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八百年

彭华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国八百年／彭华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7

ISBN 978-7-101-13179-6

Ⅰ．燕…　Ⅱ．彭…　Ⅲ．中国历史-研究-燕国（前11世纪~前222）　Ⅳ．K2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6464号

书　　名　燕国八百年

著　　者　彭华

责任编辑　吴艳红

封面题签　鲁九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

201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插页2　字数32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179-6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序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燕地的自然环境

一、地形和气候

二、岩石和泥土

三、动物和植物

四、矿产资源

第二章　燕地的考古学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

二、新石器时代

三、夏朝时期

四、商朝时期

五、周朝时期（封燕之前）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周—春秋）

一、召公其人

二、周人封燕

三、“春秋事语”

四、所谓“南燕”

第四章　发展时期（战国）

一、对外关系

二、迁都于易

三、禅让事件

四、伐燕行动

第五章　强盛时期（战国）

一、破燕之后，昭王即位

二、励精图治，礼贤下士

三、苏秦入齐，为燕反间

四、乐毅伐齐，势如破竹

五、破胡置郡，修筑长城

第六章　衰落时期（战国）

一、田齐反攻

二、燕赵战争

三、荆轲刺秦

四、国破家亡

下编

第七章　经济制度

一、农业

二、畜牧业

三、手工业

四、商业

五、建筑业

六、交通

七、城市

八、人口

第八章　政治制度

一、官僚机构

二、封建制度

三、封君制度

四、军事制度

五、法律制度

第九章　古族与古国

一、有易氏

二、孤竹

三、令支

四、国与箕国

五、蓟国

六、韩国

七、鲜虞—中山

八、屠何

九、俞人

十、秽貊

十一、山戎—北戎—无终戎

十二、代

十三、林胡—东胡—楼烦

十四、其他

第十章　思想文化

一、语言文字

二、思想理论

三、文学艺术

四、科学技术

第十一章　社会生活

一、衣食住行

二、婚姻丧葬

三、宗教祭祀

四、民风民俗

第十二章　燕国人物

一、国君

二、宗族

三、封君

四、大臣

五、义士

六、方士

七、诸子

八、其他

附录

一、燕国世系表

二、燕国大事年表

三、甲骨文、金文著录书目及其简称

四、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序

彭华的《燕国八百年》一书即将付梓，殊觉欣喜。这部书最初的基础，还是多年前作者随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学位论文，唯当时论文的规模和深度都不能与现在完成的稿本相比。嗣后，作者始终未放弃对这一课题的关注，经多年不懈的继续研究和修补、加工，终于做成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在叙述与评论上均有新意的燕国史新作。这是很值得祝贺的，并且可以相信，作为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本书将会受到学术界同行们的关注和欢迎，并对中国古史研究有其贡献。

在近代学术史上，对于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若以成果之数量论，或逊于对中原其他一些地区的研究，但在整个中国古史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受学者们高度重视。如本书《绪论》已指出的，王国维先生1919年发表《北伯鼎跋》一文，提出“邶即燕”的著名论点，便可看作是近代燕国史研究之滥觞。而在王国维之后，一代又一代古史学者，在对整个古代文献研究和对地下资料发掘与整理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燕国史研究也有全面和重要的推进。现在应该说燕国史研究已开始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其标志便是已有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燕国史著作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1995年出版的陈平先生所著《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一书。是书采撷先秦至明清典籍一百四十余部，几乎将关涉燕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收罗殆尽，而其按语亦多“富于启发性的新观点”（李学勤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语），是燕国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项成果。书既出，陈平先生以大作见赠，我向视为珍宝；后为彭华借去参考，应对本书的撰著有所助益，使得在陈先生《燕史纪事编年会按》问世二十余年之后，又由更年轻的学者提出了一项既吸收前人成就，又反映了二十余年来燕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和大量新资料，并具有自身特点的新成果。这正好表现出燕国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喜人势头。

作为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如同对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一样，燕国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古代燕地历史的探索，它对于说明古代中国整个历史进程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要真正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发展上的关系，而尤其在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进程时是这样。

近数十年来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新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于中国历史开端期各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上的状况，有赖于中国新石器考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们了解到，当时在分布于幅员极其辽阔的地域上的不同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远不止一支，而是众多支有着较高甚至很高发展程度的文化与社会单位。众所周知的南方的良渚文化和北方的红山文化所代表的人群就都属于这样情况的一些例子。这似乎表明，在中国历史的最早期，至少在理论上，应该不止一个地区具有向较高文明程度发展的潜势和基础。这恐怕也就是学术界很长时期以来许多人主张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的原因。当然，事实上，古代中国之最终进入以形成国家制度为标志的文明发展阶段，还是同中原地区的某些文化与社会单位的历史有关，也就是同所谓“三代”的历史有关，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所以应该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有其真理性，还不等于能够将所有不同地区在古代发展上的内容、作用和意义都同等看待。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同等看待，所描绘出来的古代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反而会失真。但反过来，也必须看到各个不同地区早期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对于所谓“三代”历史的最终形成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中原同其他地区在发展上的关系及其演变，对于当时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要合理地说明和解释古代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真实内容及其原因，就必须认真考察与分析这些关系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种解释和说明中最终回答为什么在众多早期文化与社会单位中，中原的某些文化与社会单位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而这是理解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力与逻辑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要点。当然，要做好这种考察和分析，研究者的视野不仅涉及历史开端期的远古时期，整个“三代”历史都是有关的。像彭华所做出的《燕国八百年》这样的研究，尽管只选取了古代一个有关的地区为论述对象，但其研究和论述的整个框架都使它恰好成为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上述问题的有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对于古代中国历史进程复原与解释的工作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时，确实应该有越来越多如《燕国八百年》这样比较有分量的、深入的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涌现，从而使学术界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思考具有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

说到对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当然还会想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的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化进程的问题。这自然涉及对区域史研究的需要。我过去在有关研究中，在讨论古代中国各不同地区进入国家化进程的不同方式问题时，就对包括燕地在内的许多古代区域的政治进程情况作过讨论。当时我提出过古代中国国家化进程的三种主要模式，而燕地国家化我认为是属于所谓“殖民模式”的一种进程。当然这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包括本书在内的古代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由于它们对各有关区域情况的讨论更详细和完整，应该对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会有重要作用。比如本书有很大篇幅涉及对燕地“古族”情况的介绍和讨论，这实际上对更恰当地分辨当地政治进程中所谓“殖民”或“土著自动”等不同因素的表现是非常必需的。所以这些新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在古代中国国家化进程这样的问题上检验已经提出的假说，寻找最终能成立的结论。

由此，我可以特别提及本书在内容上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它用了很大的篇幅分别对燕地的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与表现以及变化过程等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和讨论。对于研究早期中国的发展而言，这部分工作也具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古代中国各种制度和文化的传统的形成，最初的一些环节以及步骤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就是在先秦区域史研究所涉及的时期内，在各地、各人群之间所发生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乃至族群的（ethnic）事件或“事件组”的最终结果。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虽然可以认为与“三代”历史有最重要的关系，但其据以形成的材料和形成的过程，同众多区域与人群的文化表现和历史活动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古代各地区制度和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原交流情况的深入与全面研究，将为我们真正理解古代中国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内容和它形成的原因提供依据。当然，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资料的广泛搜集和分辨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涉及制度问题时，对于资料意义的确定也会要求非常专业的处理。以上所说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非常用心和详尽的讨论。我相信，读者会有其评价。

彭华是一位对于中国古史研究极为执着的青年学者，在随我攻读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后，经过几年实际工作锻炼，又随我继续攻读了古代史博士研究生。多年来，勤奋读书，不停思考，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有人曾担忧历史学，尤其是古史研究发展的前景。我想，古史固然永远不会成为热门，也不应想它成为热门，但对于它发展的前景似不必担忧。永远会有热爱古史的人。这就是每每当我看到年轻学者的古史研究新作时所想到的一句话。

谢维扬

绪论

本书先后出现过“燕”、“燕国”与“燕地”三个术语，它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有所区别的，但有时也会出现混合使用的情况。大致而言，“燕”是（姬姓）“燕国”的简称，“燕国”特指周朝时期的姬姓燕国（北燕），“燕地”多数时候指代的是“燕国的统治疆域”（周朝）或“燕国曾经统治过的疆域”（秦汉）。总之，它们都是时空术语，即地理空间上的同时又是历史时期的（姬姓）燕国。在空间上，本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以周代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为界。

古人曾经使用过“燕地”一词来指代历史时期的燕国疆域，并有过较为严格的限定。如《汉书·地理志下》说：“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汉书·地理志》是按照汉代的行政区划来界说“燕地”的，并且所依据的是文献典籍的记载，但也大体可信。那么，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究竟如何呢？

燕国疆域的东部，肯定已经抵达辽西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所载，业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地处大凌河畔的辽宁喀左县，曾经发现过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青铜礼器（窖藏），所出铜器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两地铜器铭文中的“匽侯”字体完全一致，而且“侯亚”也见于传出北京卢沟桥的亚盉，伯矩所作之器（如伯矩鬲、伯矩盘等）也曾在琉璃河发现。更为难得的是，琉璃河253号墓发现的方鼎、甗、卣等器，铭文内容与小波汰沟所出圉簋相同，它们是燕国曾经经略东北大凌河流域的证据。研究者认为，“这些情况说明，周初燕国的势力范围，确已到达辽西地区”(1)，“综观这些发现，很可能周，更准确一点说是燕，曾对辽宁省西南角大凌河沿岸地区进行过拓殖”(2)。

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372—451）注引《魏略》记载，燕将秦开击退东胡以后，又进攻箕氏朝鲜，将燕国的势力推进到满番汗（今鸭绿江下游一带）。所以，燕国疆域东部的南端可以界定在今鸭绿江流域。考古学资料显示，燕国疆域东部的南端偏北，应当已经远而及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图们江领域。“虎谷、五洞等遗址战国时期燕系统铁器的成批发现，以及吉林学古东山、梨树二龙湖等地燕国铁器的较多出土，暗示出战国晚期后半燕国的势力范围或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今日辽宁东部，而及至吉林东南部的图们江流域。”(3)

至于燕国疆域东部的北端，则包括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的西部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南湾子公社三一大队善宝营子屯东半里，发现了战国时燕国建立的沙巴营子古城。(4)在敖汉旗西北约30公里老哈河南岸的四道湾子发现了燕国的“狗泽都”遗址(5)，“狗泽都”三字是用典型的燕国长条形玺印成的。在吉林省四平地区北部梨树县石岭乡二龙山村北崴子屯，也发现了二龙湖燕国古城址。(6)考古专家认定，二龙湖古城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北部的边城。(7)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工作者对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国内城进行了勘测和发掘(8)，除出土燕国“明刀”外，还曾出土过“安阳布”、“平阴布”等赵国货币。(9)研究者认为，战国末期燕国势力已经达到集安县高句丽国内城一带，这是战国晚期辽东郡塞外的一个据点。(10)

燕国的西部疆域，就在今山西省东北部的浑源县一带。此地原属代国，代为赵襄子灭亡后，复属赵国（《史记·赵世家》），但赵国只控制了夏屋山（在今山西东北）以南的地区，而夏屋山以北地区后却落入燕国。(11)

燕国的南部疆域，在今河北唐县、顺平县（原完县）一带。此地原属中山，燕国南下进攻中山时，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即《战国纵横家书》所说的“过燕阳、曲逆”，注释说：“阳、曲逆，并燕国地名。阳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曲逆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12)2006年在河北省唐县发掘的南放水遗址，计有夏、西周和东周三个时期的遗存(13)；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体现了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或可代表西周燕文化位于大清河及其支流唐河、漕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14)

加上地处燕国核心地区的北京市、天津市，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如下：即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北部、辽宁、吉林西部、山西东北角、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

当然，本书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如某些“古族”与“古国”），它们所在的地域实际上已经部分溢出了“燕地”这一范围，与燕国只是毗邻关系，但笔者也把它们列入了本课题的研究范围。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在先秦时期，各国没有明确而严格的“国界”（boundaries）概念；加之它们与燕国又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燕地”向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金牛山人、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等，就活动在“燕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雪山文化、磁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东胡林人等，也出现在“燕地”。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15)无可否认的是，上述种种“考古学文化”的先民，他们不但“生息”在此，而且“繁衍”在此，部分居民后来即融入“燕民”的范畴（尤其是以北京人、山顶洞人、东胡林人为代表的燕地先民最具有说服力）。

在时限上，本书所涵盖的主体内容堪称“上穷碧落下黄泉”，即往上溯源于商末周初，往下跟踪至战国末季；但主体部分的时限仍然落脚在周朝（西周和东周）。有时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研究的深入，则又往上追溯到夏朝和商朝早中期，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

燕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外］迫蛮貊，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但因文献材料的缺乏（关于其早期历史，记载更是阙如），致使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空余慨叹。研究燕国历史在材料上（传世文献）的独有困难(16)，尤以其早期历史（西周至春秋）为甚。主要记载燕国史事的“燕之《春秋》”（《墨子·明鬼下》），可惜早已亡佚；《竹书纪年》原书已于宋代散失；《国语》没有专门的《燕语》，而其他诸“国语”中附带提及燕国者，又少得可怜；《左传》记载燕国的材料，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条。（西周、春秋典籍关于燕国史事的记载如此之少，当与对外交通要道被切断、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有关。(17)）而《史记·燕召公世家》则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语带过燕国的原初历史，接下来罗列的数条，也不过是“某某卒”、“某某立”一类“断烂朝报”式的“流水账”，并且还有把姞姓南燕误作姬姓北燕的地方。

进入战国以后，记载燕国历史的材料逐渐增多，但随即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材料真伪难辨。《战国策》记载的本是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语，所序历史编年本就杂乱无章；而司马迁假以入《燕召公世家》，愈发滋生舛误，而其舛误之最大者，恐莫过于苏秦之事。研究者多利用《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的六国纪年，可惜的是，《竹书纪年》后来虽多有辑佚，但难以复其原貌。幸运的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以及《春秋事语》，学者们借助于《战国纵横家书》这一“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18)研究燕国历史，使得燕国的战国史明晰了许多。(19)后世所传《燕丹子》三卷，虽然作者不明、年代尚难考定，但记事多与《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载相合(20)；就文体而论，可将其归入“历史故事”一类。(21)惜乎《燕丹子》仅载战国末期太子丹、荆轲一段史事，信息量实在有限。先秦诸子之作，关涉燕国者甚寡，有则多为片言只语。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平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下册），该书几乎将关涉燕国历史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网罗殆尽，给研究者在材料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堪称一次材料的大总结。

至于关于燕国的实物材料，则在20世纪发生了令人欣慰的变化。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古物保管委员会就对燕下都进行了实地考察；随后，于1930年3月组建“燕下都考古团”（以马衡为团长），于4月27日开始进行发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燕下都的发掘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22)；1996年，文物出版社推出了堪称集燕下都考古资料之大成的报告——《燕下都》（上下册），算是一次大总结。石永士和石磊合作撰写的《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一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专攻燕下都出土的东周货币资料，其第一章专门论述“燕国货币”，第七章集中论述“铸币范”（尖首刀范、匽字刀范），第八章综合论述“燕下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东周货币和铸币范”。该书既是对出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与燕下都相对应的（也许是更为核心的）考古发掘工作，则在北京市西南琉璃河一带进行着，其最终成果汇集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尤其是琉璃河有铭铜器的出土，更是大大改变了关于燕国早期历史一直阙如的状况。琉璃河、燕下都考古发掘资料的汇总，是燕国出土材料的两个大宗。除此以外，诸如辽宁喀左、北京昌平、河北承德等地考古发掘简报的问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燕国材料”的内涵。

司马迁曾经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国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开国到公元前222年灭亡，前后绵延800余年，历史可谓长久。

对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1890年，直隶涞水县（今属河北保定市）张家洼出土了“北伯”鼎和卣(23)，王国维（1877—1927）随即于1919年秋作《北伯鼎跋》，认为北即邶，而“邶即燕”(24)。王国维此文可以作为燕国史研究的滥觞，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笔者写作此书，算是踵武前贤。

本书立意于（同时又是立足于）王国维当年率先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二重证据法”(25)，即既充分采用传世文献，也合理运用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同时，适当援引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材料，合理参照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此而为，约略近于陈寅恪（1890—1969）《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6)。

总之，本书力求多管齐下，以期完整呈现两三千年前燕国历史文化的风貌与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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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世民：《喀左铜器窖藏》，《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44页。

(2) ［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2—383页。

(3) 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4) 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5)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四道湾子燕国“狗泽都”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4期。

(6) 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四平市二龙湖古城遗址2009年抢救性发掘》，《北方文物》，2012年第4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边疆考古研究》第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7) 《吉林发现燕国最北边城》，《人民日报》，2003年7月30日。

(8) 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吉林省考古研究所、集安博物馆：《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第1期。说明：吉林南部是高句丽崛起之地，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是古代高句丽的发祥地。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都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今吉林集安），并构筑尉那岩城。

(9) 古兵：《吉林集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第2期。

(10) 李殿福：《国内城始建于战国晚期燕国辽东郡塞外的一个据点之上》，《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

(11) 详见本书第九章第十二节。

(1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2页（正文）、第94页注释⑳。

(1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14) 段天璟、朱永刚：《南放水遗址夏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初步认识》，《考古》，2011年第4期。

(15) 详见本书第二章。

(16) 陈平在《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的后记中说，“燕史资料的匮乏散缺、淆乱讹误为先秦史列国之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于此深有感触。

(17) 《穀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也。”晋范宁注：“言由山戎为害，伐击燕，使之隔绝于周室。”

(18) 唐兰有同名论文《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载于《战国纵横家书》的附录（第123—153页）。

(19) 唐兰、杨宽、徐中舒、马雍等学者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是可信的。但也有少数学者持否定看法，如赵生群即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0) 《文献通考》卷二一五《经籍考》四二引《周氏涉笔》云：“燕丹、荆轲事既卓佹，传记所载亦甚崛奇。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

(21) 孙晶：《〈燕丹子〉成书时代及其文体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

(22) 其大体情况，可参看傅振伦（1906—1999）的《燕下都考古系年要录（1921—1987）》（《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23) 北伯铜器出土后，除北伯簋现藏故宫博物院外，余皆流失。其铭文拓片，散见于以下诸书：《三代》2.41.8、5.14.8，《美录》A617、R341，《三代》11.26.2。

(24) 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5)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2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上编

“燕地”向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上编结合考古资料、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简练梳理燕地的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详细论述姬姓燕国的发展历史。

上编所论述的燕国本身的发展历史，时间跨度前后长达800余年，基本上是从“纵向”的角度研究“燕国史”，着重点主要在燕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行文既有“线”的论述，也有“点”的研究。

第一章　燕地的自然环境

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人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早就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这种自然的联系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而土地就是其中的一种，一个“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1)。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将外界的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一类是劳动资源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以及有色金属、煤炭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

对于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中国古人也有着较为质朴的认识。《礼记·王制》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比如北方的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1962年，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Lewis Roberts Binford，1931—2011）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4)，成为“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的宣言，从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考古学”运动(5)。1968年，远隔重洋的英国考古学家克拉克（David L. Clarke，1937—1976）又推出了巨作《分析考古学》(6)。他和伦福儒（Colin Renfrew）一起，宣告了“新考古学”在英国的问世。“新考古学”又称“进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将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扩大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等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而且十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新考古学”在当今的英美占有很大的势力，在中国也不乏其人。随着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经济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等的引进和运用，中国的研究者们也日渐注重利用人类遗址中的文化遗物去分析古代遗址的年代，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环境、食物结构和人类行为等。(7)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路数，而其研究成果也足堪借鉴。

燕地主体部分所处的华北平原，属北半球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春季多风，夏季多雨，秋高气爽，冬季寒冷。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耕作技术精细，是中国主要的粮油生产基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科技发达，力量雄厚。梳理燕地在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一则有利于历史问题的探讨，二则也不失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地形和气候

（一）地形

燕国地处华北平原，西依太行山，北靠燕山，东临渤海，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黄河、海河、辽河、滦河等交织其间。在地貌形态上，本区主要包括山前洪积冲积扇形平原、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三种类型。太行山东麓是一系列山前洪积冲积扇形成的台地，山麓以西是绵延起伏的高山峻岭，山麓以东至海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平原。整个华北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倾斜。

远古时期，华北平原远较现在卑下，在战国中期黄河筑堤以前，黄河经常摆动泛滥于华北平原；由黄河的溃决泛滥所携带的泥沙随水流所至而到处堆积，由于历年悠久，这样的堆积就渐次加深加厚。(8)而钻井资料也表明，在今白洋淀—文安洼的冀州“九河”地区（《尚书·禹贡》），先秦时代湖泊沉积相地层极其典型，由灰黑色淤泥黏土、亚黏土组成，并含有大量螺、蚌壳化石及植物根茎，表明该地区曾经确实属于湖泊沼泽地貌。平原上湖泊沼泽众多，洼地连片。(9)

河北大平原上的湖泊沼泽，见诸先秦秦汉史籍的有：（1）鸡泽（《左传》襄公三年、三十年），在今河北南部、滏河上游，位于邯郸市东北；（2）泜泽（《山海经·北山经》），在今河北曲周县北；（3）海泽（《山海经·北山经》），在今河北曲周县北；（4）皋泽（《山海经·北山经》），在今河北宁晋县东南；（5）大陆泽（《尚书·禹贡》），在今河北巨鹿县西北；（6）鸣泽（《史记·封禅书》），《括地志》说鸣泽在幽州范阳县西十五里（《史记·封禅书》正义引）；等等。另外，据《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等记载，燕还有泽薮“昭余祁”；《淮南子·墬形训》省作“昭余”；《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称之为“大昭”。《吕氏春秋》高诱注说“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地点过于宽泛；而《尔雅》郭璞（276—324）注则具体得多，谓昭余祁即“今太原邬陵县北九泽是也”，即在今山西省祁县西南﹑介休东北。

先秦之时，河北大平原上的河流颇为众多，此可以《山海经》所载为证。(10)除了黄河外，最值得一提的恐怕莫过于黄河的支流易水了。《战国策·燕策一》说“（燕）南有滹沱、易水”（另见《史记·苏秦列传》），而燕之易水有南易水、中易水、北易水之分，皆发源于河北易县。南易水，今称瀑河，在河北容城县境内（今属雄安新区），作为燕国都城之一的临易，即因毗邻南易水而得名（《水经·易水注》）。今之中易水，即古之易水，起自定兴西南，入拒马河，今大部分已干涸。北易水，一称濡水，又名故安河（因在涿郡故安县），为今大清河上游支流，“源出易州易县西谷中之东，东南流过归义县，东与滹沱河合”（《通鉴地理通释》卷十“燕易水”引《括地志》）。武阳燕下都，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恰好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水经·易水注》）。战国末年，燕太子丹派遣荆轲西入咸阳刺杀秦王时，即诀别于易水（《史记·刺客列传》）。

地处黄河领域（下游）地段的华北，形成这种地形并不是很利于先民劳动、生息和通行，只有山麓台地的自然条件最为良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及殷周以后的重要城市，几乎都分布在这里。(11)华北平原地处太行山以东，交通还算便利，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山麓以西还有山口通向山西高原，北边通过燕山山脉的山口也可通往蒙古高原，东北部则有狭窄的走廊沟通东北，为平原与外界联系提供了便利。而有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却颇为优良，极其有利于生产。如今河北涿州市、固安、新城一带，是战国时期燕国最为富饶的地区，即所谓“督亢之地”。根据后世记载，这里有一个“径五十里”的督亢泽（《水经·巨马河注》、《魏书·裴延儁传》）。

（二）气候

在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70万—20万年），周口店一带的气候温暖而湿润(12)，与今日华北无大差异，属于标准的温带气候，四季分明，温而略干；但也有人认为比现在要稍微温暖和湿润一些。但总的说来，北京猿人时期的气候要比当地现在的气候温湿一些。间冰期的适宜气候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3)而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今北京、辽宁一带，当地的气候则较冷。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发现的动物群代表的是森林草原型的环境，岩羊、披毛犀等动物的存在说明当时的气候确实比较冷。(14)

在仰韶温暖期，从孢粉所反映的植被类型来看，当时华北平原的气候明显要比现代温暖而湿润，这个时期通常也被称为“全新世高温期”。当时亚热带气候几乎控制了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京津一线已接近亚热带边缘。(15)与现代相比，当时年平均气温偏高2—3℃，自然带向北迁移2—3个纬度。仰韶温暖期长达5000年左右，在距今约5000年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有所波动，形成一个低温时期。从《夏小正》反映的物候(16)及与现代淮河中游地区物候的比较来看，夏朝时期的物候在春季要提前半个月左右，气候仍然比较温暖。商朝时期（前14世纪—前11世纪）是仰韶温暖期的最后一个温暖期，结合殷墟出土的动物群来看，黄淮海平原中部的气候区比今天更温暖；如以犀牛和象的成群活动作为亚热带北界的标志，则当时亚热带北界至少在安阳一线。接下来的西周是全新世温暖气候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冷期，在这个阶段，气候变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动物界的南迁，标志着黄淮海平原气候向一个新的时期演变；之后，黄淮海平原再也没有达到仰韶温暖期的水平。从西周至两汉期间，黄淮海平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温度不断下降。在这期间，黄淮海平原的气候也出现过一些波动。春秋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仍然比现代温暖；而战国至汉初的气候要比现代略冷些。从西汉中叶开始，气候回暖（这个回暖过程很可能带有突变的性质）。(17)

上述结论，与竺可桢（1890—1974）的研究还是基本吻合的。竺可桢的研究表明，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为温暖期（考古时期），公元前1100年至1400年为寒暖交替期（物候时期，其最低温度出现在西周前期），1400年至1900年为寒冷期（方志时期），1900年以来为气候波动期（仪器观测时期），并且每个时期内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特点。(18)

按照这一划分，燕国地区从其开国到其灭亡之前，大致经历了三个气候变化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温暖期，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50年的短暂寒冷期，以及公元前770年至秦汉的温暖期。

二、岩石和泥土

燕国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北部地区，今天的地貌分区为潮白河、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和渤海滨海冲积平原、滦河洪积冲积平原。因河流支岔众多，沼泽密布，地下水位高而又排水不畅，使土壤不易脱盐，高矿化地下水不易淡化，从而导致土壤盐碱化。

历史上的燕地，确实也是中国盐碱土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冀州（在黄河的曲绕之内地区，有今山西、河南黄河以北及河北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角），“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所谓“白壤”，是指含有盐分而质地疏松的土壤，盐分因水分的蒸发而凝聚起来，使地面略呈白色，具体所指即今河北、山西平原的盐渍土。(19)盐碱土，古人又称之为“（斥）”、“卤”，“卤，西方咸地也。……东方谓之，西方谓之卤”（《说文解字·鹵部》）。春秋战国之时齐燕盐业之发达，与此不无关系。

但燕国也有既无斥卤而又肥沃的土壤，这就是“督亢之田”（今河北涿州市、易县、固安县一带）。《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引《地理志》说：“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正义引刘向（前77—前6）《别录》说：“督亢，膏腴之地。”又引《风俗通》说：“亢，漭也，言平望漭漭无涯际也；亢，泽之无水斥卤之谓。”(20)后世遂以“督亢”泛指膏腴之地。

燕山一带还出产“婴石”，婴石又叫“燕石”，也就是玉石。《山海经·北次三经》：“燕山多婴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郭璞注：“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所谓燕石者。”《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两相对照，有的研究者便指出，燕山即玉石山，也就是今之大房山；燕水即圣水，也就是今之琉璃河（又称大石河）。(21)《石谱》亦云，“燕山石出水中，名夺玉，莹白而温润，土人琢为器，颇似真玉”（《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引）。燕地之盛产玉石，至后世依然如此。《明水轩日记》又云，“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引）。

正因为燕山一带盛产玉石，故燕地先民随顺自然地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很早便在玉石的制作上展示了良好的专业水准。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他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他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22)

三、动物和植物

在北京猿人所生活的年代（距今约70万—20万年），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动物有剑齿虎、纳玛象、肿骨鹿和扁角鹿、披毛犀和梅氏犀、棕熊和黑熊、豹、狼、大丁氏鼢鼠等，植物有松树、桦树、朴树、紫荆等。(23)学者们推断，当时周口店一带草木茂盛而密集，既有森林也有草原，附近一度还出现过沙漠。在新洞人所生活的年代（距今约20万—10万年），发现的动物群有四十种，其中如硕猕猴、翁氏鼢鼠、肿骨鹿等许多类型是从中更新世延续下来的，而岩松鼠和赤鹿等则是晚更新世新出现的典型代表；当时新洞人猎取的动物有鹿、蛙、鸟等。(24)到了山顶洞人所生活的年代（距今约1.8万年），北京当地的动物有鹿、狐狸、獾、野马、野牛、野猪、野兔、羚羊、鱼等，这是当时山顶洞人的生活来源之一。(25)

在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地区，考古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二十六种，而已经灭绝的动物比例较大，其中三门马、梅氏犀、肿骨鹿、变种狼、硕猕猴等都是中更新世中期有代表的种属；这些动物群的出现，表示该地区的古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26)在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辽宁本溪山城子庙后山遗址，发现的动物种属与金牛山地区基本相同。(27)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群有二十多种，主要是达呼尔鼠兔、硕旱獭、直隶狼、野马、岩羊、羚羊、披毛犀等。最多的是羚羊，它们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28)在位于河北阳原县阳原盆地桑干河左岸的虎头梁一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的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中华鼢鼠、野马、野驴、普氏羚羊、转角羚羊、披毛犀等十五种，属华北黄土期草原动物群。(29)

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河北徐水南庄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存在着大量的动物遗骸，包括可能属于家畜的狗、猪，属于家禽的鸡、鹤，以及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和植物茎叶、种子等，兽类以鹿科最多(30)；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南庄头遗存早期可能处于采集农作经济类型阶段。(31)

在史前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4500年），今华北全境有着良好的天然植被，其大部分地区都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森林及草原所覆盖。(32)由于当时华北的湖泊沼泽较多，因此沼泽植被也分布广泛，伴有大量水生和湿生的植物。(33)冀北山地的西段、晋北、内蒙古高原的中部一带，是植被较好的草原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华北平原发现过许多适应生活于湿润湖泊沼泽环境的四不像麋鹿遗骸，反映出该地区历史上曾经是湖泊沼泽密布、洼地连片的地带，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盛产其间。(34)孢粉分析发现，河北东部滦河下游喜温阔叶树花粉甚多，种类丰富，出现了至今已不可见的杨梅、札木等，还有不少水生植物（如菖蒲等），还有在现代仅生长于温暖水域的菱的花粉。(35)

黄淮海平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因而其天然植被的破坏也为时甚早。但直到西周和春秋之际，该地区的人口密度仍然较小(36)，而天然植被也保存完好。到春秋后期，这一带的垦殖加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华北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遭受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破坏，随着人口的激增，森林被砍伐，草原被开垦，耕作面积急剧增大，大量的栽培植被取代了天然植被。到西汉时，林木资源已经显示为枯竭之势。(37)

通过对地处北京石景山老山汉墓出土植物遗存（果实和种子）的鉴定与分析，可以大体得知，西汉时期燕国（京津地区）先民种植和食用的主要是旱生的农作物（黍、粟、大豆和大麻）。总体上看，当时西山地区仍覆盖着主要由栎、椴、梣、栗、胡桃、榆、朴等组成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油松林，当时的历史气候应是北京地区3000年以来最为温暖和湿润的气候期，在山前湿地（湖泊、沼泽）发育，水生植物丰富。(38)

至于适宜于该地的农作物和牲畜，《周礼·夏官·职方氏》有明文记载(39)：幽州（跨今河北、辽宁）“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四扰”指马、牛、羊、豕，“三种”指黍、稷、稻；冀州“其谷宜黍、稷”；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直到战国之时，本地区仍有“鱼盐枣栗之饶”，果园种植业和蚕桑养殖业较为发达，“燕、代田畜而事蚕”（《史记·货殖列传》）。因此，苏秦说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战国策·燕策一》）。

燕地产黍之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苏秉琦指出，“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黍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40)。

附带提及的植物还有蓟和燕脂草。蓟，又名山蓟、山姜、山连、山精、术(41)，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茎和叶有刺和白色软毛，初夏开紫红色花。有大蓟和小蓟两种，大蓟茎高四五尺，小蓟茎高仅尺余。全草可供药用，有活血消肿的功能；嫩叶和茎皆可食，亦可作饲料。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指出，北京因遍生蓟草而称“蓟”（“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古蓟门》亦云：“京师古蓟地，以蓟草多得名。……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是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42)

另外，古代的北京还生长有大量的燕脂草（匈奴境内盛产燕脂）。燕脂草“叶似蓟，花似蒲公”(43)，也有活血的功效；捣碎之后，其汁液呈红色，又可作为化妆之用，“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44)。后世又或说北京因出产燕脂草而名“燕”。北京因蓟和燕脂草而称“蓟”和“燕”一说固然不可信从，但北京盛产蓟和燕脂草却可信。

四、矿产资源

燕地有着较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和铜矿资源，直至汉朝时依然如此。燕国在兴隆设有官营作坊，专门生产冶铁手工业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87件。(45)嗣后，汉朝政府在渔阳郡（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的渔阳、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的平郭设有铁官（《汉书·地理志下》）。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昌平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46)，在丰台大葆台西汉墓中出土了铁制品。(47)在燕下都遗址，发现了制铁工具作坊遗址1处、铸铜器作坊遗址1处。(48)

燕地的盐业资源也较为丰富。早在《周礼·夏官·职方氏》中，就有“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的记载，《战国策·燕策一》说燕地有“鱼盐枣栗之饶”（又见《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下》）。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的池盐煮造业已经颇为兴盛。到战国之时，又以濒临渤海和黄海的齐、燕两国最为发达，“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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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2)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页。

(4) Lewis R. Binford：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28（1962），pp.217-225.

(5) 很多考古学史家都以宾福德为“新考古学”的创始人，但张光直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在张光直看来，向美国传统文化史派考古学开第一炮的是克罗孔（Clyde Kluckholn，1905—1960），时间是1940年；泰勒（Walter Willard Taylor，1913—1997）于1948年出版博士学位论文《一篇考古学的研究》（A Study of Archeology），“这本书可以说是新考古学的宣言”。（张光直：《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原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8日；后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44—145页。）

(6) David L. Clarke：Analytical Archaeology，London：Methuen，1968.

(7) 王社江：《浅议环境考古》，《中国文物报》，1991年11月10日第三版；蒋迎春：《专家在京座谈环境考古学》，《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第二版；曹兵武：《环境考古学与新考古学》，《文物天地》，1992年第2期。

(8)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下游的堆积》，《河山集》（第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9) 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第1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

(10) 谭其骧曾经专门考证过这一问题，详见其《〈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该文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后收入《长水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 史念海：《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河山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 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1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9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15) 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线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根据夏纬瑛（1896—1987）的研究，《夏小正》产生于淮河中游地区（《夏小正经文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

(17) 以上一段文字，主要借鉴自《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邹逸麟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1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9) 万国鼎：《中国古代对于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知识》，《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

(20) ［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14页。

(21) 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兼辨燕山、燕易王、燕昭王》，《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史研究会编印，1980年。

(22) 苏秉琦：《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23) 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1期；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8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25) 贾兰坡：《山顶洞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3年；贾兰坡：《中国猿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8卷第3期，1960年。

(26)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2期，1978年；《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其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4卷第2期，1976年；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

(30) 周本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1992年第11期；原思训等：《南庄头遗址^14C年代测定与文化层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11期。

(31) 金家广、徐浩生：《浅议河北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考古》，1992年第11期。

(32) 周昆叔等：《对北京市附近两个埋藏泥炭沼的调查及其孢粉分析》，《中国第四纪研究》，第4卷第1期，1965年。

(33) 李秀萍：《北京地区全新世以来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五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88年。

(34) 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第1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

(35) 李文漪等：《河北东部全新世温暖期植被与环境》，《植物学报》，1985年第6期。

(36) 童书业：《春秋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0—71页。

(37)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53—54页。按：令人不解的是，《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此处竟然没有引用史念海的研究成果。史念海在《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刊《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3、4期）中指出，西周时期黄河流域主要是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大致由渭水上游或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各地。

(38) 孔昭宸、刘长江、赵福生：《北京老山汉墓植物遗存及相关问题分析》，《中原文物》，2011年第3期。

(39)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3页。

(40) 苏秉琦：《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41) 《尔雅·释草》：“术，山蓟。”郭璞注：“《本草》云：术，一名山蓟。今术似蓟，而生山中。”邢昺疏：“生平地者，即名蓟；生山中者，一名术。《本草》云：一名山蓟，一名山姜，一名山连。”

(42)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年，第3页。

(43) （晋）崔豹：《古今注》下“燕脂”条。

(44)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燕脂”条。

(45) 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46) 《北京郊区发现汉代古城遗迹》，《文物》，1955年第1期。

(47)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4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第二章　燕地的考古学文化

“燕地”向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浓厚的人文积淀。在燕地范围内，旧石器时代有北京人、新洞人、金牛山人以及山顶洞人等，新石器时代有东胡林人、雪山文化、磁山文化、红山文化等。传说时代有“五帝”的诸多足迹，青铜时代有夏家店文化等，商周时期有琉璃河古城遗址和黄土坡墓葬等，它们都是燕地历史文化的建设者、人文历史的见证者。

一、旧石器时代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燕地，北京发现了“北京人”、“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等，辽宁发现了“金牛山人”、“建平人”和鸽子洞遗址等。

（一）北京人

“北京人”，又称“中国猿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is）、“北京中国猿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is），其遗址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1918年，时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此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揭开了周口店工作的序幕。1921年至1926年，安特生会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1894—1988）等人，在这里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1927年，中外合作，开始对洞穴进行大规模的正式发掘。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1904—1982）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化石。1936年，贾兰坡（1908—2001）又在这里发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发掘工作被迫停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化石标本全部下落不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发掘出了6个人类头骨化石及其他遗物。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北京人化石，是目前发现的生活于北京地区的最早的古人类。北京猿人洞文化堆积从距今约70万年至23万年，持续达40多万年之久。根据已发现的人类化石的层位，北京人是从距今50多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约30万年。当时所处的年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人类学上属晚期猿人阶段。

北京人的头骨还具有许多原始特征（与爪哇人相似），颅盖低平，前额后倾，脑容量较小（平均1075毫升），头骨高度远比现代人低矮，头骨壁较厚（平均为9.7毫米），颧骨较高，眉脊粗大，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颏。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上下肢骨已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状，能够直立行走，北京人化石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北京人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平均身高1.52米，比山顶洞人和现代中国人稍矮。头骨的解剖学参数显示，北京人还不会说话。北京人的寿命很短。在可统计的22个猿人个体中，死于14岁以下的有15人，占68%；死于15—35岁和40—50岁的各有3人，各占13.6%；死于50—60岁的只有1人，只占4.6%。

北京人洞穴内有很厚的堆积层，说明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间相当长。发现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石锤和石锥等；此外，还有木器、骨器等。石器的加工技术以砸击法和锤击法为主，碰砧法使用较少。在洞穴的堆积中发现了许多木炭，还有很厚的灰烬层，灰烬和被烧过的东西都一堆一堆地堆放于一定的地区。据此判断，北京人当时已经知道用火，并且还有一定的控制火和管理火的能力。北京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在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化石）。(2)

中更新世时，西山曾经发生过一次因谷地地震崩塌造成的湖浸；据此推断，北京人居住的洞穴的崩塌，有的可能是由于古地震的作用。洞穴由此逐渐被填满，加之洞顶崩塌，北京人遗址逐步失去了居住的条件。约在距今23万年前，北京人离开了第一地点洞穴，迁居到了其他地方。(3)

（二）新洞人

1973年，在“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四地点的洞穴里发现了一颗古人类牙齿、石器及许多动物化石。经测定，古人类牙齿较北京人进步，命名为“新洞人”(4)，其年代距今约20万至10万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新洞人的体质特征已经有了显著变化，模样更接近现代人。在新洞里，发现了两件磨过的骨片，这说明新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在新洞的灰烬里，发现了烧过的石头、石器、骨头和一颗朴树籽，烧骨中有大象和食虫类，堆积物中含有大量的花粉。新洞人仍然过着洞穴生活，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但以肉食和熟食为主。(5)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6)

（三）东方广场遗址

1996年12月，发现于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的施工现场。(7)经碳十四（14C）测定，该遗址上文化层距今24240±300年，下文化层距今24890±350年，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年代更古老的还有西单中银大厦遗址(8)）。

出土标本2000余件，主要为石制品、骨制品和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的原料来自河滩，黑色燧石占绝大多数；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也用砸击法；石器分为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石钻、石锤等。骨制器的原料来自原始牛的肢骨，主要采用锤击法。有丰富的用火遗迹，如烧骨、烧石、木炭、灰烬等。动物化石的种类有牛、马、鹿、兔与鸵鸟等。研究者认为，东方广场遗址与北京山顶洞人、山西峙峪和黑龙江阎家岗遗址在文化上有密切关系。(9)

（四）山顶洞人

1930年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发现，1933—1934年做了系统的发掘。据碳十四测定，山顶洞堆积下部的年代为距今约1.8万年，上部年代为距今约1.5万年（后来修正为距今2.7万年左右(10)）。山顶洞人在古人类学分期中属新人阶段，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

全部化石包括3个完整的头骨及碎片，至少代表包括不同年龄和性别的8个个体（2个成年男性、3个成年女性、1个少年、2个幼儿）。其特征是：前额高起，脑腔发达，脑容量为1300—1500毫升（平均1393毫升）；脑壳变薄，口缘后退，下颌突出；牙齿细小，齿冠增高。男性身高1.74米，女性身高1.59米。山顶洞人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从体质上看，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类型，和现代人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山顶洞人的寿命比北京人长，死亡率较北京人低，也较早期智人要低。

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很少，包括石制品、骨角制品和装饰品。石器总共只发现了25件，都不具代表性。石器的类型很简单，只有砍砸器、刮削器和两极石片（两端刃器）。最能代表当时技术水平的是一根骨针，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这根骨针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知道缝制衣服。发现的装饰品非常丰富，有1件钻孔的石坠、7件穿孔的石珠、3件穿孔的海蚶壳、1件钻孔鱼骨以及兽类牙齿、青鱼眼上骨和刻道的骨管等。从山顶洞人所制造的各种骨角器和装饰品的工艺水平看，当时人们已经掌握钻孔、磨制和切割等新技术，并且已有爱美观念。山顶洞人的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陆地动物和水生动物的骨骼，说明山顶洞人已将生产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水域。山顶洞的下室是山顶洞人的公共墓地（这应当是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墓地），尸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可能同原始宗教的萌芽有关。山顶洞人能够人工取火，已有了劳动的自然分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组织开始产生。(11)

（五）金牛山人

1974年，在辽宁营口县（今大石桥市）永安乡田屯村西金牛山A地点发现。遗址堆积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估计距今二三十万年（铀系法测年，上层为距今20万—16万年，下层为距今31万—20万年）。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中期，考古学上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金牛山人为一个25—30岁的男性个体，其头骨、脊骨、肋骨、髋骨和四肢骨保存相当完整。金牛山人的头骨与北京人极为相似，但眉脊、牙齿没有北京人那样粗壮，骨壁也较薄，表明金牛山人比北京人要稍微进化些。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其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器形单调而不规整；形制较小，以圆形刮削器为主，与北京人的石器极为相似。还有烧土块、灰烬、炭粒、烧骨等用火痕迹。上文化层发现哺乳动物化石35种，下文化层出土了26种哺乳动物化石，都是中更新世种属。

1984年再度进行科学发掘时，在金牛山A地点发现金牛山人化石，包括同属于一个个体的头骨及头后骨共50余件。综合头骨及头后骨的整体特征观察，1984年发掘的金牛山人应是一个刚成年不久的女性。

吴汝康（1916—2006）认为，金牛山人比北京人进步。但有的古人类学者将这种人类化石归入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类型”，也有人认为属于晚期智人。(12)笔者觉得，还是将金牛山人划归早期智人为好。

（六）鸽子洞遗址

鸽子洞遗址位于辽宁省喀左县水泉乡瓦房村的鸽子洞。1956年文物调查时发现，是东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后在1973年和1975年进行过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等。距今约15万年。其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接近中期之末），约为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的过渡期。(13)

文化遗存主要为石器，其次是烧石、烧骨和灰烬。石器材料以石英岩为主，其次是燧石、火成岩、石灰岩。石器的打制方法以锤击法为主，也有砸击法。石器种类较多，以石片石器为主。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体，其次为尖状器，仅有几件大型的砍砸器，其余均为中、小型工具。用火遗迹丰富，灰烬层最厚可达一米以上，内含大量烧骨、烧炭。从石器打制加工技术到石器工具的组合、形体大小等可以看出，鸽子洞与北京猿人的文化均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其工艺水平又比北京猿人进步。可以说，鸽子洞文化与北京猿人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基本上是北京猿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14)

（七）建平人

1957年，在辽宁建平县收集到一根古人类右侧肱骨（上臂骨）化石。据鉴定，属成年男性骨骼化石。从骨干外侧面挠神经沟较浅看，近似早期智人；从骨干中部的前后径大于横径看，又与现代人接近，应属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从总体特征来看，其形态与山顶洞人的肱骨相似。根据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的材料分析，建平人肱骨的地质时代大概是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五六万年。(15)

（八）虎头梁遗址

阳原盆地，又称泥河湾盆地，是河北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中心，其中又以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虎头梁文化最具典型性。虎头梁遗址，位于河北阳原县阳原盆地桑干河左岸的虎头梁一带，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之末，考古学上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16)

1965年，在盆地中部虎头梁村附近发现了可靠的旧石器；1972—1974年，连续进行了发掘。(17)1990年代以来，中国和美国合作，对泥河湾盆地东缘的更新世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石制品非常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是少量的各式楔形石核，这种楔形石核的加工技术稳定、规范。虎头梁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注意到遗址的平面布局，在报告中发表了火塘及周围遗物关系的平面图。在73101地点，同一平面清理出了三个篝火遗迹，呈“品”字形分布，“与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文化的短期营地遗址的结构比较相似，应属于同类遗存”(18)。发现的石器成品（打制石器）中较多的是投射器头，动物遗骨多属老年个体。综合各种现象判断，73101地点当是一处猎人的宿营地，人们在此居住的时间不长。从石器类型和制作技术来看，属华北以小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传统。(19)

近年的研究基本上确定了旧石器时代泥河湾盆地文化的发展序列，早期的典型遗址有阳原马圈沟、东谷坨、小长梁等，中期以阳原许家窑遗址为代表，晚期以虎头梁群为代表。(20)1990年代在泥河湾盆地开始的新一轮关于早期人类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不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是进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方法更新的一次尝试。(21)

二、新石器时代

（一）东胡林人遗址

1966年4月发现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十一五”期间持续发掘(22)），距今约11000—9000年（碳十四测年并经校正），地质年代属全新世早期，考古学上属新石器时代早期。

2001年7—8月，对东胡林人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五处火塘遗迹，这是当时人类在此活动的重要证据。2003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005年10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2006年9—10月，进行了第四次发掘。

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两个成年男性和一个少女的化石，填补了自山顶洞人以来华北地区人类发展的空白。少女高约165厘米，其中一名男性高约174厘米。在东胡林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带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灰色石英岩石片8件。在少女身上，有用50多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和用7段牛肋骨穿成的骨镯，表明东胡林人具有较好的审美意识。在墓中发现了骨制的弓箭，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一项重大进步。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化石，多为鹿类动物的肢骨、角及颚骨、牙齿等，还发现了猪、獾的骨骼、牙齿及大型禽类的肢骨等。这些表明，东胡林人的经济活动仍以采集狩猎为主，狩猎对象主要为鹿类动物。东胡林人不是发现在山洞中，而是发现在平原的黄土台地上，大概也就是从这时起，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居民就已经离开山洞来到平原上居住。(23)这座墓葬有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墓葬，当时或许已经出现了个体家庭。

（二）转年遗址

北京地区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转年遗址。转年遗址位于北京怀柔县（今怀柔区）宝山寺乡转年村，1992年发现，1995年、1996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约500平方米。文化堆积分四层，第四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转年遗址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有两个：一为距今约9210年，一为距今约9800年。

转年遗址共获遗物18000件，多为石器，有打制的石片、砍砸器、尖状器和磨制的石斧、石钵等。细石器数量众多，制作精良，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等。值得一提的是，转年遗址还出土了两件钵状石容器的残件。在这两件石容器的残件上，有明显的划断磨痕。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烧制火候较低而质地疏松。(24)

（三）南庄头遗址

南庄头遗址是中国北方乃至全国发现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

1986年发现于河北徐水南庄头，次年进行发掘。在45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共出陶片15件，石器、骨角器4件，有人工凿孔痕迹的木棒、木块各1件，以及大量禽、兽、畜骨和蚌壳、螺、种子等，保存得最多的是动物骨骼；但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常见的细石器或小型石片石器。与文化遗物共出的7个木炭、木头样品测定的碳十四数据表明，南庄头遗址的年代在距今9700（BK86121）—10510（BK87075）年，亦即一万年上下。(25)

1997年7—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又对南庄头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60平方米，发现了两座灰坑、两处用火遗迹和4条沟，其中1条（G3）沟中出土了丰富的动物骨骼、陶片和石器、骨角器等。(26)推测，当时人们是在沟中烧烤、煮食物，敲骨吸髓。(27)历史时期活动于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的非华夏族，可能与南庄头遗址有关。

通过对南庄头遗址中的动物骨骼与植物孢粉的分析，基本上可以断定：当时生活于此的居民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虽然狩猎和采集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但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并且可能已经初具规模。

（四）镇江营一期文化

镇江营一期文化，是以北京房山区南尚乐乡（今大石窝镇）镇江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最下层堆积命名的。1959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1986年进行钻探，1987—1990年进行大面积发掘。

镇江营一期文化的分布区域，自北京西南部达河北省中南部，叠压在后冈一期文化（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二期遗存）之下。碳十四树轮校正年代数据证明，镇江营一期文化距今9000—7000年。在已区分的早、中、晚三期中，中期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说明这支文化的繁荣期当在距今8000年左右。

镇江营一期文化所发现的陶器，红陶占绝对多数，素面为主，彩陶只有1片；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体，釜、钵、罐等较常见，其次有盆、壶、器盖、网坠等。大量使用打制的石片石器，细石器较少，磨制石器更少。骨、角器有角锥、骨锥等，系用动物角或肢骨磨制而成。房屋的踩踏面形状不规则，看上去更像一个简陋的窝棚；有的烧灶建在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期的灰坑里出土了1件盂，口沿下施一周刻划的折线纹，与磁山文化的盂十分相似。(28)

（五）磁山文化

1976—1977年发掘于河北武安县磁山，分布于冀南、豫北等地，是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早于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地层关系和遗物特征，磁山文化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

遗址中的房屋分布稀疏，平面布局也不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村落那样规整有序；房基分为圆形或椭圆形两种，都是半地穴式建筑。发现的灰坑多达数百个，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石器有石镰、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等，磨制多于打制。在磁山文化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琢制的磨盘以及与之相配的磨棒。陶器是当时的主要生活用器，均为手制，器形有陶钵、陶罐、陶盂等，火候较低，质地粗糙，多红陶和褐陶；器表多素面（带纹饰者仅占三分之一），主要有浅细绳纹、编织纹、篦纹、划纹等，以绳纹最常见。骨质的渔猎工具如镞、倒刺鱼镖等也有发现。由动物遗骨的鉴定结果推测，作为一种辅助性经济成分，当时的居民已经饲养了猪、狗、鸡等。遗址中发现了数百个储藏粮食的窑穴，腐朽的谷物都是粟类。如果换算成新鲜谷物，重量可达5万公斤以上。(29)这说明，当时除了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外，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并从事着家禽养殖业。(30)

磁山遗址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磁山遗址是华北地区首次经过大规模揭露的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遗址，它所提供的村落，推进了这一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及农业起源等问题的探索”，而“这里发现的鸡的标本，据鉴定证明已脱离原鸡的形态，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饲养的家鸡”。(31)

（六）上宅文化

1984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平谷县上宅村、大兴庄北埝头村各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5年春至1987年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学者对这两处遗址的遗迹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认为它们是一支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的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将其命名为“上宅文化”。

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判定，结合碳十四测年，可以把上宅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以上宅遗址第七层和第六层为代表，第二期以上宅遗址第五层和第四层为代表，第三期以北埝头遗址和孟各庄二期为代表。碳十四测年和树轮校正年代表明，上宅文化距今约7500—6500年。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运用琢磨工艺加工出来的石质工具，如斧、锛、凿、铲、杵、镞、磨盘、磨棒等。(32)上宅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五组，源于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同时期镇江营一期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西寨类型以及北辛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33)上宅文化弥补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空白，它处于北方文化区的南部边缘地区，对于深入研究这两大文化区的相互关系与原始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34)

初步判断，当时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猪、羊等动物已经被驯化；同时，畜牧、采集、渔猎仍然是重要的生活来源。(35)环境考古表明，“上宅遗址依山傍水，聚居于河旁黄土台地，形成于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人们过着农耕与捕捞、采摘、狩猎相兼的生活。平谷区东南部全新世中期发达古水网的阻隔作用和东北部低山、丘陵的连通作用，促成独具特点的上宅文化”(36)。对上宅遗址出土的一件磨盘和一件磨棒进行淀粉粒分析，表明当时的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当时人类社会的经济方式为采集与农业并重。(37)

（七）新乐文化

在地处辽河中游的沈阳，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新乐文化遗址（距今7500—6800年）。新乐文化，亦称“新乐下层文化”，以沈阳北郊新乐遗址下层遗存为其代表性遗存（新乐遗址上层遗存属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下辽河领域，与西辽河领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有文化联系。

村落多选择在靠近河旁的土岗上，房屋多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中部有圆形浅灶坑。房屋建筑面积有大有小，个别大型的达90平方米以上，少数在50平方米左右，多数在30平方米以下。石器以打制石器（包括细石器）为主，也有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器形有镞、斧、凿、盘、棒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疏松，火候较低，表层易脱落。在编号为F2的大房址中（面积达95平方米），发现有成堆的炭化谷物。这些谷物均未脱粒，经鉴定与东北大葱黍近似。(38)F2出土的磨盘、磨棒具有统一规格且加工精细，“理应被视作主要是加工种植农业产品的工具，尽管它们还兼有加工采集的果实的功能”。(39)学术界一般认为，新乐遗址是鸟夷的居地，或许就是以太阳鸟为图腾的少昊族。(40)

沈阳地区时代晚于新乐下层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沈阳东郊新民县偏堡遗址的文化遗存。该遗址的出土物有饰堆纹和刻划纹的直腹罐、矮圈足钵和制作精细的细石器。(41)

（八）雪山文化

1961年在北京昌平县雪山村首次发现，并因此而得名。(42)1981—198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再一次发掘雪山遗址。

雪山文化堆积层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雪山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第二期（雪山二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第三期（雪山三期）相当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雪山一期文化，距今六七千年，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有敛口钵、双耳敞口罐、双耳小口大罐、双耳篮纹碗等，还有彩纹片、石斧和玛瑙等。遗迹有圆形灰坑，可能是当时储存东西的窑穴。出土的红陶钵和彩陶片，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近似，又与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陶器有些相似，说明当时南北两地都对北京地区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北京地区类似雪山一期文化的遗址，在昌平县林场、马坊和密云县燕落寨等地均有发现。

雪山二期文化，距今四千多年，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雪山二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有磨光黑衣灰陶双耳罐、折腹盆、三足奁、灰陶篮纹罐和褐陶绳纹鬲等。从这些器物判断，雪山二期文化属于龙山文化范畴；就其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可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北京地区类似雪山二期文化的遗址，在昌平县的燕丹、曹碾和平谷县的刘家河等地均有发现。(43)

距今7000年之前，北京地区同时生息着两个文化系统，一个是以镇江营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圜底器系统，一个是以上宅文化为代表的平底器系统。二者的器物群各具特色，尤其是早期的陶器群，看不出文化交流的迹象。两个文化系统以永定河为界，各安其境。(44)

（九）红山文化

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后遗址，1954年命名为“红山文化”。其分布范围北起昭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和河北北部燕山地带，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估计其年代距今约6500—48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红山文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和采集；在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日渐独立，社会结构开始分化。主要生产工具为石器，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主要器形有耜、锄、铲、斧、锛、磨盘、镞等。陶器多夹砂褐陶和泥质红陶，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泥质陶略多于夹砂陶）；器形有罐、盆、钵、瓮等。纹饰有压纹、线纹、菱形纹、鳞形纹等；压纹多呈“之”字形，受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彩绘仅饰于泥质红陶器，是先绘彩后烧制的，有黑彩和紫彩，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居住在靠近河岸台地或较高地点的村落内，在村落遗址内发现了许多房屋遗迹，多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墓葬发现较多，墓地多选择在山坡上或高台地上。(45)

1979年以后，又在辽西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了大型石砌祭祀遗址；1983—1984年，又在建平、凌源两县交界的牛河梁村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和几十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石砌围墙遗址。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各种玉器，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有的研究者认为，5000年前的辽西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文明社会。(46)1989年，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M21又出土了许多玉器（如青玉小龟，与M21同冢的M1出土了两件玉龟）。(47)有的研究者认为，红山文化似可分为“红山后类型”和“东山嘴类型”，但至今尚无定论。

红山文化发展经历了大约1700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红山文化四期前段社会出现了分层现象，四期后段社会分层加剧。坛庙冢、坛冢和坛、冢等不同祭祀等级建筑和不同形式祭祀活动，形成了完备祭祀礼制。墓葬形制和随葬玉器种类、数量、质量是权力阶层内部等级的标志，形成严格的丧葬礼仪。在牛河梁祭祀遗址中高级别墓葬只随葬象征社会地位的玉器，不见夸富的随葬品，说明社会贫富差别不大，所谓的社会上层显贵也是贵而不富，还没有产生阶级和国家，社会已经处在文明起源阶段。(48)

（十）小河沿文化

因首先发现于辽宁敖汉旗（今属内蒙古赤峰市）小河沿乡的南台地遗址而得名。其时代晚于红山文化，距今约5300—4500年。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从红山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红山文化相同。

小河沿文化的村落多选择在河岸旁的台地上，但也有一部分位于平原的高地处；灰坑有圆竖井形和椭圆竖井形，多分布在房屋周围。小河沿文化的生产工具和加工工具以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但细石器的数量比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明显减少。石器基本上是磨制的，器形有斧、锛、凿、铲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在小河沿遗址中曾经发现过一处墓地，位于山顶的阳坡上，墓葬作分区埋葬排列，间距甚小，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盛行单人仰身屈肢葬，同时也有少量男女合葬墓。(49)

在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划纹、几何纹、原始文字符号、抽象动物花纹等；尤其是原始文字符号，“虽然它仍类似图画，却已经显示了象形文字的雏形”(50)。

（十一）五帝时代

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中国进入了“五帝时代”。由于那是一段尚无文字的历史，故又称之为“传说时代”(51)。一般认为，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晚期。

关于“五帝”，历来众说纷纭（不下于五说）。(52)《大戴礼记·五帝德》认为是黄帝、颛顼、喾、尧、舜，此说后被《史记·五帝本纪》采纳。“五帝”的许多事迹，与燕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因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改姓姬。(53)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54)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

炎帝，姜姓，号烈山氏，一作厉山氏。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相传少典娶于有蟜氏而生炎帝。原居姜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一说，炎帝即神农氏。

蚩尤，东方九黎部落首领(55)，以“金”为兵器。因好战、善战，后世或尊之为战神，亦为恶人的代称。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最初居住在今陕西一带，后来都逐渐向东迁徙和扩张，一直到达华北的东部。(56)炎帝部落东迁的路线偏南，黄帝部落东迁的路线偏北，曾经活动于今河北张家口市的涿鹿县一带（“邑于涿鹿之阿”）。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进入中原以后，与九黎部落发生军事冲突。先是炎帝部落被九黎部落打败，后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联合，在涿鹿（一作独鹿，或说在今河北涿鹿县）打败了蚩尤部落（一说蚩尤奋起以与炎帝复仇(57)），蚩尤逃往“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后被杀（涿州建有蚩尤庙）。(58)再后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也发生了军事冲突，在阪泉（或说在今河北怀来一带）大战三次，炎帝战败。随后，两个部落结盟共同活动于今河北地区。黄帝又曾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并且在“涿鹿之阿”建立了都邑（《史记·五帝本纪》）。

相传，黄帝的陵墓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城北桥山，是为“黄帝陵”（亦称“黄帝冢”），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今北京平谷区平谷镇东北7公里的渔子山（今称鱼子山）上，建有“轩辕黄帝庙”、“轩辕黄帝陵”（俗称“轩辕台”）。(59)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而至此祭祀（《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二）。唐朝之时，陈子昂（661—702）、李白（701—762）都留下了吟咏轩辕台的诗篇。(60)1992年10月，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认该轩辕陵即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

颛顼，五帝之一，号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从《国语·鲁语上》、《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看，颛顼是属于黄帝系的，应属于华夏集团；但从《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看，颛顼同时又与东夷集团的少昊氏有一定的关系，“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意思是说颛顼曾经在少昊集团中生活过。(61)杜佑（735—812）《通典》卷一七八说颛顼“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其地北至幽陵”，曾经到“幽陵”祭祀黄帝(62)；幽陵，一说就是幽州。可以推测，当时或以颛顼氏族为首，在河南、河北、山东交界的大平原一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

尧，“五帝”之一，号放勋，黄帝玄孙、帝喾之子；曾为陶唐氏首领，故又称陶唐。尧初居于冀方的唐(63)（今河北唐县境），又居涿鹿（今北京房山区与河北涿州市一带），后迁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又迁于平阳（今山西临汾）(64)。尧曾经在幽州建立了都邑，称为“幽都”（《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周朝初年，帝尧的后代被褒封于蓟（《史记·周本纪》）。(65)

舜，“五帝”之一，名重华，又称虞舜，黄帝九代孙。《史记·五帝本纪》说舜是“冀州之人”，而《孟子·离娄下》说舜是“东夷之人”。根据王国维推测，舜居于东方也不是没有可能，舜“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66)。舜之与燕地发生关系者，是他曾经“流共工于幽州”（《尚书·舜典》）(67)，“朔方幽都来服”（《大戴礼记·少间》）。邹衡（1927—2005）根据共工及所处的年代与活动范围加以考证，认为“共工被流放之地是在今北京市昌平、密云一带”(68)。

李民认为，黄帝、尧、舜部落的一支迁徙到今长城以南，而活跃于辽海地区的红山文化，其影响达到今长城以北甚至今长城以南，两种重要文化在长城南北地带互相碰撞，又互相吸收，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以后燕文明产生的土壤，“也可以说，在几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孕育下了燕文明的种子”(69)。

三、夏朝时期

夏朝的建立者，一般以为是大禹之子启，但实当追溯于禹（或以为禹建立夏朝）。禹，又称大禹、夏禹、戎禹，姒姓，名文命，鲧之子。

传说禹曾有平水土、定九州之事，即所谓“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按《尚书·禹贡》的说法，九州指的是冀、兖、青、徐、扬、荆、豫、雍九州。燕地的大部便属于冀州，而禹“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时，所行即“自冀州始”（《史记·夏本纪》）。

夏朝的统治区域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和西部以及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处，与燕地的关系似乎不是非常密切；但夏朝时期的有易氏却活动于燕地的易水地区。

有易氏，也是河北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曾经和商之祖先有过仇杀。《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而《古本竹书纪年》则说是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结果被有易之君绵臣杀死，后来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事在《周易》中也有反映。《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顾颉刚（1893—1980）认为，这里讲的就是“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故事。(70)张忠培（1934—2017）认为，有易氏就是北狄，有易之称大概与易水有关，有易氏到上甲微以后便衰落下去；而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年代、与邻境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和文献中的有易氏相吻合，这种文化很可能就是有易氏所属的考古文化。(71)有易氏的地望，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就在今天河北易水流域。(72)

四、商朝时期

关于商族最早的地望（或发源地）问题，自来争议颇大，堪称众说纷纭，直至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概括而言，学术界曾经有过五种说法：

（1）西方说。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约87）、郑玄（127—200）、皇甫谧（215—282）、许慎（约58—约147）、徐广（352—425）、蒙文通（1894—1968）等认为，商族始居于陕西的商洛地区。(73)

（2）东方说。王国维（1877—1927）认为，商族早期的居住地商在今河南商丘，而亳则在今山东曹县(74)；丁山（1901—1952）认为，商人发祥地在今永定河与滱水之间(75)；徐中舒（1898—1991）认为，商族起于环渤海地区(76)。王玉哲（1913—2005）认为，商人最远的祖居地可能是山东，后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中部，夏末定居于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77)

（3）东北说。叶文宪认为，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商人先祖就生活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就是他们的遗存，后来才南下中原。(78)干志耿等也认为商人起源于东北的辽宁，即所谓肃慎、燕亳地。(79)至于最北的地点，金景芳（1902—2001）认为是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80)

（4）北方（冀州）说。李亚农（1906—1962）认为，“殷人的发祥地是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81)；邹衡（1927—2005）认为，商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冀南豫北），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82)曹定云认为，北京是商族的发祥地。(83)

（5）南方说。持此说者为数甚少。如卫聚贤（1899—1989）认为，殷人起源于江浙，后渐次迁徙至于河南。(84)

以上诸说，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上都能找到一定的证据，但若想将诸说统一为一说，目前仍有一定的难度。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在河北、辽宁、山东、河南、湖北、江西等地都发现了商文化，这些地方应当都是受商文化影响的区域；而“商文化的分布和传播，不等于商王朝统治的范围，但两者间总是有一定联系的”，“看来商朝同四方，包括外国，有着很大范围的交往”(85)。笔者以为，将商人的起源地大致定在东方的冀、豫、鲁交界之地，应当说是最为平实的，也是最可取的。

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的一座商代中期墓葬中，发现了青铜器鼎、鬲、爵、卣、甗等，这些礼器都具有中原典型商文化青铜器的风格；还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86)，经X射线测定，其刃部是由天然陨铁锻制而成(87)；墓中也出土了金耳环、金臂钏，说明与夏家店下层有一定关系。(88)有的研究者结合《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指出刘家河发现的青铜器也许就是肃慎、燕亳或附近别的其他方国的遗存(89)；有的研究者将刘家河商墓归入围坊三期文化，“其精美的青铜礼器，特别是象征王权的铁刃铜钺的出土，使人有理由推测墓主应是一位方国之君”(90)。但刘家河所出的青铜器却明显接近于安阳殷墟早期墓葬中所出的同类器型，所以笔者觉得，最好还是将刘家河遗址的主人归为殷人，这恐怕更合乎历史事实。另外，在北京的房山焦庄、平谷韩庄水库工地、昌平小北邵等地，也发现了商代的墓葬和遗物。(91)

北京地区发现的商代文化遗迹，较重要的还有琉璃河董家林商代古城址和黄土坡墓地。古城址因遭大石河水泛滥破坏，南北长度尚不清楚，东西长约850米。除南面外，其余三面均有护城河。城墙结构分为主城墙、内附墙和墙外平台。在对部分城墙所作的试掘中，发现在北墙东端和东墙北端有两处城基夯土被西周的墓葬所打破，特别是在东墙北端发现城基夯土被一座墓葬所打破，在墓中出土有两件陶簋和一件铜镞，陶簋的形制和安阳殷墟晚期的同类陶器相同。由此可见，这座城墙的始建年代应在商末或稍早一些。(92)（关于黄土坡墓地，详情见下文周朝部分。）

夏家店文化，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两类。夏家店下层文化，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下层，分布于吉林西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京津地区和河北北部等地。其年代上接龙山文化，下至商代后期，最晚不超过西周早期，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4000—3500年(93)）。在燕山以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替。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在这类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耳环、指环、杖首、小刀、镞、牌等小型金属制品和陶范碎片。陶器特点鲜明，与中原地区相似，主要陶器种类有尊、鬲、盆、甗、罐、豆、爵等，其中鬲有鼓腹鬲和直筒鬲两种，陶器为彩绘，纹样多为与青铜纹饰相近的云纹和雷纹，显示出与商周青铜器图案有密切的联系。

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大的聚落常有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围墙内的房址自数十座至百余座不等。房址多是半地穴式的，也有用石块或土坯垒砌墙壁的，平面近圆形。墓葬都发现在聚落近旁，墓地大小不一。一般成年人墓都有葬具，同一时期的墓头向均一致（多朝西北），多为侧身直肢（仰身或俯身者极少），随葬品都放在脚端的壁龛中。这表明，当时还保持着氏族公社的浓厚传统。发现有较多的农业工具，当时人已经饲养猪、狗，种植黍和稷，使用的陶器以三足鼎、鬲为多，陶器上绘有云雷纹、龙纹等。(94)张忠培认为，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年代、与邻境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和文献中的有易氏相吻合，这种文化很可能就是有易氏所属的考古文化。(95)但笔者认为，就族属而言，恐怕只能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分划归有易氏名下；除了有易氏而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还有北方的其他土著居民。据古书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所谓“天下万国”、“三千余国”，即包括北方的方国。郭大顺、张星德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形态与同一时期的夏王朝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即已进入建立成熟国家即方国的历史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确是雄踞于西辽河流域，曾盛极一时，能与夏王国为伍的强大方国”(96)。

北京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遗址有房山琉璃河、平谷刘家河、密云燕落寨、昌平雪山村（雪山三期文化）。从这些遗址、墓葬出土的遗物看，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琉璃河墓葬中发现了铜耳环、铜指环；在昌平雪山三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铜耳环、金指环。在平谷刘家河墓葬中发现了一组青铜礼器，计有小方鼎、弦纹鼎、兽面纹鼎、三羊罍和鬲、甗、爵、卣、斝、盉等十六件，最突出的是制作十分精美的三羊罍和带有双鸟柱的龟鱼纹铜盘。另外还发现了很珍贵的装饰品，如金耳环、金臂钏和金发笄等。刘家河墓葬中还有一件铁刃铜钺，经化验，刃部之铁属于陨铁，这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铁刃铜钺之一。(97)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一种考古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辽宁朝阳地区、河北承德地区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西周初，下限可以晚到战国（或以为其下限不可能晚于春秋）。(98)青铜器种类繁多，工具、武器及饰物数量较多，炊器、容器数量较少。常见工具和武器有刀、锥、凿、镞、矛、短剑等。还发现了青铜铸范。陶器有鼎、鬲、豆、罐、盆、钵等。石器以锤斧和磨制穿孔半月形石刀的特征显著，石刀的背边为弧形，刃边为直边，穿孔靠近背边。此外，还有打制的环状石器。居址有半地穴式的，也有构筑在地面上的。墓葬都在聚落近旁，有排列整齐的墓葬，也有散墓。墓葬形制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葬具有石棺和木棺。在宁城南山根第101号墓中还出土了一组中原常见的青铜礼器，其中一部分是本地固有的，一部分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包括了东胡、山戎、肃慎在内的诸戎族文化。(99)张忠培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中国北方已经存在着强大的畜牧部落。(100)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衰落，与战国中期燕国势力的北上推进有关。

五、周朝时期（封燕之前）

在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的商周遗址，除上文述及的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外，还有黄土坡墓地。黄土坡墓地在董家林古城东南约800米，被京广铁路分隔为南北二区（Ⅰ区和Ⅱ区），在Ⅰ区发掘了33座墓和3座车马坑，其中有7座是奴隶殉葬墓；Ⅱ区发掘了27座墓和2座车马坑。这些墓葬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商代晚期，第二期为周成王前后的墓葬，第三期为康王前后的墓葬，第四期为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墓葬。用奴隶殉葬的墓都在Ⅰ区，而该区均为中、小型墓葬，普遍有殉狗的现象，随葬陶器多为鬲、簋、罐的组合，与安阳殷墓基本相同。它们当是殷遗民的坟墓，也可能是原与商王朝有密切关系的氏族保留的习俗（按：属前一种的可能性最大）。在Ⅱ区的251号墓中出土了伯矩鬲、伯矩盘、单子尊、单子卣等器，在253号墓中出土了堇鼎、圉卣、圉方鼎等器。伯矩鬲和堇鼎上的“匽侯”字样证实，《史记·燕召公世家》等文献中关于周初封召公奭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董家林古城应是周初燕国的国都。(101)

1975年，在北京昌平县白浮村又发掘了三座保存基本完好的西周木椁墓(102)，出土了铜兵器、甲骨刻辞等；这里出土有一些鹰首或马首的青铜短剑，这类武器以前在内蒙古、辽宁、河北一带屡有发现，提供了北京地区西周文化和北方文化关系的重要线索。(103)

后来，又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发现大山前遗址（地处河北、内蒙古、辽宁交界），这一带正好是中原华夏人与游牧人互相交往的地方，多种文化在这一地区交流融合，其历史序列包括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东胡—貊文化—燕文化（春秋战国）等。考古界对东胡—貊文化的研究表明，这一支古代民族与中原燕文化关系密切，他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武力强大，具有较为发达的文化。(104)

要给上述众多的文化遗存排一个恰当的文化“谱系”，清理出其内在的发展道路，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可以尝试。张忠培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只是其范围仅局限于北京地区。他认为，北京先周时期（召公封燕前）的文明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05)：第一阶段：磁山文化；第二阶段：以上宅为代表的时期；第三阶段：地理上有变化，上宅代表北边，镇江营代表南边（他个人认为，镇江营年代至少晚于上宅的早期）；第四阶段：后岗一期；第五阶段：雪山一期；第六阶段：雪山二期；第七阶段：雪山三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第八阶段：可能是辽宁魏营子时代遗址；第九阶段：召公封燕的周人文化。苏秉琦在排列考古学文化区系的“谱系”时，视野要宽泛得多，但他也是将燕地所隶属的北方地区划分三个地段——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和辽东，他所排列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106)，具有独到而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林林总总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燕地确确实实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其发展历程是“其来有自”，绝非“横空出世”；另外，其人文积淀是丰厚而又多元的，这也与燕国后来的历史事实——民族杂糅、文化多元——相吻合。燕国被周王朝分封到该地后，在相当大程度上“合理吸纳”了这笔丰厚而又多元的“文化遗产”，使燕地文化绚丽多姿而又有些斑驳陆离。举其荦荦而大者言，燕地文化的“组成因子”有以下三个：“其来有自”的土著文化、“源远流长”的殷商文化和“中原外来”的姬燕文化。(107)随着后来文化交流的日渐推进和民族交往的日益深入，燕地这三支原本独立的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使燕地文化上升为中国文化的六大“区系”之一，即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108)而苏秉琦所说的六大区系，实际上就是六大“区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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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华：《“北京人”的头盖骨去了哪里？》，《中国文化探秘·先秦篇》，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第82—84页。文中，笔者介绍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三种可能性：（1）“北京人”化石被毁，已经不复存在。（2）“北京人”化石已经葬身海底。（3）“北京人”化石还在陆地上的某个地方，其中又以中国或日本的可能性最大。

(2)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年；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贾兰坡：《北京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邱中郎等：《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1卷第2期，1973年；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6—33页；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4) 其实，“新洞人”标本的出土地点实为第四地点，与新洞并无关系。只是“新洞人”称呼已久，可谓约定俗成。参看郭京宁：《北京考古史·史前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8—69页。

(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新洞人及其社会环境》，《古人类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58—174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7) 岳升阳：《关于王府井古人类遗址的发现与经过》，《北京考古集成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8) 李超荣等：《北京市西单发现旧石器》，《人类学报》，第19卷第1期，2000年。

(9) 李超荣等：《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9期。

(10) 陈铁梅等：《山顶洞遗址的第二批加速器质谱^14C年龄数据与讨论》，《人类学报》，第11卷第2期，1992年。

(11) 贾兰坡：《山顶洞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贾兰坡：《中国猿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8卷第3期，1960年；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9卷第3期，1961年；吕遵谔：《山顶洞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2)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2期，1978年；《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其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4卷第2期，1976年；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吴汝康：《辽宁营口金牛山猿人化石头骨的复原及其主要性状》，《人类学学报》，第7卷第2期，1988年；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3) 鸽子洞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探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3卷第2期，1975年；孙守道：《辽宁喀左鸽子洞旧石器文化遗址首次探掘报告》，《东北亚旧石器文化》，1994年，第145—159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15) 吴汝康：《辽宁建平人类上臂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3卷第4期，1961年。

(16)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4期，1977年。

(17)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4期，1977年。

(18)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

(20) 段宏振：《河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考古》，2001年第2期。

(21)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01—202页。

(22) 赵朝洪：《北京市门头沟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23) 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第6期；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北京历史纪年》，第2页；郝守刚：《东胡林人发现的经过》，《化石》，1988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胡林人及其遗址》，《北京文物与考古》，2004年。

(24) 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郁金城：《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25) 保定地区文管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27) 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关于最早陶器的一些问题》，《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徐钦琦等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28)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5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9)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5—36页；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31) 张忠培、严文明：《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3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埝头考古队：《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第8期。

(33) 索秀芬、李少兵：《上宅文化初论》，《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1期。

(3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35) 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36) 周昆叔：《上宅新石器文化遗址环境考古》，《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第23—24页。

(37) 杨晓燕等：《北京平谷上宅遗址磨盘磨棒功能分析：来自植物淀粉粒的证据》，《地球科学》，2009年第9期。

(38)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39) 张忠培、严文明：《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

(40) 张红星：《新乐遗址主人考》，《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41)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279页。

(42) 向群：《在昌平县以西雪山村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代遗址》，《北京日报》，1961年11月21日。

(43)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页。

(44)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6页。

(45) 吕遵谔：《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4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48) 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49)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50)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51) 关于上古帝王的传说，战国楚简《容成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详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2) 刘起釪：《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帝”》，《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2—119页。

(53) 《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以姬水成……故黄帝为姬”，但《史记·五帝本纪》却说“（黄帝）姓公孙”，《五帝本纪》索隐认为黄帝“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

(54)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55) 关于蚩尤的身份，古籍说法不一，或谓古之天子（《山海经·大荒北经》、《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解引《汉书》应劭注），或谓九黎之君（《吕氏春秋·荡兵》、《尚书·吕刑》陆德明释文），或谓黄帝之臣（《管子·五行》、《越绝书·计倪内经》），或谓炎帝之臣（《逸周书·尝麦》、《庄子·盗跖》陆德明释文），或谓古之庶人（《周礼·春官·肆师》贾公彦疏引《五经音义》）。本处取蚩尤为九黎之君说。

(56)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57) 袁珂：《山海经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6页注释70。

(58) 《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59)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一云：“渔子山，在平谷县东北十五里，上有大冢，云轩辕黄帝陵也。”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五云：“世传黄帝陵在渔子山。今平谷县东北十五里，冈阜窿然，形如大冢，即渔子山也。其下旧有轩辕庙。”万历《顺天府志》卷一《山川》云：“渔子山，平谷县东北十五里，传为轩辕黄帝陵，有轩辕庙。”万历《顺天府志》卷二《坛社》云：“轩辕黄帝庙，在县北渔子山上。”

(60) 陈子昂诗云：“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之一《轩辕台》）李白诗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王琦注引《直隶名胜志》：“轩辕台，在保安州西南界之乔山上。”

(6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5、86页。

(62) 后人相传，平谷县渔子山有“黄帝陵”（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五）。

(63) 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

(64) 不少学者认为，在山西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

(65) 一说被封于蓟者乃“黄帝之后”（《史记·乐书》）。本书第九章第五节对此有辨析，可参看。

(66)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67) 《史记·五帝本纪》作“流共工于幽陵”，但《正义》说：“《尚书》及《大戴礼》皆作‘幽州’。”

(68)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82—284页。

(69) 李民：《黄帝的传说与燕文明的渊源》，《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70)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71) 张忠培：《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4—205页。

(7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73) 分别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郑玄、皇甫谧语，《史记·六国年表序》，《说文解字》以及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

(74) 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观堂集林》（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75)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第14—21页。

(76)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

(77) 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78) 叶文宪：《商族起源诸说辨析》，《殷都学刊》，1993年第3期。

(79) 干志耿等：《先商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蔺建新：《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80)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后收入《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81) 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04页。

(82)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83) 曹定云：《北京乃商族发祥之地——兼论北京“燕”称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84) 卫聚贤：《殷人自江浙迁徙河南》，《江苏研究》，第3卷第5、6期，1933年。

(85) 李学勤：《商代史和甲骨学研究展望》，《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86) 1972年，河北藁城县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河北和北京出土的两件铁刃铜钺形制相似，只是刘家河出土的一件形体略小。

(87) 张先得、张先禄：《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鉴定》，《文物》，1990年第7期。

(88)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41页。

(90) 陈平：《燕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91)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页。

(92)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4页。

(9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9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辽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95) 张忠培：《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4—205页。

(96) 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7—328页。

(9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第3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

(9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46—348页；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00) 张忠培：《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6年第2期。

(101)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页。

(10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103)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104) 王大方：《内蒙古大山前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21日。

(105) 见《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齐心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42—43页。

(10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84—185页。

(107) 详细参看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108)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周—春秋）

从本章开始，本书将以整整四章的篇幅（第三、四、五、六章）重点论述燕国总计八百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开国到公元前222年灭亡），行文的着重点是燕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

一、召公其人

（一）姓氏家世

召公，名奭，姬姓，这应当是确凿无疑的。但学术界曾经有人怀疑过召公的姓氏，或认为召公并非姬姓。早在东汉时期，高诱就认为“燕姓姚”(1)。比如童书业，因为“北燕来历迄今难考”，进而怀疑“北燕是否姬姓，今尚难悬断”。(2)而齐思和则径直认定燕是“冒为姬姓”，“后读《汉书·地理志》，燕、吴故国皆在中原，始知其后来之燕、吴皆原本夷狄而冒为姬姓者也”。(3)燕乃召公之封国，怀疑燕国的姓氏，即是对召公姓氏的怀疑。

根据传世典籍的记载，召公姬姓当无可置疑。《世本》卷三《王侯谱》说：“燕，召公奭初封，周同姓。”卷四《世家》说：“燕，姬姓，伯爵。”《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论衡·气寿》云：“邵公，周公之兄也。”《风俗通义·皇霸·六国》曰：“燕召公奭，与周同姓。”《广韵·先韵》云：“燕，国名，亦州。又姓，邵公奭封燕，为秦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顾炎武（1613—1682）虽然不承认召公与周的宗族关系，但并没有否认召公姬姓之说，“黄帝姬姓，召盖其后也”（《京东考古录·考蓟》）。

召公之所以名召，是因为其封邑在召（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燕召公世家》集解说：“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索隐》的说法与此大致相同，但又胪列了另外一种说法，“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燕召公世家》说周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所谓“食邑于召”或“分陕而治”，当属同一事，即召公的采邑在召。

召公虽为姬姓，但恐非文王嫡子，与伯邑考、武王、周公等嫡系兄弟有别，当属“庶出”，即文献中所说的“支庶”、“支族”、“庶子”。《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召氏，周文王子召公奭支庶。”《古史考》：“（召公）周之支族。”（《燕召公世家》集解引）《帝王世纪》：“邵公，为文王之庶子。”《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召公奭、毕公高，周同姓，或云皆（姬）昌庶子。”刘节（1901—1977）认为：“北燕和南燕是一个部族的分离……北燕后来改作姬姓，是有很深的渊源的。燕召公与召穆公虽同为召氏，可是召穆公是周人直接的系统，燕召公可不是直接的系统，是间接的系统。”(4)他对召公为姬姓一端加以怀疑虽不可从，但所述“间接的系统”一语却不无可取之处——只是他的理解尚有偏差（对“召公为文王庶子”一事置若罔闻）。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以事实证之，周初三公，惟周公为武王母弟，召公则疏远之族兄弟，而太公又异姓也”(5)，识断精辟，此为正解。

在甲骨卜辞中，曾经出现过作为地名的“召”（《卜辞通纂》615、620，《殷契粹编》1124，《殷虚书契》2.22.1，《合集》33033、36677、36734）、“召方”（《合集》32815、33015、33016、33022、33023、33025反、33026、33028、33058）；在小屯南地甲骨卜辞中，也出现过“召方”（《屯南》81、267、1099、1116、4317），有时是被征伐的对象（“伐召方”）；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也出现过作为地名的“邵”（《花东》237、275、449），并且是被征伐的对象（“征邵”、“伐邵”）。在殷商金文中，也出现过“召”，如“在召大厅”（四祀其卣，《集成》05413）。郑杰祥指出，“卜辞召方所在不能确指，据下述卜辞所记与召方相系联的方国、地名来看，它应当位于商王朝的北方”(6)。按：郑氏所云“下述卜辞”，即“召方”与“竹”见于同版卜辞，“己亥卜，贞：竹来（以）召方，于大乙朿”（《屯南》1116），“□□卜，贞：竹来（以）召方，彘于大乙”（《屯南》4317）。郑氏据此推断，“卜辞‘竹来以召方’，即竹族与召方相协而来，可知召方与竹族相距不会太远，召方可能在竹族以南”(7)。

郭沫若（1892—1978）认为，甲骨文中的“召”地在今山西垣曲县东(8)；白川静（1910—2006）认为，召族在商都之西（可能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属姬姓，在商末与商为敌(9)，后横穿河南到达山东，又进入河北至辽宁地区。(10)杜正胜据白川静《召方考》推测，召族本是盘踞在今河南西部的姬姓别支，以召公为族长，是殷末周人的东邻(11)；杜勇认为，召族原居东方，且与殷人时有摩擦，是周人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的反殷力量（召公应即上述《卜辞通纂》620卜辞所见召族的首领），在不堪忍受殷人压迫的情况下，召公率领这支姬姓族人西向入周，与同宗首领文王结成了反殷同盟。(12)孙庆伟持论与杜勇近似，认为召公非文王之子，而是周人某支同姓部落的首领。(13)顾栋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云：“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似为周之近族。”任伟据此立论，“‘周之近族’只能说明召公家族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并不能说明召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14)。

以上诸说，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推测的成分也越来越多，立论也越来越大胆。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尚不能完全确定召地的具体所在，更不能完全坐实卜辞（以及金文）中的召即为文献中的召。因此，出于“多闻阙疑”的精神主旨，笔者仅取“召公为文王庶子”一说。(15)

（二）周初诸事

1．克商—把钺—赞采

召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的“桢幹之臣”，“当文王、武王受命，为之桢幹之臣，以正天下”（《册府元龟》卷三一〇）。周文王图谋伐商之时，召公是直接参与者之一，“（文）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逸周书·和寤解》）。但周文王终究没有完成克商大业，赍志而殁。

周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史记·周本纪》）。当时辅助周武王的大臣，一说有五人(16)（《淮南子·道应训》），一说有十人(17)（《尚书·泰誓中》、《论语·泰伯》），但无论是哪一说，召公都是榜上有名。

牧野一战，商人惨败，纣王自杀，周武王遂一举克商。随后，周武王入商宫，“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衅社时，“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史记·周本纪》）。

2．释箕子之囚

《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在斩纣头、杀妲己后，有“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之举，而据《周本纪》“互文”记载，主使“释箕子之囚”者即召公，“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另见《逸周书·克殷解》）。

3．召公封燕

召公封燕之事，因头绪繁多，兼之问题重大，此仅备目，以留待下文详细论述。

4．卓越政绩

（1）辅佐成王

克商后二年，周武王身患重病，周公和召公都极为关心，“二公”(18)相与而语，“我其为王穆卜”（《尚书·金縢》）。周武王病逝后，继位的是年幼的成王，遂一时由“三公”负责辅佐成王，“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召公为太保”（《太平御览》卷二〇六引《逸礼》），“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尚书·周官》）；而周初担任太保一职的，只有召公一人。(19)“三公”的分工具体如下，“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而召公“常立于（王）右”（《新书·保傅》）。召公以长老、监护者的身份，对年少的成王不时谆谆教诲（《尚书·召诰》）；此即《礼记·文王世子》所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2）分陕而治

周成王时，召公又与周公旦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何休认为，“陕者，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说，“陕”当作“郏”，“谓王城郊鄏也”（《礼记·曲礼下》郑玄注），即今河南洛阳市西。所谓“分陕而治”，实质上就是召公和周公分别以太保、太师之职分管宗周和成周的卿事寮。(20)有的学者考证，当年召公的封地召邑可能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南八里的刘家塬，那里旧名召亭村。(21)

（3）协同平叛

周武王薨逝之后，因成王年少，“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等随即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特意向太公望、召公奭等做了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衅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监”之乱发生后，周公乃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平叛，召公与有力焉，“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召公不仅以太保之职执政，还常奉命率军出征。如大保簋云：“王伐录子，氒（厥）反，王降征令（命）于大（太）保，大（太）保克敬亡遣。”（《三代》8.40.1，《集成》04140）再如旅鼎云：“隹（惟）公大（太）保来伐反尸（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三代》4.16.2，《集成》02728）。又如保卣云：“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诞）兄（贶）六品，蔑历于保，易（赐）宝。”（《集成》05415.1）由此可知，《周本纪》所记周公、召公“东伐淮夷”，确属信史。另据太保玉戈铭文(22)，召公还曾率军南下江汉，“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太保省南或（国），帅汉征殷南”（《陶斋古玉图》84）。周宣王时尝追述此事，“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诗经·大雅·江汉》）。

周公摄政之时，召公曾经一度不悦周公；周公作《君奭》予以解释（见《尚书》），“于是召公乃说（悦）”（《史记·燕召公世家》），二人遂鼎力辅佐周室。这说明召公是有气度的人，也是英明的人（“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荀子·解蔽》）。作为春秋时人的孔子，曾经多次称道西周初年的业绩，谓之为“周召之业”、“周召之迹”、“周召之治”(23)。朱绍侯指出，它们“说明周初的业绩是周公、召公共同创建的”，同时也说明“周公的成就都是与召公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的”。(24)

（4）营建洛邑

周成王欲宅洛邑，令“太保先周公相宅”；而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出力甚多（《尚书·召诰》、《洛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史记·周本纪》）。在陕西岐山凤雏村所出西周甲骨中，有“太保今二月往……”（H11：15）、“新邑”（H11：101）、“见工于洛”（H11：102）以及“□邑迺（乃）……用牲”（H11：42）、“”（H11：43）诸语(25)，所言亦即召公营建洛邑之事。

（5）勤政爱民

召公在执政期间，一向勤政爱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燕召公世家》）。《甘棠》之诗，见于《诗经·召南》。《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序》明言：“《甘棠》，美召伯也。”后世因以“召棠”为颂扬官吏政绩的典实。如《艺文类聚》卷七七引南朝梁刘孝绰《栖隐寺碑铭》云：“召棠且思，羊碑犹泣。”

王应麟（1223—1296）《诗地理考》卷一云：“《九域志》：召伯甘棠树在陕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云：“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史记·燕召公世家》正义引）陕州，今河南陕州区。1995年，民营企业家吴启民为“彰古贤以扬正气，遏人欲以复天理”，慷慨斥资3000余万元，在原遗址上重建了甘棠苑（也称召公祠），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陕州风景区内。2007年，三门峡市纪委、监察局将其命名为“三门峡市廉政教育基地”。又，中共三门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等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召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过“召公杯”全国廉政诗词楹联大奖赛。另，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境内的刘家塬村有召公祠，祠内有甘棠树及慈禧太后题、光绪皇帝御赐的“甘棠遗爱”匾额一块。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召公廉政为公、勤政为民的纪念。

（6）辅弼康王

成王临终之时，召见召公、芮伯、毕公等大臣授以遗命；嗣后，太子钊即位，是为康王。康王即位行典礼，由召公和毕公主持，并带同大臣和东西方诸侯参与（《史记·周本纪》）。《尚书》的《顾命》和《康王之诰》，叙述了康王即位时的典礼。康王时期，召公为元老级重臣，“命冢宰召康公总百官、诸侯，朝于丰宫”（《今本竹书纪年》）。

（7）为邢国选址

1991年，在河北省邢台市区西北部的南小汪遗址出土了一片刻辞卜骨（A区H75），“曰：已四白（騜）陟其事”（“召公卜曰：‘进行祭祀，将四匹最漂亮最高贵的母马进献给王使’”）(26)。曹定云指出，这是西周早期邢国的重要历史记录，献马者应是邢国国君；“”是“召”、“卜”二字合文，“”就是召公奭所卜；该卜辞应与召公受周公之托，为邢国受封选址，进行占卜相宅有关（可能是召公与王使一道代表成王传旨下达，最后由召公选址，并遣使回告成王）。(27)

召公奭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人物，或谓召公“出入百有余岁”（《论衡·气寿》），甚至享年一百八十（《论衡·气寿》引传文），又说享年一百九十余（《风俗通义·皇霸·六国》）；这自然不可尽信，但召公之长寿却是历史事实，故后世遂以“若召公寿”（者减钟）(28)、“寿若邵（召）公”（如《孟子·尽心上》赵岐注）指代长寿。召公奭卒于周康王二十四年（《今本竹书纪年》），其时年约一百二十。(29)

《三辅黄图》说召公与文王、武王、周公同葬于“陌南北”，而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武王葬于毕。因此，召公之墓也当在毕，即同在今陕西咸阳市以北的毕原之上。(30)

总体而观，召公是西周王朝初期极其杰出的政治家、极其重要的辅弼大臣，其事功、地位、影响堪与周公相媲美，业已入于“圣贤”之列。(31)历史而言，随着西周王朝的江河日下，尤其是西周末季的日薄西山，世人愈发缅怀召公。周幽王时，小人佞臣当道，天灾人祸频仍；诗人忧心如焚，希望周幽王翻然改图，擢用旧人，于是无限感慨地吟诵道：“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其旧。”（《诗经·大雅·召旻》）感悟斯言，何其沉痛也！

二、周人封燕

“北燕”，亦即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姬姓）“燕国”，是周王朝在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封国。

（一）姓氏

关于燕的姓氏，前人和今人曾经有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燕究竟是不是姬姓呢？

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里，吸收的仍然是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表达的看法：燕国是一个（早就已经存在的）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只是或通婚或通盟而已(32)（侯仁之后来也持相同看法(33)）。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里，看法虽有所改变，但仍然认为燕“可能在殷商时期就是一个诸侯国家”，“而燕民或为殷民的一分支”，“周封召公于此，可能就是征服了殷商时代的燕而后建立了周的燕国的”，“周代的燕是在殷代燕故国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34)童书业甚至说，“我们姑且立一假定，燕本姞姓之国，至春秋后期，因僻居北荒，故冒为周之宗亲，以预中原之盟会”，至于“召公是否姬姓，亦甚可疑”。(35)言下之意，燕国应当不是姬姓。

他们之所以持此论调，问题的症结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彻底弄清楚燕地的民族关系（如姬姓燕人与子姓商人和土著居民的关系）；另外，他们也没有梳理清楚“燕”与“燕亳”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后文将专门论及。

北燕姬姓，当是确凿无疑的，这可由以下几点得到证实。《世本》说，“燕，召公奭初封，周同姓”（卷三《王侯谱》），“燕，姬姓，伯爵”（卷四《世家》）。《逸周书·祭公解》：“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左传》昭公七年：“燕人归燕姬。”《左传》哀公五年：“齐燕姬生子。”服虔云：“燕姬，齐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归。”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明确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二）始封君

西周王朝当时所封的确实就是召公。这已被出土的太保罍（克罍）、太保方盉（克盉）铭文所证实(36)，“王曰：太保！隹（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命）克侯于匽（燕），……克（宅）匽（燕），入（纳）土眔厥又（有）（司）”(37)。而出土于河北平山的中山王方壶（战国晚期），也是一个不可移易的力证，铭文说：“郾（燕）君子徻（哙），不顾（分）大宜（义），不告者（诸）侯，而臣宔（主）易立（位），以内绝邵（召）公之业，乏（废）其先王之祭祀。”（《集成》09735.2b）(38)所以，“召公封燕”一说不容置疑。

与鲁国一样，燕国也是“以元子就封”。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宫。”《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燕）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因此，召公的元子就是第一代燕侯。但这个元子究竟是谁呢？

唐兰（1901—1979）认为，第一代燕侯应该是召伯父辛。周人的“立统”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大儿子称伯，如周文王的大儿子称伯邑考，周公的大儿子称伯禽；而在燕国，召公长子封燕，次子袭召公，其长子就是召伯父辛。(39)（宪）鼎说：“隹（唯）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在）匽（燕），侯易（锡）（憲）贝、金，扬侯休，用乍（作）召白（伯）父辛宝彝。（憲）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太）保。”（《集成》02749）这里的“侯”，就是燕侯，且与龢爵（《集成》09089）、伯盉（《集成》09430）相同的是，都称燕侯作“召白（伯）父辛”，可见他们都是召伯父辛之子。(40)但是，唐兰在撰稿之时，北京的太保罍（克罍）、太保方盉（克盉）尚未出土，自然不知道这两件铜器的铭文中有“王曰：太保！隹（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命）克侯于匽（燕）……。克宅匽”诸语。根据有关研究，这里的“克”，就是第一代燕侯召伯父辛。(41)另外，也有人认为第一代燕侯是旨(42)，或说克与旨分别为一人的名与字。(43)但这一则与太保罍（克罍）、太保方盉（克盉）所言不合，旨实际上是第二代燕侯；二则克与旨本身缺乏字义上的联系，不太符合周人取名命字的总体习惯。至于克和旨的关系，或以为属于兄弟，“克当是元子，与旨亦是兄弟。克为第一代燕侯，旨可能是作为克弟随同克至燕依附于此燕侯家族，后继任为第二代燕侯”(44)。

笔者认为，周人既然已经废黜了商人的兄终弟及之制（其典型即“周公改制”），故不当在姬姓燕国推行兄终弟及之制。因此，对于克、旨兄弟之说，笔者持保留意见。总而言之，基本上可以肯定，燕国的第一世燕侯就是克，而第二世燕侯就是旨。

召公虽未就封于燕，但对封燕一事却颇为重视，并且亲自前往燕国。周初铜器小臣鼎铭文中有“召公□匽”一语（《录遗》85、《集成》02556），第三字（）不易识别，或释“往”(45)，或释“馈”(46)，或释“垦”(47)，或释“建”(48)。无论释作何字，均透露出召公对燕建国的重视。个中利害，裘锡圭一语点明，“周代初年封北燕时，虽然实际上由召公的元子去当燕侯，但是在初封之际，（召公）确曾亲自莅燕，安排建国大事”(49)。曹定云结合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灰坑（96LG11H108）出土的有字卜甲（上有“成周”、“用贞”诸字）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召公虽未就任燕侯，但曾经到过燕都。(50)

（三）分封时间

至于封燕的时间，旧说以为就在周武王克商的当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这一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51)）。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灭纣后，随即于当年实行大分封，“封尚父于营丘……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封召公奭于燕”，接下来才说，“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在《通志》卷四十九中，郑樵（1104—1162）给这次大分封推定了具体的时间，“武王已平商乱，罢兵西归。四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荐俘馘于太庙，封诸侯……于是封功臣谋士。以师尚父为首封……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封）召公奭于燕”。郑樵的这段文字，是以伪古文《尚书》的《武成》篇为蓝本，辅之以《周本纪》加以演绎的。《武成》篇不在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中，而在东晋梅赜所献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中；前人往往疑以为伪作，但目前仍然难以断言《武成》篇全为伪作（李学勤、李零等即持此论调）。因此，陈平认为，“其书亦必有据，其事亦大体可信”，所以他将召公封燕的时间定在武王伐纣同年稍后的四月。(52)

但《周本纪》的记载有容置疑之处，即武王封燕（包括封鲁）之说不能成立，更不能成为定论。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小邦周”在革了“大邑商”之命后(53)，天下大势于周而言仍岌岌可危，这从《尚书》可以得到充分印证；今北京一带周人尚鞭长莫及，武王不可能将此地分封给燕国。最为保守的估计，只能说当时武王有封燕的决策或设想，但不可能具体付诸实施。直到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后，周人才有可能将今北京分封给燕国、今曲阜分封给鲁国。(54)克罍、克盉中的“王”应为成王而非武王，琉璃河1193号大墓的年代为成王之世（上限不得早于成王，下限也不会晚于康王(55)）——琉璃河遗址所出甲骨卜辞“成周”（G11H108①：4）和“成周”戈（M1193：48）便是明证。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燕国受封的时间是在成王初年（或以为大约在公元前1042年后(56)），而不是在武王克商之年。或以为燕国的分封是在康王之世(57)，不免失之过晚。

（四）燕都所在地

关于周初燕都的所在，学术界曾经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徙封说”一度占据上风。或以为燕国初封在今河北涞水一带(58)；或以为燕国初封在原河北蓟县。(59)或以为燕最初被封在山西境内，以后才到今河北北部(60)；或以为召公初封在河南郾城，蓟丘则是迁封以后的燕都(61)；或以为召公初封河南郾城，再迁山西汾水流域，之后才东迁至蓟(62)；或以为燕国始封地在河南郾城，后来迁徙至河北，周成王时迁至燕城（董家林古城）(63)。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出土材料的发现，“徙封说”已不足为据。

西周初年的燕都，《史记》的《周本纪》和《燕召公世家》都说在“燕”。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个“燕”就在今天的北京。(64)可它的确切地点在哪里呢？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说“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所指地点范围太大，且语焉不详。《燕召公世家》索隐的说法要具体一些，“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即在今北京市。但在北京市的哪儿，就没有确切说明了。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决。从1962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一带发现了早期燕侯的墓地，并出土了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如复尊、复鼎、堇鼎、伯矩鬲等），从而为确定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始封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所以，更确切地说，周初的燕都就是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董家林古城。(65)这一认识，已经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同。

（五）“燕”与“燕亳”

但是，在此还有必要澄清另外一个问题，即文献中的“燕”与“燕亳”的关系。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杜预（222—284）《春秋左传集解》、江永（1681—1762）《春秋地理考实》、杨伯峻（1909—1992）《春秋左传注》等都将“燕亳”从中点断，认为这是两个地名。如杨伯峻认为，“燕”是北燕，都于今北京市；“亳”亦为地名，“盖殷商都亳，而都城屡徙，亳名不变”。但他有一点想不通的是，“如今河南商丘东南之南亳、偃师之西亳、商丘县北之北亳，皆不足为‘北土’之亳”(66)。令人奇怪的是，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杨伯峻在这里竟然没有吸收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在《北伯鼎跋》中，王国维根据河北涞水县出土的北伯鼎数种，认为“北盖古之邶国”，而“邶即燕”，且“邶远在殷北”。(67)金景芳（1902—2001）据此认为，“邶或燕也是商的旧都无疑了”，而“燕亳之称，就是其地曾为商都的证据”，“契居之亳当与燕亳之亳为一地”。(68)行文至此，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仅仅是“似乎”而已。常征认为，召公“北燕”之“北”为“亳”字的通假，而亳（北）族为殷人同宗；召公北征，此国归附，故据其北邑以为临时指挥中心，是以谓之“北燕”。(69)常征走得实在是太远了，且结论大胆有余而严谨不足。再后来，陈平出来圆融以上诸说。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燕国即北燕国与其都城‘燕亳’，在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之前早就存在了”，并且明确指出，召公最初就封的燕都不是别处，就是“燕亳”，也就是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董家林的那座商末周初古城(70)；而西周初年的燕都就叫作“燕邑”（以邑名为国名），并且这个“燕邑”也就是《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所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燕亳”。盖“亳”即是都，即是邑。商人称“亳”，则为“燕亳”；周人称邑，则为“燕邑”。(71)

从上引数语可以看出，王国维和金景芳都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燕都境内的居民并不单一，除了姬姓燕人外，还有子姓商人，并且子姓商人是先于姬姓燕人来到这里的。按照王国维的判断，“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72)。应当说，常征和陈平之说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但都未能尽善尽美，因为他们都没有充分利用考古发现，也没有充分吸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地处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燕亳”，确实是殷人的活动地域之一，并且早在西周初年武王分封召公于燕之前，他们就已在此居住(73)；而殷人在此建立都邑(74)，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应当就叫“燕亳”），并且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事实：燕国建都于此，应当利用了殷人原先就已建立的都邑，即在“燕亳”的基础上建都。

1977年，在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了一座属于商代中期的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储器和食器，说明当时已经过着农业定居生活。(75)1978年，在紧靠京保公路的刘李店东第二生产队场院与董家林村之间的一块台地上，发现了一处已被破坏的遗迹（78H1）；遗迹的年代上限可到商代中晚期，下限可到西周中期或更晚，早于董家林，并有叠压延续关系，“应是一座以商代遗物为主的灰坑”，“证实商朝在北方燕国地区已有活动范围”，从而“为研究琉璃河遗址燕国都城的始建年代等问题增添了新材料”。(76)而琉璃河遗址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京广线东侧（Ⅱ区），研究者一致认为属姬燕墓地（西周早期燕侯墓地）；北区位于京广线西侧（Ⅰ区），设有腰坑，并有殉狗现象，应为殷遗民墓地。根据研究，琉璃河遗址的废止年代当在周早中期之交或稍晚。(77)通过对琉璃河墓葬等级划分，可知周人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商人是周人建立燕国的最为重要的成员（部分商人等级身份较高）。(78)

陈平说，商人称“亳”，则为“燕亳”；周人称邑，则为“燕邑”。此说也未必尽然。比如，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所出战国时的陈璋圆壶铭文说，“隹（惟）王五年，奠（郑）昜（阳）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戊啟（辰），大（齐）臧鈛孔（斿），陈璋内（入）伐匽（燕）亳邦之隻（获）”(79)。铭文所说“陈璋”，即《战国策》中的田章、《史记》中的章子。李学勤、陈平等将此事考定在齐宣王五年、燕王哙六年（前315）(80)。但是，陈平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里称作“燕亳邦”而不是“燕邑邦”。其实，铭文所说的“燕亳邦”就是燕国，亦即“燕邦”（笼统而言）。因为其时燕国首都被齐国攻克，故可以首都代指国家，故有“燕亳”之称（具体而言）。

（六）“匽”、“郾”与“燕”

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81)：燕国之“燕”，在出土的周代金文里均作“匽”或“郾”，而后世文献却通作“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

对于这一问题，陈梦家（1911—1966）曾经做过探索，“秦汉之际，不知何故，凡偃国一律改为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嬴下云‘《郑语》嬴，伯翳之后也。伯翳子皋陶偃姓，盖以偃为之，偃嬴一声之转。’如其说可立，则偃之改燕当在秦灭燕以后，以偃为秦姓，所以改去之”(82)。朱骏声（1788—1858）的说法以及陈梦家的推测，若仅从秦系文字系统及传统的避讳角度考虑，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兹谨补充三证：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正义》：“酀即后所云高偃是也。盖酀、偃声近而字为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在睡虎地秦简中（年代为秦朝建立以前），出现的就是“匽”或“郾”(83)；在青川木牍中（年代为战国之时的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出现的也是“匽”（内史匽）。(84)

但根据笔者的一孔陋见，该说却要遇到一定挑战，即它无法合理而圆满地解释阜阳汉简《诗经》中的“匽匽”问题。在阜阳汉简《诗经》（汉简的下限不晚于汉文帝十五年(85)）中，“燕燕”二字均作“匽匽”。(86)阜阳汉简《诗经》，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可能就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87)，也许就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88)。总之，阜阳汉简《诗经》既不属于秦系文字系统，也不存在避讳问题。看来，要解释燕国之“匽”或“郾”何以在秦、汉之际改称“燕国”，还需另辟蹊径。

民族学上的“自称”和“他称”一说，在解释该问题时，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理论。按照该理论的界说，举凡一个民族（国家）的称谓，往往都是先有“自称”，之后才有“他称”。先秦之时，有些民族（国家）的称谓情形即属于此。如南方的楚国，因原来建国于荆山一带，故名“荆”（自称）；而被称为“楚”，实属他称。《春秋》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杜预注：“荆，楚本号，后改为楚。”再反观北方的“燕国”，其称谓情形应亦复如是。所以在出土的周代金文里，燕国之“燕”均自名作“匽”或“郾”（自称），而后世文献（他国文献）则通作“燕”（他称）。追根究底，周代金文之所以作“匽”或“郾”，当是继承甲骨文“妟”字写法的结果。在卜辞中，有“妟其来”、“妇妟”等语（《乙》5305、《续》5.20.7）；这个名叫“妟”的方国，与商人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89)后来周人分封燕国，便入乡随俗地继承了这一称谓、沿袭了这一写法。也就是说，“妟”字是最早的写法，后来由简到繁，相继形成了“匽”、“郾”等写法。(90)以上所云“匽”、“郾”当来自“妟”，是就语源学而言。而就语音学而言，“匽”、“郾”之被改称“燕”，实属同音假借。在上古音中，“妟”、“匽”、“郾”与“燕”同为影母元部字。(91)降而至于秦汉之际，“匽”、“郾”始被改写为“燕”。成书于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均将燕国国名写作“燕”，即其明证也！

由此可见，“燕国”本来应当自称“匽国”或“郾国”，大概到秦汉之际才改称“燕国”（他称）。

（七）分封燕国的意义

分封燕国的重要意义，实在是无须多说。周人以“小邦周”革“大邑商”之命后，如何统治商朝广大的地区，就严峻地摆在新生的周王朝面前。除了“褒封”先圣王之后以及分封殷遗外，就是分封“功臣谋士”以及周之宗亲（《史记·周本纪》）。

就地理位置而言，燕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宸垣识略》卷一《形胜》），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日下旧闻考》卷一《世纪》）。而燕国国都所在地的北京，其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更是不可须臾忽视。顾祖禹（1631—1692）说，顺天府（今北京地区）“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并引金梁襄语予以说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又引木华黎语进一步论证，“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直隶二》）。总之，燕地和燕都不但是由东北进入中原的门户（反之亦然），而且还可与齐、鲁、晋等地在军事上遥相呼应，互为犄角。

如此重要的战略据点，周王朝自然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分封的是像召公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燕国，也就成为了替周王朝扼守北方边境的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是周朝北土的一道屏藩（“以藩屏周”），使燕亳、肃慎成为周王朝的“北土”，“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

（八）早期世系

关于燕国的早期世系，除了根据出土铭文复原的第一代燕侯克、第二代燕侯旨外(92)，其他的五世燕侯实在只好“付诸阙如”(93)。世系尚且不明，遑论事迹，自非可能。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司马迁也只能略记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而“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另据《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正当燕惠侯二十四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841年，在前后约二百年的时间里，燕国总共有八世燕侯，平均每世燕侯在位约二十五年，这还是合乎情理的。

按照《燕召公世家》的记载，西周之时燕国的世系如下：惠侯—釐侯（在位三十六年）—顷侯（在位二十四年）。燕顷侯二十年（前771），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弒。诸侯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次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进入东周。

三、“春秋事语”

（一）春秋世系

燕国自开国至灭亡，前后共历四十三世，“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但给后人留下的谜团实在是太多太多。就世系而言，呈现出三个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是惠侯以前世系不明，二是“自惠侯已下皆无名，亦不言属，惟昭王父子有名”，三是四十二代燕侯中居然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根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推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并国史先失也”，二是“盖国史微失本谥，故重耳”。不妨对照《燕召公世家》的记载，看看索隐所言是否“言之有据”。

春秋之世，燕国的世系完整如下：

顷侯二十四年卒（前767），子哀侯立。

哀侯二年卒（前765），子郑侯立(94)。

郑侯三十六年卒（前729），子缪侯立。

缪侯十八年卒（前711），子宣侯立。

宣侯十三年卒（前698），子桓侯立。

桓侯七年卒（前691），子庄公立。

庄公三十三年卒（前658），子襄公立(95)。

襄公四十年卒（前618），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前602），宣公立。

宣公十五年卒（前587），昭公立。

昭公十三年卒（前574），武公立。

武公十九年卒（前555），文公立。

文公六年卒（前549），懿公立。

懿公四年卒（前545），子惠公立。

惠公死（前536），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前529），共公立。

共公五年卒（前524），平公立。

平公十九年卒（前505），简公立(96)。

简公十二年卒（前493），献公立。

献公二十八年卒（前465），孝公立。

（二）春秋大事

1．桓侯徙临易

“桓侯徙临易”之说，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所引《世本》。裴骃将此事系年于春秋之时的燕桓侯（宣侯之子、庄公之父），即燕桓侯在位的七年之间（前697—前691）；裴骃又引宋忠语：“今河间易县是也。”燕国有三个桓侯，分别位居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和战国中期；但该处“徙临易”之燕桓侯，究竟是哪一位呢？

陈平认为，《世本》所云“徙临易”之燕桓侯，当系春秋早期之燕桓侯（宣侯子、庄公父）；而所徙之“临易”在河北雄县西北（今属雄安新区），而河北容城县(今属雄安新区)南阳的春秋战国都邑遗址，大概就是燕桓侯所徙之“临易”。(97)燕桓侯之所以“徙临易”，应当是为了躲避山戎的威胁（“山戎病燕”）。临易作为燕国的都城大约历时40年，至燕襄公（前657—前618）时失去都城的地位。(98)

2．齐桓公救燕

齐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大事，先秦史籍多有记载。但关于该事发生的时间，史籍的记载却多有歧异——即究竟是在公元前664年呢，还是在公元前663年？《春秋》及其“三传”系年于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史记·燕召公世家》系年于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系年于燕庄公二十八年（前663），《齐太公世家》系年于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笔者认为：齐桓公伐山戎，当始于公元前664年冬，终于公元前663年夏。《春秋》、《左传》和《史记》诸篇所记，各言其一，皆有可取之处。

《春秋》庄公三十年明言，这一年“齐人伐山戎”；《左传》接着解说道，“冬，（齐、鲁）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次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认为齐桓公此举实属“非礼”，“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公羊传》则认为齐桓公此举的目的在于“威我（鲁）也”，“齐大国也，曷为亲来献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获而过也”；《穀梁传》则认为是“内齐侯”，“齐侯来献捷者，内齐侯也。不言使，内与同，不言使也”。“三传”的解说，均因囿于“正统”观念，没有将“齐侯来献戎捷”的症结点明。齐桓公之所以“来献戎捷”，是因为前一年齐桓公与鲁庄公遇于鲁济共谋伐山戎，当时鲁庄公极有可能口头答应出兵，但因胜算太小，终究没有出兵与齐共伐山戎(99)——鲁庄公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结果让齐桓公抓住了把柄。

该件事情的真实的完整的过程应当如下：公元前664年冬，势力强大的山戎南下侵燕，燕国告急，随即向强齐求救（《史记》的《燕召公世家》和《齐太公世家》）；齐桓公意欲联合鲁国共同进兵而北上救燕，所以在这一年冬天与鲁庄公“遇于鲁济”，共谋伐戎大事（见上《春秋》和《左传》引文）；但当齐国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鲁庄公却出尔反尔，不想出兵，“鲁许助之而不行”（《太平御览》卷四五〇引《战国策》）；于是，齐国只好独自北上伐戎救燕；齐国经过辛苦的跋涉和艰难的激战以后，方于次年春天取得胜利，齐桓公班师回朝，本欲“移兵于鲁”，后为管仲劝止（《太平御览》卷四五〇引《战国策》），但又特意派人至鲁“献戎捷”。

齐桓公北伐山戎，行军千里，深入蛮夷之地，费时费力，历尽艰辛。至卑耳之溪时，曾经一度迷路，幸赖“老马识途”，才走出迷谷（《管子·小问》）。冬去春来(100)，最终才击败山戎。之后，齐桓公又“刜令支，斩孤竹”，一路扫荡，声势大震，“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国语·齐语》），直至“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管子·戒篇》）。北伐山戎一事，齐桓公一直引以为傲，直到公元前651年葵丘（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之会时，还念念不忘此事，“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史记·封禅书》）。而玉成桓公大事者，管仲实有大力焉，孔子赞誉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为了答谢齐桓公的深情厚意，燕庄公一路陪送齐桓公南下归国；但就在不知不觉之间，队伍已经跨出燕境而入于齐地。深明大义的齐桓公不愿违背礼制，“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与燕。临别之时，齐桓公又叮嘱燕庄公，“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听说齐桓公如此深明大义，“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另见《燕召公世家》）。齐桓公和燕庄公的分手之地，就在所谓“燕留”城，“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因筑此城，故名燕留”（《燕召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燕留故城在今河北省东南部沧县一带，当地还有“盟亭”。宋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云：“盟亭，《郡国志》云：‘长芦县有盟亭，即燕、齐之界。’”(101)

3．燕惠公出奔

在燕惠公时期，齐、燕的国事颇为凑巧，先是齐高止出奔北燕，随后是燕惠公出奔齐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下文对此分头叙述。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齐高止（子容）与宋司徒（华定）会见知伯（荀盈），女齐（司马侯）相礼。送走宾客后，司马侯和知伯有过一段对话，谈及齐高止和宋司徒的结局。司马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侈）将及矣。”事情果然不出司马侯所料，在这一年的金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并书曰“出奔”以“罪高止”。究其原因，是因为“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嗣后，高止之子高竖“以卢叛”，闾丘婴帅师围卢（在今山东长清区西南）。高竖在“致邑”（还邑于君）之后，最后出奔到晋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燕惠公出奔齐一事，见于《史记》和《春秋》、《左传》，记载略有差异。《燕召公世家》：“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十二诸侯年表》：“（燕惠公六年）公欲杀公卿，立幸臣。公卿诛幸臣，公惧，出奔齐。”两相对照，可知《燕召公世家》的三个“姬”字均当作“臣”，“宠姬”即“幸臣”(102)；《燕召公世家》索隐引刘氏语云，宠姬宋“其父兄为执政，故诸大夫共灭之”。因此，此事实与女色无关，当系权力斗争。

《春秋》昭公三年的记载极为简略，“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齐”；而《左传》昭公三年的记载更为详细，“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与《史记》对照，颇有一些歧异。其一，《燕召公世家》之“（燕）惠公”，在经、传中均作“燕简公”，当以后者所记为胜（但也不排除双谥的可能(103)）。其二，《燕召公世家》说是“（燕）大夫共诛（宠）姬宋”，而《左传》说是“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用了一个“比”字，非常贴切。所谓“比”，即阿党、勾结。(104)

燕惠公奔齐后，共计在外“流浪”了三年，最后才由齐景公联合晋平公共同伐燕（《左传》昭公六年），将燕惠公重新送回燕国，“（燕）惠公至燕而死”（《燕召公世家》）。继其后即位的燕君，便是燕悼公。

4．燕晋交战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春秋事语》的第二章《燕大夫章》，记载了一则弥足珍贵的史事，即春秋之时燕国与晋国的一场战役。该章说(105)：

燕大夫子□率帀（师）以御晋人，胜之。归而饮至，而乐。亓（其）弟子车曰：“□则乐矣，非先王□胜之乐也。昔者［文王军］宗，能取而弗灭，以申亓（其）德也。武王胜殷，登□□□□□□□□□□□□□□□□□□□□□□□□□□□□□□□□□□□□□□□□非齍夫何以贰□。［以］小胜大而□□□□□□□□□□□□□□□□□□生，乐则芒（荒），芒（荒）则□□忧□□□为起民之暨也。燕以使人迵（通）［言］□□□□□败而怒亓（其）反恶□□□寇属怨之胜忧，□在后□□□而□□□□□□□□□君之忧。”处十一月，晋人□燕南，大败［燕人］。（7—13行）

该章大意是说，晋人侵燕，燕大夫某率师御敌，打败了晋人。燕大夫归而“饮至”（出征凯旋后至宗庙祭祀宴饮庆功之礼(106)），骄傲自满，忘乎所以；其弟子车良言进谏，劝他居安思危。可忠言逆耳，没被采纳。结果，晋人再度侵燕，燕人反而大败。该章所记燕、晋之事，不见于传世文献。

张政烺（1912—2005）指出，“帛书所记燕国和晋国发生战争，晋人侵燕南，则其地当在北方。观其称文王、武王为先王，行周人之礼，也证明了当是北燕”。张政烺进一步指出，《春秋事语》是当时的“一种儿童读本”，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初步的历史知识，进而为学习《春秋》、《世》、《语》打下一点基础。(107)之所以要特意选入燕晋交战这一章，一则该事件颇具历史的典型性，二则该事件又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

四、所谓“南燕”

周朝之时，曾经有过两个燕国，一个是姬姓的燕国（北燕），一个是姞姓的燕国（南燕）。

“南燕”，伯爵。(108)南燕最早见于《诗经·大雅·韩奕》：“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左传》隐公五年：“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杜预注：“南燕国，今东郡燕县。”《春秋》：“桓公十有二年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杜预注：“燕人，南燕。”杜注虽然指出这两处的燕国为南燕，可并没有明确说明其依据与理由，而此重公案到现在仍未解决。出于谨慎，本处亦将南燕列入，算是存疑。

据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考证，南燕在今山西境内。阎忠进一步指出其确切地点，西周后期活动在今山西汾水上游地区，春秋初年迁徙到今河南境内。(109)这是南燕的国境所在。

至于南燕的国都，前人和今人的看法基本一致。《左传》隐公五年杜预注说：“南燕国，今东郡燕县。”《汉书·高祖纪》“复击破楚燕郭西”下颜师古注：“燕，县名，古南燕国。”汉之燕县，又名南燕县，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一带（王先谦补注(110)）。杨伯峻根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进一步将南燕的国都所在落实到更具体的地点，即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约四十五里，俗呼为城上。(111)

南燕为姞姓一说，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史记·周本纪》“王子克奔燕”正义引杜预注：“南燕，姞姓也。”《左传》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汉书·地理志上》：“南燕国，姞姓，黄帝后。”

在古代文献中，鲁宣公十二年（前597）以后便不见南燕事迹。这一年春，楚庄王率师围郑，郑伯求救于晋，晋出师救郑，与楚战于邲，晋师败绩。之后，“楚师重至于邲，遂次衡雍”（《左传》宣公十二年）。邲，郑地，在今河南荥阳市东；衡雍，南燕属地，在今河南原阳县界。另据《史记·六国年表》载，驻扎于衡雍的楚师曾经进围南燕国都，后因南燕“卑辞”求和，才解围而去。南燕一向与郑、楚为敌，故南燕可能在鲁宣公十二年以后亡于郑或楚。(112)

但此说也未必完全可信。陈平认为，战国之时，南燕还曾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后元四年（前321），张仪（？—前310）复说魏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陈平认为，此处的“燕”，确实就是“南燕”。《战国策·秦策四》载，楚人黄歇说秦昭王曰：“王又举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人。……王又割濮、磨之北属之燕。”而这两处出现的“燕”，指的也都是“南燕”。甚至在秦王政五年（前242），还有关于南燕的史迹，“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此处的“燕”，陈平认为也可定为“南燕”。(113)

但笔者认为，这四处出现的“燕”是否就是“南燕”，仍然不能坐实，一如前引文献中的“燕”为“南燕”之不能坐实。非但前人拿不出坚实的证据来，陈平自己也拿不出深具说服力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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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页。

(2)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3—245、365—366页。

(3) 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1940年12月。

(4) 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重庆：正中书局，1948年。

(5)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6)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29页。

(7)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8) 郭沫若：《卜辞通纂》620，《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

(9) ［日］白川静：《召方考》，《甲骨金文学论集》（节略本），京都：朋友书店，1970年。

(10) ［日］白川静著，袁林译：《西周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11) 杜正胜：《尚书中的周公》，《周代城邦》附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12) 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13) 孙庆伟：《召公奭、燕国始封及相关史事的考察》，《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4) 任伟：《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5) 陈平持论与笔者相同［《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5页］，但他没有述及这一段学术“公案”。

(16) 《淮南子·道应训》说“武王之佐五人”，高诱注说即太公、周公、召公、毕公、毛公；但《吕氏春秋》高诱注说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高、苏公忿生，与前说小异。

(17) 《尚书·泰誓中》：“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安国传：“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及文母。”《论语·泰伯》“予有乱臣十人”句下马融注：“乱，治也。治官者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

(18) 《尚书·金縢》孔安国传明言“二公”乃周公和召公。另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当时为周武王穆卜的就是周公和召公。

(19)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20)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

(21) 庞怀靖：《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22) 太保玉戈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Freer Gallery），相传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西南。李学勤1979年在美国讲学时尝亲见此戈，定其为成王时器［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3) 分别见《史记·孔子世家》、《庄子·天运》、《礼记·乐记》。

(24) 朱绍侯：《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南都学坛》，2007年第3期。

(25) 曹玮编著：《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第15、73、73、35、36页。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1期。说明：第七字，原隶定作“”，后隶定作“騜”。

(27) 曹定云：《邢台西周卜辞乃周初召公占卜考》，《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曹定云：《河北邢台市出土西周卜辞与邢国受封选址——召公奭参政占卜考》，《考古》，2003年第1期。

(28) 者减钟，清朝乾隆年间出土于江西临江（今清江），共十一件，其中一件无铭文。第一件至第六件铭文相同，第七件至第十件铭文相同，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为00193—00202。

(29) 陈平：《燕国风云八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35页。

(30)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2—143页。据陈平透露，这是其师张政烺的说法。

(31) 《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

(3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3—294页。

(33)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142—143页。

(34) 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1—922页。

(35) 童书业：《古燕国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按：克盉、克罍后收录于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6、466页，编号分别为942、987。说明：铭文“宅”字从方述鑫释（《太保罍、盉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6期）。

(38) 按：“分”字释文从李学勤、李零之说，详见《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39)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100页。

(40)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6—148页。

(41) 李学勤：《克罍克盉的几个问题》，《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9—162页；李仲操：《燕侯克罍盉铭文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张亚初认为，“克”不是人名（《太保罍、盉铭文的再探讨》，《考古》，1993年第1期）。但是，“克”作人名在此处文从字顺，无须节外生枝。

(4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另外，唐兰认为旨是第二代燕侯（《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96页），但不以克为第一代燕侯，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

(43) 李学勤有此说（《考古》编辑部：《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

(44) 朱凤瀚：《房山琉璃河出土之克器与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参看朱凤瀚：《大保鼎与召公家族铜器群》，《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第94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3页。说明：陈梦家依据字体、文例判断，将此铜器推定为成王时器。

(46)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8、94—96页。

(47) 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

(48) 裘锡圭：《释建》，《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6页。此文后收入其《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49) 裘锡圭：《释建》，《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6页。

(50) 曹定云：《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文物》，2008年第6期。

(5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8—49页。

(52)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115页。

(53) 所谓“大邑商”、“小邦周”等，涉及商、周的称谓问题。详见彭华：《殷商名号考》，《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54) （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丰镐考信别录》卷二，《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3页上栏；杜勇：《关于鲁、燕、齐始封年代的考察》，《大陆杂志》，第97卷第3期，1998年9月。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56) 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燕文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说明：对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开列的《夏商周年表》，公元前1042年即周成王元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8页。）

(57) 沈长云：《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匽侯”的周初青铜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

(58) 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

(59)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说明：1973年8月，蓟县划归天津市。

(60) 童书业：《古燕国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61)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62) 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

(63) 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兼辨燕山、燕易王、燕昭王》，《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史研究会编印，1980年。

(64) 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6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年；徐自强：《关于北京先秦史的几个问题（续）》，《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年；王采枚：《论周初封燕及其相关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6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07页。

(67) 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第884—886页。

(68)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54页。

(69) 常征：《辨蓟丘》，《中国古都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70)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7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72) 王国维：《商三句兵跋》，《观堂集林》（卷十五），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8页。笔者按：商三句兵后为《殷周金文集成》所著录，编号为11392、11401、11403。

(73) 金景芳主张商文化起源于北方（《中国奴隶社会史》，第51—54页；《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此说后为黄中业、干志耿等继承和发展（《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从人种学的角度而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潘其风认为，如果殷墟中小型墓组确可代表殷商王室的种族类型，则商族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古代居民有更多的关联（《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兼论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74) 吴荣曾：《周代邻近于燕的子姓邦国》，《先秦两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75)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7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年第4期。

(77) 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78) 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9年。

(79) 陈璋圆壶（《集成》09975），1982年2月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铭文的释读，参考了以下诸文：（1）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陈璋圆壶读考》，《考古》，1988年第3期。（2）李学勤、祝敏申：《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3）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80) 李学勤、祝敏申：《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7—365页。

(8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匽侯旨鼎》：“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若‘郾’，无作‘燕’者。”容庚《金文编》卷十二：“匽，经典通作燕。匽，召伯所封国。”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郾侯库彝跋》：“燕国之‘燕’，金文皆作‘郾’。兵器有郾王喜矛，即燕王喜也。”

(8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第102—103页。

(8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84)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85)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86) 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

(87)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文物》，1984年第8期。

(88)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楚文化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89) 董作宾：《帚矛说——骨臼刻辞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33年，第657页。

(90) 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91)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0、182页。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318、319页。

(92) 燕侯旨，西周铭文作“匽侯旨”，详见匽侯旨鼎（《集成》02628）。

(93) 西周早期燕国世系之所以阙如，“基于文献资料以及同时期邢国正与北方的戎族对抗的史实，最合理的推测当是燕、纪所在的冀北平原因为戎人的入侵而与中原出现了政治中断。后来，两地之间的联系只有到宣王时期才又得到重建”。（［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4页。）

(94) 《燕召公世家》索隐：“按：《谥法》无郑，郑或是名。”

(95) 敦煌唐写本《史记·燕召公世家》（残卷）“桓侯立”、“庄公立”、“襄公立”前无“子”字，今本名首皆有“子”字，无“子”字为误（张玉春：《敦煌莫高窟藏〈史记〉唐写本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96) 《燕召公世家》作“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七年卒，简公立”，对照《十二诸侯年表》，知《世家》“十七年”乃“十九年”之误。

(97)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2—195、327—328页。按：原书第328页之“雄县西北”误作“雄县两北”，形近而误。

(9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74—875页。按：该书认为燕桓侯所徙“临易”即燕下都，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

(99) 《太平御览》卷四五〇引《战国策》云：“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说苑·权谋》的记载与此非常接近，“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

(100) 《韩非子·说林上》说“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虽然大致道出战事跨年这一事实，但“春”、“冬”二字恰好颠倒。遗憾的是，诸家校注者均未注意这一点。

(101) 更详尽的论述，请参看彭华：《齐桓公伐戎救燕及其相关问题——以经史为双重审查视角》，《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02)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6页。

(103) 如陈平即认为，北燕伯款是双谥的燕侯，全称为“简惠公”，《左传》和《史记》各言其一［《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5—246页］，此说颇具参考价值。

(104) 《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注引孔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朱熹注：“比，偏党也。”

(10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年第1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说明：笔者本处所引用的释文，少数文字从宽式书写（如“率”字）。

(106) 《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107) 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后收入张氏著：《文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08) 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卷五《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74页。

(109)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附录《南燕国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阎忠：《南燕国考》，《松辽学刊》，1995年第3期。

(110) 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1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5页。

(112)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附录《南燕国考》；阎忠：《南燕国考》，《松辽学刊》，1995年第3期。

(113)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

第四章　发展时期（战国）

一、对外关系

（一）燕齐关系

公元前493年，燕简公卒，继位的是燕献公。燕献公在位年限长达二十八年（前493—前465）(1)，横跨东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为了叙事的连贯和行文的方便，本章所述最初一事虽然发生在春秋末期，但笔者仍将它放置于此。

燕献公三年（前490），在齐国发生了一件并不愉快而又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年夏天，“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左传》哀公五年）。所谓“不成”，即“未冠也”（杜预注），也就是尚未成年而死。而这位“齐燕姬”，于齐、于燕而言，都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她本是燕悼公元年（前535）齐师入燕境时所纳的“燕姬”（《左传》昭公七年）。燕姬归嫁齐景公后，被立为“夫人”（即正室），而且所生之子业已被立为“嫡子”（即太子），所以《史记·齐太公世家》说：“（齐景公）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嫡）子死。”(2)太子之死，对齐景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一年已是他在位的第五十八年，而众多姬妾及其所生诸子又蠢蠢欲动；同一年秋天，齐景公即一病不起，随后去世，而齐国也迅即陷入动乱之中（《左传》哀公五年、《史记·齐太公世家》）。“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对于当时的燕国而言，这是一件极为不利的事情。如果燕姬所生之子不死，则未来的燕齐关系当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而公元前4世纪的燕、齐随即兵戈相见。

下文略述三事，以为见证：

燕釐公二十三年（前380），（田）齐康公攻燕，取桑丘（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南）；韩、赵、魏救燕，败齐于桑丘。此事见于《史记》的《六国年表》（齐表）、《田敬仲完世家》、《赵世家》、《韩世家》和《魏世家》，但唯独不见于《燕召公世家》和《六国年表》的燕表，殊为怪异。陈平认为，大概是田齐伐燕至桑丘在前、三晋救燕伐齐至桑丘在后(3)；其实，陈平此说并非其“发明”，《田敬仲完世家》正义早已明言，“尔时齐伐燕桑丘，魏、赵来救之”。该说不误，可从。

燕釐公三十年、燕简公四十二年（前373），燕败齐师于林孤（林营）。此次齐燕交战的地点，《史记·燕召公世家》作“林营”，《史记·六国年表》作“林孤”，《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作“林狐”。两相对照，当以作“林孤”为胜。估计《燕召公世家》本作“林壶”，壶、营形近而误，而“壶”、“孤”、“狐”音同通假。(4)

燕文公八年、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4），齐师及燕师战于泃水(5)，齐师遁（《水经·鲍丘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此事不见于先秦其他载籍，姑列于此。

随后，燕王哙行“禅让”，引发燕国内乱，齐和中山乘机伐燕，致使燕几亡国，此时的燕齐关系业已沦落为“雠国”关系（《战国策·魏策二》）。燕昭王即位后，出于政治策略考虑，表面上修好两国的睦邻关系，但志在“雪先王之耻”（《战国策·燕策一》）。这已是后话，下文和下章有详细的叙述。换言之，整个战国时期，燕齐关系基本上都不够理想。

（二）燕赵关系

齐、赵均为燕国的邻国，但与齐燕关系相比，公元前4世纪的燕赵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如前文所述，公元前380年齐攻燕之时，赵与韩、魏共同救燕；而在子之乱后即位的燕昭王，更是一心一意修好于赵。本处仅叙述这一前一后的中间事件。

公元前356年的赵成侯，俨然一位“外交明星”，先是与燕文公会于阿，又与齐、宋会于平陆。(6)燕赵国君相会之地阿，《括地志》说在瀛州高阳县西北五十里，又名葛城、依城、西阿城，“曲曰阿，以齐有东阿，故曰西阿城”（《史记·赵世家》正义引）。

燕易王七年（前326），享国二十四年的赵肃侯薨逝，秦、楚、燕、齐、魏各出锐师万人前往参与葬仪。(7)赵国当时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而继赵肃侯之后即位的国君，就是后来彪炳青史的赵武灵王。

燕王哙元年、赵武灵王六年（前320），燕、赵似乎曾经有过一次交锋。这一年，燕伐赵，围浊鹿（今河北涞源县北）。赵武灵王及代人救之，败燕师于勺梁（今河北唐县东南）。此事见于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并系年于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但他本人也拿不准，“原文不引何年，今姑附此”。看来，此事只能将信将疑，算是“多闻阙疑”。

（三）燕秦关系

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燕国（燕昭王即位前），在处理燕秦关系时，主要就是围绕着两件大事展开的：一是随大流“称王”；二是行“合纵”攻秦。

燕易王十年（前323），魏相公孙衍发起燕、赵、中山、魏、韩“五国相王”以抗秦。五国之中，燕、赵、中山乃始称王。(8)燕王哙三年（前318），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败走。(9)在这次伐秦的五国之中，实际上唱主角的是魏、赵、韩三国；楚国因为最为强大，可能在名义上被推为纵长，但恐怕并未出多少士卒，采取的是观望态度；燕国因为最为弱小且又偏在北方一隅，“也只是随声附和，装装样子，跑跑龙套而已”(10)。相较而言，燕易王之“称王”一事对燕国的影响还要大一些。自此以降，燕国君王不复称“侯”、称“公”，而是径直称“王”，如燕王哙、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

二、迁都于易

迁易之事，载籍有明文。《水经·易水注》云：“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也就是说，燕国在文公时徙都于易（今河北雄安新区境内）。

陈平认为，从燕王哙之父号易王看，《水经·易水注》所云“徙易”之燕文公，必是战国中期易王之父的燕文公无疑，而非春秋晚期作为武公之子、懿公之父的燕文公；一如《世本》所云“桓侯徙临易”，燕文公所徙之“易”也在河北雄县（今属雄安新区）西北，即今东去南阳遗址3公里的“古贤村”战国都邑遗址大概就是燕文公所徙之“易”。(11)

1966年和1979年，在河北容城县晾马台公社西北阳村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铜壶一、铜鼎一、铜壶盖二，小铜壶盖口沿处阴刻有“左征”二字，铜壶近铺首处阴刻有“西宫”二字，壶口与盖沿都阴刻有“右征尹（）”字样。简讯作者孙继安、徐明甫认为，“这些文物年代属春秋战国时期。出土地点从地理位置看，位于燕地易京一带。易京在春秋晚期叫临易，临易曾是北燕的国都。铜器上如‘西宫’等铭文，对我们进一步研究燕文化，以及探讨战国时期燕国易京位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2)。1981年春季，孙继安等人又对容城县晾马台乡进行了更为周详的考古调查，结果在晾马台乡附近发现了南阳村“燕国城”和“晾马台”两座大型春秋战国时期台地文化遗址，征集文物40多件。“燕国城”遗址出土带有“易市”陶文的陶碗一件；1958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附近曾经出土过郾王载戈，河北容城县出土过郾王职戈；1981年又发现铜鼎二，“西宫”铜壶一、“左征”铜壶盖一、铜簋一；1984年出土燕首刀币百余枚；1988年又出土带有“郾侯载作萃锯”铭文的铜戈三件。此外，还采集到燕刀币二百余枚，铜凿、陶鬲、罐、豆、筒等文物数十件，陶罐肩部也有“易市”陶文。

三、禅让事件

燕王哙禅位子之

燕王哙，文公之孙、易王之子（前320—前312在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显示，燕王哙本有励精图治之雄心，也有安邦定国之才能。他于公元前320年即位后，便“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毕弋田猎”，甚至“亲操耒耨以修畎亩”；韩非说，“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韩非子·说疑》）。河北平山出土的铜器铭文也透露了这方面的一丝消息，中山王方壶铭文在大骂燕王哙之余，又在中山王鼎铭文中赞美了燕王哙，“郾（燕）君子徻（哙），叡（睿）弇夫（悟），（长）为人宔（主），闬（闲）于天下之勿（物）矣”（《集成》02840.1b），“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13)

子之，本为燕易王时的老臣。燕王哙即位后，相邦子之“贵重主断”（《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深得燕王哙的信任。

公元前318年，苏代、鹿毛寿(14)等进言规劝燕王哙效法禹行“禅让”，让位子之。二人讲得头头是道，冠冕堂皇，但这完全是一个预谋。对此，《战国策·燕策一》有详细的记载（另可参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

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

子之、苏代、鹿毛寿三人里应外合，为了使燕王哙钻入他们预设好的“圈套”，前后进行了三步“工作”，并且这三步“工作”堪称“绝妙”，构成一个完整的“三步曲”。先是苏代大谈外国见闻，说齐王“必不霸”是因为“不信其臣”，目的在于“激燕王以厚任子之”；第一步工作非常成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也非常满意，“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接下来，便是“诱惑”本想有所作为而又仰慕尧舜禹的燕王哙踵武“禅让”故事，让燕王哙自觉地“中计”而又丝毫无所觉察，因为“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而燕王哙可以享有“禅让之名而实不失天下”；这一步“工作”也很成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最后一步，就是“蛊惑”燕王哙真正“让位”子之；因为子之虽然大权在握、位极人臣，但仍有所顾忌，“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结果，燕王哙果真把政权交给了相国子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史记·燕召公世家》）。这一出“双簧戏”演得非常“精妙”！《韩非子·二柄》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

燕王哙“禅让”，最终弄得“身死国破”而被“天下笑”。《韩非子·说疑》说，这是因为“不明乎所以任臣也”。中山王鼎铭文说，“郾（燕）君子徻（哙）……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集成》02840.1b），“迷惑”二字，颇为精当绝妙。宋人鲍彪直斥燕王哙为“七国之愚主”，“惑苏代之浅说，贪尧之名，恶禹之实，自令身死国破，盖无足算”（见《战国策·燕策一》）。

战国中期燕国的“禅让”事件，在当时确实影响甚大。至于如何评价这一次“禅让”事件，学术界有所分歧。杨宽（1914—2005）最初认为，“子之大概是近于申不害一派的法家”，“禅让”事件“具有政治改革性质”，但“燕王哙和子之想要通过禅让的办法来进行政治改革，显然是不可能的事”(15)；之后，他的论断有所变化，改为“具有政治改革之目的”(16)。但金景芳不同意此说，“因为子之没有法家的事实”，但他仍将燕王哙让国一事列入“战国时期变法范畴之内”，“但它不是主流，而是逆流”，因为“燕王哙的让国，在燕王哙方面，是愚人做蠢事；在子之方面，则是一个预谋的骗局”，并称该事件为“一幕滑稽剧”(17)。王彩梅认为，燕国的“禅让”事件，“无论就其内容或后果来考察，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都没有起任何的进步作用，它根本不是什么社会改革，子之也不是进步势力的代表，在禅让之前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培植私人势力，拉拢党羽，玩弄政治手腕，蓄意夺取政权。在‘禅让’之后，即取得政权之后，他不但没有什么进步的政绩，［而且］由于子之‘贵重主断’，引起人民极大不满”(18)。

结合整个“禅让”事件的前因后果考察，燕王哙确实是想有所作为，并且也有改革或变法的主观意图，但他的良苦用心却被一帮别有居心的臣子利用，最终使得良好的出发点走向了邪恶的落脚点。这是燕王哙始料未及的。因此，很难说燕国的“禅让”事件具有改革或变法的性质。

燕国内乱

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后三年（前317—前315），“燕国大乱，百姓恫怨”（《战国策·燕策一》）。太子平因为权力被夺，和将军市被率先起来反对，“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史记·燕召公世家》）。当然，子之也绝不会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于是，燕国迅即陷于剧烈动乱之中，“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战国策·燕策一》）。结果，大权在握的子之占领了上风，将军市被殉国，太子平被子之杀死。(19)

燕国的这次激烈内乱和流血冲突，在考古学上有所反映。(20)1966年春，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都城南解村东发现战国墓1座，人头骨丛葬14座（编号为YNXC1—C14）。它们分布在东西向的一条直线上，方向为100°。人头骨丛葬之间，地势平坦，无任何文化遗存。1974年5月，为了解燕下都都城南解村附近人头骨丛葬埋葬情况和更好地保护这些人头骨丛葬，抢救发掘了5号人头骨丛葬。人头骨的放置没有一定的布局和规律，也没有一定的秩序，看来是随意掩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康信、潘其风对5号人头骨丛葬中较完整的221个个体进行了性别、年龄的观察，“这批人骨几乎全是男性成丁个体”，“头骨中最多的属于18—35岁的青壮年，约占观察数的80%”，没有发现幼年个体，55岁以上的老年个体几乎没有。在发掘清理过程中，发现有2个人头骨中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3个人头骨的下颌骨被砍去一部分，有的枕骨被砍去一部分。“因此，5号人头骨丛葬中所掩埋的显系战争中被杀或受伤后被杀掉的战俘。”根据文献记载，在燕国内乱时期，“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根据5号人头骨丛葬掩埋人头骨在2000以上的数字计算，已发现的14座人头骨丛葬所掩埋的人头骨总数将接近3万或3万颗以上，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因此，“这3座墓葬和14座人头骨丛葬可能与上述燕国内乱有关”，“其具体墓葬年代应在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前的前4年，即公元前315年齐、中山伐燕之前”。

四、伐燕行动

齐人伐燕

关于齐国伐燕的年代和当时齐王的名号，古人虽有怀疑和论断，但罕有正确论断者。(21)在传世的陈璋方壶上，有“隹王五年……陈璋内（入）伐匽（燕）亳邦之隻（获）”诸语（《集成》09703）。1946年，陈梦家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中，将“隹王五年”正确地考订为齐宣王五年（前315）。嗣后，他又在《六国纪年表考证》(22)和《西周铜器断代（二）》(23)中重申此旨；但颇为可惜的是，陈梦家又将齐宣王五年改订为周赧王元年、燕王哙七年（前314）。1982年，在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发现了陈璋圆壶，铭文与陈璋方壶基本相同。周晓陆和何幼琦都认为，此乃齐国伐燕时所掠取的战利品，后由齐人改铸铭文(24)（即所谓燕器齐铭）。1989年，李学勤、祝敏申详细地考证了陈璋壶的铭文，将齐破燕的年代考定在齐宣王五年，即公元前315年。(25)至此，关于齐国伐燕的年代和当时齐王的名号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当时身在齐国的孟子，对燕王哙禅让极为不满，“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所以他积极劝导齐宣王趁机出兵伐燕，认为“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燕召公世家》）。齐宣王见“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又得知秦伐韩，楚、赵救韩，诸侯无暇顾及燕国（《战国策·齐策二》），于是乘机“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史记·燕召公世家》）。齐军此次出兵攻燕，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孟子·梁惠王下》说齐兵仅“五旬而举之”，《战国策·齐策二》说是“三十日而举燕国”。(26)齐在燕国又“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将铜器等迁入齐国。(27)燕王哙死难，子之出逃，后被齐军俘获而“醢其身”（《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汲冢纪年》）。

齐占领燕国后，齐宣王并不想就此罢兵，他曾经询问过当时身为齐卿的孟子，是“取”还是“不取”。孟子回答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又劝宣王行“仁政”，勿俘杀燕民，为燕立君（《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大概部分听取了孟子的建议，替燕国整顿了朝纲。在河北平山所出中山王方壶铭文中，有“述（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诸语（《集成》09735.3b），这大概是齐与中山的共同举措。

由于齐军的暴行，激起了燕人的反抗，《孟子·公孙丑下》说“燕人衅”。另外，齐国的所作所为，也激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孟子·梁惠王下》）。因为如若齐国完全占领燕国，势必改变当时地缘政治的平衡格局，使齐国势力大增而使当时的政治格局发生向齐“一边倒”的后果，这就改变了势力在制约中平衡的“国际”准则。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赵、魏、韩、秦、楚纷纷出面干涉，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齐破燕，赵欲存之”（《战国策·赵策三》），“楚许魏六城，与之伐齐而存燕”（《魏策一》）。于是，齐宣王有些害怕了，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梁惠王下》）公元前312年，魏“攻齐”（《史记·魏世家》），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史记·秦本纪》）；韩、魏、秦、赵纷纷出兵救燕，大军在濮水之上击败齐军，“赘子死，章子走”（《战国策·齐策六》）。无奈之余，齐宣王只好下令军队撤离燕国国境。

中山伐燕

关于中山伐燕，过去大家完全不知道，知道的只是齐宣王的伐燕，因而对于《史记·燕召公世家》和《战国策·燕策一》中的“北地之众”不甚了然。(28)1974年，随着河北平山三器的出土，学者们才知道“北地之众”原来指的就是中山国，当时中山国确实参加了齐国的伐燕行动（时间上应与齐军伐燕是同一时间）。当时任中山国相邦的司马赒，“亲率参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中山王鼎铭文）。对于作为仅为“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言，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全军出击了。当时中山国认为自己是“师出有名”，打出的旗号是征伐“不义之邦”（中山王鼎铭文），因为“燕君子哙，不顾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中山王方壶铭文）、“子之大辟不义，反臣其主”（中山王鼎铭文）。正因为齐与中山形成了合围之势，所以才能一举克燕。(29)

根据中山王方壶铭文记载，中山在破燕之后，“天子不忘其有勋，使其老策赏仲父，诸侯皆贺”（《集成》09735）。由此可以看出，东周之时的周天子虽然业已失去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实”，但仍然拥有其“名”（名存实亡），仍然在必要时被人拉出来“唱一唱戏”。诚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各大国所“玩弄的一种把戏”而已。(30)

燕国的损失

在韩、魏、秦、赵等国的武力干预之下，燕国虽然说总算是复国了，但其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出土的壶铭文说司马赒“率师征郾（燕），大启邦宇，方数百里”（《集成》09734），中山王鼎铭文也说当时中山占领的燕国领土有“方数百里，列城数十”（《集成》02840.3b）；而齐国所占领的燕国领土，恐怕还远远不止“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当时齐国和中山所占领的燕国领土，并未因燕的复国而予以全部退还。直至后来燕伐齐时，还要旧话重提，“燕之攻齐也，欲以复振古（故）地也”(31)（《战国策·燕策二》）。

燕昭王即位

齐、中山大破燕国后，诸侯纷纷谋划“救燕”（《孟子·梁惠王下》）。其中，秦、魏二国都深入燕境攻击燕地的齐军，赵也积极救燕。魏哀公七年（前312），“（魏）攻齐，与秦伐燕”（《史记·魏世家》），“虏声子于濮”（《六国年表》）。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秦本纪》）。公元前312年(32)，赵武灵王召燕公子职于韩，派乐池护送公子职归燕，立以为燕王（《赵世家》）。这位燕王，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燕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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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燕简公和燕献公的即位顺序和在位年数，史学界颇有争议，本书采用的是陈平的说法［《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页］。

(2) 《史记》此句下“三家注”均无注。按：此处的“適子”当读为“嫡子”，所以笔者在正文中径直改“適子”为“嫡子”。“適”通“嫡”，文献例证颇多，详见《古字通假会典》（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464—465页）。

(3)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4)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5) 泃水，源出河北省蓟县北（1973年8月划归天津市），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区南，折东南经河北三河市东，至天津宝坻区东北流注蓟运河。

(6) 《史记》的《六国年表》、《赵世家》。

(7) 《史记》的《六国年表》、《赵世家》。

(8) 《战国策》的《魏策一》、《中山策》，《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赵世家》、《楚世家》。

(9) 《战国策》的《燕策一》、《楚策三》，《史记》的《秦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韩世家》、《赵世家》、《魏世家》和《楚世家》。

(10)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

(1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7—328页。按：原书第328页之“雄县西北”误作“雄县两北”，形近而误。

(12) 孙继安、徐明甫：《河北省容城县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82年第3期。

(13) 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第47页。按：该文此处的行文有误。一是张冠李戴，大骂燕王哙之铭文出自方壶，赞赏燕王哙之铭文出自铜鼎，朱、裘二先生一并归之于方壶名下，行文不确切；二是标点不规范，“睿弇”诸语中尚有一句未引，但引号中未见省略号。关于这两点“笔误”，笔者在正文中均已予以校正。

(14) 《史记·燕召公世家》作“鹿毛寿”，《春秋后语》作“厝毛寿”（《燕召公世家》索隐引），徐广说作“厝毛”（《燕召公世家》集解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作“潘寿”。

(15)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4—175页。这是该书的第三版，其第一、二版分别发行于1955年和1980年。前两版中有“子之大概是近于申不害一派的法家”诸语。

(16)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6页。

(17)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4—386页。

(18) 王彩梅：《燕君“禅让”辨》，《京华旧事存真》（第二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而且”二字，乃笔者据其文意和语气所加。

(19) 《燕召公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说子之杀公子平。按：此处的“公子”当为“太子”之误。

(2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49—752、768—774页。

(21) 清人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中别具慧眼，辨明齐伐燕为齐宣王时事。

(22) 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下篇），《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

(23)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第131—132页。

(24) 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陈章圆壶读考》，《考古》，1988年第3期；何幼琦：《召伯其人及其家世》，《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25) 李学勤、祝敏申：《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26) 吕祖谦《大事记》据《孟子·梁惠王下》改《战国策·齐策二》的“三”为“五”，不可尽信。齐国之攻克燕国，究竟是“五旬”还是“三十日”，目前尚难定断，故本处两存其说。

(27) 如陈璋方壶和圆壶，即“陈璋内伐燕亳邦之获”（见二器铭文）。

(28) 唐人司马贞认为“北地即齐之北边也”（《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宋人鲍彪也认为北地即“齐之北，近燕”，显然是望文生义。

(29) 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草稿）》，《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5—206页；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据李零说，前后二文有所差别；若欲了解李零的说法，当以前一文为准。

(30) 吴荣曾：《中山国史试探》，《先秦两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3页。

(31) 鲍彪说，“欲复王哙所失”，即指此。

(32) 《史记·赵世家》系年于赵武灵王十一年（前315），唐兰系年于前314年（《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但就当时燕国的形势而言，尚处于战乱之中，公子职根本不可能归国即位。赵之护送公子职归国即位，当在赵武灵王十四年（前312）。关于此点，陈平有较为详细的辨析［《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2—373页］。

第五章　强盛时期（战国）

在燕国八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总共有四十三位(1)君王登临宝座；但真正雄才大略如燕昭王者，则仅此一位，未见其二。燕昭王在位的三十三年（前311—前279），是燕国最为强盛的时期，值得大书而特书，所以本书专为燕昭王列了一章。

一、破燕之后，昭王即位

燕昭王之名

燕昭王，一说名平，一说名职。《战国策·燕策一》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沿袭的便是《战国策》的说法。《燕召公世家》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六国年表》也说：“燕人共立公子平。”结合《燕召公世家》前文关于太子平的记载，可知《六国年表》“公子平”当为“太子平”。但与其他史籍对照，这样的记载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召公世家》都说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于战乱，《燕召公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也说“子之杀公子平”。既然太子平已死，怎么可能又被立为燕昭王呢？故清人梁玉绳（1745—1819）认为，太子平与燕昭王是二人，并加以详细论证（《史记志疑》卷九、十九）。相反，《史记·赵世家》的说法却很值得注意，“（赵武灵）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集解和索隐均说《竹书纪年》作如此记载；另外，《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说：“《纪年》云：赵立燕公子职。”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所记燕昭王是“公子职”而不是“太子平”。

陈直（1901—1980）也觉察到了个中矛盾，但他采取的却是调停的态度，认为“职”与“平”所指为同一人（燕昭王），分别为燕昭王的字与名，因为“职与平名字正相适应”(2)。陈直据以立论的依据是《周礼·天官·小宰》的“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就此而言，职与平作为名、字本无可厚非，但并不合乎周代“称人以字，称己以名”的礼制；因为在出土的燕国兵器铭文中，数处均作“郾王戠”（古“職”字）(3)，从没有作“郾王平”的。经由此“二重证据”的互证，足可肯定这样一个事实：燕昭王之名为“职”，而不是“平”(4)；并且燕昭王即位前的身份应当是“公子”，而不是“太子”。

燕昭王即位

燕之“复国”，借助的是外国的武力；而燕昭王之即位，借助的也是外国的力量。公元前312年，赵武灵王召燕公子职于韩，派乐池护送公子职归燕，立以为燕王（《史记·赵世家》）。这位燕王，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燕昭王。燕昭王后来一心一意交好赵国，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恐怕也不无感恩戴德的成分。而燕昭王之交好强秦，一则固然出于战略需要，二则也不无“姻亲”成分，因为燕昭王是秦惠王的少婿。(5)

二、励精图治，礼贤下士

师事郭隗

燕王哙的“禅让”，对燕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先是燕国的国内大乱，接着是齐国和中山的趁火打劫，弄得燕国几乎亡国(6)；最后，好不容易借助于外国的武装干涉，燕国才勉强“复国”，但尚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这一段“伤心的经历”，燕昭王是切齿难忘，并且不啻于“奇耻大辱”。而燕昭王之英明伟大又在于，他没有因此而消沉堕落、苟且偷安，而是“化悲愤为力量”，积极进取，奋发图强。《战国策·燕策一》借苏代（按：当为苏秦）之口讲述过燕昭王的苦身砺志，“今臣闻王居处不安，食饮不甘，思念报齐，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数矣，妻自组甲，曰有大数矣，有之乎？”其情其景，并不亚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

在治理燕国的过程中，他励精图治，充分显露了雄才大略。燕昭王深知，他于破燕之后即位，若欲马上报仇以“雪先王之耻”，简直是痴人说梦；因为作为亡国之余的燕国，其眼下的国力实不堪强齐之一击。所以，报仇雪耻只能是一个长远而沉重的计划。而当时最为紧要之事，恐莫过于燕国自身的发展与强大了。要发展、要强大，单靠燕昭王“孤家寡人”一个是办不到的。此中利害与关键，燕昭王是心知肚明。

收破燕之后即位的燕昭王，首先想到的就是“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他问计于郭隗先生：“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通颇带道家黄老色彩的大道理：“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7)燕昭王又问：“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讲了一则“以千金求千里马”的故事，并坦诚而言：“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便为郭隗改筑宫室而师事之。（《战国策·燕策一》）后人所乐于称道的燕昭王“礼贤下士”，由此便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贤士凑燕

各国贤能之士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便争相凑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昭）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战国策·燕策一》）。这则材料后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燕召公世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两相对照，《战国策》和《史记》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书的记载没有问题。另外，诸如《说苑》、《新序》、《鹖冠子》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并且略有增益或减损。那么，在燕昭王“礼贤下士”时争相凑燕的究竟有哪些贤能之士呢？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到达燕国的呢？于此诸多问题，不可不加以辨别。下面，便对此做一条分缕析的工作。

1．乐毅

乐毅，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国名将乐羊后裔，擅长用兵。乐毅由赵经魏入燕，受到燕昭王重用，位居亚卿之列（《史记·乐毅列传》）。乐毅至燕的时间，当在燕昭王即位的最初几年。《说苑·君道》：“于是，燕（昭）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乐毅闻之，从赵归燕。”乐毅没有辜负燕昭王的期望，后来直接承担了报仇雪耻的大任。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率秦、楚、三晋五国大军伐齐（《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国策·燕策一》）。

2．邹衍

邹衍（前305—前240(8)），一作“驺衍”，阴阳家，齐国人。因为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以被列入阴阳家。邹衍在齐居稷下（今山东临淄），“为上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其语“迂大而闳辩”，齐人颂之曰“谈天衍”，与“雕龙奭”（邹奭）齐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曾经到过魏国和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争辩，“乃绌公孙龙”（《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最后至燕，为燕昭王师（《韩非子·亡征篇》）。邹衍至燕的时间，也当在燕昭王即位的最初几年。《说苑·君道》：“于是，燕（昭）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邹衍闻之，从齐归燕。”燕昭王对邹衍的礼数颇为周到，“（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均已亡佚。其遗说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者，主要为“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9)

3．苏秦

苏秦（？—前284），字季子，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战国纵横家。苏秦早年曾经“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师后，“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受到兄弟嫂妹妻妾的讥笑；困窘而归的苏秦受此奚落，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10)，“伏而读之”，“以出揣摩”，一年后自以为得其真义，“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便再次出游列国，最后到达燕国（《史记·苏秦列传》）。

关于苏秦的活动年代，旧说颇多舛误，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援用《战国策》的记载，更是前后颠倒、错误百出。随着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关于苏秦活动年代的迷雾才得以最终澄清。即，苏秦并不活动于燕文公、易王、王哙之世，而是活动于燕昭王之世。苏秦至燕的年代，就在燕昭王师事郭隗后不久，即燕昭王即位后的最初两三年。(11)《说苑·君道》：“于是，燕（昭）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这条材料，基本上可以“信史”目之。苏秦至燕后，深受燕昭王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出使齐国为燕反间，奔走于齐、赵、魏等国，为燕国效尽犬马之劳。

4．剧辛

剧辛，赵人，《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召公世家》均说他在燕昭王即位初年入燕。但燕国另有一剧辛，即公元前242年请命率军攻赵而被赵将庞煖擒杀的剧辛(12)，二人前后悬隔七十年，甚是扞格难通。梁玉绳于此早有明察，“剧辛自赵来，其年当非幼小。乃至后燕王喜十三年，将兵伐赵，为赵将庞煖所杀，计去昭王即位时已七十年，恐未必如是之寿，则其来似不在此时”(13)。所以有人主张，似可将剧辛从燕昭王初年凑燕名士行列中除去。(14)但笔者认为，另外两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可忽略：其一，燕国前后有两个剧辛，一个在燕昭王时已入燕，一个在燕王喜时才露面；其二，《战国策》和《史记》的文本有误，燕昭王时至燕的并非剧辛，而是另有其人。

5．屈景

根据《说苑·君道》记载，燕昭王即位之初至燕的贤士，除了上述几位外，还有屈景，“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屈景从楚至燕一事，又见于该书的《尊贤》篇，“苏子、屈景以周、楚至”。研究者认为，《说苑》的编者刘向（前77—前6）就是《战国策》的编辑者，其所记必有旧史为本。(15)但关于屈景至燕后的事迹，却突然中断，大概是史籍失载，或者是屈景至燕后默默无闻。究竟属于何种情况，目前尚难定断。

燕昭王之“礼贤下士”，在后世是有口皆碑，颇获好评。唐朝大诗人李白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三首之二）一代帝王康熙（1654—1722）亦提笔吟咏黄金台，“昭王礼贤士，筑馆黄金台。矫矫昌国君，奋袂起尘埃。……市骏固有术，贵在先龙媒。但得一士贤，可以收群材”（《黄金台怀古》）。

三、苏秦入齐，为燕反间

苏秦入齐为燕反间而死，天下之人共笑之，“讳学其术”，但在《史记·苏秦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却力排众议，高度评价了苏秦的才智，“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如若结合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还历史以真实，于今日反观司马迁此语，其确属慧眼独具之语。

苏秦的一生，其最为辉煌灿烂者、其最可大书特书者，恐怕莫过于燕昭王时期了。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透露，苏秦入燕后，迅即与燕昭王共谋国是，为燕国的复兴、强大、雪耻而出谋划策，并为此而奔走效劳，终使燕昭王了遂其“以雪先王之耻”的夙愿；而苏秦本人则落得一个“车裂而死”的悲惨结局，并且在后世还要蒙受不白之冤。

与昭王共商国策

苏秦与燕昭王共商国策之时，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就国际局势而言，作为“亡国之余”的燕国最为弱小（“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而秦、赵、齐是当时的强国，燕国无法与其中的任何一国抗衡，因此，燕国若欲报仇雪耻，必须走联合之路。苏秦于此有过非常精辟、非常透彻的分析，“（燕国）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16)（《战国策·燕策一》）。就国内环境而言，劫后余生的燕国也急需休养生息，因此，燕国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相当稳定的国内环境来发展国力。

有鉴于此，苏秦明确指出，“齐虽强国也，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则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战国策·燕策一》）。即燕欲破齐，必须先让作为“强国”之一的齐国由强变弱，对策之一是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然后让燕与秦、赵等强国联手伐齐，如此而为，“齐军可破而河间可取”。这是“外交”，主要由苏秦负责；而“内政”，则主要由燕昭王负责。内政与外交，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具体而言，即由苏秦入齐为燕反间，生乱于其内，而燕昭王谋敌于齐外，“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战国策·燕策一》）。

入齐为燕反间

为了实现这一“长远计划”，苏秦毅然请缨前往齐国为燕反间，坦然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因为作为反间，一旦被对方发觉，立刻便会被处死，所以“反间”往往就是“死间”（《孙子兵法·用间》）。但作为反间，于主使国之成就大事，却又是功不可没，历史上的伊尹、姜子牙都是反间的典型，“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姜子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同上）。1972年，在银雀山出土了汉简本《孙子兵法》，《用间》篇在列举了伊尹和吕牙之后，又添补了苏秦，“燕之兴也，苏秦在齐”(17)。苏秦竭力向燕昭王保证，自己入齐后一定做到“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后来果然践履了自己的诺言，直至车裂而死，最终没有泄露机密。后人说“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至为精当。

大约在燕昭王十二年（前300）前后，苏秦从燕入齐，“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燕质子为谢乃已，遂委质为臣”（《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燕国的使者，出使名义是助齐；但苏秦实则为燕反间，其真实目的在于防齐攻燕。苏秦在致燕昭王的信函中说：“臣之计曰：齐必为燕大患。臣循用于齐，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是王之所与臣期也。”(18)

苏秦“恶齐赵之交”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当他由燕入赵进行外交活动时，就有人检举揭发他破坏齐赵关系，因而赵相李兑和赵将韩徐都怨恨他，一度将他扣留在赵国。苏秦写信给燕昭王，分别派韩山、盛庆转交（《战国纵横家书》一、二、三）。后经燕昭王遣使入赵活动，苏秦才得以释放。

助齐攻宋

宋国所居之地，是“中国膏腴之地”（《战国策·燕策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交通便利；占有宋地，便可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齐、楚、秦等国都急欲用兵于宋。而宋王偃是当时有名的“暴君”，有“射天”之举，又“淫于酒、妇人”，并且射杀进谏者，诸侯皆呼之为“桀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为了消耗齐的国力，苏秦在齐国“因顺”齐湣王，怂恿他向宋用兵。这也就是《战国策·燕策二》所说的“齐兴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苏秦所用之计，实际上出自《六韬》（今本《六韬》当即《太公》一书的选本(19)），“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六韬·三疑》）。齐湣王于此浑然不觉，乖乖地入了苏秦之彀。

公元前296年，齐国曾伐燕，“覆三军，获二将”（《战国策·燕策一》）。次年，燕昭王又使苏秦入齐，请齐王舍燕而攻宋，因为宋是中原膏腴之地，“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战国策·燕策二》）。齐湣王为了扩张领土，拉拢秦国，便任用秦昭王的好友韩珉（一作韩聂）为相，而韩珉是力主秦齐联合者。苏秦到达临淄之时，韩珉到高闾城门迎接他，并亲自为苏秦驾车入临淄。(20)苏秦此次入齐，深受齐湣王的信任，“封而相之”（《战国策·燕策二》）。当齐第一次发兵攻宋时（前293），燕派兵两万并自备粮草助齐攻宋(21)，此时“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以行其兵”（《战国策·燕策二》），即不对燕设防。

但当燕将张魁(22)率领燕军进入齐国后，还是和齐发生了矛盾，结果被齐王杀死。燕昭王闻讯，“泣数行而下”，准备举兵攻齐，后经臣下劝阻，方才作罢，特派使者（按：即苏秦）前往齐国请罪（《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苏秦“治齐燕之交”颇见成效，齐国在嗣后的五年一直没有谋燕。

公元前287年，齐国第二次伐宋，并把攻秦之兵抽调回来伐宋。齐国这次攻打宋国，楚、魏都来争地，连弱小的鲁国也来插一杠子。齐湣王听说燕国也在策划攻齐，决定不论从宋国得到土地与否，都在八月撤兵。接着，齐宋讲和。苏秦在燕国使人谓齐王，劝说齐王不要为宋鲁而发怒，应该先休息士民。(23)

公元前286年，齐联合魏、楚，第三次用兵于宋，并最终灭亡了宋国。宋王偃奔魏，死于温（今河南温县西南），齐与魏、楚三分宋地（《史记·宋微子世家》）。齐灭宋后，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齐威势大振。“诸侯恐惧”，秦与燕、赵、韩、魏等国共谋联合伐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秦齐称帝

就战国后期的形势而言，以秦、齐、赵最为强盛，因而秦国主张与齐“连横”以伐赵。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王自称西帝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派遣魏冉立齐为东帝，欲约共伐楚。苏秦自燕至齐，见齐湣王于章华宫南门，齐湣王问苏秦：“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苏秦回答说：“愿王受之而勿备称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并且详陈“称帝”的利弊，“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背约摈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战国策·齐策四》）齐湣王听从了苏秦的劝告，去帝号，复为王，并背约摒秦，与赵惠文王会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亦去帝号，复称王。苏秦此举，目的在于联合东方五国攻秦，为日后燕国的破齐做好铺垫。

五国攻秦

公元前287年，苏秦与赵李兑发动赵、楚、魏、韩、齐五国攻秦，军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无功而罢。在五国合纵攻秦之初，秦为缓解五国攻势，将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向城）归还于魏；又归王公（又作三公(24)）、符逾（又作什清或先俞）与赵以求和。（《战国策·赵策一》）

谋划攻齐

齐国灭宋后，势盛，威胁三晋和秦、楚；而诸侯害齐之骄暴，皆争合谋与燕伐齐。公元前287年，赵将赵梁率先攻齐；次年，赵将韩徐为又亲率赵军攻击齐国。（《史记·赵世家》）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欲合纵伐齐，遂会楚顷襄王于宛（今河南南阳），又会赵惠文王于中阳（今山西中阳）。这一年，秦为“先出声于天下”，乃使蒙武率兵越过韩、魏向齐进攻，夺取齐九城，以为九县。公元前284年，秦昭王会魏昭王于宜阳，又会韩釐王于新城。（《史记·秦本纪》）同一年，由于赵国的拉拢，燕昭王入赵会见赵惠文王。（《史记·赵世家》）五国合纵伐齐的国际局势，业已形成。

四、乐毅伐齐，势如破竹

燕人伐齐大胜

经过二十八年的苦心经营后，燕国的国力早已蒸蒸日上，一派兴隆景象。《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兼之经过苏秦等人的纵横捭阖，也早已理顺外交关系，整个“国际环境”大为有利于燕国。伐齐的条件已趋成熟，堪称“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只等燕昭王发号施令了。

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作为“燕赵共相”的乐毅，被燕昭王任命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以相国印授乐毅），统率燕、赵、魏、韩、秦五国联军(25)，浩浩荡荡地开赴齐国边境。蔚为壮观的伐齐行动，就这样上演了。

乐毅统率五国大军联合伐破齐国，主要经历了济西大战和秦周小战，即《战国策·燕策二》所说的“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五国联军从赵国的东南边出击齐国的济西，率先攻取灵丘（今山东高唐南），使之成为一大有力据点（《史记·赵世家》）。

大军压境，齐湣王惶恐不安，火速征发全国的主力军，派触子为将(26)，应战于济上（济水之西）。齐湣王退敌心切，急欲触子出战，特意派人前去传令，“不战，必刬若类，掘若墓”，触子深感左右为难，等到临阵交战时，便鸣金退却，五国联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济西大捷后，乐毅遣返了秦、赵、魏、韩四国军队，单独率军在齐境作战。

接着，齐将达子统率残余的军队退守秦周（今山东临淄西北），企图保守临淄。达子要求多发赏金以激励士气，但遭到齐湣王的断然拒绝。结果，乐毅率军又大败齐军于秦周，达子战死。乐毅因而能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军乘势长驱直入，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仓皇出逃。《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评论说，“此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据说燕军攻陷齐都临淄后，“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所谓“美唐”，即齐“金藏所在”（高诱注）。除了燕国士卒争相抢夺的财物外，齐国的许多重器（如铜器）都被输送回燕国，“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史记·乐毅列传》）。

燕昭王喜闻捷报，大喜过望(27)，亲自劳师至济上，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临淄东南），号昌国君；随后，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史记·乐毅列传》）。燕昭王梦寐以求的“以刷先王之耻”(28)的多年夙愿，自此方得以遂心如意。

乐毅为笼络人心，又大肆取悦齐人，“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结果齐民大悦。之后，乐毅兵分五路进击齐城：“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左军渡胶东、东来”，“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在此过程中，乐毅还在临淄“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躅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三十一年）。燕军在齐基本上势如破竹，六月之间，连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仅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莒（今山东莒县）未下（《史记·乐毅列传》）。其后五年，乐毅仍然留在齐国境内，但一直没有拿下即墨和莒。

齐人立君于莒

公元前284年，“合纵”攻齐的号角吹响之后，齐湣王立刻发觉苏秦原来是燕国反间，勃然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战国策·楚策一》，另见《赵策二》）。

乐毅率领燕军攻陷齐都临淄后，齐湣王一度出奔到卫，后经邹、鲁等国而重返齐邑莒。莒在齐长城以南，原为齐五都之一，此时尚未沦陷。五国联合伐齐时，楚国并未参与该次行动，反而派遣淖齿（一作卓齿、踔齿）率军前往援助，齐湣王任之为相国。但楚国此次出兵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助齐，而在于收回被宋攻取的淮北之地，同时控制齐国的政权，因此淖齿至齐后便和齐湣王发生了矛盾，遂杀齐湣王于莒之东庙，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韩非子·难一》）。

淖齿杀齐湣王后，齐湣王从者王孙贾率四百人讨杀淖齿。齐湣王被杀后，“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淖齿去莒后，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齐襄王保命于莒，以抗拒燕国，并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田单列传》）

昭王深信乐毅

乐毅围即墨、莒，三年不克，有人进谗言于燕昭王，“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两城耳。……今齐王已服，所以未发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燕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进谗言者而当众责备：“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仇；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于是，毅然斩杀进谗言者。同时，燕昭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并派遣国相奉“辂车乘马，后属百两”而致之乐毅，欲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安，拜书不受，以死自誓。由是，燕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29)

燕昭王之英明果断，由此可见一斑。而乐毅伐齐之丰功伟绩，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司马迁于此激赏不已，“（乐毅）率行其谋，连五国之兵，为弱燕报强齐之雠，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史记·太史公自序》）。

五、破胡置郡，修筑长城

（一）袭破东胡，设置五郡

根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全燕”(30)时期的燕国“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所说“全燕”时，只有燕昭王时期可与之相当。燕昭王之时，燕国贤将秦开为质于东胡，胡甚信之。归燕后，秦开率军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因此得以拓土于辽东。其后，燕国陆续设置了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市）、辽西（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北）、辽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并修筑北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东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史记·匈奴列传》）。

关于秦开的确切身份，史无明文记载。陈平推测，秦开既然能替燕为质于胡，恐非一般燕将，应当是燕昭王很重要而亲近的直系亲属。(31)至于秦开袭破东胡的具体年代，应当就发生在燕昭王破齐以后至其病卒之前的五六年之中，而最大的可能应在燕昭王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的四五年间（前283—前279）。因为燕国自燕王哙、子之生乱为齐所破，直至燕昭王二十八年大举破齐之前，一直小心谨慎、养精蓄锐，不敢出头露面以炫耀武力，而嗣后的燕惠王、武成王皆非有志破却东胡千里之英主，且亦已无如此强盛之武力。(32)陈平此说，可以信从。笔者在这里特意补充一项证据，算是“玉成”其说。

吕祖谦（1137—1181）《大事记解题》卷四说：“秦开不知当燕何君之世，然秦武阳乃开之孙，计其年，或在昭王时。”其实，秦开确实就是燕昭王时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227年与荆轲一同前往咸阳刺杀秦王嬴政的勇士秦舞阳，就是秦开之孙。秦舞阳“年十三(33)能杀人，人不敢忤视”（《史记·刺客列传》）；而他与荆轲同往咸阳时，已绝非十四五岁的少年（人多持此论），应当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太子丹不可能派遣一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少年直接参与如此重大的行动），故而秦舞阳当出生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再上溯乃父，当出生于公元前280年左右，即在秦开袭破东胡以后。

（二）修筑北长城

关于燕国的北长城，《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简短的两句话，“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冯家昇（1904—1970）、金毓黻（1887—1962）等根据《魏书》、《通典》等文献材料曾经做过考证(34)，但他们据以立说的这两条材料本身就有问题，其结论自亦不可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对燕国的北长城专门做了实地考察，佟柱臣（1920—2011）、李文信（1903—1982）调查了从围场至赤峰一段(35)，辽宁文物工作者调查了自赤峰至敖汉一段，李殿福等调查了奈曼、库伦两旗的一段(36)，萧景全调查了辽东地区的燕秦汉长城障塞(37)，基本上弄清楚燕国北长城的大致情形。燕国北长城西起今河北省的独石口北，东经围场、赤峰，北至敖汉旗的南半部，进入奈曼旗的牤牛河上游，东去库伦旗南部，再继续往东蜿蜒至阜新县北部，过彰武、法库东抵开原，开原以东以障塞形式一直伸延到朝鲜半岛之龙岗（碣石）。燕北长城有土筑，有石筑，而以土筑段为长；迂山而以石垒，过平原而以土筑；土筑段多为夯土筑之，保存完好的段落至今尚有残存（高1—2米，底宽6—8米）。燕所筑北长城，就是秦长城的东段。(38)燕北长城在朝鲜半岛的一段，已经被朝鲜考古界发现并命名为“大宁江长城”，其走向是：沿昌城江、大宁江而至清川江下游北岸的博川。(39)在燕国长城沿线及其以内地区，发现了数量颇多的城镇村落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战国铁器、铜器和金属货币等，反映了燕人开发、经营这块土地的历史事实。燕人不仅在此推广了铁器，而且也发展了货币经济。(40)

（三）扩建南长城

既然提到了燕国的北长城，在这里就有必要附带说一下燕国的南长城。燕国的南长城是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的，当时即以“易水、长城”连称，“（秦）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战国策·燕策一》）。其修建年代也在燕昭王时，修建目的一如燕下都，主要是为了防御中山等国的侵袭，“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连下都”（《水经·易水注》）。

根据《水经·易水注》和《滱水注》的记载，以及学者的实地考察，燕国的南长城从长城门（今河北易县西南）起，穿过北易水，沿着南易水东向，经过汾门（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易水之北），再沿着南易水和滱水（今大清河）而走向东南。(41)在徐水西太行山下，还可找到沿瀑河东行至安新县（今属雄安新区）的一段夯土残垣，宽4—6米，高2—4米。这里曾经是燕国和中山国的分界线。

总之，在燕昭王统治时期，燕国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在燕国八百年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段黄金时期。对此，后世载籍予以高度评价，径直使用了“全燕”、“钜燕”等字眼，此为确当之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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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加上接受燕王哙“禅位”的子之，燕国君王共为四十四位，但一般都将子之排除在外。

(2)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7页；陈直：《读金日札（选录）》，《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56页。

(3) 如“郾王戠戈”（《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郾王戠作王萃”（《三代吉金文存》19.42）、“郾王戠作武叶锗鐱”（《商周金文录遗》595）、“郾王戠作巨攸锯”（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燕下都第23号遗址出土一批铜戈》，《文物》，1982年第8期）等。

(4)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注释①；杨宽：《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41页注释⑮。

(5) 《史记·苏秦列传》说：“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为燕易王。”按：《史记》记载有误，此处的“燕易王”当为“燕昭王”，唐兰于此特加辩正（《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附录，第131页）。

(6) 司马迁说燕国“几灭者数矣”（《史记·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一次。

(7) 关于这一段话的分析，具体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二节（“道家”部分）。

(8) 关于邹衍的生卒年，本书采用的是钱穆的说法（《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97页）。

(9) 关于邹衍学说的详情，请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二节（“阴阳家”部分）。

(10) 《战国策·秦策一》说苏秦所得乃“太公《阴符》之谋”，今本《史记·苏秦列传》索隐说“阴符是太公之兵符”，恐传抄有误。《战国策·秦策一》吴师道注引此语作“索隐云，《阴符》是太公之兵法”，即《阴符》乃“兵法”之书（兵权谋类）而非“兵符”。

(1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12) 此从《史记·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燕召公世家》系于上年。

(13)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00页。

(14)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5)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6) 《战国策·燕策一》说此乃苏秦弟苏代北见燕王哙时所言之语。按：此实为苏秦见燕昭王时所言之语。

(1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89页。

(18)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页。

(19)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2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八《苏秦谓齐王章（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27—28页。

(2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十一《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36页。

(22) 张魁，《战国纵横家书》四《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作“张”；又由该章可知，当时燕昭王派往齐国请罪的使者就是苏秦。

(23)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十《苏秦谓齐王章（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33页。

(24) 《战国策·赵策一》和《史记·赵世家》作“三公”，《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一作“王公”。

(25) 这次合纵伐齐行动的参与国，《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的《秦本纪》、《赵世家》、《魏世家》都说是燕、赵、魏、韩、秦五国，《乐毅列传》说是燕、赵、魏、韩、楚五国，而《燕召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和《楚世家》则说包括楚国在内共为六国。按：伐齐者当为燕、赵、魏、韩、秦五国，因为楚非但未参加伐齐行动，反而派淖齿救齐。

(26) 触子，《战国策·齐策六》作“向子”，《燕策二》作“蜀子”。“向子”当为“蜀子”之误，而“蜀”因与“触”形近而误。

(27) 乐毅在《报燕王书》中说“先王（燕昭王）以为惬其志”（《战国策·燕策二》），而《新序·杂事三》引文作“先王以为快其志”，一“惬”一“快”，形象地表达了燕昭王大喜过望的心情。

(28)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69页。

(29) 《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三十六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37—138页］。

(30) 《朝鲜列传》索隐：“始全燕时，谓六国燕方全盛之时。”

(3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32)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2—213页。

(33) 《战国策·燕策三》作“十二”。

(34) 冯家昇：《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1期；金毓黻：《东北通史》（第二卷），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1981年重印）。

(35) 佟柱臣：《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6) 李殿福：《东北境内燕秦长城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2期；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37) 萧景全：《辽东地区燕秦汉长城障塞的考古学考察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38) 李殿福：《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9—50、59—62页。

(39) 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

(40) 刘子敏：《战国时期燕国在辽东地区的货币经济》，《松辽学刊》，1992年第4期。

(41)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3页。

(42) “全燕”之说，见于《史记·朝鲜列传》；“钜燕”之说，见于《山海经》的《海内北经》和《海内东经》。

第六章　衰落时期（战国）

燕昭王治下的燕国，堪称全盛，故史籍有“全燕”、“钜燕”之说；后继者若能踵武昭王，并发扬光大，那么燕国嗣后的发展将不可限量。但是，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美好的“历史的假设”而已，后来的历史事实无情地颠覆了这一美好的假设。燕国自昭王以降，国势逐渐衰落，直至一落千丈、日薄西山，终亡于秦。

一、田齐反攻

惠王中计

正当乐毅在前线冲锋陷阵、大军势如破竹之时，燕国后院却顿起变故。在位三十三年而又颇有作为的一代贤君——燕昭王逝世了。继位的是燕昭王的儿子（即燕惠王），这一年是公元前279年。

燕惠王为太子时，就与乐毅有隙。齐军统帅田单闻讯后，心下窃喜，乃行反间计于燕，宣言说：“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1)。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史记·田单列传》）燕惠王果然中计，随即解除了乐毅的兵权，以骑劫取代了乐毅。乐毅情知不妙，便奔走赵国。(2)

田单复国

田单见反间计已然奏效，兴奋之余，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又一步一步地设下圈套，让骑劫也一步一步地钻入圈套而不自觉。

田单先是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盘桓翔舞于即墨城池上空，随后俯身下食，“燕人怪之”。田单于是扬言，“神来下教我”，又令城中人佯称“当有神人为我师”，并且“每出约束，必称神师”。田单此举，其目的有二：于齐而言是稳定军心、自壮军威；于燕而言是迷惑敌人、瓦解军心。接下来，田单又扬言：“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果如其言，尽劓齐国降卒之鼻。田单后又扬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人于是又掘墓焚尸。齐人目睹燕人劓鼻、掘墓、焚尸，莫不痛哭流涕，怒火万分，急欲出战。经过这两次考验，田单深知齐人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史记·田单列传》）。

为了进一步迷惑燕人，田单令甲卒皆伏于内，而使老弱女子登城，并派遣使节约降于燕。燕人以为齐人已无斗志，都欢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余镒，派即墨富豪献与燕将，“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妻妾”，燕将大喜，一一答允，“燕军由此益懈”。田单又收得牛千余头，悉披以五彩龙文之缯衣，缚兵刃于牛角，束油脂芦苇于其尾。凿城数十穴，夜纵牛，烧苇端，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火牛怒奔燕军，燕军大惊，视牛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壮士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震恐大骇，纷纷败走。齐人夷杀燕将骑劫，又追亡逐北至于河上，所沦陷的七十余城复属齐国（《史记·田单列传》）。这，就是历史上颇负盛名的“火牛阵”。

齐人于是迎襄王于莒，入居临淄（今山东临淄北）。齐王封田单于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北），号安平君。齐人复国，任命田单为相国。(3)

燕人这一败，将燕昭王、乐毅、苏秦等人苦心经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大好功业尽皆付诸东流水。真可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付了东逝水，空悲切。

乐毅拒召

乐毅奔走赵国后，赵封之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燕惠王对当初以骑劫代乐毅后悔不已，又怨恨乐毅降赵，担心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于是派人责让乐毅：“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史记·乐毅列传》）

乐毅在报燕惠王书中回顾了燕昭王礼贤下士，信任、重用自己的知遇之恩，以及伐齐行动的势如破竹，“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4)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然后又述说自己之所以要离燕归赵的原因，“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又以乐毅子乐閒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最后卒于赵。(5)

公孙操弑君

燕惠王七年（前272），燕相成安君公孙操弑杀燕惠王，拥立其子为武成王。这一年，秦、魏、楚、韩以“定乱”为名，趁火打劫，共伐燕国。(6)

二、燕赵战争

就燕国所处的军事地理位置而言，北边胡狄，东接田齐，西连强赵，曾经一度弱小，“东不如齐，西不如赵”（《战国策·燕策一》）。但经过燕昭王、苏秦、乐毅等人的苦心经营后，北破东胡，筑长城，置五郡，基本上解决了胡狄扰边的忧患；又东败强齐，虽然功亏一篑，但元气大伤的齐国，一时难以对燕构成威胁；唯独西边的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势力大增，南征北战，国力大振，俨然一介大国、强国，不可须臾小视。

面对这样一种“国际形势”，聪明而睿智的燕国决策者，本来应该力求和好于赵，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关于个中利害关系，深具远见的苏代（苏秦之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力陈赵勿伐燕的理由，“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战国策·燕策二》）；而就与燕的距离而言，秦远赵近，赵之攻远较秦之攻更为近便，“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史记·苏秦列传》）。

但非常遗憾的是，深谋远虑如燕昭王者，大智大勇如苏秦者，能征惯战如乐毅者，或仙逝，或殒命，或远遁；继位的燕惠王、武成王、孝王以及末代国君燕王喜，多乏善可陈，也没有真正能辅助得力的臣僚。于是，燕昭王之后的燕国，几乎是江河日下。而错中之错，恐怕莫过于挑衅西邻赵国，发动燕赵战争，使两国兵燹交迭，落得个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终得“渔翁之利”的是东面的齐国（小利）和西面的秦国（大利）。

田单攻燕

燕武成王七年（前265），燕国封君高阳君荣蚠（宋人）率兵攻赵。赵孝成王以割让济东令卢、高唐、平原陵三城予齐的代价聘请齐人安平君田单为将，由他率军还击燕人。田单此次还击，一举拔燕之中阳（今河北唐县西）。(7)

燕拔昌城

公元前260年，前后历时长达三年之久的长平之战终于以赵国的惨败而告终，赵括战死沙场，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史记·秦本纪》、《赵世家》）。赵国元气至此大伤。而就在此时，燕国于赵有不义之举。公元前259年，赵国抵抗秦国的邯郸保卫战尚未结束，赵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8)竟然率领原燕国之众叛归燕国（《史记·赵世家》）。此举无异于落井下石，见死不救。

燕国于赵非但“不义”，而且“不仁”。燕孝王二年（前256），燕国或许是想趁火打劫，派兵进攻过赵国的昌城(9)（今河北冀州区西北），五月而拔之（《史记·赵世家》）。昌城去燕下都有数百里之遥，业已深入赵国腹地，逼近沙丘宫。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任用范雎为相，并采纳了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即先进攻邻近的三晋，暂时置远方的齐、楚不顾。而燕国在这之后发动燕赵战争，业已落入秦人之彀，无异于帮秦之忙而砸己之脚。

赵败燕师

燕王喜四年（前251），燕相栗腹至赵约欢，以五百金为赵孝成王祝酒。栗腹在赵国耳闻目睹了赵国长平之战后的“凋敝”情景，认为有机可乘，返国后禀报燕王：“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为壮，可伐也。”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閒，乐閒劝燕王不要进兵赵国，“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燕王说：“吾以五而伐一。”乐閒仍然认为赵国不可伐。燕王怒火中烧，执意要伐赵；而群臣也都认为赵可伐。但大夫将渠仍然忠言进谏，先与人五百金通关约交，后又起兵攻伐，这是不祥之兆啊，出兵必不成功；但燕王不听。

这一年，燕起二军、车二千乘伐赵(10)，一支由栗腹统帅攻鄗（今河北柏乡北）(11)，一支由卿秦(12)统帅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燕王也自将偏师随其后。赵国也随即起兵迎击，廉颇击破栗腹于鄗，乐乘击破卿秦于代，燕军大败而逃。廉颇率军一路追击，赵国大军挺进五百余里，直至围困燕都。

燕国招架不住，派人请和。赵不答应，说非得让将渠来“处和”才肯罢休。而此时乐閒已奔走赵国，燕王便以将渠为相以处和。这样，赵军才解围而去。(13)

燕赵三战

燕国两度进攻赵国，大大激怒了赵人；而赵国一战得手，便连年反攻。次年（前250），赵将廉颇、乐乘再度进围燕都，燕馈以重礼求和，赵方解围而去（《史记·赵世家》、《乐毅列传》）。公元前249年，赵将乐乘又围攻燕都。公元前248年，赵派廉颇、延陵钧助魏攻燕（《史记·赵世家》）。

燕赵易土

燕赵连年交战，秦国乐不可支，相继于公元前247年拿下韩国的上党，又“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史记·秦本纪》）。赵国迫于秦的压力，不得不于燕王喜八年（前247）与燕易土。赵以龙兑（今河北满城境内）、汾门（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易水之北）、临乐（今河北固安西南）易燕葛（即阿，今河北徐水东南）、平舒（今河北大城）、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等地（《史记·赵世家》）。

李牧攻燕

李牧，赵北方良将，曾经驻守代和雁门备匈奴，平素“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使匈奴十余年不敢近赵边。燕王喜十二年（前243），李牧攻燕，拔武遂（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北）、方城（今河北固安县西南）。(14)

庞煖攻燕

剧辛曾经居赵，与庞煖友善，后仕于燕。燕王喜十三年（前242），燕见赵数困于秦，廉颇奔魏，庞煖为将，欲乘赵弊而攻之。燕王喜问于剧辛，剧辛说：“庞煖易与耳。”于是，燕王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还击，擒杀燕将剧辛，取燕师二万。(15)《鹖冠子·世兵》对此评论说：“自贼以为祸门，身死以危其君，名实俱灭，是谓失此不还人之计也，非过材（计）之莿（策）也。……是剧辛能绝，而燕王不知人也。”此事对燕国危害甚大，《韩非子·饰邪》直截了当地说，“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不知人而用之，祸莫大焉！同一年，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16)

燕王喜十九年（前236），赵派庞煖攻燕，取狸（今河北任丘市东北）、阳城（今河北唐县东）。秦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齮、杨端和伐赵，取阏与（今山西和顺）、邺（今河北磁县南邺镇）、安阳等九城。(17)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三十年（前265—前236）中，燕赵之间的战争就有九次之多。燕国在关键的战国后期，出于“错误的决策”，发动了数场“错误的战争”，可悲可叹！而与赵为战，燕国是败多胜少（一胜八败），常常是得不偿失，空耗国力，可怜可笑！燕国在战国后期的迅速衰落，与这数次燕赵战争不无关系。

三、荆轲刺秦

秦军兵临易水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韩王安。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军攻击赵军，一举大获全胜，杀死赵军统帅赵葱，颜聚逃亡，邯郸沦陷，赵王迁被俘。(18)赵公子嘉率领其宗族数百人惶惶出奔代，自立为代王，苟延残喘于边陲之地。(19)

但秦军并没有就此罢兵回师，王翦仍然引兵北上，屯军于中山以临燕。穷途末路的代王嘉与燕合兵，屯军于上谷。因秦国内“大饥”，两军才暂时处于对峙状态。(20)

太子寻机复仇

秦军兵临易水，燕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身为燕国太子的丹，患秦兵逼境，急急派遣荆轲、秦舞阳入秦刺杀秦王(21)，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荆轲刺秦”故事。但这中间有一则插曲需要略费笔墨叙述一下。

太子丹（？—前226），燕王喜之子，名丹。曾在赵国为质，与出生在赵国的嬴政（赵政或赵正(22)，即后来的秦始皇）交往甚厚。嬴政回国被立为秦王后，太子丹又质于秦。(23)但嬴政待丹无礼，怨恨满天的太子丹忍无可忍，便于公元前232年逃归燕国。(24)

归国之后的太子丹，一直筹划着如何报仇雪恨。太子丹曾经就此事询问其傅(25)鞠武（一作麴武(26)）。深谋远虑的鞠武规劝太子要从长计议，应该先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和匈奴，然后才能图谋报秦仇。但太子丹急于报仇，认为鞠武之计旷日弥久，令人着急心闷，恐怕难以等待。太子丹和盘托出“刺秦”计划，鞠武无奈，但仍然语重心长地对丹说：“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报仇心切的太子丹不愿采纳鞠武的忠告，万般无奈的鞠武便举荐田光接替自己，之后便飘然身退。（《燕丹子》卷上）

田光被鞠武举荐给太子丹后，受到规格极高的礼遇。田光自以为已经衰朽，不能再为太子的复仇计划尽力，向太子丹保荐了勇士荆轲。田光随即自杀(27)，一则明其至死不泄密的立场，二则以死激荆轲。

荆轲（？—前227），或说字次非（《博物志·异闻》），祖籍齐国，后徙居卫国，卫人称之为庆卿。(28)卫国灭亡后，他又来到燕国，燕人称之为荆庆或荆叔。荆轲与善击筑者高渐离友善，二人常饮酒作乐，歌于市中。荆轲“好读书、击剑”，“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史记·刺客列传》）。田光推荐他入见太子丹，受到丹无微不至的礼待，被尊为上卿。(29)

公元前228年，秦军兵临易水，太子丹认为若再不实施“刺秦”计划，将悔之晚矣，便与荆轲谋划如何刺杀秦王。荆轲一针见血地指出，“刺秦”计划要实施，必须具备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二者缺一不可）：一是进献秦国降将樊於期(30)的首级以取信于秦王，因为樊於期战败来降，得罪于秦王，“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二是进献燕国督亢地图，因为督亢（今河北涿州市、易县、固安一带）是燕国的富饶之地，是贪婪的秦王急于获得的地盘。但太子丹有些不忍心，因为樊於期穷困来投奔而又出卖他，于心何忍。于是荆轲只好私下去见樊於期，樊於期为成全荆轲和太子丹的复仇计划，毅然自刭。太子丹闻讯，伏尸而哭，悲不自胜，但也无可奈何，便命人“函盛其首”。在这之前，太子丹已经事先求购了一把“天下之利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31)，并以毒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32)。

荆轲咸阳刺秦

公元前228年，“刺秦”计划的特别行动小组出发了。组长是荆轲，副使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燕国人秦舞阳(33)（《史记·刺客列传》）。美中不足的是，秦舞阳并不是荆轲所愿意接受的帮手，而他所等待的朋友尚未抵达燕都。

出发之日，太子丹和宾客知情者都着素白衣冠前往送行。在易水告别之时，荆轲引吭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为变徵之声，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燕丹子》卷下、《史记·刺客列传》）这一幕慷慨悲壮，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是一直为后世所乐于称道的燕赵“慷慨悲歌”之风的绝妙典型！

公元前227年，荆轲一行到达咸阳后，通过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34)卑辞以求见。秦王闻讯，大喜过望，身着朝服，设九宾之礼接见荆轲二人。荆轲手捧樊於期首级，秦舞阳手捧督亢地图，“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舞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荆轲谢罪道，“北蕃蛮夷之人，未见天子”，并请秦王就近拜阅督亢地图。（《燕丹子》卷下）结果，“图穷而匕首见”，荆轲随即左手把秦王衣袖，右手揕其胸，一路数落秦王的罪状。秦王绝袖而走，荆轲环柱追杀；事起仓促之间，群臣愕然，手足无措。有人提醒秦王拔剑，但剑身太长，一时竟然无法拔出。侍医夏无且以药囊投掷荆轲，秦王乃负剑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以匕首掷秦王，不中，击中铜柱。荆轲知事不成，倚柱而笑，箕踞而骂，“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遂斩杀荆轲，秦王目眩惊悸良久。(35)

荆轲刺秦，其本意在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以退还侵地故事，但时移势迁，“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唐人李翱（772—841）的评论堪称一语中的，“事虽不成，然亦壮士也。惜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轲不晓而当之，陋矣！”(36)柳宗元（773—819）亦云：“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37)宋人王应麟（1223—1296）亦指斥燕丹愚不可及，“燕丹之用荆轲，欲以齐桓待秦政，不亦愚乎”！(38)纵使荆轲刺秦成功，也无济于事，因为“即幸而杀秦王，秦岂无复仇之举；见陵之患，未见息也”(39)。但荆轲刺秦的悲壮故事，却成为燕赵“任侠”的铁证，给后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成为歌咏不绝的题材。在山东嘉祥县武梁祠(40)、陕西绥德县(41)、陕西神木大保当(42)、山东沂南县北寨村(43)、浙江海宁(44)等地的汉墓画像石上，还有“荆轲刺秦王”的精彩画面。在江苏泗阳县打鼓墩樊氏墓（第5石侧面图）(45)、四川乐山麻浩崖墓(46)、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47)、四川江安县桂花村(48)等地的魏晋墓画像石上，也有“荆轲刺秦王”的精美画面。直到东晋，大诗人陶潜（365—427）还挥毫写下了《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49)初唐诗人骆宾王（627？—684？）在《易水送别》中咏叹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壮哉！悲哉！

荆轲刺秦失败的消息传回燕国后，太子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吾知其然也”；因为早在与荆轲易水诀别后，他就相过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烈士传》）(50)通过相气预测胜败，这固然是迷信，但它却透露了一个“历史信息”：方术在燕国颇为盛行。李学勤结合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对此进行专门分析：在汉代人看来，荆轲为太子丹刺秦而出现“白虹贯日”，是精诚感天所致；而“白虹贯日”的出现，也正说明荆轲刺秦当在冬季。(51)

后人为了纪念荆轲，在易县修建了荆轲冢（衣冠冢）。辽代之时，有汉民在衣冠冢上修筑了荆轲塔（又名荆轲招魂塔）；塔后毁，明万历六年（1578）重建，八角十三层。(52)荆轲塔位于河北易县城南1.5公里处，濒临北易水，依山傍水，风景秀美。

四、国破家亡

王翦拔蓟

荆轲咸阳刺杀秦王，功败垂成。惊魂不已的秦王龙颜大怒，随即增派兵力抵达赵地，并火速下令：出兵攻燕。秦军统帅王翦不负君望，大军在易水之西一举击败燕、代联军。

公元前226年，冬，十月，秦军长驱直入燕都蓟城，于是，蓟城的城头赫然插上了秦军的旗帜，燕国国都陷落。秦人攻克燕都蓟城后，遂于其地设广阳郡。(53)

燕王喜和太子丹仓皇出奔，率领其精兵走保辽东，但身后由李信统帅的秦军仍然紧追不舍。燕王喜窘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代王嘉来信献策，请斩太子丹以献秦王。太子丹情知大难临头，藏匿于衍水之中。燕王喜派人前往搜寻，太子丹被斩杀。(54)太子丹的头颅被人献给了秦王，但这仍然于事无补，秦王复进兵攻之。后因秦忙于灭楚，兵锋南向，才使得燕王喜苟延残喘于辽东四年。(55)

秦人灭燕

公元前222年，秦人大兴兵力，派王贲进攻辽东。燕国此时已是覆巢危卵，几乎是不堪一击。辽东沦陷，燕王喜被俘。“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的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至此灭亡。秦以其地置辽东郡。(56)

同一年，秦将王贲攻代，俘虏代王嘉，赵亡。次年（前221），王贲兵出燕地，南攻齐国，攻克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西部和北部），俘虏齐王田建，齐亡。于是，秦尽灭东方六国，统一了中国。(57)

高渐离刺秦（后话一则）

高渐离（？—前221），一作“高渐丽”（《论衡·书虚》），燕人，善击筑，与荆轲友善，尝与荆轲在燕市饮酒、唱和相乐。燕太子丹派荆轲西入秦国行刺秦王，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慷慨悲壮。秦灭燕国后，大肆驱逐太子丹、荆轲之客，高渐离隐姓埋名藏匿于宋子(58)，“为人庸保”，以做苦工谋生。

一日，高渐离闻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一时“技痒”难捺，出言曰“其有善有不善”(59)。主人召其前击筑，“一坐称善”，遂被擢升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之人纷纷延以为客，高渐离遂名闻遐迩。秦始皇闻其名而召之，有识者谓秦始皇，彼“高渐离也”，但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以筑击秦始皇，不中，被杀。心有余悸的秦始皇，于是“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史记·刺客列传》）。壮哉，高渐离，不愧为死节之士！

燕是否有后（附录一则）

顾炎武曾经指出“六国独燕无后”，“至于六国已灭之后，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尝考夫七国之时，人主多任其贵戚……独燕蔑有。子之之于王哙，未知其亲疏。自昭王以降，无一同姓之见于史者。乃陈、项兵起，立六国后，而孙心王楚，儋王齐，咎王魏，已而歇王赵，成王韩，惟燕人乃立韩广，岂王喜之后无一人与？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岂下于怀王，而忍亡之也？盖燕宗之不振久矣，呜呼！楚用其宗而立怀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韩广者，燕也”（《日知录》卷二十二“六国独燕无后”条）(60)。顾炎武此说在一定程度是站得住脚的，但必须设定一个前提，即在地域上将朝鲜排除在外。

根据历史典籍的记载，在燕国灭亡之后，其宗室后裔当已远徙朝鲜，并且融入了卫氏朝鲜。燕人卫满“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史记·朝鲜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说法更为明确，“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因此，可以这么说：燕国并非无后，只是在华夏大地基本无后，而其后当在朝鲜。如果联系语言以反观此说，则笔者此论至为明晰。诚如第十章第一节所言，燕地方言确实与中原内地方言有所不同，而颇与代、朝鲜接近。因此，史学家吕思勉说古代的朝鲜人“至少是和中国人同语系的民族迁徙向东北的”(61)，其说实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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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国策·燕策二》说齐有“三城未下”，姚宏注云此三城为聊（城）、即墨、莒，但鲍彪纠正说乐毅未下之齐城只有即墨、莒，“盖因燕将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误”。鲍说有理。

(2)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乐毅列传》及《战国策·燕策二》，另可参看《太平御览》卷二九二引《战国策》。

(3)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田单列传》及《战国策·齐策六》，另可参看《太平御览》卷二八二引《战国策》。

(4) 关于这几句话的解释，请参看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1—263页）。

(5) 《史记·乐毅列传》。另见《战国策·燕策二》、《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三十六年（第141页）。

(6)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秦本纪》、《赵世家》、《韩世家》、《楚世家》、《六国年表》；另见《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三十六年条，无“韩国”，第154页。

(7) 《战国策·赵策四》、《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六国年表》；“中阳”一作“中人”，《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作“中阳”。

(8) 《史记·赵世家》的《正义》引《括地志》说：“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正义》又云：“武垣此时属赵，与燕接境，故云率燕众反燕地也。”陈平怀疑三人原为燕之武垣令，赵夺燕武垣后，仍以三人为武垣令长，现见赵逢长平之败，故又乘机率领燕众仍以武垣之地返归燕国[《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其说有理，而笔者对此事的评论与此并不相悖。

(9) 《史记·赵世家》，原作“昌状”，误。此据《史记正义》改。

(10) 《战国策·燕策三》说当时燕国起兵有六十万之众。

(11) 东汉光武帝即位于此，改名高邑。

(12) 《燕召公世家》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作“卿秦”，《战国策·燕策三》作“庆秦”。卿、庆均为阳部溪纽字，音同相通。

(13) 《战国策·燕策三》、《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廉颇列传》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

(14)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李牧列传》、《廉颇列传》、《六国年表》；另见《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三年，第205—206页。

(15) 此从《史记·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燕召公世家》系于上年；另可参看《赵世家》、《廉颇列传》。

(16)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

(17) 《史记》的《赵世家》、《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另见《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十一年，第218页。

(18) 胡三省认为，“赵至是亡”（《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十九年，第224页。

(19)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赵世家》。

(20) 《战国策·燕策三》、《史记》的《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

(21) 《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十九年系此事于公元前227年，第226页。

(22) 《史记·秦始皇本纪》：“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正’。”按照“男子称氏”原则，秦始皇应该称“赵政”或“赵正”。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篇名即系自题（篇名书写于第2枚简的背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3) 按：太子丹之质于秦，一则固然与秦王嬴政有关（二人在赵国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二则恐亦与燕人蔡泽的游说有关。《战国策·秦策三》说蔡泽在秦为相数月而免，后又“为秦使于燕”，接着就有“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蔡泽之“为秦使于燕”，显然与“太子丹入质于秦”有着一定的联系。

(24)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和《燕丹子》。

(25) 《战国策·燕策三》、《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作“太傅”，《燕丹子》、《史记·刺客列传》作“傅”。

(26) 《燕丹子》作“麴武”，《战国策·燕策三》、《史记·刺客列传》作“鞠武”。

(27) 《燕丹子》说“（田光）向轲吞舌而死”，《战国策·燕策三》说“遂自刭而死”，《史记·刺客列传》说“遂自刎而死”。

(28) 《史记·刺客列传》索隐：“轲先齐人，齐有庆氏，则或本姓庆。春秋庆封，其后改姓贺。此下亦至卫而改姓荆。荆、庆声相近，故随在国而异其号耳。”

(29) 《燕丹子》卷下说：“太子遇（荆）轲甚厚，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

(30) 杨宽认为，樊於期就是因战败而畏罪逃亡的秦将桓齮［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注释①］。

(31) 《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徐，姓；夫人，名。谓男子也。”

(32) 《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燕策三》、《燕丹子》卷下、《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

(33) 《战国策·燕策三》作“秦武阳”，《史记·匈奴列传》说秦舞阳是秦开之孙。

(34) 《燕丹子》卷下作“蒙白”，当以《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燕策三》作“蒙嘉”为是。

(35) 《战国策·燕策三》、《燕丹子》卷下、《史记·刺客列传》、《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36) （唐）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李文公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唐）柳宗元：《咏荆轲》，《柳河东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公羊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39) （清）龚炜撰，钱炳寰点校：《巢林笔谈》卷三《燕丹遣轲大失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0) 济宁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41) 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4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43) 华东文物工作队山东组：《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44) 嘉兴地区文管会等：《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5期。

(45) 淮阴市博物馆、泗阳县图书馆：《江苏泗阳打鼓墩樊氏画像石墓》，《考古》，1992年第9期。

(46) 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

(47) 唐长寿：《乐山柿子湾崖墓画像石刻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48) 崔陈：《江安县黄新乡魏晋石室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49) 按：陶渊明说荆轲不精剑道、剑术粗疏，此论来源于战国时人鲁句践。《史记·刺客列传》：“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50) “白虹贯日”之说流传甚广，又见《汉书·贾邹枚路传》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太平御览》卷四引《战国策》等。

(51) 李学勤：《论帛书白虹及〈燕丹子〉》，原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后收入其《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6—323页。

(52) 马敬天：《荆轲山村和荆轲塔》，《中国地名》，1998年第5期。

(53) 秦在燕都蓟置广阳郡一说，不见于《汉书·地理志》，首倡此说者为《水经·水注》，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和王国维《秦郡考》[《观堂集林》（卷十二）]均主此说。谭其骧认为，“郦道元之言，当必有据”（《秦郡新考》，《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54)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二十五年“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第231页）司马光的这则评论，“封建正统”意味特浓。其实后人对燕太子丹还是颇具“了解之同情”（借用陈寅恪语），衍水因太子丹被杀于此，自此遂名“太子河”（《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六）。

(55) 《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刺客列传》及《战国策·燕策三》。

(56) 《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和《水经·大辽水注》。

(57) 《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刺客列传》及《战国策·燕策三》。

(58) 宋子，县名，故城在赵州平棘县北三十里（《史记·刺客列传》正义）。宋子城遗址在今河北赵县宋城村东南，西南距离县城14公里。自1965年起，宋子城遗址作为河北省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85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深入调查。参看高英民等：《赵县文物与古迹》，《文物春秋》，1991年第4期。

(59) 应劭《风俗通义·声音》引《史记》作“（高渐离）闻其家堂上客击筑，伎（技）痒，不能毋出言”（《颜氏家训·书证》引文无“上”字），颜之推在“案语”中说：“伎痒者，怀其伎而腹痒也。……今《史记》并作‘徘徊’，或作‘彷徨不能无出言’，是为俗传写误耳。”按：《风俗通义》转引《史记》文不尽确切，颜之推据此立论，其结论自亦不可尽信。以理度之，高渐离闻客击筑而“伎痒”属实，“傍偟不能去”亦属实；高渐离当是因“伎痒”而“傍偟不能去”，故随之“出言”。

(60)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72—773页。

(61) 吕思勉：《从民族拓殖上看东北》，《吕思勉遗文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下编

作为周朝重要封国之一的姬姓燕国，其历史文化的内涵是颇为丰富的。下编基本上是从“横向”的角度研究“燕国史”，分别论述了燕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并分门别类为燕地主要人物书写“小传”。

第七章　经济制度

一、农业

（一）农作物的种类

按照《周礼·夏官·职方氏》的记载(1)：幽州（跨今河北、辽宁）“其谷宜三种”（即适宜种植黍、稷、稻）；冀州“其谷宜黍、稷”；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谷宜五种”（即适宜种植黍、稷、菽、麦、稻）。《艺文类聚》卷一七五引刘向《别录》说燕国有产谷之地，其名为“黍谷”。(2)黍谷是山名，即黍谷山，一说在“怀柔县东四十里”（《明一统志》卷一），一说在“密云县西南十五里”（《大清一统志》卷四）。由此可知，燕地出产黍、稷、菽、麦、稻，而它们就是燕民的主食。

稷乃“五谷之长”（《说文解字·禾部》），是五谷中最主要的一种，主要出产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是北方居民的主食。黍，去皮后叫黄米或大黄米(3)，在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其重要性仅次于稷。稻，因为需要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在北方生产较少，所以较为珍贵，在北方不属于寻常主食。麦有大麦和小麦之分，而小麦又有春小麦和冬小麦之分，北方主要种植的是冬小麦。菽其实就是豆（大豆、胡豆(4)），但战国以前多称之为菽，有大菽、小菽之分，北方出产戎菽（“菽”一作“叔”，即胡豆）。(5)

（二）铁制农具的使用

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时期燕国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典型的农业工具有石镰、石刀，还有蚌器和骨角器等。从春秋时期开始，铁制农具已经运用于农业生产，但数量不多；到战国中期以后，铁制农具的使用就已经相当普遍了。根据考古发现，北起吉林、辽宁，南到广东、广西，东自山东，西至四川、甘肃等地，都有铁农具出土。

从考古资料来看，燕国铁制农具的分布是极为广泛的。从南面的易县燕下都到北面的二龙湖古城，都有大量铁制农具的出土。同时，在易县燕下都和兴隆寿王坟等地，还发现了一批冶铁遗址。已出土的燕国铁制农具，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种类也不少。在北京顺义区兰家营村，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铁制镰刀、钁各1件，镰刀长24.5厘米，宽3厘米，钁长18.8厘米。(6)在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出土了属于战国早期的铁斧等工具。(7)在易县燕下都采集的铁制农具，有钁52件、铲16件、锄11件、镰6件、铚1件、镐4件。(8)在河北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87件，有的是单合范，有的是双合范，种类比较齐备。其中多件范上铸有“右廪”二字(9)，说明燕国在兴隆设有官营作坊，专门生产冶铁手工业产品。目前所发现的燕国铁制农具的种类，主要有钁、犁、锛、锄、铲、镰、斧、掐刀、杈、镐、耙等11种类型。石永士将燕国铁制农具分为四类：（1）翻土农具，如犁、钁、镐、铲；（2）中耕农具，主要为锄；（3）收割农具，包括镰和掐刀；（4）辅助农具，如斧、五齿耙、二齿镐和一齿镐等。不同种类农具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差异，总的来说钁的数量最多，分布地域也最广，其次是镰和锛，再其次是锄、铲，说明燕国主要的翻土农具为钁，犁在燕国使用较少，可能与其土壤质地、动力来源等因素有关。种类繁多的铁制农具在燕国各地的广泛出土，说明战国时期的燕国已经广泛地使用了铁农具，深耕细作技术得到普遍地推广和应用。(10)

众所周知，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耕作质量，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不但扩大了耕作的面积，也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燕国农业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促进了燕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强了燕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为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提高了物质保障。

（三）耕作技术的进步

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大力推广，为沟渠的挖掘、堤坝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都江堰、郑国渠、西门渠等水利工程的兴建就是明证。水井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增加。在河北燕下都遗址、河北石家庄、河北满城要庄、北京市西郊白云观、北京市陶然亭等地(11)，都发现过战国时期的水井。水井除用于饮水之外，也可以用于灌溉。《庄子·天地》所说汉阴丈人“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指的就是用井水灌溉圃畦。

战国时期的精耕细作，主要表现在“深耕易耨”上（《孟子·梁惠王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同时还有人工施肥，防治害虫，选育良种，连年种植，畎亩法等。学者们于此言之颇多，无须在此赘举。(12)

商周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物候历——《夏小正》，记载时令特别注意结合物候与农事，说明中国很早就注意将物候知识用于农业生产；而“月令”亦可指导农业生产。至春秋战国时期，世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

（四）粮食的储备

苏秦在游说燕王时，夸美燕国“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战国策·燕策一》）。其中的“粟支十年”，《史记·苏秦列传》作“粟支数年”，与此略有差异。但是，不管是“数年”还是“十年”，都说明战国时期燕国的粮食储备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也是燕国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反映。燕下都第30号墓出土的陶仓模型(1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燕国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收获量剧增的情形。琉璃河燕国墓地大批酒器的出土，说明当时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能够用于酿酒。

二、畜牧业

按照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中国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的分水岭。而西汉的司马迁则认为，“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史记·货殖列传》），史念海说这是司马迁划出的一条农牧分界线，即从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始，中经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之北的吕梁山，至于今山西河津市和陕西韩城市之间的龙门，其南为农业地区，其北为畜牧地区。(14)这两种划分标准在北段基本吻合，只是第二种划分标准往南一段更为确切明朗。不管该农牧分界线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抑或是龙门、碣石，燕国都恰好跨有该农牧分界线，所以其经济形态呈现为一种“二元经济”的复合模式。在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有用于狩猎的工具（如角镞、角镢等），说明当时燕国的经济形态中还兼有相当的畜牧成分。

燕国有着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周礼·夏官·职方氏》说幽州（跨今河北、辽宁）“其畜宜四扰”，所谓“四扰”即马、牛、羊、豕四种家畜；又说冀州“其畜宜牛、羊”，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畜宜五扰”（马、牛、羊、犬、豕）。(15)琉璃河燕国墓地家畜饲养的动物主要是猪。先秦史籍还说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燕代田畜而事蚕”，因此苏秦游说燕王时，就直接陈述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骑六千匹”（《战国策·燕策一》，另见《史记·苏秦列传》和《史记·货殖列传》）。由此可见，燕国不但有农业（“田”），还有畜牧业（“畜”），并且种植果树（“枣”），养殖蚕桑（“蚕”）。所以，本书称燕国的经济为“复合经济”，实则一点也不为过。直至今天，燕山栗子、密云小枣仍然是北京的特产；而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京东板栗仍然负有盛名。

就燕国的畜牧业而言，其规模应当是极为可观的，因为用于军事的马匹就有“六千匹”，若再加上用于运输和肉食以及未经挑选的老弱病残马匹，其数量当有数万头之巨。至于其他牲畜，也当为数众多。在发掘的黄土坡墓地中，几乎每个墓葬都发现了动物的遗骨，不少墓穴都有车、马殉葬，有的车马坑中随葬的马匹多达十几匹。(16)

战国时期，燕国的牲畜饲养业在当时颇有盛名。燕国所产的“氈裘(17)狗马”，与齐之“鱼盐”、楚之“橘柚”等齐名（《战国策·赵策二》）。尤其是燕地出产的马匹，在当时更是天下闻名。苏秦为赵国合纵、南下游说楚威王时，为了打动楚威王，特意提到燕、代出产的良马，“大王诚能听臣之愚计……燕、代良马橐他(18)，必实于外厩”（《战国策·楚策一》）。而良马中的千里马，更是价值昂贵，一匹可值千金（《战国策·燕策二》）。

三、手工业

（一）青铜业

青铜铸造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举世瞩目。进入战国之后，虽然钢铁业随之发展，但并没有完全取代青铜铸造业。燕国的青铜铸造业，有些是由王室控制的。如辽宁北票曾出土一件铜戈，上有铭文“郾王职作御司马”(19)；在河北临城发现的战国铜矛，上也有铭文“郾王喜作□矛”(20)。这两件铜器，上面都有“郾王”字样，当为燕王监造，可能出于燕国王室控制的手工业作坊。燕国的铜器也有采用镶嵌技术的，如燕下都16号墓车马坑出土的车马饰，就镶嵌有金片。(21)对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组织与成分的研究表明，这批青铜器的成分配制是与商周青铜器技术的发展趋势一致的，与燕国在西周的地位，特别是召公在周初的政治地位相称。其加工工艺体现出较高水平，说明西周早期燕国的青铜器制作已形成一定规范，合金成分的配比及加工方式与器物的使用性能相适应，对合金成分的控制更趋严格。(22)

东周燕国铜器铸造工艺，从总体上考察，应属东周铜器的精细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时铸铜工艺中的金属细工工艺在燕国的发展。有的铜器在铸造工艺上还特别精湛，堪称青铜器中的瑰宝。如燕下都遗址老姆台东出土的衔环铜铺首（LDT1③：1），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工艺高超，世所罕见。该铺首通高62厘米、宽36.8厘米，环内径16厘米、外径29厘米，重21.5公斤。铺首下部为饕餮纹，饰凸起的兽面，双目冷艳怪诞，兽面与环上配以浮雕的螭与凤鸟。楼阙形饰件结构复杂，在高21.5厘米的饰件上，雕出人物和鸟兽，并表现出贵族的宴飨生活。人物与鸟兽多系立体浮雕，反映了分铸法和焊接工艺的高超水平。“这件铜铺首在造型上采取了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动物和飞禽造型均生动、精致，艺术风格相当严谨，错落有致，形神兼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23)

东周燕国铜器在装饰上有一定的创新，如利用失蜡法铸造出的细腻玲珑的装饰（如盱眙县南窑庄的铜丝网套错金银镶嵌铜壶）。采用失蜡方法铸造青铜器装饰部件，虽在其他国别也有发现，但以龙和梅花钉为内容则为燕国创造。铜器上喜用较高的立体浮雕的禽鸟作盖纽，这种装饰特点一直影响到河北获鹿出土的西汉常山国的铜鼎，其也以浮雕凤鸟作纽饰，风格更加华美动人。(24)对燕下都陶范和炉渣的检测与分析表明，铸造中使用的金属已采用冶炼和熔炼二过程，采用铝、锡、铜三元合金制作青铜器。(25)

在具体分析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器时，目前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发现的燕国青铜器墓较少，青铜器的种类与数量不多(26)，在分期断代上缺乏系统性的资料；二是燕国的青铜器带有不少特殊的地方性因素，在与同时期其他地区青铜器比较时有困难。因此，目前对燕国青铜器的研究多带有推测性质，尚需新资料给予检验。在有113万余字篇幅、堪称长篇巨制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中，朱凤瀚对此喟叹不已，在论述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器时(27)，也只好借鉴赵化成的《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

（二）钢铁业

燕地有着较为丰富的铁矿资源，而其铁矿资源至汉代尚未开采完毕。西汉之时，在渔阳郡的渔阳、右北平郡的夕阳、辽东郡的平郭以及涿郡等地都设有铁官，冶铸农器与兵刃（《汉书·地理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北京昌平清河镇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铁器，有刀、剑、钺、戟等兵器，锄、铲、锛、凿等农具，还有马饰、车具、镜、剪等日常用品；在丰台大葆台西汉墓中，也出土了铁制品。(28)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当时的铁器和铁制品多数是采用固体还原法获得的“块炼铁”。(29)所谓“块炼铁”，就是把铁矿石在较低温度（800—1000℃）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成的比较纯净的铁。这种铁的结构疏松、性质柔软，只有经过锻造，提高其性能以后才能制成可用的器件。中国使用“块炼铁”的时间虽然比西方晚，但中国发现的生铁制品却比外国早了1800多年。(30)

铸铁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技术发明，这项发明导致了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一系列创新，使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后来居上，形成了古代独立的钢铁技术体系。燕下都发现的铸铁，有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和韧性铸铁三类。从现有分析材料来看，铸铁脱碳钢是燕下都最重要的制钢技术。(31)

战国之时，随着铸铁柔化技术、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32)根据对燕下都（如铁锄(33)）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34)采用这种技术铸造的器物，不但坚韧、耐磨，而且锋利、坚硬。

冶铁业的发展和工艺技术的改进，使金属铁的性能提高，铁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兵器生产。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遗物即以兵器为主，其中铁制兵器计有胄、剑、矛、戟、刀、匕首等6种52件；铜铁合制的弩机和镞20件，铜兵器只有剑和戈各1件(35)，它们都是采用锻造工艺制成的。(36)所有这些出土物品，无疑是燕国冶铁业发达的坚实的证据。

在燕国范围内，在北起奈曼旗、敖汉旗、锦州、海城，南到易县、沧县、兴隆等地的广大地区内，都发现了燕国的铁器或冶铁遗址。在今河北兴隆等地，燕国专门设有官营手工业作坊。1953年，在河北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87件，有的是单合范，有的是双合范。其中多件范上铸有“右廪”二字（如《集成》11784、11802、11827、11832、11833）；这里的“右廪”，当为燕国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由此可知，燕国在兴隆设有官营作坊，专门生产冶铁手工业产品。铁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铁范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铸造业的三大技术之一，是“铸造工艺的一次革命”(37)。到目前为止，仅在燕国和赵国发现过战国时期的铁范。

以前，人们多认为，中国至西汉之时才有淬火技术，因为《汉书·王褒传》说，“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焠（淬）其锋，越砥敛其咢（锷）”(38)。过去，经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淬火钢器，年代最早的是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西汉末年残剑和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残剑。但是，就在燕下都第44号墓中，却出土了淬火钢剑（M44：12、M44：100）和戟（M44：9），这毫无疑问地把中国掌握淬火技术的年代提早了两个世纪；而且这种技术已在剑、戟等兵器上比较广泛地使用，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39)

其实，先秦古书中关于淬火技术的一段记载被世人忽略了，或者说解读尚不到位。《战国策·燕策三》说：“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为装，遣荆轲。”“淬”，《史记·刺客列传》作“焠”，“淬”、“焠”通。《说文解字·水部》：“淬，灭火器也。从水，卒声。”缪文远（1930—2012）云，“此谓以毒药染锷而淬之也”(40)。既然能“以毒药染锷而淬之”，则以水淬之当在其前，故在战国后期荆轲刺杀秦王之前当已有淬火技术。

战国后期（前3世纪），以打击东胡和朝鲜为契机，燕国的铁器及冶铁术还传播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其后，随着为燕人卫满所灭的朝鲜侯准的南逃，铁器文化进一步传播至朝鲜半岛南部地区。(41)就工艺技术而言，朝鲜半岛北部经过分析的早期铁器较少，其中时代较早的宁边细竹里遗址出土铁斧为白口铁铸造而成，时代较晚的慈江道时中郡和中江郡高句丽遗址中出土的铁斧是由白口铁铸造的，说明目前已知的朝鲜铁质农具均为白口铁铸造而成，还未发现有经过退火脱碳工艺的农具。(42)

（三）金银器

金器与银器，均属于贵重金属，在燕国均可制作，并且均有出土。

在燕下都辛庄头墓区30号墓，出土过黄金饰件82件、金箔20件、金耳坠4件；黄金饰件的形状有长方形、圆形、半球形、桃形、鸟嘴形、牛头形、羊首鸟喙形、钟形、扣形等；有的饰件上有记重铭文，如“十两十九朱”、“四两十八朱半朱”、“三两十五朱半朱二分分”等。(43)在燕下都辛庄头墓区30号墓，出土银制长方形饰5件、边饰5件、带扣1件、形器2件、帽形器10件。(44)

荆轲投奔燕太子丹，太子丹“遇轲甚厚”。荆轲尝有以“黄金投龟”之奢华壮举，“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盘金。轲用抵，抵尽复进”（《燕丹子》卷下）。

（四）制陶业

在制作技术上，战国陶器以轮制为主，以模制和手制为辅。燕国亦然。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发现了“郾王喜戈”和带有“左陶尹”文字的陶片。(45)“左陶尹”是管理陶器制造业的长官，说明燕国的制陶业主要是官营，并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在北京琉璃河第52号西周奴隶殉葬墓中，发现了四件釉陶器，其中三件豆的形状相同，都是浅盘矮圈足，另一件罐的形状为侈口、短颈、折肩、深腹、圈足，折肩上有对称的双系。这四件釉陶器胎色灰白，表面有青色薄釉。(46)1992年，又在房山县琉璃河商周遗址旁的刘李店村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墓，出土了一批战国陶器，全部是黑色陶器，器形较大而且完整。(47)

战国时期燕墓随葬的陶器，从等级上可分为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以前者发现最多，认识也最清楚。战国时期燕墓的陶器组合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陶器形制属于中原文化系统，陶器组合关系和形制演变的大势亦与中原地区相符。但是，战国燕墓陶器在组合关系、形制以及演变规律等方面仍然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既是各诸侯国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文化发展自然分化的结果，又是燕国较为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构成的结果。(48)

燕国的陶器制作水平较高，所制作的陶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在燕下都采集的陶器中，便不乏精品，其中尤以七件陶壶为甚。兹仅以1965年采集于石庄村的一件为例。该壶敞口直颈，瘦腹圈足，腹两侧各贴一铺首衔环，颈腹上下共饰五层刻划纹，纹样间分别用凸线隔开，依次为卷云纹、鱼纹、水鸟纹、虎纹、折线纹、三角纹、水波纹、菱形纹等，非常精美。(49)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仿铜陶器（如刻纹陶簋、云雷纹陶簋等），陶质细腻，花纹精致，均为陶器中的精品，反映出当时的制陶业已有很高的水平和相当的规模。(50)

瓦是重要的建筑材料，战国时许多国家都在建筑中使用了瓦。在易县燕下都，发现了板瓦、筒瓦、脊瓦、垂脊瓦、瓦当（为半圆形瓦当）和瓦钉，以泥质灰陶为主；瓦当纹饰繁多，富于变化，有饕餮纹、山云纹、山形纹、树木纹、狩猎纹、鸟兽纹、绳纹等纹饰。(51)瓦当，一作瓦裳，又名筒瓦头，是筒瓦头顶端的下垂部分，起着保护椽头和装饰美化建筑物的作用。目前所发现的燕国瓦当，主要集中于燕下都遗址；其他地区出土的燕国瓦当数量不多，并且基本上都是半瓦当。最常见的饕餮纹瓦当纹饰，有双龙饕餮纹、双兽饕餮纹、卷云饕餮纹、三角双螭饕餮纹、三角山形饕餮、山形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山形勾云饕餮纹、独兽卷云饕餮纹、树林双狼饕餮纹、双狼饕餮纹、四狼饕餮纹、双鸟饕餮纹等。(52)其中，又以双龙饕餮纹半瓦当最为常见，“可见该纹饰在燕国区域内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可以说它是燕国瓦当的‘母题’纹饰”(53)。

在北京市的琉璃河、河北易县的燕下都等地，还发现了陶井圈。(54)其中，燕下都出土的陶井圈每节高45、46.8、47、55厘米，口径50、60、61.6、63.6、80、100厘米。(55)

（五）瓷器业

瓷器，是以瓷土（或瓷石）、长石和石英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早在商朝之时，中国就已经烧制出了原始瓷器（郑州商代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均有出土）。

在北京琉璃河黄土坡村52号墓葬遗址中，出土了一个青釉瓷罐，釉色青绿光洁(56)，这是首次发现于北方的一件不可多得的瓷器珍品。

但总的来说，原始青瓷器出土数量较少，仅限于上层社会使用。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中，仅在五座墓中（ⅠM52、ⅡM201、ⅡM202、ⅡM207、ⅡM208）发现过原始青瓷器，除ⅠM52出土的四件属完整器外，其余均为残器或残片。器形主要是豆、罐。器胎坚硬呈灰白色，釉色呈青绿或微黄，器表光洁，完整器扣之有声。虽然数量较少，且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却代表了早期瓷器的特点，仍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57)

（六）玉器业

玉器业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古人的心目中，玉器拥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故“君无故，玉不去身”（《礼记·曲礼下》），“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徳焉”（《礼记·玉藻》），“君子比德于玉焉”（《礼记·聘义》）。

北京琉璃河遗址（如黄土坡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很多，并且多属动物形装饰品，有璧、璜、玦、圭、斧、戈等形器，分别作鱼、龟、鸟、龙、虎、兔、蚕、蝉等形。贵族墓葬中还发现有用玉石、玛瑙及其他石料制成的项链。这些玉器刀法细腻，生动活泼，表现出很高的技艺，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杨学晨结合传世文献，对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玉器进行分析考证，认为燕国在西周早期以组玉佩和葬玉为代表的与礼制相符的用玉制度已见端倪，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组玉佩和玉琀与文献记载及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这是与早期燕文化有密切关系的。(58)

（七）漆器业

中国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有了髹漆业，施漆于木器，既绚丽光泽，又防湿耐用。东周以前的漆器，在中国北方出土的很少。在琉璃河黄土坡村大、中型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批漆器，器类较多，有豆、觚、罍、簋、杯、盘等。漆器均为木胎，普遍采用红、褐两色，表面以蚌片和绿松石作嵌饰，有的还贴有金箔，装饰手法多样，图案纹样精美。(59)其中于M1043号遗址出土的一件漆罍，高约54厘米，器表彩绘和镶嵌的图案花纹精致优美，还附加了牛头、凤鸟形象的饰件，堪称珍品和精品。(60)1963—1964年，在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发现了两座较大的战国燕墓，编号为一号墓、二号墓。(61)在一号墓中发现了漆箱和漆盒，从其所绘花纹看，“当时的髹漆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62)。

据有关专家考证，中国螺钿工艺过去所发现的最早的实物属南北朝时期，距今约1500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现的漆器上的螺钿工艺，说明当时的匠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术，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把中国螺钿工艺的发明时间提前了1500年。(63)

（八）皮革业

燕国既然有着发达的畜牧业，因而皮革业之发达乃情理中事。在燕国，几乎人人都可以从事皮革制作。《周礼·考工记》说，“燕无函……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郑司农（郑众）说，“函，铠也”，即函为铠甲，因“燕近强胡，习作甲胄”。函工，属于“百工”的“皮工”（“攻皮之工”）。《考工记》又说，“燕之角”堪与“荆之幹”、“吴粤之金、锡”相媲美，“此材之美者也”。

（九）煮盐业

燕国所跨有的东北幽州，“其利鱼、盐”（《周礼·夏官·职方氏》）。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的池盐煮造业都很兴盛。到战国之时，煮盐业又以濒临渤海和黄海的齐、燕两国最为发达，“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战国策·燕策一》说燕有“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宋人王应麟说：“碣石在海旁，雁门有盐泽，故云碣石、雁门之饶。今人知齐有盐利，不知燕也。《汉书》云：‘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七国考》卷二引《玉海》）

直至汉朝之时，这一带的煮盐业仍然相当可观，汉朝政府在渔阳郡的泉州、辽东郡的平郭、辽西郡的海阳等地还设有盐官（《汉书·地理志下》）。

（十）酿酒业

酿酒业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上起夏商、下至当今，酿酒业在中国蔚为大观。燕国之有酿酒业，至为确凿；兼之燕国地处北方，居民喝酒御寒，实属必然。

燕国墓葬遗址出土过许多酒器，如尊、卣、壶、爵、觯等；连北京琉璃河黄土坡村52号墓出土的瓷器珍品（青釉瓷罐），也被做成了酒器。(64)这些酒器的出土，一方面说明燕国统治者饮酒成风，另一方面也证明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荆轲本属“嗜酒”豪放之徒，由卫至燕后，与高渐离颇为友善，经常一道饮酒作乐，“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曾经“置酒请轲”，酒酣耳热之际，“太子起为寿”（《燕丹子》卷下）。其后，“樊将军（樊於期）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燕丹子》卷下）。

四、商业

（一）货币

1．贝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天然贝），并且主要是海贝。早在夏商时期，海贝就已经发展成为货币。西周之时，天然贝仍然是主要的货币。春秋以后，随着金属货币开始广泛流通，贝便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西周时期的燕国，仍然以贝为货币，并且贝的单位仍然是“朋”（参看下文所引铜器铭文）。1973—1974年，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发掘了一批西周时期的燕国墓葬，七座西周贵族墓均有穿孔贝出土，多数在墓主人的身旁，共约数百枚。(65)1981—1983年，又在房山县琉璃河发掘、清理西周燕国墓葬121座，很多墓葬中都有贝出土，其中小型墓葬中陪葬品较少，主要是陶器和贝。(66)1981年，在北京门头沟区燕家台西龙门涧口内上山约100米，右侧岩下半山坡一堆松土中，发现海贝60—70枚（可能是一处窖藏）。(67)

贝在燕国作为货币，金文方面的证据颇多。如琉璃河黄土坡M253所出堇鼎（《集成》02703），其铭文说燕侯曾经以贝赏赐堇，“匽（燕）侯令堇馔大（太）保于宗周，庚申，大保商（赏）堇贝”(68)。再如传世的（宪）鼎，其铭文说：“隹（唯）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在）匽（燕），侯易（锡）（憲）贝、金。”（《集成》02749）复如匽侯旨鼎：“匽（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商（赏）旨贝廿朋。”（《集成》02628）又如复鼎：“侯商（赏）复贝三朋，复用乍（作）父乙宝彝。”（《集成》02507）。另外，伯矩鬲（《集成》00689）、圉方鼎（《集成》02505）、小臣鼎（《集成》02556）、圉簋（《集成》03825）、攸簋（《集录》03906）、复尊（《集成》05978）、亚侯父乙盉（《集成》09439）等，贝都出现在铭文中，并且均为赏赐之物。

进入东周以后，作为货币的贝，其地位日益下降，但并没有完全退出流通领域。“燕、中山国地区在使用刀币的同时，也使用贝币”(69)，“贝作为货币，实际也是一种辅币，主要在中下层及老百姓中流通，贵族也多用其随葬，其价值远不如西周”(70)。东周时期的燕国，以贝殉葬虽然不及其他国家普遍，但数量也不少。比如，河北易县燕下都M16出土骨贝216枚、石贝515枚(71)，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M1）出土海贝619枚。(72)

2．刀化—布币—圜钱

到春秋时期，金属货币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逐步取代贝币及各种实物货币，并且开始形成了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大致而言，黄河中游关、洛、三晋、燕、秦地区属“布币”区，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属“刀化”区，南方楚国属“蚁鼻钱”区。

燕下都出土材料表明，燕国曾经流行过尖首刀化、匽字刀化、布币、圆（圜）钱等，其中以匽字刀化最多，尖首刀化次之，布币又次之，圆（圜）钱最少。(73)在燕下都范围内采集的燕国货币，计有尖首刀1857枚（其中较完整的和钱文清晰者1196枚）、匽字刀3万余枚（其中较完整的和钱文清晰者24620枚）、布币149枚、圆钱1枚。(74)在燕下都范围内采集的铸币范，计有尖首刀范（1件）和匽字刀范（3件）两种。(75)

燕国是最早铸行刀化的国家，并且其刀化对赵、齐、中山、山戎等影响深远。燕国初铸之币是尖首刀化，始铸年代约在春秋早期。就渊源而言，尖首刀可能源于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削刀。(76)匽字刀化是刀化中常见的一种货币形态，因面文都铸有“匽”字而得名。匽字刀化是燕国货币制度改革后，以国号命名的铸币。其他国家铸造的匽字刀化，都是仿铸的货币，在形制、面文上都有所区别。匽字刀化与尖首刀化，在形制、钱文字体上有明显的递嬗关系。燕国较早地仿铸了赵安阳布，战国晚期还仿铸赵的平首耸肩足大布。(77)

燕国、楚国、中山国等国曾经铸造和流通过布币（又称铲币），燕国的布币与三晋比较相似，分方足和尖足两种。但燕国主要流行的仍然是刀币，而刀币也没有完全取代布币。

刀币，从工具中的刀蜕变而来，主要流行于燕、齐、赵。齐刀形制较为长大而重，一般通长17—19厘米，重40—60克，都作尖头；燕、赵形制较短小而轻，一般通长13—15厘米，重12—19克，一般作方头或圆头（也有作尖头的）。燕国主要流通的这种铜制刀币，因面文有“明”字（）(78)，故而又称“明刀”（或称“日月刀”(79)）。

笔者认为：学术界和收藏界所说的“明刀”，实际上应当改称为“匽刀”。众所周知，燕国在铜器铭文中都自称“匽”或“郾”，而不作“燕”，更没有作“明”者，故不可将此字释读为“明”。（朱活将此字释为“匽”，认为即燕国之“匽”。(80)石永士、石磊认为，朱活此说“似较妥当”(81)。）就古文字学角度而言，所谓“明刀”的“明”字，实即“妟”字，为“匽”字或“郾”字之省。其字形演变轨迹如下：

妟→→匽→郾

明刀主要有两种，一种弧背，一种折背。另有一种平肩方足的半釿布，铸有地名襄平（今辽宁辽阳），曾出土于辽东半岛和朝鲜北部，当为战国晚期受三晋布币影响后所铸造的。货币地理研究者指出，“燕日月刀（引者按：即明刀）流通区域是春秋战国刀币流通区域中流通空间最为广阔的一个，它的流通范围不仅覆盖了整个燕国的国土，而且流通影响到了赵、齐、燕等各国，战国晚期还流通到了朝鲜和日本”(82)。

燕国后来也使用过圜钱，有方孔无郭、方孔有郭两种类型。方孔无郭的圜钱，有“匽四”（明四）、“匽化”（明刀）两种；方孔有郭的圜钱，有“一化”（一刀）一种，时代更晚。(83)1979年在河北滦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中，就有圜钱280枚。(84)在辽宁、吉林、内蒙古和朝鲜北部，也发现了燕国圜钱，并且多与汉代半两、五铢共出。研究者指出，战国晚期燕国和齐国铸行的方孔圜钱在形制、钱文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表明两国的圜钱联系密切；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等和铸造技术等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齐国圜钱为二等币值，燕国为一等币值；齐币已使用当时先进的叠铸技术，而燕币的铸造尚不见此法的应用。因此，可以认定，燕国圜钱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这同齐襄公退燕以前燕国刀币对齐国货币强烈影响的态势有所不同。(85)

学术界公认，中国是最早以铅铸钱的国家。出土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以铅铸钱即始于燕国。就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战国时期燕国的益昌铅布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铅钱实物。除益昌铅布外，还有铅一化、襄平铅布、平阴铅布、且虑铅布、陶阳铅布等。2012年11月，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办的“中国历代珍稀钱币展览”上，展出了一组由14枚铅明刀、铅布币及铅一化圆钱组成的铅质燕币专题。这是燕国铅质货币实物在国内的第一次正式系统地展出，由于其研究价值较高，其专题被钱币专家组评选为“十大民间国宝”之一。

所发现的燕国铅质货币与其他流通货币同窑出土，“显而易见，它们都属于流通货币”，“主要用途是以通货身份流行于市”(86)。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燕国铅质货币是一种为检测试范使用，而后进入流通的特殊货币”(87)。

在燕国境内和境外出土的货币，主要有以下地区：

（1）北京地区

据粗略统计，北京市的15个区县都出土过燕国的金属货币，出土地点有40余处，出土货币数量亦较可观。1953年，在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发现刀币约4公斤。(88)1957年，在北京朝阳区呼家楼北京机械学校操场出土了3876枚战国货币，有刀币和布币两种（刀币2884枚、布币992枚），出土时排列整齐，一捆一捆地绑扎在一起，放在窑穴内。(89)布币为三晋平首布，上面铸有“屯留”、“安阳”等地名；刀币则有“明刀”和“甘丹（邯郸）刀”两种。(90)1965年，在北京通县西门外铁路南杨庄西出土刀币约7.5公斤。1970年，在北京西城区六铺炕石油部后院发现刀币约7.5公斤。1970年，在北京密云县大城子公社后店村出土刀币552枚。1970年，在北京延庆县花盆公社前山村出土燕国刀币30公斤。1971年，在北京延庆县永宁公社发现燕国刀币15公斤。1978年，在北京延庆县香营公社辛庄堡村发现燕国刀币约30公斤，共计1350枚。(91)1985年，在北京房山县石楼乡石楼村发现燕国刀币400多公斤。1988年，在北京房山区出土了燕国刀币752枚，出土时排列整齐，分几排层层叠放。(92)1988年，在北京延庆县康庄乡苗家堡村发现燕国刀币5公斤。(93)

（2）河北地区

在河北省内出土的燕国货币，其数量是非常可观的。1960年，河北沧县肖家楼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明刀，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共计有10339枚，出土时捆绑成束，排列有序，叠放在坑中。(94)在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中，出土了战国货币1480枚，分刀币和布币两种。刀币中有面文可辨识者69枚，其中燕国折背明刀67枚、赵国“甘丹”直刀2枚。布币有方足和尖足两种，为赵、韩、燕三国的货币，方足上铸有“安昜”的为燕国货币；“安昜”布在44号墓中多达329枚，几乎占全部布币的一半。(95)1979年，河北滦平县出土战国货币800余枚，计燕国明刀500多枚，燕一化圜钱280枚，其余为燕、赵、魏的布币。(96)滦南县发现刀币和布币40公斤，出土时装在陶罐内。(97)兴隆发现燕明刀5000余枚，出土时装在陶罐内，排列整齐，用麻绳串联。(98)除了发现现成的货币外，在承德还发现了燕国刀币范数件，保存完好的一件为滑石范，并列3个刀型。(99)

（3）辽宁地区

在辽宁省内出土的燕国货币，其数量也是比较可观的。1961年，在辽宁朝阳发现了战国货币5余公斤，出土时装在一个大陶罐内，有刀币和布币两种，布币上铸有“安阳”、“梁邑”，刀币为明刀。(100)1974年，辽宁敖汉旗出土刀币25多公斤，刀币装在一个陶罐内。(101)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辽宁大连曾经出土过三批战国窑藏货币：旅顺口区三涧镇出土了约400枚明刀，新金县徐大屯乡出土了24公斤布币，瓦房店市交流岛乡凤鸣岛出土了2400多枚货币（明刀120枚、布币14枚、圜钱2280枚）。(102)1981年，在辽宁抚顺县海浪公社巴沟大队出土了662枚完整明刀。(103)1982年，在辽宁辽中县老观坨吴家岗子村出土燕国窖藏刀币15.45公斤，约930余枚（其完整者只占二分之一左右）。(104)在辽宁辽阳出土过明刀和布币4000余枚，有的装在陶罐里。(105)另外，在辽宁宽甸也发现过燕国明刀200余枚。(106)

（4）内蒙古地区

在内蒙古的包头以及赤峰的新窝铺、蘑菇山、郭家梁、乃林乡等地，也发现了燕国的布币、刀币和圜钱等；其中，郭家梁发现货币15余公斤，完整者373枚。(107)

（5）山东地区

在中国东方的山东地区，发现的燕国货币也不少。1984年，在山东牟平市城关发现窑藏燕国货币9公斤，约300余枚。1986年，在山东平度县古岘镇大朱毛村发现窑藏燕国货币28公斤，约1000余枚。(108)

（6）甘肃地区

远在西陲的甘肃，也发现了燕国的货币。20世纪90年代，在古敦煌郡辖效谷县一带，出土了燕国明刀三把。(109)

（7）朝鲜地区

远在东部的朝鲜半岛，也发现了燕国的货币。比如，在朝鲜平安南道江界化京面吉多洞就出土了4000余枚，在朝鲜渭源崇正面龙渊洞出土了1276枚残片（完整者51枚），等等。(110)

以上出土的货币，数量巨大，地点众多，这一则说明当时货币的需求量很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繁荣。二则说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成为财富的象征，许多窑藏的货币排列整齐，有的甚至用麻绳串联，就反映了当时人的财富观念。三则说明当时商品交换的频繁，在一个遗址中几国货币同出就是明证。

3．黄金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已经开始作为贵重的货币在使用了，并且成为了一般等价物。但是，黄金大量集中在各国政府、贵族、官僚和少数富人手中，并未作为货币广泛通行。当时，各国的大宗交易、巨额馈赏、计算赀财等仍以贵金属黄金来计算。《管子·轻重甲》：“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在燕下都辛庄头墓区30号墓，出土过82件黄金饰件，有的饰件上有记重铭文，如“十两十九朱”、“四两十八朱半朱”、“三两十五朱半朱二分分”等。(111)这些记重铭文的出现，清晰地表明：黄金在当时确实属于流通之物。

据说，千里马、象床、宝剑、狐裘、玉卮等物都是价值“千金”的。(112)另据《燕丹子》卷下记载，荆轲深受太子丹礼待，曾经有过“黄金投龟”之举。黄金还可作为馈赠之物，“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战国策·燕策三》）。(113)

（二）市场

春秋战国之时，各国之间货物的流通、商品的交换是相当顺畅的，各国出土货币的杂然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战国时代，燕国兴起的重要城市有涿（今河北涿州市）和蓟（今北京西南），它们与“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齐名，“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篇》）。市区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左思《咏史》（八首之六）也说“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在河北容城县南阳村“燕国城”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带有“易市”陶文的陶碗。(114)

燕国依托于发达的畜牧业，骏马贸易成了其中的一个大宗，所以苏代在齐国游说淳于髡时，特意提到燕国集市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而《燕丹子》卷下也提到太子丹礼遇荆轲无微不至，曾经为荆轲进“千里马肝”。《燕丹子》的这则记载未必全出伪托，实有可能。

另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在助越洗雪会稽之耻后，飘然隐退而从事商业活动，“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索隐按语说：“《韩子》云‘鸱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齐之燕，子皮乃从之’也。盖范蠡也。”若是，则“商界名流”范蠡曾经至燕经商。

五、建筑业

春秋之时，房屋建筑已有葺屋（草屋）和瓦屋之分（《考工记·匠人》），《春秋》隐公八年（前715）也有“盟于瓦屋”之语。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宫室已普遍使用瓦覆顶，燕城易县、赵城邯郸、晋城侯马、齐城临淄、鲁城曲阜等战国遗址中，都有板瓦、筒瓦、瓦当以及印纹瓦当出土。燕国的瓦当，有饕餮纹、双兽、双鸟、云山纹半圆瓦当等（燕下都遗址及其他地区），以形式多样的兽面纹和山形纹为主。从考古发现可知，燕瓦当主要用于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物。如燕下都遗址的瓦当，主要出土于燕下都遗址东城的宫殿区、手工业遗址以及都城外大型主体建筑老姆台建筑群遗址；而在燕下都的西城和东城的市民居住遗址及墓葬区，瓦当则罕见。(115)

根据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的遗址看，建筑时先挖坑，再填土打夯，然后挖出间次，留出墙壁，挖好柱窝。房屋的结构，是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其梁架部分大概用的是木材。房顶先铺芦苇，再涂草泥土，在草泥土上又涂厚一厘米的“三合土”，然后盖瓦。(116)

战国之时，各国相继兴起了筑台风。易县燕下都尚残存有燕台台基五十多座，邯郸赵王城残存有赵台台基十六座。

燕昭王为了礼贤下士，曾经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观。燕国之宫室台观，见诸载籍的有：

（1）碣石宫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按照《史记正义》的说法，“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

碣石宫，又名“碣石馆”。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之二）：“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高适《酬裴员外》：“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

（2）黄金台

《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史记》说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求纳贤士时，专门筑造了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黄金台，又称“金台”、“燕台”、“贤士台”、“招贤台”。

燕昭王“礼贤下士”和修筑“黄金台”，后来便成为文学上的一个典故。如李白曾经在《行路难》（三首之二）中吟咏过黄金台，“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李太白文集》卷二）而其《古风》之十五则是专门吟咏燕昭王“礼贤下士”的：“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李太白文集》卷一）

关于黄金台的地理位置，古往今来有过四说：① 燕上都蓟城说。此说认为黄金台在今北京城东南，梁任昉《述异记》（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清一统志·顺天府三》引）以及今人李文辉持此说。(117)② 易县燕下都说。此说认为黄金台故址在今河北省易县东南，王隐《晋书》（《文选》卷二八李善注引）、《太平寰宇记》卷六七、《上谷郡图经》（《清一统志·顺天府三》引）持此说。新近的研究成果将此说细化，认为黄金台故址就在燕下都城内张公台附近（即《水经注》所记载的“金台”），黄金台宫殿的原貌在北魏时便已经不复存在。(118)③ 定兴县北章村说。此说认为黄金台故址在今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章村，康熙十二年《定兴县志》、乾隆四十四年《定兴县志》、光绪十六年《定兴县志》持此说。④ 定兴金台陈村说。此说认为黄金台故址在今河北省定兴县西部的金台陈村，今本《定兴县志》（1997年），今人洛保生、孙进柱持此说。(119)相较而言，易县燕下都说更为合理。

（3）三公台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河北道·易州·易县》云：“三公台，在县东南十八里，其台相去三十六步，并高大。燕昭王所立，乐毅、邹衍、剧辛所游之处，故曰三公台。”

（4）宁台—元英—磿室

乐毅报燕惠王书曰：“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战国策·燕策二》、《史记·乐毅列传》）

（5）华阳台

华阳台乃太子丹礼遇宾客贤士的台观。《燕丹子》卷下云：“太子（丹）为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

上述诸台观，均与求贤纳士有关；而以下所述台观（6—11），则多与燕昭王好神仙方术有关，不妨称之为求仙台观。

（6）仙台

《水经·易水注》引阚骃曰：“（易水）出代郡广昌县东南、郎山东北燕王仙台东。台有三峰，甚为崇峻，腾云冠峰，高霞翼岭，岫壑冲深，含烟罩雾。耆旧言：‘燕昭王求仙处。’”

（7）候台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河北道·易州·易县》云：“候台，在州子城西南隅，高三层。燕昭王所筑，以候云物。”

（8）明光宫

《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引《论衡》云：“燕王坐明光宫，所卧处三户尽闭，使二十人开不得。”明光宫又叫“明光殿”（同前引《三秦记》）。该殿至少在西汉初期还存在。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燕王刘旦谋反事发以后，忧懑不已，“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因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汉书·武五子传》）。

（9）崇霞台

《拾遗记》卷四《燕昭王》云：“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旋娟、提嫫），徘徊翔舞，殆不自支。”

（10）通霞台

《太平御览》卷八七〇引王子年（王嘉）《拾遗记》云：“王坐通云之堂，亦曰通霞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遥加拜之。”

（11）握日台

《拾遗记》卷四《燕昭王》云：“昭王坐握日之台参云，上可扪日。时有黑鸟白头，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

六、交通

早在3000—4000年前，华北就存在着一条交通要道（类似于今天的京广铁路）。根据侯仁之的考察，在当时的中原与北部山区之间，唯一的通道是沿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因为西边是高山深谷，东边是湖泊沼泽。从中原沿此路北进，穿过几条大大小小的河流，最后越过永定河，从古代永定河渡口（今卢沟桥附近）进入北京小平原后，道路遂一分为三：一条往西北通过南口，穿过一系列山间盆地，直接北上蒙古高原；一条往东北出古北口，越过丘陵和山地，通向松辽平原；一条越过北京小平原，沿着燕山南麓往东，出山海关到达辽河平原。若从北部山区进入中原，也必须经过这几条道路，汇集于永定河渡口，再沿太行山东麓南下。(120)

降而至于夏朝，又有大禹开通“九道”之说，其说详见于《尚书·禹贡》。《左传》襄公四年云：“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杜预注：“启开九州之道。”）《史记·河渠书》亦云：“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曰：“通九州之道。”）研究者认为，大禹所开通的“九道”，以今豫西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延伸。其中，通往东北方向的道路有：① 从豫西出发，沿岐、荆至河；② 经湖口、露道，达于太岳（霍山）；③ 经砥柱、析城，达于王屋；④ 经太行、恒山、碣石，至于海。(121)

商朝之时，道路交通较夏朝更为发达。结合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考察，当时从王邑通向各地的国家干道有六条，其中一条即通往华北的卢龙、东北的朝阳等地。(122)那是从今河南安阳附近的殷都（殷墟）北上，直到北京的原始聚落之间，已经逐渐形成一条南北大道，而且在那时候这也是华北大平原上南北之间唯一可以通行无阻的大道。(123)

周人建国后，亦重视道路的修建和管理。周人在商人所修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成“周道”、“周行”。“周道”以成周为中心，向四方延伸。其中向北的道路，一条通晋（今山西），一条通邢、燕（今河北邢台、北京）。(124)

由此可以看出，华北自古即与中原保持着交通。燕国的中都修筑于今北京房山区董家林一带，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交通要道上；而燕国之所以要筑都于此，交通便利应当就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比如，从赵国的邯郸北上燕国，就必须沿太行山东麓北上，这一条道路近便而又畅通，所以苏秦说：“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史记·苏秦列传》）而连接太行山东西部的交通要道，古有所谓“太行八陉”，即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晋郭缘生《述征记》）；虽然战国文献只记载了其中的井陉，但其余七陉作为要道的存在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太行八陉是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相互往来的咽喉孔道，是三省边界交错山岭之间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之地，燕国享有这一交通便利。明方以智（1611—1671）《通雅》卷十四《方舆》说：“太行八径（陉），两路入燕。”

另据《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记载，先秦有所谓“九塞”，其中的令疵塞（喜峰口）和居庸塞（居庸关）即位于燕国境内，分别在今河北迁安西和北京昌平西北。关塞既是交通要道，更是军事防守的据点，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先秦沟通燕地与外地的交通道路，后为秦所继承。秦统一中国后，自咸阳向四方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汉书·贾邹枚路传》），加强了关中地区与南北各方的联系。秦驰道自咸阳至燕地的路线是，“由咸阳东行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市北），至三川郡（河南今洛阳市），然后东北经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邯郸，而至广阳（今北京），再东至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境内）”。(125)

七、城市

城市是人口密集、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稳定的聚落（settlement），是生产、生活、交换、消费的集中地，它通常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战国时代，“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蓟（今北京西南），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篇》）。燕之上都蓟，在榜上赫然有名。

历史上的燕国，先后有过五座都城，两都在今河北省境内——位于河北省雄县（今属雄安新区）县城西北十余里的“临易”和位于今河北省易县的“下都”武阳城，三都在今北京市范围内——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董家林村的初都、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的中都(126)、位于今北京城的西南角的上都。燕国的城市，除五大都城之外，还有五大郡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及一般城址（如二龙湖、沙巴营子等）。(127)下面，本章将着重介绍燕国的初都、上都、下都。

（一）初都——琉璃河

从1962年至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就是西周初年燕国的国都。

琉璃河遗址包括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落，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面积5.25平方公里。

古城址坐落在琉璃河镇大石河左岸董家林村，遗址分为三个部分，即古城址、居住区和墓葬区。因遭大石河（琉璃河，古称圣水）河水泛滥破坏，城墙的南北长度尚不清楚（推测距离应有700米左右(128)），东西长约850米，是一座长方形的古城。除南面外，其余三面均有护城河。城墙结构分为主城墙、内附墙和墙外平台。从城墙的底基看，中间是4米厚的主城墙，内外又各附筑一层护城坡，都是用黄土层层夯筑的。(129)在对部分城墙所作的试掘中，发现在北墙东端和东墙北端有两处城基夯土被西周的墓葬所打破，特别是在东墙北端发现城基夯土被一座墓葬所打破，在墓中出土有两件陶簋和一件铜镞，陶簋的形制和安阳殷墟晚期的同类陶器相同。由此可见，这座城墙的始建年代应在商末或稍早一些。(130)

居住区在城内，在这里发现了西周时的绳纹瓦，说明曾经有过大型的宫殿建筑。青铜容器范的发现，说明这里有铸铜作坊；而商周时期铸铜作坊多与都城同在，这也表明琉璃河古城应是周初燕都。

墓葬区在古城东南一里处的黄土坡村。黄土坡墓地被京广铁路分隔为二区，西侧为Ⅰ区，东侧为Ⅱ区。在Ⅰ区发掘了33座墓和3座车马坑，其中有7座是奴隶殉葬墓；Ⅱ区发掘了27座墓和2座车马坑。这些墓葬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商代晚期，第二期为周成王前后的墓葬，第三期为康王前后的墓葬，第四期为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墓葬。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个别大墓也有带南北墓道的。墓内葬具多有棺有椁，其中也有重棺的。墓内死者的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朝北，部分墓内还有殉人现象（殉1人或2人）。随葬品有陶器、原始瓷器、青铜礼器和兵器。(131)出土的青铜器带有铭文，其中就包括出类拔萃的杰作“伯矩鬲”等。在Ⅱ区的251号墓中出土了伯矩鬲、伯矩盘、单子尊、单子卣等器，在253号墓中出土了堇鼎、圉卣、圉方鼎等器。伯矩鬲和堇鼎上的“匽侯”字样证实，《史记·燕召公世家》等文献中关于周初封召公奭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董家林古城应是周初燕国的国都。(132)

从城墙、居址、墓葬的诸多考古发现进行综合分析，琉璃河遗址居址中西周早期遗存分布广、堆积厚、内涵丰富（筒瓦和陶范等重要发现的年代也均属西周早期），中晚期遗存较少。墓葬也以西周早期为数最多，等级较高的青铜礼器墓大多属于西周早期，只有个别墓可以晚到中期前半。打破城垣的灰坑大多属于西周晚期，西周早期的很少。(133)

研究者认为，琉璃河古城就是“召公封燕”后于西周初年建造的都城。(134)琉璃河古城作为都城的使用期限，主要是在西周早中期(135)；其废止时间，应当在西周中晚期之际。(136)其后，大概是出于自然原因（地理和交通）和政治原因（北上发展），燕国由琉璃河古城而迁都蓟城，即古书所云燕“并蓟居之”（《史记·周本纪》正义）。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有意穿越时空，希望亲切感受3000多年前的燕国初都，不妨到北京市房山区参观古文化遗址与文物陈列相结合的历史文化类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东，坐落在西周燕都遗址的东城墙外，馆区占地18000平方米，展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于1995年8月21日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又以“奥运”工作为重点，完善了博物馆内的服务设施。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为方形建筑，采取对称四合院式布局，气势宏伟，典雅庄重，整体氛围感人。常年展出的文物有数百件之巨，包括甲骨、铜器、金器、银器、陶器、瓷器、玉器、石器、漆器等。除可移动的文物外，还可参观不可移动的遗迹，其中尤以四座原址保留的墓葬和车马坑为特色。

（二）上都——蓟

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推断，蓟大致位于今天北京城的西南角(137)，即广安门附近。(138)西周初年，武王封帝尧之后（一说黄帝之后）于蓟，蓟国泯灭后，地归于燕。(139)燕国以蓟为都，当以古蓟国的旧有国都为基础，然后再加以扩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在北京广安门一带发现过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出土过饕餮纹半瓦当等，出土器物年代最早者接近于西周。(140)燕国迁都于蓟，大约在战国初期(141)；一直到燕国灭亡，蓟都是燕国的国都。(142)

燕国之所以要迁都于蓟，一则固然是“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史记·周本纪》正义）的结果，另则也是燕国出于向北发展的需要（战略考虑）。侯仁之说：“蓟城所在，既是南北大道的北方终点，又是分道北上以入山后地区的起点，实质上它就是南北交通的枢纽。”(143)占据蓟城，“它既能控制永定河渡口和太行山东麓要道，又可凭借军都山、八达岭等燕山天险以为屏障”(144)。换句话说，“燕国都蓟是燕国得以发展壮大，雄踞北方的一个重要人文地理条件”(145)。

作为燕都之一的蓟，它不但是燕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燕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并且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的一大都市，俨然北方的一大中心城市，“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史念海（1912—2001）认为，“燕国并没有很多的出产，只是以鱼盐枣栗著名”，“蓟的发展是另外一种方式，它是仰仗于对外贸易的”(146)，此说不无道理。

周初所筑蓟城的规模，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下面，结合曲英杰的研究成果(147)，对蓟城略作介绍。广安门外桥南燕宫遗址，当沿于原蓟宫，故周初蓟城似当以此为中心而营筑，而将其西北之道路交汇点（即今）包围于城内。蓟丘则可能尚在城外。因此处临蓟丘，故称蓟城、蓟国。燕人扩建蓟城，当在其强盛之后，极有可能始于战国时期的燕文公时期（前362—前333在位）。燕蓟城的南垣，大致在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一线（白纸坊街）；燕蓟城的东垣与南垣相交处在燕台乡（今安乐林禅寺址附近）；蓟城的北垣，当在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之南的白云观北、头发胡同一线，与辽南京城和金中都之北垣基本重合。整个燕都蓟城，西起今会城门、北蜂窝路一线，东至牛街、右安门大街一线，东西长约3000米；北起头发胡同一线，南至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一线，南北长约4000米。蓟城城门的设置，当如《郡国志》所记“开十门”，东、西垣各开三门，南、北各开二门。蓟城之内为宫城，宫门当在广安门以南一带，而后一直相沿于辽金时期。宫城之西垣，极有可能在蓟城内西部贯通南北的大道今手帕口南街一线以东；宫城的北垣，在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之南；宫城的东垣，在南线阁街以西；宫城的南垣，极有可能在蓟城内南部贯通东西的大道（今白纸坊西街）以北。宫城之北为燕市，荆轲及高渐离曾经“饮于燕市”（《史记·刺客列传》）。蓟城之外，也分布着居民邑落和宫殿建筑，这一带曾经出土过战国秦汉时期的陶井、燕国的饕餮纹半瓦当和刀币(148)，还发现了很多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

（三）下都——武阳

作为燕国国都之一的武阳城（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处，位于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因处武水（今中易水）之阳而得名。燕下都西北靠太行山，东南临华北平原，恰好处于北上蓟城、南下邯郸、西去关中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具备古人选址建都的充分条件。(149)换句话说，这里北连上都蓟，南通于赵，东达于齐，西南直趋中山，是由上都蓟通往赵、齐、中山等国的咽喉地带，是燕国南界的军事要地和重要门户。燕下都选址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不但避开了邻国的直接进攻，而且为争霸中原也提供了方便条件。总之，和其他一些重要都城一样，燕下都在选址时是周密地考虑了地理位置、地理形势、自然条件、政治形势、军事形势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的。(150)

一般认为，燕下都营建于战国中期的燕昭王时期（《水经·易水注》）。(151)但是，这恐怕只是燕下都营建年代的下限。其实，早在燕成公时期（前449—前434在位），燕人就已经开始营建燕下都了（注意：当时还不是都城）。在燕下都城址内，曾经出土过题名为“郾侯载”的戈、矛等(152)，“载”是燕成公之名（《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引《纪年》），金文作“”(153)。从燕下都的形制看，它也是分前后几次修筑而成。武阳在修建成为下都以前，“可能还是个重要旧邑”，“燕王就在此基础兴建下都，也是因势制宜”(154)。也就是说，燕昭王之世大概是燕下都的大肆修筑时期。

燕昭王之所以在此处大肆营建燕下都，从当时的形势和都城的形制看，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既可以加强燕国的南部防线的防御，又可以积极南下进攻，以洗雪先王之耻。(155)今人以为，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别都、陪都(156)，所言有理。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对燕下都做过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和发掘（如第13、16、21、22、23号遗址）。1961年3月，国务院将燕下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7月至1982年10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工作组对燕下都故城进行了全面勘察和部分发掘工作。(157)

燕下都是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燕下都城址平面大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300米，南北宽约4000米，分为东西两城，东西城之间有河道隔开（与齐的临淄、鲁的曲阜都不相同）。

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自成一个完整的城堡，其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4500米，南北宽约4000米。东城的南面为中易水，北面为北易水，东面为人工挖掘的壕沟，西面为运粮河，东西两侧有城壕，防卫措施相当严密。

东城内部有一定的区划，分为宫殿区、居住区和墓葬区三大部分。北部四分之一处有一道东西向的城垣（隔墙），把东城分隔为南北两部分。

宫殿区位于城址的东北部。根据建筑夯土基址的大小及分布情况，可分为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和宫殿建筑群两部分。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夯土台），是燕下都宫殿区内大型主体建筑的基址。这样的夯土基址有4座。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是宫殿区内的中心建筑，也是主体宫殿最南端的一座。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台基，是燕下都所有夯土台基中最大的一个，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0米。武阳台之北，依次有望景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张公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和城外的老姆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它们均坐落在南北向的一条中轴线上。老姆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基址，是宫殿主体建筑最北端的一座，而且是位于城外的唯一的大型主体建筑。其他宫殿建筑群在武阳台东北、东南和西南共发现三处，围绕武阳台而筑。每处都由一个中型宫殿建筑基址和若干处有组合关系的地下夯土基址遗迹组成。(158)从规划设计和整体布局可以看出，“宫殿区内的建筑布局是比较严密和合理的”，宫殿区“显然采用了以武阳台为中心，在南北轴线上布以大型主体宫殿建筑，再辅以对称的宫殿建筑群”，“从而形成了对称中存在着变化，变化中存在着统一的风貌，为我国后来的都城规划和布局奠定了基础”。(159)

在宫殿区的西半和南侧，围绕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主要是冶铁、造兵器、铸钱、制骨、制陶的作坊。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手工业作坊共计11处，其中制铁工具作坊遗址1处、铸铜器作坊遗址1处、制兵器作坊遗址4处、铸钱作坊遗址1处、制钱范作坊遗址1处、烧陶作坊遗址2处、制骨器作坊遗址1处。(160)为了确保重要宫殿区的安全，将官府军事手工业作坊（如第18、21、22、23号作坊遗址）设在重要宫殿区的西北部，由东西横贯的“隔墙”将宫殿区和官府军事手工业作坊区隔开。在第23号遗址出土了108件铜戈，还有铁锄、铁镰、铁削等；铜戈大部分完好，其中100件都带有铭文，如“郾王喜造御司马鍨”（《集成》11278），应当为燕王的御司马所用。据此推断，这个作坊可能为燕国王室所有。而非军事手工业作坊（如第2、4、5、10、11、13号作坊遗址）则设在三号河渠以南，由三号河渠将宫殿区和非军事手工业作坊区隔开。

市民居住区则规划于离宫殿区稍远的西南部和东南部，共计发现居住址9处。其中，7处分布在东城的南部和东南部，即第6、7、8、9、12、14、15号居住址；2处分布在西城的东南部，即第19、20号居住址。(161)

墓葬区规划在“隔墙”以北的西北角，是燕国王室和高级贵族的墓地，有两处封土犹存的墓葬区，即虚粮冢墓葬区和九女台墓葬区。虚粮冢墓葬区有墓13座（编号为XLM1—M13），最大的封土55米见方、高11米；九女台墓葬区有墓10座（编号为JM14—M23），封土略小。另一处墓葬区在西城的中部，分别在辛庄头的村东、村南和村西一带，即辛庄头墓葬区，有墓8座（编号为XZHM24—M28、M30—M32）。(162)

西城营建的年代似乎稍晚于东城，很可能是战国晚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扩建的郭。(163)西城的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约3500米，南北长约3700米，城墙基宽约40米。仅北、西、南三面筑有城墙；东墙即是东城的西墙，依运粮河与东城相连。城内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和墓葬，仅有两处普通的建筑遗址和一般墓葬，基本上是空荡荡的。

燕下都宫殿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有土、石、砖、瓦和木材。这些建筑材料的应用技术，比以前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夯筑技术的发展，土已经应用于建造高大宽厚的城墙、宫殿主体建筑的高大台基和广大地基。根据燕下都遗址的勘探和试掘，城垣采用穿棍、穿绳和夹板夯筑的筑法。由于城垣很厚（有10米左右），不可能一次夯成，需要由里向外，或由外向里，逐段加宽夯筑。大体上用两块木板上下排列，用绳从两端揽紧，然后夯筑。夯完一层之后，再筑一层。宫殿区有三座大型的主体建筑，前后排列。从这些主体建筑和其他建筑组群的布局，可以看出宫殿结构复杂而庞大，建筑物宏伟而豪华。燕下都宫殿建筑的屋顶，大量使用瓦类来覆盖，其种类有板瓦、筒瓦、脊瓦、垂脊瓦、脊饰、垂脊饰、瓦钉、吻兽、半圆形瓦当等。当时建筑已有排水设备，在燕下都老姆台等地，发现了大型的陶水管和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露出地面的陶水管，有作蛙头形的。(164)

武阳燕下都与上都蓟城，在军事上互为掎角之势，堪称唇齿相依，遥相呼应。战国末年，燕太子丹与荆轲等人在此谋划刺杀秦王；荆轲一行也由此渡易水，西去咸阳行刺。事情败露以后（前227），秦派兵攻燕，败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史记·秦始皇本纪》）。遭此兵燹，燕下都被急剧破坏，遂告废弃。

八、人口

至于燕国究竟有多少人口，实在是难以具体统计。杨宽推测，战国时期中原七国的总人口大约不过2000万左右。(165)若取其平均数，则燕国的人口约为300万；而燕国在当时又属于地广人稀的国家，则其人口总数当不足300万。应该说，这一估计大致没有多少偏差。《战国策·燕策一》说燕国有“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公元前251年燕国伐赵时，《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起二军、车二千乘”，而《战国策·燕策三》则说当时燕国起兵有60万之众，“令栗腹以40万攻鄗（今河北高邑东南），使卿秦以二十万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如果《燕策三》所说不误，则当时燕国用以伐赵的军队尚不止60万，因为燕王喜又“自将偏军随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以70万计（最为强盛时期），每家四人中一人入伍，则燕国人口总数约为2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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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3页。

(2) 《艺文类聚》卷一七五引刘向《别录》的原文如下：“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另可参看《艺文类聚》卷九六、《太平御览》卷五四及八四二等）又，此事亦见《论衡·定贤》，“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既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此说虽托诸方术，但未必全不可信，因为燕国确实出产黍。

(3) 齐思和：《毛诗谷名考》，《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 《尔雅·释草》：“戎菽谓之荏苒。”郭璞注：“即胡豆也。”邢昺疏：“孙炎云，大豆也。……樊光、舍人、李巡、郭氏皆云，今以为胡豆。”（《尔雅注疏》卷八）

(5) 成周之会时，山戎进献的就是“戎菽”（大豆），事见《逸周书·王会解》；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曾经获“戎菽”与“冬葱”，“布之天下”（《管子·戒篇》），“戎菽”遂南传中原地区。《管子》尹知章注：“戎叔，胡豆。”邢昺亦以为此即胡豆（《尔雅注疏》卷八）。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7)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07—811页。

(9) 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10) 石永士：《战国时期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外城东周晚期陶井群》，《文物》，1972年第1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12)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0—88页。

(1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4) 史念海：《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河山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15)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63页。《汉书·地理志上》的记载本之于此，“（幽州）畜宜四扰，谷宜三种”。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17) 《史记·苏秦列传》作“旃裘”，氈、旃可通，但以作“氈”为胜。

(18) “橐他”，《史记·苏秦列传》作“橐駞”，《史记·匈奴列传》作“橐驼”，他、駞、驼三字同属歌部字，声近通用。

(19) 张震泽：《燕王职戈考释》，《考古》，1973年第4期。按：燕王职戈拓片后收入《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为11236。

(20) 刘龙启、李振奇：《河北临城柏畅城发现战国兵器》，《文物》，1988年第3期。

(2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车马坑》，《考古》，1985年第11期。

(22) 张利洁等：《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

(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33页。

(24) 杜迺松：《论东周燕国铜器》，《文物春秋》，1994年第2期。

(25) 廉海萍：《燕下都陶范和炉渣的检测与分析》，《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13—922页。

(26) 从种类上看，东周燕国铜器主要有食器、鼎、簋、豆、敦、匕。

(27)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93—996页。

(28)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9) 东周时期铁的冶炼技术主要有两种，一是固体还原法（又叫块炼法），一是高温液体还原法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32—333页。

(31) 李仲达、王素英：《燕下都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81—895页。

(32)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33)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34)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51页。

(3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36) 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37) 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8) 说明：《汉书》所引之语，出自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该文后收入《文选》卷四七。

(39) 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40)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120页。

(41) 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42) 刘海峰、陈建立：《燕国铁质农具探微》，《中国农史》，2017年第5期。

(4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23—724页（文字），第723—724页（图四一五、图四一六、图四一七、图四一八、表一二）。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15—723页（文字），第724页（图四一九）。

(45)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62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88—389页。

(4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按：有人将釉陶器归入瓷器，有人将其归入陶器，意见分歧甚大，本文暂将其归入陶器。

(47) 孙玲：《琉璃河遗址发现战国墓群》，《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19日第一版。

(48)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49) 陈平：《燕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50) 张智勇：《北京考古史·夏商西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5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队：《燕下都故城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1号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52) 杨宗荣：《燕下都半瓦当》，《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75—800、880页；王偈人：《东周秦、齐、燕瓦当纹饰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3) 吴磬军、刘德彪：《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半瓦当纹饰初步分析》，《文物春秋》，2002年第5期。

(54)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5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5、104、131、327、549、563、575页。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5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58) 杨学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玉器初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杨学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组玉佩与葬玉》，《才智》，2009年第11期。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60) 殷玮璋：《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器》，《考古》，1984年第5期。

(6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5期。

(62) 王彩梅：《燕国简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

(63) 殷玮璋：《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器》，《考古》，1984年第5期。齐心主编：《图说北京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6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67) 高桂云：《建国以来北京出土先秦货币综述》，《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6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69)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70)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7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7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5期。

(73) 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页。

(7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62—864页。

(7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65—866页。

(76) 王继红：《北京考古史·东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77) 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第一、九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概述》，《文物春秋》，1990年第2期。

(78) 关于字的释读，说法约计十一种（明、易、匽、妟、莒、召、盟、泉、邑、同、日月），其中以易、匽、明三说影响最大。于此之相关综述与论述，可参看：（1）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45—247页。（2）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7—275页。（3）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71页。

(79)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2—271页。

(80) 朱活：《匽币管窥》，《古钱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157—158页。

(81) 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82)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83)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84) 河北省滦平县文物管理所：《河北省滦平县发现一批窖藏战国货币》，《文物》，1981年第9期。

(85) 刘兴林：《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按：该文又载《江苏货币》，2007年第4期。

(86) 嵩山：《以铅铸钱始于燕》，《中国钱币》，1990年第1期。据该文注释，燕一刀见《古钱大辞典》上编第181页、《历代古钱图说》第45页，益昌铅布见《古钱大辞典》下编第22页、第496页和《历代古钱图说》第22页。

(87) 姜力华：《燕国铅质货币考》，《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88)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8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朝阳门外出土的战国货币》，《考古》，1962年第5期。

(90) 苏天钧：《略谈北京出土的辽代以前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9期。

(91) 高桂云、张先得：《北京市出土战国燕币简述》，《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92) 柴晓明、龚国强：《北京房山区出土燕国刀币》，《考古》，1991年第11期。

(93) 金刚、志瑞：《延庆两渔民发现一批中国古币》，《北京日报》，1988年10月14日。

(94)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河北沧县肖家楼出土的刀币》，《考古》，1973年第1期。

(9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4期。

(96) 河北省滦平县文物管理所：《河北省滦平县发现一批窖藏战国货币》，《文物》，1981年第9期。

(97) 滦南县文物所：《河北滦南县出土一批战国货币》，《考古》，1988年第2期。

(98) 张双峰：《河北兴隆发现窑藏明刀币》，《文物》，1985年第6期。

(99) 李霖：《河北承德发现燕国刀币范》，《考古》，1987年第3期。

(100) 金德宣：《朝阳七道岭发现战国货币》，《文物》，1962年第3期。

(101)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和战国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102) 王嗣洲：《辽宁瓦房店市凤鸣岛出土战国货币》，《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王嗣洲：《大连市三处货币窑藏》，《考古》，1990年第11期。

(103) 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县巴沟出土燕国刀币》，《考古》，1985年第6期。

(104) 李倩：《辽中老观坨出土燕国窖藏刀币》，《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

(105) 邹宝库：《辽阳出土的战国货币》，《文物》，1980年第4期。

(106) 许玉林：《辽宁宽甸发现战国时期燕国的明刀和铁农具》，《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7) 王成俊：《包头出土战国“明刀”》，《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乔晓金：《包头出土战国“明刀”应为燕国货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3期；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战国钱币》，《考古》，1984年第2期；周锦章：《战国时期赤峰地区的货币流通》，《内蒙古金融研究》，2002年第S1期；侯军：《对赤峰发现燕国“明化”环钱的刍议》，《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1期。

(108) 以上资料，采自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33页。

(109) 赵海鹰、龚天祥：《敦煌境内的燕国刀币——兼论“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甘肃金融》，1998年第11期。

(110)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1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15—723页（文字），第716—722页（图四一五、图四一六、图四一七、图四一八、表一二）。

(112) 分别见《战国策》的《燕策一》、《齐策三》、《西周策》，《史记·孟尝君列传》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13) 按：《史记·燕召公世家》记此事作“燕王（喜）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与《战国策·燕策三》对照，所记黄金一则数字有异，二则用途有别。就情理而言，当以《战国策》所记为准。

(114) 孙继安：《河北容城县南阳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3期。

(115) 申云艳：《燕瓦当研究刍议》，《考古》，2007年第2期。

(116)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117) 李文辉：《千古金台安在哉》，《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18) 艾虹、吕晓青：《“黄金台”位置考辨》，《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119) 洛保生、孙进柱：《黄金台考》，《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

(120)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第5—6页。

(12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122) 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69页。

(123)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

(124) 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第一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1984年。

(125) 史念海：《祖国锦绣河山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燕中都城址调查与试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王继红：《北京考古史·东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29页。

(127) 更全面、更详细的介绍与研究，请参看艾虹：《燕国城市考古学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28)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12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130)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4页。

(1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132)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页。

(133) 马保春：《燕国疆域的地理构成及其对幽燕地区政治地理的影响》，《北京古都历史文化讲座第二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411页。

(134) 李伯谦：《北京房山董家林古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135) 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136) 陈平：《燕都兴废、迁徙谈》，《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137)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苏天钧：《对辽、金以前北京城址变迁问题的探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8) 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139) 参看本书第九章第五节。

(140) 赵正之：《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前的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141)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293页；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41、51—52页。

(142) 《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

(143) 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144) 徐自强：《关于北京先秦史的几个问题（续）》，《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年。

(145) 唐晓峰：《蓟、燕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146) 史念海：《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河山集》（第三集），第120页。

(147)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3—302页。

(148)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年第2期。

(149) 《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15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75—879页。

(151) 《水经·易水注》：“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燕昭创之于前，（太）子丹踵之于后。”

(15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

(153) 郭沫若认为，此字从车才声，当读作“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1—212页）。

(154) 傅振伦：《燕国下都的营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1期。

(155) 可参看本书第四、五章的相关部分。

(156) 瓯燕：《试论燕下都城址的年代》，《考古》，1988年第7期。

(157)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燕下都第23号遗址出土一批铜戈》，《文物》，1982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1号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学报》（第二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车马坑》，《考古》，1985年第1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3号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87年第5期。1996年，文物出版社推出了《燕下都》（上下册），堪称集燕下都考古资料之大成。

(15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33页。

(15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877页。

(16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16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35—624页。

(16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46—731页。

(163)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

(1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9—33、879—880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

(165)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第八章　政治制度

一、官僚机构

（一）中央行政组织(1)

1．职官

燕侯

姬姓燕国（北燕）是由西周王朝中央政府分封的“合法的”（legitimate）诸侯国，而燕侯也就是燕国“合法的”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他依靠周王授予他的政治权力进行统治”(2)。在燕国境内行使最高权力者，无疑就是召公家族——由被分封至燕国的召公后裔所形成的家族，可以称之为“姬姓燕王家族”。这一“法统”，在燕国是一脉相承而又传延不绝的，这是与晋国、齐国判然有别的一个事实。(3)

当然，如此而言并没有否认另外一个事实，即在燕国的上层权力机构中，确实有异姓的存在（如殷遗和客卿）。(4)但有人却认为，燕国有三处封地（按：燕国初封时仅有一处封地，即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三个都邑（按：不只三个。并且，一国前后数都乃普遍现象，如齐、晋、楚等）、公侯可区分为三个时段（按：纯属想象），分属三个不同的系统（即亚燕、蓟、邶。按：释文及研究有误），这就是“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5)此说明显与西周“宗法制”（即嫡长子继承制）相抵牾，而且在齐、鲁、唐、卫等国也从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形，未免太过于“一厢情愿”了。

燕侯的名号，初称“侯”（克罍、克盉，克—桓侯），中称“公”（庄公—文公），后称“王”（易王—燕王喜）。燕易王十年（前323），魏公孙衍发起燕、赵、中山、魏、韩“五国相王”以抗秦，燕国至此方与赵国、中山国一起称王。(6)但是，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有不尽合者。如燕昭王，或称“郾侯职”（《集成》11217、11221—11223等），或称“郾王职”（《集成》11003、11110、11187—11191、11224—11236、11304、11480、11483、11514—11521、11526、11527、11634、11643等）。

相、将

燕侯之下的官僚机构，重要的是相和将，分别主管文武之事。春秋战国之时，官分文武是各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而官分文武不但有利于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国君进一步集中权力（集权）。(7)

相，又称“相国”、“相邦”、“丞相”，是文官系统的首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燕相受书而说之。”以具体人物而言，子之是燕王哙时的相（《战国策·燕策一》），公孙操（成安君）是燕惠王时的相（《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引《赵世家》）、相国(8)，栗腹是燕王喜时的相、丞相（分别见《史记·燕召公世家》、《赵世家》）。

将，又称“将军”，是武官系统的首脑，其名号见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燕王哙时，有将军市被（《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公元前272年弑燕惠王的公孙操，一说就是将(9)（《史记·赵世家》）。“袭破走东胡”的燕人秦开，也是将（“贤将”，《史记·匈奴列传》）。燕下都武阳台村出土过带有“将军”铭文的铜戈，如“九年将军”戈（第95、107号戈）。(10)将军中又有“上将军”，“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使乐毅为上将军”（《史记·乐毅列传》）；战国时的上将军，“犹春秋之元帅”(11)。

司马

燕国设有“司马”，“（安平君田单）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战国策·齐策六》）。这里的“司马”，指的是燕军统帅骑劫，属于武官系统。(12)东周之时，燕国设有“三军”（左军、中军、右军）。(13)据此推测，此处之“司马”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战国策·齐策六》：“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

御司马

御司马，见于燕国兵器铭文，即传世文献中的“舆司马”，是掌管兵器的武官。如郾王职戈：“郾王职乍（作）御司马”（《集成》11236）。再如郾王喜鍨：“郾王喜造御司马鍨”（《集成》11278）。《周礼·夏官》：“政官之属：……舆司马，上士八人。”

大史

《古玺汇考》著录了一方燕玺，玺文右部二字，施谢捷释为“大敢”(14)，田炜改释为“大事”(15)，其说可从。所谓“大事”，即“大史”，广见于诸多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

太傅

又可简称作“傅”，属东宫官僚系统，负责辅导、教育太子，一般由德高望重、文化素养较高者担任。如鞠武（一作“麴武”），曾经为太子丹太傅（或傅），为人深谋有远虑，规劝太子要从长远之计，不要急于报仇（“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16)）。但太子丹最终没有听从鞠武的劝告。

相室

相室有两种含义，一为相国的别称，一为家臣的别名。《韩非子·八经》：“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颜师古（581—645）注：“相室，犹言相国，谓宰相也。”作为家臣别名的相室，或属于东宫官僚系统，为太子府里的管家；或为卿大夫管理家务者。《韩非子·说林上》云：“隰子归，使人伐之。斧离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陈奇猷（1917—2006）引《孤愤》旧注云：“相室，家臣也。”(17)《十钟山房印举》卷四·二九有“相室”印，《古玺汇编》0003有“长坪（平）君伹（相）室玺”(18)。由此可知，家臣确可称为相室。《十二家吉金图录》22载有王后左相室鼎，铭曰“王后左相室”，研究者认为此鼎乃燕国铜器。(19)《三代吉金文存》2.54.1：“王后左相室，于□相室，九蒦反。”1998年10月，洛阳火车站西南金谷园村发现了战国有铭铜鼎一件，铭文具有战国刻划文字的显著特征，鼎腹上部前侧横刻“大（太）子左相室”五字，该鼎可能也是燕国的器物。(20)

除此之外，燕国还有一些负责管理手工业的官僚，其名称也见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下面略述一二：

工尹、陶尹

攻（工）尹、匋（陶）尹，分别负责制造兵器、陶器等。工尹有左工尹、右工尹之分，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左工尹、右工尹，多作“左攻（工）（尹）”、“右攻（工）（尹）”字样。(21)

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发现过带有“左陶（尹）”文字的陶片(22)，并且有著录（如《陶文图录》4.7.1、4.18.1等）(23)，如“□年十一月左陶尹”(24)；而带有“右陶（尹）”的陶文，也多有著录和发现(25)，如“十八年十二月右陶尹”、“十九年十月右陶尹”(26)和“廿一年十二月右陶尹”。(27)看来，“陶尹”一如“工尹”，也有左、右之分，当为正副官。

右御、右廪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这里的“右御”，当与车马器物之制造有关，掌管器物进用之事。“冶工”，即“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他们可能多为能工巧匠，有些或来自他国”。(28)

发现于河北兴隆的战国铁金属铸范，上面多铸有“右廪”二字(29)，当为燕国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

豕宰、宰夫、衡官、水官

豕宰、宰夫负责家畜、家禽的饲养、宰杀和烹制，衡官负责器物的测量，水官负责水上之事。这几个官名，并见于符朗所著《符子》：“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囿(30)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獖，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命衡官桥而量之，折桥，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斤，其巨无用。燕相谓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膳之。”(31)

其中“宰夫”一职，见于《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其地位甚显赫；但此处的“宰夫”，却不可与《周礼》所说“宰夫”同日而语，乃一介普通“膳人”耳，董说（1620—1686）认为“自春秋以来皆然”(3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膳夫”，《周礼·天官》中的“膳夫”仅“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实属平常；但在出土金文中（如大克鼎、大簋），其地位和职权却颇为煊赫。

司炉

黄濬《续衡斋藏印》、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所著录“外司（炉）鍴”（现藏故宫博物院），呈长方形，长柄纽。综合分析，此玺应为燕器，“乃燕国掌管铸造钱币炉次的官吏所用之印”(33)。

其他：

传虡（遽）

传虡，见于燕国符节文，即传世文献中的“传遽”，掌管传驿的职官。《三代》18.31.6：“传虡（遽）端（瑞），戊夤（寅）舟（造），□身（信），不□□。”（参看《三代》18.32.1）《左传》哀公二十一年：“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

女伶

《七国考》卷一引《拾遗记》：“燕昭王时，广延国献善舞者二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董说案语云：“伶，乐官也。黄帝时乐师伶伦，世掌乐官，故后世号乐官曰伶官。女伶者，女乐官也。”

2．爵秩

战国时代，三晋、齐、燕的爵秩等级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卿有上卿和亚卿之分，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等。

上卿

周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左传》成公三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能为上卿者，其人自然相当尊宠。《战国策·燕策一》载燕昭王谓苏代语：“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荆轲曾经被太子丹尊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战国策·燕策三》，另见《史记·刺客列传》）。

亚卿

周制，卿分上、中、下三级，次者为中卿，又称“亚卿”。《左传》文公六年：“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

燕国亚卿的地位，略次于上卿。乐毅至燕后，“燕昭王以为亚卿”（《史记·乐毅列传》），“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资治通鉴》卷三）。乐毅后来在《报燕王书》中也提到该事，“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离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战国策·燕策二》）。鲍彪注：“亚，次也。”

客卿

秦有客卿之官。凡他国人之来秦做官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故称“客卿”。其后，亦泛指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如，燕人蔡泽曾在秦为客卿。《战国策·秦策三》：“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再如，张仪亦尝为秦之客卿。《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仪得见秦王。秦王说之，以为客卿。”胡三省注：“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又如，乐毅由燕归赵后，兼任燕、赵客卿。《史记·乐毅列传》：“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

大夫

根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燕王喜时有“大夫将渠”，但不知他究竟为大夫的哪一级。《战国纵横家书》中也出现过燕国的“大夫”，“臣（按：即苏秦）有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按：即苏秦）有（又）来，则大夫之谋齐者大解矣”。(34)以上两处的“大夫”，当为燕国大夫的总称。因材料欠缺，在燕国是否存在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等，至今尚难确定，但确有五大夫。“五大夫”（大致与秦二十等爵第九级相同(35)），存在于楚、魏、赵等国。(36)《三代吉金文存》20.57和《殷周金文集成》11931著录有五大夫弩机，其目录释铭文第一字为“秦”，但从铭文的字体、格式看，此弩机属燕器无疑。(37)

3．俸禄

战国之时，各国基本上都采用了俸禄制度。至于俸禄计算的单位，各国有所不同，卫用“盆”、齐魏用“钟”、秦用“斗”，而燕国采用的是“石”。燕王哙“禅让”之后，“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38)（《战国策·燕策一》）。“以石计禄”，恐乃燕之首创。元吴师道（1283—1344）“补曰”引南宋吕祖谦《大事记》云：“以石计禄，始见于此。”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每石重一百二十斤。

（二）地方行政组织

战国之时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一如他国，也实行郡县制。一般是在郡下设县，成为郡、县两级制。《战国策·秦策五》说“赵攻燕，得上谷（郡）三十六县，与秦什一”，此为明证。

燕昭王时，燕国贤将秦开袭破东胡，北筑长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燕国此五郡的设置，主要目的是为了“拒胡”，即防备东胡、巩固边防（《史记·匈奴列传》）。而在占领的他国领土上，燕国推行的也是郡县制。燕昭王时，乐毅伐齐，势如破竹，“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史记·乐毅列传》）。

郡的行政长官是“守”（有时也尊称为“太守”），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县的行政长官是“令”，下设丞、尉等；在县之下，还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39)据《战国策·赵策四》披露，赵人赵奢曾经“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所谓“上谷守”，即上谷郡的郡守。

由官印还可获知(40)，燕国在地方设有“司徒”、“司马”、“司工”、“丞”等；并且这类印玺一般都有固定的格式，往往作“某都某”（“都”之前为地名，“都”之后为官名(41)）。属于司徒的，如“泃城都司徒”（《古玺汇编》5543）、“文安都司徒”（《古玺汇编》0012）、“（陽）都司徒”（《战国玺印分域编》）、“夏屋都司徒”（《古玺汇编》0015）、“平阴都司徒”（《古玺汇编》0013）、“方城都司徒”（《古玺汇编》0016）等；司马分为“左司马”和“右司马”，如“恭阴都左司马”、“庚都右司马”（《古玺汇编》0059）等；属于司工（空）的，如“蓟都司工”（《古玺汇编》0082）、“都司工”（《古玺汇编》0086）、“平阴都司工”（《古玺汇编》0085）等；属于丞的，如“徒口都丞”等。(42)所谓“都”，可能是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43)

至于燕国的县及县以下的具体情况，因材料阙如，目前尚不清楚。

二、封建制度

以“封邦建国”为内涵的封建制度（分封制），是周朝的重要制度。它与宗法制、井田制一起并称西周的三大制度。下文将结合燕国的情形，对西周的分封制略作考察。

武王克商以后，就曾实行大分封；而在随后的成王（包括周公摄政时期）等世，周王朝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说：“周之所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44)周王朝所分封的诸侯国，实际上恐怕还不止此数（近年来，在铜器铭文中陆续发现了史籍失载之国，即为明证）。周之分封，若按受封者的姓氏来区分，可以分为同姓和异姓两大类型。

（1）同姓

周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首先分封的应当就是姬姓(45)，即所谓“文之昭”、“武之穆”和“周公之胤”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定公四年）。但周人所分封的姬姓诸侯国绝不止这二十六个，因为早在“武王克商，光有天下”时，“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而《荀子·儒效》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不管其数目究竟如何，都说明姬姓诸侯的数目在封国中的比例是颇为壮观的；其中重要的姬姓封国，有鲁、唐、卫、燕等。

（2）异姓

异姓之受封为诸侯国，主要是因其卓越的功绩。而其中最为典型者，恐怕莫过于太公望（姜姓）之受封于齐了，“（武王）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史记·周本纪》）。另外，还有所谓“褒封”古圣人之后裔、续封殷遗、册封“远人”等，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型。

周本是“小国”（《尚书·多士》、“小邦周”（《尚书·大诰》），后来灭亡了“大国殷”（《尚书·召诰》）；但“小邦周”的人口仍然有限，而就封各地的人数自然不多，所以周初的封国规模都不大。《孟子·告子下》说：“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齐、鲁作为大国尚且如此，其他小国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杜正胜说，周初所封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带有殖民性质的军事据点。(46)到了后来，才由“点”的控制逐渐演变为“面”的控制。(47)

反观周初分封制，其实所封各国的地域并非全是周的领地。《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他们并不一定完全臣服于新生的周王朝。此由齐、鲁二国的分封情况就可以看出。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太公被封于营丘而东就国时，夜闻逆旅之人语，方知时不可失，“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史记·鲁周公世家》）。

而燕国亦如此。有人说，周初的燕地本为商人的旧居，此地分布着许多子姓邦国。(48)揆诸考古发掘和文献材料，此说不误，并且燕地还有其他“土著”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市平谷县等地曾经发现过商代墓葬。(49)1978年秋，在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遗址发现了商代遗迹，年代的上限可到商代中晚期，下限可到西周中期或更晚，早于董家林，并有叠压延续关系，从而“证实商朝在北方燕国地区已有活动范围”(50)。

正因为周初所分封各国的地域并非全属周的领地，故而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坚强的后盾。钱穆（1895—1990）认为，“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51)，杜正胜精炼地用“武装殖民”四字来概括(52)。

而各封国肩负着的使命就是拱卫周王室和开疆拓土，“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而拱卫周王室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周公东征以后，“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而燕国则是“屏周”的北方“大藩”。因此，周所封国之开疆拓土，是在周中央王朝的“默许”下进行的。齐国自初封开始，就有征伐不服者的特殊权力。《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语：“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另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封于今天北京地区的邦国，除了一个姬姓的燕国外，还有一个蓟国，后“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史记·周本纪》正义）；而燕之袭破东胡，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五郡（《史记·匈奴列传》），其情景亦复如是。春秋之时，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渐次吞并附近的小国，“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国语·齐语》），“并国三十五”（《荀子·仲尼》），“启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仍可见一斑。

但仔细审查载籍，又可发现：周初大分封并非全为“武装殖民”，同时兼有“怀柔”的成分。其“怀柔”如下：

第一，对古帝王后裔的“褒封”。所谓“褒封”，与新“分封”有所区别，“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即古帝王后裔本有土地、人民，无须周王朝“授土”、“授民”。如，周武王就曾经“褒封”神农、黄帝、尧、舜、大禹之后于焦、祝、蓟、陈、杞。其中，褒封黄帝、尧、舜之后，又称“三恪”（《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引《春秋左氏》）。褒封之目的，在于“追思先圣王”（《史记·周本纪》），即孔子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借此招徕天下诸侯。郑玄《驳五经异义》云：“恪，敬也。敬其先世而封其后，与诸侯无异。”

第二，对殷遗民进行分封，即“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如“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史记·周本纪》），“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平定“三监之乱”后，又封微子启于宋，使“奉其先祀”（《史记·宋微子世家》）；并对箕子加以追封，“（武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周本纪》）。周人此番作为，取得了颇为良好的结果，“殷民大悦”，“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史记·殷本纪》）。周人此举，其目的在于安抚笼络殷遗。

第三，对于远道而来表示“臣服”与“归顺”的地方势力或国家，随顺自然地予以“册封”，使之接受封爵，使之接受号令，定期或不定期来“朝贡”。但这种关系似乎并不怎么稳固，也不怎么持久，且不具有多少实质性的内涵。

根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时，四方之民皆来向周王朝进献“贡物”。如“秽人前儿”，“俞人虽马”，“楼烦以星施”，“孤竹距虚”，“不令支玄貘”，“不屠何青雄”，“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又据《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商书》记载，豹胡、代翟、楼烦、东胡等“请令以橐駞、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对于周王朝而言，这些“贡物”并不具有多少实用价值，也不具有多少经济价值，但却具有“象征意义”。诚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 Strauss，1908—2009）所言，他们之于周的“朝贡”，只是一种“交换”，重要的不是交换物品的“固有价值”，而是交换物品的“象征价值”，似乎表示着对周的“臣服”；若再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朝贡”时所“进贡”的物品，其实更接近于“赠礼”，一如毛斯（Marcel Mauss，1872—1950）所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种“象征行为”。(53)周王朝中央政府既没有派遣官员到上述这些地区，更没有在当地建立实质性的行政区，最多只是形式上的“册封”一下而已，谈不上实质性的“控制”。充其量，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满足（这或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随着周王朝势力的强盛以及燕国国力的崛起，周王朝中央政府和燕国地方政府才着手对上述地区进行整治，才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如后文所言（第九章第二节），孤竹国在商朝灭亡以后，才隶属燕国的管辖；又因孤竹国与周王朝和燕国处于敌对状态，才有将孤竹之地“封于箕子”之举（《隋书·裴矩传》）。

第四，对臣服者加以任用，让他们或在中央王朝任职，或在周的封国中任职（此在燕国尤其明显）。此即《尚书·多方》所云“迪简在王廷”、“有服在百僚”。在中央王朝任职的很多，如微国的微氏家族世为周廷史官，此已由出土的史墙盘铭文所证实。(54)而燕国任用的臣服者，也为数众多。据张亚初统计，殷代族氏名见于燕国铜器铭文的，有箕、举、戈、亚、史、鱼、纠贯等三十余种，其所作青铜器竟占燕国有铭青铜器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殷遗贵族在燕国统治集团中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55)

以上四点，如果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加以发挥，说明周人此举的目的在于克服新政权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和“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从而为新建立的周政权张本和辩护。(56)

至于如何处理周之封国与土著居民（古族与古国）的关系，在西周时至少有过两种模式：一种以鲁国为代表，“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即注重硬性的移风易俗；一种以齐国为代表，“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即注重软性的因风就俗。(57)就燕国而言，当以后一种为主（但也并不排除武力的使用）。这方面的证据极多，除前文结合古族与古国的陈述而外，又如：① 燕国方言与内地方言不同，而颇与朝鲜接近，至汉时燕、代一系语音仍有特色(58)；② 燕国在春秋时不甚参与内地诸侯的会盟，未尝不可能正因其文化中有东北地方文化的成分，不免自外于中国(59)；③ 所出土的青铜器也大异于中原地区（如剑首作马头状或鹰首状），“这些兵器与同墓所出的其他常见于中原地区的兵器不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显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60)。

而“古国”与新分封的国家也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们有的已经存在了很久(61)，周王朝最多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进而加以“再分封”（如箕国、孤竹国），即在仪式上和制度上加以进一步确认，以使他们对新的周王朝有新的“政治认同”，从而确认周作为“天下共主”的身份和地位。亦即，“只要他们臣服，周人是承认现状的”(62)。

周的版图并非真正的密不透风的星罗棋布，在周的封国之间还有一些中间地带（“隙地”，即无主的荒地），如《左传》哀公十二年说宋郑之间有六块“隙地”。宋郑之间尚且如此，至于地处边陲的诸侯国，那更是地广人稀了，有更多的大片的无主领地尚未开发。此点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中已经专门提到。(63)它们成为“古族”与“古国”的生存地域或空间。

三、封君制度

封君制出现在战国，似乎显得有些突兀而不协调。因为当时各诸侯大国已经比较普遍地建立了以郡统县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用以代替过去贵族按等级占有土地进行统治的制度；但又设置了封君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新的贵族特权。(64)

见诸先秦史籍的燕国封君，封号有五个，人员为六人（存疑一个、一人）。他们是：

1．襄安君

燕昭王时封君。襄安君应是燕国王族，可能就是燕昭王之弟。(65)燕昭王曾派他到齐国活动（《战国策·赵策四》、《战国纵横家书》之四《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战国纵横家书》第10页又说：“（张）之死也，王辱之。襄安君之不归哭也，王苦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注释说：“归哭，回国奔丧。襄安君不归哭事未详。以文义推测，襄安君可能被齐国扣留，未能归国奔丧，应与齐杀张事同时或稍后。”(66)对于该事件，裘锡圭有新的看法：从上下文看，“襄安君之不归哭”似应是比不能奔丧更为严重的一件事；疑“哭”乃“丧”之形近误字（《说文解字》卷二上：“丧，亡也。从哭从亡，会意，亡亦声。”）；疑指襄安君死于齐而齐不归其丧。(67)查阅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襄安君之名此后便不见诸记载，恐即已殒命于齐国，所以裘锡圭之说成立的可能性极大。

2．武安君

燕昭王时封君，受封者苏秦。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战国纵横家。苏秦早年游说秦昭王，建议“废文任武”，未被采用。后发愤读书，于燕昭王时入燕。公元前295年，燕昭王派苏秦为间谍入齐，以助齐攻宋为诱饵，借以削弱齐国。结果，苏秦骗取了齐国的信任，被齐湣王任以为相，苏秦同时又离间齐、赵的关系，使燕得以与秦、赵结盟。公元前284年，乐毅发动燕、赵、魏、韩、秦五国攻齐，齐几乎亡国。齐湣王发觉苏秦为燕反间，车裂苏秦于市（《战国策·燕策》、《战国纵横家书》、《史记·苏秦列传》）。燕昭王之世燕国的强盛，与苏秦有莫大关系，苏秦堪称燕国历史上的伟大功臣。

燕昭王封苏秦为武安君，后来赵、齐都封苏秦为武安君。“武安”是封号，并无封邑，意为“以武术安定天下”——因为苏秦宣扬用“义兵”平定天下。(68)嗣后，秦将白起、赵将李牧，都曾经拥有这个封号。

3．昌国君

燕昭王、燕惠王时封君，受封者乐毅、乐閒父子。乐毅，中山人，魏国名将乐羊后裔，擅长用兵。乐毅由赵经魏入燕，得到燕昭王重用。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军攻破齐国，下齐七十余城，名震天下。乐毅也因功封于齐郡昌国(69)，是为昌国君，位列亚卿（《史记·乐毅列传》）。燕昭王死后，即位的燕惠王中齐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出奔赵国。惠王后悔不已，又以乐毅之子乐閒为昌国君（《战国策·燕策二》、《史记·乐毅列传》）。由此可知，乐毅之受封为昌国君，主要是因其卓越的功绩；而其子乐閒之袭封昌国君，完全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燕惠王的错误及后悔。乐毅、乐閒父子两代之受封为昌国君，在燕国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既空前也绝后。

4．成安君

燕惠王时封君，受封者公孙操，国籍不详（属燕国人的可能性很大）。公元前272年，公孙操杀燕惠王，拥立武成王。此事《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作“按：《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八年(70)，燕相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而《赵世家》作“（赵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一处作“相”，一处作“将”，稍微有些差异。陈平认为这两处都没错，因为“战国时军政合一之风还比较浓盛，往往将即是相，相即是将”，但又认为原文或作“将”，“而《战国策》等书别处云成安君为燕相。《索隐》用后世将相大有区别的观念衡量之，故以为传本《史记·赵世家》作‘将’者有误，因在抄录时随手而改之也”。(71)但笔者认为，此处最大的可能性是（也应当是）作“相”，因为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正好作“相国”(72)；公孙操在燕惠王之世身为燕“相”，同时又受封为“成安君”，并且还掌握着军事大权（“将”），所以他才能轻而易举地弑燕惠王而立武成王。

5．高阳君

燕武成王时封君，受封者荣蚠，宋国人。高阳，故址在今河北高阳县东。燕武成王七年（前265），荣蚠率兵攻赵，赵派田单还击，攻克燕之中人（今河北唐县南）等三城。(73)

除上述可以确定的五个外，还有一个只能存疑，他就是刚成君。

6．刚成君

刚成君，《战国策·秦策三》作“刚成君”，《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作“纲成君”，《水经·水注》作“罡成君”，三字音同相通。(74)受封者蔡泽，燕人。蔡泽曾经游说于赵、韩、魏等国，皆不得志，“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应侯内惭，乃西入秦”，秦昭王拜之为客卿（《战国策·秦策三》）。公元前255年，蔡泽在秦游说范雎退位让贤，范雎因称病辞职，推荐蔡泽接替相位。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刚成君”（《战国策·秦策三》）。其后，蔡泽“居秦十［廿(75)］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又为秦使于燕。

但关于蔡泽的封邑“刚成”，却颇有疑问和争论。《水经·水注》说：“于延水又东迳罡城南。按《史记》，蔡泽，燕人也，谢病归相，秦号罡成君。疑即（蔡）泽所邑也。世名武罡城。”似乎蔡泽所受封的“刚成”一地，就在燕国境内。可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又对此表示质疑，“然是时秦地未至燕，《续志》谓（蔡）泽封东郡阳平县之冈成城也”(76)。今人常征在未引《水经·水注》和《史记志疑》文的前提下，径直认为蔡泽之号纲成君并非如《范雎蔡泽列传》所云乃秦国所封，而是为燕国所封，因为纲成即冈城，在今张家口东南的宣化区附近，其地当时属燕国之上谷郡，“燕人封蔡泽于此，正表示尊其使命而取悦秦廷”(77)。看来，刚成为燕地，由燕人封蔡泽为纲成君的可能性偏大。

笔者猜想，事情的真相应该是如此：蔡泽“居秦十［廿］余年”，前后侍奉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业已取得秦的信任，所以派他“为秦使于燕”（《战国策·秦策三》）；至于他“使于燕”的目的，可以根据《战国策》的前后文推测。《秦策三》在“（蔡泽）为秦使于燕”之后，接着就有一句“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这是在交代蔡泽为秦使于燕的“下文”；而蔡泽为秦使于燕的“上文”，《秦策五》有明确交代，“文信侯（即吕不韦）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于秦”。也就是说，蔡泽此番至燕，乃为秦之外交活动而奔走，即联合燕国以夹击赵国；蔡泽的外交使命完成得相当出色，燕国答应结盟，并使“燕太子质于秦”以明“燕不欺秦也”，文信侯吕不韦对此也相当满意。(78)另外，蔡泽可能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燕国封他于刚成而为刚成君。即他最初是“为秦使于燕”，肩负的是“出使”燕国的使命；最终却是“事燕三年”，获得的是在燕国“任事”三年的结果。但为了审慎起见，笔者还是将其列入“存疑”一类。

由以上数例可以看出，燕国的封君制有几个特点：

（1）就受封人员的国籍构成而言，主要为本国的王室宗族和异国的外来人员（可以称之为“客卿”），其中又以第二类居多。

（2）就受封的原因而言，本国的王室宗族之受封主要出于血缘荫庇，而异国的外来人员之受封主要出于功勋卓著。

（3）就是否可以世袭而言，以不可世袭者居多。当时封君的封邑，虽然说按传统习惯是可以世袭的，但真正世袭的为数甚少（三晋、齐、秦亦然(79)）。封君之世袭，在燕国仅见昌国君一例，而乐閒之世袭乐毅为昌国君，确实又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

（4）就封号的获得而言，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封邑之名为封号，如昌国君、高阳君；另一种是以功德为封号，如襄安君、武安君、成安君。

四、军事制度

（一）燕固弱国也

所谓“强国”、“弱国”，盖因其军事实力而论，此即司马迁所云“非兵不强”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军事实力而言，燕国确实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向有“弱国”、“弱燕”之称。《战国策·燕策一》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又说：“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苏秦能抱弱燕而孤于天下哉？……且燕，亡国之余也，其以权立，以重外，以事贵。”所以当时人认为，“燕固弱国，不足畏也”（《战国策·赵策二》）。直至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还以同情的笔调写道，“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燕召公世家》）。

（二）燕国的军事实力

苏秦说燕王时，言及燕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喜四年（前251）燕国伐赵时，《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起二军、车二千乘”，而《战国策·燕策三》则说当时燕国起兵有六十万之众，“令栗腹以四十万鄗（今河北高邑东南），使卿秦以二十万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如果《燕策三》所说不误，则当时燕国用以伐赵的军队尚不止六十万，因为《燕召公世家》还说燕王喜不听大夫将渠的劝告，“自将偏军随之”。燕王喜十三年（前242），燕见赵数困于秦，廉颇奔魏，庞煖为将，欲派剧辛乘赵弊而攻之。赵派庞煖还击，擒杀燕将剧辛，取燕师二万（《燕召公世家》）。

（三）燕国的军事制度

统帅

战国之时的燕国，一如其他国家，实行文武分职，即由相、将分别执掌行政和军事权力。统率军队的是将军，如燕国伐齐时即“以乐毅为上将军”（《史记·燕召公世家》）。

兵种

就兵种而言，战国之时的燕国有步兵、骑兵、车兵。苏秦说燕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战国策·燕策一》），可知燕国步兵、骑兵、车兵三军齐全。《韩非子·说疑》也说燕王哙在位时有“持戟数十万”。

另外，兵器铭文所见有“萃”、“王萃”，见于“郾王职”世（《集成》11187、11190、11191）和“郾王戎人”世（《集成》11192、《集二》1176）。一般认为，“萃”指的是步兵(80)；“王萃”可读为“王卒”，是燕王直属的精锐部队。

编制

就常规编制而言，燕国军队当有“三军”之分，即分为“左军”、“中军”、“右军”。出土材料中有关于“左军”、“中军”、“右军”的记载，如“郾侯载乍（作）左军”（《三代》20.36.2，《集成》11513）、“郾侯载乍（作）右军鉘”（《周金文存》6.19.2，《集成》11220），官玺印文中有“中军”、“左军”等(81)，陶文中有“左军”（《古陶文汇编》4.133）。

在大型的战争中，燕国往往动用“三军”。如上引文说燕伐赵时，燕国“起二军”，而燕王喜又“自将偏军随之”（《史记·燕召公世家》）。

五、法律制度

关于燕国的法律制度，因传世材料奇缺，所以目前很难窥探其详，约略所知者仅其凤毛麟角。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一则固然是燕国材料本身的残缺，二则当然也与法家在燕国的不发达有关。(82)

（一）监狱

由文献材料可知，燕国设有监狱。《太平御览》卷十四引《淮南子》佚文说：“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狱。”传书又言，邹衍尝“无罪见拘于燕”（《论衡·书虚》）。

1930年，河北武阳燕下都北董村有位农民说村北（一说北斗城北）曾发现带有铁制桎梏的人骨多具。傅振伦（1906—1999）判断，“那里不是监狱，便是刑场”，“惜地点失考，无由勘探了”。(83)

（二）刑罚

因燕国法律材料奇缺，目前难以一览燕国刑罚的全貌，仅有以下数种刑罚见诸历史文献。

1．斩

据《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三十六年记载，乐毅围齐之莒、即墨，三年不克，有人谗之于燕昭王，“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之曰：‘……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显然，斩属于死刑之一。

2．截

应劭《汉书注》引田光谓燕太子丹曰：“今燕国之法，欺上罔国者截。”董说《七国考》认为，“截，谓腰斩也”(84)。由此可知，截也属于死刑之一。

3．刳腹—刳肠

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张丑“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刳子腹及子之肠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说以利。吾要且死，子肠亦且寸绝。’境吏恐而赦之”（《战国策·燕策三》）。张丑之所以能以刳腹、刳肠之刑恐吓境吏，是因为燕国之有刳腹、刳肠之刑乃人所共知。《七国考》卷十二引汉刘歆《七略》说：“战国之世，刑法深苦。秦立凿颠，燕设刳腹。”显然，这并非虚妄之语。刳腹、刳肠属于古代的肉刑。

4．劓

田单困守即墨之时，用计诈燕军守将：“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果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史记·田单列传》）。劓，即割鼻，也属于古代的肉刑。

（三）刑具

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刑具，计有钳、钳销、脚链三种，年代均为战国时期。其中一套完整的刑具（铁颈锁和脚镣），曾经在《文物》1975年第6期上发表过。(85)后来，《燕下都》又报道了尚未发表的资料。

在燕下都武阳台村21号作坊遗址，发现了钳1件、钳销2件、脚链3件。除钳销完整外，钳和脚链均残缺不全。(86)在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发现了钳销6件、脚链环2件。(87)在燕下都高陌村2号遗址，发现了脚镣链1件、脚镣环2件。(88)

在燕下都遗址采集的文物中，有钳4件、脚链3件，均系锻铁件。脚链中间由6节麻花形铁环组成链条，两端各有1个套于脚胫的铁环，环一端有长方穿，另一端穿入方穿砸牢。另一端套于脚胫的铁环残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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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所用的“中央”一词，是与“地方”一词相对应的，并且其范围仅局限于“燕国”境内；切不可与周王朝“中央政府”之“中央”相混淆。

(2) ［美］李峰著，吴敏娜等译：《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35页。

(3) 众所周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二国旧有之“法统”轰然坍塌。

(4) 关于以上部分的论述，可具体参看本书第三、四、五、六章及附录的《燕国世系表》、《燕国大事年表》。

(5) 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葛英会：《关于燕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史苑》（第三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对于前一文，陈平有过中肯的批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9—250页]。

(6) 《战国策》的《魏策一》、《中山策》，《史记》的《六国年表》、《楚世家》。

(7) 《尉缭子·原官篇》：“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

(8)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81页。

(9) 关于公孙操究竟是“将”还是“相”，本章下文将做进一步分辨。

(1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燕下都第23号遗址出土一批铜戈》，《文物》，1982年第8期。按：二戈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11325、11326。

(11) 《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三十一年）胡三省注。

(12) 《战国策·齐策六》鲍彪注：“司马，主兵之官，谓骑劫。”《资治通鉴》卷四胡三省注：“司马，盖指骑劫。”

(13) 参看本书第八章第四节。

(14) 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15) 田炜：《战国古玺所见官名研究三则》，《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6) 语见《燕丹子》卷上。

(17)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86页。

(18) 伹室，读为“相室”。

(19) 黄盛璋：《盱眙新出土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考古》，1984年第10期。

(20) 蔡运章：《太子鼎铭考略》，《文物》，2001年第6期。

(21) 分别见《集成》11923、11924和11243、11244、11350.2、11919—11922。“右攻（工）尹”，又见《三代吉金文存》19.52.3、20.58.1、《小校经阁金文》10.53.2。

(2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62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72、388页（文字），第275（图一六五）、389页（图二三七）。

(23) 王恩田：《陶文图录》，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06页（图四六四），第807页（文字）。

(25) 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上）》（刊《文物》1959年第7期）中举有燕国“左陶尹”和“右陶尹”陶文各四例。另可参看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燕文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文字），第275页（图一六五）。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06页（图四六四），第807页（文字）。

(27) 于军、吴磬军：《新见燕下都陶尊及其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2011年第2期。

(28) 陆德富：《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7页。

(29) 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0) 《太平御览》卷九〇三作“圊”。

(31) 转引自（明）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页。

(32) （明）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页。

(33) 石志廉：《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

(3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0、31页。

(35)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

(36) 《吕氏春秋》的《长见》、《无义》和《战国策》的《楚策一》、《魏策四》、《赵策三》。

(37) 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及第429页注（22）。

(38) 另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39)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8—231页。

(40) 罗福颐：《古玺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以下简称“玺汇”。

(41)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42)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81—583页。

(43) 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4) 陈奇猷认为，“四”当是“国”之坏误，“封国百余”与“服国八百余”对文（《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71页）。其说可参。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四”字上缺“国”，《吕氏春秋》原文本作“周之所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45)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46) 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24页。

(47)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06页。

(48) 吴荣曾：《周代临近于燕的子姓邦国》，《先秦两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68页。

(49)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5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年第4期。

(51)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页。

(52) 杜正胜：《周代封建的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三分，1979年9月。

(53) ［英］布赖恩·莫里斯著，周国黎译，姜建国校：《宗教人类学》，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73—374页。

(54)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窑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55) 张亚初：《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27—329页。

(56) 如果联系《尚书》的诸篇诰文，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看刘起釪（1917—2012）的《从殷商的尊神尚鬼重刑到西周的德教之治》（《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57) 此句《史记·鲁周公世家》作“吾（按：即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语句不如《齐太公世家》工整、洗练。

(58)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第125—127页。

(59)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34页。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1页。

(61) 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说，“就当时诸侯的总体来说，新封的只占少数，大多数还是从古老的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第155页）。

(62) 杜正胜：《关于周代国家形态的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三分，1986年，第480页。

(63)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

(64)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

(6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之四《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2页注释⑨。

(66)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4页注释（24）。

(67) 裘锡圭：《读〈战国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原载《文史》第36辑，后收入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68)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5页。

(69) 《史记·乐毅列传》正义说“故昌城在淄州淄川县东北四十里”。

(70) 《燕召公世家》索隐和《赵世家》所记年代有误，当为“（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前272）；按《六国年表》所记，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当燕惠王七年，而《燕召公世家》说“燕惠王七年卒……燕武成王立”。

(7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7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81页。按：《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第263—270页没有引述《战国纵横家书》“侯（何）不使人谓燕相国”诸语，而在第272页引述该语时，又没在“按语”或“注释”中加以辨析，陈平竟然放过了如此重要的一条材料，殊为可惜。

(73) 《战国策·赵策四》，《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赵世家》。

(74) 冈、刚、纲，均为阳部见纽字。《康熙字典·网部》引《正字通》：“罡，居康切，音刚。”

(75) 梁玉绳说“十”必“廿”之误[《史记志疑》（卷三十），第1291页]，其说可从。

(76)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86页。

(77) 常征：《古燕国史探微》，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1992年，第398页。

(78) 《秦策五》云：“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

(79)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

(80) 参看罗卫东：《金文“萃”及“某萃”补论》，《励耘语言学刊》，2015年第2期。说明：罗卫东此文认为“某萃”是步兵组成的军事组织，笔者不同意此说。

(81) 故宫博物院：《古玺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编号分别为0368、5547和0126。

(82) 关于法家与燕国的关系，可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83) 傅振伦：《燕国下都营建考》，《河北学刊》，1986年第1期；傅振伦：《燕下都的营建（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

(84) （明）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4页。

(8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燕下都遗址出土奴隶铁颈锁和脚镣》，《文物》，1975年第6期。

(8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文字），第155页（图九二）。

(8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文字），第405页（图二四八）。

(8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42页（文字），第641页（图三七四）。

(8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16页（文字），第817页（图四六八）。

第九章　古族与古国

“古族”一词，前辈学者曾经使用过。如蒙文通（1894—1968）的一本学术专著，即名为《古族甄微》(1)。但仔细阅读该书，知其所收录的“古族”并非尽皆发展成为“民族”（ethnicity），所以，用“古族”来为该书命名，还是比较贴切的。

本书之所以不用“民族”而用“古族”，正是鉴于其发展程度而言的，因为它们有的已经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比较成熟的“民族”（如鲜虞、东胡、山戎），而有的尚未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甚至还处在“氏族”（clan）或“部落”（tribe）阶段。(2)

“古国”一词，古人使用颇多（如《史记》、《汉书》），而晚近的学者也曾使用过，如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3)、王献唐（1896—1960）的《山东古国考》(4)。《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其中一节，即名为《犬封古国》。但仔细揣摩文意，知蒙文通笔下的“古国”有“古代国家”（ancient state）之意。他引《山海经·海内北经》“有犬封国”，又言“犬封国曰犬戎”（按：引文当作“犬封国曰犬戎国”），接下来就考证犬戎如何如何；后来，鬼方“服犬戎而据其国”(5)。但此犬戎是否已经发展成为“国家”（state），尚未可知，所以，蒙文通对“古国”的理解还有一定偏差。相对而言，考古学界对“古国”的理解就要科学得多，严谨得多。苏秉琦在分析辽西地区属于红山文化的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遗址时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把这种“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政治实体”称之为“古国”。(6)谢维扬先生进一步加以说明，苏秉琦“在这里所说的‘古国’实际上是属于前国家范畴的”(7)。这是本书所使用的“古国”一词的第一个含义。

但“古国”一词，还兼具“古代国家”的含义，如王国维就说过，“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8)。因而，本书所用的“古国”一词，则同时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含义，亦即谢维扬先生所说的“前国家范畴”的“古国”；而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已经上升为“国家范畴”的“古国”。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用法。比如，由鲜虞所建立的中山国，已经发展为“国家”；而燕国之成为“国家”，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附带提及的而又需要特别辨析的是，在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曾经出现过诸如某某“国”、“方”、“邦”等，它们并不一定就是“国家”，许多仍然处于“前国家”阶段，仅为一些部落（人群、家族）或都邑而已。这一区别，夏曾佑（1865—1924）早在《中国古代史》中已经明确指出，“夫古国能如是之多者，大抵一族即称一国，一国之君，殆一族之长耳”(9)。随后，郭沫若又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7年）中再次申述，“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国，其实仅仅是一个大宗或小宗，所以动辄便称万国万邦”(10)。王玉哲则从地域观念分析过“国”的含义。他认为，在先秦时期，“国”、“邑”二字是相通的，三代时的所谓“国”，即以一个大邑为都城，周围不远由国王控制的地区即是王畿，再以外远近不等散布着属于王朝的各诸侯的城邑，其间散布着不属于王朝、或者还是敌对的许多方国。(11)所以，本书标题使用的“古国”一词，是谨慎、严谨而又科学的。(12)

一、有易氏

有易氏，是河北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曾经和商之祖先有过仇杀。《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而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则说是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结果被有易之君绵臣杀死，后来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事在《周易》和《楚辞》中均有反映。(13)《周易·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无悔。”《周易·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顾颉刚认为，这里讲的就是“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故事。(14)《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这里的“该”和“有扈”，诚如王国维所言，就是“王亥”和“有易”。(15)《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所云“王冰作服牛”，盖本《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仆牛”（王冰即王亥）。又，《楚辞·天问》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关于此四句，姜亮夫（1902—1995）一方面承接王国维之说，解前两句为上甲微之善事（“上甲微遵先人之迹，为先人服仇”）；另一方面，又从语法入手，证明后两句说的是上甲微与儿媳乱伦事，前后褒贬不一，故以“何”来形成语义的转换，此“必为微之凉德无疑”(16)。结合郭璞《山海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宾于有易而淫焉”观之，姜亮夫之说合理。

颇有意思的是，在2010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赫然就有一篇《保训》；而《保训》的内容，是记述周文王晚年病重且将不久于人世之时，向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口述的遗训；遗训所举之例有二，一为舜，二为上甲微。《保训》云：“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历），恐述（坠）保训。……王若曰：……昔微叚（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服）氒（厥）辠（罪）。微亡（无）害，迺（乃）追（归）中于河。”(17)所谓“有易伓（服）氒（厥）辠（罪）”，即有易人服其罪，即有易人向王亥之子上甲微认罪，承认并追悔其杀害王亥的罪行；所谓“微亡（无）害”，即上甲微没有残害有易人；所谓“迺（乃）追（归）中于河”，即河内地区崇尚起了和谐之道。(18)由此以观，愈发证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颠扑不破也。套用王国维之语，“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19)。

张忠培认为，有易氏就是北狄（笔者按：“易”、“狄”在上古韵同声近，可以换用(20)），有易之称大概与易水有关，有易氏到上甲微以后便衰落下去；而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年代、与邻境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和文献中的有易氏相吻合，这种文化很可能就是有易氏所属的考古文化。(21)有易氏的地望，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就在今天河北易水流域。(22)

结合甲骨卜辞的记载，张忠培和王国维之说基本上可以信从。《掇》1.455：“其告于高祖王亥三牛。”《佚》888：“辛子（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这两处的“亥”字，字形均作上隹下亥（、），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有关，而卜辞中之“河”显然就是易水。有易氏为游牧部落之说，应当没错；但此时的商人，却不一定仅从事游牧活动，农业应当是其主业。《后》上1.1：“贞于王亥年。”《屯南》2105：“于高且（祖）亥禾。”“禾”与“年”、“受禾”与“受年”是同义的，均指谷物之收获，乃丰收之意。(23)此为商人主要为农业民族，而非仅为游牧民族之明证。

二、孤竹

孤竹的历史十分悠久，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传世文献中，都有关于孤竹的记载。

在甲骨文里，孤竹单称“竹”，有时也称作“竹侯”。《屯南》1116：“己亥卜，贞：竹来（以）召方，于大乙朿……”《乙》4525：“竹入十。”（《合集》00902反）《粹》918：“……取竹刍于丘。”(24)《京津》2114：“竹侯。”《合集》03324：“竹侯。”《合集》22045：“子竹犬。”一般认为，它们指的就是孤竹，“竹”是孤竹的省称，竹是族属，侯是爵称；其地望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到辽宁省西南的部分地区，今河北省卢龙县大致是竹侯的都邑所在。(25)从上述卜辞可知，孤竹曾经向商王室进贡龟甲（“竹入十”）和犬（“竹犬”），提供畜牧奴隶（“取竹刍于丘”）。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孤竹与商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如，孤竹之女尝为武丁王妃，甲骨卜辞称作“妇竹”（《后》下27.10、《甲骨续存》1.64）；孤竹国人还担任过史官，卜辞称作“卜竹”（《合集》23805）；孤竹还为商朝守护北部边防、抵御土方，“妻（竹）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合集》06057反）；甲骨卜辞中还有关于孤竹国妇女在商王朝活动的记录，如“竹妾”（《合集》02863）、“妇竹”（《后》27.18）、“妻竹”（《菁》6）、“母竹”（《乙》105）；孤竹也常参加商王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合集》06647、20333，《英藏》1822），“丁丑卜，王鼎（貞）：令竹求元于”（《合集》20333）。

在金文中，孤竹一般都称作“孤竹”。1973年，在辽宁喀左县出土一件涡纹铜罍，属于商代晚期。(26)该器后被命名为父丁孤竹罍（《集成》09810），其铭文是“父丁，孤竹，亚微”（铭文释读从李学勤）。根据李学勤考证，此铭文中的“孤竹”即是商代的孤竹。(27)但白川静不同意李学勤的说法，认为铜器并非孤竹国的祭器，而是燕军进入大凌河确保交通路线时遗留下来的。(28)笔者认为，李学勤之说更为有理。除此之外，出现“孤竹”之名的铜器还有一些，如亚孤竹罍的“孤竹亚”（《集成》09793），方鼎的“亚孤竹□”，亚鼎的“亚孤竹廼”（《集成》02033）。宪亚、微亚两个“亚”同属于孤竹。

在传世文献中，孤竹也称之为“孤竹”。《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周本纪》云：“伯夷、叔齐在孤竹。”正义：“《括地志》云：‘殷时诸侯孤竹国也。’”《逸周书·王会解》云：“孤竹距虚。”

“孤竹”之得名，有人说是因为当地盛产一种带方棱的竹子（“觚竹”）。《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邢昺疏：“觚竹者，《汉书·地理志》：‘辽西令支有孤竹城是乎？’”罗泌（1131—1189）《路史·国名纪》说，“孤竹”一作“觚竹”，“觚”者，觚棱之意也。陈平补充依据，商代的河北北部孤竹国一带，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可能当时正好盛产这种竹子。(29)但笔者认为，这种推测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因为甲骨文单称之为“竹”，而不是“孤竹”，更不是“觚竹”；而金文也作“孤竹”，没有作“觚竹”的；《路史·国名纪》说“孤竹”一作“觚竹”，这本身就是后起的说法，并且此“孤竹”恐非彼“孤竹”，亦即二者同名异实，它仅是作为植物名的“孤竹”（或“觚竹”），而不是作为国名的“孤竹”。

孤竹为子姓、目夷氏一说，应当是没有问题的。(30)《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其中的“目夷氏”，即“墨胎氏”的同音异写；“墨胎”，又作“墨夷”、“墨台”、“默台”或“默怡”（《通志·氏族略》）以及“明夷”（《周易》）等。

孤竹的地望，《史记·伯夷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即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一带。但索隐所言却与此有别，“按：《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应劭云伯夷之国也”。《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北海即今渤海，地理位置也与此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先后出土过大批与商代孤竹国有关的青铜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过带有“父丁，孤竹，亚微”铭文的青铜器，年代为商末。(31)它们说明孤竹国的统治范围除了河北北部外，已经到达辽宁西部。所以，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孤竹国的疆域应在西南起今河北迁安、卢龙，沿渤海北岸东抵辽宁兴城，北达辽宁北票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的广袤范围之内。(32)

作为殷商的一个同姓诸侯国，孤竹国始封于商汤时期，《帝王世纪》说是“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33)，《史记·伯夷列传》索隐更是言之凿凿，说孤竹“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有商一代，孤竹曾受商王的重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令竹”，便是明证。

从相传的商汤始封至帝纣时代，孤竹国一共传了九代，而现在可以考见的是第七代以下的三代。第七代国君名“”，甲骨文记作“竹侯”，庙号是“丁”，大约生活于武丁后期至廪辛时代，曾经做过商王朝的“贞人”和“司卜”。第八代是“”的儿子，金文记作“微”，尊称为“亚微”，文献记作“初”，字子朝（《史记·伯夷列传》索隐引）。“亚微”有子三人，长子即伯夷，名允，字公信；第三子即叔齐，名致（或作智），字公达（《史记·伯夷列传》索隐引）；中子名凭，金文作“亚宪”，在殷王朝中官至亚卿。因为伯夷和叔齐相继让国外逃，国人便立中子亚宪为国君，即第九代孤竹国君。(34)

周武王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曾叩马而谏；商朝灭亡以后，二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35)，最后饿死（《史记·伯夷列传》）。(36)而孤竹国的境遇也大不如前。其地先“以之封箕子”（《隋书·裴矩传》），后因箕子及其族人东迁至古朝鲜，孤竹便隶属于燕国，受燕国的统辖。隶属于燕国的孤竹，可能并没有真正归顺于燕国，而是与燕国处于敌对状态。再后来，强大的山戎南下发展，孤竹与令支一同受制于山戎，成为山戎的“与国”（《国语·齐语》韦昭注）。在山戎的伐燕行动中，孤竹与令支可能都被迫参与了这次统一行动。(37)燕国告急于齐国，齐桓公北上救燕，结果大获全胜，并“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国语·齐语》，以及《管子·小匡》等）。尹知章说，孤竹之君就在这次战争中被杀（《管子·小匡》注）。之后，孤竹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看来，孤竹国应当就灭亡于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4）。其后，孤竹国的部众或融入燕国，或散入东胡。

三、令支

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出现过“（墉）紷入”（《佚》720）、“叀紷令”（《粹》1161）、“令紷从元”（《粹》1303）等。丁山认为，它们指的就是传世文献中的“令支”。(38)

令支，又作“不令支”（《逸周书·王会解》）、“泠支”（《管子·小匡》）、“离支”（《管子·轻重甲》）、“令疵”（《吕氏春秋·有始》）、“离枝”（《史记·齐太公世家》）、“令止”（《淮南子·时则训》）、“零支”（《路史·国名纪·古国》）等。在古代汉语里，“不令支”之“不”并非发语词，仅仅是一个助语辞；所以，“令支”当是“不令支”的省称。(39)

关于令支族的构成，《中国东北史》曾指出，令支、孤竹“或者即为两亲族亦未可知”（第163页）。李德山引此文，认为令支是东夷族系中的莱夷和邾娄族的各一部分合并而组成的。(40)

关于令支的地望，在认识上没有什么异议。《国语·齐语》韦昭（204—273）注：“令支，今为县，属辽西郡，孤竹之城存焉。”《史记·周本纪》正义认为其故城在卢龙县南七十里，并加按语，“后汉令支县属辽西郡也”(41)。《水经·濡水注》引《地形志》：“肥如有令支城。”杨守敬（1839—1915）加按语：“在今迁安县南。”（《水经注疏》卷十四）由此可知，令支故城就在今河北迁安一带。其活动范围超过迁安一带，东部已到辽西的西部地区。(42)

殷商之时，令支与孤竹比邻而居，所以在古文献中二者常常被连带提及，但令支的势力恐较孤竹国更为弱小。“成周之会”时，令支贡献的方物是“玄獏”（孔晁说是黑色的狐狸），对周王朝政权予以承认并表示臣服。

进入春秋之后，山戎崛起于北部，并南下发展，令支与孤竹曾经一度沦陷为山戎的“与国”（《国语·齐语》韦昭注）。沦陷为山戎“与国”的令支，与孤竹一样可能也参与了山戎的伐燕行动。“（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4），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史记·齐太公世家》），结果山戎被打败，“（齐桓公）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国语·齐语》）(43)。令支就此溃散，其部众或融合于燕国，或散入东胡。

四、国与箕国

“国”是一个历史颇为久远、地位颇为显赫的古国，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都有关于“国”的记载。

“国”见于甲骨卜辞的记载，如“丁卜于”（《甲编》2389），以及“”（《乙编》3927）、“侯”（《前编》2·2·6，《合集》05693、36416、36525）、“亚”（《合集》27930、27931），其年代约在帝乙或帝辛时期。

在金文里，“其”作“”。在两件同名商代铜器亚簋上，均有“亚”二字（《集成》03090、03091）。三件同名商代铜器亚其作母辛卣（盖器同铭），铭文作“亚其作母辛彝”（《集成》05292、05293、05294）。商代晚期铜器孝卣（孝祖丁卣）铭文：“丁亥，易（赐）孝贝，用乍（作）且（祖）丁彝。侯亚。”（《三代》13·34，《集成》05377）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斐方鼎（《集成》02702），其铭文为：“丁亥，商（赏）又（有）正斐贝，才（在）穆，朋二百。斐（扬）商（赏），用乍（作）母己。侯亚。”(44)传出北京卢沟桥的亚盉（潘祖荫旧藏），其铭文是：“侯亚。匽侯易（赐）亚贝，乍（作）父乙宝彝。”（《三代》14·10·7—8，《集成》09439）。西周早期铜器亚侯父乙簋：“亚侯父乙。”（《集成》03504）西周早期铜器亚作父乙簋：“亚作父乙。”（《集成》03505）在北京近郊卢沟桥、房山琉璃河M251、昌平白浮村等地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器上，分别有“侯亚”、“亚”、“丌”（即“其”字）等字样。(45)1951年，山东黄县出土了八件东周器。据此可知，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国”，并且为侯爵。

唐兰、李学勤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当即箕子的“箕”。(46)但也有人认为，商周文字中的“侯”应与箕子无关。(47)国，姜姓，建都或在今山东莒县北，最终为楚国所灭。(48)周孝王十年（前431），楚简王“北伐灭莒”（《史记·楚世家》），与之相邻的“”也在此时为楚所灭。王献唐在《黄县器》中指出，“”国姜姓，原籍就在今山东莒县北部潍水之源，亦即《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箕县故地。(49)“”国为姜姓的铁证，应该是公作叔姜壶（公壶）、王妇孟姜匜（孟姜匜）和侯簋。前两者的年代同为春秋早期，并且同是媵器。公壶的铭文为“公乍（作）为子弔（叔）姜□盥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它它（熙熙），受福无其（期），子孙永保用之”（《集成》09704），孟姜匜的铭文为“王妇孟姜乍（作）旅它（匜），其万年眉寿用之”（《集成》10240），侯簋的铭文为“侯乍（作）井（邢）姜妢母媵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50)由此可知，“”国确实为姜姓，并且在春秋时期曾和周天子通婚。(51)此说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在商代是一个显族，累世在朝为官，与商王室的关系极为密切。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出土了21件“”（箕）族铜器，大概是“”进献给商王室的贡品，妇好死后被用作随葬品而埋入墓中。(52)“侯”也常率兵勤王，《甲骨文合集》36525有这方面的记载，“王于侯（师），王其才（在）正”。有的研究者指出，属于姜姓族团的“氏”，与商王室有通婚关系。(53)商末周初，国居于北土燕地，与燕侯有主从关系，实为燕国的附庸；可能在西周晚期，国为避戎祸而迁居山东黄县一带。(54)

传世文献中的“箕国”，为殷人箕子所建，子姓。据《史记·宋世家》和《殷本纪》记载，箕子为纣之“亲戚”，因见纣荒淫而又不听劝戒，“乃被发佯狂而为奴”，“纣又囚之”。武王灭商以后，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箕子因不忍见商之亡，便率领部分族民远走而进入东北。

据考证，箕子向北远走的第一站就在当时的孤竹族所居的附近。《隋书·裴矩传》说周以孤竹之地“封于箕子”。张博泉指出，“箕氏于殷末迁来东北，其初地在辽西，今大凌河流域”(55)。在当时的孤竹附近的箕族，应与孤竹等一样，“隶于燕侯管辖之下”(56)。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出，燕国当时是吸收了这部分殷人参政的。(57)箕族后来继续迁移，最后到达朝鲜半岛的北部。这种推理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北京、辽宁等地都曾发现过氏器，它们“应为周初氏北迁一支的物质遗存”(58)。

武王克商以后封箕子，当是不争的事实。应劭（约153—196）说，“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因以朝鲜封之”，《宋微子世家》说“（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正义引《括地志》云：“高骊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险城，即古朝鲜也。”(59)此说当不误，因在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发掘出汉代古物，有乐浪太守朝鲜右尉等封泥、乐浪礼官瓦当等。(60)

武王之封箕子，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箕子既受周之追封，当有君臣礼节，《史记》所言“不臣”恐不可靠，反倒《尚书大传》所言更接近历史事实，“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引），只是“来朝”的时间限制显较中原等国宽松得多。

陈平推测，箕子之所以不往别处远走高飞，而偏偏是往朝鲜远窜，当有深意可以挖掘，“这正表明箕子原先在朝鲜就有着相当的基础与背景；而箕子所以原先在朝鲜就有相当背景与雄厚基础，这正透露出箕子商末在王畿以外的封国的位置与地位，正处在北幽地区的商殷诸侯方国中雄长的位置上”，而这与近百年来北京、辽宁喀左等地出土“侯”铭青铜礼器，与有关专家将箕子封国推定在今北京地区恰恰是互为映证的。(61)这恐怕是求之过深了。而且，国姜姓，箕国子姓，是不可混为一谈的。(62)

箕子到古朝鲜以后，对于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汉书·地理志下》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后汉书·东夷传》说：“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结果朝鲜的民风民俗为之大变，“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根据历史典籍的记载，箕氏朝鲜的首都在王险城(63)（今朝鲜平壤），而其统治的中心区域就在今天朝鲜半岛的北部，并与燕国接壤。《战国策·燕策一》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山海经·海内北经》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

箕氏朝鲜一共传了四十余世。在战国时期，箕氏朝鲜曾经一度强大，并“自称为王”。《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说：“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四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根据史书记载，燕国“自称为王”是在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时期（《战国策·中山策》），当时正值燕易王十年（《史记·燕召公世家》和《六国年表》）。所以，箕氏朝鲜“自称为王”也当在公元前323年，而其“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的军事行动，应当是这之后的事。结果，两军相遇于辽河流域，箕氏朝鲜的军队被击败。其后，在公元前280年，燕将秦开率领燕军长驱直入，一直攻打到满番汗（今鸭绿江下游一带），双方划定以此为界。经受这次打击之后，箕氏朝鲜的势力便衰落下去了。再后来，在燕国的全盛时期（“全燕”），燕国“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史记·朝鲜列传》），在当地建立燕国的统治，箕氏朝鲜便成为燕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

箕氏朝鲜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箕准，虽然在朝鲜还有一定的权力，但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箕氏朝鲜后被燕人卫满击破，卫满便“自王之”（《史记·朝鲜列传》索隐），是为卫氏朝鲜。秦灭燕后，古朝鲜“属辽东外徼”（《史记·朝鲜列传》），仍然处在秦的版图之内。

五、蓟国

“蓟”国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国。在传世典籍中，关于蓟的记载分为两个系统，一个以《史记·周本纪》为代表，一个以《礼记·乐记》为代表。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乃罢兵西归……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召公奭于燕。”《史记·周本纪》的这则记载后来为《路史·后纪》、《册府元龟》卷一七三、《通志》卷四九、《皇王大纪》卷一二及《通鉴外纪》卷三等书抄录。但《史记·周本纪》的这则记载有一个疑难，既然先言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后又言“封召公奭于燕”，是否前后互相矛盾呢？唐人张守节即察觉了这一“矛盾”，他在《史记正义》中予以点出，并试图圆融，“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观其文稍似重也。《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另外，《水经注》卷十三《水》也明言是封帝尧之后于蓟。

但《礼记·乐记》的记载与此稍有差异，“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史记·乐书》的文字与之同出一辙，完全相同。后世的《白虎通·封公侯》、《孔子家语·辨乐》、《艺文类聚·封爵》、《北堂书钞》卷一九与四八、《太平御览》卷一六二、《文献通考》的《封建二》与《乐一》等书，都是抄录《礼记·乐记》而成。另外，《说文解字·邑部》亦云封黄帝之后于（蓟）。(64)

以上二说，当以“封帝尧之后于蓟”一说为胜，顾炎武就作如是观（《日知录》卷三十一“蓟”条）。(65)顾炎武固然相信“黄帝姬姓，召公盖其后”以及“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后”这样的说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史记·周本纪》确实为信史，“其说为长”。其所言第一点本身就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而《史记·周本纪》为信史一说却是不可移易的，因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周本纪》时，依据的是可信的周人谱牒。(66)相对而言，《史记·乐书》自“丞相公孙弘曰”以下，乃由后人续作，续作杂取了刘向《别录》中的《乐记》，其可信程度自然不能与《史记·周本纪》同日而语。

“蓟”之得名，来自城内的“蓟丘”。“蓟丘”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乐毅报燕惠王书。燕国大胜齐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史记·乐毅列传》以及《战国策》卷三十《燕策二》）。(67)《水经注》卷十三《水》指出：“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郦道元（约470—527）的上述记载，应当是可信的。郦道元是河北涿县人，生于北魏和平六年（465年，一说延兴二年，即472年），上距战国时代六七百年，且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他是亲自到过蓟城的，并且亲眼目睹了蓟丘的方位。侯仁之根据《水经注》所记水道和蓟城的相对位置以及其他旁证材料，推求郦道元所记载的蓟城约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即广安门附近一带；北京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68)这一带曾经发现过燕国的饕餮纹半瓦当(69)；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及其周围，发现过数座分布很密的战国瓦井(70)；更南面的陶然亭、白纸坊和天坛等地，又发现过许多战国墓葬。(71)这些遗迹都应与蓟城有相当的关系，至于蓟城的确切位置，尚待进一步详细勘察。（关于蓟城的地理位置，前前后后大约有10种说法，以白云观一带的可能性最大。(72)）

常征引《吕氏春秋》语为证，说灭商之初周有“封国四百，服国八百”，“所谓封国是指新建置的诸侯，服国则是殷代已有而改服周王朝的邦族。尧族后裔的蓟国，便是服国之一。太史公所以称之为‘褒封’，乃是特异其典，使神农之后裔焦、黄帝之后裔祝、帝舜之后裔陈、大禹之后裔杞，及帝尧之后裔蓟（还有后来的汤后裔宋），分别奉祀其先人即所谓‘先圣王’。这些邦国按周王朝五种封国说，便是‘宾服’。宾服就是与周王室处于宾主地位的邦国，也就是《左传》宋大夫乐大心所说：‘我于周为客’。这种制度传而至于后世，便演化成为‘备三恪’。武王褒封蓟国，使之奉祀帝尧，不过是承认其原有地位，引为同盟而已”(73)。由此看来，“褒封”之国确实与周初“封建”之国有所不同，其差异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与周的关系上，“褒封”之国对周中央王朝只恪尽“宾服”之礼。

根据《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129—182）注的说法，“有土嘉之曰褒”，周武王之所以“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应当是帝尧之后原先就世代居住于蓟，周武王只是对帝尧之后的地位予以重新认定；而周武王之“褒封”蓟国，其目的在于笼络人心，以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论语·尧曰》说：“（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皆归心焉。”朱熹（1130—1200）集注说：“兴灭、继绝，谓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西周初年燕国之都就在今天北京市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的董家林村(74)，1193号大墓所出克罍、克盉诸器铭文就是明证(75)，而燕都就与蓟为邻。最初，二国并存；其后，“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至于“（燕）乃并蓟居之”的年代，应当就在燕昭王时。《韩非子·有度》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此处的“燕襄王”，全称应当是“燕昭襄王”，简写作“昭王”或“襄王”。(76)燕昭王于前311—前279年在位，其时正值燕国强盛时期。由此看来，战国时燕国才迁都于蓟，并沿用“蓟”这个名称，表明蓟城在战国时尚未荒落，所以，蓟国的灭绝年代“似不会太早，很可能是至春秋之末犹存”(77)。应该说，这个推断大致没错。至于蓟国灭绝的具体原因，因为材料匮乏，所以无从推断。

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立了一座高达9米的“蓟城纪念柱”，并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

六、韩国

韩之名，见于《诗经·大雅·韩奕》和《左传》（僖公十五年、二十四年）等先秦史籍，与燕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关于韩国，却又是谜团重重。

先说《诗经》中的韩国。《诗经·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但这则材料却是问题多多，陈平指出，《韩奕》至少有三点疑问：一是封韩侯的周王时代不明。《诗序》说：“《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显然，《诗序》将封韩侯之事系于周宣王之世，但《今本竹书纪年》却将此事系于周成王之世，“周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王锡韩侯命”。二是该时究竟相当于燕国哪一位君王，也难以确定。因为连封韩侯的究竟是成王还是宣王都不能确定，自然也就不可能确定燕侯的世次。三是所封韩国的方位不明。(78)关于韩的地望，旧说在今陕西韩城西南，赞成者有顾栋高(79)；但王肃却另立新说，认为在涿郡方城县（其地有韩侯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赞成王肃之说(80)；另外，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说在今山西芮城县。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主要是思考问题简单化所致，即只考虑一种可能性而不及其余。

其实，周朝之时的韩国至少有两个：一个在今陕西韩城，一个在今河北固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下文便对这两个韩国分别予以论述。

由《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语“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可知，周武王曾有子受封于韩。《今本竹书纪年》所说“周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王锡韩侯命”，当即指此。该条下杜预未注，那么这一韩国位于何处呢？《括地志》云：“韩城在同州韩城县南十八里，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这是位于今陕西韩城的韩国，与晋国毗邻，春秋之时亡于晋。《史记·晋世家》说：“小子元年（前709），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虏晋哀侯。”集解引贾逵（30—101）语：“韩万，曲沃桓叔之子，庄伯弟。”由此可知，陕西韩城的韩国至晚在公元前709年已经被晋兼灭，晋将其地封给姬姓的韩万。后来“三家分晋”的韩国，大概就是韩万之后；因为《韩世家》说韩“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而《古今地名》也说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同前）。

而《韩奕》之韩者，当在今河北固安。根据《水经·圣水注》记载，此说的发明者是曹魏之时的王肃（195—256）；其实，汉人王符（约79—约166）早已持相同观点（《潜夫论·志氏姓》）；宋人王应麟（1223—1296）倾向于认同此论（《诗地理考》卷四“韩侯·韩城”条）。清人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赞成王肃之说，并且说理充分，颇具说服力。因为设若韩国在关中，“岂役燕师为之筑城？又何能受追貊北国乎？”相反，将韩国考订在固安，“与《诗》之‘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者正相符”(81)。河北固安之韩，大概亡于强大的山戎，一如邢国之受北戎侵袭。(82)至于其灭亡的年代，至少早于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之前，即当在春秋早期。

七、鲜虞—中山

关于鲜虞，《春秋大事表·春秋四裔表》认为来源于白狄，白狄“其别有三：曰鲜虞，曰肥，曰鼓”(83)。白狄原先居住在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后乘中原诸侯国混战之机，于公元前8世纪末大举进入内地，占据了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白狄别种之中，鲜虞最大，后来成为千乘强国之一的中山国，就是鲜虞建立的。

“中山”之名，始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关于中山国的族属，学术界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战国时的中山是春秋鲜虞的延续，既非姬姓，也非子姓。此说以李学勤、李零、顾颉刚为代表，持近似看法的有刘来成、李晓东、史为乐等。(84)

第二种意见则坚持认为，鲜虞姬姓，战国中山国与春秋狄族所建立的鲜虞既非一国，也非一姓，它出自周王室，反映的文化是受鲜虞影响的华夏族文化。(85)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山为白狄所建，白狄是姬姓而不是春秋鲜虞的延续；春秋鲜虞当为中山所灭，二者的君统并不相袭。(86)

春秋时称鲜虞，属白狄，一说为子姓部落（《续汉书·郡国志》），一说为姬姓（《世本》），一说为姮姓（《潜夫论·志氏姓》），而《国语·周语》又说狄为隗姓。鲜虞非华夏族，其理甚明，故而可以先排除鲜虞为子姓、姬姓二说；而姮姓一说后出，其可信度远较隗姓一说为低。总之，鲜虞为隗姓一说最为可信。(87)

春秋前期，鲜虞的都城是“鲜虞亭”。根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和《清一统志》的说法，鲜虞亭在今河北正定县新城铺。鲜虞后又北迁至今河北唐县。《左传》昭公十三年：“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国语·晋语九》云：“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胜左人、中人。”《括地志》说：“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后汉书·光武纪》李贤（655—684）注引张曜《中山记》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88)说明到了春秋后期，鲜虞已经向北迁移到了今唐县境内，并因为新城中有山而改国名为“中山”。(89)至于鲜虞中山国的疆域，包括今河北省西部的高邑、宁晋、元氏、赵县、石家庄、灵寿、平山、行唐、曲阳、唐县、定县（今定州市）一带。(90)

战国时期，中山夹居在燕、齐、赵三国之间，疆域虽小，武力却很强盛。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都于顾（今河北定州市）。(91)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魏伐中山，经过前后三年的战斗，终于在公元前406年灭了中山。因为魏和中山之间隔着赵，魏文侯把太子击封于中山，并派李克为相；又把乐羊封于中山的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和《难二篇》）。(92)

由于魏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魏不能强有力地控制中山，后来魏国和赵国、楚国等国混战，中山便借机复国。其复国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80年左右。(93)桓公是复国后的第一任国君，并迁都于灵寿，《世本》说“桓公徙灵寿”（《史记·赵世家》“索隐”引）(94)。

中山曾受周王的册封。公元前323年，中山与韩、赵、魏、燕五国共称王。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子之之乱攻燕，中山也出兵相随，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国的大将，并乘机攻占大片土地（《战国策·齐策五》）。

从公元前307年起，赵武灵王连年向中山用兵，中山由此削弱。公元前301年，中山君受赵的威胁而奔齐。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乘齐国南攻楚国的时机，一举灭掉中山，迁其君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一说今山西五台县(95)）。赵之灭中山，前后历时五年，即从公元前301年至公元前296年。(96)

中山复国后，传五世而亡。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发掘了中山国墓葬遗址。根据出土铭文记载，中山国国君的世系为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王——尚七代。(97)

从文献记载、出土铭文和遗物来看，中山国虽然不是华夏族，但它的思想文化却深受华夏族的影响（尤其是儒家的影响），已经较为深入地“华夏化”了。《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定州》说：“（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出土铭文中也大讲忠孝仁义。如中山王方壶铭文说，“夫古之圣王，务才（在）得贤，其即（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而“郾（燕）君子徻（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宔（主）易位”，“为人臣而反其臣宔（主），不祥莫大焉”，“不用礼宜（义），不分逆顺，故邦亡身死，曾无一夫之救”。(98)李学勤认为，“中山的华化和儒学在中山流行，和魏国一度统治该地有关。魏人占领中山，大概有二十多年，起了把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到中山的作用。当时魏君是魏文侯，他师事孔子弟子子夏，使魏国成为儒学的重要中心。魏人李克曾传《诗经》之学，在魏统治中山时任中山相，所以平山铭文反映《诗经》在中山风行，并不是偶然的”(99)。这个分析是有相当道理的。

但中山国也部分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使用山字形铜器作礼器，瓦当作沟状纹，建筑的顶部脊瓦也作山形，随葬品中有便于携带的皮帐和帐内取暖用具，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生活的体现。(100)1977—1982年，又对河北平山三汲的中山都邑灵寿遗址作了全面的勘察。(101)这里的战国早期墓有一些是积石墓，与华夏风俗明显有异；同时，某些墓葬中发现的金丝圈耳饰、包金虎形饰件、茎部饰镂空蟠蛇纹的青铜短剑等，都显示了北方民族的遗风。(102)

至于中山国的国家进程模式，谢维扬先生认为属于“土著自动模式”，“从中山国的整个历史来看，在它的形成中土著自动因素应该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原王朝对中山国的建立没有发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山国在其产生后，即自动纳入了中原政治的格局，同时中山国本身（尤其是在经过魏国对其的占领后）也迅速华夏化”。(103)

八、屠何

屠何，或作“不屠何”（《逸周书·王会解》）、“不一著何”（《墨子·非攻中》）、“不屠”（《艺文类聚·兽部》引《周书》）、“屠何”（《管子·小匡》）、“东屠”（《论语·子罕》疏引《后汉书·东夷传》）、“豹胡”（《逸周书·王会解》附录伊尹朝献《商书》）等。孙诒让（1848—1908）说，“屠、著，声类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豹胡亦即不屠何。豹、不、胡、何，并一声之转”。(104)其说有理。

至于屠何的族源及其族称的含义，有以下诸说：

《管子·小匡》：“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尹知章注：“屠何，东胡之先也。”冯家昇认为屠何就是东胡，《中国东北史》认为屠何是从山戎、东胡分化而出的一部，金岳认为屠何源于土方。(105)李德山认为屠何族本是东胡族中之一部，同样是东夷的后代，其族源同样可以追溯到邾娄族。(106)屠何乃东胡族之一部，此说应当大致没错。

屠何族的居地，当初就在今辽西小凌河下游的锦县一带。陈逢衡（1778—1855）《逸周书补注》云：“邓立诚曰：《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令支县，又有徒何县。徒何即屠何也。……衡案：汉徒何县，在今直隶永平府大宁卫东百九十里锦县西北。”(107)春秋中叶时，屠何大概已迁徙到晋北（今河北涿鹿、涞水一带），所以《管子·小匡》说齐桓公“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

屠何曾经对周王朝表示过归顺。周初“成周之会”，屠何贡献的方物是“青熊”（《逸周书·王会解》），也就是东北地区至今仍习见的黑熊。

大约在春秋的中前期，屠何曾参加了对内地晋国进行的掳掠骚扰活动。据刘恕（1032—1078）《通鉴外纪》卷四考证，周惠王十三年（前664），齐桓公在救燕过程中，给予屠何以重创。屠何遭受这次打击后，力量衰微。战国之初，已不复存在。(108)

九、俞人

俞人是一个弱小的古族，其名仅见于《逸周书》。《逸周书·王会解》云：“俞人，虽马。”孔晁注：“俞，东北夷。”俞人直接渊源于东夷族系的邾娄族，其族名也是因袭“邾娄”而来的。(109)

据刘师培（1884—1919）、吴承志（1844—1917）考证，俞人居住在今辽西大凌河流域，在今辽宁锦州旁。(110)

俞人与中原中央王朝曾经建立过一定的联系，“成周之会”时，向周王朝进献了“虽马”（《逸周书·王会解》）。“虽”，本作“巂”，或讹作“驨”，孔晁注释说：“巂如马，一角，不角者曰骐。”《尔雅·释兽》云：“驨，如马，一角；不角者，骐。”邢昺（932—1010）疏：“驨，兽名也。状如马，一角。不角者，名骐。”显然，虽马是一种与马相类似的动物。

至于俞人的社会发展程度，因资料实在太欠缺，难以断论，刘师培倒是用了一个“国”字，认为“俞人当为渝水附近之国”(111)。

李德山“以情理推测，大约在春秋以后，或即被周边民族所兼并”(112)；阎忠的推测要晚一些，认为俞人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战国，入战国后逐渐融入其他部族中。(113)

十、秽貊

在中国古文献中，“秽”、“貊”常常混在一起，不少学者都认为二者属同一民族(114)；但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二者各为一族，不可混淆。(115)李德山认为，以上二说以后者为优，“秽”是其族名的专称，“貊”则相当于“夷”，为通称。(116)

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已经有关于“秽”的记载，“秽人前儿”。后世典籍，或作“薉”（《汉书·武帝本纪》、《食货志》）、“濊”（《史记·匈奴列传》）、“獩”（《广韵·废韵》）、“追”（《诗经·大雅·韩奕》）、“蒍”（《山海经·大荒东经》）等。

“貊”，又作“貉”（《管子·小匡》、《说苑·权谋》）。“貊”往往与“胡”连称“胡貊”，泛指貊和北方少数民族。《晏子春秋·谏下一》云：“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害伤。”（狢，张纯一校注：“孙云：狢当为貉。”）《荀子·强国》云：“今秦……北与胡貉为邻。”“貊”或与“蛮”连称“蛮貊”，泛指南方和北方少数民族。《尚书·武成》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诗经·鲁颂·閟宫》云：“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山海经·海内西经》有“貊国”，“地近于燕”。《周礼·夏官·职方氏》有“九貉”，可见其族类很多。有的研究者指出，“貊”之得名，由其所居地之物产而得，因其所居住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狐貉甚多，人兽杂居，因称其族为貊族，其地为貊地。(117)此可备一说。

秽貊的语言与东胡相同，而异于肃慎。(118)就族源而言，秽貊系诸族是“蒙古（即东胡系）、通古斯（即肃慎系）混血诸族”(119)，是蒙古人种北方蒙古亚种。(120)贾兰坡、颜阎、韩康信、潘其风曾对吉林西团山墓葬人头骨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发现这些头骨的长高指数和宽高指数分别属于高颅型和中颅型，与头骨低而宽的通古斯族颅型有明显的差别。结合其他特征，西团山头骨具有东亚和北亚蒙人种相混合的特征。(121)李德山认为，同狄一样，其族源都出自东夷，都是东夷分化瓦解后北迁的一部分。(122)孙进己认为，“秽貊中的貊应和东胡、室韦等族属同源，因此貊族有可能是从西向东迁徙，但东迁的时间却相当早。而秽系应为东北地区的土著，他们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历史，可上推到旧石器时代。吉林省榆树人和安图人等早期遗址的发现说明了这点”(123)。董学增基本赞同孙进己的看法。(124)

至于秽貊的居住地，《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认为就在“非滨之东”，“非滨之东，夷秽之乡”。毕沅（1730—1797）校注说：“‘非’，疑当作‘北’，犹言北海之东也。”所谓“北海”，指的就是今天的渤海；而“非滨之东”指的就是今天的辽东半岛（以及山东半岛）一带。所以，司马迁才在《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北迫蛮貉。”后来，秽貊因为不断受到“诸夏”的逼迫，遂逐渐向东北迁徙，沿路经过河北沧县等地，最终入居东北，成为东北的一个古民族。晋张华（232—300）《博物志·逸文》云：“秽貊国，南与辰韩，北与句丽、沃沮接。”至于迁入东北的时间，大体而言应当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或许还在这之前。(125)东北地区发现的西团山文化（西周初期至秦汉之际）和白金宝文化（西周初期至中期），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就是秽貊族的文化遗存。(126)林沄认为，西周时代貉人的所在地，最有可能是在大小凌河流域；在该地商末周初时代的“魏营子类型”墓葬中，已发现过典型的西周车马器等，这明显是由中原传来的器物(127)；春秋到战国前期，则有发达的东北系铜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墓葬中常有中原传来的器物或明显受中原影响的器物发现(128)；这种文化后来突然衰落而被燕文化取代，很可能正是燕灭貊的结果。“如果允许作大胆些的推测，或许燕的辽西郡就是因袭貊人原先的主要分布区而置，辽东郡则是取地于原卫氏朝鲜。”(129)

对于西周王朝，秽貊表示了自己的归顺与臣服。“成周之会”时，他们进献的贡物是“前儿”(130)，“秽人前儿，前儿若猕猴，立行，声似小儿”（《逸周书·王会解》）。西周晚期，秽貊是周王朝的北国之一，周宣王命韩侯以柔抚之。《诗经·大雅·韩奕》吟咏的就是此事，“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其中的“追貊”，陈奂（1786—1863）怀疑即“秽貊”，“追、秽，声相近”(131)；但沈曾植（1850—1922）认为，“追”是“翟”无疑，而“翟狄二字，经典通用”(132)；可学者们多以为“追”就是“岁”（或作“秽”）。毛传说：“追、貊，夷狄国也。奄，抚也。”郑笺说：“今王以韩侯先祖之事……赐之蛮服追貊之戎狄，令抚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国。”(133)秽貊后“为玁狁所逼，稍稍东迁”(134)，最后退居东北腹地，散居于北起今松花江流域上游、东南抵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广大区域之内。(135)但秽貊并不是举族迁往东北，仍然有一部分留了下来。战国之时，貊仍有留居赵国之北者。史载，赵襄子曾得三神之令，朱书说他将“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史记·赵世家》）；结果，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史记·匈奴列传》）。“句注”，山名，一说在雁门（集解），一说在阴馆（索隐引韦昭语）；而此处的“貉”，索隐认为就是濊。

迁移到东北地区的秽貊，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社会发展程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居住在今天松花江大曲折处以南地区的一部，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民族政权——“秽国”（见《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国”大约在秦汉之际开始衰落。汉武帝平定匈奴后，又向东平定了秽貊和朝鲜，“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史记·匈奴列传》）。其族民一部分融入汉族，大部分融入了夫余（扶余）族，还有一部分继续向东迁徙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以东至日本海地区。

十一、山戎—北戎—无终戎

（一）山戎

山戎也是一个历史渊源相当久远的“古族”。《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大戴礼记·五帝德》说虞舜时“北山戎、发、息慎”，《史记·五帝本纪》亦云尧舜时北方有“山戎、发、息慎”。“成周之会”时，山戎献给周的贡物是“戎菽”（《逸周书·王会解》）。

山戎原先居于秦、晋之北，后逐渐向东迁徙，遂与燕国接壤，“燕北有东胡、山戎”（《史记·匈奴列传》）。《国语·齐语》云：“（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由此看来，山戎在令支、孤竹以北，当在今大凌河以北，其活动范围大约以热河山地、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北及西拉木伦河流域。(136)

至于山戎的族属，《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并加按语，“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国语·齐语》韦昭注：“山戎，今之鲜卑。”孔晁注《逸周书·王会解》云：“山戎，亦东北夷。”李德山认为山戎与邾娄同族，并且其始居地就在今泰山一带，其一支后来向东北迁移，其居地也就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燕北”，即今河北北部至辽宁西北部诸地。(137)

关于山戎的内部社会结构及经济发展状况，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很少。《史记·匈奴列传》只说山戎与林胡、楼烦、东胡等一样，“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也只是说明山戎与其他“古族”杂处，社会规模小，且在政治上处于离散状态而未形成统一的、集权的国家；但李德山却据此认为，“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至于经济状况，《逸周书·王会解》提到了“戎菽”，孔晁注说是“巨豆”，何秋涛说是“蚕豆”；又说山戎还出产“冬葱”，即现在的大葱。李德山据此认为初期的山戎当是一农业民族，迨其迁出始居地以后，由于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才放弃了农业，转而从事畜牧业。(138)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进行，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北京延庆县内十余处发现东周时期的青铜遗物，其中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等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在河北北部和河北西北部也发现过此类遗物（如丰宁县五道沟门(139)、滦平县梨树沟(140)），上述地区正是春秋时期山戎活动的燕北地区。自1985年起，考古工作者在延庆盆地北部边缘地带军都山南麓发现大型的东周山戎氏族部落墓地遗址。考古工作者选择葫芦沟、西梁垙和玉皇庙三处遗址进行发掘(141)，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发现并清理春秋时期和春秋、战国之际的山戎文化墓葬500余座，出土各类山戎文物近万件。(142)葫芦沟、西梁垙和玉皇庙三处墓地，是东周时期山戎部族的三处氏族部落墓地。(143)这三处山戎文化墓地的发掘，使学术界了解到山戎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及埋葬习俗，基本上明确了山戎文化的属性和内涵特征。

（1）墓地布局：墓穴排列比较密集（有很多墓葬间距不足0.5米），基本依山势坡度走向由高而低，自北向南，按早期到晚期顺序埋葬，很少发生彼此打破现象。

（2）墓葬形制：绝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呈东西向，不论大、中、小型均无墓道，也没有腰坑或壁龛（如玉皇庙M345、M349）；玉皇庙墓地有个别规格较大的墓，略呈梯形，其规格大小反映墓主人身份有高低差别。从墓地规模看，玉皇庙最大，葫芦沟与西梁垙较小。

（3）葬式：均为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同性合葬，也没有多人丛葬于一墓的现象。母婴合葬的实例也极少见。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东足西，手臂顺放躯干两侧。仅发现少数死者为仰身屈肢葬或侧身屈肢葬，个别死者为俯身直肢葬，“这可能与死者身份、社会背景或死因比较特殊等情况有关”(144)。

（4）葬具：大体分为五种情况，一是以木椁为葬具，二是以象征性石椁为葬具，三是以木椁再加象征性石椁为葬具，四是码砌零星石砖，五是无任何葬具。玉皇庙墓地以木椁为葬具者较葫芦沟和西梁垙为多，板灰痕迹也相对清晰一些。

（5）殉牲习俗：殉牲，即以肢解后的狗、羊、牛、马的头和脚作象征性殉牲祭祀。殉牲习俗较为普遍，不分男女老少。玉皇庙墓地约有60%的墓葬有殉牲，葫芦沟和西梁垙墓地约有25%的墓葬有殉牲。殉牲种类为狗、羊、牛、马，以殉狗最为普遍，数量最多；其次为羊、牛；数量最少的是马，仅有规格较高的墓葬才以马殉祭。殉牲多置于圹内东端填土中。殉牲的吻部朝向绝大多数都顺死者的头向，朝东或朝东北，违反者很少。（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所见葬俗，与此相同。(145)）玉皇庙墓地的殉牲资料清楚地表明，“这里存在着明显的男女两性等级差别和同性之间的等级差别，以及成年男女与孩童之间的等级差别”(146)。

（6）覆面习俗：不论性别和辈分（婴儿除外），均有覆面习俗。有覆面习俗的墓葬，玉皇庙墓地约有1/3，西梁垙墓地约有1/4，葫芦沟墓地约有1/5。死者的脸上盖有麻织物缝制的覆面巾，上面有小铜扣，是连缀在面巾上的饰物。（笔者按：有关研究表明，覆面习俗为东胡族比较显著的葬俗之一。(147)）

（7）胡服特征：三处墓地不少男性墓中随葬青铜器带钩，多出于死者腰际附近，并多有青铜带饰伴出。死者腰际以下、股骨两侧至膝盖以上，多遗有铜扣。出土位置清楚，分布较有规律，正是“胡服”服饰的特征。

（8）随葬器物：大致包括陶器、青铜器、骨器、石器、玉器、蚌器六类，其中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陶器分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两种类型，以夹砂红陶为主。青铜随葬物分兵器、工具、装饰品、尖首刀币、车马器和容器等类。数量以前三类物品为主，且最具有鲜明的山戎文化特色。兵器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铜镞为主，型式多样，也见少数铜戈。工具主要有削刀、锛、凿、锥、锥针、砺石等，以青铜削刀为主。兵器和生产工具都作为男性死者的随葬物，而女子则多随葬锥、针之类缝补用具和装饰品等，表明山戎有男女两性的分工。装饰品主要有耳环、牌饰、带钩、带扣、带饰、铃饰、扣饰等，以写实动物纹（马形、虎形）牌饰及各式青铜带钩为主。容器主要有鼎、豆、罍、簋、鍑、盘、匜、舟等。在装饰品和容器方面，等级差距明显，说明当时已经出现阶级分化。(148)

（9）社会经济：通过对玉皇庙墓地考古材料的分析比对，可以看出该地区人群的经济方式主要是畜牧与狩猎，虽有一定的游牧化程度，但不发达，农业可能还没有；社会风气尚武，绝大多数成年男子有武装化倾向；有一定的社会分层，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存在一定的差别，但等级还不是很森严。(149)玉皇庙墓地及其所代表的玉皇庙文化社会，是一个完全以男性军事首领为主宰者的军事民主制社会。(150)

（10）文化交流：从文化交流来看，山戎文化的特点是非常鲜明、非常突出的，但其遗存中也含有燕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靳枫毅、王继红综合考察了14处山戎文化遗存，发现山戎文化在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车器、货币、漆器、丝织品、制陶术、驯养家猪等诸多方面曾接受和吸收了来自燕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某些因素，这表明山戎与燕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往是长期的、频繁的，接触面是比较广泛和多渠道的。(151)

春秋时期，山戎曾经强盛一时，兵锋南向，孤竹、令支都曾一度成为山戎的“与国”（盟国）(152)，燕国也经常遭受山戎的掳掠和骚扰。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六十五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史记·匈奴列传》）。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齐桓公率师救燕，北伐山戎，大败山戎，解除了山戎对燕国北部地区的威胁。

战国以后，山戎已经不见于历史典籍，代之而起的是东胡。有的研究者认为，山戎就是东胡的一支，仅是名称有所变更(153)；换句话说，后来兴起的东胡、鲜卑，实际上也就是山戎的后裔。(154)笔者的看法是，山戎在重创之后，其残余部族即归附东胡，成为东胡的一部分。

（二）北戎

春秋时期，北戎活动于晋之北和晋之东(155)，其后东向发展。北戎的活动区域，应当还包括河北北部。北戎势力曾经一度强大，南下袭击晋、郑、齐等国，并与许、邢等国发生关系。《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桓公十年：“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

1978年3月，河北元氏县西张村出土过一件西周时期的臣谏簋。(156)铭文说：“隹（唯）戎大出［于］軝，井（邢）侯（搏）戎，（诞）令臣谏□□亚旅处于軝，［从］王□□。”（《集成》04237）李学勤和唐云明指出，此处的“戎”即北戎。(157)这是出土资料所见邢国与北戎的武装冲突。

在春秋时期曾经一度强大的北戎，先是被郑昭公击败（《左传》桓公十一年），后又遭到齐侯、许男的讨伐（僖公十年），而邢侯亦尝大破北戎（《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最后，北戎同赤狄一起被晋击灭。《后汉书·西羌传》云：“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春秋后期，其余部移居晋北代地，又称代戎，于公元前457年被赵襄子一举击灭（《史记·六国年表》），这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战国时期的北戎，曾经建立过代国（详见后文）。

（三）无终戎

无终戎曾与晋国发生过关系。公元前569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戎”（《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左传》昭公元年）。这次交战之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所载相同，均作“大原”，而《春秋》作“大卤”。其实，《春秋》经传所指乃同一地——夷狄名之曰大卤，中国名之曰大原，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约二十五里。(158)

至于无终戎的地望，杨伯峻做过分辨。他认为，无终乃山戎国名；并怀疑本在今山西太原市东，后为晋所并，而迁至今河北涞源县一带，又奔于蓟县（今天津蓟州区），最后被逼至张家口市北长城之外。此时则犹在山西。(159)仔细检点前人著作，杨伯峻此论实来自顾炎武。顾炎武早在《日知录》卷三十一“无终”条中就已有明言(160)，只是语气不甚肯定，论述过于简略。

若就春秋时代而言，此说诚然不误。但是，无终是一个历史颇为久远的“古族”，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1965年，陕西绥德县墕头村商墓出土了一件无终戈（裘锡圭首次释出“无终”二字）；由此观之，商朝时期的无终似活动于陕晋交界处。(161)西周以降，无终才渐次东移。另外，陈平认为，北京延庆军都山戎族墓地的主人可能并非发掘者所指定的山戎，更有可能是作为代戎之先的无终戎(162)；谨慎而言，军都山戎族墓地玉皇庙类型的主人是无终戎（“无终戎是玉皇庙类型先民族属的最佳选择”）。(163)

至于如何看待山戎、北戎与无终戎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杜预。《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正义：“《左传》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云：‘山戎、北戎、无终三名也。’”关于杜预的这则注，在不同的传世文献里有不同的文本。陈平结合上引正义、泷川资言（1865—1946）《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加以还原，认为当作“山戎、北戎、无终三名，其实一也”(164)。但笔者认为，除了做文字记载的版本还原外，还应当注意联系历史事实，否则就有点近乎文字游戏了。诚如上文所言，山戎既不同于北戎，无终戎也当不同于山戎和北戎，所以最好还是将它们区别开来。

十二、代

代，《后汉书·西羌传》谓“代戎”即“北戎”，《逸周书·王会解》称之为“代翟”。其地域约在今山西代县、繁峙、大同及河北易县、宣化一带(165)，东部与燕国接壤；而这块地域属于晋北代地，故又称之为“代戎”。战国初期的代国，即北戎所建。战国之时，曾有代为子姓一说（《史记·赵世家》及正义）。

早在1923年之时，在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就曾经发现过东周墓。1964年和1978年，考古工作者对当地墓葬群和出土遗物作了调查和勘察。(166)有人认为，这就是代国的墓地。(167)从代国所在位置而言，这个看法是站得住脚的。相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山西浑源的“鱼鼎匕”（原藏罗振玉，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或以为即春秋末期赵襄子所灭的代国遗物。(168)

根据《史记·赵世家》记载，代王的夫人是赵襄子（前457—前425在位）之姊。赵襄子即位后，在“简子既葬，未除服”之时，便“北登夏屋，请代王”。席间，赵襄子暗使厨人、宰人用铜枓（勺）“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赵襄子“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完全夺取了北狄的土地（另见《史记·六国年表》）。由于受夏屋山的阻隔，代成君对夏屋山以北的代地无力管辖；兼之赵襄子灭代后，旋即与知伯、韩、魏三卿瓜分公室，也无暇北顾。燕国便趁机向西发展，夺取了夏屋山以北的代地，使之划入燕国的版图。

秦灭赵以后，赵国所夺取的代国土地（夏屋山以南），便归秦所有。秦破燕以后，夏屋山以北的代地也就成为了秦国的领地。

十三、林胡—东胡—楼烦(169)

“三胡”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按照《史记·赵世家》索隐的说法，“三胡”指的是林胡、东胡与楼烦。

关于“胡”字的本义，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胡”在蒙语、达斡尔语中是“人”的意思(170)；也有人说，“胡”在突厥语中是“太阳”的意思。(171)有人甚至认为“胡”即“狐”，胡族原意是以狐狸作图腾的氏族(172)；或者说“胡”即“鶟鹕”（白头翁鸟），是以白头翁鸟为图腾的部落，后用为国号。(173)后面两种说法虽新奇，但却令人匪夷所思。

“图腾”（totem）一词，来源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奥吉布瓦语“Ototeman”，本义为“他是我的亲族”（He is a relative of mine.）。(174)显然，“图腾”本非中国所固有的词汇。而要从西方引进这一术语，必须先厘清其在西方话语体系（即语境，context）中的本来含义，然后才能对引进工作做可行性研究，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175)张光直特意提醒，“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176)但是，以上持“图腾”说的两人并没有在自己的论著中做这一层面的工作。所以，本书不取“图腾”一说。那么，“胡”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胡”曾经被当作一些少数民族的自称。《汉书·匈奴传》载，孤鹿姑单于致汉武帝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正因为匈奴自称为“胡”，并为汉人所熟知，故而对于活动在匈奴以东的民族称之为“东胡”，称匈奴以西、葱岭以东的各民族称为“西胡”，称匈奴为“北胡”。

（一）林胡

“林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林胡”，又名“林人”。《史记·赵世家》，“败林人于荏”，正义曰：“（林人）即林胡也。”

另外，根据如淳的说法，“林胡”又叫作“儋林”。《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如淳说：林胡即儋林，为李牧所灭也。”（正义引《括地志》中也有此语）(177)“儋”又作“澹”、“襜”（《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集解引徐广语），因而“儋林”又作“澹林”（《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澹林”即“襜褴”（《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十四年》胡三省注）。

但是，笔者认为，如淳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可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云：“（赵将李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此处的“襜褴”与“东胡”、“林胡”并列，肯定不是同一民族，切不可将“襜褴”与“林胡”混为一谈。附带提及的是，此事又见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冯）唐对（汉文帝）曰：‘……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按：“灭澹林”下恐有缺文，即缺“降林胡”三字。

因此，笔者认为，“林胡”除又称作“林人”外，不应当称之为“儋林”。遗憾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沿袭的仍然是如淳的这一错误说法。(178)

关于“林胡”之得名，胡三省（1230—1302）认为来源于林胡居住的自然环境，“余谓此胡种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九年》）

至于林胡的居住地，可以根据史籍予以确定。

《史记·匈奴列传》说，晋文公、秦穆公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说明春秋时期的林胡居住在晋国以北的地区。又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曾经“北破林胡、楼烦”，说明战国时期的林胡居住在赵国以北的地区。因此可以确定，林胡就居住在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东北部一带；另外，今内蒙古自治区准噶尔旗一带，也分布有林胡的族民。(179)

林胡因与晋国和后来的赵国接壤，难免发生冲突，并最终亡于赵。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赵武灵王对楼缓说，“我先王……败林人于荏”（《史记·赵世家》）。这是历史典籍中所能见到的林胡所经受的最早的一次军事打击。后来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赵国既然在当地设置了正式的行政区，便标志着该地区正式成为赵国的领土。所以，可以将林胡的灭亡时间定在赵武灵王时期（前325—前299在位），即公元前4世纪初期。

“林胡”虽然灭亡了，但它的名称却留了下来，可含义却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唐代文献里，“林胡”指的是奚、契丹等族。唐张谓（？—777）《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犹希虏尘动，更取林胡帐。”唐高适（700—765）《信安王幕府诗序》：“开元二十年，国家有事林胡，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总戎大举。”

（二）楼烦

“楼烦”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楼烦”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族”。“成周之会”时，楼烦进献的是“星施”（“星施者珥牦”），并与豹胡、林胡、匈奴等“请令以橐駞、白玉、野马……为献”（《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进入东周以后，楼烦分为东西两支。西部的一支与赵国相邻，在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的楼烦在晋之北。《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说赵“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因此可知，战国时期的楼烦又在赵之西。综合此二者，知楼烦在赵国的西北方向。《史记·赵世家》正义说：“林胡、楼烦即岚、胜之北也。岚、胜以南石州、离石、兰等，七国时赵边邑也。”又，《括地志》说：“岚州、楼烦胡地也。”金景芳据此断言，“可以肯定战国楼烦就在今山西岚县及岚县迤北”(180)。东部的一支则与燕国接壤，《史记·苏秦列传》云：“（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这一支分布在今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即“胡服骑射”；其后，赵国“北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赵国“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即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史记·赵世家》）。所谓“致其兵”，就是“致其人而用之”（《日知录》卷二十九“楼烦”条）(181)。

东部的一支，大约在战国中期已被燕国征服。《战国策·齐策》说：“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又说：“权之难，齐、燕战。”根据徐中舒考证，权之战即桓之战(182)；而桓之战发生于燕昭王之时。因此可见，燕国最晚在燕昭王时就已经在楼烦原先居住的地域设置了行政区（县），所以可以肯定：燕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征服了楼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先属于赵、燕的林胡、楼烦，随即归属秦王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83)；次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初年，楼烦与林胡一道曾经沦落为匈奴的附庸。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位，之后不久，匈奴即“大破灭东胡王”，归而“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这是楼烦受到的较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史记·匈奴列传》，另可参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所谓“筑朔方”，指的是“以河南地为朔方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朔方郡属并州，下有十县（《汉书·地理志下》）。另外，在楼烦所居住的地区，早在秦朝时就设立了雁门郡，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一仍其旧。《汉书·地理志下》云：“雁门郡（自注：秦置）……属并州。……县十四：……阴馆（自注：楼烦乡。景帝三年置）、楼烦（自注：有盐官）……”应劭曰：“（楼烦县，）故楼烦胡地。”隋朝之时，楼烦县被改名为崞县，故地在今山西神池、五寨、宁武县境。

西汉王朝既然在此设立了正式的行政区，便标志着该地区正式划入西汉王朝的版图。因而，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楼烦，其政治生命就此告终。所以，笔者将楼烦灭亡的时间定在汉武帝元朔二年。

早在楼烦被灭亡以前，其部分族民就已渐次南移，与中原华夏族融合在一起，此记载见于《史记》。如《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集解：“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再如《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敬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又如《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楼烦将十人……楼烦将二人。”(184)因此，顾炎武说：“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日知录》卷二十九“楼烦”条）(185)也就是说，在“楚汉战争”时，因为楼烦渐次南移与华夏族融合在一起，兼之其人善于骑射，所以他们被“别为一军”。由此看来，当时楼烦部民南移的人数不在少数。

因为楼烦精于骑射，所以后代便以“楼烦”代指善射的将士。南朝梁刘孝威《行幸甘泉宫歌》：“校尉乌桓骑，待制楼烦弓。”唐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结交楼烦将，侍从羽林儿。”

（三）东胡

“东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和《山海经·海内西经》。

关于东胡的族属，前人早有论述。孔晁认为，东胡就是“东北夷”（《逸周书·王会解》注）。此说后为王应麟（1223—1296）、何秋涛（1824—1862）等人所接受。服虔认为，东胡为鲜卑族的前身，“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因在匈奴东，所以叫“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史记·赵世家》正义引）。崔浩（？—450）的看法与此非常接近，“（东胡，）乌丸之先。国在匈奴东，故云东胡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索隐引）。显然，“东胡”之“东”是方位词，“胡”才表其族属特征。白鸟库吉（1865—1942）、陈槃（1905—1999）、林幹（1916—2017）即作如是观。(186)但李德山认为，“胡”与“壶”通用，“壶”之音出于邾娄之“邾”，而壶之发明始于邾娄，因而东胡一族的族源出于东夷族系中的邾娄一族。(187)金岳甚至认为，从甲骨文和古文献以及考古发现看，东胡族可能源始于夏、商时代的土方；周灭殷以后，改名屠何；春秋早期，齐破屠何、山戎以后，又改为东胡。(188)金岳、李德山之说未免走得太远了一些，而且中间缺环太多，因此，笔者觉得还是取服虔、崔浩之说比较恰当。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鲜卑、契丹、蒙古等族均为东胡后裔。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东胡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与文献记载同属“东胡后裔”的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在种族人类学特征上的确是颇为一致的”(189)。

东胡的居地，可以根据历史典籍予以确定。《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说赵“北有燕，东有胡”，赵“东有燕、东胡之境”，说明东胡在燕国以东；《史记·匈奴列传》说“燕北有东胡、山戎”，说明东胡在燕国以北。结合这两条材料，可以确定东胡在燕国的东北方向。《山海经·海内西经》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而此“大泽”，一说即今达来诺尔湖(190)，一说即今贝加尔湖(191)，一说即今呼伦河，以东地区为东胡原居地(192)。三说都与《史记》所载相差甚远，显然不可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说明东胡居住在近于“海滨”的“紫蒙之野”。《晋书·慕容廆载记》的记载与此十分接近，“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斠注》说：“《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世居辽东，号曰东胡。《读史方舆纪要》十八曰：紫蒙城在柳城西北紫蒙州。”根据《清一统志》的记载，柳城县即热河朝阳县，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市。由此可知，东胡居住在今辽西的大、小凌河地区，而“大泽”指的就是今辽东湾。(193)杨宽认为东胡主要分布于今辽河上游一直到辽宁省朝阳、锦西、旅大一带(194)，与上文的考订相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胡的一部分居于匈奴的东面，分布在蒙古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成为北方草原氏族部落和氏族联盟的割据地区之一。(195)

以上关于东胡居住地的考证，考古发现为它提供了第二重证据。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发现了三座青铜短剑墓(196)，在锦西乌金塘也发现了三座东周墓。(197)十二台营子位于辽宁朝阳县城西南约12公里，靠近大凌河。墓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中包括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双虺纠结形铜饰具、人面形铜饰牌等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及铜镞、铜刀、铜斧、铜凿、铜锥等。乌金塘位于锦西市城西约40公里，墓中发现铜器九十多件，其中包括双侧曲刃青铜短剑、铜剑柄、铜戈、铜镞、铜盔、铜刀、铜斧、铜凿等。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1983年改为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发现了一批铜器，共计71件，其中有铜短剑、铜戈、铜镞、铜盔、铜刀、铜斧、铜凿等。(198)考古研究者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期东胡的遗物。(199)林幹根据以上三地铜器散布的地区，认为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活动的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旧昭乌达盟）、朝阳市、锦州市以及周围的大片地方。(200)

1998年报道的林西井沟子遗址墓葬(201)，2002年发现的林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202)，是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继续探寻东胡遗存的又一个新线索。研究者认为，井沟子类型墓葬所反映的经济形态特点，有别于赤峰地区年代上早于它的诸种考古学文化，也不同于年代与其基本相当的水泉文化。可以说，这是赤峰地区目前可确定的年代最早的以畜牧业经济为主、以渔猎经济为辅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将井沟子类型指认为东胡，从畜牧、狩猎这种生业特点上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同时，人种成分的分析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证据。因此，有理由将井沟子的居民视为真正的东胡族的一部分。(203)

对于东胡及楼烦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状况，我们所知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在秦代以前，他们尚未发展成为国家。《史记·匈奴列传》说：“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李德山认为东胡似在秦代就已建立了一个以奴隶制为主要社会制度的政权，因为《史记·匈奴列传》中出现了“东胡王”，有了“王”，当然也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再联系夏家店上层文化（多数人主张是东胡族的文化遗存），知道东胡是一个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生计的民族，且在东胡族内部已经有男女两性分工。(204)东胡有语言，无文字。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为后来活跃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所袭用。

西周之时，对于新成立的周王朝中央政权，东胡是予以承认的，并对周王朝表示臣服与归顺。“成周之会”时，东胡进献的方物是“黄罴”，并与豹胡、楼烦、匈奴等“请令以橐駞、白玉、野马……为献”（《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东胡强盛时，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晋书·慕容廆载记》）。在先秦时期，东胡曾经遭受过两次重创，一次来自燕国，一次来自赵国。大约在燕昭王时（前311—前279在位），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秦开后回国，带军“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借此向东北扩张，势力一直达到辽东，并建筑长城以防御东胡的骚扰，设置了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市）、辽西（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北）、辽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并从造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修筑长城，以防御东胡（《史记·匈奴列传》）。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赵“取东胡欧代地”，索隐说，“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赵悼襄王元年（前244）(205)，赵将李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兵，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

西汉初年，东胡、月氏强而匈奴弱，匈奴满足了东胡索取千里马、“单于一阏氏”的要求，“东胡王愈益骄，西侵”，并遣使匈奴，欲得瓯脱之地，冒顿单于忍无可忍，乃大举发兵东袭东胡，大破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东胡至此灭亡。

东胡灭亡以后，其族民一分为三：一入匈奴，二被转称为鲜卑，三被转称为乌桓。入匈奴的应当是东胡族的绝大部分，而“远窜辽东塞外”的东胡人则又可分为二支，也就是鲜卑和乌桓。(206)

在后代文献里，“东胡”有时也作为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杜甫（712—770）《北征》：“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章炳麟（1869—1936）《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夫满洲外族，是曰东胡。”

十四、其他

在传世文献中，燕地还有以下几个“古国”，因为都是片言只语，难以详尽叙述，姑且列举如下：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河北道·平州·卢龙县》云：“黄洛城，殷诸侯之国。”

《路史·国名纪》云：“容成（国），侯国，汉县，隶涿。本属易，今隶雄州，燕之西境徐卢国也。有容氏，《姓纂》容成。”

《路史·国名纪》云：“登北（国），帝舜之三妃。传多作癸北。《（山海）经》云：‘国在巨燕之南，倭之北，属燕。’”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所列举的商朝时期河北地区的“古族”与“古国”中，还有以下一些(207)：

苏，在今邢台市附近。

“亚”氏部落，在今丰宁一带。

“守”氏部落，与商王室关系密切，可能是商显族，在今藁城境内。

“”氏部落，为商末显赫贵族，在今正定县。

“启”氏部落，在今磁县附近。

“受”氏部落，在今磁县。

“”，在今定州。1991年，定州北庄子发现42座商代墓葬，其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二、三期，个别墓葬可能晚至四期。发掘者认为，它们“应当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奴隶主贵族墓群，而且是方国贵族墓群”(208)。在所出铜鼎、觥、爵、戈上，普遍铸有“”铭。

以上部落或部族的族徽或铭文，有的见于殷墟铜器。比如，“守”见于侯家庄西北岗1001大墓、武官村大墓所出铜器和陶器，“可见守族与王族关系密切，二者有通婚”(209)。再如，“”见于帝辛二十五年宰椃角（《集成》09105）、1942年安阳所出父乙爵（《集成》08875），其地位可谓显赫。(210)又如，“”见于1974年安阳所出爵（《集成》07497、07498、07499）、传出安阳戈（《集成》10674），“说明国族与商王朝关系紧密”(211)。据此推测，他们或许已经由殷都迁徙至今河北地区；这些铜器，也有可能是由族人带至今河北地区的。

在小屯南地甲骨卜辞中，有两处出现过“危方”，其中一片（编号3001）是，“其奠危方，其祝……至于大乙，于之若”。陈梦家认为，其地“在今永城、宿县之间，约当今皖、苏交界之处”(212)。但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在《商时期全图》上赫然就有“危方”，并且其位置恰好就在河北境内。(213)所以，笔者仍然将“危方”列入本书研究的范围。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商周遗址黄土坡村西北发掘了1193号西周大墓，出土了带铭文的铜器数件，其中即有克罍、克盉（铭文相同）（《集录》987、942）。克罍铭文说(214)：

王曰：“太保！隹（唯）乃明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对乃享，

令（命）克侯于匽（燕），（事）羌、马、

、、驭、（微）。克（宅）

匽（燕），入（纳）土眔氒（厥）又（有）（司）。”

用乍（作）宝彝。

其中的羌、马、、、驭、微，就是分给燕侯的六个古族与古国。他们原先并不都在燕地，被分给燕侯后才迁移到了燕地。

“羌”，即羌方，商朝时西北部的方国，为羌氏族之一，见于武丁、武乙、文丁时期卜辞，活动于今陕西西北部一带。(215)

铭文中的“马”，有人释为“貍”(216)，有人释为“马”。

若释为“马”，即“马方”，商朝方国之一。“马方”，见于第一期师组、宾组卜辞（如《乙》5408；《合集》20407、20614），多见于武丁卜辞。至第三、四期卜辞，多单称“马”（如《合集》27881，《屯南》243，《京津》454），系“马方”之省称。甲骨卜辞显示，“马方”曾是商王朝的敌对方国，“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授）我祐？一月”（《丙》114；《合集》06664）。“马方”亦尝归顺于商王朝、佑助商王，“……隹余受马方佑……”（《合集》20612）。陈梦家认为，马方的活动范围“似在河东”(217)，即今山西境内永和、霍县（今霍州市）以南黄河以东地区。(218)按：《前》4.46.4云，“告曰：马方……河东来”，此卜辞是马方河东说的力证。

若释为“貍”，《史记·赵世家》作“貍”，而《战国策·燕策二》作“狸”，“明日，又使燕攻阳城及狸”。根据缪文远（1930—2012）《战国策新校注》考证，狸为齐邑，在今河北任丘市东北(219)；又据诸祖耿（1899—1989）《战国策集注汇考》，知狸本为燕地，后为齐国所得，燕国夺回后又为赵所取。(220)相对而言，当以后一说为是。

“”，即方，商朝方国之一，见于帝丁、帝辛卜辞（如《合集》27994—27996、36528反，《屯南》3655）。岛邦男（1908—1977）认为是东夷（《殷虚卜辞研究》），而太保簋也证实确为东夷。(221)康丁卜辞中有“伐羌方、方”（邺三43.7）的记载，而乙辛卜辞中还有“册方、羌方、羞方……四邦方”（续3.13.1）的内容。可知它与羌方也是邻近的。(222)

“”，即盂方（王国维说），商朝方国之一。卜辞多有征伐盂方的内容（如《甲》2416、《后》上18.6，《合集》36509、36513、36516、36517），故盂方当为商之敌对方国。盂方在今河南西北沁阳一带。(223)

“驭”，即御方，商朝方国之一，见于武丁卜辞（如《续》5.25.9）。活动地区当与羌方临近(224)，其活动范围当在太行山一带。

“微”，也是商人征伐的对象（《合集》06986、28029）。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微”即《尚书·牧誓》所载助周人克商之微。张亚初认为，微是以地为氏，作族氏名用，就在辽西喀左北洞村附近。(225)

从商代卜辞来看，羌、马、驭、微等国在商代晚期曾臣服于商王室，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所以叛服无常。从铭文来看，这几个国族与燕国并列，说明它们虽然归顺了周王朝，但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前曾与商王朝抗衡并臣服于周，但对周王朝也未必驯服。它们跟周王室的关系大致与以前跟商王室的关系相似。每个国族都有各自的政治实体。周王室对它们采用怀柔政策，但以武力为后盾，一旦反叛，即予以镇压。(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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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文通：《古族甄微》（《蒙文通文集》第二卷），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2) 在《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笔者曾谈及“民族”的定义问题。斯大林（1879—1953）给“民族”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而新的研究则加入了一个“民族认同意识”，“凡是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相互有切实的经济联系，操同一种彼此能理解的语言，通常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保留着一定的文化特点，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独立社会群体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就叫作民族共同体”（［苏］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著，赵俊智、金天明译：《民族·种族·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31页）。总之，就发展程度而言，“民族”无疑是高于“氏族”和“部落”的。

(3)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7月第一版。

(4)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5) 蒙文通：《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67—69页。

(6)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8)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9)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5页。夏曾佑此书作于1902—190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三版重印，除在文字上稍作处理外，其余一仍其旧。夏氏此论，金景芳评价甚高，“夏氏的说法，确有见地”（金景芳：《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51页），“夏氏这个说法，最有见地”（金景芳：《金景芳古史论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

(1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二版，第38页。

(11) 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2) 田继周说：“方即邦，意为国。”（《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注释①。）显然是轻率之言，切不可盲从。

(13) 王国维在考证殷之先公先王，尤其是在考证季（冥）、王亥、王恒、上甲（上甲微）时，忽略《周易》的相关记载，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详见彭华：《王国维与〈周易〉研究》，《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

(14)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6)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姜亮夫全集》（卷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291页。

(1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43页。

(18) 廖名春、陈慧：《清华简〈保训〉篇解读》，《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

(19)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53页；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王国维著，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5页。

(20) 林沄说：“易是中古的喻母四等字，古韵属锡部。狄是中古的定母字，古韵也属锡部。而音韵学上有‘喻四归定’的成说，也就是中古的喻母四等字在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定母字属于同一声类。则易和狄在先秦时代可能是同音的。”（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21) 张忠培：《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4—205页。

(2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3)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24)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页。按：此条后收入《甲骨文合集》，编号是00108。

(25) 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6)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27) 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

(28) 转引自［日］町田章：《殷周与孤竹国》，译文见《考古学参考资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53页。

(29)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30) 《史记·周本纪》正义：“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所谓“姓墨胎氏”，是对先秦时期姓、氏有别的误解，实即“墨胎氏”。

(31)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32)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第54页；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33)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34) 金耀：《亚微罍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35) 首阳山的具体位置，一说在河北迁安，一说在河北滦县，一说在山西永济。似以永济说为佳，参看李志毅：《幽燕古国——孤竹探秘》，《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6) 参看《庄子·让王》和《吕氏春秋·诚廉》。

(37) 齐桓公当时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他救邢、救燕、封卫、伐楚，皆由此而出发；据此反观他之所以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一则固然是出于燕国的“告急”，另则也说明这些古族与古国当时非但不臣服于周王朝，反而进攻姬姓燕国。所以，笔者推测令支与孤竹参与了山戎的伐燕行动，应当没错。

(38)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144页。

(39) 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说：“卢曰：不字，发声。王曰：《齐语》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陈逢衡《逸周书补注》：“《王会》二不字系助语辞，如句吴、于越之类。”

(40)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41) 张衍田辑校：《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42)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43) 解释见前文相关部分（第二节《孤竹》）。

(44)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113页。

(45) 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46)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108页；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47)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48) 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初版，1982年再版，第96—102页。

(49) 王献唐：《黄县器》，《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46—158页。

(50) 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按：该器后著录于《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编号是470。

(51) 王献唐：《黄县器》，《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16—125页。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7页。

(53) 王永波：《“己”识族团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54) 孔华、杜勇：《国地望新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期。

(55)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5页。

(56)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57) 如亚盉中的“亚”，陈梦家认为就是周初服事于燕侯的殷遗（《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第80—81页）。

(58) 王永波：《“己”识族团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59) 张衍田辑校：《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60) 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1981年重印），第57页。

(6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42页。

(62) 金岳：《殷周方非箕子辩》，《文物季刊》，1993年第1期。

(63)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64) 《说文解字·邑部》：“周封黄帝之后于于也。从邑，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县。”段玉裁注：“按：、蓟，古今字也。蓟行而废矣。……蓟者，汉时字也。”

(65)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98—1099页。

(66) 《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67) 关于这几句话的解释，请参看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1—263页）。

(68)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145—146页；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69) 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年第2期。

(7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71)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5页。

(72) 王继红：《北京考古史·东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23页。

(73) 常征：《辨蓟丘》，《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7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76)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附录《周代谥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5页。

(77) 曲英杰：《周代燕国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78)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180页。本节下文所述，借鉴陈书颇多。

(79) （清）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地形口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01页。

(80)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79页。

(81)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79页。

(82) 参看本书第九章第四节。

(83) （清）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70页。

(84) 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顾颉刚：《战国中山国史札记》，《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刘来成、李晓东：《试论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1期；史为乐：《中山国史简说》，《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85) 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辨正》，《文物》，1979年第5期。

(86) 孙华：《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河北学刊》，1984年第4期。

(87)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8)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直隶保定府唐县下引。

(89)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38页。

(90)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91)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1页。

(92) 此处的“三年”之说，采用的是杨宽的说法，见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1—292页。

(93) 李学勤说大约在公元前378年（《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94)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9页。

(95) 李零认为，《史记》提到的这个肤施并不是秦邑而是赵邑，它位于今山西五台县，汉代叫虑虒，和肤施一样，也源自滹沱，都得名于滹沱。这个古老的城邑正在滹沱河的上游，离中山国的首都灵寿古城不远。（李零：《再说滹沱——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肤施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李零：《大刀阔斧绣花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28—129页。）

(96)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3页。

(97) 详见《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和《中山胤嗣圆壶》。

(98) （清）王先谦撰，吕苏生补释：《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4—97页。

(99)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3—84页。

(10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10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五辑），1987年。

(102)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88页。

(103)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491页。

(104)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105) 金岳：《东胡源于土方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106)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107) 孙诒让持论与此相同（《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第85页）。

(108)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109)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110) 刘师培：《周书王会解补释》，《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68页；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卷三，民国十一年（1922）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

(111) 刘师培：《周书王会解补释》，《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68页。

(112)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113)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35页。

(114)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2页；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第24—25页。

(115)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页；佟冬等：《中国东北史》（第一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70—173页；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116)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117)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118)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119) 李文信：《东北历史考古学习参考资料提纲》，1973年。转引自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120)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121) 贾兰坡、颜阎：《西团山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22) 李德山：《貊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

(123)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124) 董学增：《中国先秦古籍有关秽貊族的记载解析》，《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

(125) 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北：中华书局，1982年，第78—79页；许宪范：《秽貊迁徙考》，《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126) 孙进己、张志立：《貊族文化的探索》，《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127)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第5期。

(128)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29) 林沄：《“燕亳”和“燕亳邦”小议》，《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30)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鱼》云：“《说文》：鲵，刺鱼也……。《王会篇》云：秽人前儿，前儿猕猴，立行，声似小儿，盖即此物。兒、鯢古字通也。”

(131)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经解续编》（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187页。

(132)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一《追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133) 《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2页。

(134) 《毛诗正义》卷十八郑玄笺，《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2页。

(135)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136)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32页。

(137)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249页。

(138)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9—250页。

(139) 张汉英：《丰宁五道沟门山戎文化墓葬》，《文物春秋》，1999年增刊。

(140) 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14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

(14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143) 靳枫毅：《论玉皇庙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4) 王继红：《北京考古史·东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145) 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146) 王继红：《北京考古史·东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147) 安路：《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86第1期。

(14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

(149) 雷鹄宇：《从玉皇庙文化看东周时期代戎之社会经济》，《文物春秋》，2011年第3期。

(150) 靳枫毅：《论玉皇庙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51) 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152) 《国语·齐语》韦昭注：“二国（令支、孤竹），山戎之与也。”《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如淳曰：“相与交善为与国，党与也。”

(153) 武家昌：《山戎族地望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154) 田广林：《山戎初探》，《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55)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3页。

(15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第1期。

(157) 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后收入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66页。

(15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第1198页。

(15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第935页。

(160)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100—1101页。

(161) 裘锡圭：《释“无终”》，《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4—74页。

(162) 陈平：《从军都山戎族墓地的发现谈尖首刀的起源和国别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163) 陈平：《略论“山戎文化”的族属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164)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1—214页。

(165)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3页。

(166) 长甘：《“浑源彝器”拾遗》，《山西文物》，1982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第8期。

(167) 赵化成：《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

(168) 吴镇烽：《“鱼鼎匕”新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11/24，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384。

(169) 本部分内容，曾以《先秦“三胡”综考》为名载于《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2期，第19—24页。收入本书时，又有所增补。

(170) ［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8页；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北：中华书局，1982年，第69页。

(171) 何星亮：《匈奴语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72)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173) 何光岳：《楚源流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174) W.Haviland，Anthropology，7th ed.，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94，p.511.

(175) 彭华：《学术研究与西学援引的规范》，《社会科学报》，1997年2月6日第三版。

(176) 张光直：《谈“图腾”》，《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7—118页。

(177) 《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三·始皇帝三年》胡三省注：“襜褴，班《书》作‘澹林。……如淳以澹林为东胡，以此观之，似是两种。”按：胡三省注中的引文有误，误将“林胡”作“东胡”。

(178)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179) 侯仁之、袁樾方：《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之迁”是谣传——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文物》，1976年第2期。

(180)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4页。

(181)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43页。

(182) 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183) 此事《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二年》记作“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伐匈奴”，将《史记》的“胡”确切化为“匈奴”。此说不确切。结合《史记·匈奴列传》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关于卫青“击胡之楼烦、白羊王”的记载，此处的“胡”应指楼烦、白羊王和匈奴。

(184) 按：对于此处出现的“楼烦”，前人有不同说法。《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集解：“李奇曰：楼烦，县名。其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美称，未必楼烦人也。”但笔者认为，李奇之说也未必可信。理由有以下三点：一、就文本而言，如果这里的“楼烦”指的都是“善射”者，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楼烦将五人”、“楼烦将十人”、“楼烦将二人”；更何况，在《项羽本纪》和《高祖功臣侯年表》里，为什么“三家注”又不引李奇的说法了呢？反复引述同一人的同一说法，在《史记》“三家注”里又不是没有例证。这说明，裴骃在作集解时本身就是犹疑未定的，所以他接着又引了张晏的说法，“楼烦，胡国名也”。二、就民族史而言，李奇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楼烦后来渐次南下而与华夏族融合在一起（正文里有此论述）。三、就历史而言，李奇也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楼烦究竟灭亡于什么时候。按照笔者正文的论述，楼烦最后亡于汉武帝时，所以，在“楚汉战争”时，楼烦活跃于历史舞台，完全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185)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43页。

(186) ［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4页；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174页；林幹：《东胡》，《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96页；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187)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2—253页。

(188) 金岳：《东胡源于土方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189) 朱泓：《东胡人种考》，《文物》，2006年第8期。

(190) 孙进己：《鲜卑源流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191) 古闻：《黑龙江古代民族起源和早期鲜卑文化问题讨论纪要》，《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

(192) 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193)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3—254页。

(194)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195)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196)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197)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198) 李逸友：《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第6期。

(199)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页。

(200) 林幹：《略论两汉时期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及其后的迁徙和分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第154页。

(201) 王刚：《林西县井沟子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20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203) 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204)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4—255页。

(205) 此系年据《资治通鉴》考订（卷六《秦纪一·始皇帝三年》）。

(206) 林幹：《略论两汉时期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及其后的迁徙和分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207) 河北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编写组：《河北古代历史编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6页。说明：“”系笔者新增。

(20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09)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210) 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2期；刘超英、裴淑兰：《河北商代带铭文铜器综述》，《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1)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21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1页。

(21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

(214) 《考古》编辑部：《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陈平：《克罍、克盉铭文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91年第9期。说明：铭文“宅”字从方述鑫释（《太保罍、盉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6期）。关于克罍、克盉之研究详情，可参看周宝宏：《近出西周金文集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04页。

(215)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28页。

(216) 张亚初：《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217)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1页。

(218)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28页。

(219)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082页。

(220)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01页。

(221) 转引自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28页。

(222)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223)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28页。

(224)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28页。

(225) 张亚初：《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

(226) 殷玮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第18页。

第十章　思想文化

苏秉琦曾经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① 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② 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③ 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及面向太平洋的三大区；④ 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⑤ 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⑥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1)苏秉琦所说的这六大区系，实际上就是六大“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文化人类学又称之为“文化区”（culture area），即“以该地区内诸社会的文化相似性为特征的地理区域，这种相似性源于共同的环境及传播”(2)。

所谓“区域文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某一地区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只有当某一区域达到成就上的一致性，出现在此地域上的文化丛和文化结构，真正的区域文化才算形成”(3)。而以长城地带、燕山南北为中心的燕地，无疑就是这样的一支“区域文化”。

一、语言文字

（一）语言

燕地的语言（方言），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特点，即与中原内地方言有别而自成一统。这一则与其所处地域有关（偏在北地），二则也与其民族构成有关（胡汉杂糅）。

西汉扬雄（前53—18）所撰《方言》一书，其材料至少是西汉时代的，有些可能还要更早。该书记载的燕方言共约60条（燕19见，燕之郊鄙15见，燕之东北5见，北燕22见，朝鲜22见），由此可以知道这样几个事实：“燕东北”与北燕方言最与朝鲜相近，其次为“燕北”；燕北方言东近于朝鲜而西略近于晋、赵之郊外，当在北长城地带；北燕方言除最近朝鲜外，其次与山东半岛东部的东齐为近；燕语最与代语近，燕、代方言自成一系，而略近于赵。也就是说，燕国境内的方言在地域上本身又可划分为有所不同的两系——今长城内外的燕地（“北燕”）方言与易水流域的燕地方言（单称“燕”），“燕、代方言为一条，而北燕、朝鲜为一系”(4)。总之，燕地方言确实与中原内地方言有所不同，而颇与代、朝鲜接近，所以至西汉之时燕代一系语音仍有特色。进而言之，古代的朝鲜人“至少是和中国人同语系的民族迁徙向东北的，而自东汉以后，即逐渐没入秽貉之中了”(5)。研究成果也表明，幽燕方言在先秦、两汉之时是“一个比较活跃与重要的方言”，“从幽燕地域古方言间的动态接触中可以看出，燕代方言与北燕—朝鲜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6)

（二）文字

1975年3月和6月，在北京昌平县白浮村发掘了三座保存基本完好的西周木椁墓，2号墓和3号墓都出土了残碎的卜甲，卜甲上有刻辞。2号墓的两片残碎卜甲分别刻有“贞”、“不止”；“甲片均经过修磨，为方凿，不同于殷代圆凿”；3号墓的卜甲约在百片以上，有一片刻有“其祀”二字，一片刻有“其尚上下韦驭”；“卜甲的背面都经过整治，即凿成方形平底的浅槽，凿孔排列十分整齐，并有灼痕，契刻文字字型较小，颇具商代晚期甲骨文风格”。(7)这是继陕西周原(8)、西安张家坡(9)、山西洪赵坊堆(10)之后，所发现的又一批有字甲骨。昌平白浮的有字卜甲和周原的很相似，都是龟甲，都用方凿，字体极小而纤细，表现出契刻者高度熟练的技巧。(11)再往前推溯，这几批甲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接近商代晚期甲骨文的作风。无独有偶，北京琉璃河遗址又新出土了甲骨卜辞（共八字），其特点更近于殷墟卜辞，研究者认为“其中商文化因素非常突出，由此可见商遗民对燕国文化的影响”(12)。令人惊异的是，在1986—1990年发掘的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的遗物中，赫然就有“数字卦”。在镇江营所出这片卜骨正面的左下方，刻有小如粟米的两条筮数，“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八六五八”(13)。镇江营卜骨的修治切削接近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七七”的写法也见于周原岐山凤雏的卜骨，是“周朝与诸侯国燕在文化上密切相关的明显证据”(14)。

西周之时的燕国文字，大体仍然合乎中原金文的发展规律，“铭文笔划较繁，但字体工整，圆润而挺，与同时期的中原内地的金文书法相同”(15)。进入东周以后（尤其是在战国时期），铜器铭文的字体和书法日渐分殊，各诸侯国的文字差异甚大，其中尤以东方六国为甚。王国维说，战国之时秦用籀文而六国用古文，即“《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16)揆诸实物资料，王国维此说至确。非但铜器铭文如此，陶文、玺文等亦然。就燕国文字而言，铭文已变得比较草率，文字简化的迹象十分明显，其与韩、赵、魏、楚、齐文字之不同，研究者业已揭橥甚多。如裘锡圭曾经举“市”为例说明燕国的文字颇有自己的特色(17)；之后，吴振武又举“受”字所从之“又”为例，说明此乃燕国文字的一大特色。(18)何琳仪（1943—2007）对燕系文字的整体判断是，“从总体上看，燕系文字比较稳定，前后期变化不大”，因为“国家局势相对稳定，使燕系文字呈现出富有地方色彩的北方风格”(19)。

二、思想理论

（一）阴阳家

阴阳家的思想在先秦和秦朝时曾经一度颇为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论六家之要指》中，司马谈首先列举和评说的就是阴阳家，“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阴阳家的本意在于观测天象，制定历书，判定宜忌，有时不免带有神秘的宗教迷信色彩。《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先秦之时，阴阳家的最大代表是邹衍，并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邹衍（前305—前240(20)），一作“驺衍”，阴阳家，齐国人。邹衍早年曾经出入儒学，“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率以显名”（《盐铁论·论儒》），因为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以才被列入阴阳家。邹衍在齐居稷下（今山东临淄），号“谈天衍”，与“雕龙奭”（邹奭）齐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曾经到过魏国和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争辩（《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最后至燕，为燕昭王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燕惠王时，邹衍被诬下狱，传说“有霜陨之异”（《后汉书·刘瑜传》）(21)。邹衍出狱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邹衍的著述颇为宏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另外还有《主运》等篇。而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都已亡佚。其遗说见于《史记》、《汉书》、《吕氏春秋》、《论衡》等传世典籍者，主要为“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五胜三至”说等。(22)

“五德终始”说是邹衍在历史方面的理论。他以“五行相胜”作为推论的基石，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有一段比较完整的记载，而刘歆《七略》的概括则更为精练，“驺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始之，］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注引）(23)。这就是历史上黄帝、禹、汤、文兴替的原因所在，其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建立新的统一王朝的政治需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采用了这一学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史记·历书》）。

另外，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邹衍的后学末流曾经一度活跃，“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也就是说，邹衍的后学末流抛弃了邹衍借以“显于诸侯”的“阴阳主运”，而专事于“方仙道”，一味求索所谓仙人、仙药、仙方，业已下降为“方士”（方术之士）。

（二）儒家

儒家也是先秦时期名副其实的一大思想流派，“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汉书·艺文志》）。先秦儒家的最大代表是孔子、思孟、荀子等，其思想主要以《六经》为依托（“以《六经》为法”(24)）。但先秦儒家在燕地传授的材料一直阙如，只有一些零星的侧面的材料可资借鉴。下文对此稍作钩稽，算是管窥一斑。

1．燕国春秋无儒学

孔子曾经率领众弟子出游列国，但他们的足迹没有印在燕国的土地上，并且从籍贯上来说，孔子的弟子中也没有燕国人。(25)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孔子的大名早已传到燕国。孔子去世之时，燕国曾经有人前往观看孔子的葬礼，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礼记·檀弓上》）(26)孔颖达（574—648）的分析如下：“燕国人闻葬圣人，恐有异礼，故从燕来鲁观之。”（《礼记正义》卷八）阎忠进一步引申此义，此事说明“燕人对中原地区的礼仪、习俗是很熟悉的，所不熟悉的只是一些‘异礼’”，“这反映出了中原文化对燕国的影响之深，以及燕国与中原诸国在礼仪、习俗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27)这一分析应当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燕人熟悉中原礼仪习俗”与“接受儒学的熏染”是两码事。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终孔子之世，燕国没有接受儒学的熏染。

2．孟子与齐燕战争

孟子（约前385—前305，一说约前372—前289），名轲，或云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前318年，燕王哙“禅位”子之，孟子对此极为不满，“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所以他积极劝导齐宣王趁机出兵伐燕，认为“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燕召公世家》）。公元前315年，齐宣王派匡（田）章伐燕，五旬（一说三十日）攻下燕国。其后，齐宣王询问孟子，是“取”还是“不取”。孟子回答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当时孟子为齐卿，又劝宣王行“仁政”，勿俘杀燕民，为燕立君（《孟子·梁惠王下》），但齐宣王没有听从。(28)该条材料与此处论旨（“燕地的儒学”）非但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恰好相反；它进一步说明：至少在燕昭王之前，燕国似乎不属于儒学的影响范围。

3．荀子曾经至燕

荀子（前340—前245），名况，又称孙卿，赵国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根据《韩非子·难三》记载，荀子曾经到过燕国，“燕王哙(29)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戮”。公元前318年，燕子哙让国于子之；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乘机干涉，致使燕几乎亡国。有的研究者指出，荀子到达燕国的时间当在公元前315年以前；大概也就在齐国武装干涉之前，荀子也离开了燕国。当时荀子大约有二十多岁。由《韩非子》记载看，荀子是反对燕子哙让国的，这与《荀子·君道》中的尊君思想是一致的。(30)

本条材料透露的“历史信息”与上一条基本相似，即进一步证实：至少在燕昭王之前，燕国似乎不属于儒学较大规模影响的范围，儒学在燕国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笔者认为，荀子在燕国停留的时间恐怕未必如此之短（当有数年之久），影响也未必微小，而由“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一语也可以看出，荀子在燕国业已为燕王哙任用，只是未得重用罢了。因此，由荀子在燕国播下儒学的种子，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至燕昭王礼贤下士，儒学在燕国的影响当有所增大。

国外的某些学者甚至认为，早在燕昭王时期，儒学就已经传入朝鲜。(31)根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全燕”时，燕国“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所说“全燕”时，只有燕昭王时期可与之相当。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燕将秦开大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北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32)成为燕之属国的真番、朝鲜，接受华夏文化（如儒学）的熏陶，自是情理中事。

4．燕地的儒学

虽然说上述两条材料否定了燕国在燕昭王之前存在儒学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成为最终否定“燕国存在儒学”这种可能性的最终证据。笔者猜测，在燕昭王卑身厚币礼贤下士、广泛延纳各国贤才之时，当有儒学之才进入燕国——只是目前尚无直接材料证实笔者的这一“推测”（或“假说”）而已；笔者倒真心希望将来会有这方面的材料“出土”，一如郭店楚简之出土而填补儒学传承历史上一百余年的空白。笔者的另一个“推测”是，燕国应当存在一个相沿不绝的儒家“诗学”的传承系统（或许从燕昭王之时即已开始）。关于这一点，可由后代（汉代）的材料往上“逆推”（或“追溯”）。下面，就依此路数，对西汉初年燕地的儒家“诗学”、“易学”、《论语》之学等略道其详。

（1）“诗学”

韩婴，燕地蓟城（今属北京）人，西汉文帝时（前179—前157）为博士，景帝时（前156—前140）官至常山王太傅。他所传授的《诗经》与鲁（申培）、齐（辕固）、毛（毛亨，一说毛苌）并称四家。(33)韩婴传授和注释《诗经》时，特别注重“推《诗》之意”(34)，“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史记·儒林列传》）。韩婴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见《汉书·艺文志》），并且流传甚广，燕、赵一带研究《诗经》的人多以“韩诗”为宗。汉武帝时，韩婴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难也”。韩婴之孙韩商以通“韩诗”为汉武帝博士，其后裔“涿郡韩生”因通晓《易经》受到汉宣帝的召见（《汉书·儒林传》）。

《汉书·艺文志》所载《韩外传》六卷，《隋书·经籍志》载为十卷。而至南宋后，《韩诗内传》四卷便不见之于诸家史志，独存《韩诗外传》，而今本《韩诗外传》篇幅竟有十卷之多。近人杨树达（1885—1956）认为，《韩诗内传》四卷并没有亡佚，实在今本《韩诗外传》之中，《汉书·艺文志》所载《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恰与今本《韩诗外传》十卷相合。(35)金德建（1909—1996）进一步阐发此旨，认为也许早在韩婴之时，《韩诗》内外传的合并便已经产生了；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约87）和班固（32—92）当初所见韩婴的原本，就已经是这样的合订本；《汉书·艺文志》之所以要分列《内传》、《外传》为两个书名，大约也只是照刘歆（？—23）、班固的个人意见，勉强如此划分，当作两部书罢了。金德建最后又推定，韩婴的《诗经》学来源，必定继承自荀子；荀子赵人，韩婴燕人，所以《韩诗》独异于《鲁诗》、《齐诗》而不称《燕诗》（或《赵诗》），这也是一个旁证，说明《韩诗》的来历的确并不单单在“燕”一个地域，另外还和“赵”地有渊源关系。(36)杨树达和金德建之说，均属推测之辞，并无坚实的证据。更何况，“内传”与“外传”判然有别，不当混为一谈。“内传”固守经文、解释经义，“外传”则广引事例、推演本义。诚如明人王世贞（1526—1590）所云，“《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引）。

（2）“易学”

关于汉代以前“易学”的传授谱系，《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较为简略，“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仲尼弟子列传》补充了其中的缺环，即先秦、秦汉“易学”传授的“完整”谱系如下：孔子—鲁商瞿（字子木）—楚馯臂（子弘）—江东矫疵（字子庸）—燕周竖（字子家）—淳于(37)光羽（字子乘）—齐田何（字子庄）—东武王同（字子中）—菑川杨何（字叔元）。(38)其中赫然就有燕人周竖（《汉书·儒林传》作“周醜”），并且周竖所传后来成为汉代“易学”的一个大宗。按年代推算，周竖当为六国时人。

另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时传《易》的还有燕人韩婴，“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但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所谓“韩氏自传之”，大概是仅在韩氏家族内传授（“家传”），韩婴后裔“涿郡韩生”（汉宣帝时人）自述其“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并且由“涿郡韩生”的介绍还可获知，韩婴更精深于《易》，“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盖宽饶（？—前60）本来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韩氏《易》学大概失传于东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韩婴的《韩氏》二篇。

《（易传）韩氏》二篇(39)，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题曰：“《子夏易传》三卷，《七略》云汉兴，韩婴传。”司马贞曰：“案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见《唐会要》卷七十七和《文苑英华》）明言此《易传》乃韩婴著作，在知识产权上毫无异议，但《隋书·经籍志》却直题之曰：“《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遂致使此《易传》张冠李戴于孔子弟子卜子夏（前507—？）名下。这完全是附会使然，因为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而韩婴大概也字子夏。清人臧庸（1767—1811）、张惠言（1761—1802），分别在其《拜经日记》（卷五）和《易义别录》中对此特加说明；近人顾实（1878—1956）、张舜徽（1911—1992），对此辨之甚明。(40)张舜徽进一步认为，“韩婴之以《易》授人，自必有所传，盖出于子弓”(41)。

作为中国民间“小传统”之一的筮占传统，在春秋以后呈现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春秋筮例中，有少数筮例使用了与《易经》有别的筮占文献。到战国之时，还可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当时韩国出现过“韩王之爻”，燕国出现过《三九之数书》和据说是燕昭王作的“五位之卦”（即《燕易》）。(42)秦汉以后，筮占仍然流行，并且日益向着实用化的方向发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大筮衍易》（已佚），该书如果不是汉代人的新作，就很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类似《燕易》的那种“杂筮”的文献。(43)直至今日，筮占仍然延续不绝，但与古《易》已经相去甚远。

（3）《论语》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除有“鲁论”、“齐论”、“古论”之外，还有“燕论”（这是笔者生造的一个词语），即《燕传说》三卷。1973年，河北定县（今为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属于儒家的著作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等。(44)定州汉简本《论语》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其年代早于五凤二年（前56）；竹简本《论语》共7576字，不足今本的二分之一，但各篇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文字差异很大。因为与竹简本《论语》一起出土的还有萧望之的奏议，而萧望之当时是皇太子的老师，是传授“鲁论”的大师，所以多数研究者认为竹简本《论语》与“鲁论”关系较近；但李学勤却认为，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45)。但笔者认为，虽然如此，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属于“燕论”的可能性。

至于《儒家者言》，李学勤认为当是《孔子家语》的原型。(46)《哀公问五义》的文字大致同于《荀子·哀公》的前半，李学勤认为《荀子·哀公》未必出于荀子手笔，但系荀子一系学者所传述则是可以肯定的。(47)准此，由燕国“荀子一系学者”来完成也不无可能。

笔者之所以特意拈出“韩诗”（以及“易学”、《论语》等），并以之作为“逆推”的证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是因为“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48)，“韩诗”在西汉初年蔚为一时大观，其传授渊源恐非“空穴来风”，更非“横空出世”，在其之前应当有一个比较悠久的传授历史；其次，韩婴所生活的年代上距燕国灭亡仅三四十年。因此，笔者认为，燕国自燕昭王之世（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应当就已开始传授儒学，并且有一定的系统和规模，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儒学的北传史”(49)。

（三）道家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大概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学者们基本上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50)为代表的“黄老之学”是先秦道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黄帝四经》在战国中期颇为流行。甚至在时人以为最为偏远的北方的燕国(51)，也可以找到道家的影子。

在《战国策·燕策一》的“燕昭王收破燕”章中，记录了郭隗对答燕昭王的话语：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这一段话与《鹖冠子·博选》相似。郭隗说他所论是“古服道致士之法”，其说当有所本，这当然不是年代同郭隗接近的《鹖冠子》。李学勤认为，郭隗所引述的“古服道致士之法”，很可能就是《黄帝经·称经》的论点；而燕昭王访郭隗一事在其即位之初（前314或稍晚），所以《黄帝经》的年代还要更早一个时期。(52)《黄帝经·称经》原文如下：“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两相对照，李学勤此说有理。其实，就文本的相似性而言，《说苑·君道》远较《战国策·燕策一》更接近《黄帝经·称经》。《说苑·君道》原文如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由此可见，《说苑》虽由西汉刘向所辑，但其所本甚古。

上述所引以论证燕国之有道家的话语，如若尚为旁证的话，那么在其他先秦文献中是否有直接的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战国策·燕策一》载有苏代（按：当为苏秦）谓燕昭王语，“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苏秦此语，又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53)。“进取”与“无为”对举，意为“消极无为”，而这恰好合乎老庄道家的旨意。(54)除了“无为”外，《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还出现过“无不为”。《战国策·燕策二》：“王（按：即燕昭王）谓臣（按：即苏秦）曰：‘……上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于下。苟无死，女无不为也。……’”《战国纵横家书》：“王（按：燕昭王）谓臣（按：即苏秦）曰：‘……大，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下，苟毋死。若无不为也。……’”(55)燕昭王所理解的“无不为”，意为“无所不为”，与先秦之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本义有所偏差(56)，但它本身源于道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1973年，河北定县（今为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了一批竹简，除了儒家著作外，还有属于道家作品的《文子》。(57)竹简本《文子》有简277枚，共2790字。其中属今本《文子·道德篇》的简有87枚，计1000余字，释文业已发表(58)；另有少量简文与《道原》、《精诚》、《微明》、《自然》等篇内容相似，余者皆为今本《文子》所不见的佚文。它的出土，证明一向被人们视作“伪作”的《文子》其实不伪。儒家和道家作品在西汉初年的燕地墓葬中同出，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四）名家

名家大概出于礼官（《汉书·艺文志》），所以特别注重“正名实”，但又未免过于苛繁而抽象，“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孙龙等，他们所争辩的是“坚白”、“同异”等问题(59)，属于逻辑学的领域。其中与燕国略有关系的是公孙龙。

公孙龙（约前320—前250），字子秉，赵国人，平原君门客，名家代表人物。他曾经以“偃兵”说燕昭王，“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60)。

由上述记载可知，“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一事发生在燕昭王晚年，即乐毅破齐前后的六年（前284—前279），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公元前280年前后的一两年。由上述对话还可获知，公孙龙说燕昭王时最为拿手的仍然是“名实”，即以燕昭王的行动（“实”）来反驳燕昭王的应答（“名”），从而揭示燕昭王的应答与行动是“名不副实”、自相矛盾，最后说得燕昭王哑口无言（“王无以应”）。

虽然说作为名家代表人物的公孙龙曾经到过燕国，但名家在燕国恐怕没有什么市场，也不会在燕国的思想土壤上造成什么影响。

（五）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汉书·艺文志》），但燕国是否有法家，这是一个颇费思量而又深具争议的问题。《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61)。”杨宽引此文说：“这故事和《韩非子》等书所载韩昭侯用术的故事很相像（按：即《韩非子·二柄》所载罪典衣、典冠事），足见他（按：即子之）很讲究督责臣下之术。”言下之意，子之当属于法家。但金景芳不同意此说，“因为子之没有法家的事实”(62)。陈平认为，“这里说的即韩非所提倡的驭臣下之‘术’，其实与赵高的指鹿为马也差不多”(63)。

笔者认为，燕国曾经一度有过法家，只是法家在燕国发挥的作用甚小，且为时甚短（仅局限于燕王哙一世）。从上引《韩非子·内储说上》数语可以看出，子之督责臣下的方法确实非常接近法家的重“术”一派。法家重“术”派的代表是申不害，他主张君王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要“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篇》）；而所谓“术”，就是君王任用、督责、考核臣下的一种阴谋手段，“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韩非子·难三篇》），“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篇》）。实践申不害这一套理论的代表是韩昭侯（前362—前333在位），时间是前355—前341（申不害相韩十五年），下距子之为相于燕的燕王哙元年（前320）仅二三十年；子之相燕时采取法家之“术”以任用、督责、考核臣下，完全有这种可能；而“怂恿”燕王哙禅位、“玉成”子之登基的苏代、鹿毛寿，也不无援用法家之“术”的可能。只是嗣后燕国出现“禅让”事件，弄得国内大乱、外敌入境、国祚几亡，即位的燕昭王有鉴于此，在本能上厌恶法家那一套，刻意“拨乱反正”，使法家在燕国再也没有任何市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作下著录有《燕十事》（班固自注：“不知作者。”），这或许可以算是燕国法家著作的孑遗。

（六）纵横家

在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中，纵横家榜上无名（《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的这一划分方法颇为合理，堪称精当，因为纵横家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家”。但《汉书·艺文志》却离析司马谈的“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说，增补了纵横、杂、农、小说等家，颇为庞杂而有失精当。(64)本书姑且将纵横家也列为一“家”。

《汉书·艺文志》认为纵横家“盖出于行人之官”，其长处是“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这就成了它的短处。《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纵横家作品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65)、《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等，在“兵权谋”下又提到《管子》、《苏子》等。《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鬼谷子》，《隋书·经籍志》始于子部纵横家类著录“《鬼谷子》三卷”。今人以为，“《苏子》是苏秦及其学派书信和游说辞的总集，《鬼谷子》则是纵横家的理论经典著作”，“两者不能混淆”(66)，可谓有理。

苏秦和张仪作为战国后期纵横家所推崇的人物，他们的游说辞常被世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但《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材料却是真伪参半，有不少出于后人的伪托。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它保存了已被淹没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67)，弥足珍贵。

但苏秦之作为纵横家，却与张仪（？—前310）、邹阳、主父偃（？—前126）等截然不同。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有着坚定的原则性，同时又有着策略的灵活性，绝非一介徒逞口舌之能的泛泛之辈，更非如后人所说的“无耻说客”(68)。他不但精通纵横捭阖之术，而且精通“兵权谋”之道。(69)他投靠燕昭王，与燕昭王一起勾画了长远的“强国”蓝图，策划了严密的“雪耻”计划，并奋不顾身、义无返顾地入齐为燕死间，展开其游刃有余的纵横捭阖之术，离间齐赵关系，唆使强齐伐宋，最终使弱燕一雪国耻，而自己却身首异处、车裂而死。(70)陈平曾经用他饱蘸深情的笔触写道：“平心而论，苏秦为燕昭王所建破齐之策的确十分卓越，其高瞻远瞩已非一般纵横游谈之士可比，简直就是一位大政治家的风范，是实堪与诸葛武侯的《隆中对》相比美的。史言燕昭王伐齐之功皆首推乐毅，其实燕昭王亡齐之谋主乃苏秦而非乐毅，乐毅只不过是个军事上的最高执行者罢了。”(71)

在出土于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主要讲述的是尧舜“禅让”故事。(72)李学勤认为，《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一样，“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哙禅让其相子之（前316）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73)。李学勤此说证据薄弱，所以他只用了一个“疑”字。李存山随后就认为，将《唐虞之道》归入纵横家的说法根据不足(74)；廖名春也认为，该篇无“子曰”，当是孔子的佚文，简文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无疑。(75)与其将《唐虞之道》列入纵横家，倒不如将见诸《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的作品列入更合适。

（七）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尊称“释迦牟尼”，前565—前485(76)），年代大体上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而略早。佛教后来相继传播到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的宗教。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说法。一说三代之前古中国已知佛教，二说西周之时佛教传入中国，三说春秋之时孔子已知佛祖，四说战国后期佛教传入中国，五说秦始皇时沙门已持佛经来华，六说汉武帝时中土已闻浮屠之教，七说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已见佛经。

以上诸说，与燕国直接相关的是第四说。晋王嘉《拾遗记》卷四载，“（燕昭王）七年（前305），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郊。善炫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及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咒术炫惑，神怪无穷”。俞樾（1821—1907）云：“此乃佛法入中国之始，申毒即身毒也。视《列子》所载周穆王时化人事，尤为明显矣。”（《茶香室丛钞》卷十三）其实，《拾遗记》的记载荒诞不经，俞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诚如汤用彤（1893—1964）所说，《拾遗记》所记“《晋书》已称其事多诡怪”，而所记燕昭王事“不悉是晋代原文，抑梁时改窜”；“所谓沐胥之国，印度无此名称”；燕昭王时，“佛化未出天竺”。(77)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之时(78)，良有以也！

三、文学艺术

（一）文学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甘棠》之诗见于《诗经》。

孔子对于《甘棠》之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孔子家语·好生》云：“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孔子家语·庙制》云：“周人之于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作为传世文献的《孔子家语》，其所载孔子对《甘棠》的评价，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孔子曰：……［《甘棠》之褒（报），美］召公也。……及其人，敬爱其树，其褒（报）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召）公……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贵亓（其）人，必敬亓（其）立（位）；悦亓（其）人，必好亓（其）所为。亚（恶）亓（其）人者亦然。”(79)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诗论》特别重视《甘棠》一诗，表明了孔子对召公的重视和肯定。(80)

作为召公传人的燕国王室，也一直在传诵着《甘棠》之诗。太子丹置酒宴请荆轲之时，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荆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燕丹子》卷下）这是燕国传诵《甘棠》之诗的明证。

在诗歌方面，《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下著录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业已亡佚。而《宋志》载有《雁门太守行》，乃歌咏洛阳令王涣的作品。顾实认为，后者“盖本旧曲，后汉取其音节，以祠王涣尔”(81)，其说可参。

乐毅的《报燕王书》（见《战国策·燕策二》和《史记·乐毅列传》等），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许多“中国文学作品选读”一类的书籍都选有该篇。

而见诸《战国策·燕策三》、《史记·刺客列传》、《燕丹子》（卷下）等载籍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更是为后世所广为流传。仔细比较《易水歌》与刘邦的《大风歌》，就可发现，后者其实袭自前者，“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由此亦可见《易水歌》对后世的影响。

另外，见诸《战国策·燕策二》的许多寓言（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不失其文学价值。

（二）史学

先秦时期，虽然说史学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82)，但却有着较为完备的史料记录系统和著录系统，先秦文字的零星记载反映了这一“信息”。

（1）各国均注意史料的积累与整理。如周有《周志》（《左传》文公二年），郑有《郑志》（《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十二年），燕有《燕记》（《方言》卷二），秦有《秦记》（《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等等。这一类作品，许多恐怕还处于“资料积累”与“初步整理”阶段（最多只能算“半成品”）；而下一类作品，则已是成熟的“著作”（可以称之为“成品”）。

（2）各国基本上都有其各自的成熟的“国史”，并且多以“春秋”为名。《墨子·明鬼下》提到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有《乘》、楚有《梼杌》、鲁有《春秋》，此可称之为“百国《春秋》”(83)。《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即熟悉各国史书。另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还是楚国教育太子的“教材”之一，“教之《春秋》”。乐毅报燕惠王书云，“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战国策·燕策二》，参看《史记·乐毅列传》），即以“春秋”为史书通名。

（3）各国王室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家族史”（家谱）。司马迁曾经读过《春秋历谱牒》，但谱牒多过于简略，“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遗憾的是，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种种考虑，对这些典籍进行了无情的摧毁。战国之时，“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秦灭六国之后，“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由于丞相李斯的主张，秦王朝更是大肆“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就燕国而言，其损失颇为惨重，“国史先失”（《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

（三）美术

燕国的美术作品，可举青铜器为例说明。青铜器以各种礼器最为重要，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不少青铜礼器造型优美、铸工精良，令人拍手叫绝。

琉璃河遗址M1193出土的太保盉（克盉），通高26.8厘米，口径14厘米，纹饰流畅精细，铸工一丝不苟，雄浑中透着秀巧，素朴中闪着灵光，是一件珍贵的工艺美术品。

燕国的青铜器多以虎、牛等动物形象装饰，反映的是燕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域特色，渗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这是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的。

如琉璃河253号墓出土的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堇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重41.5公斤，鼎腹内壁铸有铭文4行26字。堇鼎体态浑厚凝重，纹饰庄严古朴，整体气势宏伟，是一件珍贵罕见的艺术珍品。堇鼎铭文的书体清秀隽美，笔道或肥或瘦，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其结构严谨精到，行款章法自如，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杰作。(84)

再如出土于琉璃河西周墓葬遗址（M251）的伯矩鬲（又称牛首鬲），通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重7.53公斤，双耳，有盖，而整个器物就是牛的写实造型。盖面饰以雕状牛首纹，纽作牛首相背，颈饰夔纹；足部也饰牛首纹；周身有3个牛面浮雕，牛吻内收，面额部前倾，作斗牛状，鼓着气喘吁吁的大鼻子，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伯矩鬲构思新颖别致，造型雄浑奇特，形象逼真传神，在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上都具有高超的水平，“是一件极其精美的艺术品”(85)，“无疑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中的一件珍品”(86)，“说明燕国青铜器铸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87)。

又如琉璃河出土的伯簋，高27.5厘米，口径19.7厘米，是以象为主题的青铜器；盖面、腹部、垂珥、圈足等处均饰有象纹，足饰目雷纹，两耳作鸟形，四足为象首，细看鼻从口出，似怪兽吞噬龙蛇；纹饰极为细腻精致，而其构想可谓出神入化，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杰作。这种以动物形象为主，通体装饰花纹，还附加奇禽异兽，给人以雄浑凝重、美观肃穆的印象，表现了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环境特征。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攸簋，以三虎为足，虎头顶承簋之圈足，腹之两侧各附两只象头鋬耳，设计精巧，形制奇特，纹饰庄严华美。此外，乙公簋、父丁盉等，都是西周青铜器中难得的杰作珍品。(88)

燕国出土的武器（如刀、剑、头盔等），也多以鹰首、马头作为装饰。这既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反映，也是艺术审美使然。

（四）音乐

1．忼慨悲歌之声

古人多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送董邵南序》），这是燕地居民善于歌唱的写照，并且他们的所歌所唱应当是高亢、激越而又嘹亮的。当时民间的歌咏往往要用音乐来伴奏，相当具有感染力。燕太子丹派荆轲西入秦国行刺秦王，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89)，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史记·刺客列传》，另见《战国策·燕策三》）。徵，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第四音，相当于工尺谱上的“六”，简谱上的“5”。羽，古代五声音阶之一，相当于简谱“6”。由徵变羽，音乐的感染力大概即由悲壮变而为忼慨。

荆轲所和之歌，后人题名为《易水歌》，并演其事为琴曲。《易水歌》后来也泛指送别的悲歌，“叹息将如何，游人意气多。白雪《梁山曲》，寒风《易水歌》”（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

2．乐器——筑、琴、其他

（1）筑

筑，中国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因以持竹尺击之而得名。筑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但因失传已久，对其形制、构造及演奏等早已无从详细获知；从历代的记载中，还可约略知其大概。筑之形状起初大体似琴，但又比琴大，头安弦（《史记·苏秦列传》正义、《高祖纪》正义引应劭语）；唐朝时，其形制有所变化，外形似瑟而颈细（《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唐筑长150厘米，宋筑则长约140厘米。宋朝的筑设柱同筝，第一弦为黄钟正声，第十二弦为黄钟清声。用竹片击弦发音，故名筑（《旧唐书·音乐志》）。初为五弦（《说文解字·竹部》），后又有十二弦和十三弦者（《隋书·音乐志》、《广韵·屋韵》）。演奏时，左手执器或以手指按弦，右手执竹尺击弦发音。(90)

燕人高渐离（？—前221），最善于击筑。高渐离曾与燕太子丹等送荆轲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燕亡后，高渐离又为秦始皇击筑，以铅置筑中，以筑击秦始皇，不中，被杀（《史记·刺客列传》，另见《战国策·燕策三》）。高渐离之善击筑在历史上颇有盛名，陶渊明《咏荆轲》说“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战国时期，齐都临淄也有弹琴、击筑者（《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齐策一》）。西汉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也擅长击筑，“酒酣，高祖击筑”（《史记·高祖本纪》，又见《汉书·高祖纪》）。

（2）琴

琴是中国一种颇为古老的拨弦乐器，在燕国也不乏善鼓琴者。据《燕丹子》卷下记载，太子丹得荆轲后，曾经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史记·刺客列传》索隐“能”下有“鼓”字）。

（3）其他

在燕下都遗址所发现的乐器，有石磬、编镈、钮钟、甬钟、句鑃、编磬等。石磬24件，其中23件出土于虚粮冢墓区8号墓杂殉坑，1件出土于方坑，均为明器。(91)编镈9件、钮钟19件、甬钟13件、句鑃1件、编磬42件，出土于辛庄头墓区30号墓，均为陶器。(92)

3．舞蹈

《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赵、代“女子则鼓鸣瑟，踮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而燕国的民风民俗“大与赵、代俗相类”。看来，乐舞、妆扮之于该地女子，本属能事。因为代和中山早亡，到战国后期，便以燕、赵为该种风俗的代表。一直到唐朝，大诗人李白还用互文的手法描画燕、赵女性的擅长乐舞，“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另据《拾遗记》卷四记载，相传在燕昭王时，广延国进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二人不但擅长歌唱，而且精于舞蹈，其舞一名“萦尘”，一名“集舞”，一名“旋怀”（《北堂书钞》卷一三三引）。

四、科学技术

（一）地理学

1．“大九州说”

在地理方面，邹衍创造了“大九州”说。邹衍之所以要创立这一学说，是因为他鄙夷儒、墨两家“不知天地之弘、昭旷（宇宙）之道”，于是创立“大九州”说“以喻王公”（桑弘羊《盐铁论·论邹篇》）。邹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按照这一说法，中国叫“赤县神州”（内有九州），九个像赤县神州这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裨海环绕着；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此所谓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天地之际”）。因此，儒者所说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

邹衍的这一推论理路，司马迁归纳为“必先验小物，至于无垠”，但因“其语闳大不经”，“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杨宽曾经引《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极左右，有不释之冰”（孙星衍辑本下卷）说明，《尸子》已经推测到北极有常年结冰的情况，而邹衍“大九州”说的创立，“是和当时交通的发展和人们见闻的增长分不开的，有利于人们打破保守闭塞的成见”(93)。

2．督亢地图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刺客列传》以及《战国策·燕策三》、《燕丹子》卷下、《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等，都提到了荆轲刺杀秦王时所献的“督亢地图”。督亢一地在今河北涿州市、易县、固安一带，是燕国的富饶良沃之地，是贪婪的秦王急于获得的地盘，“欲献秦，故画其图而献焉”（《燕召公世家》索隐）。燕国之所以要献地图，是因为按照当时人的观念，献地图就等于献江山，“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韩非子·五蠹》）。

督亢地图应当标有地图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方位、比例尺、图例、地形等）。因为苏秦从燕之赵以合纵说赵王时，曾经提到，“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战国策·赵策二》），这就意味着战国时期的地图已经有了分率（即比例尺），从地图上便可以测量地域面积大小。

1977年，河北平山三汲村战国墓出土了中山兆域图（制作年代约在前323—前315），图的中心部分有以尺为单位的注记，由此可知享堂的面积和间距，其比例尺为1∶500。(94)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七幅木板地图（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99年）(95)，地图还保留有一定的实物绘画性质，绘制水平已经相当高。

遗憾的是，督亢地图后毁于秦，“秦王杀轲，图亦绝灭”（《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郡国志》），该地图的具体内容已不得其详。

3．《山海经》

《山海经》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归入“形法家”，主要是因为该书所记乃山海之形势。但《山海经》所记却不仅仅局限于地理，还旁及动物、植物、药物、矿物和民族、神话等，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的类书”(96)。旧说以为《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作者为益（见刘秀《上〈山海经〉表》），但此说荒诞不经，大失理据，所以学术界多不从此说。

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至西汉初年（作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最大(97)），作者非一人，作地非一地（或以为乃楚/巴/蜀/齐的作品(98)）。但陈平却认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先成书，《海经》部分晚出，而整部《山海经》最后的成书定稿人应是邹衍的门徒弟子；他又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正是在《海经》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发挥而成的，二者互为表里。(99)陈说貌似新颖而大胆，但仔细检点学术史，其实前人早已言及。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评判及作者之时代考》、方孝岳《关于〈楚辞·天问〉》、程耀芳《邹衍五德说·九州说之源流》等都说《山海经》是邹衍的作品，游国恩（1899—1978）《屈赋探源》说《山海经》是秦汉间人杂采（邹）衍说等推演成书的；而萧兵则说《山海经》很可能是东方早期方士根据云集燕齐的各国人士提供的见闻和原始记载编纂整理的一部带有巫术性、传说性的综合地理书。(100)相对而言，萧兵之说较为平实，但《山海经》是否最终由东方早期方士编纂整理而成，尚难坐实。

笔者认为，关于《山海经》的作者、作地及成书年代，最为平实而可靠的说法应当是：《山海经》的素材来自云集燕齐的各国人士提供的见闻和原始记载，东方早期方士（包括邹衍及其弟子）对此作了初步整理，但《山海经》文本在后世（战国—汉初）代有润饰加工，所以学术界说《山海经》“作者非一人，作地非一地”，其实并不为过。

（二）数学

数学，是一门历史非常悠久的科学。它的萌芽，是从数、形概念出现时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中产生的”(101)。

根据《汉书·梅福传》记载，早在齐桓公时（前685—前643在位），就有“东野”之人向齐桓公进献“九九”（乘法口诀），“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此事又见于西汉燕人韩婴所著《韩诗外传》（卷三）、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尊贤》，“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乎”。从“史源学”的角度而言，这条材料当来源于《战国策》佚文（《三国志·魏书·刘廙传》裴松之注引），可目为信史。另外，《荀子·大略》、《管子·地员》、《管子·轻重戊》也有关于“九九”的记载。它们说明，早在公元前7世纪，在中国北方就已经有了“九九乘法口诀”。当时的九九乘法口诀与现今的口诀略有不同，它起于九九八十一——因此被称作“九九”，迄于二二得四，共计三十六句，比现今的少九句。

以前为学者所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九章算术》，该书虽然成书于汉代，却有更早的渊源。1983年12月，湖北江陵县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102)，其中有一种就是《算数书》（释文已公布于《文物》2000年第9期），其年代比《九章算术》早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研究者多认为，《九章算术》今本文字是沿袭《算数书》而来，或者两书有共同的来源；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数学史上的空白，为追溯《九章算术》的渊源提供了条件。(103)既然《九章算术》有更早的源头，而且确实也发现了比它更早的《算数书》，那么，再反观《韩诗外传》卷三的那条材料，目前也确实难以否定其真实性，齐国早有“九九乘法口诀”也未必全无可能，而由齐传入与之毗邻的燕国，也不无可能。

1977年，河北易县燕下都辛庄头的一座大墓出土了20件金饰件，背面有记重刻铭。(104)其中一件金饰谓，“二两廿三朱四分朱一”。中国计量科学院曾经用精密天平校量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8件金饰件，发现当时燕国的计量已经相当精确。按实测折重平均值，其1斤为248.4克，1两为15.524克，1朱（铢）为0.647克。(105)燕国既然有如此精确的衡制，其数学之发展水平不难想象。

2013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出版，共收录竹简三篇，其中一篇即《算表》。(106)《算表》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不仅比目前能够见到的古代十进制乘法表年代都早，而目其数学与计算功能也超过了以往中国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表和张家界汉简九九表等古代乘法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尚属首见，是一次惊人的重大发现，为认识中国先秦数学的应用与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107)2017年4月23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在清华大学宣布，经过独立核实认证，清华简《算表》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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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

(2) ［美］墨菲著，王卓君、吕迺基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5页。

(3) 李勤德：《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杂志社，1995年。

(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第125—127页。

(5) 吕思勉：《从民族拓殖上看东北》，《吕思勉遗文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6) 杨春宇、王媛：《扬雄〈方言〉所见的幽燕方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7)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8)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9)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澧西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111页。

(10)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50页。

(12) 雷兴山、郑文兰、王鑫：《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甲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20日。

(1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后收入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1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14)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4页。

(15)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36—137页。

(16)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7)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18) 吴振武：《释“受”并论盱眙南窑藏铜壶和重金方壶的国别》，《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9页。

(19)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3、101页。

(20) 关于诸子的生卒年，本书采用的是钱穆的说法（《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93—698页）。

(21) 李贤注：“《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李白《古风》之三七：“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所说即邹衍此事。

(22) “大九州”说详见本章后文。对阴阳家思想及邹衍学说的全面考订与详细论述，敬请参看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2—458页。该书由同名博士学位论文修订、增补而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指导教师：谢维扬教授）。

(23) “土德始之”四字，系笔者以意所补。

(24)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5) 有人认为，在可考的77名孔子弟子中，有燕国颜高1人（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但查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等资料，颜高实为鲁人而非燕人，少孔子五十岁。颜高，字子骄，今本《家语》、《汉书·古今人表》作“颜刻”，《列传》索隐引《家语》说“名产”，高、刻、产三字形近易误。

(26) 又见《孔子家语·终纪解》，文字小异。

(27) 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34页。

(28) 参看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29)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六《难三》云：“顾广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误。”陈奇猷赞同此说（《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09页）。按：王、顾、陈之说可参。但《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均作“燕王哙”或“燕王（哙）”，作“子哙”者，盖涉下文“子之”而误，因此，《难三》之语作“燕王哙”，亦可通。

(30) 沈长云等：《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9—450页。

(31) 柳承国认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韩］柳承国著，傅济功译：《韩国儒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另据《中国儒学文化大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8页介绍，在由郑判龙、李钟殷主编的《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还有持相同观点者。

(32) 以上二事见《史记·匈奴列传》。

(33) 《汉书·儒林传》：“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韩婴）。”后来才增加了“毛诗”，成为四家。

(34) 《汉书·儒林传》作“推诗人之意”，与此有异。笔者以为，当以《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为胜，因为《汉书》接着说“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

(35) 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06—207页。

(36) 金德建：《〈韩诗内外传〉的流传及其渊源》，《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0—56页。

(37) 《史记索隐》：“淳于，县名，在北海。”《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淳于国，在密州安丘县东三十里。”

(38) 《汉书·儒林传》所记汉代以前“易学”传授的谱系如下：孔子—鲁商瞿（字子木）—鲁桥庇（字子庸）—江东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东武孙虞子乘—齐田何子装。与《史记》有所不同，但前人一般均以《史记》为准。如陈直即明言，“（司马迁）对易之传授，极为详明，比较汉书儒林传为可信”（《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按：《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这一传授谱系仍然有“缺环”，因为在世系和年代上无法与孔子及其年代相衔接。

(39)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的著录体例是先述《易经》十二篇，后述《易传》自《易传周氏》至《丁氏》七家之书，意即七家书名前均可冠以“易传”二字。为明确起见，笔者在此处称《韩氏》为《（易传）韩氏》。

(40)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5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5—166、218—219页。

(41)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42) （明）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09页。

(43) 谢维扬：《至高的哲理：千古奇书〈周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12页。

(44)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45) 李学勤：《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

(46)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此文后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380—387页）。在该书第392—393页，李学勤又一次申述此旨。

(47) 李学勤：《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5—396页。

(48) 陈寅恪：《论韩愈》（1951年），《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5页。

(49) 1998年公布的出土文献《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研究者多认为其年代当为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在年代上与此颇为“巧合”。所以笔者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既然作为先秦“显学”之一的儒学可以“南传”至楚地，难道就没有可能“北传”到燕地吗？

(50) 按：《黄帝四经》，学者或称之为《黄帝经》、《黄帝帛书》。

(51) 《庄子·天下》篇保存有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事”，其中之一是：“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因为在当时人看来，燕在最北，越在最南，故有此语。

(52) 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原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311页。此外，他又在《〈鹖冠子〉与两种帛书》[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1992年]重述此旨，同前引书，第89页。

(53)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6页。

(54) 笔者专门撰有《“无为”思想发凡——以先秦汉初的儒家和道家为考察中心》一文[刊于台北《孔孟学报》（第80期），2002年]，论“无为”甚详，此不赘述。

(5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1页。

(56) 详见彭华：《“无为”思想发凡——以先秦汉初的儒家和道家为考察中心》，《孔孟学报》第80期，2002年。

(57)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5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校勘记》、《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的整理和意义》，《文物》，1995年第12期。

(59) 即《庄子·外篇·秋水》所说的“合同异，离坚白”。

(60) 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一事，又见《吕氏春秋·有始览·听言》，但非常简略。

(61) 藏本作“诚信不”，此从王先慎改。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62)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6页。

(63)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64) 李零说：“刘歆《七略》增加纵横、农、杂、小说四家皆非思想流派（纵横、农是专门之学，杂、小说非家），讲思想流派仍不出于六家。”[《说“黄老”》，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后收入《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此说有理。

(65) 班固在“《庞煖》二篇”下自注“为燕将”三字，但该书在“兵权谋家”下又著录有“《庞煖》三篇”，二者必有一误，而以“纵横家”著录出错的可能性最大，且庞煖为赵将而非燕将（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66) 蔡运章：《〈苏子〉及其相关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3期。

(67)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50页。

(68) 陈仓：《无耻说客苏秦》，《人物杂志》，第3卷第7期，1948年。

(69)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曾经“习之于鬼谷先生”，后又“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而《战国策·秦策一》也说他“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后又说“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由此可知，苏秦当时钻研的内容属于“兵权谋”一类，盖即《太公》之《谋》。鬼谷，地名，一说在今河南登封北。鬼谷子因隐于鬼谷，故自号鬼谷子。

(70) 关于苏秦的事迹，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三、四节。

(7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7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73)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3—17页。

(74) 李存山：《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263—277页。

(75)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该文后又收入《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36—74页。

(76) 此说所依据的文献是《众圣点记》，分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善见律毗婆沙记》和《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善见毗婆沙律》卷十八。

(7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78) 持此说者甚众。如：（1）赵朴初：《中国佛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527—528页。（2）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79) 马承源主编：《孔子诗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6、147—148页。

(80) 晁福林：《上博简〈甘棠〉之论与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论〈尚书·召诰〉的性质》，《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

(81)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

(82) 本处之所以将“史学”列入“文学艺术”类，这是原因之一；另外，古中国本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而陈寅恪也有“诗文证史”方法之发明。

(83) 《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答魏收书》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按：“吾见百国《春秋》”一语，又见《史通·六家·春秋》。

(84) 于力凡：《燕国重器——馆藏琉璃河遗址出土堇鼎》，《文物天地》，2016年第8期。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0页。

(86) 齐心主编：《图说北京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87) 天戈：《北京出土文物》，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88) 张智勇：《北京考古史·夏商西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77页。

(89) 鲍彪本《战国策·燕策三》作“为变徵之声”，但姚宏本《战国策·燕策三》作“为濮上之声”。按：联系上下文，此处所述均为古代的音阶，《燕策三》正文当以鲍本为胜。

(90) 萧琴、彭华：《古“筑”探源——中国古代乐器探索之一》，《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49—52页。

(9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79—682页（文字），第681—682页（图三九四、图三九五）。

(9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7—705页（文字），第701—707页（图四〇七、图四〇八、图四〇九、图四一〇）。

(93)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7页。

(94)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孙仲明：《战国中山王墓“兆域图”的初步探讨》，《地理研究》第1卷第1期，1982年。

(9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96)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97)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98) 蒙文通认为很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战国作品，袁珂认为乃楚人所作，顾颉刚、谭其骧认为乃河汉间人所作，任乃强认为《东山经》采自战国燕齐方士之书。[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1978年；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任乃强：《试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其资料来源》，《〈山海经〉新探》，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99)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6—239页。

(100) 以上所述，采自萧兵《〈山海经〉：四方民俗文化的交汇——兼论〈山海经〉由东方早期方士整理而成》，《〈山海经〉新探》，第133页。

(101)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页。

(102)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103) 李学勤：《〈算数书〉介绍》，《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6—229页。

(104) 石永士：《燕国的衡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105) 丘光明：《试论战国衡制》，《考古》，1982年第5期。

(10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

(107) 李均明、冯立昇：《清华简〈算表〉概述》，《文物》，2013年第8期。

(108) 晋浩天：《清华简〈算表〉为最早十进制计算器》，《光明日报》，2017年4月24日第6版。

第十一章　社会生活

一、衣食住行

（一）衣

因为燕地的经济属于“复合经济”，有着较为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因此当地居民制作衣服的原料主要有两类——布类和毛皮类，如布帛、麻、狐裘、毡子等。战国时期燕国的牲畜饲养业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并且划分了专门的片区，燕之“氈裘狗马之地”与齐之“海隅鱼盐之地”、楚之“橘柚云梦之地”、韩魏之“汤沐之地”等齐名（《战国策·赵策二》）。司马迁在列举各地的物产时，也指出“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史记·货殖列传》）。

1980年，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了两件陶蚕蛹，研究者在观察之后指出，“当时陶蚕蛹制作的工艺师是对照蚕蛹实物而制作的，或者可以说这位工艺师是非常熟悉蚕蛹的”(1)。1960年，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曾经发现过一件蛹形陶饰，其形制和南杨庄遗址出土的陶蚕蛹非常相似。(2)基本上可以断定，早在5000多年前，山西、河北地区就已经开始育蚕了。(3)随后，蚕桑业仍相沿不绝，并日渐发展，先秦史籍也说“燕、代田畜而事蚕”（《战国策·燕策一》）(4)。既然可以种桑养蚕，与之配套的丝绸纺织业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燕国上层贵族和部分富裕阶层，所穿着的衣物中自然也当有丝绸。苏秦北上游说燕王，燕王“于是赍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战国策·燕策一》）。在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一号墓出土的漆箱的表层中发现了绢的痕迹，在二号墓主棺棺盖下也发现了绢的痕迹，它们应该是当时的丝织品留下的痕迹。(5)

所谓“带钩”，即束在腰间的皮带上的钩。用青铜制，也有铁制或玉制。原为“胡服”所用，春秋、战国时期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在燕下都遗址，出土了23件铜带钩，形状有匙形、琵琶形、长牌形、棒形、楔形、兽面形、人物形等7种。(6)在燕下都遗址采集到的战国时期的服饰品，有骨笄5件、骨璜1件、玉璧5件、玉璜2件、玉琮1件。(7)

据各地区考古出土遗物，对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服饰形态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尽管各地区间的服饰形制有交互影响、互有所取之处，但总有其固定的风格品位。从宏观上看，大概可以说，中原周地和三晋服饰的质朴，东方齐鲁服饰的舒裕，北方中山和燕地服饰的矜夸，西北秦地服饰的厚实，东南吴越服饰的拙而有式，南方楚地服饰的轻丽，西南巴蜀滇服饰的宽松，汇为一时代服饰的洋洋大观。(8)研究者对燕国服饰风格的观察与概括，是站得住脚的，也合乎燕地的民风民俗。(9)

（二）食

主食

《周礼·夏官·职方氏》说幽州（跨今河北、辽宁）“其谷宜三种”，所谓“三种”指的是黍、稷、稻；又说冀州“其谷宜黍、稷”，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谷宜五种”，所谓“五种”指的是黍、稷、菽、麦、稻。(10)又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燕国有着丰富的粮食储备，“粟支十年”（《史记·苏秦列传》作“粟支数年”）。由此可见，燕国的农业还是比较可观的，而燕地居民的主食有黍、稷、菽、麦、稻。

副食

燕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燕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副食。具体而言，其副食有水陆产品中的马、牛、羊、豕、鱼、虾等。《周礼·夏官·职方氏》说幽州（跨今河北、辽宁）“其畜宜四扰”，郑玄说“四扰”即马、牛、羊、豕四种家畜。(11)《战国策·燕策一》说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另见《史记·货殖列传》），这完全合乎事实。燕地又有着发达的畜牧业，牲畜除用于军事、交通和生产外，供人食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饮用水

水是生命的源泉，当时燕地居民的饮用水当取自水井。在河北燕下都遗址（F1、F2）、河北石家庄、河北满城要庄等地，都发现过战国时期的水井。(12)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外、法源寺、白云观、陶然亭等处，也发现了汲水用的陶井井圈，并且分布较为密集。(13)

水井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燕地水井的发现说明，水井一方面可以提高燕地居民饮用水的质量（其中有的可能是用于农田灌溉），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的蓟城和燕下都已经是人口相当稠密的城市。

食用盐

盐之于生活的重要性，一如水之于生命。先秦之时，盐、梅都是重要的调味品，“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尚书·说命》）。盐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管子·海王》）。齐、燕素以煮盐业发达而著称，“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盐铁论·本议》在列举“养生送终之具”时，特意提到“燕、齐之鱼盐旃裘”。

果品

燕国地处暖温带的山区，很适宜种植果树。燕民种植的果树有枣、栗、杏、梅等（《战国策·燕策一》），而栗的种植面积甚广。(14)

栗，别名板栗、大栗、魁栗、毛栗等，通称栗子。栗的原产地就在中国。在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栗和榛等果实，这说明栗远在6000年前就已经成为中国古人的食用品了。在古代中国，栗、枣、桃、李、杏并称为“五果”，为人所食用的程度不亚于禾谷类的“五谷”。栗子营养丰富，味美甘糯，既可生食，也可作佐料之用，还可入药。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说，“五方皆有栗，周、秦、吴、扬特饶，吴、越被城表里皆栗，唯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者悉不及也”。枣味甘甜，可食，亦可供药用。《诗经·豳风·七月》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时品》云：“都门枣品极多，大而长圆者为缨络枣，尖如橄榄者为马牙枣，质小而松脆者为山枣，极小而圆者为酸枣。又有赛梨枣、无核枣、合儿枣、甜瓜枣。”《密云县志》在谈及本地所产小枣子亦云，“密云产枣，小者佳”。枣仁可入药。明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果一·枣》云：“常服枣仁，百邪不复干也。”

除枣、栗外，北京产杏、梅的历史也很悠久。1977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发掘丰台区贾家花园战国墓时，在出土的铜钫中发现了数十个残存的杏、梅壳，说明北京地区在战国之时是盛产杏、梅等果品的。(15)直至今天，燕山栗子、密云小枣、沧州金丝小枣、京东板栗等仍然是北京、河北两地的名特产。

酒

地处北方的燕国，其民有饮酒之风。如荆轲本“嗜酒”豪放，他由卫至燕后，与擅长击筑的高渐离颇为友善，“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曾经置酒宴请荆轲，“酒酣，太子起为寿”（《燕丹子》卷下）。

（三）住

在远古时期，中国先民一度过着“巢居”（南方）和“穴居”（北方）的生活(16)；但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则纷纷搬迁到地面居住，修建房屋随之兴起。春秋战国之际，房屋建筑已有葺屋（草屋）和瓦屋之分（《考工记·匠人》）；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宫室已普遍使用瓦覆顶（如燕城易县、赵城邯郸、晋城侯马、齐城临淄、鲁城曲阜等）。生活在城市里的燕民，则被安排在划出的特定区域居住。如燕下都的东城，其内部就有一定的区划，分为宫殿区、居住区和墓葬区三大部分。(17)

（四）行

燕地三面环山（太行山、燕山及军都山），一面朝向华北平原，东面是渤海，地形兼有平原、山区，而平原上湖泊沼泽众多，所以燕人要出行，至少有三种交通工具可供选择：一是由发达的畜牧业所提供的马匹和马车；二是与大海湖泊紧密相关的轮船和舟楫；三则在平原地带可步行。《战国策·燕策一》说：“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战国策·燕策二》又说：“燕王说，奉苏子车五十乘。”由此看来，作为实用的交通工具之一的马车，还可作为馈赠之物。

二、婚姻丧葬

（一）婚姻

燕、赵之地，自古便盛产美女，且多能歌善舞，故后世遂以“燕赵”、“燕赵人”、“燕赵女”、“燕赵姝”、“燕姬赵女”、“燕赵佳人”等代指美女。如，《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文选·鲍照〈舞鹤赋〉》：“当是时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刘良注：“巴童、燕姬，并善歌舞者。”唐司马扎《猎客》：“娥娥燕赵人，珠箔闭高堂。清歌杂妙舞，临欢度曲长。”唐曹邺《四望楼》：“无限燕赵女，吹笙上金梯。”唐于濆《苦辛吟》：“我愿燕赵姝，化为嫫母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唐于濆《古征战》：“齐鲁足兵甲，燕赵多娉婷。”唐李白《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唐韦应物《冰赋》：“寡人生于深宫，懵于服食，左右唯燕姬赵女，侈服美色。”北周王褒《高句丽》：“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

燕地居民在男女关系上显得比较开放而随便（详下文），年轻男女在婚前的交往似乎并不受到什么限制，“自由恋爱”之风甚炽。《墨子·明鬼下》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据孙诒让校增）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属，《周礼·州长》郑玄注说犹合也、犹聚也。(18)由此可知，燕之祖的特色，一如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本乃男女聚合、乱而不分的酒色沉洿场所。郭沫若认为，此四者皆与祭祀高禖有关。(19)

燕地的婚姻制度，一如中原等地，也当以“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即在上层贵族官僚中流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在中下层居民中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虽然是其主流，但也不排除其他婚姻制度的存在（如收继婚），因为燕地边胡，自然又不免杂糅了胡风胡俗。如《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说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就是当地熏染胡风胡俗的一个证据。所谓“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其实是古代借妻婚的残留。

（二）丧葬

就考古发掘而言，春秋时期的燕墓基本上仍然是一片空白，无法在春秋和战国的比较上做文章。在整个战国时期，燕国地区流行的是竖穴土坑墓。如北京怀柔城北发掘的一座墓地（年代从东周到汉代），其中东周墓均为竖穴土坑墓。(20)再如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发掘的两座战国早期墓（LJ10T39④M2、LJ10T31④M6）、7座战国中期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1)

根据随葬品的类型组合，可以将燕国大墓分为铜器墓和陶器墓。属于铜器墓的，如河北唐山市贾各庄墓地，随葬品以铜器为主，组合为鼎、豆、壶。(22)再如河北三河双村1号墓，也是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都是青铜器，有鼎、豆、簋各一件，还有兵器等；三河大唐回1号墓也是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青铜器，有铜鼎、豆、簋、勺各一件（二墓均为战国早期墓）。(23)又如燕下都31号墓，随葬器物与贾各庄28号墓略同，均出土附耳有盖鼎和敦形鼎各一件，又有铜豆、陶尊等。(24)

属于陶器墓的，如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时代约为战国早期）。燕下都16号墓是燕国高级贵族的墓地（墓主的身份相当于卿一级(25)），规格较高——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燕墓(26)，但墓中所出的全部是仿铜陶礼器，随葬礼器的组合与安徽寿县蔡侯墓相似，包括列鼎和组合的簋，特别是乐器中的甬钟、钮钟和编镈，也都是陶器而非铜器。(27)该墓所出的仿铜陶质礼乐器，制作得相当精细，既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又有一定的地方风格。例如，隆起的鼎盖上有较大的扁钮和出戟，高柄豆的半球形盖有可供倒置的三只长足，又盛行一种小口鼓腹的带盖豆，等等。(28)像这样只出陶器的燕国大墓，在北京昌平松园村和河北承德滦河镇也有发现，均为中型墓。(29)这些只出陶器的大墓，其规模大于或相当于出铜器的唐山市贾各庄墓群。只出陶器而没有铜器的大墓，算得上是燕墓的特点之一，或许有其社会原因或某种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30)

战国时期，燕国盛行以瓮棺敛葬婴幼儿的习俗，是为瓮棺葬。(31)瓮棺葬的葬具，绝大多数是以日常实用的陶瓮、陶盆、陶罐或陶瓦片相互组合套接，充作敛尸之葬具；专门为作瓮棺而特意烧制陶棺者，实则十分罕见。瓮棺葬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初生夭亡的婴儿，或半岁至两岁左右的幼儿，最大的不超过三至四岁的夭折儿童，绝少见到用于埋葬成人的大型瓮罐。在瓮棺之内，绝大多数都没有任何随葬品，极少数或个别有随葬品的，也仅仅是一两枚婴幼儿的普通小件饰品而已。

在当时的燕国境内，如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瓮棺葬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在此，试略举数例。1949年，安志敏（1924—2005）、伊秉枢在北京海淀区阜城门外八里庄附近调查时，在摩诃庵内发现战国时期瓮棺墓两座。(32)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战国瓮棺墓。瓮棺内各盛敛不足三岁的幼儿遗骸一具，头北足南，没有任何随葬品。1955年，在北京西郊中关园内发现战国瓮棺墓一座。棺内尸骨已经腐朽，没有任何随葬品。(33)1959年11月至1960年2月，在北京怀柔县城北墓地发掘东周两汉墓葬期间，在该墓地发现瓮棺墓5座。(34)2006年5—9月，在北京房山岩上墓地共发现瓮棺墓14座。(35)北京之外，在河北也发现了瓮棺墓。在燕下都第21号遗址（T51），曾经发现过两座瓮棺葬（M1、M2）。M1用两个夹砂红陶鍑对在一起为葬具，M2用一个灰陶尊和一个夹砂红陶鍑为葬具，尊口套在红陶鍑的口内。两座瓮棺葬的婴儿骨骸，都是头向北，无随葬品。(36)在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发掘了1座战国早期瓮棺墓（LJ10T99②W11），有长方形土坑竖穴，无随葬品，用圜底瓮作葬具。(37)在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发掘了9座战国中期瓮棺葬，以红陶鬴、圜底瓮作葬具。(38)在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发掘了7座战国晚期瓮棺葬，皆长方形土坑，以红陶鬴作葬具。(39)在辽东地区所发现的瓮棺墓，其分布是相当密集的。(40)

三、宗教祭祀

燕、齐之地，自古就有浓厚的巫术之风，出产巫师和方士；直至秦汉之时，燕、齐之巫仍然享有盛名。燕、齐之地广为流行的方仙道，后为道教所吸收。

在1975年发掘于北京昌平白浮村的三座西周早期的木椁墓中，发现了卜甲和卜骨(41)，这无疑是燕地也盛行卜筮的明证。在北京琉璃河遗址中，也出现了甲骨卜辞，其特点更接近于殷墟卜辞，研究者认为“由此可见商遗民对燕国文化的影响”(42)。《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载“燕人惑易，故浴狗矢”的故事，也反映燕地巫风之盛。

在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时(43)，就有许多海上方士为君主们求神仙、访仙药。《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燕昭王就是一个虔诚的方术信徒，热衷长生、希求成仙。相传，燕昭王尝与其臣甘需坦诚相言：“寡人志于仙道，欲学长生久视之法，可得遂乎？”（《拾遗记》卷四）他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目的就是求取“不死之药”（《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东游至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史记·秦始皇本纪》）。

追根溯源，道教的许多重要内容，如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道”）、种类繁多的修炼道术（“术”）等，即来源于燕齐方术与法术。《史记·封禅书》说，“（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四、民风民俗

就总体而言，燕地因为偏在北陲，远离作为周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兼之本地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杂糅相处，使得本地的社会风俗自成一统，有别于中原地区。

1．男女关系开放而随便

根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记载，燕地的男女关系较为随便，似乎没有什么礼义大防，“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由此看来，燕地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可谓“放荡”(44)。

如果说《汉书·地理志下》所述主要反映的是燕地婚前的男女关系较为随便，而以下一则故事讲述的则是婚后的情形。《韩非子·内储说下》云：“燕人惑易，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一曰浴以兰汤。”该则故事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形：一是私通之于燕地妇女，似乎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胆子很大，并且内心坦然；二是反映燕地巫风颇盛（如“浴狗矢”），这自与燕地盛产巫术和方士不无关系。

2．社会价值观念有别于中原主流

燕地男人农耕意识淡薄，喜欢游手好闲，“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而女人则薄女红桑织而不为，全然没有中原那一套贞节观念，“女子则鼓鸣瑟，踮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总之，“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史记·货殖列传》）。《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曰：“燕其气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尔雅注疏》卷七）

《汉书·地理志下》认为，以上两种民风民俗的形成，与太子丹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故“民化以为俗”。但笔者认为，这种文化特色的形成，乃燕地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然。燕地因为僻居北方，气候寒冷干燥，土地贫瘠，致使农业生产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困难；兼之燕地有众多的“古族”与“古国”，难免互相影响，而且其中的许多民族并非华夏民族。当然，太子丹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华夏文化的燕地文化。

3．慷慨悲歌、刚强不屈、任侠使气的个性

翻阅先秦典籍，我们可以知道，燕地之人具有慷慨任侠、勇猛无惧、朴直率性、刁悍轻薄等特点。如《吴子·料敌》说：“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吴子》的这一概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为后世史籍所继承。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隋书·地理志》云：“（冀幽之士）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阚骃《十三州志》云：“冀州之地，盖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语曰：‘仕宦不偶值冀部。’其人刚狠，浅于恩义，无宾序之礼，怀居悭啬。古语云：‘幽冀之人钝如椎。’”（《太平寰宇记》卷六三引）

在唐朝文人的笔下，对燕赵的这一民风描写甚多。韩愈（768—824）《送董邵南序》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骆宾王（627？—684？）《易水送别》云：“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钱起（722？—780？）《逢侠者》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韦应物（737—792）《送崔押衙相州》云：“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

而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故事，成为燕赵任侠的铁证，给后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直到汉代，还有这方面的遗迹，如在山东嘉祥县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上，即有“荆轲刺秦王”的画面。(45)直到东晋时，陶渊明还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明陈子龙（1608—1647）《渡易水》云：“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清俞瀚《咏荆轲》云：“不是真知己，如何任侠行。自从君去后，易水有悲声。”《畿辅通志》云，“衡介燕赵间，士多慷慨”，“性缓尚儒，仗义任侠”。(46)

至于个中原因，《管子·水地》认为与当地的地理特征有关，“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地理环境虽然也是影响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对而言，《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的看法则更为全面、更为贴切一些。《地理志下》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某地风俗的形成，既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有关（“水土之风气”），也与所谓“上行下效”有关（臣民“随君上之情欲”）。(47)具体而言，燕地民众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个性，一则与当年燕太子丹有关，“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另一方面，也与燕地所处的民族环境有关，“上谷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这才点中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燕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文化上互相影响，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本章主要论述的是燕地的“大众文化”（西方人类学称作“小传统”或“通俗文化”），而上一章主要论述的是燕地的“上层文化”（西方人类学称作“大传统”或“精英文化”）。这两章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燕地的这种文化特色，有人归纳为是一种“二重结构”，并且认为，它是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地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综合体。(48)此话虽然未免笼统抽象，并且语焉不详，但有几点却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燕地的文化确实呈现出“二重结构”的特点，亦即燕地文化不是单一性的文化，而是复合性的文化。在燕地，既有姬姓周人的文化，也有子姓殷人的文化，还有其他各“古族”与“古国”的文化。当然，在这三系文化之中，商文化与周文化是其大宗，这已为考古报告和分析研究所证实。(49)在先秦时期，这三系文化既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二重结构”。

其次，燕地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无疑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制约着文化的发展；而燕地的地形较为复杂，既有平原（华北平原），也有山地（如燕山、太行山），还有草原（长城以北），并且濒临渤海。

再次，燕地文化特色的形成，与燕地的复合经济生活有关。在广袤的燕地，既有定居民族的农耕文化，也有游动民族的游牧文化，而燕都（包括董家林古城和蓟城）地区正好位于中原农业经济与北部畜牧经济两大自然经济区的交界处。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幽州“其利鱼盐”，“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根据郑玄的解释，“四扰”指马、牛、羊、豕，“三种”指黍、稷、稻。(50)说明燕地既有农业，也有畜牧业，而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农具；在黄土坡墓地，几乎每个墓葬都有动物的遗骨，它们是被用于殉葬或祭奠的。(51)史念海甚至认为，作为燕国都城所在地的蓟（今北京市），直到秦汉时期，依然是一个经济都会，它的发展是仰仗于对外贸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乌桓、秽、貊等民族部落贸易的场所。(52)

最后，燕地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当地的多民族分布有关。诚如前文所言，燕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他们之间既有无情的冲突与战争，也有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还有渐进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史记·货殖列传》就说，燕都是“勃、碣之间”的一大都会，它“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文化的互相影响乃势所必然。史念海指出，“春秋时，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以燕国最为特殊。……如果不是东南一隅和齐国还有一点接壤的地方，则几陷于非华族包围之中”(53)。

具体而言，燕地文化的组成部分至少有以下三支：姬燕文化、殷商文化、土著文化。这三支文化在燕地既互相冲撞，又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了既有别于中原华夏文化，又不同于北方土著文化的燕地文化。(54)

燕国与境内以及毗邻的古族与古国，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上有时或许是水火不容的，但文化上的融合仍然势不可当。因而，燕地文化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的融合性上。这种融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姬燕文化接受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影响，一种是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接受姬燕文化的影响，而最为主要的一种恐怕应当是互相影响；前二种是单向影响，后一种是双向影响。下面，笔者将结合考古发掘，对这三种情况分别予以叙述。

（一）姬燕文化接受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单向影响

1975年，在北京昌平白浮清理出三座西周木椁墓。(55)2号和3号两座木椁墓出土了很多青铜兵器，器物丰富多采。所出的青铜剑很有特色，在剑身和茎之间有两个小刺，有的剑首作马头状或鹰首状；有的长条形铜刀，柄首也作鹰首状；此外还有柄端带铃的匕首，“这些兵器与同墓所出的其他常见于中原地区的兵器不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显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56)。但不可否认的是，昌平白浮木椁墓虽然含有中原商周文化、北方青铜文化、南方青铜文化诸因素，但以中原周燕文化为主要特征，其为姬周族遗存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族属。(57)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曾经发掘过两座古墓，二墓均为木椁墓，随葬鬲、鼎、豆、壶等陶器组合，是典型的战国前期燕文化墓葬，但墓中殉有羊牲，这是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使然。(58)有人曾经分析过东周时燕、代等地出土的青铜容器，认为它们受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文化的影响。(59)

在《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的《概述》中（1940年），陈梦家将东周铜器按地域分为五系，以燕、赵为北土系，并说它最易受到长城外的地方文化的影响。但他后来也承认，当时因为没有见到实物，且为了说明东周铜器的地域性，“过分地强调了铭文中若干方言的存在”。等他见到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燕国铜器实物以后，见解也就较为公允客观，并具有了历史的眼光，“春秋末、战国初的燕、赵铜器实上承自西周初的宗周式的燕、赵铜器，虽有少数的由于地域所特别发展的部分和所受塞北的地方文化的影响，但其主要的形式依然是西周的传统。我们不可以过分强调地域性，而应从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所保存的主要的共同来源，见其大同小异。我们也不可以割裂地举示某一时期的铜器特点，而应推源其所从来的发展过程，以见其演变的自渐而大”(60)。

（二）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接受姬燕文化的单向影响

如下面将要提到的天津张家园上、下层两个文化类型以及连接这两个类型的围坊第三期遗存，“这是一支土著系统文化，在当地古文化发展中居主导地位”，“这支文化大约在春秋时期与姬燕文化融合”(61)。又如，在燕北长城遗址以南的古城里发现了许多燕、秦、汉时代的铁器生产工具（镬、铲、锄、镰等），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原先进的农耕对东北经济地区是有影响的，对周边兄弟民族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62)。

（三）姬燕文化与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双向影响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如，在北京的山戎文化墓葬遗存中，出土了样式繁多的青铜削刀，其型式演变有序；有数座年代偏晚的随葬尖首刀币，其型式可与年代偏晚一些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削刀相衔接，递变轨迹清楚明确。考古研究者说，我们有理由推测，燕国及其临近地域最早出现的刀币——尖首刀，可能源于北邻的山戎青铜削刀，虽然目前尚不能断言是燕人还是山戎人首先赋予尖首刀以货币的职能(63)，但无论如何，这都可以看作是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

天津张家园上、下层两个文化类型以及连接这两个类型的围坊第三期遗存(64)，代表了天津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上承龙山、下迄春秋的全部发展过程，“这是一支土著系统文化，在当地古文化发展中居主导地位”，“这支文化大约在春秋时期与姬燕文化融合”。从宝坻县歇马台、牛道口、蓟县邦均等地一些墓葬礼俗的变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融合的过程。邦均遗址发现墓葬52座，年代大约为西周中期，墓葬的主人属于戎狄部落，40多座墓无一出土鼎、豆、壶等铜礼器，82%以上的墓无随葬品，“可视为姬燕文化的礼俗在这里还未流行”；宝坻县牛道口发现9座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从出土随葬品看来“墓主也是一支正在接受姬燕文化礼俗的戎狄居民”；歇马台发现墓葬8座，属春秋战国时期，随葬红陶三足器和鼎、豆、壶的墓葬，在北京和燕下都等地常见(65)，“无疑是燕国人的埋葬习俗。但大多数墓随葬品种类不一致的情况，表露出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墓主人原来并不是姬燕集团成员，而是接受姬燕文化礼俗过程中的土著居民”(66)。

1985年，在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的涞水、易县发现了古遗址32处，试掘5处，获得了西周时期本地土著文化的线索。它们与已知的京津唐地区同期的诸类遗存均有显著的差别，其中值得注意的特征有：夹云母红褐陶，堆纹口高领鬲，通体遍布细密绳纹的大尖锥状鬲足，柱状鬲足，无隔大孔甑、罐等。这些特点与本地早商和晚商的遗存联系密切，与春秋战国时期以“燕式鬲”为代表的遗存有共性，因而可确定是本地土著的文化遗存。这种遗存与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左近见到的以典型周文化为主体成分的遗存截然不同，有可能就是西周时期土著燕人的物质文化。(67)

1979年，在辽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发掘了一处战国墓群，有墓葬100多座。其中燕国墓葬20座，形制及器物组合均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可以作为战国燕中晚期墓断代的依据。另有50多座墓葬的形制与燕国墓葬相同，但随葬陶器没有鼎、豆、壶一套战国墓的传统器物，仅有一两件夹砂红褐色手制陶罐或单耳杯。此外，出有狗头骨、羊头骨，铜泡、十字形节约、环、凿、曲刃短剑枕状器、弧背刀、两翼式镞，长方形石片或环形石片等。这些墓葬与上述燕墓同处一墓地，无打破关系，但都被西汉墓打破，说明两类墓埋葬时间相距不会太长。它们应属于生活在燕国境内的土著民族的墓葬，“两种不同类型的墓葬共存于一墓地，反映了当时辽西郡内的燕国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68)。

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中，也可以看出“一定的商文化被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的因素”(69)。发掘者和研究者指出，在琉璃河遗址的西周早期遗存（居址）中，陶鬲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周文化风格明显的袋足根联裆鬲，一种是商文化风格明显的袋足鬲，一种是具有张家园上层类型风格的高领鬲。它们既有强烈的周文化作风，也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还有一定数量当地土著文化的成分。遗址在文化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可能是由于当时确有三种部落的人在此居住：姬姓周人、殷遗民和土著燕人。(70)而西周晚期遗存中器种大大减少，只有口沿上饰多道弦纹的袋足鬲一种，文化因素单一，“表明燕文化发展至此已趋稳定”(71)。可发掘者同时也指出，这三种文化因素是“大同”而“小异”，“墓葬中陶鬲在类型上变化不大，从早到晚，始终以实足根联裆鬲为主，袋足鬲极少见，这表明本处墓地的主人可能并非殷遗，而是属周系统的燕人”(72)。比较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与周人墓之随葬车马坑，可以发现，“琉璃河遗址的殷遗民墓在保留了一些殷文化因素之同时，大量吸收了周文化因素，而琉璃河遗址的周人墓在传播周文化因素的同时，对殷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吸收”(73)。

约略而言，构成燕地文化的这三个支系，其关系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以燕国为代表的周文化系统，仍然是燕地文化的主体。靳枫毅在综合分析青铜器后指出，西周的姬燕文化，是以姬周文化为主体，同时兼容了“殷遗”文化因素和北方土著青铜文化因素在内的“三合一”文化。(74)

（2）以孤竹国以及其他殷遗民为代表的殷商文化，仍然保有其势力。如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甲骨卜辞（共八字），其特点更近于殷墟卜辞，研究者认为“其中商文化因素非常突出，由此可见商遗民对燕国文化的影响”(75)。

（3）以山戎、东胡等为代表的北方非华夏族文化，其影响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这从出土的文物（如鄂尔多斯青铜短剑）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再比如，发掘者将琉璃河西周早期燕文化的陶器分为周文化、商文化、土著文化和混合文化四组因素，并认为以前两组因素为主体。(76)其实，将这个分析方案扩大到包括镇江营遗存在内的整个北京地区西周早期燕文化，也还大致不差，但也有调整的必要。(77)

（4）综合分析西周燕文化的遗存，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陶器种类丰富，并且西周、商、土著诸文化因素共生共存。到西周中期、晚期之时，陶器的种类较早期明显减少，而且殷墟晚商文化因素已经基本不见。这一现象表明，西周早期、中期是燕文化的形成时期，当时的周文化对当地的土著文化和周边文化进行了借鉴和吸收。换句话说，从西周早期开始，不同的文化因素逐渐融为一体，使得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最终促成燕文化的形成。燕文化形成之后，周文化将当地文化的影响日益排挤出去，从而扩大了周文化在该地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接受当地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影响后，周文化也日益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以北京为中心的西周燕文化是在中原周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大量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可见，西周燕文化是中原地区西周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的结果。(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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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郛：《从河北省正定南杨庄出土的陶蚕蛹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2) 唐云明：《浅述河北纺织上的几项考古发现》，《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五集），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1981年。

(3) 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原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唐云明考古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4) 另见《史记》的《苏秦列传》和《货殖列传》。

(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5期。

(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24—827页。

(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50—851、853—855页。

(8) 宋镇豪：《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9) 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10)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3页。

(11)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3页。

(1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3)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外城东周晚期陶井群》，《文物》，1972年第1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14) 《史记·货殖列传》说：“燕、秦千树栗。”

(15)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8年第3期。

(16)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王制》：“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17) 详细参看本书第七章的“建筑”部分。

(18)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42—143页。

(19)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

(2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2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6—218、248页。

(22)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六册），1953年。

(23) 廊坊地区文管所等：《河北三河大唐回、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年第4期。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90页。

(25)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89页。

(27) 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89页。

(29) 苏天钧：《北京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发掘记略》，《文物》，1959年第9期；承德离宫博物馆：《承德市滦河镇的一座战国墓》，《考古》，1961年第5期。

(30) 宋治民编著：《战国秦汉考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31) 瓮棺葬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比如，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就发现了73座瓮棺葬，绝大多数埋于住房周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32) 安志敏：《北京西郊八里庄发现战国瓮棺》，《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安志敏、伊秉枢：《北京西郊发现的瓮棺》，《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

(33) 王克林：《北京西郊中关园内发现瓮棺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3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3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岩上墓葬区考古发掘报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3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1号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3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3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48—252页。

(3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06—308页。

(40) 白云翔：《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4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42) 雷兴山、郑文兰、王鑫：《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甲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20日。

(43) 陈平戏称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三人为“元老”，“在目前可见的历史文献中，帝王中喜好神仙资格最老的‘三位元老’，恐怕就得数齐威王、齐宣王与燕昭王了”（陈平：《燕昭王好神仙与邹衍的“大九州学说”》，《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44)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7页。

(45) 济宁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46) 《畿辅通志》（第九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2、245页。

(47) 班固《白虎通·三教》云：“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

(48) 孙继民、郝良真：《试论战国赵文化构成的二重性》，《河北学刊》，1988年第2期。

(49) 柴小明对河北地区出土的陶器分析显示，陶器的组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一为商人传统，一为周人传统。他所得出的陶器编年图表，与后来出版的琉璃河考古报告大致相符。柴小明：《华北地区西周陶器初论》，《燕文化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5—116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50)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3页。

(5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52) 史念海：《河山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0、130页。

(53) 史念海：《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54) 陈平说：“燕文化以西周初年分封至燕地立国的姬姓周人文化为主干，并吸纳当地商文化、土著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逐渐混融而成。”（陈平：《燕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页。）

(55)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1页。

(57) 李维明：《北京昌平白浮墓地分析》，《北京文博》，2000年第3期。

(58) 朝阳地区博物馆、喀左县文化馆：《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1期。

(59) 赵化成：《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

(60)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第103页。

(61)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62) 李殿福：《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6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

(64)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6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

(66)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7—18页。

(67) 卜工：《涞水、易县新石器时代至西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6—87页。

(68)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6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年第4期。

(70)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7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7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73) 印群：《谈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之随葬车马坑》，《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74) 靳枫毅：《燕文化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75) 雷兴山、郑文兰、王鑫：《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甲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30日。

(76) 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雷兴山等：《试论西周燕文化中的殷遗民文化因素》，《北京文博》，1997年第4期。

(77)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78) 张智勇：《北京考古史·夏商西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第十二章　燕国人物

一、国君

召公奭

周文王庶子，姬姓，名奭。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又称“大保”、“公大保”（旅鼎）、“皇天尹大保”（作册大方鼎）等。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又位列“三公”（太师、太保、太傅），故称“召公”。召公奭佐周武王伐纣，有大功，周封之于燕，为燕国始祖。周成王时，召公奭与周公旦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并奉成王之命营建洛邑，而召公时以长老、监护者的身份对年少的成王谆谆教诲（《尚书·召诰》）。召公不仅以太保之职执政，还常奉命率军出征。召公曾经协同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协助成王册命齐太公征伐。成王临终召见大臣授以遗命以及康王即位行典礼，都由召公和毕公主持，并带同大臣和东西方诸侯参与（《尚书·顾命》）。召公长寿，卒于周康王二十四年（《今本竹书纪年》）。(1)

燕庄公

燕桓侯之子，前690—前658年在位。在位第二十七年（前664），山戎侵燕，燕国告急，求救于齐；齐桓公出兵救燕，败山戎，刜令支，斩孤竹。次年，燕庄公送齐桓公出境而入于齐地，齐桓公割燕君所至之地归燕，并“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2)。

燕惠公

燕懿公之子，前544—前536年在位。燕惠公多宠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燕大夫比以杀燕惠公之外嬖。燕惠公惧，出奔齐国。齐、晋联合伐燕，燕惠公归燕而卒。(3)

燕易王

燕文公之子，前332—前321年在位。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卒，燕与秦、楚、齐、魏各出锐师万人前往参与葬仪。燕易王十年（前323）“五国相王”以抗秦时，燕始称王（《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六国年表》）。

燕王哙

燕文公之孙、燕易王之子，前320—前312年在位。燕王哙本有励精图治之志，“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毕弋田猎”，甚至“亲操耒耨，以修畎亩”（《韩非子·说疑》）。但他后来听信了苏代、鹿毛寿等人的“规劝”，竟然开历史的倒车，效法尧舜“禅让”，把政权交给了相国子之。燕王哙让国子之后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战国策·燕策一》）。齐宣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按：即中山国）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史记·燕召公世家》）。

子之

本为燕易王时的老臣，后尝短期担任燕国国君（前318—前315）。公元前320年燕王哙即位后，相邦子之“贵重主断”，深得燕王哙的信任。公元前318年，苏代、鹿毛寿等进言规劝燕王哙效法尧舜禹行“禅让”，让位子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决子之”。燕王哙让国子之后三年，造成燕国大乱，齐宣王乘机伐燕，燕王哙死难，子之出亡，被齐军俘获而醢其身。(4)

燕昭王

名职，燕王哙庶子，前311—前279年在位。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先为郭隗改筑宫室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至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燕昭王又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共苦。在经过二十八年的苦心经营后，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授相国印，使率大军攻齐，大破之，齐几亡国，后于公元前279年病逝。燕昭王是燕国历史上的一代雄主。燕昭王时期的燕国，国力最为强盛，疆域也最为广袤。(5)燕昭王又是中国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喜好神仙方术的君王，并且很有可能因服食丹药而中毒身亡。(6)

燕惠王

燕昭王之子，前279—前272年在位。燕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即位后，便以骑劫取代乐毅。齐人田单反攻，燕军退出齐国，齐人复国。公元前272年，燕惠王被成安君公孙操弑杀。(7)

燕王喜

燕国末代君王，前254—前222年在位。在位期间，数次发动对赵战争，往往败多而胜少。在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后，秦发兵攻克燕国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徙居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甚急，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劝告，斩杀太子丹以献秦。公元前222年，秦灭燕。(8)

二、宗族

召穆公

亦称召公，名虎，召公奭后裔，周厉王、宣王时大臣。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逃于彘（今山西霍州市），太子靖藏匿于召穆公家，国人闻而围之。召穆公乃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时，厉王在彘，召公、周公（周公旦后代）行政(9)，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从该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纪年。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宣王令召虎领兵沿江汉出征，得胜而归。此即《诗经·大雅·江汉》所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奉命经营谢邑（今河南唐河南），以封申伯。传世遗物有五年召伯虎簋（又名五年琱生簋，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8.4292），出土遗物有五年琱生尊（两件）、召伯虎盨、六年召伯虎簋（又名六年琱生簋，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8.4293）。

太子丹（？—前226）

燕王喜之子，名丹。太子丹曾经为质于赵国，与出生在赵国的嬴政交往甚厚，后又为质于秦。嬴政回国继位，待丹无礼，丹怨而逃归。归国之后的太子丹，一直筹划着如何报仇雪恨。公元前227年，太子丹派勇士荆轲和秦舞阳入秦刺杀秦王嬴政，没有成功。秦发兵攻燕，在易水之西击败燕、代联军。燕王喜和太子丹走保辽东，秦军仍然紧追不舍，太子丹匿于衍水中。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计策，派人斩杀太子丹以献秦王。(10)

三、封君

襄安君

应属燕国王族，可能就是燕昭王之弟，燕昭王时封君。燕昭王曾经派他到齐国活动(11)，并且可能就死于齐而齐不归其丧。

武安君

即苏秦（？—前284），字季子，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战国纵横家。苏秦早年游说秦昭王，建议“废文任武”，未被采用。后发愤读书，得《太公阴符》之《谋》（或云周书《阴符》）(12)，“简练以为揣摩”，一年后自以为“此真可说当世之君”，便出游列国。燕昭王时，苏秦入燕。公元前295年，燕昭王派苏秦为间谍入齐，以助齐攻宋为诱饵，借以削弱齐国。结果，苏秦骗取了齐国的信任，被齐湣王任以为相。同时，苏秦又离间齐、赵关系，使燕得以与秦、赵结盟。公元前284年，乐毅发动燕、赵、魏、韩、秦五国攻齐，齐几乎亡国。齐湣王发觉苏秦为燕反间，遂车裂苏秦于市。

昌国君

即乐毅、乐閒父子。乐毅，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国名将乐羊后裔，擅长用兵。乐毅由赵经魏入燕，得到燕昭王重用。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军攻破齐国，下齐七十余城，名震天下。乐毅亦因功封于昌邑，是为昌国君，位列亚卿（《史记·乐毅列传》）。燕昭王死后，即位的燕惠王中齐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出奔赵国，赵封以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燕惠王后悔不已，又以乐毅之子乐閒为昌国君。乐毅后卒于赵。(13)乐毅之墓，一在北京房山区良乡黑古台村，又名望诸君墓；一在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代召乡，俗称将军墓。

成安君

即公孙操，燕惠王时封君。公元前272年，公孙操弑杀燕惠王，拥立武成王。(14)

高阳君

即荣蚠，宋国人，燕武成王时封君。公元前265年，荣蚠率兵攻赵，赵派田单还击，攻克燕之中阳（今河北唐县南）等三城。在成语“旷日持久”故事中，燕国一方的统帅就是高阳君荣蚠。(15)

四、大臣

苏代—鹿毛寿

鹿毛寿，或作“厝毛”、“厝毛寿”、“潘寿”。苏代，苏秦之弟(16)，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二人均为燕王哙时期的大臣，属于纵横家人士。公元前318年，二人居心叵测地“劝说”燕王哙效法尧舜禹行“禅让”，让位子之。燕王哙“中计”，果然让国子之。其后三年，燕国大乱，齐和中山乘机伐燕。结果，燕王哙死难，子之出亡，被齐军俘获而醢其身。

郭隗

战国时期燕国大臣、贤者。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立志奋发图强，兴复燕国。于是他卑身厚币礼贤下士，向郭隗请教强国之道。郭隗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各地贤才争相至燕，终于使得燕国富强。

剧辛（？—前242）

在燕国历史上，可能前后有过两个剧辛：一个于燕昭王时入燕，另一个于燕王喜时才露面。此处所说的剧辛原为赵人，与庞煖友善，后闻燕昭王求贤，于是由赵奔燕。公元前242年，剧辛请命率军攻赵。赵派庞煖还击，擒杀燕将剧辛，取燕师二万。(17)

秦开

燕昭王时的燕国贤将。他曾经为质于东胡，胡甚信之。归燕后，秦开率军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因此得以拓土于辽东。其后，燕国陆续设置了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市）、辽西（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北）、辽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并北筑长城，从造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史记·匈奴列传》）。另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来与荆轲同往咸阳刺杀秦王嬴政的秦舞阳，就是秦开之孙。

鞠武

一作“麴武”，太子丹傅。深谋有远虑，规劝太子丹要从长远之计，不要急于报仇（“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太子丹不听。无奈，鞠武举荐田光代己，飘然身退（《燕丹子》）。

蔡泽

燕人。曾经游说于赵、韩、魏等国，皆不得志，后至秦国。公元前255年，蔡泽在秦游说范雎退位让贤，范雎因称病辞职，推荐蔡泽接替相位。但蔡泽相秦数月而免，号为刚成君。后居秦十余年，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秦王嬴政数君，又为秦使于燕。

缪虮

燕人。与齐之田单、楚之庄蟜、秦之卫鞅（前395—前338）并称，“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缪虮究竟为何人，后人已不清楚，故为《荀子》作注的唐人杨倞说“未闻也”。据笔者猜测，缪虮最有可能是乐毅(18)；当然，也有可能是秦开。

五、义士

田光

燕国隐士。(19)田光“为人智深而勇沉”，后为鞠武所荐，事奉太子丹，受到太子丹的礼遇。在举荐荆轲后，田光随即自杀，一则明其绝不泄密的立场，二则以此激励荆轲。(20)

荆轲（？—前227）

祖籍齐国，后至卫，卫人称之为庆卿，或说字次非（《博物志·异闻》）。“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史记·刺客列传》）。田光推荐荆轲入见太子丹，受到太子丹无所不至的礼待，被尊为上卿。后与秦舞阳携督亢地图、樊於期首级，入秦刺杀秦王，“图穷而匕首见”，被当场杀死（《战国策·燕策三》、《燕丹子》）。陶潜《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21)

高渐离（？—前221）

一作“高渐丽”（《论衡·书虚》），燕人。善击筑，与荆轲友善，尝与荆轲在燕市唱和相歌。燕太子丹派荆轲西入秦国行刺秦王，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慷慨悲壮。秦灭燕国后，大肆驱逐太子丹、荆轲之客，高渐离隐姓埋名藏匿于宋子（县名，在今河北赵县北），“为人庸保”，以做苦工谋生。后为人击筑，闻者莫不动容，名闻遐迩。秦始皇闻其名而召高渐离，结果被人认出，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命人弄瞎其双眼，使击筑，未尝不称善。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以筑击秦始皇，不中，被杀。(22)

秦舞阳

一作“秦武阳”(23)，燕国人。太子丹所养勇士，秦开之孙（《史记·匈奴列传》）。“年十三能杀人，人不敢忤视”（《史记·刺客列传》）。田光说：“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后随荆轲入秦刺杀秦王，过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武阳欲击，轲止之”。入咸阳见秦始皇时，武阳手捧地图，“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后被杀。（《燕丹子》卷下）

宋意

一作“宋如意”，一作“宋臆”。(24)太子丹所养勇士。太子丹送荆轲于易水之上，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燕丹子》、郦道元《水经·易水注》）。田光说：“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燕丹子》卷中）

夏扶

太子丹所养勇士。田光说：“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燕丹子》卷中）

樊於期

一说樊於期就是桓齮，秦国人。因得罪于秦王，遂投奔燕国，“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史记·荆轲列传》、《战国策·燕策三》）。后为成全荆轲和太子丹的复仇计划，樊於期毅然自刭，其头被函封献于秦王。（《燕丹子》卷下）

六、方士

卢生

燕国方士。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使卢生等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药。后卢生以鬼神事，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于是派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伐匈奴，并长期戍守北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入海求仙人仍无所得，借口有鬼物为妨，劝秦始皇微行避鬼，恶鬼避，真人乃至。于是，秦始皇自称“真人”，匿其所在。不久，方士韩终一去不归，秦始皇为此痛恨不已。卢生与侯生谋划，惧怕获罪，便相继亡去，不知所终（《史记·秦始皇本纪》）。

卢敖

燕人，秦博士。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卢敖曾经“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还见过一个谈吐不凡、可以举臂竦身入云的“若士”(25)。高诱注：“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秦有博士（卢）敖。”《通志》卷二七也说：“秦有博士卢敖。”后附会为仙人的名字。唐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全唐诗》卷一七三）按：卢敖应当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方士卢生。

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

均为燕国方士，他们所传的所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史记·封禅书》），属于“尸解仙”及“致鬼神”一类。（按：“最后”是否为人名，古有争议。服虔、司马贞说“止有四人”，小颜（按：唐颜师古）、刘伯庄云“自宋毋忌至最后凡五人”。详见《史记·封禅书》索隐。）

七、诸子

邹衍（前305—前240）

一作“驺衍”，齐国人。先秦时期最有名的阴阳家。因为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以被列入阴阳家。邹衍在齐居稷下（今山东临淄），号“谈天衍”，与“雕龙奭”（邹奭）齐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曾经到过魏国和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争辩，“乃绌公孙龙”（《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最后至燕，为燕昭王师（《韩非子·亡征篇》）。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均已亡佚。其遗说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主要为“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26)

荀子（前340—前245）

名况，又称孙卿，赵国人。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根据有关记载，荀子曾经到过燕国。《韩非子·难三》：“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戮。”公元前318年，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乘机干涉，致使燕几乎亡国。荀子到达燕国的时间，当在公元前315年以前；大概就在齐国武装干涉燕国内政之前，荀子也离开了燕国。当时荀子大约有二十多岁。由《韩非子》记载看，荀子是反对燕王哙让国的，这与《荀子·君道》中的尊君思想是一致的。著有《荀子》三十二篇。

公孙龙（前320—前250）

字子秉，赵国人。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为平原君门客，平原君奉之为上客（《史记·平原君列传》）。公孙龙曾经出使燕国，以“偃兵”说燕昭王。他又“应（秦赵）空洛(27)之遇”而为赵解秦国之围（《吕氏春秋·应言》、《听言》、《淫辞》），且曾与公子牟（魏牟）论学（《庄子·秋水》），同儒家人物谈辩。晚年，齐使“邹衍过赵，言至道”（《史记·平原君列传》），公孙龙被绌，后遂不知所终。有《公孙龙子》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四篇，今存六篇。著名的论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

孟子（前390—前305，一说约前372—前289）

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或云字子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先世系鲁国公族，受业于子思门人。曾经在宋偃王称王时，游历过宋国、滕国，先后会见过魏惠王、魏襄王，继而任齐宣王客卿。公元前318年，燕王哙禅位子之，致使燕国大乱。公元前315年，孟子劝说齐宣王进兵燕国，认为“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燕召公世家》）；齐宣王派匡章(28)伐燕，五旬（一说三十日）攻下燕国。当时孟子为齐卿，劝宣王行仁政，勿俘杀燕民，为燕立君，但宣王不听。(29)孟子离开齐国，退居邹，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著有《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一篇，今存七篇。后世尊称为“亚圣”。

八、其他

韩婴

燕地蓟城（今属北京）人。西汉儒家学者。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王太傅。韩婴学识渊博，曾经与董仲舒在汉武帝前辩论经学，不为所难。其传授的《诗经》，与鲁（申培）、齐（辕固）、毛（毛亨，一说毛苌）并称四家。韩婴传授和注释《诗经》时，特别注重“推《诗》之意”，“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史记·儒林列传》）。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见《汉书·艺文志》），流传甚广，燕、赵一带研究《诗经》的人多以“韩诗”为宗。南宋以后，仅存《韩诗外传》。清人赵怀玉（1747—1823）曾辑《韩诗内传》佚文，马国翰（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韩婴还精通《易》，“推《易》意而为之传”，但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韩婴的《易》学后来失传了。其孙韩商后以通“韩诗”为汉武帝博士，其后裔韩生因通晓《易经》受到汉宣帝的召见（《汉书·儒林传》）。

崔骃（？—92）

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崔篆（？—约26）之子。东汉文学家。博学多才，精通《诗》、《易》、《春秋》，熟谙训诂百家之言，与班固（32—92）、傅毅（？—约90）齐名。曾任窦宪（？—92）府主簿，后出为长岑（故治在今朝鲜黄海南道长渊郡北）长，不就，归里。著有《达旨》、《四巡颂》、《酒警》等文，已佚，明人辑有《崔亭伯集》。其子崔瑗、孙崔寔，皆有名于世。范晔（398—445）评价崔氏家族，“论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后汉书·崔骃列传》）。

崔瑗（约77—约142）

字子玉，崔骃之子。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少从贾逵（30—101）学，精通天文、历数、京氏《易》等，与马融（79—166）、张衡（78—139）等为友。曾为郡吏、汲令、济北相等。善文辞，尤长于书、记、箴、铭。书法擅章草，曾拜杜操（为避曹操讳，魏晋人改称为杜度）为师，并称“崔杜”。著有《南阳文学官志》、《草书势》等文（《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瑗传》）。

崔寔（？—170）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崔瑗之子。东汉政论家。曾任议郎、五原太守、辽东太守、尚书。对当时“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的政局甚为不满，予以抨击。著有碑、论、箴、铭、答、七言、词、文、表、记、书等，代表作为《政论》，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寔传》）。

卢植（？—192）

字子幹，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东汉经学家。青年时，与郑玄（127—200）同从马融（79—166）学，专心致志，受到马融的器重。学成辞归，阖门教授。建宁年间（168—171）征为博士，复征拜议郎，与马日磾（？—194）、蔡邕（133—192）等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补续《汉记》。后转侍中，迁尚书。熹平四年（175），曾任九江太守。中平元年（184），任北中郎将，征讨黄巾军。因反对董卓（？—192）凌虐朝廷，险遭杀害。晚年隐居上谷军都山（今北京昌平区境内），设榻讲学。因才兼文武，被曹操（155—220）誉为“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幹”（《后汉书·卢植传》）。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今佚），并写有碑、诔、表、记六篇。今存文五篇，严可均（1762—1843）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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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详情，可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一、二节。

(2) 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3) 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4) 《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汲冢纪年》。

(5) 详细参看本书第五章的有关部分。

(6) 参看陈平：《戏说燕昭王、邹衍与〈山海经〉》，《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

(7) 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8) 见本书第六章的第二、三、四节。

(9) 《古本竹书纪年》作“共伯和干王位”。

(10) 见本书第六章的第三、四节。

(11) 《战国策·赵策四》、《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

(12) 关于此二书的考证，可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二节之“纵横家”部分。

(13) 《战国策·燕策二》、《史记·乐毅列传》。

(14)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本书第八章第三节有进一步讨论，可参看。

(15) 《战国策·赵策四》。

(16) 按：关于苏秦之兄弟，史书说法不一。或云，苏秦兄弟五人，兄代、厉、辟、鹄，均为游说之士。苏秦年最少，故字季子。

(17) 此从《史记·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燕召公世家》系于上年。

(18) 今人张觉校注《荀子》时说：“有人认为（缪虮）即燕国大将乐毅，‘缪’与‘乐’、‘虮’与‘毅’，古代叠韵相通。”（《荀子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178页注释（38）。）

(19) 《史记·刺客列传》作“燕之处士田光先生”。

(20) 《燕丹子》说“（田光）向轲吞舌而死”，《战国策·燕策三》说“（田光）遂自刭而死”，《史记·刺客列传》说“（田光）自刎而死”。

(21) 详细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22) 《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燕策三》、《风俗通义》卷六《声音》。

(23) 《战国策·燕策三》作“秦武阳”，《史记·刺客列传》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作“秦舞阳”。

(24) 《文选·杂歌序》引作“宋如意”，《永乐大典》本作“宋臆”。

(25) 此事又见王充《论衡·道虚》篇和葛洪《神仙传》卷一《若士传》，且言之更详。

(26) 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相关部分。

(27) 《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作“空雄之遇”，高诱说“空雄”本当作“空洛”。

(28) 匡章，即《战国策》之“田章”、“章子”，亦即陈璋方壶、陈璋圆壶之“陈璋”。

(29) 关于孟子劝齐王伐燕及后来的进谏，详见《孟子》的《公孙丑下》和《梁惠王下》。

附录

一、燕国世系表

①克之名见于铜器铭文（克罍、克盉），研究者多认为克就是燕国第一世燕侯，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②旨之名见于铜器铭文（如燕侯旨鼎），研究者一般认为旨是燕国第二世燕侯，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③《史记·燕召公世家》作“缪侯”，《十二诸侯年表》作“穆侯”。“缪”、“穆”二字，古书多通假（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750—751页）。

①《春秋》昭公三年作“北燕伯款”，《左传》昭公三年作“燕简公”，《燕召公世家》作“（燕）惠公”。陈平认为，北燕伯款是双谥的燕侯，全称为“简惠公”，《左传》和《史记》各言其一[《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5—246页]，此说颇具参考价值。

②《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说燕成公名载，传世铜器有燕侯载彝、戈、矛等（如《周金文存》卷六），与传世文献正合，故燕成公名载一说可信。

③《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年表》作‘釐侯庄’。徐广云一无‘庄’字。按：燕失年纪及其君名，《表》言‘庄’者，衍字也。”笔者按：徐广及司马贞所疑所言未必可信，故暂列釐侯名于此。

④旧说燕昭王为太子平，误。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注释①。

⑤这三处（、脮、戎人）打问号，表示存疑，仅备一说而已。李学勤所拟定的三王之名顺序如此，而石永士、阎忠、《燕下都》则将此三名分别对应于燕武成王、燕易王、燕惠王，何琳仪认为即燕王哙。详见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第7期；石永士：《燕王铜戈研究》，《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石永士：《郾王铜兵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阎忠：《周代燕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景芳指导，1994年，第129—133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90—191页；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括号内为燕侯之名及其在位年数）

二、燕国大事年表(1)

公元前11世纪　燕侯克元年

周武王克商，成王封召公奭于燕。

召公元子克就封，为第一世燕侯。

公元前11世纪　燕侯旨元年

旨为第二世燕侯。(2)

公元前864年　丁酉　燕惠侯元年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国历史自燕惠侯起始有纪年可考。(3)

公元前841年　庚申　燕惠侯二十四年

“国人暴动”，周厉王奔彘，共和行政，中国历史开始有确切纪年。

公元前827年　甲戌　燕惠侯三十八年

燕惠侯卒，子釐侯立。

公元前791年　庚戌　燕釐侯三十六年

燕釐侯卒，子顷侯立。

公元前771年　庚午　燕顷侯二十年

申侯、缯侯、犬戎联合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

公元前770年　辛未　燕顷侯二十一年

周平王东迁洛邑，春秋开始。当时燕国因受山戎侵扰，国力较弱，不为中原诸侯重视。

公元前767年　甲戌　燕顷侯二十四年

燕顷侯卒，子哀侯立。

公元前765年　丙子　燕哀侯二年

燕哀侯卒，子郑侯立。

公元前729年　壬子　燕郑侯三十六年

燕郑侯卒，子缪侯立。

公元前711年　庚午　燕缪侯十八年

燕缪侯卒，子宣侯立。

公元前698年　癸未　燕宣侯十三年

燕宣侯卒，子桓侯立。

公元前691年　庚寅　燕桓侯七年

燕桓侯卒，子庄公立。

桓侯时，燕国因受山戎进逼，“徙临易”(4)（今河北雄安新区境内）。

公元前664年　丁巳　燕庄公二十七年

山戎侵燕。冬，齐桓公及鲁庄公遇于鲁济，谋伐山戎。齐人伐山戎。(5)

公元前663年　戊午　燕庄公二十八年

齐桓公攻山戎以救燕，至孤竹而还。

燕庄公送齐桓公出境入于齐地，齐桓公割燕君所至之地归燕。(6)

公元前658年　癸亥　燕庄公三十三年

燕庄公卒，子襄公立。

公元前618年　癸卯　燕襄公四十年

燕襄公卒，桓公立。

公元前602年　己未　燕桓公十六年

燕桓公卒，宣公立。

公元前587年　甲戌　燕宣公十五年

燕宣公卒，昭公立。

公元前574年　丁亥　燕昭公十三年

燕昭公卒，武公立。

公元前555年　丙午　燕武公十九年

燕武公卒，文公立。

公元前552年　己酉　燕文公六年

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叔孙还奔燕。(7)

公元前549年　壬子　燕武公六年

燕武公卒，懿公立。

公元前545年　丙辰　燕懿公四年

城濮之战后，晋国称霸。夏，北燕伯（懿公）与齐侯、陈侯、蔡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8)

燕懿公卒，子惠公立。

公元前544年　丁巳　燕惠公元年

齐内讧，齐高止出奔北燕。(9)

公元前539年　壬戌　燕惠公六年

九月，齐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10)

燕惠公多宠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冬，燕大夫比以杀燕惠公之外嬖。惠公惧，出奔齐国。(11)

公元前536年　乙丑　燕惠公九年

齐、晋联合伐燕，将纳燕惠公。(12)

公元前535年　丙辰　燕悼公元年

齐师入燕境，受重贿、纳燕姬而还。

是岁，燕惠公归燕而卒，悼公立。(13)

公元前530年　辛未　燕悼公六年

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款于阳（唐，今河北顺平县西）。(14)

公元前529年　壬申　燕悼公七年

燕悼公卒，共公立。

公元前524年　丁丑　燕共公五年

燕共公卒，平公立。

公元前505年　丙申　燕平公十九年

燕平公卒，简公立。

公元前500年　辛丑　燕简公五年

晋杀涉佗，成何奔燕。(15)

公元前493年　戊申　燕简公十二年

燕简公卒，献公立。

公元前490年　辛亥　燕献公三年

齐景公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死。(16)

公元前475年　丙寅　燕献公十八年（燕孝公二十三年(17)）

战国时期开始，燕国逐渐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465年　丙子　燕献公二十八年（燕孝公三十三年）

燕献公卒，孝公立。

公元前450年　辛卯　燕孝公十五年（燕成公五年）

燕孝公卒，成公立。

公元前434年　丁未　燕成公十六年（燕文公五年）

燕成公卒，湣公立。

公元前403年　壬子　燕湣公三十一年（燕简公十二年）

燕湣公卒，釐公立。

公元前380年　辛丑　燕釐公二十三年（燕简公三十五年）

（田）齐康公攻燕，取桑丘（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南）。

韩、赵、魏救燕，败齐于桑丘。(18)

公元前373年　戊申　燕釐公三十年（燕简公四十二年）

燕败齐师于林孤（林营）。(19)

燕釐公卒，桓公立。(20)

公元前362年　己未　燕桓公十一年（燕桓公八年）

燕桓公卒，文公立。(21)

公元前356年　乙丑　燕文公六年

燕文公与赵成侯会于阿（今河北高阳县西北）。(22)

公元前354年　丙寅　燕文公八年

齐师及燕师战于泃水，齐师遁。(23)

公元前334年　丁亥　燕文公二十八年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24)

公元前333年　戊子　燕文公二十九年

燕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燕文公时，又徙易（今河北雄安新区境内）。(25)

公元前326年　乙未　燕易王七年

赵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各出锐师万人前往参与葬仪。

公元前323年　戊戌　燕易王十年

魏相公孙衍发起燕、赵、中山、魏、韩“五国相王”以抗秦。燕、赵、中山乃始称王。(26)

公元前321年　庚子　燕易王十二年

燕易王卒，子哙立。

公元前320年　辛丑　燕王哙元年

燕伐赵，围浊鹿（今河北涞源县北）。赵及代救之，败燕师于勺梁（今河北唐县东南）。(27)

公元前318年　癸卯　燕王哙三年

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败走。(28)

燕王哙禅位子之(29)，“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公元前315年　乙巳　燕王哙六年

燕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太子平进攻子之。

燕子之反攻，杀将军市被、太子平。

齐宣王派田（陈）章伐燕（伐燕的还有中山(30)），五旬攻下燕国。燕王哙、子之死。

时孟子为齐卿，劝宣王行仁政，勿俘杀燕民，为燕立君。宣王不听。

齐军残暴，燕人反齐，赵、魏、秦入燕攻齐，齐军退兵。(31)

公元前312年　己酉　燕王哙九年

魏与秦攻燕。(32)

赵召燕公子职于韩，赵武灵王派乐池送职归燕，立为燕王，即燕昭王。

公元前311年　庚戌　燕昭王元年

燕昭王始称元年。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纳贤士，为郭隗改筑宫室而师事之。

乐毅、剧辛、苏秦闻燕昭王好士，先后至燕，昭王以乐毅为亚卿。(33)

张仪北上燕国游说燕昭王，燕请献常山（即恒山，今河北涞源西南）之尾五城以和。(34)

燕昭王时，营建武阳为燕下都（今河北易县东南）。

公元前309年　壬子　燕昭王三年

苏秦为燕使于齐，说齐宣王复归燕十城。(35)人有恶苏秦于燕昭王者，苏秦自齐归燕，向燕昭王当面陈情，重新受信用。(36)

公元前307年　甲寅　燕昭王五年

秦武王异母弟稷（一名则）为质于燕，燕、赵送至秦，立为昭襄王。(37)

约在本年前后三年（前308—前306），苏秦说赵、魏、楚、韩诸国君王。(38)

公元前300年　辛酉　燕昭王十二年

苏秦仍为燕间谍在齐活动，以防止齐攻燕。

公元前296年　乙丑　燕昭王十六年

齐燕权（今河北顺平县西北）之战，齐“覆三军，获二将”。燕大败。(39)

苏秦由齐返燕。(40)

公元前295年　丙寅　燕昭王十七年

赵主父（赵武灵王）与齐、燕共灭中山，迁中山王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南）。(41)

公元前294年　丁卯　燕昭王十八年

赵归还燕之鄚、易二邑。(42)

公元前289年　壬申　燕昭王二十三年

齐湣王以苏秦为相。(43)

公元前288年　癸酉　燕昭王二十四年

齐、秦称东、西二帝。苏秦第二次至齐，劝齐去帝号，合纵反秦，“以其间举宋”。齐湣王从之，去帝号，与赵惠文王会于平阿。秦亦去帝号，复称王。(44)

公元前287年　甲戌　燕昭王二十五年

苏秦与赵李兑发动赵、楚、魏、韩、齐五国攻秦，罢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无功而退。(45)

齐又攻宋，燕派兵两万，并自备粮草助齐攻宋。(46)

公元前286年　乙亥　燕昭王二十六年

齐灭宋，各国震动，秦与燕、赵、韩、魏等国共谋联合伐齐。(47)

公元前285年　丙子　燕昭王二十七年

秦蒙武率兵攻齐，燕乐毅说赵、楚、魏联合攻齐。(48)

公元前284年　丁丑　燕昭王二十八年

燕以乐毅为上将军，率燕、赵、魏、韩、秦五国攻齐。齐师大败。

齐湣王发觉苏秦为燕反间，车裂苏秦于市。

乐毅身率燕师，下齐七十余城，仅即墨、莒未下。燕师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出亡。

燕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49)

公元前283年　戊寅　燕昭王二十九年

秦攻魏至大梁，燕、赵救魏，秦兵退。(50)

燕昭王时，燕将秦开大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

公元前279年　壬午　燕昭王三十三年

乐毅围即墨、莒，三年不克，有人进谗言于燕昭王。燕昭王斩之，并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

燕昭王卒，子惠王立。

惠王中齐反间计，以骑劫代乐毅。乐毅奔赵。

齐将田单反攻，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破燕军，杀骑劫，收复失地七十余城。

燕惠王使人入赵招乐毅，乐毅不从；燕复以其子乐閒为昌国君。(51)

燕昭王时，秦开袭破东胡，筑长城，置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2)

公元前273年　戊子　燕惠王六年

秦进兵围魏大梁，燕、赵救魏，魏献南阳予秦以求和。(53)

公元前272年　己丑　燕惠王七年

秦、楚、魏、韩共伐燕。(54)

燕相公孙操（成安君）杀燕惠王，拥立其子武成王。(55)

公元前265年　丙申　燕武成王七年

燕人使荣蚠攻赵，齐田单将赵师伐燕，拔中阳（今河北唐县）。(56)

公元前259年　壬寅　燕武成王十三年

秦围邯郸。赵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领原燕国之众归燕国。(57)

公元前258年　癸卯　燕武成王十四年

燕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公元前256年　乙巳　燕孝王二年

燕攻赵之昌城（今河北冀州区西北），五月而拔之。(58)

公元前255年　丙午　燕孝王三年

燕人蔡泽入秦游说范雎退位让贤，范雎因称病辞职，推荐蔡泽接替相位，数月而免。蔡泽号为刚成君，后居秦十余年。

燕孝王卒，子喜立。

公元前251年　庚戌　燕王喜四年

燕乘赵长平惨败之机，派栗腹、卿秦率军进攻赵国。赵将廉颇、乐乘大破之，杀栗腹、俘卿秦。赵进军围攻燕都，燕请和。(59)

乐閒奔赵，燕以将渠为相而处和，赵师解围而去。

公元前250年　辛亥　燕王喜五年

赵将廉颇、乐乘再度进围燕都，燕馈以重礼求和，赵方解围而去。(60)

燕伐齐，拔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有人谮燕将于燕王喜，齐人鲁仲连又致书燕将劝其归齐，燕将进退维谷，遂自杀。聊城乱，齐田单克之。(61)

公元前249年　壬子　燕王喜六年

赵将乐乘又围攻燕都。(62)

公元前248年　癸丑　燕王喜七年

赵派廉颇、延陵钧助魏攻燕。(63)

公元前247年　甲寅　燕王喜八年

燕与赵易土。赵以龙兑、汾门、临乐易燕葛、平舒、武阳等地。(64)

公元前243年　戊午　燕王喜十二年

赵将李牧攻燕，拔武遂（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北）、方城（今河北固安县西南）。(65)

公元前242年　己未　燕王喜十三年

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还击，擒杀燕将剧辛，取燕师二万。(66)

公元前241年　庚申　燕王喜十四年

赵将庞煖率赵、楚、魏、燕、韩五国之师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败走。(67)

公元前236年　乙丑　燕王喜十九年

赵派庞煖攻燕，取狸（今河北任丘市东北）、阳城（今河北唐县东）。(68)

公元前233年　戊辰　燕王喜二十二年

秦桓齮攻赵，取宜安、平阳、武城，赵将李牧大破之于宜安、肥下（今河北晋州市西）。桓齮畏罪奔燕。(69)（一说桓齮即樊於期。）

公元前232年　己巳　燕王喜二十三年

燕太子丹为质于秦，自秦逃回燕国。(70)

公元前228年　癸酉　燕王喜二十七年

秦将王翦攻赵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出奔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

秦将王翦引兵攻燕，屯中山。燕、代合兵，屯军上谷。(71)

秦兵临易水，燕太子丹患秦兵逼境，派荆轲、秦舞阳入秦刺杀秦王。(72)

公元前227年　甲戌　燕王喜二十八年

荆轲、秦舞阳至咸阳宫，刺秦王不中，荆轲被杀。

秦将王翦攻燕、代，败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73)

公元前226年　乙亥　燕王喜二十九年

秦将王翦攻取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走保辽东。

秦将李信率兵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以献秦王，秦亦罢兵。(74)

秦在燕地设广阳郡。(75)

公元前222年　己卯　燕王喜三十三年

秦将王贲攻取辽东，俘虏燕王喜。燕亡。

秦以其地置辽东郡。(76)

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不中，被杀。(77)

三、甲骨文、金文著录书目及其简称

《合集》＝《甲骨文合集》

《屯南》＝《小屯南地甲骨》

《花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铁》＝《铁云藏龟》

《甲》＝《殷虚文字甲编》

《乙》＝《殷虚文字乙编》

《丙》＝《殷虚文字丙编》

《前》＝《殷虚书契》

《后》＝《殷虚书契后编》

《续》＝《殷虚书契续编》

《菁》＝《殷虚书契菁华》

《粹》＝《殷契粹编》

《通》＝《卜辞通纂》

《佚》＝《殷契佚存》

《遗》＝《殷契遗珠》

《掇》＝《殷契拾掇》

《库》＝《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

《怀特》＝《安大略博物馆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续存》＝《甲骨续存》

《京津》＝《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

《宁沪》＝《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

《南北》＝《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

《缀合》＝《甲骨文字缀合》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

《集录》＝《近出殷周金文集录》

《集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

《贞续》＝《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

《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三代》＝《三代吉金文存》

《录遗》＝《商周金文录遗》

《美录》＝《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

四、主要参考书目

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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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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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考古学与古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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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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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梅：《燕国简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燕文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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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编：《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金岳：《北方民族方国历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民族学与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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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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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谭其骧：《长水集》（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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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钧科主编：《北京建置沿革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历法与年表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李仲操：《西周年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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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大事年表的编写主要依据《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卷一至卷七）等传世文献，同时参考了今人的研究成果（如杨宽、方诗铭、缪文远、陈平等）。

(2) 此处采用的是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暂以克和旨为第一、二世燕侯，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3)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世本·大夫谱·燕谱》，燕惠侯二十四年当共和元年；由此逆推，燕惠侯元年即公元前864年。

(4) 《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世本》如是说，但年月不详。

(5) 《春秋》经、传庄公三十年。《史记》的《齐太公世家》、《六国年表》系齐伐山戎于下一年。按：齐伐山戎当始于本年冬，终于次年春；因为《春秋》经、传庄公三十一年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燕召公世家》误记为一年，“（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予燕”。

(6) 以上二事见《春秋》经、传庄公三十一年，《国语·齐语》，《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燕召公世家》、《齐太公世家》、《封禅书》、《管晏列传》。

(7)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8)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作“北燕伯”，按《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当为“燕懿公”。

(9) 《春秋》经、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燕召公世家》。

(10) 《左传》昭公三年。

(11) 事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燕召公世家》，《春秋》经、传昭公三年，《左传》昭公三年作“燕简公”，《燕召公世家》作“惠公”。

(12) 《春秋》经、传昭公六年说“齐侯伐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记为齐、晋两国伐燕，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亦谓齐、晋伐燕。

(13) 二事见《左传》昭公七年，《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燕召公世家》。

(14) 《春秋》昭公十二年说“纳北燕伯于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说“纳北燕伯款于唐”，杜预说阳即唐。

(15) 《左传》定公十年。

(16) 《左传》哀公五年，《史记·齐太公世家》。

(17) 自此以下部分，括号内附注的世系及纪年据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战国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21—33页），该表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编制，同时参考了今人的考证，与《史记》纪年有异。

(18) 二事见《史记》的《六国年表》（齐表）、《田敬仲完世家》、《赵世家》、《韩世家》、《魏世家》。

(19) 《史记·燕召公世家》作“林营”，《史记·六国年表》作“林孤”，《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作“林狐”。

(20) 《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21) 《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

(22) 《史记》的《六国年表》、《赵世家》。

(23) 《水经·鲍丘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24) 《史记·燕召公世家》。陈平认为，事实很可能是秦昭王以其女为燕昭王之太子惠王妇，可备一说[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2页]。

(25) 《水经·易水注》：“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

(26) 《战国策》的《魏策一》、《中山策》，《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赵世家》、《楚世家》。

(27) 此从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说。

(28) 《战国策》的《燕策一》、《楚策三》，《史记》的《秦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韩世家》、《赵世家》、《魏世家》和《楚世家》。

(29) 《史记·燕召公世家》系此事于燕王哙三年（前318），《六国年表》系在燕王哙五年（前316）。《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从后说。

(30) 中山伐燕事，详见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铭文。

(31) 以上诸事见《战国策》的《燕策一》、《齐策三》和《史记》的《秦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魏世家》以及陈璋壶铭文。

(32) 《战国策·燕策三》、《史记·六国年表》。

(33) 以上二事见《史记》的《燕召公世家》，《战国策》的《燕策一》。《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系于上一年，但无苏秦。

(34) 事见《战国策·燕策一》，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疑为“拟托”而不可信；但《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系年于此，姑且列于此年（备疑）。

(35) 事见《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苏秦列传》，但纪年有误。此从陈平说系年于此。

(36)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37) 《史记·秦本纪》、《赵世家》。

(38)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39) 《战国策》的《燕策一》、《齐策二》。齐燕权之战的时间，徐中舒考定在公元前295年，马雍考定在公元前296年（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战国纵横家书》（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78页）。

(40) 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战国纵横家书》（附录），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78页。

(41) 从《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秦本纪》系于秦昭王八年（前299），《赵世家》系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

(42) 《史记·赵世家》。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皆属涿郡。鄚音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汉鄚县在任丘县北三十里鄚州城。”

(43) 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49页。

(44) 以上二事见《战国策》的《齐策四》、《秦策三》和《史记》的《六国年表》、《秦本纪》、《田敬仲完世家》、《穰侯列传》。

(4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46) 《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

(47) 《史记》的《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和《战国策》的《燕策二》、《宋卫策》及《战国纵横家书》。

(48)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本纪》、《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和《战国策》的《燕策二》、《赵策一》及《战国纵横家书》。

(49) 以上诸事见《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韩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乐毅列传》、《孟尝君列传》、《田单列传》，《战国策》的《燕策二》、《赵策四》、《齐策六》，《战国纵横家书》，《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

(50)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本纪》、《魏世家》，《战国策》的《魏策三》、《赵策一》。

(51) 以上诸事见《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乐毅列传》、《田单列传》，《战国策》的《燕策二》、《齐策六》，《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

(52) 《史记·匈奴列传》。

(53)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本纪》、《燕召公世家》、《魏世家》。

(54)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本纪》、《魏世家》、《赵世家》、《楚世家》。

(55) 《燕召公世家》索隐和《赵世家》系此事于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前271），误。按《六国年表》所记，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当燕惠王七年，而《燕召公世家》说“燕惠王七年卒……燕武成王立”。

(56) 《史记》的《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赵世家》，《战国策》的《赵策四》，《战国纵横家书》。“中阳”一作“中人”，《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作“中阳”。

(57) 《史记·赵世家》。

(58) 《史记·赵世家》，原作“昌状”，误，此据正义改。

(59) 《战国策·燕策三》、《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廉颇列传》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

(60) 《史记·赵世家》、《乐毅列传》。

(61) 《战国策》的《齐策六》，《史记·鲁仲连列传》。或说此事在公元前278年，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系年于此，姑从《资治通鉴》说。

(62) 《史记·赵世家》。

(63) 《史记·赵世家》。

(64) 《史记·赵世家》。

(65)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廉颇列传》、《六国年表》，《李牧列传》系于上年，误。

(66) 此从《史记·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燕召公世家》系于上年。

(67) 《史记·赵世家》。

(68) 《史记》的《赵世家》、《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

(69) 《史记》的《赵世家》、《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

(70) 《史记》的《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和《燕丹子》。

(71) 此二条见《史记》的《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赵世家》。

(72) 《史记》的《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

(73) 此二条见《史记》的《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燕召公世家》和《战国策·燕策三》及《燕丹子》。

(74) 此二条见《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刺客列传》及《战国策·燕策三》。

(75) 秦在燕都蓟置广阳郡一说，首见于郦道元的《水经·水注》，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王国维《秦郡考》（《观堂集林》卷十二）和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都力主此说。

(76) 此二条见《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刺客列传》及《战国策·燕策三》。

(77) 《史记·刺客列传》。

后记

拙著《燕国八百年》即将推出，不免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万千思绪，一时涌上心头。借此简短“后记”，略做“回忆”，聊充“小史”。

“催生”本书的时间，约略可以上溯至1996年。那一年的金秋九月，笔者从西南边陲的巴蜀之地，又回到了东方之珠的上海，再次考入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在中国史学研究所（后于1998年并入历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在谢维扬先生的指导下，笔者系统地学习了“先秦史”。

当时，笔者确实有意撰写一部《燕国史稿》，但因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最后只做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于1999年6月提交答辩的《燕地的古族与古国》。该论文的主体部分便是本书的第九章，其余“有用”的部分文字则散入全书。

2001年9月，笔者又第三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谢维扬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后于2004年4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入学后不久，笔者便“添酒回灯重开宴”，将《燕国史稿》的写作纳入工作日程。到2002年上半年，《燕国史稿》的篇幅业已增加到20万字。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里，又对全书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与增补。断断续续的修订与增补，大约持续至2005年6月。其最终结晶，便是提交给出版社的一部25万字许的稿子。

2005年8月，《燕国史稿》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是为初版本。

这是笔者写作《燕国史稿》的第一阶段。

在写作初版本《燕国史稿》时，由于当时见闻不广、读书不精、学思不纯（自忖现在依然如此），初版本“难免疏漏和错误”（自忖修订本亦“难免疏漏和错误”）。而更为要害的是，由于初版本《燕国史稿》是自费出版、自办发行，以致流传颇为有限。

通语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故论文之发表、著作之出版，目的在于为人所参阅、所指正也。诚因如此，在初版本推出之后，笔者一直有意谋求：他日若有机缘，自当修订拙著，冀其畅通之发行与广泛之流布耳。但因杂务与俗事时常缠身，烦恼与苦闷并存其间，痛苦与焦虑不时来袭，故虽发愿若此，终无缘践履也。

2008年6月，笔者作为引进人才至四川大学工作。在常规工作之余，《燕国史稿》的修订便提上了工作日程。（同时进行修订的，还有博士学位论文《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断断续续的修订与增补，大约持续至2012年8月。

与初版本相较，修订本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改进、有所增补（似乎还谈不上深入和突破）：一是体系的完善与自足；二是文字的校对和订正（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三是内容的扩充和拓展（比较充分地吸收了近年来所公布的新资料、所推出的新成果）。

2013年3月，《燕国史稿》在（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是为修订本。

这是笔者写作《燕国史稿》的第二阶段。

《燕国史稿》初版本（2005年）、修订本（2013年）出版后，在发行上均大为受限，以致流传不广、影响有限，从而失去了向广大读者朋友、众多专家学者请教的大好机会。每每念及于此，往往抱憾不已。

中华书局是中国老资格的权威出版社，已经有上百年的辉煌历史（中华书局创立于1912年1月），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与良好口碑。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著作，这是众多学者心中的一个梦想。小书能在中华书局出版，本人倍感荣幸、颇觉欣慰。在此，谨向中华书局尤其是中华书局上海公司总经理余佐赞先生致以诚挚谢意！责任编辑吴艳红女士兢兢业业，仔细审阅、精心编辑，为这本小书花费了许多心血与精力，让人感动不已！

就读书而言，笔者向来兴趣广泛，甚至有点泛滥无涯，但一直以先秦历史文化为根柢与本行。就写作而言，笔者确实乐于笔耕，并且一直信奉“文章不厌百回改”的理念，而《燕国史稿》、《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中国文化九章》（待出版）尤其如此。

这一次增订《燕国史稿》，除翻阅基本原始文献、相关研究著作外，又前前后后浏览、阅读了自“中国知网”下载的约800篇文章。如此而为，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则是跟踪吸收新资料、合理吸纳新成果；二则是查漏补缺，即弥补2012年6月以前的旧信息。除此之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大幅度增加的新内容，主要来源于新资料，即考古学资料与古文字学资料。如此而为，或许更近乎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所云“预流”。

这次推出的《燕国八百年》，虽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也没有大幅度的扩充，但较前两版更为细密、更为精确，也更为充实、更为完整。

这是笔者写作《燕国史稿》的第三阶段。

文末，谨以此三语，结束本书“后记”——

感谢吾师谢维扬先生的辛勤培养、悉心指导、长期关怀！

感谢家人、亲人、同学以及众多师友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

本次推出的《燕国八百年》，依然热忱地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2017年12月25日，于四川成都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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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燕地的自然环境

一、地形和气候

二、岩石和泥土

三、动物和植物

四、矿产资源

第二章　燕地的考古学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

二、新石器时代

三、夏朝时期

四、商朝时期

五、周朝时期（封燕之前）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周—春秋）

一、召公其人

二、周人封燕

三、“春秋事语”

四、所谓“南燕”

第四章　发展时期（战国）

一、对外关系

二、迁都于易

三、禅让事件

四、伐燕行动

第五章　强盛时期（战国）

一、破燕之后，昭王即位

二、励精图治，礼贤下士

三、苏秦入齐，为燕反间

四、乐毅伐齐，势如破竹

五、破胡置郡，修筑长城

第六章　衰落时期（战国）

一、田齐反攻

二、燕赵战争

三、荆轲刺秦

四、国破家亡

下编

第七章　经济制度

一、农业

二、畜牧业

三、手工业

四、商业

五、建筑业

六、交通

七、城市

八、人口

第八章　政治制度

一、官僚机构

二、封建制度

三、封君制度

四、军事制度

五、法律制度

第九章　古族与古国

一、有易氏

二、孤竹

三、令支

四、国与箕国

五、蓟国

六、韩国

七、鲜虞—中山

八、屠何

九、俞人

十、秽貊

十一、山戎—北戎—无终戎

十二、代

十三、林胡—东胡—楼烦

十四、其他

第十章　思想文化

一、语言文字

二、思想理论

三、文学艺术

四、科学技术

第十一章　社会生活

一、衣食住行

二、婚姻丧葬

三、宗教祭祀

四、民风民俗

第十二章　燕国人物

一、国君

二、宗族

三、封君

四、大臣

五、义士

六、方士

七、诸子

八、其他

附录

一、燕国世系表

二、燕国大事年表

三、甲骨文、金文著录书目及其简称

四、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