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旗帜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贡献中国方案的思想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第二章 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

把改革方法搞对头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误区辨正

改革开放的世界贡献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第三章 民主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民主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

第四章 信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不能丢

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沃土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样本

“强起来”的中国智慧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中国模式”的确定性与开放性

第六章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话语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中国复兴与西方标识性话语的解释危机

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

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旗帜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立于时代潮头，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捍卫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书写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做出了新的设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受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立于时代潮头，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第一次破解了“历史之谜”，奠定了一座至今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峰。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经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世界的发展没有偏离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发展轨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普遍交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深刻转变，这些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全球化的新动向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习近平同志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作“担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40年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以美元来计算，中国2018年的经济体量大致相当于2个日本，3个德国，4个英国，5个印度，6个意大利，7个加拿大，8个俄罗斯。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数据不会说谎，事实最有说服力。辉煌的成绩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超越西方政党的“钟摆效应”而赢得人民长久信任的深刻原因。然而，总有人在分析中国的发展成就时，有意无意绕开意识形态因素。其实，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厚重的底色，也构成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器，就无法解码当代中国。

21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预测未来、制定行动对策的科学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武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我们行动的指南，乃是为实践所检验的正确的原则，这是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由。

二、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处处洒满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人，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站在人民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立场问题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真正的主人，资本逻辑是社会的主导逻辑，权力受命于资本、受制于资本，也服务于资本，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除了代表“资本”的利益，没有别的选择。在中国，“人民”是真正的主人，代表人民利益始终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为人民谋幸福始终是党的崇高使命所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始终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极少数人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博弈中，在人民利益与资本逻辑的利益拉锯中，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坚守和定力，自觉选择站在最大多数人的一边，合理发展资本又不放纵资本逻辑，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做事情、干事业，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

为人民谋幸福，不是抽象的，必须落在实处、见诸行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一刻也不敢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奋斗史，就是一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强调“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强调“让人民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强调“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在精准扶贫上，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这些印证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理念，兑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承诺，也表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三、马克思主义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受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深刻参与了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创造了“革命的世界奇迹”，开启了重塑民族自信的伟大征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各派政治势力均是昙花一现，成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匆匆过客。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苦苦追寻救亡图存之路，农民革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各条道路都走过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及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多种制度都尝试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都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中国依然处于乱世，最后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跪到立、由乱到治、由废到兴的历史转变。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奇迹。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开启了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旧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国家的面貌，“一为‘穷’，二为‘白’”。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奋斗，今天我国的发展成就惊艳世界，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洋字号”时代，到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百姓温饱不足，到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物资短缺，到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从与世隔绝，到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从落后时代，到逐步赶上时代，中国经历凤凰涅槃，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大的制度变革和这么快的财富增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中国发展的世界奇迹，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四、马克思主义始终站立于时代潮头，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关键就在于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书写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一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关于社会主义保障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社会主义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等重大命题，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了中国课题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最大收获、最大成果，就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实践要求做出了深刻系统的阐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这一思想写进了党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一思想载入了宪法，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一次实现了与时俱进。

一、创立背景

思想是时代的先声，理论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说，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思想。思想总是与时代发生关系，离开了特定的时代去想象某种思想是不合逻辑的，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成功应对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产物。

（一）中国发展方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强起来是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做出这一判断具有长足的依据。比方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崛起，“一带一路”建设，都是中国强起来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发展方位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理论也要适应这一变化、引领这一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的两步走战略、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都是与这一发展方位相适应的。

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新时代的理论产物，也是引领新时代的基本遵循。

（二）中国国际方位迎来历史性转变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理论成果不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更多关乎整个世界的内容，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文明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了很多中国方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国际方位的变化。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国际方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40年以前，中国处在世界体系的外围。中国与世界是相互外在的关系。第二个阶段，1840—1949年，是中国被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被动世界化。这时期，中国走向世界实质上是“单向度”的西方化，被动西方化，缺乏自主性。第三个阶段，1949—2008年，是中国自主融入世界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国依然从属于世界，但与上一个阶段不同的是，“自主”是这时期的第一原则。第四个阶段，2008年特别是2013年以来，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几步：第一步是G20峰会机制的成立，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第二步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投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中国动力；第三步是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中国从跟随全球化转向引领全球化，从融入全球化转向塑造全球化，从输入型现代化转向辐射型现代化，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翻转。

不同的时代和阶段，我们的理论角色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的理论是“单向度”的理论，理论角色主要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比如，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完成了“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只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完成了“富起来”的历史使命。当然，这时期，尽管我们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和谐世界理论等，但都是零星的，不是系统化的。

到了新时代，我们的理论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向度”理论升级为“双向度”的理论，不仅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不仅要用中国理论解决自身的难题，也要用中国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由中国的国际方位和大国地位决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中国“强起来”的问题的同时，也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面对全球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习近平主席发出了反对保护主义的明确信号，提出了筹建亚投行、建设“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共同价值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合作观，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主张，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离开了中国的国际方位，这些中国主张、中国方案都是难以理解的。

（三）党的建设面临历史性考验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时强调指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世界最大政党升级为世界最强大政党，需要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党情来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同时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摆在全党面前。如何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迫切需要党的创新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些重大论断都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

世情、国情、党情方面呈现出来的新特征、新趋势，成为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飞跃的母体。

二、科学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八个明确”的主体内容、“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共同构成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当前，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框架，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十个方面来把握。

（一）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与中心线索

第一个层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立论依据、中心线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起点和立论依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此外，该思想有两条线索是管总的，是一以贯之、贯穿始终的。一条是事实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主线；一条是价值主线，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红线。

1. 逻辑起点，回答“立论依据”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立论依据，该思想其他一切内容都是立足于这一逻辑起点、从这一逻辑起点生发演化出来的。

新时代的基本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的主要标志：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如何理解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难题。我以为，必须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变化的内涵与边界，不宜无限放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发展阶段。具体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一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同一社会形态的漫长过程中，如何区分阶段，主要就是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基本矛盾变了，社会性质也就变了；社会主要矛盾变了，社会阶段也就变了。现在，主要矛盾变了，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怎么解释呢？

我以为，党的十九大界定的主要矛盾与党的八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界定的主要矛盾，绝不是两类根本对立的矛盾，本质上都是“发展不够”的矛盾。“发展不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半程，“发展不够”表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不够”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两者内在是统一的。因此，今天的主要矛盾不是对过去主要矛盾的否定和颠覆，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而是阶段性的变化，是量的累积，是部分质变，是过去主要矛盾的新的呈现形式。因此，这种“变”并没有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度”，因而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2. 主题主线，回答“走什么路”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思想红线，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个领域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比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针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立场；针对文艺工作，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针对绿化工作，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绿化思想；等等，以人民为中心已经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底色。

（二）治国理政的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

第二个层面重点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谋划。这里包括历史使命——战略安排——发展理念——建设布局，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战略安排、战略举措。

4. 历史使命，回答“往哪里去”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三个判断标准：一是全面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二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三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5. 战略安排，回答“怎么走”的问题。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6. 发展理念，回答新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7. 建设布局，回答新时代“建设方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方略。这两大布局体现了点面结合的辩证法，面上工作布局是“五位一体”，点上工作布局是“四个全面”，面上整体推进，点上重点突破。

（三）治国理政的保障条件与领导力量

第三个层面重点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障条件。这里主要包括安全保障、外部环境、政治保证等三个方面。

8. 安全战略，回答“安全保障”的问题。安全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在我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过程中，矛盾进入多发期，国家进入风险社会，国际打压日趋激烈，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以极高的政治站位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目的在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国家安全离不开军事力量。人民军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强军兴军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推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

习近平强军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涵盖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方方面面，构成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军事理论体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十个明确”。一是明确强国必须强军；二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三是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四是明确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五是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六是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七是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八是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九是明确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十是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我军由内而外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

9. 国际战略，回答“外部环境”的问题。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文明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已经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标识”。第一，发展的中国方案。为解决世界的“发展赤字”，中国提供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方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复苏方案，为改写全球发展观念、强化全球经济治理、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坚定全球化发展方向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二，治理的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推动筹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架构，中国推动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国参与的G20、APEC等多边国际合作平台，为优化全球治理格局、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第三，文明的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面临的“文明赤字”，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的共同价值观、新型文明观、正确义利观、新型制度观等，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引领，为重塑全球交往理性贡献了中国智慧。第四，和平的中国方案。为消解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重构世界安全秩序贡献了中国力量。

这些方案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有的已经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也有的尚未成为国际共识，甚至有的由于触动西方的神经而被西方所排斥。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中国提出的方案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随着中国实力进一步崛起，随着中国话语权的增大，这些中国主张、中国理念都将或快或慢地成为国际共识。到那时，人类新文明就真正出场了。

10. 领导力量，回答“政治保证”的问题。如何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等等。这些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三、历史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这段话准确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继承老祖宗的基础上说了很多新话。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的内在逻辑，从本质论的高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关于社会主义构成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强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整合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创造性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即“十四个坚持”，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等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理论总体”，邓小平理论是其开篇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它的续篇。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这个“理论总体”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奠基之作。

（三）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出了划时代的理论贡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因而这个理论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这绝不意味着否定党和人民是理论创新的主体，也不意味着否定党的领导集体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在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在指引国家发展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上各说各话、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是搞不好的。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宪法，作为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是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全党的选择，标志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实现了与时俱进，标志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根本遵循。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判断，赋予党的理论主题、目标任务、价值追求、历史使命和世界使命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推进“四个伟大”提供了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

一、新时代的根本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发展方位变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思想旗帜，仍然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党治国理政第一位的任务，仍然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不懈探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奋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此以来，我们走的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干的事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我们什么主义都尝试了，什么道路都走过了，社会主义是唯一行得通、走得好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发展不了中国，发展不了社会主义；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证明，与西方接轨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会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党的百年大战略、世纪大工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赶考”，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走完了前半程，迎来了新时代。今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二、新时代的战略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安排。

一是从现在到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天，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近在咫尺，这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目标，它不仅包含着经济发展的各项任务和目标，也包含着社会发展等其他方面的任务和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指标的进展情况，我们有信心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比如，从经济发展指标来说，201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远超过世界银行确定的中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据测算，到2020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任务将宣告完成，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补齐，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基本告别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二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安排意味着原定的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提前15年完成。根据我国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判断，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速度超乎预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赶超优势充分释放，中国道路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已经并将继续深刻而快速地改变中国的面貌，基本实现现代化已经站到了坚实的地基上，具备了厚实的基础。

三是从2035年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报告提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安排，相较于过去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内涵更加充实，目标更加宏大，远景更加美好。一是从“现代化国家”升级为“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我们的新目标不是建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时，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现代化国家的具体标准从“富强民主文明”优化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增加了“和谐”“美丽”。这五个概念分别对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这一战略安排如果顺利实现，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之外成功开辟了更加壮丽的现代化之路，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文明最优论、历史终结论彻底破产，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治理优势、发展优势全方位释放。

三、新时代的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信仰；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今天，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距离美好生活仍有短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距离共同富裕仍有差距。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人们生活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待社会更好地满足人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期待社会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参与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尊严感等“软性需要”；期待每个人都能实现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期待整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平衡发展、共同进步，满足人们在各个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

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我们将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着力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新进展。

四、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陷入了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坠入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为了追寻民族复兴之路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奋起，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重生。在历史和实践的反复比较中，在各种主义、各条道路的反复权衡中，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中国人民的反复对比中，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从此，民族复兴大业有了合格的使命担当者，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奋斗史。1921年党成立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斗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一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完成了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根本障碍；二是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推进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今天，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复兴的门槛上。从财富增长来说，中国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里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中国奇迹是发生在一个具有超长历史纵深、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里，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大的制度变革和这么快的财富增长。以美元来计算，2018年中国GDP超过13.6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66%。中国一年新增的经济体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发达国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数据不会说谎，事实最有说服力。辉煌的成绩单告诉我们，民族复兴的梦想已经照进了现实，民族复兴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曾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今天，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凝聚成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终将完成民族复兴的关键一跃，到达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五、新时代的世界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党的世界使命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形成了西方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这一体系随着苏联解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方秩序，在经济上，以布雷顿森体体系为依托，辅之以G7俱乐部，谋求主导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在安全上，以军事同盟体系为支柱，将同盟体系成员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改造非西方国家，建构“全球一制”的人类世界；在文化和价值观上，谋求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建构同质化的人类文明。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主导国际事务的讨论，核心国家、中心国家掌握绝对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服膺中心统治边缘的权力逻辑，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洪流中扮演依附的角色，随波逐流。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21世纪初，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2012年以来，中国和平复兴的步伐明显加快，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为起点，以美国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为标志，以中国筹组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英德法意加组团加入亚投行为佐证，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松动，美国主导的依附型国际格局和中心—边缘结构正在瓦解，中国正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数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改变了全世界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基本判断，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改变了西方承诺的“世界趋同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世界图景，宣告了“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简单和偏颇；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境遇，宣示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改变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惯性思维，宣告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比如，为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全球化方案，提出了世界经济复苏方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中国动力；为了解决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秩序重建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观，提出了“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制度观，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劲崛起，随着“中国方案”的全球热销，随着“中国理念”的广泛认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将越来越快，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繁荣与进步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书写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做出了新的设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景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关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就是竖起了一面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对了一条引领民族复兴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捍卫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回答了“从哪里来”的问题；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回答了“往哪里去”的问题；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回答了“怎么走”的问题；明确了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答新时代“建设方略”的问题；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回答了“安全保障”的问题；明确了新时代的国际战略，回答了“外部环境”的问题；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回答了“政治保证”的问题；等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过去的五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当代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2018年，中国GDP超过9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此前美国已经在这个“宝座”上稳坐了114年；2018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等于美国的170%，相当于美、日、德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稳定脱贫，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80%。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和稳定之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西方中心论”者始终认为，起始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只认同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道路，“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只接受一种结局，那就是全球西方化，西方模式普世化。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都无法摆脱“依附”还是“脱钩”的两难选择。面对西方发展逻辑的强大惯性，面对西方大国的强大统治力，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诱人成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么选择依附性的发展，要么选择脱钩后的贫穷。“依附”可以带来发展，但会失去自主；“脱钩”可以带来自主，但会失去发展。“依附”抑或“脱钩”，发展中国家难道真的别无选择？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既没有与西方“脱钩”，又没有依附西方；既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又没有滑向西方的发展轨道；既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因素，又没有失去自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打破了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打破了“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神话，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西方化”的发展逻辑，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二、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篇大文章，是一个“理论整体”，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篇大文章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是将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去，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这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奠基之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老祖宗”的基础上说了很多新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提出了新的“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认识；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命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等新论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共同价值观、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

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迈出新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有优越性的，我们的体制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目前这一制度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

制度建设是一个过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目前，离小平同志当时定下的时间节点已经很近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制度成熟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过去的五年，党中央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五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蹄疾步稳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党建等领域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朝着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比如，在经济领域，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在民主法治领域，致力于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日益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思想文化领域，致力于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在民生领域，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在生态领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等等。

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物质要崛起，文明也不能塌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4]；“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一个文明塌陷、话语权旁落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强国。

新时代，我们的文化使命是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果没有文明复兴和文化自强，中华民族就有可能因为文化落败而跌倒于复兴的门槛前。中国不仅要站在实力的最高处，也要占领文化和价值观的制高点；不仅硬实力要强大起来，文化软实力也要强大起来；不仅要成为行动的巨人，也要成为文化的强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物质上强大”正在成为现实，“精神上强大”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的发展优势正转化为话语优势，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国际话语权与日俱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主张、积极倡议和全球治理观，为重建世界文明秩序、塑造中国文化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地位贡献了重要思想资源。

从国内来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扎实推进。具体表现为：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从国际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给出了中国方案，这些方案和主张倾注了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为重构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了基础。比如：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西方建构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这与西方推销的普世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这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新型文明观，这与西方中心论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这与弱肉强食、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观，这与西方的冷战思维、结盟机制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与西方奉行的历史终结论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这与西方奉行的排他性安全观是不一样的；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文明主张，致力于建构符合全球正义原则的国际文明新秩序，随着中国主张、中国理念逐步上升为国际话语场的中心话语，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中国价值写进联合国文件，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文明和世界精神正在崛起，意味着中国正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姿态走向世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贡献中国方案的思想理论体系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在这样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的关键时刻，中国没有缺席。所谓中国方案，是指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为优化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中国方案是关于“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标识”。

中国方案不是某种单一的主张或行动，而是包括一系列中国主张和中国行动在内的方案体系。这套方案体系包括一个总方案，五个中观层面，一系列具体的主张或行动，即“1+5+X”的方案体系。

一、总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总方案，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哲学基础、轴心原则，属于元哲学层面的方案。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6]显然，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而非具象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唯有通过一个个的具体方案才能体现出来、彰显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重大安排。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为筹划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依附格局、主从结构、丛林秩序和零和规则的反动，它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文明理念，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方案的核心理念、哲学原则是一贯的、恒定的，但其实现形式是多维的、多样的，针对不同的世界性问题外化为不同的形态——发展的中国方案、治理的中国方案、文明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以及制度的中国方案。这些具象的中国方案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形式、具象形态。

二、改写全球发展观念的中国方案

如何消解全球发展赤字，中国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平台等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做出了战略谋划。

在发展道路方面，中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西方一贯主张线性进化、梯度发展的现代化逻辑，形成了依附发展的国际格局。中国的成功实践，改写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观念和术语，摆脱了要么选择依附性的发展、要么选择脱钩后的贫穷的两难处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7]，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在发展理念方面，中方提倡“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方案[8]，为坚定全球化方向注入了信心，为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方倡导“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9]，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世界经济社会协同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中方主张“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10]，为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了中国贡献。

在发展动力方面，中方主导或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是中国为整个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贡献了中国力量。

在发展倡议方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一带一路”不同于美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不是为了营造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不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广泛的“朋友圈”。《学习纲要》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三、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全球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缺位、越位普遍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

在治理体系方面，中方主张改革完善。今天，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构的。这套治理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诸多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隐患。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维护者，中国不会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11]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12]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在治理理念方面，中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遵循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逻辑，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不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历史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13]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注定不能成功。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超越了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治理主体方面，中方倡导平等参与。传统治理体系主体单一化、同质化，背离全球正义的价值原则。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要么政治挂帅，要么意识形态划界；要么搞排他性安排，要么设立准入门槛，搞双重标准。比如，TPP设立排他性条款，人为地将中国排除在外；北约则以价值观划界，奉行冷战思维；G7是富人俱乐部，缺乏代表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援助的政治门槛，单一国家掌控绝对话语权。中方一贯认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4]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中国主张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这是对传统国际治理机制的反思、调整和矫正。

在治理目标方面，中方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同于依附型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中心—边缘的固化结构，不同于以实力抗衡为基础的丛林秩序，也不同于单极主导的霸权秩序。各个国家，无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四、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的中国方案

西方文化殖民、文化霸权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相违背，在多样文明的世界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中方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这一新文明观是对西方中心、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陈旧论调的超越，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一条和谐共生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16]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生活才会多姿多彩，世界才会姹紫嫣红。

中方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这与西方推销的普世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7]就价值观念本身来说，两者并没有根本性差异，“普世价值”的问题在于某些国家把地域性的价值模式上升为普适性的方案，把欧美的逻辑上升为人类的准绳，用一把尺子度量整个世界。西方国家掌握价值的定义权、裁判权、问责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倡导全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但绝不垄断价值的定义权，绝不将自己的价值模式强加到别国头上，绝不挥舞大棒随意问责主权国家，绝不谋求单一价值模式统治整个世界。

中方主张“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这与弱肉强食、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18]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这既不正常，也难以持久。

五、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

今天，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但世界仍很不太平，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

中方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这与西方的强权政治、结盟机制是不一样的。协商、对话是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中方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主张“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19]，彼此多拆墙、少筑墙，“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0]。中方一再重申，无论自身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谋求势力范围。

中方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21]这与西方奉行的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及排他性安全观是不一样的。当今世界，各国安全相互关联，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动荡的世界中独善其身，西方世界所谓结盟保安全的排他性安全观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安全隐患。安全问题上不应采取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22]中国反对穷兵黩武的霸道做法，主张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越是强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遏阻战争威胁的筹码就越足。

中方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3]，这不同于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如何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中美两个国家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秩序交替通常采用战争的方式，一战定胜负。然而，今天，中美两个大国都掌握了毁灭世界的力量，战争已经不再是选项。何去何从，考验中美双方的智慧。绕开中国提供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案，恐怕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六、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西方热衷于制度输出、颜色革命，带给世界的是动荡不安、烽火连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24]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5]这个中国方案，就其实质来说，指的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

中方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中国向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26]，不可能也不必要定于一尊。这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新型制度观，是对世界趋同、历史终结、别无选择等论调的超越。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尊重历史和现实，不能幻想突然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7]无论哪个国家，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故事告诉世界，“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28]中国故事还告诉世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唯一的方案，“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29]中国的成功“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30]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方案是理想化、超越性的设计。但理想不是现实。尽管有的中国方案已经落地，但也有的方案还处在倡议阶段，尚未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付诸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必要也不可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不是追求中华文化殖民世界，也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展望未来，中国方案与中国复兴共命运。中国方案的实现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民族复兴的完成程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会极大地改变中国，也会深刻地影响世界，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一、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从世界视野看，中国梦是面向世界的，中国的逐梦之旅注定与世界同行。中华文化中始终具有“兼济天下”的世界观和情怀，中国人不会将自己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其他民族的不幸之上。中国人希望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认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共赢发展才是好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鲜明强调：“我们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但中国绝不会满足于自身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从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合作共赢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中国梦是合作共赢的梦、和平发展之梦。在信息时代，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老死不相往来”的国际关系格局早已过时，“鸡犬之声相闻”成为国际交往的新常态。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不仅是深厚的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息息相通的美好梦想。中国的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就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此外，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和“主引擎”。中国的发展越好，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惠及中国，同时惠及世界。

二、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走得通、走得好、走得稳的道路，今后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毋庸置疑，西方最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也最先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独自控制了叩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西方模式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而非唯一选择；西式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版本，而非唯一版本。西方收获了现代性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土，有13亿多的人口规模，有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现实国情，完全没有理由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西方也没有这个能力告诉中国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

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没有简单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道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是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今天，世界风云变幻，中国风景独好，走中国道路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过去我们都未曾进入西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今天更没有理由跟随西方的脚步，我们应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

中国道路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伟大创举，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是中国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中国道路的成功改变了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中国道路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所谓“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不过是西方编织的又一个神话；中国道路的成功将西方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地区性模式，人类开启了一个没有“普世模式”的多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成功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方法论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三、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仅意味着经济体量的壮大，还包含文化、价值观和精神等软实力的增强。探寻中国道路成功拓展的奥秘，不能遗漏文化、价值观和精神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作为一个生长于五千年文明沃土中的古老国度，中国没有理由成为一个物质崛起、精神塌陷的跛脚国家，没有理由成为失却精神自我、四处漂泊的流浪国家，更没有理由成为依附西方、寄人篱下的“香蕉共和国”。

中国道路的成功奥秘就蕴藏在独特的文化精神之中。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靠共同的价值信仰和精神追求。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若空气般无处不在，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华儿女纵然四海为家也不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所，纵然独行天下也能循着“精神之乡”的灯塔踏上归家的路。

文明是多彩的，归于一尊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人类文明兼收并蓄，世界才会姹紫嫣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然而，“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者却以为，起始于欧洲的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只认同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只接受一种结局，那就是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福山即是西方文明的吹鼓手，他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也就是“文明终结论”，他对西方文明的推崇是以排斥其他文明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显然违背了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福山曾经宣称：“构成历史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不可能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的真正的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他看来，西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无可匹敌，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走向终结。这是何等的狂妄，如果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文明不能纳入人类思想宝库，试想谁还有资格？如果缔造“中国奇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被排除在人类思想宝库之外，试想谁还够条件？福山或许认识到了自己的轻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不失时机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并未从西方文明的终极幻想中走出来，但他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并未终结，人类思想宝库有必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中国的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这是中国为保存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就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这样一种新型文化、价值观和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这是一套能够解码中国道路、破译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体系，是一套对西方价值观念构成巨大挑战的思想资源，是一套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层层夹缝中闯出一条新路，没有中国在西方大国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突围，没有中国果敢地走出一条不同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中沉沦，永远地失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的能力，永远无法冲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永远只能扮演西方文明追随者、模仿者的角色形象。现在有很多“被迫西化”的国家在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不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吗？“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这是西方承诺的未来世界图景。然而，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那将是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人文精神危机，这将是包含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因此，从世界意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成功，动摇了西方经验支撑的普适价值，也动摇了其力图维护的战略利益、现实利益和国际规则；中国的成功，意味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破产，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得以捍卫；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出场，也意味着21世纪人类思想宝库烙下了“中国印”。

四、为捍卫世界和平增添了重要筹码

一部世界历史一定意义上就是力量转移的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不再是梦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国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标志着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进一步增长，世界舞台上维系和平的筹码进一步增大。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外交也逐渐由“回应挑战式”的外交走向“提升国际话语权式”外交，在世界上进一步显示中国力量。

习近平同志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建立以全球治理与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新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和平发展”理念，建构好中俄，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重“点”；围绕“合作共赢”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线”；围绕“文明互鉴”理念，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互联互通，打通欧亚大陆桥这两个“面”；围绕“亲诚惠容”理念，建设好周边外交这个“局”。这一系列重要主张，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繁荣发展，共享世界和平。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这个狭小的地球村里，国与国之间利益交汇、命运交织、休戚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地球是人类生存的舞台，不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谁也没有理由选择对立对抗的发展道路，谁也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搞乱世界，谁也无法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世界各国相互补台，人类发展才会好戏连台。习近平同志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宣示，是中国为筹划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越是强大，维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中国的发展，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成功超越。它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将取代“国强必霸”上升为新的历史逻辑，意味着人类将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页。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9]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10]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11]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9页。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0页。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5]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页。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18]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61页。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21]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3页。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页。

[2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14页。

[2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2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8]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2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3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第二章 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中国改革的成功，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只有把方法搞对头，改革才能搞对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改革全局，深入把握改革规律和特点，系统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法，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有定力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一、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固守传统的苏联模式没有出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发展不了中国，发展不了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全新的课题，苏联模式是唯一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样板，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俄国不是中国，苏联模式不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将其挪搬到中国，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表现出来。是继续以俄为师，还是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后者，开始了“以苏为鉴”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经历了严重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严重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践告诉我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发展不了中国，发展不了社会主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响亮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避免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二、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证明，与西方接轨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会葬送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何去何从，成为摆在各个国家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中苏等国几乎同时代开启了改革进程，但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选择可谓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历史和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

昔日和美国比肩并立的超级大国苏联，今日已灰飞烟灭，国家四分五裂，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普京上台之初的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普京有一个很坦率的说明：“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1]美国经济学家在《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一书中罗列了一系列数据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3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24%，而俄罗斯1992年到1998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4%，其中工业生产下降了56%。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GDP达到了美国的70%，2017年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仅相当于美国的7%，落差不可谓不大。昔日的大国沦落至此，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造成苏东剧变这种悲剧的，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而其直接原因则是苏联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江泽民所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苏东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上，在涉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原则性问题上，在涉及为谁改革、靠谁改革的根本立场问题上，在涉及改什么、怎么改、改向哪里去的方向性问题上，在涉及领导力量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讲模棱两可的话，不做遮遮掩掩的事，不犯颠覆性错误。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绝不能走改旗易帜、“全盘西化”的邪路，经济上绝不能搞全面私有化，政治上绝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上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都是关乎中国命脉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是我们从国际比较中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结论。

三、改革开放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个主义、这条道路是不是好，关键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今天，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绝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回溯整个中国近代史，就会懂得，不搞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就会懂得，不搞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回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就会懂得，不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还是死路一条。

任何时候，改革开放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都不能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不能丢掉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是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守原则立场，保持战略定力。无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丢，道路和方向不能变。

改革开放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样本意义是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超大国土空间、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超长文化传统、超复杂民族宗教结构；中国的复兴，是十亿人口量级、十万亿美元量级的大国复兴，短短40年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经济奇迹，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历史景象。这不能不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

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共产党人的自我吹嘘，而是实践给出的答案。“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足以撑起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要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没有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不可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迎来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不可能迎来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今天，也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行百里者半九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保持改革定力，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

中国改革的成功，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不让西方国家任何政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

一、社会整合的能力

中国特色政党模式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和掣肘的弊端，避免为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

中国能办大事，也办成了许多别国办不了的大事。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3]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不断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关键行业、重大工程上，仅仅依靠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推进。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两弹一星”工程，就是中央在政治环境异常严峻、经济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丰碑。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网络等举世瞩目的建设项目；完成了“神舟号”“天宫号”“天河号”“蛟龙号”“量子通信”等高科技项目；战胜了洪水、“非典”疫病、大地震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5]

反观西方，西方政党制度无法有效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要么陷入多数人的暴政，要么陷入少数人的暴政。进入21世纪，西方政党制度越来越走向否决政体、极化政治，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相互倾轧掣肘，很难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无法就关乎长远的问题做出安排，关乎长远的改革步履维艰。如果一个国家政党完全沦为不同社会阶层操弄的工具，牺牲的就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战略规划的定力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今天的事业与明天的事业相衔接，当前的利益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的利益同整体的利益相一致，而不受政党更替的影响。这在那些“走马灯”式地换政党的国家是根本做不到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之所以走得快，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与中国共产党人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年规划，十年中长期规划未曾中断，迄今已经出台十三个五年计划；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管70年，江泽民提出的小“三步走”战略管5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管33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管100年，“一国两制”管50年，这就是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还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6]这个东西管多少年，无限期有效，这在西方都是无法想象的。

反观西方，囿于当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西方政党体制的一大软肋和硬伤。“浮于当下”即目标短视、利益短视。在西方，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标忽视战略目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讨好选民，选票成为政党的指挥棒，政党围着选票转。邓小平曾说道：“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7]

三、决策执行的效率

中国共产党崇尚实干兴邦，拿事实来说话，对出现的挑战及时反应，对认准的事情有序推进，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这在那些擅长掣肘、内耗，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

崇尚实干，不尚空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曾批判道，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我们党历来强调实干，不争论，不折腾，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8]。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民族复兴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9]；在谈到“中国梦”时，强调“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10]；在谈到改革方案时，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11]；在谈到扶贫工作时，强调“脱贫攻坚要实打实干”[12]；在谈到国家发展成就时，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13]；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14]，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品格的最好阐释。

效率低下是西式政党模式无法摆脱的梦魇。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政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做出重要决定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本来，人们“成立政府是为了发挥作用和做出决断”（福山语），而现在，由于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导致国家的权力碎片化，朝野政党尖锐对立，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议会立法议而不决，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政府关门歇业的尴尬局面。特朗普在2018年1月31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称：美国曾是建筑者的国度，曾在一年内建起了帝国大厦，但如今一条公路获批需要耗时十年，这难道不是耻辱？在西方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政党和议会紧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这与现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经沦为威权统治的潜台词，未免太过牵强。

四、选贤任能的制度

改革开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团队的培养选拔机制也有优势，比如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注重基层经验和多层级历练，不受财团的牵制、民粹的裹挟、演技的忽悠，可以避免选出富豪代言人、民粹领导人或平庸政客。

中国各层级领导团队的选拔有一套严密的规则，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比如，台阶很重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火箭式提拔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历练很重要，重要领导岗位人选一般都需要在两三个下级岗位上经受锻炼；政绩很重要，是不是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口碑很重要，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是选拔干部的重要参考；能力很重要，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是不是具有驾驭一方的工作能力；程序很重要，是不是按程序、按规定操作，有没有走民主程序，有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决策。中国这一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要将最合适的人选拔到相应的岗位上。

“辨材须待七年期”，经过这样层层考核选出来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都有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阅历与经验，都取得突出政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领导中国改革的关键少数。中国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选贤任能用人制度是富有成效的，它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选票服务；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是开拓创新的“实干家”，而不是只凭口舌博取选票的“演说家”；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能真正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只开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反观西方领导人的选拔，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可能是次要的，政绩是次要的，台阶是次要的，而演说能力、游说能力、外表形象、金钱实力、营销策略等却反次为主，成为决定选举胜负的主要因素。西方将民主选举变成了游戏，选民以娱乐的心态对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戏中沉沦，选民在娱乐中迷茫。在这场游戏中，选民玩的是刺激，政客玩的是心跳。在这场游戏中，赢的永远是政客，输的始终是选民。在这场游戏中，激进的声音、偏激的声音、猎奇的声音、破坏性的声音容易吸引选民，而温和的声音、理性的声音、折中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中规中矩、一板一眼的选举无人关注，互相缠斗、相互八卦的厮杀却引人入胜。这场游戏好玩但不经玩，选民渴望民主却又厌倦民主，他们依赖民主却又反抗民主，他们被民主绑架，为民主所奴役。

五、自我净化的机制

历史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奔向理想的彼岸。一帆风顺是理想，曲折前行是必然。一个政党的伟大不取决于在顺境中轻装上路、阔步前行，而取决于在逆境中能否逆势前行，在绝境中能否绝地重生，在错误之后能否拨乱反正，在挫折之后能否毅然奋起，在风雨中能否风雨兼程，在谷底能否向着远方的目标坚定前行。中国共产党干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不犯错误是良好愿望，有错误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少犯错误，如何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是否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世界政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锻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但曾经也因为右的错误、“左”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主义的错误，一次次站在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比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近6万党员锐减到1万多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腐败猖獗，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在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悬崖勒马、力挽狂澜，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就在于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自我革命、从头再来的勇气；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具有极强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不会没有因为一次的跌倒而失去站立的能力，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15]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纠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秘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就在于党在自我革命中实现了浴火重生。十九大开幕后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汇报了反腐败成绩单，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央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40人，超过中管干部总数的10%；审查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43人，也超过总数的10%；开除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超过35人，也接近10%。可见，自我净化、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法则。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担当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在革命性锤炼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锻造了坚强领导核心，为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六、国际交往的韬略

毛泽东曾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16]这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不仅是处理国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韬略。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与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韬略是分不开的。

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需要尊重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只会饮下自己酿造的苦酒。

西方大国似乎只认识到，国强必霸是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回顾近代史，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8、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国打了150多年，法国越打越穷，英国越打越富，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试图通过战争建立新的世界霸权，可惜壮志未酬，铩羽而归；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也是美国完胜的世纪；21世纪头十几年，国际格局仍然是“一超主导”，霸权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导逻辑。

中国共产党则认识到，霸极必衰是逃不脱的历史法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世界历史几千年，凡是称王称霸的国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不是被人灭亡就是自取灭亡。比如亚述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再到20世纪的法西斯德国、日本、苏联等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20世纪末，美国在美元、美军和美语三大支柱的支撑下，建立了第一个覆盖全球的世界性霸权，美国的霸权地位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会“后无来者”，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会万年不朽、与日同辉。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人何其有智慧，岂会重蹈西方霸极必衰的覆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公开宣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17]；“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向世界公开承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9]中国共产党人历来说话是算数的，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共产党深谙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构成了我国外交工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指导思想。所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指的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其发展变化，我们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所谓“韬光养晦”，是指应当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首先把我国的事情办好，决不当头，现在不当头，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当霸权主义的头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避免过分张扬、授人以柄、引火烧身，着重营造有利于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但韬光养晦，绝不等于忍气吞声，更不是“软弱退让”，而是要“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20]，这是中国外交的大智慧，国际交往的大韬略。所谓“有所作为”，是指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某些时期的严峻形势，我国外交工作应有的精神面貌和工作要求。中国绝不能因为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严峻的形势而无所作为，必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把改革方法搞对头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正确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改革全局，深入把握改革规律和特点，系统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法，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以人民为中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人民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评价主体。人是衡量改革发展的最终尺度，是评判改革成效的最终标准。改革方向对不对，改革措施准不准，改革成效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党在领导改革的全过程中，要将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主体。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阶段、全部过程，都必须体现人民立场。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推进改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改革发展的过程成为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

二、以问题为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其一，问题无所不在。问题即矛盾，躲不过绕不开。不存在无矛盾的社会，不存在无问题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从个性问题中寻找共性问题，善于从普遍性问题中抓住其特性，善于从杂乱的问题中把握要害问题，善于从问题的趋向中洞悉问题的转变。

其二，问题倒逼改革。问题是改革的导向，改革源于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改革；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谋划改革；哪里的问题牵动全局，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历史不会终结，问题也不会终结，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社会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改革推进的逻辑。

其三，问题性质决定改革方法。改革方法是否管用，改革措施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比如说，中国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所以我们“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所以我们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改革方法，都是源于对中国问题的精准把握。

三、增强改革定力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改革定力”，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改革攻坚期的重要原则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增强改革定力，有两方面的深刻内涵。

一是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什么，不改什么，我们有主张、有定力。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必须头脑十分清醒。这个方向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涉及改革方向等大是大非面前，绝不犯颠覆性错误。

现在，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此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我们的改革从来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也从来不是以西方理论、西方模式为标准。改革方向对不对，改革效果好不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由中国人民来裁判。

二是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命运所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回顾40年改革开放史，我们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靠什么来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尴尬处境？靠什么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靠什么在全球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什么来撑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政党自信？靠什么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赢得精神上的主动？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面对未来，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四、加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谋划改革的重要方法。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顶层设计重点在于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总体原则，制定一揽子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

顶层设计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坚持蹄疾步稳谋划改革，战略上要敢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步子稳不是保守，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顶层设计必须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对于一些攻坚难度大的改革，不要幻想设计出一招制胜、立竿见影的顶层方案，需要久久为功、步步为营，持续探索、持续发力方能见效。

五、鼓励基层创新

基层创新是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基层作为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要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

对标顶层设计。基层创新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进行。基层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必须对标顶层设计，否则就会碎片化；但具体实施要考虑到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宜搞一刀切。

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过程，对改革规律的发现也是一个过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穷尽对改革的认识，改革的必然王国都会存在，改革的未知领域都会存在，都需要摸索着前进。改革风险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摸着石头过河”越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有用，今天有用，将来依然有用。

尊重群众创造。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是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汲取经验智慧、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政策举措更接地气、更符合群众期待，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六、注重整体协同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涉及面之广、变革之深、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广度上，改革的涉及面大大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决定了改革必须系统联动、整体配合、协同一致。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同推进。不能畸轻畸重，也不能单兵突进，“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在深度上，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今天的改革由目标到结果都大大深入了，必须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越是深化，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在难度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4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深层次改革，是触动利益和灵魂的高难度改革，是根治顽瘴痼疾和体制机制弊端的深层次变革，只有权衡各方，系统谋划，协同推进，才能避免出现较大震动。

七、要讲“两点论”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改革与法治、改革发展稳定等若干重大关系，要讲两点论，照辩证法办事。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失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同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也可能失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不是相互对立的，“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央与地方。中央和地方都是改革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全面深化改革，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强调：“地方抓改革、推改革，一方面要落实好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一方面要搞好探索创新。”地方要吃透中央精神，吃透中央制定的重点改革方案，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地方实际确定改革重点、路径、次序、方法，使地方改革精准对接中央要求。同时，中央也要吃透国情，吃透地方实际，出台的总体性改革方案接地气，能解渴，能落地，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释放给地方尽可能大的施展空间。

改革与法治。“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革和法治，要一体考虑，一体推进，不可偏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重大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正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

改革发展稳定。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三者应当保持合理张力，实现动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动态的，不能因为改革中潜藏着风险，就质疑改革；不能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否定发展；也不能因为稳定总是相对的，就无视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八、重在抓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全面深化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最好阐释。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既当拥护改革、推进改革的改革促进派，又当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改革实干家，共同做好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

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已经出来，能否确保改革方案落地落实，能否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不偏离、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不落空，能否确保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关乎改革成败，关乎政道人心，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美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聚焦聚神聚力抓改革落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盯住抓、反复抓，直至抓出成效。

抓落实要讲究章法，注重节奏。习近平强调，“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掌握好节奏，对条件已经成熟、各方面要求强烈的改革，要下定决心加快推进；对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但又必须突破的改革，要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对实践发展有要求，但操作上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可以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开。改革任务越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越是要注重优先顺序、方法步骤。任何时候，改革不能自乱阵脚、失了方寸。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误区辨正

方法决定看法，方法决定做法，方法决定成败。改革的任务越是繁重，头绪越是繁多，越是需要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的都是“硬骨头”，只有把方法搞对头，改革才能搞对头。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对于如何推进改革也还存在不少的方法论误区，这里简单地做一梳理和辨正。

误区一：“顶层设计”是中央的事，“摸着石头过河”是基层的事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这里，“顶层设计”并非对应中央，“摸着石头过河”也并非限于基层。“顶层”与“基层”，“中央”与“地方”，“上”与“下”，方向不同，方位不同，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自然也不一样，但都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的改革方法论。

有人讲“顶层设计”是中央的事，基层不存在“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基层的事，中央无须“摸着石头过河”。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央和地方，顶层和基层，都存在“顶层设计”的问题，也都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总体安排当然需要中央拿主意，进行“顶层设计”，但是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央在一些方面也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地方和基层为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摸着石头过河”是基本的改革方法论，但是，地方也有地方的全局性问题，也需要进行总体性设计。可见，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处理好“项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为改革提供指导、保驾护航；更加注重改革的“摸索创新”，为改革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同“基层创新”的紧密配合，既要善于从高处的运筹帷幄中谋划改革的方针政策，也要善于从基层的实践创造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

误区二：深水区摸不着石头，“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然而，有人说，改革刚刚起步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改革的认识还很有限，“摸着石头过河”还行得通。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水流”越来越急，“漩涡”越来越多，危险越来越大，如果还是“摸着石头前行”就有可能被激流拍到沙滩上。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强化“顶层设计”和“理论先行”，“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其实，这种论调是肤浅的。

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也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绝不意味着瞎摸索，也不意味着排斥理论的先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任何时候，改革的未知领域都会存在，都需要摸索着前进。改革风险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摸着石头过河”越是不能掉以轻心。“顶层设计”同“摸着石头过河”并非不能相容，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削弱乃至否定“摸着石头过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过时，也不意味着不需要“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论及二者的辩证关系，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顶层设计”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就是闭门造车；“摸着石头过河”是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进行的，否则就会碎片化。“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误区三：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今天改革的龙头应是政治体制

全面深化改革，着眼于“全面”，功夫在“重点”。“重点”抓得准不准，关乎改革的成败。古人讲“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改革如果没有面上的推进，难免顾此失彼；如果没有点上的突破，难免杂乱无章。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抓住关键性的局部，也要兼顾事物的整体，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入手，从“落一子而活全局”的关键环节着力，以点带面，激活全盘改革，这就是点面结合的改革辩证法。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找准“面”，关键是抓住“点”。当前，改革的“面”就是“5+2”的改革布局，“5”涵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方面面，“2”涉及党的建设体制、国防和军队管理体制等。全面深化改革的“点”又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过去改革的重点一直是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滞后，因此，当务之急是迎头赶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今天，改革的龙头仍然没有变，“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不是回避矛盾，不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而是因为经济建设仍然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因此，任何时候，改革都必须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体制这个切入口着手谋划，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带动经济体制改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苏联的改革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扭转“经济体制”这个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误区四：改革意味着“变”，所谓要有“战略定力”就是不改革

“改”意味着“变”，但变中也有不变的地方。一些人看到某些东西没有变，或变得不够大、不够快，就质疑改革，这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一成不变的改革不成其为改革，瞬息万变的改革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变”是活力，“稳”是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回首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不瞎变。然而，几乎同一时间启动改革进程的戈尔巴乔夫则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懂得“变”与“稳”的辩证法，饥不择食、乱开药方，一味求变而忽略不能变的一面，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其结果就是改革变成了改向，变革成了变色，把自己的执政地位也给“革”掉了。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情势更加复杂，更需要我们把握好变与稳的辩证法，不能不变，也不能乱变。

全面深化改革既有“变”的一面，也有“稳”的一面。具体来说，改革不是改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改革不是改向，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要循序渐进，“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改革要有定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不能乱套，“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不能瞎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都体现了“变”与“稳”相结合的哲学智慧。

误区五：改革强调“放”，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背离了改革的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里要讲两句话：一句话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句话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现在有些人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这是片面的。

“管”与“放”的问题，说到底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是驾驭现代经济运行的“两只手”。这“两只手”，没有哪只手是多余的，是无关紧要的。宏观调控这一手意味着“管”，但不等于管的越多越好；市场调节这一手意味着“放”，但不等于不管。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管不了的交给政府；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管不好的交给市场。这就是“管”与“放”的辩证法。

全面深化改革要拿捏好“管”与“放”的力度，坚持有管有放，管要管到位，放要放到位；坚持有进有退，缺位的要补上，越位的要退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该管的要放开，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各级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我们既要用好“市场”这只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市场能管的、该管的交给市场，让“看不见的手”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展示力量、发挥作用；也要用好“政府”这只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管起来，让“看得见的手”在宏观经济管理层面展示力量、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的世界贡献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接力奋斗，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世界体系边缘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华丽转身，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定义了全球发展观念，为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经验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环顾全球，西方最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也最先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西方俨然掌握了打开现代化之门的唯一钥匙，拜西方为师，向西方靠拢，“走西方的路”，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致命诱惑。“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这个简单的发展公式说明了全部的问题。

其实，西方模式，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欧洲大陆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模式，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而非唯一选择。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也从未简单地进入西方的发展逻辑之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22]，“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23]。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今天，“中国道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过去我们都未曾进入西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今天更没有理由跟随西方的脚步亦步亦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改变了西方书写的全球发展观念，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人类社会在西方模式之外开辟了更加壮丽的现代化前景；中国道路的成功，证明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选择，所谓“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不过是西方编织的又一个神话，“走自己的路”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社会从此不再将其身家性命系泊于某种单一的发展模式。

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成功打破了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安全秩序都是美国建构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建构的，遵循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逻辑，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不符合全球正义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事实。尽管这套治理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24]中国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经从世界体系边缘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治理理念方面，中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不能一家说了算。传统治理体系主体单一化、同质化，要么是个别国家的独奏，要么是同质化国家的联合体，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中方一贯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治理规则方面，中方主张全球正义。传统治理体系背离全球正义的价值原则，有的政治挂帅，有的意识形态划界，有的搞排他性安排，有的设立准入门槛，有的搞双重标准。比如，TPP设立排他性条款，人为地将中国排除在外；北约则以价值观划界，奉行冷战思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则设立援助的政治门槛。反观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正确义利观，不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原则，不搞关门主义；倡导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中国提出的治理规则彰显了全球正义，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三、文明复兴的中国成功捍卫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绘制包容共生的世界文明图景做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走向复兴，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体量的壮大、政治实力的崛起、军事力量的强盛等，还应包含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25]中国不仅应该成为行动的巨人，也应该成为文明的赢家、话语的强者。

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率先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西方中心论也从此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始终认为，起始于欧洲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只认可一种民主模式，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他们只欣赏一种文化，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是最优越、最有力量的文明，西方文化理应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他们只承认一种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标准、美国标准，西方价值模式才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只接受一种局面，那就是全球西方化，西方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普世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也就是“文明终结论”，福山先生还畅想道，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流露出西方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是西方国家输出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学理依据，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哲学基础。然而，这一切都将随着中国复兴而走向终结。

西方中心论的破产，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政党体制、文明形态、价值观念，花费比西方少得多的时间，付出比西方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成功走向民族复兴，一步步逼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是符合国情的，我们的文明和价值观是先进的。这证明，西方的发展模式绝不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西方的价值观绝不是可以殖民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西方的文明也绝不是高人一筹的优等文明，人类历史也绝不会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

中国健步走向复兴，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崛起，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出场，这是中国为捍卫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体系，是一套对西方价值观念构成巨大挑战的思想资源，是一套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层层夹缝中坚定地突围，闯出一条文明新路，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中沉沦，永远地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永远只能扮演西方文明追随者、模仿者的角色形象。然而，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只剩下“西方”一种色彩，那将是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人文精神危机，是包含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四、震撼世界的中国成功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中国力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球两制”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竞相发展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中遭受历史性的溃败。当时国际国内一些人士幸灾乐祸，社会主义成了一些人打趣、讽刺的对象，西方世界更是弹冠相庆这一“世界性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欢呼“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灭亡，是20世纪留给人类的两大遗产”。他们兴高采烈地鼓噪：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国内也有人附和这种主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苏东）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6]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初的预言早已为历史所证实，中国已经成长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道路的成功极大地扭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颓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迎来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拐点。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路。中国奇迹的样本意义是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超大国土空间、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超深厚的文化传统、超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中国奇迹，是十亿人口量级、十万亿美元量级的大国奇迹，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历史景象。中国奇迹震撼世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中国社会的发展优势在世界舞台中央集中绽放。

五、和平崛起的中国成功开辟了“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为改写“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西方逻辑提供了中国样本

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国家的发达史就是一部国强必霸的历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相继崛起后纷纷走上了霸权主义这条不归路。历史似乎一再证明，只有不能称霸的国家，没有不想称霸的国家。进入21世纪，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究竟是会步西方列强的后尘，成为下一个世界霸主；还是会扮演有着与众不同的大国角色，成为大国兴衰之路上唯一的例外呢？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是国强必霸之路上的一个例外。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这只睡狮已经醒来，但世界不必为之发抖，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自一开始就没有重复昔日大国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优雅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发展起来以后依然会走和平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27]这样的宣示是基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情势得出的必然结论。

“不称霸”的战略选择，源于中华“和合文化”的基因传承，源于对民族苦难历史的深刻记忆，源于对“好战必亡”“霸极必衰”定律的深刻认知，源于对和平主题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源于对共产党执政理念和马克思主义价值信条的执着坚守。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处世哲学提倡“以和为贵”“和谐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会将自己曾经遭遇的苦难强加于人，中国不会要求后人来偿还他们的先人的历史欠债。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复兴，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是维系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越是强大，维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霸权逻辑的成功超越，它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殖民扩张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和平复兴，意味着“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的发展逻辑上升为新的时代主轴，意味着人类社会迎来了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言书，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动员令。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出京考察工作就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深圳。他在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8]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9]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复兴之路，我们有一千个理由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没有一个理由放弃改革开放，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我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业也只能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完成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40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世界的面貌也为之一变。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进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用铁的事实铸就的历史结论，意义重大深远。

一方面，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40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书写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书写了古老民族的现代化传奇……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40年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三个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首先表现在现代化道路上。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欧洲大陆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模式，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而非唯一选择。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也从未简单地进入西方的发展逻辑之中。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改写了全球发展观念，人类社会在西方发展模式之外开辟了更加壮丽的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不过是西方编织的又一个神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

三、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0]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上，在涉及改革方向等大是大非面前，不讲模棱两可的话，不做遮遮掩掩的事，不犯颠覆性错误。

回溯整个中国近代史，就会懂得，不搞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就会懂得，不实行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回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就会懂得，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还是死路一条。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深刻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31]历史证明，邓小平当初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2]习近平还指出，当前，“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33]几十年来，西方大国从未遗忘中国，和平演变战略，遏制中国战略，价值观外交战略，重返亚太战略，印太战略，颜色革命，一个个都剑指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是西方无法接受的，当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走向成功，当中国的成功直接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这更是西方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越是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守原则立场，保持战略定力。无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道路不能偏，方向不能变，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现在，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我们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任何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必须行走在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命运所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4]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回顾40年改革开放史，我们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靠什么来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尴尬处境？靠什么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靠什么在全球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什么来撑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政党自信？靠什么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赢得精神上的主动？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当前，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守。

面对未来，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我们“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35]；我们要坚定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为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贡献中国力量，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重建全球治理秩序贡献中国主张，为重塑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提供中国价值，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重整行装再出发。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砥砺前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3]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页。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13]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2014—2018），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4]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2014—2018），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5] 《党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人民日报》2017年2月16日。

[16] 转引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20]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8页。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页。

[28]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9]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0]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3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94页。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第三章 民主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放眼世界，阿拉伯之春的乱局尚未收拾，英国的脱欧乱象、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又接踵而至，民粹主义在西方再度崛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躁动不安，似乎都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成也民主，败也民主。”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的话语生态令人忧虑，西方的民主话语布设了大量的理论陷阱，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从民主的发生来看，民主不是“飞来峰”，既无法输入，也无法输出。从民主的层次来看，“程序民主”固然重要，“实质民主”更为根本。从民主的构成来看，民主不等于普选，协商也是民主。从民主的价值来看，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民主的标准来看，民主没有通行的模式，各有各的做法。从民主的发展来看，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从民主的成效来看，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万能钥匙。从民主的目标来看，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依然在路上。

民主的辩证法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究竟何谓民主？民主意欲何为？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人以为一讲“民主”就是向西方“普世价值”靠拢，就是向西式民主妥协；有的人以为民主已经有了成熟稳定的制度模式和实现形式，可以速成，可以复制，可以推广，无须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有的人以为“程序正当高于一切”，至于隐藏在程序民主背后的实质则是无关紧要的；有的人以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有的人以为民主就是选举，选举才是民主，“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有的人以为民主是西方的专利，只有西方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其他的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伪民主”；有的人以为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有的人以为民主是一把万能钥匙，民主一试就灵，西式民主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今天，面对“民主灌输论”“民主速成论”“程序民主至上论”“民主目的论”“选票至上论”“民主一元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论调的纷纷来袭，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1]。

一、民主的发生：民主无法输出，也无法输入

民主不会横空出世，民主制度不是“飞来峰”，任何民主都只能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只能从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衍生出来，只能与本民族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的民主观，“黑格尔认为民主因素只有作为形式上的因素才能灌输到国家机体中去……其实恰巧相反，民主因素应当成为在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2]也就是说，民主因素无法通过外部灌输，必须依靠各个国家的内生演化才能发生发展。习近平也说：“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每个民族的民主都一定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一定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民主不是商品，不能随意拿来贩卖，也不能期待进口来弥补。“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4]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低质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首先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中国和西方文化精神各具特色，性质迥异，没有理由采取相同的民主模式。文化基因对民主的影响远比想象的要大，而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正如爱德华·T.霍尔所说，“文化所隐含的远比它所展现出来的要多，更奇怪的是，它在本国人民面前隐藏得尤其有效”，这是很多国人不顾一切要求抄袭西方民主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民主精神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西方推进民主的进程也是极其艰难和曲折的，西式民主直至今天依然在途中。中国的文化血脉中民本精神凸显，民主精神本身包含着民主的价值，这与西方对民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既要发展民主，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实际移植西方的民主；民主的未来是光明的，但进程必定是曲折的；民主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步伐只能是渐进的。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列宁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会影响经济，也会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5]古希腊产生了很好的民主理念，但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没有流行，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民主实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古往今来，任何超越历史阶段的输入型民主，其结果都是民主的异化。比如，古希腊的民主实践并没有观念设想中的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更是将其视之为“暴民政治”“愚民政治”。还比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和美国宪法的奠基者们对民主制度并不看好，为了与“民主制”相区别，他们把自己的制度称之为“共和制”。“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公开指出：“民主制是最坏的政府形式。”[6]由于受美国独立后“谢斯起义”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上流社会中，“民主”成了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民主”成为世界性话语是20世纪的事了。同样是为了发展民主，若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形式也必然不同。

“民主输出”是西方国家的“崇高使命”和“伟大目标”，是西方主宰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它们大概并不知道，民主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过往的全部历史。[7]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并非具有普世性。20世纪以来，西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这种外部强加的民主往往“水土不服”，那些急欲贴上“西式民主”标签的国家大都跌入“民主陷阱”，成功者几何？今天，“颜色革命”之花如此之快地凋零，“阿拉伯之春”如此之快地演变为“阿拉伯之冬”，至于西方靠荷枪实弹扶持的“民主国家”更是沦为民主的反面教材，“民主所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要高昂得多”[8]，难道中国想成为“西式民主”下一块失败的“试验田”？

二、民主的层次：程序民主固然重要，实质民主更为根本

民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看待民主，既要看到民主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透过形式的外壳把握民主的实质。“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是对民主的异化”[9]，是西方话语的陷阱。“程序正当”固然重要，但“结果正义”更为根本。“一旦程序正义被当作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结果非正义”。[10]“程序民主”最后一定都要回归于、落脚于“实质民主”，否则民主就是没有意义的，就会沦为名惠而实不至的“海市蜃楼”。

任何民主都离不开恰当的实现形式，离开了必要的程序设计，谈不上民主。但是，同样的民主形式在这里可能酿成美酒，在那里可能是一剂毒药。任何民主形式的设计，必须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立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为这个国家的成功实践所检验。否则，就不能避免水土不服的结局。“程序正确高于一切”的“游戏民主”在现实中是玩不转的。

有的民主，程序是完美的，形式是真实的，但内容和实质是虚假的。资本主义民主大致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虚假性”在于，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1]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的程序设计非常华丽，可谓一俊遮百丑。但是，形式上的民主不等于事实上的民主，“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12]西式民主由于“资本逻辑”这一先天的基因缺陷，打扮再美丽的民主也仍然无法掩饰其内容上的空乏。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排斥群众的）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13]“西式民主”往往只是形式合理性，即工具合理性，而不是价值合理性、意义合理性。西式民主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亦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发生了断裂。缺乏价值理性的维度，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西式民主的现状不正反映了这一事实吗？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的扩张过程中，其形式远远多于内容。”[14]今天，一些对西方模式走火入魔的人，往往迷恋于西式民主的华丽外衣，而忽略了在形式外壳掩盖下的民主实质，陷入了形式遮蔽内容、外表掩盖内在的审美误区。

有的民主，内容是真实的，形式是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大致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民当家民主，是实质性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也必须通过好的形式来实现，必须有好的程序设计。社会主义民主从形式上来说具有典型的“发展性”“阶段性”特征。今天，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实现形式，但中国式民主还处于初级阶段，民主的实现形式还有广阔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不能拘泥于形式，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既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归根结底，民众的支持度是政权合法性之所在。过去10来年，西方许多独立的民调机构发现，中国中央政府的民众支持率远高于号称民主社会的西方政府。美国皮尤中心（PEW）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2013年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据《纽约时报》2014年8月27日报道，盖洛普（Gallup）2014年6月下旬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0%的美国人信任最高法院，29%信任总统领导的政府，7%信任国会。英国经济学家马丁·雅克2012年在其专著中指出：“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他还举例说明，西方的政权似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是相当大比例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中国应该跳出西方民主话语的束缚，立足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民主之路。

三、民主的构成：民主不等于选举，协商也是民主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却大都沉迷于“选举”这一初始环节，“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进一步简化为投票，而对于决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监督是否民主却并不感兴趣。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就认为“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15]且不论这里的“民主选举”是否是打折的民主，更不提如此厚此薄彼是否是别有用心，单论如果过分强调选举，就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

“止于选举”的西式民主是半截子民主，是打了折扣的民主。在西方，普选权蜕化为统治集团窃取国家政权的工具，异化为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玩一次。[16]正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所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7]西式民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家，选举之后的事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8]选举民主的周期性休眠正是西式民主的病根之一。

其实，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选举”是民主，“协商”也是民主。习近平总书记说，“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19]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代替、否定另一种形式，好的民主常常是多种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独立宣言》都是协商民主的产物。

“选票至上论”者将“选举”视为民主的唯一标志，将“普选”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将“选票”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将“有没有普选”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门槛，这是片面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西方，民主（普选）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已经几乎成为一条公理。但这是错误的。”[20]须知，“选举”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西式民主坚持选票至上，迷信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21]，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承认“选举”，但反对“选票至上”。“选票”只是民主的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民主的指挥棒。“选票”的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获取选票的能力与治国理政的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选票”一旦上升为特殊的“以太”，可以左右政党的政纲，可以决定治国理政的思路，政党围着选票转，政客为了选票邀宠于选民，民粹主义将变得不可避免，受伤的就是整个国家和人民。在西方，候选人为了选票，唯有从当下入手，着眼于触手可及的目标和利益；唯有寅吃卯粮，不惜举债填充当下人的胃口。民主被迫至此，难道这就是西式民主普世的地方吗？

四、民主的价值：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22]，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过去强调民主只是手段，其实是片面的。

民主是目的，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也号称是为了民主；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争得民主”[23]；是因为民主构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指针，人的发展本身就包含人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因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当代中国的价值目标。民主是手段，是因为民主不过是保障民主革命胜利果实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因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24]；是因为民主不过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因为通过民主的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增进人民的安居乐业，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如果因为推行某种水土不服的民主形式，导致政局动荡，社会纷扰不安，人民无法安居乐业，甚至民不聊生，那么，这种民主就是不合时宜的，就背离了民主的初衷。实际上，西方大部分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主张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

“极端民主派”认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依靠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片面的。其实，正如福山所说，“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25]；既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加剧问题。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认为民主之重要高于其他任何事……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事事围着民主转，那这样的观点也只不过是将西方狭隘的心态暴露无遗。”[26]有些人以为，只要有了“西式民主”，无论是选出什么人都无所谓，无论是寡头政治还是家族政治都无所谓，无论是社会瘫痪还是政局动荡都无所谓，无论是经济停滞还是民生凋敝都无所谓，无论是国家解体还是族群分裂都无所谓。其实，这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的天真表现。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是西式民主的高级营销员，是十足的“民主目的论”者。尽管他也发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27]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印度民主摇旗呐喊，“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在阿什先生的逻辑中，“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西方人自以为天生负有传播民主的使命，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思印度样样不如中国的原因究竟在哪，印度“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真的那么“独裁”吗？

其实，西方推销民主也是从目的和手段两个层面着力的。从目的来说，西方惯于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将“民主”包装成点石成金的“魔杖”，制造“西方的繁荣乃拜民主所赐”的神话，渲染“民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从手段来说，“民主”成了西方大国政治和外交干涉的遮羞布，成了西方世界追逐经济利益和思想霸权的有力武器。

我们既要重视民主的目的性价值，也要重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从目的来说，要逐步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和程序设计，拓展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主空间。从手段来说，任何民主制度的安排都一定要服从服务于良治和善政，都不能扰乱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能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不能破坏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不能降低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那种忽视民主的“目的性”，以此为借口拖延乃至拒斥民主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样，抛开民主的“工具性”而奢谈其“目的性”，以为民主就是一切，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依靠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五、民主的标准：民主没有通行的模式，各有各的做法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是西方特有的价值观，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必然各不相同，判断民主的标准也必然是多元化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民主没有通行的国际标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都是独特的。西方有西方的标准，东方有东方的标准。即使“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28]每个国家都有权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尊重民主标准的多样性，不搞一元化，这是基本的国际准则。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早就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29]然而，西方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将“西式民主”上升为政治宗教和政治圣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传经布道。西方奉行的霸权逻辑就是：我即民主，民主即我，谁不与我共舞，就是民主的敌人。他们将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模式这个“特殊”当作“一般”，在民主问题上竭力推行西方标准，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对其他的民主模式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干脆将其归于专制与威权体制的行列。[30]国内也有人跟着起哄，“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31]其实，没有一般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民主越是纯粹，就越是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尽管西式民主模式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但它既不是完美的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模式，更不是最后的模式。西方国家自己的问题扎堆，西式民主的“试验田”更是沦为内乱、贫困、分裂的代名词，这套民主模式又如何能成为裁判他国的标准，又如何能成为他国效仿的榜样。“脱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体制！”[32]

“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33]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民主观，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国的、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他”[34]，用西方的民主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国是不适宜的。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5]习近平也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36]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说美国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好东西，英国民主对于法国来说是个好东西，正如麻辣火锅不符合北方口味一样。评价一国的民主制度好不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离开实践的检验，根本无法评断一种民主制度、一种民主形式的优与劣，甚至无法评断其是不是民主的。

现在，国内外有一股势力污蔑中国“不要民主”，实际上他们要的是西式民主，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西方议会”那一套。我们批判他们这些谬论，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为了发展“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只能脱胎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内生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架构，契合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定力，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当然，“中国式民主”依然在路上，正如斯特恩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时所说：“美国已维持强劲发展近250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60多年历史。因此，中国仍有200多年来证明自己。当然，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优于民主的模式，但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六、民主的发展：民主无法速成，民主是一个过程

民主是具体、历史的、发展的，“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37]每一既成的民主形式都不过是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因而都只能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民主，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民主模式。没有民主速成论，只有民主过程论。

资本主义高举着“民主”的旗帜来到人间，但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产物。在西方，妇女、少数民族（种族）、土著居民为了争得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经历了漫长的斗争。“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38]比如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即宣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妇女直至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此时距法国大革命已经155年。再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千百万黑奴却被排除在这“人人”之外。美国黑人的民主权利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废除了种种限制之后才获得的。又比如英国，作为最早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西方国家，英国女性争取民主权利却花费了268年。西式民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在实现现代化之前实现了普选，“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与经济腾飞是同步进行的”，[39]将资本主义制度与民主制度画等号是何等的浅薄。历史也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失败，很多国家都倒在了“西式民主”的“圣旗”之下，但对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仍弥漫在部分国人中间，这才是当代中国的“民主之殇”。

民主不可阻挡，但也无法速成。民主依赖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等诸多条件，“民主必须自己慢慢地成长”[40]，而不应该是催熟的。期待一朝一夕建好民主大厦，结果往往会是一座危楼。早在一战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通过了《魏玛宪法》，该宪法被认为是当时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当时便有人断言，德国将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是，事与愿违，“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理想的设计完全没有变成现实，这部宪法的最大“成果”大概就是希特勒和纳粹了。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在于把民主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今天，西方依旧在推销“民主速成论”，一些国家依然在做着“民主速成梦”，其实，泰国、乌克兰、埃及、伊拉克等国家的民主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

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过程。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41]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迷信西式民主可以在中国速成的理由，中国必须遵循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走“中国式民主”之路，千万不能落入“民主速成论”的话语陷阱之中。中国式民主的突出特点是增量民主，是渐进式民主。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42]这是建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方法论。

七、民主的成效：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万能钥匙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近年来的流行语，但这绝不意味着民主是把万能钥匙，可以单打独斗，单骑走天下。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民主并非万能”，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根据最近20多年来的观察，终于鼓足勇气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民主放归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福山最新的政治学发现表明，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比如非洲许多地方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民主加剧而不是修正了现存的问题。[43]福山还认为，中国是存在不足的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较弱，但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中国没有步入西方的节奏，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定力。或许中国的目的地仍在远处，但中国的确走在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上。根据福山的理论，如果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强政府、法治也是个好东西，而且是更好的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极端民主化不是个好东西。“民主”与“集中（权威）”相辅相成，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没有制约的“纯粹民主”[44]，也不存在没有例外的“一般民主”，“完全的民主等于没有任何民主。这不是怪论，而是真理”。[45]讲民主，人人都欢迎；讲集中，好像就是“独裁”“专制”，这是片面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没有集中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民主的集中，就不是真正的集中，而只能是专制主义。现在有的人所要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状态，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对民主的反动和破坏”。[46]这种极端民主化，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行不通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无条件是个好东西，民主的适应范围和作用边界是有限度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任何民主形式都有其产生的土壤、适应的范围、生长的条件以及作用的边界，一旦超出自己的适应范围和边界，民主也会无能为力，也会结出恶果。西方民主理论认为，西式民主要具备五个条件：现代化，中产阶级的壮大，受教育程度，外部的强大压力，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可调和性，最好是单一民族国家。有的人“相信一般‘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47]比如美国，政府关门就是美式民主的杰作，奥巴马的“高铁梦”就是政党纷争的牺牲品，美国人的“禁枪梦”更是沦为“白日梦”。还比如，西方学者总是将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归因于民主体制，而将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漂亮的机场归因于威权体制。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李侃如在谈及印度的“制度成本”时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Plan’，从来没有变成‘RealPlan’。”纵观世界，泰国的民主乱象、乌克兰的民主乱局、埃及的民主困境、伊拉克的持续内战、利比亚新政府的软弱无力等，无不警醒我们，如果民主蜕变为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如果民主以政府的软弱涣散为代价，如果民主导致了政府的劣政，恐怕就走向了民主的反面。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又有民主，又有权威？为什么一定要以牺牲执政党的权威为代价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折腾和反对才能显示民主的存在呢？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意味着西式民主是破解中国问题的挪亚方舟。现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于没有民主，只要搞了西式民主，这些问题均会迎刃而解。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万能论”。其实，西式民主也是特殊性条件下的产物，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只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西式民主没能解决反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再增加一块失败的“试验田”。近年来，西方社会已经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民主制度，我们一些人却依然对它顶礼膜拜，这是值得反思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意在表明要民主，不要专制；要追求民主，不要压制民主；要发展民主，不要拖延民主。“中国式民主”只能脱胎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内生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架构，契合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不能误入西方开出的民主药方，跌入西方挖掘的民主陷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定力，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当然，“中国式民主”依然在路上，正如斯特恩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时所说：“美国已维持强劲发展近250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60多年历史。当然，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优于民主的模式，但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一言以蔽之，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拒斥民主也是万万不行的。

八、民主的目标：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依然在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将会消亡”，即所谓民主消亡论。“民主消亡论”特指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它将会“自行停止”，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48]“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49]但同时，民主也是一种管理形式，作为管理形式的民主将始终有其存在的价值，不会消亡。

“历史终结论”的实质是“民主终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面对“苏东剧变”的地缘政治灾难，很多西方学者失去理智，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傲慢地向全世界发布他的草率结论：西式自由民主已经发展到顶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50]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弥漫全球。其实，“历史终结论”本质上并非是说历史本身的终结，而是说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终结。因此，“历史终结论”准确地说是“民主终结论”。

然而，民主的发展真的止步于西式民主模式吗？实践是最好的裁判。“民主终结论”问世后的20多年，西式自由民主模式从顶峰跌落、名声扫地：拉美和苏东，要么掉入陷阱，要么陷入休克，梦醒后纷纷弃西方而去；“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要么花容失色，要么寒冬来袭，往事不堪回首；美国和欧洲，要么陷入危机，要么濒临破产，至今自身难保；亚洲、非洲、中东等西式民主“试验田”，要么陷入内战，要么重回专制，仿如一场噩梦。20多年来，从不迷信西式民主的中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中国模式”在全球性的寒冬中依然傲立枝头，一花独放。福山2009年在反思时也慨叹，“历史似乎没有终结”，“‘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式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51]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知道，“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52]这说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归根结底要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很难想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迥异的不同国家却能共享一套普世的民主模式。我们还知道，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地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民主发展的辩证法。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53]民主推进到哪一步，是由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现阶段，西式民主还是低品质的民主，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指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54]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不过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低级民主阶段。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背离了历史的基本事实。根据福山先生的逻辑，西式民主因为完美所以终结。然而，现实不会谦逊。铁的事实已经并且继续提醒人们，西式民主业已千疮百孔，远远谈不上理想和完美。第一，西式民主是囿于“钱主”的民主。西式民主说到底就是“钱主”，金钱政治，“一元一票”。第二，西式民主是困于“暴政”的民主。包括“多数人暴政”和“少数人暴政”，前者是指多数凌驾于少数之上，51%等于100%；后者是指少数人以“民主”的名义践踏民主，瘫痪政府、瘫痪社会。第三，西式民主是浮于“当下”的民主。“选票第一”，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邀宠于选民，无视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短视、利益短视，乱开福利支票，寅吃卯粮，最终恶果还是由老百姓来埋单。第四，西式民主是苦于“低效”的民主。议会“党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相互掣肘。政府执政效率低下，内耗严重，瞎折腾。第五，西式民主是止于“选举”的民主。民主简化为选举，止步于选举，选举后就进入民主休眠期。第六，西式民主是迷于“游戏”的民主。民主简化为竞选，竞选简化为营销，营销简化为谋略比拼和才艺表演。西式民主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如果人类的“民主梦”仅仅满足于此，止步于此，那真是太低估我们自己了。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否定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就某一特定主体在其存续的特定历史阶段内而言，其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就整个人类在其存续的历史长河中来说，其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民主终结论”，实际上是将一种自由民主制度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是将暂时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永恒的制度，是将西方特殊的自由民主价值变成全球普世的价值。“民主终结论”不仅没有给西方人自己改革、创新民主模式留下任何空间，也否定了其他国家量身打造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这种以过去的认识成果来结束思维的做法，意味着温柔的理性蜕变为理性的暴力，意味着有限的理性上升为万能的理性；这种以西方民主模式为标尺对非西方国家说三道四的做派，意味着理性的僭越，意味着理性变成了非理性；这种一致性对多样性的压制，意味着人的创造性抑制着人的创造性本身，意味着过去的创造性终结了创造性的未来前景；这种同一性对差异性的扼杀，意味着西方从自恋情结走向自虐的行为，意味着理性的建构功能变成了社会的伤害力量。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否定了实践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类社会必将扬弃低级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便是有益的尝试。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将会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管理”的完善程度将会空前提高，但不是民主的“全面终结”，也不意味着民主从此将失去向前发展、向上提升的一切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所实现的只是更高层次、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民主”，而不可能是“民主”的顶峰和最后完成，根本不存在最终的、最后的民主管理模式。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民主”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今天，“民主终结论”已经终结，但历史还在继续，民主依然在路上，人类探索民主的道路没有终点。

总之，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走了一些弯路，但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式民主政治模式有其优越性，但也还存在广阔的发展和完善空间。今天，我们要树立科学民主观，推动中国式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定位、归属、真谛、定性、独特优势、战略任务、基本要求、工作重点等若干理论问题，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崭新篇章。

一、性质定位：“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55]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也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56]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属于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民主没有刻板的模式，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西方将民主的实现形式定于一尊，既无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也抹杀了人类自身的超越本性和创造精神。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西式民主将“普选”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将“选票”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将“有没有普选”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门槛，这是片面的。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认为，“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57]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58]台湾当局前行政部门负责人刘兆玄在台湾清华大学开讲时深有感触地说，“在台湾民主就等于投票”，台湾民主“从制度上来看的话，完美。但我们最终的目的选举要干嘛？是选贤与能。我们选了多少贤选了多少能，这样想的时候心就凉了。除了有非常漂亮的制度上面的设计……可是制度跟形式上的完美不代表理想能达到，实现投票的目的”。[59]民主如果止步于、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形式，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

须知，“止于选举”的民主是打折的民主，是半截子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60]我们承认“选举”，但反对“选票至上”。“选票”只是民主的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民主的指挥棒。“选票”的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政党和政治人物获取选票的能力与治国理政的能力没有直接关联。“选票”一旦上升为特殊的“以太”，可以左右政党的政纲，可以决定治国理政的思路，政党围着选票转，政客为了选票邀宠于选民，受伤的将是整个国家和人民。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民主形式，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选举是民主，协商也是民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61]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代替、否定另一种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二、理论归属：“中国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62]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6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创造权、发明权归属于中国。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

文化基础——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6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求“公天下、乐天下、忧天下、民天下”，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倡导“仁”“义”“礼”“中”“和”，强调“和而不同”“有容乃大”“推己及人”，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要“兼听兼信”“求同存异”“不偏不倚”“共商国是”。由此可见，协商精神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今尤盛。

理论基础——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政治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公仆与主人商量办事情，天经地义。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政治文明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不和人民群众商量，寸步难行。

实践基础——协商民主“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65]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崎岖而坎坷，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苟延残喘的自强求富，还是无畏悲壮的农民抗争，以及资产阶级以西为师的改良和革命，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将不国”的现实境遇，人民民主更是奢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的成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协商民主的产物。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人民政协逐步演化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始终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协商进一步呈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态势，中国社会发展的点滴进步，无不镌刻着民主协商的烙印。

制度基础——协商民主“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6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各方面体制的发展创新，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中央领导集体的换届安排，等等，也无一不是制度化协商的结果。

三、价值真谛：“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67]，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真谛。

“商量”是找到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一种手段。协商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方式，协商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甚至有些问题根本就不能拿来协商。但必须承认，民主协商仍然是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今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利益共同体，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民主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可能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协商”可能是一种既能照顾多数，又能兼顾少数，找到全社会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的有效手段。

“商量”是找到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一条原则。“商量”作为一条必须坚守的原则，意在强调遇事处事做事不能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强调要打造“商量性格”，锤炼“议事精神”，与人民商量着办事情。“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68]

“商量”是找到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一门艺术。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其方式方法不止一种，商量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商量是多平台、全方位的民主参与形式，具有灵活多样性的特征，不能齐一化、格式化，要掌握协商的方法和艺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69]商量不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不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集思广益、三思后行。掌握协商的艺术，目的是为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四、基本定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70]，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定性”。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人民群众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之所系，本之所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政治领域不是官员和技术精英的私人领地，政治事务也不是官员和技术精英的个人专利，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具有广泛的话语权、参与权、建议权、监督权和决策权。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都有人民群众的用武之地。

协商民主解决了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如何落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不仅要使人民群众形式上有权，还要使人民群众实质上有权。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一种形式，已经极大拓宽了政协协商的边界，为广大人民群众开辟了行使权利的大舞台。协商民主通过稳态的协商制度，多元的协商载体，丰富的协商形式，以点带面，中心辐射，将人民群众纳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人。

协商民主解决了群众路线在制度层面如何落地的问题。协商民主不仅包含抽象的理论形态和具体的实践形式，而且还包括一系列已有的和在建的制度体系。协商民主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高度”，将群众路线转化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和制度保障。

发展协商民主，就是走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本无二致。在人民内部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的过程，就是发扬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民主协商，是群众路线的实现形式。遇事多协商，就是走群众路线；反之，有事不商量，就是背离群众路线。

五、独特优势：“有效克服”西式民主的弊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具有西式民主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为五个“有效克服”。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71]在西方，政党和利益集团门派林立，往往面和心不合，要么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要么相互掣肘、排挤倾轧。中国是具有深厚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下，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广泛达成决策共识，有效避免了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72]在西式民主下，各派政治力量为一己之私利、图一时之输赢，奉行“零和博弈”的斗争策略，缺乏协商办事、合作共事、妥协谋事的规则意识，导致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难以进入决策程序，难以形成国家意志和公共政策。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除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追求。中国的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一切工作部署和安排，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这样的格局下，各种利益诉求能够畅通表达，利益共识和决策共识比较容易达成，避免了“大鱼吃小鱼”的困境。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73]在西方，执政党的责任在于“建构”，而反对党的义务在于“反对”；一方是选择性的建构，一方是无条件的反对。在上台下台的交替轮回中，在执政在野的议会大战中，双双沉沦于受虐和施虐的快感之中，而全然不顾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西方政治生态的缩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要义在于协商，协商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意见互通的过程，就是一个避免自以为是、自不量力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74]西式民主一个突出弊端就是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西方将民主简化为选举，将选举简化为投票，“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西式民主无法解决在投票之后或非选举期间人民如何行使权利问题，无法解决政党在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则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发掘了各种参与渠道的潜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有效避免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75]政策和工作的落实与否关键在人民群众接不接受、认不认可。协商的过程就是提升共识和认可度的过程，也是督促工作、落实工作的过程。众所周知，议而不决、效率低下与事不关己、政治冷漠是西式民主的通病，这已成为西方国家无法摆脱的民主陷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消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冷漠，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广泛凝聚起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有效避免了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六、战略任务：“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十八大首次提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76]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升到了“战略任务”的新高度。

推进协商民主横向广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77]首先，协商渠道要拓宽。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但不是唯一渠道。现代社会是多元利益主体交织碰撞的社会，要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其次，协商内容要广泛。虽说是共商国是，但是事无巨细都可协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协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小问题也要协商；国内事务要协商，国际事务也要协商；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要协商，文化、生态、外交事务也要协商。最后，协商形式要丰富。协商形式越多样灵活越好，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都是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

推进协商民主纵向多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78]协商的纵向多层发展，一般是指在具有明显上下级关系的系统内部展开多层次协商，如行政体系内的中央、省、市、县、乡镇、村之间，高等学府的校级、院级、系级之间，公司企业的董事会、经理、部门之间。各层级展开协商，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不以上欺下、以大欺小，找到系统内成员意愿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达成最大共识，可以有效防止内部专权和各层级之间的斗争倾轧，形成系统内部的最大合力。

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79]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操作中也会走形变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应该仅仅是一般性的号召，也应该是一项刚性的制度要求。民主协商不是玩游戏，不能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不能想协商就协商，想不协商就不协商；想协商什么就协商什么，想怎么协商就怎么协商；想和谁协商就找谁协商，不想和谁协商就绕开谁协商。协商的机构（机制）、事项、主体、时限、程序、形式、层级以及协商意见的处置等，都应该有制度来规范。一句话，协商民主需要在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活动，依靠民主的法制化、程序化来实现。否则，协商民主既无法形成稳定的内在结构，也不能获得跨时空的延续性。

七、基本要求：“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

“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80]，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求。

中国是大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利益分化愈发多元，社会纠纷日益剧烈。一项决策，尤其是关乎国情民运的重大决策，从形成到落实，需要经历广阔的时空跨度，需要穿越复杂的纵深结构。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协商必须覆盖决策的全过程，贯穿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

协商于决策之前。凡事预则立，决策之前进行协商，有利于集中民智，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协商，就是为了防止独断专行、片面决策，在做出决策之前，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形成公共意志的最大合力，有利于科学决策。协商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协商就要真协商，协商不是为了避人口实的一个幌子，协商不是独断专行的遮羞布。协商于决策之后是假协商，这样的协商不是民主，而是浪费时间。

协商于决策之中。决策之中进行协商，有利于集中民力，保证决策的完整性、可操作性，使决策更具可行性；同时，也利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整决策、完善决策乃至变更决策。决策的好坏看落实，根据实践的效果，适时调整决策、修正决策是民主协商的重要内容。决策之前协商，然后协商民主就进入“休眠期”，等到下一次决策之前再被唤醒，这种休眠式协商是形式主义的协商，这样的民主也是形式主义的民主。

协商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协商。任何广泛的协商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相对于政策的覆盖面而言，都是有限的协商。能否将有限协商之后形成的决策，无条件地应用于无限的对象，始终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难题。然而，这不能成为我们质疑、否定协商民主的借口，而只能成为我们发展完善协商民主的理由。协商民主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它可以避免更多问题的出现；协商也许无法给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但它可以做到有始有终、善始善终，这是其他民主形式所不具有的优越性。

八、工作重点：“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81]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工作重点，即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政治乃众人之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解决的事也是众人之事。涉及众人利益的问题大多发生在基层，群众利益无小事，协商民主如果不从基层搞起来，就难显现出它的作用，就无法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言之有物、名副其实，就必须重视基层，经营基层，将协商民主机制和制度运用于基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首先，要培育基层组织的协商议事精神。与群众商量着办事情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并非今天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82]周恩来同志也说过：“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83]遗憾的是，这种协商议事精神在一些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那里已经淡化了、消退了，与老百姓同席而坐、平等协商依然是某些“官老爷”心里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今天，要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首要的是唤醒基层组织的协商议事精神，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提高协商议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其次，要培育基层群众的协商民主意识。自古以来，中国的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已经浸入到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以至于在今天，“青天大老爷”“衣食父母官”“民不与官争”的陈旧观念依然挥之不去。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国人的“奴化”心理，甚至上升为国民的劣根性，这也许言过其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今天，中国人的主人翁意识已经觉醒，但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仍有欠缺，自觉参与基层民主协商的责任意识有待提升。

最后，基层协商民主要与顶层协商民主协调发展。协商民主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协商民主的短板和问题也主要出在基层，但基层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顶层的科学设计。顶层与基层，相辅相成，方能相得益彰。既要讲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也要讲发展上层协商民主，要讲两句话。只发展上层协商民主，基层望而却步不行；反过来，只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上层袖手旁观也不行。要通过上层引导基层，通过基层夯实上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有序发展。

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放眼世界，希腊的危机，乌克兰的动荡，泰国的乱局，伊拉克的内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躁动不安，似乎都昭示着这样一条真理：“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统治形式，这个由福山编织的世纪谎言终于被福山自己揭穿了。历史没有终结，终结的不过是“历史终结论”。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不过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低级民主阶段。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囿于“钱主”的民主

民主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致命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不仅经济领域服从这一逻辑的统治，民主政治领域同样服从这一逻辑的主宰。

“西式民主”的实质是“钱主”。金钱是西式民主的“母乳”，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客都在母乳的滋养下成长，政客与财团之间结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其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沦为烧钱的游戏，一人一票异化为“一元一票”。筹集竞选经费的能力早已成为问鼎白宫的风向标，金钱是“打开权力之门的金钥匙”。历史学家作过统计，从1860年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希望的勇气》一书中也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钱主”的后果就是“钱权联姻”。在西方，钱与权具有天然的近亲关系，“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斯蒂格利茨语），“政治献金”与“政治分赃”总是如影随形。恩格斯曾在论述美国两党制时说过，“在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为报酬。”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一文中指出：“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游说集团等特殊利益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对此深有同感，他指出，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事实胜于雄辩。2001年，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背后就是“钱权联姻”，能源巨头绑架政策。美国私人枪支泛滥，却始终无法出台全面禁枪法案，背后也是“钱权联姻”，步枪协会左右政策。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但时至今日依然是纸上谈兵，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钱权联姻”，铁路企业和航空企业携手反对。美国的“旋转门”为世人津津乐道，纷纷效而仿之，其实背后还是“钱权联姻”，政治人物和大财团之间利益双向输送被包装得天衣无缝，难怪斯蒂格利茨说，“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在西方，选举已经演变成一场富人的“金钱游戏”。资本操纵下的政治游戏“民主”变成了“钱主”。选举表面上提供了可以使地位低下的公民担任总统的可能性，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在资本集团毫无根基的人可以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西方社会的选举不过是四年一度的富人的“狂欢节”和“嘉年华”。

二、迷于“游戏”的民主

民主的游戏化、娱乐化，这是西方的又一杰作。西方将民主变成了游戏，选民以娱乐的心态对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戏中沉沦，选民在娱乐中迷茫。在这场游戏中，赢的永远是政客，输的始终是选民。

“游戏民主”的基本玩法：民主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张维为语）。口才好胜于能力好，好脸蛋胜于好才干！一句话，选民和政客都在“闹着玩儿”。比如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选民支持贝佩·格里洛——一位喜剧演员。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说“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台湾政治评论家李敖先生曾调侃道，台湾当局领导人×××“用一张好脸蛋骗了台湾47%的妇女票”，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民主游戏”的基本特征：“刺激”。在这场游戏中，选民玩的是刺激，政客玩的是心跳。为了吸引更多人来玩，政治家费尽心机，一味邀宠于选民。在选举中，激进的声音、批判的声音、猎奇的声音、破坏性的声音容易吸引选民，而温和的声音、理性的声音、折中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中规中矩、一板一眼的选举无人关注，互相缠斗、相互揭老底的厮杀却引人入胜。比如2010年，冰岛的“最佳党”承诺将公然腐败，却赢得足够选票，成功走进雷克雅未克市议会。我们时常发现，承诺和平共处不如承诺该出手时就出手，承诺发展经济不如承诺加薪，承诺与邻为善不如承诺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还发现，“作秀”和“煽情”成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奇闻轶事”和“花边新闻”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往往能够渔翁得利。

“游戏民主”的重大缺陷：好玩但不经玩。“民主游戏”往往缺乏“保鲜期”，“投与不投一个样，投你投他一个样”，在激情过后，饱含着选民对民主的审美疲劳和占有的乏味，其中还夹杂着对不断重复的现实的失望，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选民投票率普遍偏低，为什么大量选民“偏偏有权不用，等着过期作废”。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从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他们渴望民主却又厌倦民主，他们依赖民主却又反抗民主，他们被民主绑架，为民主所奴役，玩“民主”而丧志。

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想要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民主”这一标签本身。民主被赋予了“文明、进步、自由、人道”等丰富内涵，政客们“言必称民主”，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人物，只要贴上了“民主”的标签，他们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就握有了国际社会的通行证，就可以趾高气扬地行走在列国之间，就拥有了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资格，就可以以“民主”为界党同伐异，而至于“民主”的真谛——人民主权——早已抛于九霄云外了。

三、浮于“当下”的民主

囿于当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西式民主的又一软肋和硬伤。

“浮于当下”即目标短视、利益短视。在西方，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标忽视战略目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讨好选民，选票成为政党的指挥棒，政党围着选票转。比如，美国早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政党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痴迷于党派之争。美国的“高铁梦”就是政党纷争的牺牲品。1965年，美国出台《高速地面运输法》，这成为美国高铁梦正式出炉的标志。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即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规划，可迄今毫无进展，沦为世界笑话，这一切皆是因为政治。2011年2月，副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耗资53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但是，2011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却拒绝为这项计划买单。美国联邦政府早在2009年就给相关州拨付了110亿美元的高铁建设启动经费，但2010年来自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新州长上任后立即否决了该州的高铁建设计划，并把24亿美元拨款退回联邦政府。随后，同为共和党的俄亥俄州州长和威斯康星州州长也相继取消了高铁项目，退回了联邦政府划拨的资金。如今，奥巴马的“高铁梦”已陷入破碎，毕竟在一个“政党纷争”时代，即使奥巴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新华社一位从事国际报道工作40多年的资深记者说道，美国的民主中缺少一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政治权威，所以，美国要搞点改革，比中国难多了。难怪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2013年2月13日就议会的恶斗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过去总感觉，国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位总统，当涉及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时，都愿意合力解决那些问题。总是有一些界线……我认为，眼下的状况太卑鄙了。”还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先于中国30年，可由于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没有一个政党敢碰这个“烫手山芋”。其结果就是印度人口在短短40年间成倍递增，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潜力。

西式民主在“选票”的催化作用下一个劲地奔驰向前，无暇高瞻远瞩，谁能赢得当下就能赢得未来，谁能赢得选票就能赢得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是“铁打的民主，流水的官”，党派轮流执政，权力轮流执掌，各路豪杰轮番登场又轮流谢幕，大政方针和战略思路难免改弦更张、前后不续。为了下一轮选票，唯有在任期之内建功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唯有从当下入手，着眼于触手可及的目标和利益；唯有寅吃卯粮，不惜举债填充当下人的胃口。冰岛破产！希腊破产！爱尔兰破产！欧债危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债台高筑，债务高达GDP的50%甚至200%！政客们想要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却又害怕被选民抛弃。民主被迫至此，难道这就是西式民主普世的地方吗？

相比于西方，战略规划的能力和执行规划的定力恰恰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以及只顾当前、急功近利的选票导向，决定了西方难以出台中、长期战略规划。邓小平曾调侃美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84]中国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一届对着一届干。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进行过一次“全球著名企业CEO眼中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CEO看来，自己的能力是第一位，中央银行处在第二位，“中国共产党”居第三位，得票率为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着眼长远，而“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或许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制度根源。

四、止于“选举”的民主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覆盖起点、过程、结果等各个阶段。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却大都沉迷于“选举”这一初始环节，“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进一步简化为投票，而对于决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监督是否民主等方面却并不感兴趣。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就将“选举”作为缔造民主的重要特征，称“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且不论这里的“民主选举”是否是打折的民主，更不提如此厚此薄彼是否是当权者别有用心，单论如果过分强调选举，就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

止于“选举”的民主只顾开头，不顾过程和结尾。这种民主即便有始却不一定有终，即便能善始却未必能善终。正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所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西式民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家，选出议员，组成政府，组织议会，而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均不是西式民主政治的范畴，选举之后的事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一票定输赢，一朝鼎天下，从此不问津，久而久之，民主就在这种残缺的惯性中周而复始，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无可救药。

其实，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泾渭分明的“选举”是民主，谋求共识的“协商”也是民主；参与式民主要发展，代议制民主也要发展；直接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间接民主的作用同样不可贬低。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独立宣言》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是协商民主的产物。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资本主义将“选举”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抬升为衡量其他国家能否通过民主门槛的唯一指标，而一旦“选举”——这块西式民主最后的遮羞布被揭开的时候，西式民主真不知还能剩下什么。

五、困于“暴政”的民主

西方将民主简化为选举，而“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原则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就是“多数人暴政”。“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说，“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德国的纳粹大屠杀，美国的黑人歧视，以及弥漫整个世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民主暴政抹不去的记忆。今天，西方民主在发展，“多数人的暴政”却依然根深蒂固，只不过其形式变得越发隐蔽了。

“少数人暴政”是多数人暴政泛滥所带来的附属产物。西式民主将“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简单化、绝对化，导致多数人可以天经地义地凌驾于少数人之上，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非正当利益，以民主的名义践踏民主，这就是少数人暴政。比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瘫痪政府、瘫痪社会，乃至颠覆整个社会体制，而“多数”则往往选择沉默。泰国的乱局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首先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红黄大战”，最后是军方又一次政变来收场，无一不是由少数人引起的暴政。香港地区的“占领中环”、台湾地区的“太阳花学运”，也是少数人的暴政。还有一种形式则隐藏的更深，可以以前些年热播的美剧《纸牌屋》为例。抛却其中浮夸的戏剧元素，其无疑真实映射了美国社会一种另类的少数人暴政，他们借用自由民主投机取巧，排斥异己，影响甚至颠覆国家的权力设置和正常运行。他们用贫穷、战争、物欲、消费、娱乐、价值观愚化或左右了多数人。

民主暴政缘于制度缺陷，暴政损害的不仅仅是民主，还有民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或许，强调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民主是避免民主暴政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有效途径。

六、苦于“低效”的民主

效率低下是西式民主无法摆脱的梦魇。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对此深有体会，长期以来，美国都以民主典范自居，可“如今在美国，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担忧”，“任何人，只要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都有充足的机会体会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国政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又做不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则断言：“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即使是对西式民主近乎迷恋的福山也承认，今天的美国“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美国整体实力走向衰弱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

分散多核的权力中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模糊的公共利益界限，这是低效民主的重要根源。在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政党和议会紧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这与现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经沦为威权统治的潜台词。然而，以权力制衡和保障个人自由，作为“低效民主”的挡箭牌，未免太过牵强附会。比如，西方学者总是将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归因于民主体制，而将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漂亮的机场归因于威权体制。其实，中印之间的反差根源在于制度——制度的优越性和体制的正当性。印度计划委员会一位高级顾问曾说，印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而成功的却是中国。印度一位驻华大使回国后发现，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内不知修了多少立交桥。当然，我们大可以认为这些屡见不鲜的现象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的初衷，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些现象屡禁不止？

我们无意为强调效率而否定民主，但问题在于：民主与效率，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么难以两全呢？难道二者就真的不可兼得吗？

总之，西式民主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决定了它还只是一种低级的民主，还处在民主发展的低级阶段。未来社会一定会扬弃和超越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式民主”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中国式民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中国式民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中国式民主”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中国式民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从现实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主的前途和未来在中国，高级民主将首先在社会主义中国产生。

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话语生态却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企图把这颗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然而，“颜色革命”之花的凋零、“阿拉伯之冬”的来袭、泰国的交替政变、伊拉克的持续内战……无不在诉说着“西式民主”向外扩张的辛酸历史。今天，面对西方精心编织的民主话语，精心布设的理论陷阱，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敢于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陷阱1：民主一元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其他国家无须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他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美国的神圣使命就是将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传播”在上述诸君看来，民主是西方的专利，只有西方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其他的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伪民主”。“民主一元论”将“西式民主”推崇备至，认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其他国家无须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我们要把湄公河变成田纳西州的一个流域”。这句话赤裸裸地体现了“民主一元论”的本质。

我们不反对民主，但我们反对西方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人。毋庸置疑，“西式民主”相较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着不可自愈的缺陷和弊端。西方民主建立在财产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块遮羞布。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话语体系下，民主标准问题的界定，西方国家历来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西方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抽象的。“民主一元论”将民主神圣化和绝对化，企图建立超阶级、永恒的价值体系。2005年2月，布什总统在美俄峰会上要俄罗斯像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那样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普京坚定地回应说：“民主和自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和需要分别定义，要因地制宜。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都必须适合俄罗斯发展的现状、历史和传统。”现代西方社会推销的民主，诸如多党制、代议制民主、普选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带有强烈的西方社会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语重心长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我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特定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条件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如果这些条件过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它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达尔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的水土不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民主制度。中国古语讲“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说一定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适得其反。海地用20年实行美式“民主化”换来的是“失败的海地”。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盲目地与“西式民主”接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就是跳蚤。

陷阱2：民主速成论——西式民主已经有了成熟定型的模式，其他国家无须以任何“借口”拖延民主的进程

“民主速成论”认为民主已经有了成熟、定型的西方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扎根速成，其他国家无须以“国情”等等为借口拖延民主进程。美国自认为拥有最好的民主，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无可厚非；但是，强制向他国推销，公然干涉别国内政，可能就越俎代庖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曾说，“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忽视接受国的接受能力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梦想输出整个民主政治体制”，这种“速溶咖啡式民主”“交钥匙民主”是有局限的。

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喜欢以速成的民主解决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喜欢以“民主换血”的方式直接过渡到民主国家，喜欢将自己的民主原则强加于人。殊不知，英国早在1688年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是直到1918年，法律才颁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和三十岁的女子享有选举权；法国1789年爆发法兰西大革命，妇女直至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此时已经过去了155年；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制、普选制也是历经200多年的血雨腥风才形成的。正如尼克松所说，“他们的观点只认清了部分问题，但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民主体制不仅需要有公众对自治的愿望，而且还需要有使民主运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在西方用了数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我们不应期待它们一夜之间就在第三世界扎根。”尼克松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深刻的，值得当前很多鼓吹“民主速成论”的后生们好好学习。美国保守派弗朗西斯·福山也说道：“我永远不能相信，凭借美国的力量能够使一个有着许多文化束缚的国家急速加快民主化进程。”把西方民主模式全盘引进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就可以万事无忧、一劳永逸吗？“民主样板”乌克兰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教派冲突严重、政府市政效率低下；“阿拉伯之春”结出了让美国猝不及防的“民主果实”。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等不顾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无不陷入了“颜色革命”的综合征的民主危机之中。再比如，急于民主化的埃及，最终爆发“二次革命”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在这里，“西式民主”带来的不是美酒，而是毒药。

民主发展需要符合本国国情，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绝对不能走极端路线，搞“休克疗法”。“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让非西方国家削足适履、杀头便冠去迎合西方的标准，这是居心叵测、用心不良。民主不可能在西方国家的强压之下生根，更不可能在西方国家的枪林弹雨中成长。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速成的民主无异于揠苗助长。一个没有经过“辛苦过程”的蛹，只靠人为的破茧而出，是不可能会飞的；一个没有经过“辛苦过程”搭建根基的民主制度，只靠西方国家的增砖添瓦，建立起来的只能是民主的“空中楼阁”；一个没有经过“辛苦过程”的国度，只靠别国的民主输出，是不可能强大的。

固然，西式民主有其优长之处，但“西式民主”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与西方社会的土壤相联系，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速成的“西式民主”犹如“西药”，也许可以起到治标的作用，却无法起到治本的作用。

陷阱3：选举至上论——民主就是选举，“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主已经被简化为“一人一票”“多党竞选”。民主就是选举，选举才是民主，民主变成了一种程序上的安排，“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公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他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把民主方法定义为“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也谈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从熊彼特到亨廷顿，他们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将“人民主权”变成了“人民选择统治者”，将“人民”变成了“选民”，将“民主”变成了“选主”，其实质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民主不再是“人民统治”，而是每两年或四年在某个投票点，某个人名旁画上一个“×”。正如学者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现代西方的这种“形式民主”，对大众来说就是一旦行使权利的几分钟投票选举时间结束，大众参与也就基本结束了。其后的“民主”就是代议制对政治的接管，此后，也就并不再允许公民对政治过程进行实际参与。套用卢梭的话来说，如果有谁还自以为是民主的，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期间是民主的，选举结果一经公布，他们就等于零了。

在西方，选举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选举过程中，谁提的口号越响亮、观点越激进，谁就能博得选民的好感，谁就能在选举中获胜。胜选并不代表胜任，能说不能代表能干，这种情况下选举出来的多是政客。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感慨地说：“难以想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选举过程中，政客关注的不再是国家长远的发展，而是能否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升经济竞争力，或者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敢问，这样选出的总统真的能替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吗？

“选举至上论”用形式上的民主掩盖实质上的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取代民主的一切形式，用此种民主形式否定民主的其他形式，这就武断和片面了。“选举”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但不是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习近平主席在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指出：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一人一票”是民主，上下协商也是民主。民主等同于选举，这是对民主的误读。

陷阱4：“民主富强论”——“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富强乃拜民主所赐

“民主富强论”是西方国家在推销民主的过程中精心编织的又一个神话。这种论调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富强，西方富强乃是拜民主所赐。有了民主，经济就能发展；有了民主，就会有西方式的物质富足。一些人泛化和抽象化地将民主说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美国人也早就相信，他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他们民主，而他们之所以民主是因为他们繁荣。”诚然，西方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都是西式民主政治，难道国家的富强与民主制度就有着直接的联系？试问他们的这种民主制度是否就真的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是一种文明的自我发展。而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其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与冲击才能够实现现代化发展，即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西方文明才能带动现代化发展，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直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种靠西化的发展论是站不住脚的。你看，60多年过去了，一些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取得国家富强了吗？恐怕没有。自菲律宾确定了资本主义总统制以来，国家在多数时间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战持续多年，国内政局动荡，至今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居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网站于2013年4月发布的各国生产总值预测数据显示，菲律宾2013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918美元，远远低于“威权”国家新加坡的52179美元。[85]再比如，从1987年台湾地区宣布“解除戒严”之后，实行美国模式的民主政治，经过30年的发展，曾经的“四小龙之首”变成了“四小龙之末”，社会纷扰不安，曾经的民主灯塔也日趋昏暗。

经济拜民主所赐，还是民主拜经济所赐？“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富裕，国民收入越高，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就连极力鼓吹美国民主制度的亨廷顿先生也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政治民主创造基础”，“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民主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前提，而不是相反。

实践最具有说服力，西式民主既不是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也不是实现富强的充分条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陷阱5：“民主和平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

“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大国为了拉拢他国编织的又一个谎言。这一论调认为，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的学术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他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是只有非西方国家都“民主化”，整个世界才会“安全”。在这种逻辑驱使之下，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就成为西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他们以为只要把他们眼中的独裁、专制国家武力改造成民主国家，世界就此太平，此即所谓“刺刀下的民主”。例如，在2006年《美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中就这样写到，“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西方国家高举着“世界和平”的神圣旗帜，对非西方国进行“民主改造”，使干涉别国内政从此不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变得名正言顺、冠冕堂皇。“民主和平论”因为“和平”二字而极具伪装和诱惑性，因而也确实受到一些小国的追捧，其实建立在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实乃水中月、镜中花。

“民主和平论”粉饰了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险恶用心。美国白宫的“必读本”《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一书作者夏兰斯基认为，“民主可以消除中东的‘暴政’”，其目的是“为布什通过中东推广民主来根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夏兰斯基还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情绪是由巴一些当权者煽动起来的。只要使巴转向民主，就能把他们改变成和平制造者”。但事实上，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安全权、领土主权尚未得到保障和尊重，即使复制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难道巴以冲突就会戛然而止吗？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借口，以输出民主为对外政策，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但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相反，西方民主国家挑起的战事却从未停止。

“民主和平论”美化了西方国家的侵略或干涉行径。“自古以来，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类似的政治体制，而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假如爆发武装冲突，这些共同利益就会遭到致命的危害。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86]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一旦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完全是存在的。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自由不是一种原则》一文中指出，“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和平的，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在选举中因为缺少真正的民主应有的许多制衡机制，特别容易受制于民众的情绪，这种国家就会走向战争，如苏东剧变后的塞尔维亚”。“民主和平论”并未解决战争问题，相反，它却为一些西方大国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借口。比如，美国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帮助其建立所谓“民主国家”，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结果却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比如，“独裁者”卡扎菲倒台后，“民主”的利比亚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成为灾难之源。

“民主和平论”不过是西方国家的一个说辞，是西方国家在民主的名义下干涉别国内政的幌子。“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剂良方，不如说是构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

陷阱6：“民主目的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民主目的论”者认为，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民主是国家发展和追求的唯一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无疑，在民主化的世界大潮中，蔑视民主、践踏民主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但是，在西式民主的话语霸权之下，将民主本身作为目的，为民主而民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就是西式民主的高级营销员，在他看来，为了“民主”，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有了“民主”，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局动荡、社会分裂都是暂时的。阿什先生发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印度民主摇旗呐喊，“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在阿什先生的逻辑中，“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某些西方人自以为天生负有传播民主的使命，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思印度样样不如中国的原因究竟在哪，印度“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真的是“独裁”吗？

其实，民主首先是手段。“民主目的论”忽视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没有经济的发展的民主是不可能稳定的，没有面包的民主是走不远的。哈耶克也指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卡塔尔《旗帜报》曾指出，“埃及不缺民主，缺的是有嚼头的大饼和高质量的牛肉，这正是埃及动荡的根本原因”。[87]用8年时间建立的“民主样板”伊拉克至今还挣扎在民族和宗教的旋涡之中，成了西方学者口中的“为民主而应付的代价”。美国保守派弗朗西斯·福山2013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这段话颇有见地：“（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在泰国，一句“为了民主”足以调动百万计的“红”“黄”两军，你方唱罢我方登台。其实，几乎所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到的都是“饥饿的民主”“贫穷的民主”“无序的民主”“血腥的民主”。“民主是过程，不是果实，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民主的动能需化为经济的成果。”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最高目的。“民主目的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陷阱7：“民主万能论”——民主是把万能钥匙，西式民主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民主万能论”者言必称“民主”，竭力向世界宣扬“民主原教旨主义”。似乎民主一试就灵，民主是把万能钥匙。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曾质问道：国内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的一些民主传教士，通常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两分法来看问题，“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不民主造成的，只要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简单地引进西方民主真的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们凭什么就认为西方民主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88]

其实，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和集中（权威），要保持合理的张力，畸轻畸重不行，偏废一方不行。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抑或相反，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就连高喊“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都已看到，他指出：“以中印为例作比较，中国能建设很好的基础设施（如非常庞大的机场、高铁，还有桥梁和大坝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央化的，可以很快实施这样的项目，而在印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是因为印度有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在建设时会碰到很多抗议，包括工会、农民组织的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很多建设项目最后只好放弃。”可见，西式民主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只能是“低能”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会给非西方国家带来劣政。

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政治制度是中国的软肋。由于缺乏西式民主，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治理问题。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是因为没有民主，只要搞了西式民主，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基于这样的逻辑，他们认为中国最终将被迫实行跟西方一样的政治制度。然而，西式民主果真有那么神奇吗？拿腐败来说，苏联、东欧国家在民主化后不是更加清廉而是更加腐败了，这又作何解释呢？再比如，贫富差距问题真的就可以在西式民主制度下解决吗？根据迈克尔·耶茨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89]美国《大西洋月刊》甚至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除了美国以外，引进西方民主模式的俄罗斯，10%的最富有者和10%的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10年的41∶1。无须赘言，这些数据足以反驳万能的“西式民主”。事实上，“民主万能论”不过是西方设置的陷阱，而非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案，寄希望于西方的方案解决中国的问题，纯粹是一种隔靴搔痒的主观臆想。

尽管西方一些势力不遗余力对外鼓吹西式民主，但西式民主在西方早已褪色，日暮已现。德国《世界报》网站2013年刊文指出，西式民主的弱点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单子：持反对意见的人阻挠乃至勒索、无法管理，国家债台高筑，政党分崩离析、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此外，还有个致命的恶习，那就是寅吃卯粮，花自己手里没有的钱，以儿孙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自己的一时之乐。民主如果是万能的，为何实行民主制度82年的泰国至今动荡不安？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说，算上2014年5月22日的政变，军方已经有19次军事政变；民主如果是万能的，为何希腊投票支持难以为继的福利政策？民主如果是万能的，冰岛不会因为国家治理无方而导致破产，西班牙和意大利也不会走向破产的边缘。

西式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但也不是最好的制度，更不是唯一的好制度。中国不是拒斥一切民主，而是拒斥西方式民主。因为我们知道，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要用中国自己的方式，只能走中国式民主之路。

陷阱8：“民主终结论”——西式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

“民主终结论”者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已经发展到顶峰，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将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质是“民主终结论”。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历史发展和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地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否定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和实践发展的可能性。就人类某一特定主体在其存续的特定历史阶段内而言，其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就整个人类在其存续的历史长河中来说，其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民主终结论”，实际上是将一种自由民主制度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是将暂时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永恒的制度，是将西方特殊的自由民主价值变成全球普世的价值。“民主终结论”不仅没有给西方人自己改革、创新自由民主模式留下任何空间，也否定了其他国家量身打造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人类社会必将扬弃低级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便是有益的尝试。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终点，共产主义民主也不是终点。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将会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完善程度将会空前提高，但不是民主的“全面终结”，也不意味着民主从此将失去向前发展、向上提升的一切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所实现的只是更高层次、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人民民主”，而不可能是“人民民主”的顶峰和最后完成，根本不存在最终的、最后的民主模式。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背离了历史的基本事实。民主终结论随着中国模式的不断崛起，慢慢变得没有了市场，“民主终结论”也即将终结。中国的迅速崛起给“民主终结论”有力的还击。2009年1月初，福山在答日本《中央公论》记者的专访时也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民主终结论”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鸣金开道，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民主终结论”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鼓动人们拥护其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9页。

[3]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4] 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联合早报》（新加坡）2014年5月6日。

[5]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6] James Madison Quotes, http://www.scmidnightflyer.com/madison.html.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8]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9] 张维为：《民主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9460436.html.

[10] 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11]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12]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7、626页。

[13]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14] 郑永年：《西式民主不具普世性，亨廷顿一直在强调》，http://www.cssn.cn/zzx/201410/t20141008_1353464.shtml.

[15]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17]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1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1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20] 马丁·雅克：《中国治理国家比西方更成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0/25/c_1112974106.htm.

[21]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页。

[25] 环球时报社评：《福山给出顺序，强政府、法治、民主》，《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4日。

[26]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27] 蒂莫西·加顿·阿什：《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国家报》（西班牙）2014年2月7日。

[28]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9页。

[2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30] 典型表现就是“两个凡是”：凡是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哪怕其国内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样的国家也是民主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哪怕其国内政局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国家也是威权体制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

[31]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4页。

[32]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ⅩⅢ页。

[33] 《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年5月4日，原载《经济学家》（英国）2014年3月1日。

[34] 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莉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36]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37]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38] 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联合早报》（新加坡）2014年5月6日。

[39]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40]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41]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4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43] 环球时报社评：《福山给出顺序，强政府、法治、民主》，《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4日。

[44]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页。

[45]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46]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47]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页。

[48]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49]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页。

[50]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1] 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央公论》（日本）2009年9月号。

[52]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53]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54] 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5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57] [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58] [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59] 刘兆玄：《王道文化是中国领导世界的根基》，http://news.ifeng.com/a/20140903/41850619_1.shtml.

[6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6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6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7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7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8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8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8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83]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8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5]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86] 转引自李慎明：《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87] 转引自环球时报环球网：西媒双重标准：叙利亚大选是闹剧埃及大选合法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6/5012151.html.

[88] 转引自玛雅：《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06页。

[89] 参见美刊《每月评论》2012年3月号上刊登的迈克尔·D.耶茨：《权力与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第四章 信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今天，“共产主义理想”在少数人那里已经沦为“笑柄”，在某些共产党员心中也似乎成了“忌讳”。其实，“共产主义渺茫论”不是今天才有，自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以来就一直挥之不去。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绝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强大，也包括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自强与自信。文化价值观上的自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标志。一个连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不可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人的尊重；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重重围堵，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不能丢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十八大以来，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绝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其实，“共产主义渺茫论”不是今天才有，自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以来就一直挥之不去。今天，“共产主义理想”在少数人那里已经沦为“笑柄”，在某些共产党员心中也似乎成了“忌讳”。在他们看来，21世纪如果还有谁高谈共产主义理想那一定是“穿越”了，早已不知今夕是何夕。

我观察，“共产主义渺茫论”大体上有这么三重逻辑。第一，共产主义据说是遥远未来的事，与我无关，与我的儿子无关，与我的儿子的儿子无关，叫我如何相信它？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据说实行“按需分配”，想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第三，理想很美好，然而现实不会迁就任何理想。今天的现实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社会主义阵容早已瓦解，烟消云散；社会主义中国问题扎堆，与所谓的“共产主义”相距甚远，叫我如何相信它？实际上这三重逻辑都似是而非，必须予以澄清。

一、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不能因为共产主义仍在远方就否定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因素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需要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今天，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遥远不等于不可能，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这是铁的必然性。

共产主义也是一种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今天，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尽管仍然在远方，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尽管不能说，今天共产党领导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直接建设共产主义，但却无可例外地是服务于这一“最终目的”的。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必然性，作为一种运动具有现实性。共产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的归宿。没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便不可能累积起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便不可能造成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看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这固然必要；但若不同时看到共产主义还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现实运动，那又是片面的了。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运动，是理解共产主义的三个维度，不可偏废。

共产主义渺茫论者认为，共产主义与我没有关系，与我的儿子没有关系，与我的孙子也没有关系，这不就是“乌托邦”吗？在这里，“渺茫”论者在思维方法上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形而上学性。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只是从社会制度的维度去理解，而不是也从其现实性去理解。由于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还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他们便断言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是“空想”“幻想”。他们不懂得，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全面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等，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母体中增添共产主义的因子。他们不懂得，量的积累终会带来质的跃迁，共产主义因素的累积终会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他们不懂得，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中，总是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开辟着道路，总是在创造、增添、积累着共产主义的因素。他们不懂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飞来峰”，不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便不可能向着未来理想社会挺进。他们不懂得，共产主义既是“理想中应当确立的未来社会的状况”，也是“现实中应当确立的现实的运动”。

二、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今天的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

过去，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最后发现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今天，我们喊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但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是否搞清楚了，我看也不一定。比如，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想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搞清楚的体现。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些设想，现在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些具体的条款，比如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按需分配，等等。其实，这里说的都仅仅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才是关键。如果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本质的描述，仅仅抓住某些只言片语，这是舍本逐末的表现。

那么，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经典作家至少有过三种描述。

第一种是隐喻式的描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富有诗意地描绘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摆脱强制性的旧式分工，不必局限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在任何部门内自由发展，可以出于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消除了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投机者的现象”。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二种是总括式的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核心命题。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除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来界定未来社会的身份，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身份标识。正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共产主义社会同一切旧社会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第三种是对比式的描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如此说道：“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里，“最初的社会形态”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大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个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三个阶段，个人完全摆脱了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以全面的方式自由地占有自身，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真正和解。

从以上三种描述来看，经典作家尽管手法不一样，其本质是一致的，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今天，我们理解共产主义，关键是抓住这一本质。看当代中国是不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关键也就是看每个人是不是比过去能够更自由、更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是不是更少地受到物的奴役、资本的奴役，是不是向着“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挺进。当然，也许步伐是慢的，但关键是看我们是否已经行走在这条路上。

“渺茫论”者将共产主义庸俗化、简单化，抛开本质于不顾，抓住“按需分配”大做字面文章，扬言人性自私，欲海无边，“要啥有啥”，“想要啥给啥”，岂非天方夜谭？其实，以今天的人和物为标准，来衡量遥远未来的人和事，这也是违背历史主义方法的。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未来的人的精神境界究竟达到何种高度，未来的社会财富究竟达到何种丰富程度，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今天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我们试想，30年前世界上有几人能预料到中国将要发生的故事，何况要设想100年、200年、300年以后的事呢？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做的事，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很容易得出“共产主义渺茫”的结论。

三、迈向共产主义的征程不是“走红毯”，“苏东”的失败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失败，理想与现实的间距也不能成为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理由

迈向共产主义的征程不是“走红毯”，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列宁指出：“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世界历史总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不例外。

一方面，国际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走了一些弯路，遇到了一些挫折，这是事实。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文化大革命”，都是共运史上的巨大挫折。导致挫折的原因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共产主义运动，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人们对它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到达自由王国”，必须有这样一个过程，因而出现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又是触动国际上一切资产阶级神经的，是触动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因而必将遭到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仇恨和竭力攻击，妄图阻挡共产主义运动的顺利发展。但这些挫折都只能说明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不能说明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现实同共产主义的理想之间，落差、间距还很大，这也是事实。比如，中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消极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践踏公平正义问题，这些都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但若因此对实现共产主义感到“怀疑”，那就不对了。这些问题有的属于成长中的烦恼，必将在发展中慢慢自愈；有的属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导致的恶果，必将在正本清源中得到肃清；有的属于人类实践本身难以避免的代价，必将在解剖“必然王国”的过程中迈向自由。我们既要用历史的观点考察过去和今天的现实，又要用发展的观点来憧憬未来的现实。现实与理想之间有间距是完全正常的，如此理想才成其为理想，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现实以趋向理想，而不是否定理想以迎合现实。

然而，“共产主义渺茫论”者却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他们一看到“苏东”剧变，就幸灾乐祸，断言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失败了。他们不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惹的祸”，不是因为坚持了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知道，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不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过是国际共运途中的一个“踉跄”，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受挫不等于历史的终结；他们不知道，有波峰，有低谷，波浪式前进，正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性现象。

他们一看到中国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一看到中国向西方讨教治世方剂、引进市场经济、引进股份制，就以为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就以为世界趋同了，历史终结了，人类文明止步了。他们不知道，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他们不知道，中国学习西方并没有丢失自我，西方有好的一面，把别人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别人更好；他们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丢，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没有丢。

今天，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不能没有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不平等，共产主义就始终是人们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解放的一面旗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狰狞的面目；没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信条，原苏联东欧国家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中国不可能书写如此动人的故事；没有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更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其“外化”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浓缩”为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不是无条件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理由。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源于其优秀的主体内容，源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源于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源于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源于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坚持文化自信，要有定力，既要正确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也要破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迷信和盲从。文化自信，关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关乎当代中国的文化主权。一个连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不可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人的尊重；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也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重重围堵，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

一、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

文化自信，指的是文化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无比热爱，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实践，对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既不同于自恋，也不是自傲，作为文化主体的理性判断，说到底，它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因此以自傲为特征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是真正的自信，以自恋为特征的华夏中心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信。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最硬”的软实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文明的复兴，也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对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正能量不可否认、不可低估，但也必须承认，推进中国现代化转型，助推中国成功崛起的文化旗帜不是传统的封建文化，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综合体（“文化总体”），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脱胎于中华文化的丰腴沃土，内生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契合于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具有融汇古今、融通中西的包容性特质和开放性特征。文化自信丝毫不排斥而是内在地包涵着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如果仅仅将文化自信定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当前尤其要反对打着文化自信的旗帜，图谋文化复古主义的伎俩。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外化”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与文化自信之间是表与里的关系，“三个自信”是表，文化自信是里；“三个自信”形于外，文化自信修于内。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这些论断充分揭示了“三个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表里关系、形神关系。任何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内核是文化和价值观念，坚守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就决定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因此，文化自信也就具体地体现为对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自信；或者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就是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外化和具体呈现。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浓缩”为价值观自信。文化的内容是宽泛的、丰富的、杂多的，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但不管文化的具体内容多么丰富，其深层次的东西是比较确定、比较稳定的，也是比较清晰的，这个东西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文化自信的内核是价值观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4]一种文化，如果缺乏具有感召力的价值观，就没有战斗力、影响力，就不足以支撑起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信心。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和“三个自信”归根结底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毫无干系的两个事物，它们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今天，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就必然表现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就是坚持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二、文化因什么而自信？

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的心理状态相关，但并不意味着文化自信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感觉和主观的心理意识。文化自信不是无条件的，也不会凭空产生，其背后必定有深刻的原因和理由。

其一，文化因其优秀而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其主体内容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明底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支撑文化自信的强大基础。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第一次破解了“历史之谜”，登上了一座至今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峰。今天的世界正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发展轨迹前进，全球化的进展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思想高峰！”“马克思”仍然是这个时代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毕其一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不平等，马克思就永远活在劳动人民和一切追求进步的正直人士的心里，马克思主义就始终是人们追求解放的一面旗帜！

其二，文化因其贡献而自信。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型文明的崛起，中国的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观念的成功，这是中国为保存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5]今天，“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就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

中国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也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中国道路有自身的特殊元素，中国特色的文化和价值理念就是其中的内核。中国的崛起成功地绕开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绕开了西方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绕开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和“普世价值”观念，绕开了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崛起，是一种对西方文明构成巨大挑战和比较优势的新型文明的崛起，这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因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归因于中国独特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都是新型文明的主要元素，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改变了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这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戳穿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经典神话，击碎了西方模式和西方价值观念统治世界的伟大梦想，宣示了“走自己的路”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这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国的崛起保存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捍卫了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重挫了文化帝国主义统治全球的野心，这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其三，文化因其辉煌而自信。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足以支撑起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没有割裂传统，没有忘记本来，它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丰腴沃土，具有鲜明的内生特质和遗传惯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优质基因的当代复活和崭新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独步世界上千年的东方帝国，近代以来尽管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依旧可以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为全球治理提供启发，为道德建设提供资源。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的治国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厚德载物”的道德境界，“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礼治精神，“天下大同”的人类意识，“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天人合一”的至高追求，“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执两用中”的中庸智慧，等等。这些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历久而弥新，闪耀着恒久的真理光芒。今天，这些优质基因并没有失传，而是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协调，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身份密码，“作为一个生长于五千年文明沃土中的古老国度，中国没有理由成为一个物质崛起、精神塌陷的跛脚国家，没有理由成为失却精神自我、四处漂泊的流浪国家，更没有理由成为依附西方、寄人篱下的‘香蕉共和国’”。[6]一言以蔽之，如果五千年绵历不衰的灿烂文明还不足以支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真不知道当今世界还有哪个民族、哪种文明有资格自信。

其四，文化因其成功而自信。

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构成支撑文化自信的“铁的证据”。软实力的背后是硬实力，文化的背后是经济，没有硬实力的崛起和经济上的成功，何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成功。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

中国在西方的夹击中求生存，凭借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异质、却更加成功的现代化之路，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给全世界奉献了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吹嘘，而是实践给出的答案。过去4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全球持续高速发展的唯一大国，中国奇迹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西方模式从顶峰跌落，中国却异军突起，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不容否定。《时代周刊》专栏作家托尼·卡隆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优越于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由美英极力推崇的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且鉴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该模式也优越于18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欧美国家所开创的发展道路。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球上首次出现不同于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让美国模式黯然失色。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能不说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这条道路的内核——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管用的，不能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对路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使我们有资格、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有信心，“理直气壮”！

其五，文化因其包容而自信。

文化自信不等于自大。自信意味着不自我矮化、自我贬低，但也不能以矮化和贬低别人为前提。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自信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兼收并蓄、从容吐纳的自信。自美其美是自信，美人之美也是自信；各美其美是自信，美美与共也是自信。封闭、守成、排外是不自信的表现，孤芳自赏、夜郎自大是盲目自信的表现。能不能正视自身文化的弱点，敢不敢包容外来文明的优长，正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有自信的表现。

现代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同封建主义文化比较起来，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16世纪以来，西方大踏步前进，将长期雄踞世界之巅的东方古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资本主义文明功不可没。今天，以平等谦逊的心态对待西方，以西方为镜鉴反观自我，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西方”，或成为西方的又一个“他者”，而是为了吸纳别人的好，保留自身的好，把别人的好与自身的好相加，结果一定会比别人更好、比原来更好！今天，一些人只看到西方的好，忘却自身的好，这种归于一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人类文明兼收并蓄，世界才会姹紫嫣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习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7]然而，“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者却以为，起始于欧洲的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只认同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只接受一种结局，那就是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自我吸纳、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西方宗教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开放”不仅意味着向历史开放，向实践开放，也包括向西方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8]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的洪流发端于西方，席卷全球，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不是逆潮流而动，而恰恰是体现了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不是背离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而恰恰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不是抛弃了世界人民的价值追求，而恰恰是反映了不同文明所承载的共同价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过是以中国的方式呈现出的世界文明成果，不过是抹上了中国色彩、添加了中国元素的人类价值追求。

试问，如果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的文化尚不能自信，还有哪种文化有理由谈自信？如果历史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文明支撑起来的文化尚不能自信，还有哪个民族有资格谈自信？如果缔造了“中国奇迹”的文化尚不能自信，还有哪个国家够条件谈自信？如果海纳百川的文化尚不能自信，难道封闭的宗教文化、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才有理由自信？

三、文化自信需要定力

现在，有少数人没有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总觉得西方这也好、那也好，中国“百事不如人”；总认为社会主义错了，马克思主义也错了。在我看来，这些人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19世纪，早已不知今夕是何夕。缺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面对价值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间距和落差，缺乏定力，自我贬低、自我矮化，自己看不起自己；二是面对西方巧舌如簧的忽悠和价值观围堵，面对西方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陷阱，缺乏定力，缴械投降、投怀送抱，自己打垮自己。

文化自信需要定力！

其一，要正确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当代中国确实还面临诸多的问题，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消极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践踏公平正义等，有的问题还很严重，这些现象导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自信。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方法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一是要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主要的一面，也有次要的一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这“两面”都要看到，“要讲两句话”。同时，这“两面”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其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非主要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抓主要的一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又要勇敢地直面问题，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盲目自大；更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失去价值观自信。二是要从本质的高度看问题，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窗户打开之后，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中国向西方讨教治世方剂，但中国并没有丢失自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丢。三是要从历史的趋势看问题，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青春期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通过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不断地走向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现实必将不断地趋向于理想，这是当代中国的大趋势。

其二，要破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迷信和盲从，决不能落入西方布设的普世价值陷阱。

中国以西方无法接受的方式成功崛起，乃至最终超越西方，这是西方无法接受、试图竭力避免的结局。如何遏制东方睡狮的苏醒，西方在经济围堵、军事恫吓、政治孤立无法见效或收效不大的情况下，文化殖民和价值观围剿成为当下制约中国的唯一选择和普遍手法。从“历史终结论”到“文明冲突论”，从“普世价值论”到“价值观外交”，从“民主和平论”到“民主富强论”，从“亚洲繁荣之弧”到“C形包围圈”，无不体现这一倾向。

“价值观输出”是西方国家的“崇高使命”和“伟大目标”，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另一种方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公开宣称，他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然而，问题在于，西方价值观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其实，“克林顿们”大概不知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9]，而是由于过往的全部历史所揭示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不同，他们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不同，不可能设想，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在各国只能有一种实现形式。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西方推销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只是西方的特殊价值。我们不反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追求，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观。但我们反对西方将自己的文化精神、民主模式和价值观念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强加于人，反对西方将地域性的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的知识，反对西方将地方性的价值标准上升为全球性的标准。中国的文化精神只能内生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性实践，中国的价值观只能由自己来书写。今天的世界，只有那些彻底为西方代言的人，只有那些完全拥抱西方的人，只有那些文化软骨病患者，才会将西方无偿赠送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奉为至宝，用它来向人们夸耀。

四、文化自信兹事体大

文化立世，文化兴邦。文化自信，关乎一个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失去文化自信，前方就是万丈深渊。

文化自信，对内，关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每个国家，现代化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现代性。国与国的不同，关键不在于“硬件”，而在于“软件”，即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10]中国的现代化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灵魂没有住所，在哪儿都是漂泊”。一个缺乏文化和价值观自信的民族，必将失去“精神自我”，沦为无家可归的弃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有了它，任凭光阴流转、万年飞度，任凭风云变幻、时局危艰，中华民族始终没有迷失精神自我，始终挺立起骄傲的脊梁。中华文化是中国儿女的独特精神世界，是亿万华人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家园”，一想到她，四海为家的炎黄子孙就有安身立命之所，飘零世界的中华儿女就有了“归家”的感觉，独行天下的中华儿女也能循着“精神之乡”的灯塔踏上归家的路。

文化自信，对外，关乎当代中国的文化主权。文化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失去文化自信的国家，其结果就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殖民，就是本民族文化被挤入时代的暗角而失去自我更新、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民族国家在竞争性格局中被迫蜗居于边缘地带，沦为西方的附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1]殷鉴不远，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阵容不费一颗子弹就达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目标；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西方国家也从台前转向幕后，扮演起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些大变局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武力干涉，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战争，是以价值观为武器的新型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的通常做法是，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改造大众文化，改造市民社会，进而改造上层建筑。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已经搞乱了世界，“苏东”和平演变的美酒已经变成毒药，“颜色革命”之花已经凋零，阿拉伯的“寒冬”已经来袭，难道中国想成为西方下一块失败的“试验田”吗？现在，有些人污蔑中国以文化主权为借口，排斥西方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实际上，我们批判西方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观，绝不是要拒绝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念本身，我们所拒绝的仅仅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模式和西方标准。我们不复制西方文化，因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不抄袭西方价值观，因为我们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因为西方的“光”不是普照全球的“光”；我们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因为我们自己的一套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归根结底，我们不想失去文化自我，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庸，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沉迷于跳“历史的脱衣舞”（布热津斯基语），一层一层剥去自己的外衣，赤条条地站在主子跟前，饱含期待地接过西方递上的新装，最后却发现西方缝制的外衣根本不合身。

总之，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一个连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不可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人的尊重；一条缺乏文化自信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写上“中国”的名字，号称“中国道路”；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也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重重围堵，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文化自信应该成为我们的尚方宝剑，13亿多中国人的执着坚守足以撑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足以筑起无坚不摧的民族凝聚力，足以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雷霆力量。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提出的“政党自信”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一、政党自信的内涵与边界

所谓政党自信，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指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政党自信的内涵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

从主体维度来说，政党自信是“自我”与“他者”双向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信”与“他信”的有机统一。“自信”体现为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对于党的坚定信心，“他信”体现为全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缺乏人民的信任，政党自信是虚假的。

从时空维度来说，政党自信具有民族和世界、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蕴。一方面，政党自信是建立在历史认知、现实评判与未来预期相统一的基础上，即对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的高度评价，对共产党的现实表现的高度肯定，以及对共产党的发展前景的高度期待。另一方面，政党自信也是建立在对国际政党史、国际共运史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当今世界，若论及一个政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资格、有理由自信。

从主旨维度来说，政党自信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具体的内容。人民信任共产党，认可共产党，具体表现为认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认可党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认可党的执政能力、战略目标、崇高理想。

从理论维度来说，政党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其学理支撑。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的偶然性决定的，不是人民的任性导致的，更不是共产党忽悠的结果，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别的什么党派能够担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能够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政党自信不是自大。作为社会主体的理性判断，政党自信说到底是一种理性的自信，是一种清醒的自信，是一种有原则、有限度、遵守边界意识的自信。政党自信意味着不自我矮化、自我贬低，但也不能以矮化、贬低其他政党制度为前提。政党自信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自信。今天，我们强调要对中国共产党保有信心，不意味着共产党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意味着西方政党制度一无是处。自美其美是自信，美人之美也是自信。故步自封是不自信的表现，孤芳自赏是盲目自信的表现。能不能正视共产党自身的缺点，敢不敢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长，正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是真自信还是假自信的重要标尺。那种以自傲为特征、以普世为使命的西方政党观不是真正的自信，以自恋为取向、以封闭为特征的狭隘政党观也不是真正的自信。

政党自信与“四个自信”本质上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四个自信”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关系呢？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四个自信”，就蕴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坚持政党自信，也蕴含着“四个自信”。政党自信和“四个自信”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二、政党自信的历史逻辑

政党自信“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走在赶考的路上。近百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交出了靓丽的答卷，这是政党自信的历史逻辑。

（一）中华民族由乱到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由乱世到治世再到善治三个阶段。1840年到1949年属于“无人管得了”的乱世阶段，这时的中国山河破碎，内忧外患。从内忧来说，19世纪上半叶，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相继爆发，从此国无宁日；19世纪末，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登场，结果是“清”没扶起来，“洋”也没灭掉；20世纪初，革命党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搅翻中国，大清帝国风雨飘摇；1911年，辛亥革命完成最后一击，大清王朝土崩瓦解；1915年，各省独立，护国战争开始；1916年，军阀混战；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1932年，“国中国”成立，末代皇帝重登帝位；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最高统帅遭软禁；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一国两府”并存；1946年，国民政府撕毁和平协议，三年内战打响。

从外患来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劳师远征，大清国门洞开；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883年，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1931年，日军进犯东北，东三省沦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半个中国落入虎口。在西方列强的重重蹂躏下，中国人民五千年累积起来的民族自信轰然坍塌，碎满一地。

可见，110年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社会一盘散沙，没有谁管得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各派政治势力均是昙花一现，成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匆匆过客。110年来，中国人苦苦追寻救亡图存之路，农民革命、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中国依然处于乱世，最后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历史转变，开启了重塑民族自信的伟大征程。

（二）中国人民由跪到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多么朴实的宣示，然而，不了解跪着的屈辱，就不可能了解站立的意义，也不能了解这几个字的分量。

近代以来，康乾盛世的余波还未远去，中国人民的命运却迎来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昨天还挺直脊梁的中国人一步跌入跪着讨生活的深渊。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一百多年前，区区两千多人马便轰开重兵把守的大清口岸，区区两万兵力便攻陷大国首都，这是何等的屈辱；我们不能忘记，一百多年前，自己的地盘，“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何等的屈辱；我们不能忘记，一百多年前，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广袤国土江山易主，这是何等的屈辱。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却没有结束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大清国倒下了，中国人民却没有站起来。我们无法想象，东北地区一万余日军竟然只用一天时间便占领沈阳，一个星期占领辽宁，三个月占领东三省；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家里外人当道，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不到半年时间华北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我们无法想象，几个日本兵就可以赶着成千上万人去赴死，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其实，旧中国被一个个列强肆意蹂躏，原因只有一个：精神已经跪下了，不仅是国力弱、军力弱，更是精神弱、意志弱、领导者弱。这一面貌直到共产党的出场才有了根本扭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抗美援朝，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也是中国人的成人礼。自从中国人民挺直脊梁站立于世界的东方，东西方角力的天平从此改观，西方颐指气使的日子从此终结。

（三）中国面貌由废到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旧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国家的面貌，“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工业相当落后，连日用品都依赖国外进口，“洋火”“洋油”“洋布”便是历史见证。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成就惊艳世界，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洋字号”时代到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链条；从百姓温饱不足，到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物资短缺，到坐上全球货物贸易头把交椅；从与世隔绝到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经历凤凰涅槃，完成了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华丽转身。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足以支撑起中国共产党的底气与自信！

三、政党自信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共产党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处，站在了最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是政党自信的理论逻辑。

政党自信源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坚定捍卫者、伟大实践者。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底色”和“精神之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构成政党自信的理论担保。今天的世界正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发展轨迹前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全球化的新动向正在继续证实而不是证伪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作“担保”。“马克思”仍然是21世纪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预测未来、制定行动对策的科学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武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我们坚定政党自信的最大理由。

政党自信源于价值追求的至上性。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地追求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难道不比西方抽象的价值追求更实在、更管用，我们有什么理由贬低它呢？马克思毕其一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不平等，“马克思”就永远活在劳动人民和一切追求进步的正直人士的心里，共产主义就始终是人们追求解放的一面旗帜，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它呢？共产党所追求的未来理想社会，摆脱了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奴役，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处处洒满公平和正义，人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它呢？共产党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是我们坚定政党自信的最大底气。

政党自信源于政治立场的人民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政党自信的力量之源、奥秘所系。人民立场是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代表人民利益是共产党的全部利益所在，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是共产党人的真正信仰，这与资产阶级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优越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政党除了代表资本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资本”是真正的主宰，是社会唯一的主人，资本逻辑是永恒的政治逻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党内初选时说：“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这不就赤裸裸地揭示了资本的魔力了吗？共产党站在了最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是我们坚定政党自信的最大力量。

四、政党自信的世界视野

随着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也应当放在世界的视野中来审视。

第一，从执政能力来看，中国共产党不让西方，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

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色。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大致有几个方面：

社会整合的能力。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模式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和掣肘的弊端，避免为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比如，福山认为，美国“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关乎长远的改革步履维艰。

战略规划的定力。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今天的事业与明天的事业相衔接，当前的利益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的利益同整体的利益相一致，而不受政党更替的影响。这在那些“走马灯”式地换政党的国家是根本做不到的。

决策执行的效率。中国共产党崇尚实干兴邦，拿事实来说话，对出现的挑战及时反应，对认准的事情有序推进，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这在那些“一届隔着一届干”甚至“一届对着一届干”的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选贤任能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团队的培养选拔机制也有优势，比如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注重基层经验和多层级历练，不受财团的牵制、民粹的裹挟、演技的忽悠，可以避免选出富豪代言人、民粹领导人或平庸政客。

自我净化的机制。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打击腐败、遏制“四风”方面的举世成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能力和决心。

第二，从执政效果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单，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难以比肩。

在世界政党史上，能够一肩扛起“救亡图存（革命）”和“民族复兴（建设）”两大历史重任，舍中共还有谁？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所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创造了“革命的世界奇迹”，今天又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中国奇迹是发生在一个具有超长文明史、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里，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大的制度变革和这么快的财富增长。

从制度变革来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制度模式，捍卫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也证明了西方政治模式并非唯一的选择、普世的方案。

从财富增长来说，中国在过去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以美元来计算，中国2018年的GDP已经是日本的2倍，德国的3倍，英国的4倍，印度的5倍，意大利的6部，加拿大的7倍，俄罗斯的8倍。7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80%。数据不会说谎，事实最有说服力。辉煌的成绩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超越西方政党的“钟摆效应”而赢得人民长久信任的深刻原因。然而，西方一些人在赞扬中国的发展成就时，往往有意无意地绕开政党因素。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构成了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解码当代中国。

第三，从面临的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时空压缩的双重考验下，以更短的时间、较小的代价，获得了更好的效果。

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超大国土空间，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多民族多宗教，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与封建糟粕共存，治理这样的国家难度非他国可比。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但相比较于西方，中国的问题呈现出典型的“时空压缩”的特点。

先来看时间压缩，中国用4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路，中国今天集中出现的民族分裂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宗教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西方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逐步出现的。比如，在美国，分裂矛盾集中爆发于19世纪60年代，腐败问题集中爆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问题集中爆发于“二战”以后，种族问题集中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两极分化则延续至今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可见，这些普遍性的矛盾，在西方国家是历时性的存在，在我们国家却变成了共时性的存在；西方执政党可以依次解决，我们党却要同步解决，这对共产党的压力显然是倍增的。但和发展到相同阶段的西方国家相比，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治理要好得多，矛盾的严峻程度要轻得多，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再来看空间压缩，中国的崛起只能立足于自己的国土来谋划，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与西方列强崛起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昔日大国都是通过殖民掠夺来支撑自身的崛起。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日本等都是在比自己领土大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庞大殖民地的支撑下崛起的，都是尽可能地将国内矛盾和风险向全世界转移和输出。今天，中国不能重复西方大国殖民扩张、转嫁风险、输出矛盾的老路，和平崛起、风险共担、互利共赢是我们的唯一选项；中国的崛起没有给其他国家制造麻烦，反而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顺风车；中国过去以割地、赔款、租界等方式为西方列强的崛起做出“贡献”，但今天西方国家通过涉疆、涉藏、渉台、涉港、涉恐、南海问题，以及军事威胁、外交围堵等给我们的崛起设置重重障碍。可见，中国是在西方的夹缝中崛起，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相反，共产党的执政避免了更加严重的问题的出现。

五、政党自信的辩证智慧

现在，有少数人缺乏政党自信，总觉得西方政党模式这也好、那也好，中国“百事不如人”。在我看来，如果排除立场的因素，这种情绪还是有其客观的背景。中国今天确实还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三个世界同时并存；消极腐败和“四风”问题曾经泛滥成灾，严重透支了人民的信任；贫富差距、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医疗教育等问题依然突出，有的已经触及百姓的心理承受底线。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也是当然的责任主体，板子打到自己身上，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那么，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以为，这中间还是存在一个方法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

一是要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看待任何事物，要讲两句话，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有主要的一面，也有次要的一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这“两面”都要看到。同时，这“两面”又是有主次、有轻重的，其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非主要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抓主要的一面。看待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又要勇敢地直面问题，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盲目自信；更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失去自信。片面地看待问题，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这种倾向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

二是要从本质的高度看问题。任何事物，现象是直观的、裸露的，要害是抓住本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一些消极的东西会随风而入，但开放的中国并没有丢失自我、异化变质。比如，共产党坚守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没有变，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没有变，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没有变，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没有变，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没有变。相反，在“苏东剧变”、西方围堵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捍卫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性的实践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宣告了“除了资本主义别无他路”的线性史观的偏颇，宣告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依然有着广泛的价值。

三是要从历史的趋势看问题。历史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奔向理想的彼岸。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是青春期的症状，成长中的烦恼。这些问题，通过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通过党内的自我净化，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比如，全面从严治党让我们看到了建设廉洁政治的希望，全面深化改革让我们看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希望，全面依法治国让我们看到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希望，一带一路让我们对中国重返世界之巅充满期待，精准扶贫使我们相信全面小康不会遥不可及。总之，中国必将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地超越现实、趋向理想，这是当代中国的大趋势、历史进化的大逻辑。也许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我们已经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六、在改革发展中夯实政党自信

辩证地看待问题，目的不是忽悠大家漠视问题。不管如何看待问题，首先需要看到问题。问题是抹不掉、逃不脱的。直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问题展开的逻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一个政党纵使有千般理由、万般理由，不能解决社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就没有理由。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直面当时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即三大矛盾，解决了任何其他党派无力解决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生幸福的大问题；人民选择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了亿万人民群众关切的大问题。

政党自信从来不是既成的，不能被看作某种已经完成、已经定型了的东西；它是开放的、生成的，未完成的，政党自信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成就的过程。今天，我们在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模式在运行中还面临诸多挑战，还存在很大的改革完善空间。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它并没有封闭自我完善发展的历史空间，也没有结束人类对政治文明的探索，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通往更高的政治文明的道路。

历史不会终结，改革发展才有自信。政党自信，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政党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自信，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对于共产党是否有自信，关键取决于共产党怎么做，做得怎么样。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担当，砥砺前行，咬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进入倒计时；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铁腕反腐、重典治贪，标本兼治，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施工高峰期”，一块块“硬骨头”被啃下，一座座险滩被攻占；供给侧改革拉开序幕，经济巨轮在新常态下稳步前行；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工程，脱贫攻坚加速推进；治霾雷霆行动吹响冲锋号，绿色中国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中国筹建亚投行，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朋友圈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铁。中国共产党推出的改革举措和发展思路，既聚焦自身也关照世界，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全球一起发展。中国的改革每推进一步，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将为政党自信夯实底座、厚植基础。

总之，政党自信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政党自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现实中培育起来的政党自信才更具生命力、更加持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沃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增进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坚定文化自信，要认真汲取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立好中华文明的“主心骨”，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丝毫不排斥而是内在地包涵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因而也构成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居世界之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绵历不衰，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民族复兴”这个具有厚重历史感的词语作为时代的主轴，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作为民族奋进的旗帜。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扔进历史的博物馆，弃之不用呢？毋庸置疑，今日之中国已经置身于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可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来寻求文化自信。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从未失传，直至今天依然有其巨大的时代价值。正因为如此，“复兴传统文化”才成为时代的共识，“取其精华”才有其合理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世界。国与国的不同，关键不在于“硬件”，而在于“软件”，即文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但五十六族兄弟姐妹亲如一家；中国有超大人口规模，但都叫着同样的名字——中华儿女。“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即所谓“文化中国”。“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关乎信仰的文化符号。中国人超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是源于共同的宗教生活，而是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园，共通的文化信仰，这种文化归属感是其他东西所无法替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解码中国的重要密码。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构成了西方崛起的文化密码。那么，中国崛起的文化密码又是什么呢？毋庸置疑，中国崛起的文化旗帜不是传统文化，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没有割裂文化传统和文化血脉，没有忘记本来，它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它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丰腴沃土，它融汇了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它不过是将人类文明的优长冶为一炉的“文化总体”。正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无法解码“中国奇迹”一样，离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无法破译中国崛起的奥秘。

二、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拥有辉煌的历史，近代以来受国运衰败的拖累，其命运一度跌入谷底。然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华文化历经内外夹击却依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中蕴含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依旧可以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为全球治理提供启发，为道德建设提供资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智慧。

毋庸讳言，中华文化成长于封建时代，但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全然是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超越时空的文化基因并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中断。中华民族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传统文化的色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治理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忽略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践行者、弘扬者，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政党文化乃至政策方针都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向上向善”的优质基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思想精华，“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标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成为造福人类、安邦济世的珍贵财富。

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只能在自己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民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情境，因而也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出发阵地。今天，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在如何取舍的问题上坚持实践标准。中华文化是一座浩瀚的思想库，有的内容可以超越时空，有的内容则已尘封；有的可以古为今用，有的则应束之高阁。如何取舍？辨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从实际出发，择善而从，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传统文化中与时代主旋律相适应、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与大众的生活相契合的成分，才具有当代的价值。比如，“三纲五常”的纲常伦理，前者是维系封建秩序的基本准则，后者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价值原则，前者只能用于陈列，后者则可能复活于当代。

二是在如何传承的问题上坚守精神实质。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传承什么？发扬什么？我以为，关键在于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守护其精神实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中华文化的智慧应用于当下生活，让传统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镜鉴，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调适社会交往关系的有用资源。当前，弘扬传统文化不能走向形式主义的误区，比如复活传统书院、回归古代礼治的做法都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的表现。

三是在如何发展的问题坚持转化创新。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社会，与自然经济天然契合。但是，今天时代不一样了，农耕文明升级为工业文明，自然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熟人社会代之以世界交往，道义原则服从于利益原则，道德纽带让位于契约精神，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原封不动保留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和制约，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必须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转化创新，赋予其新的含义，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契合，与现实文明相融通，共同服务于安邦济世、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5]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6] 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7]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8]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样本

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误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企图之外，不理解“中国模式”的辩证本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强起来”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强起来，既要有坚实雄厚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又要有影响广泛的文化软实力。纵观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进程，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治理智慧。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走依附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大国的绝对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么选择依附性发展，要么选择与发达国家完全脱钩。依附可能带来发展，但会失去独立自主；脱钩可以保持独立自主，但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依附还是脱钩，发展中国家难道真的别无选择？

中国以自己的实践告诉世界，存在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既可以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又不会滑向西方发展轨道，既能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又不会失去自主性。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通过依附他国来谋求自身发展，一旦丧失独立自主就会受制于人。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正因如此，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从未走上依附西方的发展之路。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坚持独立自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立足点。

二、坚持人民中心、共同富裕，不走两极分化之路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目标主体。社会发展、国家富强都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也是社会成员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过程。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富强不过是对资本鲸吞世界力量的证明。在那里，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资本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表面上是资本家在统治，实际上是资本在统治；资本上升为统治人们生活的“绝对存在”、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世俗之神”、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国家越是富强，资本的力量就越是强大，与人相对立的力量就越是强大，人就越是受到异己力量的统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富强观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是对资本主义富强观的超越。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致富梦想，生产力标准必然凌驾于人民利益标准之上。社会主义富强观既不同于富国强兵的传统富强观，也不同于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富强观。它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富强观，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富强观，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富强观。

现阶段，我国存在收入差距较大问题，这是在特定历史阶段难以完全避免但终将得到解决的问题。我国不会走两极分化的畸形富强之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富强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规定。

三、坚持物质力量、精神力量“两增强”，不走物质主义膨胀之路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物质主义膨胀、精神世界溃败的过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人的价值用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财富用物的丰饶来表示，人的世界单一化为物的世界。这些都决定了西方社会必定在物质主义泥淖中沉沦，在精神萎靡、意义缺失的物质世界中狂欢，也决定了西方社会终究绕不开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强起来应当在物质和精神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避免重蹈西方物质主义泛滥的覆辙。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中国走向强起来，不能以精神贫困、价值虚无、意义退场为代价，不能让人民在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不能让人民失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四、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走殖民扩张之路

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有着相似的逻辑：殖民、掠夺、扩张。例如，英国最强盛的时候，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但它占有比自身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殖民地，全球资源为其所用，全球市场供其倾销。进入20世纪，赤裸裸的暴力殖民已为国际社会所唾弃，西方发达国家被迫放弃传统殖民方式，采取更隐蔽、间接的经济殖民方式。它们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渗透，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在产业链的低端徘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固化，缺乏发展进步的上升通道，沦为贫穷的专业户、落后的代名词。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增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相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逻辑，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的零和博弈。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富强为世界增添财富。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坚持合作共赢，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国过去不搞殖民扩张，今后也不搞经济殖民，中国的发展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努力做到惠本国、利天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始终坚持和维护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五、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不走国强必霸之路

国强必霸是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是一些西方学者以西方逻辑剪裁中国现实得出的结论，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就是对中国别有用心的妖魔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但中国发展不是为了恃强凌弱、称王称霸。中国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这一宣示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多方面因素得出的必然结论。从文化基因看，中华文化中没有霸权主义的元素，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传统。中国繁荣强盛，扮演的是和平使者，传递的是文明声音；而西方大国主宰世界，回报给世界的是侵略、殖民、扩张。从世界历史看，国强必霸、霸极必衰、好战必亡是霸权国家的历史宿命。古今中外，凡是称王称霸的国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中国深谙国强必霸、霸极必衰以及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历史辩证法，决不会重蹈西方大国兴衰覆亡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做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中国人信守言必行、行必果的行为准则，不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正如新加坡一位外交官所说，中国不会指手画脚搬弄是非，因为中国不会热衷于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人不会怂恿别人邯郸学步，因为中国文化崇尚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没有殖民海外的记载。过去，中国强盛时代以千年记，带给世界的是欢声笑语；现在，西方强盛时代以百年记，带给世界的是烽火连天；未来，中国将实现伟大复兴，人类将有望迎来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的论调此起彼伏，幽灵般地游荡在整个世界的上空。然而，国强必霸真是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吗，中国除了走上称王称霸的道路之外真的无路可走吗？人类真的将无法摆脱霸权的阴霾迎来和平共处的曙光吗？

一、国强必霸：近代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国强必霸是近代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旋律。这种观点认为，国强必霸是历史兴衰的规律，是普世的法则，任何国家都不会例外。回顾近代史，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8、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国打了150多年，法国越打越穷，英国越打越富，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试图通过战争建立新的世界霸权，却只能铩羽而归；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也是美国完胜的世纪；21世纪头十几年，国际格局仍然是“一超主导”，霸权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导逻辑。

从表面上看，国强必霸是每个强盛国家难以逾越的历史命运，实则是西方国家自身历史演变的生动写照。国强必霸，关键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源于资本的霸权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和劳动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资本以无限地追求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而当国内无法满足这一目标时，对外扩张的本性就暴露无遗。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通过对内剥夺和对外扩张完成的，而这一过程“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动战争直接占领殖民地，为资本提供资源和产品倾销市场，另一方面对殖民地国家直接实施经济掠夺和剥削以获取资本。随着资本无止境的积累，资本扩张的趋势便昭然若揭，其扩张的范围必然超出国家、民族的边界而流走于世界各地。资本越是过度积累，就越是需要对外扩张，这就是资本的霸权逻辑。哈维就资本主义内部存在长期的产生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提出了一种“关于资本积累趋向危机的内在矛盾的‘空间定位’（更准确地说是时—空定位）理论”[2]。而要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在哈维看来，地理上的扩张和空间上的重组成为有效路径。简言之，“空间定位”必然会导致霸权。汉娜·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一书中也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提供了一些思路，“财产的永不休止的积累必须基于权力的永不休止的积累……”[3]。资本积累决定了政治霸权的逻辑，政治霸权又成就了资本的积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资本必然会在无止境的积累中寻求扩张、延伸和加强它的力量。

二、从“国强必霸”到“强而不霸”：中国道路对霸权逻辑的超越

西方一直有一种担心，“国强必霸”是普适的历史逻辑，中国不会成为唯一的例外，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的最大威胁。

西方的担心自有西方的理由。确实，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霸权史。“国强必霸”，这是500年来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等9个国家强大起来后纷纷扮演霸王或图谋扮演霸王的角色。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全世界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不会成为下一个霸王？

“中国威胁论”是对这一疑惑的一种回答。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崛起必将重塑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比如，福山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至少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4]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认为，“中国正成为搅乱世界格局的一大因素”。[5]日本学者池上雅子认为，中国一直未曾放弃“霸权志向和世界战略”，过去，中国利用“第三世界”理念培养反美国家；现在，中国利用“北京共识”制造舆论，让世界无条件地接受中国霸权。《纽约时报》社论专栏作者克里斯托弗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中国成为军事预算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正处在由一个弱者变为强者的进程之中，将有机会去做它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它必须做的事情”。[6]克里斯托弗这里所说的“想做的事情”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西方国家崛起后一直想做而且在做的事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强必霸”——这是西方发展的逻辑，而至于这个逻辑是否能够套用于中国，克里斯托弗先生可能并没有去考虑。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了宣扬“中国霸权论”的文章——《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文中以西方国家的发展逻辑为依据，宣扬“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的荒谬逻辑。英国学者马克·里欧纳德认为，中国道路正日益打破美国企图使整个世界“美国化”的梦想，“北京的崛起业已改变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平衡，此刻又在改变世界对政治、经济和秩序的想法。”[7]日本《选择》杂志2010年6月号发表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一文，该文作者宣称：“亚洲整体的秩序正迅速向‘中国单极时代’迈进。”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8月18日发表了《中国排第二，然后开始计算》的文章，该文指出，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标志着自1968年日本取代西德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觊觎着美国的宝座”。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世界所倡导的价值观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与西方世界抗衡，“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必将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然而，西方的推论本身是错误的。逻辑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结果。不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而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研究的结论不是迎合逻辑，而是迎合事实，只有与事实相一致才是正确的。西方的逻辑是基于西方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不能用来裁剪、套用中国的未来。崛起的中国将会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能以既成的逻辑为依据，而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来寻找答案。

富强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中国式富强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富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强而不霸”，这是中国对西方“国强必霸”逻辑的超越，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独特贡献。正如亚洲一位政治家所说，过去属于欧洲，现在属于美国，而未来将属于亚洲，这一趋势是毫无疑问的。“西方的‘现代性之殇’警醒我们，要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路”。[8]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将被打破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国将打破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开辟和平崛起的崭新道路。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也不谋求取代西方的发展模式。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9]“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0]“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1]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指出：“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12]

中国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模式是和平崛起的模式，这已为西方有识之士所称道。比如，美国哈佛大学里金钠·艾布拉米认为，“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定论。[13]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知名政治家绪方靖夫在2011年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提出，“中国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政治方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关系上也是重要方针。我希望中国能够更加高高地举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旗帜，争取得到更广泛的理解。……中国走的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既是一条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当中寻找到的道路，也是一条新的‘和平振兴’的道路”。[14]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而言，与其说是霸权的挑战，不如说是发展的机遇；与其说是“狼来了”，不如说是“钱来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引擎，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三、“强而不霸”：中国为什么能？

中国崛起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但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列强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第一次绕开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开辟了强而不霸的中国式富强之路。所谓“强而不霸”，大意是指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展，永远不将自己曾经承受的苦难强加于别的民族。

“强而不霸”的选择与承诺，不是中国崛起的权宜之计，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

1. “强而不霸”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和理论武器。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信条来看，霸权逻辑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公平与正义是马克思主义始终高举的旗帜，霸权与压迫是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和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相反，霸权主义本质上不是解放全人类，而是压服全人类、剥削全人类、奴役全人类。拳头硬了就想打人，实力强了就要扩张，看见利益就要伸手，这种霸权逻辑是对国际正义的公然践踏，对人类和平的公然挑衅，同时也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可见，国强必霸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信条是背道而驰的，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背道而驰的。

维护和实现世界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资产阶级虚假的和平观划清界限的基础上，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思考什么是世界和平以及如何实现世界和平的问题，形成了独特的世界和平观。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世界和平观的实质是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统治现状的维护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利益分赃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取超额利润天性的不断膨胀必然导致对本国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之后将罪恶之手伸向其他国家，借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去实现一己私利。国家之间的私利一旦受到阻碍，利益分配不均衡战争也在所难免，和平也成为一纸空文。针对世界和平如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将和平的使命赋予工人阶级，提出工人阶级争得民主后的“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5]，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才能结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现世界和平的唯一条件才能得以满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冲突将消失，每个人都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的障碍将被彻底清除，真正意义的世界和平才能到来。列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理论，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和平相处的方式实现世界和平”[16]，并用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及时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和平环境中实现了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巩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价值信条，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就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17]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审时度势，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提出中国发展要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秉承和平发展的理念，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升了对中国世界和平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和平的大旗，立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继续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和平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和平离不开中国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也需要中国贡献力量。中国不仅用和平的理论指导着我们的行动，而且通过实践诠释着和平的价值。

2. “强而不霸”的历史逻辑

中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强而不霸是中国一以贯之的选择。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传统。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长期是世界第一强国，雄踞世界老大的宝座长达1000多年。依据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说法，“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整整100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18]保罗·肯尼迪也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在15世纪，中古人口众多，有1亿—1.3亿，而当时欧洲的人口为5000万—5500万……”[19]，历史学家黄宗智也强调：“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已到了辉煌的极致。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恃强凌弱，而是通过朝贡制度实现和平的对外交流。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统治者采取怀柔政策，与贡国自愿达成关系，中国不侵犯、不干涉贡国的内政。由于朝贡国具有较大自主性，朝贡的国家实则只是在“精神上处于附庸的地位”[20]。正因为强大的中国并没有像欧洲国家对外征服，朝贡国在政治上也乐于自居中国藩属地位，一来可以获取经济上的回赠（事实上，统治者赐予的赠品往往比贡品更多，更贵重）和技术上的学习，二来可以获得“中国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外来侵略”[21]。郑和下西洋，秉承明成祖诏谕：“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乐。若有竭诚来朝，咸赐咸赏”[22]，所到之处，尽显中国大国风范，处处播撒和平、友好往来的情谊。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23]漫长的中国发达史和和平外交史滋养了中国的大国气派，形成了老大的强大气场和成熟心理，不会像某些偶尔坐上老大位置的国家，忘乎所以、不知所措，以为胳膊粗了就是为了打人。近代以来，中国国运衰退，饱受战火的蹂躏和列强的欺凌，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西方的历史告诉世人，霸极必衰是无法逃脱的历史法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世界历史几千年，凡是称王称霸的国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不是被人灭亡就是自取灭亡，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比如亚述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再到20世纪的法西斯德国、日本、苏联等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20世纪末，美国在美元、美军和美语三大支柱的支撑下，建立了第一个覆盖全球的世界性霸权，美国的霸权地位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会“后无来者”，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会万年不朽、与日同辉。国虽大，好战必亡。今天，美国的颓势已经显现，霸权的没落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人何其有智慧，岂会重蹈西方霸极必衰的覆辙。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纪。

3. “强而不霸”的文化逻辑

从文化基因来看，中国文化中没有霸权主义的元素。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武力征服不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中国人的血液中没有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基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万邦才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虽认为华夷有别，但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尔雅·释地》中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表达了民族的平等观。同时又强调，“天下一家”“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24]，“夫和实生物”[25]“和为贵”[26]，表达了中国对外的和平原则。“德”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也贯穿于华夷关系之中，成为“中国先人处理华夷关系的一个基本性的因果信念”。[27]统治者的德行修为，将影响天下和谐的秩序，《礼记·中庸》提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因而，统治者应柔远人，即采用安抚手段、借助“厚往薄来”的措施协调与夷狄的关系，而不能以力服人。“礼”通常作为“德”的外在规范，对构建华夷秩序也产生深远的影响。管仲曾提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28]，通过“礼”“德”达到“和”的境界和目标，“礼之用，和为贵”。[29]有了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华夷之间礼的规范，便可以形成“天下太平”的和谐局面。今天，我们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必然选择，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这不是强者的作为，而是弱者的表现。

4. “强而不霸”的现实逻辑

从执政党的主张来看，称霸世界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意志和战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的执政党，处理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了解中国的发展动向关键看党。自执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践行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向世界做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美国时再次郑重向全世界宣示：“在国土之外，中国在亚洲没有任何军事基地，没有任何驻军。……中国早就承诺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始终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主张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处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中国共产党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不会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小人。妄言中国在21世纪将称霸世界，这纯粹是一种主观的臆想，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

从现实境遇来看，中国没有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冲动。中国人习武不是为了打人，中国追求富强不是为了称霸。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反华的势力从未停止过颠覆活动，武力干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始终在西方的筹划之中。在西方大国的怂恿下，周边有些小国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有恃无恐，不断地试探和挑战中国底线，将中国的克制视为软弱。个别大国拉偏架，唯恐中国不乱，企图破坏和平的国际环境，终止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但即便如此，中国也始终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定力与耐心，始终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纷争，不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四、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今天，尽管世界仍不太平，霸权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但是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现在新的地平线上。美国是最后一支霸权力量，美国的衰退预示着霸权的终结。尽管这仍然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但趋势已毋庸置疑。霸权终结的目标也许还在远方，但我们已经行走在正确的路上。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终结霸权不是靠理论批判，也不是诉诸道德批判，而是靠全球和平力量的崛起。

霸权终结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契机。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服从和服务的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美国霸权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彻底动摇，意味着国际新秩序的出场第一次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尽管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一跃仍然充满惊险，但势已成，不可挡。

中国崛起是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21世纪，“‘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另外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30]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发展自己，中国的崛起不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是终结霸权秩序的重要筹码。中国越是富强，维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终结霸权主义的筹码就越足，重建国际秩序的能量就越大。正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丁·雅克教授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说，随着西方模式的衰落和中国模式的崛起，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31]未来的国际秩序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没有中国的答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很难在21世纪的后半叶成为一种世界现象。

多极化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方向。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服膺的是西方的霸权逻辑，服从的是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服务的是西方的经济利益。在这种秩序下，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国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就是向西方靠拢。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欧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必将终结，多极化将是未来世界的基本方向。正如马丁·雅克指出，欧洲及其派生出来的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即将终结，世界将“进入一个彼此竞争的现代化时代，而不再是一个西方适用一切的时代”。[32]英国另一位学者肖恩·布雷斯林也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吸引力与其说是中国的“模式”，不如说是中国不会推广自己的模式。这与西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遭到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试图把一种“一刀切”的方案强加给不同的国家。[33]未来的世界将不再是美国一言九鼎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他国的意愿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强加于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厢情愿地处理国际的重大事情。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

人类迎来没有霸权的世纪不再是幻想。随着中国的成功崛起，世界将增添一个强而不霸的新兴大国，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21世纪，究竟“是北京说了算？还是华盛顿说了算？”[34]斯蒂芬·哈尔珀的这一设问未必具有合理性。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伴随着美国的崛起，世界迎来了一个“华盛顿说了算”的20世纪；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崛起”几乎没有悬念，但是否会迎来一个“北京说了算”的21世纪，这完全不是一个依凭逻辑推演可以回答的问题。西方一些学者习惯于以过去的逻辑来裁剪未来，以自己的逻辑套用别国，大概是因为霸权主义统治世界已经太久太久，以至于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没有霸权的全球新秩序的心理准备吧。

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在西方话语中，任意解读“中国模式”的现象司空见惯。比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成功与社会性质无关，与政党体制无关。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除此之外并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绕开“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开辟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绝不比取得的成绩少，中国无法避免类似于苏联突然崩溃的历史宿命。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道路”无法绕开“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威胁。如此等等。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另类解读和随意涂抹，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

“变”与“稳”的平衡。“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不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绝对的变异中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不变的东西。“中国道路”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是活力，不变是定力。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坚决不变；不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不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回首过去，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面向未来，中国模式也同样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的平衡，不能不变，也不能瞎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需要有战略定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这就背离了“变”与“稳”的辩证法。这些学者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资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视了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而对“中国道路”做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与“西”的观照。全球化时代，任何本质上属于民族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世界的。没有民族性的存在，无所谓世界性；没有世界性，谈何民族性。理解“中国道路”，民族与世界两个维度要互相观照。对待中国和西方的发展经验，既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也要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中”与“西”的辩证法，其要义在于，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东西，绝不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套用”于中国。中国模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某些政策主张上存在耦合之处，但是，所有这些政策主张都不是从西方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视作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耦合之处，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比如，中国的市场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引进外资、发展私有经济始终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这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言听计从”的纪律要求和“香蕉共和国”的国家定位；中国的自由贸易是在不损害经济主权的基础上量力而行的，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此外，在政治上，中国没有照搬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而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有悖于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崛起之路，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条是不一致的。总之，“中国模式”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模式的某些合理成分，目的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不是为了建设另一种资本主义。

“主流”与“支流”的兼顾。事物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也有占次要地位的方面。“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模式，既要看主流，也要看支流；既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不能以主流否定支流，以成绩否定问题，盲目乐观；也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以问题遮蔽成绩，盲目悲观；更不能将主流降低为支流，将支流上升为主流，主次颠倒，混淆是非。今天，“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和追捧，我们更应当自警自省自检，如实估量自己的成绩，如实查摆自己的问题，决不可自我泄气，也决不可自我膨胀。一些西方学者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无视“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将支流夸大为主流，大肆鼓吹“中国崩溃论”，这就违背了“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评价中国模式，要看“两面”，“要讲两句话”，既要讲成绩，也要讲问题；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也要勇敢地直面问题；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也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既要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一点论”，也要反对将成绩与问题等量齐观的“均衡论”。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事物的特性不是从抽象的逻辑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而是从事物本身去寻找；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依据历史来修正逻辑。解释“中国道路”，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只能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这是以逻辑裁剪现实的典型表现。“国强必霸”——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500年几无例外。西方部分学者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得出结论，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怪圈，中国的崛起将是世界的威胁。然而，“国强必霸”的逻辑能否套用于中国，能否用来裁剪中国模式的现实，推断中国模式的未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诸先生可能并没有思量。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另外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终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局部”与“整体”的呼应。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局部与整体相辅相成，局部离不开整体，局部服从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局部，整体统率局部。认识事物，既要把握事物的局部，但更重要的是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把握事物的整体。离开整体只看局部，或者把部分当成整体，其结果无异于“盲人摸象”。“中国道路”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来理解“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解读“中国道路”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不能采取“选择性遗忘”的解读方式。西方一些学者囿于经济的视角解读中国模式，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模式，以局部代替整体，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和价值因素等，这就违背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法。这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在内的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难道能够脱离整个社会的协调运转，能够脱离良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周边环境，能够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吗？

“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是未来的历史。“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李大钊语）。“中国模式”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是单向的运动，而是从历史到现实和从现实到历史的双向运动，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根据现在的中国了解过去。今天的人们不可能离开先辈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一无所有地去生活和创造；先辈们也不可能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特定的历史遗产，不留痕迹地成为历史。理解“中国道路”，不能隔断历史。无论是用历史来否定现实，还是以现实来否定历史，都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奥秘。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背离，看作是历史的断裂，这就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道路”既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它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判断破除了西方强加给全世界的发展定理，宣告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简单和偏颇，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现代化方向的确定性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性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这是确定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开放的，是可以选择的，这也是确定的。西式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版本，而非唯一版本，不能定于一尊。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从未进入西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也从未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发展逻辑。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搞现代化，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我们什么主义都尝试了，什么道路都走过了，社会主义是唯一行得通、走得好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证明，传统的发展模式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发展不了中国，发展不了社会主义；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证明，与西方接轨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会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脱离世界发展潮流的旁门左道，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伟大创举，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它第一次绕开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历史逻辑，第一次摆脱了西方的制度框架、政治模式和文明体系，第一次摆脱了殖民、扩张、掠夺、对抗的发展逻辑，第一次摆脱了依附发展、梯度进化的历史宿命，第一次通过“走自己的路”成功崛起，第一次在吸纳西式现代化的精华之后开启了更为壮丽的现代化之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看起来“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

每个国家，现代化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现代性，各有各的发展思路，各有各的价值主张，各有各的目标追求。各国现代化模式的不同，关键不在“硬件”，而在“软件”，不在“面子”，而在“里子”。

西方现代化之所谓西方，美国现代化之所谓美国，并不是通过纽约的地铁、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蜘蛛网状的高速公路、奔驰的凯迪拉克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是通过所谓西式现代性、华盛顿共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别的什么来表征自己的身份。

中国搞了几十年的现代化，学习了西方很多东西，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底色，也从未丢掉自己的老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辟的现代化道路，绝不是一种另类的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另一个克隆版本。中国式现代化如果与西方道路有什么相同的话，主要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自由化、不搞西式政治制度、不放弃经济的主权、不对华盛顿方面言听计从、不放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信条是相反的。

解码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看到中国“大变”的一面——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资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也要看到中国“不变”的一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没有变，重视宏观调控和政府作用的经济原则没有变。只有坚持变与不变的统一，才能破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密码。

进入新时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空前提速，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是本世纪中叶的目标，中国在相似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才能避免成为西方的又一个“他者”，如何才能避免成为西方模式又一块失败的“试验田”，如何才能摆脱发展中国家被迫依附西方大国、固守产业低端、徘徊世界舞台边缘的历史宿命，如何才能摆脱现代化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恐怕只能一以贯之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化的成功

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为壮观的经济奇迹。

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成功。

中国式现代性，是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是一套能够解码“中国道路”、破译“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是一套有助于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中国智慧，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明体系，也是一套对西式现代性观念构成有比较优势的思想资源。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的萌芽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同成长，其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坚守，更有发展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烙印。改革开放以后，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逐渐走向成熟，且富有中国色彩。

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源于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源于对西式现代性的积极扬弃，归根结底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以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重叠加的独特历史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外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具体化。如果没有中国果敢地质疑西方现代性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反思西式现代性的弊端，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思维惯性中无意识的沉沦，永远无法冲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永远失去独立思考、自主走向远方的能力。“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人类历史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西方价值观念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这是西方憧憬的未来世界图景。然而，西式现代性不可能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发展模式西方化、西方价值普世化、人类文明一元化，这绝不是世界之幸，而是包含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它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声望，挽救了摇摇欲坠的社会主义大船，在全世界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它动摇了西方经验支撑的发展模式的至尊地位，也动摇了基于西方经验的制度文明和价值观念的普世地位，改写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公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路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四、中国式现代化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大变局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模式可输出理论的哲学基础，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别无选择论、世界趋同论等，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或外在表现。

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这是中国复兴所导致的连锁反应，也是关乎世界文明秩序重建的重大变局。中国道路成功了，而且比西方崛起的经历更传奇，更成功，这是钉在板子上的事实。但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我们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走了西方不认可的道路，建构了西方不认可的制度模式、政党体制、价值观念，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几百年的路，付出比西方更小的代价，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这证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绝不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西方的私有化模式绝不是唯一的选择，西方的价值实现形式绝不是普世的方案，西方的文化也不一定是最优的文化，统治世界历史三百年的西方中心论第一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和退场的抉择。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悄然萌生。这种论调的实质是什么呢？西方究竟担心中国什么呢？其实，西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都不太担心中国的军事威胁，因为他们也知道，中华文化没有霸权基因，中国历史没有霸权记录，中国人民不好穷兵黩武，中国政府没有霸权志向，中国以和平的姿态复兴，复兴后依然会走强而不霸的道路。西方最担心的是中国复兴所带来的价值观威胁、制度威胁。几百年来，未有发展中国家成功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这是“中国威胁论”的核心指向。西方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为中国的成功，证明西方中心论是错的，历史终结论是错的，文明优越论是站不住脚的，普世价值观论是行不通的，“别无选择论”是武断和偏颇的；证明中国的制度是有优越性的，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有效的，中国的文明体系和价值观念是先进的。曾经欧洲是中心，中国是远东。但这一切都因为中国复兴而改变。西方几百年来累积的优越感、自豪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居高临下的傲慢心态碎满一地，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当然，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我们否定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但不是为了将自身提升到“普世性”的高度；我们高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不是以贬低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输入”西方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哲学逻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智慧。

五、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行走在通往现代化的途中。现代化之路如何走？这成为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大考验。环顾全球，西方最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也最先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西方俨然掌握了叩开现代化之门的唯一钥匙，拜西方为师，向西方靠拢，“走西方的路”，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诱惑。西方国家也以现代化鼻祖自居，频频指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撒切尔夫人在任时反复强调，“除了资本主义，他别无选择”。意思是说，除了走西方开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没有别的现代化道路可走。“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这个简单的发展公式说明了全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可能也是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

其实，无论是欧美的现代化模式，比如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还是其他大洲的现代化模式，比如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新加坡为代表的城市现代化模式，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总体上都是成功的，这毋庸置疑。但它们的成功是否意味着西方道路具有了普世性的意义，国别性的发展模式是否可复制、可输出，地域性的现代性文明是否可以上升为世界性，这完全是悬而未决的，如果试图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则是不明智的。

中国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强调实践第一、实干兴邦，不争论；强调道路自信、战略定力，不折腾；强调群众观点、人民中心，不偏离；强调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拿事实来说话；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强调对内改革，破除沉疴痼疾，但又保持政治定力；强调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但不迷失自己；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强调发挥制度优势、治理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等，这些都是普世性的发展智慧。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的确定性与开放性

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另类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企图之外，不理解“中国模式”的辩证本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既有确定性的一面，也存在开放性、生成性的一面；是两面而不是一面，只有同时抓住这两面，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

一、“中国模式”的确定性

确定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确定不移的品质或内涵。“中国模式”的确定性，说的是“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确定的内容、性质、品格和特征。具体可以从以下若干方面来理解。

其一，“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不是任人打扮涂抹的角色，这是确定的。“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构成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中国模式”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绝非只有一种，西式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其二，“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确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固守“苏联模式”，也没有削足适履滑向“西方模式”，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其三，“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这是确定的。“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的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开创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模式”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

其四，“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这是确定的。“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往往故意抹去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其实，中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北京共识”的首倡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吗？

其五，“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这是确定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可以有千万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统一性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中国模式”的成功为越南、古巴和老挝的发展注入了正能量，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将“中国模式”奉若普世标准，也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相反，它们在吸收中国经验的同时，主张走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反映了苏联模式破产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深化和清醒。

其六，“中国模式”是中国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谋求对外“出口”，不谋求“中国模式”统治世界，这是确定的。“中国模式”的使用权属于中国，中国从未希冀于中国模式统治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管任何时候，中国模式对外不推广、不输出。各个国家都应当探索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领导层在“中国模式”问题上既保持了高度的自信，同时也保持了“鲜明的理性”，所谓中国“将‘出口’中国模式上升为对外战略”纯属无稽之谈。

其七，“中国模式”产生于非常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无法模仿和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的世界历史意义不容否定，这是确定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复制！但是，“中国模式”蕴涵的发展哲学和改革方法论，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发展速度、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相统一，循序渐进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价值。事实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早已为各国有识之士所重视。

其八，“中国模式”是和平崛起的模式，不会走国强必霸的发展之路，这也是确定的。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恐怕主要是基于500年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而至于这个逻辑能否套用于中国，则不是其意自明的。解读“中国模式”，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只能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另外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终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二、“中国模式”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相对于封闭性、僵化性、保守性而言的。“中国模式”的开放性，是指中国模式的生成性、过程性、不完善性、未完成性。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模式”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中国模式”虽然已经形成，但尚处幼年，远没有定型。“中国模式”中该坚持的东西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该改革的东西要大胆地改革，该抛弃的东西要果断地抛弃。“中国模式”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现实的“中国模式”在途中，未来的“中国模式”依然在途中。不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还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中国模式”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后人只需重复前人的老路，复制前人的成果。那种认为“中国模式”的未完成性将会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消失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模式，还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模式。社会主义还在发展，“中国模式”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承认并正视这一点无损于中国模式的伟大，更不能成为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

第二，“中国模式”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我们既要大胆地肯定“中国模式”的成就，又要直面“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意味着它就完美无缺；承认中国模式的缺陷，也不意味着它就一无是处。不应把模式看作是一个绝对理想的东西，世界上找不出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进入新世纪，“中国奇迹”震撼世界，“中国故事”传遍全球，“中国道路”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今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要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能改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不能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敢于推进深水区改革，敢于碰触影响中国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打造中国模式“升级版”。

第三，“中国模式”不排斥其他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开放性”是中国模式的突出品质，中国模式对外不推广，但不等于对外不开放。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主要就是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对西方模式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好的东西，“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把他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他更好”。当然，我们利用资本主义不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而“只是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丢，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告诫“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海纳百川，将各文明的优长冶为一炉，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品格和追求。

三、“中国模式”是确定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模式”既是确定的，又是开放的，是确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辩证地看待“中国模式”，必须坚持确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

一方面，要反对夸大“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无视开放性、生成性的绝对主义倾向。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模式”行之有效、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不需要改革了。有人主张，“中国模式”完全可以与西方模式相媲美，不久就要取西方模式而代之，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将统治全球。还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标准样式，是未来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理想选择，可以在全球推而广之。确实，中国模式的成功举世公认，但绝不能因此走向僵化、迷信，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中国模式是永恒的主题。有些国家将中国经验绝对化，盲目照搬照抄，忽视了本国国情的特殊性，结果事与愿违。

绝对主义倾向往往只看到“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而忽视其仍然存在广泛的发展完善空间；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成绩，而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普遍性特征，而忽视其地域性特征；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普遍价值，而忽视其“中国个性”和“中国元素”；只看到“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模式，而将其放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持这种倾向的人在对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往往盲目乐观，对现实缺乏反思精神，对未来缺乏创造性与前瞻性。

另一方面，要反对无限放大“中国模式”的生成性，无视确定性的相对主义倾向。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中国的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并没有本质不同，因此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确实，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两者确实存在某种耦合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中国的发展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西方普世原则”，除此之外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其实，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成功做法，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定型”和“固化”是模式的基本属性，而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因此要慎提“中国模式”。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的未完成性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有人认为，“模仿”和“复制”是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所谓的中国模式既无法模仿，也不能复制，因此不存在“中国模式”。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无法复制就否定它的世界意义。

有人认为，“理想”和“完美”是模式的隐秘内涵，而当代中国问题重重，谈“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的不完美性就否定它的伟大价值。

相对主义倾向只看到“中国模式”没有定型的一面，而忽视其基本成熟的一面；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而忽视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只看到“中国模式”需要改革的一面，而忽视其应该坚守的一面；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民族性，而忽视其具有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持这种倾向的人在对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往往消极悲观，对现实丧失信心，对未来迷失方向。

总之，“中国模式”是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要在确定性中把握开放性，在开放性中寻找确定性，这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辩证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2]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p.183.

[3] Hanna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avannovich, 1968, p.23.

[4]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5] [美]罗伯特·卡普兰：《中国权力地图：中国能在陆上和海上扩张多远》，《外交》（美国）2010年第3期。

[6]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J].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3.

[7] [英]马克·里欧纳德：《中国怎么想》，行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8] 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12]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

[13] 《“中国模式”挑战传统理论——外国专家评价“中国模式”之一》，人民网-国际频道2009年5月7日。

[14] 郑萍：《中国走的是和平振兴道路——访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3日。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

[16] 房广顺、张雷：《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2014卷第3辑。

[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18] L.S.Stavrianos, 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 Copyright 1970, b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J.

[19] [美]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20]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2页。

[21]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22] 《郑和家谱》，载于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出版社1989年版，第851页。

[23] [美]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4] 《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本中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5] 《国语·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6] 《论语·学而》，十三经注疏本中邢昺《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7] 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28] 《左传·僖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9] 《论语·学而》，十三经注疏本中邢昺《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0] 陈曙光：《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求是》2014年第12期。

[31]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32] [英]马丁·雅克，[英]威尔·赫顿：《在中国迈向全球巅峰之际，西方统治地位的寿数将尽了吗？》，英国《卫报》2009年6月23日。

[33] [英]肖恩·布雷斯林：《“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34] 参见[美]斯蒂芬·哈尔珀：《北京说了算？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八旗文化（中国台湾）2010年版。

第六章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西方话语横行全世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西方话语的真理性是否有限度？盲目接受西方的话语逻辑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中国难道就不能撑起自身的话语自信吗？“中国样本”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世界景观，解码中国样本是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历史使命。

中国崛起，话语不能塌陷。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失去精神家园，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弃文化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话语之建构，其实乃精神家园之建构，乃文化主权之收复。

“话语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

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扭转“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必须把握作为权力的“话语”有何特殊性，相比较于世俗权力，“话语权力”在操控主体、传导规律和运作方式上有何不同。

“话语权”不是话语与权力的简单拼接。话语作为一种“权力”与世俗的政治权力不同，它具有体面性、无限性和非强制性的特征。世俗权力是以镇压、命令、服从的方式实施的，话语权力则是以传播、扩散的方式发生效力的。话语权力对受众的控制不是通过军队、警察、司法等外在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话语受众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世俗权力强调支配人的行为，话语权力则强调教会人如何思考。话语权力主体通过温情脉脉的方式，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化为唯一合法、合情、合理的东西，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促使接受者自觉认同，进而沦为某种话语的附庸。学术话语在传递符号、思想、知识、信息的过程中，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掌握着人的头脑，支配着人的行为，固化着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自己在话语选择上的‘权利’变成影响（和规范）他人选择的‘权力’”。在霸权话语的统治下，普通话语受众很难保持独立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极易沦为强势话语的奴隶。因此，在话语竞技舞台上，与其说是人占有话语，不如说是话语占有人本身。今天，很多国人“言必称美国”，似乎“美国”二字成了真理的担保者，这就是话语主宰人、支配人的表现。

世俗权力是被授予的，被占有的，因而也是可以被剥夺的；话语权力则是被获得的，是无法通过外在力量剥夺的，它具有自我膨胀和惯性遗传的本能。话语权力凭借历史的惯性而强势遗传，也可以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自由迁徙。比如，中国传统话语在今天依然根深叶茂，这是一种遗传惯性；同时，中国传统话语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落地生根，这是一种迁徙本能。

世俗权力的主体是明确的，“谁授权”“谁受权”是清晰的。话语权力的主体则是多元的、模糊的，“谁在说话”本身成了最大的问题，是自己在说话还是替他人代言，甚至是在别人制造的话语陷阱中“沉沦”经常是不确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常以为自己说话有主见，从不人云亦云，但其实不过是受制于某种“话语权力”的控制，在一个个“话语陷阱”中越陷越深。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话语）权力的控制”，它规定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当然，尽管话语权力的主体带有模糊性，但毋庸置疑学者是拥有话语权力的特权一族，因此学者更应该谨慎于、负责任于这种权力的运用，而不能将学术公器变为谋私利、泄私愤的工具。某些所谓的“公知”昧着学术良心和道德底线，拿着西方的施舍，充当西方的话筒，扰乱社会，蛊惑人心，扮演着为世人所不齿的小丑角色，可悲可怜矣！

世俗权力的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其特征是“线性传导”，它所影响的主要是人的非日常生活领域。因此，一个对权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一般很少感受到权力的困扰和来自权力的干预。而话语权力则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也是由内而外、由中心到边缘逐步扩散的，它的触角介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传导特征是“辐射”。话语权力不仅控制人们的政治生活，还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某种话语的控制。

世俗权力的行使有着清晰的边界，其作用范围是明确而固定的，“僭越”既是非法的，也是非常态的现象；话语权力的行使没有固定的边界，其作用范围可以无限延展，可以侵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越界代言”“越俎代庖”在这里既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公开宣称：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今天，尽管很多国家不喜欢美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却没有人因此追究美国的法律责任，也没有谁可以命令它“住嘴”。

世俗权力是一种硬权力，其刚性特征往往给人以距离感，其“无条件服从”的逻辑也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话语权力是一种软权力，学术话语的柔性、温和特质极大地消解了“权力”可能引发的距离感和排斥感，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机制也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逆反心理和敌对心理。相比较于世俗的政治权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在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不是使人感到无力，而是使人感到有力量；不是使人感到浅薄，而是使人感到深刻；不是使人感到不满，而是使人感到满足；不是使人感到空虚，而是使人感到充实；不是驱使人逃避它，而是吸引人亲近它；不是带给人压力，而是成为人排解压力的一种选择。

当然，话语权力与世俗权力也有相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有辩护的功能，都是为了确证统治秩序和现存社会结构的合法性，维护现存体制的存在。它们都有建构的功能，都参与了现实社会的理性塑造，推动现实社会向着某种“理念”靠拢。它们都有控制的欲望和僭越的冲动，没有权力的人容易为权力所奴役，掌握权力的人也未必能成为权力的主人。它们都有集权的倾向和冲动，如果不加约束，恃强凌弱就难以避免，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话语生态就难以持存。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中国崛起，话语不能塌陷。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失去精神家园，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弃文化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话语之建构，其实乃精神家园之建构，乃文化主权之收复。

一、中国，走在通往民族复兴的途中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重返世界之巅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雄踞世界之巅的位置，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从汉唐盛世直至康乾盛世，中国的农耕文明历经千年进化，达到了辉煌的极致。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近代被工业文明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然而，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真正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条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洋字号”时代，到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链条；从百姓温饱不足，到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物资短缺，到坐上全球货物贸易头把交椅；从与世隔绝，到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经历凤凰涅槃，完成了从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华丽转身。据经济学家们的最新研究，中国的经济体量将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的成功，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也动摇了国际格局的力量配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7年中，西方进入了“新平庸”（拉加德语）的历史阶段。据经济学家测算，7年间美国的经济仅增长了8.2%、德国为5.0%、日本为0.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7%、0.1%。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了79.9%，年均增长率为11.4%，经济增速几乎是美国的10倍、德国的16倍、日本的114倍，呈现出一边倒的压倒性优势。当西方模式从顶峰跌落，中国却异军突起，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不容否定。

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过去4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保持在30%以上。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今天，中国已经行走在重返世界之巅的途中，“物质上的强大”已经没有悬念，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也在同步上升，现在考验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是否能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实现物质和精神一同崛起，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复兴？

二、中国复兴，话语不能缺席

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中国的强大绝不止于个头的增长、块头的增大，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屑于扮演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巨人角色，任何时候都不能沦为一个外表强悍、外强中空的空心国家。中国物质上要崛起，精神上也不能塌陷；硬实力要强大起来，软实力和话语权也要强大起来；中国既要成为行动的巨人，也应该成为话语的强者。一个话语羸弱的民族，也不可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话语权旁落的国家，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重重围堵，成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强国。

今天，随着中国健步走向富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处境有了很大改观，我们再不能简单地以“西强我弱”来判定中国话语的国际方位。比如，在经济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显著地崛起。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极大地改善了国际话语生态和中国的话语环境，达沃斯论坛、G20峰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方案，期待来自中国的声音。在制度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明显提升。通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现在，话语权的短板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尽管也有亮点，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了联合国文件，但基本格局还是“西强我弱”，“软实力”未能跟上硬实力的步伐，中西之间的话语间距、话语隔阂、话语落差非常大。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济强国、地缘政治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全方位的话语强国。中国的发展优势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尚未得到相称的体现，我们尚未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话语赤字”“思想赤字”“文化赤字”犹如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的话语劣势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回顾近三十年来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到“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从“历史终结论”到“文明冲突论”，从“大国责任论”到“中国崩溃论”，从“中国威胁论”到“国强必霸论”，从“C形包围圈”到“价值观外交”，从“霸权稳定论”到“民主和平论”，从“航行自由论”到“中国孤立论”，从“普世价值论”到“世界趋同论”，西方凭借强权地位制造了一拨又一拨的话语，要么歪曲中国，要么臆测中国；要么影射中国，要么剑指中国；要么捧杀中国，要么棒喝中国；要么拉拢中国，要么围堵中国；要么忽悠中国，要么遏制中国，真是煞费苦心！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人权、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本来清晰的中国图像变得越来越模糊，本来确定的中国模式充满了不确定性。

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也应当是中国话语崛起的世纪。今天，华盛顿时间与北京时间的切换周期已经开启，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美国霸权时代终将结束，中国引领的多极化时代终会开启，这是世界的大趋势。任何时代，主流的话语总是钟情于成功的故事。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景观，解释这道景观的中国话语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话语。中国的实践是13亿多人参与的历史性实践，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展开的，是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进行的，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与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20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世界级的难题，每一个问题的成功破解都具有世界级的样本意义，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都将是世界级的贡献。当然，今天我们也要承认，相对于实践创新的惊人进展，我们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尚有差距，我们尚未生产出与其实践成果相匹配的系统理论成果，中国故事尚缺乏系统的话语支撑。基于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思想界，“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中国话语的深厚沃土，中国话语崛起的最大底气莫过于此。

三、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今天，面对西方话语在全世界的强势扩张和深度殖民，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在国际舞台上该如何提升中国话语的在场地位？在与“他者”的交流中该如何维护自我的纯净？在相似的现代化背景中该如何保持中国图像的清晰度？一言以蔽之，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一是凭实力说话。在国际话语场，话语崛起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多重力量交汇的结果。话语的崛起，前提是物质崛起；话语的贫困，首先源于物质贫困；话语的背后，是硬实力的较量。所谓弱国无外交，说的就是弱国在外交舞台上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说，话语权的强弱往往是由说话者的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的。你的位置足够显要，大家才会关注你说什么，怎么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7亿多人脱贫，被认为“与民主、人权无关”；西方悍然颠覆萨达姆政权、卡扎菲政权，一手制造欧洲难民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被看作是“捍卫民主人权”。中国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被认为与“民主、人权无关”；印度很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南海每天成千上万的船只自由通行，被认为“没有航行自由”；美国军舰高调介入南海，被认为“捍卫航行自由”；等等。西方几乎垄断了国际话语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究其原因，皆因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绝对实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话语能否崛起，首先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崛起。当前，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门槛前，必须以发展自己为优先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任何时候，话语权的大小，不取决于音量，而取决于能量；只有腰板硬了，说话才有底气；硬实力强大了，才会有无声的话语权。

二是解码“中国样本”。话语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伟大的话语，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样本。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言说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中国话语”的诸多概念及话语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正是我们“运用这些概念所分析的那个历史，实际上发明了这些概念”，而不是相反。

解码中国样本，关键是“发现中国”。“发现中国”是一个筛选、提炼的工程，应当“思入时代的深处”，筛选出当代中国的问题，采掘那些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范畴、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关键词，用当代中国的“智慧”和“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发现中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对，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发现中国”意味着对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的否定，但不是为了将自身提升到“普世性”的高度；“发现中国”意味着自我的肯定，但不是以否定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

三是“为人民代言”。中国话语的任何言说本质上都是“为人民说话”，这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为人民说话”，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决定的，由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决定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只能说出人民的心声，为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克隆，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决定了中国话语体系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有别于东亚话语体系，也有别于苏联的传统话语体系，也决定了中国话语不是同质化的世界精神。

然而，伴随着西方话语的强势殖民，不少国人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语汇。一旦离开了西方概念的中介，离开了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几乎没有办法说话。试想，这样的话语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这是重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

四是关怀人类命运。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化的舵手，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2008年以来，随着美欧经济持续低迷，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法国勒庞崛起，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西方世界逆全球化深入扩展，全球化运动第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关键时刻，中国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从跟随全球化转向引领全球化，全球共同发展与世界秩序重建第一次寄希望于中国。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中国话语应当与中国的国际方位、国际责任相一致。21世纪的中国话语不能囿于中国问题，而应当心系天下，关怀世界，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作为中国话语的核心内容，不仅仅属于中国、影响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属于世界、影响世界。今天的现实不正是这样吗？G20杭州峰会，世界关注中国方案；达沃斯论坛，全球倾听中国声音；“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的抉择关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的理念决定未来。

四、中国话语，是非优劣凭谁说？

在西方话语主宰全球的近两百年时间里，衡量一种学术进步的标准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有少数人一开口说话，言必称西方，话必说欧美，毫无保留地、非批判性照搬西方学术话语，似乎离开了西方学说的置入和中介，就不会说话了；似乎离开了西方理论的担保和裁判，中国话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一言以蔽之，“西方”俨然成了中国话语真理性的担保。

（一）西方话语横行世界，首要的不是因为它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它背后的硬实力

今天，西方话语占据国际话语的中心舞台，这是不争的事实。掩藏在这一事实背后的秘密，与其说是真理原则，不如说是实力原则。西方话语比任何一种非西方话语都更具有号召力、统治力和扩张力，不是因为西方话语富有更多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西方话语背靠强大的硬实力，通过“温情脉脉”的体面方式，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化为唯一合法、合情、合理的东西，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挤压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占领其他话语的传统地盘，这是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当代形式。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话语权威进一步集中于美国，具体表现为世界话语美国化、美国话语普世化。过去美国话语的全球崛起归功于硬实力，有朝一日美国话语霸权的动摇也只能归咎于硬实力。

西方话语是西方经验的理论提升，有其自身的适应范围，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西方话语的傲人成就乃是塑造了“无与伦比”的现代西方，同时也孕育了西方世界“不可一世”的心理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基于这一认知，西方话语一次次地越界，一次次地踏上陌生的土地，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原初的孕育成长环境。其实，西方话语不过是西方特殊语境下的产物，是对西方特殊情势的反映，一旦超出了自身的作用范围，其意义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方话语的价值，与其说是普世的，不如说是特殊的。

西方试图将一种话语代替现存所有的话语，试图将西方特殊的话语变成全球普世的话语，试图将全球变成西方话语的试验场，这就忽视了其他国家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这种以西方的认识成果来结束思维的做法，意味着西方话语的建构功能变成了对非西方社会的伤害力量。

（二）盲目接受西方的话语逻辑，以西方的话语是非为是非，失去的远不止话语本身

伴随着西方话语的成功殖民，一些国家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主权，以西方的话语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话语是非为是非，服膺西方的话语逻辑，所带来的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话语凭借着虚幻的价值愿景和强大的硬实力支撑，逐渐登上了国际话语舞台的中央，掌控了国际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内容的提供权、标准的制定权、议程的主导权和是非的裁判权。西方话语完全凌驾于民族国家的话语主权之上，导致一些国家话语生态的扭曲乃至变态。伴随着西方话语的强势来袭，有的国家扛不住西方的威逼利诱，被迫投降；有的国家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战略谋划，主动缴械。然而，“投降”也好，“缴械”也罢，由于国情迥异、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效应正在显现。比如，苏联，在西方挖掘的话语陷阱中沉沦，完全找不着北，大党大国早已分崩离析；拉美和俄罗斯，要么掉入陷阱，要么陷入休克，梦醒时刻纷纷弃西方而去；“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要么花容失色，要么寒冬来袭，往事早已不堪回首。中国可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赋予了现代性的中国内涵，重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篇章。这是中国的故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西方话语其实无能为力。有人试图通过“西方理论”的置入和“西方话语”的中介来讲述中国，最后呈现的不过是西方又一个“他者”形象，而非中国的真实形象。“西方”不能成为中国话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担保。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解码“中国道路”，能够破译“中国密码”，这样的话语就是好的话语。

（三）衡量“中国话语”的是非优劣，只能是“实践”，只能拿事实来说话

客观地说，中国话语的国际处境不佳，但这不能成为某些人对西方话语顶礼膜拜的理由。衡量“中国话语”是不是管用，不能以西方为参照，只能以实践为准绳，只能拿事实来说话。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话语其实有理由自信。

中国话语的自信首先源于“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中国连续30多年中高速增长，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这不能不说明我们的道路是成功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的制度是有效的。正如林毅夫先生所说，“如果道路不正确，瞎猫碰死耗子只能碰到一次，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或有可能，而连续30多年都是稳定高速增长，如果这条道路不是正确的道路，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中国模式相比较于西方模式的巨大成功使我们有资格理直气壮，有信心发声亮剑。

中国话语的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中国话语在西方的夹缝中求生存，凭借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给全世界奉献了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但还不是一个话语强国。这既有硬实力不够的原因，也有话语建构本身的原因。话语自强，不是一夜间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假以时日，中国的发展优势必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五、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在国际话语场，中国话语的成功崛起，中国时代的成功开启，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

一是主导“涉中”的议题。在国际话语舞台上，“涉中”的议题很多，比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暴恐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以及发展道路、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地位、普世价值等问题，西方常常利用这些话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大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西方的话语逻辑来裁剪中国。他们所说的话充斥着西方标准，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立场。

一般来说，对于这些“涉中”的议题，中国应当掌握基本概念的定义权，核心内容的解释权，话语标准的制定权，话语议程的主导权，话语争议的裁判权。一句话，中国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软实力。如果反过来，中国自己的事，西方反客为主、说三道四，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到处灭火，那就失去了话语权。

二是创设世界性的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不仅应该主导关乎自身的话语议题，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世界性的议题，主动引领国际话语场的讨论。这既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担当，也是大国应当负起的国际责任。

近些年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中国为应对世界经济低迷开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愿景，这些世界性议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今天，各个国家在世界性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注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在解决人类性问题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来自中国的建议，在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困境中越来越尊重中国给出的方案。

三是为重构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基础。全球化经过资本主义世界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充分发展以后，今天已经跃升到了新型全球化时代。中国主导塑造的全球秩序不是16世纪以来霸权体系的延续，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继承，中国也不是旧秩序的新主人。新全球化时代不是“一国独霸”“几方共治”“零和博弈”的时代，而是一个多中心崛起、全方位合作、全人类共赢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里，资本主义精神和西式现代性将回归为地域性的知识，一种新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将会出场。这是一种新型人类文明，它将超越线性进化、梯度转移的发展逻辑，代之以跨越赶超、共同复兴的发展观；超越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代之以多中心的崛起；超越种族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代之以包容互渐的文明观；超越实力抗衡为基础的丛林法则、霸权秩序，代之以合作共赢原则；超越依附格局和中心—边缘结构，代之以命运共同体；超越意识形态的边界，代之以人类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

面向未来，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国话语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议题给出中国方案，若能够为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的重构贡献中国智慧，那么，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2019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一、当代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样本，解读中国样本需要中国理论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样本。70年砥砺奋进，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解读中国样本没有现成公式、教条、模板可以套用。中国的事业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大道，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是西方开启的，但我们搞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事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创的，但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是世界大势，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我们的价值观打上了社会主义的鲜明底色。这就要求中国学术必须立足中国大地，用中国理论解码中国样本，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原创性。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1]，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2]

解读中国样本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国外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故事。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国情这么特殊，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了可能，试想世界上有哪套现成的理论可以解读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国外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中国头上，用它们来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进行齐一化、格式化，以国外的理论为标准来裁判中国实践的是非曲直，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二、新中国70年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理论自立自强的历史

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离不开思想理论的自立自强。人是靠精神站立起来的，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物质上要强大起来，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观上也要强大起来。作为一个生长于五千年文明沃土的古老国度，中国没有理由成为一个物质崛起、思想塌陷的跛脚国家；作为一个正在从世界体系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扮演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巨人角色。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观的独立、自觉与自信，乃是“中国梦”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一部中国理论自立自强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的党。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理论由被动转为主动、由他信转向自信、由输入转向原创的重要拐点，标志着中国理论自立自强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时期产生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这一伟大飞跃中，我们党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原创的中国理论。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集大成的理论气度、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三、新时代是中国理论繁荣兴盛的时代

任何理论都钟情于伟大的实践样本，唯有伟大的样本才能孕育伟大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复兴是大概率的世界历史事件，全球经济中心的决定性东移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大趋势，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也一定是中国理论繁荣兴盛的时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丰腴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3]新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新时代，中国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解码“中国样本”。中国理论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研究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构成中国理论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绕开中国样本，中国理论只能游走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中国理论的诸多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正是我们“运用这些概念所分析的那个历史，实际上发明了这些概念”，而不是相反。但是，今天也要认识到，我们的理论创造尚不能全面总结中国经验，中国奇迹对于世界来说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尚未生产出与其实践成果相匹配的系统理论成果。

解码中国样本，关键是捕捉“中国样本”的特殊性。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中展开的，绕开了西方的制度架构、发展模式和观念体系，绕开了西式现代化道路和经典现代性逻辑，绕开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契合的观念逻辑，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中国故事本身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世界级的样本，它与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20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四小龙”模式，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模式，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作为世界级的样本，解码中国样本的理论创造必定是世界级的成果，中国理论的出场也必定是世界级的贡献。具体来说，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规模，超长历史纵深，超大经济体量，超复杂民族宗教结构，超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政治腐败问题、民主政治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教育医疗问题等，每一项都是世界级的课题，解决任何一项课题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更不存在预先为中国量身打造的理论方案，因而破解这些课题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今天，“中国奇迹”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中国复兴与西方标识性话语的解释危机

中国复兴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伟大成果，中国复兴之路蕴含的文化精神、哲学智慧、价值观念等话语资源是中国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几个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扩张，西方精心包装了很多标识性概念和话语，比如别无选择论、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这些标识性话语服膺西方利益、体现西方立场，在全球知识界具有强大的统治力和话语权。然而，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并非完全建立在真理之上，更多的建立在力量之上，由偏见支撑起来的话语终究是要破产的，由力量来捍卫的话语权也终将随着国家力量的起伏而波动。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崛起，西方诸多标识性话语遭遇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在世界学术舞台的统治力、解释力、话语权大为衰减，全世界有望终结西方话语的世界霸权，改变一元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迎来多元话语勃兴的新时代。

一、中国复兴绕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宣告了“别无选择论”的谢幕

现代化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志向，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否可以输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究竟路在何方？长期以来，“别无选择论”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具有绝对的统治力、解释力和话语权。

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除了资本主义，他们别无选择”！意思是说，当今世界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年，撒切尔夫人针对二战后英国长期滞胀的“英国病”，开出了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药方”。一时间“将世界私有化”的潮流涌现，东欧国家、印度，以及苏联竞相进行自由市场改革，撒切尔夫人也骄傲地表示，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英国的“药方”。

然而现实并没有像撒切尔夫人想象的那么乐观，那些盲目按照英国“药方”“抓药”的国家，在选择私有化、自由市场，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后，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繁荣，很多都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资本主义道路并不能“包治百病”，不是通用“良方”，也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现代化方向无法绕开，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人民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进入西方的发展逻辑之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5]；“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6]；“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7]。中国有五千年绵历不衰的中华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力量，有170多年来经历的百折不回的历史命运，有90多年来走过的荡气回肠的光辉岁月，有60多年来开创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40年创造的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也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它没有迎合西方的意志，没有迷信书本的教条，它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智造”，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

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内涵，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搞自由化，不搞西式政治制度，不对华盛顿方面言听计从，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放弃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放弃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式现代化的原则相反，与“华盛顿共识”的信条相反，与苏联模式也大相径庭。当然，中国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吸纳资本主义的好，保存社会主义的好，结果一定比资本主义更好。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改变了全球发展观念，打破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定论，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希望独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中国复兴绕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为人类对美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但民主自由的制度框架究竟如何设计？是否存在普世的标准和模板？弗朗西斯·福山凝练的标识性概念——“历史终结论”垄断了这个问题的解释权。

20世纪80年代末，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8]，是人类社会形态进化的终点，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福山看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彻底终结，人类历史将只有一个方向、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西式自由民主将是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终点，是最美好也是最后的统治形式。

对于中国的发展，西方普遍认为，只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否则不可能带来长久繁荣。然而，坚持独立自主搞建设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快速稳定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就打破了“西方神话”，从根本上证伪了把西式自由民主奉为普遍主义发展路径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本人在2009年1月初接受日本《中央公论》的记者专访时，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9]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11月13日发表的《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一文中，作者伊恩·布雷默（IanBremmer）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相较于美国更加完备和可持续，人类发展的趋势并未转向西式民主，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持续增长并占据世界舞台中心。[10]

“历史终结论”既不符合过往的经验事实，也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国家形式，是国家形式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终将为更高的国家形式所取代。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1]这说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归根结底要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很难想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迥异的不同国家却能共享一套普世的民主模式。我们还知道，“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12]西式自由民主绝不是民主演进的最后阶段、最高成果，更不构成历史的终点，这种顶峰论完全不符合历史演进的辩证法。我们也知道，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地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表明，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中国道路彰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并未止步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但历史还在继续，民主依然在路上，人类探索民主的道路没有终点，人类的发展进步还有新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3]

三、中国复兴摆脱了西方文明的羁绊，开创了一种社会主义性质定向的人类新文明，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西方文明的全球殖民，未来世界的文明图景究竟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西方文明是否将统治整个世界？非西方文明遭遇极限挤压后是否还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中心论”具有绝对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文明源于西方，西方是文明的诞生地。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应该遵从西方模式，学习西方，复制西方，最终变成西方。

西方中心论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300年来，西方最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最先享受到现代化成果。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推定是这样的，西方之所以发展最好，关键在于西方的制度是优越的，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唯一的，西方的文化是先进的，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西方因此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各个国家如果想走上文明大道，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今后的任务就是向西方靠拢，与西方接轨。

但是，进入21世纪，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局就是中国成功了，改革开放成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了，由此导致西方中心论破产了，这是中国崛起所导致的文明反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走了西方不认可的道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几百年的路，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付出了比西方更小的代价。这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这证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只是地域性的文明，而非世界性的知识；西方发展模式只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一条道路，而非唯一选择；西方价值观只是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而非普世价值。这是西方无法接受的，西方几百年形成的居高临下的心理优越感、文明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傲慢被击碎了。

中国复兴告诉世界，世界是多元发展的，人类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在发展道路和制度设计、价值观念上异彩纷呈，这也是人类文明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新的发展形式，是世界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吸收借鉴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开辟的新的发展道路、新的文明形态。中国道路不仅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同样也涉及全球共性问题；不仅形成独有的中华文明，也产出能供世界共享的文明硕果。中国道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017年1月29日，英国《独立报》网站刊文称，西方主导全球舞台、英美“照自己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结束，世界正进入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时代，这不仅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的结束，也是西方领先的500年的终结[14]。中国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也受益于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文明形态，中国道路会为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增添光彩。

四、中国复兴惠及世界，为全球发展注入了中国动力，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中国绕开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框架，能否顺利走向复兴？能否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给出的答案。

“中国崩溃论”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美国学者章家敦，他因出版《中国即将崩溃》而名声大噪，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西方世界争相邀约的名人，连美国国会都专门邀请他举行听证会。2001年7月，他狂妄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当自己的预言被事实打脸之后，他一再调整中国崩溃论的时间表，从2008年推迟到2010年、2011年……2015年5月25日，章家敦在《福布斯》网站刊文，宣称中国应对经济下行的措施如果成功了，“最多撑一年”，“如果失败了，那么几乎所有的经济灾难都会降临，或许到今年第四季度之前就会发生”。章家敦把“仇恨”带到研究中，缺乏学术敬畏，这是大忌。章家敦对华预测有明显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倾向，决定了他出谬论的概率高达100%。美国主流媒体不顾章反复闹出的笑话，长期把他当作预测中国经济首屈一指的人物来捧，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情绪作祟的固执。在美国显然有一些人像章家敦一样，太盼着中国“崩溃”了。然而，事实不会迁就于任何偏见，摩根士丹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对章家敦的判断早已下了结论：“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15]

此外，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苏联也曾经获得过超高速的增长，而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崩溃的迹象之前，它也一直被当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也有着与苏联类似的扭曲，它可以避免同样的突然崩溃的宿命吗？”[16]美国学者德里克也认为，中国的问题“令人震惊”：不平等；腐败；生态问题；社会不稳定；言论自由、民主赤字和法治进程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附属品。这种模式被广泛认为比美国更不可持续[17]。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2002年4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是浪得虚名，是建立在虚假数字基础上的。一时间，“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他们的这些观点往往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夸大事实，在中国持续稳定发展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沦为国际笑柄。

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体量国家，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花独秀，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发展的步调更清晰，后劲更充足。

中国一直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大力推进减贫扶贫事业，在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近五年来，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18]。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19]。据统计，2012年至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美国为10%，欧盟为8%，日本为2%，中国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20]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引擎，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中，持续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也给世界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一直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欢迎世界各国搭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作为东道国分别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大型多边合作会议。另外，中国还在2014年成功挂牌“丝路基金”，2015年参与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6年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力量。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促进全球及区域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中国复兴突破了西方重重围堵，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宣告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

两条道路、两种主义的较量已经持续了近百年，今天是否迎来了一分高下的决定性时刻？“苏东”剧变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长期以来，西方编织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在国际话语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初步探索到深化发展，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调整和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20世纪末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陷入低潮，一时间“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过时论”此消彼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弹冠相庆这一“世界性的胜利”。早在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敏锐捕捉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新变化，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系统提出美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该书出版后不久，东欧局势剧烈动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6国改旗更张，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风波之中，苏联也正在通往西式自由民主之路上狂飙，并于1991年解体，“社会主义失败论”似乎获得了足以证实的经验支持。当时，有人幸灾乐祸地宣称，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消亡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就认为，共产主义现象是一场历史悲剧，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遭到失败，进入“最后危机”，并预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21]

然而，真理的光辉并没有熄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星火燎原，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道：“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2]2017年11月6日，俄罗斯《真理报》刊发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文章《十月光芒指引未来》，文章指出，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要成就”早已不复存在，但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者——中国却取得辉煌成就[23]。同时，俄罗斯《观点报》发表的《西方青年让列宁重返大政治——26%的千禧一代美国人视列宁为英雄》的文章，在分析列宁主义为何复兴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就”[24]。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复兴的步伐日益紧凑，西方遏制中国的脚步也日益紧逼。里根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克林顿政府的接触+遏制战略，小布什政府的遏制中国战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遏制中国的步子越来越紧，调门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然而，遏制战略本身就说明中国成功了，西方从来不会青睐一个失败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成功突破西方重重围堵，在大国的夹缝中逆势崛起，经济体量越做越大，综合国力越来越强，风景这边独好。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世界体系边缘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华丽转身，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170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经历几次高潮和低谷的交替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热土重新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继承者们，以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在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陷入低谷时，毅然扛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种，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盛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花，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果。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高飘扬于世界东方。

六、中国复兴秉持和平合作的理念，开辟了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复兴之路，宣告了“国强必霸论”的退场

富强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共同期盼，但恃强凌弱、谋求霸权是否是大国崛起的普世逻辑？中国强大是否也将走上霸权主义的不归路？西方将自身经验套用于中国，揣度中国的国际战略和路径选择，“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就是西方精心打造的标识性话语。

根据西方历史，国强必霸似乎是一个国家强大过程中必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取向，这是典型的西方经验和西方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充满了对抗、战争、掠夺，尤其是新兴国家强大起来挑战守成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权力结构时，往往通过对抗和战争来解决，也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世界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亘古不变的铁律，是任何国家崛起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面对中国日益强盛，“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强大必然影响世界安全的怪论不绝于耳。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重要特点，这不仅源自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滋养，也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还与中国遵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世界大势，采取适当的战略措施密切相关。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现实国情、独特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重蹈西方国强必霸、霸及必衰的覆辙。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有掠夺和占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先例。近代以来，中国经历过被殖民奴役的历史，中国也和其他受压迫民族一样，通过艰辛努力才赢得民族独立，因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更加希望与世界各国走上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正如习主席所讲，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25]

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26]社会主义是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那就既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2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调整国际战略，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搞军备竞赛，不搞结盟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倡导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的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的逻辑并非历史定律。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但它却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永不称霸。中国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促进自身发展，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做世界和平坚定的维护者。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所以更珍视和平；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需要和平；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平。”[28]中国并不走西方殖民侵略的老路，更不会通过战争和霸权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

中国故事是时代写照，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中国故事很精彩，但如何把中国故事讲精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话语与中国故事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和间距。相对于中国故事的惊艳程度，中国话语显然与之不相匹配，“软实力”未能跟上硬实力的步伐，中国故事尚缺乏系统的话语支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依然任重道远。

一、中国故事，究竟如何讲述？

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有深度、有故事的国度。前现代与现代相互缠绕，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本土与外来激烈碰撞，东方经验与西方逻辑纠缠一体，这既是滋养、孕育中国故事的历史背景，也构成了中国话语建构的独特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历史语境是无法选择的，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外来的共时性反思都在考问我们：中国故事，究竟如何讲述？中国话语，究竟定位于何方？

中国话语不能定位于过去，不能寄希望于历史故事的当代重现，也不能寄希望于传统话语的当代复活。有人以为，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雄踞世界之巅，中国传统话语绵历数千年，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信仰，塑造了独具东方风韵的民族性格，塑造了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交往理性，塑造了独步世界之巅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历史的高点为坐标，以“民族复兴”作为国家的梦想，前行的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其实，前现代话语不过是封建中国的话语表达，不过是农耕经济时代的经验总结，今天的中国早已置身于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可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来寻求话语自强，也不可能依靠伦理的救赎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复杂利益问题。

中国话语也不能定位于西方，不能寄希望于西方故事的东方再现，也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话语的中国翻版。有人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西方话语在几百年的历史洗礼中日臻成熟，全球秩序、世界体系都是西方话语塑造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惯例接轨？其实，西方话语不过是西方经验的话语表达，是现代性的西方版本。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独特历史命运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只能起到“隔岸观火”的作用。有人试图通过“西方理论”的置入和“西方话语”的中介来讲述中国，最后呈现的不过是西方又一个“他者”形象，而非中国的真实形象。西方故事不可能在中国再现，西方话语也不可能解码中国，中国话语是否具有真理性，关键不是看是否迎合西方的话语逻辑，是否贴近西方的历史经验，而是看是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是否能够破译“中国密码”。

中国话语只能定位于现当代，只能寄希望于对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度解读，只有洞察中国故事的本质性规定，方可迎来中国话语的决定性出场。中国故事不同于西欧故事、北美故事，不同于苏联故事，也不同于东亚“四小龙”的故事、日本故事，它是由超大人口规模参与书写的，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孕育的，是深受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滋养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中展开的，是在较短时间内写就的，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21世纪的中国话语，不能简单延续我国传统话语的母版，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模板，不能简单复制“苏东”国家话语体系的样板，也不能沿袭西方话语体系的翻版，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东拼西凑、东搬西挪无法建构起中国话语的宏伟大厦。中国话语，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中国故事的理论表达和话语呈现，中国故事构成中国话语的本体。绕开中国故事的中国话语，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妄。把握中国故事的本质内涵，必须穿越“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感性直观，穿越流行的日常经验话语，穿越鲜活的感性生活体验，穿越具体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形下视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深入到历史的本质那一度中间去，依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智慧，才可能洞察中国故事的本质性规定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方位。

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绕开中国共产党。中国故事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运动中逐渐生成，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历史性实践中走向辉煌。中国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今天，我们有责任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世界知道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革命的中国故事。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创造了革命的世界奇迹，塑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革命党。这个奇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以来，康乾盛世的余波还未远去，中国人民的命运却迎来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昨天还挺直脊梁的中国人一步跌入跪着讨生活的深渊。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却没有结束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大清国倒下了，中国人民却没有站起来。这一面貌直到共产党的出场才有了根本扭转。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结束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定鼎乾坤；抗美援朝，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也是中国人的成人礼。自从中国人民挺直脊梁站立于世界的东方，东西方角力的天平从此改观，西方颐指气使的日子从此终结。“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多么朴实的宣示，然而，不了解跪着的屈辱，就不可能了解站立的意义，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也不能了解这几个字的分量。

发展的中国故事。在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塑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执政党。这个奇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的发展奇迹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是发生在一个具有超长文明史、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里，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大的制度变革和这么快的财富增长。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单，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难以比肩。中国的发展道路绕开了西方开辟的现代化道路，绕开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发展逻辑，绕开了殖民、扩张、掠夺的发展思路，果敢地走出一条不同西方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之路，第一次通过自主的选择、自己的力量、和平的方式成功崛起。中国的发展故事，改变了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证明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所谓“现代化=西方化”不过是西方的一厢情愿；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

治理的中国故事。中华民族由乱到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由乱世到治世、再到善治三个阶段。1840年到1949年属于“无人管得了”的乱世阶段，社会一盘散沙，没有谁管得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各派政治势力均是昙花一现，成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匆匆过客。110年来，中国人苦苦追寻善治之路，西方各种治理模式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中国依然处于乱世，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历史转变，开启了重塑民族自强的伟大征程。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一是社会整合的能力。中国治理模式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和掣肘的弊端。二是战略规划的定力。中国治理模式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今天的事业与明天的事业相衔接，当前的利益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的利益同整体的利益相一致。三是决策执行的效率。中国治理模式崇尚实干兴邦，拿事实来说话，对出现的挑战及时反应，对认准的事情有序推进，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四是选贤任能的制度。中国执政团队有序更替，注重基层经验和多层级历练，不受财团的牵制、民粹的裹挟、演技的忽悠。五是自我净化的机制。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六是国际交往的韬略。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需要尊重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只会饮下自己酿造的苦酒。中国奇迹的出现，与中国营造的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韬略是分不开的，与“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是分不开的。

文明的中国故事。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有其文化的根源，中国奇迹背后的文化密码是解码中国无法绕开的重要维度。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现代性文明、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冲破了西方现代性的“牢笼”，动摇了西方文明的普世地位，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捍卫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崛起，中国的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一套新的价值体系的成功，中国的复兴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出场，这是中国为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文明没有终结，西方文明不是终点。起始于欧洲的文明进程绝不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绝不是唯一可靠的现代化支柱，如果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文明被弃之于荒野，如果缔造“中国奇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被排除在人类思想宝库之外，如果全世界真的都走向“西方化”，那将是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人文精神危机。今天，我们应该重视支撑中国崛起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解码中国奇迹背后的文化密码，讲好中国文明的故事，让世界知道“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

改变世界的中国故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2008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随着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法国勒庞崛起，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随着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接续上演，西方世界逆全球化深入扩展，全球化运动第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中国，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在特朗普高举保守主义旗帜的关键时刻，中国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从跟随全球化转向引领全球化，从融入全球化转向塑造全球化，从输入型现代化转向辐射型现代化，全球共同发展与世界秩序重建第一次寄希望于中国。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中国应当心系天下，关怀世界，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世界提供优于西方的中国方案，自信地参与世界的理性塑造。比如，在经济领域，中国开辟的新型现代化之路，中国提供的新型全球化方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复苏方案，改变了全球化的术语，为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中国动力；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架构，中国推动构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丰富了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格局发挥了切实作用；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的共同价值观、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改变了全球交往理性，重塑了世界文明规则，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

三、站稳国家立场，代表人民利益，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站稳国家立场、人民立场。中国话语的任何言说本质上都是“解码中国”“为人民说话”，这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中国立场”，这是由中国话语的主体属性决定的，避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避免西方话语的简单嫁接和深度殖民；“为人民说话”，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决定的，由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决定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只能说出人民的心声，为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立场”“人民立场”从来不是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真正的主人，资本逻辑是社会的主导逻辑，西方故事说到底是资本扩张的故事，西方话语本质上是服从资本逻辑的话语。在中国，“人民”是真正的主人，代表人民利益是中国话语的最高利益所在。在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拉锯中，中国话语应该自觉选择站在最大多数人的一边，替人民发声；在资本和人民的利益博弈中，中国话语应该有自己的坚守和定力，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在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冲撞中，中国话语应当坚守国家立场，绝不充当西方在中国的代理人。遗憾的是，现在仍有极少数国人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语汇，背后充斥的是西方的立场，服膺的是西方的逻辑，全然没有了国家、人民的位置。试想，这样的话语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如何能揭示中国成功的密码？站稳国家立场，代表人民利益，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要求。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捕捉中国样本的特殊性。伟大的话语，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样本。21世纪以来，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景观，解释这道景观的中国话语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话语。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言说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中国故事是完全不同于人类过往实践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中国正自信地向世界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另一种制度架构”“另一种现代性文明”“另一种价值体系”。解码中国样本，核心是“发现中国”。中国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世界级的样本，它与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20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模式，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样本当然有普遍性的一面，但在发展道路、经济体制、政治架构、政党运作、理论基础、文化精神、治理机制、外交方针、价值体系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特殊性。若不能揭示出中国样本的特殊性，中国话语就无法成功出场。“发现中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动，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发现中国”意味着对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的否定，但不是为了将自身提升到“普世性”的高度；“发现中国”意味着自我的肯定，但不是以否定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

讲好中国故事，当务之急是创设世界性议题和凝练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标识性概念”往往是对实践经验沉淀、总结和升华的结果，是重大理论创新的突破口，是理解中国故事的重要符号。随着中国时代的开启，我们不仅应该主导关乎自身的话语议题，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世界性的议题，提炼一些叫得响的标识性概念，主动引领国际话语场的讨论。近年来，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愿景，中国提供的共同价值观、全球治理观、新型文明观、正确义利观、国际交往观、新安全观，这些世界性议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一带一路”“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价值”以及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标识性概念本身就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也构成21世纪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重要符号。

[1]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页。

[6]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7]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光明日报》2018年4月11日。

[8]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盛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9] [美]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央公论》（日本）2009年9月号。

[10] 《美国〈时代〉周刊最新一期封面文章：中国赢了，美落居第二》，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7_11_06_433668_2.shtml.

[11]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12] 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1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14] 《世界进入中国发挥影响力时代》，《参考消息》2017年1月31日。

[15] 《美国人批驳“中国崩溃论”》，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9169/852164.html.

[16] [美]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余江、黄志强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17]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朱贵昌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18] 《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要）》，《光明日报》2018年3月6日。

[19] 《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要）》，《光明日报》2018年3月6日。

[20] 《厉害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0%》，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2/01/c_1122354105.htm.

[21]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23] 久加诺夫：《十月光芒指引未来》，《参考消息》2017年11月7日。

[24] 《列宁主义重新开始在欧洲“徘徊”》，《参考消息》2017年11月13日。

[25] 《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5月16日。

[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

[27] 转引自王泰平：《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28] 《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3日。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旗帜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贡献中国方案的思想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第二章 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

把改革方法搞对头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误区辨正

改革开放的世界贡献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第三章 民主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民主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

第四章 信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不能丢

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沃土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样本

“强起来”的中国智慧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中国模式”的确定性与开放性

第六章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话语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中国复兴与西方标识性话语的解释危机

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旗帜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贡献中国方案的思想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第二章 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

把改革方法搞对头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误区辨正

改革开放的世界贡献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第三章 民主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民主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

第四章 信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不能丢

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最硬”的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沃土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样本

“强起来”的中国智慧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中国模式”的确定性与开放性

第六章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话语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

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中国复兴与西方标识性话语的解释危机

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