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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烛烬

一个市民的自白

反叛者

分手在布达

草叶集

版权信息

Az igazi/Judit ... és az utóhang by Márai Sa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Sándor Márai

Cas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作  者　【匈】马洛伊

译  者　郭晓晶

责任编辑　姚燚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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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真爱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尤迪特……和尾声

尤迪特

尾声

后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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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

第一部分

嘿，你看看那个男人！等一下，现在先别往那儿瞧，你转过来对着我，咱们接着聊。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也不希望他和我打招呼。现在你可以瞅瞅他。是那个矮墩墩的、穿貂皮领大衣的男人吗？不是，怎么会是他呢？我说的是那个瘦高个儿、面色苍白、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他正在跟那位苗条的甜品店金发女服务员说着什么，让她打包橘皮蜜饯。哎，真怪，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个。

你怎么了，亲爱的？没事，等一下，我擤擤鼻子。

他走了吗？要是走了，你就告诉我一声。

他在付账吗？……你告诉我，他拿的是什么样的钱包？你好好盯着，我可不想朝那边看。不会是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吧？……对吗？你看，这可真让我高兴。

我为什么高兴？不为什么，就是高兴。当然啦，那个钱包是我送给他的，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十年了。我还爱他吗？……还真难回答，亲爱的，是的，我相信我还爱着他。他已经走了吗？……

他要是走了，那就太好了。等一下，我在鼻子上补点粉。能看出来我哭过吗？真是愚蠢！但你知道，人呐，就是这么愚蠢。当我看他的时候，心还是怦怦乱跳。我能不能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当然可以，亲爱的，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个人是我的前夫。

你说，我们来一份开心果味的冰激凌怎么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说冬天不能吃冰激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冬天来这家甜品店吃冰激凌。我有时候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或意义多么重大，仅仅因为有做它的可能。

我本来就喜欢冬天到这家店里来小憩，通常在晚上五点到七点之间。尤其在分手后的这几年，当我变得形单影只之后，我对这家摆满上世纪家具的红色沙龙更是喜爱有加，还有这里上了年纪的女店员。在这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广场上的大都市景象和进店出店的穿梭人流，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这一切都蕴藏着一丝暖意和某种不易察觉的上世纪末的气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煮的茶是最好的？……我知道摩登女性不再去甜品店了。她们都去咖啡馆，匆匆忙忙，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午餐喝四十菲列
[1]

的黑咖啡，再配上一道色拉，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仍属于另一个世界，仍需要精致典雅，摆满了老家具和玻璃橱柜，挂着红色丝绒壁毯，常客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的甜点店。我并不是每天都来这里，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出，我在冬天有时来这里坐一坐，心情该是多么舒畅。有一段时间我常跟我丈夫在这里见面，六点钟后，他下班之后，那是我们的品茶时间。

我敢肯定，现在他也刚从单位下班过来。七点过五分，这是他的时间表。我直到今天都对他的所有动向和行踪了如指掌，仿佛我过的是他的生活。六点零五分，他招呼衣帽间的服务生为他刷刷大衣和礼帽，并且帮他戴上。出门后，他先把车打发走，随后步行回家，因为他想透透气，让脑子清醒清醒。他很少步行，所以才这样苍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那我就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再没有见过他，也不跟他说话，我已经有三年没跟他说过话了。我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离婚方式，离婚之后夫妻俩挽着手臂离开法院，接下来一起去城市公园的著名餐厅共进午餐，他们对彼此是那样的喜欢和在乎，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吃完饭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是另一种品性、另一种脾气的女人。我不相信一对夫妻在离婚后还能成为好朋友。婚姻就是婚姻，离婚就是离婚。这是我的观点。

你怎么认为？当然，你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看，我不相信人类发明出来，并且惯性地重复了千百年的事情是一种虚无的形式。我相信婚姻是神圣的，离婚是对神圣的亵渎。我一向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不仅是教育、信仰使我相信这点。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还因为我是女人，我认为离婚也不完全是流于空洞的形式，就像登记注册以及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仪式一样，婚姻使双方的灵魂和肉体紧密相连，而离婚则彻底地将彼此的命运分开和割裂。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一刻都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我跟我的丈夫仍然是“朋友”。当然，他仍然表现得礼貌体贴，并且非常慷慨大方，仿佛理所应当或习以为常。但是我既不礼貌，也不慷慨，我连钢琴都搬走了，是的，就是这样。我的报复心非常强烈，甚至想把整座房子都搬走，连窗帘也不留下，所有的一切都通通带走。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他的敌人。现在是，永远是，直到我咽气为止。千万不要友好地请我去城市公园的饭店吃饭，我可不是那类造作的女人，她们离婚之后还去前夫家里，如果用人偷了他的内衣，还要帮他收拾整齐。即使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偷了，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即使哪天我听说他病了，我也不会去他那里探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懂吗？这本身就让人无法心平气和。

等一下，我还是收回刚才说他生病的那句话吧，我不希望他生病。如果他真病了，我还是会去看他的，去病房探望他。你笑什么？你在取笑我吗？因为我希望他病了就可以去探望他？是的，我当然这样希望，直到死我会一直怀着这个希望。但他还是不要真的生病为好，你看，他的脸是多么苍白啊……他这几年一直都这样苍白。

我想告诉你整个故事。你有时间吗？我，很遗憾，我拥有太多空闲时间了。

哦，冰激凌来了。你知道吗，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你马上去了美国。我记得那时我们还鸿雁传书，联系了三四年，对吧？我们之间是那种病态、愚蠢的青春期爱恋，但现在我对这种爱可没什么好印象。感觉似乎一个人没有爱就无法生存，所以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你。你们家非常富有，而我们家只是普通中产阶层，拥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从走廊进来直接就是家门。我很仰慕你……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崇拜是情感联系的一部分。虽然我也有一位女佣，但是她用的是我用过了的洗澡水。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贫穷和富有之间有很多可怕的精细的亚层。在贫困里面，再往下数，你认为还有几种可以细分的层次？……你是富人，你不会理解每个月收入四百到六百之间的巨大差距。每个月收入两千和一千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现在我对此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家是每月收入八百的阶层，而我丈夫每个月的收入是六千五百，我必须要适应这种差距。

他们家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家的截然不同。我们租的是公寓房，他们租的别墅。我们有一个阳台，种着天竺葵，他们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两坛鲜花和一株老核桃树。我们用的是一个简陋的冷藏柜，夏天必须自己买冰块放进去用来降温，而我婆婆家里有一台小电冰箱，可以制出漂亮、整齐的四方冰块。我们家里有一个负责打点所有事务的用人，而他们家却有一对仆人夫妇，分别担任用人和厨师。我们有三个房间，他们有四个，加上客厅实际上有五个。他们的客厅门上挂着雪纺纱窗帘，宽敞明亮；我们家只有一个前厅，冷藏柜也摆在那里——就是普通佩斯家庭那种光线昏暗的前厅，角落里摆放着鞋刷子盒，还有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挂衣架。我们有一台三管收音机，是我父亲分期付款买来的，只能“接收”它感兴趣的电台；他们家的收音机有柜子那么大，就像一件家具，同时具有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功能，靠电流运转，可以更换唱片，在房间里甚至能欣赏日本歌曲。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始终是要生存下来，而他们接受的教育，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如何优雅地、有教养地、循规蹈矩地、始终如一地生活，而后者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巨大的差别，我那个时候并不懂得。

有一次，吃早餐时，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他对我说：“我对餐厅里那些紫红色的椅套感觉有些厌倦，它们过于鲜亮刺眼，仿佛有人在那里一直尖叫。亲爱的，你去城里转转吧，找些别的椅套在秋天用。”

他要把十二个“让人有些厌倦”的椅套全部换掉。我困惑地看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神情专注地读着报纸，目光严肃，可以看出，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的确——我不否认——那个惹他心烦、让他焦虑的刺眼颜色是有一点俗气。那是我母亲选的，椅套还是全新的。他离开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是傻瓜，我清楚地知道，他想通过这个对我表达什么……他想说的话，不能用直接、准确和唐突的言语来表达，即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品位上的差距，我来自另一个世界，即使我懂得并学会了一切，即使我跟他一样也属于中产阶级，但由于一个层次，由于一个他所喜欢的、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色调差别而使我跟他变得判若云泥。与贵族相比，市民
[2]

阶层对这些细微感受的差异尤其敏感。市民要穷其一生地不断证明自己，而他从一降生就获得了确凿的身份。市民永远要迫不得已地去争取去储蓄去积累；而他，事实上既不属于要靠奋斗生存的第一代，也不属于靠储蓄和积累苦熬的第二代。这些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当时他在阅读一本德文书，并且宣称他找到了生命的伟大真谛。我不喜欢这类“伟大真谛”，我相信，在人类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存在着无数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而且只有它们作为整体才真正重要——因此我挖苦地问道：“那么，你真的相信你了解了自己？……”

“当然了解。”他回答说。在眼镜片后，他的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真诚，如此炙热，让我几乎为自己的提问感到追悔。“我是一位艺术家，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表现的艺术形式而已，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普通市民身上。通常一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就会面临危机。”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当时我对此根本不理解。他既不写作，也不绘画，更不演奏音乐。他鄙视艺术爱好者，但是他阅读很多书籍，“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这是他最喜欢的词——对我来说他实在是有些过于系统和有条不紊了。我喜欢阅读，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和心情而定，而他阅读，仿佛要履行生命中的一项重大义务。如果他开始阅读一本书，他从不会放弃，会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即使那本书很无聊或者令人生厌，他也要坚持读完。阅读对他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他如此尊重每个字，就像神父对待圣书一样虔诚。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绘画，以同样的意志力前往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他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由衷地感兴趣，他对所有涉及灵魂的事情都满怀激情；而我，却只对他感兴趣。

可惜他恰恰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形式”。他管理工厂，经常旅行，雇用艺术家并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他非常留意，从不把自己比绝大多数雇员和顾问独特得多的个人品位强加到别人身上。他讲的每句话都极有分寸，彬彬有礼，就像为某事寻求谅解一样，就像自己毫无主见，需要得到别人帮助一样，但在一些重要事情的决断上，尤其是事业上的事情，他却能表现出果断、固执的态度。

你知道我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世上最罕见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说的“男人”一词，既不同于那种舞台上或者爱情剧里英俊男主角的概念，也非指人们常说的那类拳击冠军式的男人。他的灵魂是刚毅的，是一个坚定而谨慎的人，敏锐又焦躁不安，多思且充满猜疑。对于所有这些，我当时并不明白。一个人在生活里很难什么都学会。

在学校里谁都没学过这些，包括你我，对不对？……

也许，我该从他向我介绍了一位朋友的那一天讲起，那个人叫拉扎尔，是位作家。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你读过他的书吗？我已经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我对他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咀嚼，仿佛他的书里隐藏着的某种秘密，而那同时也正是我生活的秘密，但是最后我没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答案，我没有找到这些秘密的答案。生活的答案有时令人瞠目结舌。我在此之前没有阅读过这个作家的任何字句。他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但也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我丈夫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还是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发现我的丈夫正在家里陪着这个人，于是，某种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在我们婚姻的第三个年头，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先生。我和一个我根本不了解的人一起生活。有时我以为自己了解他，但是我发现，对于他的喜好、品位、欲望我一无所知。你猜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拉扎尔和我的丈夫，就在那天晚上？……

他们在玩游戏。

但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奇怪和焦躁不安的游戏啊！

他们没有打法式扑克牌，根本没有。我的先生本来就非常痛恨和厌恶打牌之类中规中矩、缺乏想象力的娱乐方式。他们在做游戏，那么奇怪，有点可怕，起初我一点都没有理解他们，我感到害怕，紧张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我误入了疯人院。我丈夫跟这个人在一起时，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在我们婚后第三个年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在起居室里见到我丈夫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一起，那位先生友好地向我走过来，他瞥了我丈夫一眼，然后说：“你好，伊伦卡，你不会生气我把彼得带到家里来吧？……”

他指着我的丈夫说，我丈夫一脸窘态地站起身来，用尴尬的、充满乞谅的眼神看着我。我相信，他们肯定疯了。但是他们没有过多留意我的神色，那个陌生人接着拍着我丈夫的肩膀说：“我在奥雷纳大街碰上了彼得，你知道吗，他连停都不想停一下，这个疯子，他只想敷衍了事地打个招呼后溜掉，我当然没有放他走，我对他说：‘彼得，你这头老驴，你没生我的气吧？……’然后我就挎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好啦，孩子们!”他接着说，“你们现在可以拥抱了，我允许你们吻吻脸。”

你能想象得到吗，我是如何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的？我手里攥着手套、挎包和帽子，就这么木讷地呆立在房间中央，仿佛是一头灰色的小蠢驴，只知道傻愣愣地看着。我的第一感觉是赶快跑出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或者叫一辆救护车来，我甚至还想到了警察。但是就在这时，我丈夫朝我走过来，不安地吻了我的手，然后垂下头来对我说：“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吧，伊伦卡，伊伦卡，我为你们现在的幸福感到高兴。”

然后我们坐到桌前吃晚餐。作家坐到了彼得的位置上，他开始安排，吩咐用人，就像他才是一家之主。他没有跟我使用“您”，而是以“你”相称。女佣认为我们全都发疯了，她甚至惊诧地将沙拉盘子掉到了地上。晚上他们仍然没有给我解释那个游戏的规则，因为我的一无所知、混沌不明正是那个游戏的趣味所在。他们还商量好，他们两个人，在等我的那段时间，要进行一场完美的演出，就像两个真正的专业演员一样。根据这出戏脚本里写的基本剧情，我和彼得几年前离了婚，然后和这个作家——也就是我丈夫的朋友结了婚。彼得很受伤害，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房子，家具，所有的一切。总而言之，现在作家是我的丈夫，彼得和他在街上相遇，作家挽着的是我那深受伤害、已经离异的前夫，他对彼得说：“你看，别再犯傻了，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你上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伊伦卡也很想见到你。”然后彼得真的上来了。现在我们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在从前我和彼得生活的房子里友好地共进晚餐，作家是我的丈夫，他睡在彼得床上，占据了我生命中原本属于彼得的位置……你懂吗？这就是他们在做的游戏，就像两个疯子一样。

除此之外，这个游戏也有其具体的细节刻画。

彼得扮演的是一个备受回忆折磨，处于困惑之中的角色。作家扮演的是过于从容自如、无拘无束的角色，而实际上由于情境的特殊性他自己也局促不安，面对彼得时内心充满犯罪感，因此他表现得声音高亢，面容可亲。我扮演的是……不，我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是坐在他们中间，轮番注视着这两个成年人，这两个聪明人所做的让人费解的愚行。

当然，我最终还是领悟了这出游戏的精妙内涵，然后也开始遵循这个群体游戏的特殊规则。但是，那天晚上，我也领悟到了别的什么。

我的丈夫，我曾坚信他完全彻底属于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从头到脚连肌肤和毛发都属于我，我以为我拥有他内心深处的全部隐秘；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属于我，对我来说，他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他拥有很多秘密，就好像我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疑点：也许他曾坐过牢，也许他有病态的热情，也许在他身上有着跟我在过去几年内以为的完全不符的东西。我发现我丈夫只在某些方面跟我是亲密的伴侣，除此之外，他就像这位我丈夫在半路上遇见并带回家来的作家一样神秘陌生。他们背着我，发明了一种荒唐、令人费解、带有同谋性质的游戏，并且在我面前表演。我知道，我的丈夫不仅仅活在我所认识的那个世界里，他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同时发现，这个人，这个作家，对我丈夫的心灵有着强大的控制力。

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现在人们对这方面写了很多，也谈论了不少。什么是政治力量，是什么理由导致一个人能将他的意志灌输给千百万人？而我们女人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你说是爱情。也许就是爱情吧。我有时对这个词心存疑惑。我不否认爱情，当然不会。它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男人们，当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爱我们时，他们是鄙视这一切的。每个真正的男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所保留，有所克制，仿佛拦阻女人进入他们本性、灵魂的领地，如同他对他爱的那个人说：“好了，就到此为止吧，亲爱的，别再往前走了。就到这里吧。在这儿，在第七个房间里，我想自己独处。”愚蠢的女人会为此发疯崩溃，聪明的女人由此黯然神伤，她们会变得好奇，最后被迫接受了现实。这是什么力量？

这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灵的统治力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并不快乐、焦躁不安、聪明、可怕，同时并不完美、受过伤害的作家拥有能够掌控我丈夫灵魂的力量？

因为他本身就拥有这种力量，后来我才明白这一点，他身上具有某种危险、致命的力量。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丈夫有一次对我说，这个人是他生命的“见证人”，他努力尝试解释。他说，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见证人，在年轻的时候遇见的这个人更为强壮，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实际都是为了能把内心深处感到羞愧的事情在这位无情的法官面前隐藏起来。见证人不相信我们。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一切。也许你会被任命为总理或者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见证人只是微笑。你相信这些吗？……

他还说，我们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为了奉献给见证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并且从他那里获得证明。在职业生涯中，在个体生命中，他所有的努力首先是为见证人准备的，你了解那种窘迫的处境吗？当年轻的丈夫向他的妻子介绍“那位”朋友时，介绍他年轻时代伟大的伙伴时，他焦虑地等待朋友的反应，他的朋友是否喜欢这个女人，他的选择是否正确？……他的朋友当然深思熟虑并且极其友好，但是暗地里却心生妒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都把朋友从一种感情关系中排挤了出来。那天晚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只是他们更有意识，因为他们俩知道得很多，而我对他们知道的东西却一无所知。

但是这一次，我从他们的交谈里明白：这两个同谋——我的丈夫和作家——知晓某些关于男人和女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丈夫跟我从来没有提过。好像这些事不值得跟我提似的。

午夜过后，这位不速之客走了以后，我走到丈夫跟前直接问他：“你说，你是不是有些瞧不起我？”

他从雪茄的烟雾后疲惫地眨着眼睛盯着我，仿佛刚泡完酒馆回来，带着宿醉的微醺听我的责骂，实际上，那一天晚上我丈夫第一次邀请那个作家到我们家，并跟他一起进行那个奇怪的游戏，留给我们比狂欢或大吃大喝后更糟糕的余味。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累，特别苦涩的感觉席卷而来。

“没有，”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没有瞧不起你，怎么会呢。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是一个聪明女人，而且有很强的个性。”他肯定地说。

我思忖着，心怀疑虑地听着他讲的话。我和他面对面地坐到已经收拾好了的桌子旁——我们在桌子旁坐了整整一晚，晚饭后没去客厅里，而是在一堆烟蒂和空葡萄酒瓶之间“席后倾谈”，因为客人喜欢这样——我怀疑地反问：“聪明，有个性，是的，但你对我的个性和内心是怎么看的呢？”

我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令人伤神。我的丈夫认真地看着我，但是没有回答。

好像他在说：“这是我的秘密。我肯定了你的聪颖和个性，你应该感到知足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很久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

作家很少到我们这里来。他和我丈夫也不经常见面，但是我还是能察觉到他们找机会见面的迹象，就像一个妒忌的女人感觉到丈夫身上一次短暂相遇遗留下的气味一样，甚至能感觉被一个女人的手紧握过而在男人的肌肤上留下的香料味道。当然，我非常妒忌作家，起初，我时不时地催促我丈夫再次邀请作家来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这种时候，我丈夫会不安地回避这个话题。“他过着隐居生活，不大与人来往，”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他是个另类，是名作家，他要工作。”

但我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偷偷见面。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馆里偶然看到他们，我从街上看到他们，我第一次有了那种病态、残酷的感觉，就像被人用锋利的物件，用刀或者尖锐的针刺伤一样。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坐在咖啡馆的一个包厢里，我的丈夫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开始笑起来。我丈夫的面孔再次变得陌生，完全不同于在家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就像我不认识他一样。我感到头晕，快速地走开了，面无血色。

你疯了吗？我想，你在想什么呢？……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一位著名作家，一个特别的人物，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如果他们见面，也不代表什么。你想让他们怎么样呢？……为什么你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你害怕他们不让你作为第三者参加游戏？怕你不能成为那个特殊的荒诞游戏中的一份子？……你担心自己在他们眼中不够聪明，或不够有教养？你在妒忌吗？……

我该对自己的念头感到好笑，但是疯狂的心跳并没有停止下来。我的心怦怦乱跳，就像我即将分娩必须去医院一样，但那种妊娠时的心跳是甜蜜的、幸福的。我拼命在街上快步疾走，感觉遭到背叛并且被人抛弃。我在理智上理解并且也承认这一切：我的丈夫不希望我和这个古怪的陌生人碰面，只有他认识和了解这个人，他们从年轻时代就已经认识，这是他的权利。另外，我丈夫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也感觉到他们某种程度上想骗我蒙我。晚上，我丈夫跟往常一样按时回家，我的心仍然狂跳不止。

“你去哪里了？”当他吻我的手时，我问他。

“哪里？”他望着别处回答说，“哪里也没去，我直接回家来了。”

“你撒谎。”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毫无感情地、冷淡到几乎有些厌烦地说：“对，我都忘了，我在路上碰到了拉扎尔，我们去一家咖啡馆里坐了坐。你看，我真把这事给忘了。你看到我们在咖啡馆了？”

他的语调是那样真诚、平静又有些惊讶，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对不起，”我说，“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没有好感。我相信他既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们的朋友。别再理他，躲他远点。”我乞求道。

“噢！”我丈夫非常好奇地盯着我，他像往常一样非常认真地擦拭着眼镜，“我用不着躲拉扎尔，他从来就不是缠人的人。”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谈过这个人。

现在我很想了解关于拉扎尔的一切，我阅读他的著作，在我丈夫工作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几本，还带着手写的、措辞特别的推荐语。这些推荐文字里有什么特别之处？……那种不敬……我怎么说呢……不，这不是个很准确的词……充满了讽刺和挖苦，就如同作者本人也瞧不上一样，因为他写了这本书。在这些导读中带着某种羞辱、苦涩和悲伤，就如同他的名字下面写着，“是的，是的，我也没有办法，但还是不能把我跟书里描写的人物划等号”。

在此之前，作家在我的印象里颇像某种周游世界的传教士。而这个人在他的书里那么严肃地向世界如此宣告！……对于他写的东西，我无法全部理解，就像他不屑于对我、对读者阐述清楚一样……对此评论家和读者已经做过充分的评论，就像人们讨厌所有的名人那样，也有不少人痛恨这个作家。他从不谈论他的任何一本书籍，从不谈论文学。反之，他对别的所有事情都很好奇：哪天晚上如果他来找我们，我必须向他解释怎么腌制兔肉……你听说过这种事吗……是的，腌制兔肉。我要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腌制兔肉的知识教给他；他甚至请来了厨娘。然后他开始妙趣横生地说起长颈鹿，他海阔天空，面面俱到，他知道很多事情；就是从不谈论文学。

你说他们是不是都有些疯狂？……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坚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生活中其他的事情那样。他们不是疯子，只是羞于坦露自己的内心。

但是拉扎尔后来消失了，只有他的书籍和文章围绕着我。有时可以听到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比如和某位政客或者某些著名的女人有关；但是从中不会得到任何确实的推论。政客发誓，著名的作家要加入他们的党派，女人们炫耀说，她们征服了这头怪兽，并用镣铐拴住了他，但是最终怪兽还是逃回到自己的巢穴。几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这期间他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活着。他阅读。他写作。也许还施展魔法。说到这里，我向你讲述一件事。

那之后又过去了五年。我和我丈夫已经一起生活了八年。孩子是在结婚后第三年出生的。没错，是一个男孩。我还给你寄过他的照片。我知道，他漂亮极了。然后我再没给任何人写过信，给你也没写过，我不为别的活着，只为我的孩子。我周围的所有事物似乎消失殆尽，无论近的还是远的，都变得与我无关。不应该这么爱，不能如此爱别人，就连亲生子女也不能这样。所有的爱都粗鄙自私。是的，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的通信也中断了。你是我唯一的女朋友，但是我连你都不需要了，因为我有了孩子，是的，那两年，孩子活着时，世界上只有无与伦比的幸福，让人沉浸在安宁、挂念的情愫中。我知道这个孩子不会活太久。我怎么知道的？……人能够感知这类事情。我们能感知到一切，感知命运。我知道，这样的幸福、美好和仁善，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并不属于我。你不要批评指责我，关于这点我比你更清楚。但是那两年我真的体会过幸福。

孩子死于猩红热。在他第二个生日后的第三个星期，是在一个冬天。

你说，无辜的小婴儿为什么会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了很多，很多次。但是连上帝都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的生活里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能思考这个问题。是的，现在也同样如此，只要我还活着。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痛苦中康复。这是唯一真实的疼痛，孩子的夭折。其他的痛苦与此比起来，仅仅只能称得上相似而已。你不能理解，我知道。你看，我不知该怎么说，我到底是该妒忌你，还是可怜你，因为你不懂这种伤痛之深……我想，我可怜你。

如果第三年没有这个孩子，也许一切都会不同。如果这个孩子活下来的话，也许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因为孩子是最伟大的奇迹，是生命唯一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我欺骗，不要在任何时候为任何事情自欺欺人，因为我马上要对你说的是我不相信孩子能够解决潜伏在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和无法释解的矛盾。但是很遗憾，现在谈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怎样，孩子还是出生了，活了两年，然后死了。这两年我还是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之后我们就离婚了。

我现在确切地知道，如果在这过程中没有孩子的话，我们可能在第三年就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不能和我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这是生命中最大的痛苦，一个人深爱另外一个人，却无法与之共同生活。

为什么呢？……有一次我缠住他追问在我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时，他这样回答：“你想让我放弃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这点我做不到，与其这样，我宁可去死。”

我立刻明白了。我这样回答：“你不要去死，还是活下来吧，继续做一个陌生人。”

因为他说到做到，他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他不会立刻付诸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过去了，他的某些话会变成行动。其他人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轻率地谈论计划与机遇，但是晚餐以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他谈论结局。仿佛他的话跟他的内心绑缚得很紧，他一旦说出，就会坚持不变。如果他说“我宁愿去死”，那么我应该明白这个人不愿意为我放弃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向我投降，即使去死也不会。这就是他的性格和命运……有的时候，他仅仅是谈话中不经意地提到几个词，对一个人做出判决，在脑子里闪现出一个“计划”，之后几年过去，他没有再说起这件事，某一天我意识到，他判决的那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而那个他附加提出的“计划”在两年后已经变为现实。婚后第三年我已经很清楚，我们两人之间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我的丈夫一向彬彬有礼、温柔体贴，而且他爱我。他从不骗我，也没结识其他的女人，只有我。但是……你注意听着，不要看我，我想我脸红了……我感觉到在我婚姻的头三年和最后两年，如同我不是他的妻子一样，而是……他确实爱我，怎么会不爱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似乎容忍我出现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宽容的耐性，仿佛他除此别无他法，因此只是平心静气地接受我也住在那里，住在第三个房间里。这就是世界的秩序。他愿意和我聊天，和蔼客气地说话，摘下眼镜，认真倾听，给出建议，有时也开个玩笑。我们一起去剧院，我看到他在人群中跟其他人讲话时，昂着脑袋，手臂交叉在胸前，带着一丝疑惑，面带善意的嘲讽和半信半疑的表情倾听着别人的讲话。因为他从不轻易相信别人。他听他们讲话时，总抱着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然后予以答复，但是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某种同情、怜悯的味道，就像他知道，世事充满无奈、狂热、谎言和无知，不需要相信一切。即使另一个人以一种绝对的诚意和他讲话，他也不会相信。这点他当然不能告诉别人，因此他总是怀着良好的出发点，带着宽容的心，认真地，带着疑虑聆听他们，过程中有时他会微笑或者摇头，就像对另一个人说：“请您接着讲，我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先前你问我是否爱他。在他身边我极为痛苦。但是我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我为什么爱他……因为他是个忧伤、孤独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他，连我也不能。但是，我要花多少时间，经受多少折磨才能知道并理解这一点啊！我很长时间一直以为他瞧不起我，轻视我……但是他的言行中也包含别的东西。这个四十岁的人是那样的孤寂，就像荒原中的修道士。我们生活在大都市中，家境富裕，交友甚广，社交圈庞大，但是我们恰恰是孤独的。

一次我看到他的另外一个样子，仅仅一次，一瞬间而已。孩子出生时，这个面色苍白、忧郁、孤独的男人走进房间。他不安地走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某种尴尬、夸张的情景里，对一切都感到有点难为情。他站在摇篮前面，犹豫不决地倾斜上身，就像他习惯的那样，双手背到了身后，小心，审慎，带着克制。那一个小时我很累，但是我特别注意观察他。

他朝着摇篮倾下身来，那时，就在那一刻，他苍白的脸上闪出一种光辉，就像从他身体内部开始发光一样。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长时间地看着孩子，大概有二十分钟，一动不动。然后朝我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放到我的额头上，就这样站在床边，一言不发。没有看我，只是凝望着窗外。我们的宝贝就出生在那个多雾的十一月的凌晨。我丈夫在我的床边也站了一会，抚摸着我的额头，他的手掌滚烫，然后开始和医生交谈，就像他已经处理完事情而开始谈论别的事情一样。

但是我知道，在那一刻，也许在他生命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体会到幸福。也许他也会愿意为此对他称之为“男人尊严”的那个秘密做出让步。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以另一种更为亲密的方式和我谈话。我可以感觉到，我还未完全进入他的世界，我知道，这个人在跟自己斗争，试图战胜他内心深处抗拒的力量，战胜傲慢、恐惧、伤害、怀疑等那些奇怪的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情绪，这些纠结阻碍其成为与其他人相同的人。为了孩子他愿意与世界和平共处……至少在有的时候。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在孩子活着的时候，我满怀狂热的希望，我看着这个男人如何与自己的性格抗争。他与自己较量，就像一位驯兽师与猛兽较量。这个寡言少语、既骄傲又忧郁的人千方百计地努力彻底成为自信、谦虚、卑微的人，比如他会买礼物，送给我很多小礼物。这真是让人感动得落泪。因为像他这样羞怯的人是羞于送别人琐碎的礼物的，圣诞节、生日时我总是收到那些昂贵、奢华的礼物，比如一次华丽的旅行、贵重的裘皮大衣、崭新的汽车、首饰……他花二十菲列买一包烤栗子带回家。你明白吗？……或是马铃薯糖或别的什么。现在他则带这些东西回家。他给予我一切，最好的医生，最漂亮的婴儿房，这枚戒指也是那时他送给我的……是的，很贵重……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带着尴尬的微笑，略带羞涩，从绢纸中打开用钩针编织的精美的婴儿外套和头巾。他把这些东西放到婴儿房间的桌子上，脸上挂着请求原谅的微笑，然后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我想说的是，那样的情境让我几乎热泪盈眶。因为高兴，因为希望，甚至夹杂着其他的感受：恐惧。我担心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不能战胜他自己；担心我们，他、孩子和我……都不能这样坚持下去，不能忍受这一切。有些事情不对劲。但是什么事情？……我去教堂祈祷。“上帝，帮帮我们吧！”我说。但是上帝知道，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与自己较量。

你看，你现在也变得不安了吧？你问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亲爱的。这八年中我也一直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

而且离婚后我还一直在想。有时我相信，我找到了真相。但是所有的结论都非常可疑。我只能说出我察觉到的症状、现象。

你问，他爱过我吗？……是的，他爱过我。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他只爱过他的父亲和他的小孩。

他对他的父亲孝顺体贴，极为尊敬。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我的婆婆每周在我们这里吃一次午饭。我的婆婆，多么苦涩的词语！这个女人，我丈夫的母亲，是我所知道的最精致的人类杰作之一。我公公去世之后，这个富有、高贵的妇人独自住在那个大宅子里。我很怕她会习惯性地到我们这里来。人总是充满偏见，但是这个女人谨慎得体、体贴仁慈，她搬到了一个小一点的公寓，没有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她非常周全、聪明地独自解决了她生活中琐碎、棘手的日常事务。她没有乞求同情和怜悯。当然她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她儿子的事情，只有母亲能了解真相。她知道她儿子对她体贴、恭敬、细心，只是……他不爱她吗？多么可怕的字眼，但是我们应该平静地说出这个事实，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待在我丈夫身边——这是我们俩从拉扎尔那里学到的——就是真实的话语拥有某种创造和净化的力量。在他们俩之间，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从不曾发生过分歧和争论。“亲爱的母亲，”其中一个说，“亲爱的儿子，”另一个答。他们总是吻手，有着仪式般的礼貌，就是从没说过一句贴心的话语。他们从来不会同时长时间地待在一个房间；一个站起来并以某种借口离开，或者叫其他人进来。他们害怕独自共处、四目相对，就像突然要说出些什么，那将是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是母子二人不能谈论和面对的。我是这样感觉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对吧？……是的，事实如此。

我非常愿意让他们和平相处。可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红过脸！……他们非常谨慎，就像一个人碰触肢体的伤口一样。有时我去触摸这层关系。但是刚一触及，他们即惊恐万分，马上转移话题。我又能说什么？控告和申诉无法建立在没有看到、无法感知到的迹象基础之上。我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某些方面彼此有过亏欠吗？我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们俩都完成了“自己的义务”。他们整个一生似乎都用来证实自己没在犯罪现场。命名日、生日、圣诞节、大大小小的家族纪念日，母亲收到礼物，同时也赠送礼物，我的丈夫吻她的手，我婆婆吻我丈夫的额头。母亲午餐或者晚餐时坐在餐桌最重要的位置，每个人恭敬地和她交谈，谈论家庭或者世界的问题，他们从不争论，聆听母亲严谨、客气和低声的观点，然后接着用餐和谈论其他的话题。很遗憾，他们总是谈论其他的话题……哦，那些家庭聚餐！那些谈话间歇的停顿！那些“其他的话题”，那些客气的沉默，永远如此！我不能跟他们讲话，在汤与肉之间，在生日与圣诞节之间，在青年和老年之间，他们总是在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不能说他们什么，因为我的丈夫也和我“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也像我的婆婆一样从这些聆听与沉默中饱受折磨，有时我想，我们两个人，他母亲和我，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他，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秘密，不能解决和完成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真正的任务。我们不理解这个人。她给了他生活，我给了他一个孩子……一个女人能否给予一个人更多？你认为不能吗？……我不知道。一天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我想对你说，今天，因为我们见面，我看到他了，并且感觉到所有的一切再次涌上心头，我必须向谁倾诉，因为这始终困扰着我。那么现在我和你诉说吧。你不累吧？你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吗？你听我说，大概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讲完。

也可能，他尊重我们，并且他肯定也是爱我们的，但是无论是他母亲还是我都没有理解他。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失败。

你说，爱不需要，也不可能被“理解”吗？你错了，亲爱的。我本来也是这样说的，很久以来我无助地对着天空尖叫和控诉，期盼得到答案。爱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有什么需要“理解”的？……背后藏着意愿与意图的人类感觉，到底能有多大价值？……你知道，当人老了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另一副样子，而且要去“理解”并学会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是的，你不要摇头，不要笑。我们是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理性所控制。我们的感觉和动机由于理性变得让人可以忍受或者无法忍受。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这点我们不必争论。我很清楚我所了解的东西。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我的生活，亲爱的，我的整个生活。我现在和你坐在这里，坐在这个红色的沙龙里，我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打包橘皮蜜饯。这也不让我多么惊讶，他现在能把橘皮蜜饯打包带回家。那个女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这种庸俗的大众化品位。

你问谁的品位？……当然是另一个女人的。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你不知道吗？他又结婚了……我以为这个消息会传到你那里，传到美国，传到波士顿。你看，人是多么幼稚，把个人的事件和真相当成世界大事。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离异，我丈夫再婚，确实在世界上也正发生着很多大事，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一直在酝酿战争，直到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不让人惊讶，连拉扎尔也说，当人类长时间以极大的意愿、耐力、远见和谨慎准备一件事情——比如战争——终有一天它会发生。但是如果在那几个月里，在报纸头条，以我的战争、我的争吵、我的失败、我的局部性胜利当作新闻，用大号字母发表，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基本上前线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孩子出生时，我们离这一切还都很远。

也许我可以说，在孩子还活着的那两年里，我丈夫跟我，跟世界缔结了和平条约。但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和平准备、停火间歇，他在等待和观望。他努力理顺他内心千丝万缕的头绪。因为这个人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我和你说过，他不仅是个真正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位绅士。当然不是那种在赌场因付不起赌债而与人决斗或者举枪自杀的那种意义上的绅士，而且他连纸牌都不玩。有一次他说，绅士是不应该打牌的，因为他只有权得到他工作换来的钱财。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绅士。他对弱势阶层彬彬有礼、耐心可嘉，面对同阶层的人时严肃、守矩而注意保持自己阶层的身份。他不了解除此之外的其他阶层，所以不能承认其他高于他自己的社会和世界的那些阶层。只有艺术家赢得了他的尊敬，他说，艺术家是上帝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角色。他不承认任何人高于他。

因为他是一位绅士，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努力消除自己心灵上那可怕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我饱受折磨。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努力亲近我和孩子。就像老虎决定从明天开始做格森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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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报名参加救世军。哦，生活真是艰难，做人真难……

但是我们这样一起生活了两年，不是太好，也不很幸福，只是过得平静而已。他以惊人的力量熬过了那两年。让一个人违背自己本性地活着需要超越人类的力量。他咬紧牙关尽其所能地幸福。在某种僵硬的痉挛中想要解放，想要变得轻松、无忧和亲热。可怜的人！……如果我能在感情方面给予他自由，把所有的渴求，对爱的需求全部转移到孩子身上，也许他能少受些苦。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我内心发生了某些我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我只是通过我丈夫来爱我的孩子。也许，上帝为此而惩罚我。你为什么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不相信我？……或者你感到惊讶？……是的，亲爱的，我的故事并不让人感到亲切有趣。我为孩子而欢欣，只为他而活，只有在那两年里我感觉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我是因为他才爱孩子，我是为了他而爱孩子，你明白吗？我用孩子把我的丈夫拴住，从内心完完全全地拴住。也许说出来让人觉得可怕、卑鄙，但是我现在知道，孩子，我为之永远哭泣的孩子，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我强索我丈夫的爱的借口。假如要我在告解室忏悔这些直到黄昏，我真不知该怎么用言语表达。但是即使不用言语他也知道，私下里我也知道，从内心完全知道，之所以没有可以表达的正确言语，那是因为还没找到某种话语来形容我人生的不寻常现象……正确的话语姗姗来迟，为等待这些话语的成熟我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些话语在那时只有拉扎尔一个人拥有。某一天他转交给了我，伴随着附加动作，就像一个人校正了机械装置，打开了一个秘密抽屉一样。但是那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周遭的一切从外部看井然有序。早上保姆把孩子抱到早餐桌旁，孩子穿着浅蓝色和玫瑰色衣服。我丈夫跟我和孩子说话，然后坐进他的汽车去工厂上班。晚上我们在城里吃饭，我们要招待客人，他们来祝贺我们拥有的幸福、我们的华美宅邸，年轻的母亲，可爱的小孩，无忧无虑的气氛。离开时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我想我是知道的。只有蠢货才妒忌我们。当聪明人和敏感者跨出我们家的大门时，他们心里会想：“终于又能一个人了！”我们拥有豪华的厨房，他们喝着稀有的外国葡萄酒，谨慎地交谈。只是所有这一切缺少了什么，客人们关心什么时候离开。我婆婆也带着那么克制的惊恐赶到，带着格外的匆忙离开。我们察觉到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充分理解，我丈夫也许理解，是的……但那时无法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咬紧牙关，被迫幸福。

我在内心深处不让他自由，一刻都不行。我用孩子把他拴在我的身边，用我的爱情需求悄无声息地敲诈他。人和人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强迫的力量？……是的，只有以这种形式才存在。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孩子的，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知道只要孩子在他就在，并且只属于我。上帝没有宽恕这种行为。人不能怀着企图去爱。不能用使人扭曲、癫狂的方式去爱。你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爱吗？……至少我过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爱的。

我们生活在孩子的生活之上，我们互相搏斗。面带微笑，礼貌，满怀热情，无声地战斗。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累了，就好像我的手脚麻木一样。因为这些年我也以惊人的力量在忍受，不只是他。

我累极了，就像要生病一样。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初秋时节。和煦、甜丝丝的秋天。孩子已经两岁多了，开始变得有趣，变成那么可爱、迷人的一个个体，一个人……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孩子已经睡了。我的丈夫说：“你想去梅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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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六个星期吗？”

两年前我请求他在夏末秋初时带我去梅拉诺。我很迷信，我对那些骗人的偏方也颇感兴趣，相信葡萄疗法。那时他没和我去，随便找了一个借口避开了这个请求。我知道，他不喜欢和我一起旅行，因为他害怕旅行过程中过于亲密，害怕那些四目相对彼此陌生的感觉，害怕在宾馆房间里完全为彼此而活。在家里，我们有住房、工作、朋友圈和我们生活的节奏，但现在他给予他能够给予的。

我们前往梅拉诺。我的婆婆这段时间——按照通常的习惯——搬到我们家里来照看小孩。

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包含了蜜月、告别、相知、折磨等所有的一切，你所能想到的一切。他努力在我面前敞开心扉。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亲爱的，跟这个人共同生活一点也不无聊。我饱受折磨，几乎要死去，有时几乎被毁灭，有时又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我再次获得生命，但是没有一刻我是无聊的。这些我只是随便说说，于是终于有一天，我们去了梅拉诺。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一个充满生机、浓郁、优美的世界。我们是开车去的。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果实。空气中充满了水果的清香和花香，就像身处一个百花开始凋谢的花园里。这些富有的、无忧的游客们，就像一群横冲直撞、大腹便便的马蜂一样，在这温暖的丰沛光线里嘟嘟囔囔、飘来荡去、喃喃私语。美国人在充满着发酵葡萄汁味道的阳光下晒太阳，法国妇女像只蜻蜓，还有谨慎小心的英国人。那时世界还没被间隔，所有的一切，整个欧洲，人们的生活眨眼之间就会沐浴在阳光下。但是所有的一切有一种行将失控发疯的急躁，所以充满了及时行乐的味道。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们住在最好的宾馆里，去看比赛，听音乐。我们的两个房间相通，面向群山。

这六个星期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是那种期待吗？……希望？……我们周遭一片寂静。我的丈夫带了很多书，他有着完美的文学鉴赏力，他能区别声音的真伪，就像拉扎尔能做到的那样，或者就像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黄昏时分，我们坐在阳台上，我给他朗读法国诗歌，英国小说，沉重严肃的德国散文，歌德的作品和已出版的霍普特曼的戏剧《弗洛里安·盖尔》的几场戏，他特别喜欢这部戏剧。自从有一次他在柏林剧院欣赏了那部戏剧之后，总是念念不忘。另外他也喜欢《丹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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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哈姆雷特》和《理查德三世》。奥兰尼·亚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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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诗《秋水仙》我也要朗读给他听。然后我们打扮整齐，去一家大饭店吃饭，畅饮甜腻的意大利葡萄酒，品尝螃蟹。

我们过得就像那些新贵，似乎要把生命中错过的所有东西一次性加以补偿和品味。他们听着贝多芬，一边啃着腌鸡，一边啜着法国香槟，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似乎要向什么东西告别一样。在战前的最后几年，一切都在一种不知不觉的告别气氛中流逝了，我丈夫这样跟我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我没有和欧洲告别——我们是女人，生活在彼此之间，我们内心承认，这些抽象的概念与我们没有真正的关系——这是一种感觉，从这种感觉中，从内心深处我没有力量抽身而出。有时我被这种无能为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桌子上玻璃托盘里摆放着葡萄和大大的黄苹果，那时是梅拉诺苹果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苹果香味，就像某处一个巨大的装有糖煮水果的广口瓶忘记扣上盖子，敞开着一直散发着香气。宾馆底层正在上演法国沙龙乐队演出的古典意大利歌剧。我的丈夫让人送来葡萄酒，葡萄酒叫“基督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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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棕色的，盛在水晶酒杯里，摆在桌子上。所有这一切，包括音乐里，都有着某种甜甜的，熟透了的意味，有一点令人倒胃。我的丈夫意识到了这点，他说：“我们明天回家吧。”

“好的，”我说，“我们动身吧。”

他突然用那种孤独、低沉的嗓音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声音就像陌生、原始的乐器在演奏：“你说，伊伦卡，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之后？”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那个夜晚星辰密布，我仰望星空，秋日的意大利星空，感到不寒而栗。我意识到，那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所有的努力已失去意义，应该说出真相。我的手脚冰凉，手心却因激动而冒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能放弃你。我不能想象我的生命中没有你。”

“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平静地说，“我甚至不奢望你能做到。也许时候未到，或许永远都不是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在这段旅行中，在我们的人生中确实存在某些卑微的、丢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说出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终于说出来了，我闭上眼睛，感到眩晕，就这样闭着眼睛听着。我只说：“那么你说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沉默许久，思索着。一根接着一根地点燃香烟。在这段时间他吸的是味道浓烈的英国烟，掺杂着鸦片，那烟雾让我有点头晕，但那是属于他的味道，就像他的内衣柜子里的香草味道一样，他的衣服、内衣要用这种苦涩的英国香草味道熏染，这样他才喜欢。一个人是由多少不同的细节组成！最后他说：“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爱我。”

“不可能，”我牙齿打战地说，“你是个凡人，你一定有爱的需求。”

“是的，这就是女人不想相信的事情，她们不能明白，也不会理解。”他说，就像对着天上的星星讲述一样，“有一类男人，他们不需要爱，没有爱他们也过得很好。”

他平淡而毫无感情地说着，语气疏离、态度自然。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就像一直以来一样，所有的事情说的都是真话。或者至少他相信他说的是事实。我开始妥协：“你无法完全了解你自己。也许因为你没有勇气来承担感情。感情是需要人更加简单、更加谦卑的。”我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他丢掉香烟，站了起来。他个子很高——你看到过他有多高吗？——比我要高一头，但是那一刻他完全凌驾于我之上。他倚在阳台的栏杆上，悲伤中似乎显得更高大，在异国的夜空下，我多么希望解开横亘在他内心深处那个忧伤、陌生的秘密。他抱着双臂说道：“什么是女人生命的意义？是一种感觉，女人可以为之完完全全地奉献自己。这点我很清楚，但是我只能跟随自己的理智生活。我不能为一份感情而放弃自己。”

“那么孩子呢？”那时我几乎以攻击性的声音问道。

“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声音活跃起来，带着不安的颤抖，“为了孩子我愿意忍受一切。我爱孩子。我是因为孩子才爱你的。”

“而我……”我开始说，但是中途沉默了。

我没有勇气说出，我因为他才爱这个孩子。

那个夜晚我们谈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当所有的一切重新浮现，我几乎能记起他所说的每字每句。他还说：“女人们无法理解。一个男人依靠自己的灵魂也可以活下来。其他的只是点缀、副属品。孩子，是个特殊的奇迹。在这点上人会妥协。我们妥协吧。那么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请你少爱我一点，多爱孩子吧。”他带着怪异、沉闷、几乎是充满威胁的口吻说道，“你从内心放掉我吧，你知道，我不要别的什么，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想法或秘密的计划，但我不能再生活在这样敏感的紧张气氛中。有些男人有女性特质，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爱他们，但同时也有另一类男人，他们能做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容忍爱，尽力忍受，而我就是这样的男人。每个真正的男人都是谨慎的，这点你必须要知道。”

“你想要怎样？”我痛苦地说，“我要怎么做？”

“我们达成一种约定吧，”他说，“为了孩子，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你很清楚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语气严肃地说，“只有你可以帮助我，只有你能缓解这种束缚。如果我想要离开的话，早就离开了，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孩子。如果我要求你做得更多，或许那是不能的。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不要像现在这样无条件地、从生到死地捆绑在一起，因为我无法忍受。我对你感到抱歉，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娶我？”

他的回答很可怕：“我娶你的时候，几乎已经很了解自己了，但是我对你了解得还不够。我娶了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爱我。”

“爱是罪过吗？”我问道，“我如此爱你，难道是那么大的罪过吗？”

他笑了，站在黑暗中，抽着烟，无声地笑着，但是悲伤地苦笑，没有任何玩世不恭和盛气凌人，“比罪过还要命，”他答道，“是错误。”

他还说：“这个回答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塔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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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说的，是当他知道拿破仑处决昂吉安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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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的话。现在成了一个俗语，或许你还不知道。”他友好地说。

但是我才不管拿破仑和昂吉安公爵呢。我清楚地知道、感觉到他想通过所有这一切和我说什么。我开始争辩：“你看，所有的一切也许没有那么令人无法忍受，日后我们都会衰老。当你周围的一切都慢慢变冷时，在某个地方能有个取暖的角落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吧。”

“问题就在这里，”他平静地说，“无论怎样，隐藏在所有事情背后的事实是，衰老终会来临。”说这话的时候他四十五岁。在那个秋天他刚满四十五岁，但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在我们离婚后一下子老了许多。

但是那天夜里我们再也没谈论过这个话题，第二天也没有，再也没有。两天后我们踏上归程。当我们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在发烧。一个星期后小孩死了。此后我们再也没谈论过任何个人问题。我们只是生活在一起，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也许是奇迹，但是并不存在奇迹。

孩子死后几个星期的一天下午，我从墓地回到家里，走进孩子的小房间。在漆黑的房间里我丈夫站在那里。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生硬地问，然后突然回过神来，快步走出了房间。

“请原谅我。”他在门槛处冷漠地说。

这个房间是他布置的。每件家具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他安置好所有的一切，甚至连家具的摆设。是的，孩子活着的时候他很少走进这个房间，那时他总是有些紧张地站在门槛那里，似乎害怕这种富有感情的情景，害怕这种外露的感情显得矫情可笑。但是每天他都叫人把孩子抱给他，抱到他的房间，每天早上和晚上必须向他报告，小孩睡得怎么样，是否吃东西，健不健康之类的问题。那是他唯一一次跨进孩子的房间，在葬礼之后的几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那间房间关着，钥匙在我这里，直到离婚，有三年时间我们都没打开过那个房间，一切都保持在把孩子带到诊所时那一刻的样子。只有我有时会进来打扫卫生，并为了……总之，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时候，有时我会走进这个房间。

葬礼后的几个星期，我濒临崩溃，但仍然以一种疯狂的力量蹒跚前行，我不想昏倒。我知道他的情况可能比我的更糟糕，他几乎彻底崩溃，尽管他会否认，但他是需要我的。在那几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在他身上，在他和世界之间，我无法准确地述说出来。在他的内心深处某种东西被打碎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就像通常要发生重大和危险的事情时一样。当人可以讲述出来，可以哭泣，或者喊出来的时候，一切就简单多了。

葬礼上，他始终保持镇静，沉默无语。他的镇静也弥漫到我的身上，我们静静地走在白色与金黄色的小棺木后面，没有一滴眼泪。你知道，此后他一次，连一次也没有和我一起到过墓地，去孩子的坟前看望过……也许他独自一个人去过，我无从知晓。

有一次，他说：“当一个人开始哭泣时，已经在欺骗了。整个过程已经结束。痛苦是没有眼泪和语言的。”

那几周，在我的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历经了沧桑之后，我可以说，我发誓要报复，对谁？……对命运？对人？这是傻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孩子接受城里最好的医生救治。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已经尽到了一切努力。”这只是说说而已，首先并没有尽到人类的一切可能，人们还在忙碌其他事情，当小孩奄奄一息时，他们最小的问题也比我挽救我的小孩重要。我当然不能原谅他们，至今也不能。另一方面我要发誓报复，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情感。我的内心燃烧着一股特别的麻木不仁和不屑一顾的熊熊火焰，充满残暴和冷酷。人们由于苦难而得到净化，变得更好、明智和洞察，这不是真的。他们会变得更冰冷、看破红尘和麻木不仁。人们生平第一次真正看透了命运，几乎都将归于平静。他们是平静的、孤独的，令人恐惧的孤独。

那段时间我也去忏悔，就像从前一样。但是我能忏悔什么？我的罪过在哪里，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感觉在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无辜的生灵。现在我不再感觉如此……罪恶不仅仅是宗教教义教导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我们所犯下的，罪过还是那些我们想做但没有足够力量做的。当我的丈夫——在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孩子的房间以那种特别的、生硬的声音向我喊叫，我明白在他的眼里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不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我看到你沉默了，在痛苦的不安中你两眼发呆。你认为，只有一个受伤的心灵才会萌生出这样不公正的夸张感受，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认为那是绝望。我一刻也没感觉到这个指控是不公正的。你说“一切已经发生了”。是的，办案法官也不能拘捕我，因为根据人们的观点一切该做的都做了。我在孩子的床前守护了八天，我睡在那里，照顾他，并且不顾医生的职业规矩。当第一个医生，第二个医生不能帮助的时候，我叫了其他的医生。我尽了一切努力，是的，但是这一切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我丈夫跟我一起生活，守在我身边，让我的丈夫爱我。如果其他方式行不通的话，只能通过孩子。你明白吗？……我在为我的孩子祈祷时，其实是为我的丈夫祈祷。只有他的生命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孩子的生命也仅仅因此才重要。你说这是罪过！……什么是罪过？我已经很清楚什么是罪过！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并且保持这份爱，发自内心，倾尽所有力量。当孩子死的时候这一切都坍塌了。我知道我失去了我的丈夫，因为即使他一言不发，他也在怪罪我。你说这是荒谬的指控，是不公正的……我不知道。我无法忍受谈论这个话题。

孩子死后的一段时间，我疲惫不堪。当然我很快病倒了，得了肺炎卧床不起，然后治愈，之后又再次卧病在床。我病了几个月，住进了疗养院，我的丈夫每天过来探视我，并且给我送来鲜花，中午和晚上他从工厂直接过来。有一位护士照料我，我非常虚弱，甚至无法自己吃饭。我知道这些对我而言无济于事，我的丈夫不会原谅我，甚至连生病都不能使他消气。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并且温柔体贴，是那种令人害怕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温柔体贴……每当他离开时，我都会忍不住哭泣。

这段时间，我的婆婆也经常来探望我。有一天，那是一个早春的日子，我刚恢复了一些体力，我的婆婆坐在我旁边的躺椅上织毛衣，像往常一样安静。她放下活计，摘下眼镜，友好地朝我微笑，亲切地说：“你要通过报复得到什么，伊伦卡？”

“什么？”我警觉地问道，同时我的脸红了，“您说的什么报复啊？”

“你发烧的时候反复唠叨，‘报复，报复’，不需要报复，我的心肝，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紧张地注视着她，这也许是孩子夭折后我第一次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开始说：“我忍受不了了，妈妈。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我知道，我不是无辜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我在什么地方犯了罪，我的过错是什么？我不属于他吗？我们应该离婚吗？如果妈妈认为这样更好，那么我就离开他。您知道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其他的感觉，只有他。但是如果我不能帮助他，我宁愿离婚。请您给我个建议，妈妈。”

她严肃地看着我，充满智慧并且悲伤地说：“你不要激动，我的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你。要活下来，要忍受生活。”

“活着，活着！”我叫嚷道，“我无法仅仅像一棵树那样活着。人只有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时才能够活着。我遇见了他，爱上了他，生命一下子有了意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奇怪……我也不能说他变了。不能说他不如第一年那样爱我。现在他也是爱我的，只是他在生我的气。”

我的婆婆沉默了。她一言不发，好像对我说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是这样吗？”我焦躁不安地问道。

“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她谨慎地说，“我不认为他在生你的气。准确地说，我不认为他对你有怨恨。”

“那他生谁的气？”我粗鲁地问，“谁得罪他了？”

这位睿智的老妇人严肃地看着我：“很难，”她叹了口气，“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着她把活计放到了一边。

“他从没和你说过年轻时候的事情吗？”

“当然说过，”我说，“偶尔说过，用他习惯的方式……带着特别的、紧张的大笑，就像一个人羞于讲述自己的事情一样。他讲述其他人和朋友，但是他从没说过，有人得罪了他。”

“不，不是这样的，”我的婆婆很快地说道，几乎用漠不关心的冷淡声调，“这件事也不能这样说，得罪……生活可以有很多方式伤害一个人。”

“拉扎尔，”我说，“那个作家，您认识他吗，妈妈？可能他是唯一一个知道点什么的人。”

“是的，”我的婆婆说，“有一阵子他很喜欢他，那个人知道一些事，但是你和他说是没用的，他不是一个好人。”

“真有趣，”我说，“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然后她又开始织起毛衣来，带着温柔的微笑，她一边织毛衣一边说：“你放心，小姑娘。现在你感到一切都非常痛苦，但是不久后，生活会奇迹般地把那些你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调整好。你从这里回到家里，你们出去旅行，另一个孩子会来代替这个孩子……”

“我不相信，”我说，绝望使我的心缩成一团，“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某些事物即将结束。请您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真是一桩失败的婚姻吗？”

她眯起双眼，透过镜片目光锐利地看着我，理智地说：“我不认为你们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

“奇怪的是，”我苦涩地说，“我有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婚姻。妈妈，您还能举出更好的例子吗？”

“更好的？”她用思索的声音问道，转过头来，仿佛看着远方一样，“也许有吧，我不知道。幸福，真正的幸福并不会显露出来，但是我肯定知道更差的。比如说……”她沉默了，就像她被自己所说的话吓到一样，并且开始后悔聊这个话题。但我现在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坐了起来，丢掉被子，追问道：“比如什么？”

“是的，”她叹了口气，接着继续织毛衣。“我很遗憾，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如果这能让你感到安慰，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婚姻就更糟糕，因为我并不爱我的丈夫。”

她是那样平静地说出这番话，几乎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就像一个以为即将告别人世的老人那样，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词的真正意义，不再害怕任何事情，认为真理远远胜于人们的共识。听到这段自白之后我面色有些苍白。“这不可能，”我天真而不安地说，“你们过得那么好。”

“我们没有过得不好。”她苦涩地说，努力织着毛衣。“你知道我建起了工厂，他爱上了我。生活总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爱对方。但是，这对爱的那一方来讲更容易些。你爱你的丈夫，所以对你来讲会更容易，即使你从中受到伤害。我必须忍受的感受则是另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忍受这个要困难得多。我忍受了，忍受了整整一生，你看，我现在还活着。生活一直就是如此。有的人渴望别的，热烈，欣狂。我从来就没有欣狂过。但是对你来说更好，相信我。我几乎羡慕你了。”

她把头歪向一边，从侧面看着我：“但你不要认为我因此受苦了。我和其他人一样生活。我只是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而说起这个，因为你是那样的狂热、焦躁，那么现在你都了解了。你问你的婚姻是不是最糟糕的……我不这样认为。只是婚姻而已。”她平静、严厉地说，就像宣布一个判决。

“妈妈，您建议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我问道，并且害怕听到她的回答。

“当然，”她答道，“那么你想得到什么呢？……什么是婚姻？是某种被烘托的气氛？是一时兴起的念头？……神圣义务和生活法则。这些东西想都不要去想。”她有些受伤地说，并且充满了敌意。

我们长时间沉默。我看着她骨节突出的双手，灵巧、快速运动的手指，看着她编织的样式，目光落在她苍白、平静、滑润、被白发掩盖的脸庞上。在这张脸上我没有看到任何苦难的痕迹。如果有苦难的话——我想——她成功地完成了最困难的人类任务，没有被击垮，并能有尊严地亲历了最困难的考验。一个人或许无法做得更多了。其他任何事物——欲望、不安——与这个最困难的任务相比皆一文不值。我这样按照婆婆的方式推理着，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我无法心平气和。

我说：“我不需要他的不幸。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不能幸福的话，那么他可以去找其他人。”

“找谁？”我的婆婆问我，同时她特别仔细地检查针织的网眼，就像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一样。

“找他的真爱。”我生硬地说。

“你知道这事？你认识那个人？”我婆婆平静地问，但并没有看我。

你知道，我又一次成为困惑者。在这两个人面前，在母亲和儿子面前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不成熟，就像还没完全懂得生活秘密似的。

“你说谁？”我贪心地问道，“我应该知道谁？”

“那个人，”我婆婆迟疑地说，“你刚刚说到的……那个……那个真爱。”

“那么这个人存在了？她生活在某个地方？”我高声问道。

我的婆婆低头忙着活计，平静地回答道：“在某个地方总是存在着真爱。”

随后，她沉默不语。之后关于这件事我没听她提过一个字。完全就像她的儿子一样，在心中暗藏着某些致命的东西。

但在当时，在那次谈话的几天之后，我在惊诧之中痊愈了。开始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婆婆的话，她说的是通常的道理，象征性地讲述，很难真正让人产生怀疑。毫无疑问，世界上某个地方存在着真爱。但是我，我呢，我是谁？……当我恢复知觉，清醒过来以后，我反复追问自己。如果不是我，谁是他真爱的那个人？她住在哪里？长什么样？比我年轻吗？金色头发？……她会些什么？我害怕得要命。

我手忙脚乱，尽力使自己恢复健康。我出院回家，订做新衣服，跑去美发店做头发，还去打网球、游泳。我发现家里一切井然有序……是的，就像某人从家里搬离后恢复的那种井然有序。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相对的幸福状态，是我在婚姻最后几年的生活状态，满怀痛苦、焦躁不安的相对幸福状态，我以为，我几乎无法忍受，但是现在，当一切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时——我一下子明白——这已经是生活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房间里井井有条，只是每个房间都是空的，就像法院执行者到过那里，把更重要的家具——小心谨慎地——搬走一样。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

我的丈夫在那段时间住得离我那么远，就像去了国外一样。我不会惊讶，如果某一天——我从隔壁的房间——收到我丈夫的来信。

以前，就像还在做着尝试，他有时也非常谨慎地和我说起工厂的情形和他的计划，然后歪着头等待答案，就像考试一样。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和我说起他的计划，看起来，就像他的生活中不再有任何特别的计划一样。他也不再叫拉扎尔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见到他，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书和文章。

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的一个早晨，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我坐在门廊底下，面对长满灯台草和黄花，羞涩报春的花园，看着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没关系，你尽管笑话我吧！我不想在你面前扮演圣女贞德，我没有听到上天的任何召唤，但是我却感到生命中最强烈的感受，有一个声音，它是那样的清晰，告诉我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没有任何意义，这种状态是屈辱的、残酷的、不人道的。我必须改变它，创造奇迹。生命中存在那样令人眩晕的时刻，但是人能够清楚地看透一切，感觉到自身的力量和潜力，他看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胆怯或软弱。这是生命转变的时刻。这些时刻没有任何过渡地到来，就像死亡或者皈依一样。

我颤抖着，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浑身发冷。

我注视着花园，眼里盈满了泪水。

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要对我的命运负责。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我不能守株待兔般静静地等着上天的恩宠，在我的私人生活里不能，在与人的关系中也不能。在我和我丈夫之间有某些问题存在。我不理解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他也不想完全属于我。我知道，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女人……我年轻，漂亮，并且我爱他。我也有力量，不只是拉扎尔，那个有法术的人才有，我想要利用我的力量。

我感觉到残酷的力量，用这种力量甚至可以杀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也许只有男人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才能真正地、本能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女人这时候会恐惧不安，犹豫不决。

但是我不想退缩。在这一天，四月十四日，星期天，在孩子死了几个月后，我做了人生唯一一次主动的决定。我说的没错，你用不着瞪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你认真听，我讲述给你听。

我决定，要征服我的丈夫。

你为什么没有取笑我？……这不可笑，对吧？我也没感觉到。

但是我震惊于这个任务的庞大。我被吓得几乎停止了呼吸。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任务是我生命的意义，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再也不能相信时间或者偶然，不能静等回头可能会发生什么，一个人不可能甘心这样……现在我已经知道，不只是我认定了这个任务，同时这个任务也选择了我。现在我们紧密捆绑在一起，无论生死，不会分开，直到在我们之间发生些什么，某种宿命。或者这个人回到我的身边，全心全意地，没有任何拘谨和羞愧，或者我离开他，或者存在某些我不了解的秘密，那么我要挖掘出这个秘密，需要的话，用我的十指的指甲，从地下，就像狗挖出骨头一样，就像一个疯狂的人挖出爱人的尸体一样，或者我失败了，被迫旁观。这样我就放弃。我要告诉你，我决定了，我要征服我的丈夫。

这听起来很容易。但你也是女人，这个你懂，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的，有时我甚至相信，这就是最难的。

当一个男人下决心要完成某一件事情，即使整个世界挡在他和他的计划，他和他的意愿之间，他仍然坚定地要去实现……是的，我的情况大概与此类似，处于相似的精神状态。我们所爱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对于拿破仑，直到现在我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也不了解，除了知道他曾经当过世界的统治者，处死了昂吉安公爵——而这些比罪过还要致命，是个错误，我已经说过了吗？总之，当拿破仑决定征服欧洲，他投身于一个并不比我在那个多风的四月星期天所决定的更为困难的任务。

类似的事情就像一位决定去非洲或者北极的探险家所感受的那样，当他决定去非洲或者北极，他并不在乎猛兽和气候的凶险，而是去发现并且了解此前人类所不知道的，科学家尚未发现的东西……的确，当一个女人决定发现一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一个相似的任务。即使要下地狱，也要从中发掘出秘密。那么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是这个愿望主宰了我……这点我无法准确地知道。在这个时候，人处于被动状态。梦游者、水源勘探者、乡村占卜术士正是这样行动的，每个人，无论是人民还是当局，出于对迷信的敬畏而退缩，因为他们的目光中有着某种东西不容戏弄，由于他们的额头带着某种标记，世界上有某种危险和无法重来的事物，如果不完成他们不会平心静气……那一天，我就这样等着他回家，当我知道这些并且已经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带着这种感受迎接他的归来，中午的时候，我的丈夫散完步，回到家。

他带着他浅棕色的匈牙利猎犬一起去清凉谷，他非常喜欢这条猎犬，每次散步都带着它。他们走进花园，我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上面的台阶上。那时已经是春天，阳光很强烈，风在树丛中吹拂，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永远会记住这个时刻，周围闪烁着带着寒意的明亮，在风景中，在花园内，在我心里，仿佛沉浸于迷幻之中。

主人和猎犬停了下来，看上去并不情愿，小心谨慎，就像一个人在自然现象前被惊呆并开始注意那样，本能地带着防卫的态度。“尽管来临吧”，我平静地想到——所有的一切，陌生的女人、朋友，孩童时代的回忆，家庭，所有陌生、敌对的人类世界尽管来临吧。我将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个人。这样我们坐下来吃午饭。

午饭后我有些头疼，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下来，直到晚上我都躺在黑暗的房间里。

我不像拉扎尔那样是个作家，因为我不能对你说那个下午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想了什么，我的头脑中盘旋着什么……我只看到了这个任务，我只知道，我不允许自己脆弱，我要完成我决定下来的任务，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我自己也没有任何概念我要做什么，怎么开始……你明白吗？有些时候感觉自己很可笑，因为我决定了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要怎么做？……我千百次地问自己。最后，我并没有给杂志写信，我不能用“一位绝望的妇人”的署名请求他们给予任何建议和指导。我熟悉这些信和答复，会刊登在编辑回信的栏目里，鼓励绝望的主妇，不要气馁，可能她的丈夫有很多工作，告诉她们要照顾好家庭，建议晚上使用这样那样的面霜和香粉，因为皮肤会变得红润，会让她的丈夫再次爱上她，但是这么简单的答案并不能帮助我。我也很清楚，面霜和香粉不能帮助我，而且我在家政方面也非常出色。我们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那时我还很漂亮，也许我从没有像那一年那样美丽过。我是傻瓜，呆头鹅，我想。我是蠢货，想到的是这些事情，但实际涉及的却是另一回事。

我不能去占卜，也无法向睿智者求教，我更不能给著名的作家写信，也不能在朋友和家庭成员面前摊开这个庸俗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永恒的并且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也不能向周遭世界询问如何才能征服一个男人……我的头痛到了晚上变成了恼人的、有规律性频繁发作的血管痉挛，但是我没有和我的丈夫说，自己服用了两片药，然后我们先去歌剧院，接着吃晚饭。

第二天星期一，四月十五日——你可以看到，我能准确记起这些时间。一个人只有回忆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时才会如此详细清晰地记得！我凌晨起床，去塔邦的小教堂，我大约有十年没去那里了。我常去克里斯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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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教堂，我们也是在那儿结婚的，依什特万·塞切尼伯爵也是在那里和塞依莱恩·克里奇尼娅宣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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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人们常说这桩婚姻也不是特别成功，但是我已经不相信这些传言了，人们什么都说。

那天早上塔邦的教堂里空无一人。我对圣器看管人说我要忏悔。我等了一会儿，孤独地坐在昏暗教堂的一个长凳上。然后一个年老、陌生、有着严肃面孔的白发神父出现了，他走进忏悔室，示意我也跪到那边。我开始向这个陌生的神父讲述一切，这个人我从没见过，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

就像一个人一生只能忏悔一次那样，我开始倾诉。诉说我自己、孩子、我的丈夫。我说，我想重新俘获我丈夫的心，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祈求上帝的帮助。我说我是一个贞洁的妇女，甚至在梦里除了我丈夫的爱没有其他。我说，我不知道是谁的错，我的还是他的……总之我对他说了一切。不像现在我对你讲的这样。现在我已经不能说出一切了，我已羞于再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昏暗的教堂里，在那天早上，我对那位陌生的老年神父告白自己。

我忏悔了很长时间，神父一直沉默着倾听我的诉说。

你去过佛罗伦萨吗？……你熟悉那尊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作品吗？你知道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那尊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塑吗？……等一下，它叫什么来着？对，叫《圣母恸子像》，这幅作品的作者以自己为模特创作的，那是年迈的米开朗琪罗的脸。一次我和我的丈夫去那座城市，他向我介绍这尊雕塑。他说，这是一张凡人的脸，脸上没有任何愤怒、渴望，似乎一切都从这张脸上消失了。这是一张洞察一切却无欲无求的脸，既没有报复，也没有宽恕，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那是我丈夫在雕像前对我说的，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这是人类的终极完满，这是一种神圣的漠不关心，这是完美的孤独和面对快乐和痛苦时的无动于衷……当我忏悔的时候，我抬头看神父的脸，即使满眼泪水，这张脸使人恐惧地想起《圣母恸子像》里主人公的大理石雕塑的脸。

他半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双臂交叉在胸前，把手掩在白色法衣的褶皱之间。他没有看我，头微微地垂向一边，眼神困倦。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听我讲话，就像没有在意一样，就像这些他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一样，就像他已经知道了我要说的一切内容，我所说的是多余、无望的。他就这样听着，但是他听清楚了，用特别的、强壮的心灵在聆听。他的脸，是的……就像知道这一切，知道所有可以诉说的痛苦和磨难的人的脸，这其中也包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情。当我讲述完，他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必须要有信念，我的孩子。”

“是的，尊敬的神父。”我机械地说。

“不，”他说，他那副面色平静、假死的面孔现在也开始变得生动起来，眼皮粘在一起的衰老眼睛顷刻间开始闪烁。“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相信。不要在这样的花招上绞尽脑汁。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好了。”他嘟囔着。

他已经很老了，看来，漫长的谈话让他很疲劳。

我想他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再说什么了，因此我沉默了，等待着救赎与宽恕。我感觉我们彼此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但是在漫长的沉默之后（这期间他一直闭着眼睛，就像打瞌睡一样，两眼发呆）突然他没有任何过渡，开始活跃地说起来。

我满怀惊讶地听着。从没有人这样和我说话，特别是在忏悔室里。他简洁地说着，以一种自然谈话的语调，就像不是在忏悔室里和我说话，而是在某处与人闲谈一样。他话语简练，语气苍老、和蔼，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腔调，有时发出微微的叹息，就像在抱怨一样。他那么自然地诉说一切，就像整个世界是上帝之所，每个人类的事物都属于上帝，无需在上帝面前做隆重的仪式，无需转动眼睛，捶胸顿足，只要说出真话，全部、彻底……他就是这样说的。

讲话？……准确地说他不是在讲话，而是在交谈，毫无偏见、轻声地说着。他的声音有些斯拉夫式的抑扬顿挫。我最后一次是童年的时候在泽姆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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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种口音和方言。

“亲爱的孩子，”他说，“我很愿意帮助你。有一天一个妇人到我这里来，她爱上了一个男子，爱到杀死他的地步。不是用刀，也不是毒药，仅仅是不给他任何自由，她要完全拥有这个男人，使其脱离这个世界。他们争吵了很长时间。一天这个男子疲惫至极，他死去了。这位妇人清楚他死去的原因。男人走了，因为持续的争吵让他精疲力竭。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力量，有很多方式相互残杀。光有爱是不够的，孩子。爱也可以变得极度自私。我们要谦卑地去爱，带着信仰。整个人生只有那时才有意义，如果内心有真正的信仰。上帝将爱赐予了人类，让他们彼此忍耐对方以及这个世界。但是，假若一个人不能谦卑地去爱，那他就会给另一个人很大的压力。你懂吗，孩子？”他那么和蔼地问道，就像一个年迈的小学教师在教小孩子字母表一样。

“我想，我懂了。”我有些惊慌失措地说。

“以后你一定会懂的，但你将为此受很多苦。这样狂热的心灵是骄傲的，会受很多苦难。”他说，“你想征服你丈夫的心，你还说，你的丈夫是个真正的男人，不是风流易变、追逐女性的男人，而是认真敦厚、心地纯正的人，但是他有秘密。这个秘密可能是什么呢？……你心里就因为这个在做斗争，我的孩子，你想发掘这个秘密，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给每个人以灵魂，这个灵魂就像世界上的天地万物一样充满了秘密。为什么你想知道上帝隐藏在一个灵魂里的秘密呢？也许你生活的意义，你的任务就是忍受这种状况。也许你会伤害你的丈夫，也许你会毁掉他，如果你成功地打开他的灵魂，如果你强索那种人生，那种感受，那么他会自我防卫。不应该粗暴地去爱。我说的那个女人，就像你一样，年轻漂亮，做了各种愚蠢的事，为的是重新赢得她丈夫的爱。她和其他年轻男子调情为了使她的丈夫妒忌，她失去理智地生活，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把财产花在维也纳的烂衣物上，穿得花里胡哨，就像那些不幸的女人一样。她们的心中丧失信念，内心的平衡坍塌，然后沉迷于社交生活，去娱乐场所，流连晚宴，去任何灯光闪烁，人群拥挤的地方，逃离人生的空虚、虚荣和无望的激情。她们到那里为的是遗忘。这一切是多么无望啊。”他说，几乎是低声自言自语，“但并没有遗忘。”

他这样说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他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到我。

他用老年人絮叨的语气，就像对某人说话一样，就像在和世界争论。他还说：“不，不存在遗忘，上帝不允许在面对人生呈现给我们的问题时感情用事、过于狂热。在你的内心有一团火，我的孩子，虚荣和自私的火焰。可能你的丈夫对你的感情和你想要的不一样，也许他仅仅是骄傲或者孤独，他不知道如何呈现，或许没有勇气呈现他的感受，因为此前被伤害过。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受到过伤害的男子。我不能豁免你丈夫的罪，我的孩子，因为他也不懂得谦卑。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在一起一定受苦，但是现在你的心灵中有那样的贪婪，让人想起罪过。你想夺走一个人的灵魂。恋爱的人总是想得到这个。这就是罪过。”

“我不知道这是罪过。”我说，我跪在他的面前，开始发抖。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上天自愿赐予的一切，不满足于心甘情愿的给予，如果我们用贪婪的手伸向另一个人的秘密，这总是罪过。为什么不能更谦卑地活着？怀着更少的感情要求？……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耐心，我的孩子。爱是无止境的，并且经得起等待。爱不可能是任务，那是不人道的。你想征服你的丈夫……但与此同时，上帝已经在这尘世中把你的一切事情安排好了。你不明白吗？”

“我受了很多苦，尊敬的神父。”我说，我担心自己随时会哭出来。

“那就忍耐。”他闷声说，几乎是带着冷漠的语气。

“你为什么害怕受苦？”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苦难会燃尽你的自私和虚荣的火焰，谁是幸福的？你有什么权利奢望获得幸福？你确信，你的愿望和爱是无私的，值得获得幸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你就不会跪在这里，而是生活在生命所给予的范畴内，同时履行你的义务，等待着人生的安排。”他严肃地说，并且注视着我。

这时他第一次用他闪烁、明亮的小眼睛注视我，然后突然转过头，垂下眼帘。在长时间的沉默后接着说：“你说，你的丈夫因为孩子的死生你的气？”

“我是这样感觉的。”我答道。

“是的，”他沉思着说，“有可能。”

看起来那个假设他一点也不惊讶，认为人与人之间一切皆有可能，然后他就像对我提了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用沉闷的声音捎带着问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内疚吗……”

他带着斯拉夫口音说出“你”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种口音在那一刻几乎使我得到安慰。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尊敬的神父？……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看，孩子，”他忽然说，那样亲切和坦诚，我几乎想要吻他的手。他热忱地说着，以一种虔诚心并且带着外地口音，就像只有年老的乡村神父才能对人做到的那样，“我不知道你的灵魂里有什么，除非你自己告诉我，而你向我忏悔，我的孩子，那仅仅是计划和企图，但是主暗示我，这不是全部的真相。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内心充满愧疚，因为此事或者其他的事情。也许我错了。”他以自我开脱的语调说着，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吞下了要说出的一个词。看起来，他后悔做了什么。

“但是那也是好的。”之后他低声、谨慎地说，“如果你感到内疚就是好的。也许有一天你将痊愈。”

“我要怎样做？”我问道。

“祷告。”他简单地说，“并且坚持下来，这是宗教的戒律，我不知道更多了。你对你的罪过感到遗憾和追悔吗？”他问道，就像一个人在谈论其他的事情，快速并且机械。

“我感到遗憾并且追悔。”我也急促不清地说。

“五遍主祷文和五遍圣母颂，”他说，“我赦免你的罪过……”

然后开始祷告，不想听我说任何话。

两周以后，一天早上，我在我丈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条紫色缎带。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来没有翻过我丈夫的钱包和口袋。我从没偷过他的任何东西，尽管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我要的东西他都会给我，我为什么要偷他的钱？……我知道很多女人会偷丈夫的钱，出于义务，出于大胆，通常女人由于任性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没有那么笨。”她们这样说的同时还是在做着自己根本没兴趣的事情。我不是这类女人。这并不是自我夸奖，这是事实。

那天早上我之所以翻看他的钱包，是因为他打电话回家，说把钱包忘在了家里，并且会派勤务员过来取。当然这不是理由，你说。在他的声音里有着某种陌生、焦急，几乎是紧张的感觉。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很不安，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小的被遗落的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意味着什么。这种事情不是用耳朵听到的，而是用心感受到的。

那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只鳄鱼皮钱包。是我送给他的，我说过了吗？这个钱包他也同样忠诚地一直在使用。我应该告诉你的是，这个男人的灵魂本身就是忠诚的化身。我感到，他做不到不忠，即使他想也做不到。他对物品也是忠诚的。他想保存和保护所有的东西，这是他内在的中产阶级性格，贵族化的中产阶级特征。他想保存的不仅是物品，而是所有的一切，那些生活中亲切的、美好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所有的全部，你知道……好的风俗、生活方式、家具、基督教道德、桥梁以及人类用无穷工作、智慧和痛苦建立的世界，那是才华的激情与结满老茧的双手之结晶……这些对他来说都一样，他爱这个世界，并且想拯救它，使其免受破坏。这些，他们男人称为“文化”。我们女人，私下里，也许不会使用这么大的词语，也许我们能聪明地聆听他们用拉丁语跟我们讲话已经足够。我们知道的是本质，他们了解的是概念。这两者不是一码事。

是的，鳄鱼皮钱包，他也保存着。因为很漂亮，材料很珍贵，并且是我送的。当钱包的针脚开线时，他让人补了补，非常严谨，一丝不苟，是的。有一次他笑着说，他是真正的冒险家，因为冒险也只有在他置身于规矩方圆中时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艺术的想法……你感到惊讶吗？是的，我也惊讶，很多次，他说出类似的话。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很不容易，亲爱的，因为他有灵魂。

你想要抽一支烟吗？我得点一支抽，因为我有点激动，现在，当我想起那条紫色缎带时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颤抖和紧张。

我说那天他的声音里有某些别样的东西。他不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打电话回家。我还提议说如果他愿意，中午我给他送到工厂里去，但是他谢绝了这个建议。他让我放到信封里，很快他会派勤务员来。

然后我就仔细地查看了钱包，翻看每个隔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我仔仔细细地翻看个够，你可以想象得到。

外层放着钱，工程师协会会员证书，八张十菲列和五张二十菲列邮票，然后是驾照，还有一个贴着照片的入岛通行证。照片是十年前照的，刚刚理完发，男人们在这种时候，通常显得有些滑稽地年轻，带着一副似乎刚刚结束的中学毕业考试没有及格一样的神情。然后是名片，只有名字和徽章，没有头衔。他特别注意这些细节。他不能忍受把贵族的王冠绣在或者刻在内衣或者银器上。他不仅看不起这些事物，而且谨慎地把它们从世界上隐藏起来。他说，一个人只有一种头衔，那就是他的性格。他有时会带着骄傲、怨艾的神情说出这些话来。

在他的钱包外层，我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的钱包里井然有序，就像他的人生、他的抽屉、他的衣柜和他的笔记一样。他周遭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他的钱包也必然如此。也许他的灵魂里没有完美的秩序与和谐，你知道……看起来，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外部的有序隐藏内部的无序，但是我那时没时间做哲学分析，我就像一只在疏松的泥土里挖掘着的鼹鼠一样在他的钱包里翻找着。

在钱包的内层，我发现了一张照片，孩子的照片。那是孩子刚刚出生八小时的时候拍摄的。有很多头发，你知道，紧握的小拳头向上伸着，他出生时重3公斤800克，他在睡觉……照片就是那时拍的。告诉我，这种痛苦要持续到何时？整个一生吗？……我相信，是的。

在他的钱包内层，我发现了这张照片，还有那根紫色的缎带。

我拿到手里，触摸着，当然我也闻了闻。没有任何味道。是一条旧缎带，暗紫色的。缎带上带着鳄鱼皮钱包的味道。四公分长——我量了量——宽一公分。缎带是用剪刀规则地剪下来的。

我吃惊地坐了下来。

我就这样坐着，手里拿着缎带，心里带着一个神圣的决定，我要征服我的丈夫，就像拿破仑企图征服英国一样。我就这样坐着，那样震惊，仿佛在午报上读到我丈夫在拉克什圣米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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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被捕，因为他犯了抢劫杀人罪，或者就像杜塞尔多夫恶魔的妻子某天晚上得知她的丈夫被抓时所感觉到的一样，因为她丈夫是个正直的人，优秀出色的父亲，按时纳税，晚饭后，有时会去啤酒屋里小酌一杯，但是路上却习惯性地停下来，剖开某人的肚子。我在那一刻是同样的感受。

现在我看到，你认为我是个歇斯底里的笨鹅。不，亲爱的，我是女人，所以我可以同时是印第安人和大侦探，是圣女也是间谍，当涉及到我爱的男人时我就是全部的这些角色。我对此不感到羞耻。上帝就是这样把我造出来的。这是我在世界上的任务。我感到头晕，房间开始转了起来，对此我有很好的理由，而且不止一个。

首先，我和这条缎带没有丝毫关系，从来没有。对于这种事情，一个女人心里是清楚的。在我的衣服和帽子上，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垂挂过这种缎带。我从不使用这种奔丧式的严肃颜色。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很遗憾，这条缎带根本不是我的，我的领地里没有，我丈夫不是从我的帽子或者衣服上剪下来，然后带着慈悲和虔诚收藏起来的。很不幸，这不是我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感觉的。

另外，我的手脚开始麻木，因为缎带不仅不适合我，也不适合我的丈夫。我感觉，一样东西，一条缎带，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人，在他钱包里珍藏数年，为了它紧张地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他是因为这条缎带才打电话的，这个我甚至不需要向你解释，因为他上午在工厂里，是不会急需钱、名片或者会员证的——这个物件不仅仅是一个纪念，而是一件圣物。不，这已经是个犯错迹象的罪证。因此我手脚发麻。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丈夫有比我更重要的回忆，这就是紫色缎带的意义。

但也可能意味着其他的东西。这条缎带的颜色没有褪去，只是有些旧了，就像死人留下的遗物逐渐老旧的特别方式一样。你知道死去的人的帽子、手绢旧得非常快，换句话说就是顷刻之间，当一个人死去，他曾经使用的物件……某种程度上失去颜色，就像树叶从树上被扯了下来，然后这个脱离树木的植物生命所特有的那种翠绿的、水彩画的颜色立刻变得苍白黯淡……看起来人的内心也有一条洪流，这条洪流传送所有属于我们的东西，就像阳光普照世界。

这条紫色缎带几乎没有生命力了，就像很早以前有人戴过它。也许使用它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至少对我的丈夫来说她已经死去了。我也是这样希望的。我看着它，闻着它，用两根手指揉搓着，盘问着它……但是缎带没有透漏出它的任何秘密。它固执地缄口，带着不知出处的物品所特有的执拗的沉默。

但是同时，它的缄默也泄露了什么，它是幸灾乐祸和高傲的。这条缎带就像一个嘲弄的魔鬼伸出中风的、紫色的舌头，讥讽和取笑我，它说：“你看，在漂亮、有序的外部颜色之后我一直存在，我过去、现在一直都存在。我是地狱，我是秘密，是真理。”我理解它所说的话吗？……我紧张、失望，同时感到震惊，内心的愤怒和好奇之火熊熊燃烧，我想跑到街上找到那个曾经在头发上或紧身胸衣上戴过这条缎带的女人……我因为委屈和愤怒而满脸通红。你看，现在我的脸也是热的，燃烧和火红，因为我想起了紫色缎带。等一下，你给我一点香粉，我要让自己恢复正常。

就这样，谢谢，现在我已经好多了。然后勤务员就来了，我已经把钱包里的所有东西重新摆放整齐：名片、证件、钱和那条对我丈夫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上午紧张地从工厂打电话回家，并且派勤务员来取走的紫色缎带……然后我站在那里，带着我心里的重大决定和燃烧的怒火，以及对全部人生的一知半解。

确切地说，有些事情我还是懂得的。

这个男人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书生，也不是一个日渐衰老的可怜可鄙的浪荡子。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的行为有理由和意义。我的丈夫不会没有理由地在他的钱包里藏着一个女人的紫色缎带——这就是我当时从中所感悟的，此后对于这点我理解得如此透彻，就像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秘密一样了解。

如果他做了什么，数十年带着某种充满感情的旧东西，只能存在某种极大的、真正的理由。那个拥有这块破布的人，可能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

比我重要，这是肯定的。比方说，他的钱夹里没有放我的照片。对于这个你肯定会说——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即便你不说。他不需要照片，因为每天从早到晚，他看我已看得够多的了，但是这还不够。当我不在他身边时，他也应该能看到我，当他打开钱包时，在那里应该看到我的照片，而不该是这条陌生的紫色丝带。对不对？……你看，他本来最应该这样做。

我的心里冒火，就像一根不小心丢掉的火柴点燃了一座平安无事的宅院。它的正面，后面，整体，所有的一切，不管怎么说都根基牢固。这座建筑物是我生活的真实化身，有空间，有屋顶……现在这根火柴的紫色火焰掉到了屋顶上。

中午我丈夫没有回家。晚上我们一起参加晚宴。我打扮得很漂亮。那个晚上，我动用了我的全部力量与意志，想让自己非常漂亮。我选了件白色的晚礼服。这件丝质的晚礼服就像要参加婚礼一样，隆重又高贵。下午我在理发店整整待了两个小时。我没有一丝倦怠。接近傍晚时分，我去了市中心，在一家时装店买了一个紫色的缎带结，那种可爱、随意、仿紫罗兰花的小装饰在那一年里很流行，女人们把各种样子的这类东西别在衣服上。这个小的缎带结的颜色和我丈夫藏在钱包里的缎带丝毫不差，我把它别在白色露胸礼服的开领衣襟上。那天晚上，我就像一名即将登台表演的女演员一样那么精心地装扮自己。当我丈夫来的时候，我已经披上披肩在等他了。他匆忙地换上衣服，因为他回来晚了。我终于也等了他一次，耐心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我看到他很疲惫，在想着别的事情。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是同时也感到了不可思议的平静。我只知道，这个夜晚将决定我的人生。我礼貌地坐在他的身旁，我的发型美极了，蓝狐狸披肩，白色丝质礼服，我香气四溢，表情异常宁静，靠近我胸口处别着紫色缎带结。我们抵达一幢很大的宅邸，大门口站着瑞士门卫，在前厅里一群男仆恭迎我们，当我的丈夫脱下外套并且交给男仆时，他照了照镜子，笑了。

那天晚上我是那样漂亮，连他也感受到了。

他脱下外衣，在镜子前整理领带，动作中带着一种漫不经心、仓促，甚至有些拘谨，好像阴沉着脸迎宾的仆人的出现打扰了他。他就跟那些不太注意衣着、总是匆忙穿衣的男人们一样，也总要整理经常戴歪了的夜礼服的领结。他从镜子里对我微笑，非常亲切、友好，就像在说：“是的，我知道，你很完美，也许你是今晚最漂亮的，但仅凭这点，很遗憾，并不起作用，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但是他什么也没说，我绞尽脑汁在想，我是否比那个他为之保存缎带的女人更漂亮。然后我们步入大厅，那里早已宾客云集，名仕、政治家、国家的头等人物以及著名的漂亮女人，我们就像亲戚一样交谈，仿佛说话的一方和另一方只是通过辅助性的暗示就可以猜到相互间要表达的意思，就像每个人都熟知内情一样——熟知什么事呢？……熟悉那个精致、腐朽、刺激、令人窒息与傲慢、绝望又冷漠的同盟，那是另一个世界，是社交人生。我们置身于一个有红色大理石柱子的巨大厅堂里，穿着白袜子、及膝短裤的仆人在宾客间穿梭，高举着水晶托盘，提供各种浓烈、有毒、彩色的某种物质以及鸡尾酒，我只是尝了一杯花花绿绿的有毒物质，因为我无法忍受酒精饮料，喝了之后酒精会在我体内翻滚，头晕目眩，而且那天晚上我也根本不需要兴奋剂。我感到一种莫名、可笑、孩子气的紧张气氛，仿佛命运之神派给我一项艰难而私密的使命，好像那天晚上每个人，那些美丽又迷人的女人，声名显赫、有权力又聪明的男人都在注意我一样……我对每个人都保持着微笑和友善，就像涂着头油、戴着假发的上个世纪大公夫人在举行宴会时那样。那是属于我的夜晚……如此强烈的生命存在感不可避免地反射到其他人身上，任何人都无法冷漠地避开。我突然感觉到我在红色大理石柱子之间，在大厅的中央，被男男女女包围着，成为了人群的中心，他们对我说着恭维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引发赞同。在那天晚上我被可怕的安全感淹没了。我成功了，是的……什么是成功？是意志力，看起来是的，是狂热的令人发疯的意愿，它能点燃所有的人以及周遭的一切，这一切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必须弄清楚，那个人是否存在，她是否在衣服或者帽子上佩戴过紫色缎带，她是不是也许对我的丈夫来说比我更重要？……

那天晚上，我没有喝一口鸡尾酒，之后在晚饭时我喝了半杯酸酸的法国香槟，但我仍然表现得像是微醉的样子……那么特别的，你知道，是冷静的微醺。

我们等着上菜，客人们三两成群地站在大厅里，就像在舞台上一样。我的丈夫站在书房门边与一位钢琴家交谈着。我不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我知道他担忧地偷偷观察我。他不理解我的成功，不理解这个出人意料、难以解释的成功，他感到既高兴又不安。他慌乱地看着我，我骄傲地感受着他的困扰。现在我对我的作为感到自信，我知道，这个夜晚是属于我的。

这是人生中最奇特的时刻。世界在你面前突然一下子展开，所有的目光都注意着你。那个晚上如果有一个追求者吻我的手，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你要知道，令人绝望的是，这个世界，这另一个世界，这个社交圈和上流世界不属于我。我丈夫带领我来到这个世界，而我总是怯场，小心翼翼地行走着，就好像坐在城市公园的旋转木马上面……没有一刻我不害怕打滑摔倒。多年之后在社交中我还是这样小心翼翼和彬彬有礼，或者是过度地表现自然……总之，我是某种其他的样子，害怕、冷淡、不直率，从来不是我自己。我总是由于恐惧而变得浑身僵硬，就像痉挛一样，但是今天晚上某种东西击退了这种痉挛。我透过迷雾看到了一切，看到了光，看到人们的面孔。如果他们不时为我鼓鼓掌，我也不会惊讶。

然后我感到有人在盯着我看。我慢慢转过身寻找那个人，寻找那个几乎触及我身心、炯炯闪光的光束来源。他是拉扎尔。他站在一根柱子旁边，在同女主人交谈，但是眼睛却在看着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

当侍者们从中间打开那扇镶着镜子的玻璃门，就像一幕剧的帷幕拉开，客人们像一支队伍一样进入半暗半明的、用教堂蜡烛点亮的餐厅，他朝我走来。

“您遇到什么事了吗？”他低声问道，几乎充满敬意。

“为什么问这个呢？”我有些嘶哑地问道。我对我的成就感到陶醉了。

“您好像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对那天晚上感到羞愧，您看，我和彼得用那么低俗的玩笑来对待您。您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说，“您不用愧疚。大人物们都喜欢作戏。”

“您爱上某个人了吗？”他用平静、严肃的语气问道，同时他直视着我两眼之间的额头。

“是的。”我以同样坚决和平静的语气答道，“我爱上我丈夫了。”我们站在餐厅的门口。他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他带着深深的同情，轻声说：“可怜的人啊。”

然后他伸出手臂并陪我走到餐桌旁。

吃饭时他坐在我旁边，我的另一边是一位老伯爵，我是谁那个人一点概念都没有。晚餐的时候，他用一种十八世纪的赞美方式恭维我。拉扎尔的左边坐着一位知名外交官的夫人，她只懂法语，晚餐也是法式的。在上一道菜和下一道之间，在法语会话的过渡期间，拉扎尔时不时转向我，为了避免让别人听见，他将声音压得很低很轻，他用自然的、毫无过渡的语气跟我说话，就好像在继续早已开始的话题一样，“您决定怎么做？”

当时我正在忙着吃鸡肉和糖煮水果。我朝盘子探着身子，手里拿着刀叉，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就好像在回答一个毫无伤害性的、愉快的社交问题一样。“我决定要征服他，让他回到我的身边。”

“这不可能。”他说，“他从没有离开过您，所以这不可能。您可以让不忠的人回头，可以挽回已经离开您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地来到您身边，从没……不，这真的不可能。”

“那他为什么娶我？”我问。

“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将会被毁灭。”

“毁于什么？”

“毁于一种感觉。一种比他更强大的感觉，一种和他不匹配的感觉。”

“一种感觉，”我心平气和地问道，把头抬得很高，但用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方式问道，“那个把他和拥有紫色缎带的女人连接在一起的感觉吗？”

“您知道这件事？”他猛地抬起头来紧张地问道。

“我现在只知道我需要知道的部分。”我诚实地答道。

“谁跟您说起的这件事？彼得吗？”

“不是，”我说，“但是人总会知道关于他所爱的那个人的全部。”

“没错。”他严肃地说道。

“而您，”现在换成我问他，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声音居然没有颤抖，“您认识那个拥有紫色缎带的女人吗？”

“我……”他嘟囔着，低下了光秃秃的头。他凝视着盘子。情绪低落。

“是的，我认识。”

“您偶尔见到她吗？”

“很少，几乎没有。”他凝视着空气，“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

他开始用细长、骨节分明的手指紧张地敲打桌布。这时外交官夫人用法语问了某些事情，同时，我时不时回答那个老伯爵“为什么是，为什么非”的问题，那个老伯爵出人意料地开始用一个中国寓言逗我开心，但那时我无法专心于中国寓言，香槟酒和水果上来了。当我喝了一口浅玫瑰色的香槟酒时，旁边的伯爵正以某种方式痛苦不堪地、费尽力气地从中国寓言故事的纠结中解脱出来，这时拉扎尔又一次向我转过身来：“您今晚为什么佩戴这个紫色的缎带结？”

“您注意到了？”我问道，然后揪着一串葡萄吃。

“从你们一走进房间我就注意到了。”

“您觉得，彼得会注意到吗？”

“您要小心，”他严肃地说道，“您在做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我们像两个密谋者一样一起朝彼得看去。在这个大厅里，在闪动的烛光中，在低沉的交谈中，在交谈的内容中，甚至在交谈的气氛中，都存在着某些幽灵般诡异的东西。我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地、呆板地看着我的前方。然后我微笑，就好像旁边的人用一些非常卓越的笑话、有趣的故事让我开心一样。毫无疑问，我听到的内容非常有趣。在我生命中，无论是那一晚之前，还是之后，我再也没听到比拉扎尔的那番话更能真正引起我兴趣的了。

当我们从桌子旁起身，彼得朝我们这边走来。

“我看到吃饭时你一直在笑，”他说，“你有些苍白，想去花园里透透气吗？”

“不，”我说，“我很好，只是屋里光线不好。”

“走吧，”拉扎尔说，“我们去冬季花房吧，去喝一杯黑咖啡。”

“你们把我也带上吧，”彼得开着玩笑，带着不安说，“我也想要笑一笑。”

“不。”我说。拉扎尔也接着说：“不，今天和上一次不一样，我们玩别的，和上次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玩，不带你。你去找你的那些女伯爵吧。”

这时我丈夫注意到了紫色的缎带结。他像近视一样眯着眼睛，就像他习惯的那样，不情愿地朝我弯下腰，好像充满困惑地检查什么一样。这时，拉扎尔搀着我的手臂把我带走了。

站在冬日花房的门口，我转头看我的丈夫。他一直站在餐厅的门口，在曲终人散的人流中，像个近视眼似的眯着眼睛凝视我们的背影。他显得那么悲伤和无助，是的，脸上带着绝望的神情，使我必须停下脚步，转身回头看着他。我感到我的心被撕裂开来，也许我从没有像这一刻那样爱过他。

然后我和拉扎尔就坐在了冬日花房里……或许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累吧？如果你厌烦了，请告诉我，但我不会让你厌烦太久的。你知道，在那个夜晚之后，一切发生得太快，就像做梦一样。冬季花房里弥漫着一种潮湿、芳香、令人窒息的热气，就像身处在热带丛林里一样。我们坐在一棵棕榈树下，透过敞开的门看着灯光闪烁的大厅。远处，从第三间大厅的角落里，传来温和、充满情欲的音乐，客人们跳着舞；另一个房间里人们在玩着纸牌。这是一场盛大的聚会，奢华且毫无情感，就像这幢房子里的一切。

拉扎尔抽着烟，沉默不语，看着跳舞的人们。我已经几年没有见他了，现在觉得格外陌生……在他身边我感到了一种孤独，就像这个人生活在北极一样。孤独和平静，一种充满哀伤的平静。突然间我感到，这个人已经无欲无求了。他不想要幸福，也不想要成功，是的，也许根本不想写作了，他只想认知、理解这个世界，只想知道真相……他谢顶了，而且有时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表现出似乎有些无聊的神情，但是他也像个佛教徒一样，用斜视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对所有的这一切他是怎么想的？

当我们喝完黑咖啡后，他说：“您不害怕诚实吗？”

“我什么事情都不怕。”我说。

“您听我说，”他生硬、坚决地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生活，我也没有，但是彼得是我的朋友……并不是人们习惯说的那种廉价的朋友。我很少跟人保持这种朋友关系。这个人，您的丈夫，保存着我们年轻时的秘密和那些魔幻般的回忆。那么现在我告诉您件事。我要说的事情听起来有些戏剧性。”

我僵直地坐着，面色苍白，就像一尊雕塑，就像一个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小国仁慈王后的半身塑像。

“尽管说吧。”我请求道。

“用比较粗鲁的方式，我可以一句话笼统地表达出来：请放手！”

“确实很粗鲁，”我说，“但是我不明白，把手从什么地方放下呢？”

“从彼得身上，从紫色缎带以及那个戴着这条缎带的人那里放手。您明白了吗？我的话说得就像电影里的那样粗鲁，放手、别干涉……您不知道应该把手伸向何处。触摸之处，伤口逐渐痊愈，已经凝结、结痂了，在它上面形成了一层薄膜。我已经关注你们的生活五年了，我注意观察这个抽枝发芽再生的过程。您现在想要去触探这个伤疤，但是我提醒您，如果您撕开这个伤口，如果用指甲尖碰伤了它，那么整个躯体就会流血……也许某种东西会被毁灭，或者某个人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有这么危险吗？”我问道，同时看着那些跳舞的人们。

“我相信是的。”他斟酌着，谨慎地说，“的确有这么危险。”

“那么就有必要做。”我说。

我的声音清脆，带着某种嘶哑，还有一丝颤抖……他抓住我的手。

“您要忍耐。”他用非常炽热、乞求的口气说道。

“不，”我说，“我不想再忍耐。我已经被骗了五年了。我的命运比那些丈夫不忠、轻浮、拈花惹草的女人还要糟糕。五年以来，我一直同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对抗，她像个幽灵一样存在于我们之间，在我们的家里。现在我受够了。我不能和一种感觉斗争，我宁愿和一个有血有肉的对手交锋，而不是和一个狂热的幻影……就像您以前说的，真相总是更简单。”

“是更简单，”他以平和的口吻说道，“同时也是无止境的危险。”

“那就尽管危险吧，”我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吗？我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他的心不属于我。而且这个人还保留着记忆，想通过我从这段回忆和感情中解脱出来，仅仅因为这段回忆和感情，这个欲望对他来说是不相称的……您刚才是这样说的，对吧？那么他要对这个不相称的欲望负责，放下他的地位和尊严。”

“不可能的，”他颤抖着，激动地说，“他会就此毁灭的。”

“现在这样下去，我们也将被毁灭。”我平静地说道，“我们的孩子已经毁在其中了。现在我就像一个梦游者。我肯定是朝着某个方向走去，走在生与死的边缘。不要打扰我，不要对我喊叫，因为我会跌入深渊……如果您有能力，就帮助我吧。我嫁给一个人，因为我爱他。我当时以为，他也爱我……我跟这个人一起生活了五年，但他没有把心完全交给我。为了让他成为我的，我尽了一切努力。我尽力去理解他。我用荒谬的理由安慰自己。他是男人，我对自己说，男人是骄傲的。我还对自己说，他是中产阶级，是孤独的。但是这一切都是谎言。之后，我就用最强的人类关系纽带——孩子把他绑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成功。为什么？您知道吗？……这是宿命吗……或者还是别的什么？您是作家，是有智慧的人，是他的同盟者，是彼得人生的见证人……现在您为什么沉默了？有时我相信，发生的所有事情当中您也是一份子，您有一种凌驾于彼得灵魂之上的力量。”

“以前是有的。”他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力量分让出去，您也要学会共享，这样也许每个人都能逃脱出来。”他腼腆、慌乱地说道。

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孤独、自信的人像此时这样的踌躇，一位佛教长老现在变成了一个凡胎俗子。他也许最想溜之大吉，以避免回答这样令人窘迫的和危险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会放过他。

“爱情是不能分享的，这点您知道得最清楚。”

“陈词滥调，”他沮丧地说，然后点燃一支烟，“一切均可分享，特别是爱情中可以分享一切。”

“如果我与人分享爱情，那我的生命中还剩下什么呢？”我非常激动地问道，以至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还剩一座房子？社会地位？我和那个人共同分享午餐和晚餐，他也时不时温柔地送礼物给我，就像一个给爱发牢骚的头疼病人喂服一汤匙溶解在水里的止痛药一样？……您怎么想的？是否有比和某人度过这样的半辈子更让人屈辱，更不人道的境遇？我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人！”我几乎要喊了出来。

我这样说着，这样由于绝望而不顾一切地表达着，我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在舞台上，有点夸张，具有戏剧性。激情总是有些戏剧化的。

就在这一刻，有一个人正好穿过花房，那是一名军官……他站住了，警觉地回头看了看，然后急匆匆离开了，摇着头。

我感到很羞愧，用一种歉疚的口气，压低声音说：“拥有一个不和任何人分享的人，就这么不可能？”

“不，可能。”他认真地凝望着棕榈树，“只是很危险。”

“那么这种生活，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以这种方式存在就不危险吗？……您怎么认为？我想存在生命危险。”我坚定地说道，当我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我的脸色变得苍白，因为我知道我说出了真相。

“这就是人生的独特之处。”他现在的语气冷淡、客套，就好像一个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天地，就像从激情四射的世界重新回到了有着准确概念和想法的宁静、平和的环境中，在那里他又找到了熟悉和适当的语言。“这种独特之处就是具有生命危险的。在危险之中有很多种生存方式，有的人手上拿着拐杖，永远走在平坦的路面上；有的人似乎要永远埋头跳入大西洋。在危险之中人必须存活下来，”他严肃地说，“这才是最困难的，有时这是最伟大的英雄行为。”

冬季花房的小喷泉水声潺潺，我们听着流水发出的温润、生动的旋律以及外边大厅里传来的世界音乐声，伴随着野蛮、摩登的人类喧嚣声。

“我也不知道，”我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说道，“我要同谁或什么东西去分享呢？同一个人吗？还是一段回忆？”

“没有差别，”他耸耸肩，“那个人与其说是个活着的人，不如说也已经变成了一段回忆，她已没有任何奢望。只是……”

“但是她是存在的。”我说。

“是的。”他回答。

我站了起来。

“那就是说，必须要跟她了结。”我边说边找着手套。

“和她？那个人？……”他问道，同时也慢慢地，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同那个人，同那段回忆，同这种生活。”我说，“您能带我去找那个女人吗？”

“我不会带您去的。”他说，然后我们慢慢地朝跳舞的人群走去。

“那我自己去找她。”我说，“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百万人，全国也有几百万人，我手里没有别的证据，仅仅有一条紫色破布，我没有见过她的照片，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仍然确定地知道，就像一个水源勘探者，即使在看不到尽头的平原上，也能感受到地下水源所在，或者像一个矿藏勘探者，在散步时突然站住，因为他感到了在地下深处有隐藏的金属矿藏……我是如此地确定我会找到她，找到这个人、这段回忆，找到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她我不可能幸福。您不相信我？”

他耸耸肩，长时间打量着我，用一种审视和悲伤的目光。

“也许吧，”他说，“我基本上相信，如果人类激发出自己的本能，什么都有可能。我相信所有的不幸和奇迹……我相信您能在千百万人中找到那个人，那个会像短波发射机向其他电台报告一样地回应您召唤的人。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当强烈的情感碰撞到一起时就会发生……但是您想过吗，之后怎么办？”

“之后？”我犹疑地问道，“之后情势就会明朗。我要看看她，进行检查……如果真的是她……”

“她？她是谁？”拉扎尔不耐烦地反问。

“就是她啊，”我也同样不耐烦地回答，“另一个人，我的对手……如果真的是她，如果是因为她我丈夫才不快乐，如果由于她阻碍了我丈夫不能完全属于我，导致他被一个愿望、一段回忆、一个多愁善感的错误想法所绑缚，鬼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就会对他们放手，把他们交给命运。”

“即使这对彼得来说是致命的，您也要这么做？”

“他会承受得住，”我愤怒地说，“这是他的命。”

这时，我们已经站到了大厅的门槛处。

他还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承受一切。您不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他要用多大的力量来生活。他竭尽所能否定这段回忆，这种力量几乎可以使山脉移动。我相信对此我了解一切。有时我感到惊讶。他已经尝试过一个人在生命中可以承受的最艰难的部分了。您知道他做过些什么吗？他想用理智来消除情感。这就好像我说的那样，有人企图用言语和论据来说服一枚炸弹，让它不再爆炸。”

“不，”我慌乱地说，“这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平静而严肃地说道，“但这个人还是尝试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救赎他的灵魂，去拯救他的自尊。一个男人没有自尊是无法活下来的。他也是为了您，还有孩子，用尽了一切残存的力量……因为他也爱您，我希望您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说，“否则我也不会如此争论不休……但他不是完全地爱我，不是毫无条件地爱我。有个人站在我们俩中间。我要把这个人赶走，要不然就是我走。这个戴着紫色缎带的女人真的那么强大，那么可怕吗……”

“如果您找到了她的话，”他说，眨着眼睛，用一种疲惫的眼神望向远方，“您会感到吃惊。您会惊讶于真相远比想象的更简单、更粗野、更庸俗，同时又是多么的扭曲和危险。”

“那么您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吗？”他沉默了。在他的目光和声调中可以感到不安和犹豫。

“您喜欢去您婆婆家吗？”他突然问道。

“我婆婆家？”我深深地感到吃惊，“当然，我很喜欢去，但是她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他妈妈那里无论如何都是他的家。”他困扰地说道，“如果一个人要找什么东西，那么首先是到家里去找寻蛛丝马迹……生活有时恰恰就像侦探小说一样平庸又居高临下地安排着一切……您知道，警察会满世界紧张地寻找犯罪线索，他们用帽针刺破墙壁，而他们找寻的信件，就在他们面前闲置着，在被害人的书桌上，但是任何人都没想到这一点。”

“为解决这个关于紫色缎带女主人的事，我要向彼得的妈妈请求忠告和建议吗？”我越来越无助地问道。

“我只是说，”他谨慎地回答，并且避开了我的目光，“在您满世界地寻找彼得的秘密之前，先去彼得的另一个家里看一看，您婆婆那里看一看，您肯定会在那里找到些能够指引您方向的东西。父母的家里总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集中着属于一个人的全部证据。”

“谢谢。”我说，“明天早上我就去我婆婆那里看看……但我就是不明白，我要去找什么，或者去找谁？”

“是您自己想要这样做的。”他就像一个要推卸掉一切责任的人。这时音乐喧闹起来。我们走进大厅，来到了跳舞的人群中，有男士们过来和我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拉着我的手臂，带我离开。我们直接回了家。这一切发生在四月十五号，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发生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五个年头。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了我的身体，电路中正负极的铅已经融化，我的灵魂变得黑暗了。我醒来之后，走进花园——那是一个吹着西洛可风
[14]

的温暖的早春清晨，人们在铺着桌布，准备早餐，我们在花园里吃早餐已经有好几天了——我丈夫已经外出。我一个人吃了早餐，毫无食欲，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苦涩、无糖的茶水。

早餐桌上放着报纸，我漫不经心地看了其中一张报纸的大字标题。那天，恰好一个小国家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我努力想象那个陌生国家人民的感受，当他们清晨醒来，得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他们所信奉并为之宣誓的东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无效了，现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更好，也许更糟，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如此真实、如此彻底的变化，就像这个国家，他们曾经的家园，深深地沉入大海，而他们现在必须要在那里生存下来，在一种全新的生活条件下，在水面下，生存下来……我想到了这些，我也想到，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得到了怎样的命令？上天给我什么讯息？在我心中，这一直难以平息的充满我内心的不安意义何在？和这千百万人的不幸和痛苦比起来，我的不幸是什么？我的伤痛，我的愁闷是什么？他们在早上醒来，迎接他们的是失去生活赐予他们的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家园，那种具有神秘而甜美的亲密感和秩序的就是家园吗？……我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报纸，不能全神贯注地关注震惊世界的消息。我问自己，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是否有权利这样顽固地、鬼迷心窍地关心我将会怎样，我是否有权利关心我自己的人生？……面对千百万人的不幸和苦难，我是否有权利关心我丈夫并不真正、完全地属于我？跟世界的秘密与苦难相比，什么算作是我丈夫生命的秘密，什么又是我个人的不幸？我是否有权利在这个大体上同样可怕和莫测的野蛮世界里侦破这些秘密？但这些是伪命题，你知道……一个女人不能代替世界去感受。然后我想，那个听我忏悔的老神父是对的。也许我真的是信仰不够深，不够谦卑……也许我有些目空一切，想从千丝万缕的世界中扒出我丈夫的人生秘密，找到那条紫色缎带的主人，而这一丧失理智的侦探任务，一个人，一名基督教徒，一个女人，是不适合完成的。也许……那时我内心有很多这样的“也许”在脑中盘旋，我不知如何准确地向你表达出来。

我坐在花园里，茶已经凉了，阳光普照。鸟儿躁动不宁，叽喳鸣叫。春天来了。我想到拉扎尔不喜欢春天。他说这个发酵、湿气腾腾的季节加重了胃酸，破坏了理智和情感的平衡……他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几个小时前的那个夜晚我们所说的话，在音乐声中，在喷泉旁边，在那个傲慢、奢华却冰冷的房子里，在冬季花房闷热的森林气味里，我想起了一切。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了解那种当一个人在生活最悲剧的阶段，已经超越了痛苦和绝望，一下子变得特别清醒、无所谓，甚至几乎是心情愉悦了？比如，当人们要埋葬一个最亲近的人时，突然想起忘记关上冰箱门，狗因此可能会吃掉为葬礼酒宴准备的冷肉……在下葬时，当人们围着棺椁歌唱，你已经开始下着指示，悄声而平静地处理冰箱这件事……因为在本质上，我们生活在这样没有尽头的彼岸和永无止境的距离之间。我坐着，沐浴在阳光下，就好像我绞尽脑汁想的是不相干之人的厄运一样，我冷静地、平心静气地想着所发生的一切。拉扎尔所说的每一句话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但是现在这些话开始发光。前一天内心的紧张感已经消退。我回想着那个宴会，就好像不是我和那个作家坐在花园里一样，而那条紫色缎带，就像是我听到的交际圈的一则流言。最后，别人也可以这样在茶余饭后去编排消遣我的生活内容和我的命运结局：“你们认识某某夫妇吗？……认识啊，那位工厂主和他的妻子。他们住在玫瑰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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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不太好。妻子发现她丈夫爱着别人。你知道吗，她在丈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条紫色的缎带，于是，她就知道了一切……是的，他们正准备离婚呢。”我在宴会上听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在社交场合，每次都是用一只耳朵随便听听，从没有留意过……也许，某一天我们也将成为社交场合的话题，我的丈夫，我，还有那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

我闭上眼睛，靠向椅背，沉浸在阳光中，就像一个能与鬼魂对话的乡下灵姑一样，努力想象着那条紫色缎带女主人的面孔。

因为这张面孔存在于某个地方，存在于隔壁街道或宇宙空间之中。对此我又知道些什么？对这么一个陌生人，我能知道什么？我跟我丈夫共同生活了五年，我当时认为我完全了解他，了解他的每个习惯，每个手势，知道他在饭前如何洗手，他总是急匆匆的，甚至连镜子都不看一眼，只用一只手随随便便、烦躁地整理头发，有时脸上会浮现出笑容，但从来不透露，他想到些什么……我还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知道所有的一切，知道一个人灵魂和肉体的所有可怕而庸俗、感人又绝望、美妙又乏味的秘密。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我也认为，我了解他的全部，然而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对他一无所知……是的，我所知道的要比拉扎尔少得多。这个陌生的、令人扫兴而又尖酸刻薄的人，有一种凌驾于我丈夫灵魂之上的力量。他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呢？……人类的力量，和我的不一样的力量。他的力量更为优秀，比我的女人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一点我无法解释，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时，我总是这样感觉。但是这个人前一天也说过，现在必须要同那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分享这种力量……我知道，虽然世界上发生着那些惊天动地的可怕事件，虽然我以自私自利和真正的自我信仰与谦卑精神的欠缺来谴责自己，虽然我把自己的烦恼和世界的问题、民族和千万人命运所受的打击加以比较，但每一种比较都毫无意义，我仍然别无选择，只能出发上路，到这个城市里，狭隘又自私、盲目且鬼迷心窍地找寻那个人，那个本身在生命中与我有关的人，我必须要和她谈点什么。我必须要见到那个人，必须听到她的声音，和她对视，必须看看她的皮肤、额头、手长什么样子。拉扎尔说——现在我闭上眼睛，在阳光的沐浴中再一次听到了拉扎尔的声音，就仿佛他坐在我对面，宴会、音乐、那场对话令人眩晕的，不真实的气氛再一次包裹了我——这个真相是危险的，但同时也比我想象的更庸俗、更平淡。这个“平淡”的真相，有可能是什么样？他想借此说明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他给我指明了道路，告诉我要朝什么方向走，去哪里找寻。我决定，就在那天上午去我婆婆家，然后严肃地和她讨论这个话题。

我感到燥热，仿佛再一次置身于干燥、闷热的气流中。

我力图用一些清醒的、强词夺理、虚假的想法来冷却这一灵魂的热度。因为我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跟当时在打开——很久以前，前一天这个时候——我丈夫钱包的秘密夹层时一样。拉扎尔说，不要碰任何东西，要等待……难道我所看到的不可能是幻影吗？也许，那件罪证，那条紫色缎带，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也许，拉扎尔又一次用一种特别的、令人费解的方式在演戏，就像几年前的那个夜晚？也许对于这个人来说，人生不过是一场可怕、离奇的游戏，是实验材料，可以借此激发他的灵感，使他能够不断地进行表演，就像化学家使用那些危险的化学物质一样，即使有一天炸毁了整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后悔……当他建议我去我婆婆家里的“犯罪现场”找寻彼得的秘密时，他的眼中闪过一股寒光，他的目光冷酷客观、平静如水、漠不关心同时又充满极度好奇……我知道，昨天晚上他说的是事实，这个人没有演戏。我知道我生活在真正的危险当中……你知道，有些日子，我根本不想走出家门。当天空、星星、周遭环境都同你说话时，所有一切都与你有关系，并似乎在向你诉说什么。不，紫色缎带和隐藏在它后面的东西就是真相，它藏在我婆婆的宅子里，或别的什么地方。

这时厨娘走进花园里，递给我家庭管理账簿，我们一起核算，并且安排了午餐和晚餐。

那段时间，我丈夫赚很多钱，并且连算都不算就直接给我。我有一本支票簿，可以根据我的喜好填写。当然我非常注意，尤其在这段时间，只购买我最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个“最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宽泛的概念……我应该注意到，对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已经是一切，在几年前，这还是不可能达到的奢华。最贵的市中心食品店把鱼和禽肉送到我们家里，都是我们闭着眼睛，通过电话订购的。我已经几年不去市场了，既没跟厨娘一起去过，也没有单独去过。我对于春季水果、第一批新鲜蔬菜的价格没有精确的概念，我只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最贵的。这些年我对真实世界的感觉变得有些错乱。我的手里拿着家庭管理账簿，厨娘，那只贪婪的喜鹊，那个小偷，把她想写的数目写进本子里。长久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现在令我难过和绝望的一切，也许只是通过金钱的恶劣和可怕的魔力而变得头等重要……如果我很贫穷，也许会疏于关注我的丈夫、我自己和那条到处飘荡着的紫色缎带？……贫穷和疾病能够不可思议地改变人的感受和心灵复杂性的价值判断。但我既不贫穷，也没有患病，至少按照家庭医生的标准来看……因此我对厨娘说：“今晚请准备蛋黄酱冷鸡肉，但是请使用鸡胸肉，配圆白菜沙拉。”

我走进屋里梳妆打扮，准备启程去寻找那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这是我那时的使命，我没有计划，不想得到任何东西，只是听从这个旨意的安排。

我走在街上，阳光灿烂，当然，对自己去哪里，去找谁，我没有任何概念。我要去我婆婆那里，我仅仅知道这一点。不过与此同时，我并不怀疑，我会找到那个人。我只知道，拉扎尔用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已经为一切指明了方向。我马上将发现，用第一个手势即可从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扯出这个秘密。

当我找到她时，我也不奇怪。“找到”这个词多么廉价……在那些日子里，我本身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一个已经降临的终极宿命中的角色和工具。如今回想，我会感到晕眩和深深的自卑，因为那些天一切井然有序，每个细节快速、准确地相继发生，所有的一切那样紧密地镶嵌在一起，仿佛有人操纵着，那样有节奏，那样让人无法理解，那样平静地发生了……是的，那些天我真的学会相信。你知道，就像那些漂浮在海上、在暴风雨中，信念微薄的人一样……那时我知道，在纷乱的外部世界的背后存在着合理、神奇的内部秩序，就像在音乐之中。这个局面的内涵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和结局，一下子变得明朗。所有包含于其中的一切，一下子打开了，展现出来，就像一个成熟的、有毒的水果所拥有的令人窒息的美丽。我只是目睹了这个过程。

但那时我相信，我要行动起来。我坐上一辆公车，前往拉扎尔指引我的地方，我婆婆的家。

我心里想，我去她那里只是做一次现场勘察，一次谨慎的造访。我在这种纯净生活的空气中稍稍休息一下，从积压在我生活中的令人窒息的拥挤感受中重拾自我，也许我会讲述我知道的，会痛哭流涕，请求她让我强大起来并且安慰我……如果她了解彼得的过去，她会告诉我的，我这样想着。我坐在公车上，把我婆婆的家想象成了高地上的疗养院，仿佛我从一个雾气缭绕，沼泽密布的地方到达这所疗养院，就这样我按了门铃。

我婆婆租住在市中心一座百年老房子的二层。就连楼梯井里都弥漫着英国薰衣草的香味，就像放内衣的橱柜那样。当我按门铃并等待电梯时，我感受到了这种清凉的香味，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对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更加凉爽、纯净、不被激情所左右的人生的怀念。电梯把我带到楼上，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还不知道，那个操纵着这一切的力量也在主宰着我。我按响门铃，女管家为我开了门。

“非常遗憾，”她说，同时也认出我来，“夫人不在家。”

突然，她以熟练的女佣的动作拉起我的手，并且亲吻了它。

“用不着这样，”我说，但已经迟了，“没关系。我可以等她。”

我微笑地看着她那张开朗、平静、骄傲的脸。这个女人，尤迪特，我婆婆的女管家，已经在这座宅子里工作了十五年。她原来是多瑙河西部地区一个农民家的女儿，还在住原来的大房子时，她就已经开始在我婆婆那里帮佣。那时她还是个年轻女佣。她很小的时候，也许才十五岁时就来到这个家。我公公去世后，婆婆卖掉了大房子，这个女孩就跟着我婆婆一起搬到了市中心的公寓。尤迪特也变成了一个老姑娘——如今也已经三十多岁了——她也升级为女管家。

我们站在幽暗的前厅里，尤迪特打开了灯。那一刻我开始发抖。我的脚颤抖着，好像突然脑缺血。但我仍能直挺挺地站在那里。那天早上，女管家穿着廉价的工作服，是颜色鲜艳的印花布做的、大开领的收腰宽裙，头上绑着头巾，我到的时候，她还在打扫卫生。在这个白色、粗壮的农村妇女的脖子上，垂挂着一个由紫色缎带系着的护身符：那种集市上售卖的廉价钱币状颈饰。

我伸出手去，毫不犹豫，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只一个动作就从她的脖子上把缎带和护身符扯了下来。圆形颈饰滚落到地上，自然打开来。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尤迪特没有弯腰去捡，她只是挺直站立着——双臂交叉抱在前胸。当我弯下腰，拾起颈饰时，她就这样看着，居高临下，一动不动，我认出里面的两张照片是我丈夫的照片。一张是很早的照片，十六年前照的，那时我丈夫二十九岁，尤迪特十五岁，另一张是去年照的，可能是当作圣诞礼物送给母亲而找人拍摄的，我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拜托您，”她终于说，以一种几乎优雅、客气的语调，“我们不要站在这里，请您到我的房间里来。”

她打开门，用一个客套的手势指引着通向她房间的路。我沉默地走进她的房间。她站在门口，关上房门，然后以一种坚决果断的动作将钥匙在门锁里转了两下。

我以前从未进过她的房间。在这里我又能找到什么呢？……不管你是否相信，我此前从未认真地、带着任何推断地看过这个女人的脸。

那么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她。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漆成白色的桌子和两把椅子。我感到虚弱无力，我担心我会晕倒，因此我慢慢地走向其中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尤迪特没有坐，她站在用钥匙锁好的房门旁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平静而又坚定，就像要阻止任何人进入房间打扰我们一样。

我仔仔细细地环视四周，就像一个人非常有时间并且知道，这里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个细碎的垃圾都非常重要，在这个“犯罪现场”（恍惚中我想起这个词，拉扎尔曾经这样称呼的，每天早上我都在报上读到，警局在抓到罪犯后会把他带到事发地指认现场）……我用这种眼光审视着房间，仿佛在这里，或在类似的地方发生过什么一样，在很久以前，在生命的远古时代……现在，我一下子成了法院侦查员、证人，可能同时也是受害者。我就这样环视四周。尤迪特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没有打扰我；她确切地理解，这个房间里的每个细节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房间的布置既不贫乏，也不舒适，在修道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客房，为某些高贵的世俗宾客准备的休息场所。你知道，这个房间里，在那张铜床上，在白色家具和白色窗帘之间，在印有条纹图案的农家地毯上，在挂在床头的镶有玫瑰花饰的圣母像上，在小床头柜上的花盆里，在洗脸池玻璃架子上摆放的非常寒酸但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梳妆用品上，可以感觉到什么吗？放弃。在这个房间里可以嗅到一种自愿放弃的气氛……那一刻，当我感受到这点时，我的心中不再有愤怒，代之而来的是悲伤和巨大无边的恐惧。

在那漫长的几分钟里，我感受、体验到了所有的滋味。我感知到了存在、隐藏在这些物品背后的一切，一种命运，一种人生。说真的，我突然开始感到恐惧。这是我再一次清晰、强烈地听到拉扎尔的嘶哑而又悲伤的声音，就像他预言的那样，我会感到惊讶，现实比我想象的更加简单、平常，同时又更加可怕。是的，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平常，同时也相当可怕。你等一下，我想我还是按照顺序向你讲述吧。

我刚才说到，我在房间里感受到了放弃的气氛，但同时我也感受到阴谋、作恶的味道。你不要认为那是一个穷人的窝铺，是那种可怜的用人低声下气凑合栖身的小窝。那是一间舒适、干净的房间。我婆婆房子里的用人房间也不可能是其他样子的。我刚才还说，在修道院里有这样的客房：有些像修道院的密室，在那里客人不仅生活、睡觉、洗漱，而且被迫面对自己的灵魂。这个房间里的每件物品和这里的气氛也提醒着人们至高而又严格的戒律……那里也没有香水、古龙水或者香皂的味道。洗脸池的边缘放着一块普通的油脂香皂、漱口水、牙刷、梳子和发刷。我还看到一盒白色脂粉，一小块鹿皮做的擦脸巾，这是这个女人需要的一切用品。我仔仔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切，就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床头柜上立着一张框起来的家庭照片，一个小姑娘，两个狡黠的少年——其中一个穿着军人的服装——和两张受惊的老年男女的脸庞。总而言之，这是张全家福，来自多瑙河西部地区的某个地方。在一个装满水的杯子里插着几枝新鲜的柔荑花。

桌子上的针线筐里放着几双没有任何缝补的丝袜和一本过期的旅游杂志，彩色封面上海面微波荡漾，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杂志已经破旧卷角，看得出来被多次翻阅过。门上的一个衣架上挂着一套白色围裙、黑色上衣的工作服。这就是我在房间里看到的所有东西。

但是在这些平凡的物品里有着一种刻意的自律，让人可以感受到，这里居住着一个不需要被制度驯化的人：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严于律己，并且自我教育。你知道，通常用人的房间会塞满什么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那些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世界里获得的所有东西，心形蜜饼、彩色明信片、破烂的沙发靠垫、几菲列就能买到的廉价仿真艺术品，所有从另一个世界，从其主人的世界里搜刮到的废弃物……我有一个女佣，她搜集我的空粉盒，还保存我丢弃的空香水瓶；她用富人们搜集鼻烟壶、哥特式雕刻或者法国印象派画作的方式搜集那些无用的垃圾。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代替、意味着所有那些对我们来说是美丽和艺术的东西。因为人不能仅仅只为现实的东西而活着，也要有所追求……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一些多余的东西，某种悦目、闪亮、美丽的东西，即使是非常廉价的美丽。大部分人无法生活在没有美丽、眩感的世界里，总是需要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更好的，甚至一张价值六菲列的明信片就够了，带着暗红和金色色调的黄昏，或者是森林里黎明的一道阳光。我们天生如此，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连穷人也一样。

不过我所面对的这个人，在她锁起来的房间里的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的。

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女人以刻意、自觉的方式放弃每一种细微的舒适，每一种低劣的奢华，每一种廉价的闪烁。可以感受到，她以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而且残酷无情地否定这个世界给予她的一切多余的东西。是的，这个房间是严谨的。这里没有幻想，没有慵懒，没有悠闲自得。一个女人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概念里，但是这个概念，这个女人，这个房间并不讨人喜欢。为此我感到害怕。

这不是年轻风骚的女佣的房间，那些女佣穿着女主人的丝袜和丢弃的衣服，偷偷使用小姐的法国香水，和男主人打情骂俏。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不是乔装成女佣的魔鬼，不是秘密的地下情人，也不是传播瘟疫、摧毁有钱人家的女妖。不，这个女人不是我丈夫的情人，即使她以紫色缎带挂在脖子上的颈饰里保存着我丈夫的照片。你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告诉你我当时的感觉：她让人讨厌，但是我感觉她和我很像。她是一个热情、多愁善感、有力、有个性、敏感和苦难的女人，就像我一样，就像每个维持自身名望的人一样。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用紫色缎带系着的颈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也没有说话，没有激动或者不安。她像我一样挺直脊背，站在那里。她肩膀很宽，并不苗条，但也并不肥胖，而且比例很好。如果前一晚她进入那个宅院，那些名仕和美女们将会注视她的背影猜测，这个女人是谁……每个人都会察觉到，她是某个人物……她的那种轮廓和身材，人们常说，是公爵夫人的。我曾经见过多位公爵夫人，但是没有一个拥有公爵夫人的身形，这个女人反而有。在她的目光中、在她的脸上、在她的周遭、在物品里、在其房间的装饰以及气氛里，还有些其他的物品中，有着某种让我感到恐惧的东西。刚才我说，自愿的放弃……但是在这种放弃的背后，有一种令人痛苦而顽固的等待，并为此做好准备。她要拥有一切或者什么都不要。蛰伏着的本能，历经数十载也没有消退。关注的目光从未感到倦怠。放弃，不是无私的，不是卑微的，而是骄傲和自负的。为什么人们人云亦云，贵族很傲慢吗？……我认识的伯爵、公爵夫人，没有一个骄傲自大，反倒缺乏自信，甚至有些犯罪感，就像所有真正的贵族一样……

但是这个来自多瑙河西部雇农的女儿，现在用眼睛直盯着我，既不谦卑，也不感到罪过。她的目光如此冰冷又闪闪发光……如同猎刀的寒光在闪耀。除此之外是完全地遵守纪律又充满敬意。她既不说话，也不走动，甚至连眼睫毛都没有颤动一下。她是个女人，现在正经历她人生最重大的时刻。她用全部的肉体、灵魂、命运来经历这个时刻。

修道院的一个客房，我是这样说的？……正是如此，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兽笼，一个关着凶猛野兽的笼子。她在这样或与之相似的兽笼里生活了十六年，盘旋绕圈，来回走动。这只精致的野兽，它的名字叫狂热和等待。我现在走近它，靠近这个兽笼，我们彼此注视。不，这个女人不需要任何廉价的小装饰来补偿她，来腐化她。这个女人想要一切，整个人生、命运，冒着所有的风险，并且她知道需要等待下去。她很能等待——我钦佩地想，同时感到一阵寒意掠过我的脊背。

颈饰和紫色缎带仍然在我的手里，我坐在那里就像中风瘫痪了似的。

“请您，”她终于开口，“把照片还给我。”

之后，看到我还是没有反应，她说：“两张中有一张，如果您想要的话，去年拍的那张我可以还给您，但另外一张是我的。”

她以物品主人的口吻说，好像是一个判决。是的，另一张照片是十六年前拍的，那时我还不认识彼得，但是她已经认识他了，也许，甚至比我更了解他。我再次看了一眼照片，然后一声不吭地把颈饰递过去交还给她。

她也仔细地看着照片，那样仔细和小心翼翼，就像要确信，照片没有任何损坏一样。她朝窗前走去，从床底下拉出一只破旧的、寒酸的旅行箱，从床头柜里找到一把小钥匙，打开了皮箱盖，然后把颈饰锁到了箱子里。她非常缓慢地做着所有的动作，没有任何紧张和匆忙，就像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做着一切一样。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每个动作。我疑惑地想到，刚才她要求我把照片归还给她时，并没有称呼我“太太”。

那一瞬间我还觉察到其他的事情。如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可以准确地看清这一切。那种感觉充满了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们所过的生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就像我已经事先知晓了一切。如果前一天拉扎尔坦率地对我说，我当然会感到惊讶，我出生入死地寻找的这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就住在我家附近，只隔了几条街，在我婆婆的公寓里，我常常见到她，和她说话。某一天，我就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出发去找寻我生命中唯一的一个对手时，第一条要去追捕的道路竟然会立刻指向她……如果前天有人向我预言这一切，预言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将非常温和地请求，谈论别的话题，因为我不喜欢在生活中严肃的事情上开玩笑，但是现在当一切如此简单地发生，我不再感到惊讶，事件的导演一点也不让我意外，甚至连人物也不。这些年来，关于尤迪特，我知道她存在并且“很能干”，是我婆婆的支柱，几乎就像个家人，是一个完美的顺从又遵守纪律的奇迹。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连这期间有关她的其他事情都了解了：所有的一切。不是通过言语表达，也不是用理性分析，而是我的感觉，我的命运告诉了我一切，关于她，关于我自己。那些年间，除了“您好”“夫人她们在家吗”或者“请给我一杯水”之外我没有对她说过其他任何话。我明白了一切，也许可能正因如此，我从没注意看过她的脸。或许我害怕那张脸。一个女人生活在我人生的对岸，尽她的义务，在等待中日渐衰老，就像我一样……我生活在此岸，犹疑着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不完美以及无法忍受，不明白“某种事情不对劲”意味着什么，就像一道神秘、恶劣的光束，影响着我的日日夜夜……我既不了解我的丈夫，也不了解尤迪特。但生命中存在那样的时刻，让我们认识到荒谬、不可能以及不可思议事实上是最普通和最简单的。忽然间我们洞察了生命的结构：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物退出舞台，不再演出，而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幕后人物登场，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在等待着他们，而同时他们也正在等待我们，在登场的时刻，以全部的命运……

而事件的全部就像拉扎尔所说的那样：平庸、粗俗。

一个乡下姑娘脖子上的颈饰里保存着我丈夫的照片。十五岁时，她从出生的乡村来到都市，来到一个贵族家里。在那里，很自然地，爱上了年轻的少爷。年轻的少爷长大成人，结婚了，有时他们能遇见彼此，但是已经没有任何瓜葛。女孩和男子之间的阶层差别出现越来越深的鸿沟。随着岁月流逝，男人逐渐老去，而女孩也几乎成了老姑娘。她没有结婚，为什么没有嫁人？……

仿佛我已经高声地说出了我的思考一样，她回答道：“我会离开这里。我对年迈的夫人感到歉意，但是我会离开的。”

“你去哪儿？我的小尤迪特？”我问道。对我来说，使用这个亲热的称呼没有感到任何困难。

“我去其他地方打工，”她说，“去外地。”

“你不回家吗？”——我看着那张家庭照片问道。她耸了耸肩膀。

“他们都很穷。”她低沉地答道，没有任何强调的语气。

这句话在房间里回响了好一段时间，就像这才是我们所谈的一切最深层的东西。我们几乎要用目光追寻那句话，它就像一个从窗户飞进来的东西：我满怀好奇，她客观且冷漠。她非常清楚这句话的含义。

“我不认为你该走，”之后我说，“我不信这对你有帮助。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没有任何人对你不好；另外，这么多年你一直留在这里是为什么呢？你看，”我说，就像要和她辩论一样，就像我找到了可以说服她的强大论据，“既然你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到了现在，那么现在也可以继续留下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不。”她说，“我会离开的。”

我们低声地说着话，两个女人，说着半句话。

“为什么？”

“因为他将会知道这件事。”

“谁？”

“就是他啊。”

“我丈夫？”

“是啊。”

“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

“他知道，”她说，“但是已经忘记了。”

“你确定？”

“是的。”

“那么，”我问道，“如果他已经忘记了，谁还会告诉他？”

“您啊，太太。”她简单地说。

我把手握紧放到了我的心口上，“我的孩子，”我说，“你在说什么呢？这是发烧时的呓语。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告诉他？我又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困惑，毫不掩饰、带着好奇地看着对方的脸，那样贪婪和狂热。多年以来见到彼此时都不好意思而垂下眼睛，而现在我们尽情欣赏所能看到的，现在我们真的觉悟到，那些年我们不敢真正地、勇敢地注视彼此的眼睛。我们避开彼此的视线，谈起别的事情。我们都活着，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只是我们两人的心中共同拥有了一个秘密——那个秘密是我们两个人生命的意义。现在我们说破了这个秘密。

她的脸长得如何？或许我可以向你形容它。

不过我要先喝一杯水，可以吗？……我的喉咙有些干。小姐，请给我一杯水。谢谢！哦，就要熄灯了……我马上喝完，我还要抽一支烟，你要吗？

那么，她有一个宽宽的额头，白皙、宽阔的脸庞，蓝黑色的头发，发线中分向后梳成发髻，有着斯拉夫人的扁平鼻子。她的脸很光滑，线条开放，就像某幅出自无名的流浪乡村画家之手的祭坛画上跪在牲口槽前的圣母玛利亚的脸庞。蓝黑色的头发就那样映衬着白皙的面孔，就像……我不了解如何来比拟。怎么说呢？这是拉扎尔的事情，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因为他不屑比喻，只喜欢真相，只爱简明的句子。

我也只说真相，假如这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的话。

她有一张骄傲的、漂亮的乡下女人的脸。为什么说是乡下女人的脸？……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她的面容里，并没有市民阶层脸上明显的那种典型的复杂痕迹，那种充满苦涩与受伤感的紧张。这是一张平静、不需抚慰的脸，不会因为廉价的赞美和恭维而露出微笑。这张脸上布满回忆，久远的回忆所留下的印记。也许，甚至是不涉及个人的回忆……在那张脸上呈现的是一个家族的回忆。嘴巴和眼睛就像分别活在两个生命里一样。她的眼睛是蓝黑色的，和她头发的颜色一样。有一次我在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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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里看到一只美洲狮，就长有一双这样的眼睛。

现在，这双眼睛僵直地注视着我，就像一个溺水者濒死的眼睛，盯着岸上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人也许可以杀死她，也许可以拯救她。我也有猫一样的眼睛，有着浅棕色的热烈光芒……我知道，在那一刻，我的双眼闪烁、探寻，就像准备向家园进攻时的日光灯那样照亮夜空。我们就这样注视着彼此，但是令我感到最恐惧的是她的嘴，柔软又受伤。那是一张已不再吃肉了的高贵野兽的嘴巴。她的牙齿洁白，骨质坚硬。这是一个强壮的女人，比例匀称，肌肉结实。现在，阴影遮住了她白皙的脸庞，但是她并没有抱怨，同样低声回答，用信任的语调，这语调不是用人的，而是来自另一个女人。

“这些，”她说，“这些照片。他会知道的。”她重复着，以一种顽固的、近乎癫狂的神情。

“直到如今他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能吗？”

“哦，”她说，“他已经很久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了。”

“你一直戴着这个颈饰吗？”

“没有一直戴着，”她说，“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戴。”

“当你在餐桌上服务，而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以信任的语气问道，“你也戴着吗？”

“不，”她说，以同样令人信任的语气，“因为我不想让他回想起什么。”

“为什么？”我问。

“不为什么，就是这样。”她说，并且睁大了蓝黑色的眼睛，仿佛正在看着一口深井，一段久远的过去。“如果他已经忘记，为什么还要让他回想起来？”

我以非常低沉、请求、满怀信任的声音问道：“是什么事情，尤迪特，是什么事必须忘记？”

“没什么。”她严肃、生硬地回答。

“你是他的情人吗？告诉我。”

“我不是他的情人。”她高声又清晰地答道，就像在提出控诉一样。

我们都沉默了。那种声调让人无法反驳：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你鄙视我，斥责我吧，同时我感到如释重负，一个内心深处隐秘的、忧虑的声音告诉我：“很遗憾，这是真的。一切都变得多么简单……”

“那么对他来说，你是个什么人？”

她耸了耸肩，陷入困惑之中，然后她的脸上燃起愤怒、狂躁、绝望的火焰，就像一片死气沉沉的大地上空不断闪烁的雷电。

“太太，您会保持沉默吗？”她以威胁的声调，生硬而嘶哑地问道。

“对什么事情？”

“如果我把事情告诉您，您会保持沉默吗？”

我直视着她。我知道，我必须遵守我将做出的承诺，如果我在那一刻撒谎，这个女人会杀了我。

“如果你对我说出真相，”我最终答道，“我将保持沉默。”

“您要发誓。”她脸色阴沉地说，充满了不信任。

她走到了床前，拿下挂在墙上的念珠，递到我的手里：“您准备好要发誓了吗？”

“我发誓。”我说。

“请您说，您将永远不会向您先生说出从阿尔多佐·尤迪特那里听到的这些话。”

“永远不，”我说，“我发誓。”

我看出来了，你对这一切并不理解。如果回想这些事，也许我也不理解，但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是那样自然，那么简单……我站在我婆婆女佣的房间里，向一个女佣发誓，永远不对我丈夫透露从她那里听来的事。这很简单吗？我想，是的。

我发了誓。

“好吧，”她说，就像已经安下心来，“那我就向您讲述这件事。”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她把念珠重新挂回墙上。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趟，步子很大，脚步很轻……是的，她就像一只被困在兽笼中的美洲狮。她靠在衣橱上。现在她很高，比我高出很多。她仰起头来，眼睛盯着天花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您从哪里知道的，是谁？”她疑惑地问道，带着轻蔑，以那种女佣的粗俗的乡下口音。

“我就这么，”我也以同样的语气回答她，“知道了。”

“是他跟您说的吗？”

在这个“他”里可以感到强烈的亲密的同谋感，也有着极大的尊敬。能看出来，她仍然心存疑问，猜测在一切背后有着某种复杂的阴谋诡计，担心我会欺骗她。那是被告面对大侦探或者法院侦查员时表现出的踌躇不决，那是在最后时刻“迫于证据的压力”几近崩溃并准备承认一切时的再次畏缩不前……他们担心法院侦查员欺骗他们，也许他们并不了解真相，只是佯装了解……使用某种计谋、虚假的好意从他们口中哄骗出证词以及终极的真相……但同时他们知道，已经不能再沉默了。在他们灵魂深处一个无法停止的进程业已启动，现在是他们自己想要招认。

“好吧，”她说，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我相信您。”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我告诉您，”然后她说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想和我结婚。”

“是的，”我说，就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是什么时候？”

“十二年前的十二月份，之后也是，因为持续了两年。”

“那时你多大？”

“刚满十八岁。”

那么我的丈夫三十二岁，我毫无停顿且友善地问道：“你有没有那时期的照片？”

“他的吗？”她惊讶地问，“有，刚才您看到的那一张。”

“不，”我说，“我指的是你的，尤迪特。”

“啊，”她以一种无精打采的、用人的粗俗语调不安地回答，“我刚好有一张。”

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中拿出一本花格子学校练习本，你知道，就是那种在学校里面我们把拉·封丹寓言故事的法语生词写在上面的会话、语义练习本……她在这个本子里翻找着。那里有圣人像、报纸剪报……当她翻找的时候，我站了起来，靠近她，以便从她的肩膀上方看清楚。

圣像描绘的是帕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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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安多尼和圣约瑟夫。此外，笔记本里的其他东西，直接或者间接地和我的丈夫有关。有我丈夫工厂广告的剪报，有从市中心某些店里寄来的大圆礼帽的账单，然后是我公公去世的消息，以及印在一种精美手工纸上的我们结婚的消息。

她几乎漠不关心地浏览着，有点疲惫，就像一个人多次翻看无用的东西一样，或许早已生厌，但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手：强壮、骨节突出而且修长，指甲被精心修剪过，但不是那种被专业修剪的指甲。她的指头修长，骨节分明。她用两根手指挑出一张照片来。

“就是这张。”她带着苦涩、轻蔑的微笑，撇着嘴角说。

那是一张阿尔多佐·尤迪特十八岁时的照片，那时我丈夫想娶她为妻。

照片是在市中心的平民摄影师那里照的，照片背后印有金色字体的广告文字：准确传递每一个愉快的家庭事件。照片是一件循规蹈矩的作品，矫揉造作并且被安排好：看不见的铁栏杆固定住女孩的头部让她朝向某个方向，以惊恐而呆滞的目光注视某个看不见的点。在那张照片上阿尔多佐·尤迪特把两条辫子盘在了头上，就像伊丽莎白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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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骄傲和不安的脸庞求救一般看着前方。

“请放在这里。”她生硬地说，然后从我手里拿走照片，把它重新插进笔记本里，仿佛想在世界面前藏匿隐私。

“是的，我曾经是那个样子。”她说，“那时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了，他从来没和我说过话，有一次他问我是否会看书，我说我会看书。他说，好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书，从来没有，也没说过话。”

“那么，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没有怎么回事，”她说，同时耸了耸肩，“就是这样。”

“你自己知道这一点吗？”

“是个人都会知道。”

“是的，”我叹了口气，“那么后来呢？”

“在第三年年底，”她说，她现在开始放缓语速，而且不时停下来，头向后仰着，身体靠在衣柜上，用和旧照片里一样呆滞、略带不安的眼神凝视着前方，凝视着过去，凝视着生命，“圣诞节那天他过来和我说话，下午在大厅里。他说了很多话，非常紧张，而我一言不发。”

“是的。”我说，同时咽了一口气。

“是的，”她接着说，也同样咽了一口气，“他说他知道，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他不希望我成为他的情人，他想让我跟他一起离开，到国外去，去意大利。”她说着，突然间僵硬、紧张至痉挛的面孔柔和了下来，眼睛放着光芒，开始微笑起来，就像理解了那些神奇字眼的全部含义一样，就像那是生命中可以讲述的或者期待的最大或者全部的幸福。

我们两个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桌子上破旧卷角的旅游杂志。在杂志的封面上海面微波荡漾，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玩耍……这是她所获得的关于意大利的全部信息。

“你不愿意吗？”

“不愿意。”她说，同时脸色阴郁了下来。

“为什么？”

“不为什么，”她严肃地说，然后，迟疑地说道，“我害怕。”

“怕什么？”

“怕所有的一切。”她说，同时耸了耸肩膀。

“怕他是主人，而你是女佣？”

“也怕这个。”她温顺地说，而且几乎是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要感谢我替她说出了她不敢坦白的话并且使用了那些字眼。“我总是害怕，也害怕其他的一切。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头，他的地位要比我的高出很多。”她摇着头。

“你怕夫人吗？”

“怕她？……不。”她说，再一次微笑起来。看起来她把我当成头脑迟钝的人，就像对待一个对生命中真实的秘密完全不明了的人那样，她以简单的方式，就像对孩子解释某事一样开始对我说话。“我不怕太太，因为她知道。”

“太太知道这件事？”

“是的。”

“还有谁知道？”

“只有他和他的朋友，那个作家。”

“拉扎尔？”

“是的。”

“他和你谈论过这件事吗？”

“那个作家吗？……是的，我去过他的家。”

“为什么？”

“因为是他想这样的……也就是太太您的先生。”

支吾搪塞的答复，同时听起来有些讽刺和难以饶恕的味道。她还说：“对我来说，这个人是我的那个‘他’。我知道。对您来说，是您的丈夫。”

“是的，”我说，“总之，有两个人知道，我婆婆和那个作家。那么作家说了什么？”她再一次耸了耸肩。“他没有说话，”她说，“只是让我坐下来，然后看着我，一言不发。”

“看了很久吗？”

“足够久。他，”她再一次用那种特别语气说出“他”这个字眼，“希望我和这个人说话，让他看看我，说服我，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房间里有很多书，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书……他没有坐下来，一直站着，靠在壁炉上。他只是看着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一直看着我，直到天色暗了下来。那个时候他开口和我说话。”

“他说了什么？”我问道，我清楚地看到那幕场景，看到他们，拉扎尔和阿尔多佐·尤迪特，一言不发地站在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置身于“很多书”当中，静静地争夺我丈夫的灵魂。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问我，我们有多少土地。”

“而你们有多少呢？”

“八霍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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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在佐洛州。”

“就这些……”

“他说，很少，因为我们有四个人。”

“是的。”我仓促、慌乱地说。我不了解这些，但是我也明白这的确很少。

“然后呢？”

“然后他拉了铃，对我说，您可以离开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再也没说任何一句其他的话。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他不允许？”

“他，这整个的世界，也还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这就像一种疾病。”她说，然后用手击打着桌面。那一刻我认不出她来，就像身体要爆炸一样，她的肢体触电般颤抖着。在她体内有一股瀑布般的力量。虽然她低声说着，但就像在大叫。“一切就像患了一场病……然后我就不再吃东西，整整一年，只喝茶，但是请你不要认为我为了他而禁食。”她快速地说，把手放到了胸口上。

“那么是什么？”我深深地感到惊讶，“为了某个人而禁食是什么意思？”

“很早以前，乡下人都这样做，”她说，低垂下目光，就像不完全确定是否向一个外人透露部落的秘密一样，“某人开始沉默和禁食，直到另一个人不做某事为止。”

“不做什么事？”

“其他人希望的那件事。”

“这值得吗？”

她耸了耸肩，“值得，但这是罪过。”

“是的。”我说。她知道，无论她现在说什么，可能都无法改变阿尔多佐·尤迪特默默地为我的丈夫禁食这件事——“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犯下这个罪过吗？”

“不，我没有。”她急促地说道，摇着头，脸红了，就像是承认了一样，“因为我那时已经不想要任何东西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病态的。我不睡觉，还起了疹子，脸上和腿上都是，一直在发烧，很长时间，夫人在照料我。”

“那么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她平静地说着，神情迷惘，以一种事态平息后的语气。“他哭了，但是什么也没说。我发烧的时候，他给我水和糖，放在汤匙里喂我。一次他亲吻了我。”她说着，目光温柔地凝视着前方，仿佛那是她生命中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问道。

“当先生要去远行时。”她说。

“去哪儿？”

“国外。”她简单地说，“他去了四年。”

我愣住了。正是这段时间，我丈夫去了伦敦、巴黎、意大利。他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光阴，那时他三十六岁。回来后，他接管了工厂。有时他会讲述那段时光，他说：“那是段流浪的岁月……”只是他没提到，是因为阿尔多佐·尤迪特而远离家园四年，因为她而浪迹天涯。

“那么在动身之前，你们交谈过吗？”

“没有，”她说，“因为那时我已经痊愈了。事实上我们只交谈过一次。第一次，在圣诞节前夕。他给我带有照片和紫色缎带的圆形颈饰，但是缎带被剪掉了一块，装在一个盒子里。”她解释着，带着严肃的声调，就像这种语调能够某种程度上改变礼物的性质，或者就像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个送给阿尔多佐·尤迪特的硬币形颈饰，是装在一个盒子里……以至于那时我也感到，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

“另一张照片也是他送给你的吗？”

“年纪大些的那张？不，”她垂下眼帘，“那张是我自己买的。”

“哪里买的？”

“从摄影师那里买的。价格是一个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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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答道。

“我知道了，”我说，“你还收到过他送的其他东西吗？”

“其他东西……”她惊讶地问，“哦，是的，有一次，他送过我橘皮蜜饯。”

“你喜欢吗？”

她再一次低垂目光，可以看出她对这个弱点感到难为情。

“是的，”她说，“但是我没有吃。”她补充说，好像在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一样。“我给您看看吗？……还在那儿，在纸包里。”

然后她转过身朝柜子走去，热心得就像要证明不在犯罪现场一样。我马上朝她伸出手去。

“不必了，算了，尤迪特，”我说，“我相信你。此后还发生了什么事？”

“没再发生任何事，”她以漫不经心的语气简洁地说道，“他离开了，而我痊愈了。太太让我回家待了三个月。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收割，但我还是得到了全额薪金。”她满怀赞许地说，“之后我回到这里，他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有四个年头。我内心也恢复了平静，他也回来了，但是不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再没有讲过话。没有写过信，从来没有。是的，这是一种病态。”她以明智、认真的语气说道，就像在和自己争辩一般，好像很久以来，不停地、固执地证明这一点。

“这之后就结束了？”我问道。

“都结束了。他结婚了，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孩子死了。那时我也为此痛苦，为太太深感遗憾。”

“是的，是的，别提了。”我心神不安并且漫不经心地说，似乎要拒绝她的哀悼之词。“请告诉我，尤迪特，你们之后不再讲话了？真的从不曾讲过话？”

“不曾。”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甚至连那件事也不曾提起？”

“那件事没有提过，其他事也没有。”她表情严肃地说。

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像石头上刻的字一样。那两个人没有撒谎。由于恐惧和惊吓以及不适我开始感到恶心欲呕，她无法说出比这更糟糕的消息了：他们从此不再交谈。缄默了十二年，这就是全部。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在脖子上的护身符里装着另一个的照片，另一个钱包的隐秘夹层里保存着从圆形颈饰的缎带上剪下来的紫色缎带。一个结了婚，娶我为妻，他每次回到我这里时并没有真正回家，因为有另一个人在等他。我手脚冰凉，感到阵阵发冷。

“现在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请求道，“你看，我不要求别人发誓，但是我发誓，我会遵守诺言，不会对我的丈夫透露任何事情。但是现在，尤迪特，请对我说实话，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没有嫁给他。”

她的双臂一直交叉抱在胸前，走近窗户，凝望着市中心大楼幽暗的庭院。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透过她的肩膀，这样回答道：“是的。”

这句话就像一枚投掷到房间的炸弹，一枚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落到了我俩之间。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看不见的炸弹已经定时了的滴答声。滴答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还需要两年时间，它才会爆炸。客厅传出摸索声，我婆婆回来了。尤迪特踮着脚尖，悄无声息地走向门口，小心翼翼地、以一个偷窃者的熟练手法转动了插在门上的钥匙。门开了，我婆婆站在门边，穿着皮草，戴着帽子，一副刚从城里回来的样子。

“你，在这里。”她说。我看到，她脸色苍白。

“我们聊了会天，妈妈。”我边说边站了起来。

三个人就那样站在仆人房间里，我婆婆、尤迪特和我——三个被命运牵系在一起的女人——就像雕塑中活生生的命运三女神，这正是我当时所想到的，而且在极大的痛苦和尴尬中，我紧张地笑了出来，但是我想笑的意愿马上消失了，因为我看到我婆婆的脸色苍白极了，她走进房间，坐在尤迪特床的边缘，把脸埋在戴着手套的双手之间，开始无声地啜泣，同时肩膀还晃动着。

“请您别哭，太太，”尤迪特说，“她已经发过誓了，不会对他说。”

我婆婆缓慢地、仔细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然后走出了房间。

午饭以后我打电话给拉扎尔，他不在家，是仆人接的电话。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拉扎尔从外边打电话过来，从城市的某个地方。他长时间缄默着，就像在很远的地方，在外星球。他认真审视我的请求，事实上我的请求非常简单——我想和他谈一谈，马上。

“我去你们那儿吗？”他问道，以一种不快的语调。

但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我先生随时可能回家，我也不能把约会定在咖啡馆或者甜品店。最后他很不情愿地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回家去，在我的公寓里等您。”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想到。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上午那段交谈后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心灵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就像我不断地移动在一个充满生命危险的监狱和医院之间的外部区域，就像我处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生命的规则与那些沙龙或者市中心的宅邸里的截然不同。我去拉扎尔家，就像一个人面对一生中的特殊时刻，去急诊室或者警察局一样……只是，当我按大门的门铃时，双手的颤抖提醒我，我正行走在一条非同寻常，也许是完全不正确的道路上。

他来开门，一言不发地亲吻了我的手，并且把我领到一个大房间里。

他住在多瑙河边一座新落成建筑的五层，这座建筑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舒适又摩登。只是公寓的内部装饰过时、老式、土气，我环视四周，深感惊讶。

我拘谨又紧张，但同时开始观察室内装饰的细节。人有的时候非常奇怪，你知道，即使被送去绞刑，我也能感受到某种局部细节，比如一只鸟儿停落在树上或者宣读死亡判决书的检察官下巴上的粉刺……所以，这就是他的家。我以为自己按错了门铃。私下说，我很久以前已经在内心深处揣测拉扎尔的家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也许我期待发现印度式家具，某种北美印第安人的活动棚屋，拥有很多书籍、漂亮女人和伙伴的战利品，比如从敌人头上割下来的带发头皮，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东西。只有规则的、带白色金属钉饰的上个世纪樱桃木家具，那种乡下大厅里用来接待客人的家具，你知道，那种摆明不舒服，诗琴形状靠背的椅子。玻璃柜里摆满了各种小市民的杂乱物件，比如玛丽安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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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杯，霍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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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这个会客厅就像一个中等收入，从外地搬到首都的律师的起居室，家具是女主人的嫁妆，目前他们还没有办法置换新的……但是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出自女人之手的痕迹，据我所知，拉扎尔是非常富有的。

他并没有把我带到当年他接见阿尔多佐·尤迪特的那个“有很多书”的房间里。他对待我很客气，又带着些窘迫的殷勤，就像医生第一次出诊时对待病人的态度。他让我坐下，当然没有招待任何东西。他始终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就像已经经历很多这样的情况，所有这类谈话根本是无望的，就像医生知道无药可救，但面对病人时还是倾听他们的主诉，频频点头，可能的情况下开些药粉或者糖浆……他知道什么？只知道，感情问题无法给出任何忠告，我也隐约猜到这点。当我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时，我感到惆怅，就好像这条路是完全无用的。根本没有“忠告”对人生有用。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全部。

“您发现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没有任何过渡。

“是的。”我说，因为对这个人无需过多的解释。

“现在安心了？”

“还不能这样说，我正是来请教您这之后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平静地说，“也许，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您还记得，我曾经对您说过，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伤口已经逐渐愈合，就像医生所说的，结痂了，现在被碰触，又撕裂开来。”

他使用了这样一种医生的比喻。我也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位医生的诊室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处于医生诊所里。你知道，这里一点也不“文学”，没有任何东西与人们想象的一个著名作家的住宅相似……这里的一切都是市民阶层所使用的东西，或者说是平民阶层的，整齐、朴素。他抓住了我的目光——与他面对面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因为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让人感觉到，所有的事情和所有在他面前做的错事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他的“猎物”，被他写上几笔……他平静地说道：“我需要一种市民阶层的秩序。人们的内心恰恰是非常爱冒险的，对外最好如同一位邮局总顾问一样生活。维持秩序是生命的需求，否则我无法安心……”

他没有解释使他无法安心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是所有的一切，也许是整个人生……也许是外部世界以及紫色缎带飘荡的隐秘世界。

“我必须发誓，”我说，“我不对我的丈夫说起任何事。”

“是的，”他说，“反正他也一样会知道。”

“从谁那里知道？”

“从您那里。对于这些事情是无法保持沉默的，人并不是只靠嘴巴保持缄默或者说起某件事，还可以用心灵感受。您的丈夫很快会知道一切的。”

他沉默了，然后以无力的，生硬的口气问道：“您想我怎样做，夫人？”

“我想要一个清楚又明确的答案。”我说，他对我同样清楚又明确的话感到惊讶，“您是对的，某种东西爆发了，是我引爆的或只是偶然事件？……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没有任何偶然事件。我的婚姻失败了。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战斗，为此牺牲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吗？……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痕迹，一个信号，我和那个自认为比我与我的丈夫拥有更近关系的人谈话。”

他弯身靠向桌子，默默不语，抽着烟。

“您真的认为，这个女人在我丈夫的心里、神经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这种回忆是否存在过？什么是爱情？”

“我请求您，”他客气又有些挖苦地说，“我只是个作家和一个男人，我无法回答这么难的问题。”

“您认为，”我问道，“一段爱情可以支配一个人的灵魂到那种程度，以至于他无法再爱上其他人吗？”

“也许。”他小心翼翼地、认真地回答，恰如一名杰出的医生已经了解了一切，只是不想草率地做出判断，“我是否听到过类似的事情？是的。经常吗？……不是。”

“当一个人陷入爱河时，他的灵魂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问道。

“灵魂中没有任何变化。”他说，“感情不是在灵魂里展现的，它们循着其他的轨道行进，但是也会灌注进心灵，就像洪水经过泛洪区。”

“一个聪明、理性的人能够控制洪水吗？”我问。

“这个问题很有趣，”他轻快地说，“对此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必须回答，在某种限定的范围内是可以的。我感觉……理性无法让感情流出，也无法堵住感情，但是可以规范它们。感情，如果危害一切，应当被关在笼子里。”

“就像一只美洲狮？”我无意识地说道。

“就像一只美洲狮。”他说，并且耸了耸肩，“在那里，可怜的感情来回走动，咆哮，咬牙切齿，撕扯着栏杆……但是到了最后，它精疲力竭，毛发和牙齿脱落，变得温顺又忧伤。这是可能的……我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这就是理性的作品。感情可以被征服、驯服。当然，”他谨慎地说道，“提前打开兽笼是不明智的，因为美洲狮将会跑出来，如果它还不够听话的话，会引起很多麻烦。”

“请说得更清楚些。”我请求道。

“我无法说得更清楚了。”他耐心地说，“您期盼从我这里知道是否能够通过理性的帮助剔除感情？……关于这点，我坦率地回答，不可能，但是值得安慰的一点是，感情，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被驯服，并且逐渐凋萎。您看看我，我就活过来了。”我无法对你说清楚我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刻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我忽然间想起我认识他的那天晚上，我的脸红了。我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游戏……我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少女。他也没有看我，他站在我面前，靠着桌子，双臂交叉抱在前胸，看着窗外，似乎在研究对面的建筑。这种窘境持续了很久，这是我生命中最难堪的一刻。

“您在那期间，”然后，我慌乱而且快速地继续问道，就像一个人想快速转移话题一样，“您没有建议彼得娶那个女孩吗？”

“我尽了全力，”他说，“阻止彼得和她结婚，那时我对他还有影响力。”

“现在没有了吗？”

“是的。”

“现在那个女人对他的影响更大？”

“那个女人？”他问，把头向后转去，嘴唇无声地动着，就像一个人心中在计算，评判着力量的对比。“我认为是的。”

“我婆婆那时帮助您了吗？”

他严肃地摇摇头，就像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没有尽过太大的努力。”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我暴躁地说，“这个骄傲、高贵、上流的太太会支持这种疯狂行为？”

“我什么也没想。”他小心地说，“我只知道，这个骄傲、高贵、上流的太太在漫长的一生里生活在冰冷之中，好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一个冰库里，而这种被冻得麻木的人很容易理解某人想要寻找温暖。”

“那么您为什么不允许彼得……就像您说的……允许他的空气中存在这种特别的爱情？”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热度，”他耐心地说，重新以那种教导者的口吻，“因为在过程中烤肉铁叉会烫到人。”

“您认为阿尔多佐·尤迪特这么危险吗？”

“那个人吗？……这点很难回答。也许危险的是当时可能形成的局面吧，是的。”

“那么后来真正形成的局面会少些危险吗？”我问道，并且非常注意，使用平静且规规矩矩的方式讲话。

“不管怎么说，她更守规矩了。”他说。

这点我不理解。我不做声，惊讶地注视着他。

“夫人，”他说，“您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多么保守、古板又忠于规则的人。也许我们，作家是真正的守法者。市民阶层要更为大胆，是的，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都要具有革命精神。所以每个伟大革命的旗手都是误入歧途的市民阶层也绝非偶然。但是我们作家不能允许这种过分的反抗要求。我们是守护者。守护要比获得或者摧毁某种东西困难得多。我不允许人们去反抗业已存在于书中和人们心中的律法。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想去反抗、破坏旧的，建立新东西的世界里，我要警惕，我必须看护住没有明文写下的规矩，那是人类世界深层的秩序与和谐的终极意义。我生活在被偷猎者包围的环境中，我是森林的守望者。我身处危险的境况之中……新的世界！”他说，带着失望和痛苦的不屑口吻，我睁大眼睛凝视着他，“就好像人类也变得焕然一新一样！”

“就因为这个，您不允许彼得娶阿尔多佐·尤迪特？”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允许，彼得属于市民阶层。一个很可贵的市民阶层的绅士……这样的人已经很稀有了。他是一种文化的看守者，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一次他开玩笑说，我对他而言是一个目击证人……我也以诙谐的口吻回答他，也许初次听起来不是那么认真，出于商业价值的目的，我要看护住他，因此我要拯救他，也就是读者。我现在考虑的当然不是我作品的发行量问题，而是关注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灵魂中尚存的、属于我的世界的责任感。我是为他们而写作的……否则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彼得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这里没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有……其他的我毫无兴趣。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确切地说也不是这个理由。我只是让他警惕这个女人，因为我爱他。我不愿意向感情投降……但是这种感情、友情，比爱情要细腻和复杂得多。这是最强烈的人类情感……真正的无价之宝。这点女人并不懂。”

“您为什么要让彼得警惕这个女人？”我坚持地问道。我专心地聆听他说的每个词，同时也感觉到，他在回避直接的答复，而谈论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感情用事的英雄。”他终于无可奈何地顺从地说道，就像一个人不得不说出真话而变得心平气和，“首先，我喜欢看到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和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不仅仅用阶级的差别提醒他。女人们成长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补上几个世纪的缺失……我不怀疑，这个女人在彼得的身边会以闪电速度补上这些课程，她完全可以表现出那种规范和完美的举止，就像昨天晚上在那个贵族的宅邸里，您和我一样……通常情况下，在品位和举止方面，女人要远远超出同阶层的男人。尽管如此，彼得仍然会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从早到晚都是英雄，因为他承担了与他的世界作对的责任，而且是非常人道的，在上帝和世界面前绝对合法，但也一直处于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局面中……但是这里面还包含其他的东西，这个女人永远不会谅解彼得属于市民阶层。”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犹豫不决地说。

“我确定如此，”他严肃地说，“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决定事物本身，起决定作用的是一段感情的命运。这段感情对彼得意味着什么？是哪种欲望，哪种激情……我无从知晓。但是我历经了这场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人的灵魂中的所有东西都在动摇：他所属的阶级、那些维系着他人生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私人事件。如果这样一个保护和传达一种文化全部意义的人崩溃了，不只是他被毁灭了，和他一起消亡的还有值得存在于世界的一部分……我对那个女人看得很清楚。问题不是她来自不同的阶级，如果来自不同阶级的后代能在激情的漩涡中融合在一起，对世界而言也许是最幸运的事情……不，在那个女人的个体中我强烈地感到某些东西，这使我无法平静，让我不敢交出彼得。某种野性的意愿，野蛮的力量，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那双困倦的眼睛突然闪出一道光芒，当他转向我的时候，仿佛在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他不确定地说：“有些人能够以一种野性、原始的力量从围绕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象征生命的东西，就像原始森林中的藤蔓植物，从几百米的区域内吸收大树下土壤的水分、养分和酸性物质。这就是他们的法则，他们的特性，并不是他们很恶劣，而是生来如此……和一个邪恶的人争辩，也许会让人怒火平息，也许能够化解心灵所遭受的苦难，可以化解将要向他人和人生所实施的报复。这些是比较幸运的人……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类型的人，具有藤蔓类的攀缘天性，本性不坏，只是以致命、顽固的饥渴，紧紧地缠绕它周围的一切，吸取他们的生命力。这样的人是野蛮的、原始的。男人中很少有这样的人……女人中很常见。那种迸发出的力量可以消灭与其截然不同的灵魂，比如彼得。您和她说话时感觉到这种力量了吗？就像来自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地带的干热风或一股激流。”

“我只是和一个女人在说话，”我说，叹了口气，“和一个女人，一个内心拥有强大力量的女人。”

“是的，女人是以另一种方式感知彼此的。”他从容地说，“我尊重这种力量，而且惧怕它。我现在开始钦佩彼得。您试想一下，十数年来他要以多大的力量去对抗，需要怎样做才能从这种看不见的危险力量的缠绕之中解脱。因为这个女人想要一切，这您是知道的。她不要住在后街，住在小巷子里两个房间的小公寓里，穿着银狐大衣和不时三个星期的度假，秘密地和她的情人在一起……这个女人要的是全部，因为这不是一个虚假的女人，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您没发现？”

“是的，”我说，“这个女人，还宁愿戒斋。”

“她做了什么？”他问，这次他感到惊讶了。

“她这样说的？”他拉长了声音说，“在东方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意愿传达的一种形式。”他爆发出一阵焦躁又沮丧的笑声，“当然，阿尔多佐·尤迪特是更危险的一类。因为有些女人可以带着出去吃晚饭，带到奢华的地方去，在那里吃龙虾，喝香槟，这些女人是无害的。同时有另外一种类型，她们宁愿禁食……这些女人是危险的。我担心，任何干涉都是多余的。她已经开始疲惫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几年前，我感到，你们命运的星象图已经改变，一切变得平淡和腐朽……因为生命中不仅仅有洪流，不仅仅有野性力量……还存在其他。惯性定律仍然占主导地位。要尊重这个定律。”

“我无法尊重，”我说，“因为我不想这样生活。我不了解阿尔多佐·尤迪特，我也无法评价我的丈夫过去和现在对她意味着什么，此刻有多么危险我一无所知……我无法相信，有某种激情，被压抑着的火焰和烟雾，终其一生在一个人的灵魂中持续燃烧，就像地下之火，就像矿下之火……也许，存在这种东西；但是我相信，生活最终会熄灭这些火焰。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是的。”他说，分外地快速和从容，同时凝视着他的香烟的火花。

“我看出来您不相信。”我继续说，“好吧，也许我错了。也许某些激情比生命、理想、事件更为强烈。它们会烧焦一切，燃尽一切？……可能吧……那么就让它们更强悍吧。不要隐匿起来，而是爆发吧。我不想把我的家建立在斯特龙博利火山
[23]

脚下。我想要和平、宁静。我不后悔所发生的一切。我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这样下去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内心也有力量，我也能等待和渴望，不仅仅阿尔多佐·尤迪特能做到。我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禁食，而且晚餐吃着蛋黄酱拌冷鸡肉，配着沙拉……这种无声的对决必须结束。您是他的一个帮手，因此我和您交谈。您认为彼得还和这个女人有关联吗？”

“是的。”他简短地回答。

“那么他不是真正和我有关系。”我大声、镇静地说，“那么让他做些事情吧，和她结婚吧，或者不和她结婚，和她一起毁掉一切或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从此心平气和。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我对那个女人发誓，在彼得面前保持沉默，我要遵守诺言。但是我不会生气，如果您什么时候……不久，在最近几天里……谨慎地，或者不那么谨慎地，和他谈一谈。您能做到吗？”

“如果您要求这样的话。”他不情愿地说。

“非常麻烦您了。”我说，然后站了起来，拿出手套，“我感觉，您想问，我将会怎样……我回答您的问题。我承担抉择的后果。我不喜欢这延续数十年的哑剧，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不流血、苍白无力的斗争。如果是一出戏，那么就让它喧闹起来，充满战斗、死亡、掌声和口哨声。我想知道在这出戏里我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失败了，我退出。然后事情该怎样就怎样，我对彼得和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命运再也没有任何兴趣。”

“这不是真的。”他以平静的语气说。

“这是真的，”我说，“而且我将要这样去做。如果他在十二年里都无法做出决定，那么由我来决定，而且用短得多的时间。如果他不能找到那个对的女人，那么我来替他找。”

“那么是谁呢，请告诉我？”这时他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带着谈话中从没有过的兴趣突然问道，就像听到了某种特别让人震惊和可笑的公告一样，“您想找到谁？”

“我已经说过了，”我回答道，同时感到些许困惑，“您为什么以如此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还带着微笑？……我婆婆有一次对我说，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一个真爱的人，或许是阿尔多佐·尤迪特，或许是我，或者是其他人。那么让我替他找到她。”

“是的。”他说。

他低垂目光看着地毯，看上去不想争辩了。

他无声地陪我走向门口，吻了我的手，一直带着那种奇怪的微笑，以缓慢的动作打开我面前的大门，同时深深地向我弯下腰来。

好吧，现在让我付钱吧，这里真的要关门了。小姐，我们点了两杯茶和两份阿月浑子冰激凌。不，亲爱的，今天你是客人。你不要再争了，也别遗憾。已经到月底了，一笔小小的花费不会让我破产。我过着独立和无忧的生活，准时获得抚养费，每个月的月初，比我需要的要多得多。你看，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只是，不再有任何意义，你这样想的，对吧？……也不是这样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今天当我从市中心赶到这里和你见面时，开始下雪了。这是多么纯净又幸福的喜悦啊。这是第一场雪……此前我不能以如此的方式对世界感到欢欣。我有其他的事情，有其他的事情要关注。我专注于一个人，我没时间关注世界。然后我失去了这个人，而我换得了全世界。你认为这是一项不利的交换？……我不知道，也许，你是对的吧。

我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其余的你都知道了。我和我的丈夫离婚，并且独自生活。他也独自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和阿尔多佐·尤迪特结了婚。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像我在拉扎尔家里所想的那样很快发生。那段交谈之后，我和我的丈夫又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生命中的一切就像按照某种看不见的钟表指针在发生：早一刻都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只能由事情以及情境自行决定……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暴力的、轻率的、非人道的，或者也许是不道德的，是生命自行决定，以出人意料又神奇的方式……然后一切都变得既简单又自然。

我从拉扎尔那里回来之后，没有向我丈夫说任何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的事。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了一切，可怜的人。他不知道的只是更重要的事，而我不能对他说起，因为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时间连我也无从知晓……只有拉扎尔知道，是的，在即将告别的时刻，他格外沉默，他思索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对任何人道明的，必须要独自学习。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吧，我不想让你难受。你现在有些爱上了那个瑞典语老师吧，是这样吧？……是吗？……你什么都不要对我透露，但是请允许我也保持沉默，我不想破坏一份如此美丽又伟大的感情，我不想使你受伤。

我不知道拉扎尔什么时候和我丈夫谈话的，在第二天，还是几周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不过一切正如拉扎尔所说的那样进行。我丈夫知道了一切，知道我发现了紫色缎带，找到了那个佩戴它的人。他知道我和阿尔多佐·尤迪特交谈过，那个人真的在接下来的那个月离开了我婆婆家。有两年的时光她杳无音讯。我的丈夫聘请私家侦探找寻她，但是之后他疲惫不堪，病倒了。他中断了找寻。你知道，我丈夫在阿尔多佐·尤迪特失踪的这两年内做了什么？

他在等待。

我从不知道一个人可以用那样的方式等待，就像被强制劳役，在矿井里凿开石头一样。他以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规律性、同样的毅力以及同样的绝望等待着。那时我也无法帮助他……如果临死躺在床上时，我必须说真话，我得承认，我并不想帮他。我的内心充满苦涩和无望。那两年的时间，我看着这种可怕的努力。这个人微笑着、沉默寡言、彬彬有礼且日渐苍白，在无言的抗争中对抗着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他的举动就像每天早上习惯性地查看邮箱，就像麻醉药品的奴隶，把手伸向小药瓶，然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的手停在半空中，药瓶是空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头部的转动，大门被叩响时，他肩膀的耸动，在饭店里或者剧院的大厅里，他环顾四周的方式，就像永远在宇宙空间内寻找某个东西。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但是阿尔多佐·尤迪特音讯全无。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她去了国外，在一个英国医生家里做女佣，在利物浦。那段时期，英国对匈牙利用人的需求量很大。

无论是她的家人，还是我婆婆，都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那两年，我常常去我婆婆那里，在她那里度过整个下午时光。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可怜的人，她得了血栓症，被迫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陪在她的床前，我非常爱她。我们坐在一起，看书，聊天。几乎可以说，我们就像以前的女人那样制作绷带，以备他们所爱的人上战场使用。我知道，在路途中我的丈夫被分配到非常危险的岗位上……每时每刻都可能阵亡。我的婆婆也知道这种情形，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人的一生中总有那样的时刻需要独自面对，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忙。那一刻降临到我丈夫身上……他独自一人，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许是很大程度上，他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态中，而且他等待着。

我们两个人，我婆婆和我，踮着脚尖在他的周围行走、生活，同时织着毛衣，就像在护理一个病人。我们谈论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开心，冷静。出于特别的谨慎或者害羞，我婆婆从不提起发生过的事情。那天中午，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时，当她在用人房间开始哭泣时，我们已经无声地签署了一项彼此帮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只有在我们不再无谓和无望地谈论已经发生的一切时才可能生效。我们只是以那种方式谈论我的丈夫，就像对待一个亲切又讨人喜欢的病人，他的状况堪忧，但是不必担心直接的危险……你知道，似乎那个人在这种状况下还会活很久……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调整他头部下方的枕头，或者为他打开水果罐头盖子，抑或是给他讲述世界新闻来使他心神愉悦。真的，在那两年里我们在家里就那样平和又安静地生活着，我先生和我，我们很少出门。我的先生开始割裂与世界、社交圈的一切联系，巧妙而又谨慎地从他的世界里游离出来，不过是以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慢慢地我们与所有人脱离联系，离群索居。这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周有五个晚上我们在家度过，听音乐或者阅读。拉扎尔从没来过我们家。在那些年里他也去了国外，在罗马生活了很长时间。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我们三个人都在等待某件事：我婆婆等待死亡，我的先生等待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归来，而我等待着死亡或者阿尔多佐·尤迪特，或者其他的事情，或者某个被迫的转折点有一天到达我的生活中，使我最终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而我属于谁……你问，我为什么不离开我的丈夫？怎么能够和一个等待别人的人生活在一起？与那个每一次大门开启时总是竖起耳朵，那个面色苍白、避开人群，隔断和世界的一切联系，因一段感情而生病，因为痴狂的等待而着魔的人生活在一起？当然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毫无疑问。这真的不是令人愉快的情况，但我是他的妻子，我不能抛弃他，因为他处于麻烦和危险之中。我是他的妻子，我在神坛前发过誓，要和他在一起，并且无论是好是坏，只要他需要我，只要他想要，我都要坚守在他的身旁。那个时候他需要我。如果那两年他独自一人，他会自我毁灭。我们生活着并且等待来自天上和人间的某种启示，等待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归来。

从他知道那个女人离开这座城市前往英国的那一刻开始——只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英国的地址，他的家人和亲属都不知道——我的丈夫彻底病倒了，也许人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痛苦了。我深知这种感受……后来，我们离婚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也这样等待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你知道，在夜里惊醒，感到无法呼吸，就像渴望空气的哮喘病患者，在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找寻另一只手。他无法理解另一只手已经不在了，不在附近，不在邻居家里或者街道上。他出去走在街上也是徒劳无功的，另一只手也不可能来与他相遇。电话再也没有任何意义，报纸上充斥着毫无价值的新闻、冷淡无趣的消息，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或者摧毁了拥有百万人口的首都几个街区……人们礼貌地倾听着这类消息，一只耳朵注意着，然后说：“是吗？……真的吗？……真有趣。”或者是：“真令人悲伤。”但在这过程中，他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我在一本优美、充满智慧和忧伤的西班牙书里——我已经忘记作者的名字，他有一个斗牛士那样的名字，很长，由若干个教名组成——读到这一类的魔法，在这类使人陷入幻境、迷离双眼的魔法状态中，等待者与缺席的被爱者的灵魂就像进入催眠状态而失去知觉，他们失去知觉、疲惫不堪的目光，就像正在费力地抬起眼皮，从昏迷中苏醒的病人的目光。在这世界上，他们看不到其他的，只看到一张脸，听不到其他的，只有一个名字。

但是有一天他们苏醒了。

就像我。

他们环顾四周，揉揉双眼。如今他们看到的不只是那张脸……准确地说，他们也看到那张脸，但是更模糊了。他们看到了教堂的钟楼，看到了森林，看到图画，一本书，还有其他人的脸，他们发现世界是多么的无边无际。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那些在前一天还无法忍受的事，那么痛苦和灼烧内心的事，如今已经疼痛不再了。你坐在一张板凳上，变得心平气和。你想到的是“炖鸡肉”或者“纽伦堡的歌唱大师”，或者“应该为台灯买个新灯泡了”。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并且每一件都同样重要。昨天所有这一切尚无可能，起伏不定，而且缺乏意义，真相却是截然不同的。昨天你还想报复或者救赎，你还在期盼他打电话，或者需要求助于你，或者他被关进监狱、被处决。你知道吗，当你感觉到这一切时，另一个人却远远地幸灾乐祸。直到那一刻他还对你有影响力。你尖叫着要报复，另一个人得意地搓搓手，因为报复也是种欲望，报复就是种臣服。但是到了那一天，当你醒来，揉揉双眼，打个哈欠，你忽然意识到你已经不再想要任何东西了。甚至在街上面对面走过来你也无所谓。如果他打来电话，你就回答该说的事。如果他想见你，不得不碰面时，没问题，请坐。所有这一切，发自内心，轻松又充满真诚，你知道的……所有这一切再也没有任何痉挛，没有任何疼痛，没有任何失去知觉的症状。发生了什么事？你不了解的。就是你不想报复了，不……而且你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报复，唯一的，最完美的，你对他不再期盼任何东西，你既不诅咒他过得糟糕，也不祝福他美满，他已经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旧时的男人这时候给他们的恋人写信，总是以此类词语开头：“尊敬的太太”，这个称谓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你知道吗……就像在说“你已经不能再使我痛苦了”。聪明的女人会痛哭流泪，或者不会。聪明的男子会寄送一件很大的礼物，一束玫瑰花或者养老金……为什么不？现在完全可以做到，因为已经疼痛不再。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知道。一天早上，我醒来而且开始生活，开始向前走。

但是我的丈夫，可怜的人，他还没有醒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痊愈。有时我为他祈祷。

就这样过了两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活着，我的丈夫和世界告别，和他的社交圈，和人群，无声地告别，就像一个偷偷逃到国外的贪污犯，但是直到那一刻还在积极地完成他每日的工作。是她在国外，是另一个人，那个“真爱”。我们等待着。我们过得不坏，那两年我们关系很好，真的……有时在餐桌上或者在阅读期间，我偷偷地看他的脸，就像亲戚朋友观察病人的脸一样，在脸上已经能看到疾病的症状。内心受到惊吓的同时，还要和蔼地对他微笑，并且高兴地说：“你的脸色好多了。”我们等待着阿尔多佐·尤迪特，她从城市消失，没留下任何踪迹，这个狠心、自私的畜生……因为她知道，这是她能做的最坏的事情……你不信？或者她不自私、狠心？最终她也付出了代价，她也参加了决斗。她也是一个女人，也许她也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不是吗？……安慰我吧，因为我也宁愿相信就是这样的。她等待了十二年，然后去了英国。学会了英文，掌握了餐桌礼仪，看到了大海，然后有一天她回来了，带着七十英镑，就如同我所知，穿着苏格兰裙子，喷着安特金森香水。就这样，我们离了婚。

我难过极了，有一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会心碎而死，但是某个早晨我醒来，发现了一件事情……是的，那是只有独自一个人才可能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我告诉你吗？

你不会因此感到难过吗？

你能承受吗？

是的，我做到了，但是我不愿意对任何人说，我不想剥夺人们的信仰，那些导致他们谬误的信仰，从中能产生那么多痛苦，同时也产生那么多伟大的东西：英雄行为、艺术作品、神奇的人类努力。我知道你现在处于那样的状态中，尽管如此，你还是想让我告诉你？

好吧，如果你想知道，但是之后请你别生我的气。你看，亲爱的，上帝惩罚了我，但是同时也给了我一份礼物，让我知道这个真相，并且能够承受它，没有因此而死去。我发现了什么真相？……我发现，亲爱的，真爱根本不存在。

有一天我醒来，坐在床上，展露微笑，我已不再感到任何痛苦了。我突然发现没有一个对的人。不存在于地上，也不存在于天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那个确切的人。只存在一些人，每个人当中有那么一丁点部分是对的，我们从另一个人身上期待、盼望。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根本不存在那个确切的人，那个唯一的、神奇的、独特的，可以使我们幸福的人。只存在一些人，身上拥有所有的元素、渣滓和光芒，以及一切……拉扎尔知道这点。在他家的门口告别时，他一言不发地微笑着，因为我说，我要去为我的丈夫找到对的女人。他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到罗马撰写他的书。作家在结尾处总是这样做的。

我的丈夫，可怜的人，他不是作家；他是一位市民和艺术家，但是没有任何作品，他因此感到难过。当某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出现时，他以为，她就是那个真爱，而且她使用安特金森香水，再打电话时带着英国腔调说：“Hello！”——那时我们离了婚。那是场艰难的分手，说真的，我甚至把钢琴也搬走了。

他没有很快娶她，而是在一年之后。他们过得怎么样？……我相信很好。你之前也看到，他为她买橘皮蜜饯。

只是他老了，没有很老，但是以令人非常悲伤的方式衰老。你说什么，他已经知道了？……我担心，等他将来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这期间，人生已经过去了。

哦，这里真的要关门了。

什么？……你想知道什么？我开始时为什么看见他会哭泣？如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人，一切结局已定，人也完全康复，为什么一开始当我听到他还在使用那个棕色的鳄鱼钱包时，会往鼻子上擦粉？请等一下，让我想想。我想，我可以回答你。我之所以在尴尬中往鼻子上扑粉，因为真爱并不存在，因为谬误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爱他，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日后听到他或者看到他时总会心跳加速。要知道，我想一切都过去了，但是爱没有。可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亲亲你，亲爱的，下周二，我们再来这里碰面，你愿意吗？……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如果你也没问题，大约六点一刻见。你不要迟到太多。我六点一刻一定会在这里的。

第二部分

喂，你看那个女人！现在他们走向旋转门。那个金发、戴着圆帽的女人？……不是，另外一个，高挑身材，穿着水貂大衣的女人——是的，那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女子，她没戴帽子。他们现在上了车。那个矮壮的男子帮她上车，对吧？之前他们一起坐在角落的桌子那儿。他们一进来我就发现了他们，但是我不想说什么：我认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但是，现在他们走了，我可以说了，就是这个男子，我和他有过一场既愚蠢又令人尴尬的决斗。

为了女人？……是的，当然是因为女人。

但也并不见得这么肯定。那时我想杀人。不一定是这个粗壮的矮汉子。他对我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正好撞到我的手上。

我是否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人是谁？……当然可以，我的朋友。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但不是第一任，而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我们离婚三年了。决斗后很快就离异了。

我们再来一瓶蓝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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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吧，你想喝吗？……午夜之后，这家咖啡馆一下子变得空寂和冷清。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时，还在当技术员，在冬末化妆舞会狂欢节期间。那时女人们也常到这个著名的地方来，她们就像羽毛五彩缤纷的夜晚的小鸟一样，既让人开心，又光彩夺目。之后的几十年，我没有再光顾过这里。时光流逝，很多东西都变了，场地变得过于花哨，顾客也不一样了。现在那些上流社会、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这里……你知道，那群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我的前妻也来这里。

这酒真不错。这种浅绿色就像暴风雨前的巴拉顿湖。上帝保佑，干杯。

你想让我讲述这一切？……如果你想听的话。

或许我能和某人诉说此事并不坏，一次足矣。

你不认识我的第一任妻子吗？当然不认识，那时你生活在秘鲁，在修建铁路。你真幸运，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去了那个广袤和原始的世界。

我承认，有时我很羡慕你。如果那时世界也召唤我，可能现在我会是一个更幸福的人。然而我却留了下来，守护着某种东西……直到有一天我累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守护任何东西了。我守护的是什么？一家工厂？一种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拉扎尔，是一名作家，你认识他吗？听说过他吗？你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活在秘鲁！我非常了解他。有一段时间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这个人试图反复证实，我是一名守护者，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看管者，一个市民。因此他认为，我要留在家里。但也未必完全如此。

只有真相、现实是确定的……我们对真相做出的解释是一种无望的文学。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读了很多书，我看了所有落在我手上的书籍。我担心低劣的文学会将虚情假意灌入男人和女人的头脑中。人类世界人为的悲剧部分归咎于这种谎言的教唆，这些可疑的书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自艾自怜、矫情的谎言，造作的情节，大部分是这些虚假、无知，或者仅仅是恶毒文学教导的后果。有一份报纸白纸黑字地推荐了一部骗人的小说，在另一页，每日新闻栏目中已经可以由此读到结局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悲剧，她喝下了洗衣服用的碱水，因为被木匠抛弃；或者是发生在政府首脑顾问妻子身上的意外，她吞下了佛罗那安眠药，因为著名的演员未来赴约。你为什么用那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你问我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东西？文学？那种被曲解的悲剧叫作爱情？或者简单地说叫人类？……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不轻视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在我的余生里，我也愿意献身于某种激情。这种激情是对真相的热情。我不能再忍受自己对自己说谎，这不是文学，也不是女人，只是我根本不能忍受自欺欺人了。

你现在对我说，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别人伤害了我。也许是这个女人，我的第二任妻子，或者第一任。我在某些事上遭受挫败，导致自己孤独一人，经历了严重的感情打击。我心怀怒火，不再相信女人，不再相信爱情，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你认为我是一个可笑的、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你想小心地提醒我，人和人之间除了激情和幸福还存在其他东西，还有博爱、耐心、怜悯和宽容。你想指责我对于我人生路上出现的人不够勇敢和耐心，甚至现在我变成一头孤独的怪兽，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是我自己的错。朋友，我已经听过这些指控了，我也审视过自己。甚至在拉肢刑架下的人都不可能像我对自己那样真诚。我审视了每一个我有办法靠近的生命，我通过生命之窗窥探陌生人的生活。我并不腼腆谨慎，也不克制不前，我研究和观察他们。我也相信这是我的错。我用贪婪、自私、淫欲以及社会的障碍、世界的组成模式等原因来解释……解释什么呢？失败。每个人的生命早晚会坠入孤独的深渊，就像一个夜行的流浪者落入深坑。你不理解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任何救赎吗？我们是男人，就应该孤独地活着，对于每一件事我们必须准确而且公正地付出代价。我们要保持沉默，而且要忍受孤独、自身的性格以及生命赋予我们的男人的法则。

而家庭呢？我看你想问这个问题。我是否相信家庭超出个人之上，代表人类生命的最高意义，是一种更高级的和谐呢？人类不是为了幸福而活着。人类之所以生存是为了支撑他的家庭，养育正直的人，所有这一切不要期待换来感恩与幸福。这个问题我将真诚地回答你。我的回答是：你是对的。我不相信，家庭“带来幸福”，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带来幸福。但家庭是一项如此伟大的任务，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我们是否值得为了这个目标忍受生命中无法理解的困扰以及不该承受的痛苦？我不相信存在“幸福的家庭”。但是，我看到过某种程度上的和谐、人的共生，同时所有人都与其他人对抗地活着，每个人过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讲，家庭的每个成员为了彼此而生活，即使有的家庭成员像饥饿的野狼那样斗争。家庭……这是一个伟大的词。是的，家庭或许就是生命的目标。

但是家庭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在这层意义上我甚至没有拥有过家庭。

我观察了很长时间，注意倾听。我听到过那些冷酷、苦涩的牧师反复证明，这种孤独是市民阶层的通病。他们以群体为借口，在那个收容和提升了自我的伟大群体中一下子拥有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你知道，你不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狭义的家庭而生存，而是为了高于个人的理想，为了人类的群体而活。我认真地审视了这项指控。不是从理论的层面，而是从我以实际行动所理解的人生的角度。我观察了所谓“穷人”的生活——归根结底，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实际上，那种属于同一群体的意识为他们提供了热量，以及活下来的全部人生感受，比如他们同属于铁路工会或者私企职员养老金协会，而且在国会中拥有他们的代表，可以为他们写下谏言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言——这真是炽热、令人激动的感受，要知道，世界上有数不清的铁路工人和私人雇员都想更美好、更人道地生活。在经历了漫长而苦涩的斗争、不安的争论之后，有时他们在地球上的命运真的能得以改善……如今他们不是只赚一百八十潘戈，而是二百一十……是的，向下没有底限。底层的民众很容易为那些减轻了生活残酷性的事情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在那些在机关或行业部门中工作的，跟“上流群体”共生共存的人身上没有发现幸福、火热地活着的感受……我只看到悲伤的、不满足的、愤怒的、坚忍不拔的战斗者，听天由命、垂头丧气、装疯卖傻的人，或者以聪明和计谋反抗着的人。我看到那些人，他们相信，人的命运真会一点一滴地通过意想不到的转折而最终变好。这点没错。但是这种意识并不能除去生命的孤独感。不是只有市民阶层是孤独的。蒂萨河地区的挖土工完全可能和安特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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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牙医一样孤独。

然后我读到，我也思考过，这可能是文明的孤独。

就像地球上的欢乐之火逐渐冷却一样。有时，在某个瞬间，某个地方，又重新燃烧起来。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对某个晴朗的、阳光明媚的、充满欢愉的世界的记忆，在那个世界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努力同样令人愉快而且富有意义。也许是希腊人，是的，可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彼此屠杀，也以同样的方式杀戮外来者，他们卷入一场漫长又血腥的可怕战争中，但同时他们内心拥有一种欢乐又充沛的群体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从这个词更深层的、更无法言说的意义上讲，连陶器匠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大众的、隐秘的、机械性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角色，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如果他们想，每个人都可以洗热水澡，欣赏图画，聆听音乐，在两大洲之间展开对话，新时代的法律保护穷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像保护富人那样……但是请看看那些脸孔！无论你到了世界的哪个地方，在大大小小的群体中，你总能看到一张张焦虑的面孔，那些面部线条上充满了怀疑和紧张，带着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以及扭曲的敌意。这种紧张均来源于孤独。这种孤独是可以解读的，而且每一种解读都可以回答疑虑，但是哪一个都不能真正地称之为原因……我认识一个有六个小孩的母亲，带着这种孤独和孤独感所带来的扭曲的、敌意的面部表情生活着；我认识单身的老男孩，他们连戴手套都带着那种艺术家的精雕细刻，就像他们的整个人生由一系列的规定动作组成一样。当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先知在人类世界中人为地组建起群体，在这个新世界里连越来越多的孩子也被迫训练这种群体感觉时，人们的灵魂中这种孤独感会越来越强大。你不相信。这点我很确定。讲述这些我永远不会感到疲惫。

假如我有能力可以对许多人讲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那些神父艺术家、作家……我将恳求他们，激励他们，相信快乐。忘记孤独、让它消失。也许这不只是空想。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教育，是个觉醒的问题。现在人们目光呆滞，似乎漫游在一种催眠状态中。目光呆滞又充满怀疑……只是我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张脸，上面没有这种扭曲、不满足、怀疑和昏沉病态的紧张。

是的，刚才你看到过这张脸。但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副假面，一个她所扮演角色的人造假面。我最早看到她时，这张脸是开放的，充满期待，散发光芒，就像一个在生命起点上的人的脸，还没有品尝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不了解苦痛和恐惧。然后，渐渐地，这张脸变得严肃了。她的眼睛开始注意观察一切，那张嘴巴，忘乎一切微微半张的嘴巴闭上了，变得严峻起来。她叫阿尔多佐·尤迪特。她是个乡下女孩。十六岁时到我们家，在我父母家里当用人。我们没有发生关系。你说这是错误的？……我不这样认为。人们常说这样的话，但是人生不能容忍这种下流的诡计。也许我和这个乡下女孩没有关系不是偶然的，之后我和她结了婚。

但是这是我的第二个女人。你想听第一个的故事。好吧，我的朋友，第一个是个风华绝代的女人。聪明、正直、美丽、有教养。你看，我说这些，就像报纸上的小体字广告里写的一样。或者当奥赛罗出发去杀死苔丝狄蒙娜时说的那番话：“她擅长刺绣……她用她的歌声安抚一头熊……”我还要对你说她热衷于音乐并且爱好大自然吗？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对你讲述她。外地报纸上退休的守林员在为妹妹征婚时总是说上这样一句：带一点小小的身体缺憾。但是这个女人任何身体的缺憾都没有。她年轻、漂亮又敏感……那么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不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呢？我们之间缺少了什么东西？身体的欢愉？这不是真的。如果我这样说，那是在撒谎。我跟那些职业的、游戏爱情的骑士们一样，和她在床上与其他的女人一样度过幸福的时光。我不认为唐璜可以同时和很多女人一起生活是正当的。要听一个人演奏乐器，你才能感知每种曲调。有时我为人类感到遗憾：他们那么没头没脑，毫无希望地忙乱着……别人想打击他们伸出去的慌乱的双手：“别着急！别伸手！规矩、礼貌地坐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应得的！”他们就像那些贪吃的孩子一样，不知道人生的安宁有时恰恰取决于耐心，和谐仅仅由简单的秘诀组成，而他们却一直在焦躁紧张地寻找着，并用一个含糊不清的字眼，把和谐命名为幸福……告诉我为什么在学校里不教男女关系课呢？我非常严肃地问这个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归根结底，这至少是一件和国家山川、水文地理或者正确会话的基本规则同等重要的事情。至少，人类对于灵魂是否安宁的影响、掌握、估测或记录同样重要。我所说的不是要教授某种轻浮的课程……我想，理智的人，比如诗人、医生会在合适的时间告诉人们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所可能产生的快乐……但并不是关于“性生活”，而是喜悦、耐心、谦虚和满足。如果说我鄙视某些人，也许应该就是这些懦弱的人，他们以胆怯、懦弱为由向他们自己和世界隐藏了生命的秘密。

你不要误解我。我也不喜欢白沫纷飞的嘴巴，唾液啪啪作响的自我介绍，病态的表白。但是我钟情于真相。当然，很多时候人们对真相保持沉默，因为只有生病或者吹牛、炫耀的人，以及那种具有女性特质的小伙子乐于展示自己的秘密。但是对真相保持沉默总是好过对谎言夸夸其谈。很遗憾，在生活中，我感觉到，我们多数时候只能听到谎言。

你问什么是真相，如何能够痊愈，并且学会快乐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我用两个词就能说清楚：谦卑和自我认识，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谦卑也许是一个太大的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慈悲，并且要有超凡的心理状况。平日里，我们可以满足于自己很谦逊，并且认真了解自身的真正欲望和志趣，然后能够毫无羞耻感地承认这些，而且力图使自己的欲望和世界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达成一致。

我看到，你笑了。你想问，既然一切如此简单，既然人生有可以参照的模型，我为什么还会失败？实际上，我和两个女人尝试过，实实在在的，从生到死。我不能说生活没有为我派来守护天使。只是我失败了，我和两个女人都失败了，最后孑然一身。即便我有自我认识、谦卑和郑重的承诺，但都无济于事。我失败了，而且现在还喋喋不休地说教……你是这样想的，对吧？

那么我必须向你诉说我的第一任妻子以及失败的原因。她很完美。我也不能说我不爱她。她只有一个小缺陷，但是她对此无能为力。你不要以为是心灵的出轨。问题很简单，可怜的人，她是个市民阶层，她是市民阶层的女人。你不要误会，我也是市民。我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准确地了解这个阶层的毛病和罪过，我承受了这个阶层带来的东西，我接受命运，一个市民阶层的命运。我不喜欢沙龙革命者。人们必须对那些因为出身、教育、兴趣、回忆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保持忠诚。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方式、需求，甚至我人生最干净的时刻、公共的修养，以及参与高贵文化的伟大时刻……现在人们谈论，这个阶层即将衰退、消失了，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适合担当过去几个世纪属于它的领导角色了。这一点我不懂。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我，市民阶层将被有些贪婪和急躁地埋葬了；也许在这个阶层里还残存着力量，也许他们在社会上还能承担角色，也许恰恰是市民阶层能成为一座使革命和秩序再一次相交的桥梁……当我说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个市民阶层的女人时，并不意味着指责，仅仅是对一种心灵状态的定义。我也是一个市民，一个绝望的市民。我对我的阶层很忠实。当它受到攻击时，我也捍卫它，但不是以盲目和偏袒的方式。在这个共同的社会命运中，我想看清楚，哪些是我的命运，因为我要知道，我们有哪些罪过，市民阶层的衰退是否真的因为患上某种疾病。不过，当然，所有这些我从来没跟我的妻子说过。

问题出在哪里？容我想一下。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对社会规则了如指掌的市民。

我很富有，而我妻子的家庭则是贫穷的，但市民阶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的，我体会到，贫穷的市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顽固地、用尽一切力量捍卫着市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富有的人从来不会以尴尬、谨慎的意愿去坚持社会习俗、市民守则、礼仪规矩、敬意表达，所有这些，对于小市民阶层来说，时时刻刻代表着对他们所属阶层的确认，就像一个办公室助理经理能准确地记住与收入层次相匹配的不断提高的住房要求、穿衣时尚、社交生活的指南……富人总是爱好某种优雅的冒险行为，贴上假胡子沿着绳梯逃跑，从拥有的高贵和无聊的牢笼中脱离或长或短的时间。我私底下深信，一个富有的人从早到晚都是非常无聊的。但是一个市民阶层，只拥有头衔而没有任何钱，会以一个十字军骑士令人担忧的英雄主义来捍卫其所隶属的秩序、头衔和原则。只有小市民阶层才讲究礼节。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证明什么。

他们精心地教育了我的妻子。她学会很多语言，能够准确地知道优美的音乐和拙劣音乐之间，真正的文学和谎话连篇、廉价的伪文学之间的差别。她知道波提切利的画美在哪里，米开朗琪罗想用“圣殇”表达什么。确切地说，这些或许是从我这里知道的……在旅行、阅读、亲密的交谈过程中……她在家里和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文化修养对她来说，就是对一种严格的课程的回忆。我努力试图消解顽固保存在她头脑里的这门课程的教材，我想把这种回忆转变成活泼、热情的感受，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听觉灵敏，从人的意义上来解读，她感觉到我要教育她，她深受伤害。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种伤害。你知道，那些小的差异……两个人之中有一个知道些事情，因为有更幸运的出身，有机会窥探到精致的秘密，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而另一个只是学会了课程。这也是存在的。当我们学会这些时，人生过完了。

对于小市民阶层来讲，我的朋友，文化以及与文化相伴的东西不是感受，而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存在一个市民阶层的高级层次，就是艺术家、创作者。我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骄傲地说这件事，而是带着悲伤，因为最终我没有创造出任何作品。总是缺少些什么……什么东西呢？拉扎尔说，缺少圣灵。可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对我解释这点。

我跟第一任妻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怨恨和虚荣。人类疾病和事故的背后经常可以找到这个原因，虚荣，高傲和恐惧，因为由于虚荣人们不敢接受爱的馈赠。一个人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需要巨大的勇气。勇敢几乎是一种英雄主义。大多数人不能付出和给予爱，因为懦弱和虚荣，害怕失败。他们羞于交出自己的心，甚至更加羞于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因为担心泄露自己的秘密……那个悲伤的、每个人都有的秘密，就是对温柔的渴求，没有它，人无法生存。因为我相信，这就是真相。至少我很长时间这样认为。现在，我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证实这件事了，因为我老了，并且失败了。我在哪里失败了？我要说的正是这件事，恰恰是这件事。我对那个爱我的女人不够勇敢，我不能接受她的温柔，我感到羞愧，也有些看不起她，因为她是另一类人，是个小市民阶层，因为她的品位和生活节奏是另一个样子，然后我使自己恐惧，因我的虚荣而感到害怕，怕我臣服于这个高贵的、复杂的勒索，他们想要从我这里拿到爱的回赠。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些我现在所了解的……我不知道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只有懦弱才是令人羞耻的，因为懦弱，人们无法给予也没有勇气接受感情。这几乎是一件正直的事情。我信仰正直，一个人是无法在羞辱中活下去的。

上帝保佑，干杯！我喜欢这种酒，即使有一丝丝甜味。在后来的那段时光中，我习惯晚上开瓶酒。我给你点烟，朋友。

一句话，我与第一任妻子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在小市民当中总是存在着某种僵化、惊慌、装腔作势和恐惧不安，过度角色化，易伤易怒，一旦将他们从其家庭和自身的环境中分离出来，那就更是如此。据我了解，没有任何一个阶层的孩子会像他们这样带着如此惊恐的疑虑在世界上游荡。我从那个女人身上，从我的第一任妻子身上，几乎得到了男人能从女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假如她更加幸运、更加自由地出生在低一级别或高一级别的阶层里的话。你知道，她完美无缺地了解并且知晓一切……她知道在春天和秋天里该把哪种花卉插到古老的佛罗伦萨花瓶里。她穿衣得体，恰到好处，在社交圈里从不会让我感到羞窘。她总是精准地表述，合乎时宜地回答，我们的家务管理也堪称典范，仆人们不出任何噪音地完成工作，因为我的妻子是这样管教他们的。我们就像依据着礼仪手册那样生活着。但是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也生活在另一个维度里，生活在另一种原始森林和瀑布里，生活在真实里……现在我指的不仅仅是床笫之事……当然，这也包含其中。床也是原始森林和瀑布，是关于某种原始的、无条件限制的记忆，是对体验的记忆，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是人生。假如这种原始环境被开辟成公园，被除去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美丽诱人、芬芳馥郁的花朵，观赏性的树木和灌木丛，光彩四溢的潺潺喷泉，而那些原始森林和瀑布，我们永恒渴望回归的地方，将不复存在。

当一位市民，是个艰巨的任务。也许任何人都不会像市民阶层那样为了文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如同所有真正英雄式的伟大角色一样，为此要付出全部的代价，需要以勇气来偿付，想要幸福的全部勇气。对于艺术家而言，人生感受即文化。对市民而言，驯服的奇迹就是文化。这个，在你们那里，当然不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在那幸福的土地上，在生机勃勃的秘鲁充斥着无数种族的居民，挤满了原始的生活形式。但是我居住在佩斯，在玫瑰山丘上。人们总是很注重生活的气候条件。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对你开口。那个女人还活着，孤身一人。我有时会看到她。我们不会再见面，因为她始终爱着我。你知道，她不是那样的女人，离异之后，每个月一号按时寄送抚养费，圣诞节和生日时送一件皮草大衣或者一件首饰，你就完成了你的义务。这个女人还爱着我，永远不会爱其他人。她不怨忿，因为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是无法真正怀有怨忿之心的。可能会有气恼、报复的欲望，但是那种坚韧不拔，满怀期盼与等待的怨忿……不可能存在。她还活着，也许已经没有期待。她活着，并慢慢地死去。她美丽、优雅、以市民的方式、平静地死去。她死去是因为她无法给予人生新的内容，因为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某个人需要他，感觉不到有某个人绝对需要他，那么他无法活下来。可能她并不知道这点。也许她相信，她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有一次，我跟一个女人偶遇，是那种夜间酒吧的冒险，她是我妻子年轻时代的一位女朋友，不久前才从美国回来，我们在狂欢节的夜晚相遇，几乎在没有任何邀请的情况下就来到我家。临近第二天早晨，她对我说依伦卡曾经向她谈起过我。你知道，这些女性朋友是多么勤快……就这样她对我讲述了一切。在初识的第二天早晨，在她朋友前夫的床上她描绘着。在大学时她一直妒忌依伦卡，她还说有一次在市中心的甜点店里看到过我，当时她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坐在一起，我突然走进去，给我的第二任妻子买橘皮蜜饯，并且从一个褐色的鳄鱼皮钱包拿出钱来付账。这个钱包是我第一任妻子送我的四十岁生日礼物，如今我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微笑瞧着我，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时那两个女人，我的第一任妻子和她的女友，谈到了一切。我的第一任妻子对她的女朋友说了那样的话，她很爱我，当我们离婚时她几乎死去，不过后来她平静下来，因为她明白了，她不是我的真爱，准确地说，我也不是她的真爱，更准确地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她明白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爱。这就是那天早上她的女朋友对我陈述的一切，在我的床上。我对这位女士有些鄙视，因为她知道了一切，但仍然投入我的怀抱。在爱情的问题上，对于女人之间的团结我没有很高的评价，但是那时我对这个女人感到不屑，我优雅、礼貌地把她赶出我的家门。我感觉到，我该为第一任妻子这样做。之后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依伦卡在撒谎。真爱不存在，这不是真的。对她而言我是唯一的，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如此重要，既不是她，也不是第二任妻子，也不是其他任何人。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人接受教训的速度总是缓慢得可怕。

好吧，关于第一任妻子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如今一切都已不再疼痛，当我想起她时也没有罪恶感。我知道，我们扼杀了一切，一部分是我，一部分是人生，还有一部分的偶然，也就是孩子的夭折……所有这一切扼杀了她，就这样人生扼杀了我们。你在报纸上阅读到的，只有可怕的夸张，是一堆外行人的笨拙工作。人生创造了更为复杂的情况，而他们以可怕的浪费在工作着。不可以只考虑依伦卡们……总是要整体地考虑依伦卡们、尤迪特们和彼得们，想整体地说明和表达什么。这是一种廉价的认知，但是在人们了解和顺从它之前却需要很长时间。对此我反复思索，渐渐地每一种情感和感动抽离我的内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责任。最终，在一个男人心里，所有的体验只剩下了这些。我们在生者与死者之间飘移，肩负责任……我们无法帮助任何人。但是我想向你讲述我的第二任妻子。是的，就是在那个矮壮男人陪伴下从这扇门走出去的女人。

谁是第二任？……她不是市民阶层，我的朋友。她是个无产者。一个没有财产的女人。

我可以讲吗？……好的，那么，你注意听吧。我要向你道出全部真相。

这个女人是一个女仆。我认识她时，她才十六岁。她在我们家干活，当保姆。我不想拿学生式的爱情来烦扰你。但我想告诉你，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对发生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搞得很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家里任何人都不敢去爱另外一个人。我的父亲和母亲过着一种“理想的”婚姻生活，令人厌恶的生活。他们从来就没有提高嗓门说过话。总是说，亲爱的，你想干什么？亲爱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生活得很糟糕，还是生活得不够好。我的父亲是一个傲慢且虚荣的人。我的母亲是一个市民阶层，以这个词语最深沉的意义来解释的话，就是责任和审慎。他们就像经常举办的某种超越人类仪式中的神甫和信徒那样对待他们的生活与死亡，对待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对我的养育和教导。在我们家里一切依据仪式来进行，早餐和晚餐、社交生活以及父母和子女的接触——我想连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或者被他们如此称呼的，也只遵循超越他们之上的一种礼节。如同必须经常对任何事情做出汇报一样，我们严格按照制订的计划生活着。最近，为了种族和民族的幸福，伟大的人民重新制订了四年至五年的计划，并且用残酷无情和杀人放火的手段来实现，并不顾及公民的意愿。对他们来说，个人感觉是否良好，是否感到幸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年至五年计划的实现，能够使普通百姓、民众或民族变得繁荣、幸福。在过去这段时间，此类事情有很多。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过活，按照一个不是四年或五年计划，而是四十年或五十年计划，完全忽略相互之间及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仪式、工作、婚约和死亡，所有这些都具有其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家庭和市民阶层秩序的维护和幸福。

如果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在每一段记忆的最深处，我都能找到这种折磨人的、阴郁的目标意识。我们干着苦役，干着富裕、优雅、冷酷、无情的苦役。我们必须去拯救某种东西，每一天，必须用我们所有的行动来证明某种东西，也就是，我们是一个阶层，是市民阶层，是守护者。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必须展示地位和格调，不能向本能和贱民的叛乱让步，不能退却和惊慌失措，不得放任个人幸福的欲望。你问，这种举止是自觉的吗？……我还没有讲，我父亲或母亲每个星期日都在家庭的餐桌上发表讲话，阐述五十年的家庭计划的大纲。但是我甚至不能说，我们被迫臣服于形势和出身这种愚蠢的强制之下。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活交给了我们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拯救的不仅是房子、美好的生活方式、息票和工厂，还有曾是我们生命更深层的意义与要求的这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世界上庶民势力的抵抗，因为它想腐蚀我们的自我意识，时时引诱我们伤风败俗。我们要通过这种抵抗战胜所有反叛的企图，不仅在外部世界，也在我们自己体内。一切都很可疑，都很危险。在国内我们也要保障娇气、无情的社会结构的顺利运转，采用与对待欲望一样的方式对世相做出判断。对我们的愿望进行检审，对我们的喜好进行克制。要做好一位市民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所谈的是那类具有创造性和自卫能力的人，并不是巴结权贵向上爬的平民，这些人只想活得更舒适更潇洒而已。我们并不想活得更舒适更富足。在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的深处，存在着某种潜意识的自我否认。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僧侣、某类异教徒或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他们根据某种誓言和制度恪守着秘密和规矩，当这一切受到威胁时，人们对此发誓效忠。我们就这样醒来，就这样出门，每星期去一次剧院、歌剧院或国家剧院，客人们和其他市民们都身穿深色礼服，坐在会客室或烛光映照下摆放着珍贵银餐具和瓷盘及丰富食品的餐厅里，他们在那里交谈，谈论不可能比这更空洞、更多余的话题，不过这种肤浅的交谈也有其深刻的意义。就像野蛮人之间用拉丁文交谈一样，在礼貌的措辞、漠然而空洞的争论和随感之外，在大脑活动和集体闲谈之余，大家聚在一起交谈的意义还在于，市民阶层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出席某种仪式，某种高贵的集会，在这种场合，他们使用加了密码的语言——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别的话题——打赌并证明，他们要在反叛者们面前保守秘密，恪守协约。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相互之间也总是要证明什么。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充满自我意识，不动声色、机警又自律，就像大银行的总裁那样。

我看你充满好奇地在听我讲。你不了解这个世界。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在家里是头一个学这门课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攀登的人……你心中只有雄心，我内心只有回忆、传统和责任。大概你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你别生气。

好吧，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

家里总是有一点阴暗，那是一栋被花园包围的漂亮住宅，而且经常被重建和翻修。我在楼上有一间自己单独的房间，我住在那里，保姆和家庭教师则住在我的隔壁。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从来就没有单独一个人住过。在家里就如同后来在大学里那样被教导着。他们要驯服我内心的那头野兽，驯服一个男人，使他成为一名良好的市民，完美地展示他的本领。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渴望阴暗，并以执着的力量寻求孤独。现在我独自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连男仆都没有雇，偶尔会有一名女帮佣来我这里，但只有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来为我整理房间，清除垃圾。我身边终于没有别人监视我、注意我和管我了……你知道吗，生活中也存在巨大的满足与快乐，只是来得太晚，而且是以畸形和突然的方式不期而至，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来了。当我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经历了两次结婚和离婚之后孤身独处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悲的轻松，我终于达到了某个目标，获得了我想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就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突然获释，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而受到赦免……几十年来，他第一次在睡觉的时候用不着再害怕那些在夜间巡逻时透过牢房的监视窗窥探他的看守们……人生也会赐予人这样的快乐，为此必须付出很多，但最终还是会赐予你。

快乐，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词……人总有一天能够安静下来。这时，他不再渴望快乐，也不再感到自己遭到特殊的欺骗和掠夺。有朝一日，人会清醒地看到，他得到了一切，惩罚与奖励，得到的数量是按其功劳来计算的……这就是全部。这不是快乐，这是默认，是理解，是镇静。这些也到来了。但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跟你讲，在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们几乎是自觉自愿地按照自己被分派的角色来扮演公民。假如要我回想童年生活的话，我看到的是阴暗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家具，犹如一家博物馆。房间里不断有人打扫。有时使用嗡嗡作响的电动器械，窗户全部敞开，打扫房间的人是从外面雇的专业人员。他们通常隐形无声，几乎总是这样，悄然走进来一个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某位家庭成员，一进屋就立刻动手干活，掸掉钢琴上的灰尘，从头到尾擦一件家具或整理窗帘的饰穗。他们永远在保护着这座家宅，好像这里的一切，家具、窗帘、画卷等都是某种陈列品，是博物馆的馆藏，是文物，是某种需要经常保护，修缮和保洁的东西；在屋内你要踮着脚尖走路，在这些尊贵的艺术品之间无拘无束地来回走动和大声说话是不合时宜的。窗前挂着很多窗帘，这些窗帘即使在夏天也能吸收掉太阳的光线。大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八个灯泡的光线无目的地播洒在房间里，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朦胧之中。

墙壁上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东西，无论是仆人还是家人，从它前面经过时，都会怀着崇敬的心。任何人都不曾亲手拿过其中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人都不曾近距离看过其中任何一件物品。橱柜里有镶金边的维也纳风格的陶瓷杯，中国花瓶，骨瓷绘画杯，完全不认识的外国淑女和先生们的肖像，谁也没有用过的象牙扇，精巧的金银铜器皿、茶壶罐和动物雕塑，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碗碟。一个柜子里存放着“银制品”，就像约柜里珍藏的圣卷。这些银制品平日从不使用，就像不使用锦缎台布和细瓷一样：我们珍藏着所有东西，根据秘密的家规，只有当遇到令人不解、出乎想象的重大庆典时，我们才会布置一个二十四人座位的大桌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会有客人来我家做客，这时就会把银制餐具、锦缎桌布以及瓷器和水晶器皿拿出来使用，午饭或晚饭都要认认真真地根据仪式进行，仿佛人们坐在这里主要并不是为了吃饭和交谈，而是要完成一项最复杂的任务：也许是在交谈中不要犯任何过错，也许是千万别打碎一个盘子，一只杯子……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现在我所谈论的正是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是我在童年以及后来的成人期，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家宅里获得的。的确，客人们或来用晚餐，或来登门拜访，我们住在这幢家宅里，也“使用它”，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家宅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和任务：在我们的心里要像把守一个要塞般地护卫它。

我对我父亲的房间始终保留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像是一个大厅。厚重的东方情调的门帘遮挡了大门。墙壁上挂满了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有的画是用金框镶起来的珍贵名画，有的是从未见过的陌生森林或东方码头，有的是身穿深色服装、留着胡须的上世纪的陌生男子肖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那张桌子被称为“外交官桌”，足有三米长，一米五宽，桌上摆放着地球仪、铜质蜡烛台、铅质墨水瓶架、威尼斯的真皮文件包、各种祷告用品及一些零碎东西。在一个圆桌周围摆放着一圈带扶手的皮椅。壁炉檐上摆放着一对正在搏斗的铜铸公牛。在书柜上面摆放着许多铜制雕塑，骏马、老鹰和一只半米长、纵身腾跃的老虎。沿着墙壁摆放的玻璃门书柜中摆满了书籍。这里面有许多书，大概有四五千本，准确数目我也不清楚。文学作品摆放在单独的书柜里，另外还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用蓝色帆布装订的英文哲学作品以及各种系列丛书。这些书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来的，实际上谁也没有阅读过。我父亲只喜欢看报纸和阅读游记。我母亲也看书，但她只看德文小说。书商定时寄来新书，这些书就堆放在那里。男仆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父亲要来钥匙，把堆集成山的新书码到书架上。书柜必须仔细关好，大概是为了保护书籍。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某人把书取出并翻开它，发现并了解隐藏在书中的那些神秘而危险之物。

这个房间被称为我父亲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自打有人类记忆以来就没有任何人工作过，其中我父亲最少。我父亲在工厂工作，下午去赌场，混在工厂主和资本家中间，沉默地打牌，阅读报纸，讨论商务和政治问题。我父亲是一位聪明的务实派，是他把我爷爷的一间作坊发展成一家大企业。在他的手里，这个作坊变成了全国一流的工厂之一，这需要实力、计谋、无情和远见。总而言之，在通常情况下，要干一番大事业，需要有一个人坐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用他的嗅觉和经验来决定在其他房间和大厅里的人们如何去干活。在我们的工厂里，我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镇四十年。人们尊重他、害怕他，商业界非常尊敬他。毫无疑问，我父亲的商业道德、见解，对金钱、工作、利润、财富的态度与商业同行和社会对他的期许完全相同。他是一位有创业精神的人，不是一个冷酷、心胸狭窄，只认钱并榨取雇员血汗的大资本家，而是一位有担当精神和创造才华的人。他尊重劳动，尊重能力，敢于给有才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也存在着另一个联盟，我父亲、工厂和协会——在我们家里，他遵循一种仪式性的东西，而在外边，在工厂里，在外面的世界，他遵循的则是另一种更为严格的神秘盟约。在协会里，我父亲是创始人之一，这个协会只接纳拥有百万以上财产的人，而且人数只有两百，一个不多。如果某一位成员病故，对新成员的选择非常严格和挑剔，就像法国科学院选举院士一样选择一位百万富翁去填补那个空位。所有这一切，选拔方式和选拔结果，尽可能秘密进行。这两百个人感到，即便他们没有贵族头衔和称谓，他们也拥有权力，这个协会或许比一个政府部委还重要。他们还拥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政权，有时甚至当局也不得不和他们谈判协商。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我们家里，每个人对此都很清楚。我总是心怀虔诚、情不自禁地走进这间“书房”，站在那个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不曾有人在上面办过公的“外交官桌”前。每天早晨，男仆都会进来掸除灰尘，并细心地整理桌上的古董和文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留着胡须的陌生男子肖像。我在心里想象着，这些目光锐利、表情严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时代，或许也曾是这个制度严格的两百人协会的会员，就像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他们掌控着矿山、森林和工厂，在生活和时间的背后有一项不成文的协约，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用血缘签订的永恒盟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更有权势。我带着骄傲和不安的心情，想着我父亲也属于这个永远拥有权利的特权阶层，我被一股折磨人的雄心激励着，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这个令人自豪的协会里占据我父亲的那个位置。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去年年底，我终于退出了这个社交圈。我是在我父亲去世后被选进这个协会的。我辞去了在工厂中担任的职务，我“退出了”所有那些人们常说的“商务活动”。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知道这个结局。所以，我瞠目结舌地站在圣殿的门口朝内凝望，逐字拼读那些谁也没有阅读过的书籍的书名。我隐约怀疑，在庄重的形式和堂而皇之的表面背后，有某种难以察觉、受到严格律法规范的事物，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以后也许不会再有那么完美的秩序了，尽管谁都没有提起过它……每当在家里或在协会里谈到工作、金钱、工厂及两百万人社交圈时，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目光严肃地投向前方，然后开始谈别的话题。这里有一个界限，你知道，一道看不见的围栏……这你当然知道。既然我已经开了头，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想把一切都如实道出。

我不能说我们的生活是冷酷的，没有一丝亲情和温暖。例如，家庭的节日总是细致、精心地度过。我们家每年都要过四到五次圣诞节，这些节日并没用红笔圈在年历上，但标注在我们家不成文的格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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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中的这些日子，甚至比复活节和圣诞节还要重要。我说得不对，因为我们家也有印刷的年历：一本皮革装订的册子，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每个人的生日、结婚日和祭日，记得那么细致，或许连户籍登记处都无法永远这样保留公民的姓名。这本册子，这本族谱，这本黄金书，不管你怎么叫它，总是由一家之主负责掌管。这本册子是我曾祖父在一百二十年前购买的。我的曾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位著名的组建者和发展者，他是奥尔福尔德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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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磨坊老板，是他第一次将名字写进这个镶金边的黑色皮革封皮的本子里。他就是约翰·尼斯，磨坊创建者和老板，他还获得了贵族封号。

我儿子出生后，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也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下什么。那个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二月底，阳光明媚。我从医院回到家，慌乱又幸福，面对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这种幸福时刻——我的儿子出生了，我感到筋疲力尽，瘫软无力……那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走进了书房；我跟父亲一样，平时也很少在这里工作。我在“外交官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带扣袢的本子。我打开它，拿出钢笔，非常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母，我写的是：马提亚斯一世，随后是年月日和时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伟大时刻，一个真正的节日。这是何等虚荣、何等庸俗的人类情感！我感觉到，我的家族将延续下去。突然感到，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工厂、家具、挂在墙上的画和存在银行的钱都拥有了意义。我儿子将会占据我在家里的位置，占据在工厂和两百人协会中的位置……然而，结果并非如此。要知道，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当然，孩子，继承人并不一定能解决个人生活里的深层危机。的确，现实就是这样，问题是人生并不知晓任何的规律。我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我们在谈阿尔多佐·尤迪特。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知道，比这更坏的也有，但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庆祝节日，特别是家庭的节日。我父亲的生日，我母亲的命名日，以及其他类似的、神圣的家族节日，节日里充满了无数的礼物、美妙的音乐、丰盛的家宴和闪烁跳动的烛光。在那些日子里，保姆认真地打扮我，给我穿上蓝色天鹅绒的水兵服，脖子上是镶花边的衣领，你能想象，就像一位英格兰小勋爵。这些都是按照规定完成的，就像在军队里一样。毫无疑问，我父亲的生日是最重要的节日。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要学习背诵诗歌，宾客们都聚集到会客室里，大家都穿着节日盛装，神采奕奕。仆人们怯生生地吻我父亲的手，假装喜悦地向他表示祝贺，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话。大概是说，他们是仆人，我父亲不是。总而言之，他们吻了他的手。随后是丰盛的午宴和晚宴，漂亮的餐盘和罕见的银质餐具被从家族宝库里取出来。亲戚们都来了，按照为尊贵富有、德高望众的一家之主祝寿的规格，毕恭毕敬地赶来为我父亲庆生。当然，在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我们是家族中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一支。穷亲戚们每月都能从我父亲那里领到一定数额的金钱，就像养老金一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份额。不过他们私底下总是互相抱怨，嫌自己领到的那份太少。有一位年长的亲戚，玛丽娅姑妈，抱怨我父亲出于怜悯给她的救济金实在太少，以至于在家族节日时，总是拒绝走进餐厅，拒绝坐在布置好了的餐桌旁。她总是说：“对我来讲，在厨房里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我一会儿在厨房里喝杯咖啡就行了”。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她硬拉进餐厅，安排她坐在主位上。要想满足穷亲戚们的欲望和要求非常困难，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也许，容忍一位近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是需要胸怀的，需要一种超凡脱俗的伟大胸怀。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当他们觉察到家族其他成员出于讥讽、愤懑和反感而联手对付一位事业有成的家庭成员时，如果谁对此表示愤怒，那他肯定疯了。由于家族中总会有一个人有钱、有名望、有影响，其他人就会嫉恨这个人，然后抢劫他。我父亲知道这些，就给他们一些钱，他认为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冷漠地对待他们的敌意。我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钱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多愁善感或有犯罪感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该给谁多少钱，绝对不会多给。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应该给他”或者“不该给他”。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像法院判决书一样板上钉钉，不容置辩。他一定也很孤独。为了家族的威望，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许多愿望和兴趣。虽然如此，但他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维持着家族真正的平衡。每当我母亲或其他某个家庭成员经过复杂的交谈或暗示之后，为了家庭某个人的利益向他提出某种请求时，他总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才说：“不该给他。”不，我父亲并不是吝啬鬼，只是他对人有清楚的了解，而且知道什么是金钱，仅此而已。

敬你一杯。

这是很棒的葡萄酒，老兄。要酿出这么好的葡萄酒，需要花多少的心思和精力啊！窖藏的时间也刚刚好，六年。这无论对狗还是对葡萄酒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年份。超过十六年的白葡萄酒就毁了，会失去色泽和香味，变得像玻璃瓶一样死气沉沉。这是我刚从鲍道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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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葡萄园主那里学到的。假如一个故作懂文化艺术的人请你喝年份非常久远的葡萄酒，千万别动心。什么东西都需要学习。

我们说到哪儿啦？对了，说到了金钱。

请告诉我，为什么作家们要以那么肤浅的方式看待金钱？他们每个人都热衷于描述爱情和崇高、命运和社会，唯独不谈金钱，好像它是一样没用的东西，是一件舞台道具，是为了演戏而被放在演员口袋里的购物券。事实上，金钱要被超过我们认知的更大张力围绕着。现在我所说的不是“富贵”与“贫穷”，不是理论上的基本概念，而是金钱本身，是那种平日用于流通的东西，那种比炸药更具爆发力和巨大危险的特殊物质；我说的是我们赚来或尚未赚来的那十八或三百五十潘戈，我们将它送给别人，或拒绝从别人或自己那里接受它……作家们对于这些从来都不曾描述过。每日生活中的焦虑，全都围绕着这些可怜的金钱进行，日常的阴谋、暗算、出卖、小小的英雄行为、放弃、自我否认或牺牲，都可能由于这三百五十潘戈而演变成一场悲剧，或者，生命本身以某种方式解决这种焦虑。文学将财富作为一种阴谋来描述。说的也对，从这个词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无论在富人还是穷人中间，存在的都是个人与金钱的关系，是在金钱面前表现出的个性妥协或英雄主义抗拒——事实上，这都不是用大写字母书写的“金钱”，而是在某个早晨、下午或晚上积聚起来的金钱总额。我父亲是富有的，他尊重钱。他拿出一个潘戈就像拿出一千个潘戈一样，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有一次他谈到一个人，说无法敬重他，因为那人已经年过而立，但仍然身无分文。

这个说法令我震惊，我感到既残酷，又不公平。

“可怜的人，”我试着为那个人辩解，“可这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呀。”

“不对，”我父亲非常严厉地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既不残疾，也不是病人。如果一个人四十岁时还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赚到能足够糊口的钱，那他不是懦夫、懒汉，就是个无赖。我瞧不起这样的人。”

你看，我已经年过半百，正在老去。晚上失眠，无法入睡，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着眼睛躺在黑暗的床铺上，好像一个实习死亡的初学者。我想，我了解真相，我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只欠自己一个真相。我相信，我父亲是对的。年轻时我并不理解他，那时我认为，我父亲是一位既无情又严苛的有钱人，钱就是他的上帝。他错误地以挣钱的本事来衡量一个人。我鄙视这种见解，我认为他心胸狭隘，缺少人味。但后来随着时光流逝，我必须要学会一切，学会爱情、亲情、胆识、懦弱、真诚等所有的一切，也要学会挣钱。

现在我理解我父亲了，再也不会因为他的严厉责怨他了。我明白了，他看不起那些既不是病人，也不是残疾人，年过四十的懦夫、懒汉和无赖，是因为他们不去挣钱。当然不是要挣很多钱，因为要挣很多钱需要运气的帮助、绝顶的聪明、野蛮的自私和盲目的偶然。但就一笔小钱而言，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与环境所提供的可能范畴内挣到，只有那些在某些方面软弱或胆怯的人才会错过机会。我不喜欢那些多愁善感的美丽灵魂，他们一听到指责就抱怨世界，抱怨恶劣、残酷、自私的世界；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不让他们在人生的黄昏住进美丽的住宅，在夏日的黄昏中手提喷壶、穿着拖鞋、头上戴着草帽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世界对所有人都是险恶的。他给予过的，马上或稍后就会索要回去，至少会试图索要回去。人的英勇精神在于，他会保卫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我不喜欢那些总爱指责别人的无病呻吟者，冷酷而贪婪的有钱人，无情的创业者和那些不允许把梦想变成小钱的野蛮、粗鲁的竞争。只要生活需要，你就该变得更强悍一些，更无情一些。这就是我父亲的道德标准。因此，他不尊重穷人——他不尊重的并不是那些不幸的大众，而是那些没有足够力量和才干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

你会说，这是多么无情的观点呀。我很长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这样想了。通常情况下，我不再表达任何看法。我只要活着，思考着。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是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挣过一分钱。我只是在保护我父亲和祖先留给我的遗产。保护钱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总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向我所有的财产发起攻击。我在跟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搏斗，但实际上我已经不是创业者了，我和钱已经没有真正、直接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我是倒数第二代人，只想正直地保护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我父亲有时也议论穷人的钱。他不是根据数额多少而去尊重金钱。他说，一个在工厂做一辈子工的人，最后用一分一厘积攒起来的存款买了一块地，盖了座小房子，有一个果园，自食其力；在他看来，跟任何一位名将相比，这类人都是更伟大的英雄。他尊重穷人中那些身心健康、毅力超群的佼佼者，虽然他们的机遇非常少，但是他们能以勤奋、顽强的努力从世界财富中获取到什么。他们将双脚牢牢扎根在那一小片土地上，用很少的钱盖一栋小屋遮挡风雨。他尊重这些人。除此以外，他看不上任何人和任何物。有的时候，当人们在他面前讲述某个穷人悲惨无助的命运时，他会耸一耸肩膀不屑地说：“他是个废物！”

说老实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一个吝啬的人。就像所有自己不能创造或获得财富的人一样，我扮演的角色也是保护自己从生活和先辈那里继承下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个吝啬的人。他只是简单地尊重金钱而已：他干活，攒钱，到了某个时候，他会沉着、镇定地把挣来的钱全都花出去。我曾看到我父亲开出一张一百万的支票，以简单而果断的手势递给对方，就像给侍者小费那样。工厂发生了火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损失，因为火灾的原因是操作不慎。父亲需要做出决策：是重建工厂，还是关掉工厂，平静省心地靠利息度日？他当时已经不年轻了：年过六旬，他完全有理由不再重建工厂。他即使不工作也能生活，能在晚年惬意地散散步，看看书，出去旅游，开开眼界，但是他毫不迟疑地跟承包者和外国工程师达成协议，开出了支票，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所有钱递给了工程师，由他负责建厂。他是对的。我父亲两年以后去世，工厂至今还矗立着，运转着，做着有益的工作。这就是人生的最高意义：在身后留下一些对世界和人类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对创业者自身并没什么帮助，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孤独。深深的、强烈的孤独，它困扰着所有创业者的心灵，就像大气环绕着地球。是的。一个有事要做的人是孤独的。也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孤独就是一种折磨。因为近距离地跟人接触，所谓社交生活，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痛苦并非来自真正的孤独。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孤独就是一种惩罚，就像把一个孩子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成年人在另外一间屋里谈笑风生。后来，有一天我们也长成了成年人，这才知道，孤独是人生中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

我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金钱、工作与秩序，这就是市民阶层的世界，好像所有这些——家和工厂，都已为永恒的生命安排好了未来，甚至连生命之外的工作和节庆也都被规划妥当。我们家总是安静的，我也很早就适应了这种安静和沉默。话多之人，总在试图隐瞒什么；沉默之人，心里肯定坚信着什么。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但在童年时代，我深受这种教导方式的折磨。我感到我们生活中总是缺少些什么。你会说，缺少爱情……准备牺牲一切的爱情。你知道，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在生活中，被不正当的爱所伤害的人，要比死于中毒、车祸和肺癌的人的总和还要多。人们用爱互相残杀，就像用某种看不见的致命射线进行杀戮。人们总是想得到更多的爱，想得到全世界的柔情。他们期望赢得所有的感情，试图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生命能量，以巨大植物干渴的贪婪从周边的沼泽和土壤中拼命地吸吮所有力量、湿气、香味和光线。爱是极端的自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遭遇过爱的恐怖，而未受到致命的伤害？环顾周围，透过窗户向外张望，注视人们的眼睛，倾听他们的抱怨，你在所有地方都会发现同样绝望的焦虑。他们无法忍受周围环境对爱的要求。他们能忍受一段时间，讨价还价，之后疲惫不堪。接着出现胃酸增多、胃溃疡、糖尿病、心脏病和死亡。

你看到过和谐和平静吗？……你是说，在秘鲁，见过一次对吗？……有可能吧，大概在秘鲁。但是在这里，在我们国内，在温带气候下，这种奇异的花是不会绽放的，有时虽然能冒出花蕾，但很快就会凋萎了，或许是无法忍受这里的文明气氛。拉扎尔说过，机械文明也会在传送带上制造人类的孤独。他还说，即使帕甫努提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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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沙漠，在圆柱顶端，头发上落满鸟粪，他都不会像那些生活在百万人口大都市的人们在星期日下午，在人群之中，在咖啡馆和电影院里感到的那样孤独。拉扎尔也是孤独的，但是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就像修道院里的修士一样。有一次，某人曾靠近过他，他马上离开了。这一点我比他和想要接近他的那个人知道得更清楚。但这些都是私事，你所不了解的陌生人的事，我无权跟你谈论他。

总之，我们家里也笼罩着一种崇高、阴郁和庄严的孤独。童年时代的孤独就像对一个悲伤、可怕的梦魇的回忆……你知道，就是考试前所做的那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梦。在家里，小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某种常规、揪心、紧张而危险的考试做准备。这种考试就是市民阶层的身份。我们不断地死记硬背，拼命重复课文。每天考试都会从头再开始一遍。在我们的言行和梦幻中都充满紧张。我们的四周充满孤独，我们的仆人和那些短暂踏入我们家门的人，比如送包裹的邮差，都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挂着窗帘的阴暗房间里度过的。十八岁时，由于孤独不安的等待，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希望遇到什么哪怕是不太合乎规则的人或事。我等了很久才等到这一天。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步入了这种孤独之中。

我来帮你点烟。你怎么能忍受跟香烟的这场战斗？……我受不了，已经放弃了。我不是放弃了烟，而是放弃了战斗。人应当思考一下，值不值得为了多活五年或十年而戒烟，或者把自己交给这个令人羞耻又微不足道的恶习，虽然它会杀死人，但在这之前，它以一种使人镇静或感到刺激的特殊物质来充实你的生活。过了五十岁后，它将成为生活的一个严肃问题，我用冠状动脉痉挛和不放弃吸烟应对，直到死亡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的回答。我不会放弃这苦涩的毒药，因为不值得。你是说，戒烟不是很困难吗？……当然不那么困难。我也戒过，而且不止一次，一直到我认为不值得为止。说来说去，戒烟不过是度过一个不点烟的日子而已。有一天，人会知道，他经受不住什么。你要是需要麻醉剂，那就花钱去买，就这么简单。对此，人们会说：“你不是英雄。”我回答说：“有可能我不是英雄，但我也不是胆小鬼，我有勇气以我自己的激情活下去。”

确实，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知道，你是想问我，是不是我在任何方面都总有胆量体验自己所有的激情？比如对阿尔多佐·尤迪特？……是的。我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已经付了账，走过了柜台，正像路边咖啡馆里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失去了我人生中的平静，以及另一种属于另一个人的平静。更多的也无法做到了。现在你想问，这值得吗？……这是一个没必要回答的问题。不能用商业智慧来评判生命中的重大选择，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必须要完成某些事情，因为命运、形势、性情或分泌腺都在命令你这样做……所有这一切可能会集中起作用……这时不要胆怯，尽管行动起来。这是唯一算数的一件事，其他的都是理论。

是的，我就这样做了。

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上午，阿尔多佐·尤迪特来到我家，出现在那所阴暗、豪华的家宅里，她就像民间故事中穷人家的女孩一样，手上提着一个包袱。民间故事里的描写，通常来讲都很准确。我刚从网球场回来，站在前厅，将球拍扔在一把椅子上，我站在那里觉得很热，正想把打球时穿的针织衫脱下来。就在那一刻，我察觉到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在哥特式椅子前站着一个陌生女人。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

她没有回答，从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很惊慌。那时我想，肯定是新的环境使她害怕，我注意到她那身女佣的打扮。后来我才明白，令她惊慌的既不是豪华的家宅，也不是年轻少爷的归来，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是我们的邂逅，她遇见了我，我打量她，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没有那么强烈。女人，像她这样倔强而且直觉敏锐的女人，比我们男人们更准确地知道，什么是重要和决定性的瞬间；而我们男人总爱错误地理解重要的相遇，爱用别的事情解释它。这个女人在那一瞬间就清楚地知道，她遇见了我，这个人将跟她的生活有着命中注定的联系。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同她谈了别的话题。

由于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沉默不语，有点被冒犯的感觉，带着自负的神情。我们默默站了一会儿，在前厅里，面面相觑。

我们就这样目不转睛地对视，就像人们盯着一个罕见的幻影。那一瞬间，我绝对不是在凝视一位新来的女仆。我在凝视一个女人，这个人将会在我的生活中以某种方式，出于不可思议的原因，在不大可能的情况下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一个人会知晓这样的事吗？……当然会知道。不是以理性，而是用整个生命。在这期间，他们也会心不在焉地想别的事情。你想象一下，这种情形是多么的荒谬。你设想一下，假如在那个瞬间有人走到我面前，告诉我说，就是这个女人，有一天我要娶她为妻，但在此之前，我还要经历许多事情，我必须先跟另一个女人结婚，她还会为我生下孩子，而这个女人，这个跟我面对面站在前厅的女人，要到国外待上好几年，然后再回来，那时候我同我的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娶她。我，一个娇生惯养的市民子弟，一个既挑剔，又富有的少爷要娶这个双手紧抓包袱，和我一样神色不安地凝视我的小女佣……我看着她，就像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某种值得端详之物……是的，所有这一切在那一刻都是那样的不真实。如果有谁对此做出预言，我肯定会惊诧、怀疑地保持沉默。但现在，几十年之后，我多次向自己提出疑问：就在那个瞬间，我是否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这些所谓重要的邂逅、决定性的瞬间，一个人会不会意识到？……是否真存在这样的情形，有一天当我们走进屋里，我们立即知道：天哪，这不就是她吗？……这个女人，正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会闭上眼睛陷入回忆。是的，当时确实发生了什么。一股电流？……一道射线？……一种神秘的接触？……这些都只是修辞而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仅使用语言交流感情和思想，彼此之间还有其他类型的接触，其他的信息传递方式。今天时髦的说法是，短波。据说，直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短波接触。我不知道……我不想欺骗任何人，不想欺骗你，也不想欺骗我自己。因此，我只能这么说，当我第一次看到阿尔多佐·尤迪特的瞬间，我的腿不能向前迈出半步，当时的场面相当荒谬，我站在那里，面对一个陌生的女仆，一动不动，相互对视很久。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她说出了她的名字。这名字听起来是那么的熟悉。她的家姓“阿尔多佐”，里面有一种献身、神圣的意思，她的名字尤迪特也是，像《圣经》里的人物。这个姑娘仿佛是从过去走来的，来自《圣经》的纯朴与厚重，那是另外一种人生，是永恒、真实的人生。她好像并不是来自乡下，而是来自存在的更深层的维度。我不管我做的事是否得体；我走到门口，打开了电灯，好能更清楚地看看她。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并没让她感到惊讶。她带着殷勤和顺从的神情——她的动作不像一个女仆，而更像一个女人，她无需言语也知道如何顺从男人，唯有这个男人才有权命令她——她侧过身来，让我更好地看看；她把她的脸转向灯光，像是在说：“请看吧，请好好地看吧。我知道自己非常美丽。您仔细看吧，不用着急。这张脸，将来您在临终的床上都会记起来。”她就这样站在灯光下，镇静自若，一动不动，手里抓紧包袱，就像一位模特已经一声不响地做好了准备，站在画家面前。

那好，我就这样看着她。

你以前见过她吗？……我提醒你太晚了。她和我一般高，体态匀称，不胖不瘦，我在十六年前第一次看到她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胖过，从来也没有瘦过。你知道吗，这是由内部力量及神秘的平衡所决定的，那个有机体总是在相同的温度上燃烧。我看着她的脸，在这样的美丽面前我不由自主地眨着眼睛，就像一个长期置身于黑暗的人突然见到了光线一样，你根本无法看到她的脸。实际上她戴上那张虚假的面具，戴上上流社会的假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些假睫毛、油彩、脂粉和浓艳的嘴唇、精心描画的眼睛都充斥着谎言和造作的特征，但在我们初次相遇的惊慌时刻，这张脸还是清醒鲜嫩，纯洁未染，就像刚刚出厂一样，还能感觉到造物主之手的痕迹。她有一张心形的脸庞，比例协调，每一条轮廓线都跟另外一条轮廓线达成完美的平衡。这就是她的美丽之处。她的眼睛是蓝黑色的，那般奇异，你知道吗，就像蓝黑色与她眼睛的光影融合在一起。她的头发也是这种颜色，蓝黑色。她的身材给人的感觉，既比例协调，又充满自信。所以，她在我面前表现得从容自若。她从未知的世界，从社会的底层，从民众中间走了出来，带来某种非同凡响的东西，协调、安全与美丽。当然，那时候所有这些都是朦胧地感觉到的。她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但也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女人。她的身体已经发育好了，灵魂也刚刚苏醒。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遇到过像阿尔多佐·尤迪特那样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充满致命自信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城市人服装，脚上配一双半高跟皮鞋，所有这些都经过了仔细、谨慎的挑选和搭配，就像一个乡下姑娘模仿城里人的穿戴，不甘心落在大小姐们的后面。我看了一下她的手。我本想在她手上发现一些令我扫兴的东西，原以为我会看到一双扁平的，由于干农活而发红的手，但她有一双修长、洁白的手。劳动并没有损坏她的手。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家里也是一个受宠的孩子，母亲从来不让她干粗活。

她就那么平静地站在那里，任凭我在强烈的灯光下打量她。她用一种观察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在她的神态和目光中，丝毫没有任何卖弄风情和挑逗。她不是一个刚一踏进城里就跟少东家眉目传情的狐狸精。不，不是，她是一个女人，她在认真地看一个男人，因为她觉得，她和他将有关联。但她没有夸大这种感觉：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

我们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转变成一种固执的观念。当我没有她就无法吃饭，不能安睡，无法完成工作时，当在我的皮肤中、梦境中以及反应能力中也都有了这种致命的毒素时，她还是那样镇静和果断，留下或者离开。你认为她不爱我吗？……有一段时间我也这么认为，但我不想做出冷酷的判断。她爱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一种更世俗、更实际、更谨慎的方式。问题恰恰就表现在这里。

她来自无产阶层，我来自市民阶层。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老兄。像哪部小说或戏剧里描写的那样，让阿尔多佐·尤迪特成为我的奴隶？这样戏剧性的事情当然没有“发生”。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件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水到渠成，因此发生得极为缓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能够让人意识得到。人们在过着日子……这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情节。我不能说，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进入我们家，第二天或者半年后发生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也不能说，从我看到她的那一刻开始，消化系统就发生了问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幻想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姑娘一起生活；这个姑娘跟我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走进我的房间，以同样的言行举止回答我的询问。她就像一棵树一样活着，生长着，用简单明快、出人意料的表达手段告诉你，她也生活在这片土地……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根本没有事件性的情节发生，很长时间都没有。

不过，每当我回想起最初的时光，我的内心都会充满特殊的感动。这个女孩在我们家里并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我很少看见她。我母亲把她当作贴身女仆来教养，还没有让她到餐桌服务，因为说起家庭礼仪，她什么也不会。她只能跟着男仆干活；打扫卫生时，她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模仿那些技艺。有时我在过道或客厅里也能见到她，有时她也来我的房间，站在门口，转达一个口信。你要知道，阿尔多佐·尤迪特来到我们家时，我已经三十岁了，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了。在工厂里，我已经成为了合伙人，我父亲已经——非常谨慎地——开始让我独立。我的收入很高，但我没有从家里搬出去。我住在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有单独的楼梯。如果晚上城里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通常会同父母一起吃晚饭。我之所以说这些，为的是让你明白，我没有很多机会见到这个姑娘。但是从她踏进我们家的那一刻起，从我在前厅瞧见她的那一刻起，在我们的相遇中就隐伏着一种不可误解的紧张。

这个女人总是直截了当地望着我的眼睛，像是想要询问什么似的。

她不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女佣，遇见少东家时，不会清纯羞涩地垂下眼帘。她既不红脸，也不卖弄风情。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站在那儿，好像我们已经有过交往似的。就在我为了更好地看清她而打开电灯时，她顺从地转过身并展示她的脸庞。她望着我的眼睛，她的神情是那样的特别……没有挑逗，也没有引诱，而是认真地，极为认真地张大眼睛，似乎带着疑问。她总是睁大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而且问的永远是同样的问题。拉扎尔曾说过，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灵物提出的问题，是发自这个灵物意识深层的一个疑问，这个问题听起来是这样的：“为什么？”阿尔多佐·尤迪特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大概就是这些，奇怪的是，她所询问的那个人是我。

她美得实在令人窒息，是那种高贵、纯洁又充满野性的美，像是献给造物主的一件杰作，是不可复制的完美设计和精心浇铸。当然，她的美丽慢慢开始影响了家里的气氛和我们的生活，就像某种持续不断、轻声低沉的音乐那样。美大概也是一种力量，就像热能、光或者人的意志。我开始相信，在她背后也有一种意志。当然不是化妆师的意志，我不欣赏用人为方式千篇一律加工、制造出来的美丽，就像对待一具尸体。不，这美丽归根结底是由一种暂时且脆弱的原料做成的，闪烁着强大的意志火焰。一个人用分泌腺和心脏、理性和本能、灵性和身体在维持这种和谐，这种幸运而神奇的化学方程式的平衡，而美丽则是其最终的结果与影响。我说过，当时我已过而立之年了。

我从你的目光中看到，现在你正要向我问一个关于聪明而堕落的男人的问题：这有什么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服从血性和冲动的安排，不是更简单吗？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终于知道了一个真理，没有哪个女人是不能被人带上床的，只要她是自由的，没有另一个男人占据她的心灵和思想，只要两个人之间也没有身体或口味方面的障碍，并且有机会见面，相互也认识……这是个真理。我也知道这个真理，并且多次应用过。我也跟同龄的男人一样，长相没有那么难看，而且拥有可观的家产。我享受过女人们的奉献，没有拒绝她们的自荐。一个有钱的男人跟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相仿，身边都有人围着他舞蹈。这不是特指某个人：女人们都很孤独，渴望得到温柔、快乐和爱情。在所有的欧洲大城市里，女人都会比男人多。我不是一个内心扭曲的人，也不是一个傻瓜，我生活在优雅的环境里，别人都知道我是富人：我跟与我生活境况相同的另外一些人一样生活。我相信，在最初几周的慌乱和拘束之后，哪怕一句亲热的话语就可以征服阿尔多佐·尤迪特，使她倾心于我，但这句亲热话我始终没有说出口。对我来说，我们的相识——假如我能够这样定义这位年轻女仆在我父母家中的出现——从第一刻开始就显得可疑、危险、荒谬和刺激；我明白我并不需要这个女人成为我的情人，我并不想跟对待在她之前的那些女人一样把她拉到我的床上，我并不想购买和消费五十公斤的头等鲜肉，不，我不想。那我想干什么？……我想了好久才想明白。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对她抱着期望，我期望能从她那里获得什么，并不是历险。那会是什么？……等待对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贯穿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

在这期间，生活照常进行。自然我也想过，把这个姑娘从这里带走，把她教养成人，跟她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给她买栋房子，让她成为我的情妇，之后，我们能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应当告诉你的是，这些是我很久以后，过了多少年之后才想到的。那时已为时过晚，这个女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通晓世故，她已经比过去更强大了。那时候我已经逃离了她。在最初几年里，我只觉得家里发生了什么。夜里，我回到家中，寂静无声，就像一座修道院，既宁静，又有秩序。爬上二楼，回到我的房间，男仆已经精心准备好晚上我将使用的每一样东西，凉橙汁盛在一个保温瓶里，还有我要读的书和香烟。桌子上总摆放着许多鲜花，衣服、书籍和古董都在应在的位置上。我站在温暖的房间里侧耳倾听，我当然没有经常想那个姑娘，当然没有那么执着地想着她就在附近，就睡在仆人们睡的某个房间里。我只觉得这幢房子有着某种意义。我只知道，阿尔多佐·尤迪特住在这里，她很美——这个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位男仆遭到解雇，还有一位女厨师，一位寂寞孤单、上了年纪的妇人也被赶出家门，原因是爱上了尤迪特；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她的爱意，所以只能表达为争吵与牢骚。这些事谁都没有提起过，大概只有我母亲知情，但是她也不做声。后来，我对她的这种沉默也反复琢磨过。我母亲是一位直觉很强、行事老练的女人，不用言语，她就能够洞悉一切。谁都不知道男仆和女厨师的爱情秘密，只有我母亲知道，她虽然在爱情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对于那种畸形的欲望，比如尤迪特和年长的女厨师之间的无望的关系，我母亲在哪里都没有读到过……但是，她知道真相。我母亲是位见多识广的老妇人，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她还知道，尤迪特是家中的危险人物，不光是对男仆和女厨师来说……大概对这个家里的所有人来说，尤迪特都是个危险人物。当然，用不着替我父亲操心，当时他不仅年纪很大，而且还是个病人，另外他俩实际上也不相爱。我母亲是爱我的，我后来感到很奇怪，当母亲知晓一切后，为什么不把她从家里赶走……我最终明白一切的时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差不多要过去了。

你弯一下腰，离我近一点。我母亲希望我有这个危险。

因为她害怕我会有更大的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想不想猜猜？……是孤独，可怕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他们度过了一生，我父母的一生，一种充斥着成功、名望和仪式的市民生活。在他们周围有着严格的家庭秩序，还有更为严格的工作秩序，然后是最严格的社会秩序，而且就连娱乐、喜好、爱情生活中也存在秩序，他们会事先知道，几点穿衣服、吃早饭、工作、相爱、娱乐、学习……

他们生活在秩序里，一种疯狂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秩序中，生命在他们的周遭逐渐冻结起来，犹如一条准备远征的船，准备开向鲜花盛开的地方，突然大海和世界都结冰了。那时候再也没有计划，没有意图了，只有寒冷和静止。这个过程是漫长又不可抑制的。有一天，家里的生活凝固了。每一个部分、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他们却再也感觉不到整体，感觉不到生活本身……他们早晚都非常用心地打扮，就像要去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穿上长袍去参加葬礼、婚礼或出席法院的判决，参加社团活动，接待客人。但在一切的背后都是孤独。在这种孤独中，只要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里留存着希望，某种程度上还能承受得住生活，还活着……但活得不好，不像人应该活的那样，但还活着，早晨就会把机械上紧发条，让它一直工作到晚上。

因为期待得太久了，人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绝望，很难接受孤独，可怕的、无望的孤独。只有很少人能在意识中接受“生活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他们暗揣希望、忙乱无措地逃到人际关系中去避难，但他们从不把真正的激情和忠诚带到逃离孤独的试验中去，他们逃避到忙碌之中，逃避到人为的任务里，拼命地工作，有计划地旅游，或者购买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或者开始收藏，收藏扇子、宝石或稀有的昆虫……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在全身心投入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一切都没有任何用途。但是他们仍然继续期盼着，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相信什么……他们知道，更多的钱，更完整的昆虫标本，新的情人，有趣的人，一场成功的晚宴或更加成功的花园答谢宴会，这一切都不能帮助他们……因此，他们首先要在痛苦与混乱中维持秩序，在所有警醒的瞬间维持好周遭的生活秩序。他们经常在“处理”着什么，处理文件、约会或同居生活……一分钟也不想单独留给自己，一刻都不愿遇见这种孤独！快，看看人！看看狗！或看看哥白林双面挂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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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哥特式家什！或是情人们！快一点，在揭开真相之前……

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我们精心地穿戴打扮。

我父亲五十岁时的穿戴，就像长老或做弥撒前的天主教神父那样一丝不苟。男仆对他的习惯了如指掌，像教堂内保管圣器者那样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衣服、皮鞋和领带，我父亲当然不是一个虚荣的人，他不太注重外表；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开始古怪地注重这些琐碎的小事，士绅的服装要做到无可指责，大衣上不可有一粒尘土，裤子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一条折痕，衬衣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一个污点或褶皱，衣领上的领带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有线头……是的，在去参加庆典的时候，他的穿着就像一位神父。穿戴完毕后，就开始另外一种秩序，吃早餐，备车，阅读报纸或信件，去办公室，接受职员与合伙人向他的致意，听他们做汇报，还有俱乐部和社交生活……他总是紧张地、警觉地、焦虑地、细致地完成这些事，就像有人在监视他，就像晚上需要对自己宗教仪式般的行为进行汇报。我母亲对此很担心。因为这些秩序和穿戴，地毯的收藏和俱乐部，社交生活和做客的背后已经出现了孤独的魔鬼，就像温暖海洋中的冰山。你知道，人到了一定年龄，在特定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内的孤独就会显现出来，就像疾病出现在坏死组织里一样。这不是在一天内发生的，生命的真正危机，比如疾病、分离、宿命的相遇都不会在某个准确的钟点突然出现，或被察觉和判定。当我们意识到某件事的重要性时，事情多半已经发生了，这时候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同意，找律师或医生，请神父。因为孤独也是一种疾病。准确地说，孤独并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状态，被孤独包围起来的人，犹如一个被锁在笼子里，靠喂养而生存的动物。不，疾病是导致孤独的前一个步骤，我把它称之为结冰的过程。我母亲害怕的就是这点。

你要知道，生活最终会像一台机器那样机械地运转。一切都会平静下来。每间屋里都保留着同样的问题，体温总是三十六度六，脉搏八十下。钱不是存在银行，就是投在企业里。每周看一场歌剧，或看一出戏，最好去看喜剧。去饭馆用餐口味清淡，并把矿泉水加到葡萄酒里，因为你学了养生知识。这个方面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家庭医生只是一位好医生，而不是一位真正的医生——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半年后体检时他会满意地紧握你的手。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真正的医生，是那类无人可替代的细心医生，就像鹈鹕而不是别的，鹈鹕就是鹈鹕；如果他是一位军事统帅，即使他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修剪灌木墙或在破解纵横交叉的填字谜，他仍是一位军事统帅：假如这位医生在你半年后体检时不能满意地去握你的手，即便你的心脏、肺、肾脏、肝脏都很正常，你的生活状况仍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你已经感觉到了孤独的清冷，就像航海船上的精密仪器在赤道附近充满香气的炎热中也能感觉到隐藏在灰蓝的大海里的危险，冰冷的死亡，冰山离我们越来越近。我想不出其他的比喻，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提起冰山。但我可以告诉你——拉扎尔曾说过其他比喻——这种清冷是夏天主人离开去度假的房间里所感觉到的清冷，房间里弥漫着樟脑球味，地毯和皮草用报纸包上，屋外正值夏季，烈日炎炎，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摆放着孤寂的家具，清冷的房间饱吸了清冷的忧伤，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感觉到孤身留在这里的人或物的忧伤，他们不仅能感觉到，而且吸收并散发着这种忧伤。

人之所以变得孤独，是因为高傲，不敢接受稍微有些可怕的爱的馈赠。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爱的感受更重要。因为虚荣。每位真正的市民阶层成员都是虚荣的。我现在说的并不是那类拙劣的市民，他们拥有这个称号和等级，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或被任命为更高等级的官员。他们只是些粗野的人。我说的是那些有创造精神和保护意识的市民，真正的市民。生活有一天在这些人周围凝固了，结晶出了孤独。那时他们开始感觉到清冷。

然后他们变得庄严、高贵起来，就像珍贵的文物，中国的花瓶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桌子，他们开始采取浮华自大的举止，开始收藏完全愚笨无用的称号和奖章，竭尽全力去当一个高贵和慈悲的人。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复杂的事情上，以便获得一枚奖章，或者一个新的称号，副主席，主席，或名誉主席……所有这一切都是孤独。幸福的民众是没有历史的，正像我们被教导的那样，幸福的人是没有称号和官衔的，他们不扮演无用多余的社会角色。

就因为这个，母亲替我担心。或许就出于这个原因，我母亲忍受阿尔多佐·尤迪特待在我们家，即使她察觉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危险射线。我告诉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大概可以这么讲，很遗憾，什么也没有发生。三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圣诞节前的一天晚上——我从工厂回来，还去找过我的亲密情人，一位女歌唱家。她在这个下午独自在家，在那套美丽、温暖、阴暗的公寓里，公寓是我给她布置的，我把礼物送给她，这份礼物也像我亲爱的女歌唱家，像别的情人或公寓、礼物一样美丽乏味，在此之前我已经深受折磨——我说，我回到家，因为是圣诞节的下午，晚上一家人要在这里共进晚餐。一切正好在那个时候发生。我走进客厅，装饰好的、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已经摆放在钢琴上，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只有阿尔多佐·尤迪特跪在壁炉前面。

圣诞节的下午，在我父母的房间里，在圣诞节晚餐前的几小时里，我感到局促不安和孤独。同时我也清楚，我的一生将会永远如此，如果不发生什么奇迹的话，就会这样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你知道，在圣诞节时，人们总相信会发生小小的奇迹，不光是你和我，全世界和整个人类都是如此；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之所以有节日，是因为没有奇迹人们就无法活下去。但是在这个下午之前，我已经度过了许多个下午、晚上和清晨，每次看到阿尔多佐·尤迪特，我心里并没有想任何特别的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海边，是不会总在想大海的，不会想到可以从海上去印度，或游泳者也会在大海中丧生。生活在海边的人，大多只是游泳或看书。但是在那一天的下午，我站在黑暗的房间里，看着尤迪特——她穿着女佣的黑色裙服；我则穿着年轻工厂主的灰色套装，正准备到自己房间里去换上黑色的节日礼服：就在这个下午，我站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看着圣诞树和跪着的女人身影，我突然明白了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我领悟到，重大事件的细节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地发生，在可以看得见和可以感知到的细节背后，有另一种东西存在，有一个懒惰的怪物睡在某个地方，在大海和森林的深处，在每个人的心中。它是一个懒惰的怪物，某种古生物，它很少动弹，只是有时伸伸懒腰，很少碰触什么。这头怪物也是你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也有规则，像在音乐或数学中……有些浪漫的秩序。你不懂吗？……我觉得是这样。我说我是个艺术家，只是没有乐器而已。

女孩扒拉了一下壁炉里的木柴，她感觉到我就在她的背后，但她没有动弹。没有把头转向我。她跪在那里，身体向前探着，这是一种非常性感的体态。一个女人，如果跪着并倾身向前，即使在工作，也会有某种情欲的表露。想到这些我开始笑起来。我不是轻率地笑，只是心情愉快地笑，犹如一个人在重要时刻、在关键瞬间、在危机爆发的最后几秒钟欢喜地发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相互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粗鄙、蠢笨的人性，甚至连伟大的激情和令人同情的性欲都会跟这种体态和动作有关；比如这个跪在半明半暗房间里的女人。这些说法都是可笑和可怜的，然而情欲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能更新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它的奴隶和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动作组成了一个崇高、非凡的幻象。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这些。毫无疑问，我渴望这个身体，这一切已然命中注定，其中也包括了某种卑鄙的、需要摒弃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渴望她。当然，我不仅渴望她在这种粗俗的情况下展示她的身体，还渴望知道隐藏在她身体背后的命运、感受和秘密。我和很多女人一起生活过，就像所有年轻、富有、经常无所事事的同龄人那样。我还知道，情欲无法彻底和长久地解决男女之间的问题，在传递感觉的瞬间它们就自我更新了，在习惯和漠不关心中摔得粉碎。这具美丽的胴体，结实的臀部、苗条的腰身、宽大又匀称的肩膀，微微倾向一侧的脖子上长着的栗色的绒毛，以及形状美丽的小腿，这个女人的体型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见过、拥有过并抱到床上去的女人都要比她体型匀称，更美丽更性感——但现在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知道，处于愿望与满足，饥渴与恶心之间的性欲波涛永远都在操纵着人，引诱并排斥人的天性，不让你平静，不给你解决的办法。这一点，我以前就知道，但是不如现在我开始衰老后知道得那么确切。可能是当时我还抱着希望，在内心深处还希望有一具身躯、唯一的一具身躯能够完美和谐地回应另外一个躯体，以满足其渴望和消除干渴，并以更为温柔及和平的方式去释放满足后的厌恶。这只是一个梦，而人们通常把它称作幸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只会偶然发生这样的事，在满足了欲望的焦虑和刺激之后，继之而来的并不是内心的自省和满足后的沮丧。有些人像猪一样，对什么全都无所谓，对他们来说，欲望和满足在同一个他们所漠不关心的层面上发生。这些人可能得到了满足。我不渴望这样的满足。我说过，当时我对这些知道得还不那么确切；也许我怀着期望，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有点小看了自己，轻视了当时的情景和情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情感即使在那般可笑的情景中也是鲜活的。那个时候，我对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了解，人们一旦依从了身体和灵魂的命运，他们身处的情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笑。对于这个，我并不知道。

当时，我还跟她搭了几句话，至于说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能清楚看到当时的情景，就像有人用窄胶卷相机拍下的那样，就像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就像看到我父亲拍的新婚照或婴儿迈出的第一步的照片一样……尤迪特慢慢地站起来了，从裙子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把脏手上的灰尘和劈柴的锯末擦去。这一幕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我们马上低声快语地开始交谈，就像同谋者，小偷及其帮凶那样，害怕会有人走进房间……因为现在我必须给你讲述一些事。我想如实地把一切都讲出来，然后你马上就会明白，这并不容易……

因为我要给你讲的不是什么风流韵事，老兄，这不是桩能坦然相对的体面事，不是的。我的故事比那还要糟糕，而且我之所以说它是我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透过我们的命运与我们抗衡。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低声说着话。话说回来，这也很自然：当时我是主人，她是仆人，我们在她侍候的家中进行私密的谈话，我们的谈话内容是秘密的，而且非常严肃，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我的母亲或者另一个对尤迪特也有非分念想的男仆……总而言之，无论是当时的情势还是谨慎的想法都告诉我们应该压低声音说话。当然，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只能小声说话。

但我同时还感觉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我从谈话一开始就感觉到了。我感觉那里面还有其他因素：这不仅仅是一段男人和他喜欢的女人之间的对话，他想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并想要为了一己之乐把她占有，不是的。甚至，我并不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比方说我爱上了这个身材匀称、年轻貌美的女人，为她神魂颠倒，雄性激素沸腾，热血冲向头颅，为了她摧毁整个世界。让我不顾一切得到她，占有她，这一切都非常无聊，可又是在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的情形，而且不止一次。性的饥渴可以像饥饿一般使人备受痛苦的折磨和残酷的煎熬。然而，我们俩的悄声耳语不是这样的，而是另有原因……你知道我在那之前从未觉得有必要如此警惕过，因为我此时此刻不仅仅是在说我自己的事，而且还涉及到了与某个人，甚至某群人的对抗……所以我才要用如此之低的声音说话。这已经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贵少爷和迷人女仆之间的风月故事要严肃得多。因为当这个女人不带一丝慌乱地站起来擦拭双手时，当她用她那圆圆的大眼睛专注地望向我的眼睛时——她当时已经换上了晚上工作的用人装束，身穿一件黑色衣服，头戴一顶白色小帽，腰上系着围裙，看上去就像是轻歌剧里的女仆，样子是那样的可笑——我感觉到我所要提供给她的关系不仅仅是建立在欲望满足的基础之上，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抗衡于某件事和某些人的联盟。而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到了实质话题，没有任何过渡，也没有绕圈子。真的就像在贵族宫殿或者某个重要的机构里，比如说在某个部委，在某个存放着许多重要文件和保密公文的地方，两个密谋者正在交谈。其中一位是该机构的雇员，另一位是访客，此时此刻他们总算找到两分钟来讨论一下他们共同的计划了……他们窃窃私语，仿佛在说着其他事情。他们都很兴奋，但其中一个仍表现得仿佛只是简单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另一个则表现得仿佛只是恰巧路过那个房间并停下来打个招呼……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老板随时可能进来，或者充满猜忌的雇员经过这里，而一旦别人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会引起怀疑，并使他们的计谋最终败露。因此，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谈到实质性话题，同时，阿尔多佐·尤迪特偶尔还会看一眼旁边的火，因为大块木头比较潮湿而无法立即被点着。所以她再次跪到壁炉前，用鼓风箱使火烧旺，我也跪在了她的旁边，帮她把黄铜质壁炉柴架调整好，以确保炉火能被顺利点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继续交谈。

我跟她说了什么？……稍等一下，我点一根烟。算了，我还是不点了，现在点不点都一样。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指望吸烟。无论如何，许多事情都已不再那么重要。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感觉一切都无比重要，包括我所说的一切，也包括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我没有时间追求她，也没有时间说一些矫揉造作的话，说那些纯属多余。我只是说我想跟她一起生活。我的表白并没有使她惊讶，她平静地听着我的表述，注视着火焰，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但没流露出丝毫的惊愕。后来我感觉她那时是在揣摩我，在测算我的力量，就像一个农村姑娘在打量一个在她面前炫耀的同村小伙，告诉她自己可以抬得动这样那样的重物或满满一袋小麦之类的东西。只不过，她并非是在检验我的肌肉，而是在称量我的灵魂。要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她当时对我的打量里面也许包含了某种讥讽的成分，一种无声而轻柔的戏谑，就像是在说：“您并没那么强大，我的朋友，您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和我生活在一起，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否则您的脊背将被压垮。”这就是她的目光所流露的内容。正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内容，所以我加快了语速，并进一步压低了声音。我告诉她我们将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结合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父亲永远都不会同意我俩结婚，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比如，我告诉她，我们的婚姻会使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我也将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否定我们隶属的世界，从那里我们得到了一切。很可能，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这种糟糕的基本感受也早晚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曾经见过类似的情形，认识某些出身和我相同的人和比他们社会等级低很多的人结婚，而这样的联姻都是不幸的。

我不停地说着这类蠢话。当然，我是认真思考过这件事的，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出于害怕，也不是为了推脱或逃避，她也明白了我的坦诚，同时严肃地看着我，向我示意她也是这样想的。她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是在鼓励我，鼓励我找出更多理据来证实我的想法从第一刻开始就是多么的荒谬无望。她想让我继续想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实这种想法是多么的疯狂。而我真的就继续寻找着这样的理由。她没有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说，或者确切地说，她只是在最后才开口说话了，而且非常简短。她一直在让我说话。我也不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就这样和她说了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就这样待在壁炉前，她始终保持着跪姿，我则坐在她旁边的英国皮革制扶手椅上。我边说边看着壁炉中的火，没有人进来过，也没人打扰过我们，生活中似乎隐秘存在着秩序：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了某种情形，目的是把事情引向结局或者做出某种行动，生活的周遭环境、地点、物件也都成了同谋，使临近局内的人无意识之下也成为这种情势的同谋。没有人打扰我们。当时已经是晚上，我的父亲回到家里，而他也一定在厨房和餐厅间的配餐房里找寻尤迪特，找她去布置晚餐的碗盘和餐具，每个人都已经换上了晚间穿的衣服，但是没有任何人过来打扰过我们。后来我明白，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的超乎寻常。每当生活想要创造什么时，它总会先将每件事都安排得完美无缺。

在那一个半小时里，我感觉，就像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跟人说话。我想和她一起生活，但我无法娶她，这点连我都有些含糊，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一起生活。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当时她才跨入我们家门。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她还记得。在那半明半暗的小屋里，她格外美丽，就那样跪在火光前，在绯红的光线中，树冠的阴影里，头发被照得闪闪发亮，当她倾听我说话时，优雅的头部和颈部侧向一侧，手里还拿着火棍。她非常美丽，而且那种感觉如此熟悉。我告诉她，她应该离开这个家，找个什么理由辞掉这份工作，比方说自己要回家，然后在某个地方等着我，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处理好手头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离开，去意大利，在那里长久地生活下去，可以住上许多年。我问她愿不愿意去意大利……她用摇头无声地、严肃地表示她不愿意——可能她没有理解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她听来，就像我在问她是否想见亨利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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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她不理解。但她非常认真地聆听着。她眼睛看着炉火，直挺着脊背跪在那里，就像在忏悔一样。她离我如此之近，我伸出手就能碰到她。

终于，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但是她马上就把手抽掉了——她抽手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丝毫不带调情的意味，也没有表现得像受了冒犯那样。她只是简单地拒绝，就像在社交场合，在交谈中，用最轻微的动作，用附加的插话来纠正着谈话者的错误那样。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女人也在以她自己的方式演绎着高贵，她与生俱来的天性是高贵的，这令我惊叹，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她的这种反应极为正常。那时我已经知道，真正使人高贵的并非等级和出身，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智慧。她跪坐在壁炉前，在暗红的火光环绕下，就像一个公主，修长窈窕，神情自然，既不高傲自大，也无半分卑微，不带一丝困惑，没有一丁点窘迫的迹象，甚至连眼皮都没有颤动半分，仿佛我们所进行的对话是世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整幕情景之上耸立着圣诞树，你知道的。后来，每当我回想起圣诞树时，总是会忍不住暗自发笑——但是有些酸涩，我笑了，我可以告诉你……圣诞树下的尤迪特就像是一份怪诞而又难以捉摸的礼物。由于她没有回答，我自己最终也陷入了沉默。她没有回答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也没有回答她是否想和我一起去意大利并在那里住上几年。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可以说的话了，而且，我在告诉了她那些话后，就已经陷入了那样的境地——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买家向顽固的卖主做了所有的尝试，首先开出低价码后，发现对方不为所动，买卖也随即陷入僵局之时，只好又给出全部要价一样——最后，我问她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

这个问题她回答了。

当然，她不是立即回答的。刚开始时，她反应的方式十分怪异。她愤怒地看着我，几乎带着仇恨。我看到她的身体因怒气而颤抖，就如同陷入痉挛。她开始哆嗦起来了。就那样跪在我的面前，颤抖着。她把拨火棍挂回风箱旁边的钩上，把双臂交叉抱于胸前，就像是一个被严厉的老师勒令跪下的小学徒一样。她以一种阴郁、尴尬的表情凝望着火焰。然后她站起来了，抚平衣服，简单地说了句：

“不。”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您是个懦夫。”她说着，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非常缓慢和仔细，从上到下。然后离开了房间。

来，喝一口！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我也走出了家门。商店大都关门了，人们匆忙地往家赶，随身提着一份份圣诞包裹。我走进一家钟表店，那里也售卖廉价的小饰品。我买了一个金色挂坠——你知道，就是那种便宜、粗糙的圆形颈饰，女人喜欢在里面保存她们已故或现任爱人的肖像。我从钱包里找出了一张带照片的证件，那是一张刚好在那年的最后一天到期的月票：我把照片撕了下来，放进了挂坠里，然后叫店主把它重新包好，规规矩矩的，就像一件平常的礼物一样。我回到家，尤迪特出来为我开门，我把礼物塞进她的手里。没过多久，我离家远游，很多年没有回来。而我也是过了许久之后才知道，自那以后，她一直戴着颈饰，用一条紫色缎带拴着，挂在脖子上，并且除了洗澡时或者她需要换一根新的缎带时，从未摘下来过。

在那之后，一切继续，就好像我们并不曾在那个圣诞节午后谈起过这些事关命运的事情。晚上，尤迪特还是照旧和男仆一起服侍我们用餐，第二天她也依然为我打扫了房间，就像平时一样。当然，那时我已经意识到那天下午自己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我知道这点，就像气急败坏的疯子们在用头撞墙、与护士搏斗或晚上用生锈的铁钉撬下自己的牙齿时也会意识到的那样，当他们口吐白沫做这些事情反抗自己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极度有害的，并且令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蒙羞。他们不仅会在怒火平息之后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做出这些疯狂又痛苦举动的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而就在那个下午，在那个壁炉前面，我也知道我所说的话和所计划的事，都是完完全全失去理智的表现，尤其是我想象这一切的方式，对于我和我的处境来说尤为荒谬和不合时宜。后来我也是一直把那一刻当作一种疾病爆发的时刻，那时人失去控制力，神经和感觉器官独自运作起来，控制和驾驭灵魂的力量瘫痪了。毫无疑问，那个圣诞节下午，在那棵圣诞树下，我经历了一生中唯一、严重的精神崩溃的危机时刻。这一点尤迪特也知道，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可以做到那样专心地倾听，就像一个家庭成员某一天发现了另一个成员有精神崩溃的迹象一般。当然她也知道别的一些什么：知道并且熟悉我精神崩溃的原因。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家人，假若他们知道我那天下午的状况，都会无条件地为我请来医生。

这一切都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因为无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我一辈子做事都三思而后行。也许有时我过于审慎了。或许我的生活方式中所缺少的恰恰是被称为突然的果断以及即兴自发的能力。我从来没有出于兴趣或者情势，抑或是别人的要求，仅仅因为一个念头或者为了某种时刻的愉悦而直接付诸行动。在工厂里和生意圈中，我拥有一个这样的名声，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在做出一个决定前会瞻前顾后地考虑许久。正是因此，我生命中唯一的这次精神崩溃，最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说那些话的同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说着疯狂的事情，所有的一切不会像我计划的那样实现，我应该换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行动，一种更狡黠、更小心、更强势的方式。你知道，直到那一刻，我都在以一种cash and c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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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追寻爱情，就像战争时期的美国人那样：付了钱就能拿到货……我就是这么以为的。这种想法并不高尚，但却毫无疑问透露出一种良性的自私。然而这一次，我既没有付钱，也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东西，而只是以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恳求着、解释着。毫无疑问，那种情形对我来说是非常屈辱的。

但是这种精神恍惚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都要经历一次……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连一次都没有经历过感情暴风雨的洗刷，连一次都不曾被地震撼动过生命建筑的根基，连一次都未被龙卷风掀翻屋顶的瓦片，瞬间卷走一切，卷走此前被理性和个性保持的秩序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太可悲了。这些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我不后悔。但我也不能说这件事，这一刻就代表我生命的意义。那只是一次发生过的事件而已，就像突发的疾病一样，人一旦挺过了最严重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国外去理疗康复。我也是这么做的。当然，这种旅行其实总是一种逃避。但在我走之前，我想要确定一些事情。所以我请求拉扎尔，我的朋友，一个作家，接见女孩一次。我想让拉扎尔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并且我也请求尤迪特去拉扎尔那里。现在我知道了她当时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懦夫，但这也正是我那样做的原因。那感觉就像送她去看医生一样，你瞧，我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就能给她做检查看是否健康……总之，她像是我在大街上捡到的，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就像战报里常说的那样。当我要求她做这件事时，她满怀怜悯地听完我的话，但是没有反抗地照做了，像我请求的那样去找拉扎尔。她一声不吭，并且明显感觉受到了侮辱，仿佛是在说：“好吧，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会去医生那里忍受检查。”

是的，就是拉扎尔。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

我们是同龄人，也是同学。他成名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而在那之前，并没有人听说过他。他经常给那些没有前途的杂志写一些风格奇特的短文，那些文章总是对我产生影响，就像在嘲弄他的读者，感觉就像是他对整个发明体系、对写作、对出版、对读者和评论家都怀着深深的不屑。他从来没写过一个字，让你可能猜透他的这种想法。他写了些什么？他写过大海，或者一本旧书，或者一个角色，非常简短，不超过两三页，发表在发行量几百册，或许几千册的杂志上。这些文字晦涩不明，就像使用某种陌生的、奇特的部落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以及隐藏在世界背后的事物的想法。这个部落——当我阅读他最初的作品时，我是这样感觉的——行将消失，只有很少的人尚且存活着，并且只有很少人使用那种语言，也就是拉扎尔文章的母语。除此之外，他还能说出和写下漂亮的匈牙利语，他的匈牙利语冷静优雅，纯粹且规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每天早晚都会阅读奥兰尼·亚诺什的作品，就像别人每天要漱口一样……但是他所写的内容，则更像是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信息。

后来，他一夜之间就出了名。为什么？……这事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有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开始是在沙龙上，然后是在公共辩论演讲台上，再然后又延伸到了日报里——总之，你到处都能看得到他的名字。忽然之间，人们也开始模仿他的风格了，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拉扎尔式的书籍和文章，那些文字没有一篇是他写的，但他仍然是幕后的秘密编者。特别是，就连普通大众也开始对他感兴趣了：没人能想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字当中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娱乐、引人幻想、令人安慰或者满足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试图与读者之间建立任何联系。但是对于这一点，人们也都原谅了他。不出几年时间，他在那个精神生活世界的奇特竞赛中取得了领先地位，在高等学府里，他的文字被当作东方的古老书籍拿来赏析。不过，这所有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他。有一次，在他成功的时刻，我曾经问他感觉到了什么，这种喧嚣声是否让他的耳朵感到厌烦。毫无疑问，那中间掺杂了刺耳的指责、充满仇恨和嫉妒的合理或者莫须有的指控。但最终所有的噪音混杂在一起，从中可以清楚、尖锐地听到他的名字，就像乐队里第一小提琴的声音。他专心地聆听我的问题，思忖良久，然后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作家的报复。”之后，他再无它言。

我知道一些他的事情。那时候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男人喜欢玩游戏。他跟所有的一切玩，跟人玩，跟局势玩，跟书籍玩，甚至跟通常被称为文学的神秘现象玩。有一次，当我指责他这一点时，他耸了耸肩说：“艺术，在最深最隐秘的本质里，在艺术家的灵魂中，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游戏本能的展现。”“那么文学呢？”我当时问他。“文学毕竟要比艺术丰富，文学是一种回答和伦理道德的态度……”他认真且礼貌地倾听我的话，就像一直以来每次我提到他的专业时一样，然后只是简单地说，“是的，为言行举止提供养料的本能，是游戏的本能，另外不管怎么说，文学就像宗教一样，其终极意义只是形式而已，艺术也是形式。”他回避了我的问题。广大的读者和评论家们自然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人能像对待知识或伦理问题那样认真地去跟一只在阳光下追赶毛线球的小猫玩耍：以同样的严肃态度，或者说，以同样的内在自由，全神专注于现象或观点，但与此同时并不坦露自己的内心。他的确是个游戏家。然而，大家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另外，他也是我人生的见证人：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极为真诚地谈论过多次。你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另一个人，那个人扮演着辩护律师、监管人、法官的角色，但同时在那宗既神秘又可怕的案件中，即在人生中，又是一个同谋犯。这就是见证人，他能完全看清你，并且理解你。你所做的一切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准备，当你获得成功时，你就会问自己：“他会相信吗？”这个见证人一直存在于幕后，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什么使人愉快的游戏伙伴。然而你又无法，也许根本就没想过要摆脱他。

在我的人生中，那个人就是拉扎尔，那位作家，我跟他一起沉迷于青年和成年时期那些奇怪的、不被他人理解的游戏之中。我们都是唯一知道对方想法的人，尽管在世人眼中我们是成年人，是严肃的工厂主和著名作家，但是这些都是无用的；尽管在女人眼中，我们是兴奋、忧郁或满怀激情的男性，那也都是徒劳的……事实上，我们在人生中能够保存最多最好的，正是这种变化莫测、勇敢放肆又残酷无情的游戏欲望，通过这种欲望我们扭曲，同时也美化了对彼此来说充满谎言和仪式化的人生戏剧。

每当我们凑到一起，就人类社会的作恶者，即使没有暗号也能了解彼此，开始游戏。

我们有很多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叫作“科瓦奇先生”。我要向你解释一下，或许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游戏要在社交场合玩，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开始，在别的科瓦奇夫人和科瓦奇先生之间，不要让他们察觉，以免引起他们怀疑。因此我们会在人群之中的某处见面，然后立即开始游戏。这个科瓦奇先生会对另一个科瓦奇说些什么，每当他们在谈话中恰巧谈到政府垮台了，谈到多瑙河发大水淹没了很多村落，谈到某位著名女演员离婚，或谈到某位知名政客被发现私吞民财，某位伟大的道德楷模在幽会地饮弹自尽……这个时候，“科瓦奇先生”会发出一阵嘟囔声，然后哼哼哈哈地说“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再补上一些奇怪的陈词滥调，比如，“水的一个特性就是潮湿”或“人脚的特性是，一旦人把脚放进水里，就会沾湿”，要么就说，“这样行得通，那样也行得通，请您相信这一点”。所有的“科瓦奇夫人和科瓦奇先生”自打创世以来就会说一堆这样的论调。假如火车出发了，他们会说“出发了”；如果火车停在菲泽绍博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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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用严肃、庄严的语调宣布，“在菲泽绍博尼！”这样一来，他们总是对的，或许正因如此，世界才会变得如此不可思议地卑贱和毫无希望，因为这类陈词滥调永远正确，只有天才和艺术家才有胆量去嘲弄戏耍这些陈词滥调，发现这些言论中的死气沉沉和悖论，指出这些有教养、守原则的“科瓦奇先生”之流真相的背后，总是存在另一个永恒的真相，它把头朝下颠倒一切、朝着菲泽绍博尼吹着口哨，甚至，即便当某位道德看守者，某个高官被秘密警察发现身着粉红女士内衣、身体悬挂在幽会地点的插销上，也不会令人感到丝毫惊讶……我跟拉扎尔的“科瓦奇先生”游戏玩得相当完美，所以真正的“科瓦奇先生”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他们总是落入圈套。而当科瓦奇先生谈论政治时，拉扎尔或我便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的：他们当中一个肯定是对的，而另一个也有些道理。我们应该听取每个人的意见。”除了“科瓦奇先生”以外，还有“在我们的年代……”的游戏，这个游戏也不赖。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年代，一切都比现在要好：我们年代的糖更甜，水更像水，空气更像空气；女人不会跑去情人那里投怀送抱，而是整日在河水中清洗捶打衣服，直到太阳落山，甚至在太阳下山之后她们还是会继续一小会儿。男人就算看到钱，也不会有丝毫动心，而是将钞票推到一边说：“请把这些钱拿走吧，拿去分给穷人吧。”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年代里男人和女人的样子。

我们曾经一起做过许多种游戏。出去旅行之前，我让阿尔多佐·尤迪特去找这个人，让他看一看，没错，就跟去诊所看医生一样。

那天下午，尤迪特去找了拉扎尔，之后，我在当晚也见了他。“你看，”他说，“你想怎么样？现在事情都发生了。”我疑惑地听着他说。我害怕他那时候也在玩游戏。我们当时坐在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他转动着香烟的过滤嘴——他一直都是用很长的过滤嘴抽烟，因为他常常会尼古丁中毒，并且还苦思冥想一些复杂的设计和发明来使人类可以摆脱这种中毒的痛苦后果。他严肃、热切地盯着我，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担心他在戏弄我，担心这只是他新发明的一种游戏，他假装这个事情很重要，事关生死，然后他笑着看着我的眼睛大笑起来，就像往常很多次那样，证明根本没有什么重要和生死攸关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科瓦奇先生”事件：只有平民才会相信宇宙是围着他们转的，星象准确无误地围绕着他的命运。我知道他把我当作市民阶层的人——但并非基于这个词鄙俗、低贱的含义，虽然这个词现在很时髦，不是的，他承认要跻身于市民阶层意味着努力，他没有鄙视我的出身、举止和信念，因为他对市民阶层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只是他认为市民阶层恰恰是毫无希望的阶层。他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他说市民阶层总是想要逃离，但是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他却不愿意多说任何事情。所以，他会礼貌而果断地转换话题。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段对话。你知道，我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觉就像一个病人过了很久才突然获知真相，在了解到自己所患疾病的真实病名和性质之后，回忆起过去某天下午第一次拜访名医求诊问病的场景。那位教授，那位著名的内科医生给病人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采用了各种检查手段，然后礼貌地开始谈论别的话题——他问病人，有没有兴趣去旅行，是否看过新上演的摩登戏剧，而后聊起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唯独没被提及的话题，恰恰也是病人最想从他嘴里听到的。归根结底他之所以来到这里，之所以承受检查的不适和紧张，是因为想清楚地听到医生的诊断——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染上了什么毛病，是常见疾病，还是只是某些无关紧要的症状？莫非由于某种紧张焦虑或普通常见的感觉不佳，使我们警觉到自己的身体构造或生活节奏出现了问题？也许我们还希望某一天所有一切能恢复正常，同时还有一种微弱但又明确的疑惑，怀疑眼前这位教授已经知道真相，却不能告知我们。因此，我们只能等待，直到通过症状的发展、疾病表现出的危险信号或治疗方式，我们自己也能发现那位学识渊博的医生不得不在我们面前缄默的真相。而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病人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医生不仅知道这点，而且知道病人已经在怀疑病情并意识到医生对他有所隐瞒。但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唯有等待，疾病自己会陈述事实，那时候必须尽力治疗。

在尤迪特去找拉扎尔的当天晚上，我就这样悉心地听他讲述。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各种话题：罗马、新书，以及季节和文学的关系，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扬长而去。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这并不是一场游戏。我的心不安地跳动着，感觉他把我丢给了命运，从那以后我必须自己面对将会来临的一切。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第一次对这位能对拉扎尔造成如此影响的女人萌生了一些敬意，我既尊敬她，又害怕她……几天以后，我出发了。

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对于那段时间我只剩模糊的记忆。你知道，那是换幕时穿插的幕间表演。但愿我的这段回忆没有让你感到无聊。

我旅行了四年，游遍整个欧洲。我父亲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真正意义，我母亲或许知道真相，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我年轻，就像俗话所说，整个世界都属于我。

那时还是和平时期……但又不是真的和平。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时期，边境尚未完全开放，但火车已经可以短时间停靠在被粉刷成各种颜色的边境哨卡。人们以一种神奇的自信与狂热忙着借长期贷款——不仅仅是个人，甚至国家也一样，更为离奇的是，他们不仅借钱，并且借到了长期贷款——而且还盖起了大大小小的房子，那姿态就像是苦难、可怕的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一样，就像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启，当一切恢复正常，他们又可以制定规划、养育孩子、放眼未来，总之关心那些个人的领地之中所有的一切，关注那些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些多余的东西。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开始旅行的，一个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世界。我不能说我在出发时和在旅途中不同地点停留时感受是绝对的安全。在欧洲，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短暂停歇的时期，我们就像某一次被突然、彻底洗劫一空的人，满腹疑虑地行动着：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全都努力表现出和蔼热诚、心胸开阔和宽宏大量，但是私底下——对于任何突发的事件——我们都会握紧裤子口袋里的左轮手枪，并不时惊慌地摸索揣在上衣的内兜、位于心脏前方的钱夹。也许，这几年里使我们担忧的不只是钱包，还有我们的心脏和知觉。尽管如此，至少我们又可以旅行了……

到处都在忙着建造新房子、新市区、新城市，甚至新国家。最初，我去了北部，之后向南走，后来去了西部，最终在西欧的城市里待了好几年。在那里，我所热爱和相信的事物是那样亲近熟悉：你知道，就像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了一门语言，然后到了那个国家，在那里，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的语言是当地人的母语。在西欧，我生活在真正的市民阶层中间，他们显然没有把市民阶层当作一个角色和口号，也没当成一个任务，而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就像某人住在一所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房子里，房子或许有些狭小、阴暗和破旧，但却是他们所熟悉的、最好的房子，而且不会拆掉它而建造另一座替代品。他们宁可只是勉强、敷衍地修复这种生活方式。而我们，在国内的老家，仍然在不停地忙着建造这所房子，建造市民阶层的家园；我们想要在宫殿和茅屋之间构建一种更为宽泛而丰富的生活方式，一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舒适、宾至如归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阿尔多佐·尤迪特，也许也包括我。

在那些年里，我只会模糊地记起尤迪特。在我旅行初期，我有时会想起她，那是类似急症高烧状态的回忆。是的，我曾经生病，并且精神恍惚地闭起双眼胡言乱语。我感到孤独，就像一道冰冷的巨浪席卷了我的生命。我害怕孤独，我逃到这个人身边，她的灵性、光彩和微笑向我承诺，她能分担我的这种恐惧。我记得这些。但是现在，世界在我面前展开，非常有趣。我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雕像、蒸汽涡轮机和孤独的人们，就像从一首诗歌的韵律中感受到的幸福的欣悦，目睹了承诺着尊严与仁慈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都市、山岳的巅峰，看到了美丽的、被法国梧桐包绕的、位于德国小城四方形的中央广场上的中世纪水井，还有大教堂的钟楼、拥有金色沙滩和蓝色海洋的海滨以及岸上赤裸的女人。我见识了世界，而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的记忆，自然无法与这个大千世界相较量……更确切地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这种决斗当中，力量的对比关系本来就是不平衡的。跟这个世界相比，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分量连一道阴影都不及。那几年里，生活向我展示了一切，也给了我许多承诺，赐予我伟大的命运：使我从家庭狭隘又悲伤的场景中解放出来，脱下在家里为扮演角色而穿上的舞台服装，让我沉浸在人生另外一种维度里。而与此同时，生活将女人们馈赠于我，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女人，全世界的女人，栗色头发，眼神炙热的弗莱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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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眼睛闪闪发亮的法国女人和温顺的德国女人……是的，每一种女人。我活在世界上，我是个男人，女人就像对待每个男人那样围绕在我周围，传达信息或者发出邀请，有的卖弄风情，有的端庄体面，她们向我许诺要跟我一辈子，或只是偶然的疯狂销魂，也有的既非永恒，也非瞬间，而是长久、神秘的暗中相伴。

“女人们”。你注意到了男人们在说这个词时所用的那种谨慎且犹疑不定的口气了吗？就好像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个未被完全奴役、永远想要反叛、被征服但尚未被击溃的叛逆部落一样。并且，说真的，“女人”这个概念在日常感受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女人，我们对她们抱着何种期待？……孩子？帮助？……和平？喜悦？所有的一切？还是无所期待？莫非只是短暂的时光？男人只是活着，渴望，相识，恋爱，然后结婚，跟一个女人一起经历爱情、生育与死亡，然后他的眼光随着街上出现的美腿游移，有时因为一个发型或一股唇边吹出的炽热气息而毁灭；在那种时刻，无论是在市民阶层的床上，还是在小巷子肮脏的旅馆里弹簧坏掉的床上，他都感到很满足；有的时候，男人面对一个女人，会表现出浮夸的慷慨，两个人哭泣并且发誓永远在一起，彼此帮助，相互扶持，要住在山顶上或某个大都市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后，三年后，或者是在两周之后，你是否发现爱情就跟死亡一样，并不存在可以用时钟或日历测量的时间？……而男女之间所做的宏伟计划，也并不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实现或完全实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带着愤怒或冷漠分手，并再次充满希望地出发，希望能找寻其他的伴侣重新开始。或者因为他们已经疲倦不堪却又继续在一起，榨干彼此的生命兴趣与力量，然后就会生病，慢慢地相互残害，并最终死去。但是在最终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们又会明白什么呢？……他们想从彼此身上得到些什么？他们所做的似乎不过就是遵守了一种盲目而庞大的爱情法则，在这一法则的指引下，以爱情的名义更新世界并使之永恒，这个法则需要男女之间的交配而使物种得以延续？……难道这就是全部？而在这过程中，这些可怜的人们又为自己期望些什么？他们相互给予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是多么隐秘又可怕的簿记……莫非使得男人被女人吸引的感觉只是个体性的？莫非不是为了唤醒欲望？永远都在唤醒偶尔、临时附着在身体上的欲望？这是人为的兴奋，我们就生存在这种兴奋之中，然而，它不会是大自然的目的；当大自然创造男人的时候，也创造了一个女人陪伴他，因为大自然看到，孤独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吧，这种人为的吸引到处闪光，从文学中，从绘画里，从舞台上，甚至在大街上……走进剧院吧，你会看到男人女人坐在观众席上，台上的男男女女手舞足蹈，嘁喳交谈，信誓旦旦，而观众席则咳嗽或者清喉咙……但只要说出“我爱你”、“我想要你”或其他类似能使人联想到爱情、占有或分离，联想到幸福或不幸的话语，片刻之间，观众席就会变得一片死寂：成千上万的观众都会凝神屏息。作家们熟练地制造着这类东西，并用这种感觉绑架着观众。而无论你去往何处，这种人为的刺激总是会旗鼓不偃：香水、花花绿绿的破衣服、昂贵的毛皮、半裸的身体、肉色的丝袜，所有这一切都无处不在，虽然人们并不是真的需要它们。人们在冬天也不会穿暖和衣服，因为想展示自己穿着丝袜的双腿；而在夏天在沙滩上，人们之所以会裹上一点薄薄的布料，则是因为这样一来，女性的特征就会变得更加神秘，更加刺激；当然，还不用提她们脸上的妆容、大红的脚指甲、蓝色的眼影、金黄的头发以及所有那些被她们用来涂抹和打扮自己的垃圾……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病态。

嘿，我跟你讲，我是快到五十岁时才最终读懂托尔斯泰的。你知道，就是那本《克鲁采奏鸣曲》。它看似在讲嫉妒，但嫉妒又不是它真正的主题。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里，表面上是在讲嫉妒，可能因为托尔斯泰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嫉妒天性的敏感可怖的家伙。然而，嫉妒不是别的，只是虚荣、可鄙的自负。你也知道这种感受，的确，我对这种感觉相当熟悉……甚至可以说太熟悉了。我几乎因为这个一命呜呼。但我现在已经不再嫉妒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几乎因此而毁灭。我已经不再嫉妒了。你理解吗？你相信吗？看着我。不，老兄，我已经不再嫉妒了，尽管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我战胜了虚荣。可是托尔斯泰仍然相信存在着某种解决的办法，并赋予女人一种半人半兽的命运：她们应当生育，并身穿粗呢衣。这种解决办法是不人道的，是病态的，但另一种办法也同样如此，因为它把女人当成装饰性的摆设，当成情绪的杰作。你叫我如何去尊敬，如何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分享给一个一天到晚除了穿衣打扮什么也不做的人呢？……也许她企图用羽毛、绒毛和香气取悦我……但这也不是真的。她其实是想吸引所有人；希望在她出现后，欲望能够驻留在男人、男人的所有神经之中。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在影院、剧院、街道、咖啡厅、餐厅、游泳馆、山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病态的兴奋。你认为大自然真的需要所有这些吗？……真见鬼，伙计。只有一种生产模式、一种社会体系才需要这些；在这种模式和体系里，女人把自己当作商品来看待。

是的，你是对的，我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生产模式和社会体系来……用别的任何东西替代它的尝试都告失败。事实是，在这一体系中，女人们通常希望把自己兜售出去：这种想法有时是有意识的，但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我承认这点。我不是说每个女人都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但我也不敢相信那些例外可以否定这条伟大的定律。我不会责备女人，她们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兜售有时充满着致命的悲伤，这是一种傲慢愚蠢、酸涩、卖弄风情般的自我呈现，特别是当女人发现有比自己更美貌、价格更低廉，并且更令人兴奋的女人存在，当她们感到处境艰难，感到竞争的可怕性质，当她们获知欧洲每座城市里女人都多于男人的数量，意识到在自由的轨道上竞争她们没有地位，那么这些可怜、忧伤的女人该怎么应对自己的生活呢？……她们兜售自己。她们有时表现出具备美德、眼帘低垂的样子，就像颤抖的凤仙花，其实私底下，她们颤抖是担心最终没有被侵犯……而她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则更加自觉，每天步伐坚定地投入到战争中去，就像罗马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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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一样，他们知道要为了帝国对抗蛮族……不，我的朋友，我们没有权利对女人评头论足。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怜悯她们，或者不是怜悯她们，而是怜悯我们自己，我们男人，因为在今天这个充分文明化的大市场里，我们却没有能力解决这一潜在、痛苦的危机。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持续性不安。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看向哪里，它都依然存在。而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是金钱——或许不完全如此，但一百个人类困难中之九十九是这样的。关于这点，那个神圣、智慧的男人就连在《克鲁采奏鸣曲》中发出愤怒的控诉时也根本没有提到……

他谈到了嫉妒。他斥责女人、时尚、音乐以及社会生活的欺骗性。只是没有提到任何一种社会或生产方式都无法给予我们心灵的宁静。除了我们自己，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给予。如何给予？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欲望和虚荣。这可能做到吗？……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以后，更远的将来。欲望不会随着时间而消亡，但是所有欲望和满足反射出的愤怒的嫉妒和贪婪，无望的兴奋和反感会逐渐挥发、耗干。你瞧，人总是会累的。当衰老来到门前，我甚至感到高兴。我只是渴望偶尔的雨天，那时我可以坐在火炉旁边，饮一瓶红酒，读一本关于欲望和失望的古老的书……

但是那时我还年轻。我花了四年光阴去旅行。我曾在许多陌生城市的房间里，在许多女人的怀中醒来，头发凌乱。我尽自己所能将技艺学到精湛，并感叹于世界的美丽。不，事实上在这期间，我没有想到过阿尔多佐·尤迪特，至少没有经常想，也没有刻意地去想她……我对她的想念只是和身处国外之人想念故乡的街道、房屋和故人一样，他们从金黄色的记忆溶液深处涌现出来，就像对于某种程度上已经逝去的东西一样。我有过发烧疯狂的时刻，感到非常孤独，我是一个市民阶层，在这种孤独中出现了一个狂野又美貌的年轻女人，然后我和她聊了起来……事后我便将她全部忘掉了。我出去旅行。漂泊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便回到了家。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是，与此同时，只发生了一件事，阿尔多佐·尤迪特在那里等我。

当然她并没有告诉我，当我回到家再见到她时，她走向我，拿走我的外套、帽子和手套，然后给了我一个礼貌而矜持的微笑，就像少东家回家时她该做的那样，带着那种用人的笑意微笑着。我也以得体的方式跟她打了招呼，微笑着，不带一丝慌乱。我就差用父亲般的方式和善地拍打她的脸颊了……我的家人都在等我。尤迪特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去准备餐桌，以迎接我这个迷途的浪子。每个人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声；我也是，因为我终于回家了。

我的父亲在那年退休了，我接管了工厂。我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城市附近的一座山丘上租了一处别墅。我也很少见家人，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都不曾遇见尤迪特。又过了两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从我们家的大房子搬了出去，并遣散了家里的仆人，只留下了尤迪特，让她当了家里的管家。我每周日都会去拜访母亲一次，与她共进午餐，并能在那些场合下看见尤迪特，但是我们从未说过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亲切又守礼。有时我也会用一种带着亲密和善意的方式称呼她“尤迪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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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人们对一个在家里逐渐老去的姑娘才会使用的称呼。是的，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刻，有那么疯狂的一小时，我们两人谈论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样的事过后只是让人笑笑而已。年轻时代的疯狂。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小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这让我感觉非常舒服。不是那么真诚，但是很舒服。一切人和事物都回到本来的位置之上。就这样，我结婚了。

我和妻子的婚后生活是礼貌而愉快的。后来，在我儿子夭折以后，我感觉受骗了。孤独在我的内心和周遭就像一场早期的疾病那样潜伏着。我母亲仔细观察着，但什么也没说。又过去了许多年，我日渐衰老，拉扎尔也不怎么出现了。我们偶尔会碰面，但已经不再玩以前的游戏了。看起来，我们都长大了。成长就意味着孤独。孤独的人要么因失败而倍感孤独，要么与世界建立某种良性和解关系。由于我的孤独是在一段婚姻内部和一个家庭内部，所以我不容易与周遭建立起这种良性和解关系。我把自己的时间给了工作、社交和旅行。我的妻子为了能在和平与和谐的气氛中生活付出一切努力。她的那种努力就像是男人劈开石头，怀着绝望。我无法帮助她。有一次，我尝试着妥协，跟她一起去梅拉诺度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在旅途中，我发现这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根本不会有什么和解。我的生活，就像我建立起来的那样，虽然可以忍受，但同时也毫无意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可能会有办法忍受这样的孤独，并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但他的作品某种程度会给予他补偿。毕竟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他来完成创作。他的作品为人带来某种唯一的、无法逝去，而且令人惊奇的东西。或许吧……人们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一次我和拉扎尔谈起这种想法，他却有着不一样的意见。他说孤独感一定会导致过早的失败。没有人可以逃脱，这就是规则。我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是艺术家，所以在生活和工作中倍感孤独，我的工作没有给予人类任何特别的东西。我只是一个实用商品的生产商，我的工作只是给建立在生产线之上的文明生活提供某些必备用品。我们生产拥有高尚品质的产品，但这种商品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由机器和受过专业驯化、教导和训练的人来制造出来的。那么我在这家由我父亲创立、由他的工程师们建造起来的工厂里做什么？……我每天九点准时上班，就像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一样，因为我必须做出榜样来。我会看看信件。我的秘书会告诉我有谁打电话联系过我，有谁想跟我谈话。然后，工程师和销售人员就会到场，向我汇报生意进程，请我就一个新材料生产的可能性提出意见。那些精心选拔出来的职员和工程师——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父亲培养出来的——当然是带着已经成形的计划来找我的，我顶多只是指出一些问题，稍加修改。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简单地同意并批准。工厂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生产着，销售人员销售着商品，会计核算着工资，我则一整天都坐在办公室里。所有都是有用的、必要和诚实的工作。我们没有欺骗任何人，也没有彼此欺骗，既不欺骗顾客，也不欺骗国家和世界。我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我相信我跟这所有的一切有着真正的、无条件的联系。“这是我的工作圈。”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观察过身边人的表情，我倾听过他们的谈话，努力去找寻其中的秘密，这份工作是否能够使他们度过一生，是否满足，或者私底下他们是否认为被别人利用，吸干了他们的精华以及生命唯一的意义……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满足于干这份工作，而是试图找到更好的或者换一种方式工作，但是“换一种方式”也不总是最好、最正确的方法，可至少他们想做些什么。他们想要改变事物的进程，想赋予工作新的内涵，看起来，这才是重点。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是赚取面包和维持家庭，他们有一份工作，并诚实地完成它……不，人们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完成自己的愿望。他们想要的不仅是面包和生存，不仅是份工作，还是一份事业。否则生命便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想要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是跟在工厂里出卖劳动力或在机关里满足别人的基本要求不一样的方式……他们想要实现某些东西，某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只有有能力的人才有这个想法。大多数人都是懒散的，也许在这些人的灵魂中微弱地闪烁着一种模糊的光亮，认为人生中并非只有每月的薪水，上帝还为他们准备了其他东西……然而这一切都太久远了！他们为数众多，大多数人的这种记忆已经衰退，因此他们憎恨有能力的人，认为那些想要以一种与他们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工作的人，那些一听到铃声就从人生的一个苦工奔向另一个苦工的人是野心家。他们以非常精致、复杂的手段努力夺走有能力者对于个人工作的热情。他们取笑、阻碍和怀疑着这些人。

每当我接见工人、工程师或商务人士时，我总能从我的办公室里看到这点。

而我，做了什么？……我是老板。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就像一个守望者。我努力做到通情达理、仁慈而公正。当然同时我也确保从工厂和雇员那里得到保证属于我的利益和优势。我谨慎地维持着工厂的工作秩序，更确切地说，就像工人和职员一样。我就这样倾心尽力地为本该属于我的财富和薪水出力效劳。但在内心里，我却感到了可怕的空虚……在这家工厂中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可以接受或拒绝一项计划，可以创立新的工作制度，还可以为产品寻求新的市场。我是否为巨额的收入感到愉悦？……我感到高兴，但这不是合适的字眼。我宁愿说我感到满足，能够完成对世界的义务，所赚到的钱也使我有能力成为一个正直、高贵、慷慨而又讲究良心的不偏不倚的人。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商界，我都被视为真正商人的典范。我也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能让许多人吃上面包，甚至能得到比面包更多的东西……给予是件好的事情。只是我自己没有办法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尽管我的生活非常舒适，在诚信中度过岁月，我并没有游手好闲，至少这个世界并没有把我当作懒惰或是无所事事的人。我是个好老板：工厂里的人也都这样说。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给予我任何东西，给我留下的只是不安、谨慎、认真地填充时光而已。人生是空虚的，如果你不用某种危险而又刺激的任务来将其填满的话。这种任务当然只有一个：工作。而另一种类型的工作是看不见的：灵魂、精神和才智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产物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真实，也更加人性化。我读过很多的书。但是你也知道阅读与人是种什么关系……只有在你能给你所读的书某种东西的时候，你才能从书里获得些什么。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是以一种决斗的灵魂状态去读书，愿意承受伤害或者给予伤害，愿意去争论，愿意说服和被说服，并通过从书里学到的知识变得更富有，利用它们在生活或工作中建造出某些东西……有一天，我注意到我所读的书不再与我有什么真正的关联了。我读书的目的，就像去某座陌生的城市那样，是为了填充时间，就像去参观博物馆的人，漠然地盯着里面的展品。我开始像履行义务一样地读书：一本新书出版了，大家都在谈论它，我就必须读它。或者是，如果我尚未阅读某本古典名著，我的修养会因此变得不完整和有所缺失，于是我便会在每天早上和晚上奋力阅读一个小时，直到读完它。这就是我读书的方式……曾几何时，我把阅读当作一种体验。每当我手拿知名作家的新书时，就会感觉心跳加速；那时的我，阅读一本新书就像认识一个新人一样，就像经历了一次充满惊险的邂逅，既有可能带来幸福、美好的东西，同时也可能产生不安与令人忧虑的后果。然而现在，我读书的方式就像我去工厂里工作一样，就像我每周出席两次或者多次的社交场合一样，就像我去剧院一样，就像我在家里与妻子生活一样，既审慎又礼貌，而同时我感到越来越烦闷、越来越激动，心里有个尖叫着的嘶哑的声音在问，难道我出了什么大问题吗？是否有巨大的危险胁迫着我？也许我病了？也许针对我有什么诡计和密谋？我变得不再肯定，害怕有一天，我醒来以后发现，我所建立的所有的一切，这件由折磨人的严密秩序、威望、优裕和相敬如宾的共同生活组成的杰作突然毁灭……我怀着这种感受生活着。后来有一天，在我四十岁生日时，我在妻子送给我的棕色鳄鱼皮钱包里发现了一条已经褪色的紫色缎带。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来，阿尔多佐·尤迪特一直在等我。她一直在等我不再懦弱。但是在我们那场圣诞节的对话之后，已经过去十年了。

那条紫色缎带，如今早已消失不见，就像装过它的那只钱夹，就像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就像那些曾经佩戴某些迷信或重要信物的人那样全都消失了。那条紫色缎带，是我在钱包的最里层发现的，在那里，我除了已故儿子的一缕头发以外从没放过别的东西。当时，我花了好些功夫才想明白那条紫色缎带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想起我是如何得到它的，还有，尤迪特可能在何种情况下偷偷把那块破布塞进我的钱包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妻子当时去泡温泉了，所以只剩下我自己在家里，我母亲把尤迪特派到我们家待几天，目的是带着用人进行夏季大扫除。她一定是趁我在浴室里时，进入卧室，把那条缎带藏进我的钱包里，因为我当时把钱包放在了桌子上。至少她后来是这么跟我坦白的。

她这么做想要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女人一旦陷入爱河，都会成为巫师。她想要我一直随身携带此前她身上也佩戴的物件。她想借此与我联系在一起，传达某种信息。考虑到她的地位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她这种迷信的阴谋实际上是非常害人的。但她这样做了，因为她一直在等待。

当我明白了一切——因为紫色缎带传达了信息并告诉了我一切——我感觉到了奇怪的恼怒。我忘记了这个小小的阴谋，我报复性地审视着我自己。你知道，就像一个人发现他所有的计划最后全都落空了，一切都被打乱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个住在隔壁街区的女人等了我整整十年，在愤怒之余，我还感到了一种特别的镇定。我不想夸大这种感受。我也没有制订计划。我没有对自己说：“你瞧，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掩盖的东西，你一直不对自己承认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了，某些人、某些事比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社会角色、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更重要，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伟大而扭曲的激情，虽然你一直都在否认……但激情一直存在，并且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不肯放过你。这样也好。现在那种紧张不安已经结束。你的生活和工作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生活还是想要你做些什么的。”这话不是我说的，但我也不能否认自己从发现缎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安心平静了。这些伟大、持久的感受过程发生在我们体内的哪个部分，是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还是在我们的理智中？……我的理智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否定了这一切，但是我的神经却仍然保留着印记。而现在，当另一个人给我传递信号时，以这种常规和粗俗的方式——所有恋爱中的女人都会有点粗俗，她们最愿意在每一张上方压印着彩色的玫瑰花、紧握的双手和相互亲吻的鸽子的纸上写下自己的情书，她们最愿意把爱人的几缕头发、几条手帕或是其他迷信的纪念物装满口袋！——总之，我终于心平气和了。就像所有的瞬间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被赋予了某种模糊的、难以理解的、意料之外的意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是的，甚至还有我的婚姻……这个你明白吗？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你知道，生活中一切都必须要发生，一切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又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决定、幻想或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多少帮助。你是否注意到，要想把家里的家具全都摆放到一个永远不再需要移动的最终位置上是多么困难吗？几年过去，尽管你已经觉得一切都刚好在其应该在的位置上了，但你同时又一直有种模糊而不适的感觉，觉得哪里并没有完全摆放得当，要么是扶手椅的位置不对，要么是现在摆放碗柜的位置本应该放桌子……然后，十年或二十年后（可能在这些年里你从未感到完全的舒适，你觉得家具和空间的搭配一直都是不相称的），有一天当你穿过房间时，你可能一下子就看清了错误的所在，一眼就看透了房间的内部布局和秘密秩序，然后你便移动了几样家具，并看到而且相信一切终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几年内，你确信房间终于达到完美的状态了，觉得自己的布置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日后，或许再过十年以后，你又会感到不满了，因为随着我们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生活空间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因此人的周围根本不会有什么完美的最终秩序。而我们对待生活秩序的方式也是如此，我们会建立起一系列方法，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我们的生活时间表是完美的，早上去上班，下午散步，晚上参加文化活动……之后有一天，我们又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藉以继续承受生活或使生活有意义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它完全颠覆掉。这时我们感到不解，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如此不可理喻的生活秩序这么多年？……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自己内心都是这样变化的。另外，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甚至连新秩序，内在的安宁也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变化法则而形成的，终有一日它们会失去效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甚至连我们自己，还有那些属于我们的一切也会失去效力。

不，这不是“伟大的激情”，只是有一个人让我明白，她一直就住在附近，在等着我，以这种笨拙的方式，这般粗俗的方式。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之中窥视着我。那是我的秘密，这个秘密一下子给予我的生活一种特定的内涵和张力。我不想利用这个秘密，也不想去面对荒谬、痛苦或者暧昧的状况。从那一刻起我过得更加平静。

直到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从我母亲家消失了。

我给你讲的是许多年前发生的故事，有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也不再那么重要……现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无产阶层的女人，讲述其中跟我有着重要关系的部分，而略过有关警察的那部分情节。因为所有的这类故事都会在某个节点上牵扯到警察或法院侦查员之类的角色。生活总会有一点惩罚，假如你还不知道这一点……拉扎尔曾经跟我说过一次，但我当时觉得这种假设是一种侮辱，不过后来，在我自己的官司开始之后，我完全理解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都不是无辜的，所以都会在某一天接受审判。无论是被判刑还是被免罪，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不是无辜的。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消失了，就像被缝进麻袋丢进了多瑙河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对她的离去并不知情。那时我母亲已经一个人住了，而多年以来一直是尤迪特在照料她的生活。有一天下午，我去拜访母亲，一个陌生仆人出来开门，我这才知道尤迪特离开了。

我知道，这是她能够用来告诉我的唯一方式。毕竟她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我什么。两个人之间的数十年的官司不可能用大声争吵和辩论来解决。最终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取行动。也许，在这期间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三个女人——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尤迪特——都保持沉默。这是她们共同的事务，需要在彼此之间以某种方式解决掉，然而对我，她们只需要告诉我她们决定的结果就可以了。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尤迪特离开我母亲家，去了国外。但这一点也是后来我的一个警官朋友在护照办公室做了一番侦查后才得知的。她去了英国。并且我还发现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突然决定，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和成熟已久的愿望。

这三个女人一直保持着沉默。她们一个远走高飞，另一个——我的母亲——什么也不说，非常痛苦，第三个人——我的妻子——则一直在等候观望。那时她已经知道全部或几乎全部了。她的做法非常明智，在她身处的情境下，是她的性情、品位和理智要求她那样做。你知道，她表现得非常有修养。当一个品位细腻、涵养有加的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正身陷麻烦之中，并且这场麻烦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当她发现丈夫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他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内心寂寞，绝望孤独，或许，或许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女人能在人生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与他分担这种不幸的孤独……她自然会奋起抗争。她等待、观望、期盼着，竭尽所能地保持着与丈夫最佳的关系。后来她感到疲惫了，最后丧失了自控能力。有些时刻，每个女人都能变成野兽……而这时，虚荣这头猛兽开始在她的内心咆哮。之后她变得平静，认命，因为已经无计可施。等一下，让我再想想，我认为她从未认过命……但这只是感觉上的细枝末节。她实在无能为力，于是有一天，她对丈夫放手了。

自打尤迪特消失之后，没有人再提起她。正像我说的那样，那种感觉就像她被缝进麻袋扔进河里一样。我们家关于这个大半生光阴都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度过的女人的消失所保持的沉默，实在令人惊诧不已，感觉就像解雇了一个什么杂活都干的用人一样。刚才她在这里，现在转眼不见了。仆人们总是会换来换去的。那些爱发牢骚的家庭妇女又是怎么说的呢？……“我跟你说啊，这都是些拿工资的敌人。而且他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明明已经拥有了一切，却还不知足……”是的，尤迪特不知道自己应该满足。她在某天睁眼醒来，想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事，随后想得到所有的一切。于是她选择了离开。

当时我生病了。但不是立刻得的病，而是在她离开半年之后。我的病不是很严重，但也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医生想不出救治的办法，事实上也没人能有什么办法。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我生的是什么病？……很难说清。当然最简单的答案是，我承认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离开；这个女人的青春是在我身边度过的，她的身体和灵魂对我发出了一种个人的邀请，她的离去使潜伏在我内心的情感骤然爆发……是的，她点燃了矿火，而灵魂的坑道里所有的可燃物都堆积在那里……这听上去十分美好，但又不完全对……我应该说，除了惊愕与不解，我是否还感觉到了某种微妙、意外、谨慎的如释重负感？……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尽管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另一个事实则是，我从刚一开始就感觉到，我所承受的伤痛与煎熬，仅仅是我的虚荣心使然。我确切地知道，这个女人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去了国外，并且我私下也暗暗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就像有人在城中公寓里偷养了一头危险的野兽，并在某一天，他听说它选择了挣脱约束、逃回丛林……可同时我也感到被冒犯了，因为我觉得她没有权利离开。她的离开对我来讲，仿佛被自己的私有财产背叛了一般。是的，我是虚荣的。随后，时间继续流逝。

有一天，我醒来之后，意识到自己在想她。

思念一个人，是最为可悲的一种感觉，是你环顾四周仍想不明白的一种感觉。你会伸出一只犹豫的手去找寻一杯水、一本书，你生活中的一切都秩序井然——物品、人、那些业已习惯的作息时间、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都没发生任何变化。只是你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于是你试着重新布置房间……但是问题是出在房间布置上吗？不是。然后你又试着离开，去一个你向往已久的城市旅行，去感受它的全部，阴郁与辉煌。你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早早醒来，匆匆忙忙拿着地图和导游书走到街上，寻找着著名教堂里的圣坛壁画，凝望着著名桥梁的拱形。你来到餐厅里，服务员带着当地人特有的自豪为你奉上地道的特色佳肴，那个地方出产一种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酒都要醇烈的葡萄酒。那些曾在这里居住的伟大艺术家们为他们诞生于此的城市留下了一系列巨幅杰作，你在窗棂、门庭和屋檐下漫步，那种美丽与高贵的线条在世界闻名的书籍中都有长篇介绍。无论昼夜，那里的街上总是挤满了拥有漂亮眼眸，步履轻盈的女人和姑娘。那里住着一个自豪的种族，他们由衷地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和性感。当她们将善意的目光投在你的身上，或者带着优越感温柔地嘲弄你的孤独，传递着发出邀请的信息，那些目光散发着风情的火花。午夜河边会传来悦耳的音乐声，人们借着纸灯的光芒低吟浅唱，一对对情侣举起酒杯，在觥筹交错间翩翩起舞。在这充满着密集音乐和迷幻灯管的地方有一张桌子等待着你，还有一个跟你愉快交谈的女子。你就像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观察着一切，充分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好时光。你从清晨开始走遍这座城市，手拿旅游指南，满怀着焦虑的热情，注意每一个细节，就像担心会错过什么一样。你的时间感完全改变了。就像一个人遵循一种紧张的秩序行动一样，你掐着某一刻醒来，就像有人在等着你一样。并且很明显，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尽管你很久以来都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你确信在这个秩序后边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如果你准时而细心，如果你按时起床，很晚上床，如果你在人群中度过很多时光，如果你到处旅行，如果你参观参观特定的地点，最终你会与那个等待你的人相遇。你当然知道这种希望完全是孩子气的。你只能相信世界拥有无穷的可能性。警官也知道她离开了，去了英国某地。英国大使馆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也许他们知道但不肯透露……世界在你和那个消失的人之间竖立了一道神秘的屏障。四千七百万人住在英国，那里有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你要去哪里找寻她呢？……

而且就算你找到了她，你对她说什么呢？……

尽管如此，你仍然在等待。你想再来一杯吗？……这是非常醇厚的葡萄酒，早上会让你神清气爽，一点不会头痛。我非常清楚……服务员，再来一杯蓝茎！

现在这里已经烟浓气冷，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最舒服。这里只剩下熬夜的人，你看。这里有孤独者和智者，失落者和绝望者，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无所谓，只要他们能在某处停留，在那里周围有灯光和陌生人就行，在那里孤独的人可以待着，而不必回家……人到了一定年龄，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回家就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坐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独自一人，跟周围没有任何关联。“唯有花园和朋友，”就像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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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那样，“没有别的解决方式。”我想他是对的。但是人不需要太多的花园，只要在咖啡馆的露台上摆放几盆植物就够了。至于朋友，有一两个已足矣。

服务员，请拿点冰过来……上帝保佑。

我说到哪里了？

是的，说到那些日子，那些等待的日子。

我只是发觉人们开始观察我。先是我的妻子，后是工厂里的人，再后来则是俱乐部里外界的人。那段时间我的妻子很少见到我，偶尔会在午饭时见到，晚上见到我的情况则更少。我们家也很久没有客人造访了。一开始我在拒绝别人的邀请时还有些紧张，但后来就变得自然，并且我也无法忍受邀请客人到家里来。因为这一切是那样痛苦且不真实……你知道，整个家庭和家庭管理，一切都展现得恰到好处，美好而精准，房间、名画、艺术品、男仆、女仆、瓷器、佳肴和美酒……只是我从没感觉自己是房子的主人，我甚至没有家的感觉。我一刻也不相信这是真正的家，一个我愿意邀请外人来的地方。那感觉就像是在演戏一样，我和我的妻子不断向宾客证明着什么：这是一个真正的家、真实的家。可是它什么时候不曾是呢！……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简单而强有力的事实是无须解释的。

于是我们越来越孤立自己。世人有着敏锐的听觉。只需要某些征兆，一个动作就够了。那张由妒嫉、好奇和恶意编织而成的、精密的间谍网络已经开始怀疑某些东西。你只需拒绝几次邀请或者不及时回请曾经邀请过你的人就够了。从这些迹象里社交圈就会察觉，某人准备从这个社会体制中逃跑，并且知道这个或那个家庭出了问题，某对夫妻处于危机之中。当一个家庭行将瓦解时，人们能感受到“出了问题”，就像在家里有一个传染病人，就像防疫医生在大门上贴了红色告示一样。人们对待这样的家庭成员的态度更加谨慎，带着些许嘲讽和保留。这时候人们希望听到的只是丑闻，没有什么比别人家庭的彻底破裂更令他们期待的了。这完全是一种社会狂热，一种瘟疫。只要你只身走进一家咖啡馆或餐馆，人们就开始交头接耳：“你听说了吗？……他们家出问题了。他和他老婆正在闹离婚呢。她丈夫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欺骗她。”这就是人们所期待的。就算你和妻子一同出去，他们也相互使眼色，互相躬身，以学者的口吻说道：“他们虽然还会一起出入，但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只是故意在公众面前制造一个一切如旧的假象而已。”慢慢地，你就会意识到他们是对的，即便他们不清楚真相，即便每个细节都不过是粗鄙的谎言。在重要的、凡俗的事情上，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既神秘，又可信。拉扎尔有一次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没有比诽谤更加真实的东西了。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秘密的。我们拥有一种短波通讯系统，通过它，我们哪怕最隐秘的想法都能相互告知：言行只是后果而已……”我相信他是对的。我们正是这样生活的。那种微妙关系开始瓦解，就像我已经做好了移民的准备一样，你知道的。你一直以为在你的工作单位和家中没有人会怀疑你什么，可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去大使馆申请过签证和序号了。你的家人继续耐心、谨慎地与你交谈，就像跟疯子或是罪犯说话那样，他们也同情你，但私底下他们已经悄悄通知了家庭医生和私人侦探……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原来你一直都活在家庭的监管和医生的监护下。

一旦知道了这些，人就会变得多疑，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行动，斟酌每个字句。没有什么比摧毁一个已在生活中形成了的境况更为艰难的事情了。这项工作就像拆掉一座大教堂一样复杂。这样做肯定会令人感到遗憾……当然在危机当前的境况下，不管是面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伴侣，没有什么比多愁善感更严重的罪过了。明白在生活中，你对什么东西拥有权力，需要很长时间吗？……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你自己的，在多大程度上你把自己交付给对命运的感受与回忆？你看，我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市民：因为对我来说，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法律问题，包括离婚，也包括我对家庭和世俗处境所做的那种无言的反叛。这些都关乎法律，并且不仅仅是离婚诉讼和赡养费这种层面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被形形色色的法律权利所捆绑着。这时你会在漫长的夜晚，在人群中或街道上盘问自己，当你突然了解了其中的内在联系时：“我得到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我又亏欠了什么……”这都是折磨人的痛苦问题。我花了好多年才想明白，在一个人所肩负的所有义务之下，还存在一种权利，并非人类所创造，而是造物主，这就是你拥有孤独死去的权利，你明白吗？

这是一种巨大的权利。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从属而已。你从属于你的家庭，从属于社会，而这些也都能为你提供许多好处。另外，你还从属于一种感受，以及你自己的记忆。但是在生命中总有一个时刻，你的灵魂会溢满对孤独的渴望；总有一个时刻，你不想要其他任何东西，只是安静地，以一种得体的人类尊严来为人生的最终时刻、为最后一项人类任务做好准备：死亡。当你到达这一时刻时，必须要小心，不能自欺欺人，否则你就会失去行动的权利。如果你的行动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只是由于舒适或者委屈，为了虚荣的欲望而寻找孤独，那么你就依然被世俗和所有代表世俗的事物所负累。只要你有欲望，你就拥有责任。但是，你的灵魂完全被孤独感充满的那一天终会来临。那时，你只想把一切多余、虚假、次要的东西从灵魂中剔除，而别无它求。当一个人开始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时，他会小心翼翼地打理包裹，多次审查所有的物件，从各个角度去判断和衡量，只为将其容纳进略显羞涩的行囊中。只有当他确认是绝对需要时才会做出决定。年近花甲的中国隐士也是这样离开家庭的。他们只身携带一个小包袱，在黎明时分，微笑着、悄然无声地动身。他们想要的不是改变，而是归隐山林，寻找孤独和死亡之地，这便是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而展开这段旅程也正是你的权利。你为这段旅程准备的行囊一定要轻便……必须是你用一只手就能携带的重量，里面不装任何无用、虚荣之物。到了一定年龄，这种渴望就会变得相当有力。一旦听到孤独的声响，你便会立即认出那种熟悉的感觉。那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海边出生，然后生活在喧闹的城市里，可是某天在睡梦里仍然能重新听到大海的声音。你想要独自生活，没有任何目的。把一切交给那些有权拥有它们的人，然后离开。洗涤干净你的灵魂并且等待着。

孤独在一开始是沉重的，就像一个人被判了刑。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无法承受。也许有人与你分担会好一些，也许这能使严重的刑罚减轻几分，无论与谁分担，即使是不相称的伙伴，或者陌生的女人。有时你也会感觉到脆弱。但这些都会过去，因为孤独会慢慢让你拥抱自己，就像是一种神秘的生命元素，就像是时间，在时间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突然间你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按着时间表发生的：首先是好奇，然后是渴望，之后是工作，最后则是孤独。而现在的你已再无所求，既不寄希望于新的女人的安慰，也不寄希望于某个朋友智慧的建议来平息你灵魂的怒火。一切的人类语言都是虚荣的，就连最睿智的语言也不例外。每种人类感受中存在那么多的自私自利、慵懒的愿望、有心机的勒索，一切都是无助无望的附属品！一旦想明白这一点，你对人便不再抱任何期望；你不会等待来自女人的帮助，你也会认识到金钱、权力与成功的可疑代价和可怕后果，你再也不想向生活索取任何东西，只想蜷缩在一角，不用人陪伴，也无须帮助或安逸，你只需倾听静谧的声音，听它在你灵魂中发出的缓慢声响，就像在时光的河流两畔……那时你便有权利离开了，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独自在教堂般的寂静中为自己的离去和死亡做准备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再次清空自己的灵魂，使之变成一种人之初的童年时代那样空灵、虔诚的模样。就在这时，拉扎尔有一天动身去了罗马。那时，我自己也正好达到孤独的节点，那一刻我必须要进行一段漫长的旅程。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能有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但是却没有。最终，或是临近终点时，人必须孑然一身，遗世独立。

不过在这之前，我娶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因为这是事情的顺序。

有一天，下午四点钟时，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妻子接的。那时她已经获知了一切，知道我正在癫狂的等待中相思成疾。她就像对待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那样对待我，已经准备好做任何牺牲。但是到了真正的时刻，她却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牺牲：她抵抗到了最后一刻，试图留住我。然而到了那时，事实已经证明，另一个女人更占上风，我也随她远走他乡。

她拿起话筒，问了一句什么。我当时正背对着电话坐在书堆当中。我能从她颤抖的声音中听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一刻就是我的等待和紧张结束的时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准备等待的那一刻。她拿着电话无声地走到我的身旁，把电话放在我面前的小桌子上，然后离开了房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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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尤迪特的声音。她讲话的方式是如此做作，就好像她已经忘记了匈牙利语怎么说一样。

然后是一阵沉默。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火车站附近一个宾馆的地址。我放下电话，找出帽子和手套，便起身下了楼。当时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却唯独没有想过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走下这道楼梯。那时我还有汽车，车一直停在房子前面。我开车去了那家吉凶未卜的郊外旅馆。尤迪特在大厅里等着我，站在一大堆行李中间。她穿了一条方格裙子，一件淡蓝色的羊毛上衣，手上戴着昂贵的手套，头上还戴着一顶旅行帽。她是那样舒适地坐在三流旅馆的大厅里，就好像这整个场景——包括她的离去和她的归来——都只是我们讨论过的某个环节。她向我伸出手，显出一副淑女的样子。

“我应该待在这里吗？”她边问边向四周看了看，毫无疑问是指这间旅馆。看样子她是想让我来做出所有的决定。

我把钱交给门房，让他把行李搬进我的车里。她一言不发地跟我上了车，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她的行李很漂亮，一系列皮质提包，英国货，还带着并不完全熟悉的外国旅馆标签。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与她重逢的第一刻，那些漂亮的行李包是如何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扭曲的满足感。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用为尤迪特的行李箱而感到尴尬。我径直把车开到了岛上的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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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订了一间房。我自己则在多瑙河畔订了房间，并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吩咐家里人把我的衣服和行李箱送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踏入过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就这样持续过了六个月，我的妻子待在家里，尤迪特住在岛上的酒店里，我自己则住在多瑙河岸边的酒店里。然后我便和妻子离婚了，并在第二天娶了尤迪特。

在那六个月里，我很自然地跟世上的一切都中断了联系，中断了不久前还与我有着直接关联的人际联系，就像一个人属于家庭一样。我继续去工厂工作，但是在社交圈和被称为“世界”的另一种更嘈杂、更日常的社会群体里，人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对我发出邀请，带着伪装的善意、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和好奇之心。人人都想看一眼叛逆者。他们企图把我拉进一个个沙龙，那里的人们看似在谈论着别的事情，却总是对我保持着一种留意而讽刺的眼神，就好像我是一个随时可能说出或做出某种惊世骇俗事情的疯子一样：这类人虽然有点可怕，但却很有趣，能够娱乐别人。那些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则企图带着一种神秘的严肃来找我出去，他们暗下决心要“拯救”我。他们给我写过信，去我的办公室找过我，还与我进行过深入灵魂的诚恳交谈。但最终，他们都感觉受到了冒犯，然后把我交给命运，任我自生自灭。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在谈及我时，都表现得仿佛我犯下了贪污罪或道德放荡一样。

不过，实话实说，那六个月算得上是我生命中一段宁静的、几乎令人满足的时期。真相总是简单而令人平静的。尤迪特住在岛上，我们每天都共进晚餐。她总是表现得毫不在乎并有所准备地等着我。她一点也不急。有时人们明白有些事是不值得争斗或惊慌的，因为无论如何，该发生的总会有合适的时机发生。我们两个就像决斗开始前的对手一样观察着彼此。那时我们仍以为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对决……我们出生入死地搏斗，而在这场决斗结束时，无论我们是如何的伤痕累累，都会达成一种骑士般的和平。我为她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市民阶层的秉性，我的家庭，还有那个深爱过我的女人。她并没有为我放弃任何东西，但又时刻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她已经出手了，她已经行动了。就在某一天，预期变成了行动。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在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因为周围没有别人可以提醒我们。那时拉扎尔已经旅居国外，就像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受到冒犯而走向死亡的人。有一天，他真的死了，两年前死在罗马，终年五十二岁。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见证人了，再也没有人约束我了。

自从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那间三流旅馆里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像流亡者一样生活着，仿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们努力不露声色地适应新的习惯并且身处新的人群中，做出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于太突兀，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多愁善感，不去想被我们抛在身后的家乡和故人。我们两人都没有说出来，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无论我们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今都已结束，都过去了。于是我们就一边等待，一边观望。

我要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吗？……你会不会觉得听着很累？……我会尽量挑实质部分讲。于是，我独自一人住进了多瑙河畔的酒店里，并叫人给我送来了行李，在经历过最初的震惊之后，我就睡着了。我那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睡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电话一直没响过，一次也没有，无论是尤迪特，还是我妻子，谁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想想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她们两个又能做什么呢？毕竟她们中的一个刚刚最终确定已经失去我了，而另一个也刚刚相信已经赢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无声的战争。她们就只是坐在城市两头各自的房间里，思忖着，但是她们所想的自然不会是我，而是彼此。她们都知道事情永远不会真正结束，而她们之间的决斗也才刚刚进行到最艰难的阶段。我睡得一塌糊涂，就像嗑了药一般。当我醒来并给尤迪特打电话时已经是晚上了。她的回答相当镇定。我叫她等着我，我正在去她那里的路上，我想和她谈谈。

就在那个夜晚，我才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饭馆，因为在那里我不太可能遇见熟人。我们在收拾妥当的餐桌旁坐下来，服务员拿来了菜单，我点了晚餐，然后我们便开始小声谈论着平常的话题。整顿饭下来，我都在观察尤迪特的举止。她知道我在看着她，便时不时露出有些嘲弄的微笑，或者说，那种浅笑从来没有从她的脸上消失过，那感觉就好像在说：“我知道您在看我。那您就好好看着吧。我已经学会了这门功课。”

她的确把一切都学到了完美的地步，甚至都有点太过精湛了。你相信吗，这个女人竟然在短短几年间以自身的力量学会了所有被我们其他人称作“生活方式”“社会交际”“良好举止”和“上流社会生活规则”的东西，这一切是我们从生活环境和教育中直接习得的知识，就像受到适当训练的动物一样。她知道怎么进门，怎么打招呼，怎么避免去看服务员，怎么不去注意餐厅服务，同时还知道如何能在享受服务时保持一种下意识的优越感。她的餐桌礼仪正确到了近乎毫无错误的地步。她碰触刀叉、杯子、餐巾的方式，就像从未用其他方式或其他餐具用过餐一样，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同时令人感到惊讶的还有她的衣着打扮，并且不仅仅是第一个晚上，而是直到后来也一直令我感到惊奇。我并不是说我是女士服装方面的专家，我只是跟其他男人一样，只知道与我一起出入的女人与她的衣着是否相配，在服装品位上有没有错误，有没有显得矫揉造作……而这个女人，她身穿黑色外衣，头戴黑色礼帽，美得如此简单大方而又引人注意，就连服务员都张开嘴巴盯着她看。她入座以后，摘下手套，边听我念菜单上的菜品，边点头轻笑，表示对我选择的赞同，而随后又立即转换话题，以一种迷人的姿态向我靠来：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底。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关键的考试，而她以满分通过。在那第一个共度的晚上，在晚餐间，尤迪特出色地通过了考试。

而我自己心里，则是满怀焦虑地希望她能表现出色，并且一旦她顺利通过了考验，我也会欣喜若狂，感到满足而放松。你知道，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凡事有因才有果”。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有原因的，而事实证明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极其出众的灵物。我当即便为自己之前的焦虑感到了羞愧。她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便时不时地冲我笑笑，尽管如我所说，她的笑总是带有那么一丝嘲弄的意味。她在餐厅里的表现就像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就像一位一生都是在这种场所度过的高贵女人。不，她表现得比那还要出色得多。就连上流社会的淑女也不能做到像她那样无可挑剔地用餐，无法做到像她那样优雅执刀叉的姿势或保持那样严格标准的行为举止。出生在这种阶层内部的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出生和所受教育的束缚有种反叛。然而，尤迪特主动地接受考验，的确，她做得不露声色，沉稳自信。

这一切开始于那天晚上，并一直持续到了后来所有的日子里，多年下来——每个夜晚，每个早晨，无论是有人陪伴还是独自一人，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社会里，或是随后到了床上，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尤迪特每天都在经受着那些可怕而又无望的考验，不过她每天的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只是我们俩都在实践中考砸了。

说老实话，我也有错。我们俩就像表演中的野兽和驯兽师一样互相注意着对方。我从未对尤迪特有过一句批评之词，我没要求她以别的方式穿衣打扮，或是采取某种行为举止，或者改变她声音中的抑扬顿挫。我从未让她以她不想要的方式行动。我从未“教育”过她。把她灵魂的成熟状态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我既接受其本来的样子，也接受生活对它的雕琢修饰。我从来没有对她有过任何高于她自己本来样子的期待。我想要的不是一个淑女或名媛，我所期待的只不过是一个能与我分担孤独生活的女人。然而她却表现出了令人畏惧的野心，就像一个年轻的士兵，想要占领和征服世界，因此整天复习课程，自己演习，自我操练着……她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畏惧。她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对她自身的伤害，那个致命的深深伤口在生命和灵魂的最深处发出灼热的光芒。这就是她所害怕的东西，她用尽一切方式来反抗，通过言语、沉默以及行动。

我对这一点无法理解。我们去餐厅吃了饭。你问我们聊了些什么？……当然是伦敦。我们聊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有些像在接受考试：“伦敦是座大城市，人口众多。穷人用羊油做饭。英国人思考和行动总是谨慎从容。”偶尔也会在大篇的陈词滥调中偶尔冒出一两句切题的话，比如“英国人都知道，能够生存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当她说这句话时，有一道光从她眼中一闪而过，但又转瞬即逝了——那或许是她第一次向我表露出她的个人观察，是她自己发现并在我面前说出。那种感觉就像她一时没控制住自己而说出了自己的个人观点，但说出之后又立刻后悔了，后悔暴露了自己，后悔说出了秘密，后悔让别人看到了原来她对世界、对自身、对我、对英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她还说出了这一看法……人是不会当着敌人的面讲个人的经历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又继续回到了陈词滥调当中。考试又继续进行了。“是的，英国人很有幽默感。他们喜欢狄更斯还有音乐。”尤迪特读过《大卫·科波菲尔》了。还有呢？……她平静地回答说，她还随身带了赫胥黎的新作在旅途中阅读，书名为《针锋相对》。她一路都在读这本书，并且现在仍然在读……她还说如果我喜欢的话她可以借给我读。

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我和尤迪特一起坐在内城的一家餐厅里，吃着螃蟹和芦笋，配着醇厚的红酒，聊着赫胥黎的新作。她的手帕展开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散发出一种浓郁宜人的香味。我问她用的是什么香水……她说了一款美国产的美容产品的名字，英文发音非常漂亮。她说比起法国香水，她更喜欢美国香水，因为法国香水味道浓得有点令人窒息……我怀疑地看着她。她这是在打趣我吗？但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她是认真严肃地说的，这就是她自己的观点。她表达观点的方式就像有些人通过经验过滤某些特定的真理一样。我没有敢问她一个来自多瑙河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的女孩是如何拥有这些经验的，她又如何能这么肯定地说法国香水“有点太浓……”说到底，她在伦敦时，除了给一个英国家庭当女佣，还干过什么别的事吗？我对伦敦多少有些了解，也有过与英国家庭相关的经验，因此我知道在伦敦当仆人的条件并不那么优越。尤迪特沉着地回看着我，等着我更多的提问。而就在当晚，就在那头一个晚上，我注意到了某些日后、每个夜晚直到最后都会注意到的东西……你知道，她会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建议。我说，我们去这里或去那里，她都会点点头说：好的，我们去吧。但是在我们真正动身前往的时候，她又会在车里轻轻地说：“或许……会更好。”然后我们最后没有去我选好的餐厅，而去了另一家并没有更好或更精致的地方。并且当我看菜单点餐时，上菜之后，她会尝一下，然后推开说：“或许……的话会更好。”然后服务员便会端来其他的菜，并会换上别的酒水。她总是想要与众不同的东西，总是想去不同的地方。我一开始以为她之所以会这样突然改变主意是因为恐惧和困惑，但我渐渐地发现了真正的问题在所，那就是对她来说，甜的永远不够甜，咸的也永远不够咸。她会突然把最好的餐厅里最好的厨师做的烤鸡推到一边，轻声但是坚定地说：“这道菜感觉不太对。给我上点别的吧。”对她来说，奶油永远奶油味不够，咖啡也永远不够浓，任何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够。

我以为她只是反复无常罢了。不要紧，我只需要观察，继续观察就行了。我这么想着，甚至觉得她这种反复无常有些好笑。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反复无常是有很深的根源的，深到我无法洞悉。这一根源是贫穷。尤迪特是在与她的记忆做斗争。有时，我会被她这种单纯的想要变得比她的记忆更强大、更规矩的渴望所感动。但是如今，贫穷在她与世界之间所筑起的堤坝已经塌陷了，波涛漫上她的灵魂。她其实并非是想要比我主动所给的更多、更好、更闪耀的东西：她想要的只是与众不同罢了……你理解吗？她就像是一个危重病人，幻想着在另一间屋子里会感觉好些，或者可以咨询另外一位更高明的医生，或者在某地存在某种比她现在正在服用的药材效果更好的药物。她想要的一直都只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她偶尔会为之道歉。她并不会说什么，而只是看着我。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我才感觉自己距离她那骄傲而受伤的灵魂最近。她会无助地看着我，仿佛在告诉我她没有办法消除自己的贫穷和记忆。而同时，她心里又会响起另外一个比这种无声的求助更为大声的声音。这个声音想要不一样的东西。从第一天晚上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

她想要的是什么呢？是报复和一切。怎么做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或许还没有为此想出一个作战计划。你知道的，去撼动那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秩序并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在有时发生了某种事故、人际关系和偶然的转折时，人才突然清醒，并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之后，她会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要找寻的是什么了，不知道该如何限制自己的渴望，也不知道自己所真正渴望的又是什么……她已经不能确定和看清被她混淆的想象力的界限了。转眼之间，一切都变得不好了。昨天她还会因为一块巧克力、一条彩色丝带以及阳光、健康等生活中某种简单的事实而感到幸福；昨天她还会一边从一只有缺口的杯子里喝水，一边因为水的凉爽和解渴而感到高兴；昨天晚上她还可能倚靠在公寓的走廊栏杆上，在黑暗中倾听某处传来的音乐声，并感到愉悦。当她看到一朵花，还能展露笑颜。世界可以奇迹般地给她满足感。但是后来，事故发生了，灵魂也失去了内在的平和。

尤迪特做了什么？她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发起了一场阶级对抗性质的斗争。

也许她并不是针对我，不是针对我个人。只是世界在我的身上具体化，而她对这个世界拥有无法估量的欲望，她怀着那样绝望又病态的羡慕，而这种羡慕以一种不幸、清醒而冰冷的癫狂来表现，当她终于能够把所有的欲望倾注在我的身上时，便再也无法平静了。一开始她只是有些焦虑和慌乱，只是会退掉食物而已。但是后来，令我暗暗吃惊的是，她甚至开始更换旅馆房间了。她从对着公园、带着浴室的小型套间换到了能看到河的更大房间里，还带有会客室和卧室。她说“这里更安静些”，那语气就像一个耍性子的巡回演出的女明星一样。我微笑着听她抱怨，账单自然由我来处理，但是非常谨慎：我给了她一个支票本，请她自己去付所有的钱。可是三个月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我接到银行的通知，我专为尤迪特开的那个账户里面原本数目可观的钱已经用光了。她是如何花掉这么多钱的，又是花在什么上面的？要知道这笔钱对她来说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都可以说是一小笔名副其实的财产。当然，我从未问过她这个问题，因为很可能她自己也无法回答。只是她灵魂的缰绳断掉了而已，这就是全部。她衣橱里挂满了昂贵、以惊人高雅的品位挑选的、大部分根本没用的东西。她毫不考虑地进入最好的精品店去购物，用支票付钱。她买了许多帽子、裙子、毛皮衣服、时尚新品，还有开始是小些的、后来越来越大的珠宝首饰。她以一种奇特的饥饿感获取这些东西，在她的境况下这是完全不自然的，而且多数时候她甚至不穿戴那些她以如此方式疯狂采购的东西。只有饥饿的人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冲到宴会桌前，丝毫不考虑大自然神奇地加到我们欲望上的限制，肠胃损坏的危险也无法阻止他们。

没有任何东西足够好。没有一样东西是足够色彩缤纷、足够甜、足够咸、足够热、足够冷的。她的灵魂仍然在寻觅着某样东西，带着饥渴，在充满欢欣的激动中满怀着急迫。她会花一整个上午去探索最为昂贵的中央商店，上气不接下气，唯恐商店卖掉她渴望得到的商品。而她看上的又是什么呢？另一件毛皮衣服？另一件鲜艳、时尚的服饰，摩登的首饰，应急的小饰品？是的，她看上的就是这些，甚至包括荒谬、不理智的，属于毫无品位范畴内的东西。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她说了几句。她就像一个乱打乱杀的人突然惊呆停滞了下来。她看了看周围，如梦初醒，然后开始哭了起来。她一连哭了好多天。然后便好长时间没再买过任何东西了。

但是随后，她又变得异常沉默了起来，仿佛在努力看向远方，回忆从前。我被她的安静所触动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想，她就会陪着我。她就像是一个被人当场捉住的家贼一样，感到十分后悔、惊慌和羞耻难当。我决定不再提起那件事了，也不再警告她了。毕竟说到底钱也不算什么；我那时候还是有不少财富的。不过这也并不是我认为钱不算什么的唯一原因，就连其他理由也不算：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如果一味存钱，付出的代价是让我迷失自己的话，那么无论是所有的钱还是一部分钱，便都没有意义了。因为那几个月里我自己也过得相当危险，我们三个都过得相当危险，尤迪特是这样，我的妻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都在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么说毫不夸张：我们曾经紧紧抓住的一切都崩塌了，生活变成了一片洪水泛滥的土地，污浊的潮水冲走了一切，淹没了我们的记忆、安全感还有家园……有时我们能够把头浮出水面，寻找附近的浅滩，但哪里都找不到岸的踪影。到最后，生活中的一切必须要被给予某种形式，甚至连反叛也是如此。最终，一切都会变成生活中巨大的陈词滥调。在这场安静的地震中，我的金钱又有多少价值呢？……就让钱也和其他事物一起被巨浪冲走好了，就让它与平静、渴望、自尊和虚荣一起被水冲走吧。总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突然变得简单起来。所以我没有对尤迪特说任何话，而只是任由她做着想做的事情。我给了她全部。有一阵她也在抗拒着自己的购物欲，并努力做着调整。她会以一种恐慌的神情警觉地看着我，完全就像一个被指责贪婪、不忠或浪费的仆人一样。

是的，我毫不介意地将一切都给了她。她又开始了自己疯狂的行程，迫不及待地奔向城里，奔向女裁缝师、古董商人和时尚商店。稍等一下，我有点头疼。服务员，我要一杯水，还有一片匹拉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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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现在，我向你提起这段往事，还能感受到像当初一样的眩晕感。那感觉就像面对一道巨大的瀑布，到处都找不到任何屏障，也没有能让你伸手够到的一只援救之手。就只有水声在耳畔嘶吼咆哮，以及来自水底深处的呼唤，让你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深远、恐怖而又满是诱惑的眩晕……而你也知道，如果你想转身回头，逃离这一切的话，你就必须用尽全身的每一分力气。这取决于你自己，你只须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只须说一句话，写一封信，去行动。你在上面，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想着这些事情，开始头疼了起来。今天我能看清这一切了，至少能看清其中的几个时刻。比如，她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教唱歌的希腊情人时，我就看清了她的意图。那已经是她的伦敦之旅行将结束的时候了，因为那时她已经决定要回来了。但是首先她想要买衣服，还有鞋子和优雅的行李箱。那个希腊音乐教师给她买了她想要的一切。然后她就回来了，在车站附近开了间房，拿起电话打给了我，并用英语跟我说“hello……”，仿佛她已经不会说匈牙利语了一样。

这个消息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想对你说实话，所以我正在试着进行回忆，试着潜入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记忆，但是我所能找到的就只有一个词：没有。它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想让人去理解行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意义是很难的。比方说，当有人死去时，你不明白。死去的人被埋葬了，你仍然没有感觉。在世人面前，社会场合中你穿着孝服，并以庄严、肃穆的神情凝视前方，但是之后当你独自回到家后，就会开始打哈欠或挠鼻子，你会找本书来看，宁愿想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却唯独不会去想那位你应该哀悼的死者。你在外面表现的是一个样子，有着得体的忧郁和葬礼般的沉痛；但是在家里，你又会讶异地发觉，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你所拥有的最多只是一种罪恶的满足感和轻松感。另外还有冷漠，深深的冷漠。这种感觉会持续一会儿，数日，甚至数月。你一向都在欺骗这个世界，带着阴险狡猾的冷漠生活着。然后，在许久之后的某一天，或许在一年之后，当死者早已腐烂后，你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感到一阵晕厥，只能倚在墙边休息，因为你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什么？那种感情，把你与死者联系到一起的东西，明白了死亡的意义。你终于明白了那个事实，就算你用十指扒开泥土，找到他的骨骸也徒然无用，你再也无法见到他的笑容了，这世上的所有智慧和力量都无法让他起死回生，无法让他再次面带微笑向你走来。你可以带领军队占领五大洲，但这都无济于事。然后你便开始尖叫，又或者也不是这样的，你只是面色苍白地站在街上，感觉失去了意识，就像世界的意义也随之而逝，尘世中只留下你孤身一人。

再就是妒嫉。妒嫉意味着什么？……妒嫉的背后又是什么？当然是虚荣。我们身体的百分之七十是液体，而真正用来构成人体的固体物质只占剩余的百分之三十。同样地，人的性格中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分是虚荣，而剩下的部分则是欲望、慷慨、对死亡的恐惧以及荣耀感。当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双眼充满血丝地走在大街上，因为他担心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像所有人一样虚荣，充满欲望，孤独，渴求幸福。她可能正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躺在其他男人的臂弯中休息一个小时，他不是想从假设的危险和耻辱中拯救女人的身体和灵魂，而是企图从所有这些遭遇中保护自己的虚荣。尤迪特告诉我她曾经有过一个希腊音乐教师情人，我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似乎这样就会一切安然有序，然后我就转换了话题。的确，在那个时刻，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只是在很久以后，在我们离婚以后，在我知道原来还有别人爱过她以后才开始在独自一人想起那个希腊音乐家时感到了愤怒和绝望，并在这种感情的折磨下痛苦呻吟。好吧，我承认，当时我真想要杀了他们俩，他们一旦让我抓住，我会把尤迪特和那个希腊音乐教师一并杀掉。我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一只被子弹射中大腿的动物，只因为一个与我已经没有关系的女人，一个我不想再与之相伴的女人，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合适。就是这个女人，尤迪特，告诉我她在过去某段时间与某个男人有过一段关系，而现在她却只能隐约记起那个男人是谁，就像记起某个她几乎不曾认识的、已经死去的人一样。但是在她向我坦白的那一刻，我却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当时正在削苹果，并且用一种礼貌、赞同的表情注视着前方，仿佛我早就期待她所说的一切，并且我很高兴终于听到了我想要听的内容。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解彼此的。

然后，尤迪特终于受够了我能用钱给她买来的一切。她像个贪婪的孩子一样狼吞虎咽，直到恶心腻烦。随之而来的则是另外一种东西：失望和冷漠。有一天，她感到受到冒犯，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而是因为她意识到了没有人可以一直与欲望展开竞赛而不被处罚。我发现在她的童年当中，在农庄里，有过那种难以想象、无法言述、令人羞耻的贫困，就像某些有倾向性的文学作品中有时会描述的那样。她家有一间小屋，还有几霍尔特土地，但是由于孩子太多、负债太多，土地远不够一家人糊口。几乎没有别的财产，只剩下一间棚屋和一个小院子，她的爸爸、妈妈还有瘫痪的姐姐住在那里。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四处漂泊，天各一方，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用人。她在说起自己的童年时，不带一丝情绪，而只是用一种冷淡的语气客观地讲述着，但是她的确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说及贫穷的。她从未埋怨过——在这点上她是非常女性化地处理的，在生活中关键的问题上她很聪明、很在行。人们不会因为死亡、疾病和贫穷而抱怨命运，他们只会接纳并承受一切：因此她也只是在讲述事实。她告诉我她和家人是如何在冬天住在地底下的。那时尤迪特大概只有六岁，他们家因为饥饿而背井离乡迁移到了尼尔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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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种瓜为生。她说的“住在地底下”并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真的：他们在地里挖了个深深的坑穴，在上面盖上芦苇，然后就在里面过冬。她还对我说，从她的眼中可以看出童年的这段记忆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那年无情的冰冻笼罩下，田鼠也逃进尤迪特父母和兄弟姐妹居住的深坑里避寒。“那情形真让人不舒服。”她以一种追忆的口吻对我说，而并没有刻意去抱怨什么。

你知道，在一家豪华的餐厅里，这个漂亮的女人就坐在我的对面，肩膀上披着名贵的裘皮，指间闪耀着珠光宝气，每个男人从她身边经过时，都会忍不住从头到脚打量她：她却一直在平静地给我讲述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居住在地下的滋味是多么不好受，因为许多只田鼠会在他们睡觉的地方上蹿下跳。在这种时候，我就只是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看着她，听她讲。就算是她毫无理由，不为别的，只因为想起了什么而扇我一个耳光，我也不会吃惊。但是她，尤迪特，却只是继续自然地诉说着。关于贫穷，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的共生，她所了解的比全部社会学专业书加起来都多。她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事或任何人，而只是回忆着，观察着。但是正如我说，有一天她终于受够自己的新生活了。她开始感到恶心，感到厌烦，或许是因为她想起了什么，或者是因为她明白了在市中心的商店里并不能为所有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以及所有其他人、千千万万人身上的事情得到补偿——她明白了所有个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多余而无望的。对于重要的事情，生活总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个人的方式。因此，人们无法通过个人方式为通常情况下在人们身上已经发生的以及尚未发生的事情得到补偿，无论是千百年以来还是现在，皆是如此。而那些暂时冲破幽暗的束缚沐浴在光明中的人，即使在幸福的时刻里也会保留来自背叛的犯罪记忆——仿佛他们把自己永远与那些仍然留在原处的人绑缚在一起……她会知道全部这些吗？她从未说起过。人们不会去说导致他们贫穷的这样那样的原因。她对贫穷的回忆，就像讲述宇宙中的某种自然现象一样。她从未指责过富人。而如果非要说指责的话，她倒是指责过穷人，用一种嘲讽的方式追忆过穷人和与贫穷相关的一切，就好像穷人本应该有所作为，仿佛贫穷只是一种疾病，原因是那些身患此病的人做得不够：也许由于他们没有好好照看好自己，也许他们曾暴饮暴食或在寒夜中没穿暖和的衣服。这种指责听上去就像家人对顽疾患者的指责一样，仿佛挣扎在危险的贫血病之中、仅有数周时间的垂死之人本来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疾病一样——或许，如果他及时服用药水，或者叫人开一下窗，或者没有那么好胃口吃很多罂粟籽面条，就最终不会得这个致命的贫血病……尤迪特就是这样看待穷人和贫穷，就好像她在说：“总要有谁做一点什么。”但她却从未指责过富人，对此她知道得更多。

是的，她知道得更多，而现在，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商品都摆在她的眼前之时，她却突然感觉恶心不舒服了，因为她已经用双手攫取了一切，但记忆的力量却更加强大。记忆的力量一直都更为强大。

这个女人并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但记忆却制服了她。看得出来，她努力与自己的弱点做着斗争。自从创世以来，就存在着健康和疾病、富裕和贫穷。我们可以减轻贫穷，可以平均分配，可以抑制自私、投机和贪婪，但我们却不能把笨蛋培育成天才，不能教会音盲领略在人类的灵魂中也存在一种天堂般的音乐之美，也不能把贪婪、贪吃的吝啬鬼转变成慷慨大方的人。尤迪特从未谈及过这些东西，因为她什么都明白。她知道，就像太阳升起落下一样，贫穷也总会存在。而她能脱离穷人之列，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并且很漂亮，而且我被一种激情所俘获。她也知道关于我的一些事情。因此，她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恍惚醒来的人那样环顾四周。她开始观察我。

我发现直到那一刻，她都不敢真正地看我。人不会直视思想的脸，更不会直视那些能决定他们命运的超自然存在的脸。在那些年里，在我的周围，对她来说也一定笼罩着明亮的光芒，在这种光芒中，她只敢弱视般地眨着眼睛，将目光抬向我的脸庞。这种影响不是来自我的个性或社会地位，也不是因为男性魅力或某种个人的特别之处。对她来说，我是一组没有人敢去破解的密码，因为所有的幸福以及不幸的意义都隐藏在密码之中。对她来说，我就像是一个人一生渴望的那种状态，但当机会来临，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时，她却退缩了，感到愤怒与失望。拉扎尔很喜欢斯特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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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名叫《一出梦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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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剧。你知道那出戏吗？……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常常从这部剧里引用台词，并会回忆剧中的某些特定场景。他说在这部剧里有一个角色，他所有的愿望就是生活能给他“一只绿色的小钓鱼箱”，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渔夫用来存放鱼钩、鱼线和鱼饵的绿盒子。后来，当这个人衰老之后，当他已风华不在，上帝才终于出于怜悯赐给他一只这样的工具箱……这个角色看着这只他一生都在向往的盒子，走到舞台前面，仔细检查着盒子，然后带着一种深深的悲伤宣布道：“它还不够绿……”拉扎尔常常引用这句台词来说明人类的欲望。而当我和尤迪特变得更加熟悉后，我也有了这种对她来说“我还不够绿”的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敢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们总是没有勇气把被我们的欲望理想化了的那个人收缩到凡人的范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我们之间那种无法承受的压力已经消失了，之前我们就像染上某种热病似的熬过了好几年，现在我们只是人，对彼此来说是男人和女人，两个带着人类身体弱点有着简单、人性化解决方法的人……但是她仍然喜欢用一种我从未用过的方式来看待我，仿佛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父或达官显贵……

咖啡店里已经快没人了。到处弥漫着清冷烟雾。要是你想走的话，我们也可以现在就走。不过，我马上就要讲到故事的结局了。借我个火吧，谢谢……既然我已经开始讲了，我想把它讲完，只要你不觉得无聊。我期盼什么，我是如何发现真相并且承受它的？

那么现在请你注意听。我也集中注意力，审视自己的灵魂深处，并且非常用心。我说了我想告诉你真相，所以我也一定会坦诚相告。

你瞧，亲爱的孩子。我当时所期待的是一场奇迹。什么奇迹呢？……只是单纯地希望爱情是永恒的，能够以它神秘的、超人类的力量战胜孤独，消除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摧毁通过社会、教育、金钱、过去和记忆在我们之间构建起来的任何人为障壁。就像一个人身处致命的危险之中，看着周遭不断寻找着一双手去握紧，并感知到还存在慰藉、同情，还有人生活在某处。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把手伸向了尤迪特。

当第一阶段的困惑、紧张和焦急的等待过去之后，我们自然就开始在彼此身上寻找爱情了。我娶了她，并开始等待奇迹的出现。

在我的想象中，奇迹将会是相当简单的。我以为，爱情的熔炉会熔化我们之间的各种矛盾。我躺在这个女人身边，就像一个长期流亡或长途旅行之后终于回到家里的男人，感觉家里比国外简单许多，但也神秘许多，重要许多，因为我们远离家园的房间所能隐藏的感受就连最壮丽的异域之地也无法提供。这种感受就是童年，是对于期盼的记忆，存在于生活的最深层面。这种记忆就是即使在许久以后终于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或密歇根湖时仍然能够想起的东西。就是那些灯光、声音、欢喜以及惊讶、希望和恐惧，童年把这些都包含其中。这就是我们所钟爱的、永远在寻找的东西。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或许只有爱情才能从这种令人颤抖、充满期盼的等待中带回些什么……爱情，不只是一张床，而是通过床来把人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爱情是那些将两个人推向彼此，寻求、等待和希望的时刻。

我和尤迪特躺在了一张床上，并且彼此相爱了。我们就像期待中那样，充满了激情、欲望、惊奇和希望地彼此相爱。我们大概是在期望，被世界和人类所毁掉的东西，能够在我们两人四目相对之中，能够在另一个纯粹而古老的家园里，在床上，在爱情这个永恒、没有边界的王国中获得重生。任何一种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才到来的爱都会期盼有奇迹发生，一种既来自对方、又来自自己的奇迹——尽管当那烧掉一切的等待之火烧到只剩下最后几撮灰烬之后，等来的并不一定是爱情。在某种特定的年龄上——我和尤迪特那时都已经不再年轻，不过我们也都不算老，我们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这个词完整、终极意义上来解释是这样的——人已经不再从对方身上，从床笫之事中期盼获得肉体享受、幸福和释放了，而是寻求一种简单而严肃的真相，一个之前一直被虚荣和虚伪所掩盖的真相，甚至在我们相爱的时刻也是如此。那种真相和意识，就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男人和女人，在地球上有着共同的使命或责任，一种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非常私人化的责任。我们无法逃避这个任务，但是可以谎话连篇。人一旦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期望能够知道真相，在床上，在爱情的肉体、隐私的维度里也同样如此。重要的不是美貌——过一段时间你再也不会察觉她的美——是否是这样或那样的完美无瑕、激情四射、聪明智慧、富有经验、好奇敏锐、充满渴望和积极回报也不重要。那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呢？……真相。换句话说，就像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像所有尘世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物那样：具有自发性和自愿性。一个人会对不在计划中、出乎意料的快乐——这种神奇的馈赠——感到惊喜，能在自私、贪婪地索取的同时，在没有算计、不带野心的情况下，以漫不经心和无所谓的态度给予……这就是床上的真相。不，老兄，在爱情中没有苏联式的阶段性计划，没有四至五年总体规划。这种驱使两个人凑在一起的感觉是不可以计划的。床是一个野性的地方，是一片原始丛林，充满了惊喜和意外；与此同时，那里有着原始森林的酷热温度，神奇的花朵和藤蔓攀爬缠绕，散发出致命的香气，在阴暗处转来转去而双眼发出灼热光芒的动物以及野兽，带着欲望和激情随时准备向你扑来。床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原始森林，是半明半暗的。奇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你无法分清是泉水附近被野兽撕开喉咙的人类的尖叫，还是自然本身发出的鸣叫，而自然本身就拥有着人性、兽性和非人性三种特征……这个女人了解所有的秘密，知晓生命、身体、意识和无意识的秘密。对她来说，爱情不是一系列偶然的碰面，而是对熟悉的童年故园的永远回归，是由出生地和节日，照射在一片风景之上暗褐色的黄昏光影和熟悉食物的香气以及兴奋与期盼组成的，所有这一切的最深处是一种信念，当夜幕降临，无须害怕蝙蝠，回家是因为天色已暗，并且玩累了，家里的灯亮了，热气腾腾的食物和铺好的床铺在等待着她。这就是对于尤迪特而言的爱情。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是怀着希望的。

这种期望不是别的，而是对我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怀揣的恐惧，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信心，也没有真正地相信过。你知道，人不会寄希望于已经拥有的事物……他所拥有的东西只是简单地存在着，就像一件附属品。我们旅行过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后，我们在城外租了一个房子。安排这一切的是尤迪特，而不是我。我当然愿意把她带到“社交圈”，如果她也愿意的话，我也愿意邀请聪明、实在的绅士们和那些对我俩的事情持有异议，但不认同流言蜚语的人来家里做客……那个“社交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在不久前，我还置身其中，是与他们拥有同等地位的一分子，而尤迪特不久前还是个仆人；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会带着极大的兴趣接受和赞赏所发生的一切。某些人只是为这个活着，这时候，他们的动作又变得闪电般敏捷，充满生机，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从早到晚把电话拿在手里不愿放下……如果人们在报纸的头条看到“我们的事件”的话，谁也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很快就会议论起这个话题，并用最详细的细节分析、讨论它，就像在分析某桩犯罪案件一样。谁知道呢？因为从社会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人们并不会毫无缘由地忍受有组织的公共生活中那些折磨人的无聊，不会毫无缘由地爬进一个他们早就丧失兴趣的关系的痛苦陷阱之中，不会没有信仰地承受那些社会契约强迫他们做出的妥协。人们觉得没人有权利作为个体去追寻满足、安宁与快乐，就像他们，其他人，大多数人那样，都已经同意了忍受感情和欲望的审查，并且赞同这个审查系统就是文明……因此他们发出抗议，因此他们聚在一起，因此他们组成危机法庭，当他们得知某人反叛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寻找治疗寂寞的药方时，便会以流言蜚语的形式宣布他们的判决。我现在已是孤身一人了，有时我会思索，人们的抗议是否是真的不合理，当他们看到有人想要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寻求人生的解决方案？……

我只是问一问而已，在午夜之后，在我们两人之间。

女人是不懂这一点的。只有男人才懂得除了幸福以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巨大、无望的见解上的差异，这在任何情境下都会永远存在。对于女人来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只有唯一一个真正的家，那就是她们所依属的男人所在的地方。而对于男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家园，那就是被旗帜和国界所标记的那个伟大、永恒、非个体的、悲剧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女人对她们所出生的群体，她们发誓、撒谎、购物所用的语言以及她们所成长的土地不心怀依恋；当然，我并不是说女人心中就完全没有虔诚的感情、付出牺牲的准备或耿耿的忠心，有时或许英雄主义也是她们的另一个家园，那是一种针对男人的家园所萌发的念头。但是说真的，命中注定，女人从来不会真的为了国家而亡：她们只会为一个男人而亡，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当然世界上也存在像圣女贞德这样的例外，她们都是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而且这种女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女人的爱国情怀要比男人冷静得多，她们没有那么多口号。她们赞同歌德所说的话，即一个农民家里的茅草屋被烧毁才是一种真正的灾难，而一个人祖国的毁灭则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丧失。家对于女人来说永远都是那间农民的茅草屋。她们为此担忧，为此生活和工作，也时刻准备好为之做出任何牺牲。在那间茅草屋之中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男人，有时有一个或几个孩子,这就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国家。

就像我所讲的那样，我们确实是彼此相爱。而现在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爱情，如果是真爱，永远都是致命的。我的意思是说，真爱的目的不是幸福，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不是在盛开的椴树下，在透过树冠隐约可见的点着温柔灯光的走廊上，在沐浴着微醺灯光、散发着惬意香气的家门前手牵手的漫步……这是生活，但不是爱情。爱是一道燃烧得更加颓丧、也更加危险的火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萌生出一种遭遇这种毁灭性激情的欲望。到了那时，你便不再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了，你也不再希望爱情能给你提供一种更健康、更平静、更满足的生活，你只是想要存在而已；你很清楚，你只会想要以一种完整的形式存在，即使是以灰飞烟灭作为代价。这种欲望只有在生活晚一些的阶段才会出现，还有许多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因为他们太过谨慎了，但是我并不羡慕他们。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是贪婪的好奇之徒，他们从任何一个提供给他们的高脚杯中品尝食物……他们是真正值得怜悯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完全沉迷其中、不顾一切的人，他们是爱情的窃贼，把手伸进你的心里迅速偷走一种感情，发现一些秘密的软弱之处，然后立即消失在黑暗中，消融在人群里，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还带着邪恶的快感。最后，我们还不应该忘记那些懦夫，那些精于算计的人，他们就算是在爱情当中也要精心算计好，仿佛在商业生活中，爱情也存在有效期，他们完全按照使用说明在生活。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类人，他们活得窝窝囊囊，毫无价值。后来，在生活中也会有那么一天，会让人想明白生活想用爱情来做些什么，它为什么要把这种感觉赋予人类？……它这么做是出于好意吗？……大自然不是仁慈的。它赋予你这种感情是为了让你感到幸福吗？大自然不需要人类的幻想。大自然想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创造和毁灭而已，因为这才是它的本分。大自然是无情的，因为它的计划总是对人类的困境漠不关心，总是凌驾于人类之上。大自然赋予我们激情，但却坚持要求这种激情必须是毫无条件的。

在真正的生活中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一个男人陷入深深的激情当中，就像纵身跳入尼亚加拉大瀑布中一样，当然，还是不系安全带地跳进去。我不相信爱情就像五月远足般开始，背着背包，沐浴着阳光，在森林里唱着欢快的歌曲……你知道，就是那种影响大部分人最初关系的浮夸的“节日”般的感觉……这是多么可疑啊！激情无需庆祝。它是一种既能创造世界，又能毁灭世界的黑暗力量，不会等待当事者的回答，也不会关心他们的感觉。坦白地说，它什么也不在乎。它给予和索要一切：就是无条件的激情，隐藏在它最深处的不是别的，正是生存和死亡本身。再无其他方式可以认知这样的激情……而且也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条路上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更多的只是在床上相互慰藉宠爱着，撒着弥天大谎，伪装着他们对各种事物的感觉，并自私地从另一个人身上盗走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然后再从他们的喜悦中抛给对方一点小小的废弃物……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并不是激情。人类历史把伟大的伴侣当作英雄和勇敢的探险家包围在崇拜和略显惊慌的敬仰中，他们无需强迫即投身于某种无望但伟大的人类事业中去，这并不是偶然。是的，真正的伴侣也是冒着风险投身这项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女人的创造力就像男人一样强大，女人具有男人一样的英雄气概，就像将要奔赴攻占圣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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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的骑士一样勇猛，而这座永恒和神秘的圣墓恰恰也正是勇敢而真正的爱人所要寻找的东西，他们为之流浪四方，为之奋起战斗，为之伤痕累累，为之粉身碎骨……除此之外，他们还想要什么呢？

那种被致命的激情所驱使的终极无条件牺牲还有什么其他意义？生活先是以这种力量来表达自己，然后又会立即转身抛弃被它牺牲的人，对他们表现出彻底的冷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爱人们才会被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宗教所尊重：每当他们投入彼此怀抱之时，就是投身火海。当然我是指那些勇敢的、少数的、出色的真正爱人。而剩下那些人则只希望能够找一个女人，或是在某个甜蜜、白皙的胸脯上待上几个小时以寻求慰藉，他们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男性或女性虚荣或者满足自己的合法生理需求……但这并不是爱情。在每对爱人真正的拥抱背后都站着死神的身影，那种黑暗阴影的威力丝毫不弱于疯狂闪过的快乐。在每一个亲吻背后都隐藏着对于湮灭和终极幸福的秘密渴望，而无须争辩的是，要想获得这种幸福，就必须让自己完全停止，并向感觉屈服。然而，这种感情看不到终点。或许这也正是爱人们一直以来都被古老宗教、古代史诗和歌曲所赞誉的原因……人们在潜意识深处还存在着那种记忆，爱情曾经意味着更多，而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不是社会买卖合同的一个转变形式，也不是消磨时间或者游戏、娱乐、打桥牌和社交舞的一种方式……人们能够回忆起的一项曾经存在、所有生灵都必须完成的可怕任务，那便是爱情，爱情是生命的全部表达，是对存在及其自然后果——不存在——的最彻底的体验。但是人们总是直到太晚才会意识到这些。而在这项事业中，伴侣的美德或道德水准，甚至是美貌或优良本质，全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爱情就是完全了解快乐本身，随即消亡。但是所有那些人，那数百万的人们都在期待着帮助，期待着自己的爱人能做出某种慈悲之举，给予他们温柔、耐心、宽容和安慰……而他们也并不清楚，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所能获得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知道必须无条件地给予，这便是这场游戏的意义。

我和阿尔多佐·尤迪特就是这样开始相爱的。我们在城市边界处的一座房子里开始了新生活。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并且我也抱有希望。我依然会去办公室上班，但我感觉与一切都是如此的脱节，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骗子一样，总有一天会被揭穿，而等那一天到来时，我就必须要离开工作和与工作有关的一切了……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我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再无联系，但我却还是像以前一样地严格恪守着这个世界的时间和规则。我依然第一个来到工厂，最后一个离开工厂，我依然每天直到六点钟才会离开，那时候，只剩下门房还在值班。下班后，我也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步行穿过城市。我常常会去那家古老的甜品店，并且有时还会在那里看见我的妻子——我第一任妻子，我可以说她是我真正的妻子，因为我从未感觉到尤迪特也是我妻子，一刻也没有过。她只是另外一个女人而已。你问我当我看见我第一任妻子，我真正的妻子时有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变化，但是我的脸总会不由自主地变得苍白。我会尴尬地跟她打招呼，然后严肃地将目光移开。因为身体是有记忆的，你知道，这种记忆永远无法被遗忘，就像曾经属于彼此的海水和海岸一样。

但是，那并不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差不多给你讲完故事的全部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像所有蠢人或俗人故事的结局一样愚蠢。你还想听吗？……

好吧，当然了，我已经开始讲了，你肯定会想让我讲完的。老兄，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年，在这种不真实的身体和灵魂状况下过了一年。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原始森林里一样，在野兽和毒蛇之中生活了一年，每块石头和每片灌木之下都会有蛇出没。那一年或许是非常值得的，就在那之前和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而言，那一年是值得的。

至于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你大概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而在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则连我自己也有些吃惊。我能看得出来，你在猜有一天我发现尤迪特一直在欺骗我。不，老兄，那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她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开始欺骗我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才发现，阿尔多佐·尤迪特一直在偷我的东西。

你别用这种不可置信的表情看我。我没有在用比喻。她偷的不是我的感情，而是我钱包里的钱。我指的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偷，就像警察通常会写进记录里一样。

她是什么时候偷的？……很快，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等等，让我想想。不，不是一开始，那个阶段她还只是欺骗着我。让我来告诉你她是如何欺骗我的吧，在我们这段关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住酒店的时候，我在银行里为她开了个账户，并给了她一本支票。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账户没过多久就空了……这种花费让人费解，完全是在浪费。是的，她买了许多东西，有毛皮衣物，也有大小饰品，但我从来没注意过她在做些什么，我从未关心过她购物的数量和质量，而只是在关注她那狂热的贪婪，我担心的是那种过度补偿中透出的病态的愤怒……总之，有一天我收到了银行通知，她那个账户里的钱已经花光了。当然，我又往账户里存了一些钱，但这次少存了些。过了几周之后，那些新存入的钱又被花光了。那时我警告了她，但只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并没有严肃地警告，我告诉她，她对我们的物质条件还不够了解，她对钱和财产的概念已经在英国改变了，而在国内，在匈牙利，富人以一种比她所想象的更简朴、更谨慎的方式生活着。她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训诫，也没有再问我要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就搬到了那座带花园的新房子里，我每月都会给她一笔远远超过家庭开支和她自己需求的数目的钱。我们没有再次谈论过钱的事。

但是有一天，我拆开了一封银行来信，发现银行通知尤迪特，他们把两万六千潘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记入了她的账户上。我一遍遍地看这封信，不断地揉着自己的眼睛。刚开始看到这条信息时，我感到一股热血冲上了脑门：强烈的嫉妒。我想尤迪特一定是从英国带回来了些钱，她在英国有过某个或者几个情人，不是她告诉过我的那个希腊音乐教师，而是另有别人，鬼知道是谁，大概是一个为她慷慨买单的大老爷吧……这种感觉、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一拳打在了桌子上。然后我便冲向了银行。我在银行里发现这部分钱并不是尤迪特从英国带回来的，而是通过小额存入的。从我给她第一张支票时起，她便悄悄开始攒钱了。

“这是女人的事情。”你会轻轻一笑地跟我说。是的，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并且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并且也有银行存款顺序和日期为证，尤迪特向我要了那些钱，然后又悄悄地转走了，这样我就不会知道了。我以为她只是忙着购物，不加考虑地忙着到处大手撒钱……而事实上，她也的确是在撒钱，但并不是不假思索地撒钱。我后来才发现，她在买东西时是非常会砍价的，并且还会让卖家给她开出多于她实际所付钱数的收据。陪酒女郎都会这么做，因为这样她们就能向那些愚蠢而肤浅的爱慕者炫耀了。说实话，当我明白尤迪特存起来的是我的钱时，我放松地笑了。

我把银行通知又塞回了信封里，并且把信封重新封好，然后留给了尤迪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我的发现，但从那以后，在我心里又生出了一种新的嫉妒——我是在跟一个有秘密的女人一起生活，而她保守秘密的方式就跟那些糟糕的女人一模一样。那种女人尽管会殷勤地同丈夫和家人一起午餐，亲密地与那些信任她的人一起聊天，坦然接受信任她的丈夫的牺牲和礼物，但在心里却默默盘算下午的幽会，以及她将如何溜进一个陌生男人家里，并无耻地待上几个小时来践踏每一种人类情感，她已经无耻地背叛了那些信任她、照顾她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传统男人，对于破坏婚姻的女人没有别的感觉，只有深深的鄙视。我对她们的鄙视深到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找出任何时髦的理由为她们开脱的地步。没有人有权利去享受这种被出轨女人称为幸福的狡猾、肮脏而廉价的风流，因为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偷偷摸摸或者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的感情……我也是这种令人作呕事件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如果我的人生中有某件事让我深感懊悔和羞愧，那就是破坏婚姻。我理解与性有关的每一种歧途，我理解某人沉醉在肉体欲望的可怕深渊之中，理解激情的恍惚状态和扭曲的形式……欲望用无数种语言同我们说话。欲望可以用无数种声音同我们说话。这些我都理解。但是只有单身汉才能自由地将自己抛入那样的欲望洪流之中。任何其他的情况都是下流的欺骗和背叛，这比有意识的虐待还要恶劣。

在那些彼此间真正亲密的人之间，心里是不会藏有秘密的……这就是欺骗的意义，其他的几乎变成附属品而毫不重要……就是纯粹的肉体活动，通常是某种感伤忧郁的挣扎，仅此而已。但这些经过计算而为的风流韵事，这些精心选好时间和地点的偷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偶然的自发行为……这一切是多么悲哀又狭隘啊，而在这一切背后潜伏着的，则是那个可恶的秘密，它腐化了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就像在美丽的家里，在沙发底下藏着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一样。

但是从我发现了银行信件的那天起，尤迪特拥有秘密，而且有意识、成功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她把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我也非常小心地观察着她。就算雇一群私家侦探帮忙，也不可能把她看得更紧了。我们遵守着男女同居的规则，体面而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却又对彼此说着谎。她撒谎说她对我没有秘密；我则假装自己还相信她。我观察着她，并思考着。后来我也想过，如果我突然向她透露我的发现，逼她承认，可能事情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这样的逼供可能会扫除一切隐患，就像夏日里一场及时的雷雨可以扫清空气中数日来酝酿的闷热一样。但是，我也可能在潜意识里害怕这种承认。让我感到极度不安的是，这个分享着我命运的女人，竟然对我隐藏着秘密。两万六千潘戈？这个数目对于一个童年时期在地坑里和老鼠一同度过的女人来说，对于后来成为仆人的她来说，的确是巨额数目，是全部的财产，而且这笔钱还在快速，甚至成倍地增加。如果这只是那种惹人心烦的藏私房钱的女人旧习，如果只是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偷偷藏起来的话……我顶多也只会一笑了之。所有女人都会这么做的，因为所有女人都会担心她们的丈夫不懂生活的需求，她们的直觉是男人只会赚钱，却不会管钱。所有女人都会未雨绸缪。那些从头到脚都诚实的女人，在钱的事情上也会欺骗她们的丈夫，就像家里的喜鹊或小偷一样。她们知道生活中最大的秘密就是储蓄，果酱也好，人也好，钱也好，只要是足够重要的东西就值得储蓄……所以她们才会欺骗和偷窃，包括菲列和潘戈。这就是女人的英雄功绩，一种小气但持久的智慧。不过，尤迪特所偷的已经不是菲列和潘戈了。她在优雅、无声、微笑地持续不断地抢劫我，给我看假账单，同时把钱藏起来。

就这样，我们继续过着安静而亲密的生活。尤迪特继续偷钱，我则继续观察她。这就是故事结局的开始。

有一天，我发现她所抢劫我的不仅仅是钱，而且还有某样更为隐秘的东西，那是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底线：自尊。你瞧，我对自尊概念的了解仅比虚荣多一点点。这是一个男性化的字眼，女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只会耸肩。要是你不知道的话，让我来告诉你吧，女人不懂得“尊重”自己。她们可能会尊重她们所属的男人，可能会尊重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或者是她们的名声。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移情，一种外部形式而已。而轮到她们自己，轮到那种将人的性格和自觉意识黏合在一起的被称为“我”这个个体名称时，女人又会带着一种善意和不屑看待自尊。

我发现这个女人在有意识、有计划地掠夺我，至少她在想尽一切办法不露声色地挖走我的面包，你知道，那个面包我一直相信是属于我们二人共享的，并且面包还是用最好的精白面粉制作而成，很可口，尤其对她来说……而让我想明白这一点的不是外部世界，也不是从银行寄来的那些有关她账户存款情况但并无恶意的信件，不，老兄，我是在床上想明白的。想明白这一切是非常痛苦的……好吧，的确，这大概就是我们男人所说的“没有自尊我们便无法生活”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吧。

我是在床上想明白的。那时我已经观察她有一段时间了。我以为她存钱是为了她的家人。她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有男有女，全都生活在最底层，就像在一段历史的深度里一样，那么深远，我用理性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没有在那种深度里探索秘密的勇气。我以为尤迪特之所以会抢劫我，是出于那隐秘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群体的重托。或许她的家庭负债累累，或许他们想买土地……你想知道为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向我提起过吗？我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而我马上想到的答案是，她会因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尴尬；所以，你知道，贫穷是一桩阴谋，是一种秘密联盟，是一个永恒而缄默的誓言。穷人想要的不仅是更好的生活，他们也想要自尊，他们也想要别人承认自己是极端不公平制度下的牺牲者，也想让世界像赞扬英雄那样赞扬他们。而他们确实也是英雄：现在我年纪大了，也看清了，其实穷人才是唯一真正的英雄，而其他一切形式的英雄主义都只是暂时的、被约束的，或者说到底都是虚荣。然而能够在贫穷中过上六十年，安静地履行家庭和社会所强加的全部义务，同时还能保持人性、尊严，甚至保持快乐和慈悲：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我以为她偷我的钱是为了接济她的家人。但她不是，尤迪特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她偷钱仅仅是为了她自己，而且不带任何特定目的，她只是在勤快、严肃而谨慎地沿袭一条具有千年历史的经验而已，那就是“七个”丰年不会长久，富贵只是一时，主人变化无常，幸运多变不定，假如小丑般好运一次让我们能坐在肥美的托盘旁边，建议你好好地塞满自己的肠胃，因为荒年很快到来。她是为了预防而偷，而不是出于慷慨或同情。如果她想要接济家人的话，她只需要告诉我一声就行了。这一点她是清楚地知道的……但是尤迪特对家人有种本能的害怕，尤其是现在她已经把脚踏上另一个岸边，有钱人的领地上。她那种工于防御而又贪婪索取的本性使得她根本不懂得同情。

然而同时，她也在观察着我，她的丈夫。观察我在干什么？……我会不会厌倦她？……我会不会把她扫地出门？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她最好以最快的速度囤积最多的钱。她在餐桌上和床上观察我。我刚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还因为尴尬而脸红了。那时房间里的光线比较暗，这一点对尤迪特来说或许是比较幸运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而如果那时我没有克制自己的话，可能会把她杀掉……或许吧，现在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一个眼神已经代表了一切，在某个温柔而亲密的时刻，当我闭上眼睛再突然睁开时，在朦胧中看到一张脸，一张熟悉又致命的脸，带着非常谨慎、精巧而又嘲弄的表情朝我微笑着。于是，我明白了，这个在此时和其他时候曾经让我相信可以与之分享无条件的忠诚时刻的女人，这个让我从人类世界和社会协约中甘愿自我放逐的女人，原来一直在观察我。她只在这种时刻审视我，带着温柔又不容置疑的嘲弄。她好像是在观察我，审视我，像是在说：“这个年轻的先生在做什么？”或是，“噢，那些老爷啊。”然后她便开始伺候我。我意识到尤迪特无论在床上还是床下都不爱我：她只是在伺候我而已，就跟她当时在我们家当女仆给我洗衣服擦鞋子时完全一样，也跟后来我偶尔去母亲那里，她伺候我吃午饭时完全一样。她之所以伺候我，是因为这就是她给我的角色定位，这种强大的宿命，真正的人类关系是无法强行改变的。自从她向我妻子和我打响那场奇怪战争的那一刻起，她就一刻也没有相信过这种关系，这种使我们相吸又相离的生活角色。她不相信这种关系真的可以从本质上得到解决和改变。她不相信她在我的生活中除了伺候、当女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角色可以扮演。正是因为她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不仅是用头脑知晓，而且用她的身体、她的神经、她的梦境，甚至她的过去和她的出身，所以她才从不会为了地位过多争辩，而只是简单地依照她的生活法则行事。现在我想明白了。

你问我想明白后是否痛苦？

痛苦极了。

但是我并没有将她立刻赶走，因为我太自负了，我不想让她知道她给我带来的痛苦。于是，我让她伺候了我一阵子，包括在床上和餐桌上，与此同时，我继续容忍她的偷窃行为。后来我也没有告诉过她我已经知晓了她那些可疑、可悲的小伎俩，没有告诉过她我在不加防备的情况下发现了她在床上看我时的那种嘲弄、不屑而又好奇的眼神……两人之间的事情总是要进行到底的，如果其他方式行不通，那么就一直进行到自我毁灭。我就是这样一贯到底的。然后，过了一阵之后，在我发现一些别的事情后，我便悄悄地叫她离开了。她没有怨言地走了。当时她既没有吵闹，也没有争辩，就只是带上她的包裹——相当大的包裹，包裹里装着房子和首饰——离开了。她离开得悄无声息，没有多说一句话，就像她十六岁那年刚来我们家时一样。而她临走之前在门口回头看向我的那种冷静、质疑而冷漠的神情，也与我们在大厅里初次相见时如出一辙。

她身上最美的部分要数她的眼睛了，直到现在我还会时而在梦里看见它们。

是的，那个矮壮的家伙把她带走了。我甚至还和他决斗了……这些事情真是可悲，但有时我们又别无选择。

喂，老兄，他们要赶我们走了。

服务员，结账。我们点了……噢，不要，你想都别想！如果你允许的话，今天我来请客。请别反对，你是我的客人。

不，我没有想过要跟你一起去秘鲁。一个人一旦变得像我一样孤独了，为什么还要去秘鲁或别的地方呢？你瞧，有一天我意识到了没有人能够帮我。人们渴望的是爱……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永远没有。人一旦明白了这点，就会变得强大而孤独起来。

这就是你在秘鲁时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尤迪特……和尾声

尤迪特

你在看什么呢，我的心肝？看照片吗？……你安心看吧，至少在我煮咖啡时，你不会觉得无聊。

请等一下，我穿上便袍。几点了？……三点半了？我把窗户打开一会。不，你不必起床，就待在床上吧。你看，那轮满月多么明亮。这座城市在这个时候寂静无声，还深深地沉睡着。半小时后，四点钟，载重汽车开始轰隆隆地响，把青菜、牛奶、肉品载运到市场。但是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罗马还完全沉浸在梦中……在这种时候，我常常无法安睡，因为每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总会从心悸中醒来。你为什么笑呢？不是我们在一起睡觉时的那种心跳……你不要嘲笑我！医生说，当心跳速度变化时，你知道，就好比把变速器从一挡转成二挡一样。而另一个人……他不是医生……曾经说过，凌晨三点地球磁场发生变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也不知道。我在一本瑞士书里看到过。是的，是那个人说的，他就是你现在手里拿着的照片上的人。

别动，我的天使……你知道吗，你这样用胳膊肘支着，侧躺在床上，头发垂到前额，不知有多么帅气！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像你这样的男性身躯。你的头也是，是的……不得不说，你有一个艺术家的脑袋。你为什么这样狡黠地看着我？你知道，我崇拜你。因为你太美了，因为你是个艺术家。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等一下，让我吻你一下，不要动！不，只是这里，你的眼角，还有太阳穴。嗯，安静一下。你不冷吗？……我把窗户关上吧？外边空气温和，窗外的两株橙子树在月光下泛着迷人的辉晕。如果夜晚你不在这里，我常常趴在窗台上，凝望着这条沉浸在月光下宁静、甜美的利古里亚街。就像中世纪时某人沿着房子一侧偷偷溜进来。你知道是谁溜进来吗？……我不想让你笑话我。我不是那么笨，亲爱的，因为我爱你，因为你既是我唯一的，也是我最后的爱人！是衰老，沿着利古里亚街偷偷爬行，爬到我的窗外，爬遍整个罗马和世界的每个角落。

衰老，这个小偷和杀手。有一天他用煤灰抹黑了自己的脸，像个盗贼一般，侵入房间。他用双手抓住你头顶上的一把头发，用拳头猛击你的嘴，打落你的牙齿，偷走你眼中的光彩，夺去耳朵中的声音，拿走你胃中的好味道，还有……好吧，我不说了。你为什么这样讥笑我？……我还有权利爱你，就像你看到的，我一点也不吝啬，我贪婪地享用着你给予我的爱情，这样甜蜜的幸福，又怎么会让人尝够呢？……我可以毫不羞怯地承认，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不会骑着扫把跟在你身后，追到卡比托利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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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再也没有权利爱你，因为我老了，衰老的肚皮，皱纹密布的胸脯……你不要安慰我。我了解这门功课。那时我从你那里得到的只是一种施舍。或者，就像为员工支付的加班费……你为什么斜眼看着我？从你的眼角？……你会看到，事情将这样发生。我已学会，该离开的时候要懂得离开……你想知道我从谁那里学会的？是的，从他那里，那个人就在你手里拿着的照片上。你想知道什么？等一下，清晨装载蔬菜的大货车来了。他是不是我的丈夫？不，宝贝，他不是我的丈夫。另一个人是我的丈夫，在相册角落的那个穿着毛皮大衣的人是我丈夫。他不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是我的第一任丈夫，我现在还冠着他的家姓。他是那个真正的丈夫……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第二个人只是和我结了婚。准确地说，是我收买了他，让他娶我为妻，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国外，需要证明和护照。我已经和第一任离婚有一段时间了。第二任的照片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是否保存了他的照片，因为我后来连看都不想看到他，连做梦都不想见到。如果我梦到他，总是噩梦，梦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连小腹都长满毛发的妇女，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你在看什么？女人走过男人的生命。那么男人……他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歇脚的客栈，而女人只是接踵而来参观的客人。这个人就是那样的。在女人的生命中男人来敲门……谦逊的人会边敲边问：“我可以进来吗？……只待一会儿！”她透过门缝窥视着，查看那个不要脸的男人是否还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礼帽……当他们发现那个人已经离去的时候，心情会变得糟糕。然后……有时会是很久以后……有一天夜里她打着寒战，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已冷却，她才想起，把那个人赶走真是可惜，因为有他在身旁应该也不坏，冰冷的房间，冰冷的床，可以触摸他，如果他是骗子，是个无耻之徒，那也没关系，只要他在……就像你一样？……感谢上帝，你还在这里，和我一起。你是那么厚脸皮，让我无法赶走你……你冷笑什么？我说，感谢上帝。不要那样讥讽地嘲笑，你这死家伙。

好吧，别闹了。你想我接着说吗？

当然，他们也来敲过我的门，而且还不少。但是第二个，他只是我形式上的丈夫。一九四八年，我带着两只皮箱来到维也纳，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民主的向往。这是贵族生活所留给我的，还有珠宝。

那个人，我的第二任丈夫，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多年。他每隔一段时间和不同的女人结婚然后离婚，从中赚取费用，以此为生。战争结束后，他马上搬到了维也纳，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知道及时放弃美丽的匈牙利是更明智的选择。他有居留证件，天知道他是如何搞到的。和我假结婚，要付四万福林，之后另付两万费用离婚。我支付给他了，用那些首饰。这些你都知道……我还给你留了一些，对吧？你看。一切进展顺利，直到有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独自居住的宾馆，进入我的房间，坚持称这不是假结婚，他有做丈夫的权利。当然，我把他踢出门外，你知道，现在这些假结婚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为了在国外获得居留证件，女人与他人结婚……不过还有生了三个孩子的表面婚姻……必须要小心。就像我说的那样，我把他赶出门外。走的时候他还要了摆在我床头柜上的银质香烟盒。之后再也没出现过，他去寻觅新的结婚对象了。

我真正的丈夫？就是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人，穿着毛皮大衣。你说什么？看得出来他是一位绅士？毫无疑问，他正是那类人们常说的绅士。只是，你知道……人们很难说清真正的绅士与那些只是表现得像个绅士，后来被证实并不是绅士的家伙之间的区别。有些富人，风度翩翩，另外也有一些人，他们既不富有，举止也不是那么有风度，但仍然是真正的绅士。富有、讲究穿着的人有很多，但是绅士却很少。数量是那样少，以至于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稀少，就像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就像我有一次在伦敦动物园里见过的犭霍犭加狓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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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也相信，真正富有的人，并不能彻底成为绅士。穷人中也许有时能找到一两个，但是极为稀少，就像圣人一样。

我的丈夫？我已经说了，他就像一位绅士，但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绅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容易受伤。当他了解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他真正地、无条件地了解我之后，他受到伤害然后离了婚。他在这件事上失败了……他并不愚蠢。他知道，可以被别人伤害或者可以伤害别人的人不是真正的绅士。在我同类的人中也存在绅士，但是太稀少了，真的，因为我们都是穷人，就像田野里的老鼠一样，小时候我们和它一起睡觉，一起生活。

我爸爸是尼尔塞格地区的瓜农，住在地坑里，人们把这种地坑叫“坎那达”。我们就像乞丐一样，在土里挖一个深坑，整个冬天就住在那里，和老鼠一起。但是每当我回忆起父亲，总是把他看成一个绅士，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伤害他。他很平静……如果他生气了，他就打人。他的拳头就像石头一样坚硬。有时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世界抓住了他的手，因为他是个乞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闭着嘴，眨巴着眼睛。他能看书，也能潦草地写下他的名字，不过这些能力他极少使用。他宁愿保持沉默。我相信他也在思考，只是时间很短而已。如果他弄到水果白酒，他一定会喝到失去知觉。但是如果我把所有的回忆拼在一起，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我的父亲，和妻儿老小住在深坑里，与老鼠为伴……我想起有一年冬天，他没有鞋穿，他从乡村邮局局长那里得到一双带洞的雨天穿的胶鞋，他就那样到处走，脚上裹着破布……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这个人。

我的第一任丈夫，那个真正的丈夫，他把鞋放到鞋柜里，因为他有很多双精美的皮鞋，特意叫人为这些鞋做一只柜子。他不停地阅读，在那些该死的聪慧的书上写着字。然而，他总像是受到别人伤害的样子。很长时间我一直相信，一个有很多精致的物品，为了鞋特意去购买柜子的男人，是无法受到伤害的。我不是随便提到鞋这件事的，当我刚到我先生家时，最喜欢的就是这只鞋柜。我喜欢，但是同时也感到敬畏……要知道，我小时候很长时间没有鞋穿。我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得到合脚的鞋，而且是真正属于我的，属于我的财产。那是一双穿过的鞋，副州长夫人把它送给厨娘的。纽扣式的，那时人们还穿这种样式的鞋。厨娘穿着挤脚，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到州长家送牛奶时，她可怜我，把这双漂亮的鞋送给了我。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当布达佩斯围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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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我找到我巨大的立式皮箱，后来当我逃离民主时，不得不把这只皮箱留在了布达佩斯。这只皮箱在封锁之后毫发无损，里面装着我所有的鞋，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好吧，关于皮鞋的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

咖啡来了。等一下，我把香烟拿给你。这种甜腻的美国香烟让我窒息。好吧，我理解，你的艺术需要香烟。你在夜间的工作，在那样的场所，也需要香烟。但是请注意你的心脏，我的天使。如果你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也不能活下去。

我怎么到我先生家的？是的，当然不是被叫过去当妻子，这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只是后来我才成为那座房子的女主人、妻子、夫人，是的，尊贵的夫人……当时我是去当女佣，干杂货的仆人。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我告诉过你我当过女佣。也不是真正的仆人，只是在厨房帮佣，一个年轻保姆。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家，我的甜心，那是一个真正的有钱人的宅邸。我可以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个家，那里的习惯，他们如何起居，如何吃饭，他们感到百无聊赖，他们相互交谈。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座房子里，我踮着脚尖走路，我那么害怕，不敢吭一声。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后我才最终被允许进入里面的房间。因为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在一个精致的家里该如何应对，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要学习。我只负责浴室和厕所。连在厨房也不允许靠近食物，我只能削土豆皮或者帮忙洗碗碟……你知道，我的手好像永远肮脏不堪，而且该担心的是我碰到的东西会被弄脏，但也许他们并不这样想……尊贵的夫人，厨娘和男仆都没这样想，而是我自己，我总是感觉，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我的手并没有所需要的那样干净……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感觉的。在那段时间，我的手红红的、粗糙、布满了脓包和雀斑。不像现在这样漂亮、白皙和柔软。他们对我的手未曾挑剔过。只是我从来不敢去碰任何东西，因为我害怕在物品上留下触摸过的痕迹……我也不敢去碰吃的东西。你知道，医生手术的时候要在脸上绑上马嚼子似的东西，因为害怕他们的呼吸会传染别人……当我把腰弯向他们所使用的那些物品的时候，也是那样屏住呼吸……那些他们喝水的杯子，或者他们睡觉的枕头……是的，尽管笑我吧。清洗他们用过的厕所时，我也注意不要由于我手的触摸在那洁白、美丽的瓷器上留下任何不干净的痕迹。进入那座精致的宅邸工作后，这种恐惧、小心持续了很久。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当我的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时候，这种恐惧、不安某一天会消失，在我成为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成为妻子、尊贵的夫人后……然而不是的，我的小不点，你错了，这些没有消失。那一天到来时，我像很多年前干杂活的时候一样不安。在那座宅邸里我从没感到踏实过，也没感到幸福过。

为什么？在我得到一切，所有好的和坏的时候？受到所有的伤害和得到偿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的心肝。偿还，你知道……有时我相信，这是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一个问题。

请把那张照片递给我。我已经很久没看他了……是的，就是他，我的丈夫。另一个人是谁？那个长着张艺术家的脸的人？……是的，也许曾是个艺术家……这个只有老天知道。但也许，他从来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像你那样从头到尾都充满艺术家的气息。这从照片上也能看出来……他那总是既讥讽又严肃的目光，就像不相信任何事情，不信天也不信地，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还是个艺术家……在这张照片上，他面色有些憔悴，当我给他照相时，他已经老了。他说，这张照片上的他是“使用后”的状态。你知道，就像广告里常看到“使用前和使用后”的面孔。这张照片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两次轰炸之间拍的。他正坐在窗户旁看书，根本没有察觉我在拍他。他不喜欢被拍照，也不喜欢别人帮他画肖像。他不喜欢当他看书的时候，别人看他。他不喜欢当他沉默不作声的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不喜欢……是的，他不愿意被爱。你想知道什么？……他是否爱我？不，亲爱的，他也不爱我。他只是容忍我在那个房间里待一段时间，在照片的角落可以看到。这个书架，还有这么多书，在我拍照后不久，都被毁掉了。你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个房间也被摧毁了，还有整座大楼，在两次轰炸之间，我们正坐在四层的房间里。你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被摧毁了。

咖啡来了，喝吧。抽支烟吧，听我接着说。

你不必惊讶，我的心肝。即使我现在说起这些，仍然感到神经紧张。一件又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相继发生。我们在封锁期间一直待在布达佩斯，看到了围城前后所发生的一切……你身处异地，是主的仁慈让你逃过了一切。你真是个聪明、神奇的人。

是啊，当然，在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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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情况会好得多，但是在佩斯，我们待在地下室无所事事，等待着炸弹来袭，我们紧张地缩成一团。你很聪明，只在一九四七年冬天才混进佩斯，那时已经有了政府，酒吧也开张了，我相信他们是张开双臂欢迎你的，但是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有很多坏人，我听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说过，你不是毫无理由地隐藏在佐拉，直到一九四七年……好吧好吧，我不再多说了。

那个人，那个属于“艺术家类别”的人，有一次说，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我们逃过了封锁，现在就像疯子生活在疯人院里一样活在世界上。

他是谁？到底是哪类艺术家？你问他是不是鼓手？世界上只有一个鼓手，那就是你。他没有意大利的工作许可……你知道，他做那些不需要许可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也写书。别弄出抬头纹，我知道你不喜欢看书。我不忍看到你那美妙的额头出现抬头纹。你不必绞尽脑汁，反正他的名字你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文章吗？……就像酒吧里的歌词吗？……不，我相信他不写这一类的东西。当然，他认识我之后，已经有兴致为咖啡馆里的女歌手写歌词，只要她们提出要求。因为那时他已经对任何类型的写作都不感兴趣了。以前也许他连广告词、传单都写过，因为有需求……他瞧不起写作，那些写下来的词语。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作品他都看不上，他轻视所有创作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但心里这样猜。有一次他说，他理解那些焚书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帮助人们。

他是个疯子？……你知道，我从没这样想过。你真聪明！……

你想听在我当女佣的那个雅致的家里是怎样生活的吗？好吧，这个我也告诉你。但是请注意，我所讲述的不是故事，而是我们在教科书里所称的历史。我知道，字母和学校从来不是你的擅长。所以现在要注意听，因为我现在所说的事情，在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就像古代匈牙利人不再存在一样，他们骑着马走遍世界，出行时把肉放到马鞍下，磨软后就直接吃掉。他们戴着头盔，披着铠甲，出生入死……我的主人也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像阿尔巴德和七位首领，如果你还能回忆起乡下的学校里所教授的这些知识……我上床来坐到你身旁。给我一支烟。谢谢！事情是这样的……

我想告诉你为什么在那个雅致的家里我感觉不舒服。因为他们真的对我很好。老妇人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孤儿。你知道，就像对待一个心灵弱小，长着平足，从贫穷的家庭来投靠富人的穷亲戚。发善心的家庭尽一切努力不让外来的人记起贫困的出身。也许这是最让我恼火的地方，这种善意。

但是老爷的态度，我很快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很凶暴……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对我表达善心的人。他从来不叫我“小尤迪特”，从来不送我廉价的礼物，没给过我不穿的衣服，就像老妇人和年轻的少爷所做的那样。后来少爷娶了我，而且给我夫人的头衔，就像老妇人送给我她那件掉毛的大衣……我丈夫看不起政府顾问的头衔，所以从来不使用它。我先生不允许别人称呼他尊贵的先生，我们只能一直称呼他为博士先生……但是对我，在结婚后，他们称呼我尊贵的夫人,而我先生随他们去，不予置评，带着讥讽的神情忍受着。用人现在也称呼我尊贵的夫人，似乎其他那些傻瓜还把这种事情当真一样，这让他觉得很有趣。

老爷是不一样的，他接受别人的尊称，因为他是很实际的一个人，知道大部分人不仅贪婪，而且虚荣和愚蠢，这些无法改变……老爷从来不要求，他只下命令。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他怒斥我，惊恐中我会把手中的托盘掉到地上，如果他看着我，我就会手心冒汗，浑身发抖。他看人的眼神就像意大利很多城市、广场上都有的铜像的眼神……你知道，世纪初市民阶层逐渐拥有自己的铜像……一个大肚细腿的家伙，穿着长礼服和没有烫好的长裤，就是那个爱国主义者，他没做过任何事情，某一天早上醒来，到了晚上就成了爱国主义者。或者是因为他创建了城市马肉铺，所以为他建雕像……而他们的裤子，用铜灌注，也和真正的毛料做的裤子一样松松垮垮……老爷也用这种世纪初铜像的眼神看着他的周围，和以前的铜像中真正的那些市民阶层一样。对他来说，我只是空气，几乎不是人，只是设备上的一个零件。清晨我把橙汁端到他的房间……因为他们以那样特殊的方式生活着，一天由喝橙汁开始。然后，在清晨的早操和按摩之前，喝一杯清茶，他们要到更晚的时候才真正地在起居室里尽情地吃早餐，早餐的一道道仪式，就像我们乡下复活节时做弥撒……我把橙汁拿给他时，从来不敢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床铺，老爷半躺着，在台灯下看着书。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老爷那时还不是那么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有时，当我在黑暗的前厅帮他穿上衣服，他会捏一下我的屁股或者拉拉我的耳朵……他用这种让人无法误解的信号告诉我他喜欢我，之所以没和我发生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在他那个地位上如果和家里的女佣发生关系是有失身份的。但是我，那个家里的女佣，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如果老爷强奸我，并且想得到什么的话，可能我会顺从……没有任何快乐和喜好，只是因为我感到，当一个如此有权力又严厉的人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的时候，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反抗。也许连他也这样想，如果我反抗，他可能会非常惊讶。

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他是一位绅士，这就是全部，所以事情就按照他的意愿发生。他发烧患病的时候也从未萌生过那种可以娶我为妻的念头。甚至在梦里，他也没思考过，如果把我弄上床，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因此我更喜欢在那个家里给老爷服务时的情景。我健康又年轻，我的身体和本能可以感知和嗅出谁是健康的，谁是病态的，并离他远远的。老爷那时还是健康的，而他的妻子和儿子……是的，后来少爷娶了我……已经是患病状态。那时我还不能用头脑来分析这件事，我只是怀疑。

因为在那个美丽的家里，一切都是危险的。我长时间睁大眼睛张望着这一切，就像小时候有一次我患病进了医院。对我而言，医院是一次伟大的体验，也许是我童年最美、最重要的回忆了。我被一只狗咬了，在小腿部位，乡村医生不能容忍我父母在深坑处理咬伤的方法……在我们住的地坑里，如果有什么出血的毛病，习惯的做法是用破布包扎一下……他叫了一个宪兵，强迫我去医院。

临近小城的医院是一幢古老的建筑，但是我非常喜欢，就像童话里神奇的魔幻城堡。

那里所有的一切既有趣，又让我感到害怕……医院是新盖的。那股气味，那股乡下医院的气味已经让人兴奋，它是那么迷人，完全不同于深坑里洞穴的味道。我和父母兄弟姐妹像动物一样，像黄鼠狼、田鼠和仓鼠一样居住在那洞穴里。他们为我做了抗狂犬病治疗，疫苗注射非常疼，但是我怎么会关心打疫苗、狂犬病！我夜晚和白天一直在观察着一切，我和自杀未遂者、癌症病人、羊痫风患者一起被收治在普通病房。多年以后，在巴黎的一间博物馆里我看到一幅漂亮的版画，描绘的是大革命时期古老的法国医院，在拱形结构的房间里，衣衫褴褛的人们坐在床上。这家医院也和我童年时度过最美好的几天的医院同样的不真实，那时人们担心我会得狂犬病。

但是我并没染上狂犬病，我痊愈了。至少那时没有发作或者没有出现教科书上写的那些病症。但是也有可能我身上留下了某些狂犬病的病毒……日后我有时这样想。人们常说，患上狂犬病的人一直口渴，而同时又对水非常恐惧……当我的命运好转之后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整个一生中我感到强烈的口渴，但是当我有办法解渴之后，我会惊慌失措，并且感到极其厌恶……你别害怕，我不会咬你的！

进入这个美好家庭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家医院和狂犬病。

花园并不大，可就像乡下的卫生日用品商店一样香气袭人。主人让人从国外带回新奇的花草……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连卫生纸都是……你不要斜着眼睛看我，带着质疑的目光……他们从来不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去购物，他们只是打电话给送货商，然后那些人为他们弄到所有需要的东西……厨房里的肉品，花园里的灌木，新的唱片，股票，书籍，加到洗澡水中的浴盐，洗澡后扑到脸上、身体上的香精，还有那些肥皂和润发油，有着梦幻般、令人兴奋、甜腻又使人发狂的味道，以至于我胃里总是翻江倒海，但是同时，每当我打扫他们使用过的浴室，闻到香皂、香水的味道以及所有他们留下的好闻的味道时，我激动得甚至想哭……

有钱人真的很不寻常，我的天使。你看，我也当了很长时间有钱的那类人。早上女仆替我擦背，我也有辆车，是辆轿车，专门有司机驾驶。我还有一辆敞篷跑车，我开着它兜风……置身于他们中间，我并不感到羞耻，请你相信。我既不懒散，也不腼腆，我把我的包装得满满的。有的时候，我想象自己也是个有钱人了，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有钱人，一刻都不是。我只是单纯地拥有首饰、金钱和银行账户。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那些有钱人给予我的，或者我从他们身上拿走的，因为我是个聪明的姑娘，我有办法做到这点，我童年在深坑里就已经学会，人不要懒惰，要捡起所有能遇到的东西，捡起别人丢弃在地上的东西，闻一闻，咬一口，然后要藏起来……要把一口破洞的搪瓷锅像一枚亮闪闪的戒指一样拿起来……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足够勤奋，这一点当我是小姑娘时候已经学会了。

现在这里进入了雨季，我有时扪心自问，我是否足够勤奋和用心？我没有受到任何的良心谴责，我甚至在苦思冥想，自己是否忘了带走什么东西？比如你昨天卖掉的戒指……你卖得很好，亲爱的，所以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像你这样把戒指卖得如此理想，没有你我甚至不知会在哪里……要知道，那枚戒指是老夫人戴过的。她的先生为了纪念银婚送给她的礼物。她死的时候，我在抽屉里无意间发现了这枚戒指。那时我已经是家里的女主人了，正式的主人。我把戒指套上我的手指，看来看去。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到这家来当女佣，在打扫的过程中……老夫人在浴室里忙着……我看到被遗忘在梳妆台上的老款大颗宝石戒指，那时我也把戒指戴到手指上看着，但是紧张得发抖，然后快速地把戒指扔回桌子上，之后跑进厕所，因为我整个身体痉挛，肚子也不舒服起来。反正这枚戒指让我感到激动、兴奋，然而我从没对我丈夫说过此事。老妇人死后，我发现了这个家族宝物，就把它揣到我的口袋里据为己有了。我没有偷窃，是它找到我的，因为我丈夫在他母亲去世后把所有这类亮闪闪的破烂东西都给了我，但唯独这个东西，这枚老夫人总是骄傲地戴着的戒指，是我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据为己有的，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一直保存着，直到昨天，你最终把它卖掉了。

你为什么笑？你不相信他们连卫生纸都叫人从国外带来？你知道，那座宅邸里有四个卫生间……一个给夫人，贴着淡绿色的瓷砖；一个给少爷，瓷砖是黄色的；一个给老爷，瓷砖是深蓝色的。他们从美国给每个卫生间订购和瓷砖同样颜色的卫生纸。美国人无所不能，在那里有伟大的工业和很多百万富翁。我想有一天能到那里去……我听说我的丈夫，我的丈夫……第一任，真正的那位……也去了那里，战争结束后他下定决心从人民民主中解脱，但是我已经不想和他相遇……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想两个人已经把所有的话说完了，然后彼此之间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但也未必尽然。也许谈话永远不会有结尾……听着，我接着往下讲。

在那个漂亮的家里用人也有自己的浴室，但是只贴着普通的白瓷砖。我们用人使用的卫生纸也只是简单的白色，有点粗糙……那个家里的一切井然有序。

老爷是这个秩序的推动者，所有的一切就像滴滴答答运行的、两周前你卖掉的精致的女士手表一样。用人早上六点起床，清扫的工作要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弥撒那样开始准备。扫帚、刷子、抹布、清洁窗户的软帆布、给地板和家具打蜡用的软膏，我们把精致的油脂类东西抹到地板上，就像美容沙龙为那些上流社会的摩登女郎准备的贵得要命的、从鸡蛋中提取的东西一样……还有那些神奇的、响个不停的机器。用吸尘器不仅能吸走地毯上的灰尘，还可以电动刷地毯；打蜡机能把地板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工作中我时而停下脚步，凝视着，就像在看希腊浮雕中居住于山林水泽中的小仙女……我向光亮的地板弯下腰，我在那面镜子里注视着自己，忘我地，惊恐地，两眼发花地看着自己的脸，就像在博物馆里一幅画上看到的那个叫那喀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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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甜美少年，惊奇地看到湖面上映出的迷人的同性美颜。每天早上打扫卫生，我们穿好制服，就像要准备演出的演员一样。我们穿上舞台服装。男仆套上短上衣，衣服的样式就像从袖子那儿把男士的衣服向外反穿一样。厨娘的衣服就像手术室里护士穿上的白色无菌围裙和头巾，而且外科医生和病人正在等着她。

我就像民俗剧中采摘雪绒花的少女，戴着拱形的软帽，已经是清晨了！我知道，并不是为了美观才让我们穿成这样，而是出于谨慎和卫生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信任我，担心我不干净，是个带菌者。这些他们没有当面对我说过，怎么会呢……也许他们也并没像我这样想……只是他们极度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所有的东西或者人的侵袭。这就是他们的天性，极度充满怀疑。他们防止自己受到病菌、盗贼、冷热、灰尘和穿堂风的侵扰。保护自己免于衰弱、老化和腐朽。他们永远在防卫，保护他们的牙齿、家具套子和股票，那些他们所继承来的东西，或者从某本书上借来的思想……这些不是我用头脑想出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当我踏进这个家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他们防备我，因为我可能有传染病。

传染病，为什么？我那么年轻，结实，健壮，然而他们仍然让医生给我做了检查。那是令人痛恨的检查，似乎连医生也不好意思来完成它。他们的家庭医生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先生，他努力带着幽默来完成这次过于挑剔的检查……但是我知道，从一位医生，一位家庭医生的角度要赞成这个检查……家里年轻的少爷还是个学生，因此要担心，迟早会和我，这个从土坑里来到这座宅邸做厨娘的女佣，发生某种关系。他们担心，他会被我传染上肺病或者梅毒……总之，我感到，这个医生，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某种程度上为这种巨大的谨慎和前瞻性感到羞愧。但结果是我没有病，所以他们留下我，就像他们容留一只无须打疫苗的良种狗。那个年轻人没有被我传染上任何疾病，相反，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他娶了我。这个危险，这种传染病他们没有及时想到。我相信，连家庭医生都没想到这点……他们还是不够小心，亲爱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大为震惊，至少对老爷而言，如果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世界上也存在这样的传染病。

老妇人就不同了。她担心的是其他事情。她不担心自己的丈夫、儿子和财产。她担心所有这一切的共同体……你知道，她把家庭、工厂、如同宫殿一样的宅邸，所有这一切的绝伦美妙，看作是珍稀的古董，而且仅此一件，就像一只极为值钱的瓷花瓶。谁知道，没准值几百万呢。要是打碎的话，无法补救。她就这样看待并且担心着所有的一切，他们的生活……他们存在其中并赖以生存的方式……就像对待一幅价值连城的杰作一样。

你想知道什么？她是不是疯了？当然，那里所有人都是疯子，只有老爷不是，但是其他生活在那座房子里的人，包括用人……你知道，我几乎要对护士说……慢慢地我们会被传染上疯病。你知道，就像在疯人院里的护士、助理医师、主任医师，慢慢也被一种细致的、看不见的、筛选不出的毒物传染患病，该毒物就是疯狂，它在疯人居住的病房里扩散、弥漫……即使试管没有检查出任何毛病，也一样会感染。当一个健康人置身于疯人之间，慢慢地也会变成疯子。我们这些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准备吃的，替他们擦洗身体的人也不是正常的……男仆、厨娘、司机和我……我们是内部服务人员，我们最先被他们的疯狂所传染……

我们盲目、可笑地模仿他们的举止，讥讽又认真，充满崇拜之情……我们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活、打扮和举止。我们在厨房里午餐时也会为彼此奉上午餐，用讲究的词语和造作的动作。如果打碎一只盘子，我们也会说：“真糟心……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我可怜的母亲在土坑里生了六个孩子，但我从没听她抱怨偏头痛。之所以没有，可能是她从没听说过偏头痛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喝的还是吃的……但是我已经有了偏头痛，因为我转变很快。如果由于笨拙打碎了一只盘子，我把手按在太阳穴上，痛苦地看着它，然后对厨娘说：“可以看出今天吹南风……”我们并没有相互嘲笑，厨娘和我，都没取笑对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允许自己得偏头痛了。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不仅手变白了，整个人也变白了，由外而内。当我妈妈有一天看到我时……我已经在那个家里服务了三年……她哭了起来，但不是喜悦地哭泣，而是恐惧地哭泣，就像我长出了两个鼻子。

那家的主人都是疯子，但是他们的疯狂是：平日里礼貌地交谈着，在上班的时间里完成分内的事务，殷勤地微笑着，无可挑剔地鞠躬，然后，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说一些不成体统的话，或者毫无过渡地把剪子刺向医生的胸膛……你知道在什么事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是疯子？也许就是顽固。他们的动作、言语也是顽固、僵硬的。在他们的动作中感觉不到健康人的灵活、柔软和自然。他们也微笑或者大笑，但只是以一种演员的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和准备之后把嘴矫正成笑的样子。他们低声交谈，特别是当为了什么而愤怒时，完全低语交谈，几乎感觉不到嘴的动作，只有窃窃私语。在那座房子里，我从没听过一个高音调的词语和大声争吵。只有老爷有时咆哮一下，但是连他也已经被感染了，因为之后他惊恐地咽下他的声音，咬住不由自主发出的愤怒的咒骂。

他们彼此鞠躬致意，连坐着的时候也一样，就像马戏团里在秋千上飘来荡去，表演空中飞人的演员在感谢观众的掌声一样。

他们就餐时为彼此端上食物，就像在款待宾客和陌生人。请用，我的甜心，您不要吗？亲爱的？……就是这样进行的。这需要时间，但是之后我就习惯了。

还必须要习惯敲门声。你知道，他们从不会在敲门前进入其他人的房间。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彼此之间却那么疏离。遥远的距离，看不见的边界线把彼此的卧室分隔两端……老夫人睡在底层，老爷住在一层，少爷，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住在顶楼二层。他们请人建了一个专门的楼梯通向他的王国，后来他有了自己的专用车，还有了专门伺候他的男仆。他们非常注意不相互打扰。我常想他们都是疯子，然而当我们在厨房模仿他们时，根本没有讽刺他们。最初的两年里，我也会感到惊诧，忍不住闷声发笑……但是当我看到年长的用人，男仆、厨娘的愤怒……就像我犯了渎神的罪过，就像我在讥讽最神圣的东西……我回过神来，感到羞愧不已。我理解其实没什么可笑之处，疯狂绝不可笑。

但是除了简单的疯狂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用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其他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用这种疯狂的想法，顽固、扭曲的清洁方式，医院般的规则、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亲爱的，麻烦你”“亲爱的，请用”这样过分的礼仪来保护什么？不是钱，或者不仅仅是钱。因为这些人对钱也和我们这些不是生在有钱之家的人不一样。他们在保护和捍卫着的是别的东西，不仅仅是钱……这点在很长时间我都不理解，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理解，假如没有和你刚才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个人相遇的话。是的，就那个“艺术家类别”的人，是他向我解释的。

他说了什么？有一次他说，这些人不是为了某种东西而活，而是为了反抗某种东西而活。他只说了这些。我看出来你没懂。但是现在我已经懂了。

也许，我对你述说了全部，你也会懂的。如果你中途睡着了，也没关系。

我刚才说到那个家里的味道就像医院里一样，在那个充满美妙、深刻童年感受的医院里，我曾接受过狂犬病治疗。那么干净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不是自然的味道。我们打到实木地板上、家具上、镶木地板上的很多蜡，以及用来清洁窗户和地毯，擦亮银器、铜器的化学制剂……所有这些都不是自然的东西。每一个跨进这个家门的人，特别是来自我那个地方的人……马上就能闻到这股味道，因为这些人工的香味让人感到窒息。就像在医院里弥漫着碳酸和碘仿的味道，那里的房间里充斥着洗涤用品、清洁剂的气味以及外国的雪茄、埃及的香烟、昂贵的烈酒、客人香水的气味。这些味道渗入家具的组织中、家具套子中、窗帘中以及所有的物品当中。

老夫人对清扫有一种特殊的狂热。她对男仆和我的工作不满意。她每月会叫一次专业的清洁人员来打扫，他们带着梯子和各种特别的机械设备，把所有的东西清洗、刷净、磨光，就像消防队员一样。其中也包括擦玻璃的人员，她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是把我们，这些内部人员已经擦过的玻璃再擦一遍。洗衣房的味道就像手术室，在手术前用射线和蓝光灯杀菌，但是这个洗衣房是那样的空旷雄伟，就像市中心昂贵、豪华的丧葬服务机构中的灵台……我总是怀着敬仰之情进入这里，当然只有太太允许我去给洗衣女工帮忙时才能进去，她那么细心地清洗、折叠内衣，就像村子里的洗尸妇包裹着刚刚逝去的死者。你可以想到，他们怎么会信任我这样一个粗手笨脚的人来完成这种需要高级专业知识的精细活儿，比如洗衣服！有专门的洗衣女工到家里来，每三个星期主人会寄送一张可以看见内容的没有信封的卡片给她，“您将会感到高兴并请准备一下，可以来工作了，一堆脏衣服在等待着您！”当然她来了，高高兴兴地。我只是帮助她压平和拧干那些精致的衬衫和内裤、织花的亚麻桌布、厚棉布床单和枕套。他们怎么会信任我来洗衣服！但是有一天洗衣女工并没有应约前来。代她前来的是由她女儿写的一张卡片，我还记得每一句话，因为是我从邮箱里拿出来的，当然我也阅读了没有信封的卡片的内容。那个女孩这样写道：“亲爱与尊贵的夫人，我妈妈不能来洗衣了，因为她去世了。”签名处写道：“亲吻您的手，依伦卡。”我记得夫人看到卡片时的脸，带着愤恨的神情，摇着头，但是没说任何话。所以我前进了一步，在他们找到新的、拥有专业洗衣水平并且还活着的洗衣女工之前的那段时间，我被允许洗衣服。

家里所有的一切都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这也是他们偏爱的一个词语：专业人士。假如门铃坏了，不是男仆来修，而是叫一个专业的人员来修理。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只信任专家。有一次，家里出现了一个神情严肃的人，戴着顶硬礼帽，就像乡下人们请来咨询的大学教授。他是一位挖鸡眼师傅。这不是普通的挖鸡眼师傅，就像城里到处可以看到的那种，脱下鞋，把脚伸过去，在囊肿部位切掉鸡眼和硬皮，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根本没有普通的、简单的家庭鸡眼师傅，我们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人进家里来。这个专家有名片，在电话黄页里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名字下方写着：瑞士足部保健师。他每个月都到家里来。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来的时候总是那么庄严地把硬礼帽和手套交给我，我在慌乱之中几乎要去吻他的手。我的脚有冻伤，你知道，在尼尔塞格寒冷的冬天，在深坑里冻伤的，总是起泡，我也有拇指囊肿，而且我的指甲陷入肉里，有时疼得几乎无法走路，但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我的脚也会被这个美足艺术家拿在手里。他随身携带公文包，就像医生一样。他穿上白色的大褂，在浴室认真地洗手，进行手术前的消毒，然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电动机器，就像小型的牙医钻牙器，坐到夫人、老爷或者是我丈夫的脚跟前，开始用电动刀去除高贵的硬皮……我们的挖鸡眼师傅就是这样的。我可以这样说，我的心肝，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是，当我成为那个高雅家宅的女主人后，命令女佣打电话叫瑞士足部保健师来，因为我想让他来给我治疗一下尊贵的拇指囊肿。人生会给你一切，只要等待就够了。人生也带来了这个修脚师。

但是他不是唯一到我们这里来的专业人士。之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天早上我把橙汁拿给老爷，他躺在床上，在台灯的灯光下读一份英文报纸。家里大量的匈文报纸，只是我们用人看的，当我们无聊的时候，在厨房或者卫生间里消磨时光。老夫人阅读德文报纸，老爷看英文报纸，但只是看那些有很长数字的版面，那是每天外国股市行情，因为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他对数字感兴趣……年轻的少爷阅读德文和法文两种报纸，但是在我看来，他只是看标题。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报纸比我们的新闻报能传递更多信息，他们能呼喊得更大声或者撒更大的谎。我很喜欢这些。我怀着敬仰和紧张的心情收拾他们房间里这些展开的、大张的外国报纸。

所以，每天清晨，在橙汁之后，如果没有轮到瑞士足部保健师来的话，按摩师就会来为老夫人按摩。她戴着眼镜，年轻而毫无廉耻。我知道，她还偷东西，在浴室里，她的黏糊糊的手在精致的化妆品上摸弄，而且她还偷那些头一天晚上男仆忘在客厅里的点心、南方水果……她快速地把某种放在那里的美食塞进嘴里，并不是由于饥饿，而是给这个家制造些麻烦，然后她一脸无辜地走进老妇人的房间，认真地完成按摩。

先生们也有按摩师，他们称之为瑞典体操老师。早餐前他们穿着游泳裤锻炼一会儿，然后体操老师为他们准备洗澡。他脱掉外衣，用大杯子热水和冷水轮流倒在我先生和老爷身上。我看你不理解这么做的理由……我的心肝，你还有好多要学的呢。体操老师之所以交替着把冷热水倒在他们身上，是为了刺激血液循环，否则他们无法以必需的强劲活力来开始新的一天……这里的一切都有着伟大的秩序和科学性。要了解这许多仪式的秩序和其中的关联性需要很长时间。

夏天，早餐前，每星期三次，教练会和他们在花园里锻炼。教练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花白头发，非常优雅，就像博物馆里铜质雕版画里的一个古代英国哲学家。我偷偷地从用人房间的窗户里看他们。我的手紧握在胸前，感动得几乎要哭泣，这是多么美妙、令人心碎的高贵景象，两位年老的绅士，教练和主人，优雅地打着网球，就像是他们用球，而不是语言在交谈着一样……我的主人，老爷充满肌肉，皮肤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他的肤色冬天也能保持下来，因为吃完午饭后，他在石英灯下午休，用这种人造的光线使他的肌肤变成古铜色。也许他也需要这种肤色，使他在商场上看起来更有威望……我不知道，只是怀疑。他已近高龄，但仍然打网球，像瑞典国王一样。他穿白裤子和彩色长袖毛衣的样子很潇洒！他们打完网球后洗澡。他们在地下室里有专门的冲凉场地。铺了软木地板、贴了瓷砖的健身房里有各种健身器材，肋木，还有一条愚蠢的小船，只有座位和弹簧划桨。这样如果天气不好，不能从俱乐部会所出发去多瑙河上划独木舟的话，他们就可以用这条小船练习划桨。瑞士足部保健师、女按摩师、瑞典体操老师和网球教练……这些轮流上门服务的人离开后，他们开始穿衣仪式。

我透过用人房间的窗户观察这一切，就像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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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圣活动上流动商贩以苦闷但仍然感动的眼神看着帐篷里展示的圣人画像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超凡脱俗，仿佛已经不是人类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在最初几年，我是这样感觉的。

很长时间，很遗憾，我不能入内伺候早餐，因为这已经属于一项重要的仪式。很久之后，他们才允许我帮助完成那项仪式。当然他们从来不会蓬头垢面、穿着晨袍出现在早餐桌旁。他们打扮得那么精心，就像去参加婚礼一样。这时他们已经做完运动，冲了凉，沐浴过，男仆为老爷和我的丈夫刮了脸。他们已经翻阅过德文、英文或者法文报纸。在男仆为他们刮胡子的过程中收听了广播，但不是听新闻，因为他们担心听到某些消息会破坏早晨的好心情……他们偏爱轻音乐，欣赏节奏轻快的舞曲，热闹的音乐能振奋人心，并且赋予他们一天的精力来应付繁重、费神的工作。

随后，他们非常精心地穿起衣服来。老爷有一个衣帽间，靠墙有一排嵌入式衣柜。当然老夫人和我先生也有这样的房间，在那里存放着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的长袍，用套子和樟脑保护着，就像保存神父行弥撒时穿的宽大无袖的教袍一样。当然他们也有普通的衣柜，放着平日穿的衣服，以便需要快速准备的时候，能够随手拿到。当我讲述这个的时候，我的鼻孔里仍能感觉到衣橱的味道。他们叫人从英国带来的方糖形状的东西，闻上去有一股秋天干草堆的味道。夫人让这种人工的甘草香味弥漫在所有的衣柜以及存放内衣的抽屉里。

他们不仅有衣柜，还有鞋柜……哦，你知道吗，那对我来说是多么有吸引力，几乎比得上礼拜天的自由出门。他们的鞋柜终于也向我开放时，我看到了各种鞋子清洁剂、皮革保养油和亮光油，就这样我全力以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鞋子，不是在上面吐口水，用唾液舔湿，而是用一种卓越的油脂的东西、酒精擦鞋剂、软刷子和油膏来完成……我可以把老爷或者我丈夫的半高腰靴子擦得耀眼、炫目……总之，不仅衣服和鞋子放在不同的柜子里，连内衣也是。同样按照类型和品质，衬衫和内裤单独摆放。上帝，那些衬衫和内裤！……我想当我第一次给我丈夫熨烫细薄棉布短内裤时我就爱上了他！……内裤上还有他名字首字母拼成的组合字，上帝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在他肚脐附近，组合字的上面有一顶贵族的皇冠，因为他们是贵族，你知道吗，他们的手绢上、衬衫上也都带有皇冠标志。老爷曾担任战前和平时期的王室顾问，而不像他的儿子那样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府首脑顾问……这有很大的区别，就像男爵和伯爵之间的差别。我告诉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这些。

他们还有一个放手套的抽屉，摆放各种类型的手套，像罐头盒里浸在醋和油里的鲱鱼一样愚蠢地挤在一起，有去街上的、城里的，打猎的，开车的灰色、黄色、白色的鹿皮和牛皮手套，衬着裘皮内里的冬天戴的手套。羊皮手套是专门为盛大的庆典活动准备的，还有黑色的手套是参加隆重葬礼时戴的，之后还有鸽子羽毛颜色的柔软手套，是用来和燕尾服和大礼帽搭配的。但是，那些手套他们从来不戴，只是拿在手里，就像国王的权杖一样……这就是手套话题。之后说到那些手工编织的毛衣和背心，带袖的，无袖的，长的，短的，薄的，厚的，各种颜色和质地，苏格兰羊毛坎肩……有些是他们在秋天的晚上，不穿家里的外衣，坐在壁炉前抽烟斗的时候穿的。这时男仆把松树干树枝加到火中，这样一切更完美了，就像一本英国彩图杂志上的白酒广告，贵族在畅饮了每日规定的酒量之后，在壁炉前愉悦地抽着烟斗，穿着苏格兰毛衣温柔地笑着……另外还有奶油色的毛衣，那是专为打大鸨鸟时穿的，搭配窄帽檐的蒂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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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帽子，上面有羚羊毛做的羽状饰物。我丈夫还有春天和夏天的毛衣。当然还有冬天运动时穿的各种颜色和厚度的毛衣，还有去办公室穿的毛衣，以及……我已经无法把所有的一一列举出来。

所有的东西都有那种陈腐的甘草香味。当我第一次和我丈夫上床的时候，这种味道让我窒息，这种矫揉造作又邪恶的男性香味，很久很久以前，你知道，当我第一次烫熨他的内裤，第一次整理内衣柜子时，我就熟悉了……我当时那么幸福，在巨大的激动之中，由于这种味道和回忆我开始呕吐。因为你知道我丈夫身体上也有这样的甘草味道，因为他也使用这种味道的香皂。还有男仆给他刮完脸后在他脸上涂的酒精以及头发水也是这样陈腐的秋天的甘草味道……只要吸一口气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男人就不像是一个人，而是上世纪法国画上早秋的一堆干草……也许当我第一次和他躺在床上，他第一次拥抱我时，我就有了想吐的念头。因为那时我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了。第二任妻子，第一任离开了，为什么？……她也无法忍受这种味道吗？受不了这个人？……我不知道。不存在那样的智者能够说出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走到一起，后来为什么分开。我知道，我在我丈夫床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就不像是与一个人躺在一起，而是与某种陌生的人造味道一起。这种陌生的感觉使我紧张，就像催吐剂一样。但是后来我适应它了。之后如果他和我说话或者拥抱我，我也不再恶心了，也不再拉肚子了。人会习惯一切，包括幸福和富有。

但是关于富有，我无法如此细致地给你说清楚……然而我看你的眼睛闪闪发光，你感兴趣，我在他们之间所学到的和看到的？是的，那也是有趣的。就像一次特别的外国旅行，在那里人们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因此和你在一起更好，在这家宾馆里。我更了解你。你和你周围的一切更为熟悉……是的，你的味道更让人信赖。据说在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机械的世界里，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人们忘记如何使用嗅觉，他们的鼻子已经萎缩……但我出生在家畜中间，就像所有在家畜中间出生的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就像小耶稣……我也拥有如何去闻的天赋，而富人的孩子恰恰忘记了它。我的主人们已经连他们自己的味道都不知道了。因此我也不爱他们。我只是为他们服务，之前在厨房里……之后在大厅和床上。我只是为他们服务而已，但是我爱你，你的味道让我感到熟悉。亲我一下。谢谢。

我不能向你描述关于富有的一切，因为天亮了，一次不可能讲完，而要很多次、很多次的诉说，就像东方故事一样。我可以持续讲述很多个夜晚、很多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说他们的衣柜和抽屉里还有什么，他们的袍子有几种，就像剧院里为每个角色，人生每个时刻准备戏服和道具！那些也无法说尽。我宁愿说一下他们的灵魂中有些什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知道，你有兴趣。那么你不要动来动去，好好听着。

一段时间之后，我知道那些堆积在他们房间和柜子里的无穷的宝贝和神圣物品，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他们在这些东西里马马虎虎地挑来挑去，但是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东西是否可以使用，如果可以使用，是做什么用的。老爷也有演员那样的衣帽间，但是他，你知道，穿着睡衣睡觉，裤子上带着背带，早上从浴室出来，戴着睡觉时保护胡须的系带，还有专门用来为胡须刷油的小梳子，并配有一面小镜子！……早上他最愿意穿着一件破旧的，肘部几乎磨坏的晨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尽管他的衣柜里挂着半打精致的、丝绸的家居服，“dressing g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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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衣服都是太太在圣诞节或者命名日送他的礼物。老爷有时嘴里也会嘟囔，但是他总是礼貌地同意，所有的一切不可能是其他样子。他赚很多钱，开了一家工厂，他很适应他的角色，无论是他开创的还是继承来的……但是，私下里，他应该更喜欢到帕萨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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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玩滚木球游戏，喝着加了苏打水的汽酒……但是他很聪明，人同时也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改造着……这是有一次那个家伙说的，那个属于“艺术家类”的人……你知道，他说，所有的一切都事与愿违，人从来不是自由的，因为他所创造的东西会绑架他、束缚他。老爷创立工厂，创造了财富，并且也安心顺从于所有这一切囚禁他，让他无法逃离的事实。因此他不会每天下午去帕萨雷特玩滚木球游戏，而是在市中心的百万富翁俱乐部里，带着一张苦闷的脸打桥牌。

老爷有一种苦涩又嘲讽的智慧让我无法忘记。早上当我用银色托盘把橙汁端给他时，他的眼睛从刊登股市行情的英文报纸上移开，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即使眼睛近视。他用手摸着杯子……他的胡子下面浮现一丝冷笑，就像一个人吃着药，但同时并不相信药效一样……和他穿衣时的笑容一样。有某种东西隐藏在胡子底下。因为他留着胡子，就像费伦茨·尤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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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奥匈帝国时代的须髯，就像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类人，在那个战前的真正的和平时期，贵族是真正的贵族，仆人是真正的仆人。大企业主是考虑五千万人生死的工业家，无论他们生产的是蒸汽机还是现代化的煎薄饼的平锅。老爷就是来自这个世界。很显然，现在这个全新的微型世界对他来说太局促了……当然我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嘲讽地微笑着，在胡子底下这种面部线条表达着对自己和世界的不屑。当他穿衣时，当他打网球时，当他坐在早餐桌前时，当他亲吻太太的手时，当他彬彬有礼地优雅交谈时，总是显露这种表情，就像藐视所有的一切。这点让我特别喜欢他。我知道那些塞满家里的物品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可以使用的物件，而是一种怪癖。你知道，就像某人得了神经性疾病，总是被迫重复某一动作，比如每天洗五十次手。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买那些衣服、内衣、手套、领带。关于领带我有特别的记忆，因为它给我带来一堆麻烦。我负责整理我丈夫和老爷的领带。他们根本不是说有一两条领带。虽然没有彩虹那么多的颜色变化，但是与此相似的是，有蝴蝶结的，或已打好领结的、未打好领结的不同领带按照颜色排列整齐地挂在衣柜里，也许他们拥有除了紫罗兰色以外所有颜色的领带，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同时你必须知道，任何人都没有我先生穿得简单、颜色单一。他从来不会穿任何引人注目的颜色。你从没看过他系一条惹人尖叫、让人咋舌的领带，从来没有。据说，他穿得像个市民阶层……有一次我听到老爷低声对他的儿子说：“你看，那个人，就像个贵族。”他手指着一个站在他们附近的人，那人穿着一件镶边的羊皮大衣，戴着一顶猎帽。他们避开所有不是市民阶层的人，根据他们的概念来判断是否是市民……也就是那些人，他们既不属于他们之下，也不属于他们之上。我丈夫总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厚重的深灰色西服，配上颜色暗沉单一的，没有任何花式的领带。当然实际上他也根据季节、家庭与社交、社会的习俗而变换不同的衣服。有三十套衣服和同样多的鞋子，以及各种与之配套的手套、帽子以及其他配件。但是每当我回忆起他……我很少在梦里看到他，他总是那样生气地看着我……我真的无法理解这点！……我看见他永远穿着件严肃的、灰色的双排扣衣服，就像穿着一件制服。

不过老爷也是那样的，就像是穿着旧时代的西服和长大衣，还能够慷慨地包容他的大肚皮，其实这只是错觉，但是他仍然喜欢这样！……他们很小心，他们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允许和周围环境不协调，不能有别于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那种神秘的、约定俗成的、毫无颜色的生活方式。他们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从他们的祖父开始已经很富有了，祖父是高级政府官员和葡萄园主。他们不必学习有钱人，就像现在那些暴发的土包子那样生搬硬套，早上戴着高筒帽开着全新的美国汽车到处招摇……在那个家里，一切都是安静地进行的，甚至连领带的颜色也是。只是在内心深处，某些东西被遗忘了，任何东西对他们来说都不够……这就是他们的怪癖：追求完美，因此他们的衣柜里才会挂着无数的衣服，才会有数不清的多余的鞋子、内衣、领带……我丈夫从来不关心任何流行的东西，他血液里已经知道什么适合穿，什么是多余的。但是老爷对于如何去实现上流社会贵族的多样性还不完全确定。比如说，他的衣柜里，在门的内侧贴着一张英文印刷的表格，上面写着什么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搭配什么颜色的领带……例如在四月的一个多雨的星期二，穿深蓝色衣服搭配黑底浅蓝色条纹领带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当个有钱人可真不容易。

这就是我们囫囵吞枣学到的富贵。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几年，我睁圆了双眼死记硬背。我虔诚地学习着如何当个富人，就像在农庄学校里学习宗教教条一样。

然后我明白了，他们不是需要这件或者那件衣服，这样或者那样的领带，而是某种别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完美。就是这种所有一切都要完美的欲望让他们狂热。看起来，这只是所有富人的毛病。这些人需要的不是衣服，而是一个衣帽间，一个衣帽间还不够……如果一座房子里有很多人，而且又是有钱人，他们需要更多的衣帽间。他们不是真的用得着，而是必须要有。

你知道，有一天我发现，在别墅的二楼，在大阳台的上方有一间关着门的小房间，还带着一个小阳台……他们从来没使用过这个房间……那儿一度是婴儿房。我先生小时候在那里住过。有几十年没人进入那个房间，除了用人之外，但我们也只是一年进去一次，打扫卫生。所有属于我丈夫童年时的东西，在放下的百叶窗、用钥匙锁紧的门后面，沉睡着。就像一座博物馆，在那里展示着一个永远消失的年代的物品：他们使用的工具、必需品、服装……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的心被揪紧了。在一个早春的日子里，他们让我去打扫。铺着亚麻油地毡的地板上还散发着消毒剂的酸涩的味道，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在这个讲究卫生的小窝里清洗了每一件东西……从前，在已经消逝的岁月，一个小孩曾经生活在这里，打闹嬉戏，抱怨肚子痛……在白色的墙壁上是艺术家绘制的欢快、彩色的图画，有动物、童话人物、小矮人和白雪公主。家具用油漆漆成的淡绿色，一张做工精细拉着帷幔的婴儿床，神奇的婴儿体重计，还有周围墙上的架子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玩具，毛绒小熊、积木、电动小货车、彩色图画书……所有的一切保持着一种顽固的秩序，就像一个展览。

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的心揪紧了……我跑过去打开窗户，拉开百叶窗，我快窒息了。我无法说出当我第一次进入我丈夫小时候的房间时的感受。我向你发誓，我没有想到我从小长大的土坑，土坑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糟糕的事情，请相信我……当然，也不是很好。一切都是另外的样子，就像所有的真实之物那样。土坑是真实的。贫穷对于孩子来说，和那些从未真正当过穷人的成年人所想象的不一样，对一个孩子而言，贫穷就是一种闹剧，而不仅仅是一种苦难……尘土对于穷人的小孩来说是好玩的东西，他们可以在里面闲躺、打滚，穷人的孩子不需要洗手，洗手有什么用处？……贫穷只是对于大人而言是糟糕的，非常糟糕的……比所有的一切都还要糟糕，比疥癣和肠绞痛还要糟。贫穷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当我进入那个房间的时候我并不羡慕我的先生。我甚至同情他，因为他在那里长大，在那个手术室模样的房间里长大。我有一种感觉，在这里和以这种方式养育的孩子，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只不过是很像一个人而已！……像某种人。我这样想。

孩子的房间也是完美的。已经不可能再完美，就像衣帽间，就像鞋柜。每一类物品都要有完整的存放之所，除了衣帽间和鞋柜之外，他们需要一个私人图书室，以及一个画廊，就像工厂里的仓库一样！家里的阁楼上有一个专门的、用锁锁着的破旧物品储藏室。在这些不同的物品储藏间里，不仅储藏着衣服、鞋子、内衣、书籍、画作，而且也储藏着完美和他们的怪癖。

也许他们的心灵中也有某种储藏室，让他们在那里照料他们的偏执，使它保持完美的秩序，并用樟脑球来贮存着。所有他们拥有的东西都超过他们实际需要的……两辆汽车，两台唱片机，在厨房里有两台冰激凌机，房间里有很多收音机、不同的望远镜……有一个是带盒子的，用珍珠和珐琅做的望远镜，是那种可以带到剧院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以带到赛马场的，还有一种可以挂在脖子上，去海边，在船甲板上看日落……我不确定，但有可能他们还有专门的小望远镜，在山巅上看日出和日落，或者看迅速飞过的鸟群……他们购买所有能够使完美变得更完美的东西。

他们的胡子由男仆来刮，但是我先生的浴室里有半打安全刮胡刀，都是没使用过的最新款式。在另一个鹿皮盒子里有半打美国的、英国的剃刀，其实他从来没有用过剃刀。打火机也是一样，我先生买来所有样式的打火机，然后扔在抽屉里，还有很多优质的工具在那里生锈，因为他自己偏爱用最大众的火柴……有一天他带一个电动刮胡刀回来，带着皮套子……但是他从来没碰过它。他为留声机买新的唱片，总是让人送一套全集来，一个伟大作曲家全部的作品，他一下子买了瓦格纳和巴赫的全部作品，不同演出的全部作品。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在柜子里拥有全部的巴赫作品更重要，全部的巴赫作品，全部的，你懂吗？……

再来说书。书商甚至不用等待他们决定购买哪些书，而是直接把所有的新书寄到家里来，他们推测也许主人某个时候会看上一眼。男仆的工作是，割开书籍的页边，割完准备好了，经常是没有任何人阅读，又被摆放到了图书室里。他们看书，他们怎么会不看书呢！老爷看专业书籍和游记。我先生是非常有文化的人，他还喜欢诗歌。但是那些书商以礼貌为借口寄来的众多书籍，没有任何一个从娘胎里出来的人可以读完，也许整个一生都不够。但是他们从不寄回去，他们认为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文学需要赞助。此外他们总是紧张和担忧，他们刚刚购买的美妙的小说是否完整，上帝知道，也许世界上某个地方还有另外一本比上个星期从柏林寄来的这本更完整……他们非常担心进入他们家庭的某种书籍、物品、工具只是一个零散单一的、毫无价值的样品，不是完整的一系列。

在我们那里他们要所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完美的，在厨房里，在客厅里，在不同的储藏间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完美的，只有他们的人生不是。

他们缺了什么？宁静。你看，他们没有一分钟的宁静时刻，但是他们依据精确的时刻表生活着，非常安静地生活，在那个家里，在他们的生活里，从来不曾大声说出一个字，从来没有令人惊讶的转折。他们计算一切，预料每件事，经济危机，白喉，天气，人生的每个转折，甚至还有死亡，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平静。或许某一天他们下定决心不再如此生活的话，他们会找到平和……但他们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种勇气。看起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某人就那样没有任何准备地投身生活，没有准确的时刻表……就那样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天接着一天，一刻接着一刻地过活……不等待也不期盼任何事情，只是单纯地存在世界上……他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他们也不能只是存在……他们知道早上隆重地起床，就像古代的国王，在所有的大臣面前漱口。他们知道用那种繁杂的仪式吃早饭，就像在这里，在罗马神父做弥撒仪式时，在一个专门的小祈祷堂里，一个老年人曾在墙上画满了各种裸体形象……我以前去过那里，在教皇的小祈祷堂里我想起了我原来的主人的早餐仪式。

但是他们就那样隆重地吃着早餐。然后生活着，创造着价值。他们从早到晚生产神奇的机器，并且能卖掉所有生产的商品，然后发明新的机器。在这期间，他们交谈聊天。晚上他们疲惫地躺下来休息，因为一整天都表现得很有价值，很有教养，守秩序、有礼貌。这真的很累！你是个艺术家，你无法理解，对于一个在清晨就知道从那一刻一直到深夜要做什么的人来说多么疲惫……你只是在你的艺术天分指引下生活，你不会事先知道，当你打鼓的时候，在演奏过程中，当节奏使你把鼓锤停留在空中，或者因为萨克斯演奏师吹到某个音，你以打鼓来回应他时，你脑海中会想起什么点子……你是个艺术家，以本能行事，但我的主人们是另一类人，他们用牙齿和指甲来保护他们创造的东西。他们不仅在工厂里进行创造，而且在早餐和午餐期间也是。他们创造了某些东西并称之为教养，当他们微笑或者吸鼻子时都非常审慎……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他们用工作和态度，全部生命创造的东西，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创造本身，而是保护……

他们同时活在多重人生里，就像同时活在父亲和儿子的人生里，就像他们不是一个可以区分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个体，而是漫长一生中的一个整齐动作。他们不是以个体来活着，而是以家庭，以市民阶层的家庭来活着……因此他们保留着照片，保存着家庭照片，就像博物馆里保存旧时代为杰出人物绘制的肖像画那样的忧心忡忡……保留着祖父和祖母的订婚照片，父母的结婚照片。一张破产的叔叔穿着旧式礼服或者戴着草帽的照片。一个不幸或者幸福的姑姑戴着有面纱的礼帽，手拿太阳伞略带微笑的照片……这就是他们，所有的人的组合，某种缓慢形成与发展的个体，一个市民家庭……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对我来说，家庭是一种需要，一种逼不得已。对他们而言则是一个任务……

他们天生如此。因为他们总是远距离地审视一切，长时间地观察，因此他们从未真正平静过，只有每时每刻活在当下的人才是真正平静的。就像无神论者不信奉上帝，所以不会对死亡感到畏惧一样……你相信吗？你在嘟囔什么？你点头说你相信？你相信多少……我只见过一个人，我确定他是不惧怕死亡的……就是那个“艺术家类别”的人，是的。是的，他不信仰上帝，因此不畏惧任何东西，不惧怕死亡，不敬畏生命。信徒们非常恐惧死亡，因此紧紧抓住宗教的承诺，他们相信，在死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生和最后的审判……那个“艺术家类别”的人永不害怕，他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不可能如此残忍地给予人类永恒的生命……你看，所有这些人都是这样癫狂，这些另类的艺术家……不过中产阶级惧怕死亡，就像他们惧怕生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信仰宗教、节俭又守德……因为他们有所敬畏。

我从你眼里看出不解。或许他们带着头脑来到世界，因为他们是有修养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带着心脏和分泌腺，因为他们的内心和分泌腺永远焦躁不安。他们担心所有那些账目、计划、秩序一文不值，某一天一切都会完结……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完结？家庭？工厂？财产吗？……不，那些人知道他们所畏惧的东西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害怕某一天会疲惫，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维持为一个整体……你知道，就像前几天那个技工所说的。我们把那辆老旧的破车开去让他看看，哪儿出了毛病……你记得吗，他说车还可以开，引擎没有裂痕，但是结构中的材料已经老损了，这就像我的主人们害怕他们所拼凑的东西会磨损，再也无法构成一个整体……而那时他们的文化也就终结了。

够了，我不再对你说更多了，反正永远也说不完……你只要想一想他们在那些抽屉里和打在墙上的保险柜里，可能隐藏多少秘密，他们在那里保存证件、股票、首饰……你耸了耸肩？我唯一的爱人，这些人并不是我们这些穷人所能想象的。有钱人是非常奇怪的。可能在他们的灵魂中也有这样的秘密夹层，在那里他们保存着某些东西……我想偷走这个看不见的秘密夹层的保险箱的钥匙，让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富人即使被剥夺了一切，他们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富人。在封锁结束之后，我看到从地窖里爬出来的富人，开始是基督徒，紧接着是犹太人，他们能够带着完整的皮囊存活下来，但是却被彻底剥脱了财富，再也不可能更彻底地失去一切……这些基督徒和犹太富人惨遭掠夺，家园被炸弹摧毁，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一切破坏了他们的生意……空气中已能嗅出某些共产主义者正跃跃欲试……而同样是那些被掠夺的富人们在封锁之后，仍然或者仅仅在两年之内重新住进别墅里，太太们披着灰狐皮大衣正襟危坐在盖尔贝奥德甜点店内的扶手椅里……他们如何能够做到？我不知道，但是我能肯定，他们就像战时和战前一样生活，用同样讲究的方式就餐和打扮。当第一班火车出发前往国外时，他们会从佩斯城的苏联指挥部那里获得旅行许可……甚至还抱怨，这列带着他们前往苏黎世或者巴黎的购物之旅的列车上，他们没有买到其他的卧铺票，只有上铺……你明白吗？看起来富有是某种状态，就像健康或者患病一样。一个人富有，那么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将永远富有，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是，那么即使他赚很多钱也没有用，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富人。看起来，必须相信有的人是真正的富人，就像圣人或者革命者相信自己与众不同一样……要毫无罪恶感地做个富人，否则一切将乾坤大变……伪装的富人，当他们吃着牛排，喝着香槟酒时，转动着眼睛想着的是穷人，最后他们自己也会掉到穷人堆中，因为他们不诚实，只是个懦弱的、奸诈的伪君子……必须要认真地做个富人。可以做些慈善，但是这些也仅仅像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无关紧要。你听我说，亲爱的，我希望，假若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你某一天遇见其他人，她存有比我更多的首饰，你不会感伤……你别生气，我只是说出我所想的话。把你那艺术家的手掌给我，我要它紧贴我的胸口。你感觉到了吗？……它为你，为穷人而跳动。你看看。

我是个聪明的姑娘，很快学会了富人所有的奥秘。我在他们那里当了很长时间女佣，也学会了很多秘密，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离开他们，因为我厌倦了等待。我在等什么？……我等待的是我先生为我戒斋。你为什么用那种方式看着我？……我苦苦等待，用尽所有的手段和力量。

你看看他的照片，好好看看。我一直保留着那张照片，因为是我用钱从摄影师那里买来的，那时我还是他们家的女佣，他和第一任妻子生活在一起。

我把你头下的枕头摆正一下。你舒服地躺着吧，伸个懒腰。当你跟我在一起时，你就要一直休息着，我最可爱的宝贝。我要让你感到跟我在一起很舒服。你在酒吧，乐队里工作太累了，在我这里，在我的床上，你不用做其他事，只要爱我，然后好好休息就够了。

我是否对我的丈夫也说过同样的话？……没有，我的心肝。当他躺在我床上时，我不想让他感觉舒服，这正是问题所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忍受他和我在一起感觉舒服。当然，那个可怜的人为我真的付出了一切，他为我做出了全部牺牲，与他的家庭、他的圈子、他的习惯割裂开来。他逃到我这里来，就像一个破产的绅士流落到海外，逃到一个奇异国家寻求帮助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永远无法与他和解，因为我这里不是他的家……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状态永远就如同，一天有一个人流浪到一个迷人又充满香料芬芳的热带国度巴西，在那里娶了当地女子为妻，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他总是奇怪，怎么到达了那里？他和当地女子在一起，在亲密的时候想着其他的事情。想着家乡？也许吧。这点让我很紧张。因此我不希望他和我在一起时，真正感觉到舒服，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床上。

他到底在想什么？哪里是他的家园？……他的第一任妻子？……我不这样认为。你知道吗，他所想的家乡，真正的家园，地图上并不存在，而且其中包含一切，不仅仅是那些美好的东西，还有那些截然相反的或者令人讨厌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正在学习这一课，因为我们也不再拥有祖国，不是吗？你不要指望我们会重新拥有它。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回到故土，回去探望家乡，或者以其他的原因回家……可以再次回到从前的地方，有人会感伤不已，有的人还会心脏病发作，另外一些人则到处炫耀，挥舞着外国护照或者拿出旅行支票付账……但是在国外期间所思念的故土已不复存在。你还会梦见佐拉吗？我有时还能梦回尼尔塞格，但总是在头痛中惊醒。看起来，家乡不仅仅是乡下、城市、房屋、人们而已，还是一种感觉。什么？……是否存在永远的感情？不，亲爱的，我不认为。你知道，我崇拜你，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欺骗了我或者想逃走，我将不再爱你……这不可能，对不对？总之，假如这样结束的话，你不要以为，如果我们某一天再次遇见的话，我会得心绞痛。我们可以亲切地聊天……但是已经结束的事情我们不会再次提及，因为已经消失、变成蒸汽了。你不必感伤。一个人一生中只会有一个家园，就像真爱一样。一切都会过去，就像真爱一样，而这样就是最好的，否则我们将无法继续活下去。

第一个女人，我丈夫的妻子……是一个优雅的女人。非常漂亮，知书达理。至少我很羡慕这种规矩得体。看起来，那是一种学不来的东西，也不是金钱能买得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也许这些另一类人，这些有钱人虔诚学习的东西，事实上不是别的，就是纪律。甚至连他们的血细胞都是有纪律的，连腺体也是。我痛恨他们的这种能力，我先生也知道这点。第一任妻子很有教养，有纪律，因此有一天我丈夫从她的身旁逃离，因为他已经对纪律感到疲劳。对他而言，我不仅是个女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测验和尝试，一个冒险，就像美洲狮和猎人，就像某人因贪污而感到有罪，或者在正经的人家里，突然往地毯上吐口痰。鬼才理解这些人。我给你拿一杯白兰地吧，三星级的，好吗？……因为说话太多，我感到口渴。

喝吧，我的生命。是的，我喝的时候把我的嘴唇放到你嘴唇碰触过的地方……你拥有多么令人惊讶、温柔、神奇的想法！你说出来的时候，我几乎快哭了。你怎么想到这些的，我难以琢磨……我不想说这是个全新的念头，可能其他恋爱中的人也能想到……但是对我来说，仍然是件伟大的礼物。

像这样，我在你之后喝。你知道，我的丈夫从来没有送过我这样温柔的礼物。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同一个杯子，而且不曾直视彼此的眼睛，就像我们这一刻所做的这样……如果他想让我开心，他宁可买一枚新的戒指给我……是的， 就是那枚漂亮的绿松石戒指，上次你满怀兴致地看了又看，那个也是他送我的。他就是这样俗气……你说什么，我的心肝？……好吧，过后我把它也交给你，让你那个卓越的估价人估算一下这枚戒指的价值。所有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依你而定。

你想听我再说那些富人的事吗？关于他们是无法说尽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几年里，就像一个梦游者。我感到惊恐万分又神经紧张，我从来不知道，当我对他们说话时我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当我默不作声时，我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他们从来没有责备过我，怎么可能责备我呢？他们宁可教导我，优雅地、带着宽容和谨慎，就好像一个意大利歌手在街上教小猴子跳上他的肩膀，并且扭腰。但是有时他们也像在教残疾人，一个无法走路，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无法实现的人……因为当我刚到他家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是个残疾人。我完全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不知道如何走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连打招呼、说话，甚至吃饭都不会！……对于如何吃饭，我甚至连概念都没有！我想那时候我甚至连保持沉默都不会，无论什么结局，总之很糟糕。我只是一言不发，像条烤鱼，但是之后我逐渐学会了他们交给我的所有功课……我很努力，快速地有样学样。最后他们也感到惊讶，我如此快速地学会了这么多东西……对此他们瞠目结舌。我并没有炫耀自己，但是我相信，当有一天我开始让他们注意到我学到的东西时，他们简直目瞪口呆。

比如说，有一次在陵墓那里发生的事情。哦，陵墓！你知道吗？在他们家帮佣的时候，我发现所有人都偷他们东西。厨娘在采购金上做手脚，男仆让供应商把葡萄酒、白酒和精美雪茄的价格写高，司机偷汽油然后卖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连主人自己也很清楚，几乎成为家庭秩序的一部分。我不偷盗，因为我只是个单纯的全职女佣，我没什么好偷的……但是后来，当我成为女主人，我想起在地下室和厨房里看到的把戏，而陵墓事件是一个太大的诱惑，我无法抗拒。

因为有一天我的丈夫……那位真正的丈夫，那个绅士……突然醒悟，他的人生缺少某些东西，在布达的陵园没有一个真正的墓室。他的父母，老先生和老妇人，还是老派的死者做法，他们的尸体在一块简单、破旧的大理石墓碑下面朽烂，没有墓室。当我的先生发现这个疏忽时，开始变得阴沉忧郁，之后我们开始四处奔波，来弥补这个严重错误。他委托我和设计师以及工头讨论如何为死者建一座完美的墓室。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不止一辆汽车，在泽拜盖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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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避暑别墅，在施瓦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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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套冬天住的公寓，当然在玫瑰山丘上我们也有房子，在多瑙河以西，临近巴拉顿湖地区我们有一座城堡，是我先生通过做贸易获得的。在房屋的需求上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

可是我们连一座家族墓穴都没有。我们要尽快弥补这个令人尴尬的疏忽。当然不能把工作委托给一个普通的建筑师。我丈夫进行了深入调查，谁是城里最好的墓室设计师……我们让人从英国和意大利寄来很多设计方案，印刷在铜版纸上的散发着光芒的书籍……没有人相信关于墓室竟然有这么丰富的专业资料……因为人只是两腿一伸就死去，每个人都不过如此……然后挖坑掩埋，就这样结束。但是老爷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他们的死亡自然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我们挑选出一个模本。我们将建造一个美妙的，带着穹顶，内部宽敞通风、干燥的家族墓穴。当我第一次从内部看到这个精美的墓室时，我暗自流泪，因为我一下子想起在尼尔塞格我们居住的沙子里的深坑。是的，这个墓穴比我们的深坑还要宽敞。为谨慎起见，他们在内部估算了六个人的空间，两个老的，我先生和另外三个人，我不知道，还有谁？……也许是给某个客人，如果正好有人拜访，然后要在这里安葬，这样不会造成拥挤。我看了三个多余的位置，我对我的先生说，我宁可让狗埋在这里，也永远不愿意躺在他们的墓室里……真希望你看到我这么说的时候他笑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为每件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当然在墓室中也有照明，有两种灯光，蓝色和白色。当所有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们请来一位神父，让他为这个私人享受的场所举行落成仪式。那里拥有一切，我的天使……入口上方是金色字母的碑文。墓室正面，在谨慎制作的微型小窗户上，可以看到家族贵族徽章……就跟他们在内裤上也绣上贵族头冠一样……之后，在陵墓前辟出一块空地，种植了很多花卉，接着是柱廊入口，前厅为访客准备了大理石板凳，没准他们在临死之前突然产生兴趣来这里休息一下。必须要穿过院子和雕有装饰性花纹的铁门才能到达两位老人的安息之地。那是一个真正的墓室，就像不是为了三五十年而准备，到了那种年份，连最高贵的死人都会被从公墓中移出。他们是为了永恒的时间而准备，当最后审判的号角唤醒了那些贵族和老爷的尸体，他们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和晨袍从棺木中起床。我从墓室的工作中赚了八千潘戈，建筑师不肯做出更多的让步。我在银行里有一个活期账号，我愚蠢地把这笔额外的微薄收入存入这个账号，一天我丈夫偶然发现邮局的通知，上面写着我的这笔小钱额外得到多少利息……他没有说任何话，怎么会说什么呢，你为什么这样想？……但是能看出来，他很不好受。他觉得作为家庭的一分子不应该从父母的墓室里赚取任何钱财……你明白吗？我事到如今也想不通。我只能说，你看，这些富人们是多么怪异。

我还要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我习惯了一切，忍受了一切，一身不吭，但是他们有一个习惯我无法忍受。即使现在，当我想起时，也要使劲吞咽，因为我恶心得想吐。我无法忍受，真的！……过去几年，我渡过了一道道难关，但功课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我已经忍受了一切，对一切都感到心平气和了。你看，最后也许连对衰老我也逆来顺受，默不作声，但是他们那个习惯让我无法忍受，就那一个……如果我想起来，我仍然由于无能为力愤怒得涨红脸，就像火鸡一样。

你说床笫之事吗？是的，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件事情与床有关，但是其他层面上的问题。是关于他们的睡衣和睡袍。

我看出来你不明白。事实上也很难讲清楚，因为你看，我羡慕那座房子里的一切，我注视着并惊叹于每一件东西，就像看到动物园里的长颈鹿一样……彩色的卫生纸，瑞士的足部保健品，全部的一切。我知道他们这样特殊的人是不会过那种世俗又平凡如普通大众般循规蹈矩的生活的。他们的一切必须以另外的方式来做，布置餐桌，整理床铺，和普通的大众完全不同。当然，为他们烹制的餐食也完全不同，也许他们的肠胃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就像袋鼠一样……我不知如何准确地对你说明白到底是怎么不一样的肠胃系统……但是他们与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一样，拥有另外一种消化系统。不是自然而然的，依照某种规则和方法，他们服用特别的泻药，神秘的灌肠剂……同样是那么神秘莫测。

对于这些我只能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有时甚至浑身泛起鸡皮疙瘩。文化，看起来，不只是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在这些人的浴室里，在为他们准备食物的时候也可以体现。这些人甚至在封锁期间，在地窖里，也过着和其他人不同的生活，你想想？……当人们只能吃红豆和豌豆时，他们仍能打开外国罐头盒子，品尝斯特拉斯堡鹅肝。在地窖里度过的三周里，我见过一个女人，一位前部长的夫人，她的先生在俄国人来之前逃到西方去了，而妻子则留在了这里，因为在这里有她的某个人……不管你是否相信，这个女人即使在轰炸期间的地窖里，仍然在减肥。她很注意自己的身材，在酒精炉上用意大利橄榄油为自己烹饪某种美味的颠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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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害怕油腻的豆子和所有的筋肉。这个女人竟然害怕这些当时人们在死亡恐惧和心灵恐慌中狼吞虎咽地咀嚼的食物会让她发胖！……每当我想起这个女人，我总是想，文化是多么奇怪的东西。

在罗马，随处可见精妙绝伦的雕塑、绘画、珍贵的挂毯，就像在我们家，在旧货店里，你会发现很多旧世界无用的东西但是，罗马的这些美丽的事物也可能只是文化的面孔之一，也是一种文化。某个人让厨师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厨房里为他准备食物，用黄油或者植物油，遵照医生为他们特制的复杂菜单——仿佛他们不是用牙齿和胃来获取营养，而是需要特别的汤供给肝脏，另类的肉补给心脏，特别质量的沙拉输给胆囊，特别的葡萄干甜面包传给胰脏。用餐之后，他们带着神秘的消化系统，陷入自己的空寂之中，孤独地消化……是的，这也是一种文化！我完全理解这些，甚至打心眼里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并为此感到惊奇，但是只有他们穿睡衣、睡袍的习惯我永远无法理解。我做不到心平气和。上帝应该责罚那个发明了它的人！……

你别激动，我现在告诉你。睡衣必须要这样准备好放到铺好的床上：从后面折叠睡衣的底部，两个袖子张开平放……你明白吗？……睡衣或者睡袍的这种形状就像阿拉伯人，一个东方的朝圣者，面朝大地祈祷着，两条手臂在沙地上伸展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我不知道。可能因为这样比较方便穿衣，可以节省一个动作，因为只要从后边钻进来就可以了，这样一下子就穿好了睡觉的装束，在他们准备进入休息状态时，不需要一个多余的动作劳累他们。可是对我来说，这个过分的准备让我气得发疯。我无法忍受这个怪癖。我在为他们整理床铺时，双手由于激动和反抗一直在颤抖。我按照男仆教的方式折叠和放置睡衣、睡袍。但是为了什么？……

你看他们多么奇怪，即使不是天生富有的人也很奇怪。每个人在某个时间会勃然大怒并且变得固执。连穷人也一样，他们长时间忍受一切，顺从于所有的安排，满怀热忱承受命运赐予他的世界……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降临，就是每当晚上，我为他们整理床铺，把睡衣准备成指定形状时。我知道，当人们有一天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业已形成的局面时，这一时刻就会来临……个人和民族都一样……有些人开始尖叫，他受够了，必须要改变，而对于民族来说，人们会走上街头，开始砸毁、破坏一切……不过那时所有人都变成了小丑。革命，你知道，真正的革命，此前已经发生，悄无声息地，在人们内心。不要用那种愚蠢的眼光看着我，我的爱人。

可能我说的都是疯话，但是无须一味地在人们的言行中寻求意义。你认为，我现在和你躺在这张床上有意义并且符合逻辑吗？你不懂吗，我的心肝？……没关系。你只要听我说话和爱我就好了。在我们之间，这就符合逻辑，即使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有关睡衣的故事。我痛恨他们这个习惯。但是后来我顺从了。没有办法，他们更有力量。对于这些优等生灵，你可以仇恨他们，可以崇拜他们，但是你不能否定他们。我有一段时间是崇拜他们的。随后，我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他们之中，之后开始痛恨他们。我是如此痛恨他们，以至于我也站到他们的队伍中，成为有钱人，我穿他们的衣服，睡在他们睡觉的床上，我也开始注意身材，而且最后我也要在睡前服用泻药，完全像富人所做的那样。我不是因为他们是富人而我是穷人而憎恨他们……你不要误解。我希望有人能最终理解包含在贫富中的真相。

现在人们在报纸和人民会议上对此说得很多，写得很多。是的，甚至在电影院里也是，上次我去时，新闻片也在谈论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了……可能部分或者整体意义上而言，他们过得并不如意，因此持续谈论这个话题，富人和穷人，俄罗斯人和美国人。但是我对此并不熟悉。他们还说，最终将会爆发大革命，俄罗斯人和那些穷人将最终获胜。但是今天午夜，在酒吧里，有一位优雅的先生……我想可能是南美人，人们悄悄说，连他的假牙里都藏着海洛因，他就这样售卖毒品……他说，不会这样的，美国人会最终获胜，因为他们更有钱。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连萨克斯风乐手都这样说，最终美国人会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埋上原子弹，然后大洋彼岸的现任总统，那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家伙，手拿火柴，蹲下身来，悄悄靠近大坑，点燃原子弹的导火线，然后一切灰飞烟灭。这个初听起来，似乎是天大的蠢话，但是如今对于此类疯话我已经不再感到可笑了。我见过很多事情，在不久之前，感觉好像是荒唐的，然后突然之间一日之内变为现实。是的，通常我看到的是，人们认为越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荒谬愚蠢之事，越会确定地得以实现。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那个地方，在佩斯，战争结束时人们之间流传的话……比如有一天德国大炮布满布达一侧的多瑙河畔……他们在桥前面挖洞来安置大炮，他们凿开柏油路，在沿着布满美丽栗子树的布达的多瑙河畔修建机关枪防卫工事。人们用酸涩的眼神看着这一切，但是也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说，布达佩斯不会被包围，因为这些可怕的武器……桥前面的大炮，桥上堆着的弹药箱……这些只是骗人的诱饵而已……一种迷惑俄罗斯人的缓兵之计，其实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想要打仗……人们都这样说。然而那一堆大炮并没有骗人，迷惑也未获成功。有一天俄罗斯人来到多瑙河边，一下子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大炮也不顶用。我不知道事情是否会像南美人所说的那样发生，但是我担心，最终真的会变成那样，因为他所说的乍一听起来是那样的荒谬。

那位优雅的先生的话也让人想起，最终美国人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他们很富有。这点我了解，清楚有钱人会怎么做。凭我的经验，我知道要特别提防有钱人，因为他们狡猾得可怕。他们有一种力量……天知道，那是什么力量？但能够肯定的唯一一点是他们诡计多端，和他们相处并不简单。从我给你讲述的关于睡衣的那些事就可以看出来了。一个我必须按照其指定的方式来为他准备睡衣的人，不可能是普通大众的。这样的人完全知道他想要什么，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非常清楚，当穷人在路上偶遇富人时，正确的做法是画十字。喋喋不休讲述这个我永不厌倦，我一直所说的是真正的富人，而不是那些单纯拥有很多钱的人。那些人没有这么危险。他们酷爱炫耀钱财，就像小孩子在吹肥皂泡一样。他们最终的命运也是如此，金钱就像肥皂泡一样从他们手中消失。

我的丈夫是个真正的富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忧心忡忡。

再喝一杯吧，就喝指头那么一丁点儿。不，算了，我的心肝，这次我不在你之后喝。美妙的想法不要重复，因为这样会丧失效果，失去它的魔力。别生气。

别催我，我只能按顺序讲述一切。

他敏感易伤，是的，永远感到被冒犯。这一点，我永远无法理解，因为我来自穷人家庭。真正的穷人和富有的老爷之间就像有一种巨大的密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受到伤害。我的父亲是尼尔塞格赤脚住地坑的人，但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被冒犯，就像拉科茨·费伦茨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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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我的丈夫对于自己拥有很多金钱感到羞愧，怎么可能拿它炫耀呢？他宁愿用服装来隐藏自己，让人看不出他是富人。他的风度那么优雅，那么平和，又极度彬彬有礼，总之，让人无法用言语、态度、行为来伤害他，因为每一种外部的伤害就像从荷叶上滚落的水滴一样，在他的优雅下都消失无踪。不，只有他自己才能伤害到他，但是这种倾向逐渐占据他的心灵，就像一种邪恶、病态的激情。

后来，我丈夫开始怀疑他可能有某种疾病时，他就像一个重症病人，病急乱投医。某一天他不再信任著名的医生和学者，便求助于收集草药的农妇，因为也许她能帮上忙……就这样，有一天，他来到了我的身边，抛弃他的妻子和他原来的人生。他相信，对他来说，我就是那个收集草药的农妇，但是我根本不会给他煎制任何一种救命草药……

请把那张照片递给我，让我再看一看他。是的，他就是这样的。

我和你说过吗，这张照片我在脖子上戴了很长时间，在一个护身符里，连着紫色缎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我花钱买的。在我还当女佣的时候，用我的薪水买的，因此我一直很珍惜它。我丈夫从来不理解，这代表什么，对于我这类人，掏钱去买并非极端需要的东西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我想说的是，即使只是他薪水中的几个潘戈或者小费而已，但这是真正的钱。后来，我挥霍我丈夫的钱，成千上万地散尽，就像我当女佣时用羽毛掸子扫去灰尘一样。那对我来说不是钱，但是买这张照片时，我的心跳很快，因为我很贫穷，如果我没有把钱花到最需要的事情上，我感到罪过。这张照片那时对我来说是件充满罪恶的奢侈品……但是我仍然这样做了，我偷偷来到那位著名的摄影师那里，他的摩登照相馆位于市中心，我支付了照片价值的钱数，没有讨价还价。摄影师笑了，他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我的。这是我唯一一次为那人所做的牺牲。

他身材很好，比我高五公分。他的体重从没变化过。他就像控制言行举止一样控制他的身体。冬天的时候会胖两公斤，但是到五月时已经减掉了，而且会一直保持到圣诞节。你不要认为他在减肥，与此根本毫无关系。他对待他的身体，就像对待雇员一样，由他来支配一切。

他也这样控制他的眼睛和嘴巴，在需要的时候，眼睛、嘴巴会单独微笑，只是这两个器官从不一起笑……比如，我的唯一，你笑的时候，那么自由和甜蜜，眼睛和嘴巴都在笑，昨天你把戒指卖了好价钱，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就是这样笑的！……

是的，他没有这种能力。我曾经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他的妻子，之前是他的女佣，也就是说我和他之间自然有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从未看到他真正捧腹大笑过。

他尽量克制地微笑。我在伦敦时认识一个希腊人，他是一个圆滑世故的家伙，后来教了我很多东西……别追问我他都教了我些什么，我无法说清所有的细节，因为那可能会一直说到明天天亮……是的，这个希腊人说，当我们身处英国人之中时，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笑，因为那是粗俗的。但我还是喜欢微笑。我连这个也跟你说，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所有在生活中对你有用的东西。

我丈夫会很美妙地微笑。有时候，我出于嫉妒，为了想知道他怎么能够做到以这样的方式微笑，几乎想要毒死他。仿佛他在什么地方学过这门课程似的，在某所专门教富人们如何生活的神秘大学里……微笑是他们的课程之一。比如，当别人欺骗他时，他也保持微笑。有时我也拿他做实验。我也骗过他，而且很小心地观察他……我在床上欺骗他，并在那里观察他。有一些危险的时刻。永远也无法知道当一个人在床上被骗的时候，他如何反应……

那时候，这种冒险让我紧张得要死。假如有一天他从厨房抄起一把刀，把它扎进我的肚子里，就像宰猪一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这当然只是场梦，或者称之为“空想”。这个词是我从一个医生那里学到的，有一段时间我常去他那里，纯粹出于效颦和赶时髦，因为我已经是有钱人了，可以允许自己有些心理问题。医生一小时的诊费是五十潘戈，我付了这笔钱，便有权利躺在诊所的长沙发上，向他描述我的梦境，以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卑劣行径。女人躺在沙发上说出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总是其他人来付钱。但我是自己付钱，我也学会诸如抑制和空想这类词。哦，我学过很多东西。生活在这些有钱人中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微笑。可能学会这个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天赋，也许是从你祖父那一代就已经会这样微笑了。我痛恨这一点，就像反感睡衣那种令人生厌的形式主义一样……讨厌他们微笑。因为当我在床上欺骗我丈夫时……我假装和他在一起感觉很美好，但这不是真的……他肯定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拿出匕首刺向我，而是对我微笑。他坐在法式大床上，头发凌乱，像运动员一样充满肌肉，带着微微的甘草香味，用无力又固执的眼神看着我，微笑着。那时我只想哭。我感到悲伤、愤怒而又无能为力。有一点能够肯定，后来当他看到被炸毁的家园，或者他被赶出工厂并被剥夺财富时，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微笑来着。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恶行之一，一种另类的恶行，绅士的微笑。这是富人真正的罪过，并且无法得到宽恕……因为我理解，当一个人受到侵犯时，他可以动手打人或者杀人，但是如果他微笑或者保持沉默，那么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有时觉得，对此类罪过施以任何刑罚都不为过。任何一种我这样一个从土坑里爬出来并且恰巧出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女人可以发明用来对抗他的事，都不够。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处置他的财富、领地等一切对他来说重要的东西，都对这微笑无能为力……必须剥夺他脸上的笑容。那些著名的革命家做不到吗？……因为股票、宝石都会以某种方式重新出现在他们手上，即使在他们丧失了一切之后。即使这些真正的富人变得身无分文，他们还是拥有某种神秘的财富，任何人类的暴力都无法从他们身上夺走……是的，一个真正的富人，拥有五万霍尔特土地或者一家有两千名工人的工厂，当他丧失一切……但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仍会比像我这类人更有钱。

他们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你看，我曾经历过一个那样的时代，国内的有钱人的命运已经变得很糟糕了。所有的状况都不利于他们，每个人都发誓对抗他们。根据精心制作的周密计划，他们被逐步剥夺了一切……有形的资产……然后用狡诈的手段，抢走那些无形的资产。尽管如此，这些人最终仍然过得很富足。

我目瞪口呆地观察一切，张大嘴巴，但是并不愤慨。我没有嘲讽他们，怎么会呢！现在我不是想对你吟唱关于金钱与富贵和贫穷的咏叹调。你不要误会。我知道，如果我在清晨就开始叫嚷，我们痛恨富人，因为他们有钱又有权，那会听起来很好听。我恨他们，但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准确地说，我害怕他们，但是那种怀着敬畏之心的恐惧，就像盲人害怕闪电和雷声一样。我生他们的气……就像古代的人类对上帝的气恼一样。你知道，那些小个子、大肚子、具有人的模样的神，多嘴多舌、放浪形骸，每个都是调皮鬼。他们进入人类每一天的秩序之中，钻到他们的床上，侵入女人的生命中，拿面包蘸平底锅里的沙司吃，表现得完全就像个人类，但是他们仍然不是人类，他们是神，是普通的、能够帮助我们的、拥有人的躯体的神。

是的，当我想起富人时，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金钱、宫殿、宝石而痛恨他们。我不是一个造反的无产者，也不是带着阶级意识的工人，根本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来自更底层，所以比起蛊惑人心的那些说法，我更清楚其他的东西。我知道，在所有这一切的最底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曾也不会存在公正。一种不公正消失，会有其他的不公正取而代之。我是个女人，长得很美，即使身处最底层，也总是期盼被阳光照耀……告诉我，这是罪过吗？可能那些以此为生的革命家……他们承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结果事与愿违，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反而更加糟糕，那么他们就采取行动，让事情以另外一种方式变得恶劣……可能他们会因此取笑我。但我想真诚地和你说这些。我愿意给予你一切我所保留的东西，不仅仅是首饰……因为我承认，我之所以恨富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仅仅从他们那里拿走了金钱。而其他的东西，比如富有的秘密和意义，拥有像财富一样的另外一种可怕的魔力……这些东西他们并没有给我。他们隐藏得很好，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革命家能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隐藏得比在国外银行保险柜里存放的宝物和埋在花园泥土下面的黄金还好。

他们没有给予我这种能力，就是每当交谈正好到了紧张或者痛苦的时刻，他们能够突然毫无过渡地转向别的话题……那时我由于某种激烈的情绪而心跳加速，或因陷入爱河，或因他们对我不好而生气……因为我看到了不公正，因为某人受到了伤害，我想愤怒地吼叫……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始终镇定自若，面带微笑。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一切。某种程度上，言语似乎永远也无法真正地表达任何事情，任何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就像出生或者死亡一样，那可能是连真正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的事情。也许音乐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或者当一个人渴望另一个人，他可以触摸她，就这样……你别动。我的另一个朋友不是毫无理由地在字典里从头至尾埋头苦寻？他要找一个词，但是没有找到。

即使我也说不出来准确的字眼，你也不必惊讶。我只是想和你说说……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话语又在哪里呢？

把照片再递给我看看。是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封锁之后……也是这个样子。他仅仅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就像一件优质的物品在使用中的改变……变得更为光滑、细腻，磨得更为亮泽，就像一个很好的剃刀刀片或者琥珀烟嘴一样。

谁知道呢……或许聪明些的办法是，我该下定决心，努力来讲述这件事。你知道，回头我从结尾开始讲起。也许这样你能够理解……即使我不讲故事的开头。

他的症结是他来自市民阶层。何谓市民阶层，哪些人是市民阶层？……红色人士把他们描绘成那种令人讨厌的、大腹便便的家伙，整日注视着股市行情，同时压迫工人阶级。没进入他们中间之前，我也是这样想象的，但是之后我明白，这所有的与市民阶层以及阶级斗争有关的鬼把戏是另一副模样，并不像他们对我们这些无产者所描绘的那样。

这个人有种固执的观念，他相信，市民阶层仍然扮演着支撑世界的角色……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模仿以前很有权力的那些人，而那时市民还不拥有权力……他相信，像他这样的市民最后能够打造某种世界秩序……有钱人不会像以前那样尊贵，而穷人也会像过去那样如乞丐般一无所有……他相信，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如果他，作为一个市民阶层，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么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会成为市民阶层，其中一部分人向下走，一部分人向上走。有一天他发声了。他说，他想娶我为妻，娶一个女佣。

我没有完全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在那一刻我非常痛恨他，以至于想向他吐口水。那是圣诞节时，我正在壁炉前准备点燃木材。我感觉，这是我所遭受的最大的伤害。他想娶我，就像购买一条品种稀有的狗……这是那一刻我的感受。我对他说，请他离我远点，我甚至不想看到他。

实际上那时他并没有娶我，此后，随着时间的飞逝，他结婚了，娶了那个优雅的女人为妻，还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孩子夭折了。老爷也死了，对此我深感难过。老爷死后，家里变得就像一个博物馆，只有感兴趣的人才来参观。假如某一天，周日上午学校的孩子们来别墅前按响门铃，来做一场教学参观，我将不会感到惊讶……我的丈夫那时已经和他的妻子单独生活。他们经常去旅行……我和老夫人在一起。她可不是个愚蠢的老太太，我怕她，但是我也喜欢她。她内心储备着过去贵族太太们的知识。她知道治疗肝病或者肾病的药方，她还知道如何正确地洗浴，如何欣赏音乐……她还知道我们两个，我和她儿子之间的事情，知道她儿子默默的反叛……她知道存在于我们之间长期的斗争，她以女人才有的直觉感知一切，就像一个雷达……探测到和她有关的男人的秘密。

就这样她知道她的儿子忍受着一种无望的孤独，是因为他出生在那个世界，甚至彻头彻尾地隶属于那个世界……这个世界联结着他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梦想与警醒……她已经无法再保护他了。她不能再保护他，是因为一切正在腐朽，就像老旧的织物，无法再继续使用，就连当罩单、搌布用都不行……因为她儿子已经不再攻击了，只是防守。如果一个人不再进攻，只是防御，那么他已不再活着，只是存在着……老夫人以一种纺织女工般强烈的雌性本能发现了这种危险。她了解了这个秘密，就像得知患有某种可怕的、世代遗传的家族疾病一样，禁止谈论它，因为巨大的利益与此相连，所以不能走漏任何患病的风声……就像一个正经受遗传性羊痫风或者血友病折磨的家庭一样。

你在看什么？是的，我也是神经质，不只是老爷们。我不是因为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而变成这样的。当我在家乡的深坑里，就已染上了类似的神经质了……假如说我也曾经有过某个人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当我说出这个词，“家”或者“家庭”……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是感觉到一股气味，是土地、淤泥、老鼠、人类的味道。然后，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在我那半动物、半人类的童年上方飘动着另外一种味道，淡蓝的天空，雨后潮湿、满布蘑菇香气的森林，阳光的味道，就像用舌尖去碰触金属物品所感觉到的那股滋味……我也是个有些神经质的小孩，我为什么要否认呢？……我们也有秘密，不是只有有钱人才有秘密。

但是我想从结尾开始说起，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先生的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那将是最后一次碰面，就像我现在确实在这里，和你坐在一起，在黎明时分，在罗马的宾馆房间里一样。

你等一下，不要再喝了，还是喝一杯黑咖啡吧……把你的手给我，放到我胸口上。我的心在狂跳，是的，每个黎明时分就这样跳动着……不是黑咖啡，也不是香烟引起的，也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想起了最后一次看见我丈夫的那一刻。

你不要以为，是渴望使我的心跳加速。在我的这种心跳里没有任何这类电影里的情感。我已经说过，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有一段时间我爱过他……但是我之所以爱他，是因为我还没有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两者不能保持步伐一致，你明白吗？……

然后一切按照我愚蠢、陷入爱河的脑袋所设想的那样发生。老妇人死了，我去了伦敦……请把另一张照片递给我！这就是那个希腊人，我的爱人！他在伦敦苏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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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唱歌。他是个大骗子，能够美妙自如地转动他那幽暗、热情似火的眼睛。他低声私语、满口誓言，在恍惚中能够像我们今天所听的歌剧中那不勒斯的男高音那样展现他的眼白。

那时待在伦敦这座大城市中，我感到非常孤独。你知道，一切都大得那么可怕，在那个巨大的英国石头沙漠中……我的寂寞也是无边无际的。只是英国人已经学会如何与寂寞为伍，他们是行家。我去那里是为了当女佣。但是在我打工的那个家里……那时在伦敦外国用人非常受欢迎，就像古时候需要黑奴一样……有一座城市叫利物浦，据说就是在黑人的尸骨上建立起来的！……当然，关于这个我不十分确定……但是在那些大房子里我无法忍受长时间当女佣的状态，因为和国内比起来，在伦敦当女佣完全是另一门技术。可以说好多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更加糟糕。这不是份工作。使我不安的不是在那儿也必须从早忙到晚，而是我只能蹩脚地说几句他们的语言，这让我很讨厌……但是更让我困惑的是在那个大宅子里我不是一个女佣，而只是一个零件。我不是一个英国家庭内部家政管理方面的零件，而是一个从事进口生意的大工厂里的零部件……我只是他们进口的一件商品。我并没有受雇于一个英国家庭，而是到英国的德国犹太家庭里当用人……男主人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带着家人迁居到英国，他是向军人出售厚重羊毛内衣的商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犹太人，身上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特点同样显著。他剃着光头，我认为……关于这点我确切地知道，但不是不可能的……他让外科医生在他脸上切割出决斗的痕迹，因为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就像用刀面互斗的德国学生那样精神抖擞。

他们是好人，那么固执、满怀热情地扮演着英国人的角色，而真正的英国人已经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再做到这点了……我们住在市郊花园城区的一座漂亮的房子里。主人有四位，我们仆人有五个，还有一个经常上门帮忙的帮佣。我是负责开门的用人。有一个男佣和一个厨娘，就像我之前待过的那家一样。还有一个厨房帮佣和一个司机。在我看来，这些都合乎秩序，在旧时的英国大家庭中，很少有人能够维持这样阵势庞大的服务人员。很多人卖掉了家族的大房子，或者翻新，只有在很少的有钱人家庭里还按照旧时的传统来生活，保留着与身份相符的必需的服务人员数量。在厨房帮忙的女佣不会为我的工作伸出一点点援手。男佣宁可切掉自己的手也不会帮助厨娘。我们全部都是零件，滴滴答答向前运转着……你知道最令人不安的是什么吗？我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些零件，老爷和用人们，到底是在什么东西里滴答运转……是一块精准的瑞士手表，还是一枚定时炸弹？……在这种精致、平静的英国生活里有着某种躁动不安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些人也总是保持微笑……就像英国侦探小说中，凶手和被害人优雅地交谈着其中一个要杀死另一个人……而在此期间他们脸上挂着微笑。真是无聊至极。我无法忍受这种烘热的、洗涤过、干洗过的英国式无聊。当我置身于其中，在厨房或者客厅里，我从来不确定我笑得是否恰当。当然，在客厅里，当那些努力英国化的主人们相互开玩笑的时候，我只能无声地在心里笑，因为我没有笑的权利。但是在厨房里我也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笑才合适……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幽默。男佣订阅了一本幽默杂志，午饭期间，他就高声朗读那种让人无法理解的英国笑话，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蠢话。厨娘、司机、厨房帮佣和男仆哈哈大笑……同时，他们还用一只眼睛的余光狡猾地窥探着我是否笑了，我是否理解那些美妙的英国趣事。

不过更多时候，我只知道这个把戏是他们在戏耍我，他们不是因为笑话而哈哈大笑，而是在笑我。因为英国人就像有钱人一样令人难以理解。身处他们之间，必须特别小心，因为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即使正在想某些奸诈之事时也是如此。他们那么呆头呆脑地看着你，就像连数字“二”都数不到似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可不像看起来那么愚笨，反而非常精于算计，特别是想要欺骗某个人的时候。在欺骗的过程中，他们也是面露笑容，态度殷勤。

对于我，一个外国人，一个白皮肤的黑奴，毫无疑问，那些英国用人是瞧不起我的……但是与我比起来，也许他们更瞧不起我们的主人，移民到英国的富有的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但是也带着一丝同情心，也许他们可怜我，完全不懂《笨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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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妙幽默。

因为我只是以我的方式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等待着……因为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我在等待什么？等待骑士罗恩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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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天为了我逃离军队、牧师而跟我私奔？……等待一个仍然和另一个富有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知道，我的幸运时刻终将来临，只是需要等待。但是我也知道他从不会独自做出决定。一段时间后，我不得不回去，用双手抓住他的头发，把他从过去的人生中拉出来，就像从沼泽中拉出垂死挣扎者。我是这样计划的。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苏活区认识了那个希腊人。我从来不知道他到底从事什么职业。他说他是个企业家，有多得可笑的钱，还有一辆车……那种四轮的东西当时是很罕见的，不像现在。他夜晚在俱乐部里打牌。我认为，可能因为他单纯与累范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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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生意。以累范特地区人为生，在英国并不罕见。他们礼貌有加，面带微笑，在喃喃低语和频频点头的时候已经知道关于我们这些外国人的一切。然而他们保持沉默。只有当被他们称为的良好举止受到伤害时，他们才会嘟囔一下……但是永远也无法真正搞清楚所谓的良好举止到底是什么。

我的希腊人在英国人中间，总是在一条不确定的边界上游走。他们没有关押他，但是和他一起在夜总会或者高雅的饭店里时，他时常观察着旋转门的方向，就像在等待警察出现。是的，他有这样尖尖的耳朵……好吧，你把这张照片放回去吧。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我说过，我学习唱歌。他发现我的声音不错。你是对的，从他那里我也学到其他的东西。哦，你可真笨！……我已经说过了，他是累范特地区人。让我们忘记这个希腊人的话题吧。

你不要打断我。我说过，我只想向你讲述结局。什么的结局？……就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恨我的丈夫，但是同时我也崇拜他，就像个疯子。

在那一刻我已经了解这一点了，在桥上，他迎面朝我走来，在围城之后。这听起来是多么容易……现在我能讲述出来，而且你也看到，什么也没发生。你在这里，躺在罗马宾馆房间里的床上，抽着美国香烟，土耳其的铜壶里煮着香醇的咖啡，黎明来临，你侧身把胳膊肘支在枕头上，这样看着我……你美妙、闪亮的漂亮头发垂落在你的额头。你等着我向你讲述发生了什么。人生中的一切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改变。总之，围城结束之后，我走在桥上，忽然之间碰见我的丈夫……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现在，当我讲出来，我自己也感到惊讶，一个简单的句子里能够隐藏那么多东西。比如一个人说：围城之后……他就这样说出来，对不对？……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简单。你要知道，大约在二月底，多瑙河以西地区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都市和乡村被烧毁，百姓遭到屠杀。不过在佩斯和布达城市里，人们几乎还是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当然，我们过得就像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或者流浪的吉卜赛人一样。二月中旬，最后一批纳粹被从佩斯和布达赶了出去……然后，慢慢地，就像一场暴风雨，伴随逐渐消失的隆隆炮声，前线已经消失，每天只是听到从远方传来的阵阵雷声。人们开始从地窖里爬出来。

你待在和平的佐拉地区，当然会认为，我们这些待在佩斯的人都有些疯癫。从局外人的角度，你是对的，围城之后那几周、那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难免让人这样想。从外面甚至很难想象出，一个从羞辱和地狱中爬出来的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将说什么话。他们已经在恶臭中被浸泡了几周，我们从污秽肮脏、蓬头垢面、水源匮乏、男女混杂的围城日子里劫后余生。我不想和你说什么围城侦探片来使你开心。我只知道我向你描述的是留存在我记忆里的东西，有些杂乱无绪……每当我回忆这段日子时，我也总是陷入困惑之中，就像在电影院里胶卷断了时的情形，你知道……突然之间，故事变得毫无意义，观众两眼发直地盯着闪着灰色光芒的空白银幕。

房子仍然冒着浓烟，整个布达看上去像是舞台布景，王宫、老城堡区燃烧得如同一把火炬。那一天我在布达。围城那段时间，我没有在我家的地窖里度过，因为我住的房子夏天时被炸毁了。我搬到了布达的旅馆里……之后，当苏联军队包围城市的时候，我借住到一个熟人家里……那个熟人是谁？不要追问了。我后边会告诉你，但是我想按照顺序来。

那时在佩斯找个住处并不困难。每个人都在别的地方睡觉，尽可能避免留在自己家里，其实那些内心宁静的人完全可以待在家里，因为他们也没干过什么坏事……但是直觉上人们就像追赶神鹿者一样，能够嗅到，伟大的狂欢即将结束，他们要立即表现出假装害怕的样子，要躲藏起来，就如同苏联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追捕他们似的……似乎每个人都乔装打扮，整个群体开始了某种充满魔力的狂欢游戏，人们打扮成波斯占卜者、厨师的样子，似乎每个人都粘上了假胡须……人们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也还有其他方面。乍一看，仿佛整个社会都由于灌了大量的免费酒而酩酊大醉，那是纳粹在地窖里、大型旅馆和餐厅仓库里发现的战利品，然后被遗弃在那里，因为没有时间喝掉，他们要向西方逃命……正像大型空难和海难中幸存者描述的那样，他们置身于一个荒无人烟的岛屿或者白雪皑皑的山巅之上……三天、四天过去了，而储备已经耗尽。那些优雅的男士和女士开始相互观察着，思量着可以下口去咬谁，因为他们已经饥饿至极……就像在那部电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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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斯加，胡子梳得像牙刷一样的小个子演员卓别林被大个子淘金者紧跟着，因为大块头想吃掉小个子……每当人们看到一件物品，或者说起这里、那里还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时，他们的眼中显露出某种疯狂的东西。因为他们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吃人，也要在不幸中存活下来……他们要找到所有能够发现使其活下来的东西。

围城之后，我看清了某些现实，就像用小刀割去眼中的白内障一样，我一瞬间无法呼吸，因为我看到的那些景象非常有趣。

城堡还在燃烧，我们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女人们穿得像老太婆，披着破布，满脸煤灰，她们相信这样就能免于被苏联人强暴。死亡的味道，地窖里尸体的臭味渐渐从我们的衣服上和身体上散去。在人行道的边上，远近随处可见被弃置的粗大炸弹。我走在宽敞的街道上，走在尸体、瓦砾堆、废弃坦克、带着破损机翼的“老鼠”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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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架之间。我穿过克里斯蒂娜区去维尔麦佐公园方向。我有些恍惚蹒跚，由于周遭的空气，由于冬末阳光的照耀，还由于我意识到还活着……但是我已经打起精神，慢腾腾地拖着步子向前，就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因为他们已经飞快地在多瑙河上临时搭起一座桥。那个凸起的、草率搭建的东西就像单峰骆驼的背脊。苏联军队警察强行招募工人，让他们在架桥兵的指挥下两周内建好了大桥。就这样，又能从布达去佩斯了。我也跑得气喘吁吁，竭尽所能地赶路，因为我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尽早过桥到佩斯去，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忍受什么？再次见到老宅？当然不是。现在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

桥可以通行的第一个早晨，我冲到佩斯，因为我想去市中心旧杂货店买洗甲水。

你为什么呆望着我，就像看着一个疯子？……事情就像我向你描述的一样。布达还在燃烧，佩斯上空的烟幕退去，房子显露出来。但是在那两个星期，我们待在一个公寓的地下室里腐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那里我周遭的人挨着饿，大声叫嚷着，一个老人因受到惊吓而死去……我们都肮脏极了，因为没有水……这两周里没有什么比我忘记把洗甲水带到避难所更让我难受的。当最后一声警报响起而开始了围城，我进入地下室，指甲上涂着胭脂红色的蔻丹。之后我就留在那里，带着殷红的指甲度过两个星期，直到布达沦陷。我的红指甲也由于污秽不堪变成了黑色。

因为你知道，那时我也在指甲上涂红色的甲油，就像摩登淑女一样。男人是无法理解这点的……但是在围城期间，我紧张得要死，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冲到佩斯的那家古老的杂货店，在那里可以买到上等的洗甲水，就像战前和平时期一样。

我每次支付五十潘戈给心理医生，这样我可以一周三次躺在他诊所的长沙发上，然后讲述肮脏下流的东西，因为有钱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都要遵守……他似乎很明确地向我解释，我想要从指甲上除去的不只是肮脏的甲油，而是另一种污秽，即围城前我生活中的肮脏……但这也未必尽然。我只知道，我的指甲不再是红色，而是黑色了，我要从中解脱出来。因此在第一天，一有可能，我马上就奔过桥去。

我走到街上，走在曾经住过的家园里，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熟人。他是个水管修理工，出生在这个区，是个正派的老人。就像那时的很多人一样，这个人也留起了灰色须髯，把自己扮成老年神父的模样，希望这样苏联人不会强迫他工作，或者放逐到更远的叶卡捷琳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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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老头背着一个大包裹。认出他，我感到很高兴。这时，我突然听到他对着住在马路对面一栋被战火毁坏的房子里面的锁匠大叫：“耶诺，快去市中心，那里还有东西！”

而另外一个瘦高个锁匠用嘶哑又欢欣的声音回答：“你告诉我这个太好了，我马上去！……”

我站在维尔麦佐公园旁边，长时间盯着他们看。我看到一个年老的醉醺醺的保加利亚人，他以前在冬天给有钱人家里送木柴。他正从一栋大楼废墟中走出来，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地，就像复活节时神父在列队行进的仪式中托着圣物那样虔诚。他高举着一面金边镜子。镜子在冬末香槟色的阳光下闪着光芒。那个保加利亚大叔虔诚地迈着步子，举着金边镜子，就像某人在生命的尽头，终于从仙女那里得到童年一直暗自期盼的礼物。那一刻，保加利亚大叔偷了面镜子的情形耐人寻味。他平静地走在废墟之间，就像这个世界上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庆典，而这场隐秘的庆典的魔力在于他是赢得免费奖品的幸运者之一……他，一个保加利亚人，带着他偷来的镜子。

我揉了揉眼睛，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然后本能地朝老人走出的那幢破败大楼走去。大门还矗立在那里，但是在楼梯的地方，瓦砾堆起的小山丘通向楼上。后来我听说，这栋布达老房子被三十多枚炸弹、地雷、手榴弹击中。这里也住着我认识的人，一位是女裁缝，我有时也请她做一些活；另一位是给我的狗看过病的兽医；住在一层的是一位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和他的妻子，有时我跟他们一起在布达一家老甜点店——“八月”里吃下午茶。克里斯蒂娜区一直就像一座奥地利小城，不同于布达佩斯的任何区。那里原住居民和后来搬到那里的人关系亲密地居住在一起，处于一种细腻又平静的和谐之中，没有任何目标或者意义，只是每个人都属于同一阶层，属于那种靠着退休金或者小买卖谨慎积累起财产的市民阶层。如果来自低阶层的人误入这里，也能够从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处学会他们的态度，谦虚而知礼数。锁匠和修理工就是这样的……克里斯蒂娜区居住着一个大家庭，一个举止文明、尊重法律与权威的大家庭。

在这栋楼里居住的就是这一类人，此刻一个保加利亚人正举着从废墟里偷来的镜子从楼里出来，急匆匆地消失了，就像先前住在这里的水管工和铁匠一样，他们相互鼓励着，布达正在燃烧，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其他的法律秩序，那么狂欢继续进行，而他们的行为也就是正确的，而且市中心还有未被苏联人和流氓夺走的其他东西。

我耳边再次响起水管工的尖叫，就像一段旋律……那是一个流氓的叫声，一种犯罪分子同盟的尖叫。我走进这座熟悉的房子里，从瓦砾堆攀爬到楼上，突然我发现我置身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住宅里，在中间的客厅里。我认出了这个房间，因为有一次，年老的夫妇邀请我和我的丈夫在这里喝过茶。房间的天花板没有了，一枚炸弹劈裂了屋顶，二楼的会客室连同房顶一起也被毁掉。而现在，地面上躺着一切……天花板的大梁、瓦片、窗框、上层公寓的一扇门、砖块和灰浆……还有可怜的家具碎片，一条皇家风格的桌子腿、一个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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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柜子的正面门楣、玻璃柜、吊灯，所有一切都混在一堆疏松、潮湿的稀泥之中……

瓦砾堆中露出东方地毯的一角。年老的最高法院法官的照片也扔在地上，在那个历史的粪堆中……那是一张镶了银框的照片，他穿着长礼服，头上抹了润发油，站在镜头前面。我恭敬地看着这张照片，因为在这个穿着盛装的老年人身上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但是看了一会儿，我感到厌倦，我用鞋尖把照片拨开。这里聚集着许多瓦砾，仿佛有谁将历史的破烂堆成了一个垃圾堆。大楼的居民还没从地窖里跑出来，或者也许已经在避难所里死去……我准备朝下面走，这时我发现，楼里不只有我一个人。

断壁残垣连通着一扇门与隔壁房间。一个人爬了上来，腋下夹着一盒银质餐具。没有任何尴尬地向我致意，那么客气，就像他来这里拜访一样。隔壁房间是高等法院法官住宅的餐厅，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是一位政府公务员，我和他只是面熟而已。他也住在这里，在这个区，是克里斯蒂娜区荣誉市民……“书！”他遗憾地说，“这些书真可惜！”……我们一起爬下楼来，他还拿着银质餐具。我们无拘无束地聊着天，他说，事实上他是为了书来这里的，因为老法官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藏有众多文学和法学书籍，全都重新装订过了……他非常喜欢书，因此他想“拯救图书室”。他带着遗憾说，可惜拯救图书没有成功，因为隔壁房间的天花板也断裂了，书被淋湿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糊状物，就像在纸张粉碎机房里一样。至于银质餐具，他什么也没说，那个只是他顺带着捡起来代替书籍的东西……

我们闲聊着，手脚并用从瓦砾堆爬下楼来。那名公务员殷勤指引着道路，有时搀着我的肘部，帮助我蹒跚走过危险、不平的转弯。我们就这样从这座废墟大楼中流浪出来。在大门处，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相互道别。这栋楼的原著居民满意地慢步而去，腋下夹着银质餐具。

这个小老头，还有保加利亚人，水管工以及锁匠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行动……你知道，就像日后被称为私人业主的那些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行动的时候了，要拯救先前没有被纳粹和箭十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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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后来的苏联人掠夺走的东西……爱国是他们的责任，就是及时把能抓到的东西都拿到手……因此他们开始“拯救”东西。他们不仅要拯救自己的东西，而且也要把别人的东西放进他们的口袋，在这些东西被塞进苏联军人的挎包之前……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努力引人注目……而其他人……九百多万人或者更多的人……你知道，那些被称为“人民”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就像陷入瘫痪一样麻木地看着这些人，看着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偷盗……此前数周是箭十字党人在掠夺，这就像一场传染病……他们从犹太人那里偷走了一切……房屋、财产、商店、工厂、药房……之后把他们赶出办公地，最后剥夺了他们的生命。这不是私人业主行为，这是有组织的行径。之后苏联人来了，那些人也是从早到晚四处搜刮，逐门逐户。你，是人民吗？你知道人民是谁，人民是什么吗？你和我，做过人民吗？……因为现在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在发生……人民令人厌恶……我记得，那时我多么惊讶，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时逢收割季节，我和我的丈夫去他的一个领地度假。午餐时，管家的孩子，一个长着金黄卷发的小绅士跑进来，欢快地叫着：“妈妈，你知道吗，收割机割下了一个人民的手指！”……我们微笑着，孩童的天真，我们宽容地说着……但是现在，当每个人都成了人民，有钱人、我们，还有其他人……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人民和其他人从未如此亲近，就像那几周，那些人来了，而且出现了一批职业者，如今已经不是偷盗，而是以建立社会公正的名义……你知道，什么是建立社会公正？……人民不知道。他们只是睁大双眼注视着激进分子制定法律，并且解释，那些属于你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你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这点我无法理解……也许人民甚至比对那些苏联抢劫犯更加深刻地瞧不起这些人。这些前赴后继的正义缔造者某一天从一座陌生住宅里拯救了一幅英国名画，另一天又保留一件古老的家族蕾丝精品，或者不相干爷爷的黄金假牙……当这些私营业主分队以人民的名义开始偷盗时，每个人都目瞪口呆，有时他们也在吐烟嘴时唾弃一下。苏联人在这个大集市上面无表情、漠不关心地走来走去。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经历过这一切，而且规模更大。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只是攫取。

哦，我太激动了。把香水给我，让我拍拍脑门。

你躲藏在乡下，无法想象那时在布达佩斯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里没有任何东西，百废待兴。仿佛中了咒语，某个恶魔或者仙女的哨声一吹，整座城市重新活了过来，如同童话世界里，当邪恶的巫师在一阵烟雾中消失之后，那些由于妖术而假死的人动了起来……时钟开始摆动并且滴滴答答向前走，泉水发出汩汩声响……邪恶的魔鬼，战争消失不见了，怪物向西消遁……一座城市和一个社会里幸存下来的人们，以那样强烈又充满意志力的欢欣活着，施展出顽固又狡猾的诡计，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有几周的时间，从布达到佩斯还没有桥，我们搭乘小木船渡过多瑙河，就像两百年前没有桥的时候一样。但是环路上，门廊内部，已经可以买到各种美味的食物、化妆品、衣服、鞋子等等所有那些能想到的东西……还有拿破仑时代的金币、吗啡、猪油……犹太人从标着黄星的家中走出，一两周之后就开始在未及掩埋的马匹和人类尸体前面，在倒塌的房屋瓦砾之间就厚重的英国布料、法国香料、荷兰白酒、瑞士钟表讨价还价……到处充斥着闹哄哄的嘈杂声、沿街售卖旧货的买卖声。犹太人和苏联军队的卡车司机私下洽谈，从全国各地运来商品和食物……基督教徒也清醒过来，开始移民。维也纳、波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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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经沦陷，人们坐着苏联人的汽车奔向维也纳，从那里带回小轿车，用猪油和香烟作为交换……

尽管由于掉落到我们身上的弹壳和浓烟滚滚的炸弹巨响，我们的耳朵仍然处于半聋的状态，但佩斯的咖啡馆还是很快重新开张，从那里可以买到毒药般浓烈的咖啡豆。下午五点，俄国水兵和尤若夫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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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姑娘们伴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翩然起舞。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已把死去的亲属掩埋好，路边临时堆起的土坟里，不时还能看见伸出来的脚。但是，你可以看到女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穿上华丽的衣裳，浓妆艳抹，匆匆乘船到多瑙河对岸跟住在某栋摇摇欲坠的公寓里的年轻男伴约会去了。你可以看到布尔乔亚打扮的人士悠闲地朝环路上某家咖啡店走去，虽然布达佩斯围城战刚刚结束两周，那里已经又在煎小牛排当午餐……当然与此同时，还有新传出的绯闻和时尚的美甲。

我无法告诉你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围城刚刚过去两周，被炮火灼烧过的房屋还在冒着浓烈的酸臭的烟味，在混乱的城市里到处可见身穿军服的俄国强盗和惊险小说中描写的海盗。环路上的一家日用品店里，人们已经开始对法国香水或甲油清洗剂讨价还价了！

后来，有很多次……甚至是现在……我感觉没有人明白在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像是从彼岸，从另一个世界回到人间一样，属于昨日世界的一切都已土崩瓦解，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或者至少那几个星期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结束，现在另一种景象即将开始。

在好几个星期里，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那几周……围城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是值得经历的。但是短短几周很快就过去了。你想象一下，在那几周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法律，什么也没有。伯爵夫人坐在人行道边卖炸油饼。我看到一个认识的、半疯的犹太女人，她一整天都眼神空洞地找寻她的女儿，拦下路过的陌生人询问，直到最终得知她的孩子已被箭十字党杀害并抛进了多瑙河里。这个女人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所有人都要相信，他们活了下来，现在一切都会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种“有所不同”的想法给人希望，人们的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就像陷入爱河的人，或像瘾君子因巨大的满足而胡言乱语……的确，不久后一切真的变得“不同”了……或者说，又跟从前一样了，但是那时我们对此并不知晓。

你问我当时幻想什么？……我希望我们将会变得更好，更人性？……不，我从没有过这类想法。

但是几天来，我们期待别的事情发生……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跟我交谈的每个人……恐惧、苦难，无数令人厌恶和可怕的景象就像硝酸银烧掉了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或许我还希望能够忘掉我们的激情和不良的恶习……或者……等一下，我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诚心诚意地告诉你。

可能我们还期待别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在希望天下大乱，而且能够一直这样无序地继续下去，直到永远。不再有警察，也没有商店橱窗，没有剥死畜皮为生的人，也没有“吻手”的礼节，不再有我的你的和地老天荒。当时发生了什么？……巨大无序的混乱？听天由命的虚妄？人们在那里惬意地散步，慢吞吞地吃着炸油饼，懒得清除废墟瓦砾，随意践踏所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但是关于这个，没有人敢说。要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既有地狱般的事物，也有天堂般的东西，人们就是这样活在伊甸园里，在犯下罪过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在布达佩斯生活了几周，在犯下罪过之后。这是我在匈牙利度过的最特别的时光。

之后，有一天我们醒来，还打着哈欠，同时带着一阵颤抖，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们蓦然发觉，其实什么都没变。我们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不同”。你只是被拖进地狱最底层好好地蒸煮了一番，而当有一天一股上天的力量再次把你拉回人间时，你也只能眨眨眼皮，回过神之后，接着做之前暂停下来的那些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虽然我们整天忙碌，但仍然感觉无所事事，因为生活需要的一切，完全得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再也不能按铃叫来女佣拿这个或那个了……从前老爷和夫人按铃吩咐我，不久前当上太太的时候，我也按过铃，蛮横无理，感到幸灾乐祸……如今连家都没有了，更别说按铃和按铃所需的电力了。水龙头偶尔也还能滴出水来，但是基本上形不成水流。你知道，当我们发现有水的时候是多么兴奋！……水压不到高层，这些用来洗漱、做饭的水，是我们用水桶从地下室提到四层的……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才是更重要的。那些优雅的女人，我也曾经属于其中一员……就在一年之前，战争期间，她们还为在闹市区的杂货铺里再也买不到早晚洗澡用的法国浴盐而大发雷霆……突然间，她们意识到干净原本并不像她们一直认为的那么重要。比方说她们懂得了，假如桶里能有一点水或类似液体的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煮土豆，要比干净更重要。由于每桶水都是亲手提上楼的，她们也突然懂得了原来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宝贵到不该用它洗干过活的脏手……我们仍然会涂口红，但再也不会像几星期前那样狂热、细致地洗脖子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了。尽管如此，也仍然过得很好……我记得古时候，法国国王统治时期，没有人会定期洗澡，也没有什么除味剂，甚至连国王也不洗澡，代替洗澡的，是从头到脚往身上喷香水……你会相信我说的吗？我对这个确定无疑，因为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即使他们不洗漱，他们依旧高贵，有权有势，只是浑身发臭而已。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也是这么生活的，就像波旁王朝……高贵体面，但是很臭。

但如果空闲下来，我也会期盼什么。我的脖子和鞋子都不干净。虽然我年轻时曾当过相当长时间的女佣，但我从未想到，要成为自己的仆人！……我痛恨把水桶提上楼去。我们宁可去朋友那里蹭水，在她们的厨房里，水龙头流出一些水。我会在她们那里敷衍了事地洗漱一下。私底下，我很享受这种状态。我相信那些吹毛求疵地抱怨卫生条件糟糕的人也会乐意像我一样……就像孩子们喜欢肮脏和在粪堆中打滚取乐一样，有几个星期，在地狱的卤水碱水中被蒸煮的社会在享受着这种无序、污秽，甚至可以睡在陌生人的厨房里，不必洗漱，也不用打扮得光鲜。

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我们蒙受了围城战之灾，是上帝为了惩罚我们的罪过。但历经苦难所换来的补偿，竟是在围城之后的几周可以自由、无辜地浑身上下脏兮兮臭哄哄，就像天堂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又脏又臭，因为他们也不洗澡。另外比较好的一点是，不必再定时吃饭。每个人都是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有两天，我除了马铃薯皮没吃任何东西，而第二天我吃到了虾罐头和凝在油里的猪排，后来还嚼了一小盒糖果，而且我也没有长胖，是真的，有几天我几乎什么都没吃到。

后来，转眼之间，橱窗里突然又摆满了食物，于是我就马上胖了四公斤。我的胃酸又重新分泌，而且开始为别的事情担忧，因为到了我该四处奔波地为自己办一本护照的时候了。我感到非常悲伤，因为我知道再也没有任何希望。

那么爱情呢，你说？……你真好，你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不，亲爱的，我相信爱情无法帮助人类。亲情也不能……那个“艺术家类别”的人说，字典中混淆了这两个词。他既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亲情。他只相信激情和同情。我不认为爱会给任何人提供什么太大的帮助，无论是浪漫之爱还是手足之爱，都不可能。我的艺术家朋友也给我解释过这其中的混乱，给我解释过词典是如何把这两种爱混为一谈的。他对哪一种爱都不相信，他只相信激情和怜悯，但这两样东西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都只持续片刻……怜悯如此，激情亦是如此。

你说什么？……那样的话就不值得活着？我没有必要耸肩？……你看，我的心肝，我的老乡……你无法理解我所说的，因为你是个艺术家。你仍然相信一些事物，对吧？你是对的，你是当今欧洲最出色的鼓手，我也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像你一样。你不必相信斜眼萨克斯手的那些话，他胡说什么在美国乐队里打击手们同时使用四根鼓槌，而且演奏巴赫和亨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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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目——我的宝贝，那家伙只是嫉妒你的才华，想刺激你罢了。我知道得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其他鼓手，只有你。把你的手给我，让我亲一下……这双神奇的手，这些精致的手指，你用他们向世界撒播音符，就像克里奥帕特拉抛撒珍珠。等一下，让我擦擦眼睛，我太多愁善感了，看到你的手的时候，我总是想流泪。

他在桥上迎面朝我走来，因为有一天，河上又重修了一座桥。没有很多座，只有一座。但那是一座多么神奇的桥！它建好的时候你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你无法理解消息传出后对我们这些被困在城市的居民们意味着什么，在布达佩斯，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重新又有一座多瑙河大桥！……桥以闪电般的速度被修建好，冬末已经可以在桥上跨过多瑙河了！那是一座利用残留的桥墩来修建、用各种别的零件匆忙拼凑起来的应急之桥。桥有些弯曲，但是还能承载大卡车和成千上万像毛毛虫一样涌动的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些人从清晨大桥开通开始，在多瑙河的两岸，在桥头前面排队，等待轮到自己通行……

因为想过这桥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分别在布达和佩斯桥头排起蛇形长队，俨然像一条传送带，缓慢地、步伐一致地向前移动。我们就像在战前和平时期筹备婚礼一样充分做好了过桥的准备。如果有谁能够穿过那座桥，在当时可算是一件大事，足以引以为傲。不久后，其他桥梁也建了起来，更加坚固，并且有铁桥，还有浮桥……一年后在那些桥上，出租车也畅通无阻了。但我总是想起那隆起、弯曲的第一座桥，记得那时我跟着长队缓慢前行，就像成千上万的人那样，内心带着沉重的罪过与回忆，肩上背着旅行包，从河的这岸步履艰难地走向对岸，穿过河上的第一座桥梁……后来，当移民美国的匈牙利人回来拜访这座城市时，当他们驾驶豪华轿车在铁桥上行驶时，我总是感到非常难过，嘴里涌起苦涩的味道，因为他们的冷漠令我作呕，就像这些陌生人望着我们的新桥耸肩点头，然后毫无感情、态度冷淡地使用它们……这些人从远方回来，只是闻到了战争的味道，他们从远方遥望家乡，就像坐在电影院里一样。真是太美了，他们说，生活在这里，开车通过一座座新桥的感觉肯定很美好……

听到他们讲的话，我会感到心痛。你们到底知道什么？我想。我也完全理解没有住在那里的人，没有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了解想象，也无法感受到一百万居民目睹这座美丽的桥梁在多瑙河上凌空架起时的感受……他们不可能理解。不可能懂得后来有一天当我们步行穿过多瑙河时内心的感受……我们并非像几世纪前的库鲁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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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邦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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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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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乘船……没跟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人是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的！我才不管美国的大桥有多长呢！……我们的桥是用朽木和废铁制造的，我是第一批过桥者。确切地说，我被人群推着朝桥上走去，当我在队伍里行走，我看到，对面从佩斯来的人群里，我丈夫正往布达方向走。

我从队伍里跳出来，向他跑去。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很多人冲我大声叫喊，一名警察猛拉了我一把，因为我阻碍了那条人群传送带的前进。

等一下，让我擤一擤鼻涕。你真好！……你没有取笑我，而是认真地听我讲。你就像一个想知道美丽故事结局的小男孩那样专注。

但这不是童话故事，我亲爱的，而且它既没有真正的开头，也没有真实的结尾。所有一切就像巨浪奔腾向前，裹挟着我们，那时我们生活在布达佩斯，我们的生命没有可以触摸到的界限和边框……就像原有的边界被冲刷掉了一样。一切就那样发生着，没有边框，也没有岸……直到现在，过了很久以后，也总是那样，我仍然不知道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

我从桥上的一侧跑到另一侧的那一刻，感觉是真实的，我说这话毫不夸张。那个搂抱的动作不是造作的，更没有经过算计，因为那一刻之前我连这个人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他一直在那个很遥远的过去……你知道，在此之前，在被人们称为“历史”的时间里……他曾经是我的丈夫，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竟已遥远得可怕。人们既不是用时钟的指针，也不是用日历计算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别人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死了，还是活着。母亲们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讯，情人们、夫妻们在街上偶然重逢。我们过得就像在史前时代，没有电话簿、门牌号、地址簿……只是活着，栖息着，每个人都住在刚好碰到的地方。在这种巨大混乱中，在这种吉卜赛式的生活当中，有着某种奇特的熟悉感。或许远古时代的人类就是这样生活的，那时候还没有家或国家的概念，只有四处游荡的族群和部落，他们赶着马车、带着孩子漫无目的地流浪……这种生活并不坏。甚至对我来说还有些熟悉……看样子，在我们头脑里积攒的所有垃圾之中，似乎还保留着一段另一种类型的、流浪生活的记忆。

但是，我并非因为这个才奔向他的，也不是因为这个才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拥抱他。

在那一刻……你是不是在笑我？……有什么东西在我内心粉碎了。相信我，我那时一直尽量过着正常的生活。在遭受过围城攻击和之前的纳粹暴行、狂轰乱炸的惊慌恐吓之后，我还戴着胸罩有尊严地活了下来。是的，我在那段时间并不是完全孤身一人。在战争那极其疯狂严峻的几个月里，我是跟我那个“艺术家类别”的朋友一起度过的。我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过，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有可能是个性无能的男人，我不知道……他从来都不会谈起这方面的事，但是，当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时，住宅里总会有那么一点爱情的气味。在那个秃顶男人的住宅里，没有过这样的爱情气味。不过就算他某天晚上突然冲进我的房间里，用两只手掐住我，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有时会住在他那里，因为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空袭警报，而我并不总能经过那些防空区安全到家。而现在，过了许久以后，在他已经离世之后，我却感觉已经与他睡过，和那个自己决定与世隔绝之人……他放弃了所有被人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仿佛在接受戒瘾治疗，想要戒除所有美妙但同时又令人厌恶的激情……酒精或者毒品，抑或是虚荣……以及一切。我在他的生命中只不过是一个护士或者保姆而已。

因为的确，当时我悄悄溜进了他的家和他的生活里……你知道，就像入室行窃的飞贼一样，还有一种女飞贼，她们专门在男人没有防备的时刻闯进他们的生活，而且一旦闯入，就会偷走她们所能找到的一切，包括记忆、印象……然后不久之后，她又会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并尽数卖掉。我并没有卖掉任何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而我现在之所以要告诉你这些，也只是想在你离开我——或我离开你——之前，让你尽可能地多了解我一些……他没有反对，默默忍受着我在他身边的每时每刻，早晨，晚上，或者下午……但是我不能打扰他。他在阅读的时候，绝对不许我跟他说话。他经常只捧着一本书看，什么也不说。除此之外，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随时进出他的公寓。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每一刻都有炸弹从天上掉落下来，每个人都只是这样毫无计划地活在那座大都市里，能活一个小时就活一个小时。

你说那一定是一段恐怖的时光？……等等，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那时更像是某些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出现结果的一段时光。那些我们原来从未真正想过、总想驱赶的念头在那段时间里变得真实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一切都没有目标，没有意义。这里面也有过别的什么……人很快就适应了那种恐惧，恐惧就像发烧一样，是可以通过出汗蒸发掉的。一切全都发生了变化……家庭不再是真正的家庭了，工作和职业也不再重要，情人们匆匆忙忙地赶着相爱，就像躲着大人贪婪地偷吃甜点的小孩子一样……孩子吃饱以后就会跑到街上，躲入混乱之中。一切都被炸毁了……住宅恰恰就像人们之间的关系一样，有时你还相信你跟家庭、职业和人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内在联系……但在空袭的时刻，你突然明白，所有那些昨天还很重要的东西，已经与你无关了。

但也不仅是炮弹在攻击。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除了空袭警报和驾驶黄色轿车载着抢来的人和赃物到处横冲直撞的劫匪，除了从前线撤回的军队，除了赶着农家马车逃亡的人和让人联想到吉卜赛人大篷车的人流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在发生……已经不再有单独的战区……战争已经来到我们之间，来到人们之中，侵入到文明生活的残存物间，进入厨房和卧室中。有某种东西爆炸了……所有在此之前出于迟滞或惰性把人们联结起来的东西爆炸了。我的内心也有某种东西，就像一颗被俄国人或箭十字党遗忘在路边的废弃炸弹一样，突然之间爆炸了。

我和我丈夫之间像电影一样的故事就这样被炸得粉碎……就像某些蹩脚的美国影片中总经理娶了女打字员一样愚蠢而令人作呕。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俩在生命中所要寻找的并不是彼此，我们只是摸索着聚集在那个人皮肤底下，在他肉体内部蠕动的那种可怕的犯罪感。他想通过我付清使他内心无法安宁的债务……那是什么东西呢？财富吗？他想要知道为什么存在穷人和富人……关于这一点，人们所写和所说的，全部都是谎言……不管是那些戴着角质框架眼镜秃顶的聪明人，用甜言蜜语闪烁其词的神父，还是长着大胡子、喊口号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的最底层存在着可怕的真相……就是世界上没有公平正义。可能这个男人想要的就是公正？……因此他才娶我？如果他想要的只是我的皮肉的话，他没有必要非得娶我，他可以付出更低廉的代价便能得到这些。如果他是想要与他所生长的世界抗衡的话……就像那些出身富贵之家的叛逆之子变成洒着香水的反叛者一样，他们反叛是因为无法承受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太过幸运了，因为运动和反常行为对他们来说已不够，他们必须把活动舞台转向街垒……他本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完成他的叛逆的，而不需要与我进行如此复杂的故事。你和我都是从尼尔塞格或是佐拉那种底层地方来的人，亲爱的，我们是不懂这些的。唯一可以确定的，他是一位绅士，但与那些拥有头衔的人不同，也不像那些一朝之间跻身于贵族和老爷之列的市民阶层。他是品质好的那一类，由比他同阶层的大多数混杂人种更好的材质做成。

你知道，他的祖先曾经征服过欧洲大陆。他的祖先们曾经把斧头扛在肩上，大步向未知疆域的原始丛林迈进，他们高唱着自己的圣歌，砍倒沿途的树木和当地的原住民。他的祖先中还有一个是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第一批直航到美洲的新教徒，他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只带了一本祈祷书和一把斧头。我的丈夫对于这位祖先的自豪程度高于他们家族后来所取得的一切，包括工厂、可观的金钱和写在狗皮上的贵族头衔。

他是品质好的那类人，因为能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神经。他甚至还能控制金钱，而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但是在他内心唯一不能战胜的就是犯罪感。如果一个人存在犯罪感，那么就想要报复。他是基督教徒，但并不是最近人们所说的那种基督徒……这种身份对他来说不是商业机会，就如同纳粹时期许多人出示洗礼证明而获取不义之财、破烂、赃物……那段时间他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感到羞愧。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在他的肾脏和肝脏里他是一个基督徒，就像有些人别无选择，天生注定就是艺术家或酒鬼一样……他无法成为别的样子。

但是这个人也知道，报复是一种罪孽，一切报复都是罪……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报复。一个人只有权追求公平、主持正义……任何人都无权进行报复。他既有钱又是基督徒，但他无法协调统一这两者，因为任何一个他都无法放弃……他充满了罪恶感。你为什么像是看疯子一样看着我？

我在说的是他，我的丈夫。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布达佩斯又有桥了。就在那天，我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冲到他跟前，紧紧搂住他的脖颈。

他从队伍里出来了，但没有动。他没有试图把我推开。别担心，他没有在吉尔吉斯人和那群衣衫褴褛、瑟瑟发抖、步履艰难的乞丐面前亲吻我的手。他是一个有着过于良好举止的人，不会做如此不合时宜的事情。他只是站在那里，等着令人备受煎熬的那一幕结束。他平静地站着，我半闭着双眼，在泪光中我看见他的脸，那张脸就像女人在看腹中的胎儿。对于属于你的东西，你无需用眼睛就能看得到。

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以某种扭曲痉挛的力量挂在他的脖子上时，某些事情发生了。我嗅到了他。一种味道冲击了我，我丈夫身体的味道……现在仔细听着吧。

在那一刻，我开始颤抖。我的膝盖在打战，我的胃在痉挛，就像它正在被某种恶劣的病痛所折磨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从桥上迎面向我走来的男人，身上竟然没有酸臭的味道。我知道你无法理解我的话，但是你要相信，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的身上带着某种尸体的腐臭，就算我们能奇迹般地在逃进地窖或避难所时把品质优良的香皂或者香水保存在手提包的秘密夹层里，也还是无法掩盖那种味道。就算在两次轰炸之间有办法偷偷洗一次澡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办法那么迅速地，只靠涂抹一两把肥皂沫就把围城的味道洗刷掉！人们不可能洗刷掉身上围城战的味道！那些下水道、尸体、地窖、呕吐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以及挤在那里牙齿打战、受尽死亡折磨的人们的味道，对死亡恐惧的味道、肉体需求的味道，还有混合在一起的、刺鼻的食物味道。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浸入我们的肌肤之中，而那些身上没有天然酸臭味的人则以另一种方式不断散发出臭气，发出香水味或是广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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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的臭气……这种人造广藿香的气味比天然广藿香要糟糕得多，令人反胃。

但我丈夫身上没有广藿香的气味。我闻了闻他，闭上双眼，满含泪水，突然我开始颤抖起来。

他身上有什么气味？他身上有股陈腐的甘草味，跟多年前我们分别时一模一样，就像我躺到他床上的初夜那样，从那之后我一闻到那种酸涩的男性味道就会感到恶心……而他竟然一点也没变，从身躯到衣着，再到气味……都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我放开了他的脖子，用手背擦拭着眼泪。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阵眩晕。我从包里拿出手帕，然后是一面小镜子和口红。我们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他站在那里，等着我整理好被泪水弄花的脸。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重新拥有一副体面的外表时，才有勇气看他。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知道在那座临时搭建的布达的桥头，在那向远方蜿蜒的成千上万的队伍之中，是谁站在了我的面前吗？在那座经过烟熏火燎显得乌黑一片的城市里，已经没有几座房子没有炮弹或枪弹孔洞的痕迹了，也几乎看不到一扇完好无损的窗户。城市交通全面瘫痪，警察不见踪影，法律形同虚设，什么都没有了……人们穿得像乞丐一样，即使没有必要，他们也都装扮成老迈和衣衫褴褛的乞丐，蓄长胡子，穿着破烂的衣衫在街上闲荡，以此招来别人的怜悯……贵妇人拖着破口袋，每个人都背着背包步履艰难地移动着，就像乡村朝圣日上气喘吁吁、邋遢不堪的朝圣者一样……你知道就在这一切之中，是谁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丈夫就在那里，站在我的前方。这就是我在七年前曾经伤害过的那个人。就是这个男人，当他明白我既不是他的爱人，也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敌人时，一天下午站到我的面前，微笑着，平静地说：

“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分开吧。”

每当他想要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时，总会使用“我认为”或“我想”来开头，而从来不会直接、重拳出击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的父亲受不了什么事时，会大喊一声“真该死！”然后一拳打下来。但如果我的丈夫无法承受什么事情时，只会礼貌地先开一扇小门，使用假设方式的从句，在从句中渗透出整个句子中重要或者伤害人的部分。这一点是他在英国读书时，在他接受教育的大学里学到的。他还有另外一个钟爱的词语是“恐怕”。比如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恐怕，我母亲要死了。”而老妇人那时已经死了，那是晚上七点钟，她的脸色已经发青了，医生告诉我丈夫已经没有希望了。“恐怕”一词可以抚平一条悲伤的消息，使之变得平滑，使痛苦变得麻木。在那种情况下，其他人只会说“我母亲要死了”，但他却总是礼貌地说出令人不快和悲伤的事情。他们天生如此。他们是没有人能够效仿的。

他甚至连那一刻都还是小心翼翼的。在我们两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七年以后……总之，在围城结束之后，就在桥头上，他站在我的对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恐怕我们挡着路了。”

他低声说着，微笑着。他没有问我是如何在战乱中活下来的，或者我是否需要什么，只是提醒在那里可能挡着路了……然后他指了指，示意我们朝那边走，朝盖雷尔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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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走。当我们到达那个远离喧嚣的地方时，他停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说道：

“我想，我们最好在这里坐下来。”

他说得没错，那里的确是坐下来的“最佳”地方。那里有一架“老鼠”飞机的残骸，飞行员的位置恰巧被保留了下来，空间刚好可以容纳两个人。我没有说话，只是顺从地在俄罗斯飞行员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但在坐下之前先用手擦去了座位上的灰尘，然后又掏出一条手帕擦了擦手。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谁都没有说话。我记得当时阳光照耀着大地，广场上，战争中被毁掉的飞机、汽车、大炮残骸之间，一片寂静。

任何一个从娘胎里出生的人可以想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围城之后的布达佩斯初次重逢，在已成废墟的房屋之间，在多瑙河畔……比方说，他们用几句话确认双方都幸存下来了……你不这样认为吗？“恐怕”和“我认为”也是肯定要使用的……但是我丈夫没有这样想，所以我们只是坐在岩洞的前面，面对着温泉的入口，看着彼此。

我仔细地看着他，你可以相信这一点，我一阵颤抖。感觉就好像是一场梦：浸染在雾中，又处于现实里。

亲爱的，你知道我不是傻瓜，也不是多愁善感的痴货，会因为神经脆弱或者一次重逢即感动得潸然泪下。我那时之所以颤抖，是因为坐在我身旁的男人，面对着已经沦为坟墓的大城市……不是人类，而是一个鬼魂。

只有在梦里才可能这样与一个人在一起。因为只有梦境里才能把现象如此可怕地保存在某种比酒精更加精纯的液体里，就像我先生在那一刻的样子。你想想吧，他的衣服并不破旧。我已经记不清他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了，但我想应该是和我最后看见他时同样的深灰色双排扣法兰绒套装，就是他说他相信“我们最好还是分开”时所穿的那件……对于这件衣服我并不能完全肯定，因为他还有许多其他与之类似的衣服，大概有两三套，有单排扣的，也有双排扣的……但是样式和材质都一样，并且全部出自同一个裁缝之手，就是那个从前给他父亲做衣服的裁缝。

就连这样的一个清晨，他也还是穿着干净的衬衫。他穿的是一件淡奶油色的细亚麻布衬衫，戴着深灰色领带，脚上穿着黑色双层底的皮鞋……那双鞋看上去崭新如初，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走过那座满是灰尘的桥还能保持鞋上不沾一丝灰尘的。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那双鞋其实并不是新买的，只是因为他很少穿而显得很新而已，因为从前他的鞋柜里有一打类似的鞋……当初还在为他家清理那些高档皮革制品的时候，我在“法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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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到了太多皮鞋。总之他就是这样站在我的面前。

对于这样的外表，人们常会形容说“就像刚从盒子里拿出来一样”，但这个盒子则更像墓穴，而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墓穴之中，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在里面腐烂。他也是从这个墓穴里走出来的，他的衣服上没有任何褶皱，胳膊上潇洒地搭着他那件亮褐色的风衣，这件风衣是用英国材料制造的，剪裁宽松，舒适得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由厚重的双层布料剪裁而成的杰作。我还记得几年前包裹从伦敦寄到家里时，是我亲手把它拆开的……那以后很久，在伦敦，我还去看了售卖这种风衣的商店橱窗，因为我从众多摆在一起的商品中认出了我丈夫的风衣……他现在也是穿着这件风衣，但只是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搭在胳膊上，因为那是一个冬末的下午，天气还算暖和。

当然，他没有戴手套，他只有在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才会戴上手套。我也看了看他的手……白皙洁净，指甲被修剪得完全不露剪过的痕迹，就像永远不需要特别修理一样……他就是这样站在我面前的。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在桥上那些衣衫褴褛、肮脏龌龊、深受围城折磨、蹒跚前行的人群之中，这个人就像是要煽动叛乱……可同时他又几乎是隐形的。如果有人从人群中出来，抓着他的衣领，摇一摇他，戳一戳他，想检查一下他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也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你可以想象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岁月里，在那些充满恐惧的月份当中，人们在巴黎猎捕贵族，就像孩子用弗洛博特卡宾枪捕捉麻雀，此时一位侯爵穿着紫色礼服，戴着假发出现在巴黎街头，朝着被装在马车上拉向断头台的同阶级伯爵、侯爵殷切致意……这个人当时也显得这样醒目。他与周围那些呻吟、蠕动着的民众有着神秘的不同，仿佛他并不是来自生活，并非来自那许多被炸毁的房子中的一栋，而是来自一座看不见的舞台，在那里穿着戏服准备扮演一出历史剧的角色。那是一部古老戏剧，一个古老的角色，而且……那时我感觉，那是一部任何地方都没有上演过的剧目。

在一堆冒着烟的城市废墟中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男人，一个没有丝毫改变的男人。围城和苦难无法使他受到任何影响。我开始为他感到担忧。因为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愤怒和渴望报复的氛围中，如果毫无罪恶感地刺激这些人，可能任何动作都无法阻止严重的后果产生。所有人由于恶意引发的愤怒和报复欲望而唾沫飞溅，咬牙切齿，双眼闪着光。人们为了每天的战利品而跑得气喘吁吁：一勺荤油、一把面粉或是一克黄金。每个人都用一种阴险狡猾的眼神斜视着其他人，因为所有人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罪，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吗？……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幸存了下来，而别人却没有吗？

但我的丈夫平静地坐在了我的身边，仿佛他是无辜的，这是无法理解的。

我垂下眼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应该提醒警察来把他带走吗？可是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在那段时间和之前没有参与过在城市里以及在全国各地上演的那一系列恶劣事件，也未曾杀害过犹太人，从未追捕过那些跟他持不同想法的人，从未掠夺过那些被拖走、被流放的人的住宅……没有人可以用手指来指责他，因为他甚至连一片面包屑都没有从别人那里偷过，也从未触犯过任何人……后来我也没有听到有人敢就这样的事指控他。他从未参与强取豪夺，怎么可能这样做呢？事实上，他才是被彻底洗劫一空的人。当我在围城之后的布达桥头上遇见他时，他也成了一个乞丐……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些众所周知的财富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只剩下了一箱衣服，还有他的工程师文凭，后来他带着这些东西出了国……据说是去了美国，也许现在他正在那里当工人，在一间工厂里……我无从知晓。更早以前，我们离婚时，他就将珠宝首饰都给了我……你看，这些珠宝幸存了下来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我之所以说起来，不是因为这个，我知道你在梦里都不会惦记我的珠宝……你只是帮助我卖掉它们而已，因为你很善良。不要那样看着我。你看，我都感动了。等一下，让我擦一擦眼泪。

那是什么？……是的，天就快要亮了，这些是第一批装载蔬菜的货车。现在已经五点多了，他们是往河的方向，开去市场那里的。

你不累吗？……我来给你盖一盖吧，天渐渐凉了。

你问什么？……不，我不冷，还感到很热呢。我的心肝，请允许我把窗户关上。

我刚才说到，我看着他，而我所看到的情景让我浑身打起冷战来，沿着膝盖直至小腿。我的手心冒汗，因为我看到，我的前夫，那个高贵又熟悉的绅士看着我，而且微笑着。

请不要想象那是一个嘲讽或高傲的笑。他只是那样微笑着，就像听到某人礼貌又冷漠地讲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既不诙谐，也不诱惑人……但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一直面带微笑。毫无疑问，他的脸色是苍白的。归根结底地窖的气息还是能从他的脸上感知出来，但是那种苍白就像是生了几个星期的病后第一次出门时来到自由的空气中一样，他眼圈苍白，嘴唇看起来毫无血色。除此之外，他看上去和往常完全一样，就像在一生之中一直保持的那个样子……比如早上十点钟，在他刮完胡子以后的样子，或许比那时还要动人……但也许只是周围环境造成了我的这种印象，因为他从周遭背景中那样特别地凸显出来，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被突然从玻璃盒子中取出，放到了脏乱污秽的贫穷环境中一样……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你在一个政府首脑的客厅里，在两个玻璃柜子之间看到摩西雕像，就是昨天我们一起在那座灯光熹微的教堂里所看到的那尊，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是的，我的丈夫并不是摩西雕像那样的杰作，但是在那一刻，他就像一件来自博物馆里的展品……并且他还微笑着。

啊，现在我感觉好热啊！……你看，我的脸颊有多红，我的血都涌上了脑门。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这段回忆。但是看起来，我一直不曾停止过想起它。如果我和盘托出，炙热可能会把我淹没。

我不需要给这个男人洗脚，亲爱的，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地窖里自己洗，你可以相信这一点。他不需要任何那种人和人之间已经净化了的安慰，他也不需要任何颠茄。他永远这样，即使知道死亡临近也会坚持着，似乎生命唯一的意义和武器……就是礼貌有加、举止得体以及不可接近。他就好像从内部由大理石灌注的一样。这个内部是大理石，外部是血肉的人，穿戴着冷酷无情的盔甲，不肯再靠近我一厘米……那段时间发生的那场震荡全国的地震，一点没有从内心撼动这个人。他看着我，我感觉他是宁死也不愿意说出一个除了“我认为”和“我想”以外的词了……如果他开口，问起我怎么样，或者我需要什么的话……当然，他可能愿意马上脱下他的外套，或者摘下他那块俄国人因为疏忽而没有掠走的手表……微笑着递给我，因为他已经不再生我的气了。

现在你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一样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人们只是自私的野兽，这是不对的。当然有些人非常愿意相互帮助，但是激发人们去帮忙的并不是善良，也不是同情。我相信，在这一点上那个秃头男人是对的。他曾说过，人有时之所以善良，只是因为做坏事会存在许多障碍。这就是人们能做的最多的事情了……也有的人行善是因为懦弱，无法作恶。这就是那个秃头所说的话。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现在我把这个也告诉你了，我唯一的爱。

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坐在岩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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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面对着温泉浴场。过了一会儿，我的丈夫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起身，还能散一会儿步，在盖雷尔特山上那些别墅废墟间走一走，因为天气不错……并且他 “恐怕”他以后可能不会有很多机会与我交谈了。他想，在我们人生剩余的时间里……这句话他没有这样说，但是他也没有必要这么说出来，因为我自己也知道那大概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谈话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朝着盖雷尔特山走着，在冬末明媚的阳光里，在悠缓的坡道上，在废墟和动物尸体之间。

我们就这样从容不迫地大概走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我的前夫在想些什么，当我最后一次走在他的身边，在布达山的斜坡上。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不带任何明显的感情色彩。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如何到这里来的，在这被颠覆的离奇世界里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仅仅非常礼貌地回答说，一切都好，一切都是按照环境的意志。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变得一无所有，正打算去国外干体力活……在一条大路的拐弯处我停下脚步，非常谨慎地问他……但我不敢看他的脸……他觉得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也停了下来，严肃地看着我，思索了一下，在回答询问之前总是思考一下，就像吸口气一样。他把头转向一边，认真地看着我，然后注视着别墅废墟，我们当时就站在别墅门前，他这样回答道：

“恐怕，人太多了。”

就好像他用这一句话已经回答了接下来的所有问题，他开始朝着桥的方向走去。我也快步跟在他的身旁，因为我不理解他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那段时间和此前的几年里，已经有足够多的人遭到毫无必要的杀戮。他为什么担心人太多呢？但是他并没有过多地解释而一直向前走着，就像某人赶时间匆忙行进一样。我开始怀疑，也许他是在开玩笑或戏弄我？因为我记得他们两个，我前夫和他那个秃头朋友，以前有时玩的那种游戏……他们就像正常人那样说话，就是那些半傻的人，对于那些愚蠢的事实，他们总是用其名称来称呼，比如在酷暑中，人们汗流浃背，连狗都热得发狂，他们这时带着深思熟虑的表情，用抬起的食指，男人的腔调，就像法官在宣布判决，说：“天真热！……”然后他们骄傲地看看周围，就像人们说出了通俗又多余的蠢话时惯于流露的那种神情。他们玩过这样的游戏。现在，当他庄严地宣布“人太多了”的时候，我怀疑他想作弄我。因为他所说的那句话里，某种程度上有真实的成分，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同时拥向四面八方，就像一场自然灾难，就像马铃薯地里的科罗拉多金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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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略带惊惶地问道：“不过……您打算怎么办？”

你要知道，对这个男人，我一直称呼“您”，而他对我总是亲密无间地以“你”相称，但我从不敢使用“你”。不过他对所有的人都是用“您”的形式，对他的第一任妻子、父母以及朋友们都是这样。他在社交生活中从来不接受那种愚蠢的阶层习惯，就是同一类型的人初次见面就用“你”相称，仿佛这样就能显示出他们都是所谓的绅士一样……这个男人对我却一直以“你”相称。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一点，这只是我们之间的礼仪方式。

他从鼻子上方摘下了眼镜，从他的雪茄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仔细地擦拭着玻璃镜片。他一重新戴好眼镜，便望向了桥的方向，那里长长的队伍缓慢行进着。他平静地说：

“我要走了，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那个。”

他那灰色的眼睛从镜片后面专注地看着我，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但是他的声音里没有傲慢，而是用一种客观的语调在诉说，就像医生。我没有继续问下去，我知道就算严刑逼供他也不会多说一个词。我们朝着桥的方向出发往回走。在那里，我们无声地告别。他继续沿着多瑙河堤向克里斯蒂娜城区的方向走去，我则加入了缓慢行进中的蜿蜒长队，一瘸一拐地接近桥的入口。我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没有戴帽子，风衣搭在胳膊上，步伐缓慢却坚定地向前走着……你知道，就像某人明确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一样，换言之，他要去的地方就是虚无。我知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意识到最后一次见到某人，这足以使人发疯。

他想说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个男人只有在有角色可以扮演时才算是活着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便不再活着了，只是存在而已。你无法理解，因为你在这世界上有自己的角色……你的角色就是爱我。是的，现在我说出来了。你别这样斜着眼看我，别摆出这副狡猾的神情，要是有人听见我们两人的谈话，在罗马，在一间宾馆的房间里……黎明时分，你刚刚从酒吧回来，而我则围着你转来转去，像个女奴一样……如果坏人从外面看到这些，并听见我们的对话，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密谋者……一个平凡的女人，曾经混迹有钱人之中，现在正对着她的情人，一个漂亮男孩讲述在那里的见闻……而你洗耳恭听，因为你想知道，有钱人之间玩的是什么鬼把戏……看到的那个人只会这样想，世界就是这样邪恶。不要皱起你那美妙的眉头，笑一笑吧……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真相，你不只是个漂亮的男孩，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也是我唯一的恩人。我崇拜你，在这剩下的孤独而又没有意义的人生时光里，你帮助我继续过下去……比如你帮我卖掉那些我那邪恶的丈夫留给我的珠宝……因为你是那样的善良和仁慈，而我也并不真的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从来都不是，即使当我想尽办法从我丈夫那里搞钱的时候也不是……因为我寻求的不是利益，我想要的是公正。现在你在笑什么？但是这点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和我。

是的，我丈夫完全是一个另类。我继续望着他，突然间起了好奇心……我很想知道，这个男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他现在是多余的，为什么要去澳大利亚做呢绒厂染工或去美国当修理工？……难道他所坚信的角色不是一个荒唐的偏执狂吗？……你看，我是不看报纸的，只有当以放大字体报道某个大人物被谋杀或者电影明星离婚时，我才看一看……我只读这类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读。关于政治我知道的只是，没有人信任其他人，每一个人都宣布自己知道的比别人多。当我看着我丈夫的背影，恰巧有一队俄国士兵在我旁边通过，肩上扛着步枪，身上佩带着刺刀……这些瘦高的小伙子来到了匈牙利，相较从前，也就是我丈夫还相信他在世界上有他自己该扮演的角色的那个时代，这里的一切都将会改变。

我继续步履艰难地跟着队伍走在桥上，桥下流淌着黄浊、污秽的多瑙河水，冬末的水位升高了，河水中漂浮着木板、船体残骸和尸体。没人注意这些尸体，大家都盯着自己的前方，负载着背包，在其重压之下弯曲着身体，就像人类开启了某种悲伤的赎罪之旅。我们就这样在桥上蜿蜒前行着，一群群的人，仿佛我们都是犯下罪孽的人。突然间，我觉得赶去国王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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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旧纸币换来的指甲油清除剂不再重要，也不再紧急了。我顿时看不到任何可以抵达的目标……刚才的重逢使我心绪烦乱。即使我从来没有爱过那个男人，但我现在吃惊地意识到，我对他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怨恨了，那种发自内心的，在面对一个敌人时该有的愤怒……这种想法冲击着我的内心，就像我失去了某种珍贵的东西一样……你知道，到了某个时刻，两个人之间已经不值得怨恨。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天已破晓。灯光一下子变得那么沸腾和炙热！……不知怎么，罗马的黎明总是毫无过渡地从黑夜中降临。请等一下，我去拉开百叶窗。你看窗外那两棵橙子树，每棵树上都结出了两个橙子，这些橙子那样干瘪，就像人年老的时候，某一天从他们的感受中结出了思索。光线刺痛你的眼睛吗？……我非常愿意忍受罗马的清晨，喜欢这种灼热。这光芒是那样的突然和耀眼，仿佛一个年轻女子脱去夜间衬衣，赤裸着身体走向窗户……这时并无任何伤风败俗，只是单纯的赤裸而已。

你为什么那样讥讽地笑……我太诗意了吗？……是的，我发现有时我也会打比方，仿佛一个蹩脚的诗人。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一切都是从那个人秃头男人那里学到的。是的，我们女人就是猴子，模仿着那些让我们感兴趣的男人……但是你不要再翻这本相册了，没有用的，你不会找到照片的，我已经没有他的照片了。

我看得出来，这光线惊扰了你。我把百叶窗拉下一半吧，这样会好点吗？……街上还是空无一人。你注意到这条小小的利古里亚街是多么空荡，就算在白天也是冷冷清清的吗？……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住在这里。谁？……当然是他了。那个秃头男人，是的。你给我让一点位置，我想躺下来。

把那个小枕头递给我吧，还有烟灰缸……你想睡觉吗？……我也不困。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一会儿吧，这样在凌晨时分躺着也不错，在罗马，一动不动，看着这座老房子的天花板。每当我在凌晨三点醒来，你还没有从酒吧回来，我就会像这样躺很久。

什么？那个秃头男人是否在这个房间里住过？我不知道，你不要追问了。要是你想知道的话，就去找门房问问吧。

是的，可能他在这个房间里住过。

你怎么了？……你问我是不是跟着他来到这里的？你疯了，真是个疯子，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他早在我离开匈牙利的两个月之前就死了。

你说这不是真的，别说这种蠢话了。不，上次我在新教墓园里找寻的不是他的坟墓。我是在找一个诗人的坟墓，那不幸的人是个英国人……唯一真实的部分是秃头男人曾经给我讲过关于这些名人墓的故事。但他自己并不是葬在这里，他的坟墓在郊外的墓园里，在一块便宜的地方，而且他也不像那个英国诗人一样是新教徒。不，他也不是犹太人。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没有宗教信仰。

我注意到你在眨眼睛，想来你在怀疑什么。你认为我曾经是他的秘密情人，后来跟着他来了这里，到了罗马？……很遗憾，我无法给你讲这么辛辣的故事供你娱乐。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在他的周遭一切都很简单。我的心肝，他不像你这样有趣，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他更像是一个机关职员或退休教师。

在他身上没有什么风流韵事，连他周围的人也都没有。没有哪个女人为他自杀。他的名字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也没有关于他有趣的流言或者小道消息。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完全不出现在报纸上了。更久以前，我听说他的确拥有过一些名气，但在那段时间，在战争快结束时，他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连狗都不会谈论他了。

相信我吧，关于这个人，我根本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告诉你，我连他的照片都没有留过。他不喜欢照相。有时他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到处躲藏的作恶者，一个罪犯，害怕人们从他用过的水杯上发现他的指纹；就像一个贪污犯，隐姓埋名地活着……如果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的话，大概就只有一点，就是他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地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关于他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

你别想讹诈我。我不能忍受你一面哀求我一面又威胁我。你想让我连这个也给你吗？……就像戒指和美金一样？我得把一切都给你吗？你什么都不给我留下吗？……如果我把这个也给你，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一旦你离开这里，我就会变得两手空空。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好吧，我告诉你。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就意味着你比我强大了，这只是因为我变弱了。

讲述这件事并不容易，就跟我企图描述虚无一样。我相信，生活中只有存在的事才能讲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在更为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事。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不仅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活在另一种真实之中……这样的人也许能够给你讲出一些虚无的东西，并且还能讲得像侦探故事一样有趣。这个人说，一切都是真实的……不仅包括那些可以抓住的东西，而且还包括概念。如果说虚无是一种概念的话，他对这种概念也非常感兴趣……他会把虚无托在手里，来回掂量，并从不同角度看一看它，就像对待一件物体。不要那样冲我眨眼睛，我知道你不懂，我当时也没理解……但是后来，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我逐渐看到虚无是如何在他的手里和头脑里发展成一种真实，并且成长，充满了意义。这是他的一种把戏而已……你用不着费劲去想这个，对我们来说这太高深了。

你问他叫什么名字？……是的，他的名字曾经广为人知。坦白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以为他是在戏耍我，就像他对待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方式那样……然后在愤怒中，我开始坐下来读他的一本书。我能看懂吗？……我大体上读明白了。他的用词非常简单，就是一些生活中会使用的词汇。他写了面包、红酒，还写了人们该吃什么、该如何散步以及散步时应该想些什么……我感觉他就像在给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温顺傻瓜写一本教科书……但那书同时又是一本狡猾的书，在表现出极其简单与幼稚的自然背后，在教师说教腔调之下，带着某种冷漠的讥讽在嘲笑着，仿佛讥笑所有的一切……包括那本书、写书的人和手里拿着书努力理解书中内容的读者……他们沉醉着，思索着，感动着……仿佛背景中，在房间的某个角落，或者书页之间，有一个隐身的少年在幸灾乐祸地窃窃冷笑。这就是我在读那本书时的感受。我每行字都懂，却不能完全理解。我不能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不明白他为什么写书，如果他既不相信自己和文学，也不相信读者？……而我，一名读者，无论多么用心地逐字阅读，都无法真正了解他到底相信什么……我在读他的书时，变得异常愤怒。我甚至没有看完，在愤怒中我把它扔到了角落。

后来，当我生活在他的身边……我也告诉了他这件事。他严肃地听完了我的话，就像神父或教员那样。听完之后，他点了点头，把金框眼镜推到了额头上，然后用一种理解的口吻说：

“耻辱，”他摆了摆手，就像他也沮丧地想把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扔到角落一样，“这真的是个耻辱，真丢脸。”

然后他难过地叹了口气，但并没有解释他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是文学吗？或者是因为我没有读懂他的书？还是存在某些无法被写下来的东西？……我不敢问他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因为他遣词造句的方式就像药剂师使用毒药一样。当我问他一个词的意思时，他疑惑地看着我，就像一位药剂师看到一个头发凌乱、不修边幅的女人突然闯进来，只是要普通的安眠药，比如佛罗那……或者像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主面对一个哭哭啼啼来购买碱水的仆人一样……他认为词语本身就是毒药，每个词语里面皆包含着苦涩的有毒物质，而这种毒药只有稀释过才能咽下去。

你问我们聊了什么？……等一下，让我来试着整理一下记忆中他时常说过的话，我记得并不多，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有一次……轰炸期间，当时城里的居民都缩进地窖里，打着寒颤，嘴唇颤抖，流着冷汗浑身透湿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说，地球和人都是由相同的材料构成的……他曾经读到过这个公式，也就是由百分之三十五的固体和百分之六十五的液体组成，这是他从一本瑞士书籍中学到的，对此他很骄傲，用一种得意的语气说着，就好像现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一样。房屋在我们周围坍塌着，但那些被炸毁的房子和尖叫躲藏的人们却丝毫提不起他的兴趣。他开始谈论一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德国人，大概在一百年前或者更久的年代……罗马这里有一家咖啡馆，就是我和你曾经去过的那家名叫“希腊”的咖啡馆。据说，一百年前或者更早，德国人经常到那里去……你别绞尽脑汁想了，我也想不起那个德国人的名字来……秃头男人说，那个德国人相信植物、动物以及整个土地都是用相同的模子做出来的……这个你能理解吗？在布达佩斯被轰炸的那几周里，他那样狂热、专心地阅读，就像要错过某件大事一样……就像他在一生之中都被某些其他事物占去了时间一样，就像他一直在磨洋工，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弥补他想要的一切，比如说知晓世界结构的秘密……那种时候，我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他并且取笑他，但他根本没有注意，也不在意我，就像他不理会炸弹一样。

这个男人总是对我以“您”相称。他是我丈夫的世界里，士绅阶层里唯一一个即使在亲密的情境下也不会使用“你”的人。你说什么？……那他就不是个真正的绅士吗？……他只是个作家，而不是个绅士？……你真是太聪明了。或许你说得对，他确实不是一个绅士，因为他一直都用尊称跟我说话。我还在当女佣的时候，我丈夫吩咐我到他那里，叫他看一下，检查一下……我顺从地去了，就像一只羔羊。我丈夫派我去找他这个朋友，和他的家人送我去皮肤科医生那里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想确切地知道我这个新来的仆人是否有梅毒……对于我丈夫来说，秃头男人就是皮肤科医生，虽然这次要检查的不是我的皮肤，而是别的……他们这次要检查内在的我到底是什么样……作家承担了这项任务，但是看起来他毫无兴趣。他某种程度上鄙视这一切，鄙视着我丈夫的想法，鄙视着我丈夫在困惑中发明的灵魂诊所这种蠢事……他嘟囔着打开门。他叫我坐下来，但并没有问我太多问题，而只是看着我。

他从来不看正在和他说话的人。他总是看着别的地方，仿佛做了什么坏事感到良心不安，所以躲避着别人的直视。但是突然之间，他毫无过渡地眼中一亮，你一下子感觉这个男人现在是在看你，观察你的本质。这时他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看着我。据说他们就是这样审讯疑犯的，我无法逃避他的审视，在这种审视之下，不可能藏身到任何矫揉造作之中，不可能装着咳嗽几声，不可能逃进令人不安、手足无措的冷漠之中。他看我的眼神仿佛我是他的财产一样，仿佛他在用目光触摸着我。他就像一名医生，当他俯身弯向躺在手术台上呻吟的病人时，手里拿着手术刀，嘴上戴着消过毒的纱布口罩，病人什么也看不到，只是看到残酷的手术刀，而那双探寻的眼睛一直穿透身体，看看到底是子宫还是肾脏……他很少这样注视别人，也不会持续太久……看起来，他无法长时间地把电流放到这种凝视中。但是那时他是这样看我的，看着令他朋友着魔的化身。他用了很长时间看着我，然后转向别处，眼中的电流和光芒熄灭了。他对我说：

“您可以走了，阿尔多佐·尤迪特。”

然后我便离开了。之后的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时他已经不再与我丈夫碰面了。

我一直都不能确定，但我怀疑他与我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有过某种关系。他们离婚以后，那个女人去了国外。她来罗马住过一阵子，然后又回到佩斯，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没人听到过关于她的消息。她在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死掉了，是突然去世的，心肌梗塞，一会儿工夫就死去了。随后便传出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就像一个年轻人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特别的毛病就死掉一样，这已经成为习惯……也有人说她是自杀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如此富有的年轻女人会自杀。她有一处漂亮的住宅，经常旅游，很少到人群中去，非常谨慎地生活着……我调查过她，就像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有关系时理应做的那样……但关于那些八卦流言，我没有办法发现任何肯定的事情。

不过我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也多少了解一点……我并不是非常相信医生，虽然每当我感觉有什么不适，比如割破小指头或者嗓子疼，会马上尖叫着跑去找医生……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因为有些东西，只有我们病人知道，而医生并不知道……我只知道，突然间的死亡……没有任何先兆，在某个人结实的身体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关于这一点，我这位奇怪的朋友，作家兼江湖庸医，也知道一些。你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有时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每一刻我都觉得，那么，结束了，我要死了……我在一个避难所里与那个秃头相遇，在布达，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不期而遇。岩石山洞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

就像朝圣日一样，人们在洞穴中拥挤，吟诵祷告，因为城里出现了瘟疫。秃头男人认出了我，示意我坐到他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就这样我过去坐到他的身旁，听着远方传来的沉闷轰炸声。慢慢地隐约记起来，我去找过他一次，因为我丈夫想让他检查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让我起身跟他一起离开。

当时，解除警报的信号还没有吹响，布达的小巷里空无一人，我们在死寂中漫步，就像走在墓室中。我们经过旧城堡区的甜品店，你知道，就是城堡山上的那家百年老店，有很多精美的家具……我们走了进去，空袭仍在进行。

一切都显得有些阴森可怖，好似一场冥界的约会……那家甜品店的店主是城堡山上的老住户……在那里工作的收银小姐也是一样……所有人听到警报后都躲到地下室里去了。整个店里只有我们两个，在红木家具之间，在用蝉翼纱覆盖，加泡打粉烤制的战时糕点、发酸的奶油糕点和干掉的小圆点心面前，在玻璃架子上陈列的香草口味的烈酒之间。没有人接待我们，没有人回应我们的招呼。

我们坐了下来，等待着。我们一直沉默着。远处，多瑙河对岸，高射炮在轰隆作响，还有美式炸弹坠地时发出的沉闷声响。城堡上方升起了黑色的烟云，因为天空中的战斗机击中并点燃了河左岸的一处储油库……但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没有任何请求和招呼，他便开始非常礼貌地招待客人，就像在家里一样。他倒了两杯利口酒，取出一块奶油蛋糕和一块核桃糕点放到盘子里。他在那家古老的甜品店里那样自如地移动着，似乎每天都光顾这里。他给了我一份，那时我问他对这里是否熟悉，是否经常来这里……

“我？……”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手里还拿着利口酒的酒杯。“怎么会呢？也许三十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最后一次来过这里。不，”他坚定地说，看了看四周，摇着头，“我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来过这里了。”

我们碰了杯，慢吞吞地吃着甜品，交谈着。解除警报响起后，一位老妇人，也就是甜品店的女老板以及女店员从地窖里出来了，她们是在听到空袭警报后不假思索、惊慌地跑进地下室里去的，那时我们已经非常亲密地聊了起来。就这样我们重新认识了彼此。

那种随意自然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后来我和他在一起时，我也没有惊讶过，就算他脱光衣服，如同刚出生时赤身裸体，像个宗教狂徒一样站在大街上唱着圣歌，我也不会觉得讶异；就算有一天他突然蓄着胡须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他从西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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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来，他在山上刚刚和上帝交谈过，我也不会觉得惊奇；就算他先叫我去玩打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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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叫我去学西班牙语或者去掌握掷飞刀的秘诀，我也不会觉得奇怪。所以尽管他没有做自我介绍，也没有问我的名字，甚至没有提起我的丈夫，我都没有感到惊讶。我们两个就那样坐在那家被遗弃的阴森的甜品店里，聊着天，似乎所有的话语都是多余的，就像没有这些话语人们也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好像没有什么比互相介绍我们是谁并且干什么这样的尝试更无聊和多余的。我们没有必要谈论那些不用言语和自我介绍就已经知道的事，比如关于那个死去的女人的陈旧故事。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聊我曾经是个女仆，而我的丈夫曾经有一次把我派到他这位灵魂研究者那里去，让他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检查我有没有疥癣或者羊痫风……我们继续聊天……仿佛人们之间的生活不是别的，只是一场永恒的聊天，而死亡只是为了重新呼吸被打断的一段时间而已。

他没有问我那些日子里过得怎么样，住在哪里，和谁一起生活……他只是问我有没有吃过番茄馅儿的橄榄。

一开始我觉得，问这样问题的人一定是疯了，因此我久久地看着他的眼睛，注视着那双充满探究的灰绿色眼睛，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严肃。他就那样看着我，在横空掉落的炸弹周围，在安静的甜品店里，他用那样专注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全都取决于这个回答。

我想了一下，因为我不想骗他。我回答说，是的，我吃过，怎么会没吃过呢。我在伦敦苏活区吃过一次，那是意大利区的一家小餐厅，是希腊人带我去的。但我没有说出希腊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橄榄，而我也没有必要提希腊人的事。

“那就好。”他说道，并松了一口气。

我用一种胆怯的声音问他，我从来不敢那样真正地听从自己内心地与他说话；我问他：“吃过番茄馅儿的橄榄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

他非常认真地听着我的询问，然后开始快速地答话：

“因为您现在已经吃不到了。”他严肃地说，“现在在布达佩斯已经找不到橄榄了。以前您可以在市中心那家有名的食品店里买到……”他在这里提了一家店名，“但是我们这里的人从来不会用番茄当馅儿去填充橄榄果吃，这是因为当时拿破仑带领军队朝我们这个方向行进时，最远只到了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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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点燃香烟，并点了点头，就像已没有其他可说的了。一座古老的维也纳挂钟在我们头顶上方滴滴答答地响着。我聆听着那滴答声，以及远方低沉的轰隆声……那声音就像是一只饱食之后的野兽在某个地方打着嗝。那一切就像做梦一般，这不是一个幸福的梦……但我还是感到一种特别的安心。后来也是，每次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这一点。和他在一起我从未感到幸福过……有时我恨他，他经常让我感到愤怒。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和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感到无聊过。我从来不会不安，也不会缺乏耐心……那种感觉就像是和一个人在一起时我可以脱掉鞋子或者胸罩一样，就像我可以完全脱掉一切被教导穿上的外衣一样。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一种简单的安宁。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正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几个星期一样，感到平静和满足。

有时我想，我不是他的情人真是遗憾……这不是说我渴望和他上床。他已经老了，牙齿发黄，眼睛下面还有眼袋。有时我也希望他是无能的，因此他才从未用对待一个女人应该有的那种眼光看我。或许他喜欢男孩，不需要女人？……我这样期盼着，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其他的东西，只是知道他对我毫不在意。他经常忧心忡忡地擦拭眼镜，就像钻石切割工在抛光粗糙的石头。他不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是即使你打死我，我也无法告诉你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你看，我能记起我丈夫的所有衣物！但是这个男人的外表，连同衣服，一起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关于橄榄果，他还说：“在布达佩斯从来都买不到真正的番茄馅儿橄榄，就算在很久以前的和平时期也买不到。你顶多能买到那种黑色的、小小的、又干又皱的橄榄，没有填馅儿。真正的填馅儿的橄榄即使在意大利也只是在有些地方才能买到。”

他抬起手指，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接着说道：“这很特别。那种易破、酥脆、酸酸的番茄馅儿橄榄只有在二十年代末的巴黎可以买到，在泰尔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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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以圣斐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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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命名的街道拐角处的一家食品店里，那家店是一个意大利人开的。”

说完这番话，终于让我了解了那些有关番茄馅儿橄榄在人类种族发展的这个时期中通常可能知道的一切后，他满足地凝视着前方，并用一只手抚摸着秃头。

他一定是疯了，我这样想着，惊慌地看着他。我坐在城堡山上，在被炸毁的城市上方，和一个疯子在一起，这个人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但是我感觉并不坏。和他在一起我总是有着同样的感觉。

我以一种温柔的语气，用和疯子说话的口吻问他，为什么他认为，我曾经某个时候，在伦敦苏活区的意大利小餐厅里吃过橄榄，从目前和遥远的将来的角度来看是有优势的？……他听完我的问题，把头轻轻歪向一边，眼睛看向了远方，这是他思考问题时一贯的姿势。

“因为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友好又耐心地说道，“所有属于文化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橄榄只是构成那种文化众多口味之中的一个小元素而已。所有这些小小的口味，连同每一份精妙和伟大，形成了这份混合物的共同芳香，它的名字叫文化。这些现在都要消逝了。”他说着，以乐团指挥的手势抬起了手，就像指挥毁灭的最强音部分。“它会毁灭殆尽，即使组成它的零件保留下来。可能，在未来某个地方也可以买到番茄馅儿的橄榄，但是拥有文化自觉的那类人已经消逝了。人们只是拥有一些常识，这是不同的。文化是一种体验，我的女士。”他就像一位神父，抬高手臂说着，“文化是一种持续的体验，就像阳光普照大地，而常识仅仅是一种补充。”他耸了耸肩，然后礼貌地说，“这就是我为什么高兴，至少您还品尝过橄榄。”

他话音刚落，就像外边的世界想要在他所说的话语后边加个句号似的，附近一枚炮弹的爆炸声让房子震动了。

“该结账了。”他说着站了起来，就像这讨厌的爆炸声提醒他，世界上除了埋葬文化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他礼貌地让我先走。我们一起走下了空无人烟的羚羊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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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话。我们之间的真正相识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直接去了他的家里。我们穿过那座美丽的桥梁，几个月后，它将塌陷到水里。那时桥梁的支撑铁链上已经悬挂了炸药包，因为德国人精心又及时地为炸毁这座桥梁做好了准备。他凝视着装满爆炸物的麻包，目光专业又平静，仿佛没有比那些炸药包的巧妙布置更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了。

“这里也将被摧毁，”他在桥的中间说，指着那些默默的、以其自身内部重量的实际张力来承载庞大桥梁的大型铁拱，“这里会彻底被毁灭，您问，为什么？……”他指着那些承担并平衡巨大的桥身重量的巨型铁拱，“这座桥会被炸成碎片。您问为什么？……那让我来告诉您！”他语速很快，就像在一场复杂的辩论中自问自答一样，“如果人们特别认真，使用特别多的专业知识，长时间准备一件事情，那么最终一定会成功。德国人对于轰炸相当在行。”他用一种认同的语气说，“没有任何人能像德国烟火制造者那样完美地炸毁一座桥梁。所以日后他们要炸毁链子桥，然后是其他桥梁，就像他们炸毁华沙和斯大林格勒一样。他们懂得如何完美地炸掉它们。”他严肃地说着，带着认可的语气。然后——扬起胳膊，仿佛想要在这座已经被判了死刑的桥中间提醒我德国人神奇的爆炸能力的重要意义一样——停了下来。

“但是这也太吓人了，”我不由自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些美丽的桥……”

但是我并没有能够说完我的话。

“可怕？”他拉长声音问道，并把头偏向一边看着我。他个子很高，比我要高出一头。海鸥在巨大桥梁的桥拱之间盘旋，在这危险的黄昏时分，周围几乎看不到人影。

他用一种特别的语调问：“为什么这些美丽的桥梁被炸掉是可怕的？”好像我的愤怒让他感到惊讶似的。

“为什么？”我恼怒地问道，“您难道不为这些桥梁感到惋惜吗？您不为这些人惋惜吗？所有那些无辜毁灭消逝的事物和生命……”

“我？……”他仍然用那种拖着长腔又不知所措的声音说道，好像被我的问题深深地震惊了一般，好像此前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毁灭、战争和人类的苦难一样。

“怎么会不惋惜？”他热烈地说着，并且挥舞着帽子，他的脸激动起来，兴奋地说，“我怎么会不惋惜这些桥和这里的人们！……嘿，这话怎么讲？……我会不在乎吗？……”他咂着舌头，带着一种特别的微笑，就像是被这个荒唐的假设和愚蠢的控诉逗乐了一般。“永远会……您懂吗？……”他转身看向我，把他的脸靠近我的脸，威胁般地看着我的眼睛，就像一个催眠师一样，“除了为这些桥梁和人类感到惋惜，我几乎没认真做过别的事情！……”

他说着这些话，呼吸变得困难了，就像是受到了伤害，又遏制着眼泪一样。他是个演员，我突然生出了一种想法，是个小丑，是个喜剧家！……但是当我看向他的眼睛时，却惊异地发现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模糊了。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景象。但是毫无疑问，这个男人正在哭泣。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流泪而感到羞愧。他根本不在乎。仿佛流泪只是眼睛的事情，而与他的想法和意愿无关。

“可怜的桥，”他喃喃自语着，仿佛我并不在场，“可怜而又美丽的桥啊！……可怜的人们！……可怜、可怜的人类！……”

他就这样哭诉着。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然后他用手背擦掉了眼泪，又在外套口袋上擦了擦手，把手擦干后，抽噎啜泣。他看着那些炸药包，摇了摇头，仿佛看到了失去理智的混乱，可怜的人类就像调皮捣蛋、爱作弄人的匪帮，而他，身为一个作家，却什么也做不了，既不能用好的语言，也不能用芦苇棍去让那帮不干正事的青少年清醒过来，适应秩序。

“是的，所有这些都将被毁灭。”他说着，叹了口气。但我从他的声音当中感觉到了一丝特殊的满足，似乎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似乎这个人在纸上已经用铅笔计算出某些人的意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后果，因此现在——当他流泪和哭诉时——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满足感，就像一个专业人员看到自己的推算没有欺骗他一样。

“那么，”然后，他简短地说，“我们回家吧。”

他就是这样说的，用复数的形式，好像我们在所有事情上已经达成一致。而且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吗？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确定了一切——在所有属于我们双方的最本质的问题上，经过某种漫长的争论和讨价还价之后形成共识。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这个协议恰恰可能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成为他的情人，就像一位女佣。我们两个就这样回“家”了，没有说一句话，穿过被判了死刑的桥。他走得很快，我加快脚步，以免落在后面。一路上他都没有看我，仿佛已经忘记了我跟随着他，而我就像一条狗跟在他的后面，或者像个用人陪着主人四处采购……我抓紧腋下的提兜，里面装着口红、粉盒和餐票。记得很久以前我到布达佩斯找工作时，也是这样抓紧了包袱。我跟随着他的脚步，就像一个女佣紧随着她的主人。

而我们就这样走着、漫步着，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平静。你知道，那时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贵妇生活。我也能那样优雅地擤鼻涕，仿佛恰巧身处白金汉宫的游园会……有时我会想起，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用过手帕……他之所以不用，是因为根本没有。他甚至从来都不知道手帕是什么……他擤鼻涕的方式就是用两根手指夹住鼻尖用力，然后往他的裤腿上一抹。做女佣的时候，我也是那样擤鼻子，和我父亲一个样。但是现在，当我小跑着跟在这个男人身后，我豁然开朗了，就像某人经过疲惫和无用的表演之后终于可以休息了一样。因为我确切地知道，如果那时，在塞切尼的雕像面前，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我用两个手指揪住鼻子用力，然后在我那高档的山东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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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子上抹一把……这个人根本不会注意。或者在那一刻他郑重其事地瞥我一眼，也不会对我鄙视和看不起，反而会满怀兴趣地观察一个穿着贵妇服装的女性生物在大街上以一个农民的方式擤鼻子……他会像观察一只驯养的动物那样观察我。在这种情形下，某种东西让我感到安心。

我们上楼去了他的公寓。我就像回家一样平静。他打开前厅的门，让我进入那在昏暗之中泛着樟脑味的走廊，我感到了一种安心。很久以前，我从大草原来到佩斯，受雇于我前夫的父母家做打杂的仆人时，也产生过同样的感觉。我感到踏实，因为我知道在野蛮和危险的世界中，我的头顶上终于拥有能够遮风避雨的屋檐。我也在那里留了下来，留下来过夜。我很快入睡，凌晨醒来时，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那并不是心脏病发作，我的甜心……也是心脏病，但是另一种类型。我并没有感到疼痛，也没有感到忧虑，我的整个身体充盈着甜美的平静，死亡的平静。我感到自己胸膛里的装置停止了运作，弹簧失效了。我的心脏一下子厌倦了劳役，不再跳动了。

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他就在我身边，站在沙发床边。他正握着我的手腕，在触碰我的脉搏。

但他并没有像医生那样握我的手腕。他触摸我的脉搏，就像一个艺术家触碰琴弦或者雕塑家抚摸一件艺术杰作，用他的五根手指触摸着我。我感到他的五根手指与我的皮肤和血液之间展开一段特别的对话，并透过这一切直抵我的心脏。他那样触摸我，就像一个在黑暗中看东西的人，就像盲人用手来看，或者聋子用眼睛去听。

他还穿着在街上穿过的那身衣服，没有脱下来。已经过了午夜。他什么也没有问我。在他的鬓角周围和后脑勺上，光秃的头部下方头发凌乱。另一个房间亮着一盏台灯。我明白了，在我睡觉和之后突然濒临死亡的时刻，他在那里看书。现在他站在我当作床来睡觉的沙发旁边，开始转来转去忙碌着。他拿来了柠檬，挤出汁液，加入砂糖，让我喝下那酸甜的混合剂，然后用一个小铜壶煮了咖啡，那是像毒药一样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他从一个药瓶里倒了二十滴液体到杯子里，加入很少的水，然后倒进我的喉咙里。

午夜已过，外面又响起了警报声，但是我们两人都没有去注意外面危险的号叫。空袭的时候，他只有在街上遇上警报并被警察强领的情况下，才会去避难所。否则，他就会留在家里阅读书籍。

他说他喜欢在这种时候看书，当城市中终于有了片刻宁静。只是这种宁静，就像在阴间才有……电车和汽车已不再行驶，只有高射炮和炸弹接二连三地发出爆炸声，但那些都不会打扰他。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时不时摸摸我的脉搏。我闭着眼睛躺着。那天晚上的轰炸声相当厉害，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镇静、安全和受到保护。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体会到了被人关心吧，一种很难从人们那里获得，也很难从医生身上得到的感觉。这个人不是医生，但他却能给予我帮助。看起来，当有问题发生时，艺术家能够提供帮助，或许也只有他们才能帮忙……是的，还有你，我的爱人，和所有其他的艺术家。他曾经漫不经心地说过，很久以前没有专门的艺术家、神父、医生……他们都是同一个人。知晓某些知识的人，就是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因此在那个小时里我是那样的平静……安心，几乎是幸福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又开始跳动了。我胸膛里的装置恢复正常工作了，就像我小时候，有一次在尼莱吉哈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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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像馆里看到的情形。在那里展出一个由蜡制成的垂死的神父，神父的心脏由一台装置支撑跳动着。当我的心脏再次工作时，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我抬眼看着他，想听他说点什么，我还没有力气说话，但他知道危险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用亲切的语气问道：

“您得过梅毒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吃惊，也没有冒犯我，听起来非常自然，就像他所说的所有话一样。我示意我没有得过梅毒。我知道，对他撒谎是没有用的，因为当某个人撒谎时，这个人总会知晓……然后他又问我一天吸多少根烟。你知道，我更早以前从来没有吸过烟，至少不会像现在在罗马这样没有节制地吸烟。我是到了这里以后才开始疯狂吸烟的，现在的我会一口接一口地猛抽那种经过调香工艺的美国香烟。但那时我还只是偶尔在饭后点一支烟。我把这些也告诉他了。

“我到底怎么了？”我问，把手放在胸前，同时指着心脏的位置。我感到非常虚弱，“我得了什么病？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关切地看着我，然后说：“身体还记得。”

但是他并没有说身体记得的到底是什么……他继续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缓慢地拖着步子，跟瘸子一样。他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关上身后的门，就剩下我独自一人。

后来他也经常这样留下我一个人，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任何时候。因为一段时间后，在没有任何预先告知的情况下我出现在他家里，他没有多想就给了我一把钥匙，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一样。有一个上门服务的女佣负责打扫卫生，但没人给他管家。一切都那样放松……连他的家也一样，那是一处规整的市民阶层住宅，配有古老的维也纳家具。他的家里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位于一幢新公寓的五层，有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堆满了书籍。

无论我什么时候去他家，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都会款待我，像变魔术一样从某个看不见的食品仓库里拿出美味食物，比如海蟹罐头。当每个人都在吃豆子度日时，他却用菠萝罐头款待我，甚至还给我喝陈年的水果白酒。他从来不喝水果白酒，但总是在食物储藏室里保存葡萄酒。他收藏各种特别的葡萄酒，有法国的，匈牙利的，德国的，索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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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莱茵等地所出产的酒，酒瓶上覆盖了一层蛛网。他收藏稀有的葡萄酒，就像其他人收藏邮票或精致陶瓷一样。每当他打开其中珍贵的一瓶，那样认真和虔诚地凝视和品味着葡萄酒，就像多神教神父正在准备贡品。他有时也会给我倒一点，但不是那么情愿。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我不配喝葡萄酒，他宁愿让我喝水果白酒。他说葡萄酒不是给女人喝的饮品。

他有着这种令人吃惊的观点。他的观点通常有点僵化，就像已经不愿意争执的老人一样。那种统治着他住宅的秩序让人惊讶。他的鞋柜、抽屉、摆放手稿和书籍的架子总是井然有序。那些地方不是由清洁女工整理的，而是由他亲手完成的。这种秩序来自内心，他就是这样的狂热的秩序维护者。比如他不能容忍烟灰和烟蒂在烟灰缸里堆积，每过半个小时就会把烟灰倒进一只铜制小桶里，晚上，亲自把它拿到垃圾筐里清空。他的写字台整齐得就像是工程机关的绘图桌子一样。我从来没有见他移动过家具，但是每当我到那里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的任何一个无法预计的时间，他的家里总是那样，仿佛清洁女工刚刚离开……那种秩序存在于他的内心、本质和生命之中。但是……我直到后来才领悟这一点，但现在我也不清楚，我是否真正地、准确地领悟了……你知道，那已经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秩序，而是人为的秩序，因为只有当外面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时，他才开始保存和保护自己专门的、个体的秩序。面对混乱的世界时这是最后一种防御可能，那种个体的、小气的、精打细磨的秩序……告诉你吧，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我只是把它讲给你罢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他说得对，我的身体在回忆。回忆什么呢？——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回忆起我的丈夫。那段时间，我已经不会想起我丈夫了，我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也没有找过他。我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他。但是我的皮肤，我的肾脏，谁知道呢，还有我的心脏……并没忘。当我走进我前夫的这位秃头男友的生活中时，我的身体突然开始回忆。我和这个人在一起时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我的丈夫……这个头发稀疏而又寡言少语的人，就像一个来自虚无的兴致索然、冷漠麻木的魔术师，已经不想再表演任何绝技和魔法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在他那里寻找什么，我还记得什么……

那段时间像做梦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他们捕人杀人，就像猎狗者对待野狗那样。房屋倒塌。众人挤在教堂里，感觉就像在游泳场。由于很少有谁住在家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出入别人公寓的串门者。

我知道，我不能犯错，否则他会赶我出门，或会逃走，把我一人留在家里，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闪身躲开。我知道，如果我跟他纠缠，主动奉献，他就会拉开房门，我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还知道，我不可能帮到他，原因很简单，他什么都不需要。他是个不幸的人，能够承受一切，包括屈辱与贫寒……他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的帮助。

你问什么？他很傲慢？当然啦，他也是一个傲慢的人。他不能忍受别人的帮助，因为他很傲慢，他很孤独。但是后来我理解了他，在傲慢的孤独背后还隐藏着别的东西。他害怕什么……不是怕他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他为文化感到担心。你别做出嘲讽的样子。我知道你想到了橄榄果，才这样坏笑，对吧？……我们穷人，我可爱的小天使，不理解什么是文化。我们认为文化就是知道一些东西、过着优雅生活、不往地板上吐痰、不在吃饭时打嗝……我们把这类事情当作文化。但文化是另一回事。并不是人们死记硬背后知道的什么，不是学会得体的言行举止……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人为另一种文化感到担心。他不想让别人帮他，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工作在这样龌龊的世界里无法进行。但当我进一步了解他后，我感到吃惊，因为这个人早就不工作了。

你问我，他做什么？他只是读书，散步。这个你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你天生就是个艺术家，专业鼓手。你不能想象自己不再敲鼓。但这个人是一位作家，一位已经不想写作了的作家，因为他不再相信，他写的词语能够改变人类的天性。他不是一位革命者，他不想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不相信有任何的革命能够改变人类的天性。有一次，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没有必要改变体制，因为人们在新体制里还会跟在旧体制里一样生活。他想干别的。他想改变自己。你不理解，你当然不会理解。很长时间我也不理解，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这么想……我一声不响地守在他身边观察他。我很高兴，他忍受了我。那段时间，许多人家里住着这样的避难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犹太人，他们逃避追捕……好，好，你别激动。我想，你不知道当时佩斯发生着什么……

你不可能知道，人们就像昆虫一样活着，无声无息。许多人睡在柜子里，就像蛀虫夏天住在樟脑球味的抽屉里。我也以这样的方式在他的家里安营扎寨。没有声音，没有生命的迹象。

他不大理睬我，但有的时候会吓一跳，好像突然意识到我，他露出微笑，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既亲切又礼貌，总像我们已经交谈了很久。

有一天，我晚上七点来到他家，夜色中已能嗅到秋天的气息，天黑得很早。我走进屋，看到他的秃脑袋。他坐在昏暗房间的窗户前，没有读书，而是抱着双臂坐在那儿，出神地盯着窗外。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但没有回头，他说：

“您认识中国的数字吗？”

有时我觉得他真的疯了。但我已经学会了应付他的方法……必须马上跟他交谈，不能迟疑，无需做没用的开场白，要接着他开始的话茬说下去。他喜欢我只用一两个单词回答他，比如“是”或“不”。因此我乖乖地回答他。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写数字的。

“我也不知道，”他平静地说，“我不懂他们的文字，因为他们不用字母写字，而是画出概念。我想都想不出来他们怎么写数字。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用阿拉伯数字，也不使用古希腊的数字体系，他们用更古老的数字体系。不过可以假设，”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他同时伸出食指，就像教师向榆木疙瘩脑袋的学生讲解什么，“他们用他们的数字符号，不同于西方和东方的任何一种数字。就因为这个，”他郑重其事地说，“他们没有科技。因为科技是从阿拉伯数字开始的。”

他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弥漫着葡萄汁芳香的灰暗夜幕。看得出来，中国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不同的这个事实，把他搅得心烦意乱。我望着他并缄口不语，因为关于中国人，我知道他们人口很多，黄色皮肤，总是微笑。这是我从一本画报里读到的。于是我怯生生地问：

“科技是从阿拉伯数字开始的？……”

就在这一刻，在不远的地方，在城堡山的山脚下，一门高射炮突然开火，传来震耳的轰隆声。他朝城堡山的方向瞅了一眼，用充满喜悦的嗓音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好像为在一场辩论中获得听众的赞同而感到高兴，“您听没听到爆炸声？……这就是科技。这个需要先有阿拉伯数字。因为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数字很难做乘法，也很难做除法。你想一想看，一个希腊人要想用数字写下和计算两百三十一乘以四千三百一十二是多少，那得需要多少时间？……他算不出来，亲爱的夫人……不可能用希腊语写下来。”

他这样说着，显然感到很得意。不管我多么没文化，我还是听懂了他说的每个词……只是，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人。你知道，不能理解他的内心。这个人到底是谁？一位喜剧演员？……他在捉弄人吗？……他很兴奋，就像一个人站在一台新机器前，手里拿着一把新式锁或一台复杂的计算器。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够接近他……我吻他吗？还是扇他一个耳光？也许他会反过来吻我。但也可能只是忍受吻和耳光，然后平静地说几句什么。比方说，他开始讲长颈鹿一步能迈出六米远，因为有一次他也提到过这个，没头没脑，一脸兴奋。他说，长颈鹿是荒野里的天使，在所有动物中间，它们拥有某种天使般的灵魂。它们的名字也是从天使那里得来的……它们真正的名字是炽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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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在山路上散步，在秋季的山林间，在战争的尾声。他大声地谈论长颈鹿，他的话在山谷里响起回声。他情绪热烈，用崇高、飞扬的词语跟我谈论长颈鹿为了能长出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巨大的胸膛和惊人的长腿，需要摄取多少植物蛋白啊……他谈论这些，感觉像是在朗诵诗歌，朗诵某种没有人能听懂的赞美诗。好像在诗朗诵的过程中，为词语的意义陶醉，为世界上还有长颈鹿活着的事实而迷狂……这种时候我很怕他……当他谈论长颈鹿或中国人时，我会变得困惑不安。但是后来我不再怕他，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我也喝醉了似的。我闭上眼睛，就这样听他嘶哑的声音……我对他所说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是被他话语中流露出的与众不同的、既含羞又热烈的癫狂而吸引。仿佛全世界在庆祝某个重大的节日，他是神父，他是祭司，正高声阐释着节日的意义……以及长颈鹿、中国人或阿拉伯的数字体系。

你知道在所有这一切中还有什么？……不羁。

但那是另外一种不羁，不是人类的不羁。或许是植物的，巨大蕨类植物香气袭人的藤蔓或长颈鹿和炽天使的不羁。也许，作家的不羁也是这样……我需要时间理解他，他并不愚蠢，只是不羁。他不羁地面对这个世界，世界万物令他兴奋不已，词语和血肉，声音和石头，一切，所有的一切，一切虽然可以触摸，但意义难以理解、内容难以捕捉的东西。他这样讲话时，严肃得就像一个高潮后闭眼躺在床上的男人……是的，亲爱的……就是那副样子。

但他的沉默跟傻瓜不同，并不是脑子里空空无物。比方说在乐队里，当你坐在萨克斯风手旁边，你也会魅力十足地保持沉默，在酒吧里严肃地环视四周，你的头就像古希腊的神一样俊美……然而，即使你身穿白色燕尾服，不管你显得多么高傲自信，但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你只是这样沉默着，脑子里什么都没想……这个不幸的家伙沉默时，显然是为了什么而沉默。他的沉默充满了力量。他能像别人叫嚷那样保持沉默。

他一旦讲话，便不知道疲惫。这种时候，我会感到轻微的头晕，就像一个人聆听音乐。但我会因为他的沉默而感到疲惫。因为我要跟他一起沉默，并观察他为什么沉默。

这种时候，我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在滔滔不绝地大谈长颈鹿或别的什么之后，他会突然陷入沉默，这种时候我感觉到，他现在才开始说他要说的话。就在他开始沉默的瞬间，他离我好远好远。

这让人惊讶，也有点可怕。感觉他像一个童话中的人，头戴云冠，隐身无形……他就这样消失在沉默之中。刚才他还跟我在一起，用沙哑的嗓音讲我听不懂的话……后来，他突然消失无踪，好像去了远方。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失礼。有一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不搭理我。但是很快，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并没有不敬，只是无言地陪伴我。

你想问我，他为什么能够这样沉默？这样沉重，这样深邃？……哎呀，我亲爱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窥视他的沉默。

后来，我通过一些细小的征兆猜到了什么。那段时间，当我跟他相遇的时候，这个人开始试图掐死、杀死自己体内的那个作家。他周密设计，精心准备。准确地说，就像凶手在做杀人的准备……或许，就像一名同谋犯，由于害怕泄露秘密，干脆服毒自尽。或像一位传教士，担心自己会将某种神圣、神秘的魔咒告诉野蛮人和充满敌意的异教徒……他不想这么做，宁可死亡。

现在我试着告诉你，我怎么慢慢理解了他。有一次他用不经意的语调说：“小市民阶层艺术是一种罪孽。”

跟平时一样，每当他讲这类话时，都会摸摸自己光光的头顶。他就像一个魔法师，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老鹰，随后掏出一只鸽子。随后，他解释，拆析，并重构他那令人费解的哲思。他说，在小市民、平民的生活中，罪孽就像艺术家生活中的幻象与作品，但是艺术家想做的事情，要比平民多得多……他们想编纂某种秘密讯息，然后说出，画出或写成音符……为了让生活更丰富，他们做些什么……这个我不懂，我亲爱的。他说，在罪犯的脑子里滋生出许多非同常人的特殊想象。罪犯如何掌握他的机会……凶手、将军或国家政要……就跟艺术家在灵感突发的瞬间一样，如何以闪电般的速度、令人惊愕的机敏和娴熟的手段去实现……他们杰出的作品或可怕的罪行！……有一位俄罗斯作家……你别皱着你那跟大理石一样光滑的额头，我心爱的人，他的名字并不重要，我也忘了，但我看出，我一提到作家，你就愁眉苦脸，情绪变坏，你不喜欢这一类人。我想你是对的……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写了一部关于凶杀的长篇小说。我那位古怪的朋友肯定地说，很有可能，这个俄国人真想过杀人。但是后来他没有做，因为他不是平民，而是作家。他还是把这个写下来。

他已经不想写任何东西了。我从来没见他写作过。我连他的笔迹都没见过。他有一支灌水钢笔，我在写字台上见到过，放在便携式打字机旁。但我从未看他用过打字机，从来没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想，他已经精力枯竭，既没有气力做爱，也没有气力写东西了。他装模作样，做出一副愤怒的样子，开始傲慢地沉默，不想将那独一无二、只有他能够给予的神奇礼物献给人类和世界。他不过是一位虚荣、自负、老去的作家，大师！……我这样揣测。你知道，当一个人才能耗尽……就像一个男人已经没有了足够的气力去真正拥抱一个女人……于是扮演苦行僧，仿佛他已获得了足够的成功，无论在床上，还是在桌上，由于日复一日总是那样，不值得再……总之，一颗酸葡萄，那就去当隐士吧。但是有一天，我清楚地看到他在为什么做准备。

这个人再不想写作了，因为他担心他所说的每个词，一旦写到纸上，会落到出卖者和野蛮人手中。他认为，在将要来临的世界里，艺术家所想所说所写……或画到麻布上、写进乐谱的一切，都将被伪造，被出卖，被玷污。你别这样瞪着我……我看出来了，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觉得我是在信口开河，胡思乱想。我能理解，我亲爱的人，对你来说这一切都不可置信，因为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你骨子里就是艺术家……你不能想象自己有一天会丢下鼓槌，像那个人一样将灌水钢笔放进抽屉，任凭它落灰……我说的对吧？我能够想象，因为你就是这一类人，到死都是艺术家。你即使指头僵硬了还会想打鼓，我亲爱的。但这个不幸的家伙是另外一种艺术家。

这个忧伤的人担心，如果他写什么东西，他会成为同谋犯和出卖者，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一位作家所说的一切都将被伪造。所有的话都会被曲解。他感到震惊，就像一位神父突然发现，自己的布道被人变成了漱口水广告或贴在酒桶上的政治口号……因此，他开始沉默。你说什么？这人是谁，一位作家？……一个流浪汉？……一个维修工和一个律师谁更重要？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么一位作家跟一个流浪汉没什么两样。他再没什么好自豪的……一个没钱没势的人，对谁来说都没有用？就像我先生说的，多余的人？

你别嚷了，镇静一下。你是对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不管怎么样，你想不想进一步了解他？……他既不是伯爵和政府首脑顾问，也不是党委书记。比方说，这个人在钱的问题上非常古怪。不管你相不相信，他有一些钱。他是个偷偷盘算一切的流浪汉，包括钱在内。你别以为他是个蠢笨的隐士，他既不穿粗布的僧衣，也不在沙漠里吃螳螂，更不像狗熊一样透过树皮吃蜂蜜。他有一些钱，但并不存在银行账户上，而是揣在外套左侧的口袋里。付钱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钞票。他掏钱的动作很不雅，因为规矩的人把钞票放在钱夹里……你也把我们的钱揣在口袋里，不是吗？当他用这种不雅的动作从外套口袋里掏钞票时，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是不可能上当受骗的，因为他准确地知道，他有多少钱，连有多少钢镚儿都一清二楚！

他兜里揣的不仅是不断贬值的家乡的钱，还有美金，三十张十美元面值的绿票子。他还有法国的拿破仑金币。我记得，他把金币放在一个旧的铁皮香烟盒里。曾几何时，烟盒里装过埃及产的香烟。他有二十四枚拿破仑金币，他忧心忡忡地当着我的面数过。当他捧着金币又看又闻时，架在鼻尖上的眼镜闪闪发光。他一枚一枚地用牙轻咬，然后将它们摇得叮当响。每枚金币他都要看一遍，捧在灯下仔细查看，就像当铺掌柜用狂热而冷酷的专业眼光审视一幅古画。

但我从来没见他挣过钱。如果有人送来账单，他会忧心忡忡地戴上眼镜，一言不发，十分严肃。随后，他付清账单，并给送账单的人很多小费。但我认为，他私底下实际是个吝啬鬼。有一次……在黎明时分，他已经喝完了葡萄酒……他说，对钱，特别是对金币要特别地敬拜，因为在钱里有某种魔法。但他没做解释。他一方面敬拜金钱，一方面又那么大方地给小费，这很让人感到意外。他花钱的方式跟有钱人不同……我了解有钱人，我丈夫也是个有钱人，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会像这个流浪汉作家那样出手大方地给小费。

我认为，他实际挺穷。但是他是那样的骄傲，并不觉得有必要掩饰贫寒。你不要相信，也不要奢望我能够告诉你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带着焦躁不安的好奇心观察他，但从来没有想过，哪怕一秒钟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我从骨子里了解这个人似的。

你问我：“这个人是谁，作家吗？”你说的没错，他还能是谁？一个完全没用的家伙。没有头衔，没有官衔，没有权势。当红的黑人爵士指挥家会有更多的钱，警官会有更多的权势，消防指挥官拥有更高的地位……他知道这点。他提醒我说，社会不知道该给作家什么样的头衔，因为作家看起来谁都不是。有时为他们立雕像，有时将他们关起来。但事实上，作家对于社会来说谁也不是，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用铅笔写字的人。人们通常叫这位作家“编辑先生”，或“艺术家先生”，但他并没有当过编辑，因为他从没编辑过任何东西。他也不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要留长发，还要有幻视……大家这样说。但他是秃顶，我认识他时，他什么也不做。没有人叫他“作家先生”，因为看起来没必要采用这类头衔，或者“先生”，或者“作家”……这个很难解释清楚。

有的时候我感到怀疑，但我从来未能真正知道，他是否认真地想过他所说的话。因为他说的跟他想的截然相反。他看着我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在跟我讲话……比如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好长时间我想都没想过这件事，但现在突然恍然大悟……在两次轰炸期间，我坐在他的房间里，背对着写字台。我以为他没有注意我，因为他正在读字典。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脂粉盒，对着小镜子照了照我的鼻子，开始涂起脂粉来。突然我听到他的声音。他说：

“您最好小心一点！……”

我吓了一跳，张口结舌地盯着他。他从桌边站起来，抱着胳膊站在我面前。

“要我小心什么？……”

他歪着脑袋看着我，小声吹了一下口哨：“您最好小心一点。因为您很美丽！……”他用一种指控的口吻说。他的模样忧心忡忡，好像他这话很严肃。

我大笑起来：

“我小心什么？小心俄国人？……”

他耸了耸肩说：“这些人只是想杀掉我们。随后他们会撤走。但又会来别的人……那些人想撕下我们脸上的皮肉。因为很美。”他躬身凑近我的脸，他近视。他将眼镜朝上推了推，就这样看着我的额头。他好像现在才意识到，我不丑，我有一张可爱的脸。好像在此之前，他从来没像看一位女人那样看过我。现在他最后再看一眼……但他看得是那样的专业，就像猎人牵着一条匈牙利猎犬。

“要剥了我的皮吗？……”我笑了起来，但我感到喉咙很干。“谁？……变态杀人狂？……”

他就像神父布道一样严肃地说：

“在即将到来的世界里，所有美丽的人，有才华的人，有个性的人，都将成为嫌疑犯。”他用嘶哑的嗓音说，“您不明白吗？美丽将被视为挑衅，才华是一种煽动形式，个性则是恐怖活动！……因为现在他们要来了，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犄角旮旯，几百万人甚至更多。到处都是。丑陋的人。无能的人。没个性的人。他们将硫酸泼到美丽的人的脸上。用沥青和诽谤淹死有才华的人，将匕首刺进有个性者的心脏。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您要小心！……”

他重新坐回到桌子旁，用两只手掌捂住脸，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换了一副柔和的语调问：“我来烧一壶咖啡？”

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还有些别的事情。他变老了，但有的时候，他好像为自己的衰老偷偷地得意。你知道，有的男人这样觉得，变老是他复仇的时候。女人在这种时候会发疯的，吃激素药，美容化妆，花钱养小白脸……但是男人们在变老时，有时会面带微笑。这样面带微笑变老的男人，对女人来说十分危险，比风流公子们还要危险。在激烈、无聊的对决中……永远不会腻烦……这种时候男人更强大，因为欲望已经不再追赶着他，催促着他。已经不再是身体指挥他，而是他指挥自己的身体。女人们感觉到这一点，就像野兽嗅到危险的猎手。我们只有在能给你们男人带来痛苦时，才可以真正驾驭男人。要小心行事——先让男人们饱餐一顿，之后立即采取饥饿疗法……这时候如果他咆哮，写信，或威胁的话，我们就得意地去散散步，因为我们知道，有了驾驭他们的能力。但当一个男人变老的时候，他更强大。的确，不会强大太久……变老是一回事，衰老则是另一回事。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段时间，衰老阶段，这时候男人们将变成孩子，重又需要我们女人。

嘿，你倒是笑啊。我只是给你讲故事，逗你开心，因为天已经快亮了。就这样，你看，当你这样傲慢地微笑时，是多么漂亮啊。

这个人聪明狡黠、幸灾乐祸地变老了。有时他会意识到自己在变老，这时候他会兴奋起来，镜片后的眼睛闪闪发光，快活、得意地看着我。他高兴地搓着两手，情绪极好，因为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已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痛苦，想来他已经日渐衰老。这时候我真想揍他一顿，我真想把他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扯下来，摔到地上，再朝镜片上踩一脚……为什么？就为了让他嗷嗷大叫。他也许会抓住我的胳膊反手打我，或者……是啊，没错。但我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正在老去。而且我很怕他。

他是我唯一惧怕过的人。我总是以为自己很了解男人。我想，他们是由百分之八十的虚荣和百分之二十别的什么东西构成的……你别用这副生气的面孔看着我，你是个例外，但是别的男人，我相信我很了解他们，我会用他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每当我转着眼球做出一副仰慕的样子，十个男人里有九个相信我是在欣赏他的美貌，惊讶于他的才智！我要嗲声嗲气地跟他们说话，百依百顺地遵从他们出众的智慧；当然，我是一个胆小、贫穷的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像紫罗兰一样清纯无辜，我捕捉不到他话语的真正意义，也不能理解……只要我蜷在高大、睿智的男人脚前出神地倾听他们神采飞扬的讲演就足够了，似乎这是对我这个蠢女人的恩惠。他告诉我他在单位里是多么聪明，多么威风；他是怎么跟那些想拿未经加工的毛皮代替加工好的皮革卖给他们的土耳其进口商周旋的；他怎么讨好那些大人物，好让他们颁给自己诺贝尔奖或授予他什么地方的骑士头衔……因为通常来讲，这样能满足他们的虚荣。我说了，你是个例外。你至少是闭着嘴打鼓。你不说话的时候，我能够肯定，你只是不说话而已。这样很好。别的人却不是这样，我亲爱的。

其他男人是那样的虚荣，无论在床上、餐桌上，还是散步时；无论是穿着燕尾服去朝拜新的当权者，还是用低沉的嗓音在咖啡馆里召唤侍者……总是那样虚荣，好像虚荣才是真正的品质，这是人类一种不可救药的疾病。男人身上有八成是虚荣，这话我已经说过了吧？……也许九成。就像我在一本画报的周日副刊里读到的那样，覆盖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是水，只有一小部分是土地。我想，男人也是如此，只有虚荣，被几个灌输到大脑里的妄想紧紧绑缚。

但这个男人是另一种虚荣。他为扼杀掉了自己身上那些本可以引以为豪的东西而感到自豪。他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对待一个手下的职员。他吃得很少，吃饭的时候很守规矩，举止认真。如果他喝葡萄酒，会把自己关在屋里，仿佛想独自沉浸于某种变态的个性和邪恶的激情里。他喝葡萄酒时，根本不管我在不在他家。他将一瓶法国白酒放到我眼前，摆上一个盛着美味小点心的盘子和一盒埃及香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喝葡萄酒。男人在喝葡萄酒时，似乎不应该有一个女人在他附近……

他喝烈性葡萄酒，确实如此。他在仓储间里选好一瓶酒，那里收藏着珍稀的葡萄酒……就像一位帕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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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到后宫选一位姬妾陪他睡觉。当他给自己斟最后一杯酒时，他会高声地说：“为了祖国。”刚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并没有笑，他说他不会开这类玩笑。最后一杯酒，他确实是为祖国干杯。

你想问他是不是一个爱国者，对吧？……我不知道。当人们谈论爱国的时候，他通常心存怀疑地沉默不语。对他而言，祖国只是匈牙利语。难怪他在最后几年里读词典，并非出于偶然……他在夜里喝葡萄酒时，在上午的空袭期间，别的什么都不读，只读词典。他翻看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词典和法语—德语词典，像是希望能在毁灭的震耳噪音中最终找到一个词，作为一切的答案。但是，大多数时间他读的还是匈牙利语的注释词典，带着一副虔诚、专注、入迷的神情，仿佛在教堂里陷入某种快乐的谵妄，灵魂出窍。

他从词典里挑出一个个匈牙利词，眼睛盯着天花板，然后将词念出声来，任它像蝴蝶一样飘舞，翻飞……是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念了这个词……“蝴蝶”……之后他抬眼追寻那个词，好像它真的变成了一只蝴蝶，飞舞在他眼前，在金色璀璨的阳光里……它飞来飞去，转来转去，闪来闪去，阳光在覆盖着鳞粉的翅膀上闪光，他望着这来自天堂的舞者，欣赏匈牙利词的仙女舞蹈，他感到晕眩，因为这是他生命中残留下的最美丽、最重要的东西。看起来，他在内心已经放弃了桥梁、土地和人们。他只相信匈牙利语，对他来说，那是他的祖国。

有一天晚上，喝葡萄酒时，他允许我到他的身边来。我跟他面对面坐着，坐在沙发的边缘，我抽着烟，看着他。他不理睬我，有一点微醺。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念着单词。他说：

“剑。”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然后站住，好像绊到了什么东西。他朝地板看了一眼，对着地毯说：“珍珠。”

大声喊完，他用手捂住额头，好像头疼似的；随后他说：

“天鹅。”

他用慌乱的眼神瞅着我，好像现在才意识到，我也待在房间里。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都垂下眼帘，没有看他。我感到害羞，好像我看到、听到一桩不体面的事——你知道，我感觉自己像偷窥狂，透过墙上的小洞偷看一位病人的反常行为……比如，跟一只鞋做爱。因为对他来说，局部比整个人更重要。他认出了我，他瞧着我，眨巴着眼睛，醉眼迷蒙，嘴里一遍遍地重复着。他感到不安，羞怯地微笑，像是干不得体的事时被人捉到……他摊开手臂，好像在找借口，想来他也无能为力，激情比礼貌和审慎更重要，他嚅动着嘴说：

“马尾花！……牵牛花！……”

随后，他坐到沙发上，坐到我身边，他的手攥住我的手，并用另一只手遮住他的眼睛。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坐了许久。

我不敢说话，但我还是理解了，我所看到的，是垂死挣扎。这个人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用理智控制世界。后来必须看到，这种理智软弱无力。这个你不理解，我亲爱的，因为你是艺术家，真正、真实的艺术家，你是跟理智关系不大的那类人，想来打鼓不需要这类东西……你别生气，你所做的事情，要比别的更有价值……你没看到。但这个人是一位作家，他长久以来都相信理智。他相信，人的理智也像光，像电，像磁等所有能够推动世界的力量一样强大有力。他这个人，用这种力量征服世界，无需仪器，就像古希腊长诗里的英雄，记不记得，不久前刚有一家旅行社用他的名字命名？……他叫什么名字？对了，尤利西斯。他不用仪器，不用技术，不用阿拉伯数字……他大概就是这样想象的。

应该知道，理智其实一钱不值，因为本能更加强大。愤怒比理性更有力量。当人掌握了愤怒的技术，就不会拿正眼看理智。尤其在这种时候，愤怒和技术开始野蛮地舞蹈。

因此他不再相信词语了。他不相信理智拼凑的词语能够帮助世界，帮助人类。算了吧，在我们这个时代，词语完全被扭曲了……你知道，就连最简单的词语，我们现在正讲的词语也是一样。这一切都毫无用处，像纪念碑一样。事实上，人类的词语变成了某种低吼……变成高音喇叭的巨大噪音和刺耳尖叫。

他不再相信词语了……但还总是喜爱，品味，咀嚼词语。夜里，在漆黑的城市里，他用一个个匈牙利词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他品味着一个个匈牙利词，就像你前天凌晨品尝那位南美毒贩子请你喝的“拿破仑大帝”。是啊，你是那样专业地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品着那稀有的液体，就好像这个人在说：“珍珠！……”或“牵牛花！……”对他来说，这些单词是用可以品味的物质制造的，就像血和肉。当他这样丧失理智地讲话时，几乎可以说灵魂出窍……当他只说那类罕用的词时，感觉就像醉酒或发疯。他哼唧、尖叫着说出一个来自亚洲语言的特殊词……我沉默不语，感到恶心。仿佛我成了一场特别的东方酒神祭的见证人，仿佛我误入了一个疯狂的世界，现在我在黑幕降临的暗夜里突然看到了一个民族，或更像是留在那里的人……看到一个人和几个词；这个人和这些词是误入这里的不速之客。他们来自远方，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匈牙利人。然而我是，上帝作证，我肯定是，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库曼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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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匈牙利人。在我的背上有一块痣……人们说，那不是胎记，而是部落标志，是库曼汗国的标志。你问那是什么？你想看吗？好，我马上给你看。

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著名匈牙利人的传说，他是一位伯爵，而且还是总理，不是叫“多瑙”，就是叫“蒂萨”。我总是忘记这些伯爵的名字。我先生认识那个爱上这位匈牙利贵族的女人。他从女人那里听说，这位大胡子的伯爵在担任总理的时候，有时跟他的几位朋友一起去匈牙利大饭店的一个专用房间，招来小贝尔凯什，一个吉卜赛人。他们关上屋门，并没有喝太多的酒，只是一声不响地听吉卜赛音乐。后来，有一天拂晓，这位严肃、严厉、经常身穿沙龙礼服的伯爵兼总理，独自站在那个专用房间的正中央，伴着慢节奏的吉卜赛音乐跳起舞来。其他人一声不响、神色庄重地看着他。尽管这场面很奇特，但是没有一个人发笑，因为这个人是总理，现在他在独自跳舞，在黎明时分，舞步缓慢，伴着吉卜赛音乐。我突然想起，在黎明时分，我听到我的作家朋友开始在他的房间里大嚷大叫，手舞足蹈，那里没有别人，只有书籍和我。

噢，那些书！他有那么多的书！……我不可能准确地数清楚，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容忍我动他的书。我只能这样斜着眼睛，用眼角的余光偷看架上的那些藏书！房间的四壁摆满了书架，直抵天花板，每层书架都被书的重量给压弯了，弧形下沉，就像怀孕的驴肚子。在市立图书馆里有更多书，我说的一点不假，可能有十万册或上百万册。我不知道，人们要那么多书做什么？想从书里得到什么？对我来说，我一辈子能有一部《圣经》和一本连载小说就足够了，小说的彩色封面非常漂亮，封面上一位伯爵跪在一位女伯爵跟前。那两本书是我在少女时代从一位法官那里得到的；他注意到我，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一直珍藏着这两本书。其他的书我随看随丢，不会保留……要知道，我在当贵妇人时也看了不少书，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说的是真的。我看得出来，你不相信……那时候我必须读书，必须洗澡，而且还要染指甲，并说这样的话：“巴尔托克解放了民间音乐的灵魂”……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但我对这些已极度厌恶。因为我对人民对音乐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老爷们中间我不能谈论我的见解。

在这位作家的家里有许多书……围城之后，有一次我去他家看了一眼，那时他已经去了罗马。我看到的只是房子的废墟，在一间屋子里，书都变成纸浆。邻居们说，许多颗炸弹和手榴弹击中了这幢房子。炸弹将藏书炸得满天飞。那些书堆在被炸毁的房间中央，屋子的主人在围城战之后丢下它们走了。有一位当牙医的邻居说，作家连一本书也没有救出。当他从地下室出来后……没有在垃圾堆似的纸浆里翻找，只是站在书堆前，抱着胳膊愣愣地看着残留的纸页。邻居们同情地站在他周围，希望能看到他哭泣，听到他哀诉，但他做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你能理解吗？……牙医发誓似的向我保证，他看上去情绪很好，不住点头，好像一切都应该这样，某种巨大的骗局终于被揭穿……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这位作家摸着自己的秃顶只说了一句，好像是对变成纸浆了的藏书说：“噢，终于……”

牙医回忆，听到这话，大多数人都感到气愤，但他不管他们是否听见，耸了耸肩膀，扬长而去。他跟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在城市里转悠了一阵子。但是再没有人在他家附近看到过他。看起来，就在他站在被炸毁的房间里，对着变成纸浆的书堆说“噢，终于……”的那一刻，他已经为什么东西画上了句号。牙医还说，当他听到作家说那句话时，怀疑他在演一出喜剧，他假装对所失去的东西感到无所谓。其他人则怀疑，在他如释重负的叹息背后，隐藏着某种秘密的政治态度……也许他是箭十字党员，要么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才说，“噢，终于……”但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书被留在了房屋废墟的瓦砾之中，变成了垃圾。有趣的是，那时候在布达佩斯，许多人都在偷东西，就连破裂的夜壶都有人偷，偷波斯地毯，偷用过的假牙，能偷什么就偷什么……但是，没有人偷书。好像书是禁忌一般，没有人动它。

俄国人进城不久，他就失踪了。有人说，他搭乘卡车去了维也纳，是俄国人把他带走的。他肯定是用拿破仑金币或美金支付的路费……他们看到，他坐在一辆载满了劫来赃物的货车上，光着脑袋，鼻梁上架着眼镜，坐在一堆尚未加工的皮革上，低头看着什么书。也许他随身带了一本匈牙利词典，你认为呢？……我不知道，他就这样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

但我对这一点并不确定。不知为何，这超出了我的想象，跟记忆中的形象不符。我更乐意相信，他是搭乘卧铺车，坐着头等车厢驶离这座城市的。他登上列车时戴着手套，拿着在火车站买的新报纸。火车开动的时候，他没有朝窗外张望，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拉上车厢内的窗帘，不想看千疮百孔的城市，因为他不喜欢看那无序的景象。

我是这样想象的。这样会让我好受一些……尤其是，现在，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是说，他死了……我得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讯息。

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他是最后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来自有钱人的世界。他好像并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中的一分子。想来，他既不那么富有，也没有爵位或头衔……他以另外的方式归属于那个世界。

你要知道，有钱人在各种各样的“库房”里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这个人也保存着什么东西。他保存着教养……保存着那些他视之为教养的东西。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教养跟我们这些穷人想象中的教养截然不同……不同于漂亮的房子、架子上的书籍、优雅的社交圈和彩色的卫生纸。有一些东西，有钱人是不会给穷人的，即使现在也不会给，虽然世道已经天翻地覆，有钱人明白，他们只有把所有那些不值钱的、昨天还在把玩的破烂货塞给我们穷人，他们才能继续当有钱人……但有些东西，他们至今都不会给。因为即使在今天，在有钱人之间，仍旧存在着某种同谋，只是跟以前不一样而已……现在他们保存的既不是黄金、书籍、画作、服装，也不是现钞、股票、首饰或高雅的习惯，而是别的什么，某些很难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东西……很有可能，作家对这些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全都不屑一顾。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一辈子可以只靠苹果、葡萄酒、土豆、腌肉、面包、咖啡和香烟活着，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两身像样的衣服，几件可以换洗的内衣，不分冬夏在任何天气里都能穿的风衣。他可不是这么随口一讲……我沉默不语，我知道他讲的是真的。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并不是只有他会保持沉默。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在他的朋友圈里保持沉默……我学会了怎样倾听他讲话。

我认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已经能很好地保持沉默。对于这个男人，我能够像玩填字格游戏那样了解他。不是用脑子去了解，而是用我的下半身，用我们女人感知和学习的方式……最终我相信，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即便那些东西在别的人看来非常重要。他只要有面包、腌肉、苹果和葡萄酒就足够了。他只要有几本词典就足够了。最后，只要有几个字就足够了。全世界的书里，只要有那么几个顺耳、轻柔、酥软、从嘴里说出时让人感到舒服的匈牙利词就足够了……最后，他一声不吭地丢下了一切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他只喜欢阳光、葡萄酒和单词，不是在语句中的单词，而是单词本身……那是在秋天，城市遭到轰炸，百姓和士兵们挤在地下室里……有趣的是，士兵总比平民更怕炸弹……这个人坐在阳光下，坐在窗前的扶手椅里，眼袋浮肿，半张着嘴巴，在死亡的静寂中品味战争尾声的秋日阳光，面带微笑。

他此刻看起来非常幸福。但我知道，他不会活太久了，他只是回光返照。

即便他摒弃了所有文化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即便他把自己裹在那件破旧风衣里，他还是归属于那个在眼皮底下瓦解、毁灭的世界。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呢？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世界？……我先生的世界？……不，富人们现在已变成了过去被称为文化之物的寄生虫……你看，现在，当我说出这个词时，我的脸变红了，感觉就像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仿佛那个人或他的精神就在这里，并且听到了我讲的话。当我说出“教养”这个词时，他仿佛就坐在床边，坐在这家罗马的宾馆里。他突然用讥讽的眼神瞥了我一眼，看透我的内脏，看到我的淋巴结里。他问：“你在说什么，夫人？……”“教养？……这是一个内涵很深的词！……您知道，我的夫人。”我看到他举起了食指，严肃地看着我，用抑扬顿挫、谆谆教导的语调说：“我很想知道，夫人，您说的教养到底是指什么东西？……您那染红的脚指甲吗？别逗我了！……您也喜欢读书是吧，在下午或睡觉前读些好看的书？……您还很喜欢听音乐，是吧？……”他喜欢用这种老派、挖苦的口吻跟我说话，就像上世纪长篇连载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不，夫人，”我听到他的嗓音，“教养是些别的东西，我尊敬的夫人，是条件反射！……”

我看到他好像就坐在那里。别打搅他。我听到他好像在说话。这话他曾经说过一次……你知道，现在人们总是讲阶级斗争，讲旧的统治阶级已被赶下历史舞台，现在我们是社会的主人，一切都将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民……然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事情不会完全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最终，这些人总会将什么东西攥在手里，不交出来。这些东西不能从他们手里强行夺走……这些东西，无论那些拿奖学金的大学生再学多少年，也不可能在大学里学到手……我说过，我不理解。但我怀疑有什么东西，那些老爷们不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一想到那些东西就会口水横流。我感到恶心，胃肠痉挛。秃顶男人这样回答，条件反射。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松开我的手。我只是有点紧张，所以才发抖。现在已经过去了。

不管他说什么话，在那个时刻，我从没能立刻明白……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你要知道，我理解他！……后来，我问过一位医生，什么是条件反射？医生回答说，条件反射是用橡胶锤击打人膝盖的瞬间，人的腿会不由自主地反弹一下……这就是条件反射。但他指的是另一种反射。

他消失之后，我找遍了整座城市，我感觉他自己就是个条件反射……彻头彻尾，裹在风衣里。这个人，你能理解吗？不是他写的东西。一个人绞尽脑汁写出的东西也不可能那么重要……这世界上，橱窗里和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的书……有时候让人觉得，书实在太多了，书里没给思想留下足够的空间……太多的词语拥挤不堪、密密麻麻地挤在书里，以至于容不下人的思想……不，他写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对于自己曾写过书，他已经根本不在乎了，说不定还为此感到羞愧。如果他被迫谈起这个话题，便会尴尬地露出微笑，就像那次我开始聊起他的书，他变得拘谨、羞涩，好像我提起他少年时的莽撞事……当时我感到很遗憾。这个人的内心似乎集结着某种巨大的愤怒、怨恨或气恼、渴望或忧伤。就像一只被泡在盐溶液里抽搐的青蛙，因为有人想用这样的方法发现电流。人也会这样抽搐……有的时候，只是一丝苦笑，一次痛苦的口眼抽搐，仿佛是某种强腐蚀性的酸液，滴在他的心灵上。

高大的雕像，著名的画作，智慧的书籍……似乎并没有与他分离……仿佛他也是被毁灭的一切的一部分……但是看来，即使被人们称为教养的东西被彻底击碎，雕塑和书籍还会继续存留很长时间……这个没有人会理解。

我原谅了这个人，并在空袭的时候心中暗想，童年时代的我是一个笨蛋……后来，在伦敦一幢精美家宅的用人房间里，一个希腊人教了我各种龌龊的伎俩……我以为有钱人都很有文化。但我现在明白了，有钱人只是利用文化，用得淋漓尽致……但一个人要悟到这一点，需要花很多时间、付很大代价。什么东西？……我说的是文化，当一个人……或一国百姓……充满某种巨大的欢欣！人们常说，希腊人都很有文化……我不知道。我在伦敦认识的那个希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很有文化。至少他脑子里想的都是钱、用钱能买的东西、股票、古董画或女人……比如我。但人们总是这么说，希腊人是有文化的人，因为整个民族都为了什么欣狂……就连陶艺匠和油商都搞小雕塑，老百姓、军人和智者们在市场上辩论什么是美，什么是正确……你想象一下这个民族，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拥有欢乐！这种欢乐就是文化。但是后来，这个民族消失了，留在当地的人讲希腊语……但他们跟古希腊人已不是同一个民族。

怎么样，咱们一起读一本关于希腊的书吧……按理说，在这个城市里会有一座图书馆，罗马教皇住在那里……别这么生气地看着我。吹萨克斯风的家伙跟我说，他偷偷去那里看书。当然，我亲爱的，你说得很对，一个人谈论这类事，只是为了吹牛而已。事实上，他也只是读犯罪小说……但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在这里，在罗马，图书馆里收藏了许多书籍，说不定可以从这些书里知道，希腊到底是怎么灭亡的……还有，在别的地方……这个曾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因为我看到，现在只有专家。但看起来，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得到欢乐，而文化……你对我说的不感兴趣对吗？那好，我不勉强你。对我来说，你心情愉快、感到满足最重要。我再不用这类愚蠢的愿望惹你心烦。

你为什么这样斜着眼睛瞧我？……我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怀疑我并不是对古希腊文化感兴趣，而是想知道这个人是为什么死的？

你可真聪明啊！没错，我承认，我想从哪本书里读到，当那种通常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有一天在一个人的体内瓦解，坍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会神经衰弱；但在他的神经里，人们过去思考过的、后来渴望回忆起的一切仍然存活，它们时不时地感觉到，自己是跟普通哺乳动物不同的另类生灵……很可能，这样的人不会单独死去……有许多东西跟他同时死亡。你不相信吗？……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很想读一本写这个话题的书。

人们说在罗马这座城市里，曾几何时也有过文化。即便是那些不会写书也不读书、在农贸市场上嗑南瓜子的人也都有文化……他们很脏，但他们去公共澡堂里洗浴，在那里辩论什么是好，什么是对。你说，这个疯子来到这里，会不会就是为了这个？他在这里想到了死？因为他相信所有那些曾被人称为“文化”的东西，所有那些能给人以欢乐的东西……都已经结束了。他来到这里，这里的一切都开始变成垃圾堆。不过，他还是看到了某些文化的瓦砾……就像在围城战后从维尔梅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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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泥土里伸出的那些脚，那些脚被埋在三十公分厚的土堆下……或许他就因为这个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城市，来到这座饭店？……因为他想，在他死去的那一刻，能有文化的气味围绕着他？……

是的，他死在了这里，死在这个房间。我问了门房。现在你知道这个，你高兴了吧？你看，现在我把这个也告诉了你，我已经没有秘密了。你把首饰藏好了是吧？亲爱的，你是我的贵人。

你要相信，他死的时候……他就死在这张床上，这是门房告诉我的……对，就是你现在正躺着的这张床，我的俊男……当时他很可能这么想：“噢，终于……”脸上显出微笑。这些怪人，这些另类，最终总是面带微笑。

等一下，我帮你盖上被子。

你睡着了吗，我心爱的人？

波西利波
[49]

，1949年——萨莱诺
[94]

，1978年。

尾声

……我来给你讲吧，老兄。我知道什么，就告诉你什么。你要当心那些在水泥厂工作的家伙们，离他们远远的。你盯着我干吗？……你不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你不看电视吗？……嘿，你是个新手，还非常嫩。在这个美丽的大村子里，在纽约，你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呢。看得出来，你刚来不久，手头不宽裕，逃难来的。如果你能拿到居留身份，那你该谢天谢地。你要少说话。因为在这里积聚了各种各样的流氓无赖。不过，咱们两个都是从佐拉来的，应该团结。我这儿有一瓶“血腥玛丽”。喝吧，兄弟。

我告诉你，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跟那些水泥工人凑得太近。我们这条街是第四十六大道，还算得上干净。但是再往下边，在第三十八大道，就能遇到黑帮成员……你知道，他们属于黑帮家族。半夜过后，永远不要到处闲逛。假如在路上遇到一个或两个，你得非常小心，跟他们要非常礼貌。因为家族首领们喜欢这个，喜欢礼貌。怎么能认出家族首领？……这个嘛，首先是非常绅士。他们全都是优雅的绅士，所有的人，留着大鬓角，全都这样，像模像样。衣服，鞋，什么都是最好的，款式合体。他们还戴礼帽。他们付小费出手大方，从裤兜里掏出一叠绿票子，用左手。他们连看都不看，也不管是华盛顿还是林肯，随手把钞票丢过去。星期天在教堂里做弥撒时，当辅祭神父拿着绿色的粗布袋子走过来时，他们也是这样掏钱。你或许在电影院很棒的片子里看到过类似的场景，真是那样。但是，如果哪个家族成员跟你搭话，叫你去干夜班，你必须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谢谢，这不是我的专业。

家族头领们？他们才不会在水泥厂里工作呢。那些都是体力劳动。他们是首领，用脑袋工作。体力劳动则由家族中还在学徒的小喽啰去完成。这是临时工的差事。一个家伙半夜回家，想都不会想到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就在他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职手”跟着他。汽车就等在那儿。“职手”在外套下面藏了根铁棍。棍子的末端有一个钩子，就像一个人勾起来的食指。在街角，他从身后挥起铁棍，将铁钩打进那家伙的脑袋里……动作干净利索，就这么一下。没有争论，没有对话。这时候，要拦腰抱住这个市民的腰，因为他当即就像麻袋一样倒下了。他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河边，那里有一只装满水泥浆的箱子在等着他。他们把尸首放到箱子里，动作轻柔。随后，他们把箱子钉死，滑进河里。据哈德逊当地的人说，哈德逊河底的泥沙中躺着许多这样的箱子。你知道，就像阿提拉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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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棺材。那是一个技术工种，需要由“职手”来完成。你要非常小心。首领也许会告诉你他想要你做什么，但你只要说：“不，谢谢，这不是我的专业。”你继续在车库里做你的送货员。我们这些佐拉人要相互关照。

当然，过些年你也可能会进入上流社会，我并没说这个绝不可能。如果那样，完全是另一种游戏规则。不过，我们得学会如何在这里生活。在第三十八号大道，你要绕开那些酒吧，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工作总是有的，可是！……举个例子，当他们寻找游说者时，你知道，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说服一个人，要他每周为借款支付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这些人也要避开，但要态度礼貌。你只需跟他们讲，你不能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你的发音还不行，你还没有学会纽约人爱听的那种发音。发音会制造出许多的麻烦。由于我的发音不好，黑人们不允许我进入他们的乐队……要知道，铁托出访布达佩斯时，我曾给他敲过鼓。这是以前的事了，一九四八年之前，当时收音机里还没有大喊大叫地要铁托的走狗们滚蛋……黑人们跟我说，我敲鼓全都带着“口音”，我不是一个好鼓手……这就是发音问题……当然，他们只是嫉妒和种族歧视。为此我非常沮丧。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好到这里当酒馆跑堂。现在你知道了吧。你尽管坐着，别动，我再给你倒一点。

你尽管待着，我们有的是时间。晚饭之后，只要剧院还没有散场，客人就会很少。再说，在水泥厂工作的人是不会来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客人都是搞文学的人。他们不像水泥厂的那些工人们，但是他们赚钱很多。什么？……你也想试一试？……好吧，你来试试。也许你行，但不会那么容易。据我所知，在曼哈顿这边，文学是一个很棒的职业。

因为从这里的吧台后，可以看到许多事情。午夜之后，如果他们喝下了第三杯玛蒂尼，之后再喝，就从他们的税里面扣除，因为那算是燃料费……快到午夜的时候，作家们悠然自在地聊天。我听他们讲话，感到非常敬佩，简直是一项重要产业。跟罗马或佩斯那边截然不同……这是我的守护天使，我把她的照片也摆在了这里的柜台上……你看，我还在伍尔沃斯的店里给它配了一个银像框……她说，她在国内认识一位作家，那位作家已经不再写作了，因为他对文学感到厌恶。他一想到文学就会恶心，反胃。所以，只剩下愚蠢的词典他还可以阅读。这人大概是个稀有的怪物，就像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的中国麋鹿。

在纽约这里，我的客人们是另外一类作家。这些人也不写东西，但立即能卖掉他们还没有写的东西。他们用文学赚大钱。他们大多在十一点以后来，这时他们已经在隔壁完成了创作。他们喝酒很凶，总爱喝浓烈的波旁威士忌。有一个小胖子常来这里，很可能是一位大作家，因为他也有一位秘书，总是带着一大群追随者，那些人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他每说一句话，其他人都听得全神贯注，就像在教堂里看神父举起圣器的信徒们。我亲眼看到，他刚刚想出一个书名，他的秘书就拔腿朝电话冲去，当即把它卖掉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他们花二十万美金买下了一部小说的书名，这本书他的老板还没有写呢，只是刚刚在心里盘算，如果突然找到了灵感，以后哪天会动手写。为了这个好消息，所有人都再喝一小杯。他们走了之后，在盘子里给我留下了一张二十美金的小费。因为大作家们总是带着许多朋友一起来。在男人们中间，也有传统的女性。如果你想搞文学的话，那么找一个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文学巨头。

我不看书，我有另外的心性。但是，我很爱看犯罪故事和连环画，上面画有躺在长沙发上的裸体女人，销魂的幻想还没有展开，甜蜜的呢喃就已经结束，大祸临头。身穿铠甲的人朝她俯身，手里攥着匕首，从嘴里抽出一个布条，说：“她什么事也没有，只是脖子上有点血。”我喜欢这类书。犯罪故事是好文学，因为读者用不着费脑子，一看就能明白，没有遮遮掩掩。

我把“血腥玛丽”放到你跟前，你尽管倒吧。老板？……不用管他。他正全神贯注地坐在玻璃门后。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他正在点钱，不会朝这边看的。他是个好人，摩门教徒。他不喝烈酒，只喝热水，爱用高脚杯喝。他不抽烟，因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他从犹他州来，这些人都住在那里。他来纽约什么都没带，只带来一本《圣经》和娶两个老婆的摩门教习俗。其中的一个是他在这里，在曼哈顿娶的。他是一位连锁店老板，开了八家酒吧，其中两家在哈勒姆区。不过我们这家，开在百老汇街角的这家，是最高雅的。

你知道吗，在这附近有两家剧院。一家是唱歌的，一家是说话的。如果他们只是说话，有时候会引起台下的骚动，因为观众不能忍受那么多的废话。我一家剧院都没去过，但是有一天，我花了一张富兰克林，看了一出只说话的剧。我想，让我也当一次天使吧，赞助一把文学。怎么，你连谁是天使都不知道？……哦，就是扔钱看戏的人。只要百老汇上演一出戏，司机、饭店门房、大堂主管，全都会当一把守护天使。我运气不佳，白扔了一张百元大钞，舞台上说话太多了，这里的观众不喜欢这个。最好还是有音乐伴奏，台上又打又踢还唱歌。我不再赞助作家，也不赞助文学。说来说去，还是玩宾果游戏最保险。但你还是在你的车库里等你的好运吧。

兄弟，你在这里必须勒紧裤腰带。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之前，你必须格外小心。我在这家酒吧里已经工作了五年了，我也成了一位先生，有经验的长者。但我始终还在学习。这家坐落在百老汇隔壁的酒吧里坐的大多是“鸭蛋脑袋”。你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脑袋看上去像鸭蛋、头顶尖、长雀斑的家伙。有的人长满络腮胡子。都是些非常聪明的绅士。你都想象不出他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势。我在柜台后听他们讲话，一直听到早晨。他们大约午夜时分才来酒吧，这时候，那些很在乎氛围，喜欢在红玻璃罩内的烛光映照下喝酒的客人们已经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自由地攀谈。你可以想象，我非常注意听他们讲话。

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危险种群……鬼才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但他们比那些大老板还有权势。所有人都惧怕他们。假如谁不讨他们喜欢，就连总统他们也敢杀。有时，当我听到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接下来他们该把哪个家伙干掉，我会惊得目瞪口呆。佐拉的记者们也到这里来，他们给报纸写社会新闻……我听他们议论，谁什么时候跟谁上床了，用什么样的体位做爱。因为，你看啊，新闻自由……可以自由地攻击跟他们不是一拨的人。然后写进他们的书里，印出上百万册，他们就这样传播文化。在所有的犄角旮旯，地铁里的书报亭，各种各样的超市里，到处都堆满了文学。我们这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需要去上比学敲鼓更高级的学校。你看，我亲爱的朋友，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曾在马泰绍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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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过役，我们偶尔会去“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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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小姑娘们。我能够跟你讲的只是，跟我从这里的吧台后听到的文学相比，马泰绍尔考的吉卜赛人妓院称得上是“道德教育学校”。在那里，至少每一位绅士都知道用他的钱进行交易。他们一旦达成协议，老鸨顶多会补充一句：“骑士先生，如果您再添一张十块的票子，瓦莱斯卡连衬衣都会脱掉。”我说了，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对妓院了如指掌，我还是愣小子的时候就常去那种地方。如果把我经历过的一切写下来，我敢说，不会比当下被称作文学的那些东西更糟糕。这些作家也跟瓦莱斯卡一样，能够为了钞票脱得一丝不挂。连女作家都这样，不光只是男作家……他们为了金钱可以连裤衩都不穿，只要人们乐意看，看了正面，可以再看背面。我们在佐拉了解的文学，跟这里的完全不一样……父亲每年买一本挂历，那就是一切。现在我在这里听到这些，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为旧金山的一个恶棍写一本回忆录，可以挣五十万美金。或者写一本自白，讲男孩怎么变成女孩或姑娘怎么变成小伙子，凭这个就可以跻身文坛。这是一个荒谬的职业，兄弟，比敲鼓要命得多。

但是也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客人们在酒吧里讲述的这样。也许这一带也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作家。我曾经听到两个偶然来这里的陌生人热烈地讨论另外一种文学会是什么样的。谁也看不到，只能听说，因为作家已经绝望地将自己送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两个家伙是偶然闯到我们这儿的，他们没有喝“血腥玛丽”，只是喝啤酒。是的，他们很穷很可怜……身体瘦弱，是作家类的，但属于我的情人在罗马谈到的那类作家……用不着非常仔细地观察，连瞎子都会看到，他们置身于这场狂欢之外。也许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另类的作家？……也许他们是大多数，只是没有获得喘息的空间？因为，当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小声交谈时，我也听懂他们说的话，确实存在另一类作家。比方说，他们写诗，一气呵成，流在笔端，就像裴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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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够肯定的是，这类作家很少到我们酒吧里来。

是啊，打鼓。那是我最想干的事，也是让我最遗憾的事。我并不是说在酒吧里当酒保有什么不好。有固定的收入，有免费的食品，还有小费。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直到退休。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的命运也很不错。我结识了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寡妇，年纪有点大了，但对我非常好……你要知道，我有汽车、住房、电视，还有一台电动割草机，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我没有花园，但割草机是需要的，那是身份的需要。冬天时我跟未婚妻去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像过去住在蓝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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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爵一样。从挣钱的角度看，离开家乡是值得的。但只要我一想到艺术，心里就非常难受。如果不能搞音乐，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我怀着惆怅和记忆在这里生活，就像科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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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灵。

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艺术家都不可能忘掉艺术。我偶尔会回想起来，布达佩斯围城战之后，坐在酒吧里敲鼓，音乐从我的内心里涌出，我听从自己真正天赋的指引。酒吧几乎沦为了废墟，人们稍作打扫，腾出一块地方。有壁炉，有氛围，有拿破仑威士忌，有人民民主所需的一切。我在音乐圈里颇有名声，新贵们需要一位鼓手。工作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有时我回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接管了那个地方。酒吧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新的统治者们常去那里，他们出手大方，挥金如土。有时也会来一两个旧时代的军官，都是狡猾的老狐狸，他们攒了几个钱，现在来我们这里借酒消愁……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在迷幻中逃回旧日时光。一九四八年，当新的老爷们来这里享乐，情况发生了改变。终于又有了听我们演奏的人。

你问我为什么在幸运的时候却丢下一切？说来话长，老弟。我不是你这样的经济难民。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位政治难民。

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就像亲兄弟之间那样交心。解放后……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嘴里苦涩……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我都没急着离开佐拉去布达佩斯。我留在那里，日子过得平安无事。我始终喜欢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你明白吗？……总之，我们解放了，伯爵逃到了边境那边。他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他是伯爵。后来，我父亲被强制加入了农业社，他们说他是富农，因为他有四亩地，还养了一些家畜……我父亲说，伯爵也不是好人，但这样将一切颠倒过来也不好。因为，至少伯爵对我们偷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新的老爷，这些穿皮大衣的家伙们，在一九四五年后的一天，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我们村里，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镇公所，软硬兼施地说服所有心怀疑虑的人加入农业社，将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社里，包括自己的和分得的财产，连家畜都要交给农业社……他们不准我们再偷，因为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在打人的时候大声喝道：闭嘴，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

有一天，一位部长来到村里，他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他是一位学者，来我们那里指挥收粮。他用文雅的词语解释他的任务。他在莫斯科过过冬，曾近距离地看到，苏联人如何在秋收的同时还消灭了几百万富农……但我父亲和其他人试图对他解释，收粮之后，他们没剩下足够的粮食可以过冬。部长坐在轿车里说，没有必要抱怨，他们应该理解，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之后，部长在国会大厦里发表讲话，要求对农村的手工匠也进行公有化，因为铁匠、木匠、修车匠全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者，因为他们用钱雇人民为他们工作，他们都是放高利贷的……我父亲是一位铁匠，一辈子钉马掌，磨犁耙。当他得知自己不是铁匠，而是向人民放高利贷的剥削者时，感到非常郁闷。他的手工业经营证被收走了。

我没办法一口气把这些讲完，兄弟。那是一段可怕的时间。我在村里有一位好友，当我们感到自由的时候，他去了布达佩斯。有一天他给我写信。以前他曾经吹过笛子，具体地说，他在伯爵的农庄里剥玉米时，吹笛子吸引女孩子们。他在信里写道，他在布达佩斯一家人民民主的酒吧里吹巴松管，叫我也去，因为需要鼓手。父亲咒骂，母亲哭泣。我心里很痛苦地离开了他们，但是艺术正在召唤我。就这样。我走了。

等一下，有客人来了。Yes, sir, two scotch on rock, sir. You are served,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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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家伙都是苏格兰人。那个留八字胡的用信仰给人治病，用科学的手法，以基督教的方式。另外那个，留着络腮胡的那个，是一位尸体美容师。如果没能用科学的信仰治愈的话，尸体美容师就上阵了。他按照死者亲属们的希望为尸体美容。他们谈论客人时，我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到半夜。他能弄出多种微笑。有天使的微笑，有智者的微笑，有和好的微笑……天使的微笑最昂贵，和好的微笑最便宜。每种微笑都用石蜡处理，按照价码收费。半夜，他们下班之后来到这里，十分专业地喝下三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他们都是有节制、有信仰的人。

在我们那里，在佐拉，为死者洗尸完全是另外一种工作，地位低贱。在这里则很讲究……你不用理会他们，咱们尽管聊咱们的。午夜时分，活人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刚刚下班。他们只有在需要石蜡的时候，才可能会抬眼看你。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说到，一九四七年后，我对隐姓埋名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我去了布达佩斯。我们乐队有四个成员，吹巴松管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和我，我是鼓手。的确，那是我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客人们全都非常民主。我不喜欢谈这些事，只要一提起来就心如刀绞。

因为有一天，我收到国家保卫局寄来的一张传票，要我在上午九点去安德拉什大街……但当时那条街叫别的名字。我要去那里的什么地方，并且写明了楼层和房间号码。我在读传票的内容时，手心紧张得冒汗。随后，我暗自揣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来信，而会在凌晨按响门铃。因为，通常那是按门铃的时间。

我将自己的所有证明材料搜集到一起。民间音乐家证书，证明我是人民的忠实儿子。还有一张政府部门的证明信，说明我参加过抵抗运动。另外，还有我战友出具的证词，他们也都是抵抗运动分子。我还有别的种类的证明材料，但那些都是非常早期的，上面有图章和照片……不过我想，这些材料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我把早年的材料当作废纸扔到马桶里冲掉了。我有一把很老的左轮手枪，同时能上六发子弹，那是四十年代一个弟兄动身去西方留学前留在我这儿的……我把这把手枪埋在院子的角落里已经许多年了。我想，聪明的话，还是让它老老实实歇在那里，因为，万一被秘密警察搜查并找到，我会被送去坐牢的。就这样，我把要带去的材料整理好。早晨，我动身朝歌剧院方向走去。

我从歌剧院门前路过时，在广告柱上看到，今晚正好上演《罗恩格林》。噢，兄弟，我想，如果今天你被秘密警察关起来的话，你就永远看不到《罗恩格林》了。我感到很沮丧，因为作为一名音乐家，我还从没去过歌剧院呢。佐拉根本就没有这类东西，在那里，没有人会照着乐谱唱歌。但我没有办法，只能朝着六十号门牌走去。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前走，没有人会想到我正应邀去六十号。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很早就听说过它，以前叫作“忠诚之家”。嘿，哥们儿，说不定你也会被写入历史……我就这样鼓励自己。什么命运在等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人给我设了陷阱，或是有人举报了我？我暗中盘算，如果关我六个月，应该算是幸运的。不过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注意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没有什么比在警察面前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更糟糕的了。

我猜测，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重大的转折点。在大门口，戴着大檐帽的警卫查看了我出示的传票，然后叫我到楼上去。在那里，另一位同志让我坐在过道的长椅上。我坐下来，动作谦卑。我十分得体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确实有什么值得一看。警卫一大清早就开始换岗，看得出来，同志们连夜都在工作。所有的人都穿着制服，看上去跟三年前差不多……腰系皮带，只是袖章和军衔不同。那些面孔都似曾相识，有几个看上去像流氓无赖……似乎过去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那种感觉，就像在噩梦中看到的扭曲面孔，晚上胡吃海塞、酩酊大醉的胖子……我目瞪口呆，因为现在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场著名的滑稽剧，被“鸭蛋脑袋”们称为的历史。

我坐在长椅上，向楼道里张望。现在，同志们神色匆匆地将轮到的人带进去审讯。有的人必须被人架着，因为已不能自己走路……估计，夜里谈话的时候，他的脚遇到了什么倒霉的事。总之，他被人用胳膊架了起来。也有的人是自己走的，但走得很吃力。楼道里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死寂。寂静中，偶尔透过紧闭的房门，从房间里传出声嘶力竭的吼叫，屋里有人在盘问谁。不管怎么说，寂静比吼叫，比传到楼道里的思想交流更糟糕……因为寂静也可以被理解为：争论结束，被审讯的人已经无话可答，完蛋了。

我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他们才叫我进屋。一个半小时后，我才从那里出来。没有人送我，也没有人架着我。我是自己走出来的，昂着脑袋。一个小时之前，我根本没猜到会发生什么。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成了跟进去时不同的人。我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

我慢慢地走着，就像一个人夜里喝多了烈酒，之后的白天漫无目标地踯躅前行，走一步，退一步半。我径直回到克劳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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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我的住处，我在那里已住了半年，跟人合租的房子，因为像我这类人是很难租到房子的。我跟一位工人共享一张床铺，他上白班，拂晓就搭区间车去拉科什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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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是空的，我连衣服也不脱就躺到床上，就像胸口上挨了一拳。我就这么一直躺到天黑。

白天的记忆慢慢又展现在眼前，令人恐惧，仿佛将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你知道，他们把我叫进去时，我想象会有一个膀粗腰圆的大汉朝我扑来，给我一通臭揍，让我变得听话，但这样的情景并没有发生。一个腿脚畸形的老家伙接待我，他年龄不小，戴着角质架的眼镜，没有那么盛气凌人，穿着便衣，讲话声不高。他不是个笨蛋，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温文尔雅。他让我坐到椅子上，递给我一支烟，就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警探在交谈之前会这样做。我看到，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堆材料，他偶尔翻翻，但只用手指尖拨弄两下。看得出来，这些材料他事先已仔细地研究过。他像弹钢琴似的开始了审问。他想知道我在一九四四年做什么来着。

我心里暗想，我要保持镇静，要让他知道，他不是在跟一个弱智打交道。我从兜里掏出材料，所有的材料上都盖有公章。我只跟他说，请他看一下这些材料，看完他就会知道，我始终是人民忠诚的儿子。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感到高兴。他点了点头，仿佛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之后……他始终语调柔和，用纤细的嗓音……他问我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布达佩斯认不认识圈里的人？

我张大了嘴巴。圈里的人？我认不认识？……我问他指的是什么圈？信贷圈？……还是艺术圈？……

他看到我不是一个缺心眼的人，于是开始安慰我。他说，好的，好的，我不会再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我对圈子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还是想知道，我在美丽的首都是否认识那些曾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将许多别的信仰的人押送到多瑙河边的人。被押送的人中有妇女，孩子，还有老人……

他盯着我的眼睛，目光锐利，就像攥在老妇人手里的毛衣针。

我浑身冒汗。随后，我咽了一口唾沫，一板一眼地回答说，当时我还在佐拉，说老实话，当时我连多瑙河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还是轻柔、谦卑地跟他说……的确，我听人讲过，那段时间在布达佩斯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件。

他听我说话的时候，张着嘴巴，就像瞎母鸡在寻找什么，半天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眨眼。随后，他像一个被人摸了胸脯的处女一样露出了笑容。

“您是一个聪明人，艾德。”他友好地说。他叹了口气，又说：“令人遗憾地闪烁其词，但这很好。您是一个说话有分寸的细心人，艾德。”他赞许地说。

我打断他，我说艾德只是我的艺名，我的真名是拉尤什。他挥了下手，表示这无所谓。“不管是艾德，还是拉尤什，您都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他说。他的音调十分诚恳，可以听得出来带有敬意。“令人遗憾地闪烁其词，但这很好。”他重复了一遍。他咔吧咔吧掰着手指，并搓了搓手掌，随后他把烟蒂扔掉，换了一种声音。他声音不高，但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现在，他的目光透过角质架眼镜，仿佛在指甲下扎了一根针尖。

他举起我的档案材料，抖了一抖，用友好的语调说，他也不是傻瓜，我相信不相信？我点了点头，当然相信。于是，他要我仔细考虑一下他说的话。我敲鼓的那家酒吧，他说，是一个高雅的地方。许多人都喜欢去那里，不仅有优秀的民主人士，也有其他种类的人。人民共和国需要那种能够忠实于人民的人，因为存在许多敌人。现在他点燃一支烟，但没再递烟给我。他只是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不像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并没有灯光照我的眼睛。窗户上有栏杆，防止有人突然激动，翻窗跳出去到春风里散步。门前，楼道里，响着刺耳的脚步声。皮靴铿锵有力地踏在地砖上。偶尔，当客人走得慢了一些，会传来一声催促的喊叫。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场景。

现在他又开口讲话，感觉像一个优秀的男生在愚蠢的学校里背诵课文。他说，音乐、夜晚和烈酒会让舌头变得松弛。因此，我在敲鼓的时候，要留心周围。他耐心向我解释说……似乎真在职业学校里学过似的……我必须注意什么。他了解酒吧里的风俗习惯。我要注意那些旧时代的遗老，上等阶层的绅士和那些有钱、有兴致寻欢的人。另外，我要注意那些新出现的人群，那些不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急于抛头露面、发表观点的家伙们。他极其耐心地循循教导，就像在托儿所里跟小孩子讲话。他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公众群体……在公共生活中无处不在。民粹分子、王室遗老、“鸭蛋脑袋”的大亨和戴角质架眼镜的进步人士，他们将胳膊肘搭在栅栏墙上，嘴里叼着烟斗，就这样鼓动那些过去的、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完成他们肮脏的工作，建立一个旧世界，然后，他们用友好的态度采取激烈的行动，接着一走了之，回到乌拉尔老家。这时候，他们……民粹分子和戴角质架眼镜、优雅干练的进步人士……从栅栏墙边离开，郑重、礼貌地将残留的赃物，将这个美味的小国家攥在手心，据为己有。他们首先要将那些侥幸从约瑟夫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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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肃反中留下性命的老布尔什维克赶回苏联；约瑟夫大叔之所以搞起肃反运动，是因为他对那些同僚感到恼火，因为那些人跟大胡子想象中的战友不一样。他们或者以愚蠢的方式欺骗人民领袖，后来扮演了腐败分子的角色，或者是托派分子，或者是西班牙小说里的浪漫主义英雄……当这些老家伙为了能让自己的身体存活下去而闭上了嘴巴……他们，民粹分子和进步人士便会宣布，他们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好好地建设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说话的时候一只眼睛放光。他说，这些学者多管闲事，他们现在准备向民众讲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人民只相信那些至少跟他们一起在地下和矿井里前进了五年，之后在进入了上等阶层后又站到车床前手拿冷凿切割了五年钢铁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他们或许会注意听。但那些将胳膊肘搭在栅栏上，用浓重的鼻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因为现在轮到这些进步人士向劳动者讲授优雅的马克思主义了……人民从来都是用怀疑的眼神看他们。我要注意这类家伙，他说，因为最近这些人也喜欢去泡酒吧。从他们的声音里可以感觉到，他们急于抛头露面……但在此之前他们既没有下过矿井，也没有蹲过集中营……对于这些人，人民要比对那些老爷们更加厌恶。他讲的话直白易懂，就好像在哪所职业学校里学习过。

我的心脏怦怦狂跳，而且越跳越快，就像我的鼓槌。因为我可以从他的嗓音里听出，他认准的东西，就会凿进你的脑袋……即便不是出于别的原因，也是出于气恼。所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安全出口在哪儿。但除了墙壁和窗户上的栅栏，我什么也没看到。这时我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问：“请您直言，您想让我做什么？”

他喘了口气，随后说，以后我要绕开六十号，不要走近这里。每个星期一次，我要拨一个电话号码。我只需对接电话的人说：我是艾德，问老家伙好。对方就会热情地告诉我，什么时间去哪儿。最好在公园里，长椅上，或在广场，或拉吉玛纽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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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演村，那里有颇有情调的小酒馆。在那里，两个人可以长时间地聊天而不引人注意。他还跟我解释了监视的次序，在酒吧里最主要该观察什么人。如果我看到有人去了厕所，之后不久，另一位客人随后跟去，那么我也要立即查看一下，在犄角旮旯，有没有留下字条或外汇。外汇要留在原地别动，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值班的人，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他们会毫不拖延地紧急处理。人民共和国对专业人士十分器重……他边说边搓了搓中指和大拇指。因为我在酒吧里敲鼓时，可以看到、听到很多东西。

随后，他咳嗽了一下，现在他要跟我讲最重要的话。您要注意所有的人，也包括同志……现在他压低了嗓音说。因为不是每位同志都是真正、天生的劳动者……有的人只是逢场作戏。如果我看到他们酒劲已经上来，开始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在凌晨时分，如果他们表现出亲密和彼此理解的样子……我应该弄清这些人的名字。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交代好任务。他说，我最好勤奋一些。那样的话，我的表现会被记录到档案里，我就可以安静地过自己美丽的人生，在人民民主专政中搭建我的幸福生活。他举起我的档案资料，抖了抖。之后，他向后靠到椅子里，从鼻梁上摘下眼镜，开始擦镜片。我们望着彼此，我的膝盖和大脚趾上感到一阵冰冷，他想让我，一位鼓手，成为专为国家保卫局唱歌的金丝雀。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平静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嘟囔了一句，让他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为什么不呢，当然可以，我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直到明天中午。他微笑着告别，嘴咧得很大，就像过去消毒剂广告中的漂亮男孩。我回到住处，已经不再幻想去听罗荷林的音乐会。直到下午我都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吃，什么都没喝。我嗓子干燥，很不舒服。

我从床上爬起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穿上燕尾服，我该出门上班去了。系领结时，我的体内感到了什么。在我的肚子里或脑袋里……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时的感觉。我知道的只是，我掉进了陷阱。这些家伙选中了我，一位鼓手。就像在旅馆里选择服务生，在大使馆选择女佣，在单位里选择可心的女秘书……用不着职业培训，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想让我做什么。我嚼着面条，嚼了好久。我用不着报名参加辅导班，我即使不接受系统培训，也知道是什么课程。再清楚不过，这些人一旦抓住了谁，就再也不会放开手。我没有喝多，但还是感到身上发冷。我动身上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夜。酒吧里，乐手们已经开始调琴。他们中有两位是老相识，我对他们非常信任。吹巴松管的那位是佐拉人，是他介绍我加入这支乐队的，很铁的哥们儿。弹钢琴的那位，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其实狗屁不是，他是为了谋生才搞音乐，我对他也不抱怀疑，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相信，当年是他举报的人。拉手风琴的，很早就已经活跃在爵士乐圈里，凌晨的时候，偶尔有人打电话给他……估计是心上人打来的，但也可能是秘密警察。对这个人有点吃不准……总之，我心里感到非常悲哀，仿佛已经猜到，我的艺术生涯结束了。对艺术家而言，没有什么比预感到要放弃自己的职业更令人心痛的了。你别以为我是个白痴，炫耀卖弄。众所周知，在职业圈里，我是匈牙利最好的鼓手……我跟你实话实说，用不着假装谦虚。我的守护天使也这么说。她肯定清楚，因为她在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工作，并在那里受到了熏陶。

那天晚上演出开始得很晚。临近午夜，第一批客人才到，都是国务秘书。来了三个人，穿着条纹裤子，还戴着领带。虽然当时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那样的人才，但国务秘书实在太多，没有谁能抱怨，这种人太少。他们成帮结队地来，就像雨后田里的老鼠。这三个人的形象都很不错，相当健壮。他们还带来了几位女士，估计那几位女士也是国家政要，因为她们也都很富态，看上去营养很好，有资本不用在意自己的形体线条。跑堂迅速把桌子推到舞台跟前，请他们在那里坐下。他们亲切地打着招呼，情绪很好，显然他们刚刚当上国务秘书，不久前还在干别的……其中一位我认识，去年还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在这家酒吧里兜售地毯。他从哪里搞来的商品？最好还是别问为妥……当时有很多人在变成废墟的房子里搜集地毯。

陪他们来的还有两位常客，诗人博尔绍伊·劳约什，战地记者莱普申尼·尤什卡。这些都是酒吧的常客，总是半夜在酒吧里现身。午夜过后，诗人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惆怅谋生。他试探着，看哪位新名人会邀请他坐到桌边，随后讨要一个职位……一旦酒精开始发生效力，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他母亲的照片，多愁善感地给大家看。他有过两个母亲……一位很高贵，辫子盘在额头上，就像在迪亚克·费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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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棺椁旁祈祷的伊丽莎白王后。还有一个是身材瘦小、走路蹒跚、满脸皱纹、头裹方巾的农家妇人。他揣测客人们的心思，给他们看他们可能愿意看的那张。现在，他坐到了埃切迪男爵的桌旁；巴鲁·埃切迪是跟未婚妻一起来的，随行的还有一位高大魁梧的退休中士警官，因为他有这样的习惯。男爵也是酒吧的常客。诗人满腹惆怅地说：

“唉，这个时节在我家乡的那个小村庄里，田鹨已经变黄了……”

但是，男爵现在没有情绪听他讲。他反感地看着诗人。埃切迪男爵是个肥胖、大肚子、嫉妒心很强的男人。他心怀疑惑地朝未婚妻和退休中士警官眨了眨眼睛，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撇了撇嘴，就像在罗马美术馆里展出的一幅著名油画里的恋人——厄洛斯和普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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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烦躁地说：

“拜托了，博尔绍伊先生，别再唱这类天主教色彩的田园牧歌了。您要知道，我是一个神经质、爱泛胃酸的老犹太人。田鹨变黄了也打动不了我。它爱黄就让它黄去吧。”他恼火地说。

诗人感觉受到伤害，坐到了国务秘书们的酒桌旁。他在那里尖叫道：

“给新闻界一支雪茄吧！……”

跑堂立即叫来卖雪茄的小贩，诗人伸手抓起一只老布达烟厂生产的交响乐牌的铁皮烟盒。其中一位体格最健壮、佩戴了勋章的国务秘书，招手把跑堂领班叫到跟前，让他把这盒烟记到自己账上，因为国家财政赞助文学。战地记者莱普申尼·尤什卡态度冷淡，表示没有这个必要，他口袋里也塞满了钞票。他傲慢地说：

“这个你们别管。反正我早上要去经济委员会。”

国务秘书毕恭毕敬地问：

“是不是要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战地记者说：

“我不知道，但在那里可能还会遇到美国人。”

他们嫉妒地望着他，因为有消息说，尤什卡将被正式任命为负责遗弃财产与食物的政府特派员。这是曾经的人民共和国里最抢手的职位之一。吹巴松管的朋友说，假如把一笔遗弃财产与莱普申尼·尤什卡单独放在一起，他肯定会馋得流哈喇子……你知道什么是遗弃财产……老爷们逃往西方时，在庄园里留下了稀世绘画和古旧家具，因为俄国人来了！……吹巴松管的怔怔地愣神，颇为伤感地叹了口气。所有人都对莱普申尼·尤什卡投去赞赏的目光，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但他依旧是战地记者。他总穿一双长筒靴、一件风衣，戴一顶插了一根羽毛的鹿皮帽，胸前别了一枚红旗徽章。后来，在革命之后，他去了西方。他说自己是布达佩斯的公爵。但他是在说谎，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公爵，事实上，他只是费伦茨区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当时，酒吧里的人还不知道这个。话说回来，当时还把所有人的出身登记在册。

午夜时分，酒吧里已经没有一张空桌子。特别委员会主席带着一位歌手和一名随员来了——关于这位随员，大家全都知道，他是监狱的典狱长——他们被安排在一张离乐队较近的“加桌”旁。大堂里变得热闹嘈杂，因为对酒吧里的客人来说，有这样著名的大人物光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必须承认，他是一位魁伟的男人。以前没有人知道他，一年前还是个无名小辈，突然间，他就像苏格兰湖里的水怪，成了这年夏天所有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我敲了一阵爵士鼓对客人致意。

紫色的舞台灯光亮了起来，因为歌手登台的地方，必须要营造出一些气氛。女老板是一个著名的胖女人，现在，也跟过去一样，她满怀敬意地向这些大人物输送平民女郎。她亲自到沙发前照应，敬酒。所有人都注视着他们。国务秘书们眨着眼睛朝这边张望，因为人民法院最高委员会主席要比部长们都更有权力。他是掌管生死大权的人，对政治判决的从宽申请全都递送到他的手中。如果这天他不高兴，他会拒绝那些申请，并且准备好六十厘米的绞索。没有人问他，他在做什么或为什么这么做……女老板跟钢琴师小声耳语，她已经控制这个市场三十年了，她熟悉城里所有秘密的电话号码，知道在什么地方将最精美的货物交给上层社会的男人们，但她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大人物同时聚在她的酒吧里。

埃切迪男爵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他就这样跟特别委员会主席打招呼；主席做了一个亲热的手势，算是回复男爵的致意。主席是共产党要员，胸前佩戴着亮闪闪的勋章……但他还是非常友好地跟男爵、他的未婚妻和留着八字胡的中士警官这些从旧时代留下的博物馆展品似的人物打招呼……态度要比对国务秘书们、莱普申尼·尤什卡这样的杰出党员更亲热……我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里想起上午教导员跟我说的话……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些以闪电般的速度打扮成人民民主主义者的家伙。他们对这些人的痛恨，超过了对旧时代遗老、八字胡和伯爵们的痛恨。我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想来，在这间酒吧里，我也是一位公务在身的人。

主席看上去像是从时尚杂志里剪下的人物，就像准备去赌场的英国贵族，一位准备出门的绅士。衣服，鞋，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得体。他亲切地冲着所有人微笑，就像一位大老爷，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势，从而可以让自己显得热心、仁慈。跟他一起来的那位歌手，跟他不分昼夜地形影不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是一个壮硕、肥胖的装饰品，出名是因为，每当主席先生在特别法庭上宣布绞刑时，她总是坐在现场，因为这种事让她觉得很好玩……她是一位新星，用嘶哑的嗓音演唱，最拿手的是唱歌时能呼呼地喘粗气。女老板将灯光调得昏暗朦胧，紫色灯光笼罩，大堂里仿佛弥漫着广藿香的芬芳。我们都屏息静气地等待，想听听嘉宾点了什么歌曲。

看得出来，这位大首长肯定劳累了一天，因为他手捧酒杯，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后来，他跟女歌手小声说了句什么，歌手听话地站到麦克风前，用嘶哑的烟嗓唱起了一曲动人的小调：“你是黑夜中的光……”

我伴着钢琴的节奏轻轻敲鼓。吹巴松管的朋友聚精会神地听着，好像已为什么做好了准备。不管首长到哪儿，典狱长都步步紧随……时刻准备接受首长突然派给他的重要任务。在监狱里，他是唯一能够切实贯彻首长旨意的人。歌声刚落，几位国务秘书就把巴掌拍红了。埃切迪男爵张开了手臂，他用这个手势表示，自己完全沉醉了，他从来没听到过如此美妙动人的演唱。他很懂行，因为他是行家……主席站了起来，吻了女歌手的手，并将她领回酒桌旁。典狱长也站了起来，殷勤地弯腰用袖子帮女歌手擦了擦椅座。诗人捂着眼睛，仿佛不敢看这非人间的美丽，沉浸于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放下鼓槌。主席请所有乐手喝酒。在很有情调的灯光下，每个人都欣喜若狂，仿佛看到天使降临酒吧。

这不是童话，老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记得在这家酒吧里喝到的最后一滴酒的味道。我坐的位置离主席很近，我看到，典狱长在看表。随后，他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冲着酒桌弯腰说：

“尊敬的主席同志，我得告辞了。凌晨我还有勤务在身。”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有什么样的任务。主席的脸色变得严肃。点了下头，大声说：

“我知道。”

“六点钟。”典狱长小声说，“是一对。”

“你去吧，费伦茨，”主席说，“然后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典狱长咧开嘴微笑说：

“是的，同志。”并像敬礼一样用力地碰撞了一下鞋踝。

他们握手之后，典狱长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远了；大堂里陷入一片寂静。这时，女歌手附到主席的耳边悄声私语，十分缠绵。坐在远处的人没听到典狱长说的话，但通过他脸上的表情，大概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吹巴松管的朋友抱着胳膊，仿佛在做精神训练。钢琴师的脸冲着琴键，一脸无辜地擦着眼镜，好像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拉手风琴的那位点上一支烟，表示要跟艺术告别一段时间，现在他是退休者。我们没有看彼此的目光，但我们四个人都明白——“六点钟”，“是一对”，“睡上一觉”——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不光我们这些听到他们对话的人明白，其他的人也明白。所有看到这番告别场景的人都明白。

这时，主席已经沉浸到女人的甜言蜜语里，他用手抚摸女歌手丰满的胸脯，并朝跑堂同志打了个手势，表示现在正式开始畅饮，可以再来一杯酒。跑堂向我们递了一个眼色，告诉我们可以继续演奏音乐了。就在这时，我闻到一股难闻的臭味。

开始，我以为是厕所的门没有关，或有哪位客人放了一个屁。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我不动声色地朝女歌手闻了闻，因为我离她非常近。她周围散发着浓烈的广藿香味，就像飘浮在沼泽上的泥腥味，但那股臭气还是强烈刺鼻。我惊讶地发现，其他人并没跟我一起在闻，好像根本就没有觉察到。

吹巴松管的朋友开始演奏。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但这股臭味非但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浓，仿佛某条管道破裂，下水道的恶臭在慢慢扩散，跟广藿香、烟味、饭香、高级啤酒的味道混合到了一起。这种臭味不同于硫磺、泔水或粪便的臭味，它从别的地方飘来，不是从过道或地板下。我偷偷闻了闻自己的手掌，看看有没有粘上什么东西。但我手上什么都没有。我只知道，这辈子从来没闻到过这样的臭气。

我在敲鼓，感觉就像士兵在站岗。我开始一阵阵地作呕。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谈笑风生、举杯畅饮的绅士和客人们。坐在这里的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他们连头都不抬一下，仿佛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们被淹没在可怕的香水味里。那股味道让我感到恶心，但我仍旧盯着他们，因为酒吧里客人们的言行举止，看上去就像昔日贵族聚在一起闲谈，即使灾难临头，他们也表现得好像平安无事……我想起有一次我的心上人曾告诉我说，贵族老爷们总是做出一副面具般的亲热模样，装作没有意识到，他们周围有什么东西正在腐烂……你看，这些家伙也这样。他们有资本这样做，因为他们是新贵阶层。他们给人留下错觉，好像他们就是贵族老爷……只是他们周围散发着臭气。我的肠胃翻腾。一曲结束之后，我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地去了厕所。没有人注意到我。

但是臭味随我而至。我站在厕所里发呆。我的脑袋混乱无绪，因为在所发生的一切之中，我能明白的只是：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不能再回去敲鼓了。这与其说是我用脑子想的，不如说是用肠胃想的。存衣处挂着一件我的夹克，那是我父亲穿过的，这几天早晨我觉得很凉。我把燕尾服挂在钉子上，套上夹克，将领结塞到口袋里，我跟存衣处的管理员说，我胃疼，得出去透透气。马上就到黎明了。我径直朝着火车东站走去，坐进候车室。我心里盘算，我跟秘密警察在十二点有个约会，在此之前他们不会找我的。有一班开往久尔的快车，我在等它。

即便把我臭揍一顿，我也说不出来，自己在等蒸汽列车时在想什么。我可以跟你讲述离开祖国的痛苦，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所谓爱国者的乡愁。因为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就像与人交谈时胸口上被击了一拳。我想起了父亲母亲，但只是像电影院里快速播放的银幕镜头。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了其他人，说他们动身的时候，五脏六腑都拧到了一起。有的人用手帕包了一捧家乡的泥土。还有人将照片缝在外套的内衬里。但我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个黑领结，那本该跟留在酒吧的演出服配在一起。我没有时间伤感。我心里只想，必须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我要去久尔，我听一个同行讲，那里离边境最近。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这个人已经走过这条路。我算了一下，身上带的钱够这一路花的。我带了三千福林，放在一个皮袋里。三千福林，都是一百的纸钞，另外还有一些零钱。我从不把钱存到银行，我觉得衬衫下的皮袋更保险。

现在，臭味好像散开了似的。我饿了。我在站台上的小卖铺里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葡萄渣酿的劣质酒。我遭遇的事情就像中了上帝之箭，我明白的只是，过去的一切不复存在。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去哪儿呢？……去黑暗、可怕、我听不懂一句人话的世界？因为当时我的外语知识还少得可怜。我能说的外语词只有dav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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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zs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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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靠这两个去闯大世界肯定不够。但是，当我吃了火腿三明治后，我积蓄了几年的饥饿感突然爆发……饥饿，让我离开这里。饥饿，让我走得远远的。我宁可被雨淋透，被太阳晒焦，都要离开这里。

十点钟，我到了久尔。我在一家五金商店里买了一只冬天装猪油用的铁皮桶。过去有人教我说，这样可以让人以为，我去乡下是为了买猪油。在久尔，我联系上了要找的人。有另外两个人也在等着越境。午夜两点，我们坐着马车出发了。在离边境五公里的地方，探照灯从哨兵的瞭望塔投照下来，四下扫射。我们趴在地上。那天晚上正好有月食，下着小雨。狗在狂吠。领队的是一位施瓦本族老人，一动不动地趴在泥地里，嘴里小声嘟囔，叫我们不要害怕，风会把我们的味道吹走的。我们匍匐在一片牧场上，到处是泥洼和野草。我们这样趴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必须等待，等边防哨兵换岗。施瓦本人说，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行动。

他说话不多，即使说也是小声嘟囔。他小声咒骂着，说他是一个老革命，现在却要这样逃离美丽的祖国，在泥地里爬……因为我们趴在地上，就像漂在莫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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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面上的尸首。就在这时，我啃了一口草。

我至今都记得草的味道。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嚼过草。那一刻，我趴在家乡泥泞的大地上，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嘴里在嚼草。我在泥地里啃了一口，黏土进到我嘴里。估计我神经错乱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突然发现，自己就像荒原上的野兽一样在嚼草，或像一个酩酊大醉的酒鬼，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在草地上啃了一口，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不过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就像有的同志说的，像英雄一样杀到了对岸。或许是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一动不动地等待了吧？……我啃了一口祖国的泥土，才醒过神来。

我没嚼多久就意识到了。但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泥和草在我嘴里散发着苦涩的味道，就像特别委员会主席请我们喝的那杯酒。

在我们美丽祖国的边境上，在暗夜里，在泥泞中，在星空下。我就像一只野兽，但也可能换一种说法——像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思考的人。

你也知道，在那个时代，人们总是谈论大地。别的人也在国会大厦的人民议会上象征性地嚼过泥土。有一位同志经常来我们村里，向百姓解释说，现在大地是他们的了。我父亲有四亩地。公爵则有四千亩。在这国家有这么多的土地，各种各样的土地……小时候，我也经常听到这类话，后来也是，总能听到。那时人们习惯说，我已经穿上靴子了，这块地是我的。但是现在，我思维混乱。在我的生活中，土地到底意味着什么？祖国吗？我只记得，我总是要拼命地干活。当时伯爵已经被赶走了，社会分配也告一段落，我从土地中获得了什么呢？我父亲在村公所被打掉了牙齿，因为他被列进了富农名单，他不想拿笔签字加入农业合作社。土地，祖国……我脑子里在想，就像刚从噩梦中醒来。

我趴在祖国的土地上，就像一具刚洗过的尸体，我脑袋里的轮子转得飞快，就像游乐场上的转椅。我听到一首小时候曾在村里小学里唱过的民谣。歌词是：“假如土地是神的礼帽/那么我的祖国就是它上面的花环。”现在这个记忆重现脑海……可是不管我怎么使劲闻，也没有闻到任何花环的香气。也许因为我趴在泥洼里，浑身是泥……潮湿的沙子和泥泞让我重又回想起一切……我为鼓槌感到惋惜，我把它们留在了酒吧里。那是很棒的鼓槌，用榛木做的。在罗马买不到这样的鼓槌，在纽约则用不着，因为我已经放弃了艺术。在这片泥地里，我想起自己留在祖国的东西……祖国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言难尽，兄弟。我想了起来，曾几何时有人对我以阁下相称，后来成了臭无产者。再后来我听到，我是人民，现在一切全都属于我了……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这一点，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连祖国这类的词都没提过，从没有人让我真正地想过。但是现在，在边境上，在泥沼里，这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一锅粥。看来，有许多种祖国。他们跟我解释，有过老爷们的祖国。现在，有另一个人民的祖国。但是我，我个人又有什么呢？……假如真的有过，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脚下突然空空如也，我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在哪里呢？……但是曾在什么地方，我身上浸透了它的气味，在我趴的泥沼里。很久之后，一天晚上，我的心上人突然向我讲述起来……她告诉我，小时候她住在一个大深坑里，睡觉的时候，老鼠就在她身上跳来跳去。那个大坑里或许也有我在泥沼里闻到的那种气味……她每次返乡都能闻到的泥沙味。后来，当我离开那里时，我也闻到了那股气味。但是，这种气味跟我在酒吧里闻到的不同……并不那么令人窒息，而是似曾相识，就像我们自己身上的气味。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别的原因……这股气味，这股土地、泥沙的气味一直把我送到边境，好像那是祖国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只知道一点，一旦我穿过这草地，我就再也不会闻到那股一直从酒吧追到这里的臭味了。这股臭味留在我的体内，我的鼻子里，我的皮肤里，就像一个人跟妓女睡过觉后，皮肤里会留下她的味道，必须用刷子才能洗掉。我只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给那些人打鼓了，我不再是一只唱歌的金丝雀。最好还是趴在泥里，爬过边境。

黎明时分，探照灯熄灭了。那位施瓦本人……曾是一个打井工，后来当了守田人，是个忙忙碌碌的人……他带了一群乌合之众，还有金币和所有能带过边境的东西……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手脚并用地往前爬，就像一群狗，从故乡爬出去。我浑身是泥地爬离祖国……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但是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剩下的就是按照惯例，我先交了五百福林订金，余下的一千福林，等我们穿过这片草地后再交给他。奥地利的边防警早就对我们这类人感到厌烦，因为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不分昼夜地越过边境。最后，所有人都平安无事。他们先把我送到难民营。我在那里没待多久。八周之后，我拿到了去罗马的签证，是那位将左轮手枪留给我保管的兄弟寄给我的。我得到了工作许可，意大利人很敬重我这类的艺术家，非常需要鼓手。秋天，我已经在一家酒吧里敲鼓。

等一下，来了一位女士。Welcome, my fair lady. Just a martini dry, as usual. You are served,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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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仔细看看她，但是不要让她察觉到，这样的人你很少能有机会见到。据说，五年前她是百老汇最出名的女演员之一。她就在隔壁那家剧院里表演，在那家大剧院里，她不唱歌，只是说话。她是一位戏剧演员，一鸣惊人。她戴着黑色的假发套在舞台上乱跑，就像一个疯子，用诗歌鼓励自己的丈夫，教训一下午夜的客人，一位英国国王……她手里攥着一把匕首，而且在戏剧海报上用了一个很怪的艺名……我也记得不是很准……玛吉贝吉，或类似的名字。后来，她被邀请到好莱坞，得到一大笔钱，饰演科学女怪人……不过，在那里她被整了一顿。先是牙齿被敲掉，随后身体最隐私的部分被挖掉。这还不算什么……当他们把她的脸皮缝到耳后时，外科医生算错了半公分，结果给她的嘴留下永恒的微笑，就这样，你看啊……她的嘴不能闭上，就像是在咧着嘴微笑。由于这张咧着的嘴，她再也得不到角色，但他们给她买了一张返程票，把她送回纽约。在那里，聪明的家伙们表示，她不能用半张着的嘴念话剧台词，念出来完全是另外的效果。那之后，她只在酒吧里消磨时光。她卖掉了她的裘皮大衣。第三杯玛蒂尼下肚后，就会变得顾影自怜，泪水涟涟，但她那张没有缝好的嘴，即使在哭的时候也在笑。她哭着笑，就像古代的匈牙利先民。不要看她，因为她会马上坐到你的桌上，希望你能请她喝酒……我的账本上已经记了好几十杯玛蒂尼了，但我从来不会提醒她。我是个艺术家，赞助落魄的同行。我给你也倒一杯吧。你看什么呢？……

照片？这是她护照里的标准照，是我把它放大的。她不用护照能够去哪儿？她可以到天使那里去。在那里，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照片。那里连首饰都用不着……你仔细看看。她长得就是这样。但是她本人看起来并不是这样。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像盛开的、美丽的时令花。

我不喜欢谈论她。她已经走了十年了。不久后，我也从罗马横渡大洋。常言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为什么还要咀嚼它呢？……然而，上帝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过去的一切不可能都挥之即去……因为不光只有这张照片留在我心里。她还留下了别的什么……她的声音。还有她给我讲的故事。她是一个另类女人，跟我平时在生活中碰到的不同。一切都已经流逝，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但我一直记得她。

因为，你知道，我这类艺术家的生活中，姑娘们走马灯一般接踵而至。我交往过各种女人，用不着逐一介绍。她们中有的非常普通。也有一些是典型的美女，丰满的女人，还有更好的种类，乳房很大……还有富婆，她们担心青春转眼即逝，因此格外渴望，惊慌失措地想要抓住……但她们所有人都想要我宣布，我永远只爱她一个。

这个女人跟她们不同，不那么任性。我们刚认识，她就毫不造作地对我说，她只希望一件事，希望我能够让她爱我，她并不想换取我的爱情……她非常有钱，过着优雅的生活……她只想吻我，爱我。

起初，我以为她爱的是我的艺术天赋。我并不想自我炫耀，只是承认，我身上确实有某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当我做好了下排的牙齿。你笑什么？……我说得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她们追我，不是因为我浑身肌肉，而是因为我跟酒吧里那些招摇卖弄的公子哥不同……我是艺术家……现在也是，只是不演奏而已……这次终于轮到的爱尔兰寡妇也这么说……艺术家令女人着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知道了她真实的想法……因为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似有似无……是她丈夫吗？不是，她丈夫已经从她生活中消失很多年了，早就不再找她……另外有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她追着他从布达佩斯到了罗马。但是她去晚了，再没有机会见到他；就在小姑娘抵达罗马之前……他死了。他还没有等到她，就在罗马的公墓里化成了泥；后来，我心爱的女人也葬在了那里。现在，他们至少安息在一起……但在当时，当她得知她的白马王子没有等到她就撒手人寰，我的小天使悲痛欲绝。她是那么孤独地住在罗马，就像一个为未婚夫送葬的女孩，他没能及时娶她为妻……

我们是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相遇的。我揣在口袋里的一份家乡的报纸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时候，我一旦乡愁泛滥，就会买一份匈牙利报纸看。就这样，我们达成了默契。我不想过分渲染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她略显局促，但很快就感到放松自如。晚上我们待在一起，她跟我一起去了酒吧。第二天，我搬到了她住的那家酒店。我们在那里同居了，我们俩甜蜜相爱。当时的罗马正处于美丽的秋季。那是一段短暂的甜蜜生活，但足以让我们真正地了解彼此。因为有一天夜里，当我们不再有任何的矜持时，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她讲的是真的吗？……我不能肯定。女人说的话，永远让人不知真假。但我希望，那天夜里她向我吐露了全部心事，毫无保留。她没有害羞地垂着眼皮，她不是一只小斑鸠。她这辈子至少想跟什么人说一次真话……或是她自以为的真相。也许，那只是值得怀疑的真相，就像女人们犯坏事常做的那样……她的故事从她的丈夫开始，那时他还活在某个地方，不过早已不是她的丈夫了。她的故事以一个秃顶男人结束，当时她就是跟着那个人到的罗马……她尾随其后，因为她对他充满了渴望。因为当时她已不想留在那个人民民主的地方。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一直听到黎明。因为，那天夜里她向我讲述的故事简直就像部犯罪小说……她向我娓娓讲述上流世界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听她讲述的时候，感到手心发痒，想要扇她耳光，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她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小女孩跟我是一丘之貉，她也是从社会底层来到美丽的匈牙利世界，甚至，她的起点比我的还低，她的家乡比佐拉还小。她来自地下，准确地形容，就像墓地里闪烁的鬼火……她来自泥坑，从小就跟家人住在那里，住在尼尔塞格。她父亲是瓜农。我的这位心上人，后来去了一个有钱人家当女佣，不过，他们把她当成最下贱的丫头使唤了很久，清洗老爷家人使用过的茅厕。最后，一位疯疯癫癫的有钱人看上了她……他是主人的儿子。她让他垂涎三尺但吃不到嘴里，直到正式娶她为妻。她摇身变成尊贵的太太，但是好景不长。

后来，有一天夜里，她向我描述了她在老爷家当最底层女佣时的境遇……旧体制风雨飘摇……我喜欢听这个。我觉得，她讲的是真的。但她讲的也像是童话，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向谁诉说。我也很想窥视那个地方，窥视那个富人的天堂……但我最多只到过卧室。女士们从来没请我进过餐厅，也没去过客厅。

就这样，她的故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因为在当时和那之后，我听说的都是关于那个阶层已经被消灭的话，因为穷人胜利了。有钱人只是垂死挣扎，苟延残喘……

酒吧里没人跟我聊天时，闲来无事，我会琢磨思考。我胜利了，无产者胜利了，这是真的吗？……这里的老板比过去佐拉的大管家人性化得多。我有汽车，有爱尔兰寡妇，有电视，有冰箱……我还有信用卡，可以说，我是个真正的老爷，绅士。他们给了这所有的一切，以贷款的方式。如果我对文化感兴趣，也可以买书。但我很谨慎，因为我的命运坎坷，我学会了受穷。即使没有书，我也明白街巷里已经不再进行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了。穷人现在也还是穷人，权贵照样是权贵。只是现在，他们互相斗争的方式跟过去不同。鬼才知道情况怎么变成了这样。过去的情况是，穷人忙得团团转，直到为老爷们准备好所有必需之物。现在的情况则是，有钱人绞尽脑汁，看怎么能说服我这个穷人购买资本家生产出的商品。他们塞给我们一切，仿佛我们是为圣马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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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的填鸭。他们极力让我们变肥，只有这样，只有我这个穷鬼购买他们试图推销的一切，他们才能继续当剥削者。这是一个快乐世界，没有人能再看透它……因为我贷款买下所有没有的破烂。给你，这是一辆汽车……我把我的车停在街角，我的新车。当我钻进钻出的时候，突然想起在孩提时代，汽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曾是一个光着脚乱跑的小孩，一辆从我身边经过的双驾马车都会让我觉得眼花；马车夫坐在驾驶座上，身穿有着镀金纽扣的马甲，头戴饰有锦穗的帽子，将马鞭挥舞得噼啪作响，感觉就像宪兵在扇耳光。一位老爷就这样驾着两匹马远游……但是我的马车上，现在已经有一百五十匹马……当我坐在方向盘后，有时心想，也许，我就是这一百五十匹马中的一匹，因为我搭公车和地铁回家其实更方便。没有费用，不用停车，另外，我去哪儿都开不到一百五十马力。星期六，我有时跟寡妇坐进车里，开着它去海滨，在那里吃一份炸肉饼，但连车都不下，有什么必要下车呢？……之后回家。但需要一辆汽车，因为这象征着身份地位，就像需要录音机一样。我录下了我朗读的祈祷文，还有扬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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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后人听到我的声音……但从那之后，录音机躺在一个角落里蒙尘，我想不出来，这东西还有什么别的用途。我已经连账都不用算，让乘法和除法见鬼去吧。一位搞电脑的人来过酒吧，卖给我一个可以揣在口袋里的小东西，我只需按一下按键，总数就会跳出来。现在我也跟爱迪生一样聪明。还有一样机器，用不着写字，只需对着拍一下照，就能把情书样本变成分手信。另外，我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就连刷牙都用电动的牙刷……你看，这是新的，我刚买的，花了不少钱，贷款买的。还有……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一台新款照相机，只需按一下按钮，照片就洗印出来了。用它可以跟女士们一起厮混，很安全，用不着送出去找人冲印，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家里就可以拍出来，就像在乡下炖一锅汤。而这一切都是我的，一位无产者的……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洗脸盆里洗内裤，如果她在这里，肯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有洗衣机，还有甩干机。因为现在，这一切都是我这个穷鬼的……这整个大世界都是我的，因为如今，就连一位乳臭未干的饭店大厅服务生也会坐飞机去非洲，去肯尼亚旅游两周，贷款旅游，分期还款。我也可以这样做……之后，如果我心血来潮想开心一把，我可以花钱参加群交。那种感觉，就像在佐拉的家畜集市，人们把公牛赶去配种……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常去那种地方。你听得发呆，是吧？……别急，你现在刚来，还不知道新型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你好好看看，睁大你的眼睛！当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神奇的美国时，我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而今天呢？……你从头到脚地看看我，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说的是真话，我现在背有八千美金的债务。你能想象吗？我的乖乖。你已经惊得合不上嘴，我看得出来，你并不相信。但不管你问周围哪个人，他们都会告诉你这个事实。因为我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是胜利者，名副其实的绅士……如果你再等上一小段时间，你也会有一台割草机，还有一个电烤箱，用科学的手段，通过红外线把炸肉饼烤软。我买下所有的一切，因为资本家流着哈喇子，迫不及待地想把你从穷人变成有钱的绅士。你会像我一样抓住消费主义不放，就像绵羊总长疥癣一样。

来，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就这样……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因此感到心绪不宁。曾经的无产者，面对如此的富有，就像一位曾经的伯爵，突然感到浓重的乡愁。更多的时候，正是这个令我心神不安……所有人都用广告袭击我，让我买这个买那个……最后说服我买一程去天堂的旅行，那时我才会踏实下来。我在罗马听说，很久以前，在还有皇帝的时候，有钱的罗马人用孔雀的羽毛撩拨喉咙，为了能呕吐，肚子里空出地方填塞新的美味佳肴。今天，广告就是这根孔雀的羽毛……不仅刺激我，还刺激狗啊猫啊，因为它们也在电视里看到能够填塞它们肠胃的美食。因为今天的阶级斗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胜利了，兄弟！……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摸一摸脑袋，看看它还在吗，里面还有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享乐……

我的心上人，当她清洗完厕所时，她了解的还有另外一种富有。关于这个，她给我讲了漫长的一夜。

她跟我讲过的话，我不能全都记住。她的话就像告别会上的歌咏那样没完没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我不时地想起一些片段。感觉她在说话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姑娘……想来，她不像她伺候的上等人，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就像在跟一台录音机说话……你知道，就像有一条窄窄的磁带，将所有的噪音、嗓音和词语都记录下来……就像捕蝇纸捕捉苍蝇那样。你被她所讲的话吸引。也许，每个女人体内都有这样的录音带？仿佛在她们的生活中，有一次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演说者，于是她们把这个演说者从心里向她们诉说的一切都录了下来？……录音机现在很流行，女人很快就能学会时髦的东西。我的心上人很快就学会了这门知识，还有上等人之间谈话时所使用的那种只有那个圈子的人才能听懂的、令人惊叹的神秘语言，就像只有随大篷车迁徙的吉卜赛人才能真正听懂的吉卜赛语……确实存在这种上等人的密语。某种程度上，上等人不真正道出他们的心里话，只似是而非地说大致的意思，然后配以含蓄的微笑。当我们这类人已经忍不住咒骂时，他们只是缄口不语。另外他们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以跟我们穷人不同的方式摆脱那些无稽之谈。我的小鸽子仔细观察这一切，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她与我相遇的时候，都可以到大学当教授了，在那里教精神贫瘠的人们什么是文明……她从上等人身上学到了一切，学到了为有钱人家清洗厕所时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有一天，她不仅有了首饰、裘皮大衣，而且还有了指甲水……你看什么呢？你不相信是吗？我是实话实说，但她说话的时候垂着眼帘，好像在说不高尚的事。

她对一切都十分注意，如一只麻雀从黄色的马粪里啄食谷粒。直到有一天，她与一位秃顶的男人相遇，那是一位作家，是跟我的客人们，跟这个酒吧里的名流不同的另一类“鸭蛋脑袋”……那是一位不想再写作了的作家。他说的话，不知怎么会钻到女人的皮肤之下，令她兴奋。她说她没有跟他睡过觉，只是纯粹的精神交流。你想信就信。但是，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否则她不会追到罗马。那个白痴肯定跟她说了什么话，使我的小鸽子幻想联翩。她总是不停地念叨什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她，就连炸弹也不行……就像在床上，在做爱当中感到的某种极特别的寒战。穷人现在心存狐疑，无论用多少人世间存在、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填塞自己，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除非他能从上等人身上窃取到这种悠闲自得感。

他跟她讲了一些这样的话，我的小天使并没有听懂，但看得出来，这令她兴奋。后来，我也感到非常好奇，想知道那些让人狂热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本该把这些从剥削者手里抢过来。但是很难抢过来，因为那些家伙把它们藏得很严，就连拆墙的人也找不到……我一想到这个就心神不宁。过去，只有上等人才能放任自己精神焦虑。但我近来看到，就连穿连体工作服的人也变得紧张，如果在地铁或电影院里有人坐到他们身边……他会变得紧张，缩起身子，用冷漠的眼神看坐在身边的人，看那些跟自己不是一类的人……他在心里嘀咕，最该骄傲的人始终不是自己，而是那些衣着笔挺、戴眼镜的另一类人……并不是言行举止令他紧张，因为如今我们也知道该怎样表现，我自己也已变得十分高雅，就像过去那些与生俱来、经过严峻考验的政府首脑顾问。这是别的什么东西，发明这种东西的，真该让老天爷用雷劈死。

我最心爱的人很快学会了所有她应该具有的良好做派，但是秃顶男人小声跟她说了些什么，由此让她感到不安。那天夜里，仿佛并不是她在讲话……有个人通过她在讲话，就像音乐家借助小提琴、钢琴演奏。由于那个脑筋有问题的蹩脚作家离开了布达佩斯，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变得惶惶不安，并追他而来……最后我终于刨问出来，她的白马王子死在了那里，死在罗马一间旅馆客房的床上；她说这个的时候，我跟她正躺在这张床上，甜蜜二人。女人就是这样。你听我说，兄弟，你要向年纪较大的人学习……女人对她们爱上的男人紧追不放，直到跟他上床。她们饱受炽烈的折磨，痛苦使她们的心缩成一团。她们不想别的，只想有朝一日厮守在这个男人身边。她们走遍墓地，一旦看到那个不忠、快乐的男人墓碑前摆有陌生人送的花环，就会伤心欲绝……因为痴情的裴多菲对她说，在世界上存在着什么比食物和啤酒更美好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是修养。她还说，修养是条件反射。

你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吗？……我们并不清楚地知道，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我鼓起勇气查了查字典……我还壮起胆子去了图书馆，寻找“条件反射”这个词，想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想知道它指的是吃的还是喝的……你知道，字典里写的都是些蠢话，用母语向英国白痴们解释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拼写得非常认真，但我感到苦涩，因为我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这个词大概的意思，就像一个人捏捏自己的鼻子，看看是否在那里……我读到，它既可以后天获得，也可以先天获得……你听没听说过这类事情？

不过，现如今，这样的修养也必须拥有，对身份地位很重要。我不明白，百姓为什么在追求修养时会那么烦躁不安，想来修养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切都写在一本大部头的百科全书里，只需要从书架上把书取下来，修养就在眼前。那么修养到底是什么？……另外，条件反射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谦逊的人，想来这个你知道。我从不夸大其词，现在当我说自己已是一位真正有修养的人时，你只需看我一眼就清楚了。确实，我已经不敲鼓了，但我还有条件反射……在家里，当我一个人跟慈善、信教的寡妇一起时，有时会把鼓拿出来。我敲鼓，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黑人神父吓唬百姓。敲鼓的时候，寡妇会痴迷地把头伏在我肩上，她就这样休息，直到突然出现一个她的条件反射。没有人能说我没有条件反射……你说，我还是一个下等人吗？还是总有什么东西我必须从上等人那里获得吗？某些他们并不愿给我的东西……我近距离观察过那些人，你接触过，我也接触过。当他们对我们高唱一切属于人民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里，工会的人学会了如何跟洛克菲勒和福特轻松地过招，因为后者付给他们更多的工资，他们活得比在车间劳动的那些人要好……我们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信口雌黄和天大的骗术，但尽管如此，有可能阶级斗争真的一直还没有结束？……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一直被剥削者藏着掩着？……下等人就因为这个感到紧张？……

等一下，那位女士在流泪。她眼睛在哭、嘴在笑的样子实在让我受不了。你再看看那个尸体美容师……他嫉妒地盯着这位女士，因为用不着石蜡，她脸上就浮现出永恒的微笑……她就是这样，起飞的时候，手里只有一张单程机票。你看看这张照片吧。有的时候，我也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但是有一天晚上，还有别的人也在看她。那是一年前的事情，午夜时分，酒吧里已经空空荡荡，进来了两位客人。那天晚上，隔壁剧院上演的那出戏剧非常失败，又是精神创伤类的故事。半夜的时候，他们坐进酒馆，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位置。他们正对着酒柜，上面不仅放着酒瓶，还有这张照片。

他们一声不响地喝着酒，显得颇有修养。看得出来，他们是气质不错的那类人，有条件反射。但是也看得出来，他们都是退休的人。这个一眼就看得出来，拿三百八十美元，外加疾病补助。其中一位满头白发，就像圣诞老人。另一个人留着络腮胡，似乎还想展示什么，但除了稀疏的鬓角，已经没有什么好展示的了。我没太注意他们在谈论什么，但我还是听出，他们说的英文跟我平时的客人说的不一样……听发音，好像英文并不是他们的母语，而是学会的。但不是在纽约这里学的，而是在英国的什么地方。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衣着破旧。十分醒目，圣诞老人的外套比较长，不大合体，不是量身订制的，而是买的廉价的成衣……我估计，他们不会花比两张林肯更多的钱。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生活品位的人……说白了，他们没钱。

但他们喝的是“血腥玛丽”，就像一个急着涅槃的人。他们低声聊天。我不经意听到他们在谈论在这个经济大国，在美利坚，感到满足的人非常少。我之所以听到，是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感觉。那些国外来的，从大洋彼岸来的人不能理解这个……但如果在这里生活久了，悉心体会，就像我现在这样……有时我也会这样想，并像一个忘了刮胡子的人摸自己的下巴。因为不能否认，在这里，人们拥有优裕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人们很快乐……你知道，但是那种名副其实、满脸微笑的快乐……好像还不存在。在隔壁的百货商店能够买到享受人间幸福所需要的一切，连永远可以打着火的打火机都能买到，而且装在套里。但是他们不卖快乐，即使在维他命柜台也不卖。

两位客人在谈论这些。实际上，说话的主要是长络腮胡的男人，圣诞老人频频点头。当他们神情专注地智慧地交谈，恍然间，我似乎又听到了我心上人的嗓音。最后那一夜，她同样谈到了修养和快乐……这是她从她那个握笔的白马王子那里听来的。当时我不理解这些话。现在我也不十分理解，但当我听这两个客人交谈时，我想了起来。我竖起耳朵偷偷听着。

这个话题他们只谈了一会儿。留络腮胡的男人用心不在焉的语气说，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有娱乐，但人与人之间缺少发自内心的快乐。回想起那段谈话，我联想到，快乐在欧洲也开始慢慢消失。在纽约这里，好像还没有点燃呢。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也不是非常理解，因为那个“鸭蛋脑袋”，大概是一位学者，总结说，最好还是政府提高退休金，那样可以让人立即快乐起来。他们都同意这个观点。之后，留络腮胡的男人付完账走了。圣诞老人留了下来，又要了一杯，点燃一支烟。当我向他递火的时候，那人用大拇指指着照片用匈牙利语问……好像继续刚才的对话那样不经意地问：

“她死的时候，您也在场？”

我用两个手掌撑着柜台，保持住平衡。我仔细打量他。我认了出来。他是她的丈夫。

我跟你讲，我不感到羞惭……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仿佛有人从里面击打，但我咽了一口唾沫，只是跟他简单地说，我没在场。黎明，我从酒吧里回来，她的脸还是热的，但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点了点头，态度温和，似乎想听到的正是这个。他低声地询问，不时地微笑。他问，她是否需要过什么东西？她是否能靠那些首饰活到最后？我安慰他说，没遇到过麻烦，因为我在她身边，我一直在关照她。他听了这些，点了点头，就像忏悔室里的神父那样听完了一切，只说了三声“我的天父”。他想知道……但他始终礼貌，友好……她的葬礼是否举办得隆重得体。我顺从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只是，我同时紧紧攥着拳头，但他并没有变换语调。

我始终不明白，他到底是从哪里知道的。他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是谁告诉了他这些细节，旅馆和首饰？……在此之前，我从没在酒吧里见过他。我曾经在匈牙利的街巷里，在多瑙河畔打听过他，但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可他却知道我的一切，就连我的艺名“艾德”都知道。因为他友好地问我：“那她自己感到满意吗，艾德？”

就像一位老相识。不，还不太一样……就像领导遇到了下属……好像他一直是老板，我是个伙计。我毕恭毕敬地回答他。但我跟你说了，我一直攥着拳头……因为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有人在这里戏弄了我。你知道，这个人是那样平静地讲话，是那样的亲热、自然，仿佛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他冲着吼叫。也许他觉得我是个吃软饭的，鬼知道因为什么……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我根本成不了他的敌手。我就因为这个攥紧了拳头。因为，假如他冲我大声叫嚷：“我什么都知道，你实话实说……”那么，我们俩就平等了。如果他说：“你听我讲，艾德，虽然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我还是一位博士先生……”那么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回答他。如果他说：“我曾跟那个女人疯狂过，但是一切都过去了。你跟我讲讲，她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会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结果就是这样……如果他当胸给我一拳，我会立即以牙还牙。也许我们会滚到地板上，直到老板打电话报警，我们两个都被警察带走……这样才更合乎情理，更符合两位绅士的身份。但在酒吧里，在大得可怕的世界里，他们平静地交谈……这让我感到血往头上涌。因为在我们之间，你要知道，平静的话语才更伤人。我感到指尖发麻，开始恼火。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林肯的钞票。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我锁上了收银机。他没有说话，没有催促。他将胳膊肘支在吧台上，眨着眼睛，好像一位绅士喝多了酒，控制不住要眨眼睛。他开始微笑，似乎显得很愉快。

我从侧面仔细打量他。看得出来，这位先生过得很落魄。衣服破旧，衬衫已经许多天没换洗……呆滞的目光躲在眼镜片后。用不着过于仔细地观察，显而易见，这个人曾被称为“博士先生”……我记得她跟我说过……围城之后，多瑙河边，当他跟我心爱的女人告别时，好像她并不是那个他曾为之疯狂的女人，而是一个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的雇员……这个人已经受到最后的审判。他以为自己是上等人吗？……唾液从我的喉咙里溢出，我连咽了几口。我心里掀起巨大的波澜。如果这个家伙现在走了，没有承认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的处境要比他优越……所以，你懂吗？我害怕这会引起什么乱子。他把那张林肯递给我。

“我喝了三杯。”他说。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他是近视眼。账单是三元六十美分。我找给他一元四十美分。他摆了下手：

“这是您的小费。留着吧，艾德。”

这是危险的一刻，但他并没注意我的表情，站了起来。他并不那么行动自如，他抓住了吧台。我看了看手心里的一元四十美分，想了一下，要不要扔到他的脸上，但我的嗓子里发不出声音。因为他困难、颤抖着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我对他说：

“您的车停得很远吗，博士先生？”

他摇了摇头，咳嗽了一声，嘶哑地说：

“我没有汽车。我搭地铁回去。”

我大声对他说：

“我的车就停在隔壁，新车，我送您回家。”

“不用，”他打了一个嗝，“我去坐地铁。它能送我回家的。”

我冲他吼道：

“这样不行，我的老爷。我这个肮脏的下等人，要用我的新车送博士先生回家。”

我离开吧台，朝他跨近一步。我心想，如果他抗拒的话，我就给他一拳。因为，这件事总要有个了结……他的舌头卷了一下，脸色难看地看着我：

“好吧。”他说。他点了下头，“那你就送我回去吧，肮脏的下等人。”我挽住他的胳膊。我们就这样朝店门走去。男人们，只有是跟同一个女人盖过一条被子的老朋友，才会这样走在一起。因为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在第一百号大道的街口……在那里，贫民区就从那里开始……他下了车，消失了，就像一只水泥箱沉到水里，再也不会被人找到。

作家们来了。现在你最好马上离开，从左边走。他们中间也许有来自咱们国家的老工人民兵……谨慎为好。周末你再过来坐坐。你要当心，离那些水泥工远一点。Welcome, gentlemen. You are served,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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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1979年。

后记

流亡的骨头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纳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 Gyö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真爱》，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2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3

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译为“中产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马洛伊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Kosztolányi Dezsö）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 Ödön）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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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又燃起写诗的热情，他在给好友米哈伊·厄顿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务之中只有一项真的值得人去完成：当一名诗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著名诗人萨布·吕林茨（Szábó Lörincz）亲自撰文，赞赏有加。同年，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译并在家乡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写作风格上，而是在文学精神上。

1921年，对马洛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还在柏林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考绍的名门闺秀也是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见钟情。从那之后，马洛伊与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从那之后，罗拉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旅伴、难友和最高贵意义上的“精神伴侣”，几乎他以后写下的所有文字，罗拉都是第一位读者。

1922年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书》在家乡出版，其中有一篇《亲戚们》，描写自己的亲戚们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为后来创作《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马洛伊与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详细讲述他戏剧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学读书，去图书馆翻杂志，做一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给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写新闻，并陪罗拉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重病……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贫寒，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亲耳聆听过阿波尼·阿尔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讲，见到张伯伦向这位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这期间，他还去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伦敦，最重要的是读了普鲁斯特；毫无疑问，《追忆似水年华》对马洛伊后来写《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难怪评论家经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会流浪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在巴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1924）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一本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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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1928年春天，马洛伊回到了布达佩斯，但罗拉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不相信马洛伊心血来潮的决定：“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

一方面，马洛伊自己也心里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这时的匈牙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祖国。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原来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丧失了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布达佩斯。这时的他，已经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了，他的文学素养、独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1928年，马洛伊出版了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随着青春小说《反叛者》的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的主人公们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们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以纯洁的理想，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于1930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这部小说与法国作家让·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们》，成为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则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为两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生动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画卷。他用工笔的手法翔实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刻画之详之细，如同摄像机拍摄后的慢放镜头，精细到各个房间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来历、父母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和书名、妓院房间墙上贴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类人群的时尚装扮。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个，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运的痕迹。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第二部中，马洛伊回忆了并不久远的流浪岁月。从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写到东欧的布达佩斯，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宛然在目，无数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谓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如果让我作比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过，也正是由于坦诚，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当年的一位神父教师以毁誉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几位亲戚也对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感到不满，因此，马洛伊被迫销毁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笔可观的赔款，并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主要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减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从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我翻译的这个版本也是1936年后的删节本。

匈牙利终于出版了全本的《一个市民的自白》，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译文已经交稿，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中文版再版时，我再花时间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对“马洛伊迷”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作为马洛伊的遗稿在箱底压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发现并编辑出版，这部书便是马洛伊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马洛伊的这本自传终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后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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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回国，到1948年出国，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毫无疑问，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奋、最多产、最严肃，也最真诚的作家之一，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他的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

在马洛伊的长篇小说中，1942年圣诞节问世的《烛烬》是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两位老友在离别多年后重逢，在昏暗、空寂的庄园客厅里秉烛对坐，彻夜长谈，追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年轻的时候，他俩曾是形影不离的金兰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后来，其中一个人背叛了另一个，甚至有一刻动了杀机，结果导致一系列悲剧。马洛伊讲故事，但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至今，《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不久前，书评家康慨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刚出炉的《烛烬》译稿，激动得禁不住大声朗读，并摘出他最喜爱的关于音乐、友情、孤独、衰老的段落发给我，说书写得好，也译得好，我心里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一种“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涌流，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们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真爱》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两段长长的自白，先出场的是妻子，随后出场的是丈夫，从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同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们两个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真实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这个婚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其实这个观点，作者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过：“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

《草叶集》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读了《草叶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

与马洛伊同时代的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这样评价他，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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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更准确地说，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从不依附任何势力，从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他对右翼的危险时刻充满警惕，因此使得当时各类右翼对他的厌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对他的记恨一样深，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

1934年10月12日，对马洛伊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虽然父亲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养上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学毕业时，马洛伊曾写信向好友倾诉，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样：“一个许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欢的人，一个从来不向外部世界妥协、永远没有家的人。也许在这个坍塌的家里正是这个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无家感。”父亲的死，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很少写诗了的他，在悲痛中写了一首《父亲》。

1930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9年2月28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

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

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

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

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

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

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

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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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年去世。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自从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1949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9

1952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的无奈和惆怅：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

生活多么美好——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里的面包有股多么怪的味道。

怎样的房屋和怎样的街道！

莫非现在叫卡洛伊环路？

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空气醉人。阳光明媚。

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马洛伊在“自由欧洲电台”进行时事评论。次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马洛伊夫妇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市。

1973年，马洛伊和罗拉去维也纳旅游以纪念他俩结婚五十周年，但没有回咫尺之遥的祖国。自从马洛伊流亡后，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仅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请作家回国。然而，马洛伊的骨头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乡还不自由，他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1980年移居圣地亚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20世纪，欧洲有许多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他的骨头本来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钢铁。托马斯·曼战后也没有回德国，但他可以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德国人都在读他的书，以这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作家为荣。可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儿？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冷战的文化充满了谎言，即便他的祖国不禁他的书，他也自己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不停地写作，没有出版社给他出书，他就自己出钱印，至少罗拉是他的读者。

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部戏剧，以及1945至1985年的《日记》。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该算《尤迪特……和尾声》了。

《尤迪特……和尾声》是《真爱》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四十年前写的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毫无疑问，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真爱》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读者将要读到的中文版《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流亡的岁月，马洛伊除了与爱妻罗拉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还领养了一个儿子亚诺士，亚诺士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作家夫妇的感情安慰。然而岁月无情，从1985年开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尔和妹妹卡托于这一年去世。1986年1月4日，与他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罗拉也离开了他；秋天，他那位是电影导演的弟弟盖佐去世。1987年春天，养子亚诺士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这年秋天，他留下了遗嘱。

10

1988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与他取得联系，欢迎他叶落归根，但他还是没有动心。岁月和历史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后一分对自由理想的坚持。

遗憾的是，马洛伊未等到祖国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独了。

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

2月20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好友、遗稿托管人沃罗什瓦利·伊什特万夫妇，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伊什特万和亲爱的伊莲：我心灰意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始终疲乏无力，再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不得不进医院接受看护。这个我想尽量避免。谢谢你们的友谊。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我怀着最好的祝愿想念你们。马洛伊·山多尔。”

2月21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自由地选择死亡这个高傲的姿态成为不朽。“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遭到损毁、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马洛伊生前曾这样说。1942年，他还写过一首《在考绍》的诗，在中年时就平心静气地讲述了生与死的轮回：

严肃的，令人回忆的

与亡者以你相称的

与先人相互慰藉的

骄傲和独一无二的

旅行，这也是宿命——

我从这里开始，或许

也在这里结束。

就在马洛伊离世那年的秋天，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匈牙利也发生了体制改革，苏联从匈牙利彻底撤军。他自由的梦实现了，但他提前去了天上。从1990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政府还追授他“科舒特奖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奖章颁发给亡者。从某个角度讲，马洛伊这根流亡的骨头以他的坚韧不屈，战胜了残酷的时间与喑哑的体制。匈牙利还设立了慧眼识珠的马洛伊文学奖，推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后继者，其中包括继承了他精神衣钵的凯尔泰斯。正如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所言：“假如，有过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马洛伊一生都没有放下笔，总共写了五十多部作品，长

达十几卷的《日记》更具有历史、文学和思想价值。作家去世后，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留下的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至1989年的《日记》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解放》，还有与友人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

“死亡的诗人仍在勤奋工作”，这是马洛伊曾经形容他的文学启蒙恩师科斯托拉尼·德热而写下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也写给了他自己。

很希望译林出版社的这几本马洛伊作品只是我们认识马洛伊的开始，也希望这位已成为天使的老作家能通过文字坐到我们中间，他是凡间极少见到的高尚、独立、聪慧、坚韧、柔情、勤奋，而且品质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即便因为他，我也愿相信：存在天使。

2014年11月22日，布达佩斯

注释

[1]
菲列，匈牙利货币名，现已停止流通。

[2]
该书中的市民并不是“城市居民”的概念，类似“中产阶级”或“布尔乔亚”，但跟这些概念并不完全重合。这个社会阶层既包括了有钱的资本家、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包括了有身份的没落贵族。

[3]
格森食疗，对肿瘤病人采用的一种营养治疗。

[4]
梅拉诺，位于意大利北部边陲的小镇，以温泉浴场而闻名。

[5]
卡尔·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革命家。他所撰写的悲剧《丹东之死》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6]
奥兰尼·亚诺什（1817—1882），匈牙利三大诗人之一。

[7]
基督眼泪（Lacrima Christi），意大利坎帕尼亚省最著名的葡萄酒。

[8]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9]
法国波旁王朝的后代。

[10]
克里斯蒂娜区，位于布达佩斯一区和二区之间。本书作者马洛伊·山多尔曾经在该区居住，他的半身塑像也位于这里。

[11]
伊什特万·塞切尼伯爵（1791—1860），匈牙利著名改革家、作家。他为实现匈牙利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塞依莱恩·克里奇尼娅是他的妻子。

[12]
泽姆普林，地名，现位于斯洛伐克境内。

[13]
拉克什圣米哈依，地名，位于布达佩斯边境。

[14]
西洛可风，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源自撒哈拉。

[15]
玫瑰山丘，位于布达佩斯二区，是布达佩斯以及匈牙利最有名的富人区。

[16]
德累斯顿，德国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

[17]
帕多瓦，意大利北部的城市。

[18]
伊丽莎白王后，指茜茜公主，奥匈帝国时期任奥地利皇后兼匈牙利王后。

[19]
霍尔特，匈牙利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0.57公顷或者8.55市亩。

[20]
潘戈，匈牙利曾经的货币单位。

[21]
玛丽安巴德市，捷克西部城市，以温泉著称。

[22]
霍利奇，斯洛伐克的西部城镇。

[23]
斯特龙博利火山，意大利西西里岛北部的利帕里群岛中，斯特龙博利岛上的一座火山。该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24]
蓝茎，一种匈牙利产的白葡萄。

[25]
安特卫普，比利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港口城市和法兰德斯地区的首府。

[26]
格里历，即现行公历，由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颁行。

[27]
奥尔福尔德大平原，在匈牙利境内，西起多瑙河，东抵国境。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是多瑙河中游大平原的组成部分。

[28]
鲍道乔尼，位于匈牙利巴拉顿湖北部的一个地区，产葡萄酒。

[29]
帕甫努提乌斯，公元四世纪隐居于埃及沙漠里的一位苦行僧及牧师，曾经记录了埃及沙漠里许多隐修者的生活。

[30]
哥白林，带有油画图案的手工编织挂毯，起源于法国。

[31]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1610年在巴黎被刺身亡。人民普遍同情哀悼这位将法国从废墟中重建的国王，赞誉他为“贤明王亨利”，并追称为“亨利大帝”。

[32]
现金买卖。

[33]
菲泽绍博尼，匈牙利东北部古老的城镇。

[34]
弗莱芒，比利时北部的一个地区。

[35]
罗马军团，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时期的正规军队，以其高效的适应性及机动性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地区。

[36]
在匈牙利语中，人名后面加“卡”表示昵称，相当于“小尤迪特”。

[37]
伊壁鸠鲁，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

[38]
此处指尤迪特用英语打招呼。

[39]
指玛尔吉特岛大酒店。

[40]
匹拉米洞，一种解热镇痛药。

[41]
尼尔塞格，匈牙利奥尔福尔德大平原东北部的一个地方。

[42]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剧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瑞典的国宝，世界现代戏剧之父。

[43]
《一出梦的戏剧》，也被译作《梦剧》，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于1902年创作的戏剧。

[44]
圣墓：《新约》中耶稣坟墓所在地。

[45]
卡比托利欧山，意大利罗马七座山丘之一，也是最高的一座，为罗马建城之初的重要宗教与政治中心。

[46]
犭霍犭加狓鹿，产于非洲中部的一种类似长颈鹿的动物。

[47]
布达佩斯围城战是二战结束前苏联红军围攻匈牙利首都的战役（1944年12月29日至1945年2月13日），守军为德国和匈牙利国防军。

[48]
佐拉，匈牙利多瑙河以西地区的一个州，西邻奥地利。

[49]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却对任何姑娘都不动心，只对自己的水中倒影爱慕不已，最终在顾影自怜中抑郁死去，化作水仙花，仍留在水边守望着自己的影子。

[50]
帕奇，现名为玛利亚帕奇，位于奥尔福尔德大平原北部。

[51]
蒂罗尔州，位于奥地利共和国西部的一个州。

[52]
晨衣。

[53]
帕萨雷特，位于布达佩斯二区。

[54]
指的是奥匈帝国皇帝费伦茨·约瑟夫（1848—1916）。

[55]
泽拜盖尼，匈牙利佩斯州所辖的一个村。

[56]
施瓦布山，位于布达佩斯十二区。

[57]
颠茄，原产于西欧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含多种生物碱致命毒素，全草也可入药。

[58]
拉科齐·费伦茨二世（1676—1735），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大公。1707年他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一度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任匈牙利国家元首。

[59]
苏活区，位于英国伦敦西部西敏市境内，本来是当地的红灯区，后来渐渐变成了一个世界各地游客云集的小区，内有许多时尚酒吧、小店和高档酒店。

[60]
《笨拙》杂志，英国老牌的讽刺漫画杂志之一，创刊于1841年。

[61]
罗恩格林，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浪漫歌剧《罗恩格林》中的主人公。

[62]
累范特，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

[63]
此处指的是由卓别林出演的电影《淘金记》。

[64]
“老鼠”飞机，苏联在1930年代初期开发的战斗机。本名为伊—16战斗机，另有“老鼠”和“苍蝇”等名称。

[65]
叶卡捷琳堡，位于乌拉尔山脉东麓，是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中心城市。

[66]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

[67]
箭十字党，匈牙利的极右组织，本为1930年代匈牙利的种族主义运动，仿效德国纳粹党，后来在1935年组成其前身“国家希望党”，1939年改组为箭十字党。1945年3月苏联红军攻入布达佩斯，箭十字党的政权瓦解。

[68]
波若尼，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69]
尤若夫城区，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第八区，在广义上是市中心地区的一部分，靠近内城。

[70]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出生于德国，后来定居并入籍英国。

[71]
库鲁茨，1691——1711年间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军。

[72]
拉邦茨，16——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军队，曾镇压库鲁茨军的起义。

[73]
指中世纪土耳其帝国入侵匈牙利并在匈牙利展开的一系列战争，以著名的莫哈奇战役（1526年）为开端。

[74]
广藿香，一种可用作强刺激药与芳香料的草本植物，原产地印度或非洲，是香水的常见成分。

[75]
盖雷尔特山，位于布达佩斯城堡山南部的小山丘，以主教盖雷尔特名字命名。

[76]
法柜，又称约柜，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圣物，“约”是指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契约，而约柜就是放置了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的柜。此处指鞋柜。

[77]
岩洞教堂，位于盖雷尔特山上。

[78]
科罗拉多金花虫，又名科罗拉多马铃薯叶甲虫，是马铃薯上的一种害虫，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及墨西哥。

[79]
国王大街，位于布达佩斯五区和六区之间。

[80]
西奈山，埃及西奈半岛南端的一座山。在《圣经》中，西奈山是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之处。

[81]
打手游戏，字面意为“红色烤肉”，是一种锻炼反应速度的双人游戏。游戏双方对站或对坐，甲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上，乙把手置于甲的手掌之上。甲应设法把手抽出，快速打乙的手背；而乙则应迅速抽手躲避。如果甲未能打中乙，则双方互换，轮到乙来打甲。最终手先变红者为负。游戏名称字面意为“红色烤肉”，喻指被打红的手。

[82]
久尔，位于匈牙利西北部，是匈牙利第六大城市，也是该国五个地区中心之一。此处作者所指为1809年拿破仑发起的久尔战争，作战双方为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最终以法意联军获胜而结束。

[83]
泰尔纳，原为中世纪巴黎主教在城外的一处农场和居所，后来成为一片居住区的名称，于1860年并入巴黎。

[84]
圣斐迪南，指斐迪南三世（1199—1252），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1671年被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世封为圣徒，称作“圣斐迪南”或“圣费尔南多”。

[85]
羚羊石阶，位于布达佩斯一区城堡山附近的一条石阶小路。

[86]
山东绸，一种手工织造的柞丝浆绸，常被选作华贵衣料、绣花靠垫和高级装饰之用。

[87]
尼莱吉哈佐，位于匈牙利奥尔福尔德大平原北部，匈牙利第七大城市。

[88]
索姆隆，匈牙利著名葡萄酒产区，位于匈牙利西北部。

[89]
无论英文还是匈文中，长颈鹿都与炽天使的读音相近。

[90]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

[91]
库曼汗国，存在于10至13世纪时的一个联邦，位于中欧和东欧。

[92]
维尔梅泽，位于布达佩斯一区，克里蒂娜区的一个公园。

[93]
意大利地名。

[94]
意大利地名。

[95]
阿提拉（406—453），古代匈奴帝国的领袖和皇帝。

[96]
马泰绍尔考，匈牙利东部的一个边境小镇。

[97]
“文化馆”，讲述者对妓院的戏称。

[98]
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匈牙利诗人，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99]
蓝色海岸，指法国东南部的地中海沿岸。

[100]
科苏特·拉约什（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1848年民族独立革命领导人。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最后在意大利的都灵去世。

[101]
好的，先生，两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先生。很乐意为您效劳，先生。

[102]
克劳扎尔，位于布达佩斯七区。

[103]
拉科什火车站，位于布达佩斯十区。

[104]
指斯大林。

[105]
拉吉玛纽什，位于布达佩斯十一区。

[106]
迪亚·费伦茨（1803—1876），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政治家、法学家、司法部长。

[107]
厄洛斯和普赛克，古希腊神话中，性爱之神厄洛斯（古罗马神话中称“阿莫尔”或“丘比特”）与美丽公主普赛克。

[108]
davaj，来源于俄语，意为给我或者走吧。

[109]
zsena，来源于俄语，意为女人。

[110]
指莫哈奇战役（1526年），是在莫哈奇平原上发生的土耳其军入侵匈牙利的第一场战役。

[111]
欢迎您，我可爱的女士，跟平时一样，还是一杯干玛蒂尼。很乐意为您效劳，女士。

[112]
每年11月11日为圣马丁日，欧洲的传统节日。

[113]
扬基歌，曲调具有一定的苏格兰民歌色彩，是美国的传统歌曲。

[114]
欢迎，先生们。很乐意为您效劳，先生。

版权信息

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烛烬

作  者　【匈】马洛伊

译  者　余泽民

责任编辑　姚燚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4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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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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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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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午，将军在榨汁房
[1]

的地窖里逗留了很久。天刚破晓，他就带着酿酒师去了葡萄园，因为有两桶葡萄酒开始发酵。装好瓶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门廊里潮湿的砖石散发着霉味，他的猎手站在廊柱下，将一封信递给刚回来的老爷。

“这是什么？”将军满心不悦地停下来问，整副黝红的面孔都隐在宽大帽檐的阴影里，他将草帽从额头朝脑后推了一下。他已经有几十年不拆信、不看信了。信件由一位管家在庄园管理办公室里拆开，拣选。

“这是信使送来的。”猎手回答，身子僵直地站在那儿。

将军一眼认出信封上的笔迹，接了过来，揣进兜里。他走进清凉的前厅，一言不发地将草帽、手杖递给猎手，从放雪茄的衣袋里摸出眼镜，走到窗前，在昏暗之中，借着从半开半掩的百叶窗缝隙透进的光线开始读信。

“等一下。”他忽然侧过脸叫住拿着草帽、手杖正准备离开的猎手，但并没有回头。信在他的手中被揉成一团。

“你去通知卡曼六点钟要套上马，备好轿厢，因为晚上有雨。告诉他要盛装打扮。你也一样。”将军说，随后突然加重语气，仿佛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懑，“一切都必须锃光瓦亮。叫他们立即动手清洗马车和马具。你要换上礼服，听懂了没有？你挨着卡曼，坐到驾驶座。”

“遵命，尊贵的老爷。”猎手应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老爷，“六点钟。”

“你们六点半出发。”将军吩咐，随后默不作声地嚅动着嘴唇，像是在数数，“你去白鹰旅馆。你就说，是我派你去的，专程驾车去接上校先生。你给我重复一遍。”

猎手重复了一遍主人的话。这时候，将军似乎想说什么，抬了下手，朝着天花板望了一眼，但他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朝楼上走去。猎手神色紧张地立在原地，目光呆滞，一直望着那个肩膀宽阔、身材敦实的背影在楼上拐角处的雕花石栏后消失。

将军回到自己的房间，洗完手，走到又高又窄、铺着染有墨渍的绿色羊毛毡的高脚桌前。钢笔和墨汁端端正正、不差毫厘地并排摆放；在一块网格图案的蜡麻布上，依次斜拴着几本小学生用的作业簿；一盏绿灯罩的台灯立在读经台中央。由于房间里面光线昏暗，他打开了台灯。在紧闭着的百叶窗后，在闷热、萎蔫、枯槁的花园里，夏日宣泄着最后一股怒气，就像一个纵火犯，在远走高飞之前怀着丧失理智的愤恨点燃了边境。将军掏出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展平，鼻梁上架着眼镜，在刺眼的灯光下又读了一遍字迹潦草、笔画粗粝、言简意赅的那几行字。读信的时候，他将两手反剪在背后。

墙上挂着日历，上面印着拳头大小的数字。8月14日。将军把头向后仰着，在心里默算。8月14日。7月2日。他默算着一个过去的日子与今天之间所逝去的时光。“四十一年！”他终于脱口道出。他一个人时，在房间里大声自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四十年了。”他这时又说道，语气里流露出焦躁不安。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读课文时遇到晦涩难懂的段落，脸憋得通红，头往后仰，闭上眯细的眼睛，从米黄色外套领口露出的脖子涨得又红又粗。“1899年，7月2日，就是在那一天打的猎。”他喃喃自语。随后是一阵沉默，他若有所思地将胳膊肘拄在台面上，如同一个背书的学生，再次盯着那几行手迹，那封短信。“四十一年，”终于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零四十三天。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头。”

现在，他似乎平静了一些，开始来回踱步。房间是拱券结构的，中央有一根立柱支撑着拱顶。曾几何时，这间大屋原本是两个房间，卧室和更衣室。许多年前—他指几十年前，他不喜欢准确的数字，似乎每个数字都让他回想起某些最好应该忘掉的记忆—他下令拆掉两间屋的隔墙，只留下这根柱子支撑着拱顶。这幢房子是两百年前修建的，是一位军粮供应商盖的，他曾将雀麦卖给奥地利骑兵，后被册封成公爵。这座庄园就是在那时修建的。将军在这里出生，就在这间屋里，准确地说，在当时光线昏暗的后屋。后屋是他母亲的卧室，窗户面向花园，正对着管家和仆人们的房间；他现在所站的地方，则是相对敞亮通风的更衣室。几十年前，当他搬到庄园的这一翼时，拆掉了与母亲卧室相隔的那堵墙，将两间小屋合并成一间光线昏暗的大屋。从门到床，总共要走十七步。从院墙到阳台，要走十八步。他数过不知道多少遍，所以准确地知道。

他住在这间屋子里，有如一个人习惯了自己的患者身份。房间像是根据他的身材盖的。许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跨进庄园另一翼半步，那里的绿色、蓝色和红色沙龙，与金色吊灯相映成趣。窗户面向院落，对着一片栗子树。每到春天，栗子树就会越过护栏，伸到阳台，树枝上装点着粉红色蜡炬；它穿着墨绿色的华服，威仪堂堂地张开怀抱搂住南侧的翼楼，在阳台的石栏前营造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空间。一个个胖天使支撑着护栏。每天清晨，他不是去榨汁房，就是去林子里，要么就去鳟鱼溪—冬天也一样，哪怕大雪纷飞。回到家后，他穿过前厅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并在这里用餐。

“他回来了。”将军站在房间中央大声地说，“四十一年，零四十三天。”

他说这话时，感觉到疲惫，仿佛现在才意识到：这四十一年零四十三天，是多么漫长的时光啊！他脚步蹒跚，坐到一把靠背已被磨破的皮椅上。小桌上摆着一只银铃，他伸手抓起，摇了两下。

“叫妮妮过来！”他向男仆吩咐。随后他又和缓地补充了一句：“请她上来。”

他坐在那里一动未动，直到妮妮进来，他仍然手攥着银铃。

2

妮妮已经九十四岁，但是她很快就出现在门口。她曾在这间屋里哺养过将军。将军出生的时候，她就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她只有十六岁，而且非常漂亮。她个子不高，相当结实，仿佛体内蕴藏着秘密，仿佛有什么东西藏在她的骨头里、血液里和肌肉里，藏着时间或生命的秘密，藏着秘不告人、不可翻译、任何词语都难以负载的秘密。她是一位乡村邮递员的女儿，十六岁时就生了孩子，但是她从来不说孩子的父亲是谁。由于奶水很多，她给将军哺乳；她被父亲从家里赶走，来到庄园。当时她一无所有，只有一身衣裳和夹在信封里的一绺死婴的头发。她就这样来到了庄园。将军出生后吮吸的第一口奶水，就是来自妮妮的乳房。

她就这样住进了庄园，寡言少语，一住就是七十五年。她总是面带微笑。她的名字穿过一个个房间，仿佛庄园里的人在互相提醒着什么事情。他们叫：“妮妮！”像是要说：“真有趣啊，世界上除了自私、激情和自恋之外，还存在别的东西，妮妮……”由于她无处不在，有求必应，以至于人们从来看不到她。由于她总是开朗快乐，所以人们从没有询问过：她爱的男人走了，她盼的孩子死了，她怎么还能有这么好的情绪？她不仅哺养将军，还看着他长大，一晃过去了七十五个春秋。有的时候，在庄园和全家人的头顶炎炎烈日灼烤着，在令人晕眩的阳光下，大家居然发现妮妮的脸上仍挂着微笑。后来，公爵夫人，也就是将军的母亲去世了，妮妮用蘸了醋的湿布擦拭死者煞白、冰冷、挂着黏腻汗水的额头。有一天，人们用担架把将军的母亲抬回家来，她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之后活了一年。妮妮精心照料她，用法语为她朗读。妮妮并不懂法语，只会念字母；她不知道正确的发音，所以只能念字母，念得很慢很慢，好让听的人能够跟上。不过即便如此，病人还是能听懂。后来，将军结婚了，当他们度完蜜月回到家时，妮妮站在庄园的大门口迎接他们。她吻了新娘的手背，并献上一束玫瑰。将军经常想起那一刻，当时妮妮也是满脸微笑。后来，二十年过后，将军妻子去世，妮妮不仅守墓，还看管女主人留下的衣物。

在这个家里，她既没有头衔，也没有官阶。人们只是感到她能量充沛。说来有趣，只有将军知道妮妮已经九十多岁了。庄园里没人谈论这个话题。妮妮的能量充满整幢房子，穿过人们的身体，穿越墙壁和屋内的陈设，就像在木偶剧院里操纵小舞台上的角色们，操纵亚诺什勇士
[2]

与死亡的秘密电流。人们有时候感到，若不是妮妮将他们维系到一起，这幢房子就会连同房内的陈设轰然坍塌，就像远古的旧物，一旦被触摸，就会立即损毁，变成碎片。妻子去世后，将军在外云游了一年。回到家后，他立即搬进了庄园旧翼的母亲房里，将他和妻子一起居住过的新翼锁了起来，连同饰有浮华、奢靡的法兰西丝绸幔帐的彩色沙龙，连同带有壁炉、书柜并悬挂着麋鹿角、松鸡标本、羚羊头的宽敞书房，连同透过窗户可以眺望山谷、小城和蓝雾笼罩的山峦的敞亮餐厅，连同女主人的房间以及紧靠女主人房间的自己的旧卧室。三十二年前，当女主人去世，将军从国外回来后，只有妮妮和仆人进出那些房间，每隔一个月打扫一次。

“请坐，妮妮。”将军说。

乳娘坐下。这几年，她变老了。人在九十岁后，衰老的方式与五十岁或六十岁后完全不同。毫无怨艾地衰老。妮妮的脸上布满皱纹，而且是呈粉红色—非常尊贵的物件才这样衰老，譬如织入了一家人所有的巧智与梦想的百年绸缎。几年前，妮妮得了白内障。现在她的一只眼睛有些忧伤，是灰色的；另一只依旧湛蓝，宛若八月群山中亘古不变的海眼一样。这只眼睛是微笑的。妮妮的装束一辈子不变，深蓝色的呢料长裙和紧胸衬衫。好像七十五年来她从来就没有换过衣服。

“康拉德来信了。”将军说，一只手有意无意地举起信笺，“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妮妮回答。她什么都记得。

“他就在城里，”将军小声对乳娘说，像是告诉她一条格外机密的重要消息，“住在白鹰旅馆。他晚上过来，我会派车去接他。在这里用晚餐。”

“这里，在哪儿？”妮妮平静地问。那只蓝色的眼睛里露出明快的微笑，环视了一下房间。

这里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接待过客人了。偶尔有来用午餐的造访者，州、市政府的官员或巡回狩猎的客人们，均由庄园总管在树林里的猎宫设宴款待，那里一年四季都宾至如归；卧室、浴室、厨房、高大的猎人餐厅、露天的拱廊和山羊腿的饭桌夜以继日地恭候宾客。在这种场合，庄园总管坐在宴席上座，以将军的名义款待猎人或官老爷们。没有人觉得受到怠慢，因为他们都知道，庄园的主人是隐形人。只有牧师每年进一次庄园，而且是在冬天，当加什帕尔用粉笔将迈尼黑尔特和博尔迪扎尔两个名字的首字母写在庄园大门的门楣上时。牧师还为这一家人送葬。除他之外，从来没有别人进去过。

“到那边去，”将军问，“可以吗？”

“一个月前打扫过。”乳娘回答，“可以。”

“晚上八点，可以吗？”他追问道，神情里流露出一丝孩子气的好奇，他坐在扶手椅里，上身前倾，“在大厅里。现在已经中午了。”

“中午？”乳娘说，“那我现在就通知他们。六点之前通好风，然后布置宴席。”她的嘴唇无声地嚅动着，好像在默算，默算还有多少时间，总共有多少项任务。“好吧。”她随后说，音调平静而果断。

将军的上身前倾，好奇地盯着她。

两条生命一同涨潮，在格外衰老的身体内，缓慢的生命节奏波涛暗涌。他们彼此了如指掌，要比母子之间、夫妻之间还要熟悉。这个由他们的身体结成的共同体，要比所有身体的共同体更加知心。也许这是哺乳的缘故。也许因为妮妮是将军出生的那一刻，在他跟所有新生儿一样还身挂血丝和秽物时，第一个看到他的生灵。也许由于这七十五年，他们始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吃同样的饭，呼吸同样的空气；房子的潮气，窗前的草木，都是他们共有的。这一切没有任何名分。他俩既不是姐弟，也不是情人。然而他们的关系另有意味，他们朦朦胧胧地知道这个。一种姐弟之情，但要比在母亲子宫里的双胞胎之间的感情更丰富、更浓稠。生活将他俩的昼夜交织到一起，他们熟知彼此的身体与梦想。

这时候，乳娘问：

“你是想，跟以前一样，是吧？”

“是的，”将军说，“所有的一切，都要跟最后一次一样。”

“那好。”乳娘回答得十分简洁。

她走到将军跟前，躬身吻了一下那憔悴衰老、布满皱纹和色素斑的手。

“答应我，”她说，“不要过于激动。”

“我保证。”将军平静而顺从地回答道。

3

直到五点，房间里没有传出任何动静。这时，他摇铃叫来男仆，说要洗一个冷水澡。他没吃午餐，只喝了一杯凉茶。他躺在长沙发上，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夏日在冰凉的墙壁后面蒸腾，发酵。他倾听阳光滚烫的喧沸和低垂着的树冠间热风的婆娑，捕捉着庄园内的窸窣
碎响。

现在，当第一个惊喜过去之后，他突然感到疲倦。人们一辈子都在为某件事做着准备。先是积怨。然后想复仇。随后是等待。等了许久之后，已经忘记了何时积下的怨，为什么想复仇。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还在，但却像模糊褪色了的老照片一样固定在金属板上。时间洗刷了照片上清晰的轮廓和独特的光影。必须转动照片，找到某束合适的光线，使我们能在不见图像的金属板上辨别出某人曾经投下过镜影的面部轮廓。因此，虽然所有人的记忆都会因时光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但是总有一天，从哪里射来的一束光线，能让我们再次看到某张面孔。将军在一个抽屉里珍藏着这样的老照片。他父亲的肖像。在那张照片上，他父亲穿着宫廷近卫队队长的军服。他的头发柔软拳曲，像女孩一样。雪白的近卫队斗篷从他的肩头垂下；他戴着戒指的那只手，在胸前攥住斗篷的前襟。他的头偏向一侧，显得傲慢和怨愤。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怨愤是从哪里来的或因为什么原因而积下的。他从维也纳回来后，便开始打猎。不分白天黑夜，每天都去；假若没有遇到猎物，或者赶上了禁猎期，他就会打狐狸，打乌鸦。他好像想要杀死谁，好像无时无刻不准备复仇。将军的母亲是位女伯爵，她禁止在庄园内打猎。是的，她禁止并远离一切能让她想到打猎的东西，比如枪支、子弹带、古代弓箭或鸟类标本。因此，近卫队长修建了那栋猎宫。随后，他将那里布置得满满当当：壁炉前铺着四张熊皮，墙上挂满了雪白的绵羊皮，棕色带框的墙板上挂着武器：奥地利猎枪、英格兰猎刀和俄罗斯弹丸式长枪。那里备有所有打猎用的东西，还有在猎宫附近豢养的猎狗：一大群狼狗、特兰西瓦尼亚猎犬和维希拉猎犬，那里还住了三位饲养冠鹰的训鹰师。将军的父亲住在猎宫里。庄园里的人只有在吃午饭时才能见到他。庄园里的墙上挂着浅色的法兰西丝绸幔帐，有浅蓝色的、浅绿色的、浅红色的，幔帐上的金线是在巴黎近郊一家织布厂里织入的。每年秋天，女伯爵都借回家探亲的机会，亲自去法国工厂或商店选择壁纸和家具。这种省亲之旅连年未断。她有权这样，因为她在嫁给陌生的近卫官时，特意在婚姻协议书上写明了这项权利。

“也许她的旅行事出有因。”现在将军这样猜测。

他指的是，父母之间缺乏理解。近卫官之所以打猎，是因为他无法摧毁有其他人跟自己一样生活的这个世界—陌生的城市、巴黎、庄园、外语和生活习惯—所以他杀狍子，杀狗熊，杀麋鹿。是的，也许这就是母亲旅行的原因。将军站了起来，走到白色、敦实的陶瓷壁炉前，从前用它为卧室供暖。壁炉很大，有一百年了，热气扑面，像是从一个好心肠、大肚子、行动迟缓、想用某种高尚而廉价的善意言行减少私心的家伙身上散发出来。显然，母亲在这里感到很冷。对她来说，这座庄园黑暗阴森，这间拱券式的老屋毫无生气地隐在林中：所以她在墙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艳丽幔帐。她感到很冷，因为林中的风永远在刮，即使在夏季，风中夹杂着山溪的味道，像在早春时节积雪融化后小溪涨水时的味道。她感到很冷，所以那个敦实的白色陶瓷壁炉总是烧着。母亲期待发生奇迹。她之所以来到东欧，是因为一股直抵心扉的激情，那股激情比所能解释、所能表达的要强烈得多。他们是在近卫官服役期间认识的：五十年代，他曾在巴黎使馆当信使。他俩在一次晚会上相遇，一见钟情。在音乐声中，近卫官对这位法国伯爵的女儿说：“我们那里人的感情更强烈、更致命。”这发生在使馆的舞会上。窗上挂着白色的绸缎垂帘；他们站在一扇凸窗前的角落里看着跳舞的人们。巴黎的街道是银白色的，外面在下雪。就在这时，路易的孙子走进大厅，他是法国国王。所有人都鞠躬致意。国王穿着蓝色燕尾服和白色马甲，他慢慢将金制手柄的眼镜举到眼前。在结束了礼貌的深鞠躬之后，他俩直起腰，彼此对视。那时候他们已经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必须一起生活。他们脸色煞白、困惑不安地彼此微笑。乐队在隔壁房间里演奏，法国女孩问：“您那里，是哪儿？……”她面带微笑，有些近视。近卫官说出自己国家的名字。他俩所说的第一个亲密词汇，是他祖国的名字。

秋天，他回到家乡。一年之后，这位陌生女人坐进了马车的轿厢，坐在面纱和被褥之间。他们翻山越岭，途经瑞士和蒂罗尔
[3]

，在维也纳受到皇帝和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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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见。皇帝十分和蔼，正像书里描写的那样。他说：“你可要小心！他要带你去的森林，里面还住着狗熊。他就是只狗熊。”她被逗笑了。所有人都笑了。皇帝和匈牙利宫廷近卫官的法国妻子开玩笑，这是天大的恩赐。女人回答：“陛下，回头我用音乐驯服它们，就像俄耳甫斯那样让猛兽俯首贴耳。”他们穿过水果飘香的山林和草地，当他们抵达边境时，山峦和城市都消失了，女人哭了起来。“天哪，”她说，“我的头都晕了。这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啊。”她晕眩于荒原野景，晕眩于波荡而沉郁的秋日空气。当时已经收割完了，马车一连几个小时走在没有路的路上，只有仙鹤飞在苍穹之下，路边的玉米地像遭到过洗劫，像在战争之后，伤残的原野也随着军队的撤退死去了。近卫官抱着胳膊，一声不吭地坐在马车里。有时，近卫官叫侍从牵过马匹，他骑马走在马车旁，一骑就是几个小时。他看着他们曾经寄宿过的房子，仿佛生平第一次看到。绿色的木卷帘窗，白色的门廊，房子低矮，隐在院落深处，那是当地人的住宅，阴凉的屋内，家具是熟悉的式样，就连橱柜的味道都似曾相识。她眺望风景，心里感到一阵孤独和伤感，这样的风景是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桔槔井、沃野、桦树林和大平原上黄昏时刻天际粉红色的云朵。故乡的画卷在他们眼前展开，近卫官的心跳怦怦加快，不只是景色，命运也同时在迎接他们。女人坐在轿厢内沉默不语，不时用手帕擦拭泪水。这个时候，丈夫从马鞍上俯身看到，用不解的目光注视着她的泪眼。但是女人挥一挥手，示意他们继续走。他俩之间是有感情的。

开始那段时间，庄园给她带来过慰藉。它是那么大，森林和群山挡住了平原：房子虽然陌生，但有家的感觉。现在，运货的马车随后就到，每个月都有一辆来自巴黎和维也纳的马车，车上载着家具、麻布、锦缎、版画和一把竖琴，因为她想驯化猛兽。当他们安置停当，开始在庄园里生活时，山里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大雪封住了庄园，就像一支寂静无声、严阵以待的攻城军队。夜里，獐子和麋鹿走出密林，站在雪地上，月光下，朝庄园亮灯的窗户张望，歪着脑袋，睁着优美、专注、折射着蓝光的黑眼睛，聆听从庄园里传出的音乐。“你看到了吗？”女人坐在钢琴前对丈夫说，并且开心地笑了。2月份，寒霜将野狼从雪岭里赶出，仆人和猎手们将用柴薪做成的火把插在庄园周围，在火光魅力的诱引下，狼群缩着身子围着园子转来转去。近卫官攥着猎刀闯进狼群；女人趴在窗户上观望。他们在有些问题上难以相处。

但是，他们彼此相爱。将军走到他母亲的肖像前。这是一位维也纳画家的作品，他曾给皇后画过一幅发辫如瀑的肖像；近卫官曾在维也纳皇宫内皇帝的勤政厅里见过。画上的女伯爵戴着一顶浅粉色草帽，就像夏日里的佛罗伦萨女郎。这幅画镶着金色的画框，悬挂在樱桃木屉柜上方的白墙上。这件家具是母亲的。将军手扶橱柜，仰头望着高悬的肖像。维也纳画家作品上的年轻女士，头偏向一侧，将温柔而郑重的目光投向虚空，好像在问：“为什么？”这就是作品的意义。她的面部轮廓优雅高贵，脖颈和手都很敏感，戴着钩编手套，身穿一件淡绿色上衣，低胸的领口露出白皙的肩膀，乳房相当丰满。他们无声地争斗，用音乐和狩猎、旅行和晚宴。当整座庄园灯火通明，厅堂里亮得像失火了一样，马厩里拴满了客人们的坐骑和马车，四层高台阶上，每层都站满了腰板笔直的家丁，手擎十二枝杈的银制烛台，就像蜡像馆里陈列的蜡人，烛光、音乐、人声和体味在厅堂里交织流溢，仿佛生命该是某种凄凉、绝望的欢宴法则，某种悲惨而神圣的欢宴，对着它的结束号手吹响号角，向出席晚宴的宾客宣布一个不祥的指令。将军至今仍记得这样的晚宴。有的时候，马和马车停在积雪的草坪上，停在火把旁边，因为马厩已经挤满了。有一次皇帝驾临，在这个国家他是国王。他是在白马骑兵的护卫下乘车来的。他在森林里打了两天猎，下榻在另一侧翼楼，睡在铁床上，并和女主人跳了舞。跳舞的时候他与她攀谈，女人的眼里噙满泪花。国王停下舞步，躬身吻了她的手，并把她送回到另一间大厅，那里站着半圈的随从。国王将女主人领到近卫官跟前，再次吻了她的手。

“你们谈了什么？”后来，很多年后，近卫官问妻子。

但是女人不肯说。没有人知道国王跟女主人谈了什么，她是外国人，在跳舞时哭了。周围人谈论了很久很久。

4

庄园封闭得格外严密，就像一间宏大、华丽的石雕墓室，祖祖辈辈人的尸骨在里面腐烂，用从前妇人和男人的灰绸缎或黑呢子缝制的寿衣在里面变成尘灰。死寂也被囚禁其中，如同一个被关在地下室监牢里的异教犯人，蓬发垢须，衣衫褴褛，躺在霉腐的稻草上奄奄一息。记忆也被幽闭其中，那些潜伏在房间污秽角落里的死者记忆，如同老屋潮湿地下室里的霉菌、跳蚤、蝙蝠、老鼠和甲虫。每当人犹豫不决地按下门柄，都会在门柄上感到一只手的颤抖，感到昔日瞬间的一道激情。所有的房子，只要人们在那里全身心地卷入过激情的旋涡，都会充满这样暧昧的内容。

将军望着母亲的肖像。他熟悉这张消瘦面孔的每个线条。那疲倦而忧伤的眼神投向时间深处；过去的女人们就带着这样的眼神迈向绞架，同时蔑视那些自己为之丧生的人和那些杀害她们的人。他母亲的家族在布列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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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拥有一座城堡。八岁那年的夏天，将军被带到那里。那时已经可以乘火车旅行。车速很慢。在网式行李架上放着用帆布包裹的皮箱，帆布上标记了母亲姓名的首字母，并且绣上了长音。巴黎城内阴雨绵绵。孩子坐在绸缎内衬的轿厢内，透过模糊不清的车窗玻璃望着那座好似一个肥胖鱼肚的城市，在雨中闪着油腻的光亮。他看到湿滑屋顶和高耸的烟囱，灰色、倾斜的烟囱昂立在湿漉漉的天空的污秽幕布之间，仿佛向世界宣布某种迥然不同、不可理解的命运秘密。女人们有说有笑地在雨中行路，用一只手稍稍提起裙角，她们的牙齿像雨水一样明亮。那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人们讲法语，这一切本该是让人心舒意爽的兴奋事，可惜孩子并不懂得这些。他只有八岁，一本正经地挨着母亲坐在轿厢里，对面坐着女佣和家教，他感到自己肩负着重任。所有人都在注意他，注意这个来自远方、来自森林、来自狗熊群中的小野人。孩子说法语时咬音嚼字，谨小慎微，焦虑不安。他知道现在他是以父亲、庄园、猎狗、森林和远离的家的名义说话。大门打开，马车驶入一座宽大的庭院，身穿燕尾服的年轻侍者站在气派的台阶前。这一切都显得略带敌意。他们被带进室内，那是一个令人不适、感觉到威胁之地。在楼上的大房间里，法国外婆迎接他。老人的眼睛是灰色的，头发用又小又窄的黑发卡高盘在头顶，估计头发原来是棕红色的，现在变成了脏栗色，好像很长时间忘记了洗头。她吻过孩子，用两只肤色苍白、瘦骨嶙峋的手扶着这位家庭新成员的脑袋并使之后仰，然后居高临下地仔细打量。“不管怎样……”她用法语对孩子的母亲说。后者提心吊胆地站在旁边，感觉孩子像在接受考试，好像马上将被发现什么。后来，用人端上菩提叶茶。那味道让人难以忍受，孩子感到恶心。接近午夜，孩子又哭又吐。“快叫妮妮来！”她说，哭得已经喘不上气。孩子脸色煞白地躺在床上。

第二天，孩子高烧，谵语。医生们身穿双排扣的黑色长礼服接踵而至，在白色马甲中间的纽扣上挂着金表链，俨然出席节日盛典；他们在孩子的床前俯下身子，从胡子和衣服里散发出的气味就跟从庄园里的家具、法国外婆的头发和嘴里散发出的一模一样。孩子感觉，要是这股气味再不散掉，他宁愿死掉。高烧一直持续到周末未退，脉搏变得微弱。母亲发出紧急电报叫妮妮快来。乳娘经过四天的颠簸才赶到巴黎。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管家在火车站没能认出她来。妮妮扛着一个包袱步行到府邸。她简直就像小鸟搬家：不懂法语，不识街巷，后来她从来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她是怎么找到这间藏着病孩子的屋子的？她冲进房间，从床上抱起生命垂危的孩子；这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只有眼睛还在发光。她把孩子抱进怀里，用胳膊紧紧搂着，一声不响地坐下来轻轻摇晃。第三天，神父给孩子做了最后的祈祷。晚上，妮妮从病人的房间里出来，用匈牙利语跟女伯爵说：

“我想，他活了下来。”

妮妮没哭，只是显得精疲力竭，她已经六天没合眼了。回到房间，她从包袱里掏出带来的食物，开始吃饭。六天里，她精心呵护孩子的生命。女伯爵跪在房门口，一边抽泣一边祈祷。所有人都等在那里，法国外婆，所有的仆人；还有一位眉梢斜吊的年轻神父，一天之内，他几乎每个小时都来一次。后来，医生们的身影慢慢消失。妮妮带着孩子去了布列塔尼，法国外婆感到惊诧和生气，她留在了巴黎。当然，谁都没说孩子到底因为什么生病。大家不说，但都知道！将军渴望得到爱，当陌生人俯身看他，闻到他身上那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时，他想一死了之。在布列塔尼，海风呼啸，潮水在怪石间涨落。红色岩礁耸立在海面上。妮妮平和、微笑地望着大海和天空，好像早就看过一样。城堡是用四方的拙石垒砌的，非常古老；多座碉堡巍然兀立，很久很久以前，女伯爵的祖先从这里眺望叙尔库夫，侦查海盗。孩子很快晒得黝黑，爱说爱笑。现在他已经不再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跟妮妮在一起，他们两人都会坚强许多。他们坐在海滩上。妮妮穿着深蓝色衣服，衣摆的褶裥随风飘舞，无论空气还是鲜花，一切都是咸涩的。早上，当潮水退去，毛腿的海蜘蛛、红壳的螃蟹和身挂胶冻的紫色海星被困在海滩上红色岩礁的深处。在城堡的院落里有一株几百年的无花果树，它就像一位东方的哲人，只讲述非常简单的故事。葱茏的树冠下，潜伏着甜腻、芳香的阴凉。中午，大海陶醉地卷起隆隆波涛，孩子和乳娘坐在岸边出神地倾听。

“我要当诗人。”有一次他说，歪着脑袋扬起脸看她。

她望着大海，金色的发绺在热风中飘舞，透过半垂的睫毛窥伺远方。

乳娘把他搂到怀里，让他的头贴紧自己的胸脯。她说：“不，你要当军人。”

“跟爸爸一样吗？”孩子摇了摇头，“爸爸也是诗人，你不知道吗？他脑子里总在想别的事。”

“你说的对。”乳娘回答，叹了口气，“别盯着太阳看，我的小天使。你会头疼的。”

他们经常坐在无花果树下。他们聆听大海：涛声似曾相识，就像家里的树林一样呼啸。孩子和乳娘心里暗想，世界上的一切都共生共存。

5

这样的记忆，人们很晚才回想起来。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直到搬进死过人的昏暗房间，才突然听到大海的涛声和昔日的话语。那几句话仿佛阐释了生命的真谛。可惜的是，后来他们总是要讲其他的话题。秋天，他们从布列塔尼回家，近卫官在维也纳等候家人。孩子被送进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得到小宝剑、长裤和高顶皮军帽。星期天，学员们腰佩仪仗剑，身穿深蓝色短裤，被带到格拉本大街散步。看上去就像一群装扮成军人的孩子们在游戏。他们戴着白手套优雅地敬礼。

军校设在维也纳城边的一座山丘上。那是一幢黄色建筑，从二楼窗户可以眺望街道笔直的老城、皇帝的夏宫、美泉宫的房顶和大花园内修剪整齐的树冠之间的林荫道。在拱券式的白色回廊上，在教室里，在食堂里，在寝室里，一切全都有条不紊，好像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终于将生活中的混乱与怠惰调整得秩序井然的地方。教员都是些老军官，每个人身上都有股硝石味儿。寝室里睡了三十名学员，每间屋里住着三十个同龄的孩子，他们像皇帝一样睡在窄小的铁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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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楣上方悬挂着十字架和供奉的方舟。夜里，灯盏亮着蓝光。清晨，他们听到军号起床；冬天时，洗漱用的水有时在铁盆里冻成了冰坨。这种时候，勤务兵会用铁壶从厨房里打来热水。他们学习希腊语、弹道学、历史，以及短兵相接时的作战方式。男孩面色苍白，经常咳嗽。秋天，牧师每天下午都领着他们去美泉宫散步。他们沿着放射路慢慢行进。从一个石头上布满青苔和霉菌的喷泉眼里汩汩流出金色的水柱，因为阳光正好投射到那里。孩子们在修剪整齐的树墙之间散步，不时挺身立正，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在园中散步的老军人郑重敬礼；老军人们披挂整齐，仿佛每天都是皇帝的生日。一位戴着帽子的妇人走过，肩上打着一把绣着白色花边的太阳伞；她快步从孩子们的身边走过，牧师深深地鞠了个躬。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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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声告诉孩子们。

妇人面色苍白，黑发浓密，辫子在头上盘了三圈。她离孩子们只有三步远，略微驼背，好像因赶路累了的样子，身后跟着一位黑衣女人。

“皇后。”牧师又说了一遍，怀着深深的虔诚。

孩子们望着那位孤单妇人的背影，她在高大的花园树墙之间疾步行走，仿佛是在逃离什么。

“她很像我奶奶。”他说，因为他突然想起挂在父亲工作室内写字台上方的那张照片。

“这种话不能乱讲。”牧师严肃地回答。

他们从早到晚所学的都是：哪些话不能乱讲。在军校里读书的有四百名孩子，但是寂静得像一个马上就要爆炸的炸弹的内核。军校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来自捷克庄园，长着草黄的头发和上翘的鼻子，两手苍白无力；有的来自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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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贵族官邸、蒂罗尔城堡和斯塔耶尔猎宫；有的来自格拉本街区百叶窗紧闭的宫殿和匈牙利乡村，许多人的名字非常长，带着许多长短音和家姓、封号与头衔，在军校里，它们如同放进存衣处的柔软精致、在维也纳和伦敦缝制的中产阶级服装和荷兰内衣。在这一切里，只留下一个名字和一个属于这个名字的孩子，正在学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有额头窄长的斯拉夫男孩，在他们的血液里混杂了帝国各族人种的特征，蓝眼睛、格外柔弱的十岁贵族，有着虚无的目光，仿佛他们的祖先替他们看到了一切；一位来自蒂罗尔的王子在十二岁那年开枪自杀，原因是他爱上了一个表妹。

康拉德睡在他旁边的床上。他们相识的时候全都十几岁。

康拉德身材矮壮，但还是挺瘦，就像某种非常古老的人种的后裔，在他们的体内，骨骼统治着肌肉。他反应较慢，但一点不懒，只是有意识地控制住节奏。他的父亲是被册封了男爵的加利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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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他的母亲是波兰人。他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孩子气十足，斯拉夫人的特征。他很少笑。平时少言寡语，周密细心。

从一同寄宿的第一刻起，他俩就像母亲子宫里的一对单卵双胞胎。这个并不需要像过去年轻人习惯的那样，当第一次想从世界手中夺过并且占有另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灵且仅归自己所有时，出于以自发而扭曲的形式而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欲望，或以深思熟虑的激情在滑稽而郑重的仪式上“结拜兄弟”。这就是爱情和友谊的全部意义。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严肃而沉默。就像所有触及生命本质的伟大情感那样，它也包括了羞惭和负罪感。一个人不可能毫无负罪感地将另一个人从他人的手中夺过来。

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次相识将持续他们整个一生。匈牙利男孩瘦长羸弱，那段时间，他每周都接受医生检查：医生们担心他有肺病。校长是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上校，他约近卫队队长到维也纳会面，跟医生们谈了很长时间。医生们啰啰
嗦嗦地解释了许多，他只听懂了一个词：“危险”。他们说，男孩其实并没有病，只是有患病倾向。他们普遍认为，这很危险。近卫官在一家名为“觐见匈牙利国王”的旅馆下榻，孩子的爷爷也曾在那里投宿。旅馆开在一条光线昏暗的小巷里，笼罩在圣斯蒂芬大教堂的阴影里。它的过道里悬挂着麋鹿角。服务生对近卫官毕恭毕敬：“吻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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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了两间客房，在光线昏暗的拱顶式房间里，挤满了用黄绸包面的家具。那些日子里，他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一起住在旅馆里。旅馆每间客房的门楣上可以看到常客和贵客们的名字。对这位孤独的奥匈帝国大贵族来说，这座建筑好似一座闻名遐迩的修道院。上午他们乘坐马车去普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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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天气已经转凉。晚上他们去剧院，剧中的角色们在舞台上慷慨陈词，大声喘息，并且倒在剑锋之下。之后，他们在一家饭店用餐，在一个有许多侍者服务的单间里。男孩少言寡语，以某种老派的礼仪和父亲同住，仿佛忍受着什么，原谅着什么。

“他们说，很危险。”晚饭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点燃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烟，“如果你想回家，你可以回。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不怕任何的危险。”

“我不怕，爸爸。”男孩说，“但是，让康拉德跟我们在一起。他家不富裕，我希望夏天他能来我们家。”

“他是你的朋友？”父亲问。

“对。”

“那他也是我的朋友。”父亲郑重地说。

男孩穿着燕尾服和带褶裥的衬衫，最后那些天，他已经不再穿制服了。父亲的话让他如释重负，变得柔和平静。父亲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在维也纳，不管父子俩走到哪儿，人们都能认出他们，在手套店、衬衫店或裁缝铺，在盛装的侍者驾驭餐桌的饭店里，即使在街上，也时有结伴而行的女士或男士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您去见皇帝吗？”有一天在父亲出门之前，孩子问。

“是国王。”父亲用严肃的语调纠正道。

之后，他又说：

“我不会再见他。”

男孩明白，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在动身之日，他把康拉德介绍给父亲。之前的那夜，他睡觉的时候心在怦怦狂跳：感觉就像订婚一样。“在他面前不能提国王。”他叮嘱朋友。父亲非常慈善、热情、绅士气十足。一次握手，他就将康拉德当作了自己家人。

从那天开始，孩子很少咳嗽了。他不再孤独。他不能忍受在人群中的孤独存在。

在他的血脉里所负载的教养，那些来自家乡、来自森林、来自巴黎、来自母亲性情的教养要求他，不能谈论心痛之事，而是默默地承受它。最明智的选择是彻底闭口不谈，这就是他接受的家教。但是，没有爱他无法生存，这也是他继承到的。可能是法国女人将这个欲望带进了这个家族，要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感情。在父亲的家族里，从来不谈论这类话题。他需要一个可以爱的人：妮妮或康拉德，这样他就不会再发烧，不会再咳嗽，苍白羸弱的体内就会充满粉红色的激情和自信。那个年龄段的男孩，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好像性别还没有确定一样。他憎恨自己柔软的金发，因为感觉自己像一个女孩，所以他每两个星期就让理发师用剃头剪给他推一次头。康拉德看上去更阳刚、更沉静。现在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孩提时代，不再惧怕那个年龄，因为他们不再孤独。

在那一年的夏末，当男孩们坐上马车回维也纳时，法国外婆站在城堡的大门口目送他们远行。随后，外婆微笑着对妮妮说：

“总算有了个好婚姻。”

但是妮妮并没有笑。每年夏天，两个男孩都结伴回家，后来连圣诞节也一起在庄园里度过。他俩的一切都是共有的，衣服，内衣，在庄园里共同享用一间卧室，一起阅读同一本书，他俩一起发现维也纳和森林的秘密，一起看书，一起打猎，一起骑马，一起培养军人的品德，一起体验社交生活以及爱情。妮妮为此感到担心，也许其中掺杂着一些嫉妒。这份友谊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他俩开始回避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男孩的关系越陷越深，变得越来越复杂。将军总是夸奖康拉德，想把他介绍给所有的人，就像介绍一件作品，一件杰作，同时又担心有人会从自己的手里夺走所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妮妮对女主人说，“那孩子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那时候他会非常痛苦。”

“这是人类应该面对的挑战，”女主人应道，她正坐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日渐衰败的美丽，“人们总有一天要失去他们自己的所爱。不能忍受这点的人，不值得可怜，因为他不是完整的人。”

学校里对他俩友谊的嘲讽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习惯了，感觉像是个自然现象。甚至人们在提到他俩时，已经像提到一对夫妻那样将两人的名字合二为一，称为“亨利克两口子”，但是大家并不再嘲讽这种关系。在他俩的关系里，有着某种柔情、严肃、无条件和悲剧性，这种友谊的光芒让嘲讽者缴械。在任何人群里，都会有人嫉妒这样的关系。人们最大的渴望，莫过于无私的友谊。人们绝望地渴望得到它。在学校里，男孩们不是逃避于出身的傲慢或学业之中，就是沉溺于过早的放荡、身体的蛮勇与早熟、迷茫或痛苦的爱情。康拉德和亨利克的友谊在人类的混沌中泛出薄明，有如在中世纪圣礼仪式上闪烁的微光。在年轻人中间，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加弥足珍贵，这种友谊，既不期待对方进行帮助，也不要求对方做出牺牲。年轻人通常希望能为自己寄予厚望之人做出牺牲。两个男孩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可名状、美妙神奇、宽厚仁慈的境界里。

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关系更柔情。后来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温柔或粗暴的欲望，还是强烈的情感或激情的绑缚，一切都更野蛮残酷。康拉德跟所有真正的男人一样拘谨羞涩，哪怕当时他只有十岁。男孩们进入青春期后，开始顽皮嬉闹，带着伤感的情绪探究成年人生活的秘密。康拉德让亨利克发誓，他们要纯洁地活着。然而，若真想恪守这个誓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每隔一周做一次忏悔，一起写悔罪日记。欲望在他们的血液里和神经里悄然滋生，每逢季节更迭，男孩们就会脸色苍白，头晕目眩，但他们依旧纯洁地活着，友谊就像一顶具有魔法的斗篷罩住了他们年轻的生活，像是做出补偿，让其他人备受折磨，将所有好奇和不安驱逐到暗淡无光的幽冥世界。

他们生活在一种有着数百年实践经验的军校制度里。每天早晨，他俩缠着绷带，戴着头盔，光着脊梁，在学校的体操房里练一小时击剑。然后练习马术。亨利克是一个骑马好手，康拉德则需要手忙脚乱地拼命挣扎，才能在马鞍上保持住平衡不跌下来，在他身上缺少先天继承的娴熟技艺。亨利克学习非常轻松，康拉德学习则很吃力，但是只要他学过的东西，就会不遗余力地吝啬珍藏，仿佛他知道那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全部财富。亨利克在集体中如鱼得水、随心所欲、不拘小节，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吃惊；康拉德则显得刻板、固执。有一年夏天，他俩一起到加利西亚旅游，去探望康拉德的父母。当时他们已经是青年军官。男爵是一位年迈、秃顶、谦卑的人，在加利西亚服役的四十年，已经磨掉了他心性中的棱角；一位波兰女贵族怀着从来未能实现的社交愿望，以惶惑不安的殷勤急匆匆地跑出来迎接两位年轻绅士。城中闷热难耐，到处可见古老的钟楼、四方的广场和广场中央的喷泉池，以及光线昏暗的拱券式老屋。城里的居民中有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全都生活在当权者制造的令人窒息、麻木的喧嚣中，仿佛在这座城中，在光线昏暗、密不通风的家宅里，时刻不断地在酝酿着革命或某种无聊无稽的不满，或许连不满都算不上；一种小客栈窒闷的欣狂和祈盼的情绪，渗透到城中的房子、广场和生活之中。只有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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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颤抖、尖利、嘁喳、嘈杂的背景下显得从容镇定，坚固的钟楼，高大的拱券，仿佛有什么人曾在城里宣布过一项法律，一项绝对权威、不容变更的法律。男孩们住在旅店里，因为男爵家很小，只有三个小房间。第一天晚上，他们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油腻的肉食，香醇的葡萄酒—年迈的官员（康拉德的父亲）和憔悴、忧郁、姹紫嫣红的脂粉涂得有如鹦鹉一般的波兰妇人（他的母亲）怀着一种令人感动并伤感的兴奋在清贫的公寓里摆了一桌如此丰盛的宴席，似乎极少回家的儿子幸福与否，就取决于菜肴的质量—睡觉之前，两位青年军官在加利西亚旅店一个棕榈树下光影朦胧的角落里坐了很久。他们喝着浓醇的匈牙利葡萄酒，抽着烟，沉默不语。

“现在你见到他们了。”康拉德说。

“是啊。”近卫官的儿子歉疚地回答。

“那么，”康拉德用平静而严肃的口吻说，“你现在能够想象得出，我在这里的二十二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知道。”将军应道，他感到喉咙发紧，像是被人扼住。

“我们一起去城堡剧院看戏时要戴的所有手套，”康拉德说，“都是从这里寄去的。如果我需要一副新的马具，他们就得三个月不吃肉。如果我在一顿晚餐上给侍者小费，我父亲就得一星期不抽雪茄。这二十二年就是这样过的。我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很远的地方，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边境，有过一座农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曾是我母亲的。我的所有开销都从那里寄来：制服，学费，买戏票的钱，当你母亲途经维也纳时我送给她的糖果，考试费，我不得不跟巴伐利亚人较量时所需的决斗费用。二十二年，所有的一切。他们先是卖掉家具，然后卖掉院子、土地和房子。之后付出的是他们的健康、享受、安宁、老年和我母亲的社交愿望，他们不再奢望能在这座该死的小城里多拥有一个房间，不再奢望房间里能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们极少能在家中宴客。你明不明白？”

“对不起。”将军说，他感到激动，脸色苍白。

“我并没有怪你。”朋友非常认真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让你亲眼看到。当那个巴伐利亚小子拔出佩剑朝我走来，并发疯似的向我乱刺乱砍时，我们看上去是那么快活，像是开一个很棒的玩笑，似乎出于虚荣要将彼此剁成肉酱，实际上我眼前浮现出母亲的面孔，看到她每天清晨去集市上采购的身影，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女厨师骗两个菲列，这样到年底可以在信封里给我寄五个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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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简直想杀了他，杀掉那个出于虚荣想要伤害我的巴伐利亚混蛋。他并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留下的每道划痕，都是对两个人犯下死罪，那两个人为了我，在加利西亚默默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当我在你家里付给仆人小费时，我是在从他们的性命中支出什么。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康拉德说，他的脸已经涨红了。

“你为什么这么想？”将军平静地问，“你不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欣慰？”

“对他们来说，也许是这样。”男孩沉默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现在他说了出来，声音哽塞，不敢直视朋友的眼睛。“当时对我来说，这样活着非常难。好像我并不属于我自己。如果我病了，我会惊慌失措，好像要丧失某种陌生的财产，要丢掉某种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失掉健康。我是个军人，他们把我培养成军人，是为了让我能够杀人或被杀。我为此而宣誓。但是，假如我被杀掉，他们忍受这一切苦难的意义何在？你懂了吗？……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二年，这里到处都是窒闷的气味，就像一间腌臜
的破屋，里面住着流浪的吉卜赛人……饭菜的味道，廉价的香水，从不晾晒的床铺。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这儿。我父亲已经有二十二年没去维也纳了，而那里是他生长的故乡。二十二年里，他从不旅游，从不买一件多余的衣裳，从不外出避暑，因为他们想把我打造成一件杰作，将我塑造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未能成为的那种人。有时我想做些什么，但是我的手却停在空中。我总是想到这份责任。我甚至希望他们死去。”他说这话时的嗓音非常微弱。

“我懂。”将军回答。

他们在城里住了四天。离开的时候，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在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彼此都欠了对方什么。这个不可能用言语道清。

6

但是康拉德有一处避难所，那里连朋友也无法进入：音乐；仿佛那是一个隐秘得无人可及的藏身地。亨利克的耳朵毫无乐感，分辨不清吉卜赛音乐和维也纳圆舞曲。

在军校里，教员和学员们并不谈论音乐，而只是抱着忍耐和宽容的态度，似乎音乐不过是青春期心血来潮的一种怪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软肋。有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养一条狗，有的人则酷爱骑马。这类癖好总比打牌要好，大伙儿这样认为；总不会比女人更危险，大伙儿这样认为。

但是将军有时感到怀疑，在他看来，音乐并非一种毫无危险的癖好。在军校里，人们自然不能忍受反叛的意志，不能忍受音乐的暴动，即使对跟训练有关的军乐的认知，也只限于宽泛、肤浅的意义层面。他们关于音乐的知识仅是：要吹铜号，鼓乐队长走在队列前面，不时高高举起银色的指挥棒。乐队后面有一匹小马驹拉着军鼓。这种音乐铿锵震耳，有板有眼，演奏者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规范的步伐，吸引市民们上街围观，各种大游行都少不了它。人们听到乐声，步伐就会坚定有力，这就是他们知道的一切。音乐有时轻快滑稽，有时豪迈奔放，有时庄重严肃。否则没有人会搭理它。

但是康拉德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脸色煞白。不管什么音乐，哪怕是最普通的音乐，都会像短兵相接或身体攻击一样地触动他。他会面无血色，嘴唇颤抖，似乎音乐对他说了什么别人不可能理解的话。旋律在他身上所唤醒的，很可能并不是理智。纪律；他们生活在纪律中，成长在纪律中，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世界上获得身份地位，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纪律，就像信徒服从惩罚与救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感到心情放松，仿佛紧张、刻板的心态在体内获得了宣泄，就像在阅兵式上，在漫长而疲惫的检阅之后突然听到“休息！”的命令。但是他一听到音乐，嘴唇就开始发抖，好像想要说什么。这种时候，他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眼含微笑，遥望虚空，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看不见上司和同伴，甚至看不见漂亮的女郎和剧院里的观众。他用整个身体聆听音乐，那种渴望，就像一名囚犯在监狱中仔细捕捉远处的、可能为他捎来逃亡讯息的脚步和响动。这种时候，他听不见别人跟他讲话。音乐摧毁了他周遭的世界，刹那之间，人为制定的法规改变了，就这样，康拉德也在刹那之间不再是军人。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当康拉德在庄园里跟将军的母亲演奏四手联弹曲目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晚饭之后，他们坐在大厅里，近卫官和儿子出于礼貌聆听音乐。他们坐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带着彬彬有礼的悠闲和耐心，好像当时有人对他们说：生活就是义务，必须忍受音乐。你们不应该违背女士的意愿。母亲激情地演奏，他们在弹肖邦的《波罗乃兹幻想曲》。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变化。父子俩坐在大厅的角落，坐在扶手椅里，在彬彬有礼和耐心等待中也感觉到了，此时此刻，在那两个人的体内，在母亲和康拉德的体内正发生着什么。仿佛音乐在暴动，将屋里的家具高高举起；仿佛窗户后有一股力量在掀动厚重的绸缎垂帘；仿佛埋葬在人们心底的一切，不管是溃烂的还是腐臭的，都开始重生；仿佛在所有人的心底都潜伏着一种致命的韵律，它在生命的某一瞬间以灾难性的力量开始轰然奏响。两位礼貌的听众意识到，音乐非常危险。但是坐在钢琴前的那两个人，母亲和康拉德，根本不在乎有任何危险。《波罗乃兹幻想曲》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是为了在世界上释放能量，这种能量能够改变和炸毁人类等级地位所精心掩藏的一切。他们身体僵硬地坐在钢琴前，上身笔直，紧绷，并稍微后仰，仿佛音乐让看不见的、传说中的神骏舞动一对火焰的翅膀，在世界上空的暴风雨中，在洪流之中，只有他俩用僵硬的身体和有力的双手拽着狂野不羁的缰绳。之后，随着一个短暂有力的铿锵乐音，音乐戛然而止。夕阳将一束光投在翼楼的窗上，金色的浮尘在光柱中炫舞，仿佛疾驰到远方的音乐神骏在身后留下一条扬尘的天路，通向虚无与毁灭。

“肖邦，”法国女人说，她的呼吸变得困难，“他的父亲是法国人。”

“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康拉德说，并侧身将头探出窗外，“是我妈妈的亲戚。”他漫不经心地说，好像为有这种关系而感到耻辱。

所有人都在注意他，因为从他的嗓音里，听到了有如流亡者谈及思乡和故乡时在语调中流露出的那种悲楚。近卫官的身体稍稍前倾，聚精会神地盯着儿子的朋友，像是头一次见到他。夜里，当他跟儿子单独待在吸烟室时，他跟儿子说：

“康拉德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军人。”

“为什么？”男孩吃惊地问。

但他明白，父亲说得没错。近卫官耸了耸肩膀。他抽着雪茄，伸长两腿坐在壁炉前，盯着雪茄的烟雾。他用过来人才有的那种平静而优越的语调说：

“因为他是一个另类。”

当将军理解了这句话时，父亲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许多年。

7

人们迟早都会知道事实，知道那些被角色、装束、生活状况所掩盖的另一种事实。两个男孩一起上学，一起宣誓，在维也纳的那些年一起居住，因为近卫官有办法安排儿子和康拉德一起在宫廷附近服前几年的军役。他们在美泉宫花园隔壁一幢灰顶窄楼的二层楼里租下一套住房。公寓的窗户面向闷热、狭长、长满梅子树的花园。这里共有三个房间，他们和一位耳聋的寡妇住在一起，她丈夫生前是一位上校军医。康拉德租来一架钢琴，但是平时很少弹；他好像惧怕音乐似的。他们像对亲兄弟一样住在这儿，有的时候，近卫官的儿子不安地察觉，朋友心里有什么秘密。

康拉德是“另一类人”，不可能用询问的方式获知他的秘密。他总是态度温和，从不争辩。他这样生活，这样服役，这样与同伴相处，这样应对世界和人群，仿佛他的服役期永远不会结束，仿佛这辈子就是一段军纪严明的服役期，不分白天，不论黑夜。他俩都是青年军官，近卫官的儿子有时不安地觉得，康拉德活得就像一名僧侣，似乎并非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似乎从执勤任务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又投入另一项更加复杂艰巨、更加责任重大的任务，就像对一位年轻僧侣而言，供奉神职不仅是指祈祷和祭拜，还指身心的共生，而且还是在做梦的时间。在他惧怕音乐的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那不仅涉及到他的思想，还跟他的身体有关：仿佛音乐的终极本质是一道将要使他脱轨、让他崩溃的致命指令。清晨，他俩一起在普拉特或马术学校骑马，之后康拉德去执勤，站岗后回到希辛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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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寓，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晚上待在房里足不出户。老屋里还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近卫官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午夜后回家，不是参加舞会，就是朋友聚饮。在回家的路上，近卫官的儿子坐在出租马车里，从街上就能远远看到朋友房间的窗户上，怯懦而责怨地闪映着热烈、温柔的微光。在窗上的光影里，隐伏着某种责难。近卫官的儿子向车夫付完钱后，站在寂静的街巷里，站在破旧的大门前，摘下手套，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感觉这一夜又背叛了朋友。他来自缭绕着轻柔音乐的世界，来自饭馆、舞厅，来自市中心的娱乐场所，来自缭绕着轻柔音乐的花花世界：但那里的音乐跟朋友爱听或爱弹的音乐截然不同，是为了让生活更舒适、更快乐，让女人的眼睛妩媚发光，让男人的虚荣闪出火花。在城里，在近卫官的儿子度过那几年夜生活的地方，音乐是为了这些而演奏的。但是康拉德喜爱的音乐，并不是为了让人忘却烦恼，而是触发人的内心激情与负罪感，是想让人的生活在自己内心、在意识层面变得更加真实。这种音乐非常可怕，他这样想着，挑衅似的轻轻吹起一首圆舞曲。在那些年的维也纳，无论是在哪个角落，人们都爱吹一位大红大紫的作曲家小施特劳斯谱写的圆舞曲。他掏出钥匙，拧动门锁，推开那扇沉重、缓慢、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楼门。拱廊式的楼道幽暗潮湿，他穿过煤油灯照明的宽敞回廊，忽然驻足片刻，望了一眼月光下白雪覆盖的院落，每样东西都轮廓清晰，仿佛有人用粉笔标画出位置。所有的一切都在宁和之中。维也纳已经坠入梦乡，睡得很死，飘着雪花。皇帝也已在城堡中入睡，五千万人在皇帝的社稷中酣睡。近卫官的儿子与这片宁静有关，他也守护着皇帝和五千万臣民的梦乡与安全，即使他只穿着军服什么也不做，即使他参加晚上的聚会，欣赏圆舞曲，品法国红酒，跟女士和先生们讲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也是在守护。近卫官的儿子觉得，他服从于明文或没有明文下达的强大指令，不管是在军营、训练场还是在沙龙，服从也是在执行任务。对五千万臣民来说，他们由此获得安全感：皇帝在子夜前入睡，黎明五点起床，坐在烛光下，坐在美国制造的扶手藤椅里，坐在写字台后；其他的人向他宣誓效忠，服从规定、惯例和法律。当然，服从的程度必须超过法律所规定的程度。人们要在心里随时随地地服从，这一点至关重要。人们需要相信，一切平安无事。那一年，近卫官的儿子和他的朋友都是二十二岁。

他俩住在维也纳，都是青年军官。近卫官的儿子用口哨吹着一首圆舞曲，步履轻盈地走上潮湿的台阶。在这栋房子里，房间，楼道，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点潮湿的霉味，但是也有一点香气，在房间中弥散着某种类似水果罐头的甜腻香味。就在那年冬天，化装舞会风靡了维也纳，如同一场轻快、欢乐的瘟疫。他们每天晚上翩翩起舞，在煤油灯摇曳的光影下，在描金镀银的厅堂里。瑞雪连绵，马车在大雪中悄无声息地载送情侣。维也纳在雪中舞蹈，近卫官的儿子每天都去旧马场观看西班牙骑兵和利比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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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骏马的训练。在战马与骑兵的体内，有一种风度和高贵，像在古代灵魂和贵族身体的自我意识中所拥有的某种带有负罪感的友善和节奏感。去旧马场之前，他先到城里散步，毕竟他是个年轻人。无论他站在城里的商店门口，还是站在舞池外，年长的马车夫和跑堂都会认出他，因为他长得太像父亲了。维也纳，帝国，曾是一个大家族，匈牙利人，日耳曼人，莫尔瓦人，捷克人，拉茨人，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在这个大家庭内部，每个人都隐秘地感觉到，在冒险的欲望、爱好与激情之间，只有皇帝能够维持秩序，他同时集超期服役的军士和陛下、身穿绸缎制服的公务员和大贵族、莽撞汉和统治者于一身。在市中心充满潮湿霉味的拱券结构的啤酒馆里，可以喝到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当正午的钟声敲响时，土豆牛肉汤的香味充满整座城池，在街巷和人们的心灵里涌流着一股亲密和温柔，仿佛生活的平静是永恒的。女人戴着黑色的毛皮手套和饰有翎毛的帽子，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在雪中闪亮，脸上罩着面纱。下午四点，在咖啡馆里点燃煤火，端上浮着泡沫的咖啡，将军和官员们坐在自己常坐的桌前，女人娇红的面孔隐在出租马车的轿厢内，匆匆赶向烧木柴取暖的小伙子家，因为她刚刚参加完假面舞会。爱情在城市里燃烧，蔓延，犹如一张巨大的、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策划阴谋的间谍网在燃烧，烧得连幽魂都不得安宁。在剧院开演前的一个小时里，艾斯特哈兹公爵在城中官邸的酒窖里秘密聚饮，请来爱喝烈酒的酒友们；在萨赫酒店的单间里，已为公爵们摆好了丰盛的酒筵；在圣斯蒂芬教堂隔壁新开张的修道院酒窖烟雾缭绕、空气窒闷的厅堂里，波兰绅士们兴奋而忧伤地喝着酒精度很高的帕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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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在波兰的生活不幸福。然而在那年冬季的维也纳，有那么几个小时，似乎所有人都能感到片刻的幸福。近卫官的儿子这样想着，微笑着，轻声吹着欢快的口哨。一进前厅，他就感到壁炉扑面的热浪，如同在跟一位亲戚握手。在这座城市，一切都是那么宽敞，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无可挑剔：大公们也有点像莽撞汉子；守门人也是秘密的享乐者，是一个庞杂而人道的等级制度中的有身份者。男仆从壁炉旁跳了起来，从主人手里接过大衣、高筒军帽和手套，并腾出一只手从白色陶瓦壁炉的座台上取下一瓶法国葡萄酒，主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啜饮一杯，仿佛想用醇香的勃艮第那深奥、智慧的话语告别白天和夜晚轻松的记忆。现在也跟往日一样，男仆用银制托盘端着葡萄酒瓶跟随主人走进康拉德的房间。

有的时候，他俩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聊到天亮，直到壁炉变凉，近卫官的儿子喝完勃艮第酒瓶里的最后一口酒。康拉德谈论书籍，近卫官的儿子谈论生活。康拉德没钱享受生活，从军对他来说是一项职业，一项穿制服、戴军衔并要承担各种各样繁复后果的职业。近卫官的儿子察觉到，他们的友谊和结盟要比所有致命的人际关系都更加复杂，更加脆弱，必须把它从金钱、嫉妒、幼稚的阴影里拯救出来。这谈何容易！他们用兄弟一样的口吻谈论这一话题。近卫官的儿子小声央求，要康拉德与他分享那些他多得根本不知该如何处置的财产。康拉德解释说，他一个铜板也不能接受。两个人都很清楚，近卫官的儿子不可以给康拉德钱，他必须忍受自己独自花天酒地，享受与自己的身份、名声相称的生活方式；而康拉德在家里，在位于希辛格区的住所里，一个星期至少五个晚上都吃炸肉排，亲自清点从洗衣店送回来的干净内衣。但这些并不是最要命的。更可怕的是，除了金钱之外，还要从其他事的手中挽救友谊。康拉德衰老得很快，只有二十五岁，看书就要戴上深度眼镜。当朋友半夜三更从维也纳回来，从花花世界回来时，身上带着烟草和科隆香水的味道，头发湿漉，洋溢着一股年少的轻狂。他俩像同谋犯一样轻声交谈，一聊就能聊很久很久。康拉德俨如一位魔法师，当弟子们周游世界搜集关于人类生命的秘密讯息时，他坐在家中思考人类与万象的意义，康拉德最喜欢读有关人类共同生存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英文著作。近卫官的儿子只喜欢读跟马术、旅游有关的读物。他们之所以彼此喜欢，是因为他们都宽恕了对方身上带着的原罪：康拉德宽恕了朋友的财富，近卫官的儿子宽恕了康拉德的贫穷。父亲在康拉德和女伯爵一起演奏《波罗乃兹狂想曲》时所说的那种“另类”，赋予了康拉德一种凌驾于朋友灵魂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意味着什么？在所有人类的力量中，都存在着某种对在我们统治之下的人们的不尽温雅、不太惹人注意的轻蔑。只有当我们熟悉，理解，并十分委婉地蔑视那些不得不屈服的人时，我们才能彻底地统治他们的灵魂。在希辛格区公寓里所进行的那些深夜长谈，有时候高声辩论，互不相让，就像导师与弟子之间的谈话。跟所有迫于自身的意愿与环境而不合时宜地固执己见之人一样，康拉德也会用轻松嘲讽、略带蔑视、同时又无可奈何的激烈语调谈论世界，好像在那边，在彼岸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只有儿童和比儿童还幼稚无知的生灵才会感兴趣。但是从他的声调里，还是可以感觉到思家之情：年轻人总是想家，永远渴望一个暧昧、冷漠、可怕的被称为“世界”的家。当康拉德用非常友好、傲慢、玩笑、漫不经心的口吻挖苦近卫官儿子对世界的体验时，嗓音里也能让人察觉到某种因充满欲望而焦渴的吞咽声。

就这样，他们生活在明亮刺目的青春反光里，生活在一个虽然是职业、同时也赋予生活以沉重压力和内心镇定的角色里。女人的手也敲响了希辛格区公寓的房门，轻柔、快乐、情意绵绵。有一天，舞女维罗妮卡也叩响了房门—想起这个名字，将军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好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不无玩味地陷入回忆。对，是维罗妮卡。随后他又想起安吉拉，一位军医的年轻寡妇，她对赛马的热情超乎一切。不，还是维罗妮卡，一位舞女。她住在一条名为“三块马蹄铁”的小巷里，在一幢破旧老楼的阁楼上，那是一个从来不可能良好供暖的训练厅。但她只能住在那里，住在训练厅里，她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练习舞步和旋转。空旷的大厅里装饰着蒙了尘的蜡菊花束和前一位房客留下的动物画，那是一位施蒂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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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留给房东的，用来抵偿自己所欠的租金。他喜欢画绵羊：忧伤的绵羊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用好奇、潮湿、空洞的动物眼睛盯着来客。舞女维罗妮卡就住在这里，住在落满灰尘的窗帘、隔帘和旧家具中间。从楼道里飘来浓重的熏香，是蒸烤玫瑰油和法国香水的香气。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他现在记得，清楚地记得，清楚得如同用放大镜审视一幅图画一样。他们在维也纳郊区森林里的一家饭馆里用晚餐。他们是乘马车去的，穿过潮湿闷热、充满草叶味道的森林。舞女戴着一顶宽檐的佛罗伦萨草帽和长到臂肘的白色蕾丝手套，身穿粉色、细腰的绸缎衣裳和黑色绸面的低帮鞋。品位糟糕，却也极致。在茂密的树林里，她小心谨慎地走在马车道上，仿佛在地上每迈出一步，都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比方说，朝着一家饭馆走，是对她那双香足的不尊重。就像斯特拉迪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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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不适合胡拉乱奏饮酒歌一样，她小心翼翼地爱护自己的脚，如同爱护一件艺术杰作，仿佛那双脚的唯一用途和存在意义只是用来跳舞，用来破除大地的沉重法规，用来解除肉身可悲的束缚。他们是在一个爬满野葡萄藤的农家小院就着燃在玻璃盅内的烛光吃的晚餐。他们喝了爽口的葡萄酒，女郎的笑声始终未断。在回去的路上，在月夜之下，在一座小山丘顶，他们从马车的轿厢里朝那座正在皎洁的月光中悄然隐遁的城市深情脉脉地望了一眼，维罗妮卡情不自禁地搂住他俩。那是一个欢乐、陶醉、真实的瞬间。他们默默无语地送一位舞女回家，在一幢破败的老城公寓楼门洞里与她吻手告别。维罗妮卡。安吉拉和骏马。还有所有的一切，她们戴在头上的鲜花，在悠长心醉的圆舞中一起翩跹的彩条、绿叶和花瓣，以及她们丢下的一只手套。这些女人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初恋的狂喜和意味着爱情的所有东西：欲望、嫉妒和相似的孤独。但是在女人、角色和世界的背后，还弥漫着一种比什么都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只有男人们才知道。它被称作“友谊”。

8

将军换好衣服。他一个人换衣服；从衣柜里找出漂亮的礼服，看了好久。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再穿制服了。他拉开一个抽屉，找出奖章，盯着那些珍藏在用红、绿、白色绸缎作内衬的盒子里的奖章出神。当他在手里拿着并触摸那些铜质、银制和金制的奖牌时，眼前浮现出一座桥头堡，在第聂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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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一次在维也纳举行的阅兵式，一次在佩斯城堡里的接见。他耸了下肩。生活给了他什么？义务与虚荣。他心不在焉地将一大堆奖章重新放回到抽屉里，就像在一场角逐激烈的牌局之后，收起花里胡哨的游戏币。

他穿上一身黑衣服，系了一条白色的马瑟林绸领带，并用湿梳子仔细梳理了一下花白的平头。最近这些年，每天晚上他都是这样一副神父般的严肃打扮。他走到写字台前，犹豫了片刻，用衰老的、发抖的手从钱包里摸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一个又长又深的抽屉。他从抽屉里隐秘的角落取出各种各样的物件：比利时手枪，用蓝丝带捆着的一大摞信，一个包着黄色丝绒面的薄本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字样：纪念簿。这个本子他拿了很久，本子的封面上系了一条蓝丝带，上面盖着一记同样颜色的封印。之后，他用很专业的动作认真查看了一下手枪。那是一把老式的转轮手枪，共装有六枚子弹。六枚子弹都已经上膛。他顺手将手枪放回到抽屉，耸了下肩。他将包有黄色丝绒面的本子揣进很深的外套侧兜里。

他走到窗前，拉开木卷帘窗。他睡觉的时候，院子里下过一场暴风雨。树林里刮起凉风，潮湿的悬铃木油光闪亮。已经黄昏。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抱着两条胳膊眺望风景，眺望山谷、树林、隐现在山下密林深处的黄色马路和城市的轮廓。那双习惯远眺的眼睛，一眼分辨出在土路上扬尘的马车。客人已经在来庄园的路上了。

他盯着那个迅速移动的小点，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一只眼睛半眯着，如同猎人在瞄准猎物。

9

将军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已经傍晚七点多钟。他拄着象牙手柄的拐杖，迈着缓慢、均匀的步伐穿过将庄园的这一侧翼，将他的卧室跟大厅、会客室、音乐室和沙龙连在一起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古老的肖像：他的祖先、玄祖父、玄祖母、熟人、从前的仆人、军队的战友、镶嵌在鎏金画框里的曾经光临过庄园的名流贵客。将军的家族有这个传统，在庄园内供养家庭画师：途经那里或流浪到那里的肖像画家，也有比较有名的，例如布拉格的S，在将军的祖父在世时，他曾在庄园住了八年之久，他见谁画谁，包括大管家和著名的骏马。玄祖父和玄祖母也充当了流浪艺术家们笔下的牺牲品：他们穿着节日盛装，睁着清澈的眼睛从高处俯瞰。接下来的，是几副严肃、镇定的男人面孔，近卫官的同僚，留着匈牙利式的翘胡子、头发像蜗牛一样梳向前额的男人们，他们不是身穿黑色礼服，就是一身威武的戎装。“那代人很棒。”看着父亲的亲戚、朋友和战友的肖像时，将军自言自语道。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他们失望的时候，便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沉默，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义务和沉默，就像献身给誓言一样。在长廊的另一端是法国人的肖像：头发上插满头饰的老派法国女士和戴着假发套、唇露喜悦、身材肥胖的陌生绅士，那些映衬在蓝色、粉红色或鸽子灰色背景下的生硬面孔，他们都是将军母亲的远亲。他们都是些陌生人。随后看到的是父亲的肖像，身穿近卫军制服。还有一幅母亲的肖像，戴着饰有羽翎的帽子，手里攥着马鞭，像是一位女马术师。之后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空白墙壁，夹在肖像之间：淡灰色的边线里框着一块白墙，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也挂过画。将军面无表情地从那块四方形的空墙前走过。现在接下来的是风景画。

走廊的尽头，站着身穿黑色衣服的乳娘，在她小得像小鸟一样的头上包着一块崭新的、浆洗得挺括的白头巾。

“你在看画？”她问。

“对。”

“你不想把那幅画挂回去吗？”她用老年人直率的语调平静地问，并朝墙上指了指。她指着那块缺了幅画的位置。

“还在吗？”将军问。

乳娘点了点头，表示她保存着那幅画。

“不用。”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随后又用更低的声音自语道，“我不知道你还保存着它。我还以为，你把它烧了。”

“烧画，没有任何意义。”乳娘用尖细的嗓音说。

“不用挂。”将军肯定地说，他只跟乳娘用这种语气讲话，“挂不挂都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拐向高大的楼道，朝楼下看看，前厅里有一位男仆正跟女仆一起往水晶花瓶里插鲜花。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庄园里开始出现了生机，像是一台上了弦的机器。不仅是家具活了起来，比如摘掉了夏季麻布椅套的扶手椅和沙发，还有墙上的画、铁制的大烛台、玻璃橱里的装饰品和壁炉的座台。壁炉里已经备好了烧火的木柴，由于夏末的夜晚有阴凉的潮气，午夜过后，房间会变得湿冷黏腻。物品仿佛突然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似乎想要证明，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有在跟人类有关，在变成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一部分之后才会有意义。将军看着大厅，看着摆在壁炉前桌子上的鲜花和扶手椅的位置。

“这把皮椅子，摆在右边。”他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乳娘问他，并眨了下眼。

“对，”他说，“康拉德坐在这儿，壁钟下边，靠着炉火。我坐在正中间的那把佛罗伦萨椅子里，正对着壁炉。克丽丝蒂娜坐在母亲带来的那把扶手椅里。”

“你能肯定吗？”乳娘问。

“能，”将军倚着楼梯扶手，朝那望去，“蓝色的水晶花瓶里插的是大丽花。四十一年了。”

“唉，你连这个都记得。”乳娘叹了口气说。

“我记得。”他平静地回答，“你摆的是法兰西瓷器吗？”

“是，浅色的。”妮妮说。

“那就好。”将军放心地点点头。现在，他们一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儿画，环视了一下会客室和摆在房间深处的笨重家具。这些家具珍藏着记忆，珍藏着一个小时、一个瞬间的意义，似乎直到那个瞬间为止，它们只是按照纤维、树木和金属的自然法则存在而已，就在四十一年前的那个瞬间，无生命的物品充满了蓬勃盎然的内容，那个瞬间才是它们存在的真正意义。现在它们开始重生，就像一台上了弦的机器，物品也陷入深深的回忆。

“你给客人吃什么？”

“鳟鱼，”妮妮说，“汤和鳟鱼。红肉和沙拉。珍珠鸡。还有火焰冰激凌。厨师已经十年没做这些了。不过，或许还是能够做好。”她忧心忡忡地说。

“小心，别搞砸了。当时还有虾。”将军平静地说，显然陷入了沉思。

“对，”乳娘应道，随后安慰他说，“克丽丝蒂娜喜欢吃虾。不管怎么做她都爱吃。那时小溪里还有虾，现在已经没了。晚上无法进城去买。”

“别忘了准备葡萄酒。”将军用密谋般的语调悄声叮嘱。这种语调让乳娘不得不凑近一些，以仆人兼家庭成员的那种亲密微微躬身，她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意思。“你叫人取一瓶1886年的波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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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夏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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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鱼喝。再拿一瓶陈年的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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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大瓶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乳娘若有所思地回答，“玛姆只剩下干的了。克丽丝蒂娜当时喝的是半干的。”

“她只喝了一口，”将军说，“吃蛋糕时，她总是只喝一口。她不喜欢喝香槟。”

“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乳娘问。

“真相。”将军说。

“可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提高了嗓门，并不担心被人听到，正在插花的男仆和女仆闻声停手，抬头张望。但他们很快又垂下眼帘，继续动作机械地布置房间。“正因为我不知道真相。”

“但是你知道事实。”乳娘用尖利、攻击的嗓音说。

“事实不是真相，”将军回答，“事实只是一部分真相。克丽丝蒂娜也不知道真相。也许他—康拉德—知道。现在我从他手里要过来。”他平静地说。

“要过来什么？”乳娘问。

“真相。”他简短地应道，随后沉默。

男仆和女仆离开了会客厅，他俩独自留在高处，乳娘也用胳膊肘伏在栏杆上，仿佛是在山坡上远眺。她冲着那个三人曾围着壁炉坐过的房间说：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克丽丝蒂娜在临死前，她叫过你。”

“哦，”将军应道，“我当时在这里。”

“你可以说在，也可以说没在。你离得那么远，好像远游了一样。你在你的房间里，而她当时奄奄一息。只有我守在她身边，她叫你的时候，天快亮了。我之所以说这个，是想让你今晚知道。”

将军不语。

“我想，他该到了。”他说，随后直起身子，“别忘了葡萄酒和我吩咐的事，妮妮。”

大门口传来庄园大道上碎石子发出的嘎吱声和轿厢式马车轱辘的吱呀碎响。将军将拐杖靠在楼梯扶手上，不拄拐杖就迈开脚步，走下台阶，去迎接客人。

在台阶上，他突然停下。

“蜡烛，”他说，“你还记得吗？……餐桌上点的是蓝蜡烛。它们还在吗？晚饭时一定把它们点起来。”

“这个我忘了。”乳娘说。

“我没有忘。”将军固执地说。

他抬头挺胸，穿着黑色礼服，迈开衰老而庄重的脚步，慢慢走下台阶。在男仆身后，一位老人出现在会客室高大的玻璃门门口。

“你看，我又来了。”客人和悦地说。

“这个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将军回答，他的语调也同样和悦，面带微笑。

两个人紧紧握手，彬彬有礼。

10

他们走向壁炉，在壁灯冰冷、明亮的光线下，他俩都眨着被刺痛的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

康拉德比将军年长几个月：春天已满七十三岁。两位老人眨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只有老人才能察觉到这样的体征：他们全神贯注，洞察实质，在脸上和举止里寻找生命力的最后征兆和生存欲的残留迹象。

“不用这么看，”康拉德一本正经地说，“人不会变得年轻的。”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感到嫉妒和惊喜，接受对方的严格检查：过去的这四十一年，是他们分离的时光，是他们虽不能每天见面却仍时刻相知的时光，虽然并没有显现在他们脸上。我们都熬了过来，将军暗想。客人在打量了对方的身体之后，带着一种滋味混杂的满足暗想：他在等我，所以这么精神。那是一种夹杂了隐隐的失望和窃喜的满足（失望，因为对方精神抖擞、身体健康地站在自己面前；窃喜，因为自己能有心力和体力重返这里）。

那一刻他俩全都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等待的日子为他们的生命注入了力量。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做一项训练。康拉德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重返这里；将军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他俩都是为此而活着。

康拉德现在的脸色跟年轻时一样苍白，看得出来，他现在也成天待在屋里，不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也穿着深色衣服，料子的质地非常柔软。看起来，他挺有钱的，将军揣测。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彼此审视。过了一会儿，男仆端来苦艾酒和帕林卡。

“你从哪儿来？”将军问。

“伦敦。”

“你住在哪儿？”

“伦敦附近。我在伦敦有一幢小房子。我从热带回来后，就在那里定居。”

“你去了热带的什么地方？”

“新加坡。”他举起苍白的手，并不确定地朝空气中的某个点指了一下，像是在宇宙里标出一个地方，曾几何时他在那里住过，“但只是最后那几年。之前我在半岛的深处，跟马来人一起。”

“我听说，”将军边说边举起斟满苦艾酒的酒盅，冲着灯光做了一个致意的动作，“热带非常折磨人，催人老。”

“很可怕，”康拉德说，“我失去了生命中的十个年头。”

“但在你身上看不出来。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

他俩一饮而尽，坐了下来。

“看不出来？”客人问，他坐到壁炉旁，坐在壁钟下的扶手椅里。将军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现在，当昔日好友坐在扶手椅里—正好坐在四十一年前他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好像接受了催眠术一样顺从地坐到被指定的地方—他如释重负地眨了下眼，感觉自己像一位终于看到猎物掉进陷阱的猎人；在此之前，猎物始终小心翼翼地围着陷阱转。现在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已各就各位。“热带很可怕，”康拉德重复了一遍，“我们这类人无法忍受。脏腑被毁掉，皮肉被烧光。在人的体内，总有什么东西会被杀死。”

“那么你去那里，”将军用心不在焉的轻松语调问，“是为了杀死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吧？”

将军这句话问得彬彬有礼，一派闲谈的语调。他也坐了下来，对着壁炉，坐在一把旧扶手椅里，家里人称它为“佛罗伦萨椅”。那是他的位子。四十一年前的每天晚上，在晚餐前后，当他和克丽丝蒂娜、康拉德三人坐在会客室里聊天时，他总是坐那里。现在，他俩都朝第三把包着法兰西绸缎的扶手椅望去，那把椅子空着。

“对。”康拉德平静地回答。

“目的达到了吗？”

“我已经老了。”他说，目光投向炉火。

康拉德没有回答提问。他俩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看着炉火，直到男仆进来招呼他们去吃晚餐。

11

“情况是这样，开始时你以为自己适应了。”康拉德吃完鳟鱼后，又谈起了热带，“我去那里的时候还很年轻，这你应该记得。三十二岁。我当时去了沼泽地。当地人住在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我没有钱。一切都由殖民团体支付。半夜睡觉，你感觉像躺在热雾里。清晨时分，雾变得更浓、更烫。你会感到浑身酸痛。所有人都酗酒，眼睛猩红。第一年你以为你会死掉。第三年你觉得，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好像你的生命节奏改变了。你活得匆促，有什么东西在你体内燃烧，你的心以另一种方式跳动，整个人变得没精打采。一连几个月都没精打采。之后有那么一刻，你不再知道自己和周围发生了什么。有时这只发生在五年之后，有时就发生在头几个月。这会让人暴躁不安。在这种时候，不少人杀人，或者自杀。”

“英国人也这样吗？”将军问。

“在英国人中，这种情况少见一些。但是他们也会染上高烧、躁狂的瘟疫，那种瘟疫并没有什么致病菌。我真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只是我们不知道病因而已。可能是水。可能是植物。可能是马来情人。那些女人你肯定无法习惯。她们中有的非常漂亮，笑意迷人，在她们的皮肤、举止、微笑和习惯里都蕴含着某种极致的柔润；无论在床上还是在餐桌上，她们都会把你服侍得体贴入微……即使这样，还是无法习惯。英国人，是的，他们保护自己。他们把整个英国装进手提行李，随身带来。比如彬彬有礼的傲慢、自我封闭、良好的教育、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还有陪伴他们在沼泽地中央的铁皮顶房子里度过长夜的威士忌和烟草。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些人只是传说而已。大多数人在四五年后，都跟其他那些比利时人、法国人、荷兰人一样变成野兽。热带啄掉他们身上的剑桥风度，就像麻风病啄烂人身上的皮肤。热带烧掉了他们身上的剑桥和牛津。你要知道，在那个岛屿上，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英国人都很可疑。受人尊敬，被人赞许，但很可疑。我敢肯定，他们在秘密档案里被人注上：‘热带’。像是说：‘性病’。或者：‘从事间谍活动’。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人都很可疑，无论他们打高尔夫还是打网球，无论他们在新加坡的朋友圈里喝威士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穿着燕尾服或军服、胸前佩戴奖章参加政府晚宴，这都无济于事：他们仍然会很可疑。因为他们在热带生活过。因为他们染上了这种不可能适应的可怕瘟疫，如同所有的瘾癖，瘟疫也具有某种魅力。热带是一种疾病。热带性疾病可以痊愈，但热带永远不可能痊愈。”

“我明白了，”将军问，“你也染上了，对吧？”

“每个人都会染上的。”客人喝了一口夏布利，头往后仰，用过来人的语调说，“喝酒的人是廉价逃亡。瘾癖会潜伏在人的生活中，就像台风潜伏在沼泽地后，山林之间。那里有各种瘾癖。因此对岛上的英国人来说，所有来自热带的人都很可疑。因为无法知道在他的血液、心脏和神经里都有什么。不再是简单的欧洲人，这是肯定的。不再纯粹。欧洲的杂志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在沼泽地里所读的所有关于理想的文字，无论是在近些年的新书，还是在上个世纪写的或想的，都无济于事。你白白保持与众不同、尴尬而审慎的风度，就像热带居民在这类白人中间或像醉酒者在聚会场合那样小心注意自己的风度：言行举止过分造作，不想让人意识到他们内心的激情，极力表现得平和镇静、一本正经、有良好的修养……但在他们心里却是另一回事。”

“那么，”将军边说边朝灯光的方向举起斟满白葡萄酒的酒杯，“请你告诉我，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对方不语，他又说：

“我以为，今晚你之所以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个。”

他俩坐在一张长桌旁，坐在一间高大的宴会厅里。自从克丽丝蒂娜去世后，这里再没有招待过客人。几十年来，没有人在这个大厅里吃过饭，这里就像博物馆的一间展厅，保存着旧家具和用过的物品，陈列着一个逝去了的年代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墙上包有法兰西式的木雕墙围，家具像是从凡尔赛宫运来的。他俩分别坐在长餐桌的两端，在两人之间铺着白绫桌布的桌子中央，摆着一个插满兰花的水晶花瓶。花瓶周围摆了四件陶瓷雕塑，均是产自塞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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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品，纤巧优雅的工艺品分别象征着东南西北。正对将军的是《西》，对着康拉德的是《东》：瓷器上微笑的黑人骑着骆驼，还有阔叶的棕榈树。

陶瓷烛台在桌子上一字排开，上面插着很粗的、教堂用的蓝色蜡烛。房间里只有四个角落亮着隐蔽的灯光。烛火燃得很高，摇曳颤抖，可房间内还是半明半暗。灰色大理石的壁炉里，木柴熊熊燃烧，冒着黄色、黑红色的火苗。不过，落地窗的窗扇虚掩着，灰色的纱帘没有完全拉上。夏日的晚风不时从窗口吹进屋内，透过薄薄的纱帘可以看到月光下的风景和远处小城里闪烁的灯火。摇曳的烛光映照着鲜花点缀的长桌中央，背靠壁炉还摆放了一把罩着绣毯的椅子。以前，那曾是将军的妻子克丽丝蒂娜的座位。在缺席者面前摆放的瓷雕是《南》：狮子、大象和一个披着阿拉伯连帽斗篷的黑人一起默默地镇守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大管家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跟侍者一起纹丝不动地站在背后随时听命，随时用眼神纠正男仆们的举止。今天晚上，男仆们全都一副法国侍者的装扮，马裤与黑色燕尾服。这个习惯还是将军的母亲带到这里的，只要是在这个厅用餐—这个厅的所有家具、盘子、镀金餐具、水晶瓶、杯子和墙围，都是这位来自异邦的女主人从她的家乡带来的—她都要求男仆们穿上这套礼服端盘倒酒。厅里如此寂静，就连木柴咝咝的燃烧声都能听见。他们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彼此仍能听见：就连耳语般的词句，都会在包着古色古香、感觉温暖的木墙围的墙壁上产生回声，犹如弓弦在琴板上发出的铮铮乐音。

“不，”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的康拉德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从维也纳回来正好路过。”

他动作优雅地狼吞虎咽，带着一股老年人的贪婪。现在，他将餐叉放到盘子边沿，上身微微前倾，提高嗓门，冲着远远坐在对面的主人大声说：

“我来这里，是想再见你一面。难道这样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将军礼貌地回答，“这么说，你去了维也纳。想来收获肯定不小，尤其对你这样了解热带和隐僻的人来说。你最后一次去维也纳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温和地问，语调里丝毫不含讥讽的话外音。

客人面带狐疑地望了一眼长桌的尽头。两位老人略带茫然地坐在那里，相距甚远地坐在高大的厅堂里。

“是很久了，”他回答说，“四十年前，我是在……”他困惑不安地说，并且出于尴尬而被迫沉默。

“我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去的维也纳。”过了一会儿，客人又说。

“原来是这样，”将军又问，“这次你去维也纳有什么感想？”

“变化很大，”康拉德说，“不管谁在我这样的年龄和处境里，去哪儿都会感觉到变化。是啊，我已经四十年没在欧洲大陆旅行了。我只在从新加坡去伦敦的途中，曾在法国的港口逗留过几个小时。但我还是想看看维也纳。看看那幢房子。”

“难道你此行就为了这个？”将军追问，“就为了看看维也纳和那幢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也没有。”客人回答，“我跟你一样，已经七十三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所以我决定上路，并来这里看看你。”

“俗话说，”将军用彬彬有礼的鼓励语调回应说，“人到了这个年龄，将一直活到自己感到厌烦。你不这样觉得吗？”

“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客人说。

这句话他说得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你知道，对我来说，”康拉德说，“维也纳曾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只音叉。说出‘维也纳’这个词，就像敲响音叉，然后注意那个正在与我说话的人从这个声音里听到了什么。我这样对人进行拣选。谁不符合标准，谁就不是我的人。因为维也纳不仅是座城市，还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个人要么能永远在灵魂中听到，要么永远听不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我那时很穷，但并不孤独，因为我有一位朋友。维也纳就像一位朋友。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在热带的雨中。在任何时候。有时我会在雨林里想起希辛格区房子门洞里潮腐的霉味。维也纳有我喜爱的音乐和一切，在砖石里，在人们的眼神和气质里，音乐使人变得无怨无艾，心平气和。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不会再受情绪的煎熬。冬季和春季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林荫大道。在军校宿舍里，暗蓝的光线和高大、雪白、饰有巴洛克雕塑的楼道。清晨在普拉特骑马。西班牙学校的白色骏马。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我很想能够再次看到。” 他平静地说，神情之中带着羞涩。

“四十一年后，你找到了什么？”将军再次询问。

“一座城市。”康拉德回答，并耸了下肩膀。

“这里，”将军说，“至少不会让你失望。我们这里没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年你没有出门旅行吗？”

“很少。”将军望着烛光说，“除非因为工作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真想跟你一样退役。有过那么一刻，我真这么想。我该远走天涯，去看看世界，去寻找什么，去找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客人盯着盛有黄色饮料的水晶杯，将军望着摇曳的烛光。“但是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你知道，我是指军役。人变得刻板，淡漠。我曾向我父亲承诺，我将终身服役。所以我才留了下来。没错，我是提前退休了。五十岁那年，他们要任命我统领整个军团。我认为自己要承担这样大的重任还太年轻。于是我申请退役。他们表示理解，同意了我的请求。”

“更何况，”主人停顿片刻，招呼男仆斟上红葡萄酒，接着又说，“当时服役已不再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革命已经爆发。正处于一个剧变期。”

“是的，”客人回答，“这个我听说了。”

“你只是听说？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他严肃地说。

“我不止是听说。”客人解释道，“1917年，是的。就在那年，我第二次回到热带。我在沼泽里和中国人以及马来劳工一起工作。中国人最棒。尽管他们赌掉了一切，还属他们最棒。我们生活在沼泽地，在热带雨林深处。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们理解我，不可能让我跟自己的祖国作战。这样的事情他们理解。所以我可以回到热带。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劳工的消息最为闭塞。但是有一天，在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连几周与世隔绝、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沼泽地里，劳工们突然停止了工作。那是中午十二点钟。没有任何起因。他们的周围环境、工作条件、监督体制和生活待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既说不上好，也不能算坏。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那样。然而有一天，十二点钟，正午十二点整，他们说不愿再继续工作。他们来了许多人，有四千多名劳工，两腿泥污，上身赤裸，他们放下镐头、铁锨等劳动工具，说他们不再继续忍受。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要求雇主取消纪律处罚规定，要求提高工酬，增加休息时间。我们不知所措，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四千名劳工变成了四千个黄皮肤和棕皮肤的勇士。下午，我骑马赶到新加坡。我是在那里听说的。在半岛上，我是最先听说的几个人之一。”

“你在那里听说了什么？”将军问，并向前欠了欠身。

“我听说，在俄罗斯爆发了革命。有一个人，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列宁，搭乘密封的火车回到祖国，将布尔什维克装在手提行李里带回国。我的劳工们在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的热带雨林里，居然跟伦敦人在同一天获知这一新闻。简直不可思议！我后来理解了：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消息，即使没有广播、没有电话，他们也会知道。”

“你这样认为？”将军问。

“我知道是这样。”客人平静地回答，“克丽丝蒂娜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毫无铺垫地问。

“你怎么知道克丽丝斯蒂娜死了？”将军用和悦的语调问，“你远在热带，已经四十一年没来欧洲大陆。难道你是感觉到的？就跟劳工感觉到革命爆发一样？”

“我感觉到的？”客人反问，“也许吧。可她没有跟我们坐在一起。她会在哪里？只可能在坟墓里。”

“是的。”将军说，“她就安息在院子里，离暖房不远。按照她的愿望。”

“她死了很久吗？”

“你离开之后的第八年。”

“八年之后。”客人说，他的嘴唇苍白，无声地嚅动，雪白的假牙像在咀嚼什么，或是在默默心算。“她二十八岁那年。”他又开始默默心算，并悄声自语，“她要是活着，今天也该六十一岁了。”

“是啊，她会是个老太太，跟我们一样衰老。”

“她得了什么病？”

“医生说，她死于严重贫血。那种病非常少见。”

“并不那么少见，”康拉德用很内行的语气回答，“在热带很常见。人的生活条件发生改变，血象会发生相应变化。”

“也许是吧。”将军说，“如果那种病跟人的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有关，在欧洲也许会很常见。我不懂这个。”

“我也不太懂。不过我在热带经常生病，慢慢变成了土郎中。马来人都是土郎中，而且代代相传。这么说，她是在1908年去世的。”过了好一会儿，客人用平和的语调说，仿佛一个人沉思了许久，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当时你还在服役吗？”

“是的。我一直服役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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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情况如何？”

“你是问战争吗？”将军瞅了客人一眼，简短而生硬地回答说，“跟热带一样令人憎恶。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冬季，在北方。即使在这里，在欧洲，生活也一样充满冒险。”将军说完微微一笑。

“冒险？……对，有可能。”客人会意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想到你们在前线作战，我却远离家乡，心里感到十分痛苦。我甚至想过回国报名参军。”

“这种想法，”将军用平缓、礼貌而果断的语气说，“在军团有不少人都曾有过，并且付诸了行动，可你最终并没有回来。我估计你还有别的原因。”他用劝诱的语调说。

“我是英国籍公民，”康拉德再次不安地解释，“人不可能每隔十年换一次家园。”

“是不可能。”将军表示同意，“我认为，人根本就不可能更换家园。只能更换证件。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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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说，“已经灭亡了，解体了。我的家园曾是波兰和维也纳，是那幢房子和那座城市里的军营，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我的家园，曾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被伤害了。人在这种时候会毅然出走。去热带，或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去哪儿？”将军冷冷地问。

“到时间中避难。”

“这个葡萄酒的年份，”将军举起盛着绛红色葡萄酒的酒杯说，“或许你还记得。是在1880年我们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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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采摘的葡萄。在对面翼楼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储藏了满满一窖，用那一年的葡萄酒纪念那一天。年份已经很久，几乎是我们的整个一生。现在已经是陈年老酒。”

“我们为之宣誓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客人十分沉重地说，也举起了酒杯，“所有人都死了，走了，放弃了我们许下的誓言。曾经有过一个我们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世界。这个世界灭亡了。新的世界与我无关。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依旧还在，即使在现实中已经消亡。它还在，因为我向它许下过誓言。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是的，你始终是位军人。”客人回答。

两人远远地相互举杯，然后默默无语地喝干红葡萄酒。

12

“你走了之后，”将军语调亲热地说，仿佛终于谈完了最重要、最令人头疼的事情，现在只是轻松闲谈，“我们很长时间都认为你还会回来的。所有人都在这里等着你。所有人都曾是你的朋友。那时候你是有点古怪，我这么说你别生气。这一点我们可以体谅，因为我们知道，对你来说音乐更重要。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突然出走，但是我们并不责怪，因为我们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你的理由。我们知道，跟我们这些真正的军人相比，你对那一切更难忍受。对你来说是困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职业。对你来说是戏装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却是宿命。当你脱掉那身戏装，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至少你会给我们写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实话实说，我和克丽丝蒂娜也都这么想。军团里的一些战友，大概你还能记得他们。”

“我只模模糊糊记得些。”客人无动于衷地回答。

“是啊，你一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你闯荡过世界。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忘事。”

“并非如此。”他说。“世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来不能忘记。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可惜那时我已经老了。但是细节没有了，像梦一样被人丢掉。我不记得那个军团了。”他固执地说，“有段时间，我只记得几件最主要的事。”

“比方说，维也纳和那幢房子？对不对？……”

“维也纳和那幢房子。”客人机械地重复道，他眼睑微垂，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记忆过滤了所有的一切。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你会发现，你对重大事件的记忆并不曾发生任何变化。之后会有一天，你突然记起某次打猎或某本书的某个章节，或许是这个房间。最后一次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吃晚餐时，克丽丝蒂娜还活着。她就坐在这里，坐在中间。当时餐桌上的装饰也是这样。”

“是的，”将军说，“你对着《东》。克丽丝蒂娜对着《南》。我对着《西》。”

“这些细节你都记得？”客人用吃惊的口气问。

“我记得一切。”

“是的，细节有时非常重要。每个细节都与整体相关，把记忆的原始材料粘连到一起。有时我也会记起这些，在热带，在下雨的时候。那里的雨，”康拉德说这话时的语气仿佛开始说另一个话题，“一下就是几个月。雨水打在铁皮房顶上，听起来就像遭到机枪扫射似的。沼泽地里热气蒸腾，雨水是热的。一切都是潮湿的，床单，内衣，书，铁盒里的烟草，面包。一切都是黏糊糊、湿漉漉的。你坐在屋里，马来人在唱歌。你带回来的女人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她们能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开始的时候你根本没注意，后来你变得烦躁不安，会叫她出去。但是这么做也无济于事：你知道，她会坐在别的地方，在房子某间屋子的角落里，仍透过墙壁看着你。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就像藏獒的眼睛，哑巴魔鬼的眼睛，地球上最狡猾的动物的眼睛。她们用那种明亮、安静的眼睛看着你，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这样的视线，仿佛鬼怪在用魔光跟踪谁。你若冲她吼叫，她会报以微笑。你若揍她，她会看着你微笑。你若赶她走，她会坐在房子的门槛上看着你。这种时候不得不叫她回来。她们总是生孩子，可是人们很少谈论这个，她们更是闭口不谈。在你看来，她们仿佛是集野兽、杀人犯、女神父、魔法师和疯子于一身。后来，你会感到害怕，因为这种目光能让最坚强的人都感到疲惫。强烈得如同触摸。好像有人总在抚摸你。你会因此发疯。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对这个也变得麻木冷漠。外面下雨。你坐在屋里喝帕林卡，抽了好多甜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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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人过来串门，但跟你一样也吝啬口舌，也喝帕林卡和抽甜烟草。你想读书，但雨水飘到书页里，尽管没有淋湿每个词，但你也很难再弄懂字母的意义，你默默听雨。你想弹钢琴，但是雨水落到你的身边，与你合奏。再后来，发生大旱，蒸汽一样的光焰。人们很快衰老。”

“你在热带，”将军礼貌地询问，“偶尔也弹《波罗乃兹幻想曲》吗？”

他们盯着盘中的红肉，吃得聚精会神，充满食欲，用老年人特有的深沉咀嚼和品味，似乎对他们来说，用餐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摄取营养，而是一种隆重而古老的行动。他们格外认真地细嚼慢咽，仿佛是在积蓄力量。行动需要力量，力量也存在于食物、红肉和黑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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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们吃饭的时候稍稍有些吧唧嘴，带着虔敬而忧闷的专注，就像一个人已经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最重要的则是仔细咬断肉的所有纤维，从肉里吸取他们所需的生命力量。他们举止优雅地进餐，同时又像部落长者们一样隆重：既严肃，又不祥。

大管家从房间的角落提心吊胆地盯着男仆的一举一动，男仆正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举着一只大托盘。在托盘中央，巧克力冰激凌正在燃烧，冒着葡萄酒酒精的蓝黄色火焰。

男仆往客人和主人的杯子里倒香槟酒。两位老人十分专业地通过嗅觉重温正从那个大如婴孩的酒瓶里流出的淡黄色佳酿。

将军品了一口，然后推开香槟酒杯，招呼男仆倒红葡萄酒。客人眨了眨眼睛看着对方的举动。他们已经吃了很多、喝了很多，现在要喝红葡萄酒。

“我祖父在世时，”将军瞅了一眼葡萄酒说，“在每位客人跟前摆一品脱餐酒。这是客人要喝的酒量。一品脱或一升半。餐酒。我父亲讲过，国王宴客时，在每位客人面前都摆放一瓶用水晶瓶装的葡萄酒。每人一瓶餐酒。所以，摆在自己跟前的酒瓶里的酒，客人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正式的葡萄酒另斟。这是王宫里的酒规。”

“是这样，”康拉德面红耳赤地坐在那里消化食物，“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都有规矩。”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就坐在这里。”将军补充道，用目光指了一下桌子正中国王曾经坐过的位置。

“我母亲坐在他右边，大主教坐在左边。他坐在这里，坐在上座，就在这间大厅里。他在楼上下榻，在黄色沙龙。晚餐后，他曾跟我母亲一起跳舞。”他平静地讲述着，老态龙钟，又有一点孩子气，仿佛什么都记得，“你看，我跟别人不可能谈这件事。就为这个，我也为你的再次光临感到高兴。”他十分真诚地说，“你跟我母亲一起弹过《波罗乃兹幻想曲》。后来你在热带有没有弹过？”他再次追问，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最重要的事。

客人陷入了沉思。

“没有。”他回答说，“我在热带从来没弹过肖邦的曲子。你知道，他的音乐对我来说有着多重意味。人在热带时变得更加敏感。”

现在，他们已经酒足饭饱，前半个小时两人之间紧张、郑重的气氛逐渐缓解。血液在他们硬化了的血管里温暖地涌流，额头和太阳穴青筋怒张。男仆端来暖房的水果。他们吃葡萄和枸杞子。大厅变得暖和起来，窗扇半开，夏夜的过堂风吹起灰色的绸缎窗帘。

“咖啡，”将军说，“我们要不到那边去喝吧。”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开窗户。灰色的绸缎窗帘开始飘摆，沉重的水晶吊灯也微微摇晃，仿佛在暴风雨中的大船上。天空刹那间变得明亮，一道棕黄色的闪电划破夜空，像一把黄金大刀斩断受难者的躯体。暴风雨的雷鸣已经滚进屋内，几簇惊恐摇曳的烛火熄灭了，随后突然一片黑暗。大管家疾步冲到窗前，在两名男仆的帮助下，在黑暗中摸索着关上窗户。他们现在才注意到，整座城市都漆黑一片。

城市上空雷电交加。他们默不作声地坐在黑暗里，只有壁炉的灶火和两根孤单燃烧的蜡烛发出光亮。随后，仆人们端来新的烛台。

“我们到那边去喝。”将军重复道，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闪电和黑暗。

一名仆人高举一支点燃的蜡烛为他们引路。他俩跟着幽灵般的烛光，一声不响地离开宴会厅，脚步蹒跚，身体摇晃，如同投在墙上的影子，他们穿过阴冷的会客室来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架敞着琴盖的长型钢琴和三把围着陶瓷壁炉摆放的扶手椅，壁炉矮粗，炉火正旺。他们坐了下来，透过垂地的白色窗帘，眺望窗外漆黑的景色。在一张小桌上，仆人为他们摆好咖啡、雪茄和帕林卡酒，壁炉台上立着一个银制烛台，烛台上燃着一根像婴儿胳膊一样粗的教堂用的蜡烛。现在，他俩都点燃了雪茄，默默不语地坐在那里，烤着火。壁炉里散发着柴火的热气，烛光在他们的头顶不安地摇曳。他们身后的屋门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俩。

13

“我们已经不会活太久了，”将军单刀直入地开口说，仿佛想道出一场无声争论的最终结论，“一年，两年，也许更短。因为你回来了，我们不会活太久的。这个你心里也很清楚。你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个问题，先是在热带，后来是在你伦敦附近的家中。四十一年是很长的时光。你已经想好了，是吧？……不管怎么说，最终你还是回来了，因为你别无选择。我一直在等你，因为我也别无选择。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重逢，将是我们的终结。生命的终结，一切的终结，至今为止赋予我们生命以内容和张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潜藏在你我心底的秘密里，有着某种特别的能量。燃烧着生命，如鬼怪的魔光，但与此同时也赋予生命以张力和热度，迫使人不得不活下去……只要一个人在地球上还有未竟之事，他就得活着。我来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当你在热带和世界上闯荡时，我一个人在森林里隐居的体验吧。就连孤独都与众不同……有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充满危险和惊喜。我熟悉它的一切。那种无聊，无论你想用何种人为之建立的生活秩序将它驱逐都无济于事。随后是突然的爆发。孤独也跟热带雨林一样神秘。”他的语气又变得执拗，“一个人活在严格的秩序里，有一天突然变成杀人狂，就像你的马来人。尽管他拥有许多房间，拥有爵位、官衔和病态恪守的生活模式。有一天，他突然冲破所有的一切，手里拿着枪或没有拿枪……后者恐怕更加危险。他冲到世界上，面对严峻的目光；同伴和老友躲闪让路。他去到大城市，花钱玩女人，周围的一切轰然引爆。他寻找争斗，并能随处找到。我要说的是，这还不是最糟的。也许他在狂奔中像癞皮的疯狗一样遭到殴打。也许撞到墙壁，遇到生活中的无数阻碍，撞得粉身碎骨。更糟的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体内扼杀掉了那种由孤独在灵魂深处酿生的愤怒。他哪儿都不去。谁也不杀。他该怎么办？只有活着，等待，恪守秩序。像僧侣那样，像恪守某种处事原则的异教徒那样活着……但是对僧侣来说这很容易，因为他们有信仰。这类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交付给孤独的人没有信仰，只有等待。等待那一天或那一刻的到来，直到能够再次与那些使他陷入这一境地的人进行争论，争论迫使他坠入孤独的所有一切。十年，四十年，准确地说是四十一年，他时刻都在准备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就像决斗者准备决斗那样。他这样安排好生活里的一切，即使在决斗中丧生，也不要亏欠任何人。他像一位职业击剑手那样每天训练。训练什么？依靠记忆，不让孤独和时间的欣狂往心里和灵魂里放入任何东西。因为在人生中有一场决斗，不用剑的决斗，他必须全力以赴准备应战。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但这一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你是不是也这么想？”他礼貌地问。

“你说的千真万确。”客人回答，他的眼睛盯着雪茄的烟灰。

“你也这么想，我很高兴。”将军说，“这种等待，使人能够活下去。但是，如同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它也有自己的限期。假如我不能肯定你有朝一日还会回来，我很可能会在昨天或二十年前就动身去找你，去伦敦附近你的家中，去热带，到马来人中间，或去地狱的最底层。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会去找你的。看来，人对至关重要的客观现实能够感知。你说得很对，即使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也会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话，只在山下的办公室里有；也没有收音机，因为我禁止让世上的愚蠢、嘈杂的噪音进入我住的房间里。世界不再能侵扰我。新的世界秩序能够毁掉我与生俱来、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那股喧嚣鼎沸、具有攻击性的力量能够置我于死地，能够夺走我的自由和生命。对我来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跟这个我已经了解并且拒之于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进行妥协。再者说，即使没有现代化设施，我也知道你还活着，总有一天会来找我。我不急于让这一时刻早些到来。我愿意等待，就像人们等待世间万物自然而然，应运而生。现在，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康拉德问，“我是走了，我有这个权利。而且我有理由这么做。的确，我走得很突然，而且不辞而别。你心里肯定很清楚，并能感觉到，我除了那样别无选择。”

“你别无选择？”将军抬起头问，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客人，仿佛审视一件物品，“说的就是这个。这让我琢磨了好长时间。屈指算算，已经四十一年了。”

见到对方不语，将军又说：

“现在，当我步入老年，我经常回想起童年时光。人们都说，这个过程十分自然。接近人生终点时，人对早年的记忆最强烈，也最准确。我能看到面孔，听到声音。我能看到我在军校院子里把你介绍给我父亲的那个时刻。当时，他是作为朋友接受的你，因为你曾是我的朋友。要他作为朋友接受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一言既出，至死都算数。你还记得那一刻吗？……我们站在栗子树下，高台阶前，我父亲跟你握手。‘你是我儿子的朋友，’他说，‘你们要珍重这份友谊。’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觉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能像这个词这么重要。你在听我讲吗？……谢谢。那我就接着说下去。我会尽量把话说得有条理。你用不着担心，马车等在外头，只要你想离开，随时可以送你回城。你用不着担心，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留宿，我不会勉强。我的意思是，在这里留宿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可以睡在这里。”将军漠无表情、漫不经心地解释。他看到对方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继续又说：“悉听尊便。马车等在门外，随时可以送你回城。你可以在早晨回家。去伦敦或去热带，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在你走之前，请你一定听我讲完。”

“我洗耳恭听。”客人应道。

“谢谢，”将军爽利地说，“我们也可以谈别的话题。两个老朋友，当太阳从他们头顶渐渐落下时，肯定会想起许多往事。但是现在，你在这里，让我们只谈真相吧！我刚才说到，我父亲作为朋友接受了你。你很清楚他所伸出的手意味着什么，无论你陷入何种困境，遇到何种苦难，无论你遭受生活的任何打击与不幸，你都可以求助于他。他确实很少这样向谁伸出过手。总而言之，在军校的院子里，在栗子树下，他这样跟你握了手。当时我们都十二岁。那是我们童年的尾声。有的时候，我能在黑夜中清晰地看到那一时刻，就跟看到生活中其他重要时刻一样历历在目。在我父亲看来，‘友谊’这个词跟‘荣誉’的意味完全相同。这个你也很清楚，想来你很熟悉他。另外，请允许我告诉你，这对我来讲，或许还有更多的意味。我现在要讲的话，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那么请你原谅。”他平静地说，态度很真挚。

“我不会不自在的，”康拉德用同样平静的语调回答，“你说吧。”

“我很想知道，”他说话的口气仿佛是在跟自己辩论，“到底存在不存在友谊？我现在所指的，并不是那种由于两个人相识、在他们生活的某一阶段对某些问题抱有同样的看法、具有相似品位和相同爱好而感到两心相悦的偶然性欢欣。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友谊。有的时候，或许由于它如此独特，如此卓然，我认为友谊是生活中最牢固的关系……友谊的基础是什么？是同情吗？‘同情’这个词太空洞和单薄，它的含义远不足以让两个人在他们生活的危难关头拔刀相助，仅仅出于同情吗？或许还有别的什么？……莫非在所有人际关系的深处，都有个小小的厄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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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在孤独中，在森林里，我试图理解生活中的一切，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友谊不同于那些在同性身上寻求某种畸形满足之人的病态性倾向。友谊的厄洛斯不需要肉体……与其说令人兴奋，不如说让人困惑。不管怎么说，它终归还是个厄洛斯。在所有的爱和所有人际关系的深处，都住着一个厄洛斯。你知道，我读了很多书。”他用歉然的语调说，“今天，人们写它已经自由了许多。不过，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柏拉图，因为在学校时我并没有读懂。我认为友谊这种人际关系—你在世界上走过的地方更多，跟我这个隐居乡下的人相比，你肯定对它了解得更多，看法也更与众不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各种情感中最高贵的一种。有趣的是，动物中也存在这种情感。动物也有友谊，无私，乐助。一位俄罗斯大公写过这个……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有些狮子和雄松鸡，各种层次和级别的动物，会竭力帮助陷入困境的同类，我确实曾经亲眼见到，它们有时还帮助非同类的动物。你在国外有没有注意到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友谊肯定跟这里的有所不同，肯定要比我们这个落后世界里的友谊更先进、更现代。动物会采取救助行动……有的时候，尽管它们自己很难战胜救助中的困难，但在每个种群里，总会有强壮、乐助的生灵挺身而出。我在动物世界里见过的实例数以百计。但在人类之间，这样的实例我却很少见到。确切地说，我只见过一例。同情，在人与人之间眼看着生成，最终却总是溺死在自私与虚荣的沼泽里。战友关系和伙伴关系，有时看上去很像友谊。有的时候，共同的利益能够打造出一种类似友谊的人类处境。另外人们愿意逃离孤独，逃入各种亲密关系，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后悔，但或长或短还是相信：亲密已是友情的一种。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友谊。我父亲认为，人们习惯将友谊想象成一种义务。跟爱情一样，朋友也不会因为自己投入的情感而要求回报。既不期望报答，也不把自己选作朋友的人视为不可思议的生灵，应该了解对方的毛病，并承担全部后果。这才该是理想。只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人类能抛开这样的理想而存在吗？假如一位朋友辜负了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朋友而谴责他的个性和过失？假如我们希望另一个人保持理想和忠诚，这样的友谊又有什么价值？各种各样索求回报的爱又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不该像接受自觉自愿的风险与忠诚那样接受一位不忠的朋友吗？难道对他人无求无欲的无私品质不是所有人际关系的真正内涵吗？莫非赋予得越多，人对回报的期望就越少？怎么才能做到赋予得越多，对回报的期求越少呢？假如一个人付出了自己青年时代所有的忠实信赖、壮年时代所有的自我牺牲，最终抱着盲目、绝对、丰沛的信任向另一个人付出了人类之间所能够付出的一切，结果发现另一个人不忠和卑鄙，他有没有权利愤怒和报复呢？如果愤怒，如果报复，那个欺骗并抛弃了他的人是否曾是他真正的朋友？你看，当我孤独的时候，总是琢磨这类书生气的问题。当然，孤独不会提供答案。书籍也不会给出完美的回答。无论是中国人、犹太人或拉丁圣哲的古代论著，还是现在的新书，难道都只是玩弄修辞、不说真相的夸夸其谈？到底有没有人曾经说过或写过真相呢？……当我有一天开始沉浸于心灵和书籍之中，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光流逝，生活在我的周围变得晦暗朦胧。书和记忆越攒越多，越积越浓。每本书里都有一点点真相，所有的记忆都表明，人们徒然知道人际关系的真正本质，他们不会由于各种见识而变得更加明智。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向我们曾经视为朋友之人索求真相与忠诚，哪怕有许多件事表明了这个朋友的不忠。”

“你能完全肯定，这个朋友不忠吗？”客人反问。

突然一阵长长的沉默。在朦胧中，在不安的烛光里，两位憔悴的老人相互望着，几乎消失在昏暗里。

“我不能完全肯定，”将军说，“所以要趁你在这里，咱们谈谈这件事。”

他向后靠在扶手椅里，抱着双臂，动作镇定、谨慎地说：

“因为有一些是资料性的真相。比如说，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这样或那样发生的；这时或那时发生的。想知道这个并不难。常言说，事实在说话。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全部事实浮出水面，并大声叫喊，要比被告在刑讯室内的哀号声还要响。最终一切全都发生，这个事实不可能被误解。但是有的时候，事实只是可怜的后果。一个人并非由于他所做的事情而犯错误，而是由于他所做事情的根本意图。我对庞大、古老、宗教性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它们不仅了解这点，并且开诚布公。一个人可以做出不忠、卑鄙乃至杀人之类更坏的事情而仍然未失内心的纯洁。行为还不是真相，毕竟只是后果而已。假如有一天，一个人想做出裁决和审判，不能只凭警方举报的事实，还必须了解法学家所说的‘动机’。你逃跑的事实很容易理解，但是原因很难理解。你要相信，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我假设并分析了各种可能，试图对你那令人费解的举动进行解释，但始终未得到任何答案。只有真相能够提供答案。”他说。

“你说‘逃跑’，”康拉德说，“这个词用得太重了。想来，我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按照规定辞掉了军衔，没留下任何不清白的欠账，没向任何人做过自己未能恪守的承诺。‘逃跑’，这个词用得太重了。”他郑重其事地辩解道，并且稍稍挺直了上身。

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颤抖，气愤突然给他的嗓音染上一层严肃的色彩，不尽坦诚。

“也许，这个词用得是有些重，”将军边说边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但是若从远处观察所发生的事情，你应该承认，很难找到比这个更温和、更婉转的词了。你说你并不亏欠任何人，这话既对也不对。当然，你在城里既不欠裁缝的钱，也没欠放高利贷者的账。既不欠我钱，也不欠我承诺。可是就在那一刻，在7月份的那一天—你看，我连日子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当你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有所亏欠的。当晚我去了你的住处，因为我听说你走了。我是在傍晚得知的消息，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我赶到你的住处，只有你的勤务兵接待我。我请他让我在你住过的房里单独待一会儿，那是在最后几年，你在离我们不远的城市里服役时住过的地方。”将军沉默了一会儿，仰身靠在扶手椅里，用一只手掌遮住眼睛，仿佛在回想过去。过了一会儿，他用平静、陈述的语调继续说：“勤务兵自然乖觉地顺从，想来他也别无选择。我独自站在你住过的房间里，仔细环顾了屋里的一切……请你原谅我鄙俗的好奇心。但是不管怎样，我都难以接受那个现实，无法相信一个曾跟我共同度过生命中漫长时光的人竟会逃跑，我说的时光，准确的讲是二十二年，包括了我们的少年、青年和成年时代最美好的日子。我极力寻找借口，猜想你可能身患重病，甚至希望你发了疯；也许有人在迫害你，也许你打牌赌输了，也许你做了什么有辱军团、军旗以及你的誓言与尊严的蠢事。我真的这样期望。我说得没错，你不要觉得奇怪，在我眼里，所有这些罪过都小于你当时的不辞而别。即使你改变了世界观，我也能为一切找到借口和解释。只是有一点我无法解释：那就是，你对我的伤害。对于这个，我既无法理解，也找不到遁词。你走了，就像一个逃债者或窥探者，就在你走前的几个小时，还曾跟我们在一起，跟克丽丝蒂娜和我在一起，在山上的庄园里，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曾一起度过了许多白天，甚至夜晚，年复一年，那种亲密感和手足情只有双胞胎才能体会到，双胞胎是与众不同的生灵，大自然的奇思怪想将他们生死相系。你知道吗，双胞胎即使在成年之后相隔遥远，也能够彼此感知。基于某种特别的生理规律，他们同时患病，忍受同一种疾病的折磨，即使一个住在伦敦，另一个住在遥远陌生的国度。他们既不通信，也不打电话，在迥异的环境和条件中居住、生活、用餐，彼此相隔数千公里：他们还是会在三十或四十岁时患上同样发作、同样治疗的同种疾病，比如急性胆病或盲肠炎。两个身体有着脏器的共鸣，就像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们喜欢或憎恨同一个人。在自然界里，的确是这样。这种情况不很常见……但是或许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少见。有时候我想，或许友谊也是一种跟双胞胎生死不移的共生相似的纽带。在志趣、喜好、品位、修养和秉性方面惊人的相似性，将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即使其中的一个背叛另一个也是枉然，因为他们的命运仍是共同的。即使其中的一个逃离另一个也是枉然，因为他们可以感知彼此的内心。即使其中的一个选择了新的朋友或情人也是枉然，只要没有某种不成文的秘密应许，另一个仍无法从这种共生中解脱。这种人的命运是平行的，不管其中的一个离开另一个多远都无济于事，无论多远，哪怕是去热带。这就是你逃走的那天，我站在你的房间里所想的事。我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情景，看到房间的照明，我现在都能闻到英国烟草呛人的味道，看到家具、沙发床、巨大的东方地毯和挂在墙上的骑马画像。就连那把适合摆在吸烟室里的紫红色扶手皮椅我都还记得。沙发床很大，看得出来，是你特别定制的，我们这一带不买这样的家具。与其说是沙发床，不如说是宽大的法兰西婚床，上面能躺两个人。”

他盯着缭绕的烟缕。

“窗户面向花园。我没记错吧？……那是我第一次去你那儿，也是最后一次。你从来不想我去看你。你只是随口提过，你在城外租了幢房子，在偏僻的乡下，带院子的房子。你是在逃跑前的第三年租下的那幢房子—对不起，我看你没有心思听我讲这番话。”

“你接着讲吧，”客人应道，“话语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既然你已经开始了，那就把话讲完吧。”

“你真这样认为？”将军不解地问，“你真认为话语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我可不敢如此断言。我有时认为，许多东西，也许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人们在某时某刻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或写下来的话语……是的，我这样认为。”这时他的语气变得果断，“你从来没有邀我去你的住所，我也不会贸然闯去。说老实话，我以为你不请我，是因为在我面前，在富人面前，你会为自己的住所感到羞窘，那里的家具是你购置的……也许你觉得家具寒酸……那时你很孤傲。”将军肯定地说，“在我们的年轻时代，唯一将我们隔开的是金钱。那时你很孤傲，不能宽恕我的富有。后来，即使过去了大半辈子，我还是这样认为，也许富有本身就不可宽恕。你常来做客的这个庄园，实在大得有点过分……我在这里出生，有时连自己都这样觉得，确实让人无法宽恕。对于我俩在金钱方面所感到的差别，你总是格外敏感。穷人，特别是绅士的穷人，他们更不会宽恕。”他用一种颇为得意的语调说，“所以我想，你之所以不愿意让我去你的住处，可能是为简陋的家具感到羞窘。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揣测是多么愚蠢，但那时你的孤傲真的很令人费解。终于有一天，我站在你租下并且精心布置过的、从未邀我去过的房子里，站在你的卧室里。我大为惊诧，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心里很清楚，那幢房子，简直是件杰作。房子不大，楼下是个大房间，楼上有两个小房间，但是花园、房间、家具和所有的一切，只有艺术家才会把自己的住所布置成那样。那一刻我明白了，你原本是一位艺术家。我也理解了你在我们中间，在另一类人中间，为什么会成为局外人，理解了那些出于爱和抱负从戎的家伙们对你犯下的罪过。你从来就不是一名军人。我理解了你生活在我们中间所感到的深深孤独。那个家是你的隐居所，就像中世纪孤独者们的城堡或修道院，就像一名海盗将所有的赃物都藏在了那里，美丽而华贵：窗帘和地毯，年代久远的铜制、银制和水晶器皿，古董家具，罕见的纺织品……我知道你母亲在那些年去世，你从家族中的波兰亲戚那里也继承到遗产。你有一次说过，你家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宅院和领地，那个宅院有一天将归你所有。看来，这就是那套宅院和领地，你把它们兑换成了家具、画作和三个房间。一架大钢琴立在楼下大房间的正中，上面盖着古旧的锦缎，摆着水晶花瓶，花瓶中插着三枝兰花。在这一带，只有我家的暖房里才养兰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仔细查看。我理解了，你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但仍不属于我们中的一员。我理解了，你竭心尽力、满怀忧郁地秘密建造出这一杰作，这幢住房，这个远离尘嚣、与众不同的家园，在那里你只为自己和艺术活着。因为你是一位艺术家，或许你本来能创作些什么。”他一口气地说下去，仿佛不能容忍别人有任何异议，“在你丢下的家里，在稀有的老家具中间，我理解了这所有的一切。就在这时，克丽丝蒂娜进来了。”

他将两条胳膊交叉抱在胸前，语调平淡，不带感情色彩，仿佛是在警察局用钢笔记述一次事故发生时的情况。

“我站在钢琴前，看着兰花。”他接着又说，“那幢房子就像是一个人的伪装。当然对你来说，也许军服才是伪装？这个只有你能回答，现在，当一切都已经过去，你用你的生命做出了回答。一个人最终总会用他的整个一生回答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难道他在这期间所说过的话和用来辩解的道理都不算数吗？最终，当一切行将结束时，他用自己生命的事实回答了世界对他固执的提问。这些提问是：你曾经是谁？你实际想做什么？你实际能做什么？你曾对什么忠诚和不忠？你曾对什么、曾对谁勇敢或懦弱过？这些提问，人们尽力回答，要么诚实，要么撒谎；不过这个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最终用整个生命做出回答。你脱下了伪装，因为你感觉到那是伪装，这个已经不言自明。我则按照职业和世界对我的要求，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也做出了回答。这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你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是我的朋友吗？最后，你逃跑了。你不辞而别地远走高飞，即便并不是完全的不辞而别，因为就在你走前的那天，在我们一起打猎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只是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意味。那就是你的告辞。人很少知道到底哪句话或哪个举止有着不祥的意味，或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引发某种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为什么要在那天去你那里？你没有邀请我，没有跟我告别，也没有给我捎信来。恰恰就在你永远离开这里的那一天，我去你从未邀请我去过的家里干什么？是什么样的讯息催促我坐进了马车，直奔城里，赶到你已经人去巢空了的家？在前一天打猎时，我究竟知道了什么？难道我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吗？难道我真没有获知关于你要逃走的确切消息、暗示和征兆吗？确实没有，所有人都守口如瓶，包括妮妮—你还记得那位老乳娘吗？她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她还活着吗？是的，她还活着，跟你一样。就像窗外我曾祖父种的那棵树一样活着。就像所有的生灵一样，她有自己生命的大限，必须活到自己的大限。她知道。但她也没说。那些天里，我彻底孤独。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所有的一切都瓜熟蒂落，真相大白，当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已然各就各位，我终于还是知道了。是的，我是在打猎时知道的。”他用追忆的口吻说，似乎在向自己回答一个沉思已久的问题。随后他陷入沉默。

“打猎的时候，你知道了什么？”康拉德试探地问。

“那次打猎很开心，”将军换了一副亲热的语调，仿佛在心底重温美好回忆中的每个细节，“那是在这片山林里进行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狩猎。当时猎人们都还都活着，那些真正的猎人……也许他们现在也还活着，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山林里打猎。从那之后，只有枪手们去那儿，那些来庄园造访的客人们，他们在林子里胡乱开枪。猎人，真正的猎人，跟他们截然不同。这个你可能不太懂，因为你从来就不是猎人。对你来说，打猎只是义务而已，就像骑马和社交，只是贵族的和职业性的义务。你也参加打猎，但只是拘于一种社交礼节。打猎的时候，你一脸轻蔑。你携枪的姿势也是那么漫不经心，就像拿着一根手杖。你不了解这种特别的激情，这种掩藏在所有角色、服装和修养背后的男性生活最隐秘的激情，这种激情隐伏在所有男人的神经里，埋得那么深，就像地心永恒的火焰。这种激情是屠杀的欲望。我们是人，我们接到的生活指令就是要我们屠杀。别无选择……人类为了保卫什么而屠杀，为了获得什么而屠杀，为了报复什么而屠杀。你笑什么？你在轻蔑地嘲笑？你是一位艺术家，你在心灵深处对这些低级、野蛮的本能嗤之以鼻，对吧？你是不是认为，你从来没有屠杀过活物？这并不一定。”他严肃、客观地说，“这个夜晚终于来到，除了真相和本质之外，咱们没有必要谈别的，因为这个夜晚不会有延续，也许在这之后，不会再有太多的白天和夜晚……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再发生任何将有特别意义的事件了。也许你还记得，从前，在很久以前，我也去过东方；那是跟克丽丝蒂娜一起度蜜月。我们去到阿拉伯人中间，在巴格达的一个阿拉伯家庭做客。这些人是最高贵的绅士，你这个旅行家肯定知道。他们的高傲，他们的自豪，他们的举止，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平和，他们身体的惩戒和他们举止的自觉，他们的游戏和他们眼睛的闪烁，那一切都折射出昔日的贵族气，那种当人类第一次在造物的无序中苏醒并意识到其人品等级的另类感。有种理论认为，人类世界起源于时间的初始，在民族、部落和文化之前，在阿拉伯世界的深处。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显得如此高傲。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不太懂……但是对于自豪我还是颇有体验的，即使在缺少外在识别符号的情况下，人们也能感受到彼此是同样血缘和等级的人。我在东方的那几个星期，感觉那里的人都是绅士，包括蓬头垢面赶骆驼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跟本土居民住在一起，住在宫殿一样的建筑里；在我们公使的推荐下，我们到当地一户人家做客。那些阴凉的白房子……你知道吧？宽敞的庭院里总是人头攒动，那里是家族、部落生活的大舞台，集贸易市场、议会大厦和教堂后院于一体……在他们的每个动作里，都带着懒散、贪婪的游戏欲。在这种极度尊严和过分慵懒的背后，隐伏着生活的情趣与激情，就像阳光下的蛇，一动不动地匍匐在乱石之间。有一天晚上，为了欢迎我们，他们在家中设宴，请的都是阿拉伯客人。在那之前，他们大多以欧洲人的方式宴客，主人既是法官，又是走私贩，是那座城里最富有的人。所有客房里布置的都是英式家具，浴盆是纯银的。但在那天晚上，我们大开眼界。太阳落山后，客人们接踵而至，全是男人，老爷和仆人。庭院中央燃起了篝火，烟气腾腾，冒着烧骆驼粪的呛人浓烟。所有人都一声不响地坐在篝火周围。克丽丝蒂娜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随后，有人牵来绵羊，一只雪白的绵羊，主人亮出屠刀，以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动作霍地刺入……这个动作不可能学会，这是东方人的动作，即使屠宰也有着象征和宗教的意义，显然与某种本质和牺牲有关。当亚伯拉罕想要祭献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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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是这样举起屠刀，在古老的教堂里，人们就用这样的动作在神龛、神像、神符前屠宰用于祭祀的动物，施洗者圣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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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砍头时，凶手用的也是这个动作……这是非常古老的动作。在东方，这个动作隐伏在每个人手中。或许人就是从这个动作开始，是从介于野兽与人类之间的某种中间态生灵变成人的……根据人类科学研究，人就是从这个拇指弯曲、抓住武器和工具的能力开始变成人的。但也可能是从心灵开始，而不是从大拇指开始；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位阿拉伯贵族宰杀了绵羊，当时这位年长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袍，上面没溅上一滴血，真像一位东方大主教在主持燔祭。他的眼睛闪烁，刹那间变得年轻起来，周围一片死寂。大家围火而坐，看着那个宰杀的动作、刀刃的寒光、挣扎的绵羊身体和飞溅的血水，所有人的眼睛都熠熠发光。那一刻我理解了，杀戮是这些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现象，血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物质，刀光对他们来说就跟女人的微笑或雨水一样是自然现象。我们理解了—我想，克丽丝蒂娜也理解了，因为她格外沉默，刹那之间，她的脸由红变白，呼吸困难，扭过了头，仿佛被迫成为某个激情、刺激场景的见证人—我们理解了，在东方，人们不仅知道杀生的神圣和象征意义，还知道它神秘、敏感的意味。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微笑，这些皮肤黝黑的高贵面孔，努着嘴唇，面带笑意地看着前方，仿佛杀戮就像亲吻一样，是一件激越、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在匈牙利语里，这两个词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杀戮与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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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当然，我们是西方人。”他换了一种较为郑重的语调，“至少是迁徙到这儿并在此定居的西方人。对我们来说，杀戮是法律和道德问题，或医学问题，不管怎样都会有什么予以批准或禁止，属于一个庞大道德与法律体系逐条逐款、精确规定的特殊事物。我们也杀戮，只是更加复杂；我们根据法律的规定与许可进行杀戮。我们为了保卫崇高的理想和正直者的财产而杀戮，为了捍卫人类共生的秩序而杀戮。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有意识，我们成长于西方文化。在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充斥着接连不断的大屠杀，但是人们总是闭上眼睛，用蔑视和谴责的口吻谈论杀戮；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我们的角色。即使狩猎，”他说，“我们也要遵守骑马和训练规定，根据当地的情况要求选猎野兽，但是狩猎和屠杀，是非常古老的、与人类共生的宗教活动仪式性的畸形遗迹。所以说‘打猎是为了捕杀猎物’，这并不是真话。人类并不只是为了猎物而杀戮，即使在对人类而言狩猎是获取食物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的远古时代，人们也不只是为了猎物而杀戮。围绕狩猎，总有着各种的仪式，部落仪式和宗教仪式。优秀猎手总是部落中的头号人物，有一点像神父。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也变得模糊褪色。但是仪式以某种并不张扬的形式遗存下来。我这一辈子，或许对这些黎明和打猎清晨的喜爱胜过一切。人在天光未亮时醒来，特别是更衣的感觉，跟平日迥然不同，有的放矢地穿上特别选好的衣裳，早餐也不同以往，在屋内煤油灯的照明下，喝帕林卡暖心，嚼冷肉下酒。我喜欢猎装的气味，起绒粗呢布吸满了森林、绿树、空气和鲜血溅出的气味，你高兴地捡起坠地的野鸡，它们的血弄脏了猎装。但是血真的很脏吗？……我不这样认为。血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物质，不管在什么时代，每当人类想向上帝诉说无法言说的愿望时，总是用血祭神。猎枪油腻的金属味，皮具陈腐、呛鼻的膻味。这一切我都喜欢。”将军略带羞窘、一副老态地说，仿佛在讲述自己的病情，“随后，你走出屋子来到庭院，你的猎友已经在等着你，太阳尚未升起，猎人牵着猎狗，小声告诉你夜里的情况。现在，你坐进了马车，动身出发。大地已然苏醒，森林伸着懒腰，好像用困倦的动作在揉眼睛。到处弥漫着清新的芳香，你恍惚回到了另一个家，生命之始、万物之初的家。后来，马车停在林子边缘，你跳下车，你的猎狗和猎人蹑手蹑脚地跟着你。你皮靴的脚掌下，潮湿的绿草悄然无声。野径上布满了动物的足迹。现在，你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复苏：天光掀开了森林的屋顶，仿佛有一个秘密的机械装置，世界舞台隐秘的、吊索式布景起落更换台开始运转。小鸟开始鸣叫，一只鹿从林中窜出，距离很远，在三百步之外，你躲到灌木丛后，屏息窥伺。今天你带着猎犬，没准备打鹿……鹿突然站住，它看不到你，也闻不到你，因为它是迎风站着，但即便如此它还是感觉到厄运临近；它抬起头，扭动纤巧的脖颈，身体绷紧，以这样美妙的姿态在你的眼前伫立了几秒，一动不动，就像一个人惊愕地直面厄运，束手无策，因为它知道，厄运并不会偶然降临，也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许许多多无法预测、难以理解的依存关系自然导致的后果之一。现在你已经后悔没有带上好膛的猎枪。在灌木丛中，你也感到惊愕，你，作为猎人的你，也被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所捕获。你的手感到那种与人类共生的颤抖，那种杀戮的准备，那种诡秘的诱惑，那种比什么都强烈的冲动，那种激励，那种所有生命都有的、既不能说好也不能算坏的隐秘激励：要比别人更强悍、更机敏，要成为好手，别犯错误。当美洲豹准备腾跃，当蛇在悬崖间伸直躯体，当秃鹫从上千米的高空俯冲，当猎人看到猎物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在密林中，在隐蔽处，当你举起猎枪向我瞄准并想杀死我时，你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

将军朝摆在他俩之间、壁炉跟前的小桌探过身去，往一只酒盅内斟满甜帕林卡酒，并用舌尖仔细品尝那绛紫色、糖浆状的酒浆。之后他心满意足地将酒盅放回到小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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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还很黑，”将军继续讲述，客人没有应声，不但没有提出异议，甚至连一个表示抱怨的手势或眼神也没有，“那一刻正在把黑夜与白昼、地府与凡间区分开来。在这样的时刻，或许别的什么也同样可能被分成两半。那是世界与人类的深度和高度、光明和黑暗尚且关联的最后一秒，熟睡者从沉滞恼人的梦魇中惊醒，患者发出大声的呻吟，因为他们感到炼狱般的黑夜马上就要结束，多少可以预知的苦难随之将至；白天的秩序与光明，暴露并且瓦解掉暗夜中的一切，包括在黑暗混沌中痉挛的好奇、隐秘的欲望和迸发的愤怒。猎人和野兽都喜欢这一时刻。天已经不黑，但也不亮。在那一时刻，森林的气味是那样冷峻、粗粝，仿佛所有的有机生命体都在世界的大卧室里开始苏醒，发出隐秘而邪恶的叹息，不仅是植物和动物，人也一样。就在这时，起风了，风吹得舒缓，如同苏醒时的轻叹，忽然意识到自己降生的世界。地上散发着湿草、野蕨、树苔和由腐烂的果实、落叶、松针织成的柔滑地毯混合了林间雨露的气味，犹如从情人身体上散发出的激情汗味。这是一个神秘的时刻，是古人和异教徒在丛林深处张开手臂，面向东方，怀着诱人的期待虔诚祭祀，以求理性与心智之光能够在物质性的心脏与世界中获得永恒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野兽动身寻找源泉。在这样的时刻，黑夜尚未完全结束，森林里还在发生着什么，好猎人已做好准备，夜间动物仍在觅食，尚未归巢，野猫在偷窥，狗熊在吃最后一口腐肉，发情的麋鹿还在回味月夜下的销魂时刻，伫立在做爱现场的空地中央，骄傲、兴奋地昂起因角斗受伤的头颅四下环顾，仿佛陷入永久的记忆，睁着严肃、忧伤、因亢奋变红的动物的眼睛憧憬激情。在这一时刻，黑夜在密林中仍充满生机：黑夜这个词意味着猎物、爱情、游荡、漫无目标生活的快乐和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自觉搏斗。在这一时刻，不仅在密林深处，而且在人类内心的黑暗中也发生着什么。因为在人的心底也存在冲动四伏的黑夜，那种冲动就跟雄鹿或牡狼心里酝酿捕猎冲动一样的狂野。梦想、欲望、虚荣、私心、情欲、好斗、嫉妒、复仇的冲动就像豹子、秃鹫和东方暗夜中的大漠孤狼，隐伏在人们心底的黑夜中。在人的心底，也有既非黑夜也非白昼那样的时刻，当凶猛的野兽爬出湿冷的洞穴，在我们心里爬行，将某种冲动变成我们的某种手势，而这种冲动在我们的心里已酝酿了多年，隐伏了许久……无论我们如何绝望地向自己否认这种冲动的真正意味都无济于事：冲动的真实内容强于我们的意愿，不能化解，浓稠一团。在各种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都有着某种可触摸的物质，无论怎么辩解怎么耍心机，真相永远不会改变。真相就是，你恨了我整整二十二年，其激烈的程度毫不逊色于那种最为强烈的情感关系—是的，我是指爱情。你恨我，一旦某种情感、某种激情充满了一个人的心灵，除了激情之外，复仇总会从这样的篝火深处冒出青烟，燃起烬火……因为激情不能用理性的词汇表述。激情根本不在乎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只想表达自己，只想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哪怕得不到任何类似温情、礼貌、友谊或耐心的回报。最强烈的激情总是最绝望的，否则就不是激情了，而是讨价还价、随机应变或不温不火的价值交换。你恨我，那种情感关系是如此强烈，简直就跟你爱我一样。你为什么要恨我？……对于这种情感，我有充足的时间努力去理解。你从来不接受我送给你的钱和礼物，从来不肯让友谊变成真正的手足之情，假若我当年不那么年轻，我本该意识到这个信号的可疑性和危险性。一个人不想部分地接受，很可能是想全部拥有。你从小的时候，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恨我，当我们在那个特别的地方接受训练，被打造成我们熟悉的世界选拔出的典范。你恨我，因为在我身上有些什么，是你身上没有的。到底是什么？是哪种能力或品质？……那时候，你总是最有修养的人，总是那么出色，勤奋刻苦，品行端正，你是那么有才华，因为你有乐器，确切地说，你有自己的秘密，你的音乐。你是肖邦的亲戚，你比谁都神秘、孤傲。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有种纠结的冲动让你感到紧张、焦虑，那是一种欲望，一种想成为与自己不同的其他人的欲望。这是命运对人最大的打击。欲望，成为他人，成为我们这样人的欲望：没有什么欲望会比这个更灼痛人心。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成为其他人而活着，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对自己和世界而言的现实存在。我们不得不接受，你是那类人，我们是这类人；我们不得不懂得并且接受，我们不会因为智慧而从生活那里获得赞赏和嘉奖；不得不懂得并且接受，自己虚荣、自私、秃顶或有啤酒肚—是的，我们不得不懂得，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东西获得嘉奖或赞赏。不得不接受，这就是秘密。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性格和天性，即使经验和才智也不能改变我们身上的缺陷、私心和贪婪。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欲望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彻底的回声。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我们所爱的人并不爱我们，或者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爱我们。我们不得不接受背叛和不忠，这是人类最难完成的重任之一；不得不接受另一个人在性格或思想上的出类拔萃。我在这里，在山林之中，花了七十三个春秋才学会了这个。但是，你不能接受这一切。”将军用平静、客观的语调说。之后他沉默了片刻，将失神的目光投向黑暗。

“当然，这一切你在小的时候并不懂，”他接着又说，好像在找什么借口，“那段时光非常美好，充满诱惑。老年的回忆把它放大，并详细勾勒出每个细节。我们曾经是孩子，是好朋友：那是天赐的厚礼，让我们感谢命运，我们能够亲身经历它。但是后来，你有了自己的性格，无法忍受你自己缺少而我却拥有的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是我的出身、家教赋予的，如同上帝的恩典……那是什么样的能力？到底算不算能力呢？简而言之，世界冷漠，有时会充满敌意地看着你，而对于我，人们总是笑脸相迎，充满信任。你蔑视世界投向我的这种信任和友谊，在蔑视的同时，你又嫉妒得要命。你可能认为—当然你并不是明确地认为，只是朦胧地感到—但凡受人喜爱的世界宠儿，身上都会有某种堕落。有的人是人见人爱，所有人都对他报以宽容、怜爱的微笑，这种人肯定有某种招摇的手段，某种堕落的天性。你看，我已经不惧怕词语了。”他微笑着说，仿佛是在鼓励对方不要害怕，他也不怕。“人在孤独中能够洞悉一切，什么都不再害怕。有人的额头上印着上帝庇护的神符，他们认为自己是卓绝的生灵，正因如此，他们带着某种骄纵自负的安全感走向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你就错了。只有嫉妒的偏见，才会使你这样看待我。我不为自己辩解，因为我想知道真相，一个寻找真相的人，只会先对自己反省。你所感觉到的那种上帝对我和我周围一切的宽恕和恩赐，其实不是别的，而是忠诚。你认为的那种上帝对我和我周围一切的宽恕与恩赐，其实就是忠诚。我一直都很忠诚，直到那一天……是的，直到那一天，当我站在你从那里逃走的房间里。也许这种忠诚迫使人萌发情感，产生冲动，报以微笑和信任。的确，在我身上是有过某种特殊的秉性—现在我是用过去时态讲话，我所讲的一切都已那么遥远，就像谈论一个死者或陌生人—在我身上有过一种能够征服所有人的随意和爽直。在我的生活里有过一个那样的时期，那是在青年时代，整个世界都温顺地接受我的存在和我的需求。那是一段仁爱的时光。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向你会聚，仿佛你是一位值得用葡萄酒、女人和鲜花庆贺的征服者。在那十几年里，从维也纳军校毕业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丧失过安全感，那种感觉，就像神在我的手指上套上了一枚神秘、无形的幸运宝戒，我不会遇到真正的麻烦，只有爱和信任环绕着我。任何人从生活中得到的，都不可能比我得到的更多。”他严肃地说，“这是最博大的宽恕。在这种时候，那些面对命运的宽恕而不懂得谦虚的人会变得自负、轻佻和傲慢，而那些始终沉湎于被宽恕的状态而不懂得将上帝的礼物用于日常生活的人则会失败。世界只会宽恕那些内心谦逊、卑躬的人，宽恕短暂的一小段时光……总之，你恨我，”将军肯定地说，“当我们的青年时代接近尾声，当年少的诱惑已成为过去，我们的关系也开始慢慢变得冷淡。没有哪种感情关系要比男人间的友谊变冷、变凉更令人忧伤绝望。因为男女间的关系就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但男人间友谊更深刻的意义恰恰是无私，我们既不想让对方做出牺牲，也不要求他付出温柔，我们一无所求，只想维持一个无言的盟约。也许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并不完全了解你。我并不在乎你是否彻底向我敞开了襟怀，我尊重你的理智和从你灵魂深处释放出的那种奇怪而苦涩的优越感，我以为你会像这个世界一样原谅我，因为我身上有一种能力，能够在人们只能忍受你存在的地方轻而易举、快乐无忧地与人亲近，讨人喜欢—因为我能跟这个世界以你相称，并被它笑纳。我以为你会为此高兴。那时候，我们的友谊就像传说中古代男性间的友谊。当我在世界的阳光大道上健步疾行，你却故意留在了阴影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感觉？……”

“刚才你想讲打猎。”客人岔开了话题。

“我是在讲打猎，没错，”将军辩解，“我说的这些都跟打猎有关。当一个人想打死另一个人时，之前肯定发生了许多事，不只是子弹上膛，然后举起枪口。我讲的这些都发生在那一刻之前，你没能原谅我。我们在少年时代的深潭里复杂、吃力地编织起来的感情关系，有如童话世界中仙人莲的巨叶，宛若维克托利亚王莲梦幻般的绿叶像摇篮一样托着两个孩子轻轻摇荡—你还记得在这里的暖房里，我们一起养过很长时间的那株玄妙奇异、每年只开花一次的折鹤兰吗？—后来有一天，我俩的关系衰败了。青春年少的美妙时光倏然流逝，两个人虽然还在，但被一种苛刻而神秘的关系四马攒蹄地绑缚在一起，这种关系平时被人们称作‘友谊’。在我们开始谈打猎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因为一个人并不见得在他举枪杀人的那一刻更有罪。罪发生在先，意图才是罪。当我说友谊有一天衰败时，我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衰败了？如果是的话，是谁把它毁掉的？想来，我俩虽然秉性不同，但仍亲密无间，我跟你的性格是很不同，但我们之间彼此互补，是一个同盟，一个整体，这在生活中十分罕见。在我俩青少年时代的同盟里，你身上缺少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应有具有，似乎整个世界都钟情于我。我们曾是朋友，”现在他提高了嗓门说，“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不过你肯定明白，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不管你在热带还是别的任何地方，我们始终是朋友，这个词的含义里充满了只有男人才会理解的责任。现在，你应该了解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责任。我们曾是朋友，不是伙伴，不是同僚，不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我们曾是朋友，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偿友谊，即使自我蛀蚀的隐僻也无法带来这种由无言、体贴的友谊带来的快乐。因为，假如我们不是朋友，你就不会在那天早晨打猎的时候，在森林里向我举起枪口。假如我们不是朋友，我就不会在第二天赶到你从未邀请我去过的住处，你在那里隐藏了秘密，隐藏了令人费解、玷污我们友谊的邪恶秘密。假如你不是我的朋友，你就不会在第二天如凶手或歹徒逃离作案现场一样从城里逃走，从我身边逃走，而是会留下来骗我、背叛我，那样会让我更痛心，会对我的自负和自尊造成更大的伤害，然而事实上，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比你所做的更糟糕，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另外，假如我们不是朋友，你就不会在四十一年后回到这里，就像凶手或歹徒悄悄溜回到作案现场。因为你不得不回来，你看，因为你心知肚明。现在我必须告诉你，告诉你一个我曾经不肯相信、对自己否认，但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知道的事实，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可怕的、令人惊诧的发现：我们现在也是，而且永远都会是朋友。由此看来，没有任何种类的外力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在我心里杀死了什么，毁掉了我的生活，但你始终都是我的朋友。今天晚上，我将在你心里杀死什么，然后放你回伦敦、热带或下地狱，可我仍旧是你的朋友。我们在谈打猎之前，必须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谈的一切都只是后果。友谊不是柏拉图式的情感。友谊是严格的人类法则。在古代世界，这曾是最牢固的法则，是伟大教育体系的法律基石。除了冲动和自私，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还存在一个这样的法则。它比男人和女人怀着绝望的冲动相互追逐的激情还要强烈，友谊不含欺骗，因为双方彼此均无所求，朋友可以被杀掉，但两个人从少年时代就缔结的友谊是杀不掉的，直到生命结束也不可能被扼杀，记忆继续活在人的意识里，就像一块无言的英雄纪念碑。英雄，从这个词悲壮、静默的意义上讲，这是没有军刀、匕首短兵相接的英雄壮举，如同人类所有无私的品行。这样的友谊在我们之间存在，这个你很清楚。就在你举起枪口、准备杀人的那一刻，在我们之间的友谊要比在那一刻之前，要比在风华正茂的二十二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炽烈！你肯定还记得那一刻，因为在你的余生里，只留下这个成为你生命的意义与内容。我也记得。我们站在灌木丛里，松林之间。那里有一条野径从山林的小路上分岔，通向密林深处，在那里，森林在不可言状的黑暗中恣意生长。我走在你前面，突然站住，因为看到三百步之外有一只麋鹿从松林里走出。天色已经发白，那只鹿小心翼翼，仿佛在耀眼的阳光下踩踏猎物，踩踏世界，麋鹿就站在野径旁，昂着头，朝灌木丛张望，因为它感觉到危险。它凭着本能，凭着征象，凭着在动物神经系统内比嗅觉或视觉更为精准的第六感。它看不到我们，晨风吹向相反的方向，因此不能向它暗示危险，我们已经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紧张得快要窒息，我走在前边，在野径旁边，你跟在我身后。猎手带着猎犬没有跟我们进林子。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树林中央，在孤独之中，那是黑夜、拂晓、森林和野兽的孤独，在那里，人们总能感觉到那样的一刻，仿佛在生活和世界里迷失，有一天必须回到这个家，虽然这个家荒蛮、危险，但它仍是唯一、真正的家—森林，是水和生命的原始舞台。每当我在林中打猎，总有这样的感觉。我看见鹿后，原地停下，你也看到了，你就站在我身后的十米开外。当人类借助于精密的感觉器官判断情况的刹那，无论猎人还是野兽，都会对自己的处境与危险了如指掌，即使在黑暗中，即使没有回头。这种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波、能量或射线传递的信息？我不知道……空气清爽，毫无气味。松树在轻风中纹丝不动。野兽机警而诱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因为危险中总有某种诱惑和魔力。当命运以某种方式直接降临到我们某个人的头上时，仿佛在唤他的名字，从焦虑和恐惧的深层，总辐射出某种魔力，因为一个人并不是只想不惜代价地活着，并不是，而是想彻底了解并接受自身命运，不惜代价，哪怕付出危险和毁灭的代价。因为，就在那一刻，我不仅清楚地知道，麋鹿肯定是这样的感觉；我更清楚地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你也是这样感觉，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当你拉动猎枪的枪栓时—野兽和我一样充满魔力地站在你的眼前，在射程之内，我听到清脆、冰冷的咔嗒声，只有非常贵重的金属才能发出这样的声响，当被用于执行置人于死地的任务时，比如一把匕首碰到另一把匕首，或贵重的英格兰猎枪拉动枪栓，准备杀人。但愿你记得那一刻，你还记得吧？”

“是的。”客人应道。

“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将军用一种经验丰富、暗自得意的口吻说，“当然，那个清脆的咔嗒声只有我听到了：那个声音是那么轻，即使在黎明，即使在森林喑哑无声的寂静里，也没有被站在三百步之外的野兽听到。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即便我永远不能在法庭上予以证实，但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我感觉得到你的动作，在那几秒钟内，我准确地感觉到了一切，仿佛看到你在做什么。你站在我背后，是在斜后方，离我有一小段距离。我感觉到你举起了猎枪，抵在肩头，开始瞄准。我感觉到你闭上了一只眼，枪筒正缓慢地调整角度。在你眼前，我的头和麋鹿的头恰好位于同一条线上和同样的高度，在两个靶心之间，也许只有十厘米的偏差。我感觉到你的手在发抖。就跟猎人能在森林中精确判断情况一样，我还准确地知道，你不可能从这个位置瞄准麋鹿：你要明白，在那一刻，在那种情况下，更加深埋的狩猎本能超过了人性本能。对此我也有一些常识，比方说，打猎时要从什么样的角度瞄准一只站在三百步外、毫无戒备等待枪击的麋鹿。情况告诉了我一切，猎手跟几个靶子之间的几何学分布确切无疑地告诉了我，在我背后几步远的地方，在一个人的心里正发生着什么。你瞄准了有半分钟，这个我不用看表也能知道，而且能精确到秒。一个人在这种时刻能够洞悉一切。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枪手，我只要稍稍偏一下头，子弹就能从我耳边呼啸而过，也许能够射中麋鹿。我知道，只需我做出一个动作，就足以让子弹留在枪膛里。但是我还知道，我无法躲避，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不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事情已经酝酿成熟，根据其自身的程序与模式；有什么后果该要发生。我站在那儿，等待枪响，等着你扣动扳机，等着被从朋友枪口中射出的子弹击中。当时的情况再理想不过，我们没有证人，猎人不在附近，他正跟猎狗一起等在林外，这恰是发生某种‘意外悲剧’的常见情况，这类新闻每年都能在报纸上读到。后来，半分钟过去，枪还没响。就在这时，麋鹿觉察到了危险，腾空一跃，如爆炸一般，顷刻消失在密林深处。我俩始终凝固不动。然后，你慢慢放下枪，动作很慢。这个动作我不可能听到，更不可能看到。但我还是看到了，听到了，就像我跟你面对面站着。你放下枪，小心翼翼，似乎空气的摩擦也会泄露你的意图，因为那个时刻已经过去，麋鹿消失在山林里—你看，这很有趣，你始终可以杀掉我，想来现场并没有目击者，没有旁人，没有可以做出判决的法官，假如你开枪，你周围的整个世界都会同情你，因为我们是神话式的朋友，卡斯托尔和波吕
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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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同甘共苦的伙伴，我们是友谊的理想化身，如果你杀了我，所有人都会向你伸出同情之手，都会与你一起哀悼，因为在世人眼里，没有哪个生灵会比一个在古希腊命运之神的灾难性意志的驱使下意外杀死自己朋友的人更具悲剧性了……即使有谁，有哪个司法部门或鲁莽汉敢对你提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指控，全世界有谁会相信你是蓄意要杀死我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心里曾有置我于死地的冲动。就在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共进晚餐，跟朋友们一起，跟我的妻子、亲属和猎友们一起，在这座庄园里，你是十几年来天天登门的常客；人们看到我们在一起，跟以前一样—在生活的各种境遇里，在服役期间—我们总是形影不离，真挚，友好。你不欠我的钱，亲戚或家里的人有谁能想得到你会杀我呢？谁都不会想到。你为什么要杀我呢？这是多么没有人性、绝无可能的猜测啊：你，朋友们的朋友，怎么可能杀害朋友们的朋友？怎么可能杀害我，杀害这个在生活中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性帮助的人，这个你可以将他的家视为自己的家、可以将他的财产视为兄弟之间的共同财产、可以将他的家庭视为自己养父母家庭的人呢？绝不可能，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样的指控，即便有人敢，指控者也反而会遭到人们的指控，即便有哪个鲁莽汉敢这么做，悼念者也会争先恐后地跟你握手，因为这恐怖、残忍的灾难发生在你身上，使你遭受到可怕的打击，因为在一场悲剧性的意外中，你亲手杀死了你最好的朋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枪已上膛，但你最终还是没有扣动扳机。为什么呢？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仅仅因为麋鹿察觉到了危险迅速逃离，想来人的天性如此，在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时刻，总是需要某种客观的借口。你计划得不错，很周密很完美，可或许还需要那只鹿；情况突然被破坏，你放下了猎枪。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谁能辨别？谁能区分？谁能裁定？这也并不重要。事实才是关键，即使不是定案的关键。事实是，你当时想杀我，后来，那一刻被世界上的一个突发事件扰乱了，你的手开始发抖，你没有开枪。麋鹿已经消失在树林里，我们一动未动。我没有回头。我俩就这样站了一会儿。也许，假如我在那一刻看你的脸，我会知道一切。但我没敢看你的脸。有一种羞怯感，要比人们在生活中可能体会到的一切都更尴尬，那是当受害者不得不看到刽子手面孔时感觉到的。这种时候，生灵在造物主面前自惭形秽。我没看你的脸，当这种将我俩紧紧绑缚、令人瘫痪的魔法过去之后，我沿着小径朝山头走去。你也机械地迈开脚步。途中，我并没有侧过脸说：‘你错过了机会。’你没有回答。这个沉默等于承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任何人都会要么羞愧要么兴奋地开口讲话，用诙谐或愤懑的语气进行解释；在这种时候，所有猎人都会论证自己的正确，藐视野兽或夸大距离，低估瞄射的可能性……但你沉默不语，像是用这种沉默回答说：‘对，我错过了杀你的机会。’我们一声不响地爬上山头。猎人和我们的猎狗早就等在那儿，山谷里响起砰砰的枪声，狩猎开始了。我们分头离去。午餐时—那是在林中准备的狩猎午餐，你的车夫报告说，你已经回城了。”

客人点烟，手没有发抖，动作沉稳地切开雪茄的烟头；将军向康拉德探过身子，将一支燃着的蜡烛递给他。

“谢谢。”客人说。

“不过，那天晚上你还是过来吃了晚餐。”将军说，“跟往常一样。你每天晚上都在那个时间到，七点半整，坐着你的轻便马车。我们很快开始用餐，跟头天晚上一样，跟那之前的许多晚上一样，跟克丽丝蒂娜一起。餐厅已经布置好了，就像今晚这样，桌上的摆设都一模一样，克丽丝蒂娜坐在我俩中间。餐桌中央点着蓝色蜡烛。她喜欢烛光，她喜欢能让人忆起过去、忆起贵族生活方式和逝去时光的所有物品。我打猎回来，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换好衣服，那天下午我没见到克丽丝蒂娜。男仆告诉我，午后她就坐车进城去了。布置餐桌时我见到她，克丽丝蒂娜已经等在那儿，坐在壁炉前，肩上披着薄薄的印度纱巾，因为天气潮湿，有雾。壁炉里燃着炉火。她在读书，没有听到我进屋的声响。也许地毯有消音作用，消除了我的脚步声，也许她读得太入神了—她在读一本英文书，一本关于热带的游记—直到最后一刻她才意识到我走进来，我已经站到她的跟前。她抬眼看着我—你还记得她的眼睛吗？她抬眼看人的样子，像迎着刺目的阳光—也许是烛光的缘故吧，我被她煞白的脸色吓了一跳。‘你不舒服吗？’我问。她没有回答。她睁大眼睛，一声不响地看了我许久，那一刻就跟上午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林中等待什么发生—等待你开口说话或扣动扳机的另一时刻同样漫长，同样直白。她神态专注地盯着我的脸，仿佛想知道那一刻我在想什么？我到底有没有想什么？到底知不知道什么？似乎知道这些要比生活本身还重要……对她来说，那一刻很可能真比生活本身还重要。对她来说，知道被我们选为猎物的牺牲品怎么想我们，总要比战利品和战绩更重要。她盯着我的眼睛，仿佛是在盘问。我想，我承受住了她的目光。无论在那一刻，还是后来，我都表现得非常镇静，脸色没向克丽丝蒂娜泄露任何事情。就在那天上午和下午，就在那次异乎寻常的狩猎中，当我险些成为猎物之后，我决定，不管生活将发生什么，我将对那个黎明的时刻永远守口如瓶，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俩，克丽丝蒂娜和乳娘，尽管她们是我的知己，我从来没跟她们讲过那个黎明我在森林里知道的事。我决定派医生暗中监视你，因为疯狂的魔鬼统治了你的心灵：我这样认为。我对那一刻发生的事情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一个与我亲密的人发疯了：整个上午和下午，我都被这个顽固的念头折磨着，几近绝望，晚上当你跨进我的家门时，我就用这种眼光看着你。不管怎么说，我想用这种推测既普遍又个体地挽救我们的生物级别，因为假若你的心智健全，你就该有向我举枪的理由—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那么我们，住在我们家里的人，克丽丝蒂娜和我，都会丧失人的级别。当打完猎后，当我站在克丽丝蒂娜跟前，我也这样解释克丽丝蒂娜受惊、愕然的目光。她好像对黎明以来将你我绑缚在一起的秘密有所感觉。我想，女人能感觉到这类秘密。后来，你到了，穿着晚礼服，我们坐下吃晚饭。我们跟其他的夜晚一样闲谈。我们也聊到打猎，聊到管家报告，我们有位客人犯了错误，故意打死了一只公鹿，而他并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整个晚上，你对那一刻都只字未提，没提自己的打猎历险，没提你错过了一只健硕的麋鹿。按理说，这类事情在饭桌上该讲，即便你不是骨子里的猎人。你没有提你放跑了野兽，没有提你中途放弃打猎，不辞而别地回到城里，直到晚上才又现身。毫无疑问，这一切十分反常，违背了日常的社会规范。你本该提一句上午的事情……但你只字未提，仿佛我们早上并没有一起打过猎一样。你谈的都是别的话题。当你进屋时，当你跨进客厅时，你问克丽丝蒂娜晚上在读什么书。克丽丝蒂娜回答，她在读一本关于热带的书。你们就那本读物聊了好久；你向克丽丝蒂娜询问书名，追问她对那本书的印象，你想了解热带生活，你对那个话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似乎你对它一无所知—我只是后来才从城里的一位书商嘴里得知，这本书和其他与那个话题有关的书，都是你在几天前借给克丽丝蒂娜的。可在那天晚上，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你俩的聊天将我摒除在外，因为我对热带一无所知。后来，当我明白你俩在那天晚上骗了我，再回想当时的场景，忆起你们的对话，我从心里佩服你俩滴水不漏的表演。我很粗心，对你俩的谈话没起丝毫疑心：你们在谈热带，谈一本书，一本普通读物。你想知道克丽丝蒂娜的看法，尤其想知道，一个生长在其他气候带的人能够忍受热带地区的生活条件吗？克丽丝蒂娜是怎么想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她—克丽丝蒂娜—是否认为一个人能够在沼泽和原始森林中央忍受那里的雨水、蒸腾的水汽、令人窒息的热雾和孤独？……你看，话又说了回来。四十一年前，当你最后一次坐在这里，在这间屋里，在这把扶手椅里，你谈的是热带、沼泽、热雾和雨水。刚才，当你回到这个家，你的第一句话谈的也是沼泽、热带、雨水和热雾。是啊，话语在轮回。一切都在轮回，事情和话语周而复始，有的时候在世界上转了一大圈，然后相遇，交往，结束什么。”他用平淡、迟钝的语调说，“总之，你跟克丽丝蒂娜最后一次谈的是这个话题。将近午夜，你叫来自己的马车，动身回城。这就是打猎那天发生的事。”将军说，听起来像是在做报告，感觉有板有眼，条理清晰，从他的嗓音内发出老年人沾沾自喜的回声。

15

“你离开时，克丽丝蒂娜也跟我道晚安。我一个人留在这间屋里。她将那本介绍热带的英文书忘在了扶手椅上。我没心思睡觉，拿起书来翻了一下。我翻看书里的插图，拼读那些介绍经济、卫生状况的数据表格。我万没料到克丽丝蒂娜会读这类书籍。书里写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我想，她不可能对半岛上的树胶产量的数学曲线和当地土著人的健康状况感兴趣。这不符合克丽丝蒂娜的阅读口味，我想。可是那本书还是说明了什么，不仅仅是用英文写的，不仅仅介绍半岛的生活条件。午夜之后，当两个人—我父亲去世后在我生活中跟我最亲密的那两个人—离开我后，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手里捧着那本书，直到恍然大悟：这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信号。另外，我还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就在那天，有什么事情已在我身上发生，命运终于说话了。这种时候需要格外小心，我想。因为在这种日子里，命运独特的符号语言在四处响起，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暗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号和图表，只需我们予以理解。不管什么事情，终归有一天会时机成熟，公开答案，我想。我突然明白，这本书也是符号与答案。这本书告诉我：克丽丝蒂娜渴望离开这里。她心里想的是陌生世界，换句话说，她向往别的地方，而不是这个世界。也许她想逃离这里，逃避什么或逃避某人—这个‘某人’可能是我，但也可能是你。毫无疑问，我想，克丽丝蒂娜感觉到了什么并且知道什么，她想离开这里，所以才读那些介绍热带的专业书，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许多，也自以为理解了许多。我理解了，并且感觉到，在那一天里发生了什么：我的生活被一分为二，就像一块土地在地震中裂成了两半—我的少年时代、你和所有意味着昔日生活的一切留在了一边，而昏暗朦胧、望不到边际的另一边，则是我要用自己的整个余生流浪的彼岸。我生命的这两个阶段永远不会再相互触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答不出来。整整一天我都努力保持镇静，小心克制，并且我确实做到了；当克丽丝蒂娜脸色苍白、用那种奇特的询问式眼神看我时，她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她不可能从我脸上读出狩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不会是我的臆想？会不会那一切都只是幻觉？如果我把它告诉谁，对方很可能会哈哈大笑。我手里没有材料，没有证据……然而，一个比任何证据都更确凿有力的声响，不容误解、不容争辩、不容反驳、不容置疑地在我的心里大声喊叫：我没有搞错，我知道真相。真相就是：我的朋友在那个黎明想杀死我。这是一个多么滑稽可笑、莫名其妙的指控啊，对不对？我能否将这个比现实还要恐怖的秘密告诉谁呢？我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但是现在，我能够平心静气地讲出来了，就像一个人讲述生活中的简单现实，以后我们将怎样相处？我能不能再直视你的眼睛？我们三个人，克丽丝蒂娜、你和我，能不能在一起逢场作戏，使友谊变成游戏和看守—我能够这样活着吗？我说过，我希望你疯了。也许是音乐让你发疯，我想。你始终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另一类人，跟我们格格不入。这个人不可能是逍遥的音乐家和肖邦的亲属。但我同时知道，这个希望愚蠢而懦弱：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能自欺欺人，你没有疯，没有任何托词和借口。你有你恨我并想杀我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猜不出来。最自然、最简单的解释是：你对克丽丝蒂娜怀有一股突然爆发的激情、痴心和欲望，这是癫狂的一种—但是这种猜测又不大可能，因为在我们三个人的生活里，我找不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和征兆，我不能接受这种猜测。我了解克丽丝蒂娜，了解你，也了解我自己—至少我在那一刻这样以为。我们三个人的生活，我们与克丽丝蒂娜的相识，我的婚姻，我们的友谊，这一切都是公开、清澈、透明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情况是那么明白无误，哪怕我只动了片刻的疑心，我都觉得是自己疯了。激情，如果真是癫狂的激情，那是不可能隐藏的，激情可以迫使着魔者有一天将枪口对准他最好的朋友，但不可能对世界隐瞒几个月之久，即使我是一个又瞎又聋的局外人，也会察觉到蛛丝马迹—我们只差生活在一起，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这里共进三四顿晚餐，白天我跟你一起在城里，在兵营里，在岗哨上，我们彼此了如指掌。我对克丽丝蒂娜的昼夜、身体和灵魂的了解，清楚得就跟对自己的一样。你和克丽丝蒂娜，这个猜测愚蠢透顶……当我正视了这一猜疑后，我多少感到如释重负。这里肯定另有原因。所发生的事情，肯定要比我能想象的更极端、更隐秘、更费解。我需要跟你谈一谈。我应不应该监视你，就像一出蹩脚喜剧中嫉妒的丈夫？我不是嫉妒的丈夫。我并没有神经兮兮地疑神疑鬼，当我想到克丽丝蒂娜时，心里非常平静。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她，就跟艺术收藏家遇到一生中最完美的收藏品一样，似乎找到和发现这幅杰作是他生命的唯一目标与终极意义。克丽丝蒂娜不会说谎，不会不忠，我了解她的所有想法，甚至秘密，对别人来说，这种了解只能在睡梦里偷偷幻想。我在结婚第一天送给她的那个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的日记本告诉了我一切，因为我们说好，她会在日记里向我、向她自己诉说情感与思想，倾吐那些与人不能直言的情感、欲望和心灵深处的肮脏念头，因为那些话让人羞于启齿或让人觉得琐碎无聊：她将所有这些记录在这本特殊的日记里，用只言片语告诉我，一个人在某种情况的刺激下想了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我们是如此亲密。这本秘密日记总是躺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只有我俩有抽屉的钥匙，她有一把，我有一把。这本日记见证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所可能建立的最亲密关系。假如克丽丝蒂娜的生活中有秘密的话，日记早该流露出迹象。是的，我想，我们有挺长一段时间忘记了这个秘密游戏……我站了起来，穿过漆黑的过道，朝克丽丝蒂娜的书房走去，我打开写字台的抽屉，寻找那个包着黄色丝绒面的日记本。但是抽屉里没有。”

将军垂下眼帘，静坐了一会儿，像个盲人一样闭着眼睛，面无表情，仿佛在搜肠刮肚地想一个词。

“午夜已过，所有人都睡了。克丽丝蒂娜很累，我不想打扰她。她大概把日记带到了她的房间，我想。”他的语调十分友好，“我不想打搅她，明天我再看看，她是否在日记里向我传递了什么秘密的讯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从来没聊过这本私密日记—因为当着彼此的面，我们多少会为这种聋哑式亲密感到羞怯—就像长期的爱的自白。这件事很难一语道清。想当初这还是克丽丝蒂娜的主意，是她向我提出来的，我们在巴黎度蜜月时，是她想向我诉说秘密—后来，过了许多年，直到克丽丝蒂娜去世后我才明白，只有那些知道自己的生活中有一日将有什么事情需要表白的人，才会这样忧虑不安地为自白、为最后的真诚做准备。很长时间，我对这本日记都不太理解，我认为用这种书面的方式传达秘密是颇令人费解、有一点造作的女人想法，是克丽丝蒂娜生命中异想天开的摩尔斯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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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永远不想在我面前隐藏秘密，也不想对自己隐藏秘密，所以将在日记里记下所有难于启齿的东西。我刚才说了，我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她之所以这样逃入真诚，是因为担心有一天自己的生活中会充满不能与我分享的秘密，而真正的秘密是无法记述、无法言说的。克丽丝蒂娜想要给我一切，她的身体和她的心灵，她的感情和隐秘的念头，以及她所有的神经讯息—我们当时在度蜜月，克丽丝蒂娜在情网之中，你想一下她的出身就能明白，我给她的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封号，这座庄园，巴黎宫殿，花花世界，所有那一切，是她在几个月前，在小城郊区的贫民区里做梦都不敢想象的，那时她一个人跟一位寡言少语，疾病缠身，靠乐器、乐谱和记忆活着的老人相依为命……现在，生活一下子拱手给了她一切，婚姻，一年的蜜月，巴黎，伦敦，罗马，然后是东方，在绿洲里浪漫了好几个月，还有大海。克丽丝蒂娜当然相信自己非常爱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并不爱我，在那段时间里她也不爱；只是感激。”

将军十指相扣，臂肘拄着膝盖，上身前倾，说：

“感激，非常感激，用她自己的方式，用一个和自己富有、显贵的年轻丈夫度蜜月的年轻女人的方式。”他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深沉、专注地盯着地毯上的图案，“不管怎样，她想表示感激，所以想出写日记这一特别的礼物。因为这本日记的开头，充满了令人意外的自白。克丽丝蒂娜并没在日记里讨好我，她的自白有时坦诚得让人不安。她三言两语地记下她眼中的我，但非常典型。她写下我身上她不喜欢的地方，比方说无论在哪儿，我跟人交往时所表现出的过分自信—她觉得我身上缺少谦逊，而对她那颗虔诚的心灵来说，谦逊是最高贵的品德。的确，在那些年里，我确实不谦逊。整个世界都属于我，我找到了一个我能全身心接受并产生完美共鸣的女人，我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前途无量，沐浴在阳光下，我才三十岁，热爱生活、义务和我的职业。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自己也为那种骄纵张扬、高傲狂妄的自信和快乐感到厌恨。就跟所有受到上帝无缘无故恩宠的人一样，我在幸福感的深层也会感到一种惆怅。一切全都过于美好，完美无瑕，完美无缺。人们总是惧怕这种常态的快乐。我希望命运能够带来苦难，哪怕是在港口接到家书，获知有关世界和经济的负面新闻；哪怕被告知家中失火，庄园和财产付之一炬；哪怕替我打点财产的人给我捎来坏消息，即使真发生这类不幸，我都不在乎……你知道，人们喜欢向神回报所得到的快乐。因为众所周知，诸神有很强的嫉妒心，他们刚给凡夫俗子一年的快乐，便立即登记到欠账簿上，将在其生命结束时以高利贷的价格索回。但我生活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克丽丝蒂娜在她的日记里写下只言片语，仿佛在梦里跟我说话。有的时候写短短一行，有的时候只写一个词。比如她写过这样的话：‘你毫无希望，因为你自负。’之后几个星期什么也不写。或者她写，在阿尔及尔看到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一条窄巷里尾随她，她感觉自己会跟他走。克丽丝蒂娜有个丰富多彩的不安灵魂，我想。但是我很快乐，即便这种坦诚带着一点怪异、可怕的光焰，也不会破坏我的快乐。我不认为一个人真想如此费劲地向另一个人倾吐一切，也许之所以用这种支离破碎的坦诚谈论一切，恰恰是为了避免直接谈及事物的关键与本质。我在蜜月期间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即使后来读日记时也没有想到。但是后来，在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一天和那一夜，在我们一起打猎的那天，我整个一天都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死在了你的枪口下，好像听到那枚突然射来的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夜幕降临，你向我们告辞，但在那之前你跟克丽丝蒂娜详细讨论了跟热带有关的一切话题。我一个人独自厮守着那一天和那一夜的记忆。日记没在它常在的地方，没在克丽丝蒂娜写字台的抽屉里。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到城里找你，问问你……”

说到这里他突然沉默了。他摇了摇头，一副老态，像是对一个孩子的行为感到惊诧。

“我想问什么？”他自嘲般地压低了嗓音小声说，“能用言语向人询问什么？人们并非用生活的现实，而是用言语做出的回答有什么意义？……没多大意义。”他断然自语：“言语能跟生活现实完全相符的人十分罕见，也许是生活中最罕见的现象。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个。我这里指的不是谎言，不是卑鄙。我指的是，人们白白了解真相，白白积累经验，但仍不能改变他们的天性。也许在生活中，我们对此只能听其自然，不可能像对待智慧和谨慎那样对这类不可复制的现实进行调整，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天性以适应现实。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变得更智慧、更威严，不会……我想跟你谈谈，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能够问你什么，能让你既可以回答，又不会改变事实。不过借助言语、询问和回答，也能够了解事实，接近现实：所以我想跟你谈谈。我睡得很实，我实在太累了。那一天我感觉到体力耗尽，好像一整天都在骑马或流浪。有一次我从雪山里背回一头棕熊，沉得要命，两百五十公斤：那些年我知道自己的体力很棒，可事后还是感到惊讶，我居然能背着那么沉的家伙攀崖越岭。看来，人有能力承受一切，直到极限，直到生活有了意义。当我背着那头死熊从山上下来，筋疲力尽地睡在山谷，我的猎友找到我时，我已经冻得半死了，旁边横着狗熊的尸体。那一夜我也是这样睡的。我睡得很实，没有做梦，醒来之后立即动身，直奔城里，找到你家。在那里，我站在屋子中央，我知道，你已经走了。我第二天才在上校那里看到你的信，你在信里宣布，你辞掉军衔去国外旅游。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你逃跑这个事实，因为当时我可以肯定，你确实想杀我；我可以肯定，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但其真正的意义我仍未弄清，不过我能肯定，这一切都直接跟我有关，这一切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不只在你身上。当房门打开，克丽丝蒂娜走进屋里时，我就这样站在神秘、闷热、摆满精美物品的房间里。”

他用叙事的语调娓娓讲述，和悦、亲切，仿佛透过遥远的时空，正不无玩味地向一位终于从国外归来的朋友讲述昔日故事中最精彩的情节。

康拉德一动不动地听着。他把已经熄灭了的雪茄烟放在玻璃烟缸的边沿，紧紧将双臂抱在胸前，姿势僵硬、刻板，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俨如一位正跟上司友好交谈的军官。

“她推门进屋，站在门口。”将军说，“她从家里赶来，没戴帽子，只身驾了一辆单匹马的轻便马车。‘他走了吗？’她问，嗓音显得格外沙哑。我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表示你已经走了。克丽丝蒂娜玉树临风地站在门口，可能我从未见过她像此时此刻这样美丽。她脸色煞白，像失血过多的伤员的脸，唯有眼睛放着灼热的光，她的眼神跟前一天晚上当我走到她跟前、她在读介绍热带的读物时一模一样。‘他逃跑了。’她随后说，没等我回答；这话她是跟自己说的，既是宣布，也是判断。‘这个胆小鬼。’她又说，语调平静。”

“她真这么说？”客人问，身子稍稍动弹了一下；这时候，他调整了一下雕塑般的坐姿，清了下嗓子。

“是的，”将军说，“她并没说别的。我也没问。我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屋里。之后，克丽丝蒂娜巡视了一圈，一件件地仔细审视了房内的家具、画和工艺品。我注意到她的每个眼神。她看这间屋子，感觉像在告别。她看东西的样子，仿佛她曾一件件地看过，现在又一件件地与它们告别。你知道，看一间屋子和屋里的陈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第一次发现什么，另一种是像告别什么。在克丽丝蒂娜的眼神里，没有任何发现式的好奇。她的眼神是那么平静，并不陌生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一个人在自己家中那样惬意环顾，清楚每样东西所在的位置。她的眼睛病态地闪烁，同时又格外黯然。她是那么专注、无言，此时此刻，我感到这个女人灵魂出窍，已经脱离了生活的安全范畴，很快就要失去自己，同时也失去你和我。一个眼神，一个突然的动作，克丽丝蒂娜做了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但这事已经无可挽回……她看着那些画，神色平和，并无好奇，就像人在告别的时候审视那些十分熟悉、已经看过无数遍的旧物。她用近视、傲慢、闪烁的目光朝那张宽大的法式沙发床瞅了一眼；眼帘稍稍垂下了片刻。之后，她转过身，跟来的时候一样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我没有追她。透过敞开的房门，我目送她穿过院子。她从芍药树间走过，那几天芍药花正在盛开。她登上候在栅栏外的轻便马车，手攥缰绳，驱车策马。转眼之间，马车消失在街巷的尽头。”

他停顿了片刻，看着客人。

“我是不是让你厌烦了。”他礼貌地问。

“没有，”康拉德沙哑地回答，“一点儿都没有。你继续讲。”

“我讲得是有点太详细了，”他用歉意的语调说，“但是不可能不讲详细：我们只能通过细节理解本质，这是我从书里和生活里体会到的。要了解所有的细节，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个隐在背后的词是重要的。一切都必须复原。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你逃跑了，克丽丝蒂娜走了，她驾着轻便马车回家了。在那一刻，在那之后，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我环顾房间，望着克丽丝蒂娜消失的方向。我知道，在前厅里，在房门后，你的勤务兵还姿势僵硬地站在那儿。我唤他的名字，他走进屋，向我敬礼。‘请您吩咐！’他说。‘上校先生什么时候走的？’‘乘拂晓的特快列车。’这列火车开向首都。‘他带了大箱子吗？’‘没有，只带了几件日常的衣服。’‘有没有留下什么指令或口信？’‘留了。这套公寓要退掉。家具要卖掉。这一切都交给律师先生办理。我将归队。’勤务兵说。他只说了这些。我们面面相觑。随后发生的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时刻：勤务兵—那个二十多岁的乡下男孩，你肯定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聪颖、通达人情的脸—从笔直立正、目光炯炯的军人身体里走出来，不再是一位士兵站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而是一个了解某些秘密的男人站在另一个他所同情的男人面前。在他的目光里，含着某种同情与怜悯，我的脸色变得煞白，那副目光让我血往上涌……这时候—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突然丧失了理智。我上前一步，抓住他上衣的胸襟，猛拽一把，几乎将他悬空拎起。我俩的哈气呼到彼此脸上。我们死死地盯着对方，勤务兵的眼里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再次—或者说始终—流露出怜悯。你知道，在那种时候我的拳头无论对人对物都不长眼睛；不管什么，只要稍不留神就能击得粉碎……这个我自己也清楚，我感到我们两个，士兵和我，都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松开手，像扔一个铅娃娃；他的军靴咚的一声踏到地板上，重又恢复了立正的姿势，仿佛是在接受检阅。我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只要开口问一个问题，这个人现在肯定会回答。我只需问他：‘刚才来这儿的那位女士，以前也来过这里吗？……’假如他不回答，我会杀了他。但是很有可能，即使他回答了，我也会杀他……人在这种时刻六亲不认。与此同时我心里清楚，没有必要问。我知道克丽丝蒂娜以前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她肯定来过许多次。”

将军仰身靠在扶手椅里，两只胳膊疲乏无力地搭在扶手上。

“现在再问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他说，“我还应该知道的事，这个陌生人是无法告知的。我还应该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疆界在哪儿？背叛的极限是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个。另外还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带着毫不知情的询问语调。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这些在心底深埋了四十一年、至今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现在是他第一次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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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仅是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现在他抬起头来果断地说，蜡烛在他们的头顶上燃着长长的火苗，冒着烟；蜡烛的棉芯已经变黑。窗下的风景和城市已经昏暗，黑夜中不见一点灯火，“人自己也制造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人制造了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后，又守在身边不肯放走。人就是这样。即使他在开始的一刻就立即感到并且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致命的，但他还是照做不误。人跟命运相互依存，相互召唤，相互创造。‘厄运无缘无故闯进我们生活’的说法是不对的。厄运从我们敞开的房门跨进来，是我们将厄运请到自己跟前。没有谁拥有足够的力量与聪慧，能用言行阻止那些因其本质和特性注定将要发生的灾难。我对你和克丽丝蒂娜的关系真的一无所知吗？……我指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或在开始的时候，在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开始时？……话说回来，是你把克丽丝蒂娜介绍给我的，是你曾在她父亲那里誊写乐谱，那位老人虽有一双拉小提琴的手，但只能用来抄写乐谱，由于攥不住提琴和琴弓，他已经不能再用乐器演奏出纯美、高雅的音乐，他很早就被迫结束了艺术生涯，告别了音乐厅，不得不在一座小城市的音乐学校教那些五音不全或假装有天赋的孩子们，另外还靠帮一些有点天赋的艺术爱好者修改或编辑他们的作品赚些可怜的外快。你就这样在克丽丝蒂娜十七岁那年结识了她和她的父亲。克丽丝蒂娜的母亲是南蒂罗尔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当地一家疗养院里治疗心脏病。当你介绍我认识他们父女时，克丽丝蒂娜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后来，在我们蜜月之旅结束之前，我和克丽丝蒂娜一起去了一趟那个温泉度假村，找到了那家疗养院，克丽丝蒂娜想看看母亲辞世的房间。我们下午乘汽车赶到阿尔科，沿途弥散着加尔达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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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鲜花和橘子树的芳香，我们在里瓦休息了一会儿，午饭后进到了阿尔科。铅灰或银色的风景，满眼都是橄榄树，高处有一座城堡，隐在悬崖峭壁之间，悬在雾气和热风之中，那是一所心脏病疗养院。到处都是棕榈树，令人感动的柔和光线，芳香、湿闷的温热空气，感觉像是在暖房里。在那座淡黄色外墙、十分宁静的建筑物里，克丽丝蒂娜的母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它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神秘，仿佛所有的悲伤都锁在其中，人们因此患心脏病，似乎心痛是阿尔科的某种无声的行动，仿佛失望是某种令人费解的生活意外所导致的结果。克丽丝蒂娜绕着建筑物散步。静谧的、带刺的南方植物的芳香和气味浓重的温热雾气使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病弱，仿佛在拧病人的心脏，这一切也直接传染了我。我第一次感到，克丽丝蒂娜并没有完全跟我一起，而是在远处，在非常远的地方，在那段时间的初期，我听到一个声音，那是我父亲睿智而伤感的声音。我父亲有一次谈到你，‘康拉德。’这是他第一次叫出客人的名字，他既无责难也无怨愤地说出这个名字，语调平和友好。他说，你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你是一个另类。那时我还不理解这个词，还不懂得什么是另类性。……后来，漫长的时光和孤独的日子让我懂得，无论男女关系、朋友关系，还是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永远全都取决于此：取决于将人类分成两类的另类性。有的时候我几乎相信，世界上只存在这两类人，每类都是另类性的变种，阶层划分，世界观，权力等级，一切都是另类性造成的结果。只有属于同种血缘的人们才能在危难关头相互帮助，才能将自己的血液捐给与自己血型相同的人，心灵也只有在不是‘另类’的情况下，在其态度要比信赖还要隐秘、真实的情况下，才能帮助另一个心灵……我在阿尔科感觉到，这场喜宴结束了，克丽丝蒂娜也是一个‘另类’。我想起了父亲的那句话，他虽然不是一个读书人，但孤独和生活还是教会了他识别真相；他知道存在着两类人，是的，他也遇到了一位他挚爱的女人，但跟她一起生活时，他仍感孤独，因为他们是两类人，两种秉性，两种生活节奏，因为我母亲也是个‘另类’，就跟你和克丽丝蒂娜一样……在阿尔科，我知道了什么。我对母亲、对你、对克丽丝蒂娜的感觉一模一样：同样的渴望，同样找寻的希冀，同样的束手无策和内心煎熬。因为无论在生活的何种情况和境遇下，你们总是喜欢‘另类’，总是寻找‘另类’……你知道吗？让两类人相遇，是生活最大的秘密和礼物。这是多么罕见，似乎大自然的力量和伎俩总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阻碍这种亲和—也许世界的造化和生命的更新需要一种相互寻找的应激状态，而这种应激状态产生于愿望和节奏截然相反的人们之间。交流电，你知道……不管你往哪儿看，都存在正电与负电的能量交换。在两类人的背后，有多少绝望和盲目的希望啊！是的，在阿尔科，我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我意识到他的命运将在我的身上继续，我和父亲有着同样的性格和趣味，我母亲、你和克丽丝蒂娜站在对岸，虽然你们每人各有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朋友，第三个是恋人、情人和妻子，但是在我生活中，你们扮演的仍是同一个角色。你们在对岸，是啊，我永远不能跨到那边……在生活中你可以得到一切，可以战胜周围和世界上的一切，生活可以赋予你一切，你可以向生活索要一切：只是你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趣味、倾向和生命节奏，不可能改变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特征的这种另类性，哪怕这个人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哪怕是跟你很亲密的人。在阿尔科，当克丽丝蒂娜绕着她母亲辞世的房子散步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一点。”

他仰身靠在扶手椅里，把头埋在手掌中，做出一个无可奈何、接受现实的动作，似乎明白了什么，明白了人的“特征法则”永远不可抗拒。

“后来，我们从阿尔科回来，开始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他说。“你对克丽丝蒂娜的了解，要比你向我介绍的多得多。你一句都不曾跟我提过，克丽丝蒂娜喜欢你。我对我们的相识记忆犹新，我跟克丽丝蒂娜的初次见面，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见面。她是一个混合类型，是的：有点像日耳曼人，有点像意大利人，主要还是像匈牙利人。也许她还有点波兰血统，那是从她父亲的家族遗传来的……她本人也很难让人定性和归类，似乎不能完全排除她属于任何的人种或阶层，仿佛大自然有一天尝试着创造出一个独立不羁的自由生灵，与任何阶层和出身都无真正的关系。她就像一头野兽：精心饲养，关在笼中，她父亲的修养与温情只驯化了她的气质。克丽丝蒂娜的内心是狂野的，无法驯化：我给她的一切，包括财产和社会地位，实际上她并不看重，狂放不羁、渴望自由是她灵魂和天性的真正内涵，因此她对于我将她领入的那个世界丝毫没有兴趣……她的自豪也很另类，不像别人那样自豪于他们的头衔、出身、财产、社会地位或某种特别、唯一的能力。克丽丝蒂娜自豪于根植于自己内心和神经细胞里的高贵野性，如同某种毒素和遗产。这个女人—你很清楚—骨子里非常自主，这种人很少见，无论在女人还是男人当中，这样自主的人都很少见。看起来，这与出身和地位无关。她不可能被伤害，没有什么情况能将她吓倒，她不能忍受任何意义上的限制。她还拥有某种女人身上罕见的能力：懂得自己内在的、人类级别的义务。你还记得吗？我想，你肯定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屋里见面时，她父亲的乐谱本摊在宽大的桌子上：克丽丝蒂娜走进来，昏暗的小屋突然变得明亮。她不仅仅带来了青春，还带来了激情和傲慢，以及绝对情感的独立意识。无论是在认识她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未曾见过有谁能像她那样游刃有余地应对世界和生活赋予她的一切：音乐，黎明时分的林中散步，一朵花的颜色和香味，一个人得体贴切、恰如其分的言辞。没有谁能像克丽丝蒂娜那样全身心投入地抚摸一块华丽的布料或一只动物。没有谁能像这个女人那样为生活中一件很普通的礼物而欣喜若狂：人和动物，星星和书，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但却从不自命不凡，从不抱着蓝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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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鉴态度，而是怀着新生儿一样不偏不倚的快乐对待生活能够给予或展示的所有一切。好像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跟她有着私密的联系，你明白吗？……我想，你肯定明白。在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里，也有某种谦逊，好像时刻感觉到生活是巨大的恩典和仁慈。有时我能够看到她那张脸。”他诚恳地说，“在这栋房子里你已经看不到她的肖像了，没有她的照片，那幅奥地利人为她画的大幅画像曾在我父母的肖像之间挂了许多年，后来被从那儿摘了下来。没错，在这栋房子里，你再也看不到克丽丝蒂娜的肖像了，”他明确地说，口气颇为自得，仿佛在讲述一件并不那么惊天动地的义举，“但是有的时候在昏暗之中，或当我走进一间屋子，我仍能看到她的脸。现在，当我们两个最了解克丽丝蒂娜的人在谈论她时，那张面孔在我的眼前是如此清晰，清晰得就跟她在四十一年前那个最后的夜晚坐在你我中间一样。想来那是我们跟克丽丝蒂娜一起吃晚餐的最后一晚，这个你必须清楚。不仅是你，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克丽丝蒂娜一起吃晚餐。因为就在那一天，发生了在我们仨之间注定要发生的一切。我们两个最了解克丽丝蒂娜，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某种决定：你去了热带，我跟克丽丝蒂娜不再讲话。她这样生活了八年，没错。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我们彼此不再讲话。”他平静地说。

他盯着炉火。

“我们生性如此。”他严肃地说，“我慢慢地理解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里曾经有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某种悲情元素，就像音乐中的重复元素。在我母亲、克丽丝蒂娜和你之间，曾有纽带一般的音乐。很可能是音乐告诉了你们什么无法用言行表达的东西，很可能你们也用音乐彼此诉说了什么。音乐向你们彻底表白了另一个人的话，而对我们这些另类，对我和父亲来说，却根本听不懂。所以我们孤独地坐在你们中间。而音乐却向你，向克丽丝蒂娜倾诉，你们可以这样交谈，即使克丽丝蒂娜与我之间不再有任何的交流。我憎恨音乐。”他稍稍提高一些音调，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由于激动而嗓音沙哑，“我憎恨这种旋律性的、令人费解的谈话，只有某一类人能够借助于音乐彼此交谈，聊一些无拘无束、无规无矩的话，的确，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们通过音乐谈一些不体面、不道德的事。你看看那些面孔，它们在听音乐时会发生多么奇妙的变化啊。话说回来，克丽丝蒂娜和你并不需要求助于音乐—我不记得你俩演奏过四手联弹，你从来不当着克丽丝蒂娜的面弹钢琴，至少有我在场时从来没有。看来，克丽丝蒂娜是出于羞涩和谨慎，才避免当着我的面跟你一起听音乐。看起来音乐好像没有任何词语表达的功效，实际上很可能有另一种更危险的功效，既然音乐能够如此触动人心，那么这些人不仅根据对音乐的欣赏力，还根据血缘和命运凝聚到一起。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恰恰这样认为。”客人应道。

“这话令人欣慰，”将军和悦地说，“克丽丝蒂娜的父亲也这样认为，他是真懂音乐的人。因为他是仅有的一位—有一次，而且是仅有的一次—跟我谈过一切的人，谈论音乐，谈论你和克丽丝蒂娜。当时他已经很老了；我们谈话之后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当时我刚从战场上归来。克丽丝蒂娜也已经去世十年了。那时候，对我来说重要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走了，我的父母，你和克丽丝蒂娜。只剩下两位老人还活着，乳娘妮妮和克丽丝蒂娜的父亲，老人们怀着某种特别的冷漠和力量，抱着令人费解的目的活着……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所有的人都死了，我也已经不再年轻，年近半百，我是那么孤独，就像是我家森林空地上的那棵老树，周围的树木被战争爆发第一天的暴风雨夷为平地，只在林中猎屋前孤孤单单地留下一棵。二十多年来，新树林的嫩芽已将它环绕，但那棵树属于往日的时光，一场从天而降的‘风灾’狂怒施虐，推倒了周围与它息息相关的所有一切。那棵树，你看，它还活着，幸存至今，带着一股巨大的、无法解释的力量。它的目的是什么？……没什么。只是想活下来。看起来，所有活着的生命，除了尽可能活得更久和焕发青春之外，没有其他目的。总之，我那个时候从战场回来，跟克丽丝蒂娜的父亲进行了交谈。谈到我们三个的事，他都知道些什么？他全都知道。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是唯一一个我值得向其倾诉的人。我们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坐在老家具和旧乐器中间，书架上，柜橱里，到处堆着乐谱，音符里记录着无声的音乐，这是印刷的嘶鸣和呼啸，整个世界的音乐文学，潜伏在他的房间里，那里到处散发着陈旧的气味，像是在这间屋内所度过的生命的气味，已丧失掉所有人的特征……他听我讲完，只说了一句：‘你想怎么样？你活了下来。’他这话的语气像做出判决。或者说，像是一种指控。他用几近失明的目光望着前方，望着昏暗，他已经非常衰老，八十多岁了。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活下来的人，没有权利提出指控。一个人经历了什么并活了下来，本身就已经打赢了官司，没有权利和理由进行指控；想来，他更强大、更狡黠、更专横。就像我们两个。”他简短直白地说。

两人对视，彼此端详。

“后来，克丽丝蒂娜的父亲也去世了，”将军说，“只有乳娘还健在，你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这座庄园和这片森林。我也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他知足地说，“我没想找死，无论在哪儿我都不急于往前冲：事实就是这样，我没有必要说别的掩饰。我觉得我还有事情要做。”他沉思了片刻，“许多人在我周围丧生，我见到五花八门的各种死亡，有的时候，我都惊愕于毁灭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因为死亡也像生命一样具有想象力。据统计，有一千万人在战争中丧生。世界在燃烧，燃着那么大的火，冒着那么浓的烟，以至于有时候让人以为，所有个体的怀疑、个体的烦恼和愤怒都能在硝烟中化为灰烬……可是并没有化为灰烬。即使身处人类最巨大的苦难中我也知道，我还有一些私事要做，因此，我既不胆小，也不勇敢，从课本上的词义讲，我不；即使在冲锋陷阵时，我也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我不会遇到真正的倒霉事。终于有一天我从战场上回家，这一天我已经期待了很久。时光荏苒，世界再次焚烧起来；我知道，这是同样的战火，只是再次爆发而已……在我的心灵里揣着同样的谜团，两次战争和时间的所有沉积物都不能埋掉这个谜团。世界又在焚烧，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涂炭，在这疯狂的世界里，你还是找到了一条路。你，从对岸，再次回到这里，为了跟我了结四十一年前我们未能了结之事。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强大：不能作为另一个人活着，要对他所认为的‘生活的真正问题’予以回答或得到答案。所以你回到这里，所以我等你回来。也许，这个世界的末日到了。”他轻声说着，并用一只手在自己周围画了个圈。“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光就要熄灭，就像今晚窗外山林上空的漆黑夜幕，好似发生了某种天灾，已经不再是战争，要比战争更可怕；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在心里也觉察到什么，现在心急火燎，迫不及待，要立即了结必须要了结的事，要立即说出必须要说的话。有许多迹象说明这个。也许……”他冷静地说，“也许，我们熟悉了的、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这幢房子，这顿晚餐，是的，还有我们今晚谈论的关于我们生命困惑的这些话，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在人们的心里有太多的焦虑，太多的愤怒，还有报复。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内心，都能找到些什么？愤怒，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悠远暗淡，但却余烬难熄。为什么我们对世界和人们抱着别样的期待？我们两人虽然智慧，但已衰老，已经处在生命的尽头，我们也想报复……报复，报复谁呢？相互报复，或在记忆中报复那些已经不在世的人。愚蠢的愤怒，还是潜伏在我们心底。这个世界充满了无知、贪婪、愤怒和暴力，年轻人的手指被其他民族的年轻人用刺刀削尖，陌生者用皮带鞭挞彼此的脊背，过去的规定和协议全部作废，只有愤怒存在并且燃烧，烧到天际……是的，报复。我从战场上回来了，本来在那里我有死的机会，但我没死，因为我等待报复。怎么报复？”这时他问，“哪种报复？……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你不理解这种报复的欲望。在两位行将入土的老人之间，还有什么报复的可能？……所有的人都死掉了；报复还有什么意义？……你的眼神在这样问我。让我回答你吧，这就是我的回答：是的，那也要报复。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在过去了的四十一年里，正是这个让我活了下来，我就因为这个才没有自杀，也没杀别人，谢天谢地，我从来没杀过任何人。现在，正像我期待的那样，报复的机会到了。我说的报复就是：你来找我了，穿越战火中的世界，渡过矿藏丰富的海洋，你来到这里，来到事发现场，为了回答我的提问，为让我们两个人都了解真相。这就是报复。现在轮到你回答了。”

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客人为了能够听清，稍微往前欠了欠身子。

“可能吧，”康拉德说，“可能，你是对的。你问吧。也许我能够回答你。”

烛火已经熄灭，院子里，树木间，轻轻吹着黎明的风。屋内的四周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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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两个问题。”将军说，也欠了欠身子，他用耳语般的声音亲热地说，“在过去等你的四十一年里，这两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这两个问题只有你能回答。我看得出来，你以为我想知道，是不是我弄错了？在那天早上打猎时，你是不是真有意杀了我？那是否只是一个幻觉？归根结底，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再出色的猎手，也有本能失误的可能。另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会问你：那时你是不是克丽丝蒂娜的情人？用人们常说的话讲，你是不是欺骗了我？从字面上最现实、狭隘、粗鄙的意义上讲，她是否欺骗了我？不，我的朋友，我对这两个问题早就不再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你做出了回答，时间也做出了回答，克丽丝蒂娜也以她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所有人都已经回答了，你是用打猎第二天的逃跑回答的，你逃离城市，逃离我们，放弃了你的使命，正如过去人们所说，‘丢掉了旗帜’，那时候人们还相信言语的真正意义。我不会问这个，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天早上你想杀我。我说这个不是出于指责，而是对你的同情。当诱惑掌控了一个人的生命，当一个人举枪要杀死一个与他关系密切、与他有内心联系，但出于某种理由应该杀死的人时，那一刻肯定非常可怕。因为就在那一刻，这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不否认吗？……你怎么不说话？……黑暗中我看不到你的脸……现在没必要点新的蜡烛，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彼此熟悉，相互理解。现在，这一刻，报复的时刻终于到了。让我们面对它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那天早上你想杀我，而且始终因为那一刻而同情你。我清楚地知道你当时的感觉，我仿佛置身于你的处境，经历了那个毛骨悚然的诱惑时刻。那是一个谵妄的时刻，是幽冥世界的力量仍统治着大地、黑夜在人心里发出魔鬼叹息的黎明时刻。危险的时刻。我很清楚。但这一切已属于警方的材料，你看……假如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我真心理解的事情，那么我该怎样对待这些刑侦案般的真相呢？我又该怎样对待那套单身公寓窒闷的秘密、那个通奸的该死事实、那些陈腐霉烂的幽室秘密，以及那些死者的和正跌跌撞撞迈向死亡的老家伙们的隐私记忆呢？假如现在，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我要你提供所有能够证实通奸和杀人未遂的证据，逼你供认那些连法律都认定已经过时了的、曾经发生或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那将是一桩多么荒谬、丢人的案子呀！……所有这一切会很不光彩，有损于你我，有辱于我们的童年时代和我们的友谊。让你仔细讲出所能讲出的一切，或许能让你如释重负？不，我不想让你变得轻松。”他平静地说，“我想了解的真相，对我来说并不是那陈旧、蒙尘的刑侦事实，也不是早已死掉、腐烂了的女人身上往日的激情和诓骗的秘密……现在，那副躯体早已不在，这些对我们来说，对她的丈夫和情人来说能有什么意义？我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老朽之人，再在一起谈一次往事，尽量弄清真相，然后寿终正寝。我死在家里，将自己的骨骸跟我祖先的骨骸埋到一起，你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伦敦郊外或热带雨林？人到了迟暮之年，还有什么必要计较真相、假相、欺骗、背叛、杀人未遂或杀人本身？还有什么必要计较我的妻子—我一生中唯一的最爱和希望—克丽丝蒂娜，曾跟你一起骗过我多少次？……即使你说出那些可悲可鄙的真相，即使你承认一切，准确地道出你们是如何开始的，是怎样的妒忌、怨恨、恐惧和忧愁驱使你们投入彼此的怀抱，你怀抱她时有什么感受，以及那些年里，在克丽丝蒂娜体内和灵魂深处，究竟涌动着怎样的复仇和负罪感……这一切能有什么价值？到头来，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所有的一切，过去和过去可能发生过的一切。所有曾经的事实，将变得比尘埃和灰烬还轻。所有在我内心烧灼，让我们觉得难以忍受、痛不欲生或想要杀人的东西—因为我也熟悉那种感觉，我也亲历了终极的诱惑时刻，在你走后不久，在我和克丽丝蒂娜独处时—那一切都将比在墓地上空被风肆意吹卷的尘埃还轻。谈这些事情既让人羞耻，也过于轻率。这一切我都知道，清楚得如同刑侦报告中记录的细节。我可以像法庭上的检察官一样向你陈述案件材料：之后又能怎么样？……我又能拿这类低廉的真相、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肉体秘密怎么样？究竟什么是我们对所爱之人期待的忠诚？我老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想过很多很多。忠诚难道不是某种自私？自私和虚荣，就跟生活中人们绝大多数别的事情和需求一样？当我们要求另一个人忠诚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让那个人幸福？如果在忠诚的温柔囚禁中不能够幸福，我们是否还爱这个我们要求他忠诚的人？假如我们爱另一个人却不能让他幸福，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他什么，要求他忠诚或者牺牲？现在，在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假如有人在克丽丝蒂娜离开你住所时向我提问的话，我是否还敢像四十一年前那样断然回答这些问题？她在我之前也经常去那儿，你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把那儿布置成那样，就是为了能在那儿接待克丽丝蒂娜，在那里，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两个人竟这般无耻、这般庸俗，是的，我现在感觉遭到如此乏味的背叛和欺骗？……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他面无表情地说，语调显得心不在焉，闷闷不乐，“人们将这一切称为‘欺骗’，两个人的肉体对一种境遇和第三者进行痛苦、乏味的反叛，在生命的终点回首这些，实在平常得要命—平常得让人觉得可怜，就像一次事故或一个误解。那时候我并不懂得这些。我站在秘密的公寓里，盯着家具和沙发床，仿佛在搜查作案现场……的确，那个时候人还很年轻，被妻子和他唯一的朋友—那个比手足还亲的密友欺骗，自然会感到天塌地陷。他肯定会这样感觉的，因为恐惧、失望、虚荣的强大力量能够造成巨大的苦痛。但这个已经过去了……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当然不是一夜之间，肯定不是，那股愤怒许多年都不曾释解—但最终还是消失了，就跟生命一样。我回到庄园，走进我的房间，等着克丽丝蒂娜。我等着要杀她，或等着听她坦白真相，然后原谅她……不管怎样，我在等她。一直等到晚上，她都没来，于是我去了林中的猎屋。也许这很孩子气……现在，当我回首往事，当我想对自己和别人做出评判时，我意识到那股孩子气，感觉到那种傲慢、那种等待和那种隐退。但是人就是这样，你看，即使凭着理智和经验，也难以对抗自身天性的顽固偏执。这个现在你也知道。我去了猎屋，你熟悉那里，离这里不远，之后八年没见到克丽丝蒂娜。我只在她死后才又见到她。有一天清晨，我接到妮妮的传信：我可以回家去了，因为她已经死了。我知道她病了，知道有几位最好的医生为她看病—他们在庄园里住了好几个月，想方设法抢救她，他们这样说：‘我们已经竭尽当代医学技术的最大可能。’这是他们的原话。他们大概在傲慢与虚荣允许的范围内，确实用他们匮乏的知识做了一些努力。每天晚上，都有人向我汇报庄园里的情况，这样总共持续了八年，当克丽丝蒂娜还没有生病时就是这样，后来也是，当她决定要生病死掉。因为我相信，人对这种事也可以做出决定—我对此确信无疑。但我没有帮助克丽丝蒂娜，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秘密，这是唯一不可能原谅的秘密，但在不适当的时候又不能揭开，因为无法知道在这样的秘密深处埋藏着什么？有种情况比死亡和痛苦还要糟糕……那就是一个人丧失了自尊。因此我害怕秘密，害怕克丽丝蒂娜、你和我之间的我们的秘密。有的东西能让人如此疼痛、受伤、焚烧，或许连死亡也不能解脱它：比如一个人或两个人伤害了我们心底的自尊，一旦失掉这种自尊，我们再不能作为一个人活下去。你会说，那是虚荣。是的，是虚荣……不管怎样，这种自尊终归是人类生命最深刻的内容。因此我害怕这个秘密。因此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包括卑劣、懦弱的解决方式—让我们在生活中环顾一下，总能在人群中找到这类权宜之策：一个远走他乡，丢下他的所爱之人，因为害怕秘密；另一个则守口如瓶地留了下来，永远等待某种回答……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我经历的就是这个。这不是懦弱，不是，这是生命本能的最后防卫。我回到家，等到晚上，之后去了林中猎屋，在那里苦苦等了八年，等待一句话，一个口信。但是克丽丝蒂娜没有来。从猎屋到这儿，到庄园，驾车只有两小时的路。但这两个小时，这二十公里路，在空间和时间中对我来讲是更大的距离，可能要比对你来讲的热带还要遥远。我的秉性就是这样，我是这样长大的，一切是这样形成的。假如克丽丝蒂娜传一个信来—不管她传什么信来—她的愿望就可能实现。如果她想要我找你回来，我会立即动身，在地球上找你，叫你回来。如果她想要我杀你，我也会到海角天涯找到你，杀了你。如果她想离婚，我会离婚。可是她什么也不想。因为她也孤独一人，以她自己的方式，以女人的方式，她也受到她所爱之人的伤害；一个男人用逃跑伤害了她，逃避激情，不想跟她绑在一起焚烧，因为他明白那将是一场致命的灾难；另一个男人则用知道事实后的等待与沉默伤害了她。克丽丝蒂娜也有自己的性格，不过对她来讲，这个词的含义跟我们男人所理解的不同。那些年里，不仅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她的身上也发生了什么。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将我们捕获，我们三个人都深受命运的煎熬。我整整八年没有过去看她。她整整八年没有叫我回去。刚才，在我等着你的时候—我等你来谈谈，我们必须得谈一次，因为我们都活不了太久了—我从乳娘嘴里知道了件事：我知道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叫过我，没有叫你……我对这个既不能说满足，也不能说不满，这个我要你好好记住。她叫过我，即使这没有太多的意义，但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死了。她死得很美。她仍很年轻，孤独并没有让她变丑，疾病没能损害克丽丝蒂娜美丽的容颜，没能破坏她脸上亲切而严肃的和谐。这一切已经与你无关，”现在，他傲慢地说，“你活在大世界里，而克丽丝蒂娜死了。我活在孤独和愤怒里，而克丽丝蒂娜死了。她对我俩做出了她可能做出的回答；因为你看，死者的回答是最好的，终极而永久—有的时候我这样觉得，只有死者才能回答得最好、最完整。事情就是这样。八年之后，她除了死亡，还能说些什么？人死之后不能再讲话。她用死亡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假如生活做出另外一种安排，假如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愿意交谈，你或我本可以解决那些问题。是啊，死者的回答是最好的。可是你看，她不想跟我们说话。有时我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三个人中，她是摊牌者，克丽丝蒂娜。既不是她跟你一起骗了的我，也不是跟她一起骗了我的你—欺骗，这个词太绝了！有一些类似的现成词汇，能被用来敷衍并机械性地定义人类的某种状态。但是假如一切终结，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这样的词汇对我们来说没多大意义。欺骗、不忠、背叛，一旦这些词所涉及到的当事人已经死去，死亡便已代替死者对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做出了回答，那它们仅仅是词汇而已。非词汇的东西，是无言的现实，即克丽丝蒂娜死了，我俩还活着。当我懂得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除了等待和报复之外，我别无选择—现在，报复的时刻来到了，等待结束了，我吃惊地感到，我们彼此能够告知、能够坦白、能够说谎的一切都是这般不可救药，毫无价值—人们总是只理解现实。我理解了现实。时间的炼狱从记忆中吸走了所有的怨恨。有的时候，我又能看到克丽丝蒂娜，不管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我看到她穿过花园，戴着那顶佛罗伦萨草帽，穿着紧身的白衣从暖房里走出来，或在跟她的马儿低语。我看到了她，就在今天下午我一边等你一边打盹时，我也看到了她。我是在半梦半醒之中看到的。”他用苍老的声音羞怯地说，“我看到她的各种影像，过去的，很早以前的。就在今天下午，我恍然理解了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理解了的事情：这种不忠，这种欺骗，你们两人的背叛。我理解了，对此我能说什么呢？……人会慢慢地衰老：首先是对生活和人的态度的衰老，你知道，人对于一切都会慢慢变得那么明白，会懂得万事万物的真谛，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可怕、乏味地周而复始。这也是衰老。当你已经知道，杯子什么也不是，只是杯子而已。一个人，一个可怜的家伙，其实什么也不是，不管他做什么，也只是个人而已，一个凡夫俗子……接着，你的身体变得衰老；不是一夜之间，不是的，先是你的眼睛发生变化，你的腿脚、肠胃或心脏开始衰弱。人就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变老。后来有一天，你的心灵开始变老：因为尽管肉体会变得虚弱和退化，心灵仍在欲求和回忆，寻找和愉悦，仍对快乐充满渴望。当这种快乐的欲望也消失了，除了记忆和虚荣，不再有别的；人在这种时候真的变得衰老，不可挽回，不可逆转。有一天你醒来后，揉揉眼睛：你已经不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醒来了？日子所呈现的一切，你都精确地知道：春天或冬天，生活的场景，天气，日常程序。不会再发生任何意外之事：即便有突然发生、不同寻常、令人恐怖的事情也不会让你感到意外，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可能，你能预算一切，无论好事坏事，你都毫无期待……这就是衰老。但还是有什么东西活在你心里，一份思念，一个模糊不清的生活目标，你想再次见到谁，想述说什么或知道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有朝一日，这一时刻将会到来，到了那时，知不知道真相，回不回答问题，都已不再像几十年的等待中你一直以为的那样至关重要。人们慢慢地理解世界，然后死去。理解世间万象和人类行为的缘由，还有下意识的手语……因为人们用手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像一种外语，像用中文讲述一件重要的事情，随后要把这种语言翻译成现实生活中能懂的语言。人们对自己一无所知。他们总是谈论欲望，惶恐不安、下意识地掩饰自己。当你学会了人类的谎言，当你开始享受并且注意到人们总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生活就会变得颇为有趣……是的，了解真相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就是这样，跟衰老和死亡一样自然。不过，这时候已经不再痛楚。克丽丝蒂娜骗了我，这话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她偏偏跟你一起骗了我，这是多么可悲的反叛啊！是的，
你别这样吃惊地看着我：我用遗憾的口吻跟你讲这些。后来，我了解了很多，并懂得了一切，因为时间将一些沉船的残骸，连同泄露真相的一些迹象都冲到了我孤独的岛屿上，我遗憾地回首往事，我在那里看到了你俩，两个反叛者，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两个怀着负罪感、牙齿打战、因自责变得木讷的人，怀着忧郁的激情，沉闷寡欢、要死要活地向我反叛……可怜的人啊！我心里暗想。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我想象那些约会的具体细节，在城市边缘的房子里，在一个不大可能秘密约会的小城内，那里既如船舱一样封闭，同时又有令人痛苦不堪的公开；得不到片刻安宁的情人，她的每个举动、每个眼神都在仆人、随从和周围人狡黠、狐疑目光的监视之下；那些在我面前胆战心惊的隐藏和躲避，那些以骑马、听音乐、打网球为借口的短暂销魂；还有那些林中散步，而我的猎手们则在那里警惕地巡查着形形色色的偷猎者……我想象你们心里充满的憎恨，当你们想到我时，当你们的每个举动时时刻刻都在我的权势、丈夫的权势、庄园主的权势、大贵族的权势、我得天独厚的社会和财产地位、我的仆人和军队的威胁之下，随时都会面临超乎一切的强大压力：义务，那些你们被责令承担的义务，即使你们爱、你们恨但仍清楚地知道：离开我你们既不能美满地活着，也不能美满地死亡。你们是一对并不快乐的情人，你们可以欺骗我，但是不能离开我；虽然我是另一类人，我们三人的关系是那么紧密，就像几何方程结构的水晶。那天早晨当你举起猎枪想杀我时，你已经不堪重负，再不能忍受这种压力、躲藏和痛苦了……你该怎么办？你要娶克丽丝蒂娜吗？你必须放弃你的官阶，可怜的人，其实克丽丝蒂娜也很可怜，你们不能接受我的任何馈赠，不能，你不能带她一起逃走，因为你无法跟她一起生活，你娶不了她，而维持情人关系则是比死亡还危险的死亡陷阱：你时刻都要提防背叛和暴露，时刻都要避免向我坦白，恰恰向我，向你的朋友和兄弟。这种危险你忍受不了太久。终于有一天，在我俩之间酝酿并出现了一个貌似合理的时机，但你放下了猎枪；事后，我多次为那一刻感到由衷的遗憾。杀一个跟自己亲密的人，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沉重的任务。”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那一刻过去，你无力再做任何尝试。因为就在那一刻—不仅是我们将行动和事件置于时间的坐标，时间本身也行动起来，一手接过了操控权。这种情况是有的，瞬间制造出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有其精确的时限—那个瞬间一旦过去，你突然变得无能为力。你放下了猎枪。第二天早上你去了热带。”

他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指尖和指甲。

“但是我们留了下来，”他一边端详一边说，好像在聊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们留了下来，我和克丽丝蒂娜。我们留在这里，一切都以一种中规中矩、令人费解的方式变得真相大白，借助于作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知觉感应，即便周围并没有泄密者和告密的犹大。一切全都真相大白，因为你走了。我们留在这里，活了下来。我之所以能活下来，是由于你错过了那个瞬间，或者说那个瞬间使你错过—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至于克丽丝蒂娜，一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什么，也许她只想让我们保持沉默，我们两人，你和我，两个男人，两个都与她关系密切、都从她的路上闪开的男人。等待，一直等到懂得并理解沉默的真正意义。然后她死了。但我仍旧留在这里，既知道一切，也不知道一切。所以我必须活下来，等待得到答案。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我将知道问题的答案。请你回答吧：克丽丝蒂娜知不知道你在那天早上打猎时想杀死我？”

他冷静而平和地问，语调里带着一种紧张的好奇，就像孩子们向大人提问，要他们解释日月星辰和这个无法感知的世界的奥秘。

18

听到了提问，客人一动未动。他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把脸埋在手心里，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他深吸了一口气，弓着身子，用一只手来回擦拭额头。他想回答，但是将军开口拦住了他。

“对不起，”他说，“你看，我说出来了，”他语速很快地说下去，语调激动，带着歉意，“我必须把它说出来，可是现在，当我说出来后，又觉得自己这样问不妥，让你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你想回答，你想告诉我真相，我这样问不好。我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个指控。我不否认，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怀疑，怀疑在黎明的林中、在打猎时发生的那个时刻并非出于偶然，那个念头，那个时机，是来自地狱的邪恶时刻—这个怀疑很尴尬，因为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还曾有过许多别样的时刻，许多冷静、理智、阳光普照的白昼时刻。在得知你逃走之后，克丽丝蒂娜说了一句：‘这个胆小鬼！’那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她亲口对你做出的最后审判。我暗自记着这句话。胆小鬼，为什么胆小？—后来，很久之后，我反复琢磨这句话。这个胆小鬼，他对什么胆小？对生活吗？对我们三个人的共同生活，还是对他们两人的单独生活？莫非是对死亡胆小？因为他既不想跟克丽丝蒂娜一起生活，也不想跟她一起去死，是吗？……我这样猜测。也许他既不是对生活、对死亡、对逃跑、对欺骗胆小，也不是对从我手里夺走克丽丝蒂娜或对舍弃克丽丝蒂娜胆小，而是对别的什么事？莫非他是对某个非常简单、刑侦案类的事实胆小，而那个事实是他们两个，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事先说好并策划好的？莫非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是因为你胆小了？……这才是我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得到答案的问题。但我刚才问得并不准确，对不起；所以当我看到你准备回答时，我拦住了你的话。因为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看，这个答案并不重要，但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当那个曾经指责你胆小的人已经化成尘埃和骨灰之后，我是唯一一个仍想最终知道真相的人：我想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对什么胆小了？因为假如这个回答能在我的疑问后画上个句号，那么我便知道真相；假如我没有充分的证据了解这个细节问题，那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既知道一切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活了四十一年，除了你，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否则还不如你在四十一年前没像克丽丝蒂娜判断的那样胆小，那样我或许更好受些，更有人的自尊；是啊，假如一枚子弹了结掉连时间都不能了结的怀疑，岂不更人道一些？我怀疑你们联手谋划要杀掉我，而你最终没有胆量执行。这个就是我想知道的。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词语，骗人的想象：欺骗，爱情，阴谋，友谊，在这个疑问的强光下，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黯淡无光，像死人一样，或像被时光的阴影遮住形体的绘画。我已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你俩关系的真正性质，不想知道细节，我对‘为什么’和‘怎么样’不感兴趣。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终总是逃不过可怜乏味、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为什么’和‘怎么样’……这类想象过于贫乏，令人不屑。总是‘因为这个’，总是‘如此这般’，因为可能，所以发生，真相不过如此。事后追究细节已毫无意义。但对实质和真相进行追究，还是有意义的，否则我因为什么活了下来？我因为什么受了四十一年的煎熬？我为什么等你—这种等待不同于等一位不忠的兄弟，不同于等一位逃跑的朋友，不，我等你的感觉就像一位既是法官又是受害人的人在等被告出庭。现在被告就坐在这儿，我在提问，他想回答。但是，假如他想如实回答，我提问的方式对不对？我是否已经告诉了他，告诉了罪犯和被告应该知道的一切？因为你看，克丽丝蒂娜已经做出了回答—不仅用死亡回答。有一天，在她去世许多年后，有一天夜里我找到了那个—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记忆，在打完猎后的那天夜里—我在她写字台的抽屉里没能找到的、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的日记本。当时那个本子找不到了，第二天你走了，我再没跟克丽丝蒂娜讲过话。后来，克丽丝蒂娜死了，你在远方活了下来，我也活着，在这栋房子里，我在克丽丝蒂娜死后搬回到这里，因为我想在我降生的这栋房子里，在我父母和祖先住过并死去的房子里活着并死去。现在这已经如愿进行，因为凡事都有自己既定的程序，这个程序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但是那个本子，那个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的日记本还以自己神秘的方式，活在从我们身边和头顶流逝的时间里，那本日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坦诚之书，是一个坦诚得可怕的自白，是克丽丝蒂娜的爱情、困惑、恐惧和隐秘内心的无条件自白。它还活着，而且后来被我找到，在很久后的一天，我是在藏有克丽丝蒂娜遗物的盒子里找到的，盒子里珍藏着她母亲画在象牙上的画、她父亲的收藏印、一枝干枯的兰花—那是我以前送给她的—和这个用蓝绸带缠着的黄皮本。绸带折叠处盖了她父亲的收藏印。这本书在这儿，”将军边说边抽出本子，递给朋友，“这是克丽丝蒂娜留下来的。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绸带，因为没有克丽丝蒂娜的书面许可，她没就这件遗物留下遗嘱，甚至无法知道这本自白书是她从另一个世界寄给我的，还是寄给你的？真相很可能就在这本书里，因为克丽丝蒂娜从不说谎。”他用敬重、严肃的语调说。

但是，朋友没有伸手去接。

康拉德把头埋在手心里，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那本窄长的、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缠着蓝色绸带、盖着蓝色火漆蜡封印的日记本。他没有动弹，就连睫毛都没有眨一下。

“你想我们一起读克丽丝蒂娜捎来的消息吗？”将军问。

“不想。”康拉德说。

“你是不想，还是不敢读？”将军像上司一样用冰冷、傲慢的声音问。

长达几分钟，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将军递向康拉德的那个本子；在这几分钟内，将军的手没有发抖。

“这个问题，”客人终于开口说，“我不回答。”

“我懂了。”将军说。他的声音显得格外得意。

他用了一个缓慢的动作，将窄长的日记本投进壁炉内的柴烬里。烬火在黑暗中开始发红，发光，将牺牲品捕获，慢慢地冒着浓烟将本子吞噬，炉灰里出现几簇微小的火苗。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火苗开始摇曳，已经燃烧起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战利品高兴不已，开始呼吸，开始闪烁，炉火蹿得很高，封印的蜡已经融化，黄丝绒冒着刺鼻的烟在燃烧，象牙白的纸页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抓着，克丽丝蒂娜的笔迹一下子消失在火焰中，那些锐利的、毛刺样的字母，像是一只老朽的手在很久以前划拉到纸上的，现在字母、纸和书，就跟很久以前曾将字母写满纸页的那只手一样化成了灰烟，只在烬火的中央留下乌黑的纸灰，丝绸一般，有如治丧常用的黑色布料，波纹绸。他们专注、无言地望着那片绸缎般的黑灰。

“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将军说，“再不会有可能反驳你的证人了。那天早上你在林中想杀我的事，克丽丝蒂娜知道不知道？你回不回答？……”

“现在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想回答。”康拉德说。

“那好。”将军黯然应道，神情淡漠。

19

屋里变凉。天还没破晓，透过窗户，可以感觉到黎明时分麝香草豆腥味的气息。将军冻得搓了搓手。现在，在黎明前半小时的昏暗之中，两个人都显得格外衰老：面色枯黄，瘦骨嶙峋，像是摆在人骨教堂里的骷髅。

客人突然机械地抬了下手，用昏花的目光朝腕上的手表瞅了一眼。

“我想，”他低声说，“现在，我们该谈的都已经谈了。我得走了。”

“你要是想走，车在门外等着。”将军和悦地说。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走到壁炉跟前，弓着腰，将瘦削、冰冷的手伸向炉膛的烬火。他们现在才感觉到冷，禁不住打战；夜里的气温突然降低，暴风雨已在山下小城的上空浇灭了万家灯火，正朝庄园这边扑来。

“你回伦敦？”将军像是自言自语。

“对。”客人回答。

“你想住在那儿吗？”

“住在那儿，并死在那儿。”康拉德说。

“哦，”将军沉吟片刻，“当然了。你不想留下来过夜吗？不想看看什么？不想见见谁吗？你还没有去看墓地。也还没有见到妮妮。”他殷勤地说。

将军欲言又止，似乎想找一句得体的话告别，但没有找到。但是客人仍很平静，从容地回答。

“不了，”康拉德说，“我谁都不想见，什么也不想看。代我问妮妮好。”他礼貌地说。

“谢谢。”将军应道。他们朝门口走去。

将军把手搭在门柄上。他俩就这样四目相对，彬彬有礼，上身稍微有点前弓，准备告别。两个人都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感觉再也不会跨进这里。将军眯起眼睛用昏花的目光环视了一周，仿佛是在寻找什么。

“蜡烛，”他的视线落在壁炉台上烛台中冒烟的烛烬，颇有玩味地说，“你看，蜡烛已经燃成烬了。”

“两个问题，”康拉德用黯然的嗓音突然问，“你刚才说，你有两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将军应道。他们彼此弓腰，就像两个年迈的同谋，害怕夜里的影子，担心墙上长了耳朵。“第二个问题？”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可以，如果你连第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你看，”他用很小的声音说，“克丽丝蒂娜的父亲指责我活了下来。他的意思是，我经历了一切并活了下来。因为，人们不仅只用死亡回答，尽管死亡是一种理想的回答，但也可以用活下来回答。我们两个都活过了这个女人。”他亲密地说，“你逃跑了，活了下来；我留在这里，活了下来。我们两个都活了下来，怯懦或盲目、愤怒或明智地活了下来，这是事实。难道你没有想过，我们活下来是有原因的？……难道你没有想过，到头来是我俩对她欠下了某种来世的责任？她毕竟比我俩更完美一些，更有人情味—她更完美，因为她死了，换句话说，她对我俩做出了回答，而我们却活了下来，这个没有什么好美化的。这就是事实。谁活过了别人，谁就是背叛者。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活下来，这个也没什么好美化的，因为恰恰是这个要了她的命。她死于你的远离，死于我留在这里却不理她，死于她生活中最亲密的两个男人都比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程度更可鄙、更自傲、更胆怯、更虚夸、更沉默，我们用活下来出卖了她。这就是真相。这个你应该将会知道，当你在伦敦，抵达生命的终点，在最后时刻，孤身一人。我也将会知道，在这幢房子里：现在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活过了一个我们很爱的人，为了她我们甚至曾想杀人；我们活过了一个跟我们很亲密的人，为了她我们差一点丧命，这本身就是生活神秘而残酷的罪行之一。法典里没包括这项罪责。但是我俩心知肚明。”他用干涩的嗓音平静地说，“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我们无法用自己愤怒、怯懦和精明的城府为任何事情开脱，因为她死了，我们活了下来，在我们三人之间，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们彼此都纠缠不清。这个很难让人理解，一旦理解，会更焦虑不安。你为什么想活下来，你以此赢得了什么？你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吗？假如生活的真相是，世界上有一个与你亲密的女人，她是与你同样亲密的朋友之妻，那还在乎什么处境不处境的？那还在乎什么别人怎么想这件事？什么都不重要。”他简单明了地说，“最终，除了留在我们心里的东西，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

“什么东西，”客人反问，“留在我们心里？”

“另一个问题，”将军回答，他始终没转动房门的把手，“另一个问题是，凭着我们的精明、傲慢和优越感，我们到底赢得了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对这位早已过世的女人的痛苦迷恋，难道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内容吗？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答不出来。我经历了一切，见识了一切，但对这个问题还是答不出来。我见过和平，见过战争，见过贫困，见过荣华，见过你的胆怯和我的傲慢，见过战斗与谈判。但是在生命的深处，我们所有行为的意义，可能还是这种与某人的纠葛—纠葛或激情，随你怎么叫它。就这个问题吗？对，就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他继续压低嗓音说，仿佛担心有谁站在他身后偷听，“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也这样认为，生命的内容不是别的，而是那股有一天打动了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之后永远燃烧到死的激情？不管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个，或许我们就没有白活？难道激情真是如此深邃、如此邪恶、如此伟大、如此没有人性？或许它并不是针对个人而言，只是针对欲望？……就是这个问题。也许，它还是针对个人而言，永远总是仅仅针对一个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坏的神秘个体，但激情的内在实质并不取决于其行为和品质？如果你能回答，我洗耳恭听。”他提高了嗓音，换了一种要求的语调。

“你为什么要问？”对方平静地说，“你很清楚，是这样的。”

他们面面相觑，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

将军的呼吸变得窘迫。他转动了把手。在高大的楼道里，影子晃动，烛光摇曳。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下楼梯，几个男仆赶忙举着蜡烛，拿着大衣和礼帽迎了过来。在对开的大门前，车轮在白色鹅卵石路面上碾得咯吱作响。他俩默默告别，无言地握手；两个人全都深深叹息。

20

将军走向自己的房间。乳娘等在长廊的尽头。

“现在你感到平静些了？”乳娘问。“是的。”将军说。

他俩一起朝卧室走去。乳娘迈着碎步走得很快，好像现在刚刚起床，急匆匆地赶去做黎明的工作。将军拄着拐杖，缓慢踱步，穿过挂满画框的长廊。在那块原本挂着克丽丝蒂娜肖像的空白墙壁前，将军收住了脚步。

“那幅画，”他说，“现在你可以把它挂回去了。”

“好的。”乳娘应道。

“没那么严重。”将军说。

“我知道。”

“晚安，妮妮。”

“晚安。”

乳娘挺直身子，用那只肤色枯黄、瘦骨嶙峋的小手在老将军的额头画了个十字。他们相互吻别。这个吻反常、短促、特别：假若有谁看到，肯定会微笑。但是如同所有人类的吻，这也是回答，以其怪异而温柔的方式，回答一个难以言表的问题。

后记

流亡的骨头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纳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 Gyö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再说，纠正错译正好强调了简体译本的权威性，能与“转译本”相区别。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真爱》（Az igazi）；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Judit…és az utóhang）。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2

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欧洲不回答》、《密谈》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等。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3

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译为“中产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马洛伊正在国王天主教中学上文学课，校长走进教室宣布：“孩子们，全体起立！国王驾崩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可以回家了，明天学校放假。”马洛伊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由衷地高兴。我们并不清楚弗朗茨·约瑟夫国王的死意味着什么。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马洛伊就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Kosztolányi Dezsö）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 Ödön）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4

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又燃起写诗的热情，他在给好友米哈伊·厄顿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务之中只有一项真的值得人去完成：当一名诗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著名诗人萨布·吕林茨（Szábó Lörincz）亲自撰文，赞赏有加。同年，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译并在家乡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写作风格上，而是在文学精神上。

1921年，对马洛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还在柏林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考绍的名门闺秀也是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见钟情。从那之后，马洛伊与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从那之后，罗拉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旅伴、难友和最高贵意义上的“精神伴侣”，几乎他以后写下的所有文字，罗拉都是第一位读者。

1922年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书》在家乡出版，其中有一篇《亲戚们》，描写自己的亲戚们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为后来创作《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马洛伊与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详细讲述他戏剧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学读书，去图书馆翻杂志，做一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给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写新闻，并陪罗拉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重病……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贫寒，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亲耳聆听过阿波尼·阿尔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讲，见到张伯伦向这位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这期间，他还去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伦敦，最重要的是读了普鲁斯特；毫无疑问，《追忆似水年华》对马洛伊后来写《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难怪评论家经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会流浪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在巴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1924）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一本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

5

“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1928年春天，马洛伊回到了布达佩斯，但罗拉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不相信马洛伊心血来潮的决定：“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

一方面，马洛伊自己也心里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这时的匈牙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祖国。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原来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丧失了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布达佩斯。这时的他，已经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了，他的文学素养、独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1928年，马洛伊出版了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随着青春小说《反叛者》的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的主人公们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们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以纯洁的理想，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于1930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这部小说与法国作家让·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们》，成为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则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为两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生动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画卷。他用工笔的手法翔实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刻画之详之细，如同摄像机拍摄后的慢放镜头，精细到各个房间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来历、父母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和书名、妓院房间墙上贴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类人群的时尚装扮。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个，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运的痕迹。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第二部中，马洛伊回忆了并不久远的流浪岁月。从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写到东欧的布达佩斯，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宛然在目，无数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谓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如果让我作比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过，也正是由于坦诚，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当年的一位神父教师以毁誉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几位亲戚也对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感到不满，因此，马洛伊被迫销毁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笔可观的赔款，并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主要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减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从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我翻译的这个版本也是1936年后的删节本。

匈牙利终于出版了全本的《一个市民的自白》，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译文已经交稿，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中文版再版时，我再花时间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对“马洛伊迷”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作为马洛伊的遗稿在箱底压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发现并编辑出版，这部书便是马洛伊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马洛伊的这本自传终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后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6

从1928年回国，到1948年出国，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毫无疑问，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奋、最多产、最严肃，也最真诚的作家之一，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他的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

在马洛伊的长篇小说中，1942年圣诞节问世的《烛烬》是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两位老友在离别多年后重逢，在昏暗、空寂的庄园客厅里秉烛对坐，彻夜长谈，追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年轻的时候，他俩曾是形影不离的金兰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后来，其中一个人背叛了另一个，甚至有一刻动了杀机，结果导致一系列悲剧。马洛伊讲故事，但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至今，《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不久前，书评家康慨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刚出炉的《烛烬》译稿，激动得禁不住大声朗读，并摘出他最喜爱的关于音乐、友情、孤独、衰老的段落发给我，说书写得好，也译得好，我心里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一种“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涌流，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们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真爱》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两段长长的自白，先出场的是妻子，随后出场的是丈夫，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同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们两个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真实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这个婚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其实这个观点，作者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过：“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

《草叶集》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读了《草叶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

与马洛伊同时代的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这样评价他，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7

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更准确地说，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从不依附任何势力，从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他对右翼的危险时刻充满警惕，因此使得当时各类右翼对他的厌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对他的记恨一样深，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

1934年10月12日，对马洛伊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虽然父亲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养上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学毕业时，马洛伊曾写信向好友倾诉，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样：“一个许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欢的人，一个从来不向外部世界妥协、永远没有家的人。也许在这个坍塌的家里正是这个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无家感。”父亲的死，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很少写诗了的他，在悲痛中写了一首《父亲》。

1930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9年2月28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

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

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

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

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

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

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

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8

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年去世。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自从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1949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9

1952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的无奈和惆怅：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

生活多么美好——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里的面包有股多么怪的味道。

怎样的房屋和怎样的街道！

莫非现在叫卡洛伊环路？

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空气醉人。阳光明媚。

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马洛伊在“自由欧洲电台”进行时事评论。次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马洛伊夫妇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市。

1973年，马洛伊和罗拉去维也纳旅游以纪念他俩结婚五十周年，但没有回咫尺之遥的祖国。自从马洛伊流亡后，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仅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请作家回国。然而，马洛伊的骨头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乡还不自由，他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1980年移居圣地亚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20世纪，欧洲有许多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他的骨头本来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钢铁。托马斯·曼战后也没有回德国，但他可以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德国人都在读他的书，以这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作家为荣。可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儿？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冷战的文化充满了谎言，即便他的祖国不禁他的书，他也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不停地写作，没有出版社给他出书，他就自己出钱印，至少罗拉是他的读者。

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圣热内罗的血》（1965）、《卡努杜斯的审判》（1965）、《在罗马发生了什么》（1971）、《土地，土地……！》（1972）、《强壮剂》（1975）、《尤迪特……和尾声》（1980）、《三十枚银币》（1983）、《青春集》（1988），诗集《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先生》（1960）、《海豚回首》（1978），戏剧《约伯……和他的书》（1982），以及1945至1985年的《日记》。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该算《尤迪特……和尾声》了。

其实，《尤迪特……和尾声》是《真爱》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四十年前写的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毫无疑问，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真爱》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读者将要读到的中文版《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流亡的岁月，马洛伊除了与爱妻罗拉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还领养了一个儿子亚诺士，亚诺士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作家夫妇的感情安慰。然而岁月无情，从1985年开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尔和妹妹卡托于这一年去世。1986年1月4日，与他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罗拉也离开了他；秋天，他那位是电影导演的弟弟盖佐去世。1987年春天，养子亚诺士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这年秋天，他留下了遗嘱。

10

1988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与他取得联系，欢迎他叶落归根，但他还是没有动心。岁月和历史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后一分对自由理想的坚持。

遗憾的是，马洛伊未等到祖国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独了。

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

2月20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好友、遗稿托管人沃罗什瓦利·伊什特万（Vörösváry István）夫妇，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伊什特万和亲爱的伊莲：我心灰意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始终疲乏无力，再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不得不进医院接受看护。这个我想尽量避免。谢谢你们的友谊。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我怀着最好的祝愿想念你们。马洛伊·山多尔。”

2月21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自由地选择死亡这个高傲的姿态成为不朽。“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遭到损毁、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马洛伊生前曾这样说。1942年，他还写过一首《在考绍》的诗，在中年时就平心静气地讲述了生与死的轮回：

严肃的，令人回忆的

与亡者以你相称的

与先人相互慰藉的

骄傲和独一无二的

旅行，这也是宿命——

我从这里开始，或许

也在这里结束。

就在马洛伊离世那年的秋天，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匈牙利也发生了体制改革，苏联从匈牙利彻底撤军。他自由的梦实现了，但他提前去了天上。从1990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政府还追授他“科舒特奖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奖章颁发给亡者。从某个角度讲，马洛伊这根流亡的骨头以他的坚韧不屈，战胜了残酷的时间与喑哑的体制。匈牙利还设立了慧眼识珠的马洛伊文学奖，推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后继者，其中包括继承了他精神衣钵的凯尔泰斯。正如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所言：“假如，有过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马洛伊一生都没有放下笔，总共写了五十多部作品，长达十几卷的《日记》更具有历史、文学和思想价值。作家去世后，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留下的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至1989年的《日记》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解放》，还有与友人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

“死亡的诗人仍在勤奋工作”，这是马洛伊曾经形容他的文学启蒙恩师科斯托拉尼·德热而写下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也写给了他自己。

很希望译林出版社的这几本马洛伊作品只是我们认识马洛伊的开始，也希望这位已成为天使的老作家能通过文字坐到我们中间，他是凡间极少见到的高尚、独立、聪慧、坚韧、柔情、勤奋，而且品质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即便因为他，我也愿相信：存在天使。

2014年11月22日，布达佩斯

注释

[1]
通常为建在葡萄园中央的石头小屋，新采摘的葡萄在那里榨成汁。还用来存放酿酒工具，一般与酿酒、藏酒的地窖相通。

[2]
亚诺什勇士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一首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

[3]
蒂罗尔是奥地利西南的州，首府因斯布鲁克。大部分为阿尔卑斯山地。

[4]
这里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皇帝和伊丽莎白皇后，后者即茜茜公主。约瑟夫一世在奥匈帝国时期兼任匈牙利国王。

[5]
布列塔尼是法国的一个大区，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

[6]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是一位勤政、简朴的皇帝，一辈子都喜欢睡简易的铁床。

[7]
指茜茜公主。

[8]
摩拉维亚是捷克东部的一个地区，摩拉瓦河发源于此。

[9]
加利西亚，原为奥匈帝国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波兰南部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划归前苏联。

[10]
匈牙利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通常用于男性对女性、年幼者对年长者或平民对贵族。

[11]
维也纳市内的一座公园。

[12]
主教座堂，指设有主教座位的天主教堂，为教区主教的正式驻地，是教区的中心。

[13]
福林和菲列均为匈牙利货币。

[14]
希辛格是与美泉宫毗邻的维也纳市郊。

[15]
利比扎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当地特产一种驰名欧洲的白骏马。

[16]
帕林卡是匈牙利特产的水果白酒，相当于白兰地。

[17]
施蒂利亚是奥地利南方的一个州。

[18]
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意大利克雷莫纳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弦乐器制造师之一。

[19]
第聂伯河是仅次于伏尔加河、多瑙河的欧洲第三条大河。发源于俄罗斯，流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流入黑海。

[20]
波玛德红葡萄酒产于法国勃艮第著名的波玛德酒庄。

[21]
夏布利白葡萄酒产于法国勃艮第北部的夏布利酒区。

[22]
玛姆香槟酒产自法国著名的玛姆酒庄。

[23]
塞夫勒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小城，以生产高级瓷器闻名遐迩。

[2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5]
这里说的“家园”有两重意味，一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的奥匈帝国，二是指个人的精神家园。

[26]
这里指参军宣誓为奥匈帝国效劳。

[27]
通常是指伯莱芋叶和弗吉尼亚烟草。

[28]
指南非葡萄酒。

[29]
厄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性爱”的原始神。谁中了他的金箭就会产生爱情，中了他的铅箭就会产生憎恶。

[30]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据《圣经》记载，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献祭他的独生子以撒。亚伯拉罕正要举刀刺向儿子时，被天使阻止，并看到送来替罪的公羊。

[31]
施洗者圣约翰是基督教先知，他奉上帝之命为耶稣洗礼。希律王的女儿莎乐美在她母亲的怂恿下，要父王派人杀死约翰，并将头放到盘中交给她。

[32]
在匈牙利语中，杀戮（ölés） 和拥抱（ölelés）两词的读音非常相似。

[33]
古希腊神话中，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是主神宙斯与斯巴达王后丽达偷情生下的孪生儿子。兄弟两人有着一样的相貌和心地，一起长大，一样勇敢。宙斯被他俩的手足情感动，将这对双胞胎英雄变成了双子星座的守护神。

[34]
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这种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是由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在1835年协助塞缪·摩尔斯设计摩尔斯电报机时发明的。

[35]
加尔达湖位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威尼斯和米兰之间，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

[36]
蓝袜族，是欧洲人对知识女性的一种称法。源自十八世纪中叶伊丽莎白·蒙塔古和几位女性在伦敦成立的文学团体“蓝袜社”。随着十九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妇女受教育机会增加，“蓝袜”一词曾得到广泛使用。

版权信息

Egy polgár vallomásai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一个市民的自白

作  者　【匈】马洛伊

译  者　余泽民

责任编辑　方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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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后记

注释

返回总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在这座城中，两层的楼房
[1]

仅有十来栋：除了我们家住的那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还有几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木匣。（“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
[2]

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
[3]

，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
[4]

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茅厕，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颤，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
[5]

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子。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煤气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油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油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
[6]

；说老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在灯丝上方装上一块铂金片。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第一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油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油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式暖气，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第一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2

我的父亲也这样认为，有身份的人不应该付房租，不应该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因此，他为了能让我们尽快搬进自己的家而不遗余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花了足足有十五个春秋。然而有一天，当我终于跨进“自己家”时，只是作为一位回家探亲的大学生，那栋流光溢彩、宽敞得浪费的建筑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公寓楼里度过的。我一想到“家”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出中央大街路边的房子、宽阔的庭院、带铁栏杆的狭长走廊、掸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装有电泵的水井。在我看来，那是一栋阴郁沉闷、杂乱无章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被建在那儿的。居民之间缺少友情的维系，他们甚至连邻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都有自己世袭的身份，论阶层，分宗派。住在老楼里和平房内的人家，不管是仇敌还是朋友，肯定都是属于难以相容的那类人。

楼里住了两户犹太人家：一户是所谓的“改革派”或“进步派”
[7]

，家境富裕、见过世面、已经市民化了的犹太家庭，他们租下了二层临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当封闭、傲慢，从不跟楼里人来往；住在庭院后侧底层的是一户族亲众多、信奉“东正派”
[8]

的犹太家庭，他们家境困窘，并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总有更新的亲戚和新生儿出现，全家人挤在庭院后侧三个昏暗的房间里。有的时候，比如逢年过节，那里会挤满亲朋好友，嘈杂喧嚣，匆促忙乱，仿佛与会者准备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那些“穷犹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亚人打扮，恪守教规。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很穷，但不管怎样，楼里信奉天主教的邻居们对这家人的好感，远远超过对那户封闭、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层的“穷犹太人”家里，有人率先剪掉了传统发型，换上普通人装束，脱下长袍，摘掉礼帽，剪短头发，刮净胡须，穿上流行时装。没过多久，大多数家庭成员纷纷效仿，摇身蜕变。孩子们改上市民学校，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报名上中学。十到十五年后，身穿长袍的犹太人不仅在我们楼里销声匿迹，就连在城里也非常少见。在我们楼里住过许多孩子，但我已经不能逐一记起。跟楼上颐指气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楼下这家“穷犹太人”跟基督徒的邻居们相处得更为融洽，更为友好。楼里人用庇护的口吻谈论他们，甚至有点夸大其辞，称他们为“我们的犹太人”，夸他们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们颇为自豪地对外宣布：在我们那栋高大、摩登的公寓楼里不仅住有犹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有资格住在那儿。二楼那家贵族气派的犹太人我们很少碰见，他们活得潇洒自在，经常外出旅游，他们的孩子们在天主教中学里念书，女主人是一位消瘦、忧郁、患有心脏病的女士，能弹一手好听的钢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里找裁缝定做的。毫无疑问，楼里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妇人们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着总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连我都觉得她那样打扮既不礼貌，也不检点。楼上这家邻居“不管怎么说仍旧是犹太人”，他们活得过于浮华，过于奢侈，比方说，那位富婆比我母亲打扮得更为优雅得体，弹钢琴和乘轿车也更加频繁。“什么都应该有所节制。”我在心里这样暗想。我们跟东正派的那家犹太人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沟通和相互理解。他们也不必因为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必因为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着装风格、节庆风俗和古怪混杂的方言土语，不必因为将德语、意第绪语、匈牙利语的词汇大杂烩而表现出刻意的谦卑；包括他们自愿保持并且强调的外族性在内，让我们更多地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具有异邦情调的部落而已。我们甚至还会同情他们，就像所有富于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样，觉得自己应该庇护这种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我母亲有时会送一些瓶装的水果罐头给楼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长妇人，而在复活节时，那家犹太人则将薄饼
[9]

包在干干净净的白布巾里作为礼物送上楼来，我们彬彬有礼地接过来道谢，饶有兴味地打开布包观看，不过我想，家里没有谁会吃它的，就连用人们也不会吃。我们同情并且接受这一家人，但是从某种形式上讲，这种态度就像对那些经过驯服后的黑人。我母亲有时跟他们搭讪，当然只是在大扫除时，她站在楼上朝楼下喊几句友善的寒暄话；那位憔悴不堪、头戴假发、永远在喂奶的妇人则平静地应和：“是啊，是啊，尊贵的夫人。”我不认为母亲这样寒暄是想让那位可怜的犹太妇人意识到“社会差别”；而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这家人对这种差别心知肚明，住在底层的犹太人也从没想过要巴结我们；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家人对于社会差别的谨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没什么两样，的确，他们或许更加神经过敏，他们跟我们所做的一样，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回避各种可能导致大家彼此亲近的机会。总的来说，楼里的住户们都很同情这家穷犹太人。我们怀着善意的默许，关注他们的节庆和非同寻常的习俗。毫无疑问，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犹太人的节庆旧俗在庭院里搭帐篷，他们连犹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亲甚感吃惊、略带愤慨地讲述说，他跟楼上那家颐指气使的犹太人一起乘火车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车厢里吃包在棉花里的鲜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们整个晚上都惊诧不已、愤懑不平地谈论此事，尤其是我母亲，她为这种“不当行径”倍感愤慨。

这两户犹太家庭从不往来。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制造商，在外地生产玻璃制品，三天两头外出旅行，肥胖，敦实，秃顶，对自己的妻子态度恶劣，背着那位未老先衰的忧郁妇人跟他公司里的女出纳们乱搞；显然，全城人都知道这件事。妇人忍受着小说里才有的那种厄运煎熬，坐在敞开的窗前弹钢琴，琴声悠扬婉转，令人驻足倾听，乐音绵绵无终。楼里人都知道这家人不守犹太戒律，他们吃腊肉，用猪油做饭；出于某些缘故，楼里人对此也特别不满。如果说在这栋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楼里有过“犹太问题”，那么肯定不是由那户族人众多的东正派犹太家庭引发的。我们楼里的所有居民对底层犹太人那些身穿长袍、垂着小辫进进出出的加利西亚亲戚所抱的同情心，远远超过对彻底开化了的玻璃制造商及其家庭的。我们对改革派家庭优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点惧怕他们，至于惧怕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触中，楼上的男主人对天主教邻居和楼下那家既谦卑又高傲的穷犹太人总是彬彬有礼，表情淡漠。比方说，我们从来没听父母说过要我们避开东正派家庭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人禁止我们跟那些面色苍白、消瘦单薄的男孩们一起玩耍。他们穿着式样特别、很显老气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总戴着黑色礼帽，一点儿都不耐心，在激烈进行的游戏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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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不太生气，因为他们不懂这句意第绪语是什么意思。当六七个东正派孩子跟庭院里长大的天主教小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制造商的继承人们已在保姆的护送下去学校上课，或有家庭教师登门辅导，这些孩子被悉心监护，唯恐会跟犹太无产者混到一起。楼上那家孩子从来不下楼跟我们一起玩，这种目中无人的自我封闭严重伤害了我的正义感，以至于有一天下午，我将楼上已读三年级的大公子骗到地下室，把他锁在锅炉房里。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缄口如瓶，那时警察已经赶来寻找丢失的孩子，玻璃制造商的夫人发疯似的哭号，呼叫声在楼里久久回响。清晨，男孩被锅炉工发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男孩始终没有出卖我。面对盘问，那位木讷、迟钝、困眼迷蒙的少年固执地沉默，后来也一样，他从未因此报复过我，即使许多年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对此事绝口不提。也许他觉得我那么做是对的。孩子们总是迅速判决，而且不留上诉的余地。

慢慢地，住在底层的犹太孩子们全都换掉了传统装束，但是这家人每年仍在庭院里用被子和毯子搭帐篷，男主人——那位少言寡语的部落酋长每天下午都钻进帐篷，一个人在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物里待好久。听他的儿子们讲，他们的父亲在帐篷里祈祷。有一次，我们透过被子的缝隙朝里面偷窥，看到男人坐在帐篷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悲伤地望着前方。有可能是感到无聊吧。有一天清晨，整栋楼在一阵嘈杂声中惊醒，许多穿长袍的犹太人接踵而来，鱼贯而入，底楼的房间里挤满了陌生人。一个名叫拉约什的九岁男孩，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自豪而沉重地对我们的疑问做出解答：

“真可恨，我父亲夜里死了。”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神情中带着一股无法模仿的优越感。

那一天，他从早到晚都一脸傲慢，那目中无人的模样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我们无缘无故地揍了他一顿。

3

我家住在一楼，我家的隔壁是一家银行。银行在很早以前就租下了那三个窄长、昏暗的房间，经理室的房门开在楼道里，旁边是财务室，朝向庭院的那间是会计室。我父亲的书房跟经理室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凿有一个“秘密洞口”，如果经理有事找我父亲，只需打开秘密洞口的小铁门，就可将信笺、文件或账单递给他。这种父权制的办事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确实颇有成效，银行的业务红红火火。两位年长的女出纳在会计室工作，收银员的任务交给一位提前退役的骑兵队长负责，他被不测的命运折磨得总是愁眉苦脸，跟在兵营里一样，他总对那些前来借钱或付利息的农民大嚷大叫。这位骑兵队长之所以辞掉军衔提前退役，就为了娶他的情人为妻，女人是一位贫穷的女教师。他自从做了这一行后，再没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思乡般地眷恋过去的生活，于是总是诅咒这愚蠢的世界秩序，将一位骑兵队长贬为银行收银员，他迫不及待、粗言恶语地希望能赶快“发生点什么”。就在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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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第一天，这位已经退役的骑兵队长又穿上了旧军服，腰挎战刀走进银行，向重又对他变得毕恭毕敬的昔日老板郑重告别。我从未见过有谁能比此时此刻的他更幸福，他捻着胡子简短地应道：“感谢上帝，终于发生了什么！”当时，有许多人都跟他一样热血沸腾地奔赴战场，结果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阵亡了。

不过，正是由于那家银行——“我们的银行”在一楼昏暗的房间里办得红红火火，我们未能嗅到战争的硝烟。银行的客户们扛着褡裢坐在楼道里歇脚，耐心地排队。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州里北部郡县的贫困农民，那里的收成总是很糟糕，有几英亩地的人就已经算是中产地主；由于那里的土质贫瘠，草场荒芜，即使拥有五百英亩的地产，也称不上是庄园主。住在那个地区的斯洛伐克人大多不会讲匈牙利语，用人们也只会说一种图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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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匈牙利语混杂的特殊方言：在当地的乡绅圈里，人们虽然将匈牙利语作为正式的社交语言，但在家里，在家人之间，就连移居到那儿的匈牙利人都更习惯讲带齐普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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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的德语。他们并非刻意如此。他们是有都市人气质的匈牙利人，但也习惯了穿拖鞋和长袖衬衫，晚饭后连老爷们也用德语聊天。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自豪、最光彩、最荣耀的记忆就是：在我们住的楼里有一家银行，那是一家有收银员和现钞的真正银行，人们只需去那儿在纸上签几个字，就能立即得到钱。那个时候，银行业务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无神秘可言。农民们一大早就扛着褡裢排队等着，褡裢里包着腊肉、帕林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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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证员给他们开的地产证明文件。每天中午十二点，银行都会进行一次“审核”，董事会成员、两位老神父、银行经理和法律顾问聚在一起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议”，对一百、两百克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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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进行投票表决，开单入账，客户下午就可以领走贷款。当时，钱多得让全世界惊叹，就连我们住的小城里也多得泛滥。除银行之外，还有个人信贷，退役的骑兵队长兼收银员有时出于“好心”和“侠义”，还会替客户代付欠账。贷款期限到了之后，农民们要么能还，要么不能；如果不能还款，就得拍卖十英亩地中的五英亩，由银行收购。那是一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意，自然得就像世间万物，有因有果，平静无澜。银行里有许多钱，可以四处播撒。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都为这家和善、友好的银行感到由衷地自豪。大人们的金钱秘密，就像其他的那些生活奥秘一样令孩子们兴奋。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楼里，在又笨又厚的保险柜里藏着大人们最常谈论的至尊之物。我们看到挂在前来借钱者脸上的谦卑，听到他们喋喋不休的哀叹和抱怨，还有他们对所有人低声下气地说“吻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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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对银行的股东们，即使对仆从们也这般毕恭毕敬。楼里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慈善，而且归属于一个大家庭，这对楼里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与自豪啊！我们觉得，只要住在这栋楼里，只要与这家银行为邻，谁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我认为父母们也都这么想。这栋楼属于这家银行，好心的银行允许楼里拮据的房客迟付房租，甚至还提供小笔贷款。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银行的钱里有一小部分也属于这栋楼里的人家；那是一个仁慈、友善、可以信赖的世界，住户们去银行借钱，就像去找一家之主或一位富有的亲戚，银行会借给他们钱，想来谁会为了躲债而从这栋楼里逃走呢？孩子们天生就有了钱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在银行的影子里降生并在它的庇护下长大的人非常幸运，就像定居在丰腴大地的古老源头，只要我们守着这家友好、善良的小银行居住，即使以后，我们都永远不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麻烦。这个并不很高尚的古怪感觉一直伴随我到学生时代，甚至伴随我到在国外流浪的蹉跎岁月；即便那家银行早已倒闭，但还是能在金钱问题上给我提供某种安慰和安全感，似乎我想跟金钱维持一种初始而直接的童年关系，而事实上，那些钱从来就不可能属于我和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想来这真是残酷无情。

银行的生意兴隆，股东们也都发了大财，就连雇员和仆从也不例外。有一位雇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另一位摇身当了作家，出版了两本讲述郊外城堡废墟传说的书。每个人都有闲暇和精力欣赏艺术。就像一位羽翼丰满了的工业骑士，银行在狭小的空间里已难以容身，于是大兴土木，在庭院里盖起一幢仙境般的玻璃宫殿。那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简直像一座玻璃教堂：厚厚的玻璃板是从德国运来的，在金库的上方，盖了一个我后来在国外都很少见到的穹窿顶。农民们将这座银行宫殿称为“伯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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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朝圣一样从周围的村庄纷纷赶来，在玻璃穹窿顶下悄声耳语，一脸虔诚，仿佛真是在教堂里。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对它气派的外表和精美的装饰赞叹不已，很难用准确的词语形容这座过度浮靡、浪费、辉煌、极度华而不实的建筑杰作。那里具有真正的银行所需的一切：保险库的铁门足有一人多厚，听到魔咒才应声打开；理事会大厅也铁门紧闭，里面配备有非同寻常的计算器和打字机；银行里还储有许多钞票。最让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好奇的是建在楼长家对面的保险库，地基打得很深，深埋在地下；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只只金属匣内装满了金银财宝。那是美好、欢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眼前施展的魔法，变出了一座如此这般的童话城堡，只是年长的存款者们不喜欢它，那些老派、守旧的有钱人更乐意看到他们的财产存放在楼上昏暗房间内瘸腿的钱柜里。他们望着那座玻璃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地下室连连摇头，疑虑重重地唠叨说：“这是拿谁的钱盖的啊？”

4

“安德列大叔”掌管银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家族后裔，法学毕业，他跟整个那代人一样，在“自由职业”中谋求快乐，对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职不感兴趣。在童年时代，我对贵族阶层这种博学睿智的生命阶段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后来发现，当代文学对这段时光及其角色的记忆有误。安德列大叔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对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银行生涯，他一丝不苟地恪守营业时间，丝毫让人联想不到那类成天打猎、赌博、旅行，并在半夜三更打牌时接过卡西诺赌友欠账单的外地银行职员。生活总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经济学家，但是他在银行里誊写账目的时间远远超过打猎、打牌的时间。他也读一些书，偶尔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也许他这辈子对印戒的保管热忱远远胜过了贵族徽章。银行蹒跚起步，自行发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职员们是否在每笔贷款业务上都恪守了“银行规定”。我觉得，要想如实描述这位外地储蓄所经理，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他经常将钞票像在合同上盖章一样地贴到吉卜赛人的脑门上，并忧喜参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荡小子诺斯蒂——“我可爱的小家伙”借款。在沙罗什和泽普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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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城市里，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城市里，他这样的人物很难存留。安德列大叔，这位“银行经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赶到单位，戴上套袖，一直誊写到夜幕降临。首都一家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为银行贷款，佩斯的经理们都是傲慢、年长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下来检查安德列大叔的业务工作；那些年长的犹太人喜欢打猎，习惯以“你”相称，爱耍绅士派头，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古怪习惯感到好笑。实际上，安德列大叔在银行经理写字台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亲在州里和庄园内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父亲需要留心的是，农民们是否按时完成了他们的交租义务。从前，农民要碾磨稻谷或交一半的收成，相当于现在付贷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他们是否向农民强征暴敛？我觉得没有。他们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们也“必须靠什么活着”。只要让农民“劳作”，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后来，当安德列大叔由于过于复杂的家庭矛盾而放弃了这个职位时，一位来自首都的金融师接替了他，那人怀揣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来到我们城市，就像一位殖民总督，结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经理显然出于善意，但过分大方地将储户们的钱大笔贷给了波兰葡萄酒经销商们，波兰人收购了当时的“山麓牌”葡萄酒，银行在那场商业游戏中损失惨重，损失数额以百万计。父亲偶尔跟我提起这事，当时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储蓄者的钱；他找到那位当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总督的首都金融机构负责人，那位以绝情著称、国际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银行行长看了那份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后耸耸肩回答：“那就让这些先生们破产吧。”我父亲不动声色地提醒他说：“这样也行，那我就把这份材料带回去；不过在平衡表上也将留下您尊贵的名字。”那位声名显赫的银行行长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按了一下桌铃，对应声进来的经理说：“我们百分之百支付。”就是这句由三个词组成的豪迈话语，让佩斯银行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储户们不仅拿回所有的存款，还得到了利息。作为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美丽传说之一，这个故事我听人讲过许多次。

5

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几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对面一层楼的一套三室公寓内，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很爱生气，烦躁不安；在我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像对待复活节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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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小心翼翼。他有一颗骄傲而孤独的灵魂，本想当一名工程师，他对技术性的东西要比当兵在行（他在炮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想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技术领域。据说“当时大家都央求他延长服役期”，至少家里人后来都这么讲。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秉性、天赋和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非常适合军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轻视的工程师行业，他总是忐忑不安，烦躁易怒，感到受辱，总是有许多“难堪事”。总之，让人觉得他在生活中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人们对工程师和医生的职业抱有歧视，认为不适合绅士去做；出身显贵的年轻人自然应该投身法律，不应该给人灌肠或摆弄容器或游标卡尺。我们家族在上世纪末，在外地，在等级意识严重、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对我叔父的“脏躁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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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时年轻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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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所里观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术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家的祖上是撒克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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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移居匈牙利，忠诚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我的太祖父被利奥波德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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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为贵族，并被赐予“巴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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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克里斯托夫”封号，主管马拉马洛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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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家矿井。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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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出于对匈牙利的热爱，我们家有许多家族成员参加了贝姆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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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的革命军。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维拉古什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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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遭到降职，先后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兰的皇家军团服役，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名衔，退休时官至皇家卫队长。但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家族在维也纳享有很好的声誉，被视为“忠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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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为老布达总督时，曾去维也纳觐见过弗朗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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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匈牙利国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维也纳写信给远在马拉马洛什州的弟弟说，“在这里住宿的开销非常昂贵，每天仅客房和取暖的开销就五个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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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亲切地接见了我，并且提到我们的父亲。‘对，对，’他用德语说，‘我听到不少对你的夸奖。’”很可能这位有着德国名字的官员于1828年受到皇帝亲切接见时，获得了皇帝和蔼的赞赏，并在宫廷里被划为“拉邦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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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家站在了起义者一边，并将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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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此颁发了批文，并于1848年8月将决议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从信念和行动上看，他们都是狂热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亲和他的弟弟。当地的外族家庭对匈牙利持有的这种热烈、真诚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贵族家庭不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这些自愿融入匈牙利，并且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容忍某种与生俱来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逊铁匠，我认为，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某种特殊的、对我来讲毫不轻松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执的“责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种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共生仍无法释解的异类感和外族感。从精神上讲，我们家是复杂而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不仅是就“出生证”而言，从本质和观念上说也是这样。我们本能地回避新教徒，在社会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出于本能地回避我们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提这个。

不管别人怎么“接受他”、承认他都无济于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烦恼。即使他拥有撒克逊人的血缘、德国人的名字、奥地利的贵族名衔，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属于这个世纪末的匈牙利贵族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假如有谁能让外人感到从其骨子里散发着匈牙利贵族意识的话，那就是他了。他总是搜集家族的各种证书和纹章，喜欢绘制王冠，还将我父亲、母亲的家族纹章合二为一，设计出“统一的贵族家徽”（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那些资料，因为我母亲是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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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磨面工的后代，我怀疑她的家族从来就没享受过贵族特权；另外，我母亲和她的亲戚们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关心）。这种“贵族行动”最终以特殊的方式使他获得了一种傲慢而焦虑的内心表达：回避州里的社交圈，从来不跟那些人为伍。他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在波斯尼亚修建铁路和隧道，后来搬到了阜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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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受一家法国公司委托修建了一座供电站，至今都为达尔马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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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提供电力。在这期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位温柔娴静的诺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剧作家的后代。我小的时候，曾在那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诺格拉德城堡和园林里度过许多个夏天。在那里，叔父带我阅读了那位古代的、拥有不羁灵魂的、在雄性时代的黄昏近乎发疯了的匈牙利天才剧作家写下的许多诗歌。正是这种“文学的亲属关系”，使叔父在我眼里顶了某种奥林匹斯的荣耀光环。事实上，他对文学懂得并不是很多。他还单身的时候，曾住在我家对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里，活得“逍遥自在”，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他雇用男仆，经常会扇仆人的耳光；由于这些原因，我小的时候很怕他，后来又对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阶层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凄楚地隐居在诺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庄里。在那里，他就跟在我们中间一样缺少“在家”的感觉，就跟他在同事们中间一样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郑重、公开的反犹分子；假如有谁提醒他说，就其本质而言，在那些愤懑挣扎的阶层之间，这种“我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姿态本身有着多么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换句话说，具有犹太特征，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震惊。

6

这栋楼里有两家“店”：白天，银行接待往来的客户；夜里，楼下那家被称作“咖啡馆”的简陋巢穴，通过女跑堂和赛猪游戏掏空那些游手好闲的市民的钱包。对于底层的喧哗，楼里人觉得十分自然，宽容地忍受。居民们，包括在道德问题上相当苛刻的家庭，根本不会因为楼下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这家“咖啡馆”对喜欢在白天喝咖啡、读报纸的客人们不感兴趣，因为它白天根本就不营业。到了傍晚，滚帘才会卷上去，几张铁皮桌靠墙摆放。“酒吧”里面，染过头发、穿着入时、体态丰满的女人们调蛋黄烧酒，沏俄罗斯茶。（那时候，香槟酒还属于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即使阔绰的军官们也很少能享受这样的挥霍——另外，在我们这座城市，几乎还没有“阔绰军官”这个概念，因为骑兵团驻扎在离我们五十公里外的相邻城市，而在我们那里扎营的炮兵和步兵军官们则更青睐朴实的喧闹、蛋黄烧酒和廉价葡萄酒。）光临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贩子，赶集商贾，乡村地主和来自周边地区、偶尔过一次夜生活的犹太房客。“绅士”只有酩酊大醉时才敢去那儿，这种时候，他们放下机械操控的铁皮滚帘高歌狂舞，声音大得能够吵醒睡熟的邻里；但是，对如此混乱的喧嚣，居民们不可思议地予以容忍。“咖啡馆”在楼下开了许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琐事；在这座四万人口的城市里，总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维持市民们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纳·安德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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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认识他们，能够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警察局设在一幢意大利风格、带有门廊、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不过大多数房间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带油布篷的小推车从街头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铁杆儿酒鬼们会在那里一觉睡到酒醒。卖淫，是一项较为优雅、显然也更昂贵的营生，每个夜晚都在我们楼下的“咖啡馆”里进行；有的时候，那里也发生肉搏战。有一天夜里，整栋楼都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大人、小孩都穿着睡衣拥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楼长正挥着一把扫帚揍一个穿长筒靴、留八字胡、模样简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贩子，那家伙用十个手指紧紧掐住一个麦黄色头发的咖啡馆女招待那副本应该被温情抚摸的柔软肉体。那个场面相当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觉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估计这家夜店付了银行一笔可观的租金，所以即便它这么扰乱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坏街坊邻里的安宁，银行依旧置若罔闻。很久以后，银行才跟那家夜店的老板，那个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赋的吉卜赛头领中止了合同，而且并非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因为银行要用那几间房子：这个时候，银行即便少了夜店的这笔收入，也已经能够从容运转。

为了解决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里也开了两家公开的会所：一家稍微廉价一些，简陋一些，开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致一些，俗称“官房”，开在兵器库大街的一栋平房里，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官职较高的公务员和军官。街头的情爱勾当，则在大门紧闭的两家会所之间矮房错落的鲜花大街内进行，经营者不是私人业主，就是情爱街贩。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甜蜜的地下情爱世界。光顾那里的不仅有未婚的年轻人，已婚男子和军官也不少见；偶尔，当地神学院的一些年轻僧侣师生也会鬼鬼祟祟地闪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毫无变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大门和用绿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墙，向路人们泄露了墙内的勾当。城里的绅士们在“泡完咖啡馆后”来到这里，在“沙龙”里享受午夜的欢乐，店主们经常调换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里，这种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是的，当时我还相当年少，只有十三岁；后来出于羞惭之心，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给我留下的记忆清晰而残酷。那次是楼里的一个男孩带我去的，他是香料师的儿子，一个充满野性、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个明媚、寂静的夏日午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进碉堡大街内的“廉价店”里，紧张得牙齿打颤。大门口的撞铃在走廊内回响，大门的左侧有一个挂着垂帘、堆满特蕾西娅时代家具的房间。在镶嵌玻璃窗的房门后面，有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话书中描绘的、《小红帽与大灰狼》里讲述的那只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我们并咧嘴微笑。我们朝庭院里跑去，因为香料师的儿子对这里的地形已相当熟悉，庭院的一侧有一面石墙跟街道相隔，底层和楼上的房门一字排开，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监狱或医院里那样。我们连“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只翅膀被剪、已被驯服的猫头鹰在院子里散步。后来，楼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悬廊上，她将铁罐里的水泼到庭院里，然后转身回到房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一动不动地紧贴墙壁，我那位爱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安静得真跟监狱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底层有一个房间的门被吱呀推开，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可能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我们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她的房间。朋友走在前头，我几近晕厥、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紧随其后。女人讲的是带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语，但别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她是不是年轻，是胖是瘦，金发还是黑发。房间里有一张布满污渍的长沙发，估计她刚刚起床，因为床铺上面还凌乱不堪，冒着身体的热气。铁皮盥洗池歪斜不稳地靠在墙边，墙皮剥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贴着一张用图钉固定、字母是印刷体的《卫生忠告》。我认真地阅读起来，与其说是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尴尬和局促。“用简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这是政府部门颁布的《卫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话。床前扔着几双男式皮靴。我们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朋友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如，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也很害怕；女人跟我们要了一支香烟，她坐到床沿，坐在我俩之间，微笑地望着我们俩，一声不语。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朋友给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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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币，我们从房间里溜出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逃跑，天色已近黄昏。那次历险抵消了马伊·卡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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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令人亢奋不已的色情描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类地方都失去了兴趣，尤其对我那位“阔绰”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发之前，他用小说般的谎言欺骗了我，“在那里面”，他跟我一样紧张得牙齿打颤，跟我一样不知实情。比方说，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触跟我们以为的截然不同（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以为，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云里雾里，所有不体面的东西纯属胡思乱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后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这是他从哪里听来的。后来，我对他的谎言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开始瞧不起他，不再乐意搭理他。

城里还住了两个“窑姐”，两位年龄较大、并不怎么漂亮的女人。她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总是一起进出，如影随行，脸上罩着面纱，戴着大风车似的帽子。她们俩在业内的男人圈里，很受城里那些风流男士们的尊重。其中一位绰号“柠檬”，另一位被学生们戏称为“橘子”。她们向那些有幸获得她们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钱数，很可能超过鲜花大街的那些情爱街贩和那些吉卜赛女郎或独身女仆。或许也正因如此，她们被赐予“窑姐”的荣衔。不管怎么说，“柠檬”和“橘子”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鲜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颇像家庭主妇、看不出具体年龄、身材丰满健硕的站街女郎，好几代男人都从她那里学到过情爱的秘诀。这位名叫“兰凯”的老姑娘，城里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认识她，就连严肃、寡言的警察们也都很怵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承认。她曾是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迟早都会跟她产生瓜葛。

但是，关于“红蟹”的传说我只是耳闻，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在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红蟹饭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欢乐谷，既神秘又华贵，城里最高雅的绅士们爱去那里。那里经常发生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我是从一位乐观开朗的叔叔那儿听说的。那家神秘的“红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们楼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为国道旁的客栈修建的，位于几公里外的城郊地带。“主顾群”的男性成员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们，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纵一下自己，他们就会到那里去。当我也开始追逐这类销魂的场所时，城外这家夜总会已经变成一家摇摇欲坠的乡村小酒馆。

婚外性生活就发生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如果谁感到了饥渴，就在这类浅浅的泥洼中解渴。“通奸”和有夫之妇的“堕落”，似乎只在小说帝国里才有。我在小的时候，从来没听大人们传过关于哪个“通奸”的“堕落妇人”的闲话；就连当地剧团的女主演们也处于严厉目光的监视之下，人们会“敌视”那些被发现“出轨”的人。

7

公寓很大，房间宽敞，窗户密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感觉到光线昏暗。也许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们和家庭教师一起挤在“壁龛”内，在那个拱形棚顶、没有窗户、堆满带栅栏的童床和学生桌椅的小屋里度过的。“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饭厅连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门把临街的饭厅分隔开，以防阳光投进屋内。我们就睡在那间屋里，在那里做家庭作业；倒霉或者“受罚”的时候，大人禁止我们跨出家门，我们只能在“壁龛”里游戏。似乎谁也未曾想到过，那间宽敞明亮、一个月都没人进去的“沙龙”作为孩子们的房间才更健康，更适合。可是，在家里那个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种布尔乔亚式冷漠的富丽堂皇，总让我觉得好像屋里死了什么人。“壁龛”是一间光线晦暗、没有气流的闷热小屋，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就连“家庭教师”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尽管家里在白天阳光普照，我们却应该在灯光下读书。

我们家有五个房间一字排开，纵三横二，三个临街，两个朝向庭院。除了孩子的房间外，其他房间的面积都很大，通风良好。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宽裕的人家，对孩子房间的质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们溺爱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从不吝啬。那时候，人们对“卫生”的看法颇有分歧。当时，“杆菌学说”把许多家庭主妇搞得神经兮兮。我认识一些老妇人，她们染上了洁癖，从早到晚地清扫灰尘，戴着手套在家里爬上爬下，攥着鸡毛掸子追猎“杆菌”。毫无疑问，市民阶层的家庭主妇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让漆光的家具一尘不染。前来串门的教母们在喝咖啡时，会对女友家里进行现场检查，如果哪个倒霉蛋家的女佣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当天落在钢琴上的灰尘，访客就会大呼小叫。我母亲、两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扫卫生。早晨用人打扫，“小姐”督查，随后母亲出场，就像阅兵式上的将军一样不留情面地严格检查，她用手指在家具隐秘的缝隙里又摸又抹，整个上午都用来追剿落网的尘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无尘是“现代卫生”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个目标，很多家庭将孩子的房间粉刷成难看的颜色，狭小得如同储藏室；钢琴背后洁净无比，而浴室里的大多数地方却很少光顾，不怎么使用。我家由于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当高，尤其是我父母对于“身体洁净”的观念与众不同，一点也不现代。无论冬季，还是夏季，年轻女佣每天早晚都要给浴室里的铁炉子生火，“小姐”则为孩子们洗澡；但是根据市井常识，“洗澡太勤对身体有害”，因为孩子们会因洗澡而变软。在很多地方，浴室被当成堆破烂的库房，尽管用人们进去洗东西，但也只能蜷缩在成堆的皮箱、晾晒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洁衣物的用具之间的昏暗角落里。在我认识的许多人家，浴室里都包裹蒙灰，浴缸只在年底，在除夕时才能恢复一天的本来面目。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市民，通常只在生病或娶妻的时候才洗澡。不过家里还是要有浴室，只是不太使用而已。在我们家昏暗的浴室里，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我母亲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洁。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用挂钩”，就像剧院里的存衣处，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里挂得满天满地，从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块地方属于他。浴室里永远凌乱不堪，那里是气恼和烦心的温床。

要知道，“储藏室”都要比孩子们的房间或浴室宽敞得多，整齐得多。在那个高大、干燥、明亮的房间里堆集了许多没用的“存货”和大量食品，像是储满面粉和猪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没有肉铺、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实上，家里到处都堆满了“存货”：在我母亲的衣橱里，在柜子和抽屉里，到处都塞满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编织物和成团的棉花。我们囤购的“存货”什么都有，包括鞋带和抹布。那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那般得意扬扬地从购物街归来，仿佛我们住在沙漠中的某个角落，刚从浩浩荡荡经过的大篷车队那里抢购回稀罕、贵重的二手货。我们一麻袋一麻袋地购买面粉，一桶一桶地购买猪油，买像磨坊风车那么大的奶酪，无论买什么东西，分量都不会少于一公斤。尽管家里有大量的“存货”，可我们还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哭嚷吵闹，两个女仆“消灭”面包，厨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饭，而我母亲每个月只领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费”，或许还能从中省出些“盈余”……我们每天吃两顿肉餐，我父亲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饭。我母亲让厨娘做丰盛、油腻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养活七口人绰绰有余。那时候，匈牙利人过着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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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丰盛又廉价的日子；那时的廉价不是乞丐式的廉价，不像战后那样由于没钱而让人不得不精打细算，被迫贱卖家什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价廉的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种优雅、富裕、物欲的生活。清晨，让人感觉就像是家庭的节庆，命名日或婚礼日。我父亲刚刚刮好胡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和光辉牌洗发水的味道从浴室里出来，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着烟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过当地的报纸——我们订的当然是教会的报纸，由主教出资编辑、在主教的印刷厂付印的《高地日报》——在等待热茶从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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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绘有花卉图案的瓷罐里“涓涓流出”的空当，他匆匆扫一眼重要新闻。那是相当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亲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线绳仍绷得很紧，他只在吃饭时才会解开它，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规规矩矩地向两侧梳理一下散发着光辉牌洗发水香味的唇须。我母亲与他相对而坐，餐桌两侧各坐一对孩子，他们偷眼观看清晨举行的这个隆重仪式。孩子们的早点是黄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则配热菜汤；他们欣赏父亲用早餐时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弥补一切缺憾的高贵感。我父亲用早餐的样子是那样的威严，那般的优雅；他身穿绸缎面料的烟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软的小手举止轻盈。每天清晨，饭厅里都洋溢着宁静的、父权家庭的仁慈氛围。他喝的是香气袭人的金黄色红茶，茶里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边酌饮一边吃腊肉、半熟的煮鸡蛋、蜂蜜和匈牙利黄油。（他经常为了黄油跟我母亲争吵，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出于节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有时买回来丹麦黄油。我清楚地记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亲看穿了妻子的“诡计”，从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麦黄油”扔进茅坑里！）父亲吃的面包片需要给他单独烘烤，我对他挑剔的用餐习惯表示谅解，这种“见过世面者的做派”持续了好些年。在我眼里，这种“早餐田园诗”是布尔乔亚家庭的祭神仪式。只有那种获取到了社会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会用这种缓慢而挑剔的动作准备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实上，我父亲并没有获取到什么特殊的地位；他身处的阶层，是他本来就属于的阶层，正是这种归属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识，使他的态度和举止变得至尊至贵。大凡属于那个阶层、生活质量优越的人，确实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过一天的日子。

父亲用过早餐后，并不需要到远处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间，后来办公区扩大了，占用了走廊尽头朝向庭院的三间屋子，他的大部分业务都在那里办理。我们一家人住在余下的五间屋内；我父亲在“沙龙”和饭厅之间单独布置了一个“谈话间”或“吸烟室”，屋里摆了几个书柜和新定做的家具。各种式样特别的家具从当地的家具厂运来，那些令登门造访的熟人赞叹不已的家具都相当“摩登”。“沙龙”是家里最多余的房间，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因为在当时，外地的市民阶层对在西欧盛行的“沙龙”式社交生活还很陌生；通常，客人们围坐在白餐桌旁，他们在饭厅里吃罢晚饭，有时一直坐到天光破晓。即便如此，“沙龙”还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镶嵌着珍珠贝壳，巨大的水银镜，宽大的黑漆桌，桌上摆着银质的名片盒，里面装满了地位显赫的熟人们和偶尔登门造访者印有全部名衔、官衔的名片，桌子上还摆有相册、一只大海螺和一枚我母亲曾在婚礼上佩戴过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环。在烟灰缸的水波里，一条青铜美人鱼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擎火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屋里还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腊肠犬铜像，那是家里一只死掉的爱犬的艺术再现。此外还有许多银制、铜制或大理石的“陈设”，就连雕刻的石块也是从破败了的梅森运来的。在带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我母亲的藏书，其中有几本是她在少女时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后来我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许多铜制或桃花心木的陈设光亮、洁净得一尘不染；这个本来就很多余的房间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扫得越发精心。“沙龙”里的家具还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厂特制的，所以我们才开恩地没在重新装修时把它们扔掉。那些家具都是世纪末风格的工艺杰作，桃花心木与珍珠贝壳的奇妙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细刻成多立克和爱奥尼式立柱的样子。总的来说，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遗余力地掩饰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为了让人坐才制作的，而只是为了摆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必须承认，跟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风格的客厅相比，我们家的“沙龙”无论是在保守的品位上，还是在沉郁的“风格”上，都更精美绝伦。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厂一样，那些世纪末“摩登”家具的设计和式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厂每年仿照维也纳流行的款式复制过来的，毒害了两代人的审美品位。从“大法官时代”的彼德迈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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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厚亲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无过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长毛绒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纪末流行的市民风格的家具，跟那些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匈牙利到处生产的福耳图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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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匣一般矫揉造作的“瓷器柜”、用葡萄串做装饰的皮椅、带玻璃门的卧室衣柜或绷着红绒布的扶手椅相比，还是摆在“古日耳曼餐厅”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灵魂、让人头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装饰品。墙角耸立着棕榈树；在长沙发上，在脚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处都摆放着软垫。挂在墙上的刷子袋上绣有狩猎场景的织锦图案，站在写字台上的银鹿用犄角托着几支鹅毛笔，摆着猫头鹰造型的铜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状的大理石镇尺，彩色的珠帘，压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烟上的纸环精心拼贴成的壁炉守护神，羚羊蹄状手柄的炉火钩，用两只翅膀夹着一条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鹤，铁铸镀银、嘴叼名片的青鹭，许多用来遮挡窗户或家具的绒布、毛毡和垂帘，为了防止在某个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飘落的一粒尘埃，遮挡可能偷偷溜漏进来的一线阳光……总之，整个这一代布尔乔亚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我们家里，或许我父亲基于他出众的品味，多少对这些沉重的遗产进行了拣选——但是，我们仍旧难以毫发无损地彻底逃离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在“沙龙”和书房里，还是留下了一两只青铜鹳鸟或镶嵌在皮画框内、再现“鹿肉宴”场景的刺绣墙饰。这种“新家居艺术”——包括他们居住、穿着、阅读和谈话的方式——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欧的阐释。近代纯净优美的形式和华贵的家具，都被“获得启蒙的自由派市民阶层”嗤之以鼻，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破烂或祖母储物间里的遗物。的确，在那个年月，这种品位也是世界强权专制的结果。威廉皇帝或爱德华七世宫内最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肤科医生候诊室内的家具陈设没什么两样。在科孚岛“阿喀琉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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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房间的写字台前，高个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绷着皮面、可旋转的钢琴凳上，主人工作时也坐在那儿。假若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门厅里居然挂着绣有狩猎场景的鞋刷布袋，这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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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三个玻璃门的橱柜里放满了书籍。我母亲的“藏书”其实早就变成了装饰品，作为“沙龙”陈设的一部分和过去的记忆；桃花心木柜的柜门很少打开。几十部包有红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长篇小说书库”占了我母亲藏书的绝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国小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鲁道夫·赫尔佐克，她最喜欢的书是这位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伟大的乡情》。弗莱塔格的《借贷》为黄色皮面，分上下两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此外还有布尔乔亚书库不大感兴趣的席勒、歌德文集。他们认为那些书“陈腐，传统”。不过席勒还是可以跻身于藏书之列，尤其是他写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书橱里还有一部《钟声》的豪华版。人们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驱和革命者的影子。歌德则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无聊。我认为，世纪末的市民阶层读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超过在学校里读的《赫尔曼和多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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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那几首歌和长大些读的《流浪者的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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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偏爱“德国现代作家”。除了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之外，她还爱读斯特拉茨、翁普提达和几位德国幽默作家的作品。我对那些书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在小时候，当我能够打开父母书橱的时候，我就已对那些书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一本我都读不进去。奇怪的是，书橱里居然还有一本《莉莉·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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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回忆录》。我了解母亲的读书口味，她不会在书橱里收藏玛莉特、科尔茨—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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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的书。的确，像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且不说他们的自身情感和爱国情愫，他们跟德克波拉克和维吉·鲍莫克一样是真正的作家。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德克波拉克和鲍莫克的流行小说。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买诗集。诗歌，意味着令人不悦的记忆，来自校园的梦魇，“死记硬背”和书窗苦读。在上世纪初的市民家庭里，将“大诗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诗行抄到“摘抄簿”里的可爱而幼稚的风俗，就跟绣花、弹竖琴、在丝绸上绘画一样是大家闺秀“精神生活”的见证之一，但在世纪末就已经不再时髦。我直到现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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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弥赛亚》那种无聊至极的打油诗，怎么会混进母亲的藏书……在母亲的书橱里，匈牙利语书很少，她最喜欢的匈牙利语作品是威尔纳·久拉的小说《贝斯特茨的弟子们》；她也要求我读那本书，催得不依不饶，直到我硬着头皮开始啃。我记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说，不管怎么讲，要比同时代女作家的小说更引人入胜，更触动心扉，更含蓄内敛。我在书橱里还发现了一本卡琳·麦克里斯的书（我记得，书名是《乌拉·方格尔》），在大部头的书里夹有几卷《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世界上有上百万的市民阅读诸如《大陆与海洋》、《家庭主妇》、《家庭》、《霍夫》、《花园》等德国家庭杂志，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阅那些在柔软纸张上印满了食谱、生活小常识和相关主题的短篇小说与诗歌的杂志。当然，“新时代”需要这些精神食粮。与《大陆与海洋》相比，朴实、细腻的匈牙利家庭杂志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学性”，不管怎么讲，不像德国同行那样对文学趣味的破坏是如此之大。

我父亲的藏书令人肃然起敬，占据了书房最宽的那面墙壁。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欢读米克萨特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头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与公民权问题相关的文摘等；屋里有三个固定在墙上的高大书架，上面堆满了文学著作。我们城市的市民读书量很大，大家喜欢阅读。在这座城市里，早在两百年前就举办过“文学沙龙”；在18世纪末，卡辛茨·费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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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这里从事司法工作；当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还将杀猪节聚餐作为冬季的“精神生活”时，这里就已经在印刷报纸和杂志了。在中央大街带拱门的沙龙里，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文学和匈牙利作品展开辩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尽管这里人能讲多种语言，但是跟佩斯和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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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匈牙利语在这座城市里占主导地位。在这座人口不到四万的小城里，不仅存在好几位书商，而且他们都挣了些钱。书商们做生意，就跟下班后坐进咖啡馆的先生们一样，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翻阅堆在书架上的新书。精神的洪流冲破堤坝，席卷了战后的图书市场，在我的童年时代，人们再次为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展开辩论，几乎每天，四位书商中总会有一位寄来“敬请审阅”的文学新作……我们家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态度，关注每本新书，而且有一本“藏书目录”，那是一个麻布封面的硬皮本，里面记下了每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在当时，一位市民阶层的女士一旦感到无聊，既不打牌，也不去电影院或咖啡馆，而是取出一本书阅读。我父亲的夜晚，也是这样手里捧着书度过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书籍对于世纪末的市民们来说，就像面包一样必不可少。一位属于中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如果没在睡觉前在床上花几个小时翻几页新书或某本心爱的书，就不可能让那一天结束。我家还订过一份英文杂志，一份名为《自然》的科学刊物，但是我们很少翻看，因为我家人的英文都不是很好，尽管一连几年，曾有一位年长、嗜酒的英文教师每周应邀来家里三次。有时午饭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跟我父亲两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内的扶手椅里，以上英文课为借口安静地打盹。在匈牙利杂志中，我们订了蒂萨·伊什特万主编的《匈牙利观察家》；我父亲并不是工人党，他跟当过一段时间市议员的安德拉希始终“关系密切”。日报类的，我们订了《佩斯新闻报》，还有两份儿童日报，《我的报纸》和《我们的旗帜》。上小学时，我总是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后者，满心喜悦地阅读；看来那份报纸编辑得很好，因为总能说些让男孩子们感兴趣的话，不抱明确的意图，不用说教的口吻，读来有趣，寓教于乐。

每过一段时间，玻璃门的多层橱柜里就堆满了书。被寄来“敬请审阅”的那些书，大多数时候都被忘了寄回去，只到年底才跟书商结账，家人并不太计较为几十本放在大书橱底层从未翻过、落满灰尘的书付账。“藏书”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一大半是经纪人卖给他们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兴趣和好奇心挑选的。书橱里摆得最多的是《米克萨特全集》和全套的约卡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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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那是一套精装的纪念版，一百部的约卡伊小说逐渐变少，因为每到学年末，当我们到弗尔伽什大街的旧书店卖已经没用的旧课本时，旧书店老板会掏五十克拉伊卡收购一本约卡伊小说，他对其他的世界名著也同样不敬。我们之所以将约卡伊的书拎到旧书店去，并非出于轻率或贪欲——就拿卖《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或《一位匈牙利富豪》来说，我下了好些年的决心，确实出于需要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旧书店老板对约卡伊小说的每日浮动价格了如指掌。有一些杰作，譬如《新领主》、《金人》，尤其是《心灵教练》，在旧书店老板书价单上的标价始终雷打不动，不管什么时候它们都值五十克拉伊卡；《囚徒拉比》最多能值十八克拉伊卡，《政治时髦》仅值十二克拉伊卡，《十日谈》人家根本就不买。他不太想收购特莫凯尼、伽尔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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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采格的书，甚至对米克萨特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我不得不将我喜欢的约卡伊小说拿出去卖——我们家很重视生日和命名日，家人从来不会忘记在这样的日子里互赠礼物；我由于没钱，又不喜欢勤工俭学，不得不在生日或圣诞节前从父亲的藏书里挑几本卖，免得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两手空空。说白了，我偷窃父亲的藏书，然后用卖赃物换来的钱买回各种各样别致的礼品送给我爱的人们。意图高尚并不能改变野蛮的现实，我跟朋友们一起从我父亲的藏书里偷出约卡伊，毫无疑问，那位戴着黑帽子、蓄了大胡子的书贩清楚地知道，八岁、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通过正经渠道搞到《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等到我读高中时，那套纪念版的约卡伊全集已经没剩下几本了。

在设计有作者签名的紫红色仿古封面上印着烫金书名的“匈牙利杰出作家”丛书占据了长长的书架。选集中万一缺少的，可以在“杰出作家插图版文库”里找到，那套书设计得格外华丽，封面上印有作者浮雕式的烫金头像，并且饰有紫罗兰叶的花纹，书里还有与文字相配的插图。那些插图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用简练的手法刻画出诗人描述的或只能幻想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列维斯基·久拉的“作品全集”里——所谓全集只是一本很薄的册子——有一幅题为“乞丐歌手”的诗歌插图，画中的歌手是一位盲人，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朽，坐在石头院墙的墙根下弹竖琴。每当我翻到这一页插图，每当我读那首幼稚而悲伤的诗歌时都会流泪。我至今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书的颜色：“经典小说书库”的翠绿色，科舒特《流亡文集》的棕黄色，黑尔贝特·斯潘塞尔作品的浅蓝色，布列穆《动物世界》的深褐色。还有豪华版的科学知识丛书，其中有一本的书名是《人类、地球和宇宙》——特别是最后一本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在我看来，作者和出版商能够在那个年代搜集到如此之多关于宇宙的或宏观或微观的具体问题并统统装进一部书里，实在是一桩勇敢的事。我记得还有一本很大很厚、用真宝石和金属片装饰封面的“珍藏版”，图文并茂地讲述阿尔帕德大公等人率领部落进入喀尔巴阡山盆地。能把这样一部恐怖的巨书走私到我们家的肯定是一位聪明的书商。托特·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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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集《口口相传》和《匈牙利奇闻集粹》；黑尔采格和特莫凯尼的几本书，《凯梅尼的崇拜者们》和《苦涩时光》等；书橱里还有奥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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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什马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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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多菲的几部旧版诗集和佩卡尔的一本书名为“多多中尉”的长篇小说。第一本在书架上获得公民权的“现代”书，是莫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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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金》。那时候，我父亲热衷于读匈牙利传统作家的作品，比方说，他晚上会读一本柯尔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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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辛茨，甚至戈瓦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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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后来，我把一些“轻松”的作品带回家，卡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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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讽刺文学大受欢迎，大部分作者他们没听说过——他们读拉克希的评论时才发现了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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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文学政治的辩论中听人提到科斯托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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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鲍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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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很爱看讽刺插图。“他们这样写作”，这是他们的口头语。卡林迪的名著就以这种直接的方式使当代文学大受欢迎。

每个星期一，都会有一个浑身酒气的驼背男人来我们家，背上扛着一只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托尔纳环球报》、《新时光》、《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等国内外文学报刊，应有尽有。“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嘴里哼着歌曲跨上台阶，既兴奋，又痛苦，仿佛《家庭主妇》的到来是一桩意义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们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他给我们的乡下生活带来了“文学”和“文化”。我有二十年没再见到这位送报人。二十年后，我有一次进城时与他偶然相遇，我的童年记忆也被突然唤醒，他在街上叫住我，用熟悉的眼神打量我，然后用手捂着嘴巴跟我亲热地耳语说：“我在城里传送了三十年的文化；您知道，结果怎样？我掉进了臭水沟。”他无奈地挥了下手，随后把我丢在街角。经过追问，我得知这个可悲的消息是真的；由于喝多了，他背着“文化”一头栽进了臭水沟，差一点被淹死。这是一个粗鄙的念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市民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宿命。

9

用人们睡在厨房里。不管家里的房子有多宽敞，毕竟不同于乡下那种少说也会有十几个房间的老式家宅。厨娘和女仆都睡在厨房，她们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做饭洗碗。清晨，她们在厨房的水龙头前洗漱，刷锅水和脏水全都流进下水道。因此，在绝大多数市民家庭的厨房内，无论白天怎么通风，多少都会散发些臭味。尽管厨房里腌臜不堪，但是谁都不会抱怨，既然社会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老爷们住在五间、八间或十间屋里，房间内有钢琴、青铜摆件、蕾丝窗帘，立橱里摆满了书籍、银器和瓷器，所有的一切都熠熠闪光，一尘不染，女佣们从早到晚在房间里擦拭，用鸡毛掸子驱赶“细菌”，干净的桌子上铺着桌布，端上的饭菜色香味美，简直称得上是艺术品——但是，用人们一辈子都只能在厨房的蒸汽中遭烟熏火烤，衰老萎缩，她们身上的汗味儿跟稍后摆到“老爷家”餐桌上食物的热气和香味混在了一起。这个情况没有人过问。女佣们的“社会地位”在世纪初逐渐市民化了的匈牙利家庭里格外特殊。她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在当时，这个词只限于在党部内使用——女佣们不是“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她们对世界局势所知甚少。她们只是用人而已。她们挣的钱极少，比任何一名产业工人挣的都少，地位也更卑微；她们受到的压榨要比临时工更甚，只要稍加顶嘴，就会被开掉；即使她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年，也能被主人提前两周通知而遭到解聘。不过，她们“什么都有”，正如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常说的那样，她们“有吃有住”，还想要什么？她们的住处是一只摆在厨房内带抽屉的木箱，箱子里装着红色或条纹图案的“用人床具”——夜里，她们打开箱盖，拽出下面的抽屉，女佣们就睡在抽屉里——营养质量因家庭而异，不过在迦南战役之前，大多数匈牙利家庭给女佣的饮食相当丰盛，她们可以吃盘子里剩下的、被允许吃的肉块，每天有定量的面包、牛奶和咖啡，并且配给限量的糖块。大多数家庭的“储藏间”都上着锁。用人一旦被开除，女主人会在最后一刻检查被扫地出门者的行李，并毫不含糊地予以搜身，她们仔细翻查用人打在包裹里的物品，看看有没有浴巾或银勺，因为俗话说，“所有的用人都是小偷”。即便“下岗者”已在这个家庭侍奉了几十年，平时连一根针都没有丢过，即便女主人颇有良心，但也会例行公事地进行这种搜身。对于这种侮辱人的搜身，用人们自己也不抗议，她们觉得这很自然。当女主人怀疑“雇来的敌人”有偷窃嫌疑，她们的判断也大多正确——用人们喜欢偷东西，她们主要偷手帕、丝袜和毛巾。“雇来的敌人”会惹出无数的麻烦。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关于女佣悲剧的记忆。厨娘们一般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朗姆酒，她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想在酒精的微醺中忘掉自己的现实处境，“她们拥有一切生活所需之物”，首先有吃有住。年轻的女佣爱追男人，经常追得五迷三道，她们难以让人信任，尤其是以“放浪不羁”出名的斯洛伐克女佣。用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始终很低下，但是在过去，她们多少也算作家庭成员。她们为老爷、太太们服务，没日没夜地干活儿，挣钱很少，甚至根本不挣，不过，她们确实被视作家人，老了也能够得到赡养。过去的老爷们虽然威胁并惩罚用人，扇她们的耳光，掌握她们的生死大权，但会让她们住在门房养老。她们一旦被允许结婚（当然，这种事需要费一些周折），有可能跟丈夫一起被家庭接纳。总而言之，她们被视为家庭中一位地位卑微的远亲。但是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不是家庭成员。主人对用人态度恶劣，对她们缺少社会责任感。女佣一旦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通常会不由分说地被辞掉，仅仅由于她们“让人厌烦”。

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市民家庭的女主人抱怨用人是“白眼狼”，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想来，无论女佣做得多好，她们都不再“依附”于女主人，不再跟“给她们一口饭吃”的家庭生死与共，因为她们一旦年老体衰，一旦因为什么事情惹恼了主人，马上就可能被踢出家门。无论主人用怎样和蔼的语调跟她们讲话，“雇来的敌人”都心怀疑虑，不相信自己能在市民家庭里待长久。她们嗜酒，追男人，偷方糖和毛巾，通过各种蠢事给女主人留下了恶劣印象，逐渐形成了公众观念中的“女佣族”。人们对女佣以“你”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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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女佣吻男主人的手，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对美好、和睦、传统的等级世界的纪念，人们已丧失了那个世界相对人性的、“保护人”式的责任感。恐怕只有在千分之一的市民家庭里，能有劳碌了一辈子的老女佣。我们家的用人也经常更换，陌生人的面孔如同走马灯。厨房里住了两位用人，一位是年龄较大的胖厨娘，一位是归厨娘管的年轻女佣。家庭教师睡在厨房隔壁的小屋里，她们大多是来自摩拉维亚地区或西里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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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士”，她们教孩子们学德语单词。当然，这些女士也做一些家务，打扫自己的卧室，整理孩子的房间，熨烫衣物，缝缝补补，但她们很留意自己与用人之间的社会区别，尽管她们大多也是农民出身。中午和晚上，她们跟全家人一起用餐，但并不参与家人的聊天；饭桌上，她们只能用皱眉和无声的手势提醒我们，因为我母亲不喜欢她们在有我父亲在场时开口讲话。

孩子们跟用人的关系通常不错，当然是在“成年人”和“老爷们”的世界之外，从某种程度讲，他们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对用人有礼貌，不准我们提出额外要求，要我们格外注意，哪怕给她们添了一点麻烦，都应该礼貌地道歉。我父亲搬到这套宽敞的公寓，搬进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厨房旁边有一个带拱圈的大房间供用人们居住；但我并不相信，在这座城里还会有哪个家庭为用人们提供单独的房间。那些金发、长辫的可爱女仆，又浮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们都是十五到十七岁的斯洛伐克姑娘，来自周边的乡村，看上去壮实得像小奶牛。她们穿着毡靴来上班，更穷的则穿着旧布鞋，肩上扛着一包没用的破烂，带着一套换洗的内衣、一本祈祷经文和一幅圣像画。她们这么来的，也是这么走的，没有姓名，没有个性，像是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多胞胎姊妹。我想不起她们单个的面孔，但是能够看见她们，衣衫褴褛，流着鼻涕。在冬季涨水的时节，她们来自某个被大雪覆盖的小村庄，来自卡维查恩或米斯洛卡，来自农家的土坯房，那里人不到圣诞节就已经吃光了米糠面包，于是将女孩们送到城里工作。这些女孩的月工资只有四或五福林，而且那也只是在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这时她们已经长了一些经验，不再像刚到时那样地笨手笨脚。“偷懒”是不行的，每个用人一个月只能出门一次，顶多两次。她们在星期日下午离开几个小时——四点钟洗刷完毕，五点钟换好衣服，七点半就得回到家里。1876年颁布的《关于用人与主人之间关系规定的第十三道法令》至今生效，印在《用人手册》的第三页，其中规定“用人……从开始工作之日起，成为雇主家庭中的一员”——但实际上这条毫无实效。这项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主人和用人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了他们之间相当不平等的关系。比方说，“如果用人在工作中违规，主人可以向法律部门起诉”；还有，“如果主人产生疑心，可以在用人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用人放在主人家的箱子、衣物及所有物品”——主人们经常利用这条法令。法令中的第四十五条规定说得更加直接，“用人必须尊重、服从主人的指令，不能将主人的言行视为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换句话说，主人可以训斥用人，可以把用人骂得粪土不如，但用人不能认为那是对自己尊严的伤害。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主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厨娘们到了更年期或变成酒鬼后，有时会随手抄起菜刀跟性格暴烈的年轻女佣打成一团；通常来讲，很少有女佣能在一个地方待到一年以上。除了女佣之外，家里还经常有洗衣妇、熨衣妇和裁缝出入，这些外围的女工通常打扮成小妇人模样，对那些情窦初开、躁亢不安的男孩子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许多市民家庭都期望能雇到来自乡村的年轻女佣，帮助少爷们度过难挨的青春期，为他们提供身体上的私密服务。我经常听到有的父母满意地说，终于为青春期的儿子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仆，因为这些姑娘毕竟比男孩们为解决生理性的首要需求常去找的那些女人要“健康一些”。女佣如果怀上少爷的孩子，会立即被赶出家门。有钱的祖父会带着某种轻浮、欣悦的自豪感，代乳臭未干的孩子父亲支付每月八到十福林的抚养费。这个早已约定俗成。

我感觉自己是女佣们的亲戚，我跟她们相处融洽，喜欢坐在她们中间，待在拖过地的厨房里，靠在壁炉旁听她们讲稀奇古怪的传说和令人困惑的幻想，直到母亲找到我并命令我回屋。在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女佣面孔里，我想起一个人称“大管家夫人”的女酒鬼恐怖的脸。她多次醉醺醺地攥着菜刀从楼上下来，危险地胡乱挥舞，扬言要杀掉孩子们，杀掉我母亲，直到家人叫来警察，这才兴师动众地将她捉住。大管家夫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执刀亮相，趁邻居们毫无戒备，活像希腊戏剧中瞎了眼睛的命运使者；女佣、大人和孩子们都被吓得四散奔逃，躲到储藏室、地窖或阁楼里；疯婆娘的手里刀光闪闪，她在走廊里左冲右撞，很像童话中要捉孩子当午餐的凶恶女巫。这个大管家夫人，就是造成我童年时代神经官能症和精神过敏的罪魁之一，我对她怕得要命，犹如老百姓害怕魔鬼一样。自然，我从女佣们那里，也染上了不少对迷信与巫术的心理恐惧。大管家夫人在我们家里没待多久，有一天就“被肚子里的酒精突然点着”，我们幸好摆脱了她；许多年后，她为自己找到一个快乐的解决方式。在当时，没有人想到大管家夫人实际上已经病了，她患有酒精导致的震颤性谵妄，应该被送进疯人院。然而，没有人会把女佣送进疯人院，估计在人们的意识里，疯人院是个很高档的去处。

楼长是一位颇有威望、脚蹬猎靴、蓄着捻尖了的八字胡的匈牙利大管家，模样正像扬库·亚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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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里刻画的那样。他在州政府工作过，身穿带穗的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是一个舞台感很强、态度傲慢的匈牙利人；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拿起笤帚。当然，他把家务事交给妻子做，自己则保持一副做派高贵、恪守传统的绅士形象，挣钱抚养两个儿子。楼长的两个儿子小时候都曾是我的玩伴，其中一位机械专业毕业，后来改行当了水手；另一位上高中时，母亲将他打扮得优雅得体，当作贵族培养。楼长过着优越的日子，每天都喝白酒，两个儿子穿体面的衣服，这一切都来自楼长夫人挣的血汗钱，来自看门费、倒垃圾费、洗衣费和熨衣费，因为楼长夫人为整栋楼的邻居洗衣服，搓衣服，熨衣服。两个儿子被成功地培养成了有教养的绅士，从学校毕业之后，都在战争中阵亡了。从那时起，楼长夫人开始酗酒；后来，这对酒鬼夫妇从楼里被撵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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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居住的这栋楼和这套公寓。饭厅的窗户朝向一家大饭店，那是全国最大的豪华饭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兼国王也曾在那里下榻，并且用过一次午膳。当时，在这附近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家饭厅的窗户正对着饭店一层“国王套房”的窗户。有一次，我弟弟得了猩红热，我们也在那套非同寻常的客房里住过，但是由于紧张和兴奋，我整整一夜没有睡着。承租这家饭店的是一位棕红头发的酒馆老板，那次“国王驾临”，他胆大包天，居然向管理部门递上一张天价的账单；尤其是陪同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司仪官大光其火，对嗜钱如命的酒馆老板大加斥责，说他给全城人带来了耻辱。饭店餐厅通向一座高大的礼堂，那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朗读会和全州庆典晚会，以及当地舞蹈学校“舞会彩排”之类充满科隆香水气味、带着晦涩和困惑记忆的儿童娱乐活动。饭店楼上有一间小活动厅，专门用来教城里年轻人跳舞和礼仪。年长的舞蹈教师有一位气质格外高雅的助手，T先生，他从头到脚都洒了某种桂皮味香水；也许是香味太浓了，浓得让人反感，让我怕他，以至于我拒绝接受他的意见，永远没能学会跳舞。活动厅里点的是煤气灯，伴着永远沉闷的钢琴声，小舞女们翩然起舞，当时流行“波士顿舞”，我们还特别学习了波尔卡舞，比如蒂沃利的兰德勒舞。“有几种动作，一辈子都用得着！”跛足的舞蹈教师K先生对那些怏怏不乐的左撇子女学员说。他穿着晨礼服在“出身于良好家庭、心性孤高的孩子们”中间快速跳跃，清晰地演示那些“一辈子都用得着”的动作要领。K先生的那个原创动作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男舞者从背后走近女方，舞步让人联想到公羊的跳跃，时而从右，时而从左，踏着四三拍的节奏不时向前探身去看女伴温柔、羞涩、充满期待的笑脸。胭脂膏味、孩子的头发味、年轻躯体的汗味、永远漏气的煤气灯味跟T先生桂皮型的香水味混合到一起，使厅里到处弥漫着永不会褪色的兴奋记忆，这是孩子们的爱的味道，直到今天，无论我在哪里，只要听到四三拍的波尔卡舞曲，就能嗅到这股味道。

透过我们家餐厅的窗户，可以看到方石铺地的宽阔广场，每天早上，运货夫和赶集者都聚集在那里，组成一幅色彩炫目的图画，就像是亚洲的某个集市。在广场一角，在我们家窗下，每天中午都人声嘈杂，不是伴随着送葬队伍的《亡人弥撒曲》，就是军人葬礼上铜管乐队吹的《葬礼进行曲》。对于城里的亡人，送葬者和神职人员只送到这儿，在这里祭奠灵柩，随后神父、火炬手和送葬者坐进酒馆，几匹全套殡仪披挂的黑鬃马从那里继续拉着殡仪车，以更快的速度朝墓地驶去。在我年少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天下午两点整，当女佣端来午茶，窗下就会响起《葬礼进行曲》，都能听到神父用拉丁语唱诗的声音和军乐队嘹亮震耳的哀乐声——几乎每天中午，惶惑和悲痛都会绞痛我的心。我所感到的这种惶惑，其实并非源于莫名、残酷的死亡秘密，而是母亲僵化的教育原则，她有一次——也是永远地——禁止我们离开餐桌去看各种各样不知来历的陌生死者。如果是为军人送葬，半小时后管乐声会再次奏起，不过这时演奏的是欢快、跳跃的曲调，以此宣布“生命已经超越死亡的捷报”（有位教廷教师这样向我解释军乐队从墓地归来后的欢乐情绪）。有一段时间，军人葬礼隆重的送行仪式也诱导了许多步兵抑郁自杀；多愁善感的农村大兵在他们的遗书里坦言，他们羡慕那些享受隆重葬礼待遇的同村伙伴，他们也不能胆小地苟活，所以要追随他们的好战友去死，并请求家人、熟人和哥们儿不要嫌累，一定要跟着管乐队一起将他们送到墓地。有一阵子，自杀像瘟疫一样在大兵中传播，他们竞相用执勤的步枪饮弹自尽，为了能让自己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有乐队伴奏的盛大游行，军乐队会陪未婚妻一直抵达墓地。后来，军队部门禁止给自杀的大兵举行有军乐队送行的隆重葬礼。瘟疫这才渐渐过去，大兵们要琢磨一下，值不值得为一个没有音乐的葬礼去死。

在大广场边的一幢平房里，有一家名为“黄金梦”的小酒馆专门贩卖味道很酸的赫尔梅茨葡萄酒，那里整日挤满了运货夫。这个地方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直到中午，拉茨家的厨房都在烧饭，一群头戴绵羊皮帽、鞑靼人长相的家伙站在赶集马车旁，他们披着羊皮大氅，手攥马鞭，带着坚如磐石的尊严和耐心；在赶大集时，来自奥巴乌伊、伯尔索德、泽普兰和格莫尔郡的运货夫拉来了季节性的紧俏货，脚蹬高筒靴、头戴圆礼帽、身穿皮坎肩的斯洛伐克马车夫则兜售木材、松乳菇、干奶酪、羊乳酪、甜奶酪和填在羊肚里的奶酪球。在这个广场上，巡回马戏团支起帐篷。这里还搭建起全城第一座电影院，用自己开发的发电机供电，放映在各个城市间轮流放映的、可怜巴巴的几部片子。“萨拉蒙国王举起了右手！”在电影院观众席上的一个漆黑角落，配音者大声旁白，这时候，在剧烈抖动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正在活动手臂的模糊人影。那时候看电影，人们并不太注意影星、导演和布景；当然，那时的观众也没见过多大的世面，他们瞠目结舌、屏息静气地看着屏幕上的人活了起来。这个四方形的大广场上，每时每刻都展现着激动人心的热闹景象。演杂耍的、走绳索的、变魔术的巡回剧团在这里安营扎寨，跑马的、展览全景画的也在这里支起帐篷，在这里可以看到“胚胎发育”和“真人大小、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的列奥十二世教皇”——那尊垂死教皇的恐怖蜡像很长时间都在我的噩梦里挥之不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动物园，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囚禁笼中的生灵，那幅场景刺伤了我的正义感，我们楼里的孩子们共同掀起了一场“解放动物”运动。在这个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群殴，至少看到了一触即发的群殴序幕：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建筑工人们跟克扣他们工资的工头打了起来，警察赶来营救那个狼狈不堪、穿大衣的家伙，广场上越聚越多的工人转而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穿乡下花裙、戴粗布头巾的村妇和披着羊皮袄的农夫也卷了进去，在广场的一角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弯刀和匕首寒光闪闪，已经谁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为什么打，仿佛某种原始的愤怒毫无因由地骤然爆发……我们从家里的阳台上俯瞰了这场最后以宪兵队登场告终的特殊“革命”；宪兵的头盔上鸡翎飘舞，他们戴着白色手套，肩扛长枪，腰佩长刀，精神抖擞、节奏统一、步伐矫健地列队而来，在他们展开进攻的阵势之前，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情景异常恐怖，人们相互并不很理解，只是彼此发泄长期以来掩藏在某个角落的可怕的愤怒。透过我们家漂亮居室的窗户，我能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大广场上的有趣场景。我想，就在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世界的某个“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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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木柴驱动、箱柜外观、像咖啡研磨机似的一路嘎嘎作响的小火车，沿着中央大街朝着位于郊外的切尔梅伊度假村方向行驶；在有轨电车出现之前，正是这种古老而特殊的交通工具担负了城市的公交运输任务，现在，它主要是在夏天运载郊游的旅客。当道路被第一场瑞雪覆盖，小火车被关进库房几个月，一直要到春天，那熟悉的哨声和悦耳的铃声才会重新沿着宽阔的马路愉悦地欢叫。长长的中央大街（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都精确地知道，那条路整整有一公里长）的一侧是贵族们散步的地盘，仆人、大兵、平民和穷人则走在路的另一侧。享用“贵族步行街”的成员们相当谨慎，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走到马路对面无产者的那一侧；几十年来已经约定俗成，行人自动划分成两个群体，仆人们也很谨慎，生怕稀里糊涂地走到老爷们专享的那一侧。既然在生活中，他们活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为什么要在街上混到一起？“步行街”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成为“老爷街”，晚上六点之后贵族们再次在那里汇聚。在大教堂的一角，在欧尔班钟楼前的空场上，站着一群法学家和军官，还有身穿波兰裘皮大衣、脚蹬白色长靴的州郡显贵，因为都市风流子的装扮更符合沙洛什州的时尚。入夜时分，在剧院门前，在大教堂和中央大街路边的一座伯爵府邸前，许多衣着高雅、仪态庄重的人在“步行街”成群结队地散步。在身穿深色服装的人群里，偶尔可见一个亮点，那是出门散步的“白衣主教”的奶油色教袍。这些杰出的教育者过着丰富多彩、视野开阔的社会生活。每天晚上，剧院里都能见到身穿黑色夜礼服和绸缎马甲的显赫人物站在演出大厅的前排，倚在将乐队与观众席隔开的乐池壁板上，或者双臂抱胸，或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将望远镜举到眼前，神态自若地寻找包厢里的熟人，感觉像路易国王的宫廷显贵们在凡尔赛宫的剧院里。态度和蔼的神父们，总能吸引到“步行街”上众人的目光，他们世俗化的行为举止，很难让人联想到戒律严格的神职人员生活；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俗化的、富有人味的行为举止，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大主教也住在中央大街路边一座精致、典雅、巴洛克风格的府邸里，不过大家很少能够目睹他的尊容。他闭门索居，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只有在黄昏时分，他那纤弱、瘦小的身影才会在几位政法教师和教区神父的陪同下出现在外城偏僻的街巷里。这位大主教可是一位大人物，他是许多公爵的恩师；即使他后来搬到小城市隐居，宫廷也不会忘记他。罗马和维也纳方面也听取他的建议，尊重他的意见。他不仅声名显赫，还是一位苦行者，始终远离人群，淡泊寡居，信徒们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能看到穿戴华丽、威仪四方的他。其他时候，他活得像一位隐形人，睡在一张军营用的铁床上，就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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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或经过严格教育的僧侣们。下午，他头戴一顶造型独特的大主教礼冠上街散步；无论冬夏，他都戴手套，只要遇到孩子们，他就会停下脚步，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摸摸孩子们的脸。他在贫民区荒僻的小巷里散步，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了他很久，被他纤弱的外表、别致的帽子和金手杖吸引，因为没有人戴着这样的高冠在街上行走。在一个街角，他注意到我，停住脚，招手把我叫到他跟前，问了我的姓名，随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就像牵着一头迷失的羔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奖赏，让我感到十分骄傲，好长时间我都激动万分地逢人就讲，当然是讲给愿意听我讲的人。我说：“大主教，一位真正的大主教，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出于崇拜之情，我诚心诚意地决定以后要当一名神父，并跟一位骨瘦如柴的小伙伴（他是一位军官男爵的儿子）一起用旧衬衫和破袜子缝制神职人员的行头，做弥撒祭袍、披肩和腰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秘密地彩排弥撒、坚振礼和洗礼仪式；我演神父，他扮辅祭，我还会用拉丁语背绝大部分的弥撒祷文。这是一个特别的游戏：我们将柴屋布置成小教堂，搭起祭台，拿祖父用过的一只脏水杯充当圣杯；我们还从安布鲁茨大婶那里买来薄饼，当辅祭用刀尖轻敲水杯的边缘，我举起盛着葡萄酒的圣杯，毛骨悚然地品着嘴里的薄饼，体验《新约》里记述的那个时刻……那并不是一出好游戏，假如让大主教知道，他肯定不会再喜欢我。

在大主教府邸的后院有一间小屋，教会的报纸就是在那里编辑的。城里总共有四份日报，大主教的报纸和两份劳动党宣传物均用匈牙利语印刷，第四份是一份历史悠久、传播更广泛的德文报纸。报社是靠党费存活，编辑换得像走马灯。在当时，大多数的外地编辑都是浪漫主义骑士，浪迹天涯的临时工，他们频繁更换城市，更换报社，当地咖啡馆的大堂主管为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外地的编辑们都崇尚文学，在咖啡馆里，不打牌的时候，他们会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堆满“最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周游全国，就像首席歌剧女演员；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必须挣外快才能维持生计，靠牌桌上的运气，或给当地团体做媒体宣传。在当时，媒体既有威望，又有权势。在靠码字谋生的穷小子们当中，有一位本地编辑极具优势，那是一个十分自负、浑身赘肉的胖子，一天到晚气喘吁吁地在城里东奔西走，领结松松地系在腊肉般的双下巴下。他总是“公务”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趟布达佩斯，回来后煞有介事地跟熟人透露，他在那里跟“最高层人士”商讨国家大事……市民阶层害怕媒体。企业商人、银行经理和城里的公务员都在人前虚张声势地竞相炫耀自己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他们实际非常害怕公众监督。“编辑先生”始终是一位注重精神境界的人，他崇拜阿迪和现代诗人，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造访外地储蓄所的经理办公室，在那里当然不会讨论文学和诗歌，而是为了别的事情争执。人们由于害怕媒体人，所以通常收买他们。当我们家人后来听说到这些时，我已在佩斯的报业圈混了好久，他们觉得我是个落魄之人，好像我是个剪草坪的或是屠夫。当时，记者在外地还不属于市民社会，人们跟他们打招呼，但不请他们吃午饭。若论社会等级，记者只比地方剧社的名伶靠前一点。记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只在后来这些年有所好转，受到尊重。

“报社”大多是与印刷厂毗邻的昏暗小屋，既是仓库和出版社总部，也是纸张销售点；废纸酸腐、沉滞的气味和印刷油墨，以及令人窒息的铅粉尘雾混在一起。“主编”叼着雪茄坐在出版社总部的办公桌后，脑子里盘算着执政党的赞助或如何争取到利润不菲的国家印刷业务；编辑将佩斯的电话号码贴在隔壁的写字台上；透过玻璃门可以听到印刷机器的轰鸣声和贴报纸女孩们的歌唱声。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地方，谁去那里都会被感染。隔壁是制版车间，橱柜里的字架上摆着蒙尘的铅字。在学生时代，有一次我悄悄溜进一家熟人开的印刷厂制版车间偷看人家工作，老巴奈科维奇负责为当地最大的一家报纸排版。有一天他跟我说：“还缺个头条，年轻人；让他赶紧写点什么。”我去了编辑室，可屋子里没人（编辑在什么地方打牌呢），我坐到一张桌子旁，想出几句奇言怪语，开始咬着笔杆写了篇文章，抨击腐败、专断的城市管理。巴奈科维奇读了文章，大为赞赏，立即开始动手排版。我兴奋地在城里转了一整天，感觉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救药的事。那年我十四岁。

夏季的那几个月，有钱人家都到城外度假，住在班库山或切尔梅伊山上的避暑山庄。烧木柴驱动、像咖啡研磨机似的嘎嘎作响的小火车从6月1日起每天运营，一直驶到切尔梅伊泉边那家名叫“羔羊”的小酒馆。陡峭的盘山路从那里开始，穿过蘑菇味的野林通向山顶，通向班库的温泉度假村。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城市的领地，茂密幽邃的处女地。晴天时，从那块名叫“欧蒂莉亚”的林间空地举目眺望，可以看到国境上的峰峦。森林里到处都是野山莓、清冽的泉水、贵重的蘑菇、刺柏和蓝莓。那是“真正的”森林，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够与之比拟的地方；无论法国还是英国的森林，都无法跟我童年时代的避暑地相比。那片森林无边无际，站在名叫“赫拉多瓦”的林间空地，可以俯瞰山谷和美丽的小村庄，那是一幅清爽、多彩、宁静的风景画，那里的气候、味道、香气不同于我后来到过的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从“欧蒂莉亚”或“赫拉多瓦”眺望到的土地才是我真正的“祖国”，与其他陌生的州郡相比，这里更真实，更内在。从山顶开始，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松树林，松涛和寂静总响在我耳畔，就像一个生长在海边的人，即使住在大城市里，也永远能听到浪涛声。战争的第一天，暴风雨席卷大地；狂风吹走了我童年时代的大森林，吹走了与之相关、值得留恋的一切。

当一部分城市家庭在这里修建避暑别墅，或在乡村旅店租下鼠臊味的、长满厚厚苔藓的客房时，班库和赫拉多瓦的山林还很茂密，充满原始的美。第一栋装饰繁复的猎屋式别墅建在林间公路旁，主人是我的一位年迈的姑姑；她患病三十年，卧床不起，在病榻上万无疏漏地操持家务，掌管财产。每年初夏，家人都把她送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当然，她从来不会离开避暑小屋潮湿的房间，窗户用布条封得死死的，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躺在用枕头和鸭绒被垫得很高的床铺上，躺在金丝雀、铜壶、篮子和钩针织物中间，向来访者夸奖新鲜空气的好处。待在房间里的客人则因堆放的杂物、病人的体味和空气缺氧而感到窒息，可是姑姑始终没有注意到这点，每年都要出来“换换空气”。不管怎样，这肯定对她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她确实活到很老。在山上，人们过着享受、平和的温泉度假生活，因为那时的市民们还不时兴去远处疗养，除非病了。晚上，马车从城里拉来丈夫们和第二天的食品。旅馆饭堂的餐桌上，防风罩护着蜡烛的柔光，这里有吉卜赛人演奏，在市民的田园生活中弥漫着某种不真实的和平气息。有钱人世世代代彼此依存，其生活方式的内在品质确定了家庭之间交往的基调。谁想去陌生的地方泡温泉呢？谁乐意去未知的世界呢？有一次，我跟父母还真去了国外泡温泉，在东海岸附近，我们带去了新采摘的葡萄，还有我才出生几个月的弟弟；母亲担心婴儿受不了旅途的颠簸，在火车车厢内的门窗之间支起一张吊床。这个发明的结果是，旅客们要绕开我们的车厢，更倒霉的是，从我们住的城市开到柏林，睡在吊床里的弟弟居然得了脑震荡，结果我们在柏林什么也没看，只看了医生和一间旅馆客房。也许这是我们后来再也不去国外避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也到班库避暑，在林边租下一栋别墅，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或许最平静、最无忧的一段日子。一天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晚上有一户城里人驾驶自家的小轿车到来（或许那不仅是城里，也是全国的第一辆，唯一的一辆小轿车），车身漆成蓝精灵的颜色，开得很慢，不停地鸣笛，在小孩子们的帮助下像蜗牛一样爬上班库山的陡坡，在那里，度假的人们正兴奋地恭候。铁工厂老板的轿车总是停在旅馆门前，为度假村增添了庄重的色彩；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天都汗流浃背、激动万分地将这新时代的庞然大物推到那里。在晚上六点左右，我们站在山下等候。铁工厂老板坐在驾驶室里，点着一支烟，态度和蔼地招招手，喜形于色、得意扬扬地鸣几声笛，朝等在那里的孩子们喊道：“过来推吧，帮帮车轮的忙！”行至半途，我们在魔鬼沟遇到一位老律师，他可能是城里最年长的人之一，他厌倦了律师的行当，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块用红丝线绣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不收支票！”他整日在山林里捕蝴蝶。老先生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帮助我们推汽车。就这样，我们在太阳落山时抵达度假村，累得筋疲力尽，却心满意足。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时俱进，尽管有点古怪。

12

从班库山的一个眺望台，可以俯瞰到处是钟楼、屋顶和窄巷的城市；这里有两座“贵族墓园”，罗西利亚和卡瓦利亚，在那里安息的都是富裕人家，建有气派的灵堂，不像葬在平民公墓千坟一面的墓室内的无产者或犹太人。罗西利亚是名人、商贾、当地大家族、缙绅和世袭贵族的墓园；在弥漫着麝香草、木犀草香气的卡瓦利亚墓园里，长眠着有钱的乡绅大户。在城市不大的地盘上，挤满了小街和小市场，它们之所以非常狭小，是因为建在曾经的城堡和防御工事里；在指向天空的屋顶之上，在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央，在像是用圆规标出的中心位置，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钟楼兀然耸立。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矗立在城市上空的瞭望塔高达五十三米，监视火灾的发生，守卫城市的和平。在大教堂隔壁，从五十米高的欧尔班钟楼传出深沉、庄重的钟声，早在拉库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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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它就宣告着喜庆、苦难与死亡。这座三廊式、彩色陶砖镶顶、高大鎏金的大教堂，凌驾于小城之上。

每当我从教堂门前走过，都会感到脊背发凉。在教堂里，昏暗的光线下总在举行弥撒，总会有谁在哪个祭坛上高声说话。“当我从大教堂的门前走过，心里会充满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有一位匈牙利语老师，每年都给我们出这个他最钟爱的作文题，我每年都这样回答：站在大教堂门前，我心里充满了“升华感”。大教堂，这个博大、崇高的思想化身，多少会让这座城市诚惶诚恐。它太磅礴太辉煌太神秘了，朦胧而崇高，让人无法适应，无法思考，它神气、傲慢地居住在城市上空。在教堂的一座地宫里，拉库茨的骨灰保存在一口硕大的大理石棺椁里。石棺周围摆满了月桂叶花环和各种旗帜，上面刻着：为了自由。每当我随学校郊游或虔诚拜谒，只要看到在破旧旗子上绣的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震撼。那种感受十分特别，就像一行慷慨激昂、惊天动地的伟大诗句，每每咏读，都会让人感到脊背窜凉。当我读到这个词时，我并不知道它确切的含义；或许并不是出于口号中常喊的“为了祖国”和“热爱祖国”，而是仅仅由于那个词的含义本身：自由。每当我从大教堂门前走过，这个词都像一句含混的暗号在我脑际响起，或许为了它，活着才有意义。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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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尽管他们在同一张床铺上睡觉，在同一只盘子里吃饭，可许多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在他们之间表面看来并无矛盾，似乎一切正常，为什么会在背地里如此不诚实地彼此嫉恨？对于另一个阶层，他们憎恨，蔑视，或忌妒。假如男人的出身“比较高贵”，女人自然会乐意展示自己阳光的一面，在全世界人面前粉墨登场，试图有尊严、有魅力地跻身丈夫所属的那个更上层的社会舞台；但是回到家里，在大床上，在餐桌旁，她们则会为自己遭受的某种内心伤害而毫不妥协地报复对方。婚姻的一方列祖列宗所享有的尊严以及世代积累的财富不会伤害另一方的阶层情感，这样的婚姻凤毛麟角，打一个比方，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总会时不时地跟对方说，“在我们家这样”或“在我们家那样”。家庭里始终存在着阶层争斗。

这种阶层争斗在我们家里也进行着。从来没有谁知道这个，也从来没有人谈论这个。我母亲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所谓的“普通人”；她的祖父是磨坊主，她父亲则是一位木匠。后来，由于她父亲生意红火，作坊扩大，并且雇用了许多位伙计，所以家里人称他为“工厂主”；晚年时他成为企业家，自己不再拿着凿子、刨子在车间里工作，只是签收订单，分派任务。不过他这种地位提升，对我们来说帮助不大，因为在他身上永远沾着手工劳动者的“低贱”。当着外人的面，我们当然承认他，承认有这位谦卑的长辈，他用“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成为工厂主，不需要自己劳作，只管接收订单。然而我父亲的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都更希望我的外祖父一辈子都是月薪只有三十福林的市政府公务员、临时雇员或好吃懒做的州政府秘书。小时候，我们为外祖父曾跟胶水、木锯、刨子打过交道而倍感羞惭。当着小伙伴和学校同学的面，我从来不提这位身为工厂主的外祖父。我希望那段历史能被时光掩埋，即便我不得不提起“工厂主”的事，也会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有一些熟人，他们用格外钦佩的语调谈论我的外祖父，讲述他为人谦逊、有自知之明的良好品性，他们使用的语气仿佛在说：劳动不是一件耻辱的事。唉，怎么会不是？！我们之所以认这位外祖父，只是由于我们别无选择。其实，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善解人意地消失在不幸的死亡里，去世那年，他只有四十七岁。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给家人带来了耻辱，但我并不清楚这到底给谁带来了耻辱。是给我父亲的家族或孩子们，还是给我？我父亲总是用敬重、赞许的语调谈论我母亲的家族；但是孩子们的耳朵非常敏感，我们从敬重和赞许中听出某种不由自主的礼貌和相当饱满的骑士风度。很有可能，即便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养犬者，父亲也会接受他；或者用同样的礼貌和骑士风度接受跟我母亲相关的一切。但是，阶层争斗仍旧以含蓄的方式、用骑士的武器进行着。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带有偏见、有意识地排斥我母亲的家族。我们从来不谈论它。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摆脱掉这种盲目、懦弱、虚假的恐慌，开始对我母亲的家族产生兴趣，开始意识到我跟那个家族的直接关联，感到自己确实是我母亲的儿子。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说不出口的话语、我们当时的举止、沉默与恐惧，这些就是生命，真实的生命。就跟每个生命的自身平衡一样，家庭的平衡也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家人之间既不比大多数家庭中的成员们爱得更多，也没有恨得更少。犹太人家庭不是这样，基督教家庭很难理解犹太人家庭中那种有意识的相互依赖。在犹太人眼里，家庭至上，之后才是家庭成员；在基督教家庭里，每个人将自我排在首位，有多余的情感才分给别人，时多时少，包括分给家庭。犹太人为家庭活着，基督徒靠家庭活着。也许存在少数的例外，不过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家人彼此相爱”。父母对孩子们温情脉脉，倾注心血养育我们，父亲的态度非常和蔼，总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家有时仍分为两派，母亲一派，父亲一派。我们就像圭尔夫人和吉柏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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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相互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某种情感伤害、反应敏感、防卫意识的过度激亢潜移默化地作用到我母亲那派的家族成员身上，正是那些从未摆到桌面上谈论的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气氛，比方说，我们因为一把衣服刷争吵，背后实际另有原由。这种无关大局的革命，在每个家庭里都会发生，有的发生在7月14日，有的则在热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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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外祖父留给我的遗物很少，总共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只啤酒杯。啤酒杯上烫印了一幅外祖父的肖像。啤酒杯和照片上的外祖父是一位蓄着络腮胡须、额头很高、脸庞虚胖的汉子，他的嘴长得很敏感，肥厚的下唇向下撇着。他身穿一件盘扣式的匈牙利民族上装正襟端坐，下身却穿着西裤和短靴。他性格乐观，整日忙碌，结过两次婚，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他挣钱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学过财会，兜儿里揣着账本和支票，四十七岁去世时，留下一屁股债务和一大笔乱账。但是在外祖父的老宅里，大家活得非常开心。家里住了一大群人，伙计和学徒们也住在那儿，午餐的时候，经常二十来人围坐在餐桌旁。

进门后的右边是“样品间”，里面堆满了新家具。当地许多人都买外祖父的家具，埃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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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的几个沙龙也是请他布置的，那些刻有“R. J.”标记的桌子和扶手椅至今仍摆在大主教的客厅里。外祖父的家宅和作坊占地面积很大。的确，在他的“木工厂”里，已经使用机器和车床进行工作，但是外祖父始终在外套口袋里记账，用铅笔随手将收支记在凌乱的纸片上，过一段时间，纸片就会丢掉。

这位手工匠总是到处“流浪”，他在国外的流浪岁月应该归在未婚的独身时光内。拉丁人几十年都不离开自己的城市，那些出国的人，多少会被看成是冒险家。大世界的缤纷色彩和混乱秩序，只有这位手工匠和那些在奥匈帝国境内被派东派西的现役军官们才知晓。外祖父去过捷克和德国，当了师傅后，三天两头去维也纳采购，学到了现代工艺的新诀窍。总之，他要比当地那些拉丁式的乡下人更了解世界。他生性热情、冲动、不安、幽默，喜欢饕餮大餐，特别能喝啤酒，而且很容易讨女人欢心。当听到院门外有个年轻的流浪汉用德语唱“一位穷困潦倒的旅人……”，外祖父就会透过玻璃门用德语喊，“谁要穷困潦倒，就不要旅行”；但是随后，他会将流浪汉请进屋里热情款待。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流的学校读书，一个考上军校，另外两个读中学；他的女儿们也都读书识字，只有我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才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外祖父的一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我出生前二十年就去世了。他的肖像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长得简直太像他了。我的脸也是充满渴望，虚胖，敏感的嘴角向下撇着，长了一副络腮胡子，我跟这个从相框里望着我的陌生人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爱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动不安和开朗快乐，都是从他那里继承的。这个陌生人继续在我身上固执地活着。也许，一个人从他祖先那里继承的不仅是身体特征；就像我，不仅长着他的嘴、他的额头、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型，在我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动作、他的笑意、他的好色倾向，还有某种潇洒和玩世不恭。我也喜欢将记录我生活和事务的账本揣在兜儿里。不过，我祖父也同样活在我身上，他更简朴、更严肃、更和善，他也死得很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必须跟这些陌生人一起共同生活，并在自己身上痛苦摸索着雕刻出他们，可是他们很少允许我开口。比方说，我的外祖父是小城市里的福斯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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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地有名的、心性快乐的啤酒友和酒桌上的领袖。我工作的方式也是从他那里继承的。我喜欢用手工艺者的方式抱怨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喜欢体力劳动者的身体节奏，喜欢在无足轻重的日用品上不遗余力地雕琢打磨。应该感谢他，是他使我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手艺人。有时候，外祖父会跟祖父打架，假如外祖父更强势，那么我至少半年都会兴高采烈，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某种欢愉与轻松。每逢这种时候，我身上的流浪倾向就会突然爆发，既无计划又没目标地出游几个月，不管给家里和作坊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

我外祖母出嫁那年只有十六岁。女人脸上罩着轻柔的面纱。我外祖母跟外祖父一起只生活了四年，先是生下我母亲，后来还怀过一个孩子，不幸的是，第二个孩子死于新生儿高热惊厥。家里没有人提这件事。孩子的名字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有一回，我母亲一不小心说走了嘴。叶兰菲是个女孩。家族里面，不管是我外祖母亲生的孩子，还是她非亲生的后代，都对跟外祖母有关的记忆保持沉默。外祖母只留下一张照片，一张手工上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副美丽忧伤的女性面孔，与其说是少妇，不如说是女孩。即便她有什么秘密，全家人也都守口如瓶。非亲生的孩子们不乐意提她；我母亲对她也记忆寥寥。外祖母是一个孤儿，由一位年长的女亲戚拉扯大。我猜，她那位亲戚挺穷的。我外祖父四十多岁时，带着他跟自己前妻生的五个孩子，又娶了一位年轻女孩。女孩茫然无措地在那幢大房子里走来走去，感觉像是被收养的第六个孩子。听家里人说，她从来不笑，一脸严肃地坐在长餐桌旁，坐在外祖父的右手边，在家里像一位陌生人。外祖父是个乐观开朗、说话幽默的男人，他讲的故事不管谁听了都会感到有趣。偶尔，连那位忧伤的妇人都会禁不住发笑，这种时候，她会从桌边站起，用手帕捂着嘴，“临时到隔壁房间笑一会儿”。她不好意思笑……这里有什么秘密吗？她觉得我母亲（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得很丑，并且为这个丑孩子感到羞愧，以至于连看她都不敢看，喂奶的时候，总用一块手帕遮住孩子的脸。我母亲知道这个，还是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嘴里听来的。这位少言寡语、落寞忧伤、很可能有心理疾患的女人在那个家里总共仅生活了四年。不管怎么讲，她对我的生活也有所影响。我身上的绝大部分恐惧都来源于她。很可能这个女人因为要在与自己同龄的成年孩子们面前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感到羞窘，她不好意思在一个前任女主人的孩子们极力维护死者威信与记忆的家庭里流露母爱。很可能她做的一切都有过失，都不完美，都很蹩脚，内心的惊恐导致了她歇斯底里的自卫，因此当外祖父讲笑话时，她要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笑，因此她总是沉默不语，因此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奇丑无比”，大概她试图用这种谦卑来接受已亡女主人的记忆和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们。我一旦害怕，一旦疯狂，这位陌生妇人就会在我的心里开口絮叨。其实我连她姓什么都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提过她的名字。每当应该提起她的时刻，家里人就像天文星相，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寰宇里。她给人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记忆，所有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都会眼帘低垂。相片上的她穿着绣花坎肩，白皙、纤细的脖颈上戴着一个串在一条黑线绳上的银十字架。在她衬衫的领口上，绣着精致的铃兰花束。她的眼睛聪颖、清澈、伤感，简直像是玻璃做的。这两个人在我身上继续活着。

3

那个名叫耶诺的男孩，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哥哥，他一心想当音乐家，但是只加入了军乐队，由于失意，他在普拉服役期间饮弹自杀。他的音乐爱好犹如咒语，始终困扰着这个家族。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秉承了先人的艺术天赋。一个女孩绘画，另一个唱歌。我母亲同样有艺术才华，走火入魔地迷恋音乐。她的另一位姐姐远嫁维也纳，将音乐天才传给了她的孩子们，那位姐姐有六个女儿，其中有一位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舞蹈家；其他人不是靠着音乐谋生，就是为了音乐活着，有的作曲，有的教学，有的演奏。音乐是生活的顶级元素，人们逃遁其中，音乐强迫我们和后代们追随它步入高尚的帝国，听从内心的意愿。在童年时代，我听过并且学过音乐，曾想当一名职业音乐家。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听音不准。小时候我听音乐听腻了，以至于长大后我下意识地逃离了音乐帝国，尽管有的时候我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惋惜不舍，但是出于羞恼和焦虑，我依旧远离了各种音乐。有一次在巴黎，我偶然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当音乐响起，我感到一股荒诞可笑、无法排解的烦躁不安，最终我不得不中途退场……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位由于未能当上音乐家而开枪自杀的耶诺舅舅。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惩罚，指法训练时，每当我用错误的指法敲击琴键，母亲就攥着一根藤鞭坐在我身边敲我的指甲。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音乐——毕竟我还是想听，就像一个想家的流亡者——就会在心里自说自话：你看啊，其实并不那么疼。

一个儿子开枪自杀，因为没当成音乐家；另一个儿子中学肄业，因为想干屠夫这一行。这个家庭真的很奇特。耶诺的弟弟德热，已经上到了六年级，但是脑袋一热，向我外祖父表示，他必须放弃人文科学，因为除了屠宰行业，他什么都不想干。外祖父是个严肃、公正的人，他叹了口气，第一次说他需要些时间想一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权衡，外祖父把德热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聊了许久，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在当时，打孩子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教育手段，扇耳光就跟祈祷或勤奋工作一样，属于日常性的工作范畴。第一次打孩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日常意义，父母和老师大打出手只是出于演练，只是遵循传统。打完之后，外祖父说，这件事他已经想通了，德热选择自己的职业没什么错。十六岁那年，德热揣着六年级的肄业证书很快去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屠宰场当学徒。

我跟这个怪人只见过两面。家里人提到他时都压低嗓音，仿佛在谈一个疯子。在我看来，这个孩子很健康，是个稀有之人，他不仅敢于而且知道怎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试想，假如德热当时没有“脑瓜一热”地异想天开，而是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当一名公务员，徘徊于对他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反感的阶层里干他不喜欢的职业，那将会多么可悲可怜！也许德热会变成一个具有病态倾向的危险分子！幸好，德热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个简单、勤劳、知足的人，他按时成家，开办商店，把几个女儿拉扯成人，等到自己命数已尽，带着基督徒的平静和谦逊安然辞世；不管怎样，德热都跟家族里其他的男性成员一样继续活着。当然，那些试图融入上流世界、渴望社会名声的家人永远不会理解德热的逃跑。“工厂主”的儿子，眼前是通向上层社会的阳关大道，可以靠名衔和学位跻身于贵族行列，可是现在，他不仅还要靠手艺过活，而且跟屠夫一样满手血腥。谁会理解这个呢？或许，德热对“贵族阶层”有一点恐惧。他抱着手工艺者的傲慢做出这个决定，逃开那个让他感到陌生、充满繁规琐矩的另一个世界。的确，假如他无论如何都想当一名手工匠，也完全可以接过我外祖父的木工作坊。但是，屠夫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有着更特别的吸引力。如果真有“使命”一说，那么毫无疑问，德热是一位天生的屠夫。童年时代，他就跟弟弟和学徒们一起玩“屠宰”游戏。听我母亲讲，德热将楼里的孩子们召集到庭院内的一个角落，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他们的背上和屁股上撒上盐，然后用一把从厨房里偷来的大宰刀将受难者凌迟碎剐。孩子们就像受惊的羔羊，忍受着这出古怪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个月都会上演一次。结婚时，德热已经当上了屠夫，他从婚礼现场拔腿溜走，撇下喜宴上的客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跳上马车，直奔屠宰场。他脱掉新郎官的漂亮礼服，兴高采烈地宰了一头公牛，然后又悄悄溜回到宾客之中，回到毫无察觉的新娘身边，他的脸由于快乐而涨得通红。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在挽联上写道：“情人，温情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这也是事实。出于本能，德热意识到了危险，并且逃之夭夭。

第一次见他时，我还是个孩子，母亲带我去他家串门。他的存在令我意外，因为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居然还有一位这么与众不同的舅舅。从来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在布达佩斯，我们居然还有一位当屠夫的亲戚！这个发现令人兴奋，这位舅舅我也很喜欢。德热的举止略显窘迫，由于我们是“有地位”的亲戚，他和妻子为了迎接我们的造访做了精心准备，家里整洁得让人感觉不舒服，两口子都穿上节日服装，他们的三个漂亮女儿被打扮得像是参加选亲，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坐在哪里。我在心里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家族里居然有一位屠夫！而且，这位出色的、显然相当博学的、“首都”的屠夫还跟我友好地握了手，亲自带我参观了操作间，让我看了木墩、板斧和牲畜的尸首。他要比我认识的所有当教师、律师、军官的亲戚都更加有趣。我为父母在家里从未提过这位出色亲戚的名字而感到不可思议。

4

在一个夏日，埃尔诺来了，他气宇轩昂地登上台阶，用吝啬的言辞跟目瞪口呆的一家人打过招呼。他没有吻任何人的脸，特意选了一把扶手椅坐下，从一只银制烟盒里掏出带长烟嘴的“女士”香烟，开始宁心静气、聚精会神地抽起来，似乎他来这里别无他事，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他所发明的一种吸烟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他这样以这种复杂、郑重、灵魂出窍的方式吸烟。点燃之前，他将长烟嘴在银盒盖上戳了几下，眯起眼睛，用一只眼睛瞅了瞅香烟，仿佛在看一架天文望远镜；他朝长烟嘴里吹了口气，然后用舌尖舔湿了嘴唇，用两根手指仔细、轻柔地捏了一遍香烟，从卷了烟丝的烟卷里掉出点什么；他噘起嘴唇，然后将香烟放进嘴里，但是并没有松手，仍用两根手指小心地捏着，左手习惯性地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一只手点燃，随后深吸一口——此刻他的两腮使劲嘬瘪，像死人一样——然后让烟雾在自己的肺里缭绕许久，大概过了足有半分钟吧，他一直在咀嚼，细品烟味的快感，之后开始缓慢吐出。烟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形成一缕淡淡的烟云，这时候埃尔诺的呼吸变得艰难，就像一位运动员刚刚完成一场全力以赴的体育比赛……一家人啧啧赞叹地围坐在他身边，看得出神。他来我家后的头几分钟，全部用在了点烟上，好像有意让全家人为他的艺术造诣惊诧不已。之后，他很长时间都一声不语。他的呢子大衣放在身边的椅子上。他个头很高，有一米八六，而且体形很胖，还蓄着跟威廉二世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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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翘胡子。

他在与家庭断绝联系十六年之后突然再次现身，似乎他这次沉默寡言、郑重其事的造访，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如何以专业的手法无比陶醉地抽烟。他是尼古丁的瘾君子，直到咽气那天，每天都要抽八十支烟。四十五岁那年他死于心绞痛，很大程度上是尼古丁的作用过早索去了他的性命。他在失踪的十六年里，连一张明信片都没给家里寄过。十六年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他，我们连关于他的传闻都没听到过。只有一次，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家族里传开，说埃尔诺将军在日本军队服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为此感到羞耻；不过庆幸的是，这个传闻不是真的。那副慵懒、高大的躯体坐在扶手椅里，向我母亲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当然，一个十六年没见过面的人也只能如此，装作昨天才离开家的样子，随口问问留在家里的人都在做什么。在这十六年里，埃尔诺就这样行踪神秘地生活在远方，家里有好几个成员相继过世，并有一大堆埃尔诺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呱呱落地，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可是埃尔诺却大谈特谈国产香烟比德国私营公司生产的卷烟要好抽得多，质量更有保证。他感觉到尴尬，脸色煞白、呼吸困难地坐在那儿。他的举止泄露了他内心的抵触和焦虑的自卫。他不仅什么都不问，并且用沉默回绝所有的提问，极力回避在过去十六年里的家庭秘密。我们很快意识到，埃尔诺心里肯定藏有“秘密”。说不定他真在哪里当过军事指挥官，也许他只是在屈辱的生活环境中苟活了多年。我们怀疑埃尔诺是个“天生的懒汉”——当时匈牙利的剧院里正在上演《野鸭》——我们对他那伤人、恼人的沉默表示尊重。他就这样开始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度，带着自己的“秘密”，带着总是装满香烟的银制烟盒，带着为数不多的衣服和内衣，带着淡漠的情感和独特的习惯。

埃尔诺的性情傲慢而敏感，他是我母亲最小的哥哥。他一下子失踪十六年的方式和事实，给他那壮硕、慵懒的体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离家的时候，埃尔诺是一名在役军官，他是“家里的宝贝”，家里所有人都以他为荣。他在军校里地位优越，我的外祖父去世后，他仍可以继续在军队服役，因为家庭支持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他在小城驻守，过悠闲的生活，嗜好喝酒，经常打牌，好赖总能够完成任务。他在朋友圈里很讨人喜欢，因为他喜欢弹钢琴，而且弹得相当不错；他还善于山聊海侃，很会讨好咖啡馆的女掌柜和途经此地的女演员。慢慢地，他沉溺于这种萎靡的状态，整日酗酒，无所事事，这位并不安分的在役军官就这样打发在外地驻军的单调日子。埃尔诺有着革命者的血性，内心封闭，生性好奇，躁动不安，向往流浪。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厌烦了军旅生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长，辞掉了军衔，分文不要，换上一身平民装束，不辞而别地出国远游。由此看来，我母亲家族的男性成员都不能忍受等级森严的生活。我的三个舅舅，一位因为不能成为音乐家而抑郁自杀，另一位冷漠地抛弃了人文主义学业去当屠夫，埃尔诺则扔掉战刀，跑到国外某个令人猜测、无人管束的地方为了某种“秘密”而生活。埃尔诺回家后，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地住在我们中间，行李里只有几本数学和物理学的专业书，还有不少的五线谱本。他酷爱数学。我从他嘴里第一次听说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埃尔诺从专业杂志上阅读学者们的论文，他对相对论的了解要比这个理论被媒体热炒早几十年；是他第一次给我讲的原子理论，讲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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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原子爆炸。他从早到晚都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夹鼻式眼镜，抽着香烟，谦卑而忧伤地坐在门廊的一个角落，读一本物理学著作或专业杂志。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向我透露了他的“秘密”，当然，他的秘密跟大多数重大、真正的“生活秘密”一样平庸无趣。“出逃”之后他先去了德国，既没有钱，也没有特殊的本事和学历，他到底是怎样活下去的呢？他用自己的音乐天赋挣了一些小钱，弹钢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驻军的兵营里就常给战友们弹琴。他在德国偏僻小城镇的咖啡馆或饭店里演奏；后来组了一支乐队，在城市之间做巡回演出。他在德国的小咖啡馆里弹了十几年钢琴，整夜抽烟酗酒，直到天亮。他的生活每况愈下，四十岁时得了不治之症。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绝望之中开始了疯狂阅读，手边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他不喜欢文学，但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尤其对数学研究很感兴趣——他就像奇闻逸事中讲述的、想在行刑之前迅速学会英文的死刑犯。埃尔诺也“想补偿过去浪费掉的时光”。他一想起军人生活就很反感。不管怎样，他以科学爱好者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就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辩论和闲谈。我跟埃尔诺一起聊天文、地理和原子爆炸；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要埃尔诺为我讲解，我这个数学考试总不及格的中学生居然能搞懂微积分。他教会我思考数学问题的方式，只需他的几句点拨，我就明白了数学并非魔幻的迷宫，而是一系列清晰、简单的思维过程。当然，他再也不弹钢琴了。

战争爆发了，埃尔诺应征入伍，他依旧一言不发，动作笨拙，旅行袋里塞满了香烟和巧克力，仿佛是动身去郊游。我们告别的时候，他只站在门口说了声“那好”，尴尬地微笑，犹犹豫豫地伸出手，好像只是去邻居家串门，没有必要说什么。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般紧张，想来，他只是出去一小会儿，去前线作战。他最怕的就是与人亲吻，无论是跟我母亲还是跟孩子们；他憎恶这类表达情感的家庭场景，不喜欢吻别。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战争中最折磨他的就是这个告别的场景。我们充满惊恐地将他团团围住，孩子们感觉到了埃尔诺的矜持，默然无语地送他到台阶，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埃尔诺自己更不会想到：我们都爱这个胖硕、忧郁、患病、笨拙的人。这种爱突如其来地从我们心底涌出；这种情况在这个家庭里确实很罕见。我们都被他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家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谁彼此吸引过。埃尔诺迈着缓慢、蹒跚的步子投入了战争，我们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目送了他好久，我们敢打赌，即使天塌地陷，他也不会在路口回一下头……大家都很清楚，期望他这个“逃跑者”在上前线时在街角招手，期望他向“儿女情长”投降，这怎么可能啊？！他走了，没有回头，我们站在大门口哭了起来，并且报复性地大笑，说这个四十岁的埃尔诺简直是个孩子。你看啊，哈哈哈，他就这么上了前线，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里头塞满了羊毛护腕、巧克力、温度计、望远镜、带酒瓶起子的便携式折刀和所有打仗时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他在德国生活的这些年，被培养成了一位一丝不苟的严谨男人——即使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回头看我们一眼的，哈哈哈，因为他是这样害羞！但是我们知道，他也很爱我们——上帝可以做证，我们所有人都跟埃尔诺相处得很融洽，就连女仆们也跟他很好。尤其是，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懂数学的人；现在他走了，留下了我们，晚饭后再没有人举办有关原子爆炸的讲座了。

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他离开时一样地体态笨拙，步履蹒跚，只是脸色和头发更加苍白。“那好”，他嘟囔了一声，随手将背包扔到地上，脱下皮大衣，跟家人依次握手，跟我最小的弟弟也握了手，当时我弟弟只有七岁——埃尔诺既很热情又很拘谨地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眼睛在镜片后紧张地眨着，因为看得出来，他担心有谁会拥抱他或亲吻他。我们觉得，我们应尽可能地尊重从战场归来的英雄的歧见，因此没让自己的情绪大爆发。埃尔诺以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他意识到在战场上拼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脱下了军装，退役回乡。他不管做什么，都采用这种我行我素的方式。现在，他厌恶了战争，准备去瑞士，当然，他想重新组建一支乐队。在生活最重大的转折关头，他是那样地心平气和，似乎只要他心意已决，自觉自愿地想去做一件事，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还是翻天覆地的世界秩序，都无法改变他的意愿。战乱之中，埃尔诺目的明晰地一意孤行，有一天他真的去了瑞士，组起一支乐队，在一个名叫圣莫利茨的饭店里给家人写了几行温暖的问候语。即便生命的空间受到历史的禁锢，他仍尽其所能地我行我素。他认为，上等人有权利这样做。

一方面，埃尔诺跟大历史的宿命拼命抗争；另一方面，他未能跟另一个与自己个人生活历史相关的卑微宿命达成和解。直至生命的最后几日，他都在咖啡馆里弹钢琴，在瑞士和德国小乐队里为那些乡巴佬演奏。虽然他为那些人服务，但却从骨子里鄙视他们。每年冬天，他都回到圣莫利茨饭店，就在这家饭店，我经受了生活中最为特别、怪异、困惑不安的羞辱，直到今天，这种羞辱都不能因时间和距离的阻隔在我心里消除。当时，和平已经岌岌可危，我正在法兰克福读大学。有一天，埃尔诺把我叫到圣莫利茨饭店。我早上刚收到他的来信，中午就已经启程上路。我从来没有去过瑞士。出门时，我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系上新买的领带，就在那次，我平生第一次买了一套睡衣，因为我准备去一个“大世界”，担心在高雅的圣莫利茨饭店让埃尔诺为我感到羞窘。我有镁光灯紧张症。在我的印象里，瑞士就跟舞台戏剧一样不真实。我在下午六点抵达目的地，埃尔诺在火车站接我，他光着脑袋，披着斗篷，在没有系紧的斗篷下，可以看到白色的夜礼服和白色的领花。他脸色苍白，带着尴尬的微笑；也许，他又在担心我想吻他。然而，埃尔诺的盛装吓了我一跳，燕尾服和领花；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埃尔诺是我们将去的高雅饭店——圣莫利茨饭店的雇员，就像大堂的服务生一样，埃尔诺每天不得不身穿这身工作服。接到邀请时，我忘记了埃尔诺的生活环境，在整个途中也没有多想；可是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埃尔诺并不是那位住在圣莫利茨饭店里避冬、出于高兴邀请在附近城市读大学的小外甥前去住几个星期的布尔乔亚舅舅，而是一位贫困的无产者，他在高大、堂皇的饭店里只能走仆人专用的楼梯，和跑堂一起用餐，靠客人给的小费谋生……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因为我喜欢埃尔诺。我尽量表现得没有偏见，态度亲热，但却骗不了埃尔诺敏感的耳朵。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犯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无可挽回的错误。

接下来是折磨人的三天。埃尔诺和他乐队的成员们，住在饭店顶层的阁楼里。在那里，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内。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饭店里用餐，但是要比客人们用餐提前一个半小时。我们的餐桌被安排在豪华餐厅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跟所有大饭店一样，这里的菜肴也非常丰盛。作为“工作人员”，由于跟大厨关系良好，我们吃的东西很可能要比尊贵的客人们吃的味道更好……很有可能，给我们上的菜都是“精华”，最香美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隔离起来“单独”用餐。虽然侍者抱着同行的友善和亲热款待我们，把最好吃的菜肴盛到我们的盘子里，可我真想连盘子带菜一起扣到他的脑袋上！我这三天的感受，跟在那之前我早已习惯了的感受截然不同。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能懂得它的意义和意味。在瑞士饭店的那三天里，我是埃尔诺（他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感情最细腻、气质最高贵的人）的客人，给我留下的记忆却终身难忘。就是那次，我直接体验到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头等阶层和次等阶层。我站在后台，看到了生活的构架。我被培养成了“绅士”，埃尔诺属于“侍者”；现在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另一个世界待了几天。那三天对我来讲简直是地狱。埃尔诺从下午五点开始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工作”。在上等人享用晚餐的那几个小时，我待在饭店里无所事事，虽然我可以坐在咖啡馆内欣赏埃尔诺乐队没精打采地演奏德国歌剧音乐集锦，但我感到浑身发痒，如坐针毡。我怨恨埃尔诺将我“拽”进这个下层的世界，为自己受到某种上等阶层法则的制约而不得不跟埃尔诺绑在一起而感到痛苦，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羞耻的绑缚，我不敢走近人群。假如在另一个我所归属的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里，有一天人们得知我曾在一家瑞士大饭店的阁楼里跟仆人们一起睡过觉，他们将会怎样想我？……

埃尔诺邀请我去住两个星期。我在第四天就逃走了。我一副窘态、满脸涨红地跟埃尔诺撒谎，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摇晃着身子，没看我的眼睛。我一个人去的火车站，埃尔诺没有送我。我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就此决裂，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再没给我写过信。看来，他觉得这样对我们俩都好。这个创伤过了很久都未能愈合，后来，我梦到过在瑞士饭店的那些日子，我在梦里咬牙切齿，将盛着喷香饭菜的盘子扣到跑堂的头上。几年之后，埃尔诺死于疼痛不堪的不治之症。我再也没去过圣莫利茨。有几次，我去恩嘎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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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带的小乡村旅行，离那里很近，但我总是绕开圣莫利茨。这种感觉，要比理智、意愿和悟性都更强大。要知道，我担心被哪个跑堂认出来。

5

我有一半的亲戚是隐形的，难以接近，高高在上。马伽什大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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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大伯父的钱多得不可思议，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即使悲观的人也会说，他至少有十万福林。最奇怪的是，这位有钱的亲戚从来不做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几十年里，他先是当匈牙利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德拉什伯爵的私人教师，之后担任他的法律顾问。他俩有一次吵翻了，大伯父返回维也纳，开始在特蕾西亚大学执教。他教授法律，用他的话说是“法律哲学”。安德拉什在信里给他寄了最后一笔薪金，六万福林，六十张一千面值的钞票；伯爵没寄挂号信，信封里装了那么多张的千元巨钞，可连一个字也没写。

大伯父收下那叠千元巨钞，在维也纳生活，住在特蕾西亚学校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培养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贵族精英。他很早就结婚了，蓄着跟上帝一样的白色络腮胡。他是一位谨慎、敏感、高贵的思想者。作为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特蕾西亚学校教师、匈牙利伯爵的法律顾问和亲信，他是奥地利第一批在公开讲演中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信徒的人之一，要比维克托·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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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几十年。他的观点十分纯粹，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他为手工业者和工人们举办讲座，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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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办了奥地利的第一家工人联合会，捐出一万福林作为援助基金，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和职业革命家利用了他的善心和轻信，接受了他的捐款，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大伯父对此没有恼火。他撰写文章宣扬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内容”。90年代，英国下议院曾朗读过一篇他撰写的这方面文章，将他尊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榜样。党派从来没有接纳过他，他至死都是一位孤独的斗士，被人尊为“怀有浪漫主义理念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用博爱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承认，在这位非职业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不仅在他身上，而且在他的文字里——确实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孤傲，某种无法置身于任何集体之中的精神追求者的孤傲。他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工人运动，因为他坚信工人运动终会成功，但他并未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大伯父一辈子都在特蕾西亚学校执教，后来当上了校长。

这个人是我乐观开朗、放浪不羁的外祖父的大哥，我母亲最年长的伯父。跟我母亲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我的这位大舅公也是摩拉维亚人，但他自小在奥地利长大，从身心上讲，他都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许，他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位用无私和善良之心对待我母亲的人。有一次，他带这个小姑娘去了摩拉维亚，让她看了我外祖父的磨坊。在我母亲可怜、不幸福的童年时代，留给她唯一的美好记忆，可能就是那一次旅行，就是她跟这位既有名又有钱的大伯父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他们先去了伊赫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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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了一家住在伊赫拉瓦市中心广场边一幢漂亮楼房里的亲戚。当时，大伯父有一个弟弟住在那儿，家境富裕，留在摩拉维亚，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那座富有的城市里算得上是一位有威望的市民。就我母亲而言，那次旅行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呵护，削减了她在童年时代萌生出的卑贱感，让她知道在自己的家族里还有几位令人尊敬的亲戚，在维也纳生活的马伽什大伯父，家境富裕、住在市中心广场的伊赫拉瓦亲戚。拂晓，他们离开了摩拉维亚城市，翻山越岭，见到外祖父那座建在一块空地上的磨坊。大伯父穿着一件庄重的黑色风衣，牵着侄女的手走在林间小路上，一边走一边讲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他和他的弟弟们，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每天拂晓都要沿着这条从磨坊通向城里的林间小路步行几公里去上学。我们从生活赐予的厚礼中汲取信仰与善良，许多时候，只是这样一些无意中偶得、貌似无足轻重的礼物，就像我母亲在摩拉维亚山林中探访我外祖父磨坊的那次清晨散步。那天，大伯父的心情也格外舒朗，这位蓄着长髯、受人尊敬的长者声如洪钟。关于那次在陌生山林里的清晨散步，关于知道自己家族的存在和自己的归属之后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我母亲讲述过许多次。当时，住在磨坊里的已是外人，可他俩还是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大伯父带我母亲看了他们小时候的秘密乐园、独特的地理风景和破落家族的昔日疆界。在单身汉的私巢里，或许有不少年轻女孩能够得到温情的关爱——我对马伽什大伯父的清教徒生活始终感到不解——从没有人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英勇事迹或感情故事，他把秘密带进了坟冢。他以自己笨拙、蹩脚的方式试图帮我母亲减轻童年时代留给她的阴影。我母亲的童年记忆还没有完全毁掉，马伽什大伯父尽他所能，能挽救出多少就挽救出多少。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一个好人。

他非常富有，全家人都怀着期待和尊敬仰望他。我们既不敢写信打搅他，也不敢前去看望他。不过，有一次我们还是在维也纳看望了他，那次过程复杂的造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觉像闯入巨人国。就连“大伯父”这个词，一提起来都让人带着巨大的想象，这个半神的造物以非同寻常、不成比例的庞大之躯凌驾于我们头上：大伯父“特别”好，大伯父“非常”有钱，大伯父是“欧洲知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大伯父会讲“所有的语言”，他的名望“极高”。一句话，他是家族里的超人，只有怀着宗教的虔诚才可能接近他。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感穿着节日盛装、膝盖发抖地到特蕾西亚学校找他。大伯父坐在饭厅里，身材非常高大。他穿着睡袍坐在餐桌前，用一个比平常的杯子大好多的陶瓷缸喝早餐咖啡，用汤勺在陶壶一样的杯子里搅着白糖。他所使用的其他物品也都尺寸独特，大得夸张，跟家族大人物的身份十分相符。不过他有些耳背，我们扯着嗓子谈话；我怀着孩子的惶恐偷偷发现，这位大舅公跟其他老人一样听不见，要想让他听见我们说的话，必须大声嚷嚷。我们浑身僵硬地坐在他周围，看这个大人物吃早餐。

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当时大伯父在维也纳使用的物品之所以感觉尺寸大得夸张，只是出于孩子的侏儒视角；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家族分配遗产时，有一只那样的陶瓷缸到了我们家，拿在手里，我们都惊讶于它的尺寸。陶瓷缸短粗，非常深，感觉像是一只汤盘。大伯父肯定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用另外一种与一般的同时代人不同的尺度评判好坏、社会与家庭、钱财和使用的物品，他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无论在环境、思想、道德，还是判断方面，他都可以独立于世。那个时代偏爱这种古怪的家伙，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大伯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位非职业先驱，当然不是“集体”的人。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身心，在他与众不同的外貌和内心里，均能我行我素，做一个在品行方面都非常可爱、自律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秘密，因为他利用我们在维也纳看望他的机会，让我了解了一个奥地利伐木场的机械设施。看来他真是一位无可救药的教师啊，他认为我这个家里年龄最小的后生有必要在离开维也纳之前获得一些“实用知识”。吃早饭时，他皱着眉头看了我许久；下午，他拉着我的手上了有轨电车，我们一起去了维也纳郊区，沿着荒僻、残破的街道步行到一个蒸汽锯木场的大门口。在办公室里，他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说了自己所有的头衔，向略感意外但还是满怀敬仰洗耳恭听的经理介绍说，他想让远道而来的孙子了解一下蒸汽锯木的技术手段。经理显然很吃惊。我非常害怕。整整一路，大伯父都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好像生怕我会逃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跟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一起度过这个下午了，感觉有些沉重和倒霉。经理叫来技术负责人，让他带我们去伐木场，在那里我看到了在一个锯木场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既不多，也不少。蒸汽锯带着尖声的呼啸在锯原木；如果在更随意、更自然、不那么郑重其事的环境下，我很可能会对眼前的一切感兴趣，可是这样，我的手被大伯父的铁爪紧紧攥着，技术负责人的讲解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感觉自己很不舒服。我简直不能理解，维也纳有那么多的博物馆、动物园和其他景点，大伯父为什么非要带我来这里？非要我听技术负责人讲课？非要那个人在蒸汽锯刺耳的尖叫声中努力用很专业的语言对着大伯父的聋耳朵大声叫喊？那个大声呐喊的人，用手掌在耳朵后作卷筒状、带着满意的表情听对方讲解的大伯父，呼啸刺耳的蒸汽锯，维也纳日常的噪声和混乱，在那一刻将我团团围住，我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晕厥。大伯父的话，蒸汽锯原理，生活，这个那个，我什么都听不懂！……我绝望地想。“这就是蒸汽锯吗？”大伯父大声地问，手掌在耳后做成个听筒，皱着眉头弯着身子，对技术负责人的讲解生怕漏掉一个字。“对，这就是蒸汽锯！”他突然转向我，操着教师诲人不倦的教导语气抑扬顿挫地告诉我。就这样，我们在大声的呐喊和讲解中参观了整个锯木场。之后，他带我乘有轨电车回到特蕾西亚学校，他始终没有透露，这次郊游是如何满足了他的教师荣誉感。那一次，除了大伯父的家和郊外的锯木场，我在维也纳什么都没看到。

他一辈子都在亲戚中间分赠财产。我母亲得到了两万福林，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的那位嫁到维也纳的小姨也得到了两万福林；但是我父亲在几十年里一直向大伯父支付那笔预付遗产的利息，而维也纳的亲戚们则免付利息，他们像获取礼物一样获得巨款。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年，大伯父去世了，确切地说是饿死的；维也纳的亲戚们描述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捐给了穷人，连副食票也捐了。

6

我的维也纳亲戚们整天都在弹琴。六个女儿轮流着拉小提琴，弹钢琴，甚至还拉大提琴，吹单簧管。她们把音乐之外所剩无几的时间，全花在了跳舞上。位于希特金区的那套底层公寓被音乐声、姑娘们的尖叫声和歌声震得嗡嗡作响。整栋楼都摇摇欲坠，十口人住在三间屋里：父母，六个女儿，后来在战争中阵亡的唯一的儿子弗兰茨尔，还有三十年前就已经很老了的老女佣玛丽，她只能忍着腿脚的疼痛挪着碎步在半地下室内潮湿、昏暗的厨房里为一家人做饭。楼后有一个狭长的花园，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黄香李树、两棵只结杂交小核桃的老核桃树、一片野草莓矮丛和长在花园尽头角落的一株芬芳扑鼻的接骨木。核桃树周围摆着长凳和桌子，从开春到晚秋，这一大家人都在这里安营扎寨。男主人弗朗茨一天到晚地站在那儿，他是位画家，长发飘舞，脖子上系着艺术家的领花，长了一个小辣椒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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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又红又长的鼻子，戴着眼镜，总是满腹心事地盯着画架上刚开始落笔的油画布，同时听着从孩子们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的小提琴或钢琴声……“不行，跑调了！”特鲁黛或玛尔塔的手下刚有偏差，老弗朗茨就扯着脖子大声喊。他同时培养六个女儿，画油画，跟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的老女佣玛丽或妻子罗莎争吵。希特金区家里的所有春夏秋冬都是这样度过的；生活就在这么悄然地流逝。

这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他们没钱，只是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在奇思妙想中挣钱。许多要交的杂费，七个孩子的穿衣、教育和食品开销，我姨父买颜料、画笔和画布的钱，还有生活中不得不花的医药费，买衣服买书交房租，还要避暑度假，这一切都仰仗天上掉馅饼的偶然幸运。靠音乐和艺术是无法糊口的。姨父画了很多画。他为妻子和六个女儿画过各个年龄段的肖像，画完这幢房子和花园后，又画维也纳的公共建筑，画拉因茨和默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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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门窗；他为亲戚们画过肖像，还临摹过照片，画过一年四季的风景，画过他喜欢的所有花束；他看见什么就画什么，连地下室和阁楼都没漏下。在他的画上要什么有什么，大画家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记录到了画布上。姨父的画作非常精美，手法细腻，用色敏锐，光影斑驳，景物和人物的布局比例和谐，第一眼看上去谁都会喜欢。这些画完美无缺，有大师的风范。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在欣赏了我姨父的多幅作品之后，就会觉得画里缺了点什么。画里缺的就是他，我姨父自己。他是那么谦逊，那么内向，以至于不敢在作品里发声。他是艺术家，但从来不把最后一句话说出口。

他们真的就像鸟儿一样生活，过着节俭的日子，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叽叽喳喳，等待幸运降临。偶尔，有一两个闺女飞了出去，飞到外面闯荡世界，出嫁或——踩着华尔兹的舞步——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感情风暴。而后，等到婚姻或者华尔兹舞曲结束，她们又重新回到希特金区。玛丽已经老得看不出年纪了，就像《圣经》里的女性人物。他们在琴房里或封闭的门廊里放下一张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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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逃跑者在家里摇摇欲坠的房檐下落脚。女孩们和父亲仍不知疲倦地演奏，画画。他们生活在维也纳，生活在乐声悠扬、芳香醉人、和谐优雅的城市节奏里，并用充满激情的歌声、画面、旋律、观点和动作表达着生活。就这样，这家人跟画架、跑音了的钢琴、吊床、欢快而优雅的贫寒、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享受维也纳赐予他们的最大恩惠。老弗朗茨和六个女儿至少跟圣斯蒂芬教堂和“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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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属于维也纳。我们只要想起维也纳，就不可能不想起他们。施尼茨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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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霍夫曼斯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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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过他们家，在希特金区的花园里做过客；阿尔滕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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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给女孩们写过情书，后来又认真地要了回去，卖给了报社，收入自己的文集。有三个女儿学芭蕾舞，后来跳到了大世界，当然也是迈着华尔兹舞步，永远不会踩错点。这三个小女儿跳着轻快的华尔兹，她们的脚步声和笑声从圣彼得堡传到纽约，她们是维也纳的特使，浑身充满了情感丰富、旋律优美的四三拍节奏。老画家站在院子里的画架前，画剩下的模特，跟我母亲的大姐——女孩们的母亲罗莎吵架。他们吵了五十年的架，即使在银婚、金婚的晚餐上也吵得好几次要背过气去，但喘上气之后继续吵。一旦合同到期或跟丈夫离婚后，女孩们就会返回娘家，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曾在许多大都市豪华饭店套间下榻的世界著名女舞蹈家，回到家后，晚上一声不响地爬上吊床，睡在姐妹们中间……

画家有时到城里散步，经常带回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战利品；比如说，从破产了的歌剧院买回一套镀金的客厅家具，或在多罗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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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理的价格买下几副浅紫色的女士长手套。这一切散布在全家人的记忆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精神刺激。舞台家具不得不摆在大屋里，浅紫色的手套女儿们戴了许多年。不过，艺术家弗朗茨有时候也悄悄溜到街上，因为家庭的田园诗生活显然无法满足他奔逸的想象力。在婚姻的模式之外，有时也需要积累一些不洁的体验。他在维也纳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租下一间画室，在那里可以摆脱家人的监视，享受女性的绘画之美。女孩们了解艺术家渴望美的心灵火花，她们为这间秘密画室和模特埋单，想方设法地跟父亲“做戏”。老画家已经七十多岁，仍然有时下午出门，穿着深色西服，系着白色领花，手里攥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野花……罗莎透过厨房的窗口望着丈夫的背影，即使五十年的婚姻也无法减轻她心里难言的苦涩。这种时候，玛丽总是深有感叹地说：“艺术家都是这样！”女佣站在女主人身边，从厨房的窗口一起望着远行者的背影。

与此同时，永不枯竭的音乐从公寓的某个角落里涓涓流出。在这幢房子里，大家不会单独坐下来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当然也有偶然的例外，不知疲倦的演奏、练习、教学偶尔会因突然发生的某种不和谐、不抒情的噪音而中断。格莱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正在练习一套将在维也纳歌剧院表演的芭蕾舞；特鲁黛在钢琴旁为一位准备到音乐学院任教的学生辅导；希尔达和玛尔塔在前厅拉小提琴。在这永远不会停息的洪流里，老画家有时也丢下画笔，抄起乐器——他有乐感极好的耳朵，能拉一手出色的大提琴，事实上他对所有乐器都有研究——或者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平静地坐在某出轻歌剧里用过的、桌腿描金的道具桌前，拿出钢笔、墨水和羊皮纸，修改五幕历史悲剧中某一幕的手稿。七十年里，他总共写了四十部戏剧，用扬抑格和长短格的形式再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讲述了许多类似霍费尔·安德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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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奥地利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在外人看来，这家人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家庭成员是那么需要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因而置身于崇高的艺术境界。无论画笔，还是琴弓，对他们来讲并没什么区别，都不过是用来表达和讴歌他们为之献身的艺术和谐的工具而已。从更高层、更复杂的意义上讲，在他们中间其实只有老画家自己，不但画画漂亮，拉大提琴出色，还能用扬抑格写剧本，总是讴歌生活和艺术。他耸着架了一副眼镜的鼻子，嗅着芳香在世界上逍遥，以同样的喜悦享受喷香的古雅什汤、格莱特在歌剧院的演出、舒曼的音乐和维也纳老城内画室里的不洁体验。女儿们经常怀着理解的善意帮助他……他们很穷，但以自己的方式惹人瞩目；这家人总是在“创作”；音乐使他们超脱于市井的尘嚣之上。如果他们没钱，演奏音乐；如果他们热恋，演奏音乐；如果他们对情人失望，也演奏音乐，只不过演奏悲伤的曲调。来访者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音乐。“玛尔塔准备离婚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站在花园门口推测道，他对这家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玛尔塔一旦出现感情危机，就会一连几天地演奏塞扎尔·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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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大调奏鸣曲》。玛尔塔经常离婚。塞扎尔·弗兰克的奏鸣曲在希特金区逐渐流行起来。

罗莎是一位严肃的母亲，痛苦地生活在这个反叛的艺术家世界。她总是奔走在厨房和住房之间，片刻不停地用浅色的卡尔斯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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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锅煮咖啡，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总有某个女儿下课回家或要去上课。她总在收拾家里摊得满天满地、无法下脚的东西，六个女儿只专注于音乐和爱情。毫无疑问，她用自己的方式投身到马不停蹄、疾风暴雨般的创作之中，生了七个孩子。她认为丈夫的那些画作和剧本毫无价值，没有哪个艺术收藏家乐意花钱买他的画。罗莎恼火地收拾家人乱扔的东西、钱和衣裳，还有丈夫用光了的颜料管、用秃了的油画笔，收拾所有的垃圾……在这个音乐四起、喧嚣震耳、忘我创作的家庭里，罗莎是保护神、组织者和收藏者，是这个家庭卑微、忧虑的尘世良心。该吃晚饭了，一家人从忘我的音乐中醒来，目光重新投向凡尘；罗莎和玛丽出现在门口，将摆放了黄油面包、淡咖啡和冷肉片的盘子放到道具桌上，像是一曲悲剧大合唱，她俩开始议论外面的小道消息。他们就这样活着；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现在也会这样活着。

7

我父亲有着德国的姓氏，他的老家位于现在的萨克森州。有史料证明，家族的祖先曾为萨克森选帝侯效力，在国家铸币厂工作，几百年来世代锻造萨克森铜币；他们都是铸币工匠。后来，他们受雇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很短时间里富裕起来。我的曾祖父搬到了巴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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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信任的外族人迁居到那儿，特别是托伦塔尔和巴奇—博德罗格州。他出任国库顾问，是一位富豪，是王室财产负责人。他住在松博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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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安息在松博尔大教堂的地宫内。讣告中说：“祖国的不幸处境加重了他的肠道疾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讣告里出现了匈牙利语；他死于1849年，在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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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老臣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有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们不能使用家族古老的德国姓氏。曾祖父的遗产在人们的手中挥霍殆尽；巴奇卡的那一支很快败落消亡。留下来的一支居住在马拉穆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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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区任职，当小公务员，他们是我的直系祖先。

我的曾祖母是欧尔萨格家族的女儿，她的家族几百年来始终都跟匈牙利人通婚。他们全家都是公务员，有法理学家、政府职员和军官。其中一位名叫日嘎，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穿着潇洒的白披风，蓄着匈牙利式翘胡子；这就是银版摄影技术为他留下的影像。我性格中的柔情与不安来自我母亲的家族，中和了我父亲祖先公务员的刻板和骨子里的尊傲。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没有谁逃离过军队，没有哪个中学生放弃人文科学去当屠夫，从来没有人热衷于社会主义，就连像马伽什大伯父那样以理想主义的谨慎方式也没有。父亲的祖先都是自闭、沉静、古怪的人；所有人都有点像退隐者，尽可能避开他们所属阶层的公众生活，在职业上不求进取，宅居在家，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都是孤傲之人。日嘎，这位近卫军官有一次出门远游，搭乘邮车走遍了整个国家，造访了散居各地、当时还健在的所有家族成员，并用袖珍的字母、事无巨细地将一路见闻如实写到了日记里，详细之至，让我觉得根本不像是一位军官写的，更像出自公务员之手。他去了巴奇卡、布达、泰迈什瓦尔、卡萨和马拉穆列什岛，见到了上帝的儿子们。日嘎变成了好奇者，无论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事无巨细地写进日记，记录下平静生活的所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寻觅爱情，不但找了，而且找到了。我非常喜欢读日嘎的日记，这些“公务员”以退隐、慎独的方式过着情感丰富的生活；每个人都揣着某些多愁善感的秘密，日嘎不仅探究到了，并且用宽谅的词句记录下来。家族从哈布斯堡王朝那里获得了名衔和财产，但是在留下来的书信里，记录下一种特别的情绪；在1849年他们曾经藏匿过难民和外族家庭，站在匈牙利人的立场上。我有一位祖辈，名叫安陶，他在1849年9月6日从塔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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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久尔盖伊·奥图尔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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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了武器，在维拉古什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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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国军队投降。我儿山多尔在经受了战俘营的折磨之后，随他的国防军战友们一起心情沉痛地返回家乡，万念俱灰……我儿托尼在费尔南德骑兵团服役，在医院里丧生，这令我悲痛欲绝……听说我儿佩皮也死了。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我也一贫如洗，度日艰难。假如我突然去世了，他们都没钱给我下葬……假如去年德国军队没有抢走我的葡萄酒，情况并不会这么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每天都在这里打来打去，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财产也被掠夺殆尽，今年的收入已经预先支出……”这信看起来像是一位“新兴地主”写的；这位安陶为匈牙利自由革命献出了三个儿子和所有财产。

这些“拉邦茨派”早在1800年左右就用匈牙利语或拉丁语写信，从来不用德语。卡博尔于1807年从佩斯写信给住在西盖特的弟弟亚诺士说：“我之所以给你写信，一是想跟你讲讲国会的情况，二是告诉你王后于本月13日早晨六点在维也纳去世。这里的生活奢华得令人难以想象，大庄园主的骑兵制服上镶金嵌银，跟圣职人员一样。”1834年，在自由革命爆发的十几年前，当家庭成员之间用匈牙利语写信没有什么“意义”时，山多尔从老布达写信给母亲欧尔萨格·波尔巴拉道：“……5月26日我从瓦拉德出发，28日晚抵达老布达，那天正好举行匈牙利的政府会议，我的就职仪式只好拖到今天举行，上午我已经宣誓完毕，办理这份委任状总共花了我二十福林银币。我买了一辆马车，非常漂亮，大概花去我一千零六十福林，我还置备了几件衣服。这一趟本身就开销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巡查员了……”这些巡查员、议员、州府专员、国库负责人和矿区经理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用匈牙利语写信了——而匈牙利的贵族家庭，特别是大庄园主们，更愿意用德语或拉丁语！——这些“外来的”民族说匈牙利语，用匈牙利语思考；这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家族的所有财产和地位都该感谢“皇帝”的恩赐，要知道，他们从萨克森迁到那里还不到一百年！有一份名为《巴奇卡》的“州公共事务政治简报” 这样评价“软骨头”卡博尔：“我们杰出的……与世长辞了。他于1813年出生在西盖特，在佩斯求学并获得法学学位，1837年担任巴奇州的副公证员……40年代担任法官，1848至1849年在维尔巴斯兵营里管理新兵，1850至1854年在国外居住，1855至1860年担任法院法官，1861年担任州长的代理秘书官，1862至1868年担任州法院院长，1869至1871年担任巴奇州副州长……此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作品内容侧重于学术。他的处女作为《路易十四与拉鲁什弗柯德》，第二部德文作品为《奥地利、匈牙利与伏伊伏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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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内容引起广泛反响。之后的作品更侧重于历史，作品有《匈牙利人口发展史》、《最后一位克拉伊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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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塞尔维亚人》、《从莫哈奇到马丁诺维奇》……”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典型。家族中大多数成员的人生故事都跟他相似。他们对过去的匈牙利世界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位“外来的”家族成员从西盖特迁到巴奇卡，最后身为匈牙利尊贵的副州长溘然长逝……我父亲的那些公务员祖先与匈牙利土地感情深厚，不管怎么讲，哈布斯堡王朝没有把最糟糕的人迁到匈牙利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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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奥地利人聘请他们管理匈牙利王国的财产。

家族人谨慎、虔诚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某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和出于历史原因的审慎态度，将这些传统的萨克森家庭凝聚在一起。他们留心外部世界的变化，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我的曾祖父住在老布达，住在当时中央广场旁唯一一栋带阳台的楼房里（那栋楼现在还在），每天早上都用马车送儿子们去佩斯上大学……但是，从他跟儿子们的通信中获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就连要给哪个儿子买一件新衬衫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假如需要定做一身新制服，家里人需要开会商量。这些外来的传统市民家庭，在匈牙利生活得谨小慎微，毫不张扬。外族人的头脑确实很难理解这个看上去可爱、想起来诱人、感觉无比高贵、不遗余力地在市民化的匈牙利社会。在这里，律师活得像大庄园主，医生助理坐着轿子，当临时工的地质测量员晚上跟老爷一起打牌豪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就像保护人或奶牛。半个世纪后，匈牙利的中产阶层将伸出数百万只手抓住给吃给喝、用退休金催眠的国家之躯不放。但在奥匈帝国成立之前，对匈牙利人来讲，官员还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业”，并要为之付出一笔财产；副州长腰缠万贯地走进州政府，离开那里时穷困潦倒……

我祖父是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财政顾问。他很早过世，享年还不到五十岁，身后留下一屁股债务和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债务落到两个儿子肩上，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还债，用当家教挣来的钱一点一点地还。我父亲当上律师后仍在还家里的欠债。当见习律师时，他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做辅导，就开始偿还祖父留下的债务。由于祖父很早过世，留给家人的记忆少得可怜。我父亲对他也记忆模糊。他喜欢音乐，能用拉丁语读书；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祖父的一切。他只留下了几支烟杆很长、雕成大胡子形象、熏得焦黄的浮石烟斗和一座雕刻精美的烟斗架。他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一幅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的椭圆形油画，出自某位蹩脚画师之手。我祖父的生命，就这样不留痕迹地从家庭里消失。在冷峻、严肃的祖母的记忆里，也只能透过不朽的家族往事看到一丝微弱的反光。那是一位刚毅的妇人，R. 克莱门汀，一个人用几个福林的退休金拉扯大了三个孩子，生活意志格外坚强。她像传统妇人那样会纺线织布，妙手生花；她一辈子想方设法、殚精竭虑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的平衡。她是一位表情严厉、言行不苟的妇人，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知道生活就是责任。她没有“心理症结”。她在这个地球上有事要做，而且做完了。

8

我有一位叔公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在人们眼里，在世纪末富有的匈牙利，他是学识最渊博、思想最独特的人之一。在上个世纪，匈牙利是多么的富有啊，拥有那么多非凡超群的天赋人物！奥朗尼、裴多菲、沃洛什马蒂、凯梅尼、久拉伊、厄特沃什、塞梅尔维斯——在青少年时代，我一想起佩斯的叔公，心里就感到无限自豪，他的名字镌刻在匈牙利世纪天才榜上！他教了半个世纪的民事法，并且——法学家们都这样认为——为匈牙利法学思想带来一场革命；许多年里，匈牙利的民事法都由他撰写。他的思维奔逸，对教育不太上心，只对“我的—你的”界定问题感兴趣。人类的共生极为复杂，与其说是由一系列法律问题组成的难题，不如说是道德问题。“民事法”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

他的思辨能力——某种非凡的内心公正、不可收买的判决勇气和游刃有余的从容应变——激发了学生们和同时代人的“天才”想象。无论在他的日常工作、精神气质，还是言行举止中，都能让人感到一股独一无二、充满个性、无法形容的力量；他出奇制胜的表述与阐释，无不带着“天才”的个性色彩。他是特立独行的导师，不大理会弟子们的狂热，痛恨死记硬背，主考时对于聪颖的孩子从不刁难，即使对方不能对答如流地回答提问，他也总是高抬贵手……他拖着巨大的身躯吃力地走上讲台，倚在讲桌上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躺在上面；他带着从容自若、坚不可摧的平静。有的时候，他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地听诚惶诚恐、满头大汗的法学生的陈述。“虽然跑题了，但我看得出来，你有天赋。”有时他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经他主考的匈牙利法学生数以千计，只要谁一旦体会到他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就很难再摆脱掉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某一个话题会在哪里转折，会到哪里结束。表述的方式与方向，只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复杂、稠密的语句（有一位学生形容他的语句“像中风、割脉一样紧迫”），出人意料的措辞，突如其来的想象，难以理解的比喻，丰富而严谨的语言洪流，神秘的“个性”。哪怕是连词的使用都泄露了其“作家”身份。他总爱使用冷僻的词汇表达看法，所以说他是“天才的怪人”情有可原！就他所选择的领域而言，他不仅是专家，而且是创造者和发现者。在他之前，没有人研究民事法；在他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的陈述进行大修大改：凡是读过他著作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这两位法学家，维也纳的浪漫主义者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这位叔公，都凭着他们享誉全国的名望和令人诚惶诚恐的严谨，为我们家打上了“杰出法学世家”的烙印。我父亲也是一位律师，毫无疑问，我也应该是。我们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维持这个家族的团结，但并不太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直接交往。他住在布达，后来搬到佩斯区的一栋避暑别墅；他从那里去大学授课，认识许多住在老城街巷内的大人物们。路人们只要一见到他，都会停下脚步，凝视他的背影。他的着衣方式颇为古怪，西服的下摆从短外套下缘露出来；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爷们一样，身上从来不带钱。一辈子从来没想过钱，他的这种做派纯属自然，并非装腔作势。他长得像一只古生物，身高马大，身体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体现在用餐、娱乐、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等各个方面。有一回，政府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但他没有接受；事过很久，他解释说，他喜欢当我行我素的教师，不想当部长，因为“部长”是奴才，一旦惹老爷们不高兴，随时可以被辞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法则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自在逍遥……不管去哪儿，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搭乘公交车。这位怪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讲话。跟家里大多数成员和他的孩子们一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可爱生灵，是肩负重荷的大自然造物。

我刚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担任佩斯大学校长。有一天上午，我去他那里报到。他在富丽堂皇的校长会客厅接待了我；他坐在一张雕花的大写字台后，身宽体胖，形象高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像霍尔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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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里的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脖子上，挂着象征校长权威的金属链；一块大大的方餐巾塞在马甲的开襟处，遮住了他的大肚子。他用攥着餐叉的手和蔼地向我招了招，示意我走近一点儿；他正在吃炖肉，校长办公桌上摆着一盘香喷喷的炖肉和一杯啤酒；他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并不在乎自己在装饰华丽的会客厅里的形象。我出神地看着他，一直等到这位身材魁伟的大人物吃完最后一口饭。之后，他挽起我的胳膊，友好地领着我在大厅里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那些他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油画。我们在象征学校尊严的权杖前站住。“这是什么，本尼叔公？”我问他。“我不知道。”他说，并且耸了下肩膀。我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因为这个耸肩的动作喜欢上了他。

作为“校长”，他在我的第一本记分册上签了字，字体又圆又胖；他送我到门口，微笑着说，现在他是法定的“尊贵的先生”，因为在古代世界，这个头衔只能用在艾尔代伊大公和大学校长头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谈，询问我家的情况；但是随后，他好像忘了我是谁，转身回到写字台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出于勤奋，我努力听了他几堂课，但是到了第一学年末，我厌倦了法律，转到了文学院，没再听过他的课；没过多久，我离开那所学校，后来在国外大学毕业。从那之后，我十几年没再见过他。退休之后，他住在多瑙河边，住在一个度假区，黎明起床，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多瑙河里游泳；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办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为他出版著作；八十岁大寿时，他们在佩斯的音乐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他的同事、学生、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们都来了，司法部长也亲自出席。人们白白等了许久：他派人给部长送来一封信，感谢大家为他祝寿，请大家原谅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种事情变短”。他对生命格外珍惜，最后的精力全用于工作，他的实际生命要比普通人长许多。他的生命产生于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

毫无疑问，跟普通人相比，这种人是由另外一种更加坚韧、刚强的材料造成的。从他们手中，我获得了赖以远行的精神食粮；从他们身上，我继承了作为他们生命一部分的坚韧和耐力，并以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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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个星期天，茹莉表姑就来布达的寄宿学校接我，我们一起去岛上吃午饭。茹莉表姑写长篇小说，并且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住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城堡里；穿着、气质、见识，无不显示出她拥有值得骄傲的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匈牙利最后的七执政官之一，她的母亲路易丝是我祖父的姐姐，温柔贤淑，头上总包着方头巾。茹莉表姑嫁给了一个罗马尼亚人，但是家里谁都没见过她的丈夫。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住过一段时间，经常出入宫廷。茹莉表姑总在讲故事；她天生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她讲“她的东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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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生活跌宕、酷爱艺术的罗马尼亚王后，讲巴黎与文学。我望眼欲穿地盼望星期天，因为茹莉跟文学家很熟，认识霍伊希·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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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裴卡尔·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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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在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茹莉表姑不懂“青少年教育”，但她本能地敲开了我的心扉，她像跟成年人一样地与我交谈，跟我谈生活和文学。星期天郊游，她带我走进陌生的世界。我们在一起时，估计茹莉表姑感到很乏味，想来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结识许多著名的作家；她总是“在脑子里已编好了”好几部小说，“就差写到纸上了”；她跟罗马尼亚王后会晤过多次。总之，她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不仅是成年人的世界，还有爱情与世袭特权的世界。她的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戴圆顶帽子，穿沙沙作响的绸缎衣裳，好像是去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去岛上，从那里搭船到勃拉洛什广场，去茹莉表姑位于梅斯特尔大街的公寓，在那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忆”。她对家族非常依恋，屋里摆满了老照片、旧书信和上百年的家族纪念品。她也像对待祖传器皿或家族旧物那样精心地呵护我。茹莉表姑是我们家的秘密珍藏者、女作家和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既是家族成员，又是无可非议的陌生人……她住的那两个小房间，位于一栋公寓楼的二层，空间相当狭小；但是即便如此，她周围的一切仍显得华贵惊艳，她的每样东西、每件衣服、每件家具、每副手套、每顶帽子全经过精挑细选，引领时尚，她在每句话里都会不厌其烦地掺进法语词！……她总是在路上，总在制订计划，写长篇或短篇小说，出席晚会，准备去巴黎——对我来说，她简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通灵之物！除此之外，在她身上还有某种不容摧毁的东西，某种内源的，即使后来变得贫困、孤独、失望也无法假造的光焰。茹莉表姑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是“世纪末”的杰作，是罕见的流星。

后来，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再没遇见过这样的女性。想到茹莉表姑，我不得不承认，上世纪的女性是另一种女性——我只认识几位歌舞女，可爱、有才华、肤浅或渊博、脾气温和或略带邪恶的歌舞女郎。她们有的时候学化学，有的时候生孩子喂奶，有的时候调情，有的时候恋爱，她们活得大都比上世纪的女人“更健康”，但是即便如此，她们在骨子里仍是歌舞女郎；她们不是茹莉表姑那种能够让我难过、让我留恋的另类女性。在茹莉身上，我能感到某种沉静的、本能的，并不浪漫的女性忠诚，这种忠诚，我在战后的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动荡不安、经风历雨的大手笔人生，却是用最简单、最率真的方式实现的。这位女作家要比战后那些出入编辑部的“名媛们”更纯洁，更真诚。她教我喜欢上法国人——她并非刻意、无意之中带我走向拉丁世界；是她让我开始揣测，在我生长其中的迷宫之外，还存在一个更逻辑、更简单、更公正的文明。

她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是鲍里尼·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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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尼是一位出色的讽刺作家，当时他在主编一份名为《纸捻》的幽默杂志。我跟茹莉走在环路上，鲍里尼正在一家饭馆喝酒，坐在一株种在酒桶里的檫树后，他离开桌子绕过酒桶朝我们走来，跟茹莉表姑打招呼。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什么好聊的，鲍里尼主编不大可能请道德观严肃的茹莉表姑给《纸捻》投稿……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秃顶、讥讽的眼神和牧师的面孔。“作家原来就长这样！”我心里暗想。有的时候，茹莉像履行义务似的带我去逛博物馆，不过，至少我们两个都很反感动物标本和古代匈牙利人使用的兵器，反感程度不亚于听配有投影插图的民俗讲座；经过几次无聊至极的尝试之后，我们星期天下午主要去甜点店或歌剧院。有一次，她带我去《佩斯新闻报》编辑部，穿过好几间空屋子，我拼命嗅闻硫酸纸和油墨的味道，骄傲地望着茹莉，望着这位令人钦佩的表姑；出入日报编辑部这样的文化重地，对她来说如履平地……她总是在写长篇小说，主题是“生活与幻想”元素的杂交。她还写过一部话剧，并将手稿寄到我在德国的住址，她虽然不说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把这部戏搬上德国舞台。但是，出于年轻人的马虎，我在搬家时将手稿遗失了。她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跟我的关系一如既往；我从别人嘴里听说，她写的话剧惨遭重创，以至于毁掉了她生活的希望。她翻译过许多书，挣了些小钱。后来，她的名字慢慢从报纸专栏里消失了。“我落伍了。”她自嘲地说。但是，她在家里继续偷偷地写了不少小说。

亲爱的茹莉啊！她永远是一位“贵妇人”，即便手头拮据，仍旧能活得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命运对她不公平，她一个人度过了几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始终是一位仗义的“豪侠”，七十六岁时都不会空着手去看望亲戚，总会分赠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宝贝——一件精致的瓷器、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样小手工艺品——她总是给予，即使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博爱之心。我偶尔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后高傲地扬起头，用难以效仿的语气说：“我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你知道吗？亲爱的……”家族里的一大秘密就是：将近八十年，茹莉怎么能够靠文学创作和教法语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学校教“辅导课”）？她总是风度优雅，习惯穿套装，戴一顶阔檐礼帽，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礼物。她拿什么买家里的茶叶？拿什么厚待亲戚和密友？……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仍乌黑发亮，总是有说有笑、风度翩翩、衣着时尚、精神抖擞地在家族聚会上亮相，许多时候，即使年轻人也不能像她一样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她阅读法语书籍，总是在酝酿新的计划，构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岁那年，有一次我无意中惹恼了她。我壮起胆子好奇地问，维也纳的大伯父、画家和她之间，谁的年龄最大？“总是男人的岁数大！”她说，并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围瞥了一圈，心里真的生气了。七十七岁时，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样过着“社交生活”，对女裁缝十分挑剔，跟二十多岁女郎争论时装问题，不辞辛苦地搭乘一个半小时有轨电车，就为了借一本法语书……茹莉就是这样一个人。七十七岁那年，她准备结伴去巴黎，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后来，她由于害怕陌生，害怕变化的世界，担心失去残留不多的记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数已经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说，“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将结束……没办法，我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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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吉泽拉终于出嫁了。婚礼上，她穿了一件灰色衣裳和一条长得垂地、蜂腰般瘦的灰色纱裙，家里每个人都为她的这一转变感到高兴。当时，吉泽拉已经四十多岁，家人都已丧失了希望，没有谁觉得还会有人乐意牵着这位忧郁老姑娘的手走进教堂。她既不漂亮，也没有财产，在玛丽娅大院里长大，是玛丽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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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把她拉扯大的。玛丽娅大院里实行母权制统治，玛丽大婶发号施令。玛丽大婶是态度严厉的部落首领，慢慢地，她把家族中所有没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都收留到自己身边，还有所有离婚的女儿和孙女。此外，她还先后收留了吉泽拉和贝尔塔。贝尔塔在塞耶的邮局工作，但她在职业生涯上前进缓慢，六十多岁也没能当上正职……在玛丽大婶身边，逐渐汇聚起家族的绝望。在这种严厉的母权制下，男人不可能忍受太久：玛丽大婶的女婿，有着骑士风度、留着猫一样胡须的卡兹梅尔大叔很快就跟妻子离婚从那里搬走，从那以后，他只在命名日来玛丽家做客，一边呷着茴香酒，一边听半打的女人控诉各自丈夫的罪行。我始终没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把玛丽家的妇人们维系在一起？作为一家之主的玛丽大婶，是我祖母的妹妹；但对吉泽拉、贝尔塔、玛丽什卡、玛尔吉特，我只统称为“阿姨”，她们照看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之间的暴君玛丽大婶，从玻璃门的橱柜里取出香草味的糕点和甜味的茴香酒，假若有人来访，她们还会倾吐满腹的怨艾。她们连信也不能随便写，因为这位白发苍苍的独裁者，要经过亲自审阅才会给她们买邮票的钱；她们更不能在没得到玛丽大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城；即便是厄修拉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也不像玛丽大婶家的姐妹们被管得这么严。

因此，不难理解吉泽拉为什么想要逃出这座生活的修道院，妇人们和姑娘们被腌在这个没有男人敢走近的地方发酵变酸。向吉泽拉求婚的是一位河流管理员，他是鳏夫，是个沉静、忧郁的小公务员，生活里已经什么都有，缺的只是吉泽拉，就连玛丽大婶也未能弄清男人的想法！不管怎样，有一天，玛丽娅大院的全体成员为吉泽拉缝制了一身细腰、紧身的丝绸婚纱，河流管理员身穿黑色礼服，一副受惊的神情站在客厅里忙碌穿梭、兴奋异常的妇人中间。卡兹梅尔大叔一大清早就赶过来，喝了许多萨莫萝德尼葡萄酒，他用模棱两可的话鼓励了河流管理员几句。在忙碌、兴奋的喧嚣中，没有人明白河流管理员到底为什么要娶吉泽拉，就连新娘自己也不理解。可怜的人啊！妇人们给新娘烫前额的刘海，吉泽拉脸色苍白地站在河流管理员身边，用不知所措的眼神环视四周，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不相信这种喜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她突然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幸运之神降福于她……河流管理员住在蒂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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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有房子、院子、猪圈和一份稳定轻松、收入不错的工作，想来，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找到比看管蒂萨河更舒心的国家单位……所有人都说，美丽善良的吉泽拉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从天而降的幸运实在罕见！河流管理员缄口不语，午宴上一声不响地吃了不少，喝了很多酒，然后挽着吉泽拉的胳膊，脚步从容地陪她去火车站，去蒂萨河畔。家里人很长时间都这样讲，吉泽拉太幸运了，好像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结局仁慈、让人感觉不真实的玩笑。“不管怎么说，吉泽拉一直都很幸运！”那些继续留在玛丽大婶铁掌里的阿姨和姐妹们不无忌妒地说。

玛丽大婶在托卡伊有一片葡萄园，葡萄为她和许多亲戚的生活开支都提供了来源。每到采摘葡萄的季节，全家人都住在托卡伊的房子里，只有玛丽大婶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通过派人送信或手续麻烦的邮政服务指挥采摘。每年都有人收购葡萄，尽管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一家能靠这笔收入舒服度日。在每年的玛丽娅命名日，玛丽大婶都会向亲戚、朋友赠送茶叶。玛丽大婶从玛丽娅大院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卡兹梅尔大叔过来当一天客人，开酒瓶，调钢琴。当然，他在家里的“午茶”上什么都喝，唯独不喝茶。下午六点，兵营的军官们赶来（玛丽大婶的孙女嫁给了一位军官）；卡兹梅尔大叔的朋友都是搞财会的。屋里有人弹钢琴，桌上摆满了盛着冷肉的餐盘，军官们轮流坐到钢琴前。这场饕餮的晚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人们狼吞虎咽的模样不堪入目，像是一群饿鬼饥不择食……到了早上，桌上的东西已被扫荡一空，之后又是一年没有男人进玛丽娅大院。玛丽大婶的名声很恐怖。吉泽拉走后，她的位置很快被塞耶的邮局助理员贝尔塔替代，因为玛丽大婶喜欢总有一大群人围着她。

这个生活的修道院，这个有点让人头疼的女人圈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就像某个官方总部，来自家族各支的消息汇聚到这儿，在这里广播，记录所有的新闻，并做旁白解说；每隔一段时间，会用更加丰富的语言、以公告的形式将家族中发生的事件公之于众。阿姨们坐在弥散着煮水果和樟脑球味的房间里，守护着家族的灵魂。她们用血缘和记忆、悲剧和感情垃圾、绯闻和要闻的棉线编织家族永在变化、永不中断的神话。家里总有人死亡，按葬礼上的说法，是“提前离世”，因为，“假如他能更好地照顾自己”，“假如医生能及时地发现病情”，他本来能够活得更久。但是不管怎样，家族——这个神秘的集体——仍然继续存活，家人们生死与共，相依为命。或许，跟德热或曼茨“提前离世”的悲剧相比，毕竟家族的生命更为重要……玛丽大婶和围绕在她身边的老妇人们怀疑，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提前的”；也许根本不可能有谁会准时死亡……总之，家族的神话继续流传，这种神奇的自我意识，赋予我们每个在家族神话中扮演角色的人以力量。在各个时代，特别是当人类被迫生活在缺少共同拥有的伟大神话的时代，袖珍的家族世界史更成为他们意义重大的体验源泉。家族中有奥林匹斯山，也有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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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大婶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中间，精心地将家族成员们分门别类，规定谁属于哪儿。

有一天，她也走了，她并不想走，是“提前离世”的，很可能是去了哈迪斯，她在那里会跟亲戚们争吵几十年……不过，吉泽拉跟河流管理员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久。玛丽娅大院里的人总是说，吉泽拉是幸运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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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它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手势，几件家具，有时候，还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困惑与犹疑，让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地孤独，距离他将作为礼物获得、并将进一步传递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事的物质与力量并不太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或许那种家族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个组构的家庭，由怨怒、激情与利益绑缚到一起的性情各异、倾向不同的人们组成；家庭，这个虽然有不少陌生成员，但在严峻时期仍能够存活，阶层界限模糊，即使在疾风暴雨中也能够超越阶层、坚不可摧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组构良好。这是一个复杂的家族，充满了怨恨与自我牺牲精神、心灵贫瘠与我行我素的个性，他们都属于市民阶层；当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时，他们的市民地位风雨飘摇，陷入危机。我的一切都感恩于它；我很难忘记和销毁自己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忘记。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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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七点钟我们都要到修道院的小教堂去做弥撒。低年级的孩子们必须站着聆听诵经弥撒；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们才能获得教师的准许，坐到小教堂的长椅上。教堂里面没有供暖，阴暗潮湿，在大雾笼罩的冬日清晨，我们冻得直跺冰冷的地砖；三十分钟的诵经弥撒，像士兵一样膝盖僵直地昂首肃立，累得我们苦不堪言，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要带着头疼和焦虑去上一天里的头一堂课。从五年级开始，弥撒变成了休息，在光线朦胧的教堂里，可以坐在宽大的长椅里随意打盹，困倦的学生还可以假装虔诚、十指相扣地伏在经书桌上，将脸埋在手心里，舒舒服服地补上早上没做完的春梦。礼拜天的唱诗弥撒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有许多次，年迈的老妇和过度紧张的小学生由于站立太久或被香炉烟熏得突然晕倒；在信众拥挤、闷热缺氧的教堂里站一个半小时，连成年人都受不了。礼拜天，我们全班集合，列队走进修道院小教堂。唱诗弥撒之后是布道演讲。我们离开教堂时，时间已经将近正午。礼拜天上午大伙儿无精打采。教师对孩子们去教堂要求很严格，校监会念学生名单；假如有谁没有参加敬拜上帝的活动，必须跟缺课一样递交假条。

不管清晨的弥撒多么累人，我在四年级之前一直很喜欢去教堂，热心担任辅祭；不管怎样，只要我站在圣坛附近，自我感觉就很良好。我还喜欢教堂里的气味，尤其喜欢用鲜花和松枝点缀的圣坛，鲜花的芳香与蜡烛尖酸的气味混在一起。我只是受不了香炉的烟味，会像惧怕魔鬼一样逃之夭夭。我一闻到香炉烟令人窒息的味道，脸色立即就变黄变绿，脚步跌撞地跑出教堂，胃里翻江倒海，恶心呕吐。在平日的诵经弥撒上，不会受到这种威胁。对于每次五月份的清晨弥撒，我至今都能记起当时清爽、含蓄的色调和气氛。在教堂一米半深的窗洞里，透过铁格窗户，阳光像一道道金线投射进来，圣坛上铺着刚刚浆洗好的、饰有蕾丝花边的雪白桌布，在圣坛两侧燃着两支蜡烛，神父穿着紫红色或白金色的弥撒袍站在福音书架后，神色从容地做准备工作，不时低声吩咐穿着法衣和红色辅祭袍的我在圣坛的台阶上做这做那，帮助他翻弥撒书，往圣杯里斟酸涩的弥撒酒，给神父的手上倒圣水……“上帝亲临圣坛……”，当我走出法衣室时，我用坚定的声音这样诵念；当我走到圣坛前，我自豪地摇响象征上帝显灵的铜铃，清脆的铃声在教堂内回荡。那是滋味多么甜蜜、阳光多么灿烂、气味多么清爽的宁静啊。主持弥撒的神父的音调令人困倦，我真想一屁股坐到圣坛前的台阶上，蜷起身子在他低沉的嗓音里，在这宽厚、仁慈的气氛中睡一小觉。“你用心灵……”，我看到神父给我一个示意，马上受惊似的背诵起来。教堂内鲜花和蜡烛的记忆，拉丁文的语音，简洁仪式的温馨，比一切都要宁和的氛围，伴随我去上每天的第一堂课。

担任辅祭是一种恩赐和奖赏，是用出色的表现换来的。那些木讷、淡漠的家伙们垂涎三尺地跪在石砖地上，忌妒地看着那些被选中的孩子，忌妒他们能在每天早晨幸运地接近并分享上帝的秘密。学生的宗教道德教育由一家名为“圣洁”的神学会担负，负责人是一位体形发胖、言语不多、头发梳向脑后、性情温和、爱跷兰花指的中年神父。这位神父是神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单独关心每一个男孩；他到学生家里探访，当然这对家庭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在神学会下午的“自由课”上，他带着孩子们玩游戏或做手工，他将图书馆收拾得井井有条，男孩们会将自己的所有委屈和困惑都向他倾吐；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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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为神学会举办的宗教剧演出撰写剧本，组织并教我们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他全能全知，主管“热爱信仰专业”和“保卫信仰专业”，做布道演讲，听学生的忏悔……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他是年轻人慈祥的心灵之父。这位轻声细语、总喜欢爱抚的神父对我也呵护有加，他也“单独”关心过我。在头几年里，我用热诚的眼光仰望他，总像小狗一样跟着他跑。他是伟大的理想化身，是善良、开朗的灵魂导师。我从三年级开始躲避他。我没有什么托词，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不能谈，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厌恶他的理由。五月份是圣母月，学生们用鲜花装点教堂，一位学生坐在属于神父的风琴前，演奏匈牙利传统的《马利亚颂》。在那个五月，有那么多的困惑，大家的关系是那样地团结、紧密和不可思议的复杂！我对宗教虔诚得近乎卑贱，经常去做忏悔和祈祷，十分自然，神学会的教师担任我的忏悔神父。尽管学生们可以在全体神职人员中自由选择忏悔神父，但我还是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小秘密和罪过告诉别人，对他将是一种伤害……他像父亲一样和蔼，有时候挎着我们的胳膊，挽着他所宠爱的孩子的手。有一天，我开始怕他；这种恐惧，马上转变成某种无缘无故、阴暗而炽烈的敌意。仿佛我想要回避什么……但是我的词汇贫乏，语句无力，很难做出精确的表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察觉到一个心灵的秘密？我从来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位热情、谦虚的神父，名声很棒的教师；可我还是怕他，回避他。

一个冰冷的浪头将我泼醒；人的构造极其精细，孤独的生活更使人变得出奇地敏感，使人能够注意到一些并未反映在语言、目光、动作上的征兆，本能地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感受到在那个看上去如此放松的人体内正在形成的、暗涌的波澜。于是，他开始观察，仿佛将对方从其他人中间挑选出来，放到一间看不见的隔离室内。终于，他无法忍受这种冷战状态。“你怎么了？”挡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小心翼翼地问我。喑哑的搏斗持续了几星期之久。有一天，他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约我下午见面，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单独谈话。这既是莫大的恩宠，也是莫大的风险。他住在修道院小楼的三层，穿过一扇铁门，沿着拱券式的长廊，我迈着犹豫不决的步子往前走，一直走到长廊尽头，有某种难以接受的东西在等着我。现在，我第一次必须睁大眼睛注意将要发生的每个细节，用一个人尽可能有的警惕……我要更强势一些，绝不能退让，我要考验一下他，否则我就会失败。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要比男女之间的秘密还令人兴奋；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人类的秘密。我跟这个灵魂关系密切，我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不相信他，这一点我必须向自己证实。当我站在他房间的矮门外时，我感觉到，在门后有个人在等着我，他比我更强势，更有经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我浑身充满强大的敌意。那该是一种很复杂的敌意，想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必须战胜这个灵魂，绝不屈服，我是叛逆者，我什么都不在乎。他的住所有两个带拱券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女人味的家具、沙发、钩编的东西、圣像和照片，虽然跟我想象的出入很大，但还是觉得似曾相识；“他就住在这儿”，我暗自吃惊，在这些橱柜里装着他的内衣和各种私人物品，这位身穿教袍、永远化妆的流浪者就在这个房间里过着真实的肉体生活；这一想象令我感到愤怒难耐。他招呼我坐下，一声不响地审视我好久。那是漫长无尽、窒闷压抑的几分钟。他也变得不安起来，转过身，站到窗前，盯着中央广场和马利亚雕像出神，终于，他侧过脸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这一切都事关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张开颤抖、惊恐的翅膀准备从他的手心里飞走。看起来他很清楚，生活中没有比一个灵魂更重要、更无价的礼物了。他用一种带着忌妒的审慎透过眼镜片看着我，我贪婪地、急切地环视周围的每样东西，极力寻找证据，嗅着房间里的气味，我还注意到屋内的光线，阳光透过挂着钩编窗帘的窗户投在写字台上，庄重而确凿。他抱着胳膊坐到我面前，将白皙的手隐在教袍宽大的袖筒里，那天下午他的衣着十分得体，即使在午休时间，他也穿得像是站在布道台上或在忏悔间里听人忏悔。我们先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就像两名拳击手，用犹疑不定的出击彼此试探对方的能量。之后，我回答说：

“我跟女孩睡过了。”我说，我用直勾勾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

几个星期前，我刚刚过完我的十三岁生日。我恬不知耻地跟他撒谎；其实我只跟香料商的儿子一起找过一次女孩，但是那次之后，我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我看到，我的这一拳击中了他，神父的心里怦然一震；仿佛有人突然从那张镇定自若的脸上撕下了面具，那是一张薄薄的丝绸面具。他震惊、忌妒、惊讶、友好、温柔、呆滞地盯着我，带着教师恼火的挫败感和神职人员的愤怒，以及佯装出的朋友式的幸灾乐祸……他像倾听忏悔似的轻声向我询问了细节；他脸色苍白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突然站住，将手掌按在我的肩头，望着我的眼睛。我喋喋不休地大胆撒谎，顺口编出我可能只在梦里见过的细节。事实上，我还是处子，我从来就没跟女人睡过。

第二天，他把我叫去，听我忏悔，我内心的焦虑随之释解。我留在神学会当学员，但我再也不跟他手挽手地散步了。我俩的关系就此破裂。

2

每年，我们都要做四次节日忏悔；在圣诞节、复活节和五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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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新年也是由忏悔和祈祷开始的。就在圣灵显现的前一天，我们要向自己的神父供认自己在假期内犯过的罪。忏悔那天，我们下午三点就在修道院的小教堂前排成长队；上午，我就把自己关在客厅或父亲的房间里，为节日忏悔做准备，将自己的全部罪过写到纸上，高声朗读课本里的某段祈祷词。请求将听我忏悔的圣灵洗涤我的灵魂，照亮我的思想，帮助我认清自己的罪，让我悔恨并获得救赎……祈祷书里，已为想做忏悔的人写好了不少实用的建议，罗列出一张又长又复杂的罪孽表，这为祈祷者提供了便利，他们只需从中选择几条。我仔细读了一遍罪孽的类别，将自己喜欢的条目挑出来，记到一张字条上：“我在心里瞧不起仆人……我偷偷希望邻居遇到不幸……我懒于向善……”此外，还必须填写一段忏悔后神父将要求我们填写的证明文字，保证自己确实是这样忏悔的，并且得到神父的证实。“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了节日忏悔”——这份特别的证明文字大致如此。我们至少要在忏悔大军里忍受几小时的煎熬，我意识到自己凡夫俗子的无聊处境，审视自己深重的罪孽，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

午饭之后，我跟父母道别，请他们原谅：我曾“在念头里或言行中冒犯过”他们。这是忏悔仪式里规定的法定忏悔词，所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必须跟兄弟姐妹们道歉，甚至请求仆人们原谅。随后我从家里出来，手里拿着祈祷书、忏悔证明和自己每次不同的悔罪记录朝教堂走去。四百多人在同一个时间里做忏悔，我们机械地对着神父的耳朵嘟囔自己的罪孽，一般来说，神父们表情淡漠地听完忏悔，职业性地说两句针对所有人的赦免词。做完忏悔，我们回到家中，带着痛苦、忧虑的警醒，生怕受到罪孽的诱惑，以防刚洗涤干净的灵魂在早祷告之前又被玷污。但是结果总是令人绝望；当一个人试图在天亮之前在“言行”上不冒犯任何人时，这个“念头”本身就犯了罪，因为令人惊讶的是，跟忏悔与祈祷之间度过的那短短几个小时相比，平时我心里从未浮现过那么多有罪的念头。在那折磨的几小时里，我忍不住要想各种不该想的事，我脸色苍白地爬上床，在梦里也赶不走魔鬼的身影，因为我们跟罪孽的关系就像炼金术士与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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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不往那边想……次日清晨，我就怀着这样并不确定的纯洁之心走向圣坛，我饿着肚子去，装了一肚子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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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祈祷之后，好些天我都会因自责和悲伤而情绪激动……

在家里，我们到底信不信教？面对这样的提问，家里所有人肯定都会感到意外。我们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参加所有仪式，在斋期里吃酸菜，女佣们在复活节期间带着火腿和面包到教堂祭祀，我们的床头挂着十字架和念珠串，在日常对话中，上帝的名字也是大写的，每逢重要节日，我父母也会去教堂，但是出于某种特别的宗教倾向，我们在家中并不流露自己的信仰，似乎出于某种习惯，只有上小学的孩子们才做忏悔和祈祷……当然，我们信教；我们接受宗教，它是生活中一个严格、至上的准则，大概跟民事法的规则一样重要。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学校和宗教教育慢慢扼杀了我心中自然萌发的对辅祭角色的欲望。在没有参加神学会活动之前，我是一个十分虔诚却很不安分的教徒，晚上我按照乳娘和家庭女教师教我的那样全心全意地做祷告；有一位生性开朗、孩子样顽皮、身体肥胖的老者向我解答神秘的教义，他一味沉溺于丰富的幻想，使我认为“奇迹”是自然之事，并不想去揭示“秘密”……神学会的宗教实践令人疲惫倦怠，不知怎么，宗教想象被僵化成了公共话题，在宗教实践中我们过多地忙碌，太频繁地动员，我并不理解祈祷词的本义，只是日复一日像佛教徒一样背诵祷文。我不能靠“信仰动员”抵达信仰。我接受信仰的过程是本能的，不包含意志，没有人“启蒙”，我在家里听不到疑虑，但也没有看到过分强烈的宗教狂热。我们去教堂，就像去一个灵魂不被污染的地方。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本质性思考之一，就跟在家里，就跟个人的心性一样自然。这种宗教崇拜是道德的，机械性的顺从与真正的信仰无关，我们并不做忏悔。

四年级时，我们班里出了一个伪先知，他情绪激动、脸色煞白地慷慨陈词，最后断言说：上帝不存在！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他从一本书里读到的，那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当医生的哥哥将其中的一个章节翻译给他。预言家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争论不休，老师并不知道班上人躁动的原因，只是看到连最温顺的羔羊都变得烦躁不安，脸上写着疑问……这个疑问要比乍听起来更加复杂。宗教的教义、圣徒写的福音书、世界的存在和其他有迹可循的法则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否认上帝存在的证据则是一个预言，一本我们谁都没有读过的拉丁文书，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和倾向使我被班上的辩论话题所吸引。天啊，一颗怀疑的火星，永远在我们体内殷殷不灭，不需要别的，只需一个不安灵魂的温热哈气，就会立即燃起火苗……这场关于信仰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后来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他们询问了班里的头头。一位年轻教师假装跟我亲近，诱使我说出了真实的想法。我们一起去滑冰时，我向他承认，我相信这个令人惊骇的观点，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上帝。这位教师不守诺言地出卖了我，他在教师会议上心怀恶意地讲述了我的自白，我差一点被学校“劝退”，我父亲的威信使我侥幸逃过了已经临头的奇耻大辱。

有一天，全班人坐在一起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投票。会议的结果出人意料。半年之后，那位“先知”从我们班里悄然消失。

3

当我再次跟我的神父发生冲突时，他要比我更强势。学校里每年举办两次青少年戏剧汇演，一次是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另一次是在3月15日。庆祝圣母无原罪始胎节时，圣母神学会会长亲自撰写了一部主题宗教剧。会员们绘制舞台布景，并且粉墨登场，青少年乐团也由会员们组成。神职人员表演的宗教剧都很深奥，非常神秘。有一次，我也参加了神学会演出，我在一部神秘剧里饰演大天使加百列，戴着披肩的铅灰色假发，身穿一件我父亲的、经过修改的长睡衣，背着一对威风凛凛的大天使翅膀。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手里攥着棕榈枝，紧张地打嗝儿，用跑调的假嗓子大声说：

我在你们头顶挥舞永恒的棕榈枝，

你们的心啊，永远不会在生活的烦恼中徘徊。

这发生在我“犯罪”之前，神父的慈爱涌遍我全身。可以说，我是剧团里的独唱演员和“首席女歌手”，扮演大天使加百列成功的热烈场景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后，我开始跟神父彼此回避，他很恼火，但仍彬彬有礼，不过那种礼貌只限于面上的接触。学校里又筹备庆祝圣玛尔吉特节，神职人员跟我们学校的声乐教师合作，新创作了一出规模不小的神秘剧，声乐教师是一位虔诚的教会作曲家。他们谱写了一部小型歌剧，标题为《兔子岛》。学生合唱团一连几星期都在体操房内排演一首声乐作品，原定由我扮演圣玛尔吉特。我怀着领衔主演的莫大虚荣，带着歌谱自豪地回家，立即和母亲一起坐到钢琴前开始排练。我在第一幕就有一个“出场亮相”，从演员的角度来说非常幸运，声音和旋律我永远不会忘记。歌词是这样的：

圣玛尔吉特（在一开场就登台演唱）：

多瑙河雪白的浪花啊，

拥抱着一个美丽小岛，

我生命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座兔子岛啊，只属于我。

至少我自己觉得，我的嗓子纯净，高音区清澈。第一次排练之后，声乐教师另有看法，他绷着胡须杂乱的嘴唇，表情严肃地沉思了片刻，然后将神父拉到体操房的一角，跟他解释了好长时间。神父习惯性地用三个手指捏着他的长下巴，摇了摇头。就这样，我的角色被拿掉了，因为我的嗓音哑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奇耻大辱；我的那些竞争对手，那些候选的女主角们则幸灾乐祸地偷偷坏笑。我垂头丧气地走下高台，站到合唱的队列里，声乐教师把我安排在倒数第二排最边上的位置。在那部戏里，我将变成一位普通的无名修女，将不再受人关注地为圣玛尔吉特做陪衬，那个角色由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接替；这两方面都让我心里难受。我带着一个含屈受辱的著名女演员的痛苦，脸上强作笑颜地站在队列中，感觉自己的重要角色被剧团里擅攻心计的家伙们夺走了，心里怀着明星坠落的痛苦感受。不管怎样，我仍想证明自己能比合唱团里的任何人唱得都好；当声乐教师指挥我们大合唱时，年轻而撕裂的嗓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惊人的声音。确切地说，从我的嗓子里发出的是一种悲楚、苦痛的声音，像暴风雨前驴子的嘶鸣，令人毛骨悚然。合唱团的队员们、声乐教师和神父都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排演结束后，声乐教师禁止我在演出中大声演唱；我只能无声地蠕动嘴唇，他让我尽量不要发出声音。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家。全家人都为这道不通人情的严令感到气愤。父亲发誓说，他绝不容忍我遭到这样的伤害，这样被“打压”。全家人都为这个羞辱人的判决义愤填膺，认为夺走我出演圣玛尔吉特的角色是出于诡计和恶意，我母亲认为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为我写的”；但是我遭到诽谤，合唱团似乎是集体合谋想毁掉我的声音，这已经损害了我们家族的声誉……不管怎么讲，我父亲在城市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有资格要求学校允许自己的儿子至少在合唱中发出声音。他激动地说：“回头让他唱给你们看看！”可怜的父亲，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想让我展示什么——是我嗓音的清脆嘹亮？还是父子间的团结？……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上，我的对手演唱了圣玛尔吉特，我母亲认为那孩子唱得“有气无力而且跑调儿”。我站在合唱团倒数第二排，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嘴唇蠕动、喑哑无声地演唱。我从“首席”变成了“末席”。神父在演出结束后挽着我对手的胳膊，沿着学校长长的走廊悠然散步，就像作曲家跟首席女歌手在首演结束时谢幕那样……我被混乱和阴谋包围了。第二个星期，我退出了神学会；神父并没有挽留我。很快，我在学校里加入另一派，选择了另一个我从来就不知道的派别或世界观。我意识到我的同学们，我的伙伴们，学校里的四百名男生，经常分成水火不容、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每个人都属于某个阵营；我已经不属于那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思想简单的乌合之众，而是成为了一个少数派成员。我获得了一种命运形式，一种难与人为伍的个色地位；我从大集体中脱离出来，从那之后，我走上自己的路。但这个我只是很晚才知道。

在当时，剧社的经历并没有随着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和3月15日举办的学校庆祝活动一起完全消失。每年两次，在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地剧团都为学校里的学生举办青少年戏剧表演，上演《欧奥奇卡伊旅长》，当然是经过改编的青少年版，还有尤卡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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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人》和一出名为《仙女爱情》的轻歌剧，音乐是由卡裘赫·彭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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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神学会会长和神父担心轻歌剧的题目太过轻浮，一起穿着米黄色教袍、戴着硬檐儿礼帽、整个一副精神导师装扮找到剧社的负责人，造访的结果是，为青春期孩子们表演的轻歌剧被迫改名为《仙女之爱》。然而在学校里的僧侣教师中很少有这类偏见很深、忧虑满腹的人物。教我们匈牙利文学的是一位诗人教师，一位满腔热忱的年轻神父，他经常在二层的演员包厢里跟演员们和女艺术家们一起观看演出；从四年级开始，他开始和我们可爱的家长们坐在一起。当然事先经过班主任同意，我们也观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戏剧首演，至于哪出戏有爱国主义精神，则由班主任决定，而不是学生家长。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看《喑哑的愤怒》，但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丽的海伦》和让我的欲望与想象达到高潮的《艺妓们》，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看到。

4

从我六岁到十岁的那四年里，每天上午我都去艾玛阿姨家，我跟她学习书写、数学基础知识和匈牙利地理。艾玛阿姨是一位教师，给富裕人家的孩子们上私教；她有一只眼睛视力很差，教小学低年级学生书写字母就教了长达四十个春秋；尽管有着四十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但她仍然像一个孩子。她过着像被消过毒似的纯洁生活，或许她只能在孩子们面前才能敞开心扉，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少能遇到她这类人。艾玛阿姨五十岁时，仍能感受到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感到的兴奋；当她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小孩子时，她自己也重新学习写字；当她成百上千遍举例讲解时，最先惊讶的是她自己；在她看来，在托付给她的每个孩子身上，她都能发现一个新世界。艾玛阿姨在课上从来不觉得无聊，只有在不由自主地困惑和吃惊时才会显得“严肃”。我们一起用彩色纸条做编织游戏，艾玛阿姨至少跟我一样全神贯注。头几个月里，我经常破坏上课的规矩，这让艾玛阿姨十分头疼，但她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跟我较量，而是苦口婆心地央求我听话，并不在乎她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一年岁末，我们成了知心伙伴，决心一起在更高的权威——父母和学监——面前掩盖这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只是玩了一年，什么也没学……在那四年无忧无虑、快乐而漫长的童年岁月，上午我去她家，每天我都兴奋异常，仿佛去参加一个奇特的幽会——艾玛阿姨比我年长十倍——我们坐在散发着樟脑球和苹果味的公寓里，坐在窗户旁边，因为街道上的风景总比课本更有趣。在黑檀木写字台的一角，在一只用布盖着的盘子里，总有上课的奖励和惊喜等着我：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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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绵蛋糕，香草蛋糕，加了少许红果白酒的煮水果，或装在一条长布袋里的几枚花生、红枣和无花果……到了年底，我终归还是紧咬牙关地学会了写字！但我把艾玛阿姨急坏了，她有时低声下气地央求我，用颤抖的嗓音尽可能严厉地责备我：“我的孩子，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啊！”她边说边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发愁地用右手整着别在衬衣上的漆瓷胸针。“你永远学不会好好写字……”三十年过去，我再次见到了艾玛阿姨。有一次，我借回乡探亲之机登门看望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女教师。艾玛阿姨瞎着一只眼，在名曰“女士之家”的贫民敬老院安度晚年。她住的小房间“干净”得令人不安。就像三十年前一样，我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因为她把一些老家具也搬到了“女士之家”，她不属于那类三天两头换家具的时髦女性。房门上用粉笔写着伽什帕尔、梅尼黑尔特、博尔蒂扎尔神父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橱沿上摆放着装满煮水果的玻璃瓶。我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看在黑檀木写字台的桌角上有没有用布盖着、盛有雪蛋和海绵蛋糕的餐盘。直到现在，我还会从艾玛阿姨那儿得到礼物，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样；她送我的礼物都很别致，比方说，尤卡伊夫人拉波尔法尔维·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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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张戏装剧照，因为艾玛阿姨认为“我肯定对女演员感兴趣……”。谢谢您，艾玛阿姨。

告别的时候，她开始跟我聊起天来，并将“女士之家”的留言簿硬塞给我，要我签下我的名字。我像染上舞台紧张症似的拿起笔，要知道，离艾玛阿姨最后一次鼓励我好好写字，时光已经流逝了那么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如饥似渴地滥用从她那里获得的书写知识，耳畔总能听到从前她教我写字时爱说的口头语：“先生，写啊，朝上一点儿，再往下一点儿……”我一笔一划地用字母拼写我的名字。她又一次，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弯腰审视我的笔迹，然后摇了摇头，用羞怯、期望的声音说：“你的书写，上帝啊，你的书写糟糕了很多……”她开始流泪，因为她已经太老了，只要过去的学生去看她，她每次都会哭。

直到今天我都不清楚：家里人为什么没送我去公立学校？为什么让艾玛阿姨给我上了四年的私教课？估计是担心我的健康，公立学校里经常爆发传染病，市民家庭尽可能将自己的掌上明珠送到科瓦奇大街的“贵族小学”；无产者的孩子们大多去另一所位于胡尼奥迪大街的学校读书。要知道，私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只有家境优越的孩子们才可能这样读小学。小学校长和学监亲自上门为孩子考试；或许因此……考试那天，艾玛阿姨很早就来到我们家，穿着比平时更黑的丝绸衬衣，别着漆瓷的胸针，挂着漆瓷的耳环，将一块白色方巾铺在桌上，仔细抻平，好像在死囚的牢房里。我们摆好教科书，习字簿，手工编织和用泥捏后上色的、能够证明我“手工精巧”的苹果、梨、胡萝卜等模型，然后等着主管教学的大人物们光临。考试那天，家人让我穿上蓝绒水手装，脖子上系着白色、丝绸的大领结。在另一张桌子上，摆满盛着熟肉和小点心的盘子，玛丽特意为这天送来一瓶由她亲手盖火漆章的细颈托卡伊葡萄酒。考试的情景我隐隐约约记得一些；校长和学监提问，艾玛阿姨努力帮我回答。在考试开始时，我先将一个装有二十枚金币的信封递给艾玛阿姨；我父亲总是用金币支付学费，因为这样才很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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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岁到八岁，我一直想努力做个“好孩子”。我两岁那年，我刚出生的妹妹从乳娘怀抱的襁褓里掉了出来；孩子的脑袋摔到地上，幸好死了。悲剧发生后，直到我的下一个妹妹出生，在那整整四年里，母亲对我娇生惯养。我总是穿着扎眼的衣裳，每次家庭聚会我都能得到一大堆玩具，我已经六岁了，仍睡在母亲床边带栏杆的小床上。她总是乐此不疲地绞尽脑汁，为我制作各种玩具，发挥神奇的想象力给我缝制古装戏服。我穿着它们在庭院里得意扬扬地招摇过市，让全楼的孩子都忌妒我。我五岁那年，母亲给我缝了一身骑兵戎装，并特意请鞋匠为我特制了一双由她设计的高筒马靴。母亲做的那些玩具，要比商店里买的大路货好玩得多，原创得多。母亲本来想当教师，年轻时毕业于女子职业高中的教育专业，并在出嫁之前教过几年书；出嫁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位一流的教育家。她有丰富敏捷的思维、无可比拟的幽默感和清澈透明的心灵，她一辈子都保持着充满天赋的孩子气，富于同情心，深得孩子们信任；我们感到，母亲不是那种“坐下来跟孩子们游戏”的成年人，而是真的跟我们一起玩，我们爱玩的天性感染了她，在她的内心深处，从来没从孩子的房间里彻底走出……她令人惊叹地组织家庭聚会，圣诞节在她手中变成了一出古代的神秘剧，房间里充满了神秘的惊喜；化装舞会结束后，她在家里举办假面狂欢。她从不知疲倦，一连几个星期跟女仆、女教师一起设计制作复杂的道具，最后将我们打扮成扫烟囱工、滑稽演员、仙女或女巫。母亲坐到钢琴前——只有家人，没有客人——我们穿着古装在客厅里纷纷登场。用人们也都化了装。没错，我的母亲，她非常会玩！她会从特殊的视角看人，她会把从街上、聚会上听到的故事编进她感人的节目里；人们看她表演，就跟读书一样。

这种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六岁那年。妹妹出生后，立即夺走了我的头衔，占据了我的位置——也许，那只是我自己这样感觉，但是在我周围肯定发生了某些变化，我在家里不再排名首位，那种失落感无异于一个人遭到流放。“姑娘！”家里人叫我妹妹的口吻全带着十足的骑士风度，我母亲也总是这样叫：“姑娘！”我尽量做一个“好孩子”，想重新回到失去的天堂。我攒钱给母亲过生日——在我困惑无助的努力中，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决定送母亲一件能让她惊喜的神奇礼物。我一大清早就溜出家门，兜里揣了三十克拉卡伊，我在城中转了几个小时，最后买了一块形状好看、做成肉冻的牛肝饼带回家，送给了母亲。那段时间，我生活的气候阴云满天。每个家庭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这样的危机时期，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事，但仍会为家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蒙上一层几十年不褪的阴影。从六岁开始，我突然变得孤身一人。这个我跟谁都没说过，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在生活中感到烦恼、无助和孤独。家庭，温馨的巢穴，我再也无法回归，失去的乐园我只能在梦中寻找。“姑娘！”后来也一样，在几十年里，我觉得在我父母心里，对“姑娘”有一种人为的、坚定的、刻意的崇拜；我怀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回避，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我遭受的鄙弃。家庭的等级制度微妙、复杂和敏感。后来，在我生活的危机时期，即使工作和毒品也无法完全征服我的神经官能症，我不得不开始留意同时代最典型人家的家庭关系，从其他人身上，我发现了有规律的重复和同样的结局。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假如第二个孩子——无所谓男孩还是女孩——的出生比前一个孩子晚两年以上，先出生的孩子会感到自己遭到鄙弃和伤害，而在“失乐园”后，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想家；一岁半或两岁的孩子可以无意识地接受新降生的对手，比较容易真心地与之友好相处。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妹妹晚出生许多年，我最小的弟弟要比我妹妹小十几岁，他们得到所有“穿小了的衣服”；不仅是“穿小了的衣服”，还有藏到樟脑球里的情感……这些理论跟所有的理论一样实用。生活只偶尔尊重规律，大多数时候将一切理论都抛到脑后。

这样说或许有些轻率：一个人的生命画卷将如何展开，仅仅取决于一次伤害，就像从一个感染源滋生出所有的疾患。我妹妹的出生和啼哭，可能是我“受伤”的原因之一，也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那段时间里，我脱离了家庭，开始寻找新的集体，开始走上自己的路。我在那个人多、喧闹、温馨的大家庭里孤身独处，那种孤独状态我有的时候可以忍受，但也只能忍受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感到压抑不堪。我空寂的内心会在同时代人中爆发，寻找朋友，有时没有找到，有时磕磕碰碰，有时顺从，甚至哀求地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作为“家庭补充”的人群里：就这样，我走进了“帮伙”世界。这些“帮伙”都是由年龄相仿、精神状态相似的男孩子组成，独立于成年人的社会之外，在并非真有意识的反叛中集结而成，他们无视成年人的法则和生活规范，很容易卷入无政府主义的漩涡。我母亲和老师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至于我父亲，我们只是在吃午饭和晚饭时才能见到。当然，“帮伙”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热情充沛的家伙领头，一个内心伤害很重、不能忍受社会或某种环境的男孩，逐渐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个松散的团体；“帮伙”成员的时间、能力，甚至连生活背景都不受限制。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卷进两个这样的团伙。从八岁到十岁，我参加了第一个这类无政府组织；后来，在战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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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岁那年，又混进了另一个“帮伙”，由于我们“玩儿大了”，有一位兄弟在一个特别的游戏中丧命。

有“健康”的交友倾向的孩子们，一旦在家中受到鄙弃或伤害，会到社会群体中寻找避难所，以摆脱失落和孤独感；比方说，他们参加神学会，通过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社会野心，或者成立学生会。在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童子军”。这样看来，我不是一个有“健康”倾向的孩子；在社会上那些获得官方认可、作为“家庭补充”的集体里，在由学校正式组织、在法律监督下成立的青少年团体里，我都不堪忍受，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精神上深受“帮伙”、恶童和残忍的自由团伙的吸引！这样的阶段，不知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重复过多少次！在我的婚姻和职业生涯里，相同的伤害让一个个遁词花样翻新。经过受伤的孤独时期，我焦渴、饥饿地寻觅人群，找到同伴；我努力跻身党派，跻身那些由世界观和精神力量团结到一起的思想和利益集团；但是最终我总是在这个或那个“帮伙”里找到避难所，在某个社会边缘，在某种动荡不安、缺少监督的社会领域，跟那些或许只通过共同体验的同盟捆绑到一起的家伙们结成亲戚……然而在我小的时候，我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坐到家里的餐桌旁，即使母亲锐利的眼睛也无法从我身上看出，我只是一位坐在他们中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客，我从某个古怪的盟会中回到家。我极力平衡着我生命中这个脆弱易伤的两面性，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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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我为了逃避家庭而加入了“帮伙”，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帮伙”首领是一个身材瘦长、健壮强悍、皮肤黝黑的少年，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张脸，那副肺痨病的眼神，那张由于发烧长满溃疡的嘴，那双疤痕遍布的手，那副嘶哑的嗓音，总之，我记得他所有的身体特征；只是他的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大概对他来说，叫什么名字最不重要。当然，他是“无产者”子弟；这位天生的革命者，永远都会让我意识到自己是“肥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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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崽子。在他灵活矫健的瘦小躯体里燃烧着野性的火焰；他就像烬火一样掉到我们中间，所到之处，一切都会殷殷燃烧。我很清楚自己不属于这个组成“帮伙”的孩子圈。他好像住在“胡什塔克”，那是城里的贫民区，吉卜赛人聚居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好像不是吉卜赛人。有一天他溜进我们庭院，第二天他就高高在上，掌握了这幢公寓楼里居民、动物和没有灵魂之物的统治权。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来；他会在一天里的任何时辰突然出现，随时可能在我们的窗根下吹响令人心惊肉跳、军令如山、不可抗拒的尖厉口哨声。孩子们从各家的门口溜出来朝着口哨声会合，扔掉手里的玩具，撂下正做的功课，从母亲们手心里和家庭教师身边逃走，气喘吁吁地朝着口哨声发出的方向狂奔。“帮伙”首领在地下室、顶楼、洗衣房的某个犄角旮旯处等着我们；他那衣衫破烂、光着脚板的男孩身影，他那眼神病弱、轮廓漂亮、肤色晦暗的面庞，他一举一动的优雅傲慢，他行无影去无踪的神秘，向整栋楼的孩子们施展了巫术。我必须承认，即使在三十年后，我都能感到当时身陷的那种着魔状态，我活在令人压抑的诱惑里。那种诱惑，从一位羸弱但仍充满勇敢和反抗精神的男孩体内向我涌流。我毫无抵抗地被那个殷殷燃烧、与大自然力量有亲缘关系的更强大的意志所降服。

仿佛听到哈梅林魔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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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笛声，我们朝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哨声向我们的统治者汇集。要想逃出去并不容易，每时每刻，家里都有人看守我：母亲，家庭教师。在孩子房间的桌子上方，钉着一张字体歪斜的“日程表”，上面为八岁孩子的每个半小时都起了名字：起床，祷告，洗澡，早餐，散步和玩耍，上午茶和游戏；每天从早到晚，每分钟都有规定的内容。我母亲想要这样，她在我们身上不遗余力地实践她曾经的教育理论。我从家里逃出去，亵渎了“日程表”，我用完全自觉自愿的方式冲破了母亲在我们周围画下的、时刻监视我们的魔圈……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动……只要那魔法的哨声一响，我们立即冲出屋子——不仅是我，住在二层的玻璃制造商的儿子也逃出来，平时他也遭到严格看管，还有住在底层的无产者子弟，这栋公寓楼内所有隐秘、兴奋地组成这个小团伙的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凑到一起只短短几分钟，我们就像地下的恋人，一听到指令，就在我们的帝国里飞奔，在地下室，在顶楼，或在玻璃圆顶的“伯利恒”光线昏暗的过道里。我们将他索要的礼物交给他——他一声不响地收纳贡品——我们谈好下次的碰面，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各自的房间，继续“玩耍”或学习，经常还要因为我们无人理解、难以解释的出逃而承受处罚。每天，我们随时随刻听候召唤；他凌驾于我们的身心之上；我们盲目顺从地听他的指令。

我们的统治者并不怎么有教养；有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谈论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知识范畴，他会木呆呆地盯着我们，那双好奇的眼睛里光泽暗淡，在他粗鲁而敏感的孩子的嘴角，浮现出一丝邪恶、怯懦、敌意的线条。但在家里，在有仆人伺候我们的漂亮房间内，我们的“另一半生活”格外烦人；尤其是，当我被迫跟玻璃制造商的儿子待在一起时，总要自虐般地仔细盘问，逐一供述。我们要讲自己吃了什么午饭，我们的父亲有多少衣服挣多少钱——钱的问题特别刺激我们的想象，我的统治者经常怂恿我在办公室下班后伺机溜进我父亲的工作室，看看律师的记事簿，当天总共有多少进账……那本又厚又大、羊皮封面、圣书一般的记事簿，总是翻开着摊在写字台上，办公室女秘书和候补律师将每天的业务登记在上面。记事簿里的数据总让我焦躁不安，里面记录的字里行间总让我感觉到自己家族的威信和富有；假如我在里面找到了四位数字，就会感到非常快乐……“信：两克罗那，咨询：十克罗那”，记事簿里这样记录。有的时候是我父亲干硬如刺、工整认真的笔迹，纸上记录了用钱量化的办公室日常的工作业绩。“今天我们挣了一百克罗那！”我向我的统治者报告，他用带有恶意的眼神和有些不大情愿流露的满足的微笑认真听着，享受着数字带来的微醺。

他并不聪明，但从他的身体里无时无刻不辐射出诱人狂热的个性魅力，不容抗拒地“感染”了我们这些可能比他更聪明、更有文化的孩子们。我们毫无抵抗地缴械投降，放弃了自己的学识和身份的优越。但是，有谁想到了反叛呢？……当他终于出现，我们快乐地站在他的周围；当他从楼里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跟谁一起上课。我们为他偷家里的食物、母亲针线筐里的漂亮纽扣，我们把最好看的玻璃球献给他。他经常用一种讨价还价、呆滞残忍的微笑鼓励我们顺从，怂恿我们破坏法规；即便我们偶尔固执己见，出于胆小和逃避欲拒绝满足他的某种危险的愿望，但是最终我们仍会将他想要的东西拿给他。后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在所谓的政治中，我也多次遇到这类神秘出现，大多并不怎么有教养、修养和学养的“超自然人”，即使那些智力超群、谨慎小心、审时度势的人最终还是会放弃抵抗、悲喜交加地俯首顺从！在这种直接辐射到追随者身上的“意志”里，究竟有多少——到底有没有？——性的成分？我不知道。主流文学经常喜欢描写这类从天而降、遁入虚无的人物，他们突然现身于一个无意识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播下革命的种子，有时只引发一阵运动的骚乱，激起我们心中的疑惑，使人意识到潜伏的危险，并且将众人凝聚到一起，之后有一天，他们给我们戴上工人帽，悄然无形地站到一边，在绞架上或传说里演完他们的角色。我对这类政治神话的人物故事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但是在大世界的缩影里，在一个“平安无事”的小社会里，在我们的公寓楼内，在我的孩提时代，在我的童年伙伴中，我确实亲历过这类事情。

要知道，后来我刻意想要忘掉他的名字，因为这个懒散、腌臜、悲伤、粗野，但有着电流般刺激的感染力的“运动”小统帅，这个羞于在我们中间却渴望进入市民圈子、正因如此才咬牙切齿、残酷冷漠的“暴民”小领袖，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但我没能忘掉他垂下眼帘的样子；有的时候，他低下头，从半阖的眼皮下闪烁出多情的眼神，那么有人性，那么冷峻，那么饥渴，以至于让我毛骨悚然，一股冷气蹿遍全身。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是首领。我们在一起的借口是玩游戏。不管是毫无新意地玩球，玩纸牌，还是捉迷藏——在大院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藏身，夏天有热气蒸腾的锅炉、名声不佳的咖啡馆木桌和顶楼挂在晾衣绳上的帘子，包括孩子们家里，我们翻窗入室彼此寻找；黄昏时分，我们跟蝙蝠似的穿过昏暗的陌生房间，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女佣和靠弹钢琴做白日梦的玻璃制造商的可怜妻子吓得魂飞魄散——在玩游戏的借口背后，每位参与者都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的意义并不在于玩球，而是另有别的更加隐秘、更加难言、更涉及个人的私事。很长时间我们都蒙骗自己，认为是集体游戏维系了这个“帮伙”。有一天我们必须明白，还有什么别的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游戏，没错，但那是一种完全特别、令人吃惊、棒得可怕、影响我们一生的游戏。

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挑的头？谁是玩那个新游戏的煽动者？我不敢断定新游戏的点子出自那个闯到我们中间的不速之客，那个躁动不安地在我们中间出没的小痞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种倾向，在这个“帮伙”里没有谁的年龄超过十岁，这个主意不可能是成年人教的……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在玩跟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游戏。我们突然不再玩那些天天都玩的传统游戏，我们越来越看重那些说不出口的私事，因为跟我们借以交往的借口相比，是私事将我们绑在了一起。那个陌生男孩建议我们玩一种“新游戏”。我记得，我们玩了一段时间“马戏团”。不久前，马戏团巡演到我们城市，我们帮助他们支起油布帐篷，偷看马戏团排练场的秘密。我们在庭院中央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里面撒上沙子，再从各自家中找出破被褥和熨衣板。有一天，我们的首领拎着一条真皮鞭出现了，那条鞭子很可能是他从哪辆停在大广场歇脚的马车上偷来的，他开始抡着皮鞭“驯化”我们。那小子站在圆圈中央，扮演马戏团团长，呼呼生风地挥舞鞭子，嘴里吆喝着可怕的指令；我们走马灯似的轮换着角色，一会儿装扮成马戏团的动物，一会儿饰演杂技演员，我们像狮子一样低声吼叫，张牙舞爪地迎接驯兽师的鞭挞，鞭梢一旦碰到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发出疼痛的哀号——马戏团团长毫不偷懒地频频挥臂，长长的皮鞭发出刺耳的呼啸——我们用花样翻新的节目逗观众开心，女仆们饶有兴味地趴在楼上厨房的窗口能看上个把小时。这个看上去天真的“马戏团”游戏颇受欢迎，家长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个游戏的意图和意味，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并不完全天真：其实这个游戏的实质是，我们遭到非同寻常的小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殴打，并且心甘情愿地忍受。从一开始就这样。

“马戏团”游戏的噪声很大，银行里的业务员抱怨这地狱一样的喧嚣，因此我们忍痛收场了。再者说，玻璃制造商的儿子生了病，平时他穿着母亲的一件短外套扮演斑马，马戏团团长站在圆圈里挥舞长鞭，将这只稀有的野兽驯得服服帖帖。由于不再玩“马戏团”，这帮人感到穷极无聊……我对那几天或那几周的记忆是如此清晰；当时是初秋，隔壁的院子里在打核桃，那株上百年的老核桃树枝繁叶茂，巨大的树冠从墙头伸出，给我们的庭院也撑起一片凉荫；我记得午后的光线，记得每个时辰的光影变化，我们站在庭院里，胳膊肘撑在晾衣架上，“我们很无聊”……没过几天，玻璃制造商的儿子病好了，没精打采，噘着嘴等待，一直等到有了新的刺激。那个陌生男孩又想出一个新游戏……

就这样，我们玩了好长时间！关于这段体验的记忆，我已经丧失了时间感。也许我们在一起只玩过两三次，也许断断续续达几个星期。记忆的细节融进了体验的火焰，那簇火焰至今仍在我眼前炽烈地燃烧，犹如地狱之火，可以烧掉一切，无论好与坏，教育和禁忌。我从这个地下的世界回到家里，吃完午饭和晚饭后，我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合着双掌说：“赐予我食粮和饮料的……”话说回来，出于本能，我的言行举止无可挑剔，仿佛知道自己已经投身到一桩大事件里；我失去了乐园，但作为替代我得到一座地狱；我惊愕地猜想，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所得，而且并不是最后的补偿……但是有一天，那个陌生的男孩突然消失，再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我只是偶尔在梦里见到那张虽然野性但也甜美诱人、眼神里带着罪恶和闷热的欲望、嘴上有疤的邪恶而敏感的孩子面孔。我们茫然无措地留了下来，带着苦涩、痛楚的自罪感深深叹息，我们失去了那位充满激情，不知道犹疑、羞涩和自罪感的“帮伙”首领；接下来是一段唉声叹气的苦闷日子，我们不敢彼此对视，在我们那帮人里，恐怕至今都会有人未能摆脱那种游戏的自罪感。我肯定没有。

7

埃莱梅尔曾是我的柏拉图恋人，纯净的欲望，没有被肉体的接触所污染；他是罕见的漂亮男孩，真正的希腊美少年。蓝色的眼睛望着世界，金色的头发为他象牙白的肌肤增添了丰富的色调，他身材漂亮，比例和谐，动作轻盈，自然优雅，举手投足都透出一种骨子里的潇洒。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只要与他的视线碰撞，哪怕他只是抬一下手，都会让人对他生起一股折磨人的欲望。事实上，日后我可能只在骑士和高尚的造物身上又看到过这种高贵的“气质优雅”，这种肉体的性感和慵懒的自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俊美和丰饶……我的爱是绝望的单相思；我蹩脚、谦卑的讨好未能打动这尊偶像——的确，他是被众人争抢的一尊偶像，埃莱梅尔实在太俊美了，我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无力挣脱他吸魂摄魄的魅力——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过几次，他将那并非刻意高傲、屈尊俯就般和蔼并略带不屑的微笑投向了我。我为什么这么想他呢？我想爱他。我想跟他手挽手地一起散步，告诉他我读了什么书，跟他一起放声大笑，当然是笑其他的人，我们忘掉身边的世界，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中午陪他回家，早晨去他家接他，下午一起学习，他来家里找我，我给他看我父亲的藏书，告诉他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奥秘，我吩咐女佣尤莉什卡给我们准备可口的午后茶点、罐头水果和奶香面包……我邀请过他好几次，但是他从没有来过！事实是，埃莱梅尔并不爱我，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是另外一类人，是陌生、刻意、充满提防、脱离正轨的那类人。他偶尔投给我的不安、不屑的微笑，就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有时他用尴尬不快的拒绝表情回应我的殷勤讨好。即便如此，我还是感激他的微笑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如果有谁对他讲话，他的脸会变得绯红可爱，自然的心灵无意中照亮那珍稀的身体；当他必须表态时，他会变得踌躇不决……他扬起眼睛，面色绯红，将他像中国人一样嫩黄、纤弱的手不好意思地伸向额头，撩开一绺金发，之后呆呆张着充血的嘴唇，用懵懂的眼神望着提问的对方，好像刚从永远的打盹中突然苏醒，就跟睡美人那样，睫毛忽闪忽闪。这种时候，我也会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因为在这样的美少年面前，我自惭形秽。

埃莱梅尔不爱我，因为我身材敦实，小手短粗，有着从萨克森和摩尔瓦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宽大脸庞和壮实体形。很自然，埃莱梅尔喜欢蒂哈梅尔。他们俩都出身于显贵家族。在蒂哈梅尔的作业本上，他将贵族的头衔写在家姓前头——难怪他们的父母会给他们起这种很像轻歌剧中人物的名字。埃莱梅尔和蒂哈梅尔形影不离，所有人都觉得再自然不过。蒂哈梅尔家过着奢华的生活，在市中心盖了一幢别墅，每年夏天都会举家去国外旅游，会带上长有雀斑、皮肤白皙的蒂哈梅尔一起去。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以悲情告终，后来，蒂哈梅尔的父亲饮弹自杀。那时我们已经是上三年级的大孩子了。我们有一位僧侣教师特别喜欢蒂哈梅尔，他父亲的悲剧发生后，这位教师收养了男孩，用爱慕、猜疑的宠爱细心呵护。

必须要爱一个人，我惶然无措地从哪里获知了这个巨大秘密，可是，爱还不够吗？如果我们不想过度承受感情的痛苦，必须卑微地去爱……埃莱梅尔爱蒂哈梅尔就是这样，像一个女人爱上了女情敌，命运将两人抛进男人中间，即使忌妒彼此的成功，但出于某种女性的共鸣，两个人仍旧形影不离。埃莱梅尔是金发，蒂哈梅尔是棕发；埃莱梅尔穿英格兰绒的衣服，蒂哈梅尔穿黑灯芯绒的衣服；埃莱梅尔冷峻、漠然，蒂哈梅尔多情、娇媚。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两个姑娘生活在小伙子们中间；假如蒂哈梅尔用衣着或发型征服了大家的心，埃莱梅尔就会在第二天用新的玩具、很贵很罕见的铅笔、新收集的稀罕邮票引起关注。他们在我童年神话的边缘地带隆重登场，沉溺于他们美好的关系，就像某种神奇的生灵，惊艳的林鸟，不食人间烟火，是躁动春情第一股旋流的耀眼人物。这种躁动的情感就是爱情。但是埃莱梅尔并不知道。

8

在我漫长、动荡的学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曾教过我的老师大概数以百计；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们能够或者想要赋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惶惑不安地在挂有无数教师肖像的大厅里挑选。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从很小就认识他，关注他，是他为我洒的洗礼圣水。他目睹过婴儿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后来反叛的年轻的我，他近距离地观察过我成长的环境；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我家做客，对家里潜伏的矛盾和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灵纯净。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来家里一趟，总在晚上十点，踩着钟声进门，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风格的扶手椅里；无论冬寒夏暑，他都喝热柠檬水，不抽烟，不喝酒，因为他深受神经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来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总有一股彬彬有礼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像并不是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门参加沙龙“聚会”……

在我的老师中，职业教师并不多；但是学校的风气都很好。在这所“天主教”学校里，僧侣教师们教导我看重自由与正义。在教派问题上，他们显得耐心和宽容。我从来没有听他们咒骂过新教是“异教”；然而后来，我在大城市的“天主教”中学，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类矛盾。学校的风气是自由主义，是迪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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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特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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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自由主义。绝大多数教师是神职人员，不过教我们体育的是一位从大城市来的老先生，他自己就把这门副科看成孩子们的“休息时间”和“游戏机会”，课怎么上，全根据我们的兴趣。现在流行的那种可恨、乏味的“校长范儿”，过去主要用于注重体育教育的英国学校，在我们小时候不但不流行，甚至受到鄙夷和蔑视，在我们学校，连体育课都影响不了。体育课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文化课的精神紧张、折磨人的义务和危险感在身心完全放松的蹦跳中倏然消解。从学校“人文主义”精神的意义上看，我们故意忽视，甚至有些轻视身体锻炼本身。体育课期间，那位教体育的老教师始终待在充满汗味、胶鞋味的体操房后一间窄小、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在细筛子上晾着切成细丝、味道浓重的烟草，他自己也智睿、淡泊、满足地坐在浓密的烟瘴里，放任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上体育课。我们有两位教师都是大城市人，体育老师和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出于对当地某位名画家的景仰，喜欢画骏马和“整装待发的骑兵”。像他们这样离开首都跑到小城市来帮忙的民间教师为数不多。美术老师是一位亲切善良的“波希米亚”，当然是根据世纪初的词义；他喜欢佩戴斑点图案的“拉瓦利埃尔领花”，不太搭理我们，我们也不搭理他。我们其他的所有科目，都由神职人员担负。

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要学一个小时的拉丁语；法语选修，想学的人才学；德语课从五年级才开始上；英语我们根本不学。在拉丁语课上我是好学生，解读拉丁语课文让我体验到真正的美，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快乐；我领悟到语言结构中的明义、逻辑与言简意赅，每个词都准确出奇，不可能造成任何误解，辅句在句子里不显得多余，不像野猪肉那样肥赘；我理解并喜欢拉丁语。我实在不爱学匈牙利“文学”；我们分析阅读《托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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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基础还没学扎实，我无法听到诗句的乐声，感受不到词语的味道与滋味。历史课也显得空洞虚夸，不真实，刻意修饰，甚至说谎！令人费解的是何种复杂的体系竟把植物学、矿物学之类本该勾起人兴趣的科目教得那么令人生厌？是何种神奇的魔法能把简单、透明的几何学变成无法理解的抽象迷宫？为什么要把反映物理现象的定律说成记忆术般、人为操作的魔术表演？为什么在大多数的课上我们感到无聊？为什么我们感激那位一脸麻点、嗓音洪亮的数学教师？正因为他善于用平和、启发的语调，通俗易懂的词汇解释难度很大、看上去复杂的数学题，感觉是在讲一个笑话；他讲分数和正弦定理时，好像讲一位老熟人的奇闻逸事，就连脑子很笨的学生也会感到豁然开窍。有的时候，教师们像走马灯一样调换好几轮，才能碰到这样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假如这些另类者迟早被学校抓住私生活的小辫子扫地出门，或误入政治圈子，或“跳出”体制，或结婚成家，会有人觉得意外吗？……我们那位一脸麻点的数学教师也是这个结局，有一天，他脱下教袍，从这座城市搬走；后来还有两位年轻教师也这样走了，一位是才华横溢的文学课老师，他是个血气方刚、躁动不安、心高气傲的农村小伙儿，我们跟他相处得非常快活，可是后来，他为了一段昙花一现的爱情而丢下教职……在当时，这类“非常事件”会受到公众的严厉谴责；在战争期间，这样的“跳槽”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年轻教师毅然决然地退出从小就培养、教育、供养他们的教会；当然，大城市的教育部门也会惩处这类“逃兵”，把他们调到外地，发配到市民学校。不过，这些稀罕、难得的“逃兵”作为教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让我时常想起。

罗兰菲·茹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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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不遗余力地开展教育，但是学校始终顽固坚持一条广为人知的荒谬信念，不愿意招收才智出众的男孩入学。学员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那些傲慢自负、“信奉天主教的没落贵族子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没落了的上层阶级的孩子，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后来在州里或政府里，他们都受到特殊待遇。他们不付学费，大多数人免费食宿，课本和衣服也全免费，在学校里享受某种优先权。我们这些交学费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优先权，我们有点鄙视他们，也敬而远之。

9

海蒂阿姨教我弹钢琴，但没什么成效……的确，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有没有兴趣学钢琴？不过，即使没有人问过，好人家的少爷学钢琴也是自然之事，因为音乐属于“日常修养”，因为钢琴就摆在客厅里，因为圣诞节和父母过生日时孩子们应该演音乐剧，因为埃尔诺有一次作为礼物寄给我们家一本名为《歌声》的歌曲集，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性。由于上述原因，我每个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这位年长的女士专教城里的市民后代弹钢琴，或许出于某种潜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聋了，很可能她再也不能忍受听音阶和指法练习了。海蒂阿姨家住道明会教堂的马路对面，在城中一个比例和谐的中世纪广场旁一套光线昏暗的底层公寓内；练谱子时，我们的手刚在琴键上摆错个位置，她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门口的那间屋里，海蒂阿姨的妹妹永远在往一个被大头针扎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绷布料；姐妹俩都是老姑娘，又聋又老，就像土地。海蒂阿姨从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就穿着一身丧服似的装束坐到钢琴旁直至天黑，手里攥着指挥棒，耳朵根后夹着一支红铅笔，身板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她聋着耳朵、目光刚毅地望着来人。有的学生也许只为能在父亲命名日那天弹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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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想到这首歌？》的伴奏曲，但是感觉却像参加将会影响今后一生的重要考试……“准快板！”海蒂阿姨站在钢琴旁用惶惑的语调小声提醒，眼里噙着泪水，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两只脚使劲踹脚踏板，早就丢下了四手联弹的伴奏伙伴。“注意指法！”海蒂阿姨近乎哀求地小声说，因为我在音乐里添加了过多表演性的形体动作。海蒂阿姨是音乐老师；但在教钢琴时，跟旋律和学生对音乐的自我意识相比，她更注重礼仪和风度。四十年如一日，她教同样三四本谱子，教同样的“腕部训练”和指法训练。每堂课上，她用红铅笔毫不留情地修改“书面作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终于让我在八岁到十岁那两年成功地厌恶了音乐。我觉得，我的听力不错，但海蒂老师是个聋子，她对弟子的听力不感兴趣。这段钢琴教学的结果是，我的手指和手腕的姿势标准得无可挑剔，只是我永远不再学钢琴。

教了四十年钢琴，海蒂阿姨患上了空间感觉统合失调症——或许这是她聋着耳朵教音乐受到的惩罚，或许是她在钢琴旁僵直的站姿导致的眩晕，最终丧失了平衡感。她的视力也迅速变弱，对指法已经难以检查。钢琴课变成了噪音工厂，因为两位耳聋的老姑娘最后只能一无所知、无可奈何地忍受学生们花样翻新的调皮捣蛋。终于有一天，我父母也对音乐私教感到不满，把我送进城里的音乐学校。官办的市立音乐学校设在一栋摇摇欲坠、耗子横行、塞得满满登登的建筑里；在拱券式大厅内，同龄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每星期两次，一位红鼻头的酒鬼老师指导我们囫囵吞枣地背下不知所云的“音乐理论”，练习我们老师创作的乐曲。这位老师倾心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音乐作品，例如《船到了》和《林中的黎明》，在年终考试时，学生们表演他那年的新作。《林中的黎明》，至今都让我记起考试时的情景：我跟一位同学演奏四手联弹，我在高音区模仿林鸟的啼啭……不创作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就酩酊大醉；如果既没喝醉，又不作曲，他就会跑到屋外去捉蝴蝶。他擅于将所有的癖好糅到一起：下午六点，我常看到他酒气熏天——在每堂课上，在他周围和钢琴腿边都会堆满葡萄酒瓶——灵魂出窍地带着漠然的微笑听学生们演奏他的作品《船到了》，一只手捏着一只品种罕见、刚刚捉到的蝴蝶，冲着煤气灯火焰的光亮，因为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弟子们为斑纹如此美丽的昆虫着迷……他沉溺于内心的享受，是位乐观开朗的哲学家。有一天他生病了——用城里人的话说，“烈酒在他肚子里燃烧了”——我去生病的老师家里探望。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在床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东倒西歪地堆着许多装满稀有蝴蝶的玻璃瓶。我很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亲人，只有装在瓶子里的这些蝴蝶；我非常难过地站在他床前，请他“保重身体”。他挥了一下疲惫的手小声说“这不重要”，本来我想反问他：这不重要，什么重要？……但在那个又酸又臭的单身汉家里，在那个固执任性的垂死者旁边，我犹豫不决地后退了半步。没过几天，他咽了气，我的音乐学习也就此放弃。不过，我至今还会弹那首旋律动听的《林中的黎明》，我能够栩栩如生地演奏百鸟争鸣，在高音区模仿林鸟悦耳的啼啭。

“小姐”在城里的社交界相当活跃。她像是从世纪末英国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人物，那时的英国女士们还戴着黑色的呢子礼帽骑自行车；“小姐”就是这样，有一回她骑自行车去了法国的里维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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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父亲聘请的那位喜欢喝酒、容易打盹的老师之外，“小姐”也教城里那些富裕人家学英文。她跟她父亲一起住在海尔纳德河畔一栋昏暗的公寓楼里。她父亲马德莫塞莱·克雷门汀先生是我们城里的法国文化传播者。这些颇有身份的西方客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跟我们一起留在这儿；那位酗酒的英语教师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年移居佩斯，因为他的赛马瘾即使在战争中也未曾减弱。有一次他在奥拉格跑马场用英语破口大骂，闹出丑闻，因为他认定有一匹马被“安排”的位置不公正……市民家庭的孩子们理应弹钢琴，理应每个星期分别跟“小姐”和马德莫塞莱先生各练两小时的英语，理应找萨拉蒙教练上击剑课；击剑是崇尚体育的民族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体育项目。在当时，只有平民百姓才在城外野草丛生、坑坑洼洼的空地上踢球。体操考试是一年中仅有的体育赛事，我们在那位老教师的率领下，身穿白色背心在操场上列队，在城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面前表演“自由体操”。当地的国防军乐队为我们演奏进行曲。我们放声高唱：

在高高的城墙上，

匈牙利国防军时刻警惕……

在一年一度的“鸟与树木日”，我们去哈莫尔森林里游玩。在那一天，我们应该“热爱大自然”。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实际上，我们一辈子都这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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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市民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生活”？我们至少知道世界上有老爷，凡是好事都是老爷的；此外，世界上还生活着一群地位卑微、交不起学费、命运不济的穷人，我们应该善待他们……谨小慎微的教师们为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编写了一本《字母发音与阅读》，翻开那本教材的第一页，就能看到两幅插图，解释“书写，老爷，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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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词的意思，说明老爷和百姓之间的区别：“老爷”戴着高筒礼帽，身穿休闲装，手揣在兜里，胳膊上挎着文明杖；在他旁边站着的一个穿裤衩的农民孩子正在“哭泣”，正用拳头使劲揉眼睛。这一切肯定事出有因……这就是我上学后看到的第一幅“看图说话”。我对图中表述的内容并不太理解，只是知道，老爷戴着高筒礼帽神气十足地散步，手里拎着文明杖，农民则由于某种原因难过地哭泣；不过，这幅画向我强调的内容，我能够看懂。

市民阶层通过行善表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谈论穷人的口吻，就像谈论某个陌生、无助、必须予以救济的部落。有的时候，街上有人按门铃，女佣会说：“没事儿，来了个叫花子。”城里市民家庭的主妇们经常活跃于一家名为“免费牛奶”的慈善社团，热心组织诸如“圣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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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或“欧索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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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汤”的救济行动。每户市民家庭都有“自己救助的穷人”，他们领走平日的剩饭，圣诞节时，还能得到女主人亲手织的长袜。没有人真正为“穷人”操心，尽管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和处境只是远远观望，就像看非洲人。为了解救那些生活窘困的异教民族，天主教徒应该为远征军募捐，回头让远征军为那些可怜人做洗礼，之后万事大吉。跟穷人说话要和颜悦色，要用“给你，可怜的人，拿着吧”这样的语气，像是跟病人或白痴说话。假如有乞丐按门铃，母亲有时会塞给我一枚硬币，让我递给乞讨者；虽然没有说出口，但从她的鼓励中我这样理解：穷人不咬人，只需小心对待。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接受的教育都是“贫穷不可耻”，跟穷人讲话要有礼貌，对待穷人要跟对待社会上的人一样，甚至应该安慰穷人，因为“贫穷不是他们的错”。这种“社会观”后来导致我在童年时代把穷人看成是残疾人。我猜测，世界上有很多穷人。

在世纪初富有的市民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并不像二十年后这样被故意用于激发人憎恨的口号；“老爷们”谈论穷人时的声调和态度，更倾向于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是啊，这样的现实真令人心痛，很可能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世界有史以来就是这样”。没有人去想，在这个生活安逸、财富积累、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市民阶层，“穷人”问题要比他们以为的严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无法彻底解决……社会承认有帮助穷人养老的责任——当然不是所有的穷人，只是那些“有用的”穷人——把他们安置到济贫院。在那些可怕、酸臭、拥挤的房子里，住满了无助的老翁和市民家庭没有别的办法摆脱的女佣们；节日前后，我们和颜悦色地去济贫院看望老保姆，跟数以百计或瞎或聋的老乞丐一起挤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活动室里……这个社会看上去太平无事，穷人们只要还有体力并能找到活干，他们可以工作；一旦陷入困境，可以得到施舍；只要他们曾是“有用的”穷人，可以到济贫院安度晚年。

孩子们对“社会”的感觉扭曲而逆反。所有的孩子都充满理想和虚荣，笃信绝对自我。我在童年时代，对穷人的生活处境也没怎么想过。我模糊地揣测，穷人之所以成为穷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很有可能是自作自受，也许犯下了共同的罪孽，所以现在才遭到惩罚。有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说穷人们懒惰，不爱干活儿，一有钱就酗酒。因此，我对穷人感到更多的是厌恶，一想到他们就心怀鄙视。假如有乞丐按门铃，我会毫不掩饰地用敌意的眼神盯着衣衫褴褛的人，心里猜想：他肯定是个懒骨头，所以才不顾廉耻地上门讨饭。没有，肯定没有人教过我“阶级憎恨”。成年人、家庭和学校对这个令人难堪、粗鄙、复杂的问题大多避而不谈。教育暗中扭曲了孩子们的思维，给他们信号，暗示他们不应该往那边看。从来没有人开诚布公地教过我，但我对“穷人”还是偷偷地怀有敌意。

我揣着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紧紧拴在一起，家庭则带着全部的本能隶属于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和利益，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确的东西，一些垃圾。是的，即使在教堂里面，我也用这样的口吻跟穷人说话，像对一位病人，他该对自己的病承担责任，因为他没“照顾好”自己。

11

午饭之后，我跟家庭教师一起复习拉丁语，读几页历史，背几段《托尔迪》，或者划拉几篇匈牙利语作业。尽管我在笔记本里就“奥朗尼·雅诺什笔下的女性人物”密密麻麻写了三页，但我对奥朗尼·雅诺什依旧所知甚少，对女人根本就不了解，更不要说诗人想象中的女性人物了；之后，我练一小时钢琴，或字迹工整地将头一天课上马德莫塞莱·克雷门汀做的听写练习誊写一遍；假如下午还能剩下有阳光的一个小时，我要出门“散步”。这种规定的散步，要比在学校上课更令人生厌。不论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都要六点半起床，七点钟必须参加弥撒，八点到下午一点听课；有的时候，下午也要去学校上美术、声乐或体育课。我们的作息时间被安排得那么紧张，就像在战争时期服军役。在每年的复活节和九月份，我们得到新衣裳。在圣灵降临的前几天，母亲到当地的廉价商店为我们选购新衣，虽然衣裳我不得不穿，但我从来不能苟同她的“实用眼光”。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允许我根据自己的眼光买一双“我想穿的鞋”；午饭后，母亲递给我一张面值五十克罗那的钞票，当晚，我买回一双在我们城里所能找到的“最贵的鞋”：不是我们平时常穿的那种系扣的皮靴，而是一双明黄色、系带式、羚羊皮的公子哥鞋，总共花掉四十克罗那。母亲一看就气哭了；这双鞋成了能让家里人唠叨几年的话题，就连远房的亲戚们都摇头叹息，说我如果不赶快改好，“我以后不会有好结果”。的确，我自己也很着急，惶然无措地这样觉得，“我以后不会有好结果”；我努力在家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弹琴，背书，忍受无聊。家规严厉，不可逾越，我们只能俯首帖耳，像蜂巢里的蜜蜂，被夹在六角房孔的蜡墙之间。终于有一天，这曲田园牧歌结束了。

有一天早晨，我离家出走。那年我十四岁。

第四章

1

出走之前，我待在大姨家的庄园里避暑。她的领地并不很大，大约有一千英亩的耕地和草坪；庄园建筑颇具贵族气派，有着希腊式廊柱、宽敞的门廊、金属框架的高大屋顶和门前的大花园。马车穿过茂盛的槐树林驶进庄园，透过掩映的绿树丛，一幢白色廊柱、“士绅帝国”风格的庄园建筑展现在眼前，富丽堂皇……我每次到达时，都会为眼前的景色怦然心动；马车夫穿着威风凛凛的骑士盛装，悠然自得地高高坐在轿厢的前沿，驾驶着姨父精心饲养、彪悍健壮的骏马；庄园铺满了嫩绿的草坪，花园里玫瑰花盛开，在白色立柱的门廊两侧，是两道野葡萄藤构成的墙围，一家人和络绎不绝的宾客几乎每小时都在那里吃早餐、喝午茶或舒舒服服地坐在藤椅里打牌。我为有这样“显贵”的亲戚感到高兴；这幅欢乐的场景，向来人流露出安逸无忧的和平与富有。姨父是一位出色的庄园主，一家人靠着一千英亩领地的收入过着阔绰、舒适、社交广泛的生活。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庄园的房间，许多房间一字排成平行的两排：起居室设在有防雨檐的门廊一侧，掀起玻璃珠串成、一碰叮当脆响的门帘，客人走进空气清凉、光线朦胧的会客室，左右两侧是卧室、客房和餐厅；房子的后部也有一条设有许多房间的狭长走廊，沙龙厅里摆着黄色绸缎包面的家具，没有人记得有谁曾在那里待过；这里还有台球室、音乐沙龙和狩猎厅，狩猎厅里陈列着长矛、火枪、古代兵器和现代猎枪。家里的孩子们从早到晚都抱着猎枪反复擦拭，上油；子弹也是我们自制的，火药就像别人家里的烟丝在房子里撒得到处都是，子弹匣敞着放在抽屉里……庄园里的日子宁静而杂乱地流逝着。透过房间的大窗，可以从各个角度清楚地眺望园中葱茏茂盛的古树；夏天，我们经常在外面的花园里用早餐，在巨大的椴树下，离马蜂窝不远；这里的一切都气味芬芳，即使一连几周的喧哗也打搅不了这曲田园牧歌，尤其在夏季，大花园浓妆艳抹，争奇斗艳。我在乡村居住的头几个星期，给我留下了不真实的幸福记忆。那是在夏季，风和日丽，繁荣而肆意，时值暑假，好几个星期我都沉浸在儿童时代浪漫抒情的氛围里。即便如此，我在那个夏天还是感到焦躁不安；过不了多久，家人就会迫不得已地对我“严加管制”。我感到头顶的天空中乌云密布；后来，突然发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大姨总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小女儿和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儿子，他们对城市来的亲戚表现出毫无掩饰的惊讶和蔑视；那年夏天，我十四岁，我知道很多乡村孩子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东西，但我不能把小麦跟大麦区分开，乡下的表姐弟非常瞧不起城里人的无知。我们整天扛着枪在附近玩耍，有一次，当我们在农田里行军，姨父的猎枪在我手里走了火，险些击中表弟的脑袋；男孩一步跨到我跟前，朝走火的方向点了点头；但是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没太在意，在父母面前更是守口如瓶。几天之后，大概只有十岁、生性鲁莽、少言寡语的表弟端起猎枪冲他母亲瞄准，险些击中她的脑袋；现在我都不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中止了这场死亡的悲剧；这些在乡村里抱着枪长大的孩子都很会用枪，肯定是命运的拯救，当他瞄准母亲脑袋的时候，在最后一刻出于神奇的本能抬高了枪口……“现在我让妈妈的脑袋开花！”他咧开嘴角顽皮地笑道，随后端起猎枪，扣动扳机，子弹出膛。子弹从大姨的头顶呼啸而过，射到墙上，一大块墙皮应声掉下，灰土四溅。后来，孩子们一口咬定（我们相信了这个无望的辩解，因为我们不敢相信会有别的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给猎枪上了子弹！在大姨家里，即使小孩子也算正式的猎人，家规里面严格规定，打猎后必须擦枪，假如谁把枪上着子弹挂回到墙上，那是不可想象的罪过，是严重违纪……不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孩子向母亲开了枪。这是两桩不幸事件，我至今想起都毛骨悚然，很长时间我不再碰枪。男孩们受到惩戒，我们有段时间被禁止摸枪。虽然，那恐怖的瞬间已经过去，但惊悚和焦虑留在了我的神经里；田园牧歌一去不复返。我开始哀吟，感受到了危险。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段童年爱情的记忆和气味向我投来朦胧的晨光；女孩的面孔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她大约与我同岁，我们接了吻。她穿着新洗过的、还带着肥皂味的棉质衣服，是一个活泼好动、一惊一乍的青春期少女。她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在一天下午的光线下，我们俩走在麦茬地里——我已经二十年没再说过这个词了，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是的，在收割之后，我们走在麦茬地里，穿着薄底的凉鞋，女孩走在我的前头，她不时弯下腰，好像在地上寻找什么。天空阴暗，呈紫罗兰颜色，大概在下午三点左右，热风拂面，四周弥散着朦胧、不祥的光线，我嗅到甘草和泥土的味道，刚刚割好、随手堆成的草垛散发着轻微的尘土味——就在这个光线下，女孩突然朝我转身，将滚烫的小脸贴向我，用耳语的嗓音冲动地说了几个奇怪而紧张的字眼。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她爱我。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也属于那几个星期我呼吸到的空气的一部分；或许我想再次唤醒那种兴奋的体验，重温生活中转瞬即逝的难得瞬间。过了很久之后我才重拾这段记忆，回味生活中那个令人晕眩的重要转折，看到那难得瞬间的反光；我看到了午后的阳光，看到热风将隔壁紫花苜蓿田淡紫色的草场吹得波浪起伏，我被幸福和紧张的情绪捕摄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有什么马上就要结束，也许是永远结束……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走着，在滚烫的风里喊着烦躁不安、无法理解的话。我只知道她是镇上一位地主的孙女； 他们没有庄园，她的爷爷像是从旧日历上剪下的人物，或从《完美的养蜂人》中的某一章里走出来的，整天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饱受风吹雨淋的阔檐草帽在水果树间走来走去，在茅草棚里鼓弄这鼓弄那，用晾干的驴粪在蜂巢间烟……

希迪凯站在槐树林边向我们挥手。希迪凯是当地合唱团的女歌手，她的来历早已隐没在家族神话的迷雾里；她在大姨身边生活了几十年，肥胖、可怕的脸上长满了肉芽似的黑雀子，嘴唇干裂，集女管家和女伴的角色于一身；她从早到晚待在厨房的蒸汽里，煮水果，熏肉，但在家里她始终还是“合唱团女歌手”，一位误入家门、需要道歉的陌生人，但为什么要道歉？……上帝知道。我们回到家时，镇上的神父已经跟姨父一起坐在门廊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生性傲慢、长了一副亚洲人面孔的匈牙利人，他上身前倾，塌鼻子几乎要碰到纸牌；放在桌下的冰匣里镇着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他们在跟我夏日女玩伴的爷爷一起打牌，即使打牌，老人也不肯摘下那顶农夫本色的阔檐草帽……这位神父在镇上和家庭生活里扮演着让人不安的重要角色。他是一位颇具演员气质的人物，头发过早花白，在他被日光晒成古铜色的年轻的脸上，一双带着讥讽眼神、激情燃烧的黑色眸子炯炯有神；他有着多血质的不羁性格，大概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人。那个时候，他就为农民做了许多事，站在老百姓一边，因此有不少人怕他并在主教跟前告他的状。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令人痛不欲生的戏剧性时刻时，这些人都充当了龙套演员。

2

拨开迷雾，我对那次意外事件的具体细节，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个打击从天而降，完全把我击垮了；“情景”在大爆炸的惊愕中碎成了片片瓦砾，我后来一直都在疯狂搜寻。就在那一刻，在我周围逐日堆积、悄悄储藏了很多年的大量火药突然引爆了。

我开始扯破喉咙嘶声大喊，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当时我已经十四岁，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健壮少年）朝一扇锁住的门猛撞。我的疯狂发作没能持续太久，我就变得精疲力竭。外面院子里没有人说话；我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之后，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对这几分钟记得非常清楚。随后，之前的情景又变得模糊，“感受”的记忆变得破碎不全，有一些瓦砾永远不会找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从房间里出去的。是有人开门放我走的？还是我从窗户爬出去的？……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永远而无奈地从这里逃走，逃离这个家庭，远离我的这些亲戚；我万般无奈地这样思忖。我想，其实我很喜欢留在这儿，希望发生某种奇迹；但是我知道，奇迹并不存在，现在，我必须一个人孤独一生。我穿过花园，从容，镇定，一路上没碰到任何人；我心里很清楚，我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使我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不存在回来的路。或许，只存在虚假、强行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能够逐渐让我找到生活的平衡并维持与家庭的关系。大多数人会为这种逃离痛苦不堪，但也有不少人较为幸运，较为顺畅。穿过花园时，我的内心已非常平静，仿佛清楚地知道，没人能有力量拦住我的去路；我怀着某种怪异的目的性，因为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而是想要离开这里，不惜代价，不顾后果。花园里空空荡荡，一家人不是钻进了果林，就是去看蜜蜂；我沿着国家公路往前走，大概上午十点钟，八月末，骄阳似火；麦田里已经收割完毕，脱粒机在离农田不远的地方轰鸣。我就这样走到了天黑。

我大踏步穿过了三座村庄，下午在一个村子里，曾有位年轻神父叫住我，他是镇上的神父，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我。我简单回答了他的提问，并跟他一起坐到神学院门前的一条长椅上，我们就这么坐了一会儿。他措辞小心地刨根问底，并打来一罐水让我喝。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向他伸出手说，现在我得走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后来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宪兵。）他送我走到院子的栅栏前，并没挽留我，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走出很远，都能感到他投在我后背的目光；我丝毫没有因为遇到了他并跟他聊了一会儿而感到不安，我在自己身上感到一股无人可以战胜的力量和平静。或许，那位神父在送我走时，他也给了我某种安全感；我想，他肯定惴惴不安地目送我很久，无奈地盯着我的背影沉默不语；他肯定没立即去找宪兵，而是过了很久，才到镇上的哨所说服他们派人追我。或许，我的样子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疑，一位绅士打扮的少年，没带行李地穿过村庄，因为要赶到哪里“有事要做”……我内心的平静，能够征服路遇的所有人；没有人问我这是去哪儿，也没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或为什么上路……晚上，我走进了森林。

离开姨父的庄园，我大约走了四十公里路，大步流星，时而奔跑。无论森林，还是黑夜，都没让我惧怕；任何恐怖之物跟白天发生的事情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途中好像还下起了大雾，四周朦胧一片，我能看到景物，还能看到几个人影；我隐约听到一位家教的嗓音，看到父亲忧伤的面孔，还清晰地看到母亲——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阳台上跟我玩。那是在郊外的一栋别墅，有个角落专门为我布置成“诊所”，我是医生，在一张卡片上写有我的名字，字母干硬如刺。另一个记忆，是我患白喉后作为礼物得到的一本图画书；当时我已经三岁多，但笨嘴拙舌，寡言少语，家人很难从我嘴里抠出两个词，他们以为我成了弱智，心急如焚地鼓励我说话；患病后我躺在床上翻图画书，有一次我突然喊了出来：“可爱的小猴子在这儿呢！”又是我母亲，我永远的母亲：有一次她生了病，病愈之后，她带我一起去了巴尔特法；我已经过了四岁生日，母亲在客房里躺了一天，交给我一项“成年人的”任务，要我去买寄信的邮票；早上我在小溪旁买了一块甜点，感到那么快乐和自豪。有一次，我们去卡尔斯巴德，天气闷热，我们的旅馆客房在庭院那侧，窗户开向狭小的院落，窗户对面是一堵防火墙，于是，我决定以后哪儿也不去，因为家里的一切都比这里更漂亮，更好玩。还有一次，我跟父亲一起深夜回家，我怎么都睡不着觉，我躺在带铁栏的小床上，乳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在黑暗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大声哭泣，中了邪似的大声叫嚷：“猫和老虎会来的，你们谁也不管我！”就在这时，她在黑暗中俯身看我，脸色苍白……我一路听到的都是祖母的话，我搞不清自己怎么了，在哪里迷了路。我镇定地思索，仿佛朝着既定的方向；而我的目标只是，离开这里。假如一个人遇到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获知自己生活的真正方向，拐上一条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崎岖小路——一切障碍都会迎刃而解。我心里清楚，这么走怎么都不可能走出去，漫无目的地游荡，早晚都会被人逮住，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我对历险不感兴趣，我并不想去陌生之地；只是离开家后，我在途中恍悟，郊游的意义不过如此。现在，不管谁做什么都已无法挽回，决裂已经发生，事实上我自己也无力转变。在这种境况下，谁都拿叛逆者无可奈何，一路上没有人挡住我的去路，他们只是望着我的背影，闪到一旁给我让路，像是躲一个杀人狂。现在事后回想，那几小时的游荡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远游。我在阴森的树林里平静地走着，好像对这里的路了如指掌，好像知道不会有危险，好像就是要来这儿，这里就是目的地。夜色明亮，空气潮热。后来，我遇到了几个烧炭工；不过当时我已在谵妄状态，不记得他们问没问我什么。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宪兵找到我。

两位宪兵和姨父用马车把我拉回家；这位长者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披着毛毯。他一路沉默，对我并没有声严厉色，但也没有安慰我。他们把我带进庄园的厨房，因为我不愿意进房间，不愿意见亲戚和表姐弟们。我在暖和的壁炉旁坐了很久，冷得打颤，用人们像巫师那样一声不响地在我周围走来走去。后来，我父亲来了，把我领走了。

3

在我的生活中并未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假如许多年后我们回忆过去，查寻某个对我们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起了不可逆转作用的瞬间，印证某次影响到我们日后生活的“亲历”或“意外”，在许多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没有别的“悲剧”，只有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决定你是否留在家里，是否留在一个个更广义、更宽泛的改头换面的“家”里，是否留在“阶层”、世界观或种族里。当你只身上路，你知道自己从现在开始将永远孤独，你是自由的，但你是所有人的猎物，只有你才能够救助自己……当我逃出家时，我十四岁；从那之后，我只会在法定节假日才回家探亲，只待很短时间。光阴是奇效的麻醉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所有的创伤好像都愈合了。但是过了很久之后，过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它会出人意料、“毫无缘由”地突然复发，疼得令人难以忍受；之后再次麻痹，我们开始若无其事地谈别的话题。我很想把真相写下来。我是那么依赖于真相，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人离不开药物一样；真相也许会杀了我，也许能帮助我；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担心失去的东西。真相就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心灵秉性和命运蹉跎而责难任何人。

痛苦体验加速了这个反叛的进程。反叛从十四岁时就在我身上爆发，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周而复始地频频发作；我并且清楚，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会这样。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没有一个自己人，没有能在一起相处长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亲戚，没有我能够跻身其中的人群、团体或阶层；在我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我是一个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儿，都要比在市民们中间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觉；我生活在感觉缺少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又很难忍受这种状态。

创伤很早就已经发生，也许是我继承来的，从前生前世……有时我甚至这样想，也许在我体内泛滥着一个濒临灭绝阶层的无根性。

人们生活在混沌之中；有一天云开雾散，但光明已没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有人会在某一天出走，并且“毫无缘由”地出走，逃离殷实、安全的家庭，逃离温暖的小窝，逃离潮闷、甜蜜的藏身处和自己的归属，而那个归属从在母亲子宫里就已然开始，并从那时起始终呵护并掩护所有忠诚于它的人：在家庭中，在扩大到阶层或国家概念上的另一个更广义、更宽泛的“家庭”中。你只需要留在那儿，只要你不跨出那个魔法圈，就会从你的第一次心跳开始，有一双慈爱的大手喂你吃饭，帮你穿衣，替你担负责任，给你遮风避雨，一直到你的最后一次心跳……为什么有这么一种人，他们非要挣脱安全感，非要逃离对温顺的生命来说阳光普照、悠然舒适的桃花源呢？有一天上午，我逃离了姨父的庄园，不想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那里、在自己家里——再找到我。有时候我真的认为，或许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许这是“劳动”代价……世上没有东西可以不劳而获，即使这种作为创作氛围与前提条件的痛苦，也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幸福也不会被无偿地赐予。作家的工作——无论质量如何——要求我们比普通人具有对生活更敏锐更警醒的心脏、神经和意识。没有挑三拣四，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人能跟“狂热”讨价还价，这种狂热被别人称为“献身”，可被贴上各种可爱的标签；不管把它叫得多么赤裸，多么粗鲁，在我看来，它都是狂热……“幸福”的人不讨价还价；幸福的人就简简单单地享受幸福。我从来没被“幸福”诱惑过，从来没把它视为某种能够有条不紊地接近的生活目标；反之，我有一点蔑视它。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举止是病态的。只是，一个人很难“用明智的头脑”理解摆在面前的东西，很难理智地背弃生活“阳光的那面”，先是背弃家庭，而后背弃那个由家族团结打造而成的富裕、兴旺、温馨的生活群体；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只需坐享其成，只需跟这个庞大的家族，跟这个与生俱来、我原本归属的阶层和睦相处……在生活的另一面，我肯定会有张写字台，会有比现在更舒适的家什、更幸福的日子，会有多么美好的亲情、财富和记忆等着我啊！但是有一天，我踏上了阿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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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公路，这条路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有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或许这条路还是通向哪里。当我偶然地想到自己时，我能感觉到有少数者存在，感觉到我跟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感觉到他们的命运，即便散在天涯，他们也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会跟那个田园诗般祥和有序的庞大群体、阶层或社会进行决裂，并毫不理智地投身于毁灭性的冒险之中？……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地球上好好地活着？当然，当我沿着阿索德国家公路逃离家庭，在外流浪时（不仅逃离了直接或狭义上的家庭，还逃离了从种群、阶层等其他各种意义上界定的大家庭），我并未用这种富于诗意或演讲般的措辞表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默默无声、充满惆怅地在我胸中响起。一直回响了二十年。我嘴里经常谈别的，但我无时无刻没有听到它。

有位作家曾这样劝导我，不满足和不安分是西方人讨厌的通病。有个女人曾告诉我说，这是“作家职业病”，不让精神追求者去享受另一种他本来能够得到的满足。也许，我是作家。这种逃离的欲望从那时候开始就伴随着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我身上爆发，炸毁我的生活框架，使我陷入丑闻之中，卷入痛苦、艰难的漩涡里。就这样，我后来逃脱了家人为我指定的职业；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婚姻；就这样，我投身一次次的“冒险”，有时我又逃避冒险；就这样，我逃避情感关系，逃避友情；就这样，我在青年时代从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从已经熟悉、习惯了的气候，逃到他乡的陌生气候，直到这种永远没家的状态变成我的常态，我的神经系统适应了这种危机的处境，但又出于某种人为的“自律”，我最终开始工作……今天我仍旧这样过活，两列火车，两种逃跑，在两次“逃亡”之间；好像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时，正走在内心深处哪条危机四伏的冒险路上。我习惯了这种状态。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4

家庭会议，决定了我的迁居；他们要把我送到布达佩斯上寄宿学校。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只有我父亲反对。我自己坚持要走。我非常乐意离开家庭，我自然这样想象，我已跟家乡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父亲永远平静沉稳，他是家庭的牧羊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想方设法地极力调节，试图恢复失衡了的家庭重心，但他最后伤感、绝望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已经破碎，破碎的瓦砾已经失去了拼贴的意义。暑假结束前，我俩一起去了首都。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什么人丢在了家乡：我童年时代一个柔情似水、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朋友，也许他是我这一辈子得到过的唯一朋友。那是男孩间的第一次友谊，是一段多么纯洁、永远不可能重复、任何关系都无法弥补的历险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未能获得那种我曾从童年友谊中获得过的感受。家人的忌妒心、荣誉感、价值观浸透到我的情感中，即使爱情的痛苦而热烈、多愁善感、虚幻失真的高烧状态，也不能像那段既无利益关系，也无客观目的、仅仅出于善良与真挚的罗曼司那样带给人平和与温暖，那是一段发生在两个男孩之间的友谊……谁也没有等待什么，甚至未曾期待忠诚。我们就怀着这样的情感，一起散步了许多年，就像在某种风和日丽、永远晴朗的气候里。我的第一位朋友是一个极其敏感、天性善良、内心纯净的男孩。在青少年的敏感期，这段友情始终伴随着我们俩；成年之后，我们的关系开始恶化，但那也是我故意为之，因为那种关系变成了负担。有一天，我无情无义地逃离了他。后来，在我们“分手”之后，也是他率先跟我握手言和；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唯一的挚友，直到他死去的最后一刻。英年早逝，他离世时刚满三十周岁。

德尼，他是一位“富家子弟”，但从不看重自己家族的声望。他的祖父母在附近租下一片土地，他父亲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并靠家产的利息生活。德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是疲惫、年长的父母很晚才生下的儿子；或许对这个晚得不成体统的新生命，家里人并未抱太大的热情。德尼是一个胖墩墩、慢性子、眼神惶惑的男孩。我跟这个孩子交朋友，让我的家人觉得有些意外；不过他们并没有反对。在德尼身上，一切都与众不同，令人感到陌生和躁动不安。他的父亲脾气火暴，像《圣经》里刻画的老朽人物，一天到晚坐在窗前，用怀疑的眼神监视我们的友谊，从不跟我说一句话；即使我跟他打招呼，他也只用愤懑的嗓音咕噜一声。我认识德尼时，他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母亲的位置被他的父亲、孩子们和一位女伴以及走马灯一样数不过来的女亲戚们占据。我的朋友是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鳏夫身边孤独地长大，为父亲的财产感到羞耻，为老家伙总爱傲慢炫耀的富有感到羞耻。有一次，德尼用罕见的诚实和尖锐告诉我说，他们家不是“庄园主”，只是土地经营商，当时他还未满十四岁。

他是一个充满感染力的孩子，不仅聪明，而且有惊人的修养。当我连作业里的句子都不敢自己写时，德尼就已经写诗了……他爱读“现代”诗歌，是他第一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塞到我手里；阅读时，他持有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评论，非常鄙视我们同龄人喜好的那些娱乐。我们沉浸在文字里。我们俩由衷地对字母发誓，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作家或诗人……我们并不是幻想这个，而是由于我俩的相识，在心里萌生出这样的想法。我总是认为德尼比我更聪明，更“货真价实”。假若有一天我告诉他，在我俩的交往中，我为自己想象力的“低下”感到痛苦，他听了肯定会吃惊，不过我从没跟他讲过。他是一个怪人，比我更有修养，更具原创思维。总之，跟我相比，他这个人要好得多，耐心得多，也更有男人味。相识后不久，我就对这位小伙伴感觉形影难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严肃的、令人敬重的关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人们都能容忍我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耷拉下眼皮视而不见。后来他们意识到，德尼是我的“附体恶魔”；但那时我们俩已相互发誓，为了抵抗所有来自父母和学校的恐怖进攻，我们紧密结盟。

德尼在“文学世界”游刃自如，就像一位真正的作家；除了字母带给他的生活和满足之外，他一无所知。我们一起做文学游戏，就像同班的同学们玩警匪游戏……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从来就不曾是文学爱好者。一个人如何成为作家？……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过什么特别的“体验”促使我“下决心”当作家，他没给我灌输过作家观念，也没让我觉得自己在视觉、听觉和表达能力上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用字母记录下自己的思想，会成为自我表达的另一种工具。我觉得，自己十四岁时就已跟现在的我一样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了；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不会写，但我感觉到了读书是我表达生命的一种可能，我对文学这种乐器高度敏感；或许出于天性，就跟今天一样，即便我被怀疑、教训和无数次尝试搞得晕头转向，有过不少失误，但我总是抱着职责、使命的信念投入工作，总是惶惑不安，自虐般不甘于现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我觉得，我和德尼一起选择的起点有一点高；我们一开始就读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藐视一切不“纯”的文学……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文学不只是杰作的总和；我们一点都不谦虚，彼此之间也不，所以很快出现了分歧。德尼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只写了短短的几行字，因为他什么都不敢开始，他对写作抱着宗教般的虔敬；当我稀里糊涂地开始给报纸写文章时，他不无忌妒地恳求我，就像一位僧侣恳求一位想要放弃信仰的同伴那样；后来，他不再搭理我……小时候我们玩“当作家”的游戏，并没有想到文章还可以有另外的写法。我现在觉得，我从刚一懂事起就为写作做准备，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工作，并不是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完成一件“大作”，即便这部作品并不完美，粗糙笨拙，充满劣质、多余的材料，但除了每次完成的任务之外，我努力把握整体，试图概观它的整体轮廓；但毫无疑问，“整体”始终隐在朦胧之中，无法看见……

德尼告诉我说，只可以用清晰的嗓音、喜庆的眼神开口说话。但是，我似乎直到今天，都被死亡的恐惧催促着，着急慌忙，开口就说。总之，他是那个沉默之人，在三十岁那年，在他想要开口之前。

5

父亲陪我去佩斯时，对我的态度非常好……在那些天里，他有目的、有意识地对我很好。我们投宿在布达的一家旅馆，十天后我才该去学校报到。我的勇气逐渐丧失，但即便如此，哪怕把天下的财宝都给我，也不能让我流露出一丝的惶恐。距离搬进学校、换上校服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牙齿打颤、满腹幽怨地等待那一时刻来临，仿佛要被关进监狱长期服刑。我们在城里走了一整天；佩斯既可怕又可恶，陌生得恐怖，大得无边无际，特别是那股“佩斯的味道”，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喧嚣，喜庆，就像一出舞台剧，如虚如幻，很不真实……我觉得，我的家乡（像一座微缩模型）是“更真实”的城市；只是后来才得到验证，我的疑惑是对的。这座大城市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贫瘠和乏味。以前我曾到过佩斯，在一次考试之后，父母带我上来住了几日，走了走亲戚；就是在那回，我们亲眼目睹布莱里奥特用铁丝捆绑的飞行器在拉库什区上空飘过；但是，那次难得的飞行表演并未能让我感觉到震撼，反正我觉得那很自然，我说，我见识过更加神奇的事情……但在这种失落中，缺少浪荡不羁的青春期狂傲；我没敢跟任何人谈这个，在当时，包括“奇迹”在内，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至少我觉得走在地上的人跟飞在空中的人一样神奇。我脑子里装的都是文学，敏感而高傲；我猜想在世界的后面隐藏着比现实更复杂的奇迹……在那些时刻，在我十四岁时，或许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位诗人。

我跟父亲一起度过了几天刻意为之的慈爱日子，就像一个人在温情脉脉、非常人道的疯人院里可能体验到的几个瞬间。慈爱的高潮是我们俩坐在马车上跑了一整天，坐在胶皮车轮的出租小马车上，两耳听到的永远是车轮柔软、清晰的吱呀声，马蹄轻轻踏在用木桩铺成的安德拉什大街上；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雍容显贵，我根本不知道居然还会有这样的生活……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这种殷实的生活感到自罪；这种“自罪感”，好像我对什么人做了什么邪恶的事，即使当我活得很好时（我是多么想“好好地活着！”），这种感觉也不会消失，会始终伴随我的余生。我不太考虑生活的彼岸，我不能解释这种自罪感；孩子们都是天生的“有产阶级”，直到生活迫使他们戒掉无尽的欲求。我贪婪地享受着这种优雅闲适的新感受——当时正值和煦的秋日，我们每天中午都出门到城市公园的豪华饭店用午餐，那里的人都认识我父亲，侍者们更是百般殷勤，我是多么地为他自豪！——与此同时，我还是觉得内心焦虑，惴惴不安，在这种贵族的奢华中，我既没有绝对的安全感，也不觉得像在家里那么舒适……父亲对博物馆百逛不厌，他让我选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佩斯的全景画展。整个佩斯在噼啪燃烧，到处蒙着一层石灰，每个街角都建了房子；在巨大、幸福、富裕的帝都，到处都在盖宏伟的楼宇，伴着噼啪的烧石灰声，庞然巨厦拔地而起。这里的匆促和忙碌，透着一股生意的味道；在佩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那座精美的小城，想起那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拱券式房屋。站在环路边杂乱无章、实用而呆板的居民楼前，我会感到心烦意乱，禁不住蒙羞地垂下眼帘……在倒数第二天下午，我和父亲去了“小马戏院”；我期待的是与众不同、可能有点出格的节目，但结果只有几只海狗和杂技演员登台，一位戴草帽、满月脸的大胖子唱了一句这样的歌词：“您看没看到布达佩斯的夜色？……”我当即感到有些鄙视。在佩斯，我始终要当“外地人”，从第一分钟开始，我就顽固地感觉自己是外地人，有意识地，带着一股羞恼的傲慢；这种感觉，即使今天在这座城市，有时也会突然袭来。

一天下午，我们坐进了出租车（当时城里已经开始跑第一批“的士”，它们像上足了发条的指针，吓人地在街上飞速蹦跳），我们驶向布达的寄宿学校。父亲一直陪我到最后一刻。我攥着他的手，哭了起来，毫无疑问，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办公室里，一位身穿黑色教袍的神父接待了我们，举手投足都带着官场的礼貌；这位神父主持这所寄宿学校，他是一位著名的青少年读物作家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从这幢高大建筑的会客室里，可以望见多瑙河和佩斯的一片灰屋顶的一角；房内的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相框，相框里摆放的都是社会名流和学校资助人的照片。我的名字被写进一本厚厚的名册里，校长礼貌地跟我父亲寒暄，随后用一个聪明、干练、和蔼的动作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是在安慰我说：“嘿，别怕，不会那么疼的！”他打了一个含蓄的手势，表示现在是告别的时候了……父亲把我搂在怀里，我立即无措地举目四望，仿佛大难临头，已在劫难逃，他已经没有办法救助我了！我惊恐、诧异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环视了一下房间，黑衣神父已经坐回到写字台后，点燃一支烟，缓缓吐了一口，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礼貌语调说：“我了解你的一切。以后我会注意你的。”他这话里并没有威胁，而是宽慰。随后他伸手按了下桌铃，将我交给了一位学监。

我们三十五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两个年级的寄宿生在同一幢楼里学习、住宿，只在用餐时才聚在一起，在一个能容两百人的大饭堂里。我被编进了五、六年级；今天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消灭“我的早熟”，要么就是，那位“了解我的一切”的神父想让我害怕他们？高大的寝室内有两排床铺，有一扇门通向盥洗室，那里有六七个水龙头和洗漱池；在大厅的尽头还有一扇门，从门后可以透过一个小窗口朝屋内窥视，在一盏蓝光的夜灯映照下，可以监视睡觉者的一举一动，值班的管理员睡着了……学监为我安排的床铺，夹在两个六年级大孩子中间；其中一位是帕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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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伯爵，另一位是佩斯州大庄园主的公子。年轻的学监把我带到集体工作室，告诉我哪张工作桌是我的，然后把我一个人丢下，扬长而去；偶尔有几名学员走来走去，扫地，拖地，收拾卫生，三天后我们就要参加圣灵节活动，在那三天里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新生们可以不受作息时间制约在院里和教室里玩耍，了解这座大房子的秘密。我走进工作室，坐到指定给我的桌子前；那是一张有衬垫、装饰繁复的雕花木桌，抽屉上染有墨水的污迹，桌子离窗户很近，窗外正对的是眼看就要坍塌的楼房庭院和只有仆人们进出的走廊——在漫长的囚禁中，我不知道多少次眺望过那座摇摇欲坠的兵营！——这样的桌子在房间里摆有三十多张，排成军人的方阵；与其说是住宿学校，在我的记忆中更像是军营。我看不到任何彩色的斑点，连好看些的家具、适合插在乡下花瓶里的野花也没有；我在楼里穿行，每层都有两间教室和两间寝室；我在一间大厅里发现了一张台球桌，带栅栏门的橱柜里摆满书籍。没有人搭理我。“老生”们的脸上表情迟钝，带着青春期的颓唐，他们满腹戒心地观察我；失落、伤心的我，在他们眼里也许很可笑。是啊，半年后我也会变成他们那副样子，当新生入校时，我也会变得态度冷酷，脸上带着傲慢的淡漠。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就像是在医院里。我在寝室里找到我的包裹，于是把东西掏出来；走廊里有一排编有号码、可以上锁的狭窄立柜，每个橱柜里都塞了被褥，味道难闻，好像洒了消毒水，或是某种石碳酸。眼前的现实令人绝望，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跟学员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心里都感到焦虑不堪。我坐到自己床上，坐在光线变暗的寝室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在楼下花园内，有几名“老生”正在踢球，我听到军令似的喊号声。我心怀厌恶地看着陌生的床铺，怔怔地望着无情的人群，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生活，睡觉，思考，永远不会再有独处的瞬间……我打了一个冷颤。在昏暗的屋内，有个人一直在晃来晃去，站到我面前，他个子不高，身体羸弱，我看到一张苍白的面庞微微发光，有人用非常平静的抱歉语调说：“我是克莱斯；但今年我将做私教学生，因为我病得很重。”他用冰凉、柔软的手指握住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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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时是友善的；在危机时刻，总会有一个个克莱斯站到我身边，他迟疑着送给我几句语调平淡的话。克莱斯在班里不属于理解力很强的孩子，大概跟我同岁。疾病有着某种古怪的优雅，仿佛疾病使他变得格外高贵……他已经是“大孩子们”的同学了，但他父母始终给他穿系带式、掐腰的丝绒衣服；他的手，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四肢，都是那么不真实、不健康和细腻的洁白；请想象一下，与这种肤色相配的，是浅蓝色的眼睛、浅黄色的软发（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铂金色”）和长长的睫毛。在总是一眨一眨、有点发炎的眼睑下缘，深褐色的雀斑十分醒目。他走路很慢，抬手的时候也小心翼翼，说话一板一眼，咬文嚼字，流露出生性的拘谨和多虑，让人联想到一件异常贵重的瓷器；我惴惴不安地拿眼角瞥它，担心自己坐下或走动时，一不小心会碰碎它……克莱斯是个数学迷和病秧子；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数学和疾病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他的兴趣而言，学校作业、孩子娱乐、周围环境和我们的玩具，一切都排在第二位。他患的是血友病，很容易出血；谈起疾病，他总是态度客观而专业，郑重其事，一板一眼，满嘴都是医学名词，像一位年轻医生谈论第三者的病症。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有血友病；偶尔提到文学，他知道左拉的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里有一位小主人公就患这种疾病；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语气严肃、不带悲剧色彩、态度客观、格外热心地讲解血友病的症状、治疗方法和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血友病将克莱斯跟全班人隔绝开来，日常的生活起居，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量力而行。他用那双总爱眨动、有点炎症的眼睛无比严肃地关注周围的一切。克莱斯从不匆忙，不惊慌失措；他在生死之间漫步，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好像他有大把的时间，任何事情都来得及做。我后来意识到，他在第一天晚上对我的友好，并非出于温柔的同情心，而是出于某种含混不清、突然产生的情绪；他只是想找一位同伴，一位有理解力和求知欲的同伴，他想跟他讲述几个关于自己疾病的生动细节，这些细节他几乎全都讲过，但有几点新发现。他对自己疾病的长期观察，就像对待一个宇宙或人类的核心问题。这种客观上的自私，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命。他用佯装出来的兴趣听我讲述我的怨艾和我的观点，就像一个成年人听孩子的抱怨。克莱斯以某种与众不同的、单向的端庄方式，在疾病中提早长成了“成年人”；关于生活他一无所知，但是却能跟死亡知根知底地和睦相处；他用一种慎虑的淡漠谈论毁灭，他那缓慢而单调的语气，就像谈论某个让他熟悉得生厌的话题。我始终未能完全弄清，数学——克莱斯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跟他的疾病有着什么样的直接关联，一个是源于另一个的结果，疾病成了数学的前提条件，两者密不可分，至少是对克莱斯来说……有的时候我很怕他。不管怎样，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寄宿学校里，他是第一个用人的声音跟我说话的人。

一两天之后，我明白了：我是这个社会无足轻重的贱民，我是排在最后几名的一个倒霉蛋，一钱不值，狗屁不是。我即使用从不懈怠的挣扎和随时随地的留心、谋算、龌龊和铤而走险，也可能只会一时半会儿地被别人忍受；对于平等，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寝室里的“编制”满员，我们以军人的速度脱掉衣服，爬上铁床；学监踱步走到两排床铺的中间，扫了一眼那些不情愿地钻进被子、姿势僵硬、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新学员——关上灯后，夜灯亮了，蓝色的灯泡照在三十五个孩子头上，我意识到，我被关进了笼子，在冷酷无情的监控下，如果我想活着出逃，怎么也得睁大眼睛……我意识到，家庭不再保护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得不在“社会”上生活；这个“社会”，就是睡在我周围的这些不同寻常、散漫不羁、既可向善也可趋恶的个体生命，无论他们醒着还是睡着，白天还是晚上，每分钟都被一个高高在上、强大无比的意志所监视、敲打、警告、处罚、驯服。那天晚上，我一分钟都没睡着。我暗下决心，要动用自己的全部本领，小心，谨慎，但绝不投降。接下来是一段艰难时期，只有熬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时光，我才能以苦涩的教训与痛楚为代价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首先我必须学会的是，人与人之间毫无因由，甚至毫无目的地利用一切机会冷酷地相对；这种习性来自我们的天性，对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对新学员来说，开始了两种生活：一种是正式的、受到监督的、在上层权力的犀利目光下生活，这种生活相对放松，还可以忍受；另一种则是无影无形，隐蔽难测，由幼稚的利益、力量、突然冒出的邪恶以及亲善的能力构成的。这已不是“帮伙”式的幻梦生活，绝对不是，我一下子跳进了齐颈深的血与肉的“社会”沼泽——我们总生活在同谋之间，眼珠乱转的虚情假意，从不松懈的“卑躬求乞”，哪怕是在两个人之间；这种坚忍不拔的努力，实际上只是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造作表演，为了在罪犯之间加强亡命徒的威信，对于这种威信，即使再大胆的家伙也不敢违抗。敏感而复杂，总之，我从上等人家孩子的个人生活，一头跌落到“拳头法则”的世界里。很快，我学会了使用我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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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忌妒克莱斯和血友病，忌妒他能够跟周围人保持距离，能够受人尊重地作为局外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不住在学校宿舍，但是每天下午，他跟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学习，而且学多长时间看他自己的情绪……我们其他的孩子，则像机器人一样生活、学习，像机器人一样睡觉、游戏。不管我考试考得如何，身上都像奴隶一样披着锁链。清晨，我们在盥洗室里站成一排洗漱，之后在学校小教堂里做弥撒，早餐后是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上课，洗手，在一个铺着油布桌巾、能容两百人的餐厅里吃午饭，一小时的游戏时间，在神父的看管下，三小时背书，一小时散步，七点半吃晚饭，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最后在管理员的监督下脱衣上床……有时下午，我们成群结队地去博物馆参观，每个月可以去一次剧院；萨奇瓦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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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在国家剧院里见到的，他在台上扮演李尔王，吓人地吼叫，眼珠乱转。我们像王子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厢内；学校很注意自己“尊贵”的名声，他们为我们购买国家剧院和大歌剧院底层包厢的戏票；我们穿着民族盛装，戴着白色手套坐在包厢里；抹着头油，一副绅士风度，看上去就像青年军官。平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出门上街，我们全都身穿制服，披着军官式的斗篷，上面点缀了一大堆金黄的饰穗，下穿黑色长裤，头戴有帽檐的军官帽，活像鲁道威卡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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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官生；星期天晚上，当我跟茹莉表姑一起沿着布达的街道往家走时，步兵们经常在黄昏的天光下向我们致意。在学校里我们也穿制服，俗称“小波兰服”，做得跟军服一样笔挺，让人觉得不自在，只是没有那么多金光闪闪的穗子罢了……穿着制服，我们也自觉很高贵，像陆军中尉那样潇洒帅气；我们蹩脚地敬礼，步兵们也迟疑不决地向我们致军礼；我们在裁缝那里定制了一顶“特殊”的帽子，就像军官们戴的大檐帽。

在这所学校，走读生也都经过挑选，住宿生里有不少都是大人物的孩子。不是来自贵族、名门，就是像我这样来自富裕的市民家庭。每天晚上，“吸烟室”（管理员允许五年级以上的孩子们在午餐和晚餐后吸烟）变成了元帅府，他们分别以勋爵、骑士、伯爵或帕普伯爵相称，挨个审查每个人的出身，连祖辈和曾祖辈也不放过；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谈别的，直到确定了每个人的头衔……从那之后，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个等级。我不难理解那位当屠夫的德热舅舅，还有当过军官、后来在咖啡馆里弹钢琴的埃尔诺舅舅，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当我列数了上百位家族前辈，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在元帅府里，大家对我的“奥地利贵族身份”颇感兴趣，我因此得了一两分，社会地位有所好转。但即便如此，我也站在后台，站在群众之间。

在教室里，在最后一排的墙边，坐了一位神秘、内向的年轻人。我只知道他准备当神父。起初，我试图跟这位年长的（十六岁）男孩交朋友；但跟所有人一样，他对我一口拒绝。态度冷漠，甚至用惊诧、羞恼、讥讽的语调跟我说话。没有人对他有更详细的了解；教师和学监们也认为他是我们中间较懂事、较成熟的一位……他不跟任何一个男孩交朋友，他跟文学教员一起散步，在大花园里背着手，表情严肃，踱着老气横秋的步伐。即便如此，我还是被那个门窗紧闭的傲慢心灵所吸引。我感受到他内心的叛逆，这是一个永远的敌手。如果我跟他打招呼，他会礼貌地回敬，由上到下打量我一眼，然后身子一晃，闪到一旁。他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一个固执、狡诈、充满野心的修道院院长；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于连·索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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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后来当我翻开那本书时，字里行间都能看到那位少年朋友狡黠而聪颖的微笑……他孤独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位成年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噢，这些沉闷、空洞、令人烦躁的星期天下午！楼道里已空空荡荡，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整整一天，我坐在吸烟室的窗前望着佩斯的楼顶出神，天色已经逐渐变黑！——就在我这样发呆的时候，这个古怪的家伙出现了；当我意识到他正走近我时，他已经一声不响地在我背后站了好久；我回过头来，在昏暗的光线中辨认出他的脸，我下意识地向他伸过手，那是一个热情、友好的动作。他抽回手，开始哈哈大笑……他慢慢从昏暗的教室里退出去，退到门槛时，仍很不友善、充满讥讽、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二十年后，有一年夏天，我在布达的一家饭馆里又听到了这个笑声。我可以肯定，只会是他；我慢慢转过脸，看到一位年轻神父坐在一群中学毕业生中间，高昂着脑袋，打着夸张的手势坐在餐桌的主位，半张着嘴巴哈哈大笑。笑声刺耳、可怕。我们的眼神碰到一起，但他并没有认出我来；我赶紧付账，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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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号住在一栋单独的房子里；就跟监狱里的囚徒一样，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想方设法能住进医院。在那里，修女们为我们洗衣服，打扫卫生，给我们烧饭；只是病房负责人是一位趾高气昂的护士。这位有着克里奥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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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深棕色头发、嘴唇很厚的年轻女护士身穿制服和白色大褂，裹着浆洗挺括的白头巾，带着一股天下第一的风骚味。谢天谢地，我有幸染上了腮腺炎，终于也落到这位女护士手里。我脖子肿大，敷着冷毛巾躺在病床上；医生每天来查两次房，病号们用虎口和中指使劲揉搓体温计，好让汞柱能在查房之前升高一些，当然，做这个需要格外谨慎，只能在被子下面，而且温度不能高过38.2—38.4摄氏度。

由于腮腺炎，我得以在弥漫着碘酒和醚味、暖和、潮湿的小窝里住上几天。在隔壁病床上诈病的，是一个跟我同乡的男孩子：贝尔茨。他在学校里已住了一年，属于上等阶层；我猜，他大概只比我大一岁。男孩家跟我家是世交，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他是一个性情粗暴、乖戾的男孩，喜欢做露骨的恶作剧；我们从来不喜欢彼此，但是现在都身处异地，所以还是试图交往，我有点儿怕他……小时候我对他就心怀恐惧。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们只在假期见面，现在我俩又碰到一起，不知怎么，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一些，也傲慢了一些，大概是受到德尼的影响，我感觉到内心蕴蓄着反叛，经历过另外的生活体验；贝尔茨恼火地意识到这点，他儿时的优势不复存在，我已经不再怕他，他粗暴、鲁莽的举止已经震不住我了。

我们在同一间寝室里睡觉，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每天从早到晚，我们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我怕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威胁，而是他对我所抱的那种毫不吝啬的冷酷。我战战兢兢地活在恐惧里，因为他有时会动用极其细腻的手段对付我。他不知疲倦地纠缠我，吓唬我，声音时高时低地让我不安。他是一个英俊、瘦高的金发男孩，梳着中分头，总用犀利、狡黠的眼神看世界；他装腔作势，但一点也不愚蠢；在班级里，在游乐场，甚至在寝室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总能感觉到他审视的目光。当时，我似乎成了他生活的靶子；我是他的敌手，送上门的猎物，他一旦抓住就不肯放手……他像一名侦探，到处搜集关于我的“个人情报”，有一天他威胁我说，他要向学监举报我，我眼前顿时漆黑一片；我感到的并不是意料之中的惩罚，也不是难堪和侮辱，而是发现在人与人之间还存在这样一种毫不吝啬却很利己的残忍……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贝尔茨，总是他比我更强悍，更自信，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在他身上，我能感觉到某种莫名的攻守同盟和一股“牛头犬”、“好小子”的安全感，为此我很忌妒他，有点蔑视他；无论在什么事上，我在他面前都会感到自己笨拙和无助。贝尔茨绝对“属于某个阶层”，属于那群“好小子”中的一员；我一旦凑近他们，他们就闭口不语，这些家伙们说的话，我即使屏息静气地使劲偷听，也无法捕捉到他们话里的真正含义；我猜，在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相互理解、总在行动、贝尔茨类的“好小子”，他们是真正的离经叛道者或重整山河者，不管怎样，他们最终“缔造”了一个让人感到惊恐、惶惑、不安的世界……贝尔茨很清楚，他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种种迹象表明，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毫无用处的另一类人；这类人在人们中间传播疑惑和焦虑不安，一有机会就应该被追剿，被灭绝……他不知疲倦、精神振奋、坚韧不拔地肩负起了这一项重任。

贝尔茨的父亲是一位退役上校，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学校探望儿子。上校把儿子叫到会议室里，抽出皮带，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狠揍；揍完之后，丢给儿子一个福林并扬长而去。对于父亲的殴打，贝尔茨并不在乎，他掸掸衣服，就像狗抖掉身上的雨滴；但是他把得到的福林像战利品一样积攒起来。学校管理员每星期分给我们一次“零花钱”；就是这点零钱，他们也会作为教育开销记到本来就很可观的账目上。具体能给多少，我记不清了，一星期我们得到一两个福林，还是一个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偶尔发给的那点零花钱少得可怜，怎么也不够用来为单调乏味的住校生活增添甜蜜……“增添甜蜜”，这个词对孩子们来说一点也不抽象，低年级孩子用零花钱买糖果或棒棒糖，高年级孩子买烟草和名为《纸捻》的青少年杂志。我们都已经是半大小子，学校斯巴达式的膳食制度，即使你的肠胃细如芦苇，经常也会吃不饱；我们请“走读生”为我们从城里捎来解馋的零食，最受欢迎的是“泰尔苹果”，那是一种用巧克力和丁香混制、包着银纸的棒棒糖，再有就是夹着香草酱的维夫饼干……我们成天吃这一类零食；家境好或年龄大的孩子则会买一些更正经、更男人的东西，比如沙丁鱼罐头、咸面圈和猎人肠。贝尔茨经过细心盘算，用父亲给他的福林偷开了一个小卖铺。

他把写字台的抽屉布置得像调料店的货架，里面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各种各样、让人看了肠胃蠕动的百味美食：酸鲱鱼、咸面圈、维夫饼干、水果蜜饯、风干肠，当然还有烟草和香烟。这个秘密仓库很快驰名校园。从新生到毕业生，各年级的学生都到他那里采购。“生意”完全按照贸易原则进行；贝尔茨必须以精心、周到的服务向顾客销售优质商品，如果有快要变质的剩货，他晚上自己抓紧吃掉，早晨补上刚到手的新货。我至今都不理解，这家伙中了什么邪？怎么会热心于这种小买卖？他是一个富人子弟，跟那些从他手里买东西的孩子一样，跟我们所有在这家贵得宰人的学校里读书的学生一样，他能从家里得到所需的一切；父母给他定做“特别”的制服，他也戴着白手套、身穿民族盛装坐在国家剧院的包厢里，坐在我们中间，他跟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同等的待遇，接受同样的管束，可贝尔茨还是喜欢做生意……他的杂货铺生意红火。全校学生都替贝尔茨保密，掩护这座秘密仓库，保护这条走私货渠道……贝尔茨精心储备的各种美食，不分昼夜地供大家随时选购。我永远忘不掉他那得意的神情，下午，在教室里，他狡黠的脸上做出无辜的模样，假装背书地趴在课本上，用奸猾的眼神窥寻“客户”发出的秘密信号；我们用复杂的莫尔斯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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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我们想吃“泰尔苹果”，还是想买五十克风干肠（更容易饿的家伙们，早在午餐时就提前往兜儿里塞面包），之后，我们以“解手”的名义离开教室，回来时，若无其事地从贝尔茨桌边走过，动作熟练地接过我们想要的商品并揣进口袋……每个星期六，贝尔茨结算账目（他有一本明细账，记得百分之百准确无误），手脚麻利地收回欠款。他在耳根后夹一支铅笔，搓着双手坐在商品前，听着我们的解释和抱怨，用得意的神情瞅着“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每笔赊账与开销……很遗憾，没过多久我也跻身于他的欠债人之列；我要花几个月时间承受自己轻易上钩的后果。

有一天，他站到我跟前，用讥讽、傲慢的眼神从上到下地扫了我一眼，然后瞅着别处，用不经意的口吻说：“我跟你们家很熟。我可以贷货给你。”这种仁慈出人意料，我满心狐疑，猜他没怀好意，在我手头的零花钱花完之前，我尽量跟他做现金交易。但是，我最终入不敷出，又实在忍不住价高物美的“泰尔苹果”的诱惑，终于第一次犹豫不决、心贪嘴馋地接受了他提出的贷款建议。没过多久，我对厚着脸皮向贝尔茨讨货已习以为常……午前，我要一整盒沙丁鱼；午后，我跟他讨风干肠吃；从早到晚，我几乎每小时都跟他要维夫饼干。他一本正经、有求必应地提供服务，并一丝不苟地用铅笔将每笔生意记到他红麻布封皮的小账本里；几天后，我拿着刚分到的“零花钱”，想跟他消掉一两福林的赊账，但他礼貌地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固执地跟我重复道：“我跟你们家很熟。咱们半年后再结。”贝尔茨的姿态是那么绅士和谦恭，给了我那么长的“贷款周期”，但“我跟你们家很熟”这句话，并不能让我彻底安心。半年过去了，圣诞节前，他带着冷冰冰的眼神站到我桌前，给我念小本上记的欠账。我欠了他一笔难以偿还的债款——好像超过了三十帕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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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节前结清。”他用一本正经的平淡语调通知我。我的回答简短而强硬：“很遗憾。现在我也需要用钱。”

我真想冲他哈哈狂笑；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我知道，只要我耸耸肩膀告诉他，只管跟我讨债好了，不过他要明白，后果对他最不利；他跟我们做交易的秘密一旦暴露，不仅他的上校父亲会揍他，他还很可能会被学校开除……我俩四目相峙，心里都很清楚，这笔账不可能一笔勾销，我早晚得还……别的不说，贝尔茨不可能善罢甘休；在这场特别的角逐中，他胜利了，肠胃的脆弱出卖了我，我的嘴太馋，不是他的对手，我在贝尔茨面前像另一个人，总之我不得不还他钱。在漫长的几个月中，我在贝尔茨那里赊账要吃的，我们两个都知道，贷款的意义不过如此；贝尔茨抱着胳膊站在我面前，简直就像狡诈的威尼斯商人。

“用名誉担保。”他平静地说。

“用名誉担保。”我咬着牙根咕哝道。

“用名誉担保”，在我们有着封建特色的校园世界，这句话有着生死的意味。第二天，我们都回家过圣诞节。三十帕戈！也许在家里的银行，都没这么多钱……圣诞节过后，我紧张得已经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最终向父亲进行了忏悔。父亲把钱给我，并向我保证，他不会把这事说出去。贝尔茨一声不响地接过钞票，把它们捋平，揣进口袋，望着地板和我的鞋尖。出于愤怒，我浑身发抖，我满怀羞辱地黄着脸、咬着唇站在他跟前，无措地等着，不知道现在将发生什么。他的回应出人意料：他突然把头一扬，瞪了我一眼，做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然后拔腿跑掉。从那以后，我们俩再没有说过话。

9

寄宿学校……身穿囚衣的服刑者人影，像鬼魂一样排成鹅队踯躅蹒跚。手淫，在男孩子当中相当普遍。夜里，我们在寝室里忍受季节交替，面面相觑；下午，我们在教室里读课文或做作业，不时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挂着黑眼圈摇摇晃晃地回到教室。绝大多数孩子并不掩饰这种心病；两百多个年轻、健康、春情勃发的鲜活生命挤在这里，身体挨着身体，在危机四伏的青春骚动中，经常顾不得去想别的什么，唯有听从肉体的指令。

在高年级的走读生中，大多数是对住校生心怀同情的“佩斯孩子”，他们穿戴时髦，是年轻的风流子；他们已是不折不扣的男人了，头顶硬檐礼帽，泡咖啡馆，去电影院，把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恬不知耻地信口编纂情爱体验。我们怀着心灵的焦渴听他们的绯闻，我们既是囚徒，又是孩子，在学校纪律与青春期的双重危机中情感泛滥。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乐此不疲地活在虚妄之中，即便为了赢得再小不过的一点点优势，也能够转着眼球绞尽脑汁；只有凭靠被驯服的温顺、持久不懈的同谋般团结和警惕才能够取胜……我意识到，我被要求完成的所有一切，都不过是猴子的机灵和驴子的见识，还有被驯化之后牙关紧咬的顺从。我们很快就跟校方的权势，跟教师和管理员们议和了。但是，我跟大多数同学自觉自愿、心安理得地与之议和的那些东西始终无法达成和解，我实在无法接受那类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忱期待，那类低级、廉价的荣耀，那类令人不屑、狡黠奸猾的惩罚式肯定；与我们教育者的意图，与惩罚的事实相比，这一切更加刺痛并伤害我的自尊。“这是他们的工作。”当学监“警告”我们时，我这样想，并耸一耸肩……但是，受到警告的羊群更喜欢长鞭，是啊，他们像对忏悔一样充满了期待，遭到鞭挞之后，他们可以再无顾忌地投身那些甜言蜜语的小罪孽的怀抱。与严厉的校规校纪相比，同伴们更让我备受折磨。我怀着心悸和惊诧，不可思议地审视他们的娱乐、他们的游戏、他们的读物、他们的罪孽和品德；他们的一切都这般粗鄙，这般低级，无论“罪”与“罚”，都像纸牌游戏一样随便得令人羞惭……某种原始的“需要”在我体内反叛。我渴望别样的“罪孽”，并且乐意承受它们，假如需要的话，我还乐意承受别样的“惩罚”——但是，情况依然如旧……他们的快感需求、敌意的态度、靠不住的承诺、对罪恶感的麻木不仁和机关算尽、假情假意的野蛮羞辱了我。也许我口无遮拦，缺思少虑，但这使我在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里，得以远离各种各样矫揉造作的小集团；“假若为了自己的归属、平安、藏隐和被供养，我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那我还是不要为好……我更乐意孤身独处，遭人嘲笑、危机四伏地孤身独处，远远地观望，看他们如何逢场作戏，满足欲望，争风夺势。”这种惊恐的疑虑，很早就压得我喘不过气。后来，即便生活的经验，也难以减轻这种最初的、令人困惑的惊恐。

逢年过节，我回乡探家，穿着盛装走在小城河畔的林荫道上；或许正是这套盛装，这身“成年人”打扮，成为我年少时就在屈辱、卑贱的环境下失掉“童贞”的原因之一。圣诞节，我回到家中，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对我来说，真实的家庭场景已变得虚无。在筹备过节那几天，所有的一切都很“神秘”；然而，当母亲依然如旧地努力为圣诞节游戏营造出灵动、细腻的气氛，试图通过精心的策划让那些日子充满惊喜，我们已经是成年、世故的男孩子了；几乎每次在点燃蜡烛的那一刻，母亲都用阵阵抽泣释解身心的紧张，晚餐的时候，她早已精疲力竭，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节日的魔力总是一次次重现：我喜欢这些日子，仿佛母亲想用她手中并不完美的小工具，将永远闪光的“和平世界”的传说与善良人的童话焊接到一起。十四岁那年，我知道了成年人的“一切”，但仍然偷偷地等待耶稣到来。在那一年冬天，我牙齿打颤地回家过节，穿着军官式制服神气地走在小城河畔的林荫道上，从里到外都冻僵了，就因为我曾郑重其事地向学校里的一位朋友——泽姆普林州大庄园主的儿子发誓，我要在圣诞节假期做“那件事”。这位泽姆普林的男孩也不过刚满十四岁，在一个周日的午后，他去了州政府大街的一个“那种地方”，并且做了“那件事”。一连几个月，他都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可悲的英雄壮举，直到我发誓绝不能落到他的后面。我很难从那次因“蛮勇”造成的伤痛中痊愈；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我才稍稍忘掉一些内心的忧虑与震惊；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未能摆脱这种惊恐的困扰，漫无目标地在大都市的街上徘徊，始终不敢放纵自己，不愿再去那些同龄人都争先恐后、乐此不疲地寻花问柳的地方，用那般廉价、肮脏的性爱泥淖解除恼人的性饥渴。我许下“誓言”，并凭借“蛮勇”做了那件事；之后留下了惊厥的记忆，那种令人痛苦、难以解脱的“罪恶感”，后来折磨了我许多年。

圣诞节的前几天，我去了鲜花大街；当时雪花纷飞，下午四点就天已黄昏。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凡士林、煤油和肥皂气味，并且烧得非常暖和的房间；关于那次造访，别的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我在女人那里待了几分钟，还是个把小时？……我想，我是闭着眼睛走进那个房间的，就像被送去做手术的人，心灰意冷，感觉置身于自身之外。随后，记忆立即变得灰暗，没有色彩，在任何金色的光芒下我都不能忍受在那暧昧的轮廓上投照感情色彩。过了一会儿，我重又回到街上，走在干净整洁、白雪皑皑、洋溢着圣诞氛围的街巷里，自我感觉糟糕透顶。回到家，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已经点灯，家人在装点圣诞树。我觉得自己非常龌龊，再次深深地鄙视“他的现实”。我感觉自己被人蒙骗。难道这就是他的“秘密”？多么粗鄙，多么下贱，多么可怜啊！十四岁那年，我失掉了童贞；此后多年，我都活在一种自愿、孤傲与羞恼的自闭之中。

10

那年圣诞节，我们是在自己家的“新房子”里度过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新房子气宇轩昂，大贵族气派，或许当时在全城也找不出第二栋；但我只逗留了短短几日，只是为探家。我想嗅嗅“家的气味”，我去了公寓楼那套老房子——父亲的办公室还设在那儿——站在一层的悬廊上，倚着“伯利恒”的栏杆俯看宽敞的庭院和隔壁花园里的核桃树；透过二层玻璃制造商家敞开的窗户，仍能听到屋里传出的钢琴乐声。

我不想在这儿描述“自己家的新房子”，因为解剖图式的再现乏味无聊。那里有十多个拱顶式房间，里里外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岩石环绕，传说般的喷泉汩汩喷涌；走廊的栏杆上藤蔓缠绕，落英缤纷，飘满庭院；门楣上有一块天然巨石，上面刻着家族的徽章。有一段时间，我在回家的头几日，总觉得在家里不舒服。站在院内，可以望到隔壁穷人的庭院和喧嚣的楼上；我们从“世俗的”的邻居们眼中，觉察到许多复仇的敌意。楼上住着一家加利西亚移民，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女孩们整日穿着又脏又旧的破衣裳在悬廊上转悠，嬉笑叫喊，在敞开的窗户旁捉跳蚤，在更衣时展露自己的魅力，不以为然地接待那些轻佻浮浪、走马灯般更换的求爱者……我父亲确实认真地想过，他想买下那间“窑子”，将“穷鬼们”从这条安静、纯洁的街巷里赶走；但是他们要价很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诅咒。“移民来的”姑娘及其家人过着喧闹嘈杂、动荡不安的生活；她们穿着花里胡哨的破衣裳，总在下午裹着披肩倚在走廊上闲聊，将小道消息、闲言碎语连同脏水一起泼进小城的阴沟，在邻居家的下水道里哗啦作响。可恶的邻居令我们家人束手无策；“硬挤到这儿”的城外流民让我们感到当面受辱，他们如此无端无礼地侵入到我们风雅、骄逸的生活中。那些欢快开朗、友善大方的“移民”女郎，我始终一个都不认识；但在我回家探亲的短暂时间里，出于难以克制的好奇心，我经常偷眼朝喧闹、不洁、粗俗的邻居家张望，只是由于受到某种虚伪的、“绅士”的羞耻感约束，才没有利用女郎们毫不掩饰的美意……我想，我必须跟家人保持一致，不能跟那群“俗人”站到一起；她们要是没有如此欢乐、顽皮、满不在乎、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孽海”该有多好啊！……我坐在藤缠蔓绕、大玻璃窗明亮的豪华客厅内，手捧着书卷，带着傲慢、回绝的神情翻看两本课外读物，并将充满欲望的眼神投向比吉卜赛人还要喧闹、身体丰满、俗不可耐、出于无限的满足与无辜而胡言乱语的雌兽们。我不能有失身份地接近她们，不能将家族的荣誉葬送在那些快乐的小妇人身上。从楼道到顶楼，我们家的一切都设计精心，不同凡响；我父亲被推选为律师职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城里的社会名流上门做客，庭院里的喷泉汩汩喷涌……我垂下眼皮继续看书，落寞无聊。

即便后来，这种市民阶层的团结意识也让我跟含混暧昧、许多迹象表明是卑劣和不洁但又充满了甜蜜诱惑的娱乐保持距离。有时候我这样想，跟“快乐”保持距离，也是跟那种忘乎所以、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保持距离；这种精神状态是有代价的，在大多数时候，其代价就是我们要为激情付出“我们的声誉”……一个人将自己从阶层团结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敢于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接受快乐，这是一桩复杂的任务。在邻居家楼上，在那片温热的“沼泽”里，那些人心满意足地窃窃私语；这种在生活中渗透，但不是很诱惑，永远成不了思想，很可能不太洁净、不太健康，并非不具风险的状态惹人深思……我不能跟他们站到一起，因为在我们家的饭厅里，壁炉里烧的是原木，这样的壁炉全城能够有几座？……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明白了，其实壁炉并不重要。我对我们的邻居抱有某种隐秘、伪善，却也相当强烈的同情心。他们活得是那么快乐，也许并不快乐，只是勉强活着；他们每次呼吸都会在肺里吸满生命的能量，自由自在，并不需要进行刻意的团结。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宿命将这群无产者迁到这里与我们为邻；生活大概出于平衡的意图，使我在“命运的打击”之下，在布置得过度奢华的自己家里，跟花园、跟喷泉、跟从墙上飘落的五叶铁线莲、跟壁炉、跟十几间拱券式房间、跟刻有家族徽章的大门进行代偿性复仇。生活中没有那么顺畅的事，我们刚扬扬自得地耸耸鼻子，立即嗅到刺激性气味；我们刚舒舒服服地坐进各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的“自己家”里，隔壁就搬来一家叫声刺耳的无产者，那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在我们鼻子底下散发着泔水的恶臭和难闻的气味。我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但我认为，生活的这种安排再正常不过。

在隔壁贫民楼里还住了一位“革命者”，他是当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原来是一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了编辑和人民领袖；他编辑了一份周报，并在出版物中执着、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勾当……透过隔壁楼上的窗户，这位革命者自然能看到我们，看到女仆将资产阶级的午餐端进烧着壁炉的饭厅里，看到如何培养资产阶级后代；他不止一次将我父亲写进他的报纸。许多年后，这座小城也掀起了为时只有几周的赤色运动，仆人们丢下我们不辞而别；住在隔壁楼的居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那位“革命者”邻居的表现却与众不同。当时他已成为当权者，担任地方的人民委员，随时可以将我父亲逮捕入狱；但是，不用我们请求，他就派人送来了食品，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善心，他禁止他的任何同志进驻我家。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不曾被伤害半根毫毛。我们像是空气，无产者邻居对我们视而不见。

11

在这片风景里，有一段盛夏的记忆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真正的夏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后来我也许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夏季。我们在“班库”租了一幢带花园的别墅，度过了情感丰富、身心舒畅的几个星期；那几周的盛夏假日，没给我留下任何误解或不快的记忆。

自从上了寄宿学校，我跟家人的距离为我在家中赢得了令人愉快的特权。我们无须明言就达成了协议，严厉的家规对我来说不再成为束缚；我走上了自己的路，今后，我们只需用客气的谅解彼此忍受。就在那年夏天，我变成了一个毛手毛脚的怀春少年，孩子们不再接纳我进入他们的隐秘世界，成年人尚未允许我接近他们；我在两岸之间茫然游荡，在这种青春期极度敏感的状态下，心灵用某种扬声器接收并回放生活的噪声。避暑别墅坐落在松树林边，居高临下，俯瞰城市，掩映在茂密的大森林间；在林边大约建有六七栋别墅，不远的地方，在露易兹泉前，一家歪七扭八的客栈也一连几个月住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当然，住在别墅里的人都各过各的，互不干扰，保持距离。开放式的门廊前，花园里开满香气袭人的野花；在隔壁院落避暑的妇人们，在花园草坪上靠在躺椅里做手工；午茶后，老爷们在门廊下喝葡萄酒；日落时分，马车将丈夫们从城里的办公室拉到这里。在我们隔壁住了一位市议员，副州长也在这里租房度几星期假，他是位有着络腮胡须、膀阔腰圆的男人，让人联想到约卡伊小说里的主人公——那位举止威严的匈牙利大庄园主。来这里避暑的还有一对大法官夫妇，他们不仅拖家带口，随行的还有正在办离婚的、多愁善感的弟媳妇，那是一位肌肤柔嫩、雪白的美丽少妇……妇人们不是做手工，就是读《基督山伯爵》；当时，这部名著刚出匈牙利文版，分册问世……松林很热，到处弥漫着松脂的芳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像红色封皮的“大学小说库”某部作品里的主人公；除了《基督山伯爵》之外，还可能放在妇人针线筐里的，就是这本红皮书。有一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向离婚中的漂亮少妇求爱，避暑的妇人们与他热心结盟。那年的夏天特别闷热。黄昏时分，我们去林子里采蘑菇。

最后那些天，我是在林中度过的。几星期后，暴风雨吞没了整个山麓，一直席卷到弗列斯马洛姆山谷。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清晨都一个人钻进树林，发疯般地游荡，仿佛预感到末日将至，想要在这里迅速积攒起够享用一辈子的记忆素材。气候干燥，烈日将空旷之地烤得枯槁焦黄；但在密林深处，神秘的潮气滋养万物，到处都是清凉和树影，散发着刺鼻、霉腐的松林气息，我至今都能通过呼吸回想起小时候动荡岁月里那令人窒息、浓烈袭人的气味。有时，我在树林里遇到那位“不收支票”的名律师，他经常避开人群，兜里揣着包了层皮套的酒壶，手里攥着捕蝴蝶的网具，兴奋地追逐白翅膀的菜花蝶。当万籁俱静，在密林中央，即使远隔许多公里，仍能听到山谷里伐木的拉锯声。一连几天我都躺在这里，有时随身带一本书，但是很少翻开来读；我在树林里饮泉水，吃野果，从空气、阳光、气味和天籁中萃取养分，在我看来，这至今都是“大自然”的偏方；十几年过去，虽然我很少离开屋子，但我应感激那几周的体验，使我后来即使在外国城市的文学咖啡馆里也能重温这种体验并产生共鸣，我对这个从不否认。对我来说，“大自然”不是校园风格、心灵美好的文艺节目；它跟我存在着真实的关联；我偷偷地守望这种体验，后来也一样，即便我觉得这种表述有些可疑，有些陈腐，尤其是有一点“反文学”。是啊，这就是那年“盛夏”在林中发生的事……好几个星期没再下雨。

彼得—帕尔日的下午，一个振奋人心的浪漫喜讯从度假村里传出：我母亲和其他阅历丰富的女士们，预感到一个狂欢的时刻即将来临。可以肯定的是，就在这天下午，那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将公开向那位在婚姻中失意、温柔可爱、与我们同乡的漂亮少妇求爱。

我们在门廊下铺好餐桌，准备享用午后茶点，跟平日相比略显隆重。空气中充满五月的欢乐。求婚者从佩斯运来一箱礼花，老爷们从城里请来一支吉卜赛乐队；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从午餐开始就镇在凉水盆里。为了这顿午后茶点，每个人都很郑重地穿戴打扮；我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也换上一身笔挺的学校制服。我为自己家的别墅能成为如此隆重的节庆会场而感到高兴；副州长，这位大人物也将来我家吃下午茶……如果他情绪很好的话，等一会儿会拉小提琴。多么丰盛，多么隆重，充满了夏季成熟的祥和。这天下午，这里将举办一场市民风俗的订婚仪式……我父亲穿着一件条纹外套坐在那儿，靠着门廊的护栏一边抽雪茄，一边跟副州长闲谈。山坡上，在泉水旁的客栈里，吉卜赛人在为畅饮啤酒的游客们卖力演奏。我母亲端出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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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的餐具、大蒜图案的汤杯和卡罗维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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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玻璃杯布置餐桌。桌子上摆好了很大的牛奶面包、装在小瓷壶内的奶油、带绿叶的木莓，还有盛在水晶碗里的蜂蜜和黄油。

当副州长被人叫到花园里时，我们已经围桌而坐。两名州里来的骑兵腰板笔直地站在那儿，将一封信递到副州长手里。

他撕开信后，走回到门廊，站在门槛，一声不吭。他脸色煞白，蓄着科舒特式的胡须；听到噩耗，他的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情。

“怎么了，安德列？”父亲走到副州长跟前问。

“王储被刺杀了。”副州长紧张地挥了一下手说。

巨大的沉默，使吉卜赛音乐显得很近，响声震耳，仿佛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演奏。在场的人围着桌子，手里端着大蒜图案的汤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身体僵硬地盯着某个盲点，仿佛在玩无声游戏。我盯着父亲的眼神；他将茫然的目光投向天空。

天空是一片亮蓝色，那是夏日稀薄的淡蓝。不见飘浮一丝云朵。

第二部

第一章

1

桥上站了两名士兵，他们穿着潇洒的系带式过膝长靴和灰绿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猎装风格的运动装。他们将戴着手套的两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驶、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货混编列车。

“快瞧啊，”我对妻子说，“这里已经是欧洲士兵把守。”

我异常兴奋地盯着他们，心脏已跳到了喉咙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险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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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斯坦因·奥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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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刚满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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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车窗旁，坐在这列已被法国人淘汰的列车上，这列火车曾经跑过巴黎沿线，如今被流放到临近德国—比利时边境的穷乡僻壤——亚琛。包厢里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被扯断的橡胶封条耷拉着，破旧的行李网低垂着，座椅里头露出了弹簧。“给他们用这个就不错了。”当这列旧车被调到亚琛时，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人这样想。的确，我们能搭乘这列火车旅行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车窗旁，冻得浑身哆嗦，盯着那两位“欧洲”士兵（从德国边境起的几公里路程，火车由英国人开），一想到这个我就牙齿打颤。

噢，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非洲人！在我们眼里，这一切是多么“欧洲”啊：这列气味酸臭、颠簸摇晃的火车，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银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浑身盖满邮戳似的比利时检票员，那盏挂在车厢棚顶、光亮微弱、咝咝作响的煤油灯，那张可以从考萨旅行到波普拉德菲尔卡的火车票……毫无疑问，车厢破烂座位上垂下的穗子，还有我们在沿途火车站购买的烟灰色、很难吃的法国巧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欧洲”。夏末带着尖酸烟味的“欧洲”空气吹进了包厢，包厢内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焦虑和自我意识，都让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欧洲”。我们牙关咬紧，内心坚定，我已经感觉到巴黎正在向我们招手……（后来，在所有误入巴黎的中欧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到这种浑身发抖的优越感）我们是多么的好奇啊，激动得感觉脊背蹿凉。那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全部的法国文学”——我读了左拉的书，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几部小说，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译本的作品我都读了；多多少少我听人讲过一点柏格森，我“了解”法国历史，但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到现在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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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们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跟女教师克雷门汀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最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感到自惭形秽。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西方人派来接我们的冰冷、腌臜的车厢里？为什么我们怀着羞怯与惊恐坐在这儿，就像乡下的亲戚进城拜访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样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来，“西方文化”套在我们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就像让非洲人穿燕尾服。我们的神经出于自罪感而进行反叛。我们在欧洲的大门口开始忏悔，“西方”毕竟不同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著作蹩脚至极的匈牙利语译本，不同于奥迪的巴黎印象，不同于法国时尚杂志和法国刮胡刀，不同于在学校读的历史课本，不同于在家乡日常会话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顶的法语发音。我们开始猜测——其实只是出于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对周围氛围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们国家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个房间都有蒸汽供暖，有雇用的仆人、书橱里的歌德著作、优雅的绅士谈吐、对奥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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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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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了解，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一种文化最表面的接触，跟我们现在前去造访的另一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只存在皮毛的联系。我们通过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经感觉到困惑，感觉到在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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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位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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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遇到某道难题，就想通过自身的勤奋和让他人敌视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符合欧洲气质。

罗拉聪明地坐在车窗旁，望着欧洲沉默不语。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说话，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俩相识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只使用符号性的语言；从我俩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阶层、同一个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气，当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她用聪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为她带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来到欧洲，她知道，“她必须格外小心”。我则左顾右盼，坐立不安，口无遮拦地喋喋不休。她静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这类的话：“在柏林要多买些漱口水。现在那里肯定会便宜一些。”我在过边境时想到的是，柏林的烟斗或长筒袜吊带会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说的要买的是这些东西，会更合我意。

“欧洲士兵”走到车窗前，他们踱步的样子，就像家乡的老爷们晚上打完猎回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车厢，不给凭据。我问他们，到了巴黎我怎样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时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显得非常惊诧。

“他们会相信吗？”我问。

那人从嘴里取下叼着的烟卷。

“您说什么？”这位欧洲士兵不解地反问，带着诚实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气反问，“您总不会撒谎吧……？”

他用英语跟同伴说了几句什么，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不时怀疑地扭头看看。

2

火车开了，罗拉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感到好奇，但她只用审慎的目光眺望风景，似乎所有的变化与陌生都令她害怕。她在德国时没感到害怕，也许，她现在正为离开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感到遗憾；在那里我们行动自如，德国的城市，德语，那里的生活习惯，那个庞大的帝国，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可信。在那里，我们往面包片上抹植物黄油，女士们戴着样子滑稽、小孩子式的皮帽子；但在那里，我们一起到雷恩哈特剧院看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和《格拉夫·冯·夏洛莱斯》，看完之后我们觉得，世界上的剧院都差不多。我们觉得德语挺有趣的，我们的情绪也挺轻松（一个人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不同之处”，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还有德国人的住宅、华丽的服饰或我们住在那儿的亲戚，都会让人感到开心。据我们观察，虽然德国人观察世界的态度有几分戏谑，但又并不是不可爱。从本质上说，他们总是很真诚。这个大民族尊重所有的外国人，有点惧怕外国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显得局促和窘迫——的确，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在德国，我们这些风风火火的、可怜的匈牙利人，觉得自己是“上等的外国人”。我们看什么都聚精会神，心怀敬意。当然，我们都是名字里带“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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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人，护照上标明了我们的贵族身份，在德国人眼里是男爵名衔；那些朴实的莱比锡和法兰克福饭店的店员们，根本不知道名字里带“冯”字的匈牙利人在我们的国家多如牛毛。

不过，我们在德国见到的熟人是有灵性之人；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但感觉却像在自己家里。有一种文化的灵性，让人跨越了时间与疆界。在我们家乡，在考绍和整个菲尔维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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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我们有意识地，或许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多少有点按照德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我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至少我自己认为，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讲得挺不错了。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首都——布达佩斯刚好盛行匈牙利化，到处都是匈牙利风格，在新修缮的房子上画满了郁金香。在德累斯顿或魏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后来在法国、英国的城市里经常感到的那种陌生感：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在墙后发生着什么，不知道人们吃什么想什么谈论什么，他们会不会像蝙蝠一样抓着悬吊的绳子睡觉？抵达柏林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在那个大得可怖的城市里过的第一个夜晚，在睡觉之前，在把自己被初来乍到的印象搞得疲惫不堪的脑袋撂到枕头上之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大得惊人，就像一个不同寻常的外地城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像个毛头小子那样没心没肺，但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写并非出于无礼，而是出于可怕的想象。我在二十一岁那年抵达了一座大得无边无际的外地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有四百万人过着外地人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当时就已开始修建摩天大厦，在这里演出最完美的戏剧，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令我震撼的音乐，城市里到处可见各种富丽堂皇的大都市建筑；在神奇的工厂和实验室内，外国的天才们在做实验，聪明认真的德国人将全世界躁动、焦虑的灵魂都吸纳到一个系统内，使他们变得完美无缺——这是一座包容万象的世界大都市，无所不有，无所不容：民众、部件和领导方针。当时我二十一岁，被庞杂的印象搞得头晕脑涨，那只是我在柏林的第一夜，就感觉到自己抵达了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异国首府。不仅是我一个人感觉如此。当时，在德国战败后的第三、四年，柏林城挤满了外国人，下午，当我们在林登大道或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散步，大家彼此问候，就像在我们木碉楼相望的家乡或在外地小城的林荫道上悠闲散步。

我熟悉德国……就在那一刻，当我（我跟罗拉在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亚琛坐进一列剧烈颠簸的法国混编列车包厢）抵达莱比锡，准备在大学读新闻专业，我便感到自己熟悉德国。家人为我报的是报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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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的文学系……从我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特别的安全感，感觉在那里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里人也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偏见、品位和性情；不过除此之外，在我离别的家乡与庞大而神秘的德国之间，还在气候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噢，肯定不是“血缘”、“种族”或使用其他什么口号标榜自己的时髦团体，而是更神秘、更简单的亲属关系。后来，当我生活在另一种气候里，家教、成长和经验将我们区别开来；当政治与世界观将我推到另一侧河岸，我对无法否认的亲属关系进行了许多痛苦思考，试图用出身和起源进行解释，但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有一个猜测获得了证实：一名符腾堡的德国学生对歌德的一行诗句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绍和佩斯学校的同学们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战后移居德国的匈牙利人感受到的这种熟悉感和轻松感，是某种高傲自负、不尽信实的安全感和优越感：我们在那里虚张声势，就像莱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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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巴黎；我们跟当地人称兄道弟，自以为比当地人更谙世故；我们认为他们有些幼稚，觉得我们只要凭借自己思维敏捷的大脑、不拘一格的方式方法、灵活机动的骑兵式勇敢，就能轻松愉快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德国人什么都相信，就连佩斯的咖啡馆跑堂和偏远地区心地善良的小法官都不会相信的东西他们都会轻信！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生活态度不那么认真，不那么踏实，不那么专注，但也不是那么拖拉……我们在家乡时疲疲沓沓，而在柏林的那几年，第三天就想事业有成。我们了解德国人，也彼此了解，我们了解那些在战后流浪异乡，学识和理解力都不很扎实，但精力充沛、百折不挠的同胞们，也了解“事业”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对一个聪明的匈牙利男孩来说，没有什么要比成功地“跻身”德国人中间更容易了，就像佩斯人用土话称那些被成船运走、用来换取德国金羊毛的鹦鹉螺是“进口给德国人”。我们战后的这一代人意志坚定，神经里带着大毁灭的恐慌，我们毫不迟疑、满怀热望、义无反顾地闯到疲惫、萎靡、善良的德国……我们疾走在萎靡不振的柏林城，仿佛想给那些英俊、笨拙、迟钝的德国人一些教训。

瑞典人也这样东奔西走，为所欲为的莱万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成群结伙地坐进德国人的办公室、工厂、编辑部、剧院或画室，用当地人听不懂的语言絮絮叨叨，隔着德国人的脑袋相视微笑。我跟罗拉一起坐进列车的包厢，永远离开了那个陌生、沉闷、时常在货币贬值的舞蹈病中歇斯底里地抽搐、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幸的德国，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永别是多么的悲怆与无奈。火车开始在黑暗中缓慢行驶，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将我们从那个熟悉而神秘的国度拉走，在德国，我们多少能有一点在家的感觉；列车沿着那条不见横杆和界标的优雅路线驶出很远，穿过边境，离开那个名叫“中欧”的地方，离开我们在那里降生并长大的人文、种族与教养的辐射圈。虽然那个地方跟另一个欧洲有机地团结并融合在一起，但还是有着神秘的不同，难怪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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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不定：“究竟有没有意义把铁路修到那里？……”

3

不过，后来还是修建了几条铁路。有一天，我搭乘其中的一列火车抵达莱比锡，我到那里的第一周，就被女房东引诱了。这个妇人跟她当屠夫的丈夫一起从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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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这里，他们到了莱比锡后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把在梅斯卖掉肉铺得到的法郎作为外汇拿到德国，可以兑换很多的钞票。那年我十九岁。屠夫每天泡在啤酒馆和工商会，晚上回到家，用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逗法国人开心，挖苦他们。那时候，我对于人，对于文字的重要性，对于人心的叵测和自发的卑鄙都所知甚少，跟伦敦动物园从国外请来的傻瓜喂狮员对欧洲文明的组成和伪装的了解程度差不多。我生活在长期病态的惊叹之中。对于人，我通常轻信他们看上去的样子，认为他们的言行是真实的。来自梅斯的屠夫和他的妻子怀着特别的激情撒谎。我觉得他们喜欢我，男人也喜欢我，但我厌恨他们，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身心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用奴颜媚骨的无礼方式纠缠我。在他们眼里，我成了莱比锡小巷内一间出租房里的童话王子——穿着与众不同的西装，捧着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印刷的书籍，带着矫揉造作的物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小黑人木雕和仙人掌，那盆仙人掌我始终不离不弃地带在身边，穿越历史，穿越革命，穿越边境；说老实话，我对金钱根本没有概念……我找到我在莱比锡时期留下的第一张相片。我瘦得吓人，一副黑眼圈，额头上耷拉着颇具诗人气质的发绺，两只手将一本书紧紧贴在胸口。我就这样于1919年秋天出现在莱比锡，出现在梅斯屠夫的妻子的生活里。

妇人怀着鬼祟不宣的目的讨好我。我住在她家的第三天晚上，她溜进我的房间诱惑我。我惊诧地看着她，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我整日在城里游荡，或在某家咖啡馆一动不动地坐几个小时，怯生生地品尝食物和饮料的滋味，我是那么孤独，仿佛在一座孤岛上。梅斯屠夫的妻子不能分担我的孤独。我喜欢这样的莱比锡，就像一座独一无二的巨大农庄，一座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农贸市场，在那里什么都可以买到：毛皮，南方水果，哲学，音乐，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屠夫的妻子是阿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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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灵活好动，肌肉健壮，是一个矮个子混血后裔；她从法兰西母亲身上继承了讥讽、聪明、乌黑的大眼睛，那双令人难忘的法国女人的眼睛长在一张德国人的面孔上，闪烁着外邦人生动的光亮，仿佛它们待在那里只是作客。她想知道我的一切，她会偷走我的匈牙利语家书，怀着令人感动、难以克制的好奇心一连拼读几个小时；她从早到晚帮我刷衣服，摆弄我的书籍和纪念品；她总用窃窃的耳语跟我讲话，好像担心她的嗓音或发音会让我高贵的耳朵感到不适。出于一个娇贵少年屈尊俯就的友善，我接受了这种可怕的调情。我隐隐约约、并不经意地意识到什么，自己就像一个隐匿名衔的过客住在这里，住在他们中间，住在莱比锡的小巷深处；而在我的家乡，我习惯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环境，比方说，在饭厅里有立式壁炉，有一段时间我们还雇用帮工……

关于这个妇人的记忆，直接让我联想到传说中女巫厨房里的魔法考验，或许因为她是我第一个通过每个汗孔和每寸肌肤，通过她难以名状、无法克服、隐秘莫测的陌生感认识的第一个“外国女人”，第一个真正的“陌生人”；对于这种陌生感，即便感情潮汐再汹涌也难以消解，肉体接触再炽烈也无济于事：总存在一扇陌生的身心无法冲破的绝密大门，即使用亲吻也难以打开，难以撬开；这是最后的秘密，这是黄金法则。我不相信爱情是所向披靡、能用符号性语言解开种族秘密的世界语。无论跟哪个热情洋溢、激情充沛的苏瓦达人交谈，这种陌生语言的爱情也会结结巴巴。人用母语梦想所爱之人。我在这个陌生女人身边，在我认识的第一个异族人身边，感到一种复杂的无奈：我不能将自己全部地给予她，有些东西无法用拥抱表达，即使被翻译成亲吻或耳鬓厮磨，但其本意仍永远是我自己的秘密；所有女人的秘密都要用母语讲述，梅斯屠夫的妻子就是这样……她总是显得既有点神秘，又有点原始；早上，当她一脸虔诚地踮着脚尖将淡咖啡和黄油小面包端到我跟前，头上戴了一只花环，腰间缠了一条藤蔓，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花环的人，在后来的十年里，在青春时代——可能是唯一真正不羁、欢快的青春时代——缺少田园牧歌情调的痛苦岁月里，“陌生女人”那顶繁复、杂乱的花环缠绕到我的生活中。在我脑海里，女人张开臂膀拥抱我的记忆时常闪现，我至今记得梅斯屠夫的妻子古铜色的瘦胳膊既强硬又胆怯的用力搂抱。我就像一位途经此地的统治者，允许她围着我伺候，并且爱我。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相识的最初阶段，她也并没向我索求什么。但是，在我搬到那里的第二个月，她和她的丈夫怀着某种印第安人的愤怒，在我的背后发起攻击。这种愤怒含带了陌生、另类和永远的不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向我索要一把衣服刷的钱，在那之前，我对衣服刷的价格一无所知。

在我的莱比锡房东眼里，我的仪表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他们用淡漠的眼神不无反感地观察我，包括我的衣服、我跟萨克森人略有不同的发式、我惹人疑惑的生活方式。出于城市小市民心态，他们心怀嫉恨地接受了这个没精打采、言行放纵的年轻人。我出没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大学，几家咖啡馆，还有一个匈牙利年轻女演员的“艺术家沙龙”，那里聚集了许多容貌美丽、内心细腻的姑娘，仿佛在祭拜“地灵”。想来，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跟在剧院舞台上一样扮演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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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一切，对一切感到陌生。我随身带了好几套西装来到德国，每件衣服都是天鹅绒领，里面配一件黑衬衫……莱比锡的母亲们，抱着孩子站在窗口盯着我看。在我动身之前，父亲给了我三个月的生活费，可是我在第一个星期，就把这笔可观的费用花掉了大半，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花的，都花在了哪儿。——我想，我买了英国香烟、书和咖啡……品尝萨克森烹饪的美味佳肴；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主要靠黑咖啡和大学隔壁的费尔斯咖啡馆卖的一种名叫“年轮”的糕点度日。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生活窘迫，处境变得越来越戏剧化，冬天，我开始节食。最先，我卖掉各种天鹅绒领衣服，总共卖了二十多件。第二年我是这样过的：东游西荡，四处流浪，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饭店到租赁房；每天只穿一件西装，这件破了我会扔掉，然后再做一件新的。

由于“贫困交加”，我到新教传教士办的“救济站”蹭饭吃。一位脸色阴沉的大胡子男人弓腰站在汤锅前，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莱比锡，除了心胸狭窄、爱喝苹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还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大集市上不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新教传教士们津津有味地品尝在他们看来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锅里做的海鱼、煮土豆等特色小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爱吃味道过重的传统萨克森餐。战后，新教传教士从过去的德国殖民地被赶走，由于他们没有几个信徒，所以他们每天午餐后都向我传教——就像艺术家出于职业习惯，即使在火车上也忘不了背台词，仿佛他们担心所有莱比锡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会忘掉传教的方法和本领。午餐后，新教徒们喝着淡淡的咖啡，点上一支烟味刺鼻的“进口雪茄”坐在救济站的会客室内，镜子上方悬挂着一面织锦，上面绣着这样的话：“假如在不幸的命运中你感到绝望，请想一下奥古斯特国王的话：学会不抱怨地忍耐。”传教士们朗读《圣经》，然后提问，架势活像一头野兽。我听了他们几星期的布道，后来不再去了。我还不如吃罐头维生，当时罐头在德国很流行，我整天吃廉价的、密封在铁皮盒内的牛肉，喝燕麦汤。

4

我在莱比锡都做了些什么？家里人只知道我在大学用德语读书，准备成为一名记者。事实上我在幻想，在做梦。那时我很年轻，只有年轻人才做梦。我那代人并不渴望“出人头地”。我们真正渴望的只是梦幻，在我们生活里缺少不真实、不可证的童话元素……我在学校后面的墨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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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莱比锡最古老的咖啡馆，好比一份“无所不知的世界新闻报”，上面有成百上千条新闻，每天我都会激动不已地阅读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仿佛我在预习课文，背诵那天在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我吸着冒着鸦片甜香的烟缕、令人飘飘欲仙的英国香烟，做着梦，看着窗外的莱比锡街巷，那么平常，又那么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榄树或棕榈树林。无限低调，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国香烟就完全满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员或哪出戏剧我不喜欢，我会在演出中间逃离剧院；我从来不进电影院。我能在雨里走几个小时，总是暗自演绎，我坐在莱比锡火车站——“欧洲最大的火车站”——的一条长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后来我在国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轻时代刚出国时那样放任自流。我没想从任何人身上获得任何东西，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不曾期待；我对一切都心怀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个声调；在那些年里，我还极度善良。也许，当时我是一位诗人。

我最喜欢读的还是诗歌。我在衣兜里揣着那些早已踪迹全无地消失在文学翰漠里的诗人的诗集。谁还会记得阿尔伯特·艾林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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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那样的古老，那古老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在时间与距离中迷途的原始人发出的。我记得他写过一本小说集《图布奇》，那本书我随身揣了好几个星期；小说并没什么特殊“意义”或“史诗性内容”，但在这位维也纳诗人所写下的字里行间和所描绘的幻境背后，都回响着清越不安的乐音；我对音乐心怀感恩。我一连几个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馆内翻译艾林斯坦的某篇诗作，不管我的译文是好是坏。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我至今记得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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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淡雅的水彩画，就像在某次梦境里看到的希腊风景。那时候，捷克诗人布列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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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刚被翻译成德语，由因赛尔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读者们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位诗人。有一位名叫库尔特·黑奈克的德国年轻人，我很长时间都以为他是一位大诗人。也许他在当时，在某个瞬间，确实曾是位大诗人。奥古斯特·斯特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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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许多未来主义的德国垃圾；当时我很喜欢他。威尔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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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已经相当响亮，他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出版。戈特弗里德·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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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道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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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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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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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在为新杂志撰稿。德国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从庸俗读物和战争宣传品中复活。

在这些诗人中，只有一两个名字留了下来，或许只有威尔费尔和卡夫卡的作品从当代的潮流与审判中幸存下来。卡夫卡对我的影响尤其巨大。在这个根本不能用公众标准进行衡量、只用欧洲文学的真正标准衡量价值的狭窄圈子里，这位年轻的捷克—德国作家的作品已经被划归为经典作品，他在四十一岁那年病逝，死后只留下残章断句。卡夫卡是我自己为自己发现的作家，就像梦游者发现了笔直的路。在一家书店里，我从数以千计的图书中抽出一本名为《变形记》的小册子开始阅读，我当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不可能搞错，不可能误解。对于一位年轻作家来说，找到自己成长需要的榜样，凭的是神奇的本能。我从来没有“模仿”过卡夫卡；但我现在已经很清楚，是他的几篇文字、他对事物的洞察及其观点照亮了我内心幽暗的区域。很难为文学的“影响力”下定义，很难与在作家身上启动了文学思考过程的那些人坦诚相对。不仅是生活，文学也充满了神秘的亲属。在我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我遇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那种熟悉感来自复杂、痛苦和某种未能实现的久远约会），让我不得不带情入戏。有的时候我与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为可爱的女人都会让我感到有一点“熟悉”，让我想起从前那个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这些人让我无法回避，我们是亲属，有些事我们必须要谈，当面谈，一对一地谈！这种相逢有时也发生在文学中。一个熟悉的灵魂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呼唤，将自己袒露给别的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声音，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尽管我知道这位作家的“影响力”从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体现，但是他让我内心的能量获得了释放；我一下子作为另一个人进行观察，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不仅唤醒了他的力量，还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感到惊恐不安。

害怕的人才会叫喊。正因如此，我在惊恐中迅速开始写作。我写诗歌，在那个莱比锡的秋季，我写了整整一本诗集——后来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人类的声音》。“人”，遭受凌辱的人文，在德国的新文学里就像一出节目，就像杂耍戏院里的海豹。诗集中有一首取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人类的曙光》。有位一度彻底沉默、销声匿迹的德国年轻诗人莱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书，标题是《这是个好人》。这类标题本身就足够时髦，出版社和读者都满心共鸣地接受诗人。诗人们聚焦于“人性”，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那样，发掘出过去从未触及的题材领域。一切全都付诸纸上。人性也从未像那五年里被那般放肆、无礼地羞辱过，一下子成了文学商品。

我跟一位荷兰裔的年轻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他的名字很长很美很迷人——阿德里安·冯·登·布洛肯·尤尼尔。我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安狄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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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刊物。这本杂志只出了一期，其经费就花光了阿德里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全部遗产，大约六百马克。我从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儿子命名我们的杂志。关于安狄米恩的传说我们只知道这个，他妻子只能在他的梦里永不厌倦地亲吻他，并遭受众神惩罚，怀了多得离奇的女儿。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希腊名字的旋律感。那本杂志只发表诗歌，大部分诗歌是阿德里安写的。即使在偏爱神秘传说的莱比锡，我们也应该揣测到，我们的杂志不会吸引太大的读者群。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创办这本杂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境遇：从那之后，有越来越多满怀期待、钟爱诗歌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馆。谁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位年轻诗人，孤独而好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瘦削男孩，前额垂下一绺头发，就像旧版画上刻画的那种面无血色的病弱诗人。

5

莱比锡是这座精致的萨克森小城与粗粝、冷酷的异邦情调不同寻常的化合物；难怪马伊·卡洛伊曾住在这里，再不愿离开，他在一栋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纪末的分离派风格的房子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山民的秘密》。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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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比住在莱比锡更加危险。每逢遇到大集市，我尽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馆的门槛，因为我和阿德里安都极其蔑视世俗生活中的采购场景。要维持符合诗人身份的、真正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说来说去还是需要钱。

我对钱的态度格外特别，我从来不曾惧怕过它。从天性上讲，我是一个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种谨慎小心的寻欢作乐者。我从来不为可能遇到的生活烦恼忧心忡忡，既不担心会饿死，也不怕需要什么而没能力获得。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对钱所抱的这种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从何而来。我的生活条件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发生过太大的改变。没有哪个月我曾彻底摆脱过金钱上的困窘，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没钱而苦恼得失眠，只要我手头上一有钱，就会随手乱花，转眼之间花个干净；但是与此同时，我记下所有的日常开销，连小费都记，我随手记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记录，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账房先生，每天都认真地记账。在莱比锡，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是由父亲每三个月一次地转账到一家声誉良好的私家银行，银行的名字叫“科纳特、纳霍德与库恩”；这些古老的德国私人银行，通常坐落在狭小、低调的僻静地方，那些见识不多的公务员即使站到漆色剥脱的旧写字台前，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它们的金融网络遍布世界，业务之多根本不次于我们家乡的那些大理石宫殿，甚至更加生意兴隆。很快，我跟这家银行建立了友情。他们可以不按“银行的常规”付给我钱；当然，我父亲随后会补付那些账。

他们预支给我钱，是因为我还年轻，我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钱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回来，他们出于传统而相信这点；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他到国外念大学，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到10号就囊中羞涩，连一枚铜板也没有了。因此，德国市民家庭会借钱给离家求学的外国男孩，这些小小的帮助会加强私人银行与好几代市民阶层的密切关系。这些男孩慢慢长大，父亲们会偿还儿子们留学期间的欠款，男孩们摇身变成律师、医生、商人、工厂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曾在学生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过他们的银行做生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莱比锡的私人银行以某种家长制、家族化的处理手段，帮助外国市民阶层的年轻人随机地解决“月供”难题。这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后来我在德国外地城市发电报给莱比锡的金融机构，抬头称：“亲爱的银行……”亲爱的银行总能有求必应地寄给我两百马克，有时还会在汇款单上附一封信。

我在莱比锡另一个要钱的来源，是规模庞大的布罗克豪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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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家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能向国外汇款。有一位考绍书商跟布罗克豪斯公司有着十多年的业务联系，他给公司老板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住在莱比锡，假如我遇到麻烦，他们能否给我一笔不大的救助款，稍后结算，如数还清。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德国大公司来说，通过这种家庭性质的业务委托帮助外国客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的。它曾是这个阶层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老布罗克豪斯对我非常热情，给我寄钱，请我到他家做客，经常跟我聊蒂萨河，送给我几本他自鸣得意的出版物。那是一家庞大的企业，印刷厂和出版社连为一体。《百科全书》一度将公司的业务范畴拓展到广阔无边，全世界人都谈论它，并跟老先生建立业务联系；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跟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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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贝德凯尔公司旗鼓相当。老布罗克豪斯对我的态度格外友善。我要讲给他听：我在大学里学习什么，新闻学院的课上都教一些什么，我在剧院里看过什么剧目，我喜欢读哪类书，我认为什么是新德国文学。他睿智而强悍，属于铁血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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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代人，属于强大、荣耀、坚韧德国的“橡木一代”；他是一位肩膀很宽、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有时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跟我促膝交谈；他对匈牙利人抱着真诚的同情心。正是这一类德国人在那个时代——在俾斯麦时代——建立了第一帝国，建立了强大富有、让全世界人向往的德国。我觉得，我去布罗克豪斯公司实习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那时候，我居然还会想着找工作！我对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我对“具体细节”并不太感兴趣……

但是，无论老布罗克豪斯，还是亲爱的银行的善心，都无法把我从没钱的窘迫中解救出来；我三天两头身无分文，徘徊在莱比锡街头，就像马伊·卡洛伊小说里描写的在沙漠中迷途、饥渴难耐的主人公。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术根本是错的，由于“长期”泡在咖啡馆里，我在那里花的钱比最为奢侈的、我能够担负得起的娱乐要多得多。我的钱都给了咖啡馆；我的住处没有供暖，因为我把供暖费花在了去咖啡馆取暖。我不是去新教救济站蹭饭，就是从书籍、罐头中摄取养分，因为我把本该正经吃饭的钱都花在了咖啡馆。我付小费，存衣服，买报纸，给看厕所的妇人钱——我把许多钱花在泡咖啡馆上，那笔钱足能养活多口人的德国家庭。我有一个偏执症，只要见到报纸、杂志就会买下，将口袋塞得满满的。我还买外国出版的外文报，比如瑞典或荷兰报纸，尽管上面印的单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买那些连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买、令人绝望的文学杂志，比方说，《安狄米恩》那类。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总揣满了名声不佳、毫无价值的新闻产品。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馆里，阅读这些印刷品。那架势好像要干出点什么。我对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对混乱无序感兴趣；没有人遵守任何游戏规则……报纸教我们的就是这些。可是，我的钱越来越少。亲爱的银行和布罗克豪斯大叔，终归也只是出于礼貌地借给我为数有限的一点点钱。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下定决心，要从事某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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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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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萨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名为《龙》的周刊。这本《龙》鞭挞了萨克森人生活传统在当地的表现，讥讽了地方陋俗，特别是小市民心态。想来，在莱比锡这座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车站、市政府大楼、屠宰场和民族英雄纪念碑处，在这个曾经“最大的”、不管怎么说也曾是德国“王宫”所在地，在这个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里，无时无地不打着小市民的烙印。《龙》中写了萨克森人吃什么，萨克森人觉得什么很幽默，萨克森人喜欢或讨厌什么样的方言，哪种萨克森人是最让人尴尬、最各色的萨克森人。可以想象，这本杂志惹人关注，萨克森人对这种无情的剖析并不太高兴。雷曼自己也是萨克森人，他对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周刊不报道当地丑闻，始终保持严肃、坚定的批评态度。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小杂文，描述一个人在莱比锡感到怎样的陌生。我将写好的文字塞进一个信封，寄给了雷曼。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德语文章。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语写作；后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诧，是一种怎样的不自知之明和无耻的勇气怂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种我虽然能说能懂但从不曾写过的艰涩外语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假如有人问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语名词为什么要用“n”做中性词尾——当时我也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但我抱着夜游神的自信使用动词和名词，调换“als”和“wie”，选择词汇，真的就像做梦一样……我十分自信地用德语写作，好像从来就不曾用别的语言思考过。我很可能写错了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写的是德语；后来我才知道，我写的可能是结巴的德语，就像一个小孩子或词语贫乏的人用母语结结巴巴地讲话。雷曼读了那篇文章，觉得那是用德语写的，并且登在了杂志上。我读到它时，心怦怦狂跳，认为自己能用德语写作了……我感觉自己潜入了深水。我看到了我的生活与规划的新的可能性。我何时何地学会了德语？我在学校里几乎没怎么学，我虽然在祖父母家里讲过齐普塞尔味的德语，但也不可能在记忆里留下如此之多。我讲德语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里学会了写呢？也许，我的德语知识是从我的萨克森农民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他们留给了我一些含糊的记忆，现在，当我置身于萨克森人中间，这种能力便从天而降。就像一个站在钢丝上的人被允许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带着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国的海洋里扑腾撒欢。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厚礼；当时我并不知道，外语只是拐杖和助手，一个人并不能因为会外语而无条件地成为作家。作家只能在母语环境下生活和写作；我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因此，十几年后，我还是回到了气氛恐怖、满目疮痍的家乡；那时候我已经能用不错的德语写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讲法语，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自己的外语口音感到焦虑，脸色苍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语的环境中。

在莱比锡，我暂时为自己的德语水平感到自豪。雷曼是一位秃顶、矮胖的萨克森幽默家，他总是鼓励我，希望我成为布达佩斯名流。匈牙利有两类人名声很好，好士兵和好记者。德国人认为，我们至少能做这两个职业。但我的身份听起来还跟布达佩斯人不同，我来自菲尔维迪克，应该算是乡下人。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馆碰面（他心地善良，语锋犀利，总是不依不饶地挖苦萨克森人，极具杂文家天赋），他一脸严肃地问我：“您又在写诗呢？”他认为，年轻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为一个人稍不留意，马上就会犯青春的罪——写诗。他想让我写文章，时不时地递给我五十马克。我在文章里描绘了莱比锡的租赁房，讲述跟萨克森人在饭馆里度过的一个夜晚，记录跟一位萨克森哲学家在大学的交谈。他给我布置家庭作业，让我为《龙》写一篇讽刺文章，命题为：“在莱比锡博物馆，在马克斯·科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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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莱比锡的批评家们认为，科林格“将古希腊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里，但是在我看来，像某个人用萨克森口音说希腊语……）我满怀热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进行写作。在《龙》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给报纸出钱的家伙、漫画家和在周刊上做广告的广告客户。几乎每期都会登一些我写的短文；条件只有一个，我保证不投给莱比锡报社……在莱比锡官方的精英圈里，这份小报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壶里放苏打粉。虽然，萨克森人晚上在饭馆里脸红脖子粗地高声谴责，但他们还是要看。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他有本事让人随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么样都没有罪。

我报名上大学，在文学系读了半个学年。这所专业学校隶属于报学研究院。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顾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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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威廉时代，在德国大学里留下了不少秘密顾问官），这位人称“枢密院顾问官布吕谢尔”的人早在青年时代，早在创始人莱奥波德·索恩曼时期就曾在《法兰克福报》供职。那些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写新闻的学生们，师从一位名叫约翰·克莱因鲍尔的哲学家。学院里有教学楼、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价值连城的藏书和成千上万份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报纸。我始终难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学计划”。秘密顾问官每天晚上都做报告，回顾德国日报的起源，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十字报》如何初出茅庐就战胜了自己的众多敌手……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带着文化史的性质；但是跟日常性的新闻写作没有关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我听说，美国的类似研究机构通常会为事业心很强、有新闻写作天赋和从业意愿的学生们提供很多的实践机会；但莱比锡的研究院对此却严格禁止……有一天，顾问官得知我给雷曼的报纸写文章，他感到吃惊，并禁止我在没有得到毕业证书之前为那份报纸工作……我耐着性子去教学楼听了一段时间的课，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对那里的课程厌倦透顶。学期结束前，哲学家克莱因鲍尔把我叫到一旁，劝我离开研究院。我们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应顾问官要求编辑了一篇关于《皮斯堡日报》编年史的论文；他本人，顾问官本人都认为这篇论文写得很蠢，事实也如此。我根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在《十字报》的旧报纸中花费时间？我学了半个学年，遭到劝退，因为我这个学生是个无可救药的榆木脑袋，最终我转到文学系的另一个专业，在那里听了半学年的“辩证历史观”，格茨
[172]

和弗莱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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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自己怎么美化，我在莱比锡大学里都没学好，我在父亲面前感到失败的耻辱。父亲始终坚持说，既然我已下决心干这一行，怎么也要“拿个什么文凭”。从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读法学，以后成为律师，接管我父亲的事务所。父亲并不希望我误入歧途搞什么报道；当然，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过他要求我大学毕业。每个学期，我都要将记分册寄到考绍；几年过去，我慢慢变成了一位“老学生”，先后在家乡、莱比锡、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大学里学了十个学期。我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一点不觉得那个头衔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在我看来，那只是个没用的幌子，花两百马克我就可以买到这个学历，选一个平常的课题，比如，做一个半小时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自由演讲。一位大学生总共只需花半年时间，就能把博士学位搞到手，每个人都能从文学系毕业。我一学期一学期地在大学之间流浪，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学文凭”。有时我追随某位教师，有时给某位校长当助手，根据他给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资料中发掘某枚未知的箭矢；这种时候，我能一连几个星期都乖觉地坐在教学楼内，直到讲座窒息于讲演者的“体系”里。我意识到，我需要的东西，大概只能自己寻找，必须通过独立思考才能够发现。

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跨进一个我从未进去过的陌生房间，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像去看一具尸首或哪位亲戚，或谈论一桩谋杀案。在我看来——我通常坚持第一印象——新闻写作跟我生存的时间相伴相存，与我的个人体验有关，不可能避开，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样有趣，一起发生，同时发生，“值得讲述”……我感到一种不安，仿佛只有我，必须由我独自、独立地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部长们的言论，神秘凶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里的房客只身独处时在想些什么……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难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时候我会半夜惊醒，下楼，上街，像一位焦虑不安的报道者，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确实，新闻写作使我染上了强迫症，这个任务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掌握“原始素材”、事实、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神秘资料和不同场景之间的联系。我无时无刻不在做“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紧迫之事。当时我二十岁，我想在令人兴奋的报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只需解开“生活的秘密”。我想，我偷偷梦想能做出一个“绝妙的报道”，不断登在报上，并不是什么特殊题材，只是生活本身。十五年里，我在数以千计的文章里试图写出这个报道。今天我都不写别的，今天我都不想写别的。

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生活对于作家来讲是不可靠的素材，他只能采用自己的方式在剥离状态下从中利用些什么。后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写作连同生命一起，仿佛置身于大爆炸的核心，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事实感到麻木，听而不闻。突然间，在我的视野里看不到任何障碍。这个世界在我眼里，充满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只需把它们写下来，征服读者，我喜欢这样。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论的笃信者。我认为，即使在象牙塔里也可以写作……其实，对作家来说什么都无害，象牙塔也无害，新闻写作也无害。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调、逃离生活的唯美主义者以及充满怀疑与憎恨的“自然主义”作家，像吉卜赛部落首领那样“听从心灵的统治”“记录生活”，他们是那样一丝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讲述一样……作家活在两种意志之间：创作，置身局外。

我开始在德国旅行，总感觉自己像一个“我们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许在追查一桩盘根错节、诡谲多变、永远无法侦破的玄秘案件……我穿着天鹅绒领、质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只带《圣经》、仙人掌、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新闻记者不可能带比这更轻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务”也是那么随意，性质也很普通……我对一切都感兴趣，同时一切都像梦幻一般交织在一起。在青年时代浓密、窒闷的迷雾里，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风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我心血来潮地在图林根的一座火车站跳下列车，在火车站站长家借宿并写了一首诗，讲述我在图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切都是那么奇妙无常，不可思议。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几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一片普鲁士的土豆地也能让我欣喜若狂，我就像只小狗，对一切着迷；我总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个死里逃生者，不知道应该先为什么高兴，一切都同样地迫在眉睫，感觉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关……战争曾是死亡的危险，我从危险中逃了出来；我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接到入伍通知，当时战局已经明了，我们输掉了那场战争。我的同班同学们被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送到伊松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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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场；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班共有十六人阵亡！但我对战争都知道些什么？我满心惊恐地逃离了命悬一线的死亡危险；面对眼前的所有一切，无论是物是景还是人，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位“目击者”；当时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向后代人讲述我目睹的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表述这个。一种“文化”，或通常被称作“文化”的东西，桥梁，弧光灯，绘画，货币系统，诗歌，都在我眼前分崩离析；没有“消失”，当然没有消失，只是重新组构，不过是以那么可怕的速度，仿佛我们已经习惯并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气压发生了改变。就像飞行员升到极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惊恐万状地意识到那非同寻常的出血的征兆。我知道，我害怕了。周围的事物处于某种难以表述的重要、可贵的终结之中。我是那么害怕，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地震前那样惊恐。那时候，我还没读过斯宾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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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还没有搜集各种“理论”。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状态中”、在尚未发生恐怖难测的变化之前的某些事物。我上路了。

7

我到鲁尔地区旅行，在夜色阴沉的风景里，工厂的玻璃棚顶闪烁着非自然的绿光，车站上有两名手持带刺刀步枪的塞内加尔黑人站岗。我烦躁不安。难道世界就这么简单？“成功”，“胜利”，只不过是个武力和权力的问题？在埃森火车站，眼看就要散架的破旧列车淋在雨中，法国人不会管理火车站复杂的扳道系统，运煤车冻在寒冬里，手持带刺刀步枪的塞内加尔黑人士兵实在忍受不了那些磨蹭怠工的德国铁路工人。埃森火车站的扳道系统，只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才可能明白；不过这倒也安慰了我，一个扳道系统也能比“强权”更强大。在多特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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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漂泊异乡的埃尔诺舅舅那里睡了两晚，我住在阁楼，夜里跟他们去咖啡馆演奏。整个白天，我们都是睡过去的，醒后喝烈性的威士忌，吃威斯特法伦香肠；埃尔诺以计算积分为乐，晚上在小酒馆里为我演奏巴赫。醉醺醺的客人们出神地聆听，德国客人总能从夜晚的噪音里捕捉到巴赫的乐音，跟穿着猎裤的德国女跑堂一起被音乐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种虔诚是何等的执拗和病态，正是这种义务般的专业素养，使德国人不分阶层、不论等级地关注“艺术”和印刷的字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他们都会列队致敬……拘泥于道德规范、下等阶层式恐惧、民众导师般自命不凡和对精神的忠顺虔诚，都跟对“军事演练”、克制、“纪律”的官能之爱一样以相同的温度在所有德国人的体内灼烧（许多年后，我从英国人那里懂得，这种自愿遵守的纪律和某种相对的自由一样色情！），这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对年轻心灵的影响程度，至少会跟引发他们怀疑的程度相当吧？埃尔诺在小酒馆里为醉醺醺的、来自威斯特法伦的螺母推销商们演奏钢琴，那些人泪眼朦胧、满心虔诚地出神聆听，尽管带着某种让人听起来刺耳的虚假感觉，就像一个坏女孩在午夜后的夜总会里大聊特聊自己的母亲；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我在这些夜晚懂得了什么，懂得了德国人一些最秘密的隐私，至少就跟他们对于体制、纪律和等级的狂热接受一样，这也使他们“很德国人”……我认为，我开始理解德国人了。是的，就在那个多愁善感、教训深刻的夜晚后的黎明，两名多特蒙德警探到埃尔诺的住处逮捕了我，并且把我押到了监狱。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牢。他们一直盘问到中午才把我放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我很可疑，因为我年轻，又是一个外国人，留着长发，穿着天鹅绒领的外套；当时正值慕尼黑的赤色恐怖和柏林的斯巴达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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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从每个外国人身上嗅闻共产分子的气味。

他们中午放我出来，一位先生用很绅士的口吻向我道歉；那段时期非常混乱，什么都不可信，但通过我的各种证件，他们还是相信了我是一个市民阶层的大学生，一位出身良好的“绅士”……几小时后，我又在多特蒙德警察局上了一堂新的“德育课”。审讯者一开始气势汹汹，但遇到几个较为强硬的回答之后，以尴尬、内疚的情绪结束……我对警方审讯的国际技巧知之甚少，我本来以为，只有在“苏格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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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被审讯者上茶并让他坐在咖啡椅里；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谁用我这种声调回答警察的提问，肯定都会遭到殴打。起初，审讯者以进攻性的语调发问，但刚遇到第一次回绝就羞窘地苦笑，喉咙发紧，嗓音变软。之后只是逢场作戏，走一个过场。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德国人的言行背后，也有困窘和自我意识。

“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本书里，每一行我都应该用这句话开头。我每天都是这样度过，“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意识到了世界、星辰、跑堂、女人、痛苦和文学。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个年轻人陷入了某种强迫意念，觉得自己肩负着某项不可能由别人替他完成的个人使命。这是一种紧张状态，总是心怀忧虑，万一这个世界不是你所感觉到的那个样子该怎么办？并且陷入一种欣狂状态，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美好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你肩上。我去了埃森，去了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我在那里显然无所事事，一点儿都不像“游客”，有时连房东和警察都感到纳闷。关于那些城市，关于那些令人兴奋的旅行，关于那些漫无目标的抵达，我最多只记住了几副面孔。在达姆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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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理发师给我理发，并跟我争论起政治问题，他把我带回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在他们家逗留了三日，直到我发现这家人——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都是精神病。但我自己就“正常”吗？每天晚上，我都像一个意外地得到一间游戏室做礼物的小孩子。在这间游戏室内，到处都堆着精心挑选、好玩的玩具，那是一个世界。在游戏期间（旅行，上大学，社交，这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某些游戏的元素），我有时感到一种特殊，甚至痛苦的责任感。我活得非常焦虑，就像一个人有意辜负某项生死攸关的重要使命。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是此时此刻不知道从何着手。一个人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明白自己其实无事可做；一般在这种时候，他才终于开始做点什么。

我在慕尼黑歇脚，想喘一口气；正好赶上了暴动之后，街巷里到处设满了路障。在那几个月里，在我流浪德国期间，不管在哪个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类似情况：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从某个街角开枪射击，警察迅猛反扑，巷战越演越烈，我有时不得不在哪个门洞里躲避一会儿，看子弹横飞。高烧虽退，但仍不时地畏寒。人们从大屠杀中返回家，藏起枪支，因为他们是绝对的硬汉，时不时要以“政治”的名义动用武器。在慕尼黑，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路口遭遇险情。当时，赤色分子已被驱散，被殴打，被投进监狱——但是“赤色力量”始终不是一个可以统计、公开登记的政党，赤色分子从那个时期一开始就在社会中存在，就跟其他政党一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瞬间才浮出水面。当他们受到镇压、组织被迫解散、领导人被处死时（殉难者中包括一位心灵格外纯净、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兰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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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分子”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社会里转移到地下，如同细菌在危险的培养基里受到抑制，但随时随地试图东山再起。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我躲进门洞，等待枪声平息。几辆卡车开过来，拉走了伤员，我终于可以走到街上，跨进街对面的咖啡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震惊。我年轻时代的散步，有时被机关枪扫射打断，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人们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满了；我满心迷恋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种迷恋阻碍了对细节的欣赏或怀疑。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座城市忧郁，颓靡，到处充斥着啤酒的欢愉，职业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艺术活动。我住在“英国公园”内的一个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风雅的英国人和匈牙利人中间，他们去施瓦宾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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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画廊活动和在两次革命之间刚刚兴起的慕尼黑化装舞会。在施瓦宾格，在一个类似场合，我结识了一位说话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黎明时分，顶着朦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国公园内的住所，上床睡觉前，她像家庭主妇一样开始忙活，我吃惊得险些下颌脱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干净挂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将家具打扫得一尘不染，随后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齐地叠好，摆好，最后将头发编成发辫，并用纸片将前额的发绺精心卷好。之后，她才用再自然不过的动作，用一位家庭主妇终于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种亲热躺到床上。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居然能在偷情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仍然保持家庭主妇美德的女人。我惊叹不已。跟我通过文学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毕竟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要想在如此纷杂无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种观点，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8

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我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我想通过诗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这桩神秘、怪异案例中“天才”的秘密——我试图通过他的故居理解什么，理解某些不仅作品从未说透，就连生平和“个性”都不能完全解答的东西——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么都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天才和他对世界的影响。我寻踪觅迹，在一只水杯上寻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个阶段中的指纹变化，我凝视一幅描绘他在游历意大利途中小憩、风格朴实的学院派风景画，我能一周七天都在这些房间里踱步。在魏玛，这位大人物的肉体存在至今都未冷却，某种浓缩的化身留了下来，而他的存在的物质影响，只以无限缓慢的速度随时间消散。我不想对歌德做一番学术评价。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关于“诗人壮年时代”或晚年的研究论文……我在公爵公园里漫步，在那里，这位“小太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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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歌德前去的公爵，凭借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努力蹩脚地复制了凡尔赛宫的设想；夜晚，我坐进剧院欣赏《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亚》——在魏玛剧院里，我感觉宾至如归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里不无忌妒地目睹了广受赞美的扣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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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上午我去图书馆，歌德在那里至高无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极限的生活真理和人类可能达到的情感尺度。我跟图书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负责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与诗人在当地居住有关的警察局资料；我们一起核实洗衣费发票和买调料收据，满心惊喜地揣摩推测，我们无须解释就彼此理解。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无意地走进歌德的世界并在那里驻足的人一样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我们好几个人在一家名为“大象”的小客栈里投宿，大伙儿在魏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做，我们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里逗留的朴实体验传播歌德文学；我们只是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魏玛是一座比例适当、精致优雅的城市，几乎凝固在歌德的传统中，不会苏醒，不敢谈论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围绕着对天才的纪念。在客栈下榻的有苏格兰的“蓝丝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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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脾气暴躁、神经兮兮的老妇人，有一位颇像塞特姆布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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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过他比托马斯·曼的《魔山》问世早十几年，晚上，他在旅馆会客厅里逐字逐句地给我讲“共和国与好国王”，还有心性孤独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到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沉浸在冰冷闪烁的夜色里，沐浴着与众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玛的氛围里。这里还有许多附庸风雅者和游客。但在这个精神错乱的世界里，转眼就能划拉进来几个死人，合同已经拟好，这为以后能在大屠杀中缓解内心的罪恶感提供了方式。魏玛，戏院，图书馆，那家“大象”客栈，以及另一家后来我在那里住过、由一位匈牙利学者的妻子主管的廉价旅店，我跟她有过几天身心的瓜葛：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类俗世修道院，只有精神气质相同的人才会心诚意切地聚到那里，进行俗世的灵魂修炼。从远处旁观，你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派有点夸张，但那些已习惯了的人，就会觉得找到了归宿。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人，具有物质的命运，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开的精神的命运。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我不能说自己生活在某种狂热、傲慢的歌德崇拜中。但是我相信，当我在上中学时背诵海尔曼和多萝西娅的六步格诗时，我就已经在一位天才的气场里，以某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似曾相识的命运；我既没有吓得浑身发抖，也没有觉得自己堕落。当我旅行到魏玛时，我大概还在读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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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站在壮年的门槛，已经在读《诗与真》了；歌德就这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在道路的尽头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问——假如我有时间聆听和理解，我想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不能……我心情舒畅、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玛。歌德不是一位导师；人们可以怀着某种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悦的亲密与他为邻。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那里都是家，就连阳光、植物、日常熟悉的习惯和礼仪，都跟在家里一模一样。

在德国，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较长时间：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我并没有刻意地计划，可也不能说完全偶然，我在流浪岁月里选择歇脚的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里。读歌德的书，我从来不能这样随便：好吧，现在我坐下来翻翻《西东诗集》。如果这样读他，很可能就会令我厌烦。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长，一起前行，让人将自己与他连为一体。我随身总揣一本歌德的书，无论在家，还是在路上，至今如此。后来，我只找到了一位能让我以如此固执的散漫阅读的作家，我手头总会有他的书，每天我都会读他的几行信或几句评论：他就是奥朗尼·雅诺什。我从奥朗尼那里学了匈牙利语，而且至今都在学。我从歌德那里什么都没学到。他天才的著作改变了他身后几代人的思想氛围；也许，我只在想摆脱他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一次魏玛。图书馆的人已经认识了我，看别墅的门房像熟人一样欢迎我，我看过园中的冬景和春色。我不敢写作；确切地说，我一到魏玛就不再写东西。歌德身上那种跟其作品相比或许稍显逊色但具有同样巨大感染力的永恒个性所形成的神话，是我在魏玛感知到的，这个神话与时间和作品无关，不会释解，不会消失，能够影响许多代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这三行诗句，读它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后来，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它在我心里开启了什么，它活在我的体内，用不着加重语气，柔声细语，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曾经相信，现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运时而奇妙，时而卑微

我继续恪守信徒的教规。

9

在法兰克福，我在棕榈园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驼背的裁缝，他在我搬去后的第二周结的婚。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性人物。新婚之夜，她跟裁缝在隔壁小屋里做爱，午夜激战；驼背裁缝是个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两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奋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你太棒了！”我饶有兴味地偷听这不同凡响的洞房狂想曲，丝毫没有厌恶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对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觉得不过是人生常态。这种态度不可能学来，而是精神气质的自然结果。有人敢吃老虎肉，法兰克福裁缝鞭挞妻子，女人亢奋地呻吟：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时想。新婚夫妇累了，我也睡着了。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我都站在窗前探出头张望，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年长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缠头，罩着披肩，打着蕾丝边绸伞，坐在由两匹黑骏马拉的轿车上。她住在街道尽头、坐落在巨大园林正中的罗斯柴尔德城堡里。园林四周，昼夜都有持枪的警卫把守。古杜拉夫人透过轿厢的小窗温和地跟法兰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们摘下帽子向她致意，好像是对古代封建社会的公爵夫人致意。她年龄很大，干瘪的脸上布满皱纹。在驾驶位上，坐着头戴大礼帽、脚蹬漆皮靴、身穿白裤子的马夫和男仆，马车就这样在“革命的”德国共和国里招摇过市，简直像在示威游行或公开叫板。国王和王储们都逃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留了下来。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兰克福城堡里，她的儿子们、亲戚们和住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后代们每年只有一次借某个家族庆典之机，从世界各地赶过来探望她；每逢这种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当地居民争相目睹这个王朝的嘉年华。

这个家族在法兰克福发迹，钱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宫殿前金属围栏矛尖上的镀金。钱在这座城市里落户，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已站稳了脚跟，辐射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要用黄金打造。这个王朝还有一位成员住在法兰克福，他就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他的办公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乞讨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汉。这些游民带着写有准确姓名和地址的名单来到德国，就像勤奋的代理人，抱着做生意的态度逐个造访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组织负责人、各政治党派和国家或城市的慈善机构。有一个流浪汉，一个身高马大的塞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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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还找到了我，声称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绍来的，他在我那里借宿，跟我要干净衬衫，并向我借钱，并出于感激给我看了一份这样的“施主名单”。那是一本相当厚的小册子，用化学墨水写的，不知抄写过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还简明扼要地注明了每个人的“软肋”；比方说，对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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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称自己是流浪的犹太人，对牧师要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在党部要称自己是逃亡的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要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对民族组织要称自己在为爱国行动募捐，在特别愿意呵护音乐家的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男爵的办公室里，则要称自己是游走世界的音乐家。男爵给每位造访者一张火车票和五十马克；当然，火车票随后会被卖掉。我的造访者是一个细心、谨慎、性情平和的人。他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带着那份“施主名单”，身披一件破旧雨披，口袋里揣着各种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东西来到我家，我记得有流行小说、放大镜镜片和一条很粗的船用缆绳。另外，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一家柏林分行开有账户，在流浪途中每天还能挣两三百马克，讲一口带塞凯伊口音的匈牙利语；他是一个生活节俭、行事周密的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奋的小公务员。后来，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时候他已是一家大电影厂的一名经理。在那些年里，我遇到不少类似的人物。他们被暴风雨席卷，没有“原则”，没有目标；的确，连良心的不安都没有。他们只顾生活，现实而具体，把谋生当成一个职业，不大在乎世界观和社会良心。后来，地址在他们手中互相传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并非是在某个领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动物；他们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逃避工作。不管怎样，他们注重“生活”，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偷过东西，如果借钱，大多数人都会寄还。总之，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们有一点亲属关系。

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年轻人，谁也不是，也没想成为什么人。当时，文学对我而言还只是团迷雾，只是一个朦胧、痛楚、恼人的含混概念。刚一开始，我就像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的主人公，整日游荡在法兰克福。中午起床，之后在市中心广场上气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馆里坐到深夜，抽廉价、甜味的英国雪茄，可以一连几周只读一本书。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己发现了一位名叫列内·希克莱的阿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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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对他十分敬重。我记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欧洲爱国主义精神”，并为之所吸引。我对每一位新认识的人，都从这个视角进行审视，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欧洲人？在某个波兰沙龙或丹麦大学里，到底有没有这类首先作为欧洲人、之后才作为丹麦人或波兰人高谈阔论的人？那时候，库登霍夫·卡莱基和胡伯曼·波罗尼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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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提出他们的泛欧洲主义观点，但空气中传播着类似的口号。有时我真以为，生活或文学将一个个这样的“欧洲人”推到我跟前。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流浪汉或冒险家，他们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来的。

我听漂泊者和流浪汉们说，在法兰克福所有人都给他们施舍，只有古杜拉夫人不给；她觉得，她的孩子们已经给得够多的了。这座城市，简直像一个洛可可沙龙。有一天早上我睁眼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它接受了。在这里有18世纪人理解的那种“社交生活”；在宫殿和沙龙里，极具修养的富豪们以名副其实的欧洲人方式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人的心灵需求要比肉体生活的林林总总都更强烈，更通达。人们在宫殿里过着隐居生活，四周摆满了哥特和印度风格的收藏品。他们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银行家、学者和神秘人物通信——有一天我应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礼服的男仆引到客厅，我才意识到，正是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统治着这个工业发达与精神丰富的国家区域。这个意外发现，要感谢我在大学结识的新朋友汉斯·埃里希。汉斯·埃里希对德国了如指掌，特别是这个封闭、矫情、法国味的法兰克福。汉斯·埃里希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富有的西里西亚工厂主的儿子，他的博士学位课题是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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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时还加入了另外一个活跃在欧洲各地、由某种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来的国际组织。我对他心怀感激，另外，从我见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怀疑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但我这个猜测从来没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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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埃里希住在离我很近、环境优雅的帝国饭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国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女议员。这位年轻女士留给我的印象，只有那双嘲讽、聪颖的大眼睛；出于过分的虚荣，她总是在装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议员的身份，总是追赶大城市知识女性的时髦。我跟他俩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去法兰克福的贵族沙龙，能够参加这种小圈子聚会的都是些已在某个领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赖的佼佼者。汉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帝国议会的女议员总会抱着某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对邀请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进德国工人圈子要比进摆满哥特风格雕塑的市民沙龙更困难。

在法兰克福，在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里，不出几个月我的名字就广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转折一样，这次也是在未经筹算、揣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想来我下定决心、在纸上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中一样都没有成功；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活在与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这样去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有一天我去报社造访，给专栏编辑吉克先生递了一张我的名片。编辑立即接待了我，我给了他一篇文章，然后惶惶不安地告辞离开。要知道，《法兰克福日报》对德语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极，简直像提防七首毒龙。当然，在德国这份能够称得上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报版面上，一个副句里的连词符号，永远不会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当时专栏有三位编辑：吉克先生是那种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规中矩的公务员类型的记者，贝恩哈德·迪博尔德是一位评论家，还有一位则是可爱、热心但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酒鬼威洛·乌尔。我的文章第二天就发表了。我并没感到意外，也不

知为什么，我怀着一种恬不知耻、孩子式的自信，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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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他们的名字在中欧家喻户晓。报纸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一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编辑的，临街的墙壁刷得就像一座猎人城堡，夹在两座蒸汽磨坊中间。但是这份在这幢房子里编辑并印刷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它的一条社会经济新闻，能够触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它的一行评论文字，每周让谁的名字出现两三次，足以让一个文坛新手在德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我带着一股盲目的自信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报社同仁的期待。我凭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性理解与冷静，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付诸笔端，就像米克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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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中描写的那位乡村铁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文字该负的责任，这时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写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法兰克福日报》出于让我无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为这家久负盛名、切实代表欧洲精神的报社工作了许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派给我任何无聊的任务；后来，我从国外，从巴黎、伦敦、耶路撒冷、开罗写文章寄给他们，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写下所有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见闻与随想，写下某个特殊人物的声调，写下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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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的手势，写下杰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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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人的脚步，写下马赛一个跑堂的烦恼，写下里昂旅馆里的杂乱无序，写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一个皮革商写的小书；总之，我构思巧妙地写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那段时间我用德语写作，好像我真会德语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样地印在这份影响

巨大、语言考究、门槛很高的报纸上。报社老板兼主编亨利·西蒙满怀善意地关注我的每个细微尝试，自始至终都对我的文章大开绿灯。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我想，我根本就没把自己跟这份“外国报纸”之间的关系当成多大的一回事。至少对我来说，文章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还是登在考绍报纸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考绍和法兰克福评论家对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来，都是在大报的星期日专栏版发表文章。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这样一蹴而就。如果我特别“想”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文章，可能他们理都不会理我。一位新手要想跨进一家佩斯周报编辑部的门槛，肯定要比被这家世界级大报接受更难。对于写作，对于词语的分量，对于文字的后果，我根本毫无概念。我写文章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呼吸，抱着某种粗野的欢乐张大肺叶。我不知道一位年长、博学的作家为了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几行自己的文字要走东闯西地花费多少精力；我不过把为大报工作视为一种消遣，他们为此支付昂贵的费用。我后来意识到，根本没必要向他们讨钱，如果完全听凭他们确定稿酬的额度，我会得到更多。在我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打电话到巴黎，派我去伦敦出席某个政治会议，或到日内瓦做一些“丰富多彩”的政治报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时的某个“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小城市，或派我去东欧几个月，他们支付全部费用……我知道了，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没有必要给他们寄费用清单，从来不需要我伸手要，报社就会主动给我汇足够的经费。

这家报社非常出色，就像一个小国的外交机构那样敏感。他们的外交官们坐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编辑部能够通过电报、国外评论影响伦敦的时尚潮流……对报社而言，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则是对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评论，确定各种时代现象的精神或文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说，德国的重工业是报纸的经济后盾；但在20年代初，这个传闻并不属实。德国工业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体是后来的事，更后来才是第三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对媒体都很谨慎；或许，在第三帝国时期，《法兰克福日报》是唯一一家纳粹很长时间都未能“操控住”的报纸。为了保持报纸的信誉、精神的高尚与独立，这份报纸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兰克福总部进行编辑；亨利·西蒙统管一切，事无巨细，即使一日出三份报纸，任何一个栏目都不会刊登一则无意义的消息，每则消息都要经主编兼社长亲自过目。他们只要接受了谁，就会将谁视为家庭成员。只要是他们相信的人，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的确，在这份报纸里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须能够经得住考验；从他们手里绝不会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

我跟这家大报社保持了许多年的工作关系。有一天，我们的联系就像刚开始建立时那样以特别的方式突然中断……那时，我已经移居巴黎多年，我为他们写过许多东西，在很多方面合作过。从某一天起，他们开始退我的稿子。发表一篇，退回三篇。我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他们在退稿信中写道：“总之，我们希望您写的不是这样的文章……”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当我为他们写专栏时，我十分好学，耍小聪明；我给他们写他们希望我写的东西。当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后，我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变得陌生。我用德语写作，但是用外国人的心灵写作。偶尔，他们出于礼貌还会发表几篇，但就像一个人对待已被自己抛弃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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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翻译K带着两条狗和他的女友从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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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法兰克福，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肥胖，总用充满苦难、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K的女友是一位奥地利女伯爵，她将美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德语，后来，她本人也成为左翼德国文学“运动”中一位相当多产的女作家。我在火车站等他们。他们进驻法兰克福相当惹眼。那两条狗惹出不少麻烦，他们刚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馆很快就下了驱逐令，我只好让他们住到我后来的住处；当时，我早就从虐待狂的裁缝家搬走，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离报社不远、与名为“吕腾与勒宁”的出版社紧邻的一幢房子里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我一个人住在别墅的一层，非常喜欢屋里赏心悦目的陈设。当K由于世界观和养狗问题跟法兰克福家庭旅馆房东吵翻后，他们搬到我那里住，我则搬到别墅二层的一间阁楼里。就这样，我跟在国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两头发生争执。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气，也最爱生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过得十分开心。K和他的朋友们工作很忙，在那段时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K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写到牢骚满腹的信件里，并且用挂号、加急、航空的方式邮寄。在我的熟人当中，他是写加急挂号信最多的人。后来，我在国外也收到过他寄的这类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号的方式寄出来的，信里的全部内容只是告诉我，他的工作按计划进行，或者收回他对我的好感，或者他认为误解已经消除，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旧。对他来说，不管什么都十万火急。他性情火暴，经常跟德国人发生冲突，动不动就写信投诉。战争期间，他跟女伯爵在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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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当时两个人都在患病，他俩在达沃斯疗养院缔结的情谊，要比任何病人之间可能缔结的正式而永恒的友谊都更加纯洁、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他们两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欢文学，喜欢狗。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样奴颜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说话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宠爱狗和翻译书上了。他们翻译了许多作品，他们是那个行业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两位艺术家来完成：翻译家总是流产的作家，就像摄影家总是迷途的画家。K和女伯爵用真正艺术家的谦逊将自己的天赋倾注到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上。有的时候，他们会为如何将一个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准确译成德语而争论好几个小时。K从匈牙利语翻译，他是第一个将匈牙利新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人。官方不仅从来没有支持过他，反而不承认他。

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别墅里，K从早到晚都为他的两条狗捉虱子、逮跳蚤，经常写发泄牢骚的加急挂号信——毫不夸张地说，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为那些令人气愤的信贴邮票上——他总是躁动不安，兴奋不已；只要有K在，空气里总弥漫着火药味。我住在别墅的阁楼里，从早到晚都可以写诗。K做午饭，在手稿和打字机之间，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炖牛肉，因为他不会做别的。

K和女伯爵，这两个人由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生死相系。如此牢固的人与人关系，我后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过。我都不清楚，“他们活得好不好？”——通常被称为罗曼蒂克的东西，大概不是以这种依存关系为特征。他们是在患病的时候相识的。后来，K的病好了，但妇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与“健壮”、“沉静”等通常用来形容奥地利贵妇的概念毫无关联。她个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头的脸上，只有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动，那是一双因死亡恐惧而显得高贵、因人类团结而散射温暖光芒的眼睛。她自己缝制的衣裳和踱步时不安的神情，都让德国人惊叹不已。我们在城里所到之处，都会招致敌意的目光，因为在女人身上，总有什么让人感到与众不同，某种既令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鹤立鸡群，一道在痛苦、彻悟和激情中经受过洗礼的精神光芒。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鸦雀无声。女伯爵走在前头，目不斜视，低着脑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过人群；随后是K，腋窝下夹着两条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满猜疑、暴躁和忧伤，已经准备好立即给让他生疑的人写加急挂号信；我只是这行人里的一个小无赖，扬扬自得地走在队列最后。

女伯爵的父亲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大使，母亲是一位奥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时代是在父亲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过的，从小就生活在大世界里。她嫁给了鲍尔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个地方，后来由于患病，从那里去了达沃斯，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丈夫的领地。她能讲能写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翻译厄普敦·辛克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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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查尔斯·佩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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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辛克莱尔用很小号的打字字体给她写过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谁，只要接触到这颗心灵，就会跟她成为一世的朋友。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满激情的左翼观点；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能将个性的傲慢与自己的言行，将无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与“女革命家”激昂的献身行为如此绝妙地结合到一起的女人。不管她坐到哪儿，那里就立即形成沙龙，所有人都会围绕着她——有的时候，一些狂热、暧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坐在这个“沙龙”里，因为在K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革命者”——他俩也不得不扮演沙龙主人的角色。每天下午，我们都这样待在女伯爵的客厅内，手里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兰克福的理论家和贵族们，都温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无论是谁，只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从她身边逃走。我们举办“社交活动”，应邀前来的客人们感觉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担任大使的父亲在开罗或巴黎的奥匈帝国大使馆的宫殿内喝午茶。女伯爵主持“社交活动”——K则坐在某一个角落，宠护他的爱犬，用怀疑的眼光左顾右盼——应邀而来的客人们乖觉地追随那躁动不安的高贵心灵，浮游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空。

不，这个女人不是“蓝丝袜”。在她羸弱、病重的躯体里，蕴含着能够蛊惑民众的力量。她的肺脏几近萎缩，即使这样，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伏身坐在打字机前，嘴里总叼着一支英国或美国产的很粗、冒烟的鸦片雪茄。她很少上街，害怕人们的眼神。有一次她跟我说，“她非常可怜那些人”。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阶层与过去，带着某种忌妒的怀旧之情憎恨它们。那些不时聚到她身边的人，时过不久会彻底消失，许多时候连姓名都不会留下；革命者们隐藏身份光顾女伯爵的沙龙，他们仿佛有一个誓约，都从来不讲更激烈的细节……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须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他的手白皙、光润、柔软，目光迷离而狡黠，他坐在我们中间，断续、干巴地回答我们的提问，极力隐瞒自己的名字。有人传言，他是法兰克福一家汽车厂的工人。虽然他去哪儿都穿一件工作服，但从夹克细密的布纹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缝之手；从雪白、光润的指甲看，那双手从来就没沾过机油碰过铁粉……他的头颅形状、嘴和额头，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无疑问，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很快就开始在沙龙里流传。在女伯爵充满魔力的气场里，有过许多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无名客。

K把他的酒、英国烟和书称作“孩子”，并且与我分享。我十分温存地生活在他身边，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质，外加女人；我就这样无私、谦恭、悲伤地忍受着，就像忍受那位与众不同的女伯爵。痛苦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是命中注定，她带着蔑视和反抗予以接受。她是贵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贵族。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来看望我们，做完客后，我们在雨中散了几小时的步。茨威格向我讲述了这位卓尔不群的妇人的人生故事，感觉就像他写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细腻，充满感人的激情，讲述的方式我们只在谈论那种人时才会使用。当阶层、原则和价值准则在我们四周坍塌，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与坚韧保持身心的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郊区旅行，去工人聚居区，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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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朗读作品。“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也怀着由衷的爱戴簇拥着她，尽管她并非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他们，但他们应该将她视为自己人。

初秋时节，K又被什么惹恼了，从楼下给我写了一封加急挂号信寄到阁楼。毫无疑问，女伯爵站在K的一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总是跟K团结一致，或许他们两人关系的特征和意义就是团结，就像一颗卓尔不群的心灵接纳了另一颗受伤、愤懑的心灵。当我离开他们搬到火车站对面一家旅馆后，我过了一段流浪艺术家的日子。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不少类似爱情的经历，我成了当地冒险故事中伤感的主人公，成天纠缠在分手与丑闻当中；我的行为举止已经染上了神经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上。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这种病里蕴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不能在法兰克福继续住下去了，在这里，我已从这座城市和人们那里得到了他们在深夜和雾中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我没有跟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没有跟各个阶级、利益阶层和任何人团结一心。我在旅馆的客房里跟仙人掌、黑人雕像为伍，每天夜里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处，担心在凌晨会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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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醒来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体内引发了某种变化。我既没有足够的能力真正写下或表达什么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表达。我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的那些涂鸦之作，那些诗歌、戏剧习作，都不过是初试牛刀之人结结巴巴的表达尝试，有时候显得相当聪明，这样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着音乐家的自信在钢琴上乱敲，感觉占有了这件乐器。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的内心勾勒出什么，某种写作的初始状态，或许，只不过是一些偶然、模糊、胆怯的举止。我生活在人群中间，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雾里，我上大学的感觉就像一个陌生人，脸拉得很长，一副军人做派，跟帅气可爱的同龄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乐，也没什么话好谈。我只对新闻写作感兴趣，我对唾手可得的成功虽然感觉良好，但并不太看重这种表达的机会。我觉得，新闻学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作家的行为、态度和观点立场，都是在人与事件背后影绰浮现的另一种“幻想”。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约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欢对作家而言的那种真正现实。文字创作的终极意义不过是行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话讲：道德行为。我意识到有某种使命在等着我，这种使命，我必须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由于我觉得自己还很软弱，还不成熟，这种任务让我感到焦虑，有时感到恐惧。

客居法兰克福的那一年，我结识了很多很多人。报社有时派我去达姆施塔特，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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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后仍旧住在位于该市中心的宫殿里，依然保持着宫廷内的精神生活；哲学家盖沙令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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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神领袖。那座年轻人云集的大公府邸，被人称作“智慧学校”，在那里，渴望知识的美少年们坐在丝绒面的扶手椅里，光着脚板在花园里散步，聆听盖沙令伯爵谈生活，谈死亡，或者参加某位应邀而来、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客主持的讲座。在这里，我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我来说，他的样子有些可疑，我对所有穿长袍的人都觉得可疑，感觉是反欧洲，反理性。跟大公府邸的日常生活相仿，“智慧学校”里也基本都是单一性别。恩斯特·路德维希身材矮胖，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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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拄着拐杖，经常一瘸一拐地在学员们的众星捧月下出现在公园里，一声不语地观察着这支“精英队伍”，仿佛欣赏一件特别的造物，之后在神秘的沉默中返回城堡，回到罕见的书籍、陶瓷和他赏识的哲学家们中间。这些达姆施塔特的造访者们——我必须撰写关于这些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客或讲演者的“报道”——给我留下了令人压抑、很不舒服的记忆。但是法兰克福本身也窒闷，拥挤——有太多的金钱和太多的人，那些人充满了因金钱诱发的恐惧、奇思妙想、怪癖和需求。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有趣”得几乎不真实；我的每一天都过得矫揉造作，仿佛闪烁着石英的光，生活在紫外线的光芒里。在格罗撒·希尔施格拉本大街的歌德故居里，一百年前，人们在这里过着骄奢、舒适的生活，就像现在住在“黑尔·拉特”楼宇里的贵族家庭；毫无疑问，这里的城市氛围在整个德国最为奇特，我迟早必须得逃离这里，这里到处充满了刺激、甜蜜和过分的餍足。的确，我本可以在法兰克福干一番事业的。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带着我的法兰克福情人，一位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女士，搭乘午夜列车逃亡柏林。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只跟女伯爵、K和他的狗道了别。那位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女士比我年长十岁，整夜抱着痉挛的肚子躺在车厢里。我情绪低落地坐在她身边，望着车窗外黎明破晓的德国，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离开的是自己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站，后来我再没有回到过那里。就在客居法兰克福的那一年里，我的世界观或秉性气质逐步形成，从而决定了我整个一生跟写作和世界的关系。那时候我知道的只是自己的处境，我在那座异邦的城市里住了一年，并从那里将一个女人带入记忆，这个女人我并不爱，我真想尽快逃离她。那年我二十岁。我在生活刺眼的光芒里精神焕发。我上了“冒险之路”。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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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性不好。某个时期、某个人的相貌以及与他的相识相交，都像细沙一样从我记忆的筛网里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在这个矩阵里，就像凝冻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虫，凝冻了一个个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征性生命。在我的记忆中，被我抛弃的人对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记忆中的死者相仿。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记忆者。总有一个又一个人从混沌中显现，周围堆积着记忆的烟霭，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须清除那些随旧日潮汐卷来、早将重要记忆掩埋的垃圾。关于我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国外的那最初几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个名字，有男有女，他们都扮演过“角色”——那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时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重要角色。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过架；今天，或许我能记起打架的场景，但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那段时期，我结识了许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离法兰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经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在我出国的早期，只有一个人活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女伯爵。后来，汉斯·埃里希就像一个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东西悬而未决，可能是种族差别，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着我来到柏林。

法兰克福历险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记忆之外，她在我记忆的堤坝上栽倒了。我没能爱上她，甚至对她不感兴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负的女人，身材很高，头发金黄。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时间，我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后来就胆怯地退缩了。她是突然与谁邂逅，还是返回了法兰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记不得她的眼睛和声调，只记得她的姿态，骄傲的相貌和修长、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当面孔也浮现在肢体之间，说明青春期结束，男人期开始。

我在布吕切尔大街，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红砖楼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车站设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响的铁路桥上，那栋居民楼让我联想到希特风格的匣子式建筑。楼里没有电灯照明系统。在木楼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多数住户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栋无产者聚居的公寓楼，住满了房客，房客们大都过着由柏林垃圾组成的夜生活。住在楼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当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几条街之外，住到条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区里。但在第一时间，我就出于本能决定住到这里，住到点油灯、讲方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区，午夜，警车刺耳的鸣笛在街巷里回荡。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要在这里寻找的并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寻找人的温暖、亲近和某种真实性。我痛苦于孤独，痛苦于那种造作的伪文化的孤独，那种孤独在我的成长期和后来不同寻常的法兰克福时期，都像某种特殊的氛围包绕着我，就像从原始物质上脱落的迈泰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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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周围漂满了浮冰状的孤独。这要比焦虑的孤独更严重：发自我的内心、我的本质、我的记忆。作家绝望的孤独，已经成为了生活态度。我“亲近过的”那些人，都处于同一个文化培养基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前进或坠落，只相互发出光的讯号。在法兰克福，我们踮着脚尖走路，口齿不清、煞有介事地谈论玛丽·魏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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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蹈或共产主义。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开，我自己也慢慢显得博学。空气里塞满了口号。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会了我相似的口号，但是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对现实一无所知。我觉得，我的脚必须踏回到地上。我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获取经验。现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发生：无论是在书籍里，还是沙龙里，都跟在妓女们身上，在与我一同夜饮啤酒的健硕士兵们身上，跟在斯泰提纳·班霍夫街区我的房东们身上，跟在那些由于我递上一张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请我作为“外国媒体”成员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玛部长们身上没什么两样。我惶恐而决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过的举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认为，她们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最为贴近。但是托马斯·曼和文学，通常来讲要比这个或那个女人对现实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来，“现实”就像一篇不应该跳过又没完没了的“课文”，一开始读，就差不多要忘掉。

在我住布吕切尔大街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稠密，有股原始的味道。当女伯爵把我带到工人们中间，我不仅怀着各种各样的良好愿望，还带着研究的目的。工人们就这样生活。工人们的精神生活就这个样子。工人们喜欢读这位和那位作家的作品。现实中，工人们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仅仅读“革命”文学，他们中有不少人更爱读、最欣赏库尔茨—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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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工人们对于道德、婚姻与爱情，也有着与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思考，他们对革命的渴望也跟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写的不同，他们当中肯定也有不少人根本不觉得世界革命有多么急迫。大部分工人满足地住在房子里，他们有收音机，预订报纸，去剧院看戏看电影，领失业救济金；尽管过得并不宽裕，但那些年在德国没有人会饿死。现实与我们的想象并不相符。现实情况看上去跟我们想看到的样子截然不同：有时更糟，有时更好，总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更多意识到的是，人们深受普遍而可怕的神经症折磨，在这个方面工人们跟女伯爵或贵族们并无区别。“健康人”跟白象一样稀有；人们抱有深深的偏见，在三百年的天主教统治之后，德国人开始习惯于政治思考。在这些人的言行举止里有着某种机械和固执。只有在这里，公务员们戴十厘米高、硬邦邦的立领；在“自由”中有着某些他们并不知晓、难以忍受的东西无从解决，无可慰藉。

在柏林，刚开始的时候我逃避自我。我不去文学咖啡馆，不钻孤独的迷宫，不给熟人打电话。我在布吕切尔大街租赁房里隐居，就像一个逃债者。房间是一位经纪人租给我的，煤油灯照明，墙上挂着宗教题材的东西，地板上撒满绿色的粉末，由于房子里有许多蟑螂，所以撒了某种杀虫剂。在那之前，我从来没住过这样的地方。我搬进去后，整整四天没有出屋，我买来纸笔，昼夜“工作”。四天四夜，我写了一部戏剧，为此我在法兰克福已准备了一年。那部戏写得并不好，后来被一位经纪人买走了，在一座德国小城市的实验剧院上演，但遭到令人蒙羞的失败。那时候，“成功”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我在柏林的前四天，第一次敢在生活中构建什么。从那之后，我十五年没有再碰戏剧，打消了所有尝试的念头。在柏林，在爬满蟑螂、点煤油灯的客房里，我头一次感觉到当一个人在凭空创作自己的某种想象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兴奋与揪心的责任感。某种并不完美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某种从前、今后都不会有人为他代劳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惊骇的感觉。第一次感受到它的人，多少会感到在生命中迷惘，失掉一切，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生命感受。在四天四夜忘我的状态下——在某种冰冷和极度的忘我状态下，我坐在布吕切尔大街的客房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叠稿纸，随后将手稿塞进皮箱，试图忘掉这次尝试。我出门去逛柏林城。在我周围有什么东西活着并咚咚拍案，鼓励我工作。我感觉到力量、诱惑、巨大人群与机会。我生活的新阶段开始了，而且开始得并不赖。

2

在柏林，我开始了意外的历险：青年时代的历险……现在我已经明白，青年时代并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生命阶段，它只不过是一种状态，其开始和结束都不能用年份标记。青年时代既没有伴着青春期开始，也不是在某一天（比方说，在我们四十岁某个星期天下午六点钟）结束。青年时代，这种格外奇特、根本不是“暴风骤雨式”的生命感受可以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对此毫无准备且无特别期待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一种忧伤、纯洁、无私的状态。你不由自主地被各种力量所席卷。你也为此倍感折磨，还有一点羞惭。你想尽快地度过这段时光，变成留胡蓄须、满口都是原则和冷酷而明确理论的“成年人”。有一天你睁眼醒来，发现四周是别样的照明，别样的客观含义，别样的词语意味。从你护照上写的资料和你身体储蓄的能量来看，你还很年轻；也许从幻想破灭和责任感的意义上说，你还没成为一位男子汉。但在青年时代的初期，那种蛰伏的、怨恼而无辜的状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已经有别的什么开始替代它，生活的一幕过去了。我从魔法中醒来，感到惊讶不已。这是一种怎样的“已经发生过了”的感觉，跟任何种类的肉身体验都截然不同，但在内心深处苦涩滋生，幻想短暂易逝。只要青年时代尚未过去，你就会刀枪不入。

毫无疑问，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柏林开始的。对于那种状态，人们后来以青年时代的名义蓦然回溯。每天醒来，我都感觉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说不上多么隆重，就是这样，我的青年时代在柏林开始，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不能说平平淡淡。那是一个过渡状态，有着非同寻常的仪式、与众不同的戏服和重大的转折。在柏林，在我周围谁都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我则做什么都有时间。城市生活正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不仅富于异乡风情，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或从某些特殊领域看，它都给人留下国际大都市的印象。外国人布满了城市的犄角旮旯。在这座城市的迷宫内，挤满了俄罗斯人和挪威人，每个人都要创建什么，德国人会为所有人的创业铺垫基础，哪怕外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生意能够成功。德国人追着无所事事的外国人给他们钱。有一天下午，两个从符腾堡来到柏林的德国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跟我搭讪，随后我们联手创办了一份画报。两个星期后，我们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栋公寓楼的楼上租了一套有好几间房子的办公室，不仅配备了电话和打字机，还雇了会计、收银员和打字员。画报还真的出版了，内容荒唐得不可思议，并且畅销了很长时间。创刊号刚一问世，我就与他们分道扬镳，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那副一本正经的空洞无知。这类的“创业”在这座城里比比皆是。在选帝侯大街的一条小巷内，我在一家午夜酒吧里结识了两位退役的德国军官，他俩在半小时前刚刚相识，很快就成立了一家投资百万的铅笔进口公司，他们为我不肯加入这桩一本万利的生意大惑不解。几个月后，他们就用进口铅笔赚的钱购置了住房。那些年的柏林并不浪漫。不过，那座巨大的城市是独一无二的大实验室；外国人可以在德国的工厂、剧院、电影院、编辑部和办公室里随心所欲地小试身手。战后的柏林对抱有敌意的外国人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乍看上去，那是一个到处散发着可卡因和威士忌味的冒险世界，但在醉生梦死的享乐背后，格调日益溃腐，观点日渐清晰。

在柏林当年轻人，一刻都不会感到无聊。我在柏林的那几年，遇到许多善良的德国人，后来不管我去过多少地方，都再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好心人。他们是那么迷惘，灵魂中充满了困惑、恐惧和复仇的欲望。那座城市是那般饥渴，渴望生命的快乐，渴望风格，渴望新的表现方式。我喜欢它的忧郁和无边无际。我喜欢上午步行穿过动物园，看身穿骑马服的女士们在那里散步，手执的马鞭不仅表明她们热爱运动，有时还暗示了另一种癖好，邀你跳神秘的死亡之舞。人们按性别分拨结派；开始只是出于时髦，后来同性恋像瘟疫一样播散。为了解决泛滥的欲望，巨大的色情产业应运而生。

在那段时间里，我体内燃烧着温度不同、光亮各异的火焰，那是纯粹、自然的厄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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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乐，让我既能投身于他，之后又不会感到自责或怨悔。那是一种特别的情感，就像在做爱之后我必须逃离“现场”，不会在体内蓄势累积。我伸出两手见什么抓什么，既无恐惧，也没愿望，不放过柏林给我的任何东西。那个时候，我年轻得那般纯粹，那样无辜……人们能从我身上感受到这种年轻。我所到之处，万物都向我张开臂膀。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阶段，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感受到厄洛斯的呼吸，他在别人中间随意穿行，仿佛是大自然挑选的灵物，既不能被伤害，也不会被玷污。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充满了不期而至的爱情体验。在这座躁动不安的城市里，性别混乱，情色不羁。我认识的女人里，有的是秘密的普鲁士军官，她们在家里戴单片眼镜，抽雪茄烟，更有甚者，在她们的床头柜里放着军事书籍。而男人们呢，白天管理工厂，夜里打扮得像弄蛇人。柏林的冬季，有开不完的假面舞会。有的时候，情侣们戴着吓人的面具。我神情自若、心情愉快地出没在混乱不堪的舞会上，仿佛清楚地知道在寻找谁，不会迷失在疯狂情侣们的肢体之间。有一天下午，罗拉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已经从卡萨来到柏林，想约我见面聊聊天。就在那天，假面舞会以全新的形式改变了我的生活。

3

汉斯·埃里希无条件地相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相信在欧洲至高无上的德国精神；但是与此同时，他同样无条件地相信阿司匹林的疗效，相信穿用羊毛线织成的内裤可以保护他在冬天不得感冒。我兴奋不安地跟他交往，因为像他这样误入左翼阵营的德国市民阶层男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无法理解他的脾性、他的品位、他的倾向和他的观点。在柏林，我认识不少瑞典人、法国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位德国年轻人那样魅力十足、令人不安的外国人。他谈话的时候思路清晰，但在清晰的思路背后迷雾重重，无措无序。他既读伏尔泰、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心怀崇拜地谈论一位名叫华德玛尔·邦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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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作家鼓吹的“现代神秘主义”，他从中感觉到“建设的力量”。但是我感觉到的，只是一个蹩脚的末流作家。我们两个都读马汀·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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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奇故事，吸引我的是作家率直、刚硬、传统的德国性，吸引他的则是犹太神秘主义的模糊性。许多年里，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交谈，几乎没有歇嘴的时候，我们的谈话硕果累累，这是由于我们永远不能让对方理解自己。我不能也不想摆脱他，因为从他的“存在”和“思想”中我嗅到了“德国人的秘密”，那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基于语言、环境和记忆能让一个人无可救药、确凿无疑地成为德国人的综合体。就我而言，我从来不是萨克森人，不是摩尔维亚人，而是无可置疑的匈牙利人——但我综合了他们的不同特质而成为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也可以想象，假如二十年后我在北京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滑稽或可悲。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心，使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成为无可仿效的孤独者？我们了解的所有德国人特征都不适合用来形容他。首先，他不是“典型的秩序癖”——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对秩序怀着痛楚不堪的思乡之情，只是在他的生活和世界观里不能够实现而已。一个人永远不能通过文学了解世界和种族差别（那种能让人群成为种族并与众不同之物），只能通过亲历和咖啡勺了解。汉斯·埃里希对秩序的渴望，就像一头野兽渴望自由。然而，秩序显然不能像汉斯·埃里希想象的那样唾手可得；尽管他循规守矩地生活，尽管他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准时散步（一分钟都不会多），尽管他在客房墙上钉了鞋刷袋（因为“鞋刷不能随便放在橱柜上”），尽管他在读过的书上用红铅笔做了标记（以防万一再读一遍），但是仍旧无济于事：汉斯·埃里希的内心仍纷乱无序。他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努力目标——实现秩序，这是他圣洁的远大理想。但是他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只是制度，从不是秩序。这个信念是他最崇高的理想：庞大的制度，完美的生活方式。一切“庞然”之物都盛大辉煌，他生活在“量的欣狂”中。但在必须当机立断的日常小事上，他却思前想后，绞尽脑汁，犹豫不决。他对一切都追求“形式”，同时又担心生活对他追求的形式难以容忍，一切全都杂乱无序，超出唯有死亡才能界定的可怜框架。

他总是手忙脚乱地捕捉细节。他本性惊人：惊人的善良，同时惊人的无助。他每天上午都来找我，置身于我所栖身的混乱中，他说无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目标的无序让他难以忍受，他试图在无序的背后找到形式、制度和观点——他问我晚上去哪儿。假如我跟我的律师朋友一起用晚餐，他会问我那个人住在哪儿，他的公寓什么样子，有几个房间，他住在那里多久了。听到回答之后他沉思片刻，然后又问：我们吃了什么？我们喝没喝葡萄酒，还是只喝了啤酒？谁坐在主人的右侧？他雇了几位仆人？晚饭前我们聊了些什么？随后又问：吃饭的时候聊了什么？吃完饭呢？另外，关于拉特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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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些什么？谁先提起拉特瑙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吗？我得好好想想。邀请我的那个人是不是音乐教师？这个人怎么样？多少岁？一位音乐教师挣多少钱？在城市乐团工作是否也能得到家庭补贴？音乐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或推行音乐私教，我认为哪个模式更有效？音乐教师读拉特瑙的哪本书？他是哪个政治党派的成员？他的扣眼里戴没戴像章？（汉斯·埃里希戴。）我觉得拉特瑙的财产如今都到哪儿去了？我在拉特瑙的文字里是否发现了神秘主义元素？拉特瑙的实用政治是否可行？晚饭后有没有上咖啡？墙上有没有挂知名画家的画作？我是否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的才华早晚都会实现，还是只觉得有实现的可能？在当今的社会秩序里，是不是天才也会迷失？

后来，我们休息了片刻。他直眉瞪眼地擦着眼镜，消化从我嘴里获得的细节。我从来不能与他“交谈”；总是跟他聊些什么……跟这位年轻的德国人交谈，我感觉就像复杂的法院开庭、检查或警察听审。一个细节都不容含糊；他并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含糊。汉斯·埃里希病态地渴望清晰、秩序和详细。他一旦抓住什么就不会松手，必须连筋带肉、一丝不剩地剥下来。随后他无精打采地盯着光秃的骨头、交谈的结果和剩余的话题，心满意足地想：谢天谢地，剩下的只有这些了。休息之后，他又开始刨根问底。昨天上午我去哪儿了？去医院了？我有没有看医院的花园？有几公顷大？我都看到了什么？有没有看到鸟？大概几点钟？下午三点？朝哪个方向飞？我不知道？往北还是往西？我不知道哪边是北？鸽子的大小？直线飞，还是绕道飞？灰色的，还是灰绿色的？真的很奇怪。说来说去，那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他又开始折磨人地从头问起。飞得快还是慢？说完了鸟，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是革命或爱默生的历史观。他是那样痛苦地渴望秩序，就像孩子们想要长大一样。他总是在窥伺别人，比方说，看看瑞典人或法国人知不知道什么被他忽略了的、历史里没写的、四五百年前的事；人们是不是在嘲笑他，是不是讥讽他无知。他认为生活中“怎么工作都没有够”——人们之所以工作，并不是为了满足要求、达到目的或者实现什么，而是“为了工作本身”。他心地善良，像孩子一样，同时又很强势和诡诈。他对一切都充满热忱，同时又对所有外国人满腹狐疑；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像一个同盟，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和信念，即发现德国人的可笑之处，对纯洁的日耳曼种族的思想品头论足。我感觉到他活得忧伤而困惑，对他抱以由衷的同情。我敬重他的勤勉和多产。他总是描画蓝图，仿佛在用直尺和圆规丈量世界，努力将一些不可名状、难以捉摸的东西在日常实践中派上用场。由于他的努力时常受挫，于是他垂头丧气地擦拭眼镜，沉默了片刻，深叹口气，重又好奇不安地刨根问底。

他是一个家境宽裕的男孩，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相当多；他心地善良，试图讨我的欢心，经常送给我各种礼物。有一年的圣诞夜，他在我的房间里堆满礼物，并请我去西里西亚，去他的父母家做客。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因为他的本性极端懒惰；他总是想要整理什么，比如他的文章、学识、房间或周围世界，因为他的内心乱得不可救药。他只相信德国，认为整个世界混乱无序，颓废堕落，尤其是那些法国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我确信无疑，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里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里，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都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雾霭朦胧，孩子式的迷雾，血腥、复仇、无可救赎的神话迷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汉斯·埃里希为什么如此迷狂地渴望秩序。……当我去了法国之后，那里日常性的无序令人作呕。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弄懂了什么是“秩序”——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理解，法国人虽然将垃圾随手扫到家具底下，但他们的头脑秩序井然，整洁明亮。

汉斯·埃里希成为社会主义者，大概就像一个人有一天决定成为素食主义者那样简单。他的阶层背景和内心信仰，都跟这个立场风马牛不相及。我总抱有这样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成不了别的，就会成为革命者。汉斯·埃里希就这么简单地做出了决定。他渴望“职业”，这很自然。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也去了巴黎，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习期间，他对巴黎人不可救药的无序感到紧张和厌恶。三十岁时，他已为德国最大的报社写头条文章；一两年后，他被选入了帝国议会。我在希特勒出任首相的几天之前去过一趟柏林，跟他一起散步。他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在城里疾驰；他向我介绍他的女友，那是一个漂亮、肥胖、体格硕大的女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巴黎广场；他停下车，我跳下车后跟他告别。

“革命将会逐渐取得胜利。”他沉思地说，胳膊肘支在车窗上。

三天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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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帝国。汉斯·埃里希被关进集中营。他工作的报社也更换了主人，过去的同事全被扫地出门。汉斯·埃里希被时间遗忘了，就像我年轻时代的许多伙伴；我再没听说过他的一点消息。

4

我在柏林的那几年，也不乏风流倜傥的日子；那个时期，正是“忧郁柏林”的特殊岁月。我们轻浮、放浪地生活在灯红酒绿、矫揉造作的大城市里。城市的丑陋和建筑的贫瘠也讨人欢喜；假若让我现在回想那一段时间，我会惊诧地意识到：后来，不管我在哪个国家，都再也不曾像在战后一年半的柏林那样感受到那般神秘、浮浪、不羁、轻率的年轻。“革命”时常爆发，但在血腥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人们不再过分关心那类幕间休息式的丑闻，就连参与者也不。曾在魏玛时期为新宪法和自由权益欢呼的德国人民，不再关心自由问题。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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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其稳重而理性的政党的委托，收拾那个烂摊子。德国社会民主党暂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既不会使用，也不会滥用。

绝大多数“革命”，包括在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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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日子里，都是平静无澜地进行的。同时代人对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只是注意到灯灭了，电话不响了，饭厅里的水龙头不流水了，我们要用矿泉水洗漱。我们很快学会了“现代革命”的生存技术：所有人都在家里备一小把蜡烛和几升瓶装的法辛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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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当时货币贬值还不那么严重，并不像后来马克在几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就变成废纸。外国人拎着成筐的外币到物价便宜的德国来购物；在德国工厂的仓库里，则堆满了外国的原材料。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只有中产阶级、会拉丁文的学者和公务员损失惨重，靠薪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中产阶级束手无策地充当了“涨价”、“昂贵”的牺牲者。在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相信，或许连国外都不相信：马克真会遭此劫难。千元面值的旧币仍在流通，有一次我去德意志银行取一笔国外来的汇款，领到的竟是几百张印有威廉头像的千元纸币，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们迅速集结起来，用复杂的提薪运动应对灾难；但是中产阶级惊恐万状地木然观望，仿佛小市民的偶像轰然倒塌，突然被货币贬值的台风从退休金、有保障的收入、储蓄存款和生活费的暖巢中吹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柏林的一切都在出售或出租。

我从布吕切尔大街点煤油灯式的孤单，很快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区。我每个月都要换一套公寓。我在“将军们的遗孀”家里住过，女房东们住在上下五层的豪华府邸里忍饥挨饿；我在有八个房间的医生家住过，而医生要自己打扫整套公寓；我还在前普鲁士总理家寄宿过，他一年的退休金还不够买两磅面包。一座座神秘的豪宅在我眼前展现：“西柏林”气宇轩昂、与世隔绝的大贵族庄园。一间巴黎顶楼客房的月租，可以在选帝侯大街租下四五个房间，沙龙里摆满了德国品味的珍贵艺术品，青铜雕塑和大理石像，我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床上睡觉，在古老的德式橡木雕花饭厅里用午餐。从那时候起，我不动脑子地挥霍钱财，我会在第二天意识到，我要比前一天更富有。人们在街上跌跌撞撞，嘴里胡乱喊着数字。大凡那期间在德国人中间生活过的人，不管他有意无意，全都是骗子。疯人院里关满了疯子。在那几个月里，大工厂和银行都不可思议地暴富起来。施廷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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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影在大地和水面上飘荡。中产阶级既无能又无助，绝望地等待厄运降临，被卷入了疯狂的假面舞会。

我用自己荒诞、可鄙的富裕，接济“将军们的遗孀”。我带回黄油送给她们，房东们低眉折腰、滋味难言地道谢并笑纳；至于普鲁士总理，我则给他雪茄烟。无论对于旁观者还是蒙难者来说，这一切都是说不出地令人生厌。但是，青春就在这一切中勃发，那是一段特别的胜利时光，生活中没有任何阻碍，仿佛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全部失效，不管在哪儿都整日乐声，而且是黑人音乐。钱变成了废纸，我们在垃圾中踯躅，浑浊的浪潮卷走了所有人的价值，我们为自己还在苟活而自惭形秽；但是生活还是让人快活……冬季在浑浑噩噩的半梦半醒中流逝，我们在灾难的上空浮游，并没有什么罪恶感。柏林，绝望而发疯了的柏林，在这个残酷的冬季变得美丽。通宵的舞会流光溢彩。每天晚上，我们都成群结伙地看遍柏林所有的演出。每个人都“寻欢作乐”，好像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德国年轻人总是在街上欢庆爱的节日，家长们失败了，失败得是那么羞惭和不可理解，以至于连防卫都不敢。每天夜里，我都带着新情人回到将军遗孀们的家中，在凌晨相识和分手的时候，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将她们的电话号码塞给我，但有谁真的在乎黑夜和爱情呢？一夜醒来，我躺在城西豪宅的卧室里，在陌生的房间里搂着陌生的女士，豪宅的女主人睡在我怀里；昨天我还不认识这个女人，明晚我也不会再认识她。一座城市，可以在瘟疫的死亡恐惧中如此狂欢。在瘟疫爆发的日子里，虽然我也染上了一些，但我仍揣着一种刀枪不入的安全感，对我来说，青春的节日就在那年冬天破晓。我不能感到羞惭，更没觉得自己有罪。

在瘟疫的恐惧中，在疯癫的狂欢里，在预示凶兆的假面舞会上，柏林变得美丽起来。我下午醒来，我是被朋友们叫醒的。人们被一股隐秘的旋流卷到一起，他们中有瑞典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处心积虑又愤懑忧郁的一代人，有修养的风流子和投机者；大多数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我们组成了一个道德感薄弱的联盟，不仅有别于德国人，可以说是为跟他们作对而组成的——即便有一天我们被冷酷无情地从这座城市赶走，我也不会感到震惊。不过，德国人只是感到惊诧，沉默不语。我们坐在罗马咖啡馆内，一群欧陆精神的集大成者和所谓的精英，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换钱和写诗，为皮货生意和佩吉争得面红耳赤。德国人严肃、静默地站成一堵不透风的人墙，组成一支跌撞蹒跚的队列。与此同时，我们以复杂的方式占尽便宜。德国人不仅将柏林拱手交给外国人，还给了他们值钱的外汇。柏林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有气质，女士们学会了穿着打扮，城市氛围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城市活得生机盎然……在那年冬天，柏林很美，神秘莫测。上午，我在动物园里散步，林登大道弥散着汽油雾障的躁动不安。这座城市介于一座南方港口城市的暧昧和一座普鲁士大都市的严谨之间。残酷的活力与饥渴，让这座城市寻找平衡与满足，表白和思考无可非议的自由；虔诚与善良，让这座城市接受各种各样新的艺术探索，所有这一切使得柏林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一座战后欧洲最具魅力，或许也最有希望的城市。在所有亲历了那些岁月的人们心里，“柏林的忧郁”是永恒的记忆。

转瞬之间，我自己也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风流子。每天晚上我都西服革履地一头扎进夜生活，就像一位对这身都市夜礼服早习以为常、再自然不过的英伦青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打扮得像一个粉墨登场的戏子。就我的良好感觉、自然率真和“大都市气质”而言，所缺少的恰恰正是大世界的见识和两三百年历史之久的沙龙生活，正是别让一个人在年轻时代感觉夜礼服、燕尾服是戏装并有安全感的前提条件。在我们家乡，通常只在上午穿礼服，去参加婚礼！——我亲眼所见，不仅在外地，即使在佩斯也这样！的确，我喜欢攥着身穿礼服的新郎的手，鼓励他说：别不好意思！这不是多大的罪过！……我们就是这样，谁要不喜欢，那就随他讥笑吧！但是，不管我如何毫不在乎地游荡在柏林的午夜里，多少总是觉得自己像在中学毕业的舞会上。

5

女演员住在阿德隆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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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前厅、沙龙、卧室、浴室和被称呼为“姑娘”的女仆，女仆也住在饭店里，住在一层。有一次，女演员让我陪她去银行，下到铁壁铜墙的保险室，嘟囔了一句密语，打开一只保险柜，我被珍珠、钻石和红宝石项链晃得眼花缭乱。她不久前刚从印度回来；她是第一位获准从英国殖民地返乡的“保皇派公民”。她的庇护者肯定极有权势，估计是哪个地位显赫的英国绅士；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那个人是谁——我尊重她的私生活，她也尊重我的隐私。她有汽车、在附近租住的别墅、各种支票簿和好几只猎犬。饭店服务生经常送去昂贵的花束和首饰，简直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她的生活准时准点，生活在美貌和女性——这种与众不同的奴役之下。对于“职业”，她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所以她跟所有喜欢穿金戴银、怀揣值钱外汇的女人一样精力充沛……每周六她都能领到一笔薪酬，一叠令人羡慕的钞票；我觉得她不配领那么多钱，因为我不认为她是真正的女演员；她实在太漂亮了，过分热爱生活，所以成不了真正的女演员。我认为，一个人为了艺术，应该经历一些生生死死……是不是她投注给生活和周围人的美貌、慷慨、笑容可掬的热忱，远远超过了她为完美饰演“朱丽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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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出的付出？她自豪地掏出“薪酬”给我看，要比展示她的印度财宝还要自豪。她靠“工作”挣来的这些钱，总以罗曼蒂克的方式随手送人：送给女仆或马夫。她对我总是很好很温情。她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许多规矩，俨如一位军人或仁慈的女执事。

但是，我能否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我要揭开人的秘密，但我面对难以靠近的“现实”秘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望而却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都能够接受他们投到地上的影子，我相信他们能以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通过一句话或一个微笑让一颗心灵感动另一颗心灵，并在我身上塑造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时期都不留一丝痕迹地黯然消逝。我以自己的方式，的确，以一个孩子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一场场革命；但是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踪迹地从我身上滤过，显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我的注意力投在别的上面。关于战争，我只隐约地记得征兵和患病；关于革命，我只能想起几张面孔，而且根本不是“革命者”的面孔；对我而言，有真正意味的是埃尔诺，我那位性情浪漫的舅舅在战争中往来穿行，感觉像是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上，他经常向我讲述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我十七岁那年应征入伍，好赖总算熬过了新兵的军训，我的同学们被立即送到伊松佐河前线，当时，他们中就有十六人遭到屠杀；我跟已被派到训练营服役的厄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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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保留下身心的健全；之后，我们目睹了革命爆发，盼望终于能出国的那一时刻……毫无疑问，我也亲历了那些“历史时期”；但是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历史”时期，我的记忆只围绕着几副面孔沉积下些许零星的记忆，比如一个打牌者、一位诗人和一名吗啡成瘾的女医生，只有他们的轮廓能从那段时间里浮现出来，还算清晰……显然，对每个人来讲，世界历史都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对那位投给我们瞬间微笑的女人，我们能够了解些什么？“相识”是件复杂而危险的事情，其结果往往只是开始。我对那位女演员的了解只有这些，她的情绪总是很好，她对男人和“生活”懂得很多……她凭着自己女性的聪颖，掌握许多只有那些真正的女人才可能懂得的原始经验；男人们若能了解其中的些许碎片，就会为此自鸣得意！每天早上，我在白雪覆盖的动物园里等她，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她上完马术课回来，带着聪颖的微笑，在她的微笑、举止和眼神里洋溢着一种无间、真诚的生命欢乐，这种生命的欢乐实在令人销魂。她非常含蓄，也非常讲究。后来我才意识到，她以自己的方式谨慎而温情地教会了我什么，教给我复杂的日常礼仪，它们对“大都市生活”的自我约束做出了规定。她对我密切关注，严格管教；就像一位导演调教年轻演员身上的稚拙，她努力柔化我举止和观点的粗莽。我意识到在社交圈内，真正的礼貌是人们共同生存的唯一可能，这跟我在家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截然不同，要复杂得多。我们在童年养成的“纪律”还相当低等；女演员努力用她美丽、轻柔的双手，解除我身上“低等纪律”的羁绊。她让我明白，真正的礼貌，并不是强打几分钟的精神参加一个我们并无兴致参加的约会；如果我们能把一次令人不舒服的会面无情地扼杀在萌芽期，那才更加礼貌……她教我懂得，如果没有无情，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自由，我们将永远成为同伴们的累赘。她还使我明白，一个人可以粗莽，但不能够无礼；可以挥拳打一个人的脸，但不能惹人厌烦；在那些对我们并没抱多少期待的人们面前假装充满爱心，实际上也是一种无礼。

晚上，我们总是去剧院。七点左右我去找她，等在她的客厅里；大饭店的隔音墙板和手工编织的窗帘，将这个优雅、可爱生灵的生活与世隔绝。如果她要登台演出——并不完美地扮演某出名剧中的重要角色，我就陪她到剧院门口，然后坐进隔壁的咖啡馆等她。如果一位女性赋予我友情，而她在专业上并不那么完美，这种情况总会让我感到一种身体上的痛。在她闲暇的日子里，我们会去莱恩哈德剧院；她解释说，没有意义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一连四五个晚上看同一出戏。我始终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富翁。有的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用午餐，餐桌设在沙龙厅，饭桌上总是坐三个人。她不喜欢女人。她请来的“第三者”不是著名作家，就是德国贵族、富可敌国的银行家或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客人一走，她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我透露“第一手秘闻”——刚走客人的隐私，讲他现在跟谁住在哪里，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他有什么，没什么，喜欢什么。通过这些午餐，我慢慢熟悉了另一个柏林，当某位名人在什么地方遇到重挫或大获成功时常见于报端的那个柏林；有一种人，从来不会成为每日新闻。

我们之间没发生过“关系”，我想，我们根本就没有彼此相爱；我俩除了同龄之外，在别的方面都迥然相异，她要比我复杂，比我更老成，更有经验。我在所有人身上都期待奇迹，希望找到某种幻想；她则冷静地审视每位客人，注意他们的身体变化，吃什么，吃多少，留心哪一个动作、以什么样方式泄露了客人内心的不满。有的时候，我需要陪她去外地城市，去温泉度假村；我从来不知道她前去探望的人到底是谁。我经常睡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但从来没有萌生过爱情；在我俩的关系里，从第一刻起就缺少性别，我们之间完全是另一种亲密，我们俩都害怕会因为某个笨拙或不甚真诚的动作破坏这种信任。她以一种职业性的漠然和诱引，当着我的面穿衣，脱衣；我看着她，不抱任何欲望，那是一种充满特殊温情的爱，这种爱以某种复杂的、显然并不很“健康”的方式缔结，缺少了肉身的各种兴趣。通常来讲，我对这种“健康”，对人们在爱情中称之为健康的所有东西都并不看重……在那段时间里，在舞会上，在聚会上，我的女朋友都是她亲自挑选的。

她掌握玄妙的秘诀：能够一个人独处。那些爱我追我亲近我的女人，几乎都是很好的人；她们对待我的态度，跟我对待她们的截然不同，她们更加通情达理，品行更高尚。我跟她们的关系都很短暂，一般见了两三面后，我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到厌倦。但是，我以自己的方式爱那位女演员，我们之间维持的友情，要比任何可以想象的肉体关系都更可靠。跟她在一起，我是那么温文尔雅，乖觉顺从，好像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跟女人在一起待过。我会陪她散步，在寂静的房间里坐几个小时，看着她，看她坐在镜子前化妆，看她细心地护理身体——饭店的窗户朝向林登大道，冬日黄昏的街道上，弥漫着文明大都市的神秘气息——我听她通过屋里的电话跟陌生男人们撒谎或许诺。她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对我从不吝啬时间，夜以继日，温柔体贴，抱着某种非同凡响、格外珍贵的骑士风度。她很尊重我的忧郁，教我发现柏林的美丽，感受柏林的美好。她对孤独的艺术有着令人惊叹的理解力；她生活在贝壳内，就像一颗稀有的珍珠，价值连城；在那些怀揣欲望的人们眼里，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

但是我对她没有欲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渐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面纱都从她头上飘落，这样的脱，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圣诞节的上午，她跟我说：

“凯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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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们去看看他。”

6

我们乘郊区小火车从柏林出发，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勃兰登堡伯爵家族的一个避暑地。那是一座简朴的乡村别墅，几幢花园小屋隐现在松林中、湖岸旁。陪我们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剧作家，凯赛尔的朋友，一位秃顶、耳背的德国先生。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别人回应他的观点，就用力排众议的口吻大声断言：“他是对的。”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国的文学咖啡馆和报纸上，都在争论这件事的对错。我们赶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在一家小客栈投宿，屋里没有暖气，所有窗户都朝向湖水，房间已经几星期没有供暖，盥洗池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女演员裹着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烛光中，她神色忧伤地望着窗外。树林里，在白雪覆盖的小径上，伯利恒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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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深一脚浅地打着油灯在戏耍。“什么都不重要，”她说，“爱情也不重要。只有才华最重要。”她的声音很小，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一个已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华，就会藐视一切，摒弃一切。高傲、美丽、聪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华，就突然变得谦卑起来。“凯赛尔很有才华，”她用固执的语调重复道，“他有权这样。”我缄口不语。我也这样觉得，他有权这样，但我拒绝凯赛尔采用的这种方式。这位作家想要“活着”——他到底想要怎么活着？这个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槟酒——所以他才偷东西，从他的慕尼黑朋友，从他“恩人”的庄园里偷出价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卖。女演员出于女性的本能从心里相信，凯赛尔是位“有品德的人”；我后来认定，他不会是她想象的那样。女演员冻得浑身打颤。这个男人对她来说，意义远比“著名话剧导演”和临时情人更重要。她为他发誓，对他深信无疑，有那么一刻，只要男人想要，她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但我觉得，这种牺牲是白白的浪费，比错误更要命，是一场事故。我们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间里，我们争论：有才华的人到底有权做什么？

女演员说，有权做一切。我惊讶地意识到，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股迷人的宁静从她的身上消失了。她双手紧攥，像在乞求什么。她需要鼓励，需要帮助。宁静的女人燃烧了起来，火焰熊熊。我这才得知，别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凯赛尔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安置到这里。我们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里，仿佛是在一部“栩栩如生”的小说中；但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无与伦比的才华。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眼前破碎了，我们拐进生活中的一条死巷，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不认为对一位作家来说，偷壁毯、蹲监狱、和美女做爱、为喝法国香槟或开豪华汽车而挥金如土有什么好的。“作家应该表浅地活着，”我向女演员解释，“模仿生活，十分专注地观察它，但是尽可能不要投身进去。”

但是女演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高贵女人，美貌，年轻，善良，并且否认节制的必要性。她一窍不通，我是说，她根本不知道才华“有权”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简而言之，“生活”对作家来说根本毫无用途。因为在那里找到的只有物质；无论从质量上讲，还是从混乱状态上看，作家在“生活”中找到的都是一些无用之物。我对一位既想活着又想写作的作家，又能说些什么呢？……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夜深。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记忆；当时，我在黑暗中道出了这个想法，这个每位创作者迟早都会意识到的认知；这一课是不可能从传闻里、从他人的经验中、从古典或美好的榜样身上学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们个体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则一样，不可能从他人的经验中了解和接受。有朝一日，作家会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只能通过自己知道。在我们交谈时，我受到了某种命运的启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运，并在那一刻把它讲述出来，几乎是自发地，带着冷静的自信。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方式、写作和对生活的眷恋——我二十四岁那年，在“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获得了命运的启蒙，理解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判决；我谦卑地接受了，那是适合我的唯一的谦卑。

写作，是可以让作家在其灵魂中纵容自己谦卑的奢华的唯一准则；否则就会带着冷酷的怀疑站到生活现象的背后，因为在那一瞬间，他在生活的“冒险”和“体验”中绕开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从而丧失了作家的名衔。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诲人不倦。我们寻找生活的样板。女演员认定，“激情使人变得纯净，使人升华”。但是，这种苍白的德国—俄国式的理论并没能打动我。我回答说，只有写作能使人变得纯净。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进行的地方，到底纯净不纯净。我只对作品的纯净感兴趣。我认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给了生活阅历，那么他就迷失了自我。毫无疑问，王尔德在蹲过监狱后再没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瑞丁监狱之歌》只是证明了伟大的才华什么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阅历”……

我们没有希望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我想写作，而这位年轻女士想要爱谁。当我们动身穿过白雪覆盖的林间小路朝凯赛尔住的小屋走去时，夜已经很深了。房间里头应有尽有，但还是让人觉得像置身于一间旅馆客房，觉得住在里面的人不能保证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房间里有着某种临时性的、既愤世嫉俗又惊恐无望的冷漠氛围，钢琴上摆着酒精炉，餐桌上摆着打字机和刚洗好的、还没晾干的尿布。三个可怜的小孩子在家具之间一声不响地摸来蹭去，孩子们带着本能的敌意，他们知道家里遇到了麻烦，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窝下夹着成包的礼物，带着假装公正的笑容向他们俯身，实际上他们是食人族，靠他们全家人的血肉喂养自己。凯赛尔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发妇人，以痛苦、无声的卑微接待“行善”的女情敌和接踵进门的客人们：一位柏林记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来派诗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出版商，在聚会上，那人总以一种不满的眼神环顾四周，仿佛这天晚上只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发生的这出人生悲剧，仿佛那个壁毯是他偷的，仿佛凯赛尔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写的。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诗人的妻子，后来坐到了孩子们中间，令人感动地将最小的男孩抱在膝头，整个晚上都充满敌意地一声不发。诗人在煮潘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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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栋房子里，所有人都感觉像在自己家里，而且家里没有一个人，我们的举止都很放松。孩子们不时地开始尖叫或哭闹。

午夜时分，有人送来一封电报，内容是一份美国报纸驻柏林记者发给大家的新年问卷；这位记者想从德国名人们的嘴里知道，他们认不认识六个人；如果认识的话，哪几位是他们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请上方舟的。凯赛尔将电报揉成一团，随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说：“我一个也不救。”监牢并没有搞垮他。在这个人体内蕴藏着出奇的力量。他是第一位我能从他身上直接观察并体验到“天才悲剧”的悲剧样板，他是那类叵测“悲剧”的经典样板。在凯赛尔身上，在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行为里，都能让人感觉到某种宿命的力量，无法仿效、无可指摘的举止，天才的宿命。

我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只出现过一次的天才，一个永远不可能再度出现的人类现象。在我的同时代人里，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天才”还远远不够；写作为创作者限定了条件，比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对写作而言，天才的能力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不管他做什么，无论他沉默，还是开口；无论他憎恨，还是无聊；无论他突然介入谈话使之发生转折，或是拒绝这样，这都是他，不可被说服，他刚愎自负，冷酷无情，小孩子气，并且——以他怯懦、羞惭的方式——惊慌失措。从他的外表上看，颇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鲁士中士。他是一个身材敦实、圆脑袋、小眼睛的金发德国人。一年之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偶尔，剧院里上演他的一两部戏，但并不太成功。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帝国里，他没有受迫害，因为他是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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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被赶进了巢穴。在新的强权扼住他的喉咙之前，真正的悲剧已经把他淹没了。

凯赛尔并不是经纪人常说的那种时髦意义上的“舞台剧作家”，他要比这个更重要。如果单看他的写作成果，我觉得他远不如那些勤奋、聪明的舞台剧大家们。在他所处的时代（十五年后，当我回过头来再看那一段流逝的岁月，仍觉得它比历史上一个已画上句号的章节要完美得多），或许他在我的同龄人中是唯一一个拥有力量和特殊能力唤醒先锋戏剧新生的人。

继豪普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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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凯赛尔是当时欧洲唯一能够与之比肩的剧作家；萧伯纳拿大鼎，摆架势；皮兰德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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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没那么有名。凯赛尔将自己剧作家的才华和罕见的文学天赋，全都牺牲给了时髦政治。他将自己的戏剧打造成时事政治的鼓动工具。他剧中的角色刚一登场，就以宣传画的风格在舞台上讲演。他不能承受这种成功，这种巨大无比的危险，这种对天才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危险中的危险。他四下嗅探民众的期待，极力附和他们的风格要求；他写人们希望他写的东西，不再写只有他才能写出的东西。我对他出类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来观察生活的特殊、酸涩、羞怯的好心肠和火暴脾气。在那段时间里，我为女演员写了一部戏——专门为她写了一个“角色”——那部戏里写了一位作家的悲剧：一位绝望地从写作逃进生活的作家的悲剧。这出戏从文学上讲是不错的，但作为戏剧还是很弱，最后以这么一句漂亮话结束：“语言扼杀了生活。”但是，凯赛尔只是希望能够这样发生；生活，出于次等的行为欲望，要比他内心文学行动的动机更为强烈；生活扼杀了他的文字。

7

这年冬天，罗拉被送到柏林，为了能够“忘掉”什么。她是一个在小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富家闺秀，怀揣一股对父母粗莽的“敌意”。有一天，她带着少女时代尚未完全愈合的爱情创伤，在安哈尔特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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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列车。柏林城，到处充斥着化装舞会的喧嚣。她寄宿在一位亲戚家，在选帝侯大街附近，这位亲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国报业公司总经理。这些亲戚都是富人，而且都买了大房子。罗拉就在他们那里，过着她的“社会生活”。

她想要“忘掉”的那个男人是我朋友。有一天，这人写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罗拉，对他俩的事情表一个态。读完信后，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罗拉在剧院巧遇。当时，正好我父亲也来柏林看我。父亲从布拉格过来，只逗留一天。那时候，我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党议员，他利用一个上议院休会的机会转道来看我。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到过柏林。我不清楚什么是“偶然”，这种邂逅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管怎样，我把这次见面记录下来：这两个人，罗拉和我父亲，这天晚上在柏林见面。就我的生活而言，他们确实是跟我有过什么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在剧院的前厅不期而遇。父亲在我的提醒下，机械地跟罗拉打了个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问：“这个人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她很漂亮。”随后我们回到了观众席，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第二天，我父亲启程离开，仿佛他只为了这次碰面——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柏林的。下午，我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跟罗拉约会。我给她讲了朋友的来信，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什么无关痛痒的话。随后，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声不语。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坐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这样的约会总是很简单。出生也很简单，死亡也一样。我对我的朋友从来没抱过一刻的“自罪感”。我装不出那种虚伪、扯谎的“骑士风度”。其实，这样的约会既没有意图，也没有确切结果。我什么也没做，也没有什么好做。后来，我多次从男人们手里抢走女人，男人们也从我手里抢走过女人。这种时候，我有过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惭，或者强词夺理，总之每次都能给这种法国式的四角关系做出“解释”。当我跟罗拉约会时，我既没有跟自己解释什么，也没有跟别人解释什么，就像一个人觉得没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呼吸。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兰大街，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街上“叫住”一个女郎，后来跟她生活在一起。女郎还是处女，跟他走了。他们去了一家小客栈，从那以后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从来没“追”过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追——要么在约会时互相看对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么一切谈话都是枉费气力。我们坐在选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经谈了有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都缄口不语，看别人跳舞。我对那天下午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异常清晰。可以这么讲，我们根本还没谈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经满腹心事地坐在她旁边，盯着舞女在心里暗想：我们以后靠什么谋生呢？这种本能的直觉，对两个人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误解。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戏，去莱恩哈德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为人类感到惋惜”，海伦·提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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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那是一个盛大，却不迷狂的夜晚。我们两个人都情绪不佳。那是一种“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的感觉，焦虑，忧伤。必须得认识什么人，带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结果：就是这个，用嗲气、平俗的字眼讲，被称作“爱”。相识，完美的相识，从来都不那么罗曼蒂克。我们心绪惆怅地往家走。当我们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哭了。我们两个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称之为“伴侣”的感觉。我还没到二十三岁，我是个诗人，靠临时性的收入谋生。几个月后，我娶了她。

柏林的亲戚们赞成这个计划。罗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贵族家庭，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稳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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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他家里聚集了一大批德国名流：作家，前军官，实业家和将军们。他们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挣钱很多，但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第一次正式邀请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围桌而坐，女主人客气地劝我再吃一盘，因为“没有别的了”——当我按照家乡的习惯婉言谢绝，他们也不坚持，一家人继续享用冷餐，后来我才意识到，之后并没有下一道菜。他们经常在豪宅里大宴宾客，晚餐只有“德式三明治”和盛在黑盘子里的猪肝馅饼。老先生很喜欢我，有时非常隆重地写信邀请我过去“小酌一杯”。这有如授勋一般的邀请，在精心布置的仪式中进行。我们穿着黑西装，气氛沉闷地坐在那儿，围着一瓶葡萄酒，一脸虔诚地品饮高贵的琼浆。在我们家乡，如果来了客人，立刻会拎来一大桶酒。罗拉的两个表妹是女售货员，战后的柏林女孩都过着自由的生活。女孩们不带男伴去酒吧里寻欢，去“克罗尔”，或去“动物园”参加著名的画室狂欢；这一类娱乐，并不是完全无害或毫无危险。凌晨时分，在“动物园”的大理石厅堂和楼梯昏暗的角落里，情侣们躺得横七竖八，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做爱。在这些柏林的化装晚会上，参加者将市民的道德准则抛到了脑后。在拂晓的朦胧中，“柏林西区”最上流家庭的闺秀们在台阶上打滚，躺在陌生骑士的怀抱里。后来，我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几次著名的画室狂欢，可那里的参加者也不会一直呻吟到黎明；这种疯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义与结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见到过。

罗拉的表妹们三天两头泡在酒吧。没有人在乎她们在这些化装晚会上的经历。她们的父母不在乎，她们后来嫁给的市民丈夫们也不在乎。对父母来说，已经成年的女孩们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直到天亮才衣裙皱巴、花环歪斜、发绺散乱地回到家，这很自然。简而言之，在化装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算；只有在白天——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规矩、章程和严格仪式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才算数。这种不言自明的约定是说，女孩们的性自由一直持续到出嫁之日。这些柏林的女孩们，在疾风骤雨般的化装晚会后，带着天真无邪的羞涩嫁给在酒吧里遇到的某个舞男，摇身变成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这些女孩说起肉体之爱，就像谈论某项工作任务。后来，她们有一天退缩到婚姻里，结束了她们的爱情生涯。

对于家长们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当的解释。在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绝大多数都像罗拉的两个表妹，有着极其严格和精心的家教。在言谈中，父母们很难说出什么淫词秽语或轻浮的笑话。但是，他们对女孩们在走马灯般赶赴的舞会上偶尔怀孕，却又觉得再自然不过。那是一个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药地陌生。

8

初春，我们结婚了。我十分郑重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义务。首先，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买了一只鞋柜。我为了买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准备用来置备全部家当的钱——几百万或几千万，鬼知道花了多少。之后，别的我什么也没买。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硬木做的、对开门的鞋柜，里面能装二十四双鞋。几周之后，就在通货膨胀爆发之前，我们在动身去巴黎时将这只鞋柜送给了柏林的房东。我们若把它带到巴黎，不仅太麻烦了，而且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三双鞋。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解释我买鞋柜的行为：我尽了自己所能尽的力量，我准备过神圣的生活，准备让罗拉过可以保持品位的舒服日子。她也是这样感觉的。我们把鞋柜摆在房间的正中央，里面放了三双鞋，由此开始了神圣的生活。我一大清早就离开家门，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去找工作，应该做点什么事。从我们婚姻开始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身无分文。的确，在那个时候，钱在柏林也不算什么，我们的口袋一天比一天被印满百万数字的纸钞塞得鼓鼓的。从某种角度说，“生活问题”简化成了某种真实的意义。我在早上离开家门，就像一位远古的农夫、猎人或渔夫，脑子里在使劲地琢磨：怎么能在戈壁滩上搞到一块黄油或几块甜点？我的家人并没把我们的婚姻当一回事，我们想住在哪儿，想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他们完全听凭我们自己选择。他们等待这桩可笑的、孩子式的婚姻结束，他们认为我俩的婚姻维持不了几个月。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信中并不明言地暗示我，我可以在维也纳，在一家银行里谋到一个职位。这种机会让我震惊。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将在维也纳或别的哪个地方的银行里供职。我并不想找任何职业，尤其没有想过当“退休者”。我心里暗想，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职业，要做一辈子的职业，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完全可以够我花的。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钱比后来更少；但是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人那么在乎钱。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在柏林的朋友们都在炒股，自然挣了很多钱。很多人不久前还付不起房租，转眼就在选帝侯大街或西区的小巷里购买位于街角的整幢房子。这并不需要你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一个又饿又渴的外国人，只要张开双臂站到证券的尼加拉瀑布前，你手里能抓住多少就能抓到多少。人们在遥远、隐秘的地方工作，柏林的投机者们对这样的工厂一无所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工厂在生产什么，他们只需站到银行分行交易台的铁栏后，或委托代理人购买这样或那样的“证券”——的确，买东西的时候连钱都不用付，而是使用某种贷款。“证券”那天还值十万，第二天就会值三倍或三千倍……每个人都有“贷款”，每个不工作的家伙都能搞到钱。但是绝大多数人，那些劳动者们，在这场风暴中愚蠢地踉跄，用呆滞的眼神盯着一个土豆或一只破鞋底，仿佛是看祭坛上的圣物。我没有钱，所以也从来没炒过股，我瞧不起这种赚钱的方式，甚至觉得厌恶。在我看来，即使玩纸牌也比这种光天化日下的集体抢劫要道德得多。我没有“证券”——我想，在那段时期内的柏林，只有诗人没有“证券”。

我给一家考绍和一家艾尔代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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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匈牙利报社投寄文章，都是一些抒情短文，我就靠他们支付给我的几张外国纸币养家糊口。罗拉无条件地相信我，她相信我懂得该如何生活，认为我在解决烦琐复杂的日常俗事方面极其聪明，很有经验。但是很快她就明白，我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狂风在我们头顶呼啸，我们在暴风雨中惊恐地活着——勉强地活着，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里“开始”？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计划？一个人在这里能干些什么？什么命运在等待着我们？这个“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也令人震惊，让人难过。哪里能容下一位诗人？哪里都不能。那段时间，我跟德国人中断了联系。我没把手稿寄给德国报纸，我在我的德国编辑面前感到羞惭，况且，给他们投稿也挣不到钱，他们付的稿费不等我从银行里取出拿到街上，就在我手中变成了废纸……罗拉待在家里，我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荡，绞尽脑汁挣钱。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买些糖或书，神情沮丧、一无所获地回到家。

这个“家”，我们的第一个家，单从所陈设的柏林家具来看，颇像一个大户人家。跟大多数柏林家庭一样，这里也堆满了笨重的德式家具，尺寸惊人的扶手椅、石膏像、瓦格纳头像、爱国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的木刻，给人感觉像是进了瓦尔哈拉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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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摆着威廉皇帝的铜像和大理石雕的腊肠犬。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德国家庭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起得很晚，睡得很晚，每天洗澡——尤其是我们过于频繁地洗澡令他们不悦。在柏林建有最漂亮的浴室，但在战后，人们洗澡越来越少。不过，公开的冲突后来只发生在斯托普家，在我们搬去几星期后，有一次罗拉烤面包。那时候，我们靠发酵粉和植物黄油度日已经好长时间了。罗拉烤蛋糕的本事远不如我，但不甘落后——也不知她从哪里搞到一份家乡食谱，花外汇搞来五只鸡蛋、面粉、糖和巧克力，开始在斯托普家的厨房里揉面，烤制。女房东用怀疑、忌妒的眼神暗中观察。当她断定罗拉将五只鸡蛋全都打到蛋糕里后，一场令人不解的冲突爆发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在房间里冲来奔去，鼓动斯托普先生、仆人和孩子们也加入进来；从她语无伦次的话里只能够听出，罗拉玷污了德国人的习惯。“可耻，可耻！”她大声嚷道。他们丧失理智地说啊，喊啊，叫啊，斯托普先生也跟着帮腔，要我们尽早离开这幢房子。就这样，在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搬了出去。那次“丑闻”的原因，我们始终没弄明白。也许他们误解了罗拉的意图，他们以为罗拉故意嘲讽他们因通货膨胀忍受的贫穷，当她挥霍五只鸡蛋做一块蛋糕时，斯托普一家一个月也吃不到五只鸡蛋。在战争期间，他们学会了秘传菜谱，用胡萝卜干做“烤牛排”；不管怎么说，他们吃了很多苦！假如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次悲剧性尝试，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罗拉只是搞到一份私家秘方，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取五只鸡蛋……”她根本没有任何恶意。其实，即使在通货膨胀期间，斯托普夫妇也要比我们富有得多，我们只有一只鞋柜，曾经有过。我们总不至于用一份家乡食谱，破坏了什么股市的秘密。对于这类厨室机密，不同民族的反应截然不同。就连四岁的小男孩，金发的赫尔穆特，也觉得我们“侮辱”了他们。

9

我为自己的年轻吃了许多苦头，受到各种伤害和羞辱；我真想马上长出胡须，因为谁也不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事实上，我在婚姻中的感觉并不那么良好。一方面我心里对罗拉抱有情感，另一方面我的焦虑和抵触不断升级，让我感到处于一种陌生的境地，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在极地气候中求生。简而言之，我缺少投入婚姻——这一探险行动的必要装备。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有一天夜里我不再回家，之后我们通一阵电话，我把鞋柜送给罗拉，随后我去哪个国家旅行。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该怎么行事，跟朋友们一起我总感到精神紧张，拿着一家之主的做派为一些经济、政治问题争论不休；不同的仅是，我没有点一支雪茄烟……我不知道罗拉是否看出我绝望的努力，是否真的看透了我。我认为她看透了。她在人的事情上，在对人的判断上，毫无疑问要比我有经验得多。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是一对寻常夫妻。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诗人，即使在冬汛季节，我也只穿一双单鞋和夏天的衣裳，仿佛没把残酷的自然法则放在眼里；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是父亲在韦尔泰姆百货商店给我买的毛线背心。那次父亲来柏林看我，实在忍受不了我那身要命的古怪打扮。这是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在我年轻时有人买来救我的“命”，为了我不被冻死……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记得，我都没为这件背心道一声谢。

在我们新婚后的前几个星期，罗拉哭了很长时间；她察觉到有什么不太对劲，通过比我敏感得多的本能，她察觉到要把在这里的日子过好几乎不可能。我们咬紧牙关，愁眉苦脸地守在一起。对外，在我们家人和朋友面前，我们摆出一副“回头我让你们看看”的架势。我们两个都担负起角色；但是生活不是演戏，所有强摆硬撑的样子迟早都会摔成碎片。我就像一个年长的丈夫，心烦意乱地开始了我的婚姻生涯；我揣着一肚子主意回到家，经常生气，吵闹。罗拉像对一个孩子那样安慰我。她只能绝望地感觉到，我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烦恼，不是现在，也不是我们之间，而是很早以前的事——我遇到了什么打击，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完全将自己投入一种情感或一种关系，我因为什么事情生气，我很早以前就开始生气了——当然，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到底因为什么或因为谁生气……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所能理解的只有这些，我承担了什么，由于这种承担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团结——我从哪儿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代价？从第一刻开始，从我们的言行里就泄露出了某种意愿；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都向对方表现出荒诞、粗鄙、完全没有必要、自欺欺人的骑士风度和忠诚，都在相互扮演心灵高尚、浪漫、可爱的角色，这一切赋予我们的内心活动以外在的表现。至于我们心里的感受，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内心活动与所下的决心无关。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婚姻的头一年，我们在柏林的所作所为都是一场彻底绝望、惊恐万分的“过家家”游戏。我根本不清楚，供养一个陌生人，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何等巨大的责任！我更不清楚，一个人无法靠近、无法改变的秉性到底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不停地需要很多人。在我的同龄人中，大部分人都相继紧跟地逃进这孩子式的婚姻里。我们不惜代价地想在我们头上支起一片屋顶，建一个“家”，用我们笨拙的手为孩提时代未能感受到的家的浪漫，拼凑一个扭曲变形、粗陋不堪的顶替品。这一代人在所获得的所有“体验”中唯独缺少的就是家的体验。我们在国外租住的房间建了一个家；有鞋柜，没有“前景”。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前景”？在柏林大学的名册里，始终保留着我的名字，我已经当上了“丈夫”和“养家者”，但我还是在期末偷偷地跑到林登大街的尽头，报名上了半个学期……只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拿一个文凭能干什么。不管我往哪个方向看，前面都是漆黑一团。身后是战争和革命，眼前是政治和经济的颠覆，是“价值再评估”的混乱时期，最流行的是口号。我们在这样的机遇中“建立家庭”。许多年里，我从来不能肯定自己从哪里能挣到下两个星期的房钱，我们会不会有吃午饭的钱。跟在家乡相比，这是另一种贫困。在家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很穷：没有钱，命运不好，但至少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窝，也总能有一小块面包吃，哪怕又干又没味。可是在国外，陌生的巨人扼住我们的脖子。我们生活在焦虑、惊恐、无助的世界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这个“家”，从这个拼凑的、孩子式的家的责任前连滚带爬地逃离。

罗拉在方方面面都很“节俭”。她把省下的马克存在一只旧雪茄烟盒里，这些马克到了第二天连面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值。当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总共六千万人，一天又一天地丧失一切，她却毫不动摇地认真推敲，我们是坐地铁，还是坐电车，估算哪种交通方式最便宜。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有用，在排山倒海的大毁灭里，这种审慎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当数十亿计地砍价时，亿就变成了零头。慢慢地，我让她懂得了这个“零头”的含义，我也自我封闭起来。

10

我在法兰克福开始喝酒；到了柏林，我变成了正经八百的酒鬼。二十一岁时，我就已经习惯，让女仆每天早晨端一杯咖啡和一瓶白兰地、威士忌或小茴香酒，到了晚上，这瓶酒我会喝完最后一滴。我绝望、厌世地醉饮。我用最烈的白兰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用伏特加结束。我总是醉醺醺的，在那些年，我需要那种半意识状态。某种日子开始了，而这种日子离开了麻醉品就无可忍受。为什么一位健康、并非没有教养、不管怎么说都很娇气和讲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要让人给自己送白兰地？这不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正像俗语所说，“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没错，我周围的人也都酗酒。在我法兰克福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内心相当细腻的人；作家、艺术家、所谓的唯美主义者，他们都从上午开始就痛饮白兰地。有好些次，我心怀好奇地观察我的那些熟人们，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酒精成瘾。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明智的、奉行市民道德的高尚民族，那些年的生活让他们实在难以承受。很少有人为了醺醉饮酒。一个人遭受各种伤害，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饮酒。

我在真真确确的白兰地氛围里开始饮酒。在家乡，人们轻饮小酌：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醉过，然而葡萄酒每天都摆在桌子上。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喝白兰地的人，在家乡人眼里算得上酒鬼了。德国人饮酒，根本没有感染我。在法兰克福，在“卫戍营”附近的一家荷兰人开的白兰地酒馆里，城里高地位、有名望的酒徒们每天上午都在那儿聚饮。上午十点，他们已经开始用大肚酒杯灌杜松子酒。我一脸苦相地坐在他们当中，根本就觉得不好喝。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德国人中看到酗酒的犹太人。在那之前，我觉得犹太人鄙视那种为了自己的“盲目”饮酒。在这里，在大学，在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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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接纳了他们并且容忍他们，他们怀着痛苦的自尊向酒精求助。在大学，我们所有人都饮酒，德国人，外国人，一呼百应；我们脸色阴郁、情绪厌恶地饮酒。当我意识到自己时，我已踯躅在酒气熏天的世界里。

显然，我是个有病之人，因此更没有能力承受什么。周围人只需把酒递到我手里；假如他们没在法兰克福教我饮酒，那么在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在无论我浪荡到哪儿都颓唐散漫的社交生活里，很可能我会直接逃入其他种类的麻醉品里，也许会去寻找比酒精更加危险的镇静剂。的确，光喝酒并不能使人镇静。我记得有一年，我二十岁到二十一岁那年，每天晚上，准确地说是每天早上，连酒精也不能让我入睡，每天睡前我都要吃鲁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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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感和强烈、抵抗的恐惧想象压倒了鲁米那的催眠作用。我吃鲁米那入睡，感觉就像晕厥一样；在深沉、无梦、滞闷的睡眠之后，我没精打采地醒来，立即去抓白兰地酒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再坚韧、再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很快变成一副烂皮囊，当初我也非常健康。我真不理解，我的内脏和神经是怎么承受的？事实上，我看上去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一度滥用的麻醉品，还是帮我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危机时刻。现在我肯定地知道——这一点有许多细碎的符号记忆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我生活在慢性的生命危险之中，只有酒和毒品可以消除这种危险。比方说在德国，我不管白天黑夜都总是攥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我睡觉，手枪就躺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我揣着左轮手枪去咖啡馆，去编辑部……为什么？我害怕谁？谁也不怕，我是怕我自己。在深埋的、优雅的、可以触及的记忆背后，有着某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记忆折磨我；有的时候，我一“想起”这些，这种羞耻堵在我的喉咙，就像受到身体攻击，被人蹂躏，扼住喉管，我阵阵作呕；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想起了在某个场合我不能找到关联的记忆。这种耻辱究竟是什么？我到底在哪儿受到的伤害，让我承受如此的羞辱？我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能够忍受了这些记忆，不再痛楚，不再出现那种身体的不适感和无法忍受感；于是我不再需要安眠药，我跟酒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健康，较为愉悦。离开麻醉品，生活难以承受；那些一旦离开助行器就无法保持身体平衡的人们，即使在今天也会对那些工具心怀感激，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神，几乎是吃惊的怀疑。他们藏了什么秘密？毫无疑问，“健康人”也有，只是非常少。也许在女性当中可以最快找到简单、健康的心灵。我认识不少年长的女士，她们令人惊叹地承受生活之重，命运把她们放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随遇而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寿命远远超过平均寿命，“她们的秘密”不是别的，只是服侍和屈从。（茹莉表姑七十多岁时，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长寿的秘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要保持常态。”）但是年轻人是没有常态的。

毫无疑问，我有神经症，我的神经症源于儿童时代的伤害；那时候，我对弗洛伊德知道得不多，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他的天才理论后来是通过外行人和庸医们的热心推广而变得那么流行，可我当时一窍不通。病人的心灵可以最准确地了解疾病的本质，他们确实花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寻找灵丹妙药。后来，我吃惊地读那段时间写的信和诗歌——诗歌几乎写明了诊断，信件确凿地记录了病因。当我接触到精神分析法时，再想采用那种方法已经为时太晚；快四十岁的人了，再做各种精神分析纯属浪费时间；太多的记忆，复杂地沉积，在伤口上已结了许多层痂。我相信，对年轻人，对相当年轻的人和患有神经症的孩子们而言，精神分析法确实能够取得疗效；或许对年龄再大些的人也有帮助，如果精神分析的学术之光在黑暗中照亮某种类型的创伤，可以让比较简单、不太成熟的心灵变得轻松；但是我从来不把它作为“治疗方法”，因为我不相信场景可以再现，因此我不能将它当成避难所。我见过不少神经症的病人，不用精神分析法也治好了；那些较为成熟的心灵，有着惊人的毅力和抵抗力；新的生存条件有的时候能使病人自然痊愈。弗洛伊德理论的天才活力与美感令我着迷；我认为“梦的解析”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重要发现。我也能够想象，精神分析可以教会较为单纯的人更耐心地行事。即使有像“治愈”这类的情况发生，也是出于多种偶然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周围的骗子们和神医们正组成黑压压的大军鼓吹并滥用精神分析法时，我一方面拒绝接受这种疗法，同时我也怀着敬重和热忱了解这一理论，它对潜意识深层和未知生命的探索。毫无疑问，那些预言对弗洛伊德的形象有损。我通常见到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有时没接受精神分析也被治愈了；有时接受了精神分析后病也没好；还有时没做任何治疗，病人自己就康复了。当我了解了这一切时，尤其是当我细读了弗洛伊德的书时，神经症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变成了生存需要，工作的装备和条件之一；打一个粗陋的比方，我带着神经症“生存”，就像中国乞丐向人展示露骨头的断肢。

罗拉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她只是惶惑地注意到，我有病。她始终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对她来讲，它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她很难陈述我的“症状”。当神经症已出现身体与脏器的症候及功能紊乱，想要对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疾病”最先表现为言行举止的古怪莫测。我从来不知道醒来时有什么在等着我。即使在今天，跟我一起生活也是一件令人疲惫不堪的事……罗拉在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已为照看我的这种隐疾做好了准备。神经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敏感期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我十五年前的状况跟现在的差不多，偶然发作，一小时就会变一个主意，会突然觉得必须去旅行，用不着任何特殊的理由；有时我只离开几日，但也有时候，我一走就是几个月。这种时候我不会克制，我什么都不管，不管工作，也不管周围情况。这种危机过去后，接下来是一段相对的平静期。一个人总能忍受这种“疾病”吗？总能忍受自己受伤心性的胁迫吗？我认为，能够忍受很久。这一切都是可怕地故意而为。就像一个人嗓子疼，我抱着同样客观的态度观察神经症的变化。一个人能够忍许多事，只要他很想忍，几乎能够忍受一切。神经症初期，我感到这种典型的焦虑，莫名的担忧，一开始就把人压垮了，患者感到万念俱灰，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心灵能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这种恐惧状态。这种焦虑——所有的神经症情绪——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心灵深处，有些东西我们处理不了，比如欲望或记忆，我们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但是随后，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残酷的代价和艰难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征服它的。我相信意志。我相信，人类能够借助意志和隐忍凌驾于雾气蒸腾的潜意识沼泽之上。我蔑视自己体内的神经症，我动用了意识、意志、隐忍等一切工具与它搏斗。我相信品质及其最高级表现——良心，能够维持我们疾病本能的监护与平衡；我相信生活加写作的综合疗法。缺乏这种能力的人，那就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或者坐以待毙；没有人关心他的命运……罗拉用她惊人的本能感知到我的疾患，她相信我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受它。我们俩的关系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大概是一位患者与耐心照看他的护士之间的关系。

她怀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守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知道，我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她的帮助下度过的。这样的努力男人很少付出，女人也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这颗心灵——罗拉的品质——从耗之不尽的储备里获取能量，随手挥霍。

11

罗拉是第一位探寻通向我的孤独之路的人；我惶恐不安地进行防卫。作家的意义，就是孤独。我总是逃避友谊；我觉得那是一种出卖，一种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国人世界，保持孤独并不是很难。在灵魂内、性情中和品位上，我还是一个非常虔诚、不可改变的天主教徒。在这段时间里，我了解了法国诗歌，读了维永、魏尔伦、克劳德尔、马拉美和佩吉的诗作。尤其是维永和马拉美的诗句，十分熨帖地打动我心；从他们的诗文里，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就像许多年前我从卡夫卡的书中听到的一样。这种亲情不是风格或气质，也不是出于观点的相似才将自己记入某个家谱。一个人归属某个精神家族；在这个等级体制里，在我看来，歌德是鼻祖，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找到了新的家族分支，出现了私生的精神兄弟和叔伯。当我拿到佩吉的书时，我是那样地喜欢，仿佛已经阅读过一样。这些灵魂对我来说，就像在一个家庭内用暗语交流的亲缘灵魂，用不着解释，我就立即能明白对方想指什么，想说什么。正是这些灵魂使我内心充满了作家的孤独；朋友和情人从来不会。

我小心翼翼地维护那块属于我的天地，采用实际手段，借助于生活方式和谨慎态度，尽量不让罗拉破坏我的孤独。灵魂有它最后的避难所，作家最终会逃向那里，寻找真理，但也将某些真理据为己有，不愿示人。我总是尽量做得自主而开明，保持真诚；我蔑视所有低贱、怯懦的不耻行径——我从来没有自己的“秘密”，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我都像写报纸新闻一样记录下来——但是那个“秘密”，那个让我不能成为别人、只能成为我自己的“秘密”，那个让我“与众不同”的秘密，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称为“艺术”。罗拉的进攻，迫使我变得小心翼翼。我必须意识到，她也有“秘密”——由于她不是艺术家，这个秘密无法公开。从后面的这个推测看，女人们确实为爱情付出了许多；假如我们揭开她们的秘密，会发现她们整个一生都在玩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戏，而且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输者。

她的“秘密”是什么？我在罗拉身边开始猜测，忧心忡忡地憋闷于心，并且好奇地寻找蛛丝马迹。我心里明白，通过一个人的言语、观点、行为、同情心和憎恨看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只不过是某样东西或某个具体人的投影；所有人都如此，在世界面前蒙了七层面纱，隐居在内心深处，活在可以触摸的外表背后。这让我感到可怕和吃惊。在此之前，我只是负责任地生活在大众中间，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做出判断；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带着自觉自发的虔敬，对每个人都区别对待。这种突然注意到每个人的“个性”、秘密和个体存在的虔敬，是一个灵魂发展的浪漫阶段。在此之前，我对人总是根据他们的魅力做出判断。现在，我突然感到这种痛苦并快乐的惊喜，仿佛对我来说，“大众”的概念消失了；每个人都是相互独立的世界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探险去发现去查找去记录，穿过热带雨林和动植物群落，一个人的生命远远不够……这样的好奇心，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从书本里获得。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罗曼蒂克的生活阶段。世界，这个人类的世界，分解成了一个个原子；对作家来说，先是追寻这种“无序”，这种观点的“混乱”，之后才是传统、秩序和将对人类个体类型的观察纳入统一形式的方法。

我进行自卫，提防有人想要侵犯我的孤独，尽管他们有合法的权利和自发的能力对我的“个性”发起攻击——我在自卫的过程中发现了炼金用的神秘原料，那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做出回应的东西，那些没有法则和理论进行揭秘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人或许遇见隐在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事实，或者遇不见。我突然变得好奇起来。我的性情发生了调整，发生了改变。我抱着这种关注走近每个人，就像天文学家坐到天文望远镜前，他掌握所有的数学公式，确定无疑地知道在迷雾背后，在某时某刻，将会出现一个发光的星体，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新世界……如果想用这种方法、这种立场来观察人类的星象图，不会取得太多的成效。我们和某个人一起生活，我们了解他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们又对他一无所知。有一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并看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未曾见过。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在他的言行举止背后肯定深藏着这样一个人，你会终于辨出，冲着他大喊：“啊哈，原来是你呀！”……这一发现令人兴奋。我懂得了，不存在“简单的人”，在肉体与精神的能力和特征背后，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着某种真实之物，某种原始因素，人类的一个镭分子，幽幽飘曳，微微发光。

假如我在那段时间里能够写作，我最想写的是简单的游记，以伽什帕尔·费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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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和沙克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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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风格：写关于人的探险文字。我会这样去发现人，按我自己的目的，好像发现一个有些神秘的陌生部落。可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写。我甚至连诗歌都没再写。这是抒情诗般的生活体验，消隐在现实的体验之中；很可能正因如此，我才生了罗拉的气。诗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打乱他的诗人心境与习惯。

诗歌训练，“训练”这词，是在修道士和杂技师的意义层面；谁若不懂这个道理，他只是自以为是的文艺爱好者。（马拉美，我最喜爱的大师，他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诗人之一，他懂得这个；他实在太懂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琢磨一种新式排版，以及增强或削弱诗歌“技巧”的字母形式。）做这种训练，必须要孤独，某种特别的、有时并不纯净的、混乱不堪的孤独。诗人们在喧嚣的文学咖啡馆里，在这种孤独之中，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脑袋朝一侧耷拉着。有的时候，我下午去罗曼尼舍斯咖啡馆，坐到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前，我们一起喝茶，谈论雅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雅典，谈底比斯，谈我们将要“返回”那里，种一棵棕榈树纪念她死去的情人们……（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过雅典。）诗歌不是“幻觉”，更不是优美迷人的胡言乱语；伟大、纯粹的诗歌能够让我联想到数学，一个必须破解的化学方程式，这跟音乐中的纯粹相仿。跟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也有两个国家并存：一个是能够看到的，到处是雪茄店铺、摩天大厦和外汇兑换所；另一个则是不太真实的、较难感受到的诗人国度。有时，林格尔纳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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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晃晃地跨进咖啡馆，带着满肚子的朗姆酒和怒火，把我拽到附近的动物园内，在那里他冲着动物做长篇大论、抑扬顿挫的革命演讲，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老虎和蝾螈们联合起来……诗人们胆战心惊地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野蛮的、黑人式艳俗的、刀光剑影的世界里……市民们挤满了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夜总会，并在那里扯破嗓子高唱：“你在哪里听到歌声，就可以在哪里消磨时光，因为坏人从来不唱歌。”与此同时，他们自觉自愿地准备投身革命。为了得到各种各样的“补助”，他们义愤填膺；但诗人们不要求任何的补助。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写了几首诗；后来，抒情诗的素材枯竭了，我再也不能破解“方程式”了；再后来，我跟几位朋友结伴去了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真正的”底比斯我再也不会看到……不管怎么讲，罗拉是“现实的”，现实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我必须从“真正的”底比斯和雅典流亡，好能生活在她现实的子午线之间。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咖啡馆里故意绕开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子，不再跟林格尔纳茨去动物园了，也不再去那些更暧昧的地方听人讲述“大洋彼岸”的历险……最后，我在另一个国家丢失了护照，丧失了国籍。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再没写过一首诗。但是关于这次流放，我就像一个被剥夺掉权力的国王，愤懑地沉默。

12

……德国那边，只有几盏路灯还冲我们照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比利时领土，我俩盯着车窗外面，一言不发。我将目光激动不安地投入黑暗。我们离开了哪里？我们丢下了什么？我们正朝着什么走去？那一刻，我名副其实地“在路上”，不仅是词语表层意义上的上路……我们穿过了国境，同时跨过了生活的一条可以感知的边境线；对我来说，有什么东西已不复存在，青年时代的一个阶段已告一段落。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德国被远远甩到我们身后，我最重要的记忆跟这庞大、辽阔的帝国牢不可分，次要的、更复杂的记忆也与之相系。这个国家是我父亲的祖先曾经住过的地方；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现在还以我们的家姓命名。他们在萨克森公国的铸币厂工作，两百年前的某一天，他们扛着包袱、拎着板斧从那里出发，穿过摩拉维亚森林，翻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蒂萨河畔，他们在那里定居，再也不想从那里离开……熟悉的德国被甩到我们背后，我在那里“真的”能听懂当地语言，不像后来在法国或英国，总是似懂非懂，感觉当地人谈话时，总有什么事情瞒了我。我们离开了大德意志帝国，离开了那座巨大的试验场和学校，在那里人们总是注重一切，在那里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在那里我们匈牙利人也可以做“高贵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稍微有点嫉恨，但还是乐意接受；他们的那种热情，我后来在任何国家都没再遇到过。我开始怀疑，要了解一个种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认为“德国人”这样或者那样。“德国人”有六千万人，甚至更多，他们确实喜欢军人和制服，但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只认为军人和制服必不可少，可他们并不喜欢指挥令或紧急令。我在德国看到许多巨大的城市和迷人的风景，看到许多井然有序、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规模大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工厂，还有那些亭台楼阁。在那里年轻和年长的德国人聚在一起梦想崭新的优秀艺术，在那里我与他们相识，了解了他们的忧伤、敏感与不安，了解了他们的疑虑和“对欧洲的敌视”，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憎恨欧洲；我还结识了另外一批人，他们做好了为欧洲而死的身心准备。通常来讲，他们更愿意为什么而死，而不是为什么而活；但是这种“通常”跟所有的“通常”一样，是那么轻率随便。帝国隐入了我们身后的黑暗中，连同那些万家灯火的城市。在那里，六千万人生活在数千年的文化和城市文明中。尤其是柏林的“地方风格”，我慢慢开始理解它，习惯它，并尊重它；我还了解了外地城市深厚而真实的文化底蕴，了解了魏玛、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了解了符腾堡州的森林、图林根州的群山、勃兰登堡州伯爵领地的湖泊和西里西亚的沼泽，还有那熟悉的风土人情，以及表面看来秩序严谨但表象背后令人不安地隐伏着的“无序”的焦虑与困惑。即便如此，要对它下一个平日所说的“一般性”定义，仍是一种危险、肤浅的做法……我从列车的车窗探出身子，浑身打颤。已经驶入比利时的工业区，冶炼厂的火焰在黑暗中燃烧。

德国消失了。夜里，我们周围的人讲的都是陌生语言，我们困惑地跨过“真正”欧洲的大门槛，只有上帝知道，那里有怎样动人心魄的身心体验在等候着我们……但是，我在心里偷偷地惧怕那另一个欧洲。我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执刀叉的方式是否正确？等一会儿，假如外面有人谈论什么事情，我是否能笑得恰到时机？……在漫漫长夜里，我开始偷偷地想家，想念另一个更熟悉、更自在，却被我无情抛弃的欧洲，另一个德国。的确，对真正的欧洲来说，德国人可能是很危险的，他们有着不能释怀、仇怨难解、神秘莫测的罪孽感，非常复杂，令人恐惧，就像生性好战、结帮聚伙、寻欢纵欲、爱穿令人不安的制服、格外渴望秩序、内心极度无序的剑客——但是在踌躇满志、精神错乱、磨刀霍霍、出于恐惧而好战、统一并酷爱组织的德国背后，另一个德国正雄鸡破晓，沐浴着清晰、不灭、柔和的光——谁知道，谁敢断言，哪一个德国是真的呢？另一个德国，是歌德哺育的德国。在那里，不管德国人喜不喜欢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们也购买了一百万册；在那里，这位伟大、高贵的作家用他的著作和做人的态度，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跟欧洲站在一起；大约有三百万德国人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另一个德国，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至少跟俄国的读者一样多；在那里，人们怀着某种孩子式的、踌躇满志的虔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怀着虔诚之心去读所有铅印的字母；在那里，人们以最完美的方式演奏音乐，以恪守良心的责任感在化工厂里做化学分离，在手术台上抢救痛苦的患者——另一个，另一个！出色的学校，出色的教师，我流浪岁月的德国。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将身子探出车窗，感到忧伤和不安；我凝视黑暗，泪水盈眶！

我向西旅行，带着简陋的行囊，有点无家可归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个我正在逃离的地方怀着无法释解的牵系。一位年轻的女性陪伴着我，此刻，她肯定在为某些更实际的任务绞尽脑汁，而不是欧洲的命运；行囊里揣着刚动笔的手稿，我带着它西行，估计将来这些手稿不会唤起我太大的兴奋，即使唤起也会转瞬即逝。我是“已婚者”、丈夫和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流浪岁月的记忆在我的身后时隐时现，我刚满二十三岁。刚才，在破晓时分，法国海关员在边境向我要去了护照。在我的护照上可以读到以下信息：“二十三岁，匈牙利人，已婚，学生”，“旅游目的：学习”……他看了看护照，也瞅了瞅我，然后仔细打量了罗拉几眼，耸了耸肩膀，咧嘴笑了。那是黎明五点，火车停在边防哨所前，四面八方的公鸡都在鸣叫，大概是高卢的公鸡吧。我在小卖铺买了一包烟，点燃一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抽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味的法国香烟。随后，我买了一份《马丁报》，坐到长椅上，直到开车之前我都在读报上的小广告。有一条说，巴黎有一家肉铺有意转让；另一条说，有人愿意倒插门到外地的饭店，最好是在“塞纳”、“瓦兹”等省份。火车站又脏又乱，烟蒂和橘子皮扔得满地都是。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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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

在头几个月里，我们挨个住过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区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这些旅店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早晨，我们用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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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热牛奶，用泻药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种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莱丝卡”，罗拉从某个电影广告里发现了它的好处：在节奏很快、动感强烈的动画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将“艾莱丝卡”迅速撒到热牛奶里，满意地吸溜进那杯难喝的液体，然后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国，所有人都习惯了吃替代品度日，我们从来都不沾那种难吃的营养品。但是“艾莱丝卡”非常便宜，而罗拉对每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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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精打细算。在德国时，我总是住在豪华酒店或将军遗孀们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任你选用；而在巴黎，客房里连橱柜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挂在衣架上，然后罩上一条床单。盥洗池里总冒出一股排水沟的恶臭。旅店号称有“热自来水”，为此要付很多钱，但事实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会从水龙头里流出很少的热水。我们生活在一种哈喇难闻的贫寒里。我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用午餐，那里会将常客使用过的桌布收起来，留到第二天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每日的“餐具费”。这家饭馆还卖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难吃的烩蔬菜、用发酵粉做的面条。我们二十个人围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条的油烟味里。在大堂尽头，在没有遮挡的炉火前，一位穿着脏得简直出乎中欧人想象的厨师服、满头大汗的家伙在炸马肉饼。即便我们离开了那里，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烟味，几个小时也散不干净。

我们从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脏。开始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实的洁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从圣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馆要跑回家洗好几遍手，因为在咖啡馆里不管碰哪儿都黏糊糊地粘手，那里的卫生间看上去就像一列载满闹痢疾士兵的战时救护专列上的厕所。在我们住过的大多数旅店里，要花几个小时说服房东们为我们这些外国“小资”准备洗澡水；我的卫生需求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耻的异想天开。在旅店和咖啡馆里，我们随地都能踩到传统的锯末，锯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为的是不把地板弄坏。我们体验的一切都跟我们过去学到、想象的样子“不同”。我们胆战心惊地住在巴黎。法国人讲话我们听不太懂，他们语速飞快，大多数场合我们只能礼貌而尴尬地点点头，权当是回答。我们无亲无故地住在城里，我们谁都不认识，那时候中欧的外国人还很少敢去凯歌高奏的巴黎。我们对法国毫无了解。我们只认识一位匈牙利画家，还有几位设计师和学生。这些家伙整日闲泡在蒙帕纳斯街区的咖啡馆里。但是，我对那些整日被来自两大洲的“波希米亚”流民占据的咖啡馆十分痛恨。我更喜欢在学生街区，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消磨时光。

开始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毫无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无聊。这种无聊，我们谁都没向对方承认：每天早晨我们都发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多么惬意，我们离开柏林来到这里是多么的正确……每天早晨，我都一个人去巴黎城；罗拉留在家里洗熨衣服，因为我们没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说，巴黎的洗衣店会过度漂洗我们精良的内衣。在这座城市，一切都让我痛苦不堪。我厌恶宽大的法式双人床；但我们却努力向彼此证明，这张床是多么漂亮啊，让人感到亲密和舒适……开始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触到浆洗挺括的法式床单，就会感到凉气上蹿，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罗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电熨斗熨烫，直到旅店里发现耗电增多，引发争吵。之后，快到中午时，她也出门“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待在塞纳河左岸的老区；她最远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馆，去到“蓬马歇”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看着“巴黎新款”出一会儿神，之后坐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看看街景，直至从万神殿后面传来正午的钟声。这时，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饼的饭馆，坐到铺了纸巾的桌前，在那里等我。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好几个月。

我也不敢走太远。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坐到圣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连蒙带猜地点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饮料，因为我看周围几位酒糟红鼻头的法国人都在喝它；我手里拿一份新买的法国报纸，观望街景，就这样无聊地泡到中午。我说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很“欧洲”，只在这里存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只在这里住着文化修养很高的市民们，所有能够住在这里，住在法国人中间的人都会中彩票。在双叟咖啡馆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画家都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名人”——名人们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里的有画家安德列·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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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杜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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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人物，达达主义的明星们，怀着无穷无尽的艺术思想在灰底子上画黑点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我们满心虔诚地坐在阴影里。就连罗拉也惊叹不已，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下午穿过林荫大道去塞纳河右岸，站在圣马德莱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场的转门前——在发出一阵惊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朝旁边挪挪，哪里都不敢进去。（过了好几年后，我才敢进入卢浮宫。）有一次我们去歌剧院。罗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脚地缝了一件晚礼服；但是我们自惭形秽，精神紧张，感觉自己是乡下人、外国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拉丁区。只有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我才会有回家的感觉。我对那里的几条街道和房子已经非常熟悉。我喜欢在天文台周围散步，溜达到女士大街，或从解剖研究所前走过，在潮腐的秋日，透过敞开的窗户，飘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败叶铺地、污迹满街的环境下，这种消毒用的药液散发出某种文明、卫生、可以信赖的气味……我们根本不敢去剧院。我们生活在法国人中间，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想要结识一位法国人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板都不跟我们搭话。我怕他们。我害怕，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另一类人，敌人，凯歌高唱的种族。在那一年里，每个法国人嘴里谈论的都是胜利。强大、好战的一代人统治政坛。就连街角卖杂货的小贩，也张口闭口就是“胜利”和“荣光”。占领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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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法国家庭来说都感觉像是一桩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2

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没有任何“事”可做。有时我去索邦大学，但只是去那里逛一逛，听听课，我再也没有正式修学业。有的时候，我去国立图书馆翻阅杂志，我意识到，在各种日报和报刊亭里卖的那些杂志背后，有一个在从没听说过剧名的时事讽刺剧中寻求表达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国，那里的情况跟我通过官方途径获知的法国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运动”，隐在“党派生活”的背后，在杂志里面酝酿，发展。一份军事专业杂志《法国军事》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时事讽刺剧，还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径，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种精神；大辩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朦胧的地带，在陌生的讲坛。我不大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本能地关注和了解。

不管怎么说，我留了下来。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又过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没有橱柜和浴室、散发着排水沟臭气的客房里。我们的钱越来越难挣。我们慢慢变卖掉所有的一切。罗拉搜罗出几副小首饰、一枚戒指、一只旧望远镜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门去了拉斯巴依林荫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尔寄来几个马克，考绍的报纸也付给我一点专栏稿费。德国人深陷在货币贬值的漩涡里，现在连一枚铜币也不寄给我。我们卖掉衣服，就为了能去吃顿晚饭。这一切我们既不觉得罗曼蒂克，也不觉得刺激好玩。在巴黎当穷人，是一种残酷的娱乐。我们身无分文，毫无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离家乡近一些的维也纳，怎么讲也会容易一些。但我们还是留了下来。我一向喜欢这样“毫无目的”、置身局外、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罗拉也绝口不提离开的事。她甚至连这种话都不说：咱们最好“开始”做点什么吧。在巴黎，什么都不可能“开始”。总之，她忍受住了我们这种丝毫不具任何实际内容的游荡、临时性的存在和彻底绝望的逛街；我们生活在我们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在巴黎看到的东西，不外乎是一个外国游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在我们日复一日地试图向彼此证实这座城市意义的热忱里，颇有一些中世纪的味道、履行义务的性质、文学痴狂和附庸风雅。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感觉非常糟糕。后来，我在欧洲各地，总能在第一瞬间感到熟悉和自在，从不像我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这座城市。对于呈现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评测标准。对周围的冷漠，我以前连做梦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竟会弥漫着如此浓密、无法穿透的冷漠。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家庭式的紧密联系：彼此相爱，彼此憎恨，有时还会彼此残杀，但不管怎样，在人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这一教训使我幡然醒悟。通过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严酷与公正。由于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几乎对他们报以尊崇之心。很自然，我们无法出于某种“无条件的需求”在这里多逗留一天。每天我们都处在这种不确定的限期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待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做，有某种使命在等待我。罗拉也是这样感觉的。只是对此我们都避而不谈。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们有什么事能做。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命运，幽幽抱怨，瑟瑟蜷缩。我们时刻准备上路地生活在这儿，只差行李没有打包，我们就这样地等待和逗留。

圣诞节期间，罗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点死掉。她是内出血，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在巴黎谁都不认识，也没有钱。旅店老板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蓄着胡须的年轻法国医生上门之后，要了二十法郎，耸了耸肩，给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若有所思地盯着这张苍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着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到房间的一角，告诉我说，问题非常严重，情况很危险，内出血已经渗入了腹腔，必须马上动手术，最好就在一小时内。我绝望、呆滞地望着他；现在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外国人，举目无亲，不知道能够向谁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医生耸耸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给他三千法郎，他去联系医院，请外科医生，否则很遗憾，他也无能为力。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们都是外国人，我给他看我的护照，家里肯定出得起这笔钱，等节日一过我就去找使馆，他们了解我家的情况，肯定会提供帮助的，他们会发电报……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从谁那儿能搞到这三千法郎？他戴上礼帽，环顾了一圈，看到墙上挂着几件衣服，角落里放着一两只破旧的皮箱，心想，他在这儿能“捞到”什么油水？……只需凭经验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捞不到什么；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学生区一间旅店客房内奄奄一息的外国学生：关他什么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托词，扬长离去。

罗拉在那个时辰里，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半小时后，房间里挤满了匈牙利人。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生死关头，同类的人群通过某种秘电的方式相互通告。我曾听人讲起过，在欧洲的大城市里，中国人以某种隐秘的方式紧密抱团，一人有难，八方相助。这个去凑钱，那个找医生。没过多久，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医生被请到家里，他硬着头皮、神色忧郁地忙活了一通，抱着深切的同情，充满了爱心，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这些流亡的俄罗斯医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医，法国人要求这些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长的、著名的临床医生和“大学教授”去索邦大学认证他们的学历。晚上，俄罗斯医生急匆匆地走了，带回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从新年舞会上被拽到学生区的。外科医生穿一件燕尾服，纽扣上别着闪闪的勋章，他是驾驶自己的轿车来的，这位法兰西人文质彬彬，高傲自信。他一进门就果断做出决定，在蒙马特疗养院开了一间病房，叫来一辆救护车停在旅店门前，午夜时分，把罗拉接走了。他没有提钱的事情。俄罗斯医生的温情令人感动，有那么浓的“人情味”；法国医生冷峻、绅士，行事果决，能呼风唤雨。

通过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来推断一个民族的特征，这是多么轻率的做法！我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两位医生都是法国人——假如我现在一言以蔽之地说“法国医生”这样或那样，该是多么轻率啊。实际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人——或许能够对人群进行归类的是学派、观点和某种知识的“渊博”，还有在我们国家医生的行为准则来看属于“草率”、“不周”的雷厉风行……比如说，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收罗拉住院的疗养院里没有冰块，午夜时分，我跑遍蒙马特新年狂欢的咖啡馆，乘出租车在一家家歌舞厅、夜总会之间疾驰，求他们高价卖给我降温用的冰块……可是蒙马特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冰块，跑堂领班只是向我耸耸肩……噢，法兰西式的耸肩！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忘记这个熟悉的动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为我还见过另外一种更温情的动作。最终，拉特—莫特歌舞厅的大堂领班以出奇的高价仁慈地卖给我一桶冰块，疗养院的一位护士被从梦中叫醒，手忙脚乱地准备手术室，法国医生在清晨为罗拉做了手术。他没有问我们是谁，是哪里人，这位知识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疗养院为我们提供救助，他既不询问，也无要求，他做这一切时的态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带有一点羞涩。出于复杂的绅士精神，他知道施予、“行善”总有点像蹩脚演员的举止，是人类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在疗养院里，大家对我们的态度大都挺好；只有第一天夜里我们请的那位值班女护士，趁着罗拉病弱不堪，偷走了屋里所有能拿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敢对她直说，于是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些新的诱饵，让她安心去偷，只要她不伤害罗拉。“疗养院”是一幢坐落在蒙马特最高处、类似别墅的楼房，以前可能曾是妓院或幽会场所；房间的布局、门上忘了撕掉的名片卡（“吉奈特”、“妮娜”和“朱丽叶”的名片卡）和楼道里散发的廉价香水的刺鼻气味，都确定无疑地向人证明：这栋建筑用于公共医疗目的已经很久了。只要医生和护士在疗养院里，就会对我们有求必应；但是晚上七点之后，所有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有的时候，白天刚做完手术的重症病人，夜里不得不在没有一位医生、护士值班的情况下熬到天亮，只有女门房为他煮茶。最初几日，疗养院的管理让我有点吃惊。在家乡或在德国，疗养院里通常都会储备冰块，夜里不会丢下刚手术的病人而无人监护。我跟一位医生聊起这段独特的经历，他吃惊地听我讲完后，带着烦躁的宽宏大量说，他不理解我担心什么，这是多么“德国式”啊。其他人则态度亲切，热心相帮，只要他们有空或想起我们。

两星期后，罗拉出院回到旅店。这两个星期，我们结识了几张新面孔，结交了几位好朋友，后来，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生活的一个阶段。罗拉的身体非常虚弱，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说，在巴黎终于“发生了什么”。仿佛我们之所以来到巴黎，就是为了让罗拉生一场大病，动一次手术，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挺了过来。经过那段收获不小的巴黎历险，我们可以离开那里了。于是，我们满心伤感、浑身哆嗦地开始收拾行囊。我们看到了巴黎，并且经历了什么……在一个冬季的清晨，我们上路了，朝着意大利，朝着家乡。

3

我们一声不响地在充满敌意和紧张的情绪中旅行。我们顶着烈日，沿着法国的蔚蓝海岸走了好几天。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国人，我们在他们中间穷得自惭形秽，兜里仅有的几个克拉伊卡，我们也不假思索地当作闲钱输在了蒙特卡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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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身无分文地跨过意大利边境。在那些天里，罗拉对自然风光漠然无视，要知道她刚从一次巨大历险中幸存归来。我们离家乡越来越近，我开始感到惊慌不安。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逗留几日，然后启程回家。“家”——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宽泛、松散、不确定的概念！——指维也纳、佩斯或考绍……我们怯懦地安慰自己，我们的家人肯定能为我在维也纳或佩斯找到一份“职业”；事实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该拿我怎么办，他们暗中为我们的婚姻能“维持至今”惊诧不已。我们自己也为此感到意外。那几个星期，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罗拉总是通过手柄式的单片眼镜看周围的世界，就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做长期存活的打算，用观望的态度审视我和我们途经的国家，并无抵触地接受眼前的风景与一路体验——假如这时候我向她建议，我们去日本并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很可能她会跟我去。但是，我们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时光和现在伤残、沮丧的蹒跚回乡，恰让我感到十分奇妙……我从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险，心里揣满了疑惑不安的担忧。我感觉罗拉的患病是一种个体的伤害与出卖。她想死，我通过这一切感觉到的只是，我们进入了危险地带，在我们周围隐患四伏。毫无疑问，我非常同情她，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体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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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发作”。我一反常态，不再温顺，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们的共同生活，换句话说，“顺其自然”吧。我并不知道，恰恰这种“顺其自然”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睡足了之后去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决定我们今后的命运。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我们的“婚姻”，在巴黎逗留的日子，还有在蒙马特疗养院的那一段小小、浪漫、生死攸关的郊游，这一切都让我们受够了；我们由激情变得麻木，神情惊愕地面面相觑。我从来就不适合让别人在我身上搭建他们的生活，尤其在那段时间里，更不适合；我的一言一行都暗藏着背叛，我时刻做着逃跑计划，准备逃离这个虽然世俗却也奇妙的“终身监禁地”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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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抵达了佛罗伦萨。

城里正在闹瘟疫，冰雨飘落。家庭旅店里，老妇们整日手捧装满炭火的陶罐在大理石铺地的厅堂里穿来走去，街上寒风呼啸，人待在屋里也会感冒发烧。我们实在太想休息了，想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我们已经没钱继续旅行了，意大利的银行代理忘了通知我们汇款已到。一天上午，罗拉跑到托纳布奥尼大街一家意大利大银行的支行去碰运气，她跟一名职员软磨硬泡，在国外业务记账簿里找到一笔寄到我们住址的汇款；无须出示护照或任何证明，她就在支行业务员欣慰的祝福下取钱后离开……这全都归功于她的个人魅力、率直与自信。现在我们可以旅行了。那段时间，我对博物馆颇为不屑，我用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说，“我只对生活感兴趣”。在托斯卡纳的冬季，我们冻得浑身发抖，无情的严寒让人绝难想得到妩媚的城市之光和气味。我们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罗拉染上了重感冒，并有折磨人的并发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额窦炎”，高烧不退，在床上又躺了三个星期，我们有机会在亚诺河畔的旅店里用炭火罐取暖……急救车一天到晚在城里疾驰；狭窄街巷的拐角处，瘟疫车的笛声长鸣不断，从各个角落搜集发烧病人。直到今天，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一听到这刺耳的鸣笛，就必定无疑地回想起佛罗伦萨的那个冬季；我在某种夸大了的薄伽丘小说的氛围中熬过几个星期，书名为《佛罗伦萨的瘟疫》，头上顶着死亡的凶兆。我们到达佛罗伦萨的第三个星期，罗拉痊愈了，她逃亡般地拔腿回家，仿佛是被暴风雨卷走，既遭到了别样的掠夺，也收到了别样的厚礼。在佛罗伦萨火车站我伫立了很久，望着载她回乡的列车徐徐远去，我惶惑地盯着列车消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更希望什么：希望她回来，还是就此分手？我们是继续活下去，还是死掉算了？自从我们相遇之后，我们生活在怎样邪恶的凶兆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本可以分手的。不管怎么说，我独自留在了佛罗伦萨。

生活中总发生这样的事，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总是跟计划和约定唱反调：我到一个地方旅游，结果在那里一住六年；或者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下车，原只为好好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结果四个月待在那里迈不动步，就像萤火虫见到了光，我在佛罗伦萨被周围璀璨耀眼、令人惊叹的光明迷住了。至少这一天我已经知道，我不会去维也纳，不会回家，也不想谋任何“职业”。危险的直觉敲响所有的警钟警告我，当我再一次应该做出“不忠”的选择时，我必须谨慎对待各种计划，以及别人为了收买、诱惑而向我兜售的聪明建议。在这一时刻，在佛罗伦萨或其他什么地方（比如在罗马或巴黎）有我的位置和我要做的事，我将被引上正确的道路，我不能软弱，不能轻信任何家庭的、三室带厨房的、固定薪金的“解决办法”，那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抗我们而设下的陷阱……佛罗伦萨阳光明媚，三月初就已经开春了。

旅店里住的外国人很少，退休的托斯卡纳夫妇们聚集在这栋经风历雨的楼阁里，女主人是当地的一位贵妇人，她以无法仿效的高傲坐在长餐桌的主位上。在城市之上，在山丘之上，春天有如发起进攻一般突如其来、毫无过渡地到来了。有一天早晨我推开窗户，惊得目瞪口呆。我周围的美丽是如此澎湃，美得这般自然，这般温馨，这般寂静；这种美，我做梦都未曾梦见过，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丝毫都不夸张地讲，我浑身战栗，脊背蹿凉，瑟瑟发抖。我仿佛学会了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我突然理解了佛罗伦萨。突然之间，那些山丘、河流、架在水上的桥梁、楼阁，以及教堂、绘画和雕塑都有了意义；仿佛我知道咒语一样，我走进一个新的家，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对它了如指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新世界里展现，对我诉说……就这样，我开始激情万丈地在佛罗伦萨生活。我从来没有，从那之后再也未曾从生活手中得到像佛罗伦萨春天这般天赐的礼物。我吝啬、孤独地将这突然展现在我眼前的珍宝据为己有；罗拉在考绍的某个地方休养，试图从我们相识的惊厥中清醒过来，我将她的未来完全交给她自己决定。“我要做的事情”已亮若晨曦，再清楚不过：我必须留在这里，留在佛罗伦萨，留在离另一个世界最近的地方，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操纵我生命的神秘力量把我放走。

4

要知道，当一个人放弃动机、憧憬、“心智”而屈从于某种内心抵抗的那一刻，生活才会出现转折：人们彷徨，迷途，盲目地寻路，从来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但有的时候，人们会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预测自己的行动；但也存在这类消极的行动：当我们明确意识到应该否定某个念头，不离开某个地方，拒绝做某件事情，待在一个地方不要挪动，我们会采取明确的行动。笔直的大路通向家乡；我两手抓紧我可能抓到的一切，不让自己被这股突然产生的内在焦虑、这场个人的暴风雨和出于软弱与怯懦的“理智”卷走冲走；我要留在外边，在佛罗伦萨或其他什么地方，我该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到……世界朝各个方向敞开胸襟。的确，有时我连买一张有轨电车票的钱都没有，但我从来没有因为钱恐惧过，现在也不，我根本不会将钱视为生活的障碍，钱不在我该为之调整自己生命行动的条件之列。我知道，自由是内在的条件、心灵的能力；一个人贫穷，照样可以拥有无限的自由和独立。后来，我有了比较幸运的生活环境，口袋里也有了钱和护照，但是我却寸步难行；内在的激情没有了，被无形的重量拖住，被神秘的绳索绑缚……在佛罗伦萨，我再次听到那个清脆悦耳的年轻声音：你必须留在这里，不要讨价还价，不要惊恐退缩！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这座城市是年轻法西斯分子的巢穴。住在托斯卡纳郊外的贵族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们身穿骇人的制服列队聚集在法西斯的徽章下；街上黑压压一片站满了潇洒俊帅、头发浓密、狂傲自负、目光严肃而固执、在制服的魔法下变得迷狂的年轻人。年轻的意大利精英们一旦穿上制服，就可以领取每日的补助，并且能够得到一份工作；难怪他们会有如此高涨的激情！生活服从于僵化的官方秩序；房子的外墙上画着鼓动、号召的宣传画，介绍维护法西斯秩序取得的成果，例如“准点列车”，里拉的价值，公共安全……法西斯主义在那几个月里如风扫残云般将社会民主主义击得粉碎，使之化成飞烟。社会主义者遭到迫害，转入地下，就像第一批天主教徒在地洞里集会。我是来自彼岸的人，对受到重挫的工人运动充满同情，我紧张地目睹胜利的独裁者耀武扬威的大游行，内心深处充满了抵抗。不管怎么讲，我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在中欧被灌输的那套“社会进化法则”，不大适用于意大利的灵魂。我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几个月里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民族意志的集体表达。所有的外国旁观者都心怀疑虑地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和夺权者
[243]

的行踪。“这个人”孤注一掷，能量四射，在那几个月经常来到佛罗伦萨；我以前在柏林也见到过他，那还是在“进军罗马”
[244]

之前，在一家老城饭店的大堂内，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在回答记者提问；现在，我在群众集会上看到了他，被煽动得激情四射的民众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先是在佛罗伦萨，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威尼斯。在那段时期，这个人将自己的性命相当廉价地投到国际市场，我在佛罗伦萨看到过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广场，他被数以万计的民众包围着，身边几乎没有警卫，似乎只有他的星象和命运能够保护他免遭政敌的报复。

他从内到外，仿佛都刀枪不入。这个人给甜蜜无为
[245]

的意大利注入了成千上万马力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全新的速度；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开始泛滥，吞噬了政治，淹没了口号。这股汹涌泛滥的力量就来自这个人——墨索里尼。没在意大利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最初阶段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运动的成功秘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切。

佛罗伦萨，烈日当头。市政广场上，农妇们兜售阔檐的编织草帽；古廊桥上，每天上午金银匠们都在本韦努托·切利尼
[246]

银像周围支起货摊。上午，我泡在贾科萨咖啡馆或奈芙咖啡馆漂亮的大堂内，这是一天的开胃酒；下午，我跟英国人一起喝午茶，这些英国人也入乡随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礼服的托斯卡纳贵族坐在带阳篷的马车上沿亚诺河岸兜风。在托纳布奥尼大街，成群男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观赏外国女人；她们身上那股充满欲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桥的“布达”
[247]

桥头，在圣马尔顿广场上，对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当我推开窗户，屋外阳光刺眼，广场空空荡荡，透过斜对面教区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见老神父们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满意足地晒太阳，抽烟斗；妓院稍远，跟教堂隔了三栋房子，门口总有行色匆忙、绅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在按门铃——早晨九点，就一小会儿，在上班之前，就跟别人去咖啡馆一样。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怀着顿悟的感觉在城里游逛。上午，我去那位疯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园
[248]

；下午我去菲耶索莱
[249]

，或到卡茨尼公园看赛马；晚上我泡在小酒馆里，置身于农民中间，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杯杯地喝酸涩、黑色的基安蒂
[250]

。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持久、恒温、不变的幸福感从睡梦中醒来。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勃朗宁
[251]

和伊丽莎白·巴蕾特曾在那里住过；我从来没抱过比这更好的愿望，我想在佛罗伦萨度过平实的一生。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片丘陵里长出来的；这里没“引进”任何东西，既没有外来的建筑师，也没有外来的画家……城市和她的杰作共同呼吸，跟每栋建筑、每尊雕塑、每幅图画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亲身体验到这个——在此之前对我来说始终含糊不清的教科书概念：文艺复兴。多么熟悉的氛围，多么特别的体验，多么的似曾相识
[252]

啊……我记得三月午后细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别墅与古柏的马基雅维利大道，走过圣米尼亚托教堂，在那里，大卫像的青铜复制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城池；在山上米开朗基罗广场旁的小咖啡馆里，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眺望城市，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既不阅读，也不跟人交谈；不寻求“历险”，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贪婪地将城市的风景、丘陵的轮廓、山谷的蓝雾藏入记忆，就像流亡者目不转睛地看一张从家乡寄来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轨电车去塞尔托萨，去皮斯托亚，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一切都很值得观赏：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馆，一切都用来自这片泥土、来自过去时光、来自逝者心灵的同一种材料建造。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多情的时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时代最糟糕的阶段。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那幅风景。

我到博洛尼亚和威尼斯旅行，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因为我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每星期兜里的钱都不够花，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罗拉偶尔用带衬纸的信封寄些零钱来接济我，另外，我写一些体裁含糊的文章换取可怜的生活费，有几份菲尔维迪克、艾尔代伊地区和布拉格的报纸出于好心予以登载，大部分稿费用来支付账单。每次旅行结束，回到佛罗伦萨，我都像撤退回某个绝对安全的大本营、城堡或防御工事。旅店提供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对房租催得也不那么紧。在那几个月里，我体内泛滥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和随意，仿佛获得了能够将自己置身局外的特权。我至今记得当时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罗拉回到佛罗伦萨时，已经是炎热的夏季了。她带来了里拉，还带来匈牙利辣味香肠作为礼物送给我。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前往都灵，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科舒特故居；今天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我们在都灵吃了午餐，无忧无虑，格外快活，似乎万事大吉，想都不会想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搭夜车回到巴黎。

5

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轻便，背着破烂的行囊，既没有钱，也没有前景……即使美国也想去就能去！后来，许多年后，一张我在街上看到的宣传画把我带到了巴勒斯坦，甚至更远的大马士革。我说走就走，仿佛在那里有什么紧急事等我去做！……只要我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不羁，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阻碍”。

我们对巴黎已相当熟悉，既有经验又小心谨慎地选择住处。我们在新区找到一套公寓，在里沃利大街拐角，在“右岸”；我们熟悉了这个“新巴黎”……在右岸的巴黎，既不闲逸，也无浪漫。我们落脚的那栋房子位于康邦街，是一幢墙壁很厚、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公寓楼。安托万的美发店开在一层，他不仅是巴黎最时尚的女性发型设计师，还为美国最大的一家摄影经纪公司做代理。现在，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开始赚钱：我凑出自己所有的钱，搞来一台打字机，将我写的“巴黎报道”一式三四份地打出来投稿，而且使用三种语言，寄向四面八方……我们在康邦街的住房宽敞漂亮，并且属于“带家具”的那类；房东夫妇除家具之外什么都不给，甚至连服务也不愿意提供；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比较有人情味，“比较中欧”，一切都能让我隐约联想到家乡人对“家”的那种概念，感觉仍住在传统街区。那些家具，让人感到某种早期、内敛的帝国气派；另外，公寓内的楼道、前厅、走廊都是那样吸音，遮光，隐秘……几个星期后，我们理解了在这种悄然无声的恢宏寂静背后隐藏的原因。亨利艾特夫人，那位富有的、头发染得乌黑的女房东，虽然按月出租客房，但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敬的形象；她更乐意将客房租给“半小时情侣”，每天下午，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来这里速战速决地享受鱼水之欢……尤其是在我们隔壁那间贴了红色墙纸的客房，每天下午，都深受老先生和热情似火的女郎们青睐。有一段时间，我的市民意识让我对“我跟妻子住在这样的地方”感到恼火；但在罗拉身上并没有这类市民式偏见，她为我的大惊小怪感到好笑，所以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实际上也是，哪家巴黎旅馆或客栈不接待偷情的男女呢？

另外，这栋房子，这条大街，这个街区，更让人联想到哪个英属殖民地。在通向安托万神秘店铺的楼道里，每天的每个时辰都云集着仪态大方的英国名媛和性情放浪的巴黎女士，世界著名的美发师则开出高价兜售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客人们在楼道里领号排队，最昂贵的轿车排成长队在楼门前静候，不是“劳斯莱斯”，就是“希斯巴诺”，女主人坐在楼上光线朦胧的窗后享受安托万及助手们的揉捏和卷烫。正对楼门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冷僻、无聊、没趣的茶馆，旅居巴黎的英国侨民每天下午都聚在那里饮茶。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服务：银行，商场，饭店，茶馆，酒吧，包括那些大多开在城中心小街内的妓院，光在康邦街上就有两家。其中一家消费昂贵，极尽奢华，我这么说，不仅由于店里家具和所有的陈设，还因为许多登门的贵客是路易·菲利普时代
[253]

的遗老。街道，茶馆，饭店，到处都不分昼夜地回荡着英语交谈的声音。这些英国人僵化、固执地保持着殖民国的习俗，神气地开着英国牌号的轿车出现：英国老先生们头发雪白，目光沉滞，皮肤因打高尔夫球晒得通红；而那些年过五旬的妇人们全都打扮得像玛丽女王，都戴着蜂房形状的礼帽，身穿长裙，白天执手杖行路，下午到隆佩梅耶尔喝茶，但是到了夜里，她们在安托万和裁缝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摇身变成世俗的舞女……这些在自己家乡是那样谦恭内敛、节制有度、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英国人，在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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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岸，在巴黎世俗的街区内，却变得如此饥渴，如此道貌岸然地贪婪，如此一意孤行地追情逐欲！我在巴黎，在康邦街一带，在短短几周内对他们的真实了解，远远超过了后来我在英国对他们长达数月的了解和窥伺。

他们住在这里，住在里沃利大街几乎隐形的、建于上个世纪的酒店里。临街的那面几乎不露酒店的痕迹，所有的富丽奢华和宽敞大堂都朝向内侧，朝向弗布尔—圣安娜大街。他们住在莫里斯酒店、德—奥尔巴尼酒店或州际酒店，开着所有零件都为手工制造的劳斯莱斯轿车，带着他们经过安托万和巴黎外科医生精心修复、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美丽余韵的妻子们……“睁开你的眼睛吧，我的朋友！”我自豪地对罗拉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以后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你以后将在画报里读到的‘大世界’……”可这个大世界是多么小啊。在这里，人们在隔壁的克里伦酒店和莫里斯酒店之间散步；在这里，最昂贵的裁缝店、时装店和大银行的支行鳞次栉比；在这里，橱窗内不断更换着各种各样毫无用途的小玩意儿、小摆设、钢笔、首饰、花哨东西，以及因其繁赘琐饰而永远属于自己那“另一个”世界的小设计。我们瞠目结舌、神不守舍地住在这些窄街里。在这里，有许多地方我们连门槛都不敢跨进：比如巴黎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不标价格；比如维尔森饭店，途经这里的国王和比国王更有权势的美国银行家们在这里通过烤肉和汤汁神采飞扬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至少跟卢森堡博物馆里的藏画一样特别……

丽兹酒店的大堂正门开向康邦街。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我坐到酒店的吸烟室里读报纸，喝一杯苦艾酒，将报纸摊在桌子上，随后我跟所有进出酒店的访客们一样，开始全神贯注地投身到“微服出行者”的角色里。墙上挂着骏马、名犬的彩色木刻和时髦美术家“塞姆”创作的漫画；过路的外国游客坐在桌旁，坐在磨破了皮面的沙发里，在朦胧的光线中喝威士忌；领班侍者面带甜蜜的倦意慵懒地坐在吧台后，不时会有人推门进来：西班牙国王，威尔斯王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位成员，摩根也经常光顾这里……领班侍者对客人们的习惯了如指掌，无须询问，就将鸡尾酒端到他们跟前。西班牙国王跟驻巴黎大使基尼奥内斯·德·莱昂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所有来这里的客人都是“微服出行者”，我也是。没人注意坐在自己旁边的人，跑堂对摩根先生的态度跟对我一样，说一句“谢谢，先生！”，然后将摩根先生留下的小费扫到手心。从某种角度说，丽兹酒店的吸烟室悬浮在世界、时间和约法之上。在这里，造访者置身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局外地带，国王们，匈牙利记者们，画家们，皮条客们，世界著名的女演员们，途经这里的巴尔干国王们——只有领班侍者认识所有客人，他基于特殊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只用一个眼神或一抹微笑，无须尊呼名衔就能准确地向每位客人致以相称的敬意——只需要这些，既不要多，也不能少！在每天下午四五点之间，这间小厅的空气里弥散着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我在这里揣测世界，揣测它的深度、高度和隐秘的联系……我将许多副面孔存入了记忆，那些面孔，后来我在其他许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软卧车厢的过道里，在海滨，在机舱里，在英国或法国著名画报的封面上……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一刻都不觉得自己“附庸风雅”；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近距离地“看”一会儿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历史的沟壑里栽倒或爬出！在“鸡尾酒时间”，大概六点钟左右，在抽两支雪茄烟的间歇，在一张张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们跟西班牙经纪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广场上营业规模神速扩大的美国银行家只需通过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闲谈中顺便谈成大笔的生意。银行家们之所以下班后去丽兹吸烟室坐半个小时，就为做几宗真正的买卖……在那段时间，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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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顾过这里，还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储也经常来这儿。一般来说，每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录在《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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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别的哪部根据血缘、财富、权势编排的不成文、不公开的权贵名册里。在这个老派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某种危险四伏的窒闷气息；客人们静静地坐着，抽着烟，与此同时，大堂内发生着什么虽不可见但可感知的大事件。“谢谢，陛下！”小跑堂低声地对坐在我临桌的葡萄牙或希腊的前国王说；没有人应声，没有人从报纸上抬起眼看，没有谁的视线从《纽约时报》欧陆版的股票新闻栏移开。

我将丽兹吸烟室视为只属于自己的某种秘密。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咖啡馆。我更对这类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场所感兴趣；我审视一张张面孔，观察每个人的气质、风度和言谈举止。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装的肖像摄影师在这里“工作”。我闯进了一个新世界，我在那里连嘴巴都不敢张开。我小心地品尝这个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到大环路上的某家咖啡馆前。壮观的风景，巴黎的街道，满足了我所有的娱乐需求。在巴黎，我不记得有哪个晚上我们感到无聊。我经常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晓，在“小那不勒斯”或“马德里”，或在那家正对晨报总部，午夜之后单身牌友、赛马手、站街女郎和皮条客聚集的简陋不堪的小酒馆里，望着街道出神……初到巴黎的那段时间，有一点梦幻，有一点迷茫和羞怯。慢慢地，这座城市变得迷人起来，我开始听懂这里的俚语，了解这里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里穿行自如——她将我诱到怀抱里，待我像一个旧日知己，不再放我走开。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她的味道，这股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和汽车尾气的味道，我的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她的节奏，适应了这种令人紧张、昼夜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经济波动。我在咖啡馆里已不摘礼帽，半夜我跑到普吕尼耶小饭馆，虽不算麻利但相当专业地用娴熟的动作吃一堆牡蛎。种种迹象表明我已“巴黎化”了。我已经变得没有教养，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没教养。我开始学习欧洲人的生活习俗。

6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我真心地获得了一切，当我刻意追逐“体验”时，我的情感变得日益丰富，除了经验，除了“真实”印象之外，别的我什么都不看重。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价值只取决于能在自己个性的炼金炉中淬炼出多少。我想看……究竟想看什么？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学解剖室看尸体，下午五点我在丽兹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欢逐乐的夜店里看身体，或在一场“咖啡音乐会”的露台上看面孔。我爬到圣母院的钟楼顶，或钻进地下，钻进迷宫。我在巴黎城内东跑西颠，就像一只被松开狗链的小狗。我对拿破仑墓所抱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维莱特”的断头台。阿纳托尔·法朗士对我来说，就跟我的楼长一样陌生；我闯进他们的房子里，在他们家中四下环顾，嗅闻，记录，用眼睛和心灵拍照。从我的体内迸发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就像一个可以不受惩罚、毫无障碍地在白人城市里行走的黑人。我的法语并不好，但我总是心急火燎地语速飞快；在这种状态下，谁会在乎不规则动词的特殊性呢？早晨，我离开康邦街，沿着将杜伊勒里宫花园与沃利拱廊隔开的栅栏散步，我看鲜花，看铜像，看卢浮宫屋顶上雾气朦胧的晨曦；之后，我怀着“前进”的感觉冲向城市，几乎是在放声叫嚷，就像一个不能快速迈开脚步的人。那些街名，那些建筑，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记忆”，这记忆来自文学，这记忆来自经遥远的时间、时代、民众和习俗过滤下的知识，现在，这记忆慢慢复苏并变成了现实，具有了形体，可以被触摸。“日常安排”的多姿多彩让我沉迷其中：对我来讲，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质区别；我下午去法兰西学院出席一次纯化语言会议，或走进某家百货商店的旋转门，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橱窗，或在国立图书馆大厅里读《箴言报》的某个合订本，或去皮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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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在那里拍售廉价机票——这所有的一切组成“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味”。无论我翻开大画册的哪一页，图中的风景都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一个相隔久远、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时代——某种共同拥有的、欧洲人的童年时代——的记忆被唤醒了：许多场景与人物都从历史、小说和童话里复活，从雨果、法朗士、拉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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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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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下复活，成为时下话题，成为日常新闻。全世界所说的“法国”到底是什么？石头、血液和纸，风景和气候，具有特别的、“那么法国”味道的水果，微笑与风度的区别、与神经系统的区别和地理学因素，某种超人类的、超越其他种族的东西……为什么法国人拥有自己的文学，比方说荷兰人就没有？为什么德国的平原人拥有自己的艺术，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挪威人能拥有自己的文学？为什么法国音乐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种族”的秘密；我所知道的东西，总是对差别的证实，但从来不是回答。

这种好奇心的自然结果是，我用自己的双手借助于铅笔和打字机，不由自主、激情勃发地开始在咖啡馆里、在地铁中、在火车上为报纸撰稿。我跟“事件”的关系仅仅在于我觉得自己是“在场者”，感觉自己生来逢时。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极其重要。我没有进行太多的挑选。早晨我出门上路，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郁金香花圃，开始做报道……假如哪栋房子失火了，我会立即冲进去；我感觉那房子似乎是“为我点着的”，因为我在场，因为这个场面我只能看到一次，此时此刻，我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星球上，在法国人中间……尤其是，那栋正在燃烧的房子是“法国的”，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更有意义”；我必须迅速、仔细地进行观察。写新闻报道也可以成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项“使命”，但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种紧张状态而已。我总是时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欧洲大陆的所有报纸都需要我提供新闻填充版面。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乱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议会大厦去听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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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演，好像这事跟我有关系似的……但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吗？莫非在万象中、俗世里、地球上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这个同时代人，跟我过客的灵魂无关？卡约在讲演，其实我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屏息静气地坐在议会大厦的旁听席上，出神地盯着国家政要们肥如仓鼠、忽红忽紫、吃过午餐的脸。当然，不少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大厅里用拳头捶椅子，在厅外走廊里大喊大叫，享受各种方言的欣狂。中午，他们在波旁宫附近的小酒馆里用午餐，胃里灌满了勃艮第葡萄酒，从他们的呼吸中能闻到大蒜味，他们滔滔不绝，醉意醺醺，满腹伎俩，夸夸其谈；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里是民主的卫士、文明的最后堡垒，除了维护地方利益和拉选票外，他们还代表这个付出巨大代价、举步维艰、虽不完美但毕竟在向更高的人类准则前进的欧洲。与此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也在做生意，贪婪而执着；必须抓紧时间，这个国家很大，裙带关系都饥肠辘辘，总理们像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我永远不能理解法国党派政治的瞬息万变；我不理解，因为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无法集中心思听他们解释。但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第三共和国在也就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届政府内阁不得不为饿得发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职位和津贴——总理们在宝座上的时间以小时计算，他们不得不发疯似的任命亲属和助选人，向他们发放退休金和养恤金。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议员们，总理们和那群紧随其后，渴望获得职位、生意和薪水的隐形帮伙……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坐在议席上的民主代表们，像听一场酒气冲天、怒火万丈的斗殴音乐会——他们单枪匹马，或许只是些偷鸡摸狗者，不过聚集到一起还是颇有力量，颇具权势，还是有良心有纪律，在决定命运的问题上还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国的意志。卡约在讲演，白里安
[261]

在讲演，普恩加莱
[262]

在讲台上拍桌子，情绪开朗的布伊松
[263]

议长带着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无党派的气质不露声色地正襟危坐。除了政治之外，法国议会还是雄辩与风格的自由大学；人们对发言者的讲演风格、定语的清晰和力度、谓词的力量、句与句连接的乐感所进行的评论，跟对其政治理念进行评论一样认真。

我还去了里尔
[264]

，我是乘特快列车去的，因为有一位绝食艺术家已经三十天没吃东西了。我去机场等候林德伯格
[265]

；他走下旋梯时，所有人都激动得流泪，大声呼喊，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魅力……我参加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我在火车站等候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
[266]

；我在奥赛火车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后，看到她到达和流泪……我去过凡尔赛宫，见到了下台的白里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阶，再次感觉法国人是对的，在这一刻，他们需要的不是仁爱、天才的白里安，而是不怎么仁爱、较为粗莽的杜美
[267]

。我去造访哈瑙夫人，听她讲据她所知谁在法国偷得最多；我还去过塞茜尔·索莱尔
[268]

家，她给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访了住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
[269]

，他用不容辩驳的声调高声朗诵了他新剧本中最打动人的一段戏。我目睹过死刑，做过关于卢尔德
[270]

的报道。我坐在宣誓就职大厅里听小个子、红头发、枪杀哥萨克酋长佩特尤拉的乌克兰钟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说：“因为他杀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冲他开了六枪。在他倒地后，我又向他补了一枪。”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微笑。我认真注视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里原谅斯托尔派先生。

随后，我写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报道，激动地记述了我的所见所闻。我总是一句话从中间说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讲述，仿佛害怕被人将想说的话掐在嗓子眼里。我睡不安生，经常半夜里爬起来，钻进出租车，跑到蒙帕纳斯，坐到酒桌旁偷听别人谈话，撰写新闻。

7

接近岁末，我开始适应了蒙帕纳斯的咖啡馆。我终于厌倦了丽兹酒店吸烟室独立于世的那种状态。就在那一年和之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两家著名的“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曾是欧洲精神与艺术运动的自由大学。我在那里的感觉从来就没有良好过；但是如果我哪天没在某个嘈杂拥挤的露台上聊上个把小时，我就会心颤手抖地烦躁不安，因为我的喉咙里没吸到法兰西的黄花烟草，没有感到迷蒙的醉意。想来在那片街区里每个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蹒跚走在汽车之间，在马路上穿行；他们用水杯喝廉价威士忌，即使贤哲们也把啤酒当水喝。这两家享誉世界的咖啡馆是：“多摩”和“圆顶”——在它们周围追风般地开了十多家歌舞场和饭馆——就在那一年，这里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实验室之一；一切都在这里煮沸，蒸馏，革命与品性，政治与激情；谁要是绕开了这些肮脏的街巷，谁就错过了诸多的大事件……

乌纳穆诺
[271]

每天下午都坐在这里，带着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悦地承受流亡的残酷；在他身边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识精英和冒险者，军人、哲学家和作家们。我很愿意坐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是忧伤的人；一般来说，跑到蒙帕纳斯的家伙们大都是试图寻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园的脆弱者。乌纳穆诺安慰他的战友们，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对欧洲文化的未来充满怀疑。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义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马西亚上校
[272]

是加泰隆尼亚流亡者团体的灵魂人物，同时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国的敌人们，跟普里莫·德里维拉
[273]

和长枪党的将军们一样，是位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者；午夜过后，他神色迷乱地用水杯豪饮杜松子酒，这位陌生的旁观者实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国内的“压迫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早晨，马西亚和乌纳穆诺前脚刚刚返回祖国，西班牙大公、女大公们和显贵、侯爵们就带着首饰、爱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车抵达了巴黎——“西班牙流亡者”遍布巴黎，只是调换了一下角色而已。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274]

是这一流亡群体中广受喜爱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国王
[275]

的死敌和激情澎湃的时事评论家；这位西班牙的约卡伊没能看到他斗争的胜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罗旺斯的“玫瑰庄园”。伊巴涅斯的同胞们、流亡哲学家和军官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我吃惊地发现，通常在流亡群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个个人物，就其思想和领导能力而言，远不配担任这一角色。跟在“玫瑰庄园”里写文风矫饰、水平中等的小说的伊巴涅斯相比，乌纳穆诺要更聪明，而寡言、忧伤、脾气暴躁的佛朗哥
[276]

少校则更具有革命性，但结果还是伊巴涅斯成为了所有人公认的精神领袖；就连那些比他更杰出的知识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愿地居身其下。

在蒙帕纳斯，每个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都算是流亡者。荷兰、美国和苏门答腊的流亡者们也生活在这里——这些人既没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歧视，也没跟国家政权发生对抗，而是为了逃离时间；他们从第二个家乡逃到蒙帕纳斯，在这里存在着另一套时间体系，在这里即便“拿破仑密码”也会突然失效……蒙帕纳斯是全世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流亡者们忧伤地支着臂肘，托着腮帮，等待拯救他们命运的天象或地兆出现。俄罗斯的流亡者也坐在这里，他们对祖国的制度不满；我见过有些俄罗斯年轻人将自己国家大权独揽的当权者，将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数落得体无完肤……蒙帕纳斯的部落成员活在时间的前头。对老百姓来说尚不知道为何物的时尚和信条，在他们嘴里不过是些过时、过气的陈芝麻烂谷子。当莫里哀剧院公演科克托
[277]

创作的戏剧，“达达派”还让市民们大惊失色；当画商们还在用毕加索的立体派构图刺激艺术爱好者，这位伟大的探索者和嬗变者已经回归传统形式。当昔日的“超现实主义者”已经写下错综复杂、掷地有声的诗歌，当尤特里罗
[278]

已经以图画书的风格画房子和风景，公众刚开始意识到在天地之间还存在着这类的艺术实验……蒙帕纳斯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充满艺术创作性的氛围，就像伊甸园的果实嘲讽四季法则。

除此之外，这里还像一个南方的累范特
[279]

码头。时过不久，拉丁区果真变成了那个样子：在街上就有人挥刀舞匕，黑人们拎着左轮手枪聚众闹事，马来人、英国人、希腊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带着自己的忧伤、愿望和浅见加入午夜后的大辩论里，最后经常以刀光和枪声一决雌雄；尤其是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为各自的恐慌大声争执。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视死如归的冷漠神情。法国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倾巢出动，拥向蒙帕纳斯，就像古代去东方做生意的法国人那样目不转睛地观赏异国情调：父亲、母亲和已经成熟到足够能接受这种体验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礼服，一本正经、面带惊惧地坐在多摩咖啡馆的大理石桌旁，听那些单调叫卖、满腹怨气的小商贩高声兜售美国花生，听醉酒女人的尖叫，听那些带着野兽般的眼神通过言语、动作和情态蔑视文明的神圣法则的外国人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争辩，抱怨，挑衅，梦想。恐怕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某个愤怒的法国市民团体向这个闯入国门、聚众闹事的外来部落发起进攻，将他们踩成肉泥……法国人去蒙帕纳斯看外国人，就像我们外国人逛民俗博物馆或卢浮宫一样。在他们的脸上挂着厌恶、恐惧的神情。的确，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喜欢呢？我们将自己标榜为“游牧部落”，在画室舞会结束后，浑身涂满彩色颜料在巴黎街道上裸体狂奔，跑到协和广场的喷泉池里洗澡……在巴黎人眼里，这片街区和蒙帕纳斯的艺术咖啡馆就像是搬入动物园的喀麦隆部落，或是展示幽灵一般、唇大如盘、属于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观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掌灯时分，这群乌合之众——全世界忧伤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艺术家和小偷，哲学家和用哥罗芳
[280]

作案的窃贼们，诗人和旧货商，捕鲸者和教派创建者——在这里尽情狂欢，就像在斋月之后，在节日最后一个夜晚的开罗或大马士革广场上。巴黎民众拘谨地坐在他们中间，捻着胡须，戴着礼帽，观赏这一节日盛况。两家咖啡馆之间的马路，慢慢被堵得水泄不通。便道上，马路上，街角上，人们挤得没有立足之地。人们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地欢庆什么。

蒙帕纳斯集大学神学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讲坛于一体。我在某张桌子旁坐上半个小时，孤独地坐在人群里抽完一支雪茄烟；我感到紧张焦虑，我待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昼夜，命运在悄悄向我靠近，这是蒙帕纳斯的命运，即便那些较为年长、较有经验、较具阅历的人也无力挣脱……在那些年里，这种特别的“蒙帕纳斯的命运”降落到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身上；那些人来自智利、纽约或鹿特丹，他们来到那个充满异邦情调的码头，怀揣着生活计划，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从那之后，他们一直这样坐在那儿，怀着期待，也许一坐就是十个春秋……他们激烈辩论，喝法国白兰地兑苏打水，慢慢忘记了承诺、家庭、过去、家乡和计划，变成了蒙帕纳斯的“名人”；就另一个家乡和世界而言，他们悄无声息、义无反顾地死掉了。另一些人在这个肮脏不堪的收容站里建立家庭，安居乐业，并且赢得了世界声誉。帕斯森
[281]

在这里生活，并自缢。我总是淡定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怀着不良之心……但是，不管晚上我去哪里，我都会在午夜时平心静气地撇下友人，纵身跳上某辆驶向拉斯帕伊大道、颠簸摇晃的公共汽车。

8

在蒙帕纳斯背后的某个地方，巴黎城隐约若现。现在，我有时能看到某一个片段：远眺的街巷，一间公寓，一个人的面孔，忽东忽西地跟哪个法国人聊天，跟牙科医生，跟邮递员，跟某位部长……或许，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见国家元首比造访一个法国市民家庭要容易得多。我总是在观看“演出”，看巴黎盛大节庆的演出，就像看彩色的瀑布和别开生面的万众狂欢；但时光过去了许多年，“甜蜜的生活”，神秘的法国人生活，我始终未能看见。法兰西市民回避外国人，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来自霍乱之乡，仿佛我们喝水的杯子上沾满了麻风杆菌；就连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是如此，他们看我们的喉咙，听我们的肺部，仿佛我们的每根神经都携带着恐怖、神秘疾病的毒芽……有一次我生病了，因为嗓子疼去看一位著名的专科医生。当他刷我的喉咙取菌样时，显然带着满脸的怒气——他有一只眼睛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瞎，现在我都能看到他那张向我俯身、缠着黑色绷带、浮着扭曲并充满敌意狞笑的独目巨人的脸——出于对我的不信任，他每次都事先索要治疗费，用小刷子在我的嘴里刮来刮去，怀着灼热的激情将由衷的憎恨发泄到我脸上。对这种憎恨，他从没做出过任何解释。在那些年里，外国人将成麻袋的黄金扛到法国，每季度花在那里的钱都数以十亿计；然而，法国人除了想沐浴在地中海的蔚蓝里，想在从佛日山脉到普罗旺斯的那片蓝天下晒太阳，别无所求……他们憎恨外国人搭乘载满货物的轮船抵达这里，后来又憎恨他们不再来这儿。在富裕的年代，法国人丧失了对数字的概念

和现实本能：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他们咬牙切齿、一脸不悦地盯着我们，盯着那些使他们变得富有的外国人。即便在高档饭店里也会发生类似情况，男总管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态度，就像对那类受到宽容的殖民地国的有色人种。在那段时间里，向世界贡献文明的法国人，俨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傲慢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伏尔泰和丹东那代人彻头彻尾地向金钱投降。在法国人眼里闪烁着如此饥饿的光焰，充满无法掩饰的愤怒和令人战栗的贪婪。他们鄙视一切其他民族的东西，甚至鄙视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论“法兰西”民族的外族人。他们多多少少只把英国人视为人类；德国人始终是“德寇”；至于其他民族，从希腊人到匈牙利人到扬基人
[282]

，都是可疑的“外国佬”，粗蛮的异邦人。

当然，这里的“精英”持另外的观点；但这类精英在什么地方跟我们交谈呢？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艺术品向世界喊话，发出原则性的团结信号，但他们连地图都不看。在那期间，莱昂·都德
[283]

曾向六百名法国议员发出过一封公开信；他在这篇激情洋溢的文字里，请求法兰西民族最杰出的代表们支持被迫害、被压榨、被宰割的高贵的斯拉翁民族，请求他们将回信寄到“斯拉翁民族运动”日内瓦总部的地址。结果，大多数议员都热忱回复，表示对高贵的斯拉翁民族抱以深切的同情；但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查一查百科全书，看看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民族。如果存在，他们在什么地方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这个奇闻令人震惊，但又千真万确。在巴黎，外国人生活在某种令人发疯的孤独和放逐中；只有金钱的魔力才能够缓解这种孤独，以及这种悲凉的放逐。

罗拉表示，必须学到法国人的“秘密”——因为他们有一些小心隐藏的秘密，即这个伟大民族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幸福生存的原则与共识。我们以为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楼长，邮递员，包括送煤的小伙子。法国人的节俭全世界有名，这么说没错；但是若从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节俭也与众不同：他们在住房、衣服、书和剧院方面花钱较少，但在吃和女人方面，出手相当大方……作为标本，我把周围遇到为数不多的法国人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每个人都有不多的“存款”——大约两千法郎，可保证以后退隐到乡下小屋；包括楼长和旅店女佣。我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拆解和分析，但并没有找到答案。没错，他们忘我地工作，挣一点小钱，花每枚硬币都要精打细算；但在我们家乡不管你怎么辛苦劳作，也不可能攒出两千法郎来。我曾毫不害臊地追问“他们的秘密”，但他们只是报以微笑。最后每个人都说，是继承来的；这个国家非常大，几世纪的经济积少成多；有谁敢动用资本呢？所有的都是继承来的，用心相爱，但理性结婚。爱情有时让人丧失理智，或杀人，或啼哭；但很少有人在没有嫁妆的情况下穷结婚。我们那条街上的面点师将自己的女儿连同三千法郎嫁妆嫁给了一位面点师，屠夫则给了女儿一百万的陪嫁。没有“经营资产”，法国人不会去办结婚证。

后来我发现，法国人的低调和节俭，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一切全都那样实际，经过周密考虑；一切全都参照经验，讲究方式……我近距离地接触，并仔细地窥探“欧洲人”的生活；我满脸羞红、惭愧不安地感到，我根本不懂得生活的责任，我只是这样活在世界上，我的生活方式和需求超过了一位法国百万富翁的需求。许多年里，我搭乘公共汽车都要坐到最里面的座位；法国人有时会花半个小时等一辆人少的空车，为了能坐二等的硬座……为了能节省两三苏，他们穿着沾满泥水的鞋子，打着雨伞在雨里等待；噢，不仅穷人这样，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也是如此……的确，他们喜欢美食，用餐考究；他们吃礼拜日烤羊腿，一点都不在乎钱。但在平时，他们用马肉和让人胀肚的白面包充饥；他们吃廉价奶酪和粗糙、带筋的次等肉，吃最为便宜、冻得发紫的鸡禽，吃“削价处理”、最后甩卖的死鱼和劣等罐头，吃缺少营养的烩菜和我们从来不堪下咽的发酵粉面条……食品原料的售价极其昂贵；那个时候，中间商与经销商开始狼狈为奸，牟取暴利，这场影响巨大的运动在无形中摧毁了法国人的生活，他们就像政治舞台上的间谍和使节一样遭人厌恨……我们想学会法国人的生活技巧，但是我们缺乏他们拥有自制力的内在素质。法国人能够积攒成财产的那些钱，我们都花到哪儿去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能花在了出租车上。出租车费是那么便宜，而生活节奏又是那般匆忙……只要我在视野里没看到公车，就会下意识地扬起手，立即招来一辆疾驰而至的小轿车。他们对小费格外看重，尤其当客人是外国人时；法国人彬彬有礼地将硬币摆在手掌边缘，跑堂默契地点一下头，收下这笔菲薄的馈赠；但我从来都大手大脚，缺少“零钱智慧”，因此我总是多给小费，脸皮很薄，让我改变做派实在不太可能……当然，我们还雇女佣，那类料理家务的小时工；我为她们敷衍、仓促的工作支付的薪酬，高于我们家乡政府付给持有文凭的公务员的工资。许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在我周围只有最富有的法国人才雇女佣；就连律师、医生、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也不过雇一位“清洁妇”而已，每天上门干一两个小时，一旦被发现把垃圾扫到了床底下，立即被解雇……只有在名副其实的豪门，只有富得流油的豪绅，才会雇帮佣、厨师、女仆和男仆们。法国的中产阶级活得相当低调，就像我们家乡的手工匠。在我住的那个街区内，没有一户小手工匠雇打杂的仆人。

秘密不可能“学到”，这是血缘的秘密，是传统的秘密；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的秘密……这些富裕的法国人，住在多么狭小的屋子里；这些有钱的屠夫、面点师、食品商、蔬菜小贩和家财万贯的杂货店主，穿着多么破旧、闪光、惹眼的衣服招摇过市；女人们带着多么妩媚、亲切的神情，身穿在百货商场购买的巴黎烂布头
[284]

！他们午餐时品饮葡萄酒，但他们喝的是多么没味儿的葡萄渣酒
[285]

！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欢乐都是多么的质朴无华，晚上，他们在人民公园是多么身心投入地欣赏蹩脚音乐——假若一位常受交响乐熏陶的德国杂货店主听到演技糟糕的巴黎街头音乐，肯定会逃之夭夭的……这些百万富翁抽的是多么廉价的烟草啊，他们多么耐心地坐在咖啡馆里，能守着一杯咖啡一直坐到午夜！他们多么贴近生活，多么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琐碎而宁静的快乐和日子赐予他们的一切，他们有多么丰富的情感层次来享受生活，他们用多么庄重的形式包装自己的每一个言行，可一旦受到心性或情景的激发，他们又能多么轻松、自然地抛掉形式！他们到底有没有“秘密”？的确，法国人是有秘密的。他们是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由石匠”
[286]

，是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是小市民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种”，但在生活方式、行为举止和处事态度上，都是特立独行的法兰西人。当他们在集市上打架，当他们想到上帝，当他们感受到生活现实，当他们在私生活中“混乱无序”，当他们在关键时刻理清自己的思绪时，他们都是无与伦比的法兰西人。外国人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风格，永远不能学会他们行为的秘密。

9

城市向着讷伊镇
[287]

延伸；新型的香榭大道，流光溢彩，就像美国的某条大道，在每个街角都耸立着不太张扬的摩天大楼。帝国时代的亭台楼阁，那些上世纪末建在庭院和花园之间的豪华宫殿都被拆掉。城市大声尖叫、躁乱不安地美国化。城市中汽车的鸣笛、广告的霓虹、俗艳的街景令人头昏眼花；这种风格让法国人也感到陌生，他们被迫接受，心怀鄙视……真正的法国人在灵魂、品位、感知和性情上都很法兰西，他们高傲地漠视野蛮叫嚣和军事炫耀。外国征服者们大把大把地将钞票撒在巴黎的街巷里——用“撒”这个字形容毫不夸张。有一天夜里，我在多摩咖啡馆的地板上、垃圾里、锯末中看到两千法郎，二十张崭新的百元钞票，肯定是从哪个酩酊大醉的美国人口袋里掉出来的；有人把钱捡起来，怒气冲冲地揣进兜里，骂骂咧咧地绕开在场的外国人扬长而去。

在巴黎定居的外国人，也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氛围里邯郸学步地效仿法国人。他们认为，“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
[288]

；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都好像受洗成为了法兰西人。有一位匈牙利画家蜕变得是那样的彻头彻尾，以至连法国人都认为他是继图卢兹·劳特累克之后第一位终于能够注释和再现“真正巴黎”的艺术家……在法国人中间，我们用缺乏教养的市井语言交谈，衣着打扮都很法国式；可即便如此，我们看上去还是有点像皮条客，有点像葡萄酒商。当然，我们必须赶紧租房，毕竟我们是生活在法国的外乡人。我们在布格涅森林附近找到我们的隐身地，距离凯旋门只有几步之遥，在一幢摇摇欲坠老房子的第五层。我们充满好奇地搬进去，搬进法国房东以很高的房租、恩赐的态度和无法掩饰的鄙视租给我们的两间小屋，感觉像占领者进驻外族领地：打算支起帐篷，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在灌木丛中有敌人在窥视。我们在巴黎有了住房，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啊！——窝在旅馆客房里的同胞们从心里非常忌妒我们。他们羡慕我们小小的占领，好奇地跑来做客，爬上五层楼，摇头惊叹。当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感到幸福得晕眩，感觉自己的欧洲职业生涯开始步入正轨……

我们在五层楼上租了两间屋子，卧室和饭厅；还有一间名副其实的浴室，只是煤气炉的火苗像抽风似的不断熄灭；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浴室，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浪费煤气和水。罗拉注意到，法国人长寿，因为他们“吃很多沙拉并且不洗澡”；但是我固执地坚持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巴黎家中，我染上了肠胃型的伤感主义；每个月我都要炖肉吃，用“油炸干酪面片”款待上门做客的朋友们。因为那里还有厨房，真正的厨房，只属于我们的厨房！——年轻夫妇在炉火旁边，跟在床上一样能焊接他们的婚姻……在这个古怪的、同时容不下两个人的小厨房里，家人派来照顾我们的图特族女厨师茹菲卡，在那里缩手缩脚地洗涮，烧饭。因为我们不敢雇法国女佣，我们害怕她们，害怕巴黎女佣，也害怕她们烧的饭菜；或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害怕法国人……茹菲卡来自我们老家，来自我的故乡，来自罗拉出生的那栋楼；她既胆怯又傲慢地住在巴黎，匈牙利语讲得磕磕绊绊，对法语有点瞧不起，感觉那是一种粗鲁无礼、没有教养的土著语。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姑娘，丑陋而忧伤。然而，她觉得自己美貌惊人，一天到晚用“巴黎绸带”捯饬自己。她坐在浴室内的大镜子前，就像一位讨厌的公主，无聊至极地享受自己的忧郁。在巴黎当女佣，在这里，在这两个房间和厨房里，在这套连同居室、浴室在内的全部面积还抵不过老家门厅的“公寓”里打扫卫生、做饭、洗衣，对她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相当优雅的冒险……她很享受上帝的这份安排，让她能够住在巴黎；只是我们无法把她带进城，因为她胆怯，不愿意上街。她通过打手势在隔壁的调料店买东西，“就像一个哑巴”，讲话羞涩，没有谓语，因为回避使用谓语；就像鲁滨孙的仆人礼拜五，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动词，而且认死理地只使用动名词……她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缄口不语，缄默而热诚地在巴黎工作，在转身都难的厨房里做饭，做匈牙利餐，下午去邮局给家乡的熟人寄明信片。她对巴黎不感兴趣。她是二月份到的，我们在火车站接到她，满意地和她一起搭出租车穿过巴黎城；她始终眼帘低垂地坐在车内，都没朝大道边的宫殿看一眼，只是到了菜市场附近她的眼睛才开始放光，战胜了羞怯，用尖细的嗓音小声说：“这里可以买到沙拉。”之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一言不发。她胆怯、沉静地住在巴黎公寓里，那里的炉台、厨房、洗菜篮、烤肉叉等所有东西对她来说都富于异乡情调，就像在我们眼里刚果河岸村民使用的物品。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经过我们好半天的怂恿，茹菲卡终于肯跟我们出门散步了，她在塞纳河桥上突然站住，忧伤地说：“船……”在巴黎，她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船。

跟对面楼第五层的公寓相仿，我家的窗前也有一个围栏低矮的狭长阳台，双扇对开、下缘接地、横板条式的百叶窗将我们的住所与外界隔绝。形形色色的小市民跟猫跟狗跟金丝雀一起在这里驻扎。晚上，穿着拖鞋和长袖衬衫的男人们俯身坐在窗后的餐桌旁，把脸埋在汤盘里，披头散发、体态慵懒的女人们在陌生人家中招展她们的腰肢。晚上八点，他们准时坐到桌子前；十一点一过，他们准时关上电灯。我对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了解，都来自阳台上的风景。一连许多年，我彻夜要听对面公寓里生命垂危的退休者痛苦的咳嗽声；直到今天，我一想起巴黎，仍能听到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哑嗓音……从阳台上，我看到他们的葬礼和婚礼，看到女主人背着她们的丈夫跟邮递员偷情，看到他们攥着烤羊腿围桌而坐，看到他们填猜字游戏，锯木头，行房事，用报纸包平时省下的硬币，我看到了他们的生与死……就连茹菲卡耳背、傲慢的耳朵都能听到街巷里播散的小道新闻：婚姻破裂和家庭悲剧；食品商和面点师一边待客一边哼的《您还要什么，我的夫人？》的旋律从窗外飘来，夜里在街上发生的事，能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住在我家对面的草药商，那位头发焦黄、满脸疙瘩的老女人跟她名叫艾玛的老闺女，传播有致命危险的、关于街里的处女和有妇之夫的绯闻。漫长而悲情的小市民爱情，在街区的各个角落里隐秘滋生，交织发展，悄然消亡。女草药商和女儿艾玛相依为命，一边包着椴叶茶，一边怀着苦涩的怨愤和赎罪之心播散着家庭的恐怖消息——几年之后，我们生活在一座充满流言蜚语的乡村里，在巴黎的心脏，在五楼上。

在隔壁带花园的宫殿里，住着一位史上留名的公爵夫人，但她就像一位隐形人；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只能在《费加罗报》社会新闻栏目里窥知她的行踪：她去普罗旺斯的庄园过复活节了，或返回了巴黎，她在家里请侯爵和公爵们喝下午茶。每逢这种日子，在宫殿的大门前停满了世纪初制造、款式古老、眼看就要散架、只能在交通博物馆里看到的小轿车；在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内，在这些家族古老、住在圣日耳曼新区的贵族们眼里，这类马达驱动、没有噪声、早就不时髦了的老爷车才最优雅……在公爵夫人宴客的那些日子里，街里有名的甜点师，神态傲慢、留胡子的布韦松先生，负责为公爵府邸送烤点心；据女草药商所知，甜点师的老婆背着他跟住在街角的牙科医生偷腥。从我家阳台可以直接望到公爵夫人家挂着黄色绸缎窗帘的沙龙，宾客们恰好在那里聚会，就像一部法国新天主教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和罗拉在阳台上支着胳膊肘，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既低调又直接地跻身法兰西贵族的社交生活。公爵夫人曾在法兰西王储夫人——吉丝公主的身边当过女伴。但是几年之后，她也陷入了经济窘境，将府邸租给了南美人，她自己闷闷不乐地搬到乡下的庄园里隐居，从我们街区和《费加罗报》的社会新闻栏目里消失了。

在下一条街上，在富丽堂皇的公寓楼里住着暴富的“新贵们”；他们都是受益于路易·菲利普时期经济的市民阶层，在战争期间和贪欲横流的和平繁荣期内聚敛了无数财富。这些法国资产有时数以十亿计地流失于俄罗斯、土耳其的国债，但是总能留下几千个亿为巴尔干国家或海峡对岸的殖民地政治筹资。这些人住在尼尔大街和蒙梭公园一带的楼阁里。每天晚上，他们都情绪高涨地跟妻子们一起，跟情人们包养的求爱者们一起，泡在布里多尼和诺曼底风格、装饰繁复的“歌舞场”内。下午，这些寄生虫精英们懒洋洋地坐在佩特里桑先生开的酒馆里喝鸡尾酒，他们的钱多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无暇谈论政治……我喜欢蒙梭公园，喜欢公园里的莫泊桑雕像，喜欢被宠坏的孩子们大声的叫嚷和伤感的梧桐；我喜欢泰尔奈斯大街的购物氛围，喜欢陡直的卡诺大街的忧郁和梧桐树。青年时代幸福岁月的光芒，照亮了宽敞、宁静的街道。在这个乡下，在寂静的街巷，在五层楼上，没有人会伤害我们。在第一个三月份的日子里，阳光从清晨到日落投进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在对开式窗户的纱帘后面，在淡蓝色天空下，高低错落的巴黎房顶已经变得真实和熟悉；庭院中某一扇敞开的窗里，总有留声机在播放；在我头顶的阁楼里，经常有年轻的、有时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租住，每天下午接待在楼道里呼哧带喘地爬楼、老成持重的年长豪绅……我在这幢楼里总共住了四年。我从来不清楚住在同一层楼上的邻居是谁，从未结识楼里的任何一位居民；在住户的门外，也没有钉铜质的名牌。文明的教养和数百年的守密，保护并藏匿了私生活的隐秘。

公寓里大部分的家具是从德鲁奥商场通过拍卖搞来的。我买了一幅绚丽华美的丝绸窗帘，一幅跟公爵家挂的窗帘类似的帷幔，但我惶惑地将它钉在了墙上，因为它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窗户的尺寸。我买了一张桌子和所有没用的东西，多得房间里装不下，罗拉愁得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还急火火地买了狗；我在夜里出门散步，领回几条很便宜的野狗，那是在瓦格拉姆大街摆夜摊的小贩硬塞到我兜里的。不久，我们把狗送了出去，由于长期被囚禁在五楼的屋子里，它们染上了躁郁症。只有楼长养狗和猫，巴黎所有的楼长都会养，我们楼长也不例外；他们大多养的是劣等品种、三条腿或瘸腿的狗，因为楼长们养的这类狗，总是三天两头被汽车撞倒。我们楼长也经常宠溺一条条残疾、肥胖、倒霉的野狗。我常用小费、礼物和狗讨好这位讲究礼仪、态度严厉的家伙，因为我也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害怕楼长，他们是巴黎警察的耳目。亨利奎特先生——大家这样称呼这位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楼长——总是西服革履，平时也一样，一大早就穿着这身领导人的装束出门上街。他从不泄露自己的职业；对于我好奇的探问，他慎重小心地回答说，他干的工作“极其重要”；我在巴黎的匈牙利熟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刽子手……许多年后我碰到过他一次，那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大门口，他正神情庄重地指挥一支送葬队伍。

楼道里的电灯不亮，每天夜里都漆黑一片，我们摸索着爬上五楼。“抓住扶手！”我在黑暗的楼道里喊，吵醒了亨利奎特先生，他痛恨并鄙视我们像爬行的怪物，总在半夜三更爬上爬下。但在楼上的两间屋里，我们受到《民法典》保护，我们几乎享受跟法国市民一样的特权。我们慢慢地法国化了：下午去电影院，议政，赚钱，而且无论冬夏都吃绿色沙拉，因为我们想要长寿。

10

生活平静无澜，我们迎来了“甜蜜的生活”阶段。那些年，一个人虽然并不情愿，但还是跟生活达成了和解。

罗拉寻找工作；经过一系列怯懦的尝试，最终能在左岸圣佩雷斯大街内一家古玩店里打工。那里销售非洲木雕、诺曼底风格的锻打的烤肉叉、中世纪水罐、十字军向圣地出征时佩戴的十字架、弗朗克占领期间用过的枪支，还有亨利四世的侍臣们用过的午餐桌，他们曾在某个星期日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喝鸡汤；不过那里也卖雷诺阿、德拉克洛瓦的画，墨西哥的瓦罐和火地群岛的黄金首饰……隔壁商店的商人和经纪人，从早到晚泡在这个世俗的博物馆里赌博；罗拉喜欢那里的氛围，古董也开始跟她对话，向她讲述。我则喜欢上这家古玩店的法国店员普利翁先生。普利翁先生六十多岁，已婚，共济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他是第一位我有机会近距离结识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在那之前，我还从没遇到过像普利翁先生这样能够遵守公民教育规定，阐述法兰西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品位与习惯的革命者。他整日酗酒，他要养活忌妒心很强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还有他那生性放荡、赌牌成瘾、最终被流放到法国殖民地之一科特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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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他总是戴一顶硬壳礼帽、穿一件黑西服散步，向来商店的客人分发共济会徽章，有时去参加共产党聚会。在店铺里，他正襟危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鼻梁上架着夹鼻眼镜，不管好书烂书，是书他都读，手里抄起什么就读什么，满腹忧思地消化良久，然后将战利品带回家，放到自己的藏书里。此外，他还把钱带到储蓄所，每个月都能从少得可怜的薪水里省下几百法郎存起来；他是那种典型的知识渊博、沉静如磐的法兰西小人物。他背着人老珠黄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跟一位“律师的遗孀”偷情，包括商人和经纪人、罗拉和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个危险关系守口如瓶。有一天，他耷拉着脸来到商店，讲述了他的爱情悲剧：他的妻子“眼里不揉沙子”地证实了他的不忠。他难过地说：“她发现我找了别的女人。”

在马达时代，我们被轰鸣声包绕着，我受一个突然冒出、争强好胜的顽固念头所驱使，买了一辆汽车。我在巴黎有房有车……当然，我给汽车拍了张照，感觉像一件象征胜利的战利品，并将照片寄回家乡。这个成功从远处听来令人欣慰，惹人羡慕；但事实上它使我们陷入了泥潭。这辆车是许多年前由福特厂生产，是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定制的，车上有各种各样的特别设计；它看上去像是一辆赛车，开车者和运动员在街上看得目瞪口呆，摇头惊叹，都说不出这辆车的型号和款式……这辆车被漆成浅绿色，一旦启动，就像撒欢儿一般不知疲倦地疾驰；问题只是它很难启动。我为这辆车受了太多的洋罪；我想，在这一年里，我的摩登欲望和所有世俗的野心都得到了治愈……这辆车每天都会索要点什么：一会儿要汽油，一会儿要机油或螺母，今天电喇叭坏了，明天轮胎破了，要为它租车库，要付税和保险。我们紧咬牙关、惶惑不安地付完钱，家里连买袜子的钱都不够，但是管它呢，我们在巴黎有了辆汽车……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汽车送到典当行，在那里评估员只用一个指尖，面带嘲讽地检查它，好像它是件不洁之物，最后恩赐般地给了几百法郎的抵押贷款。我们为了汽车活着和工作，同时我们很快入不敷出，因为有车的缘故，我们俩都较少工作。最终，我想把它转让给法国朋友或外国熟人，但即使白送也没有人要。夜里，我把它停在名声不佳的街角，希望有人会偷走它；但早晨它平安无事地停在街角，风吹雨淋，生锈变旧，忠心耿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外地找到一位食品商，终于把赛车卖了出去；一年后，我有一次看到这人用它运胡萝卜和洋葱。

汽车夺走了一切：钱，时间，工作兴趣；我一天到晚被它折腾，但它毕竟有时能当成四轮的东西用，我高兴地开着它逛巴黎，去外地，游法国。我该感谢这辆破车，它让我熟悉了整个法国，如果不是开着它，巴黎有许多街道我永远不会去。我开着它像骑着没缰绳的马，几个月走遍了巴黎城，我连蒙带猜地拐入一条条连地图都未做标记的街道。我从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角看清这头恐怖的庞然巨怪；它的小巷和白天的地下世界，凄楚、荒凉的城郊和仿佛有陌生部落栖居的空场，它们不受法律约束地生活在社会边缘。汽车向我展示了巴黎，让我看到了周围环境：午饭后我开车颠簸到海边，穿过诺曼底的村庄，熟悉了那些农舍；我在省际公路上游荡，看到了自卡洛林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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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未在实质和内容上发展、原始落后的农村生活。这辆车向我展示了法国的风光：车停在布里多尼的教堂前，头裹绣花头巾的妇人们用从没听说、不能理解的语言游街歌唱；我下榻在被称为“古碉楼”的乡村客栈，睡在带幔帐的大床上，醒来吃法兰西岛小城的早餐；在沙特尔，我坐在大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前，眺望秋日的萨沃亚森林；我在早春去看大海。这个国家慢慢在我眼前展开了画卷，她有着聪明的秩序、纯粹的形式、粗犷和妩媚的风景和智慧的平衡……汽车也向我展示了法国。在那些年里我很少工作，不带地图就开上国道，法国到处都敞开胸怀，并且让我受到启蒙：人们的气质，城市的结构，河畔的庄园，盖在从未听说过的偏僻小城主广场上的乡绅宅院，在蒙图瓦尔透过篱笆、在玫瑰丛中一个女人的微笑，晚上在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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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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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酒馆里喝葡萄酒，在马赛的咖啡馆里听外国人没完没了、满嘴口音、有时似懂非懂、有时几乎听不懂的辩论。像某种追风逐影、转瞬即逝的历险，跌宕起伏、此终彼始的生活仿佛在一条传送带上，一个个零件运送到我跟前；在加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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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市小贩中间度过的一个上午，在翡翠海岸上的布里多尼红礁石，在多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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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上的慵懒身体：这一切都是汽车带给我的。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巴黎就是一切，这个国家只是她的附加物、储备品。汽车向我展示了这个国家，我开始思忖，巴黎是从怎样的储备中汲取养料啊；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佛日山脉，从阿尔卑斯山到诺曼底果园，将这个成分复杂、躁动不安的民族的一切，将所有大地与人的精华都载送到巴黎的展窗……格外地恬静、睿智并很富饶；那些景色，那些村庄，那些城市，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向法兰西国会派送议员，通过“人权”启蒙与文明奉献出人文的厚礼。我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踮起脚尖周游全国。

汽车向我展示了法国城乡的集市和国道，向我展示了法国市民阶层走过的、并不通坦的漫长道路；来自学校课本的记忆，在这些旅行中启蒙了我，我开始理解这条由地中海和北欧人种融合而成的民众在卡洛林王朝、卡佩王朝、奥尔良王朝、波旁王朝和身穿西服的市民阶层领导下走过的“欧洲”之路。这辆破旧不堪的汽车，为我展开了一幅法国市民阶层历史的画卷，我仿佛参加了一次为进步欧洲人举办的、身临其境的教育培训。我不能付家里的煤气账单，因为我马上要去莫尔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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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布列塔尼的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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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邸……有一天，我感觉自己已搜集够了素材；我卖掉了汽车，回到五层楼上归隐。我的余生大多背向欧洲的风景，转身朝向欧洲书籍的地平线。

11

法国年轻人在他们写的书里，以令人惊诧的冷酷和毫不妥协的现实感受抨击了旧时代的、官方的、历史的法国。这一代法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去前人爱去的沙龙、咖啡馆和小酒馆寻找体验，而是去中国和加拿大。在他们的作品里，找不到“光荣岁月”的欣狂和帝国主义辞典里任何一个刺耳的定语。他们以出众的学识和触觉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毫无浪漫可言地注视着西方与东方。他们什么题材都能写，他们表达的丰富性令人震惊。置身于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己像一个乞丐或残疾人。作家的这种也被称作“谦逊天赋”的积极能量，使人对帕尔纳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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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报以不屑；年轻的法国文学让人感受不到诡辩和意图，仿佛对这一代人来说，文学不再存在形式问题……但是对我来说，他们的语言始终还是古老、纯净、敏感、矛盾的材料，是言简意赅的语言。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一位作家能在成年时代改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改用法语尤其不太可能；法语那种折磨人的、听起来再耳熟也无济于事的含混不清，在移民的耳朵里回响起不同的声音，这种耳聋令人困惑；当我必须要在两个意思相近的法文定语或主语之间做出选择时，总会陷入惶惑不安……我不清楚一个个词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仅仅十年里，到底发生过怎样的产生或成熟、过气或时髦的变故；这样既古老、圆熟，又充满了时下所有躁动不安的语言，是不会向外国人和盘托出自己最后的秘密的；在关键时刻——对于作家而言，写作的每个时刻都是如此“关键”——我们感到异教徒刻骨铭心的孤独；词语泄露的只是它的意思，但它的含义始终留作家庭成员的秘密。

读普鲁斯特的书，我震惊地发现书里根本没有丝毫的匠气。在那些年里，普鲁斯特的世界向新一代人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他被看作“附庸风雅之徒”，神经症的话痨，一个对摩登社会古怪人的私事津津乐道的饶舌男。很长时间里，只有那些较具勇气的家伙才敢讲述世界的方圆；沿着他们的足迹，充满疑问的新一代人开始怀疑，在普鲁斯特作品里展现的“摩登社会”与世界人类及其所有神话与记忆，存在着直接的血缘联系；在“古怪人的私事”，在细腻描绘的人与人关系、氛围、“微不足道”的言行和邂遇背后，氤氲弥漫着人类完整而古老的体验。普鲁斯特在那些年变成了巨人，他的身影笼罩了一切思想。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即使那些没有读过他作品的人，也逃脱不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以他无可抵挡的光芒，照亮了文学的素材，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异教徒和无知者。追随他的那代人知道如何写作；但是作家们怀疑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他们的使命和作家群体的声誉。那些年，最先喊出“文人叛徒”口号的是法国传教士；这些布道者，这些雄辩家，在被保佑或被诅咒的那一代法国作家中率先在欧洲文学里意识到：作家垮台了，他们丧失了威信，他们的话语失去了价值，尘沙不如。文学家们拿大百科全书的历史遗产和作家话语的社会影响力做交易。文学丧失了道德信誉。最完美的诗歌、激情澎湃的戏剧和恢宏的史诗，也不再能够改变人的宿命。作家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就像热闹非凡的演出，人们观看，鼓掌，很快遗忘。欧洲的诸种“伟大精神”即便摆出所有的威仪，即便使出全部预言的力量，即便铿锵有力地发表宣言，也不再能够说服一位固执的银行家、一位贪污的政治家或一位好战将军可疑的企图。作家们日益完美地采用难以超越的写作技巧表明，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无力。

他们顶多能作为法兰西义勇兵，作为承担特殊任务的自由军团投身革命；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服从运动。“伟大的”作家们愤怒地抗议这种记者式成功和对“风格艺术家”的出卖；瓦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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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任法兰西院士的就职演说中，以复杂的傲慢和由衷的怨愤，闭口不提他的前辈——“风格艺术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字。年轻的天才待在某家旅馆六层楼的客房里，咬着鹅毛笔趴在稿纸上，他所期待的“成功”，最多像一位技巧高超的吞剑者或聪明绝顶的葡萄酒商所能赢得的名声；必须知道，人们可能会围观并鼓掌，但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欧洲文明对一位天才的工程师或运筹帷幄的政治家所抱有的拯救期待，要比对“睿智”的学者所抱的期待多得多，也正当得多。那个时候，宗派更如鱼得水。新神秘主义的笛声吹遍了法兰西的精神生活，渗透到充满雅各宾主义思想的大脑里。各种“运动”到处蔓延：精神运动在政治尝试中迷失，文学运动被纳入政治范畴。

我住在巴黎最大的聚会场所——沙利·瓦格拉姆大礼堂隔壁。在这座大礼堂里举办过著名的拳击比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每年都在这里集会，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这里举办过弗伯格俱乐部慷慨激昂的“雄辩之夜”。起初，我参加这类人数众多的“雄辩之夜”活动只是出于无聊；后来，我开始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我能以最近的距离感受法国人的焦虑。在这广受欢迎的论坛上，业余讲演者们为婚姻问题、爱情问题、好文学坏文学、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争得面红耳赤；民众在这里发表看法，这条街就像希腊或拉丁市场；民众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深深渗透到战后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怀着极度的敏感怀疑自己的对错，怀疑法兰西的“使命”；所有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较长时间，并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传染上这种疑虑。在政治上，这个国家仍由老一代人统治，那是雷厉风行、老虎与狐狸的杰出一代人：普恩加莱与白里安，卡约与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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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充满着“安全”的传奇；但是民众却没有感觉到“安全”，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生活中到处都缺乏安全感。这个巨大、繁荣、富裕、健康的法国感到了恐惧。政治家们在讲坛上挥舞着“安全”协约；但老百姓们凭着冷峻的清醒、不容欺骗的本能觉察到，这个幅员辽阔、极其富有、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连同所有的安全部门和用之不竭的庞大储备，正面临一系列动摇根基的危机，并且在世界上处于新的位置，担负起新的义务。“国家利益”的清晰思维形式并不能化解战战兢兢的怀疑。有一天，这个最古老、最强大的欧洲民族之一，在荣耀和富有的光环下，人们开始为他们的生活、角色、文明和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悸般的恐惧。从某个角度说，他们很孤独……这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他们在床垫里头藏满金条，在边境有地下钢铁城市；他们浪费像大地一样丰厚的能力。在小市民式国家田园深处，我开始感觉到这种否定一切“国家利益”和已经影响法国生活许多年的特殊焦虑。每个人都很富有，富得流油。他们坐在铺好桌布的桌子旁，但感到害怕。

12

我们悄然无声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始终都像在刚刚抵达的第一周那样，时刻准备启程远游，仿佛我们只是为了探访谁才来到这里；也许没必要打开行李……我们已经了解到现实中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法国人，在我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住进了一个法国人家；当然，我大多只是进到卧室，连饭厅都很少进，几乎从来没进去过。我已经了解了法国人家庭，他们请我去喝午茶，请我参加晚宴；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表亲们和祖母、外祖母们都身穿盛装端坐在沙龙厅内，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捧着茶杯，感觉像是场外交晚宴；大家面带微笑地进行“交谈”，嘴里讲完美、圆熟、陈词滥调的社交套话，感觉像陌生旅客们坐在火车包厢里。我已经察觉到隐在他们生活中，隐在他们接触方式背后的那些已经僵死、无可救药的东西；我还察觉到，他们在爱情和思想领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终贴近生活。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行李始终没有打开；不过有的时候，我已经能笑得适时并得体……我还开始怀疑他们的秘密：这是节制有度、黄金比例感的秘密。他们抱着令人惊叹的安全意识和冷漠无情，难道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并从中获益？我了解到他们令人感动的朴素和有意识的、可以说卑微的平俗。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而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到怯懦跬行的欧洲人前头。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担任的角色被别人抢走，他们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楼长要比作家或共和国总统还不能接受）他们的“使命结束了”这一事实。他们对世界贡献出了文明，他们必须在未来保持这个在世界精神与物质舞台上的小资角色，这个他们乐意扮演的悲剧角色——阿巴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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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法国出现了白里安这样让法国承担起欧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现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识形态死亡”（这是战后的一位出色的小册子作者为他的一篇悼文体杂文拟写的标题）的作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和银行家们，他们寻找新的口号，以期能够号召法国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一场精神类的殖民战争。他们简朴，同时又活得那般优越，招人嫉恨；他们幼稚，同时也以冷峻、锐利的目光审视生活；他们虽然富有和强大，但仍出于恐惧会瑟瑟发抖。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是安全的困扰，使他们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钱的困扰。法国人悲剧性地向金钱投降；无条件地，竭心尽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

我们隐忍、孤独地在这座大城市里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在这里，我们未抱任何特殊的希望，但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会了对生活的赐予心怀感恩。巴黎的岁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照亮了我青春时代的地平线；我们置身于灾难与毁灭之后，也许我生活在灾难与毁灭之前，但是我们在巴黎度过的那些岁月，如同岛屿浮现在青年时代雾霭迷蒙的风景中。在那里，我学会了需求与节俭；学会了感受现实的本领；学会了单纯率真、无须奴颜媚骨，而是心甘情愿地直面生活的行为方式。在巴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或许，我恰恰喜欢的就是在那里的这种陌生感。我在他们中间，但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以特殊的无人格状态在他们中间生活了那些年。我喜欢那里的街道、气候、法语、诗人和哲学家、葡萄酒和美食、女人惊艳似火的深色眼睛，我喜欢那里的风景；在第六年的岁末，我甚至惊讶地意识到，我连撒在旅店地板上的锯末都喜欢上了。我陌生地待在他们中间，用他们的话说是“外国佬”；至于他们何以成为法国人，我永远没有学会；但在他们中间，我更加明白地知道了：我何以成为一个陌生人，我如何成为“我”。只是，我一听到有人按五楼公寓的门铃，就立即浑身紧张，即便住了六年之后仍旧如此；我觉得是“敌人”找上了门，但实际上只是送电报或送面包的人在按门铃。

第四章

1

从巴黎到世界，道路笔直：需要的只是抬腿启程……有一年春天，我去大马士革旅行。我搭乘一条破轮船在地中海的港口间漂泊了三个月，之后抵达布列塔尼的一座小渔村，在那里一直逗留到大雨瓢泼的秋季。在这个春季旅行和布列塔尼的长夏之后，我突然从秋天开始工作。我回到巴黎的住所，就像学会说话的孩子，无拘无束、毫不胆怯地表白自己。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难阐述。我不能把它称作“体验”，因为我并不了解在心灵深处释放这股自然洪流的精神过程，并不了解化解所有疑虑与戒心的、几近厚颜无耻的写作和表达本领。我知道，我记下的文字并不完美，含混不清，形式松散——但是意愿与决心已使我对这种内源的强迫无力抵抗。我写了一本书，写得并不好。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之前从未遇到过的物质、形式和语言的阻力。这些阻力让我意识到，在此之前，我只是在雾里、风里、暗夜里历险，跟迷雾搏斗——现在，一切全都隐约若现，已经天光大亮，我从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维度坠回到地上；我跟物质现实发生了冲突，脚下绊到了可摸、可触的实体般阻碍。

即便如此，我记得在大马士革的一天清晨，有一个问题毫无“预警”、那么明晰、简单、冷峻、无可回避地摆到我眼前：“应该做一点什么？”仿佛有谁高声读出我脑际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我经历的那个清晨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到那座白灰墙环绕、种了桉树和橄榄树的庭院，看到摆在铺有条纹桌布的桌子上的蜂蜜罐和摊在茶杯旁的一份《贝鲁特报》。大概在清晨七点钟，已然阳光如瀑，这座摇摇欲坠的东方旅店的庭院一片寂静，是那样的寂静，我以前从未感受到过；大毁灭的寂静，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幸福感，仿佛你一下子明白了：生活为你安排了什么，或为你设置下什么障碍。即使爱情的销魂瞬间，也未曾赐予我如此彻底的幸福感。这不是别的，这是光明，借着这束光的光亮，你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风景——在那短短的一刻，你看到了在两次毁灭之间的生命。在大马士革，类似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数学家庞加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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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说，他曾花许多年时间解析一个几何学问题，但殚精竭虑也未能获得任何进展，直到“一天早晨他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因为他想去卡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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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这时候，就在他踏上公共汽车踏足板的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就在他几乎没想这个问题的刹那，竟然高兴地找到了答案，旅行中他也没再多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在背心口袋里找到以为丢失了的怀表；几个月过后他才坐下来，如释重负地解析了这个复杂方程式……如果有谁没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瞬间，说明他未跟生活和世界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他错过了生命中一个难以解释的巨大历险。这种“历险”就是工作：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遇到”它……大马士革的清晨，并没给我留下别的记忆，只有我记下的几桩小事；的确，我记得那次“体验”发生时的场景，格外清晰地看到那个庭院、蜂蜜一样金黄色的阳光和黑如沥青的阴影；但是，这就是我关于这宗真实体验的所有证据。我朦朦胧胧地看到自己在许多羽翅中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在想什么了。我也忘掉了那一闪而过的瞬间：我生活在那个松散的时间维度里，分钟和小时都丧失了它们自身的价值。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一道明耀的光束投向心灵的风景；我们看到了在此之前隐在朦胧之中的新领域，看到风景中有众多熟悉的人物。

我在东方流浪时获得的那种莫名、乏味、平静无澜的“体验”，让我发现了我应该谨慎启程的方向，我该朝那里走去的人、路和方法……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我们熟知自己的欲望、倾向和脾气的天性——因为在这样的瞬间里，刺耳的喧嚣提示我们（因为寂静的弱音也能像强音一样刺耳）：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跟我们喜欢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真正会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我们寻求另一类人的宽恕或激怒他们，我们冷漠、耳聋地住在远方，远离那些我们真正渴求并与我们命运直接相关的人们……那些听不到命运提示的人，会永远活得粗陋，懵懂，偏离正轨。这并不是梦，也不是“白日梦”——某种疾风暴雨般的精神状态提示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之物；什么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只有我们担负的义务，我们的宿命。这些瞬间显示出：什么是生活中的个体之物？什么是在普通人的命运和苦难中属于自身个体的独特内容？我从来未曾冥思苦想，从来没寻求过这样的瞬间，我只是怀着夜游神的平静听从指令。这是另一种梦，是在睡眠与清醒背后呈现的幻影，它有时提示我们关注那些跟我们有着某种关联的人，关注工作或友情的群体，关注那些我们在她们身上寻找爱的女人；假如我听从无声信号的指引，我永远不会迷路。

关于这种“经验”，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述。关于那次东方之行，我只能唤醒这一点点记忆。后来，我又曾到那一带去过，我曾去尼罗河畔的苏丹旅行，到过喀土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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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事事地待在耶路撒冷，站在黎巴嫩的山顶举目眺望；但是，我在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在大马士革的清晨意外感受到的那股令人直起鸡皮疙瘩的幸福感，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再也没有。后来，我遇到的多是些花里胡哨的异国情调、民间原始素材和护照上的漂亮印花……后来，我再没看到过这样令我流连忘返的风景，再没看到过一座这样吸引我前去居住的城市。“我学会了”旅行，就像掌握了一项常规技术，我懂得了如何卓有成效地思考和感受；但是，无论多么激动人心的风景，再也没能给过我像在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的眩晕。我越来越少感到旅行是那种有计划、按行程的既定行动；就是在今天，对我来说也一样，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要比抵达一个陌生之地更重要。这种复杂的不忠，就像一种疾患，决定了“我的人格”，决定了既让我痛苦又使我成为“我”的缺点和能力，也影响到我的旅行，为我制订出行程表。不忠者不仅对爱情不忠，还对城市不忠，对河流不忠，对群山不忠。这种偏执倾向要比一切道德公理都更加强大。我“欺骗”城市，就跟欺骗那些事后偶会思念的女人一样；我计划去威尼斯住几个月，但第二天我就从那里逃走，突发奇想地投宿在某座杂乱无章的末流小城，随后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一个人对于各种关系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对“小世界”不忠，也肯定会对大世界不忠。倚在轮船的扶栏上，或靠在列车的车窗上，在我的精神行囊里装满了“乡愁”；面对世界的美丽我顶礼膜拜，慷慨陈词，可我忧伤而内在的理智却提醒说，我的陶醉、我的乡愁和我的激情是戏剧化的，是演出来的，事实上眼前的风景与我无关，我并不渴望去任何地方。家乡只有一个，那个讲匈牙利语的地方。跟文字命运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别的家乡，只有母语。过了一段时间，我只怀着戏剧化的热忱和责任性的陶醉进行旅行。

我在青年时代做狂人、海盗式的旅行，感觉就像在世界上窥寻一头猎物，怀着野蛮人的激情、幼稚者和征服者的贪婪将山川风景和街巷旮旯都掠入记忆。然而，从青年时代的旅行中残留下的记忆，很快就变得模糊褪色。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冒险之旅，即便是启程去印度，对我们来说也像做一次没多大花销、抬脚就走的周末郊游。内心不羁的不忠者，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谨小慎微，一张贴在旅行社橱窗内暗示他旅途无限的招贴海报，差不多就能让他满足了。

2

伦敦，曾是我巴黎岁月的星期天。最初，我只敢穿过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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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一两天，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散步，在饭馆和博物馆里张着嘴愣神；熬过两三天的孤独之后（噢，那是黏稠、彻底、令人难忘的伦敦的孤独！），我在星期一早晨踉踉跄跄地赶回巴黎。这条几小时航程的狭窄水路距离并不长，但将我远远带离了熟悉的世界，仿佛去的是开普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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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旅途中那种冒险式的随意，喜欢乘气派的“英国列车”穿越诺曼底风景——在这条铁路线上，法国人装备了至今为止最特别、最时髦的列车车厢，在餐车内提供经过精挑细选的美味菜肴，列车员和检票员用折磨人的礼貌接待乘客。抛开许多世纪以来永恒不变的反感不说，唯一能让法国人在心里服气地默认其优越地位的文明之邦，就是英国！我经迪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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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因为那条线上的火车票便宜一些。我喜欢在黎明启程离开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嘈杂无序，停满了“帝国气派”的双层列车，来自周围地区的公务员和工人组成了一股灰色的人流涌进巴黎，虽然人流中的每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他们循规守纪，秩序井然。我喜欢伦敦列车的风驰电掣，喜欢回家的英国游客的含蓄内敛，在他们的寒暄、举止和沉默中可以察觉到他们逐渐变为英国人的细微变化；列车每驶出一公里，每朝英伦海岸靠近一些，都能感觉到他们不仅在变为英国人，而且开始变得自闭……在迪耶普，列车紧贴着街道疾驰，驶向港口，驶向烧廉价煤、早该淘汰了的海峡客轮；当我们走上轮船的甲板，另一个世界在眼前展现，那是神秘的英伦世界。突然，一切变得更安静，更有序，更伤感。船来了，服务员端来热汤，驶离迪耶普才五分钟——还能看到繁华岸边的大饭店，大肚子的诺曼底人在那里用勺子品尝龙虾汤，喝高档红葡萄酒！——乘客们已经吃上了地道、难吃的饭菜，冷冻羊肉浇绿色的薄荷汁，餐厅里充满了羊膻味，面包又干又没味，葡萄酒很贵，而且是假的；感觉已经到了英国。乘客们跟平时不同，他们悄声地谈话；跑堂也跟平时不同，比法国跑堂更彬彬有礼，但似乎有更强的自尊心。空气中飘浮着弗吉尼亚烟草甜腻呛人的味道，船上的茶也很香，香得醉人……我喜欢在阳光下抵达白礁石的海岸，海峡的浪涛无情地拍打，小船颠簸，英国孩子们用很内行的呐喊估测船速；我喜欢看大海的深蓝色，距离福克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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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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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半小时的路程，海岸已经微光闪烁，巨大的轮船从帝国港口驶出，朝殖民地驶去，阳光灿烂，海峡的风又冷又咸，无情地刮在我们脸上。英国人裹着头巾和防水外套，全都聚集到甲板上，简直像儒勒·凡尔纳小说里描述的环游世界回来的菲利亚斯·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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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嘴叼烟斗，举着望远镜朝海岸眺望，脸上挂着微笑……骨瘦如柴的老妇们也满脸微笑，海风吹拂面纱，在她们尖削的下巴周围飘摆；年轻人则玉树临风，故意绷紧他们柔韧、动人的身体曲线；所有人都在交谈，相识。在不远的海岸，在白色礁石与蓝色海水交界的地方，那里就是英国了。回家竟是如此这般地令人兴奋，就连每天沿着这条航线往返于岛屿和大陆之间的跑堂、水手也都一样。在英国客轮上，在抵达码头的半小时前，人们可以感觉到这条海峡不仅是岛屿和大陆的天然分界，还有着其他更多的意义。另一个世界令人心如鹿撞地从那里展开，在石灰礁岩的背后，那里的一切都跟大陆人知道、喜欢和希望的不同，那里有另一种公正，另一种尊严，另一种味道的啤酒和另一种天性的爱情，这种不同是如此地令人震惊，仿佛从迪耶普穿过海峡的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几星期之久的远洋航程；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久，就在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大陆上跟法国跑堂争吵。在这里，离福克斯通还有半小时的路，已经没有任何人跟跑堂争吵。乘船旅行的都是绅士：乘客是绅士，司炉是绅士，刷盘子的也是绅士。他们是那样与众不同，那么不可思议地都是绅士；他们的神经以另一种方式接纳所听到的话语，缓慢地辨析隐在词语概念背后的道德观和内在含义，有的时候，他们过了半个小时才做出回答，这时候提问的人早就忘了自己刚才的好奇……但是现在，在抵达纽黑文前的最后半小时里，每个人都大声讲话。他们从世界回到自己的家，从他们在别处的帝国疆土，从印度、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他们进行了征服，签订了贸易协约，游览了风景，肺里饱吸了新鲜空气；现在他们马上将坐进岛上某栋烟熏火燎的老屋里，遵守他们自己的岛国文明法规，不只在他们的行动上，而且在他们的神经内、欲望里、思想中也都自觉自愿地隐秘顺从……他们回家了。没有人会像英国人这样声势烜赫地回家。

英国人只要手头宽裕，一有闲暇就会带上积攒的所有英镑直奔大陆，闯入世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家乡的生活。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假如他们口袋里有五十英镑零钱叮当作响，他们就会立即跑到大陆，追逐阳光，追逐微笑，寻找私生活的另类自由，不用再那般地厅室整洁，窗明几净；在家乡，在秩序井然、一尘不染、由俗约惯例和精神恐吓控制的岛国，他们可不敢这样生活……对英国人来说，由于这种自由的匮缺，生活有时不堪忍受。他们奔向阳光普照的风景，奔向大陆或大陆城市匠气的日光，奔向里维埃拉，奔向殖民地国，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钞票从魔怪、嗜血、杀人的国王们手中购买自由。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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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钞票买下几百年来所有的法律和宪章，他们买下市民阶层的自由，并在拥有自由权利的领地内建立起文明社会的典范；只是他们在典范般独有的英国市民文明中，并非总可以无条件地感觉良好……他们怀着自罪感旅行归来，眼里闪着羞愧的光亮；他们沉默不语、低眉顺眼地踏上岛国的土地，因为他们曾背信弃义；他们回到岛上，回到家乡，继续在这个纯净、高级、他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文明中生活，工作；只是他们不能忍受纪律严明的无聊日子。只有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荒唐事：战后，一位英国贵族在上议会发言，要求政府对生活的无聊采取措施！

低矮、舒适的列车行驶在英国的风景中，从人们的眼神和音调里，从他们的微笑和检票动作里，我能感到那股令人兴奋、神秘莫测的英国式无聊扑面而来，我用自己饱经磨难、惶惑不安的大陆人的神经，像抽鸦片烟似的品吸这种无聊。对于大陆人的惊恐症，伦敦是一座疗养院，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那里隐居几日，我在弥漫全岛的疗养院式宁静中节食，调理，冲冷水浴。我喜欢抵达伦敦，也喜欢离开伦敦。英国人对他们家乡的情感也大致如此。我喜欢搬运工的风度，当他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从我手中接过行李，感觉像一位贵族大叔；我喜欢舒适、高大、老派、镀金、轿子一样的包租车，

司机们每天都在车轱辘上画一圈喜庆的白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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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第一次深吸气嗅伦敦街道的气味，嗅那潮湿、略带霉味、混杂了油和羊脂的刺鼻气味，嗅闹市区街道茶和阿特金森牌洗手液的气味，还有金融城的气味，那是在金融城街巷内伴随历史的旧闻沉积、挥发了数百年的小手工匠作坊与商行的工料气味——我通常在晚上七点钟赶到那儿，坐在饭店大堂内，四仰八叉地陷在扶手椅里，在法律体制和世界上最为随意也最为坚实的社会俗约中，此时此刻我跟岛上的所有人一样，跟其他四千万居民一样，伸直两腿，眼睛盯着天花板，无聊地待上一个半小时，自由自在，随心随性，一直待到要吃晚饭。

3

伦敦的氛围充满了情色；也许，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确切无疑地拥有情色氛围的城市。在巴黎，人们在街头长椅上接吻，在咖啡馆里做爱……但那里的情色幽隐而神秘，那里的情色总有层遮障，从来不是赤裸裸的。在伦敦，我从没见过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吻手礼超过一秒钟或不合常礼。这个城市的情色的尖叫声在大雾中回荡。我喜欢夜里站到剧院门口，看人类最成功修炼出的身体穿着燕尾服和袒肩露背的夜礼服粉墨登场；我喜欢这些精挑细选的人们喜庆而得体微笑的怯懦柔弱。他们在剧院的前厅展示自己精心保养、完美打造的身体，像被驯教过的动物展示本领一般地展示风度，炫示他们的珠宝首饰；与此同时，我心里在想，为了这些经过完美无瑕的沐浴、受过杂技演员般锻炼的身体，每天都会有一个印度人或非洲人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死去。我像一名在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演出尾声赶到的观众，情绪激动地细心观察；演员们自己也这样辩解，戏剧的表现不可能完全平静无澜。为了每位这般养尊处优的英国人，甚至包括在伦敦饭店看电梯的男侍，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都会有有色人种在拼死地工作；他们还要为那些穿着入时、颐指气使、无聊散步的无业者工作，这类无业者大概有五百万人，从早到晚都在岛上公园的草坪上抽雪茄，在法国通货膨胀期间，这些人大多在布列塔尼的温泉疗养地度假，在那里手握高尔夫球杆花失业救济金。为了这整个国家，为了这座辽阔、碧绿、迷雾笼罩的岛屿，数亿人在其他国家、在世界上流血流汗，累死累活。没错，英国人自己也工作；但他们用不着费太多的劲，只需要做最重要的那一点点！他们只从事精英类工作和较为高贵的家务活。在我下榻的旅店里，英国客人在初秋租下一季的房间；他们带着猫、狗和家眷入住，整天都在客厅里转悠，码纸牌，或闷声不语，上午去打高尔夫球，晚上谈论当天打高尔夫球发生的事……他们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远离曼彻斯特的工厂或埃塞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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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室，他们无所事事地慵懒度日，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里带着一种冰冷而幼稚、令人难以接近、既无疑问也无解答、总是稍与人接触就陷入惶惑的眼神。在他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多彩一些，只一点点，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我很长时间都这样想，跟这些养尊处优、深受自我怀疑恐吓的大都市人相比，我对生活、生意和爱情的理解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自信得多……这些人根本就没“活着”——我这样暗想——在躁动不安、从早到晚都将生活视为某种表演的中欧人眼里，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没有“活着”……大陆人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知道，英国人根本就不“幼稚”；东欧用莱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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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中欧人的才智和勤奋谈生意，进行征服与扩张，但忽略了英国人的博闻和镇静。“接近他们是不可能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到伦敦冒险的中欧人这样抱怨。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在做生意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在社会生活中比我们更圆滑更灵活，他们用不可动摇的镇静抵御我们经纪人式的伎俩！我们花上几个小时介绍，解释，证明；他们只是听着，最后说一个“不”字——然而这个“不”字，就像炮声一样隆隆回响。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你不要总是一听就信。晚上，我去苏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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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意大利或西班牙餐馆吃饭，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放逐者。我对伦敦的记忆是四五个小时漫无目标的散步，每天夜里我从皮卡迪利大街步行回家，回到我投宿的“南肯辛顿”区；这些从夜晚到黎明、穿越沉睡中伦敦的散步，这种不可侵犯的、身为外乡人的孤独，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现实的治疗手段。在英国人中做外乡人，通常都“不会感觉良好”；生活无聊，内心孤独。那些背负创伤、格外自负或傲慢的人（我肯定就是这种人，现在也是）在这里能够找到共鸣，从某种角度讲，他们这样能够感觉到自己更安全，更隐秘；他们知道，没有人会用一厢情愿的熟络和大陆式的亲密来碰触他们忧伤的秘密，没有人会不尊重他们的自负与痛楚……那些移居伦敦并自我感觉良好的中欧人，也总是逃避家乡的亲情。英国人相当留意他人的焦虑和底层人的创伤，并怀着同情之心予以体谅——伦敦是中欧人“自卑情结”的真正疗养院。大陆男人在伦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堕落者和不洁者，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受人尊重、享有治外法权、有优越感的外乡人。任何地方都不会这样尊重私生活的治外法权；然而，英国人一旦获得机会，他们对私生活的践踏要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无情。我常去法院旁听离婚案庭审；四千万人垂涎跃跃，因为终于有一位内科医生对妻子不忠，他们终于也可以写、可以谈婚外性生活了——这位内科医生是在哪里遇到情人的？他们幽会过多少次？女仆说了些什么？用人是怎么撞见的？他透过锁眼看到了什么？——媒体和民众全都跪到了锁眼前，他们终于可以谈论性话题了……我有一位三十六岁的匈牙利朋友，他带着怀孕的年轻妻子去做检查，英国医生郑重其事地向他们讲解避孕工具的存在和使用方法；他当真认为，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从来没听说过安全、卫生的避孕工具……成年了的英国年轻人对性事的无知，远远超出中欧人的想象。但也正因如此，这座城市情色得异乎寻常，让人窒息，让人刺激。“冒险”这个词，只有在伦敦才能从小说的角度和薄伽丘的寓意上予以理解，而在其他地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跟伦敦相比……最初那段时间，我对英国人聪明、热忱的虚伪感到震惊；后来，我学会了他们的技巧，并且快乐地生活在他们当中……比如在旅店里，门房怀着充满道德感的愤怒阻止女士上楼找我，之后告诉我说，“女士不能进入有床的房间”；他劝我租下隔壁的客厅，这样我就可以接待女士来访，因为“先生和女士可以一起坐在客厅里喝茶”。我不这样，又能怎么办？每天我都能学到点什么。

他们真像亲英派对我们宣传的那样异乎寻常、铁面无情、令人胆寒地“正经”吗？是的，他们确实很正经，至少在风度和外表上非常正经；然而，在四目相对的私下场合，我有时也惊讶于他们特有的正经。我生活在伦敦，仿佛是在欧洲学校最高的一个年级里读书，而且是读的一个特别培训班。我记得那些在外地度过的英国人的星期天，它让我理解了英国式的自杀；我记得有一位旅店里的室友，他每天晚上都身穿燕尾服，手拎一瓶法国红酒回到旅店房间，坐到壁炉前伸直两腿，他就这样坐着，穿着燕尾服，一直坐到午夜，这时他才躺下睡觉。英国人无聊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高贵野兽。有的时候，我害怕他们。

4

在肯辛顿公园对面那条街上，我度过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晴朗秋季；我住的那栋楼建于19世纪初，站在晦暗、沉闷的房间里，可以眺望分外朴素、恬静的秋日公园，那是伦敦最美的大众园林。那是一个多么丰盛、繁茂、阳光普照的秋季啊，或许在这个岛上，半个世纪也只能遇到一次；英国人真的为之陶醉。蜜一样的光线五彩纷呈，使岛屿变得妩媚多姿，异彩飞扬。透过我房间的窗户朝公园远眺，无业者们——那些工厂主，无聊贵族和来自外地、无所事事的庄园主们——天一亮就扛着躺椅来到公园的草坪上，在那里打盹儿晒太阳，在伦敦的中心，却像隐居乡下，就像吹笛子的希腊牧羊人在家乡的橄榄树下悠闲度日。在阳光普照的英国，这是唯一的大公园；岛民们在这一年的秋季不再争先恐后地赶到国外逃避大雾，伦敦人简直幸福得迟钝，他们在光的理想国中悠闲漫步；淡绿色和淡黄色的草坪，肯辛顿公园数百年的橡树和悬铃木，还有学生们在公园鱼塘周围燃放的烟花，诱引着那些醉心于季节美景的都市游客。在这个秋季，我熟悉了英国人的微笑，最羞涩、真诚、狄更斯式的微笑。

我也被那温煦的幸福所诱引，就像一只趋光的秋蝇。九月末的伦敦阳光普照，我还从来未曾享受过如此静谧颐和、平心静气的几个星期。伦敦城香气弥漫，舒朗宜人。苏醒已变成了一件愉悦的事，刚一进入梦乡就朝清晨微笑，仿佛在期待家庭的喜庆；我醒来的时候，男侍将一份厚厚的《时报》放到我的枕头旁，并将备好的早餐盘摆在我床前带轱辘的小桌上，他拉开窗帘，像魔法师一样张开两臂，每天早晨，他都怀着盛大的喜悦大声说：“多美的秋天啊，先生！”是啊，这是多么神奇的秋季！夜里，园中的树木仿佛穿上华而不实的古装；花匠们将气味扑鼻的败草和腐叶扫成一堆烧掉，年轻的姑娘们牵着大狗在草地上遛弯，绅士们骑着蹄声清脆的骏马在视野的尽头慢跑……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像一篇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体小说。房间里飘满了茶和烤熏肉的味道，在《时报》语句铿锵、掷地有声的文章里，以不可动摇的缓慢和连贯性讲述着那天在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房间里上世纪中叶的笨拙家具在阳光中熠熠发光，汽车和公车带着轻微的噪声从窗前呼啸驶过，因为伦敦总是非常安静，即使在交通最拥挤的时辰也一样……早餐我要吃很长时间，就像举行一个传统而神圣的重大仪式；在这座岛上，每个地方都像在博物馆里一样庄重肃穆；人们的私生活，也感觉像摆在陈列柜里，必须像参观展品一样地观看，严禁碰触。我穿过清晨的花园，穿过海德公园，那里有不少悠闲无事、漂亮而忧伤的女人在喂奇异的飞鸟——不知怎么，女人在伦敦总是很忧伤；她们目光茫然，背地里会喝很多酒——我去到圣詹姆斯宫对面的小酒铺，那里出售伦敦最好的雪梨酒；我坐到门边一条历尽百年沧桑的长凳上，手拿酒杯看阳光下在暗棕色的宫殿大门前闲逛的伦敦人，看他们不慌不忙地在两个目的地、两种犹豫、两桩生意之间游走。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未曾见过类似的场景：送货员也手拿包裹在伦敦城内散步，俨然一位尊贵的绅士在上午出门徒步健身。伦敦从来不匆忙。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借一本19世纪不怎么出名的英国散文家的作品；我手捧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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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鸦片》坐进竞技场般的阅览室，慢慢饱吸书籍和氛围里的毒素，仿佛也在吸食鸦片。我喜欢在正午时分站在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口，看头戴大礼帽、剑桥培养出来的经纪人，他们口袋里身无分文，脑袋上顶着大礼帽，一上午一上午地谈上百万英镑的生意；他们获得无限的信任，因为股票市场从这些英国精英们中间选聘金融城的经纪人或代理人，他们绅士得就像一位刚宣誓就职的军官，良好的名声辅助他们纵横职场……我去泰晤士河畔，看泊在东印第安码头的轮船，它们夜以继日地将世界的气息、灵魂和原材料运到伦敦；来自新西兰、锡兰、孟买和澳大利亚的轮船在伦敦塔桥下的黄色大雾中疑惑地鸣笛，船长们在卸货之后聚到查理·布朗酒馆喝白兰地……我去白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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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条狗作为礼物送给一位熟人；正像白教堂小贩保证的那样，这是一条“饭量不大的狗”，并没有蒙人。夜里我去“皇家咖啡馆”，那是伦敦唯一的一家咖啡馆，我疲倦地坐在红色长毛绒面的沙发上，脑子里装的都是伦敦，但我还是感到饥渴、忧伤和快乐，既觉得陌生，又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任性。每天夜里我都想，我不可能忍受这种对当地人生活影响至深的无形历史恐怖，我不可能忍受在私人家里跟在街上同样生效的《雅各布禁令》和《亨利克禁令》，我连他们的自由都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那种用钱买来的怪诞自由和强大得让每个大陆人忌妒、感觉有点像紧箍咒和狱规似的法律保障。我不能够忍受，至今在房屋前仍竖着梯子；因为都铎王朝的某位国王曾经下令，在伦敦容易发生火灾的某些街区，夜里必须在房屋的墙上架一只长梯；时间过去了几百年，可梯子至今还在，人们每天晚上将梯子架在雨水槽旁……我不能够忍受，饭馆在午夜十二点从餐桌上收走客人还没喝完的酒杯；在有些饭馆里，客人要提前付饮料钱，因为啤酒是从隔壁店里买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这是因为什么……比如每天要更衣五次，因为每位绅士都有三十套衣服，每种场合专有一套，见国王一套，打高尔夫球一套，骑马一套，钓鱼一套，打猎一套，甚至打鸨鸟也要单有一套；比如上午散步也都戴着大礼帽，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进城买科隆香水或去皮卡迪利大街买鸟食；比如他们活的方式和死的方式，爱的方式和怒的方式，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表白的方式，对这所有的一切，大陆人只能靠理性理解，用感性永远不可能理解……黄昏时分，狂风横扫整座城市；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伏尔泰，他在伦敦遇到这样的日子，在夜风大作时想要自缢……噢，这些疾风，这些暴雨，这些堆满一模一样房屋的街道，这些用彩色粉笔在人行道上画风景的羞涩乞丐，这些吱呀作响的手摇风琴，还有在暗夜里吞没一切的大雾！这些英国俱乐部啊，有的不许女人进，有的不许男人进，还有的地方只要从话筒里传来女性的嗓音，就不会叫俱乐部成员去接电话；在那里，先生们摘掉了礼帽，表示回到自己家里，或沉默不语，或大谈高尔夫，或迷恋桌球而冷落妻子！这些仆人们啊，他们服侍你的时候，会柔声细语、仿佛歌唱般地向你“道谢”；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傲慢，有优越感，因为他们清楚所有的因果，而你永远不可能明白这么多：因为你不是英国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么“特别”，包括信纸和洗手液，包括微笑和粗鲁；但是即便如此“特别”，还是让我感到这般熟悉，这般舒服，他们会以这般明智、会心的方式向大陆人微笑！我从伦敦带走了人类最美丽、最温柔的微笑记忆。从那里我也没能带走别的。

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这里，所有人能毫无顾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只有在这里，社会的俗约能让所有人尽可能地不表达个人观点。伦敦是一所特殊学校。如果你到过那里，你不会变得更聪明，但你会觉得，在你的生活里将不会遇到太大的烦恼。

5

阿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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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讲“人性大教堂”；他的头要比大厅里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声音疲惫而洪亮，上身前倾，伏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讲台上，两只大手在空中缓慢地挥动。蒂杜莱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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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他的对面，裹着貂皮大衣，带着寒气逼人的不安，紧张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过政敌的头顶投向虚空，当政敌在休息期间带着过分的自信向他走来时，他转过身子，并朝旁边挪了两步……“先生，我必须把我要讲的话讲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阿波尼低声说；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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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眼镜、穿着晨礼服一动不动、姿势僵硬地坐在那儿，出于礼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摆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捻着艺术家的胡须若有所思地冲阿波尼点头；日本人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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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做好了鼓掌的准备。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物，现在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经过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没有亲眼见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们如何在日内瓦会议上向这位弱小战败国的代表致意的话，你很难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为匈牙利的利益据理力争的。即使他所讲的是在长篇政治讲演中无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还是那样地斟词酌句，那样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钟声在会堂里回荡。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员会取得的成功情况相同，人们的直觉感受重于客观事实。阿波尼的讲演，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说得不对，但是即便如此，那一个时刻仍属于他；他的话语是那样掷地有声，那样充满诗意，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开心扉；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打开了人们的灵魂之灯，他创造出这种成功的发声术，即便所说的内容有毛病，但听起来能够让人同情。传统的讲演艺术又在日内瓦复活了。对专业谈判来说，这种“个性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后来，阿波尼去温室散步，张伯伦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过走廊，对他的态度，就像对一位东方大主教或“家族长”，或一个即使没有名衔、没有官阶也是家族里最重要的人。有一类欧洲贵族，他们并不靠家谱维系，而是通过品位、风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结在一起；在这个欧洲的精英家族里，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长者。

他在谈匈牙利，谈家乡；会堂里，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记者和外交官们中间，对他们来说，阿波尼所讲的一切都是会议的“讨论重点”；其他的以后会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维亚和希腊问题。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国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买回所有的匈牙利报纸，家乡人给我寄来国内的新书，偶尔有一两位熟人来到巴黎，我总是激动地接待他们，随后又许多次失望地离开……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访日内瓦或巴黎，举止总是那么特别，总带着那么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摆出一副官架子，居高临下地跟我们这些旅居国外、穷困潦倒、四海为家的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艺术家们谈话；或许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贵族，在国外，他对每个人都抱以同样的热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极少有什么话题好谈。在官员接见的场合，我通常刚听到第一句话，就兴趣全无地沉默不语，躲到一旁。我感觉家乡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类人统治着国家，还是那个族阀主义的等级制度赐恩施惠，发号施令；白里安晚上坐进日内瓦的“巴伐利亚啤酒馆”跟记者们闲谈，话虽不多，但充满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爷们，必须向他们致信请求，他们才会跟我们搭一句话。家乡的状况怎么样？九百万匈牙利人过得好吗？在我可悲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激愤而忧伤地离开了日内瓦。

我去了蒙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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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不安并未能缓解。我感觉到，对我来说有什么事情已经结束，我必须回国。这样的归期，并不是根据日历定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够解释这种回国的迫切感。我也并不能说，在我身上爆发了某种可怜的“乡愁”。家乡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家里根本没有人等我回去。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这座城市在我眼里，已不再是旅游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沉潜到个人生活的现实之中；我从周围得到了很多，我结识了不少高层次的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舒适、从容、快乐、平和地生活在巴黎。现在我突然感觉到，我在这里待够了，我在这里再无什么“事”可做。如果我说，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启程回家，是因为在我身上突然爆发的萨伯尔奇卡
[322]

式泪眼欢颜的乡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愿望，是出于“马群正在霍尔托巴吉
[323]

的查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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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歇晌”之类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谎。我从来没见过“霍尔托巴吉的查尔达”，也对马群没有过研究……对我来说，我真正的家乡，现实的家乡是考绍，还有卢日尼欧、吕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贝斯泰尔采巴尼奥。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流域，都会感觉曾在梦里见到过，有一点陌生。我的“家乡”永远是菲尔维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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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佩斯没什么感情；在我的记忆里，佩斯人是一个目空一切、整日泡在咖啡馆里、手拎公文包的经纪人团伙。我讨厌他们咏唱似的讲话方式，慢条斯理地强调自己的优越感；我讨厌他们幼稚、伤感的玩世不恭。他们之所以对巴黎不屑一顾，是因为“你要知道，佩斯人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就是卡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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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儿也没有人爱听……”佩斯人在国外总是不安地充满忌妒。我连自己都不清楚，家乡人有什么能让我提起兴趣。我害怕家乡，害怕佩斯人的明智，害怕亲热的拍肩动作，害怕当地圈内头面人物的优越感，害怕佩斯人在精神领域再典型不过的一知半解……回家的念头一点也不能让我兴奋起来。在我的印象里，佩斯就像一座音乐咖啡馆，许多聪明绝顶、学识渊博的人坐在那里，他们确切地知道彼此所有的鸡毛蒜皮和难堪事。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家。这个“要”字，这个神秘的迫切需要并不能成为自身的动因。一个人的整个身心都服从于这个隐秘的指令，无条件地服从，不讨价还价。“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年，就像一名勤勉的上进学生；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是一个谎言。从某种角度讲，我的生活并不现实：一切都缺少跟我直接相关、可以触摸的现实性，缺少那种一旦缺乏，我在国外的生活就将变成任务和角色的生活内容。我必须意识到，我在国外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一切都离我很远；我的兴趣是中学生的；我对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同于国内诗人成败的关注；当我坐下来用午餐时，即使“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一样，总是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做客，饭菜的滋味对我来说，也有点像在展会上品尝厨师的杰作；我在报上读到的消息都与我无关，翻看每日新闻，我对谁死在了街上、谁被狗咬了毫无兴趣。总之，我在欧洲始终是一个外乡人；在巴黎那些年，我一直订阅考绍的地方报，我对家乡小城的政治风云或当地某晚演出的报道，要比对法国内阁倒台或关于巴黎国家剧院庆典演出的评论有更直接的兴趣。我应该回家：我抱着非同寻常的反叛者和抗议者的情感服从这道指令。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周围有什么东西确实结束了，我可以闲耗，可以拖延，可以不马上服从这道指令，但我不能够逃避它。我将要回家，现在我就已经生活在那里，既不好也不坏，既无牢骚也无快乐；我只是惶惑不安地努力适应，心烦意乱，脑子里充满怀旧与出逃的念头……但是，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

6

早春时节，我动身回家；蒂罗尔的果树已经开花。路途中我既不感到激动，也没抱荣归故里的情绪，甚至没有紧赶慢赶。我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不时地驻足，歇脚，给自己缓期。归途中，我在苏黎世下车，在慕尼黑投宿，在萨尔斯堡逗留，在维也纳待了几个星期，最后这才横下心，在奥斯特班霍夫坐上了返乡的列车……在海捷什哈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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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我看到头裹方巾的老妇卖烤点心，看到赤足的孩子们卖报纸和香烟。他们全都衣衫褴褛。我透过车厢玻璃看着他们，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惜。我想，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安慰，这样挺好。我感到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到家了。

但是在此之前，在回乡途中，我一直感到幽幽的刺痛。我本来可以留在那里，留在国外，留在“欧洲”：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我还年轻，还可以留在那里：那里可能还有什么任务在等着我，或许还有成功，我在国外“活在深水里”，小本子上记满了德高望重的熟人——巴黎、伦敦、柏林和罗马的熟人——的电话号码，我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雅士名流……认识我的人也不少。家里有什么在等着我？贫困，怀疑，不由自主的忌妒。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话。不管我听到什么，我都听不懂背后的含义；不管我说什么，别人理解的都不是我想说的内容。之后，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想否认的，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回家并不是浪子回头，但也没有人原谅我或杀猪宰牛地欢迎我。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我可以当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我回来的正是时候，趁我还能够跟得上潮流，趁我还没被时尚抛弃……我了解“匈牙利作家的命运”。火车刚一停进凯兰弗尔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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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火车，坐进出租车，想要尽快赶到佩斯。

城市穷困，蒙尘，破旧，悲凉。就像一位正从瘫痪中康复的人：已经能够挪动肢体，能够迈步并说话。在奥克托宫街角，我叫出租车停下，跳下车。大约是晚上七点。放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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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旷无人；在广场中央，警察正以感人的敬业精神完成着军人式的手势训练，但街上根本就不见车辆。在安德拉什大街尽头，有一辆汽车闪着车灯由远而近；环路上一辆辆有轨电车带着叮铃铃的声响，以沉稳的缓速在轨道上行驶，感觉严肃而隆重。（开始那段时间，我经常从佩斯的有轨电车上烦躁地跳下，我忍受不了它的颓沓、磨蹭和颠簸摇晃；后来，穷困和麻木让我慢慢适应了它，我随遇而安地乘着它咣当驶过一个个小站，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徒步走出几公里远。在佩斯有轨电车的节奏里，有着某种瘫痪、困乏、蓬头垢面的东欧特征；我无法忍受这种滑稽的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沉缓爬行……）街上的行人也很少；人们的衣着不是华贵得扎眼，就是寒酸得扎眼。我沿着安德拉什大街从这头走到那头，穿过卡洛伊环路，走到拉库茨大街。旧旅店的窗口亮着灯；就在拉库茨大街上的这家旅店里，我曾度过我的大学时代和国内记者生涯的最初岁月。我走到门洞下，跟楼长聊了几句，得知旅店的老房东已经搬走，他们的女儿，漂亮、聪明的女医生，我年轻时代那位可悲可怕、吗啡成瘾的情人则死于吗啡中毒，安息在城外拉库什凯莱斯图尔公墓。显然，我在这里没有人可找；旅店里面没别的熟人，只有臭虫。我沿着夜色下的拉库茨大街游荡，望着街边的房子，那些摇摇欲坠、经风历雨、饱受历史浸淫的忧伤老楼；我走到楼门前看巨大的庭院，看掸被褥的铁架、门洞墙上的住户名牌和高大、昏暗、占地费料的楼道；我看商店的橱窗，橱窗里展示的商品跟巴黎的有所差异，不能说更漂亮，也谈不上更难看，只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在拉库茨大街上的一家成衣店展窗内，样品的布置是那么精心别致，要比贴在旅行社橱窗内、一眼可见桔槔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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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霍尔托巴吉草原宣传画更能唤起我的“乡情”。不知道怎么，这种微妙的差异，让我感到一种回乡者常会感到的视觉性眩晕：佩斯显得非常大，仿佛房子已经长出了首都，可能比巴黎还要大，无边无际，像有许多巨人住在这里。我感到自己像一名残疾人，一个侏儒。在巴黎，我从没有感到过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无比。我再次体验到我在大学一年级当“仙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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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曾经感到过的那种眩晕感；在佩斯，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在佩斯，住着“真正的成年人”，尤其是许多学识渊博、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一本正经、目光僵滞地盯着外乡人看，仔细解答他们的提问，但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别的，对这些乡巴佬充满嘲笑……我拐上了博物馆环路。

我熟悉这片街区。在佩斯，我也只熟悉几条环路，还有桥那边的布达街巷；我从来不敢钻进佩斯的小巷，以前还不敢沿着维舍列尼大街或希夫大街走，怕有什么东西会砸到我头上，或有谁在背后冲着我嚷——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么。我害怕佩斯。我怕它的傲慢，怕它神秘的熙攘，怕那些陌生的疾走者——他们始终让我感到陌生——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是安特卫普或爱丁堡的原住民。在咖啡馆里，坐着沉思冥想、眼神聪明而多疑、讲话飞快的佩斯人，今天我也很讨厌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有些见识的可怕天敌。不过在这里，在博物馆环路上，熟悉的幽灵在游荡。在斐乌迈咖啡馆前，在“露台”新油漆过的栏杆后面坐着希尼·久拉，这位高贵、寡言的作家正透过带柄的单片眼镜，目光忧伤地盯着《费加罗报》的版面，他怀着脆弱生灵儒雅的哀伤和痛苦的怀旧，低头阅读法文的“西方新闻”……我很想走到他跟前，告诉他最新的西方新闻，跟他谈论纪德或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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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我还是没敢叫他，因为我不能保证他会对我讲的消息感兴趣。他也早成了那样的成年人，“著名作家”——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和其他所有住在这座城里、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安营扎寨的作家们一样，口袋里揣着匈牙利语校样和法语杂志，心里揣着苦涩而智慧的教训；要想说服家乡“真正的作家”，比说服纪德或托马斯·曼困难得多……我这样觉得。我从大学门前路过，走进大学隔壁的奶制品市场；在我青年时代经历过起义、革命的岁月里，我曾在这里为了买干酪和面包排队到天亮。我曾跟厄顿一起坐在这儿，但厄顿也已经离世了。我们曾在这里等候革命的消息。我曾在这里阅读格伦瓦尔德·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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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旧匈牙利》，在这里，我们似懂非懂地期待“新匈牙利”诞生，但那只是讲演者的哈气，从嘴里吐出来便蒸发掉了……我已经十年没来这个充满酸臭奶味的地方了；我坐到窗边一张旧桌子旁，就在这晚，就在这个奶制品市场内，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回家了。青年时代的气息在我周围弥漫，那是贫穷与绝望的氛围；我这一代人，我的同龄人，正是从这个奶制品市场出发的，我徒然在此间走遍了世界，现在我又从头开始。这时候，一位恰巧来这儿的老记者在我隔壁桌旁坐下，我认识他，我走到桌前向他问好。他正在费劲地敲半生的煮鸡蛋；他抬眼看我，点了下头，然后高兴地说：

“你来的正好。你要是看到卖面包的女孩，叫她过来，谢谢。”

7

我搬到布达一个熟悉的街区，每天都小心翼翼、疑心重重地过桥去佩斯。我在“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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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的一幢古老、破败的布达公寓楼里租房住下，我房间的窗户对着亚诺什山，在窗下深谷里的“血原”上，军官们带着他们的女儿骑马，老妇们在黄昏中遛狗，直到军需部严令取缔了布达的“狗天堂”。每天下午我都要去佩斯办事，之后尽可能坐出租车杀回布达；只有当我透过隧洞瞥见克丽丝蒂娜广场葱绿的树冠时，我才在链子桥的布达桥头深换一口气。我不信任佩斯。在那里，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葡萄酒没味儿，饭菜也没味儿；咖啡馆的“黑汤”让我喝了头疼。我有许多年都难以摆脱这种孩子式的不安、沉默和怀疑。我在布达可以更畅快地呼吸。我曾在这里住过一次，就在这一带，在米柯大街的街角，在那栋位于“血原”一角、摇摇欲坠的两层楼里；我寄宿在楼内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人家中，住在一套煤油灯照明、堆满彼德迈式家具、晦暗憋闷、让人不舒服的公寓里，不过，那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熟悉”，就像在外地的父母家中，我在拱墙之间感觉不到那种“佩斯厌恶症”，感觉不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对无法克服的陌生感所抱的幼稚恐惧……我现在住的那栋楼，恰好在以前住过的老房子对面，在一条宽阔、陡坡、种有两排繁茂的栗子树的街上。克丽丝蒂娜是一个古老的街区，有着小城的宁和，有并非绝对无害的流言蜚语，有羞涩的人，也有傲慢的人，树木葱茏，绿草茵茵，有烂白菜味，有年久失修、租金便宜的公寓楼，有简陋的小酒馆和东倒西歪的咖啡馆，还有春夏的情爱——在秋冬季节，爱情仿佛死掉了一般，或是迁离了克丽丝蒂娜街区——我来到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它能给予我隐秘的家的幻影……在这片街区，在这些酒馆，就连饭菜都很“熟悉”，不好吃也不难吃，只是“熟悉”而已。我在这里开始生活。

我想在这里生活，我想留在这里。当我在第一天夜里躺在布达的老房子里——那种住有多户人家的公寓楼，楼里的每位家庭成员都能摊上一两扇门窗——我想起了贝尔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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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不经心地想着，就像一个经过毫无目标的漫长流浪之后回家的人：“我想死在这里。”当时我还不可能知道，这一个愿望并不那么简单。我还不知道，绝大多数匈牙利作家对命运的愿望都是：掌控他们生活的权要们能允许他们在自己——用贝尔热尼的话说——“铺过一次床”的家乡死去。或许，这是生活所能给予的最奢侈的礼物。我怀着天真的热情试图在布达建造一个“家”。若在十年之前，我无法想象自己会过另外一种不住在旅店、不睡在皮箱中间的生活，要是有谁预言我有朝一日会为吸尘器砍价，我肯定感到很恼火……慢慢地，我在这栋老房子里为自己经营出了一个类似“家”的地方；我们从家里从巴黎搬来快要散架的破家具，我们还颇有预见地带回来几把来自刚果农村、用树根雕成的非洲太师椅。后来，我把我的书摆了出来，买了一盒卷烟纸和黑塞哥维那烟丝，自制卷烟，开始了布达的生活。

当然，“布达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逃走一次，有时一走就是半年，回巴黎或伦敦；但是这个“家”，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总是能够吸引我回来；我总会重返布达的原因，大概不仅出于我拥有了吸尘器和非洲太师椅的快乐。匈牙利语让我痛苦，也使我镇静：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完美地学好它；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掌握得游刃有余，潇洒自如，轻松得像是出于本能。服从于某条不成文的法规，我也在一家布达咖啡馆里安营扎寨，以符合常人眼中“在咖啡馆里度过一生”的匈牙利作家身份；我对这种浪漫、自由的世纪初理论是如此相信，以至于自己也亦步亦趋。要知道，国外的作家不泡咖啡馆；在伦敦，连像样的咖啡馆都没有……但在布达，我认为自己应该努力跻身于当地的作家圈，应该到作家如样品一般在展窗后蒙尘的咖啡馆去。我安营在克罗地亚花园对面一家破旧、安静的布达咖啡馆里，那里每夜都开到天亮，我跟领班跑堂和卖雪茄的小贩交上了朋友；很快我就察觉到，我在咖啡馆里接到的信和电话，要比在家里接到的多，找我的人也都是先到咖啡馆，然后才会去我家看看……我要适应这里的气候，不过这倒不是一件困难事。咖啡馆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他们小心、温和地容忍我的个性，桌子上总摆着墨水缸、英式钢笔、清水和火柴；我开始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是一位家乡人理解的那种作家，并开始信心十足地环顾文学的风景。在国外，在混乱、嘈杂、挤满了粗鲁的跑堂和推搡的客人的国外咖啡馆里，似乎缺少的就是这个：帕纳塞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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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宁静，摆在咖啡桌上的清水和墨水——就这样，我终于装备齐全地开始了工作。

就像一个怎么也该在自己支起帐篷的地方进行一些征服、占领一些地盘的殖民者，我也逐渐开始打造自己占领布达的计划。由于住在闭塞的城区，居民们互不信任地蒙上面纱。在克丽丝蒂娜，住了许多退隐的和活跃的“显要人物”，而那个街区本身就那么居尊恃傲，谁也不会先开金口向别人问好……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像在布达林荫道上遇到的这般沉稳持重、姿态高傲的绅士。我也开始仰头挺胸地散步，等着从隔壁街上出来的送煤工先开口跟我打招呼。布达人的矜持超过了英国人的谨慎。似乎每个人都想用圣伊什特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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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袍遮盖自己位于布达公寓楼内、相当大面积没有“供暖”、堆满“匈牙利彼德迈式”家具的三室住宅。克丽丝蒂娜有点像格拉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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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中产阶级的退休官员住在这里，像我这种只打算在这里小住一二十年的“赶路者”，在这里不会受到特别的尊重。我非常想掩饰自己的职业，因为在这一带还算受人尊敬、能让人忍受的最后一位作家，大概是维拉格·贝奈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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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力适应周围环境，因为我熟悉并喜爱这个清教徒式虔诚，以自己的方式审慎阅读并注重修养，在生活方式和道德方面质朴得可爱、严肃得可敬的匈牙利中产阶级——不管怎么说，他们跟我也算是亲属，我理解他们的抱怨和愤懑，也理解他们不喜欢我身上的什么东西，而且当他们排斥我身上那些对他们来说陌生、可疑的东西时，我从心里认为他们有些道理。

在这一带住着各种亲属；伴随他们的焦虑和诱惑、同情和厌恨，我慢慢地开始了我的布达生活……在外人眼里，这里人的生活方式显得朴实、单纯；在家中的床头柜上总摆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杂志；当地常住居民读的那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我只通过拐弯抹角的途径听说过。影响到这里的那些文学潮流，在官方文学市场上没有人知晓——虽然在书店橱窗里摆的同样是那几位“明星”或官方文学的残废军人，但是私下里，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却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继续固执地阅读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爱读的书籍。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们为作家P. 萨特马利·卡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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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尊雕像，今天这代人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再听说到这个名字——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艾尔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贝拉》在这个街区里被人们争相传阅。有一段时间，当地的商人们见到我会毕恭毕敬地问好；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在这一带传说我是“房产商”。当他们了解到真相，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位作家时——在克丽丝蒂娜所有真相都会被揭开——他们继续向我问好，但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向我回致一个问候。在街角巡逻的警察，好像也对我加强了监视，经常记录我的行踪，好像我是一个违规的养狗者。我慢慢明白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

8

“噢，噢，但您之后将会写什么呢？”在佩斯，在咖啡馆里，人们经常这样问我，而且毫不掩饰心中的恶意。

是啊，在这之后我会写什么呢？我望着咖啡馆桌子上的那杯水，心里暗想：爱写什么写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抱着什么期待，而且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没什么别的，只有我的毁灭。我感觉这个挺自然，挺人性。与人相关的“文学生活”，不可能比宝石经纪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洁，更高贵。在这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所有创作上的竞争也一样，作品不仅是为自己创作，还服务于什么，当然也可能是为反对什么或什么人），跟失败的银行家或破产商人一样被套上了枷锁。

我将写什么呢？我不知道。写我“喜欢”的东西？还是不管我喜不喜欢，都要“不计后果”地写我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不计后果”是一个愚蠢、可怜的年轻人的口号，我在写作中经常喜欢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从来就不会“不计后果”——总会有一个要比绝对性原则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讨价还价，很容易为讨价还价找到“道德”上的解释。我开始写作，当然不只是写“我不计后果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我经常写一些并不需要说服自己去写的东西；我写我即兴想写的东西，写刹那间在空气中颤抖的东西，写几乎触摸不到、刚好需要讲述但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感觉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真相被披露，我错过了机会，但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随后，我天天写作，只因为在这座城里的某个地下室内有一台每天半夜都开始运转的机器，这台机器每天夜里都要吃东西，吃纸吃墨吃血吃神经，每天都在同一个时辰要东西吃，没法跟它讨价还价。我拼命写作，因为有某项法律强迫我写——并不是约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层、更复杂的法律；有一份绑缚我自己、绑缚我神经、绑缚我个性的契约强迫我写。新闻写作不可能让人“习惯”，不可能让人乐在其中；记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负责任的文字能够摧毁爱的信念；做这份职业不可能放慢节奏；假如一位记者“不计后果”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也不是很负责任——存在多种真相，每种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许多年过去了，我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每天都写一两篇，因为机器在午夜开动，因为每天下午都“发生着什么”，有时在隔壁街道，有时在坦噶尼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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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长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经地盯着我说：“当心。”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闷热房间内。“当心，”他说，并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人很长时间都以为自己花的只是利息。但有一天意识到，他早就开始花本钱了；可这时已经晚了……”我怜悯地耸耸肩将访客送到门口；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当心。新闻写作也是种鸦片；它可以让人毁灭，但在毁灭之前给你的只是美妙的麻木和遗忘。我有时疲惫，有时疑惑，有时过度亢奋，有时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写，就像医生每天做手术一样。仿佛有某种特殊的毒素在记者的神经系统里作用，侵蚀，让他不能忍受沉默。每天下午六点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既不舒服，也不浪漫，只是一种故作的兴奋：每天都有谁杀了人，每天都有谁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谁在某个地方撒弥天大谎，每天都有谁做虚伪之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源于腐臭、悲凉的生活原态，我用笔尖划拉出旁枝末节，即便这样，它也是某天某地人类悲惨生活的芽孢杆菌，某种致病源；我相信，这就是新闻写作……或许，其意义最多也不过如此；揭示什么，并同时相信，我们揭示出什么事情或什么方向……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的神经系统仿佛被通上电，开始用触角和犄角触探世界：我埋头在国内外报纸堆里搜寻关于这一天的、必须讲给什么人的琐碎事件，我必须讲给自己或讲给别人，否则就会难以忍受，就会丧失活着和写作的意义——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非常拐弯抹角，有时只是稍稍提到我想讲的东西——随后，我开始感到特别的恐惧、“高压”、焦虑和持续几小时不会消失的紧张，直到我被迫坐到写字台前，不管写得好坏，我都要写下我相信自己能够讲述并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东西，或慷慨陈词，或结结巴巴，或精神抖擞，或麻木笨拙。

好记者总是很好斗——即使在认可、同意或祝福什么的时候也一样。记者固执地探究生活现象，阿们，确实相当无聊，不大讨人喜欢。在马戏院里，人们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兽出场，将所有误入斗兽场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我意识到，在每天下午六七点之间，我会机械性地嗅闻血腥，洞察诡计与出卖、敲诈与不公，我到处机警地捕捉“官员的丑行”、世界政要的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执念头。我意识到自己这副“好斗记者”的架势，于是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世界充满了卑鄙和诡计——但有的时候，我很想能够理解这些作为记者只能谴责和揭露的东西……尤其是，这是一种剧毒的鸦片，作家不可能毫无危险地吸食过久；凭着机械性的怀疑和趾高气昂的傲慢，记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还没有被发现，另一类已经“被发现了什么”；慢慢地，作家也被培养成了公诉人。是的，每个人都可疑……在那些年里，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死亡舞蹈，许多荣耀的名字、人类光辉的榜样、富豪和当权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们，转眼就沉入时间的潭底，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还跟他一起在城里的上流圈子里共进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额头中弹躺在工作室的长沙发上，或透过监狱的铁窗朝外叫骂；有一位半神之人，头天在他的办公室门前还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名门贵族，第二天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问——每个人迟早都会被“收进专栏”，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天成为文章的素材。这种视角并不特殊；但实际上这就是新闻写作……

作家有时喜欢解疑消歧，有时喜欢赞同什么，愿意说“对”……有时候在作家眼里，记者挥舞两把宝剑，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战斗。我学会了，一位好记者要紧紧把握住他的怨愤、谴责与反感；出击时，要同样相信自己的愤怒；这种团结是记者的信念。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点：我并非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愤怒。总有一天我必须做出抉择：当作家发声时，记者必须沉默，一个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两面都信，不能在一天里的另一个时段“理解”你在编辑部上班时无条件地厌恶但又不得不写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诡诈必须由我铲除；是的，我也不再无条件地相信那些写在纸上、长了翅膀、迅速横飞的词语能在世界上改变什么。一种困惑不安、令人晕眩的感觉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悬崖峭壁上低头俯视。我开始在意我所写下的所有文字；我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虽然写得少了，但表达的内容却越来越多。

9

与“布达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谁都不认识。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参加各种“聚会”；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出于天性，我孤身独处，甚至有意避开人群。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对我的挑战，一个个熟人转身离去，似乎都缺少足够的气力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我战胜怯懦，接受了“挑战”。这一切其实是多么简单……这种因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为惶惑而佯装潇洒、刚刚启程就好高骛远的佩斯生活！它缺少两三百年连巴黎杂货商都受到过的社交预科培训。它缺少沙龙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个性化。佩斯的沙龙是多么富丽堂皇啊！还有那些晚宴！多么富裕、奇特、神秘、丰沛和显贵，与之相比，一切都显得简陋、凑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们的餐桌前，时刻期待暗门打开，好发现什么不堪的秘密……通常来说，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会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这些沙龙全危机四伏，稍遇风雨，便不堪一击！

佩斯的社交带着某种机敏、洞察、个体的色彩，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机关算尽的进攻性。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样狭小，人与人之间疮疤相蹭，与其说是相互接触，不如说是短兵相交。法国的“社交”完美、谐和、圆熟、顺畅，充满精心打造的转折点，行之有效，没有危险，好像缠了护膝的人在对打，让人联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谈，联想到贵族传统中风度优雅的花剑、拳击或摔跤。战前佩斯咖啡馆的智慧和博学，后来也作为一张王牌保留在社会游戏中；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真实可信的个人隐私或财产秘闻，可以获得某种身体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里才能够获得的人类知识，比方说，作家的头发有口臭味，女人的嘴里有脚汗味……佩斯人的交谈总是围绕着“为什么”和“针对谁”之类的口水话题；低俗的剧院小报信息无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称：较高贵的人物也过性生活；作家、演员、伯爵和银行家们经常垂青于城里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铺在一部新小说和一位金发女演员身上，爱好艺术的纺织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艺美术师——通常还要表明这个半官方的佩斯人观点，人们还长有性器官。消息灵通的佩斯中产阶级津津有味地“谈论”，在这一方面，基督徒跟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利普特城区跟尤若夫城区没什么两样，但有羞耻感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私下读这类小报。这类由单位主办的新闻媒体经常会以直接、粗俗的机谋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佩斯人喜欢乐此不疲地谈论这个国际性的可悲秘密：不仅在异性之间，有时在同性之间，人们也喜欢彼此相爱。如果他们此刻没有“交谈”，那就会打牌；但我对所有技术性的娱乐都感到厌恶。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礼；但后来我还是逃回了布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几次怪诞的佩斯“社交晚会”，那里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烟和利口酒放在哪儿，因为他们是几小时前刚从附近的赌场借过来的；那里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们在那里谈论最新“绯闻”，犹如谈论股票行情。

我极力忘掉这个世界。我孤独地住在布达。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高贵、优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独并没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远像一个误闯进城的乡下人，但在“那边的家”，在大河的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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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街区，我逐渐熟悉了那里的房子、广场和人，我就像一个到一座小城过退休生活的外乡人。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达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盖或绿树葱茏的古老城区，满眼教堂的钟楼和风格过时的屋顶——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这几条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几家破败的咖啡馆和弥漫着霉味与地下室潮气的小酒馆，这份孤独，以及构成我孤独边缘的人的面孔，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对我来说有了一点家的感觉。现在若让我离开这里，我会心怀抵触，情绪低落；在国外时我想到的是布达，一想到布达的街巷，就会感到暖心的亲切，那种亲切，就像一个乡下人在陌生之地听人提起他家乡的名字。我已经了解了“克丽丝蒂娜”的秘密，熟悉了“摩登”农贸市场屋顶上没标数字的新式塔钟，钟面上用线痕来标示时间——“那么布尔什维克”，连女仆们都这样说，我慢慢理解了她们想说什么。我孤独地生活，不过时间长了，我也结识了几个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个壮汉，隔壁养老院的一位老演员，上夜班的跑堂们。我跟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讲演，好像我总想说服谁。肯定我自身有什么问题。也许，创伤和忌妒是我胆怯、羞涩的根源——我害怕聪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这种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从来未能彻底战胜它。“布达生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深潜，越来越封闭。我紧密、决然地让自己的生命附着于这种生活的环境、氛围与模式。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多次安“家”。布达曾经是一个家。

作家们孤独地活着，好像在一座茔窟里，匿影藏形，惶惑不安。所谓的“文学生活”，看起来不过是争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么小、这么拥挤的地盘上，所有人都啃同样薄片的面包。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么——顶多也只能继续工作，有时可能会听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涩无力的回声……是啊，我们该写什么呢？当我刚回到家乡，人们带着敌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馆内这样问我，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这个问题。每个星期我都在环路上的报刊亭买法文周报，书商每个月给我寄来国外杂志——有时候，我内心狂跳地埋头阅读报刊上的讯息，就像一个远在天边的旅人，由于远离了能为人类精神给养、使其开花结果的巨大暖流，已经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文字的含义，他只能连猜带尝，通过货样揣测新产品的滋味……我从远方关注几桩重要事件，但是关于新动向、年轻人、“运动”的消息只能经过筛滤和稀释才传到这里。我只听到世界充满威胁的冲撞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乌合之众，我们怀着紧张和恐惧试图及时“组织起来”，缔结同盟或联手防卫，抵御内容未知、阴影不祥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些集社结伙的尝试最终总是失败。作家们依然孤独。我们的本性和命运也就这样。

在佩斯，有时我坐到环路边的长椅上，饶有兴味地观看“嘈杂混乱的首都生活”。在这里我过着彻彻底底的孤独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边境。

10

写作像是一种疾病，慢慢统治了我的生活。写作不是“健康”人应该承担的任务；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作品的更深处，在那里危机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我的神经官能症会随着对某个写作题材的接近而周期性复发，我的焦虑越积越多，有时持续几个月之久；冒着相对较小的生命危险，我举步维艰地工作着，满腔毒素，孤独隐居，远离人群……我只能幻想爱情、友谊、人类的团结和乡愁，就像一名僧侣幻想都市生活；可是，这种乡愁也是对自己的出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寻找一个人或一个女人，但每次尝试总是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然而在作品里能够感到这种“乡愁”，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之后，我必须直面现实：对我来说，无处可逃，没有人为我的命运承担责任，我必须完全彻底、毫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作品；我将这样生活，在偏执的高压之下，不时在逃跑的恐慌中感到绝望，总是重又跌回到另一个生活，摔到纸上。的确，写作是其自身最权威的理解者和分析者，欧什瓦特·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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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生活方式。作家要过作家的生活，至少要过有作家尊严的生活……这个前提是不忍受讨价还价。生活尖厉、诱惑的声音永远在勾引，在伤害；没有“解决办法”，我已然清楚；我将永远这样柔弱，永远试图逃走，在人的生活中寻找位置，直到浑身战栗地蜷缩到一颗心灵或一副身体旁取暖，结果导致了对旅人灵魂与写作恶魔的双重出卖。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我有什么话想说出来——我写完一本书后，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才懂得，作家的“计划”不是丛书系列——在我写下的每行字里，总是想表达同样的内容，只是通过多部作品和多种体裁，潮水朝向唯一、共同的三角洲涌流，这时候我只是在场而已，我的全部意义和命运就是：我必须在场，因为有什么东西想通过我来表达自己。这个“什么”是不成形的，有时我觉得，它是反灵魂的。写作的原始素材始终都只是泥土而已，要想让它进行有生命地运转，要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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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灵魂更多的东西，要赋予它比例和外形。我焦虑无助地以写作为生，整日与作品面目相对，我看不清它的终极比例，由于充满多余、杂碎、偶然之物，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大小，就像一个人感觉不到生命的大小；也许，作品只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获得其终极形式，但也可能要在生命结束后才可尘埃落定，所有的繁装琐饰纷纷脱落，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生存活力的整体。我不能看清自己在这项任务中可以浪荡到哪儿；也许在作品的深山老林里，作家从来都辨不清路，这里的路牌指不了路，只有你的本能和神秘的声音能够指引你翻山越岭。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在灵感突发的瞬间能够“想出”不朽名言的作家们；是写作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写作，我们最多能做的是：不逃避它。有时候写作非常令人欣悦，我所写下的每一行字只是徘徊，拖延；成千上万句的细致描写，书里漫长的字行，所有都只是遁词而已，为了逃避所承担的任务。以后总有一天，你不可能再逃避见面，不可能再写一本书，不可能再跟分期付款似的请求作家的命运之神给你延期；总有一天，你不得不坐下来面对任务，直到你再不能说出别人无法替你说出的话为止……我的所有作家式冒险都是在为逃跑和不忠做准备；就像恳求魔鬼先放过我一码，还没到时候，现在我想先说说别的；这只是在做准备，建立新的关系，我还没听清自己的声音，我耳朵里灌满了陌生的旋律，我必须先忘掉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一切，必须忘掉在我生存的时代无处不在、强大得能够穿透一切的文学旋律……是的，我先随便写点什么，以后，等以后我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的任务！我就是这样写书的，仿佛是给命运纳税，试图通过微小的牺牲平息无情上帝的嗔怒。但我隐约而痛苦地明白，我不可能这般轻易地逃走。

“以后您将写什么呢？”他们问我。有时我吃惊地意识到，确实还存在作家的命运；有一些任务，有一些感情或感性责任，恰恰不大可能逃避掉。我绝望地发现，在许多年前，甚至在我的前生前世，我就清楚地预知我将要写什么——我在聊天中提到的写书念头，以后，哪天，可能，我想写一本什么书——许多年后，我有一天震惊地发现，书我已经写好了，而且跟我许多年前心血来潮、随口一提的内容一模一样。我要能够摆脱这类“随口一提”的写作任务该有多好，“推掉”一个，再推一个，休息一下，伸个懒腰，或许为另一类尝试积蓄力量；但是我连一个字母都未能逃避。显然，我写的每行字都属于任务范畴，也包括那些多余、不完美、有罪地夸大或轻率的文字……我很清楚，我从来没准备写一部以后将“讲述一切”的“巨著”；巨著只有那些文艺爱好者或生活在文学领域的专家们才准备写。其实我还是相信，不管怎么说，那些出于多事、躁乱、内疚担负起的写作任务都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在时事文章中，我也有机会在某一行或某一段里说出别人不可能替我说出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我想说的话也并非那么精明绝顶，极端原创，闪烁着耀眼的精神光芒；也许，我该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以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因为在生活中，就像文学中的重要陈述，那些能够彻底表达一个人内心的话语或看法，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当简单。我有的时候这样想象，我所写的一切都只是前言和遁词；实际上我只想写，只想描述一个人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物活着，我连他的姓名都知道，我认识他。比方说，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站在人群的中央，并非聪颖绝伦，也非好得出奇，然而她却知道什么，有可能是她肯定不能用词语表达的生活“秘密”；沉稳自信，仅此而已……相对所有的现实而言，我在写作过程中首先想窥视这个女人，这个陌生女人的秘密。这是作家的“计划”吗？肯定不是。有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要花费多少精力走多少弯路，才能找到朝向她的那条路；我要走遍上百座记忆的岛屿，才可能找到她——对于生活我知道的或我想知道的一切都跟她有关；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否有过这么个人，我是否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也许她是母亲，另一位我想见到的永恒、未知的母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写的每一行字、每一本书和我所采用的每一种文体，全都是在研究她，仿佛她能给予我答案。之后许多年过去，生活中充满了写作、讨价还价和尝试。当我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犹疑地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时，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后来突然有那么一刻，在陌生的地方，我意外地瞧见了她。好像我的写作不是别的，只是遁词和时机，有一天能够遇见她。

11

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

生活在跟书竞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亲死了。他死得充满力量、尊严和榜样性。仿佛他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应该怎样死——他是攥着我的手死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死亡恐惧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害怕那种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舍得放弃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与气息；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父亲闭上眼时，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坏，不具任何特征。

很长时间我都痛苦。跟我们近得难解难分的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死亡完全理解他们。父亲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间，只有我们，只有家人守在他身边，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死亡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死亡的意义与内容。通常来说，父亲去世是一场大爆炸，家庭会在这种时候土崩瓦解，每个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这样说；他用近视并疲惫的眼睛望着窗前的几棵大树，盯着秋日的树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当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必须死去，他依旧保持惊人的睿智和平静。我始终为他的这种神奇能力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远远地、从他身处的远方审视生活。这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几天，他还谈起他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而客死异乡。他不能忍受这种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变更夺去他的性命；他的身体本来还能跟年龄抗争，但他的心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年过花甲的人很难承受被迫的迁徙。他在最后几天，梦见了他出世、生活、工作过的老城，他对那里的每扇大门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从短促的睡眠中醒来，带着疲惫但快乐的微笑说：“夜里我又去了那儿。你知道吗？我又在梦里去了班库，好像路过了观景台，我看到脚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样快乐，好像刚去寻欢回来一样。那些天，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很少开口，但眼睛睁得很大，放射着特别的光亮。他用这副放光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认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隐在那些轮廓线里、此前他从未注意到的新意义。但是在每张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梦见城市，在梦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欧蒂莉亚，在赫拉多瓦。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当他不得不离开那里，仿佛生活的舞台也摇晃，坍塌。离乡之后，他从来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不再谈我们住过的房子，不再谈过去的家；他羞惭地将那些记忆隐藏起来，耻于面对自己的痛苦，否认自己面对的绝望。但是，梦把他在白天想都不愿想的东西带到了眼前，濒死前的梦一下子映出了他永远渴望回归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讲述着这些梦；但从他睿智、疲惫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驳斥了他说话时那股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语调。他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早已在内心向她诀别，在死亡预感中，他又一次梦幻般地回到那里：他又看到了她，爱她，并呼唤她。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

12

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新的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仿佛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你可以加入无政府主义党派，可以把自己吊死，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一切，不再有禁忌……当然，这种“自由”是虚无的，其实派不上任何用场。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爱和顺从的自由。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只有他无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爱不了别人，愤怒、创伤与复仇的欲望替代了爱与顺从在我心里作祟。这种理解和洞悉，削弱并排解了我的悲怆；我不相信“痊愈”，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会再无条件地跟谁卷入充满人性的关系里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都不再相信“和平”，不再相信“痊愈”。受到惊吓的小市民们，在各个角落里哀怨悲号，他们除了纠缠和砍价之外，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阴郁的光线，投向生活的山野。我生活在一个可怕可疑的世界里，那里的国家政要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民众缓期，似乎在公开鼓励大家，可以往地里再播种一次小麦，可以再写一本书或建一座桥；生活和工作就在这种永恒的危机感中进行。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活下来，并写作。这非常困难。有时候我惊诧地意识到，在灵魂里和品位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根本不像二十五岁。我们这些在这个“阶层”最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命运都相同。今天的写作者，似乎只想为他们身后的时代留下见证……见证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纪里，曾经高唱过理性的凯歌。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就生命规划而言，这算不上是个大手笔，但我做不出别的规划。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想以自己冷酷、不忠的方式，保持对道德的忠诚。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亲身经历了一种文化……我能否从生命的手中获取更多？好吧，我在这里告一段落，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自白结束

后记

流亡的骨头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纳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 Gyö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再说，纠正错译正好强调了简体译本的权威性，能与“转译本”相区别。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真爱》（Az igazi）；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Judit…és az utóhang）。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2

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欧洲不回答》、《密谈》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等。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3

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译为“中产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马洛伊正在国王天主教中学上文学课，校长走进教室宣布：“孩子们，全体起立！国王驾崩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可以回家了，明天学校放假。”马洛伊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由衷地高兴。我们并不清楚弗朗茨·约瑟夫国王的死意味着什么。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马洛伊就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Kosztolányi Dezsö）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 Ödön）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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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又燃起写诗的热情，他在给好友米哈伊·厄顿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务之中只有一项真的值得人去完成：当一名诗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著名诗人萨布·吕林茨（Szábó Lörincz）亲自撰文，赞赏有加。同年，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译并在家乡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写作风格上，而是在文学精神上。

1921年，对马洛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还在柏林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考绍的名门闺秀也是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见钟情。从那之后，马洛伊与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从那之后，罗拉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旅伴、难友和最高贵意义上的“精神伴侣”，几乎他以后写下的所有文字，罗拉都是第一位读者。

1922年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书》在家乡出版，其中有一篇《亲戚们》，描写自己的亲戚们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为后来创作《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马洛伊与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详细讲述他戏剧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学读书，去图书馆翻杂志，做一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给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写新闻，并陪罗拉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重病……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贫寒，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亲耳聆听过阿波尼·阿尔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讲，见到张伯伦向这位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这期间，他还去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伦敦，最重要的是读了普鲁斯特；毫无疑问，《追忆似水年华》对马洛伊后来写《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难怪评论家经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会流浪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在巴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1924）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一本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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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1928年春天，马洛伊回到了布达佩斯，但罗拉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不相信马洛伊心血来潮的决定：“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

一方面，马洛伊自己也心里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这时的匈牙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祖国。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原来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丧失了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布达佩斯。这时的他，已经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了，他的文学素养、独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1928年，马洛伊出版了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随着青春小说《反叛者》的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的主人公们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们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以纯洁的理想，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于1930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这部小说与法国作家让·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们》，成为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则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为两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生动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画卷。他用工笔的手法翔实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刻画之详之细，如同摄像机拍摄后的慢放镜头，精细到各个房间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来历、父母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和书名、妓院房间墙上贴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类人群的时尚装扮。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个，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运的痕迹。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第二部中，马洛伊回忆了并不久远的流浪岁月。从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写到东欧的布达佩斯，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宛然在目，无数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谓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如果让我作比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过，也正是由于坦诚，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当年的一位神父教师以毁誉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几位亲戚也对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感到不满，因此，马洛伊被迫销毁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笔可观的赔款，并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主要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减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从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我翻译的这个版本也是1936年后的删节本。

匈牙利终于出版了全本的《一个市民的自白》，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译文已经交稿，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中文版再版时，我再花时间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对“马洛伊迷”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作为马洛伊的遗稿在箱底压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发现并编辑出版，这部书便是马洛伊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马洛伊的这本自传终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后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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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回国，到1948年出国，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毫无疑问，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奋、最多产、最严肃，也最真诚的作家之一，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他的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

在马洛伊的长篇小说中，1942年圣诞节问世的《烛烬》是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两位老友在离别多年后重逢，在昏暗、空寂的庄园客厅里秉烛对坐，彻夜长谈，追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年轻的时候，他俩曾是形影不离的金兰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后来，其中一个人背叛了另一个，甚至有一刻动了杀机，结果导致一系列悲剧。马洛伊讲故事，但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至今，《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不久前，书评家康慨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刚出炉的《烛烬》译稿，激动得禁不住大声朗读，并摘出他最喜爱的关于音乐、友情、孤独、衰老的段落发给我，说书写得好，也译得好，我心里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一种“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涌流，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们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真爱》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两段长长的自白，先出场的是妻子，随后出场的是丈夫，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同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们两个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真实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这个婚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其实这个观点，作者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过：“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

《草叶集》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读了《草叶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

与马洛伊同时代的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这样评价他，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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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更准确地说，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从不依附任何势力，从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他对右翼的危险时刻充满警惕，因此使得当时各类右翼对他的厌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对他的记恨一样深，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

1934年10月12日，对马洛伊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虽然父亲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养上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学毕业时，马洛伊曾写信向好友倾诉，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样：“一个许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欢的人，一个从来不向外部世界妥协、永远没有家的人。也许在这个坍塌的家里正是这个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无家感。”父亲的死，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很少写诗了的他，在悲痛中写了一首《父亲》。

1930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9年2月28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

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

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

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

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

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

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

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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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年去世。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自从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1949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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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的无奈和惆怅：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

生活多么美好——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里的面包有股多么怪的味道。

怎样的房屋和怎样的街道！

莫非现在叫卡洛伊环路？

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空气醉人。阳光明媚。

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马洛伊在“自由欧洲电台”进行时事评论。次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马洛伊夫妇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市。

1973年，马洛伊和罗拉去维也纳旅游以纪念他俩结婚五十周年，但没有回咫尺之遥的祖国。自从马洛伊流亡后，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仅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请作家回国。然而，马洛伊的骨头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乡还不自由，他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1980年移居圣地亚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20世纪，欧洲有许多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他的骨头本来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钢铁。托马斯·曼战后也没有回德国，但他可以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德国人都在读他的书，以这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作家为荣。可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儿？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冷战的文化充满了谎言，即便他的祖国不禁他的书，他也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不停地写作，没有出版社给他出书，他就自己出钱印，至少罗拉是他的读者。

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圣热内罗的血》（1965）、《卡努杜斯的审判》（1965）、《在罗马发生了什么》（1971）、《土地，土地……！》（1972）、《强壮剂》（1975）、《尤迪特……和尾声》（1980）、《三十枚银币》（1983）、《青春集》（1988），诗集《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先生》（1960）、《海豚回首》（1978），戏剧《约伯……和他的书》（1982），以及1945至1985年的《日记》。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该算《尤迪特……和尾声》了。

其实，《尤迪特……和尾声》是《真爱》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四十年前写的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毫无疑问，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真爱》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读者将要读到的中文版《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流亡的岁月，马洛伊除了与爱妻罗拉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还领养了一个儿子亚诺士，亚诺士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作家夫妇的感情安慰。然而岁月无情，从1985年开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尔和妹妹卡托于这一年去世。1986年1月4日，与他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罗拉也离开了他；秋天，他那位是电影导演的弟弟盖佐去世。1987年春天，养子亚诺士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这年秋天，他留下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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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与他取得联系，欢迎他叶落归根，但他还是没有动心。岁月和历史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后一分对自由理想的坚持。

遗憾的是，马洛伊未等到祖国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独了。

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

2月20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好友、遗稿托管人沃罗什瓦利·伊什特万（Vörösváry István）夫妇，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伊什特万和亲爱的伊莲：我心灰意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始终疲乏无力，再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不得不进医院接受看护。这个我想尽量避免。谢谢你们的友谊。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我怀着最好的祝愿想念你们。马洛伊·山多尔。”

2月21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自由地选择死亡这个高傲的姿态成为不朽。“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遭到损毁、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马洛伊生前曾这样说。1942年，他还写过一首《在考绍》的诗，在中年时就平心静气地讲述了生与死的轮回：

严肃的，令人回忆的

与亡者以你相称的

与先人相互慰藉的

骄傲和独一无二的

旅行，这也是宿命——

我从这里开始，或许

也在这里结束。

就在马洛伊离世那年的秋天，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匈牙利也发生了体制改革，苏联从匈牙利彻底撤军。他自由的梦实现了，但他提前去了天上。从1990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政府还追授他“科舒特奖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奖章颁发给亡者。从某个角度讲，马洛伊这根流亡的骨头以他的坚韧不屈，战胜了残酷的时间与喑哑的体制。匈牙利还设立了慧眼识珠的马洛伊文学奖，推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后继者，其中包括继承了他精神衣钵的凯尔泰斯。正如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所言：“假如，有过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马洛伊一生都没有放下笔，总共写了五十多部作品，长达十几卷的《日记》更具有历史、文学和思想价值。作家去世后，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留下的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至1989年的《日记》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解放》，还有与友人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

“死亡的诗人仍在勤奋工作”，这是马洛伊曾经形容他的文学启蒙恩师科斯托拉尼·德热而写下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也写给了他自己。

很希望译林出版社的这几本马洛伊作品只是我们认识马洛伊的开始，也希望这位已成为天使的老作家能通过文字坐到我们中间，他是凡间极少见到的高尚、独立、聪慧、坚韧、柔情、勤奋，而且品质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即便因为他，我也愿相信：存在天使。

2014年11月22日，布达佩斯

注释

[1]
匈牙利人说的两层楼，其实是中国人说的三层楼，因为当地人将最下面那层称为“底层”。以此类推，小说中的“一层”、“二层”相当于中国人习惯说的二层、三层。

[2]
指19世纪末，奥匈帝国时期。

[3]
指20世纪初。

[4]
指布达佩斯。

[5]
格罗施密德·盖扎（1872—1934），马洛伊·山多尔的父亲，祖先为萨克森人，著名法学家的后代；考绍市公证员，战后被选为市议员，后担任米什科尔茨市公证员；他的形象出现在马洛伊的多部小说中，如《反叛者》（1930）、《忌妒者》（1937）、《愤怒者》（1947—1948）。

[6]
一种扑克牌玩法。

[7]
这里“改革派”、“进步派”均指在犹太教改革运动中于1868年在匈牙利产生的一个名为“NEOLOG”的犹太教派，修改了一些仪式，甚至废除割礼、安息日等传统，努力市民化。

[8]
东正犹太教派信奉严格的哈拉哈教义及其传统、习俗。

[9]
逾越节期间犹太人所吃的一种不发酵的、很薄很脆的硬面饼。

[10]
原文“sabeszgój”为意第绪语，直译为“星期六的非犹太人”。过去，由于犹太人周末不劳动，只敬神，所以雇用非犹太人到家里帮工。这里有贬损之意，辱骂对方是“地位卑贱的异教徒”。

[1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2]
当时匈牙利人称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为“图特人”，这里大概指斯洛伐克语。

[13]
齐普塞尔是原来匈牙利北方一个讲德语的部落，现在位于斯洛伐克境内和罗马尼亚的西北部地区。

[14]
帕林卡酒是匈牙利产的烈性水果白酒。

[15]
当时的匈牙利货币。

[16]
匈牙利人最恭敬的打招呼用语，来自传统的吻手礼。通常男性对女性、年轻人对年长者、平民对贵族会使用该礼节。

[17]
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西岸。据《圣经》记载，伯利恒是耶稣和大卫的出生地。

[18]
沙罗什和泽普林，均是历史上匈牙利王国的行政州，前者现在斯洛伐克境内，后者现在匈牙利境内。

[19]
根据当地习俗，人们在复活节时在空蛋壳外手绘绣花般精细的花卉图案，称作“复活节彩蛋”。

[20]
又叫歇斯底里症，一种神经官能症类型。

[21]
让—马丁·夏柯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神经学家、解剖病理学教授。

[22]
撒克逊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最早居住于波罗的海沿岸和今日德国的尼德萨克森。

[23]
利奥波德二世是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至1792年在位），同时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24]
匈牙利语意为“矿井”。

[25]
匈牙利王国历史上一个位于东北部的行政州，现在一部分在乌克兰境内，另一部分在罗马尼亚境内。

[26]
指1848至1849年爆发的、为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匈牙利民族独立革命和解放战争。

[27]
贝姆·约瑟夫（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49年曾领导匈牙利革命军。

[28]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国防军在维拉古什城堡向沙俄军队缴械，标志民族解放战争失败。

[29]
指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贵族。

[30]
指第一位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1768—1835），同时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

[31]
匈牙利货币单位。

[32]
指亲近并效忠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人。

[33]
科舒特·拉约什（1802—1894），匈牙利政治家和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领导人和国家元首。

[34]
摩拉维亚位于现在捷克的东部地区，因起源于该地区的摩尔瓦河得名。

[35]
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里耶卡。

[36]
在克罗地亚境内。

[37]
1882年在匈牙利著名政治讽刺杂志《胡椒粒扬库》上诞生的一个布达佩斯警察的喜剧形象。

[38]
克拉伊卡为匈牙利旧币，是最小单位。

[39]
指德国流行小说家卡尔·马伊（1842—1912）。

[40]
迦南是由巴勒斯坦或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部分组成的一个古代地区。《圣经·旧约》中称之为乐土。

[41]
德国萨克森州境内的梅森镇是欧洲最著名的瓷器产地。

[42]
德国19世纪中叶流行的一种简朴而实用的家具风格。

[43]
福耳图娜是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

[44]
建在希腊科孚岛上的阿喀琉斯宫，曾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茜茜公主）的行宫。

[45]
歌德写的一首叙事长诗，共分九歌。

[46]
歌德写的一首小诗，后因舒伯特谱曲而流行。

[47]
莉莉·布朗（1865—1916），德国女权主义作家。

[48]
海德维格·科尔茨—马勒（1867—1950），德国女作家，极其多产，作品多达两百多部。

[49]
弗里德里希·古特里埃布·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1801年到魏玛，与歌德关系不好。

[50]
卡辛茨·费伦茨（1759—1831），匈牙利作家，诗人，语言革新的领军人物，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51]
布达与佩斯隔多瑙河相望，布达位于西岸，佩斯位于东岸。1872年两城合并成布达佩斯，并被定为匈牙利首都至今。

[52]
约卡伊·莫尔（1825—1904），匈牙利浪漫主义小说家。

[53]
伽尔东尼·盖扎（1863—1922），匈牙利历史小说家，代表作是《埃格尔之星》。

[54]
托特·贝拉（1857—1907），匈牙利文化史学家。

[55]
奥朗尼·亚诺什（1817—1882），匈牙利诗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56]
沃洛什马蒂·米哈伊（1800—1855），匈牙利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律师，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57]
莫利茨·日格蒙德（1879—1942），匈牙利作家，记者，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沙金》出版于1911年。

[58]
柯尔切伊·费伦茨（1790—1838），匈牙利诗人，政治家，语言革新者，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59]
戈瓦达尼·尤若夫（1725—1801），匈牙利将军，作家。

[60]
卡林迪·弗里捷什（1887—1938），匈牙利作家，诗人，翻译家。

[61]
阿迪·安德列（1877—1919），20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62]
科斯托拉尼·德热（1885—1936），匈牙利作家，诗人，翻译家，散文家，记者，评论家。

[63]
鲍彼茨·米哈伊（1883—1941），匈牙利作家，诗人，文学史学家。

[64]
根据匈牙利人的传统习惯，男性对女性要“以您相称”，只有在关系亲近时才“以你相称”。

[65]
西里西亚是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目前该地域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

[66]
扬库·亚诺什（1833—1896），匈牙利著名漫画家。

[67]
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即使在宫中，他也睡在一张行军床似的小铁床上。

[68]
指拉库茨·费伦茨二世（1676—1735），曾领导匈牙利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艾尔代伊大公。

[69]
圭尔夫党和吉柏林党，是12至14世纪活跃在意大利的两个敌对的党派。

[70]
埃格尔是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一座城市。

[71]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戏剧人物。他是王子放浪形骸的酒友，既吹牛撒谎又幽默乐观，既无道德荣誉观念又无坏心。他是一个没落贵族，好酒贪杯，纵情声色。他是军人，却缺少骑士的荣誉感和勇敢精神，没有新兴市民阶级的进取心。他愉快乐观，重自我享受，利用拍马、吹牛、逗笑、取乐来谋取生活。

[72]
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末代皇帝和普鲁士国王。

[73]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论确立者，曾获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74]
恩嘎丁是瑞士东南边陲的一个山谷，靠近奥地利和意大利。

[75]
这位“大伯父”其实是马洛伊的大舅公，这里只是套用他母亲的叫法。

[76]
维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医生，政治家，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77]
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德国政治家，工人领袖，社会民主党的先驱人物。

[78]
伊赫拉瓦是捷克东南部城市，位于南摩拉维亚州的伊赫拉瓦河畔。

[79]
小辣椒杨奇是匈牙利童话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形象颇似匹诺曹。

[80]
拉因茨和默德林均为奥地利地名。

[81]
可以用绳索控制升降的木床。为了节省房间面积，不用时可以升起，悬挂在棚顶下。

[82]
陈列在维也纳街头墙角的一个中世纪铁艺残品。

[83]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

[84]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作家、诗人。

[85]
阿尔滕贝格（1859—1919），奥地利作家、诗人。

[86]
多罗泰宫建于1707年，是维也纳著名的艺术市场，世界上最古老的拍卖行。

[87]
霍费尔·安德拉什（1767—1810），奥地利历史上的自由战士，曾领导暴动反抗拿破仑军队。

[88]
塞扎尔·弗兰克（1822—1890），比利时裔法国作曲家、钢琴家、管风琴家和音乐教育家。

[89]
捷克城市卡罗维发利，德语称“卡尔斯巴德”。

[90]
历史上潘诺尼亚平原的一个地区。目前大部分属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一小部分属克罗地亚。

[91]
历史上隶属匈牙利王国，现在位于塞尔维亚境内。

[92]
指1848至1849年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农奴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93]
罗马尼亚北部的一个县，历史上隶属匈牙利王国。

[94]
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95]
久尔盖伊·奥图尔（1818—1916），1848至1849年匈牙利大革命期间担任国防军将军、国防部部长，自由战争期间多次担任国防军总司令。

[96]
位于罗马尼亚境内，历史上曾是匈牙利王国领土。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国防军总司令久尔盖伊·奥图尔率部在维拉古什城堡向沙俄军队投降，标志着匈牙利自由革命在哈布斯堡王朝联合沙俄的剿杀下最终失败。匈牙利人之所以在这里投降，是表示自己被沙俄军队打败，而不是败在奥地利人手下。

[97]
塞尔维亚北部的一个自治省，奥匈帝国时期归匈牙利王国管辖。

[98]
克拉伊·帕尔（1735—1804），奥地利将军。

[99]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的皇后。

[100]
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欧洲最杰出的肖像画画家之一，1537年为亨利八世绘制肖像。

[101]
指位于东欧的布加勒斯特。

[102]
霍伊希·帕尔（1850—1927），匈牙利作家、天文学家、眼科医生、政治家。

[103]
裴卡尔·久拉（1867—1937），匈牙利作家、记者、政治家。

[104]
鲍里尼·贝拉（1881—1945），匈牙利作家、编辑、记者、童话插图画家。

[105]
“玛丽大婶”其实是马洛伊的姨婆，这里是套用马洛伊家人对玛丽的称呼。

[106]
蒂萨河是匈牙利境内的第二条大河。

[107]
哈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统治冥界的神。这里指冥府。

[108]
圣母无原罪始胎节是天主教节日之一，日期是每年的12月8日，乃庆祝圣母马利亚获得无原罪的恩赐的一个瞻礼。

[109]
即圣灵降临节。

[110]
白象在佛教中是智慧的象征，欧洲人形容炼金术是“被布遮盖的白象”。

[111]
圣体是基督教各教派所使用的一种象征着耶稣的薄饼。天主教用无酵面饼，东正教则用发酵面饼。

[112]
尤卡伊·莫尔（1825—1904），匈牙利小说家，国会议员。

[113]
卡裘赫·彭格拉斯（1873—1923），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这里，马洛伊误把他记成轻歌剧《仙女爱情》的作者，实际上该剧的作曲家是胡斯卡·耶诺（1875—1960）。

[114]
一种用蛋白打成泡沫、香草味的法式甜点。

[115]
拉波尔法尔维·茹若（1817—1886），匈牙利女演员，作家尤卡伊·莫尔的妻子，匈牙利现实主义戏剧的开拓者。

[11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17]
指有权有势者。

[118]
传说在13世纪，德国普鲁士的哈梅林爆发鼠疫，许多人死亡。当地人许诺重金，请一位法力高强的魔笛手将所有老鼠引到河里淹死。但是当地人食言，拒绝付他酬劳。于是出于报复，魔笛手又吹起笛子，全村孩子都跟着他消失无踪。

[119]
迪阿克·费伦茨（1803—1876），匈牙利政治家，爱国者，国会议员，被誉为“祖国的智慧”。

[120]
厄特沃什·罗兰（1848—1919），匈牙利物理学家，曾任宗教与公共教育部部长、匈牙利科学院院长。

[121]
19世纪匈牙利大诗人奥朗尼·雅诺什（1817—1882）的成名作。

[122]
17世纪匈牙利艾尔代伊大公拉库什·久尔吉一世的妻子，赞助加尔文教派，创办学校接收贫穷学生。

[123]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著名音乐指挥家。

[124]
这里指法国的“蔚蓝海岸”。

[125]
原文为：ír, úr, rí。

[126]
帕多伊的圣安塔（1195—1231），葡萄牙出生的佛罗伦萨教会神学家，天主教圣徒。

[127]
指圣欧索娅，中世纪的天主教圣徒，16世纪出现“圣欧索娅教派”。

[128]
位于匈牙利的佩斯州境内。

[129]
位于匈牙利西部的一个地区。

[130]
萨奇瓦伊·伊姆莱（1845—1939），匈牙利国家剧院演员，因扮演李尔王出名。

[131]
指设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王国鲁道威卡军官学院（1808—1945）。

[132]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男主角。

[133]
在16至18世纪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

[134]
美国画家和电报发明人莫尔斯于19世纪30年代发明的一套由“点”和“划”构成的系统，用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

[135]
匈牙利旧货币，流通于1927至1946年间，后由于货币贬值被福林取代。

[136]
位于德国境内的易北河畔，以产陶瓷著称。

[137]
捷克西部波希米亚地区的一座温泉城市。

[138]
亨利—斯坦利爵士（1841—1904），19世纪英裔美籍的非洲探险家、冒险家和新闻记者。

[139]
斯坦因·奥里尔（1862—1943），匈裔英籍的中亚探险家、考古学家。

[140]
玛茨奈尔·伊伦娜（？—1986），马洛伊的妻子，1923年结婚，直到去世都与马洛伊相伴。

[141]
奥迪·安德烈（1877—1919），匈牙利大诗人。

[142]
奥维德（公元前43—17/18？），古罗马诗人。

[143]
塔西佗（55—117），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历史学家。

[144]
法国西北部城市，坐落在卢瓦尔河下游北岸。

[145]
考绍市是马洛伊的家乡，历史上为匈牙利王国领土，一战后被划给捷克斯洛伐克。现为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按斯洛伐克语翻译为“科希策”。

[146]
“冯”（von）一般出现在名字中，加在德国或奥地利姓氏前，多半只有贵族才有，表明这个人或其祖先是有封地的贵族。

[147]
历史上的地名，原属于匈牙利王国，现在斯洛伐克境内。

[148]
1916年，莱比锡大学创立了第一个报学研究院，1926年成立了报学专业（即新闻学专业）。

[149]
莱万特是西班牙巴伦西亚的一个区。

[150]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号称欧洲“第六帝国”，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1812）是国际金融之父。

[151]
法国洛林地区的首府。

[152]
阿尔萨斯是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

[153]
露露，意为“地妖”，是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弗兰克·韦德金德（1864—1918）代表剧作《大地之灵》、《潘多拉之匣》中的女主人公。作品描写一个年轻舞女的人生故事。

[154]
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相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

[155]
阿尔伯特·艾林斯坦（1886—1950），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德国表现主义诗人。

[156]
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1869—1945），德籍犹太裔女诗人、画家，是20世纪初柏林现代派的活跃成员，与表现主义诗人们关系密切。

[157]
欧托卡尔·布列兹纳（1868—1929），捷克象征主义诗人。

[158]
奥古斯特·斯特拉姆（1874—1915），德国诗人、剧作家，第一位表现主义者。

[159]
弗朗兹·维克托·威尔费尔（1890—1945），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160]
戈特弗里德·贝恩（1886—1956），德国诗人，其作品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马洛伊曾于1921年翻译过他题为《D列车》的诗歌。

[161]
西奥多·道布莱尔（1876—1934），奥匈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德语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

[162]
勒内·希克利（1883—1940），散文家、翻译家，出生在德国，二战时流亡到法国，既用德语写作，也用法语写作。

[163]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德国小说家、散文家、医生。

[164]
古希腊神话中月神戴安娜心爱的美貌牧童。

[165]
彭巴斯草原位于阿根廷中部，约七十六万平方公里，沃野无边，适合放牧。

[166]
布罗克豪斯公司是德国一家大出版商，出版著名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其小条目主义的独特风格对许多国家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活动产生很大影响。

[167]
位于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鲁尔区最大的城市之一。

[168]
指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被称为“铁血首相”，在法国—普鲁士战争后的德国统一中扮演重要角色。

[169]
汉斯·雷曼（1889—1969），德国讽刺作家、小说家、戏剧家。

[170]
马克斯·科林格（1857—1920），德国画家、雕塑家。

[171]
这里指枢密院顾问官。在魏玛共和国以前，这是德国宫廷中的最高头衔，相当于国务参事。

[172]
瓦尔特·格茨（1867—1958），德国哲学家。

[173]
汉斯·弗莱耶尔（1887—1969），德国哲学家，历史主义和生活哲学代表人物。

[174]
伊松佐河位于意大利境内东部，一战期间在那里发生了一系列战役。

[175]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反民主政治作家。

[176]
德国西部城市，鲁尔地区的工矿业中心。

[177]
斯巴达克同盟是1916年成立的德国激进社会主义组织，1918年改称德国共产党。1919年1月发动起义，经过一周巷战，遭到德国政府军镇压。

[178]
“苏格兰场”是英国人对伦敦警察厅总部所在地的一个转喻式称呼。

[179]
德国中西部城市，西距莱茵河十九公里，北离法兰克福二十七公里。

[180]
古斯塔夫·兰道尔（1870—1919），德国哲学家，安那祺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翻译家。1919年5月2日被杀害。

[181]
施瓦宾格是慕尼黑的北部区域，著名的波希米亚街区，有许多酒吧、咖啡馆、餐馆和夜总会，“英国公园”也坐落在那里。

[182]
这里指邀请歌德去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

[183]
奥古斯特·冯·扣赞伯（1761—1819），出生于魏玛的德国剧作家，十分多产，一生写了两百多部戏剧。

[184]
18世纪中叶，伦敦人将那些学识丰富、对文学和其他知识均有相当了解的女性称为“蓝丝袜”。后来该称谓代指知识女性，也用作对那些不爱做家务、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的戏称。

[185]
塞特姆布里尼是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中的人物。

[186]
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187]
塞凯伊人是匈牙利人的一个分支，现在大多居住在罗马尼亚境内，是匈裔罗马尼亚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188]
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那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

[189]
阿尔萨斯是法国东部一个地区的名称。在古代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哈布斯堡家族的发源地。

[190]
胡伯曼·波罗尼斯拉夫（1882—1947），法国小提琴家。

[191]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192]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的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3]
米克萨特·卡尔曼（1847—1910），匈牙利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讽刺作家。

[194]
约瑟夫·凯约（1863—1944），法国资产阶级激进党领袖之一。

[195]
杰里科是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位于耶路撒冷以北。

[196]
黑森林是德国最大的森林山脉，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

[197]
达沃斯是瑞士东部的一个城镇，靠近奥地利边境。

[198]
厄普敦·辛克莱尔（1878—1968），美国作家。

[199]
查尔斯·佩吉（1873—1914），法国诗人、散文家、编辑。

[200]
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市镇。

[201]
恩斯特·路德维希（1868—1937），黑森末代大公，1892至1918年在位，酷爱艺术，达姆施塔特艺术家村的创建者。

[202]
海尔曼·亚历山大·盖沙令伯爵（1880—1946） ，德国哲学家，一战后著名思想家，波罗的海德国贵族，达姆施塔特自由哲学协会创办人。

[203]
弗恩是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牧羊神。

[204]
迈泰奥拉，希腊语意为“悬浮的石头”，是希腊最大的东正教寺院，矗立在天然的砂岩柱上。

[205]
玛丽·魏格曼（1886—1973），德国女舞蹈家，1920年在德累斯顿创办舞蹈学校，使之成为知名的现代舞中心。

[206]
赫德维希·库尔茨—马勒（1867—1950），德国女作家。

[207]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司“性爱”的原始神，手执弓箭乱射的调皮男孩，对应于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208]
华德玛尔·邦塞斯（1880—1952），德国儿童文学作家。

[209]
马汀·布伯（1878—1965），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以色列。

[210]
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犹太裔德国人，实业家、作家、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

[211]
即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

[212]
弗利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魏玛共和国首任主席。

[213]
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德国政治家，严谨的民族主义
者。1920年
，魏玛共和国
爆发卡普政变，他是政变的名义首脑。

[214]
德国历史悠久的保健矿泉水品牌。

[215]
胡戈·施廷内斯（1870—1924），德国实业家、政客和利用通货膨胀致富的投机家。美国《时代》周刊曾称他为“德国新皇帝”。

[216]
阿德隆饭店建于1907年，是柏林最豪华的饭店，威廉二世是首位贵客和赞助人，爱因斯坦、卓别林等无数名人曾在那里下榻。

[217]
指瑞典戏剧家、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名剧《朱丽娅小姐》。

[218]
施瓦茨·厄顿（1899—1929），诗人，笔名为米哈伊·厄顿。1916年与马洛伊结下深厚友情，为1930年马洛伊创作的长篇小说《反叛者》提供了直接素材。1931年马洛伊为他的诗集作序。

[219]
乔治·凯赛尔（1878—1945），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1918年卷入一场官司，1921年刑满释放。

[220]
“伯利恒的孩子们”，指圣诞夜孩子们在屋外游戏，传送耶稣诞生的喜讯。

[221]
一种用酒、果汁、香料等调和的饮料。

[222]
雅利安人在历史上原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纳粹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标准就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他们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

[223]
戈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织工》被看作德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224]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

[225]
柏林的一家老火车站，二战中遭到毁灭性空袭，现只存遗址。

[226]
海伦·提米格（1889—1974），奥地利著名的戏剧和电影女演员。

[227]
原指19世纪上半叶流行的德国中产阶级艺术流派，这里指男人老派、沉稳的绅士派头。

[228]
即特兰西瓦尼亚，在中世纪曾是一个公国，历史上归匈牙利所有，一战后划归罗马尼亚。

[229]
瓦尔哈拉神殿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以东的多瑙河畔，是纪念德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230]
兄弟会是1815年在海德堡诞生的学生组织，后来遍及德国各地，是主张德意志统一的民族主义团体。

[231]
鲁米那是一种镇静剂。

[232]
伽什帕尔·费伦茨（1861—1923），匈牙利医生、旅行家。

[233]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874—1922），爱尔兰南极探险家。

[234]
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1883—1934），德国作家、诗人、幽默剧演员和画家。

[235]
原文中特指用劣质葡萄酒提纯的酒精。

[236]
苏，是一种法国旧铜币。

[237]
安德列·德兰（1880—1954），法国画家，20世纪初期艺术革命的先驱之一，和马蒂斯一起创建了野兽派。

[238]
乔治·杜亚美（1884—1966），法国作家、医生、反战者，法兰西学院院士。

[239]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德国的鲁尔产煤区，强迫德国履行一战后的赔款义务。1925年占领结束。

[240]
摩纳哥公国的著名赌城。

[241]
意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

[242]
南美洲的一个港口城市，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在1854至1938年，卡宴是法国的流放处刑地。

[243]
指墨索里尼。

[244]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因不满法西斯党在1921年国会选举中的535席只取得105个议席而号召3万名支持者进入罗马。该事件成功地令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三世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法西斯党的势力，并使意大利成为第一个由法西斯掌权的国家。

[245]
原文为意大利谚语“dolce far niente”，直译为“甜蜜的无为”，意思是“彻底的无为能带来甜蜜的幸福生活”。

[246]
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伟大的金匠和雕刻家。

[247]
这里套用布达佩斯人的说法，“布达”在多瑙河右岸。这里指亚诺河右岸。

[248]
梅蒂奇家族的私家花园。

[249]
菲耶索莱是距佛罗伦萨八公里的一个美丽小镇。

[250]
基安蒂是意大利最有名的红葡萄酒。

[251]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他与女诗人伊丽莎白·巴蕾特（1806—1861）结婚后于1846年到佛罗伦萨定居，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

[252]
原文为法语“déjà vu”，指似曾见过、似曾相识的记忆错觉或旧事幻现。

[253]
指法王路易·菲利普一世（1773—1850）统治时期（1839—1848），他是奥尔良王朝的创立者。

[254]
指巴黎的圣马丁运河。

[255]
安德鲁·威廉·梅隆（1855—1937），美国银行家，曾在三任总统内阁里任财政部长。

[256]
《谁是谁》是创刊于1903年的法国著名的名人录。

[257]
法国塞纳省的一个小镇。

[258]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政治家。

[259]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

[260]
约瑟夫·卡约（1863—1944），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政治家。

[261]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1），法国政治家，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62]
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法国总理、政治家。

[263]
费尔南德·布伊松（1874—1959），法国政治家，曾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长、总理。

[264]
法国北部的大城市。

[265]
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员、作家、社会活动家。1927年5月21至22日以三十三个半小时从纽约飞抵巴黎，成为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

[266]
阿曼努拉（1892—1960），阿富汗君主，于1919年至1929年在位，试图在英国统治下维护阿富汗独立。1929年流亡欧洲，逝世于瑞士。

[267]
保罗·杜美（1857—1932），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十三任总统，遇刺身亡。

[268]
塞茜尔·索莱尔（1873—1966），法国著名女演员。

[269]
亨利·罗斯柴尔德（1872—1942），法国医生、剧作家。

[270]
卢尔德位于法国西南部，是法国最大的天主教朝圣地。

[271]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和学者。

[272]
弗朗西斯科·马西亚·鲁萨（1859—1933），加泰隆尼亚独立党领导人。1923年被流放，1926年起义失败，流亡法国。

[273]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1903—1936），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长枪党的创始人。

[274]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西班牙小说家，由于反对保皇党，大部分时间流亡国外，死在法国蒙顿。

[275]
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国王。1923年帮助军事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上台。在1931年西班牙革命中被迫退位并逃亡，死于罗马。

[276]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军事独裁者、国家元首、大元帅、“国民运动”最高领袖。

[277]
让·科克托（1889—1963），法国先锋派作家、诗人、戏剧家、艺术家。

[278]
莫里斯·尤特里罗（1883—1955），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风景画家。

[279]
累范特是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历史上，累范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

[280]
即氯仿，一种镇静剂和麻醉剂，人在短时间吸入就会产生晕眩、疲倦、头痛等症状。

[281]
帕斯森（1885—1930），保加利亚人，年轻时曾在维也纳学习、工作；后去德国、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一战后去法国，成为20世纪初巴黎画派画家，人称“蒙帕纳斯王子”。

[282]
扬基人指美国人，最早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北美人的戏称。

[283]
莱昂·都德（1867—1942），法国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

[284]
指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大众时装。

[285]
指用榨汁后剩下的葡萄残渣兑水后发酵、类似葡萄酒的加糖饮料。

[286]
指共济会会员，“共济会”的英文字面意思为“自由石匠”。

[287]
法国巴黎西北郊的市镇，属于巴黎以西的上塞纳省。

[288]
法王亨利四世赞美巴黎的一句名言。

[289]
西非国家，即象牙海岸。

[290]
自公元751年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王朝，它在鼎盛时期在名义上复辟了罗马帝国，开创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使卡洛林王朝成为法兰克王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之一。

[291]
位于法国科多尔省，是勃艮第大区的首府。

[292]
法国一座古老城市，目前为安德尔—卢瓦尔省首府。

[293]
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

[294]
位于诺曼底海岸的度假胜地。

[295]
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市镇。

[296]
布列塔尼的安妮（1477—1514）是布列塔尼女公爵及两任法兰西王后，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女性。她大半生为在法兰西王国的压迫下保持公国的独立与和平而努力。在她死后，法兰西王国与布列塔尼统一。

[297]
帕尔纳斯派是法国19世纪文学流派，其作为反对浪漫派的一种新潮流，要求诗歌客观化、科学化，崇尚理性，重视分析，提倡严格的诗律，是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

[298]
保罗·瓦勒里（1871—1945），法国作家、诗人。

[299]
约瑟夫·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军事家。

[300]
阿巴贡是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公，这里意为吝啬鬼或守财奴。

[301]
儒勒·昂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理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302]
法国北部城市，诺曼底大区和卡尔瓦多斯省的首府。

[303]
喀土穆是苏丹首都，来自乌干达的白尼罗河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在此交汇，流向埃及。

[304]
指英吉利海峡。

[305]
开普殖民地曾是19世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为南非共和国开普敦市。

[306]
法国北部临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城市。

[307]
英国东南端一个小镇，与法国加莱港只有四十公里航程。

[308]
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的港口城市。

[309]
凡尔纳科幻小说《环游地球八十天》中的主人公。

[310]
指行会聚集的伦敦财政中心区。

[311]
按照当时的习俗，出车前在车轮的外缘涂一圈白漆，用这种整洁的装饰效果表示讲究和隆重。

[312]
埃塞克斯是英格兰东南部的郡。

[313]
莱万特指西班牙地中海海岸。

[314]
即伦敦的SOHO区，由牛津街、查理十字街、沙夫茨伯里街和摄政街共同包围着的一个方形区域。

[315]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浪漫主义散文家。这里指的书是他写于1821年的《一个英国鸦片瘾君子的自白》。

[316]
白教堂是伦敦东区塔村区的一个区域。

[317]
阿波尼·阿尔伯特（1846—1933），匈牙利政治家，曾任匈牙利王国的宗教与公共事务部长。1920年巴黎和平会议上，他担任匈牙利方谈判代表；1924年9月9日在日内瓦发表讲演。

[318]
尼古莱·蒂杜莱斯库（1882—1941），罗马尼亚外交家，曾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

[319]
亚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37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

[320]
日本代表团负责人。

[321]
位于日内瓦湖畔的瑞士小镇。

[322]
萨伯尔奇卡·米哈伊（1861—1930），匈牙利诗人，民间民族诗歌的代表，追求简洁、有旋律、抒情的田园牧歌风格。

[323]
霍尔托巴吉是匈牙利东部的平川草原。

[324]
查尔达是传统的、有现场乐队演奏的匈牙利乡村饭庄。

[325]
当时这个原属于匈牙利王国的地区已于一战后被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

[326]
恩里科·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剧唱家和录音先锋，有“一代歌王”美誉，1907年曾在布达佩斯演出。马洛伊曾在1930年3月3日的报纸上提到卡鲁索在歌剧《毁灭》中的表演。

[327]
位于奥匈边境的匈牙利小镇。

[328]
布达佩斯市郊的一个小站。

[329]
佩斯的主要街道大致分为“环路”和“放射路”两种，前者的走向呈与多瑙河切割的圆弧形，后者与河岸垂直呈放射状。

[330]
桔槔井是匈牙利大平原上的标志性风景，远远就能看到高高的木架和长长的汲水吊杆。

[331]
匈牙利人称大学新生为“仙鹤”。

[332]
法国作家、哲学家、美学家埃米尔·奥古斯特·提耶（1868—1951）的笔名。

[333]
格伦瓦尔德·贝拉（1839—1891），匈牙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

[334]
“血原”是位于布达佩斯一区的一座公园。1795年5月20日，匈牙利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冒险家马丁诺维奇·伊格纳茨和他的同伴因领导匈牙利的雅各宾运动而在此被斩首。

[335]
贝尔热尼·丹尼尔（1776—1836），匈牙利诗人。

[336]
帕纳塞斯山是位于希腊中部的山脉，在希腊神话中，它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缪斯的家乡。

[337]
圣伊什特万是匈牙利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338]
格拉茨是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施蒂利亚州州府。

[339]
维拉格·贝奈代克（1752—1830），匈牙利诗人、翻译家、历史学者。

[340]
P. 萨特马利·卡洛伊（1831—1891），匈牙利作家，裴多菲团体成员。

[341]
坦噶尼喀是坦桑尼亚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另一部分是桑给巴尔。

[342]
多瑙河在布达佩斯穿城而过，佩斯在左岸，布达在右岸。

[343]
欧什瓦特·埃尔诺（1876—1929），匈牙利著名文学杂志《西方》杂志编辑和精神领袖。去世后，马洛伊曾为他写了两篇悼文。

[344]
作者将写作与上帝造人作比。《圣经》里说，上帝用泥土捏了亚当，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叛者/（匈） 马洛伊著；赵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6

（马洛伊·  山多尔作品）

ISBN 978-7-5447-6228-1

Ⅰ. ①反… Ⅱ. ①马… ②赵… Ⅲ.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4204号

Zendülők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反叛者

作  者　〔匈牙利〕 马洛伊· 山多尔

译  者　赵 静

责任编辑　方 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4

字  数　14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28-1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序

两张红桃A

原始森林与温室

青铜蛇

喷香的奥玛德

木版画

存货

序曲

逃亡

秘密

前戏

预演

音乐

猜疑

满大人

当铺

五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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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部小说是一套长篇小说系列中再经修改、最新再版的一本。这套长篇小说系列曾于1934年至1947年间，由当时的布达佩斯列沃伊（Révai）出版社出版，全套系列中的三部书分别为《反叛者》、《忌妒者》和《愤怒者》，三部书总共分五卷。第六卷，也就是这一系列收尾的一卷，原名为《艺术与爱情》，1948年春已经准备付印，但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变故迫使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一卷更名为《落伍者》，也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或许，在这套长篇小说系列完整、统一出版之际，也是笔者应该向读者告知自己写作意图的时候了。《反叛者》和《忌妒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面世的，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还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 里。这三卷也发行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但是，在1940年至1943年的这几年中，后续的《愤怒者》，我只是为了抽屉
注

而写作，因为随后发生的政治变故也没能给它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现在，借由这新一次的出版机会，1947年第一次面世的这些小说得以再版。在校对样稿的过程中，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又再次复苏，那是一段我在近乎窒息的孤独中拼命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的回忆。

与这些小说的再次相见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些书封存在船舱的货箱里，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漂洋过海，这也是迫于迁徙的生活境遇。阅读时，有时会产生那样的感觉，好像很多我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那一段时间的现象，在总体上和局部上都与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相吻合。奥斯卡· 王尔德说过，生活模仿艺术。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近一些仔细看却没有了意义。生命是一串行为的过程，独立于精神的影响。笔者从那些已经固化了的、变革的风险中拼凑出一幅图画，之后这幅图令人惊奇地显示出，它好像预见了时代的一些现象。但是，乌托邦总会落在现实的后面。法国有一个说法：越变革越是跟以前一样——这一句其实更准确。制服和徽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变换不停，但是那一串行为的过程却还是一模一样：专制，扼杀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就业，而且还时不时地挑起战争，因为寄希望于能以此摆脱内部和外部的麻烦。制服有时是棕色、黑色或红色，但是，那被套进制服里的人却是一样的，因为他做着一样的事情。徽章有时是这个图案，有时换成了那个，但永远都是命令式的统治。那命令让人们把徽章别到胸前，然后限制人们自由地相处。那位老年的德国作家，在小说的第五卷中，在1939年的囚禁中向一位伪英雄述说他生活在其中的窒息和压抑，四十年后，他仍然在相似的境况里艰难地喘息。在富有节奏、熙攘纷乱的大市场，民众的演说家发表着他的“无阶级社会”信仰的言论，今天他仍然在说谎，因为没有阶级只会剩下人群，而没有社会。

在世纪的大案中，在命令式的统治体制对自由民主的案件中，改变的只有战略。案件中的材料仍旧是那些。

“市民作家”做出了尝试，就是对这一时期做出陈述，那么，读者自然询问： “格仑们的作品”
注

到底是怎么回事？……“市民”在当今的争论中成了怪物，被称为布尔乔亚，成了有着啤酒肚和狰狞面目的剥削者。人们听到过，在封建制度灭亡后市民创造了一种文明。人们也听过，市民发挥了作用：创造。中产阶层——在人群渐密集和技术上以我为主的世界里——继市民之后，已经不再创造，而只是消耗： “消费”，生产出了消费文化。市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城市，在人群渐密集的世界里，中产阶层将城市连带空间塞进水泥，取名为住宅。“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气氛。一种氛围，人的生命在其中，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意义和地位。如果格仑中的一两位仍在哪里存活，在耄耋之年他们被迫般感到，地心引力似乎已不能再把他们留在地球了。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生物学者：生命是什么？无机物发生转化，变为有机物，门槛在哪里？——他的回答是： “生命是一个化学反应。”在生物学者的专业领域，这的确如此。但生命还是别的什么，还需要气氛。格仑们熟知此道，在他们建设了城市和房屋的同时，还特别为此生产了气氛……

注

意指并非为了出版而写作。

注

一部小说套集的名字。

两张红桃A

医生的儿子痛苦地蜷紧身子躺在床上，浑身像是被汗水淋洗了一遍。他感觉自己在发烧。他朝窗子望去，透过四方的窗框能看到街景：一棵树，一个房顶和三扇窗户，它们渐渐变得模糊。对面的烟囱里冒出又细又直的烟缕。房间低矮，拱券式的，屋内光线晦暗，跟外面的街道相仿。初夏的闷热从打开的窗户里灌进来，在这潮湿的黄昏，燃气街灯发出绿色的光。春季的夜晚，常会落下这种看不见的薄雾，将街道晕染成绿色。厨房里，女仆哼着歌在熨衣服。熨斗
注

内炭火发出刺啦的声响，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好像黑暗中唰地擦燃了一根火柴
注

。他知 道，女仆一定是正在轮转那滚烫的熨斗。

医生的儿子蜷缩地躺着，目光直视，阵阵干呕。三点时伙伴们已经离开了。他感觉自己是从噩梦里突然惊醒，然后自我宽慰：没事，只要醒过来，一切都没事了，生活仍会继续，规矩和勤奋将会使你成功。他苦笑了一下，慢慢坐起身，感觉四肢也逐一回到自己身上。他坐在床边，呆呆地环顾周围，然后动作迟缓地下床，腿上好似灌了铅。他走进厕所，在黑暗中摸索到一只水壶，在池子上方低下头，把壶里的温水淋到自己汗湿的头发和前额上。他朝门口走去，头上的水滴滴答答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盲人，好不容易才摸索到灯的开关。他在桌旁坐下，心不在焉地用柔软的毛巾擦起头发。

床头柜上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七点钟了，他们一定已经在等他了。男孩已经这样浑身痉挛地在床上躺了四个小时，一动未动。他转了转脑袋，又把手指塞进领子
注

与脖子之间，领口似乎太紧，不太舒服，需要调整一下。他喉咙发干，于是进厕所洗了个手，用漱口水使劲漱了漱口。厨房里的女仆大概是注意到男孩的房间亮了灯，她停止了哼唱。男孩把领子从衬衫上解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八点钟了，可是姨母还没有回来。

很早以前，在他还是孩童时，姨母曾说将把财产都留给他。根据姨母的描述，“财产”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全到连“证券交易员和典当员”都不可能会发现的地方。姨母痛恨证券所，却从未解释过为何如此地痛恨。于是在一个孩子的想象里，证券所俨然成了一个位于悬崖峭壁上的黑暗山洞，山洞前，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正跟全副武装、誓死保卫财产的勇士们搏斗。他对黑色星期五的印象也是来自姨母的讲述。姨母经常提到那些财产，有时还特别强调她刚刚去那里查看过，一切安好。姨母说，阿贝尔用不着为未来发愁，那些财产全都是他的，他这辈子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有一次，阿贝尔偷看了那个藏宝处——姨母洗漱柜抽屉里的一只锡盒，他从里面找到一些陈旧的、已经不再流通的抵押票据和一些并不值钱的算命纸牌。姨母的财产恐怕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暗自思忖。站到镜子前，他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眉头紧蹙的面孔，随后又坐回到桌子旁。这的确是个问题，他想，钱在这里难道真的有用么？或许能够用钱买到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旅行，遥居异乡，以及健康，但在有些事情上，钱根本就没用。他坐在桌边，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有摆放整齐的本子和写满字迹的纸张。他看到一首小诗。他完全忘记了这首诗，于是往前探探身，低声读了一遍。这首诗写的是一条狗趴着晒太阳。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女孩从厨房走过来，站在门口，问他是否留在家里吃晚饭。她懒懒地倚在门框上，用手撑着胯，自信地笑着。男孩从头到脚打量她，耸了耸肩。女孩浑身带着厨房的味道，她的裙褶里积满了或酸或碱、十分难闻的厨房味儿，他忍不住捏住了鼻子。男孩问，姨母还没有回来吗？女孩回答要到八点才回来。

近来男孩常这样希望，希望每时每刻都看到自己整个的生命过程。回首张望，看自己身处的这个变局，看自己经历的所有这一切，这一刻，他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父亲，听到母亲在讲话，姨母正弯下腰哄逗他。他惊醒过来环顾四周，女孩漠然不知地追随着他的视线。

房间里一团糟。伙伴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得七零八落。书被撕成两半散在床下，一本《卷烟纸》
注

浸在一摊从翻倒的酒瓶里流出的黏稠、略带甜味的液体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把椅子的绒坐垫上留着一只带泥巴的脚印。枕头也掉在地上。上午十一点钟，他去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考完后他在学校的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他的三个伙伴。由于考试按照名字的首字母排序，他们要稍晚才能考完。考完试后，他们毫不耽搁、如离弦的箭一样飞奔回家，回到这里。食品店主的儿子贝拉在这里给父亲打电话，报告自己没有考砸，另外，不用等他吃午饭。迪波尔，他没有通知家里他考得很糟，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好，等到晚上或者第二天再让重病的母亲知道吧，反正这个消息已经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以至于他们根本也不谈论它。六周后，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都要应征入伍，即便算上入伍前的培训，最晚也要在八月底上前线。

男孩坐到床上。他看着女孩，心想，如果我不是这么胆怯，我现在就想把她拽到床上，然后将头枕在她的胸脯上。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可惜她身上有厨房的怪味，这让我实在难以忍受。况且我是个上等人，我祖父曾是个庄园主，我父亲则是位医生。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也许我这么想是可耻的，但是有时，臭味会压倒理性。她没准也受不了我的气味，就好像中国人觉得白种人很臭，人与人之间难免有这样的隔阂。女孩已在这里做了一年的仆人。有时她丰满到下垂的乳房会侵入男孩的遐想，出现在他的梦境，或在隐秘而频繁的自慰中成为他的幻想对象。她的面孔温和，白皙细嫩，金色的麻花辫快乐地在她的头顶盘成发髻。

女孩开始打扫房间。男孩颇不自然地悄声问她要了一杯奶。似乎因为自己小孩子般的需求，他略感羞怯。男孩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这忠实而润滑的童年饮品。接连几日他们不断地喝酒，葡萄酒和水果白酒——尽管男孩的胃并不需要，也不接受那些又甜又黏的酒浆，但他还是纵情豪饮，醉到失态。牛奶则不同，那是另一个世界，是逝去了的美好。男孩走到衣柜前，系上一条干净的假领，并用刷子刷了刷外套。女孩在清扫屋子，整理床铺。看着女孩用笤帚将丢得满地都是的纸牌扫拢到一处，他突然想到自己身上没钱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找到三枚硬币。他一下子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早上他出门考试之前，姨母还塞给他一张纸钞。他现在需要想一想，钱是在哪里花掉的？……吃完姨母做的庆祝午餐，男孩们开始玩一种叫“劳姆什利”的纸牌游戏，他几乎输个精光。他隐约记得自己本来并不想玩，但是他的伙伴们，不是迪波尔就是埃尔诺，或是格仑家的兄弟，强迫他玩起了纸牌。他用手捏了捏口袋里剩下的那点钱，告诉女孩不用等他回来吃晚饭了，他可能很晚才会回来。男孩站在门口，看到一张红桃A躺在门槛上，他漫不经心地捡起这张又油又脏的纸牌——其他牌都散乱地摊在桌子上，女孩刚把它们收拾起来，堆成一堆。他注意到最上面那张也是一张红桃A。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将那张脏兮兮的纸牌轻轻捏起，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两遍，并跟刚从门槛拾起的那张仔细对比。在匈牙利纸牌
注

里，应该只有一张红桃A，可这里有两张红桃A，而且看上去两张牌都被玩过很久，稍有破损，油腻腻的，色彩含混，这是蓝色牌底、能带给人自信的牌。他在桌旁坐下，将纸牌按四种花色叠成四摞。他又发现两张橡子A，两张绿叶10和两张葫芦10。最后四张在“二十一点”游戏中可以坐成庄。他们通常会在玩完“劳姆什利”后接着玩“二十一点”。这些成对的牌看上去和其他纸牌没有任何区别。那个作弊者的手法非常巧妙，这些作假的扑克肯定已被玩了好几个月了，而且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这副牌是他之前从父亲的书桌里摸出来的，是一副已经玩了很多年的匈牙利纸牌。

注

老式的炭熨斗，通过装入燃着的炭块将熨斗烧热，装炭块的铁盒四壁有透气孔以保证燃烧，往往通过轮转熨斗来增加空气进入，促进炭燃烧。

注

老式的硫化磷火柴，也称摩擦火柴，能在任意处擦出火。

注

旧时衬衫上所系的假领，可拆卸，便于清洗。

注

匈牙利20世纪初的一份情色周刊。

注

匈牙利纸牌分为红桃、橡子、葫芦和绿叶四种花色，最小的牌是7，最大的牌是A。

原始森林与温室

男孩把纸牌揣进兜里，朝父亲的房间走去。人总是能够很准确地感知，他在什么时候可以永远地离开那个他曾经生活过很久的地方，或是房间。他什么也没想，伫立在门槛处朝房间里张望。母亲曾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一段时间。家族中有三代人都在这幢房子里生活过，而这一间总是归女人和孩子居住。或许正因如此，在房间里那精巧、女性、明亮的樱桃木家具之间，在低矮的拱顶下，充满了孩子小恙的气味，以及甘菊茶、紫罗兰根、杏仁奶和蜂蜜酒的味道。母亲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大约只有三个年头；但是，就像浓烈的东方香水，只要有一天忘记把盛它的小玻璃瓶盖上，挥发出来的气味便足以余留在屋内一整年；有关母亲的记忆同样装满了整个房间。屋子里的那些物品：母亲用过的杯子、缝纫机和针包，都附着家人对母亲的记忆，变得神圣，好似被一个罩子罩住了，与旁边的一切隔离开。在男孩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位非常虚弱、年纪不大的姐姐。他知道，在父亲心中，早逝的母亲也留下了同样的形象。男孩环顾这个房间，这是他出生的地方，母亲死去的地方。然后，他关掉了房里的灯。

在街灯透进的昏暗光影里，父亲的房间看上去仿佛是不久前才在这里埋葬了谁——而关于这个人的记忆，活着的人从不敢碰触。那些物品原封不动地摆在原位，带着逝者的印记，犹如死掉的尸体，慢慢变得僵直，仿佛变成了纪念碑。父亲还活着，如果没错的话，此时此刻他应是在前线医院的某张手术台前，锯着谁的腿；或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抽烟，用一只手捋着胡须，摘掉了眼镜。屋里的手术椅被姨母艾泰尔卡用一块钩织的装饰布罩了起来，为了不让人触景生情，同时更有美感。因此，这把旧手术椅看上去就像一张古老的摇椅。男孩没有开灯。他站在门口，将手深深地插进口袋，用汗湿的手指不停摸搓着纸牌。他全身热流涌动。纸牌游戏是从圣诞节时开始的。那个时候在他们的小团体里突然萌生出一种无法克制的不安；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他们始终生活在这种不安之中。也许，某个人从第一刻起就开始做手脚；他本人总是在输钱。参加课外班的钱，姨母给的钱，父亲偶尔寄来的钱，全都被他输光了。难道赢家做了手脚？……也许，现在输家也开始做手脚，那么最后这次呢？在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张面孔，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近几天，他重又一次次地想起父亲。在男孩的梦里，父亲走近他的床边，弯下腰，眼神严肃而伤感。每个人都有父亲。每个人都在某个地方出生。关于这一切，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也许当一切都过去之后，自己仍活着；会有那么一天，自己也有了啤酒肚，长了络腮胡，漫无目的地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游荡，突然，他必须要停下，因为父亲朝着他走过来。父亲的脸渐渐变大，像是在电影院的银幕上，变得巨大，向他逼近；父亲张开他那巨大的嘴唇，说了句什么，用一个词对一生进行了概括。有的时候，一座城市也是这样在黑暗中显现，从昏暗变得一点点清晰，之后，每片树叶都可以清晰地看见，房子的大门向两边打开，人们走到街道上，开始彼此交谈。最后，一张嘴朝另一张嘴靠拢过去，他们的眼睛下意识地闭上。

屋里阴凉。玻璃柜里的仪器熠熠闪光。抽屉里存放着父亲做学术研究用的各种工具，一些大脑切片标本；父亲曾写过一部研究它们病变的著作，并且自己花钱将书出版。这些书在书房里堆放了几百本。在那个时期，战争的前夕，父亲已不再接诊新病人了，只有三位病人还经常来，他们都是从很久以前就向父亲求医的老病号：一位是法庭的法官，一位是脑袋抖动不停的老妇，还有一位患了痴傻症，他原是在饭馆里为就餐客人表演小提琴的吉卜赛乐队首席小提琴手。父亲对他的这三位病人就像对待家庭成员。病人们尊重父亲。他们通常坐在这个房间，在晚饭之后，像一家人一样，彼此谦和、礼貌地聚在一起。脑袋抖个不停的那位女士和艾泰尔卡一起做着针织；法官衣着正式、表情严肃、怀着期盼地坐在一盏大落地灯下，怀里揽着阿贝尔；吉卜赛小提琴手握着琴弓，腋下夹着提琴，模仿著名音乐家们的潇洒造型，微微倚靠在钢琴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好像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谁都不说一句话。而父亲则俯身坐在桌前，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摆弄那些大脑切片，并不注意他的病人们。将近十一点钟，父亲给出一个手势，表示他们可以走了。这时，他们会深深地鞠一个躬，然后离开。只在极少的情况下，父亲会在这种独特的聚会上开口讲话；这种时候，三位病人都会倾尽他们全部的崇敬之情，以一副严肃到要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转身朝向父亲，聆听他的圣旨。父亲通常会说“今天天气很冷”——他们点头，然后重又回到各自冥想的世界。脑袋抖动不停的女士以她高频率的眨眼表示自己的完全赞同，法官和吉卜赛小提琴手则眉头紧蹙，继续琢磨这句话里更深层的含意。这样的夜晚填满了男孩的童年。

他还记得两个场景，它们同样发生在这间屋里。其中一个场景更是深埋在他所有记忆的最底下。当时他只有四五岁，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地板上玩耍。父亲走了进来，挨着他坐下，什么也没有说，直接开口给他唱歌：

在月光下

我的朋友皮埃尔……
注

男孩会唱这首歌，姨母以前教过他。父亲的嘴时张时闭，做着古怪的鬼脸冲着他笑，从两排硕大的牙齿之间，用滑稽的孩子腔挤出这首歌。男孩明白，父亲想把一切都做得完美，包括自他降生后发生在他们父子之间所有的一切——沉默，孤独，距离，以及全部的魔幻，他们至今生活在它们的幻影里；然而，他仅想通过这样一个举动来解决这一切，就像现在这样，坐在儿子身边滑稽地唱童谣。他难道疯了么？男孩暗想。父亲的嗓音听上去变得更加怯懦。他继续唱着：

我不想把我的笔

借给一个老笨蛋……

唱完后，父子俩彼此望着对方的眼睛，沉默无语。在主庭院中央竖立着一座雕塑，那是一尊高大的士兵铜像，他端枪指向暴君的胸膛：男孩感到这从头到脚一身戎装、荷枪实弹的雕像似乎要从基座上跳下来，开始手脚并用地奔跑起来。老笨蛋……他嚅动着双唇重复着，以此安慰父亲；这个时候，他对父亲萌生出无尽的悲哀。父亲站起身来，走向桌子，在书本之间摸索着，像在寻找什么，他意识到孩子正在注视着自己的举止，于是耸了下肩，快步走出房间。从那以后，他俩很久没再这样对视过，仿佛两个人被一次伤人的、撒了谎的秘密捆绑在一起。

很久以后，十年之后，父亲在这里，坐在桌旁，在灯的光伞下，仔细观察一个切片。这时，男孩走进屋来。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男孩止步，站在光伞外的昏暗中；但是父亲伸出手招了招，让他靠得更近一些。两个玻璃片间黏附着那发蓝发干的物体，那些斑块与线条，看上去就像地图上描绘的某个国家的版图。父亲用他嶙峋的手指，沿着这幅特殊地图上的线条，摸着分叉与凸点，手指尖小心追随着蜿蜒曲线的所有转折，一直到这根线条延伸至边缘，出现断点。他对着那里轻轻弹着玻 璃片。

“这是我做过的最漂亮的一个切片。”父亲说。

男孩知道父亲的手指正在一个人脑的图画上游移。这幅画变化多端，充满了危险和不安的转折。这是一幅多么神奇的地图啊！他想。父亲俯身凑近玻璃片，反光映在他的脸上，那张脸浮现出一种好奇的神情，那是一种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好奇——这种紧张情绪在他的脸上挤出一抹露齿的微笑，一改他平时一贯模式化的表情。他并不情愿地也将身子探低下去。父亲的手指绕着圈，摸索着画中的一个点，在那一点，曲线纠缠成一个结并四下发散。他就像一位地理学家，看着一处陌生地的地图却完全不知所终；他又像是一个医生，在病人身上焦躁不安、无能为力地摸索着，查找一个并无迹象的隐秘痛处。

“这是一个卢森尼亚
注

的农民，”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有一天他杀掉了他的全家：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是我做过的最漂亮的切片。”

他朝那发蓝、变干的物体俯下身。父亲的脸上饱受折磨的、紧张的好奇消失不见，他的脸变得空洞漠然，没有一丝表情。他用皮包骨头的手将切片推到一边，毫无生气的眼睛困惑不解地望着前方。晚上，父亲拉了一会儿小提琴。他每天晚上都要拉；他拉琴的时候，谁都不能进入他的房间。晚饭后，父亲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与那自高自大、与他作对的乐器进行搏斗。那件乐器发出杀人般的声音。父亲从未学过拉小提琴，是某种惭愧和羞耻的情绪拽着他，让他从未向任何人求教。拉得真是糟透了，男孩暗想，他感觉父亲存心这么拉琴。父亲自己也知道，他的琴技是一种自高自大的无望尝试，可是不能容忍有人当着他的面挑剔他的琴技。这折磨人的琴声充斥了整幢房子。父亲一晚又一晚地跟小提琴苦苦搏斗，在男孩心里，像是父亲在每个夜晚都独自在屋里做着丑陋不堪、令人唾弃之事，而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为此感到幸灾乐祸。每逢这种时候，男孩就将自己关进房间。他坐在黑暗中，用双手捂住耳朵，紧咬着嘴唇愣愣地发呆，等待，好像父亲正做着什么伤害人的龌龊事。那把小提琴现在被搁置在仪器柜的顶上。

男孩将父亲的死亡，想象成一幅山崩地裂的末日景象。不过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全部算上，也无非是父亲假期回家时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男孩戴上帽子，不情愿地朝那书桌鞠了个躬，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在楼梯上碰到了姨母。姨母身穿正装，叹息一声停了下来，他们彼此亲吻了面颊。姨母要男孩穿好大衣，并且不要回家太晚。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希望姨母能把自己搂进怀里，他想向她倾诉一切。

楼梯很陡，盘旋成一个半圆形。楼梯旁的墙上挂着一些描绘这座城市古老的石头房屋的版画，将整栋楼烘托得品位高雅。楼梯上铺着用多种颜色编织的厚重地毯。玻璃门廊一度曾是父亲病人们的候诊室，那里浸着陌生人的气味，还有从父亲医用橱柜中轻微渗漏出的、刺鼻的碘酒和乙醚的气味。埃尔诺父亲的气味是面粉胶与生皮子味。贝拉父亲的气味里充满了各种东方香料、鲱鱼和未加工的水果枯萎的味道。迪波尔家里弥漫着薰衣草味和贫穷、疾病的气味，还有战争和腌制皮革的味道。每家每户都填满了代表着父亲的手艺的特殊气味。然而格仑兄弟家的房间是无味的，就像一件已经过时了的夜礼服。阿贝尔对于那里的记忆，像是轻度的、未过量的乙醚的麻醉，以及艳丽却令人迷乱的各种气味的混合。

屋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根据气味存留在他心里；他只须辨识味道，一个个房间便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厨房与饭厅中间的黑暗走廊上，姨母储存着家中的医用物品：松节油、乙醇、氨水、汽油、氯水、矿物油，并且每一种都有大量的存货，因为战争期间，商品变得尤其稀缺，姨母现在也是刚完成了一次秘密、精明的采购回来。在她那钩织的网兜里装了两公斤抢回来的淀粉、大米和新鲜的咖啡。只要她去城里，总会把网兜挂在手臂上。她黑色的帽子戴在她浓密的头发上，帽檐下总是垂着为悼念某人的黑纱。她坚挺的黄色鼻子碰触到男孩的脸颊，很凉。当初，艾泰尔卡作为客人和一位远亲来到这个家时，只打算住一小段时间，但是因为母亲过世，她留了下来，像是女仆，也像母亲的替身，她不领工钱，时刻准备离去，她是一个固执的人。阿贝尔爱她。她是他钟爱的“另一个世界”，她说话总是很平和，她自己没有孩子，却以她的坚定和爱宠对他们——对这两个人，父亲和男孩——不离不弃，她在他们身上也构筑了她自己。代替小狗小猫，这位老姑娘把这两个人养在身旁。阿贝尔知道，艾泰尔卡会愿意为他们而死。然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敞开心扉地交谈了。这幢房子很压抑，房间低矮，把它比作温室会更恰当。房子里潮湿，闷热，像蒸笼一样。双层屋顶下的房子是黄色的和压抑的。红色的雨水槽勾勒出黄色外墙和门的轮廓，门用油漆漆成了绿色，两边挂着铁质的灯。院子也是一样，城市老房子巴掌大的院落，只有几平米，拥挤得让人感觉像温室，三面都围着高高的防火墙。夏季，院子里长满茂密的杂草。自从母亲过世，共有三个人生活在这幢房子和这个院子里：艾泰尔卡、父亲和阿贝尔，他们像是隐居在此，人员很少发生变化。阿贝尔后来想，也许艾泰尔卡曾爱过父亲，也许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在她对父亲的敬重里曾包含有别的成分。但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个。他也只是记得在童年时期，有过暴风雨欲来的气氛；顷刻之间，房间暗了下来，而在电闪雷鸣的黑暗中，并未落下一滴雨，光明很快驱赶走了暴风雨，只剩下期待还留在人们的神经里。

“你睡了很久，”姨母说，“我本想要等你醒来。亲爱的，我看到你们还喝了水果白酒。把白酒戒掉吧，在你这个年纪，它是非常有害的。阿贝尔，我能够要求你的只是要你多保重自己。你也该长大了，我的孩子。对你们晚上干的事情要小心点！男孩们总是不加小心。晚宴什么时候举办？……无论你多晚回来，都记得过来告诉我一声。淀粉又涨价了，鸡蛋也是。如果你爸爸能回来的话，最好能带些食物来。明天我们就给他写信，告诉他你考试考过了。现在跟我道别吧。”

她弯下身，用脸贴了贴男孩的面颊，然后他们这样停顿了一下。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生活，而且一起生活了很久，但对那个人仍一无所知。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这个人已经与他再不相干。姨母，母亲的家具，院子，父亲，拉小提琴，儒勒· 凡尔纳，诸灵节
注

与姨母在墓地散步，它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如此之强大，强大到无论什么都不能从外部摧毁它，哪怕是战争。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它们事先并不可知。就在那时，他知道了原来还有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改变了。之前是甜的，现在变成苦的、酸的，如同胆汁。温室变成了野外的原始森林。而姨母，像是一个死人，甚至比那还不如。

他关上玻璃门，铃铛响了起来，铃声飘荡在空气里，穿越过安静的房子。在大门口他回头望去：姨母正站在玻璃门后，紧扣着双手，怔怔地望着他。

注

这是一首著名的法国童谣、催眠曲《在月光下》，源自18世纪。皮埃尔是法国哑剧中涂白脸、身着白短褂的定型小丑。

注

乌克兰境内生活的一支少数民族。

注

天主教节日，每年的11月2日，又称万灵节、追思亡者节。

青铜蛇
注

剧院的窗户里透出灯光。一辆马车在侧门外等候着。男孩横穿过中央大街，他决定去埃尔诺的爸爸那里。

这位肺部有严重弹伤的鞋匠，一年半前回到了家，至今还不停地咳血。他住在渔夫巷内一间又窄又高的出租房的地下室里。这间屋子既是他的作坊，也是住所。要到这个地下的小黑屋，还要从街面再往下走五级台阶。屋子的入口饰有许多木板条，鞋匠在这些木板条上亲手书写了美术体的文字，它们是让人困惑的《圣经》语言，掺杂着含混不明的示意与词藻，教导人们要谦卑地生活，要回到基督那里。“年轻人，高高举起你信仰的盾牌！”其中一块木板条上这样写道。在另一块上写着： “神不会因为你的学识、地位、力量或对信仰的忠诚而赞美你，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把你的心交予耶稣，他将拂去你过往生命中的阴霾，并将你塑造，使你沐浴他的荣光。”另外还有： “像青铜蛇一样，我们的救世主，向上攀爬，去接近每个人的心灵，让那些被生活抛弃了的人们，通过你的怀抱得到拯救。”还有一块木板上全部用了大写字母： “死亡的起点并不是垂死的一刻。在我们中间已有很多人如行尸走肉。心中默念着死亡，今天就请将你的生命交付给耶稣吧，从此你便不会再惧怕死亡。”

人们停下来阅读，不停地摇头，然后诧异地走开。

作坊里非常阴暗，容器里煮着的面粉糨糊在咕嘟冒泡，碱和发酵的酸味充满了小屋。鞋匠蜷坐在一张低矮的桌子旁，在瓦斯灯的光亮里，他像一条大毛虫，坐在光线的魔法圈里。看到男孩进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手里和怀里的东西放在桌上：一大张做鞋掌的皮子，一把小刻刀，线和一双黄色的、又脏又旧的矮帮鞋。他这才站起身，深鞠了一躬。

“赞美主的名，他坚定了我们的信仰，帮我们战胜我们的敌人。”

他总是用这种丝毫不带任何感情，又相当随便的腔调说出如此郑重和高贵的问候语，就好像只是在说一句“你好”，这着实令阿贝尔觉得吃惊。鞋匠是个矮个子：疾病过度地消耗了他，甚至皮围裙的重量都在往下拽他，好似要把他拽倒在地。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略短，这发生在肺部中枪之前。在他骨瘦嶙峋的脸上留了很长的唇须，跟他毛糙的胡子与不修剪的头发缠搅在一起。头发也向上支棱着，很难弄平整，像是用钢丝做成的假发，多刺又蓬乱地覆盖着下面的头盖骨。高高的额头下是又大又黑的眼睛，目光散乱。

“这位少爷是来找我的儿子埃尔诺的。”鞋匠说道，并用他那苍白、小巧、明显露出病态的手示意了座位。他的举手投足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高贵。鞋匠并没有坐下，他拄着一根不太长、弯曲了的拐杖，就这样站在客人面前。“我儿子埃尔诺没有在家。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也应该明白今后不能指望他留在父母的陋室里生活。少爷们今天都考完了试，在神和人的面前，他们在绅士阶层里又上了一级台阶。”

他始终用一个腔调说话，丝毫不带任何低落或兴奋的语音。他的声音从不具有任何色彩，如同在祈祷，或在滔滔不绝地念祷告词。

“今天，在新一代的绅士当中，我愚钝的儿子埃尔诺也获得了一席之地，”他继续说道，“种种迹象表明，神做出的安排，并不是让我的儿子埃尔诺成为他父母老年的依靠。神的意愿是让我的儿子进入绅士阶层，在未来成为我的对立面。即便我又笨又蠢，我也不敢抗争神的意愿。今天，我儿子在绅士阶层里又跨入了更高的等级，也因此成为了他下等阶层的父母和亲戚们的敌对者，和这一阶层所有人的敌人。”

他的手在空气中比画着，好像牧师在为信徒们做弥撒。“谁若能从凡间的事情中看懂那是神的旨意，那么即便是病痛、厄运，哪怕是家人身陷险境，对他而言也都是快乐的。我的儿子埃尔诺沉默寡言，他鄙视他父亲的这类训诫，但这正是神的赐予，神在帮助我完成我的使命。大洪水就要涌来，马上就要山崩地裂。毫无疑问，警钟已经鸣响，绅士老爷们也付出了流血牺牲。数以百万计的尸体躺在地下，卑微的我却得以侥幸活下来；而上等阶层的绅士们不得不成为牺牲品，祭献给大地与 河流。”

“是的，泽高尔高先生，”阿贝尔说，“我可以跟埃尔诺说 话吗？”

“好的，”他并不为所动地继续说着，“请您想一想，这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我们通常会看到，只要神没有传达特别的旨意，学富五车并在各个方面都显示着卓越才华的绅士们，总是能够免于灾祸，比如地震、洪水、火灾和战争。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阶层，这个阶层与那个阶层彼此相邻，然而它们之间却少有联系，就像蝗虫之于熊。请您仔细地想一想，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上等人与下等人一起躺在撒着石灰的坑里
注

。大火毁灭了世界。先知们出现了，他们的声音变得清晰。神的旨意使我的话也能被听到，也能被执行。”

在瓦斯灯刺啦发响的光焰下，鞋匠的身影被投射得很长。他偶尔咳嗽，每次咳嗽时他都会说“请原谅”，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角落里咳上好长一阵。

阿贝尔坐在那儿，前倾着身子。他知道，他也只能等鞋匠把他的唠叨都说完。墙边的一个书架上，在几只旧咖啡杯中间，平放着一本《圣经》，墙上悬着一个孩子般大小、长达一米的十字架。鞋匠走路摇摇晃晃，使劲拄着他的拐杖。长咳之后，他的喉咙里好像是塞着什么，他继续道：

“至于我的儿子埃尔诺，”他把手掖在皮围裙下面，“好心的少爷们接纳他进入自己的圈子，为此他会终生感激，即便是在少爷们不在世了之后。基本上来说，埃尔诺，我的儿子，由于他尚未发育好的身体和遗传性疾病，跟那些对他友好的少爷们相比，他会幸存下来。跟我可怜的儿子相比，那些少爷们被证明是更适合效仿他们父辈的英雄榜样的人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疾病和弱小也是有原因的。少爷们将奔赴战场，在那里，在死亡面前，我们都变得平等。但是我的儿子埃尔诺，会留在这里。他会成为上流的绅士，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终将过去，那些得到神的特别眷顾的人们将存活下来。我也想目睹这一时刻的到来。”

说完这番话，鞋匠十分礼貌地轻轻点了点头，好像请求谅解似的微微躬身，像是他也只能做这些了。阿贝尔盯着墙上的十字架。鞋匠目光严肃，也寻向阿贝尔凝视的地方。

“少爷们对我的儿子很是慈悲。尤其是那位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的儿子。这个我肯定不会忘记。年轻、尚未享有爵位头衔的普洛高乌艾尔少爷，他父亲有着极高的地位，身处极高的阶层，也正因如此，他的慈悲能够时时刻刻地关照到我儿子身上。埃尔诺知道他应该如何回报绅士们。他从没跟我提起他的感恩之心；也许由于他不善言辞，或者因为我太愚钝，也不可能明白绅士们话中的深层含意。但是，醒着的人所不说的，有时睡着的人会说。我的儿子埃尔诺在睡梦中常会喊出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

“迪波尔？”阿贝尔问。他的喉咙紧巴巴的。

鞋匠走向这间小屋里睡觉的一块区域，这是用帘子单独隔出来的一块空间。

“我就睡在这儿，在他的脚下，”他说，一边伸手撩起帘子，一边指向带抽屉的一张床，“我就蜷在地上睡，躺在那里感觉很硬，我把床让给我的儿子，这样能让他更好地适应将来要过的绅士生活。很多次我听到他在梦中喊叫出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人们通常只在痛苦不堪时才会在梦里呼喊某人的名字。我说不出来，我的儿子在梦里呼喊这位少爷的名字时，到底是因为什么痛苦不堪。”

他放下帘子，好像一个人用遮羞布遮住一个令人不悦的景象。阿贝尔想，原来埃尔诺就睡在这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敢设想过：埃尔诺在哪里睡觉？吃些什么？回家后都说些什么？最近这一个星期，他来过鞋匠的地下室好几次，但都是埃尔诺不在的时候。鞋匠从来没让他看过他们的卧室，他和他儿子凑合睡觉的地方。原来埃尔诺和他爸爸就睡在这儿，那么他的母亲很可能是在作坊里支一张床睡。

“也许，”鞋匠说，“我儿子呼喊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是因为对他充满了感激。这位少爷从很早开始就惠顾我的儿子。早在学校里读低年级时，我儿子就有幸帮上校的儿子把书本背回家。再后来，当少爷情有可原地稍不能顾及他的家庭作业时，上校先生又恩准我儿子帮他儿子做作业。老爷们的慈悲无穷无尽。承蒙上校先生的仁慈关照，我也能有幸在前线得到洁净。”

“什么？”阿贝尔往前探了探身。鞋匠则向后挺直腰背。

“我获得了洁净。现在还没有到我们什么都可以说的时候。只有置身于伤害之下的人才能得到洁净。上校先生的儿子给了我儿子那么多恩惠；上校先生又给了我机会，让我被选为可以对死刑犯行刑的人，我的灵魂也因此获得了洁净。我一共有过三次获得洁净的机会。”

他向前伸出两只手：

“一个人，交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对他来说，所有夺去生命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请您想一想，我们是多么应该感激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我儿子不仅可以帮助他儿子学习，还能穿上他儿子的旧衣服，能够体面地现身在上等阶层，现在，我儿子也成为了其中一员。而我呢，他的爸爸，同样也受恩于他，使我可以在大洗涤中，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有三次机会获得洁净。就用我的这两只手。难道您不知道？……”

“您说什么，泽高尔高先生？”阿贝尔问道，然后他站了起来。他只是深感吃惊，但并没有觉得震撼。

“有过三次。我的儿子埃尔诺从没有跟少爷们提起过吗？也许他不想以此炫耀，他这样做很对，虽然少爷们出于好意接纳了他，但是穷苦命运的人依然要保持谦谨。我曾三次成功地得到洁净。您知道，战争，作为上帝对我们仁慈的赠予，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孽，除了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之外，也给了人们得到洁净的绝少机会。比如，端枪瞄准，然后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消灭一个人，这跟赤手空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一样，我的理解是，后者更彻底更直接，跟前一种情况并不一样；你是徒手掐住某人的脖子，然后再把他的颈椎拧断，还是使用利器在同类的身体上割出伤口，或者是从距离很远的地方，借助火药的爆发力将一枚铅制子弹射进一个人的身体里，这些情况都不一样。递进的层次非常重要。而一个人只能在不依靠中介、直接致人死亡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洁净。另外，那三个人还都是上等阶层的绅士。”

“他们是谁？”男孩问。

他俩面面相觑地站着。鞋匠向前探了一下身。

“他们都是叛国者。是我从上校先生那里获得的特别恩赐，他把上等阶层的绅士们，而不是普通的百姓交给了我，为此我对他心怀感激。正如我所说，我们全家都欠了普洛高乌艾尔先生一家的情。我听说他那位有爵位的夫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您什么时候听说的？”阿贝尔问得很急促。

他一下子又后悔问出这个问题。鞋匠的目光在房间里打转，然后突然刺进他的眼睛，那是一种锐利而炽烈的眼神。阿贝尔仿佛看到一束强光，他赶紧把眼睛闭上。已经有很多天了，迪波尔母亲的身体状况差得令人担忧。这样的担忧带给人们一种特别的感受，以至于没有人去谈论它。上校夫人已经卧床三年了，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是再没能从床上站起来。她的大儿子，几个月前带着剩下的一条胳膊从前线回家，他固执地认为母亲能够下床走动，只是她不愿下床而已。他说，夜深的时候，当男孩们都睡着了，母亲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假如迪波尔母亲的身体状况真出现任何好转的迹象，那么她真应该立刻表现出来，因为上校已经准备随时在家里把她葬掉。阿贝尔不敢看鞋匠，然而鞋匠就腰板直挺地坐在他跟前，而且昏暗里他好像还变得高大了。阿贝尔知道，鞋匠其实和他一样高，但他还是感到自己不得不抬头仰视他。鞋匠眼里的光渐渐黯淡下来。他垂下了双眼。

“不关我的事，”鞋匠说，“我请求少爷不要告诉迪波尔先生。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的大儿子也来过我这里。他也是来找我的儿子。是他在交谈中告诉我的。”

“什么？”

瓦斯灯的火苗往上蹿着。鞋匠朝着灯一瘸一拐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火焰调小。

“就是我们在交谈中时常会说起的。劳约什少爷，如果允许我这样称呼他，这位曾经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士，他为了祖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一次，每次我们都会仔细谈论许多事情。劳约什少爷跟我提到，迪波尔少爷有许多麻烦事。我不得不说，在残酷血腥的战争中，劳约什少爷不仅是失掉了一条手臂，他的心灵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很多他说过的事情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即便他说了什么，没过多久，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了。是他在聊天时跟我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上校夫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应该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了。”他说，“这个我清楚。”

阿贝尔对此并不知情。也许是那个独臂小子在臆想。普洛高乌艾尔家的长子从前线回来后，有的时候举止怪异。过去，他对弟弟的小群体和他们的娱乐活动避之不及，不屑一顾，如今他却想方设法地凑近依附。慢慢地，他们也就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是第一个与那位演员相识的。阿贝尔想：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那位演员了，但是演员并不认识他们；独臂小子是第一个认识演员的人，他跟演员相识后，就把他介绍给了大家。这次肯定又是劳约什大嘴巴给说了出去。

既然他跟鞋匠讲了迪波尔的麻烦事，这也意味着，他透露了他们共同的秘密。最好能知道劳约什到底对鞋匠泄露了多少。泽高尔高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即便他的讲话方式有些特别。他跟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不一样。阿贝尔从埃尔诺那里知道，鞋匠并不去小酒馆那样的场所。他的关于贫富阶层新秩序、世界毁灭与重生的世界观的演说，只是有所选择地对某些人才说。

鞋匠是不是不太正常？男孩总是这样猜测；可是他阐述自己理论的情态，是那样的平静而谦和，与他四目相对，也不会觉得这比其他成年人的长篇大论更疯狂。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在自己的气场里，所有的事情也就显得既有意义，又理所当然。一旦想到鞋匠，阿贝尔总是无法摆脱掉一种让他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在鞋匠的疯狂言论中，有些东西很吸引他，有些东西让他无法逃脱，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是鞋匠把他吸引过来，这跟埃尔诺、迪波尔的吸引不一样，是的，跟演员的吸引也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种吸引。在这充满矛盾的吸引中，有些东西他无法抗拒。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来找一趟鞋匠。

鞋匠是埃尔诺的父亲，埃尔诺是他们小团体的成员之一。没错，埃尔诺还是小团体的核心成员。他从没有发起过什么，可是每到最后，阿贝尔却总觉得似乎既安静又寡言的埃尔诺才是发起者。关于鞋匠在前线的工作是把人绞死，这显然是一桩新闻。阿贝尔感到吃惊，却没感到恐惧。他看着鞋匠，看着那双曾经帮助其获得“洁净”的手，阿贝尔既没感到恐惧，也没感到厌恶和憎恨。所有的这一切都太深奥了，无法凭借思考去理解。所有的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童年，温室，父亲的小提琴练习，这之后是一件被他们称之为“战争”的事情，但它对阿贝尔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忽然之间，温室被打碎了，他就这样站在成年人中间，被谎言和罪恶压着，战栗着，无论生或死，他都与小团体绑在了一起；而小团体的伙伴们，就在一年前，一天前，或者一个小时前，也跟他一样，只是个孩子，活在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同样丝毫不知危险的存在。至于成年人都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关心。爸爸们都走了，年长的哥哥们也都被带走了，对于他们在远方所做的事情，对于那些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习以为常和无聊的事情，阿贝尔他们既弄不清楚，也根本不感兴趣。至于埃尔诺的父亲在前线还绞死过人，这更是一个额外的信息，阿贝尔也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是爸爸们和哥哥们的事情。其实，更糟糕的事情人们也不是没有听过。那个他曾经了解的世界已经破碎了，现在他已走进原始森林。几个星期之后，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也可能是把什么人绞死。如果说泽高尔高先生因为绞死过人，从而获得了洁净，那是他的收获。每个人应该都有各自获得洁净的方法吧。

鞋匠总喜欢使用“洁净”这个词进行表达。阿贝尔为此很受吸引。但是他不能准确地明白，鞋匠到底想做什么？鞋匠总是搬出《圣经》里的话。阿贝尔很喜欢他的表达方式。鞋匠说话的风范对他的影响就像是一种刺激的歌声，音准都是错的，而且断断续续，却动听而有磁性。从他的身上能感到一些街头传教士的气息。曾有过一次，鞋匠称自己为“低级别的牧师”，然后他低垂下了眼睛。

有时候他感觉鞋匠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他还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不寻常的事情。他极少离开这间地下室小黑屋，但好像有隐形的信使为他通风报信；他偶尔说出的一个一个的词，显示出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之中。鞋匠在他的儿子面前从不说话。如果埃尔诺走进来，鞋匠会深深鞠上一躬然后息声。说到自己的儿子，鞋匠总是毕恭毕敬，即使他的儿子在场时也是如此，但他从不直接对儿子讲话。阿贝尔专注地凝视着鞋匠。每次都是这样，他来到这里，待上一会儿，就会惊讶于自己居然有想向鞋匠坦白一切的想法。这一次也是如此，当他走在街上，“去找鞋匠，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不能克制的欲望紧紧抓着他。他想，也许我该请求他把灯关掉，在黑暗中这会容易些。他跟鞋匠的交往只有几个月，之前他并不认识埃尔诺的父亲。他每次想到鞋匠，都不相信他是疯了。鞋匠的年龄并不明确。与其他的成年人相比，他感觉鞋匠距离他更近。好像鞋匠也生活在一种过渡状态里，在童年与成人的世界之间，如同他们一样。鞋匠既不是大人，也不是孩子。好像他也生活在好与坏的世界中间。他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事实，就像是藏了一个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有点害怕鞋匠，有时又隐隐觉得，似乎也只有他可以帮他了。从外表上看，鞋匠属于成年人中的一员，但是有时，阿贝尔觉得他是戴上了假胡须，然后穿上了大人的衣服。

阿贝尔始终不能得出结论：鞋匠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鞋匠总是泛泛地、粗线条地发表言论：绅士阶层，穷人的阶层。只有罪人才能获得洁净。每每这时响起的他的话语都像是传道士说的。他嘶哑的、没有色彩的声音低沉地充满这间小黑屋。

“总之，”他直截了当地给出结语，“我的儿子埃尔诺和少爷们一起在咖啡馆。按照习俗，他现在已经有权公开去那些成年绅士们造访的地方了。”

他鞠了一躬，然后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拿起一只鞋，就好像没有人在他的作坊里。阿贝尔站到他的旁边，看了一会儿，他看到鞋匠朝那块做鞋掌的皮子弯下身，用锥子快速地在皮子的边缘扎出一个个的小孔。之所以来这里，阿贝尔其实是想把一切都告诉鞋匠：迪波尔，还有演员；他想在危险中向他求助，因为这种危险已经危及他们每一个人。他安静地道了别，勇气全失，然而鞋匠已经不再注意他。当他走到楼梯时，鞋匠吭了一声。阿贝尔一惊，转过身，看到鞋匠在笑：

“我们都会得到洁净。”他说。然后，他拿起小刻刀。他的脸上映着光。

注

源自《圣经》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传说摩西以青铜铸造一条蛇的形状并将它镶在一根柱子上，若有人被毒蛇咬到，只要到柱子下注视着青铜铸的蛇，就会马上痊愈。

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还不知道向坟中的尸体撒石灰以预防瘟疫的方法，因此一战中大量的死亡和腐尸引发了瘟疫，后来人们才开始用石灰防止疫情的发生。

喷香的奥玛德

或许，我们都能得到洁净。他思索着，沿着墙根慢慢走着，漫无目标，好像是在流浪。伙伴们已经在等他了。在他的口袋里，一盒纸牌沉甸甸地坠着。这是一个酷热的夜晚，潮闷得让人心神不宁。下午大概是下了一场温热的雨，雨水似乎又细又软，马路像被发光的涂料粉刷了。傍晚时分，山风袭来，又吹干了道路。空气里充满蒸人的闷热，是从雨后松软的大地里散发出来的；就像每到春季起了雾，潮气就黏附上人们的身体。

四月份，阿贝尔过了十八岁的生日。他看起来年岁比实际更小。在学校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挂有很多往年毕业班的集体照。很多次，他看着这些照片，都会讶异于他和他的伙伴们与二十年、十年前毕业的学长们相比，是多么的不一样。那些学长们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又高又瘦，或是充满男子汉气概，或是长得结实强壮。他们每一位看上去都是风华正茂的成年人，有着男子汉气概。还有的人蓄起了不短的唇须。与他们相比，阿贝尔他们却像还只被允许穿着短裤的少年，像病弱、消瘦、脸庞稚嫩的小孩子。似乎跟他们的年龄越接近的往届毕业生，容貌的线条看上去越柔和，越稚嫩。他发现了父亲毕业那一年的集体照：基津达伊，那位法官；克罗纳乌艾尔，那位军团医生；还有他父亲……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克罗纳乌艾尔的唇须被搓捻成缕，尖尖地支棱着翘向两边，他的裤子是棋盘格图案。他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膀阔肩宽。照片里的父亲跟阿贝尔了解的父亲相比，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后来留起了胡子。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当时，二十四年前的父亲蓄须会是什么样子。阿贝尔想，如果他自己长出胡子或唇须，会是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可行，因为他的脸非常白嫩，干净，没有一点须发。他的手也很小，像小孩子的手。也许，一届一届的人在逐渐退化。但是也有可能，人们这样是在进步。日本人就都很小，看上去也更老。

他开始阅读已经有两年了。他的阅读谈不上很规律，但是他读所有能搞到的书。有一天他写了一些东西。那年他十五岁。写完后他看了看写满字的那张纸，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把它塞进抽屉。第二天，他又把它拿出来读。那不是诗，但看上去也不是文章。他被吓坏了，当即把它撕掉。这个惊吓持续了好几天。那时候，他还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不和别人交流。这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一个人拿起笔，然后写下什么，亲笔写下一些完整、完美的文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作家也是这样写作吗？他与皮特聊过这些。皮特只是耸了耸肩。阿贝尔猜想，皮特肯定也在写东西。有一次，阿贝尔得到一本书，是一本从前线带回来的书。那是一本俄文书，上面印着俄语字母。那是一本小说。是一个不知名作家写的作品。一想到这些，阿贝尔就充满了惊惧。一位在俄国生活的陌生人，徒手变幻出一些形象、一些场景和一些悲惨故事，并把它们保存在纸上；于是，一个灵魂穿越过遥远的距离，来到他的双手之间。很有可能，这些全都是杜撰？……

阿贝尔站在书店的橱窗前，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些书籍。一定有什么秘密躲在这些书的后面，而不是书的里面，不是在书中的语句里；他想问的是，这些文字为什么要被写下来？他不知道该跟谁探讨这事。有时他试着跟埃尔诺讲，但是埃尔诺总是会说到别处，说到书的“内容”上面去。阿贝尔知道，其实内容只是次要的。真正应该知道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书？那个把自己的所想写下来的人，因此获得快乐了吗？可是他认为，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痛苦。那些东西被人写下，也就被丢下了，从此再跟这个人无关，变成他内心痛苦的记忆，像是一宗犯下的罪孽，从那之后永远让那个犯罪者为他自己的罪行 负责。

阿贝尔写过几首诗。有一首写了一个人的外观，还有一首写了一段在街上听到的谈话。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小团体里也没有人知道，姨母也不知道。迪波尔只对体育感兴趣，再有就是对剧院和女人。贝拉只对时尚和女人感兴趣。独臂小子只对女人感兴趣。格仑· 托马斯只对钞票和游戏感兴趣。埃尔诺对什么感兴趣？阿贝尔给不出答案。埃尔诺总是在忧郁地下棋，他的数学很了不起。但是，至于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深夜坐在房间里，在纸上记录下他所见所闻的秘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引起埃尔诺的兴趣。

深夜，他独自坐在房间里，眼前铺着一张纸，父亲秘密、羞惭的小提琴练习闪现在他的脑际。他气恼地从桌旁站起来，躺到床上，然后迅速关掉了灯。他知道，他的写作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就像父亲拉小提琴。写作，并不仅仅是写下作者每天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东西。每一件事情背后都另有意味、秘密、内涵和某种关联：这些才是应该知道、应该探究到底、应该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一次，他拿到一本《战争与和平》。阅读时，当他读到公爵从战场上回到家，看到死去的妻子，妻子脸上的表情好像在问： “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打了一个寒战。他感到，有人在这里说出了或许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那是所有人类事情的轴心问题：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阿贝尔折回到中央大街。城市的光亮像病房里一样微弱。很多伴侣在便道上散步，剧院里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几位军官和熟知这城里许多人家隐私的驼背药剂师在一起，站在贝拉父亲开的那家规模不小的美食店前。他们上下打量着姑娘们，药剂师向他们讲着别人家的私事，取悦他们。那伙人中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他们都是在战争中伤残、回乡疗养的军人，其中一位还穿着前线的军装。药剂师抬起手，遮挡在嘴边。

在剧院对面，咖啡馆的前边，演员靠在一个贴告示的圆柱上。他和独臂小子待在一起，正在大声地解释什么。当阿贝尔走到他们跟前，演员深情地向他问候。

“我们正在等你呢，小天使。”演员说。

演员随着剧团在秋初时节来到这座城市。他总是强调自己此前在首都演出，只是后来剧院倒闭了。演员四十五岁，却声称自己只有三十五。除了这一点小团体的成员们并不相信之外，演员所说的其他话他们都深信不疑。他在剧团里担任舞蹈小丑的角色，但他坚持要所有人都称他为芭蕾大师。剧团的演出合同中规定，剧团在每个演出季都要演几场歌剧，并且剧团的几位女高音和男高音都要出场。这种时候，舞蹈小丑会在剧团里教几段舞蹈。

演员已经发福，肚子凸起来，有了双下巴；这在舞蹈小丑的圈子里是很罕见的。但是观众喜爱他，因为他在演出时总把一些当地的八卦抖出来逗观众开心。他戴着浅栗色的假发。他脑袋的形状很像马头，下巴往前翘。他近视得很厉害，连舞台上为演员提醒台词的提词孔都看不到，但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些，他从来不戴眼镜，就像他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不 会戴”。

他叫奥玛德，在演出节目单上，他的全名是：沃尔鲍伊· 奥玛德。他说话有些大舌头，好像嘴里嚼着一个球。他穿着宽大松垮的衣服，刚好遮挡了他的肥胖。在舞台上他穿着特殊的束身衣——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以至于被勒得血液全都涌到了脸上——因此，他看上去变得不及现实中一半胖。在他与这个世界之间，这好像成了唯一的误会：他的肥胖。他自己也总是对此发表议论。他总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表白，告诉所有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并不胖。说到这个话题，他会使用精确到厘米的数字，并引用医学测量指标来证明自己很苗条，就像一只火烈鸟，无论从任何方面考量，他都是对一个完美男人身体幻想的现实版本；但是，他的肚子此刻凸了出来，因为说得忘情，他忘记使劲把肚子收回去。

他因此在街上也总是用芭蕾舞步踮着脚尖行走。他踩着轻柔、舒缓、摇曳的小碎步，用足尖驮着那副沉重的身体，却感觉那只是一根鸿毛，他还得小心别被风一下子吹跑。他总是把下巴刮到干净得皮肤发蓝；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没刮胡子的模样。他在刮好的双下巴上薄薄地涂上膏和水白粉，然后把这个似乎是身体的一个独立部位小心地安放在深领口的V形区域。他偶尔会用又短又胖的、白皙的小手轻轻碰触一下他的双下巴，好像要确认它是否完好地待在原位，是否一切 正常。

演员整天都在街上出没，在中央大街最热闹的地段，在教堂和咖啡馆之间，从那里可以看到剧院的小门。从早到晚的每个时间段里，都能在这儿看到他走来走去，通常是跟一群人一起，都是他在说话。只有在午饭之后，他才撤到咖啡馆里，坐在中间位置的玻璃窗后，以至于所有从咖啡馆前路过的行人都不得不看到他，他也从那里可以注意到每个路人。他不玩纸牌。他不喝酒。他尤其回避剧团里的其他演员。他的衣服里散发出甜甜的肉桂香味，香得令人窒息。在街上这个味道也弥漫在他的周围，走在他前面的人可以嗅到：沃尔鲍伊· 奥玛德就在附近。

在他肉乎乎的手指上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红宝石的印戒和一枚婚戒。他从不否认自己是单身。戴戒指只是为了让一切看上去都很好。

演员抵达这座城市时，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混在一起了。在所有人类的集体中都会发生一种结晶的过程，只是我们尚未了解它的法则。事实上，他们从四年级开始才来到同一个班级。埃尔诺是唯一在这个班级里从头到尾熬了八年的人，他始终没离开这所学校。贝拉，那位美食店主的儿子，在来这儿之前，因为学习成绩差已先后试过三所学校；有一个学年他还在首都上过学，他基本上是在校园里长大的，住那种三十个人睡在一屋的宿舍。他从小就佩带跟校服成套的佩剑，是那种装饰短剑。迪波尔四年级时才转学到这里，那时上校被调来这里服役。阿贝尔在三年级时第一次来这里听公开课，此前他在家里学习。格仑兄弟是在这里出生的，与其说他们是城市的居民，不如说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四年级时，他们班里总共有五十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十七个。关于战争，他们从不谈论，好像那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战争深入、隐蔽地带来某种看不见的破坏，哪怕是对他们而言，在生命中这个闭塞、狭窄、黑暗的一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地方，在一座外地城市一所中学的一个班级。战争爆发那年，他们在读五年级，全班一共五十个人。现在，四年过后，只有十七个学生毕业。很多人就这么消失了。农村的男孩们返回老家，去顶替他们父亲的工作。很多人无法承担学费。还有很多人不来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也许他们生病了。也许他们死了。确实有很多人死了，人们为他们送葬，举着印有祭奠花图案的校旗，合唱队为他们唱着挽歌。据说这几年有一百万人死在了各处的前线上。或者是两百万人？也有人说是三百万。而他们，深深躲藏在战争的背后，生活在大山之间。这座城市，似乎裹在襁褓与缠尸布里休憩，一切都很平静。战争只是通过发丝一样的管道渗透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这些发丝般的管道，仿佛在看不见的、巨大的气筒的压力下，把城里的生命吸了去，换回的是泵进来的战争空气，就像来自前线的特殊毒气，在完全稀释和消减之后才渗透到这里，但仍旧具有足够的毒性使人四肢瘫痪，灼烧人们的肺脏，摧毁那些体弱的人。战争爆发时，他们班有五十名学生；明天，只有十七个人能坐到摄影师的面前。

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到七年级之前，小团体的成员们还并没有那么彼此在意。他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在彼此身边，但各顾各的。迪波尔痴迷于体育，阿贝尔钟情于文学，埃尔诺忙于学业。格仑家的男孩：皮特和托马斯，他们基本上不务正业。很难讲，究竟是什么把这些人的命运系到了一起，特别是当人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利益还不会编织出友谊。贝拉坐在最后一排，几年来他都是班级的落后生之一；除了偶尔的礼貌用语，他几乎不跟阿贝尔和皮特搭话。阿贝尔偶尔会亲近埃尔诺，但总会得到一个小小的回击，一种解释不清甚至意识不到的拒绝，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了鞋匠的儿子。

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通常不是对彼此的好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受折磨的痛苦感受，让两个人感到，他们应该走到一起。

阿贝尔有三年时间都坐在从门口数的第三列
注

。在他的身后窝着埃尔诺，靠右的第一列坐着迪波尔。四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堂物理课上，阿贝尔无聊地盯着空气发呆，随后，他的目光开始在一列列的座位间游荡，他发现迪波尔正神情漠然、全然不顾地将脑袋埋在手掌里，在课桌下面读着什么。谁也不能说此刻的阿贝尔感到了震动。他最初感到的是这很无趣，便把目光移向别处，去看别的地方。但是，当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去注意别处时，他才暗自感到惊讶。他再次环顾教室，乱哄哄的课堂让人困倦，教室窗户上爬着很多只颜色发蓝的大肚子秋蝇。当他确信是迪波尔牵扯住了他的心绪，便再次好奇地朝他望去。也许在迪波尔身上还有什么他至今尚未发现的东西。也许那天他梳的头不一样，或是系了条特别的领带？他很仔细地观察着他，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迪波尔的头发剪得极短，像士兵的头发。他穿着卡其色的衣服，系了一条绿色领结，有意无意地揉着太阳穴一带。他在阅读。他用手掏了一下鼻孔，抠出了什么，但他完全没在意，一直捏在手里揉搓；另外一只手在桌下翻着书。显然，他完全沉浸在了书里。他八成是在读关于体育的书，马术或是足球？阿贝尔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明白迪波尔因为什么吸引了他。

他盯着迪波尔的耳朵。他在用手指揉按太阳穴，手指像钩子一样弯曲，手的轮廓柔软、圆润。从迪波尔四分之一的侧脸里，他看到他的鼻子。他脸部的线条硬朗，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更柔和一些的剪影，而且年轻了三十岁，他脸上长有雀斑。阿贝尔看得很仔细，紧蹙着眉头。事后他隐约发觉，似乎在那一刻，或者说在那几分钟里，他其实只是表述了那些早已在他的认知里存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关于迪波尔的看法。比方说，他早就知道迪波尔的脖子上有雀斑，就在他金色头发长成一个尖儿的后发际处，脖子的后面，就在突出的颈椎大骨节的上方。好像苍蝇拉下一堆屎，弄脏了他极白的皮肤。

迪波尔这会儿挪动了一下，把书塞进课桌里，好奇地向四周环视，好像他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一刻，阿贝尔正好看到迪波尔瘪起来的、流露出不屑的嘴，以及挂在嘴角的不满的无聊。在这一刻，阿贝尔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下午，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画了一幅画，之后他把画板放到一旁，玩弄起画笔：在两个动作之间，他又感受到了那股惊奇，比上午的时候也更强烈了。

一个星期之后，小团体成为了小团体。松散的物质在一个瞬间结成了晶体，人们无法知道的是，在这一刻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人们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一些人聚合到一起，就在不久以前，他们甚至还并不了解彼此，现在却集结到一起，只是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便融为一体，好像同谋犯们出于恐慌而紧密地聚拢在一起，甚至要比孩子跟父母，要比恋人们或杀人犯们都更紧密地抱团。他们努力从教室的各个角落往一起聚拢，迫不及待地，仿佛这一刻他们已等待了许多年，仿佛他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聚在了一起，然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几乎彼此都不搭话。一直有点被大家瞧不起的贝拉，也很迫切地加入了进来，好像生怕因为来迟而错过了什么。但是，当他们在走廊的角落里，四目相对地聊着什么时：埃尔诺摘下了眼镜，所有人都沉默了。迪波尔站在中间。他本来正说着什么，但嘴里突然卡住了。大家全都沉默了，随后，所有人都不声不响地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们站在咖啡馆的旋转门前。他很快地跟演员握了一下手。罗马皇帝真不愧为真正的统治者。奥玛德身上有着尼禄
注

的某些气质，他这样想。没错，尼禄也当过演员。你是第一个我可以以“你”相称的成年人，只须使用你我的称谓，就像一个成年人跟另一个成年人说话。他说他曾到过巴塞罗那。这也许是在说谎。应该搞明白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父亲这时应该在用晚餐。也许他下午锯掉了四条像演员的腿一样粗的下肢。劳约什也在这儿，他的一只胳膊也被锯掉了。今天奥玛德系了一条浅棕色领带，这是我见过的他的第四条领带。基津达伊先生来了，他被满大人判了死刑。他的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圆点。黄色的丝绸，有绿色条纹。白色丝绸，有大个的蓝色圆点。艾泰尔卡有一件罩衫，是白色丝绸料子的，配大个的蓝色圆点。但她现在已经不穿了，一年前她还在穿。又是奥玛德身上的肉桂味。我和管家的女儿在院子里一起玩，我们后来去了放杂物的工具房，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我来惩罚她；她得趴在地上，我掀起她的小裙子，打她光着的小屁股，直到把它打红为止。这时，艾泰尔卡进来了，她看到了我们俩，她打了我一顿。当时我四岁。小女孩三岁。艾泰尔卡四十岁。有一次她忘记关上装内衣的柜子，我从里面拽出一块破布玩了起来，我把它系在我的额头上，就像女佣头顶上包着布的发髻。这被艾泰尔卡看到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她从我手里抢过那块破布，然后打了我的手。今天我已经知道了，她拿着慌忙跑走的那块破布是她的胸衣，是洗完后刚被送回来的。现在的我又是从哪里得知，那破布是姨母的胸衣？谁也没跟我说过。那么姨母有乳房这件事，又有什么好让人恼怒的呢？奥玛德今天戴上了那个更漂亮的假发套。他的手是多么热啊！他的手那么软，以至于我的食指陷入了他食指下方的小肉垫里。奥玛德的假发很服帖。当我在柜子里，在一堆书的后面发现姨母的头发，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揭示伪装了。姨母戴的不是秃子用的假发套，而是装饰用的假发。我发现的是两条很粗的，闪着光泽的大辫子。也许今天晚上我会告诉迪波尔。或者告诉奥玛德。也许对他们两个我谁也不说，我只对埃尔诺说。如果我告诉奥玛德，他肯定会回答： “小圆圆，小球球。
注

我的小朋友，我现在要惊得下颌脱臼。”然后他会张开嘴，在他厚厚的嘴唇间伸出他的肉舌头，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他此刻笑了起来，我看到了他的金牙。演员放开了阿贝尔的手。他们一起走进了旋转门。

旋转门转动，挟着他们进了咖啡馆。外地城市的咖啡馆里，这种时候只有些不做正经营生的人待在那里。在咖啡馆后部独立出来的牌室区域，那些还不肯去睡觉的家伙们还在硬撑着。在一间厅室里坐着两位销售员，还有一位当地报纸的编辑，他是一个矮个子，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中分，穿着像一个上等人，但让人看着很不对劲。正对门坐着郝瓦什。他手里拿着纸牌，秃头上的汗水泛着光。他偶尔把手伸向口袋，然后摸出一块鲜红的巾帕擦拭额头。他是城里的当铺老板，以前曾是磨坊经理。当他们路过他的面前，他嘴里在念叨：三张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
注

。演员和阿贝尔停下脚步向他问好。作为回应，郝瓦什做了一个好像是要从座位上起身的动作，但这其实只是幻象；他那硕大的身体纹丝不动地粘在椅子上。他说，祝你们好运，朋友们都已经到了。从他的身上折射出消遣的欢乐，这把他很快又拽回到牌桌上。他嘴里又念叨了一句“四个对”
注

。比起咖啡馆前部更宽敞的厅堂，牌室里的空气要更酸一些。也许是因为小屋里的通风比较困难，打牌者的汗出得厉害。打牌者把雪茄屁股扔在地上。一些人往还没熄灭的烟头上吐唾沫，慢慢地，刺啦作响着熄灭的烟草冒出呛人的烟雾，把飘浮在咖啡馆里的烟雾的底层也填满了。小团体的成员们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跟以往一样，跟他们还被禁止公开光顾咖啡馆
注

时一样。演员坐在主座上。阿贝尔坐到了埃尔诺的身旁。

“有人骗了大家。”阿贝尔平静地说。

他拿出扑克牌，摊开在桌子上。

“我不想等了。”他说。他惊奇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平静。“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还是不说，但现在我还是说了吧。我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欺骗了很久，还是今天只是第一次？……他自己带来了两个A，一个红桃A和一个橡子A；还有两张10，一张葫芦10和一张绿叶10。在我们看牌的时候，他在自己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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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面上偷偷加上一张10；或者，他已经拿到的三张牌加起来一共是十，这时他不再要牌，而是悄悄地自己添进一张A。你们看这些牌，牌的背面和我们玩的牌的背面一模一样。根本无法区分哪个是我们的，哪个是骗子的牌……”

埃尔诺望着空气，摘下了眼镜，蹙紧眉头。贝拉脸色煞白，他把单片眼镜夹在他胀鼓鼓的、长满青春痘的脸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戴上这只镜片。迪波尔微微张开了嘴唇，紧咬着牙关。

“你们现在就来我家，”贝拉说，“就现在。你们来查我的抽屉、柜子、我的书和衣服口袋，你们也可以把里衬都给剪开，全部都查查。你们可以把我家整个房子查一遍。如果要搜身的话，在这里立刻就可以搜。”

“蠢货，”迪波尔说，“你坐下。”

他的脸此时更白了。他的额头白得就像用白灰刚粉过的墙。他的嘴在抖着。

“没错，你真蠢。”阿贝尔接过话，“问题不是我们要搜你的身。谁的身都不能搜。劳约什当时还只是在一旁观战。但是证据摆在这里。两个A，两张10。有人自己带了作弊的牌，揣在兜里，或者藏在袖口折起的地方。总之我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

“你小点声说话。”独臂小子说。

他们靠拢了些。“问题是，”阿贝尔压低了声音继续道，“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他是谁。懂么？永远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分别检查每一个人，但是我们都一样的可疑与无辜。这和钱有关。今天下午谁赢了？”

他们推算了一下。贝拉和埃尔诺大约赢得差不多。贝拉玩得很莽撞，埃尔诺则玩得很谨慎。阿贝尔和迪波尔都输了。“欺骗的也可能是，”阿贝尔说，“输了的人。也许他欺骗是因为他输钱了。所有人都同样的可疑。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很可疑。是的，是我发现了这个骗局，但是也可能，我这样为自己找乐，我喜欢这样冒险。也许是我骗了你们，现在我来到这里，提出质疑，而我从你们的痛苦中获得了享受。所以我说，搜身的说法是再愚蠢不过的。我们都一样有嫌疑。”

“所有人都有嫌疑。”独臂小子高兴地说，咧开嘴笑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阿贝尔看着空气，嘴角露出痛苦的表情。

“也许还不会是我在欺骗。”他思索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真的不寻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涉嫌。看起来，所有有嫌疑的人也都有罪。”

“够了。”独臂小子说。

演员点了一份火腿，配了酸黄瓜、半熟的鸡蛋和加了柠檬的热茶。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话。他用两只手仔细地、一下一下轻轻触碰地调整好他的假发，然后轻轻咂巴着嘴，动作优雅地开始吃东西。他用两根手指轻柔地捏起小勺子，用一副精致到滑稽的样子轻轻敲碎蛋壳，然后慢慢剥掉，再用两个手指尖掰下一小块面包，在鸡蛋黄里蘸了蘸，仔细得不能再仔细地把火腿带脂肪的边缘切掉，然后割下火腿上一块带筋的肉。他举起餐刀，就像指挥家举起他的指挥棒。

“够了，”他说得不容反驳，带着温柔的严厉，“劳约什说得对。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劳约什说的总是对的。这太过分了，我的朋友。”他转了四分之一的身子朝向阿贝尔。“我们都知道你的内心既善良，又敏感。”

他往嘴里塞进一片火腿。

“别生我的气，但是的确只有年少无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一般来讲，我在大千世界中的体会是，凡是我到过的地方，甭管是什么事情，人们都会让它过去。只要人们还活着。”

他俯身在鸡蛋上闻了闻。

“你是一个哲学家，鉴定完毕。这件事当然让人不舒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朋友阿贝尔说的都是真的。在你们之间有人欺骗了大家。并不是坏事。”他打了个响舌。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并不是为了钱而欺骗。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做出什么。这真让人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当然他做好了准备，因为他自己带去了牌。也许他只是想大胆地冒险。不过都是游戏，我的朋友们。”

他轻轻地碰了碰那些纸牌，然后放下刀叉，向后靠了靠，用思索的眼神环顾四周。他被男孩们脸上折射出的专注神情吓了一跳。在他的人生中，他早已习惯了不被人关注，无论他说些什么，人们都会嘲讽地，满不在乎地听他讲话。但是在这个群体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都是重要的。他感到满意。他得意地露出微笑。

“现在我先不管我们的朋友阿贝尔的揭发，”他边说边把纸牌推到一旁，“纸牌算什么？钱算什么？我想的是别的。当我的朋友劳约什出于好心带来了你们……我年轻的，年轻得多得多的朋友们……在你们留给我迷人的第一印象之后，我问我自己：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维系？因为，你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对于如何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对自己说：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系在了一起。他们对此并不谈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个问题。他们之中有人在欺骗。”

他优雅地吃着。在他的手里，火腿变成“小腿腿”，鸡蛋变作“小蛋蛋”。所有的，就连撒盐瓶也被他像“小瓶瓶”那样小心地拿起。

他说话轻声，用词讲究，有着深意。有一刻，他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深深地自省。隔壁小房间里传出郝瓦什的嗓音和重重落牌的声音。一位女士一直走到咖啡馆的另一头，手中提着铁皮水桶和抹布。服务生在昏暗中坐在台球桌旁，好像日落时僧侣坐在自己禅房的窗下。劳约什饶有兴味地用微笑的眼睛在房间里环视。

“现在，这个人只是又增加了一种纸牌的欺骗，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演员继续说道，“他是你们中的犹大，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我甚至不敢去猜想他是谁……因为对我来说，你们四个都是一样的可爱……他欺骗你们已经很久了。用他的每个词藻。用他的每个眼神。现在，之所以加上了纸牌，因为他想要大获全胜。他想要享受这种骗了你们的感觉……德国人说：都忘记吧。说得非常对。别再为此烦恼了，我的朋友们。我们还在一起。你们身后还是晴天。你们再也不用对老师们负责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演员咂巴着嘴，吃得很满足。

阿贝尔慢慢地，一张一张地收起牌。A不作数，发牌，爆牌，摞牌，要牌，过牌
注

，不过牌。埃尔诺从来都是不让过牌。郝瓦什在重重地落牌。郝瓦什算哪号人物？城市当铺的老板。为什么几周来他总会梦到他？在他的梦里，郝瓦什走进房间，用手背蹭着他长长的唇须，鞠了一躬，然后舒服地解下他的领子。他笑着，眼睛被脸上堆起的肉挤得不见了。迪波尔的嘴角显现出坚毅、痛苦的表情。

他把牌装进口袋。他们往桌边靠得更近，小心地瞧着彼此，只是用眼光一下下地去碰触彼此，却又立刻转向别处。服务生站起身，点着了灯，客人们到来了。两个当官的，然后是城市的财务总管。吉卜赛人
注

也小心翼翼地贴边溜了进来。

郝瓦什站到了小包间的门口。他挺着将军肚，西服背心被肚子顶起来满是褶皱，上面积着雪茄的烟灰。

“你好啊，奥玛德。”他说，语气很重。

“你好，艾米尔。”

大家都转过身朝向他。“乐意为你们效劳，先生们。”郝瓦什说，“致以我最深深的敬意。”

“就到五月节
注

了。”独臂小子说。

下午他们商量了五月节的事。是独臂小子提出的主意，每个人也都愿意。因为是独臂小子想到的，所以必须被批准。五月节的活动要在富尔察
注

举办，在山上。他已经让一个跑买卖的人去通知店主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是在富尔察。独臂小子下午在城里运作得也很顺利。一切都准备好了。他订了灯笼，和教务办公室也约好了，还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富尔察已经展现出春天的迹象。需要的话，到了午夜，他们也可以撤到饭店里。那里欢迎所有亲爱的客人。郝瓦什坐到他们中间。他抽着烟嘴，发出空气振动的鸣声。他说，过五月节是个让人高兴的主意。天气变暖和了，有点像夏天。他，郝瓦什，本人从不喜欢在户外的大自然里消遣。半夜三更，人们还坐在草地上，屁股坐得受凉，请原谅我这么讲。郝瓦什，如果去消遣，他喜欢裴多菲咖啡馆。

“我只上到小学，”他自豪地说，“但是我热烈推荐裴多菲咖啡馆。它乍一看没什么。是间平房，入口也很简朴。但是在那里面，我的先生们，人们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店老板因为组织卖淫坐了四年牢。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犯过几个错误。在那里我还在台球桌上跳过舞。如果你们也想上台球桌跳舞，我向先生们推荐裴多菲咖啡馆。”

他望着前方，好像还在梦里。演员终于停止了进餐。

“你亲爱的爸爸那里还没什么消息么？”当铺老板开始问询迪波尔。

他的声音谦卑又满怀敬意。奥玛德盯着自己的手掌。阿贝尔猛地抬起头，偷偷地瞟迪波尔。独臂小子在无聊地瞪着空气。迪波尔动了一下，那动作像是要弹起来。“没有任何消息。”他回答道。

“英雄，”郝瓦什说得简练，“英雄的上校。瓦列沃
注

的英雄。”

他往桌边靠了靠。“多么令人惊叹，我的先生们，年轻的劳约什先生也是英雄，是伊松佐
注

的英雄。现在，年轻的迪波尔先生也将有机会展示他的实力！英雄的一家人。”

“别说了，蠢驴。”埃尔诺说。

当铺老板极勉强地笑了。所有人都轻舒了一口气。埃尔诺是唯一一个与当铺老板——奥玛德的朋友这样说话的人。如果他们遇见，都会把脸扭向一边，并且垂下眼睛。

在正式打交道的场合，当铺老板显得既专业又礼貌。“请出示物件。小姐，请录入：一块女士金链表，八十克，估价一百二十，当一百，手续费和利息折损四块六。付给您九十五块四。请下一位。”当迪波尔带去银器时，他没有抬头。那是普洛高乌艾尔家族著名的银器，上刻着首字母，表示“普洛高乌艾尔贵族”。上午，演员和迪波尔谈了话。迪波尔的母亲被带到医院检查，已经去了有六个月了。1917年，10月13日。到期日是1918年，4月13日。“小姐，请记录：一套二十四人份的银餐具，二十四千克，带签名。估价八百。当六百。”他始终没有抬眼看，用手快速地把钱塞出了窗口。

“比如我晚餐从不吃火腿。”郝瓦什说，“我认为不是食物的原因。我的朋友奥玛德总把节食挂在嘴边。那么，我节食了又会怎样呢？十克我都减不下来，但是我的头会开始疼，这感觉折磨得我只想骂人。我要说，身体需要好的给养，还有一些运动。爱情也会让人消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的先生们，爱情，使人消瘦。但是今天的人们在哪儿才能找到一点儿爱情呢？少之又少。人们都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肥猪。”埃尔诺说，之后扭过身子。

大家强忍着控制不住的笑。演员也笑了。他的一排假牙笑得都露了出来，好像埃尔诺说了一句多么智慧的话。人们使劲控制着自己，却仍然笑得刻薄伤人。阿贝尔的脸都红了。在埃尔诺与郝瓦什的对话里，让人难受和让人舒服的成分同时存在。郝瓦什有一百三十公斤。埃尔诺知道，如果不发生奇迹，一切都将取决于郝瓦什：取决于他的好心肠。迪波尔的母亲还没有发现银器失踪。但是上校每天都可能休假，或是受伤返回家，那时候他可能会找这些银器。实在不敢想象，假如这银器没有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曾经有一次，上校赤手空拳地将一位车夫打得爬不起来。这不仅跟劳约什和迪波尔有关，也跟他们每个人命运攸关。如果银器没有了，如果在他们弄到钱以前郝瓦什不想再留着那银器，上校不是不可能将他们都告上法庭。还是偷偷摸摸的为好。在过去半年中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郝瓦什再给延期几周，一直延到他们的战前训练结束。只是，没错，即便到那时，银器这事还是得有个了结。上校可以追着他们一直追到前线，追到战壕里，追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只须用一根打狗棒就可以把他们教训了。父亲们的能力是无穷的。

埃尔诺与郝瓦什说话时，当他不得不跟他开口时，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伤害。当铺老板忍受着对方的这种态度。埃尔诺对当铺老板有股威慑力。这股威慑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也许他知道当铺老板的什么事，了解他肮脏的交易，知悉他放高利贷。只要当铺老板朝他们走过来，埃尔诺都会把头扭开，给出一副受罪的嘴脸，好像这个情景让他恶心得想吐。当铺老板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到他那些伤人的损话。只要是埃尔诺说的话，他都迅速表示同意。他总是在微笑。微笑的时候，他唇上的胡须僵硬地往上翘着。迪波尔说，郝瓦什害怕埃尔诺。

演员正在出神，又时不时快速地转下眼睛。

“一切都很好，”他对迪波尔说，“郝瓦什是我的朋友，他知道你们都是尊贵的绅士。按照规矩并不是必须……他不会再问什么的。”郝瓦什没有再问什么。那些钱，这几个月里所有的钱，都没见到影踪地就花没了：他们用钱救出了贝拉；奥玛德遇到了一些麻烦，也拿了些钱。他现在缄口不语，面挂微笑。他就这样带着僵硬的微笑注视着前方，眼睛好像是玻璃球。白皙泛蓝的双下巴僵硬地塞在V字领口里。他的额头泛着油光，有些瓷质感。他微笑着，嘴上叼着牙签，僵直地望着前方，用那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眺望远处。当铺老板又取出一支雪茄插进了烟嘴。他俩木然地互望一眼，脸上挂着冻住了的笑容。演员稍稍耸了下肩膀，这个动作几乎让人无法察觉。他们两人都在微笑。

“埃尔诺先生说得没错，”当铺老板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很胖，是的，我很胖。难道我要因此虐待自己吗？我这种胖子，就是那种因吃得太多而发胖的人。比如奥玛德也胖，他是那种不吃什么仍会发胖的人。是细胞在作怪，我的先生们，是那些脂肪细胞在繁衍。如果我不好好吃饭，我会死的。一块肥肥香香的烤猪肉，连同脆脆的皮一起烤，再配上葱香的土豆和腌黄瓜，在牙齿间咀嚼那发硬的猪皮的感觉可真好，这才是我需要的。还有配着圆白菜的油饼。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我的命运，还是请这样看待我吧。”

大家全都瞅着他。阿贝尔在迪波尔脸上看到勉强做出的礼貌微笑，他很喜欢这种微笑。在这种微笑里有羞怯和困扰，还有高贵。迪波尔的这种表现，感觉像是他出于礼貌而忍耐了郝瓦什的肥胖。贝拉瞪着死鱼眼看着郝瓦什，好像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埃尔诺在擤鼻子。

“大家来想想看吧……”埃尔诺厌恶地说。

“在我脱光衣服的时候，”郝瓦什平静并且严肃地说，他使劲吸了一口雪茄烟，点了点头，“是的，很可怕。要知道，我穿了塑身衣。不是全身的塑身衣，而是绑在肚子上的。如果我脱光了，我的整个肚子会一下子掉下去。”

他用平和的目光充满好奇地在人群中环视了一圈。演员使劲地清着嗓子。

“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吗，艾米尔？”

当铺老板慢慢站起身，戴上了帽子。帽子扣在他头的偏后部，额头上沁出油光。

“非常感谢邀请，”他平静地说，“但今天我不能留下来和先生们一起了。”

迪波尔突然做出反应。

“明天我想跟您谈谈，郝瓦什先生。”

当铺老板的眼睛在他肿胀的眼皮里被挤没了。

“随时等待您的召唤，普洛高乌艾尔先生。”

“不是在典当行里。”

“那么，”郝瓦什说，“两点钟在我家。请您屈驾。”

迪波尔四处看了看说： “也许，也许阿贝尔先生也跟我去。”

阿贝尔顿时脸红了。迪波尔扭头看了他一眼，阿贝尔马上应道： “我也会去。”当铺老板点点头，好像对此并不惊讶。他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他离开后，迪波尔坐回到座位上，揉了揉眼睛。

“现在让我们去娱乐一下吧。”演员说。

注

匈牙利学校教室里的座位是按列排的，每一列都在底部由一长条铁板把这一列的所有桌子和座椅依次固定在一起。列与列之间可以有过道，也可能某两列是并排挨着的。

注

古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最神秘的皇帝之一。

注

源自一首哄小孩子的，结合手指游戏的匈牙利童谣。

注

匈牙利扑克中最大的牌是A，再往下是国王、王后，然后是10至7，共四种花色，但是可以有一种花色为主牌。主牌里的国王和王后同时在一个人手上时，如果此人在开始玩牌前喊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则最后的得分可以乘以四倍；如果此人在一局游戏结束之前喊出，则得分只能乘以两倍。

注

同一个人抓到一样大小的牌，每个花色各一张，一共四张的对子，叫四个对，分值为八十分。

注

在匈牙利，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被允许到咖啡馆消费。

注

二十一点游戏中，手中的牌是十一点时可以喊“óneász”，意味A不作数，因为A自身表示十一点，这个时候如果喊“A不作数”，则再拿到A的话，不算爆牌，可以再重拿一张。

注

过牌是让下一家优先，自己不动作；不过牌则是自己优先。

注

这里指的是吉卜赛乐手，他们在消费场所根据客人的召唤上前演奏，然后赚取小费。

注

匈牙利迎接春天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五月初，人们通常通过野外郊游来庆祝。

注

饭店名字。

注

塞尔维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士兵作战的前线之一，交战对方是塞尔维亚。

注

意大利城市，匈牙利士兵作战前线之一。伊松佐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著名的战役，持续数年。

木版画

城市沉睡在群山之间。三座高塔漠然地伸向天空。房子里亮着电灯，也有供水管道；火车站里，一个机车头正在倒车，鸣笛声音拖得很长。三座高山包绕着城市，山里的矿藏不仅有一些铜，还有少许的镁。一条河穿城流过。河水从山里流出，水流湍急。空气清冷而坚硬。山坡上生长着浓密的森林。中间那座山的山顶上，积雪常年都不融化，住在城里的人们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可以把它当成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光来欣赏。快老掉牙的有轨电车从火车站开往城市的中央广场。城市临海，不过只有一个海湾，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城里的居民为自己临海而居感到骄傲，不过，他们对海的实际利用却并不多。一栋栋的房子都建得狭窄，瘦长，相互紧贴着，因为这座城市曾经是一座城堡，人类在这里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光。修道士们的修道院是黄色的，人们可以见到他们在晚上和早上穿着棕色的袍子，踩着拖鞋，腰间系着绳子，挂着念珠，去教堂祷告。主教的宅邸很宽敞，铁艺的阳台上有着后巴洛克风格的装饰，阳台上方还有能插旗子的支架。主教在每天下午三点会和他的秘书一起出门，他挺括的高帽子闪着丝绸般的光，帽子后面的边沿垂着带子。主教向每个问候他的人回以深深的致意。他起得很早，因为上了岁数，他睡得不多。清晨，他已经站在高高的案桌前，写着小巧、圆润的字。市政府的地下室里售卖红酒；红酒像石头一样冷。地下室的拱顶是用很重的巨石搭建的，这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饮用红酒了，火把照明时烟熏的印迹至今留在墙上。潮湿的橡木桶的味道、好闻的浓醇酒香和硬脂酸做的蜡烛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这里使用粮票。这是关门的时间。望不到头的一趟趟火车接连不断地在城市中穿驶而过。两百米、三百米长的火车开过去，铁路巡视员连头也不抬起一下，装载伤员和运送休假兵士的火车车轮滚滚；这是一个休疗站点，车厢的门会打开一个小时，从车厢里往外漫出碳酸液和碘水的气味，还有深深的寂静。这个味道渗透进城市，尤其在火车站附近格外浓烈。摆放在火车站内的很多大铁桶里装满了石灰；有的时候需要从车厢里抬下一些乘客，然后把石灰撒到他们身上。但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四年了，这个城市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搭乘这些长长的列车的乘客也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尤其是那些需要往他们身上撒石灰的乘客，根本不发表任何意见。现在的车站，已经不再站着那些围着雪白的围裙、袖腕上和头巾上绣了红十字、穿着闪亮的医护制服、好像大商场柜台里护士模样的白嫩蜡娃娃般的女志愿者们；现在最多是来两个医务兵，一点儿也不惹人注目，如果需要抬起担架，他们会一起喊一声号子： “吼嘿”。

这里能听到战争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尖声嚎啸。就好像燃起了一把大火，飘落到远处的只是些烟灰。在这里，战争也仅仅落下了一些灰尘。最初是一封封电报在喧嚣，接下来，一列列火车穿城驶过；一所小学校被改成了医院，那所不小的修道院也腾出来一半的地方用来安置伤员。城里的很多居民都因为他们的爱国表现受到了嘉奖。文具店老板，那位微胖却相当灵巧的老先生，也不再每天早晨亲手为得胜的部队在地图上安上小旗子；事实上，他已经什么都不往地图上安了，他瘦了，也没有谁再关心地图。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战争，已经没人再谈论它，地方报纸的战事专刊不再被人们一抢而空，也不再有人冲着首都运来的报纸而急匆匆地赶去火车站。这个城市已经厌倦了战争，如同一个人可以习惯于自己慢慢地衰老，习惯于想到自己终将死亡，想到这个世上的一切。道路变得脏了，很多人穿上了丧服，熟悉的面庞消失了，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人在这个废墟里生财致富。在别处，战争是炸飞的土石混杂着人的肢体。但是在这里，上午，可以看到城市的财务长官穿着下摆剪裁成圆弧形的灰色礼服和垫了透气脚垫的黄色皮鞋，出没在修剪过的漂亮公园里；姑娘们挎着胳膊在街上遛弯，四年前她们还都是孩子，现在长成了让男人们有想法的高挑的大姑娘；而这期间，战争徒劳地进行着。城市很小，多彩又干净，像装在盒子里的玩具城市。现在，到处落满了灰尘，房屋无人翻新，食品店的橱窗里也需要贴上纸条，告知有咸鱼到货了，也不过就这些变化。还有就是很多蓝色、黄色、红色
注

的告示贴在专门用来张贴告示的圆柱上。那些技巧嬗变的人，在这里同样可以有好的营生。下午，在圣亚诺什广场，城市的行政长官带着他的猎犬散步到河边，去打灰山鹑；晚上，电影院里坐了很多人，剧院里更是座无虚席，尤其是在上演歌舞剧，并且沃尔鲍伊· 奥玛德登台戏耍的时候。在一座大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皮特独自坐着，嘴里念叨着一个词： “世界大战”，但他不再记得别的什么，比如迪波尔，或者奥玛德；另外，比如焦虑和好奇。故乡不再是什么教堂的高塔，不是什么带喷泉的广场，也不是发达的贸易和工业。故乡是一个门洞
注

，在那里，你第一次想到了什么，座椅，你坐在上面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在水流下面的那一刻，当你幻觉回到了某种原始存在的记忆里；打磨得滑滑的一粒石子，当你在一张旧桌子的抽屉里找到它，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想拿它来做些什么；是宗教课老师的帽子，那上面有个丑陋的棕色的脏点子；一堂历史课开始前的紧张气氛；那些特别的游戏，其他人全都不懂的游戏，而这游戏的结局你将在一生中都会梦到；一个人手中拿着的一件物品，夜晚透过敞开的窗户听到的声音，从此再无法忘掉，一间屋子的光亮，一幅窗帘底下坠着的两个穗子。阿贝尔将不会在膝上摇着他的孙儿们，如果是要给他们讲述战争，因为战争中，他的神经里也装进了恐惧和焦虑，但是这个恐惧是迪波尔，这个焦虑是奥玛德。六万颗灵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里还有网球运动场。现在，城市在睡觉，市长心脏不好，平躺在床上，床头柜上有一杯水，这杯水里泡着一个牙套；父亲们穿着睡衣，在潮湿发霉的卧房里躺在母亲们身旁，他们的厉害能制住一切。城市那边的森林里，动物们全都醒着。演员说道：

“可惜你们还不知道伏特加。很纯的、真正的伏特加，能让人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蓝色的。”

注

欧洲建筑物大门外延的门洞较深，天黑时这里是个无论从外面还是从里面都难查看到的地方，因此通常成为恋人们依偎的地方。

注

影射这座城市的旗帜的颜色，暗示都是官方的告示。

存货

他们是从十一月初开始偷东西的。

曾有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大约有那么几周，这个小团体活动得无忧无虑，即便没有钱他们仍旧可以玩得很好。他们聚集的地点一般是在迪波尔家，有时也在阿贝尔家。在阿贝尔那儿时，只要他们能够安静地待着，不吵不闹，一直耐心地等到姨母眯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不睡觉一直玩，熬一个通宵。格仑家的男孩子们，皮特和托马斯，更像是小团体里打酱油的。哥哥皮特，总是要提醒着弟弟托马斯别偷得太多。最初，他们在游戏中并不需要钱。直到他们为了完成某些实验和任务而需要置备复杂的装备时，钱才成为了问题。贝拉是第一个偷东西的家伙。

他会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不是他们劝他去偷的。不过每当他开始为此辩解，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一起使劲挖苦他的狡辩。为了买一双他在一家新开张的鞋店橱窗里相中的、手工缝制、双层底的深棕色皮鞋，贝拉偷了他爸爸的钱匣子。他买下皮鞋，带到迪波尔那里，试着穿上，然后在屋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不敢穿着上街，因为他一想到万一会碰到父亲就胆战心惊；父亲一旦看到这双鞋，很可能会问他这鞋是哪儿来的。

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贝拉父亲那家规模不小的食品店里工作的助手们大多被军队征走了，年少的学徒们被派到柜台负责销售；家里的这种情况使得贝拉可以轻而易举、不引起任何注意地从商店的钱柜里偷钱，先是少量地，后来是大量地偷。下午的时候，如果爸爸开始了他半小时的午睡，贝拉就可以完全不被察觉地走进商店阴影中的玻璃小屋，爸爸的钱包就放在那间屋里书桌的抽屉里。店里一天的流水相当可观，所以被偷走的那点钱根本就不会被人察觉。

贝拉的手脚非常利索，用这钱买了不少衣服。他还是个能吃的家伙。他的姐夫曾是县里的法官，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把自己吊死在了窗户的把手上，就因为他害怕会跟妻子一起饿死。在他岳父的商店里，堆积着磨盘一样圆的瑞士奶酪、鲱鱼、小麦、土豆、大米和沙丁鱼罐头的储藏室，丝毫没能安抚他对痛苦地挨饿至死的想象，而毁掉了他和他的家庭。贝拉回到家里，即便是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期间，他也可以在家里的桌子上，或在店里放着的好吃的东西中间挑来拣去。但他却不能从他父亲迦南
注

一样存储富足的美食中找到快乐。他拿着偷来的钱偷偷跑去陌生人开的食品店，花高价购买东海的鲱鱼、方块软糖、沙丁鱼和油浸的凤尾鱼罐头，而那些食品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的商店里批发来的。

贝拉惧怕他的父亲，就像一个普通人惧怕大自然带给他的灾难与不幸。一听到父亲的名字，他就会变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小团体成员的想象里，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那位终结的宿命，他会不期而至，然后把一切摧毁，残余下的只有一片荒芜和冒烟的废墟。但是与遥远的终结的宿命相比，贝拉的父亲更像是一个掌管日常命运的神，虽然不那么辉煌，但每天都有故事发生。贝拉父亲那双骨节突出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到儿子身上，动作幅度不大，但下手很重，是心脏病人特有的那种冷静的出手，颇有惯性的一连串耳光，因为，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害怕激动会刺激到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他朝一个逃跑的小学徒掷去一柄短斧，其实是一把切刀，那刀的刀刃之前就插在瑞士奶酪里，在货架的边缘闪着 寒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贝拉在偷东西。大家都很注意地让贝拉独自花掉这些钱。用偷来的钱买来的食物，贝拉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全部吃光，小团体里没有人会帮忙。埃尔诺会坐在小偷的对面，用带刺的目光严厉地监督着，直到这个窃贼瞪着他噎得直往外凸的眼睛，用塞得胀鼓的嘴把最后一口也咽 进去。

他把买回的衣服藏在迪波尔家里。他也买一些玩意儿，比如：双筒猎枪，能放大很多倍的放大镜，一只巨大的、纸做的地球仪，一副有着精致系带的皮质绑腿，勃朗宁手枪。当他买回了自行车后——他从来没敢骑上去过，因为他不会骑车，也怕被熟人见到后告诉他的爸爸——也到了该对这些存货的命运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物品在繁殖。迪波尔也害怕某一天上校回到家，他已经不敢再承担这“窝赃”的罪名。需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最初他们只是指使贝拉。贝拉不情愿地苦笑了一下，不过还是完成了他们的指令。他在两天之内买回一大堆花炮，晚上，他们一起把花炮全部扔进了河里。妙主意都是埃尔诺出的。比如，他出过这么一个主意，叫贝拉去偷六十块钱，然后买一束花派人送给主事的牧师。正像送花人描述的那样，牧师惊诧地收下那件礼物，窘得满脸通红。他笨拙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手捧花束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困惑不已，不知所然。

在阿贝尔家，他们也玩别的游戏，比如纸牌。他们还非常投入地讲故事，编织没边没沿的谎话。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下午我路过剧院，迎面走来一位红衣大主教。”这个时候需要给出解释：这位红衣大主教是怎么来到城里的？还有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有关红衣大主教在这里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故事的主题，接下来，它需要被一点点地搭构，通过有据可查、有处可考的现实元素，以及生活在此、就住隔壁街道的证人来搭构，似乎对于他们所言之事的真实性，人们可以去向那些人求证。他们讲述的故事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所有的细节却需要讲得明确而简洁。

他们四个人走成一排，占据了整条人行道。他们一天到晚偷偷摸摸地在小路上出没，就像是肩负重任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一项事关重大的使命。埃尔诺和阿贝尔负责将他们执行的任务控制在“有意思”和“不靠谱”的界限之内。大路货的主意会被他们很不屑地淘汰掉。经过几个星期的集体游戏，贝拉也开始领悟其中的奥妙。皮特出于本能的每一个举止都能跟这个小团体达成良好的默契。如果说这项游戏、这项任务存在着规则——即便他们从未就此达成过什么——仅仅是：所有的发起的动机都必须是无功利的。正如埃尔诺所说，“其本身就是目的”。贝拉在偷窃，用偷来的钱买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些衣服他从来不能穿，那些工件他并不懂该如何使用。

他们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给小团体的成员们做一套统一的制服，用来在家里穿；但是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有一回，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小团体的全体成员一起去城边的一家裁缝铺里定做了一套他们根本没法穿的衣服；那些裤子和上衣，不是肥得夸张，就是瘦得滑稽，而且使用的是最为奇特、几乎无法找到的布料。

有一天，埃尔诺带来了裁缝的地址。

每个人都单独去找了裁缝。迪波尔用白色帆布定做了一件燕尾服，里衬是黄色的丝绸。埃尔诺选了一套非常肥的、棋盘格图案的西装，肥得能装进去好几个他，最后只得在脚踝处用皮筋收紧了裤腿口。阿贝尔要求给他做一件后摆长到脚跟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
注

，配了一条浅灰色裤子。独臂小子的衣服完全没做衣袖，只在肩膀处平整地扎了一道边，是一件无袖的紧身背心。格仑· 托马斯不知从哪儿找到一顶热带的帽子，不过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皮特才会允许他戴上。

贝拉做了一身简单的骑手装，红色的燕尾上装配着黑色的长裤。他还买了马刺和平顶的礼帽。他们在裁缝那里长时间地、总是不能放心地、以厘米为单位反复地测量了阿贝尔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那垂到后脚跟的后摆，看是否比需要的长度多了那么一两厘米。裁缝以为他们是在为狂欢节做准备，他把这一批定制的衣服一道寄了出去。

无私是友谊最高贵的内涵。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列一份存货清单，然后相互分配这些物品。

贝拉用友好的微笑向埃尔诺推荐了那把双筒猎枪和那一对马刺。埃尔诺则向他回赠了他从父亲店里拿的三块做鞋掌用的皮子和一尊马利亚与耶稣的陶瓷像。

这样的交换开始后，打酱油的成员们也不肯落后。托马斯起先从家里偷来了书，《石心人的儿子们》第二卷，还有《圣人传》。大家并不是很认可地接纳了这些书。当迪波尔偷来了上校先生的、刀柄是鹿角做的小刀时，阿贝尔突然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说他要把姨母的财宝拿来给小团体。对于这个主意，大家的意见有所保留。“财宝”这个称谓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在他们的想象里，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成捆的现金，以及存折和宝石。最终他们一致同意找一个下午的时间，让阿贝尔把那财宝带来。那个下午，他们都穿上了他们标志性的服装，阿贝尔拿来了那个钣金盒子，经过仔细地查看后，他们把已经不流通的算命纸牌、抵押票据和已经没有价值的旧纸币登记入册；阿贝尔把小盒子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从未被拿走过 似的。

所有的人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共同的存货做着贡献。指导原则是偷得要越危险越好；至于被偷东西的价值有多少，并没有人在意。一个被视作勇敢的行为是：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走盖了学校印章的大部头书卷，然后用纸和胶水把盖有印章的地方遮住，再把这件经过加工的偷来的物品，转卖给高价销售学生用品的二手货商。这件事带着极大的危险，因为从学校偷走书并且还把书卖掉，一旦被发现，不仅会被学校开除，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埃尔诺承担了这项任务，而且他干得很成功。据说，他是在售卖的过程中把二手货商给催眠了。用钱得“做好事”。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用攒起来的钱在市内珠宝行购买一条精致的金链子。在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们付了款，离开时链子被忘在了柜台上，他们也再没有回去取回它。

小团体决定，对于几年来他们想方设法欺负的那些老师们——尽管并没有明说，但他们却是极尽能事地相互折磨——从此之后，他们将仁慈地、关心地对待。在课堂上，他们安静地坐着，交叉着双臂，虔诚地集中着注意力。贝拉从最后排的座位急奔到前面，只为能给班主任帮上一个小忙。他们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学习，偶尔在一个个科目上取得完美的学习成绩，令老师们瞠目结舌；他们交出的作业，表现出远超过老师要求的渊博知识，他们以此作为炫耀。他们也会号召班里的同学们守纪律，注意听讲。班上的人满腹狐疑地注意着他们，但是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与那些仍使用老掉牙的、愚蠢透顶的恶作剧和笨法子折磨老师的同学们相比，他们所耍的顽皮要有趣得多；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做出自始至终都在努力的样子，他们用完美无缺的表现安抚了那些心怀疑虑、遭到欺负但最后还是缴械投降的师长们。这比粗鲁又顽抗的恶作剧更有意思。班主任在圣诞节前的简短致辞中，不得不让贝拉和迪波尔作为榜样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好像是欢迎迷途知返的羔羊。

贝拉已经停不下来了。他买了万能钥匙和橡胶手套等这些他根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因为父亲抽屉里的钱袋子无所限制，就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他已经不知道还能用钱做些什么。小团体固执地坚守“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每天都把钱花在毫无用处的东西之上。贝拉有两个嗜好：身体护理和时尚。在他长时间的恳求之后，大家终于同意他按照最新的时尚给自己做了两件优雅的衣服，同时配了一件丝绸衬衫、一条做工精细的领带、一副柔软的鹿皮手套和一双羚羊皮内里的漆皮面皮鞋。他还买了浅色的兔毛礼帽和一根很轻的竹手杖。每周他都可以在迪波尔的家里穿戴一次；大家会一件一件地把衣服递给他，独臂小子乐此不疲地帮贝拉打扮得极漂亮。他站在镜子前，满身的装饰，头顶礼帽，戴着手套，挎着手杖；每每这样的时候，大家会让他在房间里走上几趟，就像时装秀场里的模特女郎。他们纷纷赞赏这身行头如何如何的漂亮。最后，他坐了下来，咬着牙，坐在一把椅子上，对着镜子，长时间地打量镜中的自己。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衣服。迪波尔接过那些衣服，小心地锁进柜子里。贝拉重又穿上他那身邋遢不堪的学生服，裤子还是用父亲的一条旧裤子改做的。

对身体护理的热衷他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个连小团体的成员们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所谓的嗜好，不过就是被润发油、香草、擦脸膏、梳子和香皂深深地吸引。然而这一嗜好并未得到小团体的批准。他没能用上那瓶价格不菲、买回来去痘的药膏；小团体的成员们粗暴地把它夺了去，他们脱掉他的衣服，把那瓶据说几天内就可以把脸上的青春痘和瘊子都除掉的药膏涂到了他的屁股上。

要想与“让事情和东西变得有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地做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值得称道的典型例子是：花很多天的辛劳和努力从一本瑞典书里背会十行文字，而这些文字在这个外地小城里是没人能听得懂的。在这样的死记硬背中，阿贝尔当仁不让地赢得了大家的盛赞。同时，被视为严重错误、遭到严厉禁止的例子是：为第二天的拉丁文课或历史课做准备。脑力劳动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除非是不涉及任何现实目的的脑力劳动。身体的能力也被限制了。迪波尔是个弹跳能力非常好的人，他非常热爱跳远和跳高，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跳那些挡在路上的椅子或障碍物。跳跃带来的快感并不是没得到大家的批准，只是，他只能从距离足够远的地方跳那类高得让他已无法跃过的东西，只有在十有八九会在跳跃的过程中摔倒摔伤的情况下，他才会被允许跳高或跳远。

东西越聚越多。目前，它们都被堆在迪波尔的房间里。但是这个存货地点因为自行车的到来而变得更挤了。普洛高乌艾尔一家住一层，要想进入男孩们的房间，首先要穿过他们生病的母亲的卧室。但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普洛高乌艾尔兄弟的卧室的窗户是朝向庭院的，分量较重、比较复杂的东西会从窗口递进去。人也可以翻窗入室，当然，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吸引住母亲的注意力。当他们吃力地从窗口往里爬时，通常是埃尔诺扮演这个角色。他双手交叉着坐在母亲床边，膝盖上放着帽子，垂着眼帘盯着地面。

劳约什和迪波尔的房间里几乎已经无法落脚了。慢慢积攒起来的东西摆满了桌子、柜子顶和他们的床。现在，在小团体的内部已爆发了竞赛一般的攀比和狂热。阿贝尔拿来了他父亲的钳子和镊子、一台旧照相机和姨母年轻时的一部分嫁妆
注

，系着的紫色丝带已经泛黄，变脆，好像在讲述着一个从未被偷走处女之身的女人的渴望。出于礼貌，为了回赠阿贝尔寻来的物品，迪波尔给了他一副上校的全套马具。这些家什从一所房子里被搬到另一所房子里，仅仅是换了个地方。这都只是游戏，是前奏曲。迪波尔时常会在夜里满身汗透地醒过来，然后出神地看着堆满了的房间：他梦到父亲突然回到家，向他问起自行车、帆布燕尾服、医用钳子和镊子。目前还只是贝拉在承担真正的危险，因为就他偷钱。至于这些钱并不能产生价值，这显得并不是很重要。

他们决定找一处存货的地方。姨母——尽管对孩子过度轻信，并且有无尽的耐心——还是发现了阿贝尔房间里的马鞍和整套的马具。这年秋天，上校夫人也感觉自己的病好多了，还说要从床上起来。目前暂时还不用担心会有直接的危险，因为普洛高乌艾尔夫人在每个季节之初都会这样威胁她周围的人，说自己要下床了，要起来走路了；但是她的这个承诺几年来都没能兑现过。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们租了辆车，驾车去了富尔察。他们在那里吃了晚餐，然后独臂小子开始在房子里溜达。溜达的结果是他在楼上发现了有房屋能出租。

富尔察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离城里半小时的路程，坐落在一片人们经常在那里伐木的森林的中央。它的后面是一片长得又细又密的杉树林，岩石错落，一堆堆地散布着，光秃秃的山脊直通到山顶，那里还覆盖着影射了阿尔卑斯山美景、熠熠闪光的积雪。从楼上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大海，只有一艘军舰停靠在那里，像一位退伍的老兵。曾几何时，这里是个温泉胜地，在上世纪末，这所旅馆的周围还有几座荒废了的空荡荡的小楼；夏天的时候，城里的人会到这里来避暑。阿贝尔隐约记得，在很久以前，还在他的幼年时代，当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年八月，他们曾来到这里度假。直到现在，泉眼里还在汩汩冒出酸味的、富含硫化物的泉水。在旅馆那狭长的、泛着霉味的餐厅里，吊着很多大型的汽油灯，它们会唤起人们对久远的、用树枝和树叶装饰的安娜舞会
注

的记忆。在地板与墙面的接缝处生长着厚厚的松菌。酷热的夏季，偶尔会有外出郊游的人们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旅馆楼前铺着白色的鹅卵石，在树冠已稀疏的庭院里，摆了桌子，还铺着桌布。空荡荡的金属灯架插在土坡上已经开始腐烂的木桩上。摆在桌子上的蜡烛外面罩了防风玻璃罩。这个地方有着湿漉漉的、被荒弃的感觉；在它的这种荒弃中，也有着某种宿命感。

“没有，秋天没有人来这里。”旅馆的主人说。

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已经十年了，他艰难地经营着这块地产。地是他在竞拍中购得的，现在却成为了负累的家产。他说，几年前，还是和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会记得了——还有很多情侣从城里跑到这里来。对于许久以前在情侣们温情的媾和中所做生意的愉悦记忆，闪现在他布满皱纹的疲惫的脸上。正是那个时候，他在楼上布置了三间客房。然而，这样欢快愉悦、温情脉脉的时光随着战争逝去了。今天的年轻伴侣们再也不想在这个世界面前藏躲起来。于是，这些客房也几年如一日地空置了下来。他和他的妻子在楼上放一两个铁炉子，整个冬天都会待在这里。

小团体的成员们哼哼哈哈地回应着，心不在焉地咀嚼掉并无滋味的萨拉米香肠和立普妥奶酪
注

，喝光了啤酒，没有人吭声。独臂小子结结巴巴地开始聊起了什么，不过没有人注意他。阿贝尔感到自己轻微的心跳。尽管没人开口说出来，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会是一个转折点。每个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没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能早些发现它：这个秘密的小岛将会多么神奇地减轻这么多年来都无处藏躲和重创了心灵的烦恼！他们排成纵列，踏着颤颤巍巍的楼梯，安静地上了楼。房间里积攒了几年都无人触碰的脏污和阴暗。窗户是朝向杉树林的。床是裸露的，没有被褥和床上用品，排列在布满蜘蛛网的墙边。到处都有老鼠啃咬的痕迹。桌子上布满了老鼠屎。

“棒极了，”独臂小子说，“这里已经完全不能住了。”

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柜上捏起一把覆着尘土的女士发梳。这脏污的物件讲述了一次久远的冒险的记忆。看到它，他们都眼睛放光。那个“这里已经不能居住”的评判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房间租了下来。

两个房间的租金是由贝拉出面谈妥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以最繁琐的程序搬了过来。房东曾以为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是要为他们秘密的幽会寻找一个屋檐。但是一周后他就发现，他猜错了。货物每天都被运过来，每天都靠自行车来运输。每天都来一位不同的年轻人，他的背包里挤满了奇特的，且难以解释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学生们会有他们自己的物品，房东也许会开始担忧。但是，这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同学们，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到来的人消失在房间里，用钥匙把自己锁在里面，然后是长时间的窸窸窣窣。房东会在房客们离开后小心翼翼地进去瞧瞧，但是那些特别的衣服，那巨大的地球仪和很多无辜的书籍，实在没有什么让他好怀疑的。

小团体从“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里做出了让步。他们拥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最大限度地与世隔绝的藏身之地。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房间是可以用钥匙给锁上的：这个认知慢慢地把还算清醒的人也给迷醉了。下午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气味糟糕的小屋子里，在烧得通红的炉子旁，在很浓的烟雾中激烈地争辩，创造并完善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游戏。这是真正的游戏时间。这是第二个童年，更加罪恶，更不受管束，更刺激，也更甜蜜。

冬天的下午，他们一起吃完了午饭，早早便会赶到这里。自行车归值日生轮流使用，以便最先抵达给火炉生上火。这里已经配上了喝茶、喝朗姆酒、喝水果白酒和吸烟的用具。朗姆的味道浸透了这个空气本不大流通的小房间，阿贝尔认为，凡是进来屋子的人都会以为自己钻进了船屋。阿贝尔固执地坚持，所有的船屋都有朗姆的味道。马鞍摊在床上，旁边放着猎枪，进来的人会以为，只在这里偶尔居住的房客是刚刚逃过了追杀躲回到这里，他想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肢体得到彻底的休息，他的马还在外面的雪地上溜达呢。这个小屋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独立于世的地方，父亲们，老师们，长官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地方。终于，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开始一种生活，一种与他们知道的任何生活都不相似的生活。这种生活跟父亲们的生活迥然相异，当然他们也并不希望自己过父亲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生活中的所有困惑、暧昧、不知如何应对的话题，他们都可以在这里谈。那个捆绑了他们童年的严厉监管，再也不能将触角伸进这里。

他们已经很久没再做过孩子了，而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发现自己敢于做那些他们在城里时会在彼此面前感到害羞的事情：像小孩子那样毫无顾忌地戏耍，做他们自己体内那个真正的孩子，其实他们还从来没能真正地做过孩子。他们从这里，只有从这里，可以敏锐地看清楚成年人的世界，交换着彼此的经验。独臂小子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娱乐。他那神经质的笑容在这里得到了纾解。而富尔察的这间小屋，是唯一一个能够偶尔看到埃尔诺笑容的地方。

注

《圣经》故事中，迦南被称作“应许之地”，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物资富足，应有尽有，也被看作天国的象征。

注

一款礼服，名字取自匈牙利皇帝费伦茨· 约瑟夫，用以表达对该皇帝的爱戴。

注

为出嫁姑娘准备的，通常由床上用品、内衣等构成。

注

安娜舞会是匈牙利的一个传统舞会，人们为了纪念夏天将要结束而举办。

注

以一个盛产此种奶酪的城市的地名而命名的奶酪。

序曲

他们是在这里开始彼此探知的。这种隐秘、确凿的合谋关系，让他们远离城市，并把他们绑缚在一起，也给他们提供了以另外一种方式彼此探知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讲述“发生了什么”。很显然，这里的“发生了什么”，只涉及他们还生活在父母的威权之下的那段时光。他们慢慢地明白了：他们能够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他们组织了“恐惧的下午时光”活动。每个人都要讲出来，是什么令他在“那段时光”里最感到恐惧？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件恐惧的事，只是至今为止，他们谁都不曾谈起过。这些“恐惧”从遥远的过去，在说不出具体何时的久远时光中孵化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天几乎全黑下来的时候，大家蹲着围拢在快要熄灭的火炉旁，独臂小子讲道，他曾在那个时候最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在如织的炮火中，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再没有那样地恐惧过——那是在他七岁那年，透过从门廊通往院子的玻璃门，他看到父亲在向母亲施暴，他们互相撕扯，后来母亲用双手推开了丈夫，朝房间里逃去。那一刻他是如此害怕，好像死亡正赤裸裸地威胁着他。在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变得结巴，并开始神经质地打嗝。坐在窗户旁边的贝拉望着发光的湖面，说出了他不寻常的感受。

“恐惧挺好的。”他说。

然而，要讲明白恐惧的这种“挺好的”含义，却是难之又难，并让他痛苦不堪。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周时间，他自己也在探索着，嗅触着自己惧怕的因由，其他人则在这段时间已经在了解彼此上走得更远了。当他发现在自己的记忆里，除了羞涩本身还有更多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阻碍，于是他更畏惧、更沉默了。阿贝尔和埃尔诺用一连串的盘问试图帮助他找出答案。

“我实在不好意思。”他难受地说。

他得到两天的宽限。这个讲起黄段子会兴奋得使用丰富无比的词汇的家伙，现在却羞涩腼腆地进行自我防御。他这样的有所保留，最终使小团体更感到惊奇，因为经过长久盘问，最终浮出水面的是，在他那羞臊的记忆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污秽的事情。倒不如说是可笑的事情；而他却是背负着极大的痛苦才讲述出来。

“我们住在一层，”他红着脸，痛苦地说，“你们转过身去。”

好像这些就是最难以启齿的部分，现在他却急促快速地接着说：这层走廊的尽头通向一个院子。贝拉是一个容易受惊的孩子，一直受到严格的管教，即使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也会有时被一个严厉的词语惊吓到，尿到裤子里。这样的时候他会把外裤晾干，而把湿漉漉的内裤捏成一个团，再把这罪证丢进隔壁家的院子里。他这样销毁掉了八条裤子。等待着自己的行为终有一天被发现，以及对将要被羞辱和惩罚的想象，在他心里引起高度的紧张，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这个幼儿才会犯的毛病的牺牲品。当人们终于发现时，父亲一个巴掌掴过来，而那种放松如同涌起的海浪灌满了他的整个身心，他至今再也没感受过能够与此相比拟的舒适和幸福。

“你们知道，”他支吾着，受伤地说，“恐惧挺好的。我猜到自己会受到惩罚，我等待着。慢慢地我学会了。我知道什么能换来一记耳光，什么能换来殴打和禁食。这都是可以预计出来的。真正恐惧的是等待，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刻，真的是很好。”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埃尔诺开口说：

“你们都认识我爸爸。他是渐渐才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阅读也是他在成人之后才学的。他读了两本书，《圣经》和《小镜子三部曲》。我不为他感到羞耻，你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他谈论富人的时候，他是对的。富有并不仅仅是某人有很多的钱。它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有，而对于你们来说，却与生俱来，从来不曾缺少的……”

“我是从那时开始害怕的，那天我爸爸站到了镜子前面。那应该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作坊的角落里，我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作坊里养了一只瘸腿的乌鸦，那是爸爸有一次带回来的；它翅膀的羽毛被剪掉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坐在小板凳上和乌鸦一起玩。爸爸也坐在作坊里，在做活。他那时还没蓄胡须，也没有瘸。他忽然站起来，朝抽屉柜走去，就好像我并没有在那儿，他把镜子取了下来，拿到窗户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我盯着他，发不出声：我把乌鸦搂进怀里。爸爸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往上翻，然后龇出自己的牙。他开始转动眼珠和扭动他的嘴，做着我从未见过的挤眉弄眼的怪相。他这样做了很久，深深地沉浸在里面。我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一开始也许我应该笑吧，但是我很快明白过来，根本没什么可笑的。爸爸奇怪地转动着眼珠，我慢慢地开始害怕了。他向后退了一步，好像要捧腹大笑似的，把他的嘴张到最大。之后他又皱紧了眉毛，然后生气地龇牙。这时，我哭了出来。他冲我过来，就好像现在才看到我在这里。我尖叫起来，因为我以为他要杀了我。他俯下身，他的脸是如此扭曲，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也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他用一只手夺走了乌鸦，扭断它的脖子，然后把它摔到我跟前的地上。然后，他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那只乌鸦就躺在我面前，已经死了。我跟它一起玩了有一年的时间。我捡起它，它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开始摇晃它，爱抚它。妈妈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从未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想，我这样觉得，这件事情与她无关。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回家。当他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盒子，他把乌鸦装进盒子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院子里。”

“我们在这里埋葬了乌鸦。爸爸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挖好了一个坑，这期间他愉快地与我交谈，以至于我完全不明白昨天他是在生谁的气，又为什么要掐死这只瘸腿的乌鸦。但是从那之后，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一个有镜子的房间时，我会开始害怕，我害怕我也会站到镜子前然后开始让自己的脸变得扭曲。”

迪波尔身体的纤长轮廓，被白色的燕尾服优雅地勾勒出来。他们有时会穿上那些衣服。贝拉穿着他红色的燕尾服懒散地窝在椅子上，戴着平顶的礼帽和手套。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他们开始游戏的理由。小孩子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地玩一个摇铃，就像他们玩味着一个主意、一件物品、一个时刻所提供给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发现他们四个人都有着表演的天赋。

独臂小子忘我地导演着。他用简明的词语布置任务，然后立刻设计场景。他们扮演法官、士兵，表演家庭关系、征兵检查、教师会议、沉船上的驾驶舱。他们执迷在孩子们与生俱来却又被遗失了的表演天赋里，在这唯一的补偿中，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表演，在那遗失的世界中还可能有一点点是他们的。这个世界深藏在各种为人所知的表象的背后。阿贝尔相信，他有的时候仍然能记起一些那个世界的词语和场景。

当他们彼此面对面地站着，穿着“戏服”，远离了城市，在这用钥匙锁起来的房间里，浸在炉子与烟草的酸腐的烟雾里，在两支蜡烛忽忽闪闪的光线里，在四处堆放的偷来的东西中间，这个被捆绑在一起的小团体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只是感觉到一股胁迫的力量：有时，在游戏的两句话之间，他们会陷入沉默，然后长久地、呆呆地看着彼此，好像最终得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这样玩，为什么活着？而在这样的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苦涩的无聊。阿贝尔会提议一起玩“突击”的游戏。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从房间里退出去，然后他们三个穿上戏服，把他们自己交付给隐秘的轻松与舒适感。埃尔诺重重地敲响了门。任务是这样的：用他们词汇库里的所有词汇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代表外面的世界来进行审问。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称谓或身份。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秘密警察，也可以是军人、宪兵，或者最简单的，是闯到这里来的父亲们，他们审问这些“下人”——阿贝尔坚持使用这一个称谓——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格仑家的男孩们一直很神秘。无法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

埃尔诺来提问。独臂小子立正地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学校总管站在校长的身后，士兵站在中尉的身后，或是一个没有那么厉害的成年人——比如幸灾乐祸的叔叔——站在爸爸的身后。埃尔诺戴着帽子，挎着贝拉的竹手杖，戴着贝拉的鹿皮手套，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捏着它，然后举到眼前擦拭。“需要声明的是，”他说，“人赃俱获的事实证据显示，学生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没有得到家长、老师、长官、行政和军政界的领导们的许可下，甚至违规犯法地蓄意反叛，离开城市，将自己锁在一个名声并不好的温泉疗养区的旅馆房间里，吸烟，喝酒，长达几个小时地单独待在这里。不管谁来到这里，都会意识到这里的情景非常特别。”

“普洛高乌艾尔，请你站起来！且不说你在学业上的进步是多么令人遗憾地微乎其微，当然，必须承认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在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无可非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违背校规的严重事实。这是什么？朗姆酒。这一瓶呢？白酒。这一盒呢？东海鲱鱼罐头。我看到了什么，鲁扎克
注

？请起立。是我猜错了么，如果我假设这个咖啡豆来自你父亲的食品店？”

贝拉站起身，玩弄着他的手套。

“是错了。从食品店我只偷了钱。咖啡是我用偷的钱从别处买来的。”

从一个质询到下一个质询。埃尔诺的讯问很细致，在形式上也完美无缺。没有人推脱。他们都自愿承认了物品的来源。劳约什望向埃尔诺，眼里带着怒意。埃尔诺用慢节拍的盘问步步紧逼，把最锐利的问题丢向阿贝尔和贝拉。

“请住口，普洛高乌艾尔。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说。这算什么，这个小丑服装？你们就是这么在准备考试么？爸爸们都在前线浴血战斗，你们就是这样在为人生做准备么？”

“我很抱歉，”阿贝尔说得很坚定，“我们并没有在为人生做准备。”

埃尔诺点了两支蜡烛放在桌上，然后坐了下来，礼貌地向独臂小子指了指座位。

“这是什么废话？”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人生，那是在为什么做准备？”

“我们根本不曾准备，长官。”阿贝尔平静地说，“这正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们所努力的是我们不要有所准备。生活正在为什么而做准备，那是生活的事情。我们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贝拉附和道。

“闭嘴，鲁扎克。住口吧，用偷来的钱去买咖啡豆的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阿贝尔用在学校里回答问题的声音答道，“是维护我们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请注意。成年人的所作所为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也不需为此负责。”

“说得有些道理。”独臂小子说。

“你离开了这里，结果被截掉了一只胳膊，”阿贝尔回敬道，“你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那个世界是你认同了的。很多人因为你而死去。很多人也因为埃尔诺的父亲而死去。拙见是，所有人都要为自己所认同的事而负责。”

“你们很快也要被征兵了。”埃尔诺冷冷地说，“到那时你们还这样讲吗？”

“到时候我们当然就不这样说了，我们也都将对此负责。但至少到那时为止，我还不需要知道他们的世界的规则。也不需要上音乐课，不需要上这堂我刚用一张假的假条逃开了的课。我也不需要知道剧院的墙根是不可以公开撒尿的。也不需要知道世界大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我明白了。”埃尔诺说，“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沉默无语。贝拉望着他的指甲。迪波尔卷着烟卷。

“我们在这里，身处在他们的事情里。”阿贝尔说，“你还不明白吗？我痛恨他们教我变成的这样子。我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我不敬重他们所敬重的。我总是孤单一人和姨母在一起。现在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不想吃他们的食物。所以我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我才能破坏掉他们的那个规矩。”

“他们？他们是谁？”埃尔诺问道。

他们这时同时叫喊道：

“比如锁匠。”

“或者律师。”

“老师，面点师，随便是谁。”

“所有人，所有的人。”

他们语无伦次地叫嚷。贝拉扯着嗓子吼着。阿贝尔站到了床上：

“我告诉你们，”他喊道，“我们必须逃走。骑自行车或者骑马。现在就动身，穿过这片森林。”

“骑自行车没办法穿越森林。”迪波尔回答得很专业。

但是他们也感到已经离问题的实质不远了。也许，他们现在就触碰到某个秘密的所在。阿贝尔狂热地吼道：

“我爸爸是个大混蛋，”阿贝尔大声宣称，然后他抬起胳膊指向埃尔诺，“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姨母总把我撵到楼下的庭院里，让我在那儿玩，因为房间里潮湿。那好，那我就在外面玩。你爸爸说，富人们是敌人。这不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并不在于是富人还是穷人。”

他拢起双手架在嘴前：

“他们，所有的人！”他惨白地细声说。

“我们也会成为成年人的。”埃尔诺严肃地说。

“也许吧。但至少在那之前我要进行防卫。我要说的就这些！”

他们卧在床上。阿贝尔脸庞滚烫。迪波尔坐到他身边。

“你认为，”迪波尔睁大双眼平静地问，“我们能够防卫得住吗？”

春季很多游客也来到富尔察。他们的会面也更加谨慎。每个星期，他们都有一两个下午逃来这里，只有到了周日，他们才会在这里待一整天。庭院里偶尔有情侣们在幽会。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为此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另一个世界与这里毫不相干，他们凌驾于体系、规则和监管之上。目前，“另一个世界”的含义只不过是不能在马路上公开抽烟，还有，比如世界大战。无论是没有面包票就买不了面包，还是拉丁语老师不公正的判卷评分，无论是某位家庭成员死在了战场，还是没有老师的同意就不能去剧院观看演出，所有这些他们因这个世界而受到的伤害，都无差别地激发起他们的反叛。他们感到，这些与他们作对、扼制着他们的体系，无论是在大事小情上，都同样严酷地与他们对峙着，很难区分出哪个更严重。在街上恭敬地向成年人问候，这件事现在变得如此无法忍受，就如同很可能会到来的，几个月后要向部队教官行敬礼。

他们在这个春天失去了尺度。无法说得明白，是在何地，又在何时，游戏变得严重起来。劳约什独自游离开，他们则忌妒地观望着。从某种角度来说，劳约什被视为成年人。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他将自己从成年人的群体中放逐，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他随时都可以回到敌人那边去。他再次穿上军官的制服，整天和演员混在一起。他好像厌倦了在富尔察的厮混。他又开始去咖啡馆。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将他开除。但是独臂小子更快一步地，在早春时节，将这个小团体介绍给了演员。

这个介绍仪式是在迪波尔的房间里进行的。演员一下子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第一次礼貌地来访时，就从窗户爬进了房间。

迪波尔是小团体的核心。迪波尔是那个因为以他为中心一切才得以成行，为了他大家才聚在一处的人。他们都会把贡品带给他。当小团体放弃掉“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后，围绕着迪波尔的一种物质上的竞争也渐渐形成。阿贝尔为他写了一首诗，却不敢拿给他看。贝拉用礼物来讨好他。埃尔诺会帮他背书，为他擦鞋，成天围着他做一些类似仆人和搬运工的工作。尽管迪波尔身处这场争相讨好、浓情热意、互不相让的竞争风暴的核心，但他仍旧维持着他那与众不同、彬彬有礼、温和善良的风度。

暂且抛开那个与年龄段有关的粉刺问题，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小儿子在小团体成员们的眼里是一个神秘的生灵，完美无瑕的化身，他们对他全都抱有这样的感觉。由于漂亮、温和，年龄较小的普洛高乌艾尔男孩在城里也颇有名气。迪波尔跑步，游泳，骑马，打网球，尤其喜爱跳跃，尽管他有着所有这些男孩子的出色表现，他还具有柔软、精致的外表。他的皮肤极白，额头上覆盖的刘海微微有些卷，金色的头发、蓝灰色的眼睛更加强调了这一特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毅、厚实的嘴唇以及肌肉健壮、手指短粗的双手。但是鼻子和额头的线条却柔和又柔美地呈现在这张娃娃脸上，脸的上部和下部之间的不成比例，撩惹起人们内心的躁动。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半大小子特有的那种笨拙。好像孩童时期某个幸运的瞬间，这个男孩的面孔从此停止了发育，雕塑家从模子上移开双手，然后满意地说：就这样吧。迪波尔即使长到三十岁，看上去仍会像一个孩子。

他所有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比如他向某人发问，或是微笑着做出回答，都具有他独一无二的特征，轻柔温雅，像是带着羞涩的礼貌。他并不像贝拉和埃尔诺，不像大多数与他同龄的伙伴们：他勉强才能吐出一两句粗鲁的言语，像是先得进行一番自我抗争。那些粗话若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则像是他出于礼貌才说的，是出于对其他人的贯注，像是在别人爆粗口时，他不愿因为自己的沉默伤害到大家。

他少言寡语。好奇心会显现在他的整个人身上，显现在他时时刻刻的目光中。如果阿贝尔或埃尔诺说了些什么，他会缓慢地转过脸，然后瞪圆了眼睛，全神贯注。他会吃惊地问很简单的问题，又总是用微笑表示对答案的感谢。无法断定的是他内在的这种关注，是出于他无可挑剔的礼貌，还是出于无知的好奇。他害怕书，假如阿贝尔偶尔发自内心地想与他分享对一本书的感悟，他会带着特别的反感触碰这本书，好像是触碰某种复杂的、有点不洁的、碰上去感觉很不舒服的东西，真的只是因为要讨好他的朋友，他才去碰。

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偏不倚地在他们中间，没有选择党羽。他就像一位仁慈、高贵的君主隐忍地穿行在他们之间，好似他并不十分确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出身和命运迫使他永远彬彬有礼地跟这些缺少耐性的爱臣们相处在一起。他也并不十分确定地预感到，小团体是一个终结的宿命，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如同所有的命运一样，它极其简单，也极其痛苦。这些男孩子每天只有在睡觉的那几个小时里才会互相分离，有一种力量把他与他们卷在了一起，比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更复杂，然而，他并不明白这种力量的含义与目的，事实上，他们并非是与他投缘的那种类型。这样一种反叛的类型——令人难以理解、出于某种无形的暴力的迫使而被他们选择的反叛的类型——其实并不是他的喜好。周遭的环境，无序的秩序，不可知尤其是不可忍的、爆裂的外部世界的秩序，在他的内心也撩拨起了他的反叛，却是这个反叛的另外一种形式，触手可及的、简单的、更能付诸行动的形式，这才更合乎他的心意。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在他心里也扎下了根，他同样无法抗拒这股否定一切的、特殊的、反抗的魔力，那些魔力的游戏也在他心里扎了根，而这魔力的源泉也许来自阿贝尔，也许来自埃尔诺。他觉得，可能简单一点的解决方法更是他所爱。比如，迪波尔永远不会反对那样的计划，譬如在教堂前架起重型武器，然后发起自卫战争；还有，如果有人建议在一个起风的夜晚点燃这座城市，那么会让他感觉头疼的，倒不如说是这计划实施和操作起来的难度。

这些迫不及待地突然将他包围在中间的男孩子们，这样的一支护卫队，并不真的对他的胃口。但他没敢向任何人承认。他必须要接受这个小团体，跟它生死与共，因为小团体也接受了他。父亲的气场，一种经过过滤后遗留下的、几乎难以辨识的军人自知之明的残片在他的体内发生着作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个“我”便是他。

偶尔，他会抱着惭愧的渴望去关注其他的小团体和团体；他痴望着其他同学的冒险，看他们跟这个世界秩序的压迫进行抗争，他们只是简单地表达他们的反抗和不满，通过野蛮的玩笑，通过体能训练的游戏，特别是通过对身体本身的强调与展示。迪波尔并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身体的勇敢更美好的事物。而小团体对于这一种形式的勇敢——如同对待所有具有现实性目的的任务那样——厌恶地把它排斥掉了。

他并不明白，在他们之间他到底要什么？他不能逃开，也不想逃开，但他仍然觉得在这些男孩子中间自己只是一位客人，因为他们对他的敬慕，大家才走到了一起。他们所做的一切，带给他的是糟糕的和酸涩的快乐。将来会是怎么样？每当他想到这个，他的嘴就瘪起来。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这么甩手离开。他感到，在小团体的这些游戏背后，有一个世界隐约可见，这个世界他也还记得，那是一个年轻、真实、无法形容、令人振奋的世界。小团体想用这个世界的碎片建造起什么，在这个天空下建一个小的玻璃罩，他们可以藏在玻璃罩下，然后透过这玻璃，苦涩而不屑地眺望另一个世界。

他是唯一一个不用关心这个玻璃罩碎了该怎么办，他们要去入伍了该怎么办的人。战争，与毕业前的焦躁，与丢人的、四下躲避的、地下的奴仆生活，与在这个世界里必须要过的生活相比，难道真的更糟糕吗？战争八成也是奴役和伤害的一种形式，是成年人发明出来的东西，是他们用来折磨彼此和比他们更羸弱的人的东西。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跟这个小团体待在一起，因为他感到在唯一的、无法明白的威权面前，在成年人的威权面前，这个团体把他保护了起来。另外，也因为他感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他们集结在了一起，尽管他并不了解这种千丝万缕的捆绑力量究竟是什么。并不存在任何人的指令，他们一方面处于跟所有威权对立的反叛状态，一方面却轻柔地来到他的身边，将他们的命运交到他手中。也许那种感受是同情，他怀着同情在他们中间穿行，也可能是出于宽容和善意。他们只索取一点点，如果他连这一点点——比如一个微笑，一个手势，或仅仅是待在他们中间——都不能给他们的话，他们会非常难过。

在富尔察的这间房子里，在这几个月中，所有的这些只是偶尔、轻微、无从察觉地吸引着阿贝尔。他们厌恶的东西、他们共同的班级、他们零散而雷同的记忆、他们相似的生活方式，无形中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跟小团体里的另外那一半成员相比，他们两个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在他们俩之间，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东西只属于他们俩——也许由于他们在孩童时期一旦没能用好刀叉就会挨打，也许由于他们向人打招呼或回复别人问候的方式。阿贝尔因为发育不良长得矮小，脸上有雀斑，头发是淡淡的红色——在他的身体上，特别是在手上，他有另外两个同伴所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埃尔诺曾说过的，富足并不是钱，而是别的什么。

这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与他们俩相比，也许另外两个伙伴离现实的世界更近。但是，他们俩却拥有他们特有的东西，一种无价的优势，这是另外两个伙伴这辈子也不会得到的——在小团体的同谋里，还存在有他俩自己的同谋。

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在他的人生旅程中被派到一个又一个悲哀的城市，因此，在迪波尔童年的记忆中，也携带了许多关于兵营和外地城市的空洞的记忆。独臂小子劳约什，更多地得到他父亲的遗传：服从原则，贪婪和暴力。迪波尔有时会吃惊地说，在兵营大院里，在父亲军人式的恐怖管教下，独臂小子也跟他一样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童年，因此同样的渴望把他也吸引到了小团体的中间：是反叛的迫使，也是那个已经遗失了的、再难找回的另一个世界的诱因。迪波尔惊奇地看到，劳约什从成年人的世界里回来，带着麻痹和一条胳膊。几个月前，他从他们共同的卧房里，从学校的课桌后走出去，到了那里，现在他自愿回到他们中间，回到这个与他相关、处于奴仆阶层的受苦人中间。劳约什走近了这个小团体，在他的处事风格中有着谦卑的神经质；谦卑和莫名的、无法控制的火冒三丈总是彼此交替。

他也要求参与进他们的烦恼中，他也悄悄地抽烟，也愿意深夜里和他们一起在小巷里溜达；当他们心里像在打鼓一样去往郊区偏远的小酒馆，他偷偷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自由的。这些都是家长们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在长辈们的复杂体系中，家长的熟人会扮演起敌人和危险的角色，就像老师或巡逻的军人：他谦卑地让自己背负起他们的命运，而他其实早已从中解脱了。

自打从前线回来，独臂小子的心里就有某种渴望和不满足在悄悄地发酵。对此他从来没有详细谈过。埃尔诺向小团体报告，独臂小子经常去找鞋匠。他们在一起能一口气嘀咕好几个小时。当他们问起劳约什，他会结巴着回避这个问题，然后走开。小团体充满不信任地注意到了这个退步的迹象，即劳约什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找那些成年人。劳约什不安稳地游荡在两个世界之间，小团体和成年人之间。好像他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样丢失了的、他却不知丢在哪里的东西。

贝拉说，他是在找他那条胳膊。

但是，这个愚蠢的解释得到的是大家的哄笑，于是，贝拉羞臊地闭上了嘴。那条胳膊已经不可能寻找了，难道他能知道它在哪里？最初肯定是放进了木桶，然后被丢进撒了石灰的大坑里。埃尔诺自信地说，人们不会如此热衷地寻找无关紧要的东西。阿贝尔一再强调劳约什是在找他的位置。因为他不能相信，他曾经如此渴望的一切：自由、成年人的特权，最后竟比不上他们小团体的。他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他很久以前错过了的、没有找到，也没能在成年人那里找回的东西。

他们对成年人并没采用什么特别的称谓，“他们”——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了那是谁……

他们对他们进行侦查，然后彼此交换信息，聊一些期待的进展和结果。假如那个永远戴着礼帽出门的大主教的秘书查多尔先生在路上跌倒在水坑里，那么对他们来说，就会像听说基津达伊法官因为牙痛已经失眠好几天了一样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并不挑选对象，也不轻易地原谅谁。他们达成了一致，在战争中，可以用任何武器来打击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中，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独立于成年人的战争之外的战争；他们对此毫不怀疑。

劳约什是个间谍。他出没于敌人的阵营，然后忠诚地回来汇报。很少能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更猛烈的打击：敌人全副武装，残忍，并且不可信。他们的巨爪伸向他们，不久之后，那只爪子最终会将他们捉获。

演员来自另一个阵营；没错，他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他是成年人，有肚子，下巴刮得干净得发蓝，佩戴怀表，衣服很特别，还戴假发。经过长久的讨论之后，劳约什把他介绍了过来，而他们也以对待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会见了他。

很快，就在会面的第一个小时，他就提出使用“你”的称谓。他们警惕地站着。演员坐着，溜达着，夸夸其谈。他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抽着他们的烟，聊了很多城市，讲了很多段子。他讲剧院的生活，女演员们的八卦，并且透露了姓名和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被重视，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敌人隐秘的底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演员都十分可疑。他总是说些这样的词汇：大海，巴塞罗那，甲板，柏林，地下铁，三百法郎。演员说道： “后来船长走了下来，于是黑人们都跳进了水里。”这一切都显得非常可疑。演员说： “那时候我已经三天没合眼了，我的行李落在了热蒙
注

，我困倦难耐。后来，火车停下，我往车上瞟了一眼，看到站牌上写着：科恩。于是我想，科恩，回头让我们想想办法看。”这样的话可以听上几个小时。但是可疑却加重了，因为现实中所有的一切是另一副样子，至少在演员的现实中。他们所有的经验都与他相对抗，即在“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信任。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了教训，敌军阵营的人只有在有所图的情况下，在惩罚或索取的时候，才会跟他们发生对话。总之，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有目的地与他们接触。很难相信演员会更愿意待在他们中间。他完全可以坐在咖啡馆敞开的窗户后，或嘴里叼着长烟斗，戴着礼帽在大路上漫步，他也可以在合唱团的姑娘们和女歌手们的爱情中逢场作戏；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带任何的意图，只是数小时地与他们争论。

他们在演员面前闭口不谈富尔察。他心甘情愿地爬窗户进出，因为他们无法公开会面。他们在街上也无法公开跟演员走在一起。如果他们跟演员一起散步，会招致老师们、亲戚们的训斥。演员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就合他们的窘境，和他们一起躲躲藏藏。

他对待他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友好。他会严肃地、皱着眉头地讲出来很可笑的事情。人们听演员说话，他们会相信：在这世界的每个地方，生活都会凶险地开始，然后再无条件地变得柳暗花明，生活是各种不可思议事件的轮番上演。演员说： “小黑人们。”还有一次他说： “那座比萨小塔塔其实并没有那么斜。”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加以昵称，从他那好像永远含着个球的口中，什么都变成了“小不点儿”。而对这个，他们必须要加以适应。

他们还需要适应的是，他如此投入地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猜不出其中的原委，也不能发现他的弱点在哪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坐在房间的正中央，坐在一把椅子上，剃须后的皮肤闪亮，他穿着棋盘格图案的衣服，头上的假发好像是用胶水粘上的，紫色的丝绸手帕垂在胸前的口袋里，他穿着漆皮高帮皮鞋的脚跷在膝盖上，闪光的、略微近视的眼睛好像是在他们身上快速爬行的小虫子，他声音纤细，像清着嗓子一样谈论着世界上的事情。可以看得出，只有遥远的事情才会让他感兴趣。

阿贝尔有一天说：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他说了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之后他会忧伤地呆呆望着前方。”

在这样的时候，他平滑的、白得泛蓝的脸上的所有线条都会松弛下来，鼻子伤感地拉长，肥厚的嘴唇耷拉着，眼睛也掩藏在半垂着的眼皮之后。他那灵活、白皙、布满胖鼓鼓的肉垫儿的手颓丧地垂在身前。他就这样独自坐着，永远坐在房间的正中央；这一点他极其在意。如果是桌子摆在了房屋的中间，他会把桌子推到一边，然后把椅子拉过来，不偏不倚地落座在中心点上。

还需要适应的是他身上的香气，还有他永远在吃留兰香型的水果糖。偶尔，在他难过的日子里，他使用香料会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通常会用肉桂味道的香料；但是如果他很难过，就会使劲往自己身上倒香料，麝香和欧丁香，素心兰和玫瑰油，处在自己的香雾中他会感到万分的喜悦，他会给领带喷上一种单独的香味，然后时不时地拿到鼻子下面嗅一嗅。

他又大又沉又忧伤的躯体却有着特别的柔韧。如果他站起来，他会顺势旋转一个圈。鞠躬时他踮着脚尖站立，一只手抬至唇边，然后甩一道大大的弧线，扬起一个飞吻。然后他立刻解释： “小丑们会这样来致敬……”——然后他像一个不能这样做的人一样目露忧伤。

他会解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他会说上几个小时，为什么这样做，什么是他所不喜欢的。“我憎恨，”他说，然后又说，“我热爱。”没有中间路线。但是，如果他自己一再重复这两种表述，他之后会稍作沉默，然后问道：

“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啊！多么歇斯底里，不是吗？我憎恨！我热爱！只有女人和喜剧演员们才会这样说话。”

他对于女人和喜剧演员有着最糟糕的看法。

如果提起女人和喜剧演员，他绝对会使用那个完全一样的称谓。如果谈论起他的同事们，他的脸会因为愤怒的痛苦而变得扭曲。他会抱怨连天，讲起那些偷走了他许多个上午的试演。后来他有一次站起身来宣布： “我要什么？到最后我不过是一个小丑。”

但是他给出了提示，就是只是到最后才是小丑。

在他们相识后的第二个星期，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家里。

演员住在一个宽阔街道上一所出租房二层的出租屋里。他房间的窗户朝向那个宽敞、肮脏的院子。房里的所有家具紧靠着墙摆放着，把屋子的空间四四方方地包围起来。房子的中间铺了宽大的地毯，在两扇窗户之间，迎接来宾的是一面很大的长形镜子。

把房间租给他住的是一位寡妇，年轻的战争寡妇，她和她的孩子艰难地度日。如果母亲去市场了，演员会教那孩子芭蕾舞步，那是一个驼背的小女孩。

“有一些人，”他说，“他们的工作是把那些体毛一直长到肚皮上的人或是有两个头的人买回来。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哪里有毛一直长到肚子上的姑娘，但是她的妈妈并不愿意卖掉她，他知道在哪儿有长着三只手的男孩。他一直关注着他们。有的时候，他会跑过去看他们的成长状况，给他们的父母写信。然后他把他们卖给怪人马戏团。他发了大财。”

小团体带着无可否认的兴奋跑去找他。如果说他们进屋时看到床下躺了很多海狮，他们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他穿了一袭黑衣等着他们，扣眼里别着鲜花。他以最隆重的礼仪去门口迎接他们，用见识过世面的做派，动作自如地为他们指座，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洗手盆旁边，还有一个坐在飘窗上。他好像一位伯爵，正在举行自己的招待会。而他自己，依照惯例，拽一把椅子到房间的正中央，然后他从那里往各个方向送去微笑和亲切的问题。

需要承认的是，演员确实厉害。

他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东西，但是一直到他们逗留的最后一刻，他们都能感受到他为他们变出了盛大晚宴般的奇特氛围。他聊着那些距离遥远的事件，对于质疑，他一概用微笑回应，他表扬了迪波尔的仪态，还有阿贝尔专注的眼睛，埃尔诺的专业知识。至于埃尔诺在什么领域很专业，他并不明说。他还送了贝拉一条香喷喷的领带。

独臂小子满怀喜悦，得意扬扬地微笑着来来回回地在他们中间穿行。他把演员带进了他们的生活，而演员在这个下午旗开得胜，大获成功。小团体放下了戒备之心。在第一次做客即将结束时，一种似乎只有他们小团体待在一起的气氛几乎呈现了出来。

要等到天色变暗他们才可以在黑暗的掩护下离开。他们是一个个离去的，阿贝尔留到了最后。演员把客人们都送到门口，告别时深深地鞠躬。最后只剩下阿贝尔与他独处。他站在窗边，并没有理会男孩。阿贝尔只能看到他的侧脸。每一刻都有某一种表情从演员的脸上消逝。首先是微笑，然后是紧张的关心，单纯的近视的目光，嘴唇也垂了下来。他静默着，看着暗下来的街道，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窗。

阿贝尔没有动。演员的变化令他感到震惊。他等着他说些什么。好像是因为极其疲惫，好半天他才向他转过身，动作迟缓，软塌塌的。

“你还在这里，”他严肃又忧伤地说，“你在等什么呢，我的孩子？”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宽大的背部遮住了窗户。阿贝尔等了一小会儿，然后紧张地朝门口快速走去。他在楼梯间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着他。

夜里，演员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进入他的梦里。

他们需要知道，演员来到他们中间到底想干什么？敏锐的听力告诉他们，演员的声音是真诚的。他所有的外表特征都表明了他彻头彻尾地属于敌人的阵营，但他不曾犯下一个错误，也不曾发出一个不真实的声音。他没有放低自己，没有过分地松懈，也没有无所顾忌地谈论私人信息。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毫不费力地轻松走过了这条横跨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大道，只要他想，他随时可以走近他们。他们尖锐的听觉从不放过一个不真实的声音。过分的亲热、真诚和坦白，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可疑，像是演绎出来的讨好。当演员在他们中间不真诚的时候，他会调试半个或四分之一个音高，用这个方法对自己的声音进行加工，这个加工是如此精细，以至于若是时间长了，连他自己都再受不了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换气。他们知道成年人彼此之间并不真挚，也并不坦诚。演员的白天是在成年人中间度过的，在试演中，在咖啡馆里，跟这个城市中闲散的人们在一起。他的身边总是站着身材矮小、举止优雅的编辑，这个人向每个人都庄重、深沉地问候；还有一个是剧团的台词提示员，对于这个人他只是含混地解释为他“在国外认识的”，是他的秘书、取信员和处理复杂财务问题的委托员；他的另一个委托员是胖胖的郝瓦什，他是一个当铺的老板。

“郝瓦什很有钱，”当阿贝尔向他询问时，他神经质地动了动身子，这样说道，“他不仅有钱，还有很多宝贝。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应该和当铺老板永远保持良好的关系。我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和编辑以及当铺老板建立友谊。我一旦遇到一个人应付不了的事情，这两个人就能帮助我：永生和活着。一个人只有在还一直活着的情况下，才能够永生。”

很难去拒绝。跨越了如此遥远的距离，他来到他们中间，或者说在城市里的那些个下午，他们去到他那里。在演员面前，他们把富尔察的秘密一直隐瞒到最后一刻。讲述的时候，每个语调他们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但是，演员的确有些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本领。这是出于他的本性，或者本事，也可能是本能的反应？他跟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任何一个别的成年人所不会的。成年人总会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总像对待其他成年人那样跟他们说话。演员从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他不会去搭一座人工的桥，也不会为迁就他们而放低自己。

他说话的方式，好像是一个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穿上了睡袍，感到特别舒适，他也讲他们的语汇，说只有他们才用的暗语，似乎他并不用刻意去学。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某处，坐到他们中间，神经质地将眼珠转来转去，然后说：

“你们是多么年轻啊。真的很特别，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在我将近十八岁时，我要比你们老许多。我是后来才慢慢变得年轻些的。”

他不再那么高大，当他坐下来，坐在地上，他显得很小，这样一来，小矮人们也不再惧怕与他一起玩耍：他是个变种的小矮人，有着巨大的身躯，戴着假发，用来供成年人娱乐，然后到了晚上，他才疲惫、失望地回到他的小矮人伙伴们身边。

他有时会把他们偷偷带到剧院二层的内部人员看台上。他们局促地坐在最里面，看奥玛德为他们演出。那些动作只有他们才明白，那些眼神和临场发挥的台词，都是在强调他们之间的同盟，而其中的关联也只有他们才能知晓。演员在表演，同样是被迫地在表演，如同他们的表演，那是把现实扭曲着藏到一个外壳里或藏在一副表情痛苦的面具后面的表演。对他来说，这表演是一种胁迫，就如同规则强加于他们。也许，演员只有在表演中才展示出了他生命的真实动作，就像他们感到现实背后的人生才比所有的现实都更加真实。

注

贝拉姓鲁扎克。

注

法国城市。

逃亡

在这段时间，阿贝尔向着迪波尔逃亡。而君王以他温和的、不经意和善意的忍耐接受了他的靠近。阿贝尔总是去叨扰他，而他也无法逃开他的叨扰。

早上他会在迪波尔的家门前等待，吹出熟悉的口哨，然后他们一起沿着河岸走向学校。迪波尔每个星期会在阿贝尔家吃一次午饭。姨母很赞成这份友谊，这个温顺、内向的男孩很符合她内心里其实是对阿贝尔的设想和期许。

在朋友们中间，迪波尔是唯一一个不会让姨母忌妒的人。如果是小团体来串门，只会得到姨母冷淡的接待，她带着神经质的好奇招待他们，时不时地将目光瞟向他们，然后试着把他们那些无法弄明白的话语译成她自己的语言。她无能为力地追随阿贝尔，而男孩好像是被什么给掠走了。夜晚，她不再敢走进他的房间亲吻这个沉睡的男孩，但是就在一年之前，她还可以那样去做。她踮着脚尖，悄悄走到他的房门口，听着男孩睡梦中的呼吸，眼泪盈满了她的眼眶。她生命的内容被偷光了，她却不知道小偷是谁，也不知道这灾难是何时发生的；她悄悄踱回自己的房间，无法入眠，怦怦的心跳和找不到答案的心事，沉重地填满了她的夜晚。

阿贝尔很愿意跟姨母友好相待，在各种示好的背后，他藏起了自己的冷漠和叛逆。姨母能感觉到，这示好只是阿贝尔出于不得已和慈悲才这样做的。

“这个埃尔诺我也不喜欢，”她突然说，“他好像是在谋划着什么，以后你会发现的，我的孩子。他的父亲也是个疯子，好像他在什么时候将鞋钉凿进了自己的脑袋。还有，我不喜欢劳约什的笑容。不过他是值得被原谅的，因为他受过很多苦，但是，偶尔他毫无缘由地冲着我龇牙笑时，我的背上会突然蹿上一股寒气。小心一点儿，我的心肝。想想你的爸爸。你爸爸什么都能够搞定，而且明白所有的事理。他肯定能搞明白这个泽高尔高，他能马上发现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能说出年轻的普洛高乌艾尔为什么会那样突然发笑。贝拉也不是我喜欢的孩子。他的脸那么皱巴，只有上帝知道他在夜里都做了什么。那张脸黄得像是羊皮纸，还有满脸的青春痘。我的宝贝儿，他们都是化了装的行尸走肉。你一定要听我的。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的小提琴去哪儿了？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如果他突然回到家，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把它拿在手里。”

阿贝尔没法告诉姨母，小提琴已经放在富尔察的仓库里有几个星期了，并且，一个音符都不认识的贝拉会拿着父亲的小提琴，完美地模仿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伟大的艺术家们，表演无声的音乐来取悦大家。如果他的琴弓碰到了琴弦，他就会被处以罚款。

“还有你的朋友迪波尔，”姨母继续说，“你知道我喜欢他什么吗？他的目光。你发现了没有？他有时会脸红。如果我跟他说话，他会抬起眼睛看向上方，随后面色绯红。如果一个大男孩儿红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他也很有礼貌。他爸爸对他管教得很严格。”她积极地、热切地希望能共同享有阿贝尔，只是她并不敢承认，她其实早已没有什么可以与他人共享的了。她已经失去了那个曾经全部属于她的阿贝尔。

这房子现在又大又空。这座城里没有了男人，也显得空荡了许多。生活对她来讲，再不具备完整的意义。阿贝尔跟她说话的时候会垂下眼帘。有许多次，她感觉到他并不情愿跟她说话，准确地说是出于怜悯。他在跟她说谎。他说谎的方式让人觉得，其实他的本意是不想用实话去伤害她。她也不敢对这些谎言刨根问底，无论男孩说了什么，她总是仓促地表示认同。

阿贝尔身上的童年气味慢慢从房间里蒸发了。他们两个人都嗅着熟悉的线索，寻找着原来的生活，还有眼里信任的目光和举止中的柔情。她还是投降了，就像幡然醒悟到一个生命中的重大错误；有时，平静的漠然会让她投降。男孩被什么人给掠走了。他的父亲也被什么人给带走了。

阿贝尔围着迪波尔转，这种感觉并不好。自从演员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在他俩的关系中也充斥了紧张和焦虑。有的时候，阿贝尔会突然被一种激动的恐惧所捕获，使得他在下午或夜晚从家里溜出去，沮丧地走到迪波尔的窗下，然后努力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家的。或者，在演出结束后的晚上，他会埋伏在演员的住所前，等上几个小时，直到演员回来，伴随着突突的心跳，他偷偷观察是谁回来了，然后再害羞、释怀地悄悄离开，回到自己家。

他努力地想把迪波尔从小团体里拉出来，好能单独与他相处。这是个痛苦的尝试，因为他知道迪波尔跟他相处时会感到无聊。阿贝尔以最大的热情做一切可能取悦迪波尔的事情。他向他透露家里的秘密，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送给他礼物，帮他办事情，和姨母一起下厨为他做他最爱吃的菜。他弹钢琴，努力想掌握跳高、拳击、器械体操的本领，以博取迪波尔的欢心。他找一些羞涩的理由，好能分给他一些钱，当迪波尔在小团体的促使下后来做了那件特别的事儿，就是把他家祖传的银器抵给了当铺：那趟危险的旅程也是由他陪他去的。也许他是为了能成为迪波尔犯错的现场目击者，借此能变得对他有一些威慑；也许他是为了成为堕落了的迪波尔的盟友，如果迪波尔为此受苦，他也能陪着一起承受。

与阿贝尔的相处却让迪波尔感觉厌倦，他狡黠、礼貌地厌倦着。阿贝尔担心极了，因为他发现迪波尔为了装作讨好他而变成了一个话多的人，还表现出对书的兴趣，请阿贝尔为他讲解书中的内容。一本库普林的《决斗》放在阿贝尔的桌上。“读不懂又无聊，不是么？”迪波尔问道。阿贝尔急迫地想要开口回答，但是他却低下了头，没有说出来。“是读不懂，又无聊。”他说，然后用犯了错似的眼神望着前方。

这算什么，为了讨迪波尔开心而向他兜售文学的要义？架子上有一部《卷烟纸》的合订本，迪波尔对这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阿贝尔和他一起翻阅着一页页的色情内容，心里很不舒服。迪波尔小心地为他讲解着那些笑点，阿贝尔紧张地发现，迪波尔为自己懂得这些知识颇为得意，而他却对这些讲解陷入困惑。他能给他什么呢？如果没有和他在一起，痛苦的烦扰和无知感会紧紧地抓住他。他时刻在为能与他见面做准备，在每次见面的机会里为他准备一些惊喜，好让自己显得有吸引力。迪波尔小心地用手挡着嘴打了个哈欠。

他感到很害怕，害怕自己的矮小，害怕自己配不上迪波尔。他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淡红色的头发，近视眼，满脸雀斑，不够高，驼背，这些会不会让迪波尔觉得不想接受他？因为迪波尔的目光中有温顺的骄傲和自信，脸庞上有坚毅又柔软的孩子般的表情。

“他是我的朋友。”他这样想，感激之情充满着他的内心。他把迪波尔哄回来，哄回家，哄回那另一个世界来。他动着脑筋观察房子里的一切，从内庭、花园，依次到工具库，找寻着它们的秘密，试图发掘这个曾经的王国里的所有宝贝，好讲给他那些故事和游戏，那些他在自己曾经的温室生活里所听到的。迪波尔只是礼貌地，略微无聊地听着。他们也聊姑娘们。阿贝尔觉得他们都在撒谎。他们攀比着，聊那些想象出来的、下流的冒险经历，这期间他们都不去看对方的眼睛。他们坦白有很多的情人，都是很特别的、不一般的情人，并且跟她们秘密地保持着关系，一直到现在。

他们坐在花园里，在一次这样的叙述中间，阿贝尔停了下来。

“我在说谎。”他说，然后站了起来。

迪波尔也起了身。

“为什么？”

“我对你说过的，关于女孩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撒谎。没有一个词是真的，没有一个。你也说了谎。承认吧，你说谎了，你告诉我，迪波尔，你对我也说了谎，对不对？”

阿贝尔抓住了迪波尔的手。

“是的。”迪波尔极不情愿地说。

迪波尔抽回了手。阿贝尔把自己对父亲的回忆也贩卖出来了，为了能与迪波尔分享。因为爸爸已经成为了回忆，一个令他困扰的模糊的人，一个飘摆在上帝与死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幻影。这是唯一一个看上去迪波尔很乐意谈，也能很轻松地与他聊天的领域。他们交换有关父亲的那些记忆，那些最初的惧怕，以及所有的小故事，透过他们至今为止的人生经历去回顾。那些小故事有着传奇般的虚幻。迪波尔讲到了他的震惊，当他有一次在爸爸的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一个鱼鳔
注

。他也用混 乱的、备受折磨的词语讲述了他的惧怕，当他的爸爸第一次没能兑现对他们的承诺，还对他们说了谎，那个时候他和劳约什逃到军营的马厩里躲了一天，躲在他们巨大的恐惧里，他们甚至想到了死。关于父亲，他们可以说上很多很多。这里是所有问题的源头，爸爸们不曾是真诚的，他们逃避直接的答案，他们也不说他们为什么而苦恼。在这片天空的边缘的宝座上，爸爸们坐在那里，已经变得模糊，天上下起了失望的灰色的雨。如果有一天他们会和爸爸们达成协议，也许那时才会有最后的和平。

“这我不相信，”迪波尔战栗着说，“他也有可能会宰了我。反正他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我认为他也有权力这样做。明天他回到家的话，找不到银器或是马具……他们从前线回来，这你怎么看？”

阿贝尔闭上了眼睛。如果爸爸回家，将会是个特别的节日，介于死亡与国王的生日庆典之间的重大日子。大概还会有钟声伴随他们的归来。然后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惦念着他日思夜想的小提琴，在找寻几把剪刀和镊子。阿贝尔走进房间，然后站住。

“您好。”他说，然后鞠躬。在这一刻，一切都已经变化了。爸爸也许会抬起手，然后冲他吼骂起来；但也有可能会靠近过来，然后他会紧张地设想他是要把他抱进怀里，接着他们互相亲吻。然后他们就这样都不知所措地望着彼此。

“也许，”阿贝尔怔怔地说，“他是要请求原谅。”

“或者宰掉我。”迪波尔固执地重复道。

十月初，终结的宿命降临了。贝拉的父亲在查账时发现了亏空。暂时只发现了一些小金额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怀疑到 贝拉。

这个发现引起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个十六岁的实习生被法庭判了两年的劳教。

劳教所的高楼正好矗立在去往富尔察的路边，每次他们去他们的小王国时都会从劳教所的围墙边走过。从关押着孩子们的戒备森严的楼房窗子里，有灯光照出来，夜晚，在他们返回城里的路上，那里的灯光会在他们的头顶照亮。在高高的围墙后面，矗立着那些巨大的红色砖房，大门有武装的警卫在把守。

查账结束，父亲轻松地宣布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和房子里的人们都是有诚信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雪崩已经被启动。已经被父亲注意到的这些违规行为，把实习生——替代了贝拉——害进了劳改所，数额其实微不足道。令所有人吃惊的是，那个实习的孩子承认了所有的罪行，没有丝毫的否认。除了入室行窃，贝拉还“真正”地偷盗。而这个“真正”的偷盗行为每一天都有可能被曝光。如果被发现了，他们所有人都会完蛋。

演员对这个转折也不高兴。他没有发火，而是接纳了这个消息，那就是贝拉偷了钱。他也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也从偷来的钱中受益了。他自己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用自己的钱把账还清，遗憾的是，他也没有办法。

在一次办事中贝拉偷了六百块。钱是他父亲委托他准备通过邮局汇给一个客户的。贝拉留下了那笔钱，他仅告诉父亲他已经把钱汇出了，只是到处都找不到汇款单。收款的客户是一个运米商，过不了几天他一定会来找这笔钱，那时候他们就完蛋了。

不寻常的是，对于这笔庞大的数字是如何花销的，贝拉并没有向小团体详细地汇报。他们也早已习惯了从贝拉那儿总会冒出小笔的钱款。百元的整钞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贝拉的衣兜里熔化了。在百般询问之下他们才知道演员，据他自己说是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有三次从贝拉那里得到过钱。裁缝的账单也是他们不敢置信的一笔大数额。贝拉在朋友们面前隐瞒了这账单的最后金额，当裁缝一再索要并且威胁要把账单寄给他的爸爸时，他才最后付清了尾款。

钱都流走了，贝拉平静地如是说，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先令”。贝拉万分平静地用最后一张纸币买了一把手枪，这把枪后来被大家硬夺了下来，并委托给埃尔诺保管。这些天来贝拉都神不守舍，脸颊消瘦得陷了下去，他已经准备好去寻死。

小团体因此没白天没黑夜地坐在一起紧急磋商。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些钱变出来，然后在无可挽回的麻烦发生之前，用电报寄给父亲的客户。阿贝尔对姨母施展了浑身解数，迷惑加引诱，但是能从姨母那儿变出的钱实在是太少了。

正是这几日，他们让演员知道了富尔察的秘密。演员带着有些困惑又有些无聊的微笑尾随他们过来，他没有否认自己从贝拉那儿拿了钱，他耸了耸肩说，他并不知道那钱的来源。“我以为你们很有钱。”他这样说，然后呆呆地望着前方。

他们并没有钱，但是那些“货品”，埃尔诺这样称呼富尔察的那些存货，也许可以帮到他们。就这样演员来到了富尔察，在大难临头的最后时刻。所有人都上到甲板，演员说，然后他演得好像一艘沉船的船长，在发布最后的指令。“有一次，在拿波里和马赛之间……”他说道。他需要发誓至死保守富尔察的秘密。

演员非常乐意地发了誓，只是他要求穿上他的礼服，并且桌上要点四支蜡烛。他谨慎地走进富尔察的房间，他的表情显示出他并没有什么兴致，他没有摘下手套，手上托着帽子，站在了屋子的正中央，嗤着鼻子嗅了嗅房里的气味，然后用很官方的腔调，表情僵硬地说： “非常吸引人。”当他看到那些服装时，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光。“你们马上就把它们穿上。”他的一声声惊叹传达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他亲自为男孩们打领带，心不在焉和打官腔的语调已荡然无存，他往后退了几步，蹙着眉头查看如何能穿出更好的效果。这个下午，贝拉的事情并没有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演员的热情也让男孩们很投入。贝拉因绝望而忘我地把衣服一件接一件地穿上又脱下，演员则在那些领带中、丝绸衬衫中，以及贝拉尽管惹了麻烦却又因为实在喜爱而积攒起来的各种护肤品中翻翻找找。当所有人都穿上了他们的制服，演员以一个指挥的姿势张开了他的双臂，向后退了一步，以既严肃又担心的表情审视着他们每一个人，然后他向后仰起头，半闭上眼睛，消化着这场景给他留下的整体印象。“你们应该到舞台上去，”他说，一个略微思考之后，“为了慈善的目的。”

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应该登上舞台。但是这个计划根本不可实现，这也让每个人都很失望和难过。“是在封闭的舞台上……”演员说，“当然，你们并不需要学习表演，每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现在，第一次，他们的价值这样被外人发现了，他们非常惊喜，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富有！而这里的财富，他们所积攒下的，每一件都是一个宝贝，只是，无论到哪儿它们都不能换回钱来。晚上，他们带着肯定要完蛋了的心情悄悄地返回城里。分别的时候，劳约什向迪波尔打了个手势，然后把手搭在迪波尔的肩上。

“银器。”他说。

“银器，”演员兴奋地重复道，“什么银器？如果是银器，那我们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他讲出这样很专业的释义，以至于所有的人都静默了。他们都知道这银器是指什么。是上校夫人床下皮箱子里的银器。只有演员不知道是怎样的银器。但是看得出来，这问题对他而言无关紧要。

“只要能是银器，”他有些提心吊胆地说，“我回头和郝瓦什说。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懂得银器。”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迪波尔慢慢转向贝拉，孩子气地，一顿一顿地问道。听得出他的声音里有无尽的吃惊。“你是怎么打算的，应该如何解决？你应该知道，钱不见了是迟早要被发现的。”

他们站在街角，在煤气灯的光影里，在他们黑暗的小团体里，互相紧紧地依靠着。但是这一刻，贝拉不能再平静了。

“噢，我，”他非常冲动地说，“我没有任何的打算。我又能怎样打算呢？……为什么，也许，”他停顿了片刻，好像因为什么感到无比惊诧，“那你们当时又是怎么打算的呢？……”

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一刻该说的话吧。这是第一道让他们清醒过来的闪电，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在他们的头顶上打闪。这话说得极对，把迪波尔的问题也推回他们的真实世界里，把所疑问的毫无意义都照得明明白白。这个问题爸爸可以问，市长可以问，随便是谁都可以问；只有迪波尔不可以。他们在这一刻才明白过来，在他们所建造的这个世界，在包围着他们、封闭的这个世界，一旦他们破坏了规矩，那么一切也都朝着他们坍塌下来。

他们把母亲送到医院监护了两天，阿贝尔和迪波尔一起给郝瓦什送去了银器。贝拉给父亲的客户寄去了钱，带着不舍，好像那钱应该被花在更好的地方。阿贝尔要求大家一起去探望那个代替贝拉被关了起来的实习生。

贝拉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那个孩子。他们得到探视许可后，带上水果和食物，紧张地在劳教所的会客室里等着，惊慌的不安慢慢地捕获了他们每一个人。透过玻璃窗，他们看到许多劳教工坊，是那些同命运的孩子们干活儿的地方，木匠车间，铁匠车间，还有做面点的车间，在长长的花池中间，督导正在指挥的一支穿着蓝色工装背心和劳教所统一制服的队伍迟缓地移动着。他们有很多人，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更使这里的劳教人员激增。他们呆呆地望着劳教所里卧房的铁窗，望着他们此刻无言身处的这个空荡荡的会客室，这里只有靠墙摆放的长条凳，上面铺着烫了蜡的粗帆布，还有墙上挂着的十字架。这是他们自己世界的一个特殊的武装机构。他们也许还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到过：就在这里，就在他们等候的几分钟里，他们与成年人的社会竟是如此隔绝。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一半出于故意、一半出于无知所玩耍的这场游戏，连同他们建造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另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独立于成年人社会之外、他们自己的小社会——的一个分子。存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那里的法规、道德标准和体系，都跟成年人的是那么的不同；然而，这个世界的所有驱动力，也同样令成年人为之震颤并被他们摧毁，这个世界同样有它的秩序和它神秘的凝聚力！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在这些年里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原因。也许是他们的使命，也许是他们的任务，让他们停留在了“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里。他们互相靠得更近了些，用同情的目光望着窗外那些不相识的同类们。

那个孩子疑惑不安地走了进来，他在管理员不断地催促下迈着拖沓的脚步，他把帽子捧在手里，带着疑惑的表情走近他们。他们把他围在中间，低声向他问话。这是一个目光里闪着机灵，脸上表情专注，有想法，有反抗性的男孩。

“你为什么要认罪？”贝拉小声地问。

男孩将谨慎的目光瞥向管理员，管理员此刻正望着窗外。他用手势向他们讨了一支烟，然后速度极快地偷偷掖进了帽子的衬里内。

“因为我偷了，你这个蠢货。”他小声地回答，一脸的不屑。

他们不解地看着他。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快速地说：

“你以为呢，难道我是傻瓜么，如果不是他们抓到了我的罪证，我愿意把自己关在这里？我偷了，比他们知道的还要多。小团伙没有出卖我，这真是幸运。我们全都在商店里偷了，我们还有仓库。”他停了下来，怀疑地盯着他们的眼睛，然后又放心地继续道： “你当然也偷了不少，这我很清楚，但这关我什么事？这是你的事。小心，管理员在看我们。”

管理员走了过来，他们把带来的东西递给他，垂着头道了别。他们穿过很大的院子，没有人说话，劳改的孩子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目光追随着他们。当他们已经离开大门很远了，埃尔诺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他们也有小团体。”他吃惊地说。

“他们还有库房。”贝拉附和道。

他们深思着，漫无目标地朝城市的方向返回，在那里，还可能有更多这样的小团体，就像他们自己的这个，还有很多这样的仓库，就像他们在富尔察的。这些小小的偷窃团伙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成年人的城市里，在成年人的兵营中，在教堂与教堂之间生存着，他们有上百万人，他们有自己的仓库和独特的规矩，他们屈从在某种特别的指令之下，在反叛的指令之下。他们感到他们还可以是这个特殊世界的一员的日子已经不会太久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会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成为敌人。在这里面，有一种无可追回的无奈与痛苦。他们都垂下了头。

注

当时被用作安全套。

秘密

但是，至于他们四个都是处子，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对彼此，对他人所撒的弥天谎言是那么的复杂，以至于他们当着演员的面坦白时，与其说是让演员，倒不如说是让他们自己大吃了一惊。有关爱的这门学科，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和准确无误！同龄人中的每个人都——并非没有缘由地——试图夸耀自己，夸耀他们已经获得的爱的经验。关于爱和女人们，他们不厌其烦地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以至于他们现在的坦白，让人听上去是那么不真实。他们也知道他们都有自慰的行为，特别是贝拉，完全不用怀疑他经常自慰，因为他自己也从不否认。

演员的鼓泡眼快速地在眼皮后面转动。“你也没有过吗？”他开心地转向阿贝尔，阿贝尔咬着嘴唇，否认地摇头。“啊！”他转向迪波尔，“那么，迪波尔，你也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一次也没有过？……”迪波尔涨红了脸微微地点头，表示他也从来没有。“贝拉！你呢，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塞钱给去年还在剧团里的那个女演员！你自己说！”演员喘着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搓着手。“那么你呢，埃尔诺？……”埃尔诺取下了眼镜，每当陷入困境他就会摘下眼镜。“没有。”他含糊地回答。演员变得严肃起来。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犹豫地说。

他走向房间的角落，双手交叠地背在身后，之后他明显地振奋起来。他一边低语，一边来回地踱步，不再理会他们。“处子！”他说，然后把双臂举向天空。“你们没有在撒谎吗？”他怀疑地转向他们。“不，不，你们怎么会说谎呢。”他自我安慰道。“那么……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的朋友们！”他喊了出来，“你几岁了？刚满了几岁？……我的好孩子！那么你？快到十八岁吗？噢，我的小羊羔。我亲爱的小天使们！”他张开双臂，高声笑起来。

“请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他担心地说，“我是想笑话你们。这是多么美好，你们还不曾知道这个罪……你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你们有自己的守护天使。要是我也能有个守护天使，”他放下手臂，变得悲伤，“很遗憾我从未有过。”

阿贝尔站了起来。

“我发誓，”他说，举起了两根手指，“我发誓，我永远不曾有女孩子！”

“永远？”贝拉问，“那么以后呢？”

“我发誓。”他们说。迪波尔红着脸，确定地、大声地说。埃尔诺低下头，好像是面对堕落的诱惑不敢再一次地考验自己的道德底线。

他们用目光审视彼此，然后开始互相盘问起那些久远的、令人困扰的、夸张的谎言。贝拉撒谎说自己有一个孩子，每半年他会去看望一次。他们曾如数家珍地谈论妓院，好像每天都是那里的座上宾。然而，现在才真相大白，除了迪波尔是唯一的一个，但他也只是胆怯地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其他所有人根本就没敢踏过那点着红灯的房子的门槛。

“我当时上二年级，”迪波尔用略带歌唱、有一点梦幻的语调说，“有一天早上，在我们当时居住的那座城市里，我绕道经过那栋房子。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房子，知道什么人住在里面，也知道人们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我知道里面住的是姑娘们，我相信我甚至还从谁那儿听说了价格。我往那个方向走，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既没有感觉很糟糕，也没有感觉很快乐，仅仅是会往那边扭头看一眼。我还背着书包，里面装满了书。那一天，当我走过那里，早上七点半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戴着帽子，脖颈处衬衫敞开着，他关上门，铃铛叮当地响起来，然后他在门口停住，抬起一只脚蹬在台阶上，开始悠闲地系鞋带。他没有左右张望，也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他就那样悠闲地系着鞋带，好像是在自己家里，就坐在自己的床上。这也并没什么特别的，我也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从哪里出来，我也大概知道他在里面干了些什么。他刚才跟姑娘们在一起。我当时还不能准确地知道，他和姑娘们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我猜一定是那些成年人在我们面前撒谎、保密的事情。只有勤务兵们几乎什么都会说。最令人震惊的——以至于我必须要停下来，用背着的书包抵在房子的外墙上——并不是这个年轻人曾待在姑娘们那里，而是他在屋里脱掉了鞋……他做了什么，是不是做的都是需要脱掉鞋子的事？对此我真的一无所知。也许正因如此……就因为这个，我至今没敢真的去找一个姑娘。有一次我都已经走到那栋房子的门口，一只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这时候，那个在街上系鞋带的年轻人跳进了我的脑海。这太傻了，和一个女孩睡觉，他还脱了他的鞋。但是我呢……你们尽管笑我吧，对我来说这真是糟糕透了，好像他是杀掉了那个姑娘，或是他在里面做了完全不能理解、不能猜测、可憎的事情。”

“是特别糟糕。”埃尔诺严肃地说。

“真的么？”迪波尔瞪大了眼睛，吃惊的目光转向了埃尔诺，用没有起伏，好像唱歌一样的声音继续说，“我也相信那确实是特别糟糕。那个男孩舒适地把两只鞋都系好，然后把帽檐压低，愉快地吹着口哨离开了。那是个清早，街上还没有人，已经很远了我还能听到那皮鞋踏出节拍的声响。我停在那里，靠着墙。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一个女孩，脱了衣服……可能衬衫也脱掉了……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里混乱至极……但是为什么鞋也要脱掉呢？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裸露，我想，当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脱掉鞋，在床上躺下，躺在另一个人身边，没有穿鞋。”

演员不停地眨着眼睛，处在兴奋的期待中，他噘起了嘴巴。

“是的，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他频频点头地说道。

“没错。整个上午我都在想这件事。我不敢问任何人。但是就是这样，你知道，总会发生一些事让恐惧增加……中午，当我回到家，放下我的书包，我仍然因为刺激和厌恶感到阵阵的干呕，我感觉非常难受……总之，我走进餐厅，爸爸坐在那里，在沙发上，他正在咒骂着。我亲吻了他的手，然后等在那里。爸爸从驯马场回来，穿着夏季的军装、靴裤，还有马靴。他在到处找勤务兵：这就是他在咒骂的原因。但是那个小伙子不知道去哪里了。爸爸于是命令我为他脱掉靴子，然后把他的拖鞋拿过来。这其实没什么，但是我从不记得他曾对我们两个兄弟提过这样的要求，在那之前没有，那之后也没再发生过。只是那一天，那个时候……我看到爸爸满是灰土的马靴，我无法伸出我的手。但是爸爸已经向后靠进了沙发里，开始读起了报纸，已经不再理我了。他只是把他的脚伸给了我。我的手碰上那靴子，然后一下子……”

“你开始呕吐。”独臂小子用回忆的腔调漫不经心地说道。他平静地坐在角落里，隆起腿，把脸撑在他唯一的一个手掌里，蜷坐着，等待着。

“是的，我开始呕吐。问题是当我稍后回过神来的时候，爸爸已经拿了马鞭开始抽打我。他怒气冲天，并没有想到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他的脚厌恶而感觉不舒服。其实我从未感觉厌恶，因为我甚至都不曾想过爸爸是有脚的……”

“所以你一直是处子。”演员用一种下结论的语气说。

“所以我一直是处子。”迪波尔用他歌唱的、没有起伏的声音重复道。他睁大着双眼，平静地环顾着房间。

“这也并不是很难。”

独臂小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他慌乱地说，“自从这里被截掉……我不敢让女人看到。”

演员来到他身边，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他环抱住他的肩膀，但是独臂小子把演员推开，从衣兜里拽出那空荡荡的袖管，冷笑着，用两根手指捏着它，把它举到高处。所有人都赶紧走过去围拢住他，和他说话。贝拉抚摸着那本应有胳膊的地方，现在那里只剩下骨头。劳约什已经说不出一句整话，他的嘴唇毫无血色，打着颤，整个身体也抖得厉害。他们把他放躺在演员的床上，无声地围坐在他的身边。独臂小子的颤抖慢慢地缓和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大家只是安静地坐着。迪波尔握住独臂小子的手。一滴眼泪从他闭紧的睫毛后面流出来，滑过他的面庞，滴到他的衣服上。独臂小子咬着嘴唇。迪波尔轻轻地站起来，谨慎地，轻轻地穿过房间，他朝阿贝尔摆了摆手，让他也过来。

“你不知道，”在窗户旁他低声地说，“劳约什从来没有哭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在他的生命中还从来不曾哭过。”

演员一直等到他们全部离开才从自己的住处溜达了出来，嘴里嘬着香喷喷的糖。佝偻病的女孩正在门洞里玩耍。演员从兜里找出一粒酸味的糖，要求孩子为他做几个踮脚尖的芭蕾舞动作。他自己也踮起脚尖，他们一起在门洞里旋转了一会儿；在演员高高举起的手里，那粒圆溜溜、白颜色的糖果闪着诱人的光泽，孩子小狗一样的眼神紧紧地向上盯着，艰难地让自己的小身躯转着圈，脚一崴一崴的。演员与她一起转了几圈，然后难过地摇了摇头，好像一个最终还是无法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人。他泄气地把糖塞进了孩子的嘴里。门口站着一个消瘦、裹着头巾的妇女，严肃而关注地看着跳舞的男人和孩子。演员友好地向她问了好，然后轻微摇晃着朝树下走去。他想，他晚上需要跟剧院——那个大家都讨厌他的地方——预支上一笔钱。他笑了一下，自满地往空中看去。他想，他要把他那件浅绿色的春装送去洗一下。他想，在这个国家里已经不能买到好用的美国剃须刀了，但是德国刀片的质量又赶不上美国的。他想，从下周开始他要减肥了。一个按摩师的名字突然闪进他的脑海，这个按摩师在他那儿待过一周的时间，之后吊死了自己。“可能他的手捏着我脖子的时候他就疯掉了。”他感觉很不好，于是他摇了摇头。他看着微微发绿的树木，轻声吹了一首来自一部最新的歌剧、很流行的曲子。在这里应该往后退两步，还要有一个弯腰，要这样……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不行，这里没法跳舞。他想，过不了多久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如果战争结束，他就去做手术把他的疝气做掉。他路过卖蜂蜜饼干的铺子，然后他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一次弟弟买了一整盒蜂蜜饼干送给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缘由，只是给他做礼物，来到他住的城市看望他。当时他还在一个摄影师那里做实习生。弟弟第二天就回去了，好像完成任务然后就返回了。他后来成了一名机械师。后来他消失在法国的某个地方便再没有了音讯。他想，需要提防着一点儿埃尔诺。话不多的人都很危险。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个缺了一只眼睛的残疾人，一天夜里，他惊醒过来，看到那人拿着刀就龇着牙站在他的床边。每个人都需要提防，对独臂小子也是一样，但对埃尔诺更需要提防。他吹着口哨。在一个香料店的门前停下了脚步。他长时间地盯着商店展示的橱窗，强烈的诱惑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想走进去买一小包樟脑球，并不是为了防虫，只是为了他嗅觉的需求。樟脑那强烈的、清新的、酸涩的气味能够填充他全部的感觉末梢。

他心情低落地走开了。没有谁不能买樟脑，即使是最穷的人。仅仅需要不咸不淡地走进门问好，无所谓地提出需要买一百克的樟脑。没有人会怀疑樟脑不是被买来防虫，而是买来闻的。只是他身上没有一分钱，去剧院之前他得和郝瓦什谈谈。他感到很不舒服。从来不曾有过，也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生命中的每一刻，他都不能确定：难道晚上不收拾好行李，难道不离开？他战栗着，探寻着，在空气中他感到一种不安。他感到一种朝着各个方向的坍塌。他擤了擤鼻子。他想和郝瓦什谈谈，他想告诉他，要他小心点儿自己的手指头。其他的没什么，就是让他小心点儿自己的手指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很浓很清冽，有沉重的土地的味道。

当铺老板独自一人，坐在护栏的后面。演员吹着口哨走了进来，小心地往后摘掉了帽子，生怕他的假发挪了位置，他把手杖晃得霍霍发响。当铺老板站起来，靠向前，用肘撑着护栏。演员用梦幻的眼神看了看周围，好像他是第一次来到这儿。他望向黑板： “动产收购”，另外一块： “动产出售”。他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演员背靠在护栏上，呆望着前方。

“想想看，”他不动容地说，戏谑地转动着眼睛，“全都是处子。”

前戏

剧院的演出结束了。旋转门旋转着，演员们随着夜客们也纷纷零散地来到了这里。男一号还没把脸上的颜料全洗掉，他从小包间前经过，停了下来，他的金牙露了出来，他在低声和台词提示员说着什么，然后两人都笑了起来。演员并没有注意他们。他刚结束了关于伏特加如何对人们的色彩感觉发生作用的长篇演说。这会儿，他坐了下来，呼呼地喘着粗气。

女一号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坐在她们的专座上。演员用窥察的目光朝门外张望。经理还没来，女一号右手边留给他的位置还是空的。经理因为要收钱，总会最后一个离开剧院，好像一位船长坚守他的沉船。只有在清洁人员开始清扫看台后经理才会离开。

“我们再等等，”演员用手挡在嘴边小心地说，“等我的助手通知我。如果能等到那时会好得多。”

他有自己的计划。整个晚上，这个有着秘密企图的计划被艰难地揣测着。他们都感觉很不好，都懈怠地用胳膊肘撑在桌上，喝着啤酒，望着过往的客人们。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第一次能够以市民的权利自由地坐在这里，完全不用害怕地坐在咖啡馆里。他们之前也来过这个小包间，但总是躲在拉起的门帘后面，每次在这里的半小时，他们都提心吊胆地蜷坐在里面。今天晚上，他们第一次没有干扰和羞愧地坐在这里。

他们以完全平等的权利，在这个成年人的地盘上度过的第一个“半小时”里，他们已经觉得这整个冒险没那么有趣了。跟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与他们昨天所设想的相比都要无趣得多。娱乐中所有的兴奋点都荡然无存。就在几个星期前，他们来到这里，还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并没有觉得——服务员偷偷摸摸地为他们服务，倒咖啡的人不时地来给他们倒咖啡——这些保护和隐藏他们的行为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现在，这种密切的关系却让他们感到难受和被侮辱。他们沮丧地坐在这里，第一次发现这里的装饰是那么破旧和简陋；他们疲倦地、频繁地吞咽着这里闷热、酸酸的 空气。

阿贝尔苦涩地笑了。

“你们都还记得吗，每次走过这里，我们是怎样透过窗户朝这里面张望的？”

无聊的情绪慢慢变成一种莫名的紧张。如果所有的一切，那些至今为止他们仅仅从外部认识的事物，将来都变成这样该怎么办？如果所有曾经是隐瞒、陌生的东西，现在全都靠近过来，然后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紧张地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些秘密，还有金钱、自由、女人——为了获取这些，成年人们不断地争斗——然后，所有这一切会不会突然被发现，其实和他们设想的截然不同，甚至无趣得多？

“好无聊啊。”贝拉涩涩地说。

他把单片眼镜戴上，挑衅地往四处看。很多笑容从各个桌子向他们投来。历史老师从十一点的方向走了过来，穿过咖啡馆。埃尔诺低声给了一个指令，然后他们全都蹦了起来，深深地鞠躬，用唱歌的语调齐声问好：

“向您致敬，老师。”

他们的问候在屋子里荡漾出节拍。那个眼睛鼓出来的老人困扰地用学校式的问候回敬了他们，笨拙地鞠了个躬，然后不自然地说： “向你们致敬。”阿贝尔坚持声称：老师红了脸，然后匆匆地逃掉了。他们自己也开始醒过味儿来。

“必须得这样，”埃尔诺说，“我们得小心。从明天开始，在街上如果有人靠近，我们还是要把点燃的香烟遮挡在手掌里。要比以往更尊敬地向人问好。让服务员把帘子拉上。咖啡服务生负责让人们别看到我们。”

他们想到一个主意，就是在教研组放假之前，也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在下午分别或一同去拜访一些学科的老师们，就课本中一些还不太明确的问题寻求一些补充的解答。去提问的人需要怀着极度的崇敬，支支吾吾，不安地把手里的帽子打着转，红着脸，磕巴着提出问题，完全跟以往一样。

埃尔诺站了起来。

“比如你去找顾尔高，然后你说：‘尊敬的老师，请您原谅，我来打搅您了，老师。’他正坐在书桌旁。他把眼镜扶到额头上，咳了下嗓子，然后眯眼看了一下。‘是谁啊？ ’他用很重的鼻音问，‘是学生吗？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走近了一些，把帽子卷成一个筒，嗓子里发不出声音。你是那么紧张，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顾尔高慢慢站起身来。‘怎么了？’他问，‘我的眼睛没在骗我吧？这不是鲁扎克么？没错，是鲁扎克。’然后他走向你，向你伸出手，莫大的困惑让他变得结巴。因为就是他，两次都没让你通过考试，这次也仅仅因为是参军前的毕业考，而且监考官提出了要求，他才让你过了关；就是他，一直到四年级还在扇你的耳光；就是他，总是躲在街角，躲在女生们的住处附近，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门洞里，等着抓那些偷偷幽会的学生，因此他时常患上感冒；就是他，总是将衣领高高地立起，高到耳尖，遮挡住脸，为了不被别人认出，可以不被怀疑地在街上靠近别人。总之，顾尔高，他揣测着各种不是好事的可能性，皱紧了他的眉头。他不知道是否该让你坐下。你就站着，别说话，看着他。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居然向你伸出了手。这个学生到底想怎样呢？肯定不会是好事情。也许他在策划什么坏事，也许他的兜里揣了指节套环，或者是小刀。‘那么你说吧，鲁扎克，’他喘着粗气，‘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但是你只是颤抖着，脸上的颜色都变了。”

他们更聚拢了些。他们都一下子明白了这个游戏。服务员拉上了门帘。

“你把帽子弄掉了，你咳嗽了一下。”阿贝尔说。

“可以。这时候你说：‘我之所以胆敢……老师，我请求您的允许……我胆敢叨扰您’……你的重心要在两条腿上左右摇摆。顾尔高安下了心。他把一只手放在你的肩上。‘鲁扎克，你说吧，不用害怕。我明白，我的孩子。造物主不能平等地分给他的每个孩子以同样的智慧。你嘛，鲁扎克，很多时候我都得激励你……没错……也许我跟你说过，鲁扎克，你是一个非常蠢的蠢货。请你不用再介意。它们都已经发生了。有很多工作并不像教师的工作这样，对聪明才智有很高的要求，我的孩子。你可以去做食品商，鲁扎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工种，重要的是人们要安分地待在生命为他安排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只是结巴着。当他在你的肩头拍了两下的时候，你不再结巴了。‘我之所以来，老师，是因为我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说吧，鲁扎克。’‘塔西佗
注

的那一部分。’你说。‘什么塔西佗的部分？’顾尔高看向窗户和门，并不很明白。‘这一小部分，’你说，‘就是这里，老师，我带来了书。’然后你把书掏出来。顾尔高把眼镜又架在鼻子上，这里瞧瞧那里瞧瞧，没了主意。这个学生到底想干什么？但是这时候你只要很放松并且很谦虚就可以了。他敷衍地解释着。‘就是这一句话，老师，’你翻开书并且指给他那一段，‘我觉得这一句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后来我产生了许多困惑。这些问题折磨着我，我大概是误解了这一段。’”

贝拉把身子往前探去，咧开嘴笑着。

“这个过去完成时我还没有弄明白，求求您了。”他摩拳擦掌开心地说。

“是的。这就是你要回去找老师的原因。你恳请顾尔高不要生气，因为你不想心里带着这个困惑跨过人生的这一道门槛
注

。你不想在还没搞清楚塔西佗这一段的意思之前就奔赴战场。”埃尔诺继续道。

“有两个动词前缀我还不明白，”贝拉说，“就两个小前缀。”

“顾尔高让你坐下。他从鼻梁上摘下眼镜，长久地看着你。‘你吗，鲁扎克？’他说，‘现在么，在毕业考试之后？要我告诉你什么呢，鲁扎克？’‘对不起，老师，’你充满尊敬地回答，但是语气要坚定，‘我有困惑。我在老师的手下已经学习了八年的时间……有八年，老师，请求您……我知道这个教材的重要性。这里有……比如贺拉斯
注

。这里有西塞罗
注

。如果老师能慈悲为怀……这几个是还比较模糊的部分……’”

台词提示员把他的脑袋从门帘缝中塞了进来。

“场子是你的了。”他说道。

门帘缝里只露出他光秃秃的脑袋和额头，还有那只大酒糟鼻；他将身体藏在了帘子后。他对舞台的路数早已熟记在心。他的头向右再向左，好似一台机器在转动，然后闪电一般迅速消失不见了。

音乐高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甜蜜激动的喧哗、对话、碗碟的碰撞声和最简单的四分之三节拍。演员开始准备起来。他用装在兜里的小镜子照了照他的假发，用大拇指和食指沾着唾液捋顺了眉毛。他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演员每一次戴上它们，都像在戴一副崭新的手套，是第一次戴上它们：他首先把四根手指藏进那皮套里，稍等一下，再不好意思地、极迅速地把大拇指滑进它的位置，追随在它的四个兄弟身后。

“我先过去，”演员说，“你们再过来，排好队。劳约什，你留在最后。我在剧院的演员入口处等你们。”

他把食指压在唇上，闭上眼睛。

“安静，小心。”他轻声说。

然后他把门帘啪地合拢在自己的身后。他们则听到尖声的、歌唱腔调的声声问候。

“你去找莫拉维茨，要他做出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约瑟夫二世不受人民的爱戴？”埃尔诺继续说，“这匹肥马是教父，陛下，另一匹是贵族，这一匹精瘦的瞎马是人民……你感觉历史上的这个怪胎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而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不会离开，直到老师给出一个评价……”

“在拉约什一世在位期间，北、东、南星会在三个海里落下
注

，”阿贝尔说，“这又是为什么？”

迪波尔严肃地、满腹思虑地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需要特别注意提问的重音，”埃尔诺说，“这是最难的，你要满怀尊敬，却又充满坚定。你终究不会向他们要求什么……这一切简单得就像你回到同一家商店，之前你曾在这里买过东西，现在你再去确认一下商品的质量，或是询问一下该如何使用。仅此而已。重点是你无法入眠，因为你被塔西佗这部分搅得心烦意乱，情绪不宁。这一点你必须要让他知道。明天我们可以再练习一下。”

“其实还可以再加点儿别的，”贝拉说，“尤拉克可以去向音乐老师道歉，因为他唱歌跑调了。也许他还可以申请补课，就现在，补一下课。费用我们可以一起凑一下。”

“奥玛德到底想干什么？”阿贝尔问。

没有人知道奥玛德到底想干什么。劳约什也不知道。贝拉用一只手谨慎地把门帘撩起来一点儿，他们透过这道缝隙向外窥察。他们坐在那边：在女演员右手边的是经理，他刚过来，正在吃廓尔巴斯香肠；女演员左手边坐着药剂师。编辑坐在桌角，饥渴地留意着能从哪里听到一两句小道消息。两个穿着冲锋连制服的年轻军官在喝着香槟。

咖啡服务生黑着脸靠在一只镜柜上，那是一张心脏不好的病态的脸，他蜡黄的、病态的手往下垂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并不是必须待在这里的人要逗留于此。喧哗声中每个人都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阿贝尔想起他孩童时期的那些个晚上，他在父亲的房间里跟那三个温顺的疯病人在一起时，都比现在有意思。

那巨大的紧张已经渐渐从他体内消解掉。中午，小团体离开后，在他心里爆发出的那些羞涩、困扰与惊奇，和它们搅在一起的不安，现在被麻木和漠不关心所置换掉。大家都无力地坐着，呆望着这个成人世界的肮脏的城堡，这个粗陋的天堂。

“我们在围墙里。”阿贝尔酸酸地说。

大家都不解地看着他。迪波尔的脸色今天晚上尤其惨白。他中规中矩地安静坐着，把头撑在手掌里，散发着死囚牢房一样的宁静。阿贝尔不敢问他到底怎么了。关于迪波尔，永远也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他总会给出让人诧异的回答，有时他会涨红着脸说出一些愚蠢的话。他可能会回答说，上周日都是铁匠队的失误，所以在比赛的最后才没能靠那个任意球取胜。每当迪波尔看起来是那么的忧心忡忡，他的思绪就不知道是闯荡去了哪个未知领域。阿贝尔总是担心他说出一些在埃尔诺那里会降低朋友分量的话来。他只担心埃尔诺；贝拉和劳约什从不会严厉地批评迪波尔。他担心迪波尔犯错，说出不过脑子的话，然后让他为他感到害臊。

到底会持续多久？阿贝尔想。然后会怎么样？也许只几分钟后，这个把他们紧紧抓在一起的魔法就会消失。只差那一句话，就像一根负荷过载的电线，电路的保险丝爆断后，一切都陷入漆黑一片。他们已经期待这个晚上很久。阿贝尔无法准确地说出他在等什么，在等一种怎样神奇的解脱。只是，让他如此深深地诧异的是：他们竟全都这么无精打采。他从来没有想过，大家会是如此没有兴致地迎来这解脱的一刻。

二等公民的地位让他们感到难受：从他们自己世界秩序中的最高阶层一下子跌落下来，跌到成人世界的底层。阿贝尔静静地说：

“我们现在可以从头再来。”

没有一个人想离开迪波尔先走。

“谁先走？”埃尔诺问。当大家都沉默不语时，迪波尔也不动弹，他也在安静地等待着。迪波尔盯着桌子的大理石台面，并没有抬起眼睛；他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现在他们都紧张地围拢在他的身边。他顽强地保持着沉默。那明争暗斗的对他的示好和狂热的对他的亲近，从各个方向发散出来并向他聚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也更争风吃醋——尽管他在抗拒，仍然灌满了他。好像受了伤的帕里斯
注

，他自傲地坐在那里，咬着嘴唇。

这所有射向他的、汇聚到一起的争风吃醋，他应该感觉到了它们的狂热力量，它们使他震惊，并让他痛苦。他焦灼着，无法确定地感知自己。这种友情已经变成了负担。当他想到，这个至今为止将他们牢牢地捆在一起的纪律，今天将要土崩瓦解，他感觉非常的好。当他这样想时，自由和轻松便在他体内升腾。他再也不需要这份友谊了。实在是太多了，简直要把他捆死。阿贝尔的痴迷，埃尔诺的吃醋，贝拉那感觉像是冷血动物一样的黏着，还有两个格仑家的男孩，好像鬼鬼祟祟的间谍。演员的游戏以及他这个人，全都够了，他再也承受不了更多。他神经放松地设想，或许再过几个月后，他就能生活在兵营里了。在那里，不会有母亲、劳约什、阿贝尔，这些总是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刨根问底的人；不再有埃尔诺，他那时刻审视的目光实在让人受不了；他也不用再看到贝拉这个花花公子的影子。所有这一切，他全都受够了。他满心渴求地幻想着前线。关于前线，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所唯一知道的，是那里将代表他目前的生活终于可以完结，而他已经不能再忍受这个生活的一点点压迫了。一尊铜铸的父亲的脸在遥远的地方浮现出来，像很多英雄雕塑中的一个，是那样的真实，仿佛可以触摸到，尽管它那可怕的重量沉甸甸地压着他的生活。明天早上他要跟母亲谈谈，也许他会承认一切，但是，他想付清欠郝瓦什的钱，他想要回那银器；然后，他就可以轻松地跟阿贝尔和埃尔诺道别，拍一下贝拉的肩头，从演员带的路上折返回来，吹着口哨到兵营里去，尽管有战争，他也要到成年人中间去，在那里，他担负责任的压力将获得释解；他不用再做这个朋友圈子里的偶像，这对他太过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回馈。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管怎样，一切都会正常起来；也许，只要说出那一句话，他们都会从这里面，从这折磨人的、痛苦的聚合里面得到解脱。他已经不认识他自己了。这游戏令人困扰，令人不明白。所有人就这样坐着，好像都在等待着发生什么。发生了什么？是谁的错？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他只是被动地接受，是他们都来找的他。事实就是这样，他没有区别地、被动地接受了他们每一个人。他感到他给自己挑上了一副已经不能忍受的重担。得把它丢下，带一点粗暴，然后离开。他不需要这个游戏了。他受不了这个刺激在他体内搏动，而他的每个神经都抗争地抵制着。

他想到了阿贝尔，于是目光触及他。这个医生的儿子一下子感受到这目光，然后带着激励、热烈的疑问和心甘情愿回应着他——时刻准备着，只要一个召唤，他就会跳起来，然后去完成他的指令！——迪波尔不开心地，带着罪恶感地把眼光往上方瞟去。把人们摆脱开怎么这么难！我们都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当我们想要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连动也动弹不得。一个人没有任何想法地只是笑了一下，然后另一个人就立刻像线轴卷线一样卷进了他的友谊中。他不知道这到底算什么友谊。对于朋友，他有着不一样的设想；这友谊中应该包含轻松、愉悦的散步，没有负担的感情，是完全没有索求的。人们聚在一起，交换着想法……现在，他第一次感到，在人们之间也可以挂上沉重的、打不开的枷锁，而斩断它的代价只能是伤害。

粗暴的分手可能会给他们造成痛苦，但是，对于这种可能性他一点也不会感到难过。如果他们会感到痛苦，这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用拳头击在他们脸上，把埃尔诺鼻子上的眼镜打掉，狠狠地抽阿贝尔一个耳光，用指头弹贝拉的鼻子，然后昂首挺胸地走掉。然而一个秘密却是：他无法从他们中间走开，就像一个人无法从他的世界，从他自己的环境里，他自己建筑的环境里离开一样。他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大气层里，他们中间谁也不能从这个大气层里脱离开；他们背负着他们自己的大气层和太阳系，而那强大的引力把他们吸附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中间谁也无法承受割离。

也许可以和每个人和平相处，他满怀希望地想。他可以度过这一切。需要跟郝瓦什谈谈，然后明天，当阿贝尔再吹起口哨，我就跟他说我没空。也许我该给爸爸写封信，请求他回家。如果他在这里，并且原谅了我，那么再也没有谁敢靠近我。

他的脸上现出痛苦又自傲的线条。他们在看什么？他难受地想。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往我这儿看。他们在等我站起来，然后紧跟上我，哪怕是一步，他们也不会允许我独自走开，他们害怕我逃掉。这一切都过去了！忘掉吧！去玩别的什么，完全不同的游戏。现在已经可以了……要忘掉这些年，这个小团体，这些偷窃行为，这种惊惧，这整个游戏，这令人无法理解的、折磨人的反叛。他要给他们带来痛苦。他隐隐约约地想：如果明明是被所有人爱着，为什么还感到痛苦？他所有的神经都紧绷起来，抵抗着那些从他们涌向他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想单独占有他，他心里暗想，他们全都那么喜欢忌妒。他自傲地，几乎察觉不到地笑了一下。

在他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他想。这整个游戏都是肮脏的，已经肮脏了很久很久。这游戏是某个人的利益使然。他以奴隶主一样厌恶的眼光望着前方。我得找到那一句话，他想，那句话，然后把它说出来，只一下子，所有的都将崩裂，这个小团体的意义从此无存，就像鼓胀的膀胱，只要一句话，如同一个针尖那么碰触了一下。我恨你们，他想，如果我现在就站起来，然后喊出来：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你们全都打我的算盘，我再也不想要这些，够了！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想要新朋友。这份友谊让我痛苦。我再也受不了这份友谊了。

他几乎是乞求地环顾着周围。

我们不要再交往了，他想着，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没有唤来你们任何一个。他抬起一只手，这一刻他们全部毫无遮拦地看进他的眼睛。埃尔诺的眼里燃着嘲讽和冰冷的光。他们都憎恨我，他这样想，那炙热的抗争再次填满了他。

他不情愿地舒展开身子站了起来。

“都来吧，”他简短地说，“我受够了。”

他们一起穿过咖啡馆，紧密地走在一起；打头的是迪波尔，后面跟着他们三个，最后面是劳约什。男主角朝经理探身过去。人们的目光追在他们的背后。“他们是奥玛德的朋友。”某一张桌子旁的人们说，讥笑声在他们身后响起，还有好奇的张望。阿贝尔感觉到自己红了脸。桌边的人们在谈论他们。他们走到了旋转门边。那门停住了，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转了它。“人们的目光从各个方向追过来。也许还是书本更好些。应该留在书本中间；从别处得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痛苦的和不清楚的。父亲现在一定已经睡了。艾泰尔卡也许还没睡，她在我的房间里坐着。关于迪波尔的母亲，鞋匠说了些什么来着？早上她的病情还没有加重。如果夜里她死掉了，然后上校明天或后天回到家参加葬礼……得和郝瓦什谈谈。为什么还要叫上我呢？我们去请求他还回银器，然后我们给他写下字条。如果我们没死的话，我们也变成了成年人，我们会还清这笔债务的。我会给他写一封信，我死后他可以交给父亲或者艾泰尔卡。也许，半年后我想都不会想起这些人。也许我能活下来，那么，某一天我也能写点什么。这也让人痛苦，但是不会像生活在人们中间这么痛苦。现在我们站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他们在嘲讽地看着我们，编辑朝我们指指点点，嘴里说着什么。也许他们知道奥玛德在等我们。他们都不喜欢奥玛德。他们在奥玛德的背后龇着牙笑，还交头接耳。现在他们也在龇着牙嘲笑我们。也许他们以为我们是去找姑娘们。在这样的时候，这确实也是惯例。奥玛德会带我们去。这也不坏。大块头的尤拉克，那个铁打的人，上个星期去了姑娘们那里。他说现在那儿有一个金发的、从首都过来的姑娘，她还给他看了她带过来的执照
注

。尤拉克把那张纸整个读了一遍。警署甚至写明了她只可以走哪条路，可以在哪里向路人微笑和招手，在歌剧院和国家剧院里她只能去二等座席，还有房东可以从她的收入里扣掉多少。这是需要读一读。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读一读，看一看，凡是人们写出来、造出来、编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一切。我们为什么还不走？我想我们都彼此憎恶。我恨奥玛德，劳约什的那些愚蠢问题也总让我怒火中烧。没有任何过渡地，他就会说起别的，从我们正谈的事情上跳走。如果迪波尔是我的朋友，我愿意跟他走，而且我愿意照看他，什么我都愿意跟他讲，即便我知道他并不能明白，或者他并不在意。也许，如果我送给他点儿什么会有帮助，比如礼物，或者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已经什么都跟他说过了，我已经没剩下什么还能给他了。每个人都会走上自己的道路，然后我们会彼此忘记。应该去找姑娘们。如果我知道我们都一起去……也许奥玛德现在就要带我们去那儿。你们赶快走啊。女舞蹈演员也往这里看了，她还笑，还招手。也许是迪波尔招她喜欢。我该怎样做呢，如果奥玛德把女舞蹈演员介绍过来？其实明天就可以了。我需要知道是谁在欺骗。我应该从奥玛德那里，埃尔诺那里，郝瓦什那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想梦见他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旋转门带着他们转了起来。他们来到了街上。

广场在华丽的光影下铺开，抹了厚厚的、月光亮闪闪的糖皮儿。几座有着大肚子一样拱顶大门的巴洛克式房屋在甜甜的光亮中白花花地胀起来。音乐的一个节拍也被旋转门带了出来，然后在巨大的安静中随风消散。教堂封住了广场的一边，它那巨大的体重压迫着周边矮小的房屋。大主教住的房子的一扇大窗户还亮着灯光。一座小花园在广场的中间，围着一口正逐渐枯竭的喷泉，栗子树上盛开的鲜花宛如一支支点燃的蜡烛。

空气温热而稠密，好像夏季的夜晚。没有人还在外面。小花园前笨拙地矗立着有高大舞台空间、外部轮廓不成比例的剧院，仿佛一个废弃的牲口饲养房；房子墙上黑漆漆，蛛网密布的窗户瞎子一样往外瞥着。这城市正在沉睡，做着它的第一场梦。从火车站的方向传来火车头刺耳的鸣叫，仿佛是提醒着居民们，把头埋进羽绒被里是那么的徒劳，火车不断档地拉着那些不说话的乘客们来来往往。然而可以看得出，这提醒对这城市来说不疼不痒。兵营前两名头戴钢盔的站岗士兵变着步伐，频繁交换着他们守着的大门的两角。

主教坐在亮着灯光的窗户后面，靠在一把高背扶手椅里，读着报纸。茶几上有一杯水，旁边的盒子里是小白面饼
注

包了安替比林
注

。他偶尔会把他瘦骨嶙峋的手伸向杯子，咽一小口，润湿一下嘴唇的周围，然后惬意地继续读着。主教像皇帝一样也睡一张军用的折叠床。在这张床的上方，悬挂着象牙做的十字架，靠墙放了跪伏祈祷的矮凳，上面铺着红丝绒的软垫。窗帘也是用沉甸甸的红丝绒缝制的。主教的睡眠不好，他朝一个书柜走去，然后用他雪白的、皮包骨的食指划过一排书籍金色的书脊，就像碰触管风琴的键盘，想找寻出这个时刻的真实声音。很多本书都被他钩出来又推回去，最后他把一本极厚的、黑色的书费劲地拿了出来。这个易碎的人慢慢把这本很沉的书拿到床头柜上，放在平日使用的祈祷书和祈祷珠链的旁边。他翻开书，凝神地看了几张图。这是布雷姆
注

的，写动物生活的书。主教已经很老了。他无声地呻吟着，在折叠床的边缘坐下，叹着气解开他系扣的皮鞋。

医院里灯火通明，每个窗口都透出灯光，像一座运行良好、劳动火热的工厂，连晚上都不会把生产停下来。在街的尽头，桥的下面，一座大型的蒸汽磨坊也开着工。他们慢慢走过广场，光线里，他们自己那巨大的影子投射在他们身后。走到花园中间他们停了下来，这里的灌木丛中接骨木开了花，那生腐的气味像在触摸着他们，刺激着他们的观感。他们点上烟，无声地站在那里。周围的这几座房子，被涂上了黄色的光，是他们童年时代的舞台道具。他们知道每一间房子里住的是谁，知道每一扇窗子后面睡的是谁。书店招牌上那些字母的镀金已经被抠得差不多了。在那些入口低矮的商店里，他们购买过铅笔、书本、假领、帽子、好吃的东西、手工锯子和手电筒，这些都记在父亲们的账上。请记上账吧……他们在哪里都不用付钱。父亲们的信用看上去是那么无穷无尽，支撑了他们的整个童年。药店的卷门已经落下，透过一个小的四方口，还有很强的光线从里面照到路上。药剂师在里面，还没有睡，大约还有人在他那儿；从军官那儿过来的女士们，以及几个军官，在用“药用干邑”酒消磨着时间。报时的钟声突然打破了寂静，拖着回响，仿佛打碎了一块非常清脆的玻璃。他们围着接骨木丛，一只手捏着烟，另一只手用来弄裤子，放了水。独臂小子只能用嘴叼着烟，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他用上自己唯一的一只手。

迪波尔开始低声吹起了口哨。沿着小花园的围栏，踩着松软的草地，他们继续往前走去。鞋匠在他的小黑屋里，坐在一盏烛台边，怀里有一本图册，他断断续续地、低声地读着一篇将军的生平介绍。他时不时会停下来，往前方望去，用右手捻着胡须，然后低低地呻吟着。在城市的图书馆里，三万册的书籍中间，在那被月光照得发亮的巨大房间的地板上，老鼠们兴奋地享用着它们的盛宴。这座古老的城里到处都有老鼠。有一次，市议会请来一位灭鼠人。那人把自己关进剧院的楼里，仅仅几个小时，在他离开的时候，成百的老鼠尸体堆积在观众看台、舞台、看台包厢和走廊上。阿贝尔仍然记得那个捉老鼠的人，他只在城里停留了一个下午；他把公共建筑中的大小老鼠都清除干净，然后第二天带着他的秘密和议会给的佣金消失不见了。人们说那是一个意大利人。

春天的月亮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让那些投射上月光的物体变得膨胀。那些物体，房子，所有的广场和城市，会吸满这春天的月光，然后肿胀，就像泡在水里的人的尸体。河水急速地冲着他们——直穿过整个城市——冲着这些尸体。他们赤裸地游泳，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自大山中间的小溪流里，然后调整旅途的方向，汇入这条大河。他们快速地游，借着春季的潮期，直奔他们的目的地：大海的方向。有时他们会结伴到达，三三两两的，夜里他们比着赛地穿过这城市；河水知道他们的使命，于是尽可能地在夜晚完成尸体的运送，以很快的速度运出这座城的地界。这些游泳的尸体从很远的地方出发，冬季时在冻河的冰里休息，腌制。第一次春季的融冰把他们带了过来，然后继续去往奥尔福尔德
注

方向。他们有很多人，也不再年轻。脚面和肚皮会从水面露出来，头稍稍沉在镜子般的水面下，身体上裂开着一道道伤口，有的在脸上，有的在胸上。有时他们会被桥墩挡住，清晨，磨坊工人把他们打捞上来，从他们的脖子上摘下防水的板金盒，然后认真地拼写着封在里面的官方身份信息。这样的人可以有很多，因为在春季的每个星期都会到来那么几个。如果有人留在这座城里，留在他们中间，磨坊工人又能够读懂他们脖子上挂的信息，编辑就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写出那些陌生访客们的名字。

战争初期时城市周围的松树林已经被风暴摧毁殆尽，但是春风吹来，总能从各个方向把树胶的味道吹进城里，然后在热起来的夜晚，这味道和被松树沁香的温泉水的浓稠气味一起混合进了空气。在渔人巷的拐角处，屠夫和他的两个女儿睡在一间小屋里；通向店铺的那扇门敞开着，月光照亮了躺着睡觉的躯体和墙上大钉钩上挂着的肿胀、被肢解开的牲畜尸体。大理石的屠宰台上躺着一个切下来的牛头，它紧闭着眼，鼻孔中有黑色的血滴在大理石的台面上。年迈的律师总是城里最晚入睡的一个，他坐在书房里的一把樱桃木扶手椅上，红色呢子的椅面被一排头部镶了白色釉的钉子绷着；他的怀里捧着一摞布满尘土的玻璃盒，他望着那里面的蝴蝶标本。上百只的蝴蝶装在这样的玻璃盒里，围着墙壁挂了一圈；律师自己用一只白色的捕蝶网将这些蝴蝶捉回了家，然后把它们封进硫酸罐里。即便是去会谈，或是去法院，他也会背着硫酸罐和捕蝶网，就装在他长礼服的后兜里。他的两个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了，他们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的铜相框里，相框上缠绕着悼念的丝带。但是他已经不再哭他们了，因为他已经老了，距离他们的死亡也已经过去两年了。两年的时间里，一切痛苦都可以被人们挨过去。现在他用放大镜看着一套菜蝶的系列，观察得极其认真。桌子上摆了一个烟嘴和一柄短烟斗。律师已经摸索这些蝴蝶有七十年了，每个天热的季节里都可以看到他在城市的周围，手里拿着网子，在菜地里跳跃，追在蝴蝶的后面，他的白胡须飘着，他的长礼服的两片后摆在他的身后荡漾。

还有很多别的人，很多的人，他们只是从外表上认识他们——只是他们的脸庞或声音——他们把他们全都存放在某个地方，某个在他们心里形成记忆的地方，然后便再不能忘却；他们不能忘却那些残疾的人、牧师、年老色衰的女人们的面庞，他们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些舞台道具的中间；他们也都守在这里，有着不同的身份与职业，他们生活在彼此周围，没有什么事情他们相互不知道，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能知道得千真万确的。但是，也许在他们濒死的一刻，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那个住在教堂广场的瘸腿玩具商的面孔，他为大家介绍着一种新出品的魔匣。还有一个职业魔术师也住在城里，每逢秋天，他都会在剧场举办演出，空闲的时间里则去调试钢琴。他们生活在一座岛上，他们想从这里彻底地逃离，但这也许永远没有可能；如果他们死去，家人也会把他们的尸体带回这里，挖个坑，埋在这座岛的土地里。阿贝尔扔掉了烟头。

“来吧。”演员的话含混地传过来。他站在剧院演员入口的外面，没有戴帽子，他的金牙在月色里闪着光。他在龇牙笑着。

注

古罗马历史学家。

注

意指从学校到社会的这道门。

注

古罗马诗人、批评家。

注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

注

指当时的国家领土面积扩展到极大。

注

特洛伊小王子。

注

当时的妓女可以从警察局申请合法执照。

注

这是教堂里做弥撒时被“祝圣”成耶稣的圣体而给人们吃的，在没有胶囊和糖衣时也被用来当作胶囊裹着药物以下咽。

注

一种用来退热、止痛的药剂。

注

艾尔弗莱德· 布雷姆，德国著名的鸟类学家。

注

匈牙利大平原，是多瑙河中游大平原的组成部分，地势平坦。

预演

他用手电照亮了第一级台阶。光线好奇地蹿到墙上，一块罩了护网的玻璃后面悬着一张纸： “1/2 10，弄臣。预演。”演员踮着脚尖走在前面，在半层楼的地方他推开了一道铁门。

长长的走廊是如此狭窄，以至于展开双臂便能碰触到两边的墙。他们这样往前走着，不稳当地排着一个纵队，摇摇晃晃。走在最前面的是演员，步子摇摆，像是手电光。他把光前前后后地打着，每迈一步都是门，一道道有着磨砂玻璃的门，有时是铁门，楼梯或上或下地通向这些门。在剧院的内部只看到楼梯和门。处处都填充了甜腻和腐败的气味，不是香水、阴霉或胶水味，而是帆布、颜料、九十度的酒精、人体、灰尘、污物和不流通的空气相混合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混入了一种特别的、没有任何雷同的、剧院自有的味道，像是从那些华丽辞藻和舞台朗诵中萃取蒸馏出来的，又和言语、彩色的灯光与动作的蒸馏物黏着在一起；非常肉体的、刺鼻的味道，附着在那些在剧院工作的人们的衣服上、皮肤上和头发里——即便他们没在舞台上，依然能从他们的身上嗅到。阿贝尔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演员对那些陌生、粗糙、袭人的香料有着特殊的钟爱。演员是在用香料的味道包裹住这舞台的味道，如同没人喜欢被别人嗅出自己职业的特殊味道一样。因此，带着厨房味道的女仆要洒上廉价的香水，皮匠要涂抹香得刺鼻的头油膏，食品店的伙计要搽上麝香；出于同样的原因，演员把自己调成了西普香。

人们永远也想象不出一所房子里会有如此多的楼梯。有如此多的楼梯和门。他们爬了有两层楼那么高，演员推开一道又一道的门。铁质合页的回力门嘎吱作响，抗着劲儿才肯被推开，看不到尽头。演员低声吹着口哨。他走在他们的前面，手里拿着手电，低声吹着一个甜蜜的、断断续续的调子，一遍遍反复地吹着。他在一扇有磨砂玻璃的门前停了下来。

“这就是美发室了！”他打开了灯。“你们坐吧。”靠墙有一条长板凳，从天花板垂下的一块红色条纹的帘子把房间的一角隔成一个单独的部分。一张没有刨过的桌子上放了一面廉价的、镜面有着斑斑锈点的直立镜，往后斜着，桌前是那张凳子。“你们得尊敬发型师。”他用一只手掀起了帘子：墙边成百的假发套垂在长长的支撑杆上，金色的和棕色的，已经花白的和烫着小卷的，大波浪的和直顺的，带着说不出的伤感与无奈，以及它们因为生活窘迫而有的忧伤。头发里会留下某种人的东西，即便那是已经被剪下来的。角落里，一个金色的女子发套上垂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瞅着那个从它下面离开了的女子；两根辫子失望地在空气中找寻那个它们可以搭上去的肩膀。一个黑色的、又长又浓密的发套，本应飘起飘落地轻轻拍打在库鲁克
注

英雄的肩头，可现在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轻拍，那长长的头发盖着看不见的额头，惶恐而凌乱，以至于已经无法用理性再去理解它。一个秃顶的头套上，光滑的皮肤两侧有几缕白发，遮住了蜡制的苍老的耳朵，那是一对已经听过太多故事的耳朵，却狡猾地把秘密都藏在心底，不与人说。每一个头套都存留有那个人的特质，那是从人的发根里生长出来的。成百的、看不见的人挂在这些垂着的头套下面。这引起人们对某种古老的大屠杀的记忆，而刽子手是时间，是这个最大的刽子手在这些头发的主人之间进行的。“发型师有着超越人类的力量，”演员说，“他有一点像大自然，”他深吸了一口气，“只是灵巧得许多。”

他坐在镜子前，长久地盯着自己。

“有些假发，它们自己就可以演戏。”他拉开一个抽屉。“这一个，这个金色的……有多少次，是它代替了我在那里演！”突然间，他一把拽掉他的假发套。这个动作是那么的突然，发生的影响是那么的粗鲁，以至于原本痴迷地、默不作声地在长凳上蹲着的他们，现在全都一下子往前倾身。迪波尔更是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巴。他们是知道演员戴着假发套的。他们也知道他总会根据时节的更替变换头发的颜色。有时是梦幻的浅金，有时是火红或是黑色。但是这个把头发一把拽下的动作，在他们身上引起了感同身受的痛楚。假如演员更加大胆地进一步卸下他的一只胳膊，或拧掉自己的脑袋，他们也不会感到更震惊了。演员那雪白的、涂了蜡一样光滑的脑壳一下子从摘掉的发套底下冒了出来。那秃头里有着如此的赤裸和肉性，脱光了示人的不羞耻，好像是演员把他的衣服都脱光了，然后如此赤裸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刚降生的婴儿。他用白皙的手抚摸着他暴露无遗的光滑的头，漠然地朝镜子弯下腰，专业地审视着自己的脑袋。

“要格外小心，”他说，他用一个拳头撑起那个死掉的金色发套，然后轻柔地抚摸着一缕缕的发卷，“需要特别注意，不能让水碰到头发。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还年轻，所以我告诉你们。很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过我。有些人在淋浴时把头放在水下冲洗，然后用肥皂洗头。要知道，这是人们所做的最不谨慎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在擦洗身子后把头浸到水里。水会让头皮产生皮屑，头发也会变得干燥，失去光泽，容易折断。你们永远也不要让水碰到头发。有非常好的洗发水和干洗的洗发粉末……等一下！”他向镜子靠得极近，眯缝着眼睛盯着自己 的脸。

镜子前，在他没戴假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特、漠然、没有生命力的神情。只有眼睛还是活的。所有的表情都死一样地垂着，好像那个一把拽掉假发、使他赤裸示人的动作一起抹去了他脸上被生命和时间刻上的所有记号，抹去了表情和个性的鱼尾纹；现在他赤裸，空洞，没了生命。他成了一件物品，可以让人随意摆弄，随意加工。他用两根手指捏住鼻尖，好像那是一个身外之物，他上下左右地晃动着脑袋。一个寂寞的、从未见过的人坐在他们的面前，就像一块原材料，任凭它的主人把它弄成想象中的任何模样。他把自己的脸揉揉捏捏，异常仔细，好像只有他自己在这里。他垂下眼皮，转动着眼珠，用手掌遮住自己的下巴，然后好像画家在欣赏自己的画作，从眼缝中审视着他自己。

“我大约有三十四张脸孔，”他随意地说，“三十四或者三十六，我已经很久没有数过了。我有一张黑人教父的脸，亲爱的……我还有一张西哈诺
注

的脸。我还有一张凯撒的脸，没有头发，一个不用作假的秃头，只要嘴边上有这么两道
注

……看 这里！”

他拾起一支炭笔，在颧骨两侧画了两道线。他的脸一下子瘦了下来。他脸部所有的线条变得硬朗、坚毅，这个秃头开始鲜活起来，像命运的标识符，是深藏在一个人内心的全部痛楚所清晰折射出来的标志，也是所有成功、胜利和凯旋都不能弥补的。

“这是我的凯撒，”他说，“他头顶没有戴桂冠。他抗争地把羞涩丢进空气。人们看见他，人们战栗着。这个光秃秃的脑袋承载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他慢慢地把金色发套又戴回到头上：

“生存或是灭亡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他庄重地走过他们身边，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跟你说，波洛尼厄斯
注

。”

好似哈姆雷特那样的神经错乱，他神情变得紧张起来。他把金发的一缕慢慢卷到额头上方，扁起嘴巴，恍惚地向前走了几步。现在他又变了一个人，一个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角色的人，只有嘴角在挑衅地微笑，好像某个在街上擦身而过的路人。“它总是代替我在表演……”他忧虑地说。他坐回到镜前，重又把自己脱成个秃子。他从一个抽屉里刨出半打假发套，胡乱地拨弄着，然后一个个地戴在头上。他的脸每分钟都变换一个样子。有时是个彻头彻尾的年轻人，转眼又变成一位尖酸的老汉。生命在他脸上一一浮现，一个个时代和一个个人的折射，却都只是一闪而过；他并未解释他是想起了谁，只是用面部在表演，就像一个大艺术家演奏着他的乐器。他可以把鼻子鼓起鼻孔向上翻，把有弹性的脸庞隆起，让五官都皱在一起。

他的手里抓着一堆工具：粉刷，色棒，棉花团和纤维线团，酒精和胶水。他在自己的下巴上面粘上一撮小胡子，在颧骨两侧粘上很窄的胡须，低低地呻吟，好似犯了痛风。他抬起一条腿，不时地发出嘶嘶声，只发出一半的声音发号着指令，让人们把烧热的红酒端来。他用他的脸和那些纤维线团戏耍着，好像用变脸的戏法变出一张张的面皮。久远历史中的人们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被他复苏了，只需不经意地画上一两道隐约的线条，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误判。然后他又把所有的工具从身边推开。

“也许，”他说，“有一天我会找到一张脸孔，在那张脸里我可以一直活下去，能活很久很久。这并不容易。纤维、头发和颜料都只能帮上一点忙。是这个，”他用两根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脸，“这个听话的东西。需要知道的是该如何对付它。它当然会缩水，变硬。肉也有生命，我的朋友们，就像灵魂一样。需要给它下指令，需要训练它。我的这副躯体，”他陌生地从头至脚看了一遍自己的身体，然后沮丧地挥挥手，“已经被我用得透支了，我已经厌烦它了。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里，最近的一个，我渴望能活在另外的一副躯壳里重新示人。也许像一个鲜花般的少年。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耄耋的老人。皱纹都变硬了，舒展不开了。我已经老了。”

他厌恶地弹着自己下垂的下巴。

“我非常喜欢这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一把纤维线团，“还有这个，这个。”他将一把发套抛向空中。“你们要相信，如果我戴上这个猩红色的泰特斯
注

的头套！……有谁还能认得出我？……”

然后他给自己套上这猩红的泰特斯的头套。棕红色、闪光的发卷覆在他的额头上，一直垂到鼻梁上。他轻轻地用手指给自己涂上口红，他的嘴唇年轻地胀鼓了起来。他用一根火柴头上的黑炭描画了眼睛，然后他疲乏又散乱的瞳孔一下子有了光亮。这张脸焕发着年轻、红润，并且快感地邪恶着，没有丝毫的羞涩，甚至为此还有微微的骄傲。他的声音也变了。他用嗡嗡的、发号施令的声音说话。

“我有三十四张脸孔，”他大喊，挤出他的双下巴，“或者是三十六？谁会认出我？我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灵魂，我消失不见，从人们的指缝间溜走。我的世界是不死的，因为我也会从死神的指缝间溜走。他不会认得我的脸。即便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无法认出那个真正的我。
注

”

他四处环顾了一下。轻声说：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脸。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哪个会是最终的一张，在那背后不再有别的脸，而只剩下骨头……”

他摘下泰特斯的发套，用手巾从脸上抹去颜料。现在他又一次地在镜子里检查着这块原材料
注

，然后沮丧地说：

“这个秃子，没有牙齿的猪头难道就是我吗？不。让他进地狱去吧。”

他把牙套也摘下来，丢到假发的旁边，好像那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稍后，他又用一块手巾仔细地擦拭起牙套，再小心地戴进嘴里。

埃尔诺站了起来，悄悄走到他的身后。演员找出烟，把手巾搭在脖子上，嘴里叼着点燃的烟，怀疑地审视着自己。

“在巴黎，”他说，“餐厅的服务生们在干完活后就是这样坐下来吃午饭的。用餐巾纸卷成一根绳子，把它在脖子上搭成一个环，好像那是块手巾。”

“肯定是这样的。”阿贝尔说。

他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进来。他们会跟演员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比起那些低级的、在妓院里打着快要吐出来的醉嗝的毕业狂欢派对，演员所准备的这些则显得更丰富，更有趣。他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给演员。他们痴迷地观赏着他缤纷的变换。贝拉被演员的大量的纤维线团、色棒、粉扑盒所深深地吸引。阿贝尔想，演员也许还有另一张脸，一张他自己也不曾见过的脸，而今天夜里他将穿上这一张脸。他忽然想起演员独自待在他的房间里，靠在窗前的那半分钟。寒意沿着他的脊梁蹿上他的后背。但是他知道，无论外面有怎样的宝贝，他也不会离开这里。这个晚上，他要跟他们一起度过，跟这个小团体一起，跟演员一起；演员不摘下最后的一张假面，他便不会离开。演员此刻坐在镜子前的样子：脖子上搭着手巾，脸上有少许胡楂，光头，嘴里叼着烟，跷着二郎腿，手随意地支在胯上——好像是另一个人种的人，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不知道他说什么语言，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他从哪儿来，他可能是做什么的，他揣有怎样的目的。他歇着，抽着烟，晃着腿，是那样陌生。如此之陌生，以至于他们全都有些畏惧地沉默了。这里的一切都掌控在演员的手里。墙边有很多的发套，很多的命运，和发套阴影里吊着的很多人们的特征；这里是演员的王国，只消他挥一挥手，庞大的军团就会涌现出来，有着恐怖面孔的人们从过去，从一无所有中爬出来。演员自傲地、确信地、满意地微微笑着。他把烟嘴在双唇间从一边拨弄到另外一边。

只有埃尔诺抱着一副有所保留的态度审视着演员。

“你准备干什么？”他平静地问。

演员扔掉了烟嘴。他说： “让我们行动吧。”然后他跳了起来。

演员让阿贝尔坐到镜子前。他把双臂抱在胸前，他的一只手指按在下嘴唇上，头略向后倾，看着阿贝尔。他又走向窗户，背靠在窗台上，然后长时间地审视着阿贝尔。好像一个画家在摆弄自己的模特，他摆了下手，让阿贝尔转过身把侧面给他。然后，就像一个终于发现了自己正在苦苦寻找的东西的人，他一下子跳到桌边，从黑色的纤维团里揪出一小缕，晃着脑袋，吹了一声口哨。他用两根手指转动着男孩的脑壳，深深地惊叹，不时发出一个个“啊，啊”的感叹音。“我准备干什么？”他声音夸张、好像开玩笑似的问。“我按摩，我做准备。我要办一个小小的庆典。一个人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找出一个发丝花白、梳着偏分头的假发套，用梳子梳理它。“你变老了，我的孩子。最近这段时间你明显地老了。是痛苦摧残了你。”他小心地用梳子把发套梳成中分。“我想是为了道别……”他说，“因为我们可以去找姑娘们了。我们可以去裴多菲咖啡馆了。”他把一个棉花团缠在一根火柴棍上，又找出很多瓶瓶罐罐。“坐到镜子前来。我已经开始看见三十年后的你是什么样子。到时候你会想起我。”他突然把发套按在阿贝尔的头上，好像一块磁石一下子吸过去，一个猎物被粗鲁地捕获。阿贝尔整个人都变化了。镜子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从镜子里看着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吃惊的眼睛上方是衰老的额头。演员用指间夹着炭笔，正给他描画着眼周。“我的设想是一个小小的庆典……为了尊重我们所有的人，我所办的庆典是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却的。有一次我们曾说起过，我们要一起登台……穿上全副的道具，每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台词。我所想的是那种很业余的节目……就是这样，当然，每个人都自己独立表演。”他把一撮花白的山羊胡须粘在阿贝尔的下巴尖上，又把它扯掉，丢到一边，然后试着为他在下巴两侧粘上胡须。“这个时刻来到了。所有的戏服都任由你们差遣。舞台也是。这所有的道具。观众席是空的。我们就为我们自己演。就我们，可以一直到早上，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这所剧院，这观众席，这舞台，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他嬉笑着。最后他决定使用脸侧的胡须。他把两道花白的、细长条的胡须粘在阿贝尔的两只耳朵旁。甜甜的胶水味充满了整个房间。“这样并不赖，”他说，然后他满意地望着阿贝尔，“嘴唇要薄一些……这里要有些失望。然后这里要有些疑惑。然后这里……辛苦了我的小天使，我就好了……有一些彻悟和傲气，某种无能为力的原谅与释怀。”在他的手下，阿贝尔每刻都在变化着。男孩们站在阿贝尔身后，安静地看着他。“不是戏法，不是巫术。”演员说道，他用梳子和炭笔，以几个非常快速的动作在他的脸上画着。演员调整着阿贝尔的发丝。一道道笔画软化了阿贝尔脸上硬朗的线条。“我并没有和魔鬼达成什么协议，”他刷着他的眼睫毛，“只是手巧和我的专业知识。你的钟表往后拨了三十年。我们终于好了。”他把手巾夹到腋下，把梳子别到耳后，以一个费加罗
注

的动作深鞠了一躬。“先生们，请用掌声鼓励一下。有请下一位。”

阿贝尔犹豫不决地站起身。身后的男孩们往后让开了一步。演员已经在瞅着埃尔诺了。“冰冷的心，绿色的胆——阴谋的刺，蛇的信子，在哪里现出驼峰的位置。至少你会长出一个瘤子。
注

”他把埃尔诺按到镜子前。阿贝尔站在角落里，双手背在背后。假面里有一种让人平静的东西。人可以活在它的后面，可以随便去想什么。他看着迪波尔，得意地微笑着。大家笑着把他围在中间。独臂小子好奇地嗅着阿贝尔，围着他转。迪波尔睁大眼睛看着他。阿贝尔笑起来，从伙伴们的脸上他看出来，就连他的笑容现在也变化了；他们严肃地、惊奇地望着他。“我们把大自然给提前了，”演员说，他完全沉浸在了工作里，“并且我们改进了它。仅此而已。你们的成熟度，”他把火红色的假发戴在埃尔诺的头上，“这才是我想强调的。如果长大了，那就长大吧，”然后他用猩红色的胡须盖住了埃尔诺嘴唇上方、长着雀斑的条形地带，“然后承担后果。大师手中的笔刷是由本能来驱动，不过他的老师却是学习、注意力和吸取经验。我说了你是驼背吧。”他用两只手捧住埃尔诺太阳穴的位置，把他的头向后仰去，然后深深地看进他的眼睛。“小怪物。现在我剥掉你的皮，然后把蛇蜕下来的皮给你粘上，做你的新皮。”他用两根手指按下埃尔诺的眼皮，然后冲他们挤了下眼睛。

当演员去了他自己的更衣室，他们踟蹰地审视着彼此；但是没有一个人想站到镜子的前面。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外形里，人们可以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习惯他们自己。遗憾的是这些戏服并不是那么合身：比他们自己的尺寸都要肥，他们的手和脚都淹没在那些很肥的遮盖布下面。只几分钟的光景，他们都长大了，也变胖了。埃尔诺倚在手杖上，站在桌子前面，弯腰驼背。在他的老式披肩下面，他尖尖的驼背高高地隆起。一缕缕红色的头发从戴在他头上的高礼帽的下檐垂下来，垂在他的额头上，老款的燕尾服和丝绸制的及膝裤子垮垮地坠在他单薄的身上。在他的鼻翼旁安了一枚黑色的、长着毛的瘊子。他眼周的皱纹很深，小小的眼睛里闪着陌生的困扰、愤怒和抗争，他嘴角不愉快地弯曲出苦涩的、备受折磨的线条。阿贝尔低声、郑重地说： “生活教会了我要热爱真理。那高于一切的真理。”“还是系上你的裤子吧。”埃尔诺回答道。因为急促，他们把衣服穿得凌乱。阿贝尔合拢上他红色的袍子。贝拉——半身赤裸的西班牙水手男孩——头顶裹着头巾，额头上湿漉漉地贴着性感的发缕，用手撑着胯坐在窗台上。独臂小子隐藏在他身上的那件古罗马时期无袖长袍的一道道褶缝里。他坐在桌子上，踏着系带拖板鞋，光着的脚前后晃着，额头上缠了布带子。他自傲地、受伤地望着前方，带着庶民西维奥
注

的自傲，那个人同样是把自己的一只胳膊奉献给了国家，不过对此举劳约什并没有什么好的看法。

“罗马，”他说，“我失去了你！”

他们躁动起来，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着。这些无知的角色让他们摸不着头脑。他们都努力地不去注意迪波尔。

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儿子痴迷地躬身站在镜子前，带着一点儿纳雪瑟斯
注

的眩晕。两根长长的、金色的发辫顺着他的肩膀往前滑下来，高腰的丝绸上衣紧箍着他的身体，他用一只手提起裙角，穿着长筒丝袜的双腿交叉站立，一双漆皮鞋小而轻巧。伴随着每一次的呼气和吸气，他衣服深V领下方那漂亮的胸形一上一下地起伏着，那是演员用两块手巾为他完美隆起的一对乳房。他的手臂、脖颈和领子下露出来的胸部都扑上了白粉。他的眼睫毛也在演员的指尖下神奇地长长了，而青春痘则被演员为他轻柔抹上面颊的玫红色胭脂给遮住了。

埃尔诺弓着背，小心地绕着迪波尔走了一圈。他举起头上的高礼帽，嘴里念叨着一些听不懂的词汇。迪波尔则报之以微笑，然后又立刻转回身，回到镜子的吸引力里面。他高高地提起裙角，试着走了几步。假发把人弄得很热，味道也很难闻。

“我的汗出得很厉害。”迪波尔用低沉、窒息般的声音说道。

埃尔诺伸出一条胳膊。独臂小子却抢到了他前面。

“这只是一条胳膊，漂亮的女士，”他说，“但很强壮，让你可以握得到。”

阿贝尔打开了窗户。闷热的空气和夜晚沉重的、浓稠的泥土气味涌了进来。他们安静地站着，好像那窗户在提醒他们去注意现实，注意那些广场周围矗立的房子，和那些可能看进这里的人们。他们看着彼此，笑不出来。对这罪恶结盟的心知肚明，抱团在一起却又怀揣不安的快乐，以及对这个毫不知情、睡着了的世界嗤之以鼻的幸福感，一起充满了他们的内心。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地，延续最后一分钟地，演员把他们封闭在这个小世界里。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思绪里闪过：他们共同的记忆，将他们捆缚在一起的反叛精神，与一个世界相对抗的、他们暗中燃烧的仇恨，而那个世界却同他们自己的世界一样，无法理解，不够真实，如此不自知，满是谎言。而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这个友谊、渴望与惶恐，在他们的眼中闪烁出的是难过的光！迪波尔提起裙子，充满惊喜地转了一个圈。

“这裙子，”他说得极真诚，也带着惊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舒适。”

一个很胖的水手走了进来，穿着无袖条纹背心，肚子凸了起来。他穿着宽大的、蓝色的帆布裤子，脚上穿着厚皮鞋；他跨了一步站在门槛上，嘴里叼着烟斗；他抹了蜡的头发往前梳着，油油地贴在他的水手帽下面。他目光散乱，撇着八字脚站着。他从嘴里取下烟斗，摆了摆手，让他们往前走。

他的皮鞋踢踏作响，敲打在木地板上，发出空荡荡的回音。他不确定地往前走着，打开了灯。巨大的光一下子冲进他们的眼睛，从下方，从侧面，光的背后是深深的黑暗，是观众席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盖有一块块丧气的、散着萘
注

味的白布单子。演员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到处走来走去，如同机械师一样安然与放松，并不理会男孩们。他抬起扳手，打开开关板，光线被调暗了，所有的光最后都射向舞台的一个角落，聚集成一个彩色的、翻滚的光的水塘。到处都悬着拽绳的把手。一块块的幕布、电路的开关板、一条条的长木板都浸在一片隐隐约约里。他把一根绳子往下一拽，然后用另一只手从掉落下来的一坨绳子里抓住其中的一根；巨大的、彩色的帆于是慢慢翻转过来；这个嘴中叼着烟斗的水手站在酝酿中的风暴里，心不在焉地拨弄着那些拽绳和彩色的帆。一个装饰着棕榈树、有上坡台阶的道具摆件落了下来，封住了这场景的一边。侧面，一个破旧的玫瑰花廊的道具在被风卷起的尘雾中也降落下来。“风暴要来了。”演员漠然地说。他疾步向一面道具墙的后面走去，之后，从远处传来了尖厉的风声——嘶鸣着穿过玫瑰花廊吹了过来。短促、隆隆阵响的雷声紧随着风暴的鸣吼。演员从一棵满是灰尘的仙人掌后面走了出来，他满脸严肃，搓着手，点燃了烟斗，摇头晃脑地环顾着四周。

“我觉得这还是不够真实。”他说。然后只用一个动作，他就把里维埃拉地区
注

的风光变得消失不见了。“你们都站到中间来。”这片风景又升回空中，玫瑰花不舍地紧随其后也升了上去。很多简单、白色的墙从一无所有中冒了出来，魔法师把绳子往上方一抛，舞台神奇地变小了。当他们张望四周时，他们已经是一间船舱里的囚徒了。船舱的圆形窗户后面有风的呼啸和水浪的拍打声。墙上的很多圆形斑点表示两支火把在燃烧着，一道狭长的门在一扇窗户的旁边，一盏罩着破灯罩的吊灯从高处吊下来。水手用两只手攥着他的绳子，用菱形的天花板盖住了这间小船舱。罩着灯罩的吊灯也被点亮了。他们现在都干起活来：只听到演员一声声短促的指令和风声的嘶吼。阿贝尔负责控制风。不同于人们的想象，制造风暴并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活。只几个动作，演员就把阿贝尔领进这个秘密里。“激怒它们吧，埃俄罗斯
注

，”演员说，他把折叠腿的桌子拖到屋子的正中央，“你来差遣这世界四个地块上的风
注

。”驱使东南西北的风，这个技术活竟是难以置信地简单。独臂小子把一个大桶滚到墙边。他们也费劲地提来许多箱子，那里面应该装着烤馍和水。埃俄罗斯鞭打着他的奴仆们
注

，他的嘶吼在大海的上空发出阵阵痛苦的回响。

“所有人到甲板上去，”演员大喊，“女士优先。把箱子放到桌子的旁边。把窗户都关上。”他停顿了一下，“有一次那些黑人全都跳进了水里……不对，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他把一束遗落的玫瑰花束踢到船舱外。雷声震颤着空气，他们脚下的地板都随之发抖。阿贝尔无情地让风暴咆哮着。“这一道打得离我们很近。”演员专业地描述这一声雷，然后他吐了口唾沫，“歇歇吧，埃俄罗斯。”

雷声过后是出奇的安静。光，墙，道具，所有的一切都恰到好处，不是很真实，却又无法再去改变。阿贝尔已经步伐不稳了。他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试着平衡身体的重心以对抗船体的摆动。只用了几个步骤，他们已经把这个新天地变成自己的地盘了。埃尔诺礼节性地用手握住迪波尔，迈着庄重的脚步把他带到桌边。独臂小子站在大桶上，透过圆窗沉醉地看着外面几层楼高的大浪。阿贝尔走到他身边，环抱住他的肩膀。“多么壮观的景象，”阿贝尔用敬畏的声音说，“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回力门向上掀开，从地板下面首先浮出一个托着很多杯子的托盘，之后是一只赤裸的、男人的胳膊，最后出来的是演员的脑袋。演员小心翼翼地爬出来，用一只手高高托起托盘。他躬着身，像在船上工作的服务生们，用风暴般的动作，用身体和步伐的调节来保持托盘的平稳。然后他把所有玻璃杯都安然无恙地摆在桌子上。

“最重要的是，”他喘着气，“平静和酒精。有人在风暴里弄昏了头，也有人弄糟了他的胃。我们在以八节
注

的速度前进，气温变低了。我的先生们，来上一小口白酒、一块烤馍和冻肉，然后我们就可以平静地期待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了。”他站在船长的位置上，而乘客们都处在一片满怀希望的氛围中。

托盘里码着肉，烤馍也叠成了一摞，烧瓶里盛着水一样颜色的白酒。演员谦虚地微笑着。他在桌边坐下，磕着他的烟斗，正了正肚子上的皮带，把一大块肉塞进嘴里，大声咀嚼着。“劳动了之后，”他说，“人们会饿。”他用手背蹭了蹭瓶子嘴，喝了一大口。“这个真烧胃。”他转向迪波尔，“来一小口么，这位‘漂亮的陌生小姐’？”

这位“漂亮的陌生小姐”在第一瓶过后就坦白他快要吐了。演员知道有一种能对抗海上眩晕的药，需要在风暴来临前一小时服用。他们把“女士”放躺在箱子上，为他扇扇子，逗他开心。船舱里昏昏暗暗。实习水手每隔五分钟就会离开一下，去另一边鼓噪起东南西北的风，然后返回来再向大家报告天气。

是危险把人们彼此拉得更近了。演员放弃了斯巴达的原则
注

，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他是第一个喝高了的人。他们还从没见他喝醉过。埃尔诺谨慎地、极小口地嘬饮，始终观察着演员，因为他并不相信他是真的醉了。演员把箱子挪到窗户下，然后坐了上去，用两只手臂做出拉手风琴的样子，然后嗡嗡地用鼻音哼起伴奏的歌。“这是黑人们唱的歌，”他解释说，“在他们跳进水里之前。”那曲调单一的歌里流出伤感，回荡在空旷的舞台空间里；演员站起身，手里抱着那台看不见的手风琴，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在他身上好像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唱着歌拉着琴，只几分钟后，他们惊奇地发现，演员好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肥胖的、醉得一塌糊涂的水手，坐在桌子的边沿：那么真实，怀里抱着手风琴，唱着那港口、片片水域，还有码头的忧伤。他的脸庞完全变化了。他目光斜视，笨拙地，好心肠地，身上有散发着酒香的欢乐，还有行动不变造成的困难。他什么也没做，却变了一个人。他用听不懂的语言嘟囔着，英文、西班牙文和其他不知是什么词语的混合语言。他嗤了一下鼻息，夸赞一些陌生的地方。从他的声音里透出对目的未知的旅程的伤感。

显而易见，他完全明了这个游戏。面对漆黑一片的观众席，一个醉汉，一个胖胖的水手坐在舞台的边缘，唱着歌。他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轻声附和着演员梦呓一般打着节拍的曲调。风暴在外面呼啸，船带着它的乘客们摇摇摆摆，驶向未知的港口。船舱里漫布着浓烈的白酒味；危险的和要团结在一起的感受把他们牢牢抓在一起。只要船不停靠到岸，他们之中便没有谁能逃开彼此。迪波尔感觉好一些了，他狼吞虎咽地狂吃起来。贝拉坐在演员的脚边，用手掌托着头，看着他。他们在彼此身边旋转，那节拍是演员哼出来的，哼着他苦涩的伤感。

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第一次来到舞台上。通过一种特别的途径。他们感觉好像回到家一样。几条木板和三面围墙的世界就这样被他们自然而然地占领了。阿贝尔站在一排灯光前，低声向那看不见的人群言语着。演员沉醉地表演着。他的每个动作都让他与那个他们所认识的他差距更大；那些勒阿弗尔
注

的事情已经成为他的记忆，他无序地讲着那些在港口的浪漫夜晚，他的目光陌生地在他们之间游荡。伴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硕大的、半裸的躯体都在颤动。他这会儿没有收紧肚子，他的肉从背心里鼓出来，当他走到灯的前面，阿贝尔看见他胳膊上和胸部有文身。独臂小子大声喊道：

“文身的人！大家小心！”

埃尔诺用他的平顶礼帽扇着风。他的驼峰重重地落在他的后背上，压着他的上半身。阿贝尔惊讶地感到这里有如此之多的人，都是些不认识的人，是些陌生人；他时不时地要把他们数上一遍。演员在一个角落里，在他固执的寂寞里跳着舞。他一刻也不肯放开他的手风琴，他的鞋跟则怪异地敲打出某种令人不安的、僵硬的拍子。他们围着桌子坐着，阿贝尔拿出了纸牌。

“我不和骗子玩。”独臂小子醉醺醺地说。

但是纸牌却把演员引了过来。他仔细地检查，长时间盯着看每一张牌。他喝着酒，身上的每一枚钢镚儿都叮当作响，它们被输了个精光。他的表情陌生而受伤。他们用力地落牌，胳膊肘架在桌子上，把一盏灯拉得更近一些。贝拉再次建议搜他的身。之后是持续的安静。看得出船已经驶到了一片平静的水域上，风也停息了。演员在发牌的空当离开了船舱，然后，他拿回来一瓶新的酒。他满意地对大家说：

“夜晚星光闪烁。风向东南。早上我们会抵达比雷埃夫斯
注

。”

阿贝尔自从来到这里就一直想发言。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水手也会在大海上失去时间感。有什么关系？他这样想，幸福地眩晕着。真好，这肯定是一艘很稳的船，在天空和海水之间，到了早上它肯定会停靠在哪里。阿贝尔爬到台词提示员藏身的洞里，然后从那里窥视他们。贝拉双腿交叠地站着，用一只胳膊搂着演员的脖子，嘴里随意地叼了一根烟。他上身微微向前倾，很是纤长，很男孩子气，脸上挂着软绵绵、堕落的微笑。他黄色的脸庞潮热，他满足地、大声地咂着嘴，脸上折射出不自知的光。迪波尔坐在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中间，用两根手指支撑着下巴，很女人，差不多是女士的端庄姿态，把纸牌捏在手里。埃尔诺用硬纸板给他剪了一柄扇子。然后他慢慢地、轻轻地给自己扇着。

皮特
注

用胳膊肘撑在台词提示孔的洞口。他想，看比做要有趣得多。他有点晕乎。只有演员还保持得那么自然，好像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穿着水手背心，嘴里叼着烟斗，就在这艘船上。没有一个声音或是一个眼神出离了他的角色。他的目光困扰地寻找着什么，当他发现皮特躲在台词提示孔里，他急促地叫嚷起来。

“你是骗子！”他用颤抖的声音大喊道，“孤僻的私生子。你坐在岸上，然后看着我们如何被大水推来搡去！……窥视别人，很不错是不是？回来，你们去把他按到水里！”

他们朝他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藏匿的洞里拖了出来。皮特并不反抗。他躺在地板上，摊开双臂。演员鄙视地绕着他走，好像那是一座坟。他用皮鞋头碰了碰他，然后背转过身去：

“有一些彻头彻尾堕落了的人，”他以显而易见厌恶得要呕吐起来的表情说，“他们把自己交给了肮脏的嗜好。在他们中间，那些仅仅窥察别人嗜好的人是最恶心的。我总是憎恶这样的事。有一次在里约，我在一所房子里打断了一个这样的窥视者的牙。这样的人在墙上钻一个小孔，他们往往是拉皮条的和卖头油膏的。你们要小心这样的人。一个人做了一件无辜的事。而罪已经开始了。就在你站出人群开始旁观的时候。”

他绕着船舱走了一圈，然后放了一瓶酒在皮特身边：

“喝吧。”他说。像是疲惫不堪了，他在皮特身边坐了下来。“‘姑娘’，到这儿来！”他以父亲般的温柔把迪波尔的头搂在怀里。男孩则顺从地靠在他的身上。他把烟斗填上，像一个永远用谎言描述遥远地方的掘金人，或者老水手那样地喷吐着烟圈。“在船上要非常小心，”他频频点着头，“因为非常容易发生叛乱。没有人比船上的人生活在更残酷的奴役中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有一段时间……总之，船上需要铁一样的纪律。你们只要想一下，年复一年地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像囚犯一样挤在彼此身边。水手会很快失去对大自然美景的好感。他们总是被其他人盯着，从没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是人类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境况。在船上，叛乱随时可能爆发，船员们年复一年地做着苦力，即使只是压抑地表达不满也从来不敢有，一个语气稍有加重的语气词也不敢说出来，在第一次对抗时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到了港口便被关押起来。海事法庭可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但在这之后，偶然一次不知是何缘由，某个人就会跃过围栏飞进了海里。这样的事蔓延得极快，后来已经无法说清到底是怎么引发的。可能完全是愚蠢的原因：一块肥皂，一口白酒。没有人会明白。”

贝拉站在舞台的边缘，他在笑着。

“这个包厢是我们租下来的。”他兴奋地高声喊道。

他伸直了胳膊指着黑暗的观众席，他的胳膊上下晃动。“左边三号。”他大叫出来，感觉无限好。“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要坐在那里，头发梳整齐，还不被允许用胳膊肘撑在包厢的护栏上。糖果也得不到，因为爸爸说：‘如果食品店主的孩子吃糖果会被人们笑话。’”他冲观众席大声喊： “他有他的原则。我什么原则也没有。”

然后他笑得身子直晃：

“如果他现在能看到……”

“右边二号，”阿贝尔说，“那个是我们的，右边二号。迪波尔，如果你的爸爸也能看到这里！注意，你的裙子滑上去了。”

迪波尔坐了起来，把他的裙子往下捋平。阿贝尔忧郁地说： “你有没有试过把棉花团塞进耳朵里然后去读一首诗？或者是散文，或者随便什么……那会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试一次。”演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怀表一样的物件，然后他把里面的香水洒在自己的手掌上和脸上。强烈的西普香形成令人作呕的云雾，把迪波尔包裹起来。

“一个好船员，”演员说，“会喜爱香水。他的箱子里和口袋里会装满送给朋友们和未婚妻们的礼物。”

他从口袋中摸出小镜子、梳子和几块肥皂，然后像过节一样把它们分发给大家。最后剩下的一点西普香水全被他倒在了迪波尔身上。

注

匈牙利的一个骑兵兵种。

注

法国剧作家、诗人罗斯丹（1868—1918）代表作中的主人公。

注

意指凯撒大帝标志性的脸庞特征：从鼻翼到嘴角很深的两道法令纹。

注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注

古罗马皇帝。

注

源自西方关于死亡的一种说法，即死神会上门找到要死的人然后把他带走。

注

指他自己的脸。上文中提到他的脸像一块原材料，被他随意打造。

注

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人公。

注

源自莎士比亚《麦克白》里三个女巫的对话。

注

古罗马时期的一个传奇英雄，被俘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无所畏惧将一只胳膊放在火中烧掉，赢得了敌人的敬意后获得释放。

注

希腊神话中一位长相清秀的美少年，对任何姑娘都不动心，却对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爱慕不已，最后在顾影自怜中抑郁地死去。

注

制作卫生球的原料。

注

地中海沿岸的著名风光区，也称蓝色海岸地区。

注

希腊神话中的风神。这里指负责控制风的阿贝尔。

注

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风，也指全世界的风。

注

风神的奴仆们指东南西北的风。

注

海上行船速度的一种计量单位。一节等于一海里。

注

斯巴达人有简朴的生活原则。

注

法国北部第二大城市。

注

希腊雅典的外港。

注

这里指阿贝尔。原文中此处称呼为皮特。下同。

音乐

关于那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时，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埃尔诺说，除了喝酒喝得最多的演员，其他人都醉了，而演员只是表演出他醉了。独臂小子固执地解释说，在那尴尬的一刻演员是彻底地醉了，因为即便只是用手指头碰了他一下，他也立刻像个麻袋一样地垮掉了。

但是，他们所有人都记得，凌晨时分演员的话多了起来，举止也变得特别不寻常。他来来回回走着，手舞足蹈，用混杂的语言说着谎。至于说了些什么，第二天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起。他抛出很多陌生城市的名字，骄傲地冲观众席摆手，冲着那黑漆漆的一片叫嚷了很多黄段子。有一段时间他们所有人都在同时讲话。独臂小子哭了，身子摇摆个不停。他逐个去找他们，抚摸他们的手臂，然后给他们看自己缺失手臂的地方。“这是你的，”他说，“但是我的在哪里？”他哭着坐在地上，机械地在自己的周围到处寻找。

“错了，”他说，“请你们也来找找。它应该在的。”

他们不知所措地站在他身边，对着他的耳朵讲一些安抚的词语，但却仍然没法让他安静下来。他大声哭喊，然后开始呕吐。他们帮他洗了脸。迪波尔坐下来，把他哥哥的头搂在怀里。独臂小子抽噎着，他的身体因为哭泣而颤抖。

“还要，”演员说，“你们还要喝。哭泣只是个过渡。我们该去向哪里？！”

他们直接对着瓶喝，演员时不时地消失一下，然后又拿回来很多瓶酒。看得出这附近储备了丰富的酒。埃尔诺大吼一声，打破了喧闹：

“你哪里来的钱？”

突如其来的安静。他们瞪眼看着彼此。没错，他哪里来的钱用来买这些酒？演员通常把每一枚钢镚儿都花得很仔细。这会儿他龇牙笑着：

“你们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不重要。是一个赞助人……”

他手里握着酒瓶，摇摇晃晃向台词提示孔走去。

“女士们，先生们……一个赞助商……一个赞助艺术家的人……为我的小朋友们……”

他大笑的身体直摇晃。

“音乐！”他说。

他从一只箱子里拿出留声机，颤抖的手指把一张唱片放了上去。

“低音唱针。”他说，“静静地，让我们来跳舞。”

他走到迪波尔身边，然后一鞠躬。独臂小子努力地想爬起来。“在箱子里，”他说，“你们去箱子里找。”音乐是那么的轻，以至于一开始根本无法听到。演员用手臂揽过迪波尔，然后他们开始跳舞。

阿贝尔不安地跟在他俩身后。演员严肃地跳着，好像他根本没有喝酒。他跳着舞，好像这才是他最自然的肢体形态，好像他的体重都在这动作里消失不见。他轻松地带起迪波尔，用两只手，看不出来地轻轻托着他。音乐是如此的安静，缓慢。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听到，而舞蹈裹挟着他们。那是好似猫叫，又好似抱怨的音乐，节拍哼哼唧唧、断断续续。演员伴随着音乐跳着一个不知名的舞蹈。他的脸很严肃，表情很享受。跟在他们身后的阿贝尔感觉演员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迪波尔。两个人都严肃地滞留在舞蹈中，专注地、对抗地、用严肃的表情看着彼此，谁都不肯哪怕只有一刻地把头扭转开。两双眼睛都带着焦灼的关注黏在一起——尽管腿和躯干都在旋转——好像不允许自己把对方从视线里弄丢掉似的，哪怕只有一刻。他们把头直直地挺着，脖子与头并不跟从身体的弯曲。谁教了迪波尔跳舞？阿贝尔想。也许他只是无能为力地顺从着演员，他把他带入自己的动作里，而迪波尔毫不反抗地跟随着。他们要跳去哪里？他们慢慢地移步，持续地、平静地、平稳地旋转，直到唱片停下来。演员放开迪波尔。男孩伸出手扶着额头：他步伐摇晃，他的手在空气中好像想抓住什么能扶着的东西。迪波尔就这样抬起手站在那儿，等着演员回到他身边。阿贝尔感觉迪波尔有些神志不清了。演员在留声机那儿拨弄着，他又放上一张新的唱片。

这张唱片的声音大了许多。独臂小子已经停止了呻吟。演员一把揽住迪波尔，然后把他拽进那独特的、舒缓的，却正以一个频率加快的节拍里。阿贝尔感觉这对舞者为了把他们步伐的节奏放缓慢，好像在一圈圈的旋转中战胜了重重的阻力。演员是如此的谨慎，他远远地架着迪波尔，好像架在他双臂上的，是令他嗤之以鼻的负担，必须得相距远远的，好像隔了一条沟壑——即便演员已经极其使劲了，他仍然努力着。在他们的舞蹈里，在这音乐里，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靠近，一个事件，正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无法阻止地在向他们靠近，无法遏制地加快着进程。演员跳跃着前进到一束光圈里，之后他便停留在那里，再不肯从中踏出来一步。贝拉站在留声机旁，调试着唱针，摇着摇把给机器上弦。他们没有换新的唱片。在两个节拍中间，在演员停留在空气中的一瞬间，他放开了迪波尔，以极快的动作一把脱去并且扔掉他的背心，拽掉了假发，然后抛向上空。

他半裸着继续跳舞。每一次旋转，他肥硕的胸部都微微颤动，他裸露的后背在灯光的照射下像块肥肉一样闪着油光，白花花地发颤。演员在尝试新的动作。几乎感觉不到地，他在靠近迪波尔，他并没有把他拽到身边，却仍然是身子贴着身子地一起跳着。那几乎看不出的靠拢，在每一次旋转后都把他们绑得更紧了。好像有纱布环绕在他俩周围，每一次旋转后那纱便用一种他们无法反抗的力量把他俩的身体缠绕得更紧。好像那音乐的节拍也被他们的旋转带动了：唱片跟随着他们那更加快速、更加不安、节奏更躁动的每一次旋转。

独臂小子爬了起来，偷偷走到阿贝尔身后。他伸长着脖子，以不同寻常的注意力看着那舞蹈。阿贝尔感觉很不舒服，往旁边让了一步。但是独臂小子又跟过去一步。他抓住阿贝尔的肩膀，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

“把音乐关掉！”

还没等阿贝尔做出回答，转折出乎意料地、完全无法预见地发生了，重重地打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以至于有那么一刻，他们都麻木地、动弹不得地只是看着，好像在看大自然出现的某种异象。

音乐停止了。唱针吱吱地摩擦着还在旋转的碟片。但是没有人理会它。演员与他的舞伴又转了一圈，然后他停了下来，微微朝一侧歪斜着，僵硬地停留在一个姿势里，好像雕塑，一瞬间凝固在某个动作里。他们就这样站着，往一侧倒着，静止不动。在灯光点燃的映射里，好似一幅真人画
注

，一幅题为《舞蹈》的画，既抽象又具体。演员的一只脚没有落在地面上，他的上半身大幅度地往舞蹈里最后一个动作所趋向的那一侧歪着。这雕塑开始慢慢有了生命：他跨了一大步把脚落下，站得稳稳的，胳膊也动起来，微微抬起迪波尔，迪波尔的头向后仰着，演员那巨大的、光秃秃的猪头往前压低了下去。

阿贝尔和独臂小子同时扑了上去。贝拉发出一声咆哮，朝演员的腿跳了过去，然后使劲用两只手试图扳倒他硕大的身体。但是他的大块头稳稳地支撑在他矮木桩一样的腿上，难以撼动，以至于他们很久都无法扳动他。阿贝尔搂住迪波尔的脖子往后拽。他是如此地用力，以至于他们都一起摔倒在地板上。他们打着滚到了桌子前，有一刻他们就这样不动弹、黏附着待在彼此身边。迪波尔是那样无助地与演员分离开，像一个死去的部分从母体的质量里和引力里撕扯着，然后失重地掉落了下来。贝拉摇晃着演员的腿，他像只狗一样愤怒，喘着粗气，发出呼噜的声音。独臂小子跳上前，把拳头砸在演员的后脖梗上。演员的身体慢慢倒向一侧，就像一个巨大的木偶被推倒了。

埃尔诺站在舞台的边沿。他把两只手挡在眼前，往黑暗中看去。

“有人在那里！”他大喊起来。

他们都僵住了。独臂小子是第一个行动起来的。他腾挪着膝盖，慢慢爬过演员的身体，朝埃尔诺靠了过去。鞋匠的儿子朝向观众席，使劲往前探着身，抬起了手杖，颤抖地指着楼上一排包厢中一个黑漆漆、偏远处的一间。有人坐在那包间的深处。贝拉的牙齿颤抖地上下打架，他努力地想说出话来。埃尔诺的声音在观众席的上空尖厉地、发狂地鸣响：

“有人在那里！你们看！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

没有人能动弹。在那巨大的安静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在远处，在包厢的深处，有一把椅子被碰翻在地，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注

当时的一种娱乐和艺术的形式，由多人就某一主题摆出一幅场景，并保持不动，供人观赏。

猜疑

上校夫人站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的手臂上挎着一件迪波尔的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他那鞋油打得锃亮的黑色系带皮鞋。她是踮着脚尖进来的，用她软绵绵的、打着晃的腿，费力地——踩在脚尖上——站在阴影里。两张床之间的四方窗户里已经透出微微的光亮。她气愤的、狡猾的目光在两张床之间看来看去。

劳约什枕在高高的枕头上，身体挺直，一动不动，像是死人。他唯一剩下的一只手搭在胸上，缺了胳膊的那个空空的睡衣袖管耷拉在床边。迪波尔的脸庞宁静、严肃、平滑，他几乎是横着躺在床上，一条腿也从鸭绒被里伸了出来，他的手紧紧抓着枕头。

上校夫人吃力地把手臂上的衣服举到她高挺的鼻子前。她闻了闻。透过布料的味道，她嗅到男孩身体的味道和廉价香水挥发后留下的味道，它们都是男孩夜里从外面带进家的。当她凌晨把丢得散乱的一件件衣服都拾到一起，用衣刷梳理它们时，那香味冲进她的鼻子。看看，她想，男孩晚上是和女人睡 觉了。

这是谁也骗不了的确凿事情，她想，男孩和女人睡觉了，如同所有的男人一样。男孩的父亲也是同样地，身上和衣服上带着这样的味道回到家，而她无眠地坐在家里的床上，消瘦的肩膀上散落着她稀疏的长发。她坐在睡袍里，在各种设想的恐惧中嘤嘤呜呜地啼哭着。因为她能在想象中看到那个男人，看到他四方的头往一个陌生女人的乳房中间钻去，他的大腿根往那个陌生的大腿根上蹭来蹭去。她被偷窃了，母亲被偷窃了，这个家的主人被偷窃了。这才是重点，也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他偷窃了她。他们全都偷窃了她，她这样想，她感到屈辱。在她被忌妒所折磨的这些年里，这个想法总是最令她痛苦的：就是猜疑他们偷窃了她。是她那奇怪的小家子气把这个家里各不相同、四散飘荡的目的聚拢在了一起。她吝啬地把一切都仔细地收起来，那些男人们从这个家里带走的：每一枚钢镚儿，每一滴血。这里的一切都是她的，因为是她固守着这个家，她本身就是家：她感觉自己是这个大世界里的一座岛，在这座岛上人们盖了房子，人们住了进来；她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身体上生发，在她的血肉之上。但是男人们离开她，去了别的女人那里。他们偷窃了她：这三个男人从家里偷到外面去说的每一个词都让她感到忌妒。他们把钱带去给陌生的女人，还有他们温柔的情话，都是从她这里偷走的，所有的那些动作，他们的血，还有他们的汗。然后有一天，他们全都离开了她，抛弃了这座岛，偷偷摸摸地，用那些虚假的借口；他们说是责任在召唤，是祖国在召唤，是誓言在召唤，然后，当他们回来时，再没有一个人和以前一样。其中的一个缺了胳膊。她看着那垂下的、空荡荡的睡衣袖筒。那胳膊毫无疑问是她的。是她生下来的。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而男孩却不知在哪里把它贱卖了。他说是在战争里——但是她知道，这只是些说辞。战争是男人们制造的，让他们可以逃开家，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于家庭，也不想挣钱养家。

而这个小的晚上和女人睡了。她小心地踮起脚
注

，在枕头间的阴影里用目光寻找着男孩的嘴。那嘴张着，血红地肿着。他爸爸的嘴唇也是这个样。现在他也要离开了，只留下她自己，而这岛也将沉下去。

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她已经活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知道，她应该死去了。也许再过一年吧，也许就在明天。她的腿涨满了积液
注

。夜里，她有时无法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已经习惯了死亡的想法。她谈起死亡就像谈论一项友好而亲密的家庭庆典。她已经可以想象自己的死去；只是她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她想到她的儿子们那时会走进来，带来医生和清洗尸体的阿姨，也就是布戴尼克夫人：她会为她脱去衣服，然后用加了醋的水清洗她瘦弱的身体和她死去的、软绵绵的腿，比起思维和感觉，那腿早已经死了。她当然不愿意以尸体的姿态在布戴尼克夫人面前展示自己。布戴尼克夫人曾经是接生婆，她看过她比裸体还要赤裸的样子，那是在她带男孩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布戴尼克夫人属于这个家庭，基于一种联盟，她属于所有女人的大家庭，也属于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家庭。奶奶也是由她给清洗了最后一次。小迪波尔是由她给洗了第一次。真可笑，她想，回头也由布戴尼克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让自己干干净净地上路，用醋水洗去她四肢上的汗液。但是，她不能忍受这期间男孩们停留在这个房间里。这一幅折磨人的画面——就是当布戴尼克夫人清洗她的时候，男孩们可能会停留在房间里，也许是出于慈悲，或者出于无能为力的不知所措——在她什么也做不了、动不了生病的这几年里，总在困扰着她。她知道为什么不能允许男孩们看到她赤裸的身体，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能够！她穿着高领的、领口闭合的长睡裙。男孩们从没看过她宽衣清洗，也从没见过她穿着稍有暴露的衣装。她知道，几十年来，这一道她亲手建立起来的、矗立在她的身体与儿子们中间的隔离墙，哪怕只是从一道墙缝间窥视过去，这一切也将坍塌不在。男孩们在她身上只看到母亲，不再有别的角色，仅仅是母亲，最高法律的守护者。有关肉体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可以被男人搂进臂弯，可以往她的耳朵里吹拂甜言蜜语，可以用手指逗弄她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女人——在男孩们的心里从来不曾有过。在病榻上，她如果想到这里，便呻吟起来。在死之前需要和布戴尼克夫人谈谈。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要离开家了，夜里他和陌生的女人睡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可以放弃那抗争了。死亡已经近了。

她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回到床上。三年来，从这张床上，她只有在夜晚，在其他人全都睡着的时候，才偷偷下来走动。男孩们不必知道她还可以走动。这几年来，男孩们已经确信了她是和床绑在一起的。这样很好，这个她所设计的战术是有一些益处的，那就是把这个家拢在了一起。她把钥匙都放在枕头下面，还有八千克朗的抵押和信用的票据，少量的首饰，镶了碎钻的几枚黑色釉彩徽章和她的一些耳坠。一根长的金链子和一小块金表也被她放在了枕头下面。床下的皮箱里放着银器。那是老式的手工打制的银器，是这个家族曾有过的辉煌的遗存。还有上校每个月从前线寄回来的少量现金，被她装进一个鹿皮的小口袋里，挂在她的胸前。这就是全部了。至于把所有这些都像装麻袋一样地收在一起——秘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是为了增强她假装无能为力的优势。这是有极大优势和目的性极强的战术，就是她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所有的一切，这个家整个的血液循环都绕着她的床边运行。她这样躺了三年，看上去不能动弹。她知道现在在打仗，但是在她真正的理解里，那只是借口和托词，是给予了她的丈夫一个可以离开家，不用坐在她的病榻边的一种途径。一年前，大点儿的男孩也是用这个借口离开了。现在要轮到小的了。他们全都欺骗了我，她疲惫地想着。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夜里她梦见了牙齿。她梦到她所有的牙齿都掉了。她知道这意味着死亡，她的这么长的人生和所有的解梦书上的经验都告诉她，这表示死亡。她要死了，而男孩们会搜这房子，他们会找银器，那些有价的票据，还有首饰。她隐隐约约地在考虑一种基金会，一种由孤儿事务局管理的基金会，每个季度可以从银器中给男孩们和他们的爸爸一只勺子，或是一只叉子。她瞪着眼睛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每个清晨都一模一样的一串声响。过上一段时间她就会疲惫，然后小睡一会儿。她总这样待在床上，夜里也是，穿着一件陈旧，并不很干净的蕾丝边睡裙，像在等待来探望她的人。她认为应该有很多人来看望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夫人，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长久以来并没有谁来看望过她。她人生的最大梦想从来不曾实现过，就是由她，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夫人来举办一次宴会，用上这房子的所有房间，一共是三间，还有装饰了灯笼的院子，搬到户外的家具，在几张小桌子上摆上红酒、冷餐烤肉和甜点：一次宴会，也许还要找吉卜赛人来演奏，团里所有的军官都要出席，也许师长，还有在市长带领下市里的官员们也能来待上半个小时吧。她时常会琢磨房间的大小够不够，也总是核算宴会的支出大概需要多少。她会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院子的入口迎接客人。她会穿上那件灰色的丝绸衣服，那还是专为她的银婚而制作的，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而上校可以在这次宴会上戴上他所有的勋章。如果她想到这个幻想了无数次却从未能实现，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真又具体地设计好了的梦，她便开始哭泣。而这一切从没有任何人知道。

男孩们起床了，水开始哗哗地流。他们在洗漱，还低声说着话。女孩在厨房里做着活。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场特殊又复杂的抗争中，她动弹不得地参与其中。她在床上指挥着家务的维系和男孩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她把食物存放在正对着她的床的杯具柜里。她让杯具柜的摆放刚好可以看清女孩的一举一动，每一把面粉，每十克五花肉肠，每一枚鸡蛋，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女孩每次关好玻璃柜门，她都会把钥匙重新放回枕头下面。如果男孩们离开家，她会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直直的目光紧盯着他们的身后，穿过墙，追随着他们，一直看着他们。有时她会觉得她看到儿子们在城市里，当他们在街角闲逛，她能看到清晰的情节，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她会出神地想，他们与他或者他在说些什么？当他们晚上回到家，她会详细地问询他们，有时她所看到的真的和男孩们所说的相吻合。

女孩走了进来，亲吻了她的手，端进来早餐，拉起了卷帘。她把钥匙递给女孩，然后仔细地注意着女孩在杯具柜那儿的每个动作。她把糖罐抱进怀里，然后数出来五块。男孩们每人一块半，她和女孩每人一块。太阳的炎热从窗户灌进屋里，已经有了些夏日的威力。“今天的午饭要做肉，”她对女孩说，“打开一瓶樱桃。你用之前的那瓶李子果酱做水果馅饼，它就在那块肥皂旁边。”她闭上了眼睛。就让这一天好像他的生日一样。

这一天得送给他点什么。她把所有的资产都思量了一遍；但是每一件礼物都会带来损失，会为诱惑提供机会。如果她把金链子送给他，他会把链子卖掉或者当礼物送给一个女人。每一天都要为普洛高乌艾尔准备白色的手套。夏天里每两天要换一件衬衫。当他发情了，他会在洗澡水里混进一些香水。而她呢，家里的母亲，永远用普通香皂洗澡。

“他说我身上有膻味。”她只用了一半的声音，对着空气这样说。

女孩摆弄餐桌的手停了一下；但她并不抬头，她已经太熟悉这个病人的习惯，就是她时常既没有引语也没有关联的低声话语，而且从不期待回答。女主人斜眼偷偷观察女孩是否听到了她的抱怨。她其实并不在意会被听到。那反而会让她喜悦，就是她可以借着疾病的借口，时不时地，一次次地向这三十年来让她操心和折磨她的一切发出声响，对此她已经无法自拔。普洛高乌艾尔有一次发现她不用香味皂，也不用香水。如同大多数军官夫人的手，她的手有汽油味，因为普洛高乌艾尔的手套每天都要清洗。最近一段时间这些伤口总会让她焦心。很多幅普洛高乌艾尔的相片就挂在她对面的墙上，在床的上端，是他单调的军人生涯里各个阶段的照片，从中尉最后到上校，最后一张是他穿着前线的军服骑坐在马背上的相片。她对着这些照片说话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夜晚和下午时候，无声地，或者只是低声地和它们说话。普洛高乌艾尔逃去了前线，他在那里肯定大吃大喝还管高利贷借钱。想到这儿她感觉很高兴，因为这些高利贷的麻烦回头普洛高乌艾尔可要自己去解决了。从那蹙紧的眉头下，她尖锐的目光找寻着上校的脸庞。她嘲讽地望着他。

男孩们亲吻了她的手，然后坐到早餐旁边。这段时间劳约什又穿回普通人的衣服。他穿上很久以前的夏衣，衣服穿在他身上已经很小、很瘦了，他看上去又像个上学的男孩子。他空空的袖管塞在右侧的衣兜里。手术后他可怕地胖起来，变得胆小和贪吃。对于被严格分配的食物他总是嫌少。午饭时他总要从弟弟和妈妈那里接受援助，用抱怨的声音要求更好吃的，要求和别人换餐；女孩也抱怨他有时会把中午给晚上留出来的饭在下午偷偷地吃掉。母亲想，多么幸运，我把食物都存在了这间屋里。自打从医院回来，劳约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似被吹起来的球，母亲怀疑他是在哪里偷吃了东西。他嘴部神经质的颤抖已经好了，但是眼里的光暗淡了下来，只在他偶尔的幸灾乐祸时才能见到他眼中闪着光。

他的声音也变得陌生：很缓慢，好像歌唱一样；如果他要什么又没能得到，他会委屈地、扭扭捏捏地抱怨，好像他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变得爱偷嘴和行动迟慢。母亲没敢把他撵去工作。她不得不忍受这个二十岁的儿子与小儿子的朋友们每天一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他有时会穿上他少尉的制服，把奖章都别在胸前，长久地站在镜子前面，就在母亲的房间里，对着镜子把身子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好像他小的时候，完全不管房间里有母亲的存在，好像在玩模仿当兵的游戏。当着母亲的面他也没有羞耻感，母亲的问话他也不作答，像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的小孩子。

他们会要钱吧，她这样想。然后她闭上了眼睛。早晨了，战争开始了。这战争在夜晚，在她的梦境里都不曾结束。她紧闭着她那薄薄的、无血色的嘴唇。夜里，她已经在合计今天该给迪波尔些什么了：为了他的毕业集体照，还有毕业宴会。她想送给他一幅圣人的照片，是圣劳约什的照片，那是他们家族的守护圣人，因为父亲普洛高乌艾尔的名字也叫劳约什。但她不能确定圣劳约什的照片能否为迪波尔带来喜悦。不管怎样，她还是把那照片准备了出来，夹进祈祷书，然后放好在床头柜上。

“母亲，”劳约什用唱歌似的抱怨腔调说，“迪波尔需要钱。”

清晨，在他们洗漱时，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最后的、共同的攻击。妈妈得把钱交出来。已经没有别人能帮得上了。妈妈把钱交出来，然后下午他们付清郝瓦什的钱，再把银器偷偷运回它的位置。迪波尔已经自愿到战前训练营报了名，小团体今天晚上就可以解散了。在他们中间再没有人说起那个晚上。是劳约什把迪波尔带回家的，他把他放躺在床上，为他脱下鞋子，照顾他，好像照顾一个病人。他为他盖好被子，然后坐在他的床边，直到他睡着。迪波尔无力地承受了一切。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劳约什床前，看到劳约什闭着眼睛睡着，他才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去了洗漱间，用肥皂和刷子开始洗他的嘴和脸。他搓洗了很久，洗完自己的脸，他又回到床上。

他清醒着，不安地躺在床上，偶尔抬起手到嘴边，蹭着自己的唇。慢慢地，床开始与他一起旋转；不过，在这眩晕里已经有了一些让他平静的东西。他感觉到了旋转的结束，现在，唱片马上就要停下来了，安静即将到来，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渐渐亮了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早上我要去游泳池，他想。他感觉到自己处在很深很深的坠落之后，已经可以踏实地躺着了，因为已经没法继续坠落了；只是此时此刻还动弹不得，因为还需要担心会不会因此断了胳膊或者是腿。他时不时地摸一下嘴，然后轻松地微微笑了。已经不会再有麻烦找上他了，所有的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妈妈交出钱，然后每个人都继续他的生活。可以好起来的，他想。如果我从这里逃开，我会好起来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代替了回答，母亲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我在这里无能为力地躺着，也许连早上也等不到了；但是你们凌晨才回的家，从那该死的窗户。我还不知道，我的小迪波尔，你考试过了么？”

昨天以来，他们已经彻彻底底地忘掉了迪波尔的考试失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以至于现在母亲这样一问，他们需要使劲地想一下才想起来这事儿。“成绩呢，我的孩子？”母亲问道。独臂小子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母亲并不在房间里似的，他大胆地说：

“你看到了吧，她会给的。相信我，无论如何她得给。”

母亲的眼里淌出滴答滴答的泪水。只要她愿意，她总能哭出来。迪波尔带着绝望的漠然表情看着她，这三年来他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如果他们问母亲要些什么，她就会开始哭泣。

“成绩还没有发。”他安抚地说道。母亲一直平稳地哭，没有起伏，好似启动了一台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让它停下来的装置。当她擦干了眼泪，她找出圣人的照片，然后递给了迪波尔。

“这会保护你的，”她说道，抽着鼻子，“我也不敢问你们夜里是去了哪里。我知道你今天需要钱，小迪波尔。我已经了解过了。毕业宴会需要多少？”

“没有毕业宴会，”劳约什回答，“是五月节。”

“五月节？全新的习俗。”她不认同地说。“结束时天气肯定很凉了。劳约什，你要带上件大衣。”

“妈妈，”劳约什说，“我在伊松佐河旁边的一个坑里躺了四个月。在雨里。那时候你是没法说让我带上大衣的。你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个？”

他站起身，把一只手背在背后，如同他们普洛高乌艾尔家的人惯常的那样，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母亲用胆怯的目光追随着他。这是劳约什早先时候的习惯：像他的父亲一样，把两只胳膊交叠背在背后，然后把指关节弄得咯噔作响。当然他现在已经无法这样做了，她有些同情地想。她胆怯地看着他。这里的纪律已经土崩瓦解。男孩们已经粗鲁地与她顶嘴。他们随时可以发动叛乱，朝她走过来，然后轻柔地、无需任何暴力地把她从床上抬起来，放到一边，然后去翻她的被褥，还有枕头，就在她的眼前，把银器、首饰和钱都据为己有，无论她怎么呼喊和乞求也无济于事。男孩们会凯旋地占据这所房子，而她如果呼喊求救，他们也许会用手巾堵住她的嘴。这里已经发生了什么，她已经丧失了对他们的权威。她用求助的眼神去看普洛高乌艾尔军人生涯中各个时期的肖像。与普洛高乌艾尔一起会容易得多。她知道，生命已经在不预期的某些时刻坏掉了，当人们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说，胆怯，不言语，然后任由事件发生发展。也许应该告诉普洛高乌艾尔，让他不要去前线，作为一个高级别的军官，他也许有办法阻止战争。

在这个挤满了无用家具的狭长房间里，每个物件上都附着了微酸的、不洁净的味道，病人房间的味道和被冷落的、孤独的人的房间的味道。他们都得在这间屋里用餐，在母亲躺着的地方。有一次她在马戏团看到一个女人，那女人与两只狼一同登台，拿着鞭子，穿着晚礼服，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用眼神就控制了那两头野兽。她觉得她需要吸引住男孩们的视线，然后秩序就会恢复。她用目光去联系他们，但是男孩们躲开了她的目光。这联结已经终止。她再没有了对他们的权威。他们来到她的房间，他们沉默着。她知道，这沉默很危险。男孩们已经这样沉默了几个月了。她无法知道他们离家出门的特别理由，他们也不让她知道他们的烦恼，他们在准备着什么。也许他们已经有了计划，只是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每一刻他们都有可能揭竿而起；他们兴许还有同谋：仆人或是别的什么人。也许他们已经决定了，只要一个信号，他们就会走过来，用他们强壮的手臂抬起她瘦小的身体；其实只有迪波尔能抬起她，然后劳约什用他的一只胳膊去搜被褥。那些她带在身上的现金他们也许还不敢碰，她快速地想着。她开始害怕起来，她开始发抖。

她坐起来，把枕头垫在腰后。

“你们出去，”她说，“我给你们钱。现在就出去。”

独臂小子耸了下肩，冲迪波尔招招手，然后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母亲竖起耳朵听着，两只手在胸前摸索着。现在他们也在偷听，她想。也许他们还在偷看。还好她把床摆放的位置是即便透过钥匙孔也无法看到的位置。每一次需要给他们钱，她都会让他们先出去。她的手在胸前摸着，然后她想，多么的特别，最后的时刻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她想到怀上迪波尔的那一刻，在他们婚后的第八年里，在他们分居了几个月之后。一天下午，普洛高乌艾尔从训练场回到家，他穿着马靴，满身灰尘，手里拿着皮鞭和手套，站在屋子的中间，额头因为出汗而闪着光。他把军官帽丢在桌子上。只有他们俩在屋里。小劳约什在外面的院子里玩耍。几个月来他们几乎没有交谈过。普洛高乌艾尔睡客厅的长沙发，她和小劳约什睡卧室的双人床。这样的分居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他们已经过了找寻憎恨彼此的借口的阶段了。长久以来，他们俩都饱受煎熬，然而在第八年里，所有的憎恨都淡化了。也没有退回到最初的彼此相拥，不过那持续的、让他们都要发狂的战争——为了彼此和对抗彼此的战争，也变得平静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几个月都这样平静地、无言地，几乎是领悟地和小心翼翼地憎恨着彼此。她坐在窗边的摇椅里，正使劲清洗着普洛高乌艾尔的黄色马裤——一条非常漂亮的玉米黄裤子上的一个油污点。那大概是从油腻的马鞍上沾到的，在膝盖附近的位置。这个污点又大又显眼，如同普洛高乌艾尔周遭的一切事物，让她现在仍然记忆深刻。她全情投入地在清洗这个污点。普洛高乌艾尔平静地走到她跟前，因为骑马回来，他的气息略微有些喘。他停住脚步，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了手，一把抓住她后颈的皮肤，用一只手把她从椅子上提了起来，好像他平时拎起他趴着的狗：他会抓动物身上痛感最小的那一块皮，如果是要把它拎起来。她差不多是无意识地，出于厌恶与反抗地，在普洛高乌艾尔的怀抱里执拗着，挣扎着，一股甜蜜的痛感和对生命的感知——就是她是活着的，就在此时此刻——灌满了她的全身。而她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往后便走上了下坡路，也许是朝着死亡的方向。现在她回想起了这一刻，她生命里唯一一次有着完完全全的自知自觉的这一刻，当她在普洛高乌艾尔的双臂间挣扎，几乎无意识地感觉自己是活着的，现在还活着，就在此时此刻。这感觉她之后再也不曾有过。就是这一刻，迪波尔在她的腹中成形。普洛高乌艾尔后来也偶尔靠近过她，但她已经都不记得了。她用手摸索着，小心地解开胸前的衣襟，摸出装钱的小袋子。她于是不得不回想起那一刻。小袋子由一枚安全别针别在她的衬衫上，她把钱放在床头柜的圣人照片上，然后她放松地往后靠进枕头里。

她用微弱的声音唤他们进来，用怯懦的微笑示意了钱的位置。劳约什并没有说话，而是盯着她，然后与她面对面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迪波尔点了点头，把钱揣进了衣兜。

“我知道我们没有钱，母亲。”他友好地说，“我也不想问你要。我现在得出门了。我想请你在我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六百块。明白了么？六百。”

“六百。”母亲快速地说，好像那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简单的比喻词。

“你会给么？”

“六百。”她重复道。她用手往空气中抓去。“六百。”她往后靠进枕头里，脸上有僵硬、麻痹的微笑。她呆望向前方。

“他们的父亲为了国家在前线打仗。六百。”

她发出特别的、短促尖厉的声音，使劲摇晃起她的头。

迪波尔在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等待她平静下来。“别激动，母亲，”他说，“我看出来你没有明白。你别激动。”他站起来，“总会有办法的。”

“六百。”母亲重复着，“慈悲的神啊。圣劳约什啊。”

他们把她放躺在枕头上。从她惨白的嘴里不停冒出些没有意义的词语。迪波尔把手放在母亲的额头上，然后他向独臂小子摆了摆手，表示没有希望了。

“还有一个办法，”他说道，一边向劳约什俯过身去，“下午我去和他说。”

独臂小子严肃地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母亲现在低声喘息着，双眼紧闭地躺着，好像是在睡觉。独臂小子朝母亲俯下身，一脸的严肃和好奇，仔细地盯着母亲，好像在她脸上发现了一种新的表情。他的脸上浮出好奇又困扰的微笑，沉浸在对母亲的审视里。“晚上，富尔察见。”迪波尔低声道别，然后踮着脚尖往外走去。“晚上见。”独臂小子说，依旧直直地盯着母亲。他把一只手指压着唇上，示意不要发声。迪波尔关上房门后，他就这样无声地站着，弯下腰盯着母亲看。他就这样持续地盯着她看，竖起了耳朵，全神贯注地、好奇地注视着她。母亲突然睁圆了眼睛。四只眼睛于是近距离地交汇在一起。他们看着彼此，都瞪圆了眼睛，好像人们是第一次，或者是最后一次地看着彼此。母亲的眼里直直地透出恐惧，好像两盏警示灯，她无神的双眼开始燃烧起来。她做出防卫的动作，把手护到胸前。独臂小子坐回到椅子上，用手托着下巴，好像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得不到回答他便不会走开。

女孩走进来收拾桌子。母亲想向她发号指令，想坐起来，想对她说点什么。但是独臂小子举起他的手指，用警告的、严厉的动作把指头按在了唇上。母亲开始颤抖，上下的两排牙齿抖得打起架来。女孩走了出去。他把椅子拉得更靠近了一些。他弯身靠过去，靠得非常之近，他安静地、平和地说：

“你需要把钱交出来。”

他的声音里没有严厉，也没有威胁；母亲眼神迷茫，她赶紧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抬开眼看一下，在男孩淡定、顽固、坚持的目光下她又再一次合上眼。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相持了很久；母亲的颤抖停止了；她偶尔眯缝眼偷瞟男孩，确认他是否仍守在那里。时间变得极慢。母亲紧抓着胸前的衣襟，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知道她已经再没什么期盼了；但是，在她把自己交出之前，她一动不动地僵直着，像一只感受到威胁的甲虫。独臂小子把椅子拉得更近了些，靠在床边，好让自己的姿势更舒服些。

注

当时的床都做得很高。

注

水肿病。

满大人

阿贝尔在富尔察的房间里睡着。窗帘没有拉上，他很早便醒来了。温热的早上，窗前的山丘和松树林新鲜地显现出来，有着圆滚滚和慵懒的轮廓，好像一个胖姑娘。他只穿着衬衫。他朝向窗户坐起身，让自己的脸对着太阳。阳光像是把他空荡荡的胃给灌醉了。他睡得很沉。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记得。幸福感遍布他的全身，以至于他不敢动一动，他怕一动弹这眩晕的幸福感便会消失不见。他的身体暖和起来了，冻僵的四肢也和缓了。

十点钟他要到城里。他们要在学校的操场上拍集体照，这照片也会被挂到爸爸们的照片中间去。整所房子都是空的，房东正在院子里挂灯笼。他漫无目的地在屋里踱步，穿越在积攒起的物件堆儿里。所有的这些都是废物和无聊的垃圾。他用一根手指拨动了一下地球仪，然后等着那转动的球体停下来。然后他把手指点在非洲中部的位置。天啊，他想，非洲。演员吻了普洛高乌艾尔· 迪波尔，又有什么紧要？……

夜里他并没回家。在剧院门前分手后，他朝家的方向走去，但是又折转了方向，走上了去富尔察的路。途中的一段他跑了起来，为了能更早地离开这城市；到了河边他才放慢了脚步；夜晚很明亮也很热。后来他甚至都不曾有过应该回家的念头。也许，他随意地想，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现在有了新的情况，与至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一样，与艾泰尔卡、父亲、老师们、迪波尔和演员都不一样，也许要简单许多，舒服许多；所有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说，自由地，放到光明处查看。然后他想，这只是怯懦的安慰罢了。富尔察的楼房在月光里泛着白色的光，显得很不真实，很有画面感。他轻轻地、悄悄地进了房间，朗姆的味道和空气稀缺的霉味令他喘不上气。他打开窗，把自己丢进床里，一下就睡着了。演员朝他走来，裸露着上身，假发滑歪到一边，迪波尔的头往后仰去，阿贝尔一遍遍地摇晃演员的胳膊，他吼起来： “天气凉了，天上满是星星。”梦渐渐变得模糊。他沉沉地、一动不动地睡着。

他穿好衣服，朝城里出发。黑色的正装让他感觉很热。兜里露出纤维线团。他把假发套拽了出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看是否有人看到，然后他把那假发套丢到地上。那个死了的脑袋躺在路面上，像只被踩死的毛茸茸的动物。他用皮鞋头挑起它，然后又厌恶地把它踢开。他想，那个曾几何时披着这一头头发的人，在这一刻也最终死去了。他急匆匆地走过劳教所的围墙。空气很干净，空气里飘荡着钟声。需要整理一下今天的日程。五月十八日。星期五。先是照相师。然后和迪波尔谈谈。两点钟是郝瓦什。也许再去看下姨母。晚上一起回富尔察。这一切都让他提不起兴致。他停了下来，四下里瞧瞧，有那么一刻，他想：现在就回富尔察去，然后在那里等到晚上。然后得和迪波尔谈谈。他又疾步往前方走去。

很多果树的枝丫从围栏里支棱出来。昨天下午的雨把花朵打落了一地。他走过游泳池边，柳树弯低着腰，枝丫都垂进了水里。他在桥上停下来，看着那涨起来的、黄色的河水，这曾是他孩童时期非常重要的玩伴。水中酸腐的味道冲进了他的鼻子。

桥上走过来早已被满大人判了死刑的基津达伊法官。

阿贝尔抵着护栏朝水面弯下身。事实上基津达伊早就应该是死人了，因为满大人三年前就已经判了他死刑，主要原因是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在基津达伊的一生中他判处过很多人死刑，光是吊死的就有七个，基津达伊也都亲自观看了执行。最后一个是个吉卜赛人。

满大人是阿贝尔最早的一个老相识，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是他孩童时期的各种听闻中，不是故事里的，而是阿贝尔自己创造的一个形象。也许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说起过，如果一位中国的满大人按下一个按钮，就会怎样怎样。当阿贝尔与这个城市进入一种敌对关系后，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从哪里拆下来的、已经不响了的铃铛，然后，如果敌人变成了他的负担，他就按下铃铛的按钮，消灭他的敌人。比如有人撒了谎，然后谎言被揭穿了，于是这个贡品就要被摧毁掉。在短短三年里，已经有四个人不得已地被这样判了刑，其中的三个已经被行刑了。第一个是斯卡尔，他是动物学老师，五年级时他扇了迪波尔一个耳光。第二个是牧师林甘，在猎人公园他在暗处偷窥他们。第三个是费亚拉，是他六年级时的同学，他把阿贝尔出于信任而讲给他的秘密说了出去。第四个是这个叫基津达伊的人，他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朋友，当他在一个小酒馆里撞见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写信给他们的爸爸告发他们的所作所为。

满大人只是阿贝尔自己的秘密。他和谁都没有说过。就连小团体他也没让知道。满大人住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在一间用黄色丝绸装饰的房间里，他有着长长的、尖尖的指甲，半米长的发辫，他站在一个涂了亮漆的小桌后，他面前是这个装置，他只需用指甲尖碰一下这装置的按钮，这世上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报销掉。满大人既不好，也不坏，他只是淡漠地服务着真理。如果在旧金山有一些人挑衅地看着别人，或是粗鲁地对别人说话，满大人就会蹙紧眉头审查这个案子，然后有所行动。他的威力可以辐射整个地球。他只要用他精致的、长长的指甲尖碰那个按钮，那个在阿贝尔的想象里是一个简单的铃铛的按钮，这世界另一端的那个人便头一歪地倒下了。这事没人知道。人们以为动物学老师斯卡尔是喝酒喝死的，牧师林甘是死于动脉硬化，而费亚拉是被那倒霉的肺结核早早地带进了坟墓。只有阿贝尔知道，这些全是借口：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满大人，是阿贝尔的私人守护者。他把他的威力的一小股让渡给了阿贝尔。阿贝尔感到自己是满大人在这个城市的授权代表，在类似的判决事务中，他可以自由地，但也要更加严肃认真地处理和审判。满大人是阿贝尔雪藏的秘密。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个做屠夫的念头。在他参照最高机密和战时法庭的标准而定夺的四个判决中，有三个都意想不到地在极短的时间里被满大人批准执行了。但是对基津达伊的判决已经有几年了，犯人却依然以显而易见的健康状态欢快地在城里到处穿行。他略微有些喘，但还是状态颇佳地信步走上了桥。阿贝尔知道那只是因为基津达伊有点迟了。与他以前所想的相比，对他而言这游戏早已变得富有严肃意义。那个宣判的工具——不响的、从走廊拆下来的门铃——在一个抽屉里落满了灰。几天前他把它找了出来，然后惊惧地看着它。在费亚拉的案子里，阿贝尔后来一直被不确定所折磨着。就算这审判里没有不公正，也许还是太过严厉；也许判他终身做苦力也足够了：在一家银行或是一个税务局里。一个人难免会犯错，阿贝尔想。现在基津达伊过来了……“学生中的学生。”那个被判了刑的人说，带着独一无二的好脾气；他的好脾气在全城都是出了名的。“成年的感觉好吗？”阿贝尔从下往上仰望着基津达伊肿肿的脸：在他威廉二世的胡须
注

下，他黑乎乎的牙齿看上去十分污浊，他灰黄色的眼睛在阿贝尔头部的上方望进空气里。他们一起走过了桥。基津达伊问询了他的父亲，然后以长辈的姿态盘问阿贝尔到底有多希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上前线去。他也曾经这样盘问了劳约什，那是在劳约什离开之前。在他的问题里并没有什么坏念头。基津达伊会截住所有十七到十九岁之间的年轻人，然后问询他们旅程的出发时间。他们朝着城里，在成排的冷杉树之间慢慢地穿过。河上浮起薄薄的雾，是那种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大清早时飘起的薄雾。

基津达伊充满鼓励地说，与他那时候相比，现在的战前训练时间已经短得多了。“你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他略微有些抱怨地说，“怎样才叫真正的训练营。你们又能从哪里知道呢！……你们不会在兵营里遭罪了，只要三四个星期的练习，你们就已经可以上前线了。在我那个时候，”他打开双臂——如同他一贯的做法，每当说起“他的那个时候”，取代更准确表述的是用手势来表示，好像那是全人类将马上度过，也永远回不去了的光辉时代——“在我的那个时候要蹲起和卧倒，在酷暑中拉练。你们呢？三个星期，然后就可以去了。”这几年里，基津达伊极少错过可以向慢慢驶离，装载了一拨拨的年轻人，原本是运送牲口的火车车厢挥帽道别的机会。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在前来送行的达官贵人们中间，基津达伊总会站在最前面。这个位置也适合他，不仅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也因为他的青年之友的形象。他们在法院楼前分了手。阿贝尔不得不向基津达伊承诺，他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他的旅程的出发时间。基津达伊总是巧妙地把那个远行称作旅程。在凉爽的楼梯间，基津达伊像一座塔一样往上走去。阿贝尔追随在他背后的目光一直到楼梯半层的拐弯处。然后阿贝尔开始干呕。通往学校的操场有三级台阶，他缓慢地往上走着，看到他的班级在一棵菩提树下站成一个半圆。他躲进队伍的末尾；班主任带着记录历史的表情坐在整个班级的正中间，他腿旁蹲着的贝拉和迪波尔像两只被拴住的獒犬。摄影师已经立好他遮着黑布的武器。他尖声喊了一个调整的指令。对他们来说这将是在这个操场上的最后的指令了。拍照前的最后一刻阿贝尔快速把他的后背转向镜头。这被埃尔诺发现了，他也仿照阿贝尔的做法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背转过身。这个班级也将挂在学校的照片走廊，进入永久的存档里。

“后面的年级会摸不着头脑，”阿贝尔说，“这两个轮廓是谁，难道是用后背以示永存？”

班级解散了，他们在阳光下困倦地战栗，无目的地走着。贝拉因为一夜无眠牙齿不停地抖得打架。

“睡觉，”他说，“总之，晚上。”

“晚上。”

埃尔诺突然探身到他们中间。

“我早上去了他那里。”他小声说。

当他们都垂下眼睛不说话，好像冻住一样，抗争地呆望着，他快速地继续道：

“他没有让我进门。他隔着门说自己很好。他还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

寂静无声。埃尔诺说完这些后，也惊讶地息了声。迪波尔点了支烟，然后把火递了出去。“那么我们就不等他。”他漠然地、礼貌地说。迪波尔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鞠了躬，伸出手去握了一下。“那么，今晚见。”然后他把胳膊挎进阿贝尔的胳膊里。

还需要在游泳池门前等一会儿，现在还是女士的时间。售票处前，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受潮变腐的木板味，湿漉漉的青苔味，贴身衣物的霉臭味，这些熟悉的味道穿过更衣间木板墙的缝隙透了出来。女人的尖声细语飘了出来。“女人们。”迪波尔说。炎热铅一样把水面压得平得好像熔解的金属溶液。这热黏着，稠密，触手可及。迪波尔往后靠去，开始吹起口哨。

“你别吹了。”阿贝尔说。

迪波尔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感情地，用唱歌的腔调说：

“我不喜欢妈妈。今天早上她好奇怪。其实我想说的是……回头中午我们去和这个郝瓦什谈谈。”

他又吹了几个音符，玩味地忽闪着眼睛望着河水。

“我想说的是，”他继续道，“半小时前我去了城里的司令部。司令是我父亲的熟人，我在他那里报了名。我已经拿到了自愿参军
注

的许可。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报到了。”

他见阿贝尔没有吱声，便把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

“我实在受不了了，阿贝尔，请别生我的气。”他抬起一只胳膊，在空中挥舞，“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卷了一支烟，在木桥的边沿坐下来，晃起他垂着的腿。

“你是什么意见？今天晚上每个人都从富尔察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拿回家……无论如何我得把马鞍带回去。”

他用唾液把烟卷粘上，又把它点着。长时间地等不到回答。他不确定地又问：

“你怎么想？”

阿贝尔站起身，向后靠在木板墙上。他脸色灰白，然后他平静地说：

“这么说，都结束了。”

“我想是的。”

“小团体，还有富尔察？”

“我想是的。”

他们喘着粗气。他放下手臂，在板凳上坐下来，把头埋在手掌里。阿贝尔慢慢走到桥的尽头，停了下来，靠在护栏上，然后朝向水面弯下腰。桥上有人在身后哒哒地走过。迪波尔一直等到这脚步走远，然后才走到阿贝尔身边，用一只手臂揽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脸上满是泪水。

“你相信上帝么？”

“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他怯怯地说，“我们能劫后余生吗？”

“我想是的。”阿贝尔缓慢地、惊奇地说，“现在我已经希望我们能够劫后余生。”他看向前方，打了一个寒战。

“之前我还不能知道。”

注

威廉二世皇帝的胡须很特别，成为自成一家的胡须款式。

注

如果不是自愿要求，可以等应征令到了再去入伍。

当铺

两点整，他们来到当铺门前。这是在一条羊肠小路上的唯一一栋楼房。炎热灰沉沉地扩散着，黏附着，像从骨头里熬出的胶。当铺的正门拉下了卷门。他们来到侧门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并没有人应答，迪波尔于是压下门把手走了进去。昏暗的楼梯间充满了发酸的霉味和酸白菜味，狭窄的木头楼梯通向楼上，当铺老板就住在那里。

墙皮都剥落了。污物，蛛网，一种长期无人清扫的污浊遍布了楼梯间的各个角落。阿贝尔问：

“你怕么？”

迪波尔停下脚步，四顾望了望。

“不，”他说得并不确定，“现在还不怕。不如说，我憎恨，就像演员总说的那样。空气真是糟糕透了。”

他转回身，低声说：

“相信我，你别做声。”

他们是在游泳池吃的午饭。他们安静地度过了上午。迪波尔只是偶尔才从水里爬出来；他走上岸，平躺下来，呆呆地瞪着天空，这样一瞪就是半个小时。他们合租了一间更衣室，一起在里面换了衣服，没有羞涩，期间两个人大声地交谈，比平时大声许多。阿贝尔神经质地使劲发笑，他们还在下水前冲彼此叫嚷着，说了许多的黄段子和话语。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试图淡化掉在这些叫嚷出的词语身上已经附着了的记忆。他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谈论他们的计划，还有未来可能的机会，假如一切都会正常发展，如果这个正向他们接近的小小悲剧——被基津达伊称作“旅程”的兵役——不会把他们的计划全部打乱的话。迪波尔想在奥尔福尔德
注

办一座养马场。为什么是养马场呢？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他透露说他已经有所准备了，在偷偷地收集有关马匹交易的知识，也在读相关的专业书籍。他说得很起劲，然后他止住了，好像突然回过神来，然后礼貌地问阿贝尔： “那么你呢？”阿贝尔耸了耸肩，说： “也许会出国吧。”

天阴沉了下来，远处传来隆隆声，雨仍然落不下来。他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地沉默着。阿贝尔先进了更衣室，穿好衣服后来到街上，一直等到迪波尔也走了出来。

二层的走廊上有两扇门；他们无措地站在那儿，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当他们正准备敲门试试的时候，其中的一扇门打开了，郝瓦什从里面走了出来。

后来，每当阿贝尔回想起这个下午——这几天，这天下午，还有这天晚上——强烈冲撞他的心扉、令他最为难忘的记忆，竟是他看到当铺老板出现在房间门口那一刻带给他的震惊。郝瓦什站在门口，用手背蹭着他长长的唇须，微笑着向他鞠了个躬，用一只手在脖颈处整理敞开的衣领。在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眼睛被眼周堆拢的赘肉给挤没了。他用了一个“有请”的姿势撑开了房门，把他们让了进去。他的气息——阿贝尔想——好像厨房里的臭气，好像洗完东西剩下的污水和冷凝的油脂的味道。也许他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是因为走廊里也满是腐坏了的食物的臭气；而他们走进的房间里，摊了半张桌面的带把儿的杯碗里、盘子里和饭碗里堆满了残留的食物。如果不是那个“这一刻他已经见过并且经历过”的记忆比现实还要现实地震撼着他，阿贝尔也不会震惊到不能再震惊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他的确从未来过这里。是在梦里，他在梦里见到郝瓦什，就是这样地走向了他：蹭着他的唇须，衣领解开，露出脖颈。还有这冷掉的食物的味道，这一刻，这所有的细节、味道、光线、声音，他都好像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他知道，当铺老板也只会这样走向他：蹭着胡须的手部动作，摆弄着领口的扣子……这从来未曾发生的一刻的又一次重复令他惊得倒退了一步。但是，当铺老板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困扰。鞠了躬后他把他们让进房间。他们走进了屋子，郝瓦什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

“请你们屈尊落座，”郝瓦什说，他拉了两把椅子到桌子旁，“少爷们应该是吃过午饭了。恳请你们能允许我把午餐用完。”

他礼貌地等待着，直至迪波尔点头，表示了允许；他又坐回到桌子旁边，把餐巾系在脖子上，扫了一眼那些带把儿的碗和碟子。终于，他说： “我想，我是停在这里了。”然后他把一个盛满泥状食物的深口盘子拽到跟前，用一把汤勺深深地挖了进去，又把那勺子塞进嘴里。“请不要奇怪，”他一边说一边咂着嘴大嚼着，面带羞涩的微笑，“我吃肉是不配面包的。面包会令人长胖。但是肉不会。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已经完全戒掉面包了。先生们想喝点什么吗？”

“不用麻烦了，郝瓦什先生。”迪波尔说。

“来点康图舒佳
注

？不用么？”他把桌子上的陶制酒瓶抓在手里，瓶口没有瓶塞。“像我这样有病的肥胖者，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肠胃。”他说，然后从瓶里嘬了一大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该减肥了。”他随意地用他肉滚滚的手示意了一下桌上的杯杯碗碗和深深浅浅的盘子。桌子上满是冷凝在油脂中的肉食的残余，肉泥酱，还有廓尔巴斯香肠，看不到一点儿新鲜烹制的食物。看得出当铺老板是个肉食动物。所有残羹冷炙他都会收起来。“我是一个孤单的鳏夫，所以我需要注意我的饮食。”他重复道，切下一块已经变冷、煮熟的牛肉，他用手抓起那块肉，大口地吃下去。“因此，后来我发现一种补给营养的方式。肉是最容易分解的，我的先生们。非常好消化。每个星期只要找人做上两次饭，星期六和星期三。只做肉。我没法去餐馆，”他说，一边垂下了眼睛，“因为我一次用餐的饭量实在太大了，总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人一旦步入了某个年龄阶段，就会开始避免公众的注意。我嘛，”他停了一下，把油光的手指头放进嘴里嘬了一下，又擦进桌布里，“每次用餐都要吃掉一公斤的肉。”

他抓起已经被切掉一半肉的大火腿，举在光亮下看了看，然后对准有肉的地方一口咬了下去。

“否则我会感觉自己生病了。”他轻松地说，“不多不少，我要吃一公斤肉，不配面包，中午，还有晚上。我让人给我做那种能存放几天不变质的肉。我还要留意各种肉类的变换。我的胃很特别，必须吃上四五种肉它才会感到舒服，甚至，它渴望消化一公斤的肉量。如果我只吃一种肉，比如午饭时一公斤都是牛肉，那么到了下午我的胃就开始难受了。我最主要的菜肴就是肉泥酱。我在家里总是存了各种肉的肉泥酱，因为这个储存时间最长，而且不会变质。有时候我下午还得来上点儿。想不想尝一口？”

他把灰色的泥酱推到他们面前。“请随意。”他从火腿上咬下一大口，用牙齿一下一下地撕扯那顽固的肉，最后从骨头上拽下了那块肥嘟嘟的肉。“在吃各种肉的时候，我得喝上点儿康图舒佳。这是真正的、纯的、波兰的康图舒佳酒，我的先生们。它能把肠子里变得井井有条。肠子会咕咕作响，然后康图舒佳可以在肠子里灭火，就像消防员那样。只要一两小盅，就足够让肠子安静下来。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他一仰脖，把瓶口对上嘴，又嘬了一口。

“我想，”他不确定地说，“感谢先生们的宽容和耐心，我已经吃完了。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把食物放起来。”

他吃力地站起身，手里端了几个盘子，手指头勾了带耳朵的杯子，往房间一角走去。他打开一只陈旧的碗柜，仔细地把食物一个个放回到隔板上，再把只剩了骨头的火腿丢进壁炉前的箱子里。当他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拿走、放好后，他用钥匙仔细地锁上柜门，之后抱怨地说：

“我不能接受有其他人在这里同住。我的房里堆满了东西，我无法信任一个外人来看护这些东西。此外，我也喜欢一个人在家里。”

他把钥匙揣进裤兜，站到窗前，有那么一瞬房间阴暗了下来。他找出一支雪茄，缓缓点燃，坐回到座位上。他把自己的坐姿调整得很舒服，把自己的肚子也调整到舒服的位置上。他把肘撑在桌上，冲着灯吐出烟雾，目光飘在他们头部的上方，然后他用很官腔的语调问道：

“有什么需要我为少爷们效劳的么？”

房间里腐坏的、发臭的、肥肉的味道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要让阿贝尔窒息。他们就这样不说话也不动弹地坐了好几分钟。郝瓦什的整个人和他的进餐对他们的影响就如同一种被过分夸大了的自然现象。如果他拿出一只活生生的小羔羊，然后撕扯下那动物的肢体，开始香喷喷吃起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吃惊。房间里到处是苍蝇。是食物的味道透过半开的窗户把苍蝇引进来的，这些飞蝇的毒刺叮咬在他们的腿上和脸上。“要下暴雨了。”郝瓦什说，一边抓挠着手背，“苍蝇真是无耻。”他抽着雪茄，耐心地等待着。

房间被很多特别的物件塞得满满的。三盏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但没有一盏是点燃的；一台硕大的相机被三脚架支撑在墙边；在一只柜子的顶端摆了很多落满灰的锡壶；很多盏七杈银质烛台在桌子上列着队；很多报时钟挂在墙上，只是它们的钟摆都静止不动。

“都是上乘的好东西，”郝瓦什追随着他们的目光说道，然后抬手朝那台相机摆了摆，“滞留在了我这里。有许多东西迫不得已地留在了这里！先生们是否认识摄像师维兹？他是拍摄婴儿照的专家。他现在远在前线。是他妻子拿来了这台机器。她身无分文被留在这城里，又不懂这专业。我又能拿这大块头来做什么？我只能先暂时保存着。维兹如果回来了，他就拿回这机器。它的估价是两百。他就又可以给婴儿们和家里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照相了。你们是否还记得？少爷们的相片也是由他照的。他站在机器的后面，逗趣地摆弄出各种手势，然后说：这里飞过一只小鸟，呼！一个好玩的职业。其实我也拍过这样的照片。我赤裸地躺在一张熊皮上，我肉滚滚的小腿儿蹬来蹬去，谁会相信这就是我？如果我现在脱光了躺下，躺在一张熊皮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我肉滚滚的腿开始在空中踢来蹬去……维兹可以拿回他的机器，郝瓦什是个好心人。”

“真是很漂亮的收藏，郝瓦什先生。”迪波尔说，然后他很轻地清了清嗓子。

他的目光礼貌而好奇地在房间里环顾了一圈，好像他们只是为了来看这一屋子珍藏的宝贝才坐在这里。房里被一种特别的秩序统治着，那秩序无法在第一眼就被看出来。走进来的人会感觉扑面而来的是胡乱堆在一处的旧货的杂乱无章；但是，如果他的眼睛开始适应这昏暗的光线，也适应了这一派杂乱，他就会看出，所有的东西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一个填充的狐狸标本站在一只美国皮箱的上面，墙上挂着一个空鸟笼子。阿贝尔的眼睛盯在那鸟笼子上。这座小鸟的住房与郝瓦什和他的整个房间都是那样的不相称，以至于他问道：

“郝瓦什先生难道喜欢鸟么？”

当铺老板只顾喝他的康图舒佳，他嗅着酒瓶。

“天知道，”他不愉快地说，“连这个都被做假了。这是从波兰来的，八成在那里就做了假。真正的康图舒佳会烧人……鸟么？”他转向迪波尔，“这要看情况。这曾是一件典当品，先生们。它被送过来，而我已经不知道我为什么接纳了它。我并不做买卖动物的生意。但是，它是那么小的一只会叫的鸟……金翅雀，如果先生们知道这种鸟。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如果早上醒过来，它在那里叫。先生们可能并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孤单的人，和一只鸟多么和谐地相处在一起。只是它的肠胃接受不了肉食。总共只叫了两天。”

他满是忧伤，回忆的目光望着前方。

“我当时想，我为什么要给它买小米和种子呢？如果这里有足够的肉？燕子就吃苍蝇。那么为什么金翅雀不可以吃肉呢？柜子里总是装满了肉。我给它吃很碎的肉末，是最容易消化的肉，小牛肉。可它仍然受不了。”

他沮丧地挥了挥手。

“我没能把它养得很久。我重复一遍，我不做买卖动物的生意。这是受时间局限的买卖，如果先生们能够明白。我绝不会把动物买进来。但是郝瓦什有个好心肠，有一天来了一位女士，从衣着上看得出她有些窘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把这只鸟笼递进护栏。当然，她一直哭哭啼啼。我笑得厉害，笑得胃都疼起来了！您想什么呢，尊贵的女士？”我说，“一只金翅雀值什么钱？大家都是怎么了！当然，她的说辞与泪水都滚滚而出。她承诺这样，承诺那样，说三天后就会拿钱来赎，她发了各种各样的誓，说在她的生命中，这鸟是她最最亲爱的。还有这样的生意，我这样想。但是她不走，然后鸟儿开始叫。就三天，我说道。因为我心情好，而且我的心肠好。少爷们一定很难想象出人们都拿些什么到我这儿来。这些人中有很多高贵的人……这整个城市里。我当然什么也不会说。但是金翅雀会叫。我想它是饿了。它不肯吃肉，之后它也不再叫了。我知道，反正它也会滞留在我这儿。我能拿这鸟儿怎么办呢，一个孤独的鳏夫，和一只鸟？”

他用手撑着额头，把雪茄塞进烟嘴里：

“请你们现在想象一下：第三天那女士回来了。她站在护栏前，把钱递进来：‘这里是四个克朗，可爱的郝瓦什先生，上帝发了他的慈悲，我来赎回我的鸟。’‘什么鸟？’我问。她开始发抖，愣在了那里。她说：‘那只鸟，郝瓦什先生，我的鸟，金翅雀，是您慈悲地收存了两天，是我亲爱的金翅雀。’然后她攥紧了护栏。我看着她，心里想，确实得把鸟还给她。问题是，它那时候已经不会叫了。”

他朝壁炉的方向挥了挥手，指着那装满骨头和食物残渣的垃圾箱：

“幸运的是，这里的卫生到了晚上才会有人打扫。我又放下一道护栏，走到楼上的房间，从垃圾箱中翻出了那只鸟。它已经有点儿僵硬了。但幸运的是，它还在。我想，来展示一下吧，郝瓦什，给她看看，在你的店里什么也丢不了，所有的客户在我们这儿都会被服务得很好。我抓着那只鸟，规整地把它装进一个盒子，如同处置典当品的惯常做法那样。鸟的身体并不比一块怀表更大。我把盒子用很正规的方法系上，盖上戳，完全按照对待典当品的处理方式。我隔着护栏把盒子递给了她，然后我等着看她会说什么。‘这是什么，郝瓦什先生？’她问，翻转着盒子。‘天啊，这是什么？’你们真应该看看那女士的表情，我的先生们。她戴的手套是那种钩花的，半遮挡着她的手。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小草帽。‘一块金翅雀。’我回答说。然后我就等着。她撕去封条，扯去系带，看到躺在里面的金翅雀。她把它拿出来，捧在手掌心，看着它。我以为她会吼出来。请你们设想一下，她没有叫喊，只是说：‘噢，噢。’”

“她说什么？”阿贝尔问，身子往前探去。

郝瓦什看向他。“她说：‘噢，噢。’”他重复道，“她没有再说别的。但是她也没走。她站在那儿，手里捧着那鸟，眼泪滴滴答答往下掉。这一刻我突然很生气，因为每当我听从了内心，就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冲她说：‘您干吗哭那只鸟，尊贵的夫人？它不吃肉。您不害臊么，为一只鸟掉眼泪？’她说：‘郝瓦什先生，害臊？’我怒了，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听从了我的内心，然后我就尝到那苦果。‘您不知道现在正在打仗么，尊贵的夫人？’我说，‘当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死掉，您哭一只鸟难道不害臊么？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说完我就一下子关上了护栏。我不是一个坏人，但是我的内心忍受不了。你们知道她回答什么？她说：‘请问那我该哭谁呢？’她这句话真把我激得冲着她吼叫起来。‘稻草人一样的丑陋女人，’我对她说，‘金翅雀小姐，上百万的人死了，就没有一位值得您为他哭泣的人么？’她说：‘没有。’‘那就请您哭那几百万的人吧。’我对她说。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该愤怒还是该嘲笑了。请你们想想看，她回答说：‘可我并不认识他们。’”

他把瓶里的酒倒进一只水杯，倒满了半杯，然后他喝掉一大口。

“我不做鸟的买卖。先生们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用拳击了一下桌子，“对不起。但是每当我想到这个老女人和她的金翅雀，都会感觉怒不可遏。人还是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的。我什么都收：银制品，小望远镜，八九成新的衣服……但是鸟，不。”他抗争地仰起头，吐出烟圈，又用手把烟圈挥散开，“不，不。”

房间渐渐黑下来。路上的风卷起一团团的尘土，暴风雨来临前，第一袭黑暗在房间里和房间外扩散着。苍蝇忍无可忍地在阿贝尔脸上叮咬，房里令人窒息，蒸腾的臭气搅着他的胃。他哀求地看着迪波尔。当铺老板时不时地嘬上一口酒，那只鸟还总缠绕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个记忆把他挑得尤其激动，他用手指头在桌上敲打，唏嘘不已。刺鼻的萘的味道统治着这里，战胜了从物件和食物里蒸腾出来的气味。

“我们是为银器而来，郝瓦什先生。”迪波尔在憋闷的安静中说道。

他们屏住呼吸不再说话。当铺老板转动着眼睛，在房间里到处看，好像在寻找一个论据，一个能够解释他所听到的这句话的意义的辨识物。

“为了银器？”他问，“什么银器？”

迪波尔掏出钱袋，把字据递了过去。

“这是我们家族的银器，郝瓦什先生。”他说得极快，“我不瞒您。家父非常在意它。所以我们过来找您。”

“但是这个早过期了，我的先生们。”当铺老板说，“完全是合规的。一个月之前过的期。”

“我们以为……”迪波尔说，然后他又顿住了，“奥玛德难道没和郝瓦什先生说么？”

郝瓦什站起身，手中捏着那字据。

“奥玛德？”他说，“先生们是指那位芭蕾大师？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先生们难道还不知道？”

“什么？”迪波尔问道。他也站起身，向郝瓦什靠近了一步。

“哦！”郝瓦什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们知道了。中午他走了。后会无期。上午他还到我这里道别。”

“和演员们相处总是会这样，”他摇晃着脑袋，朝窗户走去，然后仔仔细细地读那张字据，“很遗憾这个过期了。家族的银器？也许是古老的、很值钱的银器？我们一般只支付银子的价格，不会额外支付附加的艺术价值。太令人吃惊了，他居然没有向先生们道别。因为据我所知，正是先生们……和先生们的友谊，才是他不得不离开的直接原因。”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窗户。

“你们看，起风暴了。如果晚上它停下来，天气会变得凉爽。不，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少爷们实在应该知道这件事的。”

他们的每根弦都绷紧了。阿贝尔说不出话来。当铺老板又坐回到桌子旁。每过一刻房间都变得更黑暗些。黑暗中他们谁也看不到谁的脸。郝瓦什就像一坨无形无状的黑暗，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背对着窗户。

“少爷们，”他礼貌又坚定地说，“请坐下。让我们来说说这件事。”

他等他们坐下之后，才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地继续道： “他是上午来的，带着车和几只箱子。他当然是为了钱来的。很奇怪的一个人。大流士一世
注

的宝藏也满足不了他。我这个疯子当然还是给了他钱，特别是当他解释了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我没有办法说‘不’……我得明白，很严重的危险在威胁着他。”

他钝声地、困难地笑了两声。

“这都是些多么容易行动的人啊！”他感叹道，“打上包裹，几个小时后就能走了。对他们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法说走就走的。请你们也看一看。请你们再想象一下下面的仓库，真正的仓储。因为在这里的只是些剩余，是那些大手大脚的人们遗忘在我这里的。都是些多么不可思议的人。突然缺钱了，随便把什么往腋下一夹：银器，表，耳饰，然后到郝瓦什这里来。六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想，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概念，就是六个月之后会怎么样？然后有一天，他们站在这里，开始哀求。”

他又把那字据举到离自己远远的地方看。

“六百。多好的数字。很多人可以用这笔钱活上半年。二十四件套银餐具……”他站起身，朝床走过去。他呻吟着弯下腰，把一个没什么色泽的绿箱子拽了出来，“是不是这个？”

他打开那大箱子，普洛高乌艾尔家族的银器出现在他们面前，闪着惨白的光。迪波尔抓住了郝瓦什的胳膊：

“我就知道它还在这里，郝瓦什先生……您是不会不管它的！您不知道，如果它不在了那会有多恐怖！我们想处理好这一切，郝瓦什先生。我们给您写赎它的字据。”

当铺老板没有说话，他推掉迪波尔抓着他的手，关上了箱子，用脚又把它踢回床下。

“典当人，”他说，“名字是要求不被标明的。请你们想想看，我不能知道这银器是谁的。这个嘛，”他坐回到桌子旁，看着那字条，“已经过期了。办理延期的时限典当人也错过了。典当物已经在公开的拍卖会上被拍卖了。”

“是谁买了？”迪波尔问。

“我。”郝瓦什平静地说，“作为出价最高的人。拍卖会的时间也发过公告。”

“但是那时候，郝瓦什先生，”迪波尔用唱歌一般、吃惊的腔调说，“没有关系。那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您给我们银器，我们给您写赎它的字据。在最短的时间里我们把钱付给您。您认识我们，您知道我们是谁。您要理解我们。您不要想歪了，郝瓦什先生。我们在那段时间……奥玛德没有跟您说么？”

“无论说了还是没说，我的先生们：依照法律与法规，银器都不再属于你们了。”

“依照法律与法规，郝瓦什先生？”迪波尔问。

“依照法律与法规。我是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少爷们会明白的：这是一个残酷的行当。谁的名字我都不能问。”

“我们昨天刚刚通过毕业考试，郝瓦什先生。”迪波尔兴奋地说，“请您理解，我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请您也想一想！……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会付清钱。奥玛德也是您的……朋友？”

“奇怪，这个演员是个奇怪的人。”当铺老板嗲声嗲气、出神地说，“来了又走了。我这样的人，坐在这里像是一面悬崖。他那样的人好像是从里面长着翅膀。什么都捆不住他。他怎么会没跟你们道别呢……”

风把窗户使劲地晃。“开始了。”他平静地说，“少爷们难道不明白？太令人惊奇了。早上侦探去找了他。”

他做出一个手势：

“他得到建议，需要……偷偷地……立刻离开这座城市。否则他将被驱逐。”

他用手撑住桌子：

“有人举报了他。真是件让人难受的事情，我的先生们。有举报说他在小范围的人群里做了不得当的事情。他怀疑是他剧院的同事干的。关键是，他被举报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不舒服的事，我的先生们。”

阿贝尔紧紧抓住桌子。他极小声地问，以至于在一片安静中也几乎无法听明白他说什么：

“发生了什么？”

“人们说他性侵了少爷们。的确有这样的人。这件事令人很不舒服。对少爷们的未来也同样没有好处。这城市太小了。”

“这不是真的。”迪波尔战栗着说。

当铺老板频频点头：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说有证人。这城里流言传得很快，我的先生们。小城市里的人都闲得很。这样的丑闻一下子就被放大了。很难想象会发展成什么样，如果，比如说有证人出来作证？”

“证人？证明什么？”阿贝尔问。

“证明性侵。请你们想一想。他们说演员是个道德彻底败坏了的人。而对他的控告是他性侵了少爷们。他们说他组织了一个烂醉的聚会。举报说他在夜里把很多出身好家庭的男孩偷偷带进了剧院，然后和他们一起搞了一个烂醉的聚会。”

“这不是真的！”迪波尔战栗地吼了出来。

“举报是这样说的。”当铺老板无可撼动地说，“少爷们肯定知道得更清楚。这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否则他也不会这样没头没脑地逃走。他就像飓风一样走掉了，我的先生们。在这种人身后只会留下一片狼藉。”

阿贝尔朝他走近一步：

“您坐在了包厢里，郝瓦什。您……您看到了我们。您安排了这一切……您委托了演员……”

他步伐不稳当，嘴唇煞白：

“您想怎样？……迪波尔，你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走！……”

“很抱歉，下雨了。”郝瓦什说，“也许，少爷们还是等到暴风雨停下来吧。”

他望向风暴。雷一下一下劈在窗户上。积水像洪水一样涨满了整条街道。他轻柔地摇摇头。

“少爷们，”他安静地、平淡地说，“你们还不了解人生。人们总是很晚才会知道什么。我也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什么也不知道。请你们听我说。现在正下着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我只是个出身普通的人。但是，也许我可以对少爷们有所帮助。事情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四十岁之前也什么都不知道。不能只这样简单地说：你是个什么人，你是这样的人。请你们现在想象一下。我曾经有家庭，有妻子和一个女儿。我懂得人生。即使是最简单的人也不能知道，他第二天醒来时，会变得怎样。”

他困难地、迫切地大口喘着气：

“我是个暴饮暴食的人，我的先生们，但是我有一颗心，没人能说我是个没心的人。我非常能理解少爷们的困窘境地。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会做的。在一些条件之下，如果少爷们，比如说，明天晚上之前，你们付清欠款及利息，我是一向很乐意将典当物出手的。没人能强迫我这样做。但是郝瓦什说：‘是优雅又年轻的少爷们，请原谅他们还只是孩子，很特别的孩子。如果可以的话，你帮帮他们。’郝瓦什只会听取他疯狂的内心，然后，他又把一切都深深埋藏。”

“明晚之前？”迪波尔问。“会有的，郝瓦什先生。肯定会有的。明晚之前。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在这里说了些什么？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奥玛德性侵了我们？那是什么意思，他们看到了我们？我们只是在玩耍，郝瓦什先生。那不是我的错……我什么也做不了。”他开始发抖。“看在上帝的分上，郝瓦什先生，到底是什么举报，他们怎么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恳请少爷们不要问我这种我也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恳请你们的认同，就是我只能用我认为是正确的解释来向你们作答。我所认为正确的是：也许我可以帮你们把面前的局面变得明朗。至于演员做了什么，少爷们又是否有罪，这些我都无法回答。如果你们确实做了举报里说的那些事情，对我而言，是否你们就真的有罪，也永远要打上一个问号。”

他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他的脸孔。阴影里，只有他的声音飘向他们，低沉，缓慢，是一种钝的响动，偶尔像是某种动物预警的低声嘶鸣。

“没有办法知道，魔鬼是何时藏进一个人体内的。请允许我为你们讲一个例子。请少爷们听一听。相信你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愿意听一听。我很愿意讲这个例子，因为很有必要，它使你们能够明白人生。我再重复一遍，并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找一个例子，一个人。一个已婚男人，有一个女儿。他是个生意人。在一座城市里有一个很兴旺的当铺，但是魔鬼藏进他的身体，他是个大吃大喝的人，追逐在所有他看到的石榴裙的后面。他需要钱，于是，好像是魔鬼把持着他的手，他做任何事情都手到事成，他的自信开始过度膨胀，他远行去了利沃夫
注

，为军队运肥皂，他做买卖易如反掌，直到他在利沃夫犯下错。生意场上，很遗憾，并不罕见，人们会犯错。四个月。躺在一张硬木板上，足有四个月。他调换了病号饭，每天两个小圆面包和一升牛奶，而这是一个那么能吃肉的人！他是137号，四个月的时间，只是坐在和躺在牢房里，与魔鬼辩论着，他不能明白。请你们想一想，那个木桶，为解决生理需要而安放的木桶，就在牢房里面。尽管喝了牛奶，他仍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鹬。他躺在那里思索着，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利沃夫他成了这个137号。他备受折磨，因为他是个淫欲无度的人。他是鳏夫，女儿经营着生意，他给她写信：亲爱的女儿，生意上的事务无法预料地把我留在了这里，自己保重，来信请寄至：存局自取，利沃夫，总邮政，137。四个月。难免会这样。”

他大口地喘气。点上一支雪茄。“据我所知，少爷们还不了解男人的事情。是出于友善的考虑我才被告知的。总之，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性欲亢奋的家伙。只要一小口水果白酒，便再无法平静地从石榴裙旁走开。四个月的时间，他却只是蜷缩在那里。有一次我在火车站见到一只猎犬。它是用木箱子运过来的，投递中出了错，让这只狗迟了一天才被送到。整个路途中它都没往自己蜷卧的箱子里排便，抱歉请原谅我这么说，抵达时它已经痉挛了。它是被人们给抬出来的，后来是医生为它通的便。请你们也这样想象一个人。他终于被释放出狱，来到街上，已经是十月底的一个下午。他摇摇晃晃，招手叫来一辆马车，对车夫说：‘带我去最好的窑子，第一等的窑子，立刻。’天在下着雨。他坐上马车，摘下帽子，把脸仰起在雨里，为什么不下得更大一些，尽管下吧，他这么想，舔舐着雨水。他还从不知道雨水的味道竟是这么好。马车在石子路上颠来滚去，有一位女士在路边停住脚步，她打着伞，穿着棕色的鞋和黑色的丝袜，这是四个月以来他见到的第一张女人的脸。他看着她，那位女士笑了笑。少爷们不明白吗？他去了非常棒的窑子。那房子里长着棕榈树。‘是的，鸨母，’他说，‘一个，两个，什么样的都行。’‘姑娘们到了晚上才会来。如果先生不会反感一头迷人的棕发的话……’那个女人果然是棕发，有金牙齿，鼻翼旁有颗痦子，但是很迷人。她没看到他。他脱掉外套，感到蹲监之后有股味道留在了人的皮肤里。镜子上写着金色的字：‘新年快乐’。”

“现在请你们想想看，”他继续道，抬起手竖起一根食指，“在这样长的一段等待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得足够明白。什么也没发生。他慢慢穿上衣服，衣服已经是半干了，热烘烘的雨水气味和牢狱的气味从衣服里蒸发出来。这算什么？他这样想。那姑娘穿着小睡裙坐在镜子前，吸着烟。他的目光跃过肩膀望向她。‘哦，’他说，‘对不起。这也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过来。很远很远的路。’‘那么就下次吧。’他已经站在了门口。真蠢，他想，你四十二岁了，这到底算什么？通宵在台球桌上跳舞一直到早晨六点，其间独自干掉两三瓶香槟，再来半瓶干邑，再狼吞虎咽吃上一根廓尔巴斯香肠，还有四五个煮鸡蛋，对你都算不得什么。他把帽子在手里转个不停。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不能忍受就这样走了。他既无法走开，也不能留下来。他害怕自己会把这里砸个稀巴烂，或者把谁打趴在地上直到爬不起来。那姑娘慢慢踱了过来，每一步她的身体也都向前涌动一次。她走近了，认真地看着他，把香烟丢开，用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立起脚跟，闭上眼睛，开始亲吻他。很轻柔的那种吻。他们又折返回房间。那姑娘吊在他的脖子上，就这样贴着他走了进去。他坐了下来，傻傻地看着周围，他不明白。那姑娘安静地开始各种尝试：她在房间里走动，往身上擦香水，侍弄她的头发，扑上香粉，脱掉她的小睡裙。她穿了黑色的丝袜，吊袜带则是红色的。一个漂亮的姑娘。从她脸上的皮肤可以看出她过量地饮酒，但是，是一个漂亮姑娘。她的身体是黄色的，冰凉的，结实的，正是你所喜欢的，他这样想，没有一点儿的赘肉。她走过来。‘闭上眼睛。’她说。他闭上眼睛。那姑娘靠过来，然后吻他。肉体也不过是一种装置，他这样想，而这姑娘是个懂行的。他对自己说：‘你想点儿别的，想点儿愉快的事情，那些先辈们：大卫，所罗门。所罗门有一千个妻子。不，这并不是开心的事情。’他也将手伸向那姑娘的脖后。”

当铺老板伸出他的双手。他们俩向后躲闪开。郝瓦什的胳膊于是在空气中画了个圈。

“那姑娘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扔给他。这样的女孩。就那样扔在他身上，肉拍上了肉。她搂着他亲吻，她的头到处晃动和游走，好像失去了理智。那姑娘的身体开始痉挛，她嘴里有欧多尔
注

的味道，香烟的味道，还有一点酸味。看样子这一天她都还没吃过东西，她的胃是空的。对于这一点，他后来总会记起来。那姑娘亲吻他的眼睛，把自己丢在他的身上。过了很长时间。他好不容易才把那姑娘的手从自己的脖子上掰开。他得坐起来，他感到他要憋死了。那姑娘慢慢退缩了。她穿着漆皮的皮鞋，是双船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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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上丝袜，坐到床的边沿，然后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你从什么时候不能的？’那姑娘问。他耸了耸肩。一个躺着的人耸肩是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不知道先生们是否还在听……”

他好奇地等了一会儿，直到他们给了回答。好像现在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一定是犯了什么错，他想道，但是在哪里呢？什么时候？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枚妈妈的黑色胸针。妈妈用黑色的丝带把它挂在脖子上，每当她朝他弯下身，那枚胸针就在他眼前荡来荡去。真的很特别，我的先生们，大多数人会在他生命的重要时刻想起很遥远的事情。比如会想到他的礼服是用他父亲的一件黑色大衣做的，所以袖子特别长。那姑娘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个人，他这样想。她坐在铜床的一角，给自己裹了一块红色的丝绸，她的发帘垂在额头上。她慢慢地把长长的烟嘴抬到嘴边，然后认真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她不说话，但是死死地盯着他。‘你看什么？’他问她。那姑娘只是看，把两个胳膊肘支在铜床的扶栏上。她说：

‘你不能跟女人做！’

他朝她走过去，抬起了手臂。那姑娘却已经站到门口了。然后她又说了一次，更大声地。请先生们想一想，她好像是宣布了一个判决：你不能跟女人做。她已经站到门外了。鸨母迎了过来。‘这是第一等的窑子。也许到了晚上我们就会有好运气。’她说，‘这里有最多的选择。’他走下楼梯：为什么不呢？我得回来。雨洗刷着街面。是个漂亮的城市。有一点单调，如果是长时间停留的话。他走进一家小餐馆，点了茶。他在波兰籍的犹太人中间坐下，喝着茶，配了水果白酒，还吃了填肉馅的薄饼。他晚上又回到那地方。他一周没离开，每晚都去。他找别的姑娘，也找过之前的那个。所有的人都开始笑话他了。他来的时候，姑娘们站在走廊上，只穿着衬衫，对他指指点点，都在讥笑他。他不能忍受自己就这样离开。他把牙齿磨得要碎了，把头往地上撞，他哭泣，要家人汇钱来。白天他发疯一样在街上走，望着周围，也许他还低声自语。他不明白。好像一下子，没有任何理由地，他就变成了哑巴，他就变成了瞎子，一只胳膊就掉落下来。少爷们是不是觉得厌烦了？”

雨水敲打在窗玻璃上，一道道雷电把窗户震得直晃。他提高了说话的声音，像是要压过那暴风雨。他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他想：利沃夫不是你的福地。一天晚上，他偷偷来到火车站。你是有家的，他想，你那位过世了的女人流过那么多的泪，因为你的夜夜笙歌和纵欲无度，但是，那你也曾是有家的，你也曾算个人物，冬季总是有客人上门拜访。离市政要员你也曾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了，比一只臭虫还不如。为什么？他不明白。他有心去死。死去的人会在亚伯拉罕的臂弯里
注

得到安息。我不知道少爷们是否熟悉《旧约》？那火车在雨中行驶。两个波兰农民睡在他的脚边，散发出大蒜和水果白酒的刺鼻气味。他呆望着前方，摇晃他的头，像个中风的病人，支吾着喃喃自语。人们都看着他。遗憾的是，就在两个星期前，他的女儿跑掉了。先生们可能还没听说过，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们说，倒霉事不会独自到来。他唯一的女儿和一位伤残的骑兵上尉私奔了。他撕碎了衣服
注

，不再和任何人谈起她。你只不过是一个人，他对自己说，一个人，只是想在这地球上活上一段时间。不，你是只臭虫，他对自己说，你谁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神把你踩踏在脚底下。利沃夫的女孩说了什么？他一想起来就会感到浑身战栗，头晕目眩。他总能看到那些姑娘们，她们坐在楼梯上，只穿了件衬衫，对他指指点点，还在讥笑他。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他就这样活着，走着，不跟任何人搭话，但他也不再去姑娘们那儿了。每当他想到那个利沃夫的女孩，眼前的世界就像是被掀翻了，他的脑子会充血，他想捣烂一切，他最希望的是坐上火车，回到利沃夫，找到那姑娘，然后把她的头往墙上撞。当他独自一人，他会祈祷，或者酗酒，骂人。再也认不出他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他对自己说：你一句好话都没对你死去的女人说过，神要罚你坐牢，夺去你的力量，如果你想起利沃夫女孩所说的，先辈们的诅咒便降在你的身上。他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他去找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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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付了钱，和他说话。‘拉比，’他说，‘神在惩罚我。我不能和女人做。’拉比看着他。一个圣人，他能懂什么呢？‘你只需要等待，’拉比说，‘神在考验你。因为你的罪。你只要耐心地等待。’‘我的神啊，我会等待。’他说。‘你曾是个纵欲无度的人，’拉比说，‘你不遵守习俗和规矩。你欺骗。追逐在石榴裙后。你嗜酒，是个酒鬼和花心人。现在你又想向神要求什么呢？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有它自己的时间表，’拉比说，‘有希望也有失望，有富足也有贫乏。你是怎么想的呢，难道那些神圣的规矩和约束都是白白设立的么？你去教堂祈祷吧。’他去教堂祈祷。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凄惨，以至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他站在教堂里一根立柱的旁边，像个麻风病人。他并不明白那祷词。他只站在那里，不停地前倾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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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喃喃诵念。但是他已经不哭了，也不再唉声叹气。一切也都没有变得更好。他就这样过了一年，不与任何人说话。他在城市里行走。走在街上，他会害怕自己突然跑起来，然后把挡路的人撂翻在地。他不吱声，安静地，紧咬着牙齿，这样走着。”他止了声，点着头，两只手抓着桌子。“这一声雷打得很近。”他很知晓地说，但并没有把头转向窗户。

“先生们要知道，”他慢慢地、高声地说，“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城市里，他连出门都提不起兴致了。愤怒在他的体内酝酿，好像他的胸膛里埋藏了炸弹，他害怕它会爆炸，害怕自己会让这城市遭殃。他感到有如此大的愤怒和力量，让他可以点燃这座城，然后在耕田里种下盐粒
注

。是那个利沃夫的女孩，他想，是她说了出来。这样的一个女孩，她怎么会知道？不久前就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人身上有什么记号？别人也看出来了么？噢，神啊！不能这样活着，他这样想。他在街上低着头走，不敢看向年轻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眼睛。他憎恨小伙子们，他们是那么清新又健康，他们可以去找姑娘们。总有一天，他要把他们逮住，他这样想。他怨声载道，活像一个老妇人。他责备自己。不能仅仅为了肚子和所有你喜欢的事情而活着，他这样想。那些立下严格规矩的先辈们是英明的。但是你笑话他们的规矩，你淫欲无度，嗜酒，是个肉球，你伤害了天下的兄弟姐妹们，神因此要惩罚你，他这样独自言语。不能这样活着，他想，神把酸雨降在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
注

，火烧一样的雨水，把肉和骨头都烧净了。我们都有罪，他这样想，神也将因为你的罪降下火一样的雨，在你的头上。”

他把酒瓶举到嘴边，喝了一口，又缓缓地小口咽下。“有一天，他坐在他的店铺里，一个瘸子走了进来，他留的胡须像是在参加狂欢节的派对。瘸子拿了一台布谷鸟报时的摆钟，恳求把它当掉。钟被扔了出来。然后他一瘸一拐地慢慢向门口走去。瘸子又停了下来，说：‘我们都有罪。’就在刚才，你也是这样说的，他这样想。于是他把瘸子喊住，让他回来。瘸子站到护栏前，开始布道：‘只有有罪的人才会得到洁净。’他还含糊说了很多有关青铜蛇的言语。他则听着：在见过那么多的聪明人后，终于遇见一个疯子。‘小姐，请录入：’他说，‘一台布谷鸟报时钟。’又是一个鸟类物件，是个不祥的征兆，他这样想。那个大胡子走了，但是他要求继续的援助，还留下了他家的地址。如果是和钱有关，至少这个人还没有全疯，他这样想。他继续过他的生活，但是食物没有味道，喝下的水也是酸的。有时，他眼前所见到的会变得恍惚起来。如果他看到女人，他会别转开，然后垂下头。神的手正在压迫他，他这样想。有一天下午，他往胳肢窝下夹了一双旧皮鞋，记起那个疯子住在渔人巷里。鞋匠看到他，立刻从那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他，开始为他讲起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和炖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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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家里存了炖肉？他这样想。大胡子坐回到他的小板凳上，继续演说着。这是非常好的娱乐，尽管有些困扰，他想。角落里坐着一个男孩，正在一支蜡烛旁读书，并没注意这里。‘这是我的儿子，’大胡子说，‘他将成为绅士阶层中的一员。站起来，埃尔诺，向尊贵的先生问好。’”

郝瓦什的上半身几乎趴到了桌子上，他用两个臂肘支撑着，黑暗里，他的眼睛和两个男孩的眼睛靠得极近。他放低声音，一停一顿地细语。阿贝尔把身体往后靠去，两只手紧紧握住椅子腿，一动不动。

“非常聪明的小男孩，”他静静地、轻轻地说，“体格瘦小，但是非常聪明。几天后是他送回了鞋。和他说话可以非常容易。他常来，就在这个时候，午饭后的时间，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交谈。他什么都知道，如果说起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又能智慧地闭嘴倾听。一个严肃的人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苦恼都说给他听，在这方面他很好用。这是个非常穷的男孩，但是非常鲜嫩，拥有雄心壮志。他有很多计划，比如出国。与他相处是一种愉悦。他是那样衣着褴褛，以至于一个好心人会顷刻间对他心生爱怜。他想变得有钱，如果长大了，变得有学识和有权力。他就想在这座城里定居，这座他曾在这里当过穷人的城市，这座他得为他那些富家子弟的小伙伴们背书本，为那些有钱的同学们辅导功课以换取下午茶、咖啡和午饭，有时还要为他们中的某一位擦皮鞋的城市里。他那些富有的伙伴们总会同情他，让他把他们的鞋带回家，交给他的爸爸，为这些鞋修鞋掌，因为他们想帮助他和他的家。男孩需要很努力地学习，因为他来自穷人阶层，因为他需要免学费。此外，在身体和体格上，他也没有得到上帝特别的眷顾。他很瘦小，如同他的父亲。那些既高雅又有钱的伙伴们让他无法企及。他雄心勃勃。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午都来，在这里吃饭，并不嫌弃这个孤独的鳏夫的炖肉。他为他的父亲从这里带回礼物。他的父亲偶尔也来，只有在男孩不在的时候才来。他的父亲频频地点头哈腰，然后说：‘只有罪人才能得到洁净。感谢尊贵的先生向我的儿子所展示的慈悲的好意。’小男孩每天都来。一个这样的男孩子需要太多东西：衣服，书，内衣……他在为出国求学做准备。他在邮局开了存折，偶尔拿到钱就存进存折攒起来。他什么都向我汇报，特别是当他聊起他的那些小伙伴们。他说：他有三个小伙伴，其实还有第四个，只是已经不是学校的学生了，但是还和他们混在一起。”

暴风雨好像突然止住了。四周变得静谧。房里的物件以及他们自己都凝固在这寂静里和一种恍惚的一动不动中。随后，风一下子把窗户撕开，只那么一击，掀翻了房里的物件，把雨也灌了进来。当铺老板并没有动弹。这一刻，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有一天，小男孩说：‘多么精致的男孩子们。他们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即便是现在，他们的父亲并不在家，也依然如此。他们的问候与谈吐，也跟我们不一样。’显然，他们已经亲密到能如此无嫌隙地交谈了。后来小男孩还讲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已经说谎了。’他说。后来有一天：‘已经偷窃了。’再之后：‘今天我们认识了演员。’后来有一天，他说：‘他们开始偷东西了，有一天他们会到这儿来的。’演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我们相识不久，我也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出我俩是惺惺相惜的。演员也有着某种困扰。有时演员也会说起：他认识了一些多么有趣、多么精致的先生阶层的男孩子们。就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演员说：‘他们全都反叛。’他这样说：‘为了某种原因，他们在抗争。’有一天，年轻的埃尔诺不再来了。我能看到他只逗留在另外三位年轻先生的身边。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对其中一位年轻先生的一举一动都亦步亦趋。演员说：‘是时候了，我来组织一次和男孩们的小型的闭门演出，怎么样？一次完全非公开的演出。回头你坐在包厢里看。没有人会知道。’这当然是需要付费的。演员负责组织。”

他走向窗户，费力地把窗子关上。地板上已经积成了个小水塘。

“多么可怕的大风！”他摇着头说，“真让人担心这暴风雨会败了先生们今晚的兴。”

他看着空了的酒瓶，扫兴地把它们推到一边，又绕过了桌子。

“很遗憾，演员的名声已经坏掉了。”当铺老板说，然后站到了他们面前，把双臂抱在胸前。“他被注意上了。也许是剧院里的人。也许是别人。他被举报了，少爷们要倒霉了。如果这个闭门演出，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位目击证人出现了。少爷们依然处在父母和长辈们的权威之下。只一位目击证人，一位知道少爷们所作所为的人，便会给少爷们带来再大不过的麻烦。那样的话，少爷们便会无颜再见他们亲爱的父母和其他的亲人了。”

迪波尔朝门的方向慢慢地后退。听着当铺老板的话，他的嗓子眼里一个声音也发不出来。这会儿他打起了嗝，然后用卡壳的声音问：

“您想怎么样？”

没有人作答。

“阿贝尔！”

他一步跳到阿贝尔身边，摇晃起阿贝尔的手臂：

“你说话呀！……这是怎么回事？……他要怎么样？……”

阿贝尔用他惨白的手握着自己的喉咙，像是在领口调整着什么，之后他才开始说话。当铺老板微微笑着：

“郝瓦什是个好心肠。少爷们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郝瓦什在想：两位这样优雅的男孩子，也许哪天能来我的陋室，看望我。你则凭借你的天赋来愉悦他们。现在他们就在这里了。”

他微微笑着，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们。

“郝瓦什愿意为少爷们效劳。比如说，明晚之前。也许，普洛高乌艾尔先生先把这张家族银器的典当票据收好。然后明天，比方说，还是这个时间，我仍在这里恭候先生们，你们或者带钱来，或者不带均可。我不想打扰了你们今天的娱乐活动。请少爷们再通盘想一想，然后请遵照你们的意愿做出选择。郝瓦什是不会离开的。郝瓦什也不会不理智地行事。他就在这里，像一面悬崖。他的财产状况和身体状况都把他拴在了这里。你们的一位小伙伴将会帮助少爷们知晓，郝瓦什对人总是那么友好，而且出手大方。在任何领域，他的关系网都是最上等的。请先生们遵照你们所领悟的来行事。郝瓦什并不喜欢不清不楚的生意。他已经坦白地告知了一切。请少爷们自己做出决定。”

他四顾看了看。“已经是小雨了。如果少爷们现在想要离开……”他打开了门。

“祝你们玩得愉快。那么，明天，这个时间。”

他礼貌地把他们让出了门，很困难地鞠了躬。之后，他们站在楼梯间，听到他用钥匙在他们的身后锁上了门。

注

匈牙利大平原。

注

来自波兰的酒精饮料，由茴香口味的伏特加制成，微甜，是17世纪深受波兰贵族喜爱的佳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一种廉价而广受欢迎的饮品。

注

波斯国王，以富有著称。

注

现为乌克兰城市。

注

一件牙膏和漱口水产品的品牌。

注

当时还只有妓女才敢穿会露出脚部皮肤的鞋。

注

犹太民族对于死亡的描述是安歇在亚伯拉罕的臂弯里。这里也暗示了郝瓦什是犹太人。

注

犹太人治丧的一种礼仪。

注

犹太人中一个很重要的阶层，是智者的象征，是可以去请教的人。

注

犹太人祷告时身体会不停前后左右地晃动。

注

古罗马人攻占一座城市后在耕地里种上盐，让土地从此寸草不生，逼迫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离家出走。

注

《圣经》中的两座城市，因为城里的人不遵守上帝的戒律，同性性交，与动物性交，被上帝毁灭。

注

隐喻富足，富有。

五月节

他们在教堂广场上叫了一辆车，乘马车赶往富尔察。他们把车篷掀开，在有着老鼠味道的破旧马车厢里，两个人各自蜷缩在一端。雨仍滴滴答答地下着，轻轻敲打在马车的皮质车篷上。阿贝尔忽然想到自己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能好好把身子洗一下，没有换内衣，也没有吃上一口热乎的东西了。他抖得牙齿在打架，窝在车厢的一角。他们随着车子一起，在石子路上慢腾腾地颠簸着。在每次剧烈一些的晃动里，阿贝尔都会抬起眼皮看一下：然后一座房子的墙，一个不大的石堆，一棵杨树的树桩，一堵围墙。当他感觉到迪波尔的手的碰触时，他们已经走在劳教所的石头围墙旁了。“你相信吗？”迪波尔问。“相信什么？”他反问。不过只有阿贝尔的嘴唇在嚅动。寒冷、颤抖和滚烫同时在阿贝尔的身体里过了一遍。他的牙齿抖得打架，他感觉自己在发烧。“他说的有关埃尔诺的事？会是真的吗？……”阿贝尔回答不出来，他于是又闭上了眼睛。

他们让车停在富尔察前。然后他们步行穿过泥泞、胀起来的耕田。果树全被打落得东倒西歪。散落在犁过的垄里、已经变小的冰雹颗粒还在熠熠闪光。他俩高一脚低一脚地横穿过这块泥巴地，来到围墙后部，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绕过正面的院子，然后悄悄地上楼，进了他们的房间。

屋里的一切都跟阿贝尔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阿贝尔犹疑地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拉下了卷帘，然后瘫倒在床上。迪波尔坐到桌子旁。院子里空无一人。那些灯笼和残破的、染色的碎纸条被浸湿透了，死尸一样地吊着，垂在挂绳上。院子里桌子七零八落地被掀翻在地上。远处松树林的上方升起了雾。但是，楼下的房间里传出来喧哗、说话和杯碗的碰撞，透过木地板漾出尖厉刺耳的声响。看样子，五月节的宾客们都已经到了，只是他们都挤在昏暗的餐厅里。潮湿又清冽的雾升腾起来，天色渐晚。迪波尔瞅了一眼腕表，六点半。他们在郝瓦什那里待了四个多小时。

“现在你来说说，阿贝尔。”迪波尔说，他把胳膊肘抵在膝盖上，身子向前躬，“关于这一切，你都知道些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之前知道郝瓦什和演员还有埃尔诺……”阿贝尔闭着眼睛，摊开着四肢。远远地，他听到这个问题。他使劲地坐起身，在床头柜上摸索着，然后点燃了就快要燃尽的烛台。这还是前一天晚上余留下的。房间里已经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阿贝尔慢慢地说。他困难地转动着舌头，处在似梦非梦的状态。安静了片刻。他不太确定地——声音也尖了一些——继续道： “你们难道从来没感觉到，埃尔诺总在说着别的什么？很难讲得清楚。如果我说‘晚上’，或者‘笔’，或者‘人’，然后他说‘晚上’，或者‘人’，是并不一样的。和陌生人在一起时我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和你在一起时我感觉不到，即使你并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和埃尔诺在一起时却总会有。有什么东西把他和我们隔开了。”上校的儿子伸手去够桌上的烟盒，然后用神经质的手指卷了一支烟。他俯下身，用烛台的火把烟点燃。“所以，你不知道？”迪波尔问，嗓音发干。“我不知道。”“那么，上午你跟我说的呢？……”阿贝尔躺在床上，用一只胳膊撑起上半身。这会儿他用完全不在意的轻松语调如释重负地说： “你明天就去参军了。但是，我并不想与他们为伍，我不需要郝瓦什和基津达伊的世界，还有你父亲的世界……我宁愿死掉。我们并不相信他们的法则，所以才有了这一切。所以才有了这场游戏，这个谎言和富尔察。得有个地方可以逃离，得有个地方可以对他们施以报复，因此有了这个房间！但是，有人欺骗了我们，一切都因此而变了。你明白么？有人骗了我们。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变得肮脏，你是不是也同样觉得很恶心？”

阿贝尔倚着床栏垂着头，像是要呕吐起来。门被打开了。并没有敲门，埃尔诺和贝拉走了进来，然后迅速地划上了插销。贝拉已经微醺。

“下雨的缘故，”贝拉困难地说，他的舌头已经不太听使唤，“师长们早早地就醉了。”

埃尔诺靠在划上了插销的门上。“你们去了郝瓦什那里？”埃尔诺问道。他站在那儿，没有戴眼镜，一只手揣在兜里。他的声音尖厉，有攻击性，是恶狠狠地嚷出来的。迪波尔向他迈近一步。“别动！”埃尔诺用命令的口吻说，伸出手摆出阻止的姿势。“还有你。”他对贝拉说。贝拉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切。“你别从床上起来。”他发号着施令。“说吧。他都说了什么？他全都说了？”迪波尔的身子动了一下。埃尔诺重复道： “我说过了，你待在原地别动。如果你们攻击我的话，我也不会客气的。我受的罪已经够多了。该来的终归要来。我已经等了一年了。我受够了你的优越感，普洛高乌艾尔。”他的手从裤兜里抽出来一半，却又快速缩了回去。“请吧，普洛高乌艾尔，说吧。”

他的声音变得完全不认识了，就像个陌生人在讲话。“你是不是疯了？”迪波尔低声问他。迪波尔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动不动地杵在那里。“这个你去问别人。”埃尔诺说，“快说！他全都说了？……”埃尔诺的目光在他们几个中间闪烁，每过一刻他都又会盯住另外一个人。“你们还是进去了？很有意思吧，普洛高乌艾尔？”他们仍然不说话。埃尔诺接着说： “我警告你们，对我来说已经全都无所谓了。不管你冲我吼叫，还是朝我啐唾沫，这世界上的一切，对我来讲都已经完全无所谓了。”这沉默不语使埃尔诺困扰，他不是很确定地继续说： “上午我去了他那里。我求了他很久，让他不要说，让他放弃这一切……你不相信么？但他不是人……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他是终结的宿命。”

埃尔诺立刻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我不会让自己被欺负的。我警告你们，如果他什么都说了，我会进行防卫，即使你们有三个人，即使你们把小团体都叫来，把整个城市和军队都找来，我也能够进行防卫。如果你们不善待我，我就揭发你们。从郝瓦什身上可以学到这经验。他不是一个人，你们对此还不清楚，在他背后还有很多人，他想怎样就能怎样，他挑中了谁，谁就会完蛋。他应该也没有全说真话。他讲了很敏感的事情，对么？关于我……他说了我什么？”忍耐不下去的焦灼让他的脚不停地在地板上踢踏。他声音粗钝地吼道： “你到底为什么不说话？”

“是真的么？”迪波尔问。鞋匠的儿子昂起了头。“我的问题是，他说了什么？”“就是你和郝瓦什，还有演员……”“怎样？”迪波尔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把头埋进手掌里： “现在的一切，当我看这所有的一切……好像这段时间我是被下了迷药。你们难道没有这种感觉么？……”无人回答。他静静地转向埃尔诺： “郝瓦什说，你去拜访过他很多次。”“我不回答这个问题。”鞋匠的儿子说。“但是这个很重要。”迪波尔平静地继续说，声音也变尖了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想说……这终究是你的事情。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的出卖。你把关于我们的消息带给了郝瓦什，是真的吗？你向他说了一切——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计划，没人知道的我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是真的吗？”“是真的。”埃尔诺尖声回答。迪波尔点了点头： “很好。那么你和演员……你们受托于郝瓦什，合伙算计了我们，是真的吗？”“胡扯。”埃尔诺不耻地说，“演员只是个虚华的猴子。他知道什么？他也是被郝瓦什控制在手心里，只是，和我又不完全一样。演员为他另外的企图而工作……”“那么你呢？”“我？”“你想怎样？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你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也陷入这个复杂的局面，会怎样？你又有什么好处？我们难道不是你的朋友么？”“不是。”他扯着嗓门吼叫。他们都不说话了，望着埃尔诺。

“你难道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迪波尔静静地问。

“不是。”他再一次地否定。

埃尔诺现在也平静了下来。他精准、快速地说了起来，好像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好像他很久以前就把这演说的每一个用词都斟酌好了。“你不曾是我的朋友，普洛高乌艾尔。你不曾是我的朋友，有钱的鲁扎克。你也不是，你这细皮嫩肉的家伙。”他很不屑地扭过头，看向迪波尔，“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普洛高乌艾尔，很愿意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就跟他们一样。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也是才知道的。我跟你说，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在这一生里还将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东西……你并没有做错什么，是它把人们带到你的身边，特别是带来某一类人。但我不可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就是你，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无论我怎样做，这也是掩藏不了的事实。我真的希望可以是你的朋友，但是你的母亲好心地递给我一双鞋，在几年前一个接近傍晚的下午，我在你们家里时，她让我拿鞋回家去修鞋掌，因为她想用这个活儿帮助我贫穷、生病的爸爸。在你们那里我还拿到过咖啡。从贝拉的父亲那里我得到面包和奶酪。阿贝尔家的老姑娘把水果罐头塞进我的兜里，当我要道别的时候。谁也不会给你们的兜里塞水果罐头，如果你们也到别人家做客。还要我全说出来么？一千天和每一天的一千个分钟里，你们就是这样在我身上践踏。不，这不是你们的错。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对此负责。你们的替我着想还有这好心肠。”他呸地啐了一口唾沫。“我憎恨你的替我着想。我憎恨你的好心肠。我憎恨你，当你把刀叉握在手中，当你向人问好，当你对人微笑，当你为一样东西、一个回答而致谢……我憎恨你的动作，你的眼神，你站起来和坐下去的姿态。不，它们是没有办法学会的。我明白，没有可以用来弥补这些的金钱、能力、力气和学识。即便我活上一百年，变成百万富翁——当你们早已入了棺木，开始腐烂；当然，在死亡里你们也会去不一样的华丽灵堂，不像我们这些狗，活着也是住在地窖里——我终归还会一样的不幸，因为我会想到普洛高乌艾尔· 迪波尔，只用一个手势和一个微笑就能说‘对不起’，当他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了谁。每想到这些，我会在夜梦中呻吟，我会喊出你的名字，我痛苦地喊‘迪波尔’。偶尔我会因此惊醒，然后我看到我的父亲，他就睡在我的床脚下，他坐起来，点着头，然后他说：‘你因为年轻高贵的先生而觉得苦。需要得到洁净。’洁净，是的。我不能得到洁净，但是，如果我想到你们也身处这肮脏之中，你们也将死得很惨，我就觉得自己更干净了。”

“我是个悲惨的人，从彼岸走来，却没有一条能通向你们的世界的路，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有，永远不会！我爸爸说，是蝗虫与熊。我憎恨你们。你们都去死吧，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毁了你们。在那个即便你们不承认，也仍然对你们很重要的世界里，我要毁掉你们。是我欺骗了你们。我撒了谎。我出卖了你们。我用纸牌，在所有的事情上，用我的每一句话，是我欺骗了。”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油腻腻的纸牌丢到桌上。“明天你就去郝瓦什那儿，普洛高乌艾尔。不管你愿不愿意。那套索很结实。你不要挣扎。上帝会饶恕你的。”

他的声音卡在那里。然后他怯怯地看向周围，完全变了一种声音，差不多是可怜兮兮地说： “我是想成为你的朋友的。但是我总是害怕用餐时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说我。因为有一次，你说了我什么，因为叉子或是餐刀。”

“这个是能学会的。”贝拉气愤地说。

贝拉这会儿第一次开口，所有人都瞪向他。贝拉不知所措地垂下了眼睛。蜡烛已经燃到了根部。黑暗中只看得到一个个的轮廓。迪波尔静悄悄地站起身。“那么，”他说，声音里带着无措和茫然，“也许我们可以走了。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坐在这里？已经什么都清楚了。”然后他好像是讲一个重大的论据： “蜡烛也要燃尽了。”

“你们先走。”埃尔诺含糊地说，“全都走在我前面。我不许你们中的任何人在我的背后。”

他的手还揣在兜里。他闪身让出了房门。迪波尔举起烛台，烛光照亮了埃尔诺的脸。迪波尔极轻地惊喊出来：那张脸是如此扭曲——折射出一种他所不了解的痛楚——以至于迪波尔倒退了一步。

“当然，这里得收拾一下，”走到门槛时迪波尔不是很确定地说，“我们离开之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拿上。这些破布我们就可以丢在这里了。”他指着衣柜里搅在一起的衣服团，“我想，也没有谁再需要它们了。总之，这游戏已经结束了。”

“多可惜啊，迪波尔，”阿贝尔说，他的嗓音灼热，至此之前他都一直僵在那里不曾说话，“你看看这里。以后它再也不会有了。”

他们踮着脚尖走下楼梯。埃尔诺走在队伍的最后。埃尔诺处在一种无法理解的胆怯中，好像是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拖沓地落在最后一个，即使是在这样短的一截从楼上到楼下大堂的楼梯上。他的胳膊紧紧夹着他的身体，手并没有从裤兜里拿出来。不过无论是在这段楼梯短途中，还是在这天晚上后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三个人中都再没有谁和他说话。让他们最感到吃惊的，是稍晚些时他们不得不去寻找他。

那狭长的、充斥了啤酒味道，为五月节的举办而刚粉刷过的餐厅里，与以往相比，气氛意想不到地热烈非凡。

一张拐着直角的长条桌上，在较短那一边的上座位置，坐着莫拉维茨、顾尔高和校长。让走进来的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基津达伊坐在校长的右手边。城市的财务总长坐在体育老师和绘画老师的中间，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对面，他是他们的同学。在他父亲的注视下，他一声不吭，不知该如何是好地紧绷着；他时不时要溜到另外一间酒屋里，并不坐下只是站着，把将近半升的一盏水果白酒一饮而尽。后来令他父亲惊奇不已的是——整晚他都不曾见到儿子碰过哪怕是一杯酒——所有的醉酒症状在午夜时分同时涌现出来，他的儿子始料不及地摔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在这一派混乱中，有人给出了一个出发的信号，于是大家把男孩放在担架上，大部队熙熙攘攘地撤退了。

留下来的几个人——基津达伊；那位严酷的君王顾尔高，他在这所有人都亲密无间的场合里，始终以他的各种尊贵姿态，在自己与毕业了的学生们之间维持着他的威严；以及莫拉维茨——在长条桌上座的一端靠拢在一起后，向留下来的学生们发出可以坐到他们身边来的准许。埃尔诺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地坐在寡语的顾尔高旁边。当小团体和几个顽固、兴高采烈的同学受邀于莫拉维茨，推推搡搡并不情愿地挪到另一拨醉汉
注

的旁边落座时，埃尔诺起身离开了餐厅。

关于这次五月节，不仅是在学校非正式记录的年鉴中被谈论了好多年，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活动。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是这所历史悠久又知名的学校一次最成功的毕业晚宴。

出于避暑的考虑，教师们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和学生们一起出了城，来到被灯笼装饰的富尔察阴凉的院子里。只是没过多久，撕裂的天空就把他们从院子里驱赶进了餐厅。这让人喘不上来气、有霉臭味道的餐厅不可思议地、极快速地、成功地让那些只是偶尔小酌的人也在这个酒精弥散的氛围里努力想把自己灌醉，以至于按理说本该是用餐和致辞都同样重要的晚宴，最终在一群喝高了的人的一片杂乱中消散不见。高温下，酒精对人们的思维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损害。自我感觉尤其好的基津达伊把整个年级所有将轮到去前线的年轻人都招到自己跟前——摸一摸他们的肌肉，用鼓励的话提醒他们被缩短了的战前训练——他提起独臂小子。

“是男孩普洛高乌艾尔的主意。”——他固执地又重复了一遍。“独臂小子普洛高乌艾尔在哪儿？”

迪波尔礼貌地，以双臂普洛高乌艾尔的名义，多次告诉他：哥哥应该是留在了母亲的病榻前。当这个解释不留一点痕迹地在微醺的基津达伊的意识中消失殆尽——法官几分钟后又固执地追问起独臂小子普洛高乌艾尔来——迪波尔不再做声了。他们自己也聊起劳约什，说他八成是被恶劣的天气挡住了。暴雨天里独臂小子总会躺在床上，然后把一个个的枕头叠在脑袋上面。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阿贝尔不安地说。

迪波尔好像是什么也没听见。午夜过后，屋子基本空了。他们开始执着地饮酒。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喝酒经验，然后发烧得厉害的阿贝尔的行为举止开始反常地大声起来：他敲打桌子，要求大家听他说话。迪波尔没好脾气地沉默着，偶尔预警地四处张望，像是在找谁，然后又朝着杯子低下头去。贝拉欺负着顾尔高。他坐到顾尔高对面，隔着桌子不停地探过身去，眼神涣散，用一个没有好好用功却极渴求知识的学生的谦卑声音，不停盘问起有关塔西佗的课文中的几个部分。阿贝尔站起来，手里举着杯子，狂热地诵起了诗。不过并没有人关注他。

快三点的时候，他们走到院子里。院门口站着一个模糊的影子，提一盏手提灯，拿着一柄巨大的弯头手杖，那手杖比他的身影还要高。他正低声和房东说话。他慢慢朝他们走了过来，把提灯高高举起，每走一步，他那巨大的手杖就画出一道高雅的弧线。

“你们在这里，”他说，然后停下了脚步，用灯照向他们的脸，“我来找少爷们。是我前线的战友——普洛高乌艾尔少爷要求我走上这一趟夜路。”

现在他们认出了他。他们站在他面前，很是困惑。那是鞋匠。

“准确地说我是来找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鞋匠说。即使是在这样的场合，鞋匠也以他一成不变的特有腔调讲着话。“当然，如果我准确地理解了那些话的意思，这信儿也是带给所有的少爷们的。”

迪波尔向前走了一步：

“泽高尔高先生，我的母亲怎样了？”

鞋匠提着灯，握着手杖，慢慢地把身体转向迪波尔。他点头的动作好像在感谢一个关切的问题。

“有爵位的夫人，”他满意地说，“与周遭的事情相比，一如既往地好。晚间，她的状况无可否认地好转起来。下午时候，她看上去似乎还很虚弱。她曾那样的虚弱，以至于五点左右，普洛高乌艾尔少爷找人把我叫到有爵位的先生们的家里，一旦有任何需要时让我可以在那里待命。我想说，普洛高乌艾尔少爷以极大的自我奉献精神，一整天都在照看他生病的母亲，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她的床榻，一直在看着她。下午，有那么一刻，有爵位的夫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普洛高乌艾尔少爷有机会来到另一个房间里找我。我一直在那里候着。他把一只手指压在嘴上，然后摆摆手，表示那令人伤感的事情正在临近。但是，晚上突然发生了令人欣慰的转折，神显然又将健康还给了有爵位的夫人。”他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感谢上帝。”

他把提灯放在身旁的地上，两只手都握在了手杖上。

“这是一个舒适的夜晚。遗憾的是，行走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了。但是，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恳求打动了我，让我无法拒绝。他提出，由他出钱雇一辆车送我过来。但是我宁愿步行。因为以我卑微的地位，我更适合走路。耶稣的圣徒们也总是自己行走。虽然这样一来，这消息也许迟了几分钟才被带到，但是与永恒相比，几分钟又算得了什么呢。”

“您带来了什么消息，泽高尔高先生？”迪波尔问。他已经浑身战栗： “您快说啊。”

“遵命。”鞋匠慢慢地说，好像一架机器，运行起来人力便无法再将其阻止。“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洁净的时刻正在临近。特别是对少爷们而言。我的恩人，上校先生回家了。”

“上校，”迪波尔问，他的手向空中抬了起来，“什么上校？我父亲吗？……”

鞋匠频频点头。“他对我还是那么仁慈，”他满足地说，“当他在勤务兵的陪同下全副戎装地走进房间时，屈尊跟我说了几句话。‘老刽子手，’他说，‘你来我这儿找什么？’他仁慈地将这些话说与我听。上校先生是在暗示我得到的洁净。少爷们需要明白，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要上校先生肯跟我开口，就已经是极大的仁慈了，根本无所谓他说的是什么……重逢的喜悦把有爵位的夫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我有机会得以听到他们的对话。在令人感动的问候之后，有爵位的夫人问上校先生：‘那块金腕表被你丢在哪里了？’上校先生回答了很久。我不认为在少爷们，特别是在迪波尔少爷面前重复那回答是合宜的。劳约什少爷立即来找我，恳求了很久，让我把这个好消息捎给少爷们。他再三嘱咐我提醒迪波尔少爷，不要忘了那副 马鞍。”

迪波尔开始大笑起来，把两只胳膊抬起在空中。他走了几步。“我爸爸回家了，”他大声喊，“阿贝尔！我爸爸回家了。”停下来后，他揉搓着额头： “完了，完了。你听到了么，阿贝尔？”

鞋匠注意地四处张望。“我的儿子埃尔诺，”他声音粗钝地说，“大概跟老师们在一起吧。”贝拉朝楼上指了指。烛光从窗户透出来。迪波尔走到鞋匠面前。“您的儿子埃尔诺是叛徒。”他静静地说，“您小心点他。您知道叛徒会有怎样的命运。”

“是的，”鞋匠点点头，“子弹。”

“马鞍，”贝拉大喊，“地球仪！只要是能带的都要带走！”

低处的山谷里已经开始有朦胧的灰暗。鞋匠拿起提灯，迈着并不犹豫的步伐走在前面，向那间房子走去。他走上楼梯，就像是认得这里的路。在他们的踩踏下那楼梯承受不住地嘎吱作响。他径直朝房门走去，把巨大的牧人手杖靠墙放下，把灯小心地放在门口，然后他打开了房门。鞋匠的儿子坐在桌子旁，头枕着一只胳膊趴在桌上。他穿着黄色的燕尾服，火焰一样的红色假发向一侧滑落在额头上，那是演员送给他的。有那么一会儿，鞋匠就平静地站在原地。然后，他一瘸一拐地、坚定地走进房间，弯下腰，从地板上拾起手枪，仔仔细细地察看，之后把它扔在桌子上。令人吃惊的是，他神色轻松地搬起儿子的身体，用两只手臂将那身体水平抱起，然后他朝那脸庞低下头，脸上露出亲密无间和请求原谅的微笑。他轻轻地说：

“请你们看：他在演戏。”

他看着那面庞，摇晃着头：

“早在孩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对表演狂热地喜爱。”

他把他抱到床边，把他放平躺下，用两只手指合上他的双眼。与此同时鞋匠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就像他不想破坏一个有趣的玩笑。阿贝尔的嗓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尖厉的叫声。鞋匠跛脚走到他跟前，用手掌捂住他的嘴，然后用了极大的力气才把阿贝尔从头至脚都在抽搐的身体按在了椅子上。之后鞋匠轻轻地说：

“让我们不要吵醒他。请先生们自己带好马鞍。我们最好能在天黑之前赶回城里。”

鞋匠拿起马鞍，撂在迪波尔的肩膀上。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把地球仪塞给了贝拉。然后他把手杖和提灯递给阿贝尔，用建议的语调轻声对阿贝尔说：

“好心的先生，可否请您走在前面。天已经开始灰暗，路上满是坑洼。”

他用手臂抱起那副躯体，慢慢走下了楼梯。大门的微光下站着房东和几个仆人，他们的脸全都被映成黄色
注

。当手臂上托了男孩躯体的鞋匠出现时，他们全都向后退去。鞋匠不满意地锁紧了眉头。

“嘘！”他轻声地说，眨了一下眼睛，“请让开一下。”

他径直穿过院子。扛着马鞍的迪波尔和双手抱着地球仪的贝拉跟在他的身后，跑得一步一崴的阿贝尔落在了最后，他的手里拿着鞋匠的提灯和牧人手杖，那只手杖有他的两倍那么高。鞋匠用他强壮的手臂托着那躯体，把它在身前举得很高。他快速、稳健地迈着他跛着脚的步伐；他们吃力地跟在他身后。贝拉的令人发寒的哭泣已经变为了抽噎。从院子外他们拐上马路的地方，他们看到富尔察餐厅的窗户灯火通明。哄笑声和歌唱声弥漫进冰冷的寂静里。阿贝尔听出有基津达伊的声音。这是一段下坡路，阿贝尔疾走两步来到鞋匠身边，举起灯为他照路。每一刻，天色都在暗起来。低处的山谷里，有很多尖塔和屋顶的城市已隐约可见。在一个下坡的拐弯处，他们停了一会儿。鞋匠低声说着话。他们在那儿听着，牙齿抖得打架。鞋匠低下头，俯向那面庞，他那好似钢丝做的假发一样的头发蓬乱地四处支棱。他低声自言自语，以至于他们都没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发了，快速步入了山谷。每前进一步，他们看到的城市的景貌都像图画般变得愈加清晰，仿佛他们是在演出台的沉降梯上，渐渐落入帷幕之下。他们已经走到城市的街道上，鞋匠一瘸一拐，鞋子在石子路上踩出忽轻忽重的节拍。整条街上再听不见其他的声响，只有鞋匠的鞋子踢踏作响，以及贝拉有节奏的抽噎声。

（终）

注

这里指这几位老师也都醉了。

注

暗指他们脸色煞白，因此才会被光映照成黄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手在布达/（匈） 马洛伊著；舒荪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6

（马洛伊·  山多尔作品）

ISBN 978-7-5447-6252-6

Ⅰ. ①分… Ⅱ. ①马… ②舒… Ⅲ.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93号

Válás Budán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分手在布达

作  者　〔匈牙利〕 马洛伊· 山多尔

译  者　舒荪乐

责任编辑　许 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4

字  数　9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52-6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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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炙热还没散尽。这是一个初秋的午后，白日里的气温还弥漫着秋老虎的余味。青年法官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在办公室研究手里的离婚案卷宗。

其中有一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很久以前，他认识双方当事人。判决协商定在隔天，他认识这位痛苦的丈夫，这是个年轻的医生，是首都一家诊所的主任。两人从前就读于同一所中学的低年级，上大学后又经常在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聚会中遇到。法官时常回忆起他这位优雅、深沉，神色羞怯的同学。现在，他整理着这些材料，医生的形象便跃然眼前了。早前的某次大学舞会上，他看见他，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在大饭店辉煌的前厅里徘徊，面带尴尬的笑容，不谙世事地卖力回应着大人物们亲切和蔼的关切。他也立在人群中，年轻的实习法官不免同情起这个早已被他忘诸脑后，差点没认出来的同学。这是一阵瞬间爆发、毫无来由的情感冲击。但马上，一股无法抗拒的钳制力量将他俩分开，零星客套的一番寒暄和礼貌的微笑致意之后，两人又匆匆地擦肩而过。像这样沉默的相聚在两人之间周而复始地发生着。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碰面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简单地握握手，礼节性地问候几句；是的，如果“聊些别的什么”呢？别的？聊什么呢？法官站在窗前，思绪飘散开去。

透过打开的窗户，就能听到从看守所院子里传来的卡车车轮的转动声，看守的口号声，接着是重物，也许是大麻袋被重重抛下的声音，劳作的声音。法官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看守所那面布满通气天窗的防火墙，夏日里闷热异常，冬日午后则早早地便天昏地暗了。按照他的官职，这个事业刚刚起步的政府官员只能暂时在大楼里委身一隅。临街舒适、宽敞的办公室只分给职位较高的法官，不过他也觉得这样安排完全合情合理。楼下院子的空地上，犯人们正从卡车上卸麻袋，他们把重物往肩上一扛，排着纵队消失在地下室活动门的背后。法官已经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三年，每天都会看几分钟院子里的动静；犯人在这里散步，前来探视的被拘押或被判刑的犯人的家属从这里匆匆走过，参加听证会的拘押人员也从这里被带入法院大楼。他对这幅画面，这个悲伤、单调的世界了如指掌，但假如下班前不在窗前站上一会儿，不像猎奇分子需要确认搜寻到了奇闻异事一般怔怔地盯着窗外看一会儿，他的一天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结束的。看守所里的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就像工厂里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地分配好一样——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许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惊悚恐怖，却也是哀伤绝望的。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每天对着看守所的防火墙和铁门紧闭的院子盯上几分钟。

格雷纳尔· 伊姆莱，格雷纳尔医生，他无意识地默念着。这是医生的名字，现在他准备和妻子离婚。法官仔细地审阅了老同学的个人档案，往事一幕幕浮现。格雷纳尔医生出生在北部地区的一个撒克逊人家庭。现在他才知道医生长他半岁，六月份就满三十八了。尽管两人是同学，可他要到十二月才过三十八岁生日。不知为何，得知这个信息让他有些惆怅。他妻子的年龄也让他大吃一惊：她也过了三十。案件的双方在他的脑海中鲜活起来，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九年前，一个热得人汗流浃背的夏天，他在玛尔吉特岛的网球场上第一次看见法泽卡思· 安娜；那会儿，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不可能认识格雷纳尔医生；至少没听说他俩订婚的消息。某天夜里，他们在岛上散步，朝玛尔吉特桥的方向走去。他提着姑娘的球拍，法泽卡思· 安娜穿着蓝白条纹的夏装。路上漆黑一片，他们聊起了多瑙河之旅。他在马车站边的一盏路灯下仔细端详法泽卡思· 安娜的脸庞；年轻的姑娘在昏暗的灯光下微笑着转向他，嗓音温软柔和；但她的温柔，她嗓音中模糊的、淡淡的意蕴也许只是他的想象。他们一行四人，有一个姑娘是法泽卡思· 安娜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位稍年长些的先生，是那姑娘的父亲。在此之前，她只见过法泽卡思· 安娜两次，最多三次；关于她的情况，法泽卡思· 安娜只知道她父亲是名校园督察，几年前退休，随后就搬来了佩斯；姑娘从小在佩斯的一家学院里长大。安娜是个营业员，近几年来，她总是流连于各色舞会。她们聊了些什么呢？他已记不得了，不过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姑娘的声音。接着四人便静悄悄地在这段迷迷蒙蒙的路上走了一会儿。他在第一个路口那儿驻足，姑娘突然转向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他把她的脸看得清楚分明了。他们已到桥边，又默不作声地继续走着。第二天清晨他出发去度假，在奥地利的温泉度假村里待了四周，他就是在那儿遇见了自己的妻子。不过他们一年后才成为情侣。那年，他已经向妻子求了婚，在那场非正式的订婚仪式上，他娴熟地周旋于众人之中——他加入了一个叫“女孩之家”的社团，但热衷于散播小道消息的妇人和姑娘们早就知道他订了婚——他还遇见了法泽卡思· 安娜。这姑娘身材匀称，也许称得上漂亮……漂亮？法官低头看了看院子，像是在找什么人。卡车的车斗已经倒空，守卫押着最后两个扛重物的犯人朝铁门走去。法泽卡思· 安娜的面容早已模糊。

他把文件摞放整齐，把准备好的文件按照法律条款排列好；双方声明已分居六个月，以“非法遗弃”为由申请解除婚约。他坐下，弯腰从桌子底下的抽屉中翻出一盒廉价卷烟，塞进公文包里。又从另一个抽屉中翻出几根上等香烟——这些香烟是为来客准备的，他自己只抽赫塔或者女佣在家里卷好的廉价香烟。但现在他准备去参加聚会，也许需要给别人递烟；因此，在公文包里塞几根过滤嘴饰有金线的香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这一举动也并非是完全不情不愿的；他觉得公文包夹层中出现这些“惹眼”的高级香烟这类炫耀的小细节能够为他减轻少许经济上的压力，也许生活，至少他和他的个人生活会舒适、平和、富足些——他满足于这种廉价的香烟，也不排斥其他风格的服装或者住宅，甚至更单纯些的社交方式。揣着金线过滤嘴香烟，他便属于这个“大千世界”——他早就熟悉这种思维方式，不过当下这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因为他参加聚会，无论过程中的体验是好是坏，他都不用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只需“在场”即可。他轻叹一声，厌倦地笑了笑。他叹息是因为生活，他承受了太多生活中的“社会”责任；而他笑则是因为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他整理好材料，机械而熟练地把香烟和其他几样个人物品锁进抽屉：钢笔、放大镜、一小瓶绿色墨水。他尤其中意这种特殊的颜色，假如助理法官或是他自己不小心让绿色墨水干结成块，甚至不在桌子上时，缺失感便会立刻浮现出来。

他边想着法泽卡思· 安娜和格雷纳尔· 伊姆莱，边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已过六点半。这个时候，大楼早已人去楼空，悄然无声了。还有四份离婚案卷宗躺在他的案头，他一一取来浏览，最后不耐烦地往其他文件堆里一扔。他搜寻着最后一次与法泽卡思· 安娜相遇的回忆，却没有成功。法官近几年已很少参加聚会了——他不声不响地退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也许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时机的原因，他过早地进入机关，被圈入婚姻的围城；这是他不愿细思的一面，他的意识深处隐藏着某种他一直不愿用机敏的目光搜寻的东西。法泽卡思· 安娜结婚的消息是他从报纸上得知的。后来几年，他再也没听说他们了。他突然回忆起那一刻，陌生得让人吃惊，那一刻，他听到格雷纳尔· 伊姆莱，就是这个格雷纳尔· 伊姆莱，这个他少年时期、大学时期萦绕于思绪中之人，这个他愿意满怀热情地与之促膝长谈之人，这个与他时常照面却永远无法深入交谈之人，娶了他认识的姑娘，她……回忆就此打住。法泽卡思· 安娜是谁？除了那些肤浅的、比逢场作戏更浅薄多余的社交关系，对他来说，她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只在青年时代，在网球场上遇见过她两三次，结婚后还在另一些地方遇见过她；可关系如此粗糙生疏，一如他在社团中认识其他年轻姑娘或妇人那般，连名字都不曾知晓。他还是觉得，正巧是这个格雷纳尔· 伊姆莱娶了这个他在玛尔吉特岛上一起散过一次步，这个在昏暗的小路上转向他片刻、欲言又止的姑娘法泽卡思· 安娜，是一件极不可思议之事。那时，她什么也没说。而现在，格雷纳尔· 伊姆莱夫人法泽卡思· 安娜的资料就摆在他桌上。生活就是如此，他不免戏谑地想；他讥讽似的低声笑起来，就像在指责自己的这个粗俗结论。

离婚诉讼是女方提出的，她控告格雷纳尔· 伊姆莱犯有非法遗弃罪；同时，还有另外三份“非法遗弃”卷宗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法官焦虑地看着这些文件。刑事案件中，他一定会因为熟人避嫌的原则回避，例如在这种曾经是校友、有点头之交的熟人案件里，他是不能审判的；而这桩离婚案件的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若不出什么差错，最后也调解无果，那么第二天下午离婚判决便可生效，格雷纳尔· 伊姆莱与妻子法泽卡思· 安娜就正式离婚了。他认识离婚当事人的这一事实当然无法成为他要求主持调解会的理由。他将桌子上的一切都摆放整齐，时间不早了，他又向楼下看守所的院子里望了一眼。他确信那儿没有人后，便拿起帽子，娴熟地在走廊中踱着缓步离开了大楼。大楼年迈的门房朝他恭敬、亲热地打了声招呼；每当这位年轻的法官进入或是离开大楼时，他便会奉上自己的热情，而别人应该无法察觉。他刚刚萌芽的自尊心有些受伤，但同时又感觉良好；这个卑微、低级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向一个与他级别相差悬殊、比他社会地位显赫得多、在政府这个集体中更吃得开的法官打招呼的；法官体会到了各种内涵，也感觉到了带有敬意的慈爱，他努力维持着尊严，同时也友善地向门房点点头，因为农民出身的老门房属于这个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集体，而他也正是这个集体中高贵而优秀的一员……他在门边停下来，照着大楼上的钟校准自己的手表。他想起了看守所的院子，想起了放在桌上的文件，也想起了将他与这栋大楼和其中的人群、法官、办事员、执行官融为一体的清晰内敛却又生机蓬勃的归属感。就像往常一样，作为最后走的法官，他满怀内疚、歉意和迟疑地离开了这儿——他勉为其难地离开工作岗位，就如同修士迈步走向大千世界那般迟疑不决。在这一刻，这种感觉，除了用面对陌生环境时从心底生发的对世俗无缘无故的恐惧来解释外，他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他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疑惑地四下张望。在他身后，门房关上了厚重的松木大门，插上了门闩。

2

聚会定在下午茶和晚餐之间的时段——时髦的市侩俚语打趣地把这种聚会称为“早晚餐会”。因而，受邀者大都会在晚餐时间之前，也就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抵达，主人则用大托盘奉上茶水、咖啡、葡萄酒和烤肉冷盘；宾客们站在小餐桌边，来去自由，这样的聚会有时会持续到深夜。此类随性的邀约比起过去的“正式”盛大晚宴，自然为主人减轻了不少负担，让聚会变得更简单。节省时间是关键因素，而中产阶级，也就是那些只雇一位女佣的家庭、对退休金和工资收入锐减忧心忡忡或是盲目乐观者、坚守日益萎缩的尊贵上层阶级“贵族”特征的保守主义者、坚韧而低调地怀着阶级自省意识的中产人士，尝试着以这种开放的方式维持随性的社交生活形态。科密沃什夫妇也去朋友家参加过这种风格与过去极尽铺张之能事的时髦宴会相去甚远的含蓄“早晚餐会”——不管怎么说，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宴会形式都为主人和伺候宴会的下人们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赴宴的路上，法官想，这几年世界变化得太快了，连社交形式都开始改变。他熟悉也倾心于这种低调的中产阶级生活，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员；他甚至觉得整个中产阶级就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故事在社会习俗形成的过程中保存下来，阶级的追求便是他的追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他把大众的幸福与安全视为己任。

他缓步从桥上向布达的方向走去；他摘下帽子，双手背在身后，上身微微前倾，双眼盯着地面，迈着缓慢而随意的步子，跻身于行色匆忙的夜行者之中，他的模样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头上早就生了白发，自从进入总部后，最近几年他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身体也开始发福，这让他感到困扰。内心，他鄙视一切粗俗之物，包括形态上的不堪入目——他推崇节制的生活，满怀热情地奉时下流行的健康生活方式为《圣经》。总体来说，他认为过于纵容身体追求舒适之辈在精神上也总是懈怠的。其实他并不胖，生活过得一丝不苟，吃喝都很有节制；但几年来，这种他一直无法苟同，甚至有些鄙视的轻松闲适的生活开始在他身体中膨胀，他一度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投身于时髦的健康饮食的想法毕竟持续不了太久，对他来说，这有点儿太女性化，太有失身份了。可令他困惑的是，这个问题，这个体形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像个四十岁的男人，两鬓斑白，挺着尊贵、显眼的肚子。他有时也和密友谈起自己的体形，自嘲说： “大腹便便。”不时进行的探讨让他意识到，这样的体形有助于平衡年龄突显的经验不足之感，彰显威望。他的外表、谈吐、生活方式代表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和法官；退一步来看，他若真是这样，就应该承认近年来他对自己的确有些放任。这个过程相对复杂，也时常让法官深陷其中，颇为苦恼。他倾向于认为发胖是“令人不快”的——相较于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比如“事业”起步、家庭琐事、生活困惑和声誉名望，这种体形出现得太快或者说太早了。过速发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在陷入迷茫或不安时会认为，也许是死亡。一定是某种隐秘、黑暗、无法广而告之的求死欲望或是死亡恐惧——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两者毫无二致。这个“一段时间”，事实上在他自己的日历中，是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的；那一刻，也就是一年半以前的两场调解会之间的休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奇怪的晕眩，接着又不断地在其他时刻感受过那种晕眩。晕眩让他惶恐、害怕，其中还掺杂着一些自卑和羞耻；这不符合法官的形象，也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市民应有的精神面貌，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悄悄地在灵魂深处鄙视自己。他当然没法这么做，不行……身体的困扰引起糟糕的自我感觉，导致精神困乏，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有一次，他本应下午从市里开车回家，但走路时晕眩又不合时宜地出现，科密沃什便去了医院，医生们给他做了全面体检。第一次“爆发”后不久，第二次，紧接着第三次接连而至。不过，医生们安慰他“没什么器质性问题”，心脏也很健康——他父母两边的亲戚都很长寿——他们过着节制寡欲的生活；一切变得敏感、沉重起来。然而，体检和疾病指征还是能给他些许安慰。几个月以来，他摄入尼古丁更谨慎了——抽烟曾经是他唯一的爱好，他根本无法，或者可以说他根本不想戒掉——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舒坦些。今年，那些细密的回闪、针刺般的麻木、仅仅持续数秒的意识模糊的晕眩不再出现，起码不如从前那般来势汹汹，也不再有自卑感。是的，现在他感觉好多了。规律地生活，少抽点儿雪茄和香烟，少干点儿工作，也许再做些运动，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散步——这几个月，他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无疑都是有好处的。他的自卑、羞愧源自对即将发生之事的预感……是的，这件不合时宜的事似乎即将显现……这种感觉再也没出现，却像仍然逗留在他某处神经中。

是的，神经。现如今，大家都有点“神经紧张”；科密沃什看不上容易紧张的人，不知怎的，他觉得这样的人既粗俗又没品。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这种观点，只是在潜意识中模棱两可地认为高贵者是不会坐立不安的——当然，假如某些人后天得了或是遗传了神经疾病，那就另当别论了。他相当嫌恶“神经紧张”这个词，这种表述，这个用来轻松随意地推脱某些繁复、严肃的责任时抛出的廉价借口。人或“生病”或“健康”，绝不可能“神经紧张”；他就是这么想的，也绝不会坐在法官椅上听任这一想法保持缄默。这是个脆弱不堪、喋喋不休、贪得无厌、毫无底线的浮躁世界——他对此类“现代”生活中紧张的婚姻关系嗤之以鼻，男人和女人如此随意地在法官面前作鸟兽散！他也对那些“情绪不稳定”的罪犯们怀有成见，他们用臆想中年少时所受的伤害为借口，大言不惭地向法官确证，他们意志坚强、胸怀壮志，是某种“隐形的驱动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们走上了犯罪道路！科密沃什根本不相信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生活中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当然那都是些沉重艰难的责任，有时需要作出牺牲。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知道去同情、可怜别人，却不知该如何帮助他们。他相信意志；他相信，一切都源于意志，都是意志与自愿承受的妥协。说得婉转些便是谦卑，对圣主的谦卑能帮助挣扎的人们度过生活中无法承受的——这个词不会显得太夸张、太现代、太矫情吗？——生活中越不过的坎儿。无法承受？他内心的天平向这个词倾斜了一下。他对词汇的选择总是锱铢必较，在说话或是思考的过程中，他习惯把不经意间从嘴边冒出的词汇都细细品味一遍，对“可疑”词汇更是会慎重地检视一番，他关注的不是词汇表面的意义，而是它们的深层含义。生活是无法承受的？科密沃什并不经常思索此类像闪烁的光标或轰鸣的发动机般纠缠着他的社会文明问题；他清楚，即便算上审查制度，文明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推崇隐匿的力量和规范的保护，这样便能够与当代掌控一切的冲动和平共处，隐身其间。而审查必定要付出代价；确保与文明秩序背道而驰的狂热冲动不会破栏而出就是他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他的职责从来不曾如此过，同平静时期一样，法官的工作就是拯救、教育社会；科密沃什全然领会了这份职责，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一切意志与信仰。对于法官来说，惩戒罪犯、防止无辜的伤害事件不止关乎当下！它还关乎其他问题，一切问题，它关照的是被神秘而可疑的手撕碎、污染的整个社会的文明、安定、形式以及保持生活形态的力量——不管怎样，他都会警惕防范，他有自己的底线！可文明消受得了如此义无反顾的保卫吗？它是清白的吗？如此迅猛发展、崇尚享乐的文明究竟拥有怎样的道德内涵？罕见的晕眩，这毫无意义，感谢上帝，没有导致任何身体或器官病变的晕眩。神经这复杂又稍令人感觉卑怯的非正常运作，是否在暗中勾连着对内心深处多种控制形式的有效性的怀疑，也连接着对义无反顾地捍卫文明的道德内涵的疑虑？疑问，科密沃什必定会在法官席上严正地大声驳回的“应景”疑问，在他灵魂的深渊中日渐膨胀，科密沃什以沉重、抵触的情绪给出回应。在社会的癫狂之中，他再也无法相信。他在寻找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这是他的责任，是一个法官的责任。有意无意中，有些人因为怯懦胆小，神经和性格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抵制旧时的社会审查制度，这都需要法官去处理。

他还是个年轻人；但他的体形却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一个深谙自己职责之人，他便是如此建立起能够定位信仰和疑惑的某种灵魂形式。他仔细审查自己的信仰，并大声宣扬。拯救、顺应，这是他的使命。而建设这样令人敬畏的责任则应委托他人。他带着疑虑，孤独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在家庭和法院里。谁也不能指责他闲适与软弱，他并非无条件地将自己交付给职业、国家和社会提供给他的丰厚待遇——科密沃什是个明眼人，他满腹疑虑地环视周遭。一切责任都让他深刻体会到自己的附庸性和在机关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严格来说，应该这么评价：他时而感觉，假如探身望向时间的无底深渊，就会发现法律落在了时间后面；法律没有预见这次“爆炸”，这次席卷一切事物根基的风暴；在残酷的永恒中，相对于时间的专断性，法律有时看上去相当柔弱无力。他，一个法官，被迫以现时的内涵充实法律的字句；“整体”藏匿于所有案件的背后，以骇人的音色讪笑着；高论建设的一代人，以徒手之力在爆炸过后的废墟中翻刨；现在你站在那儿，做个决断！——他有时会这么想。可当他站在那儿怀着最忠诚的信仰做决断时，他看到法律精神是无可辩驳的。同时，他又会抬起头，骄傲地说：是的，这是项伟大的事业！它是沉重而崇高的，它既超越人，又以人为本！“装置”，那庞大的司法组织，便如此出现在他周围？没人知道有什么比它更好，而人类也只是它渺小敏感的组成部分。那些栽培他的年长法官当中，没有一个感受到这份时代的责任；他们知道，现在谈论的是“整体”——是的，在法律的条款之外，在“真理”的理想之外，这是关于某些实在、具体的危险抵抗行动。社会需要拯救，不光是它的组成形式、它的内涵、那些活生生的人，还有孩子们的灵魂、成年人的生活、它的框架、两居室带厨房或是两居室带客厅的公寓、政府官员的薪资以及商人的贷款，都需要拯救……他们谈论过这种“装置”吗？很少；不过，当他宣读判决时，他想到了这些。

每次，他都会想到这些？他走在桥中间，每天黄昏，他都斜靠在护栏上，抬头望着眼前浸在氤氲暮色之中的城市。一座崭新的大城市昂首屹立于古老的水道左岸，那里遍布住宅区和外墙醒目、样式单调的公寓楼。这些楼房墙体单薄，无力抵挡任何侵扰。这里住着疲惫的人们，女人为仙人掌辟出一隅，在铺着条纹床单的小床上方搭板子摆放书籍；这些书点亮了流光溢彩的新世界——这些书满怀疑虑，躁动不安；这些书循循善诱，各抒己见。法官也会不时对一些有价值的法律书籍作出专业的评论。他不断地读这些书，却同时担心失去内心的平静，又让卑怯占了上风。静静地躺在左岸的就是这种用石头和混凝土砌就的新城，遍布满怀疑虑和躁动、在坚石的废墟中掘金的人。遍地都是焦虑不安、紧张难耐、无法控制冲动天性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和爱好、不同的谈吐和视角，他们的疾病、健康、幸福和疑虑千差万别，可到头来，他审判的却是他们！他真心地了解、理解他们吗？这一切都如此陌生，生活就是那外墙醒目、样式单调的公寓楼！陌生而崭新的生活表现形式就是“客观现实”——不过，这种经过人工修饰的客观现实背后孕育着躁动的、达至灵魂深处的对一切戒规、法律和“原则”的怀疑。科密沃什手托下巴，凝望着这座熟悉的陌生之城；这座大城，这座“罪恶”之城，这座疑惑之城，这座气喘吁吁地追寻财富、幸福和权力之城，它的思想、潮流、学术、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在迎合西方这个大千世界；它消化，或者并未完全消化挪用的新形式，就像披着西方的衣衫上演欧洲最后的潮流；他望着城市，感到陌生。这是座发展不平衡的大城市，散发着不安、疏离的气味。每天早晨，他过桥去上班，在法院，他为城市的疑惑、欲望和罪恶作出判决，这感觉就像在很久之前的孩提时代走下将他从故乡载到这儿的火车，也像很久以来他认为自己无法完全正确地理解大城市人的语言，让他产生了一股迷茫的羞愧感。的确，他至今仍说北部郊区的方言，他想到这儿笑了笑。

接着，他转身慢慢朝右岸的“历史之窗”走去。他看着这幅熟悉的画面，倍感轻松，仿佛回了家。右岸的风景才是这座城市真实的过去；秋日清澈的阳光映照着神圣的古物和保存完好的古迹。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布达如画般的景色：城堡花园中九月的色彩、多瑙河畔垂满果实的栗树、见证这座城市辉煌的古建筑，它们对科密沃什的意义早已超越回忆和历史。加冕礼教堂
注

四周搭起的脚手架让他从内心体会到一种亲切熟悉的有产阶级的快乐，他将这看作贵族社会的遗迹；一组模仿高大的骑士城堡建造的高楼就是对以石头和铠甲为载体的历史思想的表达。教堂背后从容平静地依势绵延着老城区，那儿的街道还沿用居民祖辈的名字；所有事物都息息相关，都在整体的内部紧密连接。他无法相信，历史的思想，那超越时代和潮流的响亮而骄傲的发声者，早已日薄西山。若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像这个法官一样忠于职守，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尽自己的义务，也许就能挽救他们曾宣誓守护一生的家庭，这个大家庭！近视的法官向左右两边各扫了一眼。对他来说，“忠于职守”和“尽义务”这些表达所包含的就是毫不夸张、触手可及的最简单、最平凡的意义。他坚信，有家庭归属感的人才能认清自我，才能深刻而直接地审视自我。“义务”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缺乏激情的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信仰的习俗有关，与简洁的生活方式有关，与适宜的相处条件有关，它与包含一切可见、可证的事实、情感、愿望与记忆的总体内容有关，并排斥一切怀疑、崩塌、溃败、冲动的自负和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而“牺牲”和“放弃”，在他看来，则是原始和力量的代名词；它们比忏悔的召唤更有力、更直接。因为在家庭的自我意识深处，在新的一代中间，有一种力量正在发酵；这是一种不满，正搜寻着共同的关键词以表达自我，家庭中的年轻一辈在政治的终极鸿沟前相聚，他们都相信，隐没的一代已经无法用他们锈迹斑斑、即将散架的仁慈工具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了。年轻人，深深隐藏却高高站在中产阶级市民阶梯上的年轻人，时刻准备着！科密沃什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了这股冲动，同样他也发现自己不再年轻。

注

这里指布达城堡山上的马伽什教堂。

3

科密沃什恰巧出生在分界线，两个世界的边界上；有时他认为，正是这种隐匿于历史中的瞬间重重地折磨着他；世纪之交那会儿，中产阶级市民阶层正幸福而满足地享受着家庭财产的红利，那时，国家还保持着完整的历史边界，毫不吝啬地将各个阶层、种族的人民拥揽入怀；而地下运动梦魇般的灯标和远处传来的地动山摇的轰鸣声提醒仍沉浸在田园牧歌中的有产者，危机正在逼近。谁会有所警觉？生活还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在最后十年的和平时期快要结束时，他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小贵族家庭。母亲是撒克逊人，也许他从母亲那儿遗传了平和的个性和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以及对“看不清”“摸不着”之物的敏锐感受；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特质又与父亲沉默寡言、无所信仰和相对坚强的性格结合了起来。他的父亲科密沃什· 高博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老派法律世家；祖父也叫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是科密沃什家走出的第一个七人法官团
注

成员。因而，法官这一职业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祖辈延续下来。科密沃什家的人都跟法打交道，祖父是法官，曾祖父是律师，后来成了国王内廷的专职律师；显然，某种暗藏于内心的神秘力量把他引向了“权利”、真理和法律。这家人连续七代供职于法律系统，他们是用拉丁语说话思考的律师、老派的法官，与其说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倒不如说政府机关衬托了他们的荣耀。有些人被威严的政府收编入册，有些人则对政府敬而远之。他们像其他匈牙利小贵族知识分子家庭一样，他们是法律世家；这个家庭的后代对一切法律和权利有着天然、血缘的亲近感；而拉丁教育则渗透后代的思维方式。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这个上世纪末最有名望的司法委员之子，便顺理成章地在这种本着人文主义精神、自成一体的严格教养中成长起来，这是家族传统。父亲有两段婚姻；克里斯托弗是他与第二任妻子，一位凯什马尔克医生之女所生；父亲那时五十出头，事业和名声正如日中天。表面看来，这第二段婚姻相当意气用事，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合常规”。这段婚姻打破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和家族规制，成了违反家规的叛逆典型。婚后八年，大儿子还不满六岁，他的第二任妻子便离家出走，后来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总工程师；克里斯托弗一直无法理解她这种诡秘、冒失之举和她不可理喻的自私自利。父亲深受打击；妻子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伤及了他隐秘的内心平衡点，那是一个人内心完全不可复制的稳定点，只有在那儿他才是完整的。表面上看，母亲也无法承受叛逃的风险，也许是因为后来一段时间，在这段婚姻永无止境、逐渐演变为隐藏于潜意识之下的混沌中，她生命的力量终于被耗尽——离婚三年后，她仍未在新的婚姻中苏醒过来，最后她死于产褥热。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个病恹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从未见过他；后来，这孩子和他沉默的残疾父亲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相较于克里斯托弗后来耳闻的，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他也许是一个懦夫，被妻子绝望的冲动卷入了这场市民的冒险；男孩没有熬过战争，他没有上前线，牺牲得也并不“壮烈”：只是因为患上肺炎，几天后便死在他帮忙的兵营指挥部里。

这场不幸的再婚之后，科密沃什· 高博独自度过了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那时他已经在首都定居，在法官生涯最后孤独的二十年中，他成为了法律界的典范。比他有野心的同行们也许运气并不输于他，可在仕途上却没有什么人能达到他的高度——直到逝世，他一直担任法官团主席，之前他只是个审判官，后来到了法官团里他才功成名就。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羞涩、含蓄与庄严三相并重的魅力，以“大法官”之名行走天下；他是灵魂的审视者，也是法律条款的化身，抚慰崇尚法律的社会，而他却对自己一以贯之的正直，是的，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公正感到恐惧。这是他的名声。年轻的法官愿意以他为榜样，效仿他低调冷静而有内涵的行事方式；科密沃什· 高博擅长以眼神和手势引起关注，以点头或冷若冰霜的眨眼动作在被躁动情绪点燃的议事大厅中保持冷静，他从不与辩护律师、原告律师、证人辩论；曾经，他就是法庭中不可辩驳的存在，就是权威与高不可攀的象征；谁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圈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他被称为“创始学派”的大师、伟大的精神导师。科密沃什· 高博自然从未想过要“创始学派”——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人文的、个人的影响，在他创造的丰功伟绩中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就像明主般端坐于法官席上，以他自由的智慧将公正分享给众生。也许他的异教徒祖先，或是可回溯至安茹王朝的小贵族先辈们认为这种大公一类人物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家族首领式的优越性远胜野蛮的奴隶制，因而他们的后代以手势动作捍卫家族在法庭中的判决权力。很少有人知道，十年来，这个集一切优点于一身，情绪极度自制冷静、少言寡语、高不可攀的人内心已几近崩塌，甚至比瘫痪病人更可悲、更不幸：他心里充满了怀疑与伤痕，还有被超人的力量所掩饰的绝望。克里斯托弗也是在长大后才洞察到父亲内心世界的崩塌。

一切都只关乎他爱的这个女人，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埋葬第一任，也就是为他生了个女儿的妻子时，他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可第二任妻子却让他悲痛欲绝。他并非为她的离去而心痛，因为这“不合常理”。对科密沃什家的人来说，一切否定习俗、法律、人类惯例的反叛精神他们都会自动远离；当然伤痛的外壳还是留存了下来，这颗忠贞的灵魂痛苦地承受着打击；但痛苦并非只从忠贞中吸取苦涩的毒素。她的离开让他疼痛，而他的爱则让她疼痛。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托弗从不知晓。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那张带抽屉的大写字台的一格中找到了一摞用黑带子捆好的资料；这些是父亲与第二任妻子自订婚以后写给对方的一封封矜持而含蓄的信，内容包罗万象的便条，母亲的日常开支账本、手写菜谱、各种收据和铅笔记录的各种信息——一切都与妻子有关，即便是这些最琐碎的杂物，也能串起与她之间的某种联系，能感受到她手中的力量，勾起生活的回忆——例如一张酒店的收据就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去捷克度假时留下的——父亲细致地把一切收集起来，妥善存放，并用黑带子捆好。这就是生活，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这是生活留给父亲的。克里斯托弗激动地翻阅了一会儿这些平淡的信件，虚微的侠义豪情让他想把这些从未被第三人看过的手写回忆，这些讲述着一出自我毁灭、无从逃脱、无法解释的悲剧的资料，直接投进火炉；可这些资料保存着两个给了他生命之人的秘密；他们是否有保护自己秘密的权利？信件并没有透露什么特别的信息。书信的笔触谨小慎微，仿佛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通信，男人和女人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着，陌生的两个人，对任何字句都战战兢兢，字里行间完全展露各自的拘谨。母亲在一封婚礼前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定会倾尽全力，请务必信任我。”克里斯托弗把信收好，再没去看这些私密的收藏，可这句话就像彷徨的呐喊，在他耳边回旋良久。他想，这么写的人想必是需要博取别人信任的。接着，他想到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父亲。他理解，父亲爱这个女人，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假如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不论是逃婚还是出轨，不管什么行为，都可以容忍么？他有些激动地想。

孩子们都在寄宿学校。节假日，三个孩子纷纷回到父亲家；但这个“父亲家”只是首都一套位于楼房三楼的出租屋。他们搬来首都前，父亲把北部家乡的老房子卖了。为老法官操持家务的女人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这个穷亲戚必定极为警醒地生活在这些尊贵亲戚的阴影中，她从来不敢当着孩子们的面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亲戚。二儿子，也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在军官学校读书；同父异母的姐姐艾玛在外地跟随从事慈善医疗的修女们学习护理。他则留在父亲身边，在距离首都半小时车程的修道院学习。节假日总是在拘谨、混乱的气氛中度过，似乎错失了些什么，比如介绍自己的近况，或是不可避免的促膝长谈。这样的长谈能使一切明朗化、直接化。他们熟悉对方，彼此之间并无秘密可言。即使谈不上亲密无间，他们也能直接找到一种化解家庭成员间疏离感的基调。但这样的长谈却从未出现过；克里斯托弗一直期望能有人起个头，也许是弟弟。军事化的教育也未能平息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家庭的渴望，三人中，孤独的童年对他造成的伤害最严重——冷酷的保育员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克制力，她永远摆着一副苦行僧般冷若冰霜的面孔，仿佛刚从平淡无奇的梦中醒来，对白昼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期待。不过，后来他很快意识到，现实中是不存在这种长谈的，语言根本无力把控生活的真实境遇，那些沉重与艰辛就像自亘古留下来的岩石一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也许只有地震或是某种本质上的命运重置才能改变他们的存在状态与连接方式。但就如不存在这样的长谈一样，克里斯托弗孩提时代暗自期望的那种能够改变一切、碾碎所有顽固与陌生生命物质的命运重置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极为罕有、永不得见。或许，父亲的离世便是，可他的死也无法解决孩子们关系中的终极问题。孩子们在父亲的公寓里度过节假日，紧张的等待蔓延在他们之间，午餐与晚餐的间隔，克里斯托弗总是焦虑不安，好像他知道，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马上要说些什么，是父亲或者弟弟；他们数目相对，放下刀叉，期待着“有事发生”。可什么也没发生。父亲在桌边一年比一年严肃，就连去学校短暂而隆重地探访时，他也是这样——永远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不容置疑，刚正不阿，既是提问者也是回答者，就像医生，或是……对，就像问话的法官一样。他身体中的某些东西破碎了，伤痕累累的人只剩下防守、规则和拒人千里的冰冷。一直以来，克里斯托弗只从这种行为模式中感受到了无可救药的冷硬；当他得知在父亲业已崩塌的生命废墟中，支起的屏风背后掩藏着历经灾难的碎片，而父亲却如约伯
注

般数年、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悲惨绝望地坚守时，深深的罪恶感笼罩了他。他们，孩子们，无意中残忍地将父亲独自遗弃在痛苦的深渊中，也许这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这“痛苦”是高傲的，克里斯托弗一直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后来，克里斯托弗对这种“男子气概”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认为，“男子气概”并不是某种令人无法承受，以致最终崩溃的东西——也许尽可能地妥协、找到解决途径的做法更具男子气概。有时，“寻求结果”与自我贬损或自揭伤疤毫无二致；这就像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赌场中运行着不成文的条规，需要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但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父亲切断了与外界交流的所有通道。

战后三年，父亲因病去世，摆脱了长久以来圣人般崇高的评价为其带来的苦闷。他千疮百孔的灵魂平和地接受了身体的妥协，仿佛在说： “现在自由了，终于自由了。”国家分崩离析，共产主义的昙花一现直接摧毁了他破碎的灵魂。时间在灵魂无力抵挡之处刻下了累累伤痕；他能承受个人的伤害，却无法与家庭、国家的创伤抗衡，最终心止于此。他这样的人，他这一代人中，许多都是以这种姿态离开人世，并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对父亲来说，“祖国”是家庭的集合概念，两者有共同特点，其命运在家庭的等级制度内，由高级成员决定。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感受到了命运的重置，仿佛有人摧毁了家人的身体，以他们用来侵害国家的可耻行径打击他的个人家庭。他的消亡也是一种清算，是为业已发生之事承担责任，现在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偿还。他知道，他父亲，作为个人，与其他人一样，与他们这一代人一样，彻底失败了。在谁都没有开始询问失败时，在孩子们都还未曾意识到这失败的重要性时，甚至在他以完美的手法，有时以惨重的代价推迟清偿的步伐时，他就已经失败了。他在病床上躺了数月；最后一周，他失去了耐心，颤颤巍巍地站起身，经过几小时与死神的搏斗后，在看护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挪步至书房，从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把老式自动手枪，企图结束生命。他紧握着手枪跌倒在书房地板上，身体呈中风病人的瘫痪姿态，正上方便是家族画像。别人发现他时，他已经昏迷了。几小时后，他陷入了弥留状态。父亲试图用来自杀的手枪已来不及让他解脱了。那些家族画像则是克里斯托弗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所有遗产。其中有一幅上色照片，是他母亲怀抱着一岁的克里斯托弗。她穿一件黑衬衫，胸口别着一枚宝石胸针，照片上的她，眼中透着疑惑与彷徨，仿佛在问： “我是对的，谁觉得不是？”照片拍摄于婚后不久。克里斯托弗把它放在自己家的书房里，挂在书桌上方的墙上，正对着父亲的画像。

注

18和19世纪匈牙利最高审判机构有两种形式，七人法官团为其中一种，由七名成员组成。另一种是国王审判团。

注

《圣经》中的人物。他行事正直，在遭遇灾祸时，毫无怨言，依旧敬畏上帝。

4

他在修道院长大，童年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在内心深处，科密沃什家是信仰宗教的。但这种宗教态度自发地生成于内心，并非教育的结果。父亲用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宗教行为，他会在重大节日出现在教堂，会在复活节领圣餐，但克里斯托弗却不知道，他也会经常前往教堂忏悔。父亲自愿做礼拜时克里斯托弗并不会感到惊讶，但他从不与孩子们谈论他对宗教的热情，他对心灵发展过程中各种隐秘、复杂的图景也毫无兴趣。他会在每年最后一天的午后和孩子们去一次市中心的教堂。他们在昏暗教堂的最后一排条凳上并排坐开，此时教堂里总是拥挤不堪。尤其是一年来从未踏足上帝之所的人们都在这个下午被恐惧、罪恶、希望与疑惑引领，前来接近这个聆听却从不言语、清醒却从不发问的上帝，寻求内心的平衡——人们怀着这样的感受，怀着些许敬畏，或坐或跪于他们身边，克里斯托弗感觉父亲也是这样的临时信徒。他们每年盛装前往阴冷的教堂，在肃穆的人群中默不作声地坐在条凳上。父亲穿着制服，身佩短剑，坐在外侧，右手边艾玛、克里斯托弗和卡洛伊依次坐开。克里斯托弗对“最后的下午”心怀恐惧——私下里，他就是如此看待这种造访教堂的特别方式——他害怕也可怜父亲。每个家庭，每个人在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习惯：比如逝世周年纪念、自律的斋戒日都是非常个性化的节日。父亲选择一年的最后一天，明显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孩子们沉默地坐在他身边，对父亲的心意一无所知。一般人都在周日或重大节日去教堂，若是有人去世或是有需要达成的心愿，也会在平时去。父亲每年最后一天雷打不动的灵魂之旅隐含着一丝无法言说的不悦。每年，他们都如筹备一场悲痛、哀怨的仪式或葬礼般为去教堂做准备。午餐被强势的沉默笼罩，父亲从早上便开始穿戴礼服。在教堂时，他将脸埋入双手，双肘抵着膝盖，不在胸前画十字，也不诵读经文。这样坐上一个半小时后，他开始浑身发抖。这一天，父亲和他们进城时会驻足于商店的橱窗前，询问孩子们的愿望并一一满足。在完成了上述安排，从教堂出来之后，晦暗、清冷的氛围弥漫全家，孩子们也确实再没胆量提什么“愿望”了——三姐弟间从不谈论此事，但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照顾父亲难得的慷慨，情愿只选择“有用”的物件，比如手套或文具，这些只有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下父亲才会偶然想起购买的东西勾不起任何人的兴奋情绪。他们从不谈论这些，但私底下却明白父亲的这种好意之举缘何而起；他们通过各自偷听来的信息得知，父亲在这一天要“赎罪”。为什么？他亏欠谁的？克里斯托弗总是称这为“一年中最后的奉礼”——他们之间从不坦诚相待，但沉默也能揭露真相。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在那天下午选择了什么“多余”的礼物，比如某些玩具或是精致高雅的物件，父亲也许会痛苦地挣扎，不，这些东西是连想都不能想的。在这条每年年末循环往复的环路上，小男孩卡洛伊遮遮掩掩地稍有抱怨；但他从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也就乖乖地闭上了嘴。慷慨的父亲为他买好铅笔或圆规，狠狠地塞到他手中。回家后，他便把它们放到某个抽屉里，再也不拿出来。克里斯托弗早就注意到，三人中，卡洛伊最无法忍受父亲教养方式中有意识的“目的性”。节假日里，小男孩总是没精打采地回家，一声不吭，食欲欠佳。年龄稍长的克里斯托弗则怀着一颗慈父的心关照弟弟，每当夜里听弟弟在黑暗中啜泣，他也会心底一颤。

作为年龄最大的男孩，他非常适应修道院的生活，也没有想家的念头。在住校生中，很多人都跟他一样，觉得节假日是个沉重的负担。圣诞节或放长假时，他们满脸愁容地回家，却在假期结束前早早地回到学校——是的，他们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地回来，消除家庭休假的疲惫，在另一个陌生却温暖的大家庭中，穿上拖鞋，舒服地将自己扔回来。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学校找到归宿感的孩子；即便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也一定感到某种柔软的、发自内心的心旷神怡，不会觉得过度热情，却也不致让人大起寒战。节后，很多男孩胆战心惊地从家里回来——他们往往需要数周时间来平复内心，以重新获得自我角色的安全感，确认自己至少属于某个地方，某个小集体，在这里，性格与能力能为他们作为人的角色提供保障。家庭的氛围、恐惧和担忧的影子能在他们身上徘徊滞留数周，他们被回家的紧张感、不安全感填满了。大多数人都与这样破碎、冰冷的家庭纠结一体。一定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关系，住校生中也有怡然自得的阳光乐天派、浑身散发着纯真气息的男孩——他们身上有一股“真正的”家的温暖，那种轻飘飘、软酥酥，被人呵护备至的温暖和安逸的气质。克里斯托弗被这种浑身散发温暖的男孩吸引，但从他们身上，他无法知道究竟“真正的”家庭与其他家庭，比如他的家庭之间存在什么差别。的确，在他们家里母亲缺席；但很多住校生的家中父母双全，可他们却情愿假托社会或教育的名义将孩子们送到学校来；还有，许多父母双全的住校生如克里斯托弗一样无家可归，他们同样渴望得到集体的归属感，这个集体补偿了家庭的缺失。这些住校生也在身边寻找散发着家的气息的人。后来，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到了考虑成家的年纪，他回忆起孩提时代在学校度过的毫无怨言、心中从未感觉自己受伤或得不到满足的那些年月。他觉得没有母亲，没有家庭中的那些秘密，他一样能保持平衡（这是受到了幸运的眷顾）。这还要感谢诺伯特神父。

诺伯特神父给予他的，大多数母亲、家庭、兄弟姐妹都无法做到：这位智慧的师长无意间将他收入门下。人要有所归属，这就是全部意义所在。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后来经常思考，他是否能为孩子们营造一种隐秘感，是否能为他们在家中建起一座安全屋？他对现代教育的理论不以为然。当他奔波于生活，结交来来往往的人，识破命运的真相后，他发现，那些能够保持平衡的人，那些能够站起来反抗的人，大多无法拥有特别幸运的家庭环境——他们往往来自贫困和拥挤的家庭，钱财、担忧和欲望把家人的心灵破坏得千疮百孔，却没有把家庭的灵魂之盏碾得粉碎，为什么？是什么滋养了如此这般的灵魂？那时，心理教学法盛行一时，市民阶层家的孩子除了要接受精神科大夫的检查外，还要被隔离、看管起来，接受心灵的滋养——新式教育却禁止父母使用威胁手段和生硬的惩罚措施，提倡通过解释、宽容和指导的方式与孩子相处。科密沃什相信，父亲的内心是善良的，即便他对现时流行的教育方式置若罔闻，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意识到，“全体”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家庭氛围决定了是否可以称为“真正的”家庭，父母及子女间是否真正心灵相通。如果这种内在的连接维系着家庭，那么不论是父母吵闹打骂、对孩子大呼小叫，还是母亲威严厉色，父亲脾气暴躁、小肚鸡肠，这个家庭仍然可称为一个整体，谁都不会感到寒意，孩子们不会因为父亲的一记耳光而感觉受伤，心灵受到伤害。父母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极其脆弱或极其稳固，他们可以大打出手，也可以漫步月下——这一切都像出生与死亡、洗涮与烹煮一样，与家庭同生共存，是家庭的一部分。孩子在“严厉”的父亲身边同样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认为，这就是决定一个年轻生命基本感受的关键因素，这就是归属感。这种真诚，这种凝聚力，这种在善恶之间徘徊不定、由性格中柔软的部分编织起的归属感当然只能在坦诚相待、无欲无求的状态中得到。可谁能从内部视角评判一个家庭？他的家庭安静而祥和，展现着温和、顺从的表象；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尽力在家中敞开胸怀，不戴任何面具地与妻子和孩子们亲近……但正是这种家庭决定孩子性格与基本感受的理论才最难实践，也无法有意识地去判别。他内心深信这样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家里“一切安好”，一切照常，安静而祥和。

诺伯特神父慈爱的接纳填补了克里斯托弗童年的缺憾——这是心灵的滋养，是母乳般的滋润；克里斯托弗通过这种治疗方式获取力量。这位神父接收克里斯托弗时已年近半百；每个孩子他都“亲自抚养”，细致地考察他们的家庭状况，对克里斯托弗家的情况他也了如指掌：他知道他来自单亲家庭，是伤害导致他心理畸形；他也认识克里斯托弗的父亲，两人聊天时彼此恭恭敬敬，他也许是从并非流于表面的谈话中了解到父亲那颗骄傲的心灵受伤的来龙去脉，甚至比科密沃什· 高博忏悔的内容还要具体。他给克里斯托弗的爱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学校的精神导师，掌管精神与道德层面的教导，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不要对某个学生表现出特别的关爱。诺伯特神父并不特别关照哪个学生。但是有一群如同遴选出的贴身护卫般的学生很自然地聚集在他身边；刻意隔离避免不了这种团体内的分化，不论多么谨小慎微，个体的感觉往往会打破相处的固有模式。总有一天，羊群会分化成白羊和黑羊，而牧羊人则只能窘迫地感知到白羊更得他的心。诺伯特神父爱克里斯托弗。他不想夹在这对父子之间，也不想做这个家庭的“替补”；他以腼腆、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孩子难以抑制的宠爱，他是伙伴，也是导师。神父五十岁时遭遇了多数男人在这个年纪会遇到的坎儿，他病倒了。克里斯托弗又孤身一人了。但在神父身边的这三年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来充实童心，他就像一台结构精密的储能设备，浑身充满了神秘的能量。三年来，克里斯托弗体内积聚起的能量足以支撑他生活多年。他从来无法完全理解神父：很明显，他的心中埋藏着克里斯托弗不了解的秘密，那是一种力量，是激发性格发展的源泉。但即使真的有这个秘密，他也完全无法窥探。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里斯托弗越来越无法参透神父的秘密：他的笑容、内心平衡，和他对生活由衷的满足……他没有家庭，两袖清风，他谨遵禁欲的教义，甚至比克里斯托弗听闻过的最贫苦的人更清贫：几件素衣，几本书，就是他在尘世的全部家当。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也不承担任何激进的传教任务，他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生活、布道，低调而安静。只有来到他身边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个人还活着。他没有深陷于祷告和教义中，他懂得如何微笑；诺伯特神父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他并不在意自己弱不禁风的身体，也从未因不时偷袭的疾病倒下。他五十岁那年的大病源自折磨人的心脏病，他默默地经年挨着缺医少药的日子，教友和学生们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他的生活节制而规律，从不屈从于身体的欲望，他不抽烟、不酗酒、睡得少、做得多。而工作于他从来没有什么时间表，他就像个羞怯的精神病患者，急切地从内心纷乱嘈杂的无序状态遁入如时钟般精确的教规中；工作经常不期而至，对他来说，就是一切活动、行为、感觉和意志的综合体，这就是这位无名而伟大（克里斯托弗的观点）的教育者赖以度日的信念支撑。他不墨守成规，不回避生活，不追悔莫及，不兴高采烈，也不自怨自艾。他是个神父，孤独的神父，他的生活波澜不惊，直到某个模糊的时刻，身体器官在黑暗中举起反抗的大旗，向这个腼腆、卑微的灵魂发出指令，要他改变生活规律，改善酝酿疾病的身体环境。

他并没有“英勇”地面对疾病：他像常人一样，时而哀叹，时而又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仿佛他通过苦痛看破了那些在“另一种”生活中卑躬屈膝，却至今无法找到答案的俗人。宗教是最为直接简单的，就像动植物旺盛的生命欲一般，自然而然。诺伯特神父并没有折磨自己，也没有沉溺于困惑中无法自拔，如果他被这些情绪诱惑，就失去了要求身边的教友、他悉心抚育的学生们对信仰怀抱无限虔诚的权利。他隐约知道，这种心理状态是非自然的，只需对之付出高尚和慈悲，灵魂便会充满平和，点亮其中阴暗角落的通常不会是生硬无情的直射光芒，而必定是柔和的微光：这就足够了。他为这一刻做好准备：不需要任何繁文缛节；宽恕需要的只是决心和谦卑。“我们不用抗争，这样就足够了。”有一次，他对克里斯托弗说。这个低调的建议在数年后层出不穷的生活危机中，看起来历久弥新。也许这就是说：无需抗争……人的内心呐喊是绝不会被误解的；只是不能充耳不闻地与这呐喊擦肩而过。但“不抵抗”就几乎意味着我们在行动、作为上表现怠惰、懦弱，这不是我们的思想，而是隐匿于个性深处、不容篡改的规律发出的指令。诺伯特神父懂得如何妥协；他的内心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这种高贵的怠惰和谦卑的意愿传达给了最钟爱的学生。克里斯托弗长久以来都能听见这个声音。后来，声音消失了，他周围的空间被巨大的沉默充满，这是惬意的沉默。他一直如此生活着、工作着，在家里、在法院，作出决定和判决，他知道应该“抵抗”，但沉默的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却发出不同的指令……这种状态类似于清醒前的半梦半醒，朦朦胧胧；我们能听见外界的嘈杂，却无法清楚地了解这一切，而睡梦忽明忽暗的阴影却不动声色地拥我们入怀，也许应该拼尽全力从梦中醒来……有时，沉默的微光能保持数年，将我们隐匿于无形之中。科密沃什熟悉这样的状态，他再也不反抗了。他毫无保留地将原本属于这世界的全部还了回去。他应该遵循另一种法则——世俗法则，去生活、评判，并维持自己的境况。他无意间认识到，这种世俗的归顺并不常见，只是他某种模糊的感觉。但谁能说得清？世界只向我们展示了这些。

诺伯特神父有更深的了解；有时，他仍然会回忆，但那已不是一帧一帧的画面，而成了某些粗糙的文章，某些只能隐约朦胧地看见或听见的词。（另一些时刻，他只能无言地用感觉思考：看，他也死了！神父的去世仿佛掀起了一块幕布，这幕布掩藏了他愧疚、无奈的模样，他的失败和他的脆弱。神父的死让他觉得愤怒，无法释怀，但他从未审视过这种感觉。）后来，当遇到那些用欲望、欺骗、金钱与肉体这些“身外之物”来引诱他的人时，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神父弱不禁风的形象，他微笑着“不反抗”，坚信自己一无所有，没有“无法抵御的”欲望，没有任何财产，但他依然，依然能够微笑着……每当此时，他都会往法律文件投去坚毅的目光，寻找一项适用于他眼前这桩口吃当事人的“案件”的准确而严密的法律条款。在他看来，对神父的无尽回忆是他的个人习惯，好的、坏的、无法书写的可能性统统集聚一身，这是他的表达方式。

每年，他要去曼雷莎修道院住三天，在那儿和其他法官一同参加复活节前的静修。外界传说他是个虔诚的教徒，私底下他也是个恪守道德规范的法官。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的个人生活确实在向外界的猜想靠拢：表面上尊贵得体，私底下两袖清风，全心全意地为工作奉献，竭力避免犯政治性错误，只接触与自己脾性相投的人，任何政治势力都可以随时随地对他进行审查……他认为自己是个受人尊敬、有正面影响的社会成员。是的，这样的感觉还稍带些物质色彩。他永远不知道，诺伯特神父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人尊敬、有正面影响的社会成员。大多数人在紧张疲惫的时候会产生神经性的，运气好的话，就是“单纯神经性的”身体痉挛，而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学会了在脑海中思索，诺伯特神父对他的生活会提什么建议呢？他会活在“仁慈”中吗？是的，基督徒大多过着有益、忙碌、诚实的人生。然而诺伯特神父却不会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也从没有人期待诺伯特神父换一种方式生活、信仰或是质疑……克里斯托弗在工作中广受好评，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美好的前途。

5

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一定会走上法官的道路；科密沃什家的大儿子不可能干别的；当他羞涩地向同事们做自我介绍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就在家里，在一个更大、更温暖的家庭中。他们信任地接纳他，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只是清楚地认识到他进了这个与他自身相得益彰的圈子，并融入进来。科密沃什家在全国的律师界享有传统的地位，这是世袭的家族权益。他的名字、出身规定了他必须极为严格地遵守职业准则；科密沃什似乎并不情愿出风头，不论他还是他的前辈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任何利益问题。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就像那些尊贵家族的成员往往比职业军官在军队中担任低级别职务的时间更长一样——依照常识或公平原则来看——科密沃什从步入法院大楼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法官圈的上流阶层，一步一步，在自己的职业通道中缓步上行。没有人怀疑他会就这样一直往高处爬，直到最高层，六十岁或更年长时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大法官之一。他自己对此也从不怀疑。从坐上法官椅的那一刻起，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蓝图了：可以心无旁骛地、健康端正地坐在这儿，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技能；只要不犯大错，严格遵守法院的规章制度，一切听从上级安排，就够了。当年他还年轻，实习时第一次踏进法院，他猛然感觉到一种家的亲切，身边全是熟人——那些上了年纪的法官大部分都是父亲的旧识——假如他违反了法院的规章，或是犯了什么非主观性错误，法院给他的处罚不会比他对家族中任何一个亲戚犯下小差池所判的罪更重。

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在这儿，这是他的安全港：这儿的声音、行事方式、人们关注的焦点、职位等级的分配和工作氛围、纸张的气味、人身上的汗味都是他熟悉的，这就像手术中乙醚的气味之于医生，教堂中的熏香之于神父一般。这是他的世界。在家里也一样，父亲房子里的一切皆然：书桌上永远摊着文件，屋里飘散着墨水的气味，书架上排列着猪皮封面的法律书籍，还有那些旧识的面孔、法官的容貌、他们的络腮胡和唇须、亲切的脸庞、充满回忆的声线。他需要沉浸在这熟悉的氛围中，这是他身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不管怎么说，他很早便了解了这个机构，这其中神秘的潜规则、隐形的弹簧和上升的空间，很久以前，他在孩提时便知道了；因而他也不需要特别学习，这就像他童年玩过家家时扮的刑事案件审理，现在他只需要重温一下，回忆起来即可……有关父亲，这位老一辈法官们的精神领袖的回忆影响着他的神经、他的思想，也许还有他的梦境。法院，这个致力于寻求正义的机构冗杂、庞大，必然也不完美，犄角旮旯免不了锈迹斑斑、尘埃满布：可谁又能做得更好呢？没有人能找出比这更称心的地方了。这里的人依靠它，要在这里终老。法官也全心全意地迎合着这台机器。他潜意识里觉得，比起文字和“现实”，正义更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噢，混乱而模棱两可的“现实”世界已在法庭上令人震惊地扭曲了本来的面目，很多时候法官只能自己总结“真理”的含义，每个人打破随身携带的哈哈镜，这镜子把矮子照得伟岸，把胖子照得苗条，把瘦子照得丰腴！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对的。这不是谁教他的，而是他根据现实情况、前辈们的经验教训和自身的危机意识得出的结论。乍一看，坐在法官席上的他并不是那种“严肃”的法官：他不“严厉”，也不世故，而是显得庄重；他陶醉于这种作风，以简短的、组织严密的语句提问或讨论，显得既有深度又有内涵。愚蠢、暴躁和谎言从不会刺激他，假如有人问他，他也许会承认，每天走上法庭处理不同的案件时，他都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这颗“惴惴不安的心”、这份虔诚、这种自然流露的庄重感并不会随着“案件审理”的进行而消失。老法官们在官场中表现出的世故圆滑和过分严厉他都看在眼里，他想步他们后尘——这是一种旧做派，有些脾气暴躁的朱庇特式人物的生活也像是一场判决，有的人听到谎言或见到卑鄙行径便怒不可遏，与被告或证人展开激烈争执，就像是他本人受到了什么严重伤害。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警惕自己的行为，以免情绪爆发有损他在审理案件时的威严。老法官们第一次看科密沃什正式审理案件时，愉快地回忆起了“科密沃什做派”。他们微笑地耸着肩，摇头晃脑。这些老法官甚至看过科密沃什的父亲和祖父审理案件。行为、方式和“做派”在年轻法官身上怪异地融合。克里斯托弗不安地接受了这些在笨重的书桌边耸着肩膀的法官们的肯定。是的，有时他会疑虑，哪种“做派”更人性些？这些老法官们循着实践与经验的轨迹，仍然能够亲身参与到人类永恒的官司中，他们指手画脚、怒气冲天，他们坐在台上神气十足，也许还会在亲近的同僚圈内，向比如他这种乍看上去只懂得宣判的刻板、正派之人，传布“法律”的意义和正义的内涵。在实践中，对于法官来说究竟何为“正义”？这世界与官司、凶手、名利、嫉恨、饥渴相融合；这里有法律；这是一所具有固有结构、正规仪式、审理制度、秩序和态度的组织机构，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一同站在法官面前；最后才轮到法官，他们用各种死亡的原材料烹煮从法律的化学图谱来看适用于正义的食物。但正义超越法律范畴，它永远是“个性化”的；而那些撼天动地的老法官们擅长“指手画脚”，知道该如何引导辩论，仿佛在为私事争吵。他们循循善诱，指导有方；他们痛加斥责，也懂得温情抚慰。他们维护着存留在法律用语与司法框架范畴之间的个性，以及每个家族中领袖们世代流传下来的审判做派，也许他们是比人们想象出来的完美形象更世俗、更现实的法官。是的，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正义”；但也许只有永远对世俗之争深恶痛绝之人，才有资格行使裁决之权。

他在一个审判委员会中担任了四年陪审法官，不知不觉竟被派为“离婚案件法官”。这个新职位，至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颇让他松了口气。他只需解决问题即可，再没有人强迫他宣判；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审查这个世界上恐怖官司内幕的地步。对于别人的生活，他又能了解些什么呢？年轻的法官能了解些什么呢？一切想象都是苍白的，每一天、每一次协商、每一个证人的每一句证词都在展示着新的病态、陌生的疾病和隐秘的伤痕。法官面前，站着满面须髯的古稀老童，拧着劲儿要求他们的游戏对手去墙角罚站，或是那些老气横秋的早熟幼童，激动得浑身颤抖，死乞白赖地央求他满足自己的心愿或是索求赔偿。他初为法官时，社会还未从大革命的创伤中完全复原——科密沃什有时想，经历了这样的动荡后，每一种理想、每一种共存都伤痕累累，是否还存在宁静，是否还能步入生活的正轨，是否还能让时间倒流，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行动是否真正阻止了那些明显不是出于某些人的意愿，却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种“某些人的意愿”也许不只是一个公共政党或一部分心怀不满者蠢蠢欲动的意愿……正是在这些岁月中，生命开始寻找新的形式；关于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容易理解人们绝望的行径了。一切都在改变，潮流、机器、思想、妥协，一切都归于沉默，年华逝去，潮流变换……但法官的首要任务并非理解，而是决断。社会对他的要求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这样的动荡过后，人们开始修补被损坏楼房的裂缝和缺损，粉刷楼房的外立面，每个人都坐回办公桌前，商店逐渐恢复营业，铁路开始谨慎地运行起来，人们精心粉饰生活的边界；法官没有权利质问他们要什么，信仰什么，期待什么。法官意识到，这个社会黏滞于旧时的形态中。只是滚烫的物质仍未冷却，那是爆发而出的物质；而旧时的气候温和宜人，仿佛文明的沃土之上没有波涛汹涌。人们的内心喷涌着岩浆、烟尘和黑色的沥青。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苏醒，极度饥渴地追随着金钱的脚步，在最初的几年中，一切是向钱看的，那卷着边角、皱皱巴巴的纸币。一方面，金钱控制了一切公共事务，掌控了家庭、个人情感和思维逻辑——另一方面，比起从前，人们失去了目标，失去了评判价值的标准，只剩下简单的麻木，就像被注射了吗啡的吸毒者一样，对日渐加大的剂量仍欲求不满。他们撒谎、欺骗、造孽、杀人，他们迷信妄为，这破败架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都能听见战栗之声，而疯狂的税务员则伙同走私贩在大街上公然贩售大麻——现在，你站上审判席，作出判决，为某些人，某些“事件”，站上去，作判决！他有时会这么想：也许假如每一个大法官都出身作风老派的审判员，那么法官们就都变身为教士，宣扬神谕，神色严厉，一个个都成了萨沃纳罗拉
注

——萨沃纳罗拉的印记却无从寻找。法官也没什么其他事要做：他只要拿出案卷，传唤双方，并作出判决即可。

他在这股大潮中将自己拴在了离婚案的孤岛上——起先，他认为这片土地更平和安宁些，也许更明朗些，也许更痛苦些，但无论如何，都是一方充满人性的净土。这里发生的事，大多应该是他和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他们犯下了悲哀的，有时是悲剧性的错误，说出了一句句人间悲剧中的最后台词，而这幕悲剧永远始于阳台的惊鸿一瞥，终于法官的办公桌前。他的任务，只是判定两个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没有别的。很多人经常以这个理由来到法官面前；其中一人坦白自己的罪过，但法官却清楚地知道，两人都有责任，又或许两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别的人或别的事——每当他“宣判离婚”时，都会深刻地体会到人类意志干涉了上帝权力。科密沃什相信，婚姻是神圣的。这种信念是他信仰的根基。婚姻是神圣的，这是特殊的仁慈，是神的意愿；人就像接受其他一切上帝赐予的事物一样接受婚姻，肮脏的双手应尽量远离。婚姻不存在“完美”或“不完美”，婚姻只是一种道德的坐标，是不同性别的人们为共同的生活规定上帝的框架。而人类还能要求些什么？“更完美的”婚姻？人类伸手索取的一切都变得丑陋扭曲，变得残缺破败，人类无法遵守十诫，他们偷盗、撒谎、私通、贪恋他人财物与妻子——只有疯子才会想着“现代化”十诫并始终恪守。上帝的法则是完美的，无力承受的人类则是破败残损、终将消散的。他就是这么想的，这一信念从他的内心深处，从比意识的推理更神秘的源泉喷涌而出。人们在承受家庭和婚姻的负担时都表现得令人失望么？是的，所有现象——都是些骇人的现象！——表明家庭的楼宇垮塌时，人们便纷纷逃离行将崩塌、冷却的家，各种假冒的塔托斯
注

纷纷显现，还有赶时髦的、讨厌的预言家，他们口头上说着“合作婚姻”、“试婚”这些概念，也滔滔不绝地谈论“婚姻危机”——科密沃什厌恶这种虚伪的预言家和他们的信仰，厌恶那些神经紧张，也许只是胆小怕事、不负责任又渴望幸福的生活伴侣，可有一天，他们却因为“无法忍受”婚姻的义务和重担，低眉顺目地来到他面前！就像有人曾经说过： “数字的真理”也遭遇了危机，A加B不再等于C；抑或上帝也遭遇了“危机”，他的旨意不再有效力，世俗当局应顺应时代，承认上帝播撒在人间的慈悲之爱，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之共存……在处理了几年离婚案件后，他发现，在所有法官中他的工作是最繁重的；他用被亵渎了的双手破坏那早前已由上帝联结起的婚姻。

年复一年，人们排着可怕的长队来到他面前，撒着谎，发着誓；除此之外，他们的眼睛从不对视，也不敢看法官的脸；他们捏造美德和罪孽，承受着耻辱和压力，只希望赶紧逃离这种“被胁迫”的状态，从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麻木地站在法官面前——而他则遵章守制，根据法律条款的规定为他们解开枷锁。可在宣读判决时，他也低下了头，因为他知道，他只是宣读人类的法律，他宣读的这一切都与上帝的精神相违。这些年来，“离婚案件”法官们总是事务繁忙。婚姻失败的夫妻哀求着，排着队来到法官面前，所有人都一副事态紧急的模样，只希望把自己从对方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法庭便成了全科诊所，人们像是精神病诊所里那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一般，乞求将他们从疯狂的思绪中解救出来。但科密沃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解脱。做了“离婚案件”法官几年后，有时他会觉得，自己仿佛阅尽了人世的哀求，这些离婚案就像隐藏在组织的血液中最神秘的疾病一样，向他展示了家庭溃烂的病态。有时他又认为，这就是一切“危机”、病态压力和社会恶行的单细胞结果：一桩桩这样的离婚案件，除了与他和她有关，与别人谁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想再遵循上帝的旨意共同生活了……他看见细胞在成倍地增殖，看见一部分人，社会的细胞——家庭。细胞，也就是家庭，能清除一切慢性恶疾。不论在国会还是民间，教堂的神父们纷纷在神坛上宣讲“家庭危机”。措辞严厉的人们要求提高离婚的“难度”。科密沃什仔细考量了多种观点，他就像医生埋首于平日的病例之中，有时怀疑人们是否还有痊愈的能力，是否还存在像耶稣撒播于人间的新希望那样的新疗法？

注

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以反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哲学，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毁灭他认为不道德的奢侈品以及严厉的布道著称。

注

匈牙利民间流传的一类拥有特异功能的人。

6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九年前结婚，妻子是奥地利将军的女儿；他岳父是维斯梅耶· 卡洛伊将军，就是在战争初期那场进攻波兰的特别战役之后，获得了玛利亚· 特蕾莎奖章的臭名昭著的维斯梅耶。女孩十岁时来到匈牙利，她的母亲是出生于匈牙利北部的撒克逊人。女孩虽然说匈牙利语带外国口音，但绝没有半点儿语法错误。

维斯梅耶· 赫塔貌美如花。她的美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柔和，她匀称纤细的身形、大气的脸庞散发着恬淡清爽的气质。她的美恰如其分，从不咄咄逼人，她不刻意卖弄风情，不会显得“妖冶诱人”——但人们总是无法将目光从这张脸上移开，他们不自觉地盯着她。街上的陌生人盯着她远去的背影；他们的眼神绝不会伤害她，因为谁也无法靠近她，她从未有过与陌生人交往的经历。她应该意识得到自己的美，就如同敞开的大门中传出美妙绝伦的旋律，只要不是双耳失聪，谁都会情不自禁地将这旋律收入脑海。她的脸上展露着宁静、端庄、克制和女性自尊的完美平衡。两次生育后，她依然身材匀称，她从不运动，也不崇尚时髦的健身，她天然这么高挑。同时，她也并非时下流行的那般“骨瘦如柴”。她的步态和身形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协调，眼光流转、一颦一笑都像悠扬的旋律，传达着她的美丽与端庄。人们惊讶“世间竟有这等美貌”，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她的背影。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惊叹地以目光追随她。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二十八岁时遇见自己的妻子。晚上六点，在滨湖采尔
注

的湖边。赫塔正和一名船夫争执。不明就里的克里斯托弗彬彬有礼地听着两人争论，姑娘焦急地向他转过身，手中拿着一张船夫无法兑开的大面额钞票——姑娘望着他，科密沃什也转过身。他不安地望着四周，感觉自己满脸通红。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俩就这样盯了对方片刻：两人保持着恭敬之态，姑娘手里拿着钞票，而他手中则是一顶帽子。一如这个季节的其他夜晚，天空飘着细雨；姑娘身穿一件薄如蝉翼的雨衣，没戴帽子，栗色头发已被雨打湿。此刻，科密沃什感到深深的愧疚，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后来的日子里，他和赫塔有时会谈论他们的相遇。在他们眼里，这样的相遇绝非一般，个中趣味不是能从日常琐事中体会的： “记得吗，你就站在湖边，我正巧从那边经过，突然停了下来。”他们惊叹将两人撮合在一起的力量是多么“出其不意”，而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地自然……科密沃什后来对赫塔坦承，在相遇的一刹那，羞怯烧灼着他，几乎想要钻进地缝逃走的尴尬紧紧地攫住了他。“这样坦白太不绅士了！”赫塔吃惊地说道，她笑了起来。是的，稍后，克里斯托弗自己也发现，他的这种表现实在有失体面；不过随后他对妻子解释说，人只有在“缘分”面前才会想逃跑，看见其他人就不会想逃。那晚，赫塔身披一件红色雨衣。这也是令他不安的一点。但这股引起误会的逃跑欲望和几乎压倒一切的呐喊控制着他，要他跑开，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完全不顾及姑娘受伤时的激动情绪，就像有人误闯森林，一个劲儿地向后跑，他只想着逃离那儿，逃离湖边。（后来，他经常梦见这次相遇，这幅发生在湖边的尴尬画面经常带着极大的怨恨，不断地回到他的梦境中，就像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则用大写字母做标题且内容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新闻！）这种惶恐感受鲜活地留在他关于初次相遇的记忆中；对此，也只能一笑而过。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从未与女人发展过亲密关系；他在一群男人中间长大，关于女人，长期以来，他只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想象，并不很确定。那些下流的经验，那些他的同学们纷纷模仿的花花公子做派，那些猥琐的、臭名远播的冒险行为，都没能为他真实地描绘出女性的模样；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以他的耐心和专注，倾听着别人口中各种夸张、肮脏的事迹，却未曾感受到一丝一毫想要成为那些冒险行为主人公的欲望。他性格内向，即便在出乎意料地得到第一次恪守礼仪的性体验时也不例外，在内心，他羞涩得一塌糊涂。长大后，他毕业拿到了学位，但在女人问题上，仍然一筹莫展；还有一说话就脸红的毛病也照旧；他避免使用任何与性别或性话题相关的粗鄙词汇，也不把无拘无束的花花公子做派看作男人友情的根基，尽管那是时下最为时髦的风流男子气概。尽管别人奚落他、嘲笑他，对他的内敛表示怀疑，他也毫不迟疑。每当有人表示这就是谈论女人的唯一方式，这就是世界，这就是男人的行事标准时，他就只是微微一笑，同时也对自己无法赞同这种行事标准感到遗憾……这样的微笑总是能战胜各种奚落与嘲笑。而在女性周围，他也只是笨拙地保持沉默。他含蓄内敛的名声引起了女士们的注意，但克里斯托弗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不应该去寻找另一半。

维斯梅耶· 赫塔心慌意乱地盯着他。他为什么不按照社会礼仪对她的要求说些什么？他沉默，因为他害怕了。而这恐惧源于何处？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有些不对，而他害怕的正是这个。所以他鞠了个躬，含混地吐出几个词后，便疾步朝宾馆的方向走去。姑娘目送他离去。她习惯了男人们直勾勾地盯着她；但这双眼睛中闪现的逃避却吓坏了她。后来，他们俩认识后，她对克里斯托弗说，那一刻她想追上去。两人在第一次相遇时都感受到了某种痛苦的不安。这就是爱情？克里斯托弗回到房间，一直坐到晚餐时分，这时他内心的不安和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分离；他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像个“无缘无故”作出可笑举动的人一样，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罪恶感，他愤怒不已。接着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一刻，初次相遇后第二天夜里，他犹豫是否当时就打包离开更明智些。这一切都很幼稚、笨拙。显然，他的本质和关键品质并没有通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表现很拙劣，是的，但又不是什么缺乏教养之举。究竟发生了什么？晚上他“平静下来”——无论如何，“他已经将一切都抛之脑后了”——他没看见这个耸着肩膀、穿着晚礼服的美丽姑娘来吃晚餐，觉得有些吃惊。餐厅里，姑娘先看见了他；她坐在两位年长的女士中间，紧靠餐厅入口，正对克里斯托弗的桌子。饭后，他向赫塔走去，为自己下午的行为道歉，做了自我介绍。赫塔笑起来。两人一起去花园散步。他们在湖边散了几小时步。后来，谁也无法准确地回忆起第一次两人在湖边谈论的一切。克里斯托弗只是感觉，他像个孩子一样，直截了当、毫无保留、不假思索地对人类的本质发表见解。他不需要字斟句酌，只是痛快地说着，这一切他早已成竹在胸，他早就组织好语言，只需要一次对某人倾吐的机会。赫塔的回答很简洁，时而点头，时而惊叹，好像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而他也这么认为——她像一个老相识一般询问细节，两人频繁使用暗语，好像一对老朋友、老夫妻。这种坦诚、这种熟悉就如同不期而至的自然现象般令人惊颤。有时，语尽沉默处，两人无言地望着前方。他们之间产生了变化；散步时，克里斯托弗会不时令人惊讶地挽起赫塔的手臂，如此自然而单纯，就像一个人挽着他久未谋面的亲人一样，不带任何“情爱”色彩；他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散步。午夜过后，他们回到宾馆。整个晚上，两人都对各自的“感觉”只字不提。克里斯托弗讲起了他的孩提时代和工作。赫塔惊讶地摇头，笑着说道： “法官。”他们站在小径拐弯处的弧光灯下。姑娘唱歌般拉长了词的元音。接着，他们又聊起是否应该住在布达，克里斯托弗何时回家，赫塔秋天去哪儿等等一些问题。回到宾馆楼上的房间后，克里斯托弗立刻上床，沉沉睡去。后来再回忆起这时他有些轻飘飘、忘乎所以的心理状态时，他觉得自己是怀着终于得到救赎的心情入睡的，他终于“开口”了；什么？他睡了很久很久。

三天后，他向赫塔求婚了。他给在维也纳的将军发了份电报。父亲彬彬有礼，但因为爱驹之死而满心悲伤，情绪低落。维斯梅耶将军受过伤，就像大多数过去的人那样，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伤痕。尽管如此，他眼中仍燃起挑衅般的、傲慢的求生火焰，克里斯托弗的父亲就不幸陷入这样的伤痛中，没有生还。将军是那种“打死也不闭嘴”的人，他是极右翼政党成员，极力为共和国精神、为政府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助威呐喊。他在身边营造牺牲奉献、不计回报的恐怖气氛，但似乎只能让酒吧服务生、邮递员和检票员这类人群信以为真。克里斯托弗熟悉这样的人，他平静地盯着将军狡猾的双眼，他确信自己更有威慑力。这名年轻的匈牙利法官平和冷静的行为、完美无瑕的风度、儒雅坚定的态度在第一天就激怒了维斯梅耶。维斯梅耶居高临下地谈论匈牙利人，说他们是全人类中最高傲又难以相处的“好士兵”，还用忍无可忍的口气讲述米科施
注

的逸事。克里斯托弗礼节性地静静听着。他的性格和出身决定了他与这名将军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提起要向赫塔求婚，将军反应激烈，眼里闪着愠怒，仿佛这是件多么丢脸的事——也许是羞于父辈的无能，这一刻，终于要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揭开他们一直竭力掩饰的力量关系。赫塔比父亲坚强。她平静恭顺地回应父亲，以一种胜于忍耐的品格应对此事。将军的妻子多年前患上了更年期偏头痛，她只在两次头痛发作的间隙才能壮起胆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到阳光下参与家庭生活。起初，夫人展现了极大的热情，只为博得克里斯托弗的同情。她无意间表现出的痴恋般的渴求之态，在女儿婚后转变成了典型的与女儿争宠。赫塔笑着说，这是“妈妈的爱”，“这是最危险的攻击，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忍受情感绝望的时代；克里斯托弗，哄着她吧”。一开始，赫塔的建议在克里斯托弗的内心激起了尴尬的回声，让他震惊；赫塔总是能够平淡从容地谈论复杂的情感世界；她观察细致，用词精准得当，总能一针见血地“说出”关键问题，看破隐藏于大多数人内心的约定俗成。姑娘无法评论母亲“爱上”女婿之事——连调侃都不行，只因这话听着太刺耳，太不堪，太无礼了——可她也并不惧怕这些评论。克里斯托弗吃惊地意识到，赫塔非常“聪明”——那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而是更懂得变通，更具自我主张。当然，他从不觉得赫塔愚笨——但这独特的“智慧”仍然让他吃惊，就像在赫塔身上发现了某种神秘的身体特征，比如瞳孔改了颜色，或是乌发变了银丝。

她的“智慧”令他不安。赫塔从初次相遇的那一刻起，便以熟谙世事、行事谨慎的长者之态对待他，似乎将这视为悉心育人的工作，要将知识传授给她精心挑选的伴侣。她情绪高涨地仔细倾听克里斯托弗的道德、社会、政治观点，不住地点头，似乎在与一个坚若顽石之人融洽相处时，心里还想着： “他不能这样，应该去适应这一切，这些观点比我的要强势。”她耐心地保持微笑。克里斯托弗有时会突然抗拒她的微笑；但同时，他也能感觉到赫塔是他的后盾，她的微笑就是对他的支持，而不是什么高傲的姿态，只是一个成熟理智的生活伴侣的优良品质。眼下，他的命运就是要承受这样的品质。是的，从他见到赫塔第一眼起，他就需要承受，这并非什么“甜蜜的负担”；这对赫塔来说是家常便饭，她对此驾轻就熟。这是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最亲近的女人。有时他相信，即使赫塔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从未曾谋面，两人之间也会这么亲近；或者，也许他会“永远寻找她”，就是她，唯一的赫塔——他就是用这种童话般的想象安慰自己的。同时他应该承认，找到赫塔算是“安慰了自己”，而他也时刻准备着，无论好坏，都要“承受”赫塔。订婚时，他浑身都是这种感觉。

从两人初识后的交往进展来看，即使短期内举行婚礼也不足为奇。不过，大半年后，他们才在布达的教堂里完婚。这半年，赫塔住在维也纳的父母家，克里斯托弗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日坐着周末游轮去看望她。他对于时间安排是相当执着的。赫塔知道克里斯托弗的抵达时刻，即便他一时心血来潮想看望赫塔，或赫塔病了，或休息日法院发生突发事件，他也绝不会突然提前拜访，只会预先调整行程。赫塔要他经常打电话，但克里斯托弗对经济问题尤其在意，这方面他一点儿不大气，有点儿斤斤计较。他认为花钱打长途电话是一种“浪费”，订婚的那个月，他一次电话都没打过。克里斯托弗极为严肃、庄重地看待“成为新郎”这件事——大致把它当作一个拥有一定额外补助的新基础职位——他永远都是手捧大束鲜花出现在未婚妻面前，不然也一定会准备一大堆礼物，他给她买贵重的钻戒，赫塔不情不愿地带着些许讥讽的微笑伸出手指，惊讶地盯着他。他庄重地把戒指、花束交给她，严肃的样子仿佛每递出一样东西就要发一次誓，保证将会履行一个丈夫、公民和人类最基本的义务。偶尔，赫塔会当面嘲笑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她以法院的职务或学术头衔称呼他；每到这时，克里斯托弗总会涨红了脸，面带愧色而悲伤地站在她面前，像是他明白这种行为背后的权威性所隐含的讽刺意味，但除了恳求原谅之外，他别无他法。赫塔了解他的疑虑，懂得如何安慰他。克里斯托弗真如他表现的那般令人失望透顶；但他仍然是克里斯托弗；他们还是亲密无间，很有共同语言。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婚约关系被渴望了解对方的彻夜长谈所占据。身体仿佛沉寂了一般；但两颗心灵却怀着激动、迫切的真诚向彼此敞开了。他们很少亲吻，若两人之间闹起别扭，他们大都会选择无奈地放弃亲吻；他们的亲吻更像是例行公事，他们认为身体上的亲近只属于世俗法规意义上的合法夫妻；他们手指上戴着金戒指，有时还去挑选家具；但还未到熟悉彼此身体的地步，而且对婚后是否马上进入这一阶段也并不完全确定。应该耐心等待。克里斯托弗的矜持感染了赫塔，这不是一个正直的、鄙视婚前性行为的市民阶级未婚夫所表现出的矜持，只是发自内心的羞涩，克里斯托弗实在是太腼腆了。赫塔明白他的内敛，她用倾听、眼神和行动告诉他，她理解他，他的感受也是如此。他们对了解彼此的身体并无太大兴趣，却急切地渴望与对方交流，这份渴望日趋强烈。赫塔在追寻一切人性的、世俗的或超越现实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思想、思路以及追求真理的勇气，触动了克里斯托弗。这颗灵魂并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和各种讨价还价的条件；她无情地追问克里斯托弗，迫切地想要知道一切，要在这个她自己挑选的伴侣内心朦胧的角落搜罗各种熠熠生辉之物，连克里斯托弗自己都从未顾及之处，那些“不适合”照亮之处，那些克里斯托弗害怕审视之处，她也从不放过。有时，这个正直自律的未婚夫结束维也纳送花之旅后，会带着隐约的恐惧回家，回到工作和大家庭的世界中，仿佛若他辜负了全世界的道德准则，一切便旋即消散。他轻松地坐到法官桌边，内心激动地想：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假如赫塔一直这么“好奇”，像某个高级机关或不可辩驳的法官一般凌驾于他之上评判他的生活，该如何是好？他该拿这个“法官”怎么办？赫塔有时怀着过分的敬意提起克里斯托弗的职业，好像在说： “是，我知道，你干不了别的，你是个法官，是个言行正直的人，但你别忘了，我就在这儿，我正看着你呢！”若是她向这颗冷漠的心控诉一切感觉、愿望和评判，法官该怎么办？

他们的深夜促膝长谈都在维也纳大宅的客厅里进行；这个房间有些特别，类似匈牙利贵族家的沙龙，但在格调上略有区别，它的装饰更高雅，也更精致。两人出身同样的阶级，拥有同样的品位和眼光，使用刀叉的手法一致，像科密沃什家的人一样，高冷、严肃的贵族气质充分展现了赫塔父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克里斯托弗仍然觉得赫塔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存在着某些陌生的东西；也许，赫塔比他更高贵、更挑剔、更有品位，也许这个奥地利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物资配比不同。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同，娱乐方式更为风雅，他们的社交、饮食、生活方式、物质追求都截然有别。将军家自然是悄无声息的，寂静得就像令人胆寒的兵营。赫塔追求的是这世界里的另一种美好——一枝鲜花就能打动她；就连一样物品在她手中的样子都显得与众不同。她怀着最谦卑的愉悦之心接近太阳底下的一切事物，她内心自然流淌着享受一切的美好意愿——她站在透过阳光的窗户边的样子、听音乐的样子、兴高采烈的样子、在餐桌边吃饭的样子，甚至是跌倒的样子，都特别“优雅”，特别细腻，也比克里斯托弗至今所熟知的感受生活的方式更直接，更自由。将军争吵时会因为职业习惯不自觉地提高音量大喊，就像演一出喜剧似的。但这个在战争中因战术需要将四千名官兵送上死亡战线的奥地利军官，竟然能潜心演奏小提琴。他还是维也纳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每个周末他会背上酒囊，穿上钉鞋，前往维也纳郊区的森林，采些鲜花回家。他很快便把克里斯托弗唤成“克里斯托菲尔”，把他牢记在心上；有时他像个敏感的朋友一般，幼稚地努着嘴寻求他的陪伴。“文化不同，语言也不同！”克里斯托弗想着，耸了耸肩。但他暗自有些害怕这个“不同”，也许就是这股恐惧耽搁了订婚的时间。这个“不同”就是赫塔，这诱人而高贵的物质生成的“不同”是克里斯托弗从来无法完全用语言解释、消化的，婚后他们是否能解决肉体相处的问题？赫塔有自己的节奏，她头脑中总是涌动着不着边际、天马行空、如音乐般美妙的点子，就如一首狂想曲；赫塔是独一无二的，她无时无刻不在幻想以某种全新的个人魅力震撼自己，或是身边的人。他们已经相识半年了，克里斯托弗开始怀疑，赫塔是不可捉摸的——她并不神秘，一点儿也不；但有时，就是他与赫塔对视的某一刻，或仅仅是他盯着她的背影时，有一股微电流涌遍克里斯托弗全身，他觉得总有人在盯着他。

他们的婚礼在布达的一座老教堂的小礼拜室中举行。将军穿着军礼服站在赫塔身后，泪眼汪汪。婚礼后，他们没有安排蜜月，而是直接住进了新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爱斯特出生于次年年底；很快，第三年，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现在，六年过去了，赫塔过得宁静而平和。克里斯托弗也觉得幸福。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比他们想象的简单。赫塔也很“单纯”。他们在婚姻的烦恼和孩子们的情感需求之外，寻找到了某种深藏于心、从不言说、拘谨而虔诚的情感基石，这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灵魂。赫塔不常去教堂，也从不倾诉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情感，不久克里斯托弗便发现，赫塔并不特别热衷宗教活动。也许她只是有信仰——克里斯托弗时常想起诺伯特神父，还会想象神父会对赫塔的信仰说些什么。令他安心的是，赫塔的信仰正是美好却并不完美，也不完整的真实信仰，这也是他所追求的；那么，这就够了。

注

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小镇。

注

汉斯· 米科施（1898—199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高级将领。

7

布达城里的房子门廊都习惯开向内侧小小的、封闭的院子。这个闷热的夜晚，晚宴的餐桌沿着门廊的柱子排开。克里斯托弗到得很晚，客人们已在小桌子边就坐。穿过大门，便可来到楼房的前厅，房子底层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前厅和餐厅，卧室则在楼上。房子的一部分建于土耳其时期；在这座圆顶建筑的屋檐下，所有的房间都隐约透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大门和窗户颇有粗糙的原始感。这里是城堡山，在这条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慵懒的老街上，这些逼仄的家族老宅毫不起眼地散布在上流社会的豪宅之间；木板镶拼的尖顶之下，大都住着技艺早已失传的手工艺者的后代；附近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们则住在窗台上种着天竺葵的出租屋里；收入微薄，或是只拿退休工资的贵族家庭往往挤在祖上传下来的狭小楼房里，他们是这片住宅区里的原住民；而在他们身边，生活着一群心情愉悦、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新居民，有势单力薄、初来乍到的中产阶级市民，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时刻与“时代”抗争、随时在这四五条街上寻找人间疾苦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寻找的“风格”正是这与贵族世家比邻而居、彰显与众不同的挑剔品位，追求的也正是俯瞰于城市上空、弥漫于拱顶屋舍和逼仄楼宅之中及破败屋檐之下的独一无二的宁静。“居于城堡山”颇为耐人寻味，对那些既不是贵族又不是手工艺者后代的人来说，意义也是一样的：微妙而有些紧张的局势，激昂的情绪，思乡、诉求、野心，还有各式各样的世界观，夹杂着些许怀疑。最终，这些住在狭窄街道边散发着阵阵霉味的房子里的人们——公爵，出租屋里有着双中间名的公务员，嗓音洪亮的小市民和多半皈依了基督教、生活中悄无声息、完全承袭了豪宅中的古怪生活作风的犹太人——在此处相遇。克里斯托弗熟悉这片区域，每天清晨，他都去渔人堡那儿散步，他了解碉堡深处的栗树，碉堡和城堡之下绵延着一片充满了封建时期市民的赤诚之心和高贵品质的街区；他熟悉城堡山上的大多数房子，认得渔人堡步道上的孩子们，育婴员们的手推车里坐着年幼的公爵或公爵夫人，他们时刻注意不把这些孩子和从克里斯蒂娜区蹿上来的穷孩子们搞混。克里斯托弗在门槛外停住脚步，环顾四周。他的视线触碰到了熟悉的画幅、房间，房里陈设他再熟悉不过，就如同一个人了解自己所属阶层的装束一样。他站在那儿，穹顶房间的深处摆着一架盖着土耳其花布的钢琴、立式台灯和一张上面放着银质烟灰缸的波斯尼亚小桌子，墙上挂着两幅风景画——一幅是瀑布，一幅是林中日出，都是女主人学生时代的考试作品——墙边是带雕花的火炉栏，还有几把铺着白色针织毯的樱桃木圈椅和一张椭圆形的梨花木桌子，天花板上垂下往常那盏看上去乱糟糟的金色六角吊灯，伸展的灯枝正好环绕着一只拿破仑式头盔。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里曾是他的家。这儿少了一架钢琴，那儿的书架边多了一个烟斗架。家族画像挂满了抽屉桌边的那面墙，满满一玻璃柜的霍丽奇瓷器
注

中，最近又添了几只线条流畅的手工幻彩小鹿和几只面带神秘笑容的半蹲小狗。

夜晚天色疏淡，竟还有一丝亮光，带着夏日的气息。几棵乔木、灌木和唯一一株被悉心栽入土中并用白色小石子圈起来的玫瑰组成了“花园”，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它变成了一座砌着石墙的院子，这院子的外侧紧靠渔人堡小径，开着一扇绿色的小门。目光从台阶越过花园的石墙，便落到布达北部的山上。这儿飘着一股发酵的气味，是混合了少许叶子和熟透水果的香甜气味。小径边长着一棵核桃树，圆桌上铺着色彩缤纷的桌布，克里斯托弗看见了妻子和姐姐。他微笑着，轻快愉悦地和她们打招呼；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环境时，他总会因为羞涩的性格觉得浑身不自在。他顺着她们的方向看去。赫塔温情、白皙的脸庞映入眼帘；她柔软的嘴微微笑着，眼睛闪亮发光；她熟悉的身体正亲密地转向姐姐，赫塔在说话，两人笑起来。“他们在嘲笑我！”克里斯托弗轻松地想，没有任何敌意。他知道，他紧张而隆重地出现在这所房子门前是有些别扭、古怪；赫塔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独自烦恼……他把自己丢进熟人们进退有度的交际洪流中，莞尔一笑，大致在四周找了一下女主人。他认出了女主人的弟弟。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帆布制服，无所事事地站在石墙边，手中握着一盏葡萄酒杯，正与一位头发花白、身着白衬衫、体形臃肿的上了年纪的女士说笑。这儿就像他的家，他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羞涩渐渐退去，他冷静下来。摆放着葡萄酒和雪茄的餐桌边，宴会的主人周旋在一群聊得火热的客人中间，与两位最年长的贵客——一位是法官团首席大法官，一位是著名律师——坐在那盏立式台灯朦胧的光中。他面向他们，为自己展露的包容、亲切而沾沾自喜，因此他立刻与两位老人亲近起来。

是的，这里曾经是家。它不好也不坏，无法评判，只能接受，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无法解开的结。克里斯托弗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中感觉棒极了，他伸展了一下身体。“早晚餐”已蒸腾出一股浓郁的葡萄酒气息。年轻人在打牌，隔壁房间的唱片机吱吱作响。克里斯托弗看着他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 “年轻”。他把自己排除在外，认为三十八岁是一个真实的年纪。他想，生活只真实存在于人四五十岁之前。那时，人已经懂得一些真切、实在的东西；这样的知识并不智慧，也不“深奥”，无法令人满足；那时，人早已见过亡者与胜者，生活总在惊人地重复，没有什么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也没有什么能再令人震惊。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震撼，一生一次：当我们认清自己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从个人来讲，我们也行将消亡。克里斯托弗是在三十八岁时发现这个事实的。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可耻的、不幸的，人在意识到事情真正发生了的瞬间，仅剩紧张的身体状态了……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一定与预期相反；接着，世界冷漠而熟练地停下来，仿佛一颗玻璃眼球一瞥便凝固了白云、屋舍和人们的面容……他点上一根烟，望着前方。隔壁的“年轻人”手里不同花色的牌上下翻飞，还有人和着极为挑逗的南美口琴翩翩起舞。克里斯托弗静静地听着这不合时宜、不知廉耻、卖弄风情，却谈不上诱人的音乐。“应该隔离那些被音乐撩拨起欲望的人。”他暗暗思忖着。他为这种颇为流行的随意而廉价的狂欢感到羞愧，不禁黯然一笑。是的，这样的“年轻”也是他曾经熟悉的。对于他们，他又知道些什么？他狐疑地瞥了他们一眼。他向女主人问好，接着自然而从容地转向“老人们”。

老人们个个小心谨慎，少言寡语。首席大法官用父亲般亲切的手势招呼克里斯托弗去身边坐，为他点上烟，慈爱地看着他。他曾教导过克里斯托弗；他骄傲地看着他。成熟稳重，对事业和家庭毫无保留地接纳，以及忠诚、威望和自律，都是初见时克里斯托弗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些唤醒了这位老法官深埋心底的雄心壮志；克里斯托弗是可以托付传统、传授精妙的律师执业技巧、传承思想精髓之人。老法官从不怀疑，克里斯托弗能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在这条严苛、高标准的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了解这颗灵魂，从视线的相遇和只言片语中，他感受到克里斯托弗令人动容的特质。克里斯托弗是个可以亲近之人。他不需要被征服，孩提时他便对做人的基本原则了然于胸，这是老法官相信能够与之共处的基础。老法官明白，克里斯托弗希望拯救社会——这点毋庸置疑，感觉、信仰、信任从他的内心、他的一言一语中表现出来。他完全可以被社会寄予厚望……可老法官仍以掩藏在烟雾后的目光审慎打量着这个年轻的法官。“他有些太正直了，”他这么想，“简直一身正气。从没见过他喝得烂醉，也从未听过他说一句不得体的话。”老法官年近七旬，阅尽世事，见过比暴露身体更赤裸裸的人，他认为自己有分辨能力。他焦虑不安地分析着克里斯托弗的“正气”。“如此洁身自好的人，”他这会儿想，“都是在等待一个答案。他们欲言又止，一定是心存疑虑。但这样的人不应有疑虑。他们是永恒的，不能有疑虑。”他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克里斯托弗。他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有时在法院会单独约见他，以朋友的身份关照他。“也许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正是一个天主教徒的本质。”他继续想，用一只手轻轻拨散了面前的烟雾，仿佛要将克里斯托弗看得更透。“一个宽容的天主教徒。但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老法官是新教徒，毕业于地方上一所著名的新教徒学校。他觉得，也许正是这份独特的“天主教气质”，这种下意识的“宽容”意愿，这份被完整隐藏的乡愁——老法官早已知道的复杂乡愁，对“另一个国度”的乡愁——吸引他接近克里斯托弗。

现在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真实可触、对老法官和年轻法官来说同样珍贵的国度而展开。老法官并不认为“爱国”比音乐声部或电视节目更重要。生活才是人的国度，才是一切。它才是需要拯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他狡黠、谨慎地瞥了一眼克里斯托弗。他想，这颗心灵千万不可柔软。他是精英，社会需要他。这不是“人性”的问题，也不只是“真理”的问题，还关系到其他一切，树木、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他突然转身，谈论起那桩著名的政治案件，几周里，这桩案件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报纸高调的评论版面充斥着各种关于案情的评论分析文章，被告是位高权重的州政府官员，出身名门世家，工作出了纰漏，庭审又一败涂地，法官严正宣读的判决如下：开除公职，剥夺一切法律权利，判刑入狱。严厉的判决未能平息众怒，各家报纸纷纷以感性的口吻将这种骚动摆上台面，判决过后仍能明显感受到人们的不满。老法官提起这桩案子，仰靠在扶手椅中，沉默着；尽管其他三人都等着他高明的论断，他还是放弃了说话的权利；主人、律师和克里斯托弗都惊讶地看着他，因为他们不习惯先于老法官发表关于司法案件的意见。他们似乎都等着老法官开口：他硕大的身躯舒适地靠在扶手椅中，用稀松的牙齿漫不经心地嚼着烟斗嘴，手背上布满老人斑，纤瘦、细腻、脆弱的手指上戴着族徽戒指，他随意夹起一根雪茄，透着智慧的疲倦眼眸饶有兴味地盯着天花板。大家有些坐不住了；稍后，主人小心翼翼地发表起意见。这位主人从埃尔代伊流亡来到首都，在这儿生活了十年；他在一座当时还属于匈牙利的大城市开展法律业务，破产后来匈牙利，一切归于平静，可他封闭、敏感的内心却并不满足于此。他妻子是埃尔代伊的女公爵，在瓦尔继承了一座阴森的家族大宅。就像每一个因外力或事故导致人生脱轨的人一样，相对于大多数同行来说，这个曾经的律师内心深处留存着某种几乎是无意识的、罪恶的恐惧感。他明白，真理并不存在，谁也触犯不了它，时间从他身边流逝，民族的命运盘结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在家乡他的大家庭中，每个人都希望他出人头地，而他却自愿从这命运的洪流中抽身。若他愿意，可以继续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不卑不亢地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比理智和智慧更强大、更模糊的情绪迫使他用恐惧的眼神注视着昔日同行们的功成名就，他觉得匈牙利民族“一团糟”，失去了秩序，指控不再是指控，判决也不再是判决！他呜咽着小声说。他为这份严厉的判决辩护；也许，假如一个收银员或是个体雇员犯了错，公司或雇主只进行罚款，他能理解这是一种仁慈；而对这种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只履行他神圣的政府职权
注

——他用骄傲的语气强调这个拉丁语词——这是流淌在他们血管中的血液，不能犯错。羞耻感以不同的方式也向他们，向上层阶级的政府官员们袭来。提出控诉，作出判决。辩护律师嘟囔着，首席大法官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

“你呢，克里斯托弗？”老法官突然厉声问道。他眼神如炬，小憩过后将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老厉目光倏地射向克里斯托弗。现在，老人简直就是一股压力。从慵懒的惺忪睡眼射出赤裸裸的肃杀目光，不经意间投向别人，绝少有人不被震慑。克里斯托弗惊呆了。老人亲切、礼貌地倾身向前，弓着背，身体展露出衰朽的疲态，可仍用隐藏在僵硬衰老身体中那骄傲、勇武的狡黠眼神看着克里斯托弗。这是认识这么久以来，这个威严的老同事第一次等着聆听克里斯托弗的个人意见。围坐在桌边的人都被立式台灯氤氲朦胧的光笼罩着：老法官、主人和律师都满怀期待地面向他。他们隐约感觉这是个重要的时刻；他们在等着克里斯托弗忏悔，等着这个后辈回答；这个人一旦迈入他们的地盘，是否就该无条件地、义无反顾地背负起他们的信任？克里斯托弗漠然不屑地环顾一周。他也感受到了这束眼光的重要性。当一个人突然做起自我介绍时，这是不容忽视的眼神。接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生活照常继续，法官审判，继续他的事业，以一己之力寻求公正。但远去的一代人在交出自己的接力棒前，会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接棒者。他的眼光扫过老法官的脸，正撞上他们的目光。克里斯托弗熟悉案情的材料，了解丑陋的政治背景，清楚这背后错综复杂的残酷关系，他认识这个可怜的当事人。他在组织答案，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他正为这唯一可能的答案搜寻词汇。最后，他用疲倦乏味的语调机械地说出了颇为令人惊讶的答案： “判决并不公正。”这回答简短而沉闷。老法官没有动弹，闭口不语，不赞同也不反对；他风度翩翩地注视着克里斯托弗，接着缓缓将雪茄放到烟灰缸里，双手交叉搭在肚子上，背靠圈椅，疲惫地闭上双眼，似乎准备睡觉了。克里斯托弗静默地坐着，像是在等待答复；但众人只言不发。他起身向隔壁房间走去。走到门槛时，他感受到了三人投射在他后背上的呆滞眼光。

注

创始于18世纪的匈牙利瓷器品牌，以精工细绘于器皿表面的植物画闻名，是匈牙利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必备餐具。

注

此处作者使用了拉丁语：nobile officium。

8

他站在门边。“我这是怎么了？”他思忖着，轻轻靠在门框上。沉思者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无数笑容和眼神向他投来，在他身上游移。他晕眩了。这是种势必触动神经的晕眩，或者也许是晕眩的阴影；因为这种“神经紧张”伴随着多种音调，克里斯托弗早已从这些变化多端的音调中识别出一部分。他随即感觉“没什么问题”，他做了个深呼吸，抽出一张纸巾擦额头，笔直地站着。不应该坐下。也不应该去喝水。不能回家，不能叫车回家，不需要向赫塔示意。这只是“轻微晕眩”，就像一阵短促的震颤，也许这是拉响警报的时刻。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房间又明亮起来，众人安坐在座位上，没人来回走动，谁也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克里斯托弗拘谨客套地微笑着，缓慢深沉地呼吸。现在，他重新振作精神，又吃了些东西，喝了杯兑水的葡萄酒，然后朝赫塔和姐姐的方向走去。他要坐在她们身边，整个晚上，再也不在这个社交场合挪动半步。他们要早早地回家。他才感到刚才血液在身体内激涌，面色在这次小小的“激涌”结束后开始恢复。他依然坚强。可他已经意识到，假如有人以粗壮的麻绳威胁他，疯狂如野兽般的身躯就会变得怯懦不安，继而平静顺从。灵魂就是一切，他想。他又随意地靠门框站了一会儿，微笑着目视前方，好像恰巧靠着门框思索，仍未决定坐在哪张桌子边。他坚强地站定，紧咬牙关微笑着，不拘小节地擦拭额头冰凉的汗珠。这是种什么感觉？发生了什么？这正是一种羞愧感；克里斯托弗无法用别的词汇表达这种感觉的实质，但有时他觉得，就是虚空都比这种羞愧感要强；没有比这更令人羞耻的了……现在，他考虑着：也许坦白也不会比这更羞耻。坦白？什么样的坦白？他该对谁坦白？他的生活没有秘密……他笑了。假如他今天就要死去，就在此时此刻，他身后也不会留下什么“值得窥探”的秘密，不，这个国家的检查官，就在这间屋子里，绝不会在克里斯托弗的抽屉中找到任何诉讼案卷，读到任何笔记，或查到任何通信内容，克里斯托弗没有“秘密”。赫塔从未在他的口袋、抽屉、柜子里发现过秘密。他的生活，该怎么说呢？是一本“摊开的书”。这个词品位不佳，感觉像张白纸。他的生活与书没有丝毫联系。可为什么他会感受到这种令人备受折磨、不堪忍受的羞愧感呢？他为什么羞愧呢？仿佛这就是他所恐惧的——下一秒，某种无法医治的感受旋即出现。现在，他又一次感到晕眩，血液从头顶一涌而下。只要赫塔别在这时望过来，便一切都好。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令人困惑的感受和神经短路居然有其意义和内涵……今天发生了什么？昨天呢？或是几分钟以前？是的，也许该给出别的答案……克里斯托弗早已明了，有些时候不能给出“别的答案”；机械的灵魂扩音器永远只能宣扬由自身特征决定的唯一答案；诺伯特神父也懂得这种无奈……人内心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更改的。特征？那是什么？相比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在这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被称为他的特征的有多少呢？身体、本能、意识、职业、角色、出身？只要赫塔没看见他站在门口就好，这时的他已无法挪动半步。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过几张桌子，径直走向花园深处，搬了几把椅子到赫塔身边，在她身旁坐下，对面是姐姐。他弟弟也加入了这场家庭聚会。两人已经很久未见了。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近期不可能搬来首都。姐姐住在佩斯的一个植被繁茂的偏远地区，离他很远。她足不出户，成日待在那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整个人被孩子们的疾病和迫切的需求吞噬了。如果在节假日“进城”，她必定只去坐半小时电车就能到的地方，剧院、聚会这样的去处就免谈了……克里斯托弗端详着姐姐，弟弟坐在核桃树下，现在他们都独自坐着，互不搭理，看上去有些不合规矩，就像大家族中的某一分支要脱离家族，在听取众人意见……赫塔扫视一圈，又转过身去，什么都没注意到。她的漠视反而令克里斯托弗安心，但同时又激发了他恐惧、受伤的矛盾心理；他试着感受赫塔，理解赫塔，今天又是“那个”日子……怎么说呢？牢骚满腹？假如赫塔无法“感受”，她将如何理解日常的人际关系？可她并不去感受。别人谈论孩子、学校。他姐姐僵硬笔直地坐着，就像块岩石，体态毫无柔美可言，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标准机械，她保持微笑，碧蓝的眼睛叫人不敢靠近。我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克里斯托弗想，他只感觉到了惶恐。艾玛两手交叠放在腿上，端庄乏味地坐在核桃树下，朝每个人微笑，客套地与人交流；克里斯托弗看着她，觉得就像好几年没见了似的，他惊讶于自己越发执着地认为：我一点儿都不了解她，一点儿都不。这让他颇为不安。他想碰碰姐姐的手背或肩膀，引起她注意，想跟她说：你说点儿什么吧，总要聊些自己的情况……而她弯弯的蓝眼睛神色空洞。克里斯托弗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到，这颗灵魂紧紧闭锁着。艾玛为每一个对她怀有期待的人奉献自己，手足、父亲、丈夫、孩子……如今她却与所有人事——一切记忆、场景、手足、丈夫，也许还有孩子——都遥遥相隔，她仿佛生活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是的，艾玛在“尽义务”——但她并没有摆出一副殉道者的面孔，而是自然而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也许她就是“完美”的化身；从未有人问过她对生活有何期待，她承担了一切生活重担，她忍受着灰袍修女们
注

的教养，忍受着骄傲自负的丈夫。这是个极其难缠的家伙，他是突雷尼联盟
注

的成员，时常像个上等人一样盛装拜访克里斯托弗……但艾玛从未谈论过她的丈夫，也从未同克里斯托弗谈论“幸福”或“不幸”的话题，艾玛是个永远都不可能卷入痛苦官司中的人。这个一心一意、心思缜密的母亲养育着她蠢笨的孩子们。艾玛就是理想的化身，是的。她在有生之年只求沉静。旁人无法靠近这颗灵魂。这灵魂是从何时闭锁的？克里斯托弗已无法回忆起旧时的艾玛了。她一直这样吗？艾玛眉眼间并未展露这般“不幸”，而是弥漫着彻头彻尾的呆滞，就像一株出于本能和复杂意识将自己封闭在朦胧的危险情绪外壳中的植物。这外壳可以打破，也许简单的触碰便能将它摧毁，但这秘密不会自己显现……可这秘密究竟是什么？克里斯托弗自问。他安静地听着别人对教科书太贵、孩子们上学穿校服的事发表意见；这秘密是什么？今天我是怎么了？这敏感又是为哪般？这显然是“单纯的神经质”。这就是我身边的事实，我从法院来的时候，朋友们纷纷聚于我身边，有些人是因为好奇。之前的那个疑问也许能解开了；也许，是我今天抽了太多烟；我还未能得闲，身上负担着毒素、情绪和工作，明天还有四场庭审，我要为校友格雷纳尔· 伊姆莱和与我在岛上打过一次网球的法泽卡思· 安娜做离婚判决。赫塔晨起时说，我们别待太久，明天孩子们要上学，她想去教堂里坐一坐。是的，我们可以走了。这是社交生活，早晨和下午则是工作；我们一会儿就回家，那是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可感知的，多样的生活是真真切切的。缺了什么？我想知道，艾玛在想什么。

毋庸置疑，艾玛所想的必定是她一直念叨的：统一教科书还需时日，家长应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书，让学校在冬天把课时从八小时调整为九小时。孩子去年十二月去教堂做辅祭，太冷时便不去了；今年，她和神学老师聊过，不想让埃尔文再去了。后来，她又聊起衣料；接着又说，艾尔泽伊夫妇离婚了，挺遗憾。“夫人惊魂未定，面无血色。”艾玛说，昨天艾尔泽伊夫人还去了她那儿，哭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她听。艾玛安慰说，她能理解，但现在也没什么挽救的良方了，这段婚姻完了，就像腐烂蛀空的家具，空有一幅他们仍在一起的假象，而内里却早已变成了破败、松软、细碎的木屑。这场悲剧令人哑然，也怨不得谁。两人的性格并不适合，多年来互相折磨让他们都积郁成疾；劳约什两次去私人诊所看精神疾病和胃病；看完后回家接着过之前的那种无法名状的恶劣生活。阿黛尔是个满怀浪漫幻想的天真女人，她不明白该如何理解、接受这个打击——“毕竟我们是相爱的。”这是她昨天抽泣着对艾玛说的。不过现在她已平静地接受，也预感未来的日子会更好——更好吗？生活中有什么会“更好”吗？也许会有。他们仍努力地生活；一切都比这毫无意义、运作迟缓的愚蠢地狱更好，这些年来，每一个家庭破裂时，都没有任何“借口”，双方也不会作出什么不体面之事。劳约什没有背叛阿黛尔，他们之间并没有第三者，阿黛尔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但现在她已经平静下来。他们沉默着。赫塔望着克里斯托弗，在他们之间孑然独坐，这个人是怎么了？每次家里人聚会，到了最后，她总是独自一人默默地坐着。克里斯托弗意识到，所有人都在看他，弟弟在看他，艾玛也在谈话的间隙偷偷地窥视他，仿佛在等一个答案；他们就像在说：你是法官，你懂行，这是你的专业，你说为什么劳约什和阿黛尔“相爱”却不能一起生活？艾玛盯着鞋子，放松地坐着，有些疲惫。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无聊的问题。为什么艾玛这么关心呢？克里斯托弗的目光在艾玛脸上缓缓移动，最后与她眼神交汇，这个问题引起的激动情绪在她脸上显露无遗。

我一点儿都不了解艾玛，现在他这么想。她已经离开，也许早就离开了，不只是离开我们，而是离开所有的人与事。做得很好！现在，她要过这样的日子：抚养孩子，不时来看看我们，询问为什么劳约什和阿黛尔不能在一起。——而她会立刻感到震惊，接着沉默下来。这是令人讶异的平静。这颗坚不可摧的灵魂。他应该学习她的这种坚韧不屈，克里斯托弗思忖着，也许有办法做到……她就像那些躺在火堆上的苦行僧……太过分了！这时，他已有些伤心——火堆在哪儿？这只是生活，艾玛的生活，她应该承受，这就是秘密，没有办法。“受着吧！”他高声喊，用仅存的豪言壮语把他模糊松散的意识组织起来。赫塔抬眼看他，眼里含着微笑。艾玛庄重地点点头。弟弟沉默着，站姿如此优雅，就像个精神紧张、身着华服的瓷娃娃，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和我相比，他的身体显得很特别——克里斯托弗的思绪又岔开去了……是的，他们理解他，法官又开口说话了，没有救赎，没有宣判，他应该承受生活。他没有挽救阿黛尔和劳约什，赫塔满足地望着他，满怀信任地把手伸向他；但克里斯托弗抽开了手。

注

蒙特利尔仁爱修女会成立初期修女们大都穿灰色修女袍，后改穿黑色或棕色修女袍，但“灰袍修女”的说法却保留下来。

注

突雷尼联盟致力于从学术、实践的角度考察匈牙利人的起源问题。

9

桌上杯盘狼藉，摞起的盘子边摊着一张晚报。第一版以不同寻常的大字号报道战事。“这些字体是哪儿造的？”克里斯托弗自言自语道，“可能是那家机械制造厂……”为了保持报纸清洁，他下意识地用指尖小心翻阅。突然，他的手停在半空，又放回膝头。这时，弟弟展开报纸，放在眼前，静静地读着报纸上令人不安的消息。天色擦黑，房子里点起了灯。城堡小径边一盏煤气灯的光透过树篱洒在他们身上。邻桌的客人聊起了战争。现在当然可以非常自然地谈论战争，不必一本正经，就像闲话家常。他弟弟放下手中的报纸，抱着胳膊，头靠树干。这会儿，弟弟对法官产生了无以名状的同情。他想拥抱克里斯托弗，跟克里斯托弗一起离开；他的姿态、他的头部动作都像个小孩，那么熟悉，清晰得令人悲伤，父亲拉着他的手，他就是这样从容地度过了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弟弟却不敢随心“奢望”……他想让自己有所期待。如今，弟弟已经长大成人，穿着制服，肩上扛着两颗星，极为自豪。科密沃什家的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也是。他们从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去触犯法律法规，弟弟是个出色的军人，尤为谦卑。现在也是，制服下透出一丝学生气，弟弟并不严肃冷酷，也不缠绵柔软——法官透过朦胧的灯光看着弟弟，他熟悉这样的人，他心想，这些年轻的士兵太不一样了，他们更像僧侣，年轻的俗世中的僧侣……他们如此低调，身上的制服不再闪耀，也勾不起咖啡馆里吉卜赛人载歌载舞的欲望，他们不喝酒、不赌博，从不随心所欲地口出狂言；他们在学校的凳子上一坐就是好几年，每年都一门一门功课地考试，手里拿着文件夹，乖乖地在公交车站等车，他们严肃、谦卑、虔诚，就像贫穷而圣洁的教士，生活在极为严厉的世俗教会中！他弟弟从不谈论自己的生活。他们闲下来有时会见面，平时他总在准备考试或是坚守岗位……是的，比起父亲印象中的样子，这已是完全不同的军人形象。这个比克里斯托弗小的孩子完全不同，是个苦行者。他对生活有什么期待呢？弟弟不参与有关战争的讨论，不卖弄，不炫耀，不承诺击败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骑着白马挺进敌方的首都，只注视自己的前方，表情凝重地侧耳听别人争论，不时微微点头。入伍后，他以静默、严肃、心甘情愿的态度投入战争，去上级命令前往的任何地方；同样静默、严肃、心甘情愿地在战争中受伤或献身，直到临终那一刻也不会吐露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现在，他静静地听别人谈话，仿佛他对战役和废墟毫无见解；他听别人高谈阔论，愈发像人群中唯一的“开化”之人，如此彬彬有礼，神情专注。

亲爱的弟弟！——克里斯托弗想；他很希望将自己的这份同情告诉他。但科密沃什家的人从不在人前流露怜悯之情。假如克里斯托弗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勃发的情感，弟弟也许会感到惊讶，甚至会面红耳赤。克里斯托弗也不喜欢这种没羞没臊的情感流露。今天有点儿神经质，就是这样。但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不可能正好如此“神经质”，他没有感到让他失去控制的闪光和晕眩。弟弟一直在听众人激情澎湃地发表关于战争的高见：太令人惊讶了，他们居然懂得如此之多，好像已经发生了什么似的，战争就像云烟般无法想象，让人感觉绝不可能发生。没有人相信，也没人希望如此，一切都遥不可及，战争与和平相隔遥远，他们仍在谈判和解释。谁也无法设想，“现代战争”拉开序幕后，谁将参战？反抗的又是谁？无法想象成千上万吨炸药和高浓度天然气爆炸的情景，这一切绝不可能发生，太疯狂了，没人感兴趣。无法想象，人们平静地坐在房间里聊天，下一秒钟伦敦或是盖雷尔特山便不复存在。这当然是一幅绝对可笑的画面。战争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至少不会像咖啡馆里嚼舌根的那些人和悲观主义者们设想的那般——无论如何，和平都在微笑，的确如此，带着点儿无可奈何的强迫意味。“经济复苏标志”在全世界开始显现，文明日益完善，战争不可能朝夕之间便摧毁文明。战争也许会如此开始……每一个人都不住地谈论，克里斯托弗默然地注视着他们，仿佛终于开始明白些什么。他逐渐明白，战争会这样开始：世界各地的人坐在房间里谈论日常烦恼和雄心壮志，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战争！”——这时，众人并未住口，也没人僵在自己的言论中，他们反而以不同的声调和谐地回应道： “战争。”他们在讨论战争是否有可能，何时开战，多大规模。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克里斯托弗逐渐明白了。在非常非常遥远却可以预见的时间，战争开始了；这当然是在人们灵魂中爆发的战争，心灵成为战场，死者、枪炮、浓烟滚滚的废墟终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灵魂深处。艾玛用讥讽责难的语调愠怒地说道，胆小鬼已然冒头，他们在家里囤起了矿泉水、萨拉米香肠、面粉和汽油；还有些人在远离城市的郊外租了房子，因为他们惧怕天然气的威力。所有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太混账了。克里斯托弗不住地点头，似乎认为这些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可正因为如此，他才明白过来：战争似乎就是这样从储藏室中的萨拉米香肠和汽油，从懦弱惊恐的人们在远离城市的郊区租房开始的。克里斯托弗与邻桌的一位先生有点头之交——他听说过，这位先生是编辑，从事教会杂志出版，克里斯托弗隐约记得曾经在一篇书评下看见过他的名字——他说有宗教信仰的人除了用一颗净化的灵魂平和、谦卑地面对战争之外，别无他法。现在惊慌失措、惴惴不安、想要苟且偷生的人，比举着白旗慌忙逃出战壕的士兵还要恶劣。如果欧洲沦陷了——杂志编辑略微提高了声调，门廊上的人也望向这边——如果欧洲沦陷了，或是欧洲大陆的某一部分被敌人瓜分了，那么我们建造的一切，我们信仰的一切，城市、教堂、剧院、公寓，那么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将成为汉斯与格蕾特
注

的囊中之物。假如有人为了生存胡吃海塞，一口吃成个胖子，这样的事还有道德可言吗？克里斯托弗听着这些严厉的说辞，这一刻，他什么都能理解，一切都在相互纠缠，但又明确无误，只消这样说出口便行： “欧洲沦陷。”而人们逐渐明白之前发生的一些没头没脑的事；现在的问题不是“欧洲是否会沦陷”，因为对这种毫不确定的事情，谁都无法打包票；现在的主要问题很简单，就是它已经成为谈资，在这家的花园里、沙龙上，或是别人家的花园里、沙龙上，这世界的一切花园里、沙龙上——在北方潮湿多雨的城市，或是克里斯托弗总向往一睹其风采的南方砌着美丽石墙的塞浦路斯风格花园中——这一刻，他想，也许一切都完了。众人开始回应，克里斯托弗毕恭毕敬、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已经是弟弟的事了，”他轻松地想，“战争是弟弟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和平。”

他看看弟弟，又打量着这个被精心照料的精巧院子、杯盘狼藉的桌子边一张张整洁的脸庞，望着远处房间里的灯光和家具的轮廓。今晚，对他来说，熟悉的成了新的，就像他从未真正考虑过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的形状一样。“若一切都完了，”他轻蔑地想，因为他鄙视这种夸张，这种浮夸的恐慌，“假如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们需要在天然气爆炸之前逃到山洞中去，很可能我连一张桌子，甚至一条椅子腿都不会做；如果桌椅师傅死了，我们就该一直席地而坐了……我不会修理坏掉的电铃，也不会制造墙纸。这个文明社会中的一切，我都不会。”但这个文明社会暂时还能保护我们；电灯依然亮着，到处洒满了人工亮光；晚报依然摊在桌上，上面的大字依然醒目……房间里的年轻人关掉了不合时宜的舞曲；笛子和黑管的悠扬旋律透过敞开的窗子，四处飘散。

注

格林童话《汉斯与格蕾特》中的两位主人公。这里用指代的手法，隐晦地表示德国。

10

“莫扎特！”赫塔说道，她伸展身体，调整了一下坐姿，捋了捋头发，“弦乐小夜曲……”他们准备离开，正在与人告别。音乐缓缓流淌在暖夜的院子里。一颗灵魂随着音乐舞动，此时，唱片机廉价的指针轻击出一曲明快的旋律，仿佛不是来自人间，而是鸟儿的心灵在欢唱。神游片刻后，大家又回到现实。老法官已经离开，主人朝门廊瞥了一眼，想找克里斯托弗。赫塔专注地欣赏音乐，仿佛这是为她一人演奏。她面带微笑地看着克里斯托弗，接着又用陌生而熟悉的眼神瞥向树丛，就像一个终于听见熟悉乡音的人，而这声音只有她能领悟深意。“弦乐小夜曲。”她在黑暗中平静地呢喃。提琴带着物化的情绪，加入长笛和黑管华丽的轻柔和音中。这些声音自远方的虚无之地飘来；然而，至少这无从言说、遁入无形的虚无，也与发出这些声音的世界一样，是真实的。一颗灵魂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流转至众人的耳畔；有时，声音倾诉的对象消失了，灵魂却依然上下求索，轻声吟咏，魅力非凡地躬身行礼后便悄悄地说起了秘密。艾玛走在前面，在白色拱廊的角落里站住，显得格格不入，这音乐与她极不相称。赫塔等最后一个音符落定，才环顾四周笑起来，就像在等待一个结束词、一个结局、一个解释。

他们在渔人堡散步；夜已深，漆黑如墨；他们在步道边缘走，脚下躺着熟睡的老城。克里斯托弗眼神敏锐地搜寻他们家的窗子，从那儿透出两片灯光。“孩子们还没睡。”赫塔回答： “对，明天就要上学了。不过就是不上学，他们也睡不着。今天特鲁达也受不了他们，讲森林猎人的故事都没用。泰迪也肯定睡不着。”克里斯托弗点了根烟，温和地质疑为什么泰迪肯定睡不着。……泰迪是条狗，已经不年轻了，这条终日颤颤巍巍的宾格利犬总被克里斯托弗不太公正地讥讽为“毫无用处的东西”。他每次这么说都会引起赫塔的强烈不满；她女性的独特坚韧气质无法接受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生灵需要在任何场合都“有用”。克里斯托弗不喜欢泰迪，觉得它挑三拣四，管它叫“娇气的小怪物”；真正的狗应该浑身充满野性，皮毛厚重肮脏，上身结实，双耳低垂；“狗”这个概念唤起了克里斯托弗对乐园的原初印象，它象征着混杂了土地、泥水和酒精气息的清晨，以及摆弄猎枪的贵族生活，给人慵懒幸福的感觉。赫塔旋即意识到这是他对伊甸园的渴望，他在一点一点地拣拾一切夸张的贵族象征，并展示给自己观赏。赫塔不喜欢这样的人，她谈论起落魄贵族时，总爱提起他们单调而浮夸的“格子马裤”，但同时，聪慧如她，自然又懂得如何心情舒畅地释放这种情感需求。黑暗中，克里斯托弗含笑走在她身边，忍耐着她劈头盖脸地批判“格子马裤”；是的，他们了解对方……但无论如何，克里斯托弗还是怀着这点儿小小的渴望：她应该接受他，接受她用手指鄙夷地拣拾起来的他的闪现灵光和小小渴望。然而，她将它们从昏暗的潜意识世界中提取出来，耸一耸肩，弹指一挥，不见了。“是的，泰迪是有些神经紧张，”她说，“今天下午房子都震起来了……”“震起来？太夸张了。”克里斯托弗语气温和地指责她，带着明显的卖弄意味；他无情的一针见血是用来对付赫塔感性言辞的唯一武器；他们之间说话不必点透，只需有人说一句话就够了，这就像乐队中的某个成员给出一段旋律，其他人能立刻理解并接着演奏下去一样。那么房子震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家之主克里斯托弗耐心地询问。原因？赫塔开始讲述。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确凿原因的。震动是从孩子们的房间开始的。当时将近中午，克里斯托弗刚刚离开。高博不想睡觉，尖叫着追打爱斯特。他们打开昏暗的儿童房里的灯，要玩“三只小猪”的游戏，但只有两个人。特鲁达在熨衣服，没有时间。午饭后，赫塔喝第二杯药。早秋时节，她总会有段时间感到头部充血，季节变化引起的不适让她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情绪化，她正在衰老。克里斯托弗漫不经心地嘟哝着，他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她的确在衰老，赫塔说。她无法忍受任何改变，也不喜欢房间里的任何家具移位，她喜欢把每天的日程写下来，就像标准日历一样，永不更改。她不喜欢大自然反复无常的演出。“哦，演出……”克里斯托弗合上双眼，轻声说。这又是赫塔的夸张说法之一。是的，“演出”，也许是个过于轻率的词，赫塔答道。她非常希望克里斯托弗能适应这种夸张；这是一种善意的轻率，是活泼的表现。她活着就不能不使用夸张。他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思维方式更精确、更有条理，也许能够生存下来，只是毫无价值……但现在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在讨论高博和爱斯特没有为“三只小猪”的游戏找到第三只小猪。后来，他们关上灯，在黑暗的屋子里放下窗帘，开始尖叫。特鲁达把他们带了出来。这时，泰迪在克里斯托弗的房间里，从沙发底下往外钻，行为异常。“等会儿我们喂它点儿安眠药。”克里斯托弗轻蔑地说。但泰迪今天的怪异行为不是一点点讽刺和恐吓能解决的。赫塔的生活与词汇游戏息息相关：她把紧张不安的泰迪拴起来，这狗脖子上的毛都立起来了，四肢直立撑着身子，在房间中央低声哀嚎，它眼白上闪着某种“黑色恐惧”——克里斯托弗听到这些过分夸张的形容惊恐的意象，有些愠怒地挑了挑眉——竖起耳朵，连喊它或是用方糖逗它都驱散不了它的恐惧感，它还总朝门口跑，疑神疑鬼地到处嗅，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它吓坏了，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也许它是吃坏肚子了，”克里斯托弗平和了些，科学客观地分析道，“也可能想去外面。”可是不是，这正是最明显的，它不想去外面，带它去散步也不行，后来它又钻到沙发下面去了，在那儿低嚎。它抓着特鲁达的手，这动物是觉察到了什么。“也许它是老了。”克里斯托弗不耐烦道。他们已经走到老教堂前了；被灯光罩上一层朦胧薄纱的塔钟显示已十点半。克里斯托弗开始觉得累了；还有几步路就到家了。希望到家时泰迪已经睡下。通常这么晚，高博和爱斯特早就困得没法再玩像“三只小猪”这种既有意思又时髦的桌面游戏了。克里斯托弗很渴，他要独自在他的房间里，关上门，坐在台灯的光晕中，把头脑放空，静静地休息，完全放松，卸下一切紧张和负担，忘掉这一天……是的，这就是“那样的”一天。明天会更好。可能他也感觉到了季节的更替。他轻松地听着赫塔说话；现在，这女人还在用傲慢讽刺的口吻描述下午孩子们和狗的“紧张情绪”；她挖苦的语气比当她强调家中的喧闹时更激动，更不安。“你就笑话我吧，”她说，放开了克里斯托弗的胳膊，“你知道我有多讨厌迷信。但他们就像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我也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在说战争啊，灾难啊，还好没人说起彗星……但这会不知不觉地影响高博，也影响爱斯特，泰迪还不会看报纸呢！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终于都睡下了。”两人站在栗树下，宽阔的环形路通向他们的家；他们在地窖里量取了些葡萄汁，路面上厚重的垃圾箱里装着一堆浅棕色的枯叶。克里斯托弗慢慢地走，赫塔跟在他身后半步远处。是的，有时低等动物会无缘无故地变得神经兮兮。这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规训它或是安抚它。克里斯托弗不想知道“黑色恐惧”究竟是什么；但他了解这种迷信，是一种乡下式的恐慌，有时的确“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动物身上；不管怎样，这些天，他要让赫塔注意一下孩子们的消化情况。他皱着眉，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然后手插进口袋里找大门钥匙。赫塔靠在门上，抬头望着天际，星星闪闪烁烁，像在寥廓晴朗的夏夜。“他们是感觉到了什么！”她还是固执地轻声说，只是有些疑惑。克里斯托弗没有回答；他让赫塔先进屋，跟着关上身后的大门，最后瞥了一眼今晚光线独特的天空，如释重负地想：这一天，这不同寻常，是的，这有些“不太合乎道德”的“陌生”一天结束了；夜，开始了。

11

前厅的灯亮着。特鲁达坐在一只老旧的德式木箱上，这是赫塔去巴伐利亚度假时带回来的。她衣衫不整，面色惶恐，困倦地蜷坐在这只乡村样式彩色大箱子上。“有位先生正在等法官先生。”她貌似亲密地说道，惶恐地面带负罪感；卖弄着低级廉价的女佣风情，把那张亚麻色的施泰尔
注

农村人脸庞转向回家的两人。特鲁达是“家里人”，她的父亲是米尔茨楚施拉格的邮政局长，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他总会寄一张一模一样的彩色贺卡，上面印着城里的景点“罗塞格小屋”；特鲁达是个“不错的姑娘”，她能上桌吃饭，但也要洗孩子们的衣服。赫塔的母亲，将军夫人不怎么喜欢她，觉得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因为特鲁达每隔一段时间，大约在满月前后，总要天马行空地耍点新花招，还跟孩子们说蓝色雄鹿和生活在海洋里的人的故事。“她有的是想法，这个奥尔良姑娘！”将军夫人不无鄙夷地说道。但孩子们都喜欢特鲁达，他们喜欢她的蓝色雄鹿的故事——特鲁达的故事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色彩，比如，熊是“棕红色的”，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并帮助特鲁达继续编织她的“天马行空”。现在，这个“不错的姑娘”面色苍白，受了些惊吓。“一位先生？现在？什么样的先生？”克里斯托弗机关枪似的问了一串问题。赫塔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作出自我保护的姿态。一位先生，陌生的先生，晚上，在家里？他们悄声议论。

啊，特鲁达说，一位先生。法官先生请原谅。她不明白，什么也不懂。应该把他请进来；他是九点之前到的，当时孩子们已经睡了，听到敲门声时，她，特鲁达正要去洗头；不过，她没有马上让他进来，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法官先生从不在家见客，而且这位先生也从未来过这儿。法官先生是不见当事人的，是的。“你是怎么想的？”克里斯托弗有些生气；他把帽子和大衣丢在那只老旧的德式箱子上。动作不觉有些激烈。克里斯托弗眼神迟疑地站在前厅中央；但特鲁达还在滔滔不绝地解释，用她自己“天马行空”的理解方式，眼睛瞪得溜圆，激情洋溢地猜想可能的情况。一位先生，是的，不算年轻，也不算太老，与法官先生差不多，但也许稍微年长些。是的，要老得多。不过只有脸显老。特鲁达翻来覆去地说；赫塔向她走去，用戴着手套的手使劲地抓她的手臂。这动作把特鲁达拉回了现实。她低下头，直勾勾地盯着地板上乡村风格的地毯看了一会儿；接着，就像一个被泼了现实的冷水，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一样，平静从容地低声回答克里斯托弗的问题。她的声音中透着失望和冷漠。赫塔的动作将她从“天马行空”拽回地面。“哦，假如你们不相信梦想！”她受伤的眼神如此指责他们。而在这些亲密、狂热、激烈的表现中，特鲁达透露了这位“先生”的许多特点；她说楼下院子里有一只袋鼠在等这位陌生的先生，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这事“就会在周边传开”。赫塔使劲地捏了捏特鲁达，姑娘这才开始受伤般地照实回答。是的，他九点钟来的。是个挺体面的先生。他的帽子和手套还放在这儿呢。真的，罪证还在呢，旧德式木箱上正躺着一顶陌生的灰色软帽和一副浅灰色男式手套。那一个小时里，就在这套公寓中，这些东西引起了某种侵略性的陌生感。克里斯托弗不由自主地往箱子走去，把礼帽拿在手里翻看；礼帽并不是崭新的，但主人绝对是个城里人，属于一位“挺体面的先生”；克里斯托弗嫌弃似的把这顶陌生的帽子扔回箱子上。不，特鲁达说，这位先生从没来过这儿。名字呢？有名片吗？他没说名字。“蠢货。”赫塔怒气冲冲地低声咒骂道，痛苦地喘着气。他们两个像同伙似的，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这简直太过分了，克里斯托弗想。一般人晚上都要回家，而一位陌生先生……“擅闯民宅！”他从专业角度考虑起来。最终，楼下的角落站着警察。“你就这么让别人进来了，一个陌生人！”特鲁达耸耸肩。法官先生请您相信我，我应该请他进来。“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他逼你了？”赫塔觉得不可思议。暴力？……特鲁达又开始胡思乱想。不，没有暴力行为；她只是恰巧应该让他进来；她没法解释。他是九点钟不到的时候来的，门铃响了，他站在门口，也就是法官先生现在站的地方，手里拿着礼帽和手套。他说，他是一个朋友，认识法官先生。两人是朋友。然后，他就进来了。现在，他正坐在那间绿色房间里。特鲁达怀着强烈的罪恶感说道。两位房主听了她这没头没脑的话后，哑口无言，面色煞白，怒气冲冲地看着对方。

“去，到孩子们的房间去。我一会儿就……”克里斯托弗说。赫塔马上明白了，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到那间高雅的会客室——“绿房间”门口，安静地站着。房间里，这扇门的背后，悄无声息。这间熟悉的房间被巨大的沉默笼罩，被一个陌生人占据，这太恐怖了。紧闭的门下漏出一丝光亮。“无所谓了，不管他是谁，要干什么，你会保持镇定吗？”赫塔悄声问道。克里斯托弗点点头，一只手抓着赫塔的胳膊，猛地把她往儿童房的方向推，自己抽身回来，按下了门把手。来访者站在窗边，双手背后，直直地盯着窗外的远方。他慢慢转过身，平静地朝克里斯托弗走来，在台灯光中停住脚步。“格雷纳尔医生，”克里斯托弗认出了他，“格雷纳尔· 伊姆莱。”这熟悉的面庞，如同那些他早已埋葬在心底的少时神话，又跃然眼前，可同时这张面孔又陌生得可怕。“他真的老了。”克里斯托弗暗自思忖道。两人对视了许久。格雷纳尔· 伊姆莱脊背微弓，两手僵直地垂着，上身前倾，头歪向一侧，眼里透出无能为力的哀求神色。这张熟悉的脸孔蒙上了一层灰暗和严肃。那“严肃”的神情，仿佛有一只手要将盛怒从这张脸上抹除，像极了木乃伊的表情。科密沃什等着对方先开口，等着他道歉，礼节性的致歉，等着某种通常适合此场景的说辞，期待什么陈词滥调能帮助他度过这次深夜造访最初的尴尬时刻。主人和来访者终归还是“朋友”，这是无法解开的结。可是，说呀！道歉啊，解释一下啊，快点儿啊！可这开头的第一个词仍然没有出现。两人默默地站着，望着对方。“这是谁？”克里斯托弗突然惊慌地问自己，“这个陌生人是谁？他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沉默？我从不知道他能如此安静。”他还在等待对方客气的致歉说辞：他都准备好该如何回应了，同样非常客气。鉴于现在的气氛，要一个解释是再自然不过的，但两人依然相对无言。少年时代的友情并不能成为半夜闯入别人家中的借口……尽管道歉的话迟迟未说出口，格雷纳尔· 伊姆莱热切恳求的眼神依然坚定如初。克里斯托弗知道，这个人有权利站在他面前，在深夜的这间陌生公寓中——他有“权利”，这并非切实清晰地写在法律法规中，也不在道德规范中；然而他就是有权站在这儿，现在他也没法反对。

“我应该跟你说些什么。”格雷纳尔· 伊姆莱说；他没有伸出手，只是微微倾了倾身，动作轻快。这一礼节性的姿态平复了克里斯托弗的情绪，但又激起了他的应激反应，他倒没有怒气冲天，只是激动地随意想着。他想听他接着说下去，便朝来访者快走了两步。格雷纳尔医生用两根手指顺势接过克里斯托弗的手，接着又突然愤怒地放开，就像知道现在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似乎也别无他法，对现在这一时刻而言，对他而言，某些特定的共识依然存在。这张脸上写满了怨恨，他似乎极度痛恨现在这个场景和即将到来的开场白，但别无他法。就算客轮沉没、火山爆发，都别无他法；某些动作、词汇和笑容还能在最后时刻派上用场，不能放弃任何文明宝库中的精华，就连溺水者都有义务向救生员介绍自己……“你一定还记得我，”他确定地说道，“我是格雷纳尔医生，坐在你后面六年，在第三排。”这种在此刻看来并不非常合适的特殊而毫无来由的正常语调冒犯了克里斯托弗。终于，克里斯托弗找到了一个发泄愤怒的理由——一般人不会深更半夜在陌生人的房子里说什么“第三排”！他冷漠、高傲地看着来者。“是的，”他说，“格雷纳尔· 伊姆莱，多亏了你……”医生振作精神，恭敬而卑微地说道： “请别这样，是的，我发现别无他法。”他压低了声音，深呼吸着，发自肺腑地说。“请原谅，”他继续低声说，“你可以认为我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来打搅你，假如我还有其他……假如我还有其他办法的话……我觉得……其他解决的法子……”他痛苦得语无伦次，极力想找一些完整、平和的表达方式，却只是慌张、恼人地重复着那几句陈词滥调。克里斯托弗想，他就像在坠入裂缝前不得不为世俗陈规折腰的人。他希望帮助他，可他的心灵机制还未开启：心有嫌隙，运转不畅，两人的对话需要去除纠结的对峙，最终这些语句将组成极具礼节性的典范片段。“如果你能来法院找我，自然更合适。我今天也在那儿，七点下班，我觉得……”这句语义含混的“我觉得”把克里斯托弗自己震住了。这明显就像有人在说： “我觉得，今天下午我还活着，我记得，我曾经去过美国。”这个人怎么了？看上去“很正常”；而克里斯托弗现在就是个感受到优越性的“健康”人，一切抵触情绪都消散一空，眼前只有这个弱势者，这个倒了霉的人，这个遭遇了变故的熟人；他觉得应该帮他，马上，现在，就在这所公寓里，此时此刻，他应该为他提供第一手的帮助……“请坐，”很快，他客气地说道，“当然，你肯定是有很紧急的事才会来找我。请说。”他指了指沙发。“是的，很紧急，”医生直接说道，不过并没坐下来，“所以，我九点不到就来这儿了。那姑娘说你们不久就会回来。请原谅。我想，假如尊夫人……我也是没办法了。我应该来和你说说。就是今晚。我怕没那么简单。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所以就来了。”克里斯托弗把手搭到他肩上，像个随意家长或者朋友的“健康”之举；但他立刻又放下了。“那是自然，”他疑惑地说道，“你看上去很紧张，说吧……或者明天……在这儿，或是去单位……不管发生了什么，我想，假如你能稍稍安心一点儿……”可现在，紧张的却是他；医生反而平静、放松下来。“不，明天就来不及了，”他直说，“在法院里，我也说不出口。今天最晚……要知道，这跟你也有点儿关系。”科密沃什感觉自己脸色发白。这些话，如此直接地一下一下敲击着他。“我？难以想象……”医生理解地点了点头。“是的，很难相信。”他放松地说。

“今天早晨，我也无法相信，”后来他平静地用聊天的口吻说道，“的确，我也无法相信今晚我会站在你面前。你知道，你们就住在我家附近吗？过去两条街就是。我就住在博尔什路。”他说着，好像听见了什么好消息似的安慰房主，试图让他高兴起来。他的安慰体现在说话的口气中： “到了这条路上，我才知道你们住在附近。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八年。不是很神奇吗？”克里斯托弗现在完全摆出一副主人的样子。“哦，是的。”他语气中透出淡淡的愉悦。“两家住得这么近，却都不知道。”医生突然不无遗憾地说道，他不自然地笑起来。“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你。我知道，你是审理我和安娜的离婚案的法官。”克里斯托弗听他继续说，“你知道这个案子吗？我说的安娜就是我妻子。”法官点点头，有些紧张。“卷宗在你那儿。明天下午我们就会拿到判决书。”科密沃什低头盯着他的鞋子。“是的，”他态度生硬地说，“但你如果想要和我说这事儿……任何有关案件的事儿……也许你应该通过官方途径和我联系，那才是明智之举。”医生就像在家里一样，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他双手交叉，走路时上身前倾得厉害。他的这一举动让克里斯托弗颇为惊讶。他又看了看他的朋友。格雷纳尔穿一件深蓝色衣服，脚蹬黑鞋，打扮有些正式。他的面容，这熟悉的面容，没什么变化，轮廓更为硬朗，脸也更消瘦，只是双眼老了。格雷纳尔· 伊姆莱身材矮小，也许比克里斯托弗矮一头。现在，他停下来，瞥了一眼克里斯托弗，接着又注视着天花板，背手弓背，自说自话道： “明天不能举行听证会。”克里斯托弗想马上帮他：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但他还没说完话，医生就打断了他，语气平淡、流畅地重复道： “明天不能举行听证会，因为今天下午我杀了我妻子。”他又弓着背专注地盯着天花板。

注

施泰尔，以及下文的米尔茨楚施拉格均为奥地利东北部城镇。

12

科密沃什朝儿童房门口走去，他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见里面赫塔轻柔平静的说话声；她在和孩子们说话；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斗柜上的座钟显示十二点半。克里斯托弗又朝他的房间走去，打开门，轻轻地做了个为医生指路的手势。房间里还是午后一片狼藉的样子，沙发床上铺着毛毯，这是他午餐后看报纸和午睡时盖的；书桌上散着打开的文件，烟灰缸已被烟蒂填得满满当当。他在桌边坐下，一只手整理着桌上的几样东西，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匕首样的黄铜裁纸刀，他以不自觉的自卫姿态攥着这把不怎么锋利的刀，手肘撑着桌子。他想点根烟，可不敢。之前有那么片刻，他希望格雷纳尔· 伊姆莱是疯了，他在说疯话，他说的不可能是真的；或许他应该放弃一切，接着就会平静下来；但现在他知道“毋庸置疑”，他知道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这个有些驼背，手肘支在膝盖上、脸埋在手掌之间的人，就在下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法泽卡思· 安娜死了。”克里斯托弗想，他试图想象这个死去女人的脸；但现在，他只看见另一张脸，那是在岛上昏暗的灯光下，在他面前稍纵即逝的脸，好像要问什么或是回答什么。他没觉得特别震惊。他没有任何感觉。“这才是现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他想道，“我应该保持沉默。如果真的是这样……真遗憾，这是真的。”医生从裤子的后袋里掏出一个银质烟盒，熟练地用手指卷着烟丝，科密沃什递上了火。“谢谢。”医生说。克里斯托弗记起来，嫌疑犯在审理法官面前就是这么飘飘然地抽烟的。那些拘留了几周后被带到审理法官面前的不折不扣的恶棍们在坦白罪行时，也能得到香烟。他自己没有抽；他觉得这时候不适合抽烟。他现在有点儿像坐在法官席上；需要在这儿作出某种“决定”，再进行判决，决定……他有点儿摆出法官的样了，就在这一刻。他向后倒在沙发里，双臂抱在胸前；手指不自觉地紧握着裁纸刀。他保持着这种僵硬、专注、让人难以接近的姿态，很久很久。

“哎，人啊。”此刻他想。医生手托着头，上身前倾，坐在他对面，胳膊支在桌面上，盯着地毯上的花纹，接着又抬起头，用谨慎、好奇的眼神打量这间屋子。法官的目光追随着他。书桌对面镶金边的华丽画框中的人是他祖父。他盯着“克里斯托弗一世”的画像看；画家巴拉巴什用浪漫的笔法画出了他的头、脸，他严肃中带些戏谑的眼神，他紧闭的细腻而极薄的嘴唇，像是一位十九世纪末的神父；他的样貌有着法国神父的神韵。医生长久地注视着那高高的额头、智慧而稍带嘲讽的眼神。墙上的书是猪皮封面、镶着金边的厚重的《国法大全》；老式摆钟的指针已经停了。医生想要仔细看看这个法官生活的房间。两人之间产生了某种比任何语言所能表达的含义更丰富、更重要的情感联系；两人站在对抗的位置，衡量着对方的力量，感受着对方的气场，某种不明之气在两人之间汹涌澎湃。“哎，人啊。”两人都想。他们就像旅途中的过客，偶然间隐约地在一个站台看见一座久未耳闻的熟悉城市的名字。这城市名字代表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有“制度”吗？或只是过着某种随性放纵的部落式生活？法官觉得有些别扭，在这夜半时分，铺展在他面前的“事件”跟他毫无关联。一切都不符合规定，违反了案件审理程序。他明天下午要为这个案件作出判决，两人的离婚案；而不是现在，半夜三更，在他的公寓里——过去两个房间，就是孩子们熟睡的地方，面前的墙上挂着他祖父的肖像。离婚的一方高调地承认他杀害了“另一方”——法官直到此刻才真正明白这个“另一方”沉重、隐秘的含义；妻子！他暗自想。他双手交叉，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看着眼前的被告人，这就已经组成了完整的“科密沃什法庭”。实际上，这跟我无关，他思量着。假如他真的杀了她，那么接下去会根据他的供词进入刑事案件审理程序，那就与我无关了，是别的检察官、别的法官的任务了。但他隐约觉得这样不行，现在就应该审理这宗“刑事案”。生活时常就是如此不合程序，他暗自埋怨，皱着眉思考这半夜闯入他房间的“不合常规的生活”，回忆这不合礼数、规矩的重要对话内容。他谨慎地注视着格雷纳尔· 伊姆莱；现在，他已经开始用看待被告的眼神看他了。“一个人，”他想，“他会说的。他会撒谎，备受折磨，极力否认，但在撒谎的同时还是相信自己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最后，所有人都必须坦白交代，每一个人。”此刻，他身子微微一颤，第一次意识到真的有一场“重要对话”要展开，每个人都必须说出“真相”；是每一个人；也包括他。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好像在说： “我先说吧。”

医生抬眼朝这突然的催促声发出的方向看去。“她四点不到时死的。”他语气平淡，主动、信任地谈论起来。这种平淡的语调只会在谈到这种无法篡改的事实时出现。法官熟悉这声音；他专注地听着。“现在，她就躺在我公寓的客厅里。我把她放在沙发上，样子不怎么好看。大多数人的死状看上去都挺美。但那些被毒死的面色发青的死者就……昨晚她还很美呢。我已经记不起来她最后一次这么漂亮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六个月没见面了。将近七点时，她打来电话，说要过来。明天就要庭审了；她想和我说些事……也许，假如那时我坚强一点儿，不答应她，直接回绝她，或者离开家，或者口气强硬些……或许，她现在还活着。可我听到她声音的时候，觉得我们能‘聊一聊’是个不错的主意。人啊，就是这么脆弱。我觉得，假如我能预见，也许换个日子见面更容易让人接受。最近，我对这次庭审做了很多设想。你会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我们向你走去，法泽卡思· 安娜和格雷纳尔· 伊姆莱，而你，就是你，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将会作出宣判，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布我俩再也不属于彼此。”法官不喜欢“就是你”这个说法；他手指紧绷，想要抓点儿什么以示抗议。“哦，”他开口道，“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也永远不会那样。是否可以请您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为什么‘就是我’？”这个沉默的疑问在他们之间生根，法官感觉到无数沉默的疑问此刻正在他们之间生根发芽；一个人从过去的陷阱中逃脱，却失去了“过去”，失去了“角色”，失去了位置，只剩下一个真实，一个被诅咒了、无法言说却清晰可感的真实。“几小时后，怒火会蔓延至我周身，”医生说，“我觉得，几小时后，一种被称为司法公正的特别机制就要开始运转。出庭聆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调查员清楚我和事实向他展示的情况。他审查资料，寻找答案，我负责回答，一个委员会就要‘成立’，安娜躺在公寓里。然后呢？接着是什么？我交代一切，可他们能给我什么回应？总要有人作出回应。”现在，他完全是在默默地诉说： “几小时前，我还是个医生，是个执业医生。黄页中有我的名字、地址、门牌号码。我宣过誓，要帮助别人。是的，我帮助了别人。大家都是带着怨气而来，‘康复而去’，因为我给他们开药，送他们去诊所，接待他们，给他们动手术。我，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帮助别人了。但这个夜晚仍然属于我。所以我才来找你。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后，什么都不属于我了。这多少也取决于你。现在我能说，我不在乎……或者，生活到此为止。但我也不知道生活是否真的结束了。也许，明天早晨我依然想活着，只是没有安娜。生命极其顽强。关于这点，我是略知一二的。此刻，我不渴求什么，只求能够知道真相。你是最清楚的，这有多难……要了解真相。早晨，与我的真相无关的事情就要启动开关了。别人提问，我来回答。全世界都要来问我的个人信息，安娜的名字、年龄，接着盘问原因和时间。他们不知道。首先，一名官员开始询问，接着是法官，然后是专家和复核专家。我要如何应对？我要对他们说什么？早晨起来，所有词汇都拥有了不同含义。你别阻止我。我感觉到，也知道，到了早晨我就无法开口了。”这时，克里斯托弗听到他问： “几点了？过半点了吗？那我还有时间。我从你这儿争取到了今天这一晚。你别生气，你也是宣过誓的人。夜晚鼓动着我，很多时候，它将我从安娜身边推开，把我带回痛苦、尖叫、寻求真相的人群，他们只寻求真相，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真相。我应该在它身边坐下，夜晚。而现在，我病得如此严重。你应该忍受。你宣过誓，要为人服务。我应该解释。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医生，半夜被人叫走，因为病人疼得大喊大叫。一个人，不论如何，都需要医生。而今晚的我，则不惜一切代价要找一位法官。你知道，这很……很难说……我需要一位晚上还办公的法官。法官通常只在白天作判决，我的情况不一样。他能按照规定，根据自己所学作出判决。还能干什么呢？今晚，我需要一个在法官席就坐的法官，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案件。他要与白天截然不同。不只是表面上，也不只是法律层面的。我需要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是被告、控方律师、辩护律师的法官，一个真正的、举世无双的法官。你明白吗？不明白。很难说得清。救护人员夜晚也待命，他们全天候值班，假如有人在某地遭遇了不幸，他们就会出动，实施救援……我杀了安娜后，用听诊器听了听，根据所有的专业标准来看，这女人是死了，就是那个我爱着的，与我肩并肩、心连心地共同生活了八年的法泽卡思· 安娜——可她永远只是个‘身边之物’，你懂吗？——我当然知道，对我来说，现在有些东西结束了；不只是法泽卡思· 安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也不只是格雷纳尔· 伊姆莱和法泽卡思· 安娜的生活结束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某种也许比肉体的存在更重要的东西，此刻，它也结束了。我们说，事故是一切事物的扰乱因子。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总之，安娜死了，而我只是站在那儿，手中紧握着匕首，袖子在手臂上高高挽起。我用药棉清理了她的皮肤表面，毕竟临终的最后一刻都有医生守着……你看，也许这是这一切中最可悲的地方，是对精湛技艺表现出的无可救药的忠诚。人永远是大师，我时刻准备着死亡。最后，我仍专注地依照计划要动用匕首……人在准备死亡的同时也会尽力保证自己不被毒害。这是最令我惊叹的。我发现我仍然是一名医生，最后一刻即便只剩下我自己，我也是一名医生。什么？我们是多么轻易地将字词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这么说，就像个醉鬼一样。我对干红下肚后的宿醉感觉是相当熟悉的，它对我来说很常见。我发现……你别生气，你是法官，你擅长从疯狂的思绪中提炼真实……所以我来找你。这是一种冷静的疯狂，我准确地感知了我所有的语言。我手中攥着匕首时，突然意识到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绝不会相信，那一刻我对死亡产生了恐惧……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或者谨慎些说，我已不再那么害怕了。有时，我仅仅是好奇。有时，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好奇，这种欲望，这种清除一切的欲望，鲜活地在一切行动的源头发挥作用。哦，这太强烈了。比性欲更旺盛。比爱意更浓烈。这是最强烈的欲望。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言说的。谢谢你没有打断我。你看，假如我早上跟你说这些，你必定会用铅笔砸穿我的脑袋。你一定会说‘请不要偏离主题’，所以我说，我需要一个敢于在夜晚宣判的法官。”

“不论清醒或是困倦，我都是一样的法官。”科密沃什平静、冷漠地说。他的声音不带丝毫高傲与恼怒。医生抬眼望着他。“哦，请原谅，”医生道歉说，语气中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歉意激怒了科密沃什，“我当然不是那么想的，我当然不敢让你念及旧情……”这时，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进行专业的评判。他熟悉这声音。这狡诈、欺瞒、虚伪的声音，它透着尊敬和歉意：这是被告常有的表现。每个被告都生活在法官面前。“你听着，”他声音干涩、尖锐，语调抑扬顿挫，就像他在庭审现场一般发话了，“我还不是很清楚你带来什么了。我对你的……对你的印象有点儿模糊。已经深更半夜。老实说，我不习惯……从来没有这种事，没有跟任何人……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到头来，你还是我的朋友。说起来，你还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你妻子……你妻子她……我都听到了些什么？现在，你来找我，坐在这儿。说说你自己吧，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发表一下对判决的意见吧……你别介意，就是聊一聊。你也不敢真的谈论些什么……没有这种同时具备两种特点的法官。深夜，只有一个法官，那就是良心。我晚上不办公。城里的政府机关可以帮助你。你说，判决。你需要判决。判决是神圣、伟大的，朋友。我没法依据现场的氛围和当事人的自白作出判决。判决，是崇高的。我们，人民，法官和被告，我们只是工具。作出判决的，则是他者。”沉默。他的声音生硬地敲击着冰冷的房间。医生低头——也许，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猜疑的“卑躬屈膝”之态——听着。克里斯托弗低声轻缓地说： “你不用对法官有所期待。也不用想在这个钟点聊什么。但假如你需要朋友的帮助……我不会离开的，我会一直在这里听你倾诉。振作起来，老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个人样，像个体面的匈牙利基督徒。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了解你的。你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你不可能有罪。你说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不相信……你要知道，我不相信。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么我也不能帮你。现在不能，明天不能，永远都不能。就像你说的，法官不能帮你。但作为个人，我可以为你提供建议……我们是人。但这并不是在帮你脱离困境。”他谨慎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疲乏至极，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他很久没有这么对着一个人长篇大论地谈话了。医生眼神专注地望向他。这眼神透出狡猾和欺瞒。这是一种“卑微”、罪恶的眼神……“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他紧张、不悦地说。“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这时，医生古怪地重复道。“有些东西是你没有理解的。你不想当法官了？你不能？不允许？请问？”这句空洞的“请问？”触动了法官的神经。他动了动，想要站起来，驱逐这位夜半来客。他想，谁都无权惹恼我，谁都无权这么对我说话。不论他是否杀了人，都无权探听我的想法。不过，医生固执地步步逼近，急切地继续说道： “你应该忘了你坐在这儿成为证人。你问我为什么来找你？我来回答你。”但他并没回答。他忘我地把手举向嘴边，用手碰了碰下嘴唇；动作幼稚，显得有些笨拙。“你看，克里斯托弗，”他用略微亲切的口吻直接说道，“这一刻，我还有控制能力。我可以自杀，比如去卧轨，可以逃跑，我可以到隔壁的警察局去自首。此时此刻，我在决定是活还是死。现在你明白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多么无价了吗？每一分钟都是。我要向你坦白，我口袋中就揣着护照，护照和钱。我离开那儿之前……离开家之前……我把今晚可能要用到的一切都装进了口袋。护照、钱，还有……是的，还有这些。”他伸手从裤袋掏出东西，在书桌上一字排开：一只旧皮夹、一本棕色封面的护照、一个灌满无色液体的小瓶子和一把小刀。法官几乎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些物品。他同情地说： “你不觉得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有些太幼稚了吗？”医生的手僵在半空。“幼稚？你是想说，我身体中的意志已经消失，我是懦夫，想要退缩？一个想死的人就不能摆东西了？可我并不想死。如果还能活着……假如还有什么办法，任何办法……”法官这时完全以俯视的姿态审视着这些物品、这个陌生的人。“还有比死亡更坏的事，”他平静、客观地说，“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此刻，他们第一次对视，他的身体向医生微倾，目光如炬，略带些疑虑，也带着决绝，仿佛手中握着武器，法官觉得自己头脑充血。

“这些东西，”医生说，“在你看来太难了。”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至少你能看到我是真诚的。在你眼里，这样的真诚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是的，我想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医生直言不讳。法官惊讶地发现，这样的言辞并没有伤到自己，似乎他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对无情和残忍免疫了。谁都可以用刀子捅他，陌生人也能半夜在他的家里评判、中伤他；他麻木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听见了对方说话。也许他心中存着恶，也许他疯了，也许他脾气暴躁。现在，他已对来访者失去同情，但没有丝毫鄙夷；只有纯粹的疑惑。“这不关我的事。只是意外。一会儿就过去了。”他暗自思忖。之前，他还想不动声色地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把这些刻意的东西丢到陌生人的大腿上，为他指明门的方向，命令这名闯入者带着他的秘密、罪行或是污点滚出去；这一切与他有何相干？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直配合着。他惊讶地发现，这些都与他相关。他们之间，不只是校友那么简单，也不只有点头之交，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也许已不可修复，也许只是误解——可他关注的并不是罪行和污点，也不是自己是否有介入这桩意外、站在这个迷途的受伤者身边的慷慨意愿。他关注的只是人，活生生的人。这个坐在这房间里的人。从个人来看，他与他有关。“对我来说，绝不可能就这么死去，或者就这么继续活着。”医生说道，“不可能就这么死去。坦白不是一切。坦白也需要回应，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说法：需要判决。到那时才能去死；假如没有审判，也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早上，我是不了解这点的。这很简单，我应该知道我是否清白。清白，多么崇高的一个词，你现在想想！是的，大词。谁是清白的？信仰告诉我们，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但我什么都做了！”现在，他提高了声调，彷徨迷茫地喊起来。“人类能做的一切，有时我都做得近乎完美。假如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和她有关的男人能帮助她，我就会为她去寻找。有一段时间，我为她介绍了很多男人……我相信……不，你无法理解。如果我知道她有生病的征兆，我一定会为她治病，假如我能看到，但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我只是个医生……是什么？医生？还应该是别的什么……我知道，我说的这一切亵渎了上帝……但假如一个人选择生活在人群之中，并乐于帮助他人，那么上帝至少应该显露些恩惠……可实际情况呢？灌肠？开刀？得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就能继续活下去。我能用手术刀和放射线减缓癌症发展的速度。如果我非常认真地工作，也许几周或几个月就能改善重度贫血的症状。关键时刻如果有我在现场，就可以复苏一颗被疾病侵害的心脏。我懂的很多。新生儿的死亡病例越来越少，成年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但人类怎么了，这种被人为延长的生命背后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人们无法容忍彼此，为什么纠结，为什么不能融洽共存？死亡，也许是最美好的……它是物质的终点，灵魂安息之处。但我还未见过这样的死亡。也许，有一次……我的老师……那是他的临终时刻……大部分死亡是爆发，是一种罪行。在时间面前杀死我们的不是自然，而是我们自己。”他在“克里斯托弗一世”面前停下来，长久地注视着他。“这是一张不同的脸，”他平静地说，“你的脸，再看看这鼻子、这额头、这眼睛……这张脸上展现出的不和谐是另外一幅景象。那是可以调和的。”他摇着头说： “我从不相信这是个表面问题……关于污点的问题……这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得不到回答，无法生存；得不到回答，也无法死去。这是应该提前处理的问题。”他站在书桌前，低头看着克里斯托弗。“你应该允许我说出来。也许你也在猜测我们俩之间还存在其他感觉，比如此刻，一个受惊之人灰溜溜地逃走。这和你稍有些关系。你说说，克里斯托弗，”他突然语气亲密地问，“过去的八年里，你有没有梦到过安娜？”

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圆睁眼睛等着来访者，突然僵住了，脸上挂着悲伤的惊恐。

13

“你不了解安娜。”医生说道，他有些傲慢。他向书柜走去，抱着双臂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靠着厚重的英文词典。“你一共只跟她说过四次话。”他掰着手指数，“一次在一场律师舞会上，他们把你介绍给她。你和安娜跳了舞，是你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和她跳的是沙龙舞，就是第二支沙龙舞，伴奏是匈牙利乐队。记得吗？”克里斯托弗不确定地、谨慎地摇摇头。“跳完舞后，你陪她进了酒店的酒吧，坐在高高的吧台边。也许你陪了她一个半小时，那会儿那里还有其他人，舞会服务员、律师，还有安娜孩提时代的白马王子。第二次是在西弗街上。那是舞会过去半年后四月末的一个上午。安娜刚下英文课，你从法院出来；你认出了她，还送她回家。你说回头给她电话。后来你却没有去电话。第三次是在岛上，你们玩了羽毛球双打。后来还一起回家，一路从岛上步行至布达那侧的桥头。她的一位女朋友伊蕾也跟你们在一起，后来就自己溜回家，去找那个男高音歌唱家了……你还记得吗？我忘了那个歌唱家的名字……而且她朋友的父亲也在，叫萨沃兹迪· 帕尔，是个商务代表。你第二天就去了奥地利，后来很久没见过安娜。还有一次，是的，是三年后；那时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你也成了家。我和安娜在剧院里；我们站在走廊上，你从一个包厢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你的妻子。舞台上，音乐还没结束。你记得吗？”克里斯托弗神色迷离地望着前方。他沉默着。“太神奇了，”他颤抖地低声说道，“是的，突然间，是的，这种社交场合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但现在，就像你说的，我又想起来了。那天演的是《唐璜》。我想起来了。”“那么那次在西弗街的相遇呢？后来在岛上的呢？”克里斯托弗就像个被审问的嫌疑犯似的，被迫无奈地回答道： “岛上，是的……当然。你说的是萨沃兹迪？萨沃兹迪· 伊蕾？是的，也许是的……不过西弗街那次？是上午吗？”他停住了，不安地沉默下来。他没有看着医生。是的，他也想起了那次相遇。就像大多数的相遇一样……他表现得很尴尬，两人客套地寒暄。也许还要更直接一些……现在，他全都想起来了。刺眼的阳光。那是四月末的一天，太阳很大，天特别热。他们朝环路的方向走着。他们用英文交谈，姑娘刚刚下课，两人的英文都不太好，嘴里磕磕巴巴地蹦着外语，可笑极了。克里斯托弗笨拙地用英语赞美姑娘。他本来要去法院办事的，已经迟到了……早上，安娜跟着老师读了莎士比亚，她拿出课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克里斯托弗看了一眼表，已经迟到了，可他仍然把安娜送回家，情急之下，他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罗密欧的台词： “让我被拘捕，让我被处死。我无怨无尤，如果你有意如此。”安娜为自己能够以同样的语调回应他而炫耀、兴奋： “哦，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的确，这是个多么明亮、灿烂的上午，比春天平日的光线更充足、更光亮。他们在大门口停下，握着手。这时，应该说一句能够让这一刻平静下来的话，这一刻，没有意愿，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是独自闪耀着，就像一滴阳光下的水珠……水珠落下就永远消失了。是的，稍后去电话。他望着姑娘的背影，在这一刻呆呆凝望着。可现在真的应该赶紧去法院了。“哦，现在你快走吧，”医生嘟囔道，“天越来越亮了。”克里斯托弗手肘撑着桌子。“是的，”他答道，“你怎么知道的？”医生耸了耸肩，说： “她说的。”“什么时候？”克里斯托弗思忖。“昨天夜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小时之前。昨天夜里她说了很多关于你 的事。”

“你不了解安娜，”他又重复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了解她。是完完全全地了解一个人！后来，你去了奥地利，就在岛上相遇后几小时，第二天。你知道伊蕾的父亲，就是那个老萨沃兹迪，对安娜死缠烂打吗？老头儿，上帝啊，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头儿。当时我二十八岁，安娜二十二岁，萨沃兹迪四十三岁。那个轻浮、放荡的人。安娜总是嘲笑他。四年，等等，是五年后，我们也要到老萨沃兹迪的年纪了。我知道，你比我年轻。这个商务代表听见了总是由年轻女孩子们奏响的弦乐：你熟悉这种电影配音，成熟男人深厚的欲望之声……他想变成这样。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会因为我而发生。但我那时已经在安娜身边了，就像是空气、影子、黑夜。我是个年轻的医生，几乎谈不上事业。我继承的遗产刚够买一些必需的器械，在协会里待上一两年。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够了。我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实验的文章后，受邀去荷兰的大学访学半年，这位商务代表非常确定有补助金。但我没去。现在也去不了了。安娜也很穷，但跟我不一样……她的穷困是工薪阶层的。我的问题是，我出生在贫苦的环境中，这是另一种贫穷，是穷困潦倒……我爷爷以前是个吹玻璃匠。母亲是个农妇，是佃户的女儿。父亲是工人，在玫瑰山的工厂里上班，后来去了美国，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作家，也往回寄过钱，再后来就不写作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有一段时间，我让人去找过他；但没找着。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大学时，我大舅负担我的学费，他很有钱，是个贪得无厌的巴尔特法地区的农民。我继承的就是他的遗产。但那时……你还记得我坐在第三排那会儿的情形吗？我住在一个老鞋匠家，和男仆一起睡在厨房里。我不想对你施加任何影响。对这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巴尔特法的舅舅决定让我接受教育，把我培养成上等人。他想让我做一个最善良的神父。直到我成为上等人之前，母亲一直都在做工，舅舅不喜欢母亲，他讨厌她。他内心深处那种原始、本能、黑暗的恨意，让他处处容不下母亲。后来，整个家族都被这股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名之恨笼罩着。我想，他也是因为觉得把我送入了上层阶级，我就能自然而然地脱离母亲，才让我接受教育的。他寄钱给我，但每次都是零碎的分分角角，数量之少，也就能保证我不被饿死。他害怕给我钱，害怕被我骗了，害怕我把他给的东西寄给我母亲。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我舅舅家邻村做活。她的头发花白了，脸上总挂着惊恐和悲伤。有几次我回家过圣诞节或是放暑假都必须住在我那富裕的舅舅家里；为了迎接我，他叫人杀鸡宰猪，但也寸步不离地守着，仿佛总要防备我偷点儿吃的给我母亲似的。有一次，他看见我口袋里装着吃剩的酸奶酪面饼在花园里闲逛就起了疑心。母亲就在外面的机器边干活，她已经是个老妇人了，帮着做点儿杂活，和陌生人住在一块儿，过着女佣的生活；舅舅怀疑我偷面饼给我母亲，就冲我举起斧子；还是被他的司机拦了下来。现在我算知道了，我的这个恩主就是个疯子。我只能等到夜半时分，躲在村头见我母亲，就像两个鬼鬼祟祟的情人一样。她那么可怜，只知道畏惧她的兄弟，这让我感到害怕。贫困和恐惧让她变得有些痴傻，假如有时她的眼中还能闪耀一些意识的光彩，那也都是因为想起了我。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在她看来，舅舅折磨她，把我抢走，不让我和她住在一起，我穿着华服，每天在他家吃两顿大餐，而她却一周都吃不上一次，这都是正常的。我不理解。事过境迁，人才能明白这种难以解释清楚的疑惑。假期我必须回家，因为舅舅期盼着我回家，他炫耀地带着我去拜访各位大人、神父，愉快地傻乐着，听我说拉丁语，就像牵着一头被成功驯服的动物，周旋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觉得，他非常好心地在我的鼻子上拴了一个环，这和城里的吉卜赛人对小熊崽做的事没有任何区别。他没有成家，只和一个年轻的斯洛伐克裔女佣过着同居生活；但那时，他已经是个膝下无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了，他们没有生孩子。如今，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扼杀了什么，这一次次的假期探望摧毁了什么，他在我内心堆积了多少愤恨、无奈的怒火、恐惧、耻辱和绝望，知识没有任何作用，成功、财富都没用，把舅舅的事归咎于安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灵魂的罩布已被焚毁，谁也无法将它重新修补好。我不能因为他去谴责社会。的确，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做了医生，手里有钱，身着华服……只是每一次当我走进这种装修华美的陌生房间时，我都要长久地环顾四周，我不敢与女佣们对视，我害怕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脸，我不敢接受女佣们的服务……是的，我病了，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安娜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但并非食不果腹，安娜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佣的服务，但我却永远有些羞于面对。假如我要了一杯水，我会脸红，早上我家女佣为我拿来鞋子的时候，我会背过身去……安娜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羞愧。她生在一个幸福的、充满安全感的家庭。她认为有些人就是应该从事服务他人的工作，而有些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人的服务，这就是规矩。当然……也许是这样……可还能怎么做呢？也许这就是规矩。一个人累了，就要休息。我听说，苏联也有女佣……那时，我还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了解亚斯纳亚–博利尔纳
注

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以后——从我们婚后第三年起——我开始有些受不了；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回去为她送葬，那是一场女佣的葬礼，我也不想办成其他形式的……我不想用她的死来欺骗自己和全世界……下葬吧，就像她活着时那样，穷困潦倒，把她放在一块四根木条拼成的木板上，下葬吧……可是回家后，我却扛不住了。有一段时间，我要求女佣和我们同桌吃饭。我的这一决定让每个人都备受煎熬，女佣也是——有一个女佣跑了，她再也受不了了。安娜很痛苦，我也一样。也许，安娜的痛苦程度最轻。她尝试去‘理解’……后来，每当女佣走进房间时，我都要起身……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但那时我毫无意识地放纵这种强迫行为，固执、决绝地想要一探究竟。安娜都忍了下来。接着，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可悲、可笑……两个世界平行地存在，我究竟想要哪个？我能怎么做？我思考着。我知道，我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此追求者。安娜从不会因为女佣而产生负罪感。她说：‘这是为她们好。’她看着我的眼睛，平静地重复道：‘她们需要的，什么都有了……’是的，的确如此。她们什么都有了。但我总是想起母亲。她也是‘什么都有了’吗？这一切，都是在我婚后第三年才开始显现的。”

“我们都是可怜人。”法官客观地说道。

医生抬起眼。“是的。”他疲惫地回答道，“但那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困苦。那更像是在谈论一种情感需求的感觉，一种权利和义务，而并非物质所有……我认识安娜时正意气风发，圆滑世故。我从疯子舅舅那儿继承来的遗产那时还没影儿呢。舅舅是在战争结束时去世的，母亲也是那时去世的。我去看望她，提出让她和我一起生活。但她并不愿意。后来，我想在村子里盖楼、置办家具……但她什么都不要。她表现得很抗拒，行为粗鲁。她希望我像对待女佣一样对她，从不接受我的一分一厘。一直以来，我都不理解她的行为举止。起先，我以为她是在替我着想，不敢从我维持上层阶级生活所需的资金中拿钱……但其实并非如此。她是后来才开始讨厌我舅舅的钱的。起先，她并不反感。她贪婪地搜刮我舅舅的旧衣服、破烂和满是洞眼的平底锅，她那张贪婪的脸上浮现出只有极度贫穷的人在看到破衣烂衫、废铜烂铁时才会出现的喜悦……只不过，她不情愿离开村子，不想要房子，也不喜欢闲适安逸，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她想要干活，紧紧地攀附着支撑她生命的动物本性。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挑战，还是不确定？这是一种小农的谨慎，也许她什么也不信任，她不相信生活除了她深刻体验的切实存在的经历外，还能有其他模样。我不知道，无法理解。过了很久，当我的称呼和头衔都清楚表明我是个医生时，内心里，我已放弃了这个身份。我看着或听着病人们说话，把他们期待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以抚慰他们的紧张情绪，或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我知道，我根本无法告诉他们何以致病的科学结论……这个无法碰触的点被封锁在内心，成了一处圣地……人只能与命运相伴，陌生人永远无法闯入一个人性情的暗室……我懂得、理解了母亲的犹疑后，才意识到那也是同样的道理。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人们总是紧抓着决定他们命运的法则不放。我母亲没敢从生活为她安排的这条幽深的小径中出来。对她来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她的生活经验告诉她，只有痛苦、放弃和贫穷才是确定的……她相信这一切，就像别人信任公爵和骑士一样。我应该放下，这是一个人的宿命。早晚都该放下，这是每个人的宿命。那时，我还不知道……但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很陌生吧！也许你还没有了解……你不可能知道，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帮助。没有比帮助别人更困难的事了。你只看到，一个和你很亲密、对你很重要的人在自找麻烦，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失去了理智，悲伤、痛苦，觉得天旋地转，完全无法忍受，进而崩溃……你走过去，想要帮他，可突然间你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你太脆弱了吗？是你不够优秀吗？你表现得足够真诚吗？足够无私、热情、谦卑吗？是的，我们从未充分拥有那样的品质……但即使你是个预言家，你的双手间流转着强烈的吸引力，还说着先知的语言，那也没用……你谁也帮助不了，因为人的‘兴趣所在’并非那些美好的、有意义的事。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痛苦。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从所有意义上来说与‘兴趣’完全无关的东西。没有比一个人的‘兴趣’更复杂的秘密了……我们可以解读现象，头疼了，可以开点儿药。因为什么头疼却无从知晓。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这就是安娜的故事。”他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注

托尔斯泰出生、生活、长眠之地。

14

“我很风流，”他微笑着说，“追求安娜很有一套。我的衣服都是在高级裁缝那里做的。试想一下，我走进舞蹈学校，学会了跳舞……有一段时间，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假如安娜希望我涉足政坛，公开发表演讲，我也会照做的。但她什么都不想，只是忍受着。我觉得，她很愿意看到我的态度、行为跟那些协会中的年轻男人一样，只要别戴装饰着羚羊皮的绿色帽子就行。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看我的。是和她平等，还是只是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安娜总是出奇地平静，仿佛睡着了似的。无论是在舞会、剧院还是社交场合，她与任何人在一起都是那么和蔼亲切、有礼有节、高贵典雅。她的脸上总挂着微笑，有人和她说话时，她便笑得更灿烂，半睁着眼，机械地、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地笑着看对方，眼神虚空。追求她的人很多。她很穷，可是对金钱却完全没有概念。她的父亲把一切都给了她，让她在城里的裁缝那里做衣服，她住在一所四居室的公寓里，安娜当然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里面摆着最时髦的家具，一切都是最精致的。她父亲为这个独生女花起钱来就像一个老男人对待爱情一般，毫无节制，毫无理性。他六十岁去世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受人尊敬的一家之长，这个节俭的城市居民、模范丈夫、出色的公务员，为国家服务了四十个年头，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从没抽过一根古巴雪茄，一件衣服穿十年……这个严肃的学校观察员留下了两万潘戈的欠税。我为他补齐了这笔税款；准确地说，我现在还在为他偿还。他的大部分来源不明的债务都是欠投机银行的……这些钱，就像他的花销和节约下来的存款，都是为安娜花的。安娜在佩斯护理最细致的保育院里长大，圣诞节的礼物是一串珍珠项链。结婚前半年，他们更换了她房间里的家具。安娜穿贵气十足的毛皮大衣，夏天和朋友们去瑞士的度假村度假。我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老人如此纵容安娜，满足她的各种愿望，为什么他愿意让她如此挥霍？这位父亲一定是将自己毕生埋藏于心底的热情、日积月累的温柔全都倾注到这个业已成年的女儿身上了。我认识安娜时，她对自己的生活还是一无所知，不知钱为何物。在家里，这个老人连几菲列都和厨子斤斤计较，同时却又二话不说，怀着愉悦、天真的美好意愿，为安娜支付七十潘戈的礼帽账单。安娜只是笑笑。她的微笑、行为、说话的语气都透出一股恍惚的冷漠。她仿佛永远心不在焉，眼神空洞。从来听不见她发自内心的笑声……可她却永远在微笑。她也是如此笑着接受我的。”

他低下头，眼望着黑暗，笑了起来。“昨天夜里，我第一次对她说起我母亲，”他释然地说道，没有丝毫抱怨，“她从没问起过她。也许最初……但我想，那时我大概说不出口。她突然停住了，只是说了句抱歉。安娜对这种不允许任何灵魂，甚至呼吸靠近的独特氛围很敏感，她感受到了，因为她的脸色迅速一沉。我的家庭、童年、母亲，可以这样说，我的一切社会背景她都不感兴趣。也许并不是一定如此，也许我说她不感兴趣太过武断，有失偏颇……她只想从这种打探的局面中体面地抽身。她说，谁都有秘密，而这样的秘密应该由自己保守，才能敞开心扉接受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从安娜的手里重生了。仿佛他们从不曾拥有过去，仿佛过去，他们年轻初见时模糊、喧闹、痛苦的回忆，都可以一笔勾销。她感兴趣的，她在人群中搜寻的，并不是他们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的这种行为无异于懦夫的表现。我想，她把生活想象得过于舒适了。闭上眼，什么都不知道，只接受那一刻对她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许这样更简单些；更简单，也更复杂了。你不了解安娜，这太遗憾了。”他声音很轻，用一种对话的口吻遗憾地述说。法官一动不动，专注地听着。“另外，她的性格还是比较随和……表现出某种飘摇的特点，就如她敞开的心扉……仿佛徜徉在音乐声中……我应该警惕的，因为我弄错了。我应该让你了解一下安娜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八年了……八年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的共同生活，说过的话，那些忘情的、精心组织的话语、亲吻、拥抱、睡梦，还有什么？很少，非常少。除此之外，我还应该知道些什么。起初，我很高兴她能忍受我在她身边。我坠入爱河了。安娜也是……是的，安娜也是。假如你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安娜爱过我。昨晚我才知道，她也爱我。我是春天认识她的，四月初……一切爱情都是重生，我的也一样。一周之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赚钱。我生活中的一切黑暗都开始发光。我懂得为身边的事物高兴了。我敢沉浸于幸福之中了。我那蒙尘灰暗的童年正在一点点地瓦解。一切都变得无比轻松，工作、人际关系、巨大的困难，我都能一笑而过。一切都不期而至，人们突然全都向我拥来。可能在认识安娜三个月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忙碌。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打听到我的地址的，诊所里挤满了人，新病人半夜起床来排队，还有人邀请我去远郊出诊，一时间，我猛然看清了一些东西。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一道检测血细胞的程序，降低了诊断难度，也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不过，手术还是件大事，花费昂贵，而且如果没有病房和手术室，也不行……我也只是写了使用说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简化、推广了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发明。也完全不是原创的。但我突然就成功了，我的名字家喻户晓，被邀请去做讲座，市立医院化验科请我去领导一个小组。这些就是如此这般不期而至……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安娜的身影，她的微笑、呼吸，我知道晚上我就能看见她，或者下午就能去见她，我突然开窍了，甚至有些左右逢源、轻松自在，因为这都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光是表现得深沉、谨慎是不够的……我很世俗，也懂得精打细算，会耍些小花招讨好上级，跟下属相处融洽，我能笼络每一个对我有利用价值的人。目的是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安娜。我坐在她的房间里等她；她不在家；突然，我感觉到她来了，就在这儿，正上楼呢，我感觉到了她的脚步，我看见了她，知道她穿什么衣服，我了解她的一切……有人在敲门，正是她，就穿着我看见的那身衣服。你说这是超感能力。是的，超感……就跟动物一样。我不避讳这个词。我体内被埋葬、被压抑的一切本能开始复苏，绽放。需要钱吗？我来到城里，拜托，就跟条野狗带着它的战利品一样，我有钱。头衔，社会地位？三年后，我就是自己的老师了。安娜需要一件新的毛皮大衣？我就像拉普兰的猎人一样，走进森林，找到一个地方，用精密的武器射杀珍稀动物，安娜便可以穿它的毛皮。她想要新的珠宝？我就做风险极大的手术，为她挣来，就像培育珍珠的锡兰渔民一样。你要知道，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危险和顾虑。一切皆有可能，也并不特别复杂。我不能荒废了自己的才华，我什么都去尝试，一直保持清醒、健康，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一切都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中运转。我善于学习，在实验室里废寝忘食，早晨六点我就去为病人看病，八点半和安娜一起骑马，晨练后我才出发。中午，安娜在一家装饰店等我，我们一起去挑装饰卧室墙壁的墙纸。下午安排得很满，为一位患癔症的女士做催眠治疗，她根本不抱任何痊愈的希望，却相信、期望在这几个月中自己能舒服些，还能戒除吗啡，几年后再从窗口跳出去。我下午接待病人，还要准备演讲，抽空给书商打电话，让他给安娜寄些新书过去，我觉得这些书对她诉说着她自己的故事，诉说着我也不确定、不敢言说的故事……我站在成功的火光中；有时我已经听到了掌声，我由衷地感恩这份善意的关怀。日日夜夜，无论是清醒着还是在梦境中，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无法想象、无法解释的严阵以待，身体、心灵、周身的神经和肌肉都处在这种盲目的严阵以待中，就像一个杂技大师在两架秋千之间作出死亡的摆荡一样，我也在这样做。我闭上眼，往前跳了一大步，而在内心深处，我早已听见了褒赞的掌声……安娜都看见了吗？还是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都源于她。她的内心涌动着某种情绪，让这无声的结构如此精密、完美、天才。没有了它，没有了她的意志，我还能是谁呢？格雷纳尔· 伊姆莱，斯洛伐克女佣和修鞋匠的儿子，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身份模糊，并不拥有高超的职业能力，一个在睡梦中仍会被不明梦魇袭扰的人，一个如同荒原上空飘浮的兽形风暴云一般的人，一个被孩提时代的回忆充塞头脑的人。但现在我不再恐惧。我和安娜相伴，活在巫术之中。就像我了解咒语一样……但所有的咒语，其实只有一句话：我爱着一个人。”

他说得更快了，好像在为自己说的话而羞愧。“唱这么高的音调，自然无法活下去，”他满怀歉意地、卑怯地说，“歌者过度疲劳，他的肺塌陷了，再也无法用升C调说日常用语，比如‘给我一杯水’，或是‘我中午不回家吃饭了’。但安娜不允许自己看见这样的塌陷。神奇的是，她默默承受着。也许她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的内心涌动着一股足以组织政党、纠集人群，是的，一股足以迫使某个人允许我靠近他，允许我靠近他的生活的力量——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安娜却无法从我身边离开。起先，她缺乏安全感，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总觉得内心不安，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一切已由不得她，选择权不在她手上。一股陌生的力量影响着她，让她接受了我。我的条件很苛刻，我不接受软弱、肤浅的和平条约，我展开的是进攻式的战斗——事实上，有些人的生活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一样——收获的不只是战利品，还有真正的跳跃、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给予，我什么都想要，不只是那个叫法泽卡思· 安娜的女人温柔、善良的仁慈，还有她被时间浸染了的记忆、思想，我想要知道她孩提时代的秘密、最初的欲望，我想要了解她的身体和灵魂、神经细胞的组成方式，我很庆幸我是个医生，仿佛如此一来，我就能了解关于她的更多信息，我很高兴自己熟悉解剖学知识，我不只喜欢看，也喜欢听声音，我不只注意手上的动作，也观察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构，观察她的心和肺，我熟悉她皮肤的质地……吓到你了吗？很可怕吧？够瘆人的吧？……是的，她也很害怕。但请理解我，现在这已经事关生死了。失去安娜，不光是我格雷纳尔· 伊姆莱完蛋，就连某种存在于我和安娜体内的力量都会消散，它想在这种碰撞中表达自己。它随我而来，在这样的高温下，所有阻碍它的物质都将融化，没有例外——是所有的？是的，我认为是所有的。我还不知道，在那业已融化的物质中，是否还有什么能留存下来，独特的个人特质，一个人最真实、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一种任何诱惑和外力都无法分解的物质，一种不会更新，不会降解，封闭、自成一体的物质……也许这只是一团细胞内的物质，也许是几百万个神经元，是神经元的某个分叉……稍后，我会为这样的现象寻找科学解释。但解释不会改变现象的自然属性。有段时间我很高傲，挥霍无度，就像一辆攻击性很强的罗伯卡车。高傲，我的上帝啊……在安娜面前我当然很卑微，我关注她的一切行动，就像一个研究者从显微镜中观察他的实验对象颜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在一千度的高温环境中发生了形状的改变？但安娜自带抵抗性，她经得起检验。这已经不是一个充满爱意的男人对她的追求和敬意了，不再是单纯的、从心胸广阔的灵魂中自然流露出的关怀，我的追求更猛烈、更急切，几乎就像我说的那样：更机械。这种感觉同样也能在运动时的紧张中找到。就像在赛场上，会有计时器将比赛的成绩精确到秒一样。也许这不一样？我生活的时代，所有的学徒都在幻想着人生巅峰，无论是在赛场上、医院里、政坛上，还是在实验室中，都能听见比赛计时器的滴答声，总有人或者什么东西在关注着成绩，一切都展现出更多的人工痕迹，焦虑地向四周延展……或许，爱情也染上了这样的焦虑、追求，这种独特的、备受折磨的欲望发生了延展，已不再是什么牧民的游戏，而成了一种竞赛？那么我就不必再细究这点了……但我的生活节奏、我的追求和成果、我的感觉，甚至连我的喘息都被这种扭曲的愿望填满了。我身边‘更迅捷的’一切都无法停下来。生活方式是僵化的，人们的表情是冷峻、漠然的，今后，当我对这个时代感到困惑、将身边的每一张面孔放大仔细观察后一定会惊讶：在现代人的脸上找到忘我与释然是如此难，竞赛者的心理都扭曲了，这是散发着玻璃般空洞眼神的坚硬面孔，当比赛者在接近那似乎意味着‘胜利’的终点时，新闻画面中摆出的冷漠表情或许同样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我尽力冲向安娜。我怀念这种轻盈的感觉，它能平衡灵魂中的沉重负担。我也怀念笑容。‘我的一切时光’都属于安娜，我不知道这其实很少……也许假如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出现在她面前就多了，这些随机出现的时间自发地形成，自成气候，独立于日程安排之外。我总是想把‘一切’都给安娜，但我还是无法做到，只能不定期地多给她些，我们总是很随意地给予对方一些东西。我追求的就是某种充满爱意的英勇行径。安娜睁大双眼，从稍远处注视着我。这种距离是无法衡量的。只有我感受得到……安娜脸上生长着这种忘情，生长着微笑，安娜从不会显得窘迫，从不会为什么东西预留出特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她干什么都有时间。她无法从我身边逃离；再也不能了；也许她也从没想过。当我们从户籍登记处出来时，我站在门里不安地四处张望了一番，就像某个手中拿着银质奖杯、脖子上套着花环的跑步运动员一样，即便被相机围住，也不会吃惊的。而那扇门外，确实有几个摄影师等着我们……我不知道现在还流行这样的做法。

“我们十二月结的婚，现在已经是第九年了，”他带着忧伤的语气平静地说，“两个月后，你结婚了。最后的几个月里，安娜一直催着要结婚。”

15

他站在书架前，抽出一本书，轻松地翻阅起来，接着又把它插了回去。“是本好书，”他满意地说，“是的，近些年还有一些跟这个数学家一样的人……多令人着迷的性格！多有特点的思想者！你熟悉‘科学价值’这种观点吗？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把家里的材料寄给你。”他作出一副抱歉的样子，鞠躬说道，“真的，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应该习惯什么都没有了的现实。家里，那些家具、书籍还有我抽屉里的信；那些都没有了。家，我应该完全忘了它。请原谅。”法官一动不动。他双臂交叉地坐在那儿，身子在朦胧的光线中微微后倾。现在，他们都看不见对方的脸了。“那个家自然是安娜的杰作。那儿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重要，那个‘家’，那座建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清楚地看见，那个家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她想来布达。你知道是哪条路吗？就在这儿，就在你附近。是她挑的房子。我根本不喜欢这条街，从来没喜欢过。我也不喜欢这周围的环境，对我来说什么都是陌生的，我情愿住在闹市里某条吵吵闹闹的宽阔街道上。这里却像农村一样，就像一个小地方……但是老家却是我的回忆，一切，所有‘老家的’感觉都会立马勾起我的回忆，让我想起什么。安娜也喜欢老家。她说，来布达以后会想家。有一段时间，她很认真地要求我们搬回老家，她提出要我在地方上的大学里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后来我得到回复，才知道希望渺茫，所以我们就留在了布达。我在佩斯开了一家诊所，但经营不善。而且白天我离安娜太远了。我受不了这么远的距离。我需要知道她就在我身边，就隔着三个房间，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她。是的，我的朋友……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有几年，最初的四年中，每当看不见她时，我就无法忍受；最起码我需要听见她的声音或脚步，要知道她就在我的隔壁。医生会说这完全是一种牵绊。但这是一种疾病模式，白纸黑字地记载着……牵绊是什么？我想与安娜共度婚姻生活。不多也不少。这就是结婚誓言中所说的生活……我设想的事就像誓言中所说的，妻子离开父母，追随丈夫，白头偕老，共度一生。我把婚姻当作一种结合，是两人间独一无二的、无可拆解的结合。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愤怒地说道，以为法官要打断他，“安娜也不和我争辩，从来没有。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那最初的四年。我想见安娜。”他用手捂着脸，好像有人真的想“看”似的，“是的，我看见了，”他缓缓地说，“很清晰……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好像在等我。微笑着，身子向我这儿探过来，等待着。我差点儿要说：这微笑很令人愉悦。是的，还带着一丝好奇。是略带忧虑的好奇，极为吸引人的细腻、宽容和美好，这一切造就了安娜的行为动作。还有些别的。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她对关于我的一切都感兴趣，我应该把所有事都告诉她，我的工作、欲望、仇恨，以及如何看待她……她吸收一切，我的话只是移动了位置，在安娜那儿，我一切的想法都是安全的，她不会嘲笑我，也不会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那怎么可能……她只是不作回应。但她的不回应也正是对一切的回应！”他痛苦地喊着，“她对我的每一个问题都给出回答，从不限制我，从来不正眼看其他男人和女人一眼——因为自从她看了一眼后，我就缺乏安全感，我并没有限制她，限制这种事情是不人道的。哦，别以为容易吃醋是什么糟糕的事……到头来，所有横生的醋意只有一种意义……没人能与争风吃醋的人相处，安娜从来不认识对她感兴趣的人，安娜不是个轻浮的女人，从不会旁若无人地向其他男人投去女性的目光……这不是问题……反而让我更自信了。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那时恰好我醋意大发，对所有人都如此，当然对她的亲戚如此，对她的父亲也是如此。她的一名年迈的追求者去世后，我真是舒了一口气。活着的人都很可疑。假如安娜在路上抚摸一个小孩的头，她摸头的这个举动在我看来就是情感流露。我也受不了她对女性朋友作出这种举动；但她没有朋友；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我们经常聊起这个情况。她明白，这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她说，她不可能干那种事儿。越是相爱，越是伤害。我们害怕的全部就是我们所爱的人，从终极意义来看，也许我们害怕的是死亡。她是这么说的。安娜每天早晨都会告诉我她做的梦，因为我需要了解另一个，在她看来肇始于背叛那一刻的另一个世界，每当她闭上双眼，便会离开我，向无尽的暗夜漫游而去。我并没有太在意她对梦境的叙述，但安娜的梦有种朦朦胧胧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些梦始于白天；‘梦也是一种冒险。’安娜说。每天早上她都会向我汇报她的冒险旅程。我们就这么生活着。十分美好地生活着。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只是后来，我应该是懂得了这种生活不是生活，这种‘幸福’并不真实，也充满罪恶……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造作而愚蠢的片段。要我说，安娜注意到了她在憧憬着什么。哦，见鬼，怎么可能。我们过着模范的婚姻生活。我什么都告诉安娜，安娜倾听。问和答穿插进行。可是，你看，有一天我意识到安娜不再回应了。”

他安静了许久。“你明白吗？”他接着问道，声音从手掌后面传出来，音色沉闷，像是从肚子里发出的。

“是的，”克里斯托弗真诚地轻声回答道，“是的，我想我明白。”

“也许我知道该怎么说，”他继续发出深沉、陌生的声音，“安娜是全心全意的。她意识到小市民阶级的愿景在她的睡梦中和想象中忽隐忽现；这种渴望源自她遥远的内心深处，像她孩提时代幻想的美好如天堂的远方，就像‘公寓’对我来说很重要。更不自然的是，年轻人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他们乐于展示自己拥有追随父辈的脚步建设家园的力量，热衷于在家中养金丝雀，守着火炉，穿着舒适的鞋，保留旧时德式风格的餐厅，使用蕾丝织物，在起居室挂上装着镀金画框的画作。当然我需要一个‘沙龙’，不要装饰得特别现代，但也不能完全布置成旧时的贵族风格，因为她不会踏足此处；但无论怎样，都要有个‘沙龙’的样子，我不在乎沙龙里是否装饰了马卡特花束或者是否有摇椅……一个‘文明人’自然需要从内心抗拒这样的欲望——但安娜更了解‘文明人’；她将生命交给了这些模糊、羞涩的欲望，渐渐地，我们的公寓日渐丰富起来，就像一个归于沉寂的旧时代壁炉工人的家一样，我购买了许多风格温馨的画作和一些银饰，我知道这些都是累赘的低俗之物，不是我这个时代的趋势，我和这些人工痕迹过重的装饰物完全不是一路的……这些欲望在我心底是被鄙视的，它们耻辱地存在着，不断地发出呐喊。我母亲没有用过马卡特装饰画，父亲也从未坐在摇椅中；安娜从不问起我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她知道我不敢回答她，她在等着那些伤痕累累的、干枯萎缩的记忆在某个时刻自动显现；可是，她在帮我，她在触碰这些伤口，想要给我支持，她忍受着摇椅和那富有浓郁的旧时代贵族气息的碗柜，等等。是的，我们‘忍受’着这样一间公寓；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品位都极其恶俗。安娜痛苦不堪。我小心翼翼地抓挠着身上的伤疤，不让自己感到疼痛。她如此善良，尽她所有的智慧在帮助我；她向我保证不让我感到羞耻，我要爱自己所爱，不要追求‘现代’感，不要期望变成一个‘进步、现代的年轻医生’——因为我也认为应该把家布置得现代一些，摆上简约的家具，简洁明了的线条突显出手术室的感觉，这才符合我的审美，最后我们也会变成‘时髦’的人——但安娜只是笑笑，依然买了些装饰用的抱枕。她不会阻止我哪天带回家一只金丝雀或是几条金鱼……她有的是耐心，你懂吗？她能忍受。她生活在公寓中，就像在期待什么，那东西却并不那么重要，某天会自动显现的。这一切，这些家具、遮遮掩掩的欲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想法背后究竟是什么在疼痛，什么在自我净化？——只是需要不停地忍受……她就是这么想的，真的吗？可她也是带着感情心甘情愿地生活。她愿意保持耐心……有时，她就像一个高级家政人员……”

他颤抖着说： “可是出于爱……唉，是的，爱。人们总说她有自己的出路。可安娜的‘出路’是什么？哦，就是义无反顾……我知道，就是义无反顾。安娜从不和自己较劲。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很久以来，我相信，了解……要完全了解，了解另一具肉体中的每一个秘密、每一个侧面、心灵中的每一丝情绪……也许了解一个人就像爱一个人一样。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实际上什么才是了解？能了解一个人到什么程度？能够和一颗陌生的心灵走多远？在梦里？接下来呢？我无法陪她进入器官的自我意识中。我不再需要等她闭上眼和我道别，将我带入另一个时空，引领我进入黑夜……因为存在着两个世界，我们生活在早已熟知的这一维度之外；也许我们在另一个世界会比在这个时空里生活得更加真实……现在我明白了，的确存在另一个维度，一个只属于我们、与他者无关的维度……即便如此，安娜还是会和我道别。白天也是，有时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午饭时，在我说话的当儿……我突然发现她不在了。这时，我就会把她叫回来。用力地喊她回来。我觉得我有这权利。对于此事，我拥有一切权利。安娜也跟我意见一致，没有附加条件，没有讨价还价。我们当然睡在同一个房间。我想要这样，我没法忍受分房睡，我不要来回跑，也不想在婚姻中弄什么个人空间，应该摆两张床加一个床头柜，就像在城外家具店的橱窗中看到的那样。或者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在床头挂一幅保佑婚姻美满的祷词。安娜睡在另一张床上。我们死后，安娜也会安葬在我旁边的墓穴中。我觉得，已经不能回头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很幸福，就像上帝与人类缔结的契约中规定的那样。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他就有权过上这种陌生的生活。可我总是无法知道什么是爱……理解得了吗？为什么要理解呢？完全没有意义。也许爱比理解更进一步。理解，本就十分罕见。那儿有一条界线……爱，也许是一种有韵律的节奏，出其不意，就像大千世界中突然出现的两个流浪者，在同一氛围中沿着相同的轨迹，由相同的物质组成。这是无法预期的随机行为。甚至可能并不存在。我已经见识过这般情景了？是的，可能吧……我终归不能确定。生活和爱情中的富有韵律的节奏。他们也喜欢做同样的事，听同样的音乐，以同样的速度在街上行走，用同样的节奏在脑海中搜寻对方……这样的情况是多么少见啊！这种现象……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相遇简直就是一种神话。真实的生活绝不是由这么多偶然事件拼成的。我相信，他们的分泌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分泌，同时他们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词汇思考各种现象……我理解，这就是以同一节奏生活。唉，这大概是闻所未闻的。一个快，一个慢，一个活泼，一个呆板，一个热情，一个平和。就是应该这样理解生活和结合……应该在这些不完美的例外中接受幸福。我毕竟是个医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梦游症患者。我的诊所每天都人满为患，他们抱怨爱情的缺失，‘没有勇气剖析自己’，迷茫地埋怨自己孤独的生活。我知道，即便在脱离单身的人群中，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已经有了人生伴侣的人中间，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各种欺骗、孤独，这些虚伪的人，连大自然都无法尊重他们。我并不孤单，安娜与我同在，她睡在另一张床上，沙龙里摆着一把摇椅，我们一起旅行，一起读书，安娜没有别的生活，她只有我了解的这种生活。她为我的三十二岁生日绣了一个衣领盒子，她揶揄着递给了我，用一种演员的风情配合我遵照传统的市民习俗庆祝。是的，毕竟在这个星球上，上帝与人类的契约允许我们很幸福。”

16

“一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回家，那是一点半。”他用一种上课的口吻汇报，“那已经是十月底了，下了两天雨。女佣在前厅帮我脱下外套，用擦鞋布把我的鞋擦干净。我们家在厨房里烧暖气，可以从前厅感觉到安娜已经差他们烧上了。你知道，这是这个家里一个小小的节日，‘首日取暖节’。前厅飘来一股取暖设备中淡淡的机油味，我不禁微微一颤，就像打了个激灵。我很喜欢温暖的屋子。我悄悄走进公寓，安娜坐在写字台前，正在写信。我早上让她为我订些新器械，好替换那些已经磨损不堪的旧器械，现在，她正趁着午餐未开始麻利地写信预订呢。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柔和、潦草的紫色笔迹。她脖子微微前倾，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外出服，上午她进过城。她没有抬头，忙着写信，将左手递了过来。我吻了一下她的手，站在她身后。窗上挂着一支温度计，我从那上面读出了房间的温度，十七摄氏度。很舒适。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冷。就回诊所服了一片阿司匹林。可能很奇怪，我怎么对这一天，这一天的每个时间点都记得如此清晰准确。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一般只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记得这么准确，或者会通过毫无逻辑关系的线索，描述某个受人尊敬之人去世时的环境：那是周二，下午一点半，十月二十八日，或是我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接着，快到两点半时走进来一个医生，数分钟后，大约三点前，他要了一杯柠檬水，三点过四分，他死了。这些细节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却仍然无情地折磨着我们的记忆，无限放大。显然，这样的事无法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迷茫地牢牢抓住现实世界的碎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令人难以理解，我们需要一些真实的、物质的、实实在在的支点，否则就会失去平衡。也就是这样。我们安静地吃着午餐。喝过咖啡后，我就去了诊所，我的一个病人三点钟过来找我。几周以来，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痴呆前兆，产生幻觉的时间很长了。清醒时，他的思维非常敏捷，他四十岁，是国家部门的公务人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很清楚自己说的话，只不过感觉像是在做梦。他说话迟疑不决，唱歌似的拖着音调，表情僵硬，像被催眠了一样……我想起一个跟他类似的德国医生的病例，想在我的笔记中找找这方面的研究。我站在诊所的书桌前，翻着研究资料，突然发现少了点儿东西，我的手指在机械地翻找……啊哈，我一定是在找火柴。可并不是这样，我手里拿着火柴盒。点上烟。失落感强烈地刺激着我。也许是我忘记了什么，是的……肯定是落在隔壁房间了。我走过去，女佣已经收拾过桌子了，她们开着餐厅的窗子通风，我走到窗边关上窗子。我要找什么？我不知道。我抽着雪茄走回诊室，坐在书桌前，心不在焉地盯着一些物件，文件，听诊器，血压计，放大镜，锤子，玻璃柜里的剪刀、回形针、刀子、笔盘，药柜里的注射器，装着吗啡、胰岛素、硝酸银的小玻璃瓶，碘酒，秘鲁香脂，膏药，绷带，病人们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可以开始问诊、治疗了，就像昨天一样，就像五年前一样，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要各就各位。我也是，是的……我也有自己的位置，在我的诊室里，在我的家里。隔几个房间，安娜就在那儿等着我，我的钱存在银行里，不多，但今年不会有大问题，可能明年也没问题，谁会想得那么远？很明显，我身边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安娜负责打理我的诊室，到处都能看见她留下的痕迹，她把我的笔记和工具摆放整齐，把一切都安排得非常称手——但一件事一直让我很困惑，那就是不管我要找什么都找不到……不，什么都不会找不到的。我吃完午餐，吃得很撑，雪茄味裹着黑咖啡和淡淡的甜白酒的味道，在我的口腔里融化……是的，我轻飘飘，好像晕了。我没有忘记什么吧？我看了一眼工作日历。两点半是一个疑似痴呆病患者，接着是一个胃痛病人，再是一个失眠的将军，随后是一个守寡的法官太太，她觉得自己无法吞咽，却还在发胖。接下来是一个丢了工作的国家铁路局售票员，他勤勤恳恳地干了二十年，却在一次半开玩笑的聊天中冒犯了站长……是的，这些都‘没问题’。那么，究竟缺失了什么呢？我究竟遗漏了什么，忽略了谁？为什么这种不安在不断加剧？我打开门，轻轻地对着隔壁房间喊道：安娜……没人回应。我踮着脚尖朝她的房间走去，从门缝向里望，她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条绿色的毯子睡着了，看上去很疲倦，眼圈泛黑，现在她有的是时间……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又踮着脚尖走回去。一切都井井有条。我拨了一下立钟的指针，慢了三分钟。就在这时……或许，是这一刻吗？真的存在这样的时刻吗？可以这样衡量那种时刻吗？……我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客观。我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也不指望你能相信……我只是在陈述我所了解的……该怎样就怎样，不会有别的方式。那一刻，我想什么都没意义了。我四下看了看。一切都是如此熟悉，一切都是如此完美地各就其位，电话本中有我的地址，这是我的家，门上挂着我的名字，我的安娜正在屋里休息……只是，正是如此，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我没法解释。也不能理解。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就连赋予它们一些意义都不能作为最终的目标。这就是现实，是的……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走到门厅，外套在墙上的衣架上，那是女佣半小时前挂上去的。墙上还有一幅牛津游览图，是一幅早前的平面图，下面是一只晴雨箱，里面放着一把男式雨伞和一把女式阳伞。主人正要迈出这座神奇公寓的大门。是的，雨一直在下。我又走回公寓，想把安娜叫起来；可是，应该对她说什么呢？我觉得，在我的病人到来之前，需要把有些东西理清头绪……我这样没法工作，没法治病，这种状态，恐怕连活着都很难。活着？我愤怒地讪笑起来。真是太过分了！我在诊所里坐下，客厅里有人找我。我听见那个疑似精神病患者嘴里嘟囔的声音和接待小姐回答他的声音。这样不行，我想。我需要很快地理清思绪。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家具的摆放位置。或者用烧柴取暖取代中央供暖。或者离开几天出去散散心，或是更聪明一点儿，干脆换个行当。也许应该跟安娜商量一下……可我该跟安娜说什么？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或者事件是我想在这一刻跟她商量的了。我看着灯，打开，也许不够亮；现在，灯亮了起来，很快这一切就会有‘意义’的。但灯就是亮了也没用……我又跳起来，两只手捂着心口，我觉得这时的我应该脸色惨白。安娜，安娜！我无声地喊着。恐惧攫住了我。我感受到即将发生的事。我感受到了？不，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安娜还在睡觉，我不能无缘无故把她从梦里揪起来……不过，现在，或者稍早之前，或者可能很久之前，发生了什么？只是我现在才感觉到，意识和感觉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就像悲剧过后寂灭的星光一般向我们袭来，那是另一个空间，而我却觉得，那‘另一个’空间，那个‘现实’，变得越发逼仄、有限了，就像我自己的空间，那片模糊、无尽一样……已经发生了，是何时发生的？当两个人之间出现裂痕时，谁能把那一刻拍下来、固定住、触摸到？是在夜里，我们睡觉时？今天下午吃午餐时？还是稍早之前，在我回到诊所时？还是以前，很久以前，在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生活、交谈、亲吻，我们躺在一张床上，搜寻着对方的手和目光，像两个牵线木偶那样，即使弹簧断了，身躯依然在吱嘎作响，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活动……人死后，指甲和头发依然在生长，可能虽然血细胞已经死亡，但神经细胞还活着……我们什么都不懂。我该怎么办？我要点一盏多亮的灯，才能在这团迷雾和乱麻中找到那两人之间某种微妙的气场终止的唯一一刻，那千分之一的一刻？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安娜没有‘欺骗’——我几乎是盼着那一刻的，尽管可能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我能够看到或触摸到的敌人，我可以向他发起进攻，将他杀死……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并不存在。只有我们俩，她和我。这是一片迷雾。意义早就从这些家具、这套公寓、这份工作中消散而去，这只是一些化学方程式，其中的实质早就挥散无踪了。是的，这都是些朦胧、模糊的幻影。生活的实质、意义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还能活多久呢？哦，我知道的，很久。病人们来来去去，他们也就是这样，活上十几年，在黑暗中，永远在裂缝的边缘徘徊，而这条裂缝深不可探，没有意义也没有内容……被空虚、黑暗紧紧包裹。安娜还睡着，这时我觉得她睡得像个死人。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在这空虚的迷雾中探索着前进，这世界是灰色的、空无的、冰冷的……就这么活着，很久很久。吃饭、睡觉、做爱……是的，为什么不呢？就跟现在一样。因为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迷雾中存在或浓或淡的阴影，空虚也会变得拥挤或弥散！现在，我知道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昨天，也不是一年前，而是从我们相识之日就开始了。人们不会意识到这点。他们不会，也不敢意识到，有一天，他们的生活再也没有实质内容，再也没有意义……就连最伟大的人也无法承受。托尔斯泰在知命之年，才……才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这种空虚。他也承受不住。没有人受得了。我该逃去哪儿？可是，只要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有安娜的身影，那么一切就都有意义了。生命……安娜就是生命。她还睡着，我知道，她跟我没有共同之处，我俩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是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我特别想出发，去寻找、呼唤，看看接着会出现什么……也许我能将它带回来，让它和安娜同在，生命的形式多种多样。可是，空虚却不是。它就是如此开始的。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着。还生活了四年。”

他举起食指： “医学术语叫作：感觉无能。这是一个被偷换的概念，能很好地适用于工作，却无法在生活中作出解释。有一天，四年的婚姻啊，在突破重重困难走到一起后，我应该知道，安娜是如此……到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穿的……安娜自己也不知道。表面上一切照常。现在看来却如此明显……我看见了它，我小心翼翼地审视着，我收起诊所里的物品，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是多么平常！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与此相似的东西。我拾起了散落的悲剧，这是一种底色。家庭分崩离析，人们或向着死亡奔去，或失去了工作技能，迷失了对职业的追求，社会责任感逐渐弱化……家庭缺位，感情匮乏、消散，有一天，生活终将分崩离析……而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冷漠的生活伴侣。我不相信。于是我开始研究。我拒绝一切理论，抛开所有用于科学验证的辅助工具，独自一人挥起斧头，一路往那片原始丛林冲去。我需要穿过去。决不能停下来。我在寻找能聊以自慰的表象。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当然，我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得出这个结论的……我小题大做起来：冷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问题。原因可能是教育、环境、恐惧，也就是一切文明的代价。那些在阶级社会中对文明肩负责任越大之人，其问题就越严重。阶层越低，这种问题就表现得越温和，也越容易解决。我发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阶层中，大部分女人都很冷淡。”他语调尖锐、语气生硬地说道。法官用裁纸刀轻叩桌面。这个动作魅力十足，很引人注意，尽管声音很轻，却非常有力。“请原谅，”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事。一切平常之事都是廉价货。廉价而危险。”他咳嗽起来。格雷纳尔医生等着法官的咳嗽声完全停下来。“我谨慎地说过，”他僵硬地说起来，“我说过，大部分女人是这样。而且就是我们社会阶层中的女人。看上去，这就是文明程度提高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受到影响之人都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瘫痪了。有时，我能找到原因，偶然性、运气和执着会将有些东西揭示出来……但大多数时候，我什么都无法了解。我只能判断现象，却无法弄清原因和结果。有时能平息这种纷乱……但很少能做到。有段时间我觉得很惭愧，我被说成拥有神秘力量的巫医。那些病重的人们不会放过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当然，我也没法帮他们。只能缓解病痛，解释病情，安抚他们的情绪，是的。我并不是心怀善意之人：我根本不在乎这些病人。想象一下，如果你爱的某个人病得很重……医治他的前提就是解剖一些活人，或者用一些活物做实验，这样才会有用……我想治疗安娜。现在，她也明白了。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正阻碍着她与我完全合而为一。身体很顺从，灵魂也没有异议，剩下的秘密就是个性，它没有完全投入进来。她最看重的就是一颗灵魂，一片赤诚，一个人或一件物。与生命无尽的组成物质相比，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虚无？自然挥霍无度的运作方式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知道大脑有六十亿个细胞，除了如此这般的物质铺张之外，一种隐秘的感觉，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毫无意识的情绪又算什么？有时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我又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我试着让自己相信生命的意义是唯一的，就是为人类服务。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我剖析自己，绝不手下留情，我躺在手术台上，毫无保留，彻头彻尾地审视自己的情感、记忆，然后我希望：我错了，我犯了个错误，我并不爱安娜或者爱她爱得不够多，我不够聪明或者不够狡猾……也许就是需要这样。爱情不是田园牧歌！我病倒了。同事帮我做检查，我只是选择性地听了一下他们的意见。首先出现问题的是男子气概。这还有名字，什么东西都有名字：压力，他们说，造成了心律不齐。当精神无法处理一种情绪时，它往往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扰乱身体的机能。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表现为机能退化。有时会发生一些少有的，连我们自己都发现不了的变化。这是一种压力感，也就这样了……不期而至。再然后，就没事了。你对这种事肯定不熟悉，你很健康，不存在让你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情绪。”他飞快地、不带情绪地说。法官感觉自己脸色惨白；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下意识地抽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或者还有一个理论认为，这是一种感觉，这种特殊压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僵化成文明，成为一种溃散的文化。你说得对，这只是一个理论。然而，这些症状却相当顽固。恶心的感觉。这是一种……羞耻感。就好像你犯了什么弥天大错。谁听见了？我们就这么生活了四年。然后，安娜受不了了。表面上看来，是她受不了这种压力。婚后第八年，我们决定离婚。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震惊，为我们感到惋惜。我们一直是一对模范夫妻。别人都以我们为榜样。我们从不欺骗对方。也从不争吵。只是，我们再也受不了在彼此面前保持沉默。你知道，就是性格的问题。安娜走了。我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17

“这四年，也就是我们婚姻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他自问道，眼睛盯着窗外。街上还是一片漆黑。公寓仿佛凉透了。法官感到很疲倦，开始浑身发抖，不停地搓手。格雷纳尔医生两手交叠地坐着，时而目光盯着手掌，时而不停地绞着手指。“这种……我试着抵触这种观点。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在与之对抗。生活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需要互相陪伴，共同承担生活，抵抗压力。倒是有这样的意愿。是的，有的……有很多可做的。也会痊愈。我看到过。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痊愈。我鄙视这种晕眩，它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行为。请务必保持完整，保持身体和灵魂的完整，去相信，去仰视，向着意义的方向。它在明亮的高处……只是在深水中，深重的阴影、恼人的冷血动物、长相奇特的鱼类不停地在水底爬行、逡游，没有任何意义……去明亮处！我想。现在，我终于懂了，没有别的方法，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环境把命运变成了一种偶然；我们得到了该得的一切。都是些碎片。也许我也可以……你知道，当事情关乎整体或一切，或是与什么都无关时，人就会变得平和。安娜跟我在一起时，并没有全心投入……这很难说……即使到今晚，还是很难说。有段时间，她还想寻求解决办法，她想受点儿折磨，就像一个全优生要完成繁重的课业一样。安娜很优秀，也很单纯，安娜爱我。这样终究也能生活……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假如每个人都想变得完美，得到真理或者找到唯一的解决之道，他们又该往何处去寻找！还有别的。耐心、人的奉献、望不见尽头的世界……只不过，你看，如果这股诡异的暗涌无法改变我们的意愿，那么这一切都将成空，神秘的虚空。你与其他生灵之间的这股特殊的潮涌……这就是生活。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在填满生活。但这架机器在空转，什么也无法碾磨。也许我还能忍受。但有一天，安娜终于逃离了……公寓，我们昨天还共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装饰和摆设，与我们毫不相干。语言在昨天还有意义，而今天却只是陈述事实的工具。

“就这样过了四年，”他轻声说，“四年。四年的等待。四年的尝试，治疗方式、生活方式、集合、个体、麻醉药物。四年的炼狱。”

“请原谅，”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也同样柔和地低语道，“你从来没有……我理解……你什么都不相信？”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医生说。

沉默许久。门悄悄地打开了。泰迪从半开的门进来了，这是一条胆小的宾格利犬；它谨慎地试探着靠近他们，浑身毛发直立，不停地颤抖，看上去很自卑。也许这会儿它很紧张，克里斯托弗稍有走神。他想用命令的手势赶走这条狗，但他的手就像灌了铅似的，行动的指令无法传到手上。而且，他也觉得有些不自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他在《圣经》中读到的，上一次又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他想大声地说出来；但他的喉咙被封住了。时间不早了，也许快要天亮了。他还不累，注意力特别集中，思绪活跃，他记不得最后一次这么精神、这么清醒是什么时候了。泰迪站在医生面前，下巴搭在他膝盖上，用疑惑、宽容的眼神盯着这个陌生人。医生缓缓地抚摸着它的头。“我能对这四年说些什么？”他的语气好像是在问这条狗，狗抬眼看着他，“这里的一切都是黑暗的，毫无尊严……失去尊严是活不下去的。至少她这样想，安娜，她没法卑微地活着。所以她走了。她离开了六个月。律师递交了离婚申请。昨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还是前天？我忘了……时间全都混淆了。将近晚上的时候，过了六点，电话来了。她的声音在电话中听起来如此陌生。她住在旅馆里。是的，她知道明天下午要……律师已经写信告诉她了。她在电话里没有说话。我六个月没见她了。这段时间她都干什么了？她在哪里生活？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都‘无法解释’，需要一鼓作气说清楚，我只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或许是完全的沉默。她的沉默从城里某个遥远的电话听筒里传来。随后她说，她想和我谈谈。她说得很快：让我别担心，没什么事。一切还像我们之前决定的那样。她知道这样不对，也许还是不要见面比较明智。但如今，我们已经明智了这么长时间。当我听说她非常疲惫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去找她。她住在那儿，多瑙河岸旅馆。她让我记下房间号；又跟我说不用告诉前台我的名字。这一切都非比寻常，这种陌生感让人背脊发凉。安娜让我去找她，还不让我告诉前台姓名……接着我们会交谈，谈些什么呢？……谁会出现在我面前，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接下去该怎么办？摇铃叫客房服务？让他们上点儿茶？这一切都有种无法言说的怪异，我在电话中痛苦地发出了可笑的声音。我手中拿着高礼帽，站在安娜面前，就在旅馆的房间里，眼神犀利地盯着她。她命令我坐在她身边……她大约是想让我放松下来，让我觉得像在家一样自在……房间里到处散落着她的衣服和行李，那肯定是我一年半以前在多罗乔路给她买的那瓶红酒的包装……但也许是人家新买的东西；也许？肯定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害怕‘新’东西。也许她还买了一件新礼服，这六个月里我没少给她寄钱，我知道她在施泰尔马克的疗养院住了很久，接着又去了柏林，住在她一个很久以前就移居到那里的朋友家里。也有可能她和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这样也好，我想。但就在那一刻，痛苦深深地刺进我体内，刀锋触碰我的腹膜，就像扎入了一个麻木的身体……不，熬过这种痛苦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我没法完全确定在受到痛苦侵袭时，一个人究竟该如何表现。也许应该拳脚相加……一切决定和尊贵的意愿都无法挽回。我应该待在家里，否则我就应该避开这次见面。我一直很厌恶这类好搭档似的夫妻，他们即便在离婚的过程中或是离婚之后，也能愉快地见面、共进晚餐，互相信任，做彼此的知心朋友。我不要做什么好朋友。明天中午我们就要离婚了。我知道法官的名字，他是我的校友，他会宣读离婚判决。我也不想再见到安娜。我的心胸没那么开阔。我也不要做她的好友，宽容的朋友。我一点儿也不想再与安娜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能那么做，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可她现在已不在欧洲了……是的，或许当我听说她死了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那些在‘事后’还能轻松而不失礼节地与对方做朋友的，都是些什么人呐？……一股黑暗、强劲、纯粹的情绪将我与安娜紧紧绑住。我曾经想要爱她，毫无保留地爱她……但现在，我却想要带着我所有的秘密，完完全全地逃离她。我不想神色哀怨地去见她。我看不起这样的人。这时她突然说道：你在家里等着。她挂了电话。”

他双手捧起狗的脑袋，两根大拇指掰着它的下牙床，观察它漂亮、健康的琥珀色牙齿。“诊所已经没人了，所有人都走了。我不停地在公寓里转来转去。这六个月里，我一直一个人生活。我把女佣解雇了……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女佣背景有点儿问题，有犯罪记录，不过你的材料里没有她的名字。打扫卫生的女佣还来，我用不算高明的手段欺骗她……是啊，人总是不知道有一天会因为什么而感到愧疚。有几个早晨，我不让她进卧室，好像那儿有个过夜的陌生人一样。但其实什么人也没有。六个月来，谁也没来过。这六个月……这也不是最糟的。这儿成了一个空旷的广场，回忆空空荡荡。四年，八年，三十八年前更糟糕。我的内心失去了平静，却并没有感到特别痛苦。这是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就像病入膏肓，突然一切就要完结了一样。而现在，这种畅快之感即将走向终点。我该怎么办？我浑身的神经都想要逃离。我们在公寓里不停地踱步——我最终还是无法让安娜在沙龙里坐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像最初那样，一起选家具？一段婚姻就是这样开始的，也将以相同的方式结束？我站在黑黢黢的前厅里，似乎听见警报拉响的声音。我就这样等着安娜。她到了，门铃响了。门铃，在一片寂静中，轻声响起来。接着，一切都改变了。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迎接她，是该吻手还是只握手？……安娜怎么样？还是那么熟悉……但她的鞋、保暖套袖和礼帽都是崭新的。她很疲倦。我们朝诊所走去，就像两个在工作时偷懒的人。安娜像那些疲累不堪或是恶疾缠身的病人一样躺在沙发上，就是那张已经摇摇欲倒的沙发上。我煮了些茶。安娜不做家务，也不随便说话，她不关心公寓里的一切，也不会像受了冒犯似的指责这个或是那个没有放在原位。她闭眼躺着，小口啜着茶，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无力地微笑着，紧闭双眼。谁都没说话，我看着这张熟悉的，熟悉得令我格外痛苦的雪白面孔。一切疑问都会显得多余而绝望。她为什么要来？她还有什么要说的？明天下午，在法官面前，她挽着律师的胳膊走进审判大厅，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走完我们这被肢解的八年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刻，不是更明智吗？我沉默着，因为一切鲜活的词汇都无法像过去舞台上呈现的那样指涉他物，一切词汇都将一股脑儿地揭示出事件的原委，我无法知晓什么样的事实会倾泻而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将近午夜时，她躺在沙发上，不肯放开我的手，她开了口。她想对我说话。她早就想说了；但想说和确定想说完全是两码事。人活着，知道一些事情，这种知识编织起了这个人的思想与梦想，他总会去想象，却从不组织语言，只是形象地去想象。然后，有一天，他就会了。而这时，他却无能为力。这就像下棋一样，他只能走一步到这儿，或者那儿。一步，就这么点儿机会，也可以放弃；一步，生活就许你这么点儿机会，而对手，那个无形的对手不会直接将你的军，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么活着，一步一步，绝望地活着。不管怎样，只能陷在这棋局中，怨艾这一步一步的机会。上帝啊，怨艾……这些话啊。她的手握够了。我沉默着，两根手指不自觉地搭在她脉搏上。她的心脏平缓而安静地跳动。她一点儿都不紧张，神经舒缓。她说话思路清晰，还不时停下来，沉默一会儿。她的话条分缕析、情感丰沛、深思熟虑，我们就这样理智地谈了一个晚上。

“这时她可以谈了，因为不再痛苦。”格雷纳尔医生说道，他聚精会神地检查这条乖狗的牙齿，“能够认识到这点，需要的是孤独，深沉的孤独。那时，她已经拥有了孤独。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斗争，探索灵魂的本质，为得到这种认识而武装自己。她终于可以说：遇见了。一个人和自己的相遇。也许会很恐惧……我一直不敢。我的工作、本性、角色，我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未曾完全认识自己的基础之上。安娜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刻，不可能逃跑了。这是种无休无止、无法衡量的孤独感，她说。在这个空间中，谁都无法靠近去帮助她。只能独自承受。这始于柏林，有一天，她接到了离婚判决当天代表她出席的律师的信函，律师告诉她，审判日期已经定下，还告诉了她法官的姓名。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博士，这是法官的姓名。律师还写了点儿其他内容，跟我谈了好几天安娜的赡养费问题。现在她都知道了。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那就好像是一道命令，一次打击。也许，令人惊讶之处就在于这是一股能让灵魂在这命令面前封闭起来的力量！八年，九年！安娜准确地算出：十年零三个月。她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你的。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你已经是法官。还没成家。其他么……不过其他的你也都知道。现在，你都知道了。你不用否认；这跟你没关系。没人会指责你。做不了什么……谁都做不了什么。我的确对你有一个疑问。就一个。之前我已经问过了。现在，我再问一遍……也许……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已经猜到我的问题了。这八到十年里，你梦到过安娜吗？”他卑屈地问道，声细若蚊；他神色若乞丐，说话像医生。科密沃什用裁纸刀敲了三下桌面；接着，把手里的工具丢到一边。“梦……它是什么？”他兀然鄙夷地问道，“生活不是由梦组成的。”“哦，不是的，”医生急忙掩饰尴尬，“梦，你说对了，梦并不代表什么。它们没有建构的力量，也无法反射光线照亮生活……起码鲜少发生过影响白昼的情况。只有在科学、艺术和文学中才有这样的例子。但梦，你说对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干扰。没有意义。梦极少成为事物的原因，几乎永远只是一种结果。你看，”他低三下四地说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我要的并不多。对你来说这没有意义。很简单……在我投案之前……我想要知道真相。一个处在我这种情况下的人，要求的已经不能更少了。你就像在用一菲列施舍大街上的乞丐。而对我来说，这一菲列就足够了。你说……不，这太过分了，太粗鲁了！你发发慈悲，替我想想，把这些蒙在迷雾之中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真相送给我吧，就当是纪念我。这些年你梦见过安娜吗？”他固执地重复着。法官浑身一激灵，伸展了一下麻木的四肢，一动不动地坐了几个小时后，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透心凉。“梦，”他说得很慢，仿佛要将每个词按词汇组合的本质拆解开来，“梦境，疯狂。”他缓慢、吃力地重复着。“是的，是的，”医生赶紧安抚他，“梦境，疯狂。比迷雾还少见。我们不能这么做。暗影在玩弄我们。你梦见了吗？”法官眼神迷离。“十年，”他说，“你说，十年了……我不记得了。”医生想要扭转态势，说道： “我想是的，怎么会不是呢，我想是的。如果还要提条件，那也太大胆了……人们总会忘记自己愚蠢的梦。假如我今晚没来这儿，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心灵时常会创造一些幻境。它会将一种思想、记忆和欲望置入真空中……完完整整地。你看，安娜很久以来什么都不知道。当她遇见你以后，当她知道人们了解现实的方式，知道人也有手有脚之后，她还是无法理解自己从何处得来这些能力、力量，能让她在这十年中与世隔绝。她说，这样的移情几乎是完美的。当然，是那些梦……但那些梦已经无法让她像十年中的每一天，挽着我的手臂度过的每一天那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是爱我的，否则还能怎样？但她一直牵挂着你。人们是不相信这种事的。但我需要证明这不是真的。所以我来了。现在，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安娜死了……是的，我杀了她。对我而言，现在只有理论意义了。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检验。当然，我个人也是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安娜死了。你知道，那天夜里，她说十年前她见到你，而这次相遇的意义对她来说是天翻地覆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相遇……让我想起了这样一种召唤。我无法装聋作哑地陪伴她左右，我也不可能误解她。她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天夜里她还说，你也应该听从这种召唤。一个人不可能听不见，这召唤声比惊雷还要震耳欲聋，一个人不可能在这召唤声中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地继续前进，成为一个耳目闭塞之辈。这样的相遇一生只此一次。但生活，你知道……另一个人……有时就径直前行了。得不到任何解释。谁都无能为力。生活还在继续，清晰的召唤声一直在回响，你们有时能遇到彼此，但后来你成了家，再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接着便天亮了，青年时代继续前进，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万物秩序’，我介入进来，一切就停留在了朦胧、模糊的自我意识中，一个人的声音和动作、某次在岛上手中握着球拍的相伴而行。这比虚无还要缥缈。你会时常进入她的‘脑海’吗？年轻的女孩总是不乏追求者；而你只是没有追求安娜。尽管如此，追求……口头上什么也没有错过。而这一切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的幻想。但后来，生活将安娜转交给了另一个男人。我就是这个男人，我们相爱了，不惜一切代价地相爱了。她把一切都给了我，唯独缺了你。她不知道，她从不谈起，也从不想起。可能这就是矿藏的燃烧方式，缓缓地升腾起烟雾，像灵魂保守秘密。白天的景象被梦境替代，出现了千变万化的情景、面孔、人物和状态；你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她和我在一起时神情一直很警觉，她其实没有和我在一起。然而这些时候，她都认为自己与我同在，最后，你还是向她走去。”“这简直就是疯了。”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说道。他想要跳起。但医生冷漠笔直地、一动不动地僵坐着。“你看到了，这个病症只有你能诊断。也许，是疯了。是臆想。是歇斯底里的对女人的意淫。但如果我在你这儿能找到这个梦的另一半……那么臆想将会停止。回到现实。就像山河、房屋一样的现实。那时，只有在事情发生的地方才会有另一种现实；事实、行为，是的，事物本身只能反射另一种更真切的现实。假如你回应了，假如你能够回应，那么安娜便能说实话。只需要一句话。你不敢说吗？要我帮你？还是你不会说？回答！”他咄咄逼人地边说边站起来，朝法官走去，故意挺直腰板，好像长高了一样。他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挑战姿态站在科密沃什面前。“你受不了……我明白了，这很困难……是的，如果是这样，你在这儿建立的这一切，在你周围沉睡、栖息的一切，都将只是一个错误。是一场误会的产物……回答我！”他两肘撑着桌面，身子倾向法官。“她回答了，她已经回答了。她确信自己敢于面对。黎明时分，在她坦白一切后，我去厨房煮咖啡，因为她冷得发抖。等我回去时，她已经睡着了。我给她盖上毯子，坐在她身边。已经是早晨了。她睡得很沉，有时会在梦里发抖，我又去拿了一条毯子，盖在她肩上。她就这么睡了两个小时……那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嘴开始冒白沫。我在诊室的书桌上看见一个玻璃杯。那是她在我去厨房煮咖啡的十分钟里拿来的。大概早上五点半左右。毒药已经吸收进体内，我熟悉安娜的体质，就像全世界只有她这一个身体一样。人在这种时候只能机械地行动。我知道还为时不晚。毒药完全吸收需要四五个小时。医生的本能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从下面的抽屉里翻出空气泵，同时要打急救电话。这种时候，人一般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会去想；你看，我突然又变成医生了，神经完美地配合着，我吸满一针筒强心剂，手里拿着强心针和空气泵朝熟睡的安娜走去。她已经昏迷了，但这会儿的无意识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死了……我把空气泵丢在桌上，两根手指拨开她的眼皮，反射已经没有了。我坐在那儿，你知道，是个人都知道……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就太悲惨了……我熟悉安娜的体质，也清楚安眠药的药理、剂量，我知道身体会在什么时候如何反应……我知道这剂量是致命的，但还没有完全吸收，我还能救她，这时候，也许还有半个小时……她的脉搏很弱很慢，但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试试所有的办法，也许我还能救活她。也许？如果我救不了她，就不是医生了。这是一个典型病例……可以用来教学和示范，这就是那种我们确实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病人的病例。我把针筒放下，在她身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看着她。我用手绢把她嘴边的白沫擦掉。我一直看着她。这时我意识到，我不会去救安娜了。她选择了这条路，迈过了最难的那道坎，走出了第一步。她再也不知道了。多么简单的一步，就像做梦一样——是啊，真的就像做梦一样——现在她能从生活走向死亡了。摇摆不定的无意识状态，有些像她活着时一样……她不可能走得更美丽了……我抓着她的手，脉搏越来越乱，波动越来越大，随后逐渐慢了下来。这节奏很特别。这时我知道，我不会叫救护车了。过了一会儿，我放下安娜，清洁女工按响门铃，已经八点了。我走到前厅，把她打发走了，在公寓门上挂上一块牌子：‘格雷纳尔医生有事不在’。我走回安娜身边。现在……现在做什么都没用了。躺在我面前的身体，这具珍贵的、最可爱的身躯，成了一堆细胞团，身体正散发着自我意识的最后一束光芒。这具身躯从未完整地交付于我。我跪在她身边看着她。我为什么要把这具身躯救活？这是一场意外，一场不带感情色彩的愚蠢的意外……她在这尘世的喧嚣中与某个人相遇了，灵魂跌跌撞撞地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她无法痊愈了。前方有什么在等着她？还有什么在等着病人们？挂着我熟悉而深爱的疲倦、甜美、悲伤的笑容离开，竟是如此容易……这笑容就是她，安娜……我在这几个小时内，在她失去意识的脸庞上，找到了这笑容极为微弱的反射光芒。过了正午。脉搏已经感觉不到了。我在这儿，在安娜的尸体边坐了几个小时？早上五点半，我发现她失去了意识，那时我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过去了，我就这么坐着，我们俩。两个人……是的，这是属于我的。我理解了安娜，理解了这些力量后的几个小时，哺育了生命和死亡。我无法说出口，无法对此说些什么。我只是刚好理解了。快四点时，我用安娜经常披在身上的那条毯子把她裹好。我知道，是我杀了她。法律条文里，这种行为叫什么？非蓄意杀人？谋杀？是啊，我并不在乎是什么罪名。我走到浴室里，刮了脸。接着又回到诊所，把我想用来复苏安娜心脏的针筒扔掉，掏出另一支针筒，吸入吗啡；我卷起袖子，用蘸了消毒剂的棉球擦拭了一下皮肤……但这个动作把我吓到了。我还不想死。我还有事情没做完。这个微不足道的医学预见提醒了我，我并不是真心的，我不想死，至少现在还不想。我应该早点行动，应该了解些东西。现在还不能。我需要知道真相，我需要听到那句话的另外一半。然后，是的……安娜开了那句话的头，现在请你把它说完。我想，就算是回答一位女士的问题吧……我把安娜留在那儿，锁上门，就来你这儿寻找答案了。你不回答，我是不会离开的。这些年来，你梦到过安娜吗？”

这时，泰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它站在书桌前，又向克里斯托弗走去。法官站起来。他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房间里，清冷早晨的光线透了进来，还有些昏暗，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的脸在这昏暗的光线中有些发灰。“是的。”他用颤抖、浑浊的声音说道。“很多次？”医生问。“很多次。”医生善意地点点头，仿佛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似的，现在他只想知道一些毫无意义的细节： “是周期性地经常梦见吗？”法官想了一会儿。他所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犀利而干涩的，就像个独裁者： “这我不能回答。”医生又点了点头，无意识地、缓慢而痛苦地搓着手： “是的，这很难回答。也不重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他坚定而彬彬有礼地询问道： “在这十年零三个月里，你是否幻想过和某人发生身体接触……你在想象这种身体接触时，是否在你眼前鲜明、清晰、真实地浮现出了安娜的脸？”科密沃什开始缓慢地绕着桌子走，他往窗边走去，停下来，向外望去。他转过头说： “这我也不想回答。”“谢谢，这就够了。”医生恭敬地说，“没有其他问题了，请原谅，打扰了你这么久。”他鞠了个躬，朝门厅走去。

18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把他送到前厅，为他递上外套，打开门。“上帝保佑你。”医生说道。他往上提了提外套的领子，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门口，又鞠了一躬，动作有些僵硬。“上帝保佑你。”科密沃什说道，在医生身后关上了门；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小会儿，听着医生小心迈出蹒跚的步履。他走回房间。泰迪在他身边没有动弹。“去你自己的地方待着。”他轻声地对狗说道。但泰迪这时也有点儿“神经兮兮”，它浑身发抖，毛发直立，低声咆哮着。法官靠近这只打着冷战的狗，坐在桌前的扶手椅中，一只手托着狗脖子，时而不经意地摸摸它耸着湿乎乎鼻子的脸。突然传来的房门开合声打破了屋外马路上的空寂。克里斯托弗看看钟：六点一刻了。还有半小时家里人就要起床收拾了。他觉得很冷，慢慢在冰凉的家里踱起步来。他停在孩子们的房门边，小心地转动门把手。泰迪轻轻地向前跑去，用身体顶开门，转头看了看主人。两张围栏床中间的小桌子上点着一盏笼着纱罩的灯笼；高博踢掉了被子，他样子胖乎乎，不时抽抽鼻子。爱斯特在梦里满头大汗，她长着金发的小巧脑袋从枕头上滑了下来，一只手抱着米老鼠，那是两周前将军夫人从维也纳带给她的时髦玩意儿。法官走到两张床中间，轻轻地为高博盖上被子，又把枕头塞到爱斯特的脑袋底下。他看着这两个熟睡的孩子，看着昨天下午还想玩“三只小猪”游戏的高博，可他没有找到那第三只小猪，所以，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整个白天他都闷闷不乐。现在，他平静下来了，这张胖乎乎的脸安静地微笑着，仿佛正梦见什么舒心事儿呢。克里斯托弗关切地看了看这张微笑着的孩子的脸。这男孩是科密沃什家族最年轻的后代；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胖孩子能做个干净、清爽的好梦，夜晚的黑暗力量千万不要靠近他；也许，也许天明时也一样，科密沃什· 高博的生命正迎着朝晖，不久便将迎来无限光明与灿烂。他站在两张床之间，思索着头天晚上侵入这个家庭的暗影。他走去赫塔的房间，在门边停了下来，看着睡在朦胧纱帐中的妻子，认真、仔细地端详起她沉睡的脸庞，深沉地吸着这房间里熟悉的气息，望着床头上方的十字架和圣水盆。赫塔信仰基督教，他想。我了解她的梦。这一切绝不会生出“歧义”，这个沉睡的女人和两个沉睡的孩子……他悲伤、疲倦地笑了笑。睡梦中的妻子感觉到了他的眼神，轻叹了口气，转过身去，抬起雪白的胳膊，在空中做了些无意识的动作后，便把手臂收回被子里。睡吧，克里斯托弗想。安静地睡吧。天亮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在身后关上门，从这温馨的生活氛围中抽身而出，回到书房伸了个懒腰。现在该干什么呢？睡觉已经来不及了：几小时后就要开始办公了，要去上班了。他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一样，睡眠不足，还有些紧张：就像一个夜里巡游了陌生之地的人一样，现在，他觉得与晨光一同射入他眼帘的熟悉和信任是如此令人欣慰。是的，他要去泡个澡，刮个脸，换身衣服，也许还要和孩子们共进早餐。十点钟要开始第一场调解会，他正好那会儿会出现在法院。需要调整一下日程，今天上午有一个案子取消了。可以确定的是，结婚或是解除婚约、调解或是离婚一直都是这样。

他站在窗边望着街上。在清晨金色的房间里，他看见这条街道时刻展现出的生动线条和无法忽略的绰绰暗影。他用一条胳膊撑着窗框，就这么站了许久。真的，这就像是晚间出游归来，在清晨终于望见自家屋顶时的感觉。那种清醒的疲倦隐隐刺痛着他，这是一种被疏解了的紧张感，是轻松的解脱，他觉得自己从某种陌生的危险中，也就是旅途和陌生感带来的威胁——是啊，又一次袭来——中逃脱了。从今往后，他就生活在家里了，而且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离开家。看上去，这就是现实，这些房子、隔壁房间里熟睡的可爱脸庞、工作、触手可及的世界。是的，这个晚上他走得太远了。应该卑微地活着，因为清醒和沉睡之间有一只异样的手，陌生的意志引领着我们。他想要相信；在这目之所及的世界里，他想要谦卑地信任一个自己都不熟悉的他者。他想为家庭和另一个他敬重的、他业已宣誓奉献的更大集体作出贡献；他要按照上帝的最高旨意和人类准则作出贡献。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他擦了擦额头。他迷离的眼神从窗外的街道转了回来，停在“克里斯托弗一世”的画像上，停在那儿。这位大法官平和而充满感情的眼神望向时空；画中的他穿着礼服，神色庄严，毫无畏惧。他看着画像，仿佛听到了早已消失在时空之中的人的声音：醒醒，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醒醒，鼓起勇气！天亮你就该工作。保持谦卑，鼓足勇气！要有信心，要摆正思想！世界是柔和的；要保持你的专业精神！他低下了头，把脸埋在双手之间。

要什么时候才能罢休？这只是肉体上的倦怠、萎靡不振，肯定是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赫塔马上就该醒了，到那时再说吧……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坦诚地讨论着生死、日夜的话题。马路上送奶车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接着便听到了清晨的鸟儿啁啾。街边的房子沐浴在充沛的晨光之中，稳稳地、坚定地立于自己的地盘。炎热湿润的秋日清晨似乎苏醒了。黑夜已尽；白昼伊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叶集/（匈） 马洛伊著；舒荪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6

（马洛伊· 山多尔作品）

ISBN 978-7-5447-6220-5

Ⅰ. ①草… Ⅱ. ①马… ②舒… Ⅲ. ①散文集—匈牙利—现代 Ⅳ. ①I51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3995号

Füves könyv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草叶集

作  者　〔匈牙利〕 马洛伊· 山多尔

译  者　舒荪乐

责任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4

字  数　11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20-5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1　写作目的

2　生活的价值

3　如何生活和写作

4　人的性格

5　什么是真正的生活经验

6　认识身体

7　感觉

8　人的行为

9　人是世界的一部分

10　迷信

11　年龄最可宝贵

12　天天向前

13　诱惑与经验

14　激情

15　懒惰

16　关于邀请

17　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

18　不惑之年无所不知

19　知识令人沉着

20　舒适与孤立

21　时间决定一切

22　虚荣

23　美丽易碎

24　关于疾病的一般问题

25　欺骗医生

26　保持和谐

27　与心灵共生

28　当我们有权强行改变生活的境遇时

29　着装

30　誓言

31　生活的节奏

32　无所畏惧

33　我们是自由的

34　哲人亦逝

35　真正的需求

36　敌人

37　献给天下女性

38　祖国与国家

39　耻辱与他者之痛

40　良知

41　作家，只能自卫

42　阅读

43　秩序与天意

44　公正的评价

45　灵魂与权力

46　医生和环境

47　不能同情背叛者

48　旅行

49　无所畏惧

50　卑劣与协助

51　活在人性的范畴内

52　打包催人老

53　忏悔

54　胡萝卜

55　人类的物质

56　参与他人的活动

57　忌妒

58　行为准则

59　友情

60　爱情

61　皮笑肉不笑

62　生病就是休息

63　凡事需要等待

64　等待

65　执迷不悟者

66　不要辜负自己

67　忠诚

68　过节

69　鲜有理解透彻的“意义”

70　幸福

71　性与悲伤

72　心碎

73　身体锻炼并不一定健康

74　性格教养

75　懒惰

76　敲响警钟的使命

77　聪明和智慧

78　训练与规则

79　做好准备

80　政府与公务员

81　苹果泥

82　真正的愚蠢

83　悲伤

84　健康和真理

85　女人和鸟

86　耶稣和孤独

87　关键的十分钟

88　偷电人

89　意外

90　喋喋不休的人

91　聆听和听者

92　森林和松树

93　大自然既神圣，又无趣

94　音乐

95　幸运

96　旅伴

97　淫欲

98　别人的期待并不重要

99　善意的快速反应

100　要求

101　头疼

102　巨大的悲恸和行动

103　想象力

104　顺应规律

105　热情与白日梦

106　动物

107　杰作

108　耐心

109　选择与忠诚

110　意志的力量

111　生命危险

112　泡澡

113　值得和不值得做的事

114　水平与垂直攻击

115　尼古丁

116　空袭后感

117　人类趋同性

118　满足

119　烟斗的过滤嘴

120　不要过分在意女人

121　战斗意识和防线

122　罪孽和罪恶感

123　谁都不能依靠

124　作家和世界

125　人类物质

126　传世之作和神来之笔

127　上帝

128　人类的不可预测性

129　节奏和变化

130　敏锐与细腻

131　做客

132　工作计划和心惊胆战

133　角色和部分

134　平时和节日

135　教养需要勇气

136　诱惑

137　出众

138　对现实的承受力

139　生活需要不时地放慢节奏

140　塔尔皮岩

141　谎言

142　使命和时刻

143　独处

144　心

145　公共情感

146　职业尊严

147　灵感和经验

148　爱

149　关于世界和扭曲

150　革命与革命者

151　旅行和旅馆房间

152　麻木

153　记忆与神奇

154　暴行与拜占庭人

155　众人期盼的

156　火焰与石棉

157　奇迹

158　诱惑

159　恐惧

160　受害者与施害者

161　实质性问题

162　蜂蜜与呼吸训练

163　高尚的人

164　勿以恶生万物

165　点燃真理

166　天分和愚蠢

167　艺术是一种宿命

168　平凡与幻象

169　自力更生最明智

170　生火也困难

171　惮于背叛之人

172　误解

173　改变与希望

174　散步有益

175　星座与星空

176　剧院与观众

177　死亡就像证人

178　创作与文明

179　掌握真理的人

180　你的使命

181　如何告别青春

182　不公与干涉

183　世俗权威

184　正直

185　无人能助

186　远距离

187　卑劣与尊严

188　绝不要惊叹

189　贪欲和淫欲

190　虚荣

191　身体

192　永远在路上

193　契约

194　还是关于契约

195　生活与死亡

196　真理及其深层含义

197　人的感受

198　礼貌

199　形式

200　祖国

201　世界

202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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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如旧时试图通过简单实例回答问题的《草叶集》
注

一样，告诉人们在心痛时或被上帝抛弃后该如何是好。它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英雄，只关注人。作者从祖先、书籍、人类的心灵，甚至上天的启示受到启发，教育人类，希望用基本的常识向人们传播生活的真理。马洛伊· 山多尔将这部于1943年完成的作品献给埃皮克提图、尊敬的马卡斯· 奥里留斯和蒙田，以及其他坚忍克己的思想者。正是从他们那里，马洛伊学会了控制、善良，还有对生活的无所畏惧。

注

《草叶集》的匈牙利语为Füve könyv
，原写为Füveskönyv
，意为“本草之书”。成书于公元1175—1195年间的著名德国古籍《罗尔施抄本》（Lorscher Codex
），在匈牙利语中被称为Lorschi Füveskönyv
。此书虽为罗尔施当地教会的珍宝藏名录，却也介绍了不少具有药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知识和一些治疗疾病的手段，堪称一部中世纪药典。马洛伊使用这一具有药典意义的词汇作为书名，寓意《草叶集》具有疗愈人类灵魂的神奇作用。

我要向塞内卡推荐此书，因为他教导我们，没有道德就没有人类；向埃皮克提图推荐，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力量；向马卡斯· 奥里留斯推荐，埃皮克提图教会了他什么是力量，什么是耐力；向蒙田推荐，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自己作品的何去何从毫无牵挂；向一众坚忍者推荐，因为当这人间世态炎凉时，他们仍心怀温暖，并教导人们不要畏惧死亡、奴役、贫穷和疾病。我还要推荐给一两位男士，他们曾是我的朋友，真正的男人，以及一两位女士。

1

写作目的

读者们，这是一本由一个治学严谨，但知识有限的人完成的真诚的书。不求别的，只求成为像远古和中古时代那浩如烟海的讲述人类命运之书。它诉说的是人类该如何生活，如何饮食，如何睡觉，如何患病，如何疗愈，如何爱，如何厌倦，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适应生活。这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一般来说，人们和这本书的作者一样，都对自己和世界知之甚少。但人类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我们不需要在生活中再承担什么。

读者们，这将会是一本真诚的书，它说的并不是思想、英雄这些大而广之的概念，而是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那些事。作者在写这部书时，无意说教，只为学习。他要从古时智者所撰写的书籍中，从人类的生活中学习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也有能力理解的知识，从生活的符号中，也就是字母啦，人心啦，草叶啦，还有天象中学习。因为所有的这一切组成了人的命运。写书的人，并非掌握绝对真理，也经常会在细节上犯错。因为他是人。但他要寻找绝对真理，即使在细节上犯错也绝不放弃。这本书，就像古时的《草叶集》一样，用最浅显的例子，回答诸如“一个人在心疼，或在失去了上帝的眷顾时，该怎么办”一类的问题。

智者吐箴言。

2

生活的价值

生活的价值只能由责任来体现，我们用它来解决问题。这听上去有些严苛和笼统，但我所获得的一切经验告诉我，这是唯一的真理，谁也不能像费迪南德青蛙一样坐在青草坪上，无忧无虑地欣赏美丽的花朵。你是人，你要用人的方式在人群中生活。

若想真正地活着，你就要以人的方式生活。你的一切行动和话语都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你不会威胁到其他人。如果你要尝试帮助别人，不要太张扬，太自负。或许，你只要不忘却简单的真理；或许，你只要在别人说谎时不去帮腔；或许，你只要当别人都在高喊“对，对！”时不要跟风。终其一生，坚持不懈，绝不委身于人类的谎言，这是比高声捶胸顿足来进行抵制更英勇的行为。

只有当你每天都集中一切的自我意识，为真理服务时，才能平静地躺上灵床。有时真理很简单、很细微。但你不要挑挑拣拣。这就是生活的价值。

3

如何生活和写作

凡是我能够在思想上与之获得共鸣的智者都教导我们，当生活和写作时，应该将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想象成生命的最后一次，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以死亡为句点的。死亡的意识并不会与伤感、恐惧和无缘无故的怯懦绝缘，只有它能赋予生活和写作真正的姿态。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生活和写作，也就是静下心来，集中注意力，把力量齐聚到世界和自我中，投入我们的意识和热情中，投入人们的意愿以及我们与一切周遭事物的关联中。这是仅有的能与人类身份相匹配的作为，上帝并不会对我们奢望太多。再没有比欲求不满更大的罪过，更自负的尝试了，上帝并不奢望太多。

4

人的性格

在人类生活中能碰见的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人的性格。什么都比不上一个人出卖自己性格特征的过程那么有趣、惊人、出乎意料。世界展示一切：广袤的土地和自然界的奇迹、地球上动植物的罕见种类，都比不上一个人的性格那么独特。在为了了解人类性格而留心观察世界万物的过程中，我们会感到，这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使命。我们熟识的其他一切，都只是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但灵魂只能通过认识性格而变得丰富。因为这是最直接的人生经验，是的，性格本身就是人。

由于性格本身就是人，如何掩藏都无济于事：就像任何帽子都藏不住身体的本质一样，也极少有人能够隐藏住性格。生活中，我们可以不时地乔装打扮一番，但总有那么一瞬间，所有装饰都会从身上卸下，一切真相大白。一个动作，一个词汇，一个举动也将最终出卖我们真实的性格：假面舞会不常有。认识性格的真实面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经验，这也可能是我们的一部分。

5

什么是真正的生活经验

对一个人来说，真正的经验首先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是有趣、实用、愉悦、令人畏惧的，也令人受益匪浅；而认识自己则是最伟大的旅程，最耸人听闻的发现，最有意义的相遇。远行去罗马或是北极圈，不如了解自我性格中的真实特点更有意义，即对本性的真实特质，以及我们与世界、善恶、人类及激情关系的认识。只有当我的智慧足够理解这些时，我才会在生命中寻找经验。

6

认识身体

在了解性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身体的特性。但只需像对待一名自私虚伪的恶仆人那样即可。性格主宰着我们，由意识发号施令；身体只是仆人。要像对待一个时刻准备背叛、逃跑、反抗的仆人一样，理智、公平、坦率、严厉地对待身体。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身体的特性、需求和能力，与天地、机遇、永恒的生命节奏保持和谐律动。身体是奴隶，它极其幼稚。器官就像一个小孩，其需求是最低级的。身体渴望一切快乐和各种形式的满足，不断地索取。这时就应该严厉地对待它。组成身体的物质与组成土壤、水、星球的物质相似：身体中存在着某种永恒的同时，它也会可笑地腐朽、衰败。在身体努力为我们服务的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应该充分认识它的特质、质量和私密的需求，用耐心的脾气和丰富的经验培养它，让它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来搅扰我们的性情和思绪。但性格啊，决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奴隶 反抗。

7

感觉

我认为：要保持我们人类的等级层次，须使自己不沉沦于感觉之中。我们只有依靠强大的专注力、理智和经验才能成为感觉的主人。强行与自我对立的人，终将失败。感觉的洪流，如同成群的野兽。它们武装起来反抗人类，像个自由摔跤手，毫不遵守任何比赛规则，踹、踢、啃、咬，无所不尽其极。它们的反抗令人毛骨悚然。人只要活着，就有各种欲望。但欲望是能够被教养的。自私、性欲、身体的饥渴都能神奇地被驯化。贪婪也能被改造成人类的意志。就像风、火、光可以被驯服成为人类服务的动力一样——若这股力量仍势不可挡，就去翻搅海洋、点燃森林和城市吧，因为人类更强壮！如此便能扼制这游走全身，控制灵魂和精神的蛮力与怒火。这种狂野的力量能够为人所用，但也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伤痛、毅力和人力。

8

人的行为

任何妄想在人类秩序之外建立新的生活和日常秩序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对人来说，世上的事物和行动只在将要影响人类，并与人类世界合作的时候才有意义。这种合作或直接，或间接。但就自身权利来说，谁都没有权利活着。是的，也没有权利创造。

9

人是世界的一部分

狂妄自大的人类企图相信，即使违背自然法则也能生存，他们能够改变它，而不遭天谴。就像水滴说的：比起大海，我什么都不是。或是一粒火花说的：火焰无法吞噬我。而人只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部分，就像牛奶或是熊肉一样容易腐坏。在世界这个大市场上昙花一现的任何东西，立刻就会被扔进垃圾箱或是地窖中。实际上，人类的身体并非是自然界中的高等元素；只是个容易腐败的物质综合体。石头、金属的寿命都比人类长。因此，世界上一切通过身体的表意，都毫无意义。只有心灵更坚强、持久，就像石头和金属一样——因此，我们需依照心灵的广度来看待自己。力量在易衰败的身体中表达着自我，它不仅仅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世界的意义。而这力量便是人类的灵魂。我们在世上所展示和指涉的一切，都可笑和悲哀极了。

10

迷信

活着不能迷信。星期五、十三、眼皮跳、巫医对数字和征兆的解释都是由不可知论者创造、散播开来的，早期罗马蜂拥而至的基督教信徒派别众多，鱼龙混杂，有叙利亚人、亚历山大的戏子、坎奇的说书人、唾沫横飞的狡猾的狂热分子。年轻的基督教还未壮大到有能力去打击那些迷信眼皮跳的人，去解释星期五只是“一个日子”，十三也“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数字”。这是一段纷乱动荡的岁月。坚忍的罗马统治已经结束，而基督教仍未接过领导的大旗。人们绝望地与天性和自然抗衡。他们担惊受怕，满腹牢骚，纷纷投身各种迷信和巫术活动。你是人，有信仰，你知道一切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着规律，有更可信的解释。请拒绝迷信。

你也知道，知识和信仰与生俱来的骄傲的自我意识无法约束、威吓到大自然中的神秘力量，它一直悄悄潜伏在你的身边，贯穿一生。偶发事件、数字游戏、大数法则、土地、空气、光线的令人费解的意图和目的地，都令人无法参透。所以你的心中总可留存少许敬畏和恐惧。世界不只有光明和黑暗，不；世界也是杂乱无章的。不只有光线，光明和温暖；也留存着邪恶力量。（因为哥特崇拜魔鬼。）大自然不光是理性和因果的，有时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神秘的力量。但你不应该迷信，因为这不适合人类。但也不要完全抗拒迷信，因为这样就是超越人类能力的自不量力。你只要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藐视它——略带一丝敬畏。

11

年龄最可宝贵

逝去的岁月，日渐增长的年龄只有在承受了生活的劳累、卑微和痛苦的鞭笞后才有意义。这不只是经验的累积，因为经验本身并不具备教育的力量，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许多人在经历某些惨痛的失败后仍然犯下同样致命的错误，即便早已预见了结局。不，年长的好处在于我们能从经验中总结出规律，只要我们不是十足的傻瓜或混蛋，也不希望老去后被人嘲弄和鄙视，沦为笑柄！就像一位行者，他要在行走的途中熟悉复杂的山脉走势，登顶后极目远眺脚下土地的格局，观察山峰间山脉纵横交错的地势特征，我们也从自己和别人走过的岁月中窥见了人生的定律。只有随着岁月流逝，全面审视人生才会得到满足，这只能在认识人和世界的过程中获得。

12

天天向前

每天都要前进，因为你是行者，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认识你的心灵及隐藏在其深处的神圣内涵。这并不容易。你想想，路途中有多少诱惑让你停下脚步，让你心猿意马，半途而废！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路边微笑着向你招手。你的身体和感觉都在回应她的召唤，你多么渴望与这尤物结合，把自己完全投入甜蜜的欲望之渊。但你要知道，虚荣和堕落的瞬间源自纯粹的孤独和困惑。你的心灵别有他求；当你以另一具堕落之躯滋养自己的身体时，心灵却饥渴难耐。金钱、荣誉、头衔、地位都会成为拦路虎：若精力、疲劳和时间，这些为获得世俗认可而付出的代价从你神圣的心灵认知中榨取了强大的力量，你该如何启程？伙计们在途中怂恿你，招呼你，心怀不轨地向你保证当你流连于赌场或是地下酒馆的赌桌边寻欢作乐时，定能有所斩获。这时心灵便会痛苦地低语道： “为什么你在这里浪费时间？这太幼稚，太不应该了。你要继续前进，因为你肩负重任。”生活大约每日每时每刻都会告诉你——休息吧，享受吧，娱乐吧，满足于虚荣和权力吧。但这不关你的事！你是个行者，每天都应前行。你无法预知何时会死去，也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抵达终点，接近神圣的心灵。所以天天向前，即便受伤，即便贫穷。因为你是行者。

13

诱惑与经验

对于经验究竟是否能够抵御生活中那些廉价、危险、来势汹汹的诱惑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种诱惑是虚假的抱负，是潜在的冲动，就像爱情、演戏、世俗的成功、感情欺骗、有害健康的暴饮暴食、滥用药物、纵欲，以及比这些更有危害的思想和性格上的错误，例如报复欲、谎言和贪婪。所有这些世俗威胁和巧言令色会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不断地诱惑着人类。经验告诉我们夸大其词、谎话连篇和居心叵测会将我们引向失望、恶心、卑鄙和病痛的深渊，却无法阻止我们成为诱惑的牺牲品。只有人性中的虔诚才不会让人堕落，而不是经验。大自然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对于人来说，与本性不相符的任意妄为，就是绝对错误的。这也就是说，此时，我们应该像平时一样，在做决定时不要考虑眼前的诱惑对自己究竟是否有利，而是要问自己：我遵从意愿要做的事，是否符合我的性格？世俗经验的重要性比不上对性格细致而全面的了解。有些人缺乏经验，却忠实于自我的性格，因此他在世俗实践中不会犯错；而有些人年纪不小，像只狡猾的老狐狸，却无法调适自己的欲望与性格的关系，因此一事无成，四处碰壁。

14

激情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从激情面前全身而退，其疯狂程度，不亚于有些人真的相信能够在沙漠中，顶着沙漠风暴建造房子或庇护所。

激情之于生活的意义类似于意识、节制和周全防护的意义。只有依据自身特点，自然而真诚地将自己交给执着于身体和性格的人，才是真正懂得顺应自然规律的聪明人。但他不会成为动物，因为他知道边界在哪儿，自己应该在这骤然而至的欲望风暴中竭尽全力抓住理智的框架。不要否定身体，要像驯兽师般公正、严厉地对待它。不要否定野心，但要明确界限。不要否定感觉，但要像船长指挥一群坚毅的船员勇敢地闯入风暴中那样，坚定地站在感觉洪流的中央，善解人意却又冷酷无情，强势威严而又英勇无畏。其他的，你也无能为力了。这就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极致。

15

懒惰

大多数引起人的不幸、痛苦、绝望、羞辱、逆境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简单的惰性，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懒惰”。杀手是人类社会最罕见的现象。谋杀是力量、个性、想象力和强大的愤怒的综合体。杀手是可以预见的。生活中更常见到的，却又无法预防的，是那些任由人类的痛苦和悲剧随处肆虐的人。即便暴行就发生在这些麻木不仁的懦夫眼前，他们也会转身走开，根本不会拿起电话，或是慷慨相助。他们小心翼翼地绕开他人的疾苦，悄无声息地走开，即使并不需要他为赢回一个人对生活的信心或是帮助某个悲惨至极之人，做出任何牺牲或努力。一个为了自己贪婪的欲念而掀起世界大战的人，并不比表面上彬彬有礼、背地里却卑鄙恶劣的人，或是碌碌无为、明哲保身、怯懦懒惰的自私者更危险。这是首恶。这种人污染了全世界，当所有人都成为这副德行以后，便会在死亡时不带一丝悔意地告别人世。

16

关于邀请

生活中，来自外界的各种邀请、纷繁复杂的关系，以及与我的本性和气质相去甚远的世俗角色之间永无休止的纠缠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扰。因为人是社会动物，而这种美好的本质在我们身上也并非无足轻重：是的，人们寻找各自的归属，在意味深长的友好交谈过程中互相了解对方的观点。这就像生活本身暂时获得了解脱，可是，除了一些劳累和不适，他们常常在对方那里并得不到什么，这就是聚会的代价。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正是在群体中才能展示出其性格中的优势：他平等、耐心地与人交谈，在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组织的对话中试图了解交谈者对世界、人类命运等问题的看法，耐心地回应反对意见，不妄下结论，并且认真回答。出于规范和礼仪，他也不会违背真理：这样的人实际上承担了人类最壮丽的使命，他进入群体时，倾听他人的意见，也懂得使自己不被淹没其中。但多数人则是被浮躁和消磨时间的心态引入社交圈；而在与人共处后感到自己仿佛成为了一场骄奢淫逸的狂欢的同谋一般，自觉罪恶之人，也是少之又少的。有些人对“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体面或者是否具备合乎标准的等级标志有所期待，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地避开这类主人的邀请。他们将此类社交活动中的受邀者视为可在世俗这个虚荣浮华的市场上被兜售的稀世商品。

我总是尽量躲避社交生活，回避大千世界或是各行各业中形形色色的邀请。即便要得罪很多人，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拒绝那些虚荣的，或是为了满足被错误诠释的野心而发出的邀请。“邀请”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需要崇高而细腻的心灵，以及对人、事的全面认知。是否接受邀请：与所有人类的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本质问题。

17

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

我们要注意那些在饭桌上从不与身边人交谈，而总喜欢在公共场合中高谈阔论的人。他们希望所有在场的人热切地、一字不落地听到他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总是不停地讲故事、说事情，以证明自己的出色能力和在群体中的魅力。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人，愿意与之共处，因为他们能调控在场者的思维和兴趣，有时还能为大家制造欢快的气氛。但这样的人跟冒牌预言家没两样：对他们来说，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听众们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也不重要，只有满足自我的虚荣心才最重要。我建议要谨慎地避免与这样的人相处。

18

不惑之年无所不知

马卡斯· 奥里留斯说过，一个被理智的火光照亮的男人到了不惑之年，历经沧桑，便也就无所不知了。之前他与别人所经历的一切，在之后的岁月里一样也会发生。

可能有些细节会有变化和出入，但基本的经验——所有人类生活中相通的基本经验，在每个人四十年的岁月中都会得到。他经历了痛苦，体验了岿然不动的自然法则；他确定，每个人都会死去。恺撒、安东尼、马卡斯· 奥里留斯也并不一定比他知道得更多，人们再也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取更多关于自己和世界的信息。剩下的只是不断的重复。

19

知识令人沉着

知识的背后是沉着。如果你了解了生活中的某些实情，你就会变得冷静而从容。

沉着冷静的人从不抱怨，不责备，不强迫，不寻仇，也不急于寻求满足、得到解释。人性的，即无望的。只有神性的，才是完满的，只有灵魂不会绝望。若带着人类的欲望去接近神，除了冷静，还能奢求什么呢？聪明的人懂得保持安静。他知道，别无选择。在不伤害他人和自己的情况下，这样的人能实践得最多。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向死亡迈进的人，还能期待什么呢？若他能将心灵磨练得平静而卑微，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幸运了。

20

舒适与孤立

若我们无法打心底里认同我们对这个世界应尽的义务，那么即便高喊“批评还是赞美，让他们说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的”也毫无益处。我常体会到这种自责。要抗拒世俗虚伪的认同、寻欢作乐、群体的或是物质的满足对我的吸引力，离群索居，只为使命而活，或是在承担着为全人类服务的小圈子里工作，并不太难。虽然做到这样也并不容易，但并非毫无可能；人们憎恨与世隔绝，因为此种行为被认为是对世俗的蔑视和批判；这样的人被称作怪人，但同时孤僻的隐居者也被戴上了某种光环，这种光环和认可正好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此外，当我们从人群中隐身而出时，也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仍有一个声音在耳边窃窃私语，让我们在与世隔绝后，随心所欲自在地行事。而遁世者藏身于以孤傲铸成的铠甲中，却在艺术和生活的沙漠中磕磕绊绊。首先，根据法语中对某一词汇的理解，每个精确地掌握列车时刻表的隐士都是十分可疑的——多数能够准确掌握火车出发时间和班次的隐士，都极好面子，或是自感卑微，而火车能将他们带回到现实世界！并且，多数“大隐者”的周围都散发着虚浮的气场，就像极光，只会发亮，却不能带来光和热。而且，任何人都无权孤立。只有最熟谙人事者，才有权孤立，才拥有真正的理由与世隔绝。因为谁都无权因伤痛、挑战、傲慢或是虚荣而变得孤傲。但若我们的气质生来如此，或因工作性质要以这样的方式为人类服务，换句话，就是有必要孤独地工作，那么，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离开人群。但这样的人和工作是极为罕见的，而且选择孤独的人，也要事先做好万全的心理准备。

21

时间决定一切

当在生活中的某些情况下必须做出决定时，你要注意，你所做的决定要与永恒的变化定律相适应：因为一切“决定”最终都是在时间里凝固成形并延续下来。

决定吧，但请不要那么无所顾忌！不要那么不计代价！不要那么毫无保留！为人生的决定预留一些喘息的机会，从而使人生的愿望在永恒变化定律的原则下，能够适应世界和时间，调整自我。不要用誓言、图钉、锤子把时间固定死，不论晨昏，变化随时都会出现，你的心灵和思想永远在打磨、改变或创造些什么，今天会，明天会，永远都会。给你的决定以时间和空间，让它自己在这世上摸索出正确位置和形态。做决定，但不要刻意！做决定，但不要无所顾忌！行动起来，同时也要相信时间。你会看见，明天或是明年，做决定的不是你，而是时空，是所有人类事务所倚仗的：时间。

22

虚荣

你经常忍受虚荣带来的无情折磨吗？你总是想证明你自己吗？证明你的思想、意识，可疑、可笑的能力，你的群体安全感，你的样貌或是处理事情的老道手法？你在世俗的大集市中摸爬滚打，就像个在铺满锯屑的露天马戏团中，紧跟在表演惊险节目的驯兽师和杂技演员后面出场的小丑。你为什么从来不想想，这样得来的欢呼，只是一群讨厌的、居心叵测的幼稚观众对你投来的短暂兴趣？当你战胜虚荣后独处时，自我反省的那一刻会比你在全世界面前炫耀自我的演出赋予你和人类世界更多实质的意义。谦卑的行为比任何让人拍手称好的贪婪产物更有勇气。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好好思考一下。

23

美丽易碎

你彷徨不安，因为这个俏丽的年轻女子挑动、干扰着你的神经，而你也还在担心，她会将自己的青春与美貌分与他人吗？你对她有何期待？是某句晦涩的誓言还是沉重的忠诚？她不是因此而美丽、年轻的。你只消想一想，这脆弱的美丽和易逝的青春，对她来说是多大的顾虑和担忧啊，这份邪恶的礼物是造物主的诅咒和惩罚——她的美丽昼夜不歇地时刻都在改变、流逝，渐渐变得模糊、脆弱。她能移情别恋吗？她能把心像交给美丽和青春那样，交给别人吗？她能真正地、全心全意、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干点什么吗？这就仿佛你想要抓住清晨的一缕晨光，或是海面的一次阳光反射，希望它们永不消失！学着谦卑，为美丽而歌唱吧，除了她能给的，不要再奢求更多。到别处去寻找生活的温暖，美丽是冰冷的火焰，无法温暖她的身。

24

关于疾病的一般问题

要像一个罪犯接受公正而严厉的判决一样谦卑地接受疾病，因为疾病源于我们的个性、体质、脾性、欲望、软弱和犯罪冲动的综合作用。若你在路上被电车撞到，也只能怪你自己：为什么你不能比这个危险的世界更清醒、更谨慎、更小心点！

我不是说小心、谨慎、自控就能避免这些倒霉事。疾病是新生事物交替变更的生命中天然的一分子。但其参与的形式大多是你自己的选择。自然是仁慈的刽子手：疾病可以照你的意愿寂静地燃烧，缓慢地熄灭，赐予你的死亡高尚和体面。但若你的行为方式与性格不符——比如你的性格温和善良——那么等待你的就是慢火烧灼的煎熬。等生病后，你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25

欺骗医生

我去看过几次医生。对于欺骗这个正直的人，我一直备受折磨，无法释怀。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学识，对我悉心照料，却没有任何期待。因为他向我推荐的所有药品，包括各种治疗方法、水或是糖，粉状的或是液体的，也许能治我的肾、我的肝或我的心，却无法治疗引起我疾病的唯一根源：我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还是我的性格、秉性和气质造成的。因此，医生和病人之间往往严肃、礼貌、谨慎地相处，却总是互相欺骗对方。无法治疗生活方式，只能暂时做出改变。

因此自然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巧妙地关注疾病：因为大多数人只是在强制隔离所里暂时平息他们的欲望。法语中有一句话说得好： “有时候一个人生病反而是好事。”如果不在病床上躺几周，很多人会在四十五岁时就英年早逝。

26

保持和谐

将工作、爱好和生活节奏与自然中伟大而永恒的节奏保持和谐比什么都重要。月亮公转，风向，太阳直射，夜晚的入侵，所有的一切组成了我们的个人命运，或是周二、周三的日程安排：人类听到远方响起了大自然的警告和提醒，还有万物发出的细微的警惕之音……要与日、月、涝、寒、热共生：切不要与之对抗，永远与世界保持和谐，顺从大自然的破与立。谁对世界之音装聋作哑，谁的生活就要遭遇坎坷。

27

与心灵共生

与心灵共生，与另一种更神秘、更隐匿，比世界之潮的涌动更难以捉摸的生活节奏保持和谐。人的心脏伴随着律动的节奏，每分钟搏动八十下，不要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生活。要经常聆听我们的身体和脾性发出的神秘电码，这种细腻而富有活力的讯息框定了真实的生活范围。野心和欲望钝化了感觉，使其再也听不见这种声音。这样的人与身体、心灵和世界的节奏对立，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28

当我们有权强行改变生活的境遇时

你厌倦了现在的工作环境，你觉得只有换个环境，换种生活方式，与不同的人相处，才能铆足全力满足地工作。共处令人疲倦，家庭、爱人、朋友都是你的负担，欲望促使你想要经营新的人际关系。你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自己房子的犄角旮旯，你希望能在一幢设施先进的舒适新房中得到身体的放松与心灵的平静。是的，你在这座城里出生、成长，成为男人，你熟悉这里的每条街道。是的，你也了解这个国家，这是你的祖国，你对她的了解就像矿工对工作了四五十年的巷道，不管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他了解每一处危险地带和每个角落的垂直深度。你听说在外国，那些遥远的国度里，人们生活的条件比这里更体面。怀疑令人痛苦，欲望骚扰心智，迫使你放弃现在的工作、家庭、爱人、故乡、祖国，强行将你从现在的生活环境中剥离出来。

以诱惑考验你的经历、智力和性情，以认识世间万物的真实本性来考验欲望。新人无法为你提供任何能从根本上改变你与世界关系的物质；因为只有你才能找到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物质。同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依然是个工作者，只能依靠自己，你要努力为自己创造适合新职位的机会。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在新城市中，在那个生活条件更体面的国度，一段时间后你又看见了在国内深恶痛绝的人性的自私、贪婪、虚荣和邪恶；因为人的天性不会随着国家地理疆界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你会觉得更陌生；你永远置身事外，力不从心。人性的准则规定你要永远无条件地忠于自己的祖国，即使祖国绝情地以不公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们。

然而，究竟何时你才有权强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交际圈和人生境遇？假使你认为这样的决定能够消灭厌恶情绪，使欲望得到满足，报复得以成功，那么这样的时刻永远也不会来临。留在你原来的生活中，尽你的义务，用真理填满内心；新世界给不了你别的，南方的岛国也不能。但如果有一天，当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再适合你的性格了，那时，且只有那时，你才能寻求改变。要知道，你仍然是你，不会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29

着装

根本不用考虑着装的事。

30

誓言

我们对自己发誓： “明天开始我再也不这样，不那样了，我要这样或那样生活，我要干这个或是干那个。”也许应该像对别人说话一样，更慎重地考虑清楚。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会因我们的言论而改变，人类事物会在被当成简单的真理并被看作神圣誓言的思想作用下发生位移，那么我们便也能撤回对别人所说的话了。真理也会改变。但我们对自己说的话，意味着与自己永恒不变的本性许下约定，因此这项约定无法改变。假如我们因为受到良心谴责的原因，无法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而被全世界唾弃时，这种侮辱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世界不是签订协约的责任方。我们欺骗了自己的本性是可以苟活下去，但内心世界将永远变得游移、摇摆不定，同时伴有深深的负罪感。

31

生活的节奏

生活的节奏总在变化。有意识、有规律地交替着工作与休息、节食与饱餐、清醒与晕眩，是的，还有忧愁与欢乐。当天上落下最香甜的馅饼时，自觉地从生活铺开的桌边起身，有意识地将具有教育意义的麻烦与使命联系在一起。不要在任何情况下过分信任自己。任何事物的背后都存在着上帝的神圣旨意，也就是操控世界的精神：这种精神容不得任何专断的喜悦、鲁莽的满足和偷懒的投机取巧。形成与改变、安抚与奉献，总是循环往复。有得就须舍，有收获，就要与人分享，非此即彼。不要生活在“安逸”中。永远怀着迎接风暴和火灾的心情。一旦与风暴和火灾打了照面，也不要大惊失色，六神无主。从容地说： “就在这儿。”然后对抗它，扑灭它。

32

无所畏惧

假如你捍卫的是正确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你会出什么事呢？被开除？被毁谤？被打劫？被侮辱？被起诉，并受到不公正的判决？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你捍卫真理的事实，这是对的；当你在捍卫真理时，你做的一切也都是正确的。这时不要顾忌任何人或事，只要想着你应捍卫之事的真相。最终他们无法与真理抗争。他们可以践踏，但绝不可能战胜；可以控诉，但无法歪曲事实；可以夺走你的生命，却无法夺走真理。只有当你在捍卫真理时，你的生命才不孤独。在这样的官司中没有花销和收入，但也不能讨价还价。所以永远不要害怕说出你全心捍卫的真理。

33

我们是自由的

当你站在当权者面前时，请想一想，这些人的权力是谁给的？他们能够对你做什么？他们能夺走你的善良、自由或生命吗？然后呢？微生物、传染细菌都能夺走你脆弱且注定要毁灭的生命，就像昆虫的生命一样。不，即使最有权力的人也没有真正凌驾于你的灵魂之上的力量。所以，当真理握在你手中，而非他人手中时，他便无能为力。只有当他发现了你的罪孽时，他才掌握了真理，能对你有所行动。因此，不要在乎大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时刻谨记，只要掌握真理你就是自由的，而有权有势者对真理无能为力。

34

哲人亦逝

一切试图将我们的立场和行为与死亡对立起来的文字材料，都残留着一股耻辱而令人生畏的余味。这皆为“幸福的（美好的）死亡科学（艺术）。”
注

古代异教徒、中世纪基督教先知、清教徒、被迫害的教徒、人文主义者和新时期的自然科学家都试图相信，根本不应该害怕死亡。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有些人建议应表现出傲慢和骄傲的尊严，另一些人建议以智慧的平和与顺从去面对，还有一些人则建议冷静应对，甚至有人提出要怀着强烈的渴望拥戴死亡，仿佛这是头等美好的事情，是极乐世界的入场券，还不能跑着去兑换，以免显露出自己贪婪的嘴脸。塞内卡在教导我们要保持冷静时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指出了我们在生活中所放弃的一切是多么无关紧要，多么无足轻重。哲学家波伊提乌，博物学家赫胥黎都将生死当成一次化学反应的两种产物。一切哲思为了抵制死亡的魅影，都企图将人们引上死亡魅影的对立面。

这种尝试是很人性化的，令人印象深刻，也正因此而显得绝望。你要记住，哲人们也会离世，即便他们说“死亡只是转变”也是枉然。他们无法让这样的智慧平静我们和他们的内心。也许他们的思想能够阐释这个真理；但他们的心却无法安息。塞内卡口中念念有词地撒手人寰。不要羞于承认对死亡的恐惧。也不要羞于承认你为了那陌生而又几乎无法理解的不确定性，例如死亡、消散、虚空，放弃了令人厌烦却早已熟知的一切，例如生活，而痛苦万分。尽情地畏惧吧。别抱怨，要畏惧。倘若抱怨能宽慰你的心灵，就另当别论。不要为了“高贵的尊严”而虚伪地死去。要像活着那般死去：以人的方式，勇敢些，也敬畏些。

注

此处为拉丁文：Ars beatae moriendi.

35

真正的需求

吃蔬菜、植物和水果要活得长许多。吃肥油和红肉的人其寿命则要短许多。多吃鱼，每日必吃粗粮面包。平日里万不可饮酒，勿沾任何酒精类饮品，要喝，也只能在晚餐后，喝最纯净的葡萄酒，其他时间则滴酒不沾。若一天中你已喝过了葡萄酒，则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要再碰葡萄酒杯。当你衷心希望与另一具身体内的血液汇流相融，就要细心聆听自己血液的汩汩流淌声。避开一切暂时的诱惑。知道什么时候你真心需要的是什么，你，你的身体、口味、脾气，何时你又因贪婪、虚荣和厌恶而饥渴难耐，或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要过符合你身体的真实需求和性格特点的生活。

36

敌人

你身边的人或公正无私，或亲爱友好，或敌意对立，他们会因为某种思想或者先入为主，或者受利益驱使，站出来反对你。这就是人类生活的规律，只有这样，生活才充满了绚丽的紧张色彩：朋友和反对者之间的大部分人是保持中立的。

然后，还有敌人，比反对者更甚。你们就像是命运钦定的对手，没有原因，无法解释。你了解他，他也一样了解你，而你们的生活轨迹在任何方面都毫无交集。他忌妒你，攻击你的面包，攻击你的生活：虽然你从未招惹他。你们一生都在寻找和躲避着对方。

对他，你又能做什么呢？首先你要试着理解。他是你生活的一个平衡点，没有他，你的奋斗也会显得散漫而懈怠。你需要他。要战胜自己，首先要战胜他。要得到真理，就要正确地与之抗争。你要变得更出色，因为他认为你有敌意，从而大肆宣扬。上帝选择了他作为你在人间的伙伴。你们就像一对击剑运动员，拥有共同的事业。不要太早将他击倒，千万不要将他击倒。他教会你生存、战斗、防守。要知道，你需要他。

37

献给天下女性

向女性致敬。

向你致敬，是你生下了我。向你致敬，你曾是我的妻子。向你致敬，你是第三个、第十个、第一千个当我倍感孤独时，在大街上擦身而过，对我报以微笑、柔情，向我投来温暖的一瞥，当我害怕死亡时，温柔依偎在我身边的女人。向你致敬，因为你曾满头金发。向你致敬，因为你曾雪白动人。向你致敬，因为你的手长得如此美丽。向你致敬，因为你可笑却很善良。向你致敬，因为你聪明而又开朗。向你致敬，因为你耐心而又大气。向你致敬，当我生活失意，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时，你柔顺的头发滑过我的脸庞。向你致敬，每当我觉得高处不胜寒时，你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了我。向你致敬，因为你生下了我的孩子。向你致敬，因为你用温软的手指合上了我的眼。向你致敬，每当我饥渴难耐时，你为我准备面包和酒。向你致敬，你的身体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向你致敬，你像动物一样善良。向你致敬，因为你的身体散发着生命伊始时大地的香味。向女性致敬，致敬。

38

祖国与国家

是否能像我说的“我要用带钉子的皮鞭强迫你爱自己”一样，教育别人热爱祖国呢？祖国仅仅只是土地和山川、逝去的英雄、共同的母语、坟茔中祖先的遗骨、面包和广袤之地？不。祖国就是你，是你的本质，你的灵魂发肤。她生你、葬你，你经历她、表达她，一切或艰难、或美妙、或激情、或空虚的时刻组成了你生命的整体。而你的生命就是祖国命运的一瞬间。

我无法教会你爱国之心：因为否定自己的人，一定是个疯子。从历史层面来看，你的祖国是一个放大的永恒体。祖国就是宿命，对个人来说也一样。你“爱不爱”它并不重要，你们唇齿相依。但我发现，也感觉到，总的来说，不管是在正式场合，还是白纸黑字中，抑或在演讲台上，你更愿意承认对国家的爱。因为祖国无法给予你什么，不能为你封官晋爵，无法给你提供锦衣玉食。祖国只是祖国。倘若你圆滑世故，懂得溜须拍马，能在世人面前挺起胸膛，勇敢地承认自己热爱国家，即便被施以轮刑
注

也无所畏惧，那么国家便能为你提供诱人的官衔、装饰在燕尾服上闪耀的链子和上等的前腿肉。当然，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会被施以轮刑的。正因如此，一切对国家的爱都值得怀疑。热爱国家者，屈从于利益。热爱祖国者，则顺应命运。当你在演讲台上惴惴不安，心跳加速时，想想这些吧。

注

轮刑：19世纪初，欧洲用来执行死刑的一种方式。

39

耻辱与他者之痛

一个全副武装，希望以符合人类标准的方式在生活这个残酷的战场上为自己争得一处容身之所之人，不应该只追求公平和绝对的公正，而应以无所畏惧的英勇、对一切人类阴谋和危险的蔑视、对一切人类境遇的超然思索来教化自我。我以为，超然之下并非是无礼的麻木不仁，而是对各种来自生活的打击所表现出的极富内涵、个性鲜明的冷静态度。人类的恶劣行径、丑陋嘴脸、各种意外和悲剧背后的盘根错节、形形色色的不确定因素，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徘徊、游荡，摧毁我以艺术之利器在内心和这世上建起的精神大厦，搅扰我内心之静匿，侵蚀生活中暂时的满足感，剥夺我合法之所得——决不能完全超然地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当眼见无辜者被羞辱、被欺凌时，我们无权表现得超脱、冷漠。这时，作为一个人，不要试图因为某些观念、哲思或道德判断，对所见的人性之恶无动于衷。把你的优越感、冷漠无情、无动于衷和高傲自大留给自己吧。同情他者之痛，释放激情，有所作为——不要抵触向强者施压，如果有必要，只管放手去施与帮助，即便是乞讨、贿赂也在所不惜。别人不需要你公正而冷静的智慧，不需要你的骄傲，更不需要你的优越感。无辜者的痛苦和落魄要求你放弃内心的宁静。这时，只有这时，你无权享受孤傲的清寂。好好记住这点！

40

良知

只有良知才能成为你的判官、刽子手或是伙伴，其他谁都不行！如果你要写作，你只需要良知有所顾忌，而不是别的。当他人对你寄予希望，或期待你为之发声，而你却无法回应时，不用在意他人的期待，也无所谓你将受到何种惩罚！牢房与羞耻，枷锁与沉沦，虚假的指控与咄咄逼人的羞辱，贫困与苦难，这一切都无法触及你身。只有良知能惩罚你，只有这隐秘之音能告诉你： “你犯错了。”或： “做得好。”其他一切皆为浮云、迷雾，不名一文。

41

作家，只能自卫

我有过几次被人跟踪和袭击的经历。在一个作家的生涯中，被跟踪是难免的，有时还会遇到生命危险。我觉得，任何外界帮助都无法保护一个受到攻击的作家。政府不行，法院不行，同行不行，就连好心人发自内心的鼓励，或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也不行。只有作品能够保护作家。但也不是作品的质量，因为它并不稳定，只有能够透彻地照亮一位作家所有作品的内在意志才有资格担此重任。这股神秘的力量之源为作家提供了某种暂时的保护，使其免受伤害。只有当公众能够证明其写作意图不够诚恳时，作家才会受到伤害。那么，作家及其作品即走向自我毁灭。此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包括指控和保护。

42

阅读

阅读耗费力气。有时，认真阅读甚至比写一本书还费力。要真心诚意、热情洋溢、全神贯注、坚韧不拔地阅读。作家可以喋喋不休；但你在读书时要保持沉默寡言。认真聆听书中前后左右紧密相连的每一个词，仔细辨认引领我们进入深远意境的细微痕迹。关注那些也许在作者埋头追求写作进度时忽略了的神秘暗示。绝对不要像你受邀前往一次庄严的盛宴时，用餐叉轻佻地拨弄盘中餐一般，轻视所读之作，认为它是多余的。要优雅、宽容地阅读。每次都要像在行刑前阅读由狱警送到你牢房中的最后一本书一样。用生命去阅读，因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馈赠。要知道，只有人才阅读。

43

秩序与天意

我感觉到，人类生命形式的底端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因为人类的生命是上天造物最复杂的表现形式。可能，在别处，在那些更低级、更简单的生命世界中也存在着秩序，例如岩石、浣熊、两栖动物和行星的世界中。一切皆有秩序，即便我们纤手不动，事情也会找上我们。秩序也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不时地动动手指或起了念头，只为让事情找上门，让自己贴近就个人而言，与我们自己密切关联的某种状态，某些人或是某些思想。我相信，一切皆有 秩序。

但我也相信，这种秩序的背后存在着我并不熟悉的意志。随你怎么叫它，我管它叫天意。这种意志关照着我本人，它惩罚我，引领我，安排我的生活，鞭策我前进，无时无刻不在守卫我，建造了我的世界，也成就了我自己；它懂得如何善用我。随着时间流逝，却对此毫无体会的人，非聋即瞎。一切事物的背后都存在着天意，我也相信这个。

44

公正的评价

公正地评价你自己，就像你告诉自己要公正地评价他人一样。你没有不耐烦的权利，无权偏颇行事，提出过分的要求。你若希望世界能承认你的地位，请先确认自己举止得体，耐心宽容。别对自己要求过于严苛，就像你公正地评判他人一样，也别提其他更过分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跟自己纠缠下去。尽可能保持谦卑，要知道，最可悲的是你的力量也十分有限。要为工作、抱负和人类的需求同情自己，而不仅是同情他者，同情别人是不够的；也要同情自己。你也是人：在世俗的竞争中这点是多么容易遗忘啊。不只是其他人忘了，有时连你自己都忘了。

45

灵魂与权力

一切激起人类古老智慧的问题都归结于： “人类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大家一致认为： “只有心灵。”

这是原初的，是的，唯一的真理，是被人类认知所熟识且无条件接受的。时间、经验、体验和思考都没有改变这个真理。我们的力量不是别的，仅仅是心灵。但这份力量是有限的。谁也不能伤害，谁也不能从我们这里夺走心灵中受到约束的力量，任何暴君、制度或自然法则都无法阻挡我们心灵的自由。这自由是理所应当的，与之相比，一切身外之物，如社会、权力和金钱能够给予我们的自由都是脆弱的、相对的。

46

医生和环境

中世纪时有一种迷信认为，医生在把它们的营生器具带到各处的同时，也带去了疾病。这种迷思直到几个世纪后的孟德斯鸠时代，才被扭转过来。

并不是医生带来了疾病，而是疾病造就了医生。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医生适应不同的环境。在巴黎备受追捧和推崇的治疗方法，在伊斯坦布尔就不一定有效。在奥斯陆疗效显著的药物到了马赛或布达佩斯或许并不一定能起作用。在伦敦能妙手回春，治愈千万病患的医生，到了被命运抛弃的巴格达，也会束手无策。人生病或痊愈，不仅仅取决于体质和习惯，水土环境因素也很重要。赫尔辛基的腹泻，到了喀土穆就成了抽搐，抽筋在布达佩斯用氨基比林就能治愈，而在中国，中国人不管用多少氨基比林都只能望洋兴叹。佩斯人只要服用半克奎宁，苏门答腊人却要服用一咖啡勺才行。人生病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下次你要责怪医生时，请先 三思。

47

不能同情背叛者

在人类的指控中，只要有可能，任何事都能得到相应的辩解，除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当你发现被指控者在经过长期冷血的精心策划后，犯下了背叛的罪行。

一个杀人犯都能比背叛者更容易获得原谅。多数杀人犯都是激情犯罪，他将用余生来偿还。根据某些深奥而难以理解的法律解读，杀人犯和受害者常常被看作是一体的。因为多数杀人犯最终将走向绞刑架。但背叛者紧握着你的手，凝望着你的眼，探听你的计划，跟你同叹息共悲伤，甚至许下誓言。决不能原谅背叛者，也决不要对他们和颜悦色。一旦背叛，不论男女，都失去了一切接受检验、被救赎、被宽恕的机会。将之逐出你的生活，无情地审视其命运。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他都只能形单影只，无法被救赎。

48

旅行

切勿独自旅行。孤独的旅行者是在身不由己地完成任务。只有与可以信赖的贴心人同伴同行才能启程。与一个敏感细腻、容易相处的女子或一个观察力敏锐、耐心细致的朋友为伍能够极大地丰富旅途体验，为途中的美景增色，增进对旅途中外界面貌的理解。独自旅行是一种折磨，令人不快，就像把人关在了一座大若世界的牢狱中。

人只有在结伴出行时才能看到、感觉到这个世界。旅伴能化解途中产生的不悦、晦气和不断浮现的状况。大出逃年代，我一个人走了很多地方，轻装简从，风风火火，像是在匆忙地找寻着什么，却唯独缺失了一个能在危急时刻伴我左右之人，一个能够与我相互照应，共同分担房东的尖酸刻薄、气势凌人，一起面对路上遇见的疯狂的凶险之人。有一个合拍的人相伴，你可以环游世界，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一切简直就在眨眼之间。孤单一人，你就只能乘着高速列车或是飞机，在全世界爬行。

49

无所畏惧

若你心如止水，若你敢与虚荣、淫欲、贪婪斗争到底，还有什么能够让你畏惧？若你不纠结于自己，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折磨你？若你的心自由飞翔，那么牢狱之灾对你又算什么？若你看透了世界和心灵，也不奢望任何琐碎多余之物，那么死亡又算什么？是的，你确实如此，像个郁郁寡欢的孩子，只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或是那个。永远牢记： “我没有权力，也没有欲望，也许我连健康也无法拥有。但我多么坚强、多么富有、多么优越，因为我把欲望转化成了对真理和本质的追求，我的心多自由！”谁都无法夺走，也无从给予更多。

50

卑劣与协助

人性的卑劣程度是无限的，其热度足以燃烧，其产物原始而多变，其表现形式令人惊异，甚至令人恐惧。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

但不久我们又发现，很多时候当人性的卑劣冒头时，人性中向善的意愿也会突然显现。这种帮助的意愿比起人性的卑劣，经常会显得软弱无助、胆小怯懦、举棋不定，帮助的力量更难获得。但它会不请自来，即便有时十分害羞。你应该很清楚，是人的意志召唤了向善的意愿。尽管有时会姗姗来迟，也许并不完美。但最终还是会成功的，这是我的体会。

51

活在人性的范畴内

你活得很累？是的，有一天你感觉，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时，肩上的担子太过沉重。

有太多的反对声，不确定的事情，太多的敌人，太多的丑陋、绝望，责任太大，痛苦太多，欺骗泛滥。但你难道没有想过，也没有感受过，正是这些绝望，正是这些“太多”和“太大”赋予了你生活的层次和生命的意义？你难道没有发现，你的使命都是你个人的事情？你难道没发现，即便被如此肆无忌惮地过分挥霍的大自然，也能尊重你作为人存在于世的事实，在人性的范畴中完成你的使命？除了劳累，你还能奢求什么？这就是你的使命：活着，并累着。

52

打包催人老

旅行吧，但请务必少带行李。去旅行吧，但须时刻谨记，对旅行者来说任何地方都不是久留之地。不要花太多时间收拾行囊，也不要为你的旅途携带多余之物。打包催人老。

生活中琐碎繁杂的事务最擅长易人容颜：沉闷的心情，日常琐事的纷繁杂乱，因掉落的纽扣引起的恶劣情绪，信件没能及时寄出的麻烦，还有旅途中收拾行李的烦恼。人衰老的过程一点都不戏剧，颤抖着的一缕银发，日渐钙化的血管，不是。若一周后行李箱还没塞满脏衣服，而一周前所有的衣服都熨平，整齐地叠放在箱子中，这样的人也会早衰。像鸟儿一样自由旅行吧。这样就能去得更远，保持年轻。

53

忏悔

一天之中，应该对做过的每一件事都进行忏悔。是所有的。这无可避免。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或是犯了错，或是放了债，或是胆小，或者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一天中你总有需要忏悔之事。所以要强壮你的内心：因为其实你并没有罪。如果人们把你领向木柴堆，你要知道：我是清白的，但我也是有罪的。自觉地忏悔，就像尽义务一样尽早完成：这么做才对，如果你这么做了，人们会更加欣赏你。不要拖拉。你还能有什么期望？你是人，你有罪。

54

胡萝卜

我觉得，切成碎末，浇上柠檬汁的生胡萝卜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舒缓神经，特别是视神经的一剂良药。我听说——不是我的亲身经历——生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视神经功能，有时还能阻止失明的过程，消除初期白内障。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不一定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进餐时我们食用的浇上柠檬汁的生胡萝卜碎中，含有某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它能增强体质，使人脾胃清新。这样的胡萝卜碎可以代替沙拉使用。还能肯定的是，它绝没有坏处。同样，我也推荐吃不削皮的苹果。应季时，每天吃一个，再喝些柠檬汁和橙汁，多多益善。回想起来，那些年的冬末，我每天都吃很多生胡萝卜，喝柠檬汁和橙汁，从没得过感冒，也没染上什么传染病。

55

人类的物质

五千、一万年来，人类的物质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只是外表的装扮以及人类社会的标准和环境发生了改变。人的心和性，都未曾改变。古老的巴比伦城中的居民与布达佩斯人一样生活：他们的心中同样感受着，并回应着世界。只有这样——在缺乏工具的状态下——他们才能更接近这个世界的秘密，更接近时间、宇宙和自然的启示。从前，他们的听觉更灵敏些，视觉——当时也没有望远镜——更敏锐些，心智更有灵感和魅力。人类世界的物质并没改变，但人类——拜天才和技术所赐——却比不上文明伊始的年代，在文明的进程中失明、失聪，日益懒散、愚笨。接受的资讯越多，越不明事理。人类以为，掌握宇宙易如反掌。而文明这个庞大的机体，已将人类从宇宙这个神秘奥妙的大家庭中扫地出门了。

56

参与他人的活动

不论你要逃避工作、角色还是行为，都是不会被允许的。他们尾随着你，要求你参加各种活动，分担烦恼，出谋划策，分享希望。若你要从一份共同的事业中抽身而出，他们会拽着你的衣角，攻击你，剥夺你的特权。你要学会冷静地与这些人相处，但如果你恰好是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是个有深度的人，那就太不容易了！你要跟他们悲喜与共，他们感到满足时，你也要表现得兴高采烈。

你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他们都是有感情、有参与感的人；但集体中的人就像毫无价值的牲口；廉价的几个词句就能使之热情激昂，卑劣的欲望扯开了众人的胸膛。若非我情我愿，我又怎能参与到集体当中，坦露内心的伤痕？

我只能说：保持心灵的自由，坚持真理。当别人要你否定自己的良心时，你要断了他们的念想。无所谓这样的行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得到何种结果。团结的底线是坚持真理。不仅是他们，你也有自己的原则和权利。这种原则和权利就是真理：头可破，血可流，此权不可夺。

57

忌妒

有些被贪婪、虚荣和忌妒深度传染的人患上了不治之症，试图接近病人，进入他们病入膏肓的内心只是徒劳。对此你要有所准备，但要极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任何宽厚的举动、无私的奉献、英勇高贵的亲近都帮不了他们。他们一旦看见有人获得了工作、受到了仁慈命运的恩宠，或是生活中得到了其他好处，便会像疯子一样，大发雷霆，在梦中破口大骂，口沫横飞，在背地里捣鬼。这些人病了，得的是传染病。你要远离他们，不要以为争吵和举证能够让他们低下头。这就像你要向身患重病者证明，健康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一个道理！他不会相信。当你向他们指出生病的缘由时，他们会憎恨你。假如你期望他们有所感触，他们便会以棍棒相向。他们深陷在情绪中无法自拔，就像他们注定被毁灭的命运一样：他们只知道唯一的行事方式就是报复。不要与他们争执，要回避他们，像接受命运的打击一样忍受他们在地球上的存在。

58

行为准则

注意，永远不要在工作中、生活中手忙脚乱；是的，即使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也要保持各种环境中严格的连贯性。不要一心二用。写信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吸烟时就不要以为气管炎还能痊愈；看书时别听音乐。最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身边事物和环境的深层规律。人世万物中，存在着一种灵性，学学也无妨。你若手中有物件，就紧紧抓住；你若接受，就要保持清醒并承担一切后果；你若发声，就做顽石，永不反悔；你若高兴，请毫无保留地开怀大笑。人生有机敏的一面；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无与伦比的精妙之处。有时候星期一也会不顺遂。注意你的行为。人生中多数的不幸并非由厄运造成，而是笨拙、倦怠和粗俗导致的。学一学这种精妙的技巧，这种灵巧的生活，训练你的行为举止，成为一位生活的大师。

59

友情

没有什么关系比友情来得更深刻、更鲜活了。相爱之人，是的，以及亲子关系中也存在着多少虚假和自私！只有朋友是无私的；否则他就不是朋友。只有朋友是真实的，因为他只愿做朋友，而非自己获得善与美。爱人总是有些企图；朋友则不会。孩子总是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些什么，或是超越父辈；朋友不会惦记着得到些什么，也不会想着超越。生命中，再没什么比寡言少语、善解人意、耐心细致、无私奉献的友情更神秘和高贵的礼物了。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蒙田思考了一番拉伯雷的感受后，说道： “我们是朋友……因为他是他，我是我。”正是这样的。塞内卡有一次在写给鲁西留的信里坦诚道： “朋友会相爱，但相爱的人并不总是朋友。”这句话再准确不过了：这就是真理。所有的爱都有问题，因为自私和贪婪在灰烬中闪着火光。只有朋友间的吸引是无私的，没有利益之争，也没有儿戏般的试探。友情是责任，是坚强而严肃的责任，是人类最伟大的角色和挑战。

60

爱情

永远不要像观看一场绝望的战争一样欣赏女人和男人间被最残酷的自私和虚伪点燃的交战。当你面对女人时，不要让那些堕落的瞬间、平静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放松麻痹了你；你是英勇的斗士，你的对手要剥你的皮，过你的生活。像骑士那样优雅地战斗，战斗吧。假若你遇见了气度非凡，就用非凡的气度给予报偿；假若你得到了温柔，不假思索地回敬她你已得到的温柔。但一刻也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一切感性相遇的本质都闪烁着赤裸裸的自私和虚假的火光，委身于女人床笫的男人就像躺在火海之中。他可以让这火光熏黑皮肤，以挽救人类的等级和尊严。集中精神，战斗。对手们就在你周围，她们头插羽毛，面着油彩，仿佛蛮族的战士。

61

皮笑肉不笑

有一种人，只会用嘴笑，像是得了小儿麻痹，也仿佛他们的听觉和嗅觉都失灵了。你用生活中不幸或可笑的情景与他们开玩笑时，会吃惊地发现，他们完全不明白或者根本没听你即兴创作的简短故事中的可笑趣味：他笑笑，但只是用嘴笑。他的心和意识参不透故事深层意味深长的可笑之处。他只是礼貌地报以一笑，龇牙相向。但他的心从来不笑。这难看的怪笑模样非常可怕。不要跟他们开玩笑。你与他互动，他却只会用尖牙回应你。

62

生病就是休息

在生活无休止的竞争中，多数人只在生病时休息一会儿。生病，用法国诗人的话说，不仅是穷人的旅行，更是穷人的休闲，是冬季的里维埃拉、塔特拉山，或是埃及。为迎合火热的气氛，疾病往往会带来真正的发烧，以便让人稍事休息。胸怀大志或永不满足的人——比如诗人克莱斯特——“不断地辗转于城市之间，就像热病选择床榻”，他们只能在病床上思考真正的欲望和无法实现的激情。

生病也是休息，这是老生常谈了。正因如此，你要遵循大自然的指示，接受必不可少的病假，在你的生活节奏中插入一小段精妙的生病之旅，好好休息。有时即便健康状况极佳，也要在床上休整一天。你会饿得胃抽筋，连钉子都不放过：自觉地饿上一两天吧。你的心脏不会因为尼古丁而抽搐：在自愿的情况下，远离香烟三天，对你有好处。最低限度地关注你的身体器官，这会让它相当放松！这些微妙的、完全自主的生病或痊愈的状态，自发的节食，完全抽离，好好休息的方式类似东方的传统，或是像进行了一次盲肠手术。试试看，你会发现这很神奇。

63

凡事需要等待

凡是属于你、接近你的东西，或者不论是人、思想，抑或是状态，都要以最圣洁的耐心去等待。切忌操之过急，万不可轻举妄动，总之，不要急于得到它们。因为这些适合你、注定属于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人、思想和状态，即为你世俗和精神的命运，它们必然会向你靠近。书籍、男人、女人、友情、知识、真理，你应与所有这些属于你的人、物，在某一天如缓至之潮般，热情相遇。但别慌张，也别急于靠近。如果过于匆忙，则会错失一些重要而私密的讯息。倾尽你的命运和人生，耐心而专注地等待吧。

64

等待

如果有人不能如约而至——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朋友或是陌生人——你只能等待十五分钟。随后你就应该离开。若他没法为自己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样的人你就再也不用找他了。不要把怒气和伤害放在心上，因为这不值得。但也不要再为别人提供让你长时间等待的机会。因为傲慢和懦弱会伤害彼此。让人等待也是一种傲慢的伤害。

所有，所有的事都应该精确到秒。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劳累、伤感或是烦闷就打破守时的礼仪而犯错。守时不仅是高贵的礼仪，也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体面人应尽的义务。上等人是绝对守时的。自由散漫、目中无人、不务正业的人才总是迟到。这样的人最终会错过人生中的重要约会：认识自我。

65

执迷不悟者

应无时无刻，无所不用其极地与执迷不悟作抗争。与张着血盆大口的疯狂情绪作斗争，它源于人类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想要撕碎、重建这个世界。用耐心、解释、理智和再教育来反对执迷不悟。还有参与。为执迷不悟感到惋惜。它向你发作，但突然爆发的狂暴咬断了它的舌，粉碎了它自己。

66

不要辜负自己

如果我们为自己设定了人生准则，无论如何都要严密守护它。因为一个成年人的生活是由人生准则和生活方式构成的，这就像用砖块稳固地建造起一座建筑物一样，而当其中的这块或那块砖被抽走时，这个建筑的结构也会被动摇。我们的生活遵循着被世人唾弃为异想天开的行为准则，度过了四十个年头。我们知道，这些准则的真正意义是自我放纵的借口。起床、睡觉、娱乐、工作、社交，这一切一直都有严格的规定。

若我们试图违反这些准则时，内心便会充满罪恶感。你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是“自由的”。你自己也许有时能随心行事，决定啦，爱好啦，主意啦，都可能是自发的：但你的生活与万事万物息息相关，绝不可能完全如你所愿。如果人们对你不按照他们喜欢和想象的样子，对生活这样或那样地感到不满，或是你被迫按照他们能接受的方式生活：你也不必感到委屈。你不是为别人活着。倘若你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准则，这种背叛就会纠缠上你。即使是犯罪和失误，也要遵循你生活中不变的准则。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尽情地犯错。只是别向自己示弱；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失败。

67

忠诚

最伟大的忠诚就是不论别人说什么，你仍然坚持工作。比这更真实的忠诚，是当你感觉自己无法如事前预期的那般完美地完成工作时，就停下来。在这两种意愿间努力生活，而不要用嘴说，全身心地为你的工作而活着，无情地审视你的作品。不仅只有创作需要力量，评价作品也是一样的。要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更严苛地审视自己的作品。

68

过节

生活中碰上节日时，就全情投入，尽情庆祝吧。穿上黑色的衣服。用蘸了水的梳子打理头发。由内而外洗漱一新。忘记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陈规和重担。节日不仅仅是你在日历上用红笔圈出的一个日期。看看我们的先辈们，他们是多么虔诚、投入，他们怀着热烈而狂喜的欢愉庆祝节日！节日是特别的。节日是深沉而充满魔力的突破。要让节日更有气氛。舞蹈、鲜花、年轻的姑娘、精美的首饰、令人热血沸腾又可忘却烦恼的酒精充斥其间。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些旧时习俗，留出空闲时间，学会停下来，完全地放松，充满激情，毫无顾忌。节日是生活的上层活动，有更深的意义。准备好用你的生命和灵魂去庆祝节日吧。

这不仅仅是你日历上的一个红色标记。生活也会为你带来另一种看不见的节日。这时，请忘却一切烦恼，投身于其中。

69

鲜有理解透彻的“意义”

“意义”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自身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对于本质性的、无以作假的理解和感受来说，需要比“意义”更有意义的其他东西。对于理解尘世之物来说，仁慈，卑微，某种幸运地特定存在于躯体和本能中的运行机制，考验对象的优势地位，也许还有顺应形势的星象图，都是不可或缺的。当你为自己能理解万物而沾沾自喜时，请先考虑一下这点。

70

幸福

幸福自然是不存在的，就像大多数人的想象一样，它的意义经常被引申、包装，贴上标签。就像只要走进一间药房，花三百六十福林
注

买一盒药吃下去，就再也不痛了；就像一个男人对生活在某处的某个女人的意义，或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意义，若他们相遇时，不会有误解，没有自私、愤怒，只有永恒的明媚、长久的满足、愉悦和健康。当愿望无法实现时，幸福也可以是其他东西。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地为得到幸福而努力。他们制订让自己幸福的计划，为了搜集幸福的点滴去旅行、去工作。当生命离去时，他们才意识到，幸福的碎片永远搜集不够，幸福只是过程。他们忘记了这个。

注

福林：匈牙利货币单位。

71

性与悲伤

凡事都与性相关。即便是最纯洁的生活也一样。但性也是悲哀的。

看待身体之事要像看待一种评价。只有脆弱是人性的。欲望毫无人性，令人绝望。

但将所有的外向活泼都评价为一种欲望，也是无情的。就像法老们驱使赤身裸体的奴隶建造金字塔一样，这个鲜活的世界以非人般的意志在欲望与满足的两极间建立起来。

贫穷、赤裸的奴隶，当淫欲的鞭子抽打你的背时，你希望得到什么？

是快乐？还是满足？

你用自己的精血建造起世界的广厦，被迫辛勤劳作。只有敏感与脆弱能够让你将无情的性的束缚带来的悲哀的压迫感忘却片刻。

72

心碎

就像咖啡馆中，那个香颂女歌手唱的那首歌一样，歌曲让我们知道，破碎的心无法再修补。

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教训。如果一个人，抱着极大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接近另一个人，最终被伤害了，那么“他的心碎了”，便永远也无法再将自己的信任无条件地奉献给他人了。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人类这种动物更敏感了。人类无法忘记心灵和情感的创伤。无论生活为他带来何种友情或爱情，他都会心生怀疑。所有的关系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是危险的游戏，复仇镌刻在人性中。人类就是这样。如果你碰见这种受过伤的人，请记住，你无法安抚他的心灵；也没有任何耐性、智慧、宽容和兴趣，能够抚慰这颗曾被欺骗的心。

73

身体锻炼并不一定健康

例如我，是的，一个成年人，极其热爱游泳和打网球。我在四十岁以后，就特别喜欢打网球；这是唯一文明的运动；双方面对面全力拼搏，但对手间永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会彼此触碰。这就像路德永远不会遇见他挑战了一辈子的伊拉斯谟。游泳也不错，尤其是在海里！在沉静雄浑的海水中游得时间长了，仿佛一个人回到了生命最初的分子阶段！但我认为，这些身体锻炼把我从工作中分离了。这对我的工作和心灵都不利，最终也将有害于我的身体。所以我就减少了自己的兴趣；这所有的一切包含了太多虚假成分：保持年轻和健康！但年轻和健康不关我的事，是的，甚至连预防疾病也跟我没关系。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只关心一件事：脑力劳动。也许散步是锻炼身体唯一的途径，它能让你接近自己：比如白天时，强盗在监狱的操场上散一小时步。工作就是最大的掠夺。

74

性格教养

你是否骄傲又自满地认为，自己已经阅读并理解了许多书，增长了见识，对自然或是人类的精神思考也有了几分了解？你觉得你有“教养”，特别是跟没知识的人相比？你要记住，书中的知识体量是无穷的，对于完全理解一本书，你要知道或应该读些什么？想象一下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中那一排排环形的书架，你要活多久才能了解那些书中的人类思想宝库中的冰山一角？你就待在书房里吧。坦白吧，放在书架上的那些书里，你到底有多少没读过？读过的书中，你完全理解的又有多少？不，“教养”以狐疑的眼神观察着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这是一种空洞而虚假的行为。但你要记住，“教养”要求你理解知识，思考并体会如何完成对生活的拼搏。你还要记住，无数人在你之前对世界进行了思考和书写，那些思想在历史的海洋中沉寂，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新的时代，通过各种现象和表征，如潮水般涌来。你记住，要懂得自惭。你的教养水平很有限，也很低级。但可以完善对自我性格和心灵的教养，并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即使是在精神认知有限的情况下，也没有问题。

75

懒惰

懒惰分为两种：横向和纵向。有的人，只是懒于做生活的长期打算和计划；他会拖延决定；懒得对生活做规划，把一切都往后推，推得远远的。还有的人，是纵向懒惰。当我们在能想、能说、能行动的时候，却犯懒了。明明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的东西，我们连手都懒得伸出，导致后来也许还要花大代价才能获得。我们不打电话，不写信，不在当下记录下自己的想法。这后一种懒惰是最危险的。生活就在这种懒散的不理不睬中悄然流逝了。

76

敲响警钟的使命

某天，有个声音突然响起。你正好在干着什么，或是被什么事占着手：你相信，这时的工作氛围是最重要的，而它只属于你，是你的使命。当你为这个使命做好准备后，就迫不及待地去完成它。这时，那个声音又响起来，它对你说： “你还有别的使命。”这时，某个你之前从未考虑过的工作机会出现在你面前。而且，你知道，这份工作对你来说也并非毫无风险。你要改变先前的工作方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误会、争吵和风险。你还需要放弃现有的一切。这份新的工作严重威胁到你的实际利益。而且你要搁置一切，承担起这样的风险，付出努力，做出牺牲，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接受这份引人遐想、费人思量的新工作。你不可能误解这声音中命令的口吻。

凡是在这种时候顺应了耳边清晰可见的声音者，也许会由这份工作引起的世俗风险而失败，但他却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失聪、随兴或是胆小者，可以从容地度过人生，却在心灵上留下了伤疤，他们永不知足，不得安宁。做选择吧，朋友。

77

聪明和智慧

聪明的人总是容易疲劳、体力透支。在他们身边，我觉得就像经历了一场有预谋的测试。我永远需要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们会一直注意着我。他们忽闪忽闪的睫毛，就像猎人注视着猎物般，观察我是否正确回应了他们机智的评论，我是否足够聪明，能够跻身于那些聪明人之列？不，聪明人总是容易疲乏。我也从不能理解他们，那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会解释为什么某样东西不够好：生活、一部作品、春天，或是秋天？但生活很美好，死亡很自然，人类也没有完全绝望，他们从不提起这些。因为他们是聪明人。

聪明却并不等于智慧。聪明是一种能力，属于神经系统功能和理解能力。智慧却是真谛，是适时的休整，是礼貌的致歉，是心平气和，是妥协让步。聪明的人从来不智慧，他们总是太紧张，永远沉浸在自己的机智之中；但智慧的人却一定聪明，或许更甚，因为他们从不会去证明什么。远离聪明的人，因为他们神经紧张，最终会伤害你。去寻找智慧者。可以与聪明人交谈，而去聆听智慧者。

78

训练与规则

脑力工作与击剑、撑杆跳或是武术一样，需要特定的锻炼方法、常规训练，保证卫生，确保训练规则等。要想在一瞬间从俗气、低劣、邋遢的生活方式迈上最高等的人类活动是不可能的，创作是脑力活动的舞台。

生活方式、生活中简单的日常行为、饮食、环境、日程安排，这一切都决定了一首诗或一项研究的质量。

如果你晚上和白天过着猪一般的生活，就绝不可能在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这段时间内能够与上帝交流。贪婪、卑劣的生活习性为你的工作带来有害物质。思考需要持续不断的训练；创作也需要更多的素质。

79

做好准备

我们都会死亡——人类生命最伟大的礼物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能更容易地认清这个事实，也能更准确地理解它——所以我们应该有备无患地安排日常生活，像生活在尼禄统治的罗马时期的塞内卡、巴黎古监狱地下室中的男人和女人，以及生活在大革命时代中的每个人一样。因为生活就是一场革命，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群众掌握主导权的时代中。

因此我们要积极地生活。每天在书信中，用感觉和思想与世界对话。要及时发现生活中出现的可疑之处；如果有可能，尽一切办法解开疑问；制订并完成工作中可预见的任务；大自然也会很积极回应，它每天都要加工、处理、完成、安排万事万物。

80

政府与公务员

在一个发达的人类社会中，政府和公务员无不被同时期的杰出诗人和思想家批判。社会上聚集起来的群众却离不开这一无是处的政府：西塞罗、莎士比亚、孟德斯鸠都对此表示批评，但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少得了政府。最初，人类脱离了游牧生活，集结在一处开阔之地，讨论公众话题；随后广场的周围建立起了城市；城市的周围，不论是以病态还是自然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这一进程以同样的节奏不断重复。公务员是社会的产物，政府是城市得以运行的条件。至今还没有人能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品。

弊端仍然存在，政府也依然让人头疼；试想一下，当你排着队站在收银处前，只为了在礼貌、恭敬的长时间等待后交上税，或是为了争取法律规定无论如何都属于你的权利。政府的目的是“好”，但并非对人，而是对国家。最好的公务员和最完美的政府机构，应不过度干涉生活，不过分行事。如果生活和政府机关之间通过讨价还价，能达成一半的协议，并且不给对方制造太多麻烦，那就最理想了。但只有高度发达、成熟，极度繁荣的社会和政府才能做到这样。

81

苹果泥

假使你每天清晨醒来后，在吃饭前大口吃掉一两个磨成泥的苹果，你就是做了件聪明事。苹果是禁果。这并不是巧合，苹果是人类意识中最古老的象征之一。苹果树是“知识之树”，苹果则是《圣经》中的禁果。哦，这个禁果与人类密切相关。也许当上帝把人类驱逐出伊甸园时它起了点作用；对此我们并不确定。但我觉得，磨碎的苹果泥是保证每日健康生活的必备之物。它能舒缓、清理、调整肠胃。特别是，当你在打苹果泥前用干净的双手仔细地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再浇上点柠檬汁。这种温和的营养品并不能保证你长寿，但你的肠胃却很乐于每天接受这种清洁、有益的馈赠。人不仅拥有心脏和思想，也拥有肠和胃。

82

真正的愚蠢

愚蠢也分很多种。有些人聪明，但因为出身和成长环境的不幸，其内心闪烁的智慧之光熄灭了。有些人愚蠢，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躯，被欲望驱使，感觉的优越感掐灭了灵魂之光。有些愚蠢的人，直接成为了环境的牺牲品。应该对此表示遗憾。但真正的愚蠢实际上却很少见，且比上述之人更危险、无望。人类是智慧的生灵。要像对待那些远古时代骇人的自然现象、双头铁牛和大自然扭曲而令人费解的旨意那样，对待真正晦暗、绝望的愚蠢，它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愚蠢得不到救赎。这种人的灵魂和体内缺乏什么呢？是圣洁的心，还是某种淋巴腺分泌物？缺碘？还是性激素？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最好尽可能地避开真正的愚蠢，自觉地将其拒之门外。不要期望能战胜它，因为他们不是善茬。和蔼可怜的傻人心地善良，而愚蠢之人则内心恶毒。傻子是上帝可怜的孩子，而愚蠢者则是地狱的缔结者。这是他们要承受的命运。

83

悲伤

不要驱赶悲伤。它来之无由；也许悲伤时你也会老去，也许你恍然彻悟，在悲伤之刻与某物作别。并且，悲伤装点了人生。你不必耷拉着脑袋，沉思人生与世间万物不可逆转的幻灭，苦苦寻觅转瞬即逝的欢愉幻想，背负着精妙的尘世之痛爬行在这广阔天地中。首先，消逝的欢愉也许并非真正的欢愉。好好回忆一下。其次，不经意间，悲伤在你面前为这个世界盖上了神奇的银灰色纱雾，万物和回忆，都将变得尊贵。悲伤的力量巨大。你仿佛在旅途中登上了高峰，看清了远处的一切。事物在高贵的纱雾和泛着珠光的昏暗中，显得更加神秘、简洁而真实。同时，你觉得自己更接近于人。你仿佛听到了一曲没有旋律的音乐。世界也是悲伤的。一个完全得到满足的世界多么平淡无奇，多么令人不屑、无法忍受啊；若世界缺少了悲伤，将会是多么悲伤啊！

84

健康和真理

当疾病来临，你以强大的意志力，顽强地挺过一段时间。仅仅在最初时刻，当命运还悄悄围绕着你转时，它就是在衡量你的力量，像斗士衡量对手一般。如果这时你尽量分散注意力，变得无比强大，尽力保持内心和周身的安详宁静——健康才是真谛——这样，在战斗开始的最初阶段，你才会显得比较强势。要像保护名誉和真理那样，保持健康。

85

女人和鸟

女人出于本能，在世上为自己寻找爱的补给，就像鸟儿觅食谷粒和鱼。她们在无尽的空间中翱翔飞旋，本能引领着她们徘徊于江河湖泊、草地平原之上，经过一番繁复的盘旋和入水后，她们也会失败。这时，本能开始展现其神奇的评估能力。她们很少失误，只是有时猎物更聪明些，从嘴边溜走，就像鱼逃脱了海鸥的嘴一样。她们会像海鸥一样悻悻一笑；继续旋转着，徘徊着，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飞翔。

86

耶稣和孤独

每个被选作扮演上帝角色的人，都是孤独的。耶稣像拒绝了所有人的怜悯一样，也在十字架上拒绝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圣经》中最令人痛心的词句。耶稣说，追随者须舍弃家庭，抛弃一切。被选中者对自我和追随者的要求绝不会更低。他没法改变世界，但同时还要做一个拥有四个孩子、妻子、金丝雀和退休金的完美男人、男孩和父亲。这个角色需要彻底的孤独，完全的孤单，残酷无情的行动。为他人担负起责任的人，也被迫扛起了寂寞和无情的重担。无法承担者，就是骗子，即使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一样。

87

关键的十分钟

每个年纪，每个年龄段，是的，每天都有关键的十分钟；当它与那些你目前为止还能承受的东西，像工作、环境、缺失感、欲望、本性等等，碰到一起，你会突然觉得很难接受。这种关键性的力量就像一种爆发力。你为工作折腰，猛然间觉得迄今为止，所有的工作都不完美，而随后的工作任务和要求也令人绝望，难以承受。你向生活低头，就像在开水里翻滚着，你看见一切都纠结在一起，就在一瞬间被卷入无底深渊，裹挟着洪流向你袭来，令人窒息，你感到了胆怯，想要偷懒和蒙混过关，变得自私。这就是关键时刻，这十分钟就是人生和工作中的危机时刻，它比时间流逝得更快。每天都是。这时，你需要知道，关键时刻与时间相连，你要注意内心和手表的指针。就像被速度折磨的人，他懂得迅速的节奏和消逝的时间。暂时放下你手头的工作，调整每日的生活安排，尽量让自己放松些、卑微些。十分钟会过去的。工作和生活，只要它们在一起，它们就会一直存在。

88

偷电人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学识让我惊讶，他们的思想让我叹服，与他们在一起时仿佛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还认识另一些人，他们也许不是特别聪明或学识渊博，也不会语出惊人，但与他们交往后，分别时会觉得好像得到了些什么。

这样看来，此人拥有的不仅是学问和思想，也是一种电流，以转化的能量和丰富的内涵向四周辐射个人魅力。也有些人缺乏电流，他们从周围吸收能量。他们就像是偷电的人，用电缆从邻居家的房子里往自己家里或工厂里偷电，而使自己家更明亮，自家的工厂效率更高。这样的人更容易使人疲劳。他们永远夸夸其谈。最后，你这个听众，只能惭愧而又筋疲力尽地离他而去。要避开这样的人。

89

意外

应该说，事故，就像巫婆的传说一样，并不存在，需要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根本不相信事故，都只是注意力分散惹的祸。一个人被电车撞到，在路上行李被偷，被骗子勒索让你名誉扫地，暴饮暴食损坏了胃肠功能——还有呢？为什么你不多加小心？世界是危险的，生活中的意外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这种危险和可能性伴随着一个人的生活。是的，也许这种可能性为一个人的生活提供了更深入的持续性和紧张度。你只要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或是这个世界缺少了意外，将会是怎样？这是多么骄傲的自信，多么自负的目中无人、高高在上！不，意外在你生活中的每一瞬间都能发生，东西、环境、人、化学物品、静止的物理画面：这些都有可能和你对着干。所以要小心。不要畏首畏尾，而要以一个人的标准，严肃、唯物地高度集中注意力。也要一直谨记，当意外发生时，并不是什么狡猾的阴谋在肆无忌惮地和你作对，而是你太脆弱、太懒惰、太渺小。根本不存在什么“电车事故”，只有你、电车和自然规律。

90

喋喋不休的人

喋喋不休的习惯对大多数人来说已成为了生活的准则。只要活着，他们就会一直喋喋不休，直到死去的那一刻。他们不思考，只会张嘴喋喋不休，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自己活着。但事实上，相比起真正思考的人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会喋喋不休，而喋喋不休的人，从不思考。思考者只会倾听；当无法继续再倾听时，他们就开始说话或是写作，可是只有到万不得已时他们才会这样做。不，对喋喋不休的人来说，铺天盖地的话语是生活的必需品，它能解释冗长的信息、基本的需求、粗俗的品位和浅薄的思想，并由感觉器官来传达。他们若不这样做，就会意志消沉。这样的人不消化物质；他只会将吸收的生鲜物质原样吐出。对他们来说，把舌头当成门锁的使命和威胁并不存在。他们用碎片式的语言填塞世界，直到无法继续承受：喋喋不休者发声时，物质消失了，世界充盈着琐碎的语言。

91

聆听和听者

你并不是一直都拥有聆听的权利。特别是当唠叨的人在说话时，你是迟早要做出回答的。当然这肯定不比一直隐身于人群中做个听众，且只通过作品向世界发声更有吸引力、更舒坦——只通过作品，可以是一本书或是一双制作精良的鞋，或是一种恰巧稳定而平衡的存在。这样才是最美妙的；但生活不会这么便宜你的。你要倾听，但不是像那样或是舒服地，或是骄傲地，或是鄙夷地听着；你无权这样做，因为你是人，你的同伴有权对你提出问题。不，你应该像参加纪念仪式一样，认真倾听。而且只能负责任地倾听，要不断地做记录：一个秘密、一个标准、人类文化的自觉意识。但有时你也需要发言，抖一抖你倾听的斗篷，赤身走上舞台，手中握着高贵的战斗武器——真理。如果一个人否定真理，那他就没有资格倾听。

92

森林和松树

森林中，有些东西非常特别，尤其是松树林中。不仅是松树林中那幽暗得浑然一体的沉默，还有那深沉的阴影、高耸入云的伟岸和虔诚的姿态亦令人震撼。一座大森林以摄人心魄的生命意志表达着自然的力量。请想一想，是怎样的力量和意志造就了这片单株树高达五十米的松树林！大自然建造起这样一座森林，挥霍了多少种子，多少雌雄花蕊，多少次尝试，泼洒了多少阳光和雨露！这生存是多么坚定而深沉啊，除了存在，除了生长，除了长达几世纪的坚守，别无他求，它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呼吸着回应这世界，不去侵犯他者，为数以亿计的生灵提供了家园和生命的权利。这百英亩的松树林是一个如此伟大而智慧的生态群落。它以巨大的树干同时回应着天与地。空闲时，去森林中走走吧。

93

大自然既神圣，又无趣

当你前往森林、草原或海边旅游时，你的心中充满了神圣而壮阔的向往，不要骗自己：你知道，你的内心深处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别的，只有人。一个喧闹的咖啡馆与大西洋和撒哈拉沙漠，或是喀尔巴阡针叶林一样有趣。是的，当认清实质，揭开秘密后，你会发现，勃朗峰还不如一个人有意思。你赞叹大自然的广阔无边，尽力让你的气质与大自然的生命力合而为一，但不要羞于承认，也不要否认，对你来说，如果不能与你相熟之人的命运扯上关系，即使最神圣的大自然的游戏也会很快地失去它的趣味和魅力。假如人不踏上大自然广阔的舞台，那么浪漫的风景就会在短时间内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显得无聊、平庸。但你的思想、兴趣才是真实的，永远不贫乏。你的什物、经历、作用、命运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实质，而不是勃朗峰。世界只是你偶然注意到的色彩和装饰；你的内心和意识颤抖着窥视这篇大胆的独白。其他所有的一切迟早都会变得了无生趣。

94

音乐

托尔斯泰说，音乐是最伟大的皮条客，是最危险的引诱。音乐声响起时，理解的道路开始变窄。音乐不需要理解。不要像理解“意义”一样去理解音乐，而是辐射、破坏、穿透、勾引、碰触我们内心的秘密和伤痛，揭开悉心隐藏的隐私。我们费尽心机使其就范——好像春天的洪水，摧毁了“意义”小心划分、耐心耕耘、细心劳作、费心规划、用心调教的土地。而音乐所及之处，“意义”的准则就宣告无效。在音乐展现出的神奇世界中，达成死亡夙愿的荒淫而病态之感受随处肆虐。音乐成灾。一个奉生活为具体认知、行为规范和现实真理的人，就应拒绝音乐，把耳朵合上。缺少了音乐，生活愈显可悲。但更人性、更坚忍、更悲哀，也更有“意义”。

95

幸运

热衷于谈论希腊人、波斯人、米底人、里底亚人这些古代民族及其首领个人命运的希罗多德建议，不要故意去恶意顶撞像星星般悬在我们头顶的幸运。所有古代民族，波斯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一切古代宗教训诫都拒绝幸运的人受到它们幸运之星的庇护。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命运不接受长久的运气：这是希罗多德在环游途中的体会，古老的神话、信仰和传说也是如此教导我们的。房子不属于你，你拥有的金子、女人、孩子，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名誉，就像赌局中的运气，都不一定属于你。属于你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骰子会转向。这是神的意愿。

所以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幸运的波吕克罗忒斯和他的戒指、鱼与渔夫的故事那么动人。人类能感受到命运，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逃脱命运的掌控。但这些牺牲都是白费力气：神的旨意不可违抗。幸运残忍地对着你微笑，你若颤抖着走开，它便会跟上，让命运捉弄你、戕害你。

究竟什么是你的，什么是神无法从你身边带走的？只有工作，只有不计报酬、无关荣誉、不考虑结果的工作才是属于你的。只有当你不逃避、不顾忌命运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只有劳累、汗水和牺牲属于你。其他的都会像晨雾般消散离去，仿佛蝴蝶的双翅，脆弱不堪。

96

旅伴

火车上和船上的旅客都觉得，他们走出了生活的条条框框，于是就开始夸夸其谈起来。他们容易受到感染，也更轻信他人，他们等待着奇迹的出现，怀揣着梦想，勇敢地对同伴眨着双眼。注意，请不要伤害他们。他们在不经意间痴痴地向你走来，怀抱着动人的希冀向你提出问题，例如： “你觉得午夜时分瓦拉德会出现满月吗？”你要报以微笑，默不作答。不要拒绝他们，因为火车或轮船开启了他们的梦想之旅，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对他们来说，一切变化都是奇迹），他们很敏感。你要微笑、点头，然后接着看书或转向窗外。不要让他们觉得奇迹并不存在。是的，不要浇灭他们对奇迹的热情。你只要说，也许会出现满月，午夜时分，在瓦拉德。一个字也不要多。

97

淫欲

多数人在极富挑战的性关系中会受到致命的伤害。他们的高傲既无法承受爱，也忍受不了不爱；与同居一样，孤单也让人痛苦；他们或是藏于猪圈，或是扮演受伤后心怀怨恨的孤傲角色。

若我们能及时学习贤德，那么对于控制肉欲就更有力量。持久的“感官方法”并不存在；也许友情也不会长久；任何人性的，都无法长久。人生层面不存在情感的“五年计划”；只存在无法趋于完美的状态。“强大的感觉”总是提前来到，最容易受伤。一如生活要经受住巨大的苦难一般，我们的感觉也应暂时抵御烧灼的痛苦。要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忍耐。若有人能强大到将这种冲动转化为更高尚的意志，在工作的闷罐中化解此种冲动，用卑劣的蒸馏器从这种力量中提取出高傲：这样做很聪明。但这是生活中最困难的事情。

98

别人的期待并不重要

别人对你有所期待，当早上或下午的时候，时间在一点点过去，而你却还没完成工作。你会着急吗？你很着急，尤其注意你生活唯一的意义，还有你的工作，是因为别人对你有所期待？让他们等着吧。什么都没有你的工作重要。时间不重要——不要管它，时间会扰乱你的工作。

一天中的时段，就像不管是谁抱着什么目的，对你有所期待一样，都不重要？若你过早地放弃了工作，以便为了健康原因而去旁顾他务，或是在晴朗的日子散个步，或是找到一处疗效显著的温泉泡上一会儿，这些都不重要。你的爱人也一样，如果你继续等待，你将会错失与有权有势者的友情。一切人和事都无关紧要，因为你终将消亡，而即便到了那一刻，你也要完成工作。谨记这条，不要再去关心什么时针和日历。

99

善意的快速反应

因为不只存在善意的懒散，善意的快速反应也是一种罪过，这就是注意力涣散而表现出的过分热情，有些人因此而不断地出入各种场所，或是为了做些有意思的事而频繁地更换工作、改变生活状态——他们不假思索地擦干眼泪，拿起电话处理丧事或婚姻危机，不断地与人握手，匆忙地向刚刚失去孩子的父母表达哀思，通常也会轻率地干涉他人的生活。他们对癌症病人说：多吃点西瓜；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情绪崩溃的人看卓别林最新的默片。这些流动的商贩向善良和同情出售廉价、危险的商品。他们给病人提供马铃薯糖。不要接受他们的好意，把他们提供的廉价马铃薯糖吐出来！

100

要求

让你的心灵毫不妥协地追求品质。这是最重要的。人类世界是贪婪的，但绝不挑剔。你要有节制地保持高度的品位。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统一，变成伍尔沃斯商店，低廉的出口让人只用六个福林就能买到任何东西，以快速、廉价和低劣的品质满足了追求享受者的日常欲望。这种大众化满足的危险在生活和精神的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一种文化，不只是当野蛮人拿着战斧出现在雅典和罗马的中心广场上时，才会消亡。当这些毫无品位可言的野蛮人在文化中心开始进行大规模商品贸易时，文化也将消亡。你要学会选择。不要挑剔地、痛苦地选择，而要秉持严格、无情的态度。你不能在道德和精神领域保持较高的品位，你也不能总是说：这个高贵，那个伪劣，这个值钱，那个廉价。这是你的事，因为你是人，你要保持作为人的品质。

101

头疼

如果头疼持续好几天，而且一直反复发作，就应该去找一个可信的眼科专家，让他做一些必要的检查；然后再去看内科大夫。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头疼都是由尼古丁，或是天气、环境气压、冷暖气流造成的温度变化等原因造成的，极少会由饮食问题引起，血液循环的问题就更少见了。但神经敏感、胆小怕事，或是由于工作和环境造成的担忧也会引起头疼。我对严重的血管痉挛有以下几条建议：喝一杯滚烫的黑咖啡，拉上窗帘，在床上躺下，吞一两粒止疼片，在刺痛的头上敷个电热枕，安静地躺上一两个小时。这个方法肯定管用，治疗简单的血管痉挛和偏头痛万无一失。如果是其他的头疼症状，请马上前往眼科或内科就诊。

102

巨大的悲恸和行动

在因为受到沉重打击而感到内心痛苦时，你首先要意识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是人。你还应该怎么想呢？你是人，也就是说你的爱人会死去，你的朋友会离开，你亲近的、你爱的一切事物都会像暴风中的尘土一般，远走高飞。这并不奇怪，而是自然规律，是理所当然的。若你不遭受巨大的打击，才是不正常的。你是人，所以你会受苦；而痛苦不会长久，因为你是人。

你在悲恸和经历打击时所表现出的行为都要遵循这一真理。永远不要把自己的痛苦展现在人前，也不要炫耀你的骄傲和自大。不要对自己否认痛苦，但你要知道，痛苦和打击一定会过去。人们应该这样想： “虽然对某人来说，重要的人——他的爱人——去世了，可他自己也会离开这世界。”你要接受痛苦，但别让人听见呻吟。第一，因为当你呻吟，当你热泪盈眶时，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真正的痛苦是无言的；眼泪和叫喊是弱化了的痛苦。不要欺骗自己，也不要取悦他人。保持沉默。收拾你的表情和行为。当你与痛苦独处时，要这样想： “拜托了，痛苦。不管你有多痛，我知道，这就是规律：因为我是人。”

103

想象力

法国人认为只有能看见真相的人才拥有想象力。这种能力很罕见。人们相信，想象是一种对从未存在过的现象的梦想。但从未存在过的现象就像脚后跟一样，没有手和脚，也跟现实不沾边，极其无聊、幼稚。真正的想象力是源于现实的新生产物，是人间奇迹，是叹为观止。“看见真相”远比轻轻一吹，在云层中建造第一座飘浮着“真相”的空中之城来得奇幻而充满想象力。学会真正地看见一个手脚完整的人，你要知道，这比神话中展翅飞翔的英雄更惊艳、更神奇。

104

顺应规律

在工作、日常生活和普遍方法中，一切用来表现世界的特性、意义和品位，都有一种内在的规律，它随时出现，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你不要以为能够超越性格、能力和工作性质的范围，用其他方式进行工作。也不要妄想偏离性格和思想的指令还能够高高兴兴地休息或干活。顺应规律，它不容置疑地规定了你的地位、工作和行为。一切都井井有条地展开，同时被接受，不论是快乐、悲伤、职业、任务、失败，还是死亡。顺应你自己，还有生活中神秘而坚定的规律，它是你的行为规范，规定了你生活的意义和感觉能力。不要妄想能够变得更灵巧、更聪明、更快乐、更有天赋，或者更郁闷、更绝望。规律像火焰般点燃了你生命这座大厦的构架。仔细研读这些规律，每日每时。

105

热情与白日梦

你知道在尘世的生活中应保持行为举止从容冷静、毫不带感情。但工作和创作还需要些别的，不仅需要具备做白日梦的想象力，还需要悲情与热情，以及四散洋溢的丰富情感。伟大的创作不可能是一个冷静的大脑，用圆规在纸上计算出来的；就像创作不能依着说明书照葫芦画瓢，孩子也无法比照纸上的铅笔草图来养育。创作需要灵感，需要热情、付出和感受能力。天主教在人类的心灵中植入想象与情感的空间，这样的灵魂即便无法很好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因为感觉困住了他们——但他们对创作却有敏锐的感知力。清教教育人们要抛弃情感的体验，提倡宿命论，这对应付日常琐事比较有用。是的，宿命论只能创造艰难的生活，却很少创作出伟大而精妙的作品。所以，当你在周一或周二埋葬爱人，或与无耻的反对者做斗争时，一定要保持强硬，屏蔽一切情感；但当你创作时，一定要会做梦，不要害怕情感 泛滥。

106

动物

如果你喜欢动物，不要因此而害羞。如果有一条狗，像很多你认识的人那样，走进了你的心灵，也不必感到害臊。预言家和那些粗鄙、愚蠢的人都是骗子，他们指责这种吸引力，并声称： “吸引力从人类身上偷走了各种感觉，还浪费在狗的身上！这自私、冷漠的畜生！”你不用理会他们。尽情地爱你的狗吧，爱这个眼神如炬、不知疲倦的朋友，它不会因为给予的友情而别有他求，比如向你讨要一根肮脏的骨头，或是几下轻柔的抚摸。你不要认为是爱和自爱让你亲近动物。它们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与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被创造出来，它们也有思想，有时比大多数人更复杂、更敏感。有些人把对动物的爱称为溺爱，那么就让他们讽刺吧——你只需要带着你的狗遛弯就好。你是它最亲密的伙伴；上帝知道。

107

杰作

如果有可能，你一定要每天翻阅凝结成人类智慧结晶的伟大作品，即使是一小会儿也行！不要让没有阅读塞内卡、托尔斯泰、塞万提斯、亚里士多德、《圣经》、里尔克或是马卡斯· 奥里留斯的某一天悄悄溜走。每天都要欣赏几首音乐的旋律，即便条件不允许，你也要播放音乐盒中的巴赫、贝多芬、格鲁克或是莫扎特的某几首作品。不要让一日光阴偷偷溜走，而你还没有在留下优秀画作的镜框上瞥几眼勃鲁盖尔，或是丢勒，或是米开朗琪罗的那些作品。要做到这些是多么简单啊，为这些杰作留出半个小时的欣赏时间是多么简单啊！不管你多贫困，你都是富有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富足也是属于你的。与之相随，每天，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

108

耐心

人类这种能力，是最难达到的，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本能对这种特性的反抗最为激烈，因为我们注定消亡，因为时间不等人，因为天上的星星也会陨落：这种痛苦的责任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命运、与其深层的意义和我们的工作都是相违背的。缺少了主宰人类神秘气质的耐心，任何作品都无法永垂青史。因为创作不是变戏法，精巧的手法只是一种技能，是运气，创作者无法从魔术师的圆筒中抽出作品。耐心，不只是天分——作品本身也是一种耐心，是等待有机发展的耐心，是耐力和成长的奇迹。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会保持耐心，就像去了解造物主的秘密那样。只要记住，你无法保持平静，又将注定消亡。

109

选择与忠诚

当你拿到一本书并开始阅读之前，请好好想一想，至少要像你在把信任交付于某人之手时那样，好好考虑一下。因为你将在一段时间内，把内心的注意力托付给这本书；这很重要，因为生命短暂，内心只属于你自己。如果你已经决意要阅读此书，那就慢慢地品读，非常认真、耐心地，就像用合理的推理进行论证一样。即使这本书与你的品位、信仰相违背，或是表达方法无聊而繁复，那也要一直将它看完。但，正因为生命短暂，而书的种类又如汪洋大海，所以在你打开一本书之前，一定要慎重选择。忠诚地一直读下去，但要非常用心地选择，因为你将你的生命和思想片段奉献给了这本即将阅读的书。若你已经开始阅读，就要有始有终地读完，即便此书与你唱反调，与你的心灵和意志相悖，也要读下去。书也可能是对立者；你要与它一战到底。但只能与够格的对手同处一室；就像某个诗人说的，永远也别和能力不足的家伙交手。

110

意志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忘记一条真理：国家和政治权力从来缺少不了智慧和意志的力量。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暂时被本能主导，或国王在被自己的禁卫队篡权时，也是如此。他们无法与意志的力量做长久的斗争。你肯定知道，亚里士多德对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的教育成就了那个国王。亚里士多德之于马其顿王国的建立，与亚历山大二世一样。如果你要证明意志的力量与政治和国家权力对立，请千万不要迟疑。没有意志，国家只是个空桶，这样的国家在政治权力的统治下很快就将分崩离析。只有意志的结合之力才能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国家能够残害哲学家，但其生存和维持却离不开他们。

111

生命危险

对于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你应该想到，不管怎样我们的时间都会终止，即便是命运之手早十年或晚十年出现。因为生命的内涵同时包含一切沉重的压力和创作的片段，而不只是体现为在日历中存在时间的长短。当你竭尽全力表达上帝的旨意时，你就是活着的。这是你生命的内涵，你热情而决绝地完成了它，你的义务。这个片段就是生命的时刻。剩下的就是准备和等待了。大自然很注重效率：它不会过早地放弃一个需要完成作品的人；而一旦他完成了与世界签订的合约后，便不再受到照顾。生命威胁，简单来说，也就是你生活得好吗？你勇敢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吗？其他的都是你自己的事，不用真的很往心里去。

112

泡澡

当情况允许时，去某个公共温泉池泡澡吧，每周两到三次。但绝对不要占用工作时间，怀着愧疚的心情，迅速解决问题。泡澡是非常古老的习俗，不仅是对身体的锻炼和恢复，也是对心灵的洗涤。慢慢泡，依据你的身体条件，从容不迫地享受。把身体浸泡在药汤中，净化心灵，放松被工作和外界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神经。医疗温泉是温润的圣地，可以安静地为你的身体和心灵带来适当的休息。含硫和铁的温泉可以通过对内部器官及神经系统的调节修复皲裂的皮肤；温泉的氛围，那雾气弥漫的环境能让你从低贱的世俗中解脱出来。要像古罗马人一样，定期科学地泡澡。

不要认为那些斯巴达式的人会看不上你的这一习惯。你只要记住，斯巴达从没为世界贡献过一个独立思想家，无论如何，最终他们还是毁灭了。安心地泡澡吧。要科学地泡，按照热水池、温水池、冷水池，最后淋浴的顺序进行，让按摩师为你的身体按摩，在热水里耐心地多坐会儿，忍受沾了冷水的头巾裹在头上，把你的身体和心灵交给热水那温柔的宁静，学习水的耐心，好好休息。即使在美女的大腿上，你也无法得到热气腾腾的温泉池带给你的松弛感。不要待在蒸汽房间里超过两三分钟。要记得给工作人员可观的小费。要知道，你总有一天会离开人间，有些东西是你欠身体的，就像每周泡两次澡，最多三次。

113

值得和不值得做的事

为了要写出能够引起普罗大众或是下里巴人共鸣的文章，让他们看了以后能大叫： “哦，的确是这样！我们也这么想！”那么根本没必要提起你的笔，在纸上浪费一滴墨水，花费你生命中的片刻。某些文学机构为了在你的胸前挂上一枚奖章，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你可以造一栋漂亮的房子，往里面填一些稀世珍品和高贵的家具！因为大众喜欢的东西，往往都是出于他们的误解，这是对你自己的出卖。表彰是一缕金烟，是幼稚的游戏。

这大笔的钱，是你取悦大众得来的，这漂亮的屋，是用这钱造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总有一天会被一口气吹走的。你不用考虑别的，只需要关注天使在对你的作品表示信任时发出的召唤。

114

水平与垂直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有效率的武器是飞机，这当然并非偶然。这是一种可以进行垂直攻击的武器。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所有的战争都是在横向展开、推进的。一场被称作“大规模垂直进攻”的危机先于二战出现。大规模部队不是在文明地区水平方向展开，而是在文明的框架内部垂直攻击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种攻击，这种垂直入侵，在变成战争后，就开始寻找适应其自身特点，能够垂直战斗的武器，那就是炸弹和飞机。每当人类世界发生剧烈的方向性改变时，紧随而来的就是发生相关领域的形式和方向性的改变。

115

尼古丁

尼古丁是新时期带来的最伟大的礼物与惊喜：它是魔鬼的发明，用来对抗枯燥乏味，而只要世界上存在枯燥乏味，人类就对它无能为力。它是烈性的血管毒药，令人迟钝。有几次，为了能工作，我一天抽了太多的烟，第二天就变得有点傻，没办法工作了。除此之外，它还能引起生活中的神经紧张、冒虚汗、心跳加速等其他现象，威胁生命。对此无能为力。烟雾慷慨地为世界遮上了一层面纱；片刻的迷醉也成为消沉的欢愉和忘却——有谁能强大到戒掉它，或是在烟瘾上来前克制住自己？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它……心脏、视神经、胃、肠道都会有反应。如果我们掐掉那苦涩的烟头，马上就会长肉，变得健康、肥胖、不开心。

够了！这就像我们吸一整天邪恶却令人幸福的老母亲苦难的乳头一样！生活需要些游戏和毒药；否则，只有健康和锻炼，称不上生活。

116

空袭后感

我在空袭中认识到，在空袭警报拉响的那一刻压迫神经的恐惧感，是极其卑微而非人性的，我们无论怎样都不值得将灵魂和精神交给它。因此，我告诫自己，坚决不许害怕——这是我们一切意志和思想唯一的、真正的意义。因为对在危急时刻临阵胆怯的人来说，事前学到的、看到的和思考的都失去了作用。和平时期，提炼人生的价值和死亡的本质都是白费力气。胆怯的人，善于欺骗：他的一生都在骗自己，因为他没有真正地做好准备，以坚强的内心迎接死亡。因此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害怕任何威胁人类和自然的事物；但要对我可能犯下的错误有所顾忌；我害怕内心的声音，因为那是对我自己行为的回应。

117

人类趋同性

作为一股社会力量，人群肆无忌惮地占满了我的时空，以致我无处可逃，无法以行动和思想与之对抗。当然，在受到人群因素的伤害后，又以难缠而挑剔的个人主义的悲戚行径作为一种逃避方式，是毫无来由、毫无意义的。人群如雨，似风，像大地，无处不在。你要与之抗争。但亚里士多德说过： “民众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奴性代表，他们遵从禽类的生活方式。”两千五百年前的这条箴言，如今更能说明问题。

人类的趋同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彻底失去了希望。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将之消除。人群的反应，已经不再是基督教和古典时代文化意义中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人性了。无法与他们争论，否则就像是与嘴里胡乱地蹦出奇思怪论的酒鬼或是疯子吵架一样。也不可能用心感化他们，因为只有人才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同情和怜悯，早已扭曲；只有贪婪和嗜血欲支配着他们的神经，永无止境的、失控的、贪得无厌的、令人忧伤的享受欲望：人类的趋同性没有底线。其他的原因便是，一切遵守为人准则的人，都英勇地坚守阵地，按照人类的标准思考、感觉。

118

满足

唯一的喜悦，是的，生活中唯一的满足，就是安静地完成了一件偶然得到的，却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展现你的气质和能力；不为虚荣的“角色”逃避工作；追求尽可能精确地完成工作，或许对别人也有作用。这是生活最能给予我们的。

119

烟斗的过滤嘴

在度过四十年的生命后我认为，用过滤嘴抽烟的建议相当具有建设性。尽管这些塞满矿物填充物的过滤嘴只吸收了少量尼古丁和香烟纸燃烧后的产物，但还是十分有用的。它无法阻止尼古丁中毒，但能缓解晨咳和咯痰。我建议每个人都试试。

120

不要过分在意女人

我从来都不理解一个男人会为了女人而苦苦哀求，无病呻吟。他们说： “我现在怎么办呢？去喜欢别人吗？”或者： “为什么我得不到她？”或者：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她呀？”我完全无法体会他们对这种既真实，又悲惨的要紧事的感受，至少现在已经很陌生了。而且，我当然也不能说年轻时就经历过这种悲惨的现实。但现在我已经无法理解有人因为一个女人的不忠或冷淡而自杀。青春期以后，当我成为一个男人以后，我觉得，女人就像可爱而有益的伙伴，她们在生活中的很多场合不时地与我共同承担起了非常艰辛的命运，人类命运的重担。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期待她们的忠诚以及特殊的亲近和奉献。我喜欢她们的柔弱，她们身体中亦张亦弛的吸引力，她们敏捷的思维，出于本能，有时又带着些许英雄气概的脾性。当她们想要留存住作为人的感觉时——这是非常愚蠢的幼稚行为——我可以无视她们斗胆而谨慎的把戏。但当她们从我的房间或生活中离开时，我也就再不去想她们了。我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只有这种行为才配称得上是男人；我还要感谢命运，赐予我这种天性。

121

战斗意识和防线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切事物不仅横向发生，也在纵向发展的时候，如果人像前线士兵那样谨慎行事，那么就能做出正确的行为。因为这是明智的，并没有大惊小怪，但这种需要对一切行动进行预估，考虑空间、形势和危险程度，树敌最少，不主动进攻，但在进攻时果敢而冷静的行为，一定是无所畏惧的。战场上危险的任务属于战士，但对平民来说，生活中各个阶段的纵向进攻，也并非安全无虞。我们生活的时代多么神奇。所以，我们要不分昼夜地估算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在作为战士的宏大战斗中，把握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不要无谓地浪费气力。我们要日夜鏖战。工作、娱乐、阅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认知和经历，都是这场战争中的武器。我们要置身于狭小而危险的藏身洞，在生活的巢穴中时刻注意敌人的一举一动，不要过早地消耗了体力和补给品。同时，若恰好天空星光闪烁，而敌人也在沉睡时，就抬头看看这一片星空吧。

122

罪孽和罪恶感

要学会倾听，这也许才是最困难的。人总是会多说一个字，而无法好好地倾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谈话都是无目的的。而用笔记录下来的文字也是那么无力！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这许多记录下来的文字、建议、证据确凿的实验又有什么用？什么用也没有。你跟某个人说话时，能期待什么？什么都不能。所以，倾听吧，安静地一直听着，就像说话一样，别期待能巧妙地征服他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你自己发现真理时，才有说服力——也别卖弄你的知识。我再说一遍，要倾听。不论和平或战争，要倾听。如果你以前在说，以后请擦干净嘴。如果你说错了，罪恶感会折磨你，不要把它赶跑。狠狠地与之对视，告诉它： “我又说话了，内容错误，夸大其词，态度恶劣而且高傲自大；既然已经这样了，也就无法挽救了；但以后我会更坚强，我会倾听。”倾听吧，因为上帝也在倾听，而且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聪明的人都在听。

123

谁都不能依靠

要知道，你需要使尽全力去理解，在危急时刻，你谁都依靠不了。你真正认识的亲戚、朋友、爱人都不行；在那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会拉下脸来，向你展示生硬的、自私的嘴脸。当你在最需要帮助，需要有人和你在一起，用一句支持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给你帮助时，你只能独自面对。你无法从别人那里奢望更多，危机时刻你却什么也得不到。

你要友善而耐心地生活在人群中，但不要指望任何人的帮助。让自己独立而坚强。记住，无论何时，谁都无法帮你。不要抱怨。你是人，你也不能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就是这么自然。

124

作家和世界

作家不要对世界抱有什么期望。这个世界能给的一切，钱、欲望、名声、荣誉、社会嘉奖等等，都会反映在他的工作、心灵的平衡和作品的道德力量中。一个作家，不要看重社会威望；在社会中得到多少赞扬，就会在作品中失掉多少道德的重量。一个作家也不能承担任何职务和官衔；只能负担一个，那就是他的名字。这世上，他唯一的财富就是自己的作品。也不要累积钱财，不要任何动产和不动产；生活中，自由地安排工作，一行乏味的文字都不要写。依照作家最崇高的信仰，只能接受与其永不妥协、不含有任何社会成见或时髦观点的作品等值的报酬。也不能在意他是否“喜欢”，或是“不喜欢”自己的作品；不要在意在世或身后他的作品会如何流传。作家就应该保持贫穷。假如他有机会得到大笔金钱，给他力量让他远离成功。假如别人贪得无厌的双手为他点燃了获得荣誉的激情，要亲手拒绝这些拦路虎。远离政治；要保持批判的态度；当然首先要极其严苛地评判自己。否则就无权称自己为作家。

125

人类物质

人类的物质有毒，取用时必须十分小心，保持时刻警惕。人类的物质，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组成心灵的物质。这种难以捉摸却又真实存在的物质，变成的不是树木，也不是动物，而是人类。这种物质，就像毒药。这是种有害的东西。人类并非无害的产物，就像氰化物或是毒蘑菇一样危险。人的心灵物质只有在没有办法毒害其同伴，或是这样做对其自身也有危险时，或是难以实现这一过程时，才安全。可是，一旦方法出现——即便没有利益、目的和好处的驱使——他也会立即向周围释放出毒素。人的物质毒性极强，只有最小的剂量才有可能不威胁到生命。只有意志能稍许中和一些，只有意志和绝望意识。因为人是无可救药的，无法教会他们真正的使命，也不可能中和其内心深处古老的荼毒。人类是世界的威胁。

126

传世之作和神来之笔

一部人类的作品要成为传世佳作，使之能够闪耀永恒的光辉，并让世人赞叹不绝，少不了作家的天分、题材、完美的创作手法及其他。传世之作中往往带有一些奇幻的元素，使整部作品仿佛夏日照亮了整个夜空的极光一般，散发出神奇的光芒，令人深深着迷，尽管它有些虚幻而不切实际，但却依然光彩照人，因为你能看见并阅读它。传世之作要真实、准确、聪明、目的性明确、比例得当、布置巧妙，且作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创作，但还需要一些其他要素——神来之笔。作品中除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外，也需要作者的忘我精神。中规中矩地构造起作品的内部结构后，加上一些混乱，再混合上一勺源于散落在各星座间的星云内的金子颗粒。没有这样的神来之笔，就只能成为“伟大”或“完美”的作品。真正的传世佳作有时并非如此完美。它只闪耀着星辰般的光芒，那是一种神奇的光，其内部还有一种叫“纯粹梦境”的东西。当艺术家已经无法再对作品做任何修饰时，这就是任务的一部分；最后的这一神来之笔，要由上帝来完成。

127

上帝

我从来无法想象上帝，有可能是因为他非人、非俗，而是圣人。当一个人想象或是试图通过图画或雕塑的形式来展现上帝时，总会在眼前出现一个满面须髯的老者形象，类似于一个头发茂密，穿着短裙，留着柔软大胡子的部落酋长，也有点像一名学识渊博的老先生或是法国的学校督察。这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宙斯和朱庇特的想象，也是基督教对圣父的描述。这种描述总是伴随着不安和羞耻。我总是无法将这样一个具有人形，留着波浪般长胡须，很显然还会定期清理鼻子的人理解为上帝。在对于圣父、圣子和圣心的描述中，只有圣心能称为上帝。上帝创造并管理着世界，所以世界也一定与他类似。但上帝不可能是人，因为他若是人，也就应该去理发。这种一根筋的思维模式总是很惹人厌的。我自己的上帝没有胡须，也不穿短裙。他存在于一切事物背后，就像大写的力量与意念。上帝之于我，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意志。这种意志是有意识的。因此我能和他进行无误解想象的对谈，就像最微弱的意念与终极的、大写的意念进行交流一样。

128

人类的不可预测性

由于人类是不可预测的，即便你与某个人相识三十年，也无法预测他在成功或失败后会有何种表现。即使你熟悉一个人的性格、日常习惯、想法、心意和惯常反应也无济于事——人仍然是奇妙而神秘的，就算半疯癫了也一样。也许他会用尖叫和欢呼来回应打击。而成功会挫伤他、孤立他。有时在难以理解的情况下人们会开始发怒，或是咆哮、吼叫，就因为电车没有按时到达，或者是鞋子太挤脚。平和克己的人会完全失控地回应不相干人的评论：就像你不小心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个伤疤。有人受不了电话铃声，也有人在被送上绞刑架前讨要紫葡萄。动物、石头、植物还比一个人有规律、可预测，风暴和地震也比人更可靠。人类太神奇了。

129

节奏和变化

不仅仅只有下意识地改变生活环境才能称得上明智，改变生活规律也一样。有时，一次次无意义的旅行，几公里的位置变化也能将我们带离生活中业已僵化的，同时又折磨人、令人无法忍受的一成不变的无奈。有时去一趟艾斯特宫
注

就够了，那时就会冒出一些关于生活的新想法，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使命。法国人说，旅行改变思想。一个让人发梦的新房间，几张新面孔，不同的厨房，都能使我们的内心平静或雀跃。

我们就应该如此改变日常生活的节奏。不必很用力。也不必很轻率。当我们感到被困在某种生活状态中时，有意识地、自主地做出改变。一个一直固执地坚持清晨起床的人，隔一段时间，要在下午起床，以调节睡觉和起床的规律。一个早睡的人，当感觉生活走入了死胡同时，就要将就寝时间推迟到午夜以后。一个总是在早上处理重要事情的人，有可能的话，就将工作调整到下午时段。一个晚上容易犯困的人，就尽量白天多休息，晚上再工作。一个午饭后小睡的人，要改成午饭前睡半小时。不要只固守着一种生活习惯，不要只穿拖鞋，只留大胡子，一定要注意，世上的创造力只有在经过充足的准备和长久的等待后，才会显现！这些事情不必很多。这是聆听、内心、注意力、本能与意志和谐相融的艺术。也是生活的秘密之一。

注

匈牙利北部小城，距离布达佩斯一小时左右车程。

130

敏锐与细腻

有些东西比知识、思想更有价值，是的，比善良更高尚。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的敏锐，不可或缺，就像是一种在乡下被追捧、极为流行的开水，少了它，人就会生病或干渴而死。精致与细腻，就像聆听着一曲奇妙的音乐，永远提醒着人们什么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过分了，什么会伤害别人，什么是好的，一旦将其赠予他人，对方却不知感恩的，双方要立即对立起来吗？这就是敏锐，它不仅能把握合适的词汇和重音，也能分辨声音中细腻的区别。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此项本领。寻求并推崇善良的人——他们也总是自私的——从不会做出伤害友情和情谊的事情，不给亲密接触造成压力，从不多说一句别人无法承受的话，仿佛他们本身就是某种特殊的、精密的听觉器官，能觉察到容易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东西。他们也总能谈论别人。他们能敏锐地听到人际间的危险因素，就像一对插入高空云层中的电子耳，探听肉眼看不见的、逐渐逼近的飞机。敏锐与细腻有超常的感知能力。是的，这两种能力是非凡的。

131

做客

做客是最拘束、最烦恼的一种束缚了。因为尽管主人说： “在我们这里，一切随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起床和就寝！喜欢什么就吃什么！不必在意主人！”但还是没用。客人和主人当然不会只按照上面说的做，他们从早到晚都相当在意对方，互相关注对方的喜好和生活规律，以适应对方的习惯。但主人还是相对来说更自由些，因为那是他的家，他用可怕的规矩影响客人，而客人只能被迫整天装出一副自由行事的样子，尽管他为了配合主人的意愿，什么也没做。邀请别人到乡下度过一整天，或仅仅是一个晚上，要么是几天的逗留，都是十分鲁莽的。这是对一个自由者的品位、习惯、时间、爱好、工作和规律的犯罪。主人说： “你什么也不用带，只要带上换洗衣裤和牙刷！”然后，一两天后，他们就把你从自己的生活中揪出来，扼杀你的行动，甚至经常还有思想的自由。

做客是一种禁锢。邀请别人来做客也是心灵极其鲁莽和自私的表现。接受一次晚餐的邀约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能承受的压力、无聊和烦扰的限度。晚上九点整，在恰当的餐馆与朋友聚会，然后十一点钟各回各家，各付各的账单。其他都是犯罪和自私的行为。

132

工作计划和心惊胆战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计划，当然没什么害处。但不要自己制订这个计划。有一天，经过长久的等待，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综合各种因素、日常生活的规律，以及受到特殊时刻的刺激，这份工作计划就产生了。绝对不要被灵感欺骗。灵感只会一闪而过，而且你的某种能力确实能建造起有型作品，就像真正的创作那样。但只有当你完美地落实后，你的灵感才会被锁定。真正的工作，是私人而充满激情的，它不一样。要等到一切就绪，准备齐全了，再写或做你自己的工作。这时，你要坚持无情地面对自己和工作。但一切脑力工作者展开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歌德称之为心惊胆战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如果这样的心惊胆战没有出现在工作中，你就只能做些平常的规矩事了。没有心惊胆战就没有创作。

133

角色和部分

你拥有仅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是你与上帝签订的协约。虽不比这个无穷复杂的组织中的次级附属进程中，作为辅助工具的一颗螺丝或一根电线重要多少，你也在世界的架构中占有一隅之地。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角色，它只属于你个人。也永远不要忘记，在集体中，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一个部件、一颗螺丝或一根电线更重要。

134

平时和节日

你看，只要时间对了，你就要把平常日子，最大众、平凡的日子过成节日！以高昂的情绪、适宜的行动、礼貌的举止来庆祝。节日并不需要很多东西。你可以在平日里偷偷添加些魅力元素；可以送给自己一刻钟的阅读真理的时间，从对模糊概念的了解中获得满足，活跃身边的气氛或是了解身边的环境。假如你为日常生活调入几分钟的特别内容、人文情趣、美好心情和彬彬有礼，也就是节日元素，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更丰富多彩，充满节日氛围，显得更人性化。

135

教养需要勇气

你应该知道，人类痴迷于平庸、喧闹、迷信之物、幻想、一知半解，也就是心智蒙昧的状态，并非毫无来由。因为文明，就如同挖掘和展示真理（对一切事物的真实认知）一样。展示真理永远非常困难。文明，也就是对事实和真理的认识，尤其需要勇气。人类用心灵、命运和灵魂来认识真理。而人也只能倾注生命以得此熏陶。比起接近生硬、简单、根本的真理，也就是文明，人们情愿躲藏于那些令人不快的、把真理蒙蔽住的阐释，也就是愚昧中去。私下里，人们知道，凡是真实而人性的，也就是现实的一切事物，都存在于血液、身体和欲望中，但他们情愿低眉顺目地咕哝着： “孩子是被仙鹤衔来的。”这样比较容易接受，更令人踏实。但文明却不是仙鹤衔来的。

136

诱惑

当许诺友情、爱好、亲密与结合的诱惑向你袭来时，你必须要知道：组成这种结合的物质，是易腐的，因为这是人类的物质。今日的誓言，就是明日的障碍，今日的爱好或是欲望，就是明日不可理喻、受尽折磨的回忆，今日的忠诚，就是明日悲哀的义务。诱惑的微笑、许诺、期望丝毫不起作用。存在于你心中那至死不渝的欲望也是白白浪费，你将怀揣着信念，完全与他人分享生活的孤独。对此，你无能为力，因为你是人。这是你需要知道的。

137

出众

在你要对出众发表意见之前，先将它丢入日常使用的磨坊中，磨它一段时间。你碰见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女人，你被谁的美丽震慑了，还晃瞎了眼？在平日的折射光线中注意一下这份特殊的美丽，你立刻就会发现，一切美丽都是绝望而悲哀的，并不值得引起特别关注。一个出众的灵魂能闪耀吗？在平时的接触中，你仔细听听他说的话，很快你就会体会到，智慧并不特别，也并非无法理解，它非常简单，也很自然。遇见极有权势者呢？你只消思考一下，他的权势是多么脆弱，他就可能在星期一或星期二，惨死在某个暗杀者或是政治党派的手中，甚至也可能死于传染性的鼠疫！遇见特别善良的人呢？此时你必定十分惊异，并表现出虔诚之心。但这并不会经常发生。

138

对现实的承受力

你写下的、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要能够承受世俗的现实压力。也许这就是写作和生活的秘密。因为如果这些字词在俗世的接受范畴之内无法承受现实的压力，那么它们在文学的范畴内也是无法立足的。

139

生活需要不时地放慢节奏

当船员的船只冲入狂风暴雨中时，他突然看见帆绳绷紧，巨大的船帆在肆虐的风暴气旋中急剧膨胀后，帆绳开始咯吱作响，迸发出断裂的声响。船员在老旧腐坏、四散飘落的甲板上，在低鸣着拍打船体的波涛间摇摆着，用尽最后的气力奔向船帆和帆绳，想要解开它们：因此，你应该要知道，你的生活也会遇到危险和暴风，你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人际关系也需要舒缓，否则一切都将分崩瓦解。此时，你要将一切抛开：工作、人际关系、生活节奏等等，把自己交给命运和风暴。当紧绷的绳索承受不了冲动情绪的疾风骤雨时，所有的生命和生活阶段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风暴。放松下来，静静等待。清晨，风暴就会过去。

140

塔尔皮岩

如果说，斯巴达人有将身患生理疾病的孩子从塔尔皮岩上扔下的习俗，那么也难保他们不会同时将拥有坚强灵魂的身体柔弱者抛下悬崖。我一直偏爱身体柔弱的孩子，并非因为他们那毫无防备、纤弱苍白的躯体自然呈现出的脆弱，而是因为他们令人肃然起敬，散发着某种吸引力。不是只有体魄完美的搏击手或是战无不胜的斗士才能展现人类最伟大的奋斗历程。是的，我相信身体柔弱的人也肩负着他们存在于世的使命，也许他们的使命并不一定那么微不足道。当然，我不能说让我们来供养这些体弱者；我只能说，信任生活为人类铺设的道路，要坚信体弱者也有他们的使命。也许生活正是选择他们去承担连勇武的斗士都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塔尔皮岩从来都不是解决之道。生活比斯巴达人更清楚谁能达成目的，谁将被抛弃。

141

谎言

说谎者总是语速飞快，含混不清，装腔作势。他会极尽所能地用带有真实色彩的附加细节粉饰谎言。他详尽地描述与自己素未谋面者的衣着，只为了谎称刚刚见过他。说谎者对谎言欲罢不能，就像好学生之于不费吹灰之力的课业一样。

说谎者并不具备真正的想象力；他的谎言多半目的不明；他不知道，最简单明了的事实比他捏造的一切更有吸引力。

142

使命和时刻

注意，千万不要错过属于你的那一刻，你完成作品的终极时刻。舒适、闲散、胆怯、懒惰有时会妨碍你达成使命，尽管你内心深处很清楚，时间需要通过你替它发声，一刻也不能放弃，因为它也替你表达，只是有时并不以你认为合适的或正确的方式展现。科学、艺术、文学、日常生活中都存在这种真理显现并需要疾声高呼的关键时刻。如果你认为命运最终选择了你来完成使命，千万别像一个错过了谢幕的失败演员一样姗姗来迟。

你不仅拥有作品，也拥有时间。你的时刻存在于时间里，决不应该错过。

143

独处

当我关注内心，并认真审视自己与别人共处的时光时，我必须承认，一切与他人的共处都是令人失望的。而希望端正地生活，并完成自己被命运赋予的使命的人，若是完全与他人隔离，便能理智行事。所有细腻的人性感受通常都会转化成对自我的关照；若你单独待着，就能保持清醒；即便在经历一场痛苦和艰难时，也是如此。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女人、朋友和处理人际关系上。保持体面和孤独，因为人类本来就令人失望。

当然，你无法向一个鞋商或是一个正直的税务官，总体来说，应该是大部分人提出独自生活的建议。大多数人需要过集体生活，例如在家庭中、朋友中，浪费点点滴滴的时间。这就是规则，这就是他们的规律。但创作者生活中的真正使命并非是家庭，也不是维护朋友圈，而是创作作品，这需要一个完全纯净的环境。有人呼吸的地方，空气会变得喧闹、肮脏、不洁。因此，如果你在工作和生活中有使命，就应该独处。

144

心

只要你认为，一颗心脏在某处只为你跳动，就请原谅人类吧。一颗无私地为你跳动的心脏足以让你原谅一切你所熟知的自私、肮脏的心，也足以让你原谅全体人类。要抚慰一个被绝望包裹的人不需要别的，只要一个人就足够了。而且，你也不可能从未见过他。只是你那时非常脆弱、暴躁或贪婪，所以忽视了他。因为你是人，因为这是一颗人类的心脏。

145

公共情感

我所熟悉的概念中，很少有像“公共情感”这样如此冒失而莽撞的。人们当然能高举足以引起共鸣的标语来表达对全人类幸福事业的共同追求，站在木桶上、集会的讲台上高谈阔论，却连区区的二十菲列都不舍得施与乞丐。优秀的记者在报纸的头版写下了满篇标语式口号，而他们为表达公众诉求的行为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们用为从事传播公共情感而设立的抵销账户中的资金，添置了漂亮的房子或是财产。那些为了公众而彻底放弃了工作、精力和生活的人，从不谈论公共情感：人民在倾听。这么看来，人民，也就是公众，并没有公共情感。他们只是活着，为了彼此和整体，默默无闻地活着。

146

职业尊严

奴隶们忍受了多少屈辱，放弃了多少尊严，职业尊严就得到了多少成长。如今，大多数人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国家、机关、机构不时地剥夺他们被上帝赋予的人权。他们忍受着一种文明中冷漠、耻辱、僵化的法律对他们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如何居住、如何着装、如何娱乐、如何享受，是的，甚至还规定了如何以及何时在街上行走。他们忍受了被操纵的思想和言谈。忍受了一种叫作政党、机关或团体的恣意膨胀的权力利益圈，干涉他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摧毁了、重建了他们的性格和思想。这一切，他们都毫不反抗，默默地承受。谁都能驯化一个人，使之乖乖地顺从。但假如有人胆敢对其专业大放厥词，即便是如此温顺、平和、被剥夺了一切天赋之权的人也会开始怒吼。你可以对一个铜器艺术家任意评判，他会默然地眨着眼，耐心地接受；但若你胆敢对铜器艺术专业说三道四，世界上所有的铜器艺术家们便会立刻群起而攻之。公务员、作家、医生都是这样。一个牙医能够忍受在私下里被你叫作蠢蛋，但若有人公开宣称牙医不是这世界上最完美、最可敬的人，那么全世界牙医组织都会不由分说地提出抗议。个人隐忍，而专业则会龇牙咆哮。这是我的体会。

147

灵感和经验

你要注意，不要过于纠缠于灵感，也不要过早地将它糅入创作中。因为灵感什么都不是。一只狗也有它的灵感。所有半吊子人的笔记本里都写满了关于文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灵感。“好点子”隐约闪烁，因为你看到、听到或是经历了什么，因为尘世某些现象触碰到了你心灵的外壳——而你早已削利了笔尖，准备从“点子”中刨出作品，你不是在把别的什么东西扩充成作品，而是“点子”！注意，因为这种诱惑在创作者的生活中并不罕见。不仅作品需要经过几年时间的打磨，“点子”也一样。若“点子”无法成为经验，那么无论它多么聪明、诱人，多么讨人喜欢，也要果断弃之。经验描述的是它自己，而你笔下的则是“点子”。这样不好。

148

爱

爱能给予，也能得到，唯独不能强求。而那些渴求爱的不幸者却常常并不自知。

显然，人或是爱，或是被爱：大自然以不可逆转的恒力安排了这股交流电。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爱着，而又无须忍受某种特殊的反叛情绪时，便是幸运地达到了最完美、和谐的状态。自然终究还是仁慈的：是的，它永远不会放弃让某个人去爱，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他的爱；大自然会授意方法，让我们无所顾忌地去爱那个并不爱我们的人。只有当我们哭天抢地、寻死觅活地向另一个人索求爱时，它才不予理会。你甚至能索求爱怜和热情；但爱是至高无上的。

149

关于世界和扭曲

你把自己奉献给伟大的行动。你决定，说出你所知的一切。你要把生活中一切隐秘的个人信仰展现给世界。你站在人前，终于决定说出事实。你承担起了这场战争，放弃了你的冷嘲热讽、房子、家庭。是的，你奉献了自己，不顾一切地站到世界面前，说出事实。

这很好。这是一个人在世间真正的使命。只是别忘了一点：世界是一面可怕的、扭曲了的镜子。就像蜡像馆里能把高个子照成小矮人，把胖子照成皮包骨那样的球面镜。你不可能指望这世上出现一个能准确理解你的语言、行为，能洞悉并解释你的思想的人。你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世界只会接收、看见你被人类意识中那面神秘而扭曲的镜子加工并反射后的意志。因此，永远不要感叹： “没人理解我！太糟糕了！”只要告诉自己： “我要这样，但世界却会那样理解。”因为这就是真理。

150

革命与革命者

这个世纪之初时，我还很年轻；正因为我们都年轻，我们自然就都成了革命者。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一个世纪和他的孩子们都步入了男人的行列。他们希望能够充满智慧地老去。我愿意穿拖鞋，或是燕尾服；我也愿意摒弃一切革命标语，因为时间已将它们镌刻在我的内心和脑海中，而我也已懂得，通常自由、平等、友爱并非如年轻时我对革命者的理解那样，是如此完美的概念。我想说，保存瓦片比丢掉旧的，再造新的要费更多功夫，更困难；我想为人类和平做贡献，建立秩序，举起旗帜。但时间不会允许。我本来应该了解，我应该做一名失望的革命者，因为我的下一代，根本不是革命者，令人困惑；没人能接过我的——根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旗帜；我应该成为一名抗议者和抵抗者，因为在我生活的年代，年轻人激情地扛起了一切当这个世纪和我都还年轻时未曾承担起的专制的高压。垂垂暮年的我如今被迫作为一名革命者，固执地坚持着也许自己都已不再坚信的思想自由、平等和友爱。

到老后，我也要做一个穿长裤的人
注

；尽管这样比较方便，但我最终却还是选择了礼服！

注

原文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穿长裤而不穿及膝裤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忠实的追随者。

151

旅行和旅馆房间

如果你去旅行，不要幻想旅馆房间像家一样舒服。有些人费尽心思用自己的欲望和家用什物为旅途增色，更有甚者还要带上金丝雀、摇椅和家庭相册，以便自己在陌生的旅馆房间中不会感到因缺少了家居用品而带来的局促。这种娇气、幼稚的人永远都需要保姆和摇篮。成熟的人期望从旅行中体验暂时纯粹的自由，一种艰苦的不确定性，期待现实的惊喜，而不是家中的娇生惯养，舒服地窝在旅馆房间中。熟悉自己心灵、世界和事物特性的人，在家里时也会像在旅馆房间中一样生活，不在家里堆放从过去的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多余的、感性的或是浮夸的杂物。这种人在家时也像住在旅馆中；生活需要的是什么？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足够了。你是住在出租公寓中的过客，匆匆而过的行者。当你在家里或是外面的床上伸懒腰时，要一直记着：你一到早上就得离开，房东有权赶你出去。所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都不要带着金丝雀和摇椅。

152

麻木

你要经受得住腹泻。如果你被迫要忍受痛苦的头疼和剧烈的胃绞痛（尽管并不频繁），就给自己灌一杯热药水吧。番泻叶制剂中有某种药效强烈的成分，能人为地干涉自然规律。肠道麻痹的背后常伴有贪得无厌，某种抽搐的贪婪和令人颤抖的野心，还有迟钝的生活方式；你能从肠道麻痹的现象中清晰地看见生活和人类的麻木。若你自己就很迟钝，又怎能要求你的消化系统反应灵敏呢？一切病痛的背后都潜伏着一个人的特点。与你的性格和平共处，也要与你的消化道和平共处。

153

记忆与神奇

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冬日的午后（那年我可能十岁），当我迈入母亲黑暗、空旷的卧室时，站在门槛处瞥见窗台前，在家具的漆面和壁炉的釉面瓷砖上反射出的外面街上和对面屋顶上闪亮白雪的淡蓝色影子的那一刻，是我生活中最美妙的记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一刻的神奇魔力。蓝色的雪光在阴暗内室的现实中令人惊艳，同时充斥着一股在那一刻之前或之后，都无法体验的快感。我从未在秘密、故事、梦境、安徒生童话或是魔法故事中遇到过这样纯粹的幻境，也没有在之后的生活中体验过，从来没有。我的内心中，头脑里或是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无法解释。神奇的事情无法解释。这样的记忆永远在一个灵魂中闪耀，就像母亲卧室对面屋顶上的雪一样，散发着神奇的蓝光。

154

暴行与拜占庭人

暴君统治时期过后总会出现拜占庭式的政权。一种从人类、社会和人性特殊规律发展出来的律法规定，在猛烈进攻、强行占领及乱局过渡期后，总会出现一种被极度粉饰、落后、刻意的律法，其中充斥着奴隶的仪式、毒药、谋杀、平和的谈话、低眉顺目的谦恭和虚伪的残酷。人就是这样：时而残暴，时而拜占庭化。只有极少数时期，在拥有强烈教育意识、个性极其突出的政权统治下，一个能够与尚未成文的司法典律站在同一阵营，坚守完善法律制度的刚正者，才能够得到性情的修炼；但这种时期极其少有，并且早已经逝去。

155

众人期盼的

人们当然希望作家、解惑者、代言人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作家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因为人类的利益错综复杂，并且互相冲突：作家永远只能为真理代言，至少这是他的意愿。但同时，当人们得寸进尺地要求作家站在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名义谈论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也在期盼着作家是无欲无求的圣人。因此你要清楚，永远不能依照他人的喜好做事：如果你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就失去了自我；如果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就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假如你说出实情，他们并不会根据你说的话来审视、评判你，而是会从你的作品中寻找纰漏，他们批驳你这也没说，那也没说，并诘问你为什么不说。

没有人会让一个帽匠去修鞋，也没人会让鞋匠处理帽子：但人人都对作家有要求，充满激情，却缺乏耐心。因此绝不要听别人的话，只要跟随你的心和大天使的足迹。

156

火焰与石棉

因为当你说出事实——最简单的真理时，你要知道，你的周围会即刻燃烧起火焰：欲望、责问、受害者的火光。讲出事实的人，就像是穿越火海，如果他身披石棉衣就对了，否则顷刻间便会被火焰烤焦。这件石棉衣，除了坚定不移的冷静，接受命令和责任的冷静之外，绝不可能是别的：你不能做别的，就应该这样，即便他们将你烧死。作家永远是站在干柴堆上的。有时他们用火慢慢地炙烤，有时则点起熊熊烈火。火上行走者仰仗着其热忱的信仰和冷静的意志，从而能够赤脚走上火钳，并毫发无伤。但这份与冰冷、无情和冷酷背道而驰的信仰和热忱却无法保护作家不受到三级烧伤。穿上这件石棉衣，说出真理，穿行于火焰之上。

157

奇迹

你不相信奇迹，但你会否认吗？看看吧，我无法让你相信，因为奇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神奇——这就像一个生理学事实，无法用照片去证实，也无法根据数学规律进行预言和测算。很难体会奇迹的呈现方式：它不会向你走来，也无法照相，没有户籍册，更没有出生证明。奇迹会出现，非常简单，并且有时，我们很久以后才会理解，什么是奇迹，它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还有这样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和超自然。我无法说出奇迹的本质，也没法证明。但也许你能思考一下，在真实的现实中，那些我们觉得再平常、自然不过的东西，是多么神奇而不可思议啊：光是存在这一事实就相当神奇了！你出生了，活着，然后有一天你死了！你觉得这些都很“自然”？那你就是个眼瞎耳聋之人。现实就是奇迹，不可思议，一切自然界的附属品和原材料都是超越自然的！为什么奇迹比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更无法理解？灵魂是奇迹，它出现在万物中。所以我相信奇迹，因为世界的灵魂就在我体内，它分秒不歇地时刻出现在我悲哀而易入歧途的命运中。

158

诱惑

有时我在工作中会三心二意，而身心疲惫、失去目标时的那种反胃、恶心的痛苦也时常纠缠着我。我自责，因为这都是些虚无缥缈的欲望，最好是放弃一切，只做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些事情，比如阅读、生活，低调地生活、老去！要知道，生活中出现的一切都是诱惑。当面对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应该像一个真正的英雄那样，表现得坚强。你应该知道相对于在面对命运指派给你的任务时临阵脱逃，你更应该挺身而出接受挑战。

159

恐惧

在你身后不久，这世界早已将你的名字和你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遗忘的碎片践踏着对你作品仅剩的记忆。你的作品如尘土般四散而去，纸张和装订线也随之散入虚空，无法再从任何地方看到你涂抹的画作，时间将大理石雕塑、你的作品一并打磨成了粉尘。这一切必将到来，而时间的表盘上只逝去了几秒钟而已。你和你代表的一切，都将完完全全地消散在这里，无影无踪。生活中你还能害怕什么？如果真理令你恐惧，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如此重要、如此紧急、如此令人无法释怀呢？我真弄不懂你。

160

受害者与施害者

要永远谨记，接近你的人，同时既是罪犯也是受害者，你和他们，甚至这个大千世界都适用此条法则。与你一样，他们也是凡人。人类的善与恶都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律动和组成部分。对最凶残的恶人，我也无法用另一种态度看待他——即使是擅闯我生活的人，我也不能如此对待他，只因他也是生命这个大整体中的工具之一。他闯入了我的生活，但他也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要恨他呢？

161

实质性问题

注意，不要让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单调、贫乏、便捷的解决之道迷惑了你。人总是能找到办法缓解在做出了必要努力时产生的压力，它提供了另一条代价更小的出路。你要谈论的是实质性问题，记录下来并付诸实践。这总是很困难，而且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同时，当你决定为自己的境遇和工作真正努力时，你会知道这样更纯粹，是的，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完美的办法。相对于实质、简单、完美来说，繁复冗赘、权宜之计、陈词滥调、模棱两可、退缩逃避、拐弯抹角需要花费更多、更辛苦的努力。你若选择折衷之路，就是在浪费精力。寻求实质的代价更小、更实用，也更高效。生活上要懂得经济、节约，不要把力气花在除了实质性问题之外的其他东西上。

162

蜂蜜与呼吸训练

你不用做个苦行僧，苦练瑜伽套路，或是进行复杂、辛苦的锻炼。我觉得，若能在清早起床后，站在打开的窗子前，通过鼻子做几次深呼吸，让肺中吸满清晨的新鲜空气，并将肺里的烟尘和含有屋内粉尘的空气吐净，则不啻为一种正确的行为。肺里需要这些东西。身体非常感激这一份最微不足道的关心。而且，我觉得，蜂蜜也有些用处：用勺子舀一勺蜂蜜做早餐，也不是什么特别容易的事。蜂蜜是源于自然的纯净力量赐予的馈赠；身体器官对此十分受用。

163

高尚的人

宣扬并实践生活之真理的高尚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以谦卑恭顺的态度承担一份责任。当他在传播真理时，也是如此。高尚者最明显的特征便是无所畏惧，他们只担心遭受良心的谴责，但同时也是刀枪不入。因为容易受伤的人多数懦弱而低贱。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无法生生世世代表真理。懦弱者偏爱辩解。而高尚者永不争辩，是的，甚至也不参加讨论。他陈述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承担一切由真理和粗暴的误解引起的后果。其他人则会辩解。假如你的境界够高，就不应该畏惧。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受伤；对他们来说，外界的评价比真理来得更重要。

164

勿以恶生万物

什么是邪恶？这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无情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来自童年的创伤，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性格、生理和心理等综合因素，以及生活中的反面典型等。几千年的文明无法解释人类心中的恶。野兽中，除了猫，其他动物都不算残酷。恶生于不满足，然后发展成为永不满足。有邪恶倾向者的人生字典中没有“亏欠”和“请求”这两个条目：他们只懂得强取。我认为，我们无法用善良、顺从和教育来平息这种人内心邪恶、残暴的情绪。生来邪恶的人（确实存在这样的人），被生活中令人心灰意冷的经历和残酷冷漠的体验扭曲成一个生性暴躁、心胸狭隘的恶人，迷失在了道德的丛林中。聪明的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离开此道。但遗憾的是，多数情况下，他们阴暗的童年中总存在着一个无情、自私、愚蠢的母亲或是卑劣的父亲。

165

点燃真理

要像柴禾一样熊熊燃烧。这就像有人知道点燃火焰的原因，他便不能做，也不会去做任何与之相悖的事。不能仅仅是了解、书写或勇敢地说出真理：要将它点燃、炙烤，把生活的原材料和蔽体的衣物都丢到火堆中去，将它由内而外地烤熟吧。每一个渴望真实的人，最终都应该站到由刽子手和殉难者垒叠起来的柴堆边。直到最后也不能妥协。一切实践、体验和小心谨慎都是白费功夫。若你希望生活中还存有一丝一毫的意义，就将一切烧成灰烬，别无他法。

166

天分和愚蠢

要对被上天赐予天赋的人保持警惕，他们没有具备与其天赋相匹配的理智。在所有专业领域中，通常这样的人都是人际交往中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最愚钝的人，能与理性的人合作，但空有一身才情却不善于运用的人，却从不懂得妥协。备受打击的天才总是疑虑重重；而他有权表示怀疑。直到最后才发现是他太愚蠢，这个可悲的缺陷也反过来影响其作品和天赋。一个美丽的女人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微笑，并且善于逗趣。但一旦在社交的过程中发现，她的美貌就像黑夜般无聊，那么从此刻起她也就不再那么美丽了。缺乏理智的美貌和天赋也是存在的。这些都是畸形现象。这就是科密沃什· 凯勒门说的：朝立夕破。这样的人总是忧心忡忡。没有禀赋天资，但头脑清晰之人比一个缺乏理智的天才对世界更有价值。这也是一则预言，因为我经历过。

167

艺术是一种宿命

由于天才十分罕见。理智也并不多见。让某个人成为艺术家的文明也是昙花一现。一切皆由命定，任何人类力量或人类意志都无力改变。一切艺术形式都存在许多天才，他们在某些幸运的瞬间，将天分、专注力、坚持不懈的努力化成了作品，有的甚至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世界文学、绘画与音乐就是这样成为艺术的。但这些人不是创作者，只是执行者；因为他们没有使命感。如果他们不经意间走上了医生或是工程师的职业道路，那么偶尔也能创造出天才的作品。但真正的艺术家，不会“不经意间”走上其他任何道路，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存在任何有可能使其脱离其使命的历史或现实力量；他们只可能成为作家、画家或是音乐家，而不可能是别的。这是此类艺术家的宿命。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168

平凡与幻象

我们应该像这样培养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即使在日常的环境中，也能看见鲜为人知的奇迹和幻景。因为当天幕落下，号角声响起，浓雾降临，坟墓打开，在一片混沌中回响起上帝的声音时，奇迹并不如想象的那般轰轰烈烈：多数情况下，奇迹静默无声。你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看见了一个人的脸的轮廓；一个物体的摆放位置；而这个物体的真实意义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又同时展现在你面前；你听见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通过这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你了解了一个人的秘密；奇迹就是这样。不要埋头于现实和日常的生活中，只盯着你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就像运行某些感官的意愿渐渐在文明人的身体内枯竭一样，例如嗅觉。看一看，嗅一嗅奇迹，它就在那儿。总伴随你左右，那么近，近得触手可及，你却穷尽一生都未曾想过要伸出手去触碰它。

169

自力更生最明智

这是因为永远不要指望别人。不管你指望谁，都是对工作的背叛。不管你接受谁的帮助，你都不能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地去做命运交给你的任务。谁都无法帮你。谁都无法在关键时刻保护作品、人类、人民，谁都无能为力，只能是作品、人类、人民自己。创作一部作品，建立一种生活也是如此，只有它有守护之力。因此自力更生最明智。一个真正无畏的孤独者，一个内心深处不恐惧孤独之人，才是强者。决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要抱有幻想。你终将走向死亡，你知道的。你还在害怕什么？你还能期望什么？若你忠于工作，哪怕你遇到了困难，死亡也对你束手无策。要清楚这点，并勇敢地做个孤独者。

170

生火也困难

我注意到，生火也很困难。用闪烁的火星、报纸和干木头在一座冰冷的釉面壁炉中生起熊熊烈火：这也需要技巧和练习。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懒散的下人都会做的简单、基本的工作。但你试试，你，用你那智慧、灵巧的双手，马上你就能体会到，这是项多么需要技巧的困难活儿，这需要多么丰富的经验和灵巧的手法啊！我无法在一座釉面壁炉中生火，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行。我不会的东西多着呢：例如弹钢琴，我只能像一个音乐厅中悲伤的乐师；却仍然胸有成竹地大谈特谈音乐！我不会驾驶火车。我也不会缝扣子。但就是这些细小的知识组成了世界。要谦恭地学习每一项人类活动和技能。

171

惮于背叛之人

尽可能避开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比背叛者更糟糕。因为事实上，对背叛者来说，背叛是他们的责任。但那些在你身边、在大家周围出于自我保护目的而四处打探的人，缺乏勇气，也不具备独自担当的道德力量，但也无法承担起其背叛行为和卑劣行径的后果。这样的人最可鄙。至少，背叛者的出卖行为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由背叛者和受害者共同承担。背叛是一种卑劣的行径，但仍然是一种行径。而那些以平静的面貌谨慎地出现在众人身边之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做一个英勇的行动者，成为孤独的行者，也缺乏足够的勇气保护或是揭发隐藏在各个小团体话语中的玄机。在现实中，他们远不足以成为勇于承担一切后果的人或是英雄：惮于背叛、害怕复仇、无力孤独的人，是最可怕的。你可以唾弃背叛者。但这样的人，连唾弃和驱逐都配不上。要忽视他，对他视若无睹。

172

误解

据说全世界有二十多亿人口。要知道：二十多亿人口，就意味着语言和行为的被误解。有多少人存在，就有多少误解的情况和可能性。这是人类生活中绝妙而可怕的部分，也是个人观点与主张的宿命。你能说： “白色”或“黑色”。但这世上也存在着其他白色和黑色的东西，是吧？一双白色的眼与一双黑色的眼看到的黑色是不同的。而世界在每个人心中的映射是不可穷尽的。一切被言说、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在二十多亿人的内心引起的回响也是截然不同的。你也需要明白，永远不要对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回应感到惊讶。人类生活就是在漫无止境的误解的旋涡中挣扎。一切误解都是色彩斑斓、纷繁复杂、可敬可畏的奇迹，这是人类的集体名词。

173

改变与希望

有时我感觉生活几乎令人窒息。当传统、道德准则、熟悉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开始颠覆、改变时，你就站在了命运和时代的转折点。你仿佛已不再生活在屋檐下，而是栖身于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原始丛林中。你在变化中开始怀有希望。你相信，内心的一切情绪都将灰飞烟灭，余烬和苦涩的烟尘终将消散而去。阳光重洒人间，大海又现蔚蓝，森林的果实复又飘香。改变带来了和平。

若时间充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情绪平和了。但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人的天性。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论证或是奇迹能够完全、彻底地改变人类天性。体验过改变的人，也依旧是人，他们照样欺骗、焦躁、残忍、贪婪、淫荡。改变，人类的事物确实会变化，但是人不会变。目前为止，一切教育的试验都验证了这个失败。有时，某个性格十分顽强的人，在短期内，大约四五十年的时间里，能够在现实中树立伟大的人类道德标杆。但像这样的零星时期，在人类历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人类能够做到的极致，也终归是罕若明珠的现象。人类不会改变。人类的物质世界不存在希望，这和火与碱亘古不变是同一个道理。

174

散步有益

当然你应该保持独自散步的习惯，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最好一个半小时，如果有可能，两个小时亦可。散步是生命中最人性的生活节奏。散步的人，不会想去任何地方，因为抱着目的上路，就不是散步，而是赶路了。散步的人在途中的每一刻都在朝着目的地进发，那永远不会是一座房子、一棵树，或是一片美丽的风景，而只会是空气与这个世界发生的间接接触。一个慢慢与土地融合为一的人，将成为一座森林或一片天地的一部分，逐渐地将自己交给自然之境中永恒的真实，那无尽的尘世空间。散步时的每一刻，他都感觉自己回到了家中。散步是纯粹的孤独。在房间里，你被书和其他物品环绕，它们提醒着你生活的责任和义务，还有工作或职业。散步的人，能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与世界独处，将灵魂和身躯交给古老的元素。只要想着你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着，还能在星空下散步便好。这多么美妙啊。

175

星座与星空

你准确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的，也没什么害处吧？因为毫无疑问，你出生在星空下，也就是说它们与你息息相关。

但你只是像一个出生在地面上的人一样活着，而你也将回到地里。你只能瞥一眼星空以示致意，因为关于它们，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能知道地上的事。因为你曾经是，未来也将是土地。认识土地吧，习惯它吧。

像对待被写入星座和星空的命运一样忠爱土地吧。珍惜它，顺从它，认识它的物质性，不要抗拒它，苛责它。

土地并不肮脏。它与你一样，是充满力量的物质。星座与星空，是神秘的。当然，你生活在秘密之中。但更确切的是，你终将死亡，并归于土地。

176

剧院与观众

埃皮克提图建议，如果有可能，永远都不要去剧院。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去，就应该虔诚而静默。

孩子也能上剧院。是的，孩子，甚至婴儿也行。当铁幕升起，闪烁的追光灯打在暗红色的丝绒布上时，观众席上坐着的张大嘴的上千名婴儿正等待着奇迹发生。几分钟前，这些婴儿还是自己生活中的医生、律师、勤奋而训练有素的教师、思想深邃的成年人。但这一刻，当他们坐在剧院的观众席上，打在红色丝绒幕布上的灯光亮起时，剧院的观众就变成了一间巨大的婴儿室中张着大嘴的渺小人群。上千名婴儿等待着安抚。若他们得到了安抚，无所谓甜苦，便会愉悦、忘我、安静地坐着。但倘若五分钟内没有得到安抚，他们便开始烦躁、哭闹、尖叫、抱怨，有时还会吱哇乱叫以示抗议。这安抚是什么？就是戏剧张力。也就是说，在剧院里，如果你获得了享受，也不要太骄傲。你只要说： “我是个好孩子，得到了安抚。”

177

死亡就像证人

当你轻柔地和一个女人说话，或与一个当权者争论，或与一个夸夸其谈的笨蛋争吵时，你应该知道，死亡就站在你身后，它能听见你们的对话。它专注地咧嘴笑着。因为不论你用何种方式争论，那都是出自你的真心，死亡知道，你争论的最后一个词汇将会由他传达。当你许诺、争辩、理论时，要永远铭记这一点。

178

创作与文明

即便是一个颇具创作精神且又天赋异禀的人，也无权从创作所需的自我教化的时间中窃取什么。夜以继日地写作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日复一日地阅读。文明需要的是时间，每一天都很重要。因为当你在创作时，并不知道究竟是对祖国还是对人性有益。创作需要圣洁的慈悲。而你若每天都花时间陶冶心灵，阅读杰出作品的某个章节，准确地了解一条真理或是一个认知，那么一定是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性都有益。在一个社会中，作家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众多。你的书写是否优美和真实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理解。

179

掌握真理的人

要十分注意那些掌握真理的人。比如，他们遭受了巨大的不公正的肆意打击：那些贪婪、卑鄙、残酷的人非法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自由，扼杀了他们的情怀。他们掌握着真理，就像蹿着火光的火把般行走于世，他们手中行将熄灭的淡红色火光，便是那不容置疑的真理。他们寻求补偿，或是伺机报复，有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追求的究竟是什么，但求发生点什么。这些不幸者极端危险，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真理；每个掌握真理的人，都是危险分子。

事实上，他们明白，只能与作恶多端的罪恶之人共存，社会才能保持运转。那些受过伤害和掌握绝对真理的人，比一知半解的人更不堪。因为他们只掌握着一条真理，他们希望整个世界只为一条真理，也就是他们所承受的这并不光彩的痛苦服务。理智与情感的准则根本无法靠近他们。要等到时间将痛苦的毒素从他们的灵魂深处吸出后，他们才会平静下来。终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他们，他们这些无理地遭受迫害与折磨的人，要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每个人都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负责。到那时，你才能去安慰他们，不能操之过急。

180

你的使命

你终归是要知道自己在这世上的使命的。你永远不知道维持你身体运转的骨头、肌肉、脂肪和内脏的数量、状态和质量；你不能为自己谋取头衔和地位，或是成为某个集团的主席，穿着华贵的服装悠闲度日、指手画脚。你也不能获得幸福，这更痛苦，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快乐，在所有愿望都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快乐的意义就扭曲了；相比之下，说痛苦才更贴近现实。这就是人。

不，你唯一的使命，便是你存在于这世上的独特意义，是认识人世之物的真实属性，也就是人世现象的内在性。即便你的人类同伴辜负了你，你也要公正而公平地对待他们。

这就是你的使命；唯一的使命。

181

如何告别青春

要愉快地告别青春。不要哭天抢地、感性悲伤，迷茫得像个脆弱的爱哭鬼那样，垂头丧气、热泪盈眶地注视着渐行渐远的青春，摆手向它挥别，用充满自怜的感性而颤抖的嗓音哀怨道： “哎哟，青春啊！你消失了，快乐的青春啊。”不准这么跟青春道别。要愉悦地、精神饱满地欢笑着与青春告别，就像同一位不靠谱的同伴告别那样。应该说： “你走吧，青春。看着你离去，我不会悲伤。曾经这么年轻也不见得有多好。年轻充满了混乱、朦胧、渴望、懵懂、虚幻的概念，甚至有更虚假的幻想、欲望和恐惧，使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当我们与某个人挽手结伴时，会产生多少误解啊！而恐惧，使我们错过了更真实的他者！年轻时渴望的名声，当它真正来临时，早已改变了模样，变得更为可疑而多变。而当世间的美好闯入生活时，又会无可救药地沾染上人类忌妒的恶习。不，应该不留遗憾地告别青春。曾经头脑发热，处于兴奋与脆弱的妄想状态。而现在，当青春离开时，我要欣然转向另一片开阔的大地。如今，我就是我，从头到脚都是。不完美、不聪敏，也并非完全正确：但我已开始怀疑，什么才是真理？我的肾已不比从前；但我的思想却更为犀利。不会再有失望，更多的是惊喜。”你应该说： “感谢上帝，青春期终于结束了。”

182

不公与干涉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不公平或残酷之事——有人折磨小孩、虐待动物、侮辱他人，或是没有按照天赋人权的原则对待别人。有一个问题总是一次次地困扰着你：你是否有权、有义务干预陌生人的争吵，多管闲事，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或者只是走开，不受一丝良心的谴责？

要知道，只能在没有他人或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你才有权插手陌生人的事情，并且只能对你亲身经历的不公平、不正确或不仁慈的境遇出手相助。因为一个合理的愤怒者会将帮助转手他人，以“引起”当局或他人对其所见的关注，那么他已经在人类的痛苦上做了“文章”，在悲痛和帮助的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欺骗了自己和全世界。你要与人类的痛苦独处，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若你能擦掉一个孩子脸上的泪水，减轻一匹病马的痛苦，施舍穷人，把衣服捐给无家可归者，以具体的建议和实际行动提供帮助——那么，只有这时，你才有权干涉。但每个在这种情况下报警，或是写信给报社，或是征集肇事现场目击者的人，都很可疑，总之，他是为了自己才扮演这样的角色。你的痛苦和悲伤是属于个人的，帮助只能独自进行。其他一切行为都是浮云。

183

世俗权威

世俗的权威皆为缥缈的金烟和虚假的钱币；但人的尊严却是真实的足金。当上帝在你口袋中塞满了真金白银时，你为何还要为了假钞而奋斗呢？

184

正直

你要知道，除了那些头上顶着真理光环的大人物以外，你能够与所有人对立。

无所谓别人说什么，知道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地位？只有当他战胜了自身的虚荣、欲望、自大和贪婪，在他谈论的关于你的或是世界的事物中，坚持真理，他才有权被你视为人。尽管其他有些东西可能显得华丽而诱人，也不要被威吓或被诱惑。

185

无人能助

你要承认，谁都无法提供帮助。这样的女人或是朋友也并不存在。或许你根本不需要帮助。这是一种挣扎，是绝望，只能治标，而无法永久地解决人的根本问题。但这也正是人类之所以能够长存于世，并以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基础。

186

远距离

事物不只存在于其内部：它们也需要进行远距离观察。所以永远不要评价一个现象为： “这样或是那样的。”而要说： “从这儿或是这个距离看，是这样的。”

187

卑劣与尊严

人的本性都是骄傲而恶意的，并极尽所能地展现；更有像孩子般独特的残酷性。但你在保持着卑劣本性的同时也保存了尊严。

因为这二者只能同时存在于你身上。若你的人性尊严背后那容易堕落的灵魂缺少自觉卑劣的意识，那么你的人性尊严也是扭曲的；若从你卑劣行径的背后无法感受到你作为人的层级，那么它将会映射成缺乏骨气的懦夫行为。你既不是美洲貘，也不是秃鹰，如果你需要在人群中生存，你又能去哪儿呢？你既需要控制力，也要学会顺从；要保持不卑不亢，也要谦逊有礼；要庄重严肃，也要和蔼可亲；要恭顺谦良，也要尊贵威严。否则你就只是个自以为是的可怜虫、悲哀懦弱的奴才。但实际上，埃皮克忒图斯也是个奴才：他卑微地承受着这样的命运，统治着人们。

188

绝不要惊叹

残暴就像蟾蜍身上分泌的毒液一样，从某个人的口中喷涌而出，这很奇怪吗？请你思考一下，这是个怎样的人？他多么纠结、多么无力，他的力量中充满了憎恶与忌妒。

擦掉喷溅到你脸上的污物，不要去踩这只蟾蜍，因为你的鞋子会沾染上它的血和脓。

189

贪欲和淫欲

刻意炫耀卖弄，不厌其烦地证明都是对内心深处懦弱的贪念和淫欲的掩饰。

190

虚荣

对于男人来说，最具杀伤力的诱惑不是女人，而是虚荣。外部世界的欲望会铺天盖地而来：你渴望官阶、社会地位、头衔和荣誉，你渴望一切光芒闪耀、挂在胸前引人注目的勋章，一切印在名片上的空洞而浮夸的吹嘘。当别人在街道上、城市广场上赤脚推搡时，你却在打着扶手椅的主意。当生活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变成痛苦的荒漠，大多数人只能抛开作为人的尊严时，你却奢求荣华富贵。

这是一个男人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刻失败了。一个人，一个男人只有懂得在痛苦面前低头，承受一切所能承担的工作意愿、对人类有所裨益、拥有合理的耐心并懂得拒绝外界强加于你的一切廉价的称赞时，才能称其为人，或是男人。要知道，这种时候，一个享有崇高头衔和地位的人是多么无耻！他们在炫耀荣誉！请做一个一穷二白、两袖清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立足于人群中。否则你只是一个比较尊贵而仁慈的先生——你真的只能如此吗？我相信，你渴望的比这更多。

191

身体

作为身体，无非犯下两种罪孽：放荡或是懦弱、虚荣、悲哀的禁欲。它顽固而绝望地抵抗着，无法承受任何一种伤害。身体只能承受真诚。

192

永远在路上

你认为，你建起了房子，便能站在生命骄傲的顶峰满足地打量这世界？你却不知，你永远都是一个行者，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过路行者的举动。你永远在城市、目标、年龄与变化中行走，即便休息时，你也无法歇得坦然而从容。你就像个行者，在路边的苹果树荫下驻足半小时。这些是你在做计划时便要清楚的。路途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行走的过程。你不是活在各种状态中，而是活在路上。

193

契约

你与专属于你的、无法也无权逃避的工作缔结了契约，它是你的使命：这不仅需要意愿、能力、知识、经验；不，工作不仅需要动力和仁慈、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工作需要这一切，但仍然不够。

工作需要神圣的品格。这种品格就是耐心。不放弃、不退缩、不逃避。要耐心地承受上帝赐予的一切，就像忍受某种神秘的疾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穷尽一生与之共存，就像警察之于强盗，病人之于疾患。

耐心绝对不是人类的品行。如果他最终将工作承担下来并投入精力，那么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能与上帝比肩。

194

还是关于契约

世界向你索取的，都是可待商榷的权宜之举。只有你以自我和本性为依据签订的契约，才可作数。这项契约中没有可商讨的回旋余地。

生活就像高利贷，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无情地索取利息。你要为牵绊、欢乐、健康付出代价，但最可怕的是，你也要为将个性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契约付出代价。对于这样的束缚，你永远不能说： “我头疼！”或者，“我想干点别的。”囚犯都比把自己卖给工作的人轻松。

195

生活与死亡

有时你感觉自己下一秒钟就会死去。这时你不一定非要去看医生。要学会不畏惧，也不抱任何希望。对于垂死者，死亡不是最糟糕的事，不，死亡一点儿都不“糟糕”：死亡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有可能，我们要以人的方式，也就是从容体面、了无牵挂地离开这个世界。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以人的方式活着，也就是专注地生活，积极寻找万事万物的意义，审视真实的大自然。若你在这种危急时刻去看医生，你能怎么跟他说？让他随意探听你不舒服的缘由？你的意识在运转，也就是说，你知道与你的身体相关的一切。如果你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就会惊讶于现实的复杂：所有的事件都有数不清的原因，一切万物间的相关性都将体现在我们的生命或身体中，而我则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的实质。这个“原因”，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表象之下。这个原因能自动终止，但绝不可能完全消散，也无法解释，无法理解。

196

真理及其深层含义

你要热爱、言说、宣扬真理，不论其大小，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生命的最后一刻，要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但如果你同时也安详地面带微笑，对你自己、对真理都无甚害处。

因为真理就像大自然的法则一样，永恒不变。但信仰并言说真理的你，作为人类，则是善变的。天气会改变你的心情，大雪能覆盖上天指明的道路，一个女人也能对你施加影响：你如此阴晴不定。还能指望自己什么呢？宣扬真理吧，如果你同时面带微笑，当然也不会有害处。

197

人的感受

人的感受力，实在很神奇。就像一朵玫瑰，一株报春花。它们旁若无人地紧紧盯住每一个足以伤害人类虚荣的词汇。一次就能置人于死地，是的，当某人等待你赞扬或是赞同时，你却沉默了，后果也一样：此人就这样永远地成为了你的敌人。同样是那些警觉地聆听着一切与自身有关之事者，那些能通过一次握手的含义，一通电话中的声音感受到针对其个人的态度或事实的人，这些比含羞草还脆弱、敏感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赤裸裸的劣行，冷血地施暴，时而冷漠，时而雀跃。人类内心的这种多变性不值一评；只需知道就好。也不要对任何现象表示惊讶，永远都不要。

198

礼貌

一般来说，如果人们太过有礼貌或是正好相反，都会受伤。我指的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只有中国人能忍受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彬彬有礼，他们的一生都全身心地浸淫在这种礼貌的氛围中，不论是对正在清肠的人，还是一位王子，都一样。此种礼貌，作为人民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是人与人相处时最高尚的表达形式。

但我们的礼貌都是相当表面的。在法国，只有文学和宣战书能体现礼仪：餐厅、商店和沙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我们踩到别人时，光说“不好意思”是不够的。应该同时也感到“不好意思”——这样更困难。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最文明的时代。中世纪的刽子手还需要跪在受刑者面前乞求原谅，因为他被迫砍下了受刑者的脑袋：玛丽· 安东奈特在断头台上对刽子手桑松说： “抱歉。”但现在，刽子手和受刑人都不再向对方道歉了。这太可悲了。

今天，如果有人真的非常有礼貌，旁人也只会对此表现出毫无热情的冷漠。今天，每个人都咄咄逼人，仿佛礼貌已成了虚假和背叛。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也只是一种体验。别无他法。当每个人都怀着炽烈的爱或疯狂的恨，在私下里细细琢磨时，你一定要保持礼貌。

199

形式

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保持住形式。吃饭时、社交时；在床上、在桌边。当人际交往一次一次变得毫无形式感时，你也要坚持致意、鞠躬、握手、表达、得出结论的高尚形式。有时候，当所有人都要求你穿制服时，你也要一直穿着夹克；晚上，若恰好受邀参加聚会，你就要穿上黑色礼服。在乎的不是衣服，而是形式。

文明不是被书本拯救的。文明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得到延续。当一个时代张牙舞爪地向你走来时，你要向它致意，平静而礼貌地摘下你的帽子。

其他的你什么都做不了。

200

祖国

不论谁以你祖国的名义发声，都无所谓吗？而那些自认为有权代表国家的人，说了什么也无所谓吗？

你要顺从祖国。

永远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祖国。若失去了祖国，世界上任何事物对你来说都毫无意义。若有人以祖国的名义伤害你，不要悲观，也不要抱怨。这一切都毫无价值。你根本不用对祖国有任何期待。只要付出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

这是最崇高的要求。不知道这条要求的人，就是玩忽职守。

201

世界

永远不要忘记，你曾是世界之子。是非洲黑人和大猩猩的亲戚。两栖动物与达· 芬奇、北大西洋暖流与马来女人、地震与老子都和你有亲缘关系。一切都与你有关，你们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由一个灵魂打造的，同样也是这个灵魂接纳了你。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202

我自己

即使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了一个人，让我的思想火花照亮了昏暗的灵魂。我看见一方土地，一片天空，还有四季。我遇见了爱情，真实的碎片，以及各种欲望和失望。我生活在土地上，渐渐明亮清晰。有一天，我会死去：这是多么神奇的规律，很简单！其他更美好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吗？不可能。我体验得最完整、最完美的，就是人的命运。不可能再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