王朝的墓葬中，发现了精美的黄金饰品。在古代腓尼基的城市毕布勒也发现过黄金做成的珠子。在公元前16世纪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年轻法老叶坦卡蒙的陵墓中，有内外双层的金棺、金制宝座、面具和王冠，以及金狮子、双翼蛇及佩剑等物。

就是500年前生活在南美洲的印加人，也把金、银看成“太阳的汗水”和“月亮的眼泪”。印加人无法理解当年西班牙的众多探险者不是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物作为用来祭祀和装饰神庙的饰品，而是把它们铸成可以作为计算单位的金币、银币。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未知的另外一个所谓文明世界里，这些在他们眼里仅仅只能作为饰物的黄金、白银，在那里早已经成为人人不惜生命而孜孜追求的最具有诱惑力的财富。在古老的中国，黄金从被发现之日起，就很少被作为货币使用，其主要的用途也是被作为建筑物和人们穿戴在身上的装饰品。不仅在上古时候，就是9世纪时的中国，在金饰的制作上发展出了錾刻、掐丝、镶嵌等十几种装饰工艺。进入14世纪以后，金银首饰的制作，开始讲究线条柔和流畅，并且将吉祥祝福的寓意附加在这些饰品上。17世纪以后的中国工匠们则借用花鸟鱼虫等动植物的谐音传递祝福之意。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眼里，黄金不仅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更是一种难得的、珍贵的、美丽的装饰品。

由此可见，黄金一开始并非货币，仅仅是一种商品。由于黄金具有很好的传导性和延展性等诸如稀少、耐腐蚀、耐高温、不坚硬易分割、不生诱等许多其他金属并不具备的优点，才被人们珍惜地使用。而且，黄金也造就了古埃及和古罗马。

2.天赋的货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由原始经济时代迈向商品经济时代。在人类需要一种能够起到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物质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时，作为交易的媒介——钱币便走上了历史舞台。而在所有曾被人类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中，黄金所具有的其他物质皆无法具备的天然属性，使它成了人类的最优选择。于是在公元前700年前，小亚细亚地区就出现了一些黄金与白银合金制成的钱币，被称为琥珀金。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了公元前600年，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首先铸造出来金币。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用金币打造出了一个空前强盛的亚历山大帝国。此时，金币上雕刻的是上帝的头像，后来国王的头像代替了上帝的头像，这种现象标志着货币历史阶段的一个转折——自此以后国家权力成了货币的后盾和使用者。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几个世纪以后，罗马军团抢夺了大量珍贵的金属，并且开始铸造金币。随后，在公元前50年，罗马帝国发行了一种Anreus的金币，在金币上还刻有凯撒大帝的肖像。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对其进行了改进，并作为顶级货币使用了几个世纪。后来随着罗马历代皇帝不断地贬值货币，其可信度迅速下降，于是出现了在商品上的投机远比生产商品更具吸引力的局面，而由投机和赌博引发的腐败和骚乱，侵蚀了整个罗马帝国，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尽管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货币的不断贬值并且开始流向东方，导致黄金的流失量日益增多，乃是罗马日益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既有军事才能又具备掌控经济和货币才华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建立了东罗马帝国之后，立即开始铸造苏勒德斯金币，也就是拜占庭金币，才把东罗马帝国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正是这些金币让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1000年。后来苏勒德斯金币成为世界的基本货币单位。在拜占庭帝国严格维持苏勒德斯金币的含金量的800年之内，帝国从未被外敌占领过。究其原因，是由于拜占庭帝国建立起了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但是，随着拜占庭皇帝迈克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开始降低黄金含金量之后，拜占庭金币就不再被看作一种稳定的货币。东罗马帝国用了近千年时间打造起来的对于拜占庭金币的信任和信心，毁于一旦，东罗马帝国渐渐地被掏空成了一个空壳，不再拥有往日的财富和辉煌，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

随之建立起来的阿拉伯帝国继承拜占庭帝国的金融制度，也以金币作为主要货币，把它的领土范围一度从巴格达扩张到巴塞罗那，其间它所建立起来的文明堪与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明相媲美。阿拉伯帝国流通的是第纳尔金币。对于古希腊文明无比崇拜的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们，以希腊人为榜样建立起了完善的货币制度，第纳尔金币不间断地流通了大约450年之久，从而造就了在人类历史上大放光彩的阿拉伯文明；而那时的欧洲则因为抛弃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而陷入了黑暗、无知、绝望的深渊之中。阿拉伯文明的衰退，不是因为货币或者经济制度，而主要归咎于宗教派系间的剧烈冲突。欧洲的黑暗时代的结束要归功于意大利城邦文明的出现。而在意大利城邦所创造的文明中，其中最突出且对欧洲的复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是他们所创设的货币制度。

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252年铸造出了弗罗林金币，佛罗伦萨实际上也建立起了金本位制。1280年，威尼斯共和国也铸造出了与弗罗林金币重量和价值等同的杜卡特金币。这两种金币的使用范围遍及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城市以及欧洲其他广大地区。也正是金币的铸造、发行与使用，才使得文艺复兴的阳光照耀在了欧洲大地之上。如果没有建立起可信赖的黄金货币制度，欧洲是无法在那个时候走出黑暗时代，迈向新的旅程的。金币的使用为文艺复兴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人类也因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的建立才走向了更为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而自15世纪开启的那场直接影响了世界发展方向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大航海运动，也为世界货币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的殖民者来到美洲，他们开始抢掠美洲丰富的黄金和白银资源。一时间，在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的眼里仅具有宗教意义的黄金和白银被这些殖民者掠夺回欧洲后献给了自己的国王和王后。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疯狂的掠夺，欧洲殖民者们用一场残暴的方式摧毁了美洲那原本极其成熟、丰厚的黄金文化。而欧洲殖民者对美洲黄金和白银的掠夺，则为世界金本位制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3.黄金本位制

1066年，诺曼底民族征服了英伦三岛，征服者立即着手对英伦三岛的货币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创造了英镑、先令、便士等货币单位制度，建立了以金属为货币本位的制度。那时，一英镑可以兑换一英镑的纯银。银本位制度在1377年才被金银复本位制度取代。在复本位制度之下，货币的后盾除了白银以外，还有黄金，黄金成了通货的本位。在复本位制度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英国又决定用金本位制代替复本位制。

英国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应当追溯到1664年，自那一年起，英国开始将黄金作为货币，此后一直延续了250年，直至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币和金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但那时的英镑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当时的英镑只是一种纸钞，当时流通的是黄金，英镑仅仅是记录黄金的单位，本身并没有价值，一张英镑的纸币可以印上任何一个数字，它也可以兑换成金块或者金币。1717年，英格兰银行正式确定一盎司的黄金价格是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在实行了金本位制以后，英国的物价指数始终维持着低幅度的波动，从而也证明——金本位制对于稳定物价和经济的功能。

英国的金本位制对大英帝国的崛起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英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货币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历史。据统计，在1900年之前，大约有50个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包括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些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并不是由某次国际会议或者秘密会议制定的协议或者公约，也不是某个伟人或者团伙的天才发明。这种金本位制的确立，依靠的是黄金所天生具有的内在的凝聚力和力量，是人类的天然选择，是人类在了解和掌握了黄金的本质和优势之后的自然选择。在英国确立金本位制的过程中，起初的英国政府并不赞成金本位制，只是在金本位制实际上已经确立起来很久之后的1816年才在法律层面上批准了金本位制，其标志是英国于这一年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本位的事实。

自从英国采用金本位制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国家也都争相仿效。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金本位制同样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1789年，美国宪法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中明确规定：独立各州在偿还债务时可以用黄金或白银作为法定货币，除此以外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

1792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铸币法案》，这一法案要求建立美国造币厂以大量生产美国的法定货币——金币和银币。根据法律的规定，那时美国的法定货币为黄金和白银。规定19.3美元即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

1900年3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金本位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财政部建立了1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用于收回美钞或者财政部发行的纸币，而这些纸币仅用于兑换黄金。

美国在19世纪的1834年至1862年，以及1879年至1913年，都实行了金本位制。在此间，美国商品的价格稳定，消费物价基本持平。在1800年，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达到102.2，到1913年此数字下降到80.7。在1879—1913年的34年间，美国的消费物价的浮动仅为17%，平均通货膨胀率接近0，平均每年的物价浮动是1.3%，而一战之后，此数字则一直保持在5%—6%之间，20世纪70年代人为地造成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平均的物价浮动则是6%。

在1816年英国颁布了金本位制法案，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后，促使黄金转化为了世界货币。随后，德国于1871年宣布实行金本位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于1873年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普遍实行了金本位制度。

在实行金本位制的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100年间，世界主要货币基本上都处于稳定阶段。

法国法郎 1814—1914 100年稳定阶段

荷兰盾 1816—1914 98年稳定阶段

英镑先令 1821—1914 93年稳定阶段

瑞士法郎 1850—1936 86年稳定阶段

比利时法郎 1832—1914 82年稳定阶段

瑞典克朗 1873—1931 58年稳定阶段

德国马克 1875—1914 39年稳定阶段

意大利里拉 1883—1914 31年稳定阶段

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世界，金本位制是各国的通货标准。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世界59个国家实行了金本位制。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其实行金本位制的年代各不相同，有的国家长达一百多年，有的则仅有几十年。金本位制大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制度成就了资本主义各国在百年内迅速崛起，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精英层的眼里，金本位制是增加财富、建立自由社会和政治、经济民主制度的利器；金本位制不仅仅是一种兑换媒介，是满足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资金市场交易所需的国际标准，它更是西方世界将西方文明传递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媒介和工具；正是金本位制，摧毁了它们所到之处的落后、迷信与偏见，播撒了新的生命和幸福的种子，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黄金和金本位制的使用和确立，资本主义世界就不可能在百年内取得如此多的前所未有的进步；黄金和金本位制也是各国联合起来结成共同体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体，世界各国就无法和平地开展合作和互利行动。所以，金本位制曾经被认为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最大的功臣。

在金本位时代，英镑和美元的购买力都保持了上百年的基本稳定。1664年的1英镑，在250年后的1914年能够买到同等数量的牛肉；1800年的1美元，到1939年时，可以买到基本同样多的面包。但是，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40年后的2011年，1美元的购买力大约只有1971年之前的1/10。

但是，金本位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在一些学者和金本位制的坚定的支持者的眼里，凡是有意阻碍幸福、和平、自由以及民主发展的人都反对金本位制。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者、干涉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反对金本位制。因为，民族主义者需要切断自己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国内尽可能地实现自给自足的状态；干涉主义者认为金本位制是他们控制价格和工资水平的主要障碍；扩张主义者认为信用的扩张才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万能药；政府则认为金本位制限制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认为如果没有金本位制的束缚，政府可以通过发行纸币和制造通货膨胀来创造财富。而堂而皇之地提出反对金本位制的理由则是——由于黄金的储量和开采出来的总量有限，这些有限的黄金储量和开采量已经无法满足如此丰富多彩，对货币需求量骤增的飞速发展的现代世界和社会的需要。因此，黄金及金本位制遭受到百年的围追堵截，最终被送进了历史的档案之中。致使当今世界的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这个曾经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并保佑了世界数百年的稳定发展的黄金及其本位制。事实是，在黄金作为世界主要的货币和严格实行金本位制的时期，人们从未领略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黄金和金本位制曾被认为是守护人类经济生活和金融秩序稳定的第一功臣。

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黄金货币和金本位制很快被人们抛弃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几周内，金本位制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一些参战国在一夜之间纷纷抛弃了金本位制。究其原因，是为了筹措战争资金，各国纷纷试图摆脱和突破金本位制对纸币发行总量的束缚和限制，开始用赤字财政和无限量地发行纸币为战争筹措经费。有人指出，如果世界没有放弃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多也就能持续几个月。因为，在金本位制的约束下，各国无法通过大量地印制纸币而获得巨额的战争经费。黄金和金本位制也是遏制和限制战争的发生和规模的重要武器。事实是，金本位制被抛弃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多，上千万人在战争中死亡。而战争的过程，也让各国政府意识到废除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可以无限量地发行纸币，以攫取民众更多的财富，用来实现和达到政府的目的和目标。所以，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放弃金本位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哀。因为，在人类放弃金本位制的100年间，货币就处于一种无主之状态。

可见，货币本位制同样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4.货币的弃儿

一战结束后，在1922年召开的热那亚会议上，产生了金汇兑本位制。根据这一制度，美元和英镑同黄金一样，都可以作为储备货币。但是，并未恢复金本位制。新的货币制度产生后，各国的货币储备会被两次计算——第一次是在货币发行国，第二次是由将此货币作为储备金的债权国进行第二次计算。这样就给储备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一个明显的优势——它们可以在控制国际收支差额赤字的同时，不遭受损失，只要其他国家对于储备的这些货币持有信心，相信它不会贬值。但是，这种相信和平衡必须建立在这些储备货币不被贬值的前提下，而一旦握有这些储备货币的国家通过刻意贬低储备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些储备货币原有的价值就会变得极不确定。因为，这些货币不可能像黄金一样稳定。事实是，这些储备货币早已经贬值，并且贬值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这也是人们始终把一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的罪责推到废除金本位制做法上的重要原因。而事实是，自从人类废除金本位制之后，人类就从未走出过经济危机的困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危机似乎具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一个不争事实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类就开始向黄金宣战——发誓要将黄金彻底踢出国际货币体系。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参战的主力军就是美国。

1933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发布了一项以稳定经济为名的行政法令——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5日又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手里所有的黄金，政府以20.67美元兑换一盎司的价格收购黄金。除了稀有的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何藏有黄金的人，将获刑10年监禁并处25万美元的罚款。虽然罗斯福说这只是国家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但该法案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而在1934年1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金价被定位在35美元一盎司，但那时的美国人已经无权兑换黄金。人民刚刚依法上缴了黄金，紧接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积蓄又被剥夺了大半。美国把美国民间的黄金全部收归美国政府，切断了民间与黄金的关系。从而迈开了切断黄金与货币间关系的第一步。1944年，在英美两国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下，美国邀请了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签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金本位制”崩溃后的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是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起了成员国货币单价与确定固定汇率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自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起到了世界货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金价与美元的信誉地位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支极度恶化，美元信誉受到很大的冲击，各国政府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致使金价暴涨。为了抑制金价暴涨，美国联合了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代理机构维持伦敦市场黄金价格。60年代后期，由于越南战争及美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此时，美国已无力维持黄金官价，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美国宣布不再以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政府仍按官价结算，黄金开始了双价制。1971年5月爆发了第三次美元危机，西方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美国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关闭了美元与黄金兑换的窗口。1973年3月初，因美元贬值,再次引发了欧洲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西欧和日本外汇市场不得不关闭了17天。经过紧急磋商后各方最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完全崩溃,从此也开始了黄金非货币化的改革进程。黄金彻底被踢出了国际货币体系。

就这样，美国利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机，完成了废除金本位制的第一步；二战中的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以美元兑换体系取代黄金兑换体系，从而完成了废除金本位制的第二步；1971年彻底隔断了美元与黄金仅剩的一点关系，从而完成了废除黄金本位制和黄金作为国际货币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至此，黄金彻底退出了国际货币体系。

为了弥补因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而造成的国际货币体系留下的空白，1976年1月，IMF达成《牙买加协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作了修改，该协议删除了以前有关黄金的所有规定，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会员国可以自由在黄金市场按市价买卖黄金；取消对IMF必须用黄金支付的规定；出售IMF1/6黄金，所得利润用于建立帮助低收入国家优惠贷款基金；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将由特别提款权取代。1978年4月1日，IMF通过批准了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黄金终于结束了它的作为流通货币的职能。

（二）美元与黄金

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读者的大脑里——美国为什么要屡次三番地和黄金过不去呢？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誓把黄金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呢？

关于这一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考虑此问题的人寥寥无几。这个问题似乎也难上大雅之堂。可是，2008年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让很多国际精英和金融界人士开始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单方面撕毁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便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在每次金融危机来临之时，虽然世界各国都在奋力抗击，但是，各国挽救危机的措施的效果不仅不明显，而且每次危机的危害力却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陷入了无法避免和阻止的衰退。大家似乎也注意到，与以往的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不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一些特征，渐渐地显露出了更加世界化和全球化的特征。这样的金融危机很快就会遍及全球，而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洲的事情了。这当然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密不可分，因为，自从20世纪末以来，各国间的经济交流和依赖性愈加明显和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全球经济的影响。而如果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要理解2008年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发起的根源，就需要先弄清楚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一是当前运行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另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问题。

就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言，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金本位下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是，由于美国滥发美元，导致美元危机，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实质上就是宣布了美国的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世界货币地位的基础。自此之后，美国的央行——美联储发行世界货币——美元，已经不是在履行世界央行的义务，美联储已经完全根据美国的自身利益来制定货币政策和发行货币。尤其是在挣脱金本位的束缚之后，美联储完全可以运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货币的发行权，通过滥发美元，来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而经济全球化对于全世界来说，原本是件好事，它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发达国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经济全球化如果是建立在合理公平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之下，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优势进行分工，完全可以起到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的作用，其最终的效果应当是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之下，经济全球化就变成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一种掠夺和陷阱。因为，在已经脱离了金本位束缚的美国每时每刻都在超量地发行世界中心货币——美元，美元是绝大多数国家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和货币，美元的超级滥发，必然会导致这些国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保值，而造成价格的日益低下，使得这些国家无法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来换回其应当获取的价值和财富，这种情况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世界中心货币美元的发行国——美国。于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有许多国家提出了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但是都不了了之。而且，美国还经常继续保持账户的巨额赤字，可是，美元依然还在走强。而那些依靠诚实劳动创造出产品的亚洲国家，却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无论如何也顶不住危机的压力。如果要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国际货币发行权。如果当时泰国握有国际货币发行权，1997年泰国的金融危机就不会爆发。而今天的美国，在连续严重的金融危机下仍然能够屹立不倒，而且还可以及时地将由它而起的金融危机转嫁给其他地区和国家，其根本原因也在于美国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美国在危机之中，又可以向欧洲各大央行提供无上限的美元支持，于是，欧美主要国家在危机中依然可以经得起考验。而亚洲国家却只能在危机的压力下一片狼藉。这就是掌控世界货币体系的最大的优势和利好。如果我们假设，世界货币体系就像1971年之前一样，依然建立在金本位之下，也就是说——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那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最先宣布破产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亚洲的小龙小虎们。道理很简单，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本币不能作为国际支付货币，如果此时借不到美元，就会在顷刻间破产；而美国则不一样，由于美元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果美国欠债，可以用发行美元的方式进行还债，而且，发行多少美元，则完全由美国说了算，不需要有任何的担保和约束。但是，如果美元失去世界货币的地位，其他国家不认美元，只认黄金，那么，滥发美元的美国立马就得宣告破产。以美国当时握有的11万亿的美元国债，如果金价按照25美元/克，即2500万美元/吨的价格来计算，美国国债的总量就会达到相当于44万吨黄金的总量，而美国的黄金储备一共只有1万多吨，世界黄金的总存量也才只有十几万吨，即使把这些黄金全都给了美国，美国也无法偿还这些债务。到那个时候，美国想不破产都不可能！

这就不难理解，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国家提出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时，美国的反常态度和激烈的表现了。美国十分明白，一旦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受到威胁甚至被废掉，对美国来说将意味着空前的灾难。于是，几次三番地实行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就是美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只有现在拼命地超量发行美元，凭借着美元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这些印制出来的美元，肯定不会留在美国国内，只要不留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厄运就与美国无关。因为，通货膨胀本质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有货币发行过多之时，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狰狞面目才会显露出来。如果美国国内的美元多了，肯定会在美国国内引发超级的通货膨胀。因此，把美元向全世界超额发行，才是美国要干的首要事情。于是，美国挥舞着美元这根大棒，瞄准了发展中国家急需世界货币——美元的软肋，继续把低附加值、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转移的同时，也就把经济危机转移给了这些需要美元的国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让那些原本贫穷，现在希望富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去干活，美国就干点输出美元和技术设计方面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把握的原则是——印刷美元虽然没有什么高额成本，但也不能多给他们，让他们相互竞争，美国作为老板选择生产产品要价最低者为他们服务。20世纪的50—70年代，日本给美国干了不少活，后来是东南亚的小龙小虎们从日本手里抢了不少活去干，再后来中国也加入进来了，并且，以人民币的贬值为手段，又从东南亚抢了不少活儿。因为，只有人民币贬值才能为美国廉价收购中国资产创造条件。美国心里明白，正是这些国家生产的便宜商品，才使得美国可以拼命地印制美元，这些钱大多流进了为美国生产商品的国家，而美国本国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美国继续印钱，也让那些打工仔们存了不少钱，而这些血汗钱，却又让美国眼红。于是，美国搞了个广场协议，日本的经济就一蹶不振了，原来高价在美国购置的房地产又低价让美国买回去了。日本从此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萧条之中，直到日本再也不敢说“不”了为止。之后，东南亚的小龙小虎们辛辛苦苦挣的一点钱，又让美国操纵的一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扫荡一空。中国看准这个机会，立即把小龙小虎们手中的活儿夺了过来，几乎把美国的活儿都包了。在美国商场里80%以上的商品来自中国。中国再用从美国人手里挣得的美元，以高价去美国买了波音飞机、英特尔的芯片和微软的Windows。就这样，中国当然必须是贸易顺差，因为，美国要多发美元，所以，美国只能是贸易逆差，否则这些美元又要流回美国了，那样一来美国就要爆发通货膨胀的危机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不是把好处给了别人吗？这不是让别人富起来了吗？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美元，其发行的数额和周期，不是以美国所拥有的黄金数量，也不是以GDP，更不是以美国的进出口额为标准和基石，而是以美国每年向全世界发行的国债的数量为本，也就是说，每年美国向全世界发行多少国债，就发行多少美元，美元和美国的国债始终捆绑在一起。世界各国只要多买美国国债，美元就多发行，如果没有国家买入美国的国债，美元就无法发行。但是，世界各国在挣得外汇（美元）之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存放或者投放这些外汇的地方，如果把这些外汇都放在国内，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一般的国内市场是无法承受得起巨额的外汇资本的。这就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好不容易挣到一些外汇后，都要每年购买美国国债的根本原因。在这些购买美国国债者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像日本那样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的发达国家。

美国之所以要把美元和国债捆绑在一起，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利用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的优势，把世界金融和经济牢牢捆绑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之上，你只有登上美国这架经济战车，才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你将面临着被经济流放的命运。二是，通过这种捆绑关系，牢牢把握住美元的发行权和世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权，即所谓话语权。因为，只有遵循美国制定的金融和经济政策与规则，你才可以获得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支持。由于美国已经掌控了世界经济政策和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各个国家，尤其是那些渴望尽早摆脱贫困的国家，才能在美国和美元的照顾之下，实现自己的梦想，其他国家只要违背美国制定的规则，或者企图打破这些规则的束缚去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就会遭受到来自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乃至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压直至消灭。三是把美国发行美元的秘密尽量隐藏得深且时间长一些，不让普罗大众很轻易地理解和了解美国和美元的本质。

除了上述的这种捆绑之外，美国的另一个做法就是控制了石油的价格。石油以美元计价，是美国和美元称霸世界的有力武器。不时地大幅拉高原油、粮食和有色金属的价格，使世界上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美元的数量也会大幅度增长，世界上需要的美元多了，美元的发行量自然得以增长。此外，还有美国发明的各类金融衍生品，以及利用这些金融衍生品及时发动一些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都是美国保证美元一家独大的一系列利器。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世界上总会隔一段时间就要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了，特别是在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这种危机的次数和危害力也日渐增多和增强。

因此，在美国的决策层看来，在1971年之后，黄金和美元已经势不两立，有以货币本位的性质存在的黄金，就没有美元。二者不可并立。美国清楚地知道，一旦世界各国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再超额发行美元的最终后果就是美国发生通货膨胀。而要避免或者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负债。所以，美国人从来不担心自己负债，也不担心缺钱，缺钱就发行国债，就向外借债。这些债务美国根本还不上，如果想还一点，就依靠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会让债务减少甚至消失。例如，你今天借1万亿美元，过几年后通货膨胀了100倍，从价值上，亦即购买力上讲，你只需要归还100亿美元，如果遇到津巴布韦式的通货膨胀，那你就可能一分钱不用还了。

这就是美国不惜用了数十年时间最终废掉金本位制和黄金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战略意图。一句话——美国要实现美元的自由。这也是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适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根本理由和原因之所在。

那么，黄金——这个看似已经成了货币的弃儿，难道真地沉睡在历史的摇篮中了吗？换句话说，美国和美元虽然把黄金视为洪水猛兽，但是，黄金真地会从此从世界上彻底消失吗？

（三）苏醒的金银

黄金

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截至2009年，地球上人类开采的黄金总存量达到163000吨。其中首饰用金83600吨，各国官方储备26700吨，个人投资27300吨，工业或其他用途19700吨，不知去向3700吨。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一直被人们质疑，因为，人们认为，不仅现在各国官方宣布的黄金储备量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刻意隐瞒自己真实的黄金储备量，更何况民间黄金的真实数量了。但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黄金永远不会消失。

黄金的非货币化，使黄金成为可以自由拥有和自由买卖的商品，为黄金市场的发展开辟了路径。自此，黄金开始由货币属性主导阶段向商品属性阶段发展。黄金自此成为一种看似与其他普通商品一样可以自由地在国际市场交易的普通商品。可是，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世界各主要国家对黄金的态度，似乎又让人们产生了一丝不解的疑惑——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不再继续扮演储备货币的角色，而逐渐沦为一项大宗商品。但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始终没有把黄金彻底踢出货币体系，黄金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财富储备，而非美元。据IMF提供的数据，美国黄金储备由1949年的21828.2吨持续下降到1980年的8221.2吨以后，随后20年仅出现十分轻微的下降，到2001年依然保持8149吨的储备记录。与此同时，法国的黄金储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法国的黄金储备由1952年的517.2吨猛增到1971年的3130.9吨。德国和意大利的黄金储备也分别由1980年的2960.5吨和2073.7吨增加到2001年的3456.6吨和2451.8吨。

据2006年12月27日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对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的黄金储备的统计数据，美国黄金储备8133.5吨，居各国之首，德国次之，为3423.5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3217.3吨，法国2748吨，意大利2451.8吨，瑞士1290.1吨，日本765.2吨。而据最新报道的消息透露，现在，美国拥有黄金8133吨，德国3377吨，意大利2451吨，法国2435吨，中国为1842吨。但是，这里所说的美国所持有的黄金数量，仅仅是指美联储所拥有的数量，而由美国实际控制的IMF和世界银行所持有的黄金数量并未计算在内。况且这个数字与十几年前的数字一样，不得不令人质疑。而中国黄金的实际储备量可能也远不止上述这个数字。由于2016年1至5月金价上涨近22%，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和消费国于2016年5月停止了黄金储备的购买。2016年3月和4月中国分别减少黄金购买约9吨。而在此前，中国政府每5年或6年公布一次黄金储量，以至于国际市场质疑中国向IMF隐瞒了黄金真实的储量。分析人士纷纷猜测，中国真实的黄金储量是官方公布数字的2到3倍。更有甚者认为，中国的黄金储量已经赶超世界最大黄金储量国——美国。而中国购买黄金的目的在于去美元化，实现中国财富储备的多样化。同时，黄金储备也被中国当作改善未来国家经济状况的工具。据分析人士透露，也有人认为，中国央行不宜购买过多黄金资产，因为购买过多的黄金会占用流动资金，且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实际的收益。这可能是中国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停止购买黄金的主要原因，而不仅仅是因为黄金价格的上涨。从全球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全球每年的黄金产量在2500吨左右，每个黄金生产国都把大部分黄金囤积了起来，真正拿到世界黄金市场上进行实物交易的黄金数量不超过500吨（也有人说400—600吨）。

由此可见，虽然黄金被踢出了货币体系，成为了货币的弃儿，但是，在世界各国的金库中，依然堆放着金灿灿的黄金。

黄金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动荡时期最稳定和最可靠的稳定器和定盘星。从黄金价格的发展历程中，也能看到黄金至今依然存在的价值和力量。

自1300年以来，世界黄金价格就经历了奇迹般历程。

1300—1918年，黄金价格由每盎司不到1英镑持续上涨到4.25英镑；1919—1971年，按英镑计算的黄金价格由每盎司4.25英镑上涨到12.5英镑，按美元计算的黄金价格由每盎司20.67美元上涨到35美元；1971—1980年，每盎司黄金价格由41.17美元持续上涨到614.61美元，其中1980年6月21日创下870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1981—2001年，由1981年初的593.84美元下跌到272.67美元；2001年“9·11”事件之后至今，黄金价格再度持续上涨，由2001年8月每盎司272.39美元一路上涨到2006年上半年的590.69美元，最新的一盎司黄金价格为1391.46美元，这段时期是自二战后黄金最强劲的重估周期。

而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金价重估发生在1971—1980年。在这10年间，国际市场黄金年度均价由每盎司36.07美元飙升到614.61美元，累计升幅为1603.94%；月度均价由1971年1月的每盎司37.88美元飙升到1980年1月的677.97美元，并在当年6月21日创下870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最大升幅为2317%。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减弱，黄金在2016年开始大涨之后，5月波动剧烈，短期内从1300高位下跌至1200以下，但在整个2016年度，黄金价格总体还是上涨了17%。现在黄金的价格在1300美元一盎司左右徘徊。我预测，在2020年之前，黄金的国际价格将在1290美元到1315美元之间徘徊。当然，保持这个价位的前提是在2020年之前，世界没有发生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或者危及世界安全的大的战争。否则，黄金的价格依然有一飞冲天的可能性存在。实际上，在各国政府和普罗大众的思想深处，依然把黄金当做规避和抵御灾难与风险的主要利器。还是那句话，黄金的价值从来就没有被低估过。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黄金的非货币化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使黄金完全退出货币领域。黄金的货币职能依然存在：

——仍有多种法定面值的金币在发行、流通；

——黄金价格的变化仍然是衡量货币的有效工具，是人们评价经济运行状态的参照物；

——黄金仍然是重要的资产储备手段，截至目前，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黄金超过3万吨，约占数千年人类黄金总产量的20%，私人储藏金条2.22万吨，两项总计占世界黄金总量的35.7%；

——用黄金进行清偿结算实际上仍然是公认的唯一可以代替用货币进行往来结算的方式；

——特别提款权的推进远远低于预期，目前黄金仍然是国际上可以接受的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的第五大硬通货。

——当今的黄金市场依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可以24小时在世界各地不停地交易；

——黄金很容易变现，可以迅速兑换成任何一种货币，形成了黄金、货币、外汇三者之间的便捷互换关系，这是黄金货币功能的一个突出表现。

黄金非货币化的过程，虽然使黄金传统的货币功能有所弱化，但同时也为新型黄金投资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使得世界上出现了日益增多的黄金衍生品。这些衍生品是金融资产投资产品，是为黄金投资赢利和规避市场风险而设计出来的。从当下国际黄金市场交易情况看，黄金投资使用的交易标的物主要是衍生品，而不是实金。实际上以金条为标的物的黄金投资量仅占市场总交易量的3%左右，而90%以上的黄金市场交易量是黄金金融衍生品交易。黄金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几十倍地放大了黄金市场的交易规模，使当今黄金市场在黄金非货币的条件下，仍然是以金融属性为主导的市场，是一个金融市场而非一般商品市场。但是，产生和维持这个巨大的国际黄金市场的基础，依然是在历史上被长期界定为流通货币的不死货币——黄金。

由此可见，直到现在，黄金依然不是普通的商品，其价格变化始终无法回避和绕过黄金的货币属性。

就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久，白银又再次重新受到了人们的热炒和追捧。

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尼尔逊·亨特和威廉·亨特两兄弟，掀起了一场白银投机狂潮。他们认定白银是电子工业和光学工业的主要原料，随着电子工业的迅猛发展，白银价格有充分的上涨空间。因此，两兄弟开始操纵白银的期货价格。1973年12月，他们以每盎司2.90美元的价格购入大量白银。不到两个月白银价格就涨到了6.70美元。1979年，亨特兄弟与沙特阿拉伯皇室联手，控制了1.2亿盎司的白银现货以及0.5亿盎司的期货，而同期全球白银的交易量也只有每年2000万盎司。于是，白银价格不断上涨，到1980年1月，银价已经涨到历史最高价——50.35美元1盎司，比1年前上涨了8倍多。为了继续垄断白银市场，兄弟俩不惜以19%的年利率来借钱收购白银。他们成了当时白银市场的唯一买家。但是，令俩兄弟意想不到的是银价的狂涨，导致民众将家里收藏的银器都拿出来换取现金，使得白银供应瞬间大增。到1980年3月，由于白银供应量的猛增，银价跌到40美元1盎司，其后持续下降，亨特兄弟被迫减持白银还债。于是，银价自此一落千丈，亨特兄弟被迫在1987年宣布破产。

这次白银泡沫破灭后，人们似乎又领略到了白银这个“不安定金属”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股神巴菲特又再次掀起了一场白银投机狂潮。1999年初，巴菲特没有选择当时被炒得热火朝天的“IT泡沫”，而是以低价买入了1.3亿盎司的白银，而当白银价格涨到7.81美元1盎司的高位后，他仍然不断买进。2000年后，国际金融市场上，黄金价格大幅度走低，白银价格也有所回落，但巴菲特依然在增加着自己的仓位。期间甚至出现过近20%的亏损，巴菲特依然不断地买进白银。白银渐渐地从5美元1盎司上涨到15美元1盎司，2006年5月和6月，巴菲特以高价卖出了他所持有的所有的白银，在坚持了8年之后，巴菲特不但没有重蹈亨特兄弟的覆辙，反而在白银市场获得了不输于股市的不菲收获，成就了他投资生涯中的又一个传奇。

那么是什么让巴菲特瞄准了白银市场这个已经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市场呢？那就是——白银自身所蕴涵和拥有的价值。

白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现代电子、电气、感光材料、医药化工、消毒抗菌、环保等领域。世界上70%的白银都用于工业。人们生活中必须使用的电脑、冰箱、空调、摄影感光材料、医用纱布、医用床单、医用消毒设备、银碗、银勺、银罐、银盆、低碳材料，等等，都离不开白银。白银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工业材料。因此，国际金融史学者宋鸿兵早就预测：白银价格将有10倍的增长空间。甚至有人还预测白银的价格涨幅会超过黄金。白银是一头将醒的睡狮，它的潜力无限。它和黄金一起将再次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未来金银双本位制将可能取代目前的美元本位制。

白银

金银在苏醒中。

苏醒中的金银必定会再次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王者归来

在当今世界，黄金与白银越来越被有识之士看作规避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和利器。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美元在有力地打压黄金，已经摆脱了黄金制约37年（1971—2008年）后美元的发行国美国为了尽早转嫁和摆脱自己制造的危机，在肆意滥发美元，对于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也极为疯狂，黄金价格由此遭受到极大的压抑。但是，此时一个不容忽视和不争的事实——此时的世界上已经并非美元一家独大，欧元已经开始挑战美元。而应当由谁来对这两强的争霸战进行裁判并予以最终的终结呢？那就只有黄金。因此，黄金价格才开始上涨，而此时美元的债务危机也日益显露和扩大。如果将来两强在争霸战中两败俱伤，那么，黄金将成为金融危机后的唯一的避风港。这可能就是黄金王者归来的前兆和条件。也即是说，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演绎为政治军事危机时，黄金才会被人类主动地请出来收拾旧河山。那时的黄金将重新被加冕为货币之王。但是否要实行传统的金本位制呢？关于此问题，在世界上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呼声最高的不是恢复金本位制，而是恢复“金银双本位制”的呼声。人类脱离金属本位制的时间也仅仅过去了40个年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弹指一瞬间。现在要恢复金属本位制也并非天方夜谭。只要抓住历史的契机，黄金和白银双本位制的回归，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

现在世界上的黄金总储量大约16万吨，这些黄金并没有改变其具有的永久的自然货币的属性和功能。它依然是防止流通货币或者信用遭受到严重破坏的保险栓。在整个数千年文明历史当中，人类从这个星球上一共挖掘出来的白银总量全部加起来约143万吨，折合下来为459亿盎司。但是，白银的消耗量同样惊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峰时期，仅世界照相业每年消耗的白银就大约在6000—6500吨，约合2亿盎司。现在，每年的各类电器产业中用掉白银约有3000吨。根据美国铸币局的报告，从1493到1954年，人类所生产的白银，至少有1/3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从1954年以来，由于工业的大量消耗，白银消失得更快。1940年，世界黄金的储量为10亿盎司，白银的储量为100亿盎司。但到了2009年，世界黄金的储量为50亿盎司，白银的储量仅为10亿盎司。目前来看，黄金与白银的储量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比价还没有完全回归。从长期的角度审视，这种回归是有可能的，因为白银现在已经几乎失去了其货币的职能，而是作为一种工业的金属，由于其化学和物理方面的特性，被广泛用于工业生产。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找出一种白银在工业生产上的替代品。发现白银替代品的人，自然是人类的恩人。地球上的人类都要感谢他！

而采纳金银复本位制的理由，主要是从黄金在地球上的储量和开采量的日益有限，与世界经济发展规模的日益扩张之间的矛盾的角度去考虑的。单一的金本位制，恐怕已经无法单独地承担起本位货币的职能，而只有给黄金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白银，由二者共同承担起本位货币的职能，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同时，现如今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有“工业维生素”美称的稀土(rare earth)，也可以与黄金白银一起共同构成未来的世界货币——黄金+白银+稀土=世界货币。这会给中国这样的稀土大国带来巨大的益处。那样中国就掌控了世界单一货币的命脉。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单一货币的最大赢家之一。

黄金、白银和稀土就是构建国家的金融高边疆和创立世界单一货币的基石和基本要素。

曾在巴塞尔大学任教的彼得·伯恩霍尔茨教授曾明确地指出，20世纪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19世纪的通货膨胀率则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是货币复本位制的实施，以及后来金本位制的实施。因为，在金本位制下流通的货币可以与黄金白银按照固定汇率进行兑换，这就限制了政府随心所欲地制造货币的权力。也就是说，货币的扩张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持有量有限而受到限制。因而，有学者也明确地指出，只有政府和政治家不再操纵货币，低通货膨胀率才能实现。而黄金是我们个人自由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黄金是货币制度中的决定因素，因而应该恢复金本位制。因为，只有在金本位制下，才能迫使国家限制债务和支出。因为，金本位制是诚实且具有道德性，在这一制度下的公众更加诚实，更加有道德感，更加善良，也更加得体。在福布斯集团主席兼总裁以及福布斯杂志的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和伊丽莎白·埃姆斯（Elizabeth Ames）共同撰写的《美国的难题》一书第十三章“揭穿对黄金的误读”中，作者以独到的手法对列出的7个反黄金言论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反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但是，黄金的内在合理性和稳定性给了我们结束当今市场波动和连环危机的最大的希望。”他们最终提出了改革美联储的思想——大幅度地削减美联储的权力；不要人为设定低税率，也不要对银行进行过度监管；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维护美元的健康和稳定；至于美元本身，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将它和黄金挂钩；最终创建一个新的金本位制。而且，明确提出，他们在书中提出的废止奥巴马的医改、施行单一税制和改革美联储，仅仅是恢复美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实现美国真正振兴的第一步。

也许，他们的这些建议很中肯也很实际，但是，我认为，这些建议不会成为美国下一步改革的焦点和着眼点。因为，走到今天的美国，已经无法回头，它必须沿着它的既有路线继续走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古人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句话对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来讲，最适合不过了。失去霸权的美元，将在世界上一文不值。而用美元代替黄金，将美元打造成为唯一的世界货币，是支撑美国霸权的唯一之路。如果让美元回复到金本位制，让美元受到黄金的束缚和挤压，美元就不再是世界货币，美元的货币霸主地位也将不复存在。美元霸主地位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将随之动摇乃至崩溃，这对美国来说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当然，美国是不会傻傻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的。美国会随时释放出种种利器，来维护自己霸主的地位。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位霸主都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都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美国也不例外。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居安思危，时刻把握住自己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制定权，永远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才是一个国家维护霸权和走向强盛的必修之课。依赖于别人，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中，乃是任何一个国家之大忌！美国不会这样做，其他国家也应该不会这样做！

本章结论

世界货币是一个敏感的全球性的政治话题。将来世界货币的形态和基本机制有多种可能性：一种是比较保守的设想——那是一个以现存的世界通用货币为基础，包括已经加入SDR“一篮子”货币中的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在内，以各国黄金与白银的总量储备为本位的，一种新的世界单一货币。因为，它的发行量依然要以现在世界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的总发行量为基准，对它的发行和监督权则属于世界中央银行。世界单一货币的政治基础则是世界政府和世界议会，世界单一货币的使用对象是在地球上生活的全体人类，世界单一货币的形态可能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包含了极高的防伪科技含量的特种材质制成的标示了各种面额的货币，以及各种表现形态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那时的人们既可以使用标明了一定面额的材质货币，也可以使用极其方便、快捷的数字和电子货币。面额货币的面值从1个单位起算，商品的价格也不再以角和分来标示。人们只要拿着世界央行和其他法定机构发行的各种世界货币，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支付、结算和划账。其间已经没有了汇率的烦恼，而且数字货币已经让你无须考虑身上是否带着现金或者卡里的钱够不够等问题。

另一种是比较激进的设想——那时的世界单一货币已经根本不是类似于今天人们手里拿着的纸币的形态了，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成了货币的基本形态。人们只要轻轻地刷一下手里拿着的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通用卡片，就可以完成支付、结算、划账和消费；也可能根本不需要刷卡之类的多余动作，只需在计价器上输入一串属于你自己独有的简短的数字，整个交易过程就结束了。那时的超市和商店已经没有了收银台，只需在你在商品计价器上输入一串数字，或者按上自己指纹，一切OK。

但是，即使如此，黄金与白银依然没有退出世界货币的舞台，它们依然是世界单一货币的定盘星——本位，只不过这个定盘星已经不是单身的黄金了，黄金有了它的配偶——白银。那时，黄金和白银将共同承担起世界单一货币本位货币的职能。除了工业和手工业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黄金与白银之外，世界各国储备的黄金与白银都将被集中储备于世界央行的金库之中。它们，才是世界单一货币天然的守护神。当世界单一货币出现通胀的危机时，世界央行立即用黄金和白银购买或者收回已经发放出去的世界单一货币，让人们减持所握有的货币量；待危机过去后，再用货币回收黄金和白银，以始终保持恒定量的黄金和白银储备。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结论什么是货币？

一

关于货币的定义及其本质上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货币伦理进行专门论述的人。他首先指出，货币是属人的存在。认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人的习惯、协议或国家的立法制定出来的。因此，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可以由法律规定，以致可以根据法律废除货币。这种观点是货币名目论和货币国定论的前驱和萌芽。他认为，货币是出于人们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于物物交换的不便，才促使人们选择了一种商品作为交换媒介。他经过考察后认为，交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的内容和范围不断地增多和扩大。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便越来越不适应人类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于是钱币就应运而生了。在运输和购买的过程中，人类希望有某种本身既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等价物，即购取所缺货物的中介货物。于是人们发现铁、银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这样每块能够表明其他货物的价值的金属，就是货币。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货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因而，货币是价值的共同尺度，是交换的媒介。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有几个基本的概念和观点。这几个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且都是以围绕解释货币的概念为基础。

第一个观点是，国民财富指的是物质财富而不是价值财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劳动，是供给他们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本国生产的直接产物，二是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买进来的物品。也就是说，国民财富就是自己国家的国民自己生产出来的，以及从外国购买进来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组合。因此，国民财富是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而非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国民财富指的仅仅是物质的产品，而不是价值的产品。

第二个观点是，人类所从事的生产是产品生产，而不是商品生产。他认为，国民财富既然是物质的财富，那么生产自然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这种生产的目的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吃喝穿住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如果尚有剩余的产品，那么，这些剩余的产品就要用来交换，只有进行了交换的产品才是商品。交换的产品既然是剩余的产品，那么，剩余产品的生产就是对产品的生产，而不是对商品的生产。在人类早期的个体化生产阶段，因为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人类自己使用、消费，这种生产只能是产品生产，而不可能是商品生产。只有人类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社会化生产阶段，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的产品数量不断增多，人类生产产品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自己使用和消费了，此时，社会生产产品的目的变为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尤其是资产阶级产生之后，资产阶级生产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因此，此时的生产才成为商品的生产，而不是产品的生产。因为，此时生产的产品更多地是为了进行交换。

第三个观点是，交换是产品之间的交换，而不是商品之间的交换。他认为，既然交换的产品是剩余的产品，那么交换就是产品的交换或者物物的交换。为了区别消费的产品和交换的产品，就把用于交换的产品叫作商品，而把用于消费的产品叫作产品。人们用各自消费不了的剩余产品相互交换，得到的是对方的剩余产品。得到对方的剩余产品以后就进入了消费，不再用来交换，商品的概念也就消失了。在人类早期的个体化生产阶段，因为交换是用自己剩余的产品和别人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所以交换是产品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而在社会化生产阶段，生产者是为了获得产品中所包含的价值，所以，商品生产产生了商品的交换而不是产品的交换。

第四个观点是，货币就是产品交换的媒介，它和牛、贝壳一样，是物质产品。他认为，所谓一定数额的货币，不仅是指这个数额的货币内含的金块，内中还暗指这一数额货币所能换得的货物，所以，在这个场合，这个数额的货币所表示的财富或收入，不能同时等于这两种价值，却只能等于二者之一。但此时，与其说等于财富和收入，不如说等于价值；与其说等于货币，不如说等于货币价值。可见，金银货币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都是交换的产品或者商品。因此，货币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在个体化生产阶段，就表现为产品与产品的交换或者物物交换；而在社会化生产阶段却纯粹表现为价值交换。

第五个观点是，金银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者价格）是由劳动决定的。他认为，金银货币的价格是基本上不变化的，包括代表金银铸币的纸币也是一样的。因此，金银货币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任何商品也可以购买金银货币。这就是商品交换的实质内容，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实质的内容。在人类早期的个体化生产阶段，由于金银货币价格的稳定性，所以，剩余产品作为商品交换，就会处于自由、平等的交换状态，这对于个体化生产阶段是完全适应的。而在社会化生产阶段，金银货币的价格的变化特别是纸币脱离了金本位的条件下，纸币的价格就取决于它的发行数量，随着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纸币不断地贬值，同时物价就不断地上涨。

可见，亚当·斯密认为，货币就是产品交换的媒介，它和牛、贝壳一样，是物质产品。因此，货币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在个体化生产阶段，就表现为产品与产品的交换或者物物交换；而在社会化生产阶段却纯粹表现为价值交换。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在《论降低利息及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文中讨论货币性质时说：“因为黄金和白银耐久、稀少并且很难伪造，所以人们一致同意给它们以一种想象的价值，使它们成为共同的保证物；因此人们在交换时，用任何数量的这种金属，一定可以换得同等价值的其他东西。于是逐渐形成一种局面：这些金属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使它们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而这种内在价值，只不过是人们付出或收入它们的数量；因为金银作为货币，并没有其他价值，只不过是可以作为使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保证，而只是由于它们的数量，它们才能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洛克关于货币价值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是人们想象的，是人们的主观意识。

第二，对货币价值的想象来自人们共同的意念，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契约的结果。

第三，正是人们对货币作为货币价值的共同想象，才使货币具有交换媒介的价值。

洛克是同时持有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思想的学者。所谓货币金属论，就是将货币看成贵金属商品，作为劳动生产物，其价值由劳动和土地共同决定。所谓货币名目论，就是将货币看成一个符号，其本身没有价值，其作为货币的价值是人们集体想象的结果。

洛克关于货币性质的思想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赞成。不赞成者如在巴黎掀起过金融风暴的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他在1705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名叫《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的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构建一个以土地为抵押的纸币银行计划。他也读过约翰·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及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这篇文章。在讨论货币的性质时，约翰·劳说：“洛克先生和其他论述过这个问题的人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白银以假想的价值，因为白银具有适合于当作货币的诸特点。我想象不出来，不同的国家怎么会同意赋予某种东西（例如白银）以假想的价值，用它来表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想象不出来某一国家怎么会接受这种与所交换的东西价值不等的东西；想象不出来假想的价值怎么能保持下去。”实际上，约翰·劳是一个天才的货币制度的设计者，他对纸币制度的构建有着充分的想象力。他所缺乏的是对货币作为债务承诺手段的把握。他应当明白，一个人的想象如果不能赋予对象物以货币的价值，这种个人想象就只能是一种狂想。只有在当这种想象获得集体的认同，并以契约的形式形成的时候，他的想象才能变成 现实。

赞同洛克关于货币性质的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爱尔兰经济和金融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Cantillon，1680—1734）在其名著《商业性质概论》中，评述洛克的思想说：“洛克先生说，人类的约定使金银具有价值。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它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正是这同意约定赋予了并且每天都在赋予花边、亚麻、绸布、铜和其他金属以价值。尽管缺少这类东西之中的任何一种，人类照样可以生存，但绝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金银只有想象的价值。它们具有同生产它们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成比例的价值。像其他商品和未加工的产品一样，只有在支出了大致同所赋予它们的价值相等的生产费用时，黄金和白银才能够被生产出来。”坎蒂隆认为，洛克的关于货币性质的两个理论并不矛盾。他完全赞同洛克的思想——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和土地共同决定，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来自人们的集体想象，是集体意向性的产物。

不仅理查德·坎蒂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对洛克关于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来自人们集体想象的思想表示了赞同。在孟德斯鸠看来，货币是人类创设出来便于交换的工具，本身并不是财富。货币的价值是标记性的、拟制性的，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孟德斯鸠认为：“黄金和白银……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它们之所以成为财富，只是因为人们选用它们作为财富的标志。”孟德斯鸠的这一判断，纯粹是洛克的思想的翻版。

除了上述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对货币的性质的观点之外，其他的关于货币定义的观点还有诸如：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支付商品劳务和清偿债务的物品；充当交换媒介，价值、贮藏、价格标准和延期支付标准的物品；无需支付利息，作为公众净财富的流动资产；货币就是贵金属，就是财富，货币的实体必须以贵金属构成，只有金银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货币必须有实质价值，其价值由其金属价值决定；等等。被认为最新的货币理论则认为，货币是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根本上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约定。这一理论号称已经为所有的经济学实践所检验，并且“为几百年的货币本质之争划上了句号”。推出最后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是：

当市场处于物物交换阶段时，交换能否发生取决于交换双方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补性，可是，这种互补性并不总是存在的，可能甲手里有A货，而缺B货，而乙手里有B货，而缺D货，如果此时在一个地方仅有甲乙双方，那么甲乙双方之间的交换就无法进行。这时，假定在同一个地方存在另外一个丙，他手里有D货，而缺A货，那么此时，在甲乙丙三方有某个约定的前提之下，交换就可能在甲乙丙三者间以双方交换的形式发生。这个约定就是：乙与丙约定用A货来换取D货，这样乙就可以用手里的B货来和甲交换甲手里的A货；尽管A货并不是乙最终需要的D货，但此时，D货便充当了交换媒介的角色，乙用从甲手里换来的A货，换到了乙所需要的丙手里的D货。如果把在这个事例中的角色延伸开来，把甲指代成买家，乙指代成卖家，丙指代成市场，它既可以是某个丙，也可以是内部存在交换的组合。这样A货就充当了通货的角色，即甲用A货向乙购买他所需的B货，而乙则持有A货并用它来和丙交换D货。当交换在更大范围内发生时，交换双方供给与需求双向匹配的重要性就不断降低，如果市场的规模足够大，那么就总是存在可能的第三方，他能够提供缺失的供给来满足交换者的需求。这个第三方就是市场，市场是包含所有交换者的总体。于是，在乙与其他的参与交换者之间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约定。那么，如果再追究甲的A货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时，就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交换所得或者自行产出。如果是自行产出，那么甲就成为一个通货的生产者，也就是货币的发行者，他显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A货可以用来交换其所需。如果是交换所得，即甲是从丁的手里拿到A货，那么甲与丁交换得到A货时，乙就成为来自市场的第三方，甲也应与乙约定A货可以交换其所需，故甲乙之间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约定。我们把这个事件中的交换关系进行合并，于是他们就又得到一个结论：只要交换者与市场能够达成一个约定，约定某个物品对其他物品有交换权，那么交换就总能够进行。

如果不存在丙，则市场上没有乙需要的产品D货，因为乙获取市场丙需要的A货就没有意义，那么乙与甲交换获得A货的行为也就没有了意义，甲乙的之间的交换也不会进行，整个交换必定会中止。就乙而言，在其所有B货为甲所需的同时，其所需D货也能从市场取得，那么乙才愿意与市场丙交换。对乙而言，甲同样可视为市场的一部分。这样甲与乙之间的单向匹配，乙与丙之间的单向匹配，丙与甲之间的单向匹配在归纳为个体与市场时，即表现为甲与市场丙（含乙）之间的双向匹配，乙与市场丙（含甲）之间的双向匹配。而此乃是物物交换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因而货币的作用就在于将供给和需求单向匹配的双方无法达成的交换通过市场而实现，进而实现市场所有交换者的供需转换，即所有向所需的转换。将所有交给市场的同时也要求市场提供其所需乃是交换的前提，所有与所需的转换通过买卖两个独立的过程次序发生，那么，货币就是这一过程的约定。

我认为，上述的这些关于货币的定义，其实是对于货币职能的描述——用于支付商品劳务和清偿债务；充当交换媒介，价值、贮藏、价格标准和延期支付标准和作为公众净财富的流动资产；货币就是财富；货币必须有实质价值。它们实质上都没有给货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最后一种观点所讲述的关于甲乙丙丁之间的交易过程，不过是交易各方参与交易的一个过程，而货币在市场中为交易各方获得各自所需要的货品时，所起到的依然是一个中介和媒介的作用。而将货币定义为是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实际上也仅仅说出了货币的职能之一，即充当产品的所有者与市场消费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一种合约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设立这种合约的目的是为了在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物品所有者与市场消费者之间能够顺利地进行一种交换行为，而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在这个市场上所进行的任何一种交易行为都来自于契约，如果没有契约，任何市场上的交易都无法进行。因此，将货币定义为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约定，其实还没有从实质上厘定货币的定义。

我认为，通过我们对货币的诞生和一些特征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货币的基本定义（含义）——任何一种能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或者财富储藏手段等功能的物品，都可被看作是货币。货币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既不是贵金属，也不是财富，而是一种信任，一种信仰，这种信任或信仰既来自于货币本身的基本职能，更来自于货币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完善的社会信任体系。如果没有来自于其背后的强大的社会信任体系的支撑，货币就不可能成为货币。而在当代社会里，在货币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特征或者属性——国家权力。在当今世界，国家和政权、组织的权力和综合实力，才是货币得以确立和获取人们信任和信仰的基础和根源。对于货币含义的理解，我们下面还要通过对货币的本质的论述来做进一步的阐述。

二

在探讨了货币的定义之后，要进一步解释清楚货币究竟为何物，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探讨货币的本质问题。而要全面理解货币的本质问题，除了首先要研讨货币的概念和特征之外，还要弄清楚“本质”一词所包含的哲学中应然和现实中实然的含义。“本质”一词有四个基本释义：一是指事物中常在的不变的形体；二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三是指某类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质；四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其近义词有实质、性质、本体、本色；其反义词有现象、表象、表面等。一般认为，本质是指本身的形体，本来的形体，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本质”一词语出晋代刘智《论天》：“言闇虚者，以为当日之冲，地体之荫，日光不至，谓之闇虚。凡光之所照，光体小于蔽，则大于本质。”对一个事物“本质”的理解和研究，可以使人们脱离事物具体的形象或者表象，有助于了解这个事物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和运作规律，从而有助于人们进行改变世界的创新活动。比如，当人们知道了凳子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坐下来休息的东西，那么人类就可以脱离其木质材料、传统结构样式，开创各种新型的凳子，如冰凳、水果凳、气球凳等。再比如，既然人们知道了动物的本质是由细胞构成的物体，那么人类也就知道了所有动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一般规律。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本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事物存在、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包括了事物本身和本来的形体、状貌、事实和资质，一句话，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

从以上对“本质”一词的理解来看，作为货币，它需要同时具备两种属性。首先，它不需要有任何的内在价值。一种货币之所以值钱，是因为我们人类社会赋予了它价值。其次，货币还需要其化学性质稳定、容易携带、没有毒性，而且还比较稀有，一般不能轻易得到。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种属性的物质，才能够成为货币。

中国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或一般等价物，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东西。中国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货币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对货币本质的认识都存在偏差，前者的理论只适用于金属货币经济，不适用于信用货币经济；而后者的理论只是描述了货币的表象，没有涉及货币的本质内容。他们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利用这一观念能较好地描述各种货币形式的内在特征。也有学者赞同上述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在货币演变过程中，货币的信用担保主体逐步外化，但其信用结构最后都收敛为对货币具有普遍接受能力的信任，所以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它贯穿了货币演变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易成本递减和货币的信用风险递增又是货币发展的两个本质规律，它们共同决定着货币演变的历程。也有学者把货币的本质理解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的量度及偿付，任何主权国家有能力赋予其国民一定的税收负担，同时定义税收缴纳的货币单位，由此税收制度创造了公众对国家主权货币的需求。主权货币是一国的负债，而国民持有货币的需求来自于国家承诺接受以该货币支付其对国家的债务（税收）。

中国的教科书中一般这样讲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种理论是马克思在对货币起源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的，其含义有两点：其一，货币具有商品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前身就是普普通通的商品，它是在交换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般等价物的。马克思将黄金视为货币的最高阶段，而黄金本身就是价值十足的商品。因此，任何在商品交换中充当货币的东西，首先就在于它们是商品，与普通商品一样，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没有这种与普通商品的共性，货币就不具备与商品进行交换的基础。其二，货币与普通商品有本质的区别。货币是商品，但又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并不在价值方面，而在使用价值方面。货币在充当一般等价物时，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货币能够表现出一切商品的价值。第二，货币对一切商品具有直接交换的能力。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赋予货币的属性。二者的区别是：普通商品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换满足人们生产或生活方面的特殊需要，而货币的意义则在于充当表现一切商品价值的材料为商品交换服务。因此，无论货币由什么来充当，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决不会改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货币。

但是，我认为，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的论点并没有深入货币的本质属性，仅仅是对于货币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职能和功能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货币的功能或者作用相当于一般等价物。而我们要想真正理解货币的本质属性，必须透过货币的表征现象，深入到货币自身更为抽象的、背后隐藏和蕴含着的、反映出人类对货币这种现象的认可和自觉使用的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只有解析出了这个层面的东西，才能够真正揭示出货币的本质属性。我认为，货币本身是一种信用，也是人类的一种信仰。

在历史上有很多商品曾经被人类作为货币，书中所叙述的石头货币现象，也反复地被无数次演绎和探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雅浦岛的货币不是费币，而是背后的一套以信用记录以及靠这种记录进行清算构成的体系。费币只是用来记账的表征。货币，是信用记录以及信用清算构成的体系，通货只是这个体系的代表。

在位于北纬9度的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之中，有一个岛屿叫雅浦岛。直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哥德弗罗伊公司（J.C.Godeffroy &Sohn）在这个岛上建立起商栈之前，这个岛屿几乎不为外面的世界所知。在此之前，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外桃源。其实，早在18世纪30年代，就曾有一批天主教传教士，因为来到这里进行传教惹恼了当地的巫医，被当地的居民杀了个一干二净。自此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再没有外人来打扰这座寂静的小岛。

1869年，德国的哥德弗罗伊公司开始在岛上设立商栈，并且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德国人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关注，1885年他们宣布拥有雅浦岛，建立了一个行政机构，派驻了一名地方长官行使管理权。最终雅浦岛的归属问题演变成了一场国际官司，交由教皇裁定。最后，教皇裁定，西班牙可以在政治上控制这座岛屿，但德国享有全部的商贸权。但是，经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年，西班牙以330万美元的价格把岛卖给了德国。

雅浦岛真正让世人了解并且开始关注，要归功于美国的一位名叫威廉·亨利·福内斯三世（William Henry Furness III）的冒险家。他于1903年在岛上生活了2个月，并于191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构成的详尽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作者记述了雅浦岛上属于自己的一套种姓制度，记录了岛上人们日常的生活，特别是记录了岛上丰富多彩的歌舞活动，以及岛上的宗教活动。但是，最让福内斯三世震惊的是，雅浦岛拥有自成一体的货币体系。

岛内仅有鱼、椰子和海参三种产品，没有任何农作物和手工制品。可以用来与外界交换的商品仅有鱼、椰子和海参三种。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简单的、自然的经济体系里，却隐藏着一套高度发达且独具一格的、仅属于这个岛所特有的货币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费币（fei），费币构建起了当地的货币体系。

这种叫作“费”的货币是一种又大又厚的石轮，直径从1英尺到12英尺不等。这些石轮有的直径达4米、最重可达5吨。石轮中间有一个孔洞，孔洞的大小各异，与整块石头的尺寸相当。这个孔洞可以插进一根粗大的棒子，目的是为了方便运输。

这些石轮是从距离该岛300海里之遥的帕劳群岛中的一个名叫巴伯尔图阿普岛的地方开采出来，然后经打制，用独木舟运回雅浦岛的。

这种钱币的价值主要由其自身的大小来决定，越大的石轮所代表的价值越高，小的石轮价值就相对较小。但是，在看大小的同时，也要看石轮的纹理是否光滑，石轮的质地是否纯正。一般来说，纹理越清晰、质地越光滑、颜色越发白的石轮价值要略高一些；而纹理不够清晰、质地不够光滑、颜色发灰或发暗的石轮价值则相对较低。

在这里，虽然这些被称为“费”的石轮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但是，岛上的居民在平时很少搬动它们，一来是因为这些石轮十分沉重，不易搬迁；二来是因为这些石轮所代表的价值并非很高，比如，要由四个壮汉才能搬动的一个石轮的价值仅仅相当于一头猪的价钱；三来是因为这里平时所进行交易的方式往往是债务之间的相互抵销，而非立即付清账款。账款一般留到以后的交易中进行再转结，也就是说，这块石轮可以成为下一次交易中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账款的结算依据。即便是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候，也很少需要真正搬动费币，因为，这种石币对于所有者来说，无需现实地持有它。在交易完成后，原来应当从原来主人那里搬走的石币，依然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原来的主人那里，甚至于在石轮上都不需要为交易做出任何的标记。

在岛上，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标准，不是看他是否占有费币或者实际占有多少费币，而是是否具有一种口誉——人们所口口相传或者公开认可的、可能是任何人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的、历史上曾经属于他们家的费币。哪怕这块费币在很久以前就永远地沉在了海底。即便如此，这块费币的交易价值也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家所拥有的这块石块所代表的财富也不容置疑。在这个岛上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当年统治这个岛的德国人，在向当地居民征收罚金的时候，就在“费”上画一个黑色十字，表明此块费币已被政府征收，费币的所有人竟然非常尊重这种做法，在被迫履行义务之后，再请求德国人把石轮上的十字擦去，以示费币的主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块费币又物归原主了。这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如果世界上都在传说某一个国家很富有，因为在他们国家的国库里堆积着山丘一样的真金白银和稀世珍宝，虽然人们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或者亲手摸过这些金银和珠宝，但是，人们就是相信这是事实。于是，所有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去购买这个国家的国债、股票和其他资产。这是什么？这就是信誉，一个国家的信誉。这种信誉是被普罗大众认可的，在普罗大众的眼里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难怪，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到了福内斯的这本《石币之岛》一书后感慨道：“福内斯的书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民族对货币的观念，可能比其他国家的人聪明得多。雅浦岛的实践更有逻辑，储备黄金这种现代的做法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的经验。”

因此，《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断》一书的作者M.弗里德曼评价说：雅浦岛的石币与我们文明社会的黄金并无区别；既然我们认为黄金是真实而且合理的，那么雅浦岛的石币也应当被当地居民认为是真实且合理的；当1932年法兰西银行在美国卖出美元，换回黄金后，也要求纽约联储银行把黄金存至其会计账簿上。作为回应，联储银行把黄金从一个抽屉中，放入了另一个抽屉中，并做个记号，表明抽屉中存放的是法国财产。这与雅浦岛的信用货币制度并无区别。

我们从石币之岛的故事中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印象和启示：

第一，雅浦岛本身不出产能够用于制造货币的这种石灰岩质的石块，否则该岛将无法抑制货币的泛滥及通货膨胀。

第二，制造石轮应当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否则无法体现其稀缺性。制造货币的人，也要付出相当的劳动和风险才能采集和制造出这样的石轮。首先，石轮的开采、雕琢与运输都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否则其他人是不会认可石轮的价值的，也不会愿意以自己的产品来换取轻易取得的石轮。其次，制造这种石轮需要专门的技术，一般人无法轻易学到。所以，石轮的价值是无法轻易估算得到的，因而它的非同一般的价值能够得到全岛人的高度和充分的认可。

第三，在雅浦岛上根本没有现钞，也不存在任何银行，货币完全是由一些专门的采石工制造出来。

第四，这种原始的信用制度可能只适合于自然状态下的小规模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熟人社会。雅浦岛的信用制度存在至少需要依托于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岛上必须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交易不普遍，且货币的周转速度也比较慢。当地居民甚至有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几次交易行为产生。否则，石币今天归甲，明天归乙，后天归丙，大后天归丁……这样长此以往，世界岂不乱了套？其二，必须是小规模的经济体。在这种经济体中，所有权的公示成本很低，一项交易，全岛人都知道，只要交易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石币的所有权的归属已经转移，自然不必再需要有其他的特别的公示。如果石币的所有权的归属上有瑕疵，就象德国人在上面划了黑十字，是根本无法继续作为支付手段的。谁都不愿意接受有麻烦或者不确定的货币和商品。

英国人菲利克斯·马汀在《货币野史》这本书里，提出了货币是信用记录以及信用清算构成的体系，是一种信用的问题。

三

这里需要特别申明的一点是，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或者叫信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也起源于这种信用或者信仰。从货币的起源的逻辑来讲，物物交换是货币起源的前提，而物物交换中存在着的不方便和问题，才促使了货币的诞生；虽然货币的本质属性自货币刚一诞生时就自然而然的存在，但是，这不等于说，是由于货币的本质属性才使货币诞生出来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国家货币理论使得货币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信用，成为货币发行的基础和本位，而非传统所说的黄金白银。货币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建立在国家本位基础之上的一种一般等价物。

在货币刚刚被人类使用的过程中，它自身的本质属性也是逐步体现出来的。因为我相信，在货币刚刚诞生之时，人类对货币的使用还停留在尝试和探索的阶段，人类仅仅是在体验货币给人类的交易活动带来的便捷和便利。甚至在货币诞生之初，物物交换和使用货币进行交换应当是交替而行甚至并行的，人类对货币的信任度和信用的建立，是在使用货币的过程中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建立起来的。随着货币形态的逐步固定和货币制度的诞生与确立，货币的本质属性才逐步地显露出来。因此，我们不能把货币的起源和诞生的过程与货币的本质属性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而把货币的本质当作货币起源的原因和过程。货币和法律等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非凭空而来的天外之物，或者是人类凭空幻想出来或者捏造出来的虚幻的东西。任何社会现象其自身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能拿来将其作为该事物起源的原因和过程。这就像不能因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双重性，而认定人是由于这两种属性而诞生或者起源的。这是荒谬和不科学的。起源，指事物产生的根源。不能说事物的本质属性与事物产生的根源是一回事。这个事物产生了，才能体现出它的本质属性，如果根本没有这个事物，又何来其本质属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因此，不能把货币诞生的起源和货币本质属性混为一谈，甚至把货币的本质属性——信用，作为货币起源的依据。那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和荒谬。

但是，我们要明白，对于经济来说，当产品、利润、货币三者形成有机循环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但是，货币并不等于财富。货币只是形成财富的手段，健康的货币循环能形成财富，恶性的货币狂飙则吞噬财富。如果，商业的利润没有了，产品也不流动了，只有货币在狂飙，那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其结果就是：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到权力阶层的手中，而依靠诚实劳动而生存的广大民众，所等来的结局只能是自己多年积累的财富在瞬间被洗劫一空。

货币即政治，由债券、股票、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更是政治的延续。

四

要全面理解货币的概念，除了要弄清楚货币本质属性之外，还需要从货币的几个主要特征出发予以考量和探讨。我认为，货币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货币是一种商品

从前文对货币起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货币的前身就是普普通通的商品，它是在交换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可以用来与一般商品进行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任何在商品交换中能够充当货币的东西，首先在于它们是商品，与普通商品一样，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就是交换的价值。没有这种与普通商品的共性，货币就不具备与商品进行交换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说，货币首先是一种商品。

2.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货币是商品，但又不是普通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首先，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

人类之间进行的最初的商品交换，是一种物与物的直接交换。但是，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大，商品交换的种类也随之增多。为了解决交换过程出现的问题和麻烦，货币便从商品中分离出来。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后，整个商品世界便被分裂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各式各样的商品，它们以各种使用价值的形式出现；另一部分就是货币，它作为价值的代表而存在，它以商品价值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对商品进行挑选和购买。而在物物直接交换中，买和卖的双方行为是同时进行的，其间并不需要媒介；而货币出现以后，买和卖的双方行为便成为了两个不同的行为，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打破了商品直接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克服物物交换能够完成的前提——必须是交易双方同时都需要对方的商品，这就克服了商品交换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有利于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和发展。但同时，这种交换方式也带来新的矛盾，这就是——买和卖两个行为的脱节，商品所有者可能在这里卖商品，而后又到那里买其他的商品；也可能今天卖商品，明天买商品，其结果是必然造成有的出卖人的商品卖不出去。所以，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且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备的特点和特征。

其次，货币虽然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但又不同于一般等价物。

货币和一般等价物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一般等价物是不固定的，不同地区或者一个地区内的一般等价物可能会不同，即使在一个地区或区域因为所交换的商品不同，等价物可能也是不同的。但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相对固定的，比如，在中国的商代，由海贝来充当相对固定的一般等价物。只有一般等价物被相对地固定下来之后，这种一般等价物才能被认定为货币，它就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而在货币（固定等价物）产生以前，一种商品可以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甚至可以和几种商品相交换，但不能和一切商品相交换。自从货币诞生以后，一切商品都可以和货币相交换，此时的货币便开始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商品交换中开始显示它的神通和便捷。所以，货币虽然是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但又不同于一般等价物。

再次，货币作为固定的一般等价物，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

由于货币被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它可以用来购买一切商品，它自然也就成了人类财富的象征。一个商品生产者或者商品消费者拥有货币量的多少，决定了其富裕或穷困的程度。而作为商品生产者能否将他所生产的产品，实现由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则直接关系到其所经营的事业的命运。因此，所有的商品生产者只有设法把自己生产的商品换成货币，他的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才可以用自己生产的商品换来的货币购买自己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以维持其再生产的延续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而当历史发展到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崇拜货币的狂潮时，这种财富观念的变化就会直接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模式。后来，当国家出现以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年度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多少，也可以通过对其所拥有和储存的货币（主要是金银）的多寡而显示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和富裕程度。对一个企业所拥有的产品的产值利润多寡的货币性结算，也可以直接看出其生产的规模和经济的效益究竟如何。所以，自从出现了货币之后，人类对货币的追求，乃是人类本能之反映。自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人类实际上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创造财富，二是分配这些人类所创造的财富。而货币则成了衡量人类创造和分配财富的计量器和标准。因此，自从货币诞生以来，特别是随着国家货币制度的创立，货币及其制度便成为调节、衡量和计算人类经济活动的手段和计量器。因此，货币直接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商品生产者之间以及商品生产者和商品购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最后，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货币的特殊性并不在其价值方面，而在其使用价值方面。

货币在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货币能够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

在货币出现之后，整个商品世界就分裂成为两极，一极是商品中的特殊商品——货币，而另一极则是所有的普通商品。普通商品是以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出现，而货币则是以体现这些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出现。这样一来，普通的商品只有通过与货币的比较，其自身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所有商品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其与货币的比较之后，其相互之间价值才可以进行比较。

其二，货币对一切商品具有直接交换的能力。

由于货币是所有商品价值和社会财富的代表，谁占有了货币，就等于占有了价值和财富。在实际交换中，货币具有直接交换的性质。而一般等价物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赋予货币的本质属性，其与制造和构成货币的材料是否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毫无关系。普通商品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换以满足人们生产或生活方面的需要；而货币的意义则在于——充当一般商品交换的手段，为商品交换服务。这就是货币与普通商品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货币对于一切商品具有直接交换的能力，其间无须借助或者依仗其他任何手段及物质。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货币的特殊性并不在其价值方面，而在其使用价值方面的根本原因。

可见，货币虽然是一种商品，但是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无论其由什么物质或者形式来充当，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否则它就决不是货币。尽管它根属于商品，它同所有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其根本的特征并非体现为其自身的价值，而是体现出自身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交换价值。因为，很多货币形态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甚至是无形的，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纸币以及后来人类发明的数字货币、电子货币等等。这也就引申出了货币的基本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而在这五个职能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应当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另外三种职能则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职能。无论货币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充当何种职能时，它的本质都是一般等价物，而非其他的什么。

3.货币是财富的象征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由于货币被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它可以用来购买一切商品，它自然也就成了人类财富的象征。一个商品生产者或者商品消费者拥有货币量的多少，决定了其富裕或穷困的程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年度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多少，可以通过对其所拥有和储存的货币的多寡而显示出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和富裕程度的高低。对一个企业所拥有的产品的产值利润多寡的货币性结算，也可以直接看出其生产的规模和经济的效益究竟如何。因此，自从出现了货币之后，人类对货币的追求，其本质上就是对财富的追求。货币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财富的象征，也就是人类衡量财富多寡的标准和衡量器。

4.在国家出现以后，货币表现出一种权力的象征

在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的货币（一般等价物）形态应当表现出一种自然选择的特点，也即是说人们所认可的一般等价物，是人类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自我选择的结果，它仅仅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并非固定不变和由什么人或者机构用强制力统一发行和监管的，在这里可能是海贝，在那里可能是块铜，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时期，也会出现材质和质地不同的一般等价物。在那个长达数千人的漫长的时代，货币仅仅表现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征、功能和作用。但是，自从国家出现之后，货币成了由国家权力控制的金融工具。一些国家就用法律的形式将货币确定下来。比如，在古老的、距今已近4000年的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就明确规定白银是债务人承担损害赔偿的唯一货币。到了现代社会，各国的宪法大都明文规定了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和货币制度的制定者以及货币运行的监督和管理者。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5和第6项规定联邦议会有权力“铸造货币，调节货币价值，厘定外币价值，制定度量衡标准”；“制定打击伪造联邦证券与货币的法律规定。”虽然，在现在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发行和调节货币的职能并非由政府或者议会行使。比如，1948年战败的德国在美国的导演下开展了一场货币改革运动。美国人帮助德国人制定了三个法案：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通过货币法案，建立了德意志马克（DM，Deutsche Mark）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M，Reichsmark）；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的中央银行地位，该银行在1957年以后变为德意志银行（Bundesbank）；兑换法案解决了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及其执行细节。而在当时，西德的中央政府尚未成立。自此，德国的央行自然而然地被确立了独立于政府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央行的行为不受政府的干预和指挥，政府无权命令央行干什么或不干什么。但是，即使是像德国央行这样的所谓独立的银行，其之所以能够行使货币发行、调节、管理的职能，从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它所表现出来的对货币的发行、监督、管理、调节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一种国家的权力象征，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做后盾，任何国家央行都无法行使对国家金融和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在当代社会，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国家和政府力量，即使是像欧元这样的由欧洲央行发行的、代表欧洲联盟的统一货币，其能够在欧盟国家普遍发行，如果没有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作政治背景，也是无法想象的。对货币的权力，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社会以及西方的古罗马时代和封建社会中，都是国家、政府和君主、帝王们的专利，其他人根本无法涉足被他们认为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货币发行、监督和调节领域。中国自西汉中期之后，就完全收回了货币的铸造、发行和管理的权力，直至今天。因此，在国家出现以后，可以说货币就毫无置疑地表现出一种象征国家权力的显著特征。因为，国家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真理——只要谁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就无须在乎谁制定法律。当代的精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金融才是掌控当代社会的金钥匙。

只要控制了一国的金融，就等于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运。金融的核心就是货币！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后记

货币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会成为个人、企业、国家等一切力量角逐的焦点。货币既考验着人类的本性，又掌控着大国的命运——罗马帝国因货币而强盛，大英帝国因英镑的崛起而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依靠美元的霸主地位而称霸世界，欧洲因欧元的崛起而一步步地走向合作与联合；西班牙因对货币性质认识的偏颇而遭到金银的祸害，荷兰因货币政策的失败而迷茫，法兰西帝国因迷失在货币的魔咒中而衰退，苏联在与美国的货币大战中败下阵来，日本在日元被迫升值中沉沦，阿根廷因货币的衰弱而衰落……

货币就是人类本性的一面镜子，它可以反射出人类灵魂的每一面；货币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富国兴邦，也可以瞬间让国家衰败。

说不完道不尽的货币，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一天，货币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本书开始写作于2015年8月，是作者在完成《法治的历程》后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是作者其他两部财经类学术专著——《公司的历程》《华夏商路》的姊妹篇。这三部著作，勾画了人类所走过的荆棘丛生的财富之路。《公司的历程》从世界的角度，偏重于对商业组织发展路程的描述；《华夏商路》则集中记述了5000年以来的中国商人和商业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路程。希望读者通过本书对货币的过去及其未来的描述，对货币这个政治及经济的定盘星和润滑剂，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知古而知今。欲知今则必须知古。

这就是作者撰写这三部书的初衷。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古典文献

《国语·周语下》。

《史记·平准书》。

《文献通考·钱币二》。

《李觏集·富国策第十》。

《大学衍义补·铜之币上》。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

《宋史》卷二八八《范坦传》。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明史·郑和传》列传第一九二。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

《明太祖实录》卷三〇、九八、一三一、二〇五、二一一、二一六、二三四、二五一。

二、中文著作

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艳玲、隆仁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

张艳玲、隆仁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

张艳玲、隆仁主编：《世界通史》第四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

张艳玲、隆仁主编：《世界通史》第五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

张艳玲、隆仁主编：《世界通史》第九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

陆庭恩、宁骚、赵淑惠编著：《非洲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洪霞管：《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

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一卷至第四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苗延波：《公司的历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苗延波：《华夏商路》，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

苗延波：《法治的历程》，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宋鸿兵：《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宋鸿兵：《货币战争4——战国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

永谊：《白银秘史——东西方货币战争史》，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陕西省志·金融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萧国亮、随福民编著：《世界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存茂、李九江：《战神鹰犬——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解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宗良、李建军等：《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前景》，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

雷思海：《大对决——即将爆发的中美货币战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马骁、李秀婷、陈文魁编著：《货币》，红旗出版社2012年版。

国安、综计：《无烟的战争》，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三、翻译的外文著作

【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美】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黄磊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英】埃里克·洛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美】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李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俄】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上卷），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美】俾耳德、巴格力：《美国史》，魏野畴译，2013年版。

【美】巴里·埃森格林：《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美】亚当·拉伯：《巴塞尔之塔》，綦相、刘丽娜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英】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高诚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版。

【美】罗伊·史密斯：《纸金》，张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美】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祁斌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美】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巴曙松、王劲松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美】彼得·德鲁克：《公司的概念》，慕凤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美】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瑞士】费尔南德·利普斯：《货币战争——黄金篇》，马晓棠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俄】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法】雨果：《雨果全集》（游记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雨果：《雨果全集》（散文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雨果：《雨果全集》（政治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雨果：《雨果全集》（诗歌卷上），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约翰·冯·奥弗特维尔德：《欧元的终结？！——欧盟不确定的未来》，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英】戴维·马什：《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向松祚、宋姗姗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国际出版社1985年版。

【英】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及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世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苏格兰】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爱尔兰】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余永定、徐寿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美】史蒂夫·福布斯、伊丽莎白·埃姆斯：《美国的难题》，马睿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英】菲利克斯·马汀：《货币野史》，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美】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第四版），潘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四、英文著作

Theodor Hommsen,，The history of Rome，Vol1，JM Deat and Sons Ltd，1920.

Brian Johnson，The Politics of Money，New York，McGraw Hill 1970.

Carroll Quigley，Tragedy and Hope：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66.

Alesina，A.，andF.Giavazzi，eds.2010，Europe and Eur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illstein，Reinhold，Karola Fings，Anita，Kugler，and Nicholas Levis.Working for the Enemy：Ford，General Motors and Forced Labor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4.

James，Harold.Making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George F.Kennan，George F.Kennan Memoirs 1925—1950，Pantheon Books，New York，1967.

Tuner，Henry Ashby Jr.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Eckes，Alfred E .，Jr.1975.A Search for Solvency：Bretten Woo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1941—1971.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ichael Burgan，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U.S.Entry into World War II，Benchmark Books2011.

Michael Burgan，The Korean War：An Interactive Modern History Adventure，You Choose Books2014.

五、中外文报刊文章

蒋国维：《亚洲农耕起源初探》，载《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

陆凯旋：《论货币本质》，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期。

王玉峰、刘利红：《论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从货币演变史中抽象货币的本质和演变规律》，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刘新华、线文：《货币的本质：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

【瑞】马库斯鲁·泽尔：《货币联盟需要更多的稳定性》，载1992年12月5日德国《世界报》。

Steil Benn，“The End of National Currenc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7。

“Chiny i zoto, czyli niekończca si opowie”，载2017年5月1日波兰“Rzeczpospolita”（波兰《共和国报》）。《安倍经济学悄然取得成功》，英国《金融时报》2017年5月12日 社评。

蒙代尔：《推广世界货币只能在危机的时候来做成》，载2008年11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

六、中文学位论文

丛金龙：《论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1933—1938）》，内蒙古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七、网络文章

Atak na Pearl Harbor，载http://sciaga.pl/tekst/94760-95-atak_na_pearl_ harbor。

李尚勇：《纸货币的基本性质及未来货币》，载财经网博客，2015-02-27 16:54:10。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载金投网 www.cngold.org。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载http://www.yinhang123.net/guonacaijing/202179.html。

《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十大里程碑事件》，载http://forex.hexun.com/2016-01-14/181810924.html。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6成为全球第三大货币》，载金投网http:// m.cngold.org。

《汇改一周年人民币贬值近8%，市场化国际化任重道远》，载汇通网8月10日讯。

《对话蒙代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载http://www.sifl.org.cn/show.asp id=1643。

2009年3月中国《第一财经日报》对世界单一货币协会主席庞帕斯的专访。载http://www.sina.com.cn，2009年03月30日。

Project Syndicate：《统一全球货币可行吗？》，载新浪财经2015年11月20日08:06。

《中国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占全球总量近3成》，载网易环球网，http://world.163.com/14/0922/08/A6NUUT4300014OQQ.html。

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网站，网址：http://www.amf.org.ae/vEnglish。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何时诞生》，载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economist/jingjiguancha/20070908/02183958866.shtml。

袁蓉君：《亚洲货币基金呼之欲出》，载http://www.huaxintrust.com/ newsshow1.asp nid=971。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言

第一章 起源

一、农业革命

二、社会大分工

三、沸腾的商路

四、货币的诞生

五、东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一）东方的货币起源论

（二）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三）东西方货币起源论之比较

本章结论

第二章 觉醒

一、金属的时代

二、黄金与幸福

三、亚历山大时代

四、古罗马时代

五、拜占庭时代

本章结论

第三章 探索

一、最早的纸币

（一）繁荣的街市

（二）困境的烦恼

（三）闪光的灵犀

（四）历史的结局

二、铜银并用时代

三、禁银的时代

四、大航海序幕

五、白银的时代

六、纸币的来去

（一）纸质货币产生和兴起的过程

（二）世界主要纸币

（三）纸质货币是否会消失

（四）纸币被取消后中国将如何？

本章结论

第四章 称雄

一、金融的国度

（一）最早的证券交易所

（二）现代银行体系的前身

（三）空前的强盛

二、孤独的民族

三、金融撑霸主

四、短暂的繁荣

五、金融的力量

六、货币大讨论

本章结论

第五章 崛起

一、美元的诞生

二、美联储诞生

（一）百年的角逐

（二）降生到人间

（三）组成机构

三、百年变迁

（一）初期

（二）变迁

（三）议论

四、美元的崛起

本章结论

第六章 重构

一、欧洲的危机

（一）复杂的时局

（二）超级愤青

（三）快速的崛起

（四）背后的支撑

二、历史的机遇

（一）大萧条原因

（二）沉寂的国度

（三）空前的机遇

（四）全民总动员

三、寂静的森林

（一）沉寂的山庄

（二）两人的会议

（三）不同的理想

四、新纪元诞生

（一）协议的内容

（二）可靠的支撑

（三）英镑遗留物

五、霸权的时代

（一）突发的战争

（二）无解的难题

（三）毅然的抉择

（四）霸主的降临

本章结论

第七章 奋争

一、金卢布诞生

二、卢布的帝国

（一）冷战的开端

（二）卢布的扩张

三、遗恨的结局

四、呼唤与探索

（一）遥远的呼唤

（二）可贵的探索

五、不懈的奋斗

（一）劫后的奋起

（二）欧元的摇篮

（三）天赋的使命

六、降生到人间

本章结论

第八章 成败

一、货币国际化

（一）多元的定义

（二）国际化层次

（三）国际化条件

（四）国际化收益

（五）国际化成本

二、历史的经验

（一）美元国际化

（二）合作的成果

（三）有益的启示

三、历史的机遇

（一）优渥的资本

（二）最新的里程

（三）欣喜与远虑

四、世界的货币

（一）历史的呼唤

（二）时代的挑战

（三）不懈的抗争

（四）历史的终结

五、亚元成与败

（一）联盟利与弊

（二）现有的联盟

（三）亚元的诞生

六、不死的货币

（一）崛起的脊梁

（二）美元与黄金

（三）苏醒的金银

（四）王者归来

本章结论

结论什么是货币？

一

二

三

四

后记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古典文献

二、中文著作

三、翻译的外文著作

四、英文著作

五、中外文报刊文章

六、中文学位论文

七、网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