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s

1. 扉页

2. 第一卷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5. 第五章

6. 第六章

7. 第七章

8. 第八章

9. 第九章

3. 第二卷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5. 第五章

6. 第六章

7. 第七章

8. 第八章

9. 第九章

4. 译者的话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陈恒哲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陈恒哲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01-12257-1

Ⅰ. ①钢… Ⅱ. ①尼…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9048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沛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璐

特约编辑 王小凤

产品经理 张哲玮

装帧设计 健次郎

制版印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发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80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61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根据俄罗斯ACT出版社2011年版本翻译

参考1989年“青年近卫军”的版本底稿

Volume One

第一卷

第一章

“你们当中有谁在节前来我家回答过功课的——给我站起来！”

一个身材浮肿的男人，身着教袍，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用恫吓的眼神注视着学生们。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死死地盯住从凳子上站起来的六个人——四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孩子们带着畏葸的眼神望着这个裹在教袍里的人。

“你们坐下吧，”神父冲女孩们挥了挥手。她们飞快坐下，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一动不动地落在了四个男孩儿身上。

“过来，小鬼们！”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将椅子稍稍挪开一些，走近了由于不知所措而畏缩在一起的男孩儿。

“下流东西。你们当中有谁抽烟？”

四个人齐声用细小的嗓音答道：

“我们不抽烟的，神父大人。”

神父的脸色变成了猪肝色。

“不吸烟的，混蛋家伙，那么，是谁把烟叶撒到了面团里？不吸烟？我们这就要看看！都把口袋翻出来！马上照做！没听到我说什么吗？快翻出来！”

其中的三个人开始将各自口袋里的东西一一掏出来，摆在桌子上。

神父将他们的衣兜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连个缝隙都不放过，探寻着烟叶留下的蛛丝马迹，不过，什么也没发现。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第四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有一双黑眼睛，他穿着灰色衬衫，蓝色裤子在膝盖位置打了补丁。

“那么你呢，就像个木头桩子似的杵着？”

男孩儿黑漆漆的眼睛里满是压制着的憎恨，他压低声音回答道：

“我没有口袋。”—— 一边用两手划过衣服的缝合线示意着。

“哎哟哟，没有口袋！你当这么说，我就不知道谁能干出这种下流勾当了么——面团全毁了！如今你认为你还能继续待在学校里吗？不，孩子，你是不配得到恩赐的。上一回是你的母亲恳求我们收留了你，不过现在该结束了。马上从这个屋子里滚出去！”——他用力揪住男孩儿的一只耳朵，把他拖到了走廊上，在他面前合上了门。

教室重又回归了平静，每个人都缩成一团。谁都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要被赶出学校。目睹了事件整个经过的，唯有保尔的好朋友兼铁哥们谢廖沙·布鲁扎克。那一天，他们六个人因为考试不及格，不得不到神父家里去重新回答功课。就在他们等待神父的那个厨房里，保尔将一把烟叶撒进了神父为制作复活节蛋糕准备的面团当中。

被撵出来的保尔蹲在了台阶最底下一级。他想：我该怎么出现在家里呢？又该怎么和母亲说呢？母亲是那么的操劳，她在税务官家的厨房里，总是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

想着想着，保尔难过得哭了起来。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一切都要怪在这个该死的神父头上。我干吗要给他撒烟末呢？ 还是谢廖沙在旁撺掇说‘干脆，咱们给这个坏蛋来点坏东西’，咱们才照做的。谢廖沙倒是平平安安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我恐怕要被开除了。”

这种横亘在瓦西里神父和保尔之间的敌意由来已久。有一回，保尔跟列夫丘科夫·米什卡打了起来，于是神父罚他放学后不得回家。为了防止他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胡作非为，老师把这个捣蛋鬼领到了二年级的教室，让保尔就在最后面的板凳上坐着。

教二年级的老师是个骨瘦如柴的人，穿着一件黑色西服上衣，正在课上讲述地球和天体。当保尔听到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上百万年、星星跟地球相像的时候，就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由于对于所听到的事情实在感到惊异，他甚至很想起身告诉老师“《圣经》里不是这么讲的”，但终究因害怕遭训斥而作罢。

在《圣经》这门课程上，神父总给保尔打满分。不论新约旧约，所有的章节他都烂熟于心。他能清楚地说出，上帝在哪一天创造出了什么。保尔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在接下来的第一堂《圣经》课上，神父刚要坐进他的圈椅里，保尔就举起了手。在得到发话的允许后，他起身问道：

“神父大人，为什么高年级老师在课堂上说，地球已经有一百万年的历史，而不是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有五千……”他立刻被瓦西里神父那刺耳的尖叫声逼回了座位上：

“你说了些什么，混账家伙？你的《圣经》课学的可真不赖！”

不等保尔发声，神父就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开始把他的脑袋朝墙上撞。一分钟过后，受了肉体毒打和精神惊吓的保尔被扔到了走廊上。

保尔回到家中，又挨了母亲的一通责骂。

第二天，保尔的母亲来到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父能够重新接纳儿子。从那个时刻起，保尔就全身心地憎恨起神父来，他是又恨又怕。他无法原谅任何人施加给他的一丁点屈辱：忘不了神父对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抽打，他痛恨着，将这种情感暗暗隐藏起来。

瓦西里神父带给男孩儿的小屈辱还有许多：把他赶出门，就为着一些琐事而罚他在角落站上整整好几个星期，其间从不过问他的功课，而正是这样，他才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那些不合格的学生一起到神父家重新答课。就在厨房那儿，保尔把烟末掺进了为节日预备的面团里。

谁都没看见，可神父还是很快知道了一切，还知道了是谁干的。

……课一结束，孩子们蜂拥到庭院里，将保尔团团围住。他拧紧眉头，一言不发。谢廖沙·布鲁扎克没有走出教室，他觉得自己做错了，可对于伙伴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通过教员休息室一扇打开的窗户里探出了脑袋，他那深沉的男低音使得保尔浑身一颤。

“叫柯察金现在就来我这儿！”他喊道。

于是保尔揪着一颗心，朝教员休息室走了过去。

火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已经上了年纪的男人，一张脸毫无血色。他微抬眼皮，用那对黯淡无光的眼睛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岁了。”保尔的母亲答道。

“那好，就叫他留在这儿吧。待遇是这样的：每月八个卢布，工作期间管饭，干一昼夜，在家歇一昼夜——可不许偷东西。”

“怎么会呢，瞧您说的！我对天发誓，他是决不会偷东西的。”母亲带着慌张的口吻说。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工作吧。”店主吩咐道，又扭头对站在一旁柜台后面的女店员嘱咐道：“季娜，带男孩儿去洗刷间，跟弗茹霞说，让他顶格利什卡的位子。”

女店员丢掉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了点头，她穿过大堂，费力挤过侧门，一路带头来到洗刷间。保尔跟随在她的身后。保尔的母亲匆忙地和他一起走着，又焦急地对他悄悄说道：

“我的小保尔，你可要努力才是呀，别干出丢脸的事儿。”

说完，她带着一副悲伤的神情目送了儿子片刻，就离开了那里。

洗刷间里的工作是繁重的：餐盘、刀叉在桌上摞成了山，几个女人正用背在肩后的毛巾逐一擦拭它们。在那里，有一个满脑袋顶着乱蓬蓬的红棕色头发的男孩，看模样比保尔大不了多少，正忙着跟两个硕大的茶炊作斗争。

蒸汽从盛着沸水和餐具的大盆里蒸腾开来，洋溢在整个洗刷间里。保尔起初无法看清女人们的面孔。他站在那儿，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又该待在什么地方。

女店员季娜走近其中一个正擦拭餐具的女人，捉住她的肩，说道：

“瞧，弗茹霞，来了个新男孩顶替格里什卡的位子。至于要干的活，你跟他交代清楚。”

接着，她冲保尔指了指那个叫做弗茹霞的女人，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做什么，你只管做。”说完，转身走出了洗刷间。

“是，”保尔轻声回答。他带着提问的眼神望着面前这位弗茹霞。只见她一边拭着前额流下的汗水，一边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仿佛正暗自评估他的使用价值，随后，她挽起从臂肘处滑落下来的袖子，用格外动听且底气十足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儿不难：就是每天清早把这口锅里的水烧热，还得保持锅里头的水一直是沸腾的，自然，也得劈柴火。然后呢，这些茶炊也交给你啦。然后呢，要是必要的时候，会要你帮着清洗刀子叉子，再倒倒脏水什么的。活儿足够多，小兄弟，你得做好流汗的准备了。”她操着一口伏尔加河上游科斯特罗马州的口音，把每个单词的重音都咬在了字母“а”上。她的口音，翘鼻子和她那泛着红晕的面庞，令保尔变得开心了些。

“看起来，这位大婶不是什么狠角色，”他内心作下判断，胆子也大了些，对弗茹霞说道：

“大婶，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他这句话音刚落，洗刷间里的女工就哄堂大笑。他愣住了。笑声淹没了他剩下的话：

“哈—哈—哈！…… 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其中笑得最开心的，就数弗茹霞本人了。保尔的视线被雾气遮住，看不清切她的脸。其实弗茹霞也不过才十八岁。

保尔感到窘迫极了，他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呢？”

男孩儿咯咯笑着对他说：

“你去问你的大婶啊，她会把一切告诉你的。而我呢，不过是个临时帮忙的。”说完，他扭身朝通往厨房的门跑去。

保尔听到一个年长的洗碗女工说：“过来，帮着擦擦餐叉吧。你们笑什么？这个男孩儿说什么好笑的啦？”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用牙咬住一头，手拉紧另一头的边儿。像这样把叉子的齿缝来来回回地蹭，直到叉子上什么都不沾为止。咱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老爷们检查叉子的时候，若是发现了脏东西，那咱们可要遭殃了：立马会被老板娘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疑惑地问，“雇我的可是个男老板啊。”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

“咱们的男老板是个摆设，窝囊废一个。这里全由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儿个不在。你上几天工就知道了。”

这时，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名侍者捧着一摞用过的餐盘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斜眼，长着一张四方大脸的侍者说：

“快点干吧，十二点的车可就快到了，你们还磨磨蹭蹭的。”

他一眼瞥到保尔，便问道：

“这是谁？”

“新来的。” 弗茹霞回答。

“啊哈，新来的，”他把一只手重重地搁在保尔肩膀上，扭着他来到几只茶炊跟前说，“那么，听我说，这几个茶炊你得随时准备好，可现在呢—— 一个的火已经熄了，另一个的也差不多没了。今天且饶了你，明天要是还这样，就赏你几个耳光！你可听明白了？”

保尔一个字儿也没说，动手给茶炊烧起火来。

他的劳动生涯，便就此展开了。像第一天干活这般卖力气，自己还是第一次。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儿不比家里，在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可在这儿，斜眼侍者说得明明白白的，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下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炊飞溅起了火花。随即他又拎起两桶泔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槽，紧接着往大水锅底下添了些柴火，又将湿毛巾搭在沸腾着的茶炊上烘干。一直干到深夜，才把所有交代给他的活儿都完成。保尔拖着疲惫的身子朝下面的厨房走去。一位名叫阿妮西娅的上了年纪的女工，瞧着他掩上了门，说道：

“嗬，这个男孩儿可不简单，干活就跟拼了命似的。准保是实在没了法子，才打发来做工的。”

“是啊，是个不错的男孩儿，”弗茹霞说，“这样地干活都不用人催呢。”

“很快就懈怠了，谁刚来那会儿不是拼命干活……”鲁莎反驳道。

保尔就这样手脚不停地忙活了整整一个通宵。早上七点钟，精疲力竭的保尔将沸腾着的茶炊转交给了自己的接班—— 一个圆胖脸蛋、眼神促狭的男孩儿。

确认了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茶炊里面的水也沸腾着，男孩儿把两手插到衣袋里，从咬紧的牙齿缝挤出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他白了保尔一眼，捏着不容抗拒的腔调说：

“嘿，你这个软蛋！明早六点钟过来接班。”

保尔问：“干吗六点？七点钟才换班的。”

“谁愿那时候换，谁就换呗。可是你嘛，就得六点来接班。你要是再嚷嚷个不停，这就让你脸上鼓个包。好好想想吧，小子，别一来就不知好歹。”

那些已经交接完毕的女工凑在一起，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两个男孩儿的谈话。圆脸男孩儿的无赖口气和挑衅举动惹怒了保尔。他朝男孩儿逼近一步，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转念又唯恐头一天上工就遭辞退，便忍住了。他阴沉着脸说：

“你把嘴闭上，别吓唬人，否则就是自讨苦吃。我明天七点钟到，要论打架的功夫我可不比你差，假如你想试试的话——我随时奉陪。”

对手朝水锅方向退了一步，惊奇地望着头发蓬乱的保尔。他没想到自己会遭到如此坚决的回击，一时竟有些慌了阵脚。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含含糊糊地说。

上工第一天总算顺利过去了，保尔朝家里走去，一路上怀着一种以诚实的劳动获取了休息的感情。如今他也干活了，再不会有人说他游手好闲了。

清晨的太阳慵懒地从锯木厂高耸的厂房后方升起来。保尔家的小房子已经近在眼前了。它就在那里，紧挨着列辛斯基家的庄园后头。

保尔轻声吹着口哨，“母亲大概已经起床了，而我也从班上回来了。”他这么想着，不由加快了步伐。“看来，被学校除名也不是件完全糟糕的事儿。不管怎样，那该死的神父就没让我有过称心的日子，可如今呢，我再也不用搭理他了。”保尔思索着，走到了家门口。他推开篱笆门，又忽然记起来，“有必要给那个黄毛小子点颜色看看，这很有必要。”

母亲正在院子里围着茶炊忙来忙去。见到儿子回来，她心怀忐忑地问：

“怎么样？”

“不错。”保尔回答。

母亲是希望给他一些警告。他明白了——从敞开的房间窗户里，露出了哥哥阿尔焦姆那宽宽的肩膀。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先是坐在桌边，背对着院子。这时，他朝着保尔转过身来，透过他浓黑的眉毛，两道冷峻的目光直逼保尔：

“嗬，回来啦，撒烟灰的小子？啧啧，真是干得漂亮！”

保尔预感到，自己将和这位回家来的哥哥展开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阿尔焦姆什么都知道了，”保尔心想，“阿尔焦姆不光要臭骂我一顿，还会揍我。”

保尔有点儿怕阿尔焦姆。

不过看起来呢，阿尔焦姆并没打算要揍谁。他坐在凳子上，两个手肘抵着桌面，用一种既非嘲弄、也不是鄙夷的眼神瞅着保尔。

保尔只好两眼盯住一块破木地板，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上面一颗突起的钉子头来。之后，阿尔焦姆从桌上一跃而起，朝厨房走去。

“看样子，这回不用挨打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向保尔询问了发生在学校的事儿。

保尔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你现在就这么胡闹，将来可怎么成？”母亲难过地说，“唉，咱们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他这都是跟谁学的呀？主啊，这个孩子可真叫我操碎了心！”她抱怨道。

阿尔焦姆把自己的空茶杯往外一推，转过身子对保尔说：

“那么，就这样吧，老弟。既然事已至此，你就警惕些，在班儿上别惹眼，干好你该干的所有活计就是；要是那个地方也留不住你，那么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那就没地儿可去了。这一点你可记住了。你给母亲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是个马蜂窝你就去捅——到处惹争执，到处去闯祸。这会儿也该消停了。你先做上一年工，到时候我会想法子打发你去机车库当学徒，要知道，倒泔水可倒不出一个有出息的人。你得学一门手艺。你现在还小，不过一年后我再求人，指不定他们会收下你。我马上就要调到这儿来工作了。母亲再也不用去服侍人了，她在各色混蛋面前已经弯了太久的腰了，你看着吧，保尔，当个有出息的人。”

阿尔焦姆站起身，他挺直了魁梧的身躯，穿好搭在椅背上的夹克，顺口对母亲说道：

“我还有事要做，出去一个钟头。”说完，他一躬身子，走出了家门。

当他在院子里走过窗边的时候，又说：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会拿给你的。”

火车站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这儿是一处铁路枢纽，有五条线路在这里会合。车站总是熙熙攘攘，唯有午夜两三点钟，在两趟列车抵达之间的空隙里，才能守得片刻安宁。在这个火车站，有上百趟专列在此相遇，又朝着四面八方驶去。它们有的从前线回来，有的正要开赴前线。列车载着缺胳膊断腿的伤残士兵从前线归来，开往前线的列车，则源源不断地载着一批批穿着一模一样的灰军装的新人。

保尔在车站食堂一干就是两年。厨房、洗刷间，这就是他在两年之内目之所及的全部了。在体量巨大的地下厨房里，手上的活儿片刻也停不下来，共有二十来个人在这里干活。另外，还有十名招待员来回穿梭于大堂和厨房之间。

两年里，保尔的酬劳从八个卢布变成了十个，他的体格也愈发结实。两年里他着实吃了不少苦。他在厨房的煤烟熏炙下打了半年下手，末了又被赶回了洗刷间——是被最具威望的厨师头子给踢出去的，他不喜欢这个固执的男孩儿，自己揍过他，为此总担心哪天会被他捅一刀。要不是保尔一直勤勤勉勉，他早就被撵走了。保尔干起活来不知疲倦，干得比谁都多。

食堂最繁忙的时候，保尔仿佛在用生命奔跑，他端着一摞托盘，一下子跳下四五级台阶，飞旋进厨房，又原路飞奔回来。

每到夜里，待到食堂的两个大厅终于人声渐息，侍者们就聚到下面的厨房仓库里。先是打“二十一点”和“九点”两种纸牌，纵情豪赌。保尔不止一次看到，桌上躺着大把票子。日子久了，保尔对于那么多钱也见怪不怪了，他知道，他们每人当一天班就能赚上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们一给就是半卢布、一卢布的。赌博环节过后，他们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疯狂地玩起牌来。保尔很是痛恨他们。

“这帮该死的下流东西！”他心想，“瞧瞧阿尔焦姆，他可是一等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我呢，才十个卢布；而他们一天一夜就能赚那么多，凭什么呢？不过是把餐盘端上去、端下来，到头来全都喝光赌光。”

保尔觉得他们跟老板一样，于己都是陌生而敌对的。“他们这群混蛋，别看在这儿供人使唤，他们的老婆孩子却都住在城里，过着有钱人家的生活。”

他们也时常把自己穿着中学制服的儿子领来，或是把他们胖得超乎想象的女人带来。“或许，他们的钱，要比那些被服侍的先生们还多呢，”保尔想。对于夜里发生在厨房偏僻角落和食堂仓库里的事儿，他丝毫也不感到吃惊；保尔清楚地知道，所有的洗碗女工和女店员，若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出卖给食堂有权有势的那几位，她们就无法在食堂干得长久。

保尔窥探到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部和坑洞，霉烂的气息和沼泽般的潮气由那里裹挟着向他袭来，他渴望着一切新事物和新体验。

帮弟弟去车库当学徒这件事情，阿尔焦姆没能实现：不满十五岁的，他们一概不收。保尔期待着自己从这儿离开的那一天，他已经被车库那用石头砌的、熏得发黑的高大房子吸引住了。

他常常去那儿找阿尔焦姆，随他一道检查车辆，尽其所能地帮忙。

自从弗茹霞离开以后，日子就愈发烦闷了。

这个爱笑而欢快的姑娘已经不在了，保尔才更加强烈地体会到，自己和她曾经是多么的要好。而现在呢，清早他一走进洗刷间，只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的争吵声，这令他感到某种空虚和寂寞。

夜里短暂歇息的时候，往炉子里添过柴火，保尔蹲在了敞开的炉门前；他微眯起眼睛，望着那一团火焰，热量正从炉子里发散开来。除了他，洗刷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不知不觉，他的思绪飘回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上，他想起了弗茹霞。那幅画面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那是个星期六，也是夜里歇息的时候，保尔正沿着通往厨房的楼梯往下走。到了拐角的地方，出于好奇，他爬进了一个柴火堆，想看看仓库里的情形，那儿总有一堆赌徒聚会。

此时，仓库里玩兴正酣。坐庄的是扎里瓦诺夫，他兴奋得满面通红。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扭头望去，只见普罗霍尔往下走来。保尔躲到楼梯底下，等着普罗霍尔走进厨房。楼梯底下黑漆漆的，普罗霍尔不可能发现他。

普罗霍尔转了个弯朝下走去，保尔看得到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还有一个人沿着楼梯从上面跑下来，步伐是匆忙而轻盈的，随后，保尔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普罗霍尔，你等一等。”

普罗霍尔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朝上面望着。

“你有什么事？”他含糊地问。

上面的人噔噔走下楼梯，保尔认出那是弗茹霞。

她抓住这个侍者的袖口，用压低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说：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那些钱在哪儿？”

普罗霍尔猛地抽回了手。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么？”他用生硬的语调恶狠狠地说。

“他可是给了你三百卢布。”弗茹霞的声音里，听得出轻微的哭腔了。

“三百卢布，你说的？”普罗霍尔阴险地说，“怎么，你想得到这些钱？尊贵的小姐，对于一个洗碗工来说，你还嫌赚得不够吗！依我看来，给你的那五十卢布已经足够了。想想吧，你有多幸运！比你干净的富家小姐，还是受过教育的——也卖不到这个价钱呢。睡上一夜就有五十个卢布到手，你该对此道声谢谢才是。这样的傻子打着灯笼也难找呢。我再给你一二十个卢布，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别犯傻：生意还会有，我也会格外关照你的。”吐出最后一个字儿，普罗霍尔转身朝厨房走去。

“你这个混蛋，畜生！” 弗茹霞追着喊道。然后，她倚在柴火堆上，绝望地恸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黑暗中听完了这场谈话，他望着弗茹霞颤抖着身子，把脑袋往柴堆上撞，他被一种无法表达、无法言说的感受攫住了。保尔没有出声，他沉默着，两手紧紧抓住楼梯的铁围栏，头脑里一个念头闪动着，显得无比清晰、明了：

“这些挨千刀的家伙，连她也不放过。唉，弗茹霞呵，弗茹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了，也更重了，周遭的一切都令他感到厌恶和憎恨。“唉，要是我有力量，一定要这个下流东西不得好死！为什么我不像阿尔焦姆那样，生得高大威猛呢？”

炉里的火苗闪烁了一下，又暗淡下去，那明亮的火舌跳动着，交织成一条长长的浅蓝色火圈；在保尔看来，仿佛有个人正朝他吐着舌头，要嘲笑他，挖苦他。

屋子里寂静无声，只听得到炉膛里面噼啪作响，还有水龙头那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个擦得锃亮的锅子摆到架子上，擦干双手。厨房里没有别人了。当班的厨师和帮厨女工在更衣室里睡着了。每天半夜，厨房里能有三小时的安静时光，克利姆卡总爱到楼上去，跟保尔待在一起度过。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相处得很是不错。克利姆卡一到楼上，就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跟前。保尔也留意到了墙上那熟悉的头发蓬乱的身影，头也不回地说道：

“坐呀，克利姆卡。”

小厨师学徒爬上层叠的柴火堆，在上面躺了下来，望着蹲在下面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

“你干吗，冲火施魔法呢？”

保尔艰难地把视线从火舌中移开，他用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望着克利姆卡。透过这双眼睛，克利姆卡看到了不可言说的忧伤。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的眼中流露出忧伤。

“保尔，你今天有些古里古怪的。”沉默片刻后，他又问道：

“出什么事儿了？”

保尔站起身，挨着克利姆卡坐下来。

“什么事儿也没有，”他闷声回答，“是这个地方叫我觉得苦闷，克利姆卡。”他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啦？”克利姆卡拿两肘撑起身子，继续发问道。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打从我落到这儿来找活干的那刻起，心里就一直憋得难受。瞧瞧这个鬼地方！咱们干起活来像骆驼一样卖力，可回报是什么呢，任谁一时兴起都能赏你两个嘴巴子，更不会有人为了你挺身而出。老板雇咱们给他们干活，可但凡是个有气力的，谁都有权揍你。你就是会分身术，也没法子一下子叫所有人都满意，可只要有人不满意，你就是等着挨揍的份。为了按吩咐把事做好，为了叫人挑不出毛病，你片刻也不停歇，已经拼尽了全力，可无论如何，仍旧有没能及时服侍到的人物，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要挨揍……”

克利姆卡惶恐地打断了他的话：

“快别这么嚷嚷，要是有人走过，可就听见了。”

保尔跳了起来：

“那就叫他听去好了，反正我要离开这儿。到大路上扫雪也比这里强，这个鬼地方……简直就是坟墓，是骗子的老窝。他们每一个都有的是钱！却把咱们当牲畜看待，对姑娘们为所欲为；要是有哪个长得好看又不肯就范的，立马就给撵走。她们能上哪儿去呢？招来的难民个个没地方住、没东西吃。他们抓住面包就不会放手，在这儿起码能吃上饭，饥饿驱使他们忍受了一切。”

他用如此激愤的语调诉说着这些，克利姆卡真担心有人听见他们的谈话。他跳到地上，关紧了通向厨房的门，可保尔只顾着倾吐积压在心中的愤懑。

“就说你吧，克利姆卡，别人揍你，你向来一声不吭。你干吗不吭声呢？”

保尔在桌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疲惫地拿手掌撑住脑袋。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柴火，也在桌旁坐下。

“咱们今天不读书了吗？”他问保尔。

“没有书，”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书亭今天难道不营业吗？”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

“卖书的叫宪兵给带走了。从他那儿搜出了些东西。”保尔回答。

“跟什么有关的？”

“跟政治有关，听说。”

克利姆卡困惑地望着保尔。

“这个政治是什么意思？”

保尔耸了耸肩：

“鬼才知道。听说，要是有人反对沙皇，那么他就是在搞政治了。”

克利姆卡由于惊恐而浑身战栗：

“难道有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保尔回答。

门就在此时打开了，格拉莎睡眼惺忪地走进了洗刷间：

“你们怎么还不睡觉呀，孩子们？趁火车没到，还可以打一个钟头的盹呢。你去吧，保尔，由我来照看水锅。”

保尔结束这份工作的时间，比他料想的提前了。同样令他料想不到的，还有工作结束的方式。

在寒冷的一月里的一天，保尔当完了自己的差准备回家，可接班的小伙子却没有来。于是，保尔去找老板娘，告诉她自己要回家去，可老板娘不放他走。保尔虽劳顿，却不得不留下再干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在歇息时间里，他本应给几桶水锅加满水，把它们烧开，以便等候三点钟那趟火车的到来。保尔拧开了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来。准是水塔没给水。保尔叫水龙头开着，一头歪在柴火上，睡了过去：此刻疲劳战胜了一切。

几分钟后，水从水龙头里咕嘟咕嘟地流了出来，流进水槽，最终漫过了水槽边缘，又沿着瓷砖底柱蔓延到了洗刷间的地板上——跟往常一样，洗刷间里一个多余的人都没有。水越流越多，没过了地板，又从门底渗了出去，直接流进了大堂。

一股股水流，从正身处梦乡的乘客的物什和行李箱下涓涓流淌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直到一位躺在地上的乘客几欲被水淹没，猛然跃起，大呼小叫，人们才如梦初醒，纷纷扑向各自的行李。大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依旧流淌着，流淌着。

听到乘客们的喊声，正在另一个大堂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拔腿跑了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前，用力打开了门。原先被门拦住的水流如注地涌进了大堂。

乘客的喊声愈烈。几个当班的侍者冲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朝着熟睡中的保尔扑了过去。

一拳接一拳的捶打雨点般落在男孩儿的脑袋上，他完全被打懵了。

刚从睡梦中给打醒，保尔还什么都没弄明白。他的眼前直冒金星，浑身感到火辣辣的疼。

挨了一通揍的他，好不容易才艰难走回了家。

早上，阿尔焦姆沉着脸，皱着眉头，向保尔询问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保尔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是谁打了你？” 阿尔焦姆沉沉地问。

“普罗霍尔。”

“知道了，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披起皮外套，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一个不认识的工人向格拉莎询问道。

“他这会儿出去了，请您等一下。”她答。

他那魁梧的身躯朝门楣上一斜：

“好吧，我等着。”

普罗霍尔拿脚踢开门，用托盘端着一堆餐具，走进了洗刷间。

“这一位就是了。”格拉莎指指普罗霍尔，说。

阿尔焦姆大步迈到他的跟前，把一只手重重搭在了堂倌的肩上，直勾勾地盯着他，问道：

“你凭什么打了保尔、我的亲弟弟？”

普罗霍尔还想挣开肩膀，一记重拳已经狠狠地把他撂倒在地。他试着爬起来，可第二拳就下来了，比第一拳还要狠，他彻底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洗碗女工们可吓坏了，纷纷躲到一边。

阿尔焦姆转身向外走去。

普罗霍尔被打得满脸是血，在地板上左右翻腾。当晚，阿尔焦姆没能从车库回去。

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六夜之后，阿尔焦姆回来了，这时母亲已经睡着了。他朝坐在床上的保尔走过去，用温柔的语调问道：

“好弟弟，怎么样，好些了吗？”他在侧旁坐下。“还不算太糟，”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吧，我已经都替你说好了。到那儿去，学点儿真本事回来。”

保尔两手紧紧攥住了阿尔焦姆的一只大手。

第二章

一个叫人震惊万分的消息如旋风般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没人肯信。

直到有一天，一辆列车冒着暴风雪缓缓开进了车站，两名身穿军大衣、扛着步枪的大学生，还有一队手臂上佩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跳下了站台。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一名上了年纪的大校和一名警备司令官。这下子，住在城里的人们才信了。上千人踏着积雪，走过街道，向广场进发。

人们如饥似渴地用耳朵捕捉一个个新鲜的词语：“自由、平等、团结”。

喧嚣的，充满亢奋和乐趣的日子过去了。小城安静下来，只有被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1]所接管的市参议会楼顶上的红色旗帜，诉说着发生的变动。其他一切还是照旧。

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重骑兵团。每天早上，他们都要往车站上派出多个骑兵连，抓那些从西南前线跑回来的逃兵。

骑兵团的官兵个个养得面色滋润，长得高大魁梧。长官们大多出身名门贵族，他们的肩章是金黄色的，马裤上镶着银色滚边，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个样子——革命仿佛压根就没发生过。

一九一七年匆匆而过。在保尔、克利姆卡、谢廖沙的眼里，什么都没改变。老板还是原先的老板。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才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一群新人出现在火车站上，他们大多是从前方回来的士兵，而且都具有一个奇怪的绰号——布尔什维克。

这样一个掷地有声的名称，是打哪儿来的呢？——谁也记不得了。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得费点力气。车站上嗒嗒嗒枪声不停，被打碎的玻璃越来越多。从前线跑回来的人成群结队，遇到阻拦，他们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这些人已是整车地涌来了。

近卫军封锁了火车站，想截住这些人，却遭到了机枪的强火力反击。对于死亡已麻木了的人从车厢里蜂拥而出。

灰压压的前线逃兵把近卫军赶进了城，之后又返回车站。随后，火车便一列接一列地动了起来。

在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春日里，三个好伙伴在谢廖沙·布鲁扎克家玩过“六十六点”之后，走出家门，顺路拐进了保尔家的园子。他们躺在草地上，觉得很无聊。所有惯常的消遣法子都玩腻了。他们开始琢磨，该怎么打发这一天才更好。突然，背后传来阵阵马蹄声，只见有个人正沿着大路快马飞奔过来。那匹马一纵身，跃过了横亘在大路和矮篱笆间的土沟。马背上的人扬了扬马鞭，对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说：

“嘿，小兄弟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一跃而起，朝篱笆飞奔过去。马背上的人满身尘土，一路上积攒的灰扑扑的尘土，在他那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上、保护色的军便衣上、军裤上覆了厚厚的一层。他结实的军用皮带上，还别着一把左轮手枪和两枚德制炸弹。

“给我点水喝吧，孩子们！”骑马的人请求道。就在保尔跑回屋子取水的时候，骑马那人向正望着他的谢廖沙问道：“告诉我，小兄弟，现在城里由谁掌管着？”

谢廖沙赶紧把城里的新鲜事儿一股脑地告诉了来人：

“我们这儿已经有两礼拜没人管了。我们自己保卫自己。到了晚上，城里所有的人都得轮流值夜，守护城市。那么，您是什么人呀？”紧接着，他就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呵，知道得越多，越早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笑着回答。

保尔从屋子里跑出来，两手捧着一杯水。

骑马的人渴坏了，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他把杯子还给保尔，猛地一扯缰绳，朝着松林疾驰而去。

“这是什么人？”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上哪儿知道去？”这一位耸了耸肩，回答说。

“估摸着，当权的又得换了。难怪列辛斯基一家昨晚跑了。但凡有钱人家逃跑了，就说明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掷地有声地对这个政治问题进行了解答。

他的论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当即赞同。

孩子们还来不及继续讨论这事儿，大路上又响起了一阵得得马蹄声。三个人一齐朝篱笆跑去。

孩子们隐约瞧见，从林间那个林务官的屋子里，出来了老多人和车，就在离大路咫尺之遥的地方，约摸有十五个人骑着马，马鞍上横躺着步枪。领头的有两个人：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服，佩戴着军官绶带，胸前挂着一个望远镜；他身边的那位，恰恰就是男孩儿们才碰到的骑马男人。年长的衣服上呢，别着一个红色蝴蝶结。

“我怎么说的来着？”保尔拿胳膊肘捅了捅谢廖沙的侧腰，“你瞧，红蝴蝶结。游击队的。准是游击队，否则叫我瞎眼睛好了……”他发兴奋地叫出了声，像鸟儿一样翻过篱笆跑到了大路上。

两个小伙伴也跟着他行动。这会儿，三个人就一起站在路边，注视着这群不速之客。

骑马的队伍走到了跟前。刚认识的那人冲他们点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问道：

“谁住在这幢房子里？”

保尔一边尽量让自己不落在他的马屁股后面，一边讲着：

“这里住的是律师列辛斯基。他昨天跑了。估摸着，是怕你们……”

“你从何而知，我们是什么人呢？”年纪大的那位笑着问。

保尔指了指蝴蝶结，回答说：

“这个是什么？一眼就认得出……”

市民们涌上了街道，好奇地端详着这支进城的队伍。咱们的小伙伴们也站在马路上，注视着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

当听到队伍里仅有的一辆炮车碾在石头上隆隆作响，当看到驶过的马车上载有机枪的时候，孩子们就跟在游击队员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城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各户驻扎的时候，才四下散去，各自回了各自的家。

这支队伍的司令部，就驻扎在了列辛斯基家。当晚，在偌大的客厅里，四个人团团围坐在一张桌脚雕花的大桌边：当中三个是指挥部成员，最后一位是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上了年纪，头发也已见斑白。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摊开一张该省的地图，他一边拿手指甲在地图上比画着各种路线，一边对坐在正对面那位颧骨高高、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同伴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应当在这儿干一仗，可我觉得，一早就该撤离。最好是夜里就撤，可大家伙儿都累了。咱们的任务是顺利退到卡扎京，赶在德国人还没到那儿之前。靠咱们的力量去抵抗是天方夜谭……只有一门大炮和十三枚炮弹，二百个步兵以及六十名骑兵——力量悬殊太大……德国人前进起来就像钢铁洪流。咱们打是可以打，不过得跟其他撤退的红军部队会合后才成。同志你要知道，咱们必须牢记一点，除了德国人，沿途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反革命团伙。我的想法是：明天一早就撤退，炸掉车站后头的那座小桥。趁着德国人修桥的工夫，可以争取出两到三天的时间。咱们就能暂时阻止他们沿铁路推进了。同志们，你们觉得呢？让我们来做决定吧。”他对坐在桌子后面的那几位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过的斯特鲁日科夫吧嗒几下嘴巴，先看看地图，又看看布尔加科夫，最终从嗓子眼儿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我……拥……拥护布尔加科夫的决定。”

穿着工装上衣的那位是几个人里最年轻的，他赞同道：

“布尔加科夫说得在理。”

只有叶尔马钦科，白天曾跟孩子们聊过天的这位，否定地摇了摇头：

“那我们干吗还要召集队伍？就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一枪不放地撤退？我认为，咱们应该在这儿跟他们来个硬碰硬。我受够了再去下达逃跑命令了……要是我说了算，我一定在这里开战。”他猛地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科夫面带不满地望着他：

“要打仗得有依据，叶尔马钦科。把人推到摆明的绝路上——这种事儿咱们不能做。这样做也是可笑的。有整整一个师追在咱们的后头，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可别犯孩子气，叶尔马钦科同志……”接着，他掉头转向其他的人，总结性地说：“那么，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我们撤退。接下来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把会继续了下去，“既然咱们是最后撤退的，摆在咱们面前的，还有组织针对敌后开展工作的任务。这儿是一个铁路枢纽，城里头有两个火车站。咱们应该用用心，找一名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就决定一下，派谁留在这里开展工作。提几个候选人吧。”

“我觉得，应该让水兵朱赫来留下，”叶尔马钦科来到桌边说，“首先，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既是钳工又是电工，能胜任车站内的工作。也没人看见他跟咱们队伍在一块儿：他夜里才能赶到呢。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肯定能搞好这里的事。在我看来，他是最理想不过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

“你说得很对，叶尔马钦科，我同意你的看法。同志们，你们没有异议吧？”他掉头转向其他二人：“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咱们就把钱和工作的委任状给朱赫来留下。”

“现在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同志们，”布尔加科夫说道，“这个问题关于城里存放的武器。在这儿，有满满一仓库的步枪——两万支步枪，还是从沙俄打仗那会儿留下来的。这些枪就整整齐齐地堆在一个农民家的板棚里，被所有人给忘了。板棚的主人、那个农民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我，希望能摆脱掉这些枪……把这个仓库留给德国人，自然，绝对不成……我想着，应该把它给烧了。这就去做，这样到了早上，一切才能准备就绪。只不过，放火有点危险：枪库在城边上，在好些贫农的房舍之间，很可能会烧着农户家的屋子。”

身材壮硕，由于很久没刮胡子而满嘴胡碴的斯特鲁日科夫坐不住了：

“为……为……什么……烧了？我觉……觉得分……分派武器给百……百姓才好。”

布尔加科夫立刻别过脸冲着他：

“你说，分发下去？”

“对啊，这样才对嘛！”叶尔马钦科赞赏地惊呼道，“把枪分给工人和其他愿要的老百姓。那么，等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至少也能挠挠德国人的侧腰。照以往来看，德国人的镇压准是残酷的。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乡亲们就会拿起武器了。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对：分派下去。若是能给底下的村子运一些去，也是好的。婆娘们藏得更隐蔽，等到德国人开始征用他们的东西，一点儿也不给他们剩下的时候，这些枪可就派上大用场啦！”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

“是啊，不过德国人要是下令上交枪械，所有人可就乖乖交出去了。”

叶尔马钦科没同意：

“那么，交出去的也不会是所有人。有人会交，也总有人会留下。”

布尔加科夫用怀疑的眼光扫了一圈在座的几位：

“咱们发吧，把枪发下去吧，”年轻的工人也支持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既然这样，那么，就发下去吧。”布尔加科夫同意了。“所有问题都处理了，”他从桌边站了起来，说道，“现在咱们可以一觉睡到天明啦。等朱赫来到了以后，叫他到我这儿来。我要跟他谈一谈。至于你，叶尔马钦科，去各个岗哨巡查下吧。”

当屋里只剩下自己一个的时候，布尔加科夫走向客厅旁边的主人卧房，把军大衣铺在床上摊开来，就躺下睡了。

早上，保尔从电厂回来了。他已经在锅炉房里打了整整一年的下手。

城里处处是一派不同于以往的热闹景象。这种热烈的气氛很快吸引了他的视线。一路上，拿着步枪的居民越来越多，拿着单支、两支和三支的都有。保尔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急忙往家赶去。到了离列辛斯基庄园不远的地方，就看见昨天认识的那些人骑在马上。

他飞奔回家，急匆匆地抹了把脸，当他从母亲那儿得知阿尔焦姆还没回来，保尔立刻蹿出家门，一路朝谢廖沙·布鲁扎克家飞跑过去，他家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谢廖沙是机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的父亲拥有一幢属于个人的不大的房子和同样不算丰厚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脸色苍白的丰满的女人，心存不满地看着保尔，说：

“鬼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天刚亮人就没影儿了，这会儿找他不是时候。听说有什么地方正在发枪呢，约摸着，他会在那儿。真该拿白桦树条好好抽你们一顿，你们这些不懂事的熊孩子！实在是太过分了，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个子比瓦罐长不了两寸，竟也跑去要枪。你把话带给他这个坏家伙：要是胆敢往家带回哪怕一粒子弹，我就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什么劳什子都往回搬，到时候还得代他受罚。怎么，你也去过那儿了？”

不过，保尔已经听不进谢廖沙母亲的叨念了，他飞快地跑到了街上。

路上走过来一个男人，每只肩膀上各扛着一支枪。

“大叔，和我说说，哪儿来的？”保尔飞跑到他的面前。

“就在维尔霍维纳大街上，那儿正发着呢。”

保尔拼命往那个地方跑去。他跑过了两条街，就遇到一个小男孩儿，手里正拖着一支沉甸甸的、带刺刀的步枪。

“枪打哪儿弄的？”保尔拦住他问。

“有几个游击队员在学校对过儿发的，这会儿已经一支不剩了。全都叫人领光啦。他们发了一整夜，剩了好些空箱子在地上。这是我第二回拿了。”小男孩骄傲地宣布。听到这个消息，保尔感到痛心不已。

“唉，见鬼，早知道回什么家啊，应该直接往那儿跑！”他绝望地想，“我怎么能错过这一回呢？”

突然，一个主意浮上他的心头。他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已经离开的小男孩，用力从他的手中夺过了那支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了，那就够了。这一支归我。”他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

小男孩为这光天化日之下所遭到的勒索感到恼火，他扑向保尔，可这一位向后跳了一步，亮出了刺刀，喝道：

“一边待着去，否则拿你试试这刀！”

小男孩气得哭了出来，转身跑开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边跑边愤愤地骂着。保尔呢，就心满意足地，朝家跑去。

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弄来的步枪放到了棚顶底下的梁子上，然后就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了屋。

在谢佩托夫卡这般安乐祥和的小城里，乌克兰的夏夜显得格外美好。这个小城的城区位于中心地带，四周为乡村所环绕。

在如此宁静的夏夜里，所有年轻人都来到外面。在自家台阶上，在花园里，庭院中，抑或索性就在大街上，在为盖房子砍倒的木墩子上——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要么成群结队，要么成双成对。他们唱着歌儿，纵情欢笑。

空气里，弥漫着阵阵浓馥的花香；深邃的天河中，星星时而像萤火虫一样闪烁着微光，人的话语声听上去缥缈极了。

保尔很喜欢自己的手风琴。他爱怜地把他那只音色悦耳悠扬、维也纳制造的双排键手风琴放在膝头。他的手指灵活地在琴键上游走，自上而下依次飞快地弹动着。低音长鸣一声，手风琴便发出欢腾而抑扬顿挫的鸣响。

手风琴的风箱长短变化着，在这儿，你能不旋而舞之吗？你断然忍不住呢，你的腿脚不由自主就动起来了。手风琴的旋律热烈又澎湃——活在世上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儿啊！

今夜是格外欢乐的一个夜晚。大伙儿在保尔家附近的木头堆上围坐一团，嬉笑着，其中笑得最欢畅的要数嘉丽娜了，她就住在保尔家隔壁。这个石匠家的女儿很喜欢跟男孩儿们一块儿唱歌跳舞。她有着一副女中音的嗓子，饱满而柔润。保尔有点儿怕她。她那张嘴巴厉害极了。她挨着保尔坐在木头上，紧紧抱着他，大笑着说：

“你呀你，勇敢的手风琴手！真可惜，还是个没长成的小男孩呢，要不准能成为我的好丈夫。我就喜欢会拉手风琴的人，在他们面前，我的心就融化了。”

保尔的脸一直红到了发根。好在这是夜里，没人看得清。他往远离这个淘气姑娘的方向挪了挪身子，可她还是抱得紧紧的，不放手。

“嘿，你要往哪儿躲啊，亲爱的？可真是个好对象。”她调侃道。

保尔感受到了她充满弹性的胸脯，因此变得惊慌失措，惴惴不安。四周的欢笑声打破了街道惯常的宁静。

保尔拿一只手扳住嘉丽娜的肩膀，说：

“你碍着我弹琴了，起开些。”

于是，又爆发出一阵调笑声、戏谑声、玩笑声。玛鲁霞插话道：

“保尔，来一首忧伤的吧，让我们的心也能感受得到。”

风箱缓慢地被拉长，保尔的手指头轻轻地扫过琴键。这是一首所有人都熟悉的民歌旋律。嘉丽娜第一个合着曲调唱起来。继她之后，玛鲁霞和其他人也都参与进来：

所有的纤夫齐聚

回到了故乡的家，

这儿于我们多亲切，

这儿于我们多美好，

满怀深情地歌唱吧……

年轻人们嘹亮的歌声越飘越远，飘向了森林。

“保尔！”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合起手风琴的风箱，扣好带子。

“在喊我呢，我走了。”

玛鲁霞央求道：

“哎，再待会儿吧，再拉上几首。到时候回家也不迟。”

但保尔急着要走：

“不，明天再弹吧，这会儿我该走了。阿尔焦姆喊我呢。”他穿过街道跑回了家。

一打开房门，只见罗曼在桌边坐着，他是阿尔焦姆的同事。此外还有第三个人，这个人保尔不认识。

“你喊我？”保尔问。

阿尔焦姆冲保尔点了点头，扭头对陌生人说：

“这就是他了，我的弟弟。”

那人对保尔伸出一只布满青筋的手。

“是这样的，保尔，”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听你说，你们发电厂有个电工病了。明天你去打听下，看他们愿不愿意找一个内行人来顶替他。要是需要的话，你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打断了他的话：

“不，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会亲自同厂长谈一谈。”

“当然需要人手了。因着斯坦科维奇生病的缘故，今天发电厂就没能正常工作。厂长跑来两趟，就为了能找人顶替他，可是没找到。又不敢叫锅炉工一个人发电。电工患的是伤寒病。”

“要是这样，事情就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然后跟你一块儿去。”他对保尔说。

“好的。”

保尔看到，陌生人正用那双安静的灰色眼睛认真地端详着自己。他那坚定的、毫不闪躲的目光，叫保尔有些难为情。那人穿着一件灰色短上衣，衣服扣子自上而下地扣着，紧紧地包裹着他那宽阔结实的后背——看得出，他被自己的衣服挤得可够呛。他的脖子如牛脖子般粗壮，连接着肩膀和脑袋。他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力量，就像一株矮壮的老橡树。

道别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再见，一切顺利，朱赫来。明天你就跟我弟弟一起，去把所有事情搞定吧。”

游击队撤离三天后，德国人就进了城。连日来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蒸汽机车的汽笛声，这宣告了他们的降临。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小城：

“德国人来啦。”

城市骚动起来，就像一个受到外部刺激的蚂蚁窝。虽然所有人很久前就已经知道，德国人终究会来的，但总带着点将信将疑的意思。可这会儿，这些可憎的德国人不是在别处晃荡，而是已经近在眼前，开到城里了。

所有居民都贴在栅栏和篱笆门上张望着。谁也不敢上街。

德国人兵分两路，沿大路两侧行进，留下了空荡荡的大路。他们身着墨绿色制服，斜端着枪。枪体上带着像刀一样宽宽的刺刀。他们的脑袋上顶着沉重的钢盔，每人身后背一个行军背囊。他们从车站鱼贯走进城来，像是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带，他们走得小心翼翼，时刻准备着应付抵抗，尽管压根没有人打算抵抗他们。

有两名军官各持一把毛瑟枪，走在队伍最前头。走在道路中央的，是一名充当翻译的盖特曼[2]军士。他身穿青蓝色的乌克兰式短上衣，头戴一顶毛皮高帽。

德国人在城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鼓声齐鸣。有一小群胆大的市民围聚在一起。一名身着乌克兰式短上衣的盖特曼军官走上药店台阶，高声宣读卫戍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 我命令：限本城全体市民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其所持有的火器和刀剑等器械。违抗此命令者执行枪决。

第二条 本城宣告实行戒严，晚上八点过后严禁外出。

卫戍司令科尔夫少校

那幢曾经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革命后又易主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大楼，眼下又成了德国人的卫戍司令部。大楼的台阶旁边站着一个哨兵，他头戴的已经不是钢盔了，而是带有大只帝国鹰徽的大檐帽。院子里辟出了一块地方，用来存放收缴的武器。

一整天都有害怕被枪决的老百姓来缴武器。大人们都不露面，武器都是由年轻人和小孩子带来的。德国人也没有扣留谁。

那些不想把武器送来的人，就趁着夜色把武器直接丢到大街上。到了早上，巡逻的德国士兵再把它们拾起，码放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司令部大院。

午夜十二点多钟的时候，收缴武器的期限已过，德国士兵们开始清点自己的战利品。缴回的步枪统计有一万四千把，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把步枪没有交到德国人手上。为找出这些枪，他们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但收获寥寥。

第二天拂晓时分，在城边一处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两名铁道工人被执行了枪决。德国人在搜查枪械时，从他们家中发现了藏匿的步枪。

阿尔焦姆得知下达的命令后，急匆匆地赶回了家。他在院子里碰见了保尔，便抓住他的肩膀，低声地、但却坚定地问他：

“你从仓库往家里带过什么东西么？”

保尔本打算对步枪的事儿绝口不提，可又不愿对哥哥撒谎，就和盘托出了一切。

两人一齐朝板棚走去。阿尔焦姆取下了深藏在房梁里头的步枪，他卸下刺刀，除去枪栓，然后抓住枪筒，抡起胳膊，用尽浑身气力朝围栏的柱子上砸了过去。枪柄摔成了花。步枪的残骸被远远地丢到了小花园外面的荒地上。刺刀和枪栓部分被阿尔焦姆丢进了茅房。

待一切归置完毕，阿尔焦姆回身对弟弟说：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要知道，没必要把武器当玩具。我认真地告诉你，什么东西都不许带回家。要知道，现在有可能会为此丧命。听着，不许瞒我，要是你带回家来，叫人发现了，头一个挨枪子儿的就是我。你还是孩子，他们倒不会碰你的。如今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作了保证，绝不带任何东西回家。

正当两个人穿过院子往家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了律师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涅莉、维克多。

“鸟儿飞回来了，”阿尔焦姆恶狠狠地说道，“哎，混乱的局面一旦开始，里面的苍蝇就飞出来啦！”说完就走进了家门。

一整天，保尔都在为步枪的事情而闷闷不乐。这其间，他的好伙伴谢廖沙正在一个老旧废弃的草棚里耗尽心力。他用铁锹把墙边的泥土一点点地掘开，终于掘出了一个土坑。谢廖沙将领来的三把被破布片层层包裹着的崭新的步枪放进了坑里。他可没打算把枪交给德国人——这事儿倒是没什么好纠结的，不过，想到要跟自己的爱枪分别，他可是整整一晚上都在痛苦中度过。

填上了土坑，他又结结实实地把坑踏平整，还拉来一堆垃圾和破烂废品堆在上面。他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觉得很令人满意，这才从脑袋上摘下帽子，擦了擦眉头滴下的汗水。

“好了，现在看他们怎么搜。要是还能找着，也没法弄清这是谁家的草棚。”

不知不觉地，保尔就跟那位严肃的电工熟悉起来，他已经在发电厂上了一个月的班了。

朱赫来向这名打下手的小锅炉工展示了发电机的构造，还教会了他如何操作。

水兵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休息的时候，朱赫来经常去找阿尔焦姆。这位深谙事理、表情严肃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所有对生活琐事的诉说，尤其是母亲对保尔的捣蛋事迹的抱怨。他是如此善于劝慰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总能令她忘记自己的难处，变得精神振奋。

有一回，朱赫来在发电厂院子里叫住了保尔，在一垛垛的木柴堆之间，他面带微笑地问：

“你的母亲告诉我说，你爱打架。‘我的孩子呀，就像只公鸡一般好斗。’”朱赫来赞赏地大笑起来，“打架总归倒也无妨，只是要清楚，要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一时还搞不清楚，朱赫来是在拿他取笑还是在说正经话，就回答说：

“我从不打平白无故的架，我打架向来都有正义的理由。”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抛出一个提议：

“你乐意让我教你些打架的真功夫吗？”

保尔吃惊地望着他：

“怎么才是，真功夫？”

“你可瞧好了。”

于是，保尔听了第一堂关于英式拳击的简明讲座。

要掌握这门课程对保尔来说并不容易，可他还是学得相当好。他不止一次地被朱赫来的拳头打得满地打滚，脚底下也不停摔跟头，但是作为一名学生，还是表现得勤奋又顽强。

在炎热的一天里，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出来后，在屋子里接连转悠了好一会儿，找不着可做的事情，便决定去到钟爱的地方——坐落于屋后花园一角的岗棚顶上去。他穿过院子，走进小花园，来到了木棚跟前，顺着凸出的棚壁爬上了棚顶。他从茂密的高垂在棚顶的樱桃树枝丫之间挤了过去，费力来到棚顶中央，在和煦的阳光底下躺了下来。

岗棚的一侧正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若是爬到顶棚边缘的位置，就能看清整个花园和庄园的一面。保尔从一块凸起物的上面探出脑袋，看到了一部分的庭院和停在那里的一辆马车。他还看到，驻扎在列辛斯基家中的德国中尉的一名勤务兵，正手持毛刷为自己的长官清洗衣物。保尔不止一次在庄园大门口见到过那名中尉。

中尉身材敦实，面颊红润，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戴一副夹鼻眼镜，头顶漆皮帽檐的制帽。保尔知道，这个中尉住在侧卧室，房间的窗户正对着花园，从岗棚顶上就能看得到。

这会儿，中尉正坐在桌旁写着什么，不一会儿，他拿起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将一封信件交给勤务兵，随后沿花园小径朝沿街的围墙门走了过去。走到盘绕的凉亭附近的时候，中尉止住了步伐，看得出，他在同什么人交谈。只见涅莉·列辛斯卡娅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挽着她的手臂，同她一起走到围墙门，双双上街去了。

所有这一切，保尔全看在眼里了。他本打算眯上一觉，又看到勤务兵走进了中尉的房间，他将制服挂在了衣架上，打开了对着花园的窗户，收拾好屋子，走出屋子并虚掩上了身后的房门。随即，保尔看见他走到了养着马匹的马厩附近。

透过敞开的窗户，保尔能清楚地看到整个房间的模样。桌子上摆放着好些皮带，以及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

好奇心仿佛难以忍受的奇痒，促使着保尔悄悄从棚顶爬到了樱桃树干上，又溜进了列辛斯基家的花园。他弓着身子，几步蹿到了大敞着的窗户跟前，朝屋里张望过去。桌上摆放着一副武装带，还有一把装在皮套里的相当精美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透不过气来了。有那么几秒钟，他的内心展开了激烈斗争，最终，汹涌的胆量充满了他全身，他身子一探，抓起枪套，掏出里面那把崭新油亮的左轮手枪，闪退到花园里。他环顾四周，小心翼翼地把手枪塞进口袋，飞快地穿过花园，径直朝樱桃树跑去。他像只猴子似的，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树，回到棚顶，保尔这才回头望去，只见勤务兵正同马夫安适地聊着天。花园里静悄悄的……他从岗棚上爬下来，飞奔回家。

母亲正忙着在厨房做饭，并没有留意到保尔。

保尔拾起丢在箱子后面的一块破布，往口袋里一塞，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他奔跑着穿过花园，钻过篱笆，跑上了通往森林的大路。他单手轻轻握住正猛烈撞击着自己大腿的手枪，边朝坍塌了的废砖厂飞奔过去。

他如同练就了凌波微步，脚不沾地，只听见风在耳边呼呼作响。

废砖厂四周一片寂静。一个已经塌陷的木棚子兀然矗立着，破碎的砖块堆积如山，炼砖窑也已经毁坏了，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荒草蔓延得到处都是。只有三个小伙伴不时来这儿相聚玩耍。保尔知道好几处隐秘的地方，可以藏匿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炼砖窑，警惕地回头望了望，路上空空荡荡。只有松树发出轻微的声响，清风扬起道上的尘土。松脂散发出浓馥的气息。

保尔把裹在破布里的手枪放进灶底的一个角落里，用废砖块在上面垒出一个小塔形。他从那儿钻出来，又拿砖块堵上了废灶台的门，用心记下了砖块的位置，这才走上大路，慢慢地往回走。

他的两腿和两膝微微打战。

“这事儿会怎么结束呢？”他心想，紧张感令他的心脏不由地揪成了一团。

为了能不待在家里，保尔比往常提早出发去了发电厂。他从看守的人手上接过钥匙，打开一扇宽大的门，进了安置发动机的机房。他一边清理炉子的风道，给锅炉添水和生火，一边想着：

“不知列辛斯基宅子里头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到了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朱赫来走到保尔身边，把他叫到院子里，低声问道：

“今天你家为什么被搜了？”

保尔吓得直哆嗦：

“怎么，被搜了？”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是啊，事情不太妙。他们在搜什么，你不知道？”

搜的是什么，保尔是知道的。不过他不敢说出偷枪的事儿。他整个人吓得直哆嗦，问道：

“阿尔焦姆被抓走了吗？”

“谁也没被抓，可是整个家叫人给翻了个底朝天。”

听到这里，保尔略微松了口气，不过焦虑还是没有消失。有那么几分钟，两人各自揣着自己的心事。当中的一个，清楚搜查的原因，在为接下来的后果而担惊受怕；而另一个，不清楚搜查的原因，因此变得警觉起来。

“真见鬼，难道我在哪里露出马脚了吗？阿尔焦姆对这事儿一无所知，为什么要到他家里去搜呢？我应该更谨慎些才是。”朱赫来心想。

两人都默默回到各自岗位上去了。

庄园里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于是喊来了勤务兵；在证实枪确实丢了后，这位素日里举止得体、持重的人甩开手臂，重重地给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勤务兵被打得摇晃了一下，立马又将身子站得笔挺，认罪般地眨动了下眼睛，顺从地听候发落。

律师也被传来问话。当着中尉的面，他为在自己家中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感到既愤慨又抱歉。

在场的维克多·列辛斯基向父亲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他认为手枪可能是邻居偷的。小痞子保尔·柯察金的嫌疑最大。父亲听后，把儿子的想法报告给了中尉，于是中尉立即下达了搜查令。

搜查一无所获。这场手枪失踪事件使得保尔确信，哪怕如此冒险的举动，有时也是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去的。

[1]崩得是俄文译音，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编者注

[2]盖特曼：1918年德国帝国主义占领乌克兰时, 其傀儡斯科罗拔德斯基的称号。

第三章

冬妮娅站在敞开的窗前。她百无聊赖地望着那熟悉的、伴随她成长的花园。花园的四周整齐地栽种着一圈白杨，树的枝条此时正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她有些难以置信，自己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故乡这片园子了。她告别了这片从儿时便已熟悉的故土，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而不过今早，她便已经搭上了返乡的火车。

这里什么都未曾改变：还是一排排经过了精心修剪的覆盆子灌木，还是呈几何图案排列的小道，上面种着妈妈最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干净且井井有条。随处可显示出花匠近于苛刻的精巧手艺。冬妮娅有些厌倦了这些洁净有序的道路。

冬妮娅拿起没读完的书，她打开露台的门，沿阶而下，来到花园里。她又推开一扇描过漆的小小的门，慢慢地朝火车站水塔旁的水塘走了过去。

绕过小桥，她走上了一条很像林荫道的大路。路的右侧是池塘，池塘的四周生长着金丝柳和茂盛的柳丛。路的左边就是延绵的森林了。

她径直朝着池塘的方向走去，在那儿有一个老旧的采石场。突然，她发觉池塘的底部有个鱼钩在往上浮，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冬妮娅在一株弯曲的柳树前俯下身子，她拿一只手拨开柳条，只看见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赤着两只脚，裤腿高高地卷到了膝盖上面。他还带着一个用来盛蚯蚓的生了锈的铁皮罐子。男孩儿的注意力全都在自己的鱼竿上，完全没有觉察到冬妮娅正投来专注的目光。

“难道在这儿能钓到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

只见面朝池水垂身站着一个陌生的姑娘，手里握着一截柳条。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水手服，衣领的地方还带着蓝色条纹，下身穿一条浅灰色短裙，脚上一双棕色皮鞋。装饰着花边的小袜子紧裹住匀称而晒得黑黑的小腿。她那栗色的头发收拢在一起，束成了一个大辫子。

保尔端着鱼竿的手微微抖了一下，鹅毛浮漂上下点头，池水以它为原点泛起一圈圈涟漪。

他的背后传来激动的叫声：

“鱼咬钩了，快看，鱼咬钩啦……”

保尔一副完全不知所措的模样，猛地拉起鱼竿。伴随着水花飞溅而起的，只有还在鱼钩上挣扎的蚯蚓。

“瞧瞧，你连个鬼影也没钓上来！倒是招来了这个小妖精。”保尔气哼哼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他将鱼钩狠狠地甩进了水里——钩子落在了两株牛蒡之间，恰好是它最不该落到的地方：鱼钩很可能扯住水下的残根断枝。

他自知钩下的不是地方，却压低嗓音，头也不回地冲着坐在高处的女孩儿喝道：

“你在那瞎嚷嚷什么？鱼全被吓跑了。”

立刻，他听到从高处传来带着嘲讽和挖苦的回答：

“鱼一见到您这副模样，早就吓跑了。难道会有人在白天钓鱼吗？哎呀呀，您可真是从山上跑出来的渔夫！”

对于一直努力令举止合乎礼节的保尔来说，这席话实在太过分了。他站起身子，把鸭舌帽压得更低一些，这是他表示愤怒的招牌动作，然后，他用精挑细选出的最客气的字眼说道：

“这位小姐，您可否去别的什么地方待一待呢？”

冬妮娅的眼睛微微眯起，露出了一个微笑：

“难道我妨碍到您了么？”

她的声音里已经不再有嘲讽的意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友好、和解的口气，保尔呢，本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贵小姐说上几句粗鲁话，这下子乖乖解除了武装。

“那好吧，您要是喜欢，那就请看吧。我也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坐了下来，重又盯住了鱼漂。鱼漂贴靠着牛蒡，很显然，是鱼钩扯住了它的根。保尔不敢生拉硬拽。

“要是扯住了，那就拉不动了。这位姑娘一准会笑话我。她要是走开就好了。”他暗自思忖。

可是冬妮娅呢，她在弯弯曲曲、微微摇摆的柳树干上，坐得更舒坦了。她把书摆在膝头，开始打量起这个皮肤黝黑、有着一双黑眼睛的野孩子来。他刚刚还曾那么不客气地对待她，这会儿又存心摆出一副不在乎她的模样。

借着平滑如镜的水面，保尔能清晰地看到坐着的姑娘的模样。此时她正在看书，他就悄悄地扯那被挂住的钓线。鱼漂直往水下沉，钓线也绷得紧紧的。

“该死的，果真钩住了！”这个念头从心头划过，他目光一斜，就看见水中一张笑吟吟的小脸蛋儿。就在这时，沿着给水站旁的小桥走来两个年轻人——都是中学生，读七年级。一个是机车库主任、工程师苏哈里科的儿子，他毛发淡黄，脸上长着雀斑，年满十七岁，是个不务正业又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在学校里都管他叫“麻子舒拉”。他拿着根漂亮的鱼竿，嘴巴里还叼了只烟卷。他身旁的是维克多·列辛斯基，是个身材匀称、娇生惯养的男孩儿。

苏哈里科一个劲地冲维克多挤眼睛，他弓着身子说：

“这个妞儿可真不错，这样的在这里找不出第二个了。我敢肯定，她准是个多情的人儿。她在基辅读六年级，是来找她父亲过暑假的。她父亲是这里的林务总长。她跟我妹妹认识。我曾给她寄过一封信，知道么，信里的措辞相当高雅。信里说，我疯狂地陷入了爱情，诚惶诚恐地期待您的答复。我甚至还从纳德松那儿扒翻出一首恰和时宜的诗来。”

“那后来呢？”维克多好奇地问道。

苏哈里科流露出些许窘色，说：

“还不就是自持身价，你知道的，装腔作势。还叫我别糟蹋纸张。不过，这种事儿一开场总是这样的。在这种事上我可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你知道，我可不愿费力气去一个劲儿地献殷勤，合她的拍子。还不如等到晚上，到修理着的临时板房去，只消花上三个卢布，就能挑个叫人垂涎三尺的美人儿。一点儿扭捏造作的毛病都没有。我和瓦利卡·吉洪诺夫一起去过，你认识他这个铁路段长吗？”

维克多鄙薄地皱起了眉头：

“你还干这样的龌龊事呢，舒拉？”

舒拉吧嗒几下烟卷，吐了一口唾沫，带着讥讽的口气吐出一句话来：

“别当自己是多么干净的人。您干的好事，咱们可是知道的。”

维克多打断了他，问道：

“那你介绍我跟她认识一下，怎么样？”

“当然可以，再走快些，趁着她还没走。昨天早上，她就一个人钓鱼来着。”

这会儿，哥俩儿已经走到了冬妮娅跟前。苏哈里科把烟卷从嘴里拿开，潇洒地鞠了个躬：

“您好，杜曼诺夫小姐。怎么，您是在钓鱼吗？”

“不，我是在观看如何钓鱼。”冬妮娅回答说。

“你们还不认识吧？”苏哈里科连忙捉住维克多一只手，说道，“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维克多·列辛斯基。”

维克多羞赧地将手递给冬妮娅。

“您今天怎么没钓鱼啊？”苏哈里科努力维持着谈话。

“我没带鱼竿。”冬妮娅回答。

“我这就再取一根过来。”苏哈里科忙说，“您先用我这根钓，我这就去取。”

他履行了向维克多许下的承诺，把他介绍给了冬妮娅，又竭力为两人创造单独相处的空间。

“不行，咱们会打扰别人的。已经有人在这儿钓了。”冬妮娅回答。

“打扰谁啦？” 苏哈里科问道，“嗨，原来是这一个呀？”他这才留意到坐在灌木丛中的保尔，“看着吧，我这就叫他立马从这儿消失。”

冬妮娅还没来得及阻拦，他就到了下面，朝着正在垂钓的保尔走了过去。

“立马给我收竿，”苏哈里科对保尔嚷道，“哎，快点，快点！”见保尔仍然纹丝不动地继续钓着他的鱼，他又说道。

保尔扬起脑袋，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苏哈里科。

“你闭嘴吧。瞎嚷嚷什么？”

“你说什——么？” 苏哈里科勃然大怒，“你这个没穿过好衣服的倒霉蛋！还敢犟嘴，赶紧从这里滚蛋！”他用鞋尖狠狠朝岸边盛放蚯蚓的罐子踢了一脚。罐子飞到空中，又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飞溅而起的水花落到了冬妮娅的脸上。

“苏哈里科，您真是不知道害臊！”她呼喊起来。

保尔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还在那儿上班。若是他现在打了这个弱不禁风的红头发的丑家伙，这位中学生准去向他的父亲告状，最终事情一定会怪罪到阿尔焦姆头上。就是为着这个唯一的理由，保尔强忍着没有立即上前教训他一顿。

苏哈里科感觉到了保尔想揍他的企图，于是他拔腿往前跑，拿两只手去推搡站在水边的保尔的胸膛。保尔两手一扬，身子弯成了弓形，不过他还是稳住了脚跟，没掉进水里。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还是个出了名的打架好手和爱招惹是非的家伙。

保尔的胸部遭了一记重击，这叫他大为恼火。

“啊，好哇！既然这样，接招吧！”保尔一扬手，朝着苏哈里科的脸上就是一拳。紧接着，不待他回过神来，就牢牢扯住他的学校制服外套，朝着自己的方向猛地一拽，将他拖进了水中。

站在及膝深的水里，苏哈里科那考究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透了，苏哈里科用尽浑身气力，想从保尔箍得紧紧的两手之下挣脱。保尔把这个中学生拖进水中，自己就跳上了岸。苏哈里科发了狂一般地朝保尔扑来，打算把他撕成碎片。

一上岸，保尔迅速转过身子，面对着追过来的苏哈里科，他回忆起那么一句话：

“以左腿为支点，右腿绷紧并且稍作弯曲。打架不只要用手，整个身子都要用上，从下往上，去打下巴。”

那就吃我一拳! ……

伴随着牙齿咔咔作响，下巴所产生的剧痛和被咬伤的舌头，让苏哈里科尖叫起来，他模样荒诞地挥舞着双手，整个身子重重地跌倒在水中。

冬妮娅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

“精彩！精彩极啦！”她拍手喊道，“干得漂亮！”

保尔拿起鱼竿，扯断了被钩住的那截钓线，匆忙往大路跑去。

就在离开的时候，他听到维克多对冬妮娅说：

“他是鼎鼎有名的流氓无赖，名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变得不再平静。从铁路线上带来一些传言，说铁路工人开始闹罢工了。在相邻的一个大站上，机务段工人都搅和进了这锅粥，响应起来。德国人逮捕了两名机车司机，理由是涉嫌运送违禁传单。那些跟农村有关系的工人群情激奋，因为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地主也返回了自己的小庄园。

盖特曼村警拿皮鞭抽打着农民的脊背。在省里，游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十个。

朱赫来在这些日子里忙得不可开交。自打他来到城里之后，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常到年轻人爱去的晚会上去，在机车库钳工和伐木工人之间建立了一个紧密的组织。他还尝试着打探阿尔焦姆的心思。当他问阿尔焦姆，如何看待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和这个党的时候，魁梧的钳工这样回答他：

“你知道吗，朱赫来，我对这个党那个党的弄不太清楚。不过要是需要的话，我随时准备好帮忙。你尽可以把事情托付给我。”

朱赫来对这个答复是满意的：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并且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召他入党的事情，看上去，时机还不够成熟。没关系，在眼下这种时候，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了。”这个水兵心想。

朱赫来换了工作，从发电厂去了机车库。这样便于开展工作：在发电厂里，他很难摸到铁路上的情况。

铁道上上演着大规模的运输往来。德国人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从乌克兰抢劫到的一切都运回了德国：黑麦，小麦，牲畜……

出人意料地，一支盖特曼警卫队从车站抓捕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他在司令部受到了严刑拷打，看起来，他供出了罗曼·希多连科做宣讲鼓动的事情，那是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

上班的时候，两名德国兵和一名车站卫戍司令的盖特曼助理前来找罗曼。他们朝罗曼的工作台走了过来，那名盖特曼一个字儿也没说，举起马鞭就朝他的脸上抽了过去。

“混蛋，跟我们走！到了地方再跟你说。”他说。他咧着一张大嘴冷笑着，用力揪住钳工的衣袖，“到我们那儿去做做宣讲！”

阿尔焦姆就在隔壁的工作台上干活。他把锉刀一丢，整个身形如同一块巨石，慢慢逼近那个盖特曼。他强忍住满腔怒火，用嘶哑的嗓音说：

“你敢打人，狗东西？”

那个盖特曼后退了几步，伸手去解装手枪的皮套。

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从肩上摘下带有宽刺刀的沉甸甸的步枪，哗啦一声把枪上了膛。

“不许动！”他咆哮着，做好了随时开枪的准备。

高个子钳工茫然无措地站在这个面目可憎的士兵跟前，无可奈何而又束手无策了。

两个人都给抓走了。一个小时后，阿尔焦姆被释放了，而罗曼则被关进了搁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没有人干活了。工人们都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其他工人、扳道工和在材料库里干活的人也赶来加入他们。人们群情激昂。还有人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请愿书。

人群更加愤怒了。他们看到盖特曼军官带领着一队警卫员疾驰进了花园，那名盖特曼军官挥舞着步枪，对着人群喊话：

“你们要是不走，我们这就逮捕所有人！要有人拖去枪毙。”

不过，工人们愤怒的叫嚷声逼迫他退进了车站。一辆辆盛满了德国士兵的卡车沿着大路从城里疾驰而来，他们被卫戍司令调遣到了车站。

工人们开始四散开来，各回各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车站值班员也不例外。朱赫来的工作奏效了。这是车站上的首次群众示威。

德国人在月台上架设了重机枪。它立在那儿，像正在伏击猎物的猎犬。一名德国下士蹲在枪身边上，手放在枪把上。

火车站荒芜了。

到了夜里，逮捕行动开始了。阿尔焦姆也遭到了逮捕。朱赫来没在家里过夜，因此没有抓到他。

所有人被带到了一个大货仓里，给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开工，要么移送战地法庭。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了工。一个昼夜里，连一辆列车也没开过来，而在一百二十公里开外，一支人员充足的游击队展开了战斗，他们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多架桥梁。

到了晚上，车站里开来了一趟德国人的军用列车，不过列车司机、副司机和锅炉工人很快就从车上跑了。除了这趟军用列车，车站上还有两趟列车在等候发车。

货仓那扇沉重的门打开了，卫戍司令德国中尉、他的助手和一队德国兵走了进来。

司令官的助手点名说道：

“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布鲁扎克，你们三个为一组，现在就去开列车。如果拒绝，就地枪毙。去还是不去？”

三名工人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送着带到了机车跟前，那名司令官的助手已在高声宣读派往另一辆列车的司机、副司机和锅炉工人一组三人的名字。

机车愤怒地喷射出星星点点闪耀的火花，重重地喘息着。它冲破黑暗，沿着铁轨朝向夜幕深处疾驰而去。阿尔焦姆往炉膛里添了些煤，拿脚踹上了铁门，他从箱子上拿起短嘴茶壶喝了口水，然后转向年迈的机车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

“老爷子，你说，咱们真的要送吗？”

老爷子怒气冲冲地眨了眨埋在长眉毛下面的眼睛：

“是啊，要是有人端着刺刀站在你身后，那你就得送。”

“咱们把所有都丢下，弃车逃跑吧。”布鲁扎克瞥了一眼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士兵，提议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阿尔焦姆嗫嚅着，“可有这个家伙待在咱们身后。”

“是啊……”布鲁扎克不置可否地拖长了语音，把脑袋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向阿尔焦姆移近些，压低嗓门说：

“咱们绝对不能运他们，明白吗？那儿正打仗，起义的人把铁路给炸了。咱们要是把这些狗东西运过去，他们两下子就能把咱们的人解决了。你知道么，孩子，就是在沙皇时期，我在罢工的时候也没运过人。现在我也不会运的。要是运他们去镇压自己人，那么这个耻辱会伴我到死。要知道，之前的车组都跑了。那些小伙子宁可冒着生命危险，还是要逃跑。咱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叫车抵达目的地。你觉得呢？”

“我同意，老爷子，可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一个呢？”他扫了一眼那个德国兵，示意着说。

列车司机蹙起眉头，擦了擦眉间的汗水，一双红肿的眼睛盯着压力表，仿佛希求能从那里找到这个折磨人的问题答案。然后，他恶狠狠地、充满绝望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拿起茶壶喝了几口水。两个人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可是谁也下不了决心率先发言。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曾问过他的话：

“老兄，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思想怎么看？”

他阿尔焦姆这样回答：

“我随时准备好帮忙。你尽可以把事情托付给我……”

“忙帮得可真不错，运了一车的讨伐队……”

波利托夫斯基在工具箱上方俯着身子，和阿尔焦姆肩并肩靠在一起，艰难地说：

“得把这一个解决掉，明白吗？”

阿尔焦姆打了个寒战。波利托夫斯基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补充道：

“没别的法子了。咱们把他打死，然后把调节器扔进炉子，把几个操纵杆扔进炉子，等到车减速了，就跳车。”

阿尔焦姆仿若从肩上卸下了重担，说道：

“好吧。”

阿尔焦姆朝布鲁扎克弯下身子，把决定好的办法告诉给这位助手。

布鲁扎克没有马上做出答复。他们每一个都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三个人都有家室。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有一大家子人：他家里还有九口人要养活。但是任谁都清楚，绝不能把敌人运到目的地。

“好吧，我同意。” 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对付他……”他话还没说完，阿尔焦姆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阿尔焦姆转过身，冲着正在调节器旁边忙活的老汉点了点头，仿佛在说，布鲁扎克也同意了他们的想法。可眼下又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挨近波利托夫斯基，问：

“可是咱们该怎么做呢？”

波利托夫斯基看了看阿尔焦姆，说：

“你先上。你的力气最大。用铁棍给他一下，就完了。”老汉异常激动。

阿尔焦姆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我做不到。不知怎地，我下不了手。要知道他是个士兵，细说起来，是无辜的。他也是被刺刀威胁着来这儿的。”

波利托夫斯基白了他一眼：

“你说，他无辜？可他们把咱们轰到这儿来，咱们不也是无辜的么。咱们运的可是讨伐军啊。这些无辜的人要去杀游击队员了，那些人呢，他们有罪吗？你呀你，可怜虫！身体壮实得像头熊，可就是脑子不够使……”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有些嘶哑，伸手去拿铁棍。波利托夫斯基又低语道：

“还是我上吧，我的把握大些。你带着铁锹爬上煤车去扒煤。到时候要是需要，就拿铁锹给德国人来上一下子。我这就假装要去砸煤块。”

布鲁扎克点点头：

“你说得对，老爷子。”并站到了调节器的边上。

那名德国士兵头顶红色镶边的呢军帽，把步枪夹在两腿中间，坐在煤车的边缘。他抽着烟，不时朝正在机车里忙碌的几个工人投上一瞥。

阿尔焦姆爬到高处去扒煤，哨兵并没有特别留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假装想从煤车边扒开一些大块的煤团，并做出手势请他挪动一下位置，德国兵顺从地溜下来，朝机车室的门口走去。

铁锹敲击德国兵的头盖骨所发出的沉钝、短促的声响，让阿尔焦姆和布鲁扎克感觉像被点着了似的，着实吃了一惊。士兵的身子就像个布袋一样晃晃悠悠倒在了走道上。他的灰色的呢军帽上很快渗出了血迹。步枪撞到了铁板上。

“解决了，”波利托夫斯基丢掉铁锹，低声说。他脸上的肌肤抽搐两下，补充说：“现在咱们没有退路了。”

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但几乎就在同时，他又兀自打破沉默，提高了音调。

“拧调节器，快！”他喊道。十分钟后，一切都做好了。机车失去了控制，正在缓缓减速。

生长在铁道近旁的树木的黑影张牙舞爪地进入机车灯光的可探范围里，又蓦地闪进了无际的黑暗里。

机车探照灯竭力试图穿透黑暗，闯入了它细密如薄纱般的怀抱，只向夜晚索回十米光明。机车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呼吸越来越弱。

“跳吧，孩子！”阿尔焦姆听到从身后传来波利托夫斯基的声音。他松开了抓着扶栏的手。随着惯性，他壮硕的身体向前飞去，双脚坚实地踏到了下方移动中的地面。阿尔焦姆跟着跑了两步，他摔在地上，翻了一个大跟头。

紧接着，又有两个身影从机车两侧台阶上跳了下来。

布鲁扎克的家被忧愁笼罩着。四天来，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无时无刻不坐立难安。关于丈夫的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她知道，他是跟柯察金和波利托夫斯基一起，叫德国人抓去开火车了。昨天来了三个盖特曼警备队员，一直咒骂着，粗鲁地向她问话。

她隐约从字里行间猜测出，不久以前有什么事儿发生了。警卫队一走，这个被一无所知搅得心烦意乱的女人系起头巾，打算去找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希望能从她那儿打听出关于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娅正在厨房忙活，看到母亲要出门，便问道：

“妈妈，你要出远门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眼中满含热泪，她望着女儿回答说：

“去柯察金家。或许，他们那儿能有关于你父亲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了，就告诉他，让他上车站找波利托夫斯基一家问问。”

瓦莉娅紧紧搂住母亲的肩膀，安慰着她，一直送到家门口：

“你别着急，妈妈。”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了布鲁扎克家的女主人。两个女人都期待着能从对方口中听到什么新的消息，但是两人一张口，就知道这个希望落了空。

到了夜里，柯察金家也遭到了搜查，为的是找出阿尔焦姆的下落。警卫队临走的时候，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说，儿子一回来，她要立即向司令部报告。

柯察金的母亲被警卫队这次夜巡给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保尔跟往常一样，夜里要在发电厂当班。

保尔一大早就回到家，听母亲讲述了夜里搜寻阿尔焦姆的经过。他感觉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因为担心哥哥而揪得紧紧的。尽管两人性格有别，阿尔焦姆看上去又总是很严厉，可两兄弟之间的感情一直十分深厚。这感情是深沉的，无需表露在外。保尔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哥哥需要，他愿毫不犹豫地做出任何牺牲。

他顾不上歇息，拔腿跑去机车库找朱赫来，可找不见他。他向认识的工人们打听，可谁也没有离开那几人的消息。就连司机波利托夫斯基的家人也一无所知。保尔在门口碰到了波利托夫斯基最小的儿子鲍里斯。保尔从他口中得知，为找他的父亲，波利托夫斯基家夜里也遭了搜查。

保尔一无所获地回到母亲身边，他疲惫地朝床上一歪，不出片刻便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梦魇之中。

听到敲门声，瓦莉娅转过脑袋。

“是谁呀？”她边问道，边拔下门闩。

敞开的门外，克利姆卡露出他那顶着满头蓬乱红发的脑袋。看起来，他一路奔跑得很急。他上气不接下气，脸蛋上挂着奔跑后的红晕。

“你妈妈在家吗？”他问瓦莉娅。

“不在，出门去了。”

“上哪儿去了？”

“约摸着，上柯察金家了。” 克利姆卡刚打算跑开，瓦莉娅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

克利姆卡带着犹豫的神情望着这个姑娘：

“我有事儿找她。”

“什么事？”瓦莉娅拉扯着小伙子不放。“快点说啊，你这头红毛熊，快点说，别再折磨人了。”姑娘用命令的口吻说。

克利姆卡忘了朱赫来的所有警告，忘了朱赫来曾明明白白地嘱咐过他，纸条只能交到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手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脏兮兮的小纸片，把它递给了姑娘。他无法拒绝谢廖沙这个有着一头浅色黄发的姐姐，因为每当红发克利姆卡面对这位可爱的女孩儿的时候，他就不能顺畅地自圆其说、首尾连贯了。诚然，哪怕跟自己，这个老实巴交的小厨工也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他喜欢上了谢廖沙的姐姐。他把纸片递给她，她忙不迭地读了起来：

“亲爱的安东尼娜！别担心。一切都好。人都活着并且平安无事。你很快就能知道更多。也转告其他人这边一切顺利，不必担心。字条读完销毁。扎哈尔。”

读罢字条，瓦莉娅朝克利姆卡扑了上去：

“我亲爱的红毛熊，这是你从哪儿弄来的？快说，哪儿弄来的，笨熊熊？”她使尽浑身解数，苦苦追问不知所措的克利姆卡，他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犯下了第二回错：

“是朱赫来在车站给我的。”他又记起这个不该说，就补充道，“他说了，谁也不能给。”

“嗯，好的，好的！”瓦莉娅笑了起来，“我谁都不告诉。你快走吧，红毛小鬼，去保尔家，没准能在那儿遇见我妈呢。”

她轻轻推了一下小厨工的后背。几秒钟之后，克利姆卡那颗顶着红毛的脑袋就消失在围墙之外了。

三个人谁也没回家。傍晚时分，朱赫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尽其所能安慰了这个吓坏了的女人，还说，三个人都跑得远远的，到了布鲁扎克一个住在偏远乡下的叔叔家里。他们在那儿很安全，但是当然，暂时还不能叫他们回来，不过眼下德国人处境已经很困难了，可以期待不久后的形势逆转了。

所发生的一切，使得三个离家人儿的家庭之间变得更亲密了。大家伙会带着巨大的快乐阅读偶尔才送到家来的纸条，可他们家里头却变得更冷清，也更安静了。

有一次，朱赫来假装成顺便路过的样子，探望了波利托夫斯基家的老太婆，拿给她一笔钱：

“拿着，老妈妈，这是您的丈夫捎给您过活的。不过要留心，不要跟任何人吐露半个字。”

老妈妈感激地握住他的手：

“太谢谢了，要不然家里真要揭不开锅了，孩子们什么都没得吃。”

这笔钱，其实是来自布尔加科夫留给他的经费。

“哼，将来会怎样，就瞧着吧。虽然罢工是失败了，工人们迫于枪毙的威胁也复工了，可是星火既然已经烧了起来，就别妄想再把它扑灭，那三位真是好样的，这才是无产者的样子。”

水兵兴奋地想着，一路从波利托夫斯基家踱步到了机车库。

在麻雀谷村外的一条大道旁，孤零零地坐落着一个破败的铁匠铺子，铺子的外墙已熏得焦黑。在熊熊燃烧的炉火跟前，波利托夫斯基微微眯缝着眼，好去阻挡那刺目的亮光，一边用一把长长的钳子不停翻动着已经烧得通红的铁块。

阿尔焦姆压下挂在横梁上的手杆，鼓起皮制的风箱。

挂着胡子的老司机温和地微笑了一下，说道：

“眼下村子里的手艺人剩得不多，躺着都能把活儿给找来。咱们再干上一个礼拜，到时候，估摸着，凭自个儿就能把腌肉和面粉往回捎了。孩子，农民向来尊重铁匠。咱们在这儿都吃胖了，跟资产阶级一般，嘿嘿。可扎哈尔另有一番天地，他更持守农民那套本事，不就跟着他叔叔扎到地头里去了。好吧，这事儿，大概是能理解的。我跟你，阿尔焦姆，那是一砖一瓦也没有，全靠两只手讨活计，就像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嘿嘿，可扎哈尔是脚踩两边，一只脚踩在火车头上，另一只踩在庄稼地里。”他用钳子翻动一下烧得通红的铁块，又转而用认真的口吻，若有所思地说，“孩子，咱们的事情可糟糕了。要是不能很快赶走德国人，咱们就不得不朝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是拉斯托夫奔，否则的话，就要给吊到半空里了。准会这样的。”

“是啊。”阿尔焦姆喃喃道。

“咱们家里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伪兵[1]不会找他们麻烦吧。”

“唉，老爷子，搅进了这锅粥，如今抛开家里的顾念吧。”

老司机顺手从炉中钳出一块烧得发蓝的铁块，迅速把它放到锤砧上：

“来吧，孩子，可劲儿锤！”

阿尔焦姆握住锤砧旁那个沉甸甸的大锤，铆足力气将它举过头顶，砸了下去。伴随着轻微的沙沙声，一束耀眼的火星在铺子里四下飞溅开来，短暂地照亮了它的各个黑暗角落。

在大锤一下又一下强有力的起落中，波利托夫斯基翻动着烧红的铁块，此刻它已像是软掉的蜡块，轻易地就被展平了。

透过敞着的门，黑夜将温暖的风送进了铁匠铺子里。

下面的湖——湖水幽暗，面积颇广；松树从各个方向将湖裹在当中，以繁茂的枝条点头致意。

“就跟大活人似的，”冬妮娅心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处覆盖着青草的凹壑里。上面很高的地方，凹壑后面，是一片松林；底下呢，就在身处的山崖下，是个湖。湖水为礁石所环绕，石头投下的阴影令湖水的边缘显得越发幽暗了。

这是冬妮娅最偏爱的一隅。这儿距离火车站有一俄里[2]远，老采石场深深的废弃的基坑，一开始涌出几股泉眼，现在形成了三个活水湖。下面通往湖边的山坡旁，听得见流水声。冬妮娅抬起头，用手拨开树枝，朝下望去：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正弯曲着身子，有力地划水，由岸边朝着湖中心游去。冬妮娅看到了游水的人那黝黑的脊背和黑色的头发。他像头海象那样用鼻子吸气，两只手小范围交替着划水，又是仰面，又是翻腾，又是潜水的，终于感觉到累了，仰面朝天，眯起眼睛抵挡明晃晃的太阳，摊开双手，微微蜷起身子，一动不动。冬妮娅松开了树枝。“这个样子可有失体面，”她暗自发笑，读起书来。

书是维克多给她的，冬妮娅聚精会神地读着书，没留意到有人爬上了草地和松林之间的一块凸出的花岗石。直到那人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落到了她的书上，她才被这个意外吓得战栗起来，抬眼却见是保尔·柯察金站在草地上。他站在那儿，被这不期而遇弄得有些惊讶，也很难为情，便打算离开。

“方才游泳的人就是他。”冬妮娅望着保尔湿漉漉的头发，猜了出来。

“怎么，吓到您了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这才无意中走到这儿的。”说到这儿，保尔一手扶在了岩石上。他也认出了冬妮娅。

“您并没有打扰我。如果您乐意，咱们甚至可以聊聊天。”

保尔吃惊地望着冬妮娅：

“我同您能聊些什么呢？”

冬妮娅笑了。

“您为什么还站着？您可以，来这儿坐。”她指了指石头，“请告诉我，您叫什么？”

“我叫保尔·柯察金。”

“我叫冬妮娅。这样咱们就算认识了。”

保尔羞赧地摩挲着帽子。

“您叫保夫卡？”冬妮娅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叫起来不太好听呢，还是叫保尔好。我也会这么称呼您的。您常来这儿……”她想说洗澡，不过又不希望叫他知道自己看到他洗澡的样子，于是改口说：“散步？”

“不，不经常，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

“您在什么地方上班了？”冬妮娅追问。

“在发电厂烧锅炉。”

“那您说说，您这么会打架，是从哪儿学来的？”冬妮娅突然抛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打架跟您有什么关系？”保尔不满地嘟囔道。

“您别生气，柯察金，”冬妮娅觉察出保尔对她的问题有所不满，便说，“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您那一拳打得真不赖！只不该下手这么毫不留情。”她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您觉得他可怜？”保尔问。

“那倒没有，我一点儿不觉得可怜，恰恰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一幕叫我觉得高兴。听说，您常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

“那个维克多·列辛斯基说的，说您是个打架的行家。”

保尔脸色一沉。

“维克多是个混蛋、少爷。那天没挨揍，他就该谢天谢地了。他是怎么说我的，我都听说了，不过是不想脏了我的手罢了。”

“您干吗要这样骂骂咧咧的呢，保尔？这不好。”冬妮娅打断他的话。

保尔有些沮丧。

“我跟这个怪姑娘说这些做什么？她竟敢指挥我：一会儿说不喜欢‘保夫卡’，一会儿又‘不许骂人’的。”保尔心想。

“您为什么讨厌维克多？”冬妮娅问道。

“他就是个‘穿着裤子的娇小姐’，地主家的少爷，灵魂出窍的家伙！一见到这种人我就手痒痒：谁都瞧不上，仗着有钱就为所欲为。我才不稀罕他有钱呢。只要他敢动一动我，我立马全数奉还给他。这种人非得用上拳头才能得到教训。”他愤愤地说。

冬妮娅后悔在谈话中提到了维克多的名字。看起来，这个男孩儿跟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有过节，随后她把谈话引到了一个更温和的话题上，开始询问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保尔没有多想，开始一五一十地回答女孩的问题，把要离开的念头抛到了脑后。

“请您说说，为什么您不再念书了？”冬妮娅问。

“我叫学校给开除了。”

“为什么？”

保尔的脸红了。

“我把烟灰撒进了神父和好的面团里，然后就被开除了。神父很凶，在他眼皮底下没好日子过。”保尔全都告诉了她。

冬妮娅好奇地听着。他忘记了自己的窘迫，把她当成了老相识，讲述了哥哥没有回家的事情。两个人谁也没有意识到，伴随着这场友好而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草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保尔想了起来，他从地上一跃而起：

“我该去上班了。只顾着聊天了，我这就得去烧锅炉。达尼洛这会儿该找茬了。”他不安地说,“那么，再见了，小姐，现在我该开足马力往城里冲了。”

冬妮娅飞快地站起身，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算了吧，我用跑的，您跟不上我。”

“为什么？咱们一齐跑，比试比试，看看是谁跑得更快。”

保尔轻蔑地看着她：

“比试比试？您怎么可能追得上我？”

“走着瞧好了，咱们得先从这儿跑出去再说。”

保尔越过岩石，拉住冬妮娅一只手，他们朝着通往车站的那条平坦的林间道跑去。

冬妮娅在路中间停了下来：

“那么，咱们现在开始跑了：一，二，三。来追我吧！”说完一阵风似的冲到了前面。她的两只鞋底极快地交替隐现，蓝色外衣随风摆动。

保尔紧随其后，飞奔起来。“我两步就追上，”他想，跟在晃动的蓝外衣后面，可是，直到路尽头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才追上。他猛冲上前，死死抓住她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被捉住了！”他气都快喘不过来，却快活地嚷着。

“请放开我，我疼。”冬妮娅想要挣脱。

两个人站着，气喘吁吁，心儿咚咚直跳。一阵疯跑过后，冬妮娅几乎丧失掉了一切力气，仿佛不经意地紧偎在了保尔身上，两个人因为这个举动靠得更近了。这不过持续了片刻，却令两人经久难忘。

“谁都跑不过我。”她挣开他的手，说道。

两人很快分开了。保尔挥了挥帽子作别，便朝城里跑去。

保尔推开锅炉房的房门，只见达尼洛已在炉膛边上忙活了。他生气地扭头说道：

“你还可以来得再晚一点。怎么，等着我给你把锅炉烧好不成？”

可保尔愉快地拍打了一下这位临时锅炉工的肩，和气地说：

“老头儿，我这就把火烧起来。”说完就在堆成垛的柴火旁忙活起来。

快到半夜的时候，达尼洛已经躺在柴火堆上，发出了公马一般的鼾声。保尔端着油壶，沿着整个发动机走了一遍，拿麻絮擦干净双手，就从箱子里取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入神地读了起来。那不勒斯“红衫军”传奇领袖加里波第的无数历险奇遇令他着迷。

“她用自己那对摄人心魄的蓝眼睛望着公爵……”

“这个姑娘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冬妮娅，“她有点儿特别，跟其他的富家小姐不一样，”他想，“并且，跑得也飞快。”

保尔陷入对白天相遇的回忆里，没有听到发动机传出的越来越大的响声。机器在剧烈地抖动，巨大的飞轮疯狂地旋转着，使得底下承重的水泥台子神经质地哆嗦个不停。

保尔朝压力计瞟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了红色警示线，往上偏了好几度！

“哎呀，真见鬼！”保尔从箱子上一跃而起，冲向排气杆，把它往回拧了两次，只听锅炉房外，通往河道的排气管发出嘶哑的嘶嘶声。放下排气杆，保尔拿皮带捆住了带动抽气机的轮子。

保尔回头看达尼洛：这一位安详地睡着，咧开大嘴，从鼻腔里发出惊天动地的鼾声。

半分钟后，压力计的指针回复到了原来的位置。

同保尔分开后，冬妮娅往家里走去。她想着刚刚跟这个黑眼睛男孩的相遇，自己也没意识到，她正为此感到快乐。

“他是多么的热情，又是多么的倔强啊！他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般粗鲁。无论怎样，他完全不像那些个流着口水的中学生……”

他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个冬妮娅从未曾近距离接触过的阶层。

“他是可以驯服的，”她心想，“这样的友谊会是有趣的。”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冬妮娅看到莉萨·苏哈里科、涅莉和维克多·列辛斯基正坐在花园里。维克多在读书。显然，他们是在等她。

同每个人打过招呼后，冬妮娅在长椅上坐下。其后便是空洞乏味的闲谈，维克多凑近冬妮娅，轻声问道：

“那本小说您读完了吗？”

“啊，对的，小说！”冬妮娅恍然记起来了，“我把它……”冬妮娅几乎脱口而出，书给落在湖边了。

“怎么样，您喜欢它吗？”维克多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她。

冬妮娅思忖片刻，慢慢地用鞋尖在小径的沙土上勾勒出一个令人费解的图形，抬起头，望着他说：

“不，我开始看另一本小说了，比您给我的那本更有趣。”

“原来是这样，”维克多委屈地拖长了声音，又问，“作者是谁？”

冬妮娅望着他，亮晶晶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嘲讽：

“是个无名鼠辈……”

“冬妮娅，请朋友们进屋来，茶备好了！”冬妮娅的母亲站在露台上高喊道。

冬妮娅挽着两个姑娘的手，朝屋里走去。维克多跟在后面，琢磨着冬妮娅方才讲的话，却猜不透其中的含义。

一种前所未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悄然无声地进入了年轻的锅炉工的生活。这感觉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朦胧而令人悸动。它也令天性顽皮而不羁的男孩心神不宁。

冬妮娅是林务总长的女儿。在他看来，林务总长跟列辛斯基律师是同一类人。

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那些他认为富有的人怀有敌意。保尔对自己的感觉既警惕又谨慎。不同于石匠的女儿嘉丽娜，他并没把冬妮娅划作自己人，那样的人必须单纯、好理解。他不信任冬妮娅。要是这个美丽又有教养的姑娘敢以嘲笑和轻蔑的态度对待他这个锅炉工人，他就准备好毫不留情地施以还击。

整整一个星期，保尔都没再见到林务总长的女儿。这天，他决定到湖边去一趟。他特意经过她家，希望能遇到她。他贴着庄园的栅栏缓缓地走着，在花园的尽头发现了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卧在栅栏近旁的一颗松子，对准白色短衫，朝她丢了过去。冬妮娅立刻转过身，见是保尔，她跑到栅栏边，快乐地笑着，一只手朝他伸了过去。

“您终于来了，”她欢快地说，“这些天您到哪里去啦？我去了湖边，还把书落在那儿了。我想着您还会来的。请来这儿，到我家的花园里来吧。”

保尔否定地摇摇脑袋：

“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吃惊地耸起眉头。

“您的父亲准会责骂的，您也会为我受连累。他会问您，为什么把我这样的笨蛋带进家来。”

“您在胡说，保尔，”冬妮娅生气了，“现在就进来。我父亲从来什么都不说，您会亲眼看到的。进来吧。”

她跑去打开了院门，保尔略带迟疑地跟在她身后走了进来。

“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圆桌旁坐了下来，冬妮娅问道。

“非常喜欢。”保尔恢复了活力。

“在所有读过的书里面，您最喜欢哪一本？”

保尔想了想，回答：

“《朱泽帕·加里波第》。”

“是《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娅纠正道，“您很喜欢这本书吗？”

“是的，我读了六十八册了，一拿到工钱，我就要买五册。加里波第真是个人物！”保尔钦佩地赞赏道，“真是个英雄！我懂得他！他跟敌人进行过多少次战斗，总能占上风。他乘船到了世界各国！唉，要是他如今还活着，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把工匠招到手下，全是为着穷人而奋斗。”

“您若愿意，我带您看看我家的图书室好吗？”冬妮娅一边说，一边拉住他的手。

“还是算了，我不进屋。”保尔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您怎么这么固执？还是担心什么？”

保尔看看自己两只光脚丫，实在太脏，就搔着后脑勺，说：

“您的母亲或者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

“这样的谈话可以打住了，否则的话我可真要生气了！”冬妮娅动了脾气。

“是真的，列辛斯基家就不让进他们家门，有一回跟我哥哥是在厨房里说的话。我有事去找过他一回，涅莉连屋都不让我进，大概是怕我弄脏他们的地毯，鬼知道她怎么想的。”保尔笑着说。

“走吧，走吧。”她捉住他的双肩，友好地推着他走上了露台。

冬妮娅一路带着他穿过屋里的餐厅，走进一个坐立着硕大的橡木书橱的屋子，冬妮娅一一打开橱门。保尔看到有上百本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他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书，不由惊叹不已。

“咱们这就找一本让您觉得有趣的书，您得答应定期来我这里借书。好吗？”

保尔开心地点点头：

“我最爱书了。”

他们一起度过了数小时的快乐好时光。她带他同自己的母亲见了面。事实证明，这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保尔还很喜欢冬妮娅的母亲。

冬妮娅将保尔领到了自己的房间，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书和课本。

小梳妆台旁立着一面不大的镜子。冬妮娅把保尔带到镜子跟前，笑着说：

“为什么您的头发这样乱糟糟的？您从不剪头和梳头吗？”

“头发一长，我就把它们剪短，此外还要做什么呢？”保尔窘迫地辩白。

冬妮娅笑嘻嘻地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动作利落地替保尔把那头蓬乱的头发梳得服服帖帖。

“现在完全变了个样儿，”她打量着保尔说，“头发应该剪得漂漂亮亮的，否则您看上就跟个野人似的。”

冬妮娅用挑剔的眼神望着他那褪成了红褐色的衬衫和破了洞的裤子，什么都没有说。

保尔觉察到了她的眼神，他为自己的打扮感到懊丧。

在即将分别的时候，冬妮娅邀请他再来家里做客，并要他答应两天后一起去钓鱼。

保尔腿一抬，由窗子跳到了花园里。再次穿过屋子并同冬妮娅的母亲碰面，保尔是不愿意的。

自打阿尔焦姆离开后，柯察金家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保尔赚的工钱太少了。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心跟儿子商量，看能否让她重新出去找点活计；正巧列辛斯基家缺个厨娘。可保尔不同意：

“不成，妈妈。我会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招木板搬运工呢。我可以在那儿打半天工，赚的就够咱俩花了。你可不能去工作，要不阿尔焦姆准该生我的气了，把我说成不能应付事儿、只能打发妈妈干活的人。”

母亲想用自己工作是有必要的来说服他，可保尔坚持己见，她也便顺从了。

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干活去了，他分配到的差事是把刚锯好的木板烘干。在那儿，他遇到了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跟另一个熟人瓦尼亚·库里绍夫，他和米沙两人都是按件领钱。待遇着实不错。保尔白天在锯木厂干活，到了傍晚再跑去发电厂。

第十天的尾巴上，保尔把赚取的工钱拿给母亲。他递过钱，难为情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发声问道：

“那个，妈妈，给我买件缎面的衬衫吧，要蓝色的——记得么，去年我有过那么一件。只要一半的工钱就够了，我会再挣回来的，别担心，瞧，我这件已经太旧了。”他解释着，好像在为自己的请求求得原谅。

“当然，当然，小保尔，我今天就去买布，赶明儿就缝制出来。可不是，你连件新衬衫都没有。”她慈爱地望着儿子。

保尔在理发馆跟前停了下来，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一个卢布，朝门口走了过去。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见有生意上门，熟稔地对着圈椅一颔首：

“请坐。”

深陷进舒服的圈椅当中，保尔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是一张带着腼腆和慌张的面庞。

“要用推子吗？”理发师问道。

“要，啊我是说不要，总之，剪剪就行了。就是，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他用手拼命比画着。

“明白了。”理发师笑着说。

一刻钟后，保尔大汗淋漓、痛苦不堪地走了出来，不过头发总算是经过了精心的修剪和打理。他那头不羁的毛发颇令理发师费了番周折，不过水和梳子最终胜利了，把头发给弄得服服帖帖。

回到街上，保尔这才舒了口气，往下拉了拉帽子。

“母亲见了，会怎么说呢？”

说好了一起钓鱼，保尔那天没来，冬妮娅对此很生气。

“这个烧锅炉的男孩子待人不够殷勤呢，”她懊恼地想，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保尔也没出现，她就开始觉得寂寞了。

她正打算去散散步，母亲将她的房门推开一条缝说道：

“冬妮娅，你有客人来了。可以进来吗？”

门口站着的正是保尔，冬妮娅第一眼几乎没有认出他来。

他穿着崭新的蓝色缎面衬衫，配一条黑裤子。皮靴也擦得干干净净，锃亮锃亮的。冬妮娅最先发现的，是他剪了头发，再不复起初那般蓬乱——这个黝黑的小锅炉工，如今真是大变了样。

冬妮娅本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惊讶之情，不过又不想叫这个男孩窘上加窘，于是摆出一副压根没留意到眼前这一位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的样子，只是埋怨他说：

“您怎么好意思！您为什么没来钓鱼？您就是这样履行自己诺言的吗？”

“这些天我到锯木厂干活去了，没法来找你。”

他不能说，为了给自己买衬衫和裤子，这些日子他整日没命地干活。

可是冬妮娅自己已经猜到了，她对保尔的恼火便烟消云散了。

“咱们去池塘边散步吧。”她提议，于是两人走向花园，又从那儿走上大路。

保尔已经把冬妮娅当成了好朋友，连从德国中尉那儿偷枪这样重大的秘密都告诉给了她，还承诺她过几天到林子深处放枪去。

“你可小心，别把我的秘密说出去。”他出人意料地用“你”来称呼她。

“我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你的秘密。”冬妮娅郑重地承诺道。

[1]指乌克兰反革命军队的士兵。

[2]1俄里≈1.06公里

第四章

尖锐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武器，每一场战斗都有新人加入进来。

往昔的平静生活于市民们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暴风雪漫天飞舞，老旧的房屋在隆隆的炮声里瑟瑟震颤。市民们相互偎依在地窖的墙根里，要么躲在自家挖的防弹壕里。

佩特留拉[1]集团各色帮派在省里涌现出来：大大小小的头目，形形色色的帮派，像是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和其他数不胜数的匪帮。

退伍军官、右翼和左翼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所有坚定的冒险家 纠集一撮亡命暴徒，自立为王，有时候扯一面象征拥戴佩特留拉的蓝黄两色大旗，用尽浑身解数和手段去攫取权力。

这些三教九流的匪帮，凑上一群富农，再加上小头目科诺瓦立茨率领的加利西亚[2]攻城部队，“佩特留拉总长官”就这样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和师旅。多支红色游击队向这伙社会革命党人和富农发起了冲锋，那个时候，在千万只马蹄、机枪车和炮车的嶙嶙车轮下，大地也为之颤抖。

在一九一九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四月里，一位吓得丢了魂魄的市民在清晨醒来，便揉着惺忪睡眼，打开自家房门的窗户，忐忑不安地问比他早些醒来的邻居：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城里归谁管啦？”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就一边提裤子，一边面露惧色，先谨慎地四下张望一番，然后说道：

“我也没搞清呢，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有人来了。咱们瞧着吧：要是犹太人遭了劫，那么就是佩特留拉一伙的，要是来人称呼是‘同志们’，那么立刻也就听明白了。我这不正在观察么，好弄清该收谁的画像，我可不想遭殃。您知道么，我的邻居，那个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没弄清状况，把列宁像挂了出去，偏巧三个人就往他家去了，结果是佩特留拉队伍里的人。他们一看到画像，主人可就惨喽！知道么，那些人破口大骂，还抽了他二十鞭子，‘狗崽子，看你这副嘴脸就知道是个共党，看我们怎么一层层剥下你的皮。’任凭他是怎么辩白，怎么呼喊，全都白搭。”

就在这时，一队荷枪实弹的人马沿大路走了过来。两人赶紧掩上窗户，藏了起来。谁都怕有个三长两短……

暗地里，工人们都满怀仇恨地看待佩特留拉团伙的蓝黄两色旗。人们无力反抗这个鼓吹独立和沙文主义的团伙，直到一支经过的红军部队如楔子般插进小城，并狠狠击退了蓝黄旗阵营来自四面八方的包围，才又欢欣鼓舞。那面亲切的旗帜在议会大楼上方飘扬了一两天，可待到这支部队一离开，暮色便再次笼罩了城市。

如今城市的主人是戈卢勃上校，他是外第聂伯师团的“光荣和骄傲”。

昨天，他那支由两千亡命徒集结而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这位上校老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尽管四月天里的日头已暖，他仍身披高加索斗篷，头戴羔羊皮制的扎波罗什哥萨克式红顶帽，穿一件切尔克斯长袍，并且全副武装：佩戴的是短剑和镶了银饰的马刀。

上校老爷戈卢勃是个美男子：眉毛乌黑，面庞白净，永无止境的酗酒使得他面色略微泛黄。他的嘴里含着一个烟斗。上校老爷革命前是名农艺师，在糖厂的种植园里工作，不过那样的日子了无生趣，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位子相提并论，于是他趁着这举国皆浊的时机成功上位，摇身一变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庆祝他们的到来，在城中唯一的剧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舞会。信奉佩特留拉的知识分子悉数到场：几名乌克兰教师，神父家的两个女儿——美丽的大女儿阿妮娅和小女儿季娜，几个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的旧时仆人，一帮自称“自由哥萨克”的市侩，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余孽。

此时的剧院被一群乌合之众给填得满满当当。这些人身着鲜艳的、绣花的乌克兰民族服装，佩戴着各色的珠串和飘带。女教师、神父家的女儿跟女市侩们被一群准尉团团围住，他们跳起了圆圈舞，马刺给撞击得叮当作响，模样同古画里的扎波罗什哥萨克如出一辙。

兵团乐队奏响乐章。舞台上正为准备戏剧《纳扎尔·斯塔多利》的演出而乱作一团。

可是，没有电。这一情况汇报到了司令部的上校老爷那里。他本打算在晚会上现身，以此当作对晚会的恩典，听完自己的副官哥萨克少尉巴里亚内查（其实就是原先的沙皇陆军少尉波良采夫）的汇报，他以漫不经心而又盛气凌人的口吻说道：

“灯得亮起来。你就是搭上命，也得把电工找来，叫发电厂发电。”

“遵命，上校大人。”

巴里亚内查少尉的命没丢，电工也找来了。

一个小时后，两名佩特留拉分子把保尔押解到了发电厂。以同样方式被带来的，还有电工和机械工。

巴里亚内查直截了当地说：

“要是到了七点钟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他拿手指了指一根铁梁子。

这席简短的讲话奏了效，在规定的时间里，灯亮起来了。

当上校老爷带着自己的情妇出现的时候，晚会已经步入了高潮。情妇是小食店店主的女儿，有着丰满的胸脯和一头浅栗色秀发。上校进城后寄宿在他们家中。

富有的小食店店主把女儿送到省城里的中学读过书。

在最靠近舞台的贵宾座上坐定后，上校老爷示意可以开始了，于是，幕布就在瞬间被打开。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导演匆忙离场时那一晃而过的背影。

演出期间，到场的军官们和自己的女伴就在剧院的小吃部里纵情胡吃海喝，享用着神通广大的巴里亚内查搜刮强征来的头等私酒和佳肴美馔。等到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

巴里亚内查跳上舞台，戏剧性地一扬手，用乌克兰语宣布：

“亲爱的先生们，现在开始跳舞吧！”

大厅里响起不约而同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有人都走到了院子当中，好让那些担任晚会巡逻警卫的佩特留拉士兵把厅里的椅子挪走，清出场地。

半小时后，剧场里又喧嚣起来。

佩特留拉的军官们四散开来，跟热得满面通红的当地美人儿起劲地跳起乌克兰戈帕克舞来。他们可劲儿地跺着脚，连剧院那些陈墙旧壁都震得抖动起来。

正在此时，有一支骑兵队从磨坊那边进了城。

走到佩特留拉派架设着机枪的关卡处，哨兵发现了正步步逼近的骑兵队，慌忙朝机枪扑了过去，哗地推起了枪栓。夜空中传来刺耳的叫骂声：

“站住！什么人？”

从黑暗里走出两团模糊的人影，其中一个径直走近关卡，带着醉酒后的沙哑嗓音高声吼道：

“本人帕夫柳克长官，率领的是我的队伍。那么，你们是戈卢勃的人？”

“是的。”一个士兵迎上前回答说。

“我该把队伍安顿到哪儿？” 帕夫柳克问。

“我这就打电话问司令部。”士兵答毕，就闪身进了路旁的小屋。

一分钟过后，他从屋里跑了出来，命令道：

“弟兄们，把机枪从路上撤下来，给长官大人让路。”

帕夫柳克勒住缰绳，在灯火辉煌的剧场旁边打马停了下来。剧院周边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嗬，这儿倒是一派欢乐。”他说着，扭身转向停在身旁的哥萨克大尉，“古克马奇，咱们下马，去寻点乐子。给自己挑些个中意的娘们，这里有的是。嘿，斯塔列日科！”他高声喊道，“把弟兄们安置到各家去！咱们就在这儿停留了。护卫队跟上我。”他重重地跳下地，马儿也连带着晃动起来。

在剧院入口处，帕夫柳克一行人马被荷枪实弹的彼特留拉士兵拦下了：

“票呢？”

帕夫柳克只是鄙夷地看了看他们，单肩一拱，顶开了一个。他身后队伍里的十二个人，也照他的样子闯出一条路。他们把马就地拴在了栅栏边上。

新来客立刻引发了关注。尤其是帕夫柳克，他身躯庞大，身着优良呢料的弗列奇军装，天蓝色的近卫军裤子，头戴毛茸茸的高帽。他肩上斜挎一把驳壳枪，从口袋里头还露出个手榴弹。

“他们是谁？”站在圈外的人们窃窃私语，圆圈里，戈卢勃的助手正大跳着热情奔放的密切里查舞。

同他结伴而舞的，是神父家的大女儿。她急速地旋转，裙裾像扇子一样摆开来，露出丝织的紧身衬裤，这令士兵们欣喜若狂。

帕夫柳克拿双肩挤开人群，走到圈子正中央。

帕夫柳克用混浊的眼神盯住神父女儿的一双腿，舌头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径直穿过圈子走向乐团，在舞台灯前站定，扬起了藤编马鞭：

“来个戈帕克舞曲！”

乐团指挥没把他当回事。

于是，帕夫柳克猛地一扬手，马鞭就照着他的脊背抽了过去。他像被什么东西蜇到了似的跳起来。

音乐声戛然而止，大厅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放肆！”小食店店主的女儿大怒道，“你绝对不能饶了他。”她神经质地抓住了坐在身边的戈卢勃的胳膊。

戈卢勃缓缓地站起身，一脚踹倒身前的椅子，朝着帕夫柳克走了三步，在他近前停了下来。他立刻认出了帕夫柳克。戈卢勃曾和他在县里争过地盘，他跟这位竞争对手还有段旧账要算呢。

一个星期前，帕夫柳克用最卑劣的手段算计了老爷大人。

戈卢勃的人同红军的战事正酣。红军已经害他们吃过不下一次苦头了。而这个帕夫柳克呢，本该从后方袭击布尔什维克，却闯进了一个小村镇，轻而易举端掉了红军的岗哨，然后派出一支掩护部队，在镇子里干起了前无古人的劫掠勾当。自然，正如一个真正的彼特留拉人应当做的那样，他对当地的犹太居民进行了迫害。

与此同时，红军彻底挫败了戈卢勃部队的右翼，随即撤了兵。

而眼下，这个厚颜无耻的骑兵大尉不但闯入了他的地盘，竟然还狗胆包天地打了乐队指挥——当着他上校大爷的面。是的，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这个家伙的。戈卢勃心里清楚，要是他当下不压制住这个狂妄的小头目，他在部队中将会威严扫地。

两个人都死死地盯住对方的眼睛，默默地僵持了几秒钟。

戈卢勃一手牢牢握紧了佩刀的刀柄，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索着左轮手枪，只听他高声喊道：

“下流东西，我的人你也敢打？”

帕夫柳克也缓缓伸出手，去摸他那支驳壳枪的枪套：

“放轻松点儿，戈卢勃老爷，放轻松，否则可是要栽跟头的。您可不要碰别人的伤疤，我会生气的。”

这句话已经超出了上校老爷的忍耐极限。

“把他们拿下，从剧院里拖出去，每人打二十五下！”戈卢勃大喝道。

士兵像猎犬一样，从四面八方朝着帕夫柳克一伙人扑了过来。

啪！仿佛电灯泡摔到地上——不知是谁放了一枪。整个大厅于是炸开了锅，人们扭来转去，如两群野狗厮打在一起。在这场混战中，两方相互拿军刀砍，扯对方头顶上的那绺哥萨克式长发，要么就直接卡住喉咙。女人们早已吓破了胆，像猪崽般嗷嗷叫唤着，四下逃窜。

几分钟后，帕夫柳克一伙人被缴了械，遭了一顿胖揍，先是拖到院子里，之后就给丢到了大街上。

帕夫柳克在混战中丢了羔皮帽，脸上挂了彩，还让人给缴了械，这一切令他勃然大怒。他和自己的手下跳上马背，沿街一路疾驰。

晚会就这样中止了。经历了一场混乱后，谁都没了寻欢作乐的心情。女人们断然拒绝跳舞，只要求送她们回家，可是，戈卢勃铁了心不同意。

“厅里的人谁也不许放，把卫兵派来！”他下达了命令。

帕利亚内查赶忙执行命令。

对于人群中传出的阵阵抗议，顽固的戈卢勃是这样回答的：

“亲爱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让咱们舞到天明吧。下面由我来亲自领跳第一圈华尔兹舞。”

音乐声再次奏响，可乐事儿终究还是没能得偿所愿。

上校还没来得及和牧师女儿跳完一圈，就有几个卫兵从门外闯了进来，口中高叫着：

“帕夫柳克的人把剧院包围了！”

伴随着哗啦一声响，舞台边上邻街的那扇窗户给捣了个粉碎。从残破的窗户框里，出人意料地探进了一挺宽头机枪的枪身。机枪笨拙地转动着，正在探寻一个个乱窜的身影。它就像一头长角的怪物，人群唯恐避之不及，纷纷退到了大厅的中央位置。

帕利亚内查朝着天花板上那只亮度足有一千烛光的顶灯就是一枪，那灯就像一颗炸弹在头顶炸裂开来，玻璃碴如细雨般散落到每个人身上。

剧场内漆黑一片。从街上传来一声高吼：

“统统到院子里去！”紧接着是一连串恶狠狠的咒骂声。女人们疯狂而又歇斯底里地叫嚷着，戈卢勃满场狂奔，口令一个接一个，试图把六神无主的军官们召集起来。所有这些声响和院子里的枪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显得嘈杂无比。谁都没留意到，帕利亚内查就像条泥鳅一样，从后门溜到了空荡荡的邻街上，撒腿朝戈卢勃的司令部狂奔而去。

半个时辰过后，一场真正的战斗在城里打响了。枪炮持续的轰鸣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无数挺机关枪喷射出细小的霰弹。一无所知的市民从自己温暖的被窝里跳出来，朝着窗子贴靠过去。

枪声渐稀，只在城市的郊区，还有一架机枪像狗吠似的零星冒出个响。

战斗归于平静，天也将要破晓……

关于屠杀犹太人的传言弥漫了整个小城。这些传闻也渐渐传到了犹太人的居住地，他们的房屋狭仄低矮、窗户歪斜，歪七扭八地勉强支撑在通向河水的肮脏的陡坡之上。在这些纸盒子似的所谓的房子里面，挤挤挨挨地住着贫苦的犹太百姓。

谢廖沙·布鲁扎克已经在印刷厂工作一年多了。厂子里的排字工和操作工都是犹太人。谢廖沙跟他们处得很亲密，把他们当成家人来看待。他们组成了一个齐心协力的大家庭，共同反对厂长，那位肥头大耳、自鸣得意的布留姆施坦恩先生。在印刷厂里，厂长和工人们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布留姆施坦恩总想多捞一些，总想少付工钱，因此，印刷厂不止一次有过长达两三星期的闭门经历——印刷工人全罢工了。他们一共有十四个人。谢廖沙年纪最轻，可他对着印刷机的转轮，一口气能摇十二小时。

这天，谢廖沙留意到工人们神色不安。数月以来，局势告急，印刷厂的订单也是青黄不接。印的都是些“大头目”的告示之类的。

患了肺痨的排字工缅德尔把谢廖沙叫到了角落里。

他两眼含着忧伤，望着他说道：

“城里要施行大清理，你知道么？”

谢廖沙吃惊地看着他：

“不，不知道。”

缅德尔把他那干瘦泛黄的手搭在谢廖沙的肩上，像位父亲般充满信任地对他说：

“大清理就要来了，这是真的。他们要屠杀犹太人。我问你：当这场灾祸到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帮助自己的伙伴们？”

“当然愿意，只要帮得上。你就说吧，缅德尔。”

排字工人们都竖起了耳朵，倾听他们的谈话。

“你是个好小伙儿，谢廖沙。我们相信你。毕竟你父亲也是名工人。现在就跑回家去，问问你父亲：他肯不肯往自己家里藏几个老人和女人，而我们会提前商量好，到时候把谁安排到你们家。然后你再去问问别的人家，看还能到谁家去避一避。这伙强盗暂时还不会骚扰俄罗斯人。快跑吧，谢廖沙，迟了就来不及了。”

“好的，缅德尔，我这就跑去找保尔和克利姆卡，相信我，他俩准保会答应收留几个人的。”

“等一等，”谢廖沙刚要走，缅德尔一把拉住了他，颇不放心地说，“保尔和克利姆卡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你对他们了解清楚了吗？”

谢廖沙自信地点点头：

“那还用说，他们都是我的死党：保尔·柯察金，他的哥哥是个钳工。”

“啊，是阿尔焦姆呀，” 缅德尔放下心来，“这人我认识，我跟他同住过一间屋子。这人信得过。去吧，谢廖沙，一有答复就赶紧回来。”

谢廖沙朝着大街飞奔而去。

在帕夫柳克跟戈卢勃两方队伍打完仗后的第三天，屠杀开始了。

帕夫柳克吃了败仗，被赶出了城。在打道回府的途中，他占据了相邻的一个镇子，在夜战中，他折损了二十个手下。戈卢勃方面也搭上了差不多数目的人命。

那些死掉的人被匆匆忙忙抬到了墓地，当天就掩埋了，也没有举办正式的葬礼，因为这样的死因实在没什么好炫耀的：头目两个，如同两条流浪犬似的对着乱咬了一通。要是再大张旗鼓地埋葬死者，可就太不合时宜了。帕利亚内查本想体体面面地办场葬礼，再把帕夫柳克打成赤匪，可这个主意遭到了以瓦西里神父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的反对。

在戈卢勃的部队里，那场夜间发生的冲突引发了不满，尤其是他的护卫分队，因为他们折损的人数最多。为了平息这种不满情绪，好好提振一番士气，帕利亚内查对戈卢勃提议，让士兵们“消遣消遣”，这是他对大屠杀的戏称。他还以部队中的不满为借口，向戈卢勃引证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上校即将要同小食店店主的女儿举行婚礼，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本来并不希望破坏城市的祥和氛围，可是在帕利亚内查的那翻危言耸听的陈述过后，也便同意了。

的确，若是联想到他已经加入社会革命党，这次行动多少会令上校老爷感到难堪。对手们又能制造出不利于他的言论，说他戈卢勃上校是个“大屠杀制造者”，而且铁定会到“大头目”那儿去诽谤他一通。好在戈卢勃当下还不怎么仰仗“大头目”，全是凭着他和手下们出生入死来养活自己。其实，“大头目”自己心里也清楚，他手下的那帮弟兄们都是何等货色。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要求他们把所谓“征用”来的钱财上缴。至于“大屠杀制造者”这等美誉，戈卢勃更是早已受之无愧了。再为之添上一笔光辉事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场劫难就在一大清早开始了。

小城还沐浴在拂晓前的一片灰蒙蒙的薄雾中。横七竖八搭建起来的犹太人聚集区，被一条条仿佛过了水的亚麻布条似的街道团团缠绕着，街上空无一人，显得死气沉沉。小窗的后面都挂着遮布，护窗板也严严实实地封闭着，透不进一丝光亮。

从外面看上去，这些个房屋似乎正做着黎明前的美梦，可事实上，屋子里头的人是醒着的。每户人家都穿好了衣服，挤到了一间房里，准备迎接即将临头的大祸。只有不明就里的小孩子还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做着安详而平静的梦。

在这个早晨，戈卢勃的卫队长萨洛梅加，一个皮肤黝黑，长着吉卜赛人面孔、脸颊上有一道紫色刀疤的男人，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把戈卢勃的副官帕利亚内查叫醒。

副官睡得死死的，总也无法从噩梦中脱出身来。梦里，一个张牙舞爪、佝偻着身子的魔鬼一直用指甲抓他的喉咙，他挣扎了整宿都没能制止它。直到最后，他终于抬起了几乎要爆裂的脑袋，才明白原来是萨洛梅加在叫他。

“死鬼，赶紧起来吧！”萨洛梅加可劲地摇晃着他的肩膀，“已经不早了，该动手了。你要是再多灌点儿才好呢。”

帕利亚内查完全清醒过来，他坐在那儿，胃里的灼热感迫使他弯下身子，朝外吐了口酸唾沫。

“动手干什么去？”他茫然地瞪着眼睛，望向萨洛梅加。

“干什么去？去把犹太佬开膛破肚。你不知道？”

帕利亚内查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事，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头天晚上，上校老爷携未婚妻和一帮酒友溜回了郊外庄园，所有人都喝了个酩酊大醉。

在屠杀犹太人的这段时间里，戈卢勃选择离城最为恰当。事后，他可以此为由，声称误会发生时他并不在场，而帕利亚内查则可以尽情为所欲为。嗬，这个帕利亚内查搞起“消遣”来可真真是个大行家！

他往脑袋上浇了一桶水，那股精明的劲头这才又回来了。他在司令部里东蹿西跑，一连串下达了各种命令。

护卫分队已经上了马。心思缜密的帕利亚内查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命令放下了城门，这样一来，就把在城外镇子里和火车站上干活的工人隔在了外面。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花园里，一挺机枪架了起来，虎视眈眈对着街道。

要是工人们想要造反，就用铅弹来对付他们。

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副官和萨洛梅加跳上了马背。

已经上了路，帕利亚内查才记起还有件事没做：

“停，我还忘了件事。咱们再叫马拉上两架大车：得给戈卢勃弄点彩礼陪嫁呀。嘿—嘿—嘿……第一份战利品，跟往常一样，留给司令，至于第一个娘儿们，哈—哈—哈……得归副官我。你这个蠢蛋白痴，听明白了吗？”这最后一句是讲给萨洛梅加听的。

萨洛梅加拿一只黄眼珠子冲他挤了挤：

“够所有人享用的。”

他们上了路。副官和萨洛梅加走在最前面，一群卫兵松松垮垮地跟在他们身后。晨雾消散了。他们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前面经过，上面挂着一块锈迹斑斑的牌匾“富克斯百货店”。这时，帕利亚内查勒住了缰绳。

他胯下那匹灰色的细腿母马暴躁地用蹄子踏着石块。

“那么，有上帝相助，咱们就从这儿开始吧。”帕利亚内查一边说着，一边跳到了地上。

“嘿，弟兄们，下马！”他转身朝围绕着他的卫兵们说道。

“好戏要开场了，”他说，“弟兄们，可别拿砖块敲人脑袋，干这事儿有的是时间；要不是实在受不了，也别搞娘们，熬到晚上再说。”

一名卫兵龇着满口结实的大牙，提出反对：

“那么，少尉老爷，要是两厢情愿的呢?”

周围的人发出粗鄙的笑声。帕利亚内查望着说话那人，用赞许的口吻说：

“要是两厢情愿的呢，当然了，你们就打滚去吧，谁也没有权利禁止这么干。”

帕利亚内查走到紧闭的店铺门前，用力踹了一脚，可那扇结实的橡木大门却纹丝不动。

真不该挑这个地儿开始。副官退到角落里，按住马刀，往这户叫做富克斯的人家的房门走去。萨洛梅加也跟了上去。

房里的人早就听到了街上的马蹄声。这嘚嘚声到了店铺旁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已是墙外的说话声。他们的心脏几乎都要蹦出来，身体也不听使唤了——屋子里有三个人。

早在昨天，富有的富克斯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们溜出城去了，家里只剩下留守的女佣人莉娃，她是个安静又胆小的十九岁姑娘。为了不叫她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感到害怕，在富克斯的提议下，她把自己的老父亲和老母亲接了过来，三个人就一直住到他们回来。

面对莉娃的低声抵抗，狡猾的商人宽慰她说，连大屠杀都指不定不会发生，他们又能拿穷人怎么样呢？他还许诺莉娃，等到回来的时候，要赏她钱买连衣裙。

三个人全都抱着折磨人心的希望，侧耳倾听：或许这些人只是经过，或许是自己弄错了，或许，那些人并非是停在他们家门口，或许，这不过是自己的臆想。可是，当砸店门的声音隐约传来的时候，这些希望全都化为了泡影。

老父亲佩萨赫年事已高，头发也花白了。他孩子似的瞪着惊恐的蓝眼睛，站在通往店铺的门前，不住地低声祷告。他像个狂热的信徒那样，虔诚而热情地向万能的耶和华祈祷。他请求主把不幸带离这所房子。而老太婆站在他的身边，耳中全是他的低声呢喃，过了很久才分辨出正逐渐逼近的一片脚步声。

莉娃躲进了最里面的房间，在橡木橱柜后面藏了起来。

门板发出的猛烈而刺耳的撞击声，让两位老人浑身战栗。

“开门！”撞击来的一下比一下猛烈，恶人们的咒骂声此起彼伏。

可里面的人已经失去了抬手卸下门钩的力气。

外面正频繁地用枪托砸门。门板带着门闩抖动了一会儿，终于招架不住，裂了开来。

荷枪实弹的人挤进屋子，把角落挨个搜了一遍。连接住家与店铺间的门也被枪托撞开了。卫兵们鱼贯而入，拔掉了门上的门闩。

一场劫掠开始了。

布匹、鞋子跟其他的战利品把马车塞了个满满当当，萨洛梅加将这些东西送去了戈卢勃的府邸，刚返回到房子里，就听到了凄厉的叫喊声。

帕利亚内查任凭自己的人在店铺里翻箱倒柜，自己走进了屋里。他那双如同猞猁似的绿眼睛朝三人扫视一番，便冲着老两口喝道：

“你俩给我滚！”

老父亲和老母亲两个人，谁也没挪身子。帕利亚内查往前迈了一步，缓缓地从刀鞘中抽出了马刀。

“妈妈！”女儿痛苦地叫喊道。萨洛梅加听到的正是这声哭喊。

帕利亚内查转过身，对闻声赶来的同伙简短吩咐道：

“把他们拖出去！”他指了指老两口，等到手下好不容易把两人拖到门外后，帕利亚内查对赶来的萨洛梅加说：“你在门后等一下，我要跟姑娘讲两句话。”

老汉佩萨赫听到门里传出喊叫声，就朝门边扑了上去，结果当胸挨了重重一拳，直把他打到了墙边。老汉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就在这时，向来安静的老太婆像头母狼似的，紧紧抓住了萨洛梅加：

“啊，放了她吧，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她奋力想靠近那扇门，一双苍老的手紧紧攥住萨洛梅加的上衣，令他无法摆脱。

犹太老汉缓过神来，也冲上前去帮她的忙：

“放了她吧，放了她吧！……哦，我的女儿啊！”

两人一齐从门前推开了萨洛梅加。萨洛梅加恶狠狠地从腰里拔出枪，用铁皮包的枪柄去砸老汉头发花白的脑袋。老汉闷声倒了下去。此时，房里仍旧不断传出莉娃的惨叫。

失去理智的老太婆托伊芭被拖到了屋外，她那野兽般的号啕声和苦苦的求助声，响彻整条街道。

房里的哭喊声，猛地戛然而止。

帕利亚内查从房里一出来，萨洛梅加便握住了门把手。帕利亚内查看也不看他一眼，就把他拦下了：

“别进去——人已经挂了：我用枕头把她闷得有些紧了。”正说着，他跨过了老汉佩萨赫的尸体，一脚踩在一摊浓稠的黑血里。

“这个头开得可不怎么像样。”他咬牙切齿地说着，继而朝街上走去。

其余的人悄无声息地跟在他身后，一行人沿途在房屋的地板和台阶上留下了沾着血迹的脚印。

城里此刻也已是一片混乱。没能分得战利品的强盗，个个如野狼一般，展开了短促的窝内厮杀，随处可见挥动着的马刀，打斗的事情也差不多遍地都是。

一只只盛有十维德罗啤酒的橡木桶，被这帮强盗从小酒馆里滚出来，拉到了马路上。

随后，他们又挨家挨户地去打劫。

谁也没有表示出反抗。这伙强盗冲进他们的小房子，在屋里一通乱窜，跑去犄角旮旯翻腾个遍，然后满载而去，在身后留下一堆堆碎布片，和从撕碎的枕头、羽毛褥子里散落出的绒毛。第一天白天里仅有两人遇害——莉娃和她的父亲，不过夜幕随后而至，带来了无法阻止的杀戮。

临近傍晚，所有形形色色的豺狼们都已经喝得烂醉，脸色发青。佩特留拉走狗们喝得神志恍惚，等待着夜晚的降临。

黑暗放开了他们的手脚。黑暗让杀人的事情变得容易：即使是豺狼也喜欢夜晚，因为他专拣逃不掉的人下手。

很多人不会忘记这恐怖的三天两夜。有多少条生命遭到涂炭和戕害，在这血腥的日子里，有多少年轻人白了头发，有多少泪水已流干！谁又能知道，那些活下来的人，带着被掏空的心，背负着人类承受不来的痛苦和永远无法洗刷掉的羞耻和侮辱，带着无法排解的思念，对死去的再也回不来的亲人们的思念，是否还能算是更幸福的。少女们的尸体漠然地横在狭窄的胡同当中，双手痉挛地向后伸着——无一不是遍体鳞伤，受尽折磨，身体蜷曲……

只有在小河边，铁匠纳乌姆的小屋里，当豺狼扑向他年轻的妻子萨拉时，才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二十四岁的铁匠是个大力士，有的是力气，抡锤头练就了他一身钢铁般的肌肉，他绝不交出自己的女人。

一场短暂而惊心动魄的搏斗在小屋里展开了，两名彼特留拉的脑袋被砸成了烂西瓜。怀着冲天怒气，铁匠爆发了，疯狂地奋起保卫两条性命，戈卢勃匪徒们意识到了危险，纷纷纠集到小河边。只听见水边响起密集而持久的射击声。所有子弹就要打光了，纳乌姆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萨拉，自己端起刺刀冲出去赴死。刚刚迈到第一级台阶上，子弹就如雨点般射了过来。他倒下了，那副沉重的身躯贴在了地上。

从附近村子里来了一些壮硕的乡下人，他们骑着高头大马，马车上拉着相中的赃物，由自己在戈卢勃部队里当兵的儿子或是亲戚护送着，三番两次折返于村子和小城之间。

谢廖沙·布鲁扎克跟父亲已经把印刷厂里一半的工友藏在了地窖和阁楼里，这会儿，他正穿过菜圃往自家院子里走，就看见一个人在大街上跑。

跑来的是个犹太老大爷，他穿着一件打补丁的长外套，帽子也没戴，一张脸由于受惊而显得死气沉沉，他喘着粗气，两只手在空中乱舞。在他身后，一名彼特留拉匪兵正骑着灰马，飞快地追赶过来，他弓着身子，已经做好了袭击的准备。听到从背后传来的马蹄声，老大爷举起双手，仿佛这样就能保护自己。谢廖沙拔腿朝街上冲去，他扑到马前，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老大爷：

“不许碰他，你这个强盗，畜生！”

马上的人并没有收回马刀的意思，就势朝男孩儿淡黄色的脑仁儿上平砍了一刀。

[1]西蒙·瓦希尔耶维奇·佩特留拉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люра，1879年—1926年，乌克兰民族军的创建者和指挥者之一。曾两度担任乌克兰政府首脑。1920年兵败后流亡国外, 1926年在巴黎遇刺。

[2]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名，现分属于波兰和乌克兰。

第五章

红军不屈不挠地逼近了“大头目”彼特留拉的部队。戈卢勃的队伍被调遣到了前线。只有一支不大的后方保卫队和司令部还留在小城。

人们动了起来。趁着这短暂的风平浪静，犹太居民掩埋了死者，在犹太人聚集区的小房子里，重又出现了生机。

每当宁静的傍晚来临，从远处就会隐隐约约传来隆隆声，那是不远处的什么地方正在打响战斗。

铁路工人们从车站上四散而去，到各个村子里去找活干。

中学已经关了门。

城里宣布施行军事管制。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阴森森的夜晚。

在这样的夜晚，哪怕是把眼睛睁得再大，视力也无法穿透黑暗的帷帐，所以人们只得冒着随时可能掉进水沟、扭伤脖子的风险，像瞎子似的茫茫然走在路上。

小市民都知道：在这种时候，就乖乖待在家中，而且千万别开灯。光亮可能会招致某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最好就待在黑暗里，这样更安全。也有些人总没法安分下来。那就让他们招摇好了，小市民跟这样的事丝毫不沾边。他才不会乱跑呢。放心吧，绝对不乱跑。

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却有个人在路上走着。

到了柯察金家的小房子跟前，他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户框，见没人应答，便又敲了一次，要比上次更响、更执着。

此时，保尔正做着一个梦：一个长得不像人类的怪家伙，用一挺机枪瞄准了他，他试着想要逃，但又没地方逃，就在此时，机枪发出了可怕的响声。

一连串的敲击把窗玻璃震得叮当作响。

保尔跳下床，凑到窗前，想看清楚敲窗户的人。可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母亲上姐姐家去了，姐夫是一家糖厂的机车司机。阿尔焦姆就在他们邻近的村子里干铁匠，靠着抡锤头过活。

敲窗子的只可能是阿尔焦姆。

保尔决定开窗。

“谁在那儿？”他对着黑暗问话。

窗外的人影晃了晃，用低沉的嗓音闷声回答：

“是我，朱赫来。”

朱赫来把双手支到窗台上，如此一来，他的脑袋升高了，正好跟保尔的脸齐平。

“我是来找你借宿的。你肯收留我吗，小兄弟？”他低语说。

“当然啦，”保尔和气地回答，“这有什么好问的吗？你就直接从窗子爬进来吧。”

朱赫来那笨重的身躯从窗户里挤了进来。

他掩好窗，却没有立即从窗边走开。

他站在那儿，竖起耳朵倾听了一会儿，这时候，月亮从乌云缝里钻了出来，道路变得清晰可见，他细致地打量了一番路上的情况，这才转身朝保尔问道：

“咱们没把老妈妈吵醒吧？估摸着，她已经睡下了？”

保尔告诉朱赫来，家里除了他没有别人。水兵这才放松下来，提高了嗓门说：

“小兄弟，这帮心狠手辣的家伙正一门心思地要追上我。为着最近一次发生在车站上的事端，他们找我算账来了。要是大家伙儿能更团结些，咱们本可以在屠杀发生的时候，好好给这些‘灰狗腿子’们点儿颜色瞧瞧。不过你知道，人们还没抱定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这个想法只好落空。如今我也被盯上了。他们抓了我两次，今天差点叫人逮住。你知道么，我正往家走，当然是沿着后院走了，我站在板棚旁边，就看见花园里站着一个人，他的身子贴靠在树上，可马刀却露出来了。不消说，我拔腿就跑。这才一路到了你家。小兄弟，我想在这里抛个锚，住上几天。你不会反对吧？哦，那就好……”

朱赫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将沾满泥污的靴子从脚上扒了下来。

朱赫来的到来令保尔开心不已。近些日子电厂停工了，保尔一人待在空荡荡的家中，很是觉得乏味。

两人躺在床上睡下了。保尔立刻就睡着了，可朱赫来又抽了好一阵的烟。然后，他从床上起身，光着脚轻轻走到窗边。他久久凝视着街道，这才回到床上，困意袭来，也很快睡去。他一只手伸到枕头下面，搭在了那支沉甸甸的手枪上，用体温把它焐得暖暖的。

朱赫来那晚的意外造访和八天来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深深地影响到了保尔。他头一次从这个水兵口中听到那么多令人心潮澎湃的、重大和新鲜的事情，对于年轻的小锅炉工来说，这些天的日子决定了他的一生。

在接连两次遭到伏击后，水兵像只落进了捕鼠器的耗子，被迫变成了个大闲人，他把自己对于蹂躏国土的“黄蓝军团”的满腔怒气和不共戴天的入骨仇恨，一股脑传给了保尔这个如饥似渴的忠实听众。

朱赫来讲起话来简明清晰，深入浅出。没有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水兵对于自己要走的道路坚信不疑，于是保尔也渐渐明白了，那一大堆名称花里胡哨的党派，像是什么社会革命党啦，社会民主党啦，波兰社会党啦，统统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只有一个政党是革命的、坚定不移的、与所有富人作斗争的——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以前，这些在保尔的脑子里完全是一团乱麻。

费奥多尔·朱赫来，这位高大孔武、意志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人，这位经受过海风狂啸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这位在一九一五年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将生活残酷的真相向保尔娓娓道来，年轻的锅炉工如同着了迷般地痴痴望着他。

“小兄弟，我小时候也跟你差不多，”他说，“生来有股不肯屈服于人的倔强劲儿，又不知道浑身的气力该往哪儿使。打小过的是穷日子。一看到那些吃饱了的少爷们在惺惺作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经常狠狠地教训他们，可事后除了挨上父亲一顿揍，连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没法让生活大变样的。保尔，要成为一名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好战士，这些条件你全都具备，不过你还太年轻，缺乏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小兄弟，我之所以告诉你这条正路，是因为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我看不惯苟且偷安的人。如今，熊熊烈火已经开始在全世界点燃了。奴隶们起来反抗了，旧生活应该叫它灭亡。为了那一天，需要能勇往直前的弟兄，不能是妈妈怀里的小乖乖，而得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战斗起来不会像蟑螂见着太阳似的钻进地里去，打起仗来也不能心慈手软。”

他的拳头用力朝桌子上一砸。

朱赫来站起身来。他将两手抄进口袋里，蹙起眉头，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无事可做令他感到苦恼。他十分后悔留在了这个小城，此外，还觉得再待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因此打定决心要穿过战线去找红军队伍。

城里还留有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党小组，他们应该可以开展工作。“没有我，他们照样可以运转，我再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呆坐着了。够了，十个月就这么白白给浪费了。”朱赫来很是气恼。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费奥多尔？”有一天，保尔问他。

朱赫来站起身，两手插进口袋。他最初没弄明白问话的意思。

“我是干什么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想，你要么是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就是共产党员。”保尔轻声说。

朱赫来哈哈大笑，开玩笑似的敲了敲自己那紧裹在条纹海魂衫里的宽阔的胸膛：

“小兄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嘛，就跟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是一回事一样明显。”紧接着，他变得严肃起来，“既然你明白了这个，假若你不想看到我被开膛破肚的话，那么记住，不要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提这件事。明白了吗？”

“明白了。”保尔毫不犹豫地答道。

这时，只听见院子里传来了说话声，来人也不敲门，径直推门走了进来。朱赫来一只手迅速伸进衣兜里，不过又立刻抽了出来。进屋的是脑袋缠着绷带的谢廖沙·布鲁扎克,他瘦了一点,脸色也不太好看。从他身后又走进来瓦莉娅和克利姆卡。

“你好呀，小鬼头，”谢廖沙笑着朝保尔伸出一只手，“我们三个来你家做客。瓦莉娅不让我一个人来，放心不下。克利姆卡又不让瓦莉娅自个儿来，也放心不下。别看他长着红头发，倒是还清楚，让一个人单独出门是危险的。”

瓦莉娅半开玩笑地拿手掌去捂他的嘴。

“真能胡说，”她笑道，“他今天一直在欺负克利姆卡。”

克利姆卡温厚地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对一个得病的人能做得了什么？脑仁儿上挂了彩，说话也语无伦次了。”

所有人都笑了。

谢廖沙的刀伤还没有痊愈，于是勉强地倚在了保尔的床上。几个伙伴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向来开心乐观的谢廖沙，在这天却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把彼特留拉匪兵砍他的经过告诉了朱赫来。

来找保尔的仨人朱赫来全都认识。他不止一次去过布鲁扎克家。他喜欢这些年轻人——虽然他们在斗争旋涡里还没找准自己要走的道路，却已经能够鲜明地表达自己的阶级诉求了。他认真地听男孩子们讲述了他们每人是如何帮助犹太家庭，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使他们逃过了大屠杀的。这一晚，他也讲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事情，好去帮助他们每一个弄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

保尔把客人们送走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朱赫来每天傍晚时分出门，直到夜里才回来。他跟留下的同志约好，要在走前商定下他们的工作。

这天夜里，朱赫来没有回来。保尔清早醒来，看到的是一张空床铺。

保尔的心头隐约涌上一股预感，他飞快穿好衣服，出了家门。他锁上房门，把钥匙搁在商量好的地方，就去找克利姆卡，希望能从他那儿打听到一些关于朱赫来的消息。克利姆卡的母亲长得矮矮壮壮，一张宽脸盘上散布着麻点。她正在洗床罩，听到保尔问她是否知道朱赫来的下落，便断断续续地说：

“怎么，我得专门看着你的朱赫来不成？都是他干下的好事，佐祖利哈家里叫人给翻了个底朝天。你要他做什么？你们凑到一块儿有什么勾当？可找着同路人了：克利姆卡，你……”她狠狠地揉搓着床罩。

克利姆卡的母亲爱唠叨，脾气也不大好。

从克里姆卡家里出来，保尔又去找谢廖沙，向他倾诉自己的担忧。瓦莉娅插嘴说道：

“你担心什么呢？说不定，他是在朋友家里住下了。”可她的语调中却透着不自信。

保尔没有在布鲁扎克家久待。他不顾午饭的挽留，走了。

快到家的时候，他满心希望能见到朱赫来。

门照旧紧锁着。保尔心情沉重地停住脚步：他不想走进空荡荡的屋子。

他在院子里站了有几分钟，思前想后，最终怀着某种模糊的心愿，朝板棚走去。他吃力地挤到板棚底下，拂去一个个蜘蛛网，从隐秘的角落里取出了那支包裹在破布里的沉甸甸的“曼利夏”手枪。

保尔出了板棚，往车站走去，一路上感受着口袋中的手枪那激动人心的分量。

关于朱赫来的消息一点儿也没能打听到，保尔便往回走，在经过熟悉的列辛斯基庄园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怀着连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希望，朝房子的几扇窗望去，可花园和房子里却空无一人。庄园已在背后了，他又回过头去，只见花园的小径上还覆盖着去年的枯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副荒芜颓败的景象。看起来，主人忙得腾不出手来照料这里，偌大的老宅子显得冷清而又萧瑟，使得保尔徒增忧伤。

保尔和冬妮娅的最后一起小争执，要比以往所有的那些都厉害。事出突然，就发生在差不多一个月前。

保尔两手抄进口袋深处，慢慢地往城里走着，回想起了这起争执爆发的前后。

那一天，两人在街上偶然相遇了，冬妮娅便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做客。

“爸爸和妈妈都要去鲍利申斯基家庆祝命名日。家里就留我一个。来吧，好保尔，咱们可以读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写的那本有趣的书，叫做《萨什卡·日古廖夫》。我已经看过它了，不过很乐意再跟你看一遍。咱们会度过一个很棒的夜晚。你来吗？”

冬妮娅头戴一顶白色小帽，帽子紧紧裹住她浓密的栗色头发。她用一双大眼睛充满期待地望着保尔。

“我来。”

随后，他们就分开了。

保尔急匆匆地赶到机器房，想到能有整个晚上的时间和冬妮娅待在一起，他觉得锅炉烧得更旺了，木柴在火中的爆裂声也更欢畅了。

那天傍晚，他敲响高大的正门，开门的正是冬妮娅。她略带窘迫地说：

“我有几位客人在。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好保尔，不过你不要走。”

保尔打算离开，转身往门外走去。

“咱们过去，”她扯住他的衣袖，“认识你对他们来说会很有好处。”她牵起保尔的手，带着他穿过饭厅，来到自己的房间。一进屋，她就冲坐在房里的几位年轻人笑着说道：

“你们不认识吧？这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屋子正中的小桌边上坐着的有：莉萨·苏哈里科，漂亮的女中学生，她皮肤黝黑，长着一张俏皮的小嘴，头发梳得很是妩媚；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的男孩儿，保尔并不认识，他穿一件精致的黑色西服上衣，油亮的头发抹了发乳，打点得整整齐齐，灰色的眼睛透出百无聊赖的神情；坐在他俩中间的，是穿着考究的校服外套的维克多·列辛斯基。冬妮娅一推开门，保尔头一个看到的就是他。

列辛斯基当即认出了保尔，两道又细又弯的眉毛吃惊地耸了起来。

保尔站在门口沉默了几秒钟，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火辣辣地注视着维克多。冬妮娅急于打破这令人尴尬的沉默，她一面邀保尔进屋，一面对莉萨说：

“我来介绍一下。”

莉萨好奇地打量着来人，朝他欠了欠身子。

保尔猛地扭过身，大步流星地穿过半昏暗的饭厅，朝门口走去。冬妮娅直追到台阶的地方才赶上他，她捉着他的肩膀，激动地说：

“你为什么离开？我是特地这么做的，好叫他们认识你。”

保尔把她的手从肩头推开，尖刻地答道：

“用不着把我拉到这些蠢蛋面前展览！我跟这些人没法子坐到一块儿。或许，你也喜欢他们，可我痛恨他们。我以前不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否则我是绝对不会来找你的。”

冬妮娅抑制住怒火，打断了他的话：

“是谁给你权利这样同我说话的？我从来都不过问你跟什么人交朋友，谁又经常上你家去。”

保尔一边沿着台阶朝花园走去，一边毫不顾及情面地甩出一句话：

“那只管叫他们来就是了，不过我再也不来了。”说完朝栅栏门跑去。

自从那次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冬妮娅。大屠杀期间，保尔忙着同电工一起将几户逃难的犹太家庭藏在发电厂，把跟冬妮娅的争执忘在了脑后。今天，他又想见她一面了。

朱赫来的失踪和摆在眼前的独自在家的孤独，令保尔感到压抑。春天的淤泥还没干透，车辙子里全都积满了泥浆，马路像是一幅灰色的布匹，向右转了个弯。

不偏不倚正冲着马路的，是一座剥落了墙面、如同生了癞一般的房子，大路从房前右拐，分成了两条岔路。

在位于岔路口上的一个废旧的、塌了门的杂货铺前，一块“出售矿泉水”的招牌底儿朝上悬挂着，维克多·列辛斯基正同莉萨道别。

他握住她的一只手，满怀深情地望着她的双眼：

“您会来的吧？没有骗我吧？”

莉萨娇滴滴地回答：

“会的，我会来的，您等着我便是。”

像是承诺着，她用那双褐色的眼睛含情脉脉地冲他微微一笑，离开了。

莉萨走出十步远，就看见有两人从拐角处走上了马路。走在前面的是一名工人，他身材不高却很壮实、胸膛宽阔，夹克敞开着，露出了里面贴身穿的条纹衬衣，黑色的鸭舌帽挡住了他的前额，一只眼的眼周带着深蓝色淤斑。

他穿着黄色短靴，两腿略微有些弯曲，步履坚定地走着。

在他身后三步远，跟着一个身穿灰军装的彼特留拉匪兵，腰里别着两个子弹匣，刺刀的刀尖几乎快要抵到那人后背上了。

他从长绒毛帽子的下面，露出了两只细长的眼睛，警惕地盯着被捕者的后脑勺。

他那被黄花烟熏黄了的小胡子往两边翘着。

莉萨轻轻地放慢脚步，移到了马路的另一侧。就在她的后面，保尔也走上了马路。

正当保尔要沿路右拐往家返的时候，也看到了走在路上的人。他的两条腿仿佛在地里牢牢扎了根。他立刻认出了走在前面的朱赫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回来！”

朱赫来愈走愈近。保尔的心狂跳不止。他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可全都抓不住也摸不着。用来拿主意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朱赫来死定了。

眼看着渐渐走近的两个人，保尔心乱如麻，湮没在了万千思绪当中。

“我该怎么做？”

在最后一分钟里，他猛地记起来：枪就在口袋里。只要两人一从身边经过，就朝这个端枪的家伙背后来上一枪，如此一来朱赫来就得救了。这个瞬间作出的决定令他止住了翻滚的思绪。他紧紧地咬住牙齿，咬到疼痛。就在头一天朱赫来刚告诉过他：“为这个需要的是勇敢的伙伴……”

保尔飞快地朝后面瞟了一眼。通往城里的街道空空荡荡的，路上一名行人也没有。一个穿着春季短外衣的女人走在前面，身影匆匆，她并不碍事。岔路口旁另一条街上的情形，他无法看到。只看得见，在通往火车站的那条路的远处有几个人影。

保尔走到马路边缘的地方。当两人相距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朱赫来看到了保尔。

他瞥了保尔一眼。浓眉毛跳了起来。见是保尔，他感到很意外，不由得放缓了步伐。于是刀尖便抵到了他的脊梁上。

“哎，你，赶紧走，否则我就拿枪托子收拾你！”押解兵捏着假嗓子尖声叫道。

朱赫来加快了脚步。他想对保尔说些什么，可还是忍住了，只是挥了挥手，算作打招呼的表示。

保尔生怕引起小胡子的注意，他闪身让到一旁，让朱赫来打身边走了过去，装作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然而，一个令人惊慌的念头钻进了他的脑袋里：“要是我朝他开枪，却打歪了，那么子弹就有可能伤到朱赫来……”

然而彼特留拉兵已经近在咫尺了，难道还容得下太多考虑吗？

于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小胡子押解兵走到了跟保尔并排的位置；就在这时，保尔出其不意地向他扑去，抓住了步枪，动作猛烈地把枪按压在了地上。

刺刀呲地一声在石板上划出了一道。

彼特留拉兵没料到会有突袭，一时有些六神无主。但很快地，他开始拼尽全身力气往回够步枪。保尔把整个身子全都压在了步枪上面，不肯放手。只听啪的一声，枪响了。子弹打到石板上，呼啸着反弹开来，掉进了路边的土沟。

朱赫来听到枪响，迅速躲到了一边，扭头望去。只见押解兵正凶神恶煞地从保尔手里夺枪。

他摇晃着枪，扯扭着男孩儿的两只手。可是后者就是不放手。气疯了的彼特留拉兵一把将保尔推翻在地。可连这个举动也没能让他夺回步枪。保尔倒地的时候，就势把押解兵也连带着拖倒在路面上。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迫使他放开武器。

朱赫来两个箭步赶到了跟前。他的铁拳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照着押解兵的脑袋上砸了下去，不过是一秒钟的光景，彼特留拉兵的脸上挨了铅块般砸下的两拳，他松开躺在地上的保尔，像一只沉重的布口袋，滚进了路边壕沟里。

也是这双有力的手，把保尔从地上扶了起来，帮他站稳了脚跟。

维克多从岔路口离开，已经走出了一百来步。他边走边用口哨哼着《美人心，最多情》的调子。他依旧陶醉在同莉萨的这次见面以及她应许了明天到废弃的工厂那儿约会的诺言中。

在热衷于追莺逐燕的男学生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莉萨·苏哈里科在恋爱问题上是个敢于突破的姑娘。

有一天，厚颜无耻而又自负满满的谢苗·扎利瓦诺夫告诉维克多，说他占有了莉萨。尽管维克多并不完全相信谢苗的话，可莉萨毕竟是个有趣又诱人的尤物，他决定明天要见识一下，看扎利瓦诺夫说的是不是真的。

“只要她一来，我就采取实际行动。她可是准许别人亲自己的嘛。要是谢苗没有撒谎……”他的思绪被打断了。他闪过身子，好让两个彼特留拉士兵从旁走过去。当中的一个骑在一匹剪短了尾巴的马上，防水布做的水桶在手上荡悠着，想必是要去饮马。另一个身穿紧腰细褶短外衣和肥大的蓝裤子，一只手搭在骑马同伙的膝盖上，正高兴地说着什么。

维克多把他们让了过去，正打算继续朝前走，只听马路上传来“啪”的一声枪响，他止住了步子。维克多转身望去，只见马背上的人猛扯了一把缰绳，循着枪声疾驰过去。另一人单手扶住马刀，也跟在他身后猛跑起来。

维克多也跟在他们后面跑起来。到了快要接近马路的时候，他又听见一声枪响。这时，骑马的匪兵从拐角处朝维克多直冲了过来，他拿两脚踢，用防水布做的水桶击打着马，一跳进第一道门里，他就站在院子里大声吆喝道：“弟兄们，荷枪列队，那边打死了咱们的人！”不出一分钟，从院子里跑出来好些人，一个个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

维克多被抓了起来。

好几个人被赶到马路上集中起来。除了维克多，莉萨也在当中，被当做目击者给扣留了。

当朱赫来和保尔从她身旁跑过的时候，出于受惊过度，她就在原地呆立住了。她惊愕地认出，那个袭击彼特留拉兵的年轻人，正是冬妮娅想要介绍给她认识的男孩儿。

他们一前一后跳进了某户农家宅院的栅栏，与此同时，骑马匪兵正从马路上飞驰而过。他看到正带着步枪逃跑的朱赫来和正从地上挣扎起身的押解兵，打马朝栅栏追了过来。朱赫来回身举枪，朝他放了一枪。骑兵吓得掉头就往回蹿。

押解兵翕动着被打破的嘴唇，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怎么搞的，你这个蠢货，在眼皮子底下的犯人也能放走了？这一回，看你的后头不得用钎条挨上二十五下。”

押解兵恶狠狠地顶撞他说：

“我看出来了，数你有脑子。在眼皮子底下把人放走了！谁知道打哪儿跑出来的死兔崽子，像头疯牛似的往我身上扑？”

莉萨也遭到了盘问。她讲的话跟押解兵如出一辙，不过却隐瞒了她认识袭击者的事情。他们所有人都被押送到了警备司令部。

直到当晚，才按照司令的指示释放了他们。

他甚至提出亲自送莉萨回家。可她拒绝了。警备司令满嘴都是伏特加的酒气，他的提议无法使她产生任何好的联想。

是维克多把莉萨送回了家。

到火车站要走很长的路。维克多挽着莉萨的手，为发生的变故感到高兴。

“您可知道，是谁救下了犯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莉萨问道。

“不，我怎么会知道呢。”

“您是否记得，有天晚上，冬妮娅想把一个年轻人介绍给咱们认识？”

维克多站住了。

“是保尔·柯察金？”他惊讶地问。

“对的，他应该就是姓柯察金。您还记得吗，他离开的时候有多么古里古怪？这个人就是他。”

维克多错愕地站立着。

“您可不会认错吧？”他问莉萨。

“不会的，他的脸我记得一清二楚。”

“那您为什么没把这事儿告诉司令？”

莉萨气愤地说：

“您以为，我能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

“您怎么能把这看做是卑鄙的勾当呢？说出是谁袭击了押解兵，在您看来，是件卑鄙事儿？”

“那么在您看来，这倒成了正直的啦？您忘了他们干的好事了。您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学生成了孤儿，您却还想要我再去向他们告发柯察金？谢谢您了，真没想到您是这种人。”

维克多没料到她会这么回答。他不打算跟莉萨争执下去，竭力把话题引向别处：

“莉萨，您不要生气嘛，我是在开玩笑呢。我以前不知道，原来您是这么讲原则的人。”

“您的玩笑开得可不怎么高明。”莉萨冷冷地回答。

到了莉萨家门口，临别时，维克多·苏哈里科问：

“您会来吗，莉萨？”

听到的却是她不确定的答话：

“我不知道……”

走在进城的路上，维克多揣度着：“好吧，要是您这位大小姐，觉得这不正直，那么对此，我可有一番完全不同的见解。当然了，谁救了谁，都不关我的事。”

在他列辛斯基这个世袭的波兰小贵族看来，不论是这一伙还是那一派，都叫人厌恶。反正波兰军团很快就要开过来了，到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政权，一个波兰贵族自己的，拥戴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权。不过借着当下的机会，倒是有可能除掉保尔这个混蛋。他们准会把他的脑袋活生生扯下来。

维克多只身一人留在了小城里。他寄住在伯母家，她是制糖厂副厂长的老婆。父母亲和涅莉早就去华沙定居下来，父亲西吉兹蒙德·列辛斯基在那儿身居要职。

维克多朝警备司令部走去，踏进了敞开的大门。

过了一会儿，他在四个彼特留拉匪兵的陪同下朝保尔家走去。

他指着亮着灯的窗户，悄悄地说：

“就是这儿。”说完，他问站在一旁的少尉，“我可以走了吗？”

“悉听尊便。我们自己能对付。感谢帮忙。”

维克多沿着人行道飞快地跑掉了。

保尔的背上又挨了一拳，随即被带进了一个黑屋子，伸出的两只手撞到墙壁。他拿手摸索到一个像是双层单人床的东西，便坐下来，他疲惫不堪，被打得遍体鳞伤，内心充满了沮丧。

他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抓的。“那帮彼特留拉怎么会知道是我干的？可是根本没人看到我的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朱赫来在哪儿？”

他在克利姆卡家中同水兵分了手。保尔去找谢廖沙，而朱赫来就在那里等天黑，好混出城去。

“幸亏我把手枪藏在了乌鸦巢里，”保尔心想，“若是他们发现了它，那么我可就要完蛋了。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问题令他痛苦万分，可就是想不出答案。

柯察金家里没什么值钱的物什，彼特留拉匪兵没有便宜可占。哥哥把自己的西装套装和手风琴带到乡下去了。母亲也随身带走了自己的小箱子，彼特留拉匪兵把角落搜了个遍，却收获寥寥。

可保尔怎么都不会忘记从家到司令部这一路的遭遇。夜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中乌云密布。这帮人从他的腰际两侧和后面凶残地对他膝顶脚踹，他毫无意识地走着，陷入了一种混沌的状态里。

门外想起了交谈声。隔壁房间被设置成了保卫室，从门底下透出明亮的光线。保尔站起身，顺着墙壁将房间了摸索一圈。床的对面摸到了一扇窗，上面安着坚固的锯齿状栏杆。他用一只手试了试，窗子却纹丝不动。看来，从前这里是个小储藏室。

他又朝房门摸索过去，站了一会儿，倾听着外面的动静。然后，他轻轻压了压门把手。门极不配合地吱呀一声响。

“混蛋，该上油了！”保尔破口骂道。

透过打开的窄窄的门缝保尔看到，在一张双层单人床边，露出了不知是谁的一对粗糙的脚，脚趾头朝外弯曲着。他又轻轻按压了下门把手，这下子，门已然失去了束缚，吱呀乱叫起来。一个衣衫不整的人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动用全部五根手指，恶狠狠地搔着生满虱子的脑袋，絮絮叨叨地咒骂起来。他用懒洋洋而单调的声音骂着，当有八层高的骂人话都说尽后，这人摸了摸杵在床头的步枪，不紧不慢地宣称道：

“把门带上，要是再敢给我往外瞅上一眼，就有你好看的……”

保尔掩上门。从隔壁房里传出了哈哈大笑声。

这一夜，他反复思考了很多。他保尔·柯察金初涉斗争的尝试，就这样不成功地告终了。他像只老鼠，刚迈出第一步就被逮住关进了盒子里。

他坐着打起了盹，心神不宁地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这时，母亲的身影浮现在眼前，他仿佛看到了她那瘦削而布满皱纹的面庞，以及那双如此熟悉、充满慈祥的眼睛。一个念头划过心上：“还好她不在，能减轻些痛苦！”

光从窗外透进来，在地板上打下了一个方形的灰色光斑。

黑暗渐渐褪去。黎明就要来临。

第六章

在偌大的老房子里，只有一扇挂着帷幔的窗户透出些光亮。院子里，那只拴在链子上的被唤做特列佐尔[1]的家犬发出示威般的低吼声。

在半梦半醒之间，冬妮娅听见母亲轻柔的嗓音：

“没有，她还没睡呢。请进来吧，莉萨。”

女伴那轻盈的脚步声和亲昵而热烈的拥抱，驱散了冬妮娅仅存的一丝睡意。她露出了带着倦意的微笑。

“莉萨，你能来真好：我们家有件喜事，昨天我爸爸的病情好转了，他今天安安静静地睡了整整一天。我和妈妈好几宿没合眼，今天总算也能抽出身来歇息一下了。莉萨，和我说说，有什么新鲜事儿？”冬妮娅把女伴拉到自己近旁的长沙发上。

“哦，有非常多的新鲜事儿！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对你讲。”莉萨笑嘻嘻地说，调皮地朝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看了一眼。

莉萨的母亲也笑了。她是一位举止体面的女士，尽管已经有三十六岁了，可举手投足仍葆有年轻姑娘的活泼劲头。她有一对聪慧的灰色瞳仁，脸庞虽谈不上美丽，却令人感到舒服和精神焕发。

“我很乐意过会儿为你们留一些单独的时间。那么现在，请先说说谁都能听的消息吧。”她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把椅子朝长沙发挪了挪。

“第一件新鲜事：我们再也不用上学了。校务委员会已经做出决定，要给七年级的学生发毕业证。我可真高兴，”莉萨眉飞色舞地讲道，“我可真是受够了代数课和几何课！学这些有什么用处呢？男孩子们或许还要继续往上念，尽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念到什么地步。到处都是阵地，到处都在打仗。糟透了。咱们呢，最终要嫁人的，做一名妻子又不需要会算代数。”说到这儿，莉萨笑了起来。

跟姑娘们又待了一会儿，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就回房去了。

莉萨凑近冬妮娅，环住女伴，把岔路口上发生的意外悄悄说给她听。

“亲爱的冬妮娅，想想吧，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惊讶……你猜那人是谁？”

冬妮娅好奇地听她描述着，困惑地耸了耸肩。

“是柯察金！”莉萨脱口而出。冬妮娅打了个哆嗦，痛苦地蜷起身子。

“是柯察金？”

莉萨对产生的效果很是满意，就把自己和维克多争吵的事情告诉了她。

莉萨自顾自地讲述，并没有觉察到，冬妮娅的脸色已变得煞白，她那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扯住蓝衬衫的布料。莉萨不知道，冬妮娅的心揪得有多紧，也不知道，长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上的浓密的睫毛，为何会如此不安地颤动着。

关于接下来讲到的醉酒少尉的故事，冬妮娅已经听不进去了，她只有一个念头：“维克多·列辛斯基知道袭击的人是谁了。莉萨干吗要跟他说呢？”她下意识地把这句话念出了声。

“我说了什么？”莉萨没听明白。

“你干吗要把保夫鲁沙[2]，我是说，柯察金的事情跟列辛斯基说呢？要知道，他会出卖他的……”

莉萨反驳道：

“才不会呢！我不这么认为。归根到底，他干吗要这么做呢？”

冬妮娅坐在那里，情绪有些激动，两只手把膝盖捏的生疼。

“莉萨，你压根就不明白！他们和保尔本来就是死对头，现在又加上这么一桩情况……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了维克多，真是犯了大错了。”

莉萨到这会儿才觉察到冬妮娅的焦躁不安，这声无意中脱出口的“保夫鲁沙的事情”，使她的眼睛看清楚了一些事实，一些她此前就隐隐约约猜到了的事实。

她的心中不由生出一股罪恶感，难为情地收住声，不再言语。

“如此看来，这是真的了，”她想，“真奇怪，冬妮娅竟会一下子钟情于——什么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她十分想聊聊这个话题，可出于礼貌还是忍住了。她努力想做点什么，好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便握住冬妮娅的双手，说道：

“亲爱的冬妮娅，你担心坏了，是吗？”

冬妮娅心不在焉地答道：

“没有，说不定，维克多要比我想象的更正直些。”

不一会儿，杰米亚诺夫来了，他是个朴实谦逊的胖小伙，和她们是同班同学。

在他到来之前，姑娘们总是谈不到一块儿去。

送走了两个伙伴，冬妮娅久久地只身站立。她倚着院墙门，望着进城道路路面上的阴暗地带。游荡的风儿饱含着沁凉的湿气和春日里霉腐气息，一刻不停地吹向她。远处的城市里，从千家万户的窗子里透出的光亮，像是不怀好意的暗红色眼睛在眨动。他就在那儿，在这个对她来说很陌生的小城里面。在城里的某个屋顶下面，他，她的不安分的伙伴，还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威胁中。而且说不定，早就把她给忘了。自从最后一次见面后，有多少个日子转眼已经过去了？当时是他做得不对，可她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要明天她见到了他，两人那荡漾人心而美好的友情，就一定能回来。一定会的，冬妮娅对此清楚。但愿这一夜能平安无事。这不友善的黑夜，仿佛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不测发生……冷冰冰地。

冬妮娅最后一次把目光投向大路，随即往家里走去。她钻进被窝，躺在床上，带着一个心愿进入了梦乡：但愿这一夜能平安无事！……

一大早，家人们都还在沉睡着，冬妮娅就醒了，她飞快地穿戴整齐。她不想惊动任何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院子里，解开了拴着大长毛狗“守门人”的绳子，带着它朝城里走去。在保尔家对过儿，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她推开栅栏门，走进了院子。“守门人”摇着尾巴跑在前面。

也就是在这天大清早的时候，阿尔焦姆从乡下回来了。他是跟着铁匠的大车来的，这些日子自己一直在他家干活。他把挣来的一袋子面粉扛在肩上，走进院子。铁匠提着其他物什跟在他后面。在紧锁的房门前，阿尔焦姆从肩上卸下面粉，唤道：

“保尔！”

可是没人回应。

“往屋子里搬啊，搁在这儿干吗呢！”走近的铁匠说道。

阿尔焦姆先把东西搁进了厨房，一进屋子——傻了眼。家里上上下下被翻了个底朝天，破衣烂衫丢得满地都是。

“真是见鬼了！”阿尔焦姆困惑不解，转身冲铁匠嘟囔道。

“是啊，一团糟。”另一个随声附和。

“这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阿尔焦姆开始冒火了。

可屋子里空荡荡的，连个可打听的人都没有。

铁匠告辞后便离开了。

阿尔焦姆走到院子里，开始仔仔细细地四下打量。

“真搞不懂，怎么能乱成这个样子！家门大敞着，保尔又不在。”

他的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阿尔焦姆转过身。只见一条身型庞大的狗正支着耳朵立在他面前。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沿栅栏门朝屋子走了过来。

“我要见保尔·柯察金。”她打量了一下阿尔焦姆，用不大的声音说。

“我也正要见他。鬼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到了一看，家门开着，可他人却不见了。那么，您找他是什么事情呢？”他问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向他反问道：

“您是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

“是啊，究竟怎么回事？”

然而，姑娘没有回答他，只是惊慌失措地望着敞开的房门。“为什么我昨天没有来？难道说，难道？……”积压在胸口的负担愈发沉重了。

“您回来就赶上房门开着，并且保尔也不在吗？”她向正望着自己的阿尔焦姆问道。

“那么，请说真的，您找保尔究竟有什么事？”

冬妮娅挨近他，四下环顾了一番，急促地说：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不过要是保尔不在家，那他一定是被捕了。”

“为什么呢？”阿尔焦姆神经质地哆嗦了一下。

“咱们进屋说吧。”冬妮娅说。

阿尔焦姆一言不发地听她讲述。等到她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给他之后，他陷入了绝望。

“唉，真是雪上加霜！叫人操心的事儿还不够多吗——真是活见鬼……”他沮丧地低声自语道，“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了。这个小家伙干出这一出，是被妖怪给蛊惑了……如今该上哪儿去找他呢？至于您，又是谁家的小姐呢？”

“我是林务长杜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哦……”阿尔焦姆拖着长长的语调，含含混混地回应道，“瞧，我还带了面粉给他吃呢，这下倒好……”

冬妮娅和阿尔焦姆相视无言。

“我走了。说不定，您会找到他的，”在同阿尔焦姆道别的时候，冬妮娅轻轻地说，“晚上我再来找您，请您和我说说进展。”

阿尔焦姆沉默着点了点头。

窗户角上，一只从冬眠中醒来的瘦苍蝇正嗡嗡乱飞。在磨损了的旧沙发边上，坐着一名年轻的农村姑娘，她两手支着膝盖，眼神漫无目的地落在肮脏的地板上。警备司令嘴角上叼着烟卷，大摇大摆地在一页信纸上写了些什么，随后，又在“谢佩托夫卡市警备司令哥萨克少尉”的落款底下心满意足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龙飞凤舞，最后一笔还被别出心裁地添了个弯钩。这时，门前传来马刺的哗啦作响声。警备司令抬起了头。

只见萨洛梅加站在他跟前，一条胳膊上绑着绷带。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警备司令欢迎他说。

“风倒是好风，就是一只手叫一个博贡团[3]的人给废了，动到了骨头。”

萨洛梅加丝毫不顾及在场的女士，骂了一口脏话。

“那么，你是到这儿养伤来了？”

“养伤的事儿还是等到了那个世界再说吧。当下前线吃紧，我们都快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警备司令朝姑娘那边扬了扬头，不让他再说下去：

“咱们以后再谈吧。”

萨洛梅加一屁股坐到凳子上，脱下了军帽，帽子上有个刻着三叉戟的搪瓷帽徽——这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是戈卢勃派我来的，”于是他压低了嗓门，“谢乔夫的狙击师很快就转移过来了。到时候这里准保会热闹一番，所以我得先整顿整顿秩序。指不定，大头目也要来，有个外国佬与他同行，因此，这里的人谁都不许提起关于‘消遣’的事儿。那么，你在写什么呢？”

警备司令把烟卷挪到了另一边嘴角上。

“有个浑小子关在我这里。你知道吧，我们在火车站抓住了那个朱赫来，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唆使铁路工人反抗咱们的家伙。”

“记得，然后呢？” 萨洛梅加饶有兴趣地往前凑了凑。

“那么，你可知道，奥梅利琴科这个蠢货，这个车站警备司令，统共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士兵押送他来咱们这儿。而被我关起来的这个浑小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给劫走了。两个人缴了哥萨克士兵的械，打掉了他几颗大牙，然后呢——就逃了个无影无踪。朱赫来人不见了，可这一个是抓到了。喏，看看这些材料吧。”他把一沓写满了字的信纸推到萨洛梅加跟前。

萨洛梅加用尚且完好的左手翻着材料，匆匆浏览了一遍。读罢，他死死地盯着警备司令，问：

“怎么，你什么也没从他嘴巴里问出来？”

警备司令不耐烦地扯了扯帽檐。

“和他较量了有五天了。就是什么都不说，只会说：‘什么都不知道，人不是我放的。’真是个土匪坯子。你不知道，那个押解兵认出了他，差点没就地把这个小混蛋掐死。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开。回到火车站，因为犯人的事儿，奥梅利琴科拿通条赏了这个哥萨克兵二十五下打，于是他也狠狠收拾了他一顿。再这么关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我正呈请指挥部，好批准我处死他。”

萨洛梅加鄙夷地啐了一口唾沫，说：

“他要是落在我手上，一准早就招了。逼供这种事儿，不是你这个牧师的儿子做得来的。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怎么当得了司令？你让他尝过通条的滋味了吗？”

警备司令气急败坏地说：

“你实在是太纵容自己了。嘲笑的话你还是留着讲给自己听吧。我才是这里的警备司令，我请求您，不要干涉我的工作。”

萨洛梅加看了看像只斗鸡般严阵以待的警备司令，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牧师家的儿子，快别生闷气了，否则肚皮可要气炸了。让你和你的那些破事儿统统见鬼去吧，你最好还是说说，上哪儿才能搞两瓶上好的私酒？”

警备司令露出得意的微笑：

“这个倒是可以。”

“至于这一位，” 萨洛梅加用手指头在纸上比划道，“要是你真想要他的命，就把他的年龄从十六岁改到十八岁。就在这儿拐个钩，否则的话可能不批准。”

仓库里统共有三个人。一个长胡子老汉，身穿破旧的长袍和肥大的麻布裤子，蜷着两条细腿，侧身躺在铺板上。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寄宿在他家的一个彼特留拉匪兵拴在板棚里的马不见了。地上坐着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她是个酿私酒的，长着一对狡黠诡诈的眼睛，下巴尖尖的，她的罪名是偷了手表和其他值钱玩意儿。在窗户底下的角落里，一个人头枕着皱巴巴的帽子，半昏迷地躺着，他就是保尔。

这时，仓库里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像农妇那样在头上扎了一条花头巾，眼神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这个女人站了片刻，就在酿私酒的老妇人身边坐了下来。

老妇人试探着观察了一下新来的，飞快地抛出了问题：

“姑娘，你也坐牢？”

见她不回答，她又不依不饶地问道：

“你是为什么事被带这儿来的，啊？难不成，是酿私酒的事儿？”

农村姑娘站起身，看了看这个胡搅蛮缠的老太婆，轻声说：

“不是，我是因为哥哥被抓进来的。”

“那他干了什么？”老太婆喋喋不休。

老汉插嘴说道：

“你干吗老是惊扰她？人家说不定已经够痛苦的了，你还要煽风点火。”

老太婆立马扭过身子，冲着铺板嚷道：

“你竟敢这样支使我？怎么，我有跟你讲话吗？”

老汉啐了一口，说：

“我告诉你，别缠着人家。”

仓库里安静下来。女人把宽大的头巾铺开，躺了上去，脑袋枕在一条胳膊上。

酿私酒的老太婆开始吃东西。老汉把两腿垂到地上，不紧不慢地包了个烟卷，抽了起来。一团气味难闻的烟雾在仓库里弥漫开来。

老太婆嘴巴里塞得满满的，她一边吧唧吧唧地咀嚼着，一边嘟囔道：

“就不能叫人吃顿少了恶臭味的安生饭。抽起来没完没了……”

老汉嘲弄般地嘿嘿笑道：

“你怕变瘦了不成？快要连门都挤不过去喽。你该给小伙子点儿吃的，别只顾着自己大嚼特嚼。”

老太婆委屈地摆了摆手：

“我跟他说：吃一点吧——是他自己不想吃。至于我吃多吃少，你大可免开尊嘴：吃的又不是你的。”

年轻女人转向酿私酒的老太婆，朝保尔那边点点头，问道：

“您可知道，他是为什么坐牢？”

老太婆见有人开始同自己讲话，很是高兴，满心欢喜地告诉她说：

“这个小伙子是本地人，是厨娘柯察金娜的小儿子。”

酿私酒的老太婆凑到她耳边，低声私语道：

“他救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那人是个水兵，租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里头。”

女人回忆起这句话：“我正呈请指挥部，好批准我处死他……”

军用列车一趟接着一趟驶进火车站。从属于谢乔夫狙击师的各个哥萨克独立分队的人，从列车里一窝蜂地撒落出来，汇成杂乱无章的人潮。一辆由四节铆着钢板的车厢组成的“扎波罗热茨”号装甲车，沿着铁路线缓缓爬行。大炮从平台车厢里抬了出来。马匹从货舱里牵出来。骑兵们就地整好马鞍，跃上马背，拨开散乱的步兵，奋力朝车站广场挤过去，在那里列队。

军官们喊着各自分队的番号，往来穿梭着。

车站像是个黄蜂窝，整个发出嗡嗡的回响。举止匆忙的人汇成的杂乱的人堆，逐渐分编成了一个个方队阵营，随后，这股武装好的人潮便往城里涌去。直到傍晚，谢乔夫狙击师的运输车马和负责勤务的狗腿子们还在公路上丁零咣当地跋涉着。走在末尾的是师部连，这一百二十号人扯着嗓子大声唱道：

这嘈杂声，这叫嚷声

都打哪里来的呀？

是那彼特留拉在乌克兰

出呀么出现了……

保尔站起身，凑到窗户边。透过黄昏时分的薄暮，他听到大街上粼粼的车轮声，纷沓的脚步声跟合唱声。

只听有人在背后轻声说：

“看来，这是军队在进城呢。”

保尔回过身。

讲话的是昨天被关进来的姑娘。

他听到了她的讲述。酿私酒的老太婆还是如愿以偿了。她来自乡下，那儿距离城区有七俄里远。她的哥哥名叫格里茨科，是红军的游击队员，村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还曾当过贫农委员会的领头人。

在红军离开的时候，格里茨科把机枪带往腰上一系，也跟着走了。如此一来，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只有那么一匹马，还叫人给抢走了。父亲被抓进了城：他在大牢里受尽了折磨。村长一度也挨过格里茨科的斗，为了报复，总把形形色色的人领到他们家去住，到最后，整个家都被掏空了。昨天，警备司令来村子里搜捕。村长把他带到他们家。警备司令把姑娘上下打量了一番，第二天清早就把她带进了城，说是“要审讯”。

保尔睡不着，内心得不到一丝安宁，一个念头反复纠缠着他，挥之不去：“将来会怎样呢？”这个念头盘旋在他脑海之中。

挨打后的身体泛着疼痛。那个押解兵带着一腔怒火毒打了他。为了驱散那些惹人憎恶的念头，他开始倾听身旁两个女人的交谈。

姑娘用最轻的语调讲述着，警备司令是怎么纠缠她的，恐吓的法子用上了，劝解的法子也用上了，见她还是不依，于是露出了凶残的面目，扬言“我要把你打入地牢，你一辈子都别想给我出来”。

黑暗笼罩了每一个角落。那令人窒息的、不得安宁的黑夜就要来临。保尔的思绪又拉回到没有定数的明天。这是第七个晚上，却仿佛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似的，他躺在硬邦邦的地上，时刻感受到疼痛。仓库里现在有三个人。那老头子在铺板上呼呼睡着，就像睡在自家炕上一样。老头子很是随遇而安，每晚睡得都很香。酿私酒的老太婆被哥萨克少尉放出去弄伏特加了。赫里斯季娜和保尔躺在地上，几乎紧挨着。昨天从窗子里看到谢廖沙了。他在街上定定地站了很久，忧郁地望着这所房子的窗户。

“看来，他知道我在这儿。”

接连三天有人送来酸味黑面包。可又没说是谁送来的。两天来警备司令不断提审他，搅得他心神不宁。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受审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一问三不知。为什么要一味沉默，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做个勇敢的人，做个坚定的人，就像书里面的那些人物一样，可在一个夜里，当他被押着经过庞大的蒸汽磨粉机的时候，他听到带头的一个士兵说：“干吗还要把他留在身边呢，少尉老爷？只要我朝他背后来一枪，不就完了？”他可吓坏了。是啊，在十六岁死去的确是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死亡，就意味着再也不能活过来。

赫里斯季娜同样在想心事。她比这个小伙子知道得更多。大概，他，还不知道……可她却听到了。

他不睡觉，到了夜里就翻来覆去。真可怜，哦，赫里斯季娜是多么同情他啊，可她也有自己的苦楚。她忘不掉警备司令那折磨人的话语：“我明天再收拾你。你要是不想跟我，那就去卫兵室好了。哥萨克人是不会拒绝的。由你选吧。”

唉，太艰难了，何况从哪儿都盼不来怜悯！格里茨科是跟着红军走了，可她有什么错呢？“唉，活在世上太艰难了！”

压抑在心的痛苦哽住了喉咙，她感到无可救药的绝望，恐惧攫住了她，赫里斯季娜压制着嗓音恸哭起来。

在极度忧虑和悲痛下，她那年轻的身体抽动着。

墙角里，一个身影动弹了一下。

“你这是怎么了？”

激动的赫里斯季娜低声讲起来——她把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倾诉给这位沉默的狱友。他听着，一言不发，只把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这些禽兽一定会往死里折磨我的，”咽下泪水，她的语气里流露出下意识的恐惧感，“我完了：他们有的是力气。”

而保尔，又能对这个女孩儿说什么呢？说不出来。没什么可说的。生活的圈环紧紧箍了住他。

“明天不能就这样看着她走，要和他们干一场吗？他们准会往死里痛打我，要么就是拿刀削掉我的脑袋——一切都完蛋了。”为了能给这个深陷痛苦的姑娘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保尔温存地抚摸着她的一只手。姑娘止住了抽泣。门口的哨兵不时喝住路人，按惯常问上一句：“走动的是什么人？”随后便归于寂静。老头子睡得正香。时间正不易觉察地慢慢流逝。保尔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一双手紧紧搂住了，他被姑娘往自己的身侧拉了过去。

“听着，亲爱的，”她那滚烫的双唇在他耳边低语，“横竖我是要完蛋了：不是被那个当官的糟蹋，就是被那些当差的。要了我吧，你这讨人爱的家伙；断不能叫那些狗东西拿了我的处女身。”

“你在说些什么啊，赫里斯季娜？”

可那双紧紧环抱他的手并没有松开。她的嘴唇滚烫而丰满，令人难以割舍。姑娘的话是简单的，也是温柔的，他完全明白话中的含义。

于是，眼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忘掉了门上的锁头，红头发的哥萨克兵，警备司令，野兽般的毒打，七个令人窒息的无眠之夜，在刹那间，只留下了滚烫的嘴唇和微微泪湿的面庞。

突然，他想起了冬妮娅。

“怎么可能竟把她忘了？……那双美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突然有了挣脱的力量。他像喝醉了酒似的站了起来，一只手抓住窗户上的围栏。赫里斯季娜的双手摸索到了他。

“你这是怎么了？”

这个问题里面饱含着多少情感啊！他朝她弯下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道：

“我不能这么做，赫里斯季娜。你很好的……”还说了些连他自己都不懂的话。

他挺直了身子，为了打破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他抬腿走向了铺板。坐在边沿上，他推着老头子：

“老大爷，请给我口烟抽抽吧。”

角落里，姑娘把自己裹在头巾里，号啕大哭起来。到了白天，警备司令来了，几个哥萨克士兵带走了赫里斯季娜。她用眼神同保尔作别。目光里流露出责备的神情。门砰的一声在她身后关上了，与此同时，保尔的心中变得愈发沉重和抑郁。

直到傍晚，老汉也没能从这个青年口中套出一个字。岗哨和警卫队的人全都换了班。到了晚上，带进来一个新人。保尔认出他是制糖厂的木工多林尼克。他长得矮小敦实，褪了色的黄衬衫外面，穿了一件又脏又破的外衣。他用目光把仓库仔仔细细地扫视了一遍。

保尔曾在一九一七年见过他，二月里，革命的星火终于烧到了小城。在很多场喧哗的示威游行中，他只听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多林尼克。他爬上路边的围墙，向士兵们发表演说。保尔记住了他在结尾时说过的话：

“士兵们，请支持布尔什维克吧，他们绝不充当叛徒！”

从那以后保尔就没再见过这个木工。

老汉见到新狱友很是高兴。对他来说，一整天干坐着不说话显然是种煎熬。多林尼克挨到他身边，在铺板上坐了下来，一边和他抽着烟卷，一边打听着所有情况。随后他又坐到保尔身边。

“那么，你这里有什么好消息？”他问小伙子，“你是怎么进来的？”

回话总是非常简短，这让多林尼克觉得，他的谈话对象是因为不信任他才言语寥寥。可是，当木工在得知这名青年的罪状时，他用那双聪慧的眼睛惊奇地凝视着保尔。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这么说来，是你救了朱赫来？啊，原来是这样。我竟然还不知道，你被捕了。”

保尔感到很意外，他用一只胳膊肘支起了身子：

“哪个朱赫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扣在我脑袋上的罪名还嫌少么。”

不过，多林尼克微笑着，又往他身边凑了凑：

“得了吧，小朋友，在我面前用不着抵赖。我知道的比你还多。”

为了不让老汉听见，他继而悄悄地说：

“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约摸着，这会儿他已经到了。朱赫来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了。”

他沉默片刻，不知想了些什么，又补充道：

“小伙子，你干了该干的事。可如今你坐了牢，他们又什么都知道，这件事就不妙了，可以说，实在是糟糕透顶。”

他脱去外衣，把它往地板上一铺，坐了下来，他把后背抵在墙上，又抽起了烟卷。

多林尼克最后的话向保尔表明了一切。事实很清楚：多林尼克是自己人。既然他送走了朱赫来——那意味着……

傍晚将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多林尼克是因为在彼特留拉哥萨克中间做宣传鼓动而被捕的。当时，他正在散发省里的革命委员会关于号召他们投降、加入红军的呼吁书，结果当场被捕。

多林尼克很是警觉，他同保尔讲得并不多。

“谁知道呢，”他心想，“他们会用通条抽打这个小伙子的。他还太年轻。”

夜已经深了，躺下睡觉的时候，多林尼克用简单扼要的语句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柯察金，我跟你的处境，可以说，糟糕透了。咱们姑且等着看，这事儿会怎么收场。”

第二天，仓库里来了个新犯人，他就是全城闻名的理发匠什廖马·泽利采尔，长着一对大耳和细脖颈。他激动地、比手画脚地向多林尼克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富克斯、布鲁夫施坦、特拉赫坦贝拉要捧着面包和盐[4]去迎接他。我说：要是乐意捧，那你们就捧着好了，不过，若问谁要以全体犹太居民的名义跟着他们签名？对不住了，没有人。他们有自己的盘算。富克斯有家商店，特拉赫坦贝拉有一家磨坊，我有什么？其他穷人家又有什么呢？这些叫花子什么都没有。嗨，我这人就是多嘴。今天我给一个当官的刮胡子，他才派来不久。‘请您说说看，’我说，‘大头目彼特留拉知不知道屠杀的事儿？他会接见这个请愿团吗？’唉，为着我这条舌头，我倒是惹了多少回的麻烦！等我给他刮完脸，扑过粉，把一切都完成得漂漂亮亮的，您猜猜看，这个当官的是怎么做的？他自个儿站起身，非但不给我钱，还以进行反政府煽动的名义，把我逮捕了。”泽利采尔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这算什么煽动？我说什么啦？我只不过是随口一问……就为这个把我关了进来……”

泽利采尔情绪很激动，他先是扭动着多林尼克衬衫上的一粒扣子，一会儿扯住他一条胳膊，一会儿又换另一条胳膊拉扯。

听到泽利采尔说气话，多林尼克不由地笑了。等他安静下来，多林尼克认真地说道：

“嘿，什廖马，你可是个聪明人，怎么干出这档子蠢事来。干吗非找这么个时间多嘴多舌呢。我可不主张你落到这种地方。”

泽利采尔理解地望着他，绝望地挥了挥手。仓库的门打开了，保尔认识的那个酿私酒的老太婆被推进了进来。她冲着领头的哥萨克兵恶狠狠地咒骂道：

“巴不得放一把火，把你们跟你们的那个司令全都烧死！叫他喝我的酒，不死才怪！”

哨兵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就听见他上锁的声音。

老太婆坐到了铺板上；老汉开着玩笑迎接了她：

“怎么，你这个饶舌妇，又回到咱们这儿了？哎哎，坐着吧，你现在可是客人了。”

酿私酒的老太婆不客气地瞅着老汉，抓起小包袱，挨着多林尼克在地上坐了下来。

那些人从她手里弄到了几瓶私酿酒，接着又把她送进了牢里。

这时，门外的岗哨传来一阵吆喝声和脚步声。有人在扯着嗓子传达指令。仓库里所有被捕的人都把头扭向了仓库门。

广场上，在那座带有古老钟楼的稀松平常的小教堂边上，发生了一件对小城来说不同寻常的事儿。全副武装的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列成多个规矩的方阵，从三面包抄了广场。

最头上，三个步兵团排列成了好几个棋盘式的方队，以教堂正门为起点，一路抻到了学校的围墙跟前。

现在，最骁勇善战的“内阁”师旅就在这里了。远望过去，是灰蒙蒙的一片。这群彼特留拉士兵个个蓬头垢面，头戴滑稽的俄罗斯铁盔，看上去倒是很像裂成两半的南瓜，他们把配枪紧贴着大腿，身上披挂着密密麻麻的子弹。

这些人身上和脚上的行头都还不错，全是前沙皇军队留下的。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富农家庭，是顽固的苏维埃反对分子，这支师旅被调遣到小城来，为的就是保卫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

五条闪闪发亮的路带自谢佩多夫卡市延展出来，伸向不同的方向。对于彼特留拉来说，失掉了这个据点，就意味着失掉了一切。“内阁”的地盘本就只剩下不到巴掌大的地方了。彼特留拉分子的首都变成了温尼察这个寒酸的小城。

大头目决定要亲自检阅部队。迎接他的一切准备均已就绪了。

由新征入伍的人组成的一个团，被搁置在了行列的最后面，远到视线所够不着的广场一角上。那是一些打着赤脚、衣着杂乱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庄稼汉，不是夜间围剿的时候被从炕头上拖走的，就是走在大街上被拦下的，谁都没有去打仗的心思。

“没人傻到愿打仗。”他们确信。

彼特留拉军官们所取得的最大功绩，莫过于把这些召来的人押送到城里，提供给他们活计和住所，还给他们分了武器。

可是，到了第二天就有三分之一的新兵消失了，此后他们的人数就一天少过一天。

要是再给他们发靴子，那可就愚蠢到家了，再说靴子也没那么多。一道命令传达下来：应征入伍者自备鞋履。这道指令产生的效果令人惊叹不已：也不知那些人从哪里搞来那么些碎布头，就借着金属丝或是绳带给绑在了自己的脚丫子上！

因此，只得叫他们打着赤脚参加检阅了。

戈卢勃的骑兵队一字排开，跟在步兵后面。

骑兵们拦住了挤挤挨挨的好奇的人群。所有人都想看看阅兵式。

大头目本人要来！这样的事件在城里实属罕见，都也不想错过这场免费的演出。

教堂的台阶上聚集了一群上校和大尉、两名神父、一伙乌克兰教师，一小撮“自由”哥萨克小组成员，稍有些驼背的参议会主席——总的说来，都是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各界人士”代表；他们当中，还有一位穿着哥萨克束腰长袍的步兵总监。这场阅兵式由他指挥。

教堂里面，瓦西里神父穿戴起了用于复活节圣礼的法衣。

迎接彼特留拉的仪式准备得很是隆重。好些旗帜被拿出来，升了起来：全是蓝黄旗。新兵要对着它起誓。

师长乘着一部快要散架的、车漆剥落了的“福特”牌汽车，前往车站恭迎彼特留拉。

步兵总监把身材匀称、蓄着两缕漂亮小胡子的上校切尔尼亚克叫到自己跟前：

“带上几个人，去检查一下警备司令部还有后勤部队，要让一切都得是干干净净、妥妥帖帖的。要是有囚犯，你们就过问一下，把没用的废物统统赶出去！”

切尔尼亚克把两只靴子后跟撞得劈啪响，就近拉起身旁的一名大尉，随即扬长而去。

步兵总监彬彬有礼地转向神父的大女儿，问道：

“午宴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一切就绪了吗？”

“是啊，警备司令在那边张罗着呢，”神父女儿回答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英俊的步兵总监。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只见一个骑兵俯在马脖子上，正沿着公路飞奔而来。他挥舞着一只手，呼喊道：

“他们来啦！”

“各—就—各—位——！”步兵总监大叫一声。

军官们纷纷跑回自己的队列当中。

“福特”汽车在教堂门前打了个喷嚏，与此同时，乐队奏响了《乌克兰仍未灭亡》。

在师长身后，这位“大头目彼特留拉本尊”笨拙地从车里挪了出来，他中等个头，一颗棱角分明的脑袋结实地栽种在绛紫色的脖颈上，只见他身穿质量上乘的近卫军蓝呢子外套，系着黄腰带，腰带上别着一个麂皮枪套，里面装着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他头戴一顶“克伦卡”防护帽，上面嵌着一枚三叉戟图案的珐琅帽徽。

从外形看来，西蒙·彼特留拉一点也不像个好斗的武夫。他看上去跟军人两个字完全不搭边。带着不知从何而来的不满，他听完了步兵总监的简短汇报。紧接着，参议会主席又向他致欢迎辞。

彼特留拉心不在焉地听着，目光越过他的脑袋，望向了排列好的队伍。

“——我们开始检阅吧，”他冲步兵总监点点头。

彼特留拉登上旁边立着旗帜的不太大的木板台，向士兵们发表了一通长达十分钟的演讲。

这场演讲毫无感染力。彼特留拉讲得不起波澜，想必一路上累得够呛。结束的时候，士兵们遵照程序高呼道：“万岁！万岁！”他从木板台子上下来，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前的汗水。随后，他在步兵总监和师长的陪同下，开始检阅部队。

在经过新兵阵列的时候，他鄙视地把眼睛眯成了一道缝，神经质地咬了几下嘴唇。

检阅接近尾声，一排又一排走得参差不齐的新兵，迈着凌乱的步伐来到旗子跟前，在旗子旁边站着的，是手捧《圣经》的瓦西里神父。新兵们先亲吻一下《圣经》，然后还要亲吻旗子的一角。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有那么一个请愿团挤进了广场，靠近了彼特留拉。富有的木材商布鲁夫施坦手捧盛有面包和盐的托盘，庄重地走着，紧随其后的是小百货商人富克斯和其他三个有名望的商人。

布鲁夫施坦像个奴才那样弯下身子，向彼特留拉呈上托盘。站在一旁的军官把它接了过去。

“国家元首陛下，犹太居民向您献上我们由衷的感激和敬意。这份贺单，还望您接受。”

“好吧，”彼特留拉翻了翻贺单，含混不清地嘟囔了一句。

可这个时候，富克斯发声了：

“我们极尽卑微地请求您，请您赋予我们开门营业的可能，并且保护我们免于杀戮。”富克斯吃力地挤出这几句话。

彼特留拉沉下脸，恶声恶气地说：

“我的部队从不搞屠杀。您应该记住这一点。”

富克斯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

彼特留拉恼怒地抖了抖肩膀。他为请愿团如此不合时宜的登场而大为光火，他转过身来，戈卢勃正咬着黑胡子站在自己背后。

“那边可有人来告你们哥萨克士兵的状了，上校老爷。请您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做出处置。”彼特留拉说着，又向步兵总监下令道：

“开始检阅吧。”

倒霉的请愿团怎么也想不到会撞着戈卢勃，赶紧溜之大吉。

围观的人们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吸引到隆重的行进准备场面当中了。响亮的口令声此起彼伏。

戈卢勃逼近布鲁夫施坦，带着表面上的一脸平静，清晰而低沉地说：

“赶紧给我滚，你们这帮异教徒，否则我把你们剁成肉酱。”

乐队奏响乐曲，第一批部队开始通过广场。在快要经过彼特留拉身边的时候，士兵们程式化地高呼“万岁”，随即沿着马路拐进侧面的几条街道里。第一梯队走在前面，全部由军官们组成，他们穿着全套崭新的草绿色军服，如同散步一般从容不迫地迈着步子，不时还挥舞一下手杖。这种军官甩手杖、士兵带通条的时髦行军路数，尚属首度亮相。

新兵走在队伍末尾，他们你撞我、我撞你，走得横七竖八，步伐混乱。

一双双赤足踩在地上，发出安静的沙沙声。军官们竭尽全力想要整顿秩序，不过都是徒劳。当第二梯队经过的时候，右侧排头上有个穿亚麻衬衣的小伙子，他只顾惊讶地咧着嘴看“大头目”，不料一脚踩进洼地里，“扑通”一声摔倒在马路上。

步枪甩到石头上，叮当作响。小伙子挣扎着想站起来，可立刻就被后面来人的脚给踢倒了。

围观的人哈哈大笑。队形被打乱了。这支队伍就这么胡乱地通过了广场。不走运的小伙子一把抓起步枪，又赶忙去追自己的人。

彼特留拉把身子转向一边，避开这令人不悦的场面；不等队列走完，就朝汽车走去。步兵总监陪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长官老爷不留下用个午膳吗？”

“不用了，”彼特留拉低沉着嗓音说。

高大的教堂院墙外面，谢廖沙·布鲁扎克、瓦莉娅和克利姆卡也挤在人堆里观看了阅兵式。

谢廖沙两手紧紧抓着栏杆，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细细盯着站在下面的人。

“咱们走吧，瓦莉娅，铺子要关门了。” 离开栏杆的时候，他大声呼喊着，好让所有人听见他的话。所有人都扭过脑袋惊奇地望着他。

他对谁都不理不睬，径直朝围墙门走去。姐姐瓦莉娅和克利姆卡跟在她后面。

切尔尼亚克上校和那名哥萨克上尉策马飞驰来到了警备司令部，两人跳下马，把马交给勤务兵，快步走进了警卫室。

“司令在哪儿？” 切尔尼亚克冲着一名勤务兵厉声问道。

“不知道，”士兵迟缓又含混地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切尔尼亚科四下环顾这间脏兮兮的、从未拾掇过的警备室，又看了看摊开的床铺，在这些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哥萨克警卫员。甚至看到长官进来了，也没有人想起床。

“怎么搞成了个猪圈？” 切尔尼亚科咆哮着说，“你们为什么这副懒散模样，跟猪崽子似的？”他几个箭步冲到躺着的人跟前。

其中的一个哥萨克兵直起身子，打了个饱嗝，像牛一般不友好地哞哞叫唤:

“你嚷嚷什么？要嚷嚷也得是我们自己的人来。”

“你说什么？”切尔尼亚科蹦了起来，“你以为你在跟谁讲话，你这个牛脸的家伙？切尔尼亚科上校就是我！你听见了吗，狗杂种？这就给我起来，否则统统通条伺候！”怒不可遏的上校在警备室里踱来踱去，“一分钟之内，把所有垃圾给我清出去，叠好床铺，再把自己的脸收拾出个人样来。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不像是哥萨克人，倒像是一伙守在大道边的土匪。”

他满腔的怒火难以熄灭。盛怒之下，他踢翻了走道上的一桶脏水。

大尉也不逊于他，粗鄙的骂人话从他口里层出不穷，还不时唬人地挥动起他那根三条皮带组成的鞭子，把那些懒蛋赶下了床。

“大头目正在检阅队伍，说不定还会到这儿来。你们动作快点！”

这些哥萨克士兵看出形势正急转直下，另外，挨鞭子的事儿也是真有可能发生：谁都晓得切尔尼亚科的大名。于是，一个个都像被开水浇过似的，忙乱起来。

警备室里一派热火朝天。

“应当去瞧瞧犯人们，”上尉提议道，“谁晓得他们都抓了些什么人？要是让大头目看见了，指不定出什么乱子。”

“钥匙在谁那儿？”切尔尼亚科问当差的哨兵，“叫他们这就把门打开。”

一名小队长赶忙跑上前，打开了锁头。

“司令到底哪里去了？怎么，我还得候着他好一阵子不成？现在就去找他，把他带到这儿来。” 切尔尼亚科命令道，“把警卫队的人带到院子里去排好队……为什么步枪不佩刺刀？”

“我们昨儿个才换下的班。”小队长想要脱开干系。

他奔出门去找警备司令了。大尉单脚踹开了仓库门，几个人从地上欠身站了起来，其余的依旧躺着。

“把门全打开，”切尔尼亚科下令说，“这里光线太差。”

他端详着犯人们的脸。

“你为什么坐的牢？”他猛地朝坐在通铺上的老头儿发问道。

老头儿欠起身，紧了紧裤子，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有些结巴，含混不清地说：

“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哇。他们让我坐牢，我就坐了。院子里的一匹马没了影，可这又不是我的错。”

“马是谁的？”上尉打断了他的话。

“是公家的没错。明明是那些常住我家的兵把它卖掉换酒喝了，却要赖到我头上。”

切尔尼亚科眼神飞快地把老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不耐烦地猛抖了下肩膀。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从这儿滚蛋吧！”他吼道，继而转向了酿私酒的老太婆。

老汉一时还无法相信自己获释了，他眨眨昏花的老眼，问大尉：

“这么说，你们准我走了？”

大尉点点头：“滚吧，滚得越快越好。”老头儿赶紧从通铺上抓起自己的口袋，侧身从门里飞快地溜了出去。

“那么你又是为什么坐的牢？” 切尔尼亚科盘问起了酿私酒的老太婆。

她咽下一小块馅饼，像爆豆子似的叨念起来：

“官府老爷，我被抓进来可是太冤枉了。我是个寡妇，那些人喝了我酿的酒，然后还把我抓了进来。”

“怎么，你是个卖私酒的？” 切尔尼亚科问。

“哪有什么买卖，”老太婆抱怨道，“他，那个司令官儿，拿了四瓶酒，连一个子儿也没给。所有人都是这副德行：喝了酒还不给钱。这能叫买卖吗？”

“够了，立马卷铺盖，见鬼去吧！”

老太婆不等这指令重复第二遍，拎起篮子，一面千恩万谢地鞠着躬，一面倒退着往门口走。

“官府老爷，愿上帝赐给您健康。”

多林尼克睁大眼睛看着这场好戏。犯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再清楚不过：领进来的几个人都是当官的，有权处置犯人。

“那么你干了什么啊？” 切尔尼亚科转向多林尼克。

“在上校大人面前要起立！”大尉喝道。

多林尼克迟缓而吃力地从地上欠起身子。

“问你话呢，为什么坐牢？” 切尔尼亚科又问了一遍。

有好几秒钟的时间，多林尼克就盯着上校那虚张声势的胡子和刮得光滑平整的脸，然后，又看了看他戴的新式“克伦斯基帽”帽檐，还有那珐琅镶嵌的帽徽，突然 一个令人欣喜的念头划过脑海：“说不定，真出得去？”

“我之所以被抓，是因为我过了八点还在城里走路。”他把脑子里头一个闪过的借口说了出来。

他绷紧了浑身的神经，等待着下文。

“那你夜里出来瞎晃什么？”

“可还没到夜里呢，也就是十一点前后。”

他口上说着，却连自己都不相信，能否抓住这万年一遇的好运气。

“出去！”当他听到这简短的口令时，两膝忍不住哆嗦起来。

多林尼克连外衣也忘了拿，一步就跨到门口，这时上尉已经在盘问下一个了。

保尔是最后一个。他坐在地上，完全被眼前的一切搅糊涂了。他甚至想不明白，多林尼克怎么就被放出去了。想要理解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儿，他办不到。所有人都被释放了。可多林尼克，多林尼克……他声称自己被捕是由于夜里上街……终于，他领悟了。

上校开始盘问瘦子泽利采尔，照旧是那一句：

“你为什么坐的牢？”

面色苍白、心事重重的理发匠急促地回答：

“他们说我从事了煽动，但我不明白，我倒是煽动什么了。”

切尔尼亚科警觉起来：

“什么？煽动？哪方面的煽动？”

泽利采尔茫然地摊开两只手：

“我不知道，可我只是说过，有人正在征集签名，要以犹太居民的名义向大头目递交请愿书。”

“什么请愿书？”上校和大尉同时逼近了泽利采尔。

“关于废除屠杀犹太人的请愿书。您可知道，我们这儿发生过一次叫人发指的大屠杀。老百姓都担心……”

“知道了，”切尔尼亚科打断他，“我们会替你写请愿书的，犹太佬。”随后，他转身对上尉说，“这个家伙应当再留一留。把他带到司令部去。我要在那儿亲自跟他好好谈一谈。咱们得掌握情况，弄清楚要递请愿书的是什么人。”

泽利采尔试着想要辩驳，然而上尉猛地一扬手，鞭子便抽到了他的脊背上：

“闭嘴，畜生！”

泽利采尔疼得龇牙咧嘴，躲进了角落里。他哆嗦着嘴巴，在拼命压制下才没有哭出声来。

保尔最后一个登台亮相。仓库里的犯人就只剩下他和泽利采尔了。

切尔尼亚科站在男孩面前，拿一对黑眼珠子打量着他。

“那么，你又是为什么在这儿？”

上校的问题立刻就得到了回答：

“我割了一块马鞍子的鞍翼去做鞋底。”

“什么马鞍子？”上校没听明白。

“有两个哥萨克住在我们家，我割了一块旧马鞍子，做成了鞋底，哥萨克兵就为了这个把我关了进来。”然后，怀着对自由的无上渴望，他又补了一句：“倘若我知道不许……”

上校轻蔑地看着保尔。

“鬼才知道，这个司令官儿在搞什么名堂，抓的净是些这样的人！” 他走到了门边，转身喊道：“你可以回家了，告诉你父亲，让他好好教训你一顿。行了，滚吧！”

保尔心都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从地上抓起多林尼克的外衣，朝门口蹿去。保尔奔跑着穿过警卫室，紧随在前脚离开的切尔尼亚克身后溜进院子，又从那儿出了便门，来到大街上。

仓库里只剩下了一个不走运的泽利采尔。他无限忧愁地四下望了望，下意识地朝门口走了几步，可就在这时，一个哨兵走进了警卫室，他关好门上好锁，然后一屁股坐在了门边的凳子上。

在台阶上，切尔尼亚克洋洋自得地对大尉说：

“幸亏咱们来这里看了一眼。你瞧，这里挤着多少废物啊，真该把那个司令官儿关上一两个礼拜。怎么着，咱们走吧？”

院子里，小队长把自己的队伍集合了起来。他一见到上校，赶忙凑到跟前报告说：

“上校大人，一切准备就绪。”

切尔尼亚克把一只脚塞进马镫子，轻盈地跃上马背。大尉的马没那么温顺，他忙活了好一阵才上去。切尔尼亚克勒住缰绳，对小队长说：

“告诉司令官儿，就说我把他乱塞在那里的废物统统放走了。你转告他，就凭他把这里搞成了个烂摊子，我要关上他俩礼拜。至于关着的那个家伙，这就把他转押到司令部去。严加警戒。”

“遵命，上校大人。”小队长打了个敬礼。

上校和大尉踢了下马肚子，朝广场飞奔而去，那里的阅兵式已接近尾声。

保尔一口气翻过七道栅栏，这才停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前跑了。

在密不透风的仓库里接连饿了这么多天，保尔耗光了所有体力。家是万万回不去了，要是去布鲁扎克家呢——倘若被谁发现，就会殃及他们全家。那么，该到哪里去呢？

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继续奔跑，把一片片篱笆、一排排农舍的后院留在身后。直到前胸撞上了一户人家的围栏，他才回过神来。他定睛一看，不由呆住了：在这高高的木栅栏后面，就是林务总长家的花园了。他那累垮了的两条腿竟把他带到这儿来了。难道是他有意识地要跑到这儿来的吗？不是的。

可为什么，他偏偏不知不觉地跑到了林务长家门前呢？

这个问题连他也没法回答。

应当找个地方好好歇歇，之后再考虑接下来往哪里去。这个花园里有一座木制的凉亭，在那里谁也发现不了他。

保尔往高处一跃，一只手就够着了木栅栏的顶端，他爬上栅栏，翻身进了花园。他望了望那座在草木掩映下若隐若现的房子，抬脚朝凉亭走去。它几乎是朝四面大敞的。夏天里，有野葡萄的藤蔓缠绕着它——如今却只剩光秃秃的一片了。见此情景，保尔调转身子面向围栏，可已经迟了：他听到背后传来犬吠声。一条大狗从屋子里蹿了出来，穿过铺满落叶的小径，一边威胁般地吠叫着，一边扑向他。

保尔摆好了自卫的架势。大狗在第一轮的进攻中被他一脚踢开了。可大狗还想发起第二轮进攻。谁也不知道这场搏斗将如何收场，直到保尔听到那一声熟悉的呼喊：

“特列佐尔，回来！”

沿着小径一路跑来的，是冬妮娅。她拖住特列佐尔的项圈，对站在栅栏边的保尔说：

“您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狗可是会把您咬伤的。多亏我……”她说不下去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不知怎么闯进来的男孩长得可真像保尔啊！

栅栏旁的身影晃动了一下，轻声说道：

“你……您认出我来了吗？”

冬妮娅惊叫一声，霍地朝保尔近前迈了一步：

“保夫鲁沙，是你吗？”

特列佐尔把她的喊声理解成了进攻信号，用力一跃，向前扑去。

“走开！”

特列佐尔被冬妮娅接连踢了好几脚，委屈地夹紧了尾巴，慢吞吞地往花园走去。

冬妮娅紧紧地捉住保尔的双手，问道：

“你自由了？”

“怎么，难不成你知道？”

冬妮娅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急促地答道：

“我什么都知道。莉萨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可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被放了吗？”

保尔疲惫地答道：

“是他们错放了我。我才跑了出来。到这会儿，恐怕已经在找寻我了。我是无意中来到这儿的，本想在亭子里头歇一歇。”接着，他仿佛是为此而感到抱歉，又补充道，“我实在太累了。”

她定睛注视了他好一会儿。她的内心澎湃着一股同时交织了怜爱和同情、炽烈的柔情、忧虑与欢喜的潮水，她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

“保夫鲁沙，我亲爱的，亲爱的保尔，你是我的亲人，我的心上人……我爱你……你听到了吗？你这个顽固的小孩子，那天你为什么要离开呢？现在你就到我们家去，来和我一起住吧。我说什么也不会放你走了。我们家很安宁，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保尔否决地摇了摇头。

“要是我在你们家被发现了，那可怎么办？我不能到你们家去。”

冬妮娅的手指把他的手抓得更牢了，她的睫毛在颤抖，眼中泛起了泪光。

“要是你不来，你就再也不要见我了。何况阿尔焦姆也不在这儿了，他被抓去开机车了。所有铁道工人都被征调了。你还能去哪儿呢？”

保尔清楚她的担心，不过又怕自己心爱的姑娘会遭受牵连，他才只好拒绝。连日来的折磨使得他疲惫不堪，他很想歇一歇，吃点东西。他屈服了。

他在冬妮娅房里的沙发上坐下来，与此同时，母女二人在厨房里展开了一场对话：

“听我说，妈妈，保尔这会儿正在我房间里坐着，你还记得吗？他是我的同学。我不会向你做任何的隐瞒。早前他因为救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而被捕了。他跑了出来，而且没有地方可躲。”她的声音颤抖起来，“我请求你，妈妈，让他现在留在咱们家吧。”

女儿用恳求的眼神望着母亲。母亲凝视着冬妮娅的双眼。

“好吧，我不反对。可你要把他安顿在哪儿呢？”

冬妮娅的脸红了，她带着羞涩与不安，回答说：

“我把他安顿在我房里的沙发上好吗？可以的话，先不要告诉爸爸。”

母亲直视着冬妮娅的眼睛。

“这就是你流泪的原因吗？”

“是的。”

“他还完完全全是个小男孩。”

冬妮娅激动地绞着衬衫袖子。

“是啊，可要是他没能离开，就会像大人那样被枪毙的。”

保尔的登门造访，让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感到担忧。这担忧里面既含有他的被捕，也含有冬妮娅对这个男孩显而易见的好感，此外还包含着自己对他的一无所知。

可冬妮娅却热火朝天地张罗起来。

“他应当洗个澡，妈妈。我这就去安排。他脏兮兮的，还真像个地道的锅炉工人。他得有很久没洗过脸和手了。”

她跑前跑后，又是烧洗澡水，又是准备换的衣物。然后也不多作解释，直接牵着保尔的手，拉他去洗澡。

“你要把所有衣服全脱掉。这是可换的衣服。你的衣服需要好好洗一下。你就穿这一套吧。”说着，她朝椅子上指了指，那里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好了一件带白条纹领子的蓝色水手服，还有一条肥裤脚的裤子。

保尔吃惊地环顾四周。冬妮娅笑了。

“这是我在化装舞会上用的衣服。它配你一定很合适。那么，你自便吧，我不妨碍你了。趁你洗澡的工夫，我去准备些吃的。”

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她“啪”的一声带上了浴室门。保尔迅速脱下衣服，钻进浴盆里。

一小时过后，母亲、女儿加上保尔，三个人一同在厨房进餐。

保尔实在饿坏了，不知不觉就吃光了三盘食物。当着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面，他起初有些腼腆，可见她态度很是亲切，也便不再拘束。

用过餐后，他们聚在冬妮娅的房间里，保尔遵照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请求，讲述了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您想过吗，接下来要怎么办？”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问。

保尔想了想，说：

“我想见见阿尔焦姆，然后就从这儿逃走。”

“去哪里呢？”

“我想逃到乌曼[5]或基辅去。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不过从这儿离开是必需的。”

所有变化都来得太快，保尔简直无法相信。早上自己还关在监牢里，现在却有冬妮娅在身旁，有干净的衣服，还有一样顶重要的东西——自由。

生活有时就是如此变化莫测：一会儿暗无天日，一会儿重又阳光普照。要不是有再度被捕的威胁悬在脑袋上，眼下他真能算得上是个幸福的小伙子了。

但是，正是眼下，只要他留在这里，留在这所宽敞又安宁的屋子里面，他就有可能被捉。

他本该去别的什么地方才是的，而非在这儿留下。

然而，他却丝毫也不愿从这儿离开，真见鬼！曾经读过的英雄加里波第的故事是多么有意思啊！他是那么的羡慕他，这个加里波第的生活充满艰辛，满世界遭人追捕。而他，保尔，经受了总共不过七天噩梦般的折磨，他却觉得像过了一年似的。

看来，他保尔很难出落成一个大英雄。

“你在想什么呢？”冬妮娅朝他俯下身，问道。对他来说，她那一对深蓝色的双眼深邃地望不见底。

“冬妮娅，想听我给你讲讲赫里斯季娜的事情吗？”

“你讲吧。”冬妮娅兴奋地说。

“……于是，她再也没回来。”他艰难地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房间里听得到钟表均匀的滴答声，冬妮娅低垂着头，几乎要失声痛哭出来，把嘴唇咬的生疼。

保尔望着她。

“我今天就得离开这儿。”保尔坚定地说。

“不，不，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

她纤细而温暖的手指轻轻地伸进他难以驯服的头发里，温柔地捋着……

“冬妮娅，你得帮帮我。我需要你去机车库打听一下阿尔焦姆的下落，再给谢廖沙带张字条。我有一把手枪藏在乌鸦窝里。我去不了，不过谢廖沙可以去把它取来。你能做到这些事情吗？”

冬妮娅站起身：

“我这就去找莉萨。跟她一块儿到机车库去。你写字条吧，我会带给谢廖沙。他住在哪儿？可他要是想来，要告诉他你在哪里吗？”

保尔想了想，回答道：

“那就让他晚上亲自把枪带到花园来吧。”

冬妮娅很晚才回到家中。保尔睡得正香。她伸出一只手碰了碰他，他就醒了。只见她笑得很是开心。

“阿尔焦姆这就过来。他刚刚回来。莉萨的父亲为他做了担保，才许给他一个钟头的时间。机车就停在车库里。我没法告诉他你在这儿。只说要转交给他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看，他来了。”

冬妮娅跑去开门。阿尔焦姆一动不动地待在门前，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冬妮娅在他身后合上了门，以便不让房间里患了伤寒的父亲听见。

阿尔焦姆张开双臂，把保尔搂进了怀里。保尔的骨头都被箍得咯吱直响。

“好弟弟！保尔！”

已经决定了：保尔明天就走。阿尔焦姆把他安排在了布鲁扎克的机车里，这趟车要到卡扎京去。

阿尔焦姆向来刚强，连日来由于不知道保尔的命运，也失掉了镇定，为弟弟而担惊受怕。现在他感到无上的幸福。

“就是说，早上五点钟你到材料库来。那会儿正要把木材装车，你姑且坐进去。我真想能同你多聊会儿天，可我该回去了。明天我会去送你。我们被编成了铁路队，就跟德国人那会儿似的——有人监视着上工。”

阿尔焦姆道别后就离开了。

黄昏很快降临。谢廖沙该往花园围墙这边赶了。保尔在漆黑的房间里等待着，从一头踱到另一头。冬妮娅和母亲都待在父亲图曼诺夫的房里。

保尔跟谢廖沙在漆黑的房间里相聚了，两人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与他同来的还有瓦莉娅。三人低声交谈着。

“手枪我没拿来。你家院子里到处都是彼特留拉匪兵。停着好些马车，还生起了火。根本没有可能爬到树上去。真不走运。”谢廖沙解释说。

“随它去吧，”保尔安慰他说，“说不定这样更好。要是在路上被搜出来，一准脑袋落地。不过你一定得把它取走。”

瓦莉娅凑到他跟前问：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瓦莉娅，天一亮就走。”

“可你是怎么脱险的呢，说说看？”

保尔把自己遭受的折磨飞快地低声讲述了一遍。

道别的场面很是温馨。谢廖沙没有开玩笑，他很担心保尔。

“一路平安，保尔，别忘了我们。”瓦莉娅艰难地说出这番话。离开后，他们的身影转眼就融化在了黑暗当中。

房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钟表走个不停，发出清脆的滴答响声。两个人谁也没有心思入睡，再过六个钟头他们就要分别，或许从此再也不得相见。难道说，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道尽盘亘在两人心头那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么？

青春呵，这无限美好的青春！当炽烈的情欲还不被明晓，唯有从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里获得朦胧感知的时刻；当男孩的一只手无意间触碰到女友的胸脯，惶恐地哆嗦着并挪到一边的时刻，以及，当青春的友情呵护住那最后一步的时刻！还有什么，能比心上人那搂住你脖颈的手臂，为你带来电击般感受的炽烈的亲吻，更加令人感到亲密呢？

在他们的整段友情里，这是第二回接吻了。除了母亲，保尔没受过任何人的爱抚，可挨过的打倒有很多。因此，冬妮娅的爱抚所带给他的感受也更加强烈。

他的生活里总是充满了折磨与冷酷。他不知道，还有这般欢愉。这个出现在他人生路上的姑娘本身——就是巨大的幸福。

他嗅到了她发间的香气，并且仿佛也看见了她的双眼。

“我是多么的爱你呀，冬妮娅！我无法向你述说这一点，我不会。”

他的思绪被打断了。那柔软的身体是多么的顺从啊！……可青春的友情比一切都高贵。

“冬妮娅，等到这摊乱局结束的时候，我一定要当一名电工。要是你不拒绝我，要是你的确是认真的，而不是当做儿戏，那么到时候我会成为你的好丈夫。绝不打你，我要是欺负你，就让我去死好了。”

由于担心母亲看到后会胡思乱想，他们不敢相拥而眠，只好分别开来，各自睡去。

他们入睡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临睡前，两人郑重许下约定，绝不忘记彼此。

一大早，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就把保尔唤醒了。

他飞身一跃而起。

他在浴室换上自己的衣服，套上靴子和多利尼克的外套，与此同时，母亲唤醒了冬妮娅。

踏着潮湿的晨雾，两人急匆匆赶往车站的方向。他们绕过车站，来到了囤放木材的仓库。在一辆装载着木材的机车旁，阿尔焦姆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巨大的“狗鱼号”机车咝咝地冒着蒸汽，缓缓驶近。

老布鲁扎克透过驾驶室的窗户往外张望着。

他们连忙道别。保尔一把抓住机车上的阶梯扶手，顺着爬了上去。他扭过头，望着站在道口上的两个熟悉的身影：高的那个是阿尔焦姆，他身边那个苗条而娇小的是冬妮娅。

风猛烈地吹打着她的衬衫领子，吹乱了她那头栗色的鬈发。她挥动着一只手。

阿尔焦姆瞟了一眼压抑着没有失声痛哭的冬妮娅，叹了一口气：“要么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要么就是这两个小螺丝钉钉错了地方。保尔啊保尔！连你自己还是个小毛孩子呢！”

火车拐过弯道便消失了。阿尔焦姆朝冬妮娅转过身，说：

“怎么样，咱们能当朋友吗？”于是，冬妮娅就把自己小小的手埋进了他宽大的手掌里面。

远处传来了火车提速时的轰鸣声。

[1]意为守门人。

[2]保尔的爱称。

[3]博贡团,1918年建立的乌克兰著名红军团队。

[4]一种斯拉夫人热情欢迎客人的习俗。

[5]乌克兰城市。

第七章

小城的周边到处都是掩体，到处都缠绕着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礼拜，小城在枪炮的轰隆声和机枪的射击声里，醒过来又睡过去。只有在深夜时分才变得安静。这份静谧不时被数支枪受惊般的齐射声所撕裂：那是两方的潜伏哨在彼此试探。等到天一亮，在车站上，人们就开始围着炮台团团转。乌黑的炮口恶狠狠地、令人恐惧地咳嗽了一下，人们赶忙把新的铅弹喂给它。炮兵一拉线，大地便跟着抖三抖。

红军的炮兵连驻扎在一所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所修道院建在村子中央高高的山冈上。

炮兵连政委扎莫斯京同志蹦了起来。他把脑袋抵在炮架上睡着了。他紧了紧挂着驳壳枪的皮带，留心倾听着炮弹滑翔的声音，等待着爆炸的发生。他洪亮的嗓门响彻院子：

“同志们，明天咱们再睡个饱觉。快—起—床—啦！”

炮兵们就睡在炮台周围。和政委一样，他们也迅速跳了起来。只有希多尔丘克一个还磨磨蹭蹭的，他不情愿地抬起仍未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的脑袋，说：

“这帮畜生，天才刚刚透出一丝光亮——就开始汪汪乱叫。真是一群下流玩意儿！”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

“都是些落后分子，希多尔丘克。他们也不为你考虑考虑，你还想睡觉呢。”

炮兵爬了起来，一边还不满地嘟囔着。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便咆哮起来，有好几枚炮弹在城区里爆炸。在制糖厂那高耸的烟囱上面，铺了几块夹板，一名彼特留拉军官和一个电话兵就挤挤挨挨地待在上面。

他们是顺着烟囱内侧的铁梯子爬上去的。

整个小城一览无余。他们从这里指挥着炮台射击。红军围攻城市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布尔什维克的部队格外活跃。透过蔡司牌望远镜，可以看到他们各支部队的动作。沿着通向波多尔斯克火车站的铁路，一辆装甲列车正缓缓移动，一边还在不停歇地进行火力扫射。在装甲车后面露出了一队步兵。红军多次发起袭击，想要攻下小城，可谢乔夫的兵旅躲在战壕里死守要道。战壕里喷射出疾风骤雨般的火舌。周围的每一寸空间都被疯狂的扫射填满了。在发起进攻的时刻里，枪炮声变得空前稠密，扩大成为歇斯底里的咆哮。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战线被弹雨所封锁，实在抵挡不住这非人的攻势，撤了回来，只在阵地上留下一具具面无表情的尸体。

今天，针对小城的打击越来越顽强，也越来越频繁。由于枪炮的轰鸣，气流也给震得不平静地窜动起来。从工厂的烟囱上面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卧倒在地，时而跌跤摔倒，但一路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他们几乎拿下了火车站。谢乔夫师团把他们所有现有的预备队士兵都派上了战场，但仍旧没办法堵住火车站上已被撕开的口子。布尔什维克战士们抱着大无畏的决心，扎进了火车站近前的几条街道。经历过一阵短暂而猛烈的打击，守卫火车站的谢乔夫狙击师第三团的彼特留拉士兵，不得不从自己的最后一块阵地上——那些近郊的花园和菜园——撤退下来，胡乱地散落成好几撮，涌进了城区。红军战士不给他们镇静和喘息的机会，乘胜发起白刃突击，挨个拔除阻击哨卡，最终占领了各条街道。

谢廖沙·布鲁扎克一家和近邻们一齐躲进了地窖。眼下，任何力量也不能让他继续困在地窖里了。上面的世界吸引着他。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从阴凉的地窖里爬了出去。一部“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朝各个方向突突扫射着，正飞快地驶过他家门前。彼特留拉的残兵败卒紧随在车后头，张皇失措地四下逃窜。一个谢乔夫的兵跑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他心急如焚地从身上卸下子弹夹、头盔和步枪，然后一口气跳过栅栏，消失在菜园当中。谢廖沙决定到街上瞧瞧去。在通往西南火车站的那条路上，几个彼特留拉兵正沿街奔跑。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撤退。通向市区的公路上空空荡荡的。突然，马路上出现了一名红军战士。他俯身贴地，顺着公路路面开了一枪。在他身后还跳出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着他们：他们弓着身子，一边行进一边放枪。一个晒得黝黑的中国人，红着眼奔跑着，也不找掩护，穿着一件贴身衬衣，腰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只手上还都攥着手榴弹。一个异常年轻的红军战士，手上端着一挺轻机枪，飞奔在所有人的前头。这是第一支攻入城区的红军队伍。谢廖沙沉浸在快乐之中。他跳上公路，拼尽力气大喊道：

“同志们万岁！”

他出现得很是意外，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他本想一个猛子扑向谢廖沙，可却被男孩儿兴高采烈的表情给制止住了。

“彼特留拉往哪里跑啦？”中国人喘着粗气，冲他喊道。

可谢廖沙并没有听他说话。他飞快地跑进院子，一把抓起被那个谢乔夫的士兵丢弃的弹夹和步枪，这才又跑去追赶队伍。这些红军战士直到攻进了西南车站后，这才留意到他。他们截下了好几趟载有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军用列车，把敌人赶进了林子里，这才停下来休整和重编队伍。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面前，诧异地问道：

“你是打哪儿来的，同志？”

“我是本地人，从镇上来，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红军战士们把谢廖沙团团围住。

“我的知道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那句‘同字们弯岁’就四他喊的。他是个布尔斯维克——展们的人，年轻的好盆友。”[1]他赞许地拍了拍谢廖沙的肩膀。

谢廖沙的心儿欢快地跳动着。他立即就被当成了自己人。他同他们一道，展开了攻破车站的刺刀战。

小镇热闹了起来。备受煎熬的市民们从地下室或者地窖里走出来，冲向城门，观看进城的红军部队。在红军的队伍里面，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娅看到了正和大家伙儿走在一起的谢廖沙。他走着，没有帽子，腰上缠着个子弹带，肩上扛了把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愤地举起双手，拍了一下。

谢廖沙，她的儿子，去打仗了。哦，这对他可没什么好处！暂且只想想这一点吧：当着全城人的面，扛着把枪招摇过市！这以后会怎样呢？

想到这些，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忍不住了，于是她高喊道：

“谢廖沙，这就回家去！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小无赖。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她朝儿子走去，想把他拦下。

可是谢廖沙，她的谢廖沙，不止一次被她揪过耳朵的谢廖沙，这时候却严厉地望着母亲，又羞又恼，脸也憋得通红，斩钉截铁地说：

“别嚷！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停都没停，径直从母亲身边走了过去。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火冒三丈：

“嗬，你就是这样跟你娘亲说话的么！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胆子回家。”

“那我就不回了！”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作为应答。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茫然若失地在路上驻足。一队队晒得黝黑、沾满灰尘的战士们就打她跟前经过。

“别哭，老大娘！我们会选你的儿子当政委呢。”不知是谁带着嘲讽的口气高喊了一嗓子。

欢快的笑声回荡在空中。从连队的前面，传来了嘹亮而齐整的歌声：

英勇地前进吧，同志们，

咱们在战斗中炼意志

那通往自由国度的道路

要靠咱们的胸膛来开辟。

整支队伍全都跟着唱了起来，歌声威武雄壮。在这曲合唱中，听得到谢廖沙那响亮的嗓音。他找到了新家庭。在这个集体中，有一把刺刀是属于他谢廖沙的。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挂出了一块白色厚纸板。上面简短地写着：“革委会”。

纸板旁边是一幅热情洋溢的宣传画。画上，一名红军战士用手指头直指着读者的胸口。底下写着：

“你加入红军了吗？”

在一个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们将这些“不会说话的宣传员”张贴在各处。一同贴出来的，还有革委会第一号告谢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无产阶级军队目前已占领本市。苏维埃政权业已恢复。我们号召市民保持安定秩序。两手沾满鲜血的大屠杀施行者已被击退，为使他们永不得回来，为了彻底歼灭他们，请加入红军队伍吧。请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吧。本城军权归属卫戍区司令。政权归属改革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庄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同志”这个词，即便是昨天，还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今动不动就可以听到了。“同志”，这个词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也忘记了休息。

这名木工正在筹组革命政权。

在这所郊外别墅的小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字写着：“党委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里办公。她是个冷静而坚定的人。受师政治部的委托，由她和多林尼克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各个组织机构。

仅仅过了一天，同事们就已经在桌边坐定了，打字机被敲得嗒嗒作响。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委员蒂日茨基是个灵活并且容易兴奋的人。蒂日茨基以前是制糖厂的助理机械师。他凭着波兰人的那股倔强劲儿，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就向工厂那些贵族出身的管理阶层的头头脑脑们发起了猛烈抨击，这些人对布尔什维克怀恨在心。

在工厂大会上，他气愤地拿拳头敲打着宣讲台的围栅，用波兰语向围绕着他的工人们发表了一席铿锵有力、毫不妥协的讲话。

“当然，”他说，“过去已经不会重演了。咱们的父辈和咱们自个儿给波托茨基当了一辈子的长工。咱们给他盖起了宫殿，可这位尊贵的爵爷给咱们的，不过是刚刚够咱们干活饿不死的。

“多少年了，咱们就任凭波托茨基伯爵们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背上？难道在咱们这些波兰工人当中，遭到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那般待遇的，被波托茨基套着脖子当牲口使唤的人还少吗？如今，在这些工人们当中有一种传言，是伯爵的仆从们散布的，说是苏维埃政府要用铁拳对付他们所有人！

“这是无耻的诽谤，同志们。像今天这般的自由，各民族的工人们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

“所有无产阶级者都是兄弟，不过对那些老爷们呢，咱们就是得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退，请你们相信这一点。”

他的一只手当空画了条弧线，然后重又落回到宣讲台围栅上。

“那么是谁在挑拨咱们各民族的关系？是谁让兄弟反目、血流成河？从很久以前，国王和贵族们就把波兰农民派去攻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侵犯、杀光另一个民族的事儿一直在上演——死了多少的人，制造了多少的不幸啊！可有谁需要这个吗？难道说，是咱们要的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这些混蛋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对着整个世界，布尔什维克抛出了一句让资产阶级分子心惊胆战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工人阶级就得亲如兄弟——这才是咱们的救星，咱们的希望呢。我号召，同志们，都加入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咱们要把他们连根铲起，在苏维埃波兰就是自己当家做主。你们当中有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为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同志们，别受了这些藏在暗处的毒蛇般小人的蛊惑！只要咱们工人们可以坚定信念，就一定能把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团结到一起！”

从自己那颗质朴的工人内心的深处，蒂日茨基·瓦茨拉夫吐出了这些新式辞藻。

当他走下宣讲台的时候，年轻人都向他投以赞许的欢呼声。不过年长的人却不敢表态。谁知道呢？说不定，明天布尔什维克就撤退了，到时候就得为自己说过的每句话而受惩罚、付出代价。即使不被押上绞架，也势必会被撵出工厂。

教育委员切尔诺佩斯基，是一名瘦得很匀称的中学教员。他目前暂时是当地教师里头唯一一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革委会的对面驻扎了一个特种连。到了晚上，在园子的门前，就警戒地架起一台“马克西姆”重机枪，机枪的受弹机上趴着子弹带。旁边还有两个端着步枪的士兵。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往革委会走去。一名格外年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道：

“同志，您多大了？”

“快十七了。”

“您是本地人吗？”

红军战士笑了：

“是，我前天参加战斗的时候才参的军。”

“您的父亲是谁呀？”

“是个机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名军人一同走进了院墙门。伊格纳季耶娃转身对他说：

“看，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领袖人选，他是本地的。”

多林尼克飞快地扫了一眼谢廖沙。

“你是谁家的？”

“布鲁扎克家……”

“啊，原来是扎哈尔的儿子！好嘛，那就把伙伴们拧成一股，去大显身手吧！”

谢廖沙吃惊地望着他们：

“那连队这边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迈到了台阶上，他丢下一句话：

“这个我们会安排妥当的。”

临近第二天傍晚的时候，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就是这么意外而迅速地闯入了。它占据了他整个身心，把他卷进自己的旋涡之中。谢廖沙忘了自己的家，尽管它就近在眼前。

他，谢廖沙·布鲁扎克，如今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了。他反反复复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印着乌克兰共产党的白纸，上面的表格里写着，他，谢廖沙，是一名共青团员，还是委员会的书记。若是还有人想要怀疑这一点，那么，在他那条束在套头制服上的皮带上，还有一支装在手工帆布枪套里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来自亲爱的保尔的礼物。这是最有分量的物证了。唉，保尔不在可真可惜！

谢廖沙整日奔波于执行革委会委托给他的事务。这会儿伊格纳季耶娃正等候着他。他们要一起到车站的师政治部去领取给革委会的书报。他急匆匆往外跑。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已备好车，在革委会的大门口等候着他们。

到火车站的路途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就设在火车站内的多节车厢里。利用路上的时间，伊格纳季耶娃向谢廖沙提出了各种问题：

“你自己这块儿的工作都开展了哪些？组织成立起来了吗？你该对自己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朋友们进行宣传，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咱们明天就起草打印一份共青团宣言。然后把青年们召集到剧院里，召开一次大会；我还要介绍你认识一下师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她该是在做关于你们青年的工作。”

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她一头黑发铰得短短的，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制服，腰间系一条细皮带。谢廖沙打她这里了解了非常多的新鲜事物，并且得到了她帮忙开展工作的许诺。临别的时候，她交给他一大捆书籍，另外还特意赠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瓦莉娅一直在园子里等他。一见到谢廖沙，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埋怨：

“你真不害臊！怎么，你是彻底跟家里断绝关系了吗？母亲成天为你抹眼泪，父亲也老是发脾气。这么下去非得出事儿。”

“不会儿有事儿的，瓦莉娅。我是忙得没工夫回家。老实说，真的是没工夫。今天我也回不去了。我正要同你谈谈。咱们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娅认不出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他像是被谁充了电似的。谢廖沙安排姐姐坐到椅子上，就立刻毫不拖泥带水地讲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这个团的主席。你不信？给你这个，念念吧。”

瓦莉娅看完后，腼腆地望着弟弟说：

“那我在共青团里能做什么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

“怎么？还愁没事做？好姐姐！我可是已经好几宿没睡觉了。必须得把宣传鼓动的声势造大。伊格纳季耶娃说了：咱们要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剧院里，向他们宣讲苏维埃政权，至于我，照她说的，还要发表演说呢！我想着，不成啊，因为我，明白么，不知道要怎么去讲苏维埃政权。可以说，我准得搞砸。好了，该你说说了：关于共青团的事儿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那样，母亲可真要气疯了。”

“你别管母亲那边，瓦莉娅，”谢廖沙反驳道，“她是弄不明白这些事的。她只盼着孩子们能守在她身边。对于苏维埃政权她没什么好反对的。正相反，她还该支持呢。不过呢，对她来说，上前线打仗的最好是别人，而不是自家儿子。可这难道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是怎么跟咱们说的吗？瞧瞧保尔，他可没有理会母亲的想法。如今咱们终于也有了在世上好好过活的权利。

“怎么样，好瓦莉娅，难道你要拒绝吗？这本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你从姑娘那边着手开始工作，我呢，就从男孩子们这边着手。我今天就把克利姆卡这个红毛鬼吸收进来。说一千道一万，瓦莉娅，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我这里还有这方面的小册子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册子，递给了她。瓦莉娅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弟弟，她轻声问道：

“要是彼特留拉那帮家伙又回来了，那可怎么办？”

谢廖沙还是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嘛，自然是要跟着大家伙儿一起离开。可是你怎么办呢？要是你也走了，母亲可就真的是太不幸了。”他不吱声了。

“你把我的名字记上吧，谢廖沙，不过呢，不能让母亲和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事儿就我跟你知道。我会尽力帮忙的，这算是比较好的法子了。”

“的确，瓦莉娅。”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进了房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娅。我正同她谈有关思想意识的事情。她是个完全匹配的人选，可是呢，请您理解，我们有一位严厉的母亲。咱们能不能就这么吸纳她，而不叫任何人知道呢？要是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撤离，那么我自然是抓起枪就走，可她是舍不得丢下母亲的。”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边上，认真地听他讲话。

“好的，这是比较好的办法了。”

剧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了张贴在城里的关于本次大会的公告后来这儿的。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正在演奏。大厅里面与会人数最多的有：女中学生，男中学生，还有职业学校的学生们。

他们所有人与其说是被大会吸引来的，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大幕终于拉起来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高台上。

他个头矮小，身材瘦削，鼻子尖尖，一出现便吸引住了全场人的注意力。大家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讲话。他谈到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年轻人要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他演讲起来就像一名真正的演说家，在他的讲话中充斥着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之类的字眼，听众们对这些自然是听得云里雾里。演讲结束的时候，他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自己便先行离开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他想不出演讲词。“该怎么说？说什么？”他绞尽脑汁也找不出该说的话来，苦恼极了。

是伊格纳季耶娃拯救了他。她从演讲桌后面低声对他说：

“说说组织支部的事儿。”

谢廖沙立即转到了实践方法层面上来：

“同志们，你们大家全都已经听说了，如今咱们需要建立一个团支部。你们当中有谁支持这件事情？”

大厅里寂静无声。

乌斯季诺维奇来救场了。她开始向听众们详细介绍莫斯科的青年组织。谢廖沙呢，就窘迫地站在一旁。

大家对组织支部的这般冷漠态度令他愤愤不平，他不友好地注视着全场。听众们漫不经心地听着乌斯季诺维奇讲话。扎利瓦诺夫正跟莉萨·苏哈里科窃窃私语，一边还把鄙视的目光投向乌斯季诺维奇。在前排就座的是几名高年级女中学生，她们往鼻梁上搽过粉，此时正彼此交头接耳，一对对狡猾的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在靠近舞台入口处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在他们当中看到了自己认识的那名少年机枪手。他坐在一个舞台前灯的边缘，由于激动而坐立不安，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打扮时髦的莉萨·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茅夫斯卡娅。她们正百无忌惮地同自己的追求者们说笑。

乌斯季诺维奇感觉到没有人在听她说，于是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把位置让给了伊格纳季耶娃。伊格纳季耶娃一番泰然自若的演讲让听众们安静了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想想在这儿听到的所有话语，我相信，在你们这些同志当中，一定找得出能成为革命积极参与者的人，而非旁观者。大门为你们敞开着，你们随时可以加入进来。我们希望，你们自己也能谈一谈。有请自愿者吧。”

大厅重又陷入一片寂静。可就在这时，从后排传出一个声音：

“我有话想说！”

只见模样像头小熊、两眼微斜的米沙·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朝讲台走来。

“要是这么回事，既然是要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么我必不推辞。谢廖沙了解我。我报名加入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

“这下看到了吧，同志们！”他猛地冲到舞台中央，“我说过，这个米什卡绝对是自己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扳道工，后来被火车轧死了，米什卡也因此没有不再念书。尽管他没念完中学，可是对咱们的事业领悟得很快。”

大厅里响起一阵喧嚣声和起哄声。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铺老板家的儿子，精心地将一绺头发梳得高高蓬起。他扯了扯学生制服上衣，开口说道：

“我很抱歉，同志们。我没明白，你们想要我们干什么。是让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要到什么时候念书呢？我们还得中学毕业呢。若建立的是个体育社团或俱乐部的话呢，还能在里头聚聚会、读读书什么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要是搞政治的话，到头来你准得被绞死不可。真抱歉。我想，谁都不甘愿落得这个下场。”

大厅里响起了哄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回到座位上。接替他发言的，是那名年轻的机枪手。他把帽檐狠狠地拉至额头，将愤怒的眼神射向底下一排排的人们，竭力喝道：

“笑什么，你们这些坏蛋!”

他的眼睛就像两团灼热的煤球，整个身子在盛怒之下发出颤抖。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我名叫伊凡·扎尔基。我既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一度在街头流浪；我像个叫花子似的在围墙根里乞讨，忍饥挨饿，无依无靠，过着像狗一样的日子，不像你们这样，是妈妈怀里的小乖乖。终于来了苏维埃政权，是红军收留了我。我被全排的人收养了，给我衣穿，给我鞋穿，教我识字，而且最主要的是——还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通过他们，我也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我就是死也不会变心的。我很清楚在为什么而斗争：为的是我们，是穷人，为的是工人阶级政权。瞧瞧你们呢，像公马一样在这儿叫唤，可你们不知道，有两百名同志已经躺在城外，永远地牺牲了……”他字句铿锵，声音就像是绷紧了的细线，“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在全国的各条前线上，不断有人在死去，可与此同时呢，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而你们却还想指望着他们，同志们，”他突然转过身，面朝主席团的桌子说道，“对于这些家伙，”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大厅说，“难道他们能明白吗？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在这里只能找出一个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就是没有你们我们也照样干，”他愤怒地冲着会场咆哮，“我们不会乞求，这没有他妈的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这种人只配叫机枪给打穿！”他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喊出了最后的话，他就跳下舞台，谁都不瞧一眼，径直朝出口走去。

主席团的成员们谁也没有留下观看演出。在走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

“瞧瞧吧，真是瞎胡闹！那个扎尔基是对的。咱们不过是在这些中学生身上白耽误工夫，只会自己讨气生。”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了他的话，“出身无产阶级的年轻人在这儿几乎没有。大多数人的出身要么是小资产阶级，要么就是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家庭。应该在工人阶级当中开展工作，多倚重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大会还是会有好处的。在学生们里面还是有好同志的。”

乌斯季诺维奇也赞同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

“谢廖沙，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不断地把咱们的思想、咱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意识里去。党会调动起全体劳动人民对每一件新事情的注意力。咱们还要举行一系列群众集会、工作会议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要在车站开一个夏季剧场。这两天就会开来一趟宣传列车，到时候咱们的工作就能全面铺开了。你们记得吗，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当天夜里很晚的时候，谢廖沙送乌斯季诺维奇去车站。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手，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乌斯季诺维奇不易察觉地莞尔一笑。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便回了趟家。

面对母亲的指责，谢廖沙没有顶嘴，一声不吭地全盘接受了。可是等到父亲讲话的时候，谢廖沙却转为主动发动攻势，立刻就把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逼近了死胡同：

“爹，你听我说，想当初德国人在的时候，你们搞过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一名哨兵，你可曾想到过家里吗？想到过的。可你还是去做了，因为你的工人的良心驱使你这么做。至于我，也想过家里面。我明白，要是有一天我们要撤离，那么你们一准会因为我而遭受迫害。也正是这个原因，若是我们胜利了，那么咱们就能成为人上人。我是断不能待在家里的。爹，你自个儿心里很清楚这一点。那干吗还要捣乱呢？我干的是桩好事情，你本该支持我、帮助我才是，结果你却吵吵闹闹的。爹，咱们讲和吧，那样的话妈妈也就不会冲我嚷嚷了。”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一边温和地笑着，一边用自己纯澈的蓝眼睛看着父亲。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凳子上，不安地左摇右晃，随后，透过刚硬的浓胡髭和许久未刮的缺乏美感的硬胡子，他露出了微笑，也亮出了他的满口黄牙。

“淘气鬼，你这是拿觉悟来压我呢？你以为要是别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皮带抽你啦？”

不过，他的语气里并不含有威胁。他难为情地迟疑了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那只骨节突出的手向儿子伸了过去：

“谢廖沙，好好干吧，你既然已经在走上坡路了，我绝不会拖你后腿的。只是你别撇下我们不管，家还是要回的。”

夜晚，一道光束经由半掩的门照在台阶上，在一间陈设有多张柔软的包钉长绒毛沙发的大屋子里，有五个人围坐在宽大的律师桌后面，革委会正在这里开会。参会的有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头戴平顶羊皮帽、长得很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以及另外两名革委会委员：大个头儿的铁路工人舒季克和塌鼻梁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在桌面上俯下身子，用充满执拗的眼神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嗓音逐字逐句地说道：

“前线需要供给。工人们得吃饭。咱们前脚刚到，那些小商贩和投机商后脚就哄抬起了物价。并且不收苏维埃纸币[2]。要想做买卖，要么用沙皇尼古拉二世[3]的旧票子，要么就用克伦斯基卢布[4]。今天就得制定出物价。咱们都清楚，没有一个投机商会按照定价出售。他们准会把货囤起来。等到那时，咱们就进行搜查，征用掉投机商们所有的货品。办这事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咱们绝对不能再让工人们饿肚皮了。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咱们别做得太过火。对此，我要说，这是她还带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卓娅，我是有一说一。此外，事情并不出在小商小贩身上。我今天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在酒馆老板鲍里斯·佐恩的家中，有一个秘密地窖。早在彼特留拉团伙到来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商店老板把数目庞大的货物囤到了这个地窖里。”他面带毒辣的嘲笑，意味深长地望向季莫申科。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很是懊恼，多林尼克总能在他之前得到一切消息，可这件事本该是他季莫申科在那会儿第一个知道。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什么都看得见。我不光知道地窖的事儿，”他接着说道，“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一块儿喝了半瓶子的私酒。”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弹起来。他那张蜡黄的脸变得通红。

“真有你的!”他勉强挤出了一副钦佩的表情。可再一看紧蹙眉头的伊格纳季耶娃，他便不再吱声了。“这个鬼木匠！他还有自己的肃反委呢。”看着这位革委会主席，季莫申科心想。

“我是从谢廖沙·布鲁扎克那儿知道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个好伙伴，以前就在车站食堂里做工什么的。他从厨子们那儿听说，佐恩以前就能无限量地向他们供应所有的必需品。昨天谢廖沙又得到确切消息说，是有个地窖，不过得把它找出来。季莫申科，你这就带上人手和谢廖沙同去吧。今天要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要是成功了，咱们就能补给工人们和师里的食品特委会了。”

半个钟头过后，八名武装士兵进入了酒馆老板的家中，两名士兵在外面把住了房门。

房子的主人又矮又胖，活像个能装下十维德罗酒的大木桶。他满脸长着红褐色的胡须，一条木头腿敲打着地面。他逢迎地走到来人面前，嘶哑着喉咙，用低沉的嗓音问：

“同志们，有何贵干呀？都这么晚了，为何在这个点儿来？”

佐恩的身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长衫，被季莫申科的手电筒光束照得眯起了眼睛。隔壁屋子里，身材壮硕的老板娘一面穿衣裳，一面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用区区两个字作了解释：

“搜查。”

地板的每一平米都经过了检查。堆满了劈好的木柴的大板棚，几间储藏室和厨房，以及一个宽敞的地窖——所有地方都遭到了严密的检查。然而却连秘密地窖的蛛丝马迹都没发现。

在靠着厨房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酒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仆睡得正香。她睡着是那样熟，连有人进屋都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在这儿做工？”他冲睡眼惺忪的姑娘问道。

她拉起被子盖住双肩，又拿一只手去捂住光亮。她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惊异地回答说：

“是啊。那么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谢廖沙解释完就出去了，好让她穿好衣服。

在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对主人进行盘问。酒馆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您想要什么？我没有第二个地窖了。您不过是白耽误工夫罢了。我敢向您打保票，不过是白耽误工夫。我以前是有个酒馆，可我现在是穷人了。那帮彼特留拉土匪打劫了我，差点还把我给杀了。我对苏维埃政权感到十分满意，可是我有什么您都已经瞧见了。”他摊开了自己又短又肥的手臂。然而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却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转悠到谢廖沙脸上，又从谢廖沙脸上转到角落里或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来，您是打算继续瞒下去了？我最后一次奉劝您，赶紧交代出地窖在哪儿。”

“哎哟哟，军人同志，瞧您说的，”酒馆老板娘插嘴道，“我们自己也还饿着肚子呢！我们家已经被抢光了。”她还想试着挤几滴眼泪，不过却没有成功。

“饿着肚子，却还雇着仆人。”谢廖沙添了一句。

“哎哟哟，哪儿来的什么仆人！不过是个可怜的姑娘家，在我们家里住着。她没地方可去哇。不信的话，就叫赫里斯季娜自己跟你们说好了。”

“算了，”失去耐心的季莫申科大喊道，“咱们接着搜！”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可在酒馆老板家里头，搜查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历经十三个小时的找寻却一无所获，季莫申科大为光火，已经做出了停止搜查的决定，可就在这时，正要从女仆的小屋子里往外走的谢廖沙，突然听到姑娘轻声说道：

“想必，在厨房，壁炉里。”

十分钟后过后，被拆开的俄式壁炉里露出了地窖的铁顶盖。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拉着一桶桶、一袋袋的东西，驶离了被看热闹的人群团团包围的酒馆老板家。

在一个炎热的晌午，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走出了车站。她听阿尔焦姆讲述了发生在保尔身上的事情，失声恸哭起来。她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玛丽亚·雅科夫列夫的生活没了着落，只好为红军战士洗洗衣服，他们以此替她谋到一份军粮。

有一天傍晚时分，阿尔焦姆迈着比往日里更匆忙的步子，蹬蹬走过窗前。他一推开门，就站在门槛上嚷了起来：

“保尔有信儿了。”

保尔在信上写道：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尽管并不是完全健康。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大腿，不过我正在恢复当中。医生说，并没有伤到骨头。别为我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说不定，出院后我还能休假呢，那么我就能回来了。母亲那儿我没去成，不过如今，我反倒成了‘科托夫斯基同志’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了，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了。这样的人我还从没见过哩，我十分敬仰这位旅长。咱们的老妈妈回来了吗？要是她在家，就向她致以来自小儿子的热情问候。我要为你们的担心而请求原谅。你的弟弟。

阿尔焦姆，到林务长家去一趟，告知信的事儿。”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流了好多泪。这个粗心的儿子就连住的那家医院地址都没写。

谢廖沙常常到车站上那节标着“师政治部宣传科”的绿色旅客车厢里去探望大家。乌斯季诺维奇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这里的小包厢里面办公。梅德韦杰娃的齿间向来总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书记同乌斯季诺维奇，就在不知不觉间相互靠近了。从车站运走的除了一捆捆书报，还有来自每一次短暂相会后的朦胧的快乐感受。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里，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都被色彩鲜亮的宣传画包裹住了。宣传列车上热火朝天，人们通宵达旦地工作：车上有个印刷间，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这里就是阵地。一天傍晚，谢廖沙偶然来到了剧场。在一群红军战士中间，他发现了乌斯季诺维奇。

深夜里，他送她回车站，师政治部的人都住在车站上。谢廖沙出人意料地问了一个问题，这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总想着能看见你？”他接着补充道，“跟你在一起可真好！每次见面以后，我都感到精神头更足了，愿意不停歇地工作下去。”

乌斯季诺维奇止住了脚步：

“听我说，布鲁扎克同志，咱们来个约定吧，以后你不要再作这些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的脸涨得通红，他就像一个挨了训斥的小学生似的。

“我说这话是把你当成朋友，”他答道，“可你却这么对待我……我说的这些是反革命的话吗？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从今往后，我是断然再不会说了！”

说完，他匆匆握了下她的手，几乎是奔跑着回城里去了。

谢廖沙接连好几天没在车站上露面。每当伊格纳季耶娃喊他过去，他就推说工作太忙。事实上，他也的确非常忙碌。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途经聚居着制糖厂波兰高级职员的街道时，不知是谁冲他放了一枪。此事过后，多次搜查由此展开，最后发现了由毕苏斯基分子构成的“狙击手”这一组织的武器和文件。

乌斯季诺维奇到革委会开会来了。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平心静气地问他：

“怎么，你那小市民的自尊被伤着啦？你是要把私人谈话扯进工作里吗？同志，这种做法可是到哪儿都行不通。”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开始往绿车厢跑了。

小城里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谢廖沙也参加了。会上展开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在第三天，他就和全会的所有人马一起带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林子里去追剿由扎彼特留拉的中校鲁德内率领的残匪，一口气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儿碰上了乌斯季诺维奇。他把她送到车站，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

乌斯季诺维奇生气地把手抽了回来。于是，谢廖沙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对丽达避而不见，甚至在工作需要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坚持要求他解释一下自己这种行为，对此他硬邦邦地回敬道：

“我同你有什么可说的？一说又得给人胡乱扣帽子：什么小市民思想啦，要么就是背叛工人阶级。”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用列车抵达了车站。革委会里来了三位皮肤黝黑的指挥官。当中那个束着压花腰带的瘦高个儿，径直冲着多林尼克走过来：

“废话少说。上一百车的干草。马快饿死了。”

谢廖沙被派去和两名红军战士一道弄粮草。在一个村子里，突然遇到一伙富农。两名红军战士被缴了械，几乎给打了个半死。谢廖沙比他俩伤得轻些，见他年纪轻，那些人便放了他一马。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城里。

一支部队被派进了这个村子。第二天，干草有了。

谢廖沙不想惊动家里，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屋子里养伤。乌斯季诺维奇来了。在这个傍晚，他第一次感受到，她握着他的手，是那样的温柔而用力，这样的握手他是万万不敢想的。

在一个炎热的晌午，谢廖沙跑进车厢，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还讲了这个好朋友的故事。临走的时候，他丢下一句话：

“我要到林子里去，到湖里洗个澡。”

乌斯季诺维奇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住了他：

“等一等。咱们一块去。”

在光滑如镜的湖水边，两人停下了脚步。温暖而清澈的湖水沁着清凉，在召唤着他们。

“你到路的头上去等着，我要洗个澡。”乌斯季诺维奇命令道。

谢廖沙坐到小桥边的一块石头上，脸冲着太阳。

在他的身后溅起了水花。

透过树林，他看到冬妮娅·图曼诺夫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路走着。丘扎宁长得仪表堂堂，他身穿弗伦奇紧身军上衣，身上系着由多根皮带组成的武装带，把脚下的铬革靴踩得咯噔直响。他挽着冬妮娅的手臂，两人边走边聊。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娅。上次把保尔的信带来的就是她。她也专注地望着谢廖沙，看来也认出了他。当他们走到与谢廖沙并排的位置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信件，同时拦下了冬妮娅：

“同志，请等一等。我这里有封信，其中有一部分也涉及您。”

他把那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片递给了她。冬妮娅腾出一只手，读起了信。纸片在她手中微微颤动。冬妮娅把信还给谢廖沙，问道：

“您还有其他关于他的消息吗？”

“没有。”谢廖沙答道。

在他们的后面，乌斯季诺维奇脚踩到一块鹅卵石，发出了声响。丘扎宁一见到丽达，就低声对冬妮娅说：

“咱们走。”

乌斯季诺维奇用带着讥笑和轻蔑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他们在列车上找了你一整天了。”

丘扎宁不友好地白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也过得去。”

乌斯季诺维奇注视着冬妮娅和军人的背影，说：

“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清理出去！”

树林在沙沙作响，一株株橡树在频频晃动着自己刚劲的树冠。清凉的湖水引人向往。

他洗了个澡，在离林间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乌斯季诺维奇，她正在一株倒下的橡树上坐着。

两人一边聊着天，一边朝树林深处走去。走到一方不大的林中空地上，这里的青草长得很是茂盛，他们决定就地休息一下。树林里安静极了，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乌斯季诺维奇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脑袋枕着蜷曲的手臂。她那匀称的双腿，以及打了好多补丁的旧皮鞋，都隐没在高高的草里了。谢廖沙无意间瞥了一眼她的双腿，看到了她那精心修补过的皮鞋，又看了看自己的靴子，一根脚趾正从上面的大洞里探出头来。他不由笑了。

“你笑什么？”

谢廖沙指了指那只靴子：

“穿着这样的靴子，咱们该怎么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个坏共产党员，”她终于张口说道，“咱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就他，只关心怎么打扮自己。他这人是偶然混进咱们党内的……如今前线上相当紧张。咱们的国家非得经受住持久的激烈战事。”说到这儿，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谢廖沙，咱们的行动不得不动用笔杆子，还有步枪。你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了么，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到前线去？我这么觉得，谢廖沙，咱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嗓音里，他惊异地捕捉到了某种不同于寻常的语调。她那漆黑的、水汪汪的双眸凝视着他。

他几乎按捺不住想要告诉她，她的双眼宛如一面镜子，透过它们可以看到一切，可他还是及时忍住了。

丽达用一条胳膊肘支起身子：

“你的手枪哪儿去啦？”

谢廖沙伤心地摸了摸光秃秃的皮带：

“在村子里叫那伙富农给夺了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里，然后掏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你瞧见那棵橡树了吗，谢廖沙？”她拿枪口指着距离他们二十五步开外的一棵坑坑洼洼的橡树树干，随后，她把手臂抬到跟视线齐平的高度，几乎是瞄也不瞄地就放了一枪。被击碎的树皮落了一地。

“瞧见啦？”她十分得意地说，接了又放了一枪。树皮再一次纷纷掉落在草地上。

“喏，”丽达把手枪递给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让咱们见识一下你的枪法。”

谢廖沙共放了三枪，有一枪打偏了。丽达笑着说：

“我本以为你的枪法要比这还不如呢。”

她把枪放在地上，重又躺倒在草地上。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透过一层制服上衣显露了出来。

“谢廖沙，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他朝她移了移身子。

“看见天空了吗？它是蔚蓝色的。要知道，你的眼睛也是蔚蓝色的。这可不妙。你的眼睛该是灰色的，和钢铁一样的颜色。蔚蓝色——这未免也太温柔了。”

随后，她蓦地抱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不由分说便吻住了他的双唇。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

夜幕就在不经意间悄悄降下，为树林罩起一层黑纱。师参谋部的电报员在莫尔斯电报机上方俯下身子，托起纸条，又窄又长的纸条从手指下面徐徐滑出。

电报员立即把那些用点和划编织而成的字句誊抄到电文纸上。

“致师部参谋长并抄送谢佩托夫卡市革委会主席。命收本电报十小时内撤离所有市内机关。城内保留一个营，归本站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构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情况汇报师长。署名。”

十分钟过后，一辆摩托车闪着电石灯，沿小城寂静的街道疾驶而过。它喷着粗气，停在了革委会的大门前。骑摩托的士兵把电报转交给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随后，人们开始跑来跑去。特种连列好了队。一个钟头过后，几辆载着革委会物资的卡车开过市区。在波多尔斯克车站上，物品被装进了车厢。

谢廖沙听过电报的事儿就随着那个开摩托的士兵跑了出来。

“同志，我能跟您一块儿到车站去吗？”他问摩托手。

“坐后面吧，不过你得抓牢。”

宣传科所在的绿车厢已经挂在列车上了。在距离车厢十来步之遥的地方，谢廖沙搂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去一件珍贵的无价之宝，他喃喃地说：

“再会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一定会再见到你，但愿你别忘了我。”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大哭起来。他该走了。他丧失了说话的力气，只是把她的两只手攥得生疼。

当清晨来临，城市和火车站都已是空空荡荡，仿佛遭到了遗弃。最后一趟列车的机车拉响了汽笛，像是在道别。留守城市的那个营，在车站以外的铁道两侧布置了警戒线。

谢廖沙身穿红军的军大衣，背着帆布子弹袋，跟十名红军战士一道守在制糖厂的十字路口上。他们等待着波兰人的出现。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敲着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家门。这一位还没穿好衣服，便把脑袋从敞开的门里探了出来：

“出什么事啦？”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指了指正荷枪前进的红军战士们，朝老伙计使了个眼神：

“正撤离呢。”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忧心忡忡地看着他，说：

“您可知道，波兰人的旗子都长什么样儿？”

“好像有个单头鹰。”

“可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洛维奇狠狠地挠了挠后脑勺。

“他们倒是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才说，“说走就走了。可你却得在这儿搜肠刮肚，好去迎合新政府。”

一挺机枪隆隆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宁静。车站附近的一个火车头出人意料地拉响了汽笛，突然从那儿传出了沉重的炮击声。一枚重型炮弹呼啸着划过高空，落在了制糖厂后面的街道上，将道旁的灌木丛笼罩进一片蓝灰色的烟雾里。街上，一排排紧蹙眉头的红军不停四下环顾着，正悄无声息地撤退。

一颗带有丝丝凉意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面颊滚落下来。他连忙拭去泪痕，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幸好谁都没看见。

走在谢廖沙身边的是来自锯木厂的瘦高个儿安捷克·克罗伯托夫斯基，他的手指一直搭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他的眼神与谢廖沙的目光交汇时，安捷克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咱们的家人可要遭殃了，尤其是我的家人。那些人准会这样说：‘一个波兰人，竟跑到反波兰军团的阵营里去。’他们准会把老爷子从锯木厂里赶出来，拿鞭子抽打他。我跟老爷子说过，让他跟咱们一块儿走，可我爹舍不得把家丢下。唉，这帮该死的家伙，真希望快点遇上他们，好好干一仗！”说着，安捷克激动地正了正滑落到他眼睛上的红军帽。

“……再会了，故乡小城，你难看又肮脏，没有美观的小房屋，有的只是弯弯绕绕的街道！再会了，亲人们，再会了，瓦莉娅，再会了，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那外来的、残暴的、不知怜悯的白色波兰军团正步步逼近。”

机务段的工人们穿着满是油污的衬衫，都用悲伤的眼神目送红军。

“我们还会回来的，同志们！”谢廖沙动情地喊了起来。

[1]此处为译者表明中国人俄语不好而做的翻译。——编者注

[2]1922年—1924年货币改革前的钱币。

[3]1894年—191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

[4]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印发的纸币。

第八章

在黎明前的薄雾里，河水不时惶惶地闪现出些许微光；又对卧在河岸边的鹅卵石潺潺低语着。从两岸直至河床的中央，河水是宁静的，她的平静仿佛凝固了似的，呈现出的色调则是微微泛亮的灰色。河中央却是一团漆黑的色彩，充满了不安定。仅凭肉眼就能判断，河水正湍急地朝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而雄伟的河流，果戈理曾特意为她写下那不朽的篇章：“第聂伯河神奇而美妙……”河的右岸高高耸起，陡峭的断崖直插水中。它以一座山峰的形态贴靠着第聂伯河，仿佛是在自己的运动中，面临这辽阔的大河兀然止步一般。下方的左岸全是光秃秃的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过后淤积在自己岸上的。

在河畔一条狭小的战壕里，隐藏着五个战士。他们紧挨在掩体里，趴在一挺圆鼻头的马克西姆机枪的边上。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当中那个侧卧在机枪边上的、面朝河水的人，正是谢廖沙·布鲁扎克。

就在头一天，这几个人在永无休止的战斗中被抽干了气力，他们的队伍遭到了波兰军队疾风骤雨般的重炮轰击，基辅丢了，他们也转移到了河左岸，去构筑防御工事。

然而，战败后的撤退，重大的伤亡损失以及末了还把基辅让给了敌人，这些已经对战士们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第七步兵师曾冒着枪林弹雨进行了英勇的突围，他们穿过森林，缘着铁轨朝马林火车站方向进发。经过一番猛烈的进攻，他们赶走了驻守车站的波兰士兵，把他们赶进了森林，清出了一条通往基辅的道路。

可眼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却失陷了，红军战士们打心里不是滋味。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离达尔尼察之后，就在河左岸靠近铁路桥的地方占据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军事据点。

不过，就算是搭上所有的兵力，也是断无可能再往前推进半步了。那样注定会遭遇猛烈反击。

谢廖沙注视着奔流的河水，不由回忆起头一天的情形。

就在昨天的正午时分，他们的部队怀着一致的仇恨，与白军展开了激战。也就是在昨天，他头一次跟一个没长胡子的波兰雇佣兵展开了近身肉搏。那个家伙亮出了步枪上那长似马刀的法国刺刀，飞身向他扑了过来；那家伙像只兔子一样蹦跳着冲过来，嘴巴里还胡乱嚷嚷着什么。刹那之间，谢廖沙望见了他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谢廖沙拿刀尖去击打波兰人的刺刀，明晃晃的法国刺刀被挑到了一边。

波兰兵应声倒下。

谢廖沙的手不曾颤抖一下。他知道，他还会杀人，他，谢廖沙，能够如此温柔地去爱，如此强烈地珍视友谊。他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可他也知道，那些被世上的寄生民族所蒙蔽、所侵蚀的派遣兵，都怀着野兽般的仇恨去进攻他的祖国。

而他，谢廖沙，杀人是为了让那一天快点到来——世上的人们彼此再无杀戮的那一天。

就在这时，帕拉蒙诺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

“咱们走吧，谢廖沙，敌人快要发现咱们了。”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经一年了。他乘过机枪车，坐过炮弹拖车，还曾骑过一匹单只耳朵被砍掉了的灰马。他已长大成人，变得健壮了。他在痛苦与磨难中成长。

皮肤被沉重的子弹袋磨出血来复又长好；被机枪带磨出的茧子却已经结成了坚硬的疤痕。

在这一年里，保尔目睹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有其他成千上万名战士也跟他一样，他们衣衫褴褛，衣不蔽体，但是内心却充满着不灭的火焰，立志要为建立起本阶级政权而奋斗。他们靠着两条腿在全国南征北战。期间，保尔只有两次脱离过这风暴。

第一次是由于大腿负伤，第二次则是在严寒的一九二〇年二月患了伤寒，持续高烧不退。

虱传斑疹伤寒比波兰人的机枪还要可怕，它造成了第十二集团军多个师团士兵的大批死亡。这支集团军散布在广阔的地域上，几乎横跨了整个乌克兰北部地区，切断了波兰军的进一步向前推进。还没等完全康复，保尔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眼下，他所属的团占据了位于卡扎京至乌曼这一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的周边地区。

车站在森林里。火车站体量并不大，靠着车站有一些毁坏了的、被居民遗弃了的小房子。在这样的地方居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已经沉寂了将近三年时间，又开始开火。在这段时期里，弗隆托夫卡车站可真是见识了各色人等！

一些大事件在重新酝酿着。第十二集团军受到了重挫，一部分业已瓦解，在波兰军队的猛烈攻势之下往基辅撤退。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在厉兵秣马，准备好要给沉醉在胜利之中的波兰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久经沙场的第一骑兵军，被从遥远的北高加索投放到了乌克兰战场上，这在战争史上堪称一场无与伦比的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骑兵师，一个接着一个地朝乌曼地区进发，要在我军前线的后方集结。在奔赴决战的路上，还顺便收拾了马赫诺夫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骑兵，是一万六千五百名被草原的酷热历练过的战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想方设法，以保这场有所准备的决定性战役安排事先不被毕苏斯基分子觉察。共和国以及各条前线的司令部都严防死守着对这支骑兵大军的部署情况。

在乌曼地区，主动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从莫斯科直连前线指挥部的线路接连响个不停——指令经口哈尔科夫，从这里传达至第十四、第十二集团军指挥部。在狭窄的电报纸条上，印着用莫尔斯电码敲打出来的一道道命令：“切莫引发波兰军对骑兵部队集结一事的关注。”只有当波兰军的推进使布琼尼的骑兵面临卷入战争的威胁的时候，才能打响主动战。

篝火那暗红色的火舌抖动着。褐色的烟圈儿打着旋儿向上爬升。一群小蚊蚋不喜烟雾，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舞着。战士们围着火堆，在稍微远离的地方坐成了一个扇形。篝火把他们的脸庞映成了铜红色。

借着余温，在篝火旁的浅蓝色炭灰里，热着几只军用饭盒。

盒里的水冒起了泡。一股不老实的火舌从燃着的木头下面摆脱出来，往上一蹿，舔到了某个人长着一头蓬乱头发的脑袋边上。这人忙偏了偏脑袋，不满地嘟囔道：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一名身穿呢料制服、蓄着短胡须的中年红军战士，刚刚就着火光检查过了步枪的枪筒，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

“这小伙子学问做得着了迷了——连火烧都觉不着。”

“你倒是跟我们说说，柯察金，你在那儿读到些啥。”

这名年轻的红军战士摸了摸自己被烧焦的那绺头发，笑了。

“实在是本好书，安德罗休克同志。一旦碰到它，就说什么也放不下了。”

保尔的身边是个翘鼻子的男孩儿，他正埋头捣弄子弹袋上的小皮带。他拿牙齿咬断了粗线绳，好奇地问道：

“里头写的是谁的事儿？”他把针别到帽子上，又把剩下的一段线缠在针上，接着又补充说道，“要是个爱情小说的话，我会相当感兴趣。”

周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马特维丘克抬起自己给剪得又短又平的脑袋，他诡诈地眯缝起一只狡黠的眼睛，冲男孩儿说道：

“当然喽，爱情可是件美事儿哟，谢列达！你是个美男子，跟画里出来的似的！不管咱们到了哪儿，姑娘们一见你就迈不动步子。不过你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瑕疵，就是鼻子呢——像个猪拱嘴。好在这个是能改造的，只消在鼻头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1]，一宿的工夫就压下来了。”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惊吓到了套在机枪车上的几匹正在打盹的马。

谢列达慢吞吞地回过身子。

“不关帅不帅的事儿，而是脑袋瓜儿的事，”他绘声绘色地戳了戳自己的额头，“你有根能说会道的舌头，可你这人却是个蠢蛋中的蠢蛋，你的耳朵也是冷冰冰的。”

眼看自己的同志就要扭打成一团，班长塔塔里诺夫连忙把他们拉开：

“好了好了，伙计们，干吗咬来咬去的？最好还是叫柯察金给咱们念几段现成的。”

“念啊，保夫鲁沙，念啊！”呼声从四下里传来。

保尔把马鞍子搬到火堆跟前，坐了上去，随后翻开膝头上那本尺寸不大的厚书：

“这本书，同志们，名叫《牛虻》。我是打营政委那儿借到它的。这本书强烈地影响了我。要是你们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就念。”

“放心吧！不要紧！没人会打岔的。”

当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同志陪同政委悄悄朝篝火走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十一双眼睛，正片刻不离地盯在朗读者身上。

普兹列夫斯基别过头去，一只手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

“团里一半儿的侦察兵都在这里了。当中有我的四个兵，都是年纪轻轻的共青团员，不过是个顶个的好战士。这边这个正在念书的，还有那边另一个——瞧见了吗？——眼睛跟小狼崽子似的——他们是柯察金跟扎尔基。俩人是朋友，不过互相之间暗地里可没少较劲。柯察金以前是我手底下的头号侦察兵。如今他有了个难对付的对手。你瞧，眼下他们正做着政治思想工作，可却叫人一点儿看不出来，影响还很大。有人给他俩想出来一个称号，就叫‘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道。

“不是，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驱马向前。

“你们好，同志们！”他大声呼喊道。所有人都扭过头来。团长轻快地跳下马背，朝在座的战士们走了过去。

“同志们，烤火呢？”他满脸笑意地问道，严厉的神情从他那刚毅的面庞和些许似蒙古人的细眼睛里消失了。

大家伙仿佛迎接一名好战友一般，亲切而友爱地欢迎了团长。政委留在了马上，他还要到别处去。

普兹列夫斯基把装着毛瑟枪的皮套朝后一甩，挨着马鞍子上的保尔坐了下来，提议道：

“咱们一块儿抽点儿，如何呀？我弄了些上好的烟叶。”

抽着烟卷，他跟政委说：

“多洛宁，你走吧，我留在这儿。要是司令部有事找我，那就告诉我一声。”

多洛宁走后，普兹列夫斯基转向保尔，说道：

“继续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一直念完最后几页，把书摆在膝头，沉思般地盯着火焰。

有好几分钟的时间，谁也没说一个字。所有人都沉浸在对牛虻之死的感怀里。

普兹列夫斯基吸着纸烟，等着大家伙交流看法。

“真是个沉重的故事，”谢列达打破了沉默，“就是说，世上真有这样的人。一个人本来是承受不来这些的，可要是为了理想，那么他就能克服一切。”

他说得激动不已。这本书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安德留沙·佛米切夫从前是白教堂城的一名鞋匠学徒，他忿忿地嚷了起来：

“那个该死的教士把十字架往他嘴巴里塞，要是换作我，非立马取了他性命不可！”

安德罗休克拿根小木棍把饭盒往火边上推了推，用深信不疑的语气发表了一番感想：

“要是你知道为何而死，死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候人就会显示出一种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与你同在的，那就绝对应当死得从容。英雄气概就是这么来的。我认识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名叫坡莱卡。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敖德萨被白军给当场抓住后，一气之下，就照着整整一个排的敌人冲了过去。没等刺刀挨到他，他就刺啦一声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在他脚底下爆炸了。尽管他自己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不过周围也倒下了一堆的白匪兵。要是从外表看上去，他没什么可取之处。没人会给他写这么一本书，不过其实还是值得书写的。在咱们的兄弟们当中，出色的人可多着呢。”

他把勺子搁在饭盒里搅了搅，撅起嘴巴，尝了口勺子舀起的茶水，继续说道：

“可也有人死得像狗一样。死得不清不楚，毫无光荣可言。当时我们正在伊贾斯拉夫打仗，这个城市是这样的古老，还是在公爵的年代建成的。城市就在戈伦河的岸边。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跟个堡垒似的，没法强攻。于是呢，我们翻了进去。我们呈分散的队形，顺着巷子摸索前进。处在我们右翼的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然后就瞧见，在一户院子近旁立着三匹马，全都拴在栅栏上，还佩着马鞍子。嘿，这不明摆着的事儿了么，我们寻思着，准能当场逮几个波兰兵。我们十来号人就冲进了院子。拿把毛瑟枪冲在最前头的，是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

“我们冲到房子跟前，发现门是开着的，就进去了。本以为会遇到波兰兵，结果竟恰恰相反，是我们自己的骑兵侦察队员在里头活动。他们抢在我们前头到了。我们看见他们在这儿干着十分不体面的事儿。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们在欺负一个女人。那儿住着的是个波兰军官。他们那会儿已经把他的老婆摁倒在地上了。那个拉脱维亚人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就用自己的语言吼了句什么。于是那三个人就被拖进了院子里。咱们俄罗斯人就两个，其他的全都是拉脱维亚人了。那个连长姓布列吉斯。哪怕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我也看出来了，明摆着，他们要毙了那三个家伙。这些个拉脱维亚人真是有骨气的硬汉子，性子刚烈。他们把三个人拖到用石头垒的马厩跟前。完蛋了，我心想，这下准是要被崩了。这三个被抓的人当中，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模样奇丑无比，他不肯就范，使劲扑腾着。还骂的难听极了，说什么，难道为了个娘们儿就该枪毙！另外那两个也不住地求饶。

“见到这幅光景，我觉得浑身发冷。我就跑到布列吉斯面前说：‘连长同志，叫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好了。你干吗让他们的血脏了自己的手呢？城里的仗还没打完，可咱们却忙着在这儿跟这几个人算账。’他立马朝我转过身子，我就后悔自己说出的话了。他的两只眼睛活像老虎，毛瑟枪就指着我的嘴巴。我打了七年的仗，可这一回是真害怕了。我觉得他会不由分说一枪崩了我。他用俄语冲我嚷着。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了他的话：‘旗子是血染的，可这些家伙是全军的耻辱。当了强盗就得拿命抵。’

“我看不下去，从院子里跑到了大街上，枪声就从后面传了过来。我心想，了结了。等到我们再排成散兵线进发的时候，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整个故事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些人就像狗一样地死了。他们都是从梅利托玻利附近加入我们的骑兵侦察队的。曾经还在马赫诺[2]手底下干过，一群乌合之众。”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放在脚边，开始去解装着面包的背囊。

“是有这样的败类混在咱们的队伍里，你总不能一下子看透所有人。从外表上看，这些人也是在为革命卖力。可他们其实是耗子，能坏一锅汤。可我当时还是看不下去。直到如今也忘不了。”他说完这一番话，就喝起茶来。

直到深夜，骑兵侦察员们才睡下。谢列达在熟睡中打起了呼噜。普兹列夫斯基把脑袋枕在马鞍子上，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了。他把马拴到树上，把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招呼到自己跟前，说：

“指导员，听我说，有这么一件事儿，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打算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他们那儿往后准有大仗要打。他们集结了这么多人，总不会是为了摆宴席吧。可咱们这儿呢，所有人只能待在一个地方瞎晃悠。”

指导员惊奇地望着他：

“什么叫转过去？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电影院么？这像什么话？要是咱们所有人都开始从一个队伍蹦到另一个队伍，那可有好戏看了！”

“在哪儿打仗，还不都是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麦尔的话，“在这儿也是打，在那儿也是打。我又不是要逃到后方去。”

克拉麦尔断然表示了反对：

“那么你眼里还有纪律吗？保尔，你什么都好，可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你总是想干嘛，就干嘛。可是党和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之上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人都该做到，不是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是哪里需要他，他才去哪儿。普兹列夫斯基不是已经拒绝过你调职了吗？这就意味着，此事可以不必再提了。”

又瘦又高、面色蜡黄的克拉麦尔因为过于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密密实实地盘踞了他的两肺，使得他的双颊时常呈现出病态的绯红。

保尔待克拉麦尔平静下来，用并不大声却坚定不移的口气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部队里去——我去定了。”

到了第二天傍晚，保尔的身影已经从篝火旁消失不见了。

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在靠近学校的土丘上，骑兵们围聚成了一个大圈。布琼尼骑兵队的一名健硕的战士坐在机枪车尾部，他神气地把军帽往后脑勺一推，就拉起了手风琴。一名穿着红色肥裤子的骑兵合着琴声，狂放恣意地跳起了疯狂的戈帕克舞。不料琴在他的手底下发出断断续续的嘶吼，节奏也乱作一团，搞得那舞者的步伐也凌乱了。

村子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出于好奇，也爬上机枪车，或是骑到临近的篱笆墙上，看着属于这支刚刚开进他们村的骑兵旅的一些战士们，跳起大胆而豪放的舞蹈。

“托普塔洛，跳得再快点儿！把地给它跺平。哎，加油哇，老弟！拉手风琴的，来点火力！”

不过呢，这位手风琴手那粗壮的手指头倒是连马蹄铁都能扳弯，可按起琴键来却困难得很。

“马赫诺的人把阿法纳西·库利亚布科砍死了，”一名晒得黝黑的骑兵惋惜地说，“他的手风琴拉的可是一等一的好，还是骑兵连里的排头兵，真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他是个好战士，还是最好的手风琴手。”保尔就同他站在一起。听到最后几个字，他挤到机枪车跟前，把一只手打在了风箱上。手风琴顿时没了声响。

“你要干吗？”拉手风琴的战士瞟了他一眼。

舞步也戛然而止。四周传来许多不满的声音：

“那儿是怎么回事？怎么停了？”

保尔一只手拉住了琴带：

“给我，我来背会儿。”

那个布琼尼骑兵将信将疑地望着眼前陌生的红军战士，犹犹豫豫地从肩上摘下了琴带。

保尔还是按照习惯动作，把手风琴搭在膝头。像打开一把折扇似的开了波浪式的风箱，他再一用力，在开合之间，和谐的乐曲就流淌过每个人的心头：

哎呀呀，小苹果，

你要滚到哪里去？

落到省肃反委的手里面，

你可就回不来啦。

托普塔洛随着熟悉的旋律飞旋起来。他扬起双臂，仿佛鸟儿一般，绕着圈儿地飞奔，抛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花哨动作，啪啪地拍打着自己的靴筒、膝盖、后脑勺、额头，还用手掌把靴底子拍得震天响，到了最后是拍打大张开来的嘴巴。

手风琴以豪放而醉人的节奏，催促着他，驱使着他，托普塔洛就轮番踢着双腿，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嘴里还气喘吁吁地喊着：

“嘿，哈，嘿，哈！”

一九二零年六月五日，经过几场短暂而猛烈的搏斗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撕破了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的防线，还把企图在路上拦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消灭得一干二净，随即朝着鲁任方向进发。

波军指挥部为了堵住缺口，于匆忙之中拼凑出一只突击部队。五辆履带式装甲坦克刚刚从波格列比谢火车站的平车上卸下来，就匆忙奔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军绕过了扎鲁德尼齐[3]，逃过了备下的袭击，不知不觉进入了波军的大后方。

跟踪着骑兵第一军，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忙又追了上去。这支骑兵师得到命令，要从后方包抄骑兵第一集团军。依照波军指挥部的观点，骑兵第一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波军的后方重要战略据点——卡扎京市。但是这并未缓解波兰白军的处境。尽管第二天他们就堵上了被撕开的防线缺口，并在骑兵第一军的身后将防线连成了一片，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嵌进他们的大后方，捣毁了多个敌军后方基地，并意欲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动猛攻。在进行过程中，各个骑兵师还沿途摧毁了一些小型的铁路桥，破坏了多条铁路，为的是让波兰军队无路可退。

根据多名俘虏的口供，在日托米尔驻扎着他们的集团军司令部——事实上，甚至连战线司令部也驻扎在那里——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员做出决定，要攻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道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时分，第四骑兵师已经朝着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顶替了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一个骑兵连里直接升任成了排头兵。这个骑兵连的战士们不愿放走如此出色的手风琴手，便集体申请将他收下了。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战士们排成扇形阵形，任由烈马纵横驰骋，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鼻息粗重，战士们脚踩马蹬直立起了身子。

地面从脚下飞快又飞快地略过，一座装点着花园的大城市迎面朝着骑兵师扑来。他们从一座座花园当中飞驰而过，一直冲到城中心，“杀呀！”——这可怖而骇人的叫声伴随着死亡，在空中回荡着。

失魂落魄的波兰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当地的卫戍部队当即土崩瓦解。

保尔俯身贴靠着马脖子，一路飞驰。他身畔那个骑着细腿黑马的人，是托普塔洛。

保尔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勇猛的骑兵毫不留情地砍倒了一个没来得及把枪架到肩上的波兰士兵。

马蹄得得敲打着石板路。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就架在道路正中央，三个身穿蓝色军装、头戴四角方形军帽的波兰兵正俯身对着它。第四个的衣领上用金线绣着好几条蛇的图案，见他们冲过来，就伸出了端着毛瑟枪的那只手。

此时，无论是托普塔洛还是保尔都无法勒住马了，他们只好直直地冲着死神的爪子、那架机枪而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偏了……子弹如同一只麻雀，擦着他的面颊飞了过去，波兰中尉被马用胸膛撞飞了，他仰面倒地，脑袋磕在了石头上。与此同时，机枪古怪地狞笑着，猛地喷射出了火舌。托普塔洛像是被数十只黄蜂蛰到了似的，连人带马倒在了地上。

保尔的马扬起前蹄，惊恐地嘶叫了两声，紧接着便带着背上的人，一连经过倒地的两人，径直朝着机枪旁边的几人冲了过去。军刀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电光般的弧线，便刺进了一顶蓝色方帽里。

保尔手中的军刀重又高举在空中，正预备照着另一颗脑袋砍下去。可是亢奋的马却蹦到另一边去了。

就在这时，骑兵连的人马仿佛发了狂的山洪，朝着十字路口奔腾而来，数十把军刀在空中此起彼伏。

监狱那又长又窄的走廊上，叫喊声响作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面容疲惫而憔悴的人们骚动起来了。城里正在进行战斗——难道说还可以相信么，相信自己还能恢复自由身，相信这是自己人不知由哪儿打回来啦？

枪声已经到了院子里。有些人正沿着走廊跑动。突然，传来一个亲切的，亲切到令人无法形容的声音：“同志们，出来吧！”

保尔跑到上了锁的牢门前，门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户，门里的几十对眼睛全都注视着这里。保尔用枪托拼命去砸锁，一下接着一下地砸！

“等一等，让我炸开它。”米罗诺夫止住了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榴弹来。

排长齐加尔钦科一把夺过了手榴弹：

“快住手，疯子，你傻了不成？钥匙马上就到。哪里撬不开，咱们就用钥匙来开。”

在手枪的逼迫下，几名看守已经被押进了走廊。不一会儿，走廊上就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欣喜若狂的人们。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里：

“同志们，你们自由啦！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师已经拿下了城市。”

一个女人泪眼汪汪地扑向了保尔，像抱着亲人似的抱住他，号啕大哭起来。

对战士们而言，同任何战利品、任何胜利比起来，解放出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都更加弥足珍贵，他们被波兰白军关在这个石匣子里，心惊胆战地等待着被枪毙或者被绞死的命运。此外这里还关着两千名红军的政工人员。对于这七千名革命者来说，暗无天日的黑夜刹那变成了阳光明媚、炎热和煦的六月天。

一名脸色黄得如同柠檬皮般的犯人，开心地朝保尔奔了过来。这是萨穆伊尔·列赫尔，来自谢佩托夫卡的印刷厂排字工。

保尔听萨穆伊尔向他娓娓道来，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薄霜。萨穆伊尔向他讲述了发生在故乡小城的流血惨剧，他的字字句句犹如熔化了的钢水，滴落在保尔心间。

“一天夜里，我们所有人一下子全被捕了，准是叫哪个混蛋奸细给出卖了。我们所有人都落到了宪兵队的手掌心里。保尔，他们打我们可真狠啊。我受的苦比其他人要少些：打了头几下我就倒在地上晕过去了，可是其他人身子骨结实些。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宪兵队知道的比我们还多。咱们走的每一步，他们都一清二楚。

“这下谁都看清楚了，叛徒就在我们当中呢！那些日子就不要跟我提了。保尔，好多人你都认识：瓦莉娅·布鲁扎克，从县城里来的罗莎，她还是个小女孩儿呢，才十七岁，多好的姑娘啊，她的眼里总透着一种信任，还有萨沙·邦沙夫特，你还记得吧，我们的排字工，多么快乐的小伙子，他老是爱画讽刺我们厂长的漫画。这是他。然后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跟屠日茨。看吧，这些人是你认识的。剩下的其他人是来自县城和乡下的。一共抓了有二十九个人，当中有六个是女的。瓦莉娅和罗莎在头一天就被强奸了。这帮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她们被拖回牢里的时候都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自此以后罗莎就开始语无伦次，没过几天精神就完全失常了。

“那些畜生不相信她是真疯，还以为她是在装疯卖傻，每次审问都要打她。等到她要被枪毙的时候，她看着可怕极了。脸给打得黑黑的，眼神古里古怪，十足一个发了疯的——老太婆。

“瓦莉娅·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像是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打哪儿得来，可是保尔，难道说，我能把他们的死法全部讲给你听吗？我讲不出口。他们的死可比这个字要糟糕得多……瓦莉娅所参与的是最危险的工作：正是她跟波兰司令部的几名无线电报员保持着联系，她还被派到县里去做过联络工作，并且在她家里搜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一切都经过了设计，为的就是要把预谋炸司令部的罪名安在她头上。

“唉，保尔，关于最后几天的情景，我真的是说不出口，不过既然你要求了，我就告诉你。军事法庭做出了判决：瓦莉娅跟另外两人绞刑，其余的同志一律枪毙。

“那些被我们策反了的波兰士兵，要比我们提早两天受审。

“有一名年轻的下士，无线电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战前曾在洛济当过电工。他的罪名是叛国以及在士兵中间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在判决下达的二十四小时过后，他就被执行了枪决。

“在他的事儿上，瓦莉娅作为证人被传讯了。她告诉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从事了共产主义宣传，但断然否认了叛国的罪名。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的一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所做的，不过是叫那些跟我一样被赶上战场的士兵们睁开了眼睛。你们可以为这个绞死我，不过我从没背叛过祖国，也绝不会背叛。只不过咱们的祖国是不一样的。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老爷的，而我的呢，是工人农民的。在我的这个即将诞生的祖国里——我深信这一点——绝不会有人叫我叛徒’。

“判决下达后，我们所有人就被关到了一起。到了临刑前，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监狱里。在监狱对过儿的医院附近，一夜之间搭起了绞刑架。在距离林子边上稍远的地方，就在靠近大路的断崖上，选了块执行枪决的地儿。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个坑。

“处决的告示在城里贴了出来，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波兰人决定要当着全城人的面对我们执行判决，要在白天，好叫所有人都能看见，都感到害怕。从早上就开始把老百姓从城里往刑场赶。一些人出于好奇去了——尽管他们觉得吓人，可还是去了。绞架四周围满了人。不管眼睛看到哪儿，全是人的脑袋。你知道，监狱是被木栅栏围着的。绞架就架在监狱旁边的那个地方，嘈杂的人声连我们都听得到。在后面的街上，架起了好几挺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甭管是骑兵还是步兵，全都调了来。他们以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封锁了大街小巷。就在绞架的边上，他们为判了绞刑的犯人专门挖了一个坑。我们一声不吭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偶尔才有只言片语的交流。该说的话早在头一天夜里就全说尽了，并且也在那个时候道过了别。只有罗莎缩在牢房的角落里，自言自语低声说了些叫人听不明白的话。瓦莉娅被强暴和毒打得遍体鳞伤，已经不能走路了，一直躺着。从乡下抓来的两名共产党员，也是亲姐妹，抱成一团互相诀别，还是忍不住大哭起来。从县里来的斯捷潘诺夫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个大力士——他在被抓的时候还打伤了两个宪兵——只听他口气坚决地向两姐妹要求道：‘同志们，不要流眼泪！你们在这里哭了，到了那儿可就不许哭了。绝不能叫那些嗜血的狗崽子们高兴。他们横竖不会放过咱们，咱们横竖都是一死，那就死得从容些吧。咱们当中谁也不能屈着膝在地上爬。同志们，请记住，要死就死的从容不迫。’

“终于轮到我们了。走在头里的是侦缉处处长什瓦尔克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施虐狂，疯狗一条。要是他不去强奸，就让宪兵们去强奸，他自己就在一旁玩味。从监狱前往绞架的路上，宪兵们用人墙排出了一条走道。这些军服肩上垂着黄穗带的“黄脖子狗”站立着，个个佩剑出鞘。

“我们被枪托顶着赶进了监狱院子里，每四人被编成了一组。院门打开了，我们被押到了大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好让我们先眼见着同志们死去，然后才轮到自己。绞架很高，是用粗壮的原木搭起来的。上面吊着三个用粗捻绳系成的圈索。脚手架带有梯子，就抵在一根活动的桩子上。人潮涌动着，从中传出了微弱的嘈杂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我们也认出了自己的亲友。

“在不远处的台阶上，聚着几个手拿望远镜的波兰小贵族阶级，还有几名军官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是要来瞧瞧，怎么把布尔什维克绞死。

“脚底下的雪很软和，林子都叫它给染成了白色的，树上也像是撒了棉絮似的，天上飘着雪花儿，慢慢落到我们滚烫的脸颊上，然后就一点点融化了。脚手架上也积了一层雪。我们所有人的衣服几乎全被剥光了，可谁也不觉得冻得慌，斯捷潘诺夫甚至都没留意到自己脚上只穿了袜子。

“一名军事检察官跟好几个高级军官，都在绞刑架边上站着。到了最后，被判了绞刑的瓦莉娅连同那两名同志从监狱里被押了出来。他们三个人全都手挽着手。瓦莉娅在中间，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被同志们搀扶着，可她记着斯捷潘诺夫说的那句‘要死就死得从容不迫’，仍尽力试着自己走。她没穿外衣，只穿了件绒线衫。

“看起来，什瓦尔克夫斯基不爱让他们手挽手走路，他朝走着的几个人推了一把。也不知道瓦莉娅回敬了句什么，就为这句话，一个骑在马上的宪兵照着她的脸狠狠抽了一鞭子。

“人群里头有个女人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她发了狂般地嘶叫着，挣扎着想挤过人堆冲到三个人跟前。可她还是叫人给抓住，不知拖到什么地方去了。估摸着，该是瓦莉娅的母亲。等走到离绞架不远的地方，瓦莉娅唱起了歌。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嗓音——或许只有正迈向死亡的人才能唱得这么有感情吧。她唱的是《华沙工人歌》。她的同伴们也跟着附和。马鞭子落了下来，气急败坏的宪兵开始毒打他们。可他们却跟感觉不到似的。他们被打倒在地上，像拖布袋一样地被拖到了绞架跟前。匆匆念完了判决书，绳索就套到他们脖子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齐声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下里朝我们扑了过来；我只看到，一名士兵拿枪托打落了脚手架的那截桩子，于是三个人全都吊在绞索上，抽搐起来……

“就在我们十个人已经站到墙根底下的时候，有人念了判决书，说是将军大人开恩，把死刑改成了服二十年苦役。可其余的十六人还是被枪毙了。

说到这儿，萨穆伊尔一把扯开了衬衣领子，仿佛被它勒得喘不过气一样。

“被绞死的人挂了三天没有解下来。绞架边上日夜都有巡逻兵站着。后来我们狱里又关进来几个新犯人。据他们讲，‘到了第四天，最重的托鲍利金把绞索撑断了，直到这会儿才把其余两个也解下来，就地给埋了。’

“不过绞架一直还立着。在我们被押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它。就那么立着，连绞索都在，等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不吭声了，呆滞的眼神凝视着远方。他的话讲完了，保尔没有察觉。

那三具尸体的模样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耷拉着骇人的头颅，无声无息地摆动着。

街上猛然吹响了集结号。这个响声迫使保尔清醒过来。他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萨穆伊尔，咱们从这儿出去吧！”

被俘的波兰士兵在骑兵的押送下走在大街上。团长站在监狱门前，往阵地记事本上书写了一道命令。

“请拿着，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字条交给矮壮的骑兵连长，说道，“派一支骑兵侦察小分队，把所有俘虏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派。受了伤的要给包扎好，抬上马车，也派到那儿去。运到离城二十俄里前后的地方，就叫他们走吧。咱们没工夫忙活他们的事儿了。看好了，不能有任何粗暴对待俘虏的事儿发生。”

保尔骑到马鞍子上，扭头对萨穆伊尔说：

“你可听见了？他们绞死咱们的人，可咱们却要把他们送回自己人身边儿，还不准粗暴对待！谁能办得到啊？”

团长扭过头来，审视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带着坚定而冷漠的口吻说道：

“虐待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可是要枪毙的。我们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大门的时候，又记起了曾当着全团宣读过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

“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国家以红军为荣，并要求不得在其旗帜上抹上任一污点。”

“不得抹上任一污点。”保尔嗫嚅着嘴唇说道。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克日托米尔的时候，在奥库尼诺沃村所在地区，从属于高利科夫同志所率突击队的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强渡了第聂伯河。

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编成了一支部队，他们接到命令，要横渡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通往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退路。就在渡河的时候，米什卡·列夫丘科夫牺牲了，他是谢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员。

正当战士们顺着摇摇荡荡的浮桥跑步通过时，一颗炮弹由山那边飞了过来，掠过战士们的头顶，在水面上开了花。就在刹那间，米什卡一头栽到了浮桥的小船底下，被河水吞噬了，而且再也没冒上来。唯有头发淡黄、头顶无檐儿军帽的红军战士亚基缅科惊呼起来：

“哎呀，糟了！米什卡掉进水里去了，这小子连个影儿都没了，这下可完了！”他停下脚步，惊慌失措地死死盯住黑黢黢的水面，可是后面不断有人撞到他的身上，推搡着他：

“傻瓜，把嘴巴张这么大干嘛！赶紧往前走！”

处在当时的情形中，战友的生死已无暇顾及。他们旅已经落在后头了，其他部队早就攻占了右岸。

谢廖沙过了四天才得知米什卡的死讯。在一场奋战过后，他所在的旅夺下了布恰车站，旋即调转攻势，直指基辅。当时，他们旅正经受着波军的凶猛进攻，波兰人妄图冲出一条通向科罗斯坚的缺口。

亚基缅科跟谢廖沙并排卧倒在地上。他中止了猛烈的射击，吃力地拉开烫得发红的枪管，然后把头埋到地上，转身对谢廖沙说：

“步枪得喘口气了，像火一样烫手！”

在枪炮的轰鸣声里，谢廖沙几乎听不见他。等到四周稍微安静了些，亚基缅科像是随口一说似的，告诉他说：

“对了，你的好伙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掉进水里的。”说完这话，他用手摸了摸枪管，从子弹袋中取出一排子弹，熟稔地把它填进了弹匣。

被派去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遭遇了波军的殊死顽抗。

在多条街道上同时打响了浴血战斗。敌军的机枪密集扫射，试图拦住骑兵的路。不过城市还是被拿下了，波军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士兵纷纷抱头乱窜。在车站上还截获了好几列火车。然而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莫过于炸毁了他们的一百万发炮弹——那可是波军全线的军火库。城里的玻璃全给震了个粉碎，房屋犹如纸板做的，在爆炸声里晃个不停。

红军进攻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是对从波军的背后给了他们一击。于是，波军兵分两路，急匆匆撤离了基辅，拼命想从钢铁般的包围圈里给自己辟出一条生路。

保尔已经记不得身为个体的感受了。这些日子以来，每天都充斥着激烈的战斗。他，保尔·柯察金，已经融入了集体之中，并且同每个战士一样，似乎已经忘记了“我”字，只剩下“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事的变幻有如飓风般迅猛。每一天都有新的战况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带有丝毫停留，接连不断地给波军以重创，彻底捣毁了整个波军大后方。各骑兵师满怀胜利的喜悦，势如破竹，向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这个波军后方的心脏地带发起了猛攻。

战士们像是拍击过峭壁后的浪头般，退回来，休息片刻，接着就呐喊着可怕的“杀呀！”，再一次冲了上去。

事到如今，什么都帮不上波军的忙了：铁丝网不成，驻城部队的殊死抵抗也不成。六月二十七日清晨，布琼尼的战士们乘马渡过斯卢奇河，冲进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一路追击往科列茨镇逃窜的波兰白军。与此同时，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诺利附近渡过了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便直扑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前线司令员的命令，要调集所有骑兵部队，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势不可挡，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士气全无，散成几撮自寻活路去了。

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去了停着装甲列车的车站，就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意想不到的人。起初，他的马一溜烟跑到了路基上。直追到第一节车厢跟前，保尔才勒住了缰绳。车厢漆成了灰色，只见有辆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儿，隐藏在车内的大炮露出了黑森森的炮口，令人望而却步。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它跟前忙活着，想把一块护着车轮的重钢板掀起来。

“上哪儿能找到装甲列车的指挥员？”保尔问那个穿着皮子上衣、拎着水桶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那人指指火车头。保尔走到火车头跟前停了下来，又问：

“指挥员是哪位？”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从头到脚裹在皮子里的人转身对他说：

“是我！”

保尔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公文。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信封上签个字。”

指挥员将信封摆在膝头，署起了名字。在火车头的中间那个轮子边上，有个人正忙活着加油。保尔只看得到他那宽阔的后背，以及从皮裤口袋里露出的手枪把。

“喏，签好了，拿去吧，”穿着皮上衣的人把信封递给了保尔。

保尔拢起马缰，正打算离开。这时，火车头边上那人挺直了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像是被风刮倒了似的，一个激灵从马背上蹦了下来。

“阿尔焦姆，哥！”

那个浑身沾满油污的机车工立即放下油罐，熊抱住了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坏蛋！原来是你啊！”他高喊道，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装甲列车的指挥官惊奇地望着这一幕。红军炮手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瞧，两兄弟重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把军帽给弄丢了。他停住了马，可是前头的骑兵战士已经杀进了波军的散兵阵营里。杰米多夫从洼地里的灌木丛中飞奔出来，他一路冲向下面的河岸，高喊着：

“师长被打死了！”

保尔打了个寒战。列图诺夫，他英勇的师长，无畏的战友，死了。保尔的内心升腾起一股狂怒之火。

保尔拿钝刀头往那匹疲惫不堪、血迹斑斑的枣红马身上一抽，奔着战事最酣的地带冲了过去。

“砍死这些畜生！砍死他们！消灭波兰小贵族！他们打死了列图诺夫！”他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干掉一个穿绿制服的敌人。

为着师长的死，骑兵们心中燃起疯狂的仇恨，把一个排的敌兵消灭得一干二净。

为了追逐溃逃的敌人，骑兵们疾驰进一片开阔地带。然而就在这时，敌人的大炮冲他们开火了：霰弹的碎片裹挟着死亡，撕裂了空气，向他们袭来。

一道如同镁光的绿色火焰，突然闪烁在保尔眼前，他的耳畔响起一声惊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脑袋。大地先是令人害怕而又莫名其妙地旋转起来，随后便歪向一边，倒了下去。

保尔就像是一根细稻草，从马鞍子上甩了下来。他的身子跃过马脑袋，重重地摔在地上。

夜即刻降临了。

[1]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四公斤，用于爆破铁丝网。

[2]1889年—1934年, 国内战争时期南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首领之一。

[3]乌克兰鲁任地区的村子。

第九章

章鱼有一只眼睛是往外鼓起的，这只眼有猫脑袋大小，呈暗红色，中心是绿的，正忽闪忽闪发出亮光。章鱼摆动着几十条触手，它们如同缠绕作一团的蛇，表皮的鳞片发出令人厌恶的沙沙声。章鱼在移动。他看见它几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触手在他身上游走，它们冰冷，并且像荨麻一样扎人。章鱼伸出了毒刺，这刺犹如蚂蝗，吸附在他脑袋上，在起伏收缩之间吮着他的血。他感受到血液正从他身上流入不断膨胀起来的章鱼躯干中。可那根毒刺仍在吮着，吸着，他脑袋上被吸住的地方已是疼痛难忍。

只听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人的谈话声：

“他现在的脉搏是多少？”

另一个更加轻柔的女声答道：

“他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在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可毒刺带来的疼痛还在。保尔感到，有人正用手指触碰着他一只手的手腕前部。他竭力想要睁开眼睛，然而眼皮沉甸甸的，试了半天也没力气掀起来。怎么会这么热呢？想必是母亲烧旺了炉子。可又有人在某个地方说话了：

“现在脉搏是一百二十二。”

他尝试着去抬起眼皮。可身子里头有一团火，喘不过气来。

喝水，真想喝水啊！他这就要起身，去喝它一个水饱。可他为什么起不来呢？才想动动身子，可这副身子却像是人家的那般不听使唤，不像是自己的了。母亲这就把水拿过来了。他要告诉她：“我想喝水。”有什么东西在他身旁出现了。莫不是那只章鱼又悄悄地挨近了？就是它，就是它那只眼放出的红光……

只听到远方传来一个轻声细语的声音：

“弗茹霞，请拿水来！”

“这名字是谁的？”保尔使劲回想着，可一用力，他便跌入黑暗之中。从中浮起而后又想起来：“我想喝水”。

他听到有人说话：

“看起来他正苏醒。”

一个温柔的声音已是更亲切，也更近了：

“您想喝水吗，这位病号？”

“难道我成了病号？要么这话就不是跟我讲的？对了，我是患了伤寒了，怪不得这么喊我。”于是，他做了第三次抬眼皮的尝试。他终于在这次取得了成功。透过单只眼打开的一道窄缝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在头顶上的一个红色球体，可这个球随即就被一团黑乎乎的影子给挡住了；这团黑乎乎的影子朝他俯下身子，于是，嘴唇便触到了玻璃杯坚硬的边缘，以及水分，滋养心田的水分。

他心满意足地嗫嚅道：

“这下可好了。”

“病号，您看得见我吗？”

这是站在他头顶上的那团黑乎乎的影子发出的询问。他已是昏昏欲睡，但仍来得及答上一句：

“看不见，不过能听见……”

“有谁能想到，他竟活过来啦？可是瞧瞧吧，他到底还是挣扎着活下来了。体格真是强壮得出奇。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满可以感到自豪了，是您精心护理好了他。”

一个女人激动万分地说：

“哦，我太高兴了！”

在经历过十三天的不省人事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意识。

保尔那年轻的身体不甘死去，气力也在慢慢地注入其中。这是第二次生命，一切看上去都新鲜而不同于以往。只有脑袋带着无法克服的重量被固定在石膏盒内，并且也没力气去把它从位置上挪开。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回来了，手指也已经可以收放了。

在自己四四方方的房间里，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陆军医院年纪最轻的医生，正坐在小桌子前，翻阅着那本有着淡紫色封皮的厚厚的日志本。本子上是用娟秀的斜体字书写下的简短笔记：

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救护列车往我们这儿运来一批重伤员。一名包扎了头部的红军战士躺在窗边角落的吊床上。他年仅十七岁。从他几个衣袋里翻出的一沓证件连同医生诊断书一并装在一只信封里，交给了我。他名叫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里头有：一本磨破了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号团证，一本残破的红军证和一张由团部颁发的嘉奖令的副页，上面写着，向英勇执行战斗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授以嘉奖。还有一张纸条，显然是主人亲笔书写的：

“要是我死了，拜托战友同志将死讯告诉我的家人：谢佩托夫卡市，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自从八月十九号被炸伤那刻起，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会给他做检查。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脑颅被打穿了，由此造成整个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单眼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想把这只眼摘除，以免发炎。但我劝阻他先别这么做，只要还有消肿的希望。他同意了。

我的提议纯粹是从审美上考虑的。要是小伙子能活过来，干吗要叫他变成少了一只眼的残疾呢？

这名伤员一直在说胡话，折腾个不停，必须时常有人守护在他身边。我在他身上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为他的年轻而惋惜，若是办得到，我想从死神手里把他夺回来。

昨天交过班后，我又在病房里待了几个小时：他是伤得最重的。我细听他的胡言乱语。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在讲故事一样。我知道了他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会吓人地说出一些骂人话。这些骂人话难听极了。不知为什么，听到从他嘴巴里吐出的这些污言秽语，我会心痛。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不会活过来了。老头子气愤地嘟囔道：“我真搞不懂，几乎都还是孩子呢，怎么能吸收入伍？这真是岂有此理。”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的意识还是没恢复。如今他躺在专门病房里，躺在那儿的都是些濒死的人。一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卫生员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原来，她是认识他的。他们很久以前在一起工作过。她对这个病号可真是关怀备至啊！事到如今连我也觉得，他的情况是无望的了。

九月二日

夜里十一时。今天我度过了美妙的一天。我的病号柯察金，恢复了知觉，复活了。他迈过了那道坎儿。最近这两天我没有回家去了。

此刻我无法表达自己又挽救了一个人之后的快乐。我们病房又能少逝去一条生命了。在我这份令人倍感疲惫的工作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病号痊愈了。他们如同孩子般地依恋我。

他们的友谊真挚而纯朴，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有时甚至会落泪。这有点儿好笑，但这是真的。

九月十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书。他写道，自己受了轻伤，很快就能痊愈并且回家了；他失血很多，脸色如同棉絮般苍白，还十分虚弱。

九月十四日

柯察金头一次笑了。他的笑容很好看。他向来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他的体能正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恢复。他跟弗茹霞是朋友。我常常在他的床边看到她。看来，她同他说了我的事儿，当然，是过分夸奖了，所以这个病号一见我进来，总会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

“大夫，您手上的黑斑是什么啊？”

我没有说，这些是他手指的抓痕，是他昏迷的时候狠命抓我手留下的。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额头上的伤看着恢复得很好。换药的时候，他那无尽的忍耐力叫我们这些医生都感到惊讶。

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通常都会不住地呻吟或是闹脾气。可他却一声不吭，并且，每回给他的伤口涂碘酒，他总把身子绷得紧紧的，就像一根弦。他常常会失去知觉，但却从来都没有哼唧过一回。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一点：倘若柯察金哼唧了，那只能意味着他失去了意识。他这股子坚韧劲儿是打哪儿来的？我不知道。

九月二十一日

柯察金第一次坐上轮椅，被推到医院的大阳台上去了。他是带着怎样的眼神望着花园呵，又是多么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头部被纱布包裹着，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灵活地转动着，它看着这个世界，就好像是头一回看见它。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被喊到楼下接待室去了，在那儿我见到了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漂亮极了。她们请求见见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娅·图曼诺夫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娅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了。有时柯察金在说胡话的时候会反复提到它。我准许了他们的会面。

十月八日

柯察金第一次独立地在花园里散了步。他不止一次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回答说快了。那两个女伴每到探视日就来探望病号。现在我知道他不曾呻吟也绝不呻吟的原因了。对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

“您读一读小说《牛虻》，然后就能明白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热地同他互相道别。绷带已经从他眼睛上解下来了，只有额头上的还缠着。他的一只眼失明了，不过从外表看起来倒还正常。同这样一位好同志分别，我难过极了。

永远是这个样子：病人治好了病就离开我们，要是有可能，最好是再不见面。临别的时候，他说道：

“要是瞎的是左眼那就更好了。——从今往后我可怎么打枪呢？”

他还惦记着上前线。

在出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保尔住在冬妮娅寄居的布拉诺夫斯基家中。

他立刻尝试着把冬妮娅拉进共同的工作中去。他邀请她参加市里的共青团大会。冬妮娅同意了，可当她换好衣服从房里出来的时候，保尔咬紧了嘴唇。她穿得太雅致了，还特意作了一番考究打扮，他打不定主意，是否还要带她去见自己的朋友们了。

于是第一场冲突发生了。他责问她干吗要打扮成这样，对此她很是委屈：

“我向来不爱去迎合大众的腔调；你要是不方便带着我去，那么我留下便是。”

于是在俱乐部里，眼看着她的漂亮衣服混在一堆褪了色的制服和女短衫之中，他感到了难堪。大家伙儿都将冬妮娅视为外人。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用鄙夷而挑衅的目光注视着所有人。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搬运工潘克拉托夫把保尔叫到了一边，这个小伙子肩膀宽大，穿着一件粗帆布衫。他不友好地瞅着保尔，又朝冬妮娅瞟了一眼，说：

“把这个美女带到这儿来的，就是你吧？”

“对，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他说。

“噢——”潘克拉托夫拖着长音说，“她的样子对于咱们可不适宜，倒像是资产阶级。怎么能把她领到这儿来呢？”

保尔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来了。明白了吗？她不是咱们的敌人，只不过在装束上——她的确有问题，可你不能老是凭穿戴就给人贴标签吧。什么人可以带到这儿来，这我也懂，同志，可没什么好给你的矛头对准的。”

他本想多讲几句难听的话，但是忍住了，他明白潘克拉托夫所说代表了集体的看法，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肚子怒气都撒在了冬妮娅身上。

“我早就跟她说过！她摆的哪门子阔气呢？”

当晚，友谊的破裂初露端倪。保尔怀着痛苦而惊讶的心情留意到，这看似牢固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如何破碎的。

又是几天过去了，而每一回见面、每一回交谈所带来的，只有他们关系上的愈加疏离和不曾挑明的反感。冬妮娅庸俗的个人主义越发叫保尔觉得难以忍受。

两个人都清楚，感情的破裂已成必然。

这一天，他们二人来到铺满褐色枯叶的库佩切斯基公园，为的是相互道出最后的话语。他们倚靠着悬崖之上的栏杆站定；脚下，第聂伯河灰蒙蒙的水流不时闪着微光。一艘拖船从巨大的桥洞里驶出，正逆流而上。它无精打采地用机轮侧翼拍打着水面，身后拖曳着两尾大肚子驳船。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油彩，在各家的窗户上映照出团团火焰。

冬妮娅望着金色的余晖，带着深深的忧伤说道：

“难道我们的友谊就要消散了么，如同眼前的太阳一般熄灭？”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把眉头拧得紧紧的，轻声回答：

“冬妮娅，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你自然是知道的，我曾经爱过你，即便到了现在，我的爱也还可以回来，不过为此你得跟我们在一起。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要是你觉得我首先应当属于你，然后才属于党的话，那么我会是个坏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是属于你和其他亲人的。”

冬妮娅忧郁地注视着深蓝的河水，泪水噙满了她的双眼。

保尔望着她那熟悉的侧脸和浓密的栗色头发，不由打心底对这个自己曾一度如此珍视而亲近过的姑娘涌起一股怜惜之情。

他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

“抛开一切束缚你的事情，到我们当中来吧。咱们一起去打倒主子。我们当中有许多好姑娘，她们同我们一道肩负起了残酷斗争的所有重担，同我们一道忍受住了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像你这么高，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想对你硬上弓，可这人是个败类，并不是个战士。你说，你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可你干吗打扮得像要参加资产阶级舞会似的？是骄傲害的：你说你不会穿着脏制服去迎合别人。你有胆量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他所爱的思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但愿往后想起你都是美好的……”

他沉默了。

第二天，保尔在大街上看到一张告示，署名的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原来正是朱赫来。他的心颤动了一下。他好不容易寻到了这个水兵的所在之处，可卫兵却不放他进去。于是他一番死缠烂打，差点没让卫兵给抓起来，好在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

同朱赫来的相见是愉快的。炮弹炸去了朱赫来一只手臂。两人还商定好了工作上的事情。

“你暂时还没有上前线的体力，先跟我一起在这儿做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明天就过来。”朱赫来说道。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了华沙城墙边上，却也已耗光了所有的物资和体能，再加上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因此没能攻克最后一块阵线便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从华沙的这次撤离，称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存活了下来。关于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望尚未实现。

鲜血淋淋的国家需要喘息。

保尔没能有机会见见亲人们，因为谢佩多夫卡城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并且成了交战双方阵线的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业已展开。保尔不分昼夜地待在肃反委员会里面，执行着各类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得知家乡被波军占领的消息，保尔发了愁。

“该如何是好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停战的话，我的母亲不就留在国外了吗？”

朱赫来却安慰他说：

“想必，国境线会以戈伦河为界。这么一来这座城还是留在咱们这边。很快就能知晓了。”

多个师团被从波兰前线调到南方去了。趁着这个间隙，弗兰格尔匪帮从克里米亚老巢里爬了出来。正当共和国将全部力量集中到波兰战线之际，弗兰格尔团伙由南方一路北上，沿着第聂伯河，逼近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考虑到同波军的战争已结束，为了捣毁这个最后的反革命老巢，国家就把自己的多支军队投放到了克里米亚。

列车载着人、车辆、炉灶、武器，经由基辅驶向南方。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承担了不计其数的工作。这股列车流造成了“大塞车”，于是各个车站都给挤得水泄不通，还常常由于腾不出一条空轨而导致运转脱节。可电报机却不断吐出印有最后通牒式电文的小纸带，内容全是下令要为某某师团让道的。印满字符的纸带还在源源不断地爬出来，每封电报都写着“特急……军事命令……立即让道……”，并且几乎每封电报中都提到，不服从命令者将作为犯人被移送革命军事法庭。

负责梳理“大塞车”的正是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了进来，他们挥舞着左轮手枪，要求依照某某集团军司令员发的某某号电令，立即率先发动他们的列车。

他们谁都不乐意听到，这是办不到的。“就算断了气，也得先放我们过去！”紧接着就是一番破口大骂。遇到尤其复杂的状况，就赶紧把朱赫来搬来。这么一来，已经互相瞄准了的、剑拔弩张的双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朱赫来的身躯有如钢铁般安稳而沉静，再加上他那不容反驳的紧绷的嗓音，总能迫使人们把挥动着的手枪重新塞回到枪套里面去。

如今，保尔不得不时常顶着头部针刺般的疼痛从屋里走到月台上。肃反工作已经损害了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从一列满载弹药箱的敞车上发现了谢廖沙。于是，谢廖沙从敞车上朝他扑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他，差点没把他撂倒在地上：

“保尔！你这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伙伴都不知道，彼此该从何问起、从何谈起了。要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两人都已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抛出一个个问题，还来不及待对方回答，就自顾自地说开了。甚至连汽笛声响起都没觉察，直到列车缓缓开动，他们才松开紧搂的双臂。

能有什么法子呢？火车在渐渐提速，相会的时光到了尽头。为了不误车，谢廖沙冲着伙伴最后一次喊了句什么，就朝站台奔去，他攀住暖车敞开的车门，车里伸出的几只手把他拽了上去。保尔就站在原地目送着他，直到这会儿才猛地记起，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娅牺牲的消息。要知道谢廖沙还一直没回过家乡。而他，保尔，完全被这次相见冲昏了头脑，也忘了告诉他这件事。

“就叫他安心上路吧，不知道也好。”保尔心想。他不会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伙伴了。谢廖沙站在车厢顶上，挺起胸膛迎向秋风，他也不知道，死神正向他逼近。

“坐好，谢廖沙。”多罗申科劝他，这个红军战士的军大衣后背上让火给烧出个窟窿。

“没事儿，我跟风是老朋友了。就让它好好地吹吧，”谢廖沙笑着回答说。

仅仅过了一星期，他就在第一场战斗中死在了乌克兰秋日的草原上。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中弹使得他哆嗦了一下。他往前迈了一步，只感受到炙热的疼痛，像是胸口已撕裂开来，他摇晃了几下，并没有喊叫，张开双臂环抱住空气，接着用两只手紧紧按住胸口，俯低身子，仿佛要腾空而起似的，随后灌了铅的身子便轰然倒地，一对碧蓝的眼睛凝滞地望向无边无际的草原。

肃反委员会里紧张的工作状态，影响了保尔尚未巩固的健康。挫伤性疼痛病发的次数愈加频繁，终于，在两个未眠的通宵过后，他失去了知觉。

于是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要是我换个工作，你意下如何？我强烈希望能到机修总厂去，干我的老本行，不然我老觉得自己在这儿的用处不大。委员会的人和我说了，我不适合待在部队。在这儿还不如上前线呢。就这两天，肃清苏蒂里匪帮的事儿可把我拖垮了。我该从没完没了的战斗里抽出身来休息一下了。费奥多尔，你也清楚，要是我连腿脚都站不稳的话，我干肃反工作不会是个好手。”

朱赫来担忧地望着保尔：

“是啊，你看上去不太好。早就该让你解脱出来了，是我的错，工作上疏忽了。”

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果，保尔揣着一张介绍信去了共青团省委会。信上说，该柯察金的工作由委员会分配。

一名淘气地将便帽拉到鼻梁的不安分的小伙子瞟了介绍信一眼，快活地冲保尔眨了眨眼睛：

“打肃反委员会来的？那可是好地方。好吧，我们这就给你安排工作。我们正缺人手。叫你到哪儿去呢？你想去省粮食委员会吗？不想？那就算了。去码头的宣传基地呢？……不愿意？那就白瞎了。那可是个好地方，有突击口粮……”

保尔打断了小伙子：

“我想到铁路上去，进机修总厂。”

小伙子吃惊地望着他：

“去机修总厂？嗯……那里不需要咱们的人。总之，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吧。她会安置你的。”

在同这个黝黑的姑娘进行过一番简短交谈后，事情就决定了：保尔到机修总厂去，不脱产地担任共青团书记。

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的大门口，在半岛狭仄的咽喉部位，在曾划开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扎波罗什哥萨克部落的古老的分界线边上，白匪军重建起了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彼列科普。

那些注定走向灭亡的旧世界余孽，从全国各地被驱逐到了这里。他们躲在彼列科普要塞身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上，自以为绝对安全，成日纵情享用着美酒。

一个秋雨之夜，千万名劳动人民的儿子淌进海湾冰冷的海水里，为的是连夜渡过锡瓦什湖，从背后袭击躲在防御工事里的敌人。伊凡·扎尔基也在这千万人之中，正用脑袋小心翼翼地顶着自己的机枪。

伴随着黎明破晓，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了锡瓦什湖，在白军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数千名红军越过障碍，照着敌人的脑门发起了猛攻。彼列科普要塞里立即陷入极度惊慌之中，乱成了一团。而伊凡·扎尔基，正是最先爬上乱石滩的战士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惨烈的战役打响了。白军的骑兵部队有如一阵疯狂而残暴的旋风，朝着刚爬出水面的战士们扑了过来。扎尔基的机枪片刻不停地喷射出死亡。人和马在弹雨中成堆倒下。扎尔基一次又一次以急速装起新弹盘。

在上百座大炮的猛攻下，彼列科普要塞沸腾了。大地似乎在坍塌，正陷入无底的深渊，此外，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上千颗炮弹划破天际，散裂做微小的碎片，带来死亡。大地被炸开了花，泥土飞溅至半空，成堆的黑色石块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脑袋终于被碾碎了，红色浪潮涌进了克里米亚，第一骑兵军各师团在自己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大展神威。白卫军已经吓破了胆，惊慌失措地蜂拥进了离港的几艘轮船。

共和国将金质的红旗勋章佩戴在战士们那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他们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扎尔基的制服上，也别上了一枚勋章。

跟波兰人的和约业已缔结，正如朱赫来所望，小城仍旧是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的。离城三十五公里远的一条河成了边界。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清早，保尔回到了熟悉的故土。

他踏上布满积雪的月台，瞥了一眼“谢佩托夫卡一站”的牌子，就立刻左拐，朝机车库走去。他向人打听阿尔焦姆，可钳工却不在那儿。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森林，往城里走去。

玛利亚·雅可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身便邀请来人进门。当一个披着白雪的人从门里走进来的时候，她认出了儿子那张亲切的面孔，她两手捂住心口，在莫大的欢喜之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母亲将自己瘦小的身子整个地贴靠在儿子胸前，无数次亲吻着他的脸颊，流淌下幸福的泪水。

保尔将她拥在怀里，望着母亲那饱受忧虑和期待折磨的、布满皱纹的面庞。他什么都没说，等待着她平静下来。

这个历经磨难的女人眼睛里重又闪烁起幸福的光芒。这些天来，母亲的话总也说不够，怎么看儿子都看不够。她本已不再奢望能见到他了。当三天后的夜里，阿尔焦姆也背着行军包闯进家门的时候，她的喜悦之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住在柯察金家小房子里头的人，全都回来了。两兄弟历经了重重的考验和艰难险阻，终于幸免于难……

“你们从今往后打算做什么呢？” 玛利亚·雅可夫列夫娜问儿子们。

“妈妈，我们还是重操旧业吧。”阿尔焦姆回答说。

保尔在家里住了两星期便返回了基辅。那里还有工作在等着他。

Volume Two

第二卷

第一章

午夜，最后一班电车早已拖着摇摇晃晃的车身回站了。沉静的月光洒满了窗台。月光照在床上，像是铺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床单，也朦胧地映照出了房间里的其他地方。在角落的桌子上，案头的台灯沿灯罩的轮廓，投下一片圆形的光亮。

丽达把脑袋低垂到一本厚重的笔记本上方，那是她的日记本。她那削得细细的铅笔笔尖匆匆滑动着。

五月二十四日

我又一次试着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又是一大片空白。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记下。只好用这些只言片语来对付了。

哪儿找得出时间记日记呢？现在已是夜里了，我才能写一写。一点都不想睡。谢加尔同志马上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了。这个消息令我们所有人感到伤心。我们的拉扎尔·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是个绝好的人。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同他结下的友谊有多么宝贵。谢加尔这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小组自然也要解散了。昨天我们在他那儿一直待到深夜，检验了我们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果。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来了，还有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屠弗塔。我真受不了这个自诩无所不知的家伙!谢加尔容光焕发。他的学生柯察金在党史方面漂亮地辩倒了屠弗塔。这两个月的口舌确实没白费。既然它们交出了这样的成绩，付出的精力便不足惜。有传言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工作。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知道。

拉扎尔·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把自己的学生移交给了我。

“请把开了头的事情做完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不管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这名青年还没完全摆脱自发性。他仍是凭着内心激荡的情感去生活，这些情感汇成的旋涡，是会把他引到岔路上去的。根据我对您的了解，丽达，您会成为最适合他的指导员。祝您成功。别忘了往莫斯科给我写信。”谢加尔在临别的时候对我说。

今天，新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从中央委员会派了过来。在部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就把柯察金带来。我来描述一下杜巴瓦吧。他中等身材，健壮有力、肌肉发达。他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〇年入党。他是因加入“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的三名委员之一。给他辅导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抛出一堆离题的问题。在杜巴瓦和我的第二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之间，老是发生小的摩擦。头天晚上，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道：

“老太婆，你的制服配不成一身啊。你得搭配上皮裤、马刺、布琼尼帽和军刀，不然就是不伦不类。”

奥莉加也不甘示弱，我不得不把他俩拉开。杜巴瓦貌似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记这么多吧。要睡了。

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火车站天桥的铁栏杆快要被烧得通红。被热浪烤得发蔫的人们无精打采地爬上天桥。他们不是旅客，大多是要从铁路区往城里去的。

保尔站在桥的最高一级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先于他赶到了等车的地方，正望着从天桥上往下移动的人群。

保尔在距离丽达大约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她没留意到他。保尔怀着某种鲜有的好奇心上下打量着她。丽达身着条纹衫，下身穿了条平常布料的蓝色短裙，肩上搭着一件柔软的皮革夹克。一头不顺从的头发像顶帽子，罩在晒黑的脸盘上。她站在那里，微仰起头，在明亮的日光中眯起了眼睛。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同志兼导师，也是第一次在头脑中生出了这样的念头：丽达不只是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同样也是……不过，他一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如此“邪恶”的念头当中，就懊恼起来，赶紧招呼她说：

“我已经看了你有整整一个钟头了。你却没看见我。咱们走吧，车已经到了。”

他们走到了进站的检票口。

头一天，丽达接到共青团省委指派，要她作为代表到县上去参加大会，还把保尔派给她当助手。今天他们必须坐上车，这可远不是件轻巧的任务。车站本就发车稀少，并且全归一个交通管制五人小组全权掌管，没有这个小组颁发的通行证，谁也无权进站。所有的入口和出口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即将开出的列车挤得满满当当，可也不过只能运走急于乘车旅客的十分之一。谁都不想被剩下，否则又得等上好些天，才能等到不期而至的下一趟车。数千名旅客将出入的通道团团围住，企图冲向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绿色车厢。在这些日子里，车站经受着真正意义上的围攻，有时事态还会闹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保尔和丽达徒劳地尝试着，想要挤到月台上去。

保尔熟悉这里所有的出入口。他领着自己的旅伴从行李房穿了过去。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四号车厢跟前，却只见那里堵着密密麻麻的人。汗流浃背的检票员站在车厢门前，口中无数次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告诉你们，车厢里已经满了，车厢之间和车顶上的地方，按照命令，不准站任何人。”

狂怒的人群朝他逼了过来，把由交通管制五人小组开具的四号车厢乘车票举到他鼻子跟前。谩骂声、叫喊声在每一节车厢前此起彼伏。保尔看出来，想按照常规的法子坐上这趟车是不可能的了，可又非走不可，否则就要误了开会了。

他把丽达叫到边上，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给她：他先挤上车，再开窗把丽达拉进去。否则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把你的夹克给我，它可比什么通行证都好使。”

保尔从她手上接过皮夹克，穿在身上，把自己的左轮手枪往衣兜里一揣，只故意将枪柄露在了外面。他把装干粮的包留在丽达脚边，然后径直朝车厢走去。他毫不客气地拨拉开旅客，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你上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名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处的。现在要检查一下，看看你们车上是不是所有人都持有交通管制五人小组开具的车票。”保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肃反委员会的那名工作人员朝他的衣兜望了望，拿袖口拭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用淡漠的语气说道：

“行啊，那就查嘛，只要你能挤得上去。”

于是他甩开膀子往里挤，用两手、两肩，在个别时刻甚至还动用了拳头。保尔伸手抓着上层的铺位，悬空撑起身子，奋力攀过众人的肩头，一路上饱受诟骂。不过他好歹还是抵达了车厢的中部。

当他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一脚踩在了一个胖大婶的膝盖上。“该死的东西!你这么着急忙慌地是去哪儿啊!”她冲他大呼小叫道。这个胖大婶勉强把自己足有七普特[1]重的庞大身躯挤靠在下铺边缘，两腿间还夹了只油桶。诸如桶啦，箱子啦，口袋啦，篮子啦，摊放在所有的铺位上。车厢里叫人喘不过气来。

面对胖大婶的责骂，保尔拿一个问题当成回应：

“公民，您的乘车票？”

“什么？”她气势汹汹地回答了这位不请自来的检票员。

一个长得像是罪犯的女人从最顶层的铺位里探出了脑袋，用低音提琴般的声音说道：

“瓦西卡，这个家伙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去把‘耶夫巴扎河’[2]的车证拿给他。”

一个看样子应该是瓦西卡的人应声出现在保尔头顶正上方。这是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挺着毛茸茸的胸膛。他冲着保尔瞪起一对牛眼睛：

“干吗老是纠缠人家妇女？你查的哪门子票？”

四双腿从旁边的铺位上荡了下来。这些腿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坐在一起，并且还神气地嗑着瓜子。这显然是一伙经验老到的投机贩子，并且从外表来看，他们还是时常在铁路上游走的奸商。没有时间跟他们纠缠下去了。应当先把丽达弄进车厢。

“这是谁的箱子？”他指着窗户边上的木箱子，朝一名上了年纪的铁路员工问道。

“是那个女人的，”铁路员工指了指那两条裹在褐色长筒袜里的粗腿。

得把车窗打开。箱子碍事，可又没地方搁它。保尔两手抓起箱子，把它拿给了坐在上铺的女主人：

“请您暂且拿几分钟，公民，我要开窗。”

“你怎么能乱动别人的东西！”正当他把箱子搁到她膝上的时候，那个塌鼻子女人尖声尖气地说道。

“莫季卡，你瞧瞧吧，是什么人在这儿吵闹？”她扭过身子去找邻座给她撑腰。那人没离开自己的铺位，径直用穿着凉鞋的脚往保尔的背上踹了一下：

“嘿，你这个讨厌的家伙！趁我还没把你的嘴巴打烂，赶紧从这儿滚开。”

保尔默默地忍受了背上的这一脚。他咬紧嘴唇，打开了车窗。

“同志，请稍微让一让吧。”他向那名铁路员工请求道。

地方腾了出来，他又把不知是谁的铁皮桶挪了挪，然后紧挨车窗站定。丽达就在车厢外头，她飞快地把包递给了他。保尔把包往那个夹着铁皮桶的大婶双膝上一丢，马上弯下身子，抓起丽达的双手，把她往里拉。一名障碍设置队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规行为，还没来得及上前制止他，丽达就已经进了车厢。那名红军战士迟了一步，无计可施，只得骂了两嗓子就从车窗底下离开了。丽达一进车厢，所有投机贩就一齐起哄，让丽达很不好意思，一阵手足无措。她连站直身子的地方都没有，只得脚踩住下铺的边沿，手抓着上铺的护栏。四下里响起一片责骂声。上面的低嗓门嚷道：

“这个畜生，自己爬进来不算，还拖进来个婊子！”

上面又一个没露面的人唧唧叫道：

“莫季卡，照准他两眼之间打！”

那个大婶一心想把木箱子压到保尔脑袋上。四下里全是不怀好意的流氓地痞。保尔后悔把丽达带到了这里，不管怎么说也得给她找个落脚的地方。

“公民，把你的东西从过道上拿开，这位同志要站在这里。”他转身对那个被叫作莫季卡的人说，可那人却回敬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保尔听后气得火冒三丈。他的右眉上方痛了起来，像是有针在一下下地扎。

“你等着，下流东西，你会为此给我一个交代的。”他强忍住怒火，朝那个流氓说道，可那人却从上面拿脚踢他的脑袋。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四周的人公然撺掇道。

保尔积压了很久的所有怒火全都喷发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他惯常做的那样，满腔怒火化作急遽而毫不手软的出击。

“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投机贩子，想欺负人是吗？”保尔的脚底下像长了弹簧似的，两手一撑随即一跃而起蹿上了中铺，他的拳头用力砸向莫季卡那副恬不知耻的嘴脸。他下手是如此用力，打得那个投机贩子直接摔到了过道上，砸中了好几个人的脑袋。

“你们这些混蛋，给我从铺上爬下来，否则，我要了你们的狗命！”保尔在四个人鼻子底下挥舞着手枪，疯狂地咆哮道。

事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丽达密切留意着各种情况，要是有谁想要抓保尔，她就准备好了朝那人开枪。上铺很快腾了出来。那个长得像罪犯的女人急匆匆地挪去隔壁车厢了。

保尔把丽达安置到空卧铺上，朝她耳语道：

“你坐这儿，我去找这些人算账。”

丽达制止住了他：

“难道你还要打架？”

“不打架，我很快就回来。”他安慰道。

保尔再一次打开车窗，跳到站台上。几分钟过后，他已经进入铁路肃反委员会，站在自己的老上级布尔麦斯捷尔桌旁了。这个拉脱维亚人听过他的叙述，立即下令让那节车厢的人全都下来，并检查所有人的证件。

“我就说嘛，车还没进站，就已经有投机贩子坐上去了。”布尔麦斯捷尔嘟囔道。

由十名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队彻查了车厢。照老习惯，保尔协助检查了整趟列车。虽然从肃反委员会离开了，不过他也没断了跟朋友们的联系，并且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期间，也委派了不少优秀的团员到铁路肃反委员会工作。检查完毕后，保尔回到了丽达身边。车厢里已经满是新的旅客了——全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保尔在一个上铺的角落里找了块地方给丽达，床铺的其他地方被成捆的报纸占得满满当当。

“没事儿，咱们凑合着坐吧。”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

车窗外晃过那个大婶的身影，她坐在大包小包上号叫着：

“曼卡，我的铁皮桶呢？！”

丽达和保尔坐在狭仄的空间里，成捆的报纸把他们同邻座隔绝开来。他们欢乐地回忆着刚才所发生的并非完全愉快的插曲，两口吃光了面包和苹果。

列车慢吞吞地爬行着。负荷过重的车厢摇来荡去，发出支支扭扭的响声。由于车体老化，车还不时地要在铁轨接头处哆嗦一下。傍晚，车厢里昏暗下来。紧接着，夜晚便用黑暗蒙住了敞开的车窗。车厢里头漆黑一片。

丽达很疲惫，头枕着旅行包打起盹来。保尔坐在卧铺边儿上，耷拉着两条腿，抽着烟。他也累了，但却没地方能够躺上一躺。清新的夜风从窗外吹进来。列车一个颠簸叫丽达醒了过来。她看到保尔烟头闪出的火光，心想：“他会一直这样坐到天亮的。显然是不想给我添麻烦。”

“柯察金同志！抛开资产阶级那些条条框框吧，您也过来躺下休息休息。”她开玩笑地说道。

于是，保尔在她身边躺了下来，享受地伸直了麻木的双腿。

“明天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咱们呢。睡吧，你这个爱吵架的家伙。”她一只手信任地搂住伙伴，他的脸庞便感受到了她发丝的轻抚。

对他来说，丽达是不容侵犯的。她是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战友，他的政治指导员，但她终归也是个女人。他在天桥边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一点，也正因此，她的拥抱让他激动不已。保尔感受着她那深沉而平稳的呼吸，她的嘴唇近在咫尺。这距离使他生发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愿，想要去探寻这对嘴唇。他紧绷住意志力，才把这个想法打压下去。

丽达仿佛猜出了他的情感，在黑暗里微微地笑了。她已经历过了爱情的欢愉和失去时的痛楚。她曾先后将自己的爱情献给过两名布尔什维克，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两人从她身边夺走了。一位是身材魁梧、英勇无畏的旅长，另一位则是个有着明亮眼神的年轻人。

车轮的铿铿声让保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被火车头的吼声唤醒。

这些天，丽达回自己房间的时间变得很迟。在她那鲜能打开的笔记本上，又添了几回简短的记录。

八月十一日

省代表会议结束了。阿基姆、米哈伊洛同其他人都到哈尔科夫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了。所有日常工作全都压到了我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被委派到省委工作了。自从杜巴瓦被派到佩切尔斯基区担任共青团书记以来，晚上他就再没来参加过学习了。他的时间全被工作填满了。保尔倒还想努力参加学习，可是要么是我没时间，要么就是他被派出差了。由于铁道上的紧张形势，他们经常被动员过去。扎尔基昨天来我这儿了，他很不满意我们带走了他的人，他说，他也极其需要他们。

八月二十三日

今天当我穿过走廊的时候，就瞧见潘克拉托夫、保尔还有另一个不认识的人正站在管理处门前。我朝他们走了过去。只听见保尔正在讲：“那边都是些典型的坏蛋，就算枪毙了也不足惜。他们还说：‘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决定。这里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地盘，可不是什么共青团委员会的。’我的好兄弟，瞧他那副嘴脸……这些寄生虫可找到落脚的地方了！……”然后我听到了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看到了我，赶紧捅了捅保尔。他一转身，见是我，脸都白了。他看都不看我，立马开溜了。这下子我要很长时间见不着他了。他是知道的，谁骂人我都不会原谅。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形势变得日趋复杂。我还不能记录下完整情况，因为这是不允许的。阿基姆从县里来了，脸色阴沉。昨天在捷捷列夫附近，又有一趟运量专列由于遭人破坏出了轨。看起来，我干脆放弃记录得了，反正记得总是这么七零八落的。我在等柯察金。今天我见过他——正和扎尔基等五人组建一个公社。

一天保尔在车间接到了一个电话。丽达说晚上有空，可以继续研究那个未完的课题：法国公社失败的原因。

傍晚，保尔来到坐落在大学环路上的这所房子跟前，扬起了脑袋。丽达的窗子里亮着灯。他便像往常那样，奔上楼梯，用拳头捶了一下门，还不待里面应声就走了进去。

在那张小伙子们任谁都无权哪怕是坐上一坐的床上，眼下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桌子上摆着他的左轮手枪、行军包和带星的军帽。丽达坐在他身旁，正紧紧搂着他。两人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丽达转过身来，保尔看见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那个军人松开拥抱，站起身来。

“你们认识一下吧，”丽达招呼保尔说，“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那个军人不拘礼节地接过了她的话头，一面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他突然一下子就冒了出来。”丽达笑着说。

保尔的握手很是冷淡。一股不可言说的委屈在他眼中一闪而过。他瞟见达维德的袖子上绣着四枚方块。丽达刚想说话，就叫保尔给打断了：

“我跑来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得到码头上去卸木材。你不用等我了……正好你也有客人在。那么，我走了，伙计们还在楼底下等着我呢。”

保尔便如此突然地消失在门后了，一如他的出现。从楼梯上传来他急促的脚步声。随着楼下大门的一声闷响，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他一定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面对达维德狐疑的眼神，丽达没把握地回答。

……天桥底下，一辆机车仰天长啸，从强有力的胸膛里喷射出一片金色的火星。这团奇异的星火冲到半空，接着就消散于烟雾中。

保尔倚在栏杆上，望着道岔上信号灯所闪烁出的各色光芒。他眯起双眼。

“我还是弄不明白，柯察金同志，为什么在了解到丽达原来有丈夫这件事后，您要这么伤心呢？难道她曾说过自己没有丈夫吗？即便她果真说过，那又怎样呢？为什么这件事能突然把你折磨成这样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向来认为，除了志同道合的友谊，就什么也没有了吗……您怎么能把这一点给遗漏了呢？嗯？”保尔嘲讽地自我审问道，“可倘若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说不定，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是他的兄弟或叔叔……那么你这个古里古怪的家伙，就是平白无故地冲人家使了通性子。你看上去就是这么一个坏蛋，跟任何粗汉都一样。是不是她的兄弟，这事儿是可以打听出来的。倘若他果真是她的兄弟或叔叔，你可怎么跟她说这件事呢？算了，从今往后你就别去找她啦！”

汽笛的嘶吼打断了他的思绪。

“天也晚了，该回家了，别再胡思乱想了。”

在索洛缅卡[3]，五个人组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公社。他们是扎尔基、保尔、快乐的金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还有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斯捷潘·阿尔丘辛，不久前他还是个从事锅炉中间维修的工人。

他们弄到了一间屋子。接连三天，他们一下班就去粉刷，涂漆，擦洗。他们忙乱地拎着水桶往楼上跑，让邻居们误以为是着了火。他们拼出了几张床，从公园里拾回枫叶，往麻袋里一塞就成了床垫，到了第四天，彼得罗夫斯基肖像和巨幅地图也挂了起来，整个房间焕然一新，墙壁看上去也是那样的洁白。

在两扇窗户之间钉了个托架，上面摆了一摞书。两只箱子拿硬纸板一包就成了两把椅子。另有只大点儿的箱子做了柜子。在屋子的正中央摆了张硕大无比的台球桌，呢面已经磨得精光，是几个人用肩膀从公用事业管理局给扛回来的。白日里它当桌子，夜里就是克拉维切克的床榻。大家都把自己的家什搬了过来。克拉维切克长于经营持家，他罗列出一份公社总资产清单，还一度打算把它钉在墙上，不过遭到了大伙的一致反对，只得作罢。屋子里的一切都充了公。工资、口粮还有偶尔到来的包裹——一概平均分配。只有武器仍属个人财产。社员们一致决定：公社成员中如有人违背取消私有财产规定或是辜负同志信任，则一律开除出公社。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要坚持再补充上：并驱逐出室。

区共青团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出席了公社的成立仪式。他们从邻居家借了一个体量巨大的茶炊，耗尽了库存的所有糖精来煮茶。喝过了茶，大家突然放声高歌：

把泪水抛向无涯天地间，

繁重的劳作即我们全部生活，

不过那一天必将到来呵……

合唱由烟厂的塔莉娅指挥。她的红布头巾微微歪向一边，长着一对宛如男孩子般顽皮的眼睛，还没有谁能凑近它们好好欣赏一番呢。塔利亚·拉古金娜笑起来极具感染力。这个糊纸盒的女工的目光，穿透了她那如花的十八岁青春韶华，投向这个世界。她单手往上一扬，领唱的歌声便像军号合奏的信号般响了起来：

我们的曲调飞散向远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上空飘扬。

它在燃烧，明亮的红光在闪耀，

那是我们的鲜血在熊熊燃烧……

直到深夜大家才散去，同伴们彼此呼唤着，他们的说话声唤醒了寂静的街道。

扎尔基伸手接起了电话。

“安静点儿，同志们，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冲着叽叽喳喳的共青团员们喊道，他们把团区委书记办公室都挤爆了。

屋子里的声音降低了两度。

“请讲。啊，是你啊！对，对，马上。议程？还是那事儿——搬运码头上的木材。什么？没有，哪儿也没有派他去。他在这儿。叫他听电话？那好。”

扎尔基冲保尔勾勾手指，把他招呼到跟前：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把话筒递给了他。

“我以为你不在呢。今晚我凑巧有空，你过来吧。这次我兄弟路过这儿，顺便来看了看我。我和他两年没见过了。”

兄！弟！

她后面说的话，保尔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回忆起了那个夜晚，以及那晚在天桥上做下的决定。对，今天该到她那儿去，好彻底做个了断。爱情给人平添许多烦恼和痛苦。难道眼下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从听筒里传出丽达的声音：

“你怎么了，是听不清我的声音吗？”

“不，不，我听着呢。好的。那么，开完会我就过来。”

他撂下了听筒。

他直直盯住她的双眸，紧紧按压住橡木桌子的边缘，开口说道：

“恐怕，我往后不能来找你了。”

他说完这些，就看到她那浓密的睫毛猛地颤抖了一下。铅笔在纸页上的游走戛然而止，静止摊放在了她那敞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

“我越来越难挤出时间了。你也清楚，这些日子我们都快吃不消了。很可惜，不过不得不把这事儿先放一放……”

他细听自己最后的几句话，感觉说得还不够坚定。

“干吗拐弯抹角的？这说明，你还是没胆量给自己的胸口来上一拳，断它个干干脆脆！”

于是，保尔决绝地说下去：

“此外呢，我还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话我总是听不太懂。以前跟谢加尔一起学习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什么都记得住，可自打跟你一起后，我的脑子就怎么也不行了。每次从你这儿离开后，我都得再去找托卡列夫补习一回。我这个脑袋壳消化不了。你应该带个聪明点的学生。”

他回避开她的关切目光。

为了彻底断绝自己对这个姑娘的念想，他又倔强地补充道：

“所以，你我就不必白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身，拿一只脚小心翼翼地拨开椅子，俯视着她低垂的头，还有她那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加苍白的面孔。他戴起帽子，说道：

“那么，再见了，丽达同志。很抱歉，这些日子我蒙骗了你。我本该说在当下的。都是我的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递给她，她为他出人意料的冷漠而感到惊愕，只能勉强说：

“我不怪你，保尔。既然我无法做到合你心意、让你明白，那么事到如今都只能怨我自己。”

保尔艰难地迈动步子。他悄无声息地掩上了房门。走到大门口，他收住了脚——现在还可以回去，把话一五一十地道给她……可是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当面得到鄙夷的回答，然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大门口吗？不成！

在铁路尽头线上，散了架的车厢和熄了火的车头堆成了坟冢，并且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风卷着锯末在空荡荡的木材场上飞舞。

就在城市周边的林间小路上和幽深的峡谷中，奥尔利克匪帮如同凶猛的猞猁般神出鬼没。白天，这些人躲藏在近郊偏僻的小村庄里，或是林中几处富足的养蜂场里；到了夜里，他们就爬到铁路线上，用利爪撕扯它们，等到这项令人发指的工作完成后，再爬回自己的老巢里去。

于是，时常有出轨的列车有如铁马般倒下。无数节车厢摔了个粉碎，把睡梦中的人们碾成了肉饼，也把珍贵的粮食跟鲜血和泥土搅和在了一起。

这伙匪帮还不时对宁静的村落发起猛烈突袭。受了惊的母鸡咕咕叫着，吓得满街乱跑。不时可听到几声零落的枪响。在乡苏维埃的小白房子附近，一场持续时间并不太久的对射展开了，啪啪的枪声倒像是脚踩干树枝子所发出的声响。这帮匪徒骑着膘肥体健的骏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抓住人就砍。他们把刀舞得咻咻作响，砍起人来就像是砍木柴似的。他们很少开枪——这样可以节省弹药。

这伙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处都是匪帮自己的耳目。这许多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乡苏维埃的小白房子，从神父家的宅院里和富农考究的房舍中窥视着它。此外，还有许多条无形的线路绵延向丛林深处。弹药、新鲜的猪肉、色泽幽蓝的上等好酒都顺着线路流淌过去，此外还有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声告诉给小头目，然后再经由一张异常复杂的通信网，最终传达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伙匪帮统共有二三百名亡命徒，可一直未能把它给剿灭。匪帮分成了好几股，同时在两三个县里行动。想要把所有土匪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土匪，白天倒成了温驯的庄稼汉，在自家院子里兜兜转转，给马喂喂饲料，要么就挂着一脸痴笑，在大门口叼着烟袋，用阴沉的目光注视着经过的红军骑兵侦察队。

团长亚历山大·普兹列夫斯基带领着自己的队伍，马不停蹄、没日没夜地在三个县里东驰西骋。他们不知疲倦，顽强追击，有时候也能揪住这伙匪徒的尾巴。

一个月过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自己的人马。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里头打转转了。

城里的生活重又踏回到寻常的步调上了。在五个集市上，人潮涌动，纷乱嘈杂。这儿的人怀着两种心愿：一种是能多赚点是一点；另一种是能少掏点是一点。在这里，形形色色的骗子们尽情施展着自己的能耐和伎俩。几百个身手敏捷的人有如跳蚤一般往来穿梭，从他们的眼神里能够读出一切，唯独没有良知。这里就像个大粪堆，全城的蛆虫都汇集于此，他们唯一的追求，就是坑骗那些涉世未深的新手。罕至的列车从自己的肚子里抛洒出成堆的背着口袋的人。这股人潮全部往集市上涌去。

到了傍晚，集市上空空荡荡的，白日里生意红火的胡同、一排排黑漆漆的商铺此时成了萧索一片。

任凭任何胆大的人，也不敢在夜里冒险闯进这块死气沉沉的街区。危险就潜伏在每个小亭子的后面。夜里时常会传出枪击声，那声音仿佛是在用锤子敲打铁砧，接着就会有人的咽喉变得血肉模糊。而就在几名警察结伴从附近的岗哨朝这边赶的时候（他们从不单独行动），除了那具蜷缩着的尸体，这里已经什么人都找不见了。凶手早就离开那血淋淋的现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这升腾而起的喧嚣却经由风的传播，把所有集市片区的居民从睡梦中吵醒了。集市的对面，就是一家名叫“俄里翁”的电影院。这条街道连同人行道上总是灯火通明，往来行人络绎不绝。

电影院里面，放映机嗒嗒地转动着。银幕上，失意的情人们在相互厮杀，一旦片子中断，观众就尖声乱叫。看上去，不论城里城外，生活并没有脱离常规，即便是在革命政权的中枢——省委员会里面，一切也都按部就班。然而，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平静。

在这座城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有许多人把步枪笨拙地掖在庄稼汉穿的长袍底下，从四面八方潜入了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清楚风暴的临近。知情的还有另一些人，这些人乔装打扮成小商小贩，扒在火车顶上一路来到。他们并不去集市，而是把包囊带到那些刻在头脑中的街道和房子里。

尽管这些人知情，然而城内各街区的工人群众，甚至布尔什维克，却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不知情。

城里掌握着所有这些筹备动态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五人。

被红军驱赶到白色波兰的彼特留拉残余势力，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紧密勾结在一起，准备着要响应这场有预谋的暴动。

彼特留拉的残余势力秘密地拼凑起了一支突击队伍。

中央暴动委员会在谢佩托夫卡也有了自己的组织。有四十七个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以前活跃的反革命分子，地方肃反委员会轻信了他们，才使得他们法外逍遥。

这个组织的头目是瓦西里神父、温尼克准尉以及彼特留拉军官库兹缅科。神父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父亲跟一个兄弟，还有混进执委会当办事员的萨莫忒亚则负责刺探情报。

他们决定在夜里发起暴动，向边防特勤处里投放手榴弹，释放出囚犯，若是能够，就一并占领火车站。

在一座大城市里——这里是未来发起暴动的中心——白匪军官们正极度隐秘地暗中聚拢。此外，各路匪帮也在城郊的树林里集结。一些经得起考验的“铁杆分子”从此地被派出，分赴罗马尼亚和彼特留拉本人那儿去。

军区特勤部里，水兵朱赫来已经是第六个晚上没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布尔什维克之一。费奥多尔·朱赫来觉着自己正面对一头猛兽，它随时会一跃而起，得死死盯守。

绝对不能喊叫，或是打草惊蛇。必须把这头嗜血成性的畜生消灭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安心劳动，并且毫无顾虑地对待每一丛灌木。眼下断不可惊扰这头野兽。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只有拿出勇士般的沉稳，运用强有力的手腕，才能获取胜利。

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了。

在这个城市里的某一处，在有如迷宫般的秘密接头和活动地点里，敌人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夜里行动。

那五个布尔什维克得知这一消息，决定抢夺先机。是的，今夜就行动。

到了晚上，一辆装甲车没有鸣笛，从机车库里悄无声息地开了出来。在它身后，巨大的车库门随即便悄然关闭了。

密码电报经由直传线路火速发往各地。它们飞到哪里，那里的共和国卫士们就连觉都顾不上睡，连夜直捣敌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打来的电话：

“支部会议都布置好了吗？是吗？好。你这就跟着区党委书记过来开个会。木柴的问题比我们想的还要棘手。等你到了咱们再谈。”扎尔基听着阿基姆干脆而急促地说完了这番话。

“唉，木柴的事儿就快把我们逼疯了。”他嘟囔着，挂了听筒。

利特克飞快地将两位书记载到了会场。他们走出汽车，走上二楼，立即就明白这次的会跟木柴无关。

在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立着一挺马克沁机枪，几名特勤部队的机枪手在它近旁忙碌着。走廊上站着一言不发的哨兵，他们都是城里党团部的积极分子。在省委书记办公室那扇宽大的门后面，召开中的省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已临近尾声。

两部军用话机的电线经由通风窗从外面接了进来。

人人都压低了嗓音交谈。扎尔基从屋子里看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哈伊拉。他没能一下子认出米哈伊拉·施科连科来，今天他穿了件长襟军大衣，系了武装带，上面还别着个枪套。丽达还是当连队政治指导员那会儿的打扮：头戴一顶红军盔形帽，身着迷彩半裙，皮夹克外面的皮带上挂着一只沉甸甸的毛瑟枪。

“这是什么情况？”扎尔基问她。

“是应急演习，瓦尼亚。我们这就要到你们区去。集合地点设在第五步兵学校。大伙儿开完支部会议就直接朝那里进发。最重要的是——这次行动要做得不动声色。”丽达告诉扎尔基。

这所“武备学校”周边的丛林中一片寂静。

百年的橡树高可参天，全都缄默无言。沉睡的池塘覆盖在牛蒡和水荨麻的下面。宽阔的林荫道荒无人烟。在丛林之间，那堵白色的高墙之内，便是士官武备学校[4]的校舍了。如今这里是红军的第五步兵学校。夜深了。楼的上层没有亮灯。从表面看去，这里的一切都很平静。任何一个从旁经过的人都会以为，这堵墙后面的人们正在酣睡。不过，那扇铸铁的大门为何是敞开的？门前那两个跟大青蛙似的东西又是什么？然而从铁路区的各个角落赶到这里的人们是知道的，既然夜间警报响了，学校里的人就不可能在睡觉。他们一收到简捷的通知，就径直从支部会议上赶了过来。一路上大家都闷声赶路。有独行的，有两两一起来的，但至多也不超过三个人。他们的口袋里准保都躺着一本印有“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或是“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册子，只有出示了这样的小册子，才能通过那道铸铁大门。

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有许多人了。这里灯火明亮。窗户上都挂起了粗帆布制的篷布。聚集到这儿的布尔什维克人，一边笑侃着此次紧急集合的种种规定，一边平心静气抽着烟卷。谁也不曾感到一丝惊慌。无非是这么集合一回，应个急，好能感受下特勤部队的纪律也便罢了。可是，那些前线战斗经验丰富的战士们一走进校园，就感受到了一些并不完全类似于演习的氛围。一切都在极度安静中进行着。在压低的口令声里，军校学员们默默列成数队。机枪都是用两手抱出来的，并且从外面看整幢大楼没有透出一丝光亮。

“米佳伊，不会是要出大事了吧？”保尔走到杜巴瓦面前，小声问。

杜巴瓦正跟一个保尔不认识的姑娘一齐坐在窗台上。两天前保尔曾在扎尔基那儿瞥见过她。

杜巴瓦开玩笑地拍了拍保尔的肩膀：

“怎么，心脏提到嗓子眼儿了吧？别担心，我们会教会你们该如何战斗的。怎么，你跟她还不认识呢？”他用脑袋指指姑娘，“她叫安娜，姓什么不知道，她的官衔嘛，是宣传站站长。”

那个姑娘一边听着杜巴瓦带着调侃的介绍，一边上下打量着保尔。她随手理了理从淡紫色头巾底下滑落出来的一缕头发。

她的目光同保尔的相遇了——两人互不相让地足足对视了好几秒钟。她的一对眼珠漆黑中夹带微蓝，流露出挑衅的味道，眼睫毛却是柔密的。保尔又把目光转向杜巴瓦。他感到自己的脸变红了，不由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你们俩这是谁宣传谁啊？”保尔僵硬地微笑着，问道。

大厅里传来一阵喧哗。米哈伊拉·施科连科踩上椅子，喊道：

“第一中队人员在这个厅里集合。快，快，同志们！”

朱赫来、省委书记和阿基姆走进了大厅。他们刚刚赶到。

大厅里挤满了人，他们分几队站着。

省委书记登上教练机枪台，他举起一只手，说道：

“同志们，我们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为的是实现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直到昨天还坚决不能提及，因为它属于重大军事机密，现在我可以说了。明天夜里，在这座城市，同样也在乌克兰的全境范围内，将会爆发一场反革命骚乱。城里已经到处都是反动军官。还有多伙匪帮纠集在城市周围。部分阴谋者还渗透进了我们的装甲营，当上了驾驶员。但是，肃反委员会洞悉了这起阴谋，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整个党团组织都武装起来。第一和第二共产主义大队要做好配合，随部分久经考验的军校学员和肃反工作人员共同展开行动。学员们已经出发了，现在轮到你们的队伍上路了，同志们。有十五分钟领武器和整队的时间。这次行动由朱赫来同志指挥。各指挥员听从他的具体指令。我认为，再向共产主义大队就当前严重局势做过多说明已无必要。我们必须要在今天及时制止住明天的这起暴动。”

一刻钟过后，荷枪实弹的队伍已在校园内规整完毕。

朱赫来用目光扫视了一遍肃立不动的队伍。

只见队列前方三步远的地方，站着两个扎着皮带的人：一个是大队长梅尼亚伊洛，这个魁梧的汉子以前是乌拉尔的翻砂工；站在他身侧的是政委阿基姆。左边的队伍是第一中队。前面两步之遥的地方有两个人：中队长米哈伊洛·施科连科和指导员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在他们的身后，立着无声的共产主义大队——那是三百名士兵。

朱赫来一声令下：

“出发！”

三百人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前行。

城市在沉睡。

走到荒凉街对过的利沃夫大街上，队伍收住了脚步。行动即将在这里展开。

整个街区被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指挥部就设在了一家商店的台阶上。

一辆汽车打着车灯，风驰电掣地从市中心沿利沃夫大街开了过来，停在了指挥部的边上。

这一回，利特克送的是自己的父亲。这位警备司令跳到路面上，用拉脱维亚语断断续续朝儿子丢下几句话。汽车绝尘而去，只一刹那便消失在了拐往德米特里大街的弯道上。雨果·利特克聚精会神驾驶着汽车。他的双手仿佛跟方向盘粘在了一起——忽而左打，忽而右打，灵活极了。

啊哈，这回他利特克的飙车本领可派上大用场啦！谁都不会因为他疯狂的急转弯而生出拘禁他两晚的念头了。

利特克的车像流星般在大街上飞驰。

一眨眼的工夫，小利特克就把朱赫来从城市的一头送到了另一头。朱赫来不禁赞许道：

“雨果，要是你照这个开法，今天一天谁也不撞，明天就奖你一块金表。”

雨果·利特克大喜。

“我还以为，要为那个急转弯关上我十天呢……”

首轮进攻直指阴谋分子的大本营。第一批被捕的敌人连同缴获的文件一起被送抵特勤部。

荒凉街上有条巷子，也有个这般古里古怪的名字。巷内十一号住着个姓秋贝特的家伙。根据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情况，他在这起白色阴谋当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计划参与波多拉地区行动的军官团人员名单就藏在他的家中。

老利特克亲临荒凉街抓捕秋贝特。屋子里有几扇窗对着花园，一堵高墙将花园同旧时的修道院分隔开来。没有发现秋贝特。据邻居说，他这一天都没回来过。经过搜查，发现了一箱手榴弹，还有几份名单和地址。老利特克下令设兵埋伏，当即伏在桌前翻看起了查获的材料。

在花园里站岗的是名年轻的军校学员。他看得到亮灯的那扇窗户。一个人立在这个角落里可真不是件乐事，有点可怕。他奉命监视那堵围墙。可这里距离那扇能抚慰人心的明亮窗户很远。就连那个月亮也见鬼了，很少漏出光亮。黑暗里，灌木丛仿佛在抖动。这个学员用刺刀在四周扫了一圈，空空如也。

“干吗把我派到这儿来？墙那么高，反正没人能爬上去。要不，到窗子跟前去瞧瞧？”这个学员心想。他再次望了望墙头，就离开了散发着霉味的角落。他驻足在窗前。只见老利特克迅速收起了纸张，正打算离开房间。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墙头上。此人在墙头上看得到站在窗边的哨兵，也看清了屋子里的另一个人。这个身影带着猫一般的敏捷，先是爬到了树上，随后便溜下了地。他像猫一样悄无声息接近了目标，一抬手，那个学员便倒下了。一把海军军官的短佩剑嵌进了他的脖子，只剩剑柄还露在外面。

花园里的一声枪响，有如电流击打着包围了这一街区的人们。

伴随着皮靴的踏地声，朝房子飞跑过来六个人。老利特克已经死去了。他坐在圈椅里，脑袋倒在桌子上，满脸全是血。窗户的玻璃已经被打碎了。不过敌人并未能抢回那些文件。

在修道院的周围很快响起密集的枪声。那个凶手跳到街上，没命地往卢基扬诺夫广场跑去，还不时开枪回击。可他终究没能逃脱：一颗子弹追上了他。

挨家挨户的搜查持续了一整夜。几百个没登记过户口、证件可疑、持有武器的人被遣送到了肃反委员会。由肃反委员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甄别区分。

在一些地方，阴谋分子进行了武装抵抗。在日良大街上搜索一户房屋时，列别捷夫·安托沙也遭遇了致命的一枪。

这一夜，索洛缅卡大队共折损了五人。而在肃反委员会里，也再无法见到那名老布尔什维克、忠诚的共和国卫士扬·利特克了。

一场暴动被遏制了。

就在同一天夜里，瓦西里神父、他的两个女儿连同其他所有同伙也在谢佩托夫卡落网。

警报解除了。

然而，新的敌人仍旧威胁着城市——铁路面临瘫痪，饥馑与寒冷也随之降临。

能解决这一切的，只有粮食和木柴。

[1]普特是沙俄时期的主要计量单位，为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

[2]俄罗斯境内一条河流。

[3]人们如此称呼铁路工人区。

[4]旧俄培养贵族子弟的中等军官学校。

第二章

思考中的朱赫来从嘴巴里取出那管短烟斗，用几根手指头小心地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熄灭了。

由十管烟卷氤氲出的灰色烟雾，像一团浮云似的缭绕在磨砂顶灯底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圈椅上空。人们坐在桌子后面，占据了办公室的边边角角，他们的面孔看上去有如掩映在一层薄雾之中。

托卡列夫拿胸口用力抵住桌子，紧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坐着。这个老汉气哼哼地揪着自己的胡须，偶尔斜眼瞟一下那个矮个子。这个人的嗓音不高，嗓门又大，一直兜着圈子说些如空蛋壳般无谓的废话。

阿基姆觉察到老钳工那斜视的目光，回想起一件童年往事：他们家养过一只好斗的小公鸡，名叫“啄眼”。它在进攻之前也爱这样不时地张望一下。

省党委的这次会议已经持续开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个谢顶的矮个子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秃头用灵活的手指翻弄着一沓文件，连珠炮似的说道：

“……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才使得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我再重申一遍，就是再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没法拿出比四百立方米还多的木柴了。至于说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量，这简直是……”秃头挑拣了一下字眼，“乌托邦！”说完这番话，他骤然合上了小嘴巴，用紧抿的双唇传达着委屈。

接着是一阵沉默。时间上感觉像是过了很久。

朱赫来用手指甲轻轻地敲了敲烟斗，想把烟灰掸出来。托卡列夫打破沉默，用低沉浑厚的嗓音说道：

“别再说那些车轱辘话了。就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从前没有木柴，如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吧？”

秃头划拉了一下肩膀：

“同志，我很抱歉，木柴我们倒是事先准备好了，可是没有牲口往外运送……”他话说到半截打住了，掏出一块方格手帕来擦了擦亮晃晃的脑门，这之后却怎么也摸不到衣服口袋，便暴躁地把手帕塞到了公文包底下。

“可您倒是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运送木柴呢？原先负责这项工作的那几个专家的确是心怀不轨，可是距离他们被抓已经过去好些天了。”从角落里传来杰涅科的声音。

秃头转过身子面朝他：

“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汇报了三次，表示没有运输工具就没法子……”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

“这件事儿我们已经听说了，”老钳工满含敌意地瞪了秃头一眼，又嘲弄般地哼了一声，“怎么，难道您当我们全是傻子不成？”

听他这么问，秃头感到后背一阵发麻。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行为，我并不担责。”秃头回答得已经底气不足。

“他们伐木的地方离铁路有很远，这您可知道？”阿基姆问。

“听说过，但我没法向领导汇报发生在别人辖区里的非常规现象。”

“您手底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委员会主席向秃头发问道。

“将近二百人呢！”

“这帮废物每人每年就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愤愤地啐了口唾沫。

“我们给铁路林业委员会每个人的可都是重点口粮，是从工人的口粮里调拨出来的。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让你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委员会主席继续追问道。

秃头被四下里抛来的尖锐问题团团包围了，可他只一味敷衍搪塞，像是在应付一群要求兑现的难缠的债主。

他就像一条泥鳅，需要正面作答的时候一律开溜，可两只眼睛却滴溜溜乱转。他内心预感到了危险的临近。他既胆怯又焦虑，只有一个心愿——尽快离开这儿回家去。家中，尚未老去的妻子已经为他预备下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正读着保罗·德·科克[1]的小说打发夜晚的时光，等他回去呢。

朱赫来一面不停细听着秃头的回答，一面在记事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对此人做进一步审查：这里面绝不是简单的工作不擅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咱们别再同他拉扯了，叫他滚蛋，咱们好谈正事。”

省执委主席读罢递给他的纸条，冲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起身朝前厅的电话机走去。当他返回的时候，省执委主席正宣读决议的末尾部分：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明显的怠工行为，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移交侦察机关做进一步审理。”

秃头做了最坏的打算。的确，说他怠工还撤了他的职，是对他的可靠度起了疑心，不过这无关紧要。至于博亚尔卡的那事儿——他大可放宽心，这并不在他的管辖地段之内。“呸，真见鬼，我还当这些人挖出什么来了呢……”

这时的他几乎已完全镇静了下来。他一边往公文包里收着文件，一边说道：

“也罢，我是名党外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可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我有什么没做到的，那只能说是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接他的茬。秃头离开房间，急匆匆跑下楼梯，这才松了口气，打开临街的房门。

“公民，您贵姓？”这时，有个身穿军大衣的人问他。秃头的心一沉，结结巴巴说道:

“切尔……文斯基……”

待“外人”离开后，省执委办公室里的十三个人便团团围坐到了那张桌子旁。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在展开的地图上比划着，“这是博亚尔卡车站。伐木场距离车站有六俄里远。这里堆放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成垛的木材。一支劳动大军在这里苦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结果是：由于有人背叛，铁路和城市还是没有木材。当务之急是把这些木材从六俄里外运到博亚尔卡站去。这需要至少五千辆马车，而且即便是在一天跑两趟的情况下，那也得花上一整月的时间。最近的一个村子也在十五俄里开外。而且，奥尔利克跟他的手下又时常在这一带出没……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们看，照计划伐木工作本该是从这里开始，并且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些混蛋却一路朝森林深处开了过去。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料想咱们没法把砍好的木材运到铁路上去。事实也的确如此，咱们连百十辆马车的供给都达不到。他们就是这么对付咱们的！……这手段的威力可不亚于暴动。”

朱赫来紧攥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上过蜡的地图上。

朱赫来没有明说的话，那即将上演的惨相，清清楚楚地摆在这十三个人当中每一个的眼前。冬天已经站在门外了。到那时候，医院、学校、机关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将面临酷寒的严峻考验。车站上人头攒动，成了个蚂蚁窝，可火车每个星期却只有一趟。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拳头，说道：

“倒是有个办法，同志们：那就是要在三个月内，修出一条从博亚尔卡车站到伐木场的窄轨铁路——覆盖那六俄里——要是这样的话，得在一个半月里就把这条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界上。这件事儿我已经琢磨了有一个星期了。要想实现它，”朱赫来的嗓音由于缺水而变得沙哑了，“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在普谢-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节火车头，是那儿的团员们从仓库里翻找出来的。战前本想铺一条从那儿到城里的窄轨铁路。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只有以前林区小学的破废校区。只能每两周派一批工人过去，轮换一次，再久会扛不住的。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派过去，你看怎么样？”没等答话，他继续说道：“共青团要把能派遣的人全都投放到那儿去：第一批先派索洛缅卡区团组织人员跟城里的部分团员。任务异常艰苦，但是只要让同志们知道，这是在拯救城市和铁路，他们就一定能完成任务。”

铁路管理局局长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这个办法未必会有什么效果。要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铺一条六俄里长的铁路，眼前有这么几个不利因素：现在是秋天，经常有雨，不久就该上冻了。”

朱赫来也不扭头看他，只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本该多花些工夫在伐木工作上，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这条铁路专线咱们一定要建。总不能坐等被活活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搬上了车。列车乘务员们也已就位。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丽达的制服上衣被雨水打得发亮。雨点如同小玻璃珠一样从她身上滚落下来。

在向托卡列夫道别的时候，丽达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轻声说道：

“祝你们成功。”

透过他那花白的眉毛，老人用亲切的目光望着她：

“是啊，把苦差事派给咱们，真有他们的！”他口中嘟囔着，把自己的心里话倒了出来，“你们在这里可得多费点儿心！要是我们遇到麻烦了，你们可得上杆子地催促。要知道，若是离了官僚作风，这些无赖可就不会工作了！好啦，姑娘，我该上车啦。”

老人裹紧了上衣。就在最后一刻，丽达仿佛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去吗？我怎么没在同志们当中看见他。”

“他昨天就和技术指导员乘轨道车过去给我们打前站了。”

就在这时，扎尔基和杜巴瓦形色匆匆地沿着月台朝他们走来，安娜·鲍哈特。她随意地披了件短外衣，纤细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熄灭的香烟。

丽达眼见他们渐行渐近，又向托卡列夫抛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在您那里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吃惊地望着她。

“什么学得怎样，这个小家伙不是有你辅导吗？小伙子不止一次跟我提到你，每次都夸个没完。”

丽达将信将疑地听着他的话。

“托卡列夫同志，真的是这样吗？据我所知，跟我学完后，他总要上你那去补课的。”

老汉大笑起来：

“上我这来？……我连他的人影都没见到过。”

汽笛拉响了。克拉维切克站在车厢里面喊：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快放我们的老爷子上车吧！这样可不成啊！要是离了他，我们可怎么办啊？”

这个捷克人本想再多说些什么，可一见那走近的三个人，就不做声了。他的眼神与安娜不安的目光在一瞬间交汇了。捕捉到她对杜巴瓦那惜别的微笑，他满心忧愁，拔腿便离开了窗口。

秋雨扑打着人的面庞。深灰色的乌云承载着饱和的水分，在低空中缓缓移动。深秋已至，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树木全已掉光了叶子。老榆树郁郁寡欢地站着，将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这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的盛装，任凭它们光着枯萎的身子站着。

一座小小的车站孤零零地隐在树林中。一条拱起的土方从吞吐货物的石砌月台一路通向林间。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它周围忙碌着。

发黏的泥土令人讨厌地在靴底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人们在路基旁玩命地刨着土。铁器发出钝响，那是铁锹磕在了硬石上。

雨一直下，像过筛子似的洒落大地。雨滴钻进衣服里，带来寒冷感受。雨水冲刷着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米粥一样从路基上灌下来。

衣服的每一寸都已淋透，穿在身上沉重而冰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晚上很晚才收工。

翻掘好的路基一天天向林子更深处延伸。

距离车站不远处，阴森森地伫立着一座石屋的残迹。屋里头凡是能带布扯下的、可搬动或是拆卸的东西，早已被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掠夺一空。门和窗变成了大洞，炉门处仅存几个黑乎乎的窟窿。从屋顶的破洞里，依稀可见房梁的骨架。

原封未动的只剩下四个宽绰房间里的水泥地面了。到了夜里，四百号人就穿着上下湿透、沾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人们在门口拧一拧衣服，脏水就顺着衣服一股股淌下来。他们用极难听的字句咒骂这可恶的雨天和该死的泥泞。水泥地面上铺了层稻草，人们一排排紧挨着躺在上面，竭力试着用体温去相互取暖。衣服蒸腾出水汽，可却不曾干过。雨水渗过堵在窗框上的麻袋，滴落到地面上。雨点犹如密集的霰弹般敲打着房顶残余的铁皮，寒风则不断地从破门缝里钻进来。

厨房就设在一座破旧的板棚里。清晨，人们在这里喝过茶，就到路堤上去了。午饭吃的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和一磅半的黑如煤炭的面包。

这就是城里所能供给的一切了。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昂·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儿的干巴老头，面颊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长得矮矮壮壮，粗陋的脸上长着一个肉肉的鼻子。他们二人住在火车站站长家中。

托卡列夫借宿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霍利亚瓦有两条短腿，像水银那般活泼好动。

建筑队以极度顽强的精神经受着各种艰难险阻。

路基一天天延伸向森林深处。

队伍里统共已经有九人当了逃兵。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进行到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天晚上，从城里来的火车上没有拉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件事告诉给了他。

基层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满毛的腿垂到地板上，一个劲儿地搔着胳肢窝。

“开起玩笑来了！”他一边嘀咕着，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球一样的霍利亚瓦跑进了房间。

“赶紧挂个电话给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道。紧接着他又叮嘱杜巴瓦：“面包的事情，你一个字儿也不要向别人吐露。”

执拗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接通了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跟接线员的交涉，焦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这就去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传来朱赫来威慑的吼声。

“你和我说说，明天我们要拿什么东西给大家伙吃？”托卡列夫气冲冲地对着话筒嚷。

朱赫来显然是在想法子。过了好一会儿，基层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听见他说：

“面包我们连夜送来。我派小利特克开车过来，他认识路。天亮前面包就能送到你们手上。”

天刚放亮，一辆溅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拉有成袋的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里爬出来，由于一夜未睡，他的脸色很苍白。

这场为修筑铁路而进行的斗争愈发尖锐了。铁路管理局送来了消息，说枕木用光了。城里找不到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的车辆，并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的工作即将到期，可接替的人还没有；现有的人员已经耗光了全部体力，要再把他们留下断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旧板棚里，就着一盏煤油灯，积极分子们一直商讨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就动身到城里去了，他们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和运送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他是被派到供应部门当监督员的；其余的人则是要到普夏—沃季查去。

雨仍旧下个不停。

保尔吃力地把脚从烂泥当中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刺骨，便知道是那只烂靴底已经整个儿掉了下来。自打来这儿的头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为这双破靴子而吃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就吧唧作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完全掉了下来，害他只得光着一只脚踩在冰冷刺骨的泥浆里。这只靴子让他干不成活了。保尔从泥地里拔出那截剩余的靴底，绝望地瞧了瞧它，随即违背了自己不再骂人的约定。他拎着那只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临时厨房的边上坐了下来，解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已冻僵的脚伸到了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厨房案板上忙着切甜菜。她是一名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对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养路工的女人，造物主可真是格外厚道：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胸脯高高耸起，大腿又粗又壮。她的刀功很是了得，切好的蔬菜不一会儿便在案板上堆成了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不怀好意地问：“怎么，你这是等饭吃呢？有点早吧。你这小伙子准是上着工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到哪里去啦？这儿可是厨房，不是澡堂子！”她将保尔数落了一通。

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这只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自己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望着已不成样的靴子，用脑袋指了指奥达尔卡：

“她男人算半个鞋匠，他能帮您补好，要是没鞋穿可真是要了命了。”

听了厨师的话，奥达尔卡又仔细瞧了瞧保尔，有点儿难为情。

“是我错把您当成个懒汉了。”她坦诚地说。

保尔谅解地笑了笑。奥达尔卡以行家的眼光打量着那只靴子。

“我男人不会再补它了——没这必要了。为了不让脚冻坏，我给您带只旧套鞋来吧，我家阁楼上扔着一只。遭这种罪，哪儿见过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上冻，可够您受的。”奥达尔卡的语气已经转为了同情。她把刀一放就离开了。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回来了。保尔把脚用布裹好，烘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然后默默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窝着一肚子火，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向他们讲述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在怠工。不论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车轮在原地打转。看来，对那些反动家伙，咱们还是抓得太少，这号人有的是，一辈子都得碰上。”老汉向聚在屋里的人传达道，“同志们，我就直说了吧：情况糟透了。第二拨人至今还凑不齐，能派来多少也不清楚。眼瞅着就要上冻了。就算是死，也要赶在上冻前把路铺过那片沼泽地，不然的话，往后那块地恐怕用牙啃也啃不动。行了，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城里头那帮捣乱的家伙，会有人跟他们过招的，而咱们在这儿呢，要从速度上加倍干。哪怕咽气五回，也要把支线修起来。否则咱们还叫哪门子的布尔什维克呢？——不过是群窝囊废罢了。”不同于以往那副低沉的哑嗓子，托卡列夫此时的声音变得铿锵而有力。在紧锁的眉头下面，是一对炯炯发亮的眼睛，昭示着他的坚定决心和执着精神。

“咱们今天就召开内部会议，把当前的情况跟咱们的人讲清楚，明天所有人照常上工。党外人员明早就让他们回去吧，咱们自己得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将一张折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的视线越过这个搬运工的肩头，只见纸上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需继续留在工地，其人员更换事宜在首批木柴运出前暂不予解决。

共青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狭小的板棚里水泄不通。那是一百二十个人填满了它。有人靠墙站着，有的爬上了桌子，有的甚至站到了炉灶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的讲话不长，可他的最后一句话却叫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明天不回城。”

老汉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以强调该决定是不可变更的。

这一划，把大家返城与家人团聚以及摆脱这摊烂泥的希望也划走了。一时间喊叫声此起彼伏，什么都没法听清。人影幢幢，暗淡的煤油灯也随之不安地闪烁起来。昏暗隐藏了人们的面部表情，喧闹声越来越高。有人满怀憧憬谈起“家庭的舒适”，另一些人愤懑地高叫着自己的疲惫。还有许多人一言不发。只有一人声称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甩出了愤怒的声音：

“去他妈的！这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发配犯人干苦役，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我们有什么罪过？逼着我们连干了两个星期——也该够了吧。没人再当傻瓜了。谁做出的决议，就让他自己来建好了。谁乐意在这摊烂泥里头打滚，让他去便是，我的命可只有一条。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哭大闹的家伙就站在奥库涅夫身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逃兵的模样。火柴点燃的刹那间，映亮了黑暗中那张扭曲的鬼脸和大张的嘴巴。奥库涅夫认出了他——那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照？我没什么好遮掩的，我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是谁在这里胡说八道？谁把党的这项任务当成苦役？”他不动声色地说，目光冷冷地扫过站在近处的人们，“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咱们的岗位在这儿。倘若咱们当了逃兵，人们会冻死的。弟兄们，咱们越早干完，就能越早回去。可要是想从这儿开溜，跟这个败类一样想，那就是不被咱们的思想和纪律所容许的了。”

这个搬运工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然而就是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的可以走喽？”

“是的。”潘克拉托夫回答得简单而粗暴。

那个年轻人穿了件城里正流行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只见一张小卡片像蝙蝠似的从桌子上空打了个转，撞到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又弹回来，最后立在了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请您收好，我可不想为了这张硬纸片而牺牲掉健康！”

他最后的话音被板棚内爆发出的骂声淹没了。

“你把什么给扔了！”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加入共青团，就是图享福来了！”

“把他撵出去！”

“我们非揍你一顿不可，你这只散播伤寒的虱子！”

那个扔团证的家伙垂着脑袋朝门口挤过去。大家伙像避鼠疫患者一样退到两边，放他过去。他一出去，门就吱呀一声合上了。

潘克拉托夫用几根手指捏起他丢弃的团证，把它放到小油灯的火焰之上。卡片燃烧起来，变成了个烧焦的小卷筒。

树林间传出一声枪响。一个人骑着马蹿出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纷纷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在无意间撞到了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的前下摆挡住风，在跳动的火光中念道：

“所有人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里去。谁敢留下，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不会留一个活口，谁都不会放过。时间给你们到明晚。”

下面还有落款：“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房间的桌子上，摆着她没合上的日记本。

十二月二日

今早下了第一场雪。天真冷。楼梯上遇到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结伴而行。

“我总要出来欣赏头一场雪。这才是寒冬的样子！美不胜收，不是吗？”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寒冬和雪花丝毫不能让我高兴，相反，却觉得心情沉重。我告诉了他为什么。

“这种想法很主观。您的想法要是再延展下去，就该认为——就拿战时来说吧——欢笑和所有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能容忍的了。但在生活中并非这样。哪里有前线，那里就会有悲剧。在那里，近在眼前的死亡压制住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感受。可哪怕在那里也还是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便总是一如既往了：欢笑、泪水、痛苦和快乐，对视觉享受和愉悦体验的渴求，波澜，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里，很难区分哪句说的是反话。奥利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他的着装是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精光，还涂一点香水。他就住我们这幢楼上，住的是谢加尔的房间。晚上他常到我这儿来。和他聊天很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对西方很了解。可我并不觉得，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理由是：他首先把我看作是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是一个党内同志。的确，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和想法——在说实话这方面，他倒是个十足的男子汉，并且他的心向也并不粗野。他懂得怎么把这番情意表达得漂亮。可我并不喜欢他。

之于我，比起奥利申斯基的欧式派头来，朱赫来那带点儿粗鲁的朴实要亲切得多。

我们常收到一些从博亚尔卡来的简短汇报。每天铺路一百俄丈。枕木直接往冻土上铺，放在刨好的枕木座槽里。那边总共有二百四十个人。轮换去的第二批人员跑了一半。条件着实艰苦。他们要怎样在严寒下工作呢？……杜巴瓦到那边已经一个星期了。普夏—沃季察的八个火车头，他们装配起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起了刑事控告：据称，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拦截了从普夏—沃季察往城里开的全部电车。他叫乘客们下车，把铺支线需要的铁轨装上车，然后沿着市内线路把十九趟电车拉到了火车站。电车工人也尽了全力帮忙。

到了火车站，留在索洛缅卡区的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列车，杜巴瓦就带着他那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有关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沓作风简直不成样子。那些人断然拒绝给出两部以上的电车。可是图夫塔教训杜巴瓦说：

“该把游击作风的那套举动改改了，如今这么干可是会坐牢的。你就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解决，非得用武力强占不可吗？”

我还从没见过杜巴瓦发这么大的火儿：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怎么自己不去商量？往这儿一坐，像个蚂蝗似的吸足了墨水，就开始嚼舌头。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得挨嘴巴。至于你呢，我看该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让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多管闲事！”杜巴瓦声大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听得到。

图夫塔写好了要求处分杜巴瓦的申请，但是阿基姆请我回避，和他谈了将近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里冲出来的时候，脸色通红，面露愠色。

十二月三日

省委接到了新案子，这一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报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再加上另外几名同志，跑到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那里空房子的门窗框。正当他们把这些东西往工程列车上运的时候，站上的一名肃反工作人员试图对他们实施逮捕。他们缴了他的械，直到火车开动，才把吐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了他。门窗全让他们拉走了。铁路局物资处还控告托卡列夫从博亚尔卡仓库擅自提取了二十普特钉子。他把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来替代枕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着说：“这些案子咱们都给它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极其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得不施压。我们三天两天要将一些碍事的人移交省委。工地上同志们不按章办事的情况越来越经常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拿来一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来烤手。不过即便有了它，房间里也没能变暖和些。所以在那儿，在森林里的人们是怎样挨过这样的夜晚的呢？据奥莉加讲，医院里非常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那儿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原来也是后方的悲剧！

十二月四日

雪下了整整一夜。据报告，博亚尔卡整个地让雪给埋住了。修路工作停了下来。人们都在清除铁道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做出了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要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完工日期不得晚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号。据说，当这个决定传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答复是：“只要我们人还没死光，就一定按时完成。”

有关保尔的一丁点消息也没听说。真是怪事，他竟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遭到“控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同我见面。

十二月五日

昨天土匪轰击了工地。

马匹在松软得容易坍塌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地上埋在雪里的枯枝偶尔被某只马蹄踩到，劈啪作响——马应声打个响鼻，跳到了一边。但是夹紧的耳朵上挨了一枪托，就又奋起急追，赶上前面的队伍。

骑在马上的约有十人。他们翻越过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就看见前方连接的，是一长条尚未被白雪覆盖的黑色地带。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撞在一起，叮当作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簌簌地抖了抖身子，长途的奔波让它浑身散发着热气。

“他们人来得还真他妈不少。”领头那人说道，“咱们这回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大头目有令，明天一定要让这帮蝗虫统统滚蛋。眼瞅着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顺着窄轨铁道的路肩，一个紧随一个朝车站走去。在快要走到废弃的学校边上的那片空地时，他们就停下了；他们并未走到空地上，而是藏在了树后面。

一阵密集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树枝上滑落下来。几挺短筒枪在林间冒着火星，子弹把墙上松散的灰泥打得直掉，潘克拉托夫他们拉来的窗玻璃也给打得粉碎，哗啦啦地呻吟作响。

密集的枪声也惊醒了躺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跳脚立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就又吓得重新卧倒了。

他们相互叠在一起。

“你去哪儿？”杜巴瓦一把扯住了保尔的军大衣。

“去院子里。”

“趴好，傻瓜！你一露脑袋，他们就把你收拾了。”杜巴瓦急促地悄声说道。

两人卧倒在房门边上。杜巴瓦把身子紧贴地面，握着手枪的那只手正冲门口，手臂伸直。保尔蹲伏着，手指紧张地摸了摸转轮手枪的弹巢，里面有五发子弹。他摸到空膛，就把转轮拨了过去。

射击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静谧令人感到诧异。

“同志们，有枪的这边集合。”杜巴瓦低声命令卧倒的人。

保尔警惕地打开了门。空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雪花正漫舞着缓缓飘落。

森林里，那十个人狠命抽打着马，跑了。

午饭的时候，一辆轧道车从城里呼啸而至。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里走出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迎接了他们。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从车上卸下来，摆到了月台上。

几人急匆匆地朝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了一道道之字形的线条。他走起路来像头熊似的，左右摇摆——老习惯真是一样没丢。他像圆规似的叉开两条腿，仿佛脚底下仍旧是驱逐舰那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人高马大，跟得上朱赫来的步伐；可托卡列夫不得不一路跑着，才能跟上自己的两个同伴。

“土匪的袭击倒是算不了什么。可眼前这个山包横在路上，对咱们来讲才麻烦。它偏叫咱们给撞上了，真该死！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老汉托卡列夫停下了。他背过身子迎向风，将两手拢成小船的形状，点了根烟，猛吸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在驻足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着。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这条专线你们有力量按期完工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刻给出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道：

“孩子，要知道，要是照常说来，那么完工是不可能的，可是不完工也绝不成。问题就摆在这儿。”

他们赶上朱赫来，与他相伴而行。老钳工激动地说了起来：

“问题难，就难在了这个‘可是’上。要知道，在这儿只有我俩——帕托什金跟我——心里头清楚，在这么糟糕的条件下，靠着现有的设备和人力，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不过，好在所有人都知道，不按期完工那是绝对不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说：‘只要我们人还没死光，就一定按时完成。’你们就自己亲眼瞧瞧吧！我们在这儿已经挖了快两个月的土了，第四拨人转眼又要到期，可那些主力队员呢，却连口气都没喘过，全凭年轻顶着。要知道，这些人有一半患上了伤风感冒。看着这些小伙子，可真叫人心如刀剜。他们是无价之宝……他们当中，不止一个得把命搭在这个鬼地方。”

自车站起，有一公里长的窄轨铁路已经完全铺好了。

往前，一段长约一公里半的路基已经弄平整，上面铺着好些已经埋入土中的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风吹倒的栅栏。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包跟前，是一条新平整出的道路。

在这儿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人在忙着铺设枕木。一个留着棕红胡子的农民，穿着崭新的树皮鞋，正不紧不慢地把木头从无座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稍远的地方，还有几架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躺着两根长长的铁杆，是用来替代路轨，给枕木找平的。为了能把路基夯实，斧头、铁钎、铲子全都用上了。

铺设枕木是一项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并且很费工夫。枕木要牢固又稳当地铺到地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根都均匀支撑住来自铁轨的重压。

懂铺路技术的，只有一个老头。此人虽已五十四岁，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油油的胡子从中间分向两边。他就是筑路工长拉古京。他已经自愿工作四轮了，和年轻人一齐经受着所有艰难困苦，在队伍中受到了大伙儿普遍的尊重。每次开党会，都为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准备了上座。老头以此为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哎，请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丢下你们呢？要是没有我，你们准能把铺路的活儿搞乱，这里需要有只眼睛，需要实践经验。这样的枕木我在俄罗斯铺了一辈子……”每一次工地换人马，他总要这样温和地说，结果就总是留下了。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的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一行三人走近处于忙碌中的人们的时候，汗流浃背、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挥着斧头砍出一个枕木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搬运工。潘克拉托夫瘦了，他那两块宽大的颧骨如今愈发显得突出，脸也没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瘦。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啦！”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铲的敲击声全都停顿下来。阿基姆环顾四周，看到了人们那一张张苍白的面庞。他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随手径直扔在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聊了几句，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领着同来的二人朝取土坑走去。潘克拉托夫走在朱赫来边上。

“潘克拉托夫，跟我说说，上次在莫托维洛夫，你们跟那个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不觉得缴械这事儿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讲话的搬运工。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说道：

“我们是经他同意后才缴的枪，是他自己求我们这么干的。他也是咱们的人。我们把情况一五一十道给了他，他就说：‘同志们，我无权让你们把门窗运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和我结了梁子，他偷东西，这个坏蛋，而我老干涉他。要是我放了你们，他一定会去告我，到那时我可要上革命法庭了。所以你们最好先缴了我的械，然后赶紧撤。这样一来，要是站长不上告，这事儿也就结了。’于是我们就照做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运！”

潘克拉托夫发觉，有一丝笑意从朱赫来的眼里流露出来，便补充道：

“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就别逼这小子了。”

“这事儿到此为止。今后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干了——这是破坏纪律。咱们完全有力量走组织程序打倒官僚主义。好了，现在咱们来谈谈更重要的事情吧。”于是朱赫来开始盘问匪徒袭击的详细情况。

距车站四公里半远，坚硬的冻土正接受着铁锹的猛凿。人们要劈开那个挡在路上的小山包。

就在工地周围，站着七个人负责警戒。他们的装备有霍利亚瓦的马枪，还有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和霍穆托夫的手枪。这些是筑路队的全部武器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记录本上填着数字。工程师只剩下了他一个。瓦库连科宁可担负临阵脱逃的罪名，叫法庭判处他死刑，也不愿吃土匪的子弹，这天早上他就溜回城里去了。

“这一挖得花上咱们半个月时间，地已经冻住了。”帕托什金压嗓门向站在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道。霍穆托夫总是愁眉苦脸，动作迟钝，惜字如金。

“铺路一共给了咱们二十五天时间，可您光挖山包就花费十五天。”他愤愤地用嘴嚼着胡梢，这样回答霍穆托夫。

“这个期限不切实际，是啊，我这辈子从没在这种条件下铺过路，也从来没有跟这样的一班人马共事过。我也可能弄错，这种事儿在我身上已经出过两回了。”

就在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那是谁？”来自铁路工厂的螺纹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是个吊眼小伙儿，他用露在破绒线衫外面的胳膊肘蹭了蹭保尔，指着坡下来人说道。说时迟，那时快，保尔连手上的铁锹都没扔，拔腿就往坡下跑。他的一对眼睛在军帽帽檐底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握住了他的手，握的时间比握其他人的手都更久。

“你好哇，保尔！这身行头还有大有小的，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潘克拉托夫苦笑道：

“他那五根脚趾头倒是配合得不错，五根全在外面露着。这还不算，他的军大衣还叫几个逃兵给偷走了。多亏跟他同公社的有个奥库涅夫：那人把自己的上衣给了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保夫鲁沙是个热力四射的小伙子。他在水泥地上一睡就是一个星期，铺不铺稻草都成，这之后就该进棺材里打滚了。”装卸工人不悦地对阿基姆这样说。

黑眉毛、微翘着鼻子的奥库涅夫眯缝起那对狡黠的眼睛，反驳道：“我们才不会让保夫鲁沙完蛋呢。我们能推选他——叫他到厨房去当炊事员，给奥达尔卡当后备。他要不是傻瓜，那儿既能吃得饱，也能睡得暖——挨着炉子也行，要么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奥库涅夫的话淹没在一片哄笑之中。

这是他们今天头一回笑。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又同托卡列夫和帕托什金一道乘雪橇到伐木场打了个往返。斜坡上，大伙儿仍在以先前的顽强精神挖着土。朱赫来望着起落的铁锹，还有被重活压弯了脊背的人们，对阿基姆低声说道：

“用不着开群众大会了。这儿没人用得上动员。托卡列夫，你说得很正确，他们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

望着这些掘土的人，朱赫来的眼神里流露出赞赏和庄严而关切的自豪感。要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不久前，这些正在掘土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曾在那个反革命叛乱的前夜扛着钢枪战斗。如今，他们又胸怀同一个志向，要把轨道铺就的钢铁动脉一路通到那满是木柴的珍宝之地去——那是热量同生命之源泉。

帕托什金工程师温文有礼却又言之凿凿地向朱赫来证明了，要想挖开这个小山包，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听着他的计算，便暗自有了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编到前面修路去，至于这座小山，咱们另找出路。”

车站上，朱赫来在电话机旁待了很久。霍利亚瓦守卫在门口，他听到背后传来朱赫来粗声粗气的声音：

“这就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叫他立即把普兹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必须把这个地区的匪徒消灭干净。叫他们再从部队派一台装甲列车跟几名爆破手来。剩下的事儿我自行安排。我夜里回去。叫利特克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把车开到车站来。”

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发过言后，朱赫来便接着讲了起来。在同志式的亲切交谈中，一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建设者们，在一月一日前竣工的原定期限不能变。

“咱们将转为战时状态。全体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由杜巴瓦同志担任。所有六个筑路小队都要领取一定的任务。剩下的筑路工作将会平均分成六段，各队认领自己那一段。全部工作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哪个小队能提前完成任务，就批准他们休息和返城。除此之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里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小队的队长也已经确定：第一小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小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小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小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小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小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至于筑路工程队的总领队，”朱赫来在发言的末尾说道，“其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这次也不换班，仍旧是由不换班的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担任。”

仿若有群鸟振翅起飞，噼噼啪啪响起了一阵掌声，笑容也浮现在一张张刚毅的脸上。这个严肃的人的最后这句话讲得亲切又风趣，让一直全神贯注于听他讲话的人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二十来号人成群结队地一路将阿基姆和朱赫来送到轨道车前。

在同保尔道别的时候，朱赫来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说：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感觉像是冻坏了——已经稍微肿起来了。”刚回答完，保尔想起自己很久以前就曾提出过的请求，便扯住朱赫来的袖子，说：“你能给我点左轮手枪用的子弹吗？我这儿能用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难过地摇了摇头，可是，一见保尔的眼神是那样地失落，他便毫不犹豫地摘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保尔起初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他梦想了如此之久的东西，竟成了他的礼物。然而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到了他的肩上。

“拿着吧，拿着！我知道你早就眼馋它了。只不过你用起来得多加小心，别打到自己人。这里是整整三夹配它使的子弹，也给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准确无疑地汇聚在保尔的身上。有人喊道：

“保尔，咱俩换换吧，我拿一双靴子跟一件羊皮短袄来换。”

潘克拉托夫调皮地往保尔背上推了一把：

“鬼东西，还是换双毡靴吧。要是再穿着你那只套鞋，怕是连圣诞节都等不到！”

朱赫来一只脚踩在轨道车的踏板上，正在开具那支礼物枪的持枪许可证。

一大早，一台装甲列车在道岔上嗒嗒驶过，静悄悄地开进了车站。天鹅绒般的白色蒸汽腾空而起，有如花朵般绽放，随即便消失在清冽的空气当中。从装甲车厢里走出几个裹在皮革里的人。数小时过后，这三名被装甲车拉来的爆破手已在斜坡上深深埋入了两个硕大的发蓝的南瓜，他们把几根长长的导火线从里面接了出来，然后就放了信号枪。于是，人们便纷纷躲开如今已成险地的小山包，往四下里跑去。导火线末端在火柴的作用下，迸发出闪闪磷光。

这一刻，几百号人的心都揪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等待是那样的难挨——终于……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的山头，将巨大的土块抛向天空。接着的是第二次爆炸，比头一回的威力还要大。可怕的隆隆声在密林间回荡，山崩地裂之声响彻整片树林。

方才还是座小山的那个地方，如今露出个张着巨口的深坑，方圆数十米之内，炸飞的土块在糖霜一样白的雪地上撒了一层。

人们带上镐和铲，冲着炸出来的深坑飞奔而去。

自打朱赫来走后，工地上便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赛——争取率先完成任务。

离天亮还早得很，保尔谁也没有惊动，悄悄地下了床。他艰难地挪动着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僵了的双腿，往厨房走去。待到沏茶水在桶里沸腾起来，才返身回去，把同队的全体队员叫醒。

当其他各队的人全都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喝早茶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了杜巴瓦和他兵工厂伙计们的那张桌子跟前。

“瞧见了么，米佳伊，天儿一亮保尔就把自己的弟兄们招呼起来了。约摸着，他们已经铺了得有十来俄丈远了。听大伙儿说，他把他们铁路工厂那帮人的弦都拧得紧紧的，他们决心要在二十五号前就铺完自己那段路。他是想给咱们所有人点颜色瞧瞧呢。不过，我可要对不住了，咱们还得走着瞧！”他冲杜巴瓦气呼呼说道。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举动，会叫这位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不安。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兄弟保尔的一记鞭打：一声不吭地，保尔就向各队发起挑战了。

“所谓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赢谁’的事儿。”潘克拉托夫说。

快到晌午的时候，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工作被打断了。原来，是那个正在已架起的步枪边站岗的警卫，发现林间来了一队骑兵，于是鸣枪警报。

“快取枪，弟兄们！土匪！”保尔一边喊着，一边丢下铁锹，拔腿朝挂着他的毛瑟枪的那棵树跑去。

一转眼的工夫，小队里的人已经端好武器，贴着路肩径直卧倒在雪地上了。走在前面的几名骑兵挥动起帽子。当中有个人喊道：“快停下，同志们！是自己人！”

只见五十名骑兵，头戴镶着大红色五角星的尖顶红军帽，正沿路赶来。

原来，这是普兹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来探望筑路队员们了。保尔留意到，排长的马有只耳朵被削掉了。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块白斑，它不肯好好站着，一个劲儿地在骑者身下“撒欢儿”。保尔飞快地向它奔去，一把抓住了笼头绳，把它吓得直往后退。

“小秃子，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遇到你！你竟然没叫子弹给打死，我的独耳美人。”

他温存地搂住马的细长脖颈，用一只手抚摸着它翕动的鼻孔。排长端详着保尔，终于认出了他，吃惊地喊出了声：

“啊，这不是柯察金吗？！……马你倒是认出来了，却把谢列达给漏掉啦。你好哇，兄弟！”

城里面所有部门都像是点燃了引擎，火力全开。这对工地上产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扎尔基把留守在单位的人一股脑儿全派到了博亚尔卡，只留下一个团区委的空架子。于是，索洛缅卡区硕果仅存的便唯有清一色娘子军了。扎尔基还成功鼓动铁路中等技术学校往工地上新派了几队学生。

在向阿基姆汇报所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

“现在只剩我跟一帮女无产阶级了。我打算让拉古京娜替代我。‘妇女部’几个大字往门上一写，我就能上博亚尔卡去了。你要知道，我一个大男人在女人堆里转悠，实在叫人尴尬。姑娘们都拿怀疑的眼光瞅着我。想必这帮喜鹊私下里都在说：‘把所有人都派了出去，他自己倒留下了，真是个滑头。’指不定还有更难听的呢。求你批准我去吧。”

阿基姆呢，却笑着拒绝了。

不断有人抵达博亚尔卡。铁路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往博亚尔卡调了四节客车车厢，供新来的工人们住。

杜巴瓦小队撤下了工地，被派往普夏—沃季察。他们奉命要把几个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上来。这项工作给折算成了工地上的任务量。

杜巴瓦在临走前曾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工地来，交给他一只新组织的小队。托卡列夫便下达了该命令，压根没去揣测那个真正理由，正是这个理由，促使军械兵杜巴瓦想到了这个捷克人的存在。而这个理由，就是安娜托几个索洛缅卡的来人转交给他的一张便条。安娜在里面写道：

“德米特里：你好！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选了堆成山的书报。向你并博亚尔卡的全体作战队员致以我们热烈的问候。你们所有人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昨天，各家仓库最后的木柴存货也已经配售出去了。克拉维切克请求我向你们转达问候。他真是个极好的小伙子！他还亲自为你们烤制了面包。面包房里的人他谁都信不过。他亲手筛面粉，亲自操作机器和面团。不知他从哪儿搞来的好面粉，他做出来的面包好极了，跟我领到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咱们的人总上我这儿来：有拉古京娜、阿尔丘辛、克拉维切克，有时候还有扎尔基。我们或多或少也推进一下学习，不过更多的是谈天说地，而最常提到的就数你们了。姑娘们对于托卡列夫拒不准许她们去工地这件事儿很是愤慨。她们一再保证，能像大家伙儿那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要穿上父亲的全套行头，然后猛地出现在我老爸面前，看他还能打那儿把我撵走！’

说不定她真会这么做。代我向那个黑眼睛的家伙问好。安娜”。

暴风雪突然来袭，游走于低处的乌云遮住了天空，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到了晚上，狂风在烟囱里哀号，它在林间呜咽着，追逐着左藏右躲、打着旋儿的雪花，那咄咄逼人的呼啸声惊扰了整片森林。

暴风雪又是咆哮又是破坏，折腾了一整夜。尽管火炉烧了整宿，可人们的身子骨儿还是冻透了：车站上那座废弃的房架子根本没法存住热气。

第二天清早人们结队去上工，雪深得快要没掉整支队伍，可树尖儿上却挂着一轮烧得火红的太阳，瓦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

柯察金小队正清除着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感受到，由严寒带来的痛苦到底是有多折磨人。奥库涅夫的旧上衣没法为他御寒，雪又一个劲儿地往那只旧套鞋里钻。他有好几次把它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面临着彻底散架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的脖子上长出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拿给他替代围巾。

瘦削的保尔红肿着双眼，奋力挥动着宽大的木锨，把雪拢作一堆。

就在这时，一趟客运列车爬进了车站。气喘吁吁的火车头好不容易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柴火都没有，燃烧室里的余火也眼看就要熄灭。

“你们能给木柴，我们就往前开；可要是不能，那就趁它还能动弹，赶紧把车弄到侧线上去！”列车司机冲站长高喊道。

列车被引到侧线上去了。愁眉苦脸的旅客得到了停车事由的告知。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响起一阵抱怨声和咒骂声。

“你们去跟那个老汉说说——喏，就是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头儿。他可以下令，叫人用雪橇给火车头拉点木柴过来。他们就把那些木头当成枕木来使。”站长向列车员们建议道。于是这帮人便迎面朝托卡列夫走了过去。

“木柴给是能给，不过不能白给。要知道，这可是我们的建筑材料。我们这儿让雪给封住了。车上能坐六七百名乘客。妇女和小孩可以留在车里，不过其余的人都得拿起铁锹——一直铲雪到晚上。这样你们就能得到木柴。若是他们不肯——那就叫他们一气儿坐到新年好了嘛。”托卡列夫对列车员们说。

“瞧，伙计们，来了这么多人！看啊，还有女的呢！”保尔听到背后有人惊奇地喊道。

保尔转过身来。

托卡列夫边走近边说：“这是给你的一百个人，给他们分配活儿吧，看好了，免得他们无所事事。”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一一分配了工作。有个高个儿男人，身着带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头戴暖和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正愤愤地转着手里的铁锹。在他的身边站着名年轻的女子，她的头上戴了顶海狗皮帽，帽尖儿上还挂着颗绒毛球。只听男人正向她诉说着自己的反对：

“我不想铲雪，谁都无权强迫我。要是他们来请我，我作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倒是可以安排一下工作，可是铲雪这件事，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该去做，规章里面没这条。那个老头的做法是违法的。我要追究他的责任。这儿的工长是谁？”他问离他最近的那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这位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男人带着鄙薄的眼光，将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那么您又是什么人？”

“我是个工人。”

“那我跟您就没什么可谈的了。请您把工长带到我这儿来，也可以是你们这儿别的领导……”

保尔蹙起眉头，看着他说：

“您不想干活，那就甭干。火车票上没我们的标记，您可登不了车。这是工地负责人的命令。”

“那么您呢，女公民，同样拒绝吗？”保尔转身问那个女人。他当即怔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冬妮娅·图曼诺娃。

她很吃力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是保尔。尽是窟窿、破破烂烂的衣裳，稀奇古怪的鞋子，一条脏毛巾围在脖子上，许久未洗过的脸——保尔就是以这副模样站在了她的面前。唯有那一对眼睛，还跟从前一样，散发着从不熄灭的光芒。他的眼睛呵……就是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流浪汉一样的人，就在刚过去的不久前还是她的恋人。可一切都已经变了！

她跟自己的丈夫刚刚举行过婚礼，两人正一同前往一座大城市，他在当地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她没想到，竟会在这儿遇到少年时期的恋人。她甚至觉得将手递给他有些不合时宜。瓦西里会怎么想呢？保尔是如此的邋遢，这可真令人尴尬。看来，这个锅炉工的人生不会再有更大的长进，就只能挖挖土了。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窘迫得两颊绯红。那个铁路工程师已经气疯了，在他看来，这个流浪汉竟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这一举动实在是太放肆了。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娅跟前说：

“冬妮娅，咱们走。我真没法平心静气地看着这个拉查隆尼[2]。”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么你不过是个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低声回敬了铁路工程师一句，然后，目光转向冬妮娅，一字一句、公事公办地说：“图曼诺娃同志，请您拿起木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肥水牛——请原谅，因为我不了解他是您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娅脚上的高筒套靴，冷冷地笑着，又捎带着补充道：“我奉劝你们别留在这儿。前些日子土匪刚来过。”

他踢踏着套鞋，转身朝自己人那边走去。

正是他最后的话对工程师产生了效力。

最终，冬妮娅说服了他留下干活。

到了傍晚，活干完了，人们开始返回车站。冬妮娅的丈夫一心往前赶，急着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娅停下了脚步，让工人们先过去。保尔走在所有人后面，他靠铁锹撑着身子，已是精疲力竭。

“你好，保夫鲁沙。坦白讲，我真没想到，看到你会是这副样子。难道你在政府里面就谋不到一个比挖土强点儿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当上委员或是诸如此类的干部了呢。你的生活怎么过得这样不称心……”冬妮娅说着，一路走在他的身边。

保尔收住脚，用诧异的眼光打量着冬妮娅。

“我也没想到再见面你变得这么……酸里酸气。”保尔终于找到这么一个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娅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朝前走去。没走出几步，他又答道：

“比起您的礼貌之举，图曼诺娃同志，请容许我这么说——我的粗鲁可是好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叫人费心的，一切都好。倒是您的生活，可比我料想得还糟。两年多前你还好些，那会儿你不会耻于把手递给一个工人。可如今你闻起来浑身是樟脑球的气味。我要诚实地告诉你，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他的婚期就要到了，并恳请保尔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

风将那页洁白的信纸从保尔手中吹起，它像鸽子一样飞向了天空。他没法出席婚礼。哪能走得开呢？还在昨天，熊一样的潘克拉托夫就已经赶超了他的小队，并且还在飞速向前推进着, 让所有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这个码头搬运工正不顾一切地朝第一名直奔而去,他已经丢掉了惯有的沉静，可劲儿撺掇自己的“码头帮”以疯狂的速度前进。

帕托什金对这些沉默地爆发着的筑路工人进行了观察。他吃惊地挠着头皮，自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哪儿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要知道，倘若天公一直作美，只消再花八天多时间，我们就能铺到伐木场了。老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凭自己的工作打破了一切统计和标准。”

克拉维切克从城里来了，他还带来了自己最新烘制的面包。见过托卡列夫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两人亲热地相互道了好。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背袋里取出一件瑞典制造的黄面短皮衣。他拿手掌拍了拍那富有弹性的皮料，说道：

“这是给你的。不晓得是哪位送的吧？……嘿！你可真够傻的，老兄！这是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捎给你的，免得你这个傻子给冻坏了。皮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上接过来就拿给我了，要我捎给你柯察金。阿基姆和她说，你穿件单衣就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还有点儿皱鼻子呢，他说：‘我可以另送一件军大衣给这位同志。’可丽达笑了，‘不要紧，穿短外套他干起活来更方便！’你可拿好了！”

诧异中的保尔将这件贵重物品在手上握了一会儿，这才迟疑不决地把它穿在自己快冻僵的身上。那柔软的毛皮迅速温暖了他的臂膀和前胸。

丽达的记录：

十二月二十日

连日暴风雪。又是下雪，又是刮风的。奋战在博亚尔卡的人们眼看就要实现目标了，可严寒和暴风雪却又阻挡了他们。人们经常陷进雪堆里。刨挖冻土很是困难。总共仅剩下了四分之三公里，然而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出现了伤寒，得病的有三人。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来人。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远的地方，土匪把一趟运送面包的专列给弄出轨了。依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整个工程队都被投放到那里去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名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了城里。当中就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上去过了。有趟火车是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几具僵硬的尸体从车厢间的缓冲器上被抬了下来。医院里头都很冷。这可恶的暴风雪！它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事实果真如此：昨天夜里，奥尔利克调遣所有手下突袭了博亚尔卡。这场敌我战斗进行了两个钟头。那帮匪徒切断了电话线，因此直到今早朱赫来才得以收到确切消息。匪帮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会把他送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当晚他是警卫队队长。发现匪帮并发出警报的正是他，然而，他忙着开枪回击，还没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里面有十一人受伤。现在那里驻扎了一台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连。

潘克拉托夫成了筑路队队长。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在格卢鲍基村追到一部分匪徒，把这些人一个不留地全砍死了。部分非党干部等不及火车，沿着枕木步行离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送到了。他们被安置在医院住院部。医生们答应会把这个老汉救活。他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人并无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发来的电报：“作为对于匪徒之侵犯的回应，我们，出席今日大会的窄轨铁路建设者，连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并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红军战士，在此向你们做出保证，我们将排除一切险阻，于一月一日前将木柴运抵城内。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调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记录员别尔津。”

克拉维切克的葬礼在索洛缅卡以军事礼仪举行。

宝贵无比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然而朝它们推进的速度却缓慢得令人煎熬：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这天，保尔像个醉汉一样，两腿打着软，跌跌撞撞走回了车站。他已经带着升高的体温就这么走了很多天了，不过，今天他感觉自己烧得比往日更厉害。

让工程队大出血的肠伤寒，终于也悄悄地逼近了保尔。但是他那壮硕的身体在抵抗，一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随大家一起去上工。然而，无论是暖和的皮衣，还是朱赫来捎来的那双穿在他已然冻伤的脚上的毡靴，都救不了他了。

每走一步，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猛扎他的胸膛，他冷得牙齿直打架，两眼昏花，只看到一棵棵树像旋转木马似的，在他眼前怪异地旋转。

他好不容易才走到车站。那不同于往日的嘈杂声使他吃了一惊。细细一瞧，他就发现了一列跟整个车站等长的平板车。车上载有小火车头，还堆着铁轨、枕木，许多跟车来的人正忙着把它们卸下车。他又往前迈了几步，就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脑袋撞到了地上。积雪微沁着滚烫的面颊，有一种舒适的凉爽。

几个小时过后，保尔才意外地被人发现，抬去了板棚。他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出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大夫这样说道：“大叶性肺炎并发肠伤寒。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跟脖子上的痈疮就不用再提了——小打小闹。光是头两种病就完全足以把他送到那个世界去了。”

为救保尔，潘克拉托夫和刚到的杜巴瓦想尽了一切可能的法子。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号送回老家。

多亏有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帮忙，最主要的还是靠霍利亚瓦施压，潘克拉托夫、杜巴瓦二人才得以把不省人事的保尔跟阿廖沙塞进了拥挤至极的车厢里。车上的人怕传染上斑疹伤寒，不肯放他们上车，一面抵抗，一面威胁着要把伤寒病人在沿途中扔下去。

在这些个阻碍运送病人的乘客面前，霍利亚瓦挥着左轮手枪，大喊道：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为此我们得把你们全都轰下车，他也非走不可！给我记住，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会提前通知到沿线各站，把你们全都赶下车，并且送到牢里去。这是给你的，阿廖沙，是保尔的毛瑟枪，有谁想要动他，你就只管冲谁开枪。”为了吓唬对方，霍利亚瓦又补了这么一句。

列车开动了。空荡荡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边，问：“你说，他能活下来吗？”

没人回答他。

“走吧，米佳依，不妨顺其自然吧。如今咱俩得全方位负责了。今天得连夜把几个机车卸下来，明天一早就试着给它们加热。”

霍利亚瓦给在沿线所有车站上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一一去了电话。他苦苦请求他们别让乘客把生了病的柯察金弄下车，直待得到“一定照办”的明确保证后，才去睡觉。

在某个铁路枢纽站上，一个发色淡黄的不知名的小伙子的尸体，由列车客运车厢径直给拖到了月台上。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赶忙跑到车厢前阻止，但是，这个小伙子的死亡得到了证实，便只得下令把尸体抬去了停尸房。

他们当即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向霍利亚瓦告知了这个令他如此挂心的人儿的死讯。

一封简短的电报从博亚尔卡发到了省委，里面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中的柯察金送到了家，随后，他自己也患了伤寒，发起烧来。

一月九日

为什么会这般难过？就在坐到桌边来之前，我哭了。谁能想到，丽达竟然也能号啕大哭，并且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都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掉眼泪，是因为悲痛令人难以忍受。可悲痛为何而来？为什么悲伤偏偏发生在今天，在这个盛大的胜利日里呢？明明，那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上的各站已被宝贵的木柴填满，而我刚还参加了胜利庆祝大会，这是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是一场胜利，然而，有两个人却为之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向我揭示了那份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料想的还要珍贵。

日记就先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几时能再回来写新的内容。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知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决定。

[1]保罗·德·科克（1794年—1871年），法国作家。

[2]拉查隆尼在意大利语中有穷汉子, 叫花子的意思。

第三章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夺去保尔的性命。这是他第四次越过死亡的边缘，劫后余生。才过了一个月，身形消瘦、面无血色的保尔就已经可以下地，两腿颤颤巍巍地扶住墙壁，试着在房间里走动了。在母亲的搀扶下，他踱到窗口，久久凝视着大路。积雪消融后形成的小水洼在闪闪发亮。外面俨然已至开春前的融雪时节了。

一支樱桃树枝正伸到窗前，上面神气十足地站了只灰胸脯的麻雀，正不安地用狡猾的小眼睛望着保尔。

“怎么样，这个冬天咱俩都算是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手指扣了扣窗户，轻声细语地说道。

母亲惊慌地瞧着他：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呢？”

“我是跟麻雀……它飞走了，真是个精灵鬼。”他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春意已浓。保尔开始考虑回城的事儿。他已经强壮到可以走路了，不过他的身体又出现了其他状况。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着步，猛然感觉脊柱一阵剧痛，随即便摔倒在地。他好不容易才慢慢挪回房间。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尽的检查，当摸到他脊柱上那个深坑的时候，惊讶地叫出了声：

“您这里是怎么搞的？”

“这个，医生，是路面上的石头留的印儿。在罗夫诺城下，有枚三英寸口径的火炮从我身后的碎石路上炸开了花……”

“那您怎么能走路？对此您没有感到不安吗？”

“没有。我当时躺了两个钟头左右——然后就上马了。直到现在才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对那个坑做了检查。

“我亲爱的，这玩意儿可是会令人极其不愉快。脊柱不爱这样的震动。咱们还是但愿它从今往后别再闹动静了吧。请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他同情地看着自己的病人，难掩自己的痛心之情。

阿尔焦姆住在自己的丑媳妇斯捷莎家里。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巴掌大小、脏兮兮的小院儿里，一个邋遢的斜眼睛男孩在奔跑。他见到保尔，水汪汪的眼睛就毫不客气地直盯住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着鼻子，一面问：“你要干吗？指不定，你是来偷东西的？最好还是离开，不然我妈妈可要发火啦！”

就在这时，老旧而低矮的小木房上那扇袖珍的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唤他：

“进来吧，保夫鲁沙！”

炉灶边上，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持炉叉，正忙活着。她用冷漠的眼神扫了保尔一眼，给客人让路过去，随后便把铁制锅勺碰得叮当响。

两个梳短辫子的大女孩赶忙爬上了炉炕，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原始人，好奇地在那边探头探脑。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是不赞成的。作为世世代代的无产者，阿尔焦姆不知为什么了断了自己同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长达三年的情谊，转而跟样貌平平的斯捷莎结了婚，到这个没有男劳力的五口之家做了上门女婿。在这个家，为能重整衰颓的家业，他从机车库下工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了那张铁犁上。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正如他曾说过的——脱离到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那边，所以眼下他观察着，看弟弟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这一切作何反应。

两人坐了一会儿，匆匆互道了些碰面时常提的无关痛痒的客套话，然后保尔就打算告辞。阿尔焦姆不放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把牛奶拿来。这么说，你明天就走？你的身子还有点虚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打过招呼，便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去帮忙搬东西。这下就只留下保尔和那个吝于言词的老太婆了。从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炉叉，不满地嘟囔道：

“啊！我主耶稣，为着这些鬼事情，连祷告的工夫也没有！”她从脖子上解下头巾，一面斜眼瞅着来客，一面朝角落走去，那里摆放着几幅年久发黑、面目忧愁的圣像。她将三根枯瘦如柴的手指头并成一撮儿，划了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干瘪的嘴唇，低声念道。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耳朵的黑猪身上。他两手紧紧抓住猪鬃不放，拿两只光脚丫狠命去踢它，在这只打着转儿、直哼哼的动物身上高喊着：

“驾！驾！走啊，出发！吁！别胡闹！”

猪驮着男孩儿满院乱窜，想把他甩下来，可是这个斜眼睛的调皮鬼却骑得稳稳当当。老太婆中止了祈祷，从窗户里探出个脑袋：

“我叫你骑，摔不死你！给我从猪身上爬下来，你怎么没叫霍乱带走呢，滚你的吧，小疯子！”

猪到底还是把这位骑手给甩了下来。心满意足的老太婆重新回到了圣像跟前，她露出一脸虔诚，继续念道：

“愿你的国降临……”

满脸泪痕的小男孩出现在门口。他用袖子揩着负了伤的鼻子，疼得抽抽涕涕的，哀怨地说：

“妈—妈—呀——我要甜饺子！”

老太婆恶狠狠转过身子，骂道：

“你这个斜眼鬼，连个祷告都不叫人做。狗崽子，我这就叫你吃个够！……”说着她就从条凳上抓起了鞭子。男孩儿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炉灶后面的两个姑娘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老太婆第三次开始了祈祷。

保尔不等哥哥回来，便起身走了。他在带上篱笆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户里露出了脑袋。她在监视他。

“是什么鬼把阿尔焦姆引诱到这里来了？如今他是到死也没法摆脱了。斯捷莎每年都会给他生孩子。他埋没了自己，就像只粪堆里的甲虫。不仅如此，弄不好连机车库那份活儿也要丢。” 保尔闷闷不乐地走在小城空荡荡的街道上，思索着，“可我本想着能吸收他参加政治生活呢。”

一想到明天就要离开，就要前往那座仍然生活着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的大城市，他又高兴起来。那座大城市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勃勃生气，川流不息的奔忙人群，电车的轰隆声和汽车喇叭的鸣响都令他眷恋。不过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熏黑了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安静的沙沙声。他向往着那个硕大的飞轮在急速飞旋、空气里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着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儿，在这个宁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却觉得有些压抑。小城对他来说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这也难怪。就连大白天出去散散步，也会叫人心生不快。当他从几名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妇身边经过时，就听见了她们匆忙发表的一番议论：

“瞧啊，姐妹们，这个丑八怪是打哪儿来的？”

“看样子，他准是正害肺痨。”

“他身上那件制服上衣倒够阔气，明摆着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同样叫人厌恶。

保尔与这里的纽带早就已经断开了。那座大城市却变得愈加亲切而可爱。那里有刚毅坚强、朝气蓬勃的好弟兄，还有一份工作。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一片松林跟前，在岔道口停了下来。他的右边是一所阴森森的废弃监狱，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将它与树林分隔开来，它的后面则是医院的白楼。

就在这儿，在这片空旷的广场上，瓦莉娅和她的战友们被绞死了。他在曾经安放绞架的那个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随后便朝陡崖处走去。一路下坡，就来到了烈士公墓。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亲手打理过，整排坟墓上都摆放了云杉枝，树枝为这片小小的墓地围起了一道绿色屏障。陡崖之上，挺秀的松木高高耸立。新生的芳草为峡谷的斜坡披了一层绿色丝毯。

这儿是小城的边缘，静谧而寂寥。森林在喃喃低语，复苏的土地散发出春日所独有的潮腐气息。为了能让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战友们在这里英勇赴死。

保尔用一只手缓缓摘下头顶的军帽。悲恸，巨大的悲恸填满了他的心房。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卑鄙庸俗而羞愧；在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应当抓紧时间去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是一出意想不到的惨剧，都能使之戛然而止。

抱着这样的念头，保尔离开了烈士公墓。

家中，母亲悲伤地为儿子收拾着出门的行装。细瞧之下，保尔发现她在背着他掉眼泪。

“保夫鲁沙，要不，你就留下来行吗？我岁数大了，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不管养多少孩子，只要一长大就都飞走了。城里有什么好心心念念的？在这儿过日子也是可以的嘛。莫非你也相中了哪个剪了短毛儿的雌鹌鹑啦？你们倒好,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讲。阿尔焦姆成亲那会儿,一句话都没说。你呢，就更不消说了。只有等你们负了重伤，我才能见到你们。”母亲低声诉说着，将儿子不多的物什装进了一个干净的口袋。

保尔攀住她的双肩，把人拉到自己面前,说:

“好妈妈，才没有什么鹌鹑呢！你老人家可知道,鸟儿找伴儿也只找同类? 难不成，照你说来，我是个鹌鹑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好妈妈，我跟自己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让我们消灭干净，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这要等很久？不会的，好妈妈，资产阶级撑不了太久了……有那么一个共和国即将为所有人而起，至于你们这些一直劳动着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到时候就都去意大利。那个国家是那样的暖和，就在海岸上。那里，好妈妈，压根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住进资本家的宫殿里头，那样你们就能在太阳底下晒晒自己的老骨头了。而我们会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嘴里神话般的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么个怪脾气。他当过海员，在海风里扑腾过。真真一个强盗，愿上帝原谅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吃了败仗，回到家里时缺了一条腿还有一根胳膊。他的胸上挂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两个五十戈比的沙皇银币在丝带上系着，可他老人家死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他性子执拗，还曾拿棍子敲过某位官老爷的脑袋，

“在牢里蹲了将近一年时间。他让人给关在了里头，就算是十字奖章也派不上用场。我看你呀，准是要走你爷爷的老路……”

“好妈妈，咱们的道别干吗要搞得这么不快活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可是好久没碰过了。”

他把脑袋低垂到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方。流淌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惊奇不已。

他的演奏不再同于以往。没有了肆无忌惮的旋律，狂放不羁的尖音，以及那曾让年轻的手风琴手保尔名扬全城的、叫人如痴如醉的奔放豪情。如今他的乐声听上去抑扬有致，并不失力量，却似乎变得愈发深沉了。

保尔自个儿到了车站。

他说服母亲留在了家中，是不想看她在离别时落泪。

所有人一窝蜂地朝车上挤去。保尔占到一个空的上铺，就从上面观看着过道上群情激昂的人们在吵吵嚷嚷。

仍旧是那样，人们拖上来许多口袋，再把它们往座位底下乱塞一气。

列车开动后，人们稍稍安静下来，并且依照惯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睡着了。

他想要拜访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缓缓地蹬上台阶。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什么都未曾改变。他走在天桥上，一只手摩挲着光滑的栏杆。就在快要下天桥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天桥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浩渺无垠的高空之上，夜晚打造出一派壮丽磅礴的景象，令人双目着迷。黑暗恰似一席玄色天鹅绒，遮住了地平线。侧过身子，只见无数星光熠熠，有如磷光点点。而下面，在那个大地与天空浑然相接的地方，有一座城市，将万家灯火撒落于漆黑的夜色之中……

这时，有几个人迎着保尔沿台阶走上桥来。他们兴致勃勃地激烈争论着，说话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于是保尔的视线移开了那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开始往台阶下面走。

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上的军区特勤部，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保尔说，朱赫来早已不在本市了。

他用好多个问题试探了保尔许久，直到摸清这个小伙子跟朱赫来确有私交，才告诉了他：朱赫来两个月前就调离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伤心极了，他甚至连详情都没有打听，就默默地转过身子走到了外面。一股倦意向他袭来，迫使他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

一辆电车驶过，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叮叮当当的声音。人行道上是川流不息的人潮。真是座生机盎然的城市：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低沉的絮语声，一会儿是青年们高亢的说话声，一会儿是某位老汉沙哑的咳嗽声。人群没有尽头，步履总是匆匆。电车里全都灯火通明，无数的汽车前灯在闪动，围绕着隔壁电影院广告牌的电灯璨如火光。到处都是人，他们那旷日持久的说话声填塞了整条街。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街上喧哗而热闹的景象,淡化了由朱赫来离去这一消息所引发的浓烈的苦楚滋味。该去哪儿呢？回索洛缅卡去，那里有不少朋友呢——不过太远了。他的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幢房子，它就坐落在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路上。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拔腿便朝那边走去。要知道除了朱赫来以外，他最想看到的同志就是丽达了。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是米海洛的房间里过夜。

还隔着很远，他就看到了楼上一角的窗户里透出光亮。他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他在楼道里站了几秒钟，在门后面，他听到丽达的房间里有几个人在说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喔唷！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变松了。”保尔推断道，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内心的激动，用牙齿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个陌生女子，年纪很轻，两鬓垂着几缕卷发。她疑惑地望着保尔，问：

“您找谁？”

她没有掩门，保尔扫了一眼房里陌生的陈设，便已经有了答案。 “我能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吗？”

“她不在这儿，她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我听说又从那儿去了莫斯科。”

“那阿基姆同志住在这儿还是也走了？”

“阿基姆同志也不在这儿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的团委书记。”

保尔无话可说，只得转身离开。重返这座城市的喜悦已经烟消云散。

眼下得认真考虑一下上哪儿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挨家挨户地去找朋友们，就算把两条腿走断了也见不着一个人。”保尔压抑着满心苦恼，郁闷地抱怨道。不过他还是决定再一次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这个装卸工住得离码头很近，去找他总归要比去索洛缅卡来得近些。

当保尔终于走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的时候，已是疲惫至极。他一边叩着那扇不知何时漆成了赭色的房门，一边下了决心：“要是连这一个也不在，我就不再瞎跑了，直接钻到小船底下去过一宿。”

一个老太太打开了门，她头上包着块朴素的头巾，在下巴底下绾成个结——她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么？”

“刚回来。您要找他？”

她没有认出保尔，只是掉转身子，喊道：

“伊格纳特，这儿有人找你！”

保尔随她走进房里，将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咀嚼着一块食物，一面从桌旁朝他转过身子，说道：

“要是找我的，你就坐下讲你的吧，我可得先把这碗红菜汤吃掉。因为我从早上到现在就只喝了点儿白开水。”说着，潘克拉托夫顺手抓起一把硕大的木勺。

保尔在他身畔的破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从头上摘下军帽，依老习惯拿它揩了揩前额。

“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啦？”

潘克拉托夫用勺子往嘴巴里送了两勺汤，见客人不答话，就转过脑袋冲他说：

“赶紧说了吧，你有什么事？”

潘克拉托夫手上抓着块面包正要往嘴巴里送，到了半道上停住了。他茫然地眨巴着眼睛，说：

“哎……停一停……呸！你可真能胡闹！”

保尔看到他那张因用力过度而涨得通红的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保尔！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且慢！你叫什么名字？”

循着潘克拉托夫的惊呼，他的姐姐和母亲也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三个人加在一起，终于证实了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真的是保尔。

家里其他人早就入睡了，可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讲述着四个月以来发生过的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跟米海洛早在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几个讨厌鬼不是去干别的，而是去念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跟杜巴瓦上的是预科，米海洛上的则是一年级。统共召集了我们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也火烧火燎地递了申请。寻思着，也该充实一下脑瓜子了，要不然全是糨糊。可哪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却把我抛进沙子里，不管我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用鼻子哼哧了一阵，继续说道：

“起初我的事儿还挺顺利。所有条件我都符合：党证有，团龄也够，至于身份跟出身更是不在话下，可是到了政治知识考试这关，我的麻烦就来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里一名挑肥拣瘦的同志给拎出来了。他抛给我这么一个好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您说说看，您对哲学有哪些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可是没有半点认识。不过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曾有个装卸工，他念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就是为了显能耐。有一回，他和我们说：鬼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他们被称做哲学家。有这么一位人物，姓什么我没记住，好像是伊杰奥根[1]，他一辈子住在木桶里，还有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能耐最大的要数这么一位了，他能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全是些能编瞎话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过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是想从右翼包抄我嘛。’这人正狡猾地瞅着我。于是，我也朝他猛地放了一枪：‘照我说，哲学嘛，就是胡吹一通，故弄玄虚。同志们，我对这种瞎胡闹的玩意儿可是压根儿就不想学。不过论起党史呢，我可是要满心欢喜地去学。’他们一听，就对我刨根问底，追着问我的这些有关哲学的新鲜念头是打哪儿来的。我就又添油加醋地把中学生的话说了一遍，整个委员会的人听完，全都哈哈大笑。我气坏了。‘怎么，我说你们把我当成傻子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往家走。

“后来，我在省委碰见了那个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将近三个钟头。原来，搞错的是那个中学生。哲学其实是一门很有智慧的大学问。

“就这样，杜巴瓦跟扎尔基都通过了。杜巴瓦自然是念过不少书了，可扎尔基呢，他并不比我强多少。不消说，准是勋章帮了他的忙。一句话，就我落得一场空。他们指派我在这边的几处码头抓业务。我补了货运主任的缺儿。以前呢，我老是为了各种青年的事务跟头头们起冲突。可如今我自个儿得管起生产的事情来了。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碰巧落到你手底下的是个懒汉，要么是个笨手笨脚的大马哈，你就得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这两个身份来对付他。对不住了，他可休想用花言巧语来蒙我。我的事往后再谈吧。我还有什么新鲜事儿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班子就只有屠弗塔还没挪地方。托卡列夫当上了索洛缅卡区的党委书记。你们那儿的公社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主管政治教育部的是塔莉娅。你在铁路工厂的位子由茨维塔耶夫顶替了，我对他了解很少，就在省委里打过照面，看起来，小伙子人不傻，可就是太自负。你或许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妇女部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都已经和你说了。的确，保夫鲁沙，党把很多人送去学习了。以前的那些骨干如今全都坐在省党政干部学校里念书呢。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两人直到后半夜才睡下。保尔早上醒来，潘克拉托夫已经出了家门，到码头上去了。他的姐姐杜霞是个身体壮硕的姑娘，面孔同弟弟长得很像。她一面招待客人用早茶，一面眉飞色舞地叨念着种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作业手，正出航在外。

保尔打算出趟门。临别时杜霞提醒他说：

“您可别忘了，我们等着您吃午饭。”

团省委里热闹依旧。大门不知消停地开开合合。走廊上和屋子里到处是人，从门后的办公室里不断传出轻微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他细细观望着，看能否遇到熟悉的面孔。他一个熟人也没发现，于是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坐着身穿蓝色斜领衬衣的团省委书记。他瞥了保尔一眼，便埋下头继续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定，仔细观察起这个阿基姆的接班人。

“有什么事儿？”身着斜领衬衫的书记在写得满满当当的纸页末尾点了个句号，开口问道。

保尔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同志，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并且把我指派到铁路工厂去。就这么下令吧。”

书记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踌躇不定地回答：

“咱们当然得恢复你的团籍，这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要派你回铁路工厂可不太好办。茨韦塔耶夫已经在那边工作了，他是新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对你另作他用吧。”

保尔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去铁路工厂并不是为了妨碍茨韦塔耶夫的工作。我是要去车间干老本行，并非要当共青团书记，而且我的身子还很弱，恳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下几个字：

“请将此转交屠弗塔同志，他会将一切安排妥当。”

登记分配部里，屠弗塔正破口大骂自己那个登记员助手。保尔听他们对骂了半分钟，眼见这场争吵还得持续好一会儿，就打断了正在气头上的登记分配部部长：

“屠弗塔，稍后再跟他吵吧。这是给你的条子，咱们先办理一下我的文件。”

屠弗塔一会儿看看那页纸，一会儿看看保尔，看了半天才终于弄明白：

“嗨！这么说，你没死喽？现在该怎么办呢？你已经在名单里被除名了，是我亲自把卡片寄到团中央去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俄团员的登记。根据团中央指示，凡是没有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因此对你来说就只剩一个法子了——就是按照一般规定重新入团。” 屠弗塔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宣称道。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小伙子年纪轻轻，却比档案库的老耗子还要差劲。屠弗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呢？”

屠弗塔蹦了起来，就跟有跳蚤咬了他一口似的。

“请别教训我，我自个儿的工作我来负责！发的那些通告可不是用来让我违背的。至于‘耗子’这样的侮辱，我会追究责任的。”

屠弗塔用威胁的口吻说出了最后几句话，还以示抗议般地拿过一堆没拆封的信件，借由自己的整副姿态来表达，谈话结束了。

保尔不慌不忙朝门口走去，不过，转念一想，又折到桌子跟前，拿回了躺在屠弗塔面前那张书记写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留意着保尔的一举一动。这个尖刻又挑剔的年轻小老头竖着两只警觉的大耳朵，看上去令人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不动声色的嘲讽语气说道，“硬要说我‘破坏统计工作’自然是可以，不过你倒是和我说说看，倘若有人事先没递申请书就一命呜呼了，你有什么妙招去惩治他们呢？要知道，这种事儿谁都有可能摊上：只要他想——说病就病，只要他想——说死就死，而这方面的通告，恐怕是没有吧。”

“哈—哈—哈！”屠弗塔的助手没能守住中立，欢畅地纵声大笑起来。

屠弗塔手上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笔掷到了地上，却并没来得及向对手发起回击。有几个人大声说笑着成群涌入了房间。奥库涅夫也在其中。大家又惊又喜，嘘寒问暖，没完没了。过了几分钟，房间里又进来一帮年轻人，里面就有奥莉嘉·尤列涅娃。她茫然失措但却欣喜地握住保尔的双手，久久不放开。

保尔不得不把自己的整个经历又从头讲述了一遍。同志们那由衷的喜悦，不造作的友谊和同情，紧紧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令他一时忘却了屠弗塔。

讲到最后，保尔把自己跟屠弗塔的谈话告诉给了同志们。周围响起了愤怒的呼声。奥莉嘉赏了屠弗塔一个蔑视的眼神，就朝书记办公室走去。

“咱们找涅日达诺夫去！他会给他那个积满灰的脑筋通通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攀住保尔的双肩，二人就跟同志们一齐尾随在奥莉嘉的后面。

“应当撤了他的职，再把他派到潘克拉托夫那里，到码头上干一年的装卸工。屠弗塔这个人，简直就是个食古不化的官僚主义！”奥莉嘉愤愤地说。

团省委书记面带宽和的微笑，听取了奥库涅夫、奥莉嘉和其他人对于从登记分配部撤下屠弗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这事儿没什么可说的，这就给他发团证。”涅日达诺夫先是这样安慰了奥莉嘉，紧接着又说道，“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屠弗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根本缺点。不过呢，也得承认，他的那摊子业务搞得相当不错。但凡在我待过的团委机关，那里的统计跟核算工作搞得呀——简直是无路可行的密林子，没有一个数字是靠得住的。可在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里，统计工作就做得很好。你们自己也知道，屠弗塔有时候在自己部门里一待就待到夜里。我是这么想的：撤掉他随时都是可以的，可要是换上个小伙子顶替他，人或许干脆利落，可干起统计员来却不中用，这么一来，官僚主义是没有了，可就是连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准臭骂他一顿。这在一段时间里会奏效的，往后咱们看看再说。”

“好吧，那就去他的吧！”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夫鲁沙，咱们走，到索洛缅卡去，咱们俱乐部今天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人知道你的事儿呢。就突然来那么一下子：‘现在有请柯察金讲话！’保夫鲁沙，你没死，真是好样的！要不，若真是那样的话，还怎么为无产阶级所用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总结了一番，便将保尔一搂，推着他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嘉，你来吗？”

“一准来。”

到了午饭的时候，潘克拉托夫一家没有等到保尔，到了夜里他也没回去。是奥库涅夫把这位朋友带回自己的住处了。他在苏维埃之家有个单独的房间。他倾力款待了保尔，随后，又将成捆的报纸和两厚本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摆到保尔身前的桌上，提议道：

“看看这全部的成果吧。你患一次伤寒白耽误了不少时间，好些日子哗哗地就流过去了。你读一读，了解一下已经过去了的事儿，和眼下的情况。我傍晚回来，咱们再一块儿上俱乐部去。要是累了呢，就躺下睡会儿。”

这位团区委书记将一沓文件、凭据、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兜（奥库涅夫基本上对公事包不理不睬，一直让它躺在床底下），接着又告别似的绕房间兜了一圈，便走掉了。

当他傍晚回来的时候，只见房间地板上铺满了摊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给拖了出来。当中有一部分在桌上码成了一摞。保尔坐在床上，正念着几封中央委员会近期的指示信，信是他从朋友的枕头底下找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佯装作生气的样子嚷道，“哎，停，停，这位同志！你看的可是机密文件啊！这可真是引狼入室！”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到一边：

“这里头还真没有什么秘密，倒是那个被你用作灯罩使的，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连边儿都烤焦了。你瞧见没？”

奥库涅夫拿起那页烧焦的纸，看了看标题，然后用手掌拍了下自己的脑门：

“我可是已经找了它三天了，可它就是不见踪影！就跟沉到了水底下似的，消失了！现在我记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拿它做了灯罩，可他自己后来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叠起那页文件，把它塞到了褥子底下，“过些时候咱们会把一切收拾整齐的。”他放心地说道，“咱们现在吃点儿东西——然后就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过来坐！”

奥库涅夫从衣兜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兜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推到边儿上，在腾出来的桌面上铺了张报纸，抓起鱼头就开始朝桌子上摔打。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椅子上，上下颌卖力地咀嚼着，以半开玩笑半正经的方式，告诉给了保尔一些新鲜事儿。

俱乐部里，奥库涅夫经由工作人员通道把保尔领进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一角，靠近舞台右侧那架钢琴的地方，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挤坐在一起。安娜对面“端坐”着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正在椅子上晃个不停。他面色红润似八月的苹果，身穿一件破到家的、一度曾为黑色的皮夹克。沃伦采夫长着一头麦穗色的头发，眉毛也是这种颜色。

茨韦塔耶夫坐在他的旁边，胳膊肘随意地支在钢琴盖上。他是个有着一头栗色头发、嘴唇轮廓线清晰的英俊青年。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帮人，正好听到安娜的末了几句话：

“有的人总变着法子想要把吸收新同志的工作搞复杂。茨韦塔耶夫就具备这一点。”

“共青团不是任人随便出入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用略带粗鲁的轻慢口气执意反驳道。

“你们瞧，你们瞧呀！尼古拉今天多神气，活像个擦得锃亮的茶炊！”塔莉亚一见奥库涅夫，就兴奋地大叫一声。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堆，大家纷纷抛出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咱们开始吧。”

奥库涅夫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弟兄们，稍安毋躁。托卡列夫这就到，人一来咱们就开会。”

“这不，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迎面朝他跑过去。

“走，老爷子，咱们去后台，我让你见见你的一个熟人。你准会大吃一惊！”

“又搞什么名堂？”老头吐了口烟卷，嘟囔道，可是奥库涅夫已经抓起他一只手，把他拽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铛摇得震天响，就连那些说话成瘾的人也都赶忙停止了交谈。

托卡列夫身后，在用青色针叶围成的蓬松边框里，是那位天才的《共产党宣言》创作者狮子脑袋一样的头像。就在奥库涅夫宣布会议开始的这档儿，托卡列夫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在就团组织当前任务进行讨论之前，在这里有一位同志要求先说两句，并且我和托卡列夫也一致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内响起一片赞同的声音。于是奥库涅夫一口气说道：

“现在有请保尔·柯察金致欢迎辞！”

大厅里的一百个人当中，不下八十个都认识保尔，于是，当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儿青年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舞台边缘并开始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给予了他充满喜悦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缓的，但这却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是的，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能回来我很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我从奥库涅夫那里读到，咱们索洛缅卡区多了三分之一的新弟兄，在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这样的私活了，报废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整修。这表明，咱们的国家获得了重生，并且正在积聚力量。活在世上是大有可为的！啊，在这样的时运下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儿，保尔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两眼迸发出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步入会堂，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飞快地同几个人握了握手。朋友们腾出了块儿地方，保尔便坐下了。塔莉亚把一只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住了它。

安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睫毛微微颤动，眼中流露出惊奇与热切的神情。

日子一天天地溜了过去。这些日子不可谓是稀疏平常。每一天都会带来某样新的内容，于是，每天早上分配自己时间的时候，保尔都会苦恼地发现，一天的时间太少，想干的事情总有一些干不完。

保尔就住在了奥库涅夫那里。他在铁路工厂当电工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许久，才暂时说服了他，同意自己暂不承担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而你却想躲到车间去享清福。你别拿病来跟我说事。上回我得过伤寒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儿到区委会上班的。你这人，保尔，我可是知道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实话吧。”奥库涅夫朝他逼问道。

“实话嘛，尼古拉，那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叫出了声：

“啊哈！……原来如此！你想学，那么依你看来，我就不想吗？老兄，这可是利己主义。就是说，我们呢，忙得团团转，你呢，却在一旁学习？不成，亲爱的，明天你就上组织部去吧。”

不过经过了一番持久争论，奥库涅夫还是屈服了：

“两个月先不招惹你，你可得领会我的好意。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准合不来，他很是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重返铁路工厂一事，茨韦塔耶夫是心怀戒备的。他相信保尔一回来就会开始争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大症患者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错误。当得知厂团委要吸收他加入团委班子的打算后，保尔亲自找去了书记办公室，并且援引他同奥库涅夫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从议事日程上拿掉了这个问题。在车间团支部里头，保尔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不过团支部里的工作他并未插手。不过呢，尽管正式脱离了领导岗位，可保尔对于团队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看得出来的。他有好几次不声不响、友好善意地把茨韦塔耶夫带离了困境。有一回，茨韦塔耶夫一进车间就惊奇地发现，整个支部的年轻人和三十多名非团员同志正在忙着擦窗户和清理机器，刮去里头积攒多年的污垢，还把废物跟垃圾都挪到了院子里。保尔正拿着把硕大的拖把，奋力抹着满是油脂的水泥地面。

“你们干吗这么花工夫捯饬？”茨韦塔耶夫困惑地问保尔。

“我们不愿在垃圾堆里工作。这里已经二十年没人打扫过了，我们要用一星期的时间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略地回答他道。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了。

电气工人们并不满足于此，又着手收拾起了院子。这个大院子长久以来就和个垃圾场似的。那儿没你找不到的东西！好几百个轮轴、堆成了数座山的废铁、钢轨、火车缓冲器、轴箱——上千吨的钢铁就放在露天里任其生锈。可是，清理这个垃圾场的行动却被厂领导叫停了：

“有更重要的任务，院子的事儿先缓缓。”

于是电工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块铺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又固定了一张用来刮鞋泥的铁丝网，这才罢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理工作仍于每晚下班后持续进行着。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到这儿来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在闪闪发亮。几扇以铁栅作框的巨大玻璃窗一甩多年混着油垢的积尘，为阳光开辟出一条通路。阳光照进机器房，把柴油机上擦得锃亮的铜件映得明晃晃的。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漆，甚至还有人在轮辐上精心绘制了几个黄色箭头。

“嗯……可以……”斯特里日吃了一惊。

在车间的偏远一隅，有几个人就要完工了。斯特里日朝那里走去。保尔拎着满满一罐稀释好的油漆，迎面朝他走了过来。

“请等一等，亲爱的小伙子。”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了你们油漆？要知道，没有我的批准，我不许消耗油漆——这种材料稀缺啊。去粉刷机车部件可比你们现在干的事儿更重要。”

“油漆是我们从废弃的油漆筒里弄出来的。我们对着那堆旧玩意儿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磅左右。这里头整个都是合乎规定的，技术领导同志。”

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但已经带着不好意思了：

“那么，当然了，你们就干吧。嗯好的……还有挺有意思的……该怎么解释这种……这要怎么表达才好，自愿力求车间清洁的行为呢？这不是你们在休息时间完成的吗？”

保尔从工程领导的语调当中听出他是真不理解。

“当然。那您是怎么以为的呢？”

“是啊，不过……”

“您怎么能有‘不过’呢，斯特里日同志。是谁告诉您，布尔什维克会留着这些垃圾不管呢？等着吧，我们还要更广地推动这件事儿。还会有叫您吃惊的事情等着您瞧呢。”

说完，保尔小心地绕过了工程师，好不把油漆蹭到他身上，朝着门口走去。

保尔每晚都要在公共图书馆待到很晚才走。他跟这里统共三个女馆员都混得铁熟，并且通过各种宣传手段的动用，终于取得了能够随意翻阅书籍的许可。保尔把小梯子挪到那些高大的书橱近旁，一连几小时坐在上头，一本接一本地翻阅着，找寻着有趣并有益的书。旧书占了大多数，为数不多的新书都摆在一个不大的橱子里。这里有些偶然收集来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资本论》啦，《铁蹄》[2]啦，还有一些别的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了《斯巴达克思》[3]这本小说，保尔花了两个晚上攻下了这本书，并且把它跟高尔基的一摞作品摆在了一起。他总爱把那些最有意思和内容最相近的书这么摆放。

图书馆馆员们对此从不干预——反正怎么摆对她们来说都是一样。

一件起初显得无关紧要的事故，猛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翘鼻子、脸上堆着几丛麻子、磨磨叽叽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把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给弄坏了。弄坏的原因是他自己那可恶的疏忽作风，甚至比这还糟糕——几乎是故意为之了。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叫菲金在板子上钻几个眼儿。菲金一开始不干，不过在这位工长的坚持下，他还是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对人总是求全责备，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曾是个孟什维克。他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与，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不过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也尽职尽责。这位工长发觉菲金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就赶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掉了。

“怎么，你是瞎了，还是昨天才到这儿啊？！”他冲菲金喝道。他知道，照这样个钻法，钻头势必要坏。

可是菲金对着工长骂骂咧咧，并且重又启动了钻床。霍多罗夫跑去找车间主任告状了，而菲金呢，为能在领导来之前把一切弄妥当，也不把机床停下，就跑去找注油器。等到他找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份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共青团支部替菲金说话了，依据是霍多罗夫老是压制青年积极分子。领导仍坚持开除，于是这件事就上到了工厂团委会进行研究。事端便由此开始了。

团委会的五位委员当中，有三位主张处分菲金，并要把他调去别的岗位。茨韦塔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另有两位委员则全然认定菲金并无过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房间里举行的。屋里头摆了张盖着红布的大桌子，几条长凳和圆凳，是木工车间的小伙子们亲自动手做的。墙上挂着几幅领袖像，桌子后边是一面大展的团旗，占据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职是一名锻工，由于自己最近四个月表现出的才干，被提拔到共青团的领导岗位上来，成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打铁，在铁路工厂是个新人。才初来乍到，他就独揽起了大权。他自负又独断，一下子把大伙儿的个人首创精神给束缚住了，他凡事都要一手包办，可又包办不了全部工作，便开始对自己的副手们横加批评，嫌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慵懒地躺在那把从红角[4]搬来的仅有的软圈椅里，主持着会议。这是一次内部会议。正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不知是谁敲了敲已被门钩挂好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地皱起了眉头。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卡秋莎·泽列诺娃起身解开门钩，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便把他放了进来。

保尔已经朝着一只空板凳走了过去，这时，茨韦塔耶夫叫住了他：“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颊红了，他缓慢地扭身转向桌子：

“这我知道。我很关心你们对于菲金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想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在场吗？”

“我不反对，可是你也知道，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一多，会给讨论增加难度。不过你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吧。”

遭受这样的侮辱，保尔还是头一回。他额头的两眉之间起了褶皱。

“何必搞这些形式主义？”霍穆托夫表示了自己的不赞成，但保尔打了个手势制止了他，在凳子上坐了下来。“这正是我想说的，”霍穆托夫说道，“说起霍多罗夫，的确，他这人是不合群，可咱们的纪律也不怎么样。要是所有团员都开始这么弄碎钻头，咱们可就没家伙干活了。这可给团外同志们开了个坏头，并且是个一点儿都不像话的头。我认为，应当给这小伙子记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不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十分钟左右，就了解了团委的态度。到了快要表决的时候，他申请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让他发言。

“同志们，就菲金事件，我想同你们谈谈我的想法。”

保尔的声音出乎自己意料地严厉。

“菲金事件——这不过是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菲金本身。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它们是考勤员提供的。请留心听好：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经常性旷工一到两天，与此同时，团外青年旷工的是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厉害。我顺便还做了些记录：有百分之四的党员每月旷工一天，迟到的也占百分之四。有百分之十一的非党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占百分之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咱们活干得比党员和成年工人差得多。不过这种状况各处也不尽相同。锻工车间叫人只能羡慕，电工车间也还过得去，可剩下那些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才讲了四分之一。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找齐差距。我不会在这里高谈阔论，进行鼓动，但我们必须开足火力去抨击玩忽职守跟纪律涣散的现象。老工人们讲得很直白：从前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倒干得要更好些，更认真些，可如今呢，咱们自己做了主人，这样都没有辩解的理由。犯错的首先不单是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跟你们，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丑恶现象狠狠做斗争，反而，有时候还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袒护像菲金这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在这里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就像通常说的，是‘板上钉钉儿的自己人’：他是积极分子，还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了钻头嘛——想想看，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还没干过。况且小伙子是咱们的人，那位工长可是个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霍多洛夫做过工作……这个爱挑剔的人可是有三十年工龄了！咱们且不谈他的政治立场。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胡乱毁坏进口用具。这种怪事儿该怎么说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就要打响第一炮，从这一块开始发起进攻。

“我提议：把菲金作为在生产中懒惰怠工、玩忽职守的破坏分子，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他的事件应当登在墙报上，并且要开诚布公地把这些数字刊在社论里，不要怕任何议论。咱们是有力量的，咱们是有依靠的。共青团员的主力都是优秀的生产者。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经受过历练，而这段阅历是最能考验人的。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参与，咱们一定能把那个差距给找齐。只是应当永远地摒弃掉现有的这种做事方法。”

保尔一向安静寡言，眼下的一席话却讲得热情而尖锐。茨韦塔耶夫是头一回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对的，可是，由于戒备心作祟，便不情愿对保尔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将保尔的发言视作是对团组织全盘工作的尖锐批评，是在损害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于是决定向这名电工发起猛击。在自己的反对意见里面，他径直从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这一条开始指责保尔。

激烈异常的争论一连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晚上很晚的时候，结果才出来：茨韦塔耶夫被多个无懈可击的事实所打败，丢掉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些人转而站到了保尔一边。茨韦塔耶夫迈出了错误的一步——破坏民主：在最终表决前，他提出要保尔离开房间。

“好的，我这就离开，尽管这对你来说不是件光彩的事儿，茨韦塔耶夫。我只是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依旧固执己见，明天我就在全体大会上提出来。并且，我相信——那儿的多数人不会支持你。你，茨韦塔耶夫，是错的。我认为，霍穆托夫同志，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基层党组织。”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高喊道：

“你有什么可吓唬我的？没有你我也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事儿呢。要是自个儿不干活，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拿手揩了揩发烫的前额，然后穿过空荡荡的机关，朝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他点了支烟，朝拔都山[5]那座托卡列夫住的小房子走去。

保尔走到的时候，正赶上这个钳工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说来让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端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招呼保尔坐到椅子上，一面说着。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跟丈夫正相反，生得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摆到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抹了抹湿润的嘴唇，温和地说：

“吃吧，小家伙。”

从前，当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是他家的常客，一待就待到很晚。不过这次回城后，他还是第一次到老汉家来。

老钳工用心听着保尔的讲述。他自己什么都不言语，只忙着用勺子吃饭，不时轻轻地嗯两声。吃完饭，他拿手帕抹了抹胡子，这才清了清嗓子，说道：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情好好地抓一抓了。铁路工厂是区里的重点单位，应当从这里开始。这么说来，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他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的吗？对了，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呢？”

“我在车间。总之呢，就是什么都干点。我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张不开口了。

“我当初身体还不是太好，又想着多学点儿东西，就没参与正式的领导工作。”

“你的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用不赞成的口气高声说道，“要知道，孩子，你身体虚弱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训你一通。那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是的。”

“那就这样，好好地把工作抓起来。时间不等人。谁见过旁人干等着就能成事的！况且任何人都能说你是在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话说。明天你就去把这些纠正过来，我会把奥库涅夫好好臭骂一通的。”托卡列夫带着不满的语气结束了讲话。

“老爷子，你可别惹他，是我自己请求不承担工作的。”

托卡列夫鄙夷地吹了声口哨：

“你请求他，他就答应你啦？那么，好吧，真拿你们这帮团员没办法……来吧，孩子，照老规矩给我念念报纸吧……我的眼睛不行了。”

党委赞同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摆在党团员们面前的，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做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起初他摆出一副公鸡想要斗架的架势，但是，那位上了年纪、被痨病烧得面色蜡黄无光的党委书记洛帕欣的一席发言，却将他逼到了角落里，茨韦塔耶夫屈服了，承认了一半的错误。

到了第二天，几篇文章出现在铁路工厂的墙报上，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念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的团员大会上，来的人异常多。所有的议论都跟这些文章有关。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吸收了一名新同志，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他就是保尔·柯察金。

人们特别安静而认真地听取了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了新的任务，还谈到了工厂所进入的新阶段。

会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儿走吧。有些事咱们得谈谈。”他朝这位书记走了过去。

“有什么好谈的？”茨韦塔耶夫闷声问道。

保尔挽住他的一只胳膊，带着他走了几步，在一条长凳前停下了。

“坐一会儿吧。”他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星火忽明又忽暗。

“告诉我，茨韦塔耶夫，你为什么把我当成眼中钉呢？”

几分钟的沉默。

“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工作的事儿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用起伏的语调说道。

保尔把自己的手掌坚定地放在他的膝盖上：

“得了吧，季姆卡，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官才来这套呢。你这就给个回答：我为什么不合你的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抖了抖身子，说：

“你干吗纠缠不休？哪有什么眼中钉！当初我可是曾亲自提议让你担任工作的。你拒绝了，可现在呢，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从他的声音里没有听出诚意，却并未从他膝盖上拿开手，他激动地说道：

“你不愿回答——那就由我来说。你是觉得，我挡了你的道，觉得我想抢你书记的位置吧？若不是这样，就不会为了菲金吵起来了。这样的关系将有损于整体工作。要是它只妨碍到了咱们两个，那就随它去吧——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无关紧要。可我们明天还是要结伴工作的。这样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听着，咱们之间没什么好争的。你我都是工人。要是你觉得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和我握个手，从明天起咱们友好相处。要是你不把这些乌七八糟的念头从脑袋里剔除出去，还是一味地走那条闹无原则纠纷的窄道儿，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同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是伸给你的手，握住它吧，趁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心满意足地感到，茨韦塔耶夫把他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手心。

一个星期过去了。区党委的人们结束了当天的工作。各个科室都逐渐安静了下来。不过托卡列夫还没走，老人坐在圈椅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些新材料。有人敲了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道。

保尔走了进来，将两份填好的表格摆在了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这个，老爷子，是我杜绝不负责任的凭证。我想是时候了。如果你也这么觉得的话，那就请你给予支持。”

托卡列夫扫了眼表格的标题，随后，他注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就一言不发地拿起钢笔，在表格上写着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党龄的地方，用刚劲的笔迹认真填上了“一九零三年”，又从旁边工工整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喏，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儿，到索洛缅卡的站前林荫道上去，到栗子树底下乘乘凉。

“快结束吧，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韦塔耶夫汗流浃背地央求他道。卡秋莎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他。

保尔合起书。小组学习结束了。

所有人刚一起身，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了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交谈声，同电话里的人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身朝向保尔。

“车站上停着两节波兰领事馆的外交专列，他们的电灯不亮了。列车一小时后开，得把线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过去吧。事不宜迟。”

两节漆得光亮的国际列车正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客厅车厢有几扇宽大的窗户，里面灯火通明。可边上的那节车厢里却是一团漆黑。

保尔走到那节豪华的客车厢前，单手抓住扶手，就要往车厢里走。

这时，由站房那边快步跑来一个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公民，您往哪儿去？”

这是个熟悉的声音，保尔回头望去。来人身穿皮夹克，头戴宽檐制服帽，细薄的鹰钩鼻，眼神里是狐疑和戒备。

阿尔秋欣直到这时才认出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肩上滑落下来，脸上也不再紧绷，不过两眼仍旧是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去哪儿？”

保尔简捷地说明了情况。这时，从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这就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在列车员后面走进了客厅车厢，有几个人坐在里面，都穿着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对着门坐在桌子边上，桌上铺着玫瑰图案的丝织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这个电工刚一进来，谈话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一下连接车厢里最后一盏灯和走廊的几条线路，发现它们一切正常，就走出客厅车厢，继续查找故障。在他身后紧跟着那个肥硕的列车员，他的脖子同拳击手的一般粗，制服上钉着许许多多带独头鹰图案的大铜纽扣。

“咱们到隔壁车厢去吧，这儿一切正常，蓄电池也照常工作。故障呢，大概是出在那边。”

列车员转动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漆黑的走廊。保尔拿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没过几分钟，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起来，黯淡的白色灯光把走廊照亮了。

“得打开包厢，那里必须更换灯泡，它们已经烧坏了。”保尔对自己的临时旅伴说道。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又不愿让保尔单独留下，就带上了他。

女人第一个进了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停在门口，拿自己的身子堵住了门。首先映入保尔眼帘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随意丢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小瓶香水和一只袖珍的翡翠色粉扑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着自己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监督着电工的工作。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小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吃力地弯起自己的牛脖子，点头哈腰地讨好道。

女人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滴滴地说：

“您可以走了。”

他们的对话用的是波兰语。

走廊里的一束光线落在女人肩上。这位太太穿着第一流的巴黎工匠用至薄的里昂丝绸缝制出的精美连衣裙，裸露出双肩和手臂。她那小小的耳垂上，闪动着一粒璀璨的水滴形钻石。女人的脸隐在暗处，保尔只能看见她一侧的肩膀和手臂，宛若象牙雕刻出来的一般。保尔飞快地操作着螺丝刀，换好了车顶板上的灯线盒，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就亮了。还差检查第二盏灯了，它在女人坐的沙发的上方。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保尔在她面前站定，说道。

“哦是啊，我妨碍到您了。”这位太太用地道的俄语回答，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起身，站在了几乎能挨着保尔的地方。现在能看清楚她的全貌了。那熟悉的细尖眉毛，傲慢地紧抿着的双唇，不用怀疑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个律师的女儿无法不注意到他惊异的目光。然而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列辛斯卡娅却没看出来，这个四年后已经长大的电工就是她那个不安生的邻居。

她轻蔑地皱起眉头，作为对他那副惊讶表情的回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停了下来，在那里用一只脚上小巧精致的漆皮便鞋的鞋尖不耐烦地磕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起了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光亮看了看，然后出乎自己意料地，也更加出乎列辛斯卡娅意料地，拿波兰语问道：

“维克多也在这儿吗？”

保尔问这话的时候没有转身。他看不到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了她的仓皇失措。

“难道您认识他？”

“甚至说得上很熟。咱们以前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了身。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打住了。

“女厨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可真快呀！记得您那会儿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可您为什么要关心维克托呢？在我印象当中，您与他并没什么交情。”涅莉操着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希望能藉这场不期而遇来解解闷。

螺丝刀快速地将螺钉旋入墙壁。

“维克托还有笔债没还。等您见到他的时候，请转告他，我还指望着能清算这笔债呢。”

“请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心里清楚，保尔所谓的“债”是指什么。彼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事儿，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不过是想戏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挖苦他。

保尔默不作答。

“请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了个精光，并且要被拆毁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恐怕也全给翻腾得不成样子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如今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我们也没打算拆毁它。”

涅莉尖刻地冷笑一声，说：

“呦，看来您也受过教育啦！不过呢，顺便提一句，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太太，而您还是跟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的活，也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能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阅读。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床单，而您给我们挑水。如今咱们又见面了，地位还跟以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幸灾乐祸地说了这一席话。保尔拿刀子削着电线头，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望着这个波兰女人。

“要说为了您，公民女士，我是连一颗生了锈的钉子也不会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得保持信誉，我们也不会砍他们的脑袋，甚至也不会说粗鲁话，断不能像您这样。”

涅莉的脸红了。

“要是你们得以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对待我呢？是也剁成肉饼呢，还是把我抓去供自己当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妩媚地拱起身子，那对闻惯了可卡因的鼻孔抽动了一下。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身子，说：

“谁要你们呢？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叫你们丧命。你这样的，就是白给我做老婆，我也不要！”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跨到了门口。涅莉闪到了一边，都已经到走廊尽头了，他才听见她从嗓子里挤出几个字：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在到图书馆去的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的工作服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往哪里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去图书馆，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学着她的腔调答道，他轻轻抓住卡秋莎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路边。卡秋莎挣开他的手，走在他身边。

“听着，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嘛……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求我把你带去了。你一门心思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去消遣一下，散散心？要是你今天不念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这是个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模仿着他的口气，嘲笑说：

“干些什么！又不是去祷告上帝，不过是快乐地消磨时光——并且因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一次没听你拉过呢。哎，你就满足我这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不过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对你很感兴趣，可你却是为书本消得人憔悴。是哪儿写着这条，说共青团员不能有些许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否则我跟你绝交一个月。”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是个好同志，也是名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让姑娘扫兴，所以，尽管感到不习惯并且有点羞怯，他还是同意了。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中人头攒动，一派热闹。为了不妨碍年轻人，大人们都去了另一个房间。在大房间里和通往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约摸有十五个姑娘跟小伙子。当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名叫“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的中央背靠背地摆了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发令，她喊到谁，被喊到的小伙子和姑娘就要坐到椅子上。女发令官再喊：“喂鸽子！”背靠背坐着的两个年轻人就要扭过脑袋，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吻。后来还玩了“丢戒指”“邮差送信”，并且每一种游戏都断然是要接吻的，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转移到了特意熄了灯的房间。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还躺着一套“花弄情”纸牌。保尔的邻座是个自称叫穆拉的女孩儿，大概有十六岁，一对天蓝色的眼睛含情脉脉。她递给他一张纸牌，并轻声说：

“紫罗兰。”

多年以前，保尔见识过这样的晚会，尽管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可他也觉得这是正常现象。不过现在，当他跟小城市里的小市民生活永远地断了关系后，在他看来，这个晚会就显得荒唐并且有点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在他手上了。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非常喜欢您。”

保尔望向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害羞。

“为什么？”

问题提得不太好回答。不过答案穆拉早就准备好了。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朝姑娘转过身子，尽量把语调放柔和，问道：

“你干吗要玩这种胡闹的把戏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所措地问：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表白吗？”她任性地噘起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可他倒是很想知道，跟他谈话的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她在一所七年制中学里上学，她的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知道他并想跟他认识了。

“你姓什么？”保尔问。

“姓沃伦采娃，沃伦采娃·穆拉。”

“你哥哥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吧？”

“是的。”

现在保尔知道他是在跟谁打交道了。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看来，他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的妹妹，使她成长为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近一年以来，她开始着了迷般地到女友们家中参加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家中见过保尔几次。

穆拉现在感觉到，邻座的人并不赞成她的行为，于是，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一觉察到保尔的哂笑，便断然拒绝了。

他们又坐了几分钟。穆拉讲了讲自己的事情。这时，卡秋莎朝他们走了过来。

“手风琴拿来了，你拉吗？”说着，她调皮地眯起眼睛，望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边坐下，在周围的一片笑声和叫声中对她说：“不拉了，我和穆拉这就离开这儿。”

“啊哈！这么说，玩腻了？”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拖着长音说。

“是啊，腻了。你告诉我，除了你我，这里还有共青团员吗？还是只有咱们俩落进了这个‘鸽子迷’的阵列？”

卡秋莎以一种和解的口吻宣布道：

“那些怪游戏已经不玩了。咱们这就要跳舞了。”

保尔站了起来。

“成啊，你跳吧，姐们儿，不过我和沃伦采娃还是要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只有保尔一人在家。

“保尔，你忙得很吗？你愿不愿意和我一道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咱们两个人走会更开心，只是要很晚才能回来。”

保尔飞快地收拾了一下。他的床头上挂着那只毛瑟枪，它太重了。他便从桌子里掏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装进了口袋。他给奥库涅夫留了张字条，又把钥匙藏在约定好的地方。

他们在会场上遇到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大家坐在一起，几次会间休息的时候还同在广场上散了散步。正如安娜所料，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要不，去我那儿睡吧？已经很晚了，走着又远。”奥莉嘉向安娜提议。

“不了，我跟他可是已经说好的。”安娜拒绝了。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沿着大路往下走，这两个索洛缅卡人则走了上坡的路。

这是一个闷不透风而又漆黑的夜晚。城市睡了。参会的人们沿宁静的街道四散而去。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渐渐地归于平息。保尔和安娜很快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荡荡的集市上，一支巡逻队拦下了他们，查验过证件后才放行。他们穿过一条林荫道，走上了一条没有灯光、没有人烟的街道，这条街处在一片荒地之中。往左一拐，就走上了那条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这个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的，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感到了不安。她不住打量着暗处，牛头不对马嘴地断断续续回应着保尔的谈话。直到看清一个可疑的阴影不过是根电线杆子的时候，安娜才笑了起来，并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给了保尔。她挽着他的手臂，肩膀紧偎着他的肩膀，这才放下心来。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却像个老太婆。你也许会当我是个胆小鬼。那可就不对了。不过今天我的精神状态格外紧张。不过现在呢，感到你在我身边，我就不怕了，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闪现出的火光，他刹那间被映亮的侧脸，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都驱散了她的恐惧，这恐惧由漆黑的夜、荒凉的旷地、从会上听说的波多拉区昨天那起凶杀案所引发。

仓库已经落在身后了，他们走过小河上的小桥，沿着站前公路朝隧道走去；这条隧道修在几条铁路的下面，是连通市区和铁路工厂区的部分。

火车站已经远远地落在右后方了。隧道一直通到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上。这里就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

隧道上面的铁路线上，亮着各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交相辉映，而在机车库的旁边，一辆调度机车正疲惫地喘着粗气，开回车库进行夜间休息了。

隧道入口的上方，有一盏路灯，挂在生了锈的铁钩子上。它在风中微微摇曳着，那昏黄的灯光就在隧道的这面墙和另一面墙上来回移动。

在距离隧道入口约十步远的地方，紧靠公路，矗立着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前，一枚重炮弹击中了它，房子里面全都炸毁了，房子的前半部分也坍塌成了一片废墟，如今，它就敞露着巨大的洞口，如同一个路边乞丐，展示着自己的寒酸相。这时可以看见，隧道上面正有一列火车沿路堤疾驰而过。

“咱们总算快到家了。”安娜稍微松了口气说。

保尔试图悄悄抽回自己的手。边往隧道走，他边下意识地想要腾出那只被女伴捉着不放的手。

但是安娜没有放手。

两人打那座小破房子边走过。

这时，从后面传来了忽高忽低的脚步声，那是有人在急促地奔跑。

保尔使劲往回抽手，但是惊慌失措的安娜却把它紧紧往自己这边拽。等到他终于用力抽出了手的时候，却为时已晚。保尔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箍住了，接着又朝边上狠拧了一把——他的脸就冲向了袭击者。那人一只手紧紧揪住他的衣领，勒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拿着巴拉贝伦手枪，在他面前慢慢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瞄准了保尔的嘴巴。

电工保尔的两眼像中了魔法一样，极度紧张地追随这道弧。死神从枪口中窥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视线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他等着挨枪子。可是枪并没有响，他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看清了歹徒的脸：大脑壳，宽颌骨，很久没刮的络腮胡子黑黢黢的，一对眼睛隐在宽大的帽檐底下。

保尔用眼角扫见了安娜那张惨白的脸。就在当下，三名歹徒里的一个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着她的双手，将她推倒在地。通过反射到隧道墙壁上的影子，保尔看见又一名歹徒朝那边奔了过去。身后的破房子里，一场搏斗正在进行。安娜拼命抵抗着，一顶制帽堵住了她的嘴，含混的喊叫声中止了。抓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不情愿只做个兽行的旁观者，他像一头野兽，迫切想要扑向猎物。这人显然是个头目，并且这样的角色分配很是不合他的心意。眼前这个被他给逮住了的男青年实在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个“机车库的小徒工”。这个小毛孩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危险。“只消用枪在他脑门上好好地比划上两三下，并且指给他到荒地那边去的路——他准会撒腿就跑，头也不回地一路跑到城里头。”于是，他松开了拳头。

“赶紧滚蛋……打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你要是敢吱一声——就喂你子弹吃。”大脑袋拿枪身戳了戳保尔的脑门。

“滚。”他嘶哑着嗓音挤出这个字，还放下了枪，免得保尔担心子弹从背后飞过来。

保尔连忙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视线不离大脑袋。

歹徒明白了，这个男孩还是害怕挨枪子，转身便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尔的一只手迅速伸进了口袋。“得赶快，得赶快！”他一个急转身，左臂向前平举，枪口才一对准大脑袋，立刻就是一枪。

歹徒意识到错误已经迟了，他还没来得及抬手，一颗子弹已经钻进了他的腰部。

中枪后，他摇晃着倒向隧道的墙壁，闷声哼叫了一声，他用一只手扶着水泥墙面，慢慢瘫坐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房子的破洞里钻出来，溜下了深沟。保尔照着他放了第二枪。接着，又一条黑影，弓着背，连蹦带跳地跑进了隧道的暗处。保尔再开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飞溅的灰土撒了那人满身，只见黑影往边上一跳，便融进了黑暗之中。保尔对着黑影连开三枪，勃朗宁枪声惊扰了夜的宁静。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条蛆虫一样蠕动着身子，陷入了濒死的状态。

安娜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恐万状，在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的时候，她望着不停抽搐的歹徒，有点不能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她拉到光亮照不到的暗处，然后他们转身就往城里跑，冲向火车站。而在这时，在隧道旁边的路基上，已经有灯光在闪烁，铁路线上响起一声沉闷的报警的步枪声。

当两人终于抵达安娜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已经有雄鸡在报晓了。安娜斜倚在床上，保尔坐在桌边。他抽着烟，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的歹徒是他在自己人生中杀死的第四个人。

究竟是否存在总能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精神呢？他回想着自己的全部感受和心境，坦白地说，在最初几秒钟，那黑洞洞的枪口让他的心都结了冰。再说，让两个歹徒跟没事人似的跑掉了，难道就只怪他一只眼睛失明和只能用左手射击吗？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可以射得更准些的，但却由于紧张和忙乱而没有命中，这些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灯光打在他的脑袋上，安娜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任何一次活动。不过，他的双眼是平静的，只有额上的那道皱纹道出他正在苦苦思索。

“你在想什么，保尔？”

他的思绪被问题所惊搅，便如同一缕轻烟从半圆形的光影中飘散开去。他把第一个闪现在脑海中的念头说了出来：

“我必须去一趟警备司令部。得把这事儿的整个经过做个交代。”

他忍住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没有立刻放开他的手——她不愿一个人待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保尔——这个如今对她而言是这样宝贵和亲近的人消失在夜色中——才关上了门。

警备司令部里，保尔的到来使得人们弄清了铁路警卫队报来的无头案。死者马上就被认明了：这是刑事侦查处里无人不晓的一名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到了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发生在隧道附近的这起事件。这件事情还引发了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的一场意外冲突。

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刻，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了自己跟前。茨韦塔耶夫引他到走廊上，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停了下来。他很激动，一时不知从哪里讲起，末了说出来这么一句：

“你说说昨天的事。”

“你不是都知道吗？”

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宁地耸了耸肩。保尔这个电工不知道，隧道旁的事件对茨韦塔耶夫的触动要比其他人厉害得多。保尔这个电工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冷淡，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是情有独钟。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刚从拉古京娜那儿听说了隧道附近发生的事，意识里就有个折磨人心、不得解的问题挥之不去。他无法将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向电工保尔提出，可是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自己的担忧是出于一种小气量的自私心理，不过这一次，经过一番矛盾的内心斗争，还是原始、兽性的情感占了上风。

“听我说，保尔，”他压低声音说道，“咱们的这场谈话不许泄露出去。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痛苦，你是不会说这个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就在你被歹徒抓着的时候，另外的人是不是把安娜强奸了？”说到最后，茨韦塔耶夫扛不住了，把目光移到了一边。

保尔这才隐约开始明白了他的心思。“倘若安娜对他来说无关痛痒，茨韦塔耶夫就不会这么激动了。可是，要是他如此珍视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他一感到自己的心思已被看穿，就恼了。

“你躲闪什么？我要你回答，你却倒审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过后，茨韦塔耶夫艰难地说：

“是的。”

保尔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离开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伙伴床侧来回转悠了一阵，才在床沿上坐下来，把手盖在了保尔正在读的书上。

“知道么，保尔，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从一方面看，就像是小事一桩，可从另一方面看来呢，又截然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有了点不值一提的事。你瞧，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但是见伙伴并没有笑他，就鼓起勇气说道，“再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那个意思了。总之呢，这整个的经过我就不和你说了，就算不开天窗一切也都瞧得见。昨天我们决定尝试一下建立二人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已经有投票权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共建生活，你怎么看？”

保尔思索了一下，说：

“尼古拉，我能回答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一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都相同，而塔莉亚又是一个格外好的姑娘……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保尔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住在机车库集体宿舍的伙计们那里去了。过了没几天，大家合伙在安娜那儿举行了一场不设食物和饮料的晚会——这是一场为纪念塔莉亚与尼古拉的结合而举行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忆往事，朗诵最为之动容的作品片段，还合唱了许多支歌曲，唱得好极了，战斗的歌声直到很远的地方都还听得到。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沃伦采娃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浑厚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的音色调和在一起，响彻整个房间。这天晚上，保尔很少能演奏得这般精彩，而到了潘克拉托夫跳起好得令所有人吃惊的舞步来的时候，保尔忘怀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风格，猛地燃起一团火：

欸，街坊们，街坊们！

坏蛋邓尼金好生悲伤，

都是西伯利亚的肃反委，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拉出过往，讲述着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和今日的友谊、斗争以及欢乐。可是，当手风琴传到沃伦采夫那儿的时候，这个钳工奏响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和着曲子，激烈地舞动起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疯狂地踩着切乔特卡舞步，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狂舞。

[1]这里是指第奥根，古希腊哲学家，约公元前404年—前323年。

[2]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著，作者通过幻想小说的形式，预言了被其称为“铁蹄”的美国财阀阶级的寡头政权走向法西斯统治的必然发展道路。

[3]这是意大利十九世纪著名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的一部杰出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74—前71年古罗马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

[4]机关、学校为进行社会政治活动、学习而特设的地方。

[5]基辅一处历史区。

第四章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相向而立，沉默无言并且相互敌视，代表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溜光，像个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条纹。柱子顶上用几枚钉子牢牢固定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血的独头猛禽展开双翼，仿佛正在用利爪攫住这根漆着条纹的界桩；它不怀好意地端详着对面的金属牌，钩形的鹰喙紧张地前伸着。对面六步开外的地方是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滚圆的橡木柱，一头深深埋在土中。柱子上有一块铸铁的牌子，上面印着锤子和镰刀。尽管两根界桩立在一块平地上，在两个世界之间却横亘着一道深渊。要是不拿生命冒险，谁也休想迈过这六步去。

这里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默然的哨兵，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顶着那铸于铁牌上的伟大的劳动象征，从黑海起延绵数千公里，直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就以这根钉着猛禽的柱子为起点。密林深处隐着一个孤零零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十公里开外便是国境线，国境线那边是属于波兰的科列茨小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之间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奔驰过白雪皑皑的田野，穿越了林间小路，下到深谷，又徐徐爬升，挺立于山冈之上，最终抵达河边，自高高的河岸之上，凝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域平原。

严寒时节。雪在毡靴底下咯吱咯吱响着。一个头戴英武的盔形帽的高大身影，正从那根带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处离开；他吃力地迈着步子，在自己所负责的地段上来往巡逻。这名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件别着绿领章的灰色军大衣，脚上穿着毡靴。大衣外面披了件肥大的宽领羊皮袄，脑袋就暖暖和和地包在呢绒的盔形帽里。他的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袄很长，一直拖到脚跟，裹着它，即便在严酷的暴风雪天里也会觉得温暖。红军战士肩上扛着一支步枪，皮袄蹭着积雪，走在警戒线上。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哨兵相互间隔为一公里，这是为了能用肉眼看见彼此。在波兰那边，这个间距则是一至两公里。

一个波兰兵沿着自己的那条警戒线，朝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粗制滥造的军鞋，灰绿色的军衣军裤，外面罩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他头上戴顶四角军帽，军帽上镶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有好几只鹰，领章上还是好几只鹰，不过这不能令他暖和些许。凛冽的寒气一直钻进了他的骨头缝里。他搓着冻麻木的耳朵，边走边把两只脚后跟踢来踢去，只戴了副薄手套的两手已经冻僵了。这个波兰兵一分钟都不能停下：一停下，严寒会在当下叫他全身的关节僵住。这个士兵片刻不停地动弹着，有时还要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平行相遇了，波兰兵掉转身子，跟红军战士并排而行。

边界上是严禁交谈的，但是，眼下四面全是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之外才有人影——这两个人是在默默走路，还是干着违背国际法的事，有谁知道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把火柴忘在营房里了，微风却跟成心作对似的，把马合烟诱人的香气从苏联那边吹了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只冻坏了的耳朵，回头望了望：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冒出来查岗。不过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来用用。”波兰兵率先违背了神圣的公法。他把自己那支上了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朝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吃力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烟卷。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员交谈，并且他又没完全听明白那个士兵的波兰话。于是，他仍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着自己的路，脚下暖和而柔软的毡靴把积雪踩得咯吱作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扔盒火柴过来吧。”波兰兵这一回说的已经是俄语了。

红军战士细细看了看邻侧的人。“看来，这位‘老爷’的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日子也够惨的。在这样的大冷天里，穿一件破军大衣就给撵到外面来了，瞧他像个兔子那样又蹦又跳，再没烟抽可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也不回头，将一盒火柴扔了过去。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在接连划断了好几根后，才终于抽上了烟。那盒火柴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跃过边界，这时红军战士也在无意中违背了公法：

“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边界那边却传来了这样的回话：

“不，谢了，否则我得为这个小盒蹲上两年大牢。”

红军战士瞧了瞧火柴盒。只见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并且还写着“最后通牒”。

“是啊，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不妥。”

波兰士兵仍继续跟他往一个方向走着。在这荒无人烟的原野上，他一个人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啪嗒作响，马的脚步轻快而平稳。那匹乌黑色公马的鼻孔周围的毛发上，已经挂了一层薄霜。马呼出的白雾在空气中逐渐消隐。营长胯下的那匹花骒马迈着优雅的步子，不时弯下纤细的脖颈，嬉弄着缰绳。两个骑马的人都身穿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口上带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识。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名边防军人。散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防区里站岗值守的，正是他的营队。他是这里的“东道主”。与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才下过雪。蓬松而柔软的雪地上，既还没有马蹄印子，也还没有人的足迹。两人驱马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驰骋起来。在四十步开外的侧方，又是两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紧紧勒住了缰绳。保尔也掉转了黑马的方向，以弄清营长停下来的原因。加夫里洛夫从坐骑上俯下身子，仔仔细细察看着雪地上一串古怪的印迹，好像有人用带齿的小轮子碾过似的。这里曾有一只狡猾的小兽经过，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好多圈子去弄乱自己的踪迹。很难弄清楚它的踪迹是从何而来，但是惹得营长停下的并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就在离这串脚印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被雪浅浅地盖了一层。这里曾有人走过。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脚印，是径直往树林里去的，脚印还清楚地说明——这人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循着脚印打马朝警戒线而去。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嘟囔道，“又是三排的防区给漏过去的，可他们早上报告的时候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就有些花白，再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使得胡子就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巴上面。

有两个人正迎面朝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一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用小腿使劲夹了它一下，便跑了起来，二人很快就到了来人跟前。那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蒂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边的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高个儿赶紧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了好。

波兰哨兵远远地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有三个小方块的是少校军衔）跟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就跟亲密的伙伴一样。顷刻间，他恍惚地觉得是他在跟自己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想到这个荒唐的念头，他不由得环顾了下四周。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站岗？”

“是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提高警惕。”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

“少跟这些波兰人一道走。”

当两匹马沿着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营长说道：

“在边境上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该后悔了。干我们这行的不能睡大觉。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所以一到夜里，就得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在我的地段上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里的工作非常困难。不管布了多少哨兵，每到婚嫁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警戒线聚到一起。怎么能不过去呢——两边的房子就隔了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得过去。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当然，都是些小事情，像是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四十度的波兰香露酒啦之类的。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那些人有大量的资金。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什么吗？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商店：你想要的，都能买到。

当然了，这些商店可不是给他们的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饶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边防线上的生活就像是没个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请问，边防事务仅限于查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外省的偏僻角落过去曾是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胡乱地挤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大型的集市广场，市场中心是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牲口的粪便。小镇被农户的住宅所包围着。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中央，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这幢老朽的建筑物散发着一片衰颓的气息。诚然，每到礼拜六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光景已不似从前，拉比[1]本人的生活也全然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看来，一九一七那年的确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倘若就连在这个穷乡僻壤，年轻人对待拉比也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了。不错，老人们尚还没有“破戒”，可是有多少小孩子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甚至想想都觉得恶心！一头猪正起劲地刨着粪堆找吃的，气头上的拉比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是的，他这个堂堂的拉比，对于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这件事并不太高兴。鬼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这些共产党员，他们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天天折腾出新花样。昨天，他看见神父家的大门上挂出一块新牌子：

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从这块牌子上一准盼不来什么好事。到了自己的教堂跟前，拉比仍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就撞到了那张贴在教堂门上的小小的告示。上面写着：

“今日于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进行歌舞演出。”

拉比发疯似的将这页纸从门上扯了下来。

“这不，开始了！”

神父家的大花园由两侧合抱起了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空荡荡的房间散发着霉味，了无生气。这里曾住着神父和他的妻子，他们也一如这房子般老朽而寂寞，早已厌倦了彼此。房子里才一搬进来新主人，寂寞沉闷感便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间大客厅过去只在宗教节日里才被虔诚的主人用来接待客人，如今却总是挤满了人。神父的房子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进正门右拐有个小房间，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要在这里花去一部分时间，他既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还兼任了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他们在安娜那儿举行那场庆祝晚会以来，八个月已经过去了。但感觉上却像是没多久以前的事而已。保尔把堆成小山的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房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党委会的人都走了。留到最后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刚也走了。现在整栋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寒气在窗户上织下了奇妙的霜花。一盏煤油灯摆在桌上；炉子烧得正旺。保尔想起了不久前的那件事。

八月，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随抢修列车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直到入了深秋，这一百五十人仍在不同的车站间奔波，修复战争给车站造成的创伤，清除烧焦和损毁的车辆。他们还经过了从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这段路。这里在前沙皇时期曾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随处都是毁坏和劫掠后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修复石头垒砌的水塔，还用铁皮补好了被炸药炸坏的水箱。保尔这个电工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这种活，但是他用扳手亲手拧紧的螺丝帽就不下一千个。

深秋时节，列车把他们送回了工厂。各个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人回归自己的团队……

在安娜那里可以更经常地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并且时常能听到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浑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他讲述发生在久远昔日里的斗争故事了。他讲敢于反抗的、受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推翻暴君的尝试，讲斯捷潘·拉辛[2]和布加乔夫[3]的起义。

在一个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里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项养成多年的不良嗜好。他几乎打小就抽烟，那天却斩钉截铁地说：

“我往后不再抽烟了。”

事出突然。有人提出争论说，习惯比人厉害，抽烟就是个例子。于是不同的意见产生了。保尔并没有参与争论，但是塔莉亚把他拉了进来，要求他谈谈看法。他怎么想的，便怎么说了：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不是反之。不然咱们还能有什么结论？”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道：

“话倒是说得挺漂亮哎！柯察金就好这口。可要是戳穿了他的把戏，结果会怎么样呢？他自个儿抽烟吗？抽的。他知道抽烟没什么好处吗？知道的。那就戒掉啊——没那能耐。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会上‘推广文明’呢。”接着，茨韦塔耶夫变了个腔调，冷嘲热讽地问，“叫他回答咱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怎么办？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不过骂起来实在厉害。真是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哪。”

迎来的是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尖锐的语气搞得大家都很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口中缓缓地摘下烟卷，揉成一团，轻声说道：

“我往后不再抽烟了。”

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

“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多少也为茨韦塔耶夫。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落了个骂人的坏毛病。朋友们，这个可耻的毛病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很少听到我骂人了。话是容易张口就来的，比不得抽烟，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自此不会再犯。但是骂人的毛病我终究要彻底消灭掉。”

入冬之前，许多漂运下来的木排占满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河水往下游漂去，造成了柴薪损失。于是索洛缅卡区又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共青团员，去拯救这批林业资源。

保尔患上了重感冒，可他不愿落在大家后头，便对同志们隐瞒了病情，过了一个星期，当码头两岸的木材已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日的潮湿唤醒了在他血液里浅寐的敌人——于是保尔发起了高烧。一连两个星期，急性风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而出院以后，他也只能勉强“趴”在工作台上干活了。工长见了直摇头。又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于是，他得到了一纸解聘书和一个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他愤怒地拒绝了抚恤金。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承受着剧痛，慢慢地挪着步子。母亲不止一次写信来，叫他回去看看，现在他想起了自家的这位老太太，想起了她在临别时说过的话：“总要等你们受了伤，我才能见着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了卷在一起的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分别是共青团的和党的。为了不勾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跟任何人告别，就去找母亲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对着他的两条肿腿又是熏草药，又是按摩。就这么过了一个月，他走路已经不用拐杖了。他的胸腔荡漾着喜悦，黄昏重又转为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去了省城。三天过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前往军事委员会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了这个冰雪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在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他还领到一项任务，要把分散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这个新区建立起团组织。生活就是这么转了个弯。

外面骄阳似火。一支樱桃树枝从敞开的窗户外向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里张望着。执委会的道路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把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照得明晃晃的。窗前的小花园中，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雏鹅正在活泼地找食吃，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毛茸茸的、绿莹莹的。

读罢刚接到的紧急电报，执委会主席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动作就在那儿停滞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这位别列兹多夫执委会的主席，只有二十四岁，不过他的同事和党务工作者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高大有力，为人严肃，有时还很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栽着一颗大脑袋，深棕色的眼睛冷峻而敏锐，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和一件“见过世面的”灰军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厂子里切铁、削铁。

然而自打那个秋夜，这个此前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头一回拿起武器开始，利西岑便投身到大风暴中来了。革命和党不断将他投放到一场接着一场的火热斗争中。这个图拉的军械工走过了光荣的战斗历程，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了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战火和炮声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这个边境地区，过着平静的日子。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成的综合报告，而眼前的这份急电一瞬间使他又回到了从前。电文是用精悍的电报语体写的：

绝密。致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觉波兰频遣大批匪徒越境，或可骚扰边境地区。请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款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利西岑看得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在台阶上走着。不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

“坐吧，咱们谈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执委会主席谁都没再接见。

保尔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是正午时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总管她叫阿妞特卡[4]。小姑娘一向腼腆，有一股跟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但是一遇见保尔，她就亲切地微笑着。这一回，她也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同保尔握了握手，一面从额头上甩开了一绺短发。

“高力亚那儿没人了吧？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早就在等他吃饭了。”妞拉说。

“去吧，阿妞特卡，他是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肥壮大马的大车就赶到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轻声交谈着。几只封口的麻袋从财务科里搬出来，装上了车。几分钟后，公路上响起了车轮声。有一队人在保尔的带领下护卫在大车周围。他们徒步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顺利抵达了专区中心，将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然而几天以后，一个骑兵从边界那边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好看热闹的人用困惑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骑兵跟他那匹浑身冒汗的马。

到了执委会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手扶军刀，踩着笨重的马靴，咚咚地跑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从他手上接过公文，拆开来，在封袋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没容马缓口气，就又跃上马背，立即沿原路返回了。

除了刚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都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镇上小市民的嗅觉就像狗一样灵敏。这里的小商贩，三个人当中必定有两个得是搞点走私活动的，从事的这个行当让他们凭着某种本能就能预料到危险的临近。

有两个人正沿着人行道急匆匆地往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随身佩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扎起了武装带，别上了转轮手枪——这就不妙了。

几分钟后，从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朝着十字路口的磨坊奔了过去。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头戴哥萨克羊皮帽，腰里一如既往地别着那支毛瑟枪，骑着马疾驰而过。显然是有什么不大好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偌大的广场上，偏僻的小巷里，一下子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连一个活人都不见了。就在刹那之间，小铺的门上都挂起了硕大的中世纪锁头，护窗板也合了起来。只有无所畏惧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找着吃食。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都布下了瞭望哨。从这儿再往前就是原野了，那条笔直的公路能一眼望到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只有寥寥数语：

昨夜里有骑匪约百人，携轻机枪两挺，在战斗中于波杜别兹地区窜入苏联境内。请采取措施。匪徒于斯拉武塔林区失去踪迹。日间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帮，特预先告知，切莫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才过了一小时，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就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一公里的地方还有一队骑兵。保尔凝神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却并没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年轻战士，干起侦察工作来他还是个新手。于是，当他被这些从园子里冲出来的人团团围住的时候，他瞧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一番简短的交谈，他掉转马头，朝着急速行进中的百人队伍飞奔而去。岗哨把哥萨克红军放过去，便重又在园中埋伏下来。

叫人心神不宁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逃离国境线了。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小组体量甚微——统共只有十九人，他们在全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境，所有人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部队里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让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数量不多的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保尔每天一下马就走向办公桌；离开办公桌，就去了训练新兵的场地；还有俱乐部，学校，再加上两三个会议。到了夜里，他又骑上马，腰挎毛瑟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得监听携带着走私货物的马车的辚辚车轮声——在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许多个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辛。妇女部长莉达长着对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拉兹瓦利辛是个挺漂亮的高个儿青年，不久前还是个中学生，他“少年老成”，喜欢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记，熟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5]的作品。拉兹瓦利辛过去在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大约四个月前才加入共青团，可他在别的团员面前却总爱摆出一副“老布尔什维克”的姿态。由于无人可派，专区党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把拉兹瓦利辛派来别列兹多夫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升到了正当空。暑气渗透进了最隐蔽的角落，所有动物都躲进阴凉的地方，连狗也趴在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有气无力，懒洋洋地打着盹。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子，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水洼里，埋在泥当中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从膝盖传来的疼痛让他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在眼睛上遮住阳光。

“下回见，政委同志。” 她微笑着说。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由您上第一课。”

马感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时，保尔听到一阵凄厉的号叫。只有村子里失火的时候，女人们才会发出这样的喊叫声。保尔使劲一扯缰绳，马立刻转过了身。这个政委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中间，拦住了她。附近各家也有人站到了门槛上，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太。年轻力壮的全都下地了。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等到保尔驱马来到他们跟前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围着这个女人，扯着她白衬衫的袖子，慌里慌张地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可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叫人没法听懂。她只顾大喊大叫：“打死人啦！往死里砍人啦！”这时，有个胡子蓬乱的老头，一手提着粗布裤子，荒唐地蹦跶了过来，他冲这个年轻农妇逼问道：“别叫唤了！跟个疯婆子似的！哪里打起来了？为啥打呀？别吱吱啦！呸，真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波杜布齐的人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灾难临头。街上响起了女人们的尖叫声，老头们也愤怒地叫嚷起来。这个消息像警报似的，一下子传遍了全村，传进了家家户户：“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但凡走得动路的人全从家里冲了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朝村外那块田地跑去。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要在这里靠一场血战解决问题。

保尔狠狠地踢了马一下，它即刻飞奔起来。背上的人那催促的喝声，让黑马超过了奔跑的人群，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它两耳紧贴在头上，四蹄高高抬起，越跑越快。小山冈上有一架风车，向四面伸展着自己那翅膀样的手臂，似乎要阻断他的去路。风车往右是一片洼地，那里的河边有片草地。往左望去，目之所及，一会儿隆起为小山包，一会儿下沉而为山谷，延绵着一片黑麦麦田。风拂过层层成熟的黑麦，仿佛用手抚摩着它。路旁红色的罂粟花在怒放。这里是安静的，并且酷热难耐。只有从远处，从高冈下面那条好似正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边，传来了叫喊声。

马冲下山冈，朝着下面的草地狂奔过去。“只要马脚绊一下，它跟我就都完蛋了。” 这个念头从保尔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但是叫马停下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紧紧贴靠住马脖子，任凭风在耳畔呼啸。

马像失去了理智般狂奔至草地。这里的人们带着愚蠢的、野兽般的怒气厮杀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浑身是血。

马用前胸撞倒了一个大胡子，当时他正举着一截镰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年轻小伙子。一个晒得黝黑、身材壮实的农民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这个倒地的对手，一心要将他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用马身子的整个重量飞扑进人群，将搏杀的人四下冲散开来。不待他们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让马打着转，朝野兽般的人们冲去；他觉得只能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法子才能把这帮杀红了眼的人分开。他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散开，混蛋！我要开枪了，你们这帮土匪！”

说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面前亮了亮。马一个急冲，他放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就跑。就这样，这位政委一面策马在草地上狂飙，一面让枪声响个不停，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从草地上往四下里奔去，既是为了逃避责任，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手上还拿了把放个没完没了的“瘟枪”的凶神恶煞。

不久后，区法院的人就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很久，传讯了证人，却始终没查出那些个主谋。激战中没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语重心长地向愁眉苦脸站在自己面前的农民们解释，他们这场械斗是完全野蛮并且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审判员同志，怪就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咱们年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了罚。

一星期过后，一支丈量队走在割草场上，把木桩钉在有争议的地方。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被炎热的天气和长长的路途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跟保尔说：

“我量了三十年的地了，随处为地界而起的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简直不成样子！就是醉鬼走出来的路也要比它直。田地里头又如何呢？一块地就三步宽，这一块还扒着另一块，要想把它们划分开——非疯了不可。就这么大一块地，还在一年年地分呀，分呀。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就得分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块地上就会密密匝匝全是地界了，到时候再也没地方下种了。即便是现在，也已经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叫地界占了。”

保尔笑了：

“二十年后咱们一条地界都不会剩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宽厚地望着自己的谈话对象。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您可知道，它还远得很呢。”

“您知道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噢，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的。”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可它毕竟是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丈量着土地。两个小伙子在钉木桩。割草场的两边站了许多农民，他们睁大眼睛监督着二人，好确保木桩是钉在原先的地界所在位置。旧地界勉强还能看得出，就是立在草地上的几根快要腐烂的木棍。

马车夫是个嘴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抽打了一下那匹瘦弱的辕马，转身对坐在车上的人说：

“天晓得，那些共青团员在我们这儿也大量地出现了。这个起初可没有过。理应认为，这些事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姑娘还挺年轻的，不过可以说——可真会祸害人呐。她把村里的娘们全给煽乎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寻开心，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你在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光——要没这个可不行，以前呢，她们往往揉揉脸就不吭声了，可如今她们是碰都别碰，不然就得吵翻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要闹离婚，给你背所有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这之前她向来是个安安静静的娘们，如今也成了女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什么的吧，全村的人都来找她。我起先真想拿马缰绳抽甘卡一顿，可后来就不管啦。让她们见鬼去吧！随她们吵吵去好了。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个婆娘可是好样的。”

马车夫搔了搔从麻布衬衫内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往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辛和莉达。他们去波杜布齐各办各的事：莉达想要开一个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辛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难道说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马车夫。

马车夫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答道：

“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我自己就爱看滑稽戏，要是演得真是好的话。我们起先觉得，年轻人们准要瞎胡闹，不过事情正相反。听人说，像是醉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主要是学习。只不过就是老跟上帝过不去，总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就白费劲了，老人们因为这个都斜着眼睛觑这些共青团员，对他们很是不满。别的还有什么呢？有这么件事他们办得不咋样：接收的都是那一贫二白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没有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全都不要。”

马车下了山坡，行至学校跟前。

看门的女工把来客安顿在她屋里，给他们铺好床铺，自己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辛刚刚才从迟迟开完的会上回来。小屋子里黑漆漆的。莉达脱下皮鞋，爬到床上，立刻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辛那双手粗鲁并且恬不知耻的抚摸，把她惊醒了。

“你在干什么？”

“小点声，莉达，你喊什么？你懂的，我一个人就这么躺着怪无聊的，见他的鬼！难道你就没看出有比打呼噜更有意思的事吗？”

“把手拿开，马上从我的床上滚下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早就受不了拉兹瓦利辛那猥亵的笑容了。现在莉达真想痛骂拉兹瓦利辛一通，讥讽他一顿，但是困意袭来，她就闭上了眼睛。

“你摆什么架子？你还当这是知识分子的操行啊。你该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么着，我就信你了？别装傻了。要是你是个懂事的人，那就先满足我的要求，之后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他以为再费口舌已是多余，就又一次从长凳上起身，坐到了莉达床上，不由分说就要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滚蛋！”她立刻清醒过来，说道，“说真的，我明天就告诉柯察金去。”

拉兹瓦利辛抓住她的胳膊，忿忿低语说：

“我才不在乎你的那个柯察金呢，你别固执了，反正横竖得依我。”

在他跟莉达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搏斗，安静的小屋里响起了耳光声——一记，又是一记……拉兹瓦利辛飞身闪向一旁。莉达摸黑冲到门边，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那里，笼罩在一片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辛恶声恶气地喊。

他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屋檐下面，在院子里过了一夜。莉达用门闩扣好了门，在床上蜷成了一团。

到了早上，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辛坐在赶车的老头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真的会去跟柯察金嘀咕。还是个酸溜溜的洋娃娃呢！长得倒挺漂亮，却是个不通窍的人。我得跟她和解才是，不然就有可能要倒霉了。柯察金本就对我有成见。”

拉兹瓦利辛凑到莉达跟前坐下，装出一副窘迫的样子，眼神几乎充满了忧郁。他编了一套不能自圆其说的话为自己辩解，说他已经后悔了。

拉兹瓦利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快到镇子口的时候，莉达做出了保证，不会把昨天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的支部一个接一个地在边境各村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们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首拨幼芽付出了许多心血。保尔和莉达的许多个日夜都在这些村子里度过。

拉兹瓦利辛不爱到乡子里去。他不懂得如何靠近那些农村小伙子，去得到他们的信任，只会把事情搞糟。而莉达和保尔干起这些来却是轻巧又自然。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交了好多朋友，并且一直跟她们保持着联系，不露声色地培养着姑娘们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有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接受了第二军训营的军事训练。在这里，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对于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让保尔成了“自家小伙”。许多留额发的乌克兰农村青年正是从这里，在这宛如女子般动人的琴声中，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手风琴奏起旋律急促的进行曲，热烈而动人；奏起忧伤的乌克兰民歌，亲切而温柔。大家倾听着保尔的演奏，也倾听着这个手风琴手——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手风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和谐地交织在人们心中。村子里开始听得到新的歌曲了，在各家各户，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外，还出现了别的一些书。

走私者们的日子变得不太好过了。他们要提防的不单单是边防人员:苏维埃政权如今有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跟热心的帮手。有时候,边境各村团支部一心想要亲手逮住敌人，会把事情做过头。于是保尔就不得不向他们施以援手。有一天，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性子急、爱辩论、反宗教的蓝眼睛小伙子——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得到线索，说夜里会有一批走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主，就把整个支部的人都动员了起来。这些人装备了一支教练枪和两把刺刀，在格里沙的带领下，在那天夜里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只待猎物落网。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自己的埋伏。是夜，两方相遇了，多亏保安人员的沉着镇定，团员们在枪战中才没有倒成一片。青年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里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刚接到的报告内容告诉了他，于是这位区团委书记便赶忙策马去搭救同志们。

当地政治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头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我们并不会诬告他们。不过为了让他们往后不再逾越本分代理我们的职责，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停交替站立着。

“你瞧瞧他们吧，”保安部负责人两手一摊，说道，“惹了这么大的事，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了。”

就在这时，格里沙激动地说道：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为苏维埃政权出点力。我们早就盯住这些富农了，可你们却把我们当强盗样的给关了起来。”说完，他委屈地转过身去。

经过同保尔的一番严肃的交涉，萨哈罗夫这才努力控制住语调，不再“吓唬”人。

“要是你给他们作保并且向我们保证，他们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到边界上走动，而是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我就客客气气地放了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对他们负责。希望他们别再给我捅娄子了。”

这个支部的成员一路上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那出意外事件没有张扬出去。那个磨坊老板不久后还是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渥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间距半公里；坚固的房子连带上那些附属建筑物，如同一座座小型堡垒。安托纽克匪帮就隐匿在迈丹维拉。这位沙皇军中的司务长从亲友当中拼凑出了一个“七人帮”，随后便开始在附近的数条大道上持枪行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肯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不定。今天他收拾了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却在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解除了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他抢得一个戈比不剩。安托纽克跟自己的对头戈尔季比着干，这俩人一个比一个坏。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两个身上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恰恰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乱窜，因此，进城的道路都变得危险起来。这个土匪很难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出国境线，到外面去躲避，风声一过，他就又出现了。每当听到这头飘忽不定的危险野兽又制造了流血事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这个害人虫还要咬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混账，等着吧，我一定要亲手逮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利西岑曾有两回抓住了这个土匪的最新踪迹，急忙带着保尔及另外三名共产党员实施追捕，可安托纽克还是逃脱了。

区里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了一支剿匪队。领头的叫菲拉托夫，穿戴很是讲究。按照边防条例的规定，他本该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就径直把自己的队伍开到了临近的谢马基村。进村时已是夜里了，这支队伍就在村头的第一间农舍里驻扎下来。这伙生人全副武装，行动还如此隐蔽，引起了隔壁一名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找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把这支队伍当成了匪帮，就派这名团员快马加鞭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的愚蠢差一点就断送了许多条性命。利西岑当晚一得到“匪帮”的消息，当即召集民警，带了十几个人朝谢马基村策马狂奔。他飞奔至院子跟前，纵身跳下马，跃过篱笆，朝那座房子猛扑过去。房门口的哨兵脑袋上挨了一枪托，像只面口袋似的瘫倒在地。房门在利西岑肩膀的大力撞击下应声而开，一行人随即冲了进去。房间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昏暗的灯。利西岑一手举着手榴弹，做好了投掷的准备，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大吼一声，把玻璃震得直响：

“快投降，不然把你们炸个稀巴烂！”

只消再一秒钟，冲进来的人就要朝这群睡眼惺忪地从地板上跳起来的人们开枪扫射了。好在利西岑手持手榴弹的那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让数十双手全都举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当剿匪队员们只穿着内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瞧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愤怒地啐了一口，极其轻蔑地骂了句：

“窝囊废！”

德国革命的余响传到了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这里。边境上变得躁动起来。人们满怀紧张的期待，一遍遍地阅读着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在西方刮起来了。申请参加红军的志愿书接连不断地送进了团区委会。

保尔花了不少时间向来自各个支部的代表作说服工作，说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暂时没有与任何邻国打仗的打算。但是效果却甚微。每到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就都聚集到镇上，在从前神父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的全体团员列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户里看见他们，就到台阶上去迎接。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全都穿着长统靴，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惊讶地问。

不过，格里沙冲他使了个眼色，随保尔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辛和另外两名共青团员立刻围了上来。格里沙关好门，严肃地皱起两道淡眉，说道：

“同志们，我这是在考验咱们的战斗力。今天我跟我们支部的团员说：区里来了份电报，绝密，这是当然的了；电报上说，咱们跟德国资本家马上要开战了，很快还要跟波兰地主们开战。因此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谁若是怕了，只消写个申请书，就叫他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关于打仗的事一个字不许向外说，让他们每人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蒜或是洋葱，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再从区里到专区，在那儿把武器领了。这一招对年轻人来说还真灵。他们朝我问这问那，而我告诉他们：不多说，就这么办！有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去打仗是自愿的。我的人一散，我的心里就犯了嘀咕：要是谁也不来，可怎么办呢？那我只好解散了支部，自己往别的地方去。我坐在村外左顾右盼。他们一块儿来了。有的人脸上还挂着泪，但极力掩饰着。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当逃兵的。这就是我们波杜布齐团支部！”格里沙兴高采烈地说完了话，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膛。

莉达气坏了，狠狠训了他一顿。他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瞅着她，说：“你和我说的什么呀？这可是最恰当的考验！这样你才能真正看透每个人。为了搞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想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不过小伙子们都累了，让他们回家去吧。只是你，保尔，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一回事？没有讲话可不行……你就说，动员令取消了。他们表现得很英勇，值得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往返一趟要花好几天时间，区里的工作又天天不能缺了他。因此拉兹瓦利辛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次进城，他都要从头武装到脚，把自己暗自比作库柏[6]笔下的那个主人公。他很享受这样的旅程。在林子里打打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遇见独行的路人就拦住人家，像个侦查员似的审讯一番：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塞进干草堆，手枪装进衣袋，等到走进专区团委会时，已经是平日里的模样了。

“说说看，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

在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总是人满为患。所有人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边写东西边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费多托夫还很年轻，不过他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个动荡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才能成为党员。

拉兹瓦利辛漫不经心地回答了费多托夫的问题：

“那么多新闻可没法一下子说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所有漏洞都得去堵，白手起家嘛，什么都得干。我又建了两个新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正忙着处理一大堆公文，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可不是你。”

拉兹瓦利辛喷了一口浓烟。

“柯察金不爱来这里，甚至连这种差事也得由我替他承担……有些书记当得可真不赖：一点活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得我来干。”

拉兹瓦利辛是要明确地让人意识到，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太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辛走后，费多托夫向团委会其他同志坦陈。

拉兹瓦利辛的这些鬼把戏是在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回，利西岑顺路到费多托夫那里去取信件。不论谁到区里去，都要把大家的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跟利西岑聊了很久，拉兹瓦利辛就这样被打回了原形。

“不过你还是得让柯察金来一趟，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跟他还不大认识呢。”利西岑临走时，费多托夫同他说道。

“好。不过咱们把话说在前头：你们可不能把他从我们这里调走。我们会坚决反对的。”

这一年，边境上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被选为了边境村庄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的主任。波杜布齐村的庆祝大会结束后，来自三个邻村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排成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以军训营和乐队打头，高举鲜艳的红旗，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子，朝边境进发。他们秩序井然，组织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的国土上游行，走向了那些横跨苏波国界的村庄。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们的身后，铜号声如雷、红旗簌簌，还有那此伏彼起的歌声，歌声！青年农民都身着节日盛装。欢乐的农村少女们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成年人面目严肃，老年人神态庄重。这股人流像河水一样流淌向目所能及的远方，而国境线就是它的堤岸，他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国土，没有一只脚跨过这条禁止逾越的国界。保尔驻足，让人的洪流打他身边涌过。队伍中正唱着《共青团之歌》：

从西伯利亚森林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红军！

紧接着换成了女声合唱：

哎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用愉快的微笑欢迎了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哨兵见了却感到惶恐不安。尽管就这次游行早先已通报过波兰指挥机关，但还是在边界的那一边引发了惊慌。一队队战地宪兵骑着马四处巡逻。岗哨比平日里增加了四倍，为以防万一，谷地里还隐蔽了后备队。不过，游行队伍始终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喧闹而欢欣，空中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一个小土冈上站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波兰哨兵立刻从肩上卸下步枪，贴在脚边，行了一个注目礼。保尔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句波兰话：

“公社万岁！”

哨兵的眼睛可以说明，这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朋友！在他的士兵大衣里面，跳动的是一颗与游行群众齐心的心。于是，保尔用波兰话轻声答道：

“你好呀，同志！”

哨兵的身影留在身后了。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那个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好几次回过头去，望向这个小小的黑色身影。这时又一个波兰兵出现了。这一个胡子花白，在镶着镍边的四角帽帽檐下，是一双呆滞无神、黯淡无光的眼睛。保尔还沉浸在刚刚听到那句话后的情绪中，率先开了口，自言自语般地用波兰话说了句：

“你好，同志！”

这次并没有得到回答。

加夫里洛夫笑了。原来，两次说话他全听见了。

“你想要的太多了，”他说，“这里的士兵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瞧见他袖子上的标志了吗？这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山，朝一个横跨了国界线的村庄走去。苏维埃的这半边作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在界河上的那座小桥旁，村子里苏维埃这边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了小河岸边。姑娘小伙们列队站在道路两侧。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都挤满了人，聚精会神地看着河这边发生的事儿。还有一群农民站在门口和篱笆旁看着。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时，乐队奏起了《国际歌》。许多人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植的台子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讲话的既有青涩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也用他的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话飘过边界，传到了对岸。波方唯恐有人的心被这席讲话打动，于是决定采取限制措施。宪兵的骑兵侦查队开始在村子里横冲直撞，他们用鞭子将人们驱赶回屋里，还朝屋顶上啪啪放枪。

街道上空了。年轻人也被子弹从屋顶上赶跑了。苏维埃这一边的人看到发生的一切，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老羊倌在几名小伙子的搀扶下登上讲台，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懑，激动地说道：

“很好！瞧瞧吧，孩子们！他们以前也是这么打咱们的。如今的村子里，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样的事，再也没有了。老爷们完蛋了——咱们背上也就不再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掌好这个权哪。我老了，话也不会讲。可是想说的有很多。我们这一辈子，在沙皇的统治下，像老牛拉车那样，受了一辈子的苦，看着他们，我心里难受哇！……”他那只干瘦的手往对岸一指，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

继老爷爷之后发言的，是格里沙·霍洛沃季卡。加夫里洛夫一边听着他义愤填膺的发言，一边掉转马头细心观察，看对岸是否有人在记录。但是，对岸空空荡荡，甚至连桥头的岗哨也撤走了。

“看来，这回大概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抗议照会了。”他开玩笑地说。

在十一月底的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匪徒安托纽克跟他的“七人帮”终于终止了他们血腥的勾当。这窝豺狼到迈丹维拉一个富裕的移民家中参加婚礼，在那里被赫罗林的团员出其不意地当场擒获，落入了法网。

妇女们在闲谈中，把这些婚礼上的客人消息泄露了出去。赫罗林支部的全体十二名成员当下集合，有什么武器带什么武器，乘着马车，奔向迈丹维拉庄园。并想方设法派人纵马前往别列兹多夫报信。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菲拉托夫随即带领人马寻踪追了过去。赫罗林的团员已经包围了那个庄园，并跟安托纽克团伙交过了火。安托纽克和手下躲在一间小厢房里，一见有人露头就瞄准射击。他们曾妄想突围，不过，赫罗林人击中了“七人帮”中的一个，把这伙匪徒逼回了厢房。安托纽克不止一回陷入过这样的境地，在手榴弹和黑夜的帮衬下，他总能安然逃脱。说不定，这一次也本可以逃走，赫罗林支部已在枪战中折损了两人，好在菲拉托夫及时赶到了庄园。安托纽克明白，这回可是陷入绝境，无处可逃了。他整夜透过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七人帮”里谁都不肯投降。为了端掉这窝豺狼，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军训营奉命前去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他们冒着倾盆大雨，一大早就出发，直到夜深时分才抵达了四十公里外的民兵师营地。这次行军，只有营长古谢夫和他的政委骑在马上。八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一到营房，倒下便睡。师部给民兵营的调集令下达晚了；演习在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他们这个营还要接受检阅。全营在操场上列好了队，没过多久，师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军训营已经领了服装和步枪，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二人为自己的营队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对他们所负责的部分感到信心十足。正式检阅完毕后，军训营进行了演习和变换队形的表演。这时，一个相貌英俊，但面部肌肉松弛的指挥员厉声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在马上？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级指挥员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要是不骑马，那就没法参加演习，凭他那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这件事要怎么跟这位佩戴着十来条肩带和背带、大喊大叫的公子哥儿说呢？

“离了马我没法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没有别的法子来解释自己的拒绝了，便低声回答：

“我的两条腿都肿了，我没法做到一个星期连走带跑。此外，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同志。”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其一。其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您若是个残废却在部队里工作，这可不是我的错。”

保尔仿佛挨了一鞭子。他猛地抖了下缰绳。可是古谢夫那只坚强有力的手制止了他。这两种感受在保尔体内斗争了好几分钟：屈辱与克制。不过保尔·柯察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能不假思索地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红军战士了。保尔是营政委，这只营队就站在他的身后。自己的举动就是服从军纪的榜样！况且他训练自己的营队也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想到这里，他单脚离镫，下了马，忍着关节处传来的剧痛，朝队伍右翼走去。

一连数日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已经接近尾声。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活动。别列兹多夫营接到命令，要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攻下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把所有的通路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兵分两路，在迂回中深入，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敌人”后方，然后高喊着“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多名演习仲裁员评定，这场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归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了一半兵力，撤到树林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部署兵力。

“政委同志，”一名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营长问，各个道口是否都已有机枪把守。仲裁组马上就到。”

保尔随几位指挥官往一个道口走去。

团部的指挥人员都已经聚集在道口了。他们纷纷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窘迫地把左右脚来回直捯，甚至没想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他还给我们领了路。”

参谋长策马走到保尔近前，讥讽地说：

“原来，您还是能跑得很不错的嘛，同志。那您骑马看来是为了出风头喽？”他本想再说下去，但一看保尔的眼神，就把话咽了回去。

待团部指挥人员离开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姓什么不？”

古谢夫拍了拍他的肩，说：

“算了，别在意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以前好像是个准尉。”

这一天保尔有好几次都在努力回想，自己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姓氏，但是一直想不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取得了优异评价，返回了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完全累垮了，他回到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拴在了阿尔焦姆家。两天里，保尔每天都要睡上十二个小时。到了第三天，他去机车库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唤起了保尔熟悉而亲切的感受。他的鼻子贪婪地吸着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自童年起就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里长大的，对它很亲近。有许多个月没听过火车头的叫声了，保尔如同丢失了某样宝贵的东西一般。就像一名水手，于每次阔别后再见到碧蓝无边的大海总会心潮澎湃，这便是保尔当下的心情。机车库那股亲切的氛围召唤着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的感情久久不能平息。他跟哥哥谈得很少。他发现阿尔焦姆的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干活。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过得艰难，即便阿尔焦姆不说，情况也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在道口上，保尔勒住马，久久凝视了车站好一会儿，然后给了黑马一鞭子，让它在林间路上奋蹄疾驰起来。

如今在林间行走已经毫无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烧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村子里的生活也太平多了。

保尔骑马回到别列兹多夫，已是晌午时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的台阶上迎接了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已经无聊透了。”说着，莉达环住他的双肩，跟他一起进了屋。

“拉兹瓦利辛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情愿地回答：

“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这么说，这是我份内的事，而不是柯察金的。”

这个消息令保尔感到不快又吃惊。他向来不就喜欢拉兹瓦利辛。“这家伙要在学校里搞什么名堂？”保尔不满地想。

“咳，也罢。你说说看，你们有什么好消息。你去过格鲁舍夫卡了吗？那里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莉达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着。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他不停揉着自己疲倦的双腿。

“前天拉基京娜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了。这样咱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可爱的姑娘，我非常喜欢她。你瞧，从教师们当中也开始有了转化，他们有些人正整个地转为咱们这边的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上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凑在利西岑家，围着那张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上了。阿妞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熟睡着，而这三人却坐在桌前，埋头扎进了波克罗夫斯基写的《俄国史》这本并不太厚的书中。只有到了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念书。在那段日子里，保尔一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来，得知利西岑和雷奇科夫已经学到前面去了，他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霍罗沃季科在夜里被人暗杀了。听到这个消息，保尔立刻朝执委会的马厩冲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了那里。他以疯狂的速度备好马，使劲用皮鞭抽打着左右马肚子，朝边界驰骋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躺在点缀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苏维埃旗帜。屋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将毒手伸向了这个青年，这个寡妇的独子？老霍罗沃季科从前给磨坊主做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听了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厥倒地。邻居们看护着这位半死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无声息地躺在这里，让自己的死成了一个谜。

格里沙的死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名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守护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远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的遇害而哀恸。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流涕，当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觉得，会是谁害了他？”保尔沉重地坐到椅子上，低声问。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主那伙人！格里沙是卡了这群走私贩的喉咙，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两个村子的人都赶来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把他的军训营带了来，全体团员都来送自己的同志最后一程。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立在村苏维埃前的广场上。在悲伤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着红旗的灵柩，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墓穴旁边埋葬的，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

格里沙的鲜血，让那些他生前曾竭力保护过的人联合到了一起。年轻的雇农和贫民们誓要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找出他们并且就地——就在这个广场上，在这座墓前——审判，好让每个人都认清敌人的面目。

枪声齐鸣三次。常青树枝铺在了这座新的烈士墓上。就在当晚，团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拉基京娜。保尔从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得到消息，说那边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星期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神情肃穆地作起了报告：

“同志们，我十分高兴地向大会报告，在这一年里，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铲除了土匪活动，斩断了走私活动的根基。牢固的贫农组织在各村得到了发展，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扩大了。最近有富农在波杜布齐发动了一次暗中攻击，我们的同志霍洛沃季卡为此而遇害，现已查明，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被逮捕，不日将受到省法院巡回法庭的审判。大会主席团接到多个村代表团提议，要求大会作出决议，对这些匪徒兼恐怖分子杀人犯要坚决处以极刑……”

呼喊声让整个大厅为之震动：

“支持！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的身影出现在侧门。她冲保尔招招手。

在走廊上，莉达将一封公函交给了他，上面印着“急件”两个字。保尔拆开念道：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经省委常委会决定，将从你区召回柯察金同志，另行委派团内重要工作。

保尔告别了工作一年的列兹多夫区。在最后的那次区党委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的区团委书记一职，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甚至有些生疼地攥住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他骑着马从院子里拐上大路的时候，有十支手枪为他鸣枪致敬。

[1]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2]拉辛，1667—1671年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

[3]布加乔夫，1773—1775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

[4]意为蝴蝶花。

[5]路易·布斯纳，1847年—1910年，法国作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

[6]库柏，1789年—1851年，美国作家，其作品《皮袜子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个喜欢探险的猎人。

第五章

电车沿着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向上爬行，马达紧张地嗡嗡作响。它在歌剧院近旁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车后，它又接着向上爬。

潘克拉托夫催促落在后面的人：

“快走吧，同志们。咱们准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直到了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

“还记得么，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过这里。那会儿杜巴瓦跟那些‘工人反对派’回归了咱们中间。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过证件，走进了会场。潘克拉托夫这才回答奥库涅夫道：

“是啊，跟米加伊的故事又要在这个故地重演了。”

有人冲他们发出了嘘声。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大会的晚间会议已经开始了。正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坐下，听听你老婆要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拿胳膊肘捅了捅奥库涅夫，悄声说道。

“……诚然，这场辩论花费了我们许多精力，但是，参与其中的青年们也因此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这一事实，那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追随者们的溃败已成定局。他们无法抱怨说，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言的机会，好能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不，事实截然相反：他们滥用了我们给予的行动自由，干下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很是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了她说话。她往后一甩脑袋，说：

“我们在这里听了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发的言，并且他们所有人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他们派来出席大会的代表数量相当多嘛。各区特意给他们发了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次听听他们的意见。倘若他们发言不多，这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所遭受的彻底失败，让他们多少学乖了些。事到如今他们很难再跑到讲台上演说，把那些昨天才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这时，一个尖锐的声音从会场右侧的角落里响起，打断了塔莉亚的话：

“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说道：

“好啊，杜巴瓦，那就走上来说说吧，我们洗耳恭听。”

杜巴瓦用阴郁的眼神瞅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时候到了，我们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又想起昨天在自己的索洛缅卡区的惨败，区里的人都认识他。

会场上响起一片不满的埋怨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了：

“怎么，你们是想再次动摇我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不回，只狠狠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接着说：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是咱们的老共青团工作者了，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对他尤其了解。杜巴瓦明明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咱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了。大学里功课正紧张，是什么促使他们跑到这儿来的呢？城里没有一个区是他们没去演讲过的。不错，米海拉最近开始醒悟过来了。是谁把他们派到这里来的？除他们之外，咱们这里还有许多来自不同组织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每个人过去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为的是在党内斗争中煽风点火。他们的党组织可知道他们身处何地？当然不知道。大会等待着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做出承认自身错误的发言。”

塔莉亚尝试着想把他们推到认错的路上，此刻她仿佛不是站在台上发言，而是在进行着同志间的交谈：

“你们记得么，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和曾经的‘工人反对派’小组回到了咱们中间。他说过的话大家都还记得吧：‘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倒下去。’可三年没过完，杜巴瓦就已经把它弄倒了。是的，我声明——是弄倒了。因为他的话‘我们还是要说的’这句表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往远处走。”

这时后排有人喊：

“让屠弗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响起激亢的喊声：

“玩笑开够了！”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斗争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的情绪越发激昂，执行主席不住地摇着铃。

塔莉亚的声音一度淹没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之中，不过，风暴很快平息下来，她的声音重又清晰可闻：

“我们经常收到同志们从边远地区寄来的信，表示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这令我们很受鼓舞。请允许我念一段来信吧。这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这里很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

塔莉亚从一沓信纸中抽出一页，两眼扫了一遍，念道：

“日常工作停滞了，常委会的全班人马下到各区去已是第四天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整个组织的极大愤慨。反对派在市里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便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军事委员部的党支部里发动攻势。这个支部由专区计划部和工人教育部的党员组成。支部有成员四十二名，可是托洛茨基分子却全都聚到这儿来了。他们在这个支部会议上所发表的反党言论之恶劣，是我们前所未闻的。有个军事委员部的人在发言中公然宣称：‘要是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反对派们还对这样的声明投之以掌声。这时候，柯察金起身说道：‘身为党的成员，你们怎么能为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这帮人又是敲椅子又是乱嚷，不让保尔说下去。多名支部成员对于这种流氓行径感到气愤，他们要求听完柯察金的话，可保尔刚一开口，这帮人又冲他起哄。保尔冲他们喊道：‘你们的民主可真不赖！不管怎样我都要说下去！’

“这时候，好几个人抓住了他，想把他从台上拽下去。他们干脆撒起野来了。保尔一边挣扎，一边接着往下讲。可那些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侧门，扔到了楼梯上。有个坏蛋把他的脸都打出血来了。整个支部的人几乎全都离会了。这件事让许多人擦亮了眼睛……”

读罢，塔莉亚走下了讲台。

谢加尔就任省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已经两个月了。眼下他紧挨着托卡列夫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仔细聆听着市党代会代表们的发言。到目前为止，发言的还只有共青团里的年轻人。

“这些年他们成长得可真快啊！”谢加尔心想。他冲托卡列夫说道：

“反对派们已经气急败坏了，可重炮还没派上用场呢：这些年轻人就能把托洛茨基分子击溃。”

这时，屠弗塔跳到了主席台上，会场上的人对他的出现报以不满的喧嚣和短暂的哄笑。屠弗塔转向主席团，想就如此礼遇提出抗议，但是会场已经安静了下来。

“刚才有人管我叫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侮辱我的政治观点的！”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过了他的声音。屠弗塔气呼呼地冲主席团指点着会场。

“不管你们怎么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有好几次这么写过。”

会场上顷刻间安静了下来。

“列宁写过什么？”会场上有人问。屠弗塔这下精神了：

“筹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曾下达指令把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并和水兵一起派到最要紧的地段上去。想不想我把这段话念给你们听？所有原话我通通抄在卡片上了。”说着，屠弗塔把手伸进了公文包。

“这个我们知道！”

“那么关于团结，列宁是怎么写的？”

“那么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人跟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过？”

屠弗塔的思路断了线，赶忙切换到别的话题：

“方才塔莉亚·拉古京娜念了尤列涅娃的来信。我们可不能对辩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负责。”

茨韦塔耶夫快气疯了，他低声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说：

“真是，你让一个傻瓜向上帝祈祷，他连额头都能磕破！”

什科连科也轻声答道：

“是啊！过个榆木脑袋准会把咱们彻底搞垮。”

屠弗塔那又尖又细的嗓音还在继续往大家的耳朵里钻：

“要是你们组织起了多数派，那么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

会场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暴。

众人愤怒的呼喊声几乎要把屠弗塔震聋。

“你胡说什么？又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是在为所有孟什维克卖力——从米亚斯尼科夫[1]到马尔托夫[2]！”

屠弗塔扬起双臂，像是要跳进水里游泳似的，他兴奋异常，语速越来越急：

“对，就是要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要如何同如此有组织、严守纪律的多数派斗争，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呢？”

会场上越来越吵。潘克拉托夫起身喊道：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益处！屠弗塔是把别人不说的话倒出来了。”

会场安静下来。屠弗塔这才发觉自己说过了头。恐怕眼下真不能这么说。他脑子一转，赶忙就要收场，把一大堆话一股脑塞进了听众的耳朵里：

“当然了，你们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个已经开始了。我已经从省团委给排挤出来了。没有关系，谁是对的，咱们很快就能见分晓。”说完，他飞快地离开主席台，回到会场中去了。

杜巴瓦接过茨韦塔耶夫递来的纸条：

“米佳伊，马上去发言。确实，这无法扭转局面，咱们的败局已定。不过屠弗塔的话必须纠正。他就是个信口开河的傻瓜。”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了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的人都警惕地沉默着。这种讲话开始前的安静本是会场上最为平常的现象，现在却叫杜巴瓦感受到了冷淡和疏离。他在各支部发言时的那股劲头已经没有了。他的火焰一天天逐渐熄灭，眼下的他就像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被呛人的浓烟团团遮住；这浓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击所刺伤了的病态的自尊，还有坚决不肯承认错误的顽固态度。他决心一条路走到黑，尽管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很清晰：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也不要中途插话。我想对我们的观点进行完整的阐述，尽管我早就知道这是白费唇舌，因为——你们是大多数。”

当他说完的时候，会场内仿佛引爆了一枚手榴弹，暴风雨般的叫骂声直扑杜巴瓦而去。那愤怒的呼声有如皮鞭，一下又一下抽打着杜巴瓦的脸颊：

“可耻！”

“打倒分裂派！”

“够了！别再血口喷人了！”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下讲台，这笑声使他大失所望。倘若大家怒气冲天，大呼小叫，这样倒是能让他满意。可是人们却在讥笑他，就像在讥笑一个唱歌走调到砸了锅的演员一样。

“现在有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放弃发言。”

由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的男低音：

“我请求发言！”

杜巴瓦一听潘克拉托夫的声音，就清楚了他的内心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在受到什么人严重侮辱的时候，才这么说话。杜巴瓦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他那高大、微微驼背的身影快步朝主席台走去，心里感到沮丧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区跟老朋友们聚会，在友好的交谈中，大伙都试图劝说他脱离反对派。同他一道去的有茨维塔耶夫和什科连科。聚会是在托卡列夫家里进行的。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辛。面对他们这种恢复团结的尝试，杜巴瓦充耳不闻，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大家谈得正热烈时，他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以此表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什科连科当时留下了，现在他却拒绝发言。“这个软骨头的知识分子！准是让他们给游说过去了。”杜巴瓦愤愤地想。在这场狂烈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他同扎尔基多年的友情发生了破裂，因为扎尔基在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随着二人的分歧愈发严重，他就不再跟扎尔基说话了。他有好几回在家中见过扎尔基，他是来找安娜的。安娜·勃尔哈特嫁给杜巴瓦已经一年了，两个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赞同杜巴瓦的观点，可杜巴瓦认为，他们夫妻间的关系紧张，并且还在日益恶化，也跟另一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扎尔基成了安娜的常客。这并非嫉妒心作祟，可是安娜跟这个自己已经断了交的扎尔基还保持着友谊，这令他大为恼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安娜，两个人大吵了一场，彼此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了。这次杜巴瓦离家到这里来，连招呼都没有和安娜打。

他那奔腾的回忆被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所打断，潘克拉托夫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清晰有力地吐出这三个字，他走上主席台，站到了台子最前沿，“同志们！我们已经听了九天反对派的发言。我要直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和我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弟兄。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和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拥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污蔑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也就是说，污蔑那些培育和锻炼了俄国共产党的人，那些在沙皇监牢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克主义和托洛茨基进行了无情斗争的人。他们污蔑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除了敌人，谁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党和她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吗？你们说说看，倘若有人唆使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和司令部，并且这一切全都发生在部队处于敌人包围的时候，那么，我们该管这些人叫什么呢？再比如，倘若我今天是个钳工，在托洛茨基分子们看来，我还可以算个‘好人’，可要是我明天成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是个‘官僚’和‘机关老爷’啦？！同志们，在这些要打倒官僚主义、为民主而战的反对派当中，有着这么一些人，难道不奇怪吗？比如说屠弗塔，不久前他由于官僚主义作风遭到了免职，茨韦塔耶夫则是由于他的那套‘民主’在索洛缅卡区出了大名，还有阿法纳西耶夫，因为在波多拉区搞个人指挥和压制民主，这个人三次被省委撤销职务。而事实正是，他们在反党斗争中，纠集了所有被党打倒的人。关于托洛斯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让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吧。现在，既然有人要拿这个人的名字跟党相抗衡，就必须让年轻人了解托洛斯基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历史，了解他是怎样经常性地从一个阵营跳到另一个阵营的。同反对派的斗争，团结起了我们众多的队伍，也让年轻人在思想上变得坚定。在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都得到了锻炼。反对派里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们预言，明天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会彻底垮台。我们的未来将会证明这种预言究竟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守机床，而让杜巴瓦之类的人把反党活动当成某种英雄行为的失灵的晴雨表取而代之。不，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老布尔什维克是要有接班人的，但是接替他们的，绝不能是那些一遇到困难就向党的路线发起猖狂进攻的人。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同小资产阶级思潮所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中，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向他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十来号人聚到了屠弗塔那里。杜巴瓦说：

“我跟什科连科今天就回哈尔科夫去了。我们在这儿已经无事可做了。你们尽力不要散伙。咱们只能等待时局发生变化了。很明显，全俄党代表会议将会批判咱们，不过，我认为，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采取迫害行动。多数派决定在工作中再考验咱们一次。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再继续搞公开斗争，就意味着会被开除出党，这可不合咱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样，还很难预料。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说完，起身要走。

干瘦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了起来。

“米佳伊，我不懂你的意思，”他咬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不是说，大会的决议咱们未必一定要服从？”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

“形式上一定得服从，不然你的党证就别想要了。咱们还是先瞧瞧刮什么风再说，现在散会吧。”

屠弗塔在椅子上不安地抖动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面色苍白，老是失眠让他的眼圈发黑。他一直坐在窗边啃着指甲。听完茨韦塔耶夫最后这几句话，他从自己那叫人难受的活计中抽离出来，朝开会的众人转过了身。

“我反对这一套。”他静静地说了一句，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大会决议。我们已经申述过了自己的观点，可大会的决议我们应当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这也是我想说的。”他小声说道。

杜巴瓦死死地盯住什科连科，带着露骨的挖苦意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悉听尊便，根本没人管你。你还有到省党代会上去‘悔过’的机会呢。”

什科连科跳了起来。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口气！我直说吧，你的话叫我对你心生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挥手轰他：

“你也只能走这条路了。快忏悔去吧，趁着还不晚。”

杜巴瓦与屠弗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没多久，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以滴水成冰的酷寒为开场走上了历史舞台。整个一月间，严寒在这片覆着积雪的国土上肆虐，到了后半个月，又刮起了大风，下起了连绵不绝的暴雪。

大雪埋住了西南的铁路线。人们同气势汹汹的自然灾害展开了斗争。

好几台除雪车的钢铲钻进了小山一样高的雪堆里，为火车开辟道路。由于天寒风冽，不少电报线结过冰后便断了，十二条线路里只剩下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还畅通无阻。

在谢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电报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正响个不停，只有内行人才听得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名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工作第一天至今，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还不到两万米长，与此同时，跟她们共事的那名老报务员却已经收发了超过二十万米长的电报纸条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一面皱着眉头，一面拼读那些难认的字母和句子。他听着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逐字逐句地抄录在电报纸上。眼下他正做着听抄：“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记录，一边想：“大概又是份跟积雪作战的通知。”窗外狂风呼啸，风卷起团团白雪，扑打在玻璃窗上。这让老报务员误以为有人正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得欣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纹样有枝有叶，微妙别致，是任何一只人类的手都无法雕刻出来的。

他出神地欣赏着眼前的景象，一时忘了去听机器的响声。当他把目光从窗子上收回的时候，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忙捧起纸条念道：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老报务员飞快地记录下读到的电文，然后抛下纸条，一只手托着头，接着听下去：

“于高尔克村逝世……”

他缓慢地记录着。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喜讯和讣告，别人的痛苦和幸福他总是最先知道。那些简略并且不完整的句子所具有的含义，他早已不再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在纸上记着，并不思索其中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将此事通知某某人罢了。可老报务员却忘了电文开头的那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将听到的敲击声翻译成文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感到有些累了。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今天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绝望而悲伤地放声恸哭。然而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就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敲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已经从那熟悉的嘀嗒声里拼出了第一个字母，把它记在了电文纸上——这是个“Л”。他接着又写了第二个字母“Е”，后面又工整地写下“Н”，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接着在后面添上了“И”，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个“Н”。

收报机打出了一个停顿符号，老报务员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扫了一眼自己刚刚抄录下来的那个单词：

“ЛЕНИН”（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响着。可刚才偶然瞥见的那个熟悉的名字却又出现在他脑海里。老报务员再次看了看最后那个单词：“列宁”。什么？列宁？他拉大了自己和电报纸的距离，直到眼珠子里面映出了电报的全文。他对着那页纸看了好一会儿，在自己三十二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头一回不相信自己亲手记录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翻来覆去看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跳起来，抓起卷曲的纸带，两眼死死地盯着它。他不能相信的事情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将煞白的脸庞转向两名女同事，随后她们听到了他惊恐的叫声：

“列宁逝世了！”

这个巨大的噩耗经由敞开的房门溜出了电报房，如同一阵狂风迅速传遍了车站，它冲入暴风雪中，在铁路线和道岔口上盘旋着，又随着一股冰冷的穿堂风钻进了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一台机车停在一号修车地沟上，正在接受小修队工人们的修理。波利托夫斯基老汉亲自爬下地沟，钻到自己这台机车的肚子底下，把出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们看。扎哈尔·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正把压弯了的炉条一一锤平。他负责钳住放在砧子上的炉条，好让阿尔焦姆去锤打。

勃鲁扎克这几年衰老了。以往的经历在他额头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皱纹。他的两鬓斑白了，背也驼了，那对深凹的眼睛里写满了沉沉暮气。

一个人钻过机车库的门缝，从光亮里闪了进来，傍晚时分的昏暗掩盖住了他的面容。他的第一声叫喊被铁锤的敲打声淹没了。可是，当这个人跑到正在机车边干活的人们跟前喊出下面这句话时，阿尔焦姆高举的锤子便在空中停滞住了。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锤子缓慢地从阿尔焦姆肩上滑落下来，他轻轻地将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听到来人带来的可怕消息，阿尔焦姆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揪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人满身是雪，大口喘着粗气，用低沉而饱含悲痛的嗓音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来人这回没有叫喊，阿尔焦姆这才听明白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并且看清了来人的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举世闻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就在大门旁边，一台机车吼叫起来，让所有人打了个寒战。接着，车站尽头的另一台机车也应声附和，然后又是一台……在这些机车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呼声中，也加入了发电厂的汽笛声，这声音有如炮弹呼啸时那般尖厉而刺耳。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高速而优美的Ｃ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钟声便盖过了其他的那些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至华沙的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在得知鸣笛的原因后，细听了一会儿，随后也缓缓抬起手，拉下了用以打开汽笛阀门的小链子。这一举动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往后他再也不能在这趟车上干活了，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咆哮声令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大惊失色，纷纷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潮从四座大门涌进来。当高大的建筑内挤满了人的时候，在哀伤的静穆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说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她对敌人永不妥协的人过世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去，必将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哀乐鸣起。几百个人脱下了帽子。阿尔焦姆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此时却也感觉喉咙一阵发紧，宽厚的肩膀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快要承受不住人潮的挤压了。外面严寒刺骨，门口的两株云杉披冰晶挂白雪。可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旺旺的，还有六百个自愿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的人所呼出的热气。

大厅里没有了往日的喧哗声和交谈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音微弱了下来，大家说话的声音都很轻，哀痛与不安从这几百双眼睛里流露出来。聚集在这里的仿佛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已被海上的飓风卷走。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悄无声息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短小结实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只轻轻摇了一下，就把它放回到了桌子上。这么做便已足够，大厅里逐渐弥漫起一股令人哀伤的静谧气氛。

一致过悼词，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就立刻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尽管他接下来说的话很少能在追悼会上听到，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之惊讶。西罗坚科的话是：

“有一群工人请求大会对他们的申请书予以讨论。申请书上有三十七位同志的署名。”说完，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

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是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念着这些名字，每念过一个就停顿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能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响起一片赞成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越来越喧闹，台上的西罗坚科继续念着，人们听到的全是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基干人员的名字。

当首个签下自己名字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波利托夫斯基老汉向听众们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我还能说什么呢，同志们？过去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活着就是受奴役，到老了就跟个叫化子似的，两眼一闭了事。老实说，革命来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头子了，肩上还压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就把入党这条路给略过去了。尽管作战时我从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过战斗。一九〇五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也曾跟布尔什维克并肩行动。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有一股热乎劲。老黄历还提它做什么！列宁的死叫我心如刀割，我们永远地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知心人。我再也不说自己已经老了！……让那些讲得好的人来讲吧。我不大会讲话。不过有一点我能确认：我会一直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无二心。”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执拗地点了下头，从灰白眉毛下面射出的两道坚定目光，定定凝视着会场，似乎在等待大家的决定。

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吸收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老人入党。在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时，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离开讲台的时候，波利托夫斯基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个人都明白，有件不寻常的事情眼下正在发生。就在老司机刚刚站过的地方，已经出现了阿尔焦姆魁梧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他的大手往哪儿放，就一个劲摆弄着手里的那顶带护耳的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得光光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里面穿了件灰色军便服，领口整整齐齐地扣在两枚铜纽扣上，这让他显得像过节般整洁。阿尔焦姆把脸转向会场，于不经意间捕捉到了一个女人熟悉的面庞：那是石匠的女儿加莉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工友们中间。她冲阿尔焦姆宽恕地微微一笑，她的微笑里包含着赞许，上扬的嘴角透露出某种不可言说的情感。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这个钳工听到了西罗坚科的声音。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该如何开头才是。直到这会儿他才感觉到，要把积攒了一辈子的经历全讲出来是不可能的。组织词汇就不简单，再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类似的体验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当下正迈出最终那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粗糙而凋敝的生活变得温暖，变得有意义。

“母亲共有我们四个孩子。”阿尔焦姆开场说道。

大厅里鸦雀无声。六百个人都在认真聆听着这个长着鹰钩鼻、浓眉大眼的高个儿工人的发言。

“我的母亲在好几位老爷家里做过帮厨。我对父亲没大有什么印象了，他跟母亲不和，还老是酗酒。我们是跟着母亲过活的。她养活不了那么多张嘴。老爷们每个月付给她的，是当月的伙食跟四个卢布，为此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幸运地上了两年小学，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可是到了九岁，母亲实在没法子，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五金修配厂里去干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嫌我年纪小，不肯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这个德国人那里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学到，尽被支使去干家务活，要么就是去买酒。他总是喝得烂醉……又是差我撮煤，又是差我搬铁……老板娘也拿我当自家仆人使唤：叫我给她倒尿壶，削土豆皮。他们动不动就踹我一脚，通常都是毫无缘由的——这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由于老公总是喝醉，老板娘对谁都凶巴巴的，稍有点不如意，就会抽我几个耳光。有时候我摆脱开她，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里去呢？苦又能向谁诉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之外，况且那儿也没有我容身的地方……在厂里的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那里的所有事务都由老板的弟弟掌管。这个混蛋总爱拿我寻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垫圈是他才打好的，刚从炉子里面夹出来。它摆在地上看着是黑了，可手一沾——几根指头的皮都烫掉了。我疼得大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跑去了母亲那儿。可她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了德国人那儿。她一路送我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手艺了，不过还是一直打我。我就又跑了，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在这个城市里，我进了一家香肠作坊，整日里在那儿洗肠子，像条狗似的过了一年半多。我们的老板赌钱输掉了作坊，四个月的工钱一分都没给我们结，就不知溜去哪里了。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从日美林卡下了车，然后就去找活干。得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的处境。得知我多少会点钳工活，就称我是他的侄子，请求领导收下我。他见我个儿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我来这里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了擦额头，长长地舒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他难以启齿的事情，应当把它说出来，不要等别人发问。于是，他皱紧了浓眉，接着讲述自己的经历：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刚燃起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此我该说什么呢？我可是还远远不老呢，因此直到现在才找到自己通往那儿的路。我干吗要隐瞒呢？是错过了这条路，其实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我本就该走上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了枪。等到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掉头回来了。接着就是成家，生子……我就一头扎进家务事中去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此时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了这其中缺少的是什么。只保卫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团结成一个大家庭，去接替列宁，好让苏维埃的政权如铁打的江山般屹立不倒。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可是咱们自己的党啊！”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朴实但却极为诚恳的发言，并且为自己不同于寻常的措词而不好意思。他仿佛从肩上卸下了一副重担，挺直了身子，等待着大伙的提问。

“或许，有谁想要问点什么？”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一排排的人影有了起伏，不过一时还没有人接话。有个皮肤黑得像甲虫的司炉工是下了机车直接赶到会场来的，他毅然喊道：

“还有什么好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这就得了！”

矮墩墩的锻工基利亚卡，由于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患了伤风一般的沙哑嗓音说道：

“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是一名可靠的同志的。表决吧，西罗坚科！”

这时，有个人从坐在后排的共青团员当中站了起来，半暗的光线使人看不清他的长相，他抛出了问题：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看，他为什么让土地给绑住了？从事农活会不会让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呢？”

会场上发起了一阵轻微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人提出了抗议：“你简单说！这里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

不过阿尔焦姆已经给出了回答：

“同志，没关系的。这个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给绑住了。的确如此，不过我并没有因此丧失掉工人阶级的良心。从今天起，这种情况就结束了。我一定要把家搬到机车库附近来，住在这儿更踏实些。不然的话，那块田地会叫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到那一片如丛林般举起的手臂，他的心又颤动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快，阔步挺胸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只听身后响起了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第三个站上主席台的是扎哈尔·勃鲁扎克。这个沉默寡言的波利托夫斯基的旧日助手，如今早已当上了司机。他讲述了自己辛苦劳作的一生，在结尾讲到近日来的感受时，他的声音很低，但是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的孩子们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的离世，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到后院里去难过的。他们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我还没有补上。而这回领袖的逝世叫我睁开了眼睛。过去的事情你们就不要问我了，咱们真正的生活从现在重新开始。”

种种回忆令勃鲁扎克心绪难平，愁眉不展。人们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双眼有了光芒，已花白了的头也不再是低垂着的了。

机车库里，这场审查接收新党员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大家充分了解的、经受过生活的考验的人，才得以被党所吸收。

列宁的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了布尔什维克。领袖的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如同一棵树，它强劲粗壮的根系深深地扎入土壤之中，倘若削去的是它的树冠，它是不会消亡的。

[1]米亚斯尼科夫事件。1921年5月，一位有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谈及“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米亚斯尼科夫最终被开除出党。

[2]马尔托夫，1873年—1923年，孟什维克派领导人。——译者注。

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当中的那个高个儿，戴一付夹鼻眼镜，胳膊上佩着写有“警备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会议是在这儿开吗？”丽达问。

高个子打着官腔回答：

“是啊！有什么事？”

“请让我进去。”

高个儿堵住了半边门。他打量了一下丽达，开口说道：

“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包里取出了烫金的代表证。高个儿念道：“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下，他话音里的官腔顿时消失了，他立刻变得彬彬有礼，如“自家人”般亲切。

“请吧，请进，左边那儿有空位子。”

丽达穿过排排座椅，见有一个空座位，便坐了下来。看样子，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留心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声音在她听来似乎很耳熟。

“那么，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场还有两个小时时间。请允许我再次核对已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了阿基姆，这个正急急忙忙念着名单的人正是他。点到谁，那人就把手抬一下，手里举着红色或白色的代表证。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她的耳朵里：

“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那只举起的手臂望去，可在很多排的人之中，根本没法看清那个装卸工熟悉的脸。一个个名字一闪而过，她又从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紧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到了扎尔基。他就坐在斜对面不远处。他的侧影丽达已经记不清了。是的，那是扎尔基。有多少年已经没见过他了呵。

名单在继续往下念着。突然，其中的一个名字叫丽达浑身战栗：“柯察金。”

在前面很远的地方，一只手臂抬起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特别想见见那个跟她的亡友有着同样姓氏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人举手的地方，然而所有的脑袋看上去全都一模一样。丽达站起来，顺着墙边的过道朝前排走去。这时阿基姆念完了名单。会场内立刻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嘈杂声，代表们高声交谈起来，年轻人爆发出阵阵笑声。只听阿基姆竭力用能盖过厅内喧嚣之声的音量喊：

“请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钟！……”

大厅出口的附近给挤得水泄不通。

丽达明白，要想从这股人潮中找寻刚才点到名的那几个熟人，自己准一个都找不到。只能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她一边让过身旁的最后一组代表，一边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

“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兄。”

接着，一个如此熟悉、如此难忘的声音答道：

“走吧。”

丽达赶忙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他身穿草绿色军便服，腰上扎了根高加索窄皮带，下身是条蓝色马裤。

丽达睁大眼睛望着他，直到他的双臂热烈地抱住了自己，用颤抖的嗓音轻唤了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的确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话向他说明了一切。她还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已经走光了，从敞开的窗子里传来了特维尔大街的喧嚣声，这是本市的主干道。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两人都觉得，他们的碰面不过是几分钟前的事情。可是钟声在催促他们前往大剧院了。当二人沿宽阔的台阶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她又将保尔打量了一遍。他现在已经比她高出半头了，依旧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愈发英武，愈发沉着了。

“你看，我竟然都没问你在哪里工作。”

“我现在是共青团区委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说的那样，是个‘机关老爷’。” 保尔说完，微微一笑。

“你见过他吗？”

“是的，见过，而且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并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往来穿行，行人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路上他们几乎未作交谈，怀着同一桩心事，穿过街道来到了大剧院。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执拗的人群冲向高大的石砌建筑物，试图突破那道由红军战士把守的神圣入口。然而，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于是，代表们自豪地亮着证件，穿警戒线而过。

剧院周围的人海之中全是共青团员。这帮家伙都没拿到列席证，可却想方设法地要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机灵的团员混在成群的代表中间，也拿着张红纸片冒充证件，有的时候能混到会场门前，个别人还能成功溜进门里去。不过他们马上就被负责引导来宾和代表入席的值班中央委员或警备长给抓住，撵出门来，这让门外的其他那些“无证人员”开心不已。

想要进去参加开幕式的人太多，剧院连其中的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好不容易才挤到门口。代表们也都乘着电车、汽车抵达了会场。门口挤满了人。红军战士们——他们也是共青团员——开始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贴到了墙上。门前，喊声响亮：“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就快胜利了！”

“加——油——哇！”

一个佩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眼神很尖，他跟着保尔和丽达，像条泥鳅似的闪进了大门。他避开警备长，飞奔进休息室，一转眼就消失在如潮水般不绝的代表中了。

“咱们坐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座位说道。

两人便在角落里坐了下来。

“有个问题，我想知道答案。”丽达说，“虽然它已经是陈年往事了，但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很久以前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课业和咱们的友谊呢？”

尽管从见面伊始他就在等这个问题了，可他此刻还是感到了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于是保尔明白：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事到如今，我只能为此去责备当时的保尔了。总的说来，柯察金在他的一生中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你问到的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个不错的开场白。可我在等答案。”

保尔轻声说道：

“在这件事上，犯错的不只是我，还有‘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有些书里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有着强大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忘我投身于咱们的事业，他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我现在觉得这么做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就是说，你对‘牛虻’的评价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是没有变的！我所抛弃的只是那种毫无必要的以苦行考验个人意志的悲剧成分。对于牛虻身上的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无止境的毅力，我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承受着磨难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跟集体事业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在它本该说的时候没有说，三年后再说出来，就只能叫人空留遗憾了。”丽达的脸上挂着若有所思的微笑，这么说道。

“丽达，你说遗憾，是不是因为在你看来，我永远成不了比同志更近的人？”

“不，保尔，你本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就可以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出这句笑话，又解释说：

“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女儿。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相处得很和睦，这个黄金三人组一时可拆不散。”

她拿手指碰了碰保尔的手。不过她当即就明白，自己的这个关切举动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里，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痛苦——他的双眼表露了这一点——但他并不摆弄姿态，诚挚地说：

“不管怎样，我所得到的，远比刚刚失去的要多得多。”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该坐到离主席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乐队奏响了乐曲。一条条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一个个闪光的字母在呼喊：“未来属于我们”。正厅里，包厢内，楼座上的几千个座位全都坐满了人。这几千人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能量永不衰竭的强大的变压器。宏伟的剧院承载了伟大的工人阶级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光芒从几千双眼睛里迸发出来，映射着厚重的帷幕上方的那一排字：“未来属于我们”。

人潮仍在不断涌入会场；再过几分钟，那块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被徐徐拉开，在这不可言说的庄严时刻，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也会失去往日的镇定，激动地宣布：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未这般清晰、这般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蓬勃，他感到一种不可言表的自豪感和无与伦比的喜悦感，这些是生活给予他的，是生活把他这名战士和建设者引领到这里，来到了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的庆典上。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们从清晨到深夜的全部时间，当保尔再次遇见丽达的时候，已经是在最后的某场会议上了。他看到她正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

“明天大会一闭幕我就回去了，”丽达说道，“不知道临别的时候，咱们还能不能说说话。所以我今天准备下了我以前写的两本日记，还有一封短信，要给你。你看完后就把它们寄回来。我没有告诉你的所有事情，看了这些东西你都会知道的。”

保尔握住她的手，凝视着她，仿佛要把她的容貌铭刻在心上。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正门口碰面。丽达把一包东西和一封密封好的信交给了他。周围都是人，因此他们的道别很是拘谨，只是从她那双微微有些黯淡的眼睛里，保尔看到了饱含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之后，他们在两趟列车上各奔东西。

乌克兰代表们分散在几节车厢里。保尔跟基辅小组在一起。到了晚上，所有人都睡下了，奥库涅夫也沉沉入梦，在隔壁的铺位上发出了鼾声。保尔凑近灯光，拆开了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会更好。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始前谈论的事情，不会在你的生活里留下沉重的阴影。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人，因此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并不形式化地看待生活，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有，在私人关系上，如果是出于强大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配得到它，起初我想要偿还我们青春的宿债，可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感觉，这么做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保尔。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不只是斗争，还有美好的情感所带来的快乐。

对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一点都不担心。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在沉思中撕碎了信，然后两手伸出窗外，感受着风一点点地把纸片从他的手上带走。

天快亮的时候，保尔读完了两本日记，把它们用纸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包括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在内的一部分乌克兰代表下了车。奥库涅夫要到基辅去接住在安娜家的塔莉亚。

当选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的潘克拉托夫，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保尔决定跟他们一起到基辅去，顺便拜访扎尔基和安娜。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等到出来去赶车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光了。

电车将他送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处。保尔沿楼梯走上二楼，敲了敲左边那扇门——安娜就住在这里。没有人应声。现在是一大清早，安娜不可能这么早就去上班。“她大概还睡着。”保尔心想。

这时隔壁的门微微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杜巴瓦从里面走出来，站在门口。他面色苍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灵敏的嗅觉还很快捕捉到了一股难闻的酒气。透过那扇半开的门，保尔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更确切地说，是看到了她一条肥硕的裸腿和两个肩膀。

杜巴瓦觉察到他的目光，脚一踹关上了门。

“怎么，你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吧？”他望着墙角里的某处，用沙哑的嗓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事？”

保尔皱起眉头，仔仔细细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事。她搬到哪里去了？”

杜巴瓦冷不丁地发起火来：

“这可不关我的事。”他打了个嗝，又按捺住满腔忿恨，补充道，“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嘛，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如今已经腾出来了，行动吧。再说了，她是不会拒绝你的。要知道，她跟我提过可不止一次，说她喜欢你，要么就是娘们的别的什么说法。抓住时机吧，这样你们的精神和肉体就都统一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滚烫。他克制住自己，轻声说：

“米加伊，你怎么堕落到了这步田地？我没想到会见识到你这副嘴脸。你曾经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要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倚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蜷起了身子。这时，房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睡意、两颊浮肿的女人从里面探出了头。

“小猫咪，快进来吧，你站在这里干吗呢？……”

杜巴瓦不等她说完，就猛地关上了门，又用身子把门抵住。

“真是个好的开头……”保尔说，“你把什么人放进家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杜巴瓦显然已经厌倦了这场谈话，他高叫着：

“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你们都要下指示！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打哪儿来，就赶紧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米加伊，把这个女人赶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唉，这个混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缓缓地走下了楼梯。

两年过去了。不偏不倚的时间计数着每一天、每个月，而生活，迅猛前进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总能以某种崭新的、不同于旧一日的内容填满这些日子（表面看来单调）。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第一次在世界上成为了自己那辽阔疆土和无穷自然宝藏的主人，他们凭借英勇而紧张地劳动，去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国家得到了巩固，积蓄起了力量。就在不久前，还有不少工厂废置着，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不冒烟的烟囱了。

对保尔来说，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他不会安逸地过日子，不会不慌不忙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也不会在晚上十点钟准时入睡。他过得急急忙忙，不但自己忙，还敦促别人也忙起来。

他舍不得把时间花在睡觉做梦上。直到深夜还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窗子里有几个人正在桌前埋头苦读。这是他们在进行学习。两年里他仔细研习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密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辛突然来到了保尔工作的专区。省委派了他来，并且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团区委书记的职务。保尔当时正出差在外。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常委会把拉兹瓦利辛派到了一个区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月过后，保尔到拉兹瓦利辛的那个区去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辛酗酒，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帮溜须拍马的人，排挤优秀同志。保尔把这些问题在常委会上一一提了出来。当大家表示要对拉兹瓦利辛进行严厉的申斥处分时，保尔出人意料地说：

“应当开除团籍，并且永不得重新入团。”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处分过于严厉了，但是保尔坚持这么做：

“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我们已经给过这个中学生少爷重新做人的机会了，可他却不思悔改。”保尔讲述了发生在别列兹多夫的事情。

“我要对柯察金的指责提出坚决抗议。他这是公报私仇，谁都可以胡乱造我的谣。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瞎编，说他干过走私的勾当——那么，是不是要把他开除呢？不行，叫他拿出证据！”拉兹瓦利辛扯着嗓子喊道。

“别着急，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回答他说。

拉兹瓦利辛出去了。半个小时后，决议通过了保尔的提议：“将异己分子开除出团员队伍。”

夏天来了，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度假了。身体差一点的都纷纷去了海边。一到夏天，大家就都盼着休假，于是保尔便忙着给同志们准假，为他们张罗疗养证和补助的事情。他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心情却是愉悦的。他们的工作就落到了保尔肩上，于是他扛下所有活，如一匹顺良的马匹拉着大车往坡上爬。等到这批同志晒得黝黑、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地回来了，下一批又走了。整个夏天总有人不在，可生活不会原地踏步，办公室里少了他，一天都难以为继。

夏天在这样过去。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会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他尤为迫切地期盼着这个夏天。他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哪怕只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让他倍感沉重。出路有两条：要么承认自己经受不住繁重工作里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再无可能坚守为止。他选择了后者。

有一次，在专区党委常委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一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坐到了保尔身边。

“柯察金，你的气色不大好。去医务委员会看过吗？你的身体怎么样？是还没去过吧？难怪我不记得。应当给你做一下检查了，朋友。星期四下午来吧。”

到了那天，保尔太忙，就没到医务委员会去。可是巴尔捷利克没忘了他，换个时间又把他拉到了自己那儿。医生为保尔做了精心检查（巴尔捷利克本人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与了检查），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认为他必须即刻赴克里米亚进行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后果严重。

在这段话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长长的一串病名明细。从中保尔只弄懂了一件事：原来罪魁祸首不在于腿，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将医务委员会的决定递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一个人反对保尔立即停下工作，但是保尔自己却提出，要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保尔是怕团委的工作没人管。尽管巴尔捷利克提出异议，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人生中的第一场假期了。到叶夫帕托里亚疗养的证件已经躺在抽屉里了。

保尔这些天来一直在加紧工作。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放心离开，他不遗余力地要在临走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可就在他即将去休养，去看自己生平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一件荒唐而可憎的事情发生了，出乎他的意料。

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进来了几个人。保尔被书架挡着，看不到他们，但却听出了一个人的嗓音。那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法伊洛，这人个子高高，是个自带一副军人派头的美男子。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一见到漂亮姑娘就纠缠不休。

法伊洛当年打过游击，一有时机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砍下过马赫诺匪帮的土匪脑袋，并且在一天里砍了十个。保尔极不喜欢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哭诉说法伊洛答应了要跟她结婚，可是两人同居了一个星期，之后甚至连招呼都不跟她打了。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使得法伊洛逃过了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可是保尔相信她的话。保尔留心听着进屋的人的谈话。他们料想不到他也在场。

“嘿，法伊洛，你近况如何？又搞了什么新名堂？”

问这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一个好老弟，跟他是一路货色。格里博夫浅陋无知，鼠目寸光，还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怎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老是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子，不管场合是不是合适，总要显摆一番。

“可以向我道喜了：我昨天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们就放心好了……”接着，法伊洛补了句猥亵的下流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跟保尔是同时调来这里的。共事期间两人成了好朋友。她是个人人喜欢的女党员，对每一位妇女、每一个向她求助或求教的人，她都古道热肠，关怀有加。科罗塔耶娃在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当中很受尊敬。她还没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不是在瞎说吧？她可不像那种人……”

“我瞎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只要有本事。对付不同娘们得用不同的办法。有的第二天就缴械投降了，不过坦白说，这样的都是便宜货。可有的得追上一个月。最重要的是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整套学问啊，不过我在这方面可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得意忘形，一时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那一小撮听众撺掇他讲下去，这班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细节。

保尔攥紧拳头，站起身来，他感到心脏在不安中剧烈跳动着。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指望上帝保佑，随随便便就搞到手，那是痴心妄想，可我又不想放过她，况且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打波尔图葡萄酒的赌呢。于是呢，我便开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有事没事就去她屋里，去了一趟，再去一趟。看的净是她的白眼。并且外面对我有不少闲言碎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面进攻没有成功。于是我就采取迂回战术，迂回。哈哈！……你明白么，我跟她说，我上过战场，杀过不少人，到处漂泊，苦头也尝了不少，却连个称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过得就像一条孤苦伶仃的狗，没人疼，没人问……我就照着这个路子，一个劲儿地信口胡编。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在她身上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我曾一度想，去他妈的鬼吧，别再演戏了。但是这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终总算是弄到手了。不枉我耐着性子苦等——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哎呀，太好笑了！”

法伊洛又接着讲起了他的下流事。

保尔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冲到法伊洛跟前的了。

“畜生！”保尔吼道。

“你偷听别人的谈话，畜生究竟是我还是你？”

看来保尔又说了些什么，惹得法伊洛一把揪住了他的前襟：

“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给了保尔一拳。他喝得醉醺醺的。

保尔抓起一张橡木凳子，一把将法伊洛放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揣枪，法伊洛这才捡了条命。

可是荒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原定前往克里米亚的那一天，保尔站在了党的法庭上。

所有党组织成员都汇集到了市剧院。发生在宣传鼓动部里的事件令与会者群情激昂，审判发展成了一场关于生活作风的唇枪舌战，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道德标准等问题盖过了要审理的案件，成为了法庭的焦点。这个案件则成了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举止放肆，他厚颜无耻地微笑着，说自己的案子人民法院会弄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了他的头，将会为此接受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的事去嚼舌头吗？那可对不起了。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都成，至于那帮娘们之所以对我凶得厉害，不过是因为我总对她们毫不留意。这件事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那会儿，我准按自己的方式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账。现在这里就算没有我，事情也可以处理。”说完便扬长而去。

当法庭主席让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便平静地讲了起来，不过大伙能感觉到，他在竭力克制着自己。

“这里讨论的这件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克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拳头用得多，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事故，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法伊洛的头上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唯一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我谴责这种行为，尽管他挨打其实是罪有应得。法伊洛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里的一个丑恶现象。我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同这种现象妥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可能同时也是一个下流至极的畜生和恶棍。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起了生活作风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会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表决，将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参加了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并受到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就保尔的神经功能状况进行了说明。当党的检察员提议给保尔记警告处分时，遭到了大会的强烈反对。检察员便撤回了自己的提议。最终，保尔被宣告无罪。

几天后，一趟列车载着保尔飞驰向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并接受那边调配。他拿到一份不错的鉴定，随后便动身了。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正是阿基姆。保尔去见了他，并把所有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只见在“对党无限忠诚”一句后面还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易暴躁到失去自制力的地步。究其原因，在于神经系统受到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这份鉴定很好，可终究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不必放在心上，就连那些神经健全的人，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事。到南方去吧，好养养精力。等你回来了，到时候咱们再谈你的工作去向。”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保尔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波光粼粼的喷水池，爬满了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们都穿着白色制服或是游泳衣。一名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下他的姓名，带他来到拐角处的一幢小楼里。房间很宽敞，床单洁白得耀眼，到处都一尘不染，维持着难以打破的静谧。保尔美美地洗了个澡，换了衣服，顿觉神清气爽，径直冲向了海边。

极目远眺，这深蓝色的海水壮阔而宁静，如同一块光滑的大理石，浩浩荡荡，直到很远的地方，才消隐于一片淡蓝的薄雾之中；太阳那熔化的倒影映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隐现。保尔深深地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的海风，视线久久无法移开那片伟大而沉静的蔚蓝色。

慵懒的波浪亲昵地钻进脚底，亲吻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第七章

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边回来的时候，都要从中穿过。在花园的那堵灰色石墙近旁，长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就喜欢在这里的浓荫下休息。很少有人会留意到这个地方。从这里可以观望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往来的行人；到了晚上，还可以听着音乐，远远避开大疗养区那恼人的熙攘。

这天，保尔又躲到这儿来了。经历过令人疲乏的海水浴和日光浴，他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摇椅上，打起盹来。一条毛巾和没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他就放在了一旁的摇椅上。在疗养院最初的日子，他始终没有摆脱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并且头疼不止。教授们对他复杂而罕见的病情进行着持续的研究。无数次的叩诊、听诊令保尔感到既腻烦又疲惫。责任医生有个奇怪的姓氏——耶路撒冷奇克，这位人人喜爱的女党员，总要花费很大气力去找自己的这个病人，然后耐着性子劝他跟自己去见这位或是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切叫我厌烦。”保尔说道，“同样的问题，一天得说上五遍。您的祖母有没有疯？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连他的人影儿都没见过！而且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是别的什么更糟的病。坦白说，为此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请给我休息一会儿的可能吧！要是这一个半月都要对我这么个研究法，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险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眯眯的，开着玩笑回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起他的胳膊，一路说着有趣的事情，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想必不会做检查了。离午饭还有一个钟头。保尔于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一阵脚步声。他没有睁眼，心想：“这个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然而希望落空了，只听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从传来的淡淡香水味可以断定，旁边坐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了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白得耀眼的连衣裙，一双晒得黝黑的腿和一对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子样的发式的脑袋，两只大大的眼睛，一排像小老鼠般尖细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

“对不起，我大概打搅到您了吧？”

保尔没有吭声。这不大礼貌，可他仍旧希望身边的这个女人能离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看起《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请问，同志，您是中央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她是打哪儿冒出来？这算哪门子休息？马上准得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是非走不可了。”于是他冷冷地说了句：

“不是。”

“可我好像在那里见过您。”

保尔已经坐起了身子，这时，背后传来一个女人低沉而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盈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浴场穿的衣服），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说：

“同志，我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保尔决心要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

“做什么工作？”

“清洁大队！”她们听后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恐怕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哦，同志。”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想起这段初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1]。

一名肥胖的女歌手，猛烈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首《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戴红色圆筒高帽，半裸身子，两胯上系着好些五颜六色的扣环，却穿了件白得晃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要装野蛮人却装得很不像样。女的模样很好看，身上挂着许许多多布条。这一对一出场，那群在疗养人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站着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们，挺直了他们牛一样的后脑勺，起劲地吆喝。在吆喝声中，二人踏起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摇曳的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得出比这更令人作呕的画面了。头戴愚蠢的圆筒帽的肥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姿势。

“卖淫卖够了吧！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了扎尔基。

钢琴伴奏声戛然而止，小提琴最后尖叫了一声，便沉寂下来。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动。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冲着喊叫那人恶狠狠地嘘道：

“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不识好歹！”

“整个欧洲都在跳呢！”

“岂有此理！”

不过，就在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那群人里面，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用四根手指在嘴里一吹，打了个绿林好汉式的呼哨，其他的人纷纷响应。于是，那对男女如同被风刮走一般地从台上消失了。能说会道的报幕员像个机灵的听差，忙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在一片哄笑声中，一个穿疗养衣的年轻小伙用这段话把报幕员送下了台。

保尔在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两人到保尔房间里坐了许久。扎尔基目前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里从事宣传鼓动工作。

“你知道么，我有妻子了。很快还要添个女儿或儿子。”扎尔基说。

“哦？那你妻子是谁？”保尔吃惊地问。

扎尔基从侧兜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认出来了吗？”

相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哈特。

“那杜巴瓦在哪儿？”保尔更加吃惊地问。

“杜巴瓦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从共产主义大学离开了，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说给他恢复了党籍，可是白搭！他这人中毒已深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了。其余那些人的情况我知道的就很少了，大家彼此都断了联系。咱们在全国各地工作，可还能碰到一起叙叙旧，可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这时，朵拉连同几个人一起走进了房间。一名高个儿的坦波夫男子关上了门。朵拉瞧了瞧扎尔基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作了介绍。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刚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近来党内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几乎全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介绍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情况。

“在这么紧要的时刻，咱们必须得在场。”巴尔塔绍夫在结束时说道，“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里的这次会议过后三天，疗养院的人就提前走光了。保尔也没再耽搁，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逗留太久，就被派去一个工业区担任该区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组织积极分子就已经聆听到了他的第一次发言。

深秋里的一天，保尔同两名工作人员乘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前往离城很远的一个区，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碎了。几天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的外科学院。医生们进行了会诊，在检查过他肿胀的膝盖又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就安排在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起身走了。

其他人也随他走了出去。

这是一间小小的明亮的单人病室。它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独有的气味。他环顾四周，一只铺着雪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便是全部。卫生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几封信。腿疼得厉害，妨碍了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当第四封信写完的时候，病室的门被轻轻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身穿白大褂、头戴小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自己床前。

在黄昏的暮色里，保尔看到了她描得细细的眉毛和宛若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持文件夹，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做一下详细问询，您呢，不管乐意不乐意，都得把您的全部情况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着。她的微笑减轻了“审问”时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但讲了自己的情况，连曾祖父母的情况都讲了。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外科器械反射出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摆着一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洗好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身后紧张进行着。保尔回头望去，只见一名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拆开了他腿上的绷带。

“别往那儿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到神经。”她轻声说。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啊，大夫？”保尔自嘲地笑道。

几分钟后，一副厚实的面罩蒙在了保尔脸上，教授说：

“别紧张，咱们这就施行氯仿麻醉。深呼吸，用鼻子，同时数数。”

隔着面罩，保尔用低沉的嗓音平静地回答：

“好的。我可能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先提前请求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头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做了个深呼吸，数起数来，他努力想把数字吐清楚。就这样，他的悲剧拉开了第一幕。

拆信的时候，阿尔焦姆几乎把信封撕成了两半，并且没来由地心慌意乱。他两眼一扫到头几行字，就忙不迭地一口气念了下去：

阿尔焦姆，你好！咱们之间极少通信。一年一次，偶尔也才两次吧！不过，次数的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斩断老根，你和家人从舍佩托夫卡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我明白那些老根指什么——就是斯捷莎和她家人的那种落后的小私有者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想法。要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根本就无法办到。你说“上了年纪，学起来有困难”，可是你学得不错的。让你脱产去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回绝了，这可不正确。你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战斗过吗？那就去掌握政权。明天就承担起市苏维埃的工作，大干一场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最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成了医院里的常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耗损了不少体力，并且谁都不答复我，这要什么时候才到头。

我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个新职业——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可这一切的结果，是右膝丧失了活动功能，身上留下了若干刀口缝线，此外，医生最近还有了一个发现：我的脊柱曾在七年前受过伤，现在他们告诉我，可能要为这个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做好了经受一切的准备，只要能重新归队。

对我来说，生活里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它。为此我才承受了一切，但是却没有起色，乌云反倒越来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才能下地走路，就回去工作了，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我刚刚拿到了去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我就动身。不要灰心，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可得费点力气。我的生命力足足顶得上三个人的。咱们还要干活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子扛十普特。不然，以后党还要付出很大代价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这一切可不是为了上一家又一家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紧蹙浓眉读着弟弟来信的同时，保尔正在医院同巴扎诺娃道别。她向他伸出手，问：

“您明天去克里米亚？那么今天您要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

“罗德金娜同志这就来。今天白天和夜里我就在她家过，明天早上她会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在走之前要跟我父亲见一面，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同他详细地讲过了。我想让他给您做一下检查。今晚就能做。”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了她父亲宽敞的研究室里。

这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当着女儿的面为保尔做了精心检查。巴扎诺娃把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从医院带了过来。保尔无法不注意到，当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席话后，她那张脸顿时变得煞白。保尔望着教授那谢了顶的大脑袋，试图从他敏锐的眼神里看出点什么，但是巴扎诺夫却滴水不漏。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礼貌地同他道了别：他还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委托女儿将自己的诊断结论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布置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着她开口。可她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说些什么；她感到无比沉重。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作，当前还没有医学手段能控制。他反对再进行任何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正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无力去防止它的发生。”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一切和盘托出，便只措词谨慎地向他透露了仅仅小部分实情。

“我相信，柯察金同志，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带来转机。等到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她自顾自地说着，忘记了有两只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更确切地说，从您没说尽的全部话里，我完全明白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记得吗，我曾请求您永远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用瞒着我，我既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但我非常想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开着玩笑，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能打探出事关自己将来的真实病情。二人分别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对您的友情。在您的生活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就写信给我。我一定会尽己所能的。”

她从窗户里望着那个穿着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走向了一辆载客的四轮轻便马车。

又是叶夫帕托里亚。这里有着南方的酷热，还有头顶绣金小圆帽、晒得黝黑、吵吵嚷嚷的人们。汽车在十分钟内就把乘客们送到了麦纳克疗养院，这是一栋石灰石材质的双层建筑。

值班医生将新来的人一一领至各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在十一号房门口停了下来，朝保尔问道。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就安排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请我们给他找个俄国室友。”医生解释过后，便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声蹩脚的俄语回答：

“请进。”

进了房间，保尔放下手提箱，便朝躺在床上的男人转过身来。这个德国人长着一头金发和一对漂亮而灵动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报以一个友善的微笑。

“古特莫根，盖诺森[2]。我是想说，你厚[3]。”他改口用俄语说道，并朝保尔伸出一只苍白而手指细长的手。

几分钟过后，保尔已经坐在了他的床上，两个人用那么一种“国际”语言欢畅地交谈着。在这种语言里，词语扮演着次要角色，听不懂的句子就靠猜测、手势、表情来帮忙——总之，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面的所有手段全都派上了用场。保尔已经得知，埃勃涅是名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的一条大腿中了弹。眼下旧伤口开裂，害他又倒在了床上。尽管很痛苦，可他仍旧精神饱满，这立刻博得了保尔的敬意。

保尔想不出比他更好的室友了。这样的人绝不会从早到晚叨念自己的病情，一个劲地长吁短叹。

与此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苦痛都忘个一干二净。

“只可惜，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他心想。

花园的一角，摆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两辆轮椅。有五个病人，每天的治疗一结束，就要在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半倚在一辆轮椅上的是埃勃涅，另一辆上的是保尔，他被禁止了走动，其余三个人，一个是体型笨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克里米亚共和国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个是有着栗色瞳仁、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女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身材魁梧、两鬓花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便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房间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语言相通而亲近，让列杰涅夫和保尔走近的则是国际象棋。

在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来到之前，保尔一直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历经一场旷日持久的冠军赛，才从瓦伊曼那儿夺过了这个称号。瓦伊曼被打败了，这打破了这个生性淡然的爱沙尼亚人内心的平静。他很久都不肯原谅击败了自己的保尔。不过没过多久，疗养院里就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特别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料到危险的临近，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涅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作为“冠军”，保尔须同每个新来的棋手对局。观战的人总是很多。走到第九步时，保尔已经看出，列杰涅夫那些循序推进的小卒子正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自己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如此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保尔虽是全力以赴、百般努力，却不得不认输。他比所有围观的人提早预见到了自己的败北。

保尔看了对手一眼。列杰涅夫慈爱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在紧张观战，毫不掩饰地盼着保尔的失利，不过什么都还没看出来。

“我总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道。这句话只有列杰涅夫一人听懂了，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五天时间里，保尔同列杰涅夫·帕夫洛维奇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欢天喜地地说：

“哎呀呀，谢谢啦，列杰涅夫同志！您真是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这是活该！他把我们这些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栽在了一个老行家手里。哈哈！……”

“怎么样，输的滋味不好受吧？”他继而又去挖苦这个曾经打败了自己的人。

保尔失去了棋坛“冠军”这一荣誉头衔，不过却结识了列杰涅夫，他后来成了保尔敬爱而亲近的人。保尔的棋坛失利并非偶然。他对于象棋战术不过略通皮毛，一个普通棋手自然要败给棋艺精通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涅夫有一个共同的纪念年份：就在保尔出生那年，列杰涅夫入了党。他们二人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一直担任重要的国家行政工作；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尽管统共只有八年斗争经历，可这八年的燃烧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和支离破碎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全是由这儿传出去的。每天晚上，十一号房间里都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个黄色笑话，他总是热衷于此类事物，不过立马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以微妙而尖刻的嘲讽去堵他的嘴；当这也不奏效时，保尔就出面干涉了。

“瓦伊曼，你最好打听一下，说不定，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真搞不懂，你怎么会喜好这口……”保尔也用不平静的语气开口说道。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带着嘲弄的意味从大家脸上一扫而过。

“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头附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玛尔塔我尚能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也想扮作天真无邪的小男孩，跟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况且，我压根就不喜欢让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过后，讲黄色笑话被当作一个原则问题拿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式观点都翻译给埃勃涅听。

“缩黄色笑话——这不太浩，我站同保夫柳沙的看法。”[4]埃勃涅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瓦伊曼只得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的方式敷衍带过，但从此以后再没讲过黄色笑话。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目测她有十九岁。直到有一天，他才在同玛尔塔的聊天中得知，她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如今已经三十一岁了，并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做出判决要将她枪毙，随后她和另外几名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了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大学也快毕业了。他们是怎么亲近起来的，保尔未曾留意，但是这个常常出现在埃勃涅房里的小个子的拉脱维亚人，已然成了“五人小组”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一个名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总是调皮地逗她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呀？这样子可不成啊！”

每天早上，在起床铃响的前一分钟，疗养院里就会有只公鸡放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一绝。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要找到这只不知怎么钻进疗养院的公鸡，却一无所获。这令埃勃涅快乐极了。

就在月底，保尔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差了。医生只许他卧病在床。这让埃勃涅痛心不已。他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从不灰心丧气，总是乐观快活、充满着旺盛的精力，可却这样早便失去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生们都预测说保尔的未来会很悲惨的时候，埃勃涅变得忧心忡忡。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那天，医生也没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起了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那苍白异常的脸色中猜出了几分。临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来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提到，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按他当前的健康状况，无法给他恢复工作。

随信还寄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拳击时，经受朱赫来的击打那样；那时他也曾倒下，但是立刻就能重新站起来。

母亲出人意外地写来一封信。老太太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就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经十五年没见过面了，母亲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顺路去看看她。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过后，疗养院的病友们全都到码头热情送别保尔。在临别时分，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同她道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一辆敞篷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飞快地驶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前去打听，看住在这里的是不是丘察姆一家。

丘察姆一家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里流露出忧郁而压抑的眼神，苍老的脸上还残存有往日的美貌；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叫廖莉娅和达雅，还有廖莉娅的小儿子，以及那个胖得跟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跟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没有工作。她整日待在家中，照料孩子，帮着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他现在人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满怀戒备的目光将客人打量了一番。

保尔耐心地向阿莉比娜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全部自家大事，顺便也问了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性淳朴的女孩，留着栗色短发，一张脸盘开阔又敞亮。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心甘情愿地将家里的秘密一股脑儿全告诉给了他。保尔从她口中了解到，老头子专横粗暴地压制着全家人，任何的主动精神和哪怕丝毫的个人意志的体现都要被他扼杀。他目光短浅，见识平平，又吹毛求疵，令全家人终日里惶惶不安，这也惹得儿女们都极度讨厌他，妻子也对他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同他的专制行为作斗争。女儿们总是站在母亲这边。家中的争吵接连不断，令他们生活得很不愉快。

无休无止、深深浅浅的嫌隙填满了生活，日子就是这个样子一天天过下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断定，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自高自大，爱吹牛皮，讲究吃穿，还很能喝酒。中学一毕业，母亲的宠儿乔治就冲母亲要钱去京城。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她的戒指卖了，你自己的东西也卖卖。我需要钱花，至于你们上哪儿去弄钱，我可不管。”

乔治深深知道，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他的，他正是无耻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对两姐妹总是爱理不理，摆出一副高傲姿态，认为她们低他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出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了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了个一塌糊涂，还滋润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拍电报吓唬母亲，要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直到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有客人来了。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了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那对小小耳朵的根部。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只有力的、长了茧子的手。

达雅已经快十九岁了。她不算个美人，可是那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有如蒙古画卷里的细眉毛、好看的鼻型和鲜嫩而固执的嘴唇，赋予了她一种魅力；她那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胸脯紧紧贴靠在工装条纹衬衫底下。

姐妹俩分住在两间巴掌大小的房间里。达雅的房里，有一张窄小的铁床，一只摆有各种小饰物的五斗柜，柜子上挂着面不大的镜子，墙上还挂着三十来张相片和画片。窗台上有两盆花，种的是大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翠菊。细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绦带拢在一起。

“达雅不喜欢让男人进她的房间，您要知道，她可是为您破了例。”廖莉娅打趣妹妹道。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待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注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不时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看一眼坐在对面的客人。

“我要谴责时下的那套家庭规矩，”他说，“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真是彻头彻尾的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口，大咳起来。缓过劲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道：

“这一个，都没请示一声，就和她那个野汉子住到一块去了；又是谁的意见也不问，就散了伙。事到如今，您知道不，还得养活她跟一个不知是谁的孩子。真是岂有此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她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怎么，依您看，她应当跟那个吃软饭的家伙过下去不成？”保尔死死盯着老头子问道，熊熊怒火在他的目光中燃烧。

“本当先瞧清楚，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这时，阿莉比娜插进话来。她强忍住内心的怒火，断断续续地说道：

“听着，老头子，你干吗要当着外人的面谈起这些事儿呢？可以谈点别的什么，别谈这个了。”

老头子猛地调转过身子，冲她嚷道：

“要说什么，我知道！打什么时候开始教训起我来啦？”

夜里，保尔久久思索着丘察姆一家的事。自己偶然地被带到了这里，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这场家庭悲剧的参与者。他在思考，该怎么帮助母女三人从束缚中摆脱。眼下他个人的生活停滞不前，他自己还面临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采取果断行动。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这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是有心无力，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了，并且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何不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别再把这座狭仄低矮的房子搅得灰尘翻飞？可是，一想到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保尔就无法平静。他设计了好几个方案，可这些方案又似乎全都行不通。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家里只有达雅一个。其他人都上亲戚家串门去了。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惫，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也不出去逛逛，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的那几个方案，决定检验一下可行性。

为了能赶在家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听我说，达雅，咱们彼此间就以‘你’相称吧，要那些客套做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我这次见你们正不逢时, 恰恰赶上我自己处境窘迫，不然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了。要是在一年以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这样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的！你们应当跟老头子断绝关系，这号人你是劝不动的。可现在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的将来会怎样尚且不得而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现在毫无反抗之力。那么如今该怎么做呢？我会争取恢复工作。鬼知道那些大夫都写了我些什么，同志们竟非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咱们一定会扭转过来的……我给我母亲去信商量一下，看看这件麻烦事要如何了结。无论如何，我不会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达尤莎，你们的生活，包括你的生活，必须翻它个底朝天。你有这样做的力量和愿望吗？”

达雅抬起一直低垂的脑袋，轻声回答：

“愿望我是有的，可力量——我不知道。”

保尔能理解她话语中的那份不坚定。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咱们就能把事情办妥。你再告诉我，这个家让你十分留恋吗？”

问题抛得出其不意，达雅没有立刻给出回答。

“我很可怜母亲，”她终于开口说道，“父亲折磨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让她耗尽心力，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并不像爱乔治那样爱我……”

这天他们聊了很多。其他人就快回来了，这时保尔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打发你嫁人呢？”

达雅惊慌地摆摆手，说：

“我才不嫁人呢。廖莉娅的遭遇我看够了。我说什么也不嫁人！”

保尔微微一笑。

“这么说，是一辈子发誓不嫁喽？可要是有个又强壮又能干的小伙子，一个棒小伙，对你穷追猛打，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嫁！所有人还在你窗户底下转来转去的时候，都是好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以示和解。

“算了。没有男人也可以过得不错。只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实在是太狠心了。多亏你没有疑心我是在求婚。要不然我可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掌友爱地抚摩了一下这位羞涩的姑娘的手。

“像你这样的人，要找的妻子是别的样子的。我们对你来说能有什么用呢？”她轻声说。

几天后，一趟火车载着保尔驶向了哈尔科夫。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莎都到车站送别了保尔。临别之际，阿莉比娜得到了他的亲口保证：绝不忘记那两个年轻的姑娘，一定要帮助她们挣脱牢笼。她们如同送别亲人一般送别了保尔，泪水在达雅的眼睛里打转。车开出很远，保尔还能从车窗里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身穿的条纹衬衫。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到了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他刚休息好，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等着见阿基姆。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立马给他安排工作。阿基姆否定地摇了摇头：

“这办不到，保尔！我们有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写什么都不重要，阿基姆！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工作吧！老往医院跑是没有结果的。”

阿基姆拒绝了。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来说也更好。”

可是保尔一再坚持，阿基姆顶不住，最后只好同意了。

保尔第二天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丧失的精力就会回来。但是自打第一天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不吃，因为要走下三层楼到隔壁食堂去吃早饭跟午饭，于他力不能及：动不动不是这只手麻了，就是那只脚麻了。有时他的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还伴随着发烧。到了该去上班的点，他会突然间浑身无力，下不了床。等到这阵感觉过去，他才绝望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于是他明白，自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他要掉队了。

阿基姆又先后两次帮他调动了工作。可无法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多月后，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他想起了巴扎诺娃在临别时说过的话，于是写了封信给她。她当天就赶了过来，保尔从她那里得知的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他不一定非得住院。

“就是说，我的情况太好，连治疗都犯不上了。”他试着想要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并不成功。

刚刚恢复了部分体力，保尔便又出现在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铁了心，他坚决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他说：

“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我从权威人士那儿得知的消息。我只剩一条路可走——领了抚恤金，然后申请辞职。但这样不成。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靠着张残废证过完自己的一生，明知毫无用处还到处求医问药。你们应当为我提供一份适合我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工作，或是住在机关里随便什么地方……只要别让我当专门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就成。给我的工作应当是能让我内心不感到与人隔绝的。”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

阿基姆明白，这个直到不久前还生龙活虎的青年，内心正激荡着怎样的感受。他了解保尔的悲剧，也知道，对于保尔这个将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并且转移到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他决定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保证，能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向他伸出手。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肉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着，”他用力抓过阿基姆的手，将它贴靠在自己胸前，阿基姆立刻清晰地感受到一阵低沉而急速的搏动，“只要它还在跳动，就别想叫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让我退出队伍。记住这一点吧，老大哥。”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并非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呼声。他明白，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别样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的期刊编辑部有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可以交给他做，不过必须要先考核一下，看他能否胜任文学战线上的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名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

“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念过三年小学。”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那没什么，就算没有这些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很常见。阿基姆同志向我们说了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一份不必到这里来做的工作，在家里就行，并且尽可能地给您创造各种相宜的条件。不过，干这份工作毕竟还须有广泛的知识，尤其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席话向保尔预示了失败。半个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了他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名女同志用红色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有很好的条件。只要加强自我修养，您将来是可以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的，不过目前您的写作还文理欠通。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也难怪，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然而很遗憾，我们不能用您。可是我再重复一遍：您有很好的条件。您的这篇文章要是加工一下，不用改动内容，它就会是篇佳作。可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他的右眉在抽动。

“嗯，我同意您的意见。我是哪门子的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锅炉工，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不过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就是个不称职的战士了。”

告别后，他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的拐角处，他差点跌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难看极了！”

保尔过了好几秒钟才恢复知觉。他轻轻推开女人的手，拄着手杖离开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生活走起了下坡路。工作的事情是提也不用提了。他在床上度过的时日越来越多。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了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领到了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也给了他一笔钱，并且将他的个人档案连同一张可以去往任何地方的许可证一并交付给了他。玛尔塔这时来了封信，叫保尔去她那里做客和休养。保尔本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怀着朦胧的希望，想在全苏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即找到一份用不着走动的工作。可是到了莫斯科，大家也都劝他去治病，还答应给他安排一家好医院。他谢绝了。

十九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这些天保尔都是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度过的。他成日一个人留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早上出门，直到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玛尔塔有很多藏书。到了晚上，她们总有好些女友和一些男性朋友来家中做客。

从那个港口城市寄来了几封信，是丘察姆一家叫他过去。生活那已拉紧的结绷得越来越紧了，那边的人在期盼他的帮助。

在一个清早，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里那处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避开那潮湿多雨的秋天，向着温暖的克里米亚南部海岸驰骋。他注视着窗外那些一纵而逝的电线杆。他双眉紧锁，黑眼睛里暗藏着顽强。

[1]狐步舞起源于美国黑人舞蹈，为美国演员哈利·福克斯于1914年夏设计出，故又称“福克斯”舞。特点是动感轻盈，大方从容。

[2]德语为Guten morgen，genossen！意为“早上好，同志”。

[3]即“你好”，这个德国人说俄语不太好。

[4]本意为“说黄色笑话——这不太好，我赞同保夫鲁沙的看法”。此处仍因埃勃涅的俄语不太好。

第八章

海浪拍打着脚下的乱石堆。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海风，吹拂着他的面庞。海岸内凹形成曲折的弧形港湾，一道钢筋水泥铸成的防护堤将海水阻拦。延绵的山岭到了海边便倏然中断了。城郊的一幢幢玩具似的小白房子，依山势而建，一直伸展到很远的山上。

老旧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条条久未打扫的小径上荒草丛生。凉秋已至，枯黄的枫叶缓缓地飘落到小径上。

一位波斯老车夫将保尔从城里拉到了这儿。在把这位古怪的乘客扶下车的时候，他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到这儿来干吗？仄里[1]没有姑娘，没有戏院。子有（只有）豺狼粗没（出没）……真不民白（明白），你来干森么（什么）！展们（咱们）还似（是）回去吧，同自（同志）先生！”

保尔同他付过车钱，老车夫就走了。

公园里空无一人。保尔在海边一块突出的高地上找了条长椅，坐了下来，让已不再灼烈的阳光抚摸着自己的脸庞。

他之所以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是为了回顾生活历程，并考虑今后的日子要怎么办。是进行总结和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保尔的第二次到访，使丘察姆家的矛盾出现了急剧恶化。老头子得知他来了，暴跳如雷，在家中大吵大闹起来。带头进行反抗的，自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料到会遭到来自妻子和女儿的坚决反击，从保尔这次来的第一天起，家里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两方相互敌对，彼此仇视。通往两个老人房间的过道被钉死了。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当住所。房钱是预付给老头子的，他甚至似乎很快便得到了安慰：两个女儿既然跟他断绝了关系，也就不会再管他讨生活费用了。

为了圆场，阿莉比娜仍旧和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不想跟那个可恨的家伙打照面，从不到年轻人这边来。不过在院子里，他像个火车头似的喘着粗气，以示自己是这儿的主人。

老头子到合作社工作之前，懂得两门手艺——修鞋和干木工活。他把作坊安在了板棚里，有空儿就挣点外快。为了给房客捣乱，没过多久，他就把自己那张工作台挪到了保尔的窗子底下，享受般地把钉子敲得震天响。他清楚得很，这样一来保尔就看不成书了。

“等着瞧吧，我准能把你从这儿轰出去……”他低声嘟哝道。

在紧挨地平线的远方，轮船吐出的黑烟如同乌云般扩散开去。一群海鸥尖声高叫着，扑向海面。

保尔双手抱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眼前闪过。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是好，还是不好？他一年一年地去逐一回想，像个秉公无私的法官似的检视自己的一生，最终心满意足地认定，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尽管也曾犯下不少错误，出于糊涂的念头，出于年轻，多半还是出于无知。但最主要的是，在火热的斗争岁月里，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严酷战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革命的深红色旗帜上，也有他流过的几滴鲜血。

在精力尚未耗尽以前，他从没有离开过队伍。如今，拖着垮掉的身体，他再也不能坚守前线了，能做的事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住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华沙城下的厮杀中，有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了。这名战士跌下马来，摔倒在地。战友们匆匆给他包扎好伤口，把他交给了卫生员，就又翻身上马，追赶敌人去了。骑兵连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不前行。在为伟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就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确实，例外也是有的。他曾见过许多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在机枪车上坚持战斗。在敌人眼里，这些战士令人恐惧，他们的机枪只会带来死亡和毁灭。他们凭借钢铁的意志和精准的枪法，成为了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并不多。

现在，他的身体垮了，重返队伍的希望也没有了，他该怎样处置自己呢？他终于让巴扎诺娃肯承认，未来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在等待着他。该怎么办？这道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同一个无底的深渊，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处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该用什么去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呢？又该用什么去填充生命呢？光靠吃、喝和呼吸吗？留下当一个软弱而无力的旁观者，去看着战友们在战斗中冲锋向前吗？成为队伍的累赘吗？怎么样，何不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消灭掉？朝心口开上一枪——一了百了！能够活得不坏，也要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一名战士不愿再作垂死挣扎，谁能去责备他呢？

他从口袋里摸到那只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习惯性地抓住了枪柄。他缓缓地掏出了手枪。

“谁能想到，你会有这么一天？”

枪口鄙夷地盯住了他的眼睛。突然，他把枪放回到膝上，恶狠狠地咒骂道：

“这不过是假英雄，老弟！任何一个笨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自己开枪。这是最没种、最轻易的解决办法了——活得艰难，就一死了之。你可曾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要冲破这道铁环，你尽过全力了吗？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下，你们是如何在一天里发起十七回冲锋，排除万难攻下那座城市的，你忘了吗？收起枪，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事！即使生活到了变得叫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要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他起身朝大路走去。一个过路的山里人赶着四轮马车顺道把他带进了城。进城后，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买了份当地的报纸。上面登了本市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依俱乐部开会的通知。保尔当晚回到住处已是深夜了。他在这场积极分子会议上发了言，自己都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达雅一直没睡。保尔出去了这么久，这很让她担心。他怎么了？他在哪儿？今天，她在保尔那对一向活泼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丝严厉和冷酷。他很少谈论自己，但是达雅感到，他正经受着某种不幸。

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外面有人叩响了栅栏门。她立刻披上外套，跑去开门。廖莉娅正在自己房中熟睡，喃喃地说着梦话。

“我已经开始为你担心了。”见他回来，达雅很高兴，当保尔走进过道的时候，她用低柔的声音说。

“我到死都不会出什么事的，达尤莎。怎么，廖莉娅睡了？你知道么，我一点也不想睡。我想跟你讲讲今天发生的事。咱们去你屋里吧，不然会把廖莉娅吵醒的。”他也低声回答。

达雅踌躇起来。她怎么好深更半夜还跟他谈话呢？要是母亲知道了这事，她会怎么想呢？可是这些又不能和保尔说，他会生气的。此外他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想着这些，她已经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是这么回事，达雅，”当他们在漆黑的房间里面对面坐下之后，保尔就用压低的声音讲了起来。他们靠得是这样近，她甚至感觉到了他的呼吸。“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奇怪。这些天来我过得可不怎么样。我不清楚，今后该怎么在世上活下去。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没像这几天这样地苦闷过。不过今天我给自己开了个‘政治局’会议，还做出了一个万分重要的决议。我告诉给你，你可别惊讶。”

于是，他向她讲述了自己近几个月来内心全部的动荡，以及今天在郊区公园里的大部分想法。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主要的吧。你家里的麻烦事才刚刚开了个头。你应当摆脱这里，去呼吸新鲜的空气，离这个窝越远越好。应当去开始新的生活。既然我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就会把它进行到底。你我的个人生活眼下都毫无乐趣，我决心要给它点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女友、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在满怀激动地听他讲话。听到最后这句话，她大为意外，身体不由地一震。

“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我，达雅。你好好想一想吧。你准不明白，怎么可以半点殷勤都不献，就说出这种话来。是没人需要那些花言巧语的，我把手给你，小姑娘，它在这儿。要是这次你相信了，那就别欺骗自己。我有许多东西是你需要的，反过来也一样。我已经拿定主意了：咱们的结合直到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的同志为止，我一定能做到，否则我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在这之前，咱们都不能破坏这场结合。等到你长成了，就可以自由了，不必承担任何义务。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全身瘫痪的，你只要记住，哪怕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连累你的生活。”

他停顿了几秒钟，继而温存而亲切地说：

“就是现在，我把我的友谊和爱情献给你。”

他握着她的手不放，内心是这般平静，好像她已经答应了他似的。

“你不会抛弃我吧？”

“达雅，口说不足为据。你只需知道一件事：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只要他们不背叛我。”说到最后，他有些伤感。

“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对你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回答。

保尔站了起来。

“睡吧，达雅，天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衣服也没脱就躺了下来，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在保尔的房间里，靠窗摆着一张桌子，上面堆着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几摞书和一沓报纸，以及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本。还有一张从房东那儿借来的床，两把椅子；在那扇可通达雅房间的门上，挂着一张巨幅中国地图，上面插满了黑色和红色的小旗。当地党委同意让保尔借阅党委资料室的书刊，此外，还指定了本市最大的港口图书馆主任当他的读书指导。不久他就从那里借回了一批又一批的书籍。廖莉娅惊奇地看着他从早到晚地读书、做笔记，只在吃饭的时候才休息片刻。每天晚上的时光，他们三个人总是在廖莉娅房里度过。保尔会把读到的东西同姐妹俩分享。

早已过了半夜，老头子走到院子里，总能看到这位不请自来的房客屋里的护窗板间透出一线灯光。老头子踮起脚，悄悄走到窗前，透过窗缝看到保尔正伏案夜读。

“人们都在睡觉，可这一位却整宿点着灯。在家里大摇大摆，好像他是当家的似的。两个丫头片子也开始顶嘴了。”老头子恨恨地想着，走开了。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并且什么事情都不用去管。他怀着久别重逢后的饥渴，贪婪地读书，每天一坐就是十八个小时。真不知道这会给他的健康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倘若不是达雅在某天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话：

“我把柜子挪到别处了，通到你房间的门现在可以打开了。要是你有什么事要同我谈，可以直接过来，不必再穿过廖莉娅的房间了。”

保尔激动得脸色通红。达雅快乐地莞尔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从此，老头子半夜里再没看到厢房的窗户透出过灯光，母亲却开始从达雅的眼中觉察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她的双眼被内心的火焰烧得闪闪发亮，横铺在双眼下面的几团暗影隐约可见——诉说着许多个不眠之夜。在这座小房子里，开始愈发频繁地响起吉他声和达雅的歌声。

然而，这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也会感到痛苦，因为她的爱情就像是偷来的。她一听到沙沙的响声就吓得直哆嗦，总以为那是母亲的脚步声。她大伤脑筋，要是被人问到为什么每晚都用门钩锁上自己的房门，自己该怎么回答。保尔看出了她的心事，温柔地安慰她说：

“你怕什么呢？要是细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儿的主人。安心睡吧。谁也无权干涉咱们的生活。”

她将脸颊贴着爱人的胸膛，搂着他，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不动，唯恐惊醒她的美梦；对这个将一生托付给他的姑娘，保尔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柔情。

达雅眼中升腾着不熄的火焰，第一个知道其中原因的，是廖莉娅，打那天起，姐妹俩就疏远了。继而母亲也知道了，更确切地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这可不是她想要保尔做的事。

“达尤莎跟他不般配，”有一回她对廖莉娅说，“这么下去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下不了决心要和保尔谈一谈。

保尔的房间里开始出现了青年们的身影。小房间有时候变得满满当当的。群蜂般嗡嗡的喧哗声不时传到老头子耳朵里。他们一遍遍地齐声歌唱：

我们的大海空空荡荡，

它日日夜夜不停喧嚷……

还有保尔喜欢的那首歌：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的聚会。保尔写信要求担负些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就这样度过了一些时日。

保尔的双手再次把住了轮舵，生活这艘巨轮历经艰险曲折，掉头朝着新的目标驶去。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学习和文学重返战斗队伍。

然而生活却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它们的出现总令他心生不安，不知在朝目标挺进的道路上，这些障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阻碍。

出人意料地，那个倒霉蛋落榜生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进了曾在沙俄时代当过律师的岳父家中，时不时从那儿跑回来搜刮母亲的钱。

乔治的到来，加剧恶化了家庭的内部关系。他不假思索地站到了父亲一边，并且和有着反苏情绪的老婆的娘家串通捣鬼，铁了心要把保尔从家里撵出去，叫达雅离开他。

乔治回来的两个星期后，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她带着母亲和儿子去了那里，保尔和达雅也搬到一个遥远的沿海小城去了。

阿尔焦姆很少能收到弟弟的来信，不过，每当他在市苏维埃那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写有棱角分明的熟悉字体的灰色信封时，就会失去往日的平静，翻来覆去地读信里的那几页纸。此时，他一边拆信封，一边暗自柔情地想：

“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彼此住得不远，你就能给我出出主意了，那对我准有用处，小伙子！”

信上是这样写的：

阿尔焦姆：

我想讲讲我的遭遇。除了你，我大概不会给任何人写这种信了。你了解我，懂得我说的每一个字。在为健康而战的前线上，生活仍在继续碾压我。

我受到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才忙不迭地从一次打击中站起来，恢复好，另一次更厉害的打击就又将我打倒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我已无力反抗。左臂不听使唤了。这够叫人苦恼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管用了，我本来就只能勉强走动（限于房间之内），如今从床边挪到桌前都很吃力。可这恐怕还不算完。明天我会怎样——那就不知道了。

我不再走出家门，只能从窗口里望着小小的一片海水。一个人有着布尔什维克的心，有着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抑制不住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这支正在全线挺进的作战部队，向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肯为他所用。当这二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还会有比这更悲惨的悲剧吗？

我仍旧相信，我将重返队伍，在冲锋陷阵的队列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得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党和共青团用十年时间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袖说，“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了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同样适用。

我当下的生活——就是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我已经读了很多书了，阿尔焦姆。我把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都读完了，完成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并且通过了考试。每晚我还要负责一个青年党员小组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进步，当然了，还有爱情，一个妻子的温存体贴。我们生活得很和睦。我们的经济情况简单明了——我的三十二个卢布的抚恤金加上达雅的工资。达雅正沿着我的道路走向党组织：她过去做过家庭女工，现在在食堂当洗碗工（这个小城没有工业）。

前两天，达雅兴高采烈地向我展示了她的首张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对她来说，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视着她正脱胎为一个新人，并且尽我所能去帮助她完成这一成长。总有那么一天，她会进入大工厂，在工人的集体中间完成她的最终蜕变。目前我们还只能待在这个地方，她走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扯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由鸡毛蒜皮的琐事构成、被家长里短的个人感受浸染的生活中去，让她再度陷入狭隘、孤独的圈子里。我努力劝说阿莉比娜，不要让她生活里的不如意在女儿的人生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我感到，达雅的母亲总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拦路障，跟她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坐落于一块开辟出来的崖顶空地上。四面为森林所环抱，一条专用道路蜿蜒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敞开着，微风将山下硫磺泉的气味送了进来。保尔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明天有一拨新同志要来，到时候他就有室友了。这时，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几个人在说话。可自己是在哪里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的呢？他绞尽脑汁，终于从记忆深处把这个尚未遗忘的名字给翻了出来：“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是他，不会是别人。”于是，保尔把握十足地喊了他一声。不一会儿，列杰涅夫已经坐在他身边，兴冲冲地拉着他的手晃来晃去了。

“啊，你还健在呢？怎么样，有什么让我高兴的事儿没有？你看看你，怎么，还正儿八经地盘算着当病号啦？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就说过我非退休不可，可我偏不听他们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涅夫和善地笑了起来。

保尔感到，在他的笑容背后是隐隐的同情和痛心。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涅夫讲了不少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口中保尔第一次听到了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改造的重要决定，他贪婪地汲取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还以为你正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大展身手呢。没想到摊上了这种倒霉事。不过没关系，我以前的情况还不如你呢，躺在炕上压根起不来，可现在呢，你瞧，还不是精神得很。你得明白，现在决不能没精打采地混日子。这就太没出息了！我有时也有这种不好的念头，心想，是不是该稍微地歇一歇，松口气了。已经不比当年了，一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有时候真吃不消啦。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些事情甚至都要落实了，可到头来每回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开始办理‘移交’了——好嘛，为了这次移交，夜里十二点前你就别想回家了。机器开得越快，那些小齿轮转得就越快，咱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只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涅夫拿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如慈父般亲切地说：

“好了，现在讲讲你的情况吧。”

保尔向列杰涅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注意到，在听的过程中，列杰涅夫一直用赞许而又痛切的眼神望着自己。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名疗养员。正浓眉紧锁，在小桌旁边读着《真理报》的，是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他穿了件黑色的俄式斜领衬衫，头戴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已是许久未刮，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这一切都表明了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就已经放下了锤头，走上了边疆区的领导岗位，可是直到现在，他还跟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一点从他的言谈举止和措词上就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腿上的坏疽折磨着他，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切尔诺科佐夫恨透了这条病腿，它迫使他在床上躺了已经将近半年了。

在他对面，边抽烟卷边沉思的，是亚历桑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党龄却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在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领教过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

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的侧面轮廓看上去有一种古典的美感。他低垂着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还要扶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那副角质大眼镜。看着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要很费力才能抬起他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真叫人难以置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精通好几门外语。他满腹学识，连审慎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都对他尊重有加。

“那就是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冲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脸色立刻变得晴朗起来。

“是呀，那就是柯察金。舒拉[2]，您一定要和他认识一下。他让病魔给缠住了，不然的话，把这个小伙子派到那些工作难开展的地方去，准能帮上咱们的忙。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总之，要是咱们都能扶他一把——我是拿定主意要这么做了——那么他将来就还可以工作。”

潘科夫细听着他的一番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问道。

“一九二〇年受伤落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伤会导致他全身瘫痪。你瞧瞧有多严重吧！”

“我这就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保尔不会想到，其中的两个人——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将成为他亲密的朋友，并在他日后病重的几年间，成了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过得一如既往。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还没来得及着手某个小组工作，新的不幸就悄然而至。他的双腿瘫痪了。如今他能支配的就只剩下了右手。经过再三的徒劳努力，他明白，自己已经丧失了行走能力。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将绝望和无力帮助他的痛苦都勇敢地隐藏了起来。他愧疚地笑着，对她说：

“达尤莎，我得跟你离婚了。本来也没约定过，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我今天要好好考虑考虑，傻丫头。”

达雅不让他再说下去。她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中，号啕大哭了一场。

阿尔焦姆得知弟弟又遭受了新的不幸，便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立刻抛下一切，赶来看望儿子。三个人住到了一起。老太太和达雅相处得很融洽。

保尔继续坚持学习。

一个冬日的雨夜里，达雅带回了自己的首个胜利战果——市苏维埃委员证。从这以后，保尔就开始很少能见到她了。下班后，达雅往往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去了妇女部或苏维埃，直到深夜才回来。虽然疲惫，她却周身充满了新鲜的感受。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那一天已临近。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这一天的到来。然而，新的不幸说来就来。保尔的病情在持续发展。难以忍受的疼痛如火般燎烤着他的右眼，接着又扩散到了左眼。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了失明的含义——他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道难以逾越的可怕障碍，悄然横亘在道路上，切断了他的去路。母亲和达雅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他却冷静地决定：

“要等待。要是真的再无可能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而做的一切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已经无法重返队伍——那就该做个了结了。”

保尔给朋友们写了信。大家纷纷回信鼓励他要坚强，并且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这段令他倍感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达雅兴奋而快乐地向他宣布：

“保夫鲁沙，我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听着这名新党员讲述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就想起了自己入党时的情形。

“这么说，柯察金娜同志，咱们俩可以组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了封信给区委书记，请他能抽空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家门口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上了年纪的拉脱维亚人，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他摇晃着保尔的手，说：

“嘿，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表现得这么不像样呀？起来吧，我们这就派你下地干活去。”他大笑道。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待了两个小时，甚至忘了自己晚上还有会要开。保尔激动地说着，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

“你就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睛的事儿搞清楚。说不定，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要不要去趟莫斯科，嗯？你考虑考虑……”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

“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活生生的人！我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给我派些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往‘左’里搞，嫌集体农庄不过瘾，就想搞公社。要知道，这些共青团员你要是没看住，他们往往会一门心思地搞冒进。我自个儿就曾是这样，我是知道的。”

沃利梅尔收住了脚步：

“这件事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要知道这个消息今天才刚从区里传过来。”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的妻子吧？她昨天入的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的妻子？哈哈，我都还不知道呢！”沃利梅尔略一思忖，用手拍了拍前额，说道：“有了，列夫·别尔谢涅夫，就派他来吧。没有比他再合适的同志了。你们俩就连性格都很相投，类似于两只高频变压器。你要明白，我从前干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方。这个列夫还能给你装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么，我常在他家戴个耳机子待到夜里两点。我老伴甚至都起了疑心，她说：你这个老鬼，天天夜里都待在哪儿闲逛呢？”

保尔笑着问他：

“别尔谢涅夫是怎样一个人？”

沃利梅尔走累了，就坐到椅子上，说道：

“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不过呢，他这个公证人当得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剿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掌管过一个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这个小伙子把各种苦头都尝遍了。撂倒他的是痨病。他就从远东到了这儿。在高加索，他还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彻底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硬把他调到了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的这位不寻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他才能留口气儿在。可是在这里，今天悄悄交给他一个支部，明天把他拉进区委会，后天又偷偷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又要拉他进监察委员会；各类处理疑难杂症的重要委员会，都不能少了他的参与。除了以上这些，他还爱打猎，还是个无线电迷。虽说他少了一个肺，可你很难相信他是个病人。他浑身上下散发着能量。即便就是死，想必他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用一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干吗给他压这么重的担子？他在你们这儿干的活比过去还多。”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瞟保尔：

“要是把一个小组交给你，再来点别的什么工作，别尔谢涅夫也准会说：‘你们干吗给他压这么重的担子？’可是事关自己呢，他又说了：‘宁可在热火朝天的工作里活一年，也好过在医院病床上混五年。’爱惜人这事儿，看来或许只有等到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做得到了。”

“他说的是。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有时也会罪恶地肆意挥霍体力。现在我觉得，这么做与其说是英勇的行为，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去的我没有任何权利那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原来这并非什么英雄业绩。要不是这种斯巴达人式的蛮干，说不定，我还可以再多坚持几年。总之，左派幼稚病——这就是造成我目前的危险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

“也就是这么说说罢了，要真是站起来了，他早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沃利梅尔心中默想。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两人一直谈到半夜才分开。离开这个新朋友的时候，别尔谢涅夫的心情就像刚刚和失散多年的弟弟见过面一样。

到了早上，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房子里，别尔谢涅夫边安装着收音机，边讲着他经历里最有意思的那些事。保尔看不见他，不过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有着一头金发和淡蓝色的眼睛，身材匀称，动起来像一阵风。也就是说，正是保尔初识他时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黄昏时分，房间里亮起了三点“微灯”。别尔谢涅夫郑重地将耳机交给保尔。只听电波中传来一片杂音。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正像鸟儿般啾啾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看样子是在近海）发报。在这片噪声和杂声中，可变电感器线圈捕捉到了一个平静而坚定的声音：

“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一只小小的收音机，安上天线，就能接收到全世界六十家电台的广播。一度脱离保尔而去的生活，又冲破那层钢制的耳机膜片回来了，他重新感受到了生活喷薄而出的气息。

看到保尔眼中闪烁出光芒，疲惫的别尔谢涅夫笑了。

家里的人都睡了。达雅在梦中不安地嘟囔着什么。她每天回家都很晚，而且总是又累又冷。保尔很少见到她。她在工作上进步越大，晚上的闲暇时间就越少，于是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说过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就很少能见到彼此。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不会相互厌倦，二是没工夫吵架！”

他怎么能够反对呢？这本就是预料之中的事。达雅曾一度把自己的每个夜晚都给了他。那时的温暖更多，柔情也更多。可那时候她仅仅是朋友和妻子，现在则是他一手栽培出的学生，也是他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达雅成长越多，花在他身上的时间就会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保尔接受了一个小组的辅导任务。

一到晚上，家里又变得热闹起来。每天同青年们一起度过的数小时时光，给保尔注入了蓬勃朝气。

其他的时间里他都戴着耳机。每次喂他吃饭，母亲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把耳机从他耳朵上摘下来。

失明夺去的东西，收音机又还给了他——他又有机会学习了。求知的渴望让他不知险阻，忘记了持续发烧带给身体的剧痛，忘记了眼部火辣辣的痛楚，忘记了生活对他的冷酷和无情。

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的青年们从保尔那一代人的手中接过了青年共产国际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带给保尔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幸福。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暴风雪的画面——伴着乌拉尔的严寒，这场暴风雪变得像狼群般残暴。狂风怒号，就在这样的夜晚，一支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小分队，正裹着暴雪，在明亮的弧光灯下，给那些庞大的建筑物安装玻璃顶，从冰雪严寒中抢救出了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工厂刚建成的首批车间。跟它一比，基辅的第一代共青团员顶着暴风雪铺设的林间铁路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家发展了，人民也成长了。

而在第聂伯河上，河水冲破了钢闸倾泻而下，淹没了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团员们直面天灾，历经两天无眠无休的苦斗，终于将决堤的洪水赶回了钢铁闸门之内。在这场大规模的救灾斗争中，走在前面的正是新一代共青团员。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之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1]意为“这里”，波斯人咬字不清。下同。

[2]亚历桑德拉的昵称。

第九章

保尔和达雅来到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领导又帮忙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事到如今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拥有强健的体魄和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相当简单易行的，可是正如眼下，当生活像个铁环把你箍紧的时候，还能保持坚强就是件光荣的事了。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的那个夜晚算起，一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八个月来他遭受了难以言表的痛苦。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告诉保尔，恢复视力已无可能。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尝试做个瞳孔手术。为能消除炎症，建议他先接受外科治疗。

他们向保尔征求意见，保尔表示，但凡医生认为有必要的，他都同意做。

保尔又躺在了手术台上。手术刀划开他的颈部，切除了他单侧的甲状腺，其间，死神黑色的翅膀曾三次碰触到他。但是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过了数小时的艰难等候，达雅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好在依然有生气，并且一如既往地平静温柔。

“别担心，傻丫头，要我进棺材可没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并且要大干一场，我偏要跟那些有学问的大夫给出的结论作作对。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倒是都对，但是在文件里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路重返新生活建设者的队伍。

冬天过去了，春天叩启了紧闭的窗扉。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近一场手术，他清楚，自己不能再在医院里待下去了。这些个月来，看到的是人们的种种痛苦，听到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哭诉，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要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困难得多。

对于再做一次手术的提议，他冷冷地一口回绝：

“不必了。我做够了。我已经为科学贡献出了一部分血，剩下的那些，我还有别的用处呢。”

保尔当天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一来他的妻子在这里工作，二来继续漂泊下去也于他无益。这是他第一次向党寻求帮助。收到他的信后，莫斯科苏维埃给他拨了一间屋子。于是，怀着再也不回来的唯一心愿，保尔离开了医院。

这间简陋的屋子位于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保尔将它视作了至高享受。夜里醒来，他常常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身处医院之外了。

达雅已转为了正式党员。尽管个人生活遭遇了那么多不幸，她仍旧顽强工作，没有落在其他女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名寡言少语的女工表示出很大信任，选举她做了厂委会的委员。妻子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所带来的自豪感，也减轻了保尔的痛苦。

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了保尔。他们聊了很久。保尔满怀激情地向她讲述了自己要走的道路，靠这条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重回战士们的行列。

巴扎诺娃见保尔两鬓已经长出了白发，轻轻地说道：

“我知道，您受了不少苦。可您却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难能可贵的呢？您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可是您怎么工作呢？”

保尔笑着宽慰她说：

“明天他们会给我带一块用硬纸板刻成的格子板来。没有它我可没法写。写着写着就串行。我琢磨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个办法来——在硬纸板上刻好一道道格子线，这样我的铅笔就不会写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是挺难的，不过也不是不可能。我确信这一点。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怎么写都写不好，不过现在我开始写得慢一点，每个字母都一笔一划地去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了他的创作。

他打算写一部关于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不假思索就蹦了出来：

《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将整个身心投入到了这本书的创作之中。他缓慢地写着，一行接一行，渐渐写出了很多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笔下的人物所控制，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一幅幅鲜明而难忘的画面是如此清晰可感，而他却无法使之跃然纸上，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少了火一般的激情。

自己写下的东西，他都要字字句句记得分明。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得停滞。母亲满心担忧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在写作的过程中，保尔时常不得不整页整页地，甚至是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儿子已经疯了。在他写作的时候，她从不敢走近他，只能趁着替他把散落到地上的稿纸收拾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

“你就不能干点别的么，保夫鲁沙？哪里见过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见她担心成这样，保尔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他向老太太保证，自己还没到完全“发疯”的地步。

书稿已经完成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去了敖德萨，让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士们提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小说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然而，手稿却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弄丢了。六个月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满心懊悔没留一份复制稿，就把仅有的手稿寄了出去。他把自己的损失告诉给了列杰涅夫。

“你怎么办事这么不小心呢？镇静下来吧，现在骂什么都已经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可是！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的劳动成果就这么给糟蹋了。这是我每天八小时紧张劳作的结果啊！这帮寄生虫，让他们受三次天谴！”

列杰涅夫忙竭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涅夫弄来一些纸，又帮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个半月过后，第一章又出炉了。

和保尔共住一套房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一家。这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某区的团委书记。他有个十八岁的妹妹名叫加莉亚，是工厂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加莉亚是个快活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否愿意来给他帮忙，做他的秘书。加莉亚极为乐意地答应了。她来时笑容满面，亲切可人。得知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她说：

“柯察金同志，我很高兴帮助您。要知道，这跟我给父亲写那些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可不是一回事。”

从这天起，文学创作一事就以加倍速度推进向前了。在一个月里写了那么多，这让保尔甚感惊讶。加莉亚满怀同情，通过自己最为积极的参与，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面上沙沙地轻声作响，碰上自己特别喜欢的部分，她总要反复念上好几遍，并为保尔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在这座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人相信保尔的写作具有意义，而其他人都觉得，这项工作不会有任何结果，保尔不过是找点事填补自己无事可做的时光罢了。

列杰涅夫出差归来，回到了莫斯科。读完小说的前几章，他说：

“接着干，朋友。咱们一定会胜利。你还会迎来许多重大喜讯的，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也会实现。别失掉希望，孩子。”

看到保尔抖擞起了精神，老汉心满意足地走了。

加莉亚时常过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那述说着难忘往事的字句便一行行地累积了下来。每当保尔凝神沉思，陷入回忆，加莉亚就能看到他的睫毛微微颤动；他的眼神不断变化着，那是他的思路正在变换。要说他是个盲人，着实叫人有些难以相信：要知道，那对纯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的有生气啊。

每天的工作结束后，加莉亚都会把当日记录下的内容念给保尔听。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却总是皱紧了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这不是写得挺好的嘛！”

“不，加莉亚，不好。”

一有自认为写得不成功的篇章，他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忍受不了格子板窄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每到这时，他就对这夺去他双眼的生活充满了仇恨，一气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直冒血。

忧伤，连同各种热烈抑或温柔的普通情感，几乎人人都有权利表达，但保尔不行，倘若他屈服于当中任何一种情感，事业就会以悲剧告终。他一直用警觉的意志禁锢着它们。但随着工作逐渐接近尾声，这些情感也开始越发频繁地挣脱他意志的控制。

达雅总是深夜才从工厂回来，她跟玛利亚·雅科夫列夫娜小声交谈几句，就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完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书稿就要寄给列宁格勒的州委文化宣传部了。

要是他们给这本书开了“准生证”，它就可以被送进出版社了，那样的话……

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那样的话……新的生活就开始了，这可是自己用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得来的啊。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倘若书稿遭到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倘若失利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完善还可以消除，那他就会即刻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苦苦等待的日子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未这般痛苦而焦灼地等待过来信。

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回音。

出版社方面的沉默成为了一种威胁。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拒绝，他的毁灭之日就到了。他活不下去。活下去也没有意义。

每到此时，他就会想起曾在那个市郊滨海公园里对自己说过的话。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

“为了冲破铁环，为了重返队伍，让你的生命过得有意义，你是否已经竭尽全力了呢？”

回答总是：

“是的，我想，已经竭尽全力了！”

许多天过去了，期待已经变得不堪忍受。有一天，焦虑不输儿子的母亲突然冲进房间，喊道：

“列宁格勒来信啦！！！”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电报纸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胜利。

他的心怦怦直跳。这个朝思暮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铁环已被砸碎，他已经拿起了新的武器重返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译者的话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许是整个20世纪对中国人影响最深、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一本书。这本书对于几代中国人而言，其价值和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鉴赏的范畴。在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一个名为“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位列第一，足以看出这本书在中国人情感中的重要地位，没有任何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能够相提并论。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就曾说：“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这部著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恶劣条件下，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着力刻画了一个勇敢、坚强、拥有顽强毅力的青年革命战士——保尔·柯察金的形象。这本书最初于1932年至1934年期间，刊登在前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就在全书问世后的两年，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与世长辞。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里，该书在前苏联用各种语言出版了50余次，在前苏联解体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先后用61种文字出版发行600余次，累计3000余万册。

实际上，就写作技巧而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算不上一部一流的文学作品，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一位专业作家。无论是在苏联、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本书的广泛影响和传播，一方面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另一方面则源于作者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与人格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由非专业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生命书就的长篇小说。

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和前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巨大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动荡，为前苏联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成为了整个前苏联文学创立的基础。如同大量同时期的前苏联文学作品一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将主人公个人成长的经历与革命进程、民族历史相结合，主张将个人命运投入到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去。而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十几年中，这样的主题思想与当时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吻合，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倡导。

毫无疑问，保尔·柯察金是前苏联文学中塑造的最成功、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的勇敢、无畏、对理想信念的忠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鲜活。更重要的是，保尔并不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他有自己的缺点，也有信念动摇的时刻，与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比，保尔更加真实、可信。再加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独特的人生经历，让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很难将作者与主人公分开，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情感体验的满足感。保尔在家乡烈士墓前的一段独白，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座右铭。即使在这本书问世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会时常有人津津乐道地用这段话来激励自己和别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诚然，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语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可能取得那样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前苏联国家成了被冷遇的“过时读物”，书中的反面人物也一夜之间成了乌克兰的“民族英雄”，保尔·柯察金也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虚构人物……对此，每一个曾经被这本书感动过的人们，都不必感到遗憾和失落。因为当我们为这本书褪去意识形态的束缚时，繁华落去后保尔的那种顽强、执着、刻苦、奉献、勇敢、积极奋进、不向命运低头、忠诚于自己理想信念的价值观，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又不可或缺的。这也正是在21世纪的今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保尔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在信仰面前执着奋进、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在爱情面前忠诚坚贞，始终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精神家园。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即被译介到中国，最早的译本，是翻译家梅益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根据英文版翻译而成，于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是此书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时期。在当时独特的历史条件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甚至一度出现多个“缩写本”“改编本”和连环画，构成了新中国翻译史上的一道风景。改革开放之后，该书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出版，截至今日，在中国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少不下20个不同的译本。

实际上，此次重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前，译者与编辑多次就该选取哪个版本的原著进行翻译而进行沟通，并听取了多位业内权威人士的意见。因为即使在俄罗斯，出版社每次重新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时，也会在多个版本的原稿之间感到无所适从。毕竟此书的原稿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由多位志愿者根据他的口述而记录下来的。业界曾普遍认为，前苏联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中所收录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忠实于作者原著的风貌，是根据作者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整理而成。

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并比对了多个版本的原著之后，最终，我们决定，根据俄罗斯ACT出版社2011年的版本进行翻译。实际上，该版本同1989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版本在整体上并无很大差异，并修订了此前多个版本中的若干错误和瑕疵，可称为近年来俄罗斯出版的最为完整、忠于原著的版本之一。

陈恒哲

二零一五年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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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产品经理 | 张哲玮

装帧设计 | 健次郎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出品人 | 路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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