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故事集

弋舟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丙申故事集1 随园

丙申故事集2 发声笛

丙申故事集3 出警

丙申故事集4 巨型鱼缸

丙申故事集5 但求杯水

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

版权页

致谢《民治·新城市文学》《作家》《收获》《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回族文学》《新华文摘》《小说选刊》《长江文艺》，这本集子里的小说依次在这些刊物上出现过。

再一次永远地献给妈妈

丙申故事集1 随园

>>>Part One

“怎么样？”他远远地看我。

我望着他，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慢慢地说：“执黑五目半胜。”

当然，他是我的老师，尽管我从来也不觉得在那所师专里能够“教学相长”，但曾经在一个神魂颠倒的时刻，他却把脑袋埋在我的怀里，对我说，是我启蒙了他。这句话当时听来，对我就像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对，“启蒙”这个词就像那片土地上的丹霞地貌一样，经过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造型奇特，色彩斑斓，而且，气势磅礴。

入校不久我就开始逃课，常常跑到城外的戈壁滩上眺望皑皑雪山。他从未陪我去过。却是他告诉我，“戈壁”原来是蒙古语。他还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也就一次性打火机那么大，让人难以判断到底出自躯干的哪个部位。白骨可真是白骨，它白极了，两端如同枯木的断茬，这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从风干的胡杨上掰下来的。他拿这么一块白骨给我看，用来作为不陪我去戈壁滩的说明。他说他父亲就是死在戈壁滩上的，又如实交代：这块骨头并不是他父亲的，是他捡来的。

据说城外戈壁滩的某处，粗砂砾石之间，白骨累累，随处可见。

我专门找过，但这块传说中的弃尸之地，我一直也没找到。我不曾甘心过。有一次干脆在路上顺手掰了一截风干的胡杨木，回去后伸开掌心亮给他瞧。我说，看，白骨。他翻出自己的宝贝，跟我展示给他的放在一起比较。他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真的是太像了。后来，这两块东西就分不清彼此了，被我们搞混了。它们都可以被当作一截枯死的胡杨，但不约而同，我和他都倾向于视它们为白骨。我将其中的一块穿上绳子，挂在了脖子上。

很快就有女生效仿我。女生真是聪明，她们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我这件饰品的本质。男生们的见识像我一样不凡，他们相信我脖子上挂着的是块货真价实的人骨头，其他女生佩戴的，不过是拙劣的赝品。我和男生接吻，会将他们的手拉上来，让他们去摸那个宝物，以此给他们形成强大的心理暗示，让他们以为，此刻多么独特，甚至神圣，只有一块白骨才配得上他们的感受。其实就是这么好办，因为男人总是那么自命不凡。

再后来，很多男生围着我转，姿势千篇一律，一边埋头寻找我的嘴唇，一边伸手探索，意乱神迷地投身在专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仙境。如果那时是在戈壁滩上，我会调整方向，让自己面朝南方。往那个方向遥望，我就可以看到被当地人称为南山的祁连山。雪峰在正午时发着光，雪峰在黄昏时发着光，雪峰不管正午还是黄昏，都发着光。这让我似乎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自命不凡的男生中总有更自命不凡的。一个裕固族男生把我按倒在戈壁滩上。他像他的祖先一样骁勇，崇尚骑马和射箭，他还告诉我，他们民族本来自称“尧乎尔”。这些都令他看起来有条件更加自命不凡一点。何况，归根结底，一切算是我怂恿出的结果。我躺着的这块儿地方，是祁连山的洪水冲击出来的。亿万年前，洪水滔滔，山上的岩石滚滚而下，向着山外奔涌，大块的岩石堆积在离山体最近的山口处，接着是拳头那么大的，渐次变小，最后就像嘹亮乐章的尾音，指头大小的石头穿越时光，被我压在了身下。长年累月，日晒雨淋，大风剥蚀，石头的棱角逐渐磨圆，戈壁滩就这么形成了。即便是被压在磨圆了的石头上，我的背也很痛。可我觉得天荒地老，自己是被撂倒在了一个亘古的意义上。

事情就这么开了头。一个当地的无业青年行同样之事，却让我伏在上面。失去了依附，我只能引颈眺望，好在雪峰依旧不分黑夜与白昼地发着光。

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长得美——当然，我从来就没这样觉得过——在我心目中，唯一的美人是那个名叫肖雄的电影演员。她好像一直没怎么红过，即便如此，我也明白自己长得比肖雄差多了。肖雄美，是因为她看起来更像个男的，而我却不折不扣一副女人的样子。

有个男生骑车带我去看湿地。他别出心裁地用芦苇给我编了只素雅的花环。我揪了一把蒲草像羊似的咀嚼，这可以缓解我的痛经。天黑后回到学校，操场上有人聚众庆祝，据说中日围棋擂台赛上钱宇平胜了武宫正树。闻讯后，男生仿佛从来未曾给我编过什么芦苇花环，转身就跑开了。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去细究棋局了。“执黑五目半胜。”他摸着我脖子上的白骨对我说。我觉得“执黑五目半胜”这个句子铿锵极了，优势明显，说出来就如同赢得了一场生命的完胜。所以，得知我的姑姑死于一场沙尘暴时，我竟脱口说出了一句：“执黑五目半胜！”电话那头的母亲显然不能明白这句谶语，她打电话给我，除了报告一个死讯，更多地，还是为了我而担忧。校方已经对母亲发出了要“劝退”我的威胁。我觉得这个威胁孱弱无力，仅从音韵上听，“劝退”跟“执黑五目半胜”比，一个是咏叹调，一个顶多是句酸曲儿。

母亲常常打电话给我，我在学校的话，就要跑到系主任的办公室里去接听。有一次，我狠狠地瞪着系主任的时候，听到母亲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哽咽起来。

教元明清文学的老师薛子仪天天都要打坐。他告诉我，“舌舔上腭”是打坐时的一个要领，彼时，“舌头前半部轻微舔抵上腭，犹如还未生长牙齿的婴儿酣睡时那样”——这个情形被他描述得妙不可言。接吻时，我觉得我的上腭被他的舌尖抵住，我们便共同成为了没有牙齿的熟睡的婴儿。有时候我会在旁边观察他打坐。我的老师死心塌地，形同寒蝉，变成了一副盘坐着的衣裳架子。如果他就此风化，成为一具骷髅，我就能得到大笔制作项链的真材实料了。

薛子仪老师知道那块白骨累累的所在，但他并不打算带我去。他说有一天他要在那里修一座墓园，立碑安魂，把所有的骨殖都聚拢起来埋葬。他说，那些尸骨的主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是几十年前的男女，他们生前的衣服都还历历可见，在那里，你甚至能够看到，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中伸出，寂寞地指向空茫的远方。

和我在一起，似乎令他痛苦，就好像心里藏着庄严的秘密便不再适合玩“舌舔上腭”的游戏。我也觉得神魂颠倒的时候，不太适宜想起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中伸出。我频繁地和男生们跑出去，对此他不置一词。他很麻木，整天垂头丧气的样子，像是身在一个没有余地的失败当中，或者是被判了终身的徒刑。“古典文学的精华尽在唐宋之前，元明清文学的讲授无须名师。”这是他自己对我说的，但我认为这不是他形同囚徒、自暴自弃的全部缘由。

有一天夜里，神魂颠倒之后，他关了灯，在黑暗中点着蜡烛。他将自己的左手放在火焰上炙烤。蜡烛的光亮本来就微弱，被他用手掌遮住，房间里的黑暗重若千钧，变得都有了分量。我想那会很疼。我已经闻到烧焦的煳味儿。可我一丝想要去阻止他的念头都没有。眼前的事超出了我能感知和理解的范围。我哪里见过这样的把戏？只有呆若木鸡地看着它发生。他能坚持多久呢？自然，坚持不了多久。他的左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缠上了绷带。最初几天的震惊过后，对这件咄咄怪事，我全部的疑惑就偏离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作为和我“神魂颠倒”的惩罚，他自戕的对象，为什么非得是那只左手？

如今，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地球上还有雪山的存在。当我裹着条毯子，蜷缩在这辆吉普车的副驾驶座上回忆往事，并没有太多缤纷的画面在我脑子里浮动，反倒是当年那股皮焦肉煳的味儿，若隐若现，依稀被我嗅到。

山路边的草地起伏绵延，车开得不慢，可是窗外的风景却似乎凝固不动。总会有一匹孤单的马站在我的视野里吃草，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姿势，顶多时远时近。天地阒寂，我能听到这匹马吃草的声音。

我们是从甘肃进入的青海，老王说翻过祁连山，我们还要再折回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唯一的路线，但我想，就算老王绕道俄罗斯我也没意见。我睡着了一会儿，醒来时吃了一惊。车子停下了，窗外没有了孤单的马，是老王孤单的背影。他在撒尿。有一瞬间，我以为是那匹马直立了起来，穿了件红色冲锋衣，摇身变成了老王。

我让老王陪我返乡，他提议驾车走一趟。如今的老王有了一辆吉普车，对此他好像挺自豪的。从北京开车到甘肃是个什么概念，我不是很清楚，上路后才发现，原来此行对我刚刚失去一只乳房的身体来说，并不轻松。就像刚刚掉了颗牙齿的人总会不自觉伸舌头去舔那个空缺的漏洞，一路上我抱着双肩，肘部总是条件反射般去试探胸前的那块伤疤。那里现在填充着棉织物，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张冠李戴的挤压。这让我明确了自己今天的局面：残缺和破碎。

毕业后不久我就认识了老王。那时我被分配在县城当中学老师。教元明清文学的薛子仪老师还在课堂上有气无力地讲着仓山居士袁枚。母亲每周都要来看看我，对我得到一份教职她高兴坏了，但不久之后我供职的中学也对她发出了要“劝退”我的威胁。

我总是被“劝退”。如果说我的人生是部电视剧，那么这句酸曲儿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酸曲儿萦绕，我被搞得很烦。我想罢演，哪怕去另一部戏里当个配角。

老王就像一个星探似的发现了我。当年我见到他时，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青年，但他已经自称是“老王”了。他长着一张配得上“老王”之称的老脸，脸上每一颗毛孔都粗大到足以塞进一粒沙子。作为一个流浪诗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和一双破解放鞋，应我们那个小县城的诗友所邀远道而来。我被邀请去参加诗人的聚会。当天晚上，老王一声不吭地将我脖子上的那块配饰悍然咬住。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下意识地望了一会儿窗外的雪山，垂下眼时，看到老王蜷睡在我身边，我的项链被扯在脖子一侧，那块骨头依然含在他胡子拉碴的嘴里。我觉得这是个启示，因为那一刻我灵魂出窍。

我决定让老王把我带走。走之前我回家去跟母亲告别。我家住在一个小机关的院子里，老王蹲在院门口等我，我出来时他一支烟还没抽完。我与家人的告别如此干净利索，这很令老王意外。他因此对我刮目相看，好像我也领上了一张“流浪诗人”的资质证明，可以跟着他上路漂泊了。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哪场戏都演不好，在“流浪诗人”中，我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路人甲。

我跟老王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回到他的老家。从此我在那个空气中常年充斥着海腥味儿却无比干燥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老王和他的朋友们背诵“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并且，它缺乏解释。因而，铅是对黄金的戏仿。空气是对水的戏仿。大脑是对赤道的戏仿。性交是对犯罪的戏仿。”——但你要问他的朋友们此地哺育过什么历史名人，得到的答案只会是“燕子李三”。

老王经常出门流浪，起初我还跟着他，后来我就不太愿意这么干了。我很累。而且，既然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那么躺在床上就是对流浪的戏仿。在那里，我看不到雪山，但是我可以假装还能看到。平原是对雪山的戏仿。千禧年的时候，我再一次被这种生活“劝退”，我离开老王去了北京——在那个时候分手，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共同生活了有一千年那么久。

老王回到车里就抓起瓶子给自己补水。我想起自己该吃药了，等他喝完，我要过水瓶，大口给自己灌下了一把药片。对我的身体状况，老王没问太多。毕竟，他曾经是位流浪诗人，而流浪诗人就该有这样的积习吧——不挂怀。就像我当年用了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便跟母亲诀别。

“我送我的哥哥红柳坡，红柳坡上么红柳多，红柳的叶儿往下落，红绸的裤裤往下脱。”引擎发动，老王唱起来。

这是我家乡的酸曲儿，他是那时学会的。看来世界还是一个纯粹的戏仿。

山峦上出现了巨大的广告路牌。车子进入甘肃境内了。不久就上了高速公路，视野里终于出现了戈壁滩。密布的风力发电机高高地矗立着，它们缓慢转动的白色叶片像大鸟的翅膀，凝重，矜持，仪态真是好极了。降下车窗，我的脸好像能够感到风吹来的细沙。老王唱得很来劲儿，难得他这么高兴，但我并不觉得他让我陌生。我们走了将近两千公里，最初的陌生感已经荡然无存。其实三天前见到他时我也没觉得有多生疏，他那张老脸早就老到了今天应有的程度，如今只是看上去更名副其实一些罢了。一别经年，我认为我会吓到他，但流浪诗人的习性还残存在他身上，当我摘下发套时，他没怎么关心我的脑袋，反倒把发套抢在手里左看右看，一副随时要扣到自己脑袋上试试的模样。当天晚上我们在酒店的同一间房里各自安睡，这让我舒了口气——将少了一只乳房的身体暴露给他，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障碍。

车子开到了一个收费站，老王用跟我学来的当地方言一边交钱一边问路。收费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从下一个出口下去，还有七十公里。我没有听到乡音，老王那蹩脚的学舌连戏仿都算不上。我已经多年不曾发出过乡音。新世纪的朝阳升起时，我就发誓不再用方言发声了。

“老王，跟你说件事儿，”我像是自言自语，“当年我其实没跟我妈说就走了——我在我家门口站了会儿，没敢敲门。”

我这是在招供吗？如果当年老王知道我与亲人利落的告别不过是一个怯懦的遁逃，他还会带着我离开吗？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没怎么把这句话当回事。

千禧年来临的夜晚，我还在河北那个小县城的酒吧里当老板娘。酒吧是老王开的，不过是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用来招待四方的流浪诗人。当天从远方来了两位名气不小的人物，县城里的诗人们在酒吧里恭候了一天，但这两个人物姗姗来迟。后来老王接到电话，说来人没进县城，直接去了野外——他们觉得在野外搞一场诗会迎接千禧年，要比在小县城的土酒吧里更像那么回事。老王认为没错，率众去和他们汇合。酒吧里还有客人，是一对依依不舍的恋人。我不忍心催促他们，他们看起来就是在生离死别，默默地相对垂泪，又默默地拥抱接吻，一副唇齿相依或者唇亡齿寒的样子。等这对情侣走后，我才关了酒吧，骑上自行车去找诗人们。

在那千年更替的时刻，冬夜的北方县城却毫无节庆的气氛。偶尔有几声零零落落的鞭炮响起。出城后，路就变得糟糕，好在月明如洗，不至于让我四顾无路。我在寒风中骑行，脖子上挂着的那块白骨随着身体的颠簸上下跳动，在黑暗中发出荧光，明明灭灭，像一团有意引导我走上歧途的鬼火。我努力辨认着道路，按照老王告诉我的方向骑行，竭力排除这块闪烁的白骨带给我的干扰。

那堆篝火已经快熄灭了，远远望去，在旷野里显得欲盖弥彰。车子被一条土沟绊倒，我摔得够呛，差不多是飞了起来。我爬起来，扔下车子，吸着气踉踉跄跄地跑向火堆。篝火映照的范围内，遍地狼藉，扔着许多啤酒瓶和空烟盒。眼前并不是一个我以为会有的盛大的场面。众人早散了，只有老王四肢大张着躺在野地里。他显然喝醉了，身上全是呕吐物。我蹲下去拽他，但被人从身后拦腰抱起。有人在狂笑。我像只被缚的螃蟹那样踢腿伸脚。这没什么用。我被扔在了地上。就着篝火的映照，我认出了他们。尽管他们背对着火光，面目全非，黝黑变形，但我还是认出了他们。他们是两个有名气的人物，我见过他们的照片。他们醉醺醺地命令我背诗，就两句：上帝！你看呐，我已倦于复活，甚至也倦于死亡、倦于生活。我就范了。他们又要求我用方言来背。我稍有迟疑，他们就用力打我耳光。我哭喊，用方言声嘶力竭地朗诵这两句诗。我想吵醒老王，但他俨然中弹而亡了一般。他们用脚踢我的胸和肚子，看来真是倦于生活了。我倒下去。这次我的身下不是戈壁滩，我无从想象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无法将自己安放在一个亘古的意义里。我也看不到雪山。我被举起了腿，我看到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中伸出。

第二天，我迎着新千年的夕阳离开。老王不在我身边，他去追击那两个逃走的人物了。我在火车站遇到了昨夜那对惜别的恋人。女孩和我一同挤进车厢，列车开动后，男孩像电影镜头里经常出现的那样，一边挥手，一边追逐着车轮。我脖子上的项链不见了。

下了高速公路天色已经昏暗。老王让我和他一起下车活动活动腿脚。旷野无人，暮色四合。我走远一些去方便，站起时抬头看到西边祁连山的雪峰在夕阳下发着光。夕阳是金色的，它们却亮如白银。它们就这么发着光，肯定都有上亿年了。几十年前在戈壁滩上留下白骨的那些人，还有如今残破的我，跟白银般的雪峰比，算得了什么呢？

“它们可是见得多了。”我指着远方的银光对老王说。

他凑过来帮我整理了一下发套。他挺爱这么干的。

“你们那儿尽管能闻到海腥味儿，却看不到海。”我说，“如果能看到海就好了，海跟雪山一样，都能让人不太把自己当回事。”

“不一样，我家有亲戚在海边儿住，住在海边儿就得靠海糊口，”他说，“那可不是个轻松活儿，一辈子就像是服苦役。”

我不想辩驳他，笑着握住他的手。他也抬头向西边眺望。

“不过不管在哪儿，人都像是服苦役。”他自己说。

我开始跟他说当年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就有一群人在服苦役，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如果运气好，晚点儿出生，在新的时代，没准个个都是诗人。他不安地看着我，大概认为我的话中含有讥讽。他不再愿意提及诗人这茬了。我的头有些晕，他把我抱起来，小心地放进后排车座上，让我能稍微舒服地躺一会儿。车门开着，他站在路边抽烟。

“那么把他们扔到戈壁滩上服苦役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他背对着我说。

他钻进车里，从前座拿起毯子，爬在椅背上给我盖好。然后发动引擎，向着我的老师开去。

我在北京见到过薛子仪老师一次。当时是在798艺术区，我从一个画廊出来，看到他坐在对面露天酒吧的遮阳棚下面。他穿了件褐色的中式对襟立领衬衫，显得是有那么一点儿仙风道骨的样子。他比以前更消瘦了，让人感到仿佛气若游丝。他双目紧闭地坐在那儿，俨然已经入定。我站在对面观察他，恍如回到了过去，正等着去捡拾一大笔制作骨头项链的真材实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后来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孩来到他的身旁。她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裙子，头发一模一样地盘在脑后。他张开眼睛，她们在两侧搀扶着他站起来，毕恭毕敬，态度就像对待一个主子。但他还是一副身陷失败的样子。我想起了袁枚，那个清代“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的仓山居士。这也是他在课堂上传授给我们的。他讲元明清文学，怎么绕得开袁枚？在我眼里，那两个女孩，像是他效仿袁枚收纳的女弟子。但他不是一个心里藏着庄严秘密的人吗？而谁都知道，袁枚却是个玩儿得很嗨的吃货。我在街的这面看着他，仿佛隔着无尽的岁月翘望。他对着楼面上一幅巨型招贴画指指点点，两个女孩子频频颔首，其中一个也用漂亮的手势附和着他，后来还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转身离开，心里面想着“启蒙”这个字眼。

县城已经完全变样了，霓虹灯远远地勾勒出一座幻城。想不到我的故乡也有了“七天”这样的快捷酒店。投宿后，老王喊我一同上街吃饭，但我累极了，还有些隐隐的恶心。他给我买了炒面片和羊肉汤回来。我捧着塑料餐盒喝汤，抬眼发现他正愁苦地盯着我看，一瞬间我竟感到了久违的羞涩。

“我好像已经想不起从前的味道了，这和我在北京吃的没什么两样。”我一片一片地吃着那碗炒面。

“可毕竟是回来了，”他有点儿骄傲地说，“我把你送回来了！可能的话，我还想徒步走着陪你回来呢。”

“这算是退货吗？”我说，“可我已经成残次品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谴责。这对他不公平，我对命运一点儿都不想抱怨。

“当然不是，杨洁，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个意思呢？”

“我也说不好，”这个曾经的流浪诗人变得拙于表达了，“而且，你也不是什么残次品。”

“我是。”

一瞬间我有将胸口那块伤疤亮给他看的冲动。但那并不是一枚军功章，没什么可炫耀的。几天来我们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却分床和衣而睡。

“你不是。”他低下头说。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我说，“老王，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疲惫地看着他。面片和肉汤都令我难以下咽。已经停止化疗几个月了，可我还是厌食。

老王当年去追击那两个人物，并为此承受了八年的徒刑。我觉得，这反倒是我对他的亏欠。他在监狱里给我写过许多封信，寄到我母亲那里，再通过我母亲转寄到我手里。他的信写得朴素极了，完全没有了虚张声势的抒情。

“杨洁，就算死后埋在这儿我也没什么意见。”他写道，“农场有几十万亩，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儿的芦苇和蒿草。这里曾经是古黄河的入海口，五千年前还是一片深海，经过几千年的河床泥沙淤积，如今它才成了一片大苇塘。开垦这块土地需要大量的苦力，这个我们倒是从来都不缺乏。尽管从地图上看这里属于河北，但它却归北京管，所以当地人把它叫做‘飞地’。对了，还有一个女犯人组成的园林队，她们栽种苹果和葡萄，一个个看上去都健康极了。”

接到这样的信，我难免会心有所动。他像是在召唤我也去栽种苹果和葡萄。那块“飞地”让我想起故乡的戈壁滩，它们都是地老天荒的所在，适合流放与灭绝、囚禁与惩罚，人在那里，可以迅速化为白骨。但我没有给他回过信，因为我怕自己无法写得像他这么朴素。我也难以响应他的召唤，因为那过于像是一个戏仿、过于美。

日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难熬。我发现，如果你真的领会了“生命是戏仿的”这个真谛，差不多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最终居然在北京买下了一套单居室的房子，尽管远在通州，但看上去也好像是赢得了一场胜利。在这场胜利中，我失去了一只乳房，它发生了癌变，只好被切除。二十多年来，所有的时光都凝聚在这只被摘除的乳房上，事实上不足挂齿，宛如一只轻忽的气球。我站在自己供职的玻璃大厦里，看着窗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有如潮来潮去。我把“沙县小吃”吃成了故乡的味道。有段时间我患上了轻度抑郁症，但公司里几乎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吃着一种名叫“黛力新”的丹麦药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还做了几天志愿者。随后像是为了奖励自己，我去了趟瑞士。铁力士雪山有旋转360度的绕山缆车，但我没坐，因为我从来未曾想过可以如此轻慢祁连山的雪峰。我还见过不少年轻的孩子被这座城市“劝退”。我见过一个在地铁里卖唱的女孩，被几个喝醉的男人无端殴打。

起初我没有固定的男人。我养了三只猫。后来我的生活里干脆没了男人。为此我网购了几件自慰用品，最后鉴定出，原来我果真已经没有了欲望。我赚的最大一笔钱，数目刚好用来切掉我生病的乳房。在798艺术区见到薛子仪老师的三年后，我开始自学画画。我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不知不觉喜欢穿白色的长裙子，习惯将头发盘在脑后。“薛老师现在很有钱。”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能多有钱呢？能像袁枚一样建起一座美轮美奂的随园吗？我从没动过返乡的念头，我怕我一回去，母亲就会再次陷入我被生活“劝退”的恐惧中。

黑河在窗外流淌，水声喧哗。从窗户望出去，水面在夜里灰光粼粼。我从卫生间洗浴出来，老王已经睡着了。我很怕看到他睡着的样子——就像是中弹而亡一般。我关了灯，一个人坐在漆黑的角落里。关于我的老师，我能告诉老王些什么呢？他好像应该知道我此行的动机，所以我告诉他我的老师快死了，我最好回去见一面。我的老师快死了，我对老王说，尽管他精通打坐之术，但也没法长生不老。他快死了，我最好去看看他，因为他曾经“启蒙”了我。我没有告诉老王，“启蒙”这个词原本是他赋予我的——我担心老王理解不了。这个词那么险峻，对我就像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玄奥复杂。我说，他对我的一生很重要，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兴致勃勃，被一些亘古的事物所吸引，让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

“他让我和近在咫尺的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我字斟句酌地说，生怕自己是在夸大着什么。

“历史？”

“算是吧，因为他就是活在历史阴影里的人。”

“你不该沉迷这些，”老王说，“那些事儿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

“没有沉迷，也的确没什么关系。”我说，“我只是在说事情的缘由。”

“我陪你回去不需要什么缘由啊，你让我送你去火星都成。”

“噢，是！”我知道老王说得没错，也觉得自己婆婆妈妈挺丢人的。

“我们该活得简单点儿。”他继续说。

“那你干吗还幻想徒步陪我走回去，飞机不是更简单省事儿吗？”

“这个，我也说不清，不是一回事。”

“其实是一回事，就算你现在开上了吉普车，心里也还有些东西放不下。”

“这和吉普车有什么关系？”他说着伸手又来整理我的发套。

“这么说吧，”我有些急躁，“就算你现在成了一个小老板，你也丢不下诗人那一套！”

我觉得自己有些刻薄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上个月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熟人。他身上的民族服装实在是太醒目了，让人无法忽视。我在酒店大堂里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只有“尧乎尔”三个字惊呼般地脱口而出。他愣了半天，才迟疑着问我：“是杨洁吧？”他现在是县里的领导了，来北京参加一个民族会议。在他高领大襟的长袍背后，我总觉得挡着连绵的雪山。我们去了酒店二层的露天咖啡吧。他一点也不拘谨，好像根本不记得曾经在戈壁滩上将我撂倒。他像一个真正的县领导那样，跟我大谈县里经济的大好局面。于是就说到了薛子仪老师，因为“薛子仪老师为县里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办了企业，将蒲草加工成治疗痛经的药物；他成了地区的首富，住在一座自己建造的山庄里。

“可惜，他快死了。绝症。”“尧乎尔”说，“老头倔得很——他有七十多了吧——不去大医院，自己住在山庄里熬中药喝。”

“尧乎尔”最后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回去看看”。他知道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作为我在故乡唯一的亲人也在两年前去世了，但是，他说他会像“亲人一般地欢迎我回家”。

告别了“尧乎尔”，我乘坐地铁八通线返回通州。车过高碑店时，上来一个女人。她大概有五十多岁，很胖，肚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却穿着件正常身材的人穿上都会显得逼仄的小夹克。她浓妆艳抹，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长长的蓝色睫毛一眨不眨。她旁若无人，像一尊正襟危坐着的膨胀的菩萨。我突然感到羞愧难当。这尊地铁里的菩萨猛烈地震撼了我。在我眼里，她有种凛然的勇气和怒放的自我，这让她看起来威风极了。于是我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回到家，我翻出了老王给我写的那些信。出狱后他依然写信给我，直到我母亲去世，再也没人替他转寄。我从信封上抄下他的地址，写了一张简短的纸条寄给他。一星期后，我的手机被他打通了。

“老王，我要回河西走廊去。”我对着手机直截了当地说，“我的身体不大好，需要有个人陪着。”

“我明天就去北京接你。”他说。

“你方便吗？我是说……”

“我没老婆。”

我不由得笑了，这和我预感的差不多。

第二天下午，老王就驾车出现在了我的楼下。车停在路对面，我拖着行李箱穿过马路走向他。他跑上来两步帮我拉箱子，我们谁都没跟对方寒暄。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让他别急着赶路，事情并没有那么急迫。我的身体也不允许我风餐露宿，只要一个按部就班的行程就好。老王话不多，一边开车，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聊那块几十万亩大的农场，听上去像是在跟我介绍一块旅游胜地。那里有成群的野鸭，他教我如何区别雄鸭与雌鸭的叫声：雄鸭是——“戛”，雌鸭是——“嘎”。

“戛！”

“嘎！”

我被他模仿出的鸭叫逗得开怀大笑，笑得胸口都痛了。

但那块“旅游胜地”还是给他留下了一身的毛病，出来时，他两只手的关节完全变形，十指曲张，形同鸭蹼。他干过不少活儿，还到北京的一家图书公司做过编辑，结果都没法让他找到条生路。后来他想到了野鸭，这就像是上帝专门给他打开的一道窄门。他改弦更张，成为了饲养绿头鸭的小老板。他也遇到过几个女人，有一个差点儿和他结婚，但最后受不了他的少言寡语。

“绿头鸭虽然有野性，可胆子小，警惕性极高，陌生人接近就炸了窝，要是突然受惊，它们就会疯子似的拼命飞逃。”他解释说，“饲养环境要求安静，尽量避免人畜干扰，时间长了，我就不爱说话了。”

他这么说，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打盹了。他可能也把我当成了绿头鸭，跟我说话时轻声细语的。

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我几乎是跳过去接起了电话。一个南方口音的女人问我要不要服务。我一言不发地挂断了，并且拔掉了电话线。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就着月光，我看到老王睡得踏实极了，我还担心他如今也会像野鸭一样胆小警觉。但他睡得就像中弹而亡了一般。我在黑暗中摘掉义乳文胸，抚摸着自己胸口的伤疤。

第二天清晨，我们穿过空寂的县城朝南开去。薛子仪老师的山庄在当地尽人皆知，酒店前台的服务生告诉了我们详细的方位，她不知道我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想好心地画一张路线图给我们。

昨夜我睡得不好，上车后就开始被强烈的呕吐感折磨。我们向着南方，那是祁连山的方向。雪峰的光芒在晨曦中明晃晃得刺眼，老王只好戴上了墨镜。虽然已是初夏，河西走廊的晨风依然有些料峭。道路两旁的戈壁滩上，籽蒿、沙柳这样的灌木在风中轻轻颤抖，它们毫无绿意，一律是灰白色的。我忍着恶心，竭力向窗外张望。戈壁茫茫，我看不到一座当年被承诺了的墓碑，也看不到一座孤城般的墓园。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一群男孩子簇拥着我，个个都自命不凡，像一头头对世界知之尚少的小兽。两个坏人被身后的火光勾勒出了金橘色的轮廓，就像是用烧红的铁丝挝成的。母亲临死前念念有词，妄图替她的女儿向世界讨饶，不要让尘世“劝退”她的孩子。一个古代的书生转眼就老态龙钟，双手刚刚还是推搡的姿势，一眨眼就变为了拥抱。我的眼里落满了沙子，一阵风吹过，它们就变成了砾石一般的泪滴。我胸口的一侧空空荡荡，冰冷的空气在那里回旋。直到老王用他鸭蹼般的手将我唤醒。我在昏沉的假寐中发出了呻吟，他伸手抚摸我的脸。

我拍着车门让他停车。车子停在路边，我下车跑向不远处那棵枯死的胡杨。我在它嶙峋的枝干上掰下了打火机那么长的一小截。老王默默地看着我上车，脸色变得有些灰暗。

“据说这种树死了也能一千年不朽。”过了一会儿他没头没脑地说。

老王的车开得很稳，尤其在他知道我总是被呕吐感折磨后。他时不时会用鸭蹼一样的手拍拍我的腿。吉普车开始爬坡，眼前的山体也渐渐有了绿意。接着就是整面山坡的草地了，黄色的油菜花星罗棋布，还有蝴蝶扇动着翅膀拍打车窗。我竭力遥瞰山下，真的看到远处的戈壁滩上站着一个女孩，她肃立千年，面向雪峰，翘望已久。我们向着雪线开去。远远地，一片云下正有雨水飘落。

庄园并不显得突兀。“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这是薛子仪老师当年教给我们的，他在课堂上恹恹地吟诵。那时他能预见到吗——自己最终会在祁连山上营造一座江南的庄园。这座庄园置身于祁连山脉，更像是一座遗世独立的禅寺。但无论是庄园还是禅寺，在我心里，都不该是那个焚烧手掌者的志向。

老王将车子停下，我让他在这里等我。我打开车门时，他叫住了我。

“杨洁，”他说，“从这儿回去后跟我养鸭子吧。”

这句话让我走出了很远后，还身在一种灵魂出窍的恍惚里。

一座红土桥通向山庄的大门，桥下是细瘦逶迤的山泉。两根圆柱上横置着梁坊。“随园”写在一块不是很大的匾上。一切都不是簇新的，就像起码存在了好几百年。戈壁滩的风是做旧的利器，它能让尸骸转眼化为白骨，也能让新貌刹那变为旧颜。我用门环叩响了那扇厚实的木门。半天，旁边一扇斑驳的偏门才打开了条缝。

“你是谁？”门里的女孩问我。

我理所当然把这个身穿白裙的女孩视为了一个“女弟子”。她是当地人，脸颊上有两团特有的“高原红”。

“我找薛子仪老师。”

“我知道你找薛老师，到这儿来都是找薛老师的。”她挺傲慢的，“我是在问你是谁？”

“我是他的学生。”我感到自己有些蠢。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戴着只义乳，好像已经不配再去做一个学生。

“所有人都是薛老师的学生。”她抢白道，作势要关门。

“等等，”我急了，脱口报出自己的名字，“我叫杨洁。”

她定定地看着我，终于说了声：“进来吧。”

我看出来了，“杨洁”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她大概只是被我急迫的神色打动了。

园子里的确别有洞天。绕过一面萧墙，朝北开着一扇柴扉，进去后，竟然是一片竹林。脚下是石头顺着山势铺就的小径，拾级而上，穿过很长的一段回廊，一间明亮的大厅里坐着另外两个女孩。我觉得我见过她们。她们中的一个对我说：“老师病得很重。”另一个说：“他早已经不见客人了。”领我进来的女孩请我坐进了一把老式木椅。我两只手紧紧地抓在木椅的扶手上，不知所措地看着她们交头接耳。她们好像无视我的存在。我很恶心。我看到了当年将左手放在蜡烛上炙烤的薛子仪老师，和我神魂颠倒多么令他痛恨自己。老王用绿头鸭和家鸭杂交后的“媒鸭”来诱捕更多的野鸭，这项在农场学来的本事让他发了财。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姑姑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系主任却在摸我的胸。那位地铁里的菩萨威严地望着我，她给了我勇气。

“他左手的伤好了吗？”我突然问。

她们对视了一下，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跟我们喝会儿茶吧。他现在正在打坐。”那个放我进来的女孩说。

她们喝茶很讲究，七碟子八碗的，其中一个对我说：“水是从山上取来的冰块融化的。”

“你从哪儿来？”她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主动和我说话。

我想说“北京”，但突然觉得这多么虚假。我就是从山下的戈壁滩来的啊。

“我走了很长的路。”我只能这么回答她们。

她们再次交换着眼神。毕竟还是些孩子，很快她们的话就多了起来。我提及了那只受伤的左手，这让她们很好奇。

“老师的左手很少给人看。还好，和领导们握手的时候他用的是右手。”说着，她们开心地笑起来。

女孩们也在他的企业里任职，她们彼此以“部长”和“经理”相称。我这才发现，她们身上果然有着浓浓的蒲草味儿。还好，他没用仓山居士的方式来教导她们，也没用骨头做蛊，让她们成为像我一样无可救药的人。女孩天性未泯，谈话很快转移到各自的网购经验上。我静静地聆听她们聊天，在她们情绪高涨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问道：

“我可以去见他了吗？”

她们停下来，面面相觑，好像突然想起了我的存在。

“我走了很长的路，就是为了见他一面，”我觉得自己开始哀求了，“我还要走，还有很长的路等着我。”

脸颊红红的女孩站了起来，是她领我进来的，这时承担起了她的义务。

“你等等啊。”她冲我点下头，然后就离开了，消失在一架屏风后面。

我的手插进衣兜，紧紧地将那一小截胡杨木攥在手心。不一会儿女孩从屏风后露出脸，向我招手示意。我走过去，绕过屏风，跟着她又走进了一段回廊。回廊上爬满了藤蔓，叶子在山风中摇曳。这宛如江南植物的繁盛让我突然剧烈地恶心起来。但我却吐不出，只能弯下腰一阵阵干哕。

“你没事吧？”女孩紧张地看着我。

我强装镇定，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内心。我的脸色苍白，头套可能也歪斜了。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吓人，但是，这令我接近了那个地铁菩萨才有的风度。

我终于站在了他的门前。门楣上挂着一块写有“小仓山房”的横匾。我的掌心全是汗。

“进去吧。”女孩对我说，她都没敢抬头看我。

“谢谢你。”我为自己给她带来的惊吓而内疚。

房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

“老师？”

房间里有股难闻的味道。窗上的纱帘可能刚刚被拉开，在微风中飘荡，依然有一种大梦初醒的动势。

“老师，是我，我是杨洁。”

没人回答我。那张遍体雕花的木床上传来窸窣的声音。我看到他了。想象中，我认为他应当是盘腿坐在床上——不像是他，而像是塞在神龛里的一尊破败的偶像；实际上，他是躺着的，一条薄被一直盖到了下巴上。当然是这样。还能怎样呢？即便那明亮的大厅里有着他豢养的年轻女孩，即便窗外就是万物生长的夏日，他也只能够这样几乎被完全覆盖着奄奄一息。我不想将之说成苟延残喘。但他真的就剩下半口气了。镂空的床楣上有一只蜘蛛在快速地爬行。一切就是这么的腐朽，还有股挥之不去的臭味。我的心里升起凶恶的伤感。我想大声骂他，用恶毒的话诅咒他。我们彼此启蒙，如今，他用一座随园戏仿了一座墓园。我像是遭到了背叛，但也说不好。我发散着的愤怒之波一定强烈到令他有所触动了，他盖在薄被下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他的嘴巴蠕动着，嘴角流出黑褐色的液体。我凑近他，他身上熏蒸出的苦味让我的心变软了。

“好吧，这不能怪你，这世界连戏仿的耐心都没有了。”我在他耳边说。

那只蜘蛛爬到了他的头上，我伸手替他捉了下来。我不忍心看他形容枯槁的脸上再爬过一只该死的蜘蛛。我在他身边坐下，从薄被下摸出他的左手摩挲。他的掌心岩石一般冰凉和坚硬。

我把手伸在他眼皮前，对他说：“看，白骨。”

他的眼皮翕动，终究还是没有张开。我有一瞬间以为他已经死了，将手指探在他的鼻子下面，那微弱的生命之息令我一阵感动。

“你得跟我说说话。”我对他抗议。

他悄无声息。

“跟我说句话吧。”我跟他商量。

他悄无声息。

“求求你，跟我说一句话。”我发出了呜咽。

他依旧悄无声息。

我哪儿敢摇撼他，我怕一使劲，他就会化为齑粉，让人连一把骨头都得不到。屋子很热。床脚一只大铜炉里的木炭余烬未熄。一部翻开的《子不语》扔在地板上，山风掀动着它黄色的书页。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结果它下面还扔着一本《夹边沟记事》。我把两本书放回窗前的书案上，让一本压着另一本。透过敞开的窗扇，我能隐隐听到野草发出的叹息般的歌唱。窗外的亭台楼阁，在我眼里一点一点成为了残垣断壁。

后来，我又回到了床边。我半跪在他面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搬动他的脸。他的嘴唇乌黑，我慢慢地亲吻上去。我用舌头开启他的嘴唇，他紧咬的牙齿顺从地松动了。我的舌尖轻微舔抵他的上腭，品尝着他的苦味。于是，我们便共同成为了没有牙齿的熟睡的婴儿。

我从随园的大门走出来时，看到山坡下老王站在车外和一个挎着篮子的妇女聊天。那个妇女头上裹着当地女人常见的红色头巾，与穿着红色冲锋衣的老王相映成趣。她可能是上山捡拾药材的。我慢慢地顺着山坡向下走。我没有回头，但知道身后的那座庄园在无声地坍塌。不，那不是灰飞烟灭，而是方生方死，海市蜃楼般地随风消散。我的心里星坠木鸣。老王和那个妇女相谈甚欢，慢慢地，我从这幅景象中看到了自己。我想我会去和老王养野鸭的。这是命运，一切都不是蓄意为之——谁让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分辨雄鸭和雌鸭的叫声？何况，在那样的生活里，我还可以不用再戴着一只悲伤的义乳。

老王看到我了，向我跑过来。

“怎么样？”他远远地问我。

我望着他，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慢慢地说：“执黑五目半胜。”

2016年4月13日

丙申桃月初七

香榭丽

丙申故事集2 发声笛

>>>Part Two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总是遥不可及，但你都能够预知，当它一旦变得不重要了，又会让你唾手可得。

第一次，酒杯掉在盛着牛肉羹的汤盆里。

夏惊涛狂笑，哇哈哈，老马你醉得连杯子都拿不住了。

换了杯子再来，举起胳膊便跌向桌面，一头栽进还没来得及撤下的那盆牛肉羹里。

此时，卧床的马政感觉右脸虫咬般的刺痒，又像是有密集的蚂蚁爬动。

妻子王晰在床头调试智能康复机，身上散发着来苏水味儿。这可能是幻觉，现在如果嗅觉还灵敏，闻到的也该是那股挥之不去的牛肉羹味儿吧。

房间的窗帘一直被风吹送到了天花板上。马政想就这股气味发表些意见，呜噜了一声，才意识到自己如果不专门将注意力集中在嘴上，就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王晰怎么会把医院的气味带回家？不可能的。她可是那种每天至少要洗两次澡的女人，为此，她留了二十多年的短发，可不就是为了方便洗浴吗？

年轻时留着短发，让王晰有种少年般的美，人到中年，短发可就显得偏狭和严厉了。

马政端详着王晰的头顶，她正埋头将护具套在马政的双脚上。

居然也有白发了啊。这个发现让人心生感慨。原来换一个角度打量，真相就会露出马脚。

有几对中年夫妻还能够看到对方的头顶呢？那需要一个特殊的视角吧？

康复机运转起来，双脚被动地跟着机器做踏步动作。还好，后遗症不算严重，出院后只是右侧身子略感麻痹，再加上有些轻微的失语和吞咽困难。

王晰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后将一块牙胶不由分说地塞进马政嘴里。

她做了个开始的手势，示意马政用力咀嚼。这是用来增强下颌感知的，可以训练吞咽和发声功能。

马政听话地用力咬起那块强韧的硅胶。

咬牙切齿，有种难以名状的茹毛饮血般的快感在口腔里弥散开。儿子马讯小的时候，嘴里不是也会被塞进这么一个类似的玩意儿吗？

王晰俯身观察康复仪显示屏上的数据，头顶又暴露在马政眼里。真相再次露出马脚，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了夏攀。

——女孩那个黄昏坐在墙角，马政看到的就是她的头顶。

时隔四年，那是夏攀去美国前的事情了。

记忆力减退也应该是后遗症的表现之一吧？但此刻那团橘色的毛球清晰地在眼里浮动。

夏惊涛那天在酒桌上说女儿要回国了，马政便血往上涌。平时马政还算是有些酒量的，这差不多算是他晋升处长的本钱之一，尤其和夏惊涛在一起，他大概能喝一斤白酒。两人在一起喝了有三十年了。但那天听到这个消息，马政斟满杯子去敬夏惊涛，手却不听使唤了。

勉力为之，结果脑中风发作。

把夏攀送到国外去，对夏惊涛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如今家境优越的孩子，行为乖张的可能不在少数吧？但夏攀的问题似乎更让人棘手。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女儿堕胎的病历后，夏惊涛捶胸顿足地做了决定。他已经无力面对一个十八岁辍学在家的女儿。夏攀没有母亲，看起来这就是全部危机的根源。夏惊涛的姐姐在美国，他觉得把女儿送到姑姑身边，差强人意，也许能弥补夏攀缺失的母爱教育。

事情出在夏攀去美国之前。

那天马政回来得早，停好车，从后备厢搬出两箱苹果准备放到储藏室去。

苹果是下属送的，他们好像已经掌握了处长夫人的这个喜好。过了四十岁，王晰开始每天用一个苹果代替晚餐。

储藏室也在地下，从车库搬东西进去很方便。

当初夏惊涛提议两家合买下这个储藏室，马政还有些犹豫。首先是太贵了，算下来居然比房价都贵。其次是太大，将近两百平米，快赶上一座容积不小的仓库了。

可夏惊涛坚持自己的主张，说老马你要是钱不够，我买下来两家合用好了。又戏谑地说，还是要个储藏室的好，马处长受了贿，也有个窝赃的地方嘛。再说，万一打起仗了，我们也能躲原子弹。就是这么一贯地胡言乱语。

钱，马政倒是还拿得出，吃力些罢了。

两个男人从小玩儿到大，如今成了一梯两户、对着门的邻居，相处起来，谈不上攀比，但至少有了点儿彼此映照着什么的意思。何况中间还夹着个王晰。要知道，夏惊涛中学时就追求过王晰。

于是储藏室还是合买了下来。

在这栋高层落户，也是夏惊涛力促的结果。他本身就做地产生意，和这个楼盘的开发商熟，价格优惠得不能不令人动心，户型也好，王晰一眼就看中了。买下这套房子，对夏惊涛可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他都不怎么来住——马政却是倾家荡产。所以，即便算不得勉强，在马政心里，也还是感到有些身不由己，觉得自己是被蛮横的力量推拉着，不得不顺从了什么。

最后还被迫买了这偌大的储藏室。

夏惊涛自作主张做了装修，居然连四壁都包上了雕有花纹的橡木板。储藏室被弄成了一座地下宫殿。对此，马政还有什么表示异议的余地呢？这就是与一个土豪为友需要承受的压力。

那天放下苹果准备离开时，马政才看到有个人蜷在储藏室的墙角。夕阳透过窗井，在地面打上了两块昏黄的光斑。那个席地而坐的人，头埋在膝盖里，只有两只脚被窗井投下的光束照亮着。

“是夏攀吗？”

马政吓了一跳。

没人回答他。

定睛看了几秒钟，马政落实了自己的判断。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但女孩好像感觉到了他的意图。

“马叔，别开灯。”

马政走过去，弯下腰问她：“干吗坐这儿？”

夏攀一动不动。马政闻到了酒气。

“喝酒啦？”

夏攀摇头。她的头发完全披在前面，马政看不到她的脸。

“上楼去吧，不舒服更该躺到床上去。”

马政伸手扶她。

她不为所动，身子陷在暗处，脚摆在光亮里，就这么黑白分明地埋头坐在墙角。

马政无从下手。夏攀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即使有些单薄，蜷在脚下，也分明是一个丰满到令人为难的对象。还是打个电话给王晰吧，如果她到家了，就喊她下来帮忙。手机刚刚摸出来，腿却被抱住了。

夏攀的脸埋在马政的两腿之间。

马政愣了愣，拨弄一下她的头发：“怎么了？”

夕阳的光影这时移动了位置，将夏攀头顶罩上了一层毛茸茸的橘色。她的头开始摇摆，像一团橘色的毛球在马政的双腿间浮动。女孩穿着件肥大的牛仔夹克，从上往下看，空荡荡的犹如随时会飘落在地。

马政有些僵硬，握着手机的手举在半空中。之后他在心里跟自己说，那一刻，就是如堕魔道。

上楼后王晰已经在家了，刚冲完澡，擦着湿漉漉的头发来给马政开门。这个穿着睡裙的短发中年女人，看上去竟然有些吓人。

马政心神不定，没告诉王晰储藏室里还有个需要帮助的女孩。上楼时他原本打算这么做的。婚后马政和其他女人有过几段交往，回家后面对王晰，心里可谓惊涛骇浪，但此刻的心情要复杂得多。他冒犯了什么吗？好像是，但那个被冒犯了的对象以及冒犯的程度，却说不清楚。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吧！马政在心里给自己开脱，但这没什么用。惴惴不安地留意着对面的动静，直到传来开门的声音才稍微舒了口气。他知道夏惊涛不会回来这么早。

一度，他都担心女孩会不会死在储藏室里。

第二天马政回家，从车库进到单元，没什么需要搬运的，但下意识地，他又打开了储藏室的门。

窗井透入的夕阳还是固定在那个位置上。

马政慢慢踱进那块光斑，看到自己的影子投射在木墙上，从腰部折叠成了一个直角。

夏攀只比马讯大半岁吧？马政暗忖。

旋即，就是尖锐的羞惭，仿佛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邪狭的，是猥亵的权衡和隐晦的贪婪。但的确又有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正是因为抑制不住，才有另一股更大的力量形成新的抑制。马政的心也在经受折叠，比墙上的影子还要嵯峨，一重复一重，层层叠叠地对折。

夏攀好像还坐在那里。

昨天她哭了起来，脸埋在马政的双腿间，动作渐渐失控。马政想，也许邪火作祟，只是自己着了魔；也许女孩只是在磨蹭她的眼泪。总之那时马政的身体不再听自己使唤。女孩肯定也感觉到了。后来马政抽身离开时，她仰起的脸上也写满了诧异和困惑。

——是不是还有一点儿小小的、恶作剧般的得意呢？

猜不透，这个女孩从小就让人摸不准，谁知道她会使出什么手段来和大人过招。马政仔细去想女孩那张脸上的表情，就有点儿不寒而栗了。

当时还做了什么？对了，后来他的手还插进了女孩的头发里。他摸到了钱币那么大的一块疤，位于发旋附近。这块疤光滑极了，就像穿着冰鞋的脚站在了冰面上，他中指的指腹忍不住要在上面画着圈地摩挲。

女孩发出了呻吟般的呜咽。

这块疤马政记得。那时候孩子们大概只有七八岁吧，马讯在一次玩耍中推到了夏攀。女孩的头撞在石头上，她没哭，倒是马讯被吓得号啕不已。王晰闻声跑来，还以为是儿子受了什么委屈，顾自将儿子搂在怀里百般抚慰。跟过来的夏惊涛也不问青红皂白地呵责女孩。女孩咬着手指淡漠地看着大人们。没准，从那时候起她就开始琢磨怎么跟这个世界周旋了。

是马政发现了女孩头上的血。

往事将马政唤醒。他十分吃惊地看着自己的手插在一团橘色毛球般的长发里。像是被开水烫着了，那只手骤然缩了回去。

夏攀走之前，夏惊涛专门安排了只有两家人参加的晚宴。

王晰对马政说，可惜马讯不能赶回来一起给夏攀送送行，孩子们小时候还订过娃娃亲的。马政叮嘱王晰，少在夏惊涛面前提马讯，那样只会刺激老夏。他们的儿子马讯如今正在北京上大学。

晚宴上夏攀穿着黑色的长裙子，胸前是白色的荷叶边，脖子上还系了条丝巾，一点儿不良少女的影子都找不着。

王晰包了红包给夏攀。女孩斯斯文文地站起来鞠躬，很有礼貌地说：“谢谢马叔，谢谢王姨。”

这么得体，让人都觉得把这样一个孩子避难似的送走，是一个莫大的冤案，真的是委屈了她。

夏惊涛一贯地难以淡定，饭吃到后来，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眼睛里都噙着泪水了。王晰挨着女孩坐，当夏惊涛情绪激动时，她的手就会搭在女孩的肩膀上拍一拍。在马政眼里，王晰这样做，李代桃僵，不过是在对夏惊涛曲折地传递着安慰。

“夏攀走了，老夏就更孤单了。”

回来后王晰果然这么说。

“你怎么不想想一个女孩子远渡重洋孤单不孤单。”

马政没料到自己话回得这么快，只好装着点烟，躲开了王晰的眼神。

四年间，马政下班回来，在车库停好车，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到储藏室待上一会儿。站在窗井熹微的光束里，抽支烟，或者漫无边际地想点儿心事。

渐渐觉出了这间储藏室的好。它是一个地下的堡垒，可能防不了原子弹，但能庇护一颗疲惫孤独的心；它是一座地下的宫殿，即便塞着苹果和可能永远不会再派上用场的家什，也依然可以让人在里面徘徊徜徉，做惆怅的王。

有一次他喝醉回来，觉得自己看到了夏攀。女孩依旧埋头坐在那个墙角，被夕阳的光一分为二地照着。其实当时漆黑一团。马政就那么躺在了黑漆漆的储藏室里。其间醒了片刻，睁眼看到窗井那么大的一块夜色，繁星点点，静谧而又迷乱，美得不可思议。

后来是王晰喊了夏惊涛帮忙把他扛回家的。超过了约定俗成的晚归时间，焦灼的王晰跑到车库里等，等不到，就不停地打他手机，结果如丝如缕，电话铃声从储藏室传了出来。

马政睡着了一会儿。

“咬得倒是紧！”

王晰正从他嘴里拔出牙胶。

怔忪地看着眼前的女人，马政好半天才发现自己左手食指在拇指的指甲盖上机械地摩挲着。手感和摩挲那块钱币大小的疤如出一辙。王晰好像又洗澡了，头发是半干的，但看起来却是一种陌生的偏狭和严厉。

“寇处长刚才打电话来了，说要上门看你。”

“呃。”

马政发出打嗝般的声音，比较成功地表达出了他的厌恶。

“我谢绝了。”

马政想点点头表示赞许，但脑袋和脖子都不大听使唤。

寇处长是他的副手，多年来两个人都是一种竞争的关系。现在好了，他被撂倒了，能够想象这个对手心里的窃喜。

当上处长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原本还有更高的目标，现在只能清零了。

王晰又换上了新玩意儿。感知按摩棒，指套的形状，顶端是一组凸起的硅胶颗粒。马政总觉得这东西有些性意味。王晰套在食指上，伸进马政嘴里，开始来回搅拌、摩擦。

涎水流出来，一股一股的，宛如泉涌。嘴里没什么明显的触感，倒是脑子里如同有一只笨拙的大鸟在迟钝地扑闪着翅膀。

“喔。喔。喔。”

活动自如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去摸王晰的腰，却被王晰反手打开了。

只好索然地闭上眼睛任由她捣鼓。

窗帘贴在天花板上，让人感觉空间是悬置倒转着的。

“儿子要回来看你。”

“喔。”

“就让他回来几天吧。正好夏攀也要回来了，也能见见。”

“喔。”

“学校又催我上班了，得抓紧找个保姆。”

“喔。”

王晰是中学老师，这学期好像还带了毕业班。

“保姆太难找了。我才知道，像你这岁数的，找保姆最难。伺候老头儿的倒好找一些，人家一听你这岁数，多数都会打退堂鼓。”

“喔。喔？”

“其实也好理解，伺候个中年男人，龙精虎猛的，有点儿那种意思吧。”

“喔？喔？”

真是个难题啊。马政在心里感慨。半新不旧的机器最讨厌，一旦出了故障，没准都会跳起来咬人吧？

说话功能受阻看来也不错——人类大多数语言可以用抑扬顿挫的“喔”来替代嘛。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呢？想来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医生说症状并不是很严重，康复绝非遥遥无期。

“找个年纪太大的来，好像也不合适。”

“喔！喔！”

太想说“不合适！不合适！”了，根本无法想象被一个老太婆把手指捅进嘴里搅拌嘛！

心情一激动，两条腿跟着痉挛起来。它们一直被固定在康复机上，随着机器轮转，没准都走了十几公里了。

“喔！喔！喔！”

王晰扑过去关了康复机，手按着胸口说：“吓死人！就是得这么操心，稍不留神，没准你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喔！”

马政也感到害怕。处长不去当了也罢，才四十五岁，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个还是很让人恐惧的。

再次睡醒，睁开眼看到的是夏惊涛那张刀砍斧劈般的脸。

这张脸太有局限性了，三下五除二的，不通情理，缺少过渡与调和，天然就不再适合扮演人生的许多角色了吧？比如，长了这样的一张脸，怎么可以去当一个处长呢？

歹徒，他就是个刚愎自用的歹徒。

夏惊涛蹙眉瞅着马政，他离得太近了，鼻息都扑到了马政脸上。

“你说，你要是真有个好歹，我怎么给王晰交代？”

马政估摸了一下，觉得他这是在倒打一耙。

“还好是跟你在一起，要是跟他们局里的那些人，这就是一个事件了，他以后还怎么做人。”

王晰在一旁说，听上去分明是在给夏惊涛推卸责任。

“太吓人了，他太吓人了。”

夏惊涛像是在告状。

“没事了，还好后果不算严重。以后别喝酒就是了。你也要记住教训。”

“没以后了，我跟他没以后了。”

这话将近三十年前就听到过。

当年他们跟夏惊涛摊了牌，王晰说尽管现在马政成了她男朋友，但大家“以后还是最好的朋友”。夏惊涛听了就是这么回答的：没以后了，我跟他没以后了。

那时马政也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夏惊涛。他和王晰都考上了大学，夏惊涛落了单，本身就遭受着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打击。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一直追求着的女神又跟别人好上了。这个“别人”，还是跟他交情最好的马政。

但其后他的人生不是翻转了吗？他成了挥金如土的富豪，储藏室都要买两百平米那么大的，为什么还总要让人觉得亏欠了他什么？

“他就是这种性格，像个小孩，故意跟人赌气。”

这是王晰的说法。

可当年谁不是小孩啊？两个少年最喜欢听港台的流行歌曲，躲在家里模仿Beyond乐队的演唱，一个打鼓，一个弹吉他，手里却空空如也，是想象中的酷姿。

也没见马政跟谁赌过气。

夏惊涛的气赌得有点儿狠了，跑到学校跟两人喝了绝交酒，酩酊大醉后回家，不知怎么就在路上惹了事。

被抓前又跑到学校找马政。

“王晰就交给你了。”

马政半天回不过神儿。那时候他刚入学，却谈不上意气风发，反而是种无从说明的落寞。跟王晰确定关系，没准也是这落寞之感使然。两个人都被一种青春的不适感困扰着，所以干脆就谈谈恋爱好了。像是面对一只空杯子，总要填充点儿什么进去才对。聊胜于无吧。

“你要干吗去？”

还是有些不放心这个伙伴。

“去死！”

夏惊涛说得毅然决然。

呆若木鸡的马政站在秋阳里，看着夏惊涛轻轻松松地走远了。身后是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同学，他们真够闹腾的，反而让马政觉得那个走远了的背影，不是去死，是去往天国和乐园。

他还真去死了。

后来有一次对酌，夏惊涛忽然说：“那天我去卧轨了。”

马政没太当回事。他习惯了，夏惊涛总是口出狂言，尤其有了钱后，更是肆无忌惮，口不择言。

“我在铁轨上躺了半天，眼睛都快被太阳照瞎了。”

继续喝酒。

马政有马政的情绪。生活总是像处于一个不无失望的焦急期待中，总是像怀着一种紧张的情绪在担忧什么倒霉事儿的来临；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总是遥不可及，但你都能够预知，当它一旦变得不重要了，又会让你唾手可得。

每一天都错综不安，已经让人心力交瘁。一起喝酒可以，互诉衷肠就算了。

“眼睛越疼，我就越是要盯着太阳看。我就不信了。”

这像是夏惊涛的做派。

“火车开过来的时候，我跳起来跑了。”

当然是跑了，否则哪有眼下的酒局。

“知道为什么吗？”

问完这句就没下文了，夏惊涛开始逗身边的女孩。

喝酒的场所太奢华，单独一座四合院，两个人的局，倒有六个穿着旗袍的女孩在伺候。每口菜都是被人夹到碟子里的，只差被喂进嘴里。酒是三十年的茅台，红烛摇曳，耳畔是若有若无的丝竹声。地产商夏惊涛就是这样的排场。

“我是不放心把王晰留给你。”

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

不知道怎么回他才好，怎么说都不舒服。

马政后来跟王晰一起去看守所探视，才知道夏惊涛惹的事不小。他竟然捅伤了一个当兵的。也就是挤公车的时候发生了摩擦，当兵的凶，夏惊涛更凶。估计那时候的夏惊涛也被落寞之情所困吧，没考上大学，追求的女神跟自己的哥们好了，就成了犹斗的困兽。

为这份落寞之情，夏惊涛坐了三年牢。

起初两人还一同去探监。后来马政去的次数就少了，因为事情渐渐像是王晰一个人的了，马政不过是个多余的陪客。于是也就疏懒了。他也受不了夏惊涛的口气，隔着铁栅栏，夏惊涛还要教训人，让马政感到身份倒置、乾坤挪移，自己成了一个囚徒，铁栅栏里的那块地方才是自由之地，而广袤的世界，倒成了牢狱。

“夏攀明天到，你最好精神点儿，别吓着孩子。”

夏惊涛这话说得有些不讲理了。

“你别在他跟前抽烟，大夫都让他戒烟了。”

王晰拿来只烟缸让他掐灭了烟。

掐灭之前他又使劲吸了两口。

“我是为他好，我不想让他在夏攀眼里毁了形象。他可是著名的马叔呢。”

夏惊涛振振有词，说着自己先坏笑起来。

这个消息还是令马政有些激动。四年来，每次在储藏室待着，他都会感到自己身边有一个假想的陪伴。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与女孩之间有种奇怪的相似性。

忽然这么想：自己对夏攀那些糟糕的念头，潜意识里，是不是含有一点儿报复的意思呢？

也不对，报复这个词不准确——好像“抗议”更恰切些？

“命名性失语”也是后遗症的表现之一。看到一件物品，能说出它的用途，却叫不出名称。更何况指认一个无形的欲念。

就算是“抗议”吧。这也不能令邪念变得正当啊。还是——脏。

何况，抗议什么呢？

长久以来，自己是被夏惊涛的春风得意刺恼了吗？他其实够苦的了。女儿才半岁，妻子就跟他离了婚。那时候他连二十平米的落脚地儿都没有，遑论后来两百平米的储藏室。他发达了，可这算是时代的传奇。如果这个时代没错，他也就没错。就算不把他和时代打包在一起，又能诋损他什么呢？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优势啊——凭一个处长的那点儿工资，怎么买得起有两百平米储藏室的房子。

“没钱你跟我说。”

马政反感的是夏惊涛说这种话时的口气。

“知足吧老马，你这辈子活得够舒服了，我是差不多连屎都吃过的人。”

还有他将人划分为两类时的理直气壮。

他像是真理在握，得享着什么特权：他吃的苦头是能够被说出来的，而一个处长吃的苦头却没法说。一个快意恩仇，一个只能忍气吞声。

可马政坚决不会认可自己“这辈子活得够舒服了”。

大致在夏惊涛“吃屎”的那个阶段，马政刚刚被分配到机关。最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当众在办公楼的楼道里兜头给自己浇了盆冷水。实在是没法忍。但还是得忍。浇完自己，再灰溜溜地找来拖布将楼道的水拖干净。

和王晰也是分分合合。当年留着短发、少年一般美的王晰，从来不乏追求者。每一次挽回，马政都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只堆积了屡败屡战的心酸。

王晰似乎应该有个更好的前程，结果只当了中学教师。这笔账，似乎也该算在他马政头上。

那么，他想要对之抗议的，就是这无力自辩的人生吧？

“不行你到海边度假去，休养一段时间。”

夏惊涛提议。他怂恿人买房，怂恿人度假，怂恿人去做一切力所难逮的事情，好像从来不曾怀疑过对方的能力。这既让人愤慨，又奇怪地满足着人的虚荣，起码看上去，旗鼓相当，他也把你视为了一个和他一样对世界手拿把掐的家伙。

“你真的能戒了烟？”

夏惊涛故意将一根烟伸在马政鼻子前晃。

真想吸一口啊！

“咱俩是在一起抽的第一根烟吧？”

没错，华山牌，两毛钱一盒。

“我给你枕头下藏几根吧，别让王晰发现。”

王晰可能是去做饭了。夏惊涛果然塞了几根烟在枕头下。

“喔。”

本来想说“没火”，但居然懒得发出“喔”以外的声音了。

王晰端来一碗糊状物。

连见多识广的夏惊涛都对这碗食物的复杂构成表示惊叹。

“菠菜，西红柿，蒜，大葱，土豆，香蕉，橘子……”

他一一列数，努力辨认着。

“这些都是高钾食物。”

王晰咬着一只苹果说。

“我来喂。”

夏惊涛自告奋勇。

王晰咬住苹果，腾出手，将一块红色围嘴儿系在马政脖子上。

真猥琐啊！马政揣测着自己此刻的模样。倒下后他就没照过镜子，现在他想象自己那张胡子拉碴的脸，没准是一副面瘫者的白痴相吧，五官歪斜，晚上出去都能吓死人。

实际上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中风只是令他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但他愿意将自己想象得骇人听闻，好像一那么想，就有种可以对人生不再担责的如释重负之感。爱谁谁吧！就是这种撂了挑子的心情。

夏惊涛喂得挺耐心，侧坐在床边，小口小口地伸勺子过来，样子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马政心理上安之若素，生理上却还是有些抵触。吞咽也的确费劲，每一口下去，都感觉是吞了一回自己的喉头。这感觉就像是自己在吃着自己。

王晰的手机响起来，是儿子马讯发来了视频请求。王晰绕到床头，把手机对准马政。

“老爸安好！”

马讯在手机里做鬼脸。

“喔。喔。”

“老爸你像个老婴儿啊，太酷了！”

“喔……”

“我后天回来，机票已经订好了。”

“喔！”

喉头一空，像是水落石出那么大的动静。

马政惊悚地发现，手机里儿子的那张脸，刀砍斧劈，居然有了歹徒的雏形。

夏攀只比马讯大半岁吧？

阴暗的念头再次滋生。一连串打嗝般的声音从喉咙里滚出，这其实是忍俊不禁的窃笑。好像那种心甘情愿着自暴自弃的愿望又得到了一次满足。

那时候的王晰真美。

马政将目光移到了手机里王晰的头像上，是她年轻时的照片，只有小拇指甲盖那么大，但依然美得惊心动魄。

马讯出生的时候正是夏惊涛跟他妻子离婚的时候。马政记得当时夏惊涛陪着自己等在产房外，怀里还抱着夏攀。那场景，真像是一对难兄难弟。

一眨眼，半辈子就过去了。

夏攀没有试着找找自己的生母吗？还好，女孩没有继承她父亲的基因，单眼皮，高颧骨，眼睛细长，长得不算很漂亮，但也绝对不像一个歹徒。

记得产后的王晰还给夏攀喂了几个月的母乳。

哺乳期的王晰奶水充裕，有着地母一般的胸襟。哺育的结果是，她从此没有了少年的身姿，胸部膨胀，怎么看都是一个不打折扣的女人了。

吃了小半碗马政就拒绝再吃了。瞪眼，“喔，喔”，表示自己受够了。

可能完全是出于好奇，夏惊涛将剩下的大半碗给吃掉了。他竟然能吃得下去，看来真是个差点儿“吃过屎”的。

“就不能拌点儿沙拉酱吗？”

一边吃一边倒是给了个不错的建议。

“对啊，储藏室的冰柜里还有好几罐呢。我去拿一罐上来，顺便再抬箱苹果。”

王晰是恍然大悟的口气。

“我帮你。”

夏惊涛抹着嘴。

临走，王晰又给马政嘴里塞了个哨子一样的东西。

这东西是叫发声笛吧。住院时，马政就在护士的指导下训练过。它靠哼鸣来练习，嗓子发出延长的单音，或者哼哼曲调，让声带振动笛子的声膜。失语者靠它来恢复运用气息打开喉咙发出简单声音的能力。

可不就像个儿戏吗？却是为患者发出自然的语调做准备。

这种玩意儿还有一堆呢，花花绿绿的，不是塑料就是硅胶，操作难度递增，低龄儿童的玩具一样。

薄暮时分，房间里的光线暗淡，窗帘依旧贴在天花板上。眼前穿着睡裙的王晰是一道朦胧的剪影，轮廓像一只几无弧度的花瓶。夏惊涛也是一道剪影，但平淡无奇，一下子想不出像个什么。他们都像是悬浮着的。

“你好好吹啊。”

王晰叮咛。

“好好吹！”

夏惊涛也跟着她学。

两个人就这么离开了。

此刻，地下那仓库一般空旷、宫殿一般豪华的储藏室，想必夕阳如橘的余晖正从窗井投入，在地面打上了两块昏黄的光斑吧？在夏惊涛眼里，王晰的头顶会不会也像一团橘色的毛球？如果他能够看到王晰的白发，会不会也要感慨大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变老了？

“你要干吗去？”

“去死！”

这样的对话，再也不会有了。

发声笛在喉咙呼出的气流下呜呜咽咽，不是如泣如诉的意思，就是一些不知所云的单调音节。马政在喉咙里说“好啊”，发出的声音是“呜呼”。马政在喉咙里说“滚吧”，发出的声音是“呼哈”。很妙啊，那种一个处长所吃下的没法说的苦头仿佛就可以这么含糊其词地和盘托出了。

像是学到了一个不二的法门，马政忽然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于是起劲儿地吹起嘴里的塑料笛子。他知道自己在滔滔不绝地痛陈着什么，知道自己在不无委屈地倾诉着什么，也欣然于这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情都被转化成了虫鸣般神秘和无辜的哼哼唧唧。

最后，喉咙起伏，呜呜咽咽，暮霭中引动的鸣响其实是他记忆里Beyond乐队的一首歌。那歌词本来的内容大致是：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

2016年4月20日正午

丙申桃月廿日

香榭丽

丙申故事集3 出警

>>>Part Three

当年他转身而去，走在山路上，脚底发虚，轻飘飘得像是腾云驾雾。后来还跌进了沟里。旷野无人，他在野地里昏睡了一宿。醒来后，山风浩荡，感觉像是死过了一回。

大学四年，从警五年，算起来，迄今人生已经在架子床上断断续续睡了九年。没什么意外的话，可能还得隔三岔五地睡九年。躺在上铺往窗外瞧，夜色氤氲，所门口的警灯无声闪烁。对面超市门前的投币木马也旋转着同样的彩灯。没谁玩，它也播放着儿歌。这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我们是一家游乐场的守夜人，身后有摩天轮隐现或者七个小矮人出没。

此刻要是从宿舍冲进夏夜，不啻于跳进沸腾的大锅。和冬泳一个道理，那得有点儿勇气。楼下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好在没什么大事需要出警。但谁也说不准。外面太热，晚上好像更甚。地面蓄积了一天的热力开始蒸腾。暑气弥散，像是黑夜对白昼的反攻倒算。还好所里给装了空调。去年夏天，宿舍还是靠风扇降温的。

报纸上说这个夏天的高温破了六十年的纪录。我还不到三十岁。反正长这么大我没这么热过。小吕却认为这在他们家乡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家乡的夏天是一百度，现在我们承受着的，顶多才六十度。小吕是新疆人，住在火焰山脚下。那儿真会这么热吗？他的说法让人感觉大家是被扔在同一口大锅里的青蛙，但一般苦，两样愁，有人已经将要被煮熟，有人却还在惬意地蛙泳。

我还是挺爱值班的，因为接着可以休息一天。再过一周，我就要去封闭集训。市局组织篮球赛，我被挑中了。那样一来，就有段日子不能回家了。小吕和我心思一样，他是想值完班就能多出一天时间去陪女朋友。小伙子正在热恋，女孩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有大把的时间需要人陪着。而我是想在家多陪陪我妈。

我们每隔四天值一次班。我是主班，小吕是副班，还带着几个协警。他警校毕业分配到所里，我们就成了搭档。我算是他师父。值班当天，小吕会提前准备好休息日的便装——这像是吹响了他约会的预备哨——牛仔裤什么的，能让他摇身一变，精精神神地去约会。他长得帅，个头和我差不多，要不是单薄些，肯定也会被抓去打篮球赛。因为个儿高，有几次我俩还被法院临时借去押嫌疑人上庭。都是大案子，电视台要播新闻，两个高大的警察上镜，将嫌疑人夹在当间儿，那效果不言而喻。

值班的时候小吕很快活，一副随时会唱上几句的高兴劲儿。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心情，一般早早地就让妻子做好了我妈爱吃的东西。这种精神状态不会影响工作，因为我们都感觉有了个近在眼前的盼头，心里得到了鼓舞。人的盼头很多，但近在眼前的却很少。

那天一共接警二十多起，跟高峰期比要少得多。按规定，要是没有突发事件，我们可以在夜里十一点睡觉，凌晨五点再爬起来处警。那时我们已经躺在宿舍的架子床上了，我跟他聊起片区的老奎——就是被报社记者写进文章里的那个主角。小吕听了我讲的一切后，陷入了沉思。他肯定受到了不小的启发。后来他就跳进了外面那口沸腾的大锅。等他回来，晨光微熹，黎明已近。他好像完全忘了还要摇身一变这档子事儿。

我们这一行也是师父带徒弟。我的师父是老郭。他教会了我怎么做警察，可惜三年前查出了喉癌，提前退休了。前段时间我去看他，老头看来已经挺不了多久了。整个人出气多，进气少了。我进所的时候他可健康着呢，黑脸，皱纹像是刀子削出来的，胸脯拍上去，让人相信能听见金属发出的咣咣声。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写《白鹿原》的那个作家，都是那种典型的关中老汉的样子。

老郭烟瘾大。后来满世界开始禁烟，所里也禁，他得空只好跑到院子里，找个拐角蹲着抽几口。有时候太忙，他忘了这茬儿，嘴里不小心叼上了烟，结果被所长撞到，挨了批评还得罚款。这规矩不太通人情。要说喉癌可能跟吸烟会有点关系，可我觉得要是放开让老郭抽，他没准儿现在还带着我巡街呢。烟就像是老郭的口粮。每天在所里抽根烟都跟做贼似的，可能就叫度日如年了吧。真是委屈了老郭。他在所里干了一辈子，架子床可是没少睡。

我们这个派出所在城乡结合部。高楼大厦的背面弄不好就藏着块儿菜地。咖啡馆里坐着的，经常是光着膀子打麻将的人。一开始，要是老郭不带着我，到片区走一趟，我肯定得迷路。那就是一个迷宫。有的窄道楼挨着楼，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如果迎面也有人走进来，脾气不好的话，往往就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搞不好还能腾挪不开地打一架。上帝说通往天堂的是窄门，每次从这种窄道挤过去，我都幻想会有一个天堂等在前面。有一回，一个女孩走进窄道，没遇到歹徒，却遇到两条流浪狗。一前一后，前后夹击，预谋好了似的。女孩吓惨了，打电话报警。等我们赶过去，她都尿裤子了，裙子湿漉漉的。于是我挥舞着套狗杆，又充当了一回打狗人。对付流浪狗，也是我们的工作。

我师父老郭跟谁都熟。谁见着他都会给他让烟，有点儿妇孺皆知的意思。很多不吸烟的人，见了他也能摸出一根皱巴巴的来，像是专门为了见他备了好几天似的。他有一个铝制的烟盒，上面刻着天安门前的华表，看上去恐怕有些年头了。收了递上来的烟，他就放进铝烟盒里。巡逻一圈回来，差不多能装满一盒。他也给别人让烟，但收到铝烟盒里的他不会再让出去，递给对方的，肯定是他自己的烟。这里面就有了原则和讲究，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从警之道。我觉得，我就是从这种你来我往的让烟里，开始领悟做一个警察的真谛。老实说，这和我入行时的想象不太一样。我师父老郭穿上警服也还是个大爷。何况，现在跟警服差别不大的制服也太多了。所里的协警，超市的保安，跟我们站一起，没点儿专门知识，你分不清谁是谁。巡逻的时候我腰里会有警具，可保安的腰里也有根棍子呢。

每个辖区都会有几个狠角色，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重点人口”。对这些人，你得盯着点儿。老奎就是这么个人物。我到所里时他已经七十出头了。在我眼里，他要是还能算得上“重点”，顶多也就是上路碰个瓷，伏地不起，讹点儿钱什么的。可我师父老郭不这么看，他跟我说：“别看这老汉走得慢，腰里别的都是万。”“万”就是“万货”，方言里指“东西”和“玩意儿”。好像老奎腰里缠了一圈暗器，随便亮出一件，就能耸人听闻。

我觉得老奎和老郭长得也有点儿像。第一次老郭带着我上门“认人”，我都以为他俩是亲戚。他们两个对坐在老奎家被烟熏得四壁焦黄的客厅里，互不搭理，都埋着头使劲抽烟。烟是老奎自己卷的。他把烟丝铺在两指宽的报纸上，搓成棒，用舌头舔一遍，递给老郭。老郭接了，点上，反手也给他递根自己的烟。老奎应该比老郭大个二十多岁，但除了腿脚没老郭利索、背驼得厉害，看上去两个人没多大差别。也不知道是老郭显老还是老奎显小。可能关中男人上了岁数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吧，跟兵马俑一样。他让老郭坐在沙发上，自己搬张板凳，矮上那么一截地坐着。老郭跟他介绍我，他瞟了我一眼，就像瞟了眼他的孙子。他可没孙子，就是一个孤老头。

按制度，对重点人口，每个月走访一次就行。可老郭基本上每周都会带着我上老奎家转一趟。有时候巡逻遛到了老奎家楼下，他也要上去歇个脚。我猜老奎沾着唾沫卷出的烟，挺对我师父的口味。

他们第一次当我面说起老奎的案底时，我已经不算个新人了，早就习惯了偶尔上街去打打狗什么的，也不再盼望窄路的尽头就是天堂。老奎闷头抽烟，突然来了一句：“早知道当年把人弄死算逑了，活着就是受罪么！”这话跟他嘴里的烟一同喷出来，格外呛人。他的老底儿我知道，故意杀人，致人残疾，被判了十八年。可我没料到时隔多年，他还能放出这种狠话来。

老奎说完扔了手里的烟卷，伸出穿着懒汉鞋的脚使劲碾。旁边就有烟缸，可他这么干，说明是故意摆出一个凶狠的态度。我静等老郭发话。我猜他会训一顿老奎，至少脸色会严肃起来，低沉地说：“你这么想不对，想早死也不能拿别人的命垫背么。”老奎呢，就会垂下脑袋说：“对么，你说得对。”因为我已经训过不少家伙了，基本上没遇到过跟我顶着干的。我想，此时老奎要是不垂下脑袋挨训，我会让他把刚刚踩灭了的烟头捡起来吞下去。然后老郭会说：“有问题就跟政府说么，你现在有啥困难？”然后老奎就会诉诉苦：肉价太贵，假货满天飞，乃至人心不古，女孩子穿得太暴露什么的。老人们经常就是这么跟我抱怨的。疏导民意也是我们的职责，这么一番对话，是我心里的套路。我算是个内心戏比较多的人。

可老郭压根儿没接茬。他只是递了根烟过去。然后就聊起医保、天气和附近即将拆迁的居民楼。老郭平时也不是个话多的人，这有些难为他了。他有一处没一处地说，老奎有一句没一句地听。说什么可能也不重要，就是有人说话有人听。说到拆迁，老奎身上也有劣迹。他家老屋拆得早，是这一带最先开发了的。也就两间小平房，当年硬是被他置换成了两套一居室的楼房——不能得逞的话，他扬言再杀一次人。说到做到，他天天敞胸露怀坐在自家门口，地上撂着把杀猪刀，随时要给谁开膛破肚的架势。这都是老郭告诉我的。

那天老郭跟他东拉西扯了半天，临走还给他扔下半包烟。出门时我回头看了眼老奎，怎么看，埋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这个老恶棍，都只是个与世无碍的废物了。脊柱都像是被重锤给敲弯了，还咋呼什么？

从那以后老郭带着我去的次数更多了。隔三岔五就得去看看老奎。在我看来，这事好像被搞颠倒了。老奎放了句狠话，老郭没教育他，反而像是被他吓住了。退休前老郭还专门叮咛我，让我没事也多去瞅一眼老奎。后来我一个人上门，老奎听说老郭得了癌，那眼神，就像是挨了一棍子似的。他当时的表情，让我相信，这厮其实早就被我师父驯服了。

我不抽烟，跟老奎没法坐一块儿。我师父跟他坐一块儿，即使没话，也是心照不宣和意味深长。我跟他可没什么默契。他干脆连句狠话也不给我撂。我自然也就没去落实老郭的叮咛，顶多每个月去看一眼，例行公事而已。

我太忙了。派出所警察干的事情，说出来你能当笑话听。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个片区里跑腿的，而且谁都能使唤我们。没了老郭带着，同样的事，我干起来手忙脚乱。那些鸡零狗碎的小案件、小纠纷，老郭处理起来就是烟来烟往，举重若轻，可是让我来，不知怎么就有了疲于奔命的感觉。如今我成了小吕的师父，我该拿什么给他言传身教？

小吕这个人挺爱自己琢磨事，责任心也挺强，就是跟我才入行时差不多，想象力还没落到地面上。在他心目中，警察就该是神探，破大案，捕顽凶，除暴安良，跟打狗赶鸡没半毛钱关系。我想这可能跟他正在谈恋爱有些关系。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不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吗？否则好像就配不上一个美人。这情绪我也有过。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跟妻子说我每天都忙活些什么。我不做英雄梦了，但希望我妻子还接着做。那样回了家，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喊累。所以有时候遇着邻里纠纷之类的事儿，我都不忍心让小吕去处理。我怕这会过早地消磨了一个男子汉的英雄气。小吕和我不同，我是跨了专业，半路出家，考公务员干上的警察，他却是从火焰山脚下走出来的正规警校毕业生。我愿意看到他成长为一个我从前想象过的那种警察。

把那天我俩的值班情况捋一捋，你就能明白现实跟梦想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早上八点半报到，户籍室打来电话，要进行境外人员办证提醒。这事让小吕来，他英语不错。但是有个别电话已经停机，只有等方便的时候上门找人。

打完电话开始巡逻。一看油表，发现油箱存量不多，先开到加油站加油，免得在半路上抛锚。我可是吃过这种亏。

十点多，接到报警，公墓边上的苗圃有人打架。到现场才知道，昨天早上两个工人为小事动了手，其中一个吃亏大点儿的，睡了一夜气不过，醒来后索性报案。秋后算账，当事人都是一副养精蓄锐后的样子，精神头十足，谁也不让谁。只能拉回所里处理。回去后跟他们掰扯了半天，俩人还是要较劲。我当然又想起了老郭。可能这事他用两根烟就打发了，而我就得把自己弄得口干舌燥。

正感慨，有人报警，说是接到了反动电话。我让小吕出警，过了会儿他把人也带回来了，是个满头大汗、一看就知道警惕性很高的那种大妈。询问，登记。兹事体大，要向上级汇报。

处理好已经过了饭点儿，食堂打饭的窗口空无一人。幸好食堂阿姨还在，不然又得上对面的小饭馆吃油泼面。那面不好吃，就是便宜。

刚端上碗，接到有人打架的报警。我让小吕接着吃，自己带了几个协警过去。路远事急，报案人情绪激动，像是要出人命的架势，上车后于是一脚油门踩到底。边儿上的协警落实当事人的具体方位，对方却报出了临近派出所的辖区。这叫错报，汇报给指挥中心，掉头回去接着吃。

也就是刚放下碗，所长指示：最近辖区盗窃案件多发，最好召集几个小区的物业开会通通气，想想对策，同时给居民拟一份“警方提醒”。这活我干吧。说实话，我不太好意思让小吕去趴着写安民告示。

才开了个头，接到报警，某公司门口发生纠纷。小吕跟着我一起赶过去。烈日之下，一派安宁，压根没什么状况。街面上几乎没有人影。别说人影，连阴影都没有。正午的艳阳直射着，马路明晃晃得宛如一匹发光的银练。跟公司的门卫打听，原来人已经走了。“就是小两口闹别扭。”门卫的答复听上去还有点儿幸灾乐祸。

回到所里，有报案人等着，是个姑娘，说是“心爱的”电动车被盗了。她说不出电动车的型号，只说得出电动车对她的重要性——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电动车！”小吕耐着性子做笔录，我继续写安民告示。

刚写好，有人报警在饭馆被偷。还没赶到现场，又接到报警，一家塑胶公司发生了纠纷。兵分两路，小吕去处理饭馆盗窃案——好歹这也算是个刑事案件。我到了塑胶公司，却是一场劳务纠纷。打工的觉得老板给得少了。双方不同意调解，我只好告知他们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处理。

回所的路上接到社区的电话，说他们晚上有个群众活动，可能参与的人比较多，需要我们帮助维持秩序……

差不多就是这些事。

黄昏的时候稍微消停点儿，小吕自己去了片区。他手头有个案子。有人报警说邻居在家里制毒，我没怎么考虑就把这案子交给了小吕。开始他挺兴奋的，像是张网以待，翘望已久，终于来了条大鱼。涉案的那栋楼我知道，教育局盖的，里面住的都是中学老师。报案人是位退休的校长，信誓旦旦地说，以他对化学知识的丰富掌握，完全能够通过阳台上飘来的怪味儿做出判断。他的邻居也是一对教师，两口子带着个十多岁的孩子，女主人倒还真是个教化学的。可查来查去，一点儿证据都没有。小吕不太甘心，加上老校长半年报了五十多次警，这个案子就成了小吕的心事。他不觉得我们就只能写写安民告示、追回一辆“世界上最漂亮的电动车”。也倒是，前几天别的片区还发生了大案子，几个女孩把个酒吧老板捅了足有几百刀。

回来后小吕眉头不展。他说他又趴在老校长家的阳台上闻了半天，隔壁飘来的只有红烧肉味儿。我想的却是这会儿的阳台上怕是得有五十度的高温。不知怎么，这个夏天我总是觉得夜晚比白天更难熬。白天的热正大光明，不由分说，但晚上的热却显得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就热得更加令人不堪忍受。

那天晚上社区的活动就是广场舞表演。实际上围观的人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风头。过去后看了看情况，安排几个保安维持秩序，我和小吕徒步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巡逻。小吕懂事，他以见识过真正酷暑的火焰山人的善意，让我尽量钻到商场里去，巡街的苦差由他来干。真是热啊。巡逻时还得扎起腰带、戴上帽子。从商场走到街上，我感觉会被烫一下。从街上进到商场，我又感觉会被冻一下。每次进出，心里都一惊一乍，让人畏缩。我本来是农大毕业的，“解民生之多艰”是我们的校训。眼下干的活儿，冷热交替，打摆子一样，让我觉得真是“多艰”。

那天算得上是平安无事。我们本来可以睡个好觉。顺利的话，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交了班，小吕就能摇身一变，去会女朋友了。我也可以带着冻好的饺子去看看我妈。我爸去世得早，年前我妈起夜时摔了一跤，摔断了股骨头，手术后就卧床不起了，只好找了个小保姆陪着。结果当我说完了老奎的事，小吕又跑出去忙活了大半夜。他不在，我也没睡踏实。一开始他可能并没留意听我说话，躺在下铺憧憬第二天的约会。可我是故意要说给他听的，就一直往下说。他果然听进去，领会了我的苦心。我只是没想到他会那么雷厉风行，当机立断就跑去印证自己的猜测了。

老郭退了休，我按部就班，每个月顶多到老奎家转一圈。后来有一次我再去的时候，家里却没人了。我当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下楼顺便问了句，一个老太太告诉我有日子没见着老奎了，“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她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担心。老年人鳏寡孤独，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这事也不是没发生过。回去跟所领导做了汇报，我喊来锁匠打开了老奎的家门。屋里空空荡荡，家徒四壁，死的和活的都没有。但看得出有日子没人烟了。

老奎他失踪了。

这看上去也不能算是件事儿。老奎有老奎失踪的自由，谁也没规定他只能窝在屋里卷烟抽。我猜他没准出门旅游去了。他的经济状况还过得去，有套房子出租给别人。如今这一片的房价可不低。我让锁匠师父换了新锁，给邻居留了话，关上了老奎的家门。

我去看我师父老郭时，把这事跟他说了。他一听就有些要跟我急的样子。“旅游个屁！他老奎要是会去旅游，我就会去逛窑子了！”老郭冲着我吼。我一下子没太听明白，但我不想惹老郭生气，他正在进行保守治疗，效果如何，谁都没底儿。“你去申请协查一下，看看市里有没有发现无人认领的死尸。”他这么说我就听懂了，他是担心老奎真的死在外面了啊。“也去收容站问问，人老了糊涂，说不定遛个弯儿自己就找不回去了。”老郭接着指示我。

回去后，这两件事我一一落实了，但都查无其人。就在我发愁该给老郭怎么交代时，半个月后，老奎自己冒出来了。而且冒出来的方式完全出乎意料。一天夜里，他竟然打报警电话，说是自己在家摔倒了，现在根本爬不起来。赶过去的路上我还纳闷，新锁的钥匙在我手里，他是怎么进的家门呢？

老奎家的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以为会看到卧地不起的老奎——年前我妈摔断腿就在地上躺了一夜。我妈常年独居，电话又不在手边儿，第二天早上邻居听见屋里有人哭才发现出了事。看到我后，我妈委屈得像个孩子那样号啕不已。我从没见我妈哭得那么凶过。她真是伤心极了。可是老奎佝背坐在小板凳上。客厅灯泡的瓦数太低，就照亮着他头顶那么一圈，其他角落一派昏暗。他就像是孤零零坐在一个黑暗的舞台上，被追光灯示众般地圈定着。

老奎三十岁才娶上老婆。当时这块地方还是一片良田。他可能压根就没干过什么农活。换一个时代，他能在梁山上谋个差事。入狱前他就是村里的混混。三十五岁的时候，他终于把自己混到大牢里去了。十八年后回来，老婆孩子都没了。二十多年过去，良田变成了高楼，姑娘们的裙子越穿越短，当年的村霸一个人坐在三十瓦的灯泡下面，就这么苟延残喘着老去了。

他并没摔跤，更谈不上爬不起来。说白了，老奎报了个假案。可我不知道他意欲何为。看到我，他也没话，并不解释自己的作为。我拉下脸批评了他几句。他就那么听着，过了会儿，开始卷烟。卷好后，下意识地给我递过来。我猜他把我当成老郭了。递烟的手在半空有个停顿，随即他醒悟过来，缩回去塞到了自己嘴里。点火，手哆哆嗦嗦，看着让人着急。想到老郭，我就对他客气点儿了。问他这段日子跑哪去了，他也不吭声，就是埋头抽他的烟。间或把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后用脚蹭。我没话找话，问他怎么进的家门。他不屑地回我一句：开个锁费啥劲么。我去看了看，门已经换了锁。这钱我得给他，毕竟前面那锁是我给他换的。他不说要，也不说不要。我没什么耐心了，塞给他二十块钱。我的手跟他的手相触的那个瞬间，他连钱带手一起抓住了我，像是激起了某种动物性的应激反应。可能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但我有着突然被什么抓牢了的感觉。

这事还不算完。几天后老奎又报警了。还是说他摔得起不来了。即使知道这回八成还是个假案，我也得上门去看看。果然，老奎照旧坐在小板凳上，臊眉耷眼，像个坐在黑暗舞台中央的老猿猴。不同的是，这回他竟然泡好了茶等着我。茶泡在一只破搪瓷缸子里，我闻了闻，可能是那种需要熬制的砖茶。我像是能听到熬茶时发出的噗噗声。那么好吧，既然请我喝砖茶，老奎你总得跟我说说干吗老折腾我？他不做说明，倒是跟我聊起他前段时间跑出去干吗了。我从来没听过他说那么多话。其实，我差不多就没怎么听过他说话。但这天晚上他却对我打开了话匣子。

老奎说他是去找自己的闺女了。

他先去了重庆的云阳县。循着记忆，他看到的却是一片滔滔江水——当年这里不是连绵的青山吗？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真的是老糊涂了。原来那里如今已是三峡库区，昔日的村落十几年前就搬迁了。这就叫天翻地覆，沧海桑田。老奎不甘心啊。他走了那么远的路，孰料已经换了人间。他在江边硬是坐了三天，好像那样就能等来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三天后，他动身前往上海。他打听到了，当地的移民都是迁到了上海的青浦镇。上海滩带给他的冲击恐怕不亚于滔滔江水。想必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讲，就是光怪陆离的另一个世界。溜门撬锁他不在话下，可是要在上海找到个人，这事儿他根本办不到。青浦镇倒是找着了，但当年移民来的人，十有八九继续流动，早已四散。他还是不能甘心。青浦镇西面是上海最大的淡水湖，十万亩烟波浩渺，他又在湖边对着水面海枯石烂地坐了三天。他没找到闺女，感觉是从天而来的大水带走了所有的人间消息。

我对他的家事没什么兴趣，也搞不懂他干吗跟我说这些。但我看出来了，可能说什么对他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说话本身。他的嘴巴就像是台生锈了的老机器，重新运转，吱吱嘎嘎地颇为费力。而这费力的运转，却能带给他不一般的快感和惊喜。他矮一截地坐在我对面，边说边吞咽口水，润滑着他喉咙里那尘封已久的轴承。他的眼神浑浊而又迷乱。没错，他有点儿亢奋。我在想，这老头大概有许多年没这么滔滔不绝地跟人说话了吧。他都快把自己给说醉了。一边说，一边打着气味难闻的醉嗝。为此，我耐心地喝了两缸子茶，权当自己听了个没多大意思的故事。我猜，最后他会提出要求，让我们帮着他找闺女。他要是真这么要求，我就又多了件事。我都想好了，回去先跟上海警方联系一下。但临了他也没跟我提这茬。

破天荒的，这回我走的时候老奎还送了送我。他趿拉着懒汉鞋，颤巍巍地踅到门前替我开门。手伸出去，捞一把，又捞一把，第三把才捞到门把手上。我就知道了，这老头是真的老到头了。明摆着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又是几天过去，还是在半夜，老奎的求助电话又来了。他好像专门找我值班的日子这么干。我让一个协警过去看看。小伙子回来跟我说，老奎点名要我去。这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问明白他没什么事儿后，干脆就置之不理了。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老奎竟然找上门来。

我刚在值班室坐下，打算整理一下头天的值班记录，一抬眼，看见老奎隔着窗子矮一截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不说话，我也懒得理他，顾自干事。过了会儿他敲了下玻璃。我抬眼看到他翕动着嘴在嘀咕什么，模样就是动物园里跟游客隔窗呲牙咧嘴的大猩猩状。我低头继续忙活，他继续敲玻璃。这下我听见他说什么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歪着头瞅他。他的嘴在张合，但隔着层玻璃，让我感觉那是声腹语。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老奎的肚肠搅和得翻腾不已，发出了不受他支配的神秘气声。他又咕哝了一遍。没错，他就是说“我要自首”。

不管真的假的，事儿来了。

我示意他进来说。隔着窗子，我看他扶着墙往里走的时候，脸上竟然有股掩藏不住的幸福感。

直接说了吧，老奎二十四年前从监狱里一放出来，转身就把自己的闺女给卖了。

就在老奎出狱的前一年，他老婆跟人跑了。对此我挺怀疑的。那个时候，老奎已经五十多了，他老婆也不会年轻到哪儿去吧？谁会带着她跑呢？要跑，也是自个跑了的吧？可老奎认定他老婆就是“跟人跑了”。好像不如此，不足以强调他内心的愤怒。可即便这样，他被强调起来的怒火也还是难平。坐了十八年的牢，他肚子里可是没少憋着邪火。所以他才有资格做个“重点人口”。这种家伙仇视万物，是该盯着点儿。老奎重返社会，举目四望，十八年过去，世界变得跟火星似的，让他老虎吃天，根本无从下嘴。但他有邪火，要抗议。没个泄愤的地方，就盯上自己闺女了。

老奎的闺女那年二十三岁。你都能想到，这种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什么好？倒不是说那女孩品行不端，她挺好的，就是太单纯孤僻。怎么能不单纯孤僻呢？老爹坐牢，老娘撒手跑了，换了谁可能都一样。女孩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在路边摆了个菜摊，冬天还卖烤白薯。按说老奎回家了，当钉子户搞到了两套房子，守着闺女过日子也挺好，可他偏不这么干。人性不就是这么叵测吗？否则也用不着警察这个行当了。我听说南方有钱人还盛行吃婴儿呢。虽然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些鸡零狗碎，走的路也多是窄道，但仔细想想，世态炎凉，里面确乎有惊涛骇浪。比方说，妻子跟踪丈夫，丈夫跟踪妻子，这些事儿，让你都不知道世界到底怎么了。但你能感觉到，它们正在改变那些赋予你生活意义的重要信念。

老奎在监狱里有个狱友是重庆云阳县人，服刑时跟他开过玩笑，说出去后要把他闺女买了当老婆。想到这茬，邪火攻心的老奎开了窍。他联络上了这个人，带着闺女上路了。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地方，老奎一看，山清水秀，适于人居——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点儿良心了——当即拿了那人两万块钱，撂下闺女就走了。他跟我说他压根没打算在那人家里过夜。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邪火发到这儿就算到头了，再烧下去，会把他也活活烧死。两万块钱多吗？这恐怕不是个问题。钱不是他的目的，没准两百块钱他也要这么干。他就是想报复，至于报复谁，他都说不清楚。人性中那块最为崎岖陡峭的暗面，早把他黑晕了。他想要报复的对象，是他老婆，是带走他老婆的某个人，是世道和人心，没准，连他自己也能算在里面。那是种连自己都一并仇恨厌弃的情绪。他跟我说，那钱直到今天他都没动过。当年他转身而去，走在山路上，脚底发虚，轻飘飘得像是腾云驾雾。后来还跌进了沟里。旷野无人，他在野地里昏睡了一宿。醒来后，山风浩荡，感觉像是死过了一回。

当年老奎的女儿不见了，群众都想当然地认为女孩是找自己的亲妈去了。谁知道背后藏着个天大的秘密。

不折不扣，这是罪行。

可是怎么处理呢？却非常棘手。拐卖人口罪，最长的追诉期是二十年。不放心，我还特意查了下刑事诉讼法。就是说，时光已经赦免这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了。如果要把老奎绳之以法，得报请共和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他肯定还够不上这资格。我做完笔录，让老奎按了指印，上楼去给领导汇报。出门时老奎喊住我，问我干吗不把他铐起来。我瞅了他一眼，用指头点点他，意思是你给我等着。至于等着又如何，我也不知道。在我眼里，他当然是个混蛋。可是我还没见过这么老的混蛋。不是吗，一个混蛋老到这种地步，混蛋的程度都要打折扣了。

所长听了我的汇报，跟着我去了值班室。他也只能歪着头瞅了半天老奎。但毕竟是领导，一开口就问出了我心里面纠结的疑惑。

“我说老奎，”所长捏着自己的下巴问，“你咋今天才想着要来自首呢？”

老奎活动着嘴。刚才他说了不少，肯定也说累了。但他只是活动嘴，像空转着的马达，就是不启动，让人干着急。

他是为了逃避打击吗？那么他压根就不需要跑来认罪。是他的良心终于发现了吗？看起来也不像。你从他脸上根本看不出痛苦和悔意，反倒有股兴奋劲儿。就像那天晚上他跟我滔滔不绝后一样，脸上洋溢着的，是一股“可是给说痛快了”的惬意。我都想踹他一脚。

所长拍板，让老奎先回去。他却不走了，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把他先关起来。关起来谈何容易！对于这种根本不能批捕的案子，你没法把人送进看守所去。留在所里更是不可想象，等于弄来了个祖宗，得专门派人伺候着。怎么办？急中生智，我想到了老郭。

一段时间没见，我师父老郭真的瘦成了一张纸片。他像是飘到所里来的，让我不禁一阵心酸。看到老郭，老奎一下子就蔫了。刚才他看上去还得意扬扬的——好像回光返照，又成了当年那个臭名昭著的滚刀肉。但老郭只给他递了根烟，他就像条老狗似的，佝背塌腰地跟着老郭走了。他们一同消失在派出所的门廊前，飘进炽白的光里，就像是羽化成仙，遁入了虚空当中。

我以为这事就算完了，至少是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了。但过了大概有半个月，报纸上居然登出了报道，题目是——老浪子昔日卖女，今日终于投案自首。还配了照片，老奎在镜头里正说得眉飞色舞。然后就有不明就里的群众往所里打电话，义愤填膺地质问我们干吗不把这没人性的老东西逮起来。所长被搞得恼火，指派我专门答复这样的质询。好像这事儿是我惹出来的一样。我当然更恼火，每天的琐事已经够多的了，还得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普法。同事们也故意逗我，一接到这种电话，就大呼小叫地喊我。

是老奎自己跑到报社爆的料。他像是专门要给我找事。

这事闹了有小半年，我被折腾得够呛。后来有一天我在家休息，中午时老郭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让我找辆车，马上到老奎家去。我到了的时候，他们已经等在楼下。两个老头都蹲着抽烟，旁边撂着一捆包袱。老郭得病后就戒了烟，我看出来了，这会儿他也就是做做样子。好像不做做这个样子，就不能跟老奎打成一片。

上了车，我才知道这是要把老奎送到养老院去。地方是老郭找的，离得也不算远，还在我们派出所的辖区里。这家养老院是私营的，规模不小，据说条件不错，住进去不容易，有的老人已经排了两年的队。天知道老郭是怎么搞定的。我想这事儿，怕是不会像让两根烟那么轻而易举。这就是我师父。他除了跟老奎长得像点儿，俩人之间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再说了，他已经退休了，自己还在跟喉癌死磕。

两个老头都不说话。我偶尔回头，看到坐在后排的他们，居然手拉着手。两只满是老年斑的手彼此扣着，像盘根错节的枯树根咬合在一起。车里有股老年人身上特有的怪味儿。这气味还带着颜色，青灰，又泛着点儿苔藓长着毛的墨绿。没错，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死亡的味道。

到了地方，老奎却不想进去了。老郭也不劝他，让我跟他在院门口等着，自己蹒跚着进去找人办手续。老奎的包袱扔在地上，他一屁股坐了上去，从口袋里拿出只铝烟盒。这只铝烟盒我太熟悉了，现在竟然到了他的手里。铝烟盒里装着烟丝，估计不够他抽几回的。也就是说，用这只铝烟盒来装烟丝，实用性不大。它更像是个装饰品或者是纪念物。不知为什么，我还觉得拿在老奎手里，它也像是个女人用的粉饼盒。尽管它算不上太讲究，但对老奎来说，还是精致了点儿。

他开始卷烟。我跟他说这家养老院有多好。我也知道，我的话他压根没往耳朵里进。他抽着烟，眼睛空洞地望出去，像是曾经望着滔滔的江水。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又问了那个问题。它挺困扰我的，我当时想的是，我要是再不问一下，可能就永远不会得到答案了。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老奎——为啥要在一把年纪了的时候想到来自首？老奎不搭理我，抽他的烟，望他的水。问完我才明白，其实我也没那么想得到个答案。这世界上说不清的东西太多了，而有答案的东西却太少。法律写得倒是清楚，那也可能是一部分答案，但如果世界的问题犹如滔滔江水，法律的答案扔进去，顶多是颗微不足道的石子。明白了这点，你大概才能当好一个警察。

“就是孤单么，想跟人说话。”冷不丁，老奎来了这么一句。

我听见了。但当时像没听见一样。随后我才意识到，“孤单”这个说法，我压根就没跟他挂上过钩。这个词不该在他老奎的词库里。我认为有些情感是他无从觉醒到的。哪怕它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攫紧了他的心，疯狂地荼毒他。就好比如果他真的被“孤单”所煎熬，恐怕也只会本能地有所不适而已——那情形完全是生理上的，在他，可能就像是嗅到了一股令人反胃的恶臭。他没法将之上升为一种情感。所以，我以为听见了另外一个人说话。

他还是不看我。但我没看错的话，他的眼角有浑浊的老泪。你见过人的眼泪像洗过抹布的脏水吗？当时我就见识了。他还能流出脏水一样的眼泪，这算是上帝对他的一个优待。你知道，动物们只能干瞪着眼睛默默承受。不过这可不像一辈子都让上帝头疼的那个老恶棍。他敢杀人，敢卖闺女，敢当钉子户，可是不敢承受老了的“孤单”。

他坐在那儿，整个人蜷缩着，像是被人扔出去时还揉成了团的废纸，你要是想重新弄平整，得用熨斗使劲熨才行。报纸卷出的烟卷都快烧到他指头上了。有一阵，我甚至动念，是不是想办法帮他把闺女给找回来。但这念头立刻打消了。还是算了吧。有什么好说的呢？你要是也被自己的亲爹卖过一回，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从上海回来，咋就觉得屋里更空了。”他说，“我都后悔为啥非要那么大的房子，不如回监狱去待着。”

那房子并不大，一居室而已。凑合着住倒是够了。可已经放不下一个老混蛋的“孤单”——这玩意儿好像有体量，而且呈弥漫状，随物赋形，无孔不入，能把整个世界都塞得满满当当的。

老郭在院子里朝我们招手。我把老奎拎起来，还替他拎起了包袱。这两样都不重，轻飘飘的。不是的，我没有同情他的感觉。或者说，仅仅是同情他并不足以说明我的情绪。我只是被更加虚无的东西给裹住了。就像是掉进了云堆里。怎么说呢？嗯，我是有点儿伤感。

我师父老郭站在不远处。几个统一穿着橘红色马甲的老人在窗口探头探脑。条件再好，在我眼里，这里也是生老病死的所在，是荒凉之地。但你无能为力。可能最后我也得把我妈送进来。可能最后我自己也得被人送进来。我们向老郭走过去，我突然觉得我师父也是轻飘飘的，大概也已经瘦到了能被我一只手就拎起来的地步。时值仲秋，天高云阔，但那一刻，我的感觉并不比待在六十年未遇的酷暑中好受多少。

那是浩渺的炽灼跟微茫的薄凉交织在一起的滋味。

本来小吕是要求睡上铺的，他觉得下铺是我应该享受的待遇。但我还是坚持睡了上铺。我觉得在那样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高度躺着，人像是躺在了另外的一个维度里。这能让我有种无从说明的平静之感。我说过，我是个内心戏比较多的人。我睡在上面，看不到下面的情况，说话就像是自言自语了。说完这些后，下面半天都没声音。我以为小吕已经睡着了。

“孤单。”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般的回味。

我探出头，看到小吕的头枕在自己胳膊上，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又过了一会儿，小吕就跳了起来。临出门他还没忘记戴上帽子。他就是这样，注重警容，比我强，是个当警察的好苗子。他没跟我说要去干吗，但我大致能猜出来。我从窗子望出去，看见他跑进夜色里，于是开始将他想象成一只在六十度的水温里畅游着的青蛙。

我想睡，却不怎么能睡得着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连值班室的电话都不再响了，对面超市门前的木马却还在唱着儿歌。我也想过要提醒超市的老板夜里就把它给关了，费电，可能也有点扰民。但我没那么做。我想，这世上的人干世上的事，恐怕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果对别人妨碍不大，就由他们去吧。儿歌里唱道：“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我开始想我妈。我想，她老人家现在孤单吗？

小吕出门时替我关了灯。外面旋转着的警灯把斑斓的光投射在天花板上。我举起手，光着的胳膊被照进的彩光裹缠，红红绿绿，像是文了身。这一刻，我又想到了我们农大“解民生之多艰”的校训。随后，我也感到了那大水一般漫卷着的孤单。

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吕才回来。我迷迷糊糊地被他吵醒，看见他兴奋地趴在我床沿上，腋窝下全是汗渍。

“老校长承认报假案了。”他说，“本来问清楚我就打算回来，可老头硬是拽着我说了一宿的话。他儿子去美国三年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小吕的眼睛里有血丝，不像青蛙，着实像兔子了。

“他那是诬陷，”我说，“涉嫌犯罪了。”

我当然早料到了，否则干吗半夜跟他聊老奎？

“我教育过他了。”他说，“老头就是见不得邻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说是看了堵心。”

小吕的口气里有着替人辩护的味道。我想我大概没看错人，这小伙子没铝烟盒，也能当个好警察。

我翻下床准备洗漱。洗澡间在对面食堂的楼上，从宿舍走过去，盛夏清晨的空气就开始隐隐发烫。冲澡的时候小吕一直围在我身边说东说西。为了让他更高兴些，我在水花中拍了拍他肩膀。

再有半个小时，五点半，就得在值班室里就位了。但愿八点半交班前不用出警。不是厌战畏难，是天太热，都破了六十年的纪录了。

2016年5月10日

丙申梅月初四

香榭丽

丙申故事集4 巨型鱼缸

>>>Part Four

于是大家可以放心地信口开河。哪一个傻瓜会信以为真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心情是彼此默契的，那么就这样吧，既然青春需要被虚构。

可能是重回单身的缘故，王桐的身心又有了一些少女时期那种惯常的恍惚感。

她跟单位申请休了年假，像是要有个专门的时间来让自己郑重其事地适应人生角色的转换。现在的她，有点儿搞不清楚自己算是个什么人。单身母亲吗？好像没问题，可她觉得也并不完全和自己的感受相匹配。现在令王桐恍惚的，说得深刻一些，恐怕就是那几条人类亘古的困惑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

离开不过一周，曾经被称为“家”的所在已经令王桐感到陌生。这并不完全是心理因素作祟，一切的确是变了，说是面目全非也不算过分。

房间突然称得上窗明几净。

进门的玄关上，多了一口不大的玻璃鱼缸，小口，鼓腹，粘在上面的黑色商标还没有揭掉，水面上浮着一朵橙黄色的塑料荷花，几条斑斓的锦鲤挤在水中。王桐不自觉就去数了数，五条，一共有五条。它们在鱼缸中显得有些拥挤，你来我往，不能算是畅游，还有些摩肩接踵的意思，却让这道景观看上去平添了一股熙熙攘攘的热闹劲儿。

抬眼四顾，就看到了客厅阳台上的新事物。落地窗开着，初秋的晨风吹进来，窗帘随之轻舞。飘拂的窗帘似乎得到过谁的指令，有意在强调着那台摆在它前面的机器。是台跑步机，常识足以让王桐一眼就看出来，那是台跑步机，但恍惚的心还是吃惊不小，发出“居然是台跑步机啊！”这样的感叹。

今天是周五，选择今天回来，显然是为了避开刘奋成。刘奋成供职的公司有着雷打不动的周五晨会，这一天他必须早早出门，其他时间，身为高管的刘奋成不用朝九晚五地赶去打卡。

其实撞见又如何呢？但曾经的夫妻还是选择了相互避让。在电话里约定周五，两个人可能都有些心照不宣的会意。王桐对刘奋成不就是这么习惯性的体贴吗？要不怎么办呢，难不成当她进门的时候，喜欢睡懒觉的刘奋成要被迫出门跑几圈吗？

见不得了。起码，短期之内，两个人是见不得了。见了，算不上狭路相逢，可好像会比狭路相逢更让人难以错身。

电脑桌上换了台键盘，造型是复古打字机的样子。按一下，清脆的声音和强韧弹起的手感让王桐不禁缩手，像是被沸水烫了一下指尖。“他还是给买回来了”这种抱怨的情绪压都压不住，王桐吃惊自己对此还是有些愤懑，而且愤懑之中，又多了些对自己没来由的同情。为了这样的一个键盘，夫妻间发生过分歧。刘奋成看中了，淘宝上有美国代购，关税自理，将近三千块。王桐否定。否定的理由不一而足，太贵，用处不大，乃至“敌人赞成的都是我们反对的”那种态度。

什么时候就成了“敌人”呢？不知道。这个丈夫，压根不做家务，在她怀孕的时候抽烟，嗓子稍微有些疼，都小题大做地要求她请假陪着上医院检查，不顾及她怀着身孕上班，让她买药，还要把药给他送回家……

也许就是这样一天天变成了“敌人”？

王桐打开电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拷贝文件的。能带走的那些有形的东西，都已经搬离了，现在，要带走最后一点虚拟的遗存。显示器亮起的时候王桐有些紧张，一时间，她怕刘奋成已经更换了密码。这个担忧同样没有来由，可她就是害怕和紧张，是一种面对“决裂”的生理上的畏缩。自己的生日，熟悉的一组数字，顺利进入了系统。就好像一切并未改变，可以流畅地回到从前。

电脑的屏保依然是两个人的合影——站在烟火蒸腾的夜市里，身后是烟熏火燎、生机盎然的世相。王桐尝试着操作键盘，全新的键位向她昭告：如今，她的确是一个陌生人了，要重新去摸索一个键盘的使用，要重新去摸索生活。

她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下意识地回头瞥一眼身后玄关上的那口鱼缸。

“世界是一口巨型鱼缸”，这个感受曾经顽固地占据过王桐的意识。

那年她十六岁，认识刘奋成也是在这个时期，那时候他们刚刚考入高中。这么说起来，差不多也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彼时，王桐的母亲离开了家。

走的时候，母亲来学校找王桐。那天居然真的落着细雨，就像庸俗电视剧里的套路，每当分离的时刻，就会有细雨落下。站在学校门前那棵呆头呆脑的老槐树下，母亲塞给王桐一把钞票，还有一张存折。母亲把存折、钞票和王桐的手攥在一起。

王桐恍惚着，居然在想，这只手没有少搧过她耳光——为了她忽高忽低的成绩，为了她时常恍惚的情绪，为了她偶尔的懒惰和偶尔的出言不逊，也许有时还为了母亲某些说不出口的私愤。直到长得比母亲高出一截后，有一天她抓住了这只手，“妈，别搧我，你真的别搧我了”。母亲才再也没有碰过她。显然，母亲识相地认识到，女儿的手劲已经不输于她了。

这只手因为分离在那一天攥紧了王桐。王桐无话可说，当她终于想开口问问母亲到底要去往哪里时，母亲已经钻进了那辆等在路边的小车里。爬虫一样的车子，涂着难看的屎黄色，是那种小车中的便宜货。开车的男人王桐见过，他曾经开着这辆破车无数次出现在她家的楼下。但是男人的面容却模糊不清，他总是躲在车里，所以王桐很容易就认为他的脸也应该是屎黄色的。

这个男人用一辆屎黄色的便宜货带走了她的母亲。

如今想来，那一天的雨总是往人眼睛里钻。王桐偶尔会让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回顾：如果那一天，你恰好从槐树路中学门前经过，你恰好看了一眼那棵呆头呆脑的老槐树，你就能一眼看到，比那棵老槐树更呆的，是那个站在它下面的女生。她留着乱蓬蓬的短发，穿着松松垮垮的校服，眼窝里水汪汪的，像一个十足的可怜虫。的确是一个可怜虫。但她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小可怜儿——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很不幸，很茫然，眼圈总是莫名其妙地红着，表情总是有点受到惊吓的样子，弱不胜衣，楚楚可怜，随时都会有晶莹的泪珠潸然而下。事实上，她看上去是那么皮实，不过有些恍恍惚惚的走神而已。她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喜欢穿愚蠢的校服，因为尽管的确难看，但肥大得令人舒服。

这个可怜虫读高一了，成绩尚好，否则也考不上槐树路中学这样的重点学校。她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小甜心，但这也不妨碍有男生屁颠屁颠地来追她。高一刚入学，老师从她的桌仓里搜出一沓男生写给她的信，她因此还差一点被记上处分。够倒霉吧？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她的父亲下岗了，被“照顾”进了一家保安公司，穿着那种蓝不蓝白不白的保安服，整天昼伏夜出。这个父亲白天睡觉，晚上出去为一家生产有毒物质的企业站岗，他为这家企业保护住了有毒物质，却没有为她保护住一个母亲。母亲也下岗了，在商场替人站柜台，经常一站就站到了后半夜。有一天夜里，母亲哭着回来，她从床上爬起，光着脚，贴在门上听母亲在客厅里抽泣。母亲在给一个人打电话。故意压低的声音混在含糊的抽泣中，听上去像是打着一连串的饱嗝。

“这样的——日子——我——哦——过不下去了——。”母亲对着另一个人断断续续地说。

她感觉自己被人当胸捅了一拳，捅到肉上时拳头还拧了一下，心想，“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在槐树路中学，她对同学们说自己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谎言出口时，即便加上了一个保守的“副”字，可依旧改变不了说谎的本质。她需要这么做，以此来假设日子并不一定是晦暗的和平庸的。这不算很大的罪过。在这所名校里，每一位同学都有着显赫的家世，一个个都像是公子哥儿，最逊的，好像也有一个当居委会主任的姑姑。《木偶奇遇记》里的皮诺曹每次说谎，鼻子都会噌噌噌地增长，一直长到能够把谎言戳穿、令其昭然若揭的长度。如果童话成真，槐树路中学就会长出一大片像皮诺曹那样自我暴露的长鼻子，直挺挺地林立着，成为一片谎言的森林。可事实上，童话也是骗人的，他们有蒜头鼻子，有鹰钩鼻子，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鼻子，就是没有因为说谎而长出的长鼻子。于是大家可以放心地信口开河。哪一个傻瓜会信以为真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心情是彼此默契的，那么就这样吧，既然青春需要被虚构。

唯独她遇到了一个傻瓜。

历史老师的儿子深夜潜入学校的微机室抱走了一台电脑，没几天便被公安抓去了，这位老师却把她请进办公室。“王桐啊，你爸爸是公安局的领导吧？”她的头一下子变得有篮球那么大。她想自己是脸红了，历史考不及格她都没有脸红过，可是现在脸红了。她硬着头皮哼哼，听到了这样的请求：“你爸爸有空的时候，老师想去拜访一下他。”

从此以后，历史老师每次见到她都会眼巴巴地盯住她，问一声：“王桐啊，你爸爸有空吗？”

日子因此一下子变得糟糕透了。在谎言的森林里，只有她的鼻子有了变长的危险。脚先变软了，一跨进学校的大门就会发虚，让整个人都跟着蔫下去，恍恍惚惚成了常态，再也没有了在操场上疯跑的劲头。

学校的门卫室也有保安，那个灰溜溜的中年男人，经常会在放学的高峰时间猝不及防地振奋起来，像一位首长那样挥舞着胳膊，把学生赶马似的往校门外赶。那时槐树路中学的公子哥儿们就会夸张地笑起来，叫他“二警察！”听吧，是“二警察”。而她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二警察”，却被吹成了公安局的副局长，却被一个傻瓜老师信以为真。

这就是王桐十六岁时的日子。

那么，这样的——日子——我——哦——过不下去了——。

那天放学后，王桐攥着母亲留给她的钱和刘奋成去逛街了。

上课时她把头埋在课桌下数了数，居然有七百多，而那张存折上的数目，是三千块。这无疑是她长这么大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她以为自己一定会兴奋，可是却发起呆来。因而和刘奋成走在大街上时，她又是恍恍惚惚的样子了。她说不清自己的感受，想这就应该是“神不守舍”吧？神不守舍，这个词是刘奋成说出的。

“王桐，你有些神不守舍。”刘奋成把她的书包卸下来替她背上。

入学之初，王桐被老师从桌仓里搜出一沓男生写的信，其中就有刘奋成的。当她因此而倒霉时，只有刘奋成找到她面前，煞有介事地向她道歉。两个人站在操场的高低杠边，刘奋成围着她转圈。而她，使劲地把脸扭向一边——是那种通过扭腰完成的扭脸，扭一下，再扭一下，非常有力，像足了那种撒娇的小女生。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天哪，我居然在跟男孩子撒娇哇！可就是身不由己，嘴唇没准儿也是噘起来了。刘奋成随着她脸的朝向团团乱转，从那杆低杠下钻来钻去，终于一不小心迎面撞在横着的铁杆上。

那一下撞得可真是结实，刘奋成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她看到了什么？对啊，是血，很稠很酣的血，从刘奋成的鼻孔里慢腾腾地爬出来。有多稠多酣呢？这么说吧，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已经凝固了，流不动了。

她十六岁，第一次看到一个男孩子因为自己流了血。

母亲离开了她，正如刘奋成指出的那样，她有些神不守舍。她看着身边的刘奋成，两只书包像两只炸药包一样地扛在他的肩上，就愈发神不守舍了。可是她能对他说说她的神不守舍吗？对不起，她不能。在刘奋成心里，她的父亲也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而她的母亲，在谎言中成了商场的“副”经理。她想，眼前的这个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傻瓜之一吧，相信她说出的每一个字。曾经有几次，她神不守舍地想，要是刘奋成问她：“你是谁的孩子啊？”她就响亮地回答他：“我是‘二警察’的孩子咯！”可刘奋成从来不问，她的真相也就只好藏在肚子里烂掉。那么现在，她的神不守舍就是没有根据的了，像电视剧里那些深闺中的小姐，为了一阵风，为了一场雨，有时干脆什么也不为，莫名其妙都能神不守舍一会儿。

得不到解释，刘奋成也跟着神不守舍起来，脑袋耷拉着，被两只书包压着的肩膀塌了下去。她心里一阵发酸。但是她无能为力。是吧，她很虚荣呢，这是她的问题，可她只能这么虚荣下去。她对生活的伪饰，其实简单，也许不过是盼望有一天，能够带着一种自毁的心情向着男孩子深情地坦白与发问：好吧，就是这样，那么你会喜欢一个“二警察”的女儿吗？

在一家路边店吃了麻辣烫，付钱的时候她一下子摸出了大把的钞票。这令她都有些不知所措。她都忘记了自己会有这么多的钱。所以她发了一小会儿傻，才抽出一张递了出去。

“买彩票啦？”刘奋成当然也很吃惊，边抹嘴边问她。

“我妈给的。她出国了，给我留下些零花钱。”前一句没问题，可她还是要说出令自己恶心的后一句，因为这么说出后，她竟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快感。

重新走回到大街上，天色已经开始昏暗。雨又下起来，裹着兰城特有的沙尘，灰蒙蒙的，有股泥土的腥味。突然感到冷。在五月的天气里，在肥大的校服包裹中，却感到了冷。她抱住自己肩膀，身子微微缩紧。突如其来的冷意搞得她像一个柔弱的小女生了，跟刘奋成靠紧一些，想说什么，却不知所云。刘奋成的声音有些失落，失落得都有些温柔了。“王桐，你有事情瞒着我。”眼泪差点涌出来。好在她挺了挺，深吸了一口泥腥味的空气，终于把眼泪又憋了回去。

经过一条地下通道，走到楼梯口，就听到里面传来有气无力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个无精打采的青年，席地坐着，抱一把吉他，眼睛迷迷糊糊，头向前一下一下打磕睡似的点着。“可怜的家伙，唱歌的样子像狗啃骨头。”呆呆地站住听了一会儿，刘奋成挽起她悄悄地评论。

一路上的毛毛雨夹着泥土，把王桐淋得灰头土脸。

回到家，父亲正弓着身子在厨房里择菜。她想叫一声“爸”，却发不出声音。父亲好半天才察觉，直起身子回头看她，嘴角咧一咧，同样也发不出声音。他背对着灯光。厨房里的灯也真是暗，让他的轮廓看起来像一道剪出来的人影，他也真是萎靡，让人影看起来像一截冬天的枯树杈。

父女之间，隔着一把枝叶茂盛的芹菜。父亲将芹菜倒了倒手，也许是想腾出一只手来摸摸她的头。但是那把芹菜太粗了，他总是无法用一只手抓住，试了几次都不行，只好依然用双手献礼般地捧着。

“我来吧。”王桐接过父亲手里的芹菜。

失去了那把芹菜，父亲反倒手足无措，搓着手，勉强地笑，尽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话。“你妈走了。”他说，“不过你不要怕，以后我会很好地照顾你。”

王桐埋头择那把芹菜。“我知道，她来学校找过我了。你也不要怕，以后我也会很好地照顾你。”

父亲呆愣愣的：“你是大姑娘了。”

“是的，我是大姑娘了。”

“你妈也没错。”停顿了一下，父亲又挤出一句，“她还是爱你的。”

这话让人心碎。一场不堪的变故，居然令做保安的父亲变得前所未有的体面，变得有了风度。眼前浮现出那辆屎黄色的便宜货，王桐不知道它会把母亲带向哪里。她在心里问，妈，你真的能被这样一辆破车带向幸福吗？这么问着，她就变得可怕的冷静了。

“她仅仅爱我是不够的，她还应当爱你。”

父亲不出声了。这也难免，在这个家，何曾有过这么密集地将“爱”挂在嘴边讨论的时候？那天晚上，她炒了一盘芹菜肉片，还烧了紫菜汤。她饭做得不错，这没什么可夸耀的，她既不是公安局长的女儿，也不是商场经理的女儿。她和父亲对坐在饭桌前，父女俩都不再提那件事情，把“爱”抛在脑后，吸着气，响亮地喝着滚烫的紫菜汤。“明天我就会更好地照顾你。”父亲放下饭碗时对她这么说。

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她睡在床上瞪着眼睛想父亲的这句话，猜测着父亲将如何“更好”地照顾她。她发现，自己压根无法想象出这种“更好”。后半夜她起来上厕所，看到父亲坐在黑黢黢的厨房里，一颗烟头的亮光忽明忽暗。他为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站岗？这也是他要对她“更好”的一个方式吗？一这么想，就有了真正的说不出的伤心。黑暗中的父亲在专心致志地哭，压抑的哭声时断时续。她踮着脚尖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王桐在校门口遇到了丁丁。丁丁大概是槐树路中学为数不多的几个不需要吹牛的人之一。因为她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千金，她有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这个父亲经常会开着一辆白色的奔驰车出现在槐树路中学的门前，为他的女儿作出证明。

丁丁笑嘻嘻地跑几步，追上来和王桐并肩走。她挽住王桐的手说：“下午放学我们去吃麦当劳。”

王桐的表情直愣愣的：“去不了，我要回去给我爸做饭。”

“做饭？让我猜猜，你爸破了什么大案吗，你这是要给他庆功？”丁丁一脸的不经意，她总是这么一脸的不经意，像个十拿九稳的闺秀，她评价道，“做公安局长的女儿真是一件蛮辛苦的事。”

“你以为我在撒谎吗？”王桐脸上的皮肤像是紧绷着的橡胶。

“没有啦，还是去吧，我替你把刘奋成也约上。”原来是这样，狡猾的女人，她要把刘奋成也约上。

王桐被她搞得又恍惚起来，以致走到校门口的一刹那，她都没能将父亲认出来。她可能和丁丁一样在纳闷，这个“二警察”干吗对着自己讪笑？当这个“二警察”准备伸手拍她肩膀时，她才恍然觉醒。霎时，她听到有个声音在自己耳朵边近乎咆哮地大声呼喊：

这样的——日子——我——哦——过不下去了——！

然后她做了什么？没错，她把头扭向了一边，就那么视若无睹地、陌生人般的和自己的父亲擦肩而过。走出很远了，她都不能回头去张望一眼。但她的眼里充满了父亲方才的样子：瘦削，面色枯黄，却很不协调地笑容可掬；手僵在半空中，像一只伸在空气里捕风的手那样，一时还无法接受这莫大的玄秘的捉弄，于是只能尴尬地定格了。

她当然不会怨恨父亲。怎么会呢？她爱他，即便在那个家“爱”是个稀缺品，但她也曾暗暗发誓永远不离开他。只不过在槐树路中学所有的撒谎者中，她是最倒霉的一个罢了。她该怎么办？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一个又一个永无尽头的明天？假如明天来临，她需要和她的父亲一同站在校门口，协助他赶马一样地驱赶那些公子哥儿吗？假如明天来临，刘奋成还会把她的书包卸下来替她背上，说，王桐，你有些神不守舍吗？

发了整整一上午的呆，课间的时候，她趴在窗子上眺望校门，却看不到父亲。倒是历史老师又突然冒了出来，眼巴巴地盯住她：“王桐啊，你爸爸有空吗？”她的手心凉津津的，全是冷汗，不由自主就贴着裤缝来回地搓，让她看起来更像个被捉拿归案的贼，好像是她刚从微机室抱走了一台电脑似的。

“他有空，不用很久，你就能见到他啦！”大声说完这句话，她突然如释重负，就像是甩手扔掉了沉甸甸的赃物。她的心里面哗啦一声塌下去一片。可随着这哗啦一声，塌下去的，除了负担，似乎还有别的什么。

她十六岁了，正是所谓的花季，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可在这哗啦一声后，她的身体也变得空空荡荡。许多她说不清的东西奔涌而去，她没有支撑了，要像一个烈日下的雪人那样地融化了。

这就是成长吗，只在一瞬间？

至少，那混合着麦当劳、言情剧、流行歌曲和谎言的青春，被有力地弄碎了。

终于挨到了放学的时候，丁丁和王桐并肩往校门外走，她说：“我已经和刘奋成说好了，下午放学一起去。”王桐无法开口，有一个词压在她的舌下，她一张嘴，就会脱口而出。可是当她们随着人流磨蹭到校门口时，她的眼睛又花了。她几乎都要对着那个灰溜溜的中年男人叫出一声“爸”了——这个字已经被她在舌下酝酿成了一枚喷薄欲出的果实，迫不及待地等着要瓜熟蒂落。幸好那个中年男人突然猝不及防地振奋起来，他像一位首长那样挥舞着胳膊，把粘在一起的学生赶马似的往校门外赶。这让王桐骤然清醒，那声呼唤被她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怎么会这样？这还是从前的那个家伙，虽然一样的瘦削，一样的面色枯黄，一样的塞在蓝不蓝白不白的保安服里。像是被人在脑袋后面敲了一棒子，又像是沉入了一个古怪的魔术里，她的脚一软，向下倒去。

“哎呀，你怎么了！”丁丁尖叫起来。她蹲在地上，脸上爬满了汗水。丁丁嘘嘘地吸着小气，很有把握地说：“是痛经了吧？坚持一下，我爸的车就在外面。”她扫了一眼，果然看到校门前那棵傻呆呆的槐树下停着那辆耀武扬威的奔驰车。

她只有硬挺着站起来。她自然不会走向那辆车，她想她应该自己走回去。可她真的是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她既然站起来了，就得自己走。女孩子的心就是这么顽固。即便如此，那位神气的保安还是嫌她走得慢了，也许失而复得的岗位令他愈发滋生出了一种可笑的权力感，他威风八面地冲着她喊：“你，那个短头发的假小子，磨磨唧唧搞什么名堂？冒充娇小姐吗？”

这么精彩的语言反而使涌在校门前的脚步都停住了，大家哄笑起来。丁丁也掩住嘴笑，向他回敬道：“你这个‘二警察’，冒充公安局长吗？”

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天哪，“二警察”！现在王桐根本听不得这个词，这让她一下子无法自控。“你放屁！”她用响亮的哭腔大吼。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在骂那个“二警察”，包括丁丁都这么以为，所以当丁丁搞明白这是冲着自己时，小脸立刻就变得煞白。“王桐你是在骂我吗？”她细声细气地求证。

“是的！鬼知道你爸怎么坑蒙拐骗才有的钱，你有什么资格侮辱人？”

丁丁漂亮的小嘴巴哆嗦成一团，她连哭都不会了。王桐疯起来了。她就像一头小母狮，向着整个世界发威。“不承认吗？谁不承认自己撒过谎的话，就上来搧我耳光吧！”她指着身边看热闹的一个男生喝问：“你吗？”男生下意识地缩了回去。“你呢？那么你呢？你，你呢？”她就这么四处指点着，一个一个地追究。她的食指是一根烧得通红的火棍，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槐树路中学的贵胄们纷纷避让，否则会滋啦一声被烫出一溜烟来。他们在她不屈不挠的断喝下，手忙脚乱地退出一个大圈，并且慢慢安静下来。

那个等在奔驰车里的父亲冲进来了，他要为自己受了委屈的女儿出气，硬挤到王桐身边，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他用了多大的劲啊，王桐觉得自己的头皮都要被揪下来了。她的头被提溜着，身不由己地踮着脚尖，像一条努力浮出水面呼吸的鱼，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头顶的疼痛。可她一点儿也不恨，甚至一瞬间变得释怀。她将这看作对自己的惩罚。她觉得自己应该被这样示众，也许只有这样，被人拎起来，才能抖掉一身的脏水和所有的恶心。

丁丁在哀求她的父亲松手。但这个父亲铁了心，他由不得自己了，他都不知道，他的那只手此刻是上帝之手，从天而降，负责把一个渴望拔地而起的女孩从人群中甄别出来。

“松了！”刘奋成扑上来了。除了刘奋成，还能有谁呢？他嗡声嗡气地吼着。人高马大的少年，一点都不比这个正在扮演着上帝的父亲弱，他很容易就掰开了那只上帝之手。

终于站稳了脚跟，王桐拼命挤出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父亲去了哪里？他不在家，仿佛真的被一个高明的魔术师从这个世界上变得无影无踪了。

王桐觉得自己就是这个魔术师——只消像一个陌生人般和自己的父亲擦肩而过，只消让父亲伸过来的手搁浅在空气中，他就会消失掉，轻而易举地弥散在大白天的空气里。

她顶着火辣辣的头皮往保安公司走。保安公司离家不远，经理很年轻，声如洪钟：“老王？刚被辞了。他也太自由散漫啦，无组织，无纪律，昨天跑来要求调到槐树路中学，今天又跑来说不干了，他以为他是谁？自由门神吗……”王桐回过神往外走，又被这个经理声如洪钟地喊住：“你把这个带走，告诉你爸，以后不要再送这种东西。”

那是墙角边放在红色塑料袋里的一小袋苹果。

拎着这袋苹果，她重新走到了大街上。

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市面成了巨大的泥塘，汽车开过去溅起脏水，让人躲之不及。于是就不躲了。她不时用一只手揉揉眼睛——已经被溅了一身的污泥，她不想让人还看到她边走边哭的狼狈相。那天，就这样一只手揉着眼睛，一只手拎着一袋苹果，整整一个下午，王桐都漫无目的地走在泥泞的大街上。她隐约相信，父亲会从人群中自己走出来，走向她，伸手抚摸她火辣辣的头顶。她真的这么期待着，近乎一种信仰，有几次，不免错把迎面而来的中年男人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只要那人够瘦、够萎靡不振。

天阴沉沉的，空气很闷，还湿乎乎的，像是被一层无形的玻璃罩了起来。她感觉世界就是一口污水漫卷的、缺乏氧气的巨型鱼缸，而她，是一条拖泥带水挣扎着漂流的鱼。

傍晚时候，经过一座过街天桥。天桥的台阶上坐着一位测字的老头，穿着对襟的布褂，戴着圆陀陀的墨镜。她决定让他给自己也测一个字，摸出十块钱放在老头面前铺着的报纸上。老头的脸扬到天上。“女娃儿，测什么字呢？写在我手心上吧！”捧起那只布满牛皮癣一样老年斑的大手，她在上面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明”字。老头把手缩回去，那个“明”字被他攥在了手心。

“事来宽，心不安，疑虑久，始安然。”他像是在唱戏。

“我听不懂。”她如实说，提起脚，轮换着将穿着帆布球鞋的双脚在校裤阔大的裤管上擦着。

“日月为明，昨天是明，今天是明，明天自然也是明，只要有太阳，有月亮，就是明咯。女娃儿，昨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明天哟。”听上去像是绕口令。

“你是说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吗？”

“这个女娃儿，还真是个女娃儿哟。”

她听得晕头晕脑。是啊是啊，不是女娃儿还会是男娃儿吗？付了十块钱，她的问题似乎解决了，又似乎加重了，就像天上厚墩墩的乌云，被夕阳刺出条缝，可还是没有被彻底撕开。只有顶着这块云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上路了。

恍恍惚惚地走，走到饥肠辘辘，直到被人拦住。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王桐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刘奋成。他戴着一顶滑稽的厨师帽，系着一块脏兮兮的围裙，站在一股臭哄哄的，却又催人食欲的香味中，一把拽住了她。像是漂流到了那口巨型鱼缸的尽头，她被一道无形的黑暗玻璃阻挡在了意识的边界。刘奋成急骤地跟她说着些什么。她感觉刘奋成应该是在向她示爱，向她说明他有多么担心，但她却只能这样无动于衷地回答他：“喂，给我弄点吃的来，我都快要饿死了。”

这巨型鱼缸的尽头，是一条热气腾腾的夜市，它有种刀耕火种的远古之感，摩肩接踵的食客犹如过江之鲫。刘奋成的身后是一排烟火蒸腾的小吃摊，每一个摊位上的食品看上去都既新鲜又粗鲁，散发出茹毛饮血的原始诱惑，神奇的是，其中竟然有一个摊位是属于他们家的。烟火弥漫，这是上帝为王桐预备的一场盛宴。上帝毕竟是上帝，他惩罚人，可从不抛弃人。

“爸，给我同学来碗馄饨！”刘奋成对着摊子前一位正在忙碌的中年人大吼。他只能吼，否则声音势必会被淹没在嘈杂的市声里。大家都在吼，客人在吼，摊主在吼，交易得夸张而又热烈，吃一碗面条都像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事件。

“爸？”王桐觉得有哪儿不对，小声地嘀咕，“那个，你爸不是教授吗？我好像听你说过。”

刘奋成一定是竖着耳朵在捕捉她的话，他居然听到了，随即抿起嘴，对她瞪大了眼睛。这可能是个忐忑的鬼脸，也可能是张坦率的表情。他重重地吸了口气，似乎要让弥漫着的油烟灌满他的肺叶，似乎王桐嘀咕出的那句话有一股特殊的怪味。

“骗人的，我爸就是个夜市摆馄饨摊儿的。”

——时隔多年，王桐都觉得这句话宛如一个有力的打捞，将她从身陷一口巨型鱼缸的绝望中挽救了出来，于是，那些“过不下去了”的日子，喑哑、负疚的青春，都因此获得了赦免，全部被仁慈地分摊和包涵了。

喧嚣的夜市日后成为了王桐最爱和刘奋成去的地方。那里没有憔悴的谎言，有的只是既臭且香的人间烟火，它是一块沃土，滋养出尘世的爱情，每一次光顾，它都能令在白天矫饰着生活的他们重整旗鼓，有勇气不是那么气馁地继续去面对一个又一个需要圆谎的明天。

失业的父亲后来也摆了一个小吃摊儿，本钱是王桐出的，就是母亲出走时留给她的那笔钱。

接着王桐和刘奋成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毕业三年后他们结了婚。

五年后，两个人有了自己的儿子。

刘奋成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王桐成了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看起来，似乎可以不用再依靠谎言来给心灵披上铠甲了。但他也渐渐不会再卸去她肩上的书包替她背上了，她呢，大约也不太可能再会为他流出的黏稠的血而动容。

如今，她三十六岁了，离婚不到一周，曾经的家却已经焕然一新。

鱼缸，跑步机，机械键盘……

王桐想，刘奋成是故意这么做给她看的吗？——就像当年，大家都需要虚张声势，否则好像就无法敷衍艰难的青春；抑或，这不过又是一次新的虚张声势？因为既臭且香的人间日子终于也在那口巨型鱼缸中熬到了头，让人饱尝碰壁的滋味，于是，不得不用新的假象来蒙蔽什么，鼓舞什么，好让自己不那么泄气。

需要的文件全都拷贝下来了，王桐拔掉U盘，将它们在电脑上一一删除，让自己最后的一丝痕迹也彻底消失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关机的一刻，她有些眷恋地凝视电脑上的屏保照片。照片上，她和刘奋成那两张被夜市灯火映照着的脸，像两碗热气腾腾的、倒满了红油的馄饨。

她起身走向阳台上的跑步机，在上面走了两步。她并没有打开电源，不过像是给这台机器打上一个已经被自己检阅过的标记而已。

出门时她不由得又打量了一番玄关上的鱼缸。

透明的玻璃，清洁的水，塑料的荷花，缸底指甲盖大小的、用以营造氛围的贝壳和瓷做的小鸭子。她不禁要惊叹刘奋成这些自己从前毫无所知的情趣与耐心，也由衷地喟叹这鱼缸对于世界那一厢情愿的模拟和复制。它不过是那真实世界的泡影——这不免让人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自己走在大街上那犹如漂流在一口巨型鱼缸中的感受——它是假的，却假得如此天经地义和漂亮，流泻着对于世界满怀正面憧憬之时那种无可指责的天真，它是对于不美好的抗议和躲避，是一颗竭力在撒着谎的悲伤而无辜的心。它并没有忠于那真实的摹本，它在撒谎，却创造性地说出了动人的谎言。

旁边有一小罐鱼食，她捏起一小撮投放进去。她听到了五条鱼争食发出的唼喋。

王桐把一串钥匙留在了鱼缸边，这也是和刘奋成在电话里沟通好的——周五，她将拷走电脑里的文件，留下家里的钥匙。

2016年8月19日凌晨

丙申巧月十七

香榭丽

丙申故事集5 但求杯水

>>>Part Five

她看到了人的痛苦，人的饥渴，人的盼望，并置的月亮与太阳，尘埃如霾，还有无数盏等待夜归者的灯。然后她想起了男孩子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翻下身去，气喘吁吁地对她说道：“给我一杯水。”

起身前，她翻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朋友圈，意识到这么做不过是在无目的地延宕时间。疲惫的紧张与紧张的疲惫，令她既亢奋又涣散。一切的确该结束了。眼皮在打架，神经却已绷紧，像拧紧的发条，做好了启动的准备。

她首先注意的是时间，00：12，然后才瞩目在朋友圈的动态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发着同样的内容——雾霾。

有一条短视频：4000流明灯光和微距镜头拍摄下的雾霾。

什么是微距镜头？4000流明灯光呢？不知道，但她喜欢这样的术语，觉得头头是道。手机屏幕上，黑暗中宛如漫天飞扬的细雪还是吓到了她。颗粒物无声地奔涌，像短促的疾矢。这就是此刻的世界吗？然而这不是更像她此刻的心情吗？漫卷，动荡，细碎，却悄无声息，如果不被“4000流明灯光和微距镜头”捕捉，就只是一片混沌的霾。

微微侧了下身，她感到腰腹有些酸痛。长年健身，还以为身体对一定强度的运动有了耐受力，看来并不是。她伸手拿过床头柜上的内衣，在被子下穿戴，系扣子时腰背挺起，那种酸痛感便来得更强烈了。她的动作并不大，但强烈的身体感受让她觉得自己搞出了不小的动静，于是有些紧张地回头看看身边熟睡着的男孩。

夜灯从墙角向上投射，打到天花板上，再反射下来。微弱的照亮下，男孩下颌本来硬硬的胡茬被涂抹上了一层橘色的光晕，看上去毛茸茸的，柔和极了。

然后她又看了看窗帘，觉得没有拉严的那道缝隙透出的夜色有些泛白。房间里亮着夜灯，却黑得发光；窗外雾霾笼罩着午夜，却只是一片泛着青白色的晦暗。

“晦暗比发光的黑……要白一些”，她在脑子里费劲地区别着，那些混沌的感受，的确难以被头头是道地总结。

最后，她望向了卫生间那道同样只拉开了一条缝隙的门——差不多有一个手掌的宽度，里面的光束狭窄地投射出来，笔直地劈进房间，将发光的黑暗分割成两块区域。她知道，这道光不是一个偶然，那几乎是经过严格运算的，即便只是一个看似漫不经意的动作，但闭合到什么程度，里面的光有多少“流明”被允许释放出来，一切都经过了她潜意识的拿捏。

她对环境就是这么计较，光照正是环境最重要的条件。丈夫曾取笑过她，说她是“灯光师”，在家里总是不断地调试着光线。

但身边的男孩不会知道。他不会懂得自己此刻身在的这个空间，全是她默默营造的。重要吗？——刻意没有拉严的窗帘；刻意留下的一道卫生间的光亮；夜灯旋转了数下，才被精准地确定在一个心理认可的亮度上。这些，重要吗？她觉得重要。这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遇着一切横着的物体，便身不由己地想要跨越。

男孩去冲澡时，不过是黄昏，她就已经着手去“布光”了。酒店房间里的时空感可以人为制造，窗帘闭合的过程，她能感到梦境般的光感虚掩而来，黄昏似乎是在她的手心里被缓慢地拖拉进了夜晚。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拽着一道大幕，现实与舞台的转换就这样完成了；又觉得自己是兜撒着一张大网，但这张网笼罩住的，她却难以说清究竟是极乐还是痛楚。

她在拉幕，同时在观看与上演，她在撒网，同时在捕获与被缚。

男孩这时发出了声音。似乎是叫了她的名字，当然也可能只是一个含混的呓语。她从舞台中、从网罗里清醒，轻声回应道：“接着睡吧。”同时替男孩拉了拉被角。男孩的肩膀裸露在被子外面，有着好看的弧度。

她起身，赤脚踩在地毯上，即便无声无息，但还是尽量地避免发出动静。卫生间的门很平滑，她闪身进去，合紧身后的门，竟有股松了口气的感觉。

衣服叠放在浴缸的台面上。她并没有使用过浴缸，只是冲了淋浴。每一次，她都是进到卫生间脱衣服，将外衣整齐地叠放在浴缸的台面上，淋浴，然后穿上内衣，裹上浴巾，走向事先被她调好了光线、舞台一般的空间里。男孩抗议过，那时他躺在被决定了的亮度里，犹如被锁进一个不由分说的牢笼，他抱怨说，自己几乎没有看清楚过她的身体。

她倒是看清楚过男孩的身体。有一次，她放好了浴缸的水，撒了浴盐，让男孩浸泡在水里，仔细地给他擦洗过身子。

她开始穿衣服，内心竭力避免着不洁的滋味，但是，“在一间酒店的卫生间里穿着衣服”这个念头，她终究还是难以摆脱。她当然是一个有着羞耻心的女人。这些年来，有了生理需求时她也会借助工具，但操作时，她要先将所有常年陪伴她的那些毛绒玩具都请出卧室，她觉得它们都是些生灵，在它们的注视下，她会感到羞耻。

大概已经快凌晨一点了，她知道，今夜终于越过了边界。

从公司出来后她回了趟家，那时还不到下午四点。丈夫是这家公司的幕后出资人之一，她迟到或者早退，不会被过多干涉。家里照旧空空荡荡，做晚餐的保姆还没到。她打了电话，告诉保姆不用来了，晚上她不在家里用餐。

她有点儿饿，尽管离约会的时间还早，完全来得及吃点东西，她也只是拿了颗苹果，一边啃，一边步行往酒店去。她的家距离酒店不算近，行色匆匆的路人都戴着防毒面具一般的口罩，她却慢吞吞地走着，安步当车，将苹果和雾霾一同吞进肚子里。她穿着一件挺厚的羊毛大衣，本身个子又很高，觉得自己这样走在冬天的街上，看上去像一头正在穿越浓雾的笨拙的熊。

“小熊。”男孩这样称呼过她。

此刻她又感到了饿，想着包里好像还有一块饼干。包挂在房间的衣柜里，有一瞬间，她几乎不可抑制地想要冲出去，去翻包里那块可能会有的饼干。但她只是再次将卫生间的门拉开了一道符合她“心理尺度”的缝隙，她站在里面，透过这道缝隙向房间里望去。

卫生间里释放出的那束光，神奇地与窗帘留下的缝隙重叠了。一瞬间，这道世界的罅隙在她眼里似乎还在不断扩张，一条峡谷正确凿地在她脚下形成。幻觉中，两块分离的区域犹如两块各自漂移的陆地。熟睡在床上的男孩，浑然不知自己已然飘向深处的宁静；而她，不假思索，选择站立在反向而去的板块上。为此，她甚至挪了挪身子，在想象中，让自己完全隐没在黑暗的另一半区域。

想象自己正站在一块漂浮的陆地上，这令她居然有些头晕，手情不自禁地扶在了门上。门轻微地滑动了一下，加重了她的眩晕感。

这就像你压根感觉不到地球的旋转，却突然在某个瞬间深刻地意识到那壮阔的运动正带动着它所承载着的一切翻滚不息。

她在少女时代有过类似的感受。那时，她会毫无目的地乘坐穿城而过、线路最长的一趟公交车，从起点坐到终点，而后折回，时间允许的话，她还愿意周而复始。公交车无声地运行，少女的她将之想象为地球本身的运动，某种“永恒”的滋味觉醒了，她喜欢，觉得这种感受是她想要的——哪怕，那心里觉醒了的，是永恒的孤独。

她闭了会儿眼睛，遏制住对虚无之事的想象。再睁开眼睛时，回望浴室镜子里站立着的那个自己，一下子觉得糟糕透了——这个四十岁的女人，午夜时分，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她想象得到此刻家里的情形。玄关的灯为家庭成员中的夜归者亮着——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多年，那是一个仪式。留一盏灯，就留下了一点儿余地，是个态度，更是个心情。出门前她就是这么做的，即便那时天还亮着。她打开了那盏射灯，将自己要夜归的信息传递给丈夫，同时，也做好了最终仍是她先回家的预期，那么，这盏灯，就是她为自己留下的。

如果此刻丈夫已经回家，肯定是穿着睡衣横躺在沙发上，电视机的声音照例开得很大，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给他催眠。为此他们争吵过，但他我行我素，在大音量的陪伴下酣睡一阵，然后才翻身起来，用一种梦游的姿态摸到床上去。

他们分床睡很久了，她睡在卧室，丈夫睡在书房。有时他也会爬到她的床上来，那样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电视机前睡糊涂了，摸错了方位。

现在如果丈夫已经从沙发上爬了起来，他会关掉电视，熄灭客厅的灯，于是，整套房间就只剩下玄关上那盏孤独的射灯了。没准他会突然从睡意中清醒，站在黑暗里，怔忪地望着那盏突兀的射灯；然后他会若有所思，甚至嘀咕出声：“怎么，还没回来啊？”接下去会怎样呢？他会看看时间吗？会推开卧室的门去确定一下吗？或者，在一种尴尬的寂静里，他将展开严肃的思考，重新估量暗夜里玄关上一缕灯光的意义；旋即，他重新打开电视，让声音再度填满屋子。如此的话，她进门后又将看到熟悉的一幕：那个被自己称为丈夫的男人睡在沙发里，孕妇一般隆起的肚子随着鼾声起伏，一条胳膊垂在沙发的边沿，手中的遥控器若即若离，差不多已经完全掉在了那块她从印度带回来的小地毯上。

她宁愿看到他这样，一个睡着了的丈夫。

一个睡着了的丈夫，能够唤醒她心里的柔软。周末，孩子从寄宿学校回家，如果在大清早喧哗起来，她一定会加以制止：“小声点，爸爸在睡觉。”这样说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周身洋溢着暖流，好像小心维护住了一种宝贵的均衡。在这样的均衡之中，家才是家，孩子才是孩子，妻子体贴着丈夫，而丈夫熟睡在晨光里。

“小声点，爸爸在睡觉。”这句话囊括的一切滋味，就是她对家庭的全部愿望，说出来，就能片刻满足她对生活的所有想象。然而，一个苏醒的丈夫便会粉碎一切。争执，直至不屑于争执和倦于争执，随着丈夫的苏醒必将重复上演。他轻视她，说她是“调光师”，说跟她生活每天都像是在演电视剧，说她永远都在做梦——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她就能够头头是道地解释自己为何喜欢一个熟睡着的丈夫了，因为只有在那样的时候，他们才置身在同一个空间里，相互理解，彼此毫无违和之感。

最初当然不是这样的。丈夫比她大十岁，但最初也会给她弹着吉他唱歌，偶尔还会对她撒娇。最初的时候，他对着只有三十平米的房子发愁，问她：“怎么办呀？”得到她以“演电视剧”的心情释放出的抚慰，他也欣然领受。他辞去了公职，房子从三十平米换到了三百平米——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代价就是交出做梦的执照。可他真的就此清醒了吗？她不这样看，她觉得他不过是做起了另一个不再跟自己交织在一起的梦，或者无照驾驶在另外一条梦的歧途中。证据是他有了外遇。他倒是跟她坦白了，认真地跟她说他爱上了别人，一个空姐。如果梦也像地狱是分层的，当时她感到自己是从第一层梦里掉进了第十八层梦里。那时候孩子刚刚出生，哺乳期的她听到了自己跌向梦之深处时耳畔的呼啸。

她以一个“深梦者”的方式将一切挽留住了。彼时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几乎完全是靠着本能的惯性抓紧了丈夫。无所谓原谅，也没有哭泣哀求，她没法头头是道地甄别自己遭遇了什么，只是倔强地不肯放手。

后来有那么几年，他们一同信奉了上帝。她当然知道是什么敦促着她，而他信仰的契机说来简单——为了戒烟。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断除他凶狠的烟瘾，奇迹发生了，他突然失声，压根说不出话来，每吸一口烟喉咙都犹如刀割，于是竟然真的就把烟戒掉了，改抽危害不是那么大的雪茄。他们最初很虔诚，每周都在家里和主内的兄弟姊妹们聚会，在感激中源源不断地流泪，在流泪中源源不断地感激。但终究都没有成为好的信徒，各自依旧做下羞耻的事。她寻求的，上帝一直未曾给她显现；他的烟戒掉了，渐渐便把上帝搁置了。就这样过了下来，孩子八岁了。此时午夜已过，他酣睡在沙发里，家中只亮着一盏玄关上的灯，为夜归者提供微不足道的光明。

此前她从未允许自己超过零点才回家。丈夫压根没有明确地约束过她，他不在意，起码表现得不在意，是她不允许自己，她不允许。跟男孩在一起，最缠绵的时候，她一次次突破了自己内心画下的界限，十点，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然而“零点”不可逾越。这其实讲不出头头是道的道理，却是她内心的尺度。

此刻，她从卫生间出来，站在了床边。她发现自己是多么喜欢看着熟睡中的男人啊，无论他是一个丈夫还是一个情人。男孩被一片白色包裹着，被子下面身体的轮廓都那么好看，有某种催人奋进的东西，她想那或许就是青春的力量感。她听得到他轻微的呼吸，她知道，今夜自己的灵魂越境，就是为了这样的一刻。为此她整夜极尽温柔，令男孩子精疲力竭。她就是想实现这样的一幕：在夜灯的微光下，在男孩子的睡梦中，与其道别。

这个夜晚酝酿已久，一切都该结束了。

从他们第一次在微信里互致问候，彼此以“摇一摇”的方式撞到对方，算起来整整两年了。就是说，今天是一个纪念日。男孩也记得，但他永远不会理解一个“深梦者”的逻辑——在纪念日作别。对于她，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仪式的连缀，而将一场无望的情感终止在一个纪念日里，这样的方式，就是她所需要的那种仪式感。她害怕一切终将变得不美。

他们约好的见面时间是七点零三分，这是他们两年前共同摇动手机的那个时间。两年前的同一时刻，她躺在美容院的床上，按照刘姐的演示摇动了自己的手机。刘姐是她熟悉的美容师，一边给她做面部护理，一边教她怎么使用手机的微信功能。她感到新鲜，一摇之下，当男孩子的信息出现在界面上时，那种“深梦者”无可避免的心情其实已经开始作祟。她不能相信，两个陌生人同时摇动手机这件事，背后没有宇宙头头是道的玄机。

他们互相加了好友。男孩彬彬有礼，正是她的教养认可的那种类型。那天她躺在美容院的床上，翻看着男孩朋友圈里的动态，有种久违了的生机在心里涌起。男孩喜欢登山，居然成功攀登过珠峰；男孩喜欢民谣，动态里有他抱着吉他的照片。这些，都是她喜欢的。一个阳光大男孩。她从未认同过自己的生理年龄，她觉得，本质上，她和这个男孩一样充满活力。

接下去就是密集的交流，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密集”和“说不完”其实只是她的心理感受，事实上，两个人不过是礼貌地互相问候，如同现实中陌生人初识时一样的彼此审慎，但给她的感受，却是“密集”和“说不完”。捕获她的，是深夜玄关上的射灯亮着时自己却不再害怕孤单的心情。她害怕夜晚的独处，有时候家里没人，她会去那家熟悉的美容院留宿。

那时候孩子还没上学，她常常一边哄着孩子睡觉一边发着微信，以至于有一天男孩知道她已经是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时，不无愤懑地诘问她：“既然如此，天呐，你怎么还能夜夜跟我聊天！”

天呐！这算得上是锐利的谴责，她知道，也接受，并且对自己心生迟钝的厌弃。但这“锐利”与“迟钝”混淆在一起，却令她沉溺。

她感到委屈，委屈得愈发沉溺。她知道自己已经委屈了很多年，所以天呐，沉溺得都像一个激烈的抗议了。

在抗议的情绪里，她终于发现了独处的魅力。丈夫夜归乃至彻夜不归已是常态，即便在身边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有效的交流，他从不对等地看待她，断言她即使活到了八十岁，依然会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可他又不按对待一个小孩的方式来宽宥她。以前，她只感到独处时的孤单，现在，她开始在独处中探究，凝神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她觉得，这才是真正地、清晰地活着，是在术语一般的头头是道地认识着生命。

今天照例还是男孩先到的酒店。房间是她在网上订好的，用的是他的名字。每一次都是这样，她比他大十几岁，一切由她来安排，好像这样更恰当。但她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希望被男孩来安排的，被他当作一个同龄人，甚至，被他视为一个小女孩。有时候他也会喊她“妹妹”，她感到幸福，分开后却迎风流泪，独自哭泣。

这家酒店是他们固定的约会地点，第一次就是她定下的地方。然后便进入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她订好房，他先到，去前台办理手续，等待她的到来。久而久之，酒店对他们有了家的意味，因为房间的格局和陈设是不变的，渐渐地，会给人带来家一般的熟悉感。他们也的确以“家”来称呼这家酒店，他约她，会给她发信息说：“我想回家了。”她订好了房间，会告诉他：“在家等我。”当她进到房间后，对男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往往也是：“我回来了。”

除非时间紧张，每次约会，她都是步行着来去。两年来，她就这样走在春风和秋雨里，走在夏露与冬霾中。走向那个“家”和离开那个“家”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比她和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刻对她更重要。她走着，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中有一段话，她从来都不曾忘记过：她觉得每一步都像在锥子和利刃上行走，可是她情愿忍受这种痛苦……

这样的情感她从少女时期就蓄积在胸中，无数次在内心里想象，但从未兑现在现实里。所以她要走，似乎就这样走着，往复于自我意志的危机边缘，便能够最终走进残酷却绝美的童话世界里。

进门前她看了时间，独自在走廊上站了几分钟，手指无意识地划着走廊贴着壁纸的墙壁。直到那个时间到来，才准时按响了门铃。他们拥抱，接吻，她的手指像刚刚划着墙壁一样划着他的后颈，他捧着她的脸，两只手温暖极了。男孩已经摆好了晚餐，一些简单的食物盛在便当盒里，鸡翅，蔬菜沙拉，寿司，都是易于打包的。她还是被感动了，何况他还准备了一支红酒。

男孩压根不知道她已经做了怎样的决定，只是郑重地想要纪念他们的两周年。他帮她脱了大衣，搭在自己的胳膊上，然后继续揽着她的腰亲吻她。他说过，他喜欢她丰满的下嘴唇，每次接吻，都要贪婪地吮吸。这个动作对她太有效了，每一次都能让她情难自禁。

男孩也是充满了仪式感的人，他们相识的时候，他是留着胡子的，很有型，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说是自己的生日，希望她来亲手替他刮掉胡子。她去了，有生第一次使用剃刀。泡沫，胡茬被切断时的手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剃掉胡子的男孩同样令人感到新鲜，像是变了一个人，焕然一新，但又似曾相识。“真帅！”她说。“哪里，又长了一岁，老了。”男孩说。他对她说“老了”，这让她忍俊不禁。她满足了男孩子的愿望，同时，自己内心那种与生俱来的对仪式感的渴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那一次是在男孩的家里。他一个人住，房子却是父母单位的，邻里都是他父母的同事，所以去他家里她有心理障碍，她怕被他父母的同事们看到。尽管她不觉得自己外貌看上去会比男孩子大很多，但潜意识里，她还是无力面对旁观者头头是道的检验。

男孩斟好了酒，举起来和她碰杯。

他的手指隔着毛衣沿着她的胸部滑动，最后停在她腰带的铜扣上，打开，合上，合上，再打开。她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一次男孩子的生日里。那一天，她从他家的楼上下来，一回头，看到男孩正在窗前眺望着她。走出很远后，她依然能够感到身后那绳索一般缠绕着自己的目光。夏季，树影婆娑，她感到自己的心都被那条绳索勒疼了。

酒杯碰出清脆的响声，纪念开始了。

男孩回忆起他们的最初。微信加了好友三天后，他对她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彼此删除，重新通过手机号码来添加，理由是，他不想双方在微信好友的来源栏里显示为“附近的人”。她欣然接受，那样的显示同样让她不舒服，有种无可抹去的轻浮和草率。她喜欢男孩的这份心思，因为这就和她一样，“每天都像是演电视剧”。

他们第一次接吻，男孩突然痛苦地推开了她，说他“还要再想一想”。这“还要再想一想”让她感动极了，在她眼里，这就是被认真对待的证据。分开后她哭了一路，后来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继续哭了几个小时，心里万分挣扎。

她常常会哭得没完没了，专门给她调理的一位老中医第一眼见到她时，就对她说过：“姑娘，你要少哭一点。”哭泣已经一目了然地伤害到了她的体质。那天回家后，孩子都看出来了，对她说：“妈妈你眼睛都哭肿了。”丈夫却照旧无动于衷，好像早已经习惯了跟一个整天演电视剧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她吃得很少。

“多吃点儿。”男孩对他说，夹起一块寿司喂给她。

她依偎在他身边。

“你不用节食，”他说，“你反倒应该胖一些，你太瘦了。”

“不喜欢吗？”

“喜欢，你怎样我都喜欢。”

“可你说我应当胖一些。”

“哦，”男孩有些窘，“好吧，我更喜欢你胖一些。”

“喜欢胖的？”

“丰满好不好？”男孩坏坏地对她笑。

如果一切就在这种情绪下进行，今天的道别就完全符合她的心愿了，但男孩很快就说起了他的工作。职场上的竞争，同事间的倾轧。她不喜欢男孩子谈论这些事情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世俗气，相处日久，正是类似的流露渐渐令她感到了沮丧。

“走着瞧，”男孩愤愤地说，“看看谁笑到最后。”他这是在说跟自己有矛盾的同事。

“去冲澡吧。”她温柔地对男孩说。

他进到卫生间后，她一个人又默默地喝了杯酒。多年来，她已经养成了独自喝一杯的习惯。遇到口感好的酒她会整箱地买回来，但往往会遭到丈夫的否定，说她对红酒的品味并不能令人恭维。当然，对此她同样沮丧。她知道丈夫说得有道理，对红酒的认知他比她更专业，但她看重的滋味，他从来不懂得品尝。眼下她喝下的这杯酒，一定不是丈夫经验里的那种好酒——男孩显然是买不起那种奢侈品的，他还没什么钱，正处在人生的攀爬阶段。但她觉得此刻流淌在自己体内的，已经不是葡萄酿造出的液体，而是生命百感交集的意义。这种意义能让她觉得自己并非在虚掷生命，哪怕交织着的是苦涩与忧伤，但一切都是充分的，是满溢着的。就像盛大的婚礼与隆重的葬仪。

放下酒杯，她去拉严了窗帘。窗外的景致让她呆愣了一会儿：夕阳尚未落下，月亮已经升起，两轮昏黄的球体镜子一般并置在了惨淡的暮色中。世界静谧得如同一个幻境。

这一次和男孩子相拥，她放弃了措施。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先她吃了药，并且提前一周开始了素食，喝玫瑰浸泡的茶水。她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为了最后这个不受控制的夜晚。迷乱。他把手指伸进她嘴里，她哭起来，啜泣着吮吸，有种要将其咬断的冲动。男孩挥汗如雨，汗滴在了她的脸上。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口井，变成了一个源泉。一种明亮而黑暗、温暖而冰凉的感觉在她身体里弥散开，如同天空中并置着月亮和太阳，如同一个幻境。

快十一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丈夫打来的。她裹起浴巾躲进卫生间。关门的时候她太紧张了，那扇门的轨道很通畅，在她过度的力量下闭紧后又被弹开了一道缝，她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男孩在床上坐直了身子。

丈夫显然在一个热闹的场合，手机里传来嘈杂的谈笑声。他大声问：“你在哪儿，回家了吗？我可能得喝点儿，不能开车了，没回家的话你顺路来接一下我。”

她调整着自己的语气，眼睛望向镜子里的自己，手指开始不由自主地在镜子上沿着自己的影像勾画。“嗯，我在外面，公司还有点儿事。要不，你喊代驾吧？”

“这么晚？”

“嗯，谈点儿事。”

“行吧，你早点儿回。”

“我也没开车，要不……”

丈夫已经挂断了。

“要不，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还是打车去接你吧。”她喃喃地说。

但丈夫已经挂断了。

她于是想到，其实这个深夜在外喝酒的丈夫也是孤单的，那种孤单同样在他身体里喧嚣，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空谷，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能引起连绵的轰鸣，所以，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让电视机的音量充满自己的肺腑。填充，那不过也是一种填充。

她记得有天夜里自己深夜回家，在小区的花园里看到了丈夫，他没发现她，正叼着雪茄在逗弄几只流浪狗。他还在用手机拍照，蹲下去，把脸尽量凑近狗脸，吐出舌头，同时伸长了胳膊自拍。手机的闪光灯打开了，每拍一张，挤在几张狗脸之间的丈夫的脸就在黑暗中闪亮一下。她远远地看着，心里空前地疼痛。后来他开始正步走，引导着几只狗跟他排成一列纵队，在花园里巡游。她不知道他会不会把那些自拍发到朋友圈里，他们彼此之间是屏蔽着的。

卫生间的门被拉开了，她从镜子里看到男孩赤裸着站在她身后。他体型很漂亮，这也是她喜爱他的理由。她不由得裹紧了披着的浴巾。对自己的身材她还是自信的，她只是难以做到赤身裸体地呈现在男孩面前。分娩时她做了剖腹产，肚子上有一道骇人的刀疤。男孩不说话，她在镜子里向他微笑一下。他走上来从后面抱紧了她。他的头探在她的肩膀上，深深地埋着，开始亲吻她的脖颈。他在轻轻地咬她。她看不到他的脸，觉得他应该是哭了但不想让她看见。他们就这样抱着挪进了房间，他灼热地抵着她的臀部。她反手关闭卫生间的门时，依然将其控制在那个她能接受的闭合程度上。

重新回到床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她一边迫切地迎合着，一边开始拼命回忆今晚男孩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想让自己记住，因为她知道，那将是她听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她不会再见他，不会了，连电话都不会再接听，她将删除他。但是她想不起来。男孩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男孩默默地拼命，仿佛要将自己的命跟她叠加在一起。她的身体反复绷紧，犹如做着大运动量的健身。高潮来临的时候，她的血液奔涌，意识里是一片流淌的白色。

然后，他沉沉地睡去了。她去简单地清理了一下自己，回来躺在他身边，也打了会儿盹。迷迷糊糊中，她回忆起有一次跟他说过：“找一个合适的女孩结婚吧。”他看着她，像是看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你是真傻啊，现在的女孩子有多现实你知道吗？我再也遇不到一个像你一样的小女孩了。”一想到今夜之后，男孩的人生就将处在一种“再也遇不到”的巨大亏欠里，她就万分内疚，感到自己的心都被揉碎了。她给了他一个礼物吗？如果是，她凭什么又将之拿走？

离开前她无声地清理了房间。她将镜子前男孩用过的牙刷放在口杯里，将自己用过的丢进了垃圾桶；她将床下两个人的拖鞋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她收拾了桌上的便当盒，将它们统统装进一只塑料袋中；她将男孩扔在地毯上的内衣捡起来，叠放在床头柜上。她哭了。她不想男孩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屋狼藉。

穿上大衣她在床边站了足足有两分钟。卫生间透出的光将她的影子照在床上，她再一次觉得自己的身影笨笨的，像一头熊。这头熊的影子覆盖着熟睡的男孩。她轻轻走出了房间，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减小着关门的声音。

“咔哒”一声。她的心里却犹如雷鸣。她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门外静静地又待了一会儿。如果这时候男孩追出来，她知道，一切都将逆转。甚至，她的人生都会完全颠覆。

她向电梯走去，手指一路划着走廊的墙壁。

酒店外面依然有等候客人的出租车，但她还是想走一走。夜空差不多是乳白色的，能见度很低，就像她高潮时脑海中的景象。她走在世界的高潮中，想到4000流明灯光和微距镜头拍摄下的雾霾。那些疾矢一般的颗粒物向她涌来，却让她再一次感到了饥饿。她的手伸进包里慌乱地摸着，那块莫须有的饼干并没有出现。此刻，她只是被一股强烈的食欲控制住了。她想吃东西，一刻也不能等地想要吃东西。

她知道下一个十字路口过去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有几次约会来早了，她在那里吃过红豆派，喝过可乐。

快步走到路口时，斑马线上的红灯亮了。即便没有一辆车驶过，她也呆呆地等着绿灯亮起。她看着信号灯上的数字一秒钟一秒钟地递减，感受内心里规则和欲望的竞赛。空旷的街头像是被外星人洗劫了一般，或者是基督降临之前的世界，所有的建筑差不多都堙没在雾里。也许基督的确会再来，但你只能眼睁睁地先看着信号灯上的数字闪烁着再递减几万年。你得熬着。

走进麦当劳，柜台里的店员向她打了声招呼。这个店员在深夜里毫无倦意，好像专门等着她到来似的。他认出她了吗？她觉得不大可能，白天这里的顾客那么多，他不可能对她留下什么印象。她为自己要了一个汉堡和一杯热饮。她几乎是狼吞虎咽地吞食着那只汉堡，以至于几次都被噎住了。那杯热饮太烫，所以她抓起来喝的时候被狠狠地烫着了。那个店员始终关注地望着她，她被看得不好意思起来，勉强地冲着对方笑笑。她被噎住和烫着了的感觉交替填充着。是的，这就是她想要的，她渴望的其实并不是食物，她只是想被一种有强度的感觉填充，哪怕那种感觉是对自己的戕害。

这种渴望她并不陌生。当年，哺乳期的她挽回了自己的丈夫，她陪着他去找那位空姐，取回他的东西。但那个丈夫的灵魂依然在外面游荡。他神不守舍，灵魂的归家之路似乎遇到了塞车。夜里她起来给孩子喂奶，让他帮忙给自己倒一杯水。他照做了，递上来的，却是一块尿不湿。她看看他，他站在床边，胳膊垂在睡衣的两侧，无辜地笑着，恍惚地笑着，一点都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荒唐。

“水，我要一杯水。”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他说。

他听不懂，疑惑地看着她。

“我要一杯水。”她再次说。

他的目光不可思议地看向那块尿不湿。

她终于爆发了，尖锐地叫喊起来：“我要一杯水！”

怀中的婴儿大声啼哭，空气都像是破裂成了无数的碎片。水端来了，她疯狂地灌下去。那是一杯足足有一百度的沸水。可她几乎没有感觉到灼痛，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只是啊地一声扔掉了水杯。她的咽喉被严重烫伤，那一刻，她感到窒息，呼吸完全被阻隔了。当天夜里她就被送进了医院。足足有两个月，她不能喝三十度以上的液体，每次吞咽食物，都犹如吞咽着自己。但她居然对此感到了依赖，这种极具痛苦的滋味是如此充分，充实着她，填补着她，让她能够相信自己依然具备着沉甸甸的、铅球一般的感受力。

走出麦当劳，她的喉头依然有哽咽的滋味。一辆出租车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探出头招呼她：“上车吧姑娘，霾多重啊。”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

司机还不死心，“再说了，这么晚一个人走夜路也不安全啊。”

这是一个圆头圆脸的中年男人，给她一种外星人的感觉。

她迟疑了一下，打开了车门。她并不怕霾，也不怕危险，但她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热情的女人。对这个世界，她从来心怀善意，尽管她知道自己有多么委屈。新年的时候，她会对街头遇到的陌生人道一声“新年好”；她去福利院做义工，照顾智障儿童。有时候她会想，要是丈夫病倒了，瘫痪了，再也不能去和世界纠缠了，该多好，那样，她就可以忘记一切，踏踏实实地照顾他。这样的念头她对男孩也动过，好像那样一来，她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被某种无可辩驳的道德说服力支持着接近他了。

这当然很傻。男人们都雄心勃勃。男孩也跟她讲自己的抱负，原本正面的奋斗精神，往往却被说出了险恶的企图。她不喜欢。丈夫说她永远长不大，她不服气，她只是拒绝他们认可的那种“长大”。

坐在副驾驶座上，她翻看手机的朋友圈。已经有人辟谣了：拍摄霾的图像，需要借助电子扫描显微镜，放大十万倍，甚至是二十万倍才能看到霾真正的图像，视频中拍到的，只是尘埃。电子扫描显微镜，真好，又一个头头是道的术语。

“只是尘埃。”她小声嘀咕，同时努力望向窗外。窗外浓雾密布，几十米外的车灯都是朦朦胧胧的，车子本身也不像是在真实地移动，像那种大型游戏机的模拟驾驶。

“我能抽一根吗？”司机问她。

“抽吧。”她说。

“这天儿，”司机给自己找理由，“在外面待十分钟就相当于是抽了根烟。”

“没关系，”她说，“抽吧。”

她又无声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司机降下车窗，将其实还没抽几口的烟扔出窗外。

“姑娘，你没事儿吧？”

她有种被托起和包裹着的感觉，感到自己的眼睛如同“电子扫描显微镜”一般，看到了世界那真实的图像。世界在高潮中，它是白色的。

到家之前有一阵子她都睡着了，就在一边眼涌泪水的时候。下车后，她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她没有急着上楼，而是又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空气中有股辛辣的味道。她站了差不多有十分钟，效果相当于进门前抽了根烟。

已经是新的一天了。她意识到今天是周末，她要在下午去学校接孩子。她答应过孩子，这个周末去玩室内攀岩。

在电梯里，她删除了男孩所有的联系方式。

还没有进家门她就听到了电视机的声音。打开门，玄关的射灯依然亮着。客厅的灯没有打开，只是被电视机的屏幕所照亮。

丈夫躺在沙发里，并没有换上睡衣，鞋子也没有换，不过一只穿在脚上，一只不知道去了哪里。显然，他是喝醉了。

她走过去，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他的睡姿很古怪，蜷缩着，右臂以一种高难度的动作缠绕进两条腿之间，像是被打断了骨头或者表演着柔术。他的唇角流淌着涎水，鼾声听上去艰难极了，每一下都像是溺水者被水呛进了肺里。她想喊醒他，或者起码先帮他擦擦嘴，但又立刻放弃了念头。她觉得，此刻，让他就这样窝在沙发里，没准才是对他最好的优待。

电视里在播放球赛，英超，切尔西对南安普顿。她站着看了一会儿。她也喜欢足球，但从来都只支持丈夫不喜欢的球队。电视的音量可能被调到了最大，奇怪的是，她居然不觉得吵，反而在这种大分贝的声响中感受到了突然降临的安宁。她觉得自己从未这样平静过。她也坐进了沙发里，呆呆地看着电视，让自己和酣睡的丈夫一同被电视屏幕忽明忽暗的光影笼罩着。房间里暖气很充足，她感到了热，用手抚摸自己的脸，脸却是冰凉的。腰腹酸痛，是一种空空如也的困乏。

这样坐了许久，她空茫的心情被门铃声打断。对讲器里是小区保安的脸：“对不起，您能不能把电视声音关小一些？有业主投诉了。”她轻声地道着歉，转身回到客厅关了电视。突然的安静对酣睡着的丈夫竟然像是一声惊雷，还没有回过身，她就听到了丈夫大声的呻吟。客厅里一片黑暗，玄关上的那盏射灯只投射过来微不足道的一点光亮。一瞬间，她感到宛如回到了那家酒店的房间。

丈夫在不断地呻吟。停顿一下，继而发出更大声音。他分明是在吁求着什么，嘶哑，迫切，还伴着类似抽泣的哀鸣。

她突然听懂了，像是受到了神启。

他在痛苦地祈求：“水……水……水……”

她去给他倒水。水壶在厨房，她的大衣还没有脱掉，自感如一头笨拙的熊在黑暗中穿越三百平米的房子。黑暗中，她的眼睛再次如同“电子扫描显微镜”一般，头头是道地看到了世界那真实的图像。她看到了人的痛苦，人的饥渴，人的盼望，并置的月亮与太阳，尘埃和霾，还有无数盏等待夜归者的灯。然后她想起了男孩子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翻下身去，气喘吁吁地对她说道：“给我一杯水。”

2017年1月1日

丙申腊月初四

香榭丽

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

弋舟 王苏辛

王苏辛：
我不是那种看过很多书的人，一般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看看书。我的阅读只能从自己生发，不知道你和阅读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对此很好奇。

弋舟：
我也老实说吧，有时候跟“看过很多书的人”聊，会是另一种难熬的困境，被裹挟在一种专门的语境中说话，其实是很费劲的，说完，搞不好会沮丧，像是又喝了场酒。酒我硬喝也喝得下去，但会是一个勉强的过程。

王苏辛：
我刚刚看到黄德海和李浩的对话，从他们的言谈当中，我大概感觉，李浩或许是一个被阅读趣味灌溉的作家。我可能没有这个过程，我的阅读是和成长结合在一起的。

弋舟：
你可能大致说出了作家的两种形态。德海和李浩都是朋友，两个饱读之士，坦率说，对那种方式的对话我现在开始有所保留。怎么说呢，我自己差不多也是这么一个来路，但我现在渐渐对自己感到了些许遗憾。被阅读趣味灌溉有错吗？当然不，但现在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此生长，似乎有些“人工”的亏欠，譬如被一把水壶伺弄出来的植物，总是不如栉风沐雨来得更令人心动。在这个意义上，和成长结合起来的阅读，在我的理解中，或者更具生命感吧，即便长得很蛮横，也蛮横得比较可爱。

王苏辛：
在某一段时间内，如果生活出现问题，我写出的东西大概也会显得缺乏耐心。刚才说的“写不下去”，其实就是指这种状况，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些刚刚开始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可以开始新的阅读了，或者必须去阅读了。

弋舟：
真不错。在我的经验里，许多作家的阅读是直接作用在创作上的，即时转换。你的这种方式，没准更符合阅读的本意——让阅读先作用于生命，然后再转化为写作。

王苏辛：
我的理解是：一个作家，被阅读趣味灌溉没有错，但这个阅读趣味可能要适合自己。这就要求写作的那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了解自己，不仅了解自己的过去，更要了解自己在不同阶段的面目，以及如何适应不同阶段的自己。这样说起来，被阅读灌溉的作家，其实和那种与成长结合起来的阅读、写作者，仍是走在同样的一条大路上，写作最终是通向生命的——那就是在写作中养成自己。你说的“专门的语境”是指文学概念或者某些理论吗？还是仅仅指常识引起的陌生感，会让你觉得无法尽快进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你来说，是更喜欢单打独斗的状态，还是和群体站在一起？

弋舟：
这个“专门的语境”除了你说出的这些内容，更多的，我可能是在说一种感受，一种“端起来说话”的腔调，一种习焉不察的傲慢，还有隐隐自得的态度，等等吧。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呢？作为一个人，说人话，不就是我们那个根本的话语体系吗？可我们有时候太把自己不当“人”了，时间长了，不知道别人什么感觉，我是会有点儿烦，有点儿讨厌那个不说人话的自己。当然，有谁会喜欢打群架呢？四处吆喝，虚张声势，那是懦夫的强项吧。

王苏辛：
说到“端起来说话”，倒让我想起之前看你的小说，比如《等深》中茉莉和刘晓东的对话，会觉得人物有些累，他们驮着巨大的包袱在走，但是到了《随园》，或者说整个《丙申故事集》中的小说，我发现你把人物身上那种比较显眼的负累撤去了，而是将其融于整个环境之中。于是环境的改变也是人物改变的一部分，大的环境因为这些看似芜杂的情绪和负累反倒多了一些层次感和活力，人物本身显得整洁、明朗，小说的前路因此更觉开阔。

弋舟：
文学之事就是这么微妙，当我们反对什么的时候，马上又会觉得自己可能错杀了什么。仔细琢磨一下的话，你又会发觉，文学本来就是一件需要“端起来”的事，否则它几无意义。这还是要分具体的语境和文本。老实说，这的确有点儿累人，我们都太过“知识化”了，我们“太文明”，“懂得的太多”了。你对我小说的阅读感受，如果将之视为一个表扬的话，我只能将“进步”归功于时间，现在写得比以前“好”了那么一点儿，这是时间之力，是生命本身的朝向。将人放置在环境里，这事儿，也只有时间能教会我们——原本我们恐怕是没有学好如何恰当地在世界中摆放我们。

王苏辛：
其实“好”的东西千姿百态，但和“自己”有关的好才动人心魄。所以我可能无法觉得这只是“时间之力”使然，而是拥有时间的人自主的选择，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信”。再回到你刚才那段话的前半截——文学是“端起来”的事物，但这个“端”仍然是作者呈现出的诚恳的自己，或者说有良心的自己，在这个基础上，“端”才有“端”的价值，否则，或许就是伪饰。

弋舟：
没错，这是大的原则。但在这个大原则之下，我们得始终警惕不要让自己被“大”绑架。你的这些表述，我相信是诚恳之语，但它略微“鸡汤化”了点儿，“伟光正”，颠扑不破并且天然地拒绝被否定。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样来表述，风险太大，听懂了的没问题，没听懂的，可能会是个误导。而且，这样说话还是轻易了一些，就像是在说晚上要比白天黑。

王苏辛：
你说“鸡汤化”，我的理解是那段话使用的多是概括性语句，而这些东西，它们得遇到恰当的时机，遇到准确的事实，才能有它自身的意义。我刚才说到那些，其实是在你的小说中看到了这个东西，比如《随园》中女主角整个旅途的微妙变化和对过去的检索，以及《发声笛》结尾中出现的Beyond《大地》的歌词——“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这样的基调，让我仿佛看到一个不再年轻的人和年轻时的自己重叠，而我之所以从这些小说中看到让人愉悦的活力，恰恰就是因为这种重叠。说起来，《丙申故事集》里的几个小说不少地方都充满这样的“重逢感”，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这种和过去的重逢，让你觉得恰是这些小说力量的所在？

弋舟：
“遇到准确的事实”，这个句式太棒了，差不多可以用来做这个对话的题目。当一些似乎不言自明的理念“遇到准确的事实”时，它也许才能成立，否则，它也只能“不言自明”地闪闪发光。这也是我开始警惕一个小说家四处布道的原因，你所布的那个道，唯一需要遇到的是你写下的作品，那是你的“准确”所在，是你永远应该追逐的第一“事实”，否则真是有夸夸其谈之嫌。而“遇到准确的事实”，同样隐含了某种更为深刻的小说伦理，遇到，准确，事实，这三个词，实在是充满了力量，连缀起来，几乎就是小说写作的“硬道理”。这本集子取名为《丙申故事集》，本身就是在向时光和岁月致敬，那么，与过去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时光是有力量的吗？嗯，这个倒是可以不证自明的。

王苏辛：
说起“时光”这个东西，在拿到《丙申故事集》的书稿时，有位同事出于对书名的好奇，让我一定给她看看。她看了一部分之后说，这些故事让她想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但确实很有趣。因为我觉得《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关于时光的作品，但不同的是，《黄金时代》是过去的时光，我们在它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尽管里面的情感是超越小说背景的），但《丙申故事集》不是，它里面的每篇小说，都充满浓烈的现场感，即使在回忆过去，那过去必然也已经是现在所认为的过去。这个“现在”或者说“现场感”，让我好奇是你写之前就想到的，还是写着写着，这种气息才出来的？

弋舟：
完全以一种“我奶奶……”的“过去时”来结构作品，可能不是我目前的写作兴趣。的确，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都必须有“现在进行时”的时刻。这里面并无优劣之分，也不仅仅是小说的技术性问题，它只是出于我这个写小说的人的个人的愿望，喏，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在一年内写出一本书，我给这本书取名为《丙申故事集》，已经是对自己的一个强迫，它只能在“这一年”完成，而“这一年”，当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如果我有意写一本回忆录，那我也许会取另外的书名了吧。它是一个跟自己较劲的产物，是个人趣味的产物，是“居于幽暗自己努力”的产物，当然，它也是时光玄奥之力的产物，是作为写小说的我个人心情的产物。它所能呈现的，就是作为写小说的我的“现在进行时”，它负责记录我的丙申年。我想，这也许才是你所说的那个最大的“诚恳”和“有良心的自己”。在这份愿望下，我对此刻身在的世界充满热情，哪怕厌弃它，也厌弃得深情而热烈。

王苏辛：
我从这本小说集当中，读到的是一群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些人物尽管有相似性，但没有重复。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过去、现在甚至可能的未来，说起来，有件有趣的事情：一个年长的朋友看到我在朋友圈提到《随园》，特地去看了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不相信我居然会喜欢这样的小说。我大概理解他说的意思，但这恰是《随园》，以及整个《丙申故事集》的生命力所在。它当中的这些人物看似互相有疏离有缝隙，但这缝隙恰让这些小说的生长感更浓，仿佛阅读的时候能从这个缝隙中体察自己和周围的关联。它写的“我”不单单是某个处境中的“我”，而是它通过某个处境中的“我”，写出了独属于这部分小说的“他”和“他们”，因此，这部小说集才如此动人。我的反射弧略有些长，刚才你说到那个题目，我觉得真的很棒。但我突然想到，似乎“重逢准确的事实”更适合。事实其实一直都在，作为那些想要看到更广阔天地的人，我们随时可能与它重逢，甚至随时准备着与它重逢。

弋舟：
这位年长的朋友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你不会喜欢这样的小说呢？回到你前面说过的话，“这个阅读趣味可能要适合自己。这就要求写作的那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了解自己”，在我看来，我们的那个“自己”往往是面目模糊的，有时候，不是我们在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阅读，是阅读在某一刻击中了我们，让我们的那个“自己”觉醒，“哎呀，我遇到了我！”这正是写作与阅读的秘密，它被我们寻找，也强力地寻找着我们，找到了，捕捉住，于是，我们的那个“自己”才如花绽放。这可能是一个发掘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发掘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塑造是因为拜它所赐。那个写作的人如何随时随地了解自己呢？喏，他只有随时随地地去阅读和写作。你那位年长的朋友，可能恰恰忽略了这种“时刻生长的阅读趋势”，他只看到自己对阅读的控制，忽略了阅读对自己那强大的改造，并且，如你所说，他还有可能割裂了自己与“他”和“他们”以及无穷的未知者之间的关系，不见他者，也难见自己。听你的，这篇对话就叫“重逢准确的事实”吧。

王苏辛：
人是先遇到事实，再遇到自己。那位年长的朋友首先从他关心的那部分来看待这个小说，认为这是一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女青年的成长史，这中间有他关心的那部分社会性的变化，他根据这个缘由去理解这个小说，觉得应该是个我陌生的东西，我不理解那个时代怎么能理解这样的人物呢？上个月我碰到复旦大学的金理老师，我们都很喜欢《随园》，但他喜欢的理由和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从外向内的，我则是由内向外的。我喜欢的理由可以说非常单纯，就是觉得女主角想的某些问题我也想过，这种想可能不需要同样的经历，但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也可以说，我通过这个小说遇到了自身的那部分事实，也正是这部分事实让人有可能进入那些潜意识中有，但可能还未彻底揭开其面纱的世界，如此，阅读有了意义，这个意义就像你前面说的那样——我们遇到自己的“阅读”，惊呼，“我遇到了我。”

弋舟：
“没有那样的经历，便无法理解那样的作品”，这样的认知方法，显然很大程度地拉低了文学的意义，几乎算是消解了文学存在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压根没法理解孙悟空跟贾宝玉。当然，尽可能多一些地给不同的阅读者提供发现那个“自己”的可能，应该也是一个小说家的追求。见山见水，你得写得有山有水。格非先生说这本集子写得有“密度感”，在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兑现。一次跟他聊天，他就说起过小说“密度”这个话题，他举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质结实，是密度很好的木材，那么，即便它打得不漂亮，价值也高于一把漂亮而薄脆的椅子。这个认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尤其，它出自格非先生这样一位曾经以“漂亮椅子”为能事的前辈之口。我觉得，此间确有真意。所以，这本集子我力求让它结实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让它紧密地与现实关联，让它生长在现实的根基之中，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过往乃至未来，年长的朋友、金理和你，都翩然而至。我得学会尊重铁打的事物。动辄让人坐着毯子飞起来，我现在不大热衷了。

王苏辛：
格非老师那个比喻对小说叙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说家不可能把三维的世界压扁来增加密度感，而只能写出一层层递进状态的事实。要抵达如此结实和茁壮的密度感，可能需要“剥洋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与准确的事实重逢，甚至写到后面，作者本人也会因为这个小说，明白了一些自己过去不甚明白的东西。如此，写作也可以是阅读，阅读也可以是写作，生活因为精神层次的递进和辗转，有了密度，我想，这或许是你说的尊重铁打的事实的最大的意义。就像我读《发声笛》的结尾，发现你把小说的点落到人物青少年时期的样子，那个唱着歌的人，身上充满未经反省的荷尔蒙，但这样的他，或许是目前的他人生如此这般的源头。再说到小说之外，正是不断的“回去”，不断回到那个“朴素”少年，生而为人才不至于总是积累歉疚，而是用不断的进步，来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

弋舟：
那当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我们的眼里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实”，需要我们有能力去“准确”地与之“重逢”。而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地将世界“虚拟化”的习性——山就是山，是石头和植被，不要再去条件反射一般将它比附为“一堆音符”什么的。你所说的“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我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不讲逻辑难道不是更轻易一些吗？尽管，那样看起来似乎显得高级一些。抓铁有痕，轻盈或许才真的能够轻盈。对“现在进行时”的重视与尊重，必定导致我们重视与尊重逻辑，因为，由此我们不得不去重视与尊重“现在进行时”的根由——它是如何这般与只能这般的。一群中年人，他们不是凭空活在丙申年里的。而且，有了来路的对照，今天的诸般心事才更加让人怅惘，那些个朴素的少年，才愈发显得珍贵。于是一切都会有了“准确”的基点，让我们能够稍微可信一些地“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

王苏辛：
你说“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你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我觉得还不止那么简单，可能还要看是“文本逻辑”还是“事实逻辑”。如果是后者，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但很多时候，前者的出现会像烟雾弹一样，让人误以为自己转过去了。《丙申故事集》中的逻辑当然是“事实逻辑”，也是基于此，我们两个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不一样的人，也能就一些共通的东西对话。看《丙申故事集》前后，我也看了一些其他不错的小说，我发现《丙申故事集》和那些小说的好不太一样，你似乎无意去呈现某一个饱满的点，而着重在呈现事物的一整面，尤其是《随园》，也包括《出警》等小说，都不是单独在写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而是尽可能呈现一个打开的世界，阅读者可以从这个世界中选择一个自己的点进入。我很好奇：这样去打开世界的你，在前进时，如果不自觉遇到一堵坚硬的墙，是如何处理的？我指的不是小说技术，而是我感觉，很多小说出现的契机，或许来自那个让作者心动的部分，但可能在前进时，这一切并非最初所想，一些原本不在计划中的感觉也仿佛敏锐起来。你是如何面对那部分突然来临的东西的，会为这种写作时突然驾临的东西改变自己眼前的写作吗？还是暂时将之放在一边，继续投入那个计划中的世界？

弋舟：
世界真的必须被拆分为“计划中的世界”和被“一堵坚硬的墙”挡住的世界吗？逻辑呢？是不是也真的非要开列出文本和事实的不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一定要想清楚它正反的两面吗？当然，这些都没错，而且是我们的强项，习与性成，几乎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展开辩论的利器。但是对此，我真的有些疲惫了，那种没来由的雄辩欲终于令我心生厌倦。更为关键的是，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左右开弓的智力”，还会磨损我们行动的能力，让我们丧失对直觉的信赖，陷入过度思辨的泥潭里空转着自己的道理。所以，现在我写小说时，宁愿让自己更混沌一些，可能这样的态度，反而如你所说，更有利于“呈现事物的一整面”。世界从来都是“一整面”，是我们的聪明劲儿把它搞成了碎片。我得让自己恢复一下视力。一个婴儿看待世界会那么复杂吗？糖是甜的，有幸福感，药是苦的，令人难过，做出这些判断时，他不会聪明伶俐地想到糖吃多了蛀牙，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不辩论，辩论对他而言跟不讲理是一个意思。如果重新尊重世界的整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动机，就会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我们能够对话，不是基于我们的分歧，是依赖那个“一整面”的世界对我们基本的笼罩。只有一个世界，你以这样的心情去处理它，“突然”的东西就很难对你形成干扰，即便为之震惊，也会理解那是被“注定了的震惊”。

王苏辛：
世界确实是“一整面”，我们也始终被这“一整面”的世界笼罩，但如果这“一整面”世界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写作的驱动又在哪里？我们如何确认自己感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婴儿看待世界不会那么复杂，但我们的眼光无论如何不会是婴儿的对吧？“能婴儿乎”是一个“能”的过程，这个过程，才是写作的意义不是吗？写这个“能”，也才是“重逢”吧？

弋舟：
这“一整面”如果对谁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写作就只能对自己发生意义，对他者必定无效。写作的意义，今天在我看来，已经不再是将写作者从世界上区别出来了——那就好像是得到了某种特权，被专门遴选了一样，多狂妄。今天驱动着我的，也许正是那个让我“与人类相同”的盼望，这是对于狂妄的矫正，是对无知的反省。我们当然是独一无二的，这差不多不需要辨认，人性中自以为是的那一面从来都怂恿着我们自我的夸大，但这个独一无二，能大过世界的独一无二吗？“重逢准确的事实”，也许就是勒令我们回到事实当中，历练写作者的所“能”，不要一往无前地虚妄下去、“复杂”下去。与事实准确地重逢，与本能准确地重逢，有益于我们抵抗虚无。当然，这个动机看起来本身就那么虚无——因为我们差不多早已丧失了分辨事实的能力，我们“惯于愚蠢地将换喻当作发现，隐喻当作证据，把连篇废话当作妙语连珠，把自己当作先知……”

王苏辛：
好感觉，但是跟哪些人相同呢？这里是不是仍然有种骄傲？也许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处在这中间的人，或者说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是怎么想的。甚至可以说，世界的独一无二是由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人决定的。

弋舟：
“走在最前面的人”一个巴掌可以数过来，他们已经成圣、封神。别想了，我们不在那个巴掌里。这些问题太宏大，不是说思考它没有意义，是说竭力去琢磨，会有倒向空想的风险。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的判断压根不值得说出来。

王苏辛：
在《丙申故事集》中，我时常感觉到人物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物的变化，让小说的力量即使在文本结束之后依然有滚下去的可能。这几个小说，《出警》读下来更有剧情感，《随园》则是严密、深邃，又如北风入骨。《发声笛》、《但求杯水》和《巨型鱼缸》，人物的内心看似没有前面两篇有跌宕感，整体风貌则更接近普通的日常。我比较好奇，尽管它们都包裹在“丙申故事集”这个书名之下，但都有各自的不同与侧重点，仿佛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我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时而回到童年，时而又回到未来。即使像《随园》这样非常有密度的一篇，写到后面，也感觉那个用力写的人渐渐消失，转而看见的是一片平原。

弋舟：
写作会有失控的时候，但集子里的小说的确是我明确控制出来的结果——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确据。我不想让这本集子太过“奇崛”，但我又无法接受它彻底的平庸，于是“日常”是它的底色，在局部上，竭力跃身而起，去够向自以为可以企及的屋顶。这也是我写作时的真实姿势——我真的是写一写，就会自己在屋子里跳着去摸摸天花板。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日常地坐在电脑前。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一如你所说的一年四季，夏天不应该成为否定冬天的理由，而秋天也无法抹杀春天的价值。这才是我的丙申年，这才是世上的丙申年。如果说，我一定想通过这本集子表达什么，那么好吧，我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服从。至于表达得怎样，是否达标，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与服从的愿望相悖，我想，所谓服从，就是接受结果，它一百分也罢，五十分也罢，我都服。不服你也没法再过一遍丙申年。这样的认识，就是我眼里“准确的事实”。丙申年过完，我又长了一岁，谁都没法儿罔顾这个事实，推翻这个影响，谁要是在这些问题上也跟我“知识分子化”地雄辩，我跟谁急。

王苏辛：
哈哈。没有谁跟谁急，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与人类相同”，每个人的生命都还是独特的，是怎样，就是怎样。祝贺你在这个丙申年写下了这本独特的小说集。

2017年1月13日

丙申腊月十六

丙申故事集

弋舟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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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

字 数：9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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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303-5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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